总目录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1894-1912）上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1894-1912）下

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上

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下

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

中华民国史：第四卷（1920-1924）

中华民国史：第五卷（1924-1926）

中华民国史：第六卷（1926-1928）

中华民国史：第七卷（1928-1932）

中华民国史：第八卷（1932-1937）上

中华民国史：第八卷（1932-1937）下

中华民国史：第九卷（1937-1941）上

中华民国史：第九卷（1937-1941）下

中华民国史：第十卷（1941-1945）

中华民国史：第十一卷（1945-1947）

中华民国史：第十二卷（1947-1949）

中华民国史

第一卷
（1894-1912）
上

李新　主编

中华书局

出版前言

《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完成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中华民国史》编撰的由来，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其时正值“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制订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先生和吴玉章先生，始终关注民国史研究的计划，并曾在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之际重提纂修民国史事。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以及研究条件的不够周全，这时的民国史研究还停留在科研计划的层面，未及进入实际写作。

1971年，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将撰写中华民国史列入了全国重点出版规划，并将民国史的撰写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进行。为此，近代史研究所在1972年组建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由李新先生负责，拟订了编写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和《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的编撰计划。

众所周知，在当时的条件下，学术研究事业面临着种种的困难。尤其是对民国史研究这个过去并无研究基础、而又存在着相当政治敏感性的新兴学科而言，其研究起步之难，非亲历其事者恐未必能够体认。但是，民国史研究组的全体同仁，在李新先生的主持下，迎难而上，集思广益，拟出了民国史研究的基本方案，确定了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唯物史观出发，以民国时期的统治政权为主要研究对象，充分占有材料，如实记叙历史，评价公允平实，文字力求简练，等等。以此为开端，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民国史组的同仁开始了最初的研究工作，并积累了一些研究的成果。

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民国史研究也因此而焕发活力，真正成为科学的研究。经过将近十年的积累和努力，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发行，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民国史，并以其史料丰富、立论平实而引起了海内外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出版，是民国史研究作为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及奠基之作，其所确立的民国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原则与方法，至今仍为学界所大体沿用，从而引领了民国史研究的潮流，确定了民国史研究的前沿地位，于此亦反映出民国史研究前辈当年所秉持的科学精神和求实立场，反映出学术研究的客观规律，并已为民国史研究的实践所证明。

以《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出版为契机，民国史研究事业由蹒跚起步而迅速发展而繁荣兴盛，并已在今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断代史研究领域，成为中国历史学中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科之一。抚今追昔，我们对前辈学者当年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及其远见卓识，实当铭感于心，永志不忘！并对在《中华民国史》编撰过程中卓有贡献但已故去的前辈学者李新、孙思白、李宗一、彭明、周天度、朱宗震诸位先生，致以我们由衷的敬意！

自1981年起，《中华民国史》各卷接续出版，1987年出版第二编第一、第二卷，1996年出版第二编第五卷，2000年出版第三编第五、第六卷，2002年出版第三编第二卷。但是，因为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华民国史》的撰写工作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原先拟订的十二卷本编撰计划迟迟未能完成，以至我们不断接到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催询。在此，我们向那些多年来始终关注着民国史研究计划的各方学者和读者表示诚恳的歉意，让你们久等了！

自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我们也对民国史研究计划作了调整，努力督促民国史未出各卷的写作，终在2010年底全部完成，交付中华书局。在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全部出齐，这是民国史研究室老中青几代学者多年辛勤努力的结果，也是民国史学科多年发展的阶段性总结，我们亦以此而可告慰于所有为民国史研究计划作出贡献的前辈学者、后辈学人和各界读者！

在《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出版之际，需要说明的是：一、考虑到全书命名的简洁统一，此次统一以“卷”命名，而不再使用以前“编”的定名，各卷大体以其研究时段为分隔，不再使用已出各卷的主题性标题。二、全书十二卷所涉方面和问题甚多，作者不一，写作时间也不一，故有些问题的叙述可能在书中出现时有所重叠、强调或有所缺失、精简，时限衔接也未必严格按前后顺序。三、以前出过的七卷，此次付印前订正了书中的史实讹误之处，修改了个别的文字，但因为原书作者有些已故，有些离退，再加时间有限，我们对原书并未有大的改动，仍然保留了当年出版时的基本面貌。四、以前未出的五卷为新撰，但因各卷作者的学术经历与学术风格有别，其中某些卷的某些章或与其他卷章的写作风格有异，本着百花齐放的精神，我们尊重作者的处理，基本保持了作者写作的原貌。五、各卷的人名、地名及注释的版本和体例，因其史料来源不一，外文译法不一，旧今地名不一，等等原因，可能间有参差，我们已经尽量将其统一，但因全书篇幅较大，或仍可能有漏网之鱼，有待今后再版时订正。六、原先已出各卷的图片，因为技术原因无法再用，此次十二卷的图片全部重新选取、制作；也是因为技术的原因，各卷卷首均未附地图，读者可参考各类已出地图集。七、各卷所附参考文献和人名索引全部以汉语拼音为序统一重新编制。

《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的提纲由各卷作者拟定，经研究室内外同仁讨论，再由李新先生审定；第一至三卷文稿由李新、李宗一先生审定；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卷文稿由李新先生审定，第四、第五、第七、第九、第十卷的部分文稿由李新先生审定；各卷作者及写作的具体情况，详见各卷前言。此次十二卷本出版的组织、联络工作由汪朝光负责，已出各卷订正责任人：第一、第三、第十一卷汪朝光，第二卷曾业英，第六卷杨天石，第八卷黄道炫，第十二卷陶文钊。全书清样由汪朝光通读订正，金以林、李在全参加部分工作。参考文献、人名索引、图片统一编排制作，其中参考文献及人名索引编纂者：第一、第三卷李在全，第二、第六卷吕迅，第四、第十一卷汪朝光，第五卷杨天宏，第七、第八卷黄道炫，第九卷吴景平、徐昂，第十卷曹玮、印超，第十二卷马晓娟；图片选取人：第一至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二卷李在全、邬逸飞，第五卷杨天宏、李在全、邬逸飞，第七、八卷黄道炫、邬逸飞，第九卷吴景平、宋青红，第十卷马建标。

我们深知，《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虽然全部出齐，但囿于我们的水平及种种主客观因素，全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研究对象主要局限在当年统治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层面，而于经济层面有所欠缺，思想、文化、社会层面则基本未涉及；有些评价或仍有苛求之处，还可以发见时代局限所留下的痕迹；历史资料的运用尤其是海外藏民国史料的运用还有不及；全书在技术方面还有不协调之处；等等。所有这些不足，正反映出民国史研究发展的历程，也是其从一株幼苗发育、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过程中所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不足，才激励着我们和代代学人继续努力，在未来撰写涵盖面更广、评价更公允、史料运用更丰富、总体更成熟的民国史，将民国史研究的事业不断发扬光大。

《中华民国史》的作者队伍，并不限于民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还包括了不少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正是他们对于本书撰写的热心支持，才使本书最终得以完成，并保证了本书撰写的学术质量。对于所外各单位的学者为《中华民国史》撰写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任领导、近代史所科研处和图书馆、海内外不少学术机构和档案图书典藏部门、民国史研究的诸多学者，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如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与个人，都对《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予以各种形式的支持。在《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完成出版之际，对于所有曾经为本书撰写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我们谨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

负责出版《中华民国史》的中华书局，从已故的前总编辑李侃先生、副总编辑何双生先生，到书局历任领导以及近代史室、历史室的刘德麟先生、陈铮先生及编辑诸君，对于《中华民国史》的编辑出版始终如一，无论出版市场和内外环境如何变化，总是为《中华民国史》的出版提供方便，倾尽其力，充分体现了出版人的坚守与责任。在此次《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总编辑徐俊，历史编辑室李静、欧阳红等，对于全书的编辑成稿贡献良多。在此，我们谨对中华书局及与《中华民国史》编辑出版相关的人士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

《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的编纂工作虽已告成，但我们的民国史研究工作却远未结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我们有志在未来的民国史研究中推出更多的成果，培养更多的新人，与海内外民国史研究学界携手合作，共同推动民国史研究事业的不断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2011年5月28日

序言

要了解中国的今天，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了解前天是必要的，了解昨天则尤其必要。中华民国（1911—1949）是中国剥削制度旧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它就是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昨天。因此，研究和编写中华民国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编写中华民国的历史要由它的兴起一直写到灭亡。中华民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一个长时期的人民大革命的过程中把它推翻的，这个过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民国覆灭的过程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任务。《中华民国史》主要地是写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怎样由扩大、深入而逐渐被赶走和被消灭；封建主义如何由没落而走向灭亡；官僚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发展和被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又怎样在受压迫、排挤中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怎样由领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几经挫折和反复动摇而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力量的消长兴亡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就构成为民国史的主要内容。但这些都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分不开的。换句话说，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为前提的。写民国史离不开革命史，正如写革命史离不开民国史一样。中华民国之亡以中国人民革命之兴为前提，中国人民革命之兴则以中华民国之亡为背景。民国史与革命史二者密不可分，但又各有其侧重点。也可以说，它们研究的对象有联系，但还是可以区别、而且是应该加以区别的。

中华民国有它的创立时期（1905—1911），民国成立以后又可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1月—1912年3月）、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和国民党政府时期（1927—1949）。我们编写的《中华民国史》，把中华民国创立时期的历史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历史合在一起，作为第一编；把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作为第二编；把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历史作为第三编。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中华民国史》的第一卷，共十二章。开卷两章写的是中华民国产生的背景，写了“清朝统治的衰落”、“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三个问题。

为什么要从清朝统治的衰落写起呢？因为中华民国是通过由同盟会领导的反清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的兴起和清朝统治的灭亡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华民国创立的过程也就是清朝统治覆灭的过程。清朝统治是由兴而衰、最后才走向灭亡的。详细地阐述清朝兴亡的全过程是清史的任务。简要地说明清朝统治衰落的过程，则是编写中华民国创立的历史所必需的。而且，不仅写反清革命史需要，就是写全部中华民国史也需要。因为前一朝代的历史和后一朝代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民国时期1917年发生的张勋复辟事件，1932年以后日本在东北建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都和有清一代的历史分不开。树有根，水有源，从根源上写起，脉络清楚。粗看起来，似乎扯得太远；从全局看来，却最省笔墨。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既是反清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又是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必须从它的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它被中国人民赶走，它在中国的势力灭亡为止。要实写，不能虚写，虚写容易概念化。当然，作为民国史，开头可以简要些，后面要写得详细些。即便这样，也会与中国近代史有所重复。但这种重复是不可避免的，是完全必要的。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革命产生的前提条件。没有民族资本主义，连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也不会发生。只是因为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才产生了由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领导的反清革命，并于1911（辛亥）年取得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的胜利。也正因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因而它在政治上表现软弱，这就导致了辛亥革命不能不以失败告终。写反清革命，写中华民国的创立，必须把这个问题写清楚。人民的自发斗争，对于瓦解清政府的统治有很大的作用。但无论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士兵（穿军衣的农民），都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太平天国起义之所以终归失败，义和团的斗争形式之所以很原始和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到二十世纪初年，农民、手工业者和士兵自发斗争的历史作用，已逐渐让位于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了。因此凡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关的（如某些会党和新军中的革命活动以及保路斗争等），我们都写得较为详细；凡与革命派无关的，我们就写得较为简略，并指出它如何向资产阶级革命潮流汇合的趋势。

在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在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是有进步意义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不属于资产阶级运动的范畴，我们只是简单地提了一笔。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没有真正兴起、资产阶级形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前，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进步的政治运动。在九十年代，不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是进步的力量，就是光绪皇帝也是进步势力的代表，因为他于戊戌（1898）年下诏变法，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到二十世纪初，当改良主义的道路已经证明在中国行不通之后，康、梁等人仍然反对革命，成为保皇派。其后以张謇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与康、梁虽有相同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他们反对革命，但又与清廷斗争，最后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甚至与清政府分裂。他们虽不是进步力量的代表，但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政府的倒台，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根据他们与中华民国创立过程的关系，对他们写得有详有略。大体说来，对改良派写得简略，对立宪派写得比较详细。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特别是1905年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是二十世纪初年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我们写中华民国创立的历史，自然要以它为主体。对它的酝酿和成立，我们尽可能详细地写了；对它成立后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我们也尽量搜集材料，详细地写了；尤其是对辛亥年的革命运动（从保路运动到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以至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我们写得更为详细。凡是与后来整个民国时期关系较多的人物和史实，我们都尽力不使遗漏；反之则略而不详。由于材料和篇幅的限制，所谓的详细，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中华民国创立的历史，仅仅是中华民国史的开篇，它只能占相应的比例，而不能像写辛亥革命专史那样的详尽。中华民国创立的历史，按理写到中华民国成立就可以打住，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应该另写一编。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月，时间短，内容少，不足单独成编，所以我们把它和中华民国的创立合写在一起。不过，由于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们还是为它专门列了一章。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农民斗争和起义，这些农民斗争和起义是正义的反压迫斗争，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但却不能革故鼎新，改变封建社会形态，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因此，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还不能算是革命。只有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并用武装斗争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南京临时政府，算得上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指导的错误，让袁世凯这样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理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资产阶级革命家想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是，经过这场革命，资本主义还是向前发展了，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还是提高了。从此以后，任何人想复辟君主专制制度，想穿龙袍、当皇帝，没有不遭到彻底失败的。我们在这卷书里，根据客观事实，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成就和伟大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其弱点和错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和编写历史，就要绝对尊重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而不容作任何歪曲。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搜集和利用了国内收藏的大量书籍报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其他地方档案馆的档案、全国政协和各地方政协有关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尽可能地参考了台湾和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文章和资料。但限于人力、物力和我们的水平，因此，在资料和立论上的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教！这一卷书，还只是初稿，我们将博采一切好的意见，尽快加以修订。

继第一编之后，我们还要继续撰写第二、第三编。第二编的主要内容是：一、袁世凯的窃国和败亡（1912—1916）；二、皖系军阀的兴衰（1916—1920）；三、直系军阀的兴衰（1920—1924）；四、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北洋军阀的覆灭（1924—1928）。第三编的主要内容是：一、国民党政权的建立（1927—1930）；二、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破产（1931—1936）；三、国民党走上抗战的道路（1937—1938）；四、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1939—1944）；五、国民党窃夺抗战果实和玩弄和平阴谋（1945—1946）；六、国民党军攻守的失败和国民党政府的覆亡（1946—1949）。

编写《中华民国史》，是编写整个一代的历史，既要求内容翔实，又要求立论公允，我们虽全力以赴，但兹事体大，非合众力不能成功。我们热烈地希望各方面的同志们和海内外的专家们来共襄盛举！

李新

1980年10月

前言

本书是集体编写的。参加本卷编写工作的有下列诸同志：提供初稿的有彭明、孙健、孙思白、李宗一、耿云志、王学庄、杨天石、夏良才、包子衍、钟沛璋、张振鹤等同志；参加整理和修改的有李新、李宗一、王学庄、杨天石、耿云志等同志；最后由李新、李宗一两同志定稿。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第一、二历史档案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广东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提供了查阅资料的方便；李侃同志审阅了部分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改进意见；何双生同志负责本书的编辑事项，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者

1980年10月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出版前言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清朝统治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

第一节　清朝统治的衰落

一　清朝初年立国的各项政策

二　清朝中叶的开始衰落

第二节　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

一　中国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二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初期的特点

三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

第三节　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第二章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一　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产生条件的出现

二　洋务派兴办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

三　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第二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一　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

二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

三　华侨和华侨资产阶级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

一　孙中山的早期政治活动

二　兴中会的成立

三　广州起义

第二节　兴中会与保皇党的合作

一　合作的探索

二　自立军起义

第三节　惠州起义与洪全福起义

一　惠州起义

二　洪全福起义

第四节　新型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活跃

一　留学生和流亡者在日本的政治活动

二　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和东南地区的“学界风潮”

第五节　相互激荡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

一　拒法、拒俄运动

二　《苏报》的改革和军国民教育会的改组

三　“《苏报》案”

四　孙中山创办军事学校和反对保皇党的斗争

第六节　革命民主思想的传播

一　日益蓬勃的宣传活动

二　革命排满，建立共和——革命宣传的中心口号

第四章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和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

第一节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

一　“新政”的实施

二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

三　“预备立宪”的酝酿

第二节　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

一　反赔款、反教会压迫

二　抗捐抗税和武装起义

第三节　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一　抵制美货运动

二　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第五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第一节　国内各革命小团体的出现

一　华兴会

二　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

三　光复会

四　其他革命小团体

第二节　同盟会的成立

一　逐渐增长起来的联合因素

二　留日学生的政治动向

三　孙中山在留欧学生中建立革命团体

四　同盟会的成立

第三节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

一　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

二　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

三　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

第四节　同盟会的分支机构

一　国内各地分会

二　国外各地分会

第六章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

第一节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

一　《民报》的创办和论战的展开

二　论战的基本内容

三　论战的结局和影响

第二节　萍、浏、醴起义

第三节　孙中山领导的南部起义

一　黄冈之役

二　惠州七女湖之役

三　防城之役

四　镇南关之役

五　钦、廉、上思之役

六　河口之役

第四节　东北、安徽、浙江、四川各地的起义

一　运动东北“马侠”之役

二　秋瑾、徐锡麟之役

三　四川泸州、成都、叙府之役

第七章　各阶层人民自发反抗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一节　城乡人民的广泛斗争

一　抗捐抗税和莱阳民变

二　抢米骚动和长沙饥民暴动

三　工人的罢工斗争

四　反教会压迫的斗争

第二节　收回利权运动的普遍高涨

一　各省收回矿权的斗争

二　收回苏杭甬路权的斗争

三　收回路权斗争的日益激化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清朝统治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

第一节　清朝统治的衰落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的一个王朝。

从1644年七岁小儿福临（顺治）在吉特太后的怀抱中入关登极，至1911年又一个七岁小儿溥仪（宣统）在隆裕太后的携提下退位，清王朝经历了二百六十八年⁽¹⁾。这二百六十八年，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区分为两种社会形态：前一百九十六年，中国仍是一个封建社会；后七十二年，中国开始丧失独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鸦片战争前的一百九十六年中，虽然仍和前一代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一样，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但是，满洲贵族入主关内所造成的满汉矛盾十分尖锐，清朝开国初年，这一矛盾甚至掩盖了其他各种社会矛盾。

鸦片战争后的七十二年，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外采取妥协政策并逐步与帝国主义合作，因此在表现形式上使曾经一度缓和的满、汉矛盾，在清朝末年又显得尖锐起来。

一　清朝初年立国的各项政策

满族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之一。他们的祖先长期在祖国的东北地区生活着和斗争着。明朝中央政府曾在女真族（满族前身）聚居地区设有行政机构，其长官都由女真族首领担任。努尔哈赤在世袭建州卫长官后，由于“忠于大明”和“保塞有功”，曾多次被明朝晋级加封。

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成为主宰全国的皇帝，并不是鲜见的。因此把已经成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排斥于中国各民族之外，把满汉之间的斗争说成是外国和中国的斗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也是十分错误的。满族入关，只是说明了中国内部的一个少数民族，由被统治地位转化为统治地位而已。

但是，入关前的满族是比较落后的。明初置建州卫时，建州女真人数很少。他们过着渔猎生活，在汉族和朝鲜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下，才逐步转向定居，经营农牧业。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特别是从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满族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也有了急剧的增加。康熙称颂他的祖父皇太极“务农桑，广渔猎，以丰民食，皆可为万世法”⁽²⁾。大约这时满族社会正处于从奴隶制的向封建制的过渡中。

由落后性而带来的野蛮性，是毋庸讳言的。努尔哈赤晚年在进入辽沈地区后，曾大肆屠戮，甚至把大批降人也杀掉。皇太极时期，清兵曾三次入关，每次入关都攻掠城市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屠杀了大批民众。

顺治入关之初，这种落后性和野蛮性仍然是很严重的。征服者对被征服者强制推行自己的制度，遇到抵抗，就格杀勿论。最突出的即以剃发与否作为判断顺逆的标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无数不堪忍受屈辱的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或自杀，或被迫逃亡。清军进入大江南北，遭遇抵抗愈烈，其屠掠亦愈加惨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死者几达百万。江阴人民在“头可断，发决不可薙”的口号下，守城八十一日。城破之日，无一降者，表现了汉族人民不畏强暴、反抗奴役的光荣传统。

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³⁾。“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⁴⁾。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的斗争和融合，也是符合这一规律的。社会制度比较落后的民族，在军事上征服了社会制度比较先进的民族之后，必须逐步改变自己的落后制度，而采纳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不如此，征服者便无法建立自己的稳固统治。

满族的统治，也有类似情况。以圈地为例，顺治入关之初，曾大量圈占土地。但是，“旗人不习耕种”，所圈占的土地，有的则作为“畋猎放鹰往来下营之所”⁽⁵⁾。结果，“满洲兵丁虽分给土地，而历年并未收成”⁽⁶⁾。这样，清朝圈占的土地既无钱粮可收，满洲兵丁仍须由清政府供给口粮，而原来的汉族人民也流离失所，无法从事生产。因此，清朝入关以后不久，就停止了大规模圈地，到了康熙亲政以后，便决定完全停止圈占。1669年，康熙给户部的“上谕”中说：“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⁷⁾此后，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陆续停止圈占，清理旗田，以至“回赎旗地，仍归原佃”⁽⁸⁾，等等。这样，汉族原有的一套土地制度就逐步恢复了。

清朝统治者从它自身的利益出发，还接受了汉族历代统治者的经验，相继采取了“蠲减田赋”、“地丁合一”、“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整理漕运”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同时，也很注意推广新的生产方法。例如康熙本人就曾积极在江南推广双季稻⁽⁹⁾。

这样，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等朝一百多年的恢复阶段，满洲贵族控制的清政府就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暂时稳固起来。顺治初年，全国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据清政府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土地仅有二百九十多万顷，人丁仅有一千零六十三万多口⁽¹⁰⁾。而到了1753年（乾隆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已达七百三十五万顷，人丁已达一万八千三百多万口⁽¹¹⁾。从这个统计数字可以大致看出恢复增长的总趋势。随着人口、土地的增加和生产的恢复、发展，清朝国库收入也显著增加了。1651年“征银二千一百一十万一百四十二两有奇，米、麦、豆五百七十三万九千四百二十四石四斗有奇”⁽¹²⁾。1753年“各省通共存仓米、谷二千九百二万八百二十四石三斗六升九合三勺”⁽¹³⁾。而到了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全国人口已增加到三亿以上，“各省通共存仓米、谷四千五百万三千三百九十七石二斗三升五合四勺”⁽¹⁴⁾。

在政治制度方面，满洲贵族也吸取了汉族统治者的经验，“一切职官，悉仿明制”。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其下设内阁、六部（吏、户、礼、兵、工、刑）⁽¹⁵⁾、诸院（都察、理藩、翰林）⁽¹⁶⁾、诸寺（大理、太常、光禄、太仆、鸿胪）⁽¹⁷⁾，掌管中央大权。

清政治制度虽然沿袭明制，但为了加强满族的统治，也有所变通。例如：内阁大学士，其名额虽说是满汉各二员，而实权则操在品级较高的满族大学士手中。参预决定军国要务的议政王大臣数员，则全部由满人充任。1730年（雍正八年），清廷设立军机处，在皇帝直接掌握下，综揽全国军政大权。内阁虽仍存在，但已形同虚设。在军制方面，清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基本武装——八旗，一部分驻防禁城，称“禁旅”八旗；一部分驻京城附近和各省重要城市，称“驻防”八旗。此外，也因袭明军建制，收编汉族武装组成“绿营”。当时八旗兵定额二十二万人，而“绿营”兵则为其两三倍，甚至更多。为了防范“绿营”，清政府特定“绿营”中的重要官职为满缺，以便控制。在法制方面，1646年（顺治三年），清政府沿袭明律修成《大清律例》，规定了刺字、鞭打、监禁、充军、绞杀、砍头、凌迟、灭族、戮尸等酷刑。但这也主要是对付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因为满人在法律上享有许多特权，如：“凡重囚应刺字者，旗人刺臂，奴仆刺面，民人（汉人）徒罪以上刺面”；“凡私行买赎……旗人枷两月，鞭一百；民人杖一百，流三千里”⁽¹⁸⁾。

在文化思想方面，满洲贵族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以防范和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另一方面也采取科举等办法，对汉族知识分子加以笼络。

清初的文字狱，是很惊人的。仅据现有材料的约略统计，康、雍、乾三朝，著名文字狱即达一百余起。1663年（康熙二年），庄廷因撰《明史》，被人告讦，时庄已死，亦被剖棺戮尸，并株连其兄弟及作序、参校、刻板、卖书、买书者，达二百二十一人。1726年（雍正四年），礼部侍郎查嗣廷，因到江西主考，出了“维民所止”的试题，被人告讦“维止”是砍掉“雍正”之首，“应照大逆罪凌迟处死”。查虽病死狱中，但也要戮尸枭首；并株连其兄弟子侄，或被杀害，或被流放。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东台举人徐述夔，著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句，被人告讦为借朝夕之朝射朝代之朝，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系复明灭清之意。时徐已死，亦被剖棺戮尸，株连子孙及校对诸人俱坐死。礼部尚书沈某曾为作传称其文章品行可法，亦被一并革职。其他事例，不胜枚举。总之，诗文中一字一句被认为讽刺当朝者，本人及家属即被处刑。

1645年（顺治二年），清代开始科举。其制度基本上沿袭明代，即以《四书》、《五经》的内容出题，写一种空洞无物的“八股文”。在不同等级考中的可以得到相应的“功名”：初级的（院试，在县、府举行）称“秀才”；中级的（乡试，在省城举行）称“举人”；高级的（会试、殿试，在京城举行）可以得到“进士”以至“状元”、“榜眼”、“探花”等称号。有了功名的人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特权，并可以此作为猎取官位的阶梯。清政府就是利用这种办法来束缚、麻痹汉人的思想，防止他们反抗，以功名利禄诱使他们为统治者服务。

清政府还用大规模编修《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办法，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这种办法不仅可以达到开科取士的同样目的，而且可以借此篡改，甚至销毁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书籍。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清政府聚集了三百多名知识分子，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其中包括不少知名学者。《全书》历时十载，至1782年完成，分经、史、子、集四部，名曰“四库”。《全书》总计选录书籍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仅存书目者尚不在内），使明朝的《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卷）、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等大类书，均望尘莫及。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清政府大规模销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所谓禁书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卷。

在清政府的文化统治下，汉族知识分子，大都“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有些颇具天才的学者，也只是注力于繁琐的考据，虽然对于整理古代典籍作出相当的贡献，但却窒息了反抗的思想和进取的精神。

清政权既然在本质上仍然是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满洲贵族在入关前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因此，满洲贵族在成为新的统治者后，只有利用前朝统治者的精神资料，来作为自己的精神统治工具。所以，清政权对于佛、道、儒等三教九流，各种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只要能利用的都加以利用。

清朝历代皇帝，从顺治起，都是佛教的皈依者，康熙曾亲临佛教胜地五台山朝拜；雍正登位后，把自己住过的王府改为雍和宫，作为供奉和宣扬喇嘛教（佛教的一支）的场所。道教张天师的后裔和儒家孔子的后裔，都受到清政府的诰封隆遇；江西上清的天师府和山东曲阜的孔府一样，成为信众朝拜之地。

清初统治者对在历史上有助于封建统治的儒家，表示出特殊的兴趣。1645年（顺治二年），孔子就有了“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封号。顺治说：“先圣孔子为万世道统之宗，本朝开国之初，一代纲常，培植于此。”⁽¹⁹⁾1684年，康熙亲到曲阜谒孔庙行三跪九叩礼，并亲笔为大成殿题了“万世师表”的匾额⁽²⁰⁾。1712年，他又极力表彰程朱理学，说孔孟之后，“朱子（熹）之功，最为宏巨”，并把朱熹的偶像从孔庙的两庑抬入大成殿内，列为“十哲”之次。

清政府在采取了经济、政治、文化一系列的统治措施，并在各方面取得相对安定的基础上，积极用兵，对内镇压了叛乱，对外抵抗了侵略，使中国出现了再一次的统一局面。1681年，康熙平定了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1683年，统一了孤悬海中、时刻为殖民主义国家觊觎的台湾。1685年、1686年，先后两次进行雅克萨战争，击败了沙俄侵略军。1689年9月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1690年、1695年、1696年，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转战漠北，击败准噶尔部的噶尔丹。乾隆时又完全平定了准噶尔叛乱，使全国在宏伟的版图上实现了统一。

康熙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得到表面的暂时的缓和，形成了所谓“盛世”规模。但清政府凶残的民族屠杀和民族压迫政策，在汉族人民心里留下了巨大的伤痕。当包括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等上层势力在内的公开的反抗运动被镇压之后，民族反抗的意识便主要在下层群众中保存着、滋蔓着，并逐渐与阶级反抗的意识混合起来，产生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会党。其中主要有：三合会⁽²¹⁾，即天地会，又称三点会，大约产生于乾隆年间，初发源于福建、台湾一带，后逐渐扩展至浙江、江西、两广、两湖、云南、贵州、四川以及河南等省，并在海外华侨中得到发展。还有哥老会，实际上也是天地会的一个支派，又称哥弟会，其势力主要在长江沿岸一带，如浙江、两湖、四川等省，后来也扩展到云南、贵州、两广、山西、陕西等地。另外在北部和中部各省则有白莲会，即白莲教⁽²²⁾，也是汉人为反抗清朝统治而起的。清中叶以后，南方的会党和北方的白莲教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组织者。

二　清朝中叶的开始衰落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统一了中国，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康熙年代被称为“盛世”。但是，这种“盛世”是建立在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

中国封建社会每一朝代建立之初，统治者所实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政策，都只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而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虽然这些政策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即使在所谓“盛世”，农民的生活较战乱时期略为改善，但仍然是很痛苦的。这一点，连康熙本人也多少道出了一些真实情况：“小民生计，最多苦辛。今人动称耕九余三，谈何容易？农家终岁勤动，幸遇有秋，而谷价又贱，欲办八口衣食与来岁耕种之资，犹恐不足，安得宽然有一余。一遇歉岁，不免颠连困苦矣。惟富饶业户，陈陈相因，贱买贵卖，每获厚利。”⁽²³⁾

康熙晚年，在其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很大危机。围绕着皇位的继承问题，他的二十三个儿子，特别是次子、长子、四子、八子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所谓皇太子（次子）党、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彼此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连年不息。康熙曾不得不公开承认，朝廷内外诸臣及皇亲贵戚，各树朋党，把持朝政，“自大学士以下，各职掌官员以上，全不恪勤乃职，惟知……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同年门生，相为援引倾陷，商谋私事，徇庇同党，图取货赂，作弊营私”。对于其皇子，康熙也亲自下令一并指参，他在给吏部、都察院的“上谕”中说：“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交相比附，倾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参。”⁽²⁴⁾

1722年，康熙死去，其第四子胤禛（雍正）夺得政权。雍正上台以后，立即把他的皇位争夺者加上种种罪名，予以消灭，就是他们的子孙、亲戚以及追随者，亦通通受到禁锢、充军、革职等各种惩罚。这场残酷的斗争持续了很久。

雍正在位十三年死去，由其第四子弘历（乾隆）继承皇位。乾隆在位六十年，后人把他治理下的年代和康熙年代并称为“康乾盛世”，某些史学家也称乾隆年代为“鼎盛时期”。其实，乾隆年代是不能同康熙年代相提并论的，它已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清代前四朝的土地占有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清初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即康熙的中期），是地主兼并土地趋势暂时缓和的阶段。而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促进土地集中的因素又恢复了作用，从而掀起了新的土地兼并浪潮，使得农民辛勤开垦的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使得中小地主的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里。

乾隆年间，全国各地占有良田千顷以至万顷的地主，比比皆是。清皇族昭槤在《啸亭杂录》里记载：“怀柔郝氏，膏腴万顷……纯皇帝（乾隆）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台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

最大的官僚往往即是最大的地主。乾隆末年，当了二十年宰相的和珅，竟占有土地八千余顷，其两名家人也各占有土地六百余顷⁽²⁵⁾。乾隆死后，和珅被抄家，有人对其家产约略估计，可抵清政府十年的收入⁽²⁶⁾。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苦农民用自己的工具长期附着在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上进行艰苦的劳动，而要将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广大农民除受残酷的地租剥削外，还兼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此外，农民还要向清政府缴纳各种贡税和从事各种名目的无偿劳役。加以天灾人祸接踵而至，贫苦农民无以为生，只有铤而走险。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州王伦以清水教名义，聚众数千人，连陷堂邑、阳谷等县。连清朝官吏也不得不承认：“山东吏讳灾不报，反加征激变，非尽邪教。”⁽²⁷⁾

乾隆在位六十年，当他传位于第十五个儿子颙琰（嘉庆）的时候⁽²⁸⁾，各地的群众起义已经是接连不断了。

1796年（嘉庆元年），四川、湖北地区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续近十年之久，有数百万群众参加，波及河南、陕西、甘肃等省，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1813年（嘉庆十八年），北方又爆发了天理教（白莲教的支派）的起义，起义首领为河南省滑县的李文成（木匠）和顺天府大兴的林清（药铺学徒）。李文成起义军曾攻占滑县城。林清则率众二百人潜入北京城内，分别由东西华门攻入皇宫，在隆宗门一带与清军展开了激烈战斗。至今，隆宗门匾额上，还保存着起义军当年射中的箭头。这次斗争虽被扑灭下去，但它给予清王朝的震动是巨大的，以至嘉庆不得不下诏“罪己”，惊呼此次事件为“亘古以来未有之奇变”。在天理教起义的同年，又有陕西三才峡伐木工人的起义。次年，河南的捻军起义也开始了。除内地各省外，清王朝在边疆的统治也不是那么稳固了。甘肃、新疆地区的回民起义，旋起旋落。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开始的新疆回民起义，延续达十年之久。

各地的起义，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秋冬之交，嘉庆曾多次召见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其中有些对话，很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恐慌状态。现节录几段如下⁽²⁹⁾：

嘉庆：我想到曲阜去，山东的民情到底安静不？……你那里有邪教么？你好生与我严拿邪教！

孔：臣世受国恩，应报效。此等事不是臣衙门所管，容臣回去寄信山东抚臣程国仁严拿。

嘉庆：好生教地方与我严拿邪教。你回去好生读书，林庙树木吩咐该官巡查，不可教人盗伐一枝一叶。你好生保护，祭祀都要虔诚行礼。

（又一次谈话）

嘉庆：我赏你的书籍等，早已发在军机处，你领了去么？

孔：臣领了去了。

嘉庆：曲阜的庙里圣像是牌位？是像？

孔：是像。

嘉庆：庙内有黄伞么？

孔：蒙圣祖（康熙）赐过一把，高宗（乾隆）赐过一把。

嘉庆：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是个大缺点。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去过两回，到底不算。你看河水这样大，山东民情亦不好。一路行宫也都破坏了。到底怎么好？弄的真没法，了不得！

从以上的对话，可以看出，嘉庆到曲阜去乞灵于孔子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可是他在位二十五年却始终未能去成。所以没去成，原因有两个，一是天灾，即大水；二是“人祸”，即农民起义，就是嘉庆所说的“邪教”。封建皇帝有着无上的尊严，但这时的嘉庆却向下属诉苦，露出了一副可怜相。

就在上述对话的第二年（嘉庆二十五年），嘉庆便死去了。继位的皇次子旻宁（道光），虽然因镇压起义、守卫宫门有功，曾被嘉庆誉为“有胆有识、忠孝兼备”，但这时他的日子也是很不好过的。道光年间，土地集中比以前更加严重，大官僚琦善占有土地竟达二百五十六万多亩⁽³⁰⁾，比乾隆时和珅的土地还多三倍。由于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致使财政收入减少。1837年（道光十七年），户部说：“查明积年欠解银数，除盐务悬引未完及帑利等款分别展缓者外，拖欠有二千九百四十余万之多。”拖欠愈多，说明造反者的范围愈来愈广。

龚自珍（1792—1841），这位当过二十年京官（礼部主事）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当时清朝的统治是“履霜之，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³¹⁾。他甚至预感到人民的反抗运动已经临近，清朝的统治已经到了日薄西山、朝不保夕的地步了。他说：“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³²⁾

龚自珍是有志于改革的，但是面对着清王朝衰落的总形势，他也不得不发出“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的浩叹。

综观清王朝从1644年入关至1840年鸦片战争将近二百年的统治，如果说前一百年还能称为“盛世”的话，而到后一百年的开始，当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就已感到这个“盛世”是：“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又过了七八十年，在龚自珍的笔下，这个“盛世”就完全成了一个“四海皆秋气”的“衰世”，“内囊”已将兜底翻了出来。

屋漏又遭连阴雨。清朝统治阶级除面临着严重的“内乱”之外，还遇到了空前的“外患”。

第二节　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

一　中国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在清朝以前，中国就已遭到西方国家的侵略。1516年（明朝正德十一年），葡萄牙人到达广东，占据东莞县的屯门、南头等处，五年以后被中国政府用武力赶走。后来，葡萄牙人又和“倭寇”（日本海盗）相勾结，骚扰中国的浙、闽沿海一带达二十年之久，直到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才被赶跑。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又用欺诈和贿赂的方法，窃取了澳门。1575年（万历三年），西班牙人也来到中国，先派传教士，后进行“商品贸易”。

十七世纪荷兰人排挤了葡萄牙人在东方海上的势力，于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来到中国，1622年（天启二年）以武力谋夺澳门，并一度侵占澎湖列岛。不久，澎湖列岛被中国用武力收回，它又于1624年（天启四年）占据中国的台湾，统治达三十八年之久，直到1661年，才被郑成功驱逐出去。

十九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处于迅速上升阶段，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必然要加强对外掠夺和扩大海外贸易以寻找殖民地市场。当时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下的落后的中国，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最好对象。

清朝统治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

外交是内政的继续。清政府最初确定这种政策，是和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满斗争，消除“内乱”相联系的。如马克思所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所怀抱的不满情绪。”⁽³³⁾

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持了这种闭关政策成为可能。1789年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上谕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³⁴⁾

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阻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窒息了生机，并助长了清朝统治者的狂妄自大和愚昧无知。这种政策，虽然抵制了正常的商品贸易，却抗不住外国的鸦片和大炮。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³⁵⁾

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清政府在这次战争中被英国侵略军打败之后，被迫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1843年7月10日，英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江宁条约》的补充。接着，美、法侵略者也趁火打劫，于1844年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除英、美、法外，许多资本主义小国，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荷兰、西班牙等也纷纷要求和清政府订立不平等的条约，清政府一概应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而且，它还加剧了中国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激化，终于在1851年—1864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曾席卷大半个中国，并以南京为中心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清政府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组织的湘、淮军和外国侵略者的武力相勾结，共同镇压了这次起义。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政府变得更加虚弱了。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又在五十年代败于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迫和英法侵略者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此前后，俄国和美国也胁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俄国还和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通过上述这些条约，外国侵略者不仅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更重要的是取得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各种特权。这些特权的范围极其广泛。从这些特权可以看出，中国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现将各种特权分述如下：

（一）协定关税和海关行政权。

《江宁条约》中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一规定使中国的海关丧失了自主权，成为一种“协定关税”。第一次“协定关税”是1843年3月签订的。在1843年7月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将中国关税税率极力压低，规定进口货物率，大体上在百分之六上下，比鸦片战争前大大降低了⁽³⁶⁾。这自然有利于外国侵略者。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订立后，明文规定了值百抽五原则，主要进口货物税率又比1843年降低了13％到65％不等。

外国侵略者为了逃避中国的内地税，还用一次交纳“子口税”的办法，以代替交纳厘金。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对中国内地税作了严格的限制：洋货进入内地，或洋商从内地收购土货出口，只需交纳一次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就可“遍运天下”，不必像中国商品一样，必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了。从此以后，外商可以“免各子口征收纷繁”，而中国商人则仍须受各关卡的层层苛敛。

外国侵略者还进一步攫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和中国关税收入的支配权。1853年上海“小刀会”，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时，也占领了上海海关。上海英领事阿礼国（R．Alcock）于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乘机提出外国人参与管理海关的主张，美、法领事表示赞同。三国领事遂与上海道台吴健彰议定，于同年7月成立了有英、美、法各派一人组成的税务司。上海海关的管理权就这样落到了外人手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中英、中美、中法通商章程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等事”。由于英国势力较大，英人李泰国（H．N．Lay）于1859年被委任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当年他就按照上海海关的一套办法，在广州组织关税务司。1860年至1863年，又设潮州、宁波、福州、镇江，天津、九江、厦门、汉口、烟台（东海）等关。1863年英人赫德（Robert Hart）继任总税务司。从1863年到1907年的期间里，赫德又设海关三十余处。

至此，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完全落到外国侵略者的手里。

（二）沿海贸易权。

任何独立的国家，外国商船只能在限定的口岸进行贸易，而不能在沿海口岸之间转口贸易。

《江宁条约》订立后，我国沿海贸易权开始丧失。《江宁条约》中规定，英人可在五口“贸易通商无碍”。这含有应允英国商船可自由航行于五口之间的意思。后在中法、中美《天津条约》中正式承认了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重复课税。1861年上海税务司制定的《沿海贸易法》中，更明文规定，外商在一口纳税后，即可进行沿海贸易，自由出入。而中国商船，反不能享受此种权利。

（三）内河航行权和内地通商权。

内河航行权与内地通商权，也是一切独立国家不容侵犯的主权。这种主权的丧失，由《中英天津条约》开其端。《天津条约》中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自汉口溯流至海口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这种规定，名义上自汉口以下只开三口，实际上沿江各处城镇均可上下客货，并且可以从议定口岸前往各地各处游历通商。这些条款订立后，根据“利益均沾”原则，未订条约国家，也可享受此种权利。

（四）开放商埠和领事裁判权。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国开辟了许多商埠。沿海沿江有：广州、汕头、琼州、福州、厦门、台湾、宁波、上海、烟台、天津、营口、镇江、九江、汉口等十四个商埠，陆路上新为俄国开辟的有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张家口等五埠。根据《中英天津条约》，外人可以在开辟的商埠内，租地盖房，设立栈房，修建礼拜堂，开设医院，购买坟基等。这些外人居留区，后来发展成为“租界”，这不但严重地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而且成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根据地。

领事裁判权开始于《虎门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规定，凡中国人与英国侨民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权“听诉”，“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是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领事裁判权的开端。后来《中法黄埔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又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中法黄埔条约》中规定：“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如有不协争执事件，均归佛兰西官办理。”《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英国民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国惩办。”

领事裁判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是一种政治性的侵略。

（五）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条款，完全是对外国侵略者的一种片面的优惠，首先开其端的是《虎门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都有类似的规定。

“最惠国待遇”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只要一个国家取得这种特权，其他国家皆可沿用。六十年代后，这项条款适用范围又扩大了，竟荒谬地规定，中国政府如对本国商民有何优待时，外国人也一体均沾。这种情况实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怪现象。

总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获得了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将其侵略势力伸进中国，使中国逐渐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二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初期的特点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过程，是和它本身的发展过程相适应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的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侵略中国的目的是把中国市场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范围，以便大量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因此，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鸦片输入继续增加。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由非法的秘密活动变为公开活动。因此，鸦片输入数量大大增加。英、美来中国的商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利用机会进行贩运活动，从事贩运和销售鸦片的外国洋行，有名可查的就有五十几家。鸦片输入量，四十年代末，每年达四万余箱；五十年代，增至六万多箱；七十年代，增至七万四千多箱；九十年代初，又增至八万六七千箱。

（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洋货输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数量不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货输入大增。如以棉纱为例：1871年—1873年，进口棉纱三万七千七百九十一公担，1881年—1883年增加为十一万八千另二十公担；到1891年—1893年，更增长为七十万另四千八百七十七公担⁽³⁷⁾。在进口洋货中，除大宗的鸦片、棉制品、棉花外，还有煤油、糖类、粮食、铁和钢等。

在出口贸易方面，中国主要的出口物资，一直是农产品，其中以丝、茶为大宗。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期，丝、茶两项占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³⁸⁾。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丝、茶出口不断增加。茶叶出口，在鸦片战争前每年出口五千多万磅，1845年超过了八千万磅，1853年增至一亿磅以上。丝的出口，鸦片战争前每年出口几千包，最多不超过一万包；1847年达二万二千多包，1853年增至五六万包⁽³⁹⁾。从七十年代以后，到甲午战争前，中国茶的出口，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茶和锡兰茶的竞争，出口数量没有增长，还有所下降。1871年—1873年，茶出口一百零二万公担，1881年—1883年为一百二十三万公担，1891年—1893年为一百零五万公担。丝出口增加：1871年—1873年为三万七千多公担，1881年—1883年为三万九千多公担，1891年—1893年增至五万九千九百多公担⁽⁴⁰⁾。

丝、茶出口的增加，刺激了国内养蚕缫丝业及植茶业的发展。广州、上海等地缫丝厂不断增加。

这时中国的丝、茶等商品的出口贸易，都操纵在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手中。无论在贸易数量方面或价格方面，皆受其左右。一部分中国商人也开始为外国洋行服务，帮助外国洋行收购丝、茶等商品。中国丝、茶贸易开始走上依赖外国资本的道路，被迫服从外国资本的需要。

（三）建立租界和初期的资本输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沿江的一些城市变为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基地。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的许多地方开设商埠后，外国人就在这些商埠中建立起租界或居留地。他们在那里开设商行、银行，经营商业，贩运鸦片，以及从事其他罪恶活动。这些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基地。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占有大量土地，如上海的英、法、美所划租界，占地面积在一千亩以上，租界中外国商行的数目不断增加，如上海的外国商行数，在四十年代初，只有十一家，到五十年代初，即增加为一百二十多家。

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进入中国的“丽如银行”。丽如银行又叫英国东方银行。1854年，英国的有利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以后，英国的麦加利银行（1857年），汇丰银行（1867年），德国的德华银行（1890年）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都先后在上海设立分行。此外，1896年沙俄在中国设华俄道胜银行。1899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进入中国。这些外国银行，控制着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在1897年以前，中国还没有本国的银行，外国在中国的银行操纵了中国的金融。

以英国的银行来说，它在中国的支行数目，1870年有十七个，1880年有十九个，1890年有三十个。其中汇丰银行的势力最为雄厚。它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也是外国贸易商行的庇护人。在甲午战争以前，从1875年—1886年间，英国对华投资绝大部分由汇丰银行经手。而这些投资主要是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其中最重要的是1877年五百万两贷款。这笔贷款指定由广州、上海、汉口三地的海关税收作为担保。从此开了把中国关税作为外债担保品的先例。

此外，外国银行还利用中国旧式金融业为其服务。特别是利用钱庄来为他们推销洋货、收购土特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服务。

为了便于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先后开设了一些轮船公司，比较大的有：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1861年）、英国的太古洋行（1867年）和怡和洋行（1877年）等。这些轮船公司垄断了中国的远洋和内河的航运。如1877年，外国轮船占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总吨位的63.3％，1892年则占到77.8％⁽⁴¹⁾。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国侵略者不顾中国的主权，擅自在中国投资设厂。这些工厂，绝大部分是为了发展他们在中国的航运业而办的船舶修造厂和为了掠夺中国的原料，土特产品而经营的各种加工工业，如砖茶厂、缫丝厂、制糖厂、制蛋粉厂、轧花厂、打包厂等。此外，还有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以便就地制造、就近销售而经营的一些轻工业，如火柴、肥皂、制药、玻璃、造纸、纸烟、铁器等工厂。在1895年外国侵略者正式取得在中国设厂权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非法设立的工厂已有一百多家。不过，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尚以商品输出与掠夺原料为主要侵略方式，因此，这时的资本输出（投资设厂），也主要是为商品输出服务的。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了大量的商品输入和一些资本输入，结果促使中国旧有的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中国经济日益带有殖民地性质，使中国的农工商业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也对中国原来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促使中国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四）中国买办阶级的出现。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当外国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时，在一些通商口岸就已经出现了买办。这时的买办，主要任务是代理外国商人推销商品，买进货物。当时的买办是由中国的公行（如广州十三行）所雇用的人形成的。这些人是官厅特许的，他们在公行中做管事。这些管事，除代理外国商人居间买卖货物之外，还管理外人商馆内部的经济和其他事务，包括贸易账目、现银存款、文件与信件保管等等。广州的中国公行也雇用一些人看视进口货样，议定价格，开舱起货，并代洋商购办土货。所有这些为洋商服务的人，因为主要是替洋商购办物品，所以通称为买办。

鸦片战争后，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公行制度废除了，外国侵略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代理人，因而买办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买办是受公行商人控制的，战后则为外国侵略者所控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在外国侵略者的豢养下，中国买办阶级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中国各地经济情况十分复杂，货币和度量衡制度也很不统一，外国侵略者要在中国推销商品、购买货物，创办企业，特别是要深入到中国内地，都不能不借助于中国的“买办”。于是他们就在中国培养了这样一批人，作为他们的附庸，为他们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活动服务。

买办的势力很大，如当时的吴健彰、唐廷枢、徐宝亭、徐润等都是大买办商人。唐廷枢是怡和洋行总买办。他帮助英国侵略者推销鸦片、棉毛织品，收购茶、丝等产品。此外，如宁波籍的穆炳元、杨坊，钱塘人吴煦等，都是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商人。

中国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削和掠夺的过程中产生的，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获得了巨额利润，因此中国的买办阶级也从中得到不少好处。有人曾说过，在上海的买办商人，“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⁴²⁾。徐宝亭就是一个“致富巨万”的买办。

中国的买办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帮助外国侵略者剥削和掠夺中国人民，他们在政治上也是与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合作的。如大买办、上海道台吴健彰，1853年就拱手把上海海关的行政管理权送给了外国侵略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帮助清政府设法购买军火，雇用外国舰船运兵，镇压太平军。他还联合买办商人粤董李少卿、闽董李仙云等筹饷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买办商人徐宝亭，由于“毁家助饷”，“积功擢游击赏花翎”⁽⁴³⁾。1860年苏松太道买办商人吴煦与苏松粮道买办商人杨坊和美国侵略分子华尔合作，招募外人组织洋枪队（1862年改名“常胜军”），由吴煦任督军，华尔、杨坊任管带，其军费大部分由吴煦、杨坊筹给⁽⁴⁴⁾。1860年太平军围攻上海时，吴煦邀请士绅开会向曾国藩乞援。李鸿章到上海时，淮军的军饷大部分也是吴煦筹给的。徐润还因为助饷有功，特“保加四品衔”⁽⁴⁵⁾。

三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

从十九世纪末叶起，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时垄断已经代替了自由竞争，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原来作为中介人的银行资本已经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垄断的银行资本与垄断的工业资本融合为一，形成了金融资本。国内市场和投资场所也已经被垄断完了，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过剩”的资本。资本输出有了特殊意义。殖民地有了新作用（作为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来源地）。正如列宁所说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⁴⁶⁾但是，世界殖民地早已被瓜分完了，因此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更加剧烈。

十九世纪末叶，世界上只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少数国家，还没有被帝国主义独占或瓜分。特别是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丰富，而在政治、经济上又极其落后，因此，就特别为帝国主义所垂涎。鸦片战争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在中国沿海攫得种种特权外，还逐渐把它们的势力伸到中国的内地和边疆。如1871年俄国占领伊犁（1881年由清政府出价九百万卢布赎回）；英国把长江流域各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1876年又强迫中国签订《烟台条约》，取得了派员驻云南、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等地的权利。但各帝国主义国家并不以此为满足，它们还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以便获得更多的权益。

在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中，除英、德、法、俄以外，日本和美国是两个后起的国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在日本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日本资本主义是与残余的封建经济以及天皇制这样的国家机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它一开始走上近代国际舞台，就带有强烈的军事侵略性，而其侵略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在明治时代，日本就规定了征服中国和全世界的“大陆政策”。其基本内容是：首先征服台湾，然后征服朝鲜，征服满蒙，征服全中国，征服世界。按照这个计划，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出兵进犯我国的台湾，虽然没有达到侵占的目的，但不久却吞并了琉球。接着，它又在美国的支持下，入侵朝鲜，以便夺取这个通向“满洲的桥梁”，然后侵入我国的东北。

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但十九世纪后期发展很快，工业产值在八十年代已经超过了英国。美国并且先英国而走上垄断阶段。但是美国对殖民地的掠夺，特别是对远东殖民地的掠夺，却落后了一步。所以它急起直追，向远东和中国伸展势力，也想获得一个新的市场。

沙俄企图把满洲放在自己势力控制之下，并且也想插足朝鲜，在朝鲜占领一个港湾，作为向太平洋的出口。英国要阻止沙俄南下。这样，远东的国际矛盾，就集中到朝鲜半岛上了。为了共同对付沙俄，英美的利益是一致的。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还相当落后，一时还不足以威胁英美的势力。于是，英美决定利用日本来排除俄国的势力，而日本也乐得利用英美的支持来实现它的侵略政策。在这样一种国际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开始，8月1日正式宣战，到1895年3月结束，中国以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于同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今下关）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清政府承认“朝鲜国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朝鲜原为中国藩属，这一条实际上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三、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

四、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得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根据《马关条约》，第二年又订立《通商行船条约》，承认日本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五、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并享受在内地设栈寄存的优待。

《马关条约》是继《江宁条约》以来又一个最严重的卖国条约，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从此更加深了。

《马关条约》中规定，中国割让台湾等大片领土给日本，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偿付大量赔款，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过去战败赔款最多不超过二千万两，这次赔款数竟高达二亿两之多。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超过七八千万两，这次赔款数目大大超过了财政收入的数字。这样就迫使清政府因财政困难而不得不举借外债，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则通过贷款进一步对清政府实行控制。《马关条约》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制造，并给予种种特权，这样，帝国主义就可以把大量“过剩”资本输出到中国来，使中国不仅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销售市场，而且也成为它们的投资场所，严重地阻碍中国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另外，《马关条约》的订立，也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对中国进行投资和划分“势力范围”，于是，《马关条约》订立后，投资竞争和割地狂潮接踵而来。沙俄对中国东北素有野心，《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沙俄得知割辽东半岛给日本后，立即正式邀请法、德两国，共同对日进行干涉。法国是俄国的盟国。德国也想在远东伸展势力，攫得一个军港。因此三国在干涉日本占据辽东半岛的立场上一致。

日本对三国的干涉，不甘接受，极力开展外交活动，企图争取英、美支持，以牵制三国。但英、美支持不力，日本被迫妥协。

4月30日，日本通知三国，表示愿意“放弃永远占有辽东半岛”，惟须“作偿金之担保”。三国议定，清政府交付“偿金”三千万两后，三个月内日军全部撤出辽东半岛。11月8日，中日两国签订《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条约》，规定：清政府在11月16日前交付日本三千万两白银，作为退还辽东半岛的“报酬”；款项交清后三个月，日军全部撤出辽东半岛。“还辽”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中日甲午战争和三国干涉还辽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妄图瓜分中国。

沙俄首先以干涉还辽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偿付巨额赔款，急需举借外债。而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向中国贷款。经过相互斗争，沙俄联合法国，合借银一亿两，年息四厘，以海关收入作担保。1896年，沙俄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在必要时俄国军队可以开往中国任何港口；并允许它在东北修筑东清铁路。沙俄取得修筑东清铁路特权后，又把势力伸进辽东半岛，企图夺取旅顺和大连。1897年11月，沙俄乘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占领旅顺和大连。沙俄对清政府进行欺骗说：“俄国并无夺取中国领土之意，占领旅大，系为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之侵略。德国军队撤退后，俄国亦立即撤退。”⁽⁴⁷⁾1898年初，清政府被迫接受德国租借胶州湾等要求后，沙俄则提出租借旅顺、大连湾以及自东清铁路筑一支线“通至黄海”⁽⁴⁸⁾等无理要求。沙俄为了达到以上目的，除采取威胁恫吓手段外，还使用巨款贿赂李鸿章等。结果李鸿章、张荫桓代表清政府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接着，莫拉维诺夫和许景澄又续订《旅大租地续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将旅顺租给俄国为军港，大连为商港，租借期二十五年。允许东清铁路修一支线通到大连。此外，沙俄还向清政府提出，俄国在满洲和蒙古有铁路和工业的独占权。这样，整个满洲和蒙古就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也以干涉还辽有功，向清政府索取报酬。1895年法国逼迫清政府订立《中法续议商务条款》和《中法续议界务条款》，要求划云南、广东、广西为势力范围。并规定这三省开矿时必须先向法国商人或矿师商办。云南、广西开放通商、减税。法国还不满足，又提出要求：一、中国政府声明海南岛不割与别国；二、延长龙州铁路，开采两广和云南的矿山，修筑滇越间通商铁路；三、租借广州湾九十九年，等等。清政府完全应允。

德国也于1895年要求设立天津、汉口两处租界，作为“还辽”的报酬，当时未得结果。1897年，便借口山东曹州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事件，派海军强占胶州湾。在德国的武力压迫下，清政府和德国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德国强占胶州湾为租借地，租期九十九年；并取得在山东修筑铁路的权利，沿铁路三十里内的矿藏允许任便开采。这样，整个山东省便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与俄、法、德掠夺中国同时，英、日等帝国主义也纷纷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如：1897年英国强占山东的威海卫为租界地。日本从1896年到1898年，陆续在杭州、苏州、重庆、沙市、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设立了租界。1898年4月，日本政府又以福建省接近台湾，要求清政府总理衙门应允不将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总理衙门表示接受。于是，福建省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为了划分势力范围，各国除胁迫清政府外，它们之间的争夺，经妥协后达成各种协定。1896年订立英法协定，规定云南、四川两省一切权利由英，法两国共同享受；1898年订立英德协定，规定天津到山东省南部的铁路由德国修建，而山东省南部到镇江的铁路，由英国修建；1899年又订立英俄协定，规定长江流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长城以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这种分割势力范围的行动，实际上是在瓜分中国。正如列宁所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⁴⁹⁾

1900年，在华北广大土地上，中国人民自发地掀起了一次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义和团运动。这次运动，虽然被清政府所利用和出卖，最后被帝国主义联军（所谓“八国联军”）镇压下去了。但是，它给予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打击是沉重的，以致使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⁵⁰⁾。

帝国主义既然无法直接瓜分中国，只好继续扶植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作为奴役中国和扩大侵略的工具。

第三节　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使外国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曾经给了清王朝挽救自己衰落的一个机会。这就是：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清政府如果这样做，必然会得到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但是，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却反其道而行之。道光已失去了康熙当年的那种锐气，道光以后，咸丰、西太后更等而下之，一代不如一代。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清王朝也是由盛而衰，愈衰愈朽，而且愈是衰朽，愈是怯于对外，狠于对内。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还没有完全结合起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这时清朝统治者以为自己的统治将被推翻，非常恐慌。但是，当《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出了北京，他们的统治仍然照旧维持下去，这时才知道外国人是以兵“胁和”，使自己成为他们的代理人，并非取而代之。1861年1月，清政府在北京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奕䜣、桂良等人主持。外国侵略者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控制清政府的好办法。总理衙门确实按照外国人的意图办事。在总理衙门成立后不久，就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李不久回国，总税务司由赫德继任，赫德在中国任总税务司长达四十多年。

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到西太后专政时，进入新的阶段。西太后是在咸丰死后，经过一次宫廷政变上台的。

西太后（1835—1908），叶赫那拉氏，本是咸丰的宠妃，常代批阅奏章。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咸丰及怡亲王载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一同逃往热河。在英法联军撤走后，咸丰并没有立刻回京，当时清政府实际上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在热河，一个在北京（北京是以恭亲王奕䜣为首），实权在热河。奕䜣一派竭力奏请咸丰回京，肃顺一派则力劝暂缓回京，两派斗争十分激烈。1861年8月咸丰病死热河，年仅六岁的载淳（同治）继帝位，根据咸丰遗嘱，由载垣、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掌管朝政。恭亲王奕䜣被排斥在外。同治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于咸丰死后称慈禧太后，也称西太后，即西宫皇太后。咸丰的另一个皇后称慈安太后，也称东宫皇太后。西太后权力欲望极重，她与奕䜣勾结一起，又得到外国使臣的支持，于1861年11月免除载垣、肃顺等八人赞襄政务大臣职务，并将载垣、肃顺等人逮捕处死。两宫太后（实际上只是西太后）垂帘听政。

西太后夺取政权后，决心投靠外国侵略者，她给肃顺等人所定罪名之一，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⁵¹⁾。什么叫“尽心和议”，就是尽力取得洋人的欢心。对西太后等人的这种姿态，外国侵略者十分满意。当时英国在中国的报纸就这样说道：“在这个特别的关头，我们要比同中国发生联系的其他任何时期，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⁵²⁾

由西太后、奕䜣当权的清政府，也争取到了汉族湘、淮军阀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支持。这不仅因为汉族大地主阶级在镇压太平天国方面与满洲贵族的利害完全一致，而且还因为这些湘、淮军阀首领又是主张用西洋武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这与西太后一派的基本政治方针也非常契合。从此以后，在清朝统治者中主张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所谓“自强”运动即时兴起来。

西太后及其当政群体力图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持，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而外国侵略者也乐得有西太后这样的当政者来供其驱使，受其控制。于是，从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势力就勾结起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种勾结下被镇压下去的。

1873年，当同治（载淳）已经十八岁的时候，西太后虽然不得不宣布撤帘归政，但实际上仍然一手控制朝政，同治形同傀儡。“归政”不到两年，当同治病死的时候（1875年1月12日），她又施展阴谋，首先将自己的只有四岁的姨外甥（醇亲王奕之子）载湉迎进宫去，继承帝位（载淳无子），改元光绪，自己再度垂帘听政，把大权掌握在手中。

1889年光绪十九岁了，西太后又假惺惺地再度撤帘归政，退居颐和园“颐养冲和”，但实际上仍掌握着最后裁决的大权。

光绪是个比较有头脑，愿意有所作为的青年皇帝，他不愿充当西太后的傀儡。光绪的志向得到他的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支持，这些人便是所谓帝党，他们同追随西太后的所谓后党之间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但后党已经营有年，实力要比帝党大得多。

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形成了两个侵略集团：以沙俄为首的俄、德、法集团；以英国为首的英、美、日集团。前者支持后党，后者倾向帝党。由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斗争是激烈的，后党和帝党的斗争也是激烈的。这种激烈斗争，在1898年的戊戌政变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西太后依靠荣禄掌握的武力和袁世凯的告密，把维新运动镇压下去，囚禁光绪于南海瀛台，屠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于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则逃亡海外。

1900年爆发的势如燎原的义和团运动，使清政府惊慌得不知所措。狡猾的西太后在“洋人”要逼其“归政”的传言下，曾一度企图利用这个运动，来保持自己的权力，甚至不惜对外“宣战”。但是，就在正式“宣战”之后，西太后仍然通过驻外使节向各国政府作了如下解释：“朝廷非不欲将此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并且立下保证说：“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⁵³⁾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挟光绪远逃西安。在西安，她日夜思虑的就是赶快求和。当她得知公使团已提出《议和大纲》，而且在惩办“祸首”一节中将她的名字删掉时，她立即表示全部接受。

1901年2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西太后以光绪的名义下达了批准《议和大纲》的电令。在这个电令中，西太后极尽媚敌之能事，竟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和“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⁵⁴⁾这样的话。

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十一国公使签订《辛丑和约》十二条，其主要内容为⁽⁵⁵⁾：

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

二、惩办祸首，斩决或革去清政府一批官员的职务；抚恤被害的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派大臣分赴德、日两国谢罪。

三、虐杀外人的城市，停止科举考试五年。

四、下令永禁组织或加入排外团体，违者处死。

五、各省督抚及文武官吏均须切实保护外人，遇有伤害外人事件，不能立时弹压惩办者，革职永不叙用。

六、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在六部之上。

七、划定各国使馆界，不准中国人民居住。使馆区域内，由各国公使管理，并得常驻卫兵保护使馆。

八、将大沽炮台及有碍北京城至海滨间交通的各炮台，一律平毁。

九、由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由外国派兵驻守。

从以上各项内容来看，前三项是对清政府的惩罚；第四、五、六项是要清政府强制中国人民永远俯顺帝国主义；第七、八、九项，允许帝国主义铁蹄纵横，甚至中国的首都亦允外兵驻守，其丧权辱国之甚真是无以复加了。

《和约》签字，列强完全满意，西太后也大为欢喜。她从西安回京途中在开封办了一次“万寿庆典”；回京后，更“大修颐和园，穷极奢丽，日费四万两，歌舞无休日”。

西太后的统治地位由于《和约》而“保全”下来了。由此，她更懂得了卖国的妙用。

1902年1月28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西太后第一次公开接待外国使节。“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2月1日，她又接待“外交团中的各位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⁵⁶⁾。此后，她“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得不时入宫欢会，间或与闻内政”。

上述情况，充分地说明了清政府已是“洋人的朝廷”。正如同盟会著名宣传家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所说：“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做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做对，要把我们做谋反叛逆的杀了。”⁽⁵⁷⁾

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既受到义和团坚决抵抗的教训，又得到清政府对其矢忠矢信的保证，因此它的侵华政策由大规模地直接武装干涉，改变为通过清政府进行间接的统治。

帝国主义这种方针的转变，在许多国家的舆论中都有所阐述，而以英国人赫德说的最为清楚。这个长期窃据清政府总税务司的“中国通”，在分析如何才能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时，毫无掩饰地说：“各国于支那问题，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其土地，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然变更皇统之策，无人足以当之，骤难施行。今日之计，惟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其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如扶植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⁵⁸⁾

这种方针当时被一些人称作“保全主义”。所谓保全，即保全清朝政府，维持中国形式上的独立，帝国主义可以通过清政府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和渗透，而不必再进行领土的分割，1900年10月16日签订的《英德协定》，大体上反映了帝国主义的这一意图。《协定》认为各国在中国的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均应遵循“自由开放，毫无差别”的原则，规定“不得利用现时之纷扰在中国获得任何领土利益，其政策应以维持中国领土不使变更为指归”。这一《协定》中的原则，先后得到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赞同。

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妥协，只能是暂时的。即使在这暂时的妥协期间，它们对中国的争夺仍然是很激烈的。例如，1904年—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便反映了日、英、美和俄国矛盾的尖锐化。

日俄战争以沙俄的失败而告终。一度尖锐化的矛盾又缓和下来。接着，1907年6月至8月，日法、日俄、英俄诸协定先后订立。这样，帝国主义各国在“保全主义”的幌子下所造成的侵占中国的格局，就基本上定了下来。

帝国主义推行“保全主义”的结果，使它在中国攫得了巨大的侵略权益。清王朝最后的十年，铁路交通、航海贸易、财政金融、工矿企业，几乎全部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至于政治上的控制，文化上的渗透，就更不待言了。对此，有人十分沉痛地分析说：“二十世纪以来，灭国政策，愈出愈奇。土地不必占领，人民不必杀戮，官吏不必驱逐，职业不必侵扰，及其结果，则不占领土地，而吸取土地之精华；不杀戮人民，而灭绝人民之种族；不驱逐官吏，而利用官吏之贪横；不侵扰职业，而暗攫职业之权利。迟之则数十寒暑，早之则十余春秋，万里河山皆他人之殖民地、游牧场矣！”⁽⁵⁹⁾

由于帝国主义推行“保全主义”，而清政府又成了“洋人的朝廷”，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间，便主要地表现为国内革命的形式，即革清朝政府的命（反清革命），当然，这一斗争的最后结果，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

————————————————————

(1) 二百六十八年中，在北京紫禁城的皇位上，前后轮换了十个皇帝：

福临（顺治）1644年—1661年，在位十八年。

玄烨（康熙）1662年—1722年，在位六十一年。

胤禛（雍正）1723年—1735年，在位十三年。

弘历（乾隆）1736年—1795年，在位六十年。

颙琰（嘉庆）1796年—1820年，在位二十五年。

旻宁（道光）1821年—1850年，在位三十年。

奕詝（咸丰）1851年—1861年，在位十一年。

载淳（同治）1862年—1874年，在位十三年。

载湉（光绪）1875年—1908年，在位三十四年。

溥仪（宣统）1909年—1911年，在位三年。

(2) 清《圣祖（康熙）实录》卷138，第11页。

(3)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4)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页。

(5) 清《世祖（顺治）实录》卷53，第27页。

(6) 清《世祖（顺治）实录》卷80，第10页。

(7) 清《圣祖（康熙）实录》卷30，第8页。

(8) 《清史稿》卷127，志101，食货1，田制。

(9)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苏州织造李煦奏散发御种稻谷情形并进新谷新米折》云：“臣蒙赐谷之后，凡苏州官绅人等，咸知御种谷子，一年可收两次，无不欢欣羡慕。今臣煦既种有新谷，则此后凡有求种者，俱可遍给。而江南地方，从前止一次秋收，今将变为两次成熟，于是南方万万生民，无不家给人足，群沐圣天子教养之弘恩，永永无极也。”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3页。

(10) 清《世祖（顺治）实录》卷61，第16页。

(11) 清《高宗（乾隆）实录》卷453，第31页。

(12) 清《世祖（顺治）实录》卷61，第16页。

(13) 清《高宗（乾隆）实录》卷1467，第23页。

(14) 清《高宗（乾隆）实录》卷453，第31页。

(15) 吏部管人事，户部管财政，礼部管教育，兵部管军事，工部管建设，刑部管司法。

(16) 都察院管监察，理藩院管边疆藩属，翰林院管制诰文史。

(17) 大理寺近似最高法院，太常寺管祭祀礼乐，光禄寺管飨祭酒宴，太仆寺管马政，鸿胪寺管赞礼。

(18) 《清朝通典》卷80，刑1。

(19) 《孔府档案》卷79。

(20) 《孔府档案》卷4914。

(21) 三合会有许多分支，如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小刀会、小红旗会等都是。三合会与哥老会对内又统称“洪门”。

(22) 白莲教有许多分支：如天理教、八卦教、小刀会等等。

(23) 清《圣祖（康熙）实录》卷142，第4—5页。

(24) 清《圣祖（康熙）实录》卷180，第4115页。

(25)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9页。

(26) 和珅家产共一百零九号，已估者二十六号合计银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以此推算，不下八万万两。当时清政府岁入七千万两。

(27) 给事中李漱芳奏言。

(28) 乾隆在位六十年，传位于嘉庆，表示不敢超越他的祖父（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之数。1799年（嘉庆四年），乾隆方死去。

(29) 《孔府档案》卷6312。

(30)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9页。

(31) 《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页。

(32) 《尊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8页。

(33)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

(34) 《熙朝纪政》卷6，“纪英夷入贡”。

(35)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36) 如粤海关实征税率，1843年以前，本色洋布每匹税率为货价的20.74％，1843年新税率是货价的5.56％，新税率较旧税率减少73.19％。见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59页。

(37)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4页，表16。

(38)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6页，表19。

(3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13页，附表：茶和丝的出口。

(40)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4页，表16。

(41) 见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选辑》第221页，表1。

(42) 王韬：《瀛壖杂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43)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93页。

(44) 《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第1—2页。

(45)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93页。

(46)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3页。

(47)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第213页。

(48) 《清季外交史料》卷129，第13页。

(49)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4卷，第335—336页。

(50)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第3册，第244页。

(51) 清《穆宗（同治）实录》卷5，第26页。

(52) 《北华捷报》，1861年12月21日。

(53) 《军机处寄出使俄国大臣杨儒等电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2、203页。

(5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946页。

(55) 原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02—1008页。

(56)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88页。

(57)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151—152页。

(58)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54页。

(59) 义侠：《为滇越铁路告成警告全滇》，《云南杂志选辑》，第575页。

第二章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一　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产生条件的出现

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的时间并不晚。早在明朝中叶（十六世纪中叶），在一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若干手工业部门里，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萌芽。到清朝中叶以后，这种萌芽还有所发展。不过，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只是孕育在封建社会母体中的一个胚胎。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制造业，只是少量地、稀疏地存在于沿江、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手工业部门中。就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看，封建性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在手工业中，大量的仍然是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工业和城乡个体手工业，封建的官办手工业也占不小比重，而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为数极少。所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它距离产生资本主义的大机器工业，距离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非常遥远的。

可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当中国还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时，欧美一些国家，早已完成产业革命而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当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还在初步发展时，就已经开始向外侵略，寻找和占领海外市场；在它们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后，更加积极向外扩张。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落后的封建国家，自然成为它们侵略的对象。于是它们纷纷来到中国，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变为推销工业品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地。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初期，遇到了中国方面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在政治上，是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政策，在经济上就是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而闭关政策又是以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为基础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种种特权，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被打破了。但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商品输入，却没有取得进展。

1852年，英国驻广州代办密切尔（Mitchell）曾对英国商品不能畅销的原因，专门做过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描述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说：“秋收以后，农家一切人手，老老少少，全都动手清棉、纺纱、织布，他们就用这种自家织成的材料，一种厚重耐穿的布匹，自己做衣服穿……至于自用而有余，便运到最近的城市上去，城市的店铺则买下来……福建农民不独是一个农夫，而且还是园艺家、制造家合而为一的人物。”⁽¹⁾

密切尔认为就是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阻碍着外来商品的销售。要使外来商品能够畅销无阻，就必须打破这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

为了打破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彻底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外国侵略者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又签订了许多新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一些新的特权。这时通商口岸已由五口增加到二十余口（不只沿海，内地的许多重要商埠也为外国开放了）；海关行政管理权落到了外国侵略者手中，进口关税税率再次降低，内河航行、沿海贸易以及内地通商等权利也为外国侵略者所攫得。特别是《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勾结在一起，并且逐渐成为它们的侵略工具。在这种形势下，外货、外资大量地输进中国，一直顽强抵抗外国商品侵入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体，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是：扩大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货币财富的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它的产生，首先必须有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益扩大的商品市场。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因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商品市场。不少农民已经不再亲手制造工业品，而到市场上去购买；很多手工业者也不再为市场提供手工业品，反而是变成了外国工业品的消费者。以手工棉纺织业来看，在洋纱、洋布的打击下，手纺业与手织业相分离，手织业又与农业相分离，许多原来能自给衣料，或者有剩余出卖的人，现在则成了洋纱、洋布的消费者。这样，洋纱、洋布在中国的销售量大大增加。如1880年—1890年十年间，进口棉纱值从三百六十四万五千一百十二关两，增加为一千九百三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六关两；棉布进口值始则为一千六百万关两，继而超过二千万关两，最高达三千另九十四万关两⁽²⁾。洋纱洋布销售量的大量增加，标志着棉布市场的扩大。

棉布市场的扩大是一个典型例子，其他如煤油、火柴、五金等商品市场的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看到，中国商品市场的扩大，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开始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扩大了的国内市场主要是为外国资本主义所霸占，中国资本主义则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没有占据的一些市场空隙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资本主义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劳动力市场的扩大。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的农业和城乡手工业，使得千千万万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变成了劳动力的出卖者。所以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劳动市场在不断扩大。1893年薛福成曾谈到这方面的情况。他说：“近年洋货骤赢，土货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盖其物出自机器，洁白匀细，工省价廉，华民皆乐购用，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³⁾有人估计，家庭手工纺织业每十小时劳动日只能纺纱四两，1890年进口洋纱共一百零八万二千担，合一亿四千三百九十万六千斤，相当于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个劳动日的手纺车产量。1880年进口洋布一千八百六十六万四千匹（每匹长四十码，宽一码），则相当于两亿两千四百多万个劳动日的手织机产量（按每十小时劳动日能织宽一呎的土布十码计）⁽⁴⁾。这是就棉纱布而论，其他各种进口洋货无不造成大量的破产失业者。

此外，由于农产品商品化，很多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往往遭到破产。外国侵略者向清政府勒索大量赔款，这些赔款的负担大部分要转嫁到农民身上。同时，大量的鸦片输入引起了白银外流，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一切都加剧了农民的破产过程。还有，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的加强，也往往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变为劳动力的出卖者。

总之，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失去了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越来越多。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包括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的来源。

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需要有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外，还必须有充足的货币积累，作为建设厂房、购买机器设备、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资金。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上大量的货币财富，主要是掌握在官僚、地主和商人手中。他们通过贪污、勒索、兼并土地以及从事商业、高利贷等活动，积累起大量的货币财富。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所以这些货币财富，主要是用于奢侈消费，或者用来继续兼并土地和从事商业高利贷等活动，并没有投入产业，没有转化为兴办近代企业的货币资本。

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条件。这时社会上大量的货币财富，仍然掌握在地主、官僚和商人手中。官僚们除了继续使用贪污、勒索等手段搜刮钱财外，还有了新的发财之道。这就是办洋务、办外交、购买军火、借洋债等。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商人，特别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他们获得了优厚的利润。同时，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买办们，在帮助侵略者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过程中，得了大量的佣金。此外，地主通过收取地租、经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也积累了大量货币。总之，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上的地主、官僚、商人和买办等，他们拥有大量的货币财富。这些财富中，就有一部分会被投入产业，转化为兴办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此外，还有一些华侨商人在海外经商致富，在国内发展资本主义条件具备时，也将资金带回国内，投资兴办近代企业。

二　洋务派兴办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中国人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是清政府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已经完全屈服于外国侵略者，并和他们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期间，清政府中一部分带有买办倾向的官僚，如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他们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认为要维持封建主义的统治，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于是开始了以所谓“求强”为中心内容的洋务活动，建立起新式军队并创办起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又在苏州设立制炮局（上海制炮局移来）。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继续创办军事工业。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制造局，制造轮船、枪炮、水雷、火药等，这是清政府所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同年，李鸿章又将苏州制炮局移至南京，设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李鸿章又设天津机器局。以后，在西安、兰州、昆明、广州、济南、成都、吉林、北京、杭州、汉阳等地陆续设置十几个中小局厂，制造枪炮军械。

洋务派所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是封建性的，它是历代封建政府所设制造军械的官办手工业的继续和发展。其企业经费由官款拨充，制造出来的产品如枪炮、弹药、轮船等，由政府调拨各军使用，并不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企业经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镇压人民以维护封建统治。在经营管理方面，完全是一套腐朽的官僚制度，由清政府派员经办，营私舞弊，贪污中饱的现象十分严重。所以这种军事工业基本是封建性的官办工业。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清政府的洋务派官员又开始了以“求富”为中心内容的洋务活动，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

清政府创办军事工业以后，发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是原料和燃料问题。军事工业的兴办需要大量的铜、铁原料和煤炭燃料，“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⁵⁾。其次是交通运输问题。新式的军事工业必须有新式运输工具与之相配合。再次是经费问题，由于发展近代军事工业，需要大量经费，清政府在财政上发生了支绌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洋务派官僚深切地感到，只靠发展军事工业还不能达到“求强”的目的，必须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必先富而后能强”⁽⁶⁾。这样他们就又开始兴办起近代民用工业来了。当时，国内已经具备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条件。而外资在华投资设厂，获得优厚利润，也刺激了洋务派官僚创设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兴趣。

洋务派官僚主张兴办近代工业，曾经遇到了政府中守旧势力的阻挠。但洋务派是政府中的实力派，他们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因而取得了兴办工业的某些特权。

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除依旧采取“官办”形式外，还采取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

所谓“官督商办”，就是商人出资，政府派官管理。郑观应说过：“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⁷⁾郑观应的话，只不过是一种设想，实际上不可能办到。洋务派采用“官督商办”形式，乃是为了招收商股，吸收和利用商人股本，实际上企业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官府手中。稍晚些时候，在洋务派经办的民用企业中，还采用“官商合办”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政府出一部分股本，商人出一部分股本。“官商合办”企业，名义上是“合办”，实际上多半是“合而商不办”，还是由官方操纵。

洋务派所兴办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到九十年代甲午战争前，一共约有二十个。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业等部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设的轮船招商局。设立的目的是，“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⁸⁾。轮船招商局总局设上海，在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地设分局。招商局是洋务派官僚所办民用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资本最多时达二百几十万两。原为官商合办，中法战争后（1885年），因亏折甚巨，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又改为商办。还有1874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台湾创办基隆煤矿，1881年煤的产量达五万四千吨。还有1876年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创办开平煤矿，1882年该矿资本达一百二十万两，1884年起年产量达二十万吨以上，1894年日产量一千五百吨，为洋务派所办采矿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一个。此矿于1900年为英人夺去。还有1878年，李鸿章批准候补道彭汝琮倡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并派人经办，1889年正式开工生产，为官督商办企业。李鸿章还奏请给予该厂减税和十年专利权，以垄断棉纺织工业。1893年，该厂被火焚毁。李鸿章又令盛宣怀负责规复，改名华盛纺织总厂。还有1877年左宗棠在兰州筹设兰州织呢局，1880年开工，投资官款二十万两。此外有张之洞于1889年筹设汉阳铁厂，1890年又设湖北织布局和湖北纺纱官局，1891年又设大冶铁矿和马鞍山煤矿，1894年又设湖北缫丝局和湖北制麻局。

以上这些企业在创办时，主要着眼于军事目的。如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就是为了“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开平矿务局的创设是为了“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等。这些企业名义上为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实际上企业管理大权仍然掌握在官方手中。这些企业形同衙门，洋务派任意安插私人担任总办、帮办、坐办、提调等职务。他们把持一切，贪污中饱，无所不为，商人根本无权过问。洋务派还利用官督商办形式控制和侵吞私人资本。由于洋务派在政府中的特殊地位，他们所经办的民用企业享有减税、专利等特权，借此限制和排挤一般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洋务派所办民用企业，许多重要职务，任用洋人，信赖洋人，甚至由洋人左右一切，表现了它的买办性。

总之，洋务派所经办的近代民用企业，虽然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并非一般资本主义的企业，而是一些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这些企业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当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后，它限制和排挤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方面是起了阻碍的作用。

三　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从七十年代起到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一共创办了约一百多个。有些企业开办不久，就停办歇业，所以，到甲午战争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大约只有七八十家⁽⁹⁾。

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很早以来，手工缫丝业就比较发达。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生丝原料的需要，中国生丝出口数量大增，经营缫丝业十分有利。陈启源“岁甲寅（1854年）至南洋，遍游各埠，考求汽机之学。壬申岁（1872年）返粤，在简村乡（属南海县）创设缫丝厂，名曰继昌隆，容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¹⁰⁾。继昌隆创设后，“南（南海）、顺（顺德）各属，群相仿效。今（1910年）则全省缫丝均用机器，多至百数家”⁽¹¹⁾。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公和永机器缫丝厂，资本二十万元。后来又陆续创办了几个厂。江苏、浙江本来是我国传统的丝织业中心，上海又是重要的生丝出口口岸，条件本来优于广州，但是由于上海的几家丝厂经常受到外资丝厂的压迫和竞争，经营困难较多，所以缫丝业的发展，反而不如广州。

棉纺织业中近代工业出现的时间，比缫丝业晚几年。1893年，官商合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火焚毁后，盛宣怀负责规复，于1894年，成立华盛纺织总厂。后来，盛通过招收新股，排挤和顶替原有的投资者，将企业控制在自己手中。辛亥革命后，盛在香港英政府注册，将该厂完全侵吞。最后由无锡荣家购去，成为申新九厂。

此外，1891年，上海道台唐松岩还开办了华新纺织新局，官商合办，资本二十九万两。后因经营不善，改组时为大股东聂缉槼收买，改名恒丰纱厂。1898年，张之洞在湖北所办武昌四局（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和制麻局），原为官办企业，因“官款支出不易维持”，1902年改为招商承办，1907年由韦尚文接办，改名应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上几厂，都是由官僚资本企业转化为商办企业的。

棉纺织业中，最初真正商办的企业为朱鸿度于1894年在上海所办的裕源纱厂，和严信厚在宁波所办的通久源纱厂（1896年正式开车）。除此之外，在福州、重庆、天津、镇江、扬州，广州等地，都有人酝酿兴办纺纱厂，但在甲午战争前，均未实现。

在轧花业方面，1886年，在宁波出现了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在上海也开设了几家机器轧花厂，每家机器数十台至百余台不等。

在面粉业方面，1878年，朱其昂（知府）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后来上海、福州、北京等地，都有机器面粉公司出现。

火柴业方面，从八十年代起，在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福州、太原等地，都办起火柴厂，其中较大的是上海的燮昌火柴厂、天津自来火公司（后改为中外合办）和重庆的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

造纸方面，1882年，在广州建立了第一个机器造纸厂；1891年，李鸿章又在上海开办了伦章纸厂，集股开办，但因与外国纸竞争不过，停歇了。在印刷方面，1882年，徐润在上海创办了同文书局，影印古版书籍，规模较大，营业尚好。

此外，在制茶、制糖、制冰、制药等方面都有近代工厂设立，但因规模较小，有的经营不久就停业了。

在轮船修造和机器制造方面，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经营了一些船舶修造厂。上海有两家规模较大，能够造小型汽船。其他都是从事船舶的修理和装配工作，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造船工业。在机器制造方面，上海也有几家机器厂，但规模都很小，只能进行机器修理和配制零件，也没有出现真正的机器制造工业。

在采矿业方面，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也经营了一些使用机器的小矿（在个别程序上使用机器，基本上还是土法开采）。采煤业开办较早，如徐州煤矿、贵州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峄县枣庄煤矿、广西富川及贺县煤矿、直隶临城煤矿等，都是在1880年前后创办的。金属采矿业开办较晚，八十年代以后，约有十个左右。其中热河承德三山银矿、福建石竹山铅矿、直隶顺德铜矿和广东香山天体银矿等，都因集资试采不成功，不久即停办。湖北长乐、鹤峰和施宜铜矿，海南岛琼州大艳山铜矿，广西贵县平天寨银矿，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热河建平金矿以及吉林三姓金矿等，维持的时间较长。不过这些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只使用少量机器，主要依靠人工开采。金属矿中规模最大的是1883年广东富商李宗岱等创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这个企业开采区域达好几个县，前后投资总额达八十万两，其中除官款、商款、借款外，还有不少华侨资本。但因经营不善及地方政府不肯支持，最后完全失败。

从上述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创办过程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主要不是在手工业工场的基础上产生，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促使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由手工业工场主投资兴办近代工业或是在手工工场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机器生产的为数极少。

其次，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从轻工业开始创办的，而且一直以轻工业为主。这些企业一般都是投资少、规模小的，大型的很少。如外资祥生船厂有资本八十万两，耶松船厂七十五万两，香港船坞公司一百五十六万五千二百元，宝昌丝行八十万两，而这时中国商办企业中，最大的资本也只有二十万两。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规模，不仅比外资企业小，而且也比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小。1894年以前，包括全部新式采矿业及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制造业在内的五十三个商办企业，一共只有资本四百七十万四千余元，平均每个企业只有八万八千余元。而同一时期，十九个“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却有资本一千六百二十万三千多元，平均每个企业有资本八十五万二千余元，为商办企业的九倍以上⁽¹²⁾。

第三，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分布非常集中，主要是建立在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以上海为最多，广州次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为了出口便利，如缫丝、制茶和轧花等厂，实际上是为了原料出口加工而创设的。其次是为了运输的便利，原料的获得和技术依赖的便利，以及地方市场特殊的需要等。如棉纺织、火柴、造纸、印刷、面粉各业都是如此。此外，有些企业建立在上海、天津的外国租界内，目的是为了依靠洋人势力的保护。另外还有一些船舶修造和机器修理业，则只是依附于各口岸的航运和工厂而存在。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投资人，多为官僚、买办和商人（特别是华侨商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官府的控制和封建势力的束缚。要兴办新式企业，没有官府的支持是不行的。官僚有政治上的特权，他们兴办近代企业，是有政治保障的。当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中国出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他们看到外国资本在华经营近代企业颇能获利，于是就把自己搜刮来的货币财富，投资兴办近代企业。

买办投资创办近代企业，是因为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有联系。他们在为外国资本主义服务的过程中，不但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同时也学会了一套经营管理近代化企业的方法和经验。因此，当经营新式企业变得有利可图时，他们就将自己财富的一部分，拿来投资创办新式企业（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投资招商局、开平煤矿，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经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创办源昌机器碾米厂，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办同文书局，等等）。

商人投资兴办近代企业，主要是因为有利可图。不过，一般商人因为没有政治势力作后盾，投资的并不多。他们积累的财富，主要还是用来继续从事商业活动，或者开设钱庄进行高利贷，再就是到农村购买土地。只有一些与官府有关系的大商人（捐有官衔或亦官亦商者），才投资创办一些新式企业。

在商人中，有一部分华侨商人比较积极地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华侨商人在海外经商，早已接触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同时手中又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财富，当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出现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就回国投资兴办新式企业。

综上所述，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尽管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力量十分微弱，但毕竟在缓慢地发展起来。

第二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一　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又有了初步发展。其发展情况和发展趋势，可以从下面的两个统计图表中看出，

下面统计表中的数字和设立厂矿趋势图表明，1895年—1911年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十分明显的。1895年设厂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则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比1895年增长了330.9％。1895年—1911年期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总的趋势是：1895年—1898年是设厂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高潮是在甲午战争后，创设新式企业有利可图以及社会舆论要求“设厂自救”的激励下出现的。1900年以后由于外资和外货的压迫，设厂出现低落现象。到1905年左右，由于日俄战争的关系，某些工业（如面粉工业）得到了一些发展的机会；特别是由于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在1904年—1908年间，又出现一个新的更大的高潮。但时间不长，又开始退落。

1895年—1911年历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及其指数⁽¹³⁾

由上可见，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发生前，在这段时期内，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起伏不定的，波浪式前进的。但总的趋势是向上发展的。

以上统计表中所反映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既包括民族资本企业，也包括官办、官商合办企业。下面我们再把民族资本企业（即商办企业）和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分开，并和甲午战争前的情况相比较，由此来看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的情况。见下表：

历年设厂数和资本额表⁽¹⁴⁾

历年设立的厂矿趋势图⁽¹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首先，甲午战争后，各类企业设厂数和资本额都增加了。甲午战争前共设厂七十二家，资本额为二千零九十万七千元。甲午战争后，新设厂四百九十一家，资本额为一亿零八百五十五万六千元。

其次，甲午战争后，商办企业无论在设厂数或资本额方面，增加都比较快，而且占据了优势地位。甲午战争前，商办企业共设厂矿五十三家，资本额共四百七十万四千元，占资本总额的22％。甲午战争后，新设厂矿四百十六家，资本额为八千二百七十七万七千元，占资本总额的77％。

在上表中，我们是把官商合办的企业和官办企业合在一起计算的，官商合办企业实际上包括了三种形式：即官办招商集股、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三种形式的企业，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与官办企业等同。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商办性质。根据这种情况，将1895年—1911年所设厂矿企业的构成，列表如下：

历年所设厂矿企业统计⁽¹⁶⁾
1895年—1911年

企业形式
设厂数
资本（万元）
资本所占比重

官办
官办招商集股
官督商办
官商合办
商办
37
6
2
30
416
1007.8
356.4
73.8
1139.9
8277.7
9.2％
3.2％
0.7％
10.5％
76.4％

合　计
491
10855.6

从上表中可见，官办企业只有三十七家，官办招商集股、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与纯商办企业合计则为四百五十四家。资本额：官办企业为一千零七万八千元，占资本总额9.2％，商办及其他三种企业则为九千八百四十七万八千元，占90.8％，可见商办及带有商办性质的企业已占绝对优势。

此外，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可以从个别资本家的资本积累中得到一些反映。以买办出身的祝大椿为例，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他所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有八个⁽¹⁷⁾，资本共达二百八十七万五千元，投资范围包括缫丝、纺纱、碾米、面粉、造纸、水电等部门。工厂有六个在上海，苏州、无锡各一个，雇佣工人共达四千余人。

再如，士绅出身的张謇，在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时，所办企业更多，资本积累更快。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早年中秀才，后出外谋生，在淮军统领吴长庆幕府办理公文。1885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中法战争后，鉴于“国势日蹙”，产生“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的思想⁽¹⁸⁾。1894年赴京会试，中进士，又殿试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战争后，张目睹国事日非，虽科举成名，但不愿为官，认为应兴办教育与振兴实业，“为士今日，固宜如此”⁽¹⁹⁾。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张謇兴办实业，得力于封建政府的支持，取得经营垄断特权，再加上其他优越条件，因此企业发展很快。从1899年开办第一个企业——南通大生纱厂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十余年间，陆续创办和参加投资的工、农、垦牧、航运等企业，共二十七个单位（其中自己创办的十八个，参加投资的九个）⁽²⁰⁾。资本额达九百多万元，企业资本积累十分迅速。以他创办的大生纱厂为例，最初资本六十九万九千元，到1911年资本积累为二百七十九万一千元，纱锭数由二万零三百五十锭，增加为六万六千七百锭；公积金累计六十三万五千元，账面盈利累计为三百五十三万三千元，这两项相当于大生纱厂最初创办时资本六十九万九千元的600％。张謇所办的其他企业，大部分都是在大生纱厂丰厚利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自己就说过，“周转之资，诚以大生厂公积款为母”⁽²¹⁾。

此外，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官办企业在向商办企业方面转化。如1896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委员开办的中路久通矿务公司（即西村锑矿，在湖南益阳），试办数年，由梁端甫承顶，改为商办；1897年开办的木李坪锑矿（官办，湖南安化），后由华昌公司接办；1908年吉林盘石嘴铜矿，1910年由商人唐鉴章承办；1909年开办的湖北针钉厂，1911年因亏折，由侨商梁柄农承办等。

下面我们再从工业部门的分类考察一下这一时期（1895年—1911年）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

在四百一十六家商办企业中，纺织部门（包括轧花、纺织、织染、缫丝、呢绒、织麻等）占一百五十五家，资本额为二千七百三十三万六千元；其次是面粉工业三十九家，资本额七百零三万一千元；再次是榨油、火柴、卷烟等部门。重工业很少。燃料采掘、金属开采冶炼和金属加工三个部门一共只有三十九家，资本额九百六十三万六千元。这种情况说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这一时期中，虽然得到了发展，但发展的主要是一些轻工业，所以经济力量仍然是很薄弱的⁽²²⁾。

另外，从设厂地区看，这一时期的商办企业，主要集中在江浙、两广和两湖三个地区。江浙地区共新设厂一百四十八家；两广地区七十一家；两湖地区三十二家，三地区共设厂二百五十一家。占商办企业总数四百十六家的一半以上⁽²³⁾。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发生的经济基础。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活动，其中心之所以在江浙、两广和两湖地区，就是与这三个地区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有密切的关系。

二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在发展中却表现出了很大的弱点。这些弱点是：资力薄弱、规模较小以及技术落后等等。造成这些弱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束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因而同它们有矛盾，但另一方面却又同它们存在着不少的联系，对它们有依赖性。这种情况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独立地、充分地得到发展，它的发展始终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它们依靠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对中国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这样，就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首先，民族工业在资本力量上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

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数量不大，总额不过二三亿美元。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中国开办工厂的特权，投资数量大为增加。1902年外国在华投资额增加到十五亿美元，1914年更增加为二十二亿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了九倍⁽²⁴⁾。

帝国主义在华所设厂矿，一般规模较大，资力雄厚，而华人厂矿则一般规模较小，资力薄弱。如1895年—1911年间，外资在华设厂共一百二十家，资本总额为九千八百二十三万三千元，同期华厂共设四百九十一家，资本总额为一亿零八百五十五万六千元。华厂虽然设立数目较多，但每家资本额却很小。外厂平均每家资本额为八十一万八千元；而华厂每家平均资本额仅为二十二万一千元。（以上华厂乃包括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在内，如单以商办企业计算，则每家平均资本额仅为十九万四千元，且资本在一万元以下者未计在内。）⁽²⁵⁾1895年—1911年间，华资厂矿中，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金属加工工厂共十三家，资本总额为二百七十八万七千元；而同期，外国一家机器厂——耶松船厂，其资本额即为五百五十七万两。中国两家最大的机器厂是上海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和汉口扬子机器厂，这两个厂的资本额共为八十五万两，仅为耶松厂资本额的七分之一⁽²⁶⁾。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资本力量上与外资企业相比，相差如此悬殊，自然很难与它们竞争，不能不受到巨大的压力。

其次是商品市场上的压力。

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侵夺中国市场，主要是通过本国的商品输出进行的。甲午战争后，外资在华设厂增加，民族资本企业在商品市场上所受的压力，除了外国输进的商品外，还有外资在华企业的产品。因此所受的压力就更大。以棉纱市场为例，1891年—1893年间，洋纱输入量为七十多万公担，到1909年—1911年间，增加为一百三十二万公担⁽²⁷⁾。大量的进口洋纱再加上外国在华纱厂所生产的棉纱，于是在中国棉纱市场上洋纱占据了压倒的优势地位。如1903年，外国棉纱在中国棉纱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为88.69％，而中国棉纱只占11.31％⁽²⁸⁾。

从市场价格上看民族工业产品也处于劣势地位。再以棉纱为例，1904年上海市场上，华纱与印纱（印度棉纱）相比较，华纱（十四支）每包价规银九十二两四钱，印纱（十六支）每包只规银八十八两。十四支纱在制造成本上本来应低于十六支纱二两，现在却比十六支纱的价格高四两四钱⁽²⁹⁾。在这种情况下，华纱自然难以与洋纱相竞争。

此外，在金融方面，中国民族工业的流动资金，主要靠钱庄、银号或外国银行的贷款来周转。而中国的钱庄、银号，其资金又大多来自外国银行的拆款，因此，外国银行一旦压缩金融，便直接影响到民族工业。所以中国民族工业往往要受外国银行的控制。

在帝国主义强大经济压力下，中国民族工业难以抗衡，因此，不少企业由于竞争不过而倒闭。如卷烟业，英美烟公司自1900年在中国各地普遍设立销售机构以来，销烟数量大量增加，华商烟厂无法与之竞争，“计自二十九年（1903年）以后，华商制烟公司大小约有三十余家，现在（1909年）能幸存者寥寥无几……均断送于此英美公司”⁽³⁰⁾。又如火柴业，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各地陆续兴办了一些半机械化的工厂，但在日本火柴的倾销下，沿海各埠的火柴厂多因竞争不过，被迫倒闭⁽³¹⁾。此外，棉纺织业、缫丝业、水泥业以及面粉、造纸、水电等部门，也是同样情况，不少华资企业都被外资企业所吞并⁽³²⁾。

华商使用机器的工厂尚且不能与外资厂商相抗衡，至于一些小手工场，自然更经不住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打击。如扬州地方，在1905年全国抵制美货高潮中，机器手工织布厂纷纷建立，1906年已有四十多处。1907年抵制美货高潮过去，这些工厂大多不能支持，剩下的只有十四、五家，其余一概停工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机器手工毛巾厂增设不少，但都不能与外资匹敌。如广东三水，1910年，在“西南市镇又增开织造毛巾工厂二间，但因外洋棉纺价格昂贵，该厂所出之货，究不足与日本运赴中国毛巾销路相敌，盖彼货取值更廉也”⁽³³⁾。

由上可见，在帝国主义强大经济压力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只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还受国内封建势力的束缚。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虽然也颁布过一些“鼓励”发展工业的所谓奖励条例，但实际上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压迫和束缚并没有放松。这表现在：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封建性高额借贷利率的长期存在；清政府和清朝封建大官僚对发展工矿业的垄断，以及他们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公开掠夺等方面。

在苛捐杂税中为害最大的是厘金。厘金本来是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而设立的捐税之一。太平天国失败后，厘金制度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因清政府举办洋务、偿付外债而不断增加。因此自同治以后，“卡若栉比……一局多卡，一卡多人。只鸡尺布，并计起捐，碎物零星，任意扣罚”⁽³⁴⁾。后来虽然不断有人主张裁撤，但事实上已不可能。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财政困难，已陷于不能维持的地步，当然更不能裁撤了。

厘金的税率原为1％，但实际上许多地区都高达5％—10％。许多省份还实行“遇卡完纳”制，即每经一卡须完纳厘金一次。在江西，除正式厘金外，还有“补抽”。“如由赣州府运货至江省（南昌），须经十卡，应完二十九分有奇”。即税率高达29％以上。且计货时往往加多计算，“故定章名为取十，其实乃取三十、四十”。“又况查验不时，羁滞留难，无卡无之”⁽³⁵⁾。

由于厘金严重地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一般资产阶级都对厘金深恶痛绝。1906年张謇为此曾致书张之洞说：“士大夫习闻人言厘捐病民也，时而相语，亦曰厘捐病民也，而不若民之病于厘捐者怨毒之深也。故尝以为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叛其上者非人理。”⁽³⁶⁾

厘金如此之重，对民族工业是个很大的负担，如中国纱厂到内地收购棉花，有人估计需要缴纳大约相当于棉花价格的5％—20％的厘金⁽³⁷⁾。而外商企业在华销售货物则不纳厘金。这样，民族工业产品的成本自然要比洋货为高。又如“洋煤……进中国口岸，每吨止完税五分……中国土法所挖之煤，每吨税三钱，机器所挖之煤，每吨税一钱，所过厘卡，仍须完纳……所以缴费多而价值贵，不及洋产之廉也”⁽³⁸⁾。

外国在华所设厂矿不纳厘金，只纳关税一项，而华商则负担重重，因此许多华商纷纷要求清政府对华商与洋商一律对待，取消厘金等苛捐杂税。后来也确实曾有过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即对华商机制货物出厂时也只完一次正税（即值百抽五的关税），运往外地，概免重征。但这种规定并未通行，各省地方政府仍然照旧征收厘金。

中国金融市场上借贷利息率很高，也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障碍。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下，中国封建自然经济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关系并没有消除，“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³⁹⁾。

在封建剥削关系大量存在的基础上，高利贷资本非常活跃，金融市场上借贷利息率很高。当时土地、典当业、商业和高利贷是社会上流动资本的主要投放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业中提供的利润不能超过（或者至少相等于）地租或商业利润、高利贷利息收入，要使社会上的资本投向工业是很困难的。

据上海等二十三个大中城市的统计，1910年银行放款的年利率平均大约在12.5％—14.8％之间，见下表⁽⁴⁰⁾：

各地银行放款利率
（1910年）

主要地区 | 放款利率（年利，厘） | 主要地区 | 放款利率（年利，厘）
|  | 湘潭 | 6.0—7.2
营口 | 9.6 | 沙市 | 12.0
北京 | 6.6—12.0 | 宜昌 | 12.0—18.0
天津 | 8.4—9.6 | 重庆 | 10.0—12.0
芝罘 | 10.0—20.0 | 南昌 | 11.0
上海 | 7.2—9.6 | 宁波 | 6.0—8.4
汉口 | 9.6 | 福州 | 8.0—20.0
镇江 | 8.4—9.6 | 厦门 | 10.0—25.0
南京 | 12.0 | 汕头 | 12.0
芜湖 | 12.0 | 温州 | 15.0—30.0
九江 | 9.6—18.0 | 广州 | 18.0—36.0
长沙 | 9.6—11.0 | 梧州 | 12.0—15.0

中国城市中放款利率之高，确实惊人。1910年，有的城市年利率竟高达36％。而同时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利率一般只在3％—4％之间。两相比较，更加证明中国经济的封建落后性。

中国金融市场上，放款利率如此之高，以及各城市间的放款利率相差又如此之大，说明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率是不存在的，产业资本在资本市场上没有取得独立的优势地位，而商业高利贷资本却在统治着利息水平。

在这样落后的金融市场上，工业资金的筹措十分困难。工业资金短缺，自然会影响到民族工业的顺利发展。

此外，民族工业还受到清朝封建专制政府的公开掠夺。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清政府历来对民间发展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甲午战争后，在举国上下要求设厂自救的浪潮中，清政府被迫允许民间可以设厂制造，但仍然采用各种手段来打击民族资本的发展。其手段之一就是对商办的一些获利较大的厂矿任意收归官办。如1905年直隶省永平府卢龙县城东有一山，名骆驼营，“金矿大发，经本山地主用土法开挖”，地方官即往查封，改为官办⁽⁴¹⁾。同年，广东曲江东硬岭地方煤矿向产煤斤，“曾由冯姓等集股采取，获利甚厚，旋为官场查知该矿之畅旺，勒令交出，改归官办”⁽⁴²⁾。又如湖南湘乡乌云山“产煤极旺，向由民间自行开采，窿口数十，历办无异”。湖南南路矿务公司，看到利润丰厚，“亦于其间另开一窿”，后来就禁止其他各矿开采⁽⁴³⁾。

以上事例说明，在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何等的困难。

总之，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确实得到了一些发展，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却又使它的发展遇到极大的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所存在的这种矛盾，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爆发的经济根源。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初步发展过程中，除了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的一方面之外，还和它们存在着不少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对它们，特别是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方面。

首先是在资金上依赖于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一般都是规模较小、资力薄弱，因此不得不向帝国主义借款。如1900年武昌织布局，“因经费支绌，工作久停，现向某国借得洋款若干，足资周转”⁽⁴⁴⁾。又1901年汉口纺纱厂，“创设以来，因销路欠佳，积亏甚巨。现……向某洋商筹借银四十万两，以资周转”⁽⁴⁵⁾。张謇办的南通大生纱厂，在1912年也曾向日本大仑洋行借款二十万两。又1911年创办的上海闸北水电公司，“民国元年（1912年），将全部厂房机器，向日商大仑抵押四十万元，以备扩充业务”⁽⁴⁶⁾。1907年广州电灯公司筹建以来，“未能成功，征集的资本太小了……听说公司已经在私下清理，并且在求助于日本的资本来加以复兴”⁽⁴⁷⁾。

以上只是略举几例，便足以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资金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机器设备和技术方面也要依赖帝国主义。中国原来根本没有新式工业，自然也就没有“工业之母”的机器制造业。中国新式工业建立后，始终不能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业，更不可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的新式工业，只是一些轻工业，机器设备等基本上都是从外国进口的。甲午战争后，虽然也有少数机器工厂设立，但那只是一些机器零件的修配厂，称不上真正的机器制造厂。中国许多工厂在购买机器设备时，往往都是一面购买“洋机”，一面雇用随机的“洋匠”。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与封建势力之间也存在不少的联系。中国民族工业产生时，投资者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商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由这些人转化而来的。以上海织布局最初的六个投资人的情况来看，据记载说，“戴子辉（恒）太史为京口望族，其尊甫富而好善；龚君（寿图）系蔼仁（易图）廉访之介弟，亦八闽殷宦；李君（培松）久业淮鹾；蔡君（鸿仪）业宏沪甬，均当今之巨室；香山郑君陶斋（官应）；上虞经君莲珊（元善）久居沪上，熟谙洋务商情”⁽⁴⁸⁾。可见上海织布局乃是现任的封建官僚、官宦世家和大盐商、大买办的结合体。

封建官僚创办新式企业，有特殊的便利条件。他们或者是当权的统治者，或者是有势力的“士绅”，不论哪一种，都与封建官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可以取得一般商人所得不到的特殊权利和便利条件，如在某一地区进行垄断经营，获得减免捐税的特权以及取得某项专利等。以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为例，它是山东盐运使张莲芬所创办，与封建官府关系密切，取得了该矿区周围百里之内的开采垄断权。在该公司添招新股章程中就明确写着：“本公司虽系商办，全赖官家维持保护。……本公司矿界于光绪二十五年奏明，距矿百里内他人不得再用机器开采煤斤，十里内不许民人用土法取煤。”⁽⁴⁹⁾

再如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也是这样。张謇所办企业，在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期内，曾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取得了南通地区的经营垄断权和免除捐税的特权。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时，就提出仿照李鸿章创办华盛纱厂的办法，要对通州地区的纺纱业进行垄断。他的要求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即“二十年内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⁵⁰⁾。后来他又提出如果有人在通州新设纱厂，则必须在出厂的每包棉纱中，向大生厂交纳贴费一两（以十年为限）。这一请求也得到批准⁽⁵¹⁾。张謇取得的经营垄断权实际上并不限于通州。1904年上海棉纱业资本家朱畴拟在崇明设立大有纺织公司，清政府的商部便出来助张加以制止。后来朱畴改在海门设立裕泰纺织分厂，也因张的反对而未办成⁽⁵²⁾。张謇实际上垄断了通州、崇明、海门一带的棉纺业经营⁽⁵³⁾。

张謇的大生纱厂还享有免除捐税的特权。一般纱厂到外地采购棉花，远道运输，都要缴纳不少厘金，约当货价的5％—20％。至于棉纱运输外地，一律须完关税5％。大生厂则一概不负担厘金和关税。后来张謇在崇明创办大生二厂，也和大生一厂享有同样权利。

大生纱厂既进行垄断经营又享有免税的特权，自然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张謇和许鼎霖创办的耀徐玻璃厂（1907年），也取得了“在徐州境内专办十年”⁽⁵⁴⁾的专利权。又如华侨商人张振勋在烟台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1895年）也获得“专利十五年”⁽⁵⁵⁾。

张謇和张振勋等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优惠的条件，就是因为他们和封建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张謇和张之洞、刘坤一等大官僚的关系十分密切。张謇在筹办通州纱厂时，张之洞（当时任两江总督）就曾为他申请免税。张振勋原是南洋华侨商人，因回国投资兴办新式企业，清政府特授予“太仆寺正卿侍郎衔，头品顶戴，南洋商务大臣”，他和清朝封建政府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联系，还表现在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和封建高利贷资本的联系方面。一些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官僚、地主或士绅之类人物，他们一方面投资经营新式企业，一方面又在农村拥有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如恒丰纱厂主聂缉椝，是曾国藩的女婿，大官僚，1890年为上海道道台，1899年署理江苏巡抚，1903年调补浙江巡抚，1905年因浙省铜元局舞弊案被撤职。1909年春，他曾以三十二万五千两的代价，以他儿子的名义收买了华新纺织新局，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即恒丰纱厂⁽⁵⁶⁾。而他自己却在“领垦湖田”的名义下，用三千余缗的垦照费，领得湖南省洞庭湖旁的圩田四万多亩。圩田不能马上利用，必须整理，聂缉槼又积极筑堤、排涝，并收买邻近的刘公垸等土地，建立了种福垸。种福垸总面积有五万多亩，东滨大通湖（洞庭湖的内湖），筑堤高二十二至二十四市尺，长约十六华里。种福垸南北宽十华里。聂缉椝完成种福垸的经营，成了湖南的大地主⁽⁵⁷⁾。

再如创办无锡业勤纱厂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他们的父亲做过肥城县官，在做官期间“置田二百亩”。杨宗濂做过长芦盐运史，杨宗瀚曾总办台北商务，都做过官。他们兄弟二人于1896年集股二十四万两创办业勤纱厂。然而他们又以其母亲的名义，在其父死后三十年间，置田“足成千亩”，并“庄屋一区”⁽⁵⁸⁾。再如创办启新洋灰厂（官商合办，1906年）及京师自来水厂（1908年）的周学熙，也拥有大量的土地。其母死后“乃就芜湖万顷圩购田二千亩为义庄”⁽⁵⁹⁾。

中国民族资本和封建高利贷资本也有密切的联系。如创办申新纺织公司和茂新、福新面粉公司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是经营钱庄出身的。1896年他们兄弟二人开办了广生钱庄。1900年荣氏兄弟利用从经营钱庄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一个“从事政界数十年”的老官僚合伙在无锡开办了保兴面粉厂⁽⁶⁰⁾。五年后，荣氏兄弟又开始筹建其第一个纺纱厂——振兴纱厂。荣氏兄弟的资本，主要来自钱庄的积累⁽⁶¹⁾。从这里可以看出新式工业与封建高利贷资本之间的联系。

此外，还有不少民族资本家为了发展自己的企业，往往主动去依赖和投靠清政府，并和它相勾结。有的资本家自己就做了清政府的大官。如上述侨商张振勋便是一例。还有些民族资本家，竟千方百计地企图弄到一个官爵头衔，用以显示自己和封建势力的紧密关系。如祝大椿就是用虚报资本的办法取得了清政府特赏四品卿衔、二品顶戴。

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十分薄弱，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许多的联系，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并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两面性，既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要求，又可能随时和它们妥协。

如前所述，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经产生。甲午战争后又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发展起来。因此，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为社会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次运动之所以遭到失败，具体原因很多，但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过于弱小，因而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则是主要的原因。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一次旨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且由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其经济根源就是因为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曾经领导了这次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和人物，对待革命的态度却是不相同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与帝国主义或封建主义联系比较密切的那一部分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敢使用暴力进行反抗；对清朝封建专制政府也不敢采取革命手段来推翻它；而希望清政府能进行一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良，以利于自己的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部分人是清末维新派和立宪派的社会基础。例如张謇就是这个阶层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层，他们的企业规模较小，资力较弱，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联系也较少。如辛亥革命前夕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即可以作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层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企业只是在帝国主义压力减少的空隙中，在人民抵制外货的斗争中，才得到一些发展。如前面讲到的，荣氏兄弟创办保兴面粉厂，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经营面粉业有利可图时，才在1902年与人合伙办起来的。1904年日俄战争发生，对面粉需要增加，特别是1905年因国内抵制美货，美国面粉进口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办的面粉工业才得到发展。但当1908年美货又返回中国市场进行倾销时，他的面粉厂就遭到了亏损⁽⁶²⁾。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层人物，对革命是同情的，因为这和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矛盾，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如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他们还从中得到了好处。但是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是动摇的，他们害怕帝国主义，也害怕人民，所以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很大的妥协性。

民族资产阶级的下层分子，一般都是些小资本家。他们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革命的要求比较强烈。有的还亲身参加革命，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烈士禹之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禹之谟（1867—1907），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即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多次在长江沿岸各地从事开矿事业，但都没有成功。1900年他参加了唐才常等人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事后逃往日本学习应用化学和纺织工艺。1902年回到湖南湘潭，开了一个小小的毛巾厂，艺徒不到十人，因产品价廉物美，很受欢迎。1903年，他把工厂迁到长沙，稍加扩大，并附设工艺传习所，制造竹木家具，职工共约四十人。他虽然和职工生徒们一起昼夜辛勤劳动，但终敌不过洋货的倾销，工厂不久就倒闭了。由于“实业救国”的梦想破灭，1904年他参加了华兴会，1906年参加了同盟会，最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主要是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广大华侨和华侨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

三　华侨和华侨资产阶级

华侨在二十世纪初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过重大的作用。孙中山说过：“华侨有功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⁶³⁾华侨之所以积极地参加同盟会领导的革命，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和华侨出国的历史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相联系的。

我国人民移居海外，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秦汉时代，中国已经与南洋一带有所来往。到唐代，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南洋一带已经有华人在那里定居了。宋、明两代，出国侨居的人更多。在清代以前，华侨出国谋生是比较自由的，既没有受到什么限制，也没有受到任何强制。但到清代就不同了。

清初，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对人民出国，采取严厉禁止的政策。大清律中规定，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者，处以严刑⁽⁶⁴⁾。清政府并且把出国华侨视为“不安本分之人”，规定他们必须限期回到国内，逾期不回者，即不得再回。这样，实际上将华侨摈弃于祖国之外⁽⁶⁵⁾。清政府对海外侨民，根本不予保护，对华侨在国外受歧视，甚至受屠杀，也不过问。如乾隆六年（1741年），荷印总督伐根年（Adriam Valekenier）发动对荷印华侨进行了一次大屠杀，死难者达数万人（即爪哇红河之役）。福建总督策楞，提督王郡在上奏此案时说：“被害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戕数万人……实则孽由自作。”乾隆对此案也认为：“天朝莠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可见在清朝统治下，华侨在海外处于毫无保护的地位。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华侨出国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中国人民往往被当作华工掠卖出去。十九世纪下半期，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南洋和美洲等地进行殖民开发，亟需大量劳力，于是纷纷来到中国，招募和掠买华工。

外国侵略者来中国招募和掠买华工，遇到了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政策的阻挡。不过，他们很快就把清政府的这种政策打破了。

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分别订立了《北京条约》，其中规定：“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务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⁶⁶⁾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明令废除海禁。1866年，英、法又与清政府签订招工章程条约，允许英、法籍人，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⁶⁷⁾。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规定，华人出洋，清廷不得禁阻⁽⁶⁸⁾。所有这些，都为外人在中国招募，掠买华工提供了条约依据。

当时华工是被当作“猪仔”贩运而去。所谓猪仔贩运，原来是指十七、十八世纪的黑奴买卖。后来非洲的黑奴贩卖被禁止了，便转来中国掠买华工，继续干贩运“猪仔”的勾当。

“猪仔”贩运在道光三年（1823年）已经出现，到同治初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最为盛行。当时，葡、西、英等国的移民公司，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地设立“猪仔馆”（即招收华工的地方），与国内汕头、厦门、澳门、香港等地的客馆（即贩卖华工的地方）相勾结，从事这种肮脏的活动。

客馆或用武力胁迫，或以小利相诱，在国内招收华工。得手后，即引入客馆暂住，待船出国。华工在船上受尽非人的待遇，有人称这种贩运“猪仔”的船为“浮动地狱”⁽⁶⁹⁾。华工在船上死亡率很高，如1850年运往秘鲁的华工740人，在船中死亡者即达240人。又如1856年运往古巴的华工598人，在船中死亡者亦达132人。

华工被送到目的地后，即被卖与“猪仔馆”，或者直接卖与买主。一个华工的售价，一般为20—24元，而客贩所费不过十三四元，利润很高⁽⁷⁰⁾。因此“猪仔”贩运制度盛行，被掠华工人数大为增加。华侨出国，除被掠卖以外，还有因国内生活无着，外出谋生的；也有一部分人是出外经商或做其他事情；少数人是因在国内遭受政治迫害而逃往国外的。到辛亥革命前的1907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六七百万人⁽⁷¹⁾。

华侨主要分布在南洋一带，即印尼、泰国、马来亚、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地；其次是美洲，欧洲、非洲也有，但数量较少。

华侨的籍贯主要是福建和广东。成分绝大部分是工人⁽⁷²⁾，其次是小商人⁽⁷³⁾，再次是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师、医生等。带买办性的大资本家为数很少。

华侨出国后，在侨居地从事劳动生产，经营商业等，对当地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十九世纪中叶，欧洲殖民主义者进入南洋时，当地还是草莱初辟，一切甚为荒凉。华侨去后，披荆斩棘，艰苦劳动，对当地的开发起了很大作用。前马来半岛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Frank Suretenham）对华侨的功绩，曾经这样评价：“开始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继续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英人初经营半岛时，着手建筑道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皆成于华侨之手。至于开矿事业，纯由华侨导其先路，投身蛮荒，冒万死，清森林，辟道路，每有牺牲其生命者。此外，为煤工、伐木工、木匠、泥水匠者尚多……英政府收入十分之九，皆出华侨之手。”⁽⁷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婆罗洲英属殖民地沙捞越王查理·乌拉勿格克（Charles Uyner Brooke）说：“微华侨，吾人将一无能为。”⁽⁷⁵⁾十六世纪末，西班牙人莫牙，在谈到华侨开发菲律宾的作用时说：“凡一市镇之成立，必不能缺中国人。彼等既系各种事业之经营者，且工作勤苦，而工资低廉。”⁽⁷⁶⁾美国学者莱丹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加里佛尼亚的迅速发展，没有中国劳工是不可能的”⁽⁷⁷⁾。

华侨对祖国也做出了贡献。华侨对祖国的汇款，是清政府财政上的一项重要收入。据马士（H．B．Morse）估计，海外华侨寄回中国的汇款，1903年为一亿一千三百七十万元，占中国国际收入总额（六亿六千一百七十万元）的17.8％⁽⁷⁸⁾。此外，华侨还回国投资兴办企业和建设铁路等⁽⁷⁹⁾。

华侨对侨居国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那里却受到残酷的虐待和迫害。特别是华侨工人，流血流汗，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如南洋荷兰属地的华侨工人在“日里承种烟叶者，往往系由奸贩诱惑拐骗出洋……立据三年为期，入园后不准自由出入，虽父兄子弟不能晤面。加以克扣工资，盘剥重利，华人忍气吞声，呼吁无门”⁽⁸⁰⁾。在非洲，“华工麕聚矿所，劳筋苦骨……稽查经管之人，重重剥削，几于每食不饱”⁽⁸¹⁾。华工劳动时间，一般每天都在十四小时以上，有时夜间也要继续工作，稍有抗拒，即遭工头毒打。

华侨在侨居地，还处处受到歧视。“华民侨居英属新加坡各岛者约计一二十万人……赤体检疫独施之华人”。在澳洲，“凡属有利可图之事，皆禁遏华民营业”。在英属非洲殖民地，华侨“只能与驴马同履车道，西人之行人行道者，可以牵犬随行，不能与华民偕行”⁽⁸²⁾。

华侨在法律上也受到不平等待遇。“和（荷兰）属，于司法行政上分设三种裁判所，有本邦人裁判所，则受和之诉讼，而欧美日本人之诉讼附焉。有地方裁判所，有地方高等裁判所，则受土人巫来由人之诉讼，而华人回教人之诉讼附焉。……又欧美日本人入境之始，给予护照，厥后在境内商贩游历无地不可。而华人则限以区域，域以外住一宿者，有罚；域以外逾一步者，有罚，非别请专照不可。此专照又非易得……又按律输税……欧美日本人于所得税例纳百分之二，而华人所得税则例纳百分之四。又如欧美日本人车马无税，华人则车马有税，其他彼此厚薄之殊，不遑胪举”⁽⁸³⁾。

华侨在侨居国还不断遭受排华袭击。当殖民主义者急需劳动力时，不惜使用种种卑鄙手段拐骗华工。但当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劳动力相对过剩时，则又采取限制华侨入境政策，甚至煽动排华暴行，使华侨遭受极大涂炭。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首先采取此项政策。据寓美华侨司徒芳等上清政府书中说，美国对待华侨，是“苛例百出，令人骇绝。无端诬以疫疠，而有围埠之举，无端目以不洁，而有洗埠之事”。而且，“华人到埠之时，不问其合例与否即囚之于码头木屋中，寝食于斯，内外隔绝。亲友不得一见，律师不得一问。……黑暗秽臭，过于监狱，压制苛暴，甚于犯人。幽囚常数百人，羁留常数阅月，而护照束阁，关吏无一过问。因此之故，有悬梁自缢，投海自尽，失医致毙之惨者”。至于“埠中华人，辄遇痛殴，亦无如何。巡差任意拿人，良歹不分，即遭重罚。华人以常病致死，亦须戮尸”⁽⁸⁴⁾。

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迫害下，华侨地位与日俱下。华侨工人自不必说，就连华侨资产阶级也受到很大影响。如“1897年中国企业家李清河（译音）曾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建立一家炼锡厂。1907年，该厂即转移进英国的‘东方冶炼公司’手中”⁽⁸⁵⁾。同年，荷属殖民地“华货进口，新例加税，瓜米出口，新例限数。彼行政之条例愈增，即我华人之生计愈绌”⁽⁸⁶⁾。

华侨在国外遭受如此残酷的压迫和摧残，清政府不仅从不加以保护和关怀，反而对回国华侨进行种种迫害。1893年，清出使英、法、美、比大臣薛福成曾经指出过：清政府对华侨“凡挟赀回国之人，有指为逋盗者，有斥为通番者，有谓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谓其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有强取其箱箧肆行瓜分者……有伪造积年契券借索逋欠者。海外羁氓孤行孑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⁸⁷⁾。1895年，清会典馆详校官陈璧说：“闽粤商民，出洋谋生，若积有厚资，言归乡井，于汕头、厦门等埠舍轮登陆之时，该处地棍居为奇货，辄串通海关厘卡书役，妄指偷漏，任意拘留，及议罚放行，所费已不赀矣。而到籍后，复有蠹吏劣绅朋比讹诈，既捏为匿税，又捏为抗钱粮，鱼肉百端，必罄其余囊而后已。以致贸易海外者，视家邦为畏途，而藏富于外洋。”⁽⁸⁸⁾

由上可见，华侨在海外受尽了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和奴役，他们不但得不到祖国的任何保护和关怀，相反，清政府还对他们进行种种迫害和打击。这种情况，就使得广大华侨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怀有极大的愤恨，他们热切地希望能有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的祖国。这也是广大华侨之所以积极参加国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原因。

当然，华侨中各个阶级和阶层，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广大华侨工人，在殖民主义者的皮鞭下劳动，他们流血流汗，受尽了虐待和迫害，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怀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华侨中的中小工商业者，即中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地位比工人好，但也受到殖民主义者的歧视和压迫。他们经营的工商业受到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击，在税率和其他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侨居国要比欧、美、日本人低一等，在有些国家，还要遭到排华暴行的袭击，使自己的财产遭受到很大的损失，甚至生命不保。在国内，他们携资回国，受到清朝政府和官吏的盘剥、敲诈、勒索和诬陷。这一切使得他们具有反对国外殖民主义和国内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要求。他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来保护自己在海外的权益，同时也希望在国内能有一个良好的投资条件，以便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们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和参加者，是这次革命在海外的主要社会基础。孙中山发动革命最早成立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其主要参加者就是华侨中的中小资产阶级⁽⁸⁹⁾。

华侨中的中小资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相当于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但也不完全相同。华侨中的中小资产阶级因为侨居海外，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与国内封建主义联系较少；同时由于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资本主义直接统治下的殖民地社会，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比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更早些更广泛些。因此，华侨中的中小资产阶级比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其革命性更为坚决和彻底；其政治觉悟也更早些和更高些。由于以上特点，所以，华侨中的中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表现得特别激进，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如南洋华侨资本家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黄乃裳、萧竹漪、许雪湫、陈文褒，檀香山华侨资本家孙眉、邓荫南，越南华侨资本家李卓峰，缅甸华侨资本家张文光等，他们积极赞成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仅捐助大量款项，而且许多人还亲身参加革命起义，有的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华侨中的大资本家，即大资产阶级，他们的人数较少，有的人或与当地殖民统治者，或与清朝封建政府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一般对革命采取不支持或者反对的态度。如南洋华侨资本家姚东生，开锡矿发了大财；但让他拿出一点钱来资助革命时，却坚决不肯。又如南洋英国属地大资本家陆祐，死时财产达四五千万元，但请他捐款时，也是一钱不舍。再如顾维钧的岳丈，南洋有名的大财主黄仲涵，他对革命虽不敢明显反对，但也怕拿出钱来。

还有一件事，可以明显地看出与清朝封建政府有联系的大资产阶级，与一般革命的资产阶级，态度迥然不同。清末，美洲、南洋华侨革命思潮磅礴，清廷乃派其大臣杨土琦假名抚慰，巡视南洋各地，实则欲侦察革命党人行动以为防范，且欲攫华侨金银以供内府。当杨士琦“甫至马来半岛，闽籍富商胡某，广集所知，开欢迎大会”。这是大资产阶级的态度。可是一般资本家却不欢迎杨，他们邀陈文褒与会，“座甫定，烈士（即陈文褒，后回国参加1911年广州起义死难）昂然直入，趋座前，怒目斥杨曰：‘满奴来何为？岂吸四万万内地国民之脂膏犹不足，而必及此别乡井离骨肉艰难困苦之华侨耶！？若云抚慰，内地国民，日加残虐，何有华侨？华侨回国，日在刀俎，何有外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满奴来何为？速返，勿污乃公刃！’全座失色股栗……各人如鸟兽散。杨即乘军舰当夜回国”⁽⁹⁰⁾。陈文褒的正义言行代表了广大华侨和华侨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

————————————————————

(1) 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

(2)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9页。

(3) 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庸庵海外文编》卷2，第9页。

(4)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0页。

(5)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9页。

(6)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7)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5，开矿。

(8)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第4页。

(9) 1872年—1894年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数目，在现在出版的几种书中各不相同。如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为54家（据该书第93页表计算）；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为75家（据该书第一辑，上册，第1166—1169页表计算）；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为77家（据该书第一辑第38页计算）。这三种书中在统计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企业数目时，有以下不足：（一）都将“源昌机器五金厂”列入在内。按此厂现已查明为一“虚构材料”（见《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72、102—110页）。（二）重复计算。如将上海机器织布局与华盛纺织总厂都列入在内，而实际上只能按一厂计算，因华盛系上海织布局火焚后规复建成。（三）在1872—1894年期间，不少厂是投资筹建并未建成，或开工后不久即停歇，但书中皆列入在内。（四）三书皆为工业统计，未将民族资本所办矿业计入。（五）有些新材料未补入，如《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一书中的材料。现经查对、订正和补充，得出此一时期民族资本近代企业为76家（包括矿业在内）。

(10) 桂坫等：《宣统南海县志》卷21。

(11) 桂坫等：《宣统南海县志》卷21。

(12) 见本书第51页《历年设厂数和资本额表》。

(13) 本表系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649页表（一）改制而成。其中“资本”栏，是指本年度新投资的资本额。“资本总额”栏内，1895年的数字，系1872年—1894年所设厂矿资本额2090.7万元加上1895年设厂资本额330.7万元所得；1911年的数字，系从1896年—1911年历年设厂投资额累计所得。

(14) 本表制作说明：1．表中1872年—1894年数字，系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93页表1制作。删除了原表商办厂矿数中祝大椿所办源昌机器五金厂一家，资本额10万元。因该厂乃系虚报，并未设立。2.1895年—1911年数字，系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0—919页，历年设立的厂矿名录（1895年—1913年）计算制作的。表中厂数均系资本在一万元以上者。3.1895年—1911年数字，为1911年实存的厂矿企业数，在1895年—1911年间开业而又停办者不计在内。

(15) 根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650页，表（二）改制。

(16) 本表系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19页附录一“历年设立的厂矿名录”（1895年—1913年）计算制作。设厂数与资本额为1911年实存的厂矿企业数，在1895年—1911年间开业而又停办者不计在内。

(17) 详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91页，附录。

(18)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年谱，第54页。

(19)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年谱，第54页。

(20)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69页。

(21) 《张謇致两江总督端方书》，《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第10—11页。

(22)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19页，附录1，“历年设立的厂矿名单”（1895年—1913年）计算。厂矿数及资本额为1911年实存的厂矿企业数，在1895—1911年间开业而又停办者不计在内。

(23)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19页，附录1，“历年设立的厂矿名单”（1895年—1913年）计算。厂矿数及资本额为1911年实存的厂矿企业数，在1895—1911年间开业而又停办者不计在内。

(24)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5、56页。

(25)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399页，表2。下册，第870—919页，附录1，历年设立的厂矿名录（1895—1913年）。

(26)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序；《商埠志》，第456—458页。

(27)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4—75页，表16。

(28)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57、1164页。

(29)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57、1164页。

(30) 《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99—200页。

(31) 1902年九江、胶州两火柴厂倒闭，1908年琼州某火柴厂倒闭，此外，上海荣昌、燧昌二厂亦为日本火柴压倒。

(32) 如十九世纪末，上海华商缫丝厂，因外资丝厂争夺丝茧，遭受亏损，二十几家丝厂，能“经年开业者寥寥无几”。1913年以前，中国商办纱厂共18家，被外国纱厂或金融机构通过货款关系加以兼并的就有4家，即裕晋、兴泰、大纯、九成。1913年，湖北大冶水泥厂因无力偿还债款，为日本三菱公司所封闭。上海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后来转到法国金融资本手中，汉口扬子公司因摆脱不了日本资本的关系，最后被迫停工。

(33) 《关册》（中文本），1910年，三水口，第130页。

(34) 《清朝续文献通考》征榷考21，厘金。

(35) 《江西商务说略》，第18页。

(36)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

(37) 高柳松一著：《中国关税制度论》，第13页。

(38)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开矿。

(39)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3页。

(40) 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16页。

(41) 《时报》，1905年9月9日。

(42) 《各省矿务汇志》，《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

(43) 《时报》，1906年1月31日。

(44) 《中外日报》，1900年11月17日。

(45) 《中外日报》，1901年7月2日。

(46)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52、1055页。

(47)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58页。

(48) 《申报》，1880年10月16日。《书机器织布招商局章程后》，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42页。

(49) 《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18，第16页。

(50)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6，第7—8页。

(51) 《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下册，第1—2页。

(52)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2，第19—21页。

(53) 南通盛产棉花，而且质量很好，可以就地取材（后来他还自设垦殖公司为大生厂提供一部分棉花），同时工人工资低，棉花价格也便宜，上海就高得多。因上海中外纱厂很多，“花价因争买而益涨，工资因争雇而益昂”（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卷5，第42页），南通纱厂只此一家，张謇既可压低工资，又可取得廉价棉花。

(54) 《各省矿务汇志》，《东方杂志》，1904年第10期。

(55) 《各省工艺汇志》，《东方杂志》，1907年第12期。

(56) 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57) 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亦见《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第26—29页。

(58) 《侯太夫人行述》，第15—16页。

(59) 《周悫慎公全集》卷首，行状，第49页。

(60) “荣熙泰与两个儿子（指荣宗敬、荣德生），以积蓄创办了一个广生钱庄……荣宗敬为经理，德生管正账……庚子年间（1900年）洋兵入京，天津帮到上海办面粉，卖给外人有暴利，于是面粉业大发其财。失了业的朱仲甫说：我从政数十年（为厘差，相当于后来县税务局长）乏味得很，要做实业。……于是商定集股三万元，朱认一半，荣认一半，在产麦地无锡开厂。那年钱庄为办麦汇款多而赚钱五千两，也加入投资。那个粉厂叫保兴”（见万林：《中国的“棉纱大王”“面粉大王”无锡荣氏家族暴发史》，《经济导报周刊》第50期，1947年12月14日，第1—2页）。

(61)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

(62) 详见《中国的“棉纱大王”“面粉大王”无锡荣氏家族暴发史》。

(63)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

(64) 《大清律例全纂》卷20，兵律关津载：“凡官员民兵私自出海贸易，又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但以通贼论斩。又州县同谋或知情隐匿，亦将处斩。”

(65) 雍正五年上谕：“朕思此等贸易外洋者（指华侨），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嗣后应定限制，若逾期不还……不许令其复回内地。”（《皇朝通典》卷80，刑制。）

(66)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45页。《续增条约》第5款。本条约系在北京签订，通常称为《北京条约》。

(67)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42—246页，《续定招工章程条约》。

(6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42—246页，《续定招工章程条约》。第262页，《续增条约》。

(69) 参见葛兹拉夫：《一八三一、一八三二及一八三三年三次航行中国沿岸日记，涉及暹罗、朝鲜、琉球群岛等地》，转引自《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1期。

(70) 布莱司：《马来亚华侨劳工简史》，转引自《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2期。

(71) 《东方杂志》，1907年第10期。又据雷麦：《外人在华投资》：“海外华侨的人数，有许多学者曾经加以估计1902年以来的数字，通常在700万至900万之间。”（该书第133页）

(72) “像马来半岛的树胶园，荷属东印度的锡矿，以及苏门答腊东岸的烟草田，都有华侨在做工”。（雷麦：《外人在华投资》，第132页）

(73) “据估计所得，菲律宾的零售商业，华侨占90％”。（雷麦：《外人在华投资》，第134页）

(74) 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48页。

(75) 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65页。

(76) 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70页。

(77) 莱丹：《美国外交政策史》（王造时译），第487页。

(78) 转引自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86—87页。

(79) 华侨最早回国投资兴办的企业，是秘鲁华侨黎某在广州开设的进出口商店。以后1872年南洋华侨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了继昌隆机器缫丝厂。1890年美洲侨商在广州投资创办电灯公司。1892年印尼华侨张振勋在山东烟台创办了张裕酿酒公司。辛亥革命前华侨还回国投资兴办铁路事业。如爪哇著名华侨张煜南投资302万元创办潮汕铁路。该路1904年动工，1906年完成。1910年通车的漳厦铁路，开办时资本242万元，后增至330万元，其中三分之二是华侨投资。

(80) 《清史稿》，邦交志7。

(81) 《清季外交史料》卷202，第9页。

(82) 《清季外交史料》卷202，第10、8、9页。

(83) 《清季外交史料》卷204，第23页。

(84) 胡绳：《美国“教育”中国学生的“友谊”》，《人民日报》1949年9月3日。

(85) 西莫尼西：《东南亚各国的中国居民》，转引自《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1期。

(86) 《清季外交史料》卷204，第21页。

(87) 薛福成：《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庸庵全集·出使奏疏》卷下。

(88) 陈璧：《保护回华商民片》（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望岩堂奏稿》卷1，第4页。

(89) 1894年在檀香山参加兴中会的人数共126人，其中最多的是商人（73人），再加上畜牧家、农业家、银行家，共79人，这是华侨中的中小资产阶级。其次是工人（36人）；再次是公务人员（8人）和自由职业者（3人）。（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革命逸史》第四集，第25—37页。）

(90)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列传，陈文褒传。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

一　孙中山的早期政治活动

十九世纪末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起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中去探寻挽救民族危亡的良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传播日广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新学），很快成为他们主要的思想武器。在英才辈出的志士仁人当中，孙中山最早选择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流亡时，化名中山樵，后来人们都习惯地称呼他为孙中山⁽¹⁾。

1866年11月12日（清咸丰五年十月初六日），孙中山诞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中。

香山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西南端。翠亨村离县治石岐约三十公里，坐落于自石岐至澳门的大路的西侧，西偎犁头山，东面金槟榔山。登上金槟榔山，珠江口形势一望而收；海天之际，香港一点，依稀可见。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在这带地方引起了比内地更为显著的变化。在城镇出现了洋货和从事输入输出的商业。读书人中出现了通达洋务的人士。下层民众，或者为谋生更多地流往外洋做苦工，或者参加三合会，以反抗官府和侵略者。但是，建立在这片肥美的土地上的农村，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顽固统治，依旧贫穷和落后。

孙中山出世前后，家境窘迫。他父亲孙林（德成）是一个缺少土地的农民，两位叔父都出外当华工，胞兄孙眉曾在地主家打长工。他的童年和所有贫苦农家的孩子一样，备尝艰苦，很小就参加农业辅助劳动，熟睹地主阶级统治下农村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幼年的遭遇使孙中山始终对中国农民怀抱着深刻的同情，他“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期这样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²⁾。十岁，孙中山开始入村塾读书，按照传统的方式接受文化教育。十二岁，读完四书五经。

孙眉（1854—1915）于1871年去檀香山（当时华侨对夏威夷群岛的泛称）谋生。开始当雇工，后去茂宜岛垦荒，由自耕进而雇佣工人，开办起商店和牧场，还兼营酿酒、伐木等业，成为华侨资本家。随着孙眉经济地位的变化，翠亨孙家的生活也逐渐富裕起来。1878年5月，孙中山离开故乡赴檀香山依孙眉生活。去国远行开阔了这个少年人的眼界，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³⁾。他开始在与故乡不同的社会环境里成长。

1879年秋，孙中山被送进英国教会学校卑涉书馆读书，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1882年秋，他又入美国教会学校奥阿厚书院肄业。通过对中学课程的努力，孙中山学习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

檀香山是华侨萃集之区。孙中山生活在这些爱国情绪浓郁的人们之中。当时，美国正在极力吞并夏威夷这个弱小的君主制国家，当地土著人民进行了激烈的反美斗争。孙中山在这里，“天天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⁴⁾。檀香山的厄运，勾起了孙中山对祖国前途的关注，“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⁵⁾。孙中山憎恶清朝专制统治的腐败和黑暗，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是因为满族人掌权的缘故，如果由汉族人管理，情况就会改变。他极为注意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爱读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传记。

1883年秋，孙中山返回香山。他按照国外所见，在家乡尝试改良乡政。同年11月，入香港拔萃书室读书，年底加入了基督教。1884年4月，改入香港中央书院攻读。1884年到1885年，发生了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深深地刺激了孙中山。他一方面为广大军民的英勇抗敌所鼓舞，另一方面更加痛恨腐败投降的清政府。他说：“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⁶⁾孙中山加紧了挽救危亡之法的探求。不过，到他鲜明地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还有着曲折的历程。

1886年夏，孙中山毕业于中央书院，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学医。他在校经常发表改革中国政治的言论，并因此结识了同学郑士良。郑士良（1863—1901）号弼臣，广东归善（今惠阳）人，三合会成员，后来成为孙中山的忠实同志。为了受到更严格的教育，并能自由地发表政治言论，孙中山于1887年10月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这所学校的创办人何启（1859—1914）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他是香港议政局议员，同时又是律师和医生。孙中山在校深得英国教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的器重。在必修课程之外，他还贪婪地研读西方的历史、政治、军事及物理、农学等方面的著作。

香港歌赋街有一家杨耀记商号，是孙中山同村好友杨鹤龄家开设的，孙中山课余常来此同杨鹤龄、陈少白、尢列聚会。杨鹤龄（1868—1934），名仕年，字礼遐。陈少白（1869—1934），原名闻韶，后易名白，字夔石，新会人，是西医书院的同学。尢列（1865—1936）字令季，号少纨，顺德人，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读书时与他结识。他们高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人们称之为“四大寇”。与“四大寇”过从密切的还有陆皓东、郑士良等人。陆皓东（1867—1895）名中桂，字献香，也是孙中山的同村好友。孙中山在幼年时曾听到村中老人讲太平天国的故事，洪秀全起义反清的业绩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时，他不断谈起对洪秀全事业的向往，称洪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朋友们戏呼他做“洪秀全第二”，他也欣然自命。这批青年人的言谈虽然肆无忌惮，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在知友圈子之外，孙中山的言行就要审慎得多，还明显带有改良主义的色彩。原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民族危机的加深，在中国出现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由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表达出来。其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这些人虽然经历和思想各有不同，一般说都要求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企望在不触动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他们既然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清政府，遂纷纷著书立说，上书当道，游说公卿，极力主张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改革封建弊政，作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同腐朽封建势力作斗争的进步作用，因此迅速传播开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孙中山公诸社会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是按这些人的思想路线进行的，他希望用和平手段，即改良的方法来改造中国。

还在1883年，孙中山从檀香山返乡，就试办过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等乡政。以后又利用假期返乡，不断加以改进。他想把这种试验推广到更广大的范围。1890年，他上书在乡的清朝官僚郑藻如，提出效法西方兴农桑、禁鸦片和普及教育的建议，请求这位曾任驻外使臣的人支持。孙中山表示：“今欲以平时所学，小以试之一邑，以验其无谬，然后仿贾生之《至言》、杜牧之《罪言》，而别为孙某《策略》，质之交世。”他认为这种改革是“吾国之大幸也”⁽⁷⁾。同年，又呈请香山知县李征庸，在县内推行乡政改良。以后，他又从香山去广州，向各级衙门层层上书⁽⁸⁾，提出改革的建议。孙中山的上书活动都没有得到结果。他从与官府的接触中更加洞察清朝政治的腐败，但是仍没有轻易地抛弃和平改革的手段。他时常在香港，澳门和上海的报刊上投稿，宣传改革，并和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等通信往还。1891年前后，他发表《农功》一文，进一步阐述了改造中国农业的问题，要求采用并推广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业组织，因地制宜地改进农业生产。在《农功》中，孙中山谴责了统治者漠视民间疾苦。他说：“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也。”这篇文章后来被郑观应加以修改，收入自己编著的《盛世危言》一书中，广为流传。

孙中山后来把“四大寇”相处的历史称为“革命的言论时期”。实际上，孙中山这段时期的言行存在着重大矛盾，他一方面倡言造反覆满，一方面又上书当道请求改革。这种矛盾产生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不成熟状态。他从以农民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反抗传统中吸取营养，希望从事洪秀全那样的事业，推翻满洲贵族支配的清朝，但是却没有告诉人们将建立什么性质的新政府。他循改良主义思想家的道路，要求采用西方科学技术，但是也没有告诉人们这种科学技术将受怎样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支配。在改良主义思想家们当时已经由要求发展新式生产力、采用西方经济制度、进而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的时候，孙中山的改良主义思想还是较为贫弱的，甚至没有同洋务派的主张严格地区别开来。总之，孙中山还没有把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还徘徊于采用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手段之间。

1892年7月，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毕业，以优异成绩，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同年在澳门行医，并开设中西药局。次年，改赴广州行医，同时开设东西药局，并在香山石岐镇设立支店。其时，康有为正在广州办万木草堂，授徒讲学。孙中山听说康有为崇信西学，有志于政治改革，便试图与他结交，托人致意。康有为却要孙中山具门生帖子下拜。孙中山不愿接受这种条件，结交的事只好作罢。这是孙中山和康有为发生关系的开始。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出身官僚地主家庭。1876年，从学于朱次琦（九江），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同年冬，初游香港，耳闻目睹，观感颇多，产生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印象，自此悉心钻研西学。1888年赴京应试，上书提出“变法”的主张。1891年开始在广州授徒讲学，同时写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以建立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后来，他和弟子梁启超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

孙中山和康有为结交虽未成功，却在广州得到了更多的朋友。他经常与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程璧光、程奎光、区凤墀等议论时事。这样密切地同身居下层的朋友探讨革命救国的途径，使孙中山与改良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日趋显著。1893年冬，孙中山与友人聚会于广州南园抗风轩。他提议创设一个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得到大家的赞同。这个以反清为宗旨的团体并没有组织起来。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孙中山也还没有放弃和平改革的希望。

1894年1月，孙中山回到翠亨故里，闭门草拟上李鸿章书稿，表达他要求改革的思想，“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⁹⁾。他的密友们也支持他的做法。陆皓东参与其事，陈少白对原稿作了修改。

李鸿章是当时清廷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二十余年。他虽然忠于反动朝廷，却因讲求洋务被目为“识时务之大员”，不少改良主义思想家都与他有关系，并寄予主持改革的幻想。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他的改革纲领。他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条分缕析地阐述了这四事，其纲目是：“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以方，任使得法也”；“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孙中山认为：“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岂能匹哉！”这封书信中反映的孙中山的改良主义思想，较写作《致郑藻如书》、《农功》时有所发展，涉及了工农业生产、商业发展和教育制度、用人行政等方面的改革问题。但是就其内容的深度来说，却进展不大，它没有提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问题，对政治的改革更是淡漠。书中仅仅要求“野无郁抑之士”、“朝无幸进之徒”，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早已司空见惯。为了投合李鸿章的心理，书中对李有溢美之词，并表示了进身的愿望，甚至表示对“伏莽时闻”“岂能无忧”。可是，孙中山和他的伙伴们竟未想到，就是这样微末的改革要求，也不能为当权者所接受。

1894年2月，孙中山与陆皓东北上投书，并借机观察清朝统治腹心地区的局势。他们在上海通过郑观应、盛宣怀等觅得进见李鸿章的门路，于6月抵达天津投书。这时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忙于军务，没有接见。书呈递上去也如石沉大海。孙中山的希望落空了。上书的失败给予孙中山严重的教训，他“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¹⁰⁾。于是，他们由天津去北京等地游历，然后返回上海。在京津所看到的政治上的腐败和地方上一样。当时，中日战事激烈，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实地考察加强了他革命的决心。自此以后，孙中山坚定地走上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道路。

二　兴中会的成立

1894年10月，孙中山由上海赴檀香山，在该地华侨中宣传反清主张，酝酿成立革命团体。

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火奴鲁鲁埠成立。

是日，孙中山召集赞成其主张的侨胞二十余人在何宽住宅中集会，成立团体。孙中山提议将团体定名为兴中会，并宣布所起草的章程九条，获得与会者的赞同。与会者推举刘祥（永和泰杂货商行司理）、何宽（美商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程蔚南（商人）、许直臣（经商，兼任教师）为正副文案，黄华恢（永和泰号司事）为管库，李昌（当地政府译员）、郑金（移民局译员）、邓荫南（农场主）等八人为值理。随后，孙中山让会员们填写盟书，由李昌宣读，各以左手置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会后，兴中会继续向檀香山各埠发展，孙眉等陆续加入。

兴中会是最早的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小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开始。

兴中会在它的章程中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严厉谴责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兴中会章程》痛切地说：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

它进一步说明建立兴中会的目的说：

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兴中会章程》将“国”与“朝代”、“政府”加以区分，谴责“庸奴误国，荼毒苍生”，号召振兴“中华”、“中国”，显示了反清的意识，也包含有民主主义的因素。但严格地说，它还只是一篇激烈的救国宣言，并没有正面提出明确的革命纲领。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者们政治思想不成熟，对于改造中国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达到怎样的目标，他们自己也不明确。但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清朝政府的极端无能，迫使他们不待将这些问题考虑成熟，就不得不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至于宣言连明确的反清或“排满”字样也没有写入，则是为照顾檀香山华侨的处境而不得不如此的。清朝严酷的专制统治对华侨也有着无形的震慑力。许多华侨把孙中山的革命行动视为“作乱造反”，生怕被连累得破家灭族。所以孙中山虽多方游说，奔走逾月，所得同志仍是极少数；即使这些人，他们也不能不顾虑故乡的亲眷。考虑到这种情况，兴中会公开的文件都表现得较为温和，它的起义筹饷捐款便是以“集股举办公家事业”名义入簿的。不过，兴中会的章程中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并不妨碍它是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活动都是为准备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而进行的。

孙中山为准备起义引导会员进行了两项活动：教练兵操和筹饷募捐。他借用当地一所学校，聘请外国军事教习教授兵操，每周操练两次，参加者有二十余人。会员们还踊跃交纳会费并捐款助饷。由于多数会员产业很小，起初只收到一千余元。孙眉的产业此时已经很大，富甲一岛，号称“茂宜王”。他听说弟弟因起义经费不足而焦急异常，便贱价售出一部分牛牲，将所得的钱交给孙中山。在会员们的支持下，孙中山总共募得一万三千美元，便于1894年底归国筹备起义。

兴中会成立不久，在檀香山的会员总数即达一百三十余人。其中以小商人和小农牧场主为主的华侨资产阶级占多数，其次是工人、职员、教师、记者。会员中有一多半是孙中山的香山县同乡，相互间沾亲带故。这时追随他先后归国从事革命运动的有邓荫南、宋居仁等二十余人。邓荫南（1848—1924）名松盛，行三，因为年长，人呼邓三伯。广东开平人。三合会会员。他原是一个贫苦的孤儿，随哥哥去海外谋生，后来经商，兼营农业，成为较富的华侨资本家。为了表示一去不复返的决心，他变卖了全部财产。后来，这些钱都在反清起义中用尽，重陷贫困，但他仍坚毅地从事革命活动。他的行为得到革命党人的尊敬，连政敌也为之惊服。梁启超对康有为说：“此人倾家数万以助中山，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阖埠皆推其才，勿谓他人无人也。”⁽¹¹⁾小店主宋居仁等离开檀岛时，也都变卖了产业或辞去工作。他们慷慨赴义的行动反映了华侨革命情绪的高涨。

孙中山归途中经过日本横滨，托人散发大量传单，声明“准九月起旗作反，杀满洲佬，复明之江山”⁽¹²⁾，并嘱华侨组织会所，以作后援。

1895年1月底，孙中山抵达香港，筹建兴中会总部。兴中会在香港活动的政治基础较檀香山要好。孙中山召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黄咏商、杨鹤龄等，拟议扩大兴中会组织。杨衢云（1861—1901）名兆春，号飞鸿，福建澄海人，幼年随父至香港读书，后来在英商企业中当职员，1892年结识孙中山。杨衢云是辅仁文社的首领。辅仁文社成立于1890年，是香港一些公私职员的俱乐部式组织，他们借此讨论政治，提倡爱国。这些人大都生长在殖民地，受过较完备的西方教育，习惯于欧美的政治生活。他们憎恶封建君主专制，但对中国内部的事情了解得很少。杨衢云与谢缵泰等赞成孙中山的主张，决定取消辅仁文社名义，加入兴中会。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总部成立。黄咏商被推举为会长，他是香港地方议会的议员。兴中会总部设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路十三号，按照黄咏商的建议，对外以“乾亨行”名义作为掩护。

香港兴中会增订了《兴中会章程》。这个章程提出了“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它还强调发动更广泛的群众，要求将救国主张“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不过，香港兴中会的重要成就还在于它的誓词。从香港兴中会成立时起，会员入会时必须朗读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誓词尖锐地提出了“反满”问题，把革命锋芒明白指向由满洲贵族当皇帝的清朝政府。“恢复中国”的口号，较之从过去民间反抗斗争中因袭而来的“反清复明”口号，无疑要先进得多。最明显地表现了誓词的历史特点的，是“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关于“合众政府”的概念，在兴中会的文献中没有作过正式的解释。按照普通政治常识，它应当指的是美国式的合众政府，即联邦政府，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一种形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鲜明地表现了兴中会反清斗争的资产阶级性质。因此，这个誓词就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三　广州起义

兴中会在香港建立组织后，便以此为基地，将其全部精力都集中于准备在广州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孙中山前往广州建立兴中会组织，专任军事准备；杨衢云驻港负责筹款、募兵及运送枪械。

孙中山在广州行过医，与各方面都结有良好的关系，方便了这次行动。他偕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等抵穗后，设立了兴中会广州分会，机关在双门底王家祠云冈别墅。程奎光、程璧光、左斗山、魏友琴、陈廷威、朱淇、苏复初等踊跃立誓约入会，会员总数有数百人。孙中山还发起了一个公开团体，叫农学会，借以掩护兴中会的活动。农学会以研讨农桑新法为号召，得到广州官绅潘宝璜、潘宝琳、刘学询等数十人署名赞助，因此外人都不怀疑来往于云冈别墅的人会有什么“不轨”行动。

1895年3月，孙中山到香港与杨衢云、黄咏商、谢缵泰会商起义的策略，他们计划用三千精兵突然袭取广州城。于是，孙中山再回广州，广泛联络可利用的武装力量。兴中会会员程奎光任广东水师镇涛舰管带，负责联络水师官兵响应。郑士良被派往北江，联络英德、清远、花县一带会党首领梁大炮，约定在起义发动后即率大队赴城接应。归国的檀香山华侨会员李杞、侯艾泉被派往石歧，届时率绿林占领香山、顺德等县以为声援。其他如广州的巡防营，三元里的乡团，潮汕、惠州的会党，都联络上了。孙中山又设立了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两处机关和多处接待站，以容纳往来之人，贮藏文件、武器。在广州河南头咀，设了炸弹制造处，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制造。孙中山还购置了两只小火轮作为运输工具。起义的骨干队伍由兴中会自行组织。杨衢云在新安招到一批散勇，并招募了在香港做工的人，准备届时派往广州担任突袭任务。为了接济用款，黄咏商捐出了自己的一所房屋变卖。何启支持兴中会，愿意为起义担负起草英文宣言的任务。中文的《讨满檄文》，则由在广州的朱淇起草。香港两家英国民营报纸的编辑黎德、邓勒也支持兴中会反清起义，愿意在报上进行宣传。兴中会企望帝国主义国家能支持起义，它取得了日本驻港领事的诺言，并请黎德去争取英国政府的支持。到8月底，预定的准备工作大体完成，兴中会决定在重阳节（夏历九月初九）举事。重阳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节日，广州的风俗，到那天要郊游登高，街头熙熙攘攘，便于起义行动。

10月10日，兴中会为在起义后成立临时政府，选举总统——伯理玺天德（President）。谢缵泰提名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则推举孙中山，双方争执不下。孙中山说服了自己的支持者，将伯理玺天德职位让与杨衢云，使兴中会避免了分裂。

重阳节前夕，各路队伍准备就绪，候命发动。决定以“除暴安良”为口号，以红带缠臂为暗号。陆皓东制作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陈清率领炸弹队，预备到时往各军事要点投掷炸弹，壮大声势。万事俱备，只等杨衢云从香港派突击队来。10月26日，重阳节到，各部都派人到指挥部请令。孙中山突然收到杨衢云来电，用暗语报告“货不能来”。孙中山知道，失误了日期，必然走漏风声，便命各路的人回去候命，并即发电给杨衢云，叫他“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当晚，陈少白撤离广州。27日，孙中山也离开广州，经香山、澳门赴港。果不出孙中山所料，形势突然变化了。会员朱淇的哥哥知道兴中会在准备起义，到期见没能发动，怕事泄被株连，便以朱淇名义向省河缉捕统带李家焯告密，李急忙飞报两广总督谭钟麟。此前，李曾向谭报告孙中山等行动可疑，英香港总督也电告有人运械入粤，谭钟麟都没重视。这次得报后大为惊恐，急忙调兵加强广州防卫，并派兵搜查王家祠、咸虾栏兴中会机关，陆皓东等五人被捕。杨衢云仍在香港积极布置。接到孙中山停止行动的电报后，因为军械已上船，无法搬回，照旧派朱贵全、丘四等随轮到广州。当28日船抵广州时，清兵已在岸边把守，朱、丘等四十余人被捕。至此，起义计划全遭破坏。

陆皓东在敌人的刑庭上表现极为英勇，他痛斥清朝腐败，对从事革命排满，直认不讳。因拒绝供出同谋，他受到钉手足、凿齿等残酷刑罚，始终坚贞不屈。陆皓东在供词中说：“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杀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他慷慨地指出，“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¹³⁾。11月7日，他与会党领袖丘四、朱贵全同被杀害。程奎光也在军营中被告密，经同事营救，被长期监禁，后病死狱中。陆皓东等是最早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牺牲的烈士。

事泄后，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魏友琴、侯艾泉等十六人被清朝官府悬赏通缉，清方给缉拿孙、杨二人开出的赏格是花红银一千元。

广州起义未及爆发就遭到了镇压，但仍然有其重要意义。这次起义是此后革命党人一系列武装起义的起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开始就采取武装起义的方法来反对封建统治者，这是他们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优点。革命党人在斗争中表现了英勇献身的精神，但是，他们在相对强大的反动统治者面前企图用军事冒险的办法来取得胜利却是不可能的。起义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党人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准备发动的。革命党人没有深入地去组织和发动群众，主要依靠暗中联络会党、绿林和军队。这些力量与革命党的联系是很松懈的，革命党人只能与其上层人物发生关系。革命党人自行组织群众时，也不用革命主张去教育他们。杨衢云在香港招兵，就诡称是省城“招勇”，以十块洋钱鼓励人们前往。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虽多方努力，却没有组成可靠的战斗力量，没有建成强有力的指挥系统，因此经受不住重大的打击，以致广州起义终不免于失败。

清政府的镇压使兴中会受到严重摧残。它在广州和香港的机关瓦解了。骨干星散，部分人从此脱离了革命运动，兴中会暂时无力再举行起义。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新的力量，开始受到国内外的注视。在日本的报纸上，就出现了“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孙中山从此成了著名人物。

第二节　兴中会与保皇党的合作

一　合作的探索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朝广东当局下令通缉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陈少白等，香港当局宣布对孙中山等的驱逐令，五年内不得入境。1895年11月，孙中山偕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他们到横滨后，结识侨商冯紫珊、冯镜如等，设立兴中会横滨分会。12月中旬，孙中山即断发变装，经檀香山赴美、欧游历。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电各驻外使节，相机缉拿孙中山。他沿途的行踪均受到侦视。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抵英国伦敦。10月11日，孙中山被清朝驻英公使馆人员绑架，囚于馆内。公使龚照瑗租定轮船，预备将这个“钦犯”解送回国邀功。孙中山千方百计摆脱危境，最后恳得使馆英国仆人柯尔的帮助，暗中递信给康德黎求救。康德黎和其他英国友人奔走营救，公布了清使馆无耻绑架本国革命党领袖的消息。英国政府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强制清使馆释放了孙中山。孙中山继续在伦敦逗留，考察政治，并到大英博物院图书室读书。1897年，他经加拿大重到日本。

孙中山于1895年离日前，曾将过去在檀香山认识的日本牧师菅原传介绍给陈少白，陈因菅原认识了退役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又因曾根认识宫崎弥藏、寅藏兄弟。宫崎寅藏（1870—1922），日本肥后玉名郡人。他的哥哥弥藏有志于中国革命，受哥哥影响，寅藏曾于1891年单身到过上海。1897年5月，经犬养毅推荐，并经首相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批准，接受了调查中国秘密结社的任务，曾和同学平山周到过澳门、广州等地。孙中山重抵日本，宫崎寅藏便偕平山周来访。经他们介绍，孙中山随后又认识了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不少日本知名人士。这些人政治面目各不相同。有的后台是日本军阀，如黑龙会头目头山满、内田良平；有的本身是工业资产阶级，如平冈浩太郎。他们当时都表示同情孙中山，企图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而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则是真诚地援助中国革命的，孙中山也一直把他们视作自己的忠实朋友。依靠上述日本人士的帮助和掩护，孙中山得以居住下来，时在横滨，时在东京。

1897年冬，横滨侨商冯镜如等发起创办中国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孙中山替它取名“中西学校”。因兴中会里找不出合适的教师，陈少白想起他见过康有为、梁启超，便写信请梁启超代聘教员。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90年受教于康有为，自此即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

康、梁把赴日任教看作扩展维新派势力的良机，派徐勤等前往，康有为并亲书“大同学校”门额相赠。徐到日本后，按照康有为的意思改了校名。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经常到校和徐等谈论时事。

1898年，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达到高潮。6月11日，应康有为等请求，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维新旨意。从这一天起，至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在这段期间里，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和同情变法的帝党官僚提出许多新政建议，大部分都经光绪帝诏准，其中主要的有：

政治方面：命大小臣工直抒谠论，准许士民上书；命各督抚保荐人才，诏选宗室王公游历外国；裁撤詹事府等闲散衙门。经济方面：令各省设商务局和农务局，振兴商业和农业，京师设矿务和铁路总局，着手筹办铁路；奖励制作新法，颁发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京师及通商口岸设邮政局，等等。军事方面：用新法练兵，陆军改练洋操；筹款设海军，造兵轮；命各省举办保甲、团练。文化教育方面：废八股取士，京师设大学堂，各省设中小学堂，筹办矿务、铁路，海军等专门学堂；奖励创办学堂，命各地方改书院，废淫祠，设学堂；设译书局，开报馆；命各督抚劝禁妇女缠足；等等。

当康有为得到光绪帝信任的时候，觉得维新有望，不愿再和孙中山等发生关系，便写信要徐勤等与革命派断绝来往。徐等遵命惟谨，暗中制作了“不得招待孙逸仙”的匿名揭贴，拒绝孙中山再进大同学校。教师、校董事、横滨侨商等风闻康有为有做宰相的希望，纷纷倒向徐勤一边。兴中会分会会长冯镜如和他的兄弟冯紫珊等也逐渐挪动了脚跟。

横滨办学是和改良派合作的一次小尝试，其结果是革命派吃亏上当。

在大同学校创办之前，两派还在香港联系过。1896年2月，谢缵泰应友人之邀，与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会见。10月，又会见了康有为。谢缵泰建议“在伟大的维新工作中必须联合与合作”。康有为提出了他的维新计划大纲。次年，谢缵泰、康广仁之间又进行过多次谈判，双方同意合作。但是，维新派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扩张势力，排斥孙中山，改变兴中会的性质。谈判中，康广仁表示：“我们希望看到对王朝和千百万民众都有好处的‘和平’革命，像孙逸仙那样一些人使我惊骇，他们要毁坏一切。我们不能同这样的轻率鲁莽的人联合。杨衢云是个好人，我想见见他。”⁽¹⁴⁾谢、康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898年7月，康广仁从北京致函谢缵泰，表示“急欲知道杨衢云的消息”。然而，9月21日西太后突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通缉康、梁，重新临朝听政。康有为因事先得到光绪帝紧急催促离京的密诏，于政变前一日南下，故得脱险。梁启超也因得到日本使馆相助，经塘沽浮海东渡。清廷逮捕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维新志士，不经审讯即予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同情变法的帝党官僚，或遭囚禁，或被革职，尽予剪除。已经发布的新政诏令，陆续宣布撤废。维新运动完全失败了。

政变的发生为两派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前此，兴中会的活动已有所恢复和发展。除原有的檀香山、横滨分会外，1897年，陈少白、杨心如在台湾组织了台北分会。杨衢云在广州起义后，远走南非，沿途也建立了兴中会的分会。他于1898年春到达日本，找到孙中山，继续协力革命。孙中山还和日本友人一起积极支持菲律宾的反美独立运动。1898年10月，平山、宫崎分别将因政变而逃亡的梁启超、康有为护送至日本。日本人想借此机会促成两派的合作，孙中山也燃起了争取他们转向革命的新希望。康有为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孙中山便准备亲往慰问，托宫崎、平山致意。康有为自称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人往还，拒而不见。其后，经犬养毅斡旋，约孙、陈、康、梁等四人会谈。届期，康有为不到，梁启超自称为康的代表。这次会谈，详细地讨论了合作方法。数日后，孙中山派陈少白偕平山去拜会康有为。陈少白痛言满清政府已不可救药，“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并说：“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死帮他忙呢？”⁽¹⁵⁾康有为则大谈其“今上”如何“圣明”，自己“受恩深重”，“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陈少白反复劝导：不应该受了一人的私恩，便死心塌地地向着他。但这时，康有为已经酝酿了一个以武力使光绪“复辟”的计划，陈少白的话完全听不进，只表示：“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末了则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完全关上了谈判之门⁽¹⁶⁾。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一直顽固地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光绪帝的知遇之感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支持康有为的大隈内阁倒台，清政府又提出交涉，1899年春，康有为被迫离开日本作欧美之游。到英国时，通过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子爵要求英国政府支持他的“复辟”计划，未获议院多数票通过。7月20日，在加拿大千岛与侨商李福基、冯秀石等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英文译名则为“维新会”）。8月4日（六月二十八日），他带着当地华侨多人到域多利中华会馆庆祝“圣寿”，在龙旗摇飏中叩首如仪，遥祝光绪皇帝康健⁽¹⁷⁾。其后，保皇会遍及加拿大各处，又陆续发展到美国、墨西哥、中美，南美等地，共建立总会十一个，支会一百零三个。康有为任正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保皇会的成立，标志着康有为政治活动中反动性的一面开始日趋增长。

和康有为略有不同，梁启超一度表现了同情革命的倾向。

1898年11月14日，梁启超在横滨发刊《清议报》，以激烈的言词攻击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后党，同时吹捧光绪皇帝。据梁启超说，中国秦汉以来的君主都把百姓看成奴隶，“真能以子弟视其民者，则惟我皇上一人而已”⁽¹⁸⁾。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大体上仍以康有为作指针。1899年6月6日，经冯镜如介绍，梁启超和杨衢云在横滨进行会谈。梁启超表示，现在还不愿意合作，建议双方各自做好自党的工作。杨衢云把他对梁启超的印象写信告诉了谢缵泰，认为康党太骄慢，“不愿意同我们平等相处”，“一心想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服从他们”⁽¹⁹⁾。谢缵泰接信后，宛如一盆凉水浇下来，自此打消了合作的念头。但是，戊戌政变毕竟增加了梁启超对清政府的愤懑，康有为离日后，梁启超少了一个牵制者，思想逐渐发生某些变化。这年夏秋间，他和孙中山往来日密，在信中说：“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²⁰⁾他在东京创办了高等大同学校，从国内召来林圭、范源濂、蔡艮寅（锷）、周宏业、蔡钟浩、田邦璿、李炳寰等时务学堂旧生，又召来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梁启超自任校长，教以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说。于是，校中诸生畅言革命，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敦、罗伯斯庇尔、华盛顿诸人自期。同时，经过多次协商，两派形成了一个合并的初步方案，拟定以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并起草了一份《上南海先生书》，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署名者为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张智若、李敬通、陈侣笙、梁子刚、谭柏生、黄为之、唐才常、林圭等十三人⁽²¹⁾。为了实现两派联合，梁启超还赶到香港，和陈少白商量，推陈和徐勤起草联合章程。不料徐当面赞成，背后却与麦孟华一起写信向康有为告变，称梁“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接到梁启超等人的劝退书，本已大怒，接到徐、麦信件后，立即派人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不许稽延。梁慑于严师之命，于12月20日登程赴檀。

行前，梁启超托孙中山介绍同志，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孙中山相信梁启超，写信将他介绍给孙眉和该地兴中会其他会员。抵檀后，梁加入了三合会，被举为“智多星”。他利用这一身份活动，声称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包括孙眉在内的许多兴中会员都因此加入了保皇会，钟木贤还担任了该会副总理。梁启超自诩道：“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中山旧党。”⁽²²⁾何宽等少数人虽不为所动，但檀香山兴中会至此已不能成一团体。兴中会的策源之地，居然成了保皇派的活动之区。在和保皇派的合作中，兴中会又一次吃亏上当。

初时，梁启超还敷衍孙中山，告以他在檀香山所为，不过是“从权办理”，希望孙中山体谅他的境遇，保证“必有调停之善法”⁽²³⁾。但事隔一月，他就向康有为献策：“且中山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²⁴⁾他积极动员华侨捐款，拟筹资百万，派人在两广运动会党，想抢在孙中山的前头，“借勤王以兴民政”⁽²⁵⁾。不过，保皇派的军事活动，很少进展，在自立军失败之后，就全无下文了。

兴中会被破坏并不限于檀香山一地。在横滨，当保皇分会成立之后，冯紫珊、冯镜如都成了活动分子，兴中会只剩下十几个会员。尢列虽还掌握着由华侨下层群众组织的中和堂，但它并不能从事重大的政治行动。

兴中会主要建立在爱国华侨之中。华侨对国内情况了解不够，他们为祖国的独立和强盛而投身兴中会，但是对于革命和救国的关系，革命与改良的区别，却无深刻的认识。孙中山虽然坚定地主张走革命的道路，但他这时尚未认清改良派的本质，对梁启超“流质易变”的特性更缺乏警惕。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还在形成之中，它必然要为自己的年轻幼稚而付出代价。革命派和保皇党之间的严正斗争，还有待历史的发展。

二　自立军起义

除对梁启超之外，兴中会还通过毕永年和唐才常取得了联系。

毕永年（1870—1902），号松甫，湖南长沙人。维新运动时期，成为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他与湖南、湖北一带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辜天祐等关系密切，被封为龙头。戊戌政变前夕，他看到维新无法成功，跑到日本求见孙中山，加入了兴中会。

唐才常（1867—1900），号佛尘，湖南浏阳人。长沙岳麓书院学生。与谭嗣同一起受教于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因而成为好友。1894年，肄业两湖书院。中日战争失败，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图强。1897年回湖南，参与维新活动。次年9月，他应谭嗣同电召，动身赴京，刚到汉口，政变就发生了。他哀悼死友，发愤举兵除奸，匆匆经香港、新加坡，转赴日本。

在日本，唐才常会见康有为、梁启超，接受了起兵勤王的任务。同时又经毕永年介绍，和孙中山商谈合作，陈述了在湘、鄂、长江一带发动的计划，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孙中山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²⁶⁾唐才常很高兴，表示愿约梁启超一起向康有为进言。

1899年春，孙中山派毕永年偕平山周赴湖南、湖北联络哥老会。毕永年化装成和尚，首先到汉口会见林圭。林圭（1875—1900），字述唐，别号悟庵，湖南湘阴人，长沙时务学堂学生。他欣然接受了毕永年的邀请，三人一起入湘⁽²⁷⁾，跑遍了长沙、浏阳、衡州等地哥老会山头，介绍兴中会宗旨与孙中山生平，劝说哥老会领袖与兴中会合作。孙中山听了他们的报告，便主张在湘、鄂、粤同时大举。同年秋，命陈少白去香港筹办《中国日报》，并要他和郑士良等在港设立机关，专事联络广东三合会。香港方面稍有眉目，毕永年等便再入两湖联络。11月，他带领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等七名哥老会龙头到香港，与郑士良、陈少白、宫崎及三合会大佬集议，商定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联合，组成一个大的反清团体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为此，杨衢云应孙中山之请，辞去了兴中会总办职务⁽²⁸⁾。其后，毕永年带着李、杨、张等哥老会头目往日本见孙中山，受到诚挚的招待。孙中山让他们回国候命。12月他们路过香港，经济上感到拮据。当时，康有为也正在香港停留，企图拉拢这几个哥老会头目，便送给他们一笔钱。李云彪、杨鸿钧等本没有固定的政治信仰，经常以会众为资本，与各方面拉扯。他们接受了康有为的赠款，随即投到保皇党门下。这件事使毕永年大受刺激，他写了一封信给平山周，声言“支那久成奴才世界”，“实不耐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决意“皈命牟尼”，真正当和尚去了⁽²⁹⁾。兴中会和湘、鄂哥老会的关系因此受到削弱。

在与孙中山商谈合作之后，唐才常也于1899年春回到国内。3月，他到上海编辑《亚东时报》。同年秋，再赴日本。他周旋于两派之间，“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³⁰⁾，企图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当时，林圭已应梁启超之召，到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唐才常便邀请他和湘籍同学秦力山、田邦璿、蔡钟浩等回国相助。湖北留日学生吴禄贞、傅慈祥、戢翼翚等也都表示愿意参加。1899年11月，梁启超、沈翔云、戢翼翚等在东京红叶馆为唐才常、林圭饯行，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宫崎等出席。双方把酒畅谈，举杯共祝，两派谈判合作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融洽的气氛。席后，林圭向孙中山请益，孙中山把在汉口的关系——兴中会会员容星桥介绍给了他。

唐才常到上海后，参加了士商各界反对西太后“建储”的活动。1900年1月24日，西太后召集王公、军机大臣、各部尚书集议，准备废光绪，改立端王长子溥儁为帝。同日，光绪发布上谕，自称“痼疾在躬”，经“叩恳圣慈”，决定封溥儁为皇子，“以为将来大统之归”⁽³¹⁾。这一行动遭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汉族大官僚及以资产阶级上层为主的各界人士的反对。1月27日，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³²⁾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³³⁾。这是上海上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一次联合行动，它成为后来许多类似行动的先导。

就在这件事情的前后，唐才常利用日人田野桔次名义，组织东文学社，以此为掩护，秘密筹组正气会。他亲自起草序文，一方面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方面又说：“夫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³⁴⁾既要排满，又要“忠君”，既不愿意“低首腥羶”，又割舍不下光绪皇帝。唐才常的这种态度表明他企图调和革命、保皇两派的关系，而他本人的思想也确是非常模棱和矛盾的。

唐才常的态度首先遭到了毕永年的反对。毕在哥老会头目变节之后虽然愤而为僧，但他终不能忘情现实，又跑到上海，力劝唐才常和康有为断绝关系。唐不从，两人辩论了一昼夜，毕永年失望而去，便南下广州，联络广东各地会党⁽³⁵⁾。

唐才常等人当时的政治口号是“自立”。为了确切地表现这一意义，不久，唐才常将正气会改称自立会。6月，中国局势出现了纷纭复杂的局面：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清朝政府对外“宣战”。唐才常觉得时机已到，便又将自立会改称国会，以便公开活动，号召全国。7月26日，他邀请上海名流容闳、严复、章炳麟、文廷式、吴葆初、叶瀚、宋恕、沈荩、张通典、龙泽厚等八十余人，集会于愚园。会议由叶瀚主持，宣布会议宗旨为：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联合外交，平内乱，保全中国自主，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会议并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29日，第二次集会于愚园，出席者六十余人，选举叶瀚等三人为书记，郑观应、唐才常、汪康年、丁惠康、吴葆初、孙宝瑄等十人为干事⁽³⁶⁾。

国会由容闳起草了英文对外宣言，大意谓：“中国自立会有鉴于端王、荣禄、刚毅等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团以败国事也，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惟此事须与各国联络，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之生命财产等，均须力为保护。”⁽³⁷⁾义和团运动有其落后性，但它本质上是中国人民的一次反侵略运动。唐才常的“国会”呱呱坠地时就宣布自己站在这个运动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获得下层群众的支持。

国会内部也并不统一。成立刚三天，章炳麟与唐才常之间就争执起来。章向唐指出：“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³⁸⁾他毅然割掉辫子，改穿西服，宣布脱离“国会”，“以明不臣满洲之志”。他随即写下了《解辫发》等文，寄交香港陈少白主编的《中国旬报》发表。章炳麟（1869—1936），又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原在杭州诂经精舍随经学家俞樾读书。1895年受维新运动影响加入强学会。1897年任上海《时务报》撰述。1898年又任上海《昌言报》主笔。戊戌政变后亡命台湾。1899年至日本，经梁启超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同年秋归国，结识唐才常，参预《亚东时报》编务。割辫之举是他转化为革命派的标志。

当唐才常以上海为中心展开政治活动的时候，林圭则以武汉为中心进行军事准备。林圭受毕永年影响较多，毕等在香港推孙中山为兴汉会总会长，他是拥护的；孙中山委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他也表示“甚善甚善”⁽³⁹⁾。1900年1月26日，他致函去港联系的容星桥，催促容与孙中山早订起义计划。信中说：“今日之事，我辈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则不惟贻笑目前之大众，即后来传道，亦属难堪，此我辈实宜竭力之苦衷，亦本公司救世危岌之急候也。”⁽⁴⁰⁾他在汉口英租界设立机关部，模仿会党散发票布的办法，广泛散发“富有票”；又在汉口、襄阳、沙市、岳州、长沙等地设立旅馆，招待往来会友。经过一段时期经营，联系了湘、鄂、皖、赣各省的哥老会头目，形成了一支以会党和张之洞所辖驻汉各军下级官佐和士兵为基干的军事队伍，称为自立军，共分七路：

前军，起义地点为安徽大通，统领秦力山、吴禄贞。

后军，起义地点为安徽安庆，统领田邦璿。

左军，起义地点为湖南常德，统领陈犹龙。

右军，起义地点为湖北新堤，统领沈荩。

中军，起义地点为湖北汉口，统领傅慈祥、林圭⁽⁴¹⁾。

另两路为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

按原约，起义所需款项由康有为，梁启超接济，但实际上仅华侨富商邱炜萲汇到若干，不足以应付各路催款者的需要。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投到保皇党名下就是为了钱，这时因所索不遂，带头离去；辜鸿恩、李和生则改发贵为票和回天票，另开山头。起义还未开始，唐才常所依靠的会党队伍就已经四分五裂。

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后局势变化急剧，林圭敦促唐才常到汉口发动。8月初，唐才常到达汉口，通过日本人运动张之洞，告以自立军将拥护他宣布两湖独立，张之洞当时无表示。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和刘坤一等虽然一起抗拒了清朝政府的“宣战”上谕，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实行“东南互保”，但他本质上对清政府仍然是忠驯的。唐才常把起义的最大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洋务派官僚身上，自立军的前途不问可知。

起义日期原订在8月9日，因康、梁的汇款未到延期，但这一消息未能及时通知远在安徽的秦力山。8月7日，桐城地区的会党宰牲祭旗，准备起义，被清吏发觉，急忙向安徽巡抚王之春告警。两天后，秦力山下令起事，宣布“广集同志，大会江淮，以清君侧，而谢万国”。同时宣布“保全中国自立之权”，“请光绪帝复辟”等宗旨四条；“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进文明，而成一新政府”等法律九条⁽⁴²⁾。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大通，并击沉王之春派来剿办的炮艇八艘。8月11日，清军援兵继至，秦力山挥兵力战，因寡不敌众，败退九龙山。不久，探悉汉口方面失事，便解散所部，辗转逃往国外。

8月21日，张之洞照会汉口各国领事。次日晨，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部等处，先后逮捕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田邦璿、傅慈祥、黎科、蔡成煜等二十人。审讯时，唐才常供称：“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⁴³⁾其他人也齐呼速杀。当夜，唐才常、林圭等均被害。其后，张之洞又大兴党狱，残杀百余人。

汉口方面失事之后，沈荩急率新堤右军发动。湖北崇阳、监利等县纷起响应，但因中军已失，人心涣散，结果全师溃败。湖南方面，汪镕等原与唐才常、林圭等有约，计划同时发动。湖南巡抚俞廉三从张之洞处获得消息，大肆逮捕，被杀者有唐才中、蔡钟浩等百余人。

自立军以“勤王”为号召，但它宣布“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准备建立“新造自立之国”，这就使得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旧式勤王，而是维新派以武力开辟政治道路的一次尝试，也是维新派政治活动的顶点。

血的教训能洗清人们的眼睛，振奋人们的斗志，使柔者变刚，弱者变强。自立军的参加者在揩干自己身上的血迹后，大都踏上了革命的途程，成了坚决的革命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立军起义是革命和保皇之间的一个转折点。

第三节　惠州起义与洪全福起义

一　惠州起义

兴中会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全部活动，仍然是为着准备一次新的反清武装起义。

孙中山同唐才常商议过联合举义，但他估计康有为性情固执，必多掣肘，并未寄予过多希望，而把主要努力仍然放在广东方面，依靠兴中会及其所联系的力量。

1900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之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成为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陈少白任总编辑。同月，杨衢云自横滨到香港参加起义筹备。总机关就设在报社三楼。其间，郑士良已经联络了惠州、潮州、嘉应各属会党及绿林首领黄福，黄耀廷、江恭喜、梁慕光等，正在等待命令。4月，杨衢云返日，向孙中山报告准备情况，请示方略。随后，郑士良也接着赶来，拟和孙中山面商。

自从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孙中山就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北方的局势，待机发动。约在5月间，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认为中国局势危急，应使革命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宣告两广自主，保存广东。他征得英国香港总督卜力（N．A．Blake）同意后，向陈少白献策，请港督出面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的幕僚刘学询也为此在孙、李之间拉关系。刘和孙中山同乡，在给孙中山的信中，他声称：“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⁴⁴⁾孙中山虽对李鸿章能否有此“魄力”持怀疑态度，但认为不妨一试，同时，也不放松起义的准备。在这期间，孙中山会见了法国驻日本公使哈蒙特（J．Harmond），向他说明了推翻满清政府的计划，要求法国能给予军械和军事顾问方面的援助。孙中山允诺，一旦革命成功，将容许法国在华设立租界和租借地。哈蒙特向孙中山表示，法国政府深盼能扩大在华南的利益，但是，清政府是得到法国政府承认的合法政府，法国的基本政策是维持原有政府的地位和秩序。倘若孙的革命一旦成功，法国政府当乐于承认。他写了一封信，介绍孙中山与法国驻安南总督韬美（P．Doumet）相见⁽⁴⁵⁾。6月11日，孙中山偕郑士良、杨衢云、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自横滨启程。舟中，宫崎自荐愿去新加坡说服康有为，使他“复建共和之旗帜，握手协力”，得到众人赞同⁽⁴⁶⁾。17日，舟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兵舰来迎。因传闻李的僚属有借机逮捕孙中山、杨衢云的计划，孙中山便派宫崎、清藤、内田三人前去谈判，自己乘船迳赴西贡。过港时，在一只小舟中和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等举行了军事会议，确定起义的主要目标仍在夺取广州，但发动的地点改为广州、惠州并举，广州为正军，惠州为旁军。议定由郑士良率会党领袖赴惠州准备起义，史坚如、邓荫南等赴广州组织机关，杨衢云、陈少白等留港接济饷械，李纪堂担任财务主任，总管经费。

宫崎等过船后，被接到广州刘学询私宅，当夜就进行了谈判。刘学询称，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之前，李鸿章不便有所表示，但同意借款六万元，先付一半，希望孙中山早日前来，共策进行。谈判结束，宫崎等即转往香港，接受了刘学询之子交来的三万元现金。随后赶赴新加坡，准备和康有为谈判。不料康有为怀疑宫崎此行的目的是行刺，避不见面，并向殖民当局控告。7月6日，宫崎和清藤被捕。

孙中山于6月21日抵达西贡。但是，韬美并没有和他会面，只让随从人员表示：法国殖民当局乐于见到中国内政有所改善，但以不引起革命和骚乱为原则⁽⁴⁷⁾。孙中山在西贡停留期间，得到宫崎被捕的消息。7月9日，赶赴新加坡营救。12日，宫崎等出狱。英国殖民当局规定，孙中山、宫崎等五年之内均不准入境，孙中山等重返西贡。16日，孙中山等一行自西贡抵达香港，对登轮来访的香港官员说：“我们同党现正努力以颠覆北京政府，我们将在中国南部建立一新政府。”并称：“我已放弃与康有为协力商讨当前局势的想法。”⁽⁴⁸⁾宫崎入狱事件使孙中山与康有为合作的希望又一次破灭。

在孙中山一行抵港之前，香港总督卜力曾将孙中山、李鸿章的合作打算报告英国首相，要求允许孙中山在香港登陆。但英国首相坚持香港政府以前对孙中山宣布的驱逐令仍应有效。这样，孙中山只能在船上布置军事。他将惠州起义的指挥权交给郑士良，命毕永年掌握哥老会⁽⁴⁹⁾。派日本人远藤隆夫为参谋，平山、福本襄理民政，自己则准备去台湾筹备饷械，待适当时机潜入内地指挥。

当孙中山等滞留香港舟中的时候，李鸿章也正在香港停留。7月8日，清政府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7日，李鸿章抵港，拜会卜力。卜力重申前议，要李鸿章留下来实行所谓“两广独立”计划，并拟安排孙、李见面。李鸿章坚决不允，只表示“视时局趋势徐徐解决”⁽⁵⁰⁾，次日离港北上。

两广独立计划是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半殖民地中国的独特产物。几种不同的政治力量都企图利用当时的复杂局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局势又仍在急遽发展，老奸巨猾的李鸿章是不会轻易地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

7月20日，孙中山偕宫崎返日。次日，何启通知谢缵泰等人说：卜力支持在中国南部成立一个共和国⁽⁵¹⁾。这以后，曾由孙中山领衔，杨衢云、郑士良等署名，致书卜力，要求英国政府“助力”，“改造中国”，内附《平治章程》六则，提出了具体的政治设想。其内容有迁都于适中之地，于都内设中央政府，各省设自治政府，立议会，公权利于天下，增添文武官俸，平其政刑，变科举为专门之学等⁽⁵²⁾。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出亡。同月25日，孙中山偕平山周、内田良平登轮离日，潜赴上海。他企图利用这一特定时机，以容闳为首领，联络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以及康有为等，以江苏及两广等省为根据，宣布独立，建立共和政体，渐次向中国北方发展，推倒清朝统治⁽⁵³⁾。28日，孙中山抵上海，和刘学询在船上举行了会谈，没有结果。当时，正值唐才常等被捕之后，张之洞、刘坤一等命令各地严缉新党，孙中山无法在上海活动，于9月1日与容闳同轮离沪。

上海之行虽然无成，孙中山仍不愿失去时机。9月25日，偕内田良平、山田良政等赶赴台湾。抵台后，托平山周带交刘学询一函，要他筹款百万，资助起义。函中写道：“今日事机已发，祸福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⁵⁴⁾表现了满腔的忧时爱国之情。当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根据日本政府指示，企图乘列强瓜分中国之机，霸占福建和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因此他表示“赞成”中国革命，命民政长官与孙中山接洽，许以起义后设法相助，企图借中国革命者达到自己的目的。孙中山不了解儿玉的阴谋，他将购得的军械储存在台湾，准备内运；答应前往助战的日本退役军人，也集中于此。

10月6日，惠州起义爆发。

郑士良入惠州后，就选择了归善县属的三洲田作为根据地。三洲田是会党啸聚之区，三合会深入于周围农村之中。他集中了六百名精壮，但武器弹药不足，军粮又日渐匮缺，只好将所部分散，仅留八十人守大寨。可是起义风声已渐传出，粤督德寿命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部进驻深圳，陆路提督邓万林部驻淡水、镇隆，对三洲田取包围态势。郑士良急电孙中山请速接济。孙中山复电称，筹备未竣，暂时解散。起义将领认为敌军不足惧，续电孙中山表示，将沿海岸东上，仍请设法迅速接济弹药。孙中山再次复电称：“若能突出，可直越厦门，至此即有接济。”⁽⁵⁵⁾

在孙中山的复电还未到达三洲田军中的时候，清军何长清部二百人已经进驻新安县沙湾，哨骑达黄冈，逼近三洲田。起义军迫于形势，只能发动攻击。6日晚⁽⁵⁶⁾，黄福率八十人夜袭清军，阵斩四十人，生擒三十余，初战告捷。黄福并拟于天明时乘胜追击，与虎门、新安一带的江恭喜部数千人会攻新安。正在这个时候，郑士良自香港携孙中山第二次复电至，于是全军改道，往厦门方向前进。江恭喜部不及集合，迅速涣散。

其后，郑士良接替黄福的指挥职务，率六百义军避开何部主力向镇隆前进，清军邓万林部千余人扼险而守。起义军在平山、龙冈间召得千余群众，于10月15日奋勇攻山，诛守备严某，擒归善县丞兼管带杜某，夺得大批枪支弹药，革命军再次告捷。同时，梁慕光等也在博罗集中起义军响应，千余人直扑博罗城，另以小部攻惠州府城。因惠州坚守，援敌迅集，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散入乡间。

至此，江恭喜部未能发动，梁慕光部又没有取胜，郑士良部已经成了孤军。清军集众万余，全力进攻。但郑军一路秋毫无犯，受到乡民欢迎，投军者数千人。10月17日，在永湖与清军五六千人遭遇。义军仅洋枪千余，以少胜多，提督邓万林中枪堕马，狼狈逃命，革命军第三次告捷。10月20日，又在崩冈墟第四次告捷。次日，军次三多祝，投军者益众，兵员达二万余，宿营白沙。这时，义军枪支弹药已近竭绝。

孙中山于接得起义军将沿海岸东上的电报后，即急速筹集武器弹药。他一面致电宫崎，令将原先向菲律宾独立军借定的枪枝，速送惠州；一面向儿玉接洽，请其协助武器弹药。但是，由于日本政客的贪污混骗，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所存的军械全是废品，无法使用。日本政府这时已发生了更迭，新任首相伊藤博文奉行保全清政府以作其代理人的政策，禁止台督帮助革命党人，并禁止武器出口。这样，孙中山接济武器和潜入内地的希望完全没有了。

山田良政奉孙中山之命，由香港潜往白沙大营，告以“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⁵⁷⁾，要郑士良自行决定进退。起义军得到消息后全军激昂，郑士良当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沿海岸退出，渡海返三洲田，设法从香港购取弹药，然后会合新安、虎门义军，以攻广州。于是，起义军解散，仅留洋枪手千余人，分水陆两路回到三洲田。他们想袭击深圳、横冈的清军，但是饷弹殆尽，只好在11月7日解散。山田良政在归途中遇害。郑士良等逃至香港。大批起义将士流亡海外。

惠州方面既失败，广州方面的起义计划也随之流产。

广州方面的发动人是史坚如（1881—1900），他原是官僚家庭子弟，因愤于清廷丧权辱国，拒绝改革而投身革命。为了筹集起义经费，他和哥哥史古愚卖去了各自的一份家产。原订夏历七月某日起事，因军械未至改期。这时三洲田已先期发动。为了解除三洲田起义军受清军夹击的困境，史坚如决定铤而走险。他在督署近旁租定一所房子，由邓荫南运来炸药，想炸毙德寿。10月27日，他连夜挖地，安置好炸药引爆设施，燃香施放，但是药线没有点着。28日晨，他再次燃香，外出观察。果然一声轰响，震坍督署后围墙十余丈，德寿自床上抛出堕地。史坚如于次日前往码头时被捕，11月9日被害。

惠州起义爆发在义和团运动遭到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者联合镇压的时候，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紧张活动，为这次起义添加了丰富的色彩。兴中会勇敢的武装起义表明，在挽救当时祖国危亡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是一支坚定的力量，但是这支力量在政治上还很幼稚，还不善于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在孙中山亲自布置的反清武装起义中，惠州起义历时最长。兴中会利用三合会的力量组织起义，使起义获得良好的群众基础。起义的指挥者郑士良既是革命党人，又是会党领袖，还是一个很好的军事指挥员。他以这种身份领导起义，保证了起义军指挥的统一。这次起义原定的正军在广州，惠州只是旁军，但是正军像1895年一样没有结果，旁军却很快有所发展。此后，直到1910年春节的广州起义前，孙中山没有再布置夺取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不能说与惠州起义的经验没有关系。

导致这次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军械问题，而这次的军械问题却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的。兴中会的领导人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轻意地把夺取胜利的重要准备即军械的供给，寄托在日本官方的支持上，因而打乱了起义的计划。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还同样反映在争取法国援助和广东独立问题上。兴中会领导人的这种幻想，是中国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的表现。以后，他们在对待诸如此类的具体问题时，手段虽已老练得多，但这一根本弱点仍然危害着他们的事业。

惠州起义后，1901年1月，杨衢云被广东当局雇人刺死于香港。杨衢云对兴中会的事业有重大贡献，他坚决反对在革命成功后保留帝国，首先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并为此而奋斗至死。对于他的功绩，孙中山始终感念不已。8月，郑士良又在港暴卒。1902年1月，毕永年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已经受到严重摧残的兴中会又丧失了几位重要的活动家，只好暂时偃旗息鼓了。但是，澳洲华侨谢缵泰却仍在努力，试图组织一次新的进攻。

二　洪全福起义

在兴中会会员所组织的历次起义中，洪全福起义是一次和总会没有联系的独立行动。

起义的发动人是谢缵泰。谢缵泰（1872—1937），字圣安，号康如，广东开平人。出生于澳大利亚。父亲谢日昌，是雪梨泰益出口商店的老板，哥老会的前辈。在谢缵泰还是个少年的时候，谢日昌就向他灌输了强烈的反清思想。1892年谢缵泰在香港参加辅仁文社。1895年加入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后任英商祺昌洋行买办。1899年结识洪秀全的侄子洪全福。洪全福原名春魁，1836年生，随洪秀全转战各地，被封为瑛王。太平天国失败后逃亡香港，在洋船上当厨工多年，后悬壶行医。谢缵泰结识洪全福后，企图借助于他的丰富的军事经验，组织力量，第二次攻夺广州，以“执政”的名义建立“联邦”式的政府。他认为，“共和国政体”对中国来说太先进了⁽⁵⁸⁾。1900年初，兴汉会成立，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谢缵泰认为孙中山“篡夺”了杨的职务，拒绝参加孙中山正在日本酝酿的一个革命组织，决定独立行动。同年2月9日，在广州散发“解放、自由与维新”的传单，作为攻夺广州之前的一次试探性行动。

这年3月末，容闳路过香港。谢缵泰、容闳及杨衢云之间进行了几次密谈，讨论联合与合作问题，容闳也认为孙中山“太轻率了”⁽⁵⁹⁾。4月初，容闳乘船赴美，谢缵泰写信劝孙中山在日本会见容闳。其后，他并向杨衢云建议，推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1901年9月，谢缵泰、洪全福、李纪堂集议。洪全福主张筹款五十万，召集广东、香港的洪门兄弟起义。李纪堂刚接受了父亲的百万巨额遗产，慷慨承担了全部军费。他并提议，事成后推容闳为临时政府大总统。

计划确定，谢缵泰、洪全福分头准备。谢的主要工作为争取国际援助和进行舆论宣传。他先后联系了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G．E．Morrison）、《香港日报》编辑肯宁汉（A．Cunningham）、《德臣西报》编辑黎德（T．H．Reid）、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保证。莫里逊表示：“我的支持就意味着《泰晤士报》的支持，而《泰晤士报》的支持则意味着英国人的支持。”⁽⁶⁰⁾1902年6月9日，在肯宁汉帮助下，谢缵泰起草了宣言和向列强的呼吁书。

谢缵泰起草的宣言和呼吁书至今尚未发现，但是，流传下来的几个文件却揭示了谢的部分主张和观点。这就是《大明顺天国元年南粤兴汉大将军檄》、《申明纪律告示》、《安民告示》、《四言安民告示》等。为了发动会党，谢缵泰打出了“大明顺天国”的旗号。文件揭露了清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指斥了辛丑和约所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赔款交通，民悲避债无台。”⁽⁶¹⁾文件也包含着旧式会党所不可能具有的民主主义内容，如《申明纪律告示》称：“本将军宗旨，系专为新造世界，与往日之败坏世界迥乎不同，而脱我汉人于网罗之中，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天下平后，即立定年限，由民人公举贤能为总统，以理国事。”⁽⁶²⁾谢缵泰这时的思想介于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这一点，使谢缵泰区别于孙中山，而接近维新派，但是，“由民人公举贤能为总统”这一点，又使他区别于维新派。

洪全福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进行军事准备。他于这年夏天在香港、广州设立了革命机关。香港机关托名和记栈，广州机关则以洋货店、肥料厂、信义公司等名目为掩护。向例，每逢夏历元旦天未明时，广州文武官吏都要齐集万寿宫行礼。洪全福即准备于此时军分五路，纵火为号，炸毁万寿宫，焚烧火药库，占领军械局及各衙署，宣布推翻满清的革命目的。同时，发动惠州会党响应。

10月16日，谢缵泰和父亲讨论了洪全福的起义筹备情况，认为基本就绪。19日，谢缵泰通知《德臣西报》编辑黎德和肯宁汉二人，要他们准备“革命的来临”⁽⁶³⁾。11月2日，谢缵泰在香港各报发表文章，主张消灭中国的“奴隶制”⁽⁶⁴⁾。6日，收到容闳从美国的来信，信中说：“一方面，我自己作好准备，另方面，我将尽我的能力满足你们的需要。”容闳要求将暗号和密码寄给他⁽⁶⁵⁾。12月24日，肯宁汉为谢缵泰秘密印刷了“独立宣言”。27日，洪全福和谢缵泰的弟弟谢缵叶进入广州，八个有关的军事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议。随后，洪全福回港报告了拟于除夕（1月28日）发动的具体计划。1901年1月25日，洪全福、谢子修再次进入广州、准备发动。

就在这关键时刻，清政府广东当局勾结香港殖民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

起义所需枪械是由李纪堂出面向广州陶德洋行定购的，预交订款十数万元。洋行方面企图吞灭枪款，便向粤吏告密。洪全福等动身不久，广州方面便派人引导港警搜查和记栈，拘捕留守人员并搜出军械、旗帜、会党册籍多件，在这一紧急情况下，洪全福仍然企图补救，他命在澳门的同志装载枪械，以煤炭掩盖，火速运往广州。驶至香山时，即被拦截。同时，梁慕光向沙面洋行密购的快枪二百杆也被清兵发现。粤吏搜索起义军设在广州的机关，逮捕二十余人。洪全福剪掉胡子，化装逃走。

事后，梁慕信等十余人被害。谢缵泰父子因失去信心，解散了已经组织起来的国内力量。3月11日，谢日昌因忧愤逝世。4月，谢缵泰决定听任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自由行动”⁽⁶⁶⁾，自己则创办《南华早报》，不再致力于武装斗争。

导致洪全福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还是军械问题。李纪堂等寄希望于外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开办的洋行，以为它会恪守贸易原则。他们不懂得，此类洋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据点，是完全不能信赖的。

洪全福起义是兴中会会员组织的最后一次起义。直到同盟会成立后，由于萍、浏、醴之役的带动，才出现新的武装起义高潮。

第四节　新型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活跃

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才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种情况，除了根源于此时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外，还明显地同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式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知识阶层。它由初步接受了西方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而又服务于上述事业的知识分子——教师、学生、留学生、技师、职员、医生、记者、编辑、著作家、翻译家等类人组成，是中国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大政治派别——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因这一社会阶层的兴起而得到发展，但获益最大的，还是革命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弱小到强大，从海外到国内，并造成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型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活跃。

一　留学生和流亡者在日本的政治活动

还在十九世纪末年，日本就已经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和中国政治犯逋逃的渊薮。清朝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始于1896年，较派向欧美各国要晚。其后，逐年增派，人数迅即跃居留学各国学生的首位，但在1900年以前，也还不满百人。留学生基本集中在日本国都东京。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一派革命志士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维新志士，人数更少，都在旅日华侨最多的横滨活动。

政治思想开放的留学生对孙中山、梁启超都很景仰，优游于二者之间，似乎并不关心他们之间的政治分野。梁启超倚仗着他在戊戌变法时的名声，又凭着办有《清议报》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俨然是进步学生的盟主。他的一派人对后党“伪政府”的无情揭露和对民主主义的宣传，也确实在启发着青年学生们的觉悟。孙中山一派人则没有积极主动地在留学生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同学生们的联系面比较狭窄。1899年秋，《清议报》助理编辑、原高等大同学校学生郑贯一，与同学冯懋龙、冯斯栾创办油印刊物《开智录》，宣传自由平等思想。三人分别改号自立、自由、自强以表明志向。1900年，该刊改为铅印，随《清议报》附送，孙中山给予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受孙中山的影响，《开智录》中出现了“排满”字样，影响到保皇会的会务，于1901年春被梁启超等强迫停刊。1901年春，郑贯一、冯自由、冯斯栾、李白重、王宠惠等因传说清廷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发起成立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清朝政府宣告独立，吸引了不少留日华侨入会。孙中山积极支持这一举动，郑等常到横滨前田桥孙宅讨论进行方法。广东独立的主张与梁启超一派人的主张并不冲突。次年，欧榘甲即化名太平洋客，在旧金山《大同日报》上连载《新广东》一文，也主张广东独立。可是，由于郑贯一经常出入孙中山之门，还是被解除了在《清议报》的职务。孙中山将郑介绍到香港《中国日报》去任主笔。少数广东学生虽然接受了孙中山的影响，但大多数留学生的政治趋向尚未转移。

当时，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会，成立于1900年的春天。励志会的宗旨不过是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但由于负责人热心政治，会员得以借此交流政见。励志会的活动人物，如曹汝霖、章宗祥、吴禄贞、傅慈祥、戢翼翚、沈云翔等都非常激进，积极主张改革中国政治，不少人还提出要排满。1900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在此前后，会员戢翼翚、沈云翔、秦力山、黎科、傅慈祥、蔡成煜、郑葆晟、吴禄贞等还先后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他们都深为此行能同时得到梁启超、孙中山的首肯而自喜。但是，当回国“勤王”而幸存的学生作为新的政治流亡者返回日本时，励志会和留学生的政治状况就不一样了。曹汝霖、章宗祥、吴振麟、王璟芳等变为稳健派，凡遇政府派官员到日考察，都为之翻译、引导，日渐与官场接近。激烈派分子则鄙视他们的堕落，目为官场走狗，两派势如水火。但是，更为深刻的分化却在于激烈派分子在革命和保皇之间进行了抉择。

1901年5月，秦力山、沈云翔、戢翼翚等在东京发刊《国民报》月刊。秦力山（1877—1905）名鼎彝，号巩黄、遯公，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他是个秀才，拥护变法运动。1899年赴日入高等大同学校，曾任《清议报》编辑。大通起义失败后，逃往新加坡去见康有为，因自立军经费问题，愤然与康绝交。他又到横滨找梁启超，梁已为逃避自立军将士的责难他去，秦便跑到东京办起《国民报》来。戢翼翚也是跑回日本来找梁启超算账的。沈云翔则以返日后写的《复张之洞书》著名，这篇长文反驳了张在《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中对自立军的污蔑，赞颂革命、流血，倡导自由、平等。秦力山自任该报总编辑，参与其事的还有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王宠惠、张继诸人。《国民报》是最早提倡颠覆清王朝的刊物，它以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而独具特色。《国民报》明确地同保皇党划清了政治界限，它指责侨居者中“且有不知革命、勤王之为何解者，亦昧然从而叫嚣不绝，如醉如梦，有若病狂”。它还指责康有为说：“其所谓君恩未报者，亦既读书万卷，俨然为一代之经师，而又深鉴夫支那四万万同胞之脑气筋，各具一事父事君，家奴走奴之性质，于是以对病下药之名医自居，而求便于我功名之想。究其所行所为，不过书生之见，如梁山泊所谓白衣秀士王伦而已。”⁽⁶⁷⁾该刊第四期还发表了《正仇满论》一文，指名批驳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正仇满论》是革命派最早的一篇正面驳斥保皇谬论的文章，它的作者是尚在国内的章炳麟。

秦力山等在发刊《国民报》的同时，还组织了一个国民会，《国民报》社则作为其活动机关。国民会以革命为宗旨，提出“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它宣布：“凡中国之人，苟有愿为国民而不愿为奴隶者，无论海外、内地，皆可入会。”⁽⁶⁸⁾国民会预定的活动方针是“运动各埠华商，刺激内地志士”⁽⁶⁹⁾，也就是说，在国内外掀起革命运动，因此，它规定要在国内各省、府建立组织。

国民会的一部分人也和孙中山产生了矛盾，他们曾在刊物上对他加以攻击。譬如说孙中山“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然吾何故而得其证据哉？盖见夫华盛顿倡美国之独立，不闻以一身而逃至他邦；鸦军阿度与美国开兵端，不闻以一身而匿迹异国”⁽⁷⁰⁾。这一派人以戢翼翚为首，他们对孙中山发动革命之用心的攻击是错误的，为此，秦力山经常调护于二者之间。然而，他们主张中国的革命必须在国内开展并解决问题，却是正确的积极主张。《国民报》于8月份出刊后即停办，大部分人回国重振旗鼓，显然与这种矛盾和这种主张有关。杂志停刊后，国民会也随之解散了。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在孙中山横滨寓庐中，学界人士的踪迹日益增多。钮永建拜会了这位“海贼”后，回去对吴稚晖赞叹说：“像一个书生，他的气度温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见第二人！”⁽⁷¹⁾孙中山在知识分子中的印象正在扭转。经常领着学界人士去见孙中山的，除冯自由、程家柽之外，还有秦力山。1902年2月，秦力山引章炳麟前往拜访。章在自立军失败后也被通缉，避往苏州东吴大学任教⁽⁷²⁾；又因放言高论受到江苏巡抚恩寿的注意，只好再往日本，应梁启超广智书局编译之聘。孙中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军乐声中将两人引入中和堂，会饮定交。此后，经常一起讨论土地制度等问题。

1902年4月，章炳麟联合秦力山、朱菱溪、马君武、冯自由、王嘉榘、陈犹龙、周宏业、李群、王思诚等，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定于夏历三月十九日（4月26日），即明朝崇祯帝自缢之日在东京举行。十名发起人中，除章太炎、陈犹龙外，均为学生；除冯自由外，均曾参加过维新运动或深受改良主义影响。他们企图通过纪念明朝灭亡来动员反清革命。章炳麟起草的宣言书声称，明亡之日，也就是中国亡国之始，号召人们“雪涕来会”，共同缅怀明末抗清斗争：“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会期前一日，日本政府应清朝公使蔡钧之请，命令警视总监解散此会。警视厅传询了纪念会发起人。章炳麟长衣宽袖，侃侃而谈，回答了日本警长的询问：

“诸君是清国何省人？”

“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

“士族，抑平民？”

“遗民。”

简短的回答表露出强烈的反满情绪。次日，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赴会，均被日警阻止。孙中山是纪念会的赞成人，他率领十多名华侨由横滨赶来，得知情由后回横滨补行了纪念式，章炳麟等发起人均应邀参加。梁启超本来也是赞成人，但他于会前即致函章炳麟表示：只可心照，不必具名。梁此时在办《新民丛报》，仍然和革命党人往来。东京之外，香港《中国日报》先期刊登了宣言书，届期，陈少白、郑贯一等举行了纪念式。

《国民报》、国民会的发轫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发起，都是以抛弃了改良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的。这一情况说明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内部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事实证明，在摆脱一种占支配地位的错误政治倾向时，从反面得来的惨痛教训，往往比从正面接受的宣传教育所起的作用要大。正是保皇、改良没有出路的痛苦体验，使秦力山、章炳麟等人成了倡导革命并与保皇党斗争的急先锋。

不过，还应当指出，同样是皈依于革命大纛之下，《国民报》、国民会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思想倾向并不一致。前者的民主主义精神是透彻的。它继承了改良派宣传家对民主主义的宣传，而又加以纯净化；花在谴责“民贼”上的功夫，比花在谴责“满酋”上的功夫更多。后者以反满复汉为思想武器，完全缺少近代的民主主义的语言。但是，从社会效果来看，却是后者引起的震动较前者要大。许多寻求救亡之路而又主张革命的人们，怵于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宁愿去接受那种看来是最简单的口号和最便捷的手段。

《国民报》的创刊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发起，使旅日华人的政治活动中心由横滨转移到了东京。

1902年2月21日（夏历壬寅年正月初三日），留学生在东京举行新年恳亲会，到会学生274人。随后，成立了清国留学生会馆，地址在东京神田区骏河台。这一年在会馆登记的学生人数达到451人。清廷派出学生是为了培养统治人才，但广大青年争往日本，却多数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日本是学习西方卓有成效的国家，加以离中国近，生活费用低，便成为忧国之士的理想去处。“自庚子以来，凡忧时之士，每伤国势之凌夷，莫不东望祝曰：‘愿留学者之日多而学之速成也。’”⁽⁷³⁾革命派在留学生身上寄托了更大的希望，吴禄贞在留学生会馆成立会上把该会馆比喻为美国费城的独立厅。留学生一时被社会舆论称为“新中国之主人翁”。不仅官方派留学生，社会上也动员青年前往，有些地方还为游学者办有招待所、介绍所、补习班、预备科等组织，号召游学的宣传不断见诸报纸、刊物。一股游学热形成了，大批青年源源东渡。

在留学生学习的学科中，军事是个热门，官方为兴办新军派人去学军事，革命分子为掌握军事技能和谋取军权也想学军事。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其预备学校成城学校者在留学生中比例很大。驻日公使蔡钧为防止革命排满，禁止各省自费学生学陆军。1902年夏，江苏等省自费生钮瑗等九人申请入成城学校学陆军，蔡钧拒绝保送。7月28日，吴稚晖、孙揆均等二十六人为此到使馆请愿，举行静坐。蔡钧勾通日警，拘留了吴、孙二人。8月5日，东京警视厅以“妨害治安”罪宣布遣送二人回国。在起解时，吴稚晖跃入城濠自沉，预先准备好的绝命书说：“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因河水不深，遇救。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江阴南菁书院高材生，举人，拥护变法维新，先后任教于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广东大学堂，这时率广东留学生赴日，正在东京。他的绝命书虽然“词气之间，还忘不了忠君爱国”⁽⁷⁴⁾，却得不到蔡钧的谅解。8月12日，学生秦毓鎏、张肇桐等认为蔡钧勾结日警的行为丧权辱国，上书蔡钧并到使馆抗议，也被日警拘留。随后，留学生全体集会，一致决议声讨蔡钧。

成城入学事件的风潮并不算大，但它是留学生集体政治行动的开端。公使的压制激怒了学生们，胡汉民等愤而归国；少数激烈分子则酝酿组织团体。1902年冬，叶澜、董鸿祎、汪荣宝、秦毓鎏、张继等发起了一个组织，他们原拟仿照意大利独立前的团体“少年意大利”，取名“少年中国”，后为避免清朝当局注意，定名为“青年会”，仍旧含有“少年中国”的意思。青年会的会约第一章，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⁷⁵⁾，表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参加发起者还有周宏业、谢晓石、张肇桐、蒋方震、王嘉榘、嵇镜、钮瑗、吴绾章、萨端、熊垓、胡景伊、苏子谷，冯自由，潘赞化、陈由己、金邦平等。他们大多是早稻田大学学生、没有多少政治经历、更没有什么特定的政治身份。这批年轻人在政治上脱颖而出，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开始获得了新鲜血液。

原先的留学生团体励志会，因为稳健派、激烈派的冲突早已无形解体，青年会在留学生中取代了励志会的地位。1902年11月，湖南留学生杨笃生、梁焕彝、樊锥、黄兴等编的杂志《游学译编》创刊。同月，浙江留学生成立了浙江同乡会。随后，各省学生纷纷成立同乡会，许多省的同乡会都准备发刊杂志，不少青年会会员被选为干事、编辑员，在各同乡会及其刊物中起着骨干作用。

1903年1月29日（夏历癸卯年正月初一日），东京中国留学生照例举行新年恳亲会。清贝勒载振、驻日公使蔡钧与会。会上，马君武、刘成禺先后发表“排满”演说，“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⁷⁶⁾。两人声泪俱下，慷慨激昂，赢得了热烈掌声。清宗室长福起来辩驳，被学生们呵止。当初未能在支那亡国纪念会上喊出的声音，而今意外地在满族亲贵和官吏的耳边响起来了。马、刘二人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他们这一行动，曾受到孙的启发⁽⁷⁷⁾。事后，刘成禺被开除成城学籍，不准入士官学校，马君武也被迫返国。但是，他们演说的影响却不是任何处分可以消除的。

新年演说之后，东京留学界愈形活跃。

1903年1月至3月，又先后出现了《湖北学生界》、《直说》（直隶留学生主办）、《浙江潮》、《江苏》等几种刊物。它们毫无掩饰地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用激烈的语言，激励留学生的爱国主义觉悟和革命斗争精神。

远处异国的留学生，对祖国遭受列强的欺凌痛心疾首。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任何不公正的待遇，都会刺激这群充满强烈的爱国心和自尊心的人们起来抗争。

2月10日、11日，日本报纸《日本新闻》、《国民新闻》分别揭载关于大阪博览会人类馆的消息，说该馆已雇定支那等七种人表演风俗习惯，以供观览。学生们闻讯后，认为将中国人同未开化的种族、已亡国的种族并列，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于是，留学生会馆干事集议，起草《呜呼支那人！呜呼支那人！》一文，报告各处，激起各处旅日华人抗争，大阪侨商也进行抗议，终于迫使博览会主持者撤销此举。

3月12日，秦毓鎏、蔡文森等参观大阪博览会时，发现福建省的产品陈列在台湾馆中。台湾省当时为日本所霸占，他们认为：“此必日人狡诡，以吾福建为彼势力范围地，故以出品置此”：“此而不争，则日本谓吾国人可欺，真欲实行其志不难矣！”⁽⁷⁸⁾经过激烈交涉，终将这些产品迁出。

3月26日至4月14日，弘文学院发生退校事件。该校发布新规则，在经济上对学生无理苛索，学生交涉无效，有五十二人出院。几经交涉，校长嘉纳被迫让步，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的干事才举行会议，决定复课。

4月13日，成城学校学生刘鸿逵受到日军大尉西乡的侮辱，队中长官拒绝处分西乡，在校中国学生愤而停课，终于迫使西乡向刘鸿逵和清国留学生总监督谢罪。

4月23日，成城学校举行运动会，张挂各国国旗，其中独缺中国龙旗。中国学生指出：“此虽小事，轻我殊甚。各国皆有，而我独无，是明明不齿我于诸国也。”⁽⁷⁹⁾一致决定抵制运动会，并阻止中国人前往参观。校方无法，终于挂出了中国国旗。

上述事件说明，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情绪已经到了这样热烈的程度，只要点燃，它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光焰，就会焕然爆发。

二　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和东南地区的“学界风潮”

1900年前后，兴中会会员曾经在上海和内地有过活动，但除了会党外，他们同各阶层民众联系甚少，同知识界的关系更浅。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凡是有一点西方文化知识而又主张进步改革的人，都被笼统地目为“新派”（或“新党”）。在戊戌年间崭露头角的维新志士依然是新派人物的带头人，他们虽屡受摧残，但在上海等地仍有立足的地盘和社会影响。当时，除了像章炳麟这样绝无仅有的几个主张“辨夷夏，讲尊攘”的人之外，还没有革命派的名目。

1901年3月15日、24日，为抗议沙皇俄国妄图霸占我国东北，上海士商两次在张园集会抗争。首次参加者二百余人，第二次参加者近千人。汪康年、温宗尧、蒋观云、薛仙舟、孙宝瑄、陈锦涛、黄宗仰、薛锦琴等发表了演说，汪德渊、吴葆初等发表了书面演说。会议致电清朝政府和地方督抚，请求“力拒俄约”。杭州士商也于3月18日聚议拒俄，上书要求浙江巡抚会同各省督抚电奏力争，具名者有邵章、汪熙、孙翼中、陈汉第（仲恕）、陈敬第（叔通）等人。发动这次拒俄斗争的核心人物是维新派名流汪康年、孙宝瑄等人。汪康年此时所办的《中外日报》，是国内维新派的喉舌，颇敢抨击时政。张之洞指责张园集会“不过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借端煽众，以显‘国会’权力”⁽⁸⁰⁾，是深知汪等的政治背景的。不过，就在此前后，浑一的新派人物在国内政治形势刺激下逐渐发生了分化。革命意识开始在青年学生和一部分原先拥护变法维新的人士中萌发。

1900年下半年，浙江杭州求是书院头、二班学生愤于北京沦陷和自立军失败，组织了励志社⁽⁸¹⁾，传播新书报，讨论时事，秘密开会演说。他们虽然还分不清维新和革命的界限，其激烈程度却已非那些维新派名流所能望尘。励志社社员还轮流给低班学生演讲新学，评阅文课。1901年初夏，社员史久光轮值，请教习孙翼中命题，自己评卷。许多学生在课卷中痛斥作为清朝统治象征的辫子，结果被人告发，惊动了巡抚、将军，成为轰动一时的“罪辫文”案。事发，孙、史二人避往日本。“罪辫文”是混沌中的一星火花，它虽没提出革命的口号并形成运动，却反映了知识阶层仇恨清朝统治情绪的增长。随后，求是的姊妹学校养正书塾（此时，它们已分别更名浙江大学堂和杭州府中学堂）又发生了反对校方专制的学潮，学生汤槱、马叙伦等九人被开除。汤、马等六人赴沪与陈黻宸创办《新世界学报》。在1901年到1902年间，求是、养正两校涌现了叶澜、王嘉榘、董鸿祎、蒋尊簋、蒋方震、许寿裳、汤槱等一批出色的学生，他们在东渡日本之后，都成了留学生政治活动中的骨干分子。

杭州学生中发生的这种变化，在上海、江宁、无锡、嘉兴、常州、苏州等地的学生中也同样地在发生着。

新派人物分化中更为重大的事件是中国教育会的成立。1901年9月清廷下旨将各省书院改设学堂后，各地陆续出现一批官私学堂，教科书成为迫切需要。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上海书商也竞相印行新书，但适用者不多。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与叶瀚、蒋观云（智由）等议定，成立中国教育会，专门编订教科书。4月27日，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当选为事务长，王慕陶、蒋观云、戢翼翚、蒯寿枢等被举为干事。蔡元培字鹤庼，号鹤卿，倾向革命后易号民友、孑民，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中。1892年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补编修。他在戊戌政变后对清政府感到失望，南返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1901年应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同年冬，与张元济等创办《外交报》，分任撰述。教育会成立后，1902年暑假，偕高梦旦赴日本游历，适成城入学事件发生，吴稚晖、孙揆均被勒令回国。为了防止吴等回国遭受清廷迫害，蔡元培慨然承担护送的责任。8月13日抵沪，教育会发起了欢迎吴等的大会。8月22日，又召开协助亚东游学会，支持自费留学生入军事学校的要求。会上，叶瀚提出了教育会自办学堂的建议。陆续加入中国教育会的还有吴稚晖、黄宗仰、钟宪鬯、王季同、汪德渊、林獬、陈竞全、章炳麟、金天翮、屠寄、丁祖荫、龙泽厚、徐敬吾、吴葆初、敖嘉熊、蒋维乔、马君武、马叙伦、陈范、张继、刘师培等人。他们大都是从事教育及其他新兴文化事业的人。在教育会成立之前，除戢翼翚、章炳麟、马君武、张继等少数几个人已经致力反清革命外，其他都不过是比较激进的新派人士。但随着教育会政治活动的开展，除了龙泽厚那样个别的人还坚持保皇主张外，其他大部分人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

中国教育会在其章程中宣布：“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⁸²⁾这里，除“恢复国权”所指的内容不甚清楚外，意思是很明确的：中国教育会提倡教育，是为了改造中国的政治目的，是为了给予中国青年以改造祖国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正确的政治思想。这是一种革命的教育思想。关于这个目的，会中的激进分子稍后有进一步的解释，他们说：“我等理想的国家，决非俄罗斯，德意志，乃纯然共和思想，所以从国民做起”，“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⁸³⁾明确地说，就是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而办教育会。他们激烈地反对封建教育和奴化教育，指出“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⁸⁴⁾。中国教育会鲜明地揭示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宗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教育会计划认真地从事造就“共和的国民”这一工作。它设立了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预备设立男女学堂，编印教科书、教育报，创办商店、工厂、公司。它在成立时并没有准备直接从事革命的政治活动，但是，时局的急速变化使它没有来得及从容地进行教育的改造，甚至一本教科书都没有编成，便被推上了政治舞台，会中的激进分子成了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中坚。

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退学风潮。南洋公学是清朝官吏盛宣怀在1897年创办的一所训练洋务人才的学校，因经费充足，校舍宽敞，设备齐全，师资较好，出路优越而颇著声名，实际内幕却十分黑暗。这时，该校有六个普通班和一个培养高材生的特班。其中，五班文课，学课教习郭镇瀛是一个学识浅陋而又顽固守旧的人，专以欺压学生为能事，长期为学生所不满。11月5日，郭去上课，发现师座上放着一只洗净的墨水瓶，认定是有意侮辱他，严词诘问。11月11日，校方应郭之请，开除无辜学生伍正钧，全班大哗，力争无效，14日决定全班退学，举行告别演说会。五班的行动引起全校同情，次日，全校学生集会，派代表向总办汪凤瀛请求收回成命，汪不允，学生们决定全校退学。这时，校方才慌了手脚，急忙请学生们尊敬的教习蔡元培等出来调解。16日一早，全校学生二百余人，检点行装，列队操场，等候交涉的最后消息。可是，蔡元培去见督办盛宣怀转达学生要求时，盛尚高卧未起。十点，学生们见没有回音，便高呼：“祖国万岁！祖国万岁！祖国万岁！”整队离校。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是学堂中封建压迫的结果。正如《苏报》所指责的那样，学堂主办者“摄照老大帝国小影，官场总办局、所之恶习，自尊如帝天，视人如犬马，妄立章程，驰逞臆说。以压制缚束为威力，以用人派事为市恩；以排斥新书匿己短，以艰深旧学炫己长；以苛责细故为讲求实际，以管束学生为门面排场。呜呼，腐败至此，荒谬至此，荼毒暴虐至此，焉得不为世界之公敌也”⁽⁸⁵⁾。另一方面，它又是青年学生中民主主义思想滋长的结果。长期以来，五班学生就不顾郭镇瀛的禁令，偷读《新民丛报》、《国民报》等杂志书刊，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他们模仿梁启超改号“任公”的榜样，也为自己取号叫什么“公”，被开除的伍正钧的别号就叫“特公”。他们在1902年8月31日就成立了一个“演说会”，评论时政。演说会的宗旨是“爱国”，他们强调说：“惟现在之国不必爱，而未来之国良可爱也；老大帝国奚足爱，新中国则必爱。”班上核心分子十三人还组织了一个秘密的“任会”，之所以叫任会，就在于其宗旨是“以造新中国为己任”⁽⁸⁶⁾。在他们的思想中，革命的因素已经比较明显。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学生们是不可能起来向黑暗势力斗争的。

南洋公学内部的新与旧的矛盾，在全国学堂中是普遍存在的。学堂是新事物。人们都希望学堂能培育出拯救祖国的英才，他们把学堂学生称为“新中国的主人翁”，认为他们是中国前途的一线希望。但学堂绝大部分把持在封建势力手中，力图按照封建的老规矩去办学，因此进步教育界又将这大部分学堂称为“奴隶制造场”。这样，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就不能不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事后，进步舆论普遍支持学生。《选报》指出，这一行动“举数十年陋儒浅士卮言曲说，一举而廓清之，以伸独立之权。吾国学界中当有渐被其影响，以固此学生社会，不使露西亚之学生专美于世界”⁽⁸⁷⁾。《新民丛报》也强调此“实中国国民前途关系第一重要事件也”⁽⁸⁸⁾。

南洋公学学生二百余人退学后，因校方引诱，家长威逼，返回、散走了一些，但退学者仍有145人。大部分退学生无处可依，他们想自办“共和学校”也无经费，便请求中国教育会帮助。11月19日，教育会与退学生集议张园，学生提出意见书，得到教育会的支持，决定成立爱国学社。当时，教育会也没有钱，蔡元培赶赴南京向人借款。到码头时，家人奔至泣告，说其长子病死，蔡挥泪嘱他人代办丧事，毅然登轮。11月下旬，爱国学社在南京路福源里正式开学。蔡元培被推为总理，吴稚晖为舍监，教师由教育会选派。

爱国学社把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任务。其章程说：“本社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⁸⁹⁾吉田松荫、西乡隆盛是推动明治维新的日本政治思想界代表人物；松下讲社，鹿儿私学是他们在维新前后的讲学之所，他们所提倡的“军国民主义”曾经给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以不小的影响。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企图仿效他们的教育活动，以推动中国政治的变革。蔡元培在学社开学祝词中说：希望通过学社的努力，“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⁹⁰⁾。为了达到此目的，学社设置了完备的课程。学社学制分寻常级、高等级，各二年，后又增设了蒙学班。高等级有伦理、算学、物理、化学、心理、论理（逻辑学）、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法理、国文、日文、英文、体操等课程。这些课程中、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法理心理以及论理等科，都是上海其他学堂所没有的，而学社用以传授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学社最富特色之处是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住宿生实行自治制，设有评议会，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高年级学生还充当寻常班的教师。学生们还经常同教师一起外出参加政治活动。爱国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空气，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发生前，国内早有学潮发生，但影响不大。著名的南洋公学全校学生退学，并组成自己的学校，这就为各地受压抑的学生树立了榜样，鼓舞了他们的反抗情绪，类似事件在各地不断发生。

1902年11月，浙江吴兴南浔镇浔溪公学为南洋公学学生的斗争精神所感动，公议登报祝贺，总教杜亚泉横加干涉，随后又解聘学生爱戴的教师，学生二十九人愤而退学。

1903年4月3日，江宁江南陆师学堂学生三十余人也因反对校方专制退学。当时，校方无理斥退学生，引起学生公愤，校方反加以“聚众滋事”的罪名，并以禀明两江总督严加惩办相威胁。学生义无反顾，集体离校。他们得到了中国教育会的支援，章士钊（此前因他故退学）、林懿均等三十一人加入爱国学社。

4月13日，杭州浙江大学堂学生也因反对总理劳乃宣等无理开除学生，八十余人集体退学。退学生仿照爱国学社的样子，自建了励志学社。励志学社得到了中国教育会的资助。

5月3日，上海广方言馆学生因反对总教习舒高第，倡议集体退学，总办赵滨彦竟欲调兵围校，后见学生不屈，才设法调停。

5月9日，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书院学生因反对美国教士甘惠德的欺侮虐待，五十余人退学，组成了改进学社。

一时间，各地退学、罢课、集会等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被社会上称为“学界风潮”，一些学生则自称为“学界革命”。“学界风潮”是新型知识阶层在政治上崛起的一种表现，学生们反对专制、奴化，要求自由、平等，忧国忧民，表现了民主主义的觉悟，同时也使斗争带上了明显的政治性质。这种斗争为进步师生献身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起了动员作用。

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始终如一地积极支持各地进步师生的正义斗争。除去人力、物力的支援和行动上的指导外，它们特别注意了政治上的指导。教育会和学社的喉舌《苏报》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它增强了“学界风潮”的政治性质，指出：“官立学堂，政府压制之小影也”；“教会学堂，宗教压制之小影也”⁽⁹¹⁾。因而斗争的内容是“脱奴隶之教育，去专制之范围”；“释宗教之迷信，不受外人之羁绊”⁽⁹²⁾。这种斗争乃是“政治界反抗力之先声”⁽⁹³⁾，“国民竞自由权之起点”⁽⁹⁴⁾，“新中国独立之起点”⁽⁹⁵⁾。《苏报》还指出，“改革政体，无不从学界起点，此东西各国通例也”。中国“学界风潮至今始有萌芽，而其前途之变幻，必波谲云诡，发现于二十世纪大舞台”⁽⁹⁶⁾。从这种认识出发，它要求学生们在斗争中注意“有意识”与“无意识”之分，“当争之于精神，不当争之于形式”⁽⁹⁷⁾，也就是说要坚持“学界风潮”的反对列强侵略，反对清廷专制的政治方向。教育会和学社成了“学界风潮”的指导者和国内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中心。

1902年的冬天，中国教育会还创办了爱国女学校，蒋观云任经理，后亦由蔡元培接任。为响应教育会的主张，江苏一些城乡建立了教育会的分支。殷次伊、丁初我（祖荫）、徐觉我在常熟将他们组织的敩学同盟会改组为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设立了塔后小学校；金天翮、杨天骥等在吴江同里组织了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创办了同川学堂（亦名同里自治学社）；同里支部成员柳人权（亚子）、陶亚魂在吴江黎里又组织了中国教育会黎里支部，开会演说。教育会的成员在上海还主办不少事业，如钟宪鬯主持的科学仪器馆、《科学世界》杂志，陈竞全主持的专出进步书刊的镜今书局，林獬主办的《中国白话报》等。所有这些事业的发展，壮大了教育会的实力，保证了它在政治斗争中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在新型知识阶层崛起于政治舞台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对“中等社会”，“学生社会”的礼赞。《新湖南》一书说：“吾湖南而为埃及，必有人为亚拉飞；吾湖南而为非律宾，必有人为阿君雅度；吾湖南而为杜兰斯哇，必有人为古鲁家。若而人者，必出于中等社会无疑也。”《教育界之风潮》一书说：面对祖国危亡，“居今日而欲图补救，舍中等社会其谁属哉！”该书还说：“学生社会之于国家关系重且大，学生社会一日不立，则新党一日不能结，中国一日无望。”这种对“中等社会”、“学生社会”的推崇，是新型知识阶层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它在近代革命中所处地位的表现。这些知识分子不再像古代的“士”那样自居为“上等社会”；相反，他们视“上等社会”为仇敌，指责“挟政柄者，大率皆顽钝腐败之魁杰”⁽⁹⁸⁾。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自己与“下等社会”——农、工、商的不同。他们承认“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⁹⁹⁾，但认为其没有创造新国家的能力。有人说：“下流社会，如长发、大刀等，亦尝有之矣，亦曾见于国家大事有益否耶？以暴易暴，暴更甚焉。纵使前此之建社会者，竟能改革旧政府，有所建设，吾恐其速亡国之祸也。”⁽¹⁰⁰⁾这种对劳动民众反抗斗争的蔑视无疑是荒谬的，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真理：古代类型的人民起义不足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寄希望于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阶级或阶层，而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正是新型知识阶层创造力的源泉所在。人们正是抱着对新的社会力量的期待来赞美“中等社会”或“学生社会”的。《苏报》指出：“盖学生者，实能于方今各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方倒欧风、倾亚雨而来，旁皇而无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媒。”⁽¹⁰¹⁾根据以上对自身地位的认识，这些“中等社会”的人们认为自己的责任在于：“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也就是说，他们自觉地把领导近代革命的责任承担下来了。为什么在新型知识阶层投入之后，步履艰难的反清革命迅即生动活泼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阶层具有这种觉悟性。新型知识阶层的这种觉悟性，究其根本，是中国资产阶级觉醒的一种表现。但他们不是阶级论者，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甚至把自己所附着的，包括在农、工、商中的资本家阶级，也视若等闲。

还可以指出这样的现象：随着新型知识阶层的愈益活跃，赞美“中等社会”的热情反倒冷却下来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对它的各种各样弱点的指责。这种现象固然是这个幼稚、软弱的社会阶层免不了要经受的，但这决不是它对自己的历史责任畏怯的表现，而是一个痛苦的加深认识的过程。经过一番回味之后得出的认识，毕竟要比此前高明。他们指出：“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¹⁰²⁾他们还说：“其游说煽动也……自学生与农民为伍而继之以学生与军人为伍。主义掞扬，徒党充实，而后能挫折政府之锋芒而无所于衄。支那之劳动社会、军人社会，大半出于秘密社会之间，而以军人社会、劳动社会与秘密社会相为援引，则自成不可拔之根据。故担任下等社会革命教育者，不可不联络三种社会构成其统一之机构，而增进其活动之形势。”⁽¹⁰³⁾这里，对于新型知识阶层以及各个可能投入革命的阶级、阶层的估量，比过去要客观、准确得多。辛亥革命的整个进程都没有脱离这种估量。但是，人们不能要求新型知识阶层在其开始活跃的阶段就导演出惊天动地的活剧来。

第五节　相互激荡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

1903年，对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革命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头。在这一年里，充满了惊心动魄而又瑰奇壮观的事件。以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和国内的“学界风潮”作为开端，迎来了规模宏大的爱国运动——拒法和拒俄。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和上海三位一体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成为运动的指导中心，它们努力推动运动向革命的方向发展。为了使人们认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宣传家们疾呼呐喊，写出了《革命军》这等动人心弦的作品。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也提出于这一年，至此，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已经具备。这一切都表明，反清革命已经成为强大的政治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已经在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清朝统治者虽然发动了像“《苏报》案”这样大规模的镇压，但是已无法扭转这种局面。

一　拒法、拒俄运动

1903年4月24日，日本报纸刊载消息说：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请求驻屯谅山的法兵援助；同时还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答应在事平之后，用全省路矿等权作酬劳。这一消息震动了留日学生和国内士商。

当日，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的干事和各省同乡会干事齐集会馆商讨对策。干事们手持报纸，相对流泪。他们决定电争，分别致电政务处、两广总督德寿、尚未到任的新粤督岑春煊，指出“假款乞援，桂省必非我有；各国从此生心，大局立可动摇”⁽¹⁰⁴⁾，请他们立即代奏，要求清廷拒绝法人，将王之春撤职治罪。同时，电告上海中国教育会，请求响应；并用外文写稿寄登欧洲各大报，揭露这一事件。这一天，在上海的广西、广东绅商也举行了集会，决定发电力争。

4月25日，留学生会馆召集全体留学生在锦辉馆开会，报告对付此事办法。与会者五百余人，一致拥护干事们的措施。会后，又向政务处发出详函，说明借兵借款的利害关系。同日，龙泽厚（广西人）等发起在上海张园开拒法会，中国教育会在沪会员、爱国学社全体学生参加，与会绅商四百人。马君武发言说：“必须合成一有势力之自立会，能与外人及顽固者争衡。”⁽¹⁰⁵⁾吴稚晖建议：“无论工商人等，均宜罢市。”⁽¹⁰⁶⁾蔡元培提出：“就今日起，立一团体，专为阻法兵干涉而设。”⁽¹⁰⁷⁾会议决定发电阻止借兵借款。当天，签名愿入阻法会者三百余人。同日，爱国商董二人为阻法会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愿意召开商会，一同拒法，结果被广帮一些商董阻止。

4月26日，在沪两广人士再次集议于广肇公所。顽固士绅拒绝与会，公所首事还贴出告白，说什么“公所当议商务，不当谈国是”⁽¹⁰⁸⁾。当即遭到众人痛斥，“无不欲赠以老拳”⁽¹⁰⁹⁾。这次会议展开了爱国募捐活动，顷刻间就募得一千余元。

拒法的抗争还得到国内其他城市的响应。例如杭州的杭州府学堂、钱塘县学堂、励志学社、安定学堂等九校联名电争；广州时敏学堂也发电力争。

拒法运动掀起来了，拒俄运动又接踵发生。拒法成为与拒俄并列的要求，两个运动汇合为一股潮流。不久，确实消息证明所谓向法国借兵贷款是误传，人们才不再提拒法。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居然引起如此大波，似乎是奇怪的事情，但是，与其去谴责爱国者们在政治上不慎重，不如去赞扬他们对祖国危亡的高度责任心和对局势变化的高度警觉性。二十世纪初年，深受帝国主义欺侮的中国人民，其激昂的爱国情绪就是这样的一触即发。拒俄运动也是这样迅即普及全国的。

按照1902年签订的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4月撤退在金州、牛庄等地的侵略军。但是，它不仅不撤军，反而于18日向清朝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力图确保东北成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4月27日，上海群众千余人在张园集会，这些群众包括了十八个省籍的人。会议致电清朝政府外务部，表示“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¹¹⁰⁾。同时还致电各国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¹¹¹⁾。会上还有数十人即席演说。同样是张园拒俄会，这次和1901年的会议不同，显示出一种不顾清政府的傲岸独立的态度。这次会议是由汪康年发起并主持的，电争也是由他提出的。汪在教育会中的友人参加了集会。

留日学生的行动与上海群众声声相应。4月29日上午，留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四十余人集会。汤槱建议先致电南北洋大臣。请他们主战。钮永建指出：“徒言无益，学生不自担任，但责望于人，非所以为国民也。宜自行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并为国民倡。”⁽¹¹²⁾大家都赞成。下午，在锦辉馆召开留学生全体大会，到会者五百人，推汤槱为临时议长。汤槱、钮永建、王璟芳、叶澜、蒯寿枢、周宏业、张肇桐、汪荣宝、程家柽、李书城、翁浩、张允斌等相继演说。汤槱的演说慷慨激昂。他说：

大丈夫日日言不得死所，今俄人于东三省之举动，日本警报皆已知之，此真吾国之奇垢极耻，亦正我辈堂堂国民流血之好机会。……东三省一失，内地十八省，外人纷树国旗，中国人还有立脚地么？到那时候，想一战而死恐不可得，今日非我堂堂国民流血的好机会么？（众皆拍掌）

他还批评那种空谈爱国的倾向说：“留学生遇重大问题，充类至尽，不过打个电报，发封空信，议论一大篇，谁肯担半点血海干系？还说是待我学成归国再议办法。咄！待尔学成归国时，中国已亡了几十年！支吾瞒混，待骗谁来！”他提议“今日有不怕死的，肯牺牲一身为中国请命的，立刻签名，编成一队，刻日出发”。有人反驳说：“以学生之力，何能担当此任，虽举全体学生驱而死之，亦不足当俄人之铁骑。故轻举妄动，固宜切戒，孤注一掷，尤所不取。”汤槱回答说：

学生无用，则诚无用。吾辈徒以国家大义所激，誓以身殉，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

讲到这里，他厉声大呼：

死生一发之际，犹想层层周到，难道还要预备衣衾棺椁么？！⁽¹¹³⁾

这篇演讲代表了当时留学生们沸腾的爱国主义热情。言毕，“众皆愤发，多涕不能抑者”⁽¹¹⁴⁾。汤槱（尔和）后来在三十年代末当了汉奸，背弃了他此时喧呼的气节，但广大学生却一直保持和发扬了爱国主义，并使它成为中国学生的光荣传统。这次会上，决定了几项办法：一、愿加入义勇队赴前敌者，在二日内签名，未即赴前敌者，别设本部，部署军队各事；二、致电上海各团体，请求协助；三、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并补发详函，说明愿将义勇队隶属其麾下；四、举特派员往天津，与袁订定彼此关系；五、派人到国内各殷富地方及南洋各埠、欧美各国从事运动。

会上，留学生即纷纷签名加入义勇队。会后，各省同乡会也分别开会，一致赞成成立义勇队。福建同乡开会时，十五岁的方声煊要求签名入队，翁浩抱着他哭道：“方君，我北征且歼，留汝为吾国义勇种子，死更有光大于我者。吾辈日日言报国，今予为势所迫，仅一死以塞责，罪且不可逭，汝复轻身殉此，胡为者？”⁽¹¹⁵⁾满座闻言皆哭。浙江同乡会上，十六岁的矮小少年潘国寿也要求入队。同乡劝他留下，又劝他改归本部或往内地游说。潘都不肯，大哭说：“国亡无日，欲求死所且不可得，我得从军以死于北边，其为吾乡人荣，不更大乎！”⁽¹¹⁶⁾女学生的共爱会也举行特别会，决定加入赤十字社，随同义勇队北征。日本女界名流下田歌子急来劝止，她们回答说：“吾辈且无国，安得有身？更安得有学？”⁽¹¹⁷⁾加入者，胡彬夏、林宗素等十人。其中，方君笲就是方声煊的妹妹，当时只不过是十二岁的小姑娘。他们的堂兄方声涛、方声洞（十七岁）也入了义勇队。不少人都是兄弟姐妹一同加入的。留学生会馆干事曹汝霖不同意组织义勇队，但他的妹妹曹汝锦却毅然加入了赤十字社。至次日止，自愿签名入军队者一百三十余人，愿入本部办事者五十余人。留日学生就这样在中国近代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

5月2日，签名入义勇队，本部者集会于锦辉馆，改义勇队为学生军。次日，在留学生会馆编队，将121名队员编为甲乙丙三个区队，每区队辖四个分队。留日士官生蓝天蔚被推为学生军队长。因清朝留学生监督和日本警方出面干预，5月11日，再度在锦辉馆开会，将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蓝天蔚等士官生被强令退出。但会员仍达208人之多。会上，公推叶澜、林长民、蔡文森为书记，陈福颐、张肇桐、蹇念益为会计，王璟芳、周宏业、王嘉榘、谢晓石为经理，秦毓鎏、蒯寿枢、董鸿祎为执法，叶澜被职员们推为职员长。黄兴、杨毓麐等被推为运动员。此前一日，汤槱、钮永建被推为特派员，归国去与袁世凯谈判。5月14日，二人出发。五六月间，运动员除程家柽、陈天华外，陆续首途。黄兴于5月31日成行。5月中旬起，军国民教育会的射击班、讲习科、体操科陆续开始活动。

上海方面，4月30日再次在张园开拒俄会，讨论设立四民公会事。与会者一千二百余人。爱国学社学生戎装整队赴会，爱国女学、务本女学、育才学堂学生也同时出席。蔡元培首先演说，倡议设立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马君武演说后，领导在座者同唱《爱国歌》：

吁嗟美哉神圣国，扬子中贯东海碧。茶桑满园郁相植，青青芬芬烂其色。纠结恰是同气脉，夏禹域兮我祖国。

吁嗟美兮神圣国，扬子中贯东海碧。小川悦流不肯逆，大川似骄势漰湱。大川小川争相怿，大支那兮我祖国。

“一时爱国之忱随声而起，闻者莫不感发热诚”⁽¹¹⁸⁾。会议决定改四民公会为中国国民总会，当场签名入会者六百人，会后签名者千余人。

正在会议高潮期间，接到东京留学生成立义勇队的急电，龙泽厚率全体与会者立即步出会场，列队向东鞠躬，表示对留学生的敬意。随后，入场商议签名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并复电东京。会后，教育会派汪德渊为代表赴日。当时，正值义勇队受到干涉，汪向留学生表示：“无论俄事如何，军队暂不可解散，务望同志竭力维持。”⁽¹¹⁹⁾后来，上海义勇队也相应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也在上海设立了通信机关。爱国学社入会者以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为首，共九十六人，分为八小队，由林懿均，章士钊等教练，早晚操演。

东京留学生和上海各界的拒俄呼号得到了国内各地爱国者的热烈响应。

4月30日，清朝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集会，筹商对策，助教范源濂及学生数十人演说。演说者痛哭流涕，听讲者齐声应和，与会的教习、职员也都长叹太息。当时，只有仕学馆学生靳志一人未到会，躲起来练习八股，好应殿试，被人们斥为“至死不悟”。会上，决定联名上书管学大臣，请其代奏拒俄。同时，电各省督抚、各省学堂，并运动京官，请他们一同力争。在上管学大臣书上签名的有谷钟秀、张耀曾、王德涵、丁作霖、朱锡麟、冯祖荀、何育杰、华南圭、朱深、李思浩等七十三人。次日，副总教习张鹤龄奉令悬挂牌示，禁止集会议论国事，被学生们愤而扯碎。

消息传到武昌，5月13日，各学堂停课，二百余学生集会于曾公祠、三佛阁等处，决定上禀兼署湖广总督端方，请其代奏。朱和中、吕大森等人在曾公祠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刚成立的私立江南旅学学生在《汉报》上登告白表示：“虽我学初立，亦难坐视，愿全国学堂合力奋争，刀俎斧钺，仆等必受一分。”⁽¹²⁰⁾

5月17日，由陈由己、潘缙华等发起，安庆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等校学生及其他群众三百人，冒雨赴藏书楼集会。会议决定成立爱国会，宗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¹²¹⁾他们计划在办有基础之后，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成立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¹²²⁾。由于演说中出现了革命流血的呼号，安徽当局即行查禁，并下令捕人，陈由己逃走。

此外，南昌、广州、杭州、福州、长沙、开封等地的学生和其他群众也进行了拒俄斗争。江西大学堂学生二十余人组织起来，筹集川资，准备附入上海学生军。直隶举人贾恩绂等四百余人联名上书外务部，请其代奏。拒俄的斗争广泛地展开了。斗争虽然还局限于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但毕竟形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运动主要是由新型知识阶层掀起的，学生、教师以及其他从事新兴文化事业的人在其中起了领导作用。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208名会员，除少数由国内来游历者外，全部是留学生。国内不少城市的拒俄，可以说纯粹是学生运动。在资产阶级势力较大的上海，资本家、商人参加了运动，但这一阶层的态度是极不一致的，其中有一些人采取了抵制的立场。团结在爱国旗帜下的还有少数清朝中小官吏和满族人士。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中，就有宜桂、长福等满族学生。在北京，八旗生员续彪、敦本、宝书等八人上书奕劻等，要其顺应民情，说：“此次寓沪各省绅士、商民又来电力争，且有全国不认此约之语，大义凛然，可格天地。王爷大人与俄人会晤时，即可引此为竞胜之券，竭力磋磨，事未有不成者。……民为邦本，苟我国民联结团体，何畏彼俄？何畏彼日？何畏彼英、美？是在王爷大人善鼓民气耳。”⁽¹²³⁾这一书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和各民族的团结。但是，当时的清政府不可能接受这种进步的建议。由于清朝多数大吏对俄约及亲俄派也持反对态度，所以其中有人对学生的拒俄表示同情。两江总督魏光焘对拒俄义勇队“深为赞美，以为中国国民犹有生气也”⁽¹²⁴⁾。湖南巡抚赵尔巽更采取了顺应民心的态度，他“曾亲在明德（学堂）及师范馆演说，令两堂学生之明达者，分至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演述中俄之状况，以激士人之爱国心。于是学生益奋起”⁽¹²⁵⁾。拒俄运动之所以能影响比较广泛的社会面，是由于它是爱国的运动，而这种爱国运动的正义性，在处于危亡的中国，是没有人敢于公开不承认的。

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活跃于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以上海尤为突出），但整个运动基本上是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学生军规定自己的体制是“在政府统治之下”⁽¹²⁶⁾。军国民教育会规定的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¹²⁷⁾。各地爱国者把实现拒俄仍寄托在政府拒绝签约之上。所以除集会演说之外，几乎一律地是向政务处、外务部上书，或请各省督抚代奏。即使一些地方自行组织起来了，也没有把清廷视为寇仇。相反，上海义勇队成员林懿均、章土钊等激烈分子也表示：“义旗所指，志在勤王，与从前各省团练之兵殆无二致”⁽¹²⁸⁾。安庆爱国会还有人强调：“一切办法务要妥帖，不要那些大官说我们造反，是康党。不生枝节，于事方能有济。”⁽¹²⁹⁾最能表现这种合法性质的，莫过于军国民教育会派特派员向袁世凯请愿一事。叶澜在送别汤槱、钮永建时指出：“二君之行，其或不获致死于敌人，转冤于其所忠者。”⁽¹³⁰⁾但明知有危险，特派员还是去了。为什么这样做呢？叶澜解释说：“之所以设特派员，本为军队出发起见。若不疏通政府，则军队先不能出发，更有何目的之可达？……事原出于万不得已，而非好为运动政府也。”⁽¹³¹⁾为了达到捍卫祖国的目的，爱国者们如此委曲求全。只是清朝统治者肆意镇压，才将自己放到了爱国者的敌人的地位上去。

清政府在4月22日就拒绝了俄国新提出的七项无理要求。此后，沙俄虽一再施加压力，但清政府迫于国内的反对及日、英、美等国的干预，始终不敢接受俄国的要求，两国谈判毫无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拒俄运动没有进一步扩展。但是，由于清廷镇压拒俄运动，爱国志士们的炽热情绪便转而指向清朝反动统治了。

二　《苏报》的改革和军国民教育会的改组

上海爱国学社开办后，延至1903年春节后才正式上课。学社内革命空气弥漫。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任教时，就已经在提倡民权、女权，这时更“公言革命无所忌”⁽¹³²⁾。他把从日本返乡闭门著书的章炳麟请来教国文。章在作文课上命学生们各作本人的《本纪》一篇。“本纪”是中国古代正史中专门记载帝王生平和国家大事的一种体裁，章炳麟竟让学生娃娃们自书《本纪》，分明是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表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蔑视和反抗。当他看到有学生述及由保皇到革命的思想转变过程时，便用自己摆脱“纪孔保皇”束缚的体验鼓励他们继续前进。吴稚晖在教国文时，则用严译《天演论》作为课本。

爱国学社的师生还在社会上公开进行政治宣传。经学社职员徐敬吾联系妥当，师生们自春节后每月到张园安垲第演说一次，与会演说者都是极力主张革命的人，其中以吴稚晖风头最足。章炳麟有时并不演说，只是大叫：“革命，革命，只有革命！”更博得情绪激昂的听众们的欢迎。到拒法、拒俄运动开始，学社在张园共开了三期演说会。

这时，《苏报》也和教育会、学社关系日益密切。《苏报》原是一家以日本政府为背景的日侨报纸，1896年发刊于上海，至1898年秋，转售与中国人陈范。陈范（1860—1913）字叔柔，号梦坡，后易名蜕，号蜕盦，湖南衡山人，寄籍江苏阳湖（今属常州），清举人，官江西铅山知县，因报效欠丰，被贪赃的市巡抚德馨劾罢。他愤于清朝政治腐败，想主持清议以挽救时局，便买下了《苏报》，鼓吹维新、保皇。1902年冬，《苏报》首先报道了南洋公学退学风潮，随后受新型知识阶层政治情绪的影响，言论日趋激烈。1903年春节后，报馆聘爱国学社师生蔡元培、吴稚晖等七人撰写论说，并每月拿一百元补助学社经费。2月，开辟《学界风潮》专栏，推动学堂师生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很快，“革命排满”的呼号也出现于报端。3月间发表的蔡元培所作《释仇满》一文，就旨在赋予“排满”以正确的社会内容。这样，《苏报》实际上成了教育会和学社的机关报。

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三位一体，与国内，首先是东南地区的进步政治力量的联系日加广泛、紧密。“各处教育会及各学堂皆步尘而兴，咸奉海上诸志士为全部之中心”⁽¹³³⁾。它们不仅是“学界风潮”的政治指导者，在拒法、拒俄开始后，又成为这场爱国运动的政治指导者，极力促使爱国的人们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4月26日，中国教育会召开徐园大会，评议会提议修改章程。修改后的章程规定“本会以教育中国国民，高其人格，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用“教育中国国民”代替了“教育中国男女青年”的规定。章程还规定设立“社会教育部”，其任务是“主提倡政论，改良风俗，凡书报，演说等事隶之”⁽¹³⁴⁾。章程的修改，表明中国教育会已经抛弃了原先单纯办进步教育事业的想法，决心在社会上进行政治斗争。

当时，上海地方的拒法、拒俄斗争是改良派和革命派联合发动的。历次张园集会，演说自己的主张的有维新派、保皇党的汪康年、龙泽厚、冯镜如、易季服⁽¹³⁵⁾，也有革命派的蔡元培、吴稚晖、马君武、邹容；参加会的群众，有改良派办的务本女学学生，也有革命派的爱国学社学生；支持会议的，有改良派的《中外日报》，也有革命派的《苏报》。两派旗鼓相当，某些场合，改良派还占着主要地位。但是，要说到对群众的吸引力，当然以革命派为大；至于同东京留学生的联系，改良派更完全无能为力。中国教育会一派人积极支持了改良派的爱国要求，但对改良派把这场爱国运动变为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的企图，保持着高度的警惕。4月25日的拒法会上，龙泽厚等提议向清政府发电阻止法人，教育会人士没有反对，但他们不愿向自己的敌人请愿，拒绝担负发电的任务。4月27日的拒俄会上，又发生了主张革命者与主张改良者“因宗旨不合，相对驳诘，哄然走散之事”⁽¹³⁶⁾。这样，两派的冲突就很难避免了。5月12日，《中外日报》首先公开了这一矛盾，它在论说《存诚篇》中，攻击革命派“创非常之论，挟骇众之言，遂欲首发大难，以号召徒众，假义声以风动天下”，实则“不足以要其成”，“不能实有所联结”。5月13日，《苏报》发表来稿《敬告守旧诸君子》，揭示革命救国的旗号，指出：“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该文还指出，革命是要流血的，革命者宁愿流血，是为救四万万同胞。5月14日，《中外日报》又发表论说《乘时篇》，攻击革命主张是“时之所必不能为”。为此，《苏报》于5月18日发表论说《读〈中外日报〉》，公开应战。这篇论说指出，群众幼稚的改革要求，“要不可谓非国家思想之萌芽者也，吾固将引而进之，而不知彼主笔之一切用消极手段者何为也”。论说还指出，汪康年是听到了清朝要镇压拒俄运动的风声，“故亟为此论以自解于官场也”。保皇党人龙泽厚、冯镜如、易季服等比汪康年要倔强，不甘心退缩保守。与革命派共同发起的国民公会掌握在他们手中，冯等便动议将它改组为国民议政会，以“救亡”、“归政”为目的，发起在7月间举行“归政”请愿。所谓“归政”，就是要西太后将戊戌政变时夺去的权力还给光绪帝载湉。这一主张在当时同“革命排满”一样，虽然被当权者西太后一派视为大逆不道，但是对于革命来说，它却在制造对清朝统治的幻想，阻止革命的发生。冯等在邀请人们参加国民议政会的成立时没有预先说明其宗旨，革命派人士也应约而来，等到冯镜如登台演说，才知道事情真相。邹容愤怒地起来驳斥冯。因为冯入了英国籍，邹巧妙地问他：“尔英人，今所设者，中国民议政会耶？英国民议政会耶？”⁽¹³⁷⁾吴稚晖等也予以反对，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一派的人士都没有参加。至此，从戊戌以来逐渐汇聚在一起的上海新党人士，终于因革命与改良如水火之不相容而最后结束了政治上相互携手的局面。从此中国教育会一派的革命者更加放手地从事其革命活动。他们这时的革命活动，由于环境的限制，主要还是出版书报，发表政论，鼓动人们起来进行反清革命。在这方面的活动中，《苏报》充当了先锋。

6月1日，《苏报》在陈范新聘的主笔章士钊主持下开始“大改良”。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文章、消息重要之处夹印大号字，突出《学界风潮》栏，增设《舆论商榷》栏，减少一般新闻等等。而改革的中心则在于“以单纯之议论，作时局之机关”⁽¹³⁸⁾，也就是说，用革命的舆论来影响中国政局的变化。《苏报》宣言：“吾将大索天下之所谓健将者，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地之中。”⁽¹³⁹⁾6月1日，它发表了论说《康有为》一文，借外报传播清廷将召康有为返国消息事详加发挥，指出“革命”已是人心所向，无法阻拦。该文说：“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该文还断言，“新水非故水，前沤续后沤。戊戌之保皇，不能行于庚子之勤王；庚子之勤王，不能行于今后之革命”，因此，即使清廷百般设法阻止，包括抬出康有为，也“于中国之前途绝无影响”。兹后，《苏报》又刊出《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论报界》、《祝山西崞阳学堂万岁》、《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驳〈革命驳议〉》等文，谠论源源而来。从6月1日开始改良，到7月7日报馆被封，三十七天时间，《苏报》共刊出论说、来稿四十篇（其中有五篇曾经连载），几乎没有一篇不谈革命。文中，对清朝反动统治及保皇党人的激烈谴责，往往一转而变成行动的号召。“时乎，时乎，机不再失！乘是而流一点万世不磨之鲜血，造一个完全美备之政体，荡清胡氛，强我种类。虽千万圆颅乱掷于血雨肉泥中，而万世钦仰此光明磊落之手段，岂不大快乐事”⁽¹⁴⁰⁾！“路易死，法乃强；英靰去，美乃昌。毋馁尔气，毋韬尔芒；插义旗于大地，覆政府于中央。扫除妖孽，还我冠裳！时则独立厅建，自由钟撞，率我四百兆共和国民，开一杀人之大纪念会，以示来者于弗忘”⁽¹⁴¹⁾。这完全是明朝即发的武装起义的檄文！读之令人心砰。《苏报》就是这样地呼唤着革命的降临。

在《苏报》改革的前后，邹容的名著《革命军》和章炳麟的名著《驳康有为书》也先后问世。用《苏报》的话来说，《革命军》“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撦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¹⁴²⁾。“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¹⁴³⁾。《驳康有为书》则“持矛刺盾，义正辞严，非特康氏无可置辩，亦足以破满人之胆矣。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¹⁴⁴⁾。《苏报》发表了章炳麟为《革命军》写的序文，并著文介绍二书。《革命军》、《驳康有为书》与《苏报》相互辉映，使革命鼓吹的声调更加强烈。尽管它们所进行的“革命”还仅仅是口诛笔伐，但已经给万马齐喑的社会带来很大的震动，莘莘学子更是如醉如狂，成天侈谈“革命排满”。

清朝统治者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在4月底张园演说开始后不久，驻沪的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就要求上海道袁树勋进行镇压。袁不敢轻举妄动，吕又向江苏巡抚恩寿报告，说是“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¹⁴⁵⁾。吕先后开了两次捕人名单，第一次为蔡元培、吴稚晖、汤槱、钮永建四人，第二次为蔡元培、陈范、冯镜如、章炳麟、吴稚晖、黄宗仰等六人，要恩、袁按此捉拿。恩寿得悉，急命袁树勋设法对付。他们镇压的主要目标是爱国学社，但学社和主要负责人住处都在租界里，清方不能直接捕人，袁不得不向各国领事交涉。5月8日，袁出告示悬赏捉人。13日，领袖领事、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签字应准，但租界工部局却以不合租界章程为名，勒令收回。为此，工部局于5、6月间先后六次传讯清方要捉拿的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章炳麟等人。工部局方面表示，只要学社是在讲学，不藏武器弹药，如官厅来捕人，工部局将予保护。蔡等都留下了自己的住址，以示心地坦然。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使革命活动暂时没有受到影响。

对于清朝统治者的镇压，中国教育会派的革命分子早已料其必然，他们只是将这种反动行径用作教育人们起来反抗清朝统治的良好教材。但是，对于东京的爱国留学生来说，清政府的无理镇压，却是促使他们决心革命的关键因素。

东京留学生的拒俄义勇队是在革命派推动下组成的。钮永建最初向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曹汝霖提出组织义勇队的建议，章、曹二人都反对。但青年会领袖叶澜却支持此事，他对秦毓鎏等说：“青年会揭橥民族主义，留学界中赞成者极为少数，欲图扩张，至为不易，我们何不赞成惕生（钮永建号）主张，借此题目结一大团体，以灌输民族主义？”⁽¹⁴⁶⁾于是，他们与钮联名为发起人，争得了留学生的一致赞成。在成立义勇队时，留学生中的革命情绪已经有所显示，叶澜演说时问道：“吾军此举为国民乎？为满洲乎？”钮永建答道：“为国民！”大众鼓掌表示赞同。但是，为爱国情绪所支配的留学生急于献身沙场，幻想清朝政府和官吏同情他们的主张，派了汤槱、钮永建为特派员归国去说服袁世凯。这种请愿行动，当时被人们称作“运动官场”，上海教育会一派人很不满意留学生的这一举动。汤、钮二人到达上海后，去爱国学社演说拒俄的前途和方针，当即受到吴稚晖等的反对。《苏报》也告诫他们：“‘不识人头，吃煞苦头。’诸君其鉴诸！”⁽¹⁴⁷⁾果然不出所料，五六月间，社会上传出了特派员在天津被杀害的消息，并流传着一份严拿留学生的《密谕》，命令“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¹⁴⁸⁾。虽然，后来消息证明特派员被害是讹传，清廷也否认有严拿留学生《密谕》，但清政府蓄意镇压拒俄运动却是事实。在拒俄义勇队成立后，清公使蔡钧即密电北京外务部，说留学生们“以拒俄为名，实图不轨，阴谋并密置党羽于长江、北洋一带之地，分派会党煽惑，纠合同志，以便起事，请速电致湖北、直隶、两江督抚，严密查办”⁽¹⁴⁹⁾。5月27日，兼署湖广总督端方也以留学生“欲入长江勾引票匪为乱”作理由，密电沿江海各省“严防密拿”⁽¹⁵⁰⁾。特派员到达天津后，袁世凯拒绝接见，他们能见到的，是捉拿留学生的密电，只好悻悻然而返。清廷对拒俄运动的镇压和特派员请愿的失败，无异给被《苏报》称作头脑“热昏”的留学生们泼了一盆凉水，使他们清醒起来。“我以热血待人，其如人冷遇我何”⁽¹⁵¹⁾！他们激怒起来了。

6月6日，叶澜在寄往上海的信中就已表示“今日情形则又不同”，要改变方针。他说：“吴、蔡两公既为政府所深忌，则本会诸人亦同一辙。若与彼昏辩论，不但无益，而反触其忌，惟有坚忍不挠，始终与彼相持耳。”⁽¹⁵²⁾等到清政府镇压拒俄的各种密电传来，留学生们更加愤怒。《浙江潮》说：“钩党结狱，缇骑四出，若欲尽杀我中国国民而后止。”⁽¹⁵³⁾《江苏》说：“以求媚联俄的异族政府之无术，乃不惜反唇肆其‘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之狂噬，以自斫其对外之扞御，则异日虽百变其术，百变其言，苟有可以为取媚异族之具者，即概以‘名为如何，实则革命’一语冠之无不可也。”⁽¹⁵⁴⁾《游学译编》说：“满政府禁制吾四万万之人与俄宣战，吾国民当以四万万人之同意，与满政府宣战。”⁽¹⁵⁵⁾最能代表此时留学生心情的是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陈去病的话。陈去病说：

呜呼！兹马八再之留学生，洵亦可谓伈伈伣伣，低首下心者矣。不意满洲朝廷乃斥为党徒，目为悖逆，指为不轨，怒为对敌，且又重诬之以为孙文之党援，康、梁之臂助，移文州郡，传电畿疆，罗织搜索，防若寇贼。观其儆戒之情与张皇之态，盖几较俄事有过之无不及者。闻其密札有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借拒俄之词为？今既拒俄，则非革命固无疑矣。而端方，而蔡钧，必欲合并而混同之，务极倾陷以为快。呜呼！我留学生何万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满洲者惧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转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是故余乃怃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告于我留学生，并以谂四万万黄帝之胤曰：呜呼！革命其可免乎！⁽¹⁵⁶⁾

“革命其可免乎”，这就是结论。于是，军国民教育会中的激进分子开始酝酿进行改组，青年会成员在各省同乡会中极力宣传“革命排满”主张。

7月5日，军国民教育会全体会员在东京锦辉馆开会欢迎特派员汤槱、钮永建归来。会上，秦毓鎏、萨端、叶澜、张肇桐、董鸿祎、翁浩、胡景伊、程家柽、王嘉榘、郑宪成等十五人提出意见书，要求表明宗旨。意见书指出：“今吾会以宗旨不明之故，致贻人以口实，在清廷早洞见吾肺肝，于国民反助长其奴性，必至两无所得，而本会之基础，终无以自固，本会之发达，亦终无可望。借令发达矣，此会之于中国前途果有何影响也？”他们要求以“实行民族主义”的宗旨，代替原定的“实行爱国主义”。意见书指出：“宗旨既定之后，皆当坚守此旨，以维持本会于无穷，鼓吹此旨以唤醒国人之迷梦。祖父世仇则报复之，文明大敌则抗拒之，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则为独立之雄鬼。”⁽¹⁵⁷⁾秦毓鎏等的意见得到过半数会员的赞成，从而通过。该会书记王璟芳反对意见书，起来大呼不可忘记大清恩泽，宣布要退会。王在义勇队成立时表面很积极，暗地里却向蔡钧告密，说学生们是“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至此真面目完全暴露。事后，他得到清廷的嘉奖，恩赏举人，但留学生却视彼为无耻之尤。当时，因各种原因退会者，不过十余人。

军国民教育会在由爱国团体改组为革命团体之后，活动逐渐转向秘密。它决定通过鼓吹（宣传）、暗杀、起义三种方法来实行革命排满。其总部设于东京，在上海等地设有分部，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吸收会员，概取严密。当年，会员叶澜、张肇桐、秦毓鎏、黄铎等在上海设立国学社，出版教科书和东西名籍，会员谢晓石、苏子谷等也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次年，会员秦毓鎏、刘三、费公直等在上海创办了丽泽学院，秦毓鎏、翁巩、叶澜等还应会员黄兴等邀约，赴长沙任教，在那里参加了华兴会的创立。会员杨笃生则在日本组成了极为秘密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暗杀团后来在上海也设立了据点，它是光复会的前身。军国民教育会会员的活动逐渐都转到了国内，但该会的组织一直保持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在此期间，它始终没有用自己的名义进行重大的政治行动。

《苏报》的改革和军国民教育会的改组是新型知识阶层革命化的重要标志，这个阶层掀起的反对封建奴化教育的斗争和爱国运动至此已经发展为反清革命。由于新型知识阶层的这种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终于在先进的中国人中间取代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盟主地位，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三　“《苏报》案”

清朝上下对拒法、拒俄斗争的镇压，随着爱国运动向革命转化而日益加紧，六七月间，终于在上海制造了中外注目的“《苏报》案”。上海捉拿新党的交涉失败后，清朝当局不肯就此罢休；袁树勋在恩寿督促下，靠美国人福开森牵线，吕海寰、盛宣怀、伍廷芳出主意，不断与各领事谈判。为加强袁在谈判中的地位，6月20日，两江总督魏光焘电告外务部：“查有上海创立爱国会社，招集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已饬查禁密拿。”⁽¹⁵⁸⁾次日，清廷据魏电下旨说：“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将为风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拏，随时惩办。”⁽¹⁵⁹⁾这道“圣旨”是镇压革命的动员令。于是，袁即以“奉旨查办”名义继续办理交涉。兼署湖广总督端方十分仇视革命，他接旨后，6月23日电魏，强调指出，《苏报》“悍谬横肆，为患非小，能设法收回自开至妙。否则，我办一事，彼发一议，害政惑人，终无了时”⁽¹⁶⁰⁾。端方比较懂得报纸的功用，《汉口日报》经常批评官府，端就花钱把它买下。端要魏学湖北的做法，魏干脆命令袁将查封《苏报》事一并交涉。这样，镇压之网就张得更大了。

交涉捕人的消息不断传来，可是，革命队伍中却闹起了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之间的纠纷。爱国学社成立后，影响日大，一些年青人便骄傲起来。5月24日，教育会在张园开会，有人提到“学社即教育会之一部分”，学生大哗，他们在自办的刊物《童子世界》上刊出《爱国学社之主人翁》一文，针锋相对地说：“爱国学社之主人翁谁乎？爱国学社者，爱国学社之爱国学社也。”事情越闹越僵。6月13日晚，在学社开评议会，讨论会与社谁为主体。会上，双方言语冲突，不欢而散。蔡元培气得不愿再管事，两三天后便去了青岛。当时，蔡虽将教育会会长位置让给了黄宗仰，但仍然是上海革命人士中最有威望的人物，他一走，裂缝更无法弥补。6月19日，爱国学社社员发表《敬谢教育会》一文，宣布独立。这种兄弟阋于墙的情况，严重削弱了应付迫在眉睫的事变的能力。

督办沪案的魏光焘，原来对镇压拒俄运动无所作为，清廷狠狠斥责他“形同聋聩”，他才热心起来。接到电旨后，加派候补道俞明震赴沪，会同袁树勋办理此案。俞抵沪后，即于6月25日亲往苏报馆拜会馆主陈范，陈未出见。次日，俞又用儿子的名义召见吴稚晖，婉劝《苏报》改变声调，还出示捉人的命令，示意吴等暂时避避风。俞的这种做法，是腐败官场办案的一种惯见手段，表面上大张旗鼓，一丝不苟；背地里暗走风声，放跑首要；这样不了了之，既可应付上司，又不使自己为难。俞敢于这样做，也反映了魏的态度。岂知，革命党人根本不买这本帐。《苏报》照旧倡言无忌，连续发表《杀人主义》等文。6月28日，又以《是何言欤》为题，揭露清廷镇压革命的电旨。6月29日，更摘刊章炳麟《驳康有为书》的精彩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直刺“载湉小丑”。然而，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租界当局开始捕人。原来，袁、俞办的交涉已告成功。起先，他们拿着“圣旨”去请求领事们签字捉拿“钦犯”，各领事不答应。后来，袁纠缠不已，有的领事便泛泛表示，如作为租界之案，在租界审理，还可以考虑。袁表示愿照此办理，领事们便同意了。英、美领事在签字时明白告诉袁，清方必须恪守这一定约：“照章，凡在租界犯案者，应在公堂定罪，在租界受罪”⁽¹⁶¹⁾。但工部局仍不同意会同捕人，魏光焘等便采用法律顾问英国人担文的主意，命袁、俞向英界会审公廨控告这些“钦犯”，工部局这才不得不出票拘人待讯。

6月29日上午，侦探、巡捕多人闯进三马路苏报馆，出示查禁“爱国会社”和《苏报》，捉拿“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章炳麟、邹容、龙积之、陈范七人”的牌告，当场将账房程吉甫锁去。陈范当天也在馆内，巡捕两次到馆都没有捉他，陈连夜走避。6月30日上午，探捕又往爱国学社捕人。章炳麟仍住在社内。头一天晚上，他与吴稚晖等去苏报馆向陈范打听捕人情况，知道自己也在列。这天清早，叶瀚又来到学社劝章等“留此身以有待”，他人纷纷散去，章独岿然不动。巡捕拿着拘票，一一指名查问。章答道：“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我就是！”遂被铐走。同日，陈范的儿子仲歧、钱宝仁（允生）在女学报馆被捕。四人均被押在巡捕房。章写信劝邹容、龙泽厚自动投案。龙当夜自首。邹容藏在日租界一个英国教士家中，于7月1日自投捕房。巡捕见他年轻个子小，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呢，跑来干什么？”邹容指着牌告说：“我就是清朝要捉的，写《革命军》的邹容！”此前，章等五人已由巡捕房移送会审公廨到案。公廨审判官系英界会审委员孙士，陪审官为英领署翻译迪理斯。清方聘担文的助手古柏为律师，后又加聘了哈华托。博易由租界当局聘为章等的律师，后又加聘了琼斯。

章炳麟、邹容就捕是英勇的。由于捕房和上海当局暗中做有文章，诸如错开人名、见人不捕、分日行动等，他们完全可以像陈范一样从容逃走，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表现了高尚的献身精神。章炳麟深明这场斗争的意义，立下了牺牲的决心。他进捕房不久，就写了一篇《狱中答新闻报》，反驳政敌的污蔑。他指出，此案乃是“满洲政府与汉种四万万人”的“大讼”，“吾辈数人则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他坚定地表示：“逆胡挑衅，兴此大狱，盗憎主人，固亦其所。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他们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向社会宣示反清革命事业的正义性，这正是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革命手段登上历史舞台所需要的英雄行为。当然，这里也应当指出，革命者还必须善于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把不愿束手就缚的人笼统地通通斥为胆怯或动摇，是不切实际的。

《苏报》也不屈服，继续疾呼“革命排满”。《狱中答新闻报》一文便揭载于7月6日的报上。清朝当局一心要拔掉这眼中钉。7月6日，古柏向公廨要求封报，这本是串通好的事，审官当即允准，英领事签字。但工部局拒不执行，清方便用不派人会审他案相抵制，这样，苏报馆才于7月7日被封。名震一世的革命报纸就这样被扼杀了。

章、邹一案，若按袁树勋与领事的协定，很快可决，不外禁监数年，但这样做达不到清廷置革命党人于死地的目的。7月2日，端方飞电魏光焘、恩寿、袁树勋，主张以“设法解宁为第一义”⁽¹⁶²⁾，要将章炳麟等人弄到清朝政府手里杀掉。端对张之洞说：“此事关系太巨，非立正典刑，不能定国是而遏乱萌。”⁽¹⁶³⁾他还指责“宁沪办法似嫌太松，仅予监禁，终当出而作乱”⁽¹⁶⁴⁾。端方心狠手辣，他的办法很合清廷意旨，经过张之洞的活动，军机处于7月4日、8日两次责令魏等按此“尽法惩办，勿稍疏纵”⁽¹⁶⁵⁾。7月8日的电令还命魏“仍随时电商端署督”⁽¹⁶⁶⁾，正式给予端方干预此案的权力。端随即派湖北巡警局总办金鼎赴沪。

魏光焘并不以端方的主意和军机处的命令为然，他相信要改变洋人的主意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他和袁树勋、福开森提出了一个拖延的办法，美其名曰“步步紧逼”。他要求北京外务部出面同各国公使交涉，让他们先去碰钉子，而在上海则只催会讯，绝口不提解宁问题。魏、袁以操之过急会促使工部局放人相要挟，福开森、金鼎也跟着帮腔，逼得端方只好承认“以速行会讯，俾早定案为要义”⁽¹⁶⁷⁾。

7月15日，在租界会审公廨进行第一次会讯。章炳麟、邹容等在森严的戒备下被提上公堂。古柏代表清朝政府指控《苏报》和章、邹“故意污蔑今上，诽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他摘引了《康有为》等八篇文章和《革命军》一书中激烈的词句作为“罪证”。章炳麟非常藐视这种审讯，他说：“噫嘻！彼自称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¹⁶⁸⁾面对审官，他坦然承认：《序革命军》是我所作，同时，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清朝，便作书驳斥。律师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章答：我只知道载湉是满清人，不知所谓“圣讳”。邹容也自认：“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因为章等的律师来不及准备辩护词，公廨宣布7月21日续讯。当章炳麟、邹容等被用马车送回巡捕房时，观者填巷。章炳麟在车上看到这种情景，即将两句古诗改了几个字，风趣地吟道：“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¹⁶⁹⁾

会讯之前，7月11日，魏光焘、端方、恩寿会奏办案情况，申明“拟俟会讯后，设法解宁审办”⁽¹⁷⁰⁾。7月13日，清廷电旨：“仍著严饬速筹解宁惩办，勿任狡脱，以儆狂悖。”⁽¹⁷¹⁾这道“圣旨”否定了“步步紧逼”办法，魏光焘不得不改弦易辙，认真地从事解宁交涉。当时，第一次会讯日期已定，只好照常。讯后，魏撤回俞明震，并给袁树勋一道命令，如果袁不能将章等交涉引渡，押往苏州惩办，便要降职问罪。7月20日，袁与美领事古纳约定次日同各领事会商。7月21日的会讯因此已无必要，所以第二次会讯一开堂，古柏即以案外另有交涉为由，请求改期会讯。会讯因此中断。

法庭上的胜利者是章炳麟、邹容。他们毫无畏惧之心，对簿归来，吟哦唱和，赋诗见志。7月22日，章炳麟赠诗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

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答曰：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两诗豪情横溢，表示出他们在囹圄之中，梦寐以求的，仍然是兴革命之军以扫“妖氛”。对于早已准备好勇敢地登上断头台的革命者，敌人的一切迫害阴谋，只能是枉然的。

7月21日，袁树勋持南洋大臣魏光焘照会同各国驻沪领事谈判。英领事康格滑头地告诉他，这件事本可商量，但你们既找了公使，我还得向公使请示。与此同时，英、日、美三国公使也向清外务部推托说，得等待驻沪领事报告。京、沪两地的谈判都陷于扯皮。

为了说服洋人交出“钦犯”，金鼎想了一条理由，说“革命”“是明明欲在租界外犯叛逆之罪，租界内无命可革，则此案与租界内何涉”⁽¹⁷²⁾？这种拙笨的理由当然难不住洋人。张之洞比他的亲信要高明得多，他指责租界当局侵犯中国主权，要求收回这些权利。7月21日，张之洞电端方，指示谈判要领。他说：“在中国境内，虽系租界，其中国人民仍应归中国管辖，故遍查条约并无租界交犯章程。……而工部局硬欲干预此案，竟欲以上海租界作为外国之地，显系有意占权，万难迁就。”⁽¹⁷³⁾在张的启发下，魏、袁也寻章摘句予以补充。他们企图居高临下，靠提出主权要求摆脱洋人的刁难，一举达到引渡的目的。

张之洞指责租界当局占权是符合事实的，只是说得不全面。各国使领、工部局干预“《苏报》案”，无论是参与镇压，或是拒绝引渡，都是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帝国主义者这样做，为的是维护他们靠侵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得来的权益。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帝国主义者在这一案件中，与封建统治者既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局面。为了维持其走狗的统治，使自身利益不因这种统治被推翻而遭受损失，他们同意清朝政府镇压在租界内活动的革命党人，并直接参预镇压。同时，为了不使清朝走狗染指自己的既得权益，他们又要求把这种镇压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拒绝引渡，主要是从后一目的出发的。张之洞指责的，也仅仅这一点。清朝统治者也明白，帝国主义者拒绝交人“系争界内之权，非实惜各犯之命”⁽¹⁷⁴⁾，所以他们想争一争。因为所需维护的政益不同，也产生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分歧。美国在中国势力较小，为便于今后扩大在华利益，它乐于示好于清朝政府。其驻沪总领事古纳秉承本国侵华方针，就利用领袖领事地位积极支持清朝对革命的镇压，极力赞成引渡。英国领事康格的态度就和古纳不一样，他始终反对引渡。康格的态度则是由于英国有其在长江中下游和上海租界的权益需加保护而产生的。工部局直接控制着租界，所以它处处与清朝当局为难，不让清朝当局插手界内之事。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了哪种态度，侵占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一样的。

张之洞摆出一副力争主权的“爱国者”的架势，则完全是自欺欺人。他所争的，不过是镇压中国人民的便利，“将来再有缉拿匪犯之事，便易措手”⁽¹⁷⁵⁾。如此而已。他忘记了，租界的一切权力都是清朝统治者出卖的。现在，爱国者起来反对卖国贼，卖国贼才急于向主子乞求镇压爱国者的“治权”，更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的卖国嘴脸。

中国革命者当时就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者在此案中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不过，由于这场斗争主要是同封建统治者进行的，革命者面临的议题是怎样制止清朝政府加剧其镇压行动，这一方面的问题没有被摆在主要地位。反之，因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客观上有利于革命，租界当局某些抵制清朝当局的行为还曾经受到赞扬。这种情况不足为怪，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在上海的革命党人长期在租界活动，就是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和帝国主义者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但是，利用这种矛盾并不等于承认帝国主义者的行为是合理的。章炳麟在谈到租界当局对此案的态度时明白指出：“此自各行其志，与吾辈宗旨不同”⁽¹⁷⁶⁾。这种估计是清醒的。

清朝政府与各国使领的谈判迄无成效。在北京，法、俄、德、美等国公使赞成引渡，但意大利公使反对。英国代办对引渡模棱两可，其驻沪领事却坚决反对。正当交涉紧张之际，在北京发生了政治犯沈荩被害的事。沈荩当过自立军右军统领，7月19日在京被捕，因西太后授意，7月31日在刑部被杖毙。8月间，消息传出，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极大愤慨。各国使领便以此为借口，拒绝引渡。为挽回局面，张之洞又出主意，用“只以监禁了事，决不办死罪”⁽¹⁷⁷⁾的条件同使领们交涉，但已毫无用途。英、美政府先后训令其驻华使节不得同意交人。清廷迫于形势，只好放弃引渡的要求，于11月间由外务部与英使萨道义约定，将章、邹“免除”死罪，仍在租界会讯定判。

为此，会审公廨设立额外公堂，魏光焘派上海县知县汪懋琨为主审官，于12月3日、4日、5日连续会审。为了集中迫害章炳麟和邹容，额外公堂于3日当堂释放了程吉甫、钱宝仁；陈仲岐、龙泽厚则于17日分别交保、具结释放。12月24日宣判，汪声称应判章、邹永远监禁。但是，英方不同意，判决不生效。后来，舆论纷纷指责将章、邹长期关押而不判刑有违法律和道德，工部局也放出风来，说再不宣判就要将人放掉。清廷外务部怕前功尽弃，这才接受英使意见，同意缩短刑期。1904年5月21日，汪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德为门等复讯，宣布判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自到案之日起算，限满释放，驱逐出租界。“《苏报》案”至此收场。

清政府兴师动众镇压新兴的革命运动，制造了“《苏报》案”。可是，比较起它为制造此案而付出的政治代价来说，囚禁章、邹的“胜利”简直微不足道。封建统治者为此案竟一连发了两道“圣旨”，还以政府名义去控告几个普通百姓，一开始就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孙中山指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¹⁷⁸⁾清朝统治者实际上为反清革命做了义务宣传。《苏报》的主张通过清方的控状公布于全国，章炳麟、邹容成了众所周知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作品不胫而走。政治上敏锐的人们都由此感到，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已经是难以阻遏的潮流，镇压只会产生和锻炼更多的革命者。

清朝统治的腐朽也突出地暴露出来了。它为镇压革命与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也就须按帝国主义者的意旨办事，否则就行不通。它的官吏们对“圣旨”可以阳奉阴违，对“钦犯”可以私纵暗放，相互间明枪暗箭，但在洋人面前却都望而生畏。这样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又怎么能长期统治中国呢？

章炳麟、邹容在判决之后被囚在提篮桥租界监狱里，分居斗室，每天做工八小时，缝衣、烧饭，吃着恶劣的饭食。他们抽空吟诗、写作，还读些旧籍、佛典，但最关心的还是狱外的政治动向。每逢探监时间，蔡元培等轮流给他们带来新的消息，许多不相识的革命志士，如禹之谟、卞鼐、吴樾等也前来探望或寄信慰问。章炳麟在狱中还参预了光复会的创立。统治者的监狱关住了一些革命者，却无法关住革命。

1905年4月3日，邹容因不堪黑狱的折磨，病死狱中，年仅二十岁，离出狱之期仅七十余日。他的遗体由《中外日报》馆收敛暂厝。人们都怀疑他的死是中外反动派下的毒手，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为此特派张继回沪调查。4月5日，中国教育会为邹容开了追悼会。其后，革命志士刘三、刘东海冒着危险将灵柩运到上海县华泾乡，葬在自己的地里，人们称誉刘为“义士”。1906年7月3日，在邹容墓前建成了一座纪念碑，以表达人们对他的怀念。

1906年6月29日，章炳麟刑满出狱。在沪革命党人、进步人士纷纷候门欢迎，东京同盟会总部也派人来迎接他东渡。香港《中国日报》、《有所谓报》等报馆都发电慰问、致敬。当晚，章炳麟登轮赴日。

四　孙中山创办军事学校和反对保皇党的斗争

1903年春拒俄运动在东京展开时，孙中山不在日本，他于头年12月离日，到安南（今越南）去了。

孙中山1900年6月的西贡之行没有任何成果。事后，韬美作了一个礼节性的表示，邀请孙中山参观1902年11月至1903年1月在河内举行的博览会。到期，孙中山赴安南，而韬美已经离任。孙中山会见了继任总督鲍何（P．Beau）的秘书长哈德安（M．Hardouin），继续提出要求：希望法方援助军械，派人训练革命军，以便在中国南方建立革命政权。鲍何认为对孙中山的支持，会造成法国在华南商业的危机，影响滇越铁路的利益，因此通过哈德安表示，无意改变现行政府，谈判仍然没有成果⁽¹⁷⁹⁾。在此期间，孙中山在河内华侨中建立了兴中会组织。当他7月末回到日本时，拒俄运动的高潮已过，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也转入秘密状态。孙中山失去了同这群学生一道进行这场斗争的机会。然而，孙中山和知识界的接触毕竟因新兴知识阶层的活跃而增加了。到横滨山下町寓庐来请教的留学生络绎不绝，大部分都是初交，其中以军国民教育会的积极分子为多。因“《苏报》案”流亡的陈范、黄宗仰等也在横滨，黄与孙同居一楼，他们经常聚议时事和革命方针。

留学生胡毅生、黎勇锡、翁浩、郑宪成、刘维焘等九人，悦服孙中山的主张，愿意参加革命组织。孙中山到东京约见了他们。他们认为，要从事革命，必须通晓军事，但是清朝公使正取缔自费生学陆军，欲学无门。孙中山答应为他们设法，要他们先填写盟书，表示决心。盟书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第一次用这样内容的誓词，取代了兴中会原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这一誓词后来一直沿用到1910年美国旧金山同盟会组织建立之前。

孙中山训练革命军的计划在法国人那里碰了钉子，却得到犬养毅的帮助。他决心建立一所军事学校，通过犬养，聘日人小室友次郎少佐、日野熊藏大尉为教官。日野以研究南非德兰斯瓦波尔人的散兵战术著名。此时，孙中山为组织反清武装起义，专心研究军事，也很重视这一战术，认为它最适用于揭竿而起的中国革命军。他读了大批英波战史和图册，并与日野悉心探讨。关于学校，各方商定，学生自赁一屋同住，白天自习普通课程和日语，晚间则教授战术及兵器学，以八个月为一期。日野是现役军人，不便公开活动，学生每晚轮流派二人到他家中听授讲义，回来再向大家转述。学校最初赁居东京牛込区，后迁至郊区青山练兵场附近。这里既能避日警耳目，又便于每天观摩日军近卫师团各兵种的操练。

这所学校，后来记载中称它为“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本名已不可考。它的学生，先后共计十四人，都是来日游学者，其中八人是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孙中山第一次在游学生中组织这样一个革命军事团体，它的范围很窄，人数不多，除二人外，其余都是广东人，还没有深入到广大学生中去。

军事学校成立后不久，孙中山离日本去檀香山，而将同留日学生的联系委托给冯自由、廖仲恺、马君武、胡毅生等人。当时，在拒俄运动高潮和“《苏报》案”之后，东京和国内革命运动暂时低伏，看不出有发动武装起义的形势。而孙中山的活动经费也很匮乏，他便向黄宗仰借了旅费，去他熟悉的华侨聚居之区一行，希望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孙中山离日后，革命军事学校发生了变故，因为内部一些纠纷，全体决议解散。它前后一共维持了将近六个月时间。

10月5日，孙中山抵檀香山。此来，距1896年离檀，已过七年，夏威夷群岛已成美国领土。檀岛兴中会在1899年梁启超来此组织保皇会之后，受到严重破坏。仅余的十多个会员慑于保皇党的势力，不敢活动。相反，保皇党却有自己的组织和报纸。这时，檀岛华侨达二万五千余人，仅学生就有一千六百余人，但许多人都被“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谎言所迷惑。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况，知道“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下决心“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¹⁸⁰⁾。

自11月13日起，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几个戏院中连续演说三天。他批驳保皇谬论，指出“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立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¹⁸¹⁾演说时，座无虚席，听者动容。随后，又应邀到奥华湖岛的希炉演说，听者达千余人。孙中山见华侨迅速转变，人心归向，就着手恢复和发展革命组织。建立起来的团体，不再叫兴中会，而取名“中华革命军”。取这个名字，为的是“记邹容之功也”⁽¹⁸²⁾。原来，孙中山来檀时，带了一批《革命军》，将它推荐给侨胞，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他说：“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近者求索纷纷，而行箧已罄。欢迎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即昔日无国家、种界观念者，亦因之而激动历史上民族之感慨矣！”⁽¹⁸³⁾随着革命组织的恢复，孙中山发行革命债券，向华侨募款，“民心一，则财力可以无忧”⁽¹⁸⁴⁾的预言实现了。

保皇党人当然不甘心失去檀香山的地盘。康有为弟子陈仪侃这时在檀任《新中国报》主笔，迅即对革命党进行攻击，并诋诬孙中山本人。革命党人对此异常激愤。恰好，老兴中会会员程蔚南主办着一份商业报纸《檀山新报》（俗名《隆记报》），孙中山便让程将它改组为党报。因为没有合适的主笔，孙中山便亲自撰文，同《新中国报》激烈论战。他看准了保皇党的欺骗手法，“彼所用之术，不言保皇，乃言欲革命”，“故深中康毒者多盲从之”。因此决定自己在论战时“所持以为战具者，即用康之政见书以证其名实之离”⁽¹⁸⁵⁾。这场论战的代表作《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便是按这一方针揭露保皇党人的。

《敬告同乡书》专门揭露“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它告诉人们：康梁“创立保皇会者，所以报知己也”，“故保皇无毫厘之假借”，“如其不信，则请读康有为所著之《最近政见书》，此书乃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塌地，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公等何不一察实情？”梁启超如真心革命，为何不与康有为决裂？陈仪侃如真心革命，为什么攻击革命演说？“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敬告同乡书》截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它号召人们“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

《敬告同乡书》一出，《新中国报》惊慌失措，于12月29日也抛出一篇《敬告保皇会同志书》，进行反攻。为此，孙中山又在1904年1月发表了《驳保皇报》一文。这篇文章一条一条地将陈仪侃文章中自相矛盾、立论荒谬、逻辑混乱、常识错误之处揭露无遗，通过这种揭露，宣传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孙中山指出：“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必先驱逐‘客帝’，复我政权，始能免其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也。”他把希望放在人民身上，说中国“尚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惟人民之奋发耳”！他还指出，君主立宪并非中国必经的政治阶段，中国应取法先进，实行民主立宪。他说：“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以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

檀香山华侨之所以受保皇党的欺骗，是因为他们虽有强烈的救国愿望，却不懂得革命与改良的区别，不懂得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孙中山廓清了这个问题，华侨耳目为之一新。以前投入保皇会者，纷纷登报声明脱离，加入中华革命军者源源而来，很快就有近千人之众。革命派的势力压倒了保皇派，檀香山又成了革命党人在海外一个重要的据点。

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离檀香山赴美国大陆，那里也是保皇党气焰嚣张的地方。旅美华侨，十之八九都是洪门，为了易于得到洪门支持，孙中山行前加入了致公堂，受封为“洪棍”（元帅）。同时，还向茂宜岛当局取得了一份夏威夷土生证书，这一证书为他后来进出各国提供了方便。

4月6日，船抵旧金山。美海关当局得到清朝领事的通知，把孙中山当作乱党，阻止入境。经移民局讯问，拘留于候审木屋多日，竟被判令出境。侨胞伍盘照、黄三德、唐琼昌等极力奔走设法，聘律师那文，向美工商部上诉，才获准入境。

美国大陆华侨没有像檀香山华侨那样受过革命的影响，风气极为闭塞，孙中山活动很困难。为了启发华侨的革命觉悟，孙中山又想到了邹容的《革命军》。他在伍、黄二人的帮助下，将这本书翻印了一万一千册，广为散发，很快就在侨胞中流传开去。

孙中山看到华侨中基督教徒较具新思想，便先从此入手。他利用教徒身份，邀集教友开救国会议，推加州大学教授邝华汰为主席。孙中山在会上说明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并请与会者购买革命军需债券。每券美金十元，将来革命成功后，各还本息一百元。孙中山说明：“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国家各项优先利权。”⁽¹⁸⁶⁾华侨们对于购券都很赞成，但不愿加入兴中会，怕因此危害在家乡的亲友。孙中山同意他们不入会。会后，孙中山共募得美金四千多元。

然而，在美国华侨中势力最大的还是洪门致公堂。孙中山要在美国打开局面，主要还得做洪门的工作。洪门是天地会在美洲分支的名称。当初，它从国内传来时，还保持着“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年代一久，就变成了带有神秘色彩的狭隘的侨民福利团体和社会联系纽带。洪门致公堂在美国公开活动，总堂在旧金山，凡有华侨的城市，差不多都有分堂。在中小城市，华侨如不加入洪门，即会受到排挤，无谋生的可能。但是，致公堂的组织却很涣散，总堂、分堂，各自为政，不可能进行一致的行动。保皇会势力几年前即进入美国，梁启田、徐勤、欧榘甲等都加入洪门，利用致公堂扩展组织，各地致公堂职员里较开通者，几乎都兼充保皇会干事。因此，孙中山要做致公堂的工作，就必须使它联络一气，并摆脱保皇党的影响。

孙中山很快同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书记唐琼昌及朱三进、邓斡隆等结为友好，使他们成为反清革命的拥护者，从而推动了致公堂的改革。致公堂在旧金山有一份《大同日报》，总理为唐琼昌，主笔却是保皇党骨干欧榘甲。欧对孙中山来美很反感，在报上加以攻击。黄、唐等竭力劝欧与孙合作，欧不但不听，还变本加厉地污蔑孙中山，惹得致公堂职员们很气愤，便迫使欧辞退，请孙中山荐人主持。孙中山推荐留日学生刘成禺为该报主笔，刘于当年夏到职。革命派在美国夺得一块宣传阵地。5月，孙中山由黄三德陪同，在旧金山丹桂、升平等戏院演说“爱国要义”。清朝总领事在唐人街张贴布告对华侨大加恫吓，但每次去听者还是上千人，而且“听者津津有味”⁽¹⁸⁷⁾。随后，又赴附近城市演说。孙中山“扫灭在美国之保党”的“苦战”⁽¹⁸⁸⁾，取得了初步战果。

孙中山建议致公堂进行全美会员总注册，以便将该堂各分支统一起来。他受致公堂职员们委托，起草了《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和新章，将反清革命的主张输入其中。新章把“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列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规定“本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新章还把反对保皇党的斗争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规定“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也是“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又明确规定，对于各种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反者，本堂当视为公敌，不得附和”。孙中山希望致公堂能统一在革命的宗旨之下。

5月24日，孙中山、黄三德受致公堂推举，自旧金山出发往各城市鼓励注册进行。行前，致公堂大佬刘学泽等二十余人发公启将二人介绍给各地洪门。公启宣称：“今欲排满革命，舍我其谁！”他们沿南方铁路，经过弗雷斯诺、贝克斯菲尔德、洛杉矶、新奥尔良、匹兹堡、圣路易斯、亚特兰大、华盛顿、费城、巴尔的摩、芝加哥等数十城市，历时数月，于9月28日抵纽约。每到一地，孙中山便发表演说，驳斥保皇谬论，黄三德则招收会员。这一长途旅行宣传使保皇党大为震动，他们也派欧榘甲、康同璧赴各地演说，进行抵制。由于致公堂过分涣散，许多地方被保皇党把持，总注册最后并未完成，但孙中山的游说对美国华侨倾向反清革命，却起了启蒙作用。

孙中山在纽约逗留数月，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会见了不少政界人士。他还和中国留学生王宠惠、薛仙舟、陈锦涛等时相过从，讨论后来发展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一整套革命思想，以及革命后的外交、财政等问题。九十月间，他将8月间写成的英文告欧美人士书《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在纽约出版，印行万册，分赠各国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以及它的国际意义。这本书在纽约、横滨、香港很快被译为中文，成为一种有名的革命宣传品。

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结束了美国之行，离开纽约前往英国。

孙中山1903年和1904年在日本、美国的活动对中国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他的活动表现出明显的创新尝试。他为反清革命提出了社会内容更为明确、广泛的主张，这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誓词，它包括了正在酝酿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同保皇派的斗争，尤其是廓清革命与保皇之界限的思想斗争，以致使原来解决“经济困难”的“退守”⁽¹⁸⁹⁾，变成了横扫保皇毒焰的进攻，成功地完成了后来同盟会和保皇派论战的演习。他还进行了改组和扩大革命团体的尝试，这种尝试不仅表现在名称的改变上，而且表现在政治纲领、成员成分和活动方式的变化上。这些创新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无疑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促成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创新的因素，有孙中山对十年革命生涯的反省，更主要地则是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由新型知识阶层的活跃带来的国内（包括赴日留学生）革命运动的兴起，改变了兴中会孤处海外的局面，在孙中山面前顿时出现了一片广阔的前景。孙中山这时在海外的活动虽然还没有同东京和国内的革命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但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这几股潮流的相互激荡。孙中山努力从国内的斗争中吸取营养。在他批驳保皇党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章炳麟、邹容的影响，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更被他当作启发华侨觉悟的利器。他盼望得到国内的支援，诚恳地呼吁说：“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¹⁹⁰⁾。他开始重视新型知识阶层的作用，注意国内、东京革命的动向。在美洲，他就关心“上海同志，近来境况志气如何，东京留学生又如何”，他要处于困境中的“在东国同志，暂为坚守，以待好机之来”⁽¹⁹¹⁾。除了将自己的活动情况通报给东京、国内外，他还将自己的经验、成果介绍给他们，希望促进那里的活动。他介绍了“平均地权”的思想，同时介绍了十六字誓词和发展“中华革命军”成员的仪式。他说：“但其余有志者愿协力相助，则请以此形式收为吾党。”⁽¹⁹²⁾他还希望上海、东京同志“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¹⁹³⁾。孙中山同国内、东京革命力量的关系越来越近。这种情况，预示着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更加壮观的局面来临。

第六节　革命民主思想的传播

一　日益蓬勃的宣传活动

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国家里，要动员人民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从而消灭君主专制政体，建立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件艰巨的事情，它需要一个规模巨大的革命启蒙运动。事实上，反清革命运动正是伴随着这样一个启蒙运动而兴起的。革命宣传活动在反清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先导地位。“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呼号震动全国，首先依赖于革命宣传家们的劳绩。

文字宣传是革命宣传活动的主要形式。在孙中山领导兴中会独自活动的年代，宣传活动是开展得不够充分的。兴中会只在香港有一份《中国日报》，附带刊出《中国旬报》。兴中会员还办过《开智录》。除此之外，他们只能翻印一些如《扬州十日记》、《原君》那样的旧籍，作为自己的宣传品。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这种沉闷局面被打破了。《国民报》首先以崭新的面目在东京出现，它关于民主主义的宣传，深刻地影响了像邹容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型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行列，宣传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在1903年和1904年，《革命军》、《驳康有为书》、《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出版；《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大陆》、《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报刊发行。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反清革命宣传的高潮。宣传活动（包括口头宣传）几乎构成某些地区革命活动的主要内容。一些革命家名震全国，也首先是由于他们在宣传方面的功绩。这种情况是革命运动刚刚兴起时必有的现象。

革命宣传活动的日益蓬勃发展，可以从革命书报的风行、宣传队伍的壮大和多种多样宣传手段的采用几个方面看出来。至于宣传家们集中宣传的“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口号，则将在后文专门予以介绍。

一、革命书报的风行：

迄至1905年夏季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夕，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创办或主持的革命报刊，主要的如下表，

报纸：

报名 | 刊行时间 | 出版地 | 备注
中国日报 | 1900—1913 | 香港　 | 1911年冬迁广州出版。
苏报 | 1903 | 上海　 | 创刊于1896年。
国民日日报 | 1903 | 上海 |
俄事警闻 | 1903—1904 | 上海 |
檀山新报 | 1903—1907 | 檀香山 | 俗名《隆记报》，创刊于1905年前后。
俚语日报 | 1903—1904 | 长沙 |
世界公益报 | 1903—1904 | 香港 |
警钟日报 | 1904—1905 | 上海 |
大同日报 | 1904—1912 | 旧金山 |
图南日报 | 1904—1906 | 星加坡 |
广东日报 | 1904—1905 | 香港 |
有所谓报 | 1905—1906 | 香港 | 又名《唯一趣报》。

期刊：

刊名 | 刊行时间 | 出版地 | 备注
中国旬报 | 1900—1901 | 香港 |
开智录 | 1900—1901 | 横滨 | 附刊于《清议报》。
国民报 | 1901 | 东京 |
政艺通报 | 1902—1906 | 上海 |
游学译编 | 1902—1903 | 东京 |
大陆 | 1902—1905 | 上海 |
女报 | 1902—1903 | 上海 | 1903年易名《女学报》。
湖北学生界 | 1903 | 东京 | 后易名《汉声》。
直说 | 1903 | 东京 |
浙江潮 | 1903 | 东京 |
江苏 | 1903—1904 | 东京 |
童子世界 | 1903 | 上海 |
觉民 | 1903—1904 | 金山 | 印刷于上海。
中国白话报 | 1903—1904 | 上海 |
女子世界 | 1904—1906 | 上海 |
萃新报 | 1904 | 金华 |
安徽俗话报 | 1904—1905 | 芜湖 |
二十世纪大舞台 | 1904 | 上海 |
国粹学报 | 1905—1911 | 上海 |
二十世纪之支那 | 1905 | 东京 |

革命书籍的出版更为普遍。在这些书籍中，以政论和介绍反清革命运动者影响最大，最受人们欢迎。此类书中较著名的有：

除政论性书籍之外，革命分子还编译了大量有助于革命思想传播的图书，其中包括：

（一）揭露清朝入关暴行和黑暗统治的旧籍。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这类书还被汇编成丛书，如《陆沉丛书》、《明季实录》等。有人还搜集有关这方面史料，编写成书出版，如陈去病的《清秘史》、刘光汉的《光汉室丛谭》等。

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也被翻印出版。

（二）宣传革命、反满的史著。如汉公（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匪石《郑成功传》、佚名《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

英、美、法、俄等国的革命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衰亡史、独立史，以及外国名人传记，也大批翻译出版。

（三）揭露列强侵略的著译。如《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西力东侵史》、《哥萨克东侵史》、《中俄交涉史》、《俄罗斯对华策》、《俄前皇并吞世界遗策》、《明耻图》、《闽警》等。

（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名著的译本。如《民约论》、《自由原论》、《万法精意》、《物竞篇》、《天择篇》、《社会学原理》、《国体政体概论》、《代议政体》等，以及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的译本。

（五）介绍当时各国社会思潮的译著。如《社会主义神髓》、《世界进步之大势》、《无政府主义》、《虚无党》、《自由血》、《俄罗斯大风潮》等。

（六）各种文艺作品。

革命书报的出版地也就是革命运动比较发达的地方，集中于上海、东京、香港。但书报所传播的地区却非常广泛。上海出版的《苏报》，在北京、天津、成都、武昌、汉口、寿州、安庆、芜湖、南昌、福州、南京、镇江、扬州、如皋、杭州、绍兴、宁波、苏州、无锡、松江、常熟、日本横滨等23个地方设有33个分售处。言论稍为温和的《大陆》杂志传布就更广，1903年，它在外地有66个代派处，北至北京、太原，东至蓬莱，西至成都，南至广州，都有人代售。《政艺通报》更超过《大陆》，它的代派处达八十余个。像潍县、天门、常德、泸州、浔州、宁国、锦州这样较小的地方都有出售。连《觉民》这样在小城镇出版的刊物，也有23个代派处，并且深入乡村。革命书报的流传之广，于此可见。

革命报刊的发行量也是可观的。1903年，《苏报》在东南地区各省城中最为闭塞的南昌，发行200份。1904年，《警钟日报》在武昌发行300份，杭州二百余份，南京四十余份，没有代售处的泰州、泰兴、衢州也各发行3份。其他一些革命期刊，在武昌共发行260份，南京65份。杭州则自有《杭州白话报》，发行约一千份。1903年，《浙江潮》第一、二、三期第三版，第四、五、六期第二版，第七、八期初版，均印行五千册。《湖北学生界》发行量开始很小，后因当局查禁，反而猛增至每期数千册。革命报刊在各地发行的数字虽比不上一些历史长的大报和改良派报刊，但在受到清朝统治者压制的情况下，能达到这种程度很不容易。如果从这些零散的统计数字去估计革命报刊总的印行量，其总数应当是很庞大的。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更是印行数量巨大的典型。《革命军》第一版在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各地纷纷翻印。为避免国内外当局注意，翻印时多半将书名改掉，例如1903年在新加坡翻印，改名《图存篇》，同年在香港翻印叫《革命先锋》，在上海翻印叫《救世真言》，在横滨翻印时与《驳康有为政见书》合刊，叫《章邹合刻》。据估计，这本书在辛亥革命时期一共印了二十几版，总印数超过一百万册。

革命书报品类繁多，印数庞大，流传广泛，说明革命思想深受群众的欢迎。

二、革命宣传队伍的壮大：

与革命书报的风行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宣传队伍人才辈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黄兴和蔡元培都曾以大量精力研究革命理论和推动革命宣传。但反清革命运动初期最著名的宣传家，还应当推《革命军》作者邹容，《猛回头》、《警世钟》作者陈天华和《驳康有为书》作者章炳麟。他们的这几本书都是鼓吹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奠基之作。

邹容（1885—1905）字威丹，四川巴县人。他是富商的儿子，自幼熟读经史，却不肯应科举，常“薄尧舜，非周孔”⁽¹⁹⁴⁾。1901年出川，入上海广方言馆。次年9月赴日，就读于东京同文书院。他很快被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所吸引。1903年2月，刘成禺等借新年团拜发表排满演说，邹容起而响应。不久，因愤于一个清朝官员的丑行，他与同学一起去强行剪了此人的辫子，被迫回国，住在上海爱国学社。拒法、拒俄运动开始，他异常积极。5月，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想“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 ⁽¹⁹⁵⁾。当冯镜如成立国民议政会企图将运动引入改良主义的轨道时，他又在该会成立会上予以怒斥。这时，他与章炳麟、章士钊、张继结为兄弟，他年纪最轻，被视为小弟。

《革命军》是邹容在日本时写成的书，回沪后重加增润，由章炳麟作序，于1903年5月间出版。在自序中，邹容自称为“革命军马前卒”。这本书约二万言，它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大声疾呼革命，要求推翻合专制、卖国与种族压迫为一体的清政府，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由于这本小书系统地阐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和主张，加以文笔浅近、犀利，说理明澈，情感丰富，它很快受到社会上的热烈欢迎。孙中山称誉它“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¹⁹⁶⁾。吴樾说，他得到这本书后“三读不置”⁽¹⁹⁷⁾。人们都以先睹为快。在偏远地区，竟卖到十两银子一本，许多青年还竞相传抄。清朝统治者对《革命军》极为忌恨。端方说：“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竟敢谤及列祖列宗，且敢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皆非臣子所忍闻。”⁽¹⁹⁸⁾清朝政府制造“《苏报》案”，镇压的对象之一，就是邹容和《革命军》。正反两方的强烈反应，显示了这部作品的威力。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别署思黄，湖南新化人。他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塾师家中，幼年曾放牛、当小贩，十五岁才入塾读书。后得人资助，入资江书院、求实学堂。1903年3月，留学日本，先后入东京弘文书院、法政大学。他在拒俄运动中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并自认为归国运动员。同年10月，俄军强占奉天，他又啮指作书，呼吁湖南同胞救亡，连巡抚赵尔巽也为之感动。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作革命救亡的宣传品上，经常闭门疾书，写到痛心之处，往往独自泣不成声。1903年夏至1904年初，他先后写成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这两本书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已迫在眉睫，而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立即行动，实行排满，“杀那洋鬼子”。《猛回头》、《警世钟》反帝爱国思想的强烈程度超过了当时的同类作品。这两本书还以通俗易解见长。前者以弹词，后者以白话写作，所以很快就深入到农村、军营和工人、平民中去。浙江金华的会党成员曹阿狗得到《猛回头》一书后，“日夜讽诵不辍，又到各处演说”，结果被官厅杀害⁽¹⁹⁹⁾。武昌街头一个摊贩，将《猛回头》背得烂熟，逢人便为演说。为了阻止《警世钟》的流传，清朝上海当局在1904年制造了“《警世钟》案”，迫害出版和代售该书的书商。清方的禁止，反倒促使这两种书更加广泛地风行起来。

《驳康有为书》的作者章炳麟则是早著声名的学者。1899年，他就将此前要求改革中国政俗的文字汇刻成《訄书》。由于他此时还在“与尊清者游”，这本书未能摆脱改良主义的束缚。1900年，他与改良派决裂后，开始对书中内容“匡谬”。1902年从日本回乡，又着手大加“删革”，排除改良主义观点，增加革命内容。增订的《訄书》在1904年、1905年接连印了两版。新版本增加了《客帝匡谬》、《订孔》、《序种姓》、《解辫发》、《定版籍》、《地治》等重要文章。《訄书》是章炳麟对中外政治、学术进行深刻研究后写成的，包括许多积极的革命的观点，但它学理艰深，文辞古奥，很难广泛流传。章炳麟此时作品中最受民众欢迎的还是《驳康有为书》。

1902年，华侨中的革命倾向增强，康门弟子中也发生了某种离心倾向。为了稳住阵脚，同年6月，康有为写了一封《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又写了一篇《与同学诸子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康有为以革命会造成流血破坏、招致外国干涉等为理由，要人们等待光绪复辟，实行君主立宪。保皇会除将这两封信登诸报刊外，还印成小册子到处散发。为此，章炳麟写了《驳康有为书》这封公开信。它严正指出，满清为了维持其种族压迫，决不会放弃政权，实行立宪；只有用革命推翻满清，实行合众共和，才能使中国免为欧美之奴隶。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初版印行三千册，顿时销售一空。

邹容、陈天华、章炳麟之外，郑贯一、杨笃生、章士钊、刘光汉、等都是卓有贡献的宣传家。郑贯一（1881—1906）名道，号贯公，广东香山人。他是《开智录》的创办人，1901年出任《中国日报》记者，将新的思想和文风带到香港，大受读者欢迎。后来，又创办过《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他善于结合民众切身问题，并通过各种通俗形式，宣传革命的政治主张。杨笃生（1871—1911）名毓麐，后易名守仁，湖南长沙人。清拔贡，1898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教习，1902年5月赴日留学。同年，他与同乡同学创办了《游学译编》，并写了《新湖南》一书，较全面地阐述了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邹容、陈天华的一些重要观点，都可以从中找到渊源。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号秋桐，湖南长沙人。1903年由江南陆师学堂退学入爱国学社，被聘为《苏报》主笔，继主持《国民日日报》。他编著的《黄帝魂》、《孙逸仙》、《沈荩》、《苏报案纪事》，都是非常流行的革命宣传品。他的文章慷慨激烈，又善于析理，富有感染力。刘光汉（1885—1919）原名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出身于经学世家，本人又是清举人。1903年春到沪，结识章太炎等，开始发表革命文章，曾任《警钟日报》主笔。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又接受了一些新思潮。作品中经常将陈旧的儒家说教和激进的社会思想掺杂在一起，尤其喜欢引经据典地说明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早已萌发于中国前哲的学说之中。

在革命宣传活动中崭露头角的宣传家还有秦力山、戢翼翚、张继、马君武、孙翼中、陈诗仲、汪德渊、吴稚晖、林獬、蔡汇东、郑权、黄世仲、金天翮、陈由己、陈去病、邓实、高旭（天梅）、柳亚卢（亚子）、陈撷芬、林宗素、吴弱男等。革命宣传活动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正是这支庞大的宣传队伍积极努力的结果。

三、多种多样的宣传手段：

革命宣传家们认为，反清革命依靠“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因此，“言革命教育者，必在两等社会”⁽²⁰⁰⁾。“中等社会”指的是知识阶层及其他有文化的人，“下等社会”指的是没有文化的农、工、商。这样，宣传家们就必须讲求为这两类人易于接受的手段，特别是为“下等社会”所易于接受的通俗手段。

文字宣传的主要体裁是政论文。一篇政论能否广为流传，除了看它的思想内容外，还得看它的文字是否通俗易懂。《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之所以受到人们欢迎，它们浅近通俗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革命政论大多自“新民体”变通而来，正有雅俗共赏的效用。所谓“新民体”，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种文体，是比较浅近流畅的文言文。值得称赞的，是革命宣传家们所自觉地倡导的通俗形式，突破了脱离口语的文言，而直接采用民间的歌谣和白话。章太炎是以文词古奥著称的，但他也写了通俗唱词《逐满歌》。这样的通俗歌谣，当时为数颇多。赵声写的唱词《歌保国》，印行数十万张，散布民间，“一时长江上下游之兵若匪，人手一纸，习其词若流”⁽²⁰¹⁾。宣传家们还极力推广白话文。他们认为，“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并且预言“就文字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还，必经白话盛行之一阶级”⁽²⁰²⁾。1902年，汪曼锋、孙翼中、杭慎修等创办了《杭州白话报》。次年12月，林獬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主张让“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²⁰³⁾。林獬（1874—1926）字少泉，后易名万里，福建侯官人。他就是后来的著名记者林白水，当时自署“白话道人”。陈乾生（由己、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也是一份有名的革命刊物，很重视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中国日报》、《俄事警闻》也都用一定篇幅发表白话文章。1903年至1904年，东南地区白话报竞相创刊，著名的有浙江的《宁波白话报》、《绍兴白话报》、《湖州白话报》、《衢州白话报》，江苏的《苏州白话报》、《江苏白话报》（常熟），江西的《新白话报》、《青年爱》，上海的《智群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福建的《福建白话报》和留日学生演说会的刊物《白话》等，这些白话报的政治主张并不一样，但对传播进步的思想文化都有一定的功劳。

社会影响广泛的戏剧形式也受到宣传家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各处的戏剧，就是各种普通学堂”，戏剧的感染力比文字，绘画“功效大得几十倍”⁽²⁰⁴⁾，因此主张“要倡出一班文明新戏来”⁽²⁰⁵⁾。1903年，革命派刊物上就常登出一些短小的传奇，不过这些剧本只是文字创作，不便演出。1904年秋，陈去病在上海和京剧大师汪笑侬合作，联合著名演员时慧宝、孙菊仙、夏月润、冯子和等演出新剧。汪笑侬期望戏剧“隐掺教化权，借作兴亡表”，亲自编演了《党人碑》、《瓜种兰茵》、《桃花扇》等戏，以演说历史来教育观众。同年，他们还出版了《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提倡新剧，发表剧本。这份杂志宣称“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²⁰⁶⁾。由于宣传家们的提倡，演出借古说今的历史剧蔚为风气，渐渐发展到演出现代题材。有的学校学生编演了张文祥刺马、叶廷琛被拘、张廷标被俄兵杀害等戏。林獬写作了剧本《玫瑰花》，在沪演出。昆剧也受到重视，吴梅创作了《风洞山传奇》。

小说也是宣传家们经常利用的形式，他们不断在报刊上刊载小说。著名小说《孽海花》的头几回，就是由金天翮开始写作的，发表于《江苏》杂志，后来才由曾朴赓续成书。《警钟日报》连载了小说《孽海镜》，描写革命青年朱光复的故事。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自由结婚》，当时也颇流行。革命宣传家们这时创作的小说数量不少，但由于政治说教过多，缺乏艺术形象，没有留下什么传世之作。他们还翻译了许多外国小说，最著名的是苏曼殊、陈由己译的《惨世界》（雨果《悲惨世界》）。他们在译文中掺进了宣传革命的话，这是宣传家们翻译小说时的一种风尚。

宣传家们还利用了漫画这种形式。他们认为“这真是开通下等社会的利器”⁽²⁰⁷⁾，本轻、价贱、易卖、易懂、耐久、便于流传。上海《俄事警闻》、《警钟日报》都刊载“时事漫画”。有人在租界里编印了漫画集《明耻图》，并将漫画制成“国耻月份牌”，广为流传。为此，清方还派人同领事谈判，要求查禁。

音乐也成为革命宣传的手段。宣传家们利用各学堂的教学、集会和社会上的集会，教唱革命歌曲。1905年初，出版了爱自由者（金天翮）的《国民唱歌》，包括作者创作、改制的歌曲《祝自由神》、《招国魂》、《哀印度》、《吊埃及》、《娘子军》、《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思祖国》等四十多支歌曲，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赞美革命。

在革命宣传家们利用的文艺形式中，传统的中国诗词是最发达的部门。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都娴熟这一体裁，他们利用它来传播革命思潮。自1902年《大陆》、《政艺丛编》创刊后，许多著名的报刊都辟有刊载诗词的专栏。当时，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诗人有章炳麟、马君武、陈去病、高旭、柳亚子、苏曼殊、于右任、黄节、高燮、刘光汉、金天翮、邓实、黄宗仰、谢无量等。高旭（1877—1925）是当时创作量最大的诗人。他与叔父高燮等创办诗社，“欲以韵语力鼓动一世”⁽²⁰⁸⁾。早年受维新派影响，在《清议报》上发表新体诗，响应“诗界革命”。1903年，梁启超于美洲之行后，政治思想急剧倒退，发表文章，宣称与“共和”诀别：“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与汝长别矣！”⁽²⁰⁹⁾高旭幽默地写诗赠梁：“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日，正余情爱最浓时！”表示了对民主共和制度的热烈向往。这一年，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刚十六岁，就开始发表革命诗文，显示出卓越的文学才能。同年，陕西举人于右任痛心“可怜好山河，葬送奴才手”，写诗抨击清朝统治的黑暗，刻成《半哭半笑楼诗集》。1904年，被当局通缉，他从考进士的试场上逃往上海，参加了革命宣传队伍。这一时期，革命诗人辈出，激昂慷慨的革命诗歌，奏出了反清革命的最强音。

由于革命宣传家们利用了他们可以利用的一切宣传手段，革命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仅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倾心革命，广大的劳动群众也接触了革命思想。后来，士兵、会党、农民、商人纷纷加入革命，与革命宣传家们的多方努力是分不开的。由于革命宣传家们广泛地利用各种手段宣传革命，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

二　革命排满，建立共和——革命宣传的中心口号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们所进行的革命启蒙教育是多方面的，但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前途问题。他们指出，只有“革命排满”、“建立共和”，才能免中国于危亡，致中国于独立富强之境。革命排满，建立共和是革命宣传的中心口号。

革命宣传家们向人民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指出中国已经成了列强竞争角逐的焦点，“瓜分之祸”、“亡国灭种，就在眼前”⁽²¹⁰⁾。陈天华在《猛回头》里触目惊心地揭示：“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意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庭原是个名存实亡。”在《警世钟》里，他进一步指出：“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在说明列强的侵略政策时，他们已经采用了“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并试图对这个新出现的“大怪物”进行分析。杨笃生指出，帝国主义不是一两个大人物意志的表现，而是“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也”⁽²¹¹⁾。他还指出，列强“耀兵力以索取商权”的政策已经变化，改变成以掠夺租界、铁道、矿产、传教、工商等权为主的“殖民政略”。他们向被侵略国家进行“资本灌入”⁽²¹²⁾，“凡资本所在之地，即为其政治能力所及之地”⁽²¹³⁾，“以工商势力圈限为其名，而以政治圈限为其实”⁽²¹⁴⁾。这种分析还不能科学地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但在揭示其某些特征上，却也入木三分。这说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重大提高。宣传家们还着重分析了当时列强侵华手法的变化。《国民报》指出：列强灭亡中国，“用无形瓜分之手段，愈巧而愈密”⁽²¹⁵⁾。杨笃生指出，列强是“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开放中国门户，为断腰绝臂之妙术”⁽²¹⁶⁾，“外示交亲，阴图攫夺，美其名曰‘领土保全’，婉其词曰‘门户开放’，而主权寖失，名存实亡”⁽²¹⁷⁾。陈天华指出：“留住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吗？”⁽²¹⁸⁾他们还指出，列强之所以改变手法，重要原因是“以为强暴举动，恐激怒中国人民”⁽²¹⁹⁾。但是，为了防止侵占的权益被收回，列强又必将反对和阻遏中国的一切进步改革。革命宣传家们尖锐地警醒人们：由于主权大量丧失，中国实际已经亡国，或者濒临灭亡的边缘。他们说，中国已“为白人所公有”、“中国之主权，外人之主权也”⁽²²⁰⁾，中国人民已沦为“两层奴隶”、“三层奴隶”、“数重奴隶”。他们大声疾呼，处在这种形势下，“不兴必亡，不亡必兴，固我中国之前途也”⁽²²¹⁾。陈天华正告人们：“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中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²²²⁾

挽救中华民族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出发点。

为什么中国无法抵挡帝国主义的侵略，人民的反帝热情得不到伸张呢？为什么“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呢？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很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因为中国处在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之下，这个反动政府卖国、专制，并实行种族压迫。他们勇敢地对清王朝进行揭露和批判：

一、宣传家们揭穿了清朝政府卖国贼的嘴脸。许多革命宣传品都抓住清廷典型的卖国谰言——“宁赠友邦，勿与家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无情地加以揭露。他们历数六十多年中清廷丧师辱国、出卖领土和主权的历史，特别强调地指出，清廷连“发祥之地都再拜顿首奉献于俄罗斯”，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呢？宣传家们进一步指出，清政府已经成为听命于洋人的走狗。他们说：“今日之政府官吏，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之具”⁽²²³⁾，“北京政府为西人之傀儡”，“为外人效奴隶之用者也”⁽²²⁴⁾。最鲜明地揭露这一点的，莫过于陈天华“洋人的朝庭”的著名论断。他指出：“满朝中除媚外别无他长”，其作用仅在“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投降”。清朝政府既然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处于这样特殊的地位，那末，要抵抗列强，就绝对不能依赖这样的政府，要抵抗列强，“除革去卖国之旧政府，建设救国之新政府外，其道末由”⁽²²⁵⁾。

二、宣传家们不遗余力地揭露了满洲贵族实行的种族压迫。这一内容在所有的宣传品中，占的比重最大，语言也最激烈。邹容、陈天华、章炳麟等都认为，中国在发生亡于洋人的危险之前，早已亡于满人了。邹容说：“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满洲人为君。”⁽²²⁶⁾他们淋漓尽致地揭露清朝的种族压迫，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说到镇压洪、杨，杀害谭（嗣同）、唐（才常），从垄断政权说到俯首洋人，从宫廷淫侈说到士农工商的被钤制压榨，从衣服辫发说到各省驻防。清朝的一切政策几乎都在清算之列，如有人所说：“二百年来之历史，皆爱新觉罗氏之罪状。”⁽²²⁷⁾他们认为，清廷“割让支那之土地，挥霍支那之权利而不之惜者，以种族不同之故；葅醢支那之志士，禁锢支那之学界而不之悔者，以种族不同之故”⁽²²⁸⁾。种族压迫既成了各种祸患的原因，也就阻碍了中国的进步。陈天华说：“我汉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翁的势力，活活被满洲残害，弄得这步田地。”⁽²²⁹⁾因此，他们指出满人是同胞之“公敌”、“公仇”，必须“驱逐”。很显然，这些议论是正义的，但也是偏激的。

三、宣传家们还控诉了清朝的封建专制，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这是《革命军》开宗明义的话。宣传家们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作为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武器，将“国家”同“一家之谓”的“朝代”、“举土地为一己之私产，举人民为一己之私奴”的“政府”区别开来，指出国家“人人有之”，“苟以一人而用其专制之权，是一国之所不容也”⁽²³⁰⁾。他们还坚持将“国民”同“奴隶”区别开来，指出国民应当有权利、责任，是自由、平等、独立的。他们说，国可以无君，不可无民，“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²³¹⁾。根据这种理论，封建君主专制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宣传家们指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说：“嬴秦暴兴以降，独夫民贼无代不作，率皆敝屣公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又恐其民之秀杰者不满于己之所为，乃施以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图”。“学术者，所以开民智也，而民贼愚之”；“政治者，国民公共之机关也，而民贼专之”；“法律者，国家之公器”，“而民贼私之。”⁽²³²⁾他们指出，清朝也不例外，不过是“以不同之民族行无限之专制”，其“历世相传之政策，何一非防家贼者乎？”⁽²³³⁾“凡可以遏民气、抑民权、破坏国民之团体者无不为”⁽²³⁴⁾。所有这一切，都与天赋之权“大相反对”，因此，必须推翻这种统治，“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²³⁵⁾。

以上从三个不同角度所作的揭露说明，清朝统治是当时中国一切落后、腐朽的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三个方面的揭露都导向一个结论：中国人民要挽救民族危亡，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就必须首先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关于这一结论，革命宣传家们是异口同声！

邹容说：“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击，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种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²³⁶⁾

陈天华说：“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呢？”⁽²³⁷⁾

章炳麟说：“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²³⁸⁾

杨笃生说：“今日欲拔出于欧洲之坎窞，则不得不拔出于胡族之坎窞；欧洲之坎窞，借胡族以为入阱之隧。”⁽²³⁹⁾

张继说：“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对今之满洲既能张复仇主义，以光复我有，则他日之大英、大法、大俄、大德之来主我者，亦可张复仇之气，以驱逐之也何难！”⁽²⁴⁰⁾

革命宣传家们这种坚定明确的回答来之非易。此前，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也都是把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作为出发点的。但是，当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它们只有昙花一现的机会。它们都维护清王朝，而结果是：一个失败于封建顽固派的反扑；一个失败于中外反动派的绞杀。和维新派、义和团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担负起民族兴亡之责时，不再是维护清王朝，而是举起革命的大旗推翻它。也就是说，他们懂得了在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者的同时，还必须反对国内的封建统治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于是，革命宣传家们共同的答案汇成了“革命排满”的口号。这个口号响彻于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整个历程，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献之中，处处是“排满”二字。对待“排满”的态度，被革命党人作为划分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界线。

“排满”口号和“排外”口号一样，都不是科学的语言，会引起消极的反应。第一，有人因此放松了和帝国主义的正面斗争。革命宣传家们最早提出“民族主义”时，包括“外拒白种，内覆满洲”⁽²⁴¹⁾两个方面。但在强调“排满”时，有人就强调“自今以后，莫言排外”⁽²⁴²⁾，或者说，“排外之心不可无，排外之暴动必不可行”⁽²⁴³⁾。这种一般地否定“排外”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它违背了为抵抗列强而“排满”的初衷。第二，汉族的种族主义情绪因此滋长。在革命宣传品中用侮辱性的词汇攻击满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甚至把满族发源的东北视为化外之区。同时，又无分析地宣传了汉族封建时代的光荣历史。这样就忽视了中国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多民族国家，而反对封建统治却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任务。第三，它妨碍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要求放在重要的地位，降低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水准，等等。

不过，“排满”之所以叫做“排满”，而不叫“排清”或其他，并且口号一出，一呼百应，却是中国既定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满汉矛盾是客观存在。蔡元培即曾指出，清朝采取汉化政策后，满族仍然保留着特权，“特权有三：世袭君主，而又以少数人专行政官之半额，一也；驻防各省，二也；不治实业而坐食多数人之所生，三也”。这三种特权，实际上是封建时代压迫民族的象征。它除了形成满洲贵族和各族人民的矛盾外，还形成了满族人民和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间不同于一般民族差别的隔阂。加以，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满洲统治者的种族主义情绪在迅速增长，它又加深了这一过去曾经趋于缓和的矛盾。这是“排满”口号得以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在于，“排满”口号所凝聚的社会内容远远超出了满汉矛盾的范围。如前所述，它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要求和反对封建专制的要求。对于不受人们注意的、反对封建专制的要求，一些宣传家曾特别予以强调。蔡元培指出：“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也”；“世界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期，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满之论也。”⁽²⁴⁴⁾章士钊也指出：“仇满之见，固普通之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地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²⁴⁵⁾蒋方震指出：“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能相容者也。”“既言自由，而民族主义之根蒂生也。”“民权之进一步，即为民族主义，而民权未发达，则民族主义必不能行。”⁽²⁴⁶⁾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指出：“排满”不应“专其祸以贻少数人之满洲人”，而应针对满族中那些“保守少数人固有之特权”者。“汉人之所抵抗者，在朝之满洲民贼”⁽²⁴⁷⁾。蔡、章等人的解释实际上是说：满洲贵族在封建政权中占的特殊地位并实行种族压迫，乃是封建主义统治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革命党人提出“排满”口号时，抓住了这一特殊存在形式易见易闻的便利，将革命的对象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但究其根本，仍是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这一点出发的。在观察“排满”这一口号时，不能忽视隐伏在它背后的占主导地位的普遍性的社会内容。

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还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贡献给中国人民，提出了“建立共和”的口号。

在《革命军》一书中，邹容提出，革命独立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他的著作是在“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的欢呼中结束的。

建立民主共和国方案的诞生，也是对清朝政府卖国、专制和实行种族压迫揭露的结果，特别是对封建君主专制揭露和批判的直接产物。革命宣传家们在批判君主专制时，要求建立一个与之对立的、权力为国民共有、人人自由平等的国家，要求建立“新中国”、“新国家”、“新政府”，共和国的影象呼之欲出。但是，明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方案的，还是邹容，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自《革命军》一出，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是建立共和国遂成定论。有人断言，在中国，“二十世纪中，必须出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²⁴⁸⁾。除去个别人曾在诗文中含糊地使用过“帝国”、“中华大帝国”这种词汇外，在同盟会成立之前，资产阶级的反清革命队伍中从来没有人著论怀疑或反对过共和国的方案。

在中国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应当具备哪些内容呢？邹容提出了“中华共和国”的建国纲领，其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

二、“先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

三、“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四、“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五、“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六、“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七、“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

八、“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九、“各人权利，必需保护，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

十、“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

十一、“‘中华共和国’为独立自由之国”。

十二、“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在提出这些纲领时，邹容说明是“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上引各条内容，有八条是因袭当时所译的《美国独立檄文》⁽²⁴⁹⁾的原文。邹容还要求，共和国的宪法、自治法、民法、政府组织等方面都参照美国的办法。

这份建立共和国的纲领浸透着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邹容曾经强调，革命有“野蛮”与“文明”之别。“野蛮的革命”主要指的是带有盲目性的群众自发斗争。他认为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肆，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因此，他要求“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争自由平等独立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这种“文明革命”，实际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将革命加以“野蛮”和“文明”的区分，是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历史使命的表现。邹容规定中国“文明”革命的基本内容说：“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与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廓之中。”条分缕析的“中华共和国”的纲领就是这一基本内容的扩展，它的核心是要求实现自由平等权利。从这个核心出发，要求建立维护这种权利的民族的、民主的共和国。这种国家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建立共和”的口号和“革命排满”的口号，既有区别，又有紧密联系。后者主要讲的是革命打击对象问题，前者主要讲的是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问题。可以看到，“共和”的目标正是从“排满”的斗争中产生的；而“排满”口号所诉说的社会要求，都在邹容提出的“中华共和国”的建国纲领中得到了满足。“建立共和”又发展了“革命排满”口号，它把隐伏在“排满”口号背后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普遍性社会内容放到了突出地位，指示了建设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目标，这就克服了单纯“排满”的弱点。章士钊指出：“仅仅以仇满为目的，而不输灌以国民主义，则风潮所及，将使人人有自命秦正（政）、朱元璋之志，而徼幸集事，自相奴畜，非酿成第二次革命不止。”⁽²⁵⁰⁾“建立共和”的口号弥补和矫正了“排满”口号可能带来的弱点，它表现出革命宣传家们没有忽视反对封建政治制度问题。

“革命排满”和“建立共和”二大口号，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反清革命的根本主张。当时，就有人将它们概括为“民族主义”（“对将来之欧美人而言，自立主义是也；对现在之满洲人而言，逐满主义是也”⁽²⁵¹⁾。）和“民权主义”，这两大主义构成了蓬勃发展的革命宣传的主旋律。

革命派的宣传家们对“革命排满”、“建立共和”两大口号的威力是坚信不疑的。他们以之启发群众，以之揭露清朝，还以之和保皇党、立宪派作斗争。

康有为拿“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来吓唬革命派。革命派则强调列国文明皆从流血得来。他们呼唤：“尔其率四万万同胞之国民为同胞请命，为祖国请命，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²⁵²⁾

康有为拿“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昭，旧俗俱在”来动摇革命派。章炳麟针锋相对地指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公理未昭，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²⁵³⁾

保皇党拿“外人干涉”来威胁革命派，革命派回答他们：“夫干涉亦何足惧，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以自立于抟大地之上，与文明公敌相周旋，则炎黄之胄、冠带之伦，遗裔犹多，虽举扬州十日、嘉定万家之惨剧，重演于二十世纪之舞台，未必能尽歼我种族。不然，逆天演物竞之风潮，处不适宜之位置，奴隶唯命，牛马唯命，亦终蹈红夷棕蛮之覆辙而已。”⁽²⁵⁴⁾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们自认为，他们的“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旗号是无往而不胜的。

在革命宣传丰富的内容中，值得重视的还有宣传家们对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探讨，和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

1901年，《国民报》就指出，英美“国内之政治，未造自由平等之极者伙矣”，我国不能只希望“与欧美等”，而应“造乎极域”，“转令欧美之人，自我而享自由平等之实福”⁽²⁵⁵⁾，首先表现出探讨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愿望。1903年，章炳麟等指出，反清革命“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会之命，未始不随之而革也”⁽²⁵⁶⁾。章炳麟、秦力山还记载了他们和孙中山讨论土地制度问题的内容，秦主张将全国土地作为无主地分给耕者，“以今日之不耕而食之佃主，化为乌有”⁽²⁵⁷⁾。这年，邹容宣称，他正在考虑“均贫富”的问题⁽²⁵⁸⁾。而《俄事警闻》说，在一定时候“可以想个把田地归公的法子”⁽²⁵⁹⁾。1904年初，蔡元培在《新年梦》一文中设想了“文明的事业达到极顶”的未来极乐世界，在那时“因为人类没有互相争斗的事了，大家协力的同自然争”⁽²⁶⁰⁾。不久，刘师培作《论中国阶级制度》一文，要将“阶级制度消灭无存，而中国之民悉享自由之幸福”⁽²⁶¹⁾。革命派人物的这种探索明显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各派社会主义思想，很早就有人在中国作过介绍。1903年前后，革命派的书报也对它产生了兴趣，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等派学说。但无论是介绍者或读者，对这些思想学说都没有很好地研究，许多人从其中得到的，仅仅是对被压迫被剥削民众的同情，和对激烈制裁反动统治者的兴趣。例如，对于俄国虚无党，中国革命者反复称道他们暗杀手段的激烈、勇敢，对其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却未遑深论。中国革命者对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探讨无法脱离中国的社会环境，他们往往只能提出一些含糊的愿望，然其本质还是发展资本主义。如刘师培主张“泯主仆之称，使世之乏资财者悉行作工自由之制（原注：作工自由即雇工之制也），以争存于社会之中”。这一主张实质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他们有时也直接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譬如有人说：“兴利之策，以开源为主。时至今日，惟有广开工厂，振兴实业耳。”“复合各地之绅商，经营路矿，使兴利之权在下而不在上。”⁽²⁶²⁾郑贯一指出，铁路、矿山等主要经济部门在清政府下应当争归民有，等新政府成立再归国有，因为新政府也是民有的。但是，总的说来，宣传家们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说得很少，他们都被迫切的政治问题吸引住了。

对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也是《国民报》发端的。它指出：“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盖脱君权、外权之压制者，犹所谓自由之形体，若能跳出于数千年来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外，乃所谓自由之精神也。”这些话无疑是精彩的。革命宣传家们用自由平等观念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所谓名教者，教猱升木，便利盗贼夷狄之利器也”，“以吾国民之性命，供白人之葅醢，亦孰非名教者邪？”⁽²⁶³⁾“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²⁶⁴⁾。“神圣不可侵犯之纲常主义，牢固益牢固”，“由是以君权之无限”⁽²⁶⁵⁾。“名为尊圣道，实则塞人民之心思耳目，使不敢研究公理而已”⁽²⁶⁶⁾。“无一言不以古人为护身符，无一事不以古人为定盘针，束缚思想，拙塞灵明”⁽²⁶⁷⁾。举凡名分、礼法、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礼乐、道统、正统、汉学、宋学，都受到指责。邹容给封建说教一个名称：“造奴隶之教科书。”批判的矛头还指向“至圣先师”孔子，指出“孔子是个顶喜欢依赖皇帝的东西”⁽²⁶⁸⁾，“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²⁶⁹⁾。随着这种批判兴起的还有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要求，它日益发展为群众性的运动。但是，必须指出，革命派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是极不充分的，相反，许多革命者不能摆脱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迷信封建说教。孔子依然是个偶像，连邹容也称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圣人”。尧舜禹汤周孔“遗教”更是许多人所念叨的。一部分宣传家附合儒家学说以宣传“革命排满”，讲究夷夏之辨、九世复仇，还有人把孟子的“民为贵”说成民权思想，主张尊孟抑孔。这种附会的办法给政治宣传带来一定的便利，但和封建思想妥协也反映出革命派的局限性。1902年，邓实主编的《政艺丛书》中出现“保存国粹”主张。1904年冬，他又与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组织国学保存会，发刊《国粹学报》，形成一股思潮。章炳麟被他们奉为大师。这些人当时并没有独立于革命派之外的政治主张，也讲求西学，但他们认为“三坟五典，为宇宙开化之先；金阪六弢，作五洲文明之祖”⁽²⁷⁰⁾，忧心“国学之呃，未有甚于今日者”，在文化思想上趋于保守。他们夸大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历史地位，后来有些人还成了传统文化的卫道者，与革命渐行渐远。

反清革命的民主主义要求使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揭开了对社会经济制度变革问题的探讨和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发挥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但是显然没有认真进行到底。他们不懂得，忽视了这些，必然会影响他们在政治方面的成就。

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其革命活动时，他们把自己的行动叫做“造反”，后来在外国人启发下，才改称为“革命”。但是，“革命”在当时并不像后来这样被认为是正义、崇高、美好、神圣的事业，相反，它是一个可怕的专用词，清廷就直呼革命党人为“革命匪党”，谁要是“附从革命”，那就等于自绝于社会。这种局面的扭转，人们视听的矫正，主要是革命宣传的功劳。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²⁷¹⁾这种跳踯迭荡的呼喊，不能不振聋惊聩，激荡人心，吸引广大的人群投身这神圣的事业。革命的反对者记载了这样的情况：“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近则其数渐多，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所惑。又此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²⁷²⁾革命宣传的效果于此可见！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革命宣传活动正是这样为反清革命队伍的发展和武装起义的举行开辟着道路。

————————————————————

(1) 孙中山用过的名字很多。他幼名帝象。1876年，塾师为他取名文，稍长取号日新，字德明，1886年改号逸仙（日新的粤语谐音）。在日本时，除中山樵一名外，后又曾化名高野长雄，信函签名常简称中山、高野或长雄。此外，曾自署载之、公武。在多次赴欧美及南洋各地时，曾化名陈文、陈载之、高达生、杜嘉偌等。

(2)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页。

(3) 《答翟理斯教授书》，黄季陆编（以下简称黄编）：《总理全集·函札》，第16页。

(4)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25页。

(5) 《非学问无以建设》，黄编：《总理全集·演讲·庚》，第1页。

(6) 《有志竟成》，黄编：《总理全集·方略·建国方略之一》，第60页。

(7) 《致郑藻如书》，《濠头月刊》第14、15期合刊，原载于1892年澳门报上。

(8) 《革命思想的产生》，《总理全书》，台北版，第921—922页。

(9) 《伦敦蒙难记》，黄编：《总理全集·论著》，第3页。

(10) 《伦敦蒙难记》，黄编：《总理全集·论著》，第3页。

(11)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124页。

(12) 冯紫珊：《致冯自由函》，《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1928年版，第31页。

(13)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20页。

(14)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15)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参见冯自由：《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49页。

(16)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参见冯自由：《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49页。

(17) 《南海诗集》卷4。

(18) 《爱国论》（二），《清议报》第7期。

(19)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20)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89页。

(21) 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革命逸史》第二集，第31—32页。

(22) 《致南海先生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124页。

(23) 《致孙中山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90页。

(24) 《与夫子大人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103页。

(25) 《致孙中山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140页。

(26) 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革命逸史》初集，第74页。

(27)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筹划起义书》：“安兄（毕永年）会中峰（孙中山）于东而议定，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林受祜藏。

(28) 关于此事，杨衢云对谢缵泰说：“有一天，孙逸仙博士告诉我，扬子江各省的哥老会已经推选他为会长，并且暗示说，不能有两个会长，如果我不承认他的新职位，那我就必须独立工作。”见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29) 关于毕永年愤而为僧的时间地点，冯自由《革命逸史》及以后不少著作都错。此据平山周说，见《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上），油印本，35之10，又见《中国秘密社会史》和林圭的《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筹划起义书》。

(30) 冯自由：《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动》，《革命逸史》第二集，第76页。

(31) 《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卷21。

(32) 《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卷21。

(33) 《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卷21。

(34) 《亚东时报》第19号，1900年2月28日。

(35) 《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上），油印本，35之10。

(36)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转引自《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131页。

(37)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75页。

(38)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18页。

(39)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筹划起义书》，林受祜藏。

(40)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筹划起义书》，林受祜藏。

(41) 《庚子革命先烈公墓碑》拓片。

(42)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71页。

(43)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77页。

(44) 冯自由：《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22页。

(45) 《法国驻东京公使致印度支那总督》，1900年6月7日，法国国家档案馆，印支，Bll（36）。

(46) 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

(47) 《印支总督致殖民部》，1900年10月7日、27日，法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印支，Bll（36）。

(48) 英国外务部档案，F．O．N．类第1718号：《英国自治领中之中国革命党》。

(49)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148页。

(50) 《孙逸仙谈话》，1900年7月25日兵库县知事报告，发兵秘字第410号，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

(51)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52) 关于上书卜力，提出平治章程的时间，说法不一，但上卜力书有“竟因忠谏，惨杀无辜，是谓戮忠臣”等语，显指清政府杀许景澄、袁昶事；许、袁被杀在1900年7月28日，则此书定稿当在事后不久。

(53) 《神奈川知事报告》，外务省机密受第1532号；《福冈县知事报告》，外务省机密受第5932号、第9942号；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

(54) 冯自由：《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79页。

(55) 黄中黄译录：《孙逸仙》，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128页。

(56) 关于惠州起义爆发时间，一般史书均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作10月8日，此据粤督德寿奏折〔《辛亥革命》（一），第242页〕及孙中山《致犬养毅书》（台北《传记文学》第214期，第20页）订正。

(57) 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241页。

(58)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59)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60)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61)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322页。

(62)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324页。

(63)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64)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65)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66)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译本未刊稿）。

(67) 《中国灭亡论》，《国民报》第3期，1901年7月。

(68) 《苏报》，1903年5月31日。

(69) 《苏报》，1903年6月4日。

(70) 《中国灭亡论》，《国民报》第3期，1901年7月。

(71) 吴稚晖：《我亦一讲中山先生》，《吴稚晖全集》，1927年上海群众图书公司版。

(72) 时在1901年。其间，章炳麟见到其师俞樾，俞虽已衰老不堪，仍肝火十足地教训这个不安分的学生，责其“不孝不忠，非人类也”，要“小子”们“鸣鼓而攻之”（《谢本师》，《民报》第9号）。俞樾希望章能回到书斋治经，但章却举顾炎武为榜样，答曰：“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太炎先生自订年谱》）从此，断绝了同俞樾的关系。这就是章炳麟“谢本师”的故事。

(73)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书·序文》，1904年11月，东京。

(74) 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105页。

(75) 秦毓鎏：《青年会会员合影题跋》，《革命逸史》初集，第104页。

(76)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56页。

(77)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说：孙中山“召成禺及马君武赴横滨曰：‘吾朋侪中有勇气毅力，莫如二子；余非依违两可，即临阵脱逃者。民族革命，要在排满，舍排满而言民族，其能唤起国内人民之清醒乎？今有一机会，元旦留学生团拜，欢迎振贝子，公使蔡钧、监督汪大燮皆在，开演说会。禺生与君武，能提出排满二字，以救中国，大放其辞，自能震动清廷，风靡全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第46页）按，孙中山于1902年12月即离日赴河内，能否在事前就对二人作如此具体的安排，是可疑的。但孙中山希望有人能在公众场合倡言“排满”，却是可信的。

(78) 《江苏》第1期，1903年4月。

(79) 《江苏》第2期，1903年5月。

(80) 《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大臣》，《张文襄公电稿》卷45。

(81) 这一团体，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钱家治《杭州求是书院罪辫文案始末记略》作励志社，陶成章《浙案纪略》作浙会，沈祖绵《光复会二三事》作浙学会，兹从前者。

(82) 《中国教育会第一次修订章程》，《选报》第21期，1902年7月。

(83)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1902年12月。

(84) 《中国教育会募捐启事》，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17页。

(85) 《南洋公学学生一朝而同心退学者二百人》，《教育界之风潮》卷11。

(86)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卷4。

(87) 《破坏之教督》，《教育界之风潮》卷11。

(88) 《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教育界之风潮》卷11。

(89)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1902年12月。

(90)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1902年12月。

(91) 《读〈杭州蕙兰书院学生退校始末记〉书所感》，《苏报》，1903年5月11日。

(92) 《读〈杭州蕙兰书院学生退校始末记〉书所感》，《苏报》，1903年5月11日。

(93) 《读〈杭州蕙兰书院学生退校始末记〉书所感》，《苏报》，1903年5月11日。

(94) 《论江西学堂学生无再留学之理》，《苏报》，1903年6月1日。

(95) 《敬告杭州学界中人》按语，《苏报》，1903年6月19日。

(96) 《续志俄国学生大冲突》按语，《苏报》，1903年5月6日。

(97) 《无锡竢实学堂冲突之忠告》，《苏报》，1903年6月9日。

(98)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年2月。

(99)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年2月。

(100)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卷2。

(101) 《江南水师学堂之鬼蜮》，《苏报》，1903年6月20日。

(102)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

(103)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

(104) 《记电争广西事》，《江苏》第2期，1903年6月。

(105) 《张园演说摘录》，《苏报》，1903年4月27日。

(106) 《张园演说摘录》，《苏报》，1903年4月27日。

(107) 《张园演说摘录》，《苏报》，1903年4月27日。

(108) 《海上热力史》，《苏报》，1903年5月6日。

(109) 《记两广绅商在广肇公所会议事》，《苏报》，1903年4月27日。

(110) 《呈外务部电》，《苏报》，1903年4月28日。

(111) 《寄各国外务部电》，《苏报》，1903年4月28日。

(112)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1903年5月。

(113)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1903年5月；《拒俄事件》，《浙江潮》第5期，1903年5月。

(114) 《拒俄事件》，《浙江潮》第5期。

(115) 《拒俄事件》，《浙江潮》第5期；《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

(116) 《拒俄事件》，《浙江潮》第5期；《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

(117) 《拒俄事件》，《浙江潮》第5期；《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

(118) 《苏报》，1903年5月8日。

(119)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

(120) 《湖北学生议阻俄谋》，《苏报》，1903年5月18日。

(121) 《安徽爱国会拟章》，《苏报》，1903年6月7日。

(122) 《安徽爱国会之成就》，《苏报》，1903年5月25日。

(123) 《八旗生员公上外务部王大臣书》，《大公报》，1903年5月13日。

(124) 《苏报》，1903年5月14日。

(125) 《国民日日报》，1903年9月30日。

(126) 《学生军规则》，《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4月。

(127)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大公报》，1903年5月30日。

(128) 《陆师退学生与陆师毕业诸君函》，《苏报》，1903年5月3日。

(129) 《安徽爱国会演说》，《苏报》，1903年5月27日。

(130)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903年日本印。

(131) 《致费善机函》，《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15页。

(132)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第55期，1937年12月。

(133) 《上海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之冲突》，《浙江潮》第6期，1903年7月。

(134) 《中国教育会第二年改良章程》，《苏报》，1903年5月15日。

(135) 易季服当时是保皇党人，后来转向革命，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36) 《海上热力史》，《苏报》，1903年5月6日。

(137) 章炳麟：《邹容传》，《革命评论》第10号，明治四十年3月。

(138) 《苏报》，1903年6月3日。

(139) 《论报界》，《苏报》，1903年6月4日。

(140) 无名氏：《杂感》，《苏报》，1903年6月11日。

(141) 《杀人主义》，《苏报》，1903年6月22日。

(142) 爱读革命军者（章士钊）：《读〈革命军〉》，《苏报》，1903年6月9日。

(143) 《新书介绍·革命军》，《苏报》，1903年6月9日。

(144) 《新书介绍·驳康有为书》，《苏报》，1903年6月20日。

(145) 《苏报案实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372页。

(146) 冯自由：《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革命逸史》初集，第104页。

(147) 《读〈军国民教育会集捐启〉》，《苏报》，1903年6月6日。

(148) 《密谕严拿留学生》，《苏报》，1903年6月5日。

(149) 《大公报》，1903年6月28日。

(150)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3页。

(151) 《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苏报》，1903年6月9日。

(152) 《致费善机函》，《拒俄运动》，第115页。

(153) 《端方与梁鼎芬》，《浙江潮》第6期，1903年7月。

(154) 《吕海寰与蔡钧》，《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155) 《满洲问题》，《游学译编》第9期，1903年7月。

(156) 《革命其可免乎》，《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157) 转引自冯自由：《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革命逸史》初集，第109—112页。

(158)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08页。

(159)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08页。

(160)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4页。

(161)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11页。

(162)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5、446、448、413、416、462页。

(163)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5、446、448、413、416、462页。

(164)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5、446、448、413、416、462页。

(165)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5、446、448、413、416、462页。

(166)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5、446、448、413、416、462页。

(167)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45、446、448、413、416、462页。

(168) 《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甲寅》第1卷，第43号。

(169) 《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甲寅》第1卷，第43号。

(170)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21、423页。　　　

(171)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21、423页。　　　

(172)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25、427、428页。　　

(173)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25、427、428页。　　

(174)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33、428页。　　

(175)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33、428页。　　

(176) 章炳麟：《狱中答新闻报》，《苏报》，1903年7月6日。

(177)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432页。

(178) 《有志竟成》，黄编：《总理全集·方略·建国方略一》，第65、66页。

(179) 《印支总督致殖民部》，1903年2月26日，法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印支，B11（36）。

(180) 《致黄宗仰书》，黄编：《总理全集·函札》，第22页。

(181) 《孙公中山在檀香山史略》，《檀山华侨》，自由新报社1929年版。

(182) 《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

(183) 《复某友人函》（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8-229页。

(184) 《复黄宗仰函》（1903年12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0页。

(185) 《复某友人函》（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8-229页。

(186) 冯自由：《孙总理癸卯游美补述》，《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5页。

(187) 《警钟日报》1904年6月19日，转录《大同日报》消息。

(188) 《致黄宗仰书》（1904年6月10日），黄编：《总理全集·函札》，第23页。

(189) 《致平山周书》，1903年11月6日，黄编：《总理全集·函札》，第19页。

(190) 《复黄宗仰函》，1903年12月，1904年6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9-230、240-241页。

(191) 《复黄宗仰函》，1903年12月，1904年6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9-230、240-241页。

(192) 《复黄宗仰函》，1903年12月，1904年6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9-230、240-241页。

(193) 《复黄宗仰函》，1903年12月，1904年6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9-230、240-241页。

(194) 章炳麟：《赠大将军邹容墓表》，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365页。

(195)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0日。

(196) 《有志竟成》，黄编：《总理全集·方略·建国方略之一》，第66页。

(197) 《吴樾遗书·自序》，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374页。

(198)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446页。

(199) 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三），第12页。

(200)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

(201) 章士钊：《赵伯先事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312页。

(202) 《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警钟日报》，1904年4月25日。

(203) 《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国白话报》第1期，1903年12月。

(204) 《告优》，《俄事警闻》，1904年1月17日。

(205) 《北京的知耻会》，《警钟日报》，1904年3月10日。

(206) 《二十世纪大舞台》第1期，1904年12月。

(207) 《北京的知耻会》，《警钟日报》，1904年3月10日。

(208) 黄天（高燮）：《答邓秋枚书》，《觉民》第9、10期，1904年。

(209)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期合刊，第48—49页。

(210) 陈天华：《警世钟》。

(211) 《新湖南》。

(212) 《新湖南》。

(213) 共和生（杨笃生）：《论列强中国殖民政策》，《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3日。

(214) 《新湖南》。

(215)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16) 《新湖南》。

(217) 共和生（杨笃生）：《论列强中国殖民政策》，《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3日。

(218) 《警世钟》。

(219) 《论北京政府为西人之傀儡》，《警钟日报》，1904年9月26日。

(220) 《原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21)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22) 《警世钟》。

(223)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24) 《论北京政府为西人之傀儡》，《警钟日报》，1904年9月26日。

(225)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6期，1903年11月。

(226) 《革命军》。

(227) 《新湖南》。

(228)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

(229) 《警世钟》。

(230) 《原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31) 《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1901年6月。

(232)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33) 《新湖南》。

(234) 书楼（朱孔文）：《教育会为民团之基础》，《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235) 《革命军》。

(236) 《革命军》。

(237) 《警世钟》。

(238) 《驳康有为书》，别见《客帝匡谬》、《正仇满论》。

(239) 《新湖南》。

(240) 张继：《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苏报》，1903年6月16日。

(241) 《为外人之奴隶与满洲之奴隶无别》，《童子世界》第25期，1903年5月。

(242) 张继：《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

(243) 卫种（何天瀚）：《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1905年6月。

(244) 《释仇满》，《苏报案纪事》，又见《黄帝魂》，均1904年上海东大陆图书局刊本。

(245) 《读〈革命军〉》，《苏报》，1903年6月9日。

(246) 《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

(247) 《贺满洲人》，《苏报》，1903年6月。

(248) 竞盦：《政体进化论》，《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249) 《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50) 《读〈革命军〉》，《苏报》，1903年9月。

(251) 愿云（蒋观云）：《四客政论》，《浙江潮》第7期，1903年9月。

(252) 《革命军》。

(253) 《驳康有为书》。

(254) 《驳〈革命驳议〉》，《苏报》，1903年6月13日。

(255)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256) 《驳〈革命驳议〉》，《苏报》，1903年6月13日。

(257) 遯公（秦力山）：《〈上海之黑暗社会〉自序》，《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册。

(258) 《中外日报》，1903年12月5日。

(259) 《告农》，《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3日。

(260) 《俄事警闻》，1904年2月25日。

(261) 《警钟日报》，1904年5月12日。

(262) 《论汉族不振之由》，《警钟日报》，1904年8月29日。

(263) 《新湖南》。

(264) 《权利篇》，《直说》第2期，1903年3月。

(265) 《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册。

(266) 《道统辨》，《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册。

(267) 云窝（侯鸿鉴）：《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268) 《国民意见书》，《中国白话报》第18期，1904年7月。

(269) 《陈君衍：《法古》，《童子世界》第32期，1903年5月27日。

(270) 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序》，《乙巳政艺丛书》。

(271) 《革命军》。

(272) 《革命驳议》，《中外日报》，1903年6月8日。

第四章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和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

第一节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

一　“新政”的实施

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本来是反对一切改革的，曾以血腥的手段镇压了1898年的维新运动。然而，事隔两年，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尤其是反清革命运动勃兴以后，他们迫于内外形势变化的压力，也不得不“改弦更张”，侈谈起变法来。1901年1月29日，西太后还在西安的时候，就下变法诏说：“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在这个上谕中，西太后还表示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壹意振兴”，谋求富强⁽¹⁾。并要求各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各省督抚及出使各国大臣“参照中西政治”，对有关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军制、财政等各抒所见，详尽议论，在两个月内提出意见，以便次第兴革。

同年4月21日，清政府成立了以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筹办“新政”。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来还有袁世凯等）为参予政务处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政务处并无实权，只不过是军机处的骈枝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参酌中外的政治情况，列成条文，汇编成“政典”供西太后参考。在举办“新政”过程中起实际作用的还是各省督抚，主要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这三个实力雄厚的封疆大吏。

袁世凯于1901年5月最先提出新政意见十条，要点是充实武备力量，改进财政制度，开通民智，派留学生，等等⁽²⁾。七八月间，刘坤一、张之洞提出著名的变法奏议三折。第一折兴学四端，讲设立各类学校，改革科举制度等；第二折整顿中法十二端，讲提倡节俭，打破资格限制，停止捐纳实官，取消书吏，改进刑狱，裁撤屯卫、绿营等；第三折采用西法十一端，讲怎样吸收西法来补充中法的不足，如广派官员出洋考察，编练新军，提倡工艺制造，制订有关矿业、铁路、商业、交涉等法律和货币制度，多译外国书籍等⁽³⁾。这些提议，并没有超出戊戌维新派的变革主张。9月，清政府下诏批准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奏议，命各省督抚“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同时，重申实行新政的决心说：“以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⁴⁾

从上述新政奏折的表面内容看，清政府似乎是要完成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而实质上这只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洋务派“自强”的老调重弹。新政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洋务派的理论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太后的变法诏中公然说维新派“妄分新旧”，“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而她的新政是要“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并特别强调要在“三纲五常”之下实行改革⁽⁵⁾。由此可见，新政与洋务运动一脉相承，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当时就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洋务运动”⁽⁶⁾。

从1901至1905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连串的上谕，陆续推行“新政”。如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⁷⁾，停止捐纳实官，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裁汰绿营防勇，编练常备、续备、巡警各军，废弃旧式武科，建立武备学堂，派遣留学生出洋，开经济特科，停止乡会试及各省岁考，广设学堂，奖励工商业，准满汉通婚，以至酝酿实行立宪，等等。

在所有各项“新政”中，筹饷练兵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从1901年起，清政府屡次颁发上谕，命令各省督抚严行裁汰旧军，挑选精壮，创建新军。在清政府的催促下，各省相继筹饷练兵。1903年12月4日，清政府在北京成立了练兵处，作为全国编练新军的参谋部，以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接着，练兵处制定了一系列练兵规章和法令，在各省设立了督练公所，仿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制，编练新军⁽⁸⁾。

清政府把筹饷练兵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那拉氏本人对“练兵一事非常着急”，曾“因筹款事，几至寝食皆废”⁽⁹⁾。经她批准，练兵处成立后，立即向各省摊派了九百余万两的练兵费。1904年8月她又派铁良视察江南防务，乘机从各省搜括大量财富充作练兵经费⁽¹⁰⁾。又饬令各省无论报效巨细各款，均归户部另存，作为练兵费。1906年11月，兵部改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以铁良为尚书。次年8月，清政府制定了全国编练陆军三十六个镇的庞大计划，并限期建成，不得延误。实际上，到清廷灭亡前夕仅编练新军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另一支禁卫军（两协）⁽¹¹⁾，兵力共达十五六万⁽¹²⁾。分述如下：

北洋六镇，1905年已编成，后划为近畿四镇和直隶两镇，1907年以后六镇陆续改归陆军部直辖。直隶又重新编成一混成协。

山东一镇，名义上编成一协（第四十七协），实际仅成一标（第九十三标）。

江苏两镇，编成第九镇及第二十三混成协一协。

江北一镇，编成第十三混成协一协。

江西一镇，编成第二十七混成协一协。

安徽一镇，编成第三十一混成协一协。

河南一镇，编成第二十九混成协一协。

湖南一镇，编成第二十五混成协一协。

湖北两镇，编成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一协。

浙江一镇，编成第二十一镇。

福建一镇，编成第十镇。

广东两镇，名义上成立了第二十五镇，实际仅编成第四十九混成协一协。

广西一镇，仅编成两标，另桂林一标。

云南两镇，仅编成第十九镇一镇。

贵州一镇，仅成步队一标，炮队一队。

四川三镇，仅成第十七镇一镇。

山西一镇，仅成第四十三混成协一协。

陕西一镇，仅成一混成协。

甘肃两镇，名为练成一协，实际只成一标。

新疆一镇，编成第三十五协一协及伊犁一协。

热河一镇，只编成步队一标及炮队一队。

奉天一镇，编成第二十镇。

吉林一镇，编成第二十三镇。

黑龙江一镇，名义上成立混成协一协。实际仅步马各三营，炮队一队。

上述新军表面上是为“巩固国防”而建立的，实际上它并不真正用于防御外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而是为了镇压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奕劻曾说：“北洋练军，为拱卫畿疆，弹压余匪，更无他意。”⁽¹³⁾1903年，户部在练兵筹饷折中也说：当前“各直省伏莽未靖，蠢动堪虞，非练兵无以卫国，非练兵无以保民”⁽¹⁴⁾。那拉氏曾密谕军机处：整顿练兵“以防内乱是为主要”⁽¹⁵⁾。事实上，在新军编练和成军过程中，从没有与外敌打仗的纪录；相反，全国几次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都是被新军残酷镇压下去的。

同时，由于新军中留洋学生和知识分子接受了革命组织的宣传鼓动，对封建专制统治日益不满，他们组织了各种秘密团体，形成了一股反对清廷的革命力量。这种情况在南方各省尤为严重。江西巡抚吴重熹致军机处电中报告说：常备、巡防各军中，“多有哥老会及排满革命党匪匿于其中”，“军营官兵数逾七成”⁽¹⁶⁾。当南方各镇被派去镇压会党起义时，出现过“不击同胞”的反抗。这使统治者感到惊慌，不禁发出新军“不可用”的哀叹⁽¹⁷⁾。越到后来，在新军中反戈相向的“兵叛”事件越多。这说明专制统治的柱石已经不稳。清政府搬起“编练新军”这块石头，结果是砸了自己的脚。

在编练新军的同时，清政府还创办了巡警。1902年5月，清廷批准袁世凯的奏请，在保定创办警务学堂，训练巡警。同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但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袁世凯将保定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派驻天津，组成天津南北段巡警局。其中著名的头目就是赵秉钧和杨以德，他们“广购眼线，多派探访”，极力破坏反清的秘密组织，屠杀无辜，得到清政府的赏识⁽¹⁸⁾。这两人在民国以后仍盘踞警务部门，成为袁世凯手下的得力鹰犬。1905年清廷成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毓朗、赵秉钧为左右侍郎，制订了各种警务章程，普遍设立警务学堂。在各省中，直隶、四川、江苏、云南等省办警务成效“显著”。江苏巡抚陈夔龙在1907年的一份奏折中承认，江苏创办警政三年，“形式虽存，精神未具”，“卫民之政，转以扰民”⁽¹⁹⁾，说明了举办警务的真相。四川在岑春煊、锡良任内，委派留日学生周善培为巡警总办，因使用侦探手法强化治安，还得到了帝国主义分子的赞扬。1906年11月，巡警部改名民政部，在各省设立巡警道或警务总局，各县设立巡警教练所，加紧推行保甲和户籍措施。

清政府为争取资产阶级，于1903年9月设立商部，所有铁路矿务诸要政皆归其办理。商部的政策主要是倡导官商创办企业。该部成立后，陆续颁行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钦定大清商法、公司注册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业赏爵章程及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掖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等等。因此，国内工商企业一时均呈现发展的气象。以矿业为例，1904年向商部呈请办矿务的仅五宗，次年增至三十余宗。同时，商会迅速发展起来，资产阶级的组织程度有所加强。如，1903年仅上海、天津、开封、芜湖等几个城市组织了商会，1904年1月奏定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后，各城镇商会纷纷成立，次年就发展到六十多个，1908年更增至近三百个，全国重要城镇几乎都有了商会。商会对推动资产阶级的实业和政治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清政府推行鼓励工商业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微弱的发展，获利较多的是资产阶级上层。清政府对张謇、祝大椿、庞元济、许鼎霖、张振勋等大资本家和买办商人，给予各种特权，使他们取得了发展实业的有利条件。1904年，以张謇等倡办工商实业卓著成效，奏准赏给商部头等顾问官。张振勋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但是，封建统治者并没有给他们政治实权，掌握商部大权的都是封建大官僚，如尚书载振，左右侍郎伍廷芳、陈璧，左右丞徐世昌、唐文治等。

为了推行“新政”，清政府需要军事、警务、政法及教育等各方面的人材，陈腐的科举制度已不能适应培养新式人材的需要。因此，改革教育成为“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1901年，清政府就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又批准了张之洞等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的学制，通常称为“癸卯学制”。清末民初的学校教育制度，主要都以此为依据。这个学制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段，如蒙养院四年不计在内，修业期限还长达二十五年。与普通教育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种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

在兴办学堂的同时，清政府也开始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及日本各国，留学生人数急剧增加。其中以赴日本者为最多，1901年二百八十人，至1905年已达八千人。次年更增至二万三千。其后因学生风潮迭起，数目略减，但在这一年底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尚有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这些学生当中，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专门学堂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他们或为官费，或为自费，以前者为多。

当时科举考试已经改八股为策论（1901年），但尚未宣布废除。由于科举是利禄所在，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因此学校的发展遇到很大阻力。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政府诏准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至此，延续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除。同年12月设立学部，管理全国学堂事务。

清政府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学堂，另一方面又接连颁布了《约束游学生章程》、《学堂管理通则》、《钦定教育宗旨》等，企图把学生束缚在对封建统治有利的范围内。《奏定学堂章程》明文规定：“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材，慎防流弊之意。”这充分暴露出清政府兴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巩固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但是科举的废除和学校的迅速发展在客观上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据学部奏报教育图表：至1907年全国各类学校共三万七千八百余所，在校学生一百零二万四千九百余人，教员六万三千五百五十六人，职员五万九千三百五十九人；次年学校激增至四万七千九百余所，学生达一百三十万零七百余人。这些学生和留学生以及教职员的大多数是与封建士大夫大不相同的新型知识分子。其人数的迅速增长，大大加强了新型知识阶层的政治力量。

从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措施，虽然含有缓和民族矛盾和整顿自强的意思，但不过是巩固其专制统治的权宜之计。而且，有些措施根本就未认真实行。如裁汰官缺，裁革冗吏，“多以人言或格或缓”⁽²⁰⁾。该淘汰的旧衙门不仅没有裁撤，新的机构又不断出现，叠床架屋的现象，比以往更加严重。如军机处和督办政务处并存，兵部和练兵处并存，户部和财政处并存，礼部和学务处并存，京师步军统领衙门和工巡局并存等等。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承认：“今官署公所日苦重迭，必致旧者安于废弛，新者亦多观望。”⁽²¹⁾1905年，在颁布废除科举制度后，军机大臣鹿传霖竟支持一些士大夫在京师倡议修复贡院，引起列强对清廷实行新政的诚意表示怀疑⁽²²⁾。这年7月的一份上谕也承认，“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但“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²³⁾。

清政府推行“新政”并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由于办“新政”而增加的负担，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斗争；由于办“新政”，也就必然加强了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生力量；由于办“新政”的目的和这种新生力量的发展要求截然相反，从而引起了新旧势力之间以及旧势力对新势力不同态度的派系之间的种种纷争。这样就不仅加剧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也使统治阶级中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激化。

二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

在清末十年中，直隶总督袁世凯是推行“新政”最得力的人物。许多“新政”措施，往往先从直隶试办，然后再制定章程推广各省。如编练新军，创办巡警，开办学堂等，都是这样。而袁世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阀集团。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廷，河南省项城县人，出身于大官僚世家，他的叔祖袁甲三（1806—1863）以在安徽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曾任漕运总督。其嗣父袁保庆在袁甲三军中带兵立“功”，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年青时嗜酒，好骑马，不喜欢读书。1876年、1879年，他两次乡试落第，就把诗文付之一炬，自诩“大丈夫当效命疆埸，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²⁴⁾。1881年，他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前往登州，投靠其嗣父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淮军统领吴长庆，受到不次之擢，充当庆军营务处会办。以后又随同赴朝鲜，在“甲申政变”中，因能随机应变，受到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被推荐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身居交涉的关键岗位，却避祸回国。战后，他投靠西太后的宠臣荣禄⁽²⁵⁾，继胡燏芬之后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即“新建陆军”）。这支军队共七千余人，按照德国陆军的建制编成步兵五营，炮兵一营，骑兵一营，工兵一营，另外还有一支后勤部队。全军一律使用近代枪炮，装备精良，并延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官，练德国操。各级军官大部分出身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袁世凯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揭开了清末陆军近代化的序幕，同时也奠定了他一生反动事业的基础。接着，在戊戌政变中，他以出卖维新派而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山东，又以镇压义和团和参与“东南互保”博得了帝国主义者的青睐；并在血洗义和团的过程中，将山东防练各军改编了二十营，共九千余人，名武卫右军先锋队。加上他原有的武卫右军一万人，总计一万九千余人，成为华北平原上最重要的一股武装力量。清政府流亡西安期间，他最早解送京饷十万两银子，向西太后效忠。在清政府筹划庚子赔款的时候，各省苦于无款可筹，有十一省督抚联名上奏，拟请在摊派数中裁减三成，唯独这个山东巡抚不仅能筹足赔款，还在加征烟酒各税中提取练兵经费，因此最得清廷的赏识。李鸿章又在遗折中附片奏闻：“环顾宇内人材，无出袁世凯右者。”所以，李鸿章一死，袁世凯就继承其衣钵，于1901年11月7日署理清政府中最显赫的职务之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6月8日实授）。自此以后，他先后兼任督办政务处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会议修订商约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务大臣，督办津镇路、京汉路大臣以及督办电报事务大臣等要职，成为清末权倾一时的重臣。

袁世凯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是北洋六镇新军。在他升任直隶总督后，与铁良一起挑选八旗兵丁三千人，另派王英楷、王士珍在正定一带招募壮丁六千人，并改编保阳练军和裁汰淮军归并成步队、炮队等十六营，马队一标，先后成立京旗常备军和北洋常备军第一、二两镇。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以“保卫疆畿”为名，奏请扩充新军三万。先募一万，成立了第三镇。以后又以武卫右军为基础，先后并入由江南调防来的自强军和扩大武卫右军先锋队，新编成第四、五两镇常备军。到1905年春，清政府统一陆军番号，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常备军也改称为陆军：即京旗常备军编为陆军第一镇，驻京北仰山洼；北洋常备军第一镇改称陆军第二镇，驻迁安；北洋常备军第二镇改称陆军第四镇，驻马厂；北洋常备军第三镇仍称陆军第三镇，驻保定；新编的第四镇改称陆军第六镇，驻南苑；新编的第五镇仍称陆军第五镇，驻山东济南、潍县。到此，这支拥有全国最精良装备的六镇新军正式编成，共约七万余人。

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还创办了一批新式陆军学堂，把培训军官的权力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1902年6月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抽调直隶省淮、练各军营哨官弁为学员，进行训练。同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也选送官弁来堂肄业。次年10月，又创办“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后来这所学堂由练兵处接办，每年招收各省陆军小学堂毕业生六百名，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此外，1903年至1906年间，还先后开办了保定陆军小学堂、姚村陆军小学堂、陆军军医学堂、陆军马医学堂、陆军军械学堂、陆军经理学堂、陆军师范学堂、宪兵学堂、北洋讲武堂以及著名的保定军官学堂等。通过这些学堂，袁世凯培养了一大批沾染北洋派系观念的中下级军官，作为他建军的骨干力量。

北洋六镇中除第一镇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其余五镇都是由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武装。它的重要骨干，大都是他在小站练兵时的亲信和追随者。如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后为王英楷、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后为段祺瑞、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先后为吴长纯、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后为王士珍、赵国贤、段祺瑞。六镇新军虽都用洋枪，练洋操，并抄袭西方的营制，但内部组织在很多方面都沿袭了李鸿章淮军的旧传统，固守“兵为将有”的旧习。北洋集团自成一个封建的派系。其中武人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张怀芝、段芝贵、陆建章、田中玉、姜桂题、孟恩远、王占元、雷震春等；文人有徐世昌、唐绍仪、杨士琦、赵秉钧、张镇芳、孙宝琦、朱家宝、胡惟德、梁士诒等。这些人物在清廷灭亡以后，又是民国时期的军阀头目和官僚政客，他们篡夺政权长达十六年之久。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与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特别与英、德、日、美等国的态度密切相关。在义和团运动中，由于袁世凯着力保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开始受到洋人的重视。美国人在1902年初就称许说：袁是未经科举而跻入高位的“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²⁶⁾。继李鸿章之后，列强都把目光集中到这个拥有实力的野心家身上。英国驻华使节萨道义（E．M．Satow）、朱尔典（J．N．Jordan），德使穆默（Freiherr Mumm Von Schwartzenstein）等人，都与他过从甚密。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曾透露：“袁世凯与我们的关系，比过去几年中任何官员还要密切，我们采用了骚乱（指义和团运动）前未有的办法进行磋商。”⁽²⁷⁾自镇压义和团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侵华优势，它也企盼袁世凯做其利益的赞助者。因此，往北洋地区派出大批顾问、教习，支持袁世凯的“新政”。如1904年，在直隶一省的日本顾问、教习有八十五人，1908年增至一百七十五人⁽²⁸⁾。在北洋军中，日本的军事顾问和教习占有重要地位。如立花小一郎、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等，都先后在北洋督练公所和北洋各学堂任过顾问或教官，控制了参谋和训练大权。

北洋系的另一个重要后台是庆亲王奕劻。奕劻（1838—1917），是清朝获得世袭罔替封号的少数亲王之一，享有特殊的恩宠。他从1884年（光绪十年）起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后达二十年之久。辛丑和约后，外务部成立，他是管部大臣，1903年3月又入值军机处，继荣禄以后成为最有实权的领班军机大臣。在这期间，他还身兼督办政务处大臣，督办练兵处大臣，督办路矿大臣等要职。奕劻的昏庸和贪婪是中外闻名的，公开接受内外官员的贿赂。行贿者只要用红纸封装上银票，当面呈交给他，并说：“请王爷备赏。”奕劻接阅后则说：“您还要费心。”说毕塞进坐垫下，一场交易就算成功⁽²⁹⁾。而他却自诩为“澹如斋主人”，意思是说他为人澹泊如水；又取名“乐有余堂”，说是“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³⁰⁾。袁世凯正是利用他爱财如命这一点，极力向他行贿，并和他结成一伙，把持朝政。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袁世凯无论是扩大军事实力，还是夺取路矿和财政权力，都得到了奕劻的支持和默许。对一切重大问题，奕劻总是“无可无不可，一听命于北洋而已”⁽³¹⁾。梁鼎芬在弹劾奕劻袁世凯的奏折上说，当今朝廷“皆袁世凯言之，奕劻行之”⁽³²⁾，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袁世凯在办“新政”过程中，不仅扩大军事实力，而且极力插手路矿、通商事务，以便获得扩大军力所需要的财源。这使他与另一个买办官僚盛宣怀之间发生日益严重的权力之争。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与袁世凯一样，都以投靠李鸿章起家。1886年，他在山东登莱青道任内，主持李鸿章淮军的粮饷供应，靠经办李鸿章的洋务企业而发迹，控制了全国最大的近代企业招商局和电报局，并在以后发展成为拥有轮船、矿业、棉纺等庞大企业体系的盛氏官僚资本集团。1896年，他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后，不惜出卖权益，一手经办了大量的铁路借款。在矿务上，他主张“以开为守”，于1902年10月，成立上海勘矿总公司，独揽各省矿藏普查，以备日后招徕华洋商人进行开发。

袁世凯早就对盛宣怀独揽路矿财源表示不满。他任直隶总督后不久，首先接管了关内外铁路，并兼任督办大臣。1902年底，他借口招商局和电报局附属北洋，首先夺取了招商局，次年1月，又以电务督办大臣的名义，接管了电报局，派杨士琦为帮办电政大臣兼招商局总办，使盛宣怀顿时失掉了两大企业的控制权。盛宣怀的失败，与英国的反对有直接关系。英国中英银公司总办濮兰德与盛宣怀打过多次交道。他认为：“盛是公开的亲比派（也就是亲俄法派——引者），是反英的。”据他的观察，盛宣怀“唯一有力的支持者是王文韶”⁽³³⁾。显然，在袁、盛的斗争中，还包含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俄法与英德的矛盾。1903年商部成立时，铁路和矿务统归商部经办。这个部的尚书载振是奕劻的儿子，侍郎胡燏芬、伍廷芳，陈璧等，都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濮兰德听到成立商部的消息后很高兴，认为“这将把盛宣怀和他的同伙，排斥于该部之外”⁽³⁴⁾。事实也是这样，原督办路矿大臣王文韶、瞿鸿禨，铁路总公司总办盛宣怀，都没有参与商部事务。英国对袁世凯的支持，是他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取胜的重要因素。1905年11月，清政府再派袁的亲信唐绍仪接办沪宁路，使盛宣怀的铁路总公司完全成了空架子，不得不奏请辞职。不久，盛宣怀又自动奏请撤销上海勘矿总公司，到此，盛的势力进一步受到了削弱。

1906年11月，清政府设立邮传部，总管铁路航运等，唐绍仪、胡燏芬为左右侍郎，掌握“部中枢要”的就是梁士诒。梁士诒总办交通借款各事宜，又经手创办交通银行，把轮、路、电、邮四政从金融上控制起来。民国以后他能自成一交通系，实发轫于此。同时，袁世凯还派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公司，官督商办，共集资本银约三百万两。至1912年滦州矿与英国商人控制的开平煤矿合并，组成开滦矿务总局，由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任董事长，成为中国著名的煤矿之一。此外，袁世凯派毛庆藩创办户部银行（后改名大清银行，民国后改称中国银行），派周学熙、王锡彤、孙多森等人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银元局、铜元局、北京自来水公司等。这些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大都依靠官府特权，垄断原料和销售市场，取得高额利润。

总之，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袁世凯北洋集团得以形成并迅速扩张，不仅在军事、外交、路矿、财政、教育各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势，而且控制了直隶、山东、河南、苏北等一大片地盘，连京师也在他的势力笼罩之下。袁世凯北洋集团成为清末统治阶层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三　“预备立宪”的酝酿

清政府实行的“新政”是欺骗性的。黄遵宪批评清廷时说：“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媚外人而骗吾民也。”⁽³⁵⁾梁启超表示了更大的失望，他说：“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³⁶⁾资产阶级改良派看出“新政”只是统治集团的弥缝之计，不能挽救严重的危机。他们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认为“专制政体之不能存于今世界”是“理势所必至”⁽³⁷⁾；“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而为立宪政体”⁽³⁸⁾；“政体不更，宪法不立，而武备、实业终莫能兴”⁽³⁹⁾。这种议论，从1902年就开始出现，不但有梁启超等人在《新民丛报》等报刊上鼓吹，而且还有人上书提出要求。比如美洲华侨叶恩，1902年曾向清政府的赴英特使载振上书，提出设议院、定宪法的要求。同年，侍讲学士朱福洗曾上书朝廷，也提出立宪的建议。

因为以要求立宪为主要政治目标，所以此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被称为立宪派。

这种立宪要求真正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是从1904年开始的。这一年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本同俄国为争夺中国的领土和财富而进行的战争。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把东三省的土地人民任凭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屠杀蹂躏，宣布严守“局外中立”。这种耻辱给人民以很大的刺激，而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更给资产阶级和士大夫以极大的震动。俄国是个非常凶横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曾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而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反动统治集团却因畏惧而长期屈膝投靠于它。可是在这次战争中，它被小小的日本打得惨败。这一事实成了一种启示。立宪派便利用这一事实大力宣扬：日本不过“蕞尔岛国”，它所以能战胜俄国，是因为它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而一向被视为强大的俄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仍然是君主专制国家。立宪派因而断言，立宪则强胜，专制则败亡。这成了他们要求立宪的最根本的理由。《中外日报》发表文章说：“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此二者之观念入人至深，感人至捷，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阻之，吾知其不能也。”⁽⁴⁰⁾《大公报》也载文宣称，立宪问题“其机已动，其端已见，其潮流已隐隐然而欲涌出”⁽⁴¹⁾。

立宪运动开始兴起了。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强舆论的鼓吹，这年，有两家重要的立宪派报刊在上海出版，一个是《时报》，是梁启超协助狄楚青创办的；一个是《东方杂志》，是由出版业资本家、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创办的。夏也是立宪派，后来加入预备立宪公会。这两家报刊成了立宪派的重要舆论阵地。《东方杂志》除了本身发表鼓吹立宪的言论外，还经常汇登其他报刊，如《时报》、《中外日报》、《南方报》、《大公报》等宣传宪政的文章。当时立宪派控制的报刊几乎都以鼓吹立宪为中心。要求立宪的呼声遍于国中。《时报》评论说：“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逐，不趋于海不止之势；失此不图，则泛滥为患，祸且甚于古昔之洪水也夫！一转移间利害若此，谋国是者，奈何不起而为之所也。”⁽⁴²⁾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舆论的趋向。

立宪派一面大力制造舆论，一面展开实际活动。最著名的国内立宪派领袖张謇，在这年5月亲自出面劝促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要他们上折奏请立宪，并替他们草拟折稿。但一向以圆滑稳重著称的张之洞，要他探询当时最有权势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意向。于是，张謇写信给袁世凯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⁴³⁾劝他效法日本伊藤、板垣等人，促成立宪，以救危局。但当时袁世凯还没有看准风向，回信答称：“尚须缓以竢时。”⁽⁴⁴⁾是年7月，张謇与赵凤昌合刻《日本宪法》送达朝廷；9月，又刊印《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等书，送给满族权贵铁良等。

在日本的梁启超，自从1903年游美归来，完全放弃了他的所谓“革命”、“破坏”之说。他和其他立宪派一样，感受到日俄战争的震动，认为“此次战役，为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其刺激于顽固之眼帘者，未始不有力也”⁽⁴⁵⁾。因而更集中致力于立宪的鼓吹。1904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好几篇讨论俄国立宪问题的文章。1905年，国内政界某些官员开始注意立宪问题。这时，梁启超极力加以联络，先后“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⁴⁶⁾。这年夏天，侍讲学士朱福洗曾连次上书清政府，要求早决大计，宣布立宪。

立宪派急切要求立宪，同革命运动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他们不相信革命能够成功，以为革命会遭致无休止的破坏和动乱，那就不但争不到新的利益，连现有的利益也难保住了。所以他们不赞成革命，反对革命。并认为，只要实行立宪，革命自然可以消灭于无形。在反对革命这一点上，立宪派同统治集团有一致性，所以他们奔走呼号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1904年春，驻外使臣孙宝琦等上折奏请立宪。这一举动受到立宪派的普遍赞誉，许多报纸专门发了社评。至1905年，官吏奏请立宪的便渐渐多起来。重要督臣张之洞、周馥、岑春煊都曾以立宪的建议奏闻朝廷。一年前还持观望态度的袁世凯，这时奏请朝廷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实行立宪的准备。朝廷居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因为这时连满族亲贵中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做些较大的改革，来挽救内外危机。西太后本来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思想，她最关心的是紧紧掌握最高的权力。而她周围的一些较倾向于变革的大臣，都以日本为例说服西太后：立宪不但不会削弱君权，而且可保“君权永固”。立宪派虽然渴望通过立宪分享政权，但起初也着重于立宪有利于皇室的一面加以鼓吹。因为这个缘故，一向顽固的西太后，这时为了维护已经动摇的中央大权，为了对付革命运动，觉得不妨再作一次改革的尝试。

1905年7月16日诏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27日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出洋考察。9月24日，五大臣启程，在火车站遇炸，载泽、绍英受伤，未能成行。革命党人吴樾则以身殉。嗣后，朝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随同载泽、端方、戴鸿慈出洋考察，迟至12月2日才得以成行。

立宪派对派遣五大臣出洋一举，感到非常振奋，以为这是“朝廷以实心变法之意宣布天下”⁽⁴⁷⁾。其实这时清政府仍未定下准备立宪的决心，只不过是做一个改革的姿态。然而由于总的内外形势所决定，清政府既已迈出了这第一步，它也很难半途停止或翻然改辙。

第二节　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农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是暂时处于低潮的阶段。但是，由于引起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社会矛盾并没有缓和，在某些方面反而更加激化，所以整个社会仍然动荡不安。这一时期，广大农民的自发斗争之所以广泛、激烈，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勒索赔款和清政府推行“新政”，征收苛捐杂税而直接引起的。

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向中国勒索了四亿五千万两银子的赔款，这笔赔款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银总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余两。从1902年起，平均每年要交赔款二千余万两。当时清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包括地丁、盐课、关税等，总计才八千余万两，赔款竟占四分之一。这笔赔款当时一般称为大赔款。大赔款之外，还有各州县地方官和传教士议定的地方赔款。这种由地方自筹的赔款，据估计至少有两千万两。为了筹集这笔巨额赔款，清政府每年要向各省摊派二千三百万两。自1901年8月起，户部为筹划各省应摊的赔款，指令各省推广粮捐、房捐，盐斤加价，重征茶糖烟酒各税。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反赔款和反教会压迫便结合在一起，成为农民群众爆发反帝斗争最经常的原因和直接的导火线。

与此同时，各省奉命举办“新政”，清政府允许地方自行筹款，这样，对外赔款和新政费用，便都以捐税的名目直接或间接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如山西省，从1902年起除钱粮附加而外，又增加货厘、斗银、畜税、牙税、盐税、油酒缸税、煤厘等十余种，以致物价上涨一倍多，大批手工业者破产。直隶省专门设立了筹款局，开办印花税、渔船捐、硝捐、妓捐、车捐等。从1903年起加征烟酒税和长芦盐引加价，只此两项每年即搜刮银一百五十万两。又多次提高田赋附加。如定县每亩地附加税增长指数1899年为100，至1903年增至137.78，至1907年竟达355.59。各州县田赋附加额的增长情况虽然不完全一样，但相差无几。因此，“民间负担之重，输纳之艰，日以加甚”。湖南省由于筹集赔款和办“新政”，一再增添新税，加重旧捐。如田赋，额外规定每正银一两加耗羡一钱，但不少州县层层加码，有的征至三四钱。从1901年起，盐每斤加价四文。田房契税每银一两加收二分，以后逐年增加，到1909年增至四倍。此外，又创办了铺捐、粮捐、落地税、销场税。名目繁多，不可缕述。

由于各省巧立名目而征收的苛捐杂税迅速增加，再加上各级官吏差役借机勒索敲诈，一些地区竟形成“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的局面⁽⁴⁸⁾。更加甚者，农民“一身而七八捐”，商民“一物而经六七税”；因此农民“弃田潜逃”，商民闭门歇业⁽⁴⁹⁾。1904年清政府不得不公开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骚扰，劣绅讼棍之播弄，皆在所不免。”⁽⁵⁰⁾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清政府的税收制度已极端混乱，税种和税率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各级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恣意掠夺，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危及了人民最低的生活水平。人民群众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起来反抗，许多地区出现了“一有首倡发难之人，即成星火燎原之势”的局面。

一　反赔款、反教会压迫

反抗教会压迫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反帝斗争的重要形式。

帝国主义列强借《辛丑条约》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清政府秉承列强的旨意，也多次颁发“严禁仇教灭洋”的上谕。但是，由于产生反帝斗争的社会条件，即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仍然普遍存在，所以不管是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是清政府的三令五申，都不能消弭人民的反抗。事实上，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人民针对摊派赔款和传教士的不法活动，于1902年就掀起了一连串的反抗斗争，给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以有力的打击，表现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这个时期的反教会压迫斗争与义和团运动以前比较，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各地群众不仅把反对教会压迫和抗捐抗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往往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有些地方更公开提出“扫清灭洋”、“灭清、剿洋、兴汉”一类的战斗口号。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直隶省广宗县景廷宾领导的起义。

直隶省惨遭八国联军蹂躏，人民的苦难特别深重。1902年，全省除摊派大赔款银八十万两外，还缴纳上百万两的地方赔款。广宗县知县和法国传教士议定广宗地方赔款为京钱两万串，折合纹银万余两，强迫各村农户按地亩摊派，知县又乘机额外多收，从中渔利，每亩地要缴纳“赔款捐”京钱四十文。这种做法不仅使广大贫苦农民极为愤慨，就是中小地主也怨声载道。广宗一带各村庄本来有联庄会的组织。东召村联庄会首领景廷宾遂传帖聚众，联络各村联庄会，首先倡议抗捐，声明“中国人不拿洋差”。景廷宾（1861—1902），是一个有百余亩土地的小地主，武举人，为人慷慨好义，喜打抱不平。他的抗捐号召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邻近各县如邢台、钜鹿、南宫、内丘、平乡的人民，纷纷响应。直隶总督袁世凯闻讯，立即命令大名镇总兵何永盛与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统率练军前往广宗县镇压。3月3日清军攻占东召村。景廷宾率领群众转移到钜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自号“龙团大元帅”，宣告起义。自从清政府依靠帝国主义绞杀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民对清政府卖国残民的狰狞面目有了进一步认识。东召村被血洗之后，那一带地方的人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倍增。这就促使景廷宾提出“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正是在这个客观上是反帝反封建的口号鼓舞下，义军迅速扩大，“一唱百应，不期而至者约三、四万人”⁽⁵¹⁾。基本群众是广宗及其附近一带的农民，也有不少义和团加入，起义军攻占威县张家庄教堂，杀死法国神父罗泽溥以泄愤，随后即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一带。

广宗数万农民揭竿而起，使中外反动派十分恐慌。帝国主义列强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西太后命令袁世凯设法尽快扑灭起义。袁世凯一面宣布将广宗及其附近各县“所摊捐款豁免”，企图借此使所谓“安分之良民不至附从”，以瓦解起义队伍⁽⁵²⁾。一面又把所谓“疏防”的文武官吏分别参奏革职，改派自己的心腹段祺瑞、倪嗣冲指挥新编成的北洋军（当时称新练军）马步炮兵二千多人，由保定南下。同时从山东调集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由马龙标统率从德州、济宁一线西进。两股清军大张旗鼓地合围广宗。各村庄农民沿村筑垒，英勇抵抗。5月初，清军围攻件只村，起义军使用刀矛土炮和持有快枪利炮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战，遭到重大伤亡。景廷宾见势不敌，遂率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清军乘机焚烧抢掠，惨杀村民数百人，附近村庄俱遭劫难。景廷宾逃至成安县，秘密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但不幸于7月被清军捕杀，余众四散，起义终于失败。

与广宗起义的同时，在直隶北部朝阳县也爆发了群众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1902年初春，朝阳县松树咀教堂无理“增索赔款”，驱逐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霸占田产，村民纷纷逃难。当地民团团长邓莱峰挺身而出，以“保卫乡民”为己任，在花子沟地方聚集难民万余人。花子沟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沟内有百余村落。邓莱峰捉拿天主教徒二人为人质，提出“教堂退还地契，不取赎银，并退出平民房屋，始可了事”。但是，地方官认为这是“百姓聚众抗官”，并禀报直隶总督袁世凯。1902年10月，袁命令直隶提督马玉昆率兵前往镇压。群众沿沟“设卡二百余座”，节节抵抗⁽⁵³⁾。11月初，清军攻占邓莱峰驻守的卧佛沟，村民逃散。邓莱峰避往义州，不久被捕，惨遭杀害。

河南省摊派的大赔款是每年九十万两银子，加上“不肖州县挨户摊派，甚或侵蚀入己，而劣绅胥吏，需索中饱”，广大人民负担之沉重，就可以想见了。因此，群众性的抗摊派赔款的斗争时有发生。1902年3月，泌阳县农民首先掀起了风潮，并很快波及唐县、桐柏等地。南阳天主教主教安西满（法国人）向泌阳县勒索了一万一千元的“地方赔款”。当地知县百般搜刮，至1902年初已交大半，只欠二千元。安西满催逼不已，知县以“拖延赔款”被撤职。继任知县为博取安西满欢心，一到泌阳就召集四乡“诸绅至署，勒限催收”，并威胁说：“逾期不交，即当下狱。”因而激起四乡绅民的义愤。泌阳一带本来有“大刀会”活动，高店等地农民便与“大刀会”结合，成立“齐心会”，公开抗交摊派赔款，聚众痛殴下乡催交摊款的差役。知县前往弹压，肩舆被群众打碎，狼狈逃回县城。愤怒的群众二千多人在张云卿的率领下，乘势攻泌阳城，将西关教堂夷为平地，又攻打桐柏县乌金沟和唐县乔庄等地教堂，痛击教会侵略势力。当时社会上不少人对泌阳人民抱同情态度，上海《中外日报》的社论说：“泌阳之乱，非泌民之有意仇教也，非泌民之有意抗官也。实由教士自取之祸，地方官与疆臣自酿之患也。”⁽⁵⁴⁾5月间，河南巡抚锡良派南阳镇总兵率领清军至高店镇压。乡民英勇抗击清军，终因寡不敌众失败。清政府又向教堂赔款二万六千两，以屈辱的条件了结“泌阳教案”。

当北方各省反抗怒潮汹涌的时候，南方各省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1902年，浙江桐庐县农民自立乡团，抵抗当地教堂压迫。当地方官派兵镇压时，农民聚众二千余人，奋起反抗。宁海县焚毁天主教堂两处，影响及于奉化、象山、嵊县各地。广东南雄群众杀死天主教教士。同年9月，湖南邵阳爆发了贺金声领导的反教会斗争。贺金声在邵阳蛇林桥竖起“大汉佑民灭洋军”旗帜，发布《奉劝各国揭帖》，指出：“各国迫我太甚，滋酿祸端太多，而教堂尤为第一大宗。”义正词严地警告传教士“将所立教堂速自收除，用快人心以固和局”。同时，以灭洋军大元帅的名义刊布告示，分遣多人前往衡州、郴州、永州各地招兵。各地哥老会群众纷纷前来投效，数日之间聚众数万人。贺金声率领群众进驻邵阳城，要求知县交出传教士；又致函湖南巡抚俞廉三，要求他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狡诈的俞廉三派人将贺金声诱至省城，加以杀害；以后又将灭洋军的骨干粟道生、赵学奎等投入监狱。这次反教会压迫斗争遂致失败。

四川省人民反教会压迫的斗争尤为炽烈。1902年，四川分摊大赔款二百二十万两，仅次于江苏省，居全国第二位。为筹集这笔赔款，川督奎俊下令广辟财源，增征商税和亩捐，使人民的负担空前加重。不法教民又“恃势寻衅，肆意欺凌，遇有词讼，地方官不敢持平，十九屈抑”⁽⁵⁵⁾。再加上当年全省遭受旱灾，南充等二十四州县和简州等三十七州县春粮歉收，以至米价腾贵，人民痛苦不堪。因此红灯教、顺天教便迅速发展起来，这些秘密结社继承了义和团的传统，练习“神拳”，进一步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群众打教堂，“杀洋人，杀贪官，抗粮抗捐”。1902年初，安岳、永川、金堂、华阳等县“均有烧毁教堂及教民房屋情事”⁽⁵⁶⁾。5月，资阳著名首领李冈中在胡家沟聚众八百余人，进攻资阳城。川督奎俊派兵前往镇压，激战竟日，李冈中不幸被杀，余众退至龙头寨附近，不久复聚千余人，于6月间捣毁天鼓桥教堂。同时，资州（今资中）、安岳、仁寿、潼川、简阳等地都有拳民“灭洋仇教”，“教堂教民时有焚毁杀伤”⁽⁵⁷⁾。仁寿县拳民捣毁杨柳场、黄公场等地教堂，其首领李永洪、唐大通等率领群众，屡次打败清军。成都附近红灯教首领曾阿义和廖九妹，分别自称是罗汉和观音的化身，于7月在龙潭寺、石板滩聚众起事，大败清军于清江镇，并乘胜攻占金堂县苏家湾教堂，杀教士、教民数百。嗣后，红灯教声势大振，上万人在成都近郊活动，甚至持械潜入城内，袭击督署。地方官吏惊恐万状，在督署架巨炮，如临大敌。同时，彭山、眉山、射洪、新都、灌县、温江各县都发生群众打教堂、抗官军的事件。

8月间，清政府见事态严重，撤换了奎俊，改派岑春煊督川。岑一面派兵屠杀拳民，命令各州县办保甲团练，推行残酷的连坐法；一面暂时停止征收一部分苛捐杂税，以争取民心。至1902年底，各州县拳民先后被镇压下去。但是红灯教仍然秘密活动，在此后数年间，于邛州、嘉定、隆昌、富顺、彭县、犍为等地不时起事。直到1911年夏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红灯教纷纷响应，有的加入同志军，汇入革命的洪流中。

1903年各地群众仍不断掀起反教会斗争。浙江桐庐一带“白布会”“仇教灭洋”⁽⁵⁸⁾，推濮振声为首，于桐庐、建德交界地方起事。富阳、龙游等地白布会准备响应。但濮振声不幸被捕，被关押在仁和监狱，部众瓦解。1905年初，革命党人陶成章、魏兰从事联络会党，曾至监狱访濮，“相谈颇洽”⁽⁵⁹⁾。宁海县附生王锡彤，为台州会党——“伏虎会”首领，曾率领北乡农民千余人，攻入县城，将天主教堂焚毁。直隶玉田县农民聚众抗官，“旗上大书扫清灭洋保真主”⁽⁶⁰⁾。江西新喻和清江会党号召群众拆教堂，官吏派兵镇压，会党“愈聚愈众，势不可遏”⁽⁶¹⁾。

次年6月，在会党的鼓动下，江西新昌县棠浦地方教堂被拆毁。8月高安县金塘、塘头两处教堂又被捣毁。直隶滋州、元氏、顺德一带有“在元会”活动，“以仇教灭洋为宗旨”⁽⁶²⁾。同时，湖北省利川、宜城，河南省武安、怀庆、彰德，山东省东阿，浙江省龙泉等地闹教事件纷起。1905年4月，四川巴塘藏族人民反抗教会压迫，焚毁教堂，驻藏大臣凤全率军前往镇压，群众英勇抵抗，击毙凤全及天主教司铎二人。同年7月，山西绛州因教士包庇不法教民，霸占农民产业，官吏又偏袒教民，激起民愤。农民聚众闯入绛州城，不久被清军镇压而失败。

二　抗捐抗税和武装起义

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广大人民，不仅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并且也不断地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各地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和武装起义，在这个时期发生的次数最为频繁、普遍，影响比较大的就有数十起。斗争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旋起旋落；有的坚持数月以至一年以上。参加的群众有广大农民、工人、手工业者，许多地方的中小商人也积极投入了斗争。这种情况表明，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群众的自发斗争中增加了新的因素；这些新因素的发展，使群众自发斗争的涓涓细流，逐渐汇合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去。

1902年5月，江西德化县行商反对苛征厘金，聚众百余人捣毁卡局。7月，安福县爆发农民抗粮斗争。入冬，赣州商人掀起砸厘卡的风潮。

安徽省从1902年起加征酒捐、米捐、房捐和肉捐。全境人情汹汹，怨声载道。芜湖、铜陵大通镇等地接连发生商人抗捐罢市。

同年，福建开办新捐税，有粮捐、酒捐、赌捐等十余种，一些地方还让商人设局承包，层层盘剥，激起人民的普遍反抗。海澄县群众数千人闯进县城，要求免捐，不得允许，即将县署捣毁。同安县土药捐局派巡勇骚扰地方，苛抽膏捐，群众忍无可忍，遂捣毁捐局。漳州砖瓦窑业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数千人，反抗砖瓦捐。仙游县设局抽捐，激起商人罢市。知县王某威胁说：“如不交捐，将罚款一倍。”群众义愤填膺，聚集千余人将捐局和办捐官绅的房屋付之一炬。

进入1903年，随着清政府新政的普遍推行和捐税的增加，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也日益激烈。

这一年，河南省改地丁征银为征钱，扩大浮收至一倍多。激起黄河北岸孟、温、武陟、河内等县民变。温县一带农民本来有“大刀会”的组织。在“大刀会”的鼓动下，温县农民首先聚众要求减免浮收钱粮。3月间，孟县东乡桑坡农民闻风响应，散发揭帖，结伙闯进县城，火烧衙署。温县西乡“大刀会”也活跃起来，砸抢大地主宅院，劫富济贫。4月，河内知县苗燮至城东泰山庙催逼钱粮，极其凶横。千余农民同声奋起，砖石齐飞，痛殴苗燮，苗抱头鼠窜。农民跟踪追击，直至城下，放火焚烧城门。

云南周云祥起义，也是1903年的一件大事。这一年5月上旬，为反对法国修建滇越路，周云祥召集会党矿工数千人于个旧起义。周云祥是临安人，著名的会党首领，在个旧锡矿做工。他率领起义军击败蒙自县知县孙家祥和分统魏荣斌所率的清军，占领个旧。由于他以“拒修铁路仇洋”为召号，不仅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支持，“即富绅亦从而附合，甚且助械捐资”⁽⁶³⁾。因此，起义军半月之内占领临安、石屏两城，发展至万余人。同时，阿迷、河西、江川、宁州、弥勒、元江各州县会党游民纷纷响应。云贵总督丁振铎急忙调集各地清军，派按察使刘春霖统率，由省城出发前往镇压，于6月底攻陷临安、石屏。义军首领不幸被捕牺牲，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

同年9月，山西省永济县爆发了反对柿酒税的斗争。永济县以产柿闻名，农民以柿酿酒，从不纳税。1903年知县强令开征柿酒税，乡民数千人涌进县城，捣毁衙署，迫使知县停止收税。

此外，在吉林伯都纳，直隶省玉田、宝坻、三河、通县、房山，山东省日照、济南等地，1903年都发生过群众抗捐或抢粮事件。

1904年，山东省济宁州、郓城县农民暴动，反对屯田升科。原来，清政府沿南北运河设立卫所，以屯田的办法养兵，守卫运河交通线。这种制度早已破坏。至清末，土地多被官吏盗卖，屯丁也变为贫苦农民。清政府为搜刮民脂民膏，公然规定屯田每亩交价五千文，按田之上下酌量增减，这就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激起民变。3月2日，济宁屯户聚众冲入城内，将衙署付之一炬，迫使知州重定屯价，每亩减至千文左右，并缓至五至七年缴纳，事才平息。4月22日，郓城屯户二千余人在任青合领导下，反对屯田交价，围攻县城，东平、范县、汶上各地屯户纷纷前来助战。后来，任青合被捕杀，屯户遭到残酷镇压。同年，山东潍县农民聚众反对烟叶捐，潍县为烟叶产地。城内设烟叶捐总局，各镇遍设分局，规定卖烟一斤缴制钱三文。税吏又借端敲诈，使烟农忍无可忍，遂将凤凰山庄和辛东社两处捐局捣毁。

这一年4月，直隶省兴隆知县李国枫强迫乡民缴学堂和巡警捐，每亩地制钱四十文。乡民恳求免捐，未得允许。4月初，群众数千人企图进城，再次提出免捐要求。知县关闭城门，巡警开枪打死乡民九人，伤六人，激起民愤。乡民闯进城内，捣毁巡警局，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后来，不幸被清军镇压下去。

11月，河南省农民掀起反对丈量土地的风潮。清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决定丈量黄河泛区垦熟荒田，按亩升科。从而引起祥符、陈留、考城等县农民的骚动。在祥符县李庆元的率领下，三四万农民包围开封，断绝交通。不久，被河南巡抚陈夔龙派兵镇压。

和北方各省农民反抗同时，南方各省的反抗斗争也普遍展开。江苏省镇江农民数千人闯进县城，要求免漕粮，占据衙署，痛殴官吏。湖北宜城农民反对军户税契，“聚众揭竿，抵抗官军”。广东省香山、潮州，福建省云霄厅等地都发生农民捣毁税卡的骚动。

南方各省由于会党往往加入反抗斗争，成为核心力量或主导力量，所以斗争比北方更为激烈、持久。1904年《东方杂志》在“时评”中说：“广西会党近已入湘赣边界，江西东平会党又窜入皖，湖北恩施教案频仍，而蠢蠢欲动者所在多有。长江会党如青帮，如红帮，到处隐伏。要而计之，扬子江流域数省，如江苏，如江西，如安徽，如湖北，如湖南，如广东，如云南，如四川，皆不能免于乱事者也。”⁽⁶⁴⁾其中尤以江西乐平反对靛捐和广西农民起义最为突出。

江西乐平是靛青的重要产地，农民多以种植靛青为业。洋靛未输入前，乐平土靛畅销省内外，获利甚厚。自洋靛输入后，土靛市场渐渐缩小，价格日跌。再加上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靛农的生活日益困难，民怨日深。1904年，乐平知县杜磷光串通劣绅以筹集学堂经费为借口，抽收靛捐，规定每售土靛二元，缴捐三文。因此激起靛农的强烈不满。东北乡会党首领夏廷义遂乘机鼓动抗捐。广大靛农积愤已久，乃决心毁学堂，“以鸣其积不能平之心”⁽⁶⁵⁾。群众捣毁学堂，表现了落后性，但他们反对清政府的横征暴敛，却是正义的。7月21日，数百群众在夏廷义率领下冲进县城，捣毁小学堂；又至保甲局，夺取该局所存洋枪四十枝。两天后，县城内聚集抗捐群众三千多人，拆毁统捐局、厘卡、教堂及教民房屋，统捐局和缉私各卡委员也遭到群众惩办。江西巡抚夏时闻讯，非常惊慌，一面将杜璘光撤职，委冯用霖接任知县，冯未到任前，仍准杜留任，“戴罪立功”；一面委饶州候补道朱子春带兵前往乐平，借“查办”之名，布置镇压抗捐人民。

8月26日，朱子春命杜璘光下乡会晤夏廷义，企图利诱夏廷义自动投案。然而，杜一出城便被抗捐群众拘留。同一天，夏廷义率领三千多人再次冲进县城，杀伤官军六十余人，其余二百多人亦作鸟兽散。朱子春化装逃跑。抗捐群众将县署烧毁，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一时控制了乐平县城。西乡、南乡的地主团练武装也卷入抗捐斗争。邻县也频传警报，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夏时急速调派九江道瑞澂，带兵千余人，向乐平进攻。官军沿途掳掠，人民纷纷逃避，当瑞澂进入乐平城时，“居民铺户，十空其五”⁽⁶⁶⁾，凄凉惨淡，不堪言状。各乡参加抗捐的地主武装见大队清军压境，都先后退出斗争，只有夏廷义领导千余人仍在上下睦两村一带构筑防御工事，进行抵抗。但是，由于寡不敌众，于10月被清军击败。瑞澂对抗捐农民实行残酷镇压，又勒索了二万八千两银子，作为对所毁衙署，学堂和教堂的赔偿。从此乐平人民又增加了一笔新的负担。

在乐平抗捐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广西农民起义也达到高潮。广西地瘠民贫，官吏滥杂而贪酷。1901年以后，捐税猛增，苛派多如牛毛，加上左右江一带连年天灾瘟疫，死亡枕藉。大批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及被裁兵勇无以为生，天地会遂活跃起来。天地会是南方各省民间的秘密结社，源远流长，在广西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曾多次发动反清起义，都被镇压下去。1902年，在广西省西南部的左右江各县又酝酿大规模的起义。上思县天地会首领谢三首先发难，各地被裁游勇纷纷聚众响应。接着，百色、凌云、田阳、田东、西林、西隆、邕宁、柳州、郁林各州县的会党游勇纷纷起义，到处燃遍了农民反抗的烽火，“大者千余为一股，小者数十为一股”，仅左右江一带就有起义队伍数十股，约五六万人。

至1904年，起义队伍在广西腹地逐渐形成两大支，以陆亚发为首的一支最为著名。

陆亚发是游勇出身，曾一度被招安，隶属于驻柳州清军统领祖绳武部下。由于同时被招安的游勇被清军杀害，又值各地民变蜂起，陆亚发遂于1904年5月发动柳州兵变，攻占衙署，劫取藩库饷银二十万两和大批枪械，转移至四十八峒。从柳州撤出后，陆亚发联合黄九姑、侯五、覃老发等，先后攻占柳城、罗城及中渡等地，转战于迁江、上林、融安、永宁各县，影响达到贵州和湖南边境。几个月里发展至万余人。曾大败广西提督丁槐率领的清军，逼进桂林省城。后来，两广总督岑春煊督率龙济光、陆荣廷各部清军，以优势兵力，经过多次激烈战斗，至1904年底才把这支队伍镇压下去，陆亚发、覃老发等先后被俘遇害。

另一支队伍以黄五肥、王和顺、关云培为首，他们以南宁附近为中心，活动于隆安、武鸣、上林、宁明、上思、宾州、扶绥等地，屡败清军。1904年春，丁槐督率清军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终于使起义军内部分化，被各个击破，黄五肥、关云培先后战死，其部众多被丁槐“招抚”。王和顺所部三千余人也不幸战败，退入十万大山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后来，王和顺逃往南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多次潜回两广云南发动武装起义。

广西农民起义虽然被岑春煊指挥的清军镇压而失败，但是，它对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是重大的打击。1902至1904年三年之中，广西督抚数易其人。巡抚王之春因“漫无觉察”，“酿成祸患”，于1903年被撤职。广西提督苏元春以纵“匪”罪被参革，充军新疆。清政府调动广东、湖南、贵州等数省十余万兵力，耗饷三百八十余万两，历时数载，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在这段时期内，由于全国厘卡林立和商业捐税的猛增，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被扰不堪，接连掀起抗捐罢市。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南方各省，斗争尤为激烈，仅1903至1904年就发生较大规模的斗争二十余起：

1903年，广东省佛山镇、三水西南埠、清远县、新会县等地商人，相继罢市抗屠捐。广州酒商反对收酒税罢市。增城群众数千人反对猪捐，并要求开仓平粜。江苏省扬州税吏勒索太甚，商人运米，农民卖菜都不能逃过其手，因而激成商人罢市。同时淮安县商人罢市，反对抽房捐。江西省各县设立统捐局以后，遭到群众激烈反对，全境骚然。景德镇和瑞昌、新城、宜春等地群众群起捣毁捐局。南昌蔬菜商罢市，抗议征收捐税。

1904年，广东省惠阳商人反对征收房捐和兵勇骚扰，举行罢市。潮州、从化、阳山、英德等州县都发生群众反抗屠捐的斗争，阳山和英德参加抗捐的群众都多达数千人。广州税吏抽收船捐，勒索船户，激起公愤，货船、米船、渡船一律停运抗议，坚持六天。广西省梧州商人罢市，拒绝缴纳统捐。江苏省镇江菜贩、摊贩等万余人到县署示威请愿，抗议巡警局新订规章，强迫摊贩每日交捐四十文。由于巡警鸣枪杀人，群众遂将巡警局捣毁，全城商店罢市。无锡米行罢市，抗议抽收米厘充学堂经费，并将学堂和学董住宅几乎夷为平地。南京下关二千多人砸毁税局。四川省成都由于抽收厘捐，发生罢市。10月初，重庆商号皆闭门歇业，抗议厘局差役在各城门盘查商人，敲诈勒索。地方官慑于群众的威力，只得答应此后厘捐按章抽收，不许额外勒索，如有违章，准赴局控告。

1905年，抗捐罢市仍然此伏彼起。江苏省清江浦商人罢市，抗议兵勇抢劫商店，要求惩办肇事首犯。扬州酒店罢市，反对加抽酒捐。如皋县石庄镇群众反对抽学堂捐，焚毁办捐绅士住宅。泰兴县群众反对抽牙帖捐修建学堂，聚众二千多人将小学堂捣毁。盱眙旧县镇商人罢市，抗议厘卡差役勒索。上海租界货栈业罢市，抗议巡捕骚扰货场。南市商贩结队至捐局，要求减捐。安徽省潜山县向屠宰商强征巡警捐，激成罢市。广西省梧州白马卡苛征过往船税，商人罢市抗议。梧州戌圩商人罢市，反对抽学堂捐。广东省南海县皮窑圩和花县商人罢市，反对征学堂捐。福建厦门群众二千余人捣毁税关，商人罢市声援。浙江省因大量鼓铸铜元，造成铜元贬值，仁和、宁波、余杭、桐庐等地商人罢市，居民骚动。

综观上述，1902年至1905年间，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各省，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抗捐罢市此伏彼起，日趋激烈，形成反对封建压迫的一条新战线，与广大农村中的骚动和起义互相呼应。作为民主革命主力军的广大农民，在“扫清灭洋”等口号鼓舞下，仍然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然而，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农民无法克服自身的落后性。他们所提出的“扫清”，缺乏建立共和国的目标，“灭洋”则更带有笼统的排外色彩。事实证明，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不可能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完成革故鼎新的艰巨任务。

但是，广大农民的英勇反抗，震撼了旧秩序，暴露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显示出农民中孕育着无穷的潜力。这对于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计划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义和团运动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在农民的正义斗争中蕴藏着极其深厚的革命力量。而今，他们的认识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3年，正当广西烽火连天的时刻，章炳麟在《驳康有为书》中说：“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又说：“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而尤胜，可豫言也。”⁽⁶⁷⁾次年秋，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一文中写道：“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腐败了。”他以广西人民起义为例证进一步说：“从最近的经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们距海岸非常遥远，武装弹药的供应没有任何来源，他们得到这些物资的唯一方法乃是完全依靠于从敌人方面去俘获，即使如此，他们已经连续进行了三年的战斗，并且一再打败由全国各地调来的官军对他们的屡次的征讨，他们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么，如果给予足够的供应，谁还能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的势力呢？”⁽⁶⁸⁾

这些事实表明，农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潮流，正在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推向前进。

第三节　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一　抵制美货运动

义和团运动后，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有了新的觉醒，极力为自己政治经济的发展开拓道路。继拒俄运动之后，1905年又掀起了以抵制美货为中心的反美爱国运动。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美国资产阶级就大量诱致或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从事垦荒、采矿和筑铁路等项劳动。中国寓美华侨艰苦卓绝的劳动，促成了美国西部经济的繁荣。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承认：“没有华工就没有西部的垦殖”，“西部的铁路也无法完成。”⁽⁶⁹⁾然而，到八十年代初期，美国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工人运动兴起。美国资产阶级为转移本国工人的斗争目标，不断制造排华事件。美国政府颁布的排华法案，层出不穷，公开推行种族歧视政策，限制华工入境。1894年3月31日，美国政府和清政府签订了“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把美国的排华合法化，使到美国去的华工受到极大的限制和种种非人的侮辱。这个条约明明是限禁中国人赴美，却假仁假义地以保护寓美华侨作为幌子。其实，寓美华侨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1900年，美国政府以验疫为名，把纽约华人住区烧光，使不少华人丧命，损失财产达二百六十多万元。

因此，当1904年条约期满的时候，华侨报纸和国内报刊上都不断有要求废约和揭露美国虐待华侨的文字出现。檀香山《新中国报》刊登《拟抵制禁例》一文，首先倡议抵制美货。同时，美国有一百几十个地方的十多万华侨联名打电报给清政府外务部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要求废除迫害华侨的苛约。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指示梁诚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修改原条约。修改的原则是：可禁下等之工，而上等之工不能禁；可禁受美人雇佣之工，而自行制造之工不能禁；可禁未入美之工，而已经在美之工不能禁。尽管清朝政府的改约条件很低，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拒绝接受。交涉几个月，毫无结果。1905年春，美国政府派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aim W．Rockhill）与清政府直接谈判，威胁清政府签订续约。消息传出，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

1905年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拒约办法。会长曾铸严厉斥责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他提出以两个月为期，如果美国仍不允许改订条约而强迫续约，则将抵制美货。这个倡议得到全体商董一致赞成。随后公议电稿，以曾铸的名义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⁷⁰⁾。并遍电各省商会或商务局，要求协力拒约，相戒不用美货。

会后，上海总商会与美国驻沪领事进行了多次谈判，均无结果。两个月后，美国政府仍然蛮横拒绝改约。7月22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要求各界一致行动。当场，铁业、机器业、洋布业、洋广五金业、面粉业、火油业、木业七个大行业公所的巨商签押，允认不进美货，不卖美货。会后签押者又有钟表、航运、裁缝、印刷、磁器、纸张等七十多个行业。与此同时，各省会馆、学生、工人、戏剧艺人、妇女界等也纷纷集会演说，声讨美国虐待华工，并结成各种抵制美货团体，制定措施，采取行动。工人不装卸美国货，学生不到美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中国人不给美国人当翻译、车夫、厨师。各界人民同仇敌忾，一致表示不买美货。

各学堂学生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上海“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相约严守：所有文具衣物概不用美货，美国人所办学校的学生和教员纷纷离校。清心书院、中西书院因此被迫停课。寰球中国学生会为抵制美货还召开了特别大会。会长李登辉愤怒指出：原华工条约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否则抵制美货到底。广东何剑吾、吴趼人、李毅轩，福建魏万侯、林森等相继登台演说。会后，吴趼人、李毅轩游历杭州、宁波等地，计划联合各地拒约会，结成一个大团体。戏剧艺人汪笑侬演出《苦旅行》一剧，取波兰亡国故事，说明不爱国与无主权国民之痛苦，借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接到上海商会通电，大动公愤，立即联合各学堂发布“学生同盟会公启”，声明学生为“未来国家主人翁”，爱国为“应尽之义务”。因此应首先实行不购美货，以示“人心之固”，而“寒妄进美货者之心”。天津各帮行商不顾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阻挠，于6月18日在商务总会公所开会，到二百余人，均画押从此不买美国面粉、煤油及机器等物，并约定如有违者，罚款五万银元。同日，天津府立中学堂和私立敬业中学堂邀请二十六所学堂代表共六百余人集会，议决每学堂公举一二人，分别召开演讲会，展开宣传，使抵制美货家喻户晓。

湖南人民也积极支持上海商会的倡议。华兴会会员禹之谟通过长沙商会发起召开全省绅商学界抵制美货禁约会，到会数千人，一致以爱国为同胞应尽之义务。会后，正式成立了抵制美货事务公所。

广东省寓美华侨最多，人们对华工受虐待感受尤深，因此反美斗争比较其他省更为激烈，坚持时间最久。从5月中旬起，广东七十二行商和九大善堂连日集会，讨论抵制办法。至7月23日，广东抵制美货总公所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数万人。会议决定印发章程及美货图表，推举专员，分赴各行业商店盖章签押，拒绝销售美货。接着，南海、新宁（今台山）、佛山、顺德、东莞、香山、石歧、江门、肇庆、潮州、汕头、韶关等地都成立了拒约分会。广州工人也积极投入斗争，相戒不买美货，不吸美烟。食品工人相约不用美国面粉，如店主不从，则实行罢工，以示抵制。南海、东莞、广州等地的运输工人拒绝装卸运输美货。知识分子创作了《苦社会》、《黄金世界》等文学作品，暴露旅美华侨所受的种种虐待，激发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广州、香港等地报纸积极从事宣传鼓动。《有所谓报》、《拒约报》持论尤为激烈。《有所谓报》为革命党人郑贯一所创办。该报不仅报道了中国各地拒约的许多消息，而且刊载了大量文章，猛烈抨击清政府“惧外媚外的特性”，鼓动人民在抵制美货的过程中组织团体，增强实力，使“民权发达，专制堕落”⁽⁷¹⁾。对于推动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拒约运动迅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规模。南京、苏州、扬州、镇江、芜湖、汉口、桂林、成都、重庆、杭州、南昌、西安、牛庄、青岛、沙市、济南等一百六十多个城市相继成立“拒约会”、“争约处”、“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宣传和组织群众抵制美货。一时卷入运动的群众极为广泛，除商人、学生、工人外，一些地方的农民也积极参加了斗争。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更是函电交驰，遥为声援。

各地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以商会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宣传抵制美货有五利：可鼓民气；可结民力；可兴商业；可联络全国，为日后自治自立打下基础；可仿造美货以图畅销，收回已失利权。他们公开声明抵制美货“亦一无形之战也”，“但使人同一心，万无不成之理”，并竭力鼓动“不必依赖政府”，而“专恃民气”，以国民“自力抵制之”⁽⁷²⁾。《东方杂志》所刊《抵制美约余论》一文，甚至鼓吹“信官不如信商”，由商人创办“实业大公司”，对外“实行永久之抵制”⁽⁷³⁾。这些言论表明，资产阶级正在谋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独立展开政治经济活动。

反美爱国运动展开后，美国政府屡次要求清政府加以镇压。运动一开始，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就奔走于京、津、沪各地，指挥美国领事，阴谋直接干涉破坏。在其控制的报纸上大肆宣传美国只禁华工入境，并非禁止商人、学生和游客，企图借以分化参加运动的群众。同时，柔克义又一再要挟清政府下令禁止抵制美货。在美国的压力下，清政府一面对柔克义解释说：“各处中国商人反抗贵国之举，实系该商人等自由行动”，“非出自政府之诱掖”，“政府虽曾谆谆训戒，毫无效验”。一面于8月21日发布上谕，说禁用美货“有碍邦交”，各级地方官应“从严查究，以弭隐患”。各省督抚遂竭力压制反美运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禁止天津商会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号召，不允许登载拒约消息的《大公报》发行，使北方各省抵制美货运动受到很大挫折。两广总督岑春煊甚至借故逮捕拒约会员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民三人，以破坏广东省的运动。

由于清政府的压迫，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开始动摇、退缩。曾铸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于8月退出运动。原来卖美货商人和不卖美货商人之间由于利害关系发生意见分歧。张謇、汤寿潜等出面“调解”，主张8月以前进口美货可以贴印花出售，得到卖美货商人的支持。这就使运动发生了分化。广州运动一开始就有人以争取合法化为借口，主张取消“拒约会”名称，以避“禁”、“拒”等字。后来，运动全面展开，一些大商人由于害怕群众扰乱了他们的“文明抵制”，对外妥协的倾向越来越为明显，甚至公然同意美国禁工不禁商。这些事实表明，由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反帝的勇气。这种情形在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

资产阶级上层的妥协主张，立即遭到中小工商业者、爱国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激烈反对。许多地方开展了反“奸商”的斗争。在上海，以戈忠为首的“公忠演说团”，联络学、商、工各界，坚决反对张謇等“疏通”。9月1日召开群众大会，到会千余人，“均抱定不用美货四字，坚持到底”。上海工界和平社于10月26日在豫园开大会，五百多人出席，一致表示继续坚持斗争，“此禁约一日不废，彼美货一日不用”。

广大群众的斗争尽管如此坚决，但是资产阶级上层的妥协，严重地削弱了抵制美货的力量。轰轰烈烈的反美爱国运动到1905年底就渐渐消沉了。广东坚持较久，至次年底也不能继续维持。

这次爱国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席卷全国，波及海外，坚持半年之久，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未敢签订限制华工续约。通过这次斗争，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清政府的媚外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又一批人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如李自重、李是男于1905年曾在广东台山组织“台山联志社”，鼓动抵制美货，后来他们都成为同盟会会员。广州拒约会员夏重民被释放后，立即加入同盟会，变成革命的积极分子。有些地方的拒约会经过改组变成了革命的团体。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进一步壮大起来。

二　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在抵制美货运动兴起的时候，一系列的收回利权运动也开始发动起来，而且持续数年之久。斗争的主要目标是以合法手段收回列强所攫取的各种利权，特别是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

现代化的铁路是国家的交通命脉。甲午战前，清政府当权的顽固派愚昧无知，盲目坚持闭关政策，甚至有视铁路为“弊政病国病民者”⁽⁷⁴⁾。因此，筑路速度极慢，从1866年（同治五年）在中国土地上修筑第一条铁路开始，至1894年（光绪二十年）止，总共仅筑成三百六十多公里的铁路。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改变了从前的顽固态度，于1896年设立了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督办大臣。铁路公司虽然成立了，但是清政府财政困难，入不敷出，缺乏筑路所需要的巨额资本，列强遂争先恐后地输出其过剩资本，攫取在中国的铁路建筑权，以便榨取巨额利润。从1896年至1903年，盛宣怀以铁路总公司督办的资格，与列强订立了一系列的借款合同和草约，其中包括芦汉、正太、沪宁、汴洛、粤汉、津镇、道清等路借款合同，和苏杭甬、浦信、广九各路的借款草约。这些合同和草约不仅使中国受到严重的经济剥削，而且还都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使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更多的地区。

铁路利权的不断丧失，自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安。从廿世纪初年起要求自办铁路的呼声便越来越高。清政府为了缓和内外矛盾，于1903年由商部颁布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华洋官商集股建筑铁路，为中国人自办铁路开了绿灯。因此，不数年间，集股自办的铁路公司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民办的铁路公司作为列强夺取路权和清政府卖路政策的对立物出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对利润丰盈的铁路事业的投资日益增多，他们同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铁路和清政府卖路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此，由他们倡议的收回既失路权的运动便在全国普遍展开。这个运动肇端于1904年至1905年收回粤汉路的斗争。

粤汉路是1898年由盛宣怀出卖给美商合兴公司的，经初步勘测，1900年借款四千万美元，规定粤汉路由合兴公司承造。可是该公司资本有限，三年之中才修了粤汉路南端广（州）三（水）线九十里铁路。1904年初，该公司又将股票的三分之二卖给了比利时人。此后公司董事改由比人担任，粤汉北段也由比人建造。当时人们都清楚，比利时人用法国款，“权即属法，芦汉铁路即已如此。若此路再归比、法，法助俄合力侵占路权，其害不可思议”⁽⁷⁵⁾。因此，美商转售股票的消息传开后，粤汉路所经过的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舆论大哗，绅商官吏纷纷上书，要求赎回粤汉路自办。留日学生也大力声援，组成“三省铁路联合会”，主张废约自办，并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当时，英国和法、俄矛盾很尖锐，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英国驻汉口领事的支持下，也坚决主张收回粤汉路自办。经过一年多的交涉，美商被迫同意赎路，由张之洞出面向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借款一百万镑作为赎金，于1905年将粤汉路赎回。所借英款由粤、湘、鄂三省分十年摊还。同时，清政府允许三省绅商分别集资，设立铁路公司。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各阶层人民大都踊跃认购股票。广东粤汉路有限公司，仅商股股本至1911年6月已筹集银一千四百多万两。这次斗争的胜利开创了赎路自办的先例，对各省人民收回路权起了鼓舞的作用。继之而起的是直、鲁、苏三省绅民要求废除津镇路借款合同的斗争。

原来，在英、德两国的威胁和利诱下，清政府于1899年被迫签订了津镇铁路借款合同，议定由德华银行和汇丰银行合借英金七百四十万镑，以山东峄县为界，由英、德分别承筑南北段。1903年英德勘路完成，便催逼清政府改订正约。1905年督办津镇铁路大臣袁世凯派唐绍仪和梁如浩与英德驻天津领事谈判。消息传出后，直、鲁、苏三省留日学生连续上书清政府和三省督抚，要求收回津镇路权。他们指出，原有津镇借款合同仅为“预约，而非正约”，我有撤回之权，英德不得干涉⁽⁷⁶⁾。在学生的推动下，三省京官恽毓鼎等一百五十余人联名上书，请废借款筑路草约，照粤汉路成案收回自办。三省绅商也函电纷驰，指出“外人假铁路实行殖民政策”，谋夺三省主权，即谋夺三省人民之生命财产。

这场斗争，持续近两年，仅迫使帝国主义作了某些表面的让步。到清政府与两国签订借款正约时，规定不拿路权作抵押，改以三省厘金作担保；不称“外国代办”，改称“中国自办”。但筑路与经营之权，仍操于英德工程师之手。

1905年还发生了江苏人民揭发盛宣怀在签订沪宁路正约时渎职卖路罪行的斗争。1903年盛宣怀与中英银公司签订沪宁路正合同。这条路长570里，借英金三百五十万镑。“每中里合四万两上下，比常价每里需要银万两者浮逾四倍”⁽⁷⁷⁾。而且借款期五十年。同时还把以前官款修成的淞沪路作了抵押。1905年合同一公布，江苏绅民大为惊骇。苏省留日学生和京师学生纷纷上书，称“糜款太巨，赎路难期”，要求速谋补救。武进绅士刘翊宸上书抗议说：“五十年赎回”，“河清之俟，其讹欺哉！”⁽⁷⁸⁾另外还有人揭露了盛宣怀用行贿手段诱使外务部覆核签押正约的事。在各方呼吁下，清政府被迫责成盛宣怀重新与英方谈判。而盛以“无词可措，碍难悔约”回覆。这场斗争的结果，后来仅勉强做到了“少借一百万镑”，即借二百五十万镑了事。但由于工程的靡费，不久又续借四十万镑，才修成了这条路。这场斗争的效果虽然不大，但却使盛宣怀的卖国嘴脸暴露于众。

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掠夺中国的路权，同时也纷纷染指中国的矿权。据统计：在1895至1912年间，列强掠夺中国矿权的主要条款、协定及合同等达四十余项。根据这些项目来看，中国的富饶矿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大都为列强所染指。其中如山西的盂、平、泽、潞及平阳府属矿地，直隶的开平、临城、井陉诸矿，东北三省中东铁路沿线各矿，山东胶济路沿线及沂、蒙、登、潍各矿区，安徽铜官山矿区，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矿地，河南黄河以北怀庆府地区各矿，云南云南府等七府矿地，蒙古鄂尔河等处矿地，福建建宁、邵武、汀州三府矿区及四川省各矿区等。这些矿区，除少数矿地已经开采外，绝大部分却只是被霸占着，地下矿藏仍然未动。这种情况给中国民族矿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障碍。因此，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独立思潮的高涨，各省人民不断掀起收回矿权的斗争。

衢州、严州、温州及处州四府是浙江省的重要矿区。1898年，浙绅候选道高尔伊组成宝昌公司，经英国福公司华人经理刘鹗（字铁云，即《老残游记》的作者）介绍，向意大利商人开办的惠工公司借款五百万两，承办衢州等四府煤铁各矿。实际上，宝昌公司没有资本，高尔伊不过是惠工公司的买办。这项卖矿活动竟于1903年2月由外务部奏准，从而激起浙江人民的义愤。浙籍全体留日学生于10月3日在东京召开了特别同乡会，议决致书国内，要求浙绅责问高尔伊，令其废约。同时，《浙江潮》接连发表了《致高尔伊书》、《浙江人听者！卖我浙江矿产者听者》等文，谴责高尔伊“举亿万年无穷之宝藏以为献媚外人之贽见礼，图博他日之高等奴隶地位，真是狗彘不食之徒”。文章号召浙江人民奋起保卫矿权。同时，浙江绅商陈叔通、孙翼中等在杭州西湖集会，与高尔伊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各学堂学生闻风响应，风潮大起。上海的浙籍绅商联名发表了《为杭绅高尔伊盗卖四府矿产事敬告全浙绅民启》，坚决要求收回矿权。

斗争一直延续到1905年。这一年1月，高尔伊居然不顾浙江人民的抗议，与英国和意大利商人合办的惠工公司正式签订了借款合同。这就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怒。浙江绅商在上海斜桥商务局开会，讨论自办全浙铁路，会上异口同声斥责高尔伊卖矿，并将其驱逐出会场。上海、杭州等地报纸一致声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外务部和浙江当局以高尔伊所订借款合同为“英义惠工公司”，与前奏准案“义惠工公司”字句不符，而且办矿限期已逾两年，宣布撤销原奏准办矿合同，收回四府矿权。以后，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及驻上海总领事支持英商无理纠缠。但外务部坚持原议，所据理由十分充足，使英方无词反驳，只好默认了中国收回浙江矿权的事实。

与浙江人民展开收回矿权运动同时，福建人民收回建宁、邵武、汀州三府矿权的斗争也方兴未艾。1902年，经清政府外务部奏准，法国大东公司和华商华裕公司取得福建建、邵、汀三府矿权。合同规定所勘各矿须在一年内开工，否则准其他公司接办。表面上，华洋两公司各集资本，权利平等。实际上华裕资本甚少，所有利权均归大东独揽。对于这种利权外溢的情况，福建绅商甚为不满，遂于1905年发布揭帖，揭露华裕公司林蕃、龚铭义卖矿，指出外人办矿对“吾闽之绅民，则利无一毫，而害有万端”⁽⁷⁹⁾。呼吁全省人民“力逼政府废约”，募集资本自行开矿。接着，“闽省各界，迭开会研究此问题。而旅沪及外埠同乡，亦纷纷开会，函电交驰”⁽⁸⁰⁾。福州各学堂学生上外务部禀称：“杜外人之觊觎，辟闽省之利源，维系人心，全在此举。”要求“迅予照会法使，宣言照约注销合同”⁽⁸¹⁾。闽省京官林灏深（学部左参议）、陈宝琛（礼部侍郎）等联名向外务部呈文，要求收回三府矿权，由“商任经营，官为保护”；并举荐在南洋办矿起家的胡国廉总理全闽矿务。法商见人民反抗日益激烈，便企图勒索一笔“赔偿费”，放弃矿权。外务部亦不敢犯众怒，断然拒绝了法商的赔偿要求，并于1907年展限开矿届满时，宣布不再延期，而将三府矿权收回。

1904至1905年间，是全国收回利权运动的初期阶段，除上述各省进行了斗争，并取得成绩外，其他各省也相继展开活动。如：为收回苏杭甬路权，江浙人民分别组成铁路公司，掀起拒款风潮。山西绅商展开了收回盂县等地开矿权的斗争。同时，反对英商霸占铜官山矿区的斗争也开始发动起来。此外，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直隶、黑龙江等省都争先恐后地展开收回本省利权的斗争。所有这些斗争都在以后的几年里达到了高潮。

收回利权运动是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它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力图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枷锁，扩大自己经济权益的要求，并且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爱国行动。因此，卷入运动的群众相当广泛，有工商业者、绅士，有学生，也有广大劳动者，甚至还有少数清朝的官吏。当时，在东京的革命党人对这个运动也曾给予密切的注意。每当国内掀起斗争时，他们或以各省留学生的身份上书，大声疾呼，不遗余力；或利用留学生办的刊物，登载文章，遥为声援。如《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刊物，都对本省收回利权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但是，由于革命党人与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缺乏紧密的联系，他们对这个运动的实际影响并不大，自然更谈不上进行领导。

收回利权运动和反美拒约运动的蓬勃发展，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增强。他们比过去更为活跃了。同时，这一系列的运动吸引了各阶层人民参加，充分表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国内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地高涨起来。

————————————————————

(1)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601页。

(2)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9，第13页。

(3) 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23册，卷27，第19—67页。

(4)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71页。

(5)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601页。

(6) 森藤吉郎：《清国视察复命书》，1902年。

(7) 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下令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外务部是一个重要的衙门，它管辖的范围极广，负责一切对外交涉的事务，除签订条约、划定疆界、派遣使节外，更多的是有关通商、海防、路矿、关税、邮电、华工、传教、游历等事务。以后随着商部、邮传部的成立，才有所改变。

(8) 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04，兵考3。

(9) 《陶湘致盛宣怀“录闻四纸”》，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二日，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2页。

(10)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3页。

(11) 新军的编制顺序为镇、协、标、营、队、排、棚，每棚十四人，一镇官兵夫役一万两千五百十二名。

(12) 官兵数主要依《清史稿》光绪三十三年统计。

(13) 《政艺丛书·内政通记》卷1，第8页。

(14)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139页。

(15) 《鹭江报》第71期，1904年7月14日。

(16)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502页。

(17) 《清史稿·陆润庠传》。

(18) 《宫中档清光绪朝奏折》卷24，第62页。

(19) 《宫中档清光绪朝奏折》卷23，第171页。

(20)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354页。

(21)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354页。

(22) 《张之洞未刊电稿》，《致鹿传霖书》乙巳年（1905年）三月初八日，国家图书馆藏。

(23)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364页。

(24)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1，第4页。

(25) 荣禄（1836—1903），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咸丰死后，他支持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权有功，历任户部侍郎、步军统领、工部尚书、总署大臣兼督办军务大臣等要职。甲午战后，李鸿章离开直隶地盘，北洋军权便落入荣禄手中。

(26) 《北京来信》（英文版），第215页。

(27) 《莫里逊致濮兰德函》，1902年2月1日，《莫里逊通信集》第1卷，第177页。

(28) 南里知树编：《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2集，东京龙溪书舍1976年版。

(29) 叶恭绰：《清季军机处》，文史资料未刊稿。

(30) 溥铨：《我的家庭庆亲王府》，文史资料未刊稿。

(31) 《陶湘致盛宣怀信》，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6页。

(32) 柴萼：《梵天庐丛录》第4册卷8，第25页。

(33) 《莫里逊通信集》第1卷，第229页。

(34) 《莫里逊通信集》第1卷，第229页。

(35) 黄遵宪：《驳革命书》，《新民丛报》第24期。

(36) 梁启超：《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新民丛报》第21期。

(37) 梁启超：《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新民丛报》第21期。

(38) 黄遵宪：《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新民丛报》第24期。

(39) 《与同志书》，《游学译编》第7期。

(40) 《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中外日报》，1904年5月5日。

(41) 《论中国立宪之要义》，《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42) 《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时报》，光绪三十年八月七日。

(43)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3，第18页。

(44)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甲辰年五月条。

(45) 梁启超：《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新民丛报》，第62期。

(46)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05页。

(47) 《读十四日上谕书后》，《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48) 《天讨》，第49页。

(49) 《御史胡思敬奏折》，《宣统政纪》卷11，第25页。

(50)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251页。

(51) 《中外日报》，1902年5月28日。

(52) 袁世凯：《覆陈剿办广宗等县匪徒情形折》，《养寿园奏议辑要》卷16，第9页。

(53)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54)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七日。

(55) 《川督岑春煊奏折》，光绪二十九年，故宫档案。

(56) 清《德宗（光绪）实录》卷498，第10页。

(57) 《续修资州志》，《兵燹》。

(58) “白布会”原是反清的秘密会党，为咸丰年间瑞安绅士孙依言所组织。

(5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51页。

(60) 《大公报》，1903年2月22日。

(61)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62) 《大公报》，1904年10月10日。

(63)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大兵收复临安府城折》，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八日。南京第二档案馆档案。

(64) 《内忧外患相因并起》，《东方杂志》1904年，第4卷第10期。

(65) 《内忧外患相因并起》，《东方杂志》1904年，第4卷第11期。

(66) 《中外日报》，光绪三十年九月一日。

(67)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760页。

(68) 《孙中山选集》上册，第63页。

(69) 《美国参议院档案报告》第680号，第48页；转引自古丽芝：《中国移民》，第63页。

(70) 苏绍柄编：《山钟集》，第27页。

(71) 《有所谓报》，乙巳（1905年）五月二十五日。

(72) 《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

(73) 《东方杂志》1906年，第2期。

(74) 匀士：《论中国近日权利思想之发达》，《东方杂志》1906年第9期。

(75) 《张之洞、端方、赵尔巽等致外部粤汉铁路北段美售于比请照合同作废电》，光绪三十年四月二日；见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182。

(76) 《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77) 《江苏京官内阁中书尹克昌等参奏沪宁路事呈文》，《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78) 《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三日。

(79) 《矿务档》第3035页（第1764号文件附）。

(80) 《建邵汀问题意见书》，《中兴日报》，1907年12月18日。

(81) 《闽人力争矿产三志》，《中兴日报》，1907年12月7日。

第五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第一节　国内各革命小团体的出现

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革命，从1894年开端，到1903年发展成为比较广泛的社会运动。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要求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用暴力手段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中国教育会在会内革命分子的推动下，为宣传革命思想、聚集革命力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它并未脱离群众性社会团体的规模，没有将暴力行动列入议程。改组后的军国民教育会虽然将“起义”、“暗杀”列为进行方法，并派有归国运动员，但它还是一个成员流动性很大的松散的组织，并且设在国外。两会都不能完全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从1903年末到1904年初，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自然发展，国内出现了一批新的反清革命小团体，分布于南中国各省的重要城市中，秘密地或公开、半公开地进行活动。这些革命小团体中的一部分把发动武装起义或组织暗杀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如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它们的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各种不同类型的革命小团体的涌现，反映了反清革命运动的普及和深入。

一　华兴会

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是两湖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

黄兴字克强，原名轸，字廑午，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东乡凉塘人。1874年10月25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地主家庭中。黄兴九岁入塾，十五岁入长沙岳麓书院，二十岁补县学生员，1898年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这一年，光绪下诏变法，他极为关心政治的改革，同情维新运动。1900年，在武昌参与了自立军起义的密谋。1901年夏，毕业于两湖书院。次年6月，被派赴日本，官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黄兴爱好军事，课余聘请日本军官教授军事学，努力学习各种军事技能，准备在日后的政治生活中运用。1902年11月，他与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笃生）、梁焕彝、樊锥等发刊《游学译编》杂志，开始宣传反满和建立民主政治。不久，又设立湖南编译社，准备有计划地译介西方名著。黄兴热心社会活动，富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同志，是留日学生中湖南学生和军校学生的领袖。1903年，他在拒俄运动中积极参加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自告奋勇担任军国民教育会的归国运动员，预备往湖南、湖北和南京一带活动。

1903年5月，黄兴毕业于弘文学院，月底，离日归国。他先到上海和当地的革命分子计议革命运动的开展。这时，长沙明德学堂创办人胡元倓在沪招聘教师，黄兴应邀回乡任教。途经武昌，他返回母校两湖书院演说，号召以改革政体来维护国家生存。知府梁鼎芬闻讯大怒，悬牌将黄兴驱逐出境。黄兴坦然地将随身携带的四千余册《革命军》等宣传品散发给当地军学两界，然后从容登舟。

在戊戌变法时非常活跃的湖南新学界，政变后受到湖南当局和劣绅王先谦等人的摧残。1903年，赵尔巽抚湘，倡导兴实业、办学堂，比较开明。湖南新学界得以逐渐恢复。胡元倓（1872—1940）是新学界的领袖，字子靖，湘潭人，1902年官费赴日，同年毕业于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回湘后即致力于创办新式学堂。黄兴抵长沙后，主持了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同时又协助胡创办了经正学堂，白天在学堂授课，晚间筹划革命。他与杨度、陈天华、杨昌济成为胡元倓的忠实同志，刘揆一、钱维骥等也为胡积极奔走。新学界另一领袖人物周震鳞则与胡相互提携。周震鳞（1874—1964）字道腴，宁乡人，两湖书院毕业，办有修业、敬业学堂，宁乡中、小学堂等校和《俚语日报》。1904年中，长沙共有学堂三十四所，而民立学堂即达十九所。支持他们办学的，除赵尔巽外，还有湘籍大吏龙湛霖、袁树勋、谭钟麟等。胡元倓倾向反清革命，他与黄兴刊刻了数千册《猛回头》、《警世钟》，传布民间。但是，由于王先谦等极端守旧，顽固地排斥一切讲新学的人，胡等不得不与政治色彩不同的各方人士优游往还。官僚家庭的开明子弟龙绂瑞、谭延闿等同情和支持胡、黄等人，中间派俞诰庆、张祖同等也依附于胡。湖南新学界的活跃，给革命运动的进行提供了方便条件。通过胡、黄等的邀聘，留学生和外省的革命分子叶澜、秦毓鎏、翁巩、华鸿、苏子谷、张继、曹亚伯等都先后来到长沙任教。

1903年11月4日（夏历九月十六日）是黄兴三十岁生日，友人刘揆一、章士钊、彭渊洵、翁巩、柳聘农、周震鳞、胡宗畹等设觞为他祝寿。在宴席上，他们商定建立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华兴会在长沙联升街设立了机关。为了避免官方的注意，这个机关对外是“兴办实业”的“华兴公司”，华兴会的骨干都是公司的股东，会员通讯也都用商号作为化名。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先后加入华兴会的，还有陈天华、杨笃生、宋教仁、刘道一、叶澜、吴禄贞、李书城、易本羲、陈方度、李燮和等人。华兴会的骨干几乎全部都是在长沙及湖南、湖北一些地方的新式学堂的师生。胡元倓、龙璋等都支持华兴会的活动。

华兴会没有留下政治纲领性的文件。

华兴会的著名人物大半都是革命实干家，他们的注意力侧重于研究夺取胜利的策略。黄兴根据他对中国情况的认识，不赞成模仿英法资产阶级从首都发难的办法——他称之为“中央革命”。他主张从一省首先发动，各省响应，最后推翻满清。他对华兴会成员们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移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合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¹⁾黄兴提出的这种策略，革命党人称之为“地方革命”，它比较符合中国当时情势，以后革命党人的多次起义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实际上都是采取的这种策略，只是革命党人始终没有能够“直捣幽燕”。

在黄兴提出的策略中，会党受到充分的重视，被视作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来源。早在日本时，刘揆一就向黄兴强调过会党的作用。他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取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多可赞叹。……其不肯枉法，与视死如归，足为吾辈革命听取法。”⁽²⁾会党自成组织，和下层群众有较广泛的联系，有相当的团结力和号召力，革命党人想收速效，不准备耐心地去民间直接组织自己的战斗力量，当然首先只能看中会党。

当时湖南会党中势力最强大的，是马福益做龙头的哥老会回轮山佛祖堂。马福益（1865—1905）又名乾，原是湖南省醴陵县的佃农，早年曾在江南当营勇，参加哥老会，因事被斥革。回乡后，得地方势力许可，在醴陵渌口（今属株洲市）地方开堂放票，招收党徒，势力逐渐遍于长沙、衡阳、永州三府城乡，徒众达万人之多。刘揆一的父亲在湘潭当衙役，救过马，两家相识，华兴会便推刘前去联络。刘揆一携带黄兴的亲笔信往会马福益，用反满的民族思想劝说其反清，马福益欣然同意和华兴会合作。华兴会成员多是知识分子，怕会党成员复杂，难于共处，便专门设立了一个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机构。1904年初春，黄兴由刘揆一陪同，短衣钉鞋，头顶斗笠，乘雪夜行三十里，到湘潭荼园铺矿山一个岩洞中与马福益相会，在熊熊的柴火之旁，共商起义大计。他们决定于夏历十月十日西太后七十生日时，在长沙皇殿预埋炸药，炸毙来行礼的湘省大吏，乘机起义。黄兴被推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副总指挥。马福益用煨鸡好酒盛情款待了二人。归途中，黄兴兴奋长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热烈期待起义的胜利。

华兴会的成员为起义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胡宗畹、宋教仁在武昌设立华兴会支部，推动武昌科学补习所的活动。科学补习所的活动，乃是华兴会起义准备的一部分。陈天华化名去江西游说巡防营。当时，邹永成在江西联络会党、军队，组织“黄自强公司”，也和华兴会相联络。谭人凤、李燮和在宝庆一带联络学界、会党，等待响应。刘揆一应聘任醴陵中学堂监督，协调会党与湘赣军队的联合。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和东南革命党人联络，作为外援。此外，安庆、九江、南京、杭州的革命党人也设有响应起义的联络机构。黄兴亲自往返于湘鄂间布置，统筹全局。因经费困窘，黄兴等售产借贷，供给各种费用。黄兴、龙璋，杨笃生等另筹二万三千金，购买枪械。

马福益将其部众配置为东、南、西、北、中五路，由谢寿祺、游德胜、萧贵生等为正副总办，负责组织队伍。邀集两湖会党参加起义。安源矿工中的洪仁会领袖萧克昌也作了响应准备。各路会党队伍都静候华兴会派出指挥和监军前往领导。华兴会为加强约束，仿效日本军阶将会党编成军旅，以黄兴为大将，刘揆一为中将，马福益为少将。八月，浏阳普集市牛马交易大会期届，黄兴派刘揆一、陈天华等前去会晤马福益，举行授予少将仪式，并赠与长短枪、马匹，用以巩固同会党的团结。

但是，起义的组织工作并不十分扎实。临时的协议和虚张的声势经不起严重的斗争，甚至也经不起偶然的过失。华兴会的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缺乏严格的纪律和斗争训练。会党为维护内部的统一，有森严的会规，但他们在社会上的散漫行为却不适应重大的政治行动。偶然的过失总是难免的。

号称湖南“土皇帝”的王先谦一直窥伺着新学界的动向，他利用其门徒、新学界败类刘佐楫同胡元倓一派人对抗。1904年5月，赵尔巽离任，陆元鼎署湖南巡抚，王即与这个腐朽无能的官僚勾结，公开摧残学堂。王、刘十分注意华兴公司，扬言这是革命党。迫于形势险恶，黄兴等加速起义准备。但是一个华兴会员却在无意中走漏了消息，被刘佐楫侦知，报告王先谦。王急向陆元鼎告密，要求逮捕黄兴、刘揆一等。陆因有人劝阻，没有立即捕人，命巡防营严加侦缉。官厅的侦探结识了会党的五路巡查何少卿、郭鹤卿，伪装要好，赚得实情，在醴陵车站将二人捕送省会。10月24日，清兵出动捉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这时正在侍郎龙湛霖家中议事，龙的儿子绂瑞慨然藏宾，并亲往长沙中学堂将华兴公司的文件取出销毁。刘揆一等纷纷走避，会党首领游德胜、萧贵生被捕。游、萧在严刑之下招供出内情，官方搜捕更加紧急，但因没有证据，华兴会的人员没受到损失。黄兴在龙家躲了三天，又转移到吉祥巷圣公会，由教士黄吉亭等加以掩护。11月4日，游德胜、萧贵生遇害。待风声稍缓，黄兴便化装出走，由黄吉亭、张继等护送，经汉口转赴上海。长沙起义流产。

此前，黄兴一直用着本名“轸”，黄吉亭在汉口船上分别时，暗地嘱咐他说：“到上海时，即来一电，只拍一‘兴’字，即知君平安无恙也。”于是，黄兴的名字从此用开了。

当起义还在准备之时，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与蔡元培、陈由己、杭辛斋等成立爱国协会，联络各地人士响应，杨、章分任正副会长。苏鹏还奉命赴日本招回一批留学生准备参加起义。他们以兴学会的名义在新闸路余庆里租屋招待来往同志，黄兴和其他一些逃亡的华兴会成员抵沪后就住在这里。11月19日，上海发生了万福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的事件，章士钊等曾参与密谋。次日，章前往捕房探望万福华时被扣，供出余庆里住址，巡捕搜查该地，黄兴、张继、周来苏、苏鹏、徐佛苏、薛大可、郭人漳等十人被作为嫌疑犯拘捕，杨笃生逃出。郭人漳是清朝候补道，在江西统兵，与华兴会有联系，因为他来沪是奉江西巡抚之命，旋被保释。黄兴化名李寿芝，伪称是随郭来沪公干的教员，瞒过会审公廨，一同被释放。黄兴出狱后，随即与刘揆一再次去日本。袁树勋不想兴大狱，经蔡元培、龙璋等设法营救，被捕的人后来也相继出狱。华兴会成员陈天华、宋教仁、柳聘农、彭渊洵、刘道一等都先后流亡日本，他们依旧保持着华兴会的团体。

长沙的新学界又一次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大批进步教师纷纷离湘他适，外省旅湘教师的俱乐部被迫停止活动，旅湘安徽公学也迁往芜湖。钱维骥创设讲艺公司，想以此再行聚集同志，也被陆元鼎阻止。胡元倓、周震鳞受到王先谦、刘作楫的恶毒攻击，靠着一些官绅的维护，侥幸将所办的学堂保存下来了。整个新学界的政治色彩，大为暗淡。

会党领袖马福益在长沙起义泄密后，逃往广西。他又联络了广西会党和湖南旧部，准备再次发动起义。1905年春，他自桂返湘，徒众派人前往迎接，由于马福益临时改变路线而未遇。4月12日，马福益在途中被清军截捕，他英勇拒敌，在被缚时还踢死了两名清兵。马福益是参加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优秀会党领袖。他的徒众坚持追随华兴会革命，与他的态度有着重大的关系。会党采取的是家长制的组织形式，首领有着极大的权威，在革命党人没有直接向会党群众进行教育的情况下，首领的政治倾向和道德品质往往对徒众起着决定的影响。马福益被解往长沙后，受到湖南巡抚端方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于4月20日遇害。

二　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

以胡宗畹（瑛）为经理的科学补习所是湖北地区的反清革命小团体。

湖北是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开展较早的地区。著名洋务派官僚张之洞长期任湖广总督，在鄂办工厂、练新军、设学堂、派游学，造成了庞大的洋务系统。帝国主义侵略和洋务活动刺激了当地民族资本的发展。官办学堂里的部分青年蔑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纷纷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最初，他们拥护改良派的维新变法主张，但在自立军失败后，其中许多人迅速地倾向革命。在拒俄运动的高潮中，武汉的爱国活动在国内处于醒目地位，1903年，学生吕大森、朱和中、胡秉柯、贺之才、时功璧、时功玖、张荣楣、吴柄枞、李书城等经常在花园山李步青宅和水陆街吴禄贞宅集会，宣传排满，并介绍有志青年知识分子入营当兵，还与会党有了联系。他们实际上成了一个革命团体，但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官方的注意，官方采取了巧妙的对付办法，派他们出国游学以分散他们的力量，激烈者派往欧洲，纯谨者派往日本。1904年初，朱和中等相继离鄂，吴禄贞被调往北京，他们那无形的革命团体便解体了。不过，就在这时，由于华兴会的影响，湖北的革命运动又发生了转机。

1904年3月，华兴会会员胡宗畹因组织助日学生军为官方所忌，由黄兴介绍到吴禄贞处避难，因此结识了当地的革命分子。他和张难先等谈论革命的方法，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非亲自加入行伍不可”⁽³⁾。于是，胡、张二人便投入新军工兵营当士兵。胡宗畹（1884—1932）字经武，后改名瑛，湖南桃源人。他出身于破落的小吏家庭，原在长沙经正学堂读书，是黄兴的学生。以后加入同盟会时，与同乡宋教仁、覃振齐名，号称“桃源三杰”。胡、张两人结识了在军中的一批知识分子展开宣传，散发《革命军》、《猛回头》、《孙逸仙》、《黄帝魂》等书，还利用饭后在操场上讲历史故事，启发士兵觉悟，收效很好。

这年5月，吕大森从家乡再到武昌。吕大森（1881—1930）字槐庭，湖北建始人。湖北武高等学堂第三班班长，1903年春曾在武昌曾公祠发表拒俄演说。花园山的无形团体离散后，他因病回乡休养。返武昌后，经同乡康建唐介绍，认识了胡宗畹。他们三人同从黄州来的何自新一齐商量，都认为非组织一机关，不足以联络同志。这一建议得到了朱子龙、刘静庵、冯特民等的支持。于是，由吕捐款五十元，租定阅马厂东厂口某屋为会所，准备建立革命组织。胡退伍，吕退学，专任组织工作。7月3日（夏历五月二十日），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到会者三十余人，其中“以各学堂及各军营中人为最多”⁽⁴⁾。稍后，所址移至魏家巷。

科学补习所对外是一所补习学校，主要招收在校学生进行课余补习，每逢星期日由教员轮流讲授史地、数学、外语、理化、卫生。科学补习所的章程标明其宗旨为“集合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⁵⁾，但在内里，它是革命党人赖以聚集同志进行革命宣传，组织革命活动的机构。胡宗畹被推为该所经理，吕大森为干事，分任干事者，尚有曹亚伯、时功璧、宋教仁、张难先、康建唐等人。参加科学补习所的革命活动者，还有朱子淘、陈从新、雷天壮、毛复旦、李胜美、欧阳瑞骅、王汉、易本羲、田桐、余诚、季雨霖、孙武等人。其中有些人同时还是华兴会的会员。由于科学补习所表面是一所补习学校，它的师生并非全部都是革命党人，但不少人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到反清革命思想的。

科学补习所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招待“远来愿入学堂及入营者”，“代为安置一切”⁽⁶⁾。当时，刘静庵在新军马队营管带黎元洪处当书记，了解招兵情况。科学补习所便大量介绍知识分子从军。胡宗畹还招来会党分子，介绍入伍。会党分子入伍前，必须接受密约，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⁷⁾密约中的排满革命说教，虽然简单狭隘，但它体现了联络会党的一种新方式。革命党人突破会党的组织，对其成员直接进行初步教育和约束，并送至新军中去接受训练。

胡宗畹派易本羲回湘筹措经费，因而得知黄兴正在组织起义，胡、吕赴长沙联络。洞庭舟中，吕大森赋诗曰：“此行好借春风便，鼓起人间革命潮。”⁽⁸⁾他们住在黄兴家中，商量起义大计。胡宗畹被推为华兴会鄂分部总理，吕大森为施南及四川分部总理，负责组织响应。当时，已经是7月，离长沙起义时间不远，吕便偕康建唐赴施南。胡负责武汉方面的指挥，派何自新赴荆宜，周维桢、张荣楣赴四川联络会党；宋教仁赴长沙与黄兴联络；武汉的军队和学堂都派有专人负责运动。华兴会购买的枪械弹药，也由胡宗畹、王汉去江西湖口运来。胡与刘静庵等集议：得到长沙发难的消息，就先杀死张之洞、张彪等人，王汉任刺张之洞，易本羲任刺张彪，李胜美率工程营劫火药库，刘静庵督率前卫营为接应。

响应的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时，长沙华兴会机关被查抄，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的关系暴露。科学补习所得到长沙方面的密电，急忙布置隐蔽。胡宗畹、王汉将枪械埋藏在汉阳鹦鹉洲，刘静庵销毁所内文件，张难先通知成员躲避。10月28日，张之洞得湘抚电报，连夜派兵搜查魏家巷所址，结果一无所获，仅探听到租房人是文普通学堂学生欧阳瑞骅。当时，梁鼎芬仍然主持学务处，由于补习所师生大多是学堂师生，他怕案情扩大与己不利，便向张之洞说情，仅将欧阳和已离校的宋教仁二人开除了事。

科学补习所作为革命团体只存在了短短数月，并且是在华兴会直接影响下活动的，但它还是鲜明地显示了自己的特点。和华兴会一样，补习所的骨干也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主动投身于新军的行伍。新军不同于八旗、绿营和练勇，它在相当程度上采用了资产阶级军队的编练方法和军事技术，官佐和士兵都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湖北地方的革命知识分子面对着张之洞庞大的洋务集团，这个集团不仅对当地民族资本处于压倒的优势，而且严密地控制着当地的新兴文化事业——学堂、报纸、书局等等，洋务事业吸收了不少学堂出身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使得这批革命知识分子无法通过自己熟悉的手段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迫使他们扩大革命的通道，把目光转向下层社会。科学补习所并没有偏废会党，但将注意力投向新军营伍却是他们的创举。此前，革命党人也是非常重视运动军队的，不过他们或者只依靠会党在旧军中活动，或者只联络上层军官，和投身军校以图谋取要职，只有科学补习所的成员亲身入营当兵，奋力将反动统治者培养的社稷干城改变成反动统治的掘墓人，这样，就打开了一条新的获取革命力量的通路。这一创举虽然因补习所活动短暂未见效果，但在往后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却日益显示出其重要的意义。

科学补习所遭受破坏后，多数成员还留在当地，并不愿就此罢休。1904年冬，清廷兵部侍郎铁良南下巡查军事财政，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张学济从日本回国组织行刺。他邀请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苏鹏同到武汉，胡宗畹、王汉参加了他们的行动。他们企图在铁良出入必经的路上埋置炸弹，没有成功。王汉、胡宗畹誓达目的，1905年夏历元旦后，他们得知铁良由京汉路返京的消息，便跟踪北上。王汉（1883—1905）字怒涛，又名潮，圻水人，年方二十二岁，是一个热情的青年。他下定了一去不复返的决心，赋诗向新婚方一月的妻子诀别：“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⁹⁾2月中旬，他们在河南彰德等候由开封回京的铁良，可是铁良没有下车，行刺计划落空。王汉激愤之余，在安阳一家客店中留下遗书和手枪，投井自杀。武汉的革命党人十分崇敬王汉的牺牲精神，但是他们没有再采取王汉的暗杀手段，而是按照自己独特的道路前进。

在王汉等谋刺铁良之时，另一湖北青年梁耀汉自日本返鄂。梁耀汉（1883—1912）字瀛洲，汉川人，留学东京振武学校，曾加入拒俄义勇队。像科学补习所的骨干们一样，梁耀汉也认为要进行革命排满，非亲身投入兵营运动军队不可，回鄂不久即入营当兵，后又由士兵被选拔进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他的行动，影响了不少有志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梁耀汉轻财重义，结识了不少军界、学界人士，他们志同道合，于1905年春夏间发起成立了革命团体群学社。

原科学补习所的成员，少数加入了群学社，多数仍散处社会。群学社成立之际，刘静庵应武昌美国教堂中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的聘请，任该教堂附设的日知会司理。刘静庵（1875—1911）名贞一，湖北潜江人。科学补习所被破坏时，他避入圣公会，事后照旧回马队营供职，因受黎元洪怀疑辞去，曹亚伯便把他介绍到圣公会。中华圣公会设于1901年，日知会是其阅报室的名称，同年开设。室中陈列新书、报纸，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学生常来阅览，刘也是读者之一。刘静庵接事后，添置书报，热情招待读者，大受欢迎，补习所的成员因此渐渐都重新取得联系。他与胡兰亭洽商，要借日知会名义办补习班，开讲演会，“谋革命以救国”，得到胡的许诺。于是，刘静庵拟定规约，建立秘密团体，吸收成员，但仍用日知会之名；成员入会，没有严格形式，着重灌输宗旨，使其倾心革命。日知会利用教会阅报室的特殊条件，公开陈列革命书报，每星期日开会演说，宣传革命宗旨。这种宣传活动促使许多读者听众转向革命。1906年2月，日知会开正式成立会，与会者达百余人。日知会设有干事会和评议会，刘静庵任总干事，辜天保、李亚东、潘善伯、李胜美、徐祝平等为干事，冯特民、陆费逵等为评议员，各学堂、兵营均设有代表，以资联络。

日知会出现后，武昌同时有了两个规模相当的革命团体，互争雄长。刘静庵创办江汉公学和东游预备科，梁耀汉也创办明新公学，双方都利用学校宣传革命，培育青年，但相互间门户森严。很快，双方都感到这种局面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于是公推既是日知会员又是梁耀汉好友的李亚东作为调解人，调处两会关系。李向梁耀汉陈说了门户之见的害处，梁欣然表示愿意撤销群学社，全体加入日知会。日知会与群学社合并，加强了武汉的革命力量。

二十世纪初年，武汉三镇是革命小团体最发达的地方。

三　光复会

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是东南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

因受“《苏报》案”的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的革命运动，暂时无法继续向群众性斗争的方向发展，但革命活动并未中断。《苏报》被封仅月余，另一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国民日日报》即于1903年8月7日发刊。该报由谢晓石、章士钊、陈由己、张继、何枚士、陈去病、苏子谷（曼殊）等主持，号称“苏报第二”。9月上旬，蔡元培自青岛返沪。10月，沙俄军队重占奉天，国内重新掀起拒俄高潮，蔡元培等在沪发起了拒俄同志会，力争领导这一运动。12月，他们发刊了报纸《俄事警闻》。《俄事警闻》代替了已停刊的《国民日日报》。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蔡元培等又适时地将拒俄同志会改名争存会，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政策，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俄事警闻》也易名《警钟日报》。5月1日，中国教育会举行第三次大会，蔡元培重新出任会长。7月，蔡又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爱国女学校补订章程，标明“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心为宗旨”⁽¹⁰⁾，增强了政治性。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校仍被各地革命党人当作秘密联络机关。东南地区革命运动的基础是良好的，但当地的革命党人，一时还没有考虑到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

1904年暑假，日本东京的几个留学生秘密地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这个组织成了不久以后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的前身。暗杀团的组织极为严密，最初成员仅杨笃生、苏鹏（凤初）、周咏曾（来苏）、何士准（海樵）、胡镇超（晴崖）、汤重希（仲祚）等六人，以杨笃生为首。他们跑到横滨乡间，专心钻研化学，聘请马君武、梁慕光、李植生教授制造炸药。梁、李都是兴中会里制造炸药的行家。暗杀团决心刺杀清廷首要，选中西太后为第一个目标。杨笃生利用保皇党人对后党的仇恨，从梁启超手中捞到一笔钱，便和苏鹏、周来苏将炸弹运到天津，设立据点，何海樵则先到上海，把张继从湖南邀来，一同赴津。他们潜入北京，探测形势，制订计划；蛰伏月余，没有找到下手机会，经费告匮，扫兴返沪。

何海樵经过上海时，发展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请他为暗杀团来沪作准备。暗杀团抵沪后，即住入新闸余庆里。在上海，暗杀团又发展了钟宪鬯、章士钊、刘光汉（师培）、陈由己等加入，分别在几个地点学习制造炸弹。当时，华兴会正准备起义，张继返湘，杨笃生、章士钊、蔡元培等组织爱国协会，联络东南志士作响应准备。暗杀团、爱国协会、争存会和吴春阳办的青年学社等机构都设在余庆里，这里一时成了革命党人在沪活动的要地。不久，长沙起义流产，爱国协会解体，但暗杀团仍在继续活动。

1904年11月，《警钟日报》揭载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在沪发表主张割地联俄言论的消息，惹起社会公愤。11月19日，发生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万福华（1865—1919）字绍武，安徽合肥人，清候补知县，曾为粤闽大吏董理钱财，日俄战争爆发，他激于爱国心而辞职。万得知王之春的卖国言行后，即与同乡吴春阳、高荫藻等商量行刺，经刘光汉、林獬设计，布置了一个诱王上钩的圈套。他们伪造吴葆初的亲笔信，请王到英租界四马路、湖北路口金谷香西餐馆赴宴。王至时登楼，见情景不对，急忙退出。万在店门口持枪迎击，可是他没有打开保险栓，弹不出膛，当即被扭送捕房。万福华被会审公厅判处十年徒刑，至上海光复后方才出狱。

“万福华案”造成的局部破坏，并未严重妨碍上海地方革命活动的开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党人被华兴会、暗杀团引入了暴力革命的轨道，但是暗杀团的狭小圈子无法独立领导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斗争。蔡元培采纳一些人的建议，将暗杀团扩大改组为光复会。“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也”⁽¹¹⁾。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会址设上海，推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成立后，争存会、暗杀团等组织都归并于光复会，但暗杀团名义并没有立即取消。陆续加入光复会的著名人物，除前列者外，还有赵声、吴春阳、徐锡麟、龚宝铨、蔡谷清、陶成章、孙毓筠、林獬、黄韧之（炎培）、俞子夷、秋瑾、陈去病、柳人权（亚子）、陈伯平、马宗汉等。尚在狱中的章炳麟，曾与闻光复会的创立。光复会和东南各地的革命小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流亡的华兴会员，也和他们声气相通。

光复会成立时拟定的章程，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光复会的成员却发表了大量的主张。这些人善于著书立说，自己办有报刊、书局，制作了大量革命宣传品。光复会成员对于革命宣传所留下的劳绩，在所有的革命小团体里首屈一指。他们积极地宣传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了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分很复杂。章炳麟认为光复会“不离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之旧域”、即单纯排满，代表了一部分成员对光复会宗旨的看法。徐锡麟自称“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他认为中国人民的开化程度不能实行立宪，但可以革命，即排满。但是，也有人（包括章炳麟）对排满作过很好的解释，他们认为排满并不是排斥一切满族人，而是反对满洲皇帝，反对满汉官僚；反对满洲皇帝，也并不因为他是异族，而是因为他实行专制统治。光复会中有人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还有人曾对农民的土地问题表示过关心，但也有人认为，社会党主义在中国，“其必不能行，即使能行，亦必大乱”⁽¹²⁾。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着主导的地位。光复会成员在宣传民族、民主思想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爱从古典文献中寻章摘句，把新思想打扮成先人之教。这种手法适应着新旧交替之际的知识分子的口味。

蔡元培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光复会继续着华兴会和暗杀团未完成的实践。

蔡元培一流书生，除了跟知识分子打交道外，不善于接触更广泛的群众，特别是下层群众，他们习惯于文字宣传和利用科学技术专长。蔡元培等把革命热情主要倾注于暗杀活动，暗杀团的事业被继承下来了。他们在报刊上介绍俄国虚无党人的历史，宣传暗杀的功用。制造炸弹的秘密小组因之扩大。蔡元培另在爱国女学讲授外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增设理化课，挑选女生加入小组。此外，还开办了速成训练班，招收社会青年学习理化和催眠术，引导他们参加暗杀活动。不过，这批人始终没有进行过一次暗杀。与光复会有关的一次著名的暗杀活动，是一位安徽青年吴樾干的，地点则在远离上海的北京。

杨笃生在万福华事件后避往日本，1905年回沪，继续与蔡元培等研制炸弹。为了搞所谓“中央革命”，他于同年去北京活动，以译学馆教习身份作掩护。杨笃生在京得到赵声的信，催他去保定，原来，赵声在保定与安徽人吴樾等相结纳，因故离保，便要杨去从事组织。杨笃生为吴樾等主盟，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一作北方暗杀团）。这个组织，被光复会认为是自己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吴樾（1878—1905）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学生。吴家是桐城大族，父亲由官入商，结交的多是官僚、幕客。吴樾早年曾应科举，庚子之后，因爱国而主张改革，由赞成立宪转而拥护革命。他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认为铁良是将来亡汉族的巨魁，一心先刺杀铁良。杨笃生带来炸弹让吴樾等看，经过试验，性能良好，吴等喜出望外。1905年8月，吴樾赴京，恰逢清廷实行立宪骗局，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他认为立宪骗局施行，必将阻碍革命的发展，想以刺杀五大臣来阻止这一行动。9月24日，五大臣启程，吴樾在没有引爆器材的情况下，身携炸弹前往车站行刺。在挤入车厢时，炸弹受震爆炸，吴樾当即牺牲，五大臣中的载泽、绍英受轻伤。刺五大臣一案，震动全国。

暗杀活动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并不罕见的现象。因对反动统治者极端仇恨而产生的这种暴烈行动，显示了资产阶级革命家无畏的牺牲精神，但也暴露了他们的根本弱点。由于中国历史上把仗义的刺客看作英雄人物，因此把暗杀作为革命的一种辅助手段，用以惩凶除顽，灭敌人威风，长自己志气，是可以起到与战场杀伤不同的政治作用的。但是革命党人夸大了它的作用，甚至认为暗杀可以阻止和改变敌人的政策。他们无法认识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的对立，而清朝统治者的政策是满汉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体现，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政策，只有用革命消灭满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去组织群众性的斗争，过于相信个人英雄的作用。由于这种弱点，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经常不表现为革命进攻中的辅助手段，而是孤立的行动，甚至是绝望的拼命。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赞成这种办法，孙中山就认为暗杀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¹³⁾。不过，光复会始终坚持这一办法。1905年春《警钟日报》被封后，刘师培逃往芜湖公学任教，化名金少甫，他组织了一个团体，叫黄氏学校，专门准备暗杀，吸引革命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

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举行革命暴动的准备。要暴动就需要联络会党，他找到三个人来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他们是陶成章、徐锡麟、敖嘉熊。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会稽人。父亲要他帮助经营石灰店，他不愿意，说是要使天下穷人都有饭吃。1903年他留学日本，正逢拒俄运动高潮，他的密友龚宝铨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可是，陶并不关心龚的活动，龚也不告诉他。1904年初，他偕魏兰返国运动会党。他们在杭州探访了关在狱中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濮介绍他们去见各地会党头目。他们经富阳、建德、龙游、建昌等地，到达魏兰家乡云和，了解了白布等会情况。随后，魏兰留在内地活动，陶成章由温州返沪，再去嘉兴联络敖嘉熊。蔡元培此时正在沪准备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邀陶运动浙江会党参加。魏兰在处州、金华认识了龙华会首领沈英、张恭等人后，又赴沪找陶成章。10月，他们同去金华布置龙华会响应起义。由于长沙起义事泄，响应事只好作罢，但龙华会从此成了与陶成章关系最密的会党组织。随后，陶又入永康、天台、黄岩等地，完成了对金、衢、严、处、温、台六府会党的联络。

陶成章等调查了会党、兵营、贫富户、钱粮等情况，传布革命书报进行宣传，并组织会党响应革命。但是，陶的浙江之行还与保皇党有密切关系。当时，梁启超也积极在国内从事军事活动，通过蒋观云派陶回浙。事后，陶通过蒋向梁作了汇报，并亲自写信给梁，梁夸他“坚固刻厉，今之墨子也”，邀他到日详谈。1904年冬，陶成章在上海应蔡元培之请加入了光复会，次年初，赴日。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山阴人，也是商人的儿子。1901年，他在绍兴府学堂任教。不久升为副监督，掌握该校实权。当时，学堂初兴，新旧斗争激烈，他依靠官府办学设施保守，受到进步人士的指责。1903年，他游历日本，适逢拒俄运动高涨，与革命分子接触后，深受感动，转向革命，回乡开设学堂、书局，宣传新思潮。1904年冬，到上海，应蔡元培邀加入光复会。陶成章这时也在蔡处，便将自己联络会党的情况告诉了徐。1905年春，徐率弟子数人，漫游诸暨、嵊县、义乌、东阳、缙云等县，结纳当地会党。

敖嘉熊（1874—1908）字梦姜，浙江平湖人，出身地主家庭。戊戌变法后，关心时事，研究经世致用之学。1903年入上海爱国学社，参加中国教育会，旋回嘉兴倡设爱国女学社、演说会、教育会，被清吏解散。1904年7月，他倡议组织温、处、台会馆，计划倡办团练以掌握地方兵权，又准备代当地客民缴纳租税，保护客民，以掌握财权。这时，龚宝铨介绍陶成章同他认识，三人一同商议了召集会党在浙江起义的计划。同年秋，会馆成立，陶成章荐魏兰为总理，派人至江浙一些地方调查。敖嘉熊还创立了一个“祖宗教”。蔡元培邀请敖嘉熊加入光复会，敖不愿，但答应有事相助；实则，敖以后的活动与光复会难于分割。

通过陶成章、徐锡麟、敖嘉熊的关系，光复会与浙江会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05年夏，温处台会馆因敖嘉熊家庭变故，经费不支而停办。这时，徐锡麟又开始筹办学校，陶成章、龚宝铨参与其事。9月23日，大通学校开学，校内设体操专修科，以训练兵操、倡办团练为名，训练革命人材。他们招来金华、处州、绍兴三府会党入学。陶成章厘定规约数条，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堂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成为光复会会友”，他们想通过这种办法，加强对会党的教育和约束。可是，大通学校成立时，陶成章又倡议“捐官学习陆军，谋握军权，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¹⁴⁾。徐锡麟赞成这个主意，于是徐、陶、龚等五人很快就离校捐官去了。陶成章、徐锡麟等虽然进行了许多联络会党的活动，但是不耐烦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而急于寻找捷径。体操班修业期满时，陶成章主张停办，但平阳党首领竺绍康等将它继续办了下去，广招会党入校训练。大通学校的活动为后日秋瑾在浙江密谋起义，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光复会组织较为庞大，成员较多，活动区域较广，规章严密，不过它也存在着很严重的缺点。光复会始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以统筹全局。它的领袖蔡元培是一位思想激进、品质优秀的革命家，可是在政治斗争方面缺乏魄力，而他所亲近的骨干也多半是些文弱书生，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弱点。从事于实际行动的光复会领导人和社会下层有着广泛的联系，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号召力不够。由于个人经历和活动的地域、历史不同，这些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也不够，有些人甚至表示出瞧不起蔡元培。这种情况，使得光复会的组织比较松散，行动不够一致，它始终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进行统一的重大行动。辛亥革命时期，光复会成员领导的起义和斗争，几乎都是区域性的。

光复会独立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

四　其他革命小团体

在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成立的前后，国内还活动着另外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革命小团体，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江苏：励志学会、知耻学社、强国会。

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1901年夏，留日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由于旧势力的攻击，杨无法立足，不久再次赴日，学会也就中断了。1902年至1903年间，在爱国潮流影响下，南京水师学堂学生赵声、秦毓鎏、郑权、杨韵珂等，组织知耻学社，畅谈革命。1903年，清廷镇压拒俄运动，学社的成员离散。1904年前后，杨卓林、张通典、赵声、柏文蔚等又在南京组织强国会。他们联合当地会党，密谋推翻清廷，以抗外侮。不久，因事泄而停顿。

四川：公强会。

1902年，四川重庆的一批学生杨庶堪、梅际郇、朱之洪、童宪章、陈崇功等，秘密组织公强会，讨论时政，主张反清革命。公强会的成员在当地参加过创办学堂和其他公益事业，也参与社会运动，但没有公开从事反满宣传。公强会一直存在到1906年，成为重庆同盟会组织的基础。

在成都，1903年至1904年间出现了吴鼎昌、孔庆叡组织的华阳阅书报社，刘汉柏组织的公德社等团体。

上海：旅沪福建学生会。

1903年春，闽籍学生何枚士、萨端在上海发起旅沪福建学生会。该会对外宗旨是挽回福建利权，实际主张反清革命，来往信函均不用光绪年号，只书黄帝纪年。福建学生会发起时，响应者即达一百余人，其骨干有郑权、林森、潘训初、陈子范、史家麟、林述庆、蔡人奇、郑垂等。他们一方面与上海地方的革命党人、爱国志士声气相通，同光复会有一定联系，另一方面又与福建本省的爱国运动、革命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福建学生会曾公开鼓动保护福建领土、权益的斗争，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1906年，成立福建学生会支会于福州，由林斯琛、郑祖荫、刘元栋等负责。它的成员还在江西、安徽、江苏等地活动。

福建：益闻社、文明社、汉族独立会。

1903年，江南水师学堂学生郑权回闽，在福州与郑祖荫、蔡人奇、王蔼庐等组织益闻社，设阅报所、益闻学堂，宣传革命。他们公开领导了当地的争回权益运动。同时，另一革命分子林斯琛加入会党以联络军人，于1903年春创立新的会党山堂——共和山堂，除了军官、士兵外，学堂师生林觉民等二百余人加入，工商界也有许多人参加。林斯琛鉴于人员复杂，又和郑权、郑祖荫等创立了文明社，作为共和山堂的秘密机关。1904年春，又发起学生联合会，以利于从事公开的社会活动。师生们与会党首领聚会一堂，受到官厅注意，缇骑四出，林等只好解散文明社，避走他方。1905年春，他们回福州，组织了秘密团体汉族独立会。这个团体改进了组织方式，会员必须先加入共和山堂，有所表现后，再吸收入会。

1906年，福州成立福建学生会支部。上海和福州的福建学生会，都公开地活动到辛亥革命爆发。

江西：易知社、我群社。

1904年4月，江西一些学堂的学生在南昌发起组织易知社，推张惟圣、虞维煦为正副社长。易知社社员达六十余人，在外地的江西籍学生也有人加入，其骨干有李儒修、丁立中、蔡突灵等人。易知社发起时是一个诗文结社，成立后从事革命宣传。1906年南昌教案发生，他们编印了宣传品，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为了准备反清起义，它的许多成员都投身于军事学校。在易知社组成之时，蔡突灵、蔡锐霆兄弟、熊公福等在家乡宜丰组织了我群社，蔡锐霆联络会党，在家中打造兵器，准备“造反”，后因外出游学而未继续。南丰也有我群社的团体。

安徽：岳王会。

在1903年1904年间，安徽的革命分子就非常活跃，他们借办学堂、结会社而展开反满宣传，在这些活动中，安庆、寿州、合肥、阜阳、芜湖处于显著地位。1905年，原设在长沙的旅湘安徽公学迁至芜湖，仍名安徽公学。公学的创办人李德膏（光炯）及其助手卢光诰（仲农）都赞成排满革命，聘请了许多进步教师，公学便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据点。当时，陈由己在该校任教，他和柏文蔚、常恒芳等发起组织岳王会，推陈由己为会长。岳王会认为“岳武穆抵抗辽金，至死不变，吾人须继其志，尽力排满”⁽¹⁵⁾。它的中心活动在于运动军队，绝对保守秘密，不作对外宣传。岳王会在安庆、南京先后设立了分会，安庆由常恒芳主持，南京由柏文蔚主持，都在新军中活动，其骨干有宋玉琳、范传甲、张劲夫、薛哲、熊成基、倪映典等。岳王会在安庆还成立了外围组织维新会。1905年至1906年间，芜湖是光复会活动的一个中心，光复会在这里发展了大批会员，岳王会和光复会的活动打成了一片。光复会把岳王会看作自己的一部分。

在以上所述革命小团体之外，1903年至1905年间，广州有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古应芬等组成的群智社，贵阳有贵州武备学堂学生组织的自治会，等等。当时，南中国的各个省几乎都有革命小团体出现。

此外，分散的革命志士还利用办学堂、报馆、书局、阅书报社、诗文社、公众团体等方法，以及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进行串连和聚集，在一起倡言排满。这一类没有既定政治组织形式的小集团，分布很广，数目极多，难以精确统计。

这许多革命小团体的涌现，广泛地撒下了反清革命的火种。

第二节　同盟会的成立

一　逐渐增长起来的联合因素

分散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的出现，是反清革命力量走向联合的基础，它们各自汇聚着一部分社会上反清的力量。当时有远见的革命党人都清楚，要推翻清朝政府，需要民众的广泛动员，需要革命党人联合一体，需要有指导革命的中心。他们不断地发出呼吁，总企图以自己的团体作为中心来联合全国的革命力量。但是，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并不由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它只能是革命运动广泛深入发展的产物。

每个革命小团体的发展都是有限的。兴中会诞生于华侨之中，与国内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关系很浅。军国民教育会的成员包括了近十个省的人士，但实际上只是东京一隅留学生的联合。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组织植根于国内反清革命力量之中，但它们的弱点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它们都是区域性的团体，活动范围限于一省或数省，有些小团体仅在某一个城市活动。它们之间联系薄弱，一些偏远地区的团体，差不多是在孤立地活动。其次，它们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都保留着很大的原始性，或者明显地受到民间会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影响，没有达到完全的政治团体的规模。再次，它们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些弱点使得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都无法成为革命派的中心。

不过，革命小团体的涌现，是革命运动必经的发展阶段。革命小团体的弱点是由于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充分造成的，而其深刻的背景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发达状态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但是就在这些具有重大弱点的小团体及其活动中，逐渐产生了革命力量进一步联合的因素。这种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小团体之间或其成员之间的联系，因革命活动的展开而加强。

华兴会的活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华兴会的某些骨干也就是军国民教育会的骨干；华兴会为发动长沙起义，组织了联络会党的同仇会，推动了武昌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成立，它在长江沿岸还建立了几个联络点。特别是在上海成立了爱国协会，协会的成员包括了中国教育会、争存会、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人们，这实际上是随后成立的光复会的班底。光复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去同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华兴会、福建学生会、岳王会等团体的联系外，光复会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的活动区域较广，涉及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已不局限于一城一省。鉴于革命力量分散的弱点，小团体的领导者还产生了联合的愿望，武昌群学社和日知会的合并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些事实表明，反清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不仅是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在革命运动中已经产生出来的实际趋势。

第二，各革命小团体在其活动中，同国内社会各阶层发生了比较广泛的联系。

军国民教育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团体的建立，突破了兴中会以华侨为主要成分的局限。这些团体的主要成分虽然都是新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出身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并且具有很大的活动能力，加强了各革命团体与国内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联系，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的成员都包括有相当数量的新军官兵。多数小团体都与会党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革命派与农民、工人、士兵、游民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会党间接实现的。除此之外，各个小团体还在自己势力所及的地区内将大批社会人士直接间接地纳入革命活动之中，这些人士中有官吏、幕僚、军官、资本家、商人、职员、艺人、医生、教士等，至于受革命宣传影响的人们，则更为广泛。可以说，通过革命小团体的活动，一切可能参加反清革命的社会阶级、阶层都已经与革命发生了深浅不同的联系。这种比较广泛的社会联系的建立，造成了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和联合的可能，同时，也突出了建立能以调动这些力量的指导中心的需要。

第三，由于革命宣传活动的开展，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孙中山最早提出的以推翻满清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以建立民主国家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思想，在1903年至1904年间，通过章太炎、邹容、陈天华以及其他革命宣传家们独创的发挥，得到丰富和发展。这种宣传使得革命党人、爱国志士的前进方向日益明确，思想逐渐趋于一致。“天下救时之彦、爱国之儒，万喙一辞，众声同应，莫不曰民族主义哉！民权主义哉”⁽¹⁶⁾！这段时期革命党人思想演进的最大成就，是孙中山提出了革命组织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平均地权”的提出，标志着后来定名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内容已基本具备。1904年4月26日，《警钟日报》通过发表孙中山的一封信，首先在国内公开介绍了这一誓词。尽管这十六字誓词未能概括当时革命宣传家们的全部成就，但它给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简单明确的、可以共同遵循的政治纲领。

第四，反清革命运动的开创者孙中山被革命党人公认为这场革命的领袖。

当十九世纪末，孙中山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在国内人士包括进步人士心目中，他“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但是，一旦孙中山所开创的反清革命被认为是挽救祖国危亡的根本之路，孙中山也随之被国内的革命志士普遍认为是自己的领袖。1902年，宫崎寅藏写成了记载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三十三年之梦》。很快，这本书就被译为中文。几种译本中，以黄中黄（章士钊）所译的《孙逸仙》影响为最大。章士钊在序言中指出，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孙逸仙者，非一民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章太炎、秦力山、刘光汉等都为该书题词作序。章太炎的题辞说：“索虏猖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揜迹郑洪为民辟，四万兆人视兹册。”他把孙中山比作刘邦那样的创业者和郑成功、洪秀全的后继者。《警钟日报》则指出：“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之孙以应之，则皇皇汉族庶有复兴之一日。”⁽¹⁷⁾孙中山首倡革命的威望使人们自然地拥护他为领袖。梁耀汉在群学社、日知会酝酿联合时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党人应以孙中山为“共主”。而章太炎在狱中给孙中山的信中，也尊之为“总统”。有了共同拥护的领袖，互不相属的小团体才有走向联合的可能。

以上这些因素，为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中心准备了条件。但是，这种联合并没有迅速和直接地在国内实现，联合的活动是在日本进行的。海外给革命党人提供了较为方便的活动条件，可以免去清政府的直接干涉和镇压；而对于革命派自身，又可以避免由于分散活动和落后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不利因素。因此，东京这个1903年各省留学生联合建立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的地方，又成了各省革命党人和留学生联合建立全国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的地方。

二　留日学生的政治动向

从1904年夏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体，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归国，直到1905年夏孙中山返日，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和留学生中，并没有发生振聋发聩的大事，革命力量在默默地经历着重要的变化。

在此期间，留学生人数的增加是惊人的。据留学生会馆统计，1904年5月为1189人，至次年8月，则已激增至五千余人。更为重要的是，在留学生中，革命情绪有了显著的增长。

1905年初，留学生中主张革命者和主张保皇立宪者作了一次有力的较量。当时，日本报纸有消息说：各国商业统计表在中国领土中没有列入长城以北，意即承认该地已为俄国属地。留学生闻讯大为震动。四川学生邓孝可在梁启超授意下，发起四川同乡开会，通过《要求归政意见书》六条，准备于夏历正月初一电奏清廷，请求“归还大政以一主权”、“宣布立宪以定国是”，张澜等并自告奋勇愿意入京伏阙陈奏。当四川同乡会将意见书送交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讨论时，受到了多数人的反对。留学生会馆干事及各省评议员会议，反对者占十分之九。广东、广西、直隶、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山东、贵州十省学生宣布反对，湖南学生中仅有二人赞成。留学生会馆的参议簿上，留下了连篇累帙的反对意见。两广学生的态度最为激烈，他们在清风亭集会讨论，发表演说，驳斥意见书。二百名与会学生一致同意，在留学生会馆贴出“两粤学生全部大反对川策六条”的标语。反对意见书的学生并不都是革命分子，多数人的反对出于对清政府的失望和不信任，这种情绪使革命派占了上风。梁启超、邓孝可等将保皇立宪主张强加于全体留学生的计划终于破产。

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始终是革命力量发展的重要源泉。主张革命的学生们，少部分组成了秘密的革命小团体，多数人则以同乡等关系，结成为一个个不十分固定的政治小集团。比较活跃的政治小集团有这样一些：

1．广东学生胡衍鸿、汪兆铭、朱大符、古应芬、张树柟、李文范等，是一个结合得比较紧密的小集团。胡汉民（1879—1939）名衍鸿，字展堂，番禺人，幕僚的儿子。1902年留学日本，因风潮归国，曾任《岭海报》主笔、梧州府中学堂教习、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1904年冬，重行东渡。胡后来在《民报》上用“汉民”的笔名发表政论，影响颇大，于是便以“汉民”为名。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番禺人，也是幕僚家庭出身，1904年留学日本。“精卫”这个名字，也是从《民报》上发表文章的笔名来的。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番禺人，幕僚子弟，1904年留学日本。这些人几乎都是大家子弟，过去在广州同学，在东京又同学于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有些人之间还有亲戚、世交关系，部分人在广州时就有过益智社的结合，因此关系较深。他们通过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和兴中会的成员有着联系。

2．广东人廖仲恺、何香凝、胡毅生、黎勇锡、朱少穆、萧友梅、饶景华、刘维焘等也维持着一个无形的小集团。廖仲恺（1877—1925）名恩煦，归善（今惠阳）人，出身侨商家庭。1903年初从香港赴日留学。何香凝（1879—1972）名谏，南海人，是廖的妻子，1903年春赴日。胡毅生（1883—1957）名毅，幕僚家庭子弟，1903年春赴日，这时，在横滨华侨学校任教。他们到达日本稍早，与孙中山有过直接的接触，有的人还参加过青山军事学校等团体。他们与广东学生联系比较广泛，但团体内部很松散。

此外，香山来的林君复、刘思复等弘文学院学生也自成一个集团。

3．湖北学生大都来自武昌各学堂，以李书城、耿觐文、时功玖、白逾桓、居正、田桐、余仲勉（诚）、吴昆、但焘等为核心，联系比较紧密。李书城（1882—1965）字小垣，潜江人，父亲是塾师。本人卒业于两湖书院，1903年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与吴禄贞、黄兴都是好友，参加过武昌花园山的革命活动，也加入过华兴会。居正（1876—1951）当时名毓崧，字觉生，广济人，出身地主家庭，两湖书院学生，留学东京弘文书院。田桐（1879—1930）字梓琴，蕲春人，出身农民家庭，父亲是塾师。两湖书院学生，留学东京时与居正同入弘文书院。他俩与白逾桓、吴昆后来在同盟会中被联称为居田白吴，是湖北会员中的骨干。这个集团中的人大都有点革命活动的经历，他们同湖南学生串连一气，都围绕在流亡的华兴会周围。

4．安徽学生吴春阳、蒯寿枢、王天培、孙棨、潘赞化等也维持着一个政治小集团。他们人数不多，却善于活动。吴春阳（1883—1911），合肥人，出身地主家庭，光复会成员。早年在皖创办强国会，后在沪办青年学社。学社因万福华案被封，流亡日本。因历史渊源，他们与国内外主要革命小团体都有联系。程家柽则因同乡关系，成为他们的指导者。程家柽（1874—1914）字韵荪，安徽休宁人，出身地主家庭。1899年由武昌两湖书院被选赴日本留学，1904年秋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很早就是革命运动的活跃分子。

5．四川学生邓家彦、黄树中、吴鼎昌、康宝忠（陕西城固籍）、陈道循、林启一等十余人组织了一个团体，但没有名称，只叫做革命团体。这些学生主要来自成都的学堂。邓家彦（1884一1966）字孟硕，广西临桂人，出身幕僚家庭。他随父在成都读书，因而成为来自成都学生的中坚。至于从重庆来的童宪章、陈崇功、杨霖等，他们另有自己的小集团。

6．留日女生不多，革命分子更少，但她们却很活跃。陈撷芬、林宗素、唐群英等数人，友谊很深。秋瑾于1904年夏来到日本后，和陈等一同组织了共爱会、女子雄辩学会等公开团体。秋瑾年纪稍长，并且极为活跃，凡有团体，无不参加，因此在陈撷芬赴美后，她就成了这个妇女小集团的头领。

这许多政治小集团通过同学和公开团体等关系互通声气，同时还通过同乡关系联络了更多的学生。在1904年至1905年间，在留学生会馆的干事、评议员、各省同乡会会长中，保皇立宪分子的数目虽超过革命分子，并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小集团，但由于革命小集团活动积极，理直气壮，保皇立宪分子无法控制留学生的动向。

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很需要进一步组织起来，但当时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实际上已不存在，惟一在日本积极活动的会员是程家柽。他主张革命力量实行联合，但孤掌难鸣。

兴中会在日本的组织也早已涣散。在横滨的寥寥几名会员，除冯自由以外，都很少活动。而中和堂这样的团体，又对政治毫无兴趣。冯自由（1882—1958）名懋龙，广东南海人。他是横滨侨商冯镜如的儿子。十四岁即加入兴中会，毕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冯镜如倒向梁启超之后，他仍然忠实地追随孙中山。冯自由是一个热心于革命活动的人物，他一方面通过胡毅生、李自重、朱少穆等原革命军事学校的成员同广东学生保持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留学生中的老资格程家柽、张继、马君武等和各省留学生保持着联系。冯自由极力想发展革命的组织，1904年春，他与梁慕光在横滨组织三点会，受洗礼者冯自由、胡毅生、李自平、廖翼朋、陈撷芬等五人，胡被封为洪棍，李为纸扇，冯为草鞋。李自平是冯的妻子，她与秋瑾友善，秋听到组织三点会的消息，自愿加入。于是又由李自平约定第二次拜盟，加入者秋瑾、刘道一、刘复权、仇亮、王时泽、曾贞等十人，刘复权被封为洪棍，秋为纸扇，刘道一为草鞋。但三点会的组织以后未再得到发展。当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时，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已经无法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因此，冯自由当时的重要作用，仅在于他是在日本的留学生、革命党人与孙中山、其他各地党人之间联系的桥梁，人们都乐于从他那里了解孙中山的动向。

因苏报案流亡横滨的东南革命人士黄宗仰、陈范等与兴中会的成员联系密切。陈范通过其女撷芬和侍妾在外面活动。孙中山赴美后，陈范想组织一个会馆接纳各方志士，得到孙中山的赞许；不过，他的声望、才能和财力都不能胜任，结果一无所成。因为经济困窘，黄、陈先后归国，东南革命党人未能在日本造成什么势力。

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依然非常关心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联系了不少革命分子。不过，他也只能充当革命党人之间互通声气的桥梁。

比较而言，在留学生中影响最大的革命小团体是华兴会。华兴会的主要骨干多数流亡到了日本，他们推动革命运动和筹划武装起义的功绩受到留学生们的崇敬。环绕在他们周围的，主要是湖南、湖北学生和学习军事的学生。在这些学生中，也有落后因素的影响，湘鄂学生中有府属、县属的界限，军校学生中有省界的差别。但因为有华兴会的骨干们作为联系的中心，这界限就不像其他学生中那么明显。

华兴会在日本并没有扩大组织，没有将它周围的许多学生纳入自己的团体，而是更多地利用个人影响进行活动。这些学生中也有秘密的革命组织。新华会是1904年春间为响应长沙起义组织起来的，成员有仇鳌、罗杰、余焕东，赵缭、仇亮、葛谦、覃振等两湖学生，其中一部分人曾回国准备参加起义。革命同志会是在1904年12月组成的，成员主要是军校学生，有湖南程子楷、曾继梧、陈强、仇亮、欧阳振声、程潜，云南杨振鸿、罗佩金、殷承、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河南曾昭文等，黄兴也是该会成员。1905年，两湖学生还组织了大湖南北同盟会。华兴会没有将这些团体统一起来，没有组织他们从事具体的反清活动，甚至连文字宣传也没有积极开展。

总而言之，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情绪在增长，但是革命党人却未能因势利导，将这股力量组织起来。比起1903年来，反清革命运动此时在日本的局面是停滞的、沉闷的。这种局面给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最明显的问题是无法有力地抵御保皇、立宪派对留学生的争夺。当时，立宪运动萌芽不久，它的主张比保皇更有诱惑力，主张立宪的人也积极在留学生中吸取力量。留学生中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许多人初至日本时倡言革命，等到快要毕业时却极力主张保皇或立宪。旧日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一部分已埋首学业，不问政治；另一部分人，如汤尔和、谢晓石、林长民、胡镇超、汪荣宝、陈福颐等则明显地倒向立宪或保皇一边去了。流亡而来的革命分子的队伍也不稳定。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华兴会。到日本后，华兴会骨干彭渊恂、徐佛苏、薛大可等日渐向立宪派靠拢。在革命宣传中崭露头角的章士钊，1905年到达日本后，借口想多读些书以待革命后用，也不愿再从事革命工作。更使革命党人痛心的是，名震一世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竟然也动摇了。1905年1月，正当留学生群起反对邓孝可的六条意见时，陈天华却受梁启超引诱，暗自起草了一份意见书，要求清廷归政，实行立宪，并准备亲自到北京去呈递。幸亏被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及时劝止了。陈天华有他自己的弱点，他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激流之中不会吝惜热血和头颅，却容易被崎岖的道路和腻人的琐务消磨掉意志。他的动摇突出地反映了当时革命运动处于停滞、沉闷状态所产生的危机。

宋教仁想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他联合田桐、白逾桓、鲁鱼等人发起组织杂志社，定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别署桃源渔父，湖南桃源人。出身地主家庭。在武昌文高等学堂读书时，加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流亡日本后，非常活跃，在留学生中声誉日大，因此由他出头办杂志。但是，黄兴、刘揆一、陈天华都不太重视这一行动，仅得到程家柽的大力帮助。6月，《二十世纪之支那》发刊，在留学生中反响并不十分大。

国内革命小团体的发展和留日学生中革命情绪的增长，为革命力量的联合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关键问题在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能否发现和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推进这一发展过程。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雄伟魄力。这个历史任务的解决，终于落在了孙中山的肩上。

三　孙中山在留欧学生中建立革命团体

1904年初，署湖广总督端方等为瓦解武昌学生中的革命活动，将主张激烈的学生派去游学，其中一部分人被派往欧洲。武昌进步学生不愿这些中坚人物离开，朱和中安慰他们说：“事已至此，岂能自由？然如此伟大革命，我辈群龙无首，岂等夷所能领导？正好借此机会，往西洋觅孙逸仙耳！”⁽¹⁸⁾他们抱着寻找真理的愿望离开了故乡。当年春天，湖北以及四川、两江派出的学生都到达欧洲，分往比利时、法国和德国入学。

清政府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5年，两江总督沈葆桢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数人赴法国学船政。次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派青年军官数人赴德国学军事。第三年，李鸿章又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十余人赴英国学驾驶。此后，中国游学生即源源西行，但是总人数不多，在九十年代即落于留日学生人数之后。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绝大多数学的是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他们远离祖国，对国内发生的政治变动，远不如留日学生关切。在1904年，当受过国内革命风气熏陶的湖北等地学生到达后，留欧学生中的政治状态才有所转变。

湖北赴欧学生出国前经过上海时，在戢翼翚处遇到了湖北留日学生刘成禺。刘因为在癸卯新年学生会上发表革命排满演说而被取消了官费。孙中山抵美后，推荐他出任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这时正在上海办理出国手续。他们向刘成禺打听了孙中山的情况，并请他向孙中山转达敬意，刘和他们约定经常联系。1904年12月下旬，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到达英国伦敦。刘成禺自美国写信把孙中山赴英的消息告诉在比利时的湖北学生贺之才、史青、魏宸组、胡秉柯，要他们直接与孙中山联系。贺之才等立刻写信到伦敦，邀请孙中山来游欧陆。孙中山此时经济极为困窘，他们又凑集了旅费汇去。1905年春，孙中山从英国渡海到比利时。

孙中山在比利时俄斯敦港受到湖北、四川学生代表的欢迎，随后抵达布鲁塞尔同当地中国留学生会见。孙中山同贺之才、史青、朱和中等人连续进行了几天几夜的长谈，他向学生们介绍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政治主张、实行方法和对未来的理想。他们对反清革命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争论得最激烈的，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问题。孙中山问学生们革命应用何种方法进行，朱和中等答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朱等详细介绍了武汉地区革命运动发展的经过，孙中山很高兴，但还是认为利用会党暴动最为可靠。朱等却认为“会党之志在抢掠，若早成功，反为所制”。他们指出：“革命者，最高之理论，会党无知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他们还指出，过去虽然有陆皓东、史坚如等追随孙中山，但“人数甚少，无济于事，必大多数智识分子均赞成我辈，则事半功倍矣。”孙中山非常重视这些学生的意见，他开始认为可以会党、知识分子双方并进；在听取了进一步的申述后，得出结论说：“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之人。”⁽¹⁹⁾

在距离中国本土万里之遥的布鲁塞尔所进行的这场辩论，是密切关系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前途的历史性辩论；这场辩论是反清革命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此以前，孙中山在国内的活动，主要放在运动会党方面，会党是兴中会举行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这种情况是当时国内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孙中山回忆说，在1895年到1900年间，“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入耳”⁽²⁰⁾。但是，在1900年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新型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地倾向革命排满，并在日本和国内形成了以这些人为主体的革命运动。朱和中等的意见正反映着这股刚刚崛起的政治力量的自信心。在1900年以后，孙中山在日本同留学生、政治流亡者的接触日益增加，但他并没有直接参与他们的革命运动，不完全的历史经验还局限着他。1904年在美期间，介绍孙中山赴各埠演说的《致公堂公启》在谈到新型知识阶层的革命活动时说：“无如新进志士，虽满腔热血，冲天义愤，而当此风气甫开，正如大梦初觉，团体不大，实力未宏，言论虽足激发一代之风潮，而事实尚未能举而措之。”⁽²¹⁾这段话和辩论中的说法，反映出孙中山对革命知识阶层的保留态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当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时，这位旗手却不完全理解这股政治力量。通过这次辩论，这个矛盾解决了。朱和中等人是有辩才的，但更有说服力的是事实，是国内以新型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反清革命运动的兴起。

在新型知识阶层中发展革命势力的结论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这不仅因为新型知识阶层是这次革命的基本群众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对这次革命的领导作用，差不多完全体现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活动上。这一结论促进了新的统一的革命团体的建立，并且促进了革命运动在国内更广泛的发展。

但是，这次辩论也有着根本性的弱点，孙中山等人关于革命依靠力量的讨论实际上只进行了半截，即只讨论了领导力量的问题，而没有全面讨论革命的动力问题。朱和中等关于会党的看法具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后来也影响了孙中山。对于新军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会党和新军的主要成分都是农民，孙中山等人除了考虑要利用这种已经有组织的力量进行暴动外，并没有进一步考虑到如何直接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以壮大革命力量的问题。

在连续数日的辩论结束后，孙中山提议举行宣誓，组织革命团体。于是留学生们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誓词进行了宣誓。孙中山在美改造洪门成绩甚微，经济上又十分拮据，他在困境之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异常高兴。宣誓完毕，即席演说，“亦若痛饮黄龙即在目前者”⁽²²⁾。孙中山在比利时中国留学生中共发展了三十多人加入革命组织。这个团体当时叫什么名称，已无可查考。

5月，在贺之才陪同下，孙中山访问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同第二国际负责人王德威尔德的秘书进行了长谈。孙中山表示了自己和中国革命党人对西方工人运动的关切和同情，同时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民生主义。

在比利时会见孙中山的朱和中是留德学生，他代表留德学生坚决邀请孙中山去柏林。于是，孙中山又在德国引导了刘家佺、周泽春、宾步程等二十余人加盟。接着，他又到法国巴黎，发展了王鸿猷、唐豸、刘光谦等十余人。至此，在留欧学生中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孙中山在欧洲了解到国内和东京反清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决计东归。他在巴黎逗留时，遇到了一起革命组织破坏事件。加盟的留德学生王发科等意志不坚定，害怕因革命断送了升官发财的前途，跑到巴黎和那里的动摇分子汤芗铭等勾结在一起，设计叛卖。他们到旅馆去见孙中山，伪装殷勤，邀孙中山外出，然后偷偷回到旅馆，将留学生们加盟的盟书窃去，送交清朝驻法使馆。但是，公使孙宝琦不愿惹麻烦，没有接受。因为这一变故，比、德、法的革命组织都进行了改组，清除了不坚定的人。改组后的革命组织，成员减少，但却巩固了。他们为孙中山筹集了路费，孙中山便很快于6月间离开了法国，前往日本。

四　同盟会的成立

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结束了历时一年半的美欧之行，自法国马赛登舟东返。他一路经过新加坡、西贡、香港，略事停留，于7月19日抵横滨。行前，孙中山将归讯告诉了冯自由等。湖北、四川等省留欧学生也将此讯转告留日的同乡。孙中山即将前来的消息在留学生中不胫而走。他在横滨上岸时，受到了程家柽等一百余名留学生代表以及兴中会员、广东同乡的热烈欢迎。

孙中山这次重回日本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组织一个新的联合的革命团体。他很快前往东京，紧张地和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

7月下旬经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黄兴两位反清革命的著名领袖会面了。孙、黄的会晤是极富情趣的。宫崎寅藏回忆说：“我当时住在新宿，孙来到我的住处说：‘近来增加这么多留学生，当中有非同一般的留学生，有否我党之士？’我说：‘有，我正要向你介绍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他听了名字便要马上去找。我止住他说：‘连口茶都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而且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点茶等着吧。’他不允许这样，说道：‘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后辈之分，是我打听到他的消息，所以还是应该我前去拜访他。’当时黄兴在神乐阪的边上租房住着。我带着孙到了那里，打开窗子往里一看，见地上有一大堆拖鞋，一大帮学生围坐成一圈。我看到人太多了，便让孙在外边等着。我向里边喊道：‘小黄，小黄。’黄兴急忙跑了出来。我手指着孙让他看，他一看便认出了是谁。”⁽²³⁾黄兴与张继、宋教仁请孙中山在神乐阪凤乐园饭馆入宴，畅谈革命的形势和办法。孙中山建议把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致力革命，得到黄兴的赞同。

随后，程家柽又邀集黄兴、陈天华、张继、宋教仁、吴春阳、但焘等在北辰社自己的住所里与孙中山会商组织革命团体问题。

在此前后，湖北留学生李书城、耿觐文、田桐、时功玖等，四川留学生邓家彦、康宝忠、吴鼎昌等，广东留学生何天炯、胡毅生、汪精卫等，以及其他一些省的留学生，也先后拜会了孙中山。他们都拥护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的主张。

孙中山所接触到的革命分子，多数是没有参加过革命小团体的青年，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各个革命小团体的成员。当时，只有华兴会在留学生中影响较大。因此，革命的力量能否顺利联合，华兴会的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黄兴同意联合，但会内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7月28日，孙中山偕同宫崎亲往二十世纪支那社，与陈天华、宋教仁晤谈。孙中山在谈话中指出了过去各省的反清起义“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的缺点，强调说明：“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²⁴⁾

次日，华兴会成员在神乐阪黄兴处集会，讨论关于同孙中山联合的问题。会上，陈天华主张以华兴会与孙中山联合，黄兴主张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保持独立，刘揆一则不主张加入。最后，作出了加入与否个人自由的结论。

华兴会的合作态度保证了统一的革命团体得以迅速建成，并且提供了一批经过锻炼的骨干。

7月30日下午，各省革命志士聚集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共同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问题。与会者有孙中山、黄兴、陈天华、张继、程家柽、冯自由、胡毅生、吴春阳、宋教仁、田桐、黎勇锡、朱少穆、马君武、邓家彦、但焘、时功玖、何天炯、康宝忠、刘道一、蒋尊簋、朱执信、古应芬、李仲揆（四光）等七十余人，除孙中山、黄兴等已经成了职业革命者，大部分都还是在校的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国内的十个省。其中，曾经参加过小团体者：兴中会二人，军国民教育会八人，青山军事学校三人，华兴会九人，科学补习所四人，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二人，光复会一人。此外，日本人宫崎寅藏、末永节也参加了会议。

孙中山首先向大家作了长篇讲话，演说革命形势和实行方法。他提议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组织成一个大团体，协力从事反清革命。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成。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有人提议将新成立的组织定名为“对满同志会”。孙中山指出，革命的目标不专在排满，还要反对君主专制，创建共和，因此以叫做“中国革命同盟会”为好。人们认为，使用“革命”字样，对未来这个秘密组织的活动不利，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大家还接受了孙中山的建议，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于是，黄兴提议“请赞成者立誓约”，孙中山起草了盟书，内容如下：

联盟人　××省××府××县×××　当天

发誓：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逾此，任众处罚。

天运　年　月　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　×××

主盟人　×××

介绍人　×××

与会者纷纷缮写签署盟书，再进入另一小房间内，由孙中山领导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宣誓，然后教以各种暗号和秘密口号。宣誓毕，孙中山向会员们祝贺道：“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大家又推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程家柽、汪兆铭、蒋尊簋等起草会章，待成立会时提出讨论。人们正要离开会场时，室内后部的木板忽然坍倒，声如裂帛。孙中山诙谐地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大家兴奋地鼓掌欢呼。

从这一天起，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就出现了。

孙中山到东京后，广大留学生都想一瞻这位革命伟人的丰采。在黄兴的推动下，留学生决定召开大会欢迎孙中山。8月11日，清国留学生会馆门前贴出开会告示，学生们争相传告，相约与会。此前，横滨保皇党听说孙中山在东京顺利组党的消息，派了徐勤到东京，发起组织“青年同学会”，企图以此抵制孙中山和革命派的影响。但是，经过几个党徒千方百计的活动，一无成就。这时，徐见到学生们的情绪已无法挽回，只好在8月12日下午悄悄地跑回横滨。

8月13日下午二时，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麴町区富士见楼开会欢迎孙中山。当时，正值暑假期间，许多留学生他游或回国，可是到会的竟达一千八百余人。会场挤满了人，后到者进不去，却不忍离开，佇立街边仰望楼上者，有六七百人之多。孙中山身穿洁白的西装，从容步入会场，满场立即鼓掌欢迎。站在后面的人，被前面的人遮住视线，跂足以望，挤得更加厉害，但整个会场仍肃静异常。自东京留学生有集会以来，从没有这样的盛况。

宋教仁致欢迎词后，孙中山登台作了近两小时的演说。孙中山以饱满的热情和雄伟的气魄向学生们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他号召用革命的方法，建立共和国，改变积弱的国势，跃居世界先进国家之林。他说：“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他呼吁人们在改造中国时取法乎上，抛弃不合于中国的君主立宪，而“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²⁵⁾。孙中山的演说并不十分激烈，娓娓说来，打动了所有企图挽救祖国危亡的青年的心弦，博得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陈天华欢呼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²⁶⁾！之后，程家柽、蒯寿枢、张继、宫崎寅藏、末永节也发表了演说。富士见楼欢迎会实际上是建立中国同盟会的动员大会，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示威大会，它的盛况标志着反清革命运动新高潮的临近。这次大会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清朝驻日公使馆非常注意孙中山的动向，派人混入会场探听情况，扬言要取消演说者和与会者的官费。但是大家却说“要取消就让他取消好了”。有的人还说：“我无论如何要革命，要参加孙黄一派的革命党。大不了把官费退还回去。”⁽²⁷⁾同盟会在群众革命情绪高涨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8月20日，同盟会的会员已发展到一百余人，包括了十四个省籍的人士。这天，在东京赤阪区霞关阪木金弥子爵的宅邸召开了成立会。会上通过了黄兴等起草的会章。会章共三十余条，以后（1906年5月6日）经过修改，成为二十四条，这就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总章对会名、会址、宗旨、会员、本部机构和职员、分支机构、会费、会章的修改等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等重大问题都在总章中得到了反映。当天，还选举了总部的主要干部。孙中山被一致推选为同盟会总理。黄兴被推为负责执行部的庶务。

同盟会的本部设在日本东京。本部的组织系统如下：

总理是同盟会的最高领导人。依照会章规定：“总理对于会外，有代表本会之权，对于会内，有执行事务之权，节制执行部名员，得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总理由本部所在地的会员选举产生。同盟会的总理一职始终由孙中山担任。

执行部是本部权力最重的机关，负责组织革命的实际活动。它的职员由总理指定，调查科职员则由总理及该科科长指定。执行部庶务实际是该部负责人，相当于协理。总理他适时，可代行总理职权。先后担任庶务一职的有：黄兴、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

执行部所属的机构有过多次变动，其名称也说法不同。先曾设过输送部、教育（编纂）部、经理部、参谋部，后来又增设联合部、谍报部、暗杀部。暗杀部实际上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就建立了，由黄兴亲自负责。著名的女会员方君瑛曾担任过暗杀部长。

评议部又称议事部，其议员也由本部所在地会员选举，议员“以三十人为限，每年公举一次”。评议会的议长是汪精卫。曾经担任过评议员的有田桐、曹亚伯、梁慕光、张树柟、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执信、胡瑛、吴永珊（玉章）、康宝忠、吴鼎昌等。

司法部的职员亦由选举产生。该部判事长为邓家彦，检事长为宋教仁。

同盟会的本部是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的，它采取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机构，并使用选举的办法推定自己的最高领导和评议员、司法部职员。

在1905年至1906年间，东京同盟会本部的机构逐渐健全起来。当时，为便利起见，三部联合开会多，分别开会少。三部的机构也时有兴革。1906年修改的同盟会总章没有设立司法部的条文，显然这个部被取消了。

同盟会正式成立的第二天，二十世纪支那社移交与同盟会总部。不久，改组为民报社，出版《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社是同盟会的唯一公开机关，它不仅担负着宣传革命宗旨的任务，在孙中山、黄兴离日以后，留在东京的同盟会干部经常把它当作集会议事的地点。　　

同盟会总部建立以后，便积极地活动起来。从此，中国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指导中心。这使孙中山感到无比的高兴。他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²⁸⁾他兴奋地向在南洋的同志报告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将来总可待学界之大半。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²⁹⁾

第三节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
——三民主义

同盟会成立时会员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总章中被明确地规定为同盟会的宗旨，用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随即被同盟会的宣传家们简括地称为“三民主义”，这一名称很快就普及了。

在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的政治纲领。后来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着重大的发展。由于有这样一个发展，这两个历史时期的三民主义，后来便被区分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³⁰⁾。

一　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弱冠负笈外洋，洞悉西欧政教”⁽³¹⁾。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熟悉程度，还是对祖国的落后、民众的无权与苦难的痛切感受，孙中山都超过了他同时代的许多志士仁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强烈对比，使孙中山很早就产生了救国救民的志向，“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³²⁾。正是这种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真诚愿望和对广大受压迫民众苦难的真挚同情，驱使着孙中山不断前进，努力地去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基本路线。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并不是西方思想的简单翻版。孙中山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³³⁾支配着所有这些思想资料融汇推演的，是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的政治实践。

当孙中山上书“为生民请命”⁽³⁴⁾时，其学习西方的要求是明显的，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还很模糊，更谈不上要求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这种浅薄的改良主张一旦受挫，便被反满的“造反”主张所代替。在香港读书时，孙中山就探讨过“国家为什么这样衰，政府为什么糟”？他认为：“推究其故，就是政府的权柄，握在异种人——满洲人手里。如果拿回来，自己去管理，一定可以办好。”⁽³⁵⁾这种朴素的认识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起点，也是他的革命思想的起点。1893年的革命口号“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便是以这种思想作基础的。“驱除鞑虏，恢复华夏”是元末农民起义军用以反对蒙古族统治者的口号。孙中山袭用它当然不是为使历史简单重演，反满被提上日程是因为清朝统治者腐败得不能抵御外侮。但是，这一口号却说明，孙中山的革命，最初只是反满思想与下层民众反抗封建王朝或官府斗争的历史传统之结合，还没有把革命与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要求结合起来。孙中山那时就认为，只要赶走满洲人，汉人当皇帝也可以。直到1895年香港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这一情况才得到改变。

提出“创立合众政府”，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提出这一口号的主动者虽然不是孙中山，但以此为起点，不断加以丰富完善，终至形成民权主义思想，却完全是孙中山的功劳。这个口号以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某一特定形式的追求，表达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孙中山在此稍后的作品里都反映了这一点。1897年3月，在英国《双周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指出：“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任何改进就是完全不可能的。”该文还说：“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有大多数的诚实的人们准备着而且决心要进入公共民主的生活。”很显然，孙中山所要求的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是封建专制的对立物。1898年，他在与宫崎寅藏等的谈话中又明确地说：“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且适合于中国国民，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³⁶⁾他在谈话中使用了“联邦共和”和“共和宪法”的概念。1900年，由孙中山领衔的《致香港总督书》所附《平治章程》中所规定的正是这样的政权形式：设立中央政府，“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务；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各省设自治政府，“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设立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制”；省议会之代议士，正常情况下“由民间选定”⁽³⁷⁾。这些事实说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在“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下，已经得到相当的发展。“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赋予反满斗争以近代的意义，它使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这样，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才开始和传统的民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区别开来，从而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1903年，孙中山又将革命组织的誓词增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改变，是孙中山政治思想更为重要的发展，它是比兴中会誓词更完全的革命纲领。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活动着。他游历了资本主义的故乡欧美各国，领导了新的武装起义，同国内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和人士进行了接触，特别是同新型知识阶层开始了日益密切的接触。欧美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改良主义学说和国内先进知识分子探讨革命的论著，引起了孙中山极大的重视。十六字纲领，就是在长期酝酿后，适应国内以及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提出的。这段时期，他先后写了《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敬告同乡书》、《致□□函》（以上1903年）、《驳保皇报》、《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以上1904年）等重要作品，将这个纲领的内容展示在人们面前。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从字面上看，与先前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孙中山已经赋予它越来越充实的近代社会内容。

首先，孙中山明确地把反对清朝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阴谋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扩大了民族斗争的意义。他深刻指出：“曾亦知瓜分之原因否？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政府若有振作……外人不敢侧目也。”⁽³⁸⁾他举出俄国军队占领东北的例子说：“今满洲为其祖宗发祥之地，陵寝所在之乡，犹不能自保，而谓其能长有我中国乎？此必无之理也。”⁽³⁹⁾因此，“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⁴⁰⁾。

同时，孙中山把“驱除鞑虏”的民族斗争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斗争进一步结合起来，使民族主义思想深化和丰富了，同民主主义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孙中山列举了清朝政府的罪状，用以证明它是最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是历史前进的绊脚石。结论是只有推翻它，人们才能平等自由，才能真正获得生存、自主、财产权，保障人们在智力和物质方面的发展，才能使国家不再仅仅服务于一些人的私利，而能认真地维护被统治者的利益。在这里，排满与反对君主专制，已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了。

“建立民国”替代“创立合众政府”，使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得到了更完满的表述。它摆脱了以某种政体来表述的局限，而突出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叫做“民国”？孙中山后来解释说：“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纯粹之民国也。”⁽⁴¹⁾孙中山理想的民国，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截然否定。他揭示封建王朝中“国”与“民”的对立说，君主“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监督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⁴²⁾。革命党人之所以要从事革命，推翻清朝，正是要改变这种“国”与“民”的关系。

这一时期，孙中山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发展，乃是提出了“平均地权”这一新的纲领。

孙中山漫游欧美各国时，注意考察各国政治社会经济状况，尤其热衷于研究社会问题。当时，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寄生性、腐朽性进一步暴露。经济危机的爆发，罢工运动的浪潮，动摇了孙中山原先对资本主义全盘肯定的信念。他发现：“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⁴³⁾怎样认识和解救这些问题呢？正当他急于寻求答案的时候，他读到了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编辑和报馆老板。在美国，随着资本王义经济的日益发展和人口的逐渐增加，城市地价迅速地上涨，由于可耕的生荒地减少，农村耕地的可租地价也有上涨的趋势。亨利·乔治断言，这种情况就是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的总根源。他认为，上帝是把土地当作共同的占有物赐给人民的，把土地、地租和地价据为私人所有，违反了自然公理。据此，他号召把土地从非法占有者的手里夺回来。他所提出的具体办法，是由国家每年向每块土地征收相当于地租额的赋税，使地租归国家所有。在亨利·乔治看来，劳动和资本都是土地垄断者的牺牲品，而经济地租一旦归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所有，国家就不必再征收其他赋税。这就是著名的“单一税”的理论。

亨利·乔治的理论给了孙中山以深刻的影响。冯自由说，孙中山“对于欧洲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乔治之单税论，是为土地公有论之一派。总理以为此种方法最适宜于我国社会经济之改革，故倡导惟恐不力。……所提议‘平均地权’一项，即斟酌采用亨利·乔治学说而自成一家者也。”⁽⁴⁴⁾

为了制订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孙中山在欧游归来之后，曾经反复地进行研究与探讨。

1899年，他和梁启超在横滨作过讨论。孙中山说：“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朘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他还主张：“大乱之后人民离散，田荒不治，举而夺之。”⁽⁴⁵⁾他和梁启超都认为世界必难免经济革命。

1901年至1902年，他又曾与章太炎、秦力山等多次讨论“我国古今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⁴⁶⁾。孙中山对章太炎说，“兼并不塞而言定赋”，是舍本而治末。因为“兼并”必定导致贫富不断分化，而“贫富斗绝者，革命之媒”。怎样才能遏止“兼并”呢？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会引起激烈的竞争与兼并，但是孙中山认为，这是不应当阻止的，因为“工商贫富之不可均，材也”。人们的才能不同，应当容许他们在这方面彼此竞争，有所差别。他认为，防止“贫富斗绝”，主要应致力于消灭地主强占大片土地的现象。因为“方土者，自然者也，非材力。席六幕之余壤，而富斗绝于类丑！故法以均人”。他主张：“后王之法，不躬耕者，无得有露田。”场圃池沼可以买卖，其价格只能相当于花费于其上的“劳力”’因为“买鬻者庚偿其劳力而已，非能买其壤地也”。章太炎很赞赏孙中山的意见，根据他们的讨论草拟了一个《均田法》。《均田法》在耕地问题之外还有一特殊规定，不得以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平均来限制资本主义工矿业的发展，“凡诸坑冶，非躬能开浚硩采者，其多寡阔陋得恣有之，不以露田园池为比”⁽⁴⁷⁾。秦力山也贡献了意见。他要求使“今日不耕而食之佃主，化为乌有”，主张“不问男女，年过有公民权以上者，皆可得一有制限之地，以为耕牧或营制造业”。以为“苟辨乎此，则智与贫富二者，何愁而不平等”。他并认为：“盖东西各国之资本家，其所以保护其财产之法，今日已达极点，无术可以破坏之，独吾国为能耳。”⁽⁴⁸⁾

当时，孙中山还曾与日本的土地复权同志会的人物有过来往。该会主要发起人宫崎民藏是宫崎寅藏的哥哥，也是孙中山的友人。该会的章程规定：“本会以回复人类之土地平等享有权，确认各个人独立之基础为目的”，“本会以人工造成者归劳力者所有，天然力生产者归人类平等均有为原则。”根据这一理论，该会主张“各个人之土地享有额，以人口与面积较计均分定之”⁽⁴⁹⁾。该会的观点与孙中山极为相近，保留有相互影响的痕迹。

孙中山与其友人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涉及了这样一些基本内容：（一）讨论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的土地问题；（二）主张土地国有；土地国有的途径有：国家收买、没收无主地、没收佃主土地；（三）主张土地只能分给耕者，采取定额分配或平均分配的办法；（四）反对侵犯工商业，并且要求在土地的分配和使用上给它们以方便；（五）把土地国有，均等分配作为消灭贫富分化、防止社会革命的根本办法，并认为中国较欧美易行。这些讨论是提出“平均地权”主张的重要准备。孙中山一直关心农民的疾苦和农业的发展，他早年从事乡政改良就反映了这种心情。但是，乡政改良和他关于发展农业的要求都只注意到农业技术和农民的生活条件，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这时，孙中山想从所有制的变更方面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此前，在发展实业方面，孙中山最关心的是农业，这时，他将土地问题的解决与工商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了，并考虑在土地分配中给工商业的发展以便利，这也使他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达到了新的阶段。

在这段时间的讨论中，孙中山“尚无成算”。1903年，他终于提出了“平均地权”的纲领。这年12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兴奋地将这一救世方案加以推荐。他说：“欧美演此（贫富）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适剂于平”，“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他信心十足地表示，“平均地权”是“吾国可以切实施行之事”，“欲于革命一齐做起”⁽⁵⁰⁾。

由于“平均地权”的提出，与孙中山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民主义”的思想内容已经基本具备。1903年至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美国和欧洲，都曾与革命党人细致地讨论三民主义的内容和名称。孙中山认为，建立革命团体“必先有主义，主义定固，乃能成功”，而“主义愈简单明了，愈生效力”⁽⁵¹⁾，于是，便借鉴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定下了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名称。

二　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概念之后，1906年，主持制定了同盟会《革命方略》，其首篇《军政府宣言》集中地诠释了同盟会的纲领。同年12月，他又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讲，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这些作品，都是了解三民主义基本内容的重要文献。

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

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军政府宣言》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来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逼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者，杀无赦。汉人有为满洲作汉奸者，亦如之。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简单地说，民族主义就是要求推翻满族人当权的政府，重建汉族人当权的政府。

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有关问题还作了进一步的申述。首先，他指出民族主义是因为民族的自然差别产生的，“是从种性发出来，人人都是一样”，“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他当作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其次，他强调指出了民族主义“最紧要的一层”，即“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他把政权问题放在民族主义的首位。根据这一基本点，他紧接着批驳了尽灭满人的错误观点。他说：“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断然指出，清兵入关时进行的大屠杀“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⁵²⁾。这样，孙中山就将他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复仇主义区别开来了，而将民族革命的目标集中在少数满洲当权者的身上。

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建立民国”。

孙中山指出，“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仅仅有民族革命是不够的，在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清朝的同时，还必须实行政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

孙中山认为，君主专制主义是“恶劣政治的根本”。他说：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

孙中山举出三条理由说明中国必须“去专制、行民主”。他说：

既知民为邦本，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此为自学理言之者也；满洲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民之病，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恶感者，独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⁵³⁾

基于这样的理由，他指出了仅有民族革命的不足。他说，民族革命仅能将“现在恶劣政治”一扫而尽，而不能去“那恶劣政治的根本”，要做到这一点，“不是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孙中山明确表示，“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孙中山进一步强调指出，政治革命应当与民族革命并行，推翻清朝统治即担负着这两重任务。他说：

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作。

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孙中山明确指出了民权主义的核心问题，他指出，“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相宜”。《军政府宣言》对“建立民国”的内容作了如下简明的概括：

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平均地权”。

什么叫做“平均地权”？《军政府宣言》解释说：

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孙中山解释说：

兄弟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子。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

根据以上解释，可以看出，“平均地权”是这样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对于地主所有的土地，核定其现在的地价，将来地价因经济发展而上涨时，其现价仍属地主所有，超出现价的部分则收归国有，从而为国民所共享。

“平均地权”所包含的内容，前后曾有过变化，“定地价”是最后公开宣布的办法。马君武回忆说，同盟会初成立时只有十六字誓词，三民主义的名词还没有提出来，“不过总理（指孙中山）很坚决主张‘土地公有’，他说：‘土地就等于空气一样，应该为大家公共享受，所以土地不能归诸私人，而应归之国家所有才对。’但过后经过好几次的讨论与修改，才由主张即刻公有改为限制办法，再由限制办法改为报价办法。即无论什么田地，都由地主自己估价报告政府，政府照价收税。同时，为防止‘以多报少’的流弊，政府可以照价收买；防止‘以少报多’的流弊，政府照报价抽一种地价税。总理认这种办法是最妥的”⁽⁵⁴⁾。

孙中山还倾向于“单一税”的政策，他说：“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不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为什么要实行民生主义呢？孙中山说：这是由于“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的缘故。孙中山所说的“文明发达”，指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问题”，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他把欧美的境况引为前车之鉴，企图在中国预防祸患的产生。孙中山说：“似乎欧美各国，应该家给人足，乐享幸福，古代所万不能及的。然而试看各国的现象，与刚才所说，正是反比例。统计上，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这真是前车可鉴。”他主张“预筹个防止的法子”，“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以免在中国发生社会革命。他说：“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用之，以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期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孙中山进一步指出：“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文明进步，地价日涨”，“贫民无田可耕”，地主“富与国家相等”，“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他认为“平均地权”在中国则易于实行，这是因为“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无大增加”，易于定地价。

孙中山排除了夺取地主土地以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他说：“闻得有人说民生主义，是要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这是未知其中道理，随口说去，那不必管他。”

他对自己的办法是非常自信的，认为定地价之后，“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当永绝”，“肇建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确是欧美所不能及的”。《军政府宣言》声明：“敢有垄断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正表现了孙中山实现民生主义的信心。

以上就是孙中山所阐述的同盟会时代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

在阐述三民主义基本内容的同时，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的讲演中还首次提出了“五权宪法”的理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是欧美资产阶级建立政权时普遍遵循的理论。孙中山认为三权分立仍然有重大缺陷，主张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应增加考选（考试）、纠察（弹劾、监察）二权，成为“五权宪法”。

孙中山在对负有盛誉的第一部成文的三权宪法——美国宪法的批评中展开了自己的理论。首先，他指出美国从前没有考试制度，官吏盲从滥选、任用私人，致使政治腐败散漫；后来所行考试制度仅适用于下级官吏，并且权属行政部，仍是不完全的。因此，他建议：“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立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他提出，共和政体的官吏“是国民的公仆，必须十分称职，方可任用”。其次，他指出各国监督的权限为立法机关所兼有，弊病很多，并且裁判人民的机关是独立的，裁判官吏的机关却隶于别的机关，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中华民国宪法，这机关定要独立”，“专管监督弹劾的事”。在提出考试，纠察权的时候，孙中山曾受到中国古代考试、御史制度的启发，但他指出后者是封建专制的从属品，与前者有本质的不同。

早在1903年，孙中山在与友人讨论三民主义的同时，就讨论过五权宪法，但他将之公开提倡，却在1906年。此后，孙中山一直将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并称。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是相互补充的。民权主义讲的是主权论，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政权”，讨论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对于政府的权力；五权宪法讲的是职能论，从孙中山的话说，就是“治权”，讨论政府权能的划分。西方政治学家们对“政权”、“治权”的关系争论不休，孙中山主张将“政权”和“治权”分开。

孙中山还探讨了同盟会纲领实施的程序。《军政府宣言》在“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的原则下，规定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递进的时期。

“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反清起义爆发后，“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每县以三年为期限，“皆解军法，布约法”。

“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吏，皆由人民选举。凡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相互遵守。

“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在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宪法以行之”。

上述程序各时期的名称和内容，孙中山后来作过变动和修正。他始终认为，三民主义的实施必须按程序有步骤地进行。

三　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

三民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

孙中山以非凡的气概将三民主义宣诸于世时，是以中华民族和中国全民利益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他强调这一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三大主义皆基于民”⁽⁵⁵⁾。他主观地但却真诚地将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广大民众方面，以“谋四万万人之福祉”⁽⁵⁶⁾为目的。他指出：

我们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众人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

他认为，中国只有真正成为所谓“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并且得到“完美无缺的治理”，才能达到“我中国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

从这一基本点出发，他提出了“国民革命”的概念，以与古代的“英雄革命”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他指出：

前代革命，如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变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⁵⁷⁾

孙中山将三民主义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一以贯之。他以为，民族主义、民族革命、民族的国家，民权主义、政治革命、国民的国家，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社会的国家，正顺次地体现着自由、平等和博爱。他真诚地愿为实现这些在西方已被化为空言的口号而奋斗。孙中山特别强调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提出“社会革命”的课题，以弥补欧美革命之不足。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欧美，犹不能免于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⁵⁸⁾

他不仅强调革命在社会利益上和民众一致，而且强调革命党在其行动上和民众一致。他说：“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机关而已。自今日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⁵⁹⁾孙中山从民众的觉醒中看到胜利的希望。他说：“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沈梦不起，万事堕坏，卒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且人群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事功倍，良非夸谩。”⁽⁶⁰⁾因此，他强调了领导者“策其群而进之”的责任。他说：“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洽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世职。”⁽⁶¹⁾在这些言论中反映了孙中山主张由先知先觉唤起民众的愿望。

以上关于三民主义的特征的阐述，反映了孙中山对其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自我意识。

二十世纪初，孙中山成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中国人民杰出的代表。不仅孙中山坚信自己的这种身份，几乎所有拥护这一革命的人们都公认他的这种身份。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使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这种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使得当时中国的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尚未强大的无产阶级把自身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才得以把自身的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从而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但客观的事实是，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还是从其特殊的阶级地位出发去谋求解放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仅仅来自这样一种需要，即资产阶级如果不把其他阶级也从封建关系下解放出来，它自身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即便如此，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也是很模糊的。作为这个阶级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卓越代表，伟大的孙中山的眼界要比本阶级的一般成员广阔高远得多，可是他的纲领仍然不可避免地浸润着本阶级的特殊利益。三民主义显示着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显示着它高尚、勇敢的一面，也显示着它平庸、怯懦的一面。

清末的革命运动几乎是伴随着单一的反满（“排满”、“仇满”、“逐满”、“驱除鞑虏”）呼号兴起的。一切正义的不满和大量进步的要求都被凝聚于反满的口号之中。人们在革命实践当中提出了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列强侵略、实行社会经济改革的要求，这些要求都远远超出了反满的狭隘意义，但终了还是作为反满的充足理由放在这个单一的口号之下。孙中山逐渐把单一的反满口号分解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利于革命内容的丰富和明确，这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的进步。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反满口号的直接延续和发展。同样是反满口号，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并不一致。对于从狭隘意义出发的反满，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其中没有包含进步的因素。事实上，在封建政权主要由满洲皇帝、贵族掌握的环境下，反满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种难以排除的表现形式。孙中山则努力将反满从它原有的狭隘内容中解放出来，而赋予民主主义的内容。他将反满与抵制列强瓜分联系在一起。他还坚决地排除民族复仇主义，而将斗争的目标集中在少数满洲当权者身上，强调反满的中心问题是将政权由满族当权者手中夺过来。他公开表示欢迎满族人参加“革命排满”。

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使民族主义或民族革命的政纲集中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要求。《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列举了清朝政府的十一条罪状，这些就是孙中山认为应由民族革命一扫而尽的“现时恶劣政治”。其中几条指出：“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妨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孙中山用这些事实证明，满族统治同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贫穷及国家的灾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全部政策妨碍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把中国引向贫困、落后并遭受列强欺侮的深渊。孙中山把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和汉族取得政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

列宁指出：“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⁶²⁾“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⁶³⁾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定会出现这样的趋向，即：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且“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⁶⁴⁾。在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虽然和列宁论述的西方情况有所不同，但近代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还是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分不开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给古老的中华民族展示了新的发展前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正是在中国出现的这一进步历史趋向的产物。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许多弱点。他把民族矛盾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于民族的自然差别，因袭着中国古代“种姓”和西方的“种族”的说法。他没有提出民族平等的原则，而在中华诸民族之中，孤立地突出汉民族的历史地位。这就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残留着大汉族主义的色彩。但是，它的最根本的弱点却在于它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并且是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威胁着中华民族生存、阻碍着中国国家独立的主要危险来自帝国主义列强。中国要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必须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孙中山在把民族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部分提出时，恰恰没有把这一最重要的内容概括进去。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集中反对的清朝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同盟者。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宣传家们曾反复说明过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中国人民之所以要推翻清政府，就因为它是列强的走狗，“洋人的朝廷”，不推翻它，不能使祖国避免瓜分之祸。对清王朝的打击，也无疑是对其主子帝国主义的打击。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没有正面地提出明确的反帝主张，这说明它的觉悟程度和斗争水平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孙中山的反帝思想萌发得并不晚，他不仅指出过只有推翻清朝才能免去瓜分之祸，而且直接谴责过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孙中山论证过帝国主义者主张瓜分中国的“分割论”和主张支持清政府的“保全论”的虚妄，批驳了他们的侵略理论“黄祸论”。他还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不屈信念。孙中山指出，帝国主义若要瓜分中国，“实大拂支那人之性，吾知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⁶⁵⁾？他在对义和团笼统仇洋的批判中产生了“文明排外”的思想。但是，孙中山的反帝思想一开始就存在着根本的弱点。他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仅仅看成少数好侵略的武人的错误政策。他用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来解释世界形势。在谈到中国遭受外侮的民族危机时，更多地强调清朝统治造成的国势衰弱，而不是首先揭露列强的侵略。孙中山以为，只要推翻满清，自己振作起来，列强就不会前来侵略而与中国平等相处了。他以为，他学习的是西方，他自己所走的正是西方老师所走过的路，理应得到老师的支持。因此，他不断呼吁欧美政府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或保持善意的中立。虽然客观事实并不符合他的主观愿望，但他仍然对帝国主义抱着难舍的幻想。这些弱点阻碍了孙中山反帝思想的健康发展，使它无法升华为明确的反帝纲领。在提出三民主义的时候，孙中山对反帝问题采取了明显的回避态度。除了在说明国势时，提到“异种（满清）残之”、“外邦逼之”⁽⁶⁶⁾外，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整个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到处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⁶⁷⁾。

孙中山在其开始革命活动时就十分重视政权的转移问题。他认为，君主专制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衰弱的根源。仅仅将政权从满族人手中夺取到汉族人手中，还不能除掉君主专制这个“恶劣政治的根本”。因而提出了民权主义，号召推翻君主专制而代之以民主共和，建立“国民的国家”。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最集中地代表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迫切政治要求。所谓“平等革命”、“国民皆平等”所包含的现实社会内容，就是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孙中山尽量突出民权主义立足于人民的思想。在“国民的国家”中，国民享有选举、罢免、复决、创制四权。这种民权因政权和治权的分立而得到保证。民众将按照军法、约法、宪法三个循序递进的阶梯，摆脱君主专制而步入完全的民主。所有这些设想都反映了孙中山主观上对人民权利的关切，闪耀出民主主义的光彩。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为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长足发展，必须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自身的政治统治。民主共和就是适应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最发达的政权形式。资产阶级专政取代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提出民权主义，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大成就。它使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民主主义要求，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民主主义要求区别开来了。它向人们宣示，它进行的斗争是一场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辛亥革命之所以成为比较完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由“建立民国”的政纲作为主要标志的。

和民族主义一样，民权主义也有其弱点。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分立并没有改变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性质。它否定了君主专制，却无法防止官吏为资本所收买，假“国民公仆”之名而高踞于人民头上。“政权”、“治权”区分的理论，更导致人民空负拥有主权的虚名，而统治集团则很容易利用执掌“治权”之便把民主变为实际上的专制。实行立宪的三个时期的划分，实质上是要人民接受先知先觉们的恩赐。这种“民权”与人民脱离的弱点，反映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局限性，孙中山无法克服这种弱点。

对于民权主义来说，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也无从保证中国资产阶级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的纲领，实际上表达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取代地主阶级专政的阶级内容。但孙中山长期间内讨论得最多的“国体”问题，实际上是“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对于真正的“国体”问题，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却没有明确地讨论过。这样，他就无法自觉地建立起对待革命所反对的社会阶级的政策。孙中山真诚期待的“国民的国家”，不仅迷惑了人民，也迷惑了孙中山和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由于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革命没有触动附庸于国际资产阶级的买办阶级。

对于地主阶级，孙中山也只在反满的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将中国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满洲皇帝、贵族排除在政权参与者的行列之外，比满洲贵族更为强大的汉族地主，则被轻易地放过了。革命并非完全不触动汉族地主阶级，但这种触动乃是在反满名义下进行的，仅以“汉奸”的身份提到汉族地主中的一部分人。也就是说，只把他们作为满洲贵族的仆从而加以反对。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还强调，革命党与这些“汉奸”，“论情谊则为兄弟”，如果这些人能“变仇雠之地位，即复为兄弟”。民族（种族）的界限泯没了一切。

因为忽略了“国体”问题，必然缺乏对待敌对阶级的政策，会使资产阶级在各阶级争夺政权时，处于无防备状态，并缺乏斗争的武器。忽略了“国体”问题的民权主义，使民主共和国变成徒有其表的躯壳。

民生主义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的经济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这种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采取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表达方式。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所提出的一切政治要求，本质上都根源于这种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

孙中山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信念始终是坚定的。在《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的讲演中，他强调指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他这里所说的文明进步，就是资本主义的文明进步。他认为在中国，这种文明进步必然会到来。面对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他并没有改变这种信念。他反对那种因此而产生的“复古”主张，认为“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他主张以改良社会经济组织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不过，他没有采用“废资本家”的各种方案，而是提出了平均地权、核定地价的方案。他认为：“行了此法之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在这里，丝毫没有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畏惧。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的讲演中一再提到的“地价”，其实就是资本化的地租。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现代的地租，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地主凭借土地所有权向租地资本家索取工资雇佣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工资雇佣劳动者、产业资本家、地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三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和现实的生产过程无关。土地所有权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历史前提，但“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即使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看，土地所有权也显见是一个无用而且有害的东西”⁽⁶⁸⁾。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核定地价”的实质内容，就是以征收单一土地税的办法把地租或土地所有权转交给国家，其实质就是实现土地国有化。列宁在评价民生主义的意义时明白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列宁还说：“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⁶⁹⁾。无论“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在中国是否可行，它显而易见是一个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明确的经济纲领和土地纲领。

不过，孙中山的这种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并不表现为直接的呼喊，而是通过为资本主义开列治病良方的曲折形式表达出来的。民生主义的英文对译就是社会主义——Socialism。孙中山随后也明白地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把民生主义的实现叫做“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达成的理想是“社会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在申诉民生主义必行的理由时，孙中山首先揭露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对立，并且把自己的同情全部寄诸贫苦民众。他对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进行了谴责。他指出：欧美“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是人力不能与资本力相抗的缘故”；“农工诸业都在资本家手里，资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贫民怎能同他相争？自然弄到无立足之地了”。关于这些话，除了可以指谪它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解的肤浅混乱外，无法否认它是那些社会主义者的同调。但是，孙中山所倡导的“社会革命”——把土地交给整个社会，却无法消灭他所谴责的不平等现象。他把“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贫民无田可耕”说成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源是错误的。工人阶级之所以受剥削而日趋贫困，是因为它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因此，要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就必须把一切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而不仅仅是土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地主并不直接剥削劳动者，而诸如“平均地权”等土地国有的办法，并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之，却极大地促进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种土地国有主张的阶级实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恨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一个无用的累赘”⁽⁷⁰⁾。孙中山就是这样曲折婉转地表达了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孙中山采取这种表达方式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列宁指出：先进的中国人向欧美汲取谋求解放的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⁷¹⁾。

和民生主义的提出紧密联系的，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这种思想，企图在中国防止像欧美那样因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贫富悬殊，以及避免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他不明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是无法避免的。资产阶级因为占有生产资料就能以“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无产阶级因为没有生产资料，也就无法逃避文明的“恶果”。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乃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种矛盾，只有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办法，剥夺剥削者，消灭私有制，使一切生产资料为社会公有，才能使文明只有善果，没有恶果。但这些都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做得到的事情。孙中山为了避免将来会发生的革命，想利用中国资本主义不够发展来预防这种革命，自然只能是空想。因为当时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不是要防止资本主义，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这种空想不但有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好在孙中山虽然说了些空想的话，他的实际主张，却是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孙中山是一个主观的社会主义者，实际的民主主义者，他思想的主流是进步的，革命的。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经济纲领，民生主义表达了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孙中山为了要防止欧美那样的社会问题，他十分强调“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但当时欧美和中国的土地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在欧美，土地的封建所有权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附庸，而在中国，它却在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生活中占着统治地位。中国的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直接占有无地、少地农民的剩余劳动，使广大农民实际上处于依附地位。因此，资产阶级要为自己的发展清除障碍，首务之急就是要废除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平均地权”的办法却无力消灭它。当孙中山在日本与章太炎等讨论土地问题时，曾经把中国的土地问题作为主要对象，并且讨论了与取消封建地主所有制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有关的内容，但是在提出“平均地权”之时，这些富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却被抛弃或搁置了。由于没有正确的土地纲领，保留了封建地主所有制，也就无法最终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同时，也就无法动员广大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投身革命。这一缺点，同样影响了革命的结局。

综上观之，孙中山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关于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体现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领导的斗争是一场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在同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治家和思想家中，没有谁能够像孙中山那样将这些社会要求比较完整地、明确地概括出来，使之成为指导整个斗争的纲领。因此孙中山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但是三民主义根本性的缺点，就是没有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没有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特别是没有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土地纲领。

三民主义作为同盟会的行动纲领和指导思想，对推动资产阶级反清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同盟会是一个由许多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派别组成的革命政党，这些政治属性不尽相同的人们，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并不一致。在以后的篇幅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向：各派在以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这一点上，比较一致，“一言反满，举国同声”。但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就有重大分歧；在民权主义方面，分歧也不少；而在民生主义方面，分歧就更为突出了。这一切，埋下了后来同盟会在政治上、组织上走向分裂的种子。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就不可能把各个革命阶级、阶层、集团、派别真正地团结起来，将革命引向彻底的胜利。

第四节　同盟会的分支机构

一　国内各地分会

要在中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土地上进行革命活动，同盟会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自己建成庞大的有系统的组织。同盟会本部成立后，首先在加盟的留学生中按省区组织分会，管理本省留学生的入会主盟事务，并负责派遣人员，归国活动。同盟会总章规定：本部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分会，国内应设南部、东部、中部、西部、北部五个支部。

南部支部：设于香港，下辖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分会。

东部支部：设于上海，下辖浙江、江苏、安徽等分会。

中部支部：设于汉口，下辖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分会。

西部支部：设于重庆，下辖贵州、新疆、西藏、四川、甘肃等分会。

北部支部：设于烟台，下辖蒙古、直隶、东三省、陕西、山西、山东等分会。

1906年，同盟会本部曾任命黄树中为西部支部长、胡瑛为中部支部长、于右任为东部支部长⁽⁷²⁾，但都没有能成立起来。除1909年建于香港的南方支部外，其他称为支部的大多是分会性的组织。

至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前，国内约建立分会组织二十余个。

南部地区：

1．香港分会与南方支部。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暂时停止了军事活动，香港兴中会和《中国日报》均由陈少白一人主持。不久，陈少白、郑贯一间发生矛盾，郑离开《中国日报》，另办《世界公益报》。二人间的意见影响了会务的发展，多年不曾接纳一个会员。

香港是革命派对内活动的策源地。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决定首先整顿这里的会务。9月8日，派冯自由、李自重二人到香港、广州、澳门一带组织同盟会分会。冯抵港后，与陈少白商议，改组兴中会为同盟会，一律重新填写誓书。加盟者有陈少白、李纪堂、容星桥、邓荫南、郑贯一、黄世仲、邓警亚、卢信、温少雄等多人，举陈少白为会长，郑贯一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黄世仲为交际。会所设于《中国日报》社。1906年9月，《中国日报》改组，陈少白辞去分会会长职务，由冯自由继任。为了加强对香港分会的工作，1907年，孙中山又先后派胡汉民、汪精卫二人驻港。

改组后的香港分会大力开展对华南各地的工作。1907、1908两年，曾派出代理主盟员和军事联络员多名，分赴各地发展会员，筹划起义。至1908年底，约发展会员千余人。

1907年—1908年多次起义的失败使同盟会元气大伤，孙中山被迫再次停止军事活动。1909年3月，香港分会开辟新会所，改取“开放主义”，大量接纳会员；同时在广州、河南设立分机关，由高剑父、潘达微、徐宗汉等主持。这一年，发展会员二千余人。其中，以倪映典所联系的新军士兵占大多数。同年秋冬间，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划分职权，南方支部主管华南各省会务和起义，香港分会专门管理香港一地会务。1910年春，冯自由去加拿大温哥华编辑《大汉日报》，谢英伯继任分会长。1911年夏，谢英伯赴檀香山，以陈逸川代。

南方支部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为书记，林直勉为司库，下设筹款、军事、民军、宣传各组。它领导了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

2．广西支部。

1904年，郭人漳在江西巡防营统领任内，为准备改练新军，办过一个随营学堂，由蔡锷任监督，学生中的陈方度、黄牧等都是革命分子。1905年春，郭人漳调任广西巡防营统领，负责编练新军，仍然邀蔡锷办随营学堂，并聘请谭人凤为文案。学堂内气氛热烈，“自郭人漳以下无不高谈革命”⁽⁷³⁾。同年12月，黄兴由日本经香港到达桂林，在随营学堂内组织同盟会分会，加盟者有郭人漳、林虎、邹永成、葛谦、曾传范、谭道源等八十余人。黄兴原拟策动郭人漳相机起义，因郭与蔡锷不睦，调解无效，不得已于次年春离桂。同年，郭人漳及其所练一营新兵调驻广东钦州、廉州地区，桂林分会会务因之停顿。

在桂林分会之后成立的是南宁支部。

1907年，法帝国主义向清政府要求由南宁到北海的铁路建筑权，激起广西人民反对。南宁商人雷在汉（鲲池）、周仲岐、周君实、潘赋西等组织邕北铁路局，主张自行招股筑路。在这一斗争中，雷在汉等逐渐认识到保护民族权益必须和反清斗争结合起来。1909年，雷在汉加入同盟会，任南宁支部长，周仲岐等也同时加盟。同年，南方支部派施正甫回广西发展会务，雷、施等共同开设“同盛号经纪行”，作为秘密机关⁽⁷⁴⁾。

1910年，耿毅等成立广西支部。

张鸣岐任广西巡抚期间，为了办新军，于1908年至1909年，罗致了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生李书城、孔庚、尹昌衡和内地革命党人耿毅、吕公望等。1910年8月，同盟会员二十余人集会，推耿毅为支部长，何遂为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下设学兵营、陆军干部学堂、陆军小学、谘议局等分部，各举分部长⁽⁷⁵⁾。

广西支部出版《南报》半月刊，赵正平任主笔。后因巡警道王秉必干涉，改名《南风报》。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后，刘崛回广西活动，又在梧州建立同盟会广西分会，但不久，刘崛即转往浔州⁽⁷⁶⁾。

3．福建分会。

1906年春，孙中山任命汉族独立会代会长郑祖荫（兰荪）为同盟会福建分会长，派人由东京专程送给委任状及各种文件。同年夏，汉族独立会取消，全体会员依同盟会誓词宣誓加盟。

4．云南分会。

云南留日学生中最早加入同盟会的是吕志伊、杨振鸿等人。1906年，杨振鸿奉派回国建立分会机构，任主盟人。7月，在昆明创设体操专修科，遴选志士，教授军事，同时发展李伯东、杨大铸、刘九畴等为同盟会员。11月，杨振鸿被清政府任命为腾越防营管带，即与张文光及干崖土司刀安仁等计划，拟于次年6月在该地起义。因为人告密，出走缅甸，转返日本。

同年冬，李伯东邀集同志二十人组成兴汉会。次年，为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侵略云南，李伯东又联络自越南归国的同盟会员徐濂等组织“死绝会”，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实行革命”⁽⁷⁷⁾。1910年，马骧等在大理组织同盟会分会。

东部地区：

1．上海分会。

同盟会成立时，吴春阳即推荐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会长。1905年9月，黄兴亲自赴沪主盟，接纳蔡元培加入同盟会。蔡用个别介绍的办法使不少光复会员成为同盟会员，但仍然保持了光复会的独立系统，并继续发展光复会员。1906年春，因蔡元培准备赴德留学，同盟会总部指示将上海分会与江苏分会合并，以高旭为会长。

蔡元培任上海分会会长时，曾积极支持中国公学的创办。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有所限制。12月初，中国留学生发动罢课斗争，成立联合会，以胡瑛为会长、宋教仁为外交长、孙武为纠察长，号召全体留学生归国自办学堂，先后返国者约达二千人左右⁽⁷⁸⁾。1906年1月，十三省留学生代表在沪公议，决定自办学校，定名为中国公学。校址设于吴淞。不久，因经费困难，公学干事、同盟会员姚洪业蹈海殉校，引起各界同情，纷纷捐助，学校规模扩大。因学校为学生自办，实行民主自治的管理制度，校中弥漫革命空气。学生自办《竞业旬报》，宣传革命。同盟会在校中设立了机关，由梁乔山、谭心休、马君武等主持。1907年，马君武因躲避端方逮捕，去欧洲留学，但同盟会仍坚持利用该校进行活动。

2．江苏分会。

高旭在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中归国。1906年2月，与朱少屏等在上海老西门宁康里创办健行公学。随后，又由夏允麐在宁康里租屋设立分会机关，号“夏寓”。

健行公学继承爱国学社的传统，以《黄帝魂》、《法国革命史》、《荡虏丛书》等为教材，引导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06年夏，高旭、柳亚子等编辑《复报》，“发挥民族主义，传播革命思潮”⁽⁷⁹⁾。同年秋，“夏寓”迁至法租界鼎吉里。1907年初，曾在“夏寓”住过的革命党人杨卓林等被捕。杨英勇不屈，其同伴供出“夏寓”是机关部，朱、高是办事人。这样，分会机关部处境岌岌可危。秋瑾、徐锡麟事起，端方照会租界当局：“革命党人多匿迹租界，嗣后有剿捕事宜，不得干涉。”⁽⁸⁰⁾高旭不得已，解散公学，取消鼎吉里机关。

3．江淮别部。

1905年冬，吴春阳归国，所至发展会员，仅在芜湖的安徽公学，就发展常恒芳等八十多人。因担心事泄后牵连总会，定名为“江淮别部”⁽⁸¹⁾。1906年，吴春阳到江宁，联合新军第九镇军官柏文蔚、倪映典、赵声、林述庆及陆师、将备、师范各校革命分子，密会于鸡鸣寺，加盟者数十人。同年冬，安徽创办新军，春阳投身三十一混成协，与熊成基、范传甲等结交，逐渐展开活动，相继加盟者百数十人。不久，被巡抚恩铭发觉，春阳偕范传甲返回故乡合肥，组织合肥学会，创办城西小学、模范小学及速成师范班，以教育为掩护，宣传革命，发展会员，一时颇有进展。后因清提学告发及当地巨绅的排挤，吴春阳离乡赴沪。

4．信义会。

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张汇滔、程恩普、管曙东等被同盟会本部派遣回国。到安徽后，张汇滔等在寿州、颍州各处进行。为避免清吏注意，所建立的组织定名为信义会。但入会誓词与同盟会完全相同，实际上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⁸²⁾。

寿州北郊四顶山有古庙，每年夏历三月十五日香客云集。1907年3月，张汇滔与吴樾之弟吴楚密谋，拟乘机起义。后因风声泄露，临期停止。

5．浙江分会。

1905年8月，秋瑾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浙省主盟人。同年冬归国，仍然沿用光复会的名义发展会员。关于此，后来陶成章解释说：“该时浙江内地，势力异常扩张，（光复会）章程发布已久，更改为难，故内地暂从旧名。然重要事务员均任同盟会职事，故又名浙江同盟会分会。”⁽⁸³⁾1907年初，萍、浏、醴起义失败，秋瑾、徐锡麟相约至杭，发展浙军将校俞炜、周凤歧、夏超、朱瑞、周亚卫等加入光复会。同时，孙中山亦派黄郛、赵正平、吴思豫到浙，在新军中活动，先后发展顾乃斌、冯炽中、葛敬恩等加入同盟会。不久，双方联络一气，在西湖周庄集会，推夏超为会长，顾乃斌为副⁽⁸⁴⁾。

中部地区：

1．湖南分会。

通过抵制美货等运动，禹之谟成了长沙商、学界中负有重望的人物。1906年4月，由易本羲主盟，禹之谟加入同盟会⁽⁸⁵⁾。大约即在此时，他受黄兴密函委托，建立同盟会湖南分会，自任会长。会址设于湘乡会馆内惟一学堂。

同年5月，陈天华、姚洪业灵柩到湘。23日，禹之谟组织长沙学生万余人到岳麓山参加葬礼，引起清吏及顽固派侧目。其后，长沙学务处总监督俞诰庆挟嫌向当局告密，称禹之谟为“革命党魁首”，“专派送《民报》邪说，勾结军学两界谋起事”⁽⁸⁶⁾。7月，湘乡学界抗议食盐加税和盐商浮收，禹之谟积极参预并领导了这一斗争。8月10日，湖南巡抚庞鸿书以“率众塞署”的罪名下令逮捕禹之谟。9月，移禁靖州。为了从禹之谟身上找到革命党人的活动线索，清吏用遍了各种酷刑。但禹之谟坚毅不屈。他自度必死，写下遗书说：“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⁸⁷⁾1907年1月5日，被清政府绞决。

萍、浏、醴起义爆发时，同盟会总部派宁调元归国，除领导起义外，还要他组织同盟会湖南支部。1907年1月，宁调元在岳州被捕，囚禁长沙。狱中，他总结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经验，认为支部的成立刻不容缓，便委托刘谦、李隆建等代为联系。同年4月，刘谦、黎尚雯、李剑农等集会于长沙妙高峰，成立同盟会湖南支部⁽⁸⁸⁾。1910年冬，曾杰、文斐等陆续加入，规模扩大；重开成立会，推文斐、龙毓峻为正副会长⁽⁸⁹⁾。

2．湖北分会。

同盟会成立后，各省分会长相继回国组织机构，时功玖、张昉、陈镇藩等迟疑不行，余诚愤然说：“革命宜在内地策动，聚他人国都，快口耳之谈，庸有济乎？”⁽⁹⁰⁾慷慨自请归国，于是同盟会总部便改派余诚回鄂。1906年春，余诚到达武汉，刘静庵率日知会会员多人加盟。二人通力合作，两会逐渐融合，“表面仍称日知会，内容实为同盟会”⁽⁹¹⁾。6月6日，孙中山派乔义生偕法国军官欧极乐（C．Ozil）到鄂，日知会开会欢迎。欧极乐等在大操场上面对千余听众发表了激烈演说⁽⁹²⁾。这种场面自然没有任何保密可能，清朝政府的侦探混迹其间，日知会的秘密由此暴露，萍、浏、醴起义爆发之后即被破坏。

3．江西支部。

1906年，孙中山派黄格鸥、魏会英回江西建立同盟会组织。黄到南昌后，成立江西支部，任支部长⁽⁹³⁾，易知社的成员大部分加入了同盟会，其中，蔡突灵全家刺血加盟。他和弟弟锐霆奔走于瑞州、袁州、临江、吉安各地。所至建立分部⁽⁹⁴⁾。同年，江西成立新军，不少会员投入军队。

魏会英是赣州人，他在赣州成立了同盟会组织。

4．河南总分会。

河南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约三十余人。1907年出版《河南》杂志。同年派李炯斋、罗殿卿、刘醒吾三人回国。李等在开封设立大河书社，出售革命书报，招待往来同志，后被清吏查封，李炯斋被通缉。次年，杜潜等归国，召集学界同志杨源懋等二十余人集会于开封中州公学，议决以该校为河南同盟会总分会会所。先后加盟者二百余人，中州公学学生几乎全部成为会员。不久，新蔡等县陆续成立分会⁽⁹⁵⁾。

西部地区：

1．四川分会。

当各省分会会长纷纷归国时，黄树中正入迷地在横滨学习制造炸弹。他要陈道循、林启一等先行回川，发展会员⁽⁹⁶⁾。临行前，陈道循邀同盟会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到四川工作，得到同意。邓留日前是四川高等学堂学生。他到川后，以教书为掩护，暗中组织同盟会四川分会，任会长。后因被川督锡良察觉，离职他去。1906年冬。同盟会派黄树中为成都分会长，又派荣县人谢奉琦回川从事宣传工作。1907年春，黄树中到达成都，在华阳中学任职，秘密组织同盟会，发展学界会员数百人。军队中，则通过十三混成协督队官龙绍伯活动。短时间，武备学堂毕业生、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和下级军官，大半参加了同盟会⁽⁹⁷⁾。

除成都外，重庆也设有分会。

在四川留日学生中，重庆人陈崇功、童宪章都是率先加盟者。陈回国后，立即发展公强会会员杨庶堪、朱之洪、朱蕴章等加盟。1906年初，组成重庆分会，决定先从学校方面着手，以教育界人士及学生为对象，向楚等纷纷加盟⁽⁹⁸⁾。1907年秋，杨庶堪、向楚、朱之洪等先后奔赴叙永，以叙永中学为据点，展开革命宣传。1908年，清吏在重庆菜园坝举行工商赛会，部分同盟会员建议乘机起义。经反复讨论，否定了这一意见，仍以积蓄力量为方针。1909至1910年间，杨庶堪、张培爵等又聚集重庆，通过各种关系，掌握了重庆府中学、巴县中学等教育机关，同时也联络工商界人士和袍哥中的知识分子。

2．贵州自治学社。

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立宪团体。1907年10月，贵州法政学堂学生张百麟企图建立一个合法组织，以便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首先公开发表《意见书》，申述合群救亡宗旨，征集同志，然后向清政府呈请立案。同年12月，在贵阳镜秋轩照像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三十余人，推法政学堂教员张鸿藻为社长。因为“地方自治”是一个为清朝统治者所许可的口号，便定名为“自治学社”。社章声称：“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次第研究之。同人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务期人人有道德知识，养成善良品行，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⁹⁹⁾1908年，经社员彭述文和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平刚函商，得到同盟会本部同意，承认自治学社为同盟会贵州分会⁽¹⁰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平刚字少璜，贵筑人，1878年生。他是贵州倡导革命最早的人。1905年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并被举为贵州分会长。

自治学社发刊《自治学社杂志》，每月一册，并经常举行演讲。为了夺取议席，控制谘议局，自治学社先后派出干部多人到各县活动，建立分社四十七个，发展社员约一万四千余人⁽¹⁰¹⁾。

学社初期由张鸿藻、张百麟、周培艺三人共同领导。1909年，张鸿藻辞职，推留日归国的钟昌祚继任。同年6月，创办公立法政专门学堂。7月，发刊《西南日报》，以为言论机关。从此社务得到迅速的发展。

北部地区：

1．山东分会。

反对“取缔规则”运动中，山东分会首任会长徐镜心偕谢鸿焘等归国，在烟台设立同盟会机关部⁽¹⁰²⁾。谢鸿焘出资创办东牟公学，王学锦等创设师范专修班，以“唤醒民众，倡导革命”为务。其后，徐镜心秘密奔走各地，广事联络，发展会员数十人。1906年，去奉天活动。

继徐镜心之后任山东分会长的是丁惟汾。但他没有回国，委托山左公学创办人刘冠三在济南主持一切。1907年9月，刘冠三发展会员十余人。同年冬，山左公学被清吏破坏，公学中的同盟会员转入青岛震旦公学⁽¹⁰³⁾。青岛当时为德国租界地，震旦公学名为学校，实为革命机关，创办人为同盟会员陈幹，在校者商震、刘冠三等三十余人。1908年，教员景定成等运动青岛船坞工人，成功地发动过一次罢工⁽¹⁰⁴⁾。1909年，清廷出卖山东矿权，陈幹联络全省学界，组织保矿会，遭到德国殖民当局嫉视。不久，震旦公学被封。

至1911年，丁维汾才到济南重设同盟会山东分会。

2．辽东支部。

到达东北最早的同盟会员是徐镜心、张继和日人末永节。1906年，他们结伴漫游东北各地。结纳“马贼”头目杨二虎等。“马贼”是一种绿林武装，不懂得什么叫“革命”，张继告以“打天下”，才明白所以。他们先后共发展同盟会员三百余人⁽¹⁰⁵⁾。1907年春，宋教仁、白逾桓等抵达东北，组织辽东支部。

此后，黑龙江分会也在哈尔滨建立，会长为匡一。

3．河北支部。

1906年，弘文学院毕业生陈兆雯归国，任保定北关崇实中学教员，先后发展郝濯等为同盟会员。1907年冬，创办保定育德中学，该校即成为同盟会在保定秘密集会的场所。1909年陈兆雯病故，由郝濯继任主盟人⁽¹⁰⁶⁾。

河北支部在保定学生中建立了外围组织实行会，1910年改名共和会，参加者有高等农业学堂学生胡新三（鄂公）等。

4．陕西分会。

在同盟会中，景定成极力主张在北方地区起事。1908年春，他和井勿幕等在山西太原集议，认为陕西民性强悍，地势雄峻，可以作为西北各省革命的根据地。会后，井勿幕介绍景定成到西安高等学堂任教，和同盟会本部派回陕西的邹子良联络，共同发展会务。为了培养干部，井勿幕又创办了健本学堂。1908年冬，井勿幕等在西安开元寺内集会，成立陕西分会，推李仲特为会长⁽¹⁰⁷⁾。

5．大同支部。

同盟会成立后，即在日本东京成立山西分会，王荫藩、荣福桐等先后任会长，发展会员百余人。其后，赵戴文、荣炳、荣福桐、阎锡山、王用宾、谷思慎、续桐溪陆续归国，但没有在省内建立分会组织。1906年，续桐溪派人在绥包一带活动，发展李德懋、刘干臣等为会员。李是大同人，决定在该地建立革命机关。1910年，成立大同支部。

上述同盟会组织除香港分会及南方支部外，都处于清政府的严酷统治下，因此，经常遭到破坏，存在不易。它们大多数克服了困难，潜滋暗长，动员和组织了革命力量。武昌起义的炮声一响，各地立刻动作，其中不少组织起了重大作用。不过，由于它们都还很弱小，并未扎根于深厚的群众土壤之中，因此，革命爆发后就无力左右局面，应付各种事变。此外，许多分支机构长期各自为战，许多活动还是个人自发搞起来的，步调很难一致。

二　国外各地分会

华侨是革命的重要支持力量。同盟会总章规定，国外应设南洋、欧洲、美洲、檀岛四个支部。

南洋支部：设于新加坡，下辖英、荷属地以及缅甸、安南、暹罗各分会。

欧洲支部：设于布鲁塞尔，下辖欧洲各国分会。

美洲支部：设于旧金山，下辖南北美洲各分会。

檀岛支部：设于檀香山，下辖檀香山群岛各分会。

孙中山一直非常重视同盟会在国外的发展，许多组织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下建立的。

南洋地区：

1．西贡、堤岸分会。

孙中山和西贡侨商很早就有联系。1900年，孙中山初次到达西贡，即与法国银行买办曾锡周、马培生及侨商李竹痴等结识。1905年10月，孙中山偕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自日本再到西贡，曾锡周等热烈欢迎。停一二日，孙中山即赶赴堤岸，出席华侨欢迎会，受到闽粤籍商人李晓初、李卓峰、刘易初、颜太恨等人的殷勤招待，随即成立同盟会。刘易初任会长，李卓峰为副。在同盟会发动的历次军事起义中，曾锡周、马培生、李卓峰等均曾捐助巨款。黄景南是个卖豆芽的小商人，他将半生辛勤积蓄数千元全部献作起义经费，又每日将营业所得收益投入扑满中，贮作革命之需。另有挑水工人关唐，每担水钱不过一文，但他也将长期积蓄的三千余元全部捐献⁽¹⁰⁸⁾。

2．新加坡分会。

南洋群岛曾经是保皇党的一统天下，新加坡更是它的重要据点。1900年初，康有为到新加坡，依靠当地华侨富商丘炜萲，组织保皇会，并通过《天南新报》做宣传，影响了不少华侨。同年10月，惠州起义失败，黄福、黄耀廷、邓子瑜等逃亡新加坡，该地开始有了革命党人的足迹。1901年以后，尢列的中和堂在下层农工两界中做过一些工作，但基本上不脱旧式会党的规模。直到1903年，革命浪潮才逐渐冲击到了这里。华侨木厂主陈楚楠和布店老板张永福读了《革命军》和《苏报》，受到教育。二人为被捕的章炳麟、邹容担忧，曾联合打电报给英国驻沪领事，请他援引保护国事犯的条例，勿将章、邹引渡给清政府。此后，二人就到处宣传革命，并通过尢列聘请《中国日报》记者陈诗仲为编辑，出资创办《图南日报》。1904年春，报纸出版，在新加坡地区喊出了革命排满的第一声。乙巳（1905）春节，报社印发一种有反满词句和革命图案的月份牌，孙中山见到后非常高兴，写信向尢列查询，表示希望合作⁽¹⁰⁹⁾。

1905年6月，孙中山从欧洲赴日本，途经新加坡，尢列引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登舟相见。孙中山告知他们：德、法、比诸国留学生已成立革命团体，此行到日本后，将组织革命党总部，南洋各埠可设分会⁽¹¹⁰⁾。

1906年2月，孙中山自西贡重到新加坡。由于殖民当局于1900年规定的五年不准入境的限期已过，陈楚楠等遂欢迎孙中山登陆。4月，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¹¹¹⁾。首次加盟者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许子麟、刘金声、黄耀廷、尢列、邓子瑜、张华丹、吴悟叟、林干廷、张秉庚等十二人。举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许子麟为会计，林义顺为交际，以晚晴园为会所。孙中山满怀激情地鼓励加盟者英勇奋斗，“设使牺牲到剩二个人存在，亦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¹¹²⁾。其后，陆续加盟者达四百余人，并曾派员分赴英荷两属及缅甸各地设立分会。

同年6月，孙中山离日本再到新加坡，命胡汉民起草会章，扩充组织，改选张永福为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1907年8月，创办《中兴日报》。

新加坡分会是同盟会在南洋的活动基地，也是和改良派斗争的前哨之一。

3．槟榔屿分会与马来亚各地的同盟会组织。

槟榔屿又名庇能，是马来亚的著名商埠和采锡工业中心。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后，孙中山即偕陈楚楠、林义顺、李竹痴等到达该地，在华侨中发展组织。先后加盟者有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陈民情等。在有材料可考的三十五人中，计店主二十八人、店员二人、医生三人、学生一人⁽¹¹³⁾。会长吴世荣是店主。副会长黄金庆是矿商。

槟榔屿分会设有槟城书报社。1910年，缅甸分会主办的《光华日报》在当地不能立足，移至槟榔屿，成为革命派在南洋的又一重要宣传阵地。

马来亚半岛建立同盟会分会机构的城市尚有：

吉隆坡，加盟者有王清江、陈占梅、阮英舫、阮卿云、阮德三等，以王清江为会长。

怡保，加盟者有区慎刚、李源水、李孝章、郑螺生等。

芙蓉，加盟者有黄心持等。

瓜卑那，加盟者有邓泽如等。

此外，金宝、林明、太平、式叻、麻坡、砂越、麻六甲、关丹等地也都陆续建立了同盟会通讯处或书报社。其中，书报社达百数十处⁽¹¹⁴⁾。

4．荷属各地分会。

革命派对荷属各埠华侨的工作开始于教育界。1903年，当地某校向日本早稻田大学要求介绍教员，该校推荐了董鸿祎。董是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他又介绍了王嘉榘等一批革命分子。1905年—1906年间，陈楚楠通过冯自由，又介绍了易本羲、张继、李燮和、时功璧、田桐、陈方度等二十余人赴各埠任教。他们在当地宣传革命，为同盟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06年—1907年期间，同盟会本部委派谢良牧、李燮和、李天邻、陈方度、曾连庆、梁墨庵等人在各地建立分会。为了避免荷兰殖民者干涉，多以书报社或学堂的名义作掩护。先后建立同盟会组织的有泗水、巴城、八打咸甲、文岛、槟港、双溪烈、勿里洋、勿里洞吗吃、武陵、流石、日里棉兰、坤甸、三宝垄等地⁽¹¹⁵⁾。

5．河内、海防分会。

孙中山与河内华侨的联系始于1902年。当时，他应安南总督韬美的邀请，参观河内博览会，曾在该地停留数月。首先结识粤籍洋服商人黄隆生。黄平时喜读《中国日报》，逢人必骂满洲政府，孙中山通过他又结识杨寿彭、甄吉庭、吴梓生等一批华侨，随即组织河内兴中会。

1907年3月，为了就近领导粤、桂、滇三省的起义活动，孙中山自日本到达河内，在甘必达街六十一号设立机关部，同时将原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先后加盟者有杨寿彭、黄隆生、吴梓生、张奂池等数百人⁽¹¹⁶⁾。

海防是华侨在安南的另一个集中地区。1905年反美运动中，由某商号账房陈耿夫发起，组织拒约会，支援国内人民斗争。侨商刘岐山、甄璧、林焕廷等纷纷参加，办事处设于台湾街万新楼。1907年，在同址成立同盟会海防分会，刘岐山任会长，甄璧、林焕廷、陈耿夫任干事。

河内、海防地处北越，与广东钦州地区邻近，在1907、1908两年的武装起义中，它们成为同盟会的集结地与补给站。刘岐山招待往来同志，异常周到，被称为“小孟尝”。其他侨商会员或筹措经费，或参加义师，或输送武器，或接济粮食，曾有十余人被法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1911年广州起义中牺牲的烈士中，越南华侨即达十五人⁽¹¹⁷⁾。

6．暹罗分会。

最早在暹罗华侨中宣传革命的是《华暹日报》，该报由华侨萧佛成和逃亡清吏陈景华创办。1908年，新加坡陈载之在暹罗开设德记栈，与萧佛成创立中华会所，邀请孙中山前来主盟。1908年11月，孙中山偕胡汉民到达曼谷，发展萧佛成、陈载之、陈景华等二十余人加入同盟会。孙中山离暹后，盟务交萧佛成主持。

7．缅甸分会。

革命党人对缅甸华侨的工作开展得较晚。1905年6月，秦力山因李竹痴介绍，抵达仰光，以自身体验劝说保皇会会长、侨商庄银安参加革命。庄豁然醒悟，宣布和保皇会脱离关系。随后，秦力山在《仰光新报》上发表长达六万余字的《革命箴言》，风动一时。1906年秋，《仰光新报》为顽固派掌握。8月，庄银安等别创《商务调查会月报》，在“振兴实业”的名义下“发挥民族主义”，但影响不大。同年11月，秦力山在云南干崖病逝，缅甸的革命活动失去指导者，陷于停顿。

1908年4月，四川人王群携带同盟会本部委任证书自日本到缅，瑞隆公司股东徐赞周、陈仲赫、陈钟灵等十余人加盟。不久，于仰光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8月21日，得到当地华侨富商陈玉著等人的资助，出版《光华报》，以孙中山推荐的杨振鸿、居正二人为主笔。报纸出版后，会务大振，会员由三十余人迅速增至四百余人。10月，孙中山派汪精卫、吴应培二人到缅，改订分会章程。同年12月13日，选举庄银安为会长，卢喜福为副。其后，又派居正、陈仲赫二人赴缅甸各地发展会务，在二十五个城市的华侨中建立了分会，至1911年止，共发展会员二千二百四十三人⁽¹¹⁸⁾。

8．南洋支部。

河口起义失败后，胡汉民移居新加坡。当时，南洋各埠纷纷成立同盟会分会或通讯处。为了加强联系，统一领导，孙中山于1908年秋在新加坡设立南洋支部，规定分会总章十六条及通信办法三条，以胡汉民为支部长。1909年5月，孙中山起程赴欧。行前，派胡汉民赴香港就近领导国内运动。南洋支部迁至槟榔屿，交邓泽如、吴世荣主持。

邓、吴主持南洋支部后，工作长期陷于停顿。1910年7月，孙中山自檀香山经日本，重到南洋，支部的工作才逐渐恢复旧观。

9．菲律宾分会。

抵制美货运动中，马尼拉侨商欧阳鸿钧与留日学生杨豪侣组织拒约会，每星期开会一次，借拒约鼓吹革命。1911年春，南方支部派李箕到马尼拉，欧阳鸿钧等六人加盟，以郑汉淇为会长。不久，发刊《公理日报》。

欧洲地区：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留欧学界得到孙中山通告，先后设立同盟会通讯处。计有：

法国巴黎通讯处：魏宸组、胡秉柯、王鸿猷。

比国布鲁塞尔通讯处：史青、贺之才。

德国柏林通讯处：朱和中、宾步程、冯承钧。

比国列日城通讯处：孔伟虎、刘文贞。

英国伦敦通讯处：曹亚伯、吴稚晖、杨笃生。

瑞士洛桑通讯处：李仲南。

其中，布鲁塞尔组织了执行小组，由胡秉柯、史青、贺之才等九人负责执行会务⁽¹¹⁹⁾。由于当时留欧学生中，有部分人反对“平均地权”这一纲领，也有人反对书写誓词，因此贺之才、史青另组公民党，宗旨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三项，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凡入会者，须先入公民党，经过一段训练，才转为同盟会员⁽¹²⁰⁾。

欧洲中国留学生不多，华侨也少，因此，同盟会的组织始终没有得到大的发展。

美洲地区：

1．美洲同盟总会。

同盟会本部曾多次准备派人去美国建立组织，因受移民律限制，领不到入境护照而止。1907年冬，出生于美国的同盟会员李是男自香港返回旧金山，冯自由便将发展会务的责任交给了他。1909年夏秋间，李是男联络温雄飞等组织少年学社，出版《美洲少年》，但社员人数不多，规模很小。直到这年11月，孙中山自伦敦到达美国，才逐渐打开局面。12月25日，孙中山在纽约召集热心革命的侨商集议，成立同盟会纽约分会，加盟者赵公璧等七人。1910年1月21日，孙中山由纽约赴旧金山，途经芝加哥时，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会后，热心革命的华侨环坐请教，随即成立芝加哥分会。加盟者十二人，推萧雨滋、梅乔林为会长。2月10日，抵旧金山，16日，改组少年学社为同盟会旧金山分会。加盟者十五人，推刘成禺、黄魂苏、李是男为会长。宣誓时，孙中山将原来的十六字誓词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等十八字，“中国同盟会会员”则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这是孙中山在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后的一次改革尝试，以后曾通知南洋支部照行。3月，鉴于美国西部葛仑、屋仑、洛杉矶等城市相继建立分会，因此孙中山于旧金山成立美洲同盟总会。8月18日，出版《少年中国晨报》。

1911年1月，孙中山再到美国。6月，在旧金山建议美洲同盟总会与致公堂联合。经多次会商，双方于6月18日发表联合布告。全体同盟会员加入洪门。这一措施扩大了同盟会的社会基础，大大加速了筹饷的进程。

2．加拿大支部。

加拿大是保皇会的策源地。1899年至1909年十年间，改良主义在加拿大华侨中占有绝对优势。维多利亚虽有吴子垣等七八个年轻人组织击楫社，提倡革命排满，但影响不大。1907年，康有为弟子崔通约主编《华英日报》，因事与保皇会发生讼案，转而鼓吹革命，不久亦因经费不足停刊。1909年冬，温哥华致公堂大佬陈文锡等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创办《大汉日报》，邀冯自由任主笔。1910年6月，冯自由抵埠就任，使报纸面目一新。但加拿大洪门势力深厚，为避免疑忌，冯自由没有公开组织同盟会。1911年2月，孙中山自旧金山抵达温哥华，展开募捐活动，“连日在致公堂及戏院演说，听者二三千人，虽大雨淋漓，亦极踊跃”⁽¹²¹⁾。会后，组织洪门筹饷局。3月，孙中山离加赴美，冯自由着手组织同盟会。温哥华加盟者百数十人，维多利亚加盟者数十人。5月，召开成立会，以冯自由为支部长。9月中旬，冯自由赴美，以黄希纯继。

檀香山地区：

1．檀香山分会。

1904年孙中山离檀香山后，中华革命军很少活动。1907年卢信到檀香山创办《自由新报》，会务仍然没有进展。1910年3月28日，孙中山自旧金山抵檀香山。4月4日，在戏院发表演说。引广州新军起义为证，说明全国军人多已趋向革命，如军饷充足，可以随时大举。到会二千余人，情绪热烈。当晚，在《自由新报》楼上召集会议，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按在旧金山改订的誓词宣誓，加盟者二十余人。公推梁海为会长，曾长福为司库，卢信为书记。此后，每晚邀请百余人，“到者皆乐于联盟”⁽¹²²⁾。由于人数众多，不得不简化手续，将亲笔书写盟书的规定改为印表填写。鉴于清政府驻檀香山领事曾移文粤督，查抄兴中会会员家产，因此，在侨商中另设同盟会秘密团。

2．茂宜及希炉两岛分会。

成立于檀香山正埠分会之后，由原兴中会改组而成。

此外，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也建有分会。1908年，华侨吕杰因阅读《中国日报》，致书报社，要求参加同盟会。经冯自由特许，以通讯方式加盟。其后，发展会员十余人。

比起国内组织来，同盟会的国外组织要稳固得多。在以后的历次起义中，它们提供了大量经费，南洋地区并有不少会员归国参加起义，有力地支援了国内斗争。

————————————————————

(1)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277页。

(2)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276页。

(3)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55页。

(4) 《警钟日报》，1904年7月8日。

(5) 《补习所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7月26日。

(6) 《补习所章程》。

(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4页。

(8)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科学补习所之历史》，湖北省博物馆藏。

(9) 《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10) 《爱国女学校甲辰秋季补订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8月1日。

(11) 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三），第16页。

(12) 《论大同平等之说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警钟日报》，1904年11月6日。

(13) 田桐：《革命闲话》，《党史史料丛刊》第4期，1945年11月。

(14) 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三），第28页。

(15)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16) 《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0日。

(17) 《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0日。

(18)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3页。

(19)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6页。

(20) 《有志竟成》，黄编：《总理全集·方略·建国方略》，第64页。

(21) 《警钟日报》，1904年7月2日。

(22) 贺之才：《欧洲同盟会成立始末》，《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1册，第385页。

(23) 《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原载《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日本平凡社出版），魏育邻译。

(24) 《宋教仁日记》，第90页。

(25) 孙中山：《中国应建设共和国》。

(26) 陈天华：《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

(27) 《宫崎寅藏谈孙中山》。

(28) 《有志竟成》，黄编：《总理全集·方略·建国方略之一》，第66页。

(29) 《致陈楚楠函》，1905年9月30日，黄编：《总理全集·函札》，第26页。

(30)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4页。

(31) 《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黄编：《总理全集·函札》，第10页。

(32) 《非学问无以建设》，黄编：《总理全集·演讲·庚》，第1页。

(33) 《中国革命史》，黄编：《总理全集·论著》，第35页。

(34) 《上李鸿章书》，黄编：《总理全集·函札》，第10页。

(35)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26页。

(36) 《戊戌见犬养毅与宫崎寅藏之谈话》，黄编：《总理全集·谈话》，第1页。

(37) 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日文本，第90—91页。

(38) 《驳保皇报》，黄编：《总理全集·论著》，第120—124页。

(39) 《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转引自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151页。

(40) 《驳保皇报》，黄编：《总理全集·论著》，第120—124页。

(41) 《民权初步自序》，黄编：《总理全集·方略·建国方略之三》，第1页。

(42) 《支那保全分割合沦》，《江苏》第6期，1903年11月。

(43) 《有志竟成》，黄编：《总理全集·方略·建国方略之一》，第63页。

(44)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13页。

(45) 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1906年11月。

(4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13页。

(47) 章炳麟：《訄书·定版籍》。

(48) 遯公（秦力山）：《〈上海之黑社会〉自序》，《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册。

(49) 《土地复权同志会意见书》。

(50) 《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

(51)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1号，1948年1月。

(52) 《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黄编：《总理全集·演讲·甲》，第1—8页。本节内下凡引自该文者，皆不再注明。

(53) 《中国革命史》，黄编：《总理全集·论著》，第36页。

(54) 《孙总理》，《逸史》第1卷第3期，1939年6月。

(55) 《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

(56) 《军政府宣言》，黄编：《总理全集·方略》，第1页。

(57) 《军政府宣言》，黄编：《总理全集·方略》，第1页。

(58) 《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

(59) 《军政府宣言》，黄编：《总理全集·方略》，第1页。

(60) 《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

(61) 《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

(62)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600页。

(63)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08页。

(64)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08页。

(65) 《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江苏》第6期。

(66) 《民报发刊词》，《民报》笫1号。

(67)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

(6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31页。

(69)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7页。

(70)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7页。

(71)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

(72) 《同盟会之回顾》，《民立报》，1912年9月29日。

(73)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84页。

(74) 雷沛鸿：《辛亥革命的回忆》；梁烈亚：《同盟会在南宁的活动》；均见《辛亥革命在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75) 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76) 曾树栋：《同盟会在梧州的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

(77) 《报告第二百六号》，《宗方小太郎文书》，昭和五十年版，第184页；参见《死绝会宣言》，《云南杂志选辑》，第355页。

(78) 与“联合会”并峙的还有“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当时，孙中山担心同盟会员大批归国，有可能被清政府一网打尽，打电报给汪精卫，要他出面劝阻。12月24日，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等组织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主张忍辱负重，以求学为前提，不轻言返国。随后，浙江同乡会评议会议决复学。1906年初，程家柽发起组织学界调停会，两派获得协议，“联合会”解散，电告返国学生回日上课。

(79) 《复报社广告》，《民报》第7号。

(80) 《神州日报》，1907年8月2日。

(81) 《吴烈士旸谷革命事略》。

(82) 《淮上军革命实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17页。

(83) 《浙江同盟会分会募款简章》，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

(84) 顾乃斌：《浙江革命记》第三章。

(85) 据《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编第11册，第188页。

(86) 冯自由：《丙午靖州禹之谟之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84页。

(87) 《湖南历史资料》，1960年第1期，第119页。

(88) 刘谦：《宁调元革命纪略》，《南社湘集》第6期。

(89) 《醴陵文斐革命事略》，《革命人物志》第2集，第52页。

(90) 《余诚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39页。

(91) 《余诚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21页。

(92) 张难先：《知之录征料来鸿集》，抄件。

(93) 龚师曾：《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28页。

(94) 蔡突灵：《同盟会江西支部史略》，《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编第12册，第193页。

(95) 冯自由：《河南志士与革命运动》，《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81—284页。

(96) 林启一（冰骨）：《中国同盟会的组织成立及四川分会之发轫》，手稿，四川文史馆藏。

(97) 黄遂生：《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129页。

(98) 向楚等：《蜀军政府成立前后》，《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一），第22—25页。

(99) 胡刚、吴雪俦：《贵州辛亥革命史略》，《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84、90页。

(100) 平刚：《贵州革命先烈事略》，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76页。

(101) 胡刚、吴雪俦：《贵州辛亥革命史略》，《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84、90页。

(102) 《山东党史稿》，《革命人物志》第3集，第426页。

(103) 《钟孝先回忆录》，《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编第12册，第385—386页。

(104) 景定成：《罪案》，《国风日报》刊本。

(105) 张继：《回忆录》，《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2号，第58页；参见《山东党史稿》，《革命人物志》第3集，第426页。

(106) 刘仙洲：《辛亥革命前后保定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74—376页。

(107) 《井勿幕先生公葬纪念册》。

(108) 《越南华侨志》，1958年10月版。

(109) 陈楚楠：《晚晴园与革命史略》，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版。

(110)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09页。

(111) 据《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陈楚楠等的入会时间为1906年4月6日，分会的成立时间当与此相近。

(112)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第10页。

(113) 据《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统计，1920年1月版。

(114)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89页。

(115)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93—94页。

(116)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51页。

(117) 《越南华侨志》，1958年10版。

(118) 冯自由：《缅甸华侨与中国革命》，《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55页。

(119) 史青：《留比学生参加同盟会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2页。

(120) 冯自由：《留欧学界与同盟会》，《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4—135页。

(121) 孙中山：《致大埠致公总堂函》，司徒丙鹤藏。

(122) 孙中山：《在檀香山致纽约同志各函》，《总理全集·函札》第120页。

第六章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

第一节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

同盟会的成立是一件划时期的大事。团结在反满旗帜下的各派革命者终于有了统一的组织，有条件整齐步伐，一致号令，向着清政府冲锋陷阵了。

同盟会成立后，迅速展开了和改良派的大论战。经过论战，改良派丧失了在思想和舆论界的领导地位，必须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近代中国出现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一　《民报》的创办和论战的展开

经过了1903年至1904年的初次辩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受到了一次冲击。但是，在海外华侨和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特别是在舆论界、思想界，改良派及其宣传工具《新民丛报》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销售量达一万四千余份之多。为了进一步廓清保皇毒焰，传播革命思想，迫切需要创办刊物，继续展开论战。

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即提议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机关报，得到一致赞同。不久，因第二期有《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日本政府禁止该刊发卖。为避免干涉，同盟会决定另办《民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正式出版。在《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表示希望通过《民报》，使之“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在《简章》中，规定了“本杂志之主义”六条，为：颠复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土地国有，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要求世界列国赞助中国之革新事业等。

《民报》最初的编辑人为胡汉民，主要撰稿人有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发行人为张继，经理为陈天华。《民报》创刊不久，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进入高潮，部分日本报纸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冷嘲热讽，12月7日，《朝日新闻》甚至以“放纵卑劣”四字相攻击⁽¹⁾。8日，陈天华愤而投大森海湾自杀。死前遗书说：“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²⁾陈天华的性格有激情奔放的一面，也有其脆弱而不耐磨炼的一面，跳海之举正是这两方面性格交织的表现。他的死使《民报》丧失了一个出色的宣传家。

1906年6月，同盟会派龚炼百、时功玖等迎章炳麟出狱东渡。7月7日，经孙毓筠介绍，由孙中山主盟，章炳麟加入同盟会⁽³⁾。15日，东京中国留学生集会欢迎。到会两千人。这天下雨，来晚了的人挤不进会场，就站在雨中。会上，章炳麟发表了长篇演说，认为近日办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而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最重要：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一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孔教、基督教都不可用，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杂质，必须设法改良。华严宗主张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法相宗主张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相，并非实在真有，这在哲学上今日也最相宜。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他又说：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中国人晓得了这三项，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而不可遏抑⁽⁴⁾。章炳麟是在佛教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都有精深研究的思想家，他力图从这两者中找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精神武器。但是，它们毕竟都太陈旧了。佛教的主观唯心主义造就不出勇猛无畏的革命军，而那种对“汉种历史”的笼统推崇也容易流为对封建主义的鼓吹。自第七号起，《民报》由章炳麟主编，上述观点即成为他的编辑思想，也部分地影响了革命派的文化宣传活动。当时，国学讲习会、国学振起社一类组织纷纷建立，讲“国学”成为一种时髦。此后，章炳麟一方面发表一系列源本经史、渊雅古朴的排满文章，在士大夫阶层中发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发表不少阐扬佛学之作，被人讥为不作“民声”，而作“佛声”⁽⁵⁾。

《民报》一创刊就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至第四号。即销行至万份，至第七号，又销行至一万七千份。它被以各种巧妙而隐蔽的形式运向国内，散发各地。不少号一版、再版、三版仍然不能满足要求，第一号发行六版，第二、三号各发行四版，得到一本的人“如获拱璧”⁽⁶⁾。1906年12月2日，《民报》在东京召开周年纪念会，盛况空前，会场内外水泄不通。宋教仁和宫崎寅藏因为晚到，是从窗口爬进去的，宋教仁挤到主席台时，连鞋子都丢了。会议由黄兴主席，章炳麟读祝词，孙中山、章炳麟、日人池亨吉、北一辉、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等先后演说。会议一直在如雷的掌声、欢呼声、万岁声中进行。其间，有人提议捐助《民报》经费，“一时投钱者、书名于册者，不知若干人”⁽⁷⁾。会后散发《民报》临时增刊《天讨》赠书券，共发出五千枚。这次会议反映出《民报》的巨大影响，也反映出东京中国留学生日益革命化的趋向。

1907年3月，胡汉民、汪精卫随孙中山离日，《民报》主要撰稿人改为刘师培、黄侃、汪东、陈去病等。同年12月，章炳麟因和孙中山的矛盾日益加深，以脑病为理由辞职，第十九号由张继编辑。1908年1月，张继因参加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金曜讲演会，被日警追捕，辗转逃往法国，自第二十号改由陶成章编辑。陶对理论不感兴趣，声明“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漠”⁽⁸⁾。至第二十三号，再归章炳麟编辑，以汤增璧为副。

1908年10月，由于同盟会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屡遭失败，汤增璧转而鼓吹暗杀，在《民报》第二十四号上发表《革命之心理》一文，赞扬“虚无党”，“欲以陈师鞠旅，化而为潜屠暗刺，并以组合莅盟，转而为径情孤往”。适值日本政府由反动的桂太郎组阁，加紧镇压日本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又值清政府派唐绍仪为中美联盟赴美，道经日本，章太炎在《民报》发表《清美同盟之利病》予以抨击。于是，唐绍仪便嗾使驻日公使出面交涉，要求封禁《民报》。同月19日，日本政府以发表《革命之心理》，激扬暗杀为理由，下令禁止第二十四号《民报》发行。20日，章炳麟向警署提出诘问。次日，致书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退还命令书。23日、26日，又连续致书平田东助，指责日本政府的错误政策，声称，“本编辑人兼发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封禁驱逐，惟命是听”⁽⁹⁾。在宫崎寅藏等支持下，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延聘律师向日本法庭提出诉讼。11月22日开庭时，东京地方裁判厅门前集中了约两千名激动的中国留学生，“人声骚乱，势甚汹汹”，迫使法庭悬牌延期⁽¹⁰⁾。26日第二次开庭时，章炳麟以雄辩家的气概驳斥了日方所加的罪名。他说：“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又说：“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扇惑人，扇惑中国人，非扇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¹¹⁾驳得日方哑口无言，竟悍然宣布禁止出版。其后，黄兴等决定将《民报》社迁往美国，主张“中美两国之国民联合”⁽¹²⁾，因故未果。

1909年10月，汪精卫由南洋到日本复刊《民报》，伪称在法国巴黎出版，实则仍在日本印刷，仅刊行两期。

1911年7月，南洋华侨在五十一个城市募捐，计划在槟榔屿重刊《民报》，聘宋教仁、戴季陶为编辑，因武昌起义爆发而止⁽¹³⁾。

《民报》与《新民丛报》是论战的主要对手，在南洋，则在《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新报》之间展开。《总汇报》原是革命派在新加坡的报纸，1905年冬发刊，由陈楚楠、张永福主持。1906年春，转入改良派之手，改名《南洋总汇新报》。为了与之对抗，革命派于1907年8月20日创办《中兴日报》，由田桐主持。这一时期，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锣鼓已经敲响，潦倒在海外的改良派感到了希望，国内新出现的立宪派更加兴致冲冲，于是，海内外呼应，共同掀起国会请愿运动。1908年6月，《总汇新报》发表《立宪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手段》一文，以向清政府要求召开国会为最高目的。同月，田桐向《总汇新报》发出进行“文战”的通知，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纷纷赶来参加，改良派则从美洲请来了其地位仅次于康、梁的徐勤，双方展开了又一次激烈的论战。这次论战内容的许多部分和东京相同，不同点是：关于民生主义的争辩沉寂了，而“国会”、“立宪”则成为引人注意的新论题。

在其他地区展开论战，形成对垒的报纸为：

《自由新报》与《新中国报》（檀香山）

《华暹新报》与《启南新报》（曼谷）

《光华报》与《商务报》（仰光）

《大汉日报》与《日新报》（温哥华）

《美洲少年报》与《世界报》（旧金山）

上述地区论战的激烈程度也不亚于东京和南洋。据有关记载，由1907年至1911年的四五年内，檀香山的《自由新报》几乎无日不与《新中国报》展开辩论，往往因报上一字一句之微涉讼法庭；《大汉日报》和《日新报》之间的驳论竟发展至二百余续，形成马拉松式的笔战。

论战主要环绕着三民主义进行。《民报》期间，孙中山曾口授而由汪精卫执笔写成《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文。《中兴日报》期间，孙中山又亲自撰写《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等三篇文章。他领导了对改良派的论战，取得了胜利，是这一斗争的旗帜。

二　论战的基本内容

《民报》于出版第三号后曾发行号外，列述《〈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共十二条，声明自第四号以下，分类辩驳。实际论战内容与《纲领》相近，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一、要不要推翻满清政府——关于所谓“种族革命”的论战。

改良派否认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存在，因而也就否认推翻满清政府的必要。康有为狂热地歌颂清朝统治者的“功德”，称颂康熙的“薄税”不仅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¹⁴⁾。梁启超声称在清朝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¹⁵⁾。他要革命派“多从政治上立论，而少从种族上立论”⁽¹⁶⁾。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问道：“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¹⁷⁾他一再声称，汉人满人都有好有坏，例如对“立宪”，汉人有赞成的，作梗的，满人也有赞成的，作梗的，赞成、作梗，都与种族毫无关系。又说：满洲是中国国土，不是异国；满族二百多年来早已同化于汉人，满清入关是中国统治者的更迭，是爱新觉罗氏取代了朱氏，建州卫人取代了安徽人，不是中国的灭亡。梁启超批评革命派的排满论是褊狭的民族主义，愚不可及！

梁启超主张“多从政治上立论”，他所提出的某些具体论点也并不错，如满洲是中国国土，满清入关只是中国统治者的更迭等，都是正确的，但他的结论却大错特错了。他认为，满洲政府明明是我“四万万人之政府”⁽¹⁸⁾，不应该推翻，只应该监督改良。什么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敌呢？据说：那是“个人主义”——当大局之利害与己身之利害相反时，宁牺牲大局而顾自身的“个人主义”。他说：“夫此次为改革之梗者，固不独铁（良）、荣（庆）二人矣，即汉员之大僚，亦居大多数焉。若彼者，宁得谓其认改革为利满不利汉而因以梗之耶？毋亦认改革为不利于己一身之富贵权力而因以梗之耳。质而言之，则个人主义者，今日中国膏肓之病也。”梁启超号召人们，以“此病为国之大敌，合全力以征讨之”！⁽¹⁹⁾在这里，不仅满洲贵族被梁启超开脱了，汉族官僚也被开脱了，所不能开脱的只是满、汉人人有份的一种思想上的病症。

改良派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欢呼。梁启超吹捧光绪皇帝说：“天相中国，诞牖我德宗景皇帝，滂沛德音，布立宪之政，以垂诸无穷。”在他看来，清朝统治者做到了这一步，就克服了任何种族或阶级的偏私，“若夫公天下之盛心，与夫规模措施之宏远，则未闻有圣圣相继如今日者也”⁽²⁰⁾。徐佛苏保证，只要有了一部宪法，满汉之间的不平等事实，都可以根据法律条文“消化”掉⁽²¹⁾。《总汇新报》也连连许愿，立宪之后，就满汉平等，不会有什么“种族之嫌贰”了⁽²²⁾。

与改良派相反，革命派列举大量事实揭露了清政府所实行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他们说：二百六十年来的政治是不平等的贵族政治，满清政府对汉族的压制可以称得上是无所不至。“虐我则仇”，既然“满洲之对于汉民也，无一而非虐，则汉民之对满洲也，亦无一而非仇”⁽²³⁾。

革命派又揭露了清政府的媚外卖国政策，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洋人”所订大小条约，“无一非损己以益人者”，“大者为领土权、独立权之侵蚀，小则为铁路、矿产、航道等权利之授予，使吾国民触处伤心，穷于无告”。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他们表示，必须坚决推翻“蔑弃我国家权利之异族专制政府”⁽²⁴⁾，“满洲去，则中国强”⁽²⁵⁾。

革命派还揭露了清政府所谓“预备立宪”的骗局，他们指出：满洲贵族的排汉宗旨并未略改，只不过出现了两派：强悍派主张专门练兵以镇压汉人，如铁良；阴柔派主张变更政体以愚弄汉人，如端方。“预备立宪”的一整套做法是以“立宪为表，中央集权为里”，“阳收汉人之虚望，阴殖满人之实权”⁽²⁶⁾，目的在“冀保觉罗氏须臾之残祚”⁽²⁷⁾。

当时，革命派中确有不少人具有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复仇情绪，他们自视为“神明之胄”，谩骂满族为“贱种”⁽²⁸⁾，宣扬满洲在“前明时代于中国为敌国”⁽²⁹⁾，甚至否认满族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念念不忘满洲贵族入关时在扬州等地实行的大屠杀，认为满汉之间“有相屠之史，而无相友之迹”⁽³⁰⁾，仇满是汉人的天职。和上述思想不同，革命派中也有人指出，“种族革命”并不是要杀光满族五百万人，而是“倾覆其政府，不使少数人握我主权，为制于上之谓也”⁽³¹⁾。他们提出“仇一姓不仇一族”的理论，认为在满族中“据隆崇之地位，握高尚之特权”者是少数。汉族的敌人只是满族中的爱新觉罗一姓，广大满族人民在革命胜利后会愉快地“与我汉族同生息于共和政体之下”⁽³²⁾，对其贫穷无告者，还要为之谋求生活的保障。这些言论，正确地区分了满洲贵族和一般成员，体现了民族团结的精神。

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关于所谓“政治革命”的论战。

改良派认为，中国万不能建立共和政体。理由是：国家是平衡正义、调和利害冲突的团体。若在君主国，君主超然于人民利害之外，所以能调和人民的利害冲突。若在共和国，人民之上没有超然于利害关系以外的人，因此，除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富于自治性质，可以采取这一制度外，长期处于专政体下的人民一旦采取这种制度，必然导致“下等社会”猖獗，各持“个人主义”以营其私，形成阶级争夺，大乱不已，最后，人民不得不将政治自由交给一个人，专制制度因而复活。梁启超把这种情况叫做“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³³⁾。

梁启超的这一套理论并非出于自创，而是对德国波伦哈克思想的鹦鹉学舌。波伦哈克是19世纪末年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写过一本《国家论》，狂热地鼓吹君主立宪。1903年，该书由日本早稻大学译出，梁启超如获至宝，认为它壁垒森严、佐证确凿，纵有苏秦、张仪之舌而不能难⁽³⁴⁾，立即以之作为和革命派论战的思想武器。

革命派认为，在进行“种族革命”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这就是彻底改造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府，建立实行民权立宪制度的共和政体。他们认为这种政体没有等差，没有阶级，人人平等，“最美、最宜”⁽³⁵⁾。建立了它，国家就“有磐石之安，无漂摇之虑矣”⁽³⁶⁾！

在阶级社会中，国家不是什么“平衡正义，调和利害冲突”的团体，关于这一点，革命派并未能揭穿波伦哈克——梁启超理论的虚伪，相反，倒是跟着跑的。革命派说，共和国以国民为最高机关，但是，在实行代议制的共和国里，国民并不自行统治权，而是以议会为代表机关实行统治权，议会就是最高机关，因此，可以“调和人民之利益冲突”⁽³⁷⁾。

梁启超说：共和立宪制的根本精神是卢梭的“国民总意”说。只有一切立法，行政都原本于全体国民的总意，才能叫纯粹共和。他认为，在实行代议制度的国家里，代议士的意见与代议士选举者之间的意见常常不同。小国可以实行全民的直接投票，大国则不可能；即使实行直接投票，又会出现威逼、愚弄等舞弊现象。而且，国民意见不可能没有歧异，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叫“总意”，他的结论是“国民总意”说根本不能实现，最多只能实现“国民多数”说。但是，他又表示，多数之所在，不一定是国利民福之所在。例如，让数百个儿童按自由意志投票，是好游戏，还是好学习，结果必然是好游戏的占大多数⁽³⁸⁾。

革命派说：卢梭的“国民总意”说对共和立宪有影响，但共和立宪并非全以“国民总意”说为根本精神。如北美合众国诸州的权利章典，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1791年的宪法等，都是如此。革命派指出，卢梭的理论分纯理和实用两方面。从纯理方面说，国民全部直接行使主权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从实际方面看，则只能实行代议制度，国民通过代议士行使其权利，革命派表示，选举过程中会产生种种舞弊现象，但这是可以采取措施加以防止的，不能因此就废除选举制度⁽³⁹⁾。

资产阶级议会一般具有立法和监督政府的组织与工作等权力，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对立物，可以有效地反映资产阶级各个阶层、派别、集团的利益和愿望。它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它毕竟是在“全民”或“国民”的“民主”旗帜掩盖下的一种资产阶级专政，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说来，还是一种欺骗。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还不认识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真诚地相信议会会成为“国民思想的反映”⁽⁴⁰⁾。

梁启超又说：共和立宪制的统治形式必然采取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但是，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的结果不仅“机关倾轹而缺调和”，“施政牵制而欠圆活”，而且，对于新造之国说来，还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危险，使国家没有最高主权。他说：“凡一国家，必有其最高主权，最高主权者，唯一而不可分者也。今三权既分矣，所谓最高主权者，三机关靡一焉得占之。然则竟无最高主权乎？苟无之，斯不成国矣！”⁽⁴¹⁾

革命派说：如果国家权力总握于唯一机关，专断一切，必然造成为善为恶都无限制的情况，国家秩序、国民自由都没有保证，因此，必须如孟德斯鸠所鼓吹的那样，实行三权分立主义，使国家权力分寓于三机关。它们互相独立于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而不立于他机关的命令之下。这是摧毁专制政体而为立宪制度必不可无的精神。革命派表示：孟氏之说并非完全无缺。国家的机能复杂相连，所谓分立，不是纯然没有关系，各自孤立，而是不相抵触，各自独立。这样做，对于国家的统一，决无所损⁽⁴²⁾。

三权分立说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分工在国家机构上的运用。它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目的在于防止权力集中于一人或一个机关。比起封建专制政体来，它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它也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普遍的“国民自由”的维护者。

根据波伦哈克思想，梁启超宣扬民族自卑观念，大肆诬蔑中国人民。他说：中国人不是顽固的老辈，就是一知半解的新进，“无三人以上之法团，无能支一年之党派”⁽⁴³⁾，要想追步盎格鲁撒克逊人种，难矣哉！结论是：中国国民没有实行议院政治的能力，中国政治不能采用共和立宪制。不仅如此，他甚至表示，当时中国人民连实行君主立宪的程度也没有，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即赋予一个拿破仑式的“开明”圣君以至高无上的权力，然后辅以管子、商君或俾斯麦、加富尔式的贤相，用专断的方式规定国家机关的行动。他说：“专制而为开明，开明而能专制，则其国家机关之行动，极自由，极迅速，而影响于国利民福者极大。”⁽⁴⁴⁾

革命派坚决驳斥了梁启超的民族自卑观念。他们指出：中国民族的聪明才智不比其他民族差，中国人很早就创造了高度的文化。虽然由于历代暴君污吏的压制，中国民族的能力受到限制，但潜在力量仍然存在，短期内即可恢复。革命派以日本为例说明：日本以四十年的经营，一跃而为头等强国，中国土地、人民十倍于日本，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革命派反问道：如果谈能力，难道（满洲）政府的能力优于国民吗？今日的皇帝，以世袭得之，不辨菽麦；今日的大臣，以蝇营狗苟得之，廉耻丧尽。这些至不才、至无耻的人，你们希望他们做拿破伦、加富尔式的圣君贤相；相反，对于全国之人，一概目为顽固老辈、幼稚新进，认为不足以言共和，只宜受专制，“何重视政府，轻视国民，至于如此也”？革命派指出：改良派的主张貌似持重，实际上是在打击中国人民的进取心。他们鲜明地表示：“我国民必能有民权立宪之能力！”⁽⁴⁵⁾

改良派敌视人民，反对给人民以民主权利，认为“家无担石，目不识丁”的“贫民”，不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向革命派问道：你们是准备实行普通选举呢，还是制限选举呢？在改良派看来，如果穷光蛋、大老粗们进了议会或政府，就“不知议会果复成何议会而政府果复成何政府也”⁽⁴⁶⁾？

革命派直爽地回答：当然是实行普通选举。他们说：“各国制限选举之法虽不同，要以财产之制限为主；而普通选举之特色，即在于不以财产资格为选举之要件。”⁽⁴⁷⁾他们反问改良派道：“试问贫无担石储者，何以无为议员之资格乎？议员一用贫民羼入，则秩序立乱乎？犹是横目两足，犹是耳聪目明，独以缺此区区阿堵故，不得有此权利，吾不知其何理也？”⁽⁴⁸⁾革命派当时正处在上升阶段，感到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因此，准备给人民以民主权利。

对人民的不同态度衍化出了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革命派总结道：“《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以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⁴⁹⁾

改良派的最高要求是君主立宪。清政府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立即收了起来，改良派开始酝酿请开国会的运动。他们说：欲谋政体之改革，不可不从根本上着手。“吾人所宜奔走呼号，与吾国民相将致力者，惟在开设国会而已”⁽⁵⁰⁾。他们声称：国会为富强之基础，治安之本原，“国会立，则宪政可成，宪政成则百废具举”，就可以“转弱为强，由贫致富，拨乱反治，举危措安”了⁽⁵¹⁾。

革命派认为，国会和富强没有必然联系：“一国之国民，有实力则强，无实力则弱，非与于国会之有无也。”他们举例说：俄罗斯在未开国会之前就是强国，开了国会之后并没有更强；意大利、西班牙原来也是强国，开了国会之后，却日渐陵夷⁽⁵²⁾。革命派认为：真正的立宪政体必须“以民权为母”，“由国民大革命而得之”。民权进则君权退。宪法发达，宪政成立，都是民权战胜的结果。如果人民“无毫末之实力”，“万事出于钦定”，那末，“专制之毒，又何能改”⁽⁵³⁾？当改良派被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暖风”吹晕糊了的时候，革命派是清醒的。他们懂得，如果没有“民权”作基础，一切宪法、宪政都不过是一纸空文。

革命派比较了国会在民主立宪国和君主立宪国中的不同地位。他们说：“在民主立宪国，则其宪法对于国会宽，故国会之势力能得政治上之活动；在君主立宪国，对于国会刻，故国会之势力难得政治上之活动。”⁽⁵⁴⁾他们豪迈地宣称，要扫除中国四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实行民主立宪，“不惟革其政体，并革其国体（即由君主国体变为民主国体）”，“是诚可谓革数千年之命也”⁽⁵⁵⁾。这里，革命派所讲的国体、政体都还是政权的构成形式，并未接触到统治谁和由谁统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们意识到要“革数千年之命”，这是一种对本阶级历史使命的自觉。

还在《民报》创办初期，革命派就宣布，处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创设新政体，“必思涤除专制惟恐不尽”⁽⁵⁶⁾。要求民主立宪，反对任何一点君主专制的余毒，这正是列宁所称颂的“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封建要求有其软弱和不彻底的方面，但又有其可贵的、值得称道的一面，虽然它以后的实践远远未能做到。

三、要不要实行民生主义——关于所谓“社会革命”的论战。

改良派认为中国不必实行“社会革命”。梁启超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和欧美不同。欧美贫富悬隔，已经陷于不能不革命的穷境，中国则中产之家多，特别豪富之家少，自古以来就没有贵族制度，行平均相续法，赋税极轻，因此，只须实行社会改良主义，“稍加补苴之力，使循轨道以发达进化”⁽⁵⁷⁾。

革命派说：社会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⁵⁸⁾。19世纪以来，欧美君主专制虽除，但贫富两极分化，富者资产骤增，贫者日填沟壑，出现了富豪的“无形专制”⁽⁵⁹⁾。他们认为，中国虽然不像欧美那样贫富悬隔，但贫富之分仍然存在，埋藏着第二次革命的伏线，绝不能使吾民受资本家之惨害，绝不能使大多数人民蜷伏于少数资本家羁制之下，因此，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朱执信说：“贫富已悬隔固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则亦不可不革命！”⁽⁶⁰⁾

改良派又认为中国不可实行社会革命。梁启超以热烈的语言赞颂资本主义的企业家，认为他们“结合自然、资本、劳力之三生产要素”，“冒险以求利润”，是“国民经济之中坚”⁽⁶¹⁾。他忧心忡忡地说：中国如果没有大资本家出现，外国的资本家就要侵入我国市场，使我无以自存。他指责革命派道：你们倡导社会革命，“以排斥资本家为务”，将来有人煽惑劳动者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庸率，否则同盟罢工，这样闹下去，中国的资本家只能“倒毙”、完蛋，怎么得了！因之，他主张，必须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他坚决反对外资输入，声言“吾之经济政策，以奖励、保护资本家并力外竞为主，而其余为辅”，即使在作始数年间，须要“稍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也在所不辞⁽⁶²⁾。

革命派认为改良派的忧心全无必要。他们主张不必奖励资本家，尤其不必希望中国有绝大资本家出现。革命派斥责资本主义的托辣斯为中国未来之大毒物，反对国民经济命脉“为一二私人所垄断”⁽⁶³⁾，要求实行国家民生主义，使邮政、电线、铁道、银行、轮船、烟草、糖酒诸事业均归国家所有，使国家成为大资本家。革命派认为，在中国国家成为大资本家的情况下，外资输入“有利无损”，可补我国资本之不足，并使我国资本增殖。革命派表示，不能置“他部分人之利益”于不顾，必须郑重研究社会产品的“分配问题”，避免欧美贫富阶级悬绝不平，劳动者如在地狱的情况⁽⁶⁴⁾。

改良派还认为，中国不能实行社会革命。梁启超说：要实行社会革命，必须“体段圆满”，否则不能收到功效，而要“体段圆满”，就必须将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国有，一切生产事业都由国家独占，国民皆为劳动者，分配极均。但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产生许多麻烦：“有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滞之问题，有因技能而异报酬或平均报酬孰为适当之问题，有报酬平等将遏绝劳动动机之问题，有分配职业应由强制抑由自择之问题”，等等。他说：这些问题欧美学者都没有完全解决，中国当然更谈不上。如果政府将全国人的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都统统包下来，“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这样的政府能够适于存在吗？可以保证不会滥用职权，不“专制以为民病”吗？⁽⁶⁵⁾梁启超是狡猾的，他把革命派的社会革命论导向了“体段圆满”的极端化的错路，但是，他又是细致的，确实深入地思考了一些问题。

革命派回答道：我们并不要求绝对的圆满，而只要求相对的圆满，即土地国有、大资本国有，对于某些“可竞争的事业”，则听任私人经营，“不为过度之干涉”，因而，不会发生“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绝”、“报酬平等，遏绝劳动动机”等问题⁽⁶⁶⁾。

在当时，革命派把土地问题看作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们尖锐地抨击地主阶级，指出其“为害社会”，“使贫民陷于地棘天荆之苦况”，是“商工界之一大障碍物”⁽⁶⁷⁾。他们认为：要解决社会问题，必先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按“定价收买”的方法，实行“土地国有”，废除土地私有制，废除土地买卖，使国家成为唯一的地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向国家租用土地⁽⁶⁸⁾。这里，革命派坚决摒弃了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特别声明，他们所说的平等是“心理”上的平等，而不是“数理”上的平等。“国内人人皆为租地者”，在这个意义上，大家一律平等。但是，租用的土地面积却允许有差异，“用机者，得租可以用机之地；能耕者，得租可以躬耕之地”⁽⁶⁹⁾。你能租多少，就租给你多少；谁出的租价最高就租给谁。他们说：“数理的者，以十人而分百，则人各得一十，无有多寡参差之不齐也；心理的者，以人各起于平等之地位，而其所付与，则各视其材力聪明者也。”⁽⁷⁰⁾革命派设想，国家向土地租用者征收地租，然后用这笔收入经营各项事业，认为这样做既可以使地主强权“绝迹于支那”⁽⁷¹⁾，保证“劳动者有田可耕”⁽⁷²⁾，又可以保证社会财富聚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中国就不会陷于欧美今日的困境了。

“定价收买”触及到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它使革命派的“土地国有”方针具体化了，较之“划定地价”、“涨价归公”等政策说来，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收买土地需要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呢？如果完全废除土地买卖，“涨价归公”又从何说起呢？因此，朱执信又设想，在划定地价的开始阶段，可以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以原价归卖主，增价归国家，然后国家逐渐用公债券或增价收买土地，在事实上实现国家的土地所有权⁽⁷³⁾。

单纯解决土地问题并不能消除社会问题的根源。对此，梁启超曾经大体正确地指出：“夫欧美现社会所以杌陧不可终日者，曰惟资本家专横故，使徒解决土地问题而不解决资本问题，则其有以愈于今日之现象者几何也？”⁽⁷⁴⁾革命派以为一实行“土地国有”，伊甸式的乐园就会出现在尘世，未免过于天真了。他们并不了解，按他们所设想的“土地国有”那一套做起来，恰好最便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所说的“心理”上的平等不过是资产阶级在自由竞争面前的平等。

在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上，梁启超虽然比革命派老练，但是，他却既不愿意解决“资本”问题，也不愿意解决土地问题。梁启超声言：私有制度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如果将“所有权”这一观念除去，必将消减人类的“勤勉赴功之心”，大不利于国民经济⁽⁷⁵⁾，他猛烈地攻击革命派的“土地国有”政策，指责其为“掠夺”⁽⁷⁶⁾，骂革命派提出这一政策是为了博得一般下等社会的同情，冀赌徒、光棍、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为我用。梁启超说：这样就要煽动赤眉、黄巾，“屠上流社会之族，赭上流社会之室”⁽⁷⁷⁾。在《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中，他曾列举三十九条理由，以证明革命派的主义不能成立。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他又痛心疾首地表示，即使把匕首插在他胸膛上，也要大声疾呼：“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⁷⁸⁾梁启超的言论表明，改良派既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又力图维护封建主义，特别是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

革命派为土地单税法的虚幻美景所陶醉，认为实行之后，国家立刻可以获得巨额财源，足够国家各方面的经费开支。他们不了解，近代城市地价或地租的飞速上涨是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紧密联系的，而广大农村地价或地租的变动则是极其缓慢的。因此，改良派对土地单税法嗤之以鼻。梁启超举英国田租不敷国用为例，说明中国的地租也决不能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他认为，土地单税法决非租税制度之良策。

革命派中有些人是“主观社会主义者”。他们虽然如梁启超所批评的那样，并不懂得“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但却企图在民主革命中解决社会问题，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生活状态的关心和同情，反映出西方和日本正在发展着的社会主义运动对正在上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这一点，在朱执信身上尤为明显。他曾写作《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的基本观点。按计划，他还准备介绍拉萨尔和必卑尔（倍倍尔），但未能实现。他称颂马克思的“资本基于掠夺”的思想：“至于近今，则资本家益恣肆，乘时射利，不耕不织，坐致巨万”，“虽欲不谓之掠夺盗贼，乌可得哉！”⁽⁷⁹⁾他并粗浅地了解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在回答梁启超的质难时曾说：“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学者大率无致绝对非难，论者独未之知耳。”⁽⁸⁰⁾他认为“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竞争”为手段，动力是“细民”，对象是“豪右”⁽⁸¹⁾。

改良派则对社会主义运动持反对态度。梁启超表示：“麦喀、比比尔辈”所倡导的“社会革命主义”必不可行，即行，也一定在千数百年之后⁽⁸²⁾。他攻击《民报》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是“一二野心家，思假为煽动之具”⁽⁸³⁾，表现出敌视劳动人民利益的立场。

四、关于革命利弊问题的论战。

革命派认为革命有百利而无一害，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改良派则认为革命会引起瓜分和内乱，必然要导致亡国；只有请愿、要求、劝告才是正当的手段。

改良派说：民气如火，善用之可以克敌，不善用之可以自焚，一暴动起来，不管发动者如何文明，各地难免没有闹教案、杀西人一类举动，列强就会以之为借口，假定乱之名，行瓜分之实。

革命派说：这完全是杞人之忧。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列强是有借口的，但是并没有实行瓜分。其原因在于列强之间形成了一种“均势”，“互相牵制而莫或敢先发”，正如投骨于地，众犬相争一样，“其究必至于相嗥相扑而反置所争之骨于不顾”⁽⁸⁴⁾。

革命派又说：倘若革命像义和团那样“高揭扶清灭洋之帜”⁽⁸⁵⁾，搞“野蛮排外”、“不正当之排外”，使用“国际法”所不许可的手段⁽⁸⁶⁾，那列强是会干涉的；但是，如果革命仅限于单纯的国内问题，排满而不排外，或者是一种“正当之排外”⁽⁸⁷⁾，与各国政策无妨，于外人物业无扰，“又善守国际法”⁽⁸⁸⁾，那么，列强是会保持局外中立的。他们甚至表示，清政府和列强订立的条约、债务、义务，都可以根据国际法承担下来；革命“以维持世界平和为义务”，黜专制、申民权是各国通则，列强怎么会干涉呢⁽⁸⁹⁾？

改良派是软骨头，他们被帝国主义的武力吓住了。康有为说：法国1789年革命时，欧洲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白人纷纷，虎视逐逐”，“兵舰炮队，皆经百练”，中国人怎么可能打得赢帝国主义呢？其结果必然是“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即使有人幸存，也要成为白人的奴隶牛马，“此则吾国革命后之效果矣，然则呶呶言革命何为哉”⁽⁹⁰⁾！

革命派感到背后有人民支持，因此有些胆量，说是：“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也。”⁽⁹¹⁾他们认为：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人秉政，因此，只有排满，只有革命，才能免除瓜分之祸。

改良派又说，革命还会引起内乱。他们竭力丑化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革命，认为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有野心革命而无自卫革命，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短则十余年，长则数十年，蒙革命之害者动辄百数十年。康有为并以法国革命为例，说当时人们都如同野兽，结果是流血百二十九万，大乱八十余年。他说：“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民乱人共事而能完成者乎？”⁽⁹²⁾康有为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改良派仇视人民、害怕人民，竭力反对人民起来革命。

革命派则认为，革命决不会引起内乱。他们自信可以掌握局势，天真地说：现在革命目的不同于过去的农民暴动，不再是帝制自为，而是为了建设民族的国家，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和实行国家民生主义，因此，可以尽除历史上群雄相争、相夺、相戕的陈迹，可以尽力于“民党内部之调和”而避其轧轹，为中国革命史开一新纪元⁽⁹³⁾。

改良派竭力渲染革命过程中的流血现象，说是将会出现“杀人盈野”、“以血为渠”、“全国糜烂”的局面，甚至造谣说：孙中山讲过，大革命后，四万万人会死掉一半，至少也要死掉三分之一⁽⁹⁴⁾。

革命派说：没有那么严重。革命的目的在保国而存种，这是“至仁之事，何嗜于杀”⁽⁹⁵⁾？他们指出，不革命，每年被满族统治者残杀的同胞也在数百万以上，其他死于租税捐输，脂膏告竭等原因者更不可胜计。据此，他们有力地质问改良派道：“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⁹⁶⁾

改良派说：最正当的斗争武器是请愿、劝告，要求不纳税，顶多不得已时采用暗杀。梁启超声言：“英人在昔常有‘权利请愿’之举，有‘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之格言，真可谓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也；而俄人虚无党故事，抑亦济变之手段，最后之武器也。”⁽⁹⁷⁾

革命派说：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不纳税与暗杀不过是革命实力的一端，革命必须有全副事业⁽⁹⁸⁾。他们指出：革命必然要遭到统治者极其残暴的压抑，因而，就必须以“相当之能力”反抗。急病不能缓治，英国立宪，日本维新，都免不了要杀人流血，免不了有“恐怖时期”。离开了“黑铁”和“赤血”，就不会有革命的成果⁽⁹⁹⁾。

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的主要方面和内容大体如上。可以看出，改良派顽固地反对革命，而革命派则坚持一个朴素的真理，这就是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等若干重大问题上的认识错误。

在论战中，改良派曾经宣扬过一种中国封建早已废除的谬论。康有为说：“经秦、汉大革之后”，中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¹⁰⁰⁾。对此，革命派未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却表示，“吾国之贵族阶级自秦汉而来久已绝灭，此诚政治史上一大特色。今惟扑满而一切之阶级无不平”⁽¹⁰¹⁾。他们指斥清政府为“异族政府”，认识不到自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对汉族地主阶级虽仍有猜忌和防范，但清政府已逐渐发展为代表满汉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府。革命派过分地注意了种族问题，不了解汉族地主阶级同样是革命凶恶而危险的敌人，宣扬“种族为急，政治次之”⁽¹⁰²⁾，“复仇其首，而暴政其次”⁽¹⁰³⁾，甚至说什么政体“微论良恶，要之汉族之设施，非满虏之践踏，心愿毕矣”⁽¹⁰⁴⁾！在“社会革命”的论战中，革命派曾经尖锐地批判过地主阶级，但是，他们竭力声明，“社会革命，固欲富者有益无损也，决非夺富民之产以散诸贫民”。他们幻想有一种“善良之制”，以“至合理之方法”使“富者愈富，贫者亦富”⁽¹⁰⁵⁾。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也不想发动人民群众去打击中国封建社会的支柱——地主阶级。

二十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彼此之间的斗争加剧，革命派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列强不会轻易出兵瓜分中国，这一认识，证以武昌起义后的情况，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革命派不了解干涉决不限于军队入境，而军队入境也决不是干涉的主要特点。在外国军队直接入境可能引起许多抗议和冲突的时候，干涉常常采取比较圆滑和比较隐蔽的形式。他们幻想帝国主义会同情和支援中国革命，甚至企图以让步来换取这种同情和支持。

改良派百般丑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包括义和团在内的人民斗争，对此，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未能作出正确的批判和分析。他们看不到或很少看到农民起义、人民自发斗争的积极作用，相反，却较多地看到了消极的一面。例如对义和团运动，就被其笼统的排外主义吓住了。他们向改良派表示：“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固亦吾人所深虑者也。”⁽¹⁰⁶⁾他们认为，当时的“急务”是：通过普及民族主义、国民主义的宣传，唤醒国民之责任，“就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之革命”⁽¹⁰⁷⁾。使人民群众的斗争脱离自发的水平，这是必要的，但是，不敢放手发动和依靠群众，力图将人民群众的行动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秩序”内则是错误的。革命派中还有人说：“革命之主动皆中等社会而无乱民”⁽¹⁰⁸⁾，这就将人民群众排斥在革命动力之外了。

由于革命派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认识错误，这就使它无法正确地指导革命取得胜利。

三　论战的结局和影响

经过论战，改良派惨败，革命派大胜。

最初，梁启超并不把《民报》作者们放在眼里，认为都是浮薄少年，理论上不堪一击，及至辩论起来，才感到不是对手。不仅为清政府辩护的许多论点站不住脚，连援引的法律条文、译述资料也出现了无数纰漏。1906年5月，他写信给徐佛苏求援，告以要和《民报》“争舆论之动力”，不能不辩，但对《民报》上的一篇文章“尚未得所以驳之之道”，要徐帮他“思索”，“并速见复”⁽¹⁰⁹⁾。徐原是华兴会会员，后投入改良派。他担心继续辩论会有利于革命派，建议梁启超停止辩论。梁虽然认为“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¹¹⁰⁾，但为摆脱窘境，不得不表示赞同。此后，徐一面拉拢汪精卫，一面发表《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攻击《民报》“秽恶狠毒”，表示希望在归章炳麟编辑后能“回复秩序”⁽¹¹¹⁾。1907年1月，徐又找到宋教仁，声言梁启超愿与宋一见，说辩驳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不愿如是也”。他要求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¹¹²⁾。次日，宋教仁和章炳麟商量，章觉得《民报》“辞近诟谇”⁽¹¹³⁾，同意调和；宋又和孙中山、胡汉民商量，孙、胡及黄兴均表示反对。

在论战中，《民报》方面士气旺盛，《新民丛报》方面则愈益困难。《丛报》实际上成了梁启超一个人的“独夫”杂志，经常愆期，亏累越来越大。1907年5月，梁启超写信给蒋智由、徐佛苏，恳求助以一期之稿，说是“总须有一两篇为论著者，若全属译述，未免太难看了”⁽¹¹⁴⁾。反映出孤身应战，陷于绝境的惶急心理。7月，为筹备在武汉创办《江汉公报》，梁启超将《新民丛报》收歇。

在其他地区，改良派也都纷纷溃败。

南洋方面，徐勤就任《南洋总汇新报》主笔后，气焰嚣张，开战第一篇就是《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但色厉内荏，遭到革命派驳斥后文不终篇而逃。曾经被孙中山批评过的记者“平实”不愿就主笔之职，一些自署为“勇”、为“耡”的文战者也都销声匿迹，连当地一家极守旧的《叻报》也认为革命党理长，改良派理短。

仰光方面，改良派的《商务报》编辑张石朋表示愿皈依革命真理，脱离该报；另一编辑李牙聪则缄口无声。时人戏撰一联曰：“生公（居正笔名）说法，顽石（指张石朋）点头；天民（吕志伊）示威，聋子（李牙聪绰号）投地。”不久，《商务报》宣告歇业。

真理是无敌的。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革命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改良派没有真理，巧言强辩，违背历史潮流，一经交锋，当然只能弃甲曳兵而走。

在论战的带动下，各种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出现了革命宣传活动的新高潮。

以期刊为例，自1899年的《开智录》至同盟会成立前的《二十世纪之支那》，革命派创办的期刊不足三十种，而在同盟会成立后至辛亥革命前，则创办了四十种以上。著名者有《醒狮》、《复报》、《鹃声》、《云南》、《洞庭波》、《汉帜》、《中国新女界》、《大江七日报》、《豫报》、《粤西》、《河南》、《晋乘》、《四川》、《国报》、《夏声》、《关陇》、《江西》、《支那革命丛报》、《安徽白话报》、《竞业旬报》、《中国女报》、《南社丛刻》、《民声丛报》、《越报》、《学林》、《民心》、《克复学报》等。

又如报纸，同盟会成立前仅创办十余种，而同盟会成立后则创办了六十五种以上。其分布地区及名称为：

上海：《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中国公报》、《天铎报》。

奉天：《大中公报》。

哈尔滨：《东陲公报》。

长春：《长春日报》、《长春时报》、《长春公报》、《国民新报》。

广州：《南越报》、《国民日报》、《平民报》、《军国民报》、《齐民报》、《中原报》、《人权报》、《天民报》、《可报》。

汕头：《中华新报》。

福州：《建言日报》。

贵阳：《黔报》、《西南日报》。

开封：《国是日报》。

北京：《帝国日报》、《国光新闻》、《国风日报》、《国维日报》。

武汉：《武昌白话报》、《商务报》、《雄风报》、《大江报》、《政学日报》。

西安：《兴平星期报》、《帝州报》。

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阳明报》。

槟榔屿：《光华日报》。

缅甸：《光华报》、《进化报》、《缅甸公报》。

曼谷：《华暹日报》。

菲律宾：《公理报》。

日里：《苏门答腊报》。

泗水：《民铎报》、《泗滨日报》。

旧金山：《美洲少年报》、《大同报》、《少年中国晨报》。

温哥华：《华英日报》、《大汉日报》。

利马：《民醒报》。

檀香山：《民生日报》、《自由新报》、《大声报》。

雪黎：《民国报》。

墨尔本：《警东新报》。

东京：《日华新报》。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革命派的报纸不再集中于少数沿海城市，而是逐渐向边远地方和海外，同时也向清朝的腹心地区发展，《国光新闻》、《国风日报》等甚至就办在清政府的鼻子下边。其中不少报纸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上海《民呼报》于1909年7月27日被封后，10月3日改名《民吁报》出版；四十八天后再被封禁，1910年10月11日又改名《民立报》出版。其他如《长春日报》、《长春公报》、《国民新报》，以及缅甸《光华报》、《进化报》、槟榔屿《光华日报》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1909年11月13日成立的南社是资产阶级革命文学队伍的集结，也是资产阶级宣传队伍的集结。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它“以文字革命为职志，而意实不在文字间”⁽¹¹⁵⁾。“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¹¹⁶⁾。至武昌起义前夕，社员发展至二百二十八人，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报刊宣传活动中的积极分子。

伴随着报刊宣传活动新高潮的是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南社的成立和发展，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之一。

论战暴露了改良派保皇立场的反动和理论观点的荒谬，“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¹¹⁷⁾，许多人转而看《民报》。感到革命派的观点“切实”、“透彻”，站到革命派的旗帜下来。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人前谈革命，理直气壮，谈保皇，就口怯气虚。如1907年10月17日东京政闻社开场时，梁启超登台演说：“今日之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今我们政府立宪，我们大家都欢迎的。”鼓掌附和者仅二十余人，其余虽同党亦不敢鼓掌⁽¹¹⁸⁾。正在此时，张继突然起立，指着梁启超说：“你胡说八道，东京是什么地方？岂容你这妖怪来出卖风云雷雨！”接着大喊：“打！打！打！”于是，棉垫、草鞋一齐向台上飞去。四百余人蜂拥而上，梁启超等狼狈逃窜⁽¹¹⁹⁾。徐勤在新加坡也有类似的遭遇。上述情况，反映了改良派已失去人心，处于劣势。又如美洲，这是康有为等经营多年的一块基地，但经论战之后，华侨纷纷登报脱离保皇会，改良派势力一落千丈，而革命派的力量则与日俱增。到1911年黄花岗之役，美洲华侨所捐款项竟达募捐总数的一半。对于这种情况，《新民丛报》撰述人黄与之有一段描述，他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¹²⁰⁾论战的胜利鼓舞了革命党人，增强了他们的决心和勇气，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

伴随着革命派在论战中的节节胜利，就出现了以萍、浏、醴起义为开端的武装起义高潮。

第二节　萍、浏、醴起义

历史上的反动派大都迷信自己的屠刀，而其效果总是适得其反。马福益被害后，湖南哥老会的革命倾向更为强烈。

1906年春，长江流域洪水成灾，米价大涨，不少地区处于饥馑状态。因之，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整会党，作起义的准备。到长沙后，刘道一等数十人在水陆洲畔的船上集议。刘传达了黄兴的意见，主张“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发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为响应之”⁽¹²¹⁾。他建议首先到萍乡、安源等地利用矿场组织机关，集合会党，同时，运动新军和巡防营。会后，与会者分头进行：刘道一留驻长沙，负责和总部联系，蔡绍南则前往江西萍乡一带联络会党。

到达目的地后，蔡绍南得到明德学堂学生魏宗铨的帮助，很快和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的会党头目龚春台等取得了联系。龚春台，浏阳西北乡百家山人，农民成分，爆竹工人出身。“少不学，能以死生许人”⁽¹²²⁾。在清军中当过兵，曾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在浏阳帮零工为生。经过龚春台、蔡绍南等的联系奔走，哥老会与另一个会党——武教师会决定联合，成立洪江会，公推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誓词为：“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¹²³⁾在“大哥命令”之上，冠以“中华民国宗旨”，表明哥老会这一传统的帮会组织被灌输进了新的内容。忠孝仁义堂下设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等，称为内八堂，又设一至八路码头官，负责发展会员、联络、侦察等事，称外八堂。

洪江会成立后，贫苦农民和附近的安源矿工纷纷加入，组织迅速壮大。于是，龚春台、蔡绍南等开始策划起义。

7月，蔡绍南在桐木、上栗市一带发表演说，动员革命，得到群众热烈响应。清朝官吏惊呼：“民心被惑，蚁附甚众。”⁽¹²⁴⁾同月，龚春台、蔡绍南召集各路码头官在距上栗市二十里的慧历寺密议，决定一面密造军火，一面联络洪福会的姜守旦，同时派蔡绍南、魏宗铨往日本，请示孙中山，要求接济军械，确定起义日期。

由于会员日众，人言庞杂，10月2日（八月中秋），麻石酬神演戏，聚众万人，传说洪江会即将起义，引起清朝官吏警觉。10月7日，清军突袭麻石，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被追踪，投水而死。这时，蔡、魏二人行至上海，正拟东渡，听说麻石之变，立即赶回，决议于年底清吏封印时分三路起事。21日，深受安源矿工拥戴的会党头目张折卿被捕，不久被杀。此后，萍乡东北萍实里，浏阳上东张陈坊一带，先后有会党聚集，准备开山祭旗，约期起义，均被清军驱散，首领被捕。12月3日，当醴陵会众正在板杉铺、邓家渡赶制旗帜、号衣、刀矛的时候，清兵又前往捕拿了一人。

形势紧迫，当晚，龚春台、蔡绍南等在萍乡高家台集会，讨论起义问题。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等认为军械不足，主张稍缓，码头官廖淑保等则认为会党有十余万人，完全可以和清军一决胜负。双方争论了一夜，没有结果，廖淑保便独自跑到麻石，召集二、三千人，举起“汉”字白旗，宣布起义。这样，就迫使龚春台、蔡绍南不得不通知各路同时发动。12月4日，起义全面爆发。

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廖淑保为前营统带，沈益古为后营统带。随即发布了《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檄文列举了清政府的“十大罪状”，宣称要“破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檄文声言：未来社会的“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者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¹²⁵⁾这一檄文表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全部纲领，使起义具有和旧式农民起义截然不同的新色彩。

洪江会的义旗一举，群众如潮水般涌来，迅速发展至三万余人。在醴陵，主要为农民、巡防营士兵、沩山一带的碗厂工人；在浏阳，主要为会党；在萍乡，主要为恂及、萱溪一带的矿工。“浏阳揭竿，咸往附从”⁽¹²⁶⁾。12月6日，龚春台部攻克上栗市，每天有数以百计的矿工投入义军。但是，由于清朝官吏的严密控制，安源矿工未能按计划起事，使得起义一开始就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力量。

安源是工人近万的大矿。领班萧克昌，外号老龙王，“能左右窿工”⁽¹²⁷⁾。11月27日，醴陵义军头领曾派袁南亭持函赴安源约萧克昌带一千人，夹攻醴陵，时间为12月7日。萧当时觉得条件尚未成熟，“未允轻动”⁽¹²⁸⁾。至期，清军到安源逮捕萧克昌，要袁侦查萧的动向，袁不允，被捕，并被解往醴陵。萧克昌随即发动矿工斗争，于是矿工“大哗噪”⁽¹²⁹⁾，“其情形言语与平日大异”⁽¹³⁰⁾，迫使萍乡矿务局不得不电醴陵将袁索回。此后，清朝官吏对安源矿工和萧克昌的防范日益加紧。

在洪江会之后，浏阳洪福会的姜守旦也宣布起义，起义军定名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在《布告天下檄文》中，姜守旦等宣称，不要拘泥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只要汉族中有人能首倡大义，推翻满清政府，就可以拥戴他为万世一系的“中华大皇帝”，“我同胞即纳血税，充苦役，犹当仰天三呼万岁”⁽¹³¹⁾。这篇檄文充满了种族复仇思想和封建观念，反映出旧式会党的落后一面。姜守旦等并表示，不受洪江会的约束。

起义军一开始就和平时热心办团、镇压人民的地主绅士处于尖锐对立地位，“专烧杀向来办匪出力绅士人家”⁽¹³²⁾。在浏阳三口地方，有黄姓团总等多人被杀。在萍乡，官僚地主欧阳煦“向办团练，捕匪得力”，因此，群众起事之后，“将其家属八人概行杀毙，宗族祠屋焚毁无遗”⁽¹³³⁾。义军所过之处，“正绅”们一逃而光⁽¹³⁴⁾。

清政府得到消息后，极为震动。江西巡抚吴重熹、湖南巡抚岑春蓂、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派出精锐军队镇压。

12月9日，张之洞致电清政府军机处说：“萍矿及路已值银数百万。若成燎原，为患更大，不止矿路而已。”⁽¹³⁵⁾次日，军机处电饬张之洞、岑春蓂、吴重熹等，“赶紧分头剿捕”，“迅速扑灭，毋任蔓延，致贻后患”⁽¹³⁶⁾。13日，端方派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步、炮、马、辎重各队新军二千余人赴赣。前后，清政府共派出五万余人。

起义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惶惧。德国、日本政府先后向清政府“问讯”⁽¹³⁷⁾，并派出军舰上驶岳州。据有关资料，当时在长江流域观察“动静”的英、美、俄、法、德、意各国军舰在二十三艘以上⁽¹³⁸⁾。

面对全副新式武装的敌人，起义军英勇奋战。他们除从团防局夺获二、三千支枪以外，大多数用鸟枪、抬炮、木竿及旧式刀枪为武器。12月9日，起义军数十人手持扁担击败了清军百余人，夺获枪械多支。有个青年妇女名秀姑娘，甚至以空拳迎敌清兵。但是，由于仓促起事，缺乏统一领导，枪械又少，又始终困守萍、浏、醴三县，被清军四面围攻，有生力量逐渐消耗。12月8日、11日，龚春台部两次进扑浏阳，均未得胜。12月10日，清军进攻上栗。起义军多以徒手肉搏，或以土枪射击。沈益古左手执锅盖，右手执大刀，在锋镝丛中出入冲杀，连斩清军十余名，终因没有应援，鏖战半日后不支，上栗失守。12日，醴陵方面西路总统谭石基部被清军巡防营击败。同日，清军猛攻浏阳境内的起义军，龚春台、蔡绍南战败，往投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请援。中途，蔡绍南被捕，旋遇害。龚春台到达普迹市，冯乃古已被清军诱杀，龚春台不得已潜往长沙。14日之后，姜守旦的洪福会起义军与清军交战数次，均不利，进入江西义宁。25日，清朝官吏捕杀了安源矿工首领萧克昌，在矿区设立巡警局，实行清查和连环保。1907年1月，姜守旦部被堵击，姜守旦逃亡。

萍、浏、醴起义失败了。

在开赴江西镇压起义的徐绍桢新军中，赵声、熊成基、倪映典都是革命党人。从江宁出发前，赵声曾派人通报萍、浏、醴起义军。12月25日，徐部到达江西，起义已经失败，因此，赵声等均无所作为。

起义失败后，清军大举“清乡”，搜捕革命群众，一直进行了三个月。12月下旬，刘道一在长沙被捕。31日，被杀于浏阳门外。1907年3月7日，魏宗铨也被捕杀。总计，起义军前后被杀者一万余人，群众被杀者二万余人。

当起义消息传到日本时，东京中国同盟会会员纷纷请命，要求身临前敌；孙中山也认为“时不可失”⁽¹³⁹⁾，先后派宁调元、龚国煌、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孙毓筠、段云、权道涵等回国，分赴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等省策应，先期归国的杨卓林等也积极活动，准备起事。

宁调元回国后，先在上海与陈其美、杨卓林、秋瑾等密谋，发动长江一带会党响应。定议后回长沙，得悉萍、浏、醴义军已经失败，便去醴陵寻访龚春台，没有见到，乘船至岳州时被捕。

龚国煌回湖北襄阳、樊城，准备发动当地会党，事败仍返日本。

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回武昌，正值张之洞悬赏通缉起义人员。计开姜守旦、刘家运、黄庆武、刘林生、李燮和、朱子龙、萧克昌等十五名。1906年12月26日。刘静庵召集日知会员与胡瑛、朱子龙、梁钟汉等会议于汉阳伯牙台。与会诸人担心财政困难，日知会员、留日学生郭尧阶声称六合锑矿经理刘小林愿出资十万元，骗得众人信任。事后，郭向巡警道告密，诬指刘静庵即刘家运。1907年1月7日、8日，清政府缇骑四出，搜查日知会，先后逮捕朱子龙、刘静庵、胡瑛、梁钟汉、季雨霖、李亚东、吴贡三、殷子衡、张难先等九人。审讯中，清吏必欲刘静庵自承为刘家运，静庵抵死不承，只自认为革命党。他在堂上慷慨演说，痛斥承审官梁鼎芬，受到残酷的笞刑，被鞭一千四百，自头至脚，体无完肤，仍然劲挺不屈，被称为铁汉。其他人也个个坚贞无畏。李亚东对着清吏笑骂：“干天下事，是我们的天职，难道有怕死的革命党吗？！”清吏想用推出去斩首来威胁朱子龙，朱却厉声回答：“革命党遍天下，杀之难，杀尽更难。不杀不多，不多不速，不速则革命不成。革命党人的血是灌溉自由的肥料！”殷子衡被绷住左右手，跪在铁链上，用藤鞭抽打，他毫无怯容，大骂清吏想用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1907年5月，朱子龙瘐死狱中，张难先、季雨霖因病保释。胡瑛被判处永远监禁，吴贡三、殷子衡、李亚东、梁钟汉被分别判处十五年、十年、五年、三年各种徒刑。其中，吴贡三和梁钟汉被解回原籍监禁。刘静庵本已判处死刑，经圣公会主教吴德施等营救，改判永远监禁。他在狱中饱受折磨，三十多岁的人就须发尽白。后于1911年6月病故。

孙毓筠归国后在南京新军中活动，不久即被跟踪拿获。他原是清朝军机大臣孙家鼐的侄孙，被捕后受到端方的“优待”。他在供词中向端方乞怜，竟无耻地说：“午帅怜才，有意保全，身非木石，宁不知感。”⁽¹⁴⁰⁾被判监禁五年。和他同时被捕的权道涵、段云则被判永远监禁。

杨卓林原是湖南革命党人。1906年与李发根、廖子良先后回沪。萍、浏、醴起事时拟乘机谋刺端方，在南京一带起事。因误识端方密探萧亮、刘炎，被诱至扬州逮捕。供词中，自称是“孙文之副将军”，并引卢梭“不自由，毋宁死”和佛家“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等语以明志。1907年3月20日被杀。

对于萍，浏、醴之役的失败和刘道一的死，孙中山、黄兴等极为沉痛，各有诗志哀。孙中山诗云：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萍、浏、醴起义爆发于中国腹心地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参加人数之多，为历次起义所无，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第三节　孙中山领导的南部起义

在领导论战的同时，孙中山即着手筹备新的武装起义。他懂得，处于清政府的暴力统治之下，要想夺取政权，建立民国，不可能依靠别的斗争形式。广东是他早就选定的“起点之地”⁽¹⁴¹⁾，在筹备新的武装起义时，孙中山的目光仍然注视在这里。

1906年4月，孙中山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分会。6月，吸收华侨富商许雪湫为会员，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负责在广东潮州、嘉应一带发动起义。10月，自西贡返日，和黄兴、章炳麟一起制定《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地民军关系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文件，供起义时动员群众，鼓舞士气、瓦解敌军，指导对外关系之用。次年3月，日本西园寺内阁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便于同月4日与胡汉民、汪精卫离日赴安南（今越南），在西贡，会见了广西三合会首领王和顺，吸收他加入同盟会，并一起经海防到达河内，在甘必达街六十一号设立机关。孙中山的设想是：先取广东，次取广西、云南，占领南部七省，然后北出长江。

4月，广东西部的钦州、廉州一带人民抗捐起事，孙中山决定乘机在该地举义并和东部的潮州、惠州一起发动。他派胡汉民往香港策应，并函招在东京的黄兴南来。5月，黄兴到达河内。其时钦、廉人民抗捐起事已被镇压，孙中山毫不气馁，即派黄兴、胡毅生二人分赴清军郭人漳、赵声军中活动，并委任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关仁甫为西军都督。

正在积极筹备之际，黄冈地区因故提前发动。

一　黄冈之役

黄冈是广东潮州府饶平县的一个大镇，地处岭东，市况繁荣，为闽、粤两省交通孔道。当地三合会势力很盛，其重要头目为许雪湫。

许雪湫⁽¹⁴²⁾（1875—1912），潮州海阳县人，华侨富商，喜击剑舞拳，与江湖会党广有联系，有“小孟尝”之称。1903年受到福建人黄乃裳的影响，立志革命。1904年邀同志陈宏生、黄乃裳等归国，立坛歃血，宣誓推翻清朝。其后，经营数月，联络黄冈、丰顺、饶平、揭阳、惠来、澄海各地会党头目余丑、余通、陈涌波等数十人，于1905年2月15日集会，计划于4月19日起义，许被推为司令。旋因事泄未成，重赴南洋。1906年，被孙中山委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后，立即归国，以汕头为基地，运动会党，散发票布。票布正面绘一鹰一龙，并写“地道光明”四字，背盖一印，书炎兴堂字样⁽¹⁴³⁾。愿入会者，每人给银四元。

萍、浏、醴事起，许雪湫跃跃欲试。他到香港见冯自由，介绍余丑、余通加入同盟会，要求电告孙中山，起义条件已渐次成熟，请派人协助。孙中山接电后，派出了廖仲恺、方瑞麟、方次石及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人。起义订于1907年2月19日（正月初七）分头大举，聚集饶平、揭阳等处会党合攻潮州。届期，浮山一路因将“四时齐兵”误听为“十时”，未能集合⁽¹⁴⁴⁾，其他各路也因之未能发动。数日后，浮山一路召集人薛金福等被清吏捕杀。许雪湫到香港，通过冯自由向孙中山请示，孙中山复电：此后起事，必须与惠州及钦、廉等地约定同举，以便牵制清军，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于是，许雪湫便留驻香港，等候消息。

此后，许雪湫得到新加坡张永福、陈楚楠等人所捐巨资，孙中山又计划派萱野长知运械至黄冈附近的汫洲港，便订于5月25日再次起事。不久，风声渐露，清黄冈都司隆启发现会党数十人形迹可疑，要求潮州镇总兵黄金福派兵缉捕。5月初，清吏捕去会党二名，余丑、陈涌波到港报告，要求举事，为胡汉民、冯自由劝阻。同月21日，黄金福派守备蔡河宗带防兵二十名进驻黄冈，适值当晚商民演戏，防兵在台前调戏妇女，捕去出面干涉的党人二名，并拟搜查余通所开设的泰兴杂货店总机关。因此，矛盾激化，余丑、陈涌波认为不能坐以待毙，主张先发制人。

5月22日晚，余丑聚集七百余人于黄冈城外，誓师起义。陈涌波为前锋，由北门攻入，围攻都司衙门。战斗中，忽降阵雨，义军所用多为旧式鸟枪，弹药尽湿，陈涌波便改用火攻。在熊熊烈焰中，陈涌波叱咤冲突，冒着枪弹指挥，血战一夜，攻克黄冈，生擒都司隆启等。次日，在旧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以陈涌波、余丑为正副司令，同时，以“大明都督府孙”或“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等名义发布文告，宣称“为官府苛税，民甚难堪，专欲除暴安良”，并颁发纪律十余款，大体仿照《革命方略》。内有“私藏口粮者罚”一款⁽¹⁴⁵⁾，显然是下层贫民极端平均思想的反映。军政府通令各商店照常营业，无须惊扰。由于当地米价昂贵，每升售钱八十文，军政府限令以五十文出粜，不得多取，因此，“附近贫民从之者甚众”⁽¹⁴⁶⁾，并有滨海渔民乘船前来参加，起义军迅速发展至五、六千人。此外，军政府并要求地方殷富交献银米，据报道，“富室均被勒提军费，为数甚巨”，“一廖姓者二次被勒，至有三四千元之多”⁽¹⁴⁷⁾。

由于余丑等并不了解通盘计划，攻克黄冈后，革命党人或主速攻潮城，或主进攻诏安，久未决定，这就给了清军以从容备战的机会。粤督周馥一面电责黄金福，令其立功自赎；一面派水师提督李准率水陆队伍继进；同时要求闽浙总督松寿拨队防堵。25日，许雪湫的助手陈宏生赶到，被推为临时司令长。当夜，陈涌波出击进驻汫洲港的黄金福军。黄军据垒顽抗。起义军所用土炮，威力不大，至第二日午，死伤数十，命人向黄冈乞援。于是，余丑披发痛哭，动员群众，义军大受感动，身带双刀，背着湿被棉胎，准备肉搏。战斗中，人人奋勇争先，在即将胜利的时候，清军援兵赶到，起义军腹背受敌，加以弹药告罄，不得不下令退却。

5月27日晨，经陈涌波、余丑等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解散义军。余丑等由海道逃往香港。

当起义军发动之际，许雪湫于25日赶到汕头，与萱野长知等计议发动丰顺、揭阳、惠来、澄海各地会党响应。27日，得悉起义失败，便计议炸毁李准所乘运兵轮船，以图再举。因防范严密，未能得手。

5月28日，清军进入黄冈，搜获余丑等遗落的党人名册，按名逮捕，惨杀二百余人。东灶乡民因曾为起义军煮粥，被黄金福用炮轰击，“惨毙多命”，事后，黄竟以“攻破匪乡，击毙匪党，尽获全胜”上报⁽¹⁴⁸⁾。29日，李准率军赶到黄冈，下令“追剿”，又捕杀起义军多人。

为了了解黄冈起义的经过及其失败情况，孙中山命许雪湫和萱野长知同赴河内汇报。许雪湫认为，黄冈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土炮不敌洋枪。他表示，倘能从外国购买新式军械，可在海陆丰沿海一带再次发难。孙中山同意这一意见，派萱野长知回日购械租船。10月12日，萱野购得村田式快枪二千支，乘幸运丸驶抵汕尾海面。由于许雪湫没有做好接运准备，轮船停泊时间较久，引起清军兵轮注意，驶近侦察。在此情况下，幸运丸开赴香港，粤督周馥又通知港吏扣留。日领事得讯，令其开返日本。许雪湫在海陆丰起事的计划因而成为泡影。

战争中的失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须要细致地加以分析。此次事败，许雪湫受到各方责备，胡汉民曾将当时布置计划详情写了一份万余言的报告书，指责许雪湫“妄言无实，不负责任”⁽¹⁴⁹⁾。从此以后，许雪湫对同盟会就逐渐离心离德了。

二　惠州七女湖之役

为了分散清军注意，孙中山派出许雪湫筹划潮州起义之后，又派邓子瑜等在惠州地区发动。

邓子瑜，惠州归善人，在香港、新加坡经营旅馆业，惠州会党逃到南洋时大都投靠于他。1907年4月，邓子瑜从南洋到香港，委派陈纯、林旺、孙稳等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处分三路起事。6月2日，陈纯等在距惠州二十里的七女湖集众竖旗，劫夺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军巡船哨弁多人。檄文云：“洋洋中国，荡荡中华，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招兵买马，脚踏花桥，木杨起义，剿绝番苗。军民人等，英雄尽招，正面天子，立转明朝。”⁽¹⁵⁰⁾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封建意识都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显然，这一支会党队伍还不曾受到同盟会多少革命思想的影响。5日，起义军进攻泰尾。7日，克杨村。8日至柏塘，计划攻取博罗县城。各处会党纷纷响应，吓得归善、博罗的清朝官吏只能紧闭城门。义军来去飘忽，所向披靡，多次击败清军，“如入无人之境”⁽¹⁵¹⁾。后因接济军械不到，李准又率领进攻黄冈的清军来攻，不得已埋枪解散。

一支无后方的军队是不能持久作战的。惠州地区的会党以强悍著称，兴中会成立以来，革命派在该地发动起义，每次都取得相当的胜利，但结果都不得不以“散伙”告终。

除归善一路外，其他两路因为清吏发觉，戒备严密，未能发动。

陈纯于失败后逃亡香港，转赴南洋；邓子瑜则被香港华民政务司勒令离境；孙稳于1909年被香港当局引渡给清政府广东当局杀害。

三　防城之役

当许雪湫、邓子瑜在潮、惠一带起义的时候，广东西部钦州地区人民的抗捐斗争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1907年4月下旬，钦州三那墟（那黎、那彭、那思）人民因要求减免糖捐，推派代表十余人见钦州府吏，被囚。三墟人民大愤，组织万人会，聚众抗捐，推豪富刘思裕为首，入城抢出代表。同时，“乡民停耕，钦商罢市”⁽¹⁵²⁾。钦廉道王秉恩派兵镇压，周馥也派巡防营统领郭人漳、新军标统赵声率兵驰往围剿。孙中山认为，郭、赵都是自己的同志，便派同盟会员邝敬川潜入钦州，游说刘思裕，同时派胡毅生进入赵声营中，约郭、赵同时起义。

邝敬川到钦州后，与刘思裕接谈，刘等欣然同意。当即推举刘思裕为元帅，黄世钦为副元帅，邝敬川为参军，择期举事。孙中山随即派人带信给胡毅生，要胡转告郭、赵，抗捐民团已与吾党联合，勿加攻剿。因带信人延误，此信郭人漳等未收到。5月12日，郭部攻下那思。14日，以炮队猛攻那彭、那黎，击毙刘思裕及乡民无数，血洗村庄。同时，清军进犯良屋村，黄世钦、梁少廷、邝敬川率兵迎拒，鏖战多日，因缺乏弹药，退入山中。其后，邝敬川、胡毅生先后返回安南，向孙中山汇报了有关情况，孙即派萱野长知赴日购械，同时派黄兴、王和顺随胡毅生归国，准备再次发动。

王和顺（1869—1934），字德馨，号寿山，广西邕宁人。壮族，行伍出身。曾在刘永福部为哨官，后弃职参加三合会。1903年至1904年之间，曾和陆亚发一起在广西起义，与清军相持两年，陆亚发牺牲。1905年，王和顺逃亡香港，转赴安南。1907年3月加入同盟会。接受归国发动起义的任务后改名张德馨，直至那桑。其时，梁少廷等已组织起一支军队，有枪百杆。王出示了孙中山的委任状，任命梁瑞阳、梁少廷为革命军副都督。此后，王和顺即率领着这一支队伍来往于三那一带。当地人民热烈欢迎革命军，“沿途供给粮食，惟恐不力”⁽¹⁵³⁾。但王一直寄希望于运动清军，久无动作，以致刘思裕之侄刘显明又率部离去。后来，王得知驻防城清军有反正之意，决计在该地发动。孙中山因防城近海，接济饷械较易，也表示同意。

8月13日，为了配合王和顺，关仁甫奉孙中山之命围攻广西上思，未能得手⁽¹⁵⁴⁾。9月1日，王和顺率领二百余人起义于钦州王光山。3日，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王”的名义发布《告粤省同胞文》及《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其中，王和顺叙述了自己从“奋入洪门”，“以反清复明为职”到接受孙中山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过程。他说：“及从孙先生游，得与闻治国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¹⁵⁵⁾。他号召粤省同胞“共矢忠贞，以图大业”⁽¹⁵⁶⁾。4日，攻防城。次日，得到清军刘辉廷、李耀堂的内应，入城，擒杀知县宋鼎元等，发布《告海外同胞文》，宣称“誓使五岭以南，无复胡马之迹，进而与长江之中军，燕蓟之北军会合”⁽¹⁵⁷⁾。

起义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当地群众用烧猪、爆竹来欢迎义军。

攻克防城的当日，王和顺率部五百人进攻钦州。9日晨四时，起义军抵达城下，但郭人漳已经变卦。起义军不得入城，改攻灵山，取道入桂。沿途地方民团投入者三、四千人。9月8日，起义军在通向灵山的云秀桥与清军发生战斗。至第二日，仍不能下。其后，又在狮子口与清军宋安枢部激战一日夜。至9月13日、14日，饷械均缺。王和顺声称向孙中山请示，率二十人退回安南。团民也渐渐散去。余众一部由刘瑞阳、梁少廷率领，另行屯扎；一部由刘辉廷、李耀堂率领，退入那琴、大绿，在十万大山中隐蔽起来。

郭人漳原是华兴会会员，1905年12月任桂林巡防营统领时，黄兴曾专程自日本赶来动员他起事，并发展其为同盟会员，但郭一直首鼠两端，存心投机。这次起义，革命党人寄希望于他，一开始就走错了棋子。

四　镇南关之役

广东方面失败了，孙中山的活动重点逐渐转向广西和云南。

对广西的军事经营开始于1907年夏历五、六月间。其时，关仁甫已与清军驻镇南关（今友谊关）营长黄瑞兴、边防统领总教练易世龙及龙州厅幕友陈晓峰等联系好，计议定期大举。不料，事为广西巡抚张鸣岐侦悉，易、陈被害，关仁甫于7月15日返回安南，被法兵拘押。经孙中山运动华侨保释⁽¹⁵⁸⁾。

9月，孙中山命王和顺负责镇南关军事。10月26日，王和顺致书清广东水师提督秦炳直，要他“立功赎罪”。11月6日，又致书清广西边防统领陆荣廷，劝其反正。其后，王和顺前赴那模与凭祥土司李祐卿联系，订于11月18日率游勇夺取镇南关炮台。届期，因广西绿林、游勇本分两派，王出身绿林，李祐卿所部游勇与王发生意见分歧，不听调动。王和顺无奈，折返河内。孙中山改命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以李祐卿为副。

黄明堂（1870—1938），广东钦州人，壮族，排行第八，人称为八哥。因愤于清政府腐败，投身会党，曾聚游勇数百人，呼啸山林，多次击败清兵，八哥之名不胫而走。被委任为镇南关都督后，进行顺利，迅速与镇南关炮台守兵联络成熟。12月2日，黄明堂、关仁甫率乡勇八十人，携带快枪四十二杆，潜袭镇南关。起义军披蒙茸，拨钩藤，跨越断涧危崖，直进右辅山第三炮台，呐喊而入。守兵百余人略事抵抗，即相率投降。接着，第二炮台、第一炮台相继夺得。

12月3日，孙中山亲率黄兴、胡汉民、日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狄氏等至关，登上炮台，全军鼓舞，黄明堂奏乐欢迎。

次日，清军援兵开到，发起攻击，起义军发炮反击。经试发后，击中敌方阵地。孙中山也发了炮，并且打得很准⁽¹⁵⁹⁾。他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¹⁶⁰⁾其时，有一炮台尚未攻克，清兵恃险向起义军炮位射击，击中一人。孙中山亲自为之裹伤，并命人抬他下山。

当日，孙中山又和黄兴一起来到山下的弄尧村，访问壮族同胞。据当时人回忆，孙中山非常和蔼可亲，对人们说：“炮台现在是我们的了，大家可以上去玩玩。我们不久一定能够推翻满清，那时大家就可以自由自由，不受压迫欺负了。”⁽¹⁶¹⁾

同日下午，清军参将陆荣廷派一樵妇持函登台，表示愿以所率六百余人投入麾下，并告以次日有清军五百自凭祥来，后日有清军二千自龙州来，事急万分。祈自重。孙中山读函后和黄明堂等讨论，认为山上大炮虽多，但只有一个炮可以打，枪只有七十多支，都已老旧，难于进取，决定回河内筹款筹械，命黄明堂坚守五日，一俟饷械运到，即便进取龙州。决定后即复函陆荣廷，使为内应。当晚，孙中山、黄兴等下山回安南。

12月7日，清政府军机处指责张鸣岐失去重隘，“交部议处”，责令他督饬各路将官，“优悬赏格，严申纪律，协力进攻，即日克复”⁽¹⁶²⁾。其时，清军丁槐、龙济光等各路援军齐集，以四千人的优势兵力四面围攻。当夜，陆荣廷等在大炮配合下向北台猛扑，黄明堂等悉力抵拒，由于枪弹告罄，不得已于8日夜弃台，退至安南燕子大山。

孙中山回安南后，曾与一法国银行家洽谈，由该行在法国代募军债二千万元，于占领龙州之日交付第一批款项。正在协商条件时，9日晚，得悉炮台失守，谈判遂即停顿。

五　钦、廉、上思之役

防城之役中，郭人漳的投机面目已经暴露，但是，黄兴对他仍有幻想。回安南后，再次归国进入郭营，郭人漳阳为应酬，阴怀歹意，被黄兴察觉，借故脱身。其后，谭人凤赶到，黄兴正为缺少弹药焦灼，因谭与郭有旧，便派谭于1908年1月28日往郭处求接济，几经反复，郭人漳表示应允，但以后并未践约。

同年3月，安南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为了向华南地区扩张势力，安南法国殖民当局曾经和孙中山拉过关系，但是，他们决不允许这种关系危及法帝国主义的利益。1908年春，安南中部发生大规模抗税运动。法国殖民当局担心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会促进越南人民的斗争，因此，方针逐渐发生变化。2月12日，鲍何向法国殖民部报告说：“革命党人在我们的领地里进进出出，在中国境内彼伏此起的起义，会激起不幸的趋向，同样会在我们治下的人们中引起骚乱。”⁽¹⁶³⁾驱逐孙中山出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孙中山临行前，命胡汉民留守河内机关部，同时命黄兴为总司令，再次在钦廉地区发动，并命黄明堂规划进取云南河口。

黄兴奉命后，向法商购得匣子炮百数十杆，组织云南旅越青年二百余人为“中华国民军南路军”，于3月27日向钦州进发。

29日至小峰，清军管带杨某以为郭人漳至，派兵出迎，黄兴发动攻击，毙五人，逃三人，其余均降。杨某得报，倾营而出，依山布阵。黄兴乃率部佯退，诱清军离山，然后分一路兵从正面攻击，一路埋伏田间，一路兵出清军背后暗袭。清军只顾正面迎敌，没有顾及身后。猝不及防，顷刻大溃，杨某仅以身免。30日、31日，又先后击溃清军三营。4月2日，黄兴列阵于马笃山。郭人漳派最骁勇的管带龙某率三营兵来攻，黄兴发枪遥射，龙中弹落马，起义军欢声雷动，黄兴挥军进攻，清军营官带头逃跑，三营全溃。

由于连战皆捷，起义军发展至六百余人。正准备取道那楼、大绿，向广西边境移动的时候，郭人漳合兵尾追，以数千人包围起义军。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黄兴募敢死队夜袭清营，清兵自相惊扰，不战而溃。黄兴率部追击，清军几乎全部覆没，郭人漳的军旗和战马均被起义军缴获。自此，起义军纵横于钦、廉、上思一带，迫使敌钦廉道龚心湛、统领郭人漳不得不频电告急。

由于转战四十余日，缺乏后援，弹药告罄；广西边防营勇虽允投降，但未行动；龙济光所部分统黎天才亦曾准备归顺，但因起义军方面无力交付奖赏花红，事亦未成。因此，黄兴下令解散起义军，除率少数人回安南外，其余退入十万大山。

此次起义，黄兴率数百人转战月余，所向皆捷，但因是一支游离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孤军，最后还是失败了。

六　河口之役

在镇南关之役以前，河口起义的准备工作即着手进行。

河口地处中越边界，有滇越铁路经过，北可达昆明，清政府在此建有炮台四座，重兵防守。孙中山的机关部设在河内，计划在云南发动起义，河口是必争之地。

1908年4月，孙中山委派黄明堂筹划云南起义事宜，以王和顺、关仁甫为辅。事先，关仁甫潜入境内，与清军防营约定，凡携械投降者，给银一元。29日夜二时，黄明堂等率所部二百余人从安南边界渡河，得到清军防营一部响应，共约五百人，向河口进攻。四时，占领河口。城内警兵相率反正，清军管带岑得贵等逃入半山炮台，与防务处督办王镇邦合力死守。4月30日，起义军奋力攻山，管带黄元桢投降，王镇邦也诈称愿降，暗命亲随射杀上山说降的党人黄华廷。起义军大愤，全力进攻。清军守备熊通用枪押着王镇邦，率部反正，清军全部投降，河口四座炮台均为起义军占领，得枪千余，子弹七万发。革命军处死了王镇邦，成立云贵都督府。黄明堂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出示安民，声称：“本军政府因义讨暴，为民请命”⁽¹⁶⁴⁾，宣布军律若干条，同时向各国发表宣言，声称“本军政府今起国民军，拟欲推倒现今之清政府，建造社会主义之民主国家，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¹⁶⁵⁾。其条文主要有：

军政府占领地内之外国人民财产一体保护；

军政府占领地内，外国人于条约上已得之权利，皆得继续有效力；

外国人若直接援助清政府妨害国民军者，国民军即将其认作敌国；

外国人若以战争用品接济清政府，则国民军立即没收之⁽¹⁶⁶⁾。

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是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河口于1895年后辟为通商口岸，法国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副领事署。革命军所颁布的条文注意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清政府勾结，是正确的。但是，完全承认“外国人于条约上已得之权利”，则是对帝国主义过分的让步。

义军得到了河口商人和越南华侨的资助。河口商人资助一千七百余元，越南华侨资助四千余元，并运来大米四百余包⁽¹⁶⁷⁾。5月2日，关仁甫率军四百人左趋曼耗，准备进兵个旧，攻取蒙自。一路连克巴沙、田防、安定、新街、万河等地。4日，王和顺率兵沿铁路北攻，清军纷纷来降，王部占领南溪。

河口起义的主力是变兵，哗变的原因是欠饷与禁赌。对这支队伍，胡汉民不放心，建议孙中山派黄兴节制各军。5月3日，孙中山在新加坡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7日，黄兴进抵河口，力催黄明堂沿铁路进攻昆明，黄明堂担心粮食不继，犹豫迟疑。黄兴焦急，准备亲率各军前进，黄明堂仅派兵百人。由于缺乏思想基础，行军不到一里，士兵便向天开枪，齐呼疲倦；再行半里，便一齐哄散。黄兴无法，只好折回河口，派人至前敌找王和顺商量。王也以兵疲弹缺为虑。在此情况下，黄兴仍拟率军先取蒙自，而将士多不听命，并要求再发一个月的饷。不得已，黄兴于5月9日返回河内，准备多买一点驳壳枪，成立一个司令部或敢死队，强制士兵服从命令。住一日，复乘车北上，过老街时，被法警截留，解送出境。

河口起义过程中，清政府曾多次向法国外务部交涉。5月6日，法国政府表示，“自当竭力相助”⁽¹⁶⁸⁾。21日，法国驻蒙自代领事罗何（R．Reau）声称：“尽快结束目前的骚乱实为至要，否则它会给我们带来不祥的后果。”⁽¹⁶⁹⁾这一时期，安南法国殖民当局封锁边界，禁阻起义人员及粮械进入云南。26日，在清军白金柱部进攻下，河口失守，黄明堂率六百余名战士突围撤入安南，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在此期间，比利时中国留学生传闻清政府电驻法公使，将借法兵平滇乱，便电告东京《云南》杂志社。5月24日，杨振鸿、赵伸、吕志伊等以云南留日同乡会名义，邀请全体留日中国学生召开云南独立大会，宣称“云南人绝对的不受清廷之支配，亦绝对的不受他国之干涉”⁽¹⁷⁰⁾。会后，杨振鸿邀同志数十人秘密返国，拟入滇援助义军。行至香港时，得悉起义失败，南行至仰光。

至此，孙中山在中国南部亲自领导的六次起义全部失败。

1908年11月，光绪帝及西太后二人相继死去，杨振鸿曾联络土司刁春园，计划于12月23日在永昌起义，也未成事。

两广和云南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剧烈的地区，会党势力深厚，人民富于反抗精神。1903年的云南周云祥起义、1904年的广西陆亚发起义，都曾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鼓舞。这一地区距离清政府的统治中心遥远，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或国境线，便于从国外输入饷械和人员。因此，孙中山选择这一地区作为“起点之地”。但是，他没有看到，由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形势到1907年前后已经转为低潮。加上革命派又不善于发动群众，未能把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和当地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样，起义就只可能在个别地方突破而不可能有大片区域的发展，必然无力抵御清军的四面围攻，也应付不了外援断绝后的艰难局面。

孙中山在南部地区发动的多次起义，既没有从根本上威胁到清政府的生存，也没有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扩大革命的政治影响，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部分革命党人产生了沮丧情绪，加深了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怀疑和不满，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和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节　东北、安徽、浙江、四川各地的起义

一　运动东北“马侠”之役

和孙中山、黄兴注意经营南方不同，宋教仁注意经营东北。

还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时，宋教仁就曾特撰《二十世纪之梁山泊》一文，鼓励东北绿林武装——“马贼”抗俄反满。为了与“马贼”这一轻蔑性的旧称相区别，宋教仁称之为“马侠”。1906年9月，黄兴自广西、南洋、香港等地活动后回到东京，宋教仁担心他“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特别提出了经营东北的设想⁽¹⁷¹⁾。1907年2月，日人末永节、古河（古川清）访问宋教仁，详细谈到了“马侠”的有关情况。宋教仁认为，如能约得“马侠”共同起事，则易于摇撼清廷根基，便和孙中山商量，孙中山表示赞同⁽¹⁷²⁾。当时正值萍、浏、醴新败之余，黄兴也希望能开辟出一个新地区来，便邀约宋教仁、张继、末永节、古河等商谈，决定派人赴东北运动。

3月23日，宋教仁与古河自东京启程，至门司与白逾桓会合，渡过鸭绿江，于4月1日抵达安东。3日，以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名义致书大孤山马侠李逢春等⁽¹⁷³⁾，肯定其“扶弱抑强、抗官济民”的志气，鼓励他们集合辽河东西、黑水南北的义军合为一团。信中着重分析了“西渡山海关则永乎不守，南出喜峰口则北京告危”的有利战略位置，表示说：

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召党徒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¹⁷⁴⁾

“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这里，实际上是对孙中山的战略思想提出了批评意见。4月8日，李逢春邀宋教仁上山面谈，表示赞成同盟会宗旨，愿一致行动。于是，宋教仁即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主要负责人为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及张榕等。其后，宋教仁曾至北满联络著名的绿林首领刘单子，又曾深入长白山延吉地区联络当地武装首领韩登举。

6月，得到惠州起义消息，宋教仁即拟发兵响应，先占辽沈，再逼榆关，进窥北京。不料，清政府早已得悉有关情况，电令东北各省防范⁽¹⁷⁵⁾。白逾桓在碱厂招兵，被清督赵尔巽击败；潜入沈阳举事，又被徐世昌所捕⁽¹⁷⁶⁾。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见形势不利，又因同盟会内部矛盾爆发，张继打电报要宋教仁返日，于是，宋教仁便改装回到东京⁽¹⁷⁷⁾。

在北方或首都发动是宋教仁战略思想中的所谓上策，运动“马侠”之役失败后，仍然有一些革命党人在北方地区活动，但宋教仁等的注意力则逐渐转向中部地区。

二　秋瑾、徐锡麟之役

萍、浏、醴起义也鼓舞了在长江下游活动的革命党人。在上海的光复会员和归国的胡瑛、宁调元、杨卓林等同盟会员集会，计议协同动作，秋瑾承担了在浙江方面发动起义的任务。

秋瑾，字璿卿，号竞雄，又号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77年生⁽¹⁷⁸⁾。出身小官僚家庭。工诗文，好骑马击剑。八国联军入侵后，忧愤时事，即以身许国。1904年，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到日本东京留学，先后参加“共爱会”、“横滨三合会”等组织，并倡办《白话》杂志。年底归国，在绍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次年，再去日本。过黄海时，有诗明志：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全诗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到日本后，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省主盟人。她每会必赴，每赴必演讲。同年冬，日本文部省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中国留学生奋起斗争，秋瑾力主全体归国革命。她曾于讲演激昂时拔出倭刀，插在讲台上，声言：“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¹⁷⁹⁾

1906年春，秋瑾回到上海，协助创办中国公学。9月，与公学教员陈伯平租屋于虹口祥庆里，秘密制造炸药。次年1月，创办《中国女报》，宣称“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¹⁸⁰⁾。共刊行两期。

其后，秋瑾回到绍兴，住大通学堂，和金华、处州、绍兴等地会党约定，在湖南革命党人起事后即出为应援。2月1日，秋瑾亲至金华，联络会党首领。不久，回到绍兴，获悉刘道一及杨卓林、胡瑛、宁调元等先后失败的消息，决计独力行事。

3月（正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开学之际，为了表示自己开明，绍兴知府贵福及山阴、会稽两邑县令均到堂祝贺，贵福并赠“竞争世界、雄冠地球”一联。以此为掩护，秋瑾畅所欲为。她往来于杭州、上海之间，运动军队和浙江武备、陆师、弁目等学堂学生，介绍朱瑞等参加了光复会。4月间，再次游历金华、处州。回绍兴后，函招金华、处州一带会党首领到体育会学习兵操，前后到者约百余人。她将职员分为十六级，用七绝诗“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作标志，黄字为首领，徐锡麟等五人担任：祸字为协领，秋瑾自任；源字为分统，会党王金发、竺绍康、张恭、吕熊祥等分任；溯字为参谋，以洪门“红旗”担任；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职。5月中旬，秋瑾编各地会党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记号。她和大家商定，7月6日金华首先起义，然后处州响应，趁杭州清军出攻之际，以绍兴义军奔袭杭州，军、学界中的同志为内应；如果杭州不能拿下，就返军绍兴，由金华、处州进入江西以通安庆，和徐锡麟呼应。未几，秋瑾将起义日期更改为7月19日。

6月中旬，绍兴会党裘文高不待命令，突然召集台州义军，于嵊县西乡集合，树起革命军旗帜，杀死清军数十名。这一过早的行动打乱了起义计划。22、24日，陈伯平、马宗汉先后自安庆到沪，秋瑾自绍兴来会，告以浙江会党有败露迹象，再次约定于7月6日同时起义。7月1日，上海侦探捕获光复会员叶仰高，叶供出了部分党员的别名或暗号。端方将这一材料电告恩铭，恩铭转示徐锡麟，徐发现自己的别名赫然在内，感到形势紧张。5日，陈伯平、马宗汉抵达安庆，与徐锡麟密议后定于次日安徽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起事。当夜，陈伯平起草了《光复军告示》⁽¹⁸¹⁾，以“光复汉族，翦灭满夷”相号召。《告示》指斥清朝政府种种罪由，宣称欲“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徐锡麟所拟“杀律”则提出“遇满人者杀”；“遇汉奸者杀”，“不杀汉官”等条，表现了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¹⁸²⁾。徐锡麟始终不肯参加同盟会，和孙中山的思想分歧是原因之一。

7月6日晨，徐锡麟召集巡警学堂学生训话，声言来安庆“专为救国”，要学生“行止坐卧咸不可忘”救国二字⁽¹⁸³⁾，但学生并不明白徐锡麟的意旨。随后，巡抚恩铭、藩司冯煦、臬司联裕等到堂。九时，典礼开始。恩铭等刚就座，收支委员顾松急步趋前，意欲告密。徐锡麟见事急，向前行举手礼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正惊愕间，徐锡麟已从靴筒内拔出手枪两支，以左右手同时向恩铭施放。因为近视，不知道是否命中，便连续发枪。恩铭身中七弹，被侍从匆匆背走。徐锡麟等处死了顾松，拔刀而出，走到礼堂，拍案大呼：“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抓奸细！快从我革命！”诸生不知所为。徐、陈、马三人执刀、持枪，挟持着学生进至军械所，取出枪炮，多不能使用。这时，清兵已将军械所包围，冯煦等悬赏七千金捕拿徐锡麟。自十二点钟激战至下午四时，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俘。

审讯中，徐锡麟抗对不屈。毓朗令徐跪，徐说：“你还在洋洋的，若慢走一步，即被余毙！”继而徐锡麟问：“恩铭如何？”联裕等骗以仅受微伤，徐气泄，低头不语。联裕接着说：“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听到这句话，徐锡麟忽然领悟，大笑说：“然则恩铭死矣！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手指联裕道：“尔幸不死！”联裕震惊，几乎倒下。接着，徐锡麟执笔自书供词，指斥清政府立宪其名，而集权、专制其实，声言“专为排满而来”，“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供词中，徐锡麟也暴露了他和孙中山的矛盾，声言：“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¹⁸⁴⁾

当晚，徐锡麟被杀。临行前，先拍小影，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死后，清吏竟把徐锡麟的心挖出来，祭祀恩铭，肝则被恩铭卫队炒食，表现了无比的野蛮。

8月24日，马宗汉被杀。

徐锡麟事前几乎没有做任何发动和组织工作。“一士披猖海岳惊”⁽¹⁸⁵⁾，徐锡麟个人的英雄行为使清政府不少官僚惶惶不可终日，端方声称：“令人防不胜防，时局如斯，惟守死生有命一语，坐卧庶可稍安。”⁽¹⁸⁶⁾但是，这种少数人脱离群众的冒险，根本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安庆方面既失败，秋瑾就岌岌可危了。

还在徐锡麟被捕之际，绍兴知府贵福就得到劣绅胡道南的告密，于7月7日赶赴杭州，面告浙江巡抚张曾敭。由于秋瑾社会影响大，张曾敭下不了决心，征询了巨绅汤寿潜等人的意见，才决计逮捕秋瑾。

7月10日，秋瑾从报上看到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忧泣内室。校中诸生计议早日举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城，而后再图其余，秋瑾坚主须待王金发嵊县兵到。此后，秋瑾分遣学生二十余人往杭州城埋伏。7月12日，秋瑾得到杭州密信，知清兵将到，就指挥大家掩藏枪弹，焚毁名册，疏散学生。次日，王金发从嵊县来，和秋瑾商量，定于7月18日统军入绍兴。午后，杭州清兵进入绍兴，有人劝秋瑾离校暂避。秋瑾决心殉难，拒绝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年。”⁽¹⁸⁷⁾她遣散了最后一批同志，毅然留守大通。不久，贵福率领清军，包围大通，秋瑾等被捕。当贵福提审时，秋瑾百问不答，仅云：你也常到大通，并送过对联。贵福不敢再问。次日，交山阴知县李钟岳审问，秋瑾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贵福又改派幕客余某严刑逼供，秋瑾只说：“革命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7月15日清晨四时，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秋瑾牺牲后，舆论哗然。浙江进步人士筹议上控，江苏进步人士和留日浙江同乡会通电抗议，上海《神州日报》发表《论吾侪对于浙江省黑案应有之办法》等论说。8月15日（七月七日）陈去病拟在上海召开秋瑾追悼会未成，组织神交社，成为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前身。1908年2月25日，徐寄尘、吴芝瑛、陈去病为秋瑾营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并组织秋社。

秋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一位杰出的女英雄，中国人民永远地尊敬和纪念她。

三　四川泸州、成都、叙府之役

孙中山虽然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中国南部边疆地区，但是，也没有忽视四川。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即指示四川主盟人黄树中：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四川位于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并说：应以新旧同志与民间会党并力举事。此后，黄树中等即邀请泸州哥老会首领佘英来日本与孙中山会谈。佘英（1874—1910），贫民出身，“家务农”⁽¹⁸⁸⁾。自幼参加袍哥组织，青年时撑船为生。后考中武秀才，任泸州团练局队长。在革命风潮影响下，读到《革命军》、《警世钟》二书，深受感动，“拿在泸州茶馆酒店讲演，想唤醒汉人起来革命”，受到禁止后，又持书到乡场讲演⁽¹⁸⁹⁾。1906年7月，佘英到达东京，加入同盟会，会见孙中山、宋教仁等。他表示：“我们总欲作一番事业，以为我同胞复仇，惟才力不及，一举事时，内政、外交皆不能办，故不得不连合海内英雄志士，同力并举。”⁽¹⁹⁰⁾孙中山委任其为西南大都督，并嘱谢奉琦、熊克武等协助。

同年9月，同盟会员李实谋在江油起义，事泄未成。李实为四川绵州人，到上海经商时加入同盟会，不久弃商回川，遍历龙安、绵竹、保宁、顺庆等地，宣传排满革命，散财募集数百人。江油事泄后率众退至剑州小燕山，旬日之间，发展至千人以上。清四川总督锡良闻讯，调巡防营围攻。李实率部拒战数日，不幸牺牲。

江油、剑州之役是和同盟会组织没有联系的孤立起义。之后，佘英、谢奉琦、熊克武等先后回到四川，在成都草堂寺集会，议决分头发动：黄树中、张培爵、谢持等联络学界，秦炳、饶国樑、程德藩、伍安全等联络新军武备学堂及弁目队，佘英、曾省斋、黎靖瀛、余切等联络会党。

佘英、熊克武等确定的第一个发难地点是泸州。该地为川南重镇，交通便利，又是佘英的家乡，会党实力雄厚。为了活动方便，熊克武经佘英介绍加入了哥老会。初时计议乘端午赛龙舟时起事，后因成都党人要求，改于1907年11月14日（十月初九）清吏庆贺西太后寿辰时同时并举。

准备过程中，熊克武、黄树中等在永宁兴隆场黄方家制造炸药，不慎爆炸，黄树中重伤，经医治得活，自此改名黄复生。兴隆场的爆炸事件引起了清吏注意。同时会党以为革命就是做皇帝，上自叙府，下至宜昌的船夫中纷纷传言：“佘大哥的星宿现了，不久做了皇帝，我们就好了。”⁽¹⁹¹⁾仅泸州一地旅馆中就挤满了乔装商贩的数千会党，风声日大。泸州知州杨兆龙闻讯，在衙内密布持械堂勇，邀佘英议事，阴谋擒捕。在单人赴会时，佘英得堂勇密语：“水涨了！”乘机逃出。起义因之提前到11月6日，首在泸州近城江安发动。

先一日夜半，江安县署刑房典吏戴皮举火为号，不料县令事先已有戒备，一面扑火，一面闭城搜捕，并用站笼绞死戴皮父女。同时，泸州也闭城戒严，大索党人。佘英等放舟江中聚议。因外援已失，敌人又已有备，佘英主张放弃原订计划。但有人主张立即举事，并讥笑佘英怕死。佘英是个热血汉子，受不得这种讥笑，立即跳江自明，旋被救出。

泸州起义夭折，熊克武等即奔赴成都。按清例，11月14日夜，总督以下大员都将于会府集合，庆贺慈禧太后生日。革命党人计议于此时炸毙全部与会官员，同时四门放火，一举占领成都，传檄而定各府州县。余切保证，只要一声令下，数万会党立刻可以招致。他的话给了众人以勇气。

至期，新军、巡防营、督署卫队中的同盟会员做好了战斗准备，余切招致的会党四千余人也分别在各旅馆整装待命，起义号火已经泼油升发。但清吏突然改变了朝贺地点，并于附近戒严，断绝交通。谢持闻讯，奔到革命党人住处，下令扑灭号火，并召开紧急会议。黄方坚主按原约发动，如失败，就率队南下，和佘英等会合。多数与会者认为官府已有戒备，不必作无谓牺牲，决定改期。当即通知各路停止发动，并千方百计筹措银两，遣散会党。

事后，熊克武、谢持等被通缉，伍安全被杀，黄方、杨维、黎靖瀛、张治祥、江永成、王秉璋六人被捕，时称“六君子”。

成都起义失败，四川革命党人又决定在叙府举事。以1908年1月26日为期。推谢奉琦入叙主持，推佘英、熊克武赴井研、荣县、富顺等地发动会党。并由曾省斋联络叙府堂勇管带刘绍峰等，希望得到二百余名堂勇的助力。预定起义的这一天傍晚，谢奉琦通知熊克武，刘绍峰等已被知府逮捕，起义无成功希望，只好停止。其后，谢奉琦回到家乡自流井，被清吏收买叛徒诱捕，英勇牺牲。

一连串的失败使四川革命党人冷静了下来。同年2月，佘英、熊克武等集会隆昌，总结失败教训，决定赴日购械，建立同盟会自己的武装，以便起义时作为先锋和主力军。

自萍、浏、醴起义开始，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达十余次，遍及中国南方大部分省区。就其规模、声势和发展的速度而论，它远远比不上太平天国一类旧式农民起义；但和兴中会时期相较，显然有了相当的进步。它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清朝统治者的宝座已经是摇摇欲坠了。

这一时期，同盟会发动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仍然是会党。会党具有较强烈的反满意识，但是，不可避免地也具有小生产者以至流氓无产者的弱点。革命党人对会党利用多，教育和改造少，往往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动他们起义，因此，经常出现盲动冒险、自由散漫、不能坚持乃至贪利忘义等现象。这样，就使得革命党人日益对会党感到失望，片面地认为他们“太无战斗力，太无训练”⁽¹⁹²⁾，而不能正确地、恰当地认识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后，革命党人把主要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新军。

————————————————————

(1) 见明治三十八年12月7日该报，中云：“清国学生过于狭义解释省令，此亦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行为所致，他们的团结力量亦甚为薄弱。”

(2)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民报》第2号。

(3) 《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编，第11册，台北版，第169页。

(4) 《演说录》，《民报》第6号，1—10页。

(5) 转引自章太炎：《答梦庵》，《民报》第21号，第127页。

(6) 恨海：《来函》，《民报》第5号，第133页。

(7) 《宋教仁日记》，第303—304页。

(8) 《本社特别广告》，《民报》第19号广告栏。

(9) 《报告〈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新世纪》第79号。

(10) 《东京〈民报〉之诉讼》，《神州日报》，1908年12月4日。

(11) 《太炎最近文录》第110、111页。

(12) 《东京通信》，《神州日报》，1908年11月5日。

(13) 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7月18、29日、9月21日、10月31日。

(14) 《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7号，第20页。

(15)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第58页。

(16)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4号，第21页。

(17) 《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本，第30页。

(18)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4号，第13页。

(19)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5号，第3页。

(20) 《叙例》，《国风报》第1年第1期。

(21) 佛公：《答精卫书》，《新民丛报》第85号，第103页。

(22) 耡：《论国会之趋势》，《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8月3日。

(23) 豕韦之裔：《普告汉人》，《民报》临时增刊《天讨》，第28—29页。

(24)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10号，第20、32页。

(25)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第16页。

(26) 去非（胡汉民）：《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中兴日报》，1908年9月21日。

(27) 嗣轩：《〈新民丛报〉非种族革命论》，《复报》第3期。

(28) 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1号，第19页。

(29) 思古：《论满洲当明末时代于中国为敌国》，《民报》第20号，第6页。

(30) 蛰伸（朱执信）：《论满洲政府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号，第32页。

(31) 去非（胡汉民）：《纪十一月四日东京满学生大会》，《民报》第9号，第96页。

(32) 《仇一姓不仇一族论》，《民报》第19号，第108页。

(33)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11—12页。

(34)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14页。

(35) 思黄（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1号，第41页。

(36) 孙中山语，转引自《民族的国民》，《民报》第2号，第22页。

(37)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6号，第89页。

(38)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第7—9页。

(39)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6号，第91—96页。

(40)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6号，第91—96页。

(41)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第22页。

(42)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7号，第34—36页。

(43)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刊，第23页。

(44)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4号，第1页。

(45)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7号，第7页。

(46)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21页。

(47)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7号，第57页。

(48) 县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61页。

(49) 《〈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民报》第3号号外。

(50) 熊范舆：《国会与地方自治》，《中国新报》第5期。

(51) 耡：《论国会之趋势》，《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8月10日。

(52) 宅仁：《正〈总汇报·定期开设国会为中国自强之基础〉》，《中兴日报》，1908年9月16日。

(53) 去非：《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中兴日报》，1908年8月10日。

(54) 宅仁：《正〈总汇报·定期开设国会为中国自强之基础〉》，《中兴日报》，1908年9月16日。

(55) 辨奸：《驳〈总汇报·论国会与君主之关系〉》，《中兴日报》，1908年10月22日。

(56)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第9页。

(57) 《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

(58) 县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47页。

(59)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第100、109页。

(60) 县解：《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5号，第57页。

(61)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新民丛报》第91号，第52页。

(62)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17—19页。

(63)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第109页。

(64)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85、86页。

(65)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23、24页。

(66)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1、102页。

(67)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第113页。

(68)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23—126页。

(69)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1页。

(70)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2页。

(71)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第13页。

(72)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2页。

(73) 《土地国有与财政》，《民报》第16号，第35、45页。

(74)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34页。

(75)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新民丛报》第91号，第5页。

(76)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新民丛报》第90号，第22页。

(77)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21页。

(78)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46页。

(79) 《民报》第2号。

(80)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52、45页。

(81)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52、45页。

(82)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48页。

(83) 饮冰（梁启超）：《仲遥〈社会主义论〉前言》，《新民丛报》第89号，第36页。

(84) 寄生（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第2号，第4—5页。

(85) 汉民：《与〈国民新闻〉论支那革命党书》，《民报》第11号，第132页。

(86)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9号，第80页。

(87)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4号，第58页。

(88) 辨奸（胡汉民）：《斥保皇党欲借外患防内变之毒计》，《中兴日报》，1908年11月15日。

(89)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第44页。

(90) 《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5号，第25页。

(91) 精卫：《驳革命可以瓜分说》，《民报》第6号，第33页。

(92) 《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5号，第31页。

(93)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第35页。

(94)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

(95) 孙中山语，转引自辨奸（胡汉民）：《斥〈新民丛报〉之谬妄》，《民报》第5号，第71页。

(96)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第46页。

(9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61、62页。

(98) 《〈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民报》第3号号外。

(99) 寄生（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第2号。

(100) 《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7号，第34页。

(101)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第10页。

(102) 伯夔：《革命之心理》，《民报》第24号，第35页。

(103) 蛰伸（朱执信）：《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号，第32页。

(104) 伯夔：《革命之心理》，《民报》第24号，第35页。

(105) 县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59—60页；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2一103页。

(106) 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民报》第6号，第35—36页。

(107) 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民报》第6号，第35—36页。

(108) 寄生（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1号，第71页。

(109) 《与佛苏我兄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1页。

(110) 《致蒋观云、徐佛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8页。

(111) 《新民丛报》第83号，第76、79页。

(112) 《宋教仁日记》，第322页。

(113)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0页。

(114) 《致蒋观云、徐佛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41页。

(115) 高旭：《无尽庵遗集序》，见周实：《无尽庵遗集》卷首。

(116) 陈去病：《南社长沙雅集纪事》，《太平洋报》，1912年10月10日。

(117) 恨海（田桐）：《来函》，《民报》第5号，第140页。

(118) 《保皇党演说大失败详志》，《中国日报》，1907年11月4日。

(119) 但懋辛：《同盟会会员与保皇党分子在日本的几场战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4页。

(120) 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新民丛报》第92号，第23—24页。

(121)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285页。

(122) 《龚春台传》，萧作霖：《浏阳烈士传》。

(123) 《魏宗铨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

(124) 《萍乡知县张之锐和驻萍巡防营管带胡应龙禀赣抚文》，《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25)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249页。

(126) 《萍乡知县张之锐和团防局绅李有如会禀电》，《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127) 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记》，《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九日。

(128) 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记》，《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129) 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记》，《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

(130) 《萍厂林道电赣抚》，《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

(131)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254页。

(132) 《萍乡县上赣抚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482页。

(133)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134)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35) 《湖广总督张之洞致军机处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499页。

(136) 《军机处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电旨》，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502页。

(137) 《午帅电湘、赣抚》，《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138)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39) 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页。

(140) 《孙毓筠供》，《神州日报》，1907年5月1日。

(141) 《笔谈残稿》，《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172页。

(142) 湫，一作秋。

(143)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144) 关于浮山一路未能集合的原因，说法不一。刘士辉等《潮州黄冈革命事实》认为是由于“丘松、薛金福等机谋不密”；冯自由《革命逸史》认为是由于“风雨大作”，此据许雪湫《致孙中山电》，见张永福编《南洋与创立民国》。

(145) 《神州日报》，1907年6月5日。

(146) 《京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147) 《神州日报》，1907年6月16日。

(148) 《论黄冈剿匪之办理不善》，《神州日报》，1907年7月30日。

(149)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398页。

(150) 《华侨与中国革命》，台北，1963年9月版，第117页。

(151) 《惠州大骚动续纪》，《神州日报》，1907年6月28日。

(152) 《寄军机处电》，《周慤慎公全集·电稿》，第16页。

(153) 《丁未钦州防城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19页。

(154) 关仁甫述：《四十年来革命回顾录》，《逸史》第1卷第2号。

(155) 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

(156) 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

(157) 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9月13日。

(158) 关仁甫：《四十年来革命回顾录》，《逸史》第1卷，第2号。

(159) 宫崎滔天：《孙逸仙其仁如天》，日本《中央公论》1911年11月号。

(160)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辑，总395页。

(161) 郑惠琪等口述：《镇南关起义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435页。

(162) 《寄两广总督张人骏、广西巡抚张鸣岐电旨》，军机处电寄档。

(163) 《印支总督致殖民部》，1908年2月12日，法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印支，B11（37）。

(164) 《神州日报》，1908年5月13日。

(165) 《中兴日报》，1908年6月6日。

(166) 《中兴日报》，1908年6月6日。

(167) 关仁甫述：《四十年来革命回顾录》，《逸史》第1卷，第3号。

(168) 《驻法公使刘式训致外交部电》，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七日，军机处电报档。

(169) 《蒙自法国代领事致法国驻香港领事》，1908年5月21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n．s．238。

(170) 《云南留日革命党之宣言》，《中兴日报》，1908年6月22日。

(171) 《宋教仁日记》，第248页。

(172) 王以贞：《记与钝初赴满洲联络马军革命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173) 王以贞：《记与钝初赴满洲联络马军革命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174) 《宋教仁日记》，第356页。

(175) 《京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176) 白逾桓：《程家柽革命大事记跋》。

(177) 《雪生年录》卷1。

(178) 关于秋瑾生年，有1875、1877、1879三说，此据《秋瑾自书兰谱》，《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第65页。

(179) 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210页。

(180) 《发刊词》，《中国女报》第1期。

(181) 《马宗汉供》，《神州日报》，1907年7月17日。

(182) 《革命党首领徐锡麟示》，《神州日报》，1907年7月29日。

(183) 《丁未安庆徐锡麟之役》，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第40页。

(184) 《徐锡麟供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第46页。

(185) 景墨：《皖警》，《神州日报》，1907年8月8日。

(186) 《大事记要》，《云南》第9号。

(187) 王璧华：《秋瑾成仁经过》，《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

(188) 《佘俊英传》，《革命人物志》第2集，台北版，第377页。

(189) 《佘竟成自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

(190) 《宋教仁日记》，第211页。

(191) 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第31页。

(192) 《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29页。

第七章　各阶层人民自发反抗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一节　城乡人民的广泛斗争

伴随着同盟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广大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也普遍高涨起来，达到了空前广泛的程度。在这期间，群众斗争的次数更加频繁，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103次，1906年199次，1907年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到1910年则上升为266次。斗争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抗捐抗税和抢米骚动遍及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甚至掀起了武装暴动；罢工、罢市层出不穷；反教会压迫的斗争也时有发生。这些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预示着民主革命的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的重视程度，与同盟会成立之前比较，有一定的提高。他们不仅曾利用群众斗争造成的有利时机，发动过几次武装起义：如萍浏醴起义、钦廉防起义以及饶平黄冈起义等，而且一些革命党人还多次试图将群众的自发斗争引入民主革命的轨道。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对群众斗争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足，尤其漠视同农民结成联盟的重大意义。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他们中间蕴藏着深厚巨大的革命潜力，他们一直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力军。而革命党人过多地注意了农民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落后性，因而忽视了在农民群众中展开长期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当然更谈不到从组织上进行强有力的领导。由于上述原因，这个时期的群众斗争仍然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呈现出明显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历史证明，农民群众的自发斗争，只有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克服自身的弱点，发展到较高的水平。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担负不起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尽管自发的群众斗争和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交错迭出，互相激荡，造成了浩大的声势；但是，两股力量始终未能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冲锋陷阵。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无力战胜强大反革命势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抗捐抗税和莱阳民变

清末的最后几年，民族灾难日趋深重，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整个社会陷于动荡不安的局面。腐败的清政府为了偿还外债和举办“新政”，不断增加捐税，大大地加重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经济负担。除了正常的地丁粮税、盐斤、田房契税、茶、烟、酒、糖等税和中央施行的八省土膏统捐、印花税等外，各省举办的新税、附加税的名目之多，不胜枚举。以江苏苏州牙厘局为例，单是它所经办的各种捐税名目就有：百货捐、茶业捐、茧捐、丝经捐、用丝捐、黄丝捐、米粮捐、花布捐、烟酒捐、皮毛捐、牲畜捐、竹木捐、磁货捐、药材捐、厂纱捐、加抽二成茶糖捐、加抽二成烟酒捐、烟酒坐贾捐、续加二成烟酒捐、续加烟酒坐贾捐、烧酒灶捐、新加烟酒坐贾捐、船捐、随丝带抽塘工捐、随丝带抽工帐捐、随丝带抽饷捐、茧行分庄印照捐、机捐，计达二十八种⁽¹⁾。其中单是烟酒捐就有六种之多，可见诛求何等苛酷。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工商业者。至于对农民更是不能放过。在正常的地丁粮税、盐斤、田房契税项下，多次加抽附加税，而附加税总是没有限制的。例如盐斤一项，清政府规定盐斤加价不过两次，每次加价四文，这个负担已经不轻。但各省在盐斤项下，另外又有许多加征和复征。如直隶就有豫引加价二文，本省加价一文，抵补药税加价四文，新增加价四文，津浦路加价四文等名目。粮捐也是这样，各省都可随意征收铁路粮捐加价，自治经费粮捐加价，学务、警务粮捐加价等，超过明文规定不知多少倍。

统治者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横征暴敛，其大小官吏也就借机贪污中饱，充实宦囊，所以捐税名目便越来越多，越来越奇，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制度可言。如广西梧州实行“遇物加抽”，江苏甚至鸡鸭鱼虾猪肉茶栈，“几乎无物不捐”。赵尔巽在东北巧立名目，有斗秤捐、厘捐、河口粮税、河防税、营口八厘捐，东边粮货、山货各税，各边门门捐，沿铁路火车税，等等。总之，在清末几年中，人民的负担空前加重，造成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经常面临破产的威胁，因而不断激起他们的反抗。抗捐抗税斗争几乎无地不有，无时不有，成为群众自发斗争最普遍的形式。斗争的次数与日俱增，规模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卷入斗争的群众极为广泛，社会成分也相当复杂。基本群众是负担捐税最重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正是这些阶层的生活状况显著恶化，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反抗情绪。一些中小地主由于苛捐杂税严重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参加到斗争中来。在某些地区，斗争是在受地主绅士控制的联庄会之类的合法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这种情况，深刻地反映出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已经相当薄弱了。

在清政府统治比较严密的北方各省，由于滥征捐税，人民普遍郁积着对政府的不满情绪。1906年，山东省“细民无以口，思乱者十室而九”⁽²⁾。山西省各地流传着一首民谣说：“三月四月旱，五月六月乱，七月八月烂（时事糜烂），九月十月换（换朝代也）。”⁽³⁾民谣的内容明显地反映出广大人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就在这一年，直隶省元氏县会党散发揭贴，号召抗税暴动。同时，东北三省各地也不时发生抗缴捐税的斗争。奉天岫岩县农民反对加征盐税，聚众打死督销委员。营口附近农民要求减捐，“沿河七十八屯村民往往自缚请命，如是者约有半年之久”⁽⁴⁾。虽然这是一种和平请愿，但反映出当地农民对苛捐杂税的深恶痛绝。凤凰厅、安东一带，官吏借清查地亩敲诈勒索，农民先是聚众向官府恳求，后来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参加者达数千人。吉林酒商全体“歇业”，抗议烟酒税加征。

同年，在南方各省也掀起一系列的抗捐斗争。江西瑞昌县乡民聚众数千人将厘税分卡捣毁，当知县领兵前往弹压时，乡民揭竿而起，与兵勇格斗。安义县农民抗议地方官征收钱粮附加税，千余人将县署拆毁。贵州都匀府苗民结伙闯入府衙门，抗议征收杂税。浙江武义县会党率领乡民反对加税，进城大闹县署，将兵勇和差役赶走，并释放了囚犯。后被清军镇压。

浙江余姚县北乡农民于1907年拆毁捐局。同年，萧山、嘉兴一带农民抗缴丝捐，殴巡丁，砸厘卡。定海厅农民反对加征捐税，四千余人冲进城内，毁官署、学堂及教堂。黄岩县农民将土捐局夷为平地。平湖县商人罢市，反对加征茶捐。淳安县农民抗学捐，围县署。海宁州官吏借漕折勒索农民，激成民变，万余人进城捣毁厘卡、警局，并抢店铺及富绅住宅。附近桐乡农民闻风而起，二千余人闯入县城，将县署捣毁。奉天辽阳地方由于课税过重，“人民愤激，聚众三万余人，起而反抗”⁽⁵⁾。全省因之震动。1908年，福建建阳县农民在五谷会（又称神农会）的领导下，聚集二千人，要求蠲免各项苛捐，“袭近城郊”，被守城清军击退⁽⁶⁾。

为了创办巡警，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各省大都开办了警捐。直隶省办巡警比较有“成效”，警捐十分繁重。因而反对征收警捐的斗争也非常激烈。1907年，先是蔚县巡警传习所被群众捣毁。接着，平山、灵寿等县农民抗缴警捐，痛殴下乡催捐的差役。有些州县地主控制的联庄会也卷入斗争，如冀州联庄会拒绝纳捐，掀起轩然大波。这次抗警捐风潮，此伏彼起，延续数年之久，直到1910年，青县、遵化等地还屡有发生，其中遵化县农民万余人一度包围县城，其激烈程度可以想见。这一连串的反抗斗争，充分表明广大人民对清政府创办巡警、强化统治机构的深刻不满和仇恨。

同时，由于清政府搞立宪骗局，各省相继举办所谓“地方自治”，借调查户口、钉门牌等，按户敛钱，骚扰群众。因此激起普遍反抗。据不完全统计，仅1909年至1910年就有三十余起。主要发生在江苏、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苏吴县各村镇农民反对调查户口，将自治分局及办事员房屋捣毁，殴伤调查员。如皋县乡民聚众数千人索取调查户口册，拆毁调查员房屋。该县县丞前往弹压，官轿被砸烂，县丞仅以身免。安徽南陵县警察局被群众捣毁，被迫停办户口调查。因反对钉门牌和查户口，广西归顺、镇边、天保各县农民“骚动”，“扰及城厢”。广东连州乡民在李观海的领导下，聚众数千人，与清军对抗。江西丰城商人罢市，抵制调查户口。直隶迁安自治局董事借调查户口为名，向乡民勒索规费不遂，无理拘押乡民，因而激起民愤，数千乡民围城“滋闹”。这一系列的斗争说明，清政府所搞的“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在人民的心目中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注意到这一斗争，曾计划乘机发动起义。1910年，他由日本抵新加坡后，致邓泽如函中说：“近日内地因钉门牌，收梁税，各处人心不服，皆思反抗，机局大有可为，吾党不可不乘时图大举。”⁽⁷⁾

这个时期，各地砸学堂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浙江、江苏、直隶等省尤为严重。如1910年，浙江上虞县农民反对征收学捐，聚集两千余人将城内学堂、劝学所、教育会等机构全部捣毁，办学绅董房屋亦被焚。江苏盐城县劝学所及附设小学堂多所均被群众拆毁。直隶易州农民四五千人冲进县城，将自治局、中学堂付之一炬，并提出“归还义仓积谷，不再敛派钱文”等八项条件，迫使知州应允。此外，发生捣毁学堂的地方还有：浙江会稽、奉化、慈溪、处州，江苏太仓、宜兴、扬州等州县。清末创办新式学堂，客观上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民族文化的提高起了积极作用，本来是应得民心的好事。但是清政府官吏和劣绅往往借口办学，抽收学捐，徇私枉法，因而激起群众的不满。群众反抗苛捐杂税完全是正义的，但捣毁学堂的做法，则反映了群众斗争中的自发性和落后性。

各省人民的抗捐抗税越来越激烈，至1910年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这一年较大规模的斗争就有109起，其中以山东莱阳人民的斗争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久。

自清政府推行新政以来，莱阳地区除缴纳正赋之外，还附加地亩捐，农民种麻一亩，缴大钱五千文，花生一亩缴四千文，瓜芋蔬果之地均加税有差。此外，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如学捐、戏捐、警捐、户口税、油坊捐、染房捐、牲口捐、修庙捐等等，不胜枚举。在新政筹办前，全县正杂各款不过数万，自新政实施后，人民负担“骤增至数十倍”⁽⁸⁾。加上1910年春又遇荒歉，农民“缺食者十之八九”⁽⁹⁾。更为严重的是县令朱槐之与该县号称“四魔”的大劣绅王圻、王景岳、于赞扬、张相谟等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借兴办“新政”，派差役巡警赴四乡催缴捐税，敲诈勒索，额外多收，逼得人民走投无路，求生不得。各乡农民议提历年积谷救急。这些积谷摊自农民，各村社自行存储，以备荒歉时取用。但发现积谷已为劣绅王圻等贪污盗卖，亏损甚多，于是乡民哗然。这件事便成为抗捐风潮的直接导火线。

这次斗争是在联庄会领导下展开的。这年春天，城北柏林庄社长曲士文首先组织联庄会抗捐。曲土文曾当过塾师，是一个素负众望的人物。他对劣绅王圻等人早已不满，便挺身而出，联合城北永庄社长于祝三等，在唐家庵地方聚众五十余人，拜盟立会，宣布反对“新政”，抗不交捐，形成了这次斗争的领导核心。村民闻风响应。5月21日，五六千人在城西关帝庙集会，群情激忿，纷纷要求清算积谷，追回各项捐款。群众集会后，便在曲士文的率领下，冲进县城，将县署团团围住，提出悉免杂捐，清查积谷，征收钱粮铜元不折扣，革除劣绅及不许巡警出城鱼肉乡里等项要求。朱槐之见众怒难犯，吓得藏匿起来，不敢露面，派一名绅士代表他答应了农民提出的各项要求。农民各自散去。但是，这只是朱槐之的缓兵之计，暗中他却“飞禀请兵”⁽¹⁰⁾。乡民闻讯，怒不可遏，万余人于6月12日又冲进城内，包围县署。朱槐之见农民的声势浩大，便将过去的一切扰民苛政都推到劣绅身上。于是，农民一齐拥到巡警局董王景岳的家中，将其住宅付之一炬。

不久，朱槐之因“弹压不力”被革职。继任知县奎保到任后，将朱槐之答应农民的各项要求一律取消，下令照收各项捐税。同时出示缉拿曲士文等，并致电山东巡抚孙宝琦，说“莱民抗拒新政倡乱，勾结匪党滋事”。孙宝琦立即派候补道杨耀琳督率巡防军两营和常备军两营到莱阳镇压。巡防营分驻各村庄，奸淫抢掠，大肆骚扰。各乡农民在联庄会的领导下，“执耰锄以为抵御”，城北十三社乡民“闻兵至，益愤”，曾聚众围城⁽¹¹⁾。此后，为防清军报复，乡民数万人自带食物，聚于九里河一带。6月初，杨耀琳率清军血洗九里河、柏林庄、马山埠等村，屠杀乡民千余人，焚毁房屋八百余间，将抗捐斗争镇压下去。侥幸生存的农民“露宿风餐，靡所栖止”，“老幼男女，嗷嗷如鸿，饿殍蔽野”。清军的残暴达到了极点。

曲士文被迫逃离家乡，长期流亡在外，直到辛亥革命后1914年日本军队占领胶东半岛，他才潜回莱阳，准备聚众抗日，不幸被捕遇难。

清军血洗莱阳人民的暴行，使全国各阶层震动。山东省谘议局为此开会讨论，议员王志勋、丁世峄、周树标、张介礼、尚庆翰等五人，以同情莱阳人民，被议长指为“曲党”，愤而辞议员职。山东旅京官绅柯劭忞等也联名递公呈给都察院，指出莱阳“酿成祸乱，当归咎于贪官劣绅”，并要求将有关官吏“分别撤职严办”⁽¹²⁾。孙宝琦被迫自请罢黜，清政府未予批准。但是，清政府不得不于11月7日颁发上谕，承认“官绅办理不善”，“激成变端”，将候补道杨耀琳、知县奎保等“即行革职”，以平息各方的愤怒。

封建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莱阳人民的抗捐斗争，却无法扑灭全国各地的抗捐烈火。正如当时报纸所论述的：“二十二省之中，乱机遍伏，是以半岁以来，变乱四起，长沙之事，举国震动。乃者，莱阳民变之事又见告矣。夫区区一县之乱，何损于天下之大势？顾不能不懔懔过虑者，盖察事变所由起，验今日之民心，近征之道光之末年，远鉴之秦、隋之季世，则土崩之势，今已见端。月晕知风，础润知雨，窃恐踵莱阳而起者，祸变相寻而未有已也。”⁽¹³⁾就在莱阳民变期间，与莱阳连界的海阳县农民因不堪贪官“私行加赋，纵役骚扰”，同时掀起了反抗斗争。起事农民七百余人自乳山口登岸，“潜入莱阳，分赴各村，自愿相助曲士文起事”⁽¹⁴⁾。荣城农民骚动，与莱阳“连成一气，互相援助消息”⁽¹⁵⁾。福山、潍县一带贫民四出抢地主囤粮。曹州府濮阳县城东王家店一带农民千余人“骚动”，声称“为曲士文等复仇”⁽¹⁶⁾。与此同时，直隶易州，云南昭通，广东香山、连州，河南永宁、密县、长葛，广西南宁府，湖北汉阳，浙江武康、嵊县、黄岩，以及江苏北部各州县，到处燃起熊熊的抗捐烈火。如火如荼的抗捐抗税斗争，与遍及全国各地的饥民“抢米骚动”互相激荡，有力地震撼着清政府的统治基础。

二　抢米骚动和长沙饥民暴动

在抗捐抗税风起云涌的同时，饥民抢米骚动又席卷了全国。

自1905年以后，全国许多地区灾荒频仍，如1906年春夏间，长江中下游淫雨连绵。湖南各地堤岸溃决，洪水横流，仅衡州、永州、长沙、常德四府死者三四万人，被灾者三四十万人。由于灾荒破产的农民流离失所，变为所谓“饥民”、“游民”，成群结队，流入城镇，以乞讨为生。同时，城镇米价暴涨，贫民求生无路。岌岌不可终日的景象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饥民人数的迅猛增加，是清末政治腐败、经济破产的突出反映。各地饥民，为了从绝路中谋求生存，聚众抢米和吃大户的事件迅速蔓延开来，遍及全国各地。斗争的规模小则数百人，大至数千人或数万人不等，而且次数也愈来愈多。据不完全统计，1906年至1909年每年不过十余起，至1910年骤然增至五十余起。其中尤以灾荒严重的长江中下游各省最为激烈。在这些省里，引起“骚动”的直接原因往往是地主粮商囤积居奇或外运粮食。

1906年5月间，杭州城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抢砸米店风潮。5月22日，数以千计的贫民徘徊于杭州街头，等待购米为炊。米商为抬高物价，拒绝售米。贫民忍无可忍，遂以搜查为名，抢砸米店，全城立即陷入混乱，并波及到萧山县临浦镇等地。后来，官吏被迫出示平价，禁止米商囤积，抢风才平息下来。6月初，安徽米商赴江北采购漕米三十船，在靖江六圩港被抢。南陵县饥民聚众拦抢运粮船，当官吏镇压时，群起捣毁衙署。江西奉新县饥民强行阻止米谷外运，并抢富户及当铺。江苏宝应县富绅囤米居奇，贫民恨之入骨，于7月间聚众捣毁其住宅，又围攻县署，痛殴官吏。8月，震泽县（今吴江县震泽镇）饥民捣毁平粜局，抢米店。在这一年里，扬州、苏州、无锡、金坛等地普遍出现粮荒和“饥民骚动”。

此外，佃农的抗租斗争也时有发生。据报载：苏北丰、沛及砀山等县，佃农“聚众滋闹”，拒不纳租⁽¹⁷⁾。长州知县贴出告示，命令佃农按时交租，并威胁说：“如敢聚众造谣，定必访拿严办。”但广大佃农“借口荒歉”，仍然恃众“抗不完租”⁽¹⁸⁾。昭文县也发生所谓“愚佃抗租”事件⁽¹⁹⁾。松江县佃农联合起来，拟定抗租章程，约定粒米不交，如有违章者，“众必碎其舟，火其庐”⁽²⁰⁾。类似的抗租斗争，在此后数年间全国各地农村屡有发生，其中尤以江、浙两省为激烈。这表明在广大农村中（特别是地租剥削最重的江浙地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

1907年春，江苏、安徽及浙江的灾情更趋严重。苏北淮海一带，因上年秋季颗粒无收，灾民以树叶和草根充饥，甚至发生“食婴之惨闻”⁽²¹⁾。饥民求生不得，四处流动。3月初，饥民万余人哄抢高邮大地主杨某家所藏粮米，捣毁其宅院。扬州、南通一带饥民结伙吃大户成风。上海及其附近各县饥民成群结队，抢富户，拦截米船。在号称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饥民张贴匿名揭帖说：“年岁饥荒，米价高昂，官富无状，贫苦难当，约期已定，砻坊供粮，若有阻隔，拚命抵偿。”⁽²²⁾

此外，在1907年至1909年间，发生抢米风潮的地方还有：浙江余杭、绍兴、萧山、奉化、长兴、仁和、富阳，江苏江阴、阜宁、丹徒、丹阳、镇江，安徽霍山、六安、寿州、繁昌、当涂，以及广东东莞等地。其中有的地方由抢米发展成为暴动。如1909年丹阳灾民数千人冲进县城，捣毁县署，焚烧盐栈和豪绅房屋，后来被清军残酷镇压下去。

1910年夏秋之际，南北各省又遭水灾，灾区广袤达数百州县，灾情极其严重。东三省水灾遍地，黑龙江省被淹地共三十余万垧，难民达十五万余人。奉天省安东、宽甸、凤凰厅、庄河厅一带灾民流离失所，饥寒煎逼，纷纷铤而走险，四出抢粮。官府弹压无效，只好“任贫民盘查照分，一般粮户只有忍气吞声以听之而已”⁽²³⁾。长江中下游各省淫雨连绵，河水陡涨，漫堤决口，致成巨灾。因此灾民数量猛增，抢米抢粮风潮不断扩大。在江苏省，这一年最突出的是苏北一带饥民抢面粉公司的事件。

由于灾荒和投机商人的操纵，苏北各地粮价暴涨。小麦每石光绪初年售钱两千数百文，而今涨至八千余文。加以传言面粉公司将粮食“尽行运往外洋”⁽²⁴⁾，各地饥民遂蠭起围抢面粉公司。首先，海州、安东、沭阳等地饥民四万余人流入海州城内，将海丰面粉公司包围，“求食滋闹”。厂勇开枪打死饥民九人，伤二十余人。饥民怒不可遏，截夺该公司运麻袋车，放火焚毁，并将赣丰饼油公司豆船八艘，“爬抢净尽”⁽²⁵⁾，全城秩序大乱。海州知州一面急忙请求调拨马步营队弹压；一面广设粥厂，分批资遣饥民出境。与此同时，清江浦附近饥民万余人流入城内，向大丰面粉厂索麦，遭厂方拒绝后，遂冲入工厂抢夺，并将厂房机器捣毁。江北提督王士珍一面派兵驱逐饥民，保护工厂；一面命令该厂将存麦制成粗面，尽数平粜，事始平息。接着，宿迁城内贫民和附近饥民万余人聚集永丰面粉厂门前，要求借麦，厂方不允，饥民遂纵火焚毁厂房机器，抢取存麦。护厂巡兵见饥民来势汹汹，均不敢放枪弹压。地方官亲往现场劝谕，“饬令该厂司事将存麦交县平粜，群情始服”⁽²⁶⁾。

与江苏比邻的安徽更是“饥民遍野”。皖北一带往往数十里炊烟断绝，饿死者不计其数，而官绅竟不闻不问。因此，和州、当涂、铜陵、南陵等地抢米、吃大户成风。在皖北还发生大规模的饥民暴动，饥民首领李大志于1910年9月在蒙城起事，开始“仅百余人，逾二日，聚众数千”⁽²⁷⁾。同时，涡阳、怀远、凤阳及宿州等地饥民纷纷响应。他们分路抢粮，劫富济贫。安徽巡抚急忙咨调河南常备军防堵。各地饥民英勇抗击清军。至10月，李大志不幸被团练捕杀，饥民星散。

长江下游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中游两湖地区。在这里出现了更为激烈的群众斗争场面。

1909年，湖北省洪水泛滥，灾区广达三十余县，灾民近三百万。各地灾民流入城镇，踯躅街头，以乞讨为生，靠赈济过活。仅流落汉口的饥民就有二十万，“均栖息于沿途墙屋之下，遇风雪日，多遭冻毙”⁽²⁸⁾。清政府害怕饥民与革命党人结合，急忙在各属设立粥厂，进行赈济。但所施放的赈米，又多被贪官污吏“浮冒侵蚀”。因此，饥民抢米夺食事件层出不穷。如：枣阳饥民群起“抢劫富户”，三四千人聚集县署门前要求赈济。天门、潜江一带饥民约三千人流入沔阳新堤镇，向商店“勒索米粮，恶讨盘费”⁽²⁹⁾。湖广总督瑞澂派新军分驻各州县弹压，仍然不能制止抢风。有些参加革命党的新军士兵，便趁机联络饥民，播下了革命火种。如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于1911年春被派赴沔阳州，该标所属士兵即往潜江一带，“日与饥民联络，鼓吹革命”⁽³⁰⁾。1910年初至1911年春，先后发生饥民抢米索食的地方有：汉阳、石首、京山、潜江、天门、武穴、广济、光化、随州等州县。

湖南省的灾情虽然不如湖北严重，但受灾面积也有二十多县。长沙、宝庆、衡阳等地闹旱灾，常德、岳州、澧州一带遭水灾。全省饥民十余万人，冻饿疾疫而死者，指不胜数。官吏借赈济之名，加紧搜括，更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如安乡县令赵延泰以救济为名，将五千石平粜粮全部按高利贷放出，每石收息二斗。湖南巡抚岑春蓂利用职权，支持其亲信朱祖荫、冯锡嘉等挪用公款，搜购各乡米谷，勾结帝国主义洋行运往外地，以牟暴利。藩司庄赓良和岑春蓂有权力之争，遂利用本地绅商的不满情绪，迫使岑春蓂下令禁止米谷出境。但洋行、米商又哄抬米价，平时每石米一二千文，至1910年4月涨至八九千文。不必说饥民无力购买，一般城镇居民都有断炊之虞。因此常德、宝庆、岳州、湘潭、安化、宁乡、益阳、祁县、武陵、澧州、安福、郴州、湘阴、巴陵、芷江、武冈、新化、永顺、桑植、晃州等数十州县都不时发生吃大户或抢米事件。有些地方饥民与会党结合，聚众起事，“竖旗倡乱”。其中规模最大的是4月间长沙发生的抢米暴动。

1910年4月上旬，长沙米价一日数涨，“各粮店皆悬‘早晚市价不同’”的牌子，惹起人心惶惶，社会更加动荡。4月12日，长沙南城鳌山庙附近贫民聚集在本地巡警分局门前，要求开粜场，减价售米救命。岑春蓂闻讯，认为是“痞徒闹事”，立即派消防所长龚培林带巡勇前往缉拿。次日，把木匠刘永福逮捕，押往内城巡警厅。这件事激起群众的极大义愤。于是，泥木匠工人立刻联络铁路工人与饥民千余人奔赴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释放刘木匠和降低米价。群众越聚越多，有农民、手工业者及被裁营勇等数千人，“势甚汹汹”。长沙协统杨明远、善化县令郭中广、长沙县令余屏垣及巡警道赖承裕等相继赶至，威胁群众说：“如不解散，即照乱民严惩！”并指令差役殴打，企图将群众驱散。群众遂与之搏斗，秩序大乱。各官吏见势不妙，急忙逃走。群众乘势追赶进城。当时长沙城里两湖饥民甚多，均以乞讨为生。群众进城后，便与饥民和城市贫民汇合，为数在一万以上，声势迅速扩大。他们聚集巡抚衙门周围，要求释放被捕诸人和减价粜米。面对这一意外的情况，岑春蓂十分惊恐，遂采取欺骗手段，先出牌示五日内开仓平粜，价六十文一升。群众不答应。于是又改牌示明日平粜，五十文一升，当即被群众将牌示砸毁。群众见要求得不到满足，乃“拥入头门，并打辕门，毁照壁，锯桅杆，捣石狮”。岑春蓂见欺骗无效，便公然调派常备军镇压，打死数十人，伤者甚多。

军队镇压的枪声，立即变为群众暴动的信号。当晚，愤怒的群众揭竿而起，捣毁城厢碓房、米店一百余家，“警兵站岗之木棚，打毁净尽，并分别派人至各街道鸣锣，勒令各铺户每家悬灯门首，以便往来，次日不准开市……”⁽³¹⁾。14日，全城果然罢市。起事群众又放火焚烧巡抚衙门。岑春蓂被迫逃往臬司衙门躲避。同时，群众到处搜查囤积米谷，将教堂、洋行、学堂以及洋货商店等都捣毁或付之一炬。一些大官僚和富绅的住宅也被抢一空。各国传教士、洋商都逃上轮船，或避住武汉。

岑春蓂见风潮扩大，束手无策，被迫自请免职。布政使庄赓良署理巡抚后，立即派出巡防队四出巡逻，对所谓“放火拆屋者”，“格杀勿论”。同时，湖广总督瑞澂调遣湖北巡防营两营于十七日来长沙，镇压群众；另外又续调新军第八镇二十九标及炮队两队，在次日赶来相助。长江水师营也调来军舰二十余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炮示威。英、美、法、日、德各国纷纷从汉口、上海调来军舰十余艘，协助镇压。在中外反动军队的武力攻击之下，起事群众被杀害或被拘捕者不下数百人。缺乏组织领导的群众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

长沙饥民暴动由要求减价平粜米谷开始，逐步扩大深化，最后发展到烧抚署、洋行、教堂等等，它充分地表现了人民对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仇恨与坚决反抗的决心。这次暴动给了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使其不得不对人民作出一些让步。4月26日，清政府被迫发上谕说：沿江各省米价腾贵，人心浮动，命张人骏、瑞澂等采办米粮，设局平粜。同时，将“肇衅酿患”的地方官吏作了惩处：岑春蓂、庄赓良革职，有关道府县官吏及劣绅也都分别给予处分，或降级调用，或革去功名。继任署理湖南巡抚杨文鼎接印后，一面奉令“严拿倡乱之徒，尽法惩治”⁽³²⁾；一面为了缓和群众的反抗情绪，成立善后总局，赶办平粜，凑集银约百万两，从外地采购粮食数十万石，会同长沙总商会设平粜坊八处，平价发售，定价每升四十文，仅准贫民按日携带执照购买。平价米谷，终于在人民英勇斗争流血牺牲下得到了。

这次暴动规模比较大，影响比较广。当饥民焚烧抚署时，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二营统带陈强、三排排长陈作新奉命到省城担任警戒，二陈均为同盟会会员。陈作新曾要求陈强乘机起义，但陈强对当时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担心起事不成功，累及身家，不但不表赞成，反借故将陈作新革职。当时，焦达峰等也准备趁机发动起义，并约湖北革命党人同时发动。因群众暴动迅速被镇压下去，未能实现。各地立宪派官绅控制的报刊，也屡次以长沙事件警告清政府，要求尽快实现立宪政治。同时长沙饥民的斗争也影响到国外。如伦敦社会党机关报社论，对长沙人民深表同情，曾说：“黑铁已伤中国黄汉之心，赤血将洒神州白日之下。”⁽³³⁾说明人们已注意到长沙的饥民暴动，预示着中国将有更大的风暴来临。

三　工人的罢工斗争

在这一时期，群众的自发斗争仍以农民为主力军。可是，城市各阶层人民也日益增多地参加进来，积极地展开活动，除资产阶级的活动之外，产业工人的罢工斗争也日渐频繁。

中国产业工人诞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最早出现在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设的工厂里。六十年代以后，在洋务派创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里，产生了另一批产业工人。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而且，由于近代工人的前身主要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所以工人与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二十世纪初年，随着中国各大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逐渐成长壮大。到1912年，现代产业工人已有五六十万，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和长江沿岸各城市，特别是江苏、上海一带。工人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工资水平很低，工作时间长，一般每日工作时间长达十二至十六小时，而且在雇佣剥削里，保持着浓厚的封建残余，所受压迫极其沉重。

由于工人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受的切身痛苦，所以他们从出现之日起就不断地展开斗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之后，他们积极地参加了资产阶级倡导的爱国运动和武装起义。如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工人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1906年萍浏醴起义时安源煤矿工人也曾参加战斗。同时，他们为自己的生存不得不经常展开罢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规模较大的罢工次数：1905年9次，1906年11次，1907年6次，1908年3次，1909年9次，1910年5次，1911年12次。在这七年间共爆发55次，主要集中在上海。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散漫的，斗争往往失败，无所得或所得甚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1905年，上海杨树浦集成纱厂四千余工人罢工，反抗工头的压迫和剥削，并要求发足工资。厂方拒绝开除工头。在“骚动”过程中，工人捣毁了机器，用一些原始的行动来泄忿。厂方叫来大批巡捕镇压，将为首的两个工人拘捕，斗争被镇压下去。同时，上海华新纱厂工人为反对盛宣怀将该厂卖给日本资本家，发动罢工，遭到虹口捕房的镇压。汉口铜货业三千多手工业工人联合罢工，反对资本家减发工资。1906年，上海虹口德商开办的瑞纶丝厂无理扣发工人工资，全厂女工近千人举行罢工，终于迫使厂方照付工资。1907年山东坊子煤矿发生爆炸，一百一十名工人死亡，引起工人罢工，坚持数星期之久。上海元丰、长纶、新大、协祥、勤昌、裕慎、瑞纶各丝厂工人于1909年先后都发生罢工，要求清偿积欠工资或反对增加工时。1911年8月，上海晋昌、长锦、伦华、协和等四厂共两千余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与厂方发生冲突，被巡警镇压。

综观上述，由于工人数量的增多和生活苦难的加重，罢工斗争日趋频繁。不过，这时的工人群众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或者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追随者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或者仅仅是为了改善难于忍受的待遇，进行一些自发的斗争而已。但是，随着工人阶级的逐渐成长壮大，它必然要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变为一个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担负起伟大的历史使命。

四　反教会压迫的斗争

这个时期，反教会斗争仍然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由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越来越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人民，所以反教会斗争和反清起义常常交织在一起。许多地方从反教会斗争开始，很快就发展到攻打州县衙门，把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媚外的清朝官吏。

1906年2月，福建漳浦县天主教堂借故拘留农民，引起公愤。四乡农民聚众拆毁教堂，知县前往弹压。“乡民乃迁怒县令，挟之入城，并破县狱，囚犯走散一空，城内之耶稣教堂亦被攻毁”⁽³⁴⁾，全城大乱。闽浙总督崇善急忙派兵前往镇压，捕杀乡民十五人，赔教堂款三万两。同月，河南淮宁县“仁义会”首领吴太山率领群众反抗教会压迫，捕杀仗势欺人的教民多人。“仁义会”又称“大刀会”，是淮宁、西平、遂平、泌阳等地的民间秘密结社。参加的成员以农民为主，另外还有贫苦知识分子和小商贩等。据《西平县志》记载，“仁义会”“以扫清灭洋为帜”。吴太山是山东人，曾参加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逃到河南，创立“仁义会”。当河南巡抚派兵前往淮宁镇压“仁义会”时，吴太山等见寡不敌众，乃避往西平县，后又投奔遂平县“仁义会”首领苗金声。苗金声是遂平八里铺人，家有七八亩地，当过兵，拉过戏班。他和吴太山决定于3月29日在西平县金刚寺起义，部众“千余人，马七八十匹”。后来，转移到遂平县嵖岈山，凭据石寨，抗击清军，并推举张廷得为“开国大元帅”，苗金声为副元帅。不久，南阳总兵率领清军进攻嵖岈山。义军在苗金声指挥下，奋勇迎战。最后因寡不敌众，不幸失败。苗金声逃至鹿邑，被清军捕杀。与此同时，湖北罗田人张正金聚众焚毁安徽霍山教堂。当清军前往镇压时，群众高擎“官逼民变”、“辅清灭洋”旗帜，英勇抵抗，曾一度围攻县城。安徽巡抚咨调河南、湖北两省军队“会剿”，才将群众镇压下去。

这一年，在江西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南昌教案”。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因办理荏港民教械斗一案赴教堂交涉，法籍传教士王安之逼迫江在他事先拟好的条款上签字，由于江严词拒绝，被王刺伤，因流血过多致死。血案发生后，激起南昌各界人民的愤慨，前往痛哭吊祭者达数万人。一幅哀挽写道：“会垣重地而敢戕官，目中尚有人哉！吁！同僚之耻也，同宗之慼也，同乡之疚也，同种之忧也。”⁽³⁵⁾学界代表散发传单，揭露惨案真相，号召各界人民于2月25日在百花洲沈公祠召开特别大会，讨论对策。南昌革命团体易知社人士积极宣传鼓动，投身斗争。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各界群众络绎不绝，前往沈公祠。一时百花洲畔人山人海，所谓“下流社会”的劳动群众占了绝大多数。主持会议的绅士害怕引起暴乱，临时宣布改期集会。江西巡抚胡廷幹又派兵监视会场，不准伸张正义，深恐得罪洋人。这样，已经到会的各界群众便更加愤怒。于是，群众一哄而起，捣毁了沈公祠。随后，便举火烧教堂，城内外英法四所教堂一日之间尽成废墟。杀人凶手王安之被击毙。英法传教士及其家属八人亦被杀。

此案发生后，法国公使大肆咆哮，说中国人排外。英、法军舰驶入鄱阳湖示威。清政府急忙宣布将胡廷幹撤职，派津海关道梁敦彦偕同法国使馆人员往江西查办。经过近三个月的磋商，签订了《南昌教案合同》，清政府被迫把江召棠的被害说是“情急自刎”，竟杀害六名中国人抵命，将地方官吏多人撤职，赔偿教堂银二十五万两。这个消息传到日本后，中国留日学生非常愤慨。同盟会员宋教仁从日本报纸上翻译了《痛诋法人之无道》的论文一篇，名《南昌事件概论》，寄回国内“报馆登之，以壮国人之气”⁽³⁶⁾。

1906年以后的三四年间，“焚教堂，戕教士”的案件仍然时有发生。1907年5月，浙江象山县乡民捣毁教堂，掀起反教会压迫斗争。6月，四川开县谭汝霖率众“打教堂”，将城内教堂、学堂及教民房屋拆毁。知县率兵镇压，被群众击退。群众很快转向抗捐斗争，将酒捐肉厘各局一概捣毁。9月，江西南康天主教民因勒买攘抢耕牛起衅。农民黄太盛等为了报仇，设坛学习神拳，并将教堂付之一炬，杀死法籍传教士一人，教民数十人。反教会斗争很快波及赣州、崇义等地。清军前往镇压，群众被捕杀十余人。于是，各乡习神拳群众迅速结成队伍，“黄衣执祯”，围攻赣州城。不久，被清军残酷镇压下去。1908年，安徽英山县乡民烧毁教堂。此外，先后发生反教会压迫斗争的地方还有：湖北随州、蕲春，山西左云等州县。

综上所述，1906年以后，全国反教会斗争的次数有逐渐减少的趋势，社会影响也不如以前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南昌教案发生后，清政府颁发上谕，再次严命各省文武官吏，切实保护外国人财产及教堂，又命张之洞会同外务部“妥筹民教相安之法”，千方百计地压制人民的反教会斗争。另一方面，同一时期内各省收回利权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广大劳动人民纷纷卷入了新的斗争，并在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表明，随着国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农民自发的反教会斗争，已开始让位于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

第二节　收回利权运动的普遍高涨

从二十世纪初年开展起来的收回利权运动，一直持续发展，到1906年至1911年间达到高潮。在这几年里，随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各省人民对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严重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纷纷成立路矿公会或协会，奔走呼号，进行了激烈的抗争。本省利权为本省人民所有，不允许帝国主义列强染指的呼声响彻全国。其斗争的锋芒既指向掠夺中国利权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指向出卖利权的清政府。在斗争中，各省路矿协会互相支援，试图“联合二十二省组织一国民路矿团体”⁽³⁷⁾，以便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这表明收回利权运动已由各省分散的、自发的斗争，有逐渐联合的趋势。在斗争激烈的省份，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卷入，形成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爱国运动。

与初期一样，运动的领导权仍然在以绅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手中，他们对内要求实行宪政，对外主张收回利权。这些人与各该省路矿利权的存亡利害攸关。他们不仅往往是收回利权的倡议者，而且在整个运动中居于代表一省人民的重要地位，直接影响清政府和地方督抚的决策。当交涉陷入僵局时，他们又常常借助广大下层群众的力量对帝国主义或清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达到废除旧约的目的。可是，他们又十分害怕群众斗争危及他们自身的安全，所以他们始终坚持合法手段，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函电请求、据法交涉的范围之内，即所谓“文明抵制”。他们宁愿忍痛付给帝国主义者以“赎款”，也不愿脱出和平请愿的轨道。资产阶级上层的这种软弱性、妥协性，在斗争尖锐的时刻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态度则与这些上层人物大不相同。许多同盟会员投身于收回利权运动，他们不满足于合法斗争，在江浙铁路风潮中，甚至企图取得领导权，将斗争引向革命排满的轨道。因此各地斗争比以前更趋激烈。革命党人对斗争的影响不断扩大，是这一时期收回利权运动的显著特点之一。

一　各省收回矿权的斗争

山西收回福公司霸占的矿权

在全国各地收回矿权的斗争中，山西人民收回盂、平、泽、潞各属矿权的交涉时间最久，影响深远。

自同治年间李希霍芬（Von Richthofen，德国人）的勘矿报告发表后，山西省的丰富矿藏便为列强所垂涎。英、意、商人于1897年合股成立了福公司⁽³⁸⁾，专门揽办中国路矿企业。次年它通过山西商务局签订了承办晋矿合同，获得在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平阳等州县的开矿权，限期六十年。合同订立后，福公司一直没有进行勘查开采。义和团运动后，山西绅商发现与福公司原定合同有碍华人生计，成为山西人民自办矿业的巨大障碍，曾多次与福公司谈判，试图挽回已失利权，但均遭拒绝。于是，在山西巡抚张曾敭等支持下，绅商即于1905年集资购买矿地，自行开采，借以抵制福公司。然而，福公司依靠英国公使萨道义的支持，公然不准中国人自己开矿，说它在盂县等地有“专办”矿务的权利，无理要求山西商务局封闭各地已开土窑，并径自到处插旗开矿。萨道义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声明非经福公司允许，“无论华洋何人何公司皆不准在该处开采煤矿”⁽³⁹⁾。

帝国主义分子的蛮横态度，激起山西人民的愤慨，商务局也不敢答应福公司的要求。平定州各界于1905年组织“矿山会”，约定矿地不售给外人。同年12月，晋绅解荣辂、梁善济等三百余人联名上书，痛陈丧失矿权的严重性，要求废除与福公司签订的合同。山西大学堂和武备、师范、商矿、警务等学堂学生共千余人联名具禀，声明山西主权属于山西人民所有，福公司采矿合同未经山西人民同意，不能发生效力，并主张筹款赎回矿权。太原商会通电痛斥福公司垄断矿权，指出山西人民有优先开采之权。留日学生创刊《晋乘》杂志，以收回矿权为杂志的“六大主义”之一。同盟会员景梅九以山西籍留学生代表的名义回国，积极参加斗争，借争矿问题“做了许多文章，暗地鼓吹革命”⁽⁴⁰⁾。《民报》第四期曾刊载他写的《清政府决意卖送汉人矿产》一文，揭露清政府卖矿的罪行，号召人们把收回利权同反满革命结合起来。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对清政府卖矿深感恚愤，竟于1906年10月13日蹈海自杀，在绝命书中他悲愤地说：“政府如放弃保护责任，晋人即可停止纳税义务，约一日不废，税一日不纳，万众一心，我晋人应有之权力也。”⁽⁴¹⁾此后，东京留日学生和太原、平定州等地群众先后为李培仁召开追悼会，出现了一个群众争矿的热潮。

在此期间，山西绅商一面举派代表前往北京，与福公司直接谈判废约；一面将原有山西同济矿务公司改组，筹备创设保晋矿务公司。

保晋公司于1907年正式成立，推举著名富商渠本翘为经理。渠本翘，祁县人，山西票号大股东。1892年中进士，曾为内阁中书。1902年在太原创办双福火柴公司，以后又陆续投资于新式工业。保晋公司成立后，立即在平定州、盂县、潞安各地开煤井数十处，又按照太原矿业公会的办法，规定矿地不准售予外人。

在谈判过程中，福公司迫于形势，为缓和山西人民的反抗情绪，提出中外合办矿务的方案，表示可以容纳华股并选晋绅一名担任福公司董事。绅商代表坚持废约自办，可是由于担心下层群众“排外”，引起“国际交涉”，遂表示愿付“赔偿费”，以便尽快达到“赎矿自办”的目的。尽管如此，福公司仍不肯答应。嗣后，竟然又提出只许中国人用土法开采，不许使用机器的无理主张。这种殖民主义者的逻辑，充分暴露出福公司妄图扼杀中国民族矿业的野心，理所当然地遭到山西代表的驳拒。因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山西绅商学生各界闻讯，于1907年11月在太原召开群众大会，到会者万余人，各界代表演说，一致主张抵制福公司开矿。会议决定，如福公司执迷不悟，强行开采，则有矿地之家不准售地，附近之人不得为之作工，不得与之贸易。有违背此决议者，开除其山西籍。同时，平定州等地绅民大会也相继通过决议，禁止出售矿地给福公司。山西人民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人民的支持。福公司无技司施，见势难开采，遂被迫接受了赎矿的原则，转而凭一纸合同，进行讹诈。经过长期交涉，1908年1月20日，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议定以银二百七十五万两作赎款，将盂、平、泽、潞各属矿权全部收回。

安徽、山东收回矿权

英商华伦公司与安徽商务局于1902年5月签订勘查歙县、铜陵、潜山等处煤铁各矿的合同，规定以八个月为限，逾期不办，原合同作废。以后展期四次，直到1904年1月又届满期，华伦公司仍未进行勘矿，而且再次要求展期。安徽各界人民遂提出收回矿区，自行勘矿。留日学生也派代表回国力争。全省人民爱国情绪极为高涨。安徽巡抚诚勋害怕舆论指责，不敢再议展期，遂让华伦公司代表凯约翰（John L．Kaye）赴京直接与外务部交涉。同年6月5日，外务部与凯约翰签订开采铜官山矿的合同，期限一年。

当1905年5月开矿限期已满时，安徽各界人士再次掀起收回矿权的热潮，纷纷致电外务部，要求废约。革命党人房宗岳、陈独秀创办的《俗话报》，以口语式的文字，揭露英商掠夺安徽矿山土地的罪行，鼓动群众奋起反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外务部与凯约翰谈判过程中，凯约翰故意拖延时间。至1907年，他又拉中国驻英公使李经方（李鸿章之子）担任公司华董，妄图以中英合办为名，长期霸占。李经方主张用款赎回，凯约翰要价四十万，多次谈判，均未达成协议。后来，安徽各界人士反对李经方插手，声明“铜官山矿合同逾期应废，已成铁案”，断难更改⁽⁴²⁾，并要求直接参加谈判，以便尽快争回矿权。凯约翰为了达到要挟中国官绅的目的，于1908年又玩弄新花招，竟然私招日本三井洋行商股，并由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分别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外务部迫于舆论的压力，据理反驳英、日公使。两江总督端方因见案情有扩大的趋势，便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建议中英合办该矿。

端方的建议传出后，安徽绅商各界一致反对，全省再度出现要求收回矿权的高潮。安庆、芜湖等地报纸，广泛展开了反帝爱国宣传，大大促进了各界人民的觉悟。革命党人韩衍在安庆创办《通俗报》，支持铜陵人民驱逐英国工程师麦奎的斗争，持论尤为激烈。因此得罪于买办，韩衍竟被歹徒刺伤。同时，安庆绅商集会，决定一面派代表入京与英商直接谈判，坚持无条件废约，并要求外务部“抵死力争”；一面筹组全省路矿公会。1909年4月30日，路矿公会在安庆召开大会，由会长兼津浦铁路公司协理洪思亮主持，全省绅商学界代表和上海、南京、南昌等地代表均来参加。会上各代表演说，一致表示坚持“废约自办”的宗旨。接着，芜湖商会、皖南教育会及各学堂联合于5月8日召开大会，群情激昂，大会决议，如凯约翰拒绝废约，则“必当联合沿江各省实行文明抵制之策”⁽⁴³⁾。与此同时，上海安徽路矿公会邀集各省旅沪团体，举行特别大会，筹组“铜官山矿共济会”，拟定自办矿山方案。留日学生也电呈外务部，支援安徽人民的斗争。

这时，清政府外务部不顾安徽各界人士的反对，坚持赎矿方案，与英商谈判六个月，至1911年春议定以五万英镑赎回，由安徽绅商筹资组成“泾铜矿务公司”，自行开采。

德国于1898年强占胶州湾之后，立即成立德华煤矿公司，取得了胶济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的采煤权，开采沿线坊子、马庄、博山等处煤矿。1899年又组成德华山东采矿公司，将沂州、沂水、诸城、潍县、烟台等五处共十余万方里地区内的勘矿权攫为己有。茅山矿在烟台境内，最为著名，因此，当时人们称上述五地为茅山五矿矿权。至1907年，原定勘矿期限已逾多年，该公司借口“实未探竣”，要求延期。于是，这年8月山东巡抚杨士骧派矿政调查局道员朱锺琪与该公司代表郭思曼谈判，签订新合同。合同虽然规定缩小矿地范围，但却“加展探矿期限两年”⁽⁴⁴⁾，这样，该公司就得以继续霸占。

山东各界人民对德国霸占矿权的侵略活动早已不满。当山东省地方当局与德华采矿公司签订新合同的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纷纷设立保矿会。保矿会不仅提出收回茅山等五矿，而且大声疾呼保卫津浦路沿线各矿区，因为当时德国正觊觎津浦铁路沿线矿权。1908年，同盟会员陈幹、周树标等联络各界人士递上公呈，声明签订茅山五矿合同时，“东省人民全未预闻，断不承认”，并表示如不废约，“当限制开矿，抵制德货，以为后盾”⁽⁴⁵⁾。同时，山东籍旅京官商范之杰、柯劭忞等也屡次集会，发起成立路矿研究所，联络各省路矿协会、上海路矿共济会及山东省商会等团体，以便协力抵制德商开矿，还吁恳清政府借绅士之力与德商作强硬交涉，勿稍退让。

德商迫于山东省各界反对，又发现各地矿苗不足，恐开采亏损，遂转而要求中国赎矿，“赔偿银八十万两”⁽⁴⁶⁾。对于德商的讹诈，本来应当据理驳斥，但是，新上任的山东巡抚孙宝琦害怕引起外交纠葛，便答应了德商的要求，与其进行谈判。1909年12月以三十四万两银子将五矿赎回。合同签订之后，孙宝琦立即向省谘议局提出加税案，企图将赎款直接加到全省人民的头上。谘议局绅商一致反对加税，散发“抵制加赋，反对赎回废矿”的传单，指出“种种失败”，都是由于“孙抚一味迁延媚外”⁽⁴⁷⁾。最后，孙宝琦只得奏准由山东省库分期拨付赎款，了结此案。

四川、云南及河南等省收回矿权

帝国主义列强早在十九世纪末年就觊觎四川的矿产。它们组成各种矿务公司，与四川矿务总局所属的“保富公司”、“华益公司”等签订“合办”合同，巧取豪夺，攫取了许多重要矿权。利权的不断丧失，给四川人民以极大的刺激。于是，绅商各界一边筹资自办矿业，以求抵制；一边则展开了收回利权的斗争，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因洋商未能按原采矿合同如期开办，1906年首先收回了法商利华公司揽办的巴县和万县的煤油矿权。同年，法商福安公司所取得的重庆等六府矿权，法商福成公司开办天全、懋功两县五金的矿权，以及英国矿业资本家摩赓（Pritchard Morgan）所组织的开东公司勘办四川煤油各矿的权利，都因逾期而被迫放弃。其中尤以收回江北厅矿权的交涉最为曲折。

江北厅盛产煤，矿脉绵延数百里至合州。早在嘉庆年间，当地商人就竞相开采，创建五窑六厂。1904年，英商立德乐见采煤的利润很厚，遂与四川矿务总局订立合同，取得了江北厅属龙王洞矿区的采矿权和运煤短程铁路的修筑权；接着又兼并了五窑六厂，成立了“华英煤铁公司”。公司成立后，任意划范围，广插标竿，越界侵占了不少田地。因而激起群众公愤。“全川绅士、海外留学生拍电争执，政府畏葸，不敢谁何，人情汹汹，将酿交涉”⁽⁴⁸⁾。为了抵制华英公司，当地士绅桂荣昌、杨朝杰、赵城壁等乃于1908年创办江合矿务公司。英商立德乐企图挤垮江合公司，公然捏造伪证，强指江合公司所购石牛沟矿权在其龙王洞矿区之内。重庆英国领事也照会川东道，责令江北厅将石牛沟矿交立德乐开采。江合公司股东忍无可忍，四出奔走呼号，要求官府强力制止，其上江北厅禀说：“外人之据我矿地，夺我利权，违约狡谋，祸患日迫，厅境民穷财困，力难与之抗衡，灾受剥肤，无门呼吁，一旦群情激动，终恐酿出衅端。”⁽⁴⁹⁾后来，在川东道陈遹声和重庆英领事的监督下，江合与华英两公司代表在重庆直接交涉，时断时续，拖延一年之久。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华英公司代表理屈词穷；立德乐又看到四川民气旺盛，不敢漠视，遂于1909年7月以二十二万两银子的代价，将其所占的江北厅各矿转卖给江合公司。江合公司作为民族资本企业，一直经营到民国期间。

云南人民同样展开了收回矿权的斗争。1902年，法商兴隆公司攫取了云南昆明、澂江、临安等七府厅的开矿权，合同经清政府外务部核准。由于合同规定，如遇矿产不佳，准允该公司更换矿地。所以，实际上云南全省矿权都落入法商之手。云南留日学生鉴于矿权的丧失，首先通电揭露地方官吏颟顸昏聩、出卖利权的劣迹。云南绅商各界屡次集会演说，表示“非将滇人杀尽，不能任外人开矿”⁽⁵⁰⁾。兴隆公司不顾人民反对，于1910年准备开矿，从而激起人民的愤怒。归国留日学生胡源、李德沛等组织“保矿会”，于7月10日、17日在昆明召开两次大会，到会数千人，一致力主废约。7月17日大会后，陆军小学堂学生二百人整队赴谘议局请愿，议长拒不支持争矿，学生赵永昌当场断指，表示废约争矿的决心。个旧厅锡矿工人也积极参加斗争，“椎牛饮血，誓以身命争之”。云贵总督李经羲一面压制群众争矿，一面不得不组成“矿务调查会”，并与法商交涉。至1911年9月，清政府外务部与法国公使交涉议定，用银一百五十万两赎回七府矿权。

在各省收回矿权斗争中，河南是比较激烈的省份之一。英商福公司早在1898年就和官办的豫丰公司签订合同，取得了黄河以北怀庆等府的开矿权。义和团运动后，福公司首先在修武县焦作地区开采，1909年开始出煤。当时，“豫省民窑林立，河北尤多”，“依煤矿为生者不下数百万人”⁽⁵¹⁾。福公司用机器大规模开采的煤比较民窑以人力挖出来的煤价格低廉，若福公司在当地售煤，势必影响民窑业主和工人的生计。因此，河南巡抚吴重熹派交涉委员杨敬宸等与福公司交涉，于1909年2月议定福公司不在内地设行栈卖煤。但是，福公司不久就推翻前议，与杨敬宸重开交涉，于原议定书外附加二条，主旨是允许福公司在当地售煤。

消息传出后，全省舆论哗然。开封各界人士纷纷集会，筹商抵制之策。在同盟会员杨源懋等鼓动之下，高等学堂和法政学堂的学生、教习尤为激烈。他们联络绅商各界，发起组织保矿公会，一面派出代表入京请愿，一面以学生为“宣传员”，派往黄河以北各州县，劝说人民不购买福公司煤炭，作为实际抵制⁽⁵²⁾。与此同时，“黄河以北三府人民无可如何，遍发传单，希图肇事”。焦作一带民窑业主和工人聚众数千人，“声势汹汹，欲与公司为难”⁽⁵³⁾。河南巡抚深恐引起“国际交涉”，不得不同意与福公司重新谈判关于禁止内地售煤问题。同时，又派出代表入京，要求外务部废去原议定书附加二条，并说否则“恐豫中商学绅民别有要求，更难措手”。但是，外务部在福公司的压力下，不敢答应河南代表的要求，而于8月9日上奏清廷，批准百吨以上之煤准福公司在本地销售。实际上满足了福公司的要求。参加争矿斗争的广大群众，由于缺乏组织领导，也没有坚持原来的斗争目标，后来便不了了之。

此外，在1911年以前，各省人民经过激烈的斗争，还收回了奉天锦西暖池塘煤矿，黑龙江都鲁河及吉拉林河砂金矿，湖北阳新炭山湾煤矿以及山东中兴煤矿等处矿权。另外，还有一些矿区排除了外商的股份，促进了民族矿业的发展。

二　收回苏杭甬路权的斗争

当各地收回矿权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全国收回路权的斗争也迅速高涨起来。如苏杭甬铁路废约自办，滇越铁路、广九铁路争议废约，津镇铁路速筹还款，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坚持商办原则，京汉铁路又议价收买，等等。其中江、浙两省人民要求废除苏杭甬路借款合同的斗争，是一次激烈的争路浪潮，四川保路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爆发的。

甲午战后，江、浙两省变成英国的势力范围，这里的铁路干线都被英国所控制。1898年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签订代筑苏杭甬铁路草约，英公司并未照规定期限勘测路线。到1903年，盛向英公司催促过一次，并声明如六个月之内再不勘路估价，过去所议即作罢论。至1905年，已超过六年，英方仍毫无动作，亦未签正约，照理草约早成废纸。在商办铁路高潮中，浙江绅商1905年7月24日集会于上海，议决组织“浙江铁路公司”，公举道台衔前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和在籍候补京堂、南浔富商刘锦藻为正副总理，奏请自办全浙铁路。汤寿潜（1857—1916），学名震，字蛰仙，浙江山阴人，1892年中进士，早年鼓吹改良主义，著有《危言》行世，曾署两淮盐运使。辞官后，投资近代工商企业，专力鼓吹实业救国。他担任浙江铁路公司总理后，立即筹备集股筑路。当年，经清政府核准后，浙江铁路公司决定先筑苏杭段。这时英方闻讯，由驻华公使萨道义急忙照会外务部，凭已经无效的草合同，要求商订正约，企图借款夺路。这当然引起浙省绅民的同声反对，作为浙江铁路公司总理的汤寿潜就自然成为这一斗争的领导人。清廷责令盛宣怀与英方赶紧磋商撤废旧约事宜。但盛宣怀推诿延宕，同时又布置障碍，从中阻挠。当年11月全浙绅商控诉盛宣怀“视废议如割肉”，提出盛宣怀如收不回草约，当重治其罪⁽⁵⁴⁾。为抗拒英国夺路，浙江绅民一面继续抗争，一面加紧集股，即时开工筑路，先修杭州至嘉兴段。

与此同时，江苏绅商于1905年11月集会讨论筹建全省铁路。次年5月组成江苏铁路公司，公举苏南巨绅王清穆为总理，张謇为协理，并决定先修沪嘉线与浙公司的杭嘉线相衔接。这时，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朱尔典，接连向清廷施加压力，妄图迫使清廷收回商办成命，停止苏浙路工。清政府害怕影响东南漕运，不敢遽然答应，遂电令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与英“磋磨”两全之策。汪大燮把借款与筑路“分为两事”：筑路的事，不列入合同，算是“中国自办”。但向英国借款一百五十万镑，存入邮传部，再由邮传部转拨给苏浙两公司，并由两公司负担各项折扣利息。同时筑路仍选用英总工程师并由英方代购器材。英方欢迎汪大燮的方案，于1907年10月，双方定议。清政府于10月20日谕令江、浙两路公司接受这种拨款，“以昭大信，而全邦交”⁽⁵⁵⁾。清政府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把两省的爱国者更加刺激起来。江浙两省留日学生首先起来反对，绅、商、学各界纷纷集会演说，斥责清政府：“宁令国人死，勿触外人怒”⁽⁵⁶⁾，“拂舆情，玷国体”。人们大声疾呼：“路权之去不去，吾浙之亡不亡，其权不在外部，不在政府，亦不在外人，在吾国民。”⁽⁵⁷⁾各地相继成立拒款会。浙江全省“国民拒款会”，拟“联合全省国民公禀大吏，将主持借款之京官汪大燮、吴士鉴、章梫、许宝衡四人削去浙籍，永不认为浙江人”⁽⁵⁸⁾。

同时，浙路业务学校学生邬钢因抗议清政府接受英国借款，绝食呕血而死。其绝命书悲痛地说：“款成而路去，浙江片土，已为国贼断送……此身将与浙路同尽。呜呼！吾身即死，吾心不死，吾愿吾浙人勉为其后，倘此事得有挽回，则鄙人虽死犹生。”⁽⁵⁹⁾这件事轰动了两省，杭州铁路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和上海高等学堂师生纷纷集会，电请清政府拒款。接着，浙路副工程师汤绪也绝食殉路。各地集会追悼邬、汤两烈士，群情激愤，风潮更加扩大。北京、湖南、直隶、福建等地学生都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支援江浙保路斗争。

江、浙两省铁路股东公推代表团入京请愿，抱定“遵旨商办，不认借款”的八字宗旨。与此同时，江、浙人士连续举行筹款筑路的集会，每次都有千百人参加，纷纷认款，形成群众性的爱国热潮。两省各妇女学堂及团体，如家政会、天足会等联合成立“女国民拒款公会”，也参加了斗争，发布公启说：“可恨！可恨！这个英国银公司居然看得我们铁路生意好，又眼热起来了。……该英国人想了一个法子，叫做借款，那晓得英国人的款比砒霜还毒，向来英国人灭人家的国度，都是从借款起的……所以我们国民已经起了一个拒款公会，一定不承认借款的事！一定要请皇帝收回成命！一定要把这个卖国贼明正典刑。”⁽⁶⁰⁾表现了妇女界高度的爱国热情。11月9日，江苏铁路协会在上海张园召开大会，到会两千余人。李平书为主席。马相伯讲演说：“国民对于此问题非争路也，争人权也。人家卖奴婢亦当问其愿否，今不问我江浙人而卖江浙人身家性命所关之路，直卖鸡狗耳。”⁽⁶¹⁾闻者无不落泪。同时，浙江各学堂学生不仅积极展开宣传，而且认购路股共达二十六万元。苏州、杭州等地挑夫、轿夫、小贩也踊跃认股。上海、杭州、嘉兴、松江、苏州等地商会、同乡会相继召开集股大会。浙江旅沪同乡会于11月10日在西门外浙绍公所召开集股大会，到会绅商有张元济、周金箴、何阆仙、杨信之等。周金箴为议长。会上，杭州拒款会代表何阆仙曾提出“如强迫借债，则不纳练兵费及各项杂税”，并举行“同盟罢工”。张元济反对罢工的主张，他说应“力请朝廷收回成命”⁽⁶²⁾。绅商当场认股二千二百余万元。浙江各地股东一致通电表示：“路之存亡，即浙之存亡，亦国之存亡！”“宁死不借外债”⁽⁶³⁾。13日，江苏铁路公司股东在上海愚园开特别大会，会上共认股一千三百余万元，并一致推举王文韶、许鼎霖为代表入京，要求不借款。又推举杨廷栋、雷奋为随员。此后，王文韶向清政府报告江浙人民集股的情形说：不到一个月，“苏得一千五百余万，浙得两千七百余万，较之部议借款，数且逾倍。佣贩妇竖，苦力贱役，亦皆激于公愤，节衣缩食，争先认购”，“民气之感奋，实所仅见”⁽⁶⁴⁾。

两省的争路拒款斗争，得到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的声援。革命党人也曾试图对运动加以领导。1907年11月3日，章炳麟、陶成章等在东京锦辉馆召开苏杭甬路事研究会，到会者除浙江籍人士外，还有江苏及其他各省人士，共八百余人。章炳麟演讲说：目前苏杭甬路事非口舌舆论所能挽回，只有派代表回国鼓动人民摆脱立宪派绅士的控制，举行全体罢市，“罢市以后，要占据电报局，打破抚台衙门”，宣布“江浙两省，同时自主”⁽⁶⁵⁾。11月17日，由留日学生组织的豫晋秦陇路矿协会发起召开留学生大会，锦辉馆内外聚集四千余人。章炳麟再次提出罢工罢市。还有人主张“欲救中国之路矿皆不亡，非组织暗杀不可”⁽⁶⁶⁾。但与会大多数人不主张采取非常手段，而主张组织拒款会，支援江浙拒款，以便将来“组织全国共同拒款会”⁽⁶⁷⁾。接着，浙江全省于25日召开国民拒款大会，同盟会总部寄来两千份宣传品，由同盟会浙江分会副会长顾乃斌在会场散发，提出了“不完粮，不纳税，谋江浙独立”的口号。可是，会场全为立宪派绅商所控制，所以罢市暴动的倡议没有被接受。

尽管立宪派绅商极力主张“文明争路”，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函电请求，据法争辩，但是中下层人民的行动越来越激烈，“商贾则议停贸易，佣役则相约辞工，杭城铺户且有停缴捐款之议，商市动摇，人心震骇”⁽⁶⁸⁾。正在这时候，江浙两省饥民抢米风潮迭起，会党乘机活动，一时城乡情况都相当紧张。两江总督端方赶紧向清廷奏报说，“两省人心嚣然不靖，苏、松、嘉、湖枭匪方炽，设若附合，深为可虑。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役皆有，向称强悍，屡有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⁶⁹⁾。这些，都是清廷发布谕令后两个月内的事。运动再向前发展就有可能发生暴动了。

历史的发展证明，广大人民从反对帝国主义掠夺路权，发展到反对清政府卖路，最后起而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这是收回利权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不满意于合法斗争形式，在斗争中及时地提出了罢工、罢市、不纳税以至“谋江浙独立”等口号，反映了中下层群众的动向，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可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中下层群众在斗争中的作用，更不善于在总的革命进程中利用合法的斗争形式发动和组织群众，不断提高群众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认识，而在由绅商控制的群众大会上，仅仅一般地号召群众暴动，这样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他们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

到1908年3月，由于一部分绅商代表怕重演“庚子之乱”的怯懦心理，承认了在一定条件下的部拨借款⁽⁷⁰⁾，并由邮传部奏定了一项“章程”，作为存借清还的依据。但是，按“章程”第一批“部拨存款”领到后，两省公司相约，存入银行，不用分文，准备随时缴还；同时不让英总工程师过问路事。这样，英国就不肯如期交付借款，邮传部也无法如期拨款。“章程”规定：到期不拨或拨付不全，“章程”就作废。于是两公司于1909年上半年向邮传部提出退款废约，邮传部只能搪塞支吾，不加理会。1910年8月17日，清廷令盛宣怀回邮传部右侍郎本任⁽⁷¹⁾，这是准备对外借债和官夺商路的危险信号。汤寿潜于22日致电军机处直斥盛为浙路风潮的“罪魁祸首”，要求把盛“调离路事，以谢天下”⁽⁷²⁾。这一下激怒了甘心与民为敌的清廷当权派，汤寿潜立即遭到“革职”的处分。

汤寿潜被革消息，又一次把浙省人民激荡起来。杭州“茶寮酒肆，以及衢巷之间，所谈者无非路事，有三两成群切切私语者，有对众扬言大声疾呼者”⁽⁷³⁾。宁波“有数万人齐拥至道署，要求电禀抚宪，代奏留汤，保全商办”。“声言若不收回成命，必暴动云”⁽⁷⁴⁾。这是小股东和下层群众的情绪。大股东们怕“汤去路危”，又怕人民闹起来，“后患不堪设想”。他们要求资政院按照商律和公司律任免总理的规定向邮传部力争。交涉半年，邮传部不予理睬。1911年2月18日，苏路公司突然呈报邮传部称：“存款章程，久失时效”，即行作废；“所雇英总工程司，亦尽月内辞退”；同时声明因邮传部强迫借款影响集股，以致停工待料，使公司蒙受损失，以前所领部拨存款，“作为赔偿苏路损害之费”⁽⁷⁵⁾，不再退还。七天后，浙路公司也以同样决定报部，清政府万没料到两路公司会来“先斩后奏”的一著，同时英公使朱尔典，又亲到外务部抗议威胁，声称“不能再事容忍”⁽⁷⁶⁾。清廷官员一时非常狼狈。最后，还是盛宣怀与英方协议，将苏杭甬路借款移作开（封）徐（州）路借款，才使持续六七年之久的苏杭甬路权风潮平息下去。这场斗争赢得了维持商办的胜利。

三　收回路权斗争的日益激化

当全国收回路权的风潮正在澎湃进行的时候，清政府一方面筹备立宪，借以拉拢资产阶级上层绅商；一方面为解决财政困难，以官办铁路的名义，加紧推行“借债筑路”的政策。当时，一部分绅商鉴于商办铁路弊病丛生，“成路之期终无望”⁽⁷⁷⁾，便附合清政府的主张，认为只要清政府立宪，接受议会监督，借款筑路并非不可。但是，大多数绅商和广大中下层群众都看到了清政府假立宪、真卖路的阴谋，社会舆论对借债筑路莫不深恶痛绝，视“如鸩毒蛇蝎”。《大公报》刊载《论官办铁路之恶果忠告邮部警醒国民》一文指出：“综观已往，默计将来，凡官办铁路，无一不与外人有密切之因缘，即无一不得丧权失利之恶果。”“呜呼！官办铁路欤？官卖铁路欤？吾敢质之当局。”⁽⁷⁸⁾一语道破了清政府“官办铁路”的真相。

由于各地人民坚决抵制官办铁路，因此发生了一连串的官商争路事件，诸如江苏、河南两省的徐开路、山东的胶沂路和烟潍路，云南的滇桂路和滇蜀路，以及最为突出的川汉路和粤汉路，等等。

如本书第四章收回粤汉路所述，1905年粤汉路赎回时所借英款，是由鄂、湘、粤三省摊还；在这一情况下，清政府允许三省自行筹款办路。当年12月，三省代表会议：关于修筑粤汉路，三省“各筹各款，各从本境修起”，同时并举⁽⁷⁹⁾。第二年8月，当三省绅民正集议招股进行时，清政府改变了主意，忽然谕令湘路公司说“铁路系国家要政，仍应官督商办”，并“着张之洞查明办理”⁽⁸⁰⁾。当时三省情况是：湖南绅商最积极，铁路公司成立最早；广东有侨商资本，集资最快；湖北在张之洞的直接控制下，他一贯主张铁路官办，只许商人搭股。因此，三省中只有广东争得商办，两湖则由张之洞禀复清廷，遵旨“以官督商办法行之”，而湖北境内的铁路实际是官办。湖北人民一直反对官办，但扭不过张之洞，直到张之洞调入军机处，湖北的商办集股，仍受其影响，未得开展。

1908年7月，清政府忽然任命张之洞以军机大臣兼充粤汉路督办大臣，立即引起两湖人民的疑虑。10月，清廷特颁谕令，命张之洞通筹粤汉路全局，专其事权，12月又命张之洞兼督鄂境川汉路。这步步紧逼的谕旨背后，实际是清廷在国际银行团的唆使下，准备借外债，夺商路。清政府越来越和人民站在对立的方面。在1905年赎回粤汉路的斗争中，表面上是“官民合作”，人民推动张之洞等官吏向列强收回路权，而今清政府公然勾结列强向人民夺路了。

张之洞受命之后，立即向外商洽谈借款。1909年6月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达成借款协议，后来又加入美国，成为四国银行团，议借六百万镑。在达成借款草约后，张为迷惑人民视听，宣称“由官借款，而预定分其事，准商民买股”⁽⁸¹⁾。但是人民是根本反对借款的。消息传出，湖广人民一片反对之声。两湖留日学生通电上书，出版《湘路警钟》，宣传拒款保路。湖南谘议局议员八百二十人联名呼吁“铁路借款，湘人决不承认”⁽⁸²⁾。龙璋、谭延闿等组织“湘路集股会”，加紧募股，抵制借款。此后，革命党人文斐、文经纬、王猷、吴作霖等联合部分绅士在长沙发起组织铁路协赞会，以争路为名，暗中进行革命工作。

湖北方面发动较迟，至1909年10月初张之洞病死后，民气突然高涨。这时适逢谘议局成立，湖北留日学生代表张伯烈、夏道南回到武昌，于是拒款运动顿时沸腾起来。11月5日、14日，连续召开绅商军学各界大会，从社会名流到医卜星士、工农士兵，都踊跃与会，登台演说，探囊捐钱。会后公举张伯烈、刘心源为入京请愿代表。送行时，军人陶勋臣拔刀断指，以示决心。刘、张等到京联合两湖京官向邮传部尚书徐世昌进行说理斗争。1910年1月底，大清银行副监督黎大钧等也上书要求鄂路准归商办。3月19日，徐世昌在私宅召见黎大钧、刘心源、张伯烈等，声称湖北集款不足，必须借款。代表据实驳辩，遭到徐的责骂。代表被逐出大门，张伯烈等不肯退去，一连几天几夜，踞坐徐门，哀号痛哭，“不饮不食，不遂其志不止”⁽⁸³⁾。与张伯烈的“哭廷”同时，“湖北有可能酿成大乱”的消息，不断传到北京，而且传说有陆军将校参加。清政府这才着了慌，3月24日，邮传部批准设立商办鄂路公司。略早于湖北，清政府也被迫同意了湖南粤汉路商办。

两湖人民的斗争似乎胜利了，但清廷与四国借款协定并未废除，“批准商办”不过是缓兵之计；不久，就又施展出扼杀“商办”的手段来了。邮传部限令湖北铁路协会于六个月内筹足路款，成立公司，到期无成则仍借款官办。这样苛刻的条件当然很难做到。到9月时，湖北商办铁路公司才勉强组成，路款也没有筹足。不久，股东间又因故发生纷争，公司宣告解散。这样就给清政府造成了取消商办原案的借口。这期间，四国银行团向清政府催逼就前成草约正式签押。到1911年5月，清政府就正式宣布“干路均归国有”的政策，撤销了全国所有商办铁路干线的成案，从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保路风潮。

————————————————————

(1) 《时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2) 《宗人府汉主事王宝田等为山东盗贼益炽关系大局安危恳请代奏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故宫军机处档，卷72—73。

(3) 《汇报》，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4) 《盛京时报》，1907年2月23日。

(5) 《申报》，1907年6月18日。

(6) 《福州邮政司李蔚良致北京邮政总局帛黎函》，1908年9月15日，清政府邮政总局档案。

(7) 《革命倡导与发展》，第63页。

(8) 《御史王宝田奏莱阳、海阳二县相继煽变请简派大臣驰往妥筹折》，《大公报》，宣统二年八月十三、十四日。

(9) 《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10) 《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11) 《柯劭忞等沥陈莱阳官激民变后复纵兵焚掠戕毙无辜实在情形恳请代奏呈文》，宣统二年五月十三日。

(12) 《柯劭忞等沥陈莱阳官激民变后复纵兵焚掠戕毙无辜实在情形恳请代奏呈文》，宣统二年五月十三日。

(13) 《论莱阳民变事》，《国风报》第1年第18期。

(14) 《申报》，宣统二年七月十六日。

(15) 《汇报》，宣统二年七月一日。

(16) 《申报》，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17)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18)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一、十六日。

(19) 杜元穆：《海岳轩丛刻》，《寄螺行馆》卷1，第13页。

(20) 佚名：《杞人之言》，《皇朝经济文编》卷21，第39页。

(21) 《汇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三、六日。

(22)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六、二十一日。

(23) 《中国时事汇录》，《东方杂志》1910年，第6期。

(24) 《黎经诰复两江总督张人骏禀》，宣统二年三月，清政府农工商部档。

(25)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奏报面粉公司专利病民迭滋事端折》，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农工商部档。

(26)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奏报面粉公司专利病民迭滋事端折》，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农工商部档。

(27) 《清第二十九混成协统领马福增防堵皖北涡、蒙、怀、凤一带饥民抢米致陆军部申文》，宣统二年九月十日，清政府陆军部档。

(28) 《时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29) 《时报》，宣统元年六月九日。

(30)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3页。

(31) 《湖南省城乱事余记》，《东方杂志》1911年，第5期。

(32) 《宣统政纪》卷33，第16页。

(33)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255页。

(34) 《各省教务汇志》，《东方杂志》1906年，第4期。

(35)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三日。

(36) 《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179页。

(37) 《江苏铁路协会开会纪事》，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2册，“开会认股汇记”，第12页。

(38) 福公司（Peking Syndicate Ltd．）又译北京银公司，开办资本二万英镑，至1900年增至一百五十万镑。该公司名义上是由英国和意大利资本家共同组织，但在英国伦敦注册，并由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婿罗翁侯爵担任总董，所以它实际上是一家英国企业。它在中国所进行的投资活功，构成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重要一环。

(39) 《矿务档》，第1470—1471页。

(40) 景梅九：《罪案》，第56页。

(41) 李庆芳等编：《山西矿务档案》，第90页。

(42) 《京外近事述要》，《东方杂志》1909年，第3期。

(43) 《记皖绅力争铜官山矿案事》，《东方杂志》1909年，第5期。

(44) 《议定华德采矿公司勘办山东五处矿务合同照缮清单》，见《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2页。

(45) 《矿务档》，第1201页。

(46) 《中外近事述要》，《东方杂志》1909年，第7期。

(47) 《记山东士绅对路矿之计议》，《东方杂志》1909年，第12期。

(48) 《江合公司总理赵城壁呈覆减免重属矿商加征煤铁费归结库款办法要录》，《巴县志》1931年刊，卷16。

(49) 《清末江北厅人民从英商手中收回矿山主权的胜利斗争》，《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年8月。

(50) 《国风报》第2年，第7号。

(51) 《河南交涉局委员杨敬宸擅与福公司订约案》，《东方杂志》1909年，第5期。

(52) 王敬芳：《福公司矿案述略》（稿本），河南省档案馆存。

(53) 《汇录外部与督抚往来电文》，《东方杂志》1909年第9期。

(54) 《申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55) 《清德宗实录》卷579，第15页。

(56) 《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日、二十二日。

(57)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2册，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出版，两省拒款函电，第2页。

(58)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1册，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出版，杂录，第2页。

(59)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1册，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出版，杂录，第2页。

(60) “女国民拒款会公启”，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61)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2册，“开会认股汇记”第12页。

(62)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2册，“开会认股汇记”第17页。

(63) 《汇报》，1907年11月9日。

(64) 《政艺通报》，光绪丁未年（1907）卷5，第4、5页。

(65) 《中兴日报》，1908年2月20日。

(66) 《神州日报》，1907年12月4日。

(67) 《神州日报》，1907年12月4日。

(68) 《政艺通报》，光绪丁未年（1907）卷5，第4、5页。

(69)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外务部档案》。

(70) 承认部拨借款的条件是：借款不用江浙厘税作抵押，销除英方查账名目；选用英工程师须两公司认可等项。

(71) 盛宣怀于1908年3月被任为邮传部右侍郎，但未到任，到1910年8月，召回本任，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是要用他出面向外国大规模借债。

(72) 《申报》，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73) 支南玉一郎：《汤寿潜》第八章。

(74) 支南玉一郎：《汤寿潜》第八章。

(75) 清政府外务部档案。

(76) 清政府外务部档案。

(77) 《借款筑路问题》，《东方杂志》1910年，第8期。

(78) 《东方杂志》1908年，第8期。

(79) 三省会议议定：赎路款湘、粤各认三分，鄂认一分。各修各境，但湘省路线较长，自宜章以下至郴州永兴县，湘省让与广东代修。

(80) 《清德宗实录》卷561，第6页。

(81) 《张之洞致陈夔龙电》，詹文琮编：《川汉路过去及将来》，第47—48页。

(82) 《湘路纪闻》。

(83)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207页。

中华民国史
第一卷
（1894-1912）
下

李新　主编

中华书局

目录

第八章　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和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深

第一节　立宪团体及其活动

一　预备立宪公会

二　政闻社

三　宪政讲习会及其他立宪团体

第二节　立宪派对官制改革的不满和国会请愿的发动

一　立宪派对官制改革的不满和批评

二　1907年—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

第三节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剧和财政危机的加深

一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剧

二　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

第四节　谘议局与资政院

一　谘议局的设立及其与督抚的矛盾

二　资政院与弹劾军机案

第五节　国会请愿运动的高潮及其失败

一　1910年的三次请愿运动

二　清政府对请愿运动的分化和镇压

三　立宪派对清政府态度的改变

第九章　同盟会革命活动的挫折和国内中部地区革命组织的发展

第一节　同盟会上层的分歧和分裂，共进会和后期光复会的建立

一　同盟会上层的分歧和分裂

二　共进会

三　后期光复会

第二节　革命党人在安徽、广东、四川再次发动的起义

一　安庆熊成基之役

二　广州保亚会之役

三　四川广安、嘉定、黔江之役

四　广州新军之役

五　广州“三二九”之役

第三节　暗杀活动

第四节　中部地区革命组织的发展

一　从湖北军队同盟会到文学社

二　湖北共进会

三　同盟会中部总会

第十章　保路风潮

第一节　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和帝国主义对川汉路权的争夺

一　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

二　帝国主义对川汉路权的争夺

第二节　清政府宣布干路“收归国有”和湘、鄂、粤三省人民的抗争

一　清政府宣布干路“收归国有”

二　湘、鄂、粤三省人民的抗争

第三节　四川立宪派的“文明争路”和保路同志会的成立

一　四川立宪派和清政府矛盾的加深

二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

三　“文明争路”及其破产

第四节　席卷全川的罢市斗争和成都血案

一　席卷全川的罢市斗争

二　成都血案

第五节　轰轰烈烈的四川人民武装反清斗争

一　同盟会、哥老会的起义准备

二　各路同志军猛扑成都

三　荣县独立和东路军战况

四　南路军、西路军战况

第十一章　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

第一节　起义的筹备与发动

一　共进会、文学社的合作

二　起义秘密的暴露

三　十月十日之夜

四　汉阳、汉口的克复

第二节　湖北军政府的建立

一　黎元洪被逼任都督

二　军政府的组织及其内部斗争

三　军政府的初期活动

四　革命向武汉周围地区发展

第三节　保卫武汉的奋战

一　最初的胜利

二　汉口失陷

三　袁世凯的“和平”试探

四　汉阳失陷

五　停战议和

第四节　湖南、江西、安徽三省独立

一　湖南

二　江西

三　安徽

第五节　西南各省独立

一　云南

二　贵州

三　四川

四　广西

第六节　东南沿海各省独立

一　上海

二　浙江

三　江苏

四　广东

五　福建

第七节　北方各省响应

一　陕西

二　山西

三　直隶

四　山东、河南

五　新疆、甘肃

六　东北三省

第十二章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第一节　各省代表会议筹建临时政府及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一　建立临时政府的酝酿

二　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三　临时政府的组成

第二节　临时参议院和临时约法的产生

一　临时参议院

二　临时约法

第三节　除旧布新的各项政令

第四节　临时政府的经济和财政政策

一　保护私人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

二　财政危机和内外债

第五节　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和新闻政策

一　教育改革

二　新闻政策

第六节　临时政府的根本弱点和北伐的夭折

一　同盟会的涣散

二　错误地对待农民问题

三　不敢明确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

四　北伐的夭折

第七节　南北议和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

一　帝国主义的干涉

二　南北议和和清帝退位

三　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和临时政府北迁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八章　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和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深

第一节　立宪团体及其活动

清政府的“新政”，虽然遭到广大人民的抵制和反对，但为了维护其垂危的统治，它还是不断地改变花样，继续推行。经过“新政”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重新抬头，他们把斗争逐渐明确地集中到争取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目标上来，所以历史上称他们作立宪派。立宪派惧怕革命，反对革命；但认为消弭革命的唯一有效的途径，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腐败的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集中对付革命势力，决定拉拢立宪派，作出“预备立宪”的姿态，借以欺骗人民。

1906年七八月间，考察政治大臣相继回国，载泽、端方等多次被召见。他们向西太后力陈实行立宪的种种好处。他们指出，天下人心思变，如果拒不实行任何改革，就不能安定人心；而人心不安，革命党就容易得到群众，革命的“祸乱”就难以避免。他们还献策说，立宪究竟何时实行，怎样实行，可以从容计议；只要先定下立宪的“国是”，就能安抚立宪派，稳定人心。如果因顾忌“实行”的种种困难，而继续犹疑，就会使希望立宪的人们失望，甚至“激成异端邪说，紊乱法纪”⁽¹⁾。西太后反复考虑了他们的建议，终于拿定主意，在召集了大臣会议之后，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这篇上谕承认，“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而中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所以“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不可。宣称要“仿行宪政”。其根本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²⁾。但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

立宪派非常欢迎清政府的这项决定，因为它给立宪运动提供了充分的合法依据，为他们更大规模地开展活动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资产阶级立宪团体纷纷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在东京成立而后回国活动的政闻社、宪政讲习会等。

一　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是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立宪团体。

该会于1906年12月16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它是在郑孝胥、张謇等人于9月开始组织的宪政研究公会的基础上扩大而成。该会宣称“敬尊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力谋“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³⁾。其政治态度相当温和。该会从酝酿成立的时候起，就得到两广总督岑春煊的资助，单是开办费，岑就捐出一万元，还表示愿负担常年费每年一千元⁽⁴⁾。

预备立宪公会的发起者和早期入会的，有许多著名的大绅士和大资本家。如：

会长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早年曾入沈葆桢、李鸿章幕。1891年任驻日本使馆的秘书，后升为驻神户、大阪总领事。1894年归国入张之洞幕，曾任江南制造局督办。1903年到广西助岑春煊镇压当地人民反抗，1905年辞归上海。郑家资丰厚，在许多企业有投资，曾创办日辉呢厂；又颇有文名，其诗文称于一时。他在官场、商界、知识界都有很多交往。

副会长张謇是一个有极大影响的绅士和实业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1903年，他赴日本考察教育，对日本变法致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即在朋友中酝酿讨论有关宪政的问题。1904年受日俄战争的震动，开始从事立宪活动，积极推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敦请朝廷立宪。

张謇是江浙立宪派最主要的领袖，他虽是预备立宪公会的副会长，但实际却是该会的灵魂。该会成立之初，曾有所谓“主急主缓”之争，张謇是主缓派的渠魁。这一派一直在会内占统治地位。张謇十分害怕革命，反对革命。他说：“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犹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⁵⁾他把革命派归作盗贼一类，表现出反动的绅贵意识；他希望立宪能安上全下，则反映了有地位有财产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共同心理。1911年2月，张謇继朱福洗之后被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

副会长汤寿潜，则是收回路权运动的著名领袖。

在一般会员中，也有很多有名的大绅士、大资本家。上面提到的朱福洗，字桂卿，浙江海盐人，曾作过侍讲学士。他从1902年起就要求实行立宪。一度任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1910年1月—1911年2月）。此外如：

王清穆（1860—1941）字丹揆，江苏崇明人。曾任直隶按察使、商部右丞等职，在张謇的大生纱厂一、二厂均有投资，并创办富安、大通两纱厂。是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

周廷弼（1852—1923）字舜卿，江苏无锡人。曾任商部顾问，是无锡裕昌丝厂的主人。该厂在各地有分号六处，总资本五十万元以上。周也是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

许鼎霖（1857—1914）字久香，江苏赣榆人。曾任驻秘鲁领事、浙江洋务局总办等职；经营海州赣州豆油公司、海丰面粉公司，是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

徐润（1838—1911）字雨之，广东香山人。曾任直隶候补道、招商局总办；创办济和水火险公司、景纶衫袜厂等企业，并经营房地产。

孙多森（1867—1919）字荫庭，安徽寿州人。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孙家鼐的儿子。曾任直隶劝业道、井陉矿局总办；创办上海阜丰面粉厂。

荣铨（1873—1938）、荣德生（1875—1952）兄弟，江苏无锡人。学徒出身，发迹后创办多种企业，如保兴面粉厂、振兴纱厂等。

此外，在预备立宪公会会员中，还有少数现任官吏。如江苏布政使瑞澂（1863—1915），后升任江苏巡抚，1911年调任湖广总督。监察御史谢远涵，江西兴国人，离任后回籍任江西谘议局议长。

据1909年的《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录》所列会员共358人。据不很准确的统计，在这358人之中，有77人曾经做过知县以上的职官，约占会员总数21.5％，反映出这个立宪团体同统治集团有相当的联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会员中企业主、公司经理、商会总理，及在各种工商企业中任职的，有84人，约占会员总数的23％⁽⁶⁾。这些人是直接从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人数虽不甚多，但他们却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主导力量。因为会员中的官绅多半有投资在这些人经营的企业里，这些人能够代表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预备立宪公会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在清末各立宪团体中，预备立宪公会是组织得最健全的。它有董事会，每月例会两次，下设职员常会，由正副会长、驻办员、编辑员等组成，执行日常会务。董事会成员最多时有27人，一般重要事项均经董事会议决，会长、副会长也由董事会选举。该会每年召集全体会员举行年会一次，由会长及有关职员报告工作，选举新的董事会。在该会内部活动中，有着相当完善的民主程序。这在有数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度里，确是一种进步。

预备立宪公会在政界、实业界、文化教育界均有根基，实力雄厚。所以它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很大。

在实际活动中，该会有一批精明强干的少壮人物，比如孟森、孟昭常兄弟，雷奋、杨廷栋、秦瑞玠等。据黄炎培回忆，这些人“都是当时留日学生中负盛名的。开讲习会必请这几位先生为讲师；修订章则，非请这几位先生起草不办”⁽⁷⁾。

孟昭常，字庸生，江苏武进人，一直任该会驻办员（可说是预备立宪公会的秘书长）。预备立宪公会于1910年开始在北京设事务所，以他为主要负责人。他还兼为编辑员，主管会报、会刊及其他编辑事务，后被推任资政院议员。

孟森，字莼生（后改字心史），是孟昭常的哥哥，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后与郑孝胥交厚，曾随郑至广西龙州边防，1908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大力从事立宪的宣传。

雷奋，字继兴，江苏华亭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法政，与梁启超有交。政闻社成立时，雷为该社交际科干事。但他在1908年加入预备立宪公会后，便成了该会最重要的骨干之一。他主管该会所办讲习所。在国会请愿运动中，成为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后被选入资政院为议员。

杨廷栋是该会联络工作的骨干，秦瑞玠则是主要的编辑员之一，在会报、会刊上发表过许多鼓吹宪政的文章。

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宣传：1908年开始出版《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至1910年1月停刊。同年5月，在北京出刊《宪志日刊》。这两个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多半是讨论国会问题、宪法问题，也有批评时政的言论，还登载谘议局、资政院有关文件，及本会会务进展情况的报道等。

该会设有出版部，陆续编辑出版了多种宪政书籍。据1910年7月6日《宪志日刊》所载，已出版的书籍有《公民必读初编》（孟昭常）；《公民必读二编》（孟昭常）；《地方自治制纲要》（钱润）；《地方行政制度》（张家镇）；《日本宪法详解》（邵羲）；《选举法要论》（汤一鹗）；《谘议局章程讲义》（孟森）；《议员要览》（沈其昌）；《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孟昭常）；《城镇乡自治章程表》（沈尔昌、孟森）等十余种。其中《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曾一版再版，广销各省。《公民必读初编》、《二编》，单是广西一省即订购十万部，其销路之广，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2．办讲习所：1908年5月各省掀起国会请愿运动时，该会创办国会问题研究所，由会员自愿加入，定期讨论，编纂草案，提供会员与当道者参考。是年底，接办原由江苏教育会创办的法政讲习所。这是为培养训练司法和地方自治人才而设的轮训班，有一年结业和半年结业的两种。除江、浙两省外，其他外省也有入所学习的。

3．编纂法律：该会曾聚集人才，从事调查并编辑商法，为清政府提供参考。

4．国会请愿运动：预备立宪公会政治态度偏于保守，其实际活动，一般是在清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当1908年国会请愿运动开始在各省发动的时候，会中有人提议参加。但在常会和董事会讨论，未能通过。声称“本会向以开通智识，使人人有立宪国民之资格为主义，较之空言请求者尤为切实，似不必居请求之名”⁽⁸⁾。后来见各省纷纷签名派代表入京，该会才转而对请愿取积极态度，曾以正副会长名义两次致电清政府，请速开国会。1909年谘议局成立时，当上江苏谘议局议长的张謇，出面邀约各省谘议局派代表联合请愿，而雷奋、杨廷栋、孟昭常等且成为请愿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但到1910年11月，当清廷以缩期三年召开国会来搪塞请愿代表时，全国大多数立宪派均不满意，而预备立宪公会的头头们却与清廷妥协。它的保守性、妥协性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5．该会头头的社交活动：郑孝胥、张謇等因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他们常常以个人的身份与督抚大吏们联络。或为其出谋画策，或代为草拟奏折，这是他们发挥影响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他们的这种活动，客观上促进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化。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最早，活动时间也最长。其他较大的立宪团体如政闻社于1908年8月即被查禁；宪政讲习会，因杨度与熊范舆等1908年后相继入了政界，其组织很快也就涣散了。而预备立宪公会则一直维持到1911年。因此它对整个立宪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　政闻社

政闻社是梁启超等人于1907年在日本组织起来的。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都很兴奋，感到时机对他们有利。康有为说“从今切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⁹⁾。梁启超则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¹⁰⁾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他们急切整顿组织，大力展开活动，以便谋取政治上的好处。是年秋，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但康有为在宣布更改会名的“公启”里，没有提出足以号召会众的纲领。对此梁启超很不满意。他写信要求康有为采用帝国宪政会的名称，并劝他不要仍以个人名义，而应以适合时势的新纲领来号召会众。梁启超预计到保皇会虽改名，仍难在国内展开活动。所以，他以很大的力量筹备另立新的组织。

1906年12月，梁启超同他戊戌变法时代的老朋友熊希龄以及当时在日本的杨度一起，开始筹商建立新的政治团体。他们曾预拟新的组织名为宪政会，主要致力于在国内开展活动；暂时不设会长，待条件成熟时与原有的海外组织（即康有为直接领导的帝国宪政会）合并，共戴康有为为会长；新组织在东京正式成立后，即移总部于上海，拟由杨度任总干事，主持会务。他们曾设想由熊希龄回国运动，拥戴醇亲王载沣出任宪政会总裁，载泽为副总裁；还准备联络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请其赞助；并想拉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名流加入。显然，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组党计划，然而却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熊希龄不久回国。梁启超又约请蒋智由、徐佛苏等加入筹备。但到1907年春天，杨度与梁启超、蒋智由发生矛盾，最后竟脱离梁启超另立团体去了。对于这件事，梁启超解释说，杨度原来就存心利用康、梁一派的人力、财力图谋个人的发展。实际上，杨度分裂出去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杨度同梁启超、蒋智由等存在领导权的冲突；第二是政见上也有分歧，当时杨度自居民间势力的代表，认为梁启超有些言论是站到了官方的立场上。

在杨度分离出去以后，梁启超与蒋智由、徐佛苏等又经过再三磋商，终于组织了政闻社。

在政闻社成立前，1907年6月，梁启超曾秘密回上海一次，打算联络岑春煊及预备立宪公会的头头们。当时，岑春煊因发生有名的“丁未政潮”被奕劻、袁世凯等排挤出京。在这种情况下，岑不愿见梁启超。而张謇、郑孝胥等人也不愿与梁启超接近。结果梁启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复返日本。这时组党事已筹商就绪，并开始着手筹备出版《政论》杂志。7月17日，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报告政闻社已经组成，并略述杨度终于分离出去的原因。但政闻社正式成立是在10月17日。那一天，在东京锦辉馆开成立大会，消息为革命党人所知，张继等率众直捣会场，使梁启超等人感到大杀风景。

政闻社宣布的政纲是：1．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2．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的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与地方的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梁启超为争取合法地位，还特别声明：“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¹¹⁾

为避清政府的忌讳，政闻社成立时，康、梁都没有出名。当时宣布的发起人有徐佛苏、蒋智由、黄可权、吴渊民、邓孝可、王广龄、陈高第。徐佛苏（1879—1943）原名公勉，湖南人，曾参加创立华兴会。倒向立宪派以后，仍不时吐露同情革命的情绪。蒋智由（1865—1929）字观云，浙江绍兴人，早年也曾倾向革命，颇有诗名。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他完全转向立宪派。黄可权字与之，湖南人，长期助梁启超办报。吴渊民是戊戌时期维新志士吴铁樵之弟，一直追随康、梁。邓孝可字慕鲁，四川人，家资颇富，当时正在国内谋划创办实业，对立宪运动很热心。梁启超潜返上海，曾与他约见。王广龄、陈高第都是广东人，梁启超认为他们在广东很有影响，所以也列为发起人。

为给康、梁预留地位，政闻社不设正副会（社）长，而设总务员一人，邀马良担任。马良（1840—1939）字相伯，江苏丹徒人，幼受教会教育，通拉丁文，曾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神户领事。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期间，曾从他学习拉丁文，因而相结识。马良同情改良运动，对立宪派的活动乐予赞助，所以欣然接受政闻社的举聘，以近七十的高龄东渡日本受任。梁启超想利用马的德望，以扩大政闻社的影响。另外设两个常务员实际负责社务，一个是徐佛苏，一个是麦孟华。麦孟华（1874—1915）字孺博，广东顺德人，早在学海堂时便与梁启超同学，后皆入万木草堂为康门弟子。戊戌政变后他逃到日本，助梁启超编《清议报》与《新民丛报》。在常务员之下设庶务、书记、会计、交际、编纂、调查等六科，分别由侯延爽、黄可权、徐勤、雷奋、蒋智由、陈介等任干事。在六科之外，设评议员若干人。

政闻社成立时，号称数百人，以后并无多大发展，实际活动分子不过数十人⁽¹²⁾。

1908年初，政闻社本部迁上海，马良、徐佛苏、麦孟华、侯延爽、汤觉顿等都回国活动。他们以上海为大本营，其他重要省份也都派人从事活动：在北京有汤觉顿、潘若海；在两湖有侯延爽；在四川有邓孝可；在福建有徐碧泉；在广西有孔希伯等。

然而政闻社开展活动并不顺利，其原因很多。首先是政闻社与革命党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在清末各立宪团体中，以政闻社与革命党之间的关系最紧张，斗争最激烈。这不仅是因为其政治方向不同，而且还因为两者都以海外为基地，主要依靠华侨资助来开展活动，所以在人力、财力、活动地盘等方面都存在着直接的冲突。梁启超提到当时的形势说：“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彼传播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¹³⁾政闻社要求得发展，必须同革命党进行争夺，而为了同革命党争夺，它又不得不同清政府作斗争，否则不能争得同情，不能扩充势力。于是就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梁启超承认，“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固甚难”⁽¹⁴⁾。他提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¹⁵⁾。同革命党的争夺，牵制了政闻社很大一部分力量，革命党人极力揭露其政治投机性，大大打击了它的政治声誉。

其次，政闻社还受到其他立宪团体的排斥。比如，杨度的宪政讲习会在两湖和长江一带有很大势力。既然杨度在日本不能与梁合作，在国内当然更要互相冲突。政闻社曾拟在武汉开一报馆，设一法政学堂，经过再三努力，终无所成，这同宪政讲习会的排斥有很大关系⁽¹⁶⁾。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清政府对康、梁始终戒备，因而朝野许多人士都不愿公开与他们联系；而作为康、梁宿敌的袁世凯，更竭力阻挠他们重返政治舞台。梁启超原采设想拉拢袁、端（方）、赵（尔巽）的计划均无结果。熊希龄曾拟向大员募捐十五万，竟未得一文。至于想拥戴载沣、载泽出任正副总裁，更如痴人说梦，根本无从谈起。就是在野人士，一般也大都宁愿对康、梁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名流，梁启超曾竭力联络，但毫无结果。预备立宪公会是得到岑春煊的大力支持的。而岑春煊被谴的罪名之一便是暗结康、梁，这一点对郑、张、汤等人不能不发生相当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康、梁怀有戒心和采取回避态度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连主持《时报》的狄楚青也不愿与梁启超拉得太紧。《时报》创办时，康、梁助以巨款，所以康、梁认为《时报》理应成为他们的喉舌。但实际并不如此。1908年初，梁启超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对狄氏十分不满，说：“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今欲扩张党势于内地，而此报至不能为我机关，则要来何用？”⁽¹⁷⁾梁启超看透了狄氏的心理是唯恐康、梁的政治背景会“累及《时报》”。这一事实更可以反映出政闻社在国内的窘况。

政闻社在国内的活动首先是参与国会请愿运动。还在1907年11月间，黄可权、张嘉森（张君劢）便到上海联络发动请愿，酝酿组织国会期成会。1908年7月，在各省签名请愿高潮中，政闻社向宪政编查馆发了请愿电，要求“期以三年召集国会”⁽¹⁸⁾。不久，有一个社员叫陈景仁（法部主事）的，独自电奏朝廷，要求确定三年召集国会，并要求把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这一行动触怒了西太后等顽固派。7月25日，朝廷下令将陈景仁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随后，在袁世凯等人敦促下，8月13日又下令查禁政闻社。在查禁政闻社的上谕发布之前，梁启超曾力谋挽救。他一面准备向路过日本的赴美专使唐绍仪说项，指望他向袁世凯疏通；一面发布公告，说明陈景仁电奏纯属个人行动，与政闻社团体无关。但当查禁的上谕发布后，他只好放弃一切努力，顺从地解散了政闻社。这对康、梁等人无疑是相当沉重的打击。不过，西太后等人的主要目的是借此镇压请愿运动；当政闻社遵旨解散和请愿代表纷纷离京之后，也就没有对政闻社的人员深加追究。所以过了一些时候，原政闻社的一些骨干分子又在国内展开活动了。

政闻社解散后，梁启超及其同党的活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排袁；一是争取开放党禁，即争取清政府明令赦还康、梁。显然，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如不排除袁世凯，康、梁自然无法重返国内政坛。而同样明显的是，这两者都只有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才能办到。所以历来最富投机性的康、梁党徒，从此便拚命向上层钻营。

袁世凯本来是他们想要争取的对象，结果不但没有争取到，反而成为政闻社的大敌，旧仇新怨，使得康、梁必欲除袁而后快。当西太后死时，康、梁认为这是除袁的极好时机，曾分别上书张之洞，企图借张的力量打击袁世凯。

梁启超联络满族权贵的活动，曾有相当的进展。还在政闻社解散前，便同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善耆（1866—1927）戊戌时倾向帝党，对西太后守旧专权不满；对预备立宪较为热心，因而同情立宪派。担任向上层联络的汤觉顿曾面见善耆，事后写信给康有为说：“吾党今日得此人以联络之，天所赐也！”⁽¹⁹⁾康、梁等人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指望他在宫廷做好布置，一旦西太后死去，立即保光绪复辟。这是他们又一个不曾实现的美妙计划。梁启超等人还曾极力联络庆亲王奕劻。奕劻是军机首辅，向以贪图贿赂闻名，梁启超打算贿以重金，讨好奕劻。此外，对度支部尚书载泽、陆军部尚书铁良等也都加意联络，但都未取得预期效果。

康、梁这种投机性的钻营活动，已经离开了他们自己原定的政治宗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当时大多数的立宪派。比如1910年第三次请愿高潮中，全国舆论都集注于请开国会一事，而梁启超所派的代表，这时却以开放党禁为目标。担当这一任务的汤觉顿，在京频频奔走，到处请安磕头，却无结果。他写信给梁启超说：“今通观京河上下，无一人反对此事者。然皆应付国会问题，不暇及此。”他不禁叹道：“仆对于此事，只得尽人事而听天命，无如何也。”⁽²⁰⁾

由于脱离了运动的中心目标，脱离了群众，康、梁一派人，对立宪运动便不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但梁启超个人在舆论界所发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新民丛报》于1907年8月停刊后，梁启超又办过《政论》、《国风报》。《政论》出版时间不长。《国风报》发生的影响较大，该报系旬刊，1910年2月出版，至1911年7月停刊，共出五十二期。梁启超发表的直接有关立宪运动的文章有三十余篇。其中既有对清政府的批评甚至抨击，也有向朝廷上的条陈，对立宪派和政府官吏都有一定影响。此外，梁启超还直接为中央和地方大吏草拟过许多奏折和说帖等类文件。又通过徐佛苏同国内立宪派的著名领袖如汤化龙、林长民、籍忠寅、孙洪伊等密切联系。由于这些活动，梁启超同国内立宪派领袖和政府官吏保有相当密切的个人关系，使他在清朝灭亡前直到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能够发生相当的影响。

三　宪政讲习会及其他立宪团体

宪政讲习会，又称宪政公会，是杨度与熊范舆等于1907年夏在日本东京创立的。

杨度（1875—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是王闿运的门生。1902年起曾数次赴日，先后就学于宏文速成师范及早稻田大学法政科，一度担任过中国留学生会馆总干事，1907年秋回国。杨早年也曾倾向革命，后崇拜日相伊藤博文，并结识梁启超，遂转向改良主义。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杨度积极投入立宪运动，1906年冬创办《中国新报》，从事鼓吹。同时又与梁启超拟议合组立宪团体，后因发生矛盾，与熊范舆另立宪政讲习会。熊本是贵州苗族人，得湖南即用知县后，去日游历，热心于立宪运动。宪政讲习会成立，杨度为预留将来与梁合作的地步，未便出任会长，遂推熊为会长。

宪政讲习会《总章》宣称，其“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²¹⁾。态度相当平和。但在《宪政讲习会意见书》中却反映了一种相当激进的态度。《意见书》激烈抨击清朝专制政府“冥顽不灵，贪饕无耻”，是“亡我中国”的祸根。并进一步指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民选议院进行监督的缘故。它指出，欲救中国“非改造责任政府不可，欲改造责任政府，则非设立民选议院不可”⁽²²⁾。一开始就把民选议院的问题提出来，作为运动的中心目标，这是宪政讲习会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们不但这样宣言，而且也这样行动。1907年9月，由熊范舆领衔写呈清朝廷要求开设民选议院的请愿书，实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导。

宪政讲习会很快在国内发展势力。是年冬，首先在湖南展开活动。那时犬养毅曾到中国活动，在湖南应宪政讲习会之邀发表宪政演说。至次年春，该会在北京、上海等地都建立了分会，主要从事国会请愿的联络活动。这时，杨度已被召入京，以候补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他利用这一地位，在上层统治集团间广为游说，鼓吹尽速召集国会。但此后他便失去了立宪派领袖的地位，而变成官方赞助立宪的人物了。熊范舆后来被滇督李经羲召入云南，任知府。宪政讲习会从此涣散。

除了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宪政讲习会之外，还有一些较有影响的地方性立宪团体。

如粤商自治会，其活动基本局限于广东一省。

广东地处南陲，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最早、人民受害最深重的地区之一。粤商自治会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较为积极，如力争西江捕盗权⁽²³⁾，为英国轮船执役人员无故打死中国乘客而积极展开抗议活动等。又如1909年，中国与澳门葡萄牙当局议行勘界，该会曾屡次开会并通电全国，要求政府维护领土完整，抨击两广总督袁树勋交涉不力，误国失权。

粤商自治会积极参加了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是年3月，该会议决发函各省及海外华商，建议实行联合请愿。这一行动受到宪政讲习会等团体的赞扬。在1910年三次请愿高潮中，广东省表现相当活跃，这是同粤商自治会的活动分不开的。

但是，粤商自治会受康、梁影响较多，对革命党抱敌视的态度。

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成立较晚。据《时报》记载，1909年5月20日该会选举职员，正式成立。起初附属于教育会，会长姚晋圻是一个绅士，书记为汤化龙、余德元，编辑员为张国溶。实际上，汤、张两人掌握着该会的全部活动。汤化龙（1874—1918）字跻武，湖北蕲水人，曾肄业黄州经古书院，1904年中进士，授法部主事。后来赴日本留学，习法政，1909年回国。谘议局成立时，初被选为副议长，继被选为议长，成为湖北立宪派的主要领袖。张国溶字海若，湖北蒲圻人，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参加立宪运动非常积极，是湖北请愿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联络人。1910年湖北请愿国会同志会成立，推张为干事长。宪政筹备会虽成立较晚，但由于汤化龙、张国溶等活动积极，尤其在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突出，所以使立宪派在湖北取得相当有力的地位。

贵州省的宪政预备会成立于1909年，也是在教育会的基础上产生的。会长为任可澄（1879—1945），但会务仍受教育会长唐尔庸的控制。任是安顺人，唐是贵阳人，两人都以举人考中内阁中书，因不满于政治腐败的状况，遂回黔办教育。宪政预备会办有法政学堂，还出版《黔报》与《贵州日报》，鼓吹立宪。该会与比它早两年成立的自治学社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自治学社政治态度激进，其主要骨干多半是革命党；而宪政预备会则多为富绅，与官场联系较多，对自治社采取敌视态度。在办教育方面，两派各树势力，也互有竞争。谘议局成立时，自治学社派占了优势。1910年的国会请愿运动，两派都曾参加。但在省内的政治舞台上，两派始终进行着激烈的争夺，它们的斗争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

在立宪运动中还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小，如一个城市，一府或一县的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所组织的立宪团体。有的是标榜研究宪政，但更多的是以促进地方自治为宗旨。这类小团体在京、津、沪等地及沿海各省特别多。其中上海的宪政研究会成立最早，还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前就已开始活动，1906年12月创办了《宪政杂志》，宣布它的宗旨是“考查政俗，研究得失，以俟实行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²⁴⁾。这个团体的政治倾向颇为保守。参加者全是文化教育界人士。如袁希涛、沈恩孚都是龙门师范学校教员，黄炎培是广明师范学堂教员，狄楚青是《时报》总理，陈冷和雷奋当时都是《时报》主笔，史家修（即史量才）是女子蚕桑学堂教员，等等。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预备立宪公会。

还有一些团体是在立宪运动过程中专为推动某一项宪政目标而结成的。如最普遍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国会期成会，几乎各省都有。又如谘议局研究会，谘议局事务调查会、谘议局议案协赞会等，也很普遍。其中以原政闻社骨干徐尔音、吴冠英、张嘉森等在东京成立的谘议局事务调查会，规模和影响较大。它曾得到国内著名立宪派领袖张謇等的赞助，以及清官吏载振、胡惟德等人的捐款。它于1909年9月开始出版《宪政新志》，发表有关宪政的研究和评论文章，汇登各省谘议局重要文件；曾增刊一种《第一次各省谘议局通览》。1910年8月在北京成立的谘议局联合会，集中了各省立宪派的领袖和骨干分子，为后来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党——宪友会奠定了基础。此后在国会请愿运动高潮中，在北京的八旗士民也陆续成立了八旗宪政会、八旗维持宪政会、八旗期成公民会等团体。

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各地（包括海外华侨、留学生）建立的立宪团体将近八十个⁽²⁵⁾。通过这些团体把各地的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松散地组织起来，而在席卷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各省立宪派又逐渐实现了全国性的联合。这是戊戌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再度高涨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力量获得重要发展的标志，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立宪派上层分子在政界拥有很大势力，还有很多人直接在经济界、文化教育界任职，所以具有极广泛的社会联系。立宪派领袖通过持续数年的立宪运动，获得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由于这些条件，使立宪派在清末政治舞台上构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反对革命，给革命党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甚至使革命遭到失败；同时它又在政治上给腐败的清政府以相当的打击，加速了清朝统治的瓦解；它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

第二节　立宪派对官制改革的不满和国会请愿的发动

一　立宪派对官制改革的不满和批评

清廷于发布预备立宪诏书的第二天，就下令进行官制改革。表面看来，似乎对改革的态度相当积极。实际上，它是基于加强集权的考虑，才这样做的。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略给予清朝的统治机器以很大的打击，中央政府的权力被削弱了；相对地，各省督抚的权力却有所增长。当西太后与光绪帝西逃的时候，东南两个最重要的督臣刘坤一与张之洞，还有山东巡抚袁世凯，与帝国主义列强达成所谓“东南互保”，俨然以独立的政治实体与外国人打交道。此后，他们又以源源不绝的供应，维持西安小朝廷的一切费用，这样他们便取得了对内政外交的极大的发言权。“辛丑条约”订立后，巨额赔款全靠各省分担，从而造成了没有各省督抚的支持，朝廷就无所作为的局面。清朝统治者深深感到了这种对它不利的处境，想利用预备立宪的机会，收回它失去的权力，加强中央专制的力量。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也是清朝统治者焦思苦虑的，即庚子之后，某些汉族官吏的实力增长了。比如袁世凯，他手握兵柄，控制京畿，威慑数省，很遭满人的疑忌。清朝统治者希望借预备立宪之机，削弱汉官权力，加强满人的优势。除此之外，为了保证预备立宪按照“纳民于轨”的路线进行，朝廷需要有自己信得过的得心应手的一套行政机构。在建立这样一套行政机构时，还可以添几个新名目，借以欺饰中外耳目，这是一举数得的事。

本来，官制改革并不能给立宪派带来直接的好处。但因清末吏治实在太腐败了，他们希望通过官制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澄清吏治，以便促进宪政的实行。但这已与清廷改革官制的动机大相径庭了。

1906年9月2日，清廷下诏委派载泽、世续、那桐、铁良等八名满族大臣，及张百熙、袁世凯、徐世昌等六名汉族大臣会同编纂新官制。同时另委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三个军机大臣担任总司核定之责。又命张之洞、岑春煊等总督，派员来京协助。

9月6日，在朗润园设立新官制编制馆，以杨士琦、孙宝琦为提调，下设起草、评议、考定、审定四课。课员有金邦平、张一麐、曹汝霖、汪荣宝、陆宗舆、钱能训等共十三人，其中大部分是学习法政的留学生。而杨士琦、金邦平、张一麐等都曾是袁世凯的幕僚，所以，在这次官制改革中，袁世凯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位。在最初几次编纂大臣会议上，袁世凯是发言最多、提议最多的一个。他主张取消军机处，设立内阁，目的是扩张北洋集团一派的势力，因而引起满族亲贵的极大不满。以排汉著名的铁良⁽²⁶⁾，忍不住当面与袁争执起来。载泽为此上折奏劾铁良有意阻挠。碍于舆论，铁良表面上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矛盾并没有解决。满族亲贵要夺汉官的权力，汉官不能不有所抵制；赞助立宪的人主张大力裁汰重叠机构和冗员，以省靡费，抵制立宪的人则不愿多所更张。这种斗争不但在参加编纂新官制的大臣中间进行着，而且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官员中间同样展开着。在公布新官制案之前，一直有人为此上书，其中赞助立宪的，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抵制立宪的，则极力维护旧制，劝诫朝廷不要轻易改变。在内外议论纷纭的情况下，编纂大臣们决定，凡直接涉及皇室利害的问题，均置而不议。

11月6日，公布了西太后最后裁定的新官制案。其内容主要是：

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则照旧。令各部尚书均充参予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

外务部、吏部、学部照旧。

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

将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

将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预定设立海军部与军咨府，未设以前均归陆军部办理。

礼部以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

将刑部改为法部，掌管司法。

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

将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

设邮传部，掌管轮船、铁路、电线、邮政。

将理藩院改为理藩部。

都察院改设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一员，六科给事中改为给事中，御史各员缺均照旧。

旧有的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等均照旧。

预定要设立的资政院、审计院等只是准备“依次成立”。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次官制改革，除了更换几个名目，合并几个次要的衙门，新增一个邮传部以外，整个腐败的统治机器没有任何实质的改革。立宪派所期望的责任内阁，连提都不曾提到。而预定设立的资政院则不知究竟何时才能实现。对于涉及皇室大权及满族亲贵利害的各衙门，则明确声明不予更动。

最值得注意的是，公布新官制案的第二天，重新任命的各部院大臣的名单：

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原任）

吏部尚书鹿传霖（原任）

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原任巡警部尚书）

度支部尚书溥颋（宗室）

礼部尚书溥良（宗室）

学部尚书荣庆（蒙族）

陆军部尚书铁良（满族）

法部尚书戴鸿慈

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皇族）

邮传部尚书张百熙

理藩部尚书寿耆（宗室）

按清朝旧制，各部均设满汉尚书各一员。现在号称满汉不分，结果在十一个部之中，汉官只有五人，满蒙贵族则有六人。而且其中外务部尚书虽是汉人，但上有管部大臣奕劻和会办大臣那桐，实际上瞿鸿禨不能算该部的主管官员。这样一来十一部之中便是汉四、满六、蒙一，满汉比例是六比四。特别重要的几个部如度支部、陆军部都是掌握在满人手里。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并从袁世凯手里收回了北洋陆军一、三、五、六等四镇的指挥权，同时宣布各省新军统归陆军部管辖。这一切，明显地反映出满人集权的趋向。

不消说，官制改革的结果使立宪派大为失望。还在官制案公布之前，有些立宪派已得知改革的某些内幕情况。如张謇在是年10月23日（旧历九月六日）日记中写道：“瑞观察来谈时事，义愤见于词色。都中方扰扰也。”瑞观察即是瑞澂，他是同情立宪的，后来加入预备立宪公会。所谓“都中方扰扰”即指在改革官制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这段日记明显地反映了张謇的不满情绪。

新官制案和新任各部尚书、侍郎发布后，所有的立宪派都表示极大的不满。上谕发布的第三天，11月8日，《时报》即著文抨击说：“此次之改制，止系添出几个新名目，汰去几个无权力之大员，绝无他影响也。”以后该报又发表社论，更进一步指出，所谓中央官制的改革，“唯汲汲以中央集权为秘计，且各部集权皆可从缓，独兵政与财政两部一若惟恐稍纵即逝者”⁽²⁷⁾。

当时在海外活动的立宪派也纷纷批评这次官制改革的虚伪。徐佛苏在日本的报纸上见到消息后即写信给梁启超说：“政界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公一腔热血空洒云天，诚伤心事也。”⁽²⁸⁾信中还说到他所熟识的革命派领袖黄兴乘机劝导他重新回到革命道路上来，他感到很大的精神压力。徐氏的态度反映出立宪派中一部分有心救国的青年对清政府不满而彷徨苦闷的情绪。梁启超对这次改革自然也不满，但他劝其同党不要因此过于失望。

在杨度等人办的《中国新报》上，对官制改革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批评。熊范舆指出，官制改革暴露了清政府想“借此愈使专制运用之灵活”。他并且指出，“编制委员中意见冲突，互相反对者，不过各欲借此为政界角逐竞争之具，因以增殖自己之势力而已”⁽²⁹⁾。熊范舆的剖析是正确的。在朝廷大员中，虽有人赞助立宪，但多半是利用名义提高自己的声望，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实质是争权夺利。

中央官制的改革已使立宪派大不满意，而外官制的改革则更是虎头蛇尾。在公布中央官制案的同时，朝廷曾指示编纂官制大臣继续拟订各直省官制。直省官制直接涉及督抚权力问题，没有他们的赞助是不行的。编制馆曾拟定两种方案征求各督抚意见。第一种方案主要是建立以督抚为首长的行省衙门，合布政使、按察使两使署于同一衙门内，由督抚直接部划，实行同署办公，而另外设立高等审判厅，专司审理案件。这比较接近立宪国地方官制。第二种方案基本沿袭现制，只是强调分工，以明责任。结果各督抚复电，明确赞同第一种方案的只有岑春煊、赵尔巽两人，其余有六个督抚表示有条件的赞成；而明确反对第一种方案的则有八人，另有四人意见折衷。鄂督张之洞、甘督升允则对两个方案都不以为然，实际是反对改革。张之洞曾两次复电编制馆。其第一电主要强调民情浮嚣，物力匮乏，官制“不宜多有纷更”，只可“就现有各衙门认真考核，从容整理，旧制暂勿多改”⁽³⁰⁾。其第二电专驳司法独立。他说，如果司法独立，督抚不能过问案情，就会有人强行西法，对革命党“曲贷故纵”，结果“不过数年，乱党布满天下，羽翼已成，大局倾危，无从补救”⁽³¹⁾。这显然是吓唬朝廷，意在维护督抚权力。

由于多数督抚反对和抵制，外官制改革迟迟不能进行。直到1907年7月，才发下一道上谕，规定：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增设巡警、劝业两道，裁撤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如此而已。完全放弃了原拟方案，仅改添几个新名目以为敷衍。但即使这样一个极不足道的改革，还要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择地试办”。

官制改革是清政府标榜预备立宪的第一个实际行动，结果弄得内部矛盾加剧，又引起立宪派强烈不满。本来对宣布预备立宪一举，立宪派曾报以热烈欢呼，至官制改革一场闹剧过后，他们开始不信任清政府了。杨度说：“政府宁肯与人民以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³²⁾对立宪派来说，最重要的利益是参与政权。所谓“争实事”主要就是争参政权。于是，从1907年秋天起，立宪派便开始发动国会请愿运动。

二　1907年—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

在官制改革中，清朝统治者完全回避了国会与责任内阁的问题，毫无开放政权的意思，这是立宪派最感失望的。他们指出：“国会乃立宪之真精神所在”，“政府靳而不与”，这是无意实行立宪的表示⁽³³⁾。某些立宪派分子不但懂得开国会是实行立宪的关键，而且认识到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不会自愿实行立宪，自愿开设国会，给人民以参政权。要实行立宪，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他们说：“立宪之事不可依赖政府，而惟恃吾民自任之。”⁽³⁴⁾“有强迫政府立宪之国民，无自行立宪之政府”。因此，不能“坐待他人之以政权授我”⁽³⁵⁾。从这种认识出发，立宪派发动了国会请愿运动。

最早提出国会请愿问题的是宪政讲习会的领袖杨度。他在1906年冬写的《中国新报叙》里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07年春，在给梁启超的信里他更明确地提出，应把国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请开国会这一个目标上来。当时，梁启超表示赞同他的意见⁽³⁶⁾。杨的这一主张还特别集中地表现在宪政讲习会成立时所发布的《意见书》中。宪政讲习会是国会请愿运动的首倡者。

1907年秋，宪政讲习会会长熊范舆和沈钧儒、雷光宇、恒钧（满人）等人领衔，给清廷上了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其中已经把立宪派关于开国会的理由、国会应有的职能等基本主张都明确提出来了。

请愿书宣称，专制制度的最大弊害是政府与人民隔绝，“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³⁷⁾，因而不能有力地抵御侵略。立宪国因有国会把人民同政府联系起来，上下同负责任，使国家独立而强大。请愿书还认为，在专制制度下，由于人民的要求总得不到反映，久而积成怨愤，有一部分人就会铤而走险。革命都是由专制制度本身造成的，所以要防止革命“祸乱”，只有开设国会，真正实行立宪；靠镇压和杀戮是无济于事的。请愿书指出，中国正处在“存亡危急之秋”，外部列强环逼，内部革命蠭起，如不赶紧实行立宪，“恐三数年后，燎原莫救”。它要求一两年内就开设国会。

解救“内忧外患”，这是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的最根本的理由。以后历次请愿书都是反复强调这一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熊范舆等在请愿书中，用了最多的篇幅来说明他们关于国会职能的主张。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一、国会是监督政府行政的机关。专制制度下因没有国会监督政府，所以腐败放任；有国会监督，“一人失职，弹劾之书立上，一事失宜，质问之声即起”，可保“官无尸位，责有专归”，使政府对国会负责任。二、国会监督全国的财政。捐税经国会认可，便不致有横征暴敛；财政由国会监督，才不致有贪污中饱。三、国会是立法机关。经国会制定民刑各法，使司法渐次独立，并逐步收回治外法权。立宪派显然是把国会制度理想化了。但却充分地反映了他们参与政权的渴望，这是国会请愿运动的基本精神所在。

这份请愿书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发生了很大影响。不久就有一些海外华侨、留学生等相继上书和致电朝廷，要求速开国会。

熊范舆及宪政讲习会的一些活动分子，首先在湖南、上海等地展开活动⁽³⁸⁾。他们在湖南的活动，很快取得了进展，这个省最早派出请愿代表入京上请愿书。由此带动各省立宪派陆续发起请愿签名运动，于是逐渐形成为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高潮。

1908年3月，河南省立宪派在省教育会召集许多府县代表集会，讨论请愿速开国会的问题。当时路过河南的熊范舆，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会后，便在省内掀起请愿签名运动，并很快推出代表赶赴北京呈递请愿书。继河南之后，广东、江苏、安徽、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也陆续有代表入京上请愿书，有的要求二三年内召集国会，有的更提出一年以内即开国会。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一般都有数千人，如河南有四千余人，安徽五千余人；有的更多，如江苏为一万三千人，而山西省据称达两万余人，显示运动带有相当的群众性。有些省未及选派代表入京，但也展开了请愿签名运动，如江西、福建、贵州等省。在请愿运动高潮时，湖南省女界单独上了一道请愿书，一时传为美谈。在上海，成立了国会期成会。这是由宪政讲习会、政闻社和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发起组织的，专门从事请愿联络活动。北京八旗士民也有一千五百人签名上书请开国会。郑孝胥、张謇等人，在请愿发动初期，一度表现迟疑。后来，在运动进入高潮时，也领衔发了请愿电。这一情况既反映了郑、张等人的保守，同时也反映出请愿运动所造成的声势，它终于推动这些谨慎、懦怯的上层分子也下决心投入运动。当时的报刊（革命派直接控制的报刊除外）舆论是一片请开国会的呼声，连某些官员也为形势所推动，表示赞助请愿运动。从1907年冬到1908年夏，先后有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两江总督端方、河南巡抚林绍年等上折奏清速开国会。驻外使臣孙宝琦、胡惟德、李家驹等也电奏请开国会。一时全国上下，以请开国会为时髦，给顽固守旧势力造成很大的舆论压力。宪政编查馆馆员们有一次讨论国会期限问题，有一个福建人叫高种，他主张二十年后开国会。消息传出，人人争骂高种“愚顽”，福建同乡会宣布不认高种为福建人。可见当时舆论的声势。

清廷对这场请愿运动一开始就抱着怀疑态度。运动发展的形势超出他们的预料，感到难于应付。各省代表的请愿书陆续交到都察院，都察院的官员曾多次声言拟于某日某日代奏，结果却总没有代奏，可以反映出统治阶层的彷徨无策。

当时正在德国“考察宪政”的顽固派于式枚，给朝廷上一道奏折，攻击请愿运动是“胥动浮言，几同乱党”，要求朝廷“遇事弹压”⁽³⁹⁾。其实朝廷也正打着同样的主意，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当上海国会期成会成立时，清政府特电江督端方，要他查清该组织的内幕，如稍有可资借口之处，就准备予以取缔，从而达到压抑请愿运动的目的。但端方是一向标榜赞助立宪的，他与立宪派，特别是张謇等人关系很密切，自然不肯说坏话。稍后，便发生了政闻社员陈景仁电奏激怒朝廷的事件。清廷不但下令将陈景仁革职，而且下令查禁了政闻社。这次上谕中说：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⁴⁰⁾但奇怪的是，把政闻社的案情说得如此严重，而令下之后，却并没有抓任何一个政闻社员，足见处分政闻社的目的全在于镇慑立宪派，遏止请愿运动。当时《字林西报》有一段议论说得很明白，它说：“满洲政府之政策，实欲箝制国民之口舌，使之不言。而严办政闻社员，不过借端而已。”⁽⁴¹⁾在查禁政闻社的第三天，又以刊登康有为为海外华侨写的请愿书为罪名，将《江汉日报》（武汉）封禁。这一连串的打击，出乎康、梁及所有立宪派的意料，政闻社遵命解散了，其他请愿代表也偃旗息鼓，各回本省去了。

西太后之流不愿居镇压请愿运动的恶名。当宪政编查馆拟就了“宪法大纲”和“议院选举法纲要”时，她立即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定下九年后开设国会的期限。遂于8月27日——查禁政闻社后两个星期，将“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同时公布，算是对请愿运动的一种答复。

这个宪法大纲，根据赴日考察宪政大臣达寿的建议，照搬日本天皇钦定宪法的模式，逐条详列君主大权。其中包括君主对行政、立法、司法有最后裁定的权力；对议院有决定开会、停会、展会以及宣告解散的权力；统帅陆海军的权力；更动宪法的权力；宣战、媾和与实行非常法的权力以及任免官吏的权力等等。同时明文规定，议院不得干预君主的这些权力。这是一部典型的君权宪法。清廷急于炮制和公布这样一个宪法大纲，不啻是预先警告资产阶级立宪派，不要存分享政权的打算！自然，软弱的立宪派不敢直接攻击钦定的宪法大纲。但他们也不肯放弃自己分享政权的要求。以后更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是因为九年筹备清单规定明年各省谘议局就要开会，他们随即把注意力放到谘议局的筹备活动上去了，所以国会请愿运动暂时沉寂下来。

第三节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剧和财政危机的加深

一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剧

清朝统治者假借“预备立宪”的名义，谋求中央集权，以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这种反动方针不但遭到立宪派的反对，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在“新政”时期势力大为膨胀的袁世凯，对立宪表现了相当积极的姿态。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即是采纳他的建议。他还为此筹集了一大笔款项，予以资助。端方等出国前，曾多次到天津与袁筹商；回国后，在向朝廷复命之前，又先与袁磋商促请朝廷宣布立宪以及筹计推动宪政有关的问题，特别是讨论了设立责任内阁的问题。从这时起，袁世凯便确定以阁揆为目标，谋夺清政府大权。袁世凯的政治野心早就引起过一些人的怀疑，还在1903年，就有人奏劾他有司马昭之心。他对立宪的格外热衷，更引起一些满族亲贵的猜忌。在官制改革的大臣会议上，他与铁良的冲突，是这种矛盾的初次爆发。

袁世凯是西太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极谙官场权诈，善观风色，会博取上峰的欢心；昏庸贪鄙的军机首辅奕劻，早被他以大量金钱所买动，对他言听计从。这就使他在上面有了靠山。另一方面，在统治集团中，袁世凯确有出众的能力，无论练兵、敛财、行政、外交，都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并取得相当的成绩。这又使他在军政界博得了很大的声望，于是钻营仕途的人争相投效，官场名流也乐与交往。“预备立宪”以后，他最早在天津创办自治研究所、宪法研究所等新政机构，聚集了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在他的心目中，人不分满汉，只求其为我所用。因此有些汉族官吏对袁也深怀不满。这就使统治集团的斗争有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1907年春夏间爆发的所谓“丁未政潮”就是一例。

这次政潮是上层统治集团的一次短兵相接的斗争。发难者是军机大臣瞿鸿禨与新任邮传部尚书岑春煊。瞿鸿禨（1846—1918）字子玖，湖南善化人。同治十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庚子事变过程中，以处理外交、起草诏旨能称西太后之意，受到拔擢，进入军机处，授第一任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1906年授协办大学士，是颇得信任的汉族大臣。他对立宪并无热情，但也不公开反对。对奕劻、袁世凯互相勾结、招权纳贿很不满。由于学问、地位和威望的关系，言官与报界对瞿氏较为礼敬；对奕、袁之流却时常加以攻击。为此，奕、袁对瞿氏已怀疑忌，而瞿氏圆滑的政治手段，更增加了奕劻、袁世凯等人的嫉视。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原是甘肃布政使，以庚子护驾有功，被西太后一再重用，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署两广总督。在粤督任三年，以奏劾属官太多，有“官屠”之称。1906年9月调云贵总督，1907年3月又调任四川总督，均未赴任，得瞿鸿禨援引，从上海北上入京觐见，5月3日授为邮传部尚书。瞿鸿禨打算与岑春煊等联合，打击奕劻、袁世凯。先是，瞿在西太后面前表示对奕劻不满，而岑刚一上任便参劾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说他“声名狼藉，操守平常”，诏准革职。朱是奕劻、袁世凯所任用的。于是斗争便从此引发。紧接着，5月7日，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夤缘无耻，买天津歌妓杨翠喜献给奕劻之子载振，并曾以十万金为奕劻祝寿，因而得署黑龙江巡抚之职。事情一揭穿，舆论哗然，段芝贵、载振都感到十分狼狈。不数日，宣布撤去段的布政使衔，撤销署理黑抚的任命。载振自请辞去农工商部尚书，亦诏准。这是对奕、袁的一次严重打击，权势和声名都受到相当的损失。他们当然不会默然忍受，当即开始部署反击。他们首先借口两广不宁，建议把岑春煊外放两广总督。岑氏郁郁出京，滞留上海。而当他决定往粤赴任时，又以暗结康、梁的嫌疑将其开缺，被逐出政治舞台。岑春煊出京后，瞿鸿禨已渐孤立，奕劻奏请把与瞿有联结的林绍年罢出军机处。经瞿再三力争得以留任。接着，奕劻与袁世凯直接向瞿鸿禨开刀。他们收买瞿氏家奴，搜得瞿与某报馆的信函，然后便贿买善于摇笔弄舌的恽毓鼎，立上弹章，攻击瞿氏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怀私挟诈，请予罢斥。奕劻还密奏瞿图谋推翻戊戌成案，要求“归政”，这是最触西太后忌讳的。西太后不等彻查复勘，便于6月17日下令将瞿鸿禨开缺。这次政潮既包含了汉族官吏之间的矛盾，也表现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显然满汉矛盾起着支配作用。瞿鸿禨、岑春煊两人是汉族官吏中较有能力和影响的人物，去掉他们，保住奕劻，稳定了满族权贵的统治。袁世凯因为紧紧拉住奕劻，所以不曾受到直接的打击。但政潮结束还不到两个月，清廷便把袁世凯和另一个声望素著、做了湖广总督近二十年的张之洞同时调入军机处。对于汉族官吏来说，由拥有实权的重要督臣内调中央，通常是明升暗降的办法，在庚子以后更是如此。在清末，重要的督抚，尤其是直督、江督、鄂督等，不但握有一方军、政、财权，而且办理相当一部分对外交涉，可得外人的奥援，他们对朝廷的政策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而军机大臣的地位，基本上是承旨办事，其影响决策的力量，有时反不如有势力的督臣。

袁世凯离开他经营多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当上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一段时间无所建树。但这个政治野心家是不肯寂寞的，他企图在外交上谋发展，借帝国主义的撑腰加强自己的地位。当时日、美两国在侵略中国的竞争中，矛盾日益尖锐。日本离中国很近，对中国威胁最大，所以不少士大夫有联美对日的想法。美国为其自己的侵略利益打算，自然很愿与中国的权势人物拉关系。袁世凯鉴于这种形势，于1908年7月，奏派他的心腹唐绍仪，以感谢退还庚子赔款专使的名义赴美商谈，企图联美抵制日本。但是，情报灵通的日本政府，在唐绍仪出发时，已经探悉袁世凯的意图。唐绍仪路经日本时，日本政府热情招待，设法款留，同时却指派其驻美大使高平与美国谈判妥协办法。等唐绍仪抵美时，日美已达成“罗托—高平协定”，双方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暂时妥协。唐绍仪真正成了“感谢专使”，此外别无所事。袁世凯的外交失败，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不寻常的挫折。

正在这时，震动清朝整个政局的大变故发生了。1908年11月15日，掌政近五十年的西太后死了，受她压抑、禁锢的光绪帝先她一天死去。这就造成了一时无法填补的权力真空。光绪无子，入承帝位的是醇亲王载沣（1883—1952）的三岁幼子溥仪，而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执掌朝政。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亲王，既无经验，又无魄力，但头脑中却牢记一条祖训，即不能重用汉人。而且，他是光绪帝载湉的胞弟，对袁世凯久怀疑忌，一旦大权在握，再也不能容忍袁世凯盘踞要津。但究竟如何处分袁世凯，载沣等人还是颇费踌躇。按他本来的愿望，是要重惩袁世凯及其党羽的。但以袁在北洋经营有年，根株四布，背后又有外国人，处治不当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可能引起问题。后经张之洞等人婉说，载沣以大局利害攸关，不得不改为从轻发落，于1909年1月2日，以足疾为借口，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随后，他的几个重要党羽如唐绍仪、赵秉钧、陈璧等也相继受到贬斥。

袁世凯被罢斥之后，军机处只剩下张之洞与鹿传霖两个资格较老的汉族大吏。汉族官员的势力被削弱了。鹿传霖年老志衰，无所主张。张之洞面对褊狭、忌刻的载沣等一小撮满洲贵族，也毫无办法。他在用人行政方面曾有所建议，但屡遭拒绝，以致这个对清朝“公忠体国、夙著勤劳”的忠实臣仆，也不禁感到寒心，于1909年10月以忧病死。其遗诗有“君民末世自乖离”之句，反映出清朝末年统治集团中尖锐的矛盾。张之洞死后，戴鸿慈补入军机处，但仅半年就死了。1910年8月，鹿传霖也病死。袁世凯开缺后军机处是满三汉二，鹿传霖死后变成满三汉一了。这样就更加突出了满汉矛盾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当西太后在世时，主要靠她“驾驭群僚”的手段来保持满洲贵族的统治权，但她也还要照顾到满汉官员的一定比例。到载沣当政，他竟想用赤裸裸的皇族集权的办法，来确保满洲贵族的地位，结果只是更孤立了自己。

在排挤和斥逐汉族官吏的同时，载沣特别致力把军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庚子事变后，他曾作为“谢罪专使”前往德国⁽⁴²⁾。德皇威廉在召见时，曾向载沣介绍德国立宪的经验。威廉特别向他强调，最重要的是皇室必须掌握军权。这一点，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一上台，立即着手训练一支由他亲自统帅的一万二千人的禁卫军。派他的弟弟载涛和皇族成员毓朗充当训练禁卫军大臣。1909年2月，又着手兴复海军，成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完全由皇族成员主持其事。是年7月15日，特发上谕，明定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在溥仪亲政前，由摄政王代行大元帅职权。同一天，任命他的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决定增设军咨处（后改称军咨府）作为赞助大元帅的最高军事参谋机构，以载涛和毓朗为管理军咨处事务大臣。依据章程，该处是“赞助皇上通筹全国陆海军事宜之所，凡关涉国防用兵一切命令、计划”，均由该处“拟案奏请钦裁后，饬下陆海军部钦遵办理”⁽⁴³⁾。而且军咨处还对各镇新军的指挥、参谋、训练人员的任免拥有审定权。可见其权力还在陆军部、海军部之上。通过这一系列步骤，载沣把最高军事权力通通集中到皇室手里。但是，这只不过是在法律手续上把军权集中到皇室手里；在实际上，这个皇室一统军权的计划，遇到了地方督抚的顽强抵抗。

1910年春，军咨处通咨各省督抚，拟派参谋官到各省督理军务。督抚们明白这是谋夺他们的军权，纷纷表示反对。当时海军处也曾下令，要各兵舰未得海军处命令，不准擅离原驻地。这当然也是针对督抚而发。自甲午战败海军崩溃后，海军系统不复存在，所剩少许小型舰船多在内河，由当地督抚调度、指挥。海军处企图剥夺督抚的这项权力，不能不遇到强烈抗议。两江总督张人骏、湖广总督瑞澂致电质问海军处：督抚不能命令管下的兵舰，何以绥靖地方？当时各地民变蠭起，有名的长沙暴动、莱阳民变都发生在这一年，朝廷和督抚都有日夕不安之感。督抚以绥靖责任相要挟，载洵不敢肆行无忌。但是既然争夺军权的矛盾已经暴露，再想掩盖也掩盖不了。载沣等不会改变皇室集中军权的宗旨，各督抚也不肯放弃固有的军权。所以斗争继续发展。1910年12月，朝廷发渝将相沿已久的督抚所兼陆军部（前兵部）尚书或侍郎衔，均予撤销。1911年1月8日，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各督抚联奏，除要求维护督抚固有的用人行政等项权力外，特别提出，在各省警察完备之前，所有各省防营从缓裁撤，明确归督抚调用，以别于陆军。皇族内阁成立后，军咨府再次提出要派员到各省管理督练公所。河南巡抚宝棻致电各省督抚，提议联衔电驳。云贵总督李经羲单衔致电军咨府，声称：如果实行军咨使监视各省军务，不受督抚节制，则督抚可一律裁撤。不然，则李某先不承认，态度十分强硬。接着，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陕甘总督及山东、河南、陕西、安徽、江西、贵州等巡抚联衔电驳，使军咨府的计划又一次被挫败。载沣等人不能不顾忌到，全国人心不稳，倘各督抚对中央消极反抗，则形势必更加危险。所以他指示毓朗等要本着“内外和衷共济”的精神妥议办法，不可操切。实际上，载沣将全部军权集中于皇室的计划，并没有实现。

载沣一意孤行的皇室集权政策，不但激起了督抚的不满，加剧了满汉之间的矛盾，而且使上层满族权贵内部也发生了利害冲突。

载沣虽然既无政治思想，又无政治经验，但由于揽权心切，用人行政往往不与大臣商量，独断独行，致使奕劻颇为不满。他们两人素来关系就不和谐。奕劻秉政多年，声名狼藉，又过于依信袁世凯，西太后在世时对他已有不满。1907年让载沣进入军机处，就有牵制他的意思。西太后死后，载沣把袁世凯罢斥，等于砍掉了奕劻的臂膀。奕劻虽对载沣兄弟不满，但也无力反抗。1910年2月，御史江春霖奏劾奕劻，列举了很多劣迹，并涉及奕劻所援引的许多官吏。载沣一面以“莠言乱政”的罪名，命江春霖回原衙门行走；一面却破例将“乱政”的劾折发抄，使奕劻的劣迹公布于世。对此，奕劻忿忿不已。这样，在清朝统治的最后一段时期，由载沣一家兄弟，再加上一个毓朗，构成最高统治权力的中心，由此形成一个极端反动的所谓“少壮亲贵集团”。载沣之流的集权和独裁，激起多数督抚的反对，和大批满汉官员的不满。在革命危机愈来愈迫近的情况下，有些封疆大吏竟屡次要求辞职；许多朝廷大员也敷衍公事，不肯负责。清朝廷陷于十分孤立的地位。

二　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

政治上日益孤立的清政府，又遇到极端严重的财政困难，这就更加深了它的统治危机。

清政府陷入财政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签订《辛丑条约》，担负巨额的赔款。另一个原因则是偿付外债。为了筹集甲午战败所承担的战争赔款和赎还辽东半岛的赎款（两项计银二亿三千万两），以及为筹集军饷和装备等，清政府曾先后向英、法、德等国借款达三亿四千万两，加上利息共六亿两，每年须清偿本息二千四百九十万两，除海关承担一部分外，其余悉数由各省分担。

除了赔款、还债以外，练兵经费也是一项巨大的财政开支。据统计，每年单是饷杂开支即达二千三百余万两。此外向外国采购军火装备及各项军需物资，又需巨额开销。据1910年海关的不完全统计，这年进口的各种军火用款即达三百三十六万两，还不包括购买军需物资在内。另外，1909年决定着手重建海军，海军部尚书载洵奏请筹集海军经费，计开办费二百八十三万五千两，常年经费一百六十八万两，共四百五十一万五千两，由度支部通咨各省分担。同年，为集中军权而增设的军咨处，也奏报需开办费六十万两，常年费一百余万两。

其他各项增加费用，不胜枚举。有人估汁，清末每年军费开支可能达到六千万两之多⁽⁴⁴⁾。

在支出繁巨，财政困窘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仍极奢靡挥霍。据当时报刊载录，各国皇室经费比较：欧洲各国中以英国的皇室经费最多，为一千五百余万；俄国其次，一千二百余万。但英国皇室经费仅占其总岁入的0．8％；俄国所占比重最高，也只占2．4％。可是中国的皇室经费，以光绪三十四年为例，竟达一千八百余万，约占总岁入的6．6％⁽⁴⁵⁾。

除以上几项大宗开支外，在预备立宪名义下，举办新政所需的开支，也是非常庞大的。御史赵炳麟在1909年夏所上请定行政经费的奏折中，列举了各省举办新政约需的费用：司法一项约费百万，教育一项约费百万，而巡警一项，大省需费三百万，小省需费二百万，单只这三项合计起来，各省每年即平添四五百万的开支⁽⁴⁶⁾。赵炳麟的奏折使朝廷甚为踌躇，直到次年5月才将原折发抄。不久，又有湖北布政使王乃澂上折奏请依据现有财力，变通宪政筹备的次序。载沣决定要各省督抚针对赵、王两折奏复本省情形。直隶总督陈夔龙在复奏中称，预计到宣统八年，顺直全省开设各级审判厅、检察厅，需银七百九十余万两；开办和扩充学堂又需二千二百二十五万两；继续推广巡警又需银一千二百七十余万两。如再加上筹办地方自治等费，平均每年新政经费约需六百万两。陈夔龙哀叹“民生雕敝，深恐难支”⁽⁴⁷⁾。其他各省督抚的复奏，无不叫苦连天。

载沣等要各省督抚复奏，本意是要他们针对赵、王两折提出的问题妥拟筹款和节省政费的办法，而结果是一片叫苦声。梁启超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节省政费问题》。其中揭露虚糜政费的情形，他写道：“国家设官之原则，以人奉职，而今也则以职豢人。故国家本可以不办此事，因有人欲办以自豢，斯办之矣。办此事本有一机关而已足，因欲豢之人太多，则分之为数机关矣。一机关本以若干员当之而已足，而待豢之人不能遍，则多为其员额矣。犹不能遍，则别立名目以位置之矣。”所以“凡今日财政所支出者，其什之八九则有劳费而无效果者也。所余一二亦以最大之劳费得最小之效果者也”⁽⁴⁸⁾。梁的揭露是符合事实的。由于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毫无行政效率，造成极大的财政上的浪费。度支部在《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并沥陈财政危迫情形折》中也承认“冗事冗费，触处皆是”。它的亏空达七千八百万两的预算案，就是在这种财政困窘而又制度窳败的情形下编制出来的。

财政危机加剧了清朝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之间的矛盾。既然载沣等人要集权于中央和皇室，如果不把财权集中到手，那么行政、军事等方面的集权就没有物质的保障。所以载沣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由中央控制全部财政大权。

清朝的户部（后改度支部）按规定有“制天下经费”的权力，是统一全国财政的管理机构。在各省的布政使司或称藩司，代表朝廷管理地方民政和财政事务，与各省督抚虽是隶属关系，却有职权的分工。但自经历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各省督抚的权力扩大了，原来为应付战争饷需而临时征收的厘金，成了地方经常性的重要财政收入，地方上的财权逐渐集中到督抚个人手中。户部原有的通过各省藩司监督地方财政的职能，已越来越小。到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以后，由于赔款、外债、军饷、新政等各项开支急剧增加，户部既不掌握各省财政收支情况，也没有可筹集大宗款项的财源，只能悉数摊派到地方，由各省筹集。于是各省任意增加捐税、滥铸铜元、发行钱票、截留解款，各行其是。后来各省向度支部报销的制度也逐渐变成虚应故事。除传统的收支项目，如地丁、常关税、盐课（以上为收入）及俸禄、驿站、廪膳、赏恤、采办、织造、修缮、杂支（以上为支出）等项一般尚能详确报解外，其他如厘金、劝捐、铸钱等项收入，以及善后、筹防、新政、军械、偿债、各关局等开支，往往有冒混隐漏等情弊。这些财务项目，一般都归各省督抚一手包办，由专设的局、所和另派委员经办，中央无法一一督察。举江苏为例，除藩库外，另有粮道库、苏州牙厘总局、淞沪厘捐总局、金陵厘捐总局、善后局、沙洲公所、膏捐局、房捐局、宝苏铜元局、商务局等，这些都是经管银钱的地方。而这些局、所的收入和支出，只凭督抚直接向皇帝奏请的一纸公文，就算报销凭据，各省藩司无法干预，度支部也只能从咨文或皇帝的朱批中知道个大概。

急图集权的载沣上台后，立即着手改变这种状况。首先由度支部尚书载泽上一道奏折，奏请清理各省财政。1909年1月11日，诏准公布《清理财政章程》。该章程规定，清理的目的是“截清旧案，编订新章，调查出入确数，为全国预算、决算之预备。”⁽⁴⁹⁾度支部设清理财政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另由部派专任财政监理官到各省督同清理。依清理章程的要求，从宣统元年起，各省财政清理局，必须按季详报本省财政收支确数。这样便把各省财政完全置于中央的监督之下，排除了督抚不经部准自行安排收支或隐匿收支项目的机会。显然，这是对督抚权益的极大侵犯，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纷纷上书，婉言抵制。当时报纸曾发表一条消息说：“度支部现在清理财政，各省督抚大员多怀疑惧，而泽贝子（指载泽——引者）百折不回，务期得收成效。昨闻各督抚及司道之条陈财政者已多至百余起，惟其中各怀私见，恐难实行。”⁽⁵⁰⁾当度支部请旨任命的各省财政监理官赴任后，更是屡起纷争：地方官控告监理官如何骄横；监理官控告地方官如何阻挠。度支部频频接到这种互相攻讦的文电。它只好发电给各省财政监理官称：“外间虽纷纷诋毁，各该员有则速改，无则专心办公，务须以清理财政为要。”⁽⁵¹⁾1909年9月，湖南财政正监理官陈惟彦，以牵涉命案被御史严参，旨准“交部议处”。但为了推动清理财政，朝廷又于12月将阻挠清理的甘肃布政使毛庆藩革职。这两起处分事件充分表现了中央与地方矛盾冲突的尖锐性。是年底，朝廷为直接控制大宗税款，又决定设立督办盐政处，派度支部尚书载泽兼任督办大臣，并颁发盐政新章，将原来有盐务各省督抚的权力，大部分收归督办大臣独揽。这引起了有关督抚的严重抗议。盐政一向为官吏敛财的主要门径，一旦全归中央，地方大吏财源被夺，岂肯甘心？所以当时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致长电给盐政处，力争用人、用款及奏事等权力。电中且谓“督抚之权皆系中央之权，未有可专制自为者也。若至督抚无权，恐中央亦将无所措手。时方多故，独奈何去其手足而自危头目乎？”⁽⁵²⁾督抚对财政集权如此怨愤，使朝廷的各种如意算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此外，度支部还迭次通咨各省，禁止自铸铜元和印行钱票，以统一币制的名义控制全国金融。为实行统一币制，1911年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国家商订币制借款。但直到清政府垮台，始终未能实行统一币制。

载沣、载泽等向督抚开刀，自然无助于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最后还是不得不与各督抚一起设法向人民群众搜刮，从而使封建统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腐败的清政府还企图靠“厚集洋债”的办法来摆脱危机，可是这实际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前已指出，清政府每年赔款还债的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如果再举新债，势必更加重偿付负担。而且清政府所借外债都是担保借款，即每借一笔外债，都要以一定的税赋或其他东西作担保，这就会给清政府的财政造成新的问题，更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财政权的控制。据不很精确的统计，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到武昌起义前夕，清政府历年向英、日、法、德、美等国借款共达二亿四千六百余万（库平两）⁽⁵³⁾，一般最低年息是5％（极个别的为4％），而最高竟达12％。这些借款多半是以修铁路和赎回铁路权的名义借的，都附有许多特权，所以不但不足以缓解财政危机，而且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为侵略中国而展开的角逐。其结果只能是中国的利权遭到进一步的侵夺。比如1909年10月，美国在与中国谈判签订了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之后，紧接着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又提出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化”的计划。其内容是：东北各条铁路由美、英、日、俄等国共同承购股票，共同参加管理，并同享雇员、购料等项利益；再由各国借款给中国以赎回这些铁路的路权。这实质是在“铁路中立化”的名义下逐步使东三省国际化。美国提出这一计划，自然是实行它的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以与在攫取东北利权方面抢先一步的日、俄帝国主义展开争夺。但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日、俄帝国主义，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美国的计划，并分别根据自己的侵略需要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使这一计划无法实现。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互相角逐的过程中，都是拿中国的利益作为交易的筹码的。清政府“厚集洋债”的政策，不仅没有能使财政危机得到缓和，而且进一步加深了政治危机。

第四节　谘议局与资政院

要实行立宪就必须设议会，昏聩的清朝统治者无法回避这一点。所以早在1906年11月宣布中央官制时，曾预先答应要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但并不准备积极去办。1907年6月，两广总督岑春煊上折奏称“立宪之预备不应托诸空言，而应见诸实事；不必设为理想，而可得之模范”。他说，中央设立资政院就是“实事”，各省设谘议局则是“可得之模范”⁽⁵⁴⁾。岑折发抄后，有不少官员表示附和，立宪派更极表赞赏。这一年夏天在镇压徐锡麟、秋瑾起义之后，清廷为收拾人心，安抚立宪派，曾有一段时间对“预备立宪”颇为“积极”，先后发了数次有关立宪的上谕。9月20日的上谕宣布设立资政院，任命溥伦、孙家鼐为该院总裁，主持筹备。10月19日的上谕则命令各省督抚准备在省会设立谘议局。1908年7月，在各省掀起国会请愿运动时，谕准公布了《谘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同时还颁布了《资政院章程》的前两章（总纲与选举两章）。8月，又颁发“宪法大纲”与“九年筹备立宪清单”，清单规定：各省谘议局应于1909年开设，资政院应于1910年召开。此后，各省立宪派便完全投入筹建谘议局和竞选议员的活动中去了。

一　谘议局的设立及其与督抚的矛盾

从1909年3月起，各省陆续开始选举谘议局议员。谘议局的全部筹备及选举活动都在督抚的直接监督下进行。朝廷曾再三下令，严防革命党人进入谘议局。尽管如此，在有些省还是有少数革命党人被选进了谘议局。在贵州省，革命党人及其同情者甚至还在谘议局中占了多数。但其他各省谘议局都是立宪派占据优势。许多著名的立宪派领袖被选为谘议局议长。如张謇为江苏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为湖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湖北谘议局议长⁽⁵⁵⁾，蒲殿俊为四川谘议局议长，等等。

谘议局章程明确规定了各省议员的名额，其中最多的如顺直，一百四十名；最少的如吉林、黑龙江等省，仅三十名。此外，京旗在顺直设专额十名，各省驻防旗营，分别在各本省设专额一至三名。章程规定，凡是有本省籍贯年满二十五岁的男子，合于下述任何一种条件的，得有选举资格。1．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或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著有成绩者；2．在中外中等以上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3．举贡生员以上出身者；4．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以上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5．在本省拥有五千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据当时报纸记载，各省登记的合格选举人，最多的如直隶、江苏两省，不过十六万余人，各占其本省人口总数的0．62％和0．5％；最少的如黑龙江省，选举人只有四千六百余人，占该省人口总数的0．23％；甘肃省为九千余人，只占其人口总数的0．19％，其比例之低，恐怕是各国选举史上所少见的。选民人数如此之少，不单是因为选举资格的限制，很大程度上还由于风气不开，群众对选举冷淡，而官僚机构又不能认真办理的缘故。这样少的选民，到了选举时还有一些人不曾参加投票。可以想见，所选出的议员与广大人民群众很少相干。

谘议局章程第一条说，谘议局“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⁵⁶⁾。章程中对于谘议局的职任权限虽作了一些规定，但因谘议局要受督抚的监督，督抚不满意谘议局的行动时，可以给予“劝告”，令其停会，直至解散。这样，就使谘议局的职任权限很难得到保障。谘议局不能过问官吏的任免，遇有贪官污吏，只能呈请督抚核办。宪政编查馆在答复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的奏折中，明确指出：监督全省一切行政皆在督抚而不在谘议局。凡一切关系君上大权、国家行政及国家政费，谘议局均不得参议。又指出，在国家税、地方税未划分之前，谘议局不得议减现行税率，等等。所以，有不少督抚，实际上把谘议局看作不过是地方大吏的一种咨询机构。

但是，对谘议局的性质，立宪派和顽固派从对立的立场出发，却产生了相同的误解。立宪派根据自己的愿望，把谘议局当成他们参与政权的一步阶梯，以为可以通过谘议局监督地方行政，并实现他们本阶级的一些立法要求。所以他们极力宣传“谘议局之设，为直省政治监督之机关，亦为直省立法之机关”⁽⁵⁷⁾。顽固派从其反对立宪的偏见出发，以为既然在官吏衙署之外，另立民选机构，则必对地方行政有所监督和牵制。于式枚声称：“谘议局立于一省行政唯一监督之地”，表示不能容忍，要求改定谘议局章程。这显然是出于偏见。

立宪派与顽固派对谘议局的性质的这种误解，预示着谘议局开议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和斗争。

各省谘议局第一届常会于1909年10月14日（旧历九月一日）同时开幕。（唯新疆以“地处偏僻，知识未开”为理由暂缓成立。）根据宪政编查馆的规定，谘议局必须先讨论督抚交议案。由于会期有限，结果许多议员提议案和人民请议案，未及开议就闭会了。如江苏谘议局第一届常会共收到议案184件，其中：

已经议决案： | 督抚交议案15件，
| 议员提议案72件，
| 人民请议案22件。
议而未决案： | 议员提议案16件，
| 人民请议案4件。
未及提议案： | 议员提议案10件，
| 人民请议案3件。
毋庸提议案： | 人民请议案37件。
未及审查案： | 人民请议案5件。

这个统计说明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作为专制制度下一种改良产物的谘议局，因受到督抚的牵制，不能完全独立议事。但另一方面，议员自动提议案达九十八件之多，说明谘议局也并非完全遵命议事，反映了立宪派议员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动性。另外，有来自人民中各阶级各阶层请议案件七十一件，则说明人们对谘议局也并非抱着毫不关心的态度。也正因此，谘议局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能够发生一定的民主的教育作用。

各省督抚对于谘议局的议决案，多半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议案呈报后，往往久延不予公布施行。有的督抚甚至对于本省重大事项根本不交谘议局付议。如四川省扩充军备增加军费二百万两，总督赵尔巽电询宪政编查馆，应否交谘议局付议。该馆复称，此事与谘议局无关，督抚可自行核定。还有某省谘议局，因议案中涉及外交事件，巡抚当即严加驳斥，声称谘议局无权议外交事项。嗣后，特电宪政编查馆，该馆复电，极赞赏该抚的处置。行政当局如此蔑视谘议局，引起立宪派议员的强烈不满。

谘议局与督抚之间的矛盾，本质上反映了立宪派与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之间的矛盾。由于立宪派软弱畏葸，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矛盾冲突的结果，往往以折衷了事。从江苏省的实例，可以看出其矛盾冲突的一般情况及其意义。

江苏是立宪派力量最雄厚的省份，这里有以张謇为代表的一大批很有影响的立宪派活动分子，他们早在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书之前，即已开始立宪的鼓吹。诏书颁布后，他们很快发起组织了拥有数百人的预备立宪公会，从事宣传和请愿等活动，对全国颇有影响。然而，从1909年6月接任江督的张人骏，却是一个顽固派。早在1907年，岑春煊奏设谘议局时，他就表示反对。对于速开国会，速设责任内阁，他更一贯持反对态度。他曾与苏抚程德全辩论，声称“国会与责任内阁二者终不解为何事”⁽⁵⁸⁾。其顽固无知可见一斑。

在江苏谘议局第一届常会期间，张人骏对其议决案多有不满。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一日），张札复谘议局所议十一案，其中有两件交令复议，有五件予以驳回。驳回的议案中，有一件是关于学务公所的议长、议绅产生方法问题。议员们鉴于过去由官厅委派的议长、议绅不能经常到所履行职责，因而决定采取前宁属提学使所定的照额选举的办法，选举议长和议绅，以期推动地方学务的发展。但张人骏竟借口此法不合学部旧有定章，坚持仍由督抚学司遴委。在他札复谘议局的行文中，竟用了“劝告”的字样。于是舆论哗然。按谘议局章程的规定，谘议局有逾越权限情形时，督抚才可予以“劝告”，“劝告”无效，则以停会或解散处分之。当时传出江督行文谘议局有“劝告”字样时，人们都认为张人骏一贯反对立宪，反对谘议局，这次“劝告”之后，将必继之以停会或解散。舆论界对此事极为关注。《时报》曾发表专文加以评论。对江苏谘议局表示声援，抨击张人骏等人“以排斥谘议局为保持禄位之第一妙诀”，骂他们是“肉食者鄙”⁽⁵⁹⁾。

由于谘议局刚刚成立，虽其权力很小，但毕竟是皇皇谕旨再三明示为预备立宪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即使一贯反对立宪的顽固派，一般也不敢无故加以破坏。当时刚上台不很久的摄政王载沣，为了笼络人心，确立自己的地位，正竭力伪装促进立宪。是年6月，他曾将奏阻立宪的陕甘总督升允开缺，一时颇产生一点震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人骏考虑舆论对他大为不利，迟迟不敢走下一步。而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则力求息事宁人，特在《时报》上发表致编者的一封信，尽力上下折衷，但也含蓄地批评了张人骏的颟顸。张人骏见有人为他铺了台阶，遂声言“劝告”字样实是幕僚拟稿疏忽所致。就这样，一场冲突才告了结。

实际上第一届谘议局会议期间，各省立宪派都是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即使这样，仍遭到督抚嫉视。清末官吏大多数都很狭陋，根本不知宪政为何物。加以官场积习太深，惯于专横武断。谘议局议案直接干预本省日常行政，督抚嫌其掣肘。所以第一届谘议局闭会后，就有若干督抚声言谘议局权限太大，妨碍行政，要求重新核定局章。

1910年第二届常会时，正当全国请愿速开国会的高潮，又逢资政院开院；虽然资政院的地位不见得比谘议局来得优越，但立宪派感到能得到一点上下呼应之妙。所以在这届会期中，他们似乎胆壮了一些，与督抚的冲突更频频发生。

第二届谘议局会议普遍碰到的问题，是各省督抚拒不交议预算案。为此，各省谘议局协同力争，有的提出以停会或辞职相要挟。拖到后来，各省特召集谘议局临时会，来讨论督抚迟迟交出的预算案。这些预算案，都是些临时凑成的，既未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也没有收入支出的细目。但议员们却只得满足于这种不成体统的东西。事后证明，各督抚根本不重视谘议局讨论的结果。他们或者根本不承认议案；或者实际上仍照自己的一套执行。因此发生了江苏谘议局为争预算案而全体辞职的事。

江苏谘议局于1911年3月开临时会讨论预算案，对原案颇有增减。江督张人骏甚为不满，不予公布施行。谘议局议长张謇以下全体常驻议员辞职抗议。各省谘议局得悉后，纷纷表示声援。军机处根据江督的报告，复电要张人骏劝告谘议局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复职；倘不听劝告，再请旨定夺。暗示将以解散相威胁。江苏谘议局议员们闻信，十分愤慨，也纷纷宣告辞职，不数日便有一百多议员宣告辞职。当时江苏绅商还组织了预算维持会，声援谘议局，反对江督的专横，提出“预算案不成立，将不纳捐税”的口号以示抗议。在京的江苏籍官吏纷纷集议，拟上折严劾江督上任以来匿灾殃民、截留京饷、仇视宪政等罪状。舆论对张人骏很不利。那时，湘、川等省铁路风潮已渐兴起。清政府见势不妙，才改变主意，想以安抚办法解决。6月间，资政院江苏议员提出公呈，要求总裁副总裁转咨内阁：对江苏预算案，如以谘议局为是，则立饬江督公布局议预算案；如以江督为是，请立即解散江苏谘议局。资政院把有关此案文书转咨内阁。内阁大臣有的主张立饬江督公布预算案，有的主张交由江督苏抚会同核办。正当此时，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为筹组商界代表团赴美访问事来京请命。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接见张謇，并征询他的意见。张答称：预算案不公布，就只好解散谘议局，别无转圜办法。这时，奕劻才拿定主意，电令张人骏公布了预算案。随后，江苏谘议局议员，于9月12日宣布全体复职。

谘议局与地方官吏的冲突，多半属于名分之争，还没有充分显示出立宪派议员为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进行斗争的原则精神。正因如此，尽管督抚如何专横蔑法，只要给谘议局一点面子，事情即可草草收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是如何的虚伪，立宪派又是如何的软弱。然而，谘议局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即以江苏谘议局为例，它虽然几次在与江督冲突时，都做了某种程度的妥协；然而，从它的议案可以看出，它还是力求解决一些关系资产阶级切身利益的问题。比如关于裁厘认捐问题，漕粮改折问题，导淮问题，币制问题，确定地方经费问题等等，在谘议局开会期间都曾做过较深入的讨论。对于裁厘认捐问题，谘议局曾委派议员黄炎培等到各地商会做了一个多月的详细调查，表现了谘议局与历来官场不同的办事精神和作风。所以应该看到，谘议局终究是与清朝固有的专制机构不同的东西。它对专制制度和官吏横暴多少起了一些牵制的作用。而且，由民选议员组织机关集议行政案件，毕竟是数千年专制史上没有前例的事，它在一定意义上总算为社会增添了民主成分。

二　资政院与弹劾军机案

1909年8月，清廷公布了《资政院章程》全案，对前订的选举一章做了很大的修改。原订院章规定钦选议员共一百二十五人，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互推的所谓民选议员，其名额为谘议局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当有一百六十人以上。这样，在资政院中民选议员将占多数。修订的院章规定，钦选议员与民选议员各一百人⁽⁶⁰⁾，但资政院总裁副总裁不由议员中推选，而由朝廷另行任命，由此便造成钦选议员略占多数的事实。对于钦选议员，按原订院章规定，各部院衙门官（四品以下，七品以上）占一百人，王公世爵、宗室觉罗总共不超过十五人。而修订的院章规定，各部院衙门官只有三十二人，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却增为四十八人。可见，修订院章已经暴露了清廷利用资政院欺骗舆论，力谋巩固其专制统治的用心。

清廷曾多次申明，设资政院是“预立议院基础”。资产阶级立宪派因一时不能争得即开国会，所以对资政院也寄予相当的希望，指望这个机构能够给他们提供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权的机会。1907年冬，资政院总裁溥伦访日，梁启超赶写了长达万余言的《资政院权限说帖》，以政闻社总务员马良的名义呈给溥伦。这个说帖的中心意思是“欲以国会之组织寓诸资政院”。梁对这篇文章“得意已极”，以为“其巧言如簧，易于动听”，会使清廷“堕我玄中”⁽⁶¹⁾。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清廷绝不肯使资政院成为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地方，它早为资政院的性质、使命做了相反的安排。1906年奕劻奏进资政院官制草案时就说明，设资政院是为了使全国舆论汇归一处，不经资政院，人民的要求便不得上奏。这样，一则可以化散为整，化嚣为靖；二则限制资政院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使政府施行之力，从而使资政院自身当全国舆论之冲，而政府反得安行既定政策。也就是说资政院代政府集矢于自身，掩护政府逃避批评和监督。

从资政院章程所规定的职能可以看出，资政院与一般立宪国家的议院性质是不同的。章程规定：资政院不得参议宪法，只能参议预算、决算、税法、公债、新定法律及其修改事项等。而对其议决案，政府可持异议，提交资政院复议。如仍持原案，则资政院总裁与军机大臣或部院大臣同时分别具奏，请旨裁夺。这样就会使资政院议而不能决，决而不能行，等于政府对资政院拥有相当的否决权。章程还规定，资政院的议决案必须由总裁会同有关行政大臣具奏请旨，不能单独具奏。这样，资政院就没有一般议院所具有的独立的立法权。事实上，清政府在预备立宪过程中，绝大部分立法，都归军机大臣领导的宪政编查馆担任，甚至在资政院开设后，也仍然如此。所以资政院并不具备立法机关的性质。这一点，立宪派也看到了。资政院章程一公布，就有人批评它“非驴非马”。但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立宪派还是竭力把它当作议会来对待，想从中多得一些好处。他们在资政院的讲坛上，一再宣称资政院是立法机关和监督行政的机关，要求军机大臣上对君主负责，下对资政院负责，要他们接受资政院议员的质问。清廷及其大臣们当然绝不肯受制于资政院。于是资政院开院后，便同政府发生了冲突。

资政院内虽然民选议员与钦选议员各半，但其活动能力却相差很悬殊。钦选议员中，除少数从各部院推选的较年青的官吏，有一定的政治知识和活动能力外，其余的或者是昏庸老朽的贵族，或者是只知持禄保身的官僚。他们对宪政毫无了解，因此无所主张，在议场中不是沉默不语便是随声附和。另有少数顽固派，虽有主张，但自知势孤力单，碍于院内外的舆论，不敢多所表露。而在民选议员方面，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都是来自各省谘议局的佼佼者，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已显露过锋芒。其中不少人学习过法政，颇有些宪政知识，并且能言善辩。比如江苏的雷奋、孟昭常，直隶的刘春霖、于邦华，湖南的易宗夔、罗杰，浙江的邵羲，江西的汪龙光，广西的吴赐龄等，都是早已著名的立宪派骨干分子。由于他们的积极活动，民选议员完全控制了资政院的舆论趋向。这一点颇出乎朝廷的意料。

资政院于1910年10月3日（旧历九月初一）开院。开院后第一件重大的议案是要求速开国会⁽⁶²⁾，另一件重大案件是引起很大轰动的弹劾军机案。

资政院开院不久，湖南谘议局控告巡抚杨文鼎不经谘议局议决即在本省发行公债，侵夺谘议局的正当权力，要求资政院核办。资政院经审议，认为根据谘议局章程规定，议决本省公债事项，纯属谘议局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杨文鼎不交谘议局议决擅发公债，是违背法律侵夺谘议局权力的严重事件。遂决议据实上奏。但清廷对这一事件却做了极不正当的处置。11月8日发布的上谕只说，杨文鼎未先交谘议局议决，“系属疏漏”，不承认是违法侵权事件。而且还说，公债现已经度支部核准，仍可照发。这样，既不追究杨文鼎违法侵权的责任，也不命令杨文鼎将公债案补交谘议局议决，这是对谘议局和资政院的极大轻蔑。立宪派议员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宣称：过去，一个御史弹劾大臣只要罪情属实，也要实行处分。资政院作为代表全国舆论的机关，据实奏劾一个巡抚，朝廷竟以“疏漏”二字轻轻放过，这是蔑视资政院的表现。议员们认为，应当追究副署谕旨的军机大臣的责任。于是纷纷提议要军机大臣，特别指名要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到院接受质问。奕劻等人当然不肯到院。这时，议员们决定以咨文的形式质问军机大臣，问他们对内外行政是否完全负责？军机大臣复文称：“此种问题须俟内阁成立以后方可解决，现在无从答复。”⁽⁶³⁾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更使议员们愤慨。当时，云贵总督不经谘议局议决，实行盐斤加价；广西巡抚无视谘议局意见，反对巡警学堂限制外籍学生。为此，云南、广西两省谘议局分别呈文请资政院核办。资政院当然支持两省谘议局的立场，遂将两案分别议决上奏。结果，朝廷竟命令将两案分别交盐政处和民政部审议。这等于否定资政院对两案有议决权，并且俨然把盐政处、民政部视为资政院的上级机关。议员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他们感到不能容忍。在对拟旨的军机大臣们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之后，决定上折弹劾。这时，奕劻等人见舆论反应强烈，耍了个花招，利用上谕的形式声明，云南、广西两案均准如资政院所议。这个上谕一发表，有的议员态度变软，主张取消弹劾案。但多数议员反对。他们强调，两次上谕出尔反尔，互相矛盾，是由拟旨的军机大臣不负责任造成的；而且数年来内政外交危机日益严重，也都是由军机大臣不负责任所造成的。“军机大臣不负责任，就不可不弹劾”⁽⁶⁴⁾，“若是不弹劾军机大臣，就是资政院不负责任”⁽⁶⁵⁾。当时，钦选议员陆宗舆发言说，军机大臣是乾隆以来旧制相沿下来的，非责任内阁可比。所以，不应以国会对内阁的关系来比例资政院与军机大臣的关系。他主张“还是不要轻用这个弹劾权的好”⁽⁶⁶⁾。他的发言遭到民选议员的强烈反驳。最后，仍决议上折弹劾军机大臣。劾折于12月18日奏上。该折首先批评军机大臣在资政院开院以后始终不到院宣布行政方针；而当询问其对内外行政是否完全负责时，竟回称“无从答复”。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示。然后谴责这些大臣“受禄则唯恐其或后，受责则唯恐其独先”，只知“持禄保位，背公营私”；“徒有参予政务之名，毫无辅弼行政之实”。劾折还着重强调，在内外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军机大臣如此不负责任，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要求朝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必应担负责任之处宣示天下”⁽⁶⁷⁾。最后并提出尽速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资政院敢于如此严厉地谴责朝廷所信任的大臣，并提出以责任内阁代替军机处的要求，这在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看来，未免过于放肆！当即降谕训斥资政院，宣称：“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为朝廷大权……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暨设立责任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预，所请着毋庸议。”⁽⁶⁸⁾这篇上谕的词气与其说是严厉，还不如说是轻薄。它完全不顾体面，把自己放在与资政院互相争权的地位上。而且“非……所得擅预”云云，是把资政院章程明文规定的建言的权力都否定了。这次谕旨破例地没有军机大臣副署，由摄政王一人独署，而摄政王是代表皇帝的，这无异是以皇帝直接与资政院相对待，暴露出清朝统治者在设法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方面，已到了没有回旋余地的窘境。同日，军机大臣全体提请辞职，载沣温语慰留。这样就更增加了议员们的愤懑。在第二天的资政院会议上，立宪派强烈地谴责军机大臣，说他们“平日将君主大权四字附会欺哄皇上，遇事便抬出君主大权，使旁人一句话也不能说”⁽⁶⁹⁾。如此下去只能有两个前途：“一个是积极的专制，甚么资政院、甚么国会、甚么立宪，都可以不要”；另一个就是逼得“人民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拿出他的暴动的手段出来”⁽⁷⁰⁾。立宪派于愤慨之中，看出了清廷假立宪的用心，也感到了革命危机来临的征兆。但是，基于立宪派的软弱天性，尽管感到屈辱、愤懑，却仍不敢超越合法斗争的范围，甚至连多次提出的请旨解散资政院这一提议，也不敢付诸实施。

当资政院行将闭会时，通过两项重要议案：一是宣统三年的预算案，一是新刑律。这两项决议案的命运也很不佳。新刑律，资政院没有来得及全部审议完毕，只议决了总则部分。但清廷根据宪政编查馆奏请，以“不可缓行”为词，降谕将新刑律总则、分则全部予以公布。对于预算案，1911年1月28日上谕竟称“若实有窒碍难行之处，准由京外各衙门将实用不敷各款缮呈详细表册，叙明确当理由，径行具奏，候旨办理”⁽⁷¹⁾。这样，各种官僚机构，就可以完全无视资政院议决的预算案，而随意自行请旨增加经费。

既然资政院议决的预算案，督抚部臣可以请旨更改；而资政院没有完全议决的刑律又可以径予公布，资政院便成了毫无作用的一件装饰品。梁启超说：“政府之视资政院，固不值一钱”⁽⁷²⁾，这倒是不容置疑的确论。

可是，尽管资政院被贬到如此地步，守旧大臣仍视为可憎的障碍物，必欲去之而后快。有的满洲贵族，只是看了民选议员们在会场上那样高谈阔论，就感到不可容忍，说他们跟“拳匪”一样。有人极力鼓吹资政院妨碍行政，必须改定院章。在这种气氛下，资政院闭会不久，权臣即以溥伦、沈家本⁽⁷³⁾不能威慑议员，奏请撤换。改以世续、李家驹为资政院正副总裁。

1911年三四月间，随着国内外紧张情况的出现，立宪派议员提出召开资政院临时会的要求。但世续、李家驹秉承摄政王载沣及奕劻等人的意旨，再三阻拦。后来在一百多议员签名要求之下，不得不代为上奏。清廷于5月17日拒绝了资政院议员召集临时会的要求。清廷不但不允许召集临时会，而且迫不及待地命令资政院正副总裁会同内阁总理大臣，着手修改院章，对本已微小得可怜的资政院权力还要再加削夺。在修改院章过程中，完全不许议员参与，而且仅以七日之期即匆匆改定出奏。从所修订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内阁大臣与各省督抚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比如，原院章规定，各省谘议局与督抚异议事件，或此省与彼省谘议局争议事件，均由资政院复议。议决后，由总裁、副总裁具奏，请旨裁夺。修订的院章把这一条改为，上述异议或争议事件，其属于行政问题者，须呈送内阁核办。其他由资政院核办者，议决后，总裁、副总裁必须咨会国务大臣共同具奏，请旨裁夺。显然是大大削弱了资政院的地位和权力，相反地，却加强了内阁的地位和权力。尤其明显的是，原院章还有一条规定：各省督抚如有侵权违法事件，谘议局可呈请资政院核办；资政院可据情奏陈，请旨裁夺。在这次修改中，竟把这一条干脆删掉了。另一个重要修改是关于资政院召集临时会议的规定。原院章规定：在资政院常会闭会时期，“遇有紧要事件，由行政各衙门或总裁副总裁之协议，或议员过半数之陈请，均得奏明恭候特旨召集”⁽⁷⁴⁾临时会。经修改把这一条中的“或议员过半数之陈请”一句删掉，这就取消了议员自行要求召集临时会的权力。

清廷一再压抑资政院，并通过修改院章进一步削夺其本来已极有限的权力，终于使立宪派看到，他们想通过资政院分享统治权的愿望是完全落空了。但是，立宪派议员利用资政院的讲坛尖锐地批评了朝廷失政，并且弹劾了军机大臣，甚至还公然发泄了对朝廷谕旨的不满，这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清朝专制政府的威信。资政院会议也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欺骗性和立宪派的软弱性，对革命派和各阶层人民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第五节　国会请愿运动的高潮及其失败

一　1910年的三次请愿运动

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同时开幕（新疆除外）。立宪派的活动分子差不多都成了谘议局议员，他们觉得具备了不同以往的发言资格。那时，执掌朝政的摄政王载沣，为稳固自己的地位，正极力标榜开明，多次重申坚持立宪的宗旨。立宪派认为这是个很有利的时机。于是，沉寂了一年多之后，再度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

这一次是江苏谘议局带头发起。当选谘议局议长的张謇同江苏巡抚瑞澂商议：由张謇出面联络各省谘议局，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分别请朝廷速开国会和速设责任内阁。张謇派出孟昭常、方还、杨廷栋三人分途到各省与谘议局联络，邀请他们派出代表到上海共商请愿进行办法。这时，张謇还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以为鼓吹。12月间，奉天、吉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代表陆续抵沪。加上江苏省共十六省五十多名代表，经过多次会议，组成了请愿代表团，公推直隶的孙洪伊为领衔代表。此后三次请愿高潮中，孙都是请愿团的主持者。孙洪伊（1870—1936）字伯兰，直隶天津人，家豪富，八国联军入侵时，家业大部分被毁。他很有爱国思想，曾大力捐资兴办教育，颇受地方人士推重。1906年参与创办自治研究所，从此积极进行立宪活动。1909年被选为谘议局议员。请愿代表团北上前夕，代表们情绪十分热烈，有人声言“不请则已，请必要其成……不得请，当负斧锧死阙下”⁽⁷⁵⁾。张謇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发表欢送演说，提出“秩然秉礼，输诚而请”的方针。并说：“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⁷⁶⁾这是张謇的保守的政治态度的明显反映。

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1月到北京，16日向都察院递交了请愿书。这次请愿书是由福建谘议局书记长林长民属稿，经张謇修改定稿的。书中主要强调内外危机严重，要求朝廷定“一年以内即开国会”。代表团推孙洪伊、刘崇佑（福建谘议局副议长）、方还等分头拜访王公大臣，呈交请愿书副本，请求他们予以赞助。那些老于世故的官僚，对这些议员先生颇为客气。但当朝廷召集大臣会议，研究如何应付请愿运动时，却大都沉默不语。其中多数是不赞成开国会，但不愿明白说出，怕招致舆论的攻击；还有一部分只知持禄保身，更不愿明确表态；极少数较有政治头脑的人，出于维系清朝的统治命运，倾向于赞同立宪派的主张。但明知朝廷及权臣反对，也不敢力争。1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对议员代表们说了一些慰勉的话之后宣称：“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⁷⁷⁾拒绝提前召开国会，请愿失败了。

代表们对这次请愿失败有思想准备，他们遵循张謇的“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决定继续进行请愿。

孙洪伊等依上海会议期间的成议，着手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决定设总部于北京，在各省设立分会。该会所定的《简章》，明确以“请求政府即开国会为目的”。并宣称，该会“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⁷⁸⁾。这时，在北京还成立了一个国会期成会，声援请愿运动。其发起人黎宗岳曾先后主办《国报》和《中国报》，思想较为激进。为发动第二次请愿，江苏、直隶、广东三省谘议局分别派人到邻近各省和海外华侨聚居地进行联络，力图扩大请愿的规模。随着各省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分会和国会期成会分会，第二次请愿便开始发动。直隶于4月15日在天津召开大会，选出第二次赴京请愿的代表。山东谘议局于5月中电北京请愿代表团，声称全省签名请愿的已有六万人。与此同时，广东电称：国会请愿同志会分会成立之日，“到者数万人，座满途塞，收捐款一万四千余元”⁽⁷⁹⁾。这些说法很可能有夸张，但终究可以反映出资产阶级立宪派和他们影响下的群众的热烈情绪。

各省请愿代表于5月间开始陆续赴京。这次请愿代表多半在省内经各界大会推举，突破了谘议局议员的限制，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同时南洋华侨派出了请愿代表陆乃翔专程回国参加请愿。（陆回国后，接受澳洲华侨委托兼充澳洲华侨请愿代表。）

孙洪伊等人同各省代表商定，由各省捐款，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为速开国会大造舆论，公推徐佛苏为主编。经过紧张的筹备，该报于6月间出版。当时，预备立宪公会的机关报《宪志日刊》也在北京出版。由徐佛苏主稿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先后在立宪派各大报刊登出。这篇一万多字的洋洋大文，系统地论述了立宪派关于国会问题的主张。梁启超这时也在《国风报》上发表了《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所谓请愿政府是指请设责任政府）等文，为请愿运动提供思想和理论的指导。请愿代表团还将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血书印刷传布，以增加鼓动的力量。

这一次请愿运动无论从参加人数、活动规模，还是组织方式上，都比前一次大进一步。入京的请愿代表共一百五十余人，各省签名参加请愿的达三十万。6月16日，请愿代表八十余人前往都察院，按不同的社会团体，共递上十份请愿书⁽⁸⁰⁾。另外还向摄政王载沣上了一道请愿书。这次请愿书的词气明显地比上次来得激切。如孙洪伊领衔的以各省谘议局名义上的请愿书，就明白指斥政府对于预备立宪“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⁸¹⁾。在上载沣的请愿书中更痛切陈词说：“今日时势，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鸱张，饥馑四告，革命党又前仆后起，如燎方扬。民情隔阂而不通，政治敷衍而无实；弭乱救亡之策非开国会果有他术乎？”书中斥责阻挠国会的大臣“阳为老诚持重之言，而阴以遂其阻挠国会之私者，皆自全躯命保禄位之臣，惮于改革而惧不利于身家者也”⁽⁸²⁾。运动的声势和请愿书词气的变化，使载沣及其左右权臣颇生疑惧。据当时报纸透露，有人提出对请愿要“严旨震吓”。但另有一些人生怕这样反会“酿生意外枝节”⁽⁸³⁾。载沣折衷众论，乃于6月27日发布了一道词旨较上次更为严厉的上谕，称：由于“财政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等原因，无法提前召开国会。严令以后“毋得再行渎请”⁽⁸⁴⁾，企图堵塞进一步请愿的途径。但这时朝廷的一纸空文已吓不倒立宪派。在上谕发表的第二天，各省即有电到京，要求代表团不可泄气，继续再请。孙洪伊等当即复电：“请愿无效，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⁸⁵⁾

清政府不准“再行渎请”的诏令使立宪派感到愤懑。梁启超说：“国民所以哀号迫切再三吁诉者，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五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⁸⁶⁾反映出立宪派共同的恐栗与忧愤交加的心情。

第三次请愿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开展起来。驻京请愿代表团为适应新的形势，做了适当的改组。因为原有的代表团是在第一次请愿前各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会议时成立的，代表团成员只限于谘议局议员。经改组，吸收了各省各团体的代表加入，规模扩大了。他们选出孙洪伊、方还、吴赐龄、邓孝可等十人为干事员；推雷奋、孟昭常、徐佛苏、汪龙光等为编辑员。此外由各省代表中推一人充当评议员。这些代表团的职员，同时即为国会请愿同志会的职员。这时，国会请愿同志会已正式报请民政部立案，作为请愿运动的合法机构。

各地请愿运动比以往历次都来得更加活跃。7月12日，湖北省谘议局、国会请愿同志会及绅商学界各团体数百人集会，提出了“不开国会，人民不承认新捐税”的口号。这本来是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很有力的口号。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在行动上远比他们的宣传来得软弱，这一口号在实践上并未发生多大作用。有的省还提出，如果清政府仍迁延不开国会，各省谘议局便宣告同时解散。这个口号固然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激动情绪，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行。

四川、山东、陕西等省较快地派出第三次请愿代表入京活动。海外华侨纷纷致电北京请愿团，表示热烈赞助。美洲华侨和日本华侨这一次也分别派有代表参加请愿。美洲代表伍宪子（庄），属于康有为控制下的帝国宪政会，日本代表汤觉顿（叡）则是梁启超的心腹。当时在北京参加考试的举贡生员及留学生数百人也参加了请愿活动。然而，对请愿代表团说来，更大的支持力量是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该会于8月9日在北京开第一次会议，许多省的谘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到京参加了会议，如直隶议长阎凤阁，副议长王振尧，浙江副议长沈钧儒，福建副议长刘崇佑，四川议长蒲殿俊，湖北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奉天副议长张百斛，黑龙江副议长战殿臣等。参加会议的还有：江苏的孟昭常、雷奋、杨廷栋、方还；江西的汪龙光；广西的吴赐龄；湖南的罗杰；山东的周树标；等等，都是各该省谘议局中有影响的活动分子。会议选举汤化龙为会长，蒲殿俊为副会长；推选孙洪伊、杨廷栋、刘崇佑、雷奋、周树标、汪龙光、孟森、吴赐龄、王法勤等为审查员。会议讨论了各省谘议局共同关心的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速开国会案。

一向比较保守的张謇，这时估量了形势，打算亲自出马，组织并率领一个“议长请愿团”赴京，“开第三次请愿之新面目”⁽⁸⁷⁾。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山西议长梁善济致函批评说，组织所谓“议长请愿团”仍是少数人的活动。他认为“请愿之举，当以少数而扩充至于多数，未便由多数而归纳至于少数”。他主张“联络资政院互选议员，并联合各省谘议局，此案（指请速开国会）如仍无效，互选议员全体辞职，各省谘议局同时解散，揭开立宪之假面具，使政府无所遁饰……”⁽⁸⁸⁾。显然，梁善济的态度要比张謇积极得多。张謇的打算没有实现。

请愿代表团利用资政院开院的机会发动第三次请愿高潮。资政院于10月3日开院。10月7日，请愿团的孙洪伊等六人加上刚刚从天津赶来的直隶代表李长生、温世霖等十七人，前往摄政王府上请愿书。在半路上遇到东三省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正在迎候代表团。赵、牛两青年当场分别割臂割股写血书，表示强烈要求国会的决心。但代表们到王府时，载沣外出，孙洪伊等决定留下六人准备日夜守候，必面交请愿书并转达东三省青年的热诚。王府的警卫劝令六人散归，六代表坚持不去。警卫电告民政部尚书善耆。善耆带随员亲到现场劝慰，说摄政王数日内不能回邸，他本人保证将代表们的上书当日呈交。这时代表们才将请愿书交与善耆后退去。10月9日，请愿代表团前往资政院递交请愿书。以后又遍访王公大臣，希望得到他们的赞助。

第三次请愿运动最显著的特点是各省出现了异常热烈的群众运动的场面。如直隶各界于10月5日在天津举行请愿大会，参加者二千数百人，大会举定入京请愿代表后，列队前往督署，要求直隶总督陈夔龙向朝廷代奏直隶人民的国会请愿书。陈夔龙迫于压力，接见了请愿代表，辩论多时才答应代奏。10月16日，河南开封各界绅民三千余人会集游梁祠，开请愿大会。会后游行到抚院，巡抚宝棻接见了代表，答应代奏请愿书。然后队伍又游行至谘议局，提出“此次请愿如仍不得请，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谘议局亦不许开会”⁽⁸⁹⁾。民气高昂可见一斑。在前两次请愿中表现不甚突出的四川省，这时也出现了群众性请愿高潮。10月29日，在省城成都，由国会请愿同志会召集三千人的大会，通过请愿书后，也列队游行至督署，请总督赵尔巽代奏。奉天省各城绅商士民等互相联络，拟每城派出一万人，齐集省城要求总督代奏请愿书。谘议局得知消息，忙加劝阻，害怕规模过大，会发生意外。但表示一定说服总督代奏，如不得结果，再考虑齐集省城请愿。10月30日，福建省九府二州各界代表三四千人在省城开会，呼吁一年以内即开国会，会后也举行了游行请愿，迫使总督松寿答应代奏请愿书。

群众性的请愿运动推动了立宪派的上层分子，各省谘议局频频致电北京请愿代表团，其中许多省表示了激进的态度。他们主张如果政府“始终坚持不开（国会）主义，资政院民选议员宜全体辞职，各省谘议局可同时解散，以揭开立宪之假面具”。但孙洪伊等人受了奕劻等王公大臣表面“同情”态度的迷惑，对统治集团心存幻想，以为这次请愿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回电劝慰各省“宜暂静候勿躁”⁽⁹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群众运动的发展。

在这次请愿运动中，资政院的活动也颇引人注意。开院之初，依照事先定好的议事日表，每次会议讨论的都是政府交议案。孙洪伊等的请愿书，谘议局联合会请速开国会的提案，于10月9日便递交资政院，却一直未予讨论，甚至也没有列入议事日表。对此，立宪派议员极为不满。10月17日，正当讨论理藩部交议的提案时，湖南议员易宗夔突然起立发言说：资政院开院已有半月，但所讨论的都是些枝叶问题，不是根本上的问题，“根本上的问题就是速开国会”⁽⁹¹⁾。他要求议长改定议事日表，立即开始讨论速开国会的问题。他的发言赢得了一片掌声。但当时主持会议的副总裁沈家本，坚持按既定日表进行，结果一直延迟到10月22日，才把请速开国会案正式列入日表。那一天日表上共有四项议程，而国会问题列在最后。议员们对前三项议案毫无兴趣，发言者寥寥无几。当开始讨论国会问题时，会场立即活跃起来。立宪派议员争先发言，而且个个慷慨激昂。湖南议员罗杰发言说：“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挖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不速开国会，互选资政院议员不能承诺新租税。”他要求：1．本院议员应全体赞成通过速开国会案；2．议长应从速上奏；3．摄政王应即允速开⁽⁹²⁾。发言者全部赞成奏请朝廷速开国会。当此案付表决时，担任副议长的沈家本坚持用投票表决；而立宪派议员则坚决主张用起立表决法，意在对守旧的钦选议员施加压力，争取全院一致通过。双方僵持不下。这时广西议员吴赐龄大声说道：议长不赞成起立表决法，是先存袒护反对者的意思，则议长本人是第一个反对速开国会者。逼得沈家本无法招架，只好同意起立表决。当全体与会者一致起立通过这一议案时，立宪派议员们高兴得跳起来，欢呼“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把议场上的胜利当成了事实上的胜利。10月26日，资政院通过了请速开国会的奏稿。这是由立宪派议员和钦选议员联合起草的，主要执笔者是标榜积极赞助立宪而实际忠心为朝廷效劳的钦选议员汪荣宝。奏稿的词气相当温和，而且没有提出提前召开国会的具体期限。28日，资政院总裁溥伦把奏稿连同三个附件（即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提案，孙洪伊等所上请愿书，汤觉顿代表海外华侨所上请愿书），一并上奏朝廷。当时曾有议员提议，如果奏案不得允准，资政院应停议或议员辞职。但江、浙议员雷奋等人不赞成这一激进的主张，仍遵信张謇的那一套“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

第三次请愿运动还得到了许多督抚大吏的赞助。这些地方官员一方面受了立宪派的游说和群众运动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指望开国会，设责任内阁，可使中央集权受到限制，从而维护他们在地方上的军、政、财权。10月25日，十七省督抚将军⁽⁹³⁾联衔入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⁹⁴⁾。这一举动对最高统治集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载沣等人对于掌握地方实权的督抚大吏是不能等闲视之的。这时，直隶总督陈夔龙揣摩朝廷意旨，上了一道奏折，主张先设内阁，缓开国会，酌量缩短期限。他的意见遭到参与联奏的一些督抚的批驳。但昏瞆的满清朝廷最后还是大体采纳了陈夔龙等人的意见。

以载沣为首的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洲贵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国会请愿运动威胁着他们的统治权。所以就连原来赞助立宪、赢得立宪派赞誉的度支部尚书载泽，这时也公开表示否定的态度。孙洪伊等曾特访载泽，询问其对国会问题的意向，说：“泽公昔为立宪政体首倡者，今据外间传说，于国会问题颇有反对意见，岂非自相矛盾？”⁽⁹⁵⁾载泽在为自己辩解之后，仍然声明，对于国会请愿，朝廷不能“遽然轻许”。他的态度突出地反映了满族权贵对于失去统治权的忧惧。但是载沣等人又不能无视立宪派和督抚们的动向，害怕他们因失望而离心。所以在经过了紧张的筹画之后，作出了先设内阁，和提前三年召集国会的决定，企图缓和一下形势。

10月28日，载沣决定将请愿折稿交王大臣阅看。11月3日，召见王大臣会商。次日即发上谕，决定“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预即组织内阁”。但同时宣称：“此次缩定期限……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⁹⁶⁾同日另发谕旨，要“所有各省代表人等，着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⁹⁷⁾。这一谕旨表明了朝廷将不惜以镇压手段对付请愿运动。

二　清政府对请愿运动的分化和镇压

清朝统治者估计到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很难靠一纸上谕平息下去。它一面确定对以后的请愿实行镇压，一面立即着手对立宪派实行分化瓦解。

当时在民政部任左参议的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是个既受朝臣信任又与立宪派有联系的人⁽⁹⁸⁾。在上谕发表的前一天，资政院总裁溥伦即以朝廷意旨告诉他，要他在民选议员中做分化工作。汪当即找到几个比较有影响的议员，如雷奋、罗杰、易宗夔、籍忠寅等密谈，雷奋等答应与之合作。他们在资政院民选议员及常驻北京的请愿团中展开活动，动摇了他们继续请愿的决心，使资政院在得旨后，未能作出任何有力的反应。请愿代表团也遵旨解散了。只有已正式立案的国会请愿同志会仍然存在。

统治者为了欺骗中外舆论，强令北京商民悬灯“欢祝”国会缩期召开；乐于为清廷捧场的外国使馆也悬旗“致贺”。

江、浙立宪派的领袖张謇，于11月6日在上海得知京中消息。第二天，江、浙两省谘议局便发电给资政院，祝贺国会缩期召开。这一叛卖性的举动使全国联合的请愿运动陷于瓦解。

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是立宪派中保守的一翼，与上层统治集团有较多的联系。他们认为，既然朝廷已经作出提前三年召集国会的让步，请愿运动就算有了具体结果。如不顾谕旨，继续请愿，就可能弄到与朝廷决裂的地步。而这是他们要竭力避免的。所以在关键时刻，他们首先妥协了。

与张謇等人相反，其他各省立宪派的绝大多数都对清廷上谕表示不满。直隶、奉天、吉林、江西、河南、福建、湖北、陕西、山西、四川、湖南、黑龙江等省的立宪派都坚持明年即开国会的主张。他们有的致电资政院，有的致电请愿团或请愿同志会，有的分电各省，有的更组织大规模集会，继续进行请愿活动。江西省城南昌，在上谕发表后，曾举行万人集会，提出建立新的请愿联络机构，继续请愿。稍后，湖北省谘议局等联合三十九个团体的代表共二千余人举行大会，要求总督瑞澂代奏，再请朝廷提前开设国会。四川省城成都，有六千人集会，也要求总督赵尔巽代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奉天省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运动，显示出相当悲壮的气氛。奉天省人民深受日、俄等帝国主义侵略之苦，对于救亡图存格外具有紧迫感。他们历次所上的请愿书都以救亡为唯一的理由。当第三次请愿未能达到目的时，奉天的立宪派特别是青年学生异常忧愤，必欲拼死力争。谘议局连次致电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要求进行第四次请愿，但未获具体结果。12月2日，省城有一群学生到谘议局面见副议长袁金铠、张百斛，要求速派第四次请愿代表进京。袁、张略有难色，当即有两个学生割指刺股写血书，以表继续请愿的决心。12月4日，有三千余学生聚集督署请愿，又有人割指血书。12月6日，谘议局出面组织省城八个团体及四十六州县的代表，聚众万余人，列队再往督署请愿。《商务日报》编辑张进治断其左食指，用血书写游行的大旗。当时报纸载称，请愿群众情绪异常悲愤，齐声痛哭，锡良不得不答应代奏。这一天群众集会请愿的场面，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注意。第二天，锡良代奏折上，其中扼要摘引人民请愿书的内容说：“大意则以东省大势……已岌岌不可终日。诚俟至宣统五年，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其情词迫切，出于至诚。万余人伏地悲泣，至有搏颡流血、声嘶力竭不能自已者。”要求朝廷“俯允所请，再降谕旨，定于明年召集国会”。并说：“如以臣言为欺饰，请先褫臣职，另简贤能大员，以纾边祸。”⁽⁹⁹⁾清廷一方面申斥他“不应再奏”，一方面又不得不挽留他“力任其难，毋许藉词诿卸”⁽¹⁰⁰⁾。

12月11日，奉天终于派出第四次请愿代表启程赴京，各界群众集会送行，又有许多人写血书激励代表。同时有许多学生组织起来，分头下乡做国会请愿的宣传。

当董之威（一作董之盛）等代表路过天津时，天津学生积极响应第四次请愿，出现了“帝国学生同志会”、“全国学界请愿同志会”等组织。他们分电各省谘议局、商会、教育会等，倡议学生罢课请愿。有些外省籍学生自动回省活动。12月20日，天津学界联合谘议局、商会、县董会，聚集三千余人开大会，决请直督再次代奏请愿书。当群众队伍往督署行进途中，遇督署调查局总办的马车直冲队伍。学生一时激愤，将其马车打毁。至督署，陈夔龙一再推托不得，只好召见代表，勉强答应代奏。奏上，得旨要该督“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¹⁰¹⁾。陈夔龙立即派人到处张贴告示，禁止请愿活动。同时密电各省，称直隶学生要联络外省学生罢课请愿，请各省严加防范。有名的顽固派、两江总督张人骏得电后，严加布置，在明孝陵、鸡鸣寺、北极阁、扫叶楼等处加派军警专伺侦探，严防军、学界聚众开会。

天津学生不顾朝廷禁令，继续进行请愿活动。12月22日，各校学生联合行动，决定停课请愿，并要求各学堂监督予以赞助。各监督惧“祸”，纷纷要求辞职。陈夔龙得知大怒，立即召集会议，派总兵张怀芝率队以武力驱散学生。有些绅士害怕发生流血事件，抢先跑到现场将学生劝散。次日，清廷又谕令陈夔龙“严饬各员”，对请愿运动“开导弹压，如有不服劝谕，纠众违抗……查拏严办”⁽¹⁰²⁾。清朝统治者看到再三严令，仍无效果，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24日，悍然下令将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那天，代表正在前往军机大臣徐世昌（曾任过东三省总督）官邸，准备请徐赞助请愿。中途被军警阻止，将他们带到警厅，宣布当日刚刚发下的上谕，迫令代表们立即回寓收拾行李，准备出京。有几名代表坐到地下不动，他们不饮不食，僵持到第二天清晨，军警把他们像罪犯一样强押上车，解送回籍。押解东三省代表离京的消息传出后，极大地刺激了立宪派。这时，清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已十分孤立，明知人心怨愤，却仍一意孤行。在把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之后，又召见学部尚书唐景崇、民政部尚书善耆，要他们立即部署严密防范和镇压学生请愿运动。唐景崇遂即下令各地学堂监督、管理员等，要他们负责剀切晓谕：“如有教员从中煽惑，或有不逞之学生抗拒不服，应即分别开除斥退。”⁽¹⁰³⁾步军统领衙门则在京城加派军警巡逻街市，分赴各学堂侦察，“如有不稳之学生，即请校长指名交出，带归衙门”⁽¹⁰⁴⁾。1911年1月2日，清廷发布镇压学生请愿的命令，其中说到各地学生“轻发传单，纷纷停课，聚众要求”。要各省督抚“再行剀切晓谕，随时弹压……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而且宣称：如再有学生“滋生事端，定惟该督抚是问”⁽¹⁰⁵⁾。

陈夔龙是清末紧紧追随朝廷意旨的少数几个顽固督臣之一。他在镇压天津学生请愿运动的同时，还派兵包围过保定师范学堂，禁止学生出入，搜查来往信件，造成了相当紧张而又恐怖的气氛。得到1月2日的谕旨后，他更进一步策划镇压行动，决定严办请愿活动的组织者。天津学界领袖普育女学堂校长温世霖，在历次请愿运动中都很积极，在第三次请愿失败后，更不避风险，组织学生罢课请愿。陈夔龙等官僚极端嫉视。1月2日谕旨发布后，天津即出现匿名揭帖，影射攻击温世霖。不数日，陈夔龙即将温世霖逮捕，捏造了所谓“结会敛钱”、“妄图煽动”等罪名，上奏朝廷要求将其发戍新疆⁽¹⁰⁶⁾。清廷迅即准其所请，于1月9日明谕发布全国。陈夔龙的卑鄙和清廷的乖张，引起全国舆论的愤怒。《时报》指出，这是“揭出假立宪面具之一铁证”⁽¹⁰⁷⁾。至此，请愿运动完全失败了。

请愿运动的失败固然与清朝反动政府的分化瓦解和严厉镇压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立宪派本身的怯懦。以张謇为代表的一部分保守的立宪派，一开始就抱定“秩然秉礼，输诚而请”的方针，不肯对反动统治集团作更有力的斗争。所以，当清廷将开国会的期限稍为提前，而同时准备对请愿实行镇压的时候，他们就先自妥协了，造成了立宪派的分裂和削弱。其他各省较为激进的立宪派，虽然对清政府的反动性有一定的认识，对其反动政策表示相当的愤慨，也曾比较尖锐地揭露和抨击清政府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提出过一些较激进的斗争口号，但他们在本质上也是脆弱的。一当需要把他们的斗争口号付诸实行的时候，他们瞻顾徘徊，畏首畏尾，表现非常怯懦。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然而却不愿也不敢充分发动群众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他们对群众运动总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发生激烈行动，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正因如此，他们只能在各省发动群众性的请愿活动，而在“辇毂之下”的北京，却始终未能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游行请愿。

国会请愿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立宪派独立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显示出立宪派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动性。但是这种主动性最终还是被其软弱性所窒息了。他们本来知道“有强迫政府立宪之国民，无自行立宪之政府”，所以才发动请愿运动。但多次请愿失败之后，他们还是不敢去强迫政府，而最后终于在政府强迫的暴力面前退却了。这是改良主义路线必然导致的可悲结局。

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社会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立宪派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带有争民主的性质。立宪派对腐朽的清朝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攻击，从政治上打击了统治集团，使其更加陷于孤立。国会请愿运动是在御侮救亡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以开国会为救亡手段，诚然是幻想。但许多立宪派分子特别是受他们影响的群众，确是抱着救国的真诚愿望参加运动的。正是这种爱国性，吸引了广大的群众参加到运动中来。

国会请愿运动也是立宪派上层分子用来抵制革命的手段。他们极力宣传，只要开国会就能救亡图强，散布对统治者的幻想，并且诋毁革命，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这样，国会请愿运动吸引的群众越多，对革命活动所造成的困难也就越大。因此它本身不是革命的运动。但清朝统治者最后以暴力镇压请愿运动，从反面教育了人民群众，提高了他们的觉悟，而且把一部分立宪派也逼上了赞助革命的道路。

三　立宪派对清政府态度的改变

清政府搞预备立宪的直接目的是要安抚和笼络立宪派，借以稳定国内的政治形势，以便集中力量镇压和防范革命党。所以立宪派的态度如何对清政府至关重要。而立宪派对清政府原本抱有很大的希望。当预备立宪诏书发布的时候，立宪派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们说，这是“本朝二百余年未有之盛举”，甚至是“我国历史以来五千余年未有之盛举”⁽¹⁰⁸⁾。他们好像在沙漠中长途跋涉之后，突然看到绿洲的幻景一样，一下子振奋起来，以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乐土就在眼前了。1906年这一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额达到二千二百九十万元，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比1900年到1905年这六年的累计投资总和还多五十余万元，这是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开明士绅对立宪前途充满希望的最生动的表示。但是，好景不长。官制改革暴露了清政府无意真正实行立宪，于是立宪派的希望逐渐暗淡下来，以后再也不曾恢复起这种投资的热情。

可是，立宪派还没有绝望。他们以为，既然清政府被迫走出了第一步——做出准备实行立宪的表示，那么，只要继续施加压力，或许会迫使它接着走第二步、第三步……一步一步地终于走上立宪的轨道。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国会请愿运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清政府对立宪派的力量并没有足够的估计。它以为可以像对付小孩子一样，哄一哄就会安静下来。结果并非如此。自宣布预备立宪后，立宪派逐步形成为一个有一致的目标，有相当的组织，与政府相对立的全国性的政治力量。而这个政治力量的主要意图是要削夺朝廷的大权。对此，清政府又恐惧，又嫉恨。专制统治者当然不肯把权力让给立宪派；但又怕立宪派叛离自己，使预备立宪无法进行，造成国内政治混乱。经过苦心筹谋，才弄出一套应付立宪派的策略。第一是拖延。即尽力推迟开国会、定宪法、实行宪政的时间。起初，清政府根本不提何时开国会、实行宪政；到1908年为了平息国会请愿运动，不得已预定下九年筹备的期限。但立宪派仍不满足。最后在出现了大规模群众请愿高潮的情况下，清廷又被迫将召开国会的期限提前三年。其实，这仍是应付手段，并非真的打算在宣统五年就把大权赋予国会。它只不过是拚命争取时间，以便采取步骤来确立和巩固皇室集权。第二是敷衍。为了欺骗舆论，清政府不能不多少做一点“预备立宪”的表示。成立谘议局，开设资政院，都是应付和安抚立宪派的手段。清政府想以这种手段，象征性地给立宪派一点“参政权”，使他们有所满足。然而，立宪派却利用谘议局、资政院同统治者展开了斗争。第三是限制，即限制立宪派的活动。1908年3月，清政府公布的“集会结社律”规定，“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滋生事端，防害风俗”者，均在取缔之例。按照这一笼统的条文，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取缔一切自己所不喜欢的结社和集会，同时炮制的“报律”，更为专横。规定报纸出版前夕要将内容全部送审，企图把舆论完全控制起来。在整个“预备立宪”期间，清政府和某些地方督抚，曾多次封禁报馆。1910年天津的《北方日报》创办伊始，只因其先期所发广告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字样，即被禁止出版⁽¹⁰⁹⁾。此外，清廷还多次特发谕旨，禁止士庶学生干政。如1907年12月接连发布两次上谕，严禁绅商士庶借口立宪，干预朝政，严禁学生干预政事。立宪派对这些反动政策和措施，非常不满。他们指责道：“言论、出版、集会，非立宪国所谓三自由乎！各国之立宪也，付三自由于民者也，今中国之立宪，乃先收此三自由于民！”⁽¹¹⁰⁾

通过实践，立宪派越来越看清了清政府是“假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到1910年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高潮之后，清政府竟以赤裸裸的暴力来对付他们，从此立宪派中许多人开始产生绝望情绪。《时报》发表社论说：靠和平请愿的办法，再也得不到什么了；“苟犹有以为不足者，势非另易一办法不为功。然今日国民之实力，恐亦未易语此也”⁽¹¹¹⁾。想要另外寻求一条道路，但又感到没有力量。北京的请愿代表团在奉命宣布解散时，曾向各省立宪派发出一份《通告书》，也表现了这种情绪。书中说：“朝命即下，度非复挟一公呈、一请愿书可以力争也；又非复少数人奔走呼吁可以终得请求也；惟诸父老实图利之。”⁽¹¹²⁾向全国的立宪派表明，请愿已毫无希望，以后如何行动，由大家自行抉择。谘议局联合会也发出了与这个意思相同的《宣告全国书》⁽¹¹³⁾。

在绝望和愤慨之下，一些较激进的立宪派骨干表现出赞助革命的倾向⁽¹¹⁴⁾。这种倾向无疑地加强了立宪派与清政府间在政治上的对抗，并影响到他们在武昌起义后所采取的政治态度。

在镇压了国会请愿运动之后，清廷于1911年5月建立起皇族内阁。这几乎使所有的立宪派都愤怒了。宪政编查馆与会议政务处在会奏内阁官制及办事暂行章程的奏折中，强调“国务大臣责任所负，自当用对于君上主义，任免进退皆在朝廷”；“议院有弹劾之权，而不得干黜陟之柄”⁽¹¹⁵⁾。立宪派在请愿国会时，明确主张，设立责任内阁必须接受议院的监督，对议院负责任。而清廷所任命的内阁，只对君主负责任，则议院便无从监督内阁，所谓“弹劾之权”，便同旧日御史的弹劾权没有多大区别了。尤其使立宪派愤慨的是朝廷所任命的内阁名单。总理大臣是曾经一再被弹劾的、除招权纳贿之外一无本事的庆亲王奕劻，以下有两个协理大臣那桐（满）、徐世昌；其余各部大臣是：外务部梁敦彦，民政部善耆（皇族），度支部载泽（皇族），学部唐景崇，陆军部荫昌（满），海军部载洵（皇族），法部绍昌（满），农工商部溥伦（皇族），邮传部盛宣怀，理藩部寿耆（宗室）。在十三个内阁成员中，汉族大臣只有四人，满族大臣则有九人，占绝对优势。而且这九人之中皇族竟占了五个，所以一开始人们就叫它“皇族内阁”。立宪派舌敝唇焦，奔走呼号，要求开国会，设责任内阁，到头来，国会被拒绝，却弄出一个皇族内阁来。这对立宪派的宪政理想简直是极大的污辱。当时在北京参加谘议局联合会的各省立宪派领袖和骨干分子，连续两次上折，抨击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国的通例，宣称“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者，有不能相容之性质”⁽¹¹⁶⁾。并指出皇族内阁的出现，表明“朝廷于立宪之宗旨有根本取消之意”⁽¹¹⁷⁾。所以强烈要求另简贤员，组织责任内阁。但是，皇族集权是载沣等人的既定政策，在这个涉及统治大权的问题上，一小撮满洲贵族是绝不肯让步的。7月5日发布的谕旨，严厉训斥各省谘议局议员，声称：“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乃该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伸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¹¹⁸⁾载沣等人已不顾朝廷体面，与议员互相指责。议员们指责朝廷违背立宪公例，朝廷则指责议员们违背钦定宪法大纲；议员们指责朝廷有根本取消立宪之意，朝廷指责议员们“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这表明，朝廷与立宪派已经离心离德，清廷笼络立宪派的政策已经破产，预备立宪的骗局已经揭穿了。这时，连思想一贯保守的张謇也批评朝廷，“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¹¹⁹⁾。

张謇对皇族内阁既已不抱希望，所以他在那年赴京⁽¹²⁰⁾，特地绕道从武汉北上，到彰德下车去拜访谪居中的袁世凯于洹上村。他与袁谈话之后，认为袁的意度“远在录录（碌碌）诸公之上”⁽¹²¹⁾。在日本的梁启超也认为“国势杌陧不可终日，中智以下咸忧崩离”，已到了“阳九否极之运”⁽¹²²⁾。所以他暗中加紧活动，联络个别亲贵，联络军人⁽¹²³⁾，准备伺机发动政变。而在京参加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常会的各省立宪派头头，如汤化龙、谭延闿、孙洪伊、蒲殿俊等，这时则积极着手组织全国性的政党，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

立宪派组党的意向是早就存在的，而且可以说，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等都多少具备了政党的雏形，只是规模相当小，受到地域的限制。国会请愿运动为立宪派造成了全国性的联合，给组建全国性的政党准备了客观条件。当清政府下令驱散请愿代表，接着以暴力镇压请愿运动时，立宪派看到，他们已没有进行政治斗争的适当的组织形式，组党的需要就显得更迫切了。于是从1911年春起，立宪派便加紧进行组党活动。3月间，孙洪伊以谘议局联合会的名义邀请各省谘议局负责人进京会议。公开说的是筹商国是，实际则以组党为最主要的动机。他们预定会议的目标为：“一、破政府轻视国民之习见；二、动外人尊重我国民之观念；三、充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针。”⁽¹²⁴⁾明显地透露出立宪派努力确立其独立政治地位的企图。各省谘议局的议长或副议长大部分应邀到京参加了会议，使会议显出很大的重要性。组党会议是紧接着谘议局联合会会议之后进行的。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确定党名为宪友会，于6月4日宣告正式成立。会议选举雷奋、徐佛苏、孙洪伊为常务干事；决定设总部于北京，在各省设支会，并推定了各省支会发起人。宪友会的基本政纲是“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具体政纲有六条：1．尊重君主立宪政体；2．督促联责内阁；3．厘理行省政务；4．开发社会经济；5．讲求国民外交；6．提倡尚武教育⁽¹²⁵⁾。这个政纲只不过更为明确地表明了立宪派的主张，其中列入“国民外交”，“尚武教育”，则与外交形势有关，其他并无特别之处。但当时报刊披露，在组党过程中，立宪派对于谘议局、资政院的议案并不注意，他们“对于时势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¹²⁶⁾。《时报》并且说：“反复推寻，然后知该党所发表之政纲，不过表面上之揭橥，至其中之所难言者，则留待明眼人善为体会之而已。”⁽¹²⁷⁾这种隐晦的说法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立宪派过去是立足于要求朝廷俯顺舆情，实行立宪，表现了对朝廷的依赖和眷恋；组织宪友会时的立宪派是立足于扩大自己的实力，对朝廷已没有多少倚赖和眷恋之意。其中有些人甚至已准备遇有机会就要叛离清廷。武昌起义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这固然表明了立宪派的投机性，但也正是他们对清廷改变态度的结果。

————————————————————

(1) 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29页。

(2)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563页。

(3) 《预备立宪公会报》所刊《会员题名录》。

(4) 《郑孝胥日记》，丙午年七月二十二日、十月十日。

(5)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乙巳年八月条。

(6) 实际数字要比统计所表明的大。因当时的社会风气，仍以当官为贵，所以绝大部分亦官亦商的人或先官后商的人都只登记当官的身份，而不登记经商的身份。统计中自然要漏掉一部分。

(7) 黄炎培：《我所身亲之中国最初及最近期宪政运动》，《宪政》创刊号，1944年1月出版。

(8) 《预备立宪公会报》第5期。

(9) 康有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民报》第13号转载。

(10)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2—213页。

(11) 《政闻社宣言书》，《政论》第1号。

(12)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73页。

(13)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8页。

(14)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8页。

(15)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8页。

(16)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78—279页。

(17)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60页。

(18) 《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五日。

(19)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70页。

(20) 《汤觉顿致梁启超信》（原件），国家图书馆藏。

(21)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三日。

(22) 《东京宪政讲习会意见书》，《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四日。

(23) 帝国主义为便利经济侵略的需要，在西江地区竟自行武装捕盗，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粤商自治会于1907年特发起争回西江捕盗权的运动。

(24) 《宪政杂志》第1卷第1期。

(25) 参看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90—143页《清季结社表》。

(26) 铁良（1863—1938），字宝臣，隶镶白旗，监生出身，其排汉思想极为强烈，时人以刚毅相比。从练兵处任职开始，他便与袁世凯互不相容。

(27) 《改革官制愤言》，《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28)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4页。

(29) 熊范舆：《新官制评论》，《中国新报》第1号。

(30) 《鄂督张议复外官改制电》，《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三日。

(31) 转引自白衣：《驳鄂督论司法独立之害》，《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二日。

(32) 《中国新报》第4号，《致〈新民丛报〉记者》。

(33) 侯延爽：《留别山东同乡会词》，《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34) 杨度：《中国新报叙》，《中国新报》第1号。

(35) 《东京中国宪政讲习会意见书》，《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四日。

(36) 杨度的信不曾见。但从1907年5月梁启超的回信中可看出杨信的内容。梁在信中说：“至专提倡国会一简单直捷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34—235页。

(37) 《湖南即用知县熊范舆等请速设民选议院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610页。

(38) 据郑孝胥日记，宪政讲习会会员方表于1907年11月便在上海联络发动国会请愿。

(39) 《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日。

(40)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967页。

(41) 《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42) 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辛丑条约”规定要清政府派专使赴德“谢罪”，并在北京修建克林德纪念碑。

(43)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13。

(44) 薛大可：《财政改革与国会》，载《中国新报》第8号。这个估计数字反映着1907年前的情况。以后军费不断增加，据沈鉴：《辛亥革命前我国之陆军及其经费》一文说，宣统三年的预算，各项军费开支计达一亿零九百五十三万库平两。占当年预算支出的36％。

(45) 《宪志日刊》，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46) 《时报》，宣统二年五月初六、初七，初八日。

(47) 《直督陈夔龙奏复并案详议赵、王各条陈折》，《时报》，宣统二年八月初三日。

(48) 《国风报》第1年，第20号。

(49) 《时报》，宣统元年正月十七日。

(50) 《时报》，宣统元年五月十四日。

(51) 《时报》，宣统元年七月十七日。

(52) 《各督抚为盐务致盐政处电》，《国风报》第1年，第11号。

(53)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28—52页，《从甲午中日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所借外债表》。

(54) 《岑制军奏陈预备立宪阶级折》，《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55) 湖北谘议局议长最初是吴庆焘，是个绅士。第一届会议刚开过即辞职，由汤化龙（原为副议长）接任议长。

(56) 《各省谘议局章程》，《东方杂志》1908年，第7期。

(57) 《各省之谘议局议案预备会》，《宪政新志》第1号，第155页。

(58) 《时报》，宣统二年九月七日。

(59) 《与客谈江苏谘议局》，《时报》，宣统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60) 资政院开院时，新疆谘议局仍未成立，所以民选议员有两个缺额。为保持钦选议员与民选议员对等，钦选议员也暂留两个缺额，所以实际上钦选、民选议员各为九十八人。

(61)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57、258页。

(62) 关于国会请愿案的辩论见下节。

(63) 《资政院奏参军机大臣责任不明难资辅弼折》，《国风报》第1年，第32号。

(64) 陶峻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1号。

(65) 于邦华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1号。

(66) 于邦华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1号。

(67) 《资政院奏参军机大臣责任不明难资辅弼折》，《国风报》第1年第32号。

(68)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9。

(69) 吴赐龄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7号。

(70) 易宗夔在资政院会议上的发言，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7号。

(71)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30。

(72) 梁启超：《评资政院》，《国风报》第1年，第35号。

(73) 1907年任命的资政院两总裁之一孙家鼐于1909年11月死，1910年9月，任命沈家本为副总裁。

(74)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13。

(75) 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0。

(76) 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0。

(77)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18。

(78) 《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简章》，《时报》，宣统二年正月十四日。

(79) 《时报》，宣统二年四月九日。

(80) 这十份请愿书及其领衔人分别为：

直省谘议局议员代表孙洪伊等；

直省商会代表沈懋昭等；

直省教育会代表雷奋等；

直省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等；

直省绅民及旗籍绅民代表李长生、文耀等；

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等；

苏州及上海商会代表杭祖良等；

江苏教育总会代表姚文柟等；

南洋雪兰莪二十六埠中华商会代表陆乃翔；

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

见《时报》，宣统二年五月十二日。

(81) 《直省谘议局代表上第二次请愿国会书》，《时报》，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82) 《国会请愿代表上摄政王书》，《时报》，宣统二年六月十五日。

(83) 《帝京新闻》，宣统二年五月十二日。

(84)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3。

(85) 《帝京新闻》，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86) 梁启超：《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国风报》第1年，第17号。

(87) 《时报》，宣统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88) 《国民公报》，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89) 《国民公报》，宣统二年九月十九日。

(90) 《国民公报》，宣统二年九月十五日。

(91)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7号。

(92)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9号。

(93) 这些督抚将军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以下有：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

(94) 《各省督抚合词请设内阁国会奏稿》，《国风报》第1年第26号。

(95) 《时报》，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96)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8。

(97)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8。

(98) 汪是江苏元和人，曾留学日本，习法政，归国后即在民政部任职，屡得迁升。民政部尚书善耆、资政院总裁溥伦对他都很倚重，许多重要文件都请他起草。

(99) 《东三省总督锡良奏奉省绅民呈请明年即开国会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648—649页。

(100)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9。

(101)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9。

(102)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9。

(103) 见《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八日。

(104) 见《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八日。

(105)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30。

(106) 《直督拿办温世霖原电》，《时报》，宣统三年正月初四日。

(107) 《论降旨发谴温世霖事》，《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108) 《七月十三日上谕与日本明治元年、明治十四年两次诏敕之比较》，《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109) 《东方杂志》1910年，第5期。

(110)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11) 《读初三日上谕感言》，《时报》，宣统二年十月七日。

(112) 《国会请愿代表团通问各省同志书》，《时报》，宣统二年十月十三日。

(113) 见《国风报》第2年，第14号。

(114) 当时参加请愿代表团并在京主办《国民公报》的徐佛苏曾回忆说，在清廷发布解散请愿代表的上谕时，“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见《梁任公逸事》，《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314—315页）。徐氏当时写给梁启超的信可以证明他的回忆，是大体不错的（参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333—334页）。另外参加第三次请愿的美洲华侨代表伍宪子，后来在他所著《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中也说到这种情况。他说：“请愿代表被勒令出都之日，曾经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其一触即发，并非偶然。”

(115)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59页。

(116) 《谘议局联合会呈都察院代奏皇族不宜充内阁总理大臣折》，《时报》，宣统三年五月十六日。

(117) 《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呈请代奏皇族不宜总理内阁折》，《时报》，宣统三年六月三日。

(118) 金毓黻：《宣统政纪》卷36。

(119)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

(120) 1911年6月，张謇为组织商界赴美访问团而到京请训。实际上张謇去京目的是为了窥测动静。但为了避嫌疑，他故意不参加在京举行的谘议局联合会，而以赴美报聘为名，入京活动。

(121) 《张謇日记》，辛亥年五月十一日。

(122)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345页。

(123) 联络亲贵主要指载涛。载涛掌握相当一部分军权，特别是直接掌握禁卫军。梁启超拉拢他，一是为开党禁，二是为发动宫廷政变。武昌起义后，梁启超致徐勤一封信曾追述到这方面的筹画：其中说“两年以来，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去年解禁之议，涛、洵争之不下十次……涛问计于安仁，安仁劝其以全力抚循禁卫军，使成为心腹，然后一举彼辈而廓清之。故数月来惟务多布吾党入禁卫军……”联络军人，主要是指吴禄贞。武昌起义前，8月17日梁启超致信吴禄贞，极力与他联结，其中说“今后之中国，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诸安者，舍瑰玮绝特之军人莫属也。由此以谈，则天下苍生所望于公者，岂有量哉！”梁将此书交给在国内政界特别有活动能力的潘若海去面递吴禄贞，并委潘与吴面详一切（以上引文分别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339—340页，第345—346页）。

(124) 《申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125) 《时报》，宣统三年五月十四日。

(126) 《中国政党小史》，《时报》，宣统三年四月十六日。

(127) 《与宪友会论进行之方法》，《时报》，宣统三年五月十六日。

第九章　同盟会革命活动的挫折和国内中部地区革命组织的发展

第一节　同盟会上层的分歧和分裂，共进会和后期光复会的建立

如前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对改良派的论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它却无力克服自身所存在的严重思想分歧。

并不是所有加入同盟会的人都同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的人热衷排满，认为在推翻清朝政府之后，“无论专制、立宪，均可甘心”⁽¹⁾。他们自号为“逐鞑”、“扑清”、“吞虏氏”、“灭胡第一人”、“纯粹汉种”、“复汉”、“朱复明”、“单纯复仇主义者”等等，是所谓“一民主义者”。有的人激烈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醉心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对“平均地权”不感兴趣，是所谓“二民主义者”。1906年，在章炳麟出狱到达东京后，中国留学生中成立了国学讲习会、国学振起社、复古社一类组织，鼓吹“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是所谓国粹主义者。与此同时，巴黎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通过《新世纪》，东京刘师培、何震等通过《天义报》，鼓吹反对种界、国界、政府、军备、法律、强权、战争、秩序、财产、金钱、宗教、家族、婚姻，是所谓无政府主义者。

也并不是所有加入同盟会的人都同意以武装起义为主的方针，特别是当起义连遭挫折之际，孤注一掷的暗杀主义之风就会抬头。

在革命的策略上，有的主张到清王朝的腹心北京去发动，即所谓“中央革命”；有的主张在沿海、边疆发动，即所谓“边地革命”；有的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即所谓“中部革命”。

自1907年夏起，同盟会上层发生分裂。张继、章炳麟、陶成章等两次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孙中山愤而弃东京本部于不顾，酝酿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1907年8月，张百祥、焦达峰、邓文辉、刘公等创立共进会。1910年2月，陶成章、章炳麟在东京重建光复会。1911年7月，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

同盟会的分歧和分裂使改良派欣喜若狂。1907年7月，梁启超向康有为报告说：“革命党之势力，在东京既已销声匿迹，《民报》社各人互相噬啮，团体全散，至于并报而不能出”，“吾党全收肃清克复之功，自今以往，决不复能为患也”⁽²⁾。梁启超的这段话有着明显的夸张，但是，事情确是严重的。

一　同盟会上层的分歧和分裂

1907年2月，孙中山和黄兴因国旗图式问题发生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理由是该旗为烈士陆皓东设计，无数先烈曾为此流血。黄兴主张用井字旗，以示平均地权之意。他认为青天白日旗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须毁弃。黄兴这一意见使孙中山极为激动，他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³⁾黄兴的激动也不下于孙中山，他发誓要脱离同盟会。

在这一争执中，宋教仁同情黄兴。他认为孙中山待人做事，“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近于专制跋扈”；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又多离心离德，将来不一定会有所作为，“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⁴⁾。3月1日，他向孙中山要求，辞去代理庶务干事一职。

国旗图案的分歧不是什么原则问题，黄兴很快就冷静下来，接受了孙中山的方案，虽然还不无勉强。

促使同盟会分裂的导火线是孙中山离日问题。萍、浏、醴起义后，清政府即通过公使杨枢和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逮捕并引渡孙中山⁽⁵⁾。日本政府经过研究，采取了既适当满足清政府要求而又能讨好中国革命党人的方针：一面向清政府表示，同意驱逐孙中山出境；一面通过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和孙中山商量，劝其自动离日。日本政府并赠孙路费五千元，同时，东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赠送一万元。孙中山当时正需要一笔军事活动的经费，便接受了这批款子。2月25日，内田良平在东京赤坂区红叶馆设宴为孙中山送行。赴宴者有黄兴、章炳麟、胡汉民、汪精卫、刘师培、宋教仁、田桐、张继、汪东以及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和田三郎等。3月4日，孙中山携胡汉民、汪精卫、萱野长知、池亨吉等离日赴港，转往南洋，同盟会会务交由黄兴主持。

3月23日，宋教仁偕白逾桓、日人古川清离开东京赴辽东运动“马贼”，企图在东北起事。4月，黄兴应孙中山召，赴香港，准备潜入广东肇庆，运动清军郭人漳部反正，同盟会庶务一职交刘揆一代理。

由于民报社经费困难，孙中山离日前从铃木久五郎赠送的一万元中提出两千元来存放于民报社，章炳麟嫌少，认为一万元应全部留下。孙中山离日后，接受日本政府赠款一事传出。参加同盟会的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等首先和中介人宫崎寅藏等吵了起来。章炳麟、张继、谭人凤、田桐等也议论纷纷，张继说：“说走就走，要他钱干什么！”⁽⁶⁾章炳麟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寄到香港。他认为孙中山临行前应该向日本政府示威，而不应该像“丧家犬”一般灰溜溜地离去⁽⁷⁾。刚到日本不久的刘师培叫得最厉害，说是孙中山“受贿”了。一时满城风雨，不可开交。宫崎寅藏虽曾进行调解，但效果不大。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先后失败的消息。同盟会的内部矛盾犹如火上加油，反对孙中山的人日益增多。张继大闹民报社，扬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⁸⁾。章炳麟等催逼刘揆一召集大会，革去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推黄兴。刘师培自己想掌权，并企图援引北一辉、和田三郎为同盟会干事。刘揆一抵制了章炳麟等人的要求。他认为孙中山接受赠款是为了供应起义军需，出于不得已；当时又在筹备钦、廉起义，革除总理将会使起义军陷入极大困境；因此，力排众议，并和张继扭打起来。

6月17日，孙中山派萱野长知回日和宫崎寅藏、三上丰夷等秘密购买枪械并租船运输。经过和厂商洽谈，购得村田式快枪二千支，每支带弹六百发。村田式在当时的日本已经落后，但在中国，还不失为先进武器。事为平山周、和田三郎、北一辉等得知，转告章炳麟和被张继从辽东叫回来的宋教仁，立即又激起了一场风波。章炳麟吵吵嚷嚷地说：“孙某所购军火是村田式，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他！”⁽⁹⁾于是章炳麟便用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说是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由于用的是明码，孙中山等认为泄露了军事机密，非常恼火，便由胡汉民写信至本部谴责，声言要执行纪律。不久，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炳麟、宋教仁，不让他们再干预军事问题⁽¹⁰⁾。9月13日，孙中山致函宫崎寅藏，表示自此不再信任平山周、北一辉、和田等，关于运动日本方面的工作，要宫崎一人“力任其难”，同盟会本部、民报社中人，均不必与之商议⁽¹¹⁾。

在东京同盟会严重混乱的情况下，刘揆一写信告知黄兴，又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用万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譬语，要求冯、胡劝孙中山向东京同盟会本部引咎谢罪。孙中山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¹²⁾他表示，可以辞去总理一职，但必须在同盟会本部及章炳麟承认不是之时⁽¹³⁾。黄兴复函则谓：“革命为党员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¹⁴⁾，表现了维护团结的正确态度。

经过这次风潮之后，孙中山就不大愿意过问同盟会本部的工作了。

同盟会的内部矛盾虽然爆发在几个具体问题上，却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分歧，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当时，在俄国1905年革命影响下，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活跃阶段。1906年，社会民主党以社会党的名义重新建立。1907年，罢工斗争进入高潮。同年2月，日本社会党分裂为两派。片山潜、田添铁二提出议会政策论，主张通过争取普通选举权和议会斗争来实现革命，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则提出直接行动论，完全反对议会斗争，主张以总同盟罢工和暗杀来实行革命，成立金曜（星期五）讲演会。

在孙中山离日风潮中闹得最欢的章炳麟、张继、刘师培等接受了幸德秋水等一派的影响。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激烈地批判议会制度，醉心于无政府主义或佛教虚无主义，逐渐表现出和孙中山等不同的政治倾向。

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表文章，提倡中国的革命家应与日本的社会运动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当联合起来。张继、刘师培赞同幸德秋水的意见，联络流亡在日本的印度革命党人，共同发起组织亚洲和亲会，推章炳麟起草宣言书⁽¹⁵⁾。宣言书用中英两种文字印成，中文定名为《亚洲和亲会约章》，其主要内容为：

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

会员：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

义务：1．亚洲诸国，或为外人侵食之鱼肉，或为异族支配之佣奴，其陵夷悲惨已甚，故本会义务，当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2．亚洲诸国，如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

《约章》规定会员每月聚会一次。由于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亲会”不设会长、干事一类职务，声明“各会员皆有平均利权”，“各宜以亲睦平权之精神，尽相等之能力”⁽¹⁶⁾。

1907年7月，亚洲和亲会正式成立，参加者有中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安南诸国的革命者。中国方面入会者有章炳麟、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陈独秀、吕复、樊光、陶铸（冶公）等数十人；日本方面入会者有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堺利彦、竹内善朔等人。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章炳麟反对孙中山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援助的行为，斥之为“藉援强国，冀以自全，在品格则为下劣，在事实则无秋毫之效”⁽¹⁷⁾。对《民报》六大主义中的“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一条，章炳麟表示：“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国政府必不赞成。”⁽¹⁸⁾

在成立亚洲和亲会的同时，张继和刘师培又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民报》第15号刊出的广告称：“近世以来，社会主义盛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间倡民族主义，然仅辨民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他们表示要“搜集东西前哲诸学术，参互考验，发挥光大，以饷我国民”⁽¹⁹⁾。8月31日，社会主义讲习会成立，幸德秋水等到会并演说。

张继和刘师培标榜研究社会主义，实为提倡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声称于颠覆满洲之后就要实行无政府，决不让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

“社会主义讲习会”每星期集会一次。除幸德秋水外，宫崎寅藏以及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都参加了活动。

讲习会的机关刊物是《天义报》。该刊发表过《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和第一章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片断。它称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最有裨于历史”⁽²⁰⁾，是“不易”之说⁽²¹⁾，但又从根本上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求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人类社会。刘师培等不仅不要政府，而且不要团体，不要任何“在上之人”，不要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在《戒学政法歌》中甚至破口大骂：“侈说合群真放屁。”⁽²²⁾

对孙中山的三大主义，刘师培等完全否认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性。民族主义，被斥为“不合公理之最甚者”⁽²³⁾；共和政体，被斥为“不共不和”⁽²⁴⁾；平均地权，被斥为和王莽改制一样的愚民政策⁽²⁵⁾。

“社会主义讲习会”附设农民疾苦调查会。刘师培等斥责田主为“大盗”，主张通过完全自发的无组织、无领导的“农人革命”以没收豪富的土地，使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份额⁽²⁶⁾。但是，刘师培等又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和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最相近，因此，“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²⁷⁾。一个筋斗，刘师培从“左”的极端翻到了右的极端。

章炳麟和张继、刘师培关系密切，积极参预了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他曾在会上“痛斥国家学说之荒谬”，认为“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均一无可采”⁽²⁸⁾，“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²⁹⁾；又曾大力批判资本主义文明，认为“愈文明之人愈恶”，“愈野蛮，其恶愈减”，主张倒退回去学猴子，“拟猿可也”⁽³⁰⁾。

章炳麟受过深刻的佛学影响。他将无政府主义和佛教虚无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论”，以之作为圆满的最高理想。

章炳麟认为，这个最高理想不可以“飞跃”而至，“还以随顺有边为初阶”，开始时，必须设立共和政府。为了减轻政府的祸害，同时制订四项办法：一、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二、官立工场，使佣人得分赢利；三、限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四、解散议员，使政党不敢纳贿。章炳麟表示，如果没有这四项，君主立宪、民主立宪都不如实行专制⁽³¹⁾。他有时觉得，中国的专制制度也还不坏，“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³²⁾；甚至说：“今之专制，直刑罚不中为害，佗犹少病”⁽³³⁾，“所恶于满洲政府者，非在制度不良，在所好与所令异”⁽³⁴⁾。

二十世纪初年，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孙中山企图以他的“主观社会主义”来免除资本主义的经济祸害，这固然虚妄；但是，他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满怀信心地为之奋斗。章炳麟、刘师培等则对这一理想也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由醉心于无政府主义或“五无”转而歌颂封建专制主义。这样，他们自然就格格不入了。

由于和孙中山的矛盾日益加深，佛教虚无主义的影响也日益加重，章炳麟对中国革命一度感到失望，想到印度去做和尚。为了解决路费等问题，他曾通过张之洞的女婿、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卞昌和张之洞联系⁽³⁵⁾。1907年底至1908年初，又先后给短期回国的刘师培夫妇写过若干封信，托他们通过佛教居士杨仁山向端方运动⁽³⁶⁾。章炳麟没有想到，刘师培夫妇这时已决计叛变革命。刘到上海后，即向端方写信自首，自称“大恨往日革命之非”，愿献“弭乱”之策，保证设法使《民报》停刊，在三年之内毙杀孙中山、黄兴⁽³⁷⁾。1908年2月，刘师培夫妇回到东京，一面作暗探，经常向端方密报党人情况，同时通过北一辉等策动同盟会员程家柽，“欲以十万金而鬻孙文之首”⁽³⁸⁾；一面以更为“左”倾的姿态创办《衡报》，提出纲领四条：颠覆人治，实行共产；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记录民生疾苦；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³⁹⁾。同年4月，章炳麟、刘师培之间也吵翻了。11月，《衡报》被日本政府封禁，刘师培夫妇回到上海，一面继续以革命党人的面目招摇撞骗，一面将章炳麟六封信的“真迹照片”寄给黄兴等人，以在革命党内部制造猜疑和纠纷。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因而更加复杂化了。

二　共进会

共进会是为联络会党而建立的组织。同盟会成立时，没有建立专门的联络会党的机构。1906年，孙毓筠任庶务，对同盟会本部进行过一次改组，于执行部内特设调查科，“多设调查员，以结纳豪杰”⁽⁴⁰⁾，由谢奉琦任书记。1907年4月，黄兴离日，刘揆一继任庶务，约集各省同志谈话，计议对同盟会本部再一次进行改组。特设联络部，专门联络各省会党。以吕志伊为部长，张百祥为副部长，焦达峰为调查部（科）长。约定五天后开会。及期，吕志伊不到，会议因而流产。散会途中，张百祥与邓文辉、彭汉遗等商量，决定另行结合。他们认为，会党脑筋简单，必须在同盟会之外另设小团体，委用熟悉会党情形的人，否则不易收效。

这以后，由于内部矛盾加剧，东京同盟会本部日益涣散。四川同盟会员吴永珊等邀集各省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负责人员，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联席会议。其时，国内许多会党分子逃亡来日，吴永珊、焦达峰等研究，建议趁各省会党都有人在日本，把全国会党通通联合起来。焦达峰（1886—1911），字鞠荪，号大鹏，湖南浏阳人。少年时即精于技击，后入浏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毕业后回乡，由姜守旦介绍，加入哥老会。1904年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游学预备科。1905年留学日本，肄业于东亚铁道学校。1906年回国，萍、浏、醴起义时在李金奇部下当联络参谋。1907年再次留学日本，入东斌步兵学校学习军事。当时，他和同学张百祥等都对孙中山一意在南方边境地区发动起义、放松会党工作不满，因此，便和吴永珊等发起联合会党的工作。

经过焦达峰、张百祥、邓文辉、刘公、吴永珊等两个多月的奔走，各地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在日本的首领及部分同盟会员于1907年8月在东京集议，成立共进会。到会近百人，推张百祥为总理。张百祥（1879—1914），四川广安人，喜拳棒，好结客任侠，打抱不平，是川陕一带会党组织孝义会的头目，被称为双刀子张邕。1905年东渡日本，次年入东斌学校。他在下川东一带拥有相当多的会党群众，资格最高，各地码头最熟，因此受到大家的推举。共进会下设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财政、党务、文牍各部。会址初设于居正、罗杰寓所，后设于青山麻布区，署名华群舍。

最初，共进会的活动不多，和同盟会分道扬镳的趋势也并不明显。1908年5月，同盟会在云南河口起义，共进会的居正、孙武都曾赶去参加；起义失败之后，分道扬镳的趋势就明朗化了。这一年夏天，黄兴、谭人凤自安南回到东京。黄兴曾问焦达峰：“何故立异？”焦回答：“同盟会举止舒缓，以是赴急，非敢异也。”黄兴又问：“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达峰笑着回答说：“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⁴¹⁾谭人凤则以为共进会模仿会党，“反文明而野蛮”，尤力持不可。但焦等意志坚决，“卒印刷章程条例，奋励进行”⁽⁴²⁾。

共进会草拟过两份宣言，一文言，一白话。文言宣言偏重于宣扬反对满清贵族的民族主义思想，号召“四万万黄帝子孙”奋起为祖宗雪仇。它说：“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今日之事，无论男女老少，不问士农工商，以迄江湖卖技之流，军旅荷戈之士，皆宜负弩前驱，灭此朝食。”⁽⁴³⁾白话宣言专为针对会党宣传需要而作，除上述思想外，还阐述了挽救危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它尖锐地指斥清政府投降洋人：“况且他到如今，朝纲紊乱，只有奉承洋人，作洋人的奴隶，拿我们给洋人做三层奴隶，又把我们的土地，今天割一块来送这个，明天割一块来送那个。老百姓和洋人闹起事来，他不但不替百姓讲一句公道话，倒要替洋人杀些百姓出气，动不动又讲要赔款多少，铁路也送给洋人，矿山也送给洋人，税关也送给洋人。你看近来各项东西，都越过越贵，过活又一天难似一天，不是一些财产都被洋人搬穷了吗？这满人他只顾请洋人来保住他做皇帝，那管得汉人的死活！”

宣言表示，“若不早点把满人打开”，“满人”就会把我们的中国和盘托给洋人。它号召人们，“拚命去杀那满鞑子”，至于洋人的事，待下一步再办。宣言认为，只要中国整顿好了，洋人也就不敢欺凌我们了⁽⁴⁴⁾。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各民族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当满族统治者执行媚外卖国政策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宣言所表现的思想正反映了这一点。

同盟会的纲领是三民主义。在这两个宣言里，恰恰既没有民权主义，又没有民生主义。不仅如此，共进会还把同盟会誓约里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这一改动的倡议者主要是孙武。

孙武（1879—1939），原名葆仁，字尧卿，湖北夏口人。祖父曾任清军提督，父亲曾任清水师营管带。1897年，孙武肄业于湖北武备学堂。自立军起事时，被举为岳州司令。1904年加入科学补习所，后又加入日知会。日知会被破坏后逃亡东北，继又转赴东京，参加共进会，任军务部长。他在辛亥革命后曾自述：“同盟会是平均地权，兄弟恐吾国人民智识程度太低，一时做不到，特改为平均人权，共进一切。”⁽⁴⁵⁾除孙武之外，其他人也曾有过解释。一种说法是，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均，所以要“平均人权”⁽⁴⁶⁾；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人除视官僚为上品外，士农工商都有地位，独视会党为下品，主张革命成功后，各界一律平等相待⁽⁴⁷⁾。人权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出的口号，共进会领导人在使用这一口号时所赋予的内容仅仅是反对满族压迫和提高会党的社会地位，这显然是过于狭隘也过于肤浅了。

共进会的发起人不少出身于大地主阶级。孙武自称“家富巨万”⁽⁴⁸⁾。刘公家号称刘百万⁽⁴⁹⁾，是襄阳三大富室之一。这种变动，显然也反映了阶级的局限。关于这个问题，田桐曾说：“盖当时社会主义，会员中有怀疑者。”⁽⁵⁰⁾田桐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模仿会党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共进会订立“中华山”、“兴汉水”、“光复堂”、“报国香”等名目，每字各系一诗。其中，共进会的单纯种族主义思想又有所发展。如《光复堂诗》：“堂上家家气象新，敬宗养老勉为人，维新守旧原无二，要把恩仇认得真。”⁽⁵¹⁾就是说，只要你反清，管你维新也好，守旧也好，都可以不加区分。

共进会突出反满问题，它企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了中国南方的不少会党，有利于革命运动的高涨。但是，它抛弃“平均地权”的纲领，导致了革命水平的降低；忽视“维新”、“守旧”的区别，则隐伏着后来和守旧派合流的危机。

共进会第一任总理张百祥任职不久，就匆匆回国。继任者为邓文辉。在此期间，孙武等制订三等九级军制，确定了旗式：红底黑心，轮角，外加十八黄星，表示黄帝子孙、十八省人民铁血主义的精神。同时共同推定各省都督：广东为聂荆，广西为刘玉山，江西为邓文辉，湖南为焦达峰，湖北为刘公，四川为何其义，安徽为孙竹丹，江苏为傅亦僧，河南为罗杰。同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共进会在东京开会讨论，决定加强运动会党和军队的工作。会后，孙武、焦达峰等陆续回国，共进会的活动舞台逐渐移向国内。

三　后期光复会

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因陶成章去南洋募捐而进一步加剧。

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宣称“欲使南洋各处团体互相联络，以成统一”⁽⁵²⁾，委胡汉民为支部长，下辖南洋各分会。南洋支部实际上成为与东京本部并峙的中心。

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在经济上遭遇到极大困难。在南洋，因参加河口起义被逐出的人员达六七百，要安排他们的生计。南洋革命党人为此焦头烂额，孙中山自己也常常陷入衣食不周的窘境。在东京，《民报》经费支绌，章炳麟穷得并日而食，有时就靠啃几块麦饼过日子。

为了维持《民报》出版和筹措在江、浙等五省活动的经费，同年9月，陶成章改名唐继高，带着章炳麟所印《民报》股票数百张赴南洋筹款。到达新加坡后，住在《中兴日报》馆，撰文参加和《南洋总汇新报》的论战。同时向孙中山要求拨款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并要求增加股款及维持费。孙中山和章炳麟不和，对章把《民报》办成“佛报”不感兴趣；陶成章支持章炳麟，孙中山对他南来活动也有戒心。因而，没有积极支持。最初，孙中山曾将自己的手表等物交陶成章变卖，其后，陶成章要求为他筹款五万元，孙中山即“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⁵³⁾。陶要求孙中山写信介绍他到各地筹款，孙中山应允了。

在光复会并入同盟会的过程中，陶成章的行动本来就是迟缓的。直到1907年1月4日，他才成为同盟会员。这时，更对孙中山产生了疑忌，便决计“独自经营”。他和在槟港当教员的原华兴会会员李燮和计议，印刷光复会盟书，准备在南洋大量发展会员。11月，陶成章至缅甸仰光，在《光华日报》发表记述秋瑾、徐锡麟起义的《浙案纪略》，以为宣传，同时，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布置决行团为名筹饷。发票正面加盖的是“浙江同盟分会”印；背面，陶成章声明：“光复会由来已久”，内地“更改为难”⁽⁵⁴⁾，为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埋下了伏笔。

12月6日，陶成章带着孙中山的介绍函到槟榔屿筹款，不很顺利，该地华侨仅认捐三百元；到坝罗，亦仅认捐三百数十元。陶成章怀疑孙中山在暗中捣鬼，开始攻击孙中山。其后，陶成章准备向各地收款，再次向孙中山索取介绍函，孙中山没有给。因此，陶成章便去到爪哇泗水，在浙人王文庆等的支持下，成立光复会，和同盟会南洋支部对立。

泗水光复会成立后，各地分会陆续成立。新加坡参加者有许雪湫，文岛有李燮和及侨商曾连庆等。由于许雪湫等在黄冈起义失败后群居南洋，对孙中山及其左右采取的善后措施颇多非议，便大力支持陶成章，因此，南洋光复会中以潮州、嘉应人为多。

1909年5月，陶成章在文岛等地散布流言，声称孙中山将各处同志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河口起义所用不过千余元等等。9月，陶成章去到槟港，纠合李燮和等五六人，以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谎骗营私”，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三种十二项，并提出善后办法九条，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同时要求废除南洋支部章程，另订新章，使南洋各同盟会分会直属东京总会。《民报》已于1908年10月被日本政府封禁，《罪状》要求重开《民报》机关，附设旬报，凡《中兴报》发行的地方，该报都要“踪寻之而往”。《罪状》并诬蔑孙中山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贮款二十万，孙眉在九龙起造屋宇，孙中山汇款助建云云。陶成章还带着这份罪状赶赴东京，找到黄兴，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

《孙文罪状》纯系不实之词。它得到了章炳麟和江、浙少数人的支持，但却遭到了黄兴等的坚决拒绝。黄兴、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条为孙中山辩解。因此，黄兴也遭到陶成章的攻击。随后，在爪哇的陈威涛将《孙文罪状》印刷百余份，邮寄中外各报，将对孙中山的攻击公之于世。

当时，黄兴、汪精卫正在东京筹备续出《民报》。陶成章认为它只能为孙中山“虚张声势”⁽⁵⁵⁾，非先革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不能办报。这一要求也遭到了黄兴的拒绝。陶成章便运动章炳麟刊印传单《伪〈民报〉检举状》，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传单说：“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伸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诸君若为孙氏一家计，助以余资，增其富厚可也；若为中国计者，何苦掷劳苦之余财，以盈饕餮穷奇之欲！”11月6日，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新报》发表了这份传单。11日、27日、29日，又分三天连载了《孙文罪状》，借机攻击说：“自革命邪说流毒南洋以来，一般之劳动社会，几于尽为所惑，诚足为风俗人心之大害。兹特将此传单录出，欲使华侨知革党之内容如是如是，则已入迷途者宜急早回头，将入而未入者更宜视之若浼。大之为国家培无限之正气，小之为华侨惜有限之资财。”⁽⁵⁶⁾与陶成章、章炳麟相呼应，在法国的张继则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⁵⁷⁾。

当陶成章、章炳麟大肆攻击之际，孙中山正在伦敦。10月22日，他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同盟会员王子匡，指出这是革命前途的大不幸，对于联络华侨“大有阻碍”⁽⁵⁸⁾。同时，又致函主办《新世纪》的吴稚晖，要求吴为长文一篇，为公道之评判。

陶、章对孙中山的无理攻击激起了革命党人的义愤。东京方面，黄兴等决定不和章炳麟计较，只在即将续刊的《民报》上登一启事，宣布章为“神经症”之人。他要孙中山“海量涵之”，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⁵⁹⁾。为了给孙中山赴美活动扫除障碍，黄兴又发函美洲，指出有人从东京发函攻击孙中山，“用心险毒，殊为可愤”，要求美洲同志乘孙中山到美机会，同心协力，共谋团体进步⁽⁶⁰⁾。安南方面，中国革命党人发表《河内公函》，详述发动云南、广西起义的情况，针对陶成章的诽谤，一一予以驳斥。南洋方面，革命党人焚毁了陶、章散发的印刷品，并派人调查，发现孙中山在九龙的家除几间旧房外，别无所有；孙眉自己盖了草房子在那里种地。于是，将调查实情公布，真相大白。

由于双方日益对立，加上刘师培通敌叛变所造成的复杂情况，东京的革命党人未经冷静分析即公布了章炳麟致刘师培、何震六函，指责章炳麟为端方的侦探。11月下旬，《中国日报》发表《章炳麟与刘光汉之关系历史》及《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二文，指责章炳麟为“两截人物”，是“中国革命党之罪人”，“东京《民报》之罪人”。12月，孙中山得悉保皇派报纸发表了章炳麟的《伪〈民报〉检举状》，认为章炳麟“破坏党事，已不留余地”，要求吴稚晖将刘师培“发露太炎同谋通奸之笔迹照片”寄给他⁽⁶¹⁾。同月21日，吴稚晖在信中向孙中山表示，要将章炳麟的“行为心术，详为发覆”⁽⁶²⁾。在此前后，新加坡《中兴日报》、香港《公益报》、巴黎《新世纪》、美国《少年中国晨报》先后发表了章炳麟致刘师培、何震的几封信和其他答辩文章。这样，关系就无可挽回地恶化了。

陶成章初到东京时就对章炳麟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⁶³⁾章炳麟表示同意。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成立于东京。章炳麟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在南洋设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李燮和、沈钧业、魏兰为办事人员。3月10日，章炳麟、陶成章在东京发刊《教育今语杂志》，宣称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教育为宗旨”⁽⁶⁴⁾。

后期光复会反对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路线，讥为“东放一把火，西散一盘沙”，说是“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国人之干涉，后事益难着手矣”⁽⁶⁵⁾。它提倡经商以积聚款项，又提倡教育和暗杀，声称“专主个人运动，以教育为根本”⁽⁶⁶⁾，“实事求是，以图渐进”⁽⁶⁷⁾。陶成章甚至想入非非，计划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惑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一网打尽。这一时期，他虽然还怀着“排满”的总目的，但在进行方针上，却已经和改良派相差无几了。

1911年初，陶成章因感到在东京“实在难以过日”⁽⁶⁸⁾，写信给李燮和，表示愿到南洋找一个寺院寄居，多著几部历史、地理教科书。4月，陶成章重到爪哇泗水。

与陶成章等重建光复会的同时，孙中山也在着手改组同盟会。1909年冬，他在到达美国后复函张继，声称：“所云重新组织团体，弟在南洋已自行之，是以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又说：“（东京）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自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⁶⁹⁾1910年2月，他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改十六字纲领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盟书中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也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同年秋，孙中山抵达槟榔屿，通知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一律照改⁽⁷⁰⁾。1911年春，美洲《少年中国晨报》发表《中华革命党三民主义》一文，将这一变动公之于世，声称：“中华革命党总机关虽设在外洋，而党事之发达尤以内地各省为最盛。”⁽⁷¹⁾但是，同盟会已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始终没有传播开来。

光复、同盟两会之间的矛盾纠缠最久，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它严重地损害了革命党人的威信，分散和瓦解了革命的力量。

第二节　革命党人在安徽、广东、四川再次发动的起义

一　安庆熊成基之役

浙江各会党在秋瑾、徐锡麟之役后受到严重的破坏，其中，尤以张恭的龙华会为甚。

1907年冬，陶成章、张恭等企图重新组织龙华会⁽⁷²⁾，将“各教务会”联合起来。次年春、夏间，陶成章、张恭、沈英等倡议，在杭州集会，将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江苏五省会党打成一团，定名为革命协会。

拟就的革命协会章程保留了传统的会党色彩。山，定名为一统龙华山；堂，定名为汉族同登普渡堂。它以“岳爷爷”为崇拜的偶像，宣称要收回“大明江山”，所有新设官职均“取法于大明大唐”。但是，在若干方面，它又表现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政治上，它不仅指斥清政府“借着宪法二字，用出种种的苛法来压制我们”，而且从根本上反对一切立宪。章程说：“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陶成章、张恭等设想，革命成功之后，“暂时设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在经济上，它要求“土地公有”，“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⁷³⁾。

在革命协会筹备过程中，清政府调集沿江各省新军于安徽太湖县境举行秋操，江苏、安徽的革命党人即准备乘机起义。11月14、15（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两日，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张恭邀约安徽熊成基、浙江陈其美，褚辅成等协同大举⁽⁷⁴⁾。

首先发难的是熊成基。

熊成基（1887—1910）字味根，江苏扬州人，光复会员。青年时期即仰慕岳飞、史可法的为人。1904年考入安徽武备学堂练军班当学兵，结识倪映典、范传甲、柏文蔚等，参加岳王会。次年，去南京入新军某营为副目，后入江南炮兵速成学堂，毕业后任第九镇炮兵排长。1907年调回安庆，先在马营，后在炮营左队任队官。同年，倪映典策划于夏历除夕起义，被端方发觉，潜逃南下，熊成基被继推为岳王会的主持人。

熊成基提倡“政治革命”，他曾在士兵中鼓吹过“彰人道、均贫富”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欢迎，“故乐从者多”⁽⁷⁵⁾。

11月19日（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范传甲、薛哲等聚会于杨氏试馆，决定以熊成基掌握的炮营、马营攻城，而以驻扎城内的薛哲的步营和范传甲的辎重队为内应，于当晚十时发动。熊成基被推为总司令。预定于破城之后，“再行推举总统”⁽⁷⁶⁾，要求各国承认。然后赶赴太湖，控制秋操清军，攻夺南京，以为根据地，进军北京。

届时，炮队按计划发动，管带陈昌镛出面阻拦，被砍毙；马营亦于发动时砍伤管带李玉春。两营同时举火为号。会合后，驰赴菱湖嘴子弹库，范传甲胞弟范传国开门迎接。起义军取得了弹药后，即合力攻城。

安徽巡抚朱家宝本已前往太湖，听到安庆不稳的消息后，于19日午匆匆驰归。当晚，协统余大鸿拿获陆兵两名，获悉起义计划。朱家宝一面发电向端方乞援，一面调兵防城。这样，在城内准备响应的薛哲、范传甲的处境就困难了。

薛哲的任务是打开北门，迎接义军。当他率领百余人向北门冲突时，发现有巡防营防守，临事畏惧，不敢发动。范传甲则因被官长监视，所部辎重队有枪无弹，无法冲出。

城内接应失败，城外起义军围攻一日夜，不能得手。原已表示归附的江上兵舰又受朱家宝胁迫，炮击起义军。起义军不得已，于20日下午四时向集贤关方向退却。

同日下午，范传甲听说城外战死七十余人，大哭不止，不愿独生。当即谋刺清军协统余大鸿，不幸被捕。虽受到酷刑，仍痛骂不屈。21日午临刑前，且走且呼：“我是汉族无用的人，致此次革命未得成功。愿我同胞共同杀贼，勿因我之未成而气馁也！”直到刀砍到脖颈的时候，呼声才停，而身子还挺直地站着。

此后，薛哲亦遇害。各标牺牲者三百人以上。

熊成基撤离安庆后，率军经集贤关、桐城，向庐州进军，拟联络皖北凤阳、颖州一带会党，进窥中原。途中，曾力战击溃清军追兵。抵达庐州时，所剩已不满百人，只得宣告解散。

安庆之役失败后，张恭等继续进行。当时，浙江各地会党代表竺绍康、王金发等均已齐集上海开会，拟在衢州、嘉兴等地发动。光复会会员尹锐志、尹维峻姐妹并变卖家产以充军费。但不料内奸刘师培这时自东京回到上海，探得了起义计划，密报端方。12月17日，张恭被捕⁽⁷⁷⁾。浙江起义计划因之流产，原拟组织的革命协会也因之未能成立。

1909年初，熊成基潜赴日本，加入同盟会。同年9月，化名张建勋，回到东北长春，寄住臧冠三家，企图将所获日本秘密图籍售与俄国，以充革命经费。后移居哈尔滨。1910年1月，清廷考察海军大臣载洵和萨镇冰过哈，臧冠三贪利告密，诬指熊成基谋炸载洵。同月30日，熊成基被捕。次日，解赴长春。狱中，熊自书供词，声言：“我今日早死一日，我们自由之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⁷⁸⁾2月27日，慷慨就义。临刑前，发表演说称：“今生已矣。我死，愿中国之富强日进一日，庶几瞑矣。”⁽⁷⁹⁾

二　广州保亚会之役

光绪帝和西太后之死也使南方的革命党人感到振奋，赵声、朱执信、邹鲁等在广州计议乘机起义。因赵声已受粤督张人骏怀疑，标统职务被解除，无法发动新军；朱执信所联络的农村会党又一时难以集合；议定以邹鲁所掌握的巡防营为主举事。

当时，在巡防营中，有谭馥组织的保亚会。

谭馥，字文炳，湖南湘乡人，会党分子，曾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粤，入巡防营。营中士兵多哥老会员，谭馥仿照唐才常富有票办法，散发保亚会票以资联络。规定散票五十张作为排长，月薪四十两；散票一百五十张，作为队官，月薪八十两；散票五百张，作为管带，月薪五百两以上。1908年12月7日，先锋卫队伙伕严国丰所持保亚票遗失一张，被李准亲兵所获。严讯后知为谭馥所发，连夜派兵捕拿。结果，同志葛谦被捕，谭馥由后门逃出，立即至清源巷总机关报告，邹鲁因之脱险。

葛谦被捕后，始终拒绝透露起义部署。清吏再三刑讯，只说：“我的同党，我断不供。我已拼一死，愿快死为乐。”李准见他年轻，想诱引他，问道：“生汝何以自处？”葛谦答道：“革命！”1909年1月4日，葛谦就义。谭馥逃至湖南郴州，次年被捕解粤，被刑讯数十次，不供一人一事，在1910年新军起义前夕被害。

三　四川广安、嘉定、黔江之役

通过隆昌会议，四川革命党人总结了经验教训。会后，佘英、熊克武启程赴日，向同盟会本部报告四川起义经过和购械计划，总部派吴永珊、李肇甫等负责经办，通过宫崎寅藏买到大小手枪三十余枝，子弹两千余发。

枪械到手，四川革命党人考虑到川北广安一带同志多，孝义会势力大，决定于1909年3月12日在该地发动。一路由佘英召集会党四百人，先期在东门外河街集合；另派数十人潜伏城内，合攻保安营，夺取枪弹；另一路由熊克武指挥，攻打知州衙门。

革命党人重视利用会党力量，但对他们缺乏教育。届时，会党多人围住佘英，索要每天应发的四百文饷钱，引起警察注意，未能行动。熊克武率队直扑州署，无人，转攻保安营，也无人。正在此时，清吏击鼓传集救兵，熊克武因人少力薄，冲杀出城，经南充转往成都。

1910年，再次在川南发动嘉定之役。2月2日，税钟麟、秦炳、程德藩等数百人分路夺取嘉定童家场等处团练局枪弹，在新场集合起义。次日，因嘉定清兵已有戒备，改赴屏山，企图进攻叙府。进至嘉定宋家村时，为清兵追及，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英勇厮杀，但因腹背受敌，乃向屏山撤退。中途又和清军发生战斗，至天黑时突围四散。此役是四川历次起义中最壮烈的一次，起义军死难二百余人，程德藩、佘英等被俘，并被分别解送犍为、宜宾等地杀害。

临刑前，程德藩演说救国大义和革命道理，并朗吟诗句：“满腔热血归黄土，化作啼鹃唤国魂”，从容就义。

佘英在受审时，指着同时被捕的战友刘慎终说，“他是我家装水烟的雇工，抓他来干什么？”刘则抗辩说：“佘大爷，我是跟你搞革命的，怎么说是装水烟的？我活着和你在一起，死也要和你在一起！”⁽⁸⁰⁾为了救出佘英，同盟会员廖宗纶等曾率众在黑夜中攻入刑场，抢到“佘英”，疾负出城，但所救出的并非真是佘英。清兵随即追到，廖宗纶亦被擒杀。佘英刻苦耐劳，忠于革命，和劳动群众拥有广泛联系。他的牺牲，是四川革命党人的重大损失。

其后，又有黔江之役。

黔江地处川东，与湖北接壤。同盟会员程昌祺曾在该县八面山组织铁血英雄会，邀集温朝钟等参加，邻邑彭水、咸丰等地入会者万余人。1910年12月，温朝钟等二百人于彭水凤凰山割辫起义。次年初，准备进攻黔江，清县令弃城请援。1911年1月7日，起义军入城。不久，酉阳知州杨兆霖率兵来攻，起义军战败，转入湖北咸丰县境。清政府派四川、湖北，湖南、贵州四省军队围剿。当时，起义军仅余三十人。温朝钟登阜向清军演说，中弹牺牲。清军争功，肢解了温朝钟的遗体。

革命党人在其他省份的起义大多局限于个别地区，而四川革命党人的起义则辗转于川中、川北、川南、川东各地，它显示了四川会党反清势力的深厚，预示四川人民的斗争将以更大的规模展开。

四　广州新军之役

保亚会之役失败后，倪映典、朱执信等人继续在新军中做艰苦的发动工作。

倪映典（1885—1910）字炳章，安徽合肥人，岳王会会员。与熊成基先后同学于安徽武备学堂和江南炮兵速成学堂，后任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1908年在安徽任炮兵管带，曾与熊成基计划在安庆运动军队起义，旋因避端方购捕，南下广州，任新军炮兵排长。当时，广州新军中有一种演说历史故事的集会，名为“讲古仔”。倪映典就利用这一形式讲述岳飞、韩世忠、满清入关、扬州十日等史事。倪刻苦耐劳而又长于鼓动，“言至愤际，拍案几烂”⁽⁸¹⁾。同时，朱执信也常只身潜入新军串连。他背后拖着一条大辫子，穿着父亲遗留下来的服装，宽袍大袖，招摇过市，无人怀疑其为革命党。他便以此为掩护，通过张醁村、姚雨平等在广东陆军中学、小学、讲武堂等处发展了不少同盟会员。

1909年5月，孙中山离开南洋赴欧洲，将南洋党务委托给胡汉民，将军事策划委托给黄兴。其后，胡汉民赴港，嘱邹鲁等在广州军界中策动起事。同年夏，倪映典、朱执信等在白云山集会，举定干事，分头运动，并于天官里寄园五号设立机关。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广州新军加盟人数已达三千余人。

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以胡汉民为支部长，倪映典为运动新军总主任。同时派姚雨平、张醁村运动广州附近的巡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运动番禺、南海、顺德一带的会党。1909年1月，倪映典到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新军起义条件已经成熟，要求订于夏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发难。南方支部电告远在美国的孙中山，要求筹汇二万元应急，同时电邀黄兴、谭人凤、赵声等来港主持。不久，孙中山复电，表示款可筹足，并嘱进行勿馁。黄兴、赵声等亦相继抵港。当时，孙武亦来港。孙表示，湖北已有共进会，如广东起义，湖北一定响应。此后，同盟会员、香港商人李海云捐献存款二万元，经费问题顺利解决。

正在弦满待发之际，一标三营队官罗嗣广查获士兵参加同盟会的证书，粤督袁树勋下令于2月8日将协司令部及各标、营子弹十五万发暗运入城。次日，又发生了意外事件。

2月9日为夏历除夕。下午五时，二标士兵吴英元等因取订刻名戳，与城隍庙绣文斋书店发生争执。警察出面干涉，士兵不服。于是发生互殴。警察逮捕士兵一人，另一人逃回报讯。新军百数十人持械入城，包围巡警一局，索回被捕士兵。当日夜，倪映典急至香港报告。黄兴、赵声、胡汉民等计议终宵，决定提前至2月15日（正月初六）起义。

次日元旦，二标士兵数百人又执械入城，遇警兵即打，捣毁警局数处。袁树勋闻变，下令弹压。同日，协统张哲培等率宪兵到二标。一面召集土兵训话；一面命令队官卸去枪机，连同子弹一起运入城内。并传令各标，初二不准放假，初三阅操。同日夜，倪映典赶回广州，见到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决定起事。11日（初二）晨，一标士兵得悉不准放假，全体大哗，夺门而出。后又传言宪兵攻营，纷纷闯入军械房，取械出防。下午，新军学兵营管带黄士龙在入城时被守城旗兵射伤，新军更为愤激。倪映典、谭瀛、黄洪昆等乘机鼓动士兵争往协司令部、讲武堂及各营夺取枪械子弹⁽⁸²⁾。倪映典并表示：“此等机会，虽有钱亦买不来”，“只管放心放手做事，香港即时就有接济”⁽⁸³⁾。12日（初三）晨，倪映典进入炮、工、辎营，全军欢呼。八时，管带齐汝汉演说，要士兵勿受诱惑。倪映典连击三枪，齐倒地。另一队长也被倪击毙。其他两个队长惊惧自杀。于是，倪映典宣布起义，被推为司令，率军进至沙河，共约千余人。

同日晨，李准、吴宗禹率防营二千余人向起义军进攻，在牛王庙一带布防。倪映典身穿蓝袍，手持红旗，驰骤往来。进至横枝冈，被吴部管带李景濂以磋商反正条件为名诱入营中。李为同盟会员，倪映典不疑有他，在出营时被乱枪击毙⁽⁸⁴⁾。倪映典牺牲后，起义军勇猛前进，激战一时许，牺牲百余人。因子弹年前即已被缴，起义时每人只分得七粒，迅速打光，不得已向燕塘退却。当夜，一标步营起火。起义军以声东击西之法向吴军直扑，但被击败。

13日（初四），新军退守白云山一带，清军四出搜剿，起义军被俘百余人。另百余人在乡民掩护下，逃亡香港。

当新军起事时，城内宜安里等机关曾纵火响应，旋被扑灭。附城大塘、乐从各乡会党原拟同时发动，因事起仓卒，新军已败，不得不暂停进行。此后，广州新军即处于清吏的严密监视和不断摧残中。

五　广州“三二九”之役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时，孙中山正在美国。1910年2月，他在旧金山发表演说，认为满清政府已成“破屋漏舟”，号召人们克服畏难心理，“速立志以实行革命”⁽⁸⁵⁾。同年3月，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于洛杉矶长堤城和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布斯（C．B．Boothe）进行会谈，委托布斯为海外财务代办，企图通过他向美东财团接洽，拟借款三百五十万美元。与此同时，他连续函电黄兴，提议在广东再次筹备起义。5月13日，黄兴复函孙中山，主张“俟大款得手，先刺杀李准一人”，然后发动军队，占领广州⁽⁸⁶⁾。

同月末，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准备东返，就近领导国内起义。6月10日，行经日本时，曾秘密潜往东京，会见黄兴、赵声和各省在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告以和荷马李、布斯商谈的结果。孙中山认为时机未熟，建议暂缓举行全面起义，推迟到本年冬天。孙中山此次到日本，一上岸就被警察发现，随后，清政府驻日公使又提出交涉，日本政府只允许孙中山作短暂停留。24日，孙中山离开东京经香港前往南洋。

抵达南洋后，孙中山多次致函荷马李和布斯，声言在广州的革命力量比以往更为壮大，决定首先攻取该地。他要求布斯先垫付五万美元，并说：“我们全部的希望均集中于美国计划。”但是，布斯迟迟没有回音。于是孙中山不得不致函南洋各地党人，说明“机局大有可为”，“不可不乘时图大举”⁽⁸⁷⁾。他要求各地党人募集十万元作为经费。

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庇能）召开秘密会议，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和国内东南各省代表出席。会前，黄兴主动致电光复会的李燮和、王文庆、陈方度等人，建议“捐除意见，同任艰巨”⁽⁸⁸⁾，伸出了合作之手。在槟港的光复会员们也逐渐感到了分裂的危害，因此，接受邀请，推李燮和参加会议。长期矛盾的两会关系出现了转机。

由于多次起义的失败，革命党人中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气氛。槟榔屿会议还没有正式召开的时候，孙中山即以自己的经历鼓舞他们，说明失败不足馁，国内革命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他并且表示，“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吾当力任设法”⁽⁸⁹⁾。会上，孙中山又继续为大家鼓劲，必须“为破釜沉舟之谋”，“举全力以经营”⁽⁹⁰⁾。会议决定在广州起义，以新军为主干，同时联络防营和会党。先定款项十万元，即席捐得八千元。由于广州新军当时有械无弹，会议又决定选择青年革命志士五百人为选锋（后增加至八百人），先于城内发难，然后打开城门迎接新军。会议设想占领广州后，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会师长江。

会后，孙中山派赵声往香港联络广州新军；派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分赴南洋各埠募款。由于孙中山被各地殖民当局禁止入境，他自己只能在槟榔屿活动。12月，南洋英殖民当局又以“恐于地方治安有碍”为名限令他出境，孙中山便于当月6日离开槟榔屿。1月19日，孙中山抵达美国。在他的影响下，各地华侨积极认捐，维多利、都朗度、满地可各致公堂甚至将楼房向银行抵押，借款相助。

按槟榔屿会议计划，南洋英属、荷属殖民地各募捐五万元，暹罗、安南三万元。但英属殖民地方面，进展缓慢，华侨巨商大都表现吝啬。经过黄兴、邓泽如等多方奔走，首先得到了华侨工人、店伙、小商人的积极支持，随即出现了踊跃认捐的局面。郑螺生并向黄兴保证，旧历年前一定如数汇到香港，决不愆期。

其后，南洋荷属殖民地捐得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属殖民地捐得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美洲捐得七万七千余元。以美洲成绩最好。

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月底，成立统筹部，统揽一切计划，黄兴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下设：

调度处，运动新旧军界，以姚雨平为长。

储备课，购买和运送枪械，以胡毅生为长。

交通课，联络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省，以赵声为长。

秘书课，掌管文件，以胡汉民为长。

编辑课，草定制度，以陈炯明为长。

出纳课，掌管财政收支，以李海云为长。

总务课，司理一切杂务，以洪承点为长。

调查课，调查敌方情形，以罗织扬为长。

统筹部设于跑马地三十五号，另于百花街设实行部，专门制造起义时所用炸弹，并准备暗杀用具，由方声洞等负责。

2月4日，谭人凤应黄兴邀至香港。他认为两湖地处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清廷，提醒黄兴注意两湖。次日，谭人凤带着黄兴拨付的两千元乘轮北行，由上海而武昌，而长沙，一路联系宋教仁、郑赞丞、居正、孙武等，要求各地届时响应。黄兴又通过方君瑛等联络了在广西的同盟会员方声涛等人。李燮和、陈方度、胡国梁、柳聘农等光复会员也陆续到港，向统筹部报到。

总机关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三十八处。4月3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开发难会议于总机关部。议决以4月13日为期，分十路进攻，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选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入旗界要地，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

同日，发生温生才刺杀孚琦事件；吴镜自香港运炸弹至广州时，又不幸被捕。清吏因之加强了警戒，侦探四出，防范严密。同时，在日本启运的一批枪械，又被周来苏惊惶失措地丢在海里。因此，不得不改变起义计划。

这以后，广州街头有时出现一些喜庆花轿和搬运嫁妆、礼品的人们；有时又出现一些抬着沉重头发包和颜料罐头的“苦力”行列；革命党人的枪械就密藏在里边，以各种巧妙的办法从香港运到广州，又分散到各个机关。

23日，黄兴离港赴广州。行前，分别写信给邓泽如和李源水，向捐款的爱国侨胞们报告：“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两书均盖用“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之使者”及“灭此朝食”二印⁽⁹¹⁾，表现了坚强的决心。

到广州后，黄兴住小东营五号机关部。其时，广州同志原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公议延缓一日，订于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起义。

由于在南洋筹款时早已走漏了风声，清政府电令粤吏严防。25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营二营入城，以其中三哨驻守观音山高地。这一突然发生的情况使胡毅生、陈炯明产生疑惧，提议改期。赵声在广州的代表宋玉琳也赞同他们的意见。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五百枝以上。黄兴见各部如此，非常痛心，认为改期无异解散，决心个人去死拼李准，以此答谢海外捐款侨胞。他命令各部迅速解散退港，以避搜捕；同时保存已到枪支，以便后来举事。喻培伦、林文反对黄兴这些应变主张，他们认为清方巡警局的命令已下，即将按户搜索，不但不能缓期，而且必须速发，方可自救。喻培伦尤为激烈，主张非干不可，即使一个人也干。他曾因试制炸药损伤一臂，激愤地说：“你们四体俱全，难道还不如我这残废人吗？”⁽⁹²⁾在喻、林二人激励下，黄兴决定集合三四十人冒险攻击督署。

临战的日子近了，不少革命党人怀着必死的决心写下了遗书。林觉民在到广州前曾回家一行，本拟将有关情况告诉妻子，但因妻子已有身孕，怕她悲伤，终于没有启口。他在写给妻子的绝笔书中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⁹³⁾方声洞是个极其热情的革命者，他和他的哥哥方声涛以及一姊两嫂都是同盟会员，又亲自介绍妻子入会。到广州前，他在日本预先写好十几封家信，嘱咐妻子在他走后陆续填上日期，寄发回家，以免双亲悬念。25日，他写了给父亲的绝笔书。书中说：“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他在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爱国思想：“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⁹⁴⁾这些信件，对亲属、家人娓娓而谈，发自肺腑，从至情中表现了革命党人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而勇于捐躯的崇高精神，不仅流传一时，也将流传后世，成为中华民族的珍贵精神财富。

4月26日，李准自顺德调心腹吴宗禹所统巡防营三营进城。但其中有哨官温带雄等热心革命。陈炯明因而又改变了主意，他和姚雨平一起向黄兴陈述：李准新调三营内多革命同志，起义有成功把握。随后，黄兴等于小东营集议。林文称：“余辈求杀敌耳，革命党之血，可以灌溉于无穷，事之成败无足深计。”⁽⁹⁵⁾黄兴也表示：“展期则须避出，重入险地，乃至不易，谋之期年，全党属望，迁延退却，实无以对天下人。”⁽⁹⁶⁾他觉得既有这三营反正，外有新军，内有巡警教练所学生二百余人，起义可以成功。于是，决定按期进行。下午，黄兴电告赵声：“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要香港同志赶来起义。

当夜，研究了进行方法。由于情况变化，黄兴将原订七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部由小东营进攻督署；姚雨平率部攻小北门，占飞来庙，接应巡防营和新军入城；陈炯明率八十人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二十余人守大南门。预订27日下午五时半同时发动。

夜十时，香港方面接获黄兴密电。因三百余人不能于早班船同时赶到，发电要求推迟一天。陈炯明据此通知胡毅生，声称已经改期，但黄兴因部署已定，决定不再更改。

次日，小东营五号布置得好像办喜事的样子，广西、广东、湖南、四川以及华侨各部分同志打扮成贺喜的客人，陆续到来⁽⁹⁷⁾。下午四时，黄兴聚众演说。大意谓：鸦片战争以来，满洲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欺压老百姓，弄得中国暗无天日。如果不将这个腐败的政府推翻，亡国之祸即在目前。他认为，革命一定会成功，革命一成功，就要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人人有田种，就不再受外国人欺负和满清政府的压迫，大家都可自由幸福地生活了⁽⁹⁸⁾。在黄兴演说的激励下，群情鼓舞。当即发放枪械。正发放间，朱执信赶到，立即剪掉长衫下截加入。随后，谭人凤也自香港赶到，传达香港党人的意见，要求延缓一日。黄兴急得顿脚道：“老先生，毋乱我军心，我不拿人，人将拿我矣！”谭人凤要求加入作战，因他年已半百，华发满头，被黄兴所阻。

五时三十分，黄兴等乘坐肩舆，余人打扮成侍从⁽⁹⁹⁾，臂缠白巾为记，直扑督署。见到卫队，就说：“我辈为中国人吐气，汝等亦中国人，若赞成，请举手！”卫队不应，于是枪弹大发，黄兴手持两枪，连续射击。司号者吹起螺号。在螺号声中，数十人大噪而进。当即击毙卫队管带金振邦，冲入二门，和卫队互相对射。南洋机器工人杜凤书、黄鹤鸣等六人牺牲。不久，卫队弃枪请降。黄兴等冲入内进，分头搜索。与此同时，喻培伦等也从督署后门炸墙而入。

当黄兴等发起攻击之际，张鸣岐正在署中与司、道各员计议。听到警报后，匆忙穿后壁，转入李准的水师行台。黄兴等找不到张鸣岐，便放火出署。迎头碰上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突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一弹中脑，立刻倒地牺牲。刘元栋、林尹民等五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四十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大南门，接应防营。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奋勇当先，所向披靡，一直战到弹尽被捕。

往小北门的一路也很快就遭遇清军。徐维扬急将所部分为两队迎敌。一队由徐满凌率领，且战且走，和攻督署退下的李德山等相遇。最后退入源盛米店，以米袋作垒，顽强作战一日夜，击毙清军多名。张鸣岐无法，下令放火烧街。一时熊熊大火升起，徐满凌等跳墙突围。李德山以枪刀连杀数敌，不幸胸部中弹。他负伤力战，后与徐满凌等一起被捕。其他人由于被火网封住，大部牺牲。另一队徐维扬自率，在司后街与清军奋战。敌退保水师行台，徐维扬等绕路环攻。眼看即将胜利，敌部援军开到，不得已突围退却。其后，与李文甫等相遇。计划会攻飞来庙，夺取弹库，没有成功。徐维扬越山至三元里，后在高唐火车站被捕。

黄兴所率一路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台的巡防营相遇。为入城行动方便，温部当时没有缠白巾做记号。方声洞见无记号，又举械相向，便首发一枪，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丛射，方声洞牺牲。黄兴且战且前，用肩撞开一家洋货店的门板，从门隙内出双枪，左右射击，中七八人，防营退去。在混乱中，黄兴周围的人也都冲散。靠了店中伙计的帮助，黄兴易服改装，走出大南门，进入女同志徐宗汉所在的河南机关。第二天早晨，指血不断，派人出去购买止血药，路上遇到赵声，急忙引到徐处。黄、赵二人相见，抱头大哭，黄兴要渡河去与清吏拼命，被赵、徐等力劝而止。当夜，赵声发病，由人护送返港。4月30日，黄兴也在徐宗汉陪伴下易服返港。

起义前夕，曾通知惠州及附省各路会党于4月28日响应。届期，顺德会党数百人竖旗起事，夺占乐从团练分局。4月30日，攻入佛山。次日，李准率军进逼，会党不敌，退散。

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计划发难外，其他各部均未行动。新军子弹被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前逃出了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未出；赵声、宋教仁、胡汉民、吴永珊等乘轮赶到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

起义失败后，清吏大肆搜索。李准并照会各国领事，以所部水师巡警搜检港澳各轮。同时，下令捉拿无辫者。沿江一带，行人有穿西装或无辫者，即遭逮捕。在审讯和被害过程中，革命党人大义凛然，表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

林觉民：被捕后，张鸣岐、李准亲自审讯。林坐地侃侃而谈，纵论世界大势，劝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为了套取口供，张、李命人去掉他的镣铐，延坐堂上，送上笔墨。林提笔就写。写毕，又在堂上捶胸顿足地演说。在被囚系的数日中，一勺水也不喝。就义时，举动自如，神色不变。

陈可钧：审讯时，清吏问他，你是白面书生，何苦为逆自残？陈愤然叱责说：“尔以此举为壮士辱耶！事之不成，天也。然以唤醒同胞，继志而起，愿足矣。尔等利禄薰心，血液已冷，乌能知此！”

李雁南：就义时，自赴营内空地，对警兵说：“请弹从口下！”张口饮弹而死。

喻培伦：审讯时，自称为王光明。四川话的意思是“无是公”。他对问官说：“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陈更新：清吏对他说：“子年尚少，何故倡乱，自贻伊戚！”陈厉声说：“同胞梦梦，起义所以醒之也，奚谓倡乱！杀身成仁，古有明训，尔曹鼠耳，奚知大义！”

程良：审讯时，李准诱他招供。程骂道：“余与满奴，无可言者。”问他事情不答。问他姓氏里居，也不答。

总计此次起义，被捕后就义者二十九人。其他战死者无法知道确数。检收遗骸，得七十二具，由党人潘达微营葬于白云山麓。因其地原名红花岗，潘为之易名黄花岗，所以后来人们把这次起义称为黄花岗之役。又因为起义那天是夏历三月二十九日，所以也叫“三二九”之役。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七十二烈士墓亲题“浩气长存”四字，镌于石上。黄兴也写了一副挽联道：“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对烈士们表示无限的敬仰和深切的怀念。

七十二烈士是：喻培伦、林文、宋玉琳、方声洞、饶国樑、林觉民、李文甫、林尹民、陈文褒、李德山、陈与燊、罗仲霍、庞雄、陈可钧、饶辅廷、陈更新、冯超骧、李雁南、刘元栋、刘六符、李炳辉、李文楷、李晚、郭继枚、余东雄、黄鹤鸣、杜凤书、徐培添、徐进炲、徐广滔、徐临端、徐礼明、曾日全、江继复、徐熠成、徐日培、徐容九、徐满凌、徐茂燎、徐佩旒、徐廉辉、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应安、韦统铃，韦统淮、韦树模、韦荣初、林盛初、秦炳、周华、陈春、马侣、劳培、游寿、石德宽、程良、林修明、周增、罗坤、陈潮、黄忠炳、王灿登、卓秋元、胡应升、魏金龙、陈清畴、陈发炎、罗乃琳、林西惠、张学龄。

其后，经陆续调查，发现牺牲于此役的尚有：徐国泰、华金元、阮德三、陈甫仁、严确廷、韦云卿、罗进、罗干、罗联、罗遇坤、张潮、陈才、陈福、李祖恩等十四人。

赵声回港后，感愤丛集，病势日益加重，经常狂歌大呼。一日，胡汉民招饮。食后，忽然腹中剧痛。赵怀疑中毒，延医诊治后知为盲肠炎，但他急于远行，不愿割治。拖延了一段时候，炎症加剧。再开刀时，流血过多，在同志的痛哭声中张目说：“吾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于5月18日逝世。

赵声先参加光复会，后又在南京参加同盟会，是在两会群众中都有威望的革命家。赵死后，陶成章仍疑为毒毙，加深了对同盟会的猜忌。本已出现转机的两会关系，又笼罩上重重的阴云。

自1895年兴中会的广州起义起，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已经进行了十七年的武装斗争。他们屡仆屡起，历经多次失败而志不衰，屡受攻击、责难而信心不摇，一直坚持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正确道路，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一个突出的优点。但是，这些起义也一次比一次更清楚地暴露了它的弱点，这就是脱离群众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冒险主义。

还在从事武装起义活动的初期，孙中山就曾说过：“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已。”他并正确地指出：“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¹⁰⁰⁾但是，在实际上，他把筹饷、筹械放到了第一位。认为有了钱，有了枪，就可以稳操胜算。而且，他长期居留国外，钱，依靠向华侨募捐；枪，依靠向帝国主义国家购买。这样，起义地点只能选择在边境或近海一带。广州地区的起义虽屡遭失败而仍然不肯作战略改变，其原因即在此。

二十世纪初年，各地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继续发展，其中资产阶级的收回利权运动更是方兴未艾。但是，很可惜，这些斗争大都未能引起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充分注意。他们一心一意地抓起义，不懂得军事斗争要和政治斗争特别是群众斗争结合的道理；更不懂得要去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他们从依靠会党转而依靠新军，又从依靠新军转而依靠少数“选锋”，脱离群众的倾向不是克服了，而是发展了。这样，他们虽然勇敢地到处点起了革命之火，却不能和广大群众的斗争之火连成一片燎原的烈焰。

“三二九”之役对同盟会说来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孙中山所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但它激发了各地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¹⁰¹⁾。清政府虽然还能镇压局部起义，但在全国性的革命高潮面前，它就技穷力绌了。

第三节　暗杀活动

中国历史上本来就不乏关于刺客的美谈，二十世纪初年，随着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入，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逐渐趋于活跃。

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斗争手段是暗杀。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之后，小资产阶级所受到的排挤和压迫加强，各国无政府主义者以单独斗争相号召，在许多国家内多次进行暗杀。其中，尤以俄国民粹党人为最著，对中国革命党人的影响也最大。

同盟会成立后，沿袭军国民教育会的做法，建立了专门的暗杀团体，聘流亡在日本的俄国“虚无党”人为教授，黄兴、秋瑾、黄树中、汪精卫等均曾加入学习。1907年4月，《民报》在《天讨》增刊中全文发表了吴樾的《暗杀时代》。同年，东京出现《天义报》，巴黎出现《新世纪》，二者均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同时鼓吹“以暗杀为首务”⁽¹⁰²⁾。这以后，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频繁起来了。

暗杀活动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们热心革命，但轻视群众力量，缺乏韧性，不愿意长期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总想找个“最快最捷”的“速成法子”⁽¹⁰³⁾，企图以炸弹吓倒敌人。此外，在革命遭遇挫折时，由于丧失信心，他们也常常倾向于实行暗杀，一拼了事。

1．刘思复炸李准

刘思复（1884—191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8月加入同盟会，1906年至香港主编《东方报》。当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日以拿捕党人为能事”，革命党人视之为大敌，决议除去。刘思复在日本时曾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制造炸药，便以炸李事自荐，得到冯自由、汪精卫的赞同。同盟会香港机关部并派朱执信、胡毅生等人协助。

1907年6月初，李准镇压黄冈、七女湖起义后班师回广州，冯自由、胡汉民等计议乘机诛杀立威。同月，刘思复赶赴广州，准备于李准赴总督衙门参谒时截击。11日晨，刘思复装配好炸弹，不料出门时发生爆炸⁽¹⁰⁴⁾，面部受伤，左手五指全废。岗警闻声赶来，发现铁弹。审讯时，刘思复自称为李德山，因试验化学受伤。清吏虽怀疑为革命党，但得不到确切证据，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1909年经陈景华营救出狱。

2．汪精卫等炸载沣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经不住失败的考验。镇南关、河口诸役失败后，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员中滋长了沮丧情绪，日渐消沉。为了振作精神，黄树中、汪精卫等企图“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¹⁰⁵⁾。

1909年8月，端方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拟经汉口由京汉铁路北上。黄树中、喻培伦等即赶赴汉口，密谋暗杀。因端方改由海道赴津，便将炸药留给了孙武。

其后，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汪精卫极为灰心。他不听孙中山等人的劝阻，邀约黄树中、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等前往北京从事暗杀。

10月，黄树中首途入京建立机关。11月，汪精卫写信给胡汉民及南洋革命党人，表示其孤注一掷的拼命主义决心，说：“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¹⁰⁶⁾。1910年1月，汪精卫、喻培伦等先后抵京，在琉璃厂开设守真影相馆以为掩护，并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集合同志的场地。

最初，拟炸庆王奕劻，因戒备很严未行；准备改炸从欧洲考察海陆军归国的贝勒载洵、载涛，也未得手。最后，决定炸摄政王载沣。为了加大炸力，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铸造了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西瓜”。

自3月21日夜起，黄树中、喻培伦即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23日夜被人发觉，黄树中等匆匆返回。经连夜集议，推喻培伦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往南洋筹款，再谋进行。

清政府得报后，以“铁西瓜”为线索追查。4月5日，北京警厅逮捕黄树中和汪精卫。审讯中，汪精卫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声称“立宪不可望”，“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¹⁰⁷⁾。

载沣本拟处死汪、黄，因同盟会员程家柽正在肃王善耆府中任家庭教师，他对善耆说：“国家如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善耆也因为清政府正在标榜立宪，为收买人心，以从轻处治为有利。便劝说载沣将汪、黄交法部永远监禁。

狱中，汪精卫写过几首诗，表现很慷慨，有杀身成仁的样子。实际上，他享受着较一般犯人远为优厚的待遇，肃王善耆、贝子溥伦都曾到狱中去探视他。随后，汪精卫就逐渐被软化了。

3．邝佐治刺载洵

1910年11月，满族亲王载洵赴美，考察军政，经三藩市（旧金山）登陆，华侨厨工邝佐治怀枪行刺，被美国政府逮捕。

邝佐治，广东新宁（今台山）人。1879年生，原名霖，抵美后，因仰慕华盛顿，改名佐治。劳动余暇，喜阅新学书报。1909年在旧金山加入李是男等组织的少年学社。次年加入同盟会。当载洵乘车抵达屋伦站时，邝佐治混身人丛中，正拟从裤袋取枪，被侦探逮捕。

按美国法律，怀枪无罪。邝佐治并未拔出手枪，如本人否认，罪案可以不成。当时，旅美同盟会员也已聘请了律师，准备为邝辩护。但邝直认谋刺不讳，声言：“此次满洲皇族载洵来游美国，并非为中国谋公益，实欲兴建海军，以压制革命党，使汉人受满酋束缚。我闻其来，早已密购手枪，立意杀之，以除国家大害。”并称：“我既决心为国牺牲，虽坐电椅而死，亦毫无悔意。我料我死后必有无数之我继续进行。”⁽¹⁰⁸⁾结果，被判徒刑十四年。入狱之际，数千人送行，甚至有人高呼佐治万岁。1912年被释放出狱。

4．温生才刺孚琦

温生才，字练生，广东嘉应人。1870年生。自幼家贫，长期投身行伍当兵，后卖身往南洋霹雳埠作工。因阅读《扬州十日记》等书，反清思想勃发，参加同盟会。后来又听到孙中山演说三民主义，非常信服，立意为排满献出生命。1909年，参加南洋华侨所组织的暗杀团⁽¹⁰⁹⁾。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温生才曾立意谋刺广州将军增祺，因无炸药作罢。1911年3月底，由香港再次到广州，谋刺广州将军孚琦。在给怡保同盟会李孝章、李源水、郑螺生等人的信中，他说：“看满贱种太无人道，恨火焚心，时刻不能耐。自从徐、汪二君事失败后，继起无人。弟思欲步二君后尘，因手无寸铁，亦无鬼炮，莫奈何，暂忍。能得手有鬼炮时，一定有好戏看。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¹¹⁰⁾

4月8日，华侨飞行家冯如在广州燕塘表演飞机，广州将军孚琦等以下官吏都前往观看。温生才在东门外一茶馆伺候至傍晚，见有卫队前后护拥，呵道而来，知是孚琦到，便突然冲出，排开卫队，左手攀轿，右手出枪。卫队、轿夫惊逃四散。温生才连击四枪，于孚琦毙命后缓步向东校场走去。途中，被尾随的巡警等人所捕。

审讯中，温生才谈笑自若。清吏要他招供，温云：“晚饭未吃，懒得说话。”清吏送来饭菜，温随吃随谈：“与孚琦并无仇怨。不过近来苛细杂捐，抽剥已极，民不聊生，皆由满人专制，害我同胞。故欲先杀满官，后杀满族，为四万万国民申气。”清吏讯以同党，答云：“此系一人所作之事，并无同党。”清吏吓以刑法厉害，温轻蔑地答道：“何不将来试呀？”4月11日，李准提讯，问至行刺情形，温眉飞色舞，双手拍腿，声言放第一枪见各卫队走散，心甚畅快，后连放三枪，见均中要害，更为欣慰。李准问及同党及主谋姓名，不供；施以严刑，仍不供。

4月15日在赴刑场途中，温生才大声说：“今日我代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振奋做人方好！”随即被害。

5．林冠慈、陈敬岳再炸李准

1909年冬，刘思复自香山狱中获释，来到香港。次年，汪精卫、黄树中谋刺载沣被捕，刘思复大愤，与朱述堂、谢英伯、高剑父等组织支那暗杀团。该团初次宣誓时，厅堂四周围以黑布，中间置一圆桌，围以白幔，上放一骷髅头，旁边燃着一支白蜡烛，宣誓者须在烛影摇红中独对骷髅三分钟，由主盟者宣读暗杀团宗旨和方略⁽¹¹¹⁾。团员分执行员、辅助员两种，入团者最少须经一个月以上的考察。陈炯明、李熙斌、李应生、徐宗汉、林冠慈等陆续加入。

林冠慈，原名冠戎，广东归善人。农民出身。少年时在田间目睹催租官吏欺压乡民，非常气愤，便买了一把快刀，准备为老乡报仇。后来听人谈起俄国虚无党人用炸弹暗杀官僚贵族的情况，非常羡慕。这以后又听说孙中山创立了革命党，便只身走香港，多方寻访，加入支那暗杀团。

“三二九”之役失败，暗杀团决议先除去粤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林冠慈自动申请任执行员。临行前，同志们为他饯行，他慷慨陈词说：“我以身许国，早视死如归。此行无所系念，老母在家，不及一面为憾耳！”1911年7月末，抵达广州，为纪念母亲，易名冠慈。

当时，除林之外，陈敬岳和商人出身的同盟会员潘赋西等也担负着暗杀张、李的任务。8月13日午后，侦悉李准由城外水师公所入城，三人便分头出发。林冠慈将炸弹藏在茶箩里，在双门底一货摊旁假装购物，当李准乘轿经过时，林连掷两弹，李准被炸倒，折断两根肋骨，未死。不幸，林冠慈本人却牺牲了。

在李准由公所入城时，陈敬岳自天字码头尾随至大南门。林冠慈掷出炸弹后，陈乘人群纷乱之际行至育贤坊，岗警见他西装剪发，手持沉重的吕宋烟箱，发生怀疑，上前盘问。陈正拟抛掷炸弹，巡警纷纷赶到，陈被捕，至11月7日被杀。

6．李沛基炸凤山

“三二九”之役后，拚命主义情绪也感染了黄兴。他在港多次表示：“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¹¹²⁾“此时党人惟有行个人暗杀之事，否则无以对诸烈士。”⁽¹¹³⁾他闭门谢客，专事准备，拟一死拚李准。消息为同志得知。孙中山、冯自由、美洲致公堂、《少年中国晨报》等纷纷函电劝阻，并有人愿代行暗杀之职。

其后，黄兴得到孙中山资助，组织东方暗杀团，派李应生、李沛基、周之贞、黄悲汉等至广州，于李准必经之地南关仓前街开设成记洋货店，贮弹以备。但李准自被炸后，深居简出，一时无从下手。适逢清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南来，黄兴决定改以凤山为对象。为万无一失，改用重型炸弹，其中并配置毒药。因配药时李应生晕倒，由其弟李沛基代。又因炸弹过重，特制一斜板将炸弹置于屋檐下，系以长绳。布置就绪，“洋货店”择日开张。10月25日，黄兴电告：“凤山即日到省。”店中人陆续离去，仅留李沛基。当凤山乘肩舆经过店前时，李沛基割绳，炸弹下落。轰然一声，凤山立即毙命。李沛基也被震仆，见事成，从灰砾中爬出来，从容离开。

暗杀活动是十分危险的事业。二十世纪初年的爆炸技术还处在很幼稚的阶段，暗杀者从制药起就必须把个人生死完全置之度外。在上述事例中不少人确实表现了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但是，革命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基于个人恐怖的斗争方式不可能推翻反动政权，更不可能摧毁反动的社会基础。1911年春，美洲《少年中国晨报》发表社论说：“革命党者，必当以大起国民军，组织军队为唯一之方针。”“吾党之所求者，在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事业伟大，断非区区暗杀一二元凶大恶所能有济者。”⁽¹¹⁴⁾这一段比较正确的言论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第四节　中部地区革命组织的发展

一　从湖北军队同盟会到文学社

只要引起革命的社会因素存在，革命总是扑灭不了的。日知会被破坏后，清政府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侦刺，武汉地区一时寒流滚滚。但是，革命力量吸取了教训，大喊大叫的公开活动转变为深入隐蔽的串联，更加坚实地成长起来了。

自1907年起，武汉地区先后出现一批革命小团体。计有：

同兴俱乐部：孙武等。

集贤学社：陆军特别小学堂学生方孝纯等。

湖北军队同盟会：四十一标士兵任重远等。

种族研究会：三十二标士兵黄申芗等。

中华铁血军：在狱革命党人刘静庵等。

群治学社：四十一标士兵杨王鹏等。

自治团：陆军特别小学堂学生贺公侠等。

军队同盟：二十九标排长蔡济民等。

将校研究团：蔡济民及三十标士兵吴醒汉等。

武德自治社：士兵董天人等。

湖北共进会：孙武等。

兰友社：四十二标士兵胡祖舜等。

钟祥学社（内附安郡公益社）：彭临久、赵鹏飞等。

忠汉团：炮八标士兵陈国桢等。

辅仁会：三十标士兵陈佐黄等。

蕲春学社：查光佛等。

振武学社：四十一标士兵杨王鹏等。

德育会：谢石钦等。

文学社：四十一标士兵蒋翊武等。

数学研究会：两湖总师范学生李作栋等。

群英会：三十二标士兵向海潜等。

黄汉光复党：陆军第三中学堂学生易正柏等。

竞存社：陆军第三中学堂学生孙毅等。

神州学社：武汉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等。

义谱社：四十一标士兵张融等。

振武尊心社：军商各界聂豫、龚霞初等。

柳营诗社：二十九标士兵谢超武等。

益智社：四十二标士兵邱文彬等。

文学研究社：贺公侠等。

自新文学研究会：曾省三等。

在上述革命小团体中，以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湖北共进会等为重要。

1．湖北军队同盟会

1908年3月，原日知会联络员任重远自四川归来，经李长龄介绍，投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前队当兵。当时，黄兴正在广东钦州、廉州一带发动起义。任、李二人认为：钦、廉僻远，不能击中清廷要害；武昌地处腹心，在这里发动才能振奋人心，有所作为。二人经常密谈，计议召集日知会旧日同志，另组新社。经任重远与新军士兵黄申芗、杨王鹏、钟琦、章裕昆、秦炳钧、郭抚宸等多人商量，并征得在狱的李亚东、梁钟汉的同意，决定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任重远等分头联络，两月之间，征集到同志四百余人。

7月26日，在大雷雨中于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成立大会，以秦炳钧为主席。对会议宗旨，与会者一致赞同；但对军队同盟会这一革命色彩浓重的名称，则意见不一。为了长期隐蔽活动的需要，会议决定不制定章程。会后，李亚东在狱中通过陈少武创办《通俗白话报》，以上逸为笔名，积极撰文鼓吹革命。

尽管军队同盟会小心翼翼，但是，李亚东的活动仍然引起了清吏的注意。由于经常有新军士兵到狱中探望李亚东，清吏严令禁止他见客。不久，《通俗白话报》停刊。任重远也因梁耀汉和四川革命党人的联系有进展，再度赴蜀。会务无人负责，军队同盟会的活动因而停顿。

在日知会之后，“武汉军学界绝口不谈革命，寂焉无响者殆年有余”⁽¹¹⁵⁾。军队同盟会第一个冲破了这种沉闷窒息的局面。它虽然只存在了五个多月，但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却因之再度活跃起来。

2．群治学社

1908年11月，湖北新军第八镇与南洋第九镇在安徽太湖会操。正待举行阅兵典礼之际，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不久，又传来了熊成基起义的消息。杨王鹏、钟琦、章裕昆等即于猫儿岭宿营地左近的荒冢间秘密会商。杨王鹏认为这是革命的好机会，但可惜没有组织，不能动作。他建议从当时起，全力进行⁽¹¹⁶⁾。杨王鹏（1878—1916），字子鬯，湖南湘乡人。原为湖南新军第五十标士兵，因在军中宣传革命，被开除；改投武昌新军四十一标，和任重远同营。回到湖北的当晚，杨王鹏即邀集唐牺支、郭抚宸、邹毓霖、钟琦、章裕昆等十余人讨论。决定成立群治学社，专门联络军中士兵。推钟琦为起草员，以杨王鹏、钟琦等十人为发起人。

12月13日，在武昌小东门外沙子岭金台茶馆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钟琦为庶务。会议通过的宣言突出了爱国救亡这一最能激动人心的主题，声称中国已经到了“积弱无能，任人欺侮”的地步，“我同胞若非凉血动物，能不痛心？倘不急起直追，则危亡悬于眉睫！同人等有见及此，故发起组织群治学社，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¹¹⁷⁾。《简章》规定了既积极又慎重的发展方针：社员每人每月须介绍新同志二人入社，但入社者须经社员三人以上介绍，并须派员考查。鉴于日知会时代以发展军官为主，一旦发生变故，大多不能坚持到底，因此，会议决定不得介绍官佐入社。《简章》还规定，社员须以所得薪金十分之一交充本社经费。

成立会后，群治学社社务稳步开展。1909年7月，杨王鹏应下士团考试，取列第一，拔升四十一标一营左队司书生，结识队官潘康时，发现潘热心革命，破格发展其为社员。在潘的掩护下，该队成为学社的大本营。其后，因各省扩充新军，从湖北选调军官和士兵去当骨干。群治学社即利用这一机会，派钟琦等分赴苏、皖、奉天、上海等地，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庶务一职，改推新近入队当兵的李六如继任。李继任后，利用乡谊关系在炮队第八标、步兵三十二标及陆军特别学堂等单位活动。逐渐，湖北新军各标几乎都有了群治学社的社员。

这一年，湖北天门等县大水，饥民麕集。为了防止暴动，清政府于11月派四十一标驻防各灾区。1910年2月，同盟会员刘复基偕蒋翊武到鄂，协助詹大悲、何海鸣创办《商务报》。刘复基（1884—1911）字尧澂，湖南常德人，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学生。曾参加华兴会在湖南组织的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1905年12月加入同盟会。1906年归国。蒋翊武（1885—1913），湖南醴州人，常德师范学生。1906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经刘复基介绍，加入同盟会。詹大悲（1889—1928），湖北蕲春人，黄州府中学堂学生。曾与同学宛思演创立证人学会。后宛出资创办《商务报》，詹大悲被聘为总主笔。他们三人听说新军中有群治学社这一组织，便一起以报馆访员名义前往四十一标防地探访。在这一过程中，结识社员蔡大辅，获悉学社情况。蒋翊武兴奋地报名投军，在该标三营左队当兵。詹、刘二人回到武汉，持蔡大辅函去见李六如，备述《商务报》宗旨。当时，报社经费支绌，李六如即以社中积款资助。自此，《商务报》成为群治学社的喉舌。随后，刘复基也报名当了兵。

1910年4月，杨度路过汉口。在川、粤、汉铁路风潮中，他赞同清政府主张，力主借外债筑路，激动两湖人民公愤。11日，刘复基、李六如邀集数百人集会，推举代表八人去请杨度，想骗他到会场上来痛揍一顿。杨度觉察，拒绝出席。刘复基、李六如便拖着杨的辫子，拉出大门。行至英租界时，刘、李二人被巡捕房拘押⁽¹¹⁸⁾。《商务报》因登载有关消息，于15日被封。群治学社的名称也被侦悉。

同月，湖南发生抢米风潮，饥民数千人纵火焚烧巡抚衙门。焦达峰在浏阳准备乘机举事，打电报约湖北方面响应。于是，李六如、杨王鹏与共进会的黄申芗、查光佛等密议。决定于24日夜十二时发动，先夺子药库，继则各标响应，攻占楚望台。同时，约京山刘英拆毁武胜关铁道，扼守要隘。又派人至田家镇，运动夺取炮台。这是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第一个起义计划。准备过程中，长沙饥民暴动已被镇压。黄申芗的行动也被清吏侦知，派宪警逮捕，黄翻墙逃脱。其他人也纷纷逃离。风声所播，鄂督瑞澂下令在军中严密搜查。由于李六如已将文件、册据密藏，未被搜获，学社的实力得以保全，但活动已极感困难，不得不筹划改组。

经过军队同盟会的恢复，又经过群治学社的发展，湖北地区的革命力量进入全盛时期。

3．振武学社

群治学社的败露使有些人泄气，但大多数人仍坚持再干。杨王鹏表示：“失败为成功之母，请毋自馁！”⁽¹¹⁹⁾

1910年8月，四十一标调回武昌防地，李六如随即于该标一营召开会议，报告反对铁路借债和准备响应长沙抢米风潮经过，以及社务停顿的原因。与会者一致认为不能再沿用群治学社的名义，经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黄驾白、单道康、廖湘芸、祝制六、李慕尧、孙昌福、李鑫等议决，改名振武学社。会后，杨王鹏起草简章，声言“专为联络军界同胞，讲求武学起见，故定名为振武学社”⁽¹²⁰⁾。群治学社简章中爱国救亡的主题不见了，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又变得谨慎起来。

9月18日为夏历中秋节，振武学社于武昌黄土坡召开成立大会，推举杨王鹏任社长，李六如任庶务兼文书。会议制订了较群治学社更为严密的制度：各标、营、队分别设立代表；凡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加；各营接受代表的命令行动，不得互知彼此的情况。10月11日为夏历重九，振武学社于黄鹤楼边的风渡楼召开代表大会，到会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炮队八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代表及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等。据会上各标代表报告，社员已发展至二百四十余人。会议要求社员每月每人必须介绍社员一人，但不得滥收。

杨王鹏的活动逐渐为黎元洪察觉。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883年进入天津水师学堂学习。1888年毕业，派赴北洋水师见习。1891年供职于广甲舰。中日甲午战争中，广甲舰中弹，他飘流海上，死里逃生。战后，投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被委派修建江宁、江阴炮台，得到赏识。1896年1月，随张之洞到湖北，任管带，协助德国教练训练新军。曾三次被派赴日考察，从护军马队长、前锋统带一直升到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他得悉情况后，将队官潘康时传到协司令部，严厉地责问：“你队有人组织会党，为何置而不问？”⁽¹²¹⁾即将潘撤职，遗缺由施化龙接任。施到职后，伪作谦和，实则暗中布置密探。不久，查知有振武学社这一组织，就密告黎元洪。黎当时正与第八镇统制张彪争宠，不愿扩大事态，便表示：“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处理。”⁽¹²²⁾即将杨王鹏及四十一标二营司书郑士杰撤差，同时将李六如及一营营代表钟倬宾打了一百军棍，开除军职。

杨王鹏撤差后，将社务交蒋翊武主持。当时，振武学社社员已近千人。老成持重的蒋翊武决心静观一段时期。他安抚各标、营代表说：“此时风声仍紧，望各同志忍耐，不可轻躁！”⁽¹²³⁾

4．文学社

蒋翊武的静观策略只维持了两个多月。1911年1月下旬，在各标营革命党人催促下，蒋翊武约集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于阅马场集贤酒馆集会。多数人主张仍称振武学社，詹大悲却建议取一个不易惹人注意的名字。詹的意见得到了大家赞同，遂决议改名文学社。《简章》称：“联合同志，研究文学，故名文学社。”⁽¹²⁴⁾

1月30日为夏历元旦，文学社以新军团拜为名于黄鹤楼畔的风渡楼召开成立大会，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炮队八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代表及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孙昌福、章裕昆、邹毓霖等十余人出席，推蒋翊武为正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邹毓霖为会计兼庶务。会议认为必须扩大组织，要求尽力介绍新同志入社。

在新方针指导下，文学社发展迅速。成立仅月余，除马队八标外，湖北全军都有了社员；在士兵中，社员并占多数。这种局面，反映了革命日渐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

3月15日，文学社召集代表会议于黄土坡招鹤酒楼，增选新近合并入社的将校团负责人、三十标正目王宪章为副社长。会议决定取消关于社员月捐和入社捐的规定；派章裕昆赴马队八标发展会员；同时提议社员采访的新闻及言论交《大江报》登载，各营队送报一份。《大江报》创刊于1910年1月1日，由詹大悲主办。该报标榜“增进人群道德，提倡社会真理，灌输国民常识”，它以对不法军官的无情抨击获得了新军士兵的热烈拥护。

根据代表会议决议，章裕昆往马队第八标当兵。十天之内，发展社员四十余人。不久，四十二标胡玉珍、丘文彬等组织的益智社，武汉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汉口商团刘少舫等组织的神州学社也全体加入。这样，文学社的势力就伸展到了学界和商界。不过，由于军队同盟会以来革命党人主要在新军中活动，它在这两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小的。

“三二九”起义期间，蒋翊武准备炸毙湖广总督瑞澂，举事响应，因广州方面失败中止⁽¹²⁵⁾。这以后，清吏加强了对新军的管制，文学社的活动感到困难。为了保持各标营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系，刘复基勇于任事，请假出营，居住在阅马场文昌阁，逐日轮流往各标问讯。

5月10日，文学社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再次召开代表会，决定在小朝街八十五号设立机关；推刘复基、王守愚、蔡大辅住社办公；增设总务部，以张廷辅为部长。6月1日（端午节），文学社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胡玉珍提议：四十二标分驻阳夏两镇及河南信阳，相距数百里，建议成立阳夏支部。会议肯定了胡的建议，决定以胡为支部长，以郑兆兰任交通，在汉口郑寓设立交通处。至此，文学社在湖北各军中的组织均已臻于健全。

从湖北军队同盟会到文学社，中间发生过不少波折，但湖北革命党人矢志不移，奋斗不懈。这一年2月，谭人凤受黄兴委托，到武汉联络革命力量。他从詹大悲处得知有文学社这一组织，便邀同蒋翊武、李长龄、王守愚等在武昌府狱胡瑛处聚会。见面时，谭人凤发现蒋、王二人像乡下佬，李像冬烘先生，心里不大满意。胡瑛悄悄地对他说：“你别搞错了，湖北党人自成风气，大都埋头苦干，不靠外观相夸耀。”⁽¹²⁶⁾胡瑛的评价是正确的。正是靠了这种埋头苦干的精神，湖北革命党人才能在艰难的条件下默默地组织和积聚力量，为武昌起义做好了准备。

二　湖北共进会

湖北共进会是武汉地区的又一重要革命团体。

1908年末，孙武从日本回到汉口。在日知会被破坏，胡瑛等下狱之后，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就隔绝了和海外的关系。因此，孙武的归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邓玉麟、查光佛、黄申芗、李白贞等群来问讯。黄申芗，大冶人。先世为明朝武官，以抗清战死。他年轻时即具有排满思想。1906年投三十二标当兵，曾与林兆栋等发起种族研究会。孙武回汉时，传言为孙文之弟。他和郭抚宸往访。孙武出示共进会章程，并大谈孙文、黄兴的才识和同盟会的情形。黄申芗非常高兴，愿将种族研究会并入。次年初，焦达峰抵汉，和孙武协商在两湖地区活动的办法。决定在湖北成立共进会组织，以“中华山”的名目统一长江各地纷繁的会党。随后，在武汉、岳州、长沙、宜昌等地设立了秘密机关⁽¹²⁷⁾。

当时，黄申芗与兴国、大冶一带会党关系密切，刘英、宋镇华在安陆、德安，彭汉一在黄州，袁菊山在襄樊一带活动，另有刘玉堂在汉口开设新大方栈，他在长江一带会党中很有势力，被人称为“刘大爷”。孙武因将上述五部会党编为五镇军队，以刘公为大都督，刘英为副都督，黄申芗等分任统制。6月中旬，焦达峰的同乡周海珊、刘贤构等到汉经商，自愿将全部布款捐献，解决了共进会的经费需要。7月，潘鼎新所属焦逸仙部在湖南暴动，被清吏消灭擒杀。不一月，刘英所属龚世英、刘伯奇部在襄河流域暴动，也被清吏消灭擒杀。不久，黄申芗所属红灯会首领柯玉山部又暴动失败。连续发生的事件使清吏提高了警觉，汉口巡警道派警探多人密布罗网，伺机捕捉孙武等人。于是，孙武下令五镇军队停止活动，同时遣散部分骨干，湖北共进会的发展出现了一次大挫折。

9月15日，孙武应共进会广东都督聂荆之召赴粤。10月初，自广东转往广西，参加共进会广西都督刘玉山等计划发动的起义。行抵南宁时起义事泄，孙武逃往香港，与冯自由、赵声、胡汉民等相见。11月，加入同盟会。

自孙武离鄂后，湖北方面的活动重点从会党转向新军。黄申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兵，能诗善文，富于组织能力，因此，被选入陆军小学当学兵。他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调查同志人数，共得八百十五人，编为指挥团，共进会的会务又逐渐发展起来。1910年4月，响应长沙抢米风潮事败，黄申芗赴沪，共进会的会务再次受到挫折。

1910年6月，孙武自广东潮州归汉。同年7月，共进会第三任总理刘公毕业于明治大学，带着十八星旗、革命文告等与杨时杰由东京返国。刘因病回襄阳原籍。杨时杰与原《雄风报》编辑杨玉如等密议，要在湖北“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¹²⁸⁾。当时，共进会会务已停滞多时，杨时杰鼓励孙武重整旗鼓。1911年2月，在武昌胭脂巷二十四号设立秘密机关。同月，黄兴为筹备广州起义，托人致书同盟会员居正，要他联络武昌新军响应。居正（1876—1951），号觉生，别号梅川居士，湖北广济人。1905年留学日本。担任过共进会的内政部长。后在新加坡、仰光等地任《中兴日报》、《光华日报》主笔。1910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筹议，旋回乡。他接到黄兴密信后到武昌，访问了孙武、杨时杰等人。23日，谭人凤也受黄兴委派，携款八百元到汉，和孙武、居正密谋。

湖北共进会一直独立活动。居正、谭人凤的到来架起了它和同盟会之间联系的桥梁。为了响应广州起义，孙武决定加强对新军的工作。3月31日，由邓玉麟出面，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专门联络士兵。由于误传孙武为孙文之弟，加入共进会的人逐日增多。一个月之后，风声渐紧，资金也已用光，邓玉麟便将伺兴酒楼迁到山后巡道岭九号，改名同兴学社。4月，杨玉如等于武昌胭脂巷十一号设立分机关，由离营士兵、原属兰友社的胡祖舜主持。其时，刘公已自襄阳到武昌，赁居雄楚楼街十号杨玉如家中，任共进会入会主盟人。

广州方面的失败促使孙武等决心在湖北挑起首义的担子。5月3日，居正、刘公、孙武、焦达峰、杨时杰等在胭脂巷二十四号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孙武称：“现在广东既无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我们先是被动的，今日我们要做主动了。”⁽¹²⁹⁾与会者一致同意孙武的意见。会议决定，如湖北首先起义，湖南即日响应，反之亦同。

武汉位居中国心腹要冲，被称为九省通衢。从自立军起事之后，这里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得比较充分的地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做了长期的坚实的工作。这里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工业中心，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力量。清政府在这里存有大量饷银，汉阳有全国首屈一指的钢铁和军火工厂。因此，在湖北地区首义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决策是作出了，但是经费却毫无着落。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和海外华侨没有联系，不可能采用募捐的办法解决问题。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焦达峰等去蕲州达成庙盗取金佛，没有得手；邹永成暗暗地在酒中放进闷药，企图麻倒伯母，偷出钱财，也没有成功。直到刘公拿出了他父亲要他报捐道台的五千元钱，革命党人才有了一笔款子，得以从事必要的起事准备。

除湖北外，湖南、江西也先后建立了共进会组织。

1909年8月，焦达峰回到故乡浏阳，在普迹市以“中华山”、“光复堂”的名义召集会党头目，开山立堂，到浏阳、长沙、湘阴、醴陵、平江以及江西萍乡、万载等县的“龙头大哥”三十多人，全体加入共进会。不久，在长沙设立机关部。1909年10月，邓文辉回到江西，在南昌建立共进会江西分会。

长期以来，同盟会放松了长江流域的工作。湖北等省共进会的成立，这一带就多了一支活跃的革命力量。

三　同盟会中部总会

孙中山一意在南方三省发动起义，引起了同盟会内部相当普遍的不满，说是“只注意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¹³⁰⁾。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谭人凤回到东京。这时，东京同盟会员不少已灰心失望，无人过问会事。宋教仁自1907年辽东归来后，经常郁郁不乐，喝醉了酒就卧地长歌，后来更准备遁迹隐居。6月10日，孙中山自檀香山秘密前来日本。不久，赵声、黄兴继至。谭人凤要求孙中山改良会务，孙中山表示同意。其后，宋教仁往谈，孙中山因对宋一度支持章炳麟、陶成章不满，愤愤地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问故，孙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¹³¹⁾次日，宋、谭同往，谭人凤反驳孙中山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孙中山表示，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¹³²⁾。因日本政府只允许孙中山作短暂停留，24日，孙中山匆匆离去，没有通知谭人凤等。由是，谭人凤也对孙中山不满，便和赵声等商量改组，主张以长江流域为进行地点。赵声非常赞同，便约集张懋隆、林文、李肇甫、陈勤宣、周瑟铿、邹永成、刘承烈、张斗枢等会议。

会上，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策，他说：“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经公议，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以取中策为好。”⁽¹³³⁾于是，决议组织中部同盟会。

方针既定，但缺乏经费。宋教仁采纳邹代藩的建议，准备把新化的锑矿专卖权出售给日本，公推张斗枢、邹永成回国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组织广惠矿务公司。同时，谭人凤南下香港和黄兴等协商。黄兴别无意见，只说须有款项方可。胡汉民则表示反对。谭人凤怒极，几乎要给胡一拳，愤然说：“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¹³⁴⁾其时，赵声已先期返港，劝谭说：“各行其是，理他何为？”次日，谭人凤邀请赵声、胡汉民共饮，以一杯敬赵声说：“愿为国自爱，毋过激过郁。”以一杯敬胡汉民说：“劝君放开眼界，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余往返香港三四次矣，请从此别！”⁽¹³⁵⁾当夜谭人凤即离港返日。

一个革命组织必须既有充分的民主，又有正确的集中，才能有战斗力。同盟会内部在起义地区上的分歧本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既缺乏民主，又缺乏集中，不能有效地统一意见，因此，分歧愈来愈大。

谭人凤返日后，日夜奔走，经费仍无着落，改组事因而搁浅，仅每周组织谈话会一次。同年冬，宋教仁回到上海，参加《民立报》编辑工作。

“三二九”之役失败后，在港的同盟会机关很不景气。赵声病死，黄兴专意准备暗杀，闭门谢客，没有人出面处理善后，引导大家前进。谭人凤目睹这些情况，心灰意冷，决志归家。6月初，路过汉口，焦达峰、孙武等正在会商，拟乘湖南铁路风潮暴动。焦达峰劝谭说：“事在人为，何可抛弃前功？”谭接受了焦的意见。次日，孙武邀蔡济民、邓玉麟等共进会干部和谭人凤见面。谭劝孙武等和文学社和衷共济，相辅而行。过了几天，谭人凤东下上海，与宋教仁、陈其美计议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

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范光启、姚志强、吕志伊、谭人凤、章梓、陈勒生等于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成立会。到会二十九人。计湖南籍七人，浙江籍七人，四川籍四人，福建籍五人，江苏籍三人，安徽籍二人，云南籍一人。会议选举陈其美掌庶务，潘祖彝掌财务，宋教仁掌文事，谭人凤掌交通，杨谱生掌会计。会议还通过了由宋教仁、谭人凤分别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宣言》。《章程》表现了对原同盟会进行改组和改造的倾向。声称：“本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会法律入会者，皆为本会会员”。它和共进会一样抛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此外，它并特别规定：“会员皆一律平等。”⁽¹³⁶⁾《宣言》试图对同盟会以往的失败作出总结，认为其原因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它声称“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总机关设于上海，各省设分部，总理一职，则虚位待贤。同时它也看出了同盟会组织的某些弊病，表示要在机关内部实行“合议”制，防止“专制”独断，要求加强团结，消除“省界”观念。在起义策略上，它批评同盟会以往的做法是“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慕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表示要“培元气，养实力”，不轻于发难⁽¹³⁷⁾。8月2日，开第二次会，推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不久，各省分会相继成立。南京由郑赞丞、章梓主持，安徽由范光启主持，湖北由居正主持，湖南由曾杰、焦达峰主持。

为了使各地革命党人不致急躁从事，中部总会定“宣统五年”（1913）为大举时期。

在东京同盟会总部长期涣散的情况下，中部总会的成立，客观上适合了革命形势的需要。当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正在高涨，中部总会确定在这一地区发动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它并没有看到革命大风暴已经近在眼前。

————————————————————

(1) 鹤卷町某君来函，转引自《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报》第6期。

(2)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45页。

(3)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1页。

(4) 《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页。

(5)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6) 樊光：《章太炎、陶成章合传补充》，上海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7) 《革命党觉醒之时期》，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

(8) 《革命党觉醒之时期》，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

(9) 胡汉民：《南洋与中国革命》。

(10)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399页。

(11) 《为防城起义望筹画接济饷械致宫崎寅藏》，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函札》，第91页。

(12)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四），第289页。

(13) 《复张继函》，孙中山佚稿，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原件照片。

(14)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四），第289页。

(15) 竹内善朔：《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日本评论社《中国研究》（五），1948年9月。

(16) 《亚洲和亲会约章》，陶铸（冶公）藏。

(17) 《答祐民》，《民报》第22号，第130—131页。

(18) 《答祐民》，《民报》第22号，第130—131页。

(19) 《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民报》第15号。

(20)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序中译案语》，《天义报》第15期。

(21) 刘师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序》，《天义报》第16—19期合刊。

(22) 《天义报》第8—10期合刊。

(23) 志达：《保满与排满》，《天义报》第3期。

(24) 汪公权：《法国女杰露伊斯传》，《天义报》第2期。

(25) 刘师培：《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天义报》第5期。

(26) 刘师培：《悲佃篇》，《民报》第15期。

(27) 《论新政为病民之根》，《天义报》第8—10期。

(28)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三次开会记》，《天义报》第8—10期合刊。

(29) 《国家论》，《民报》第17号，第1页。

(30) 《朱希祖日记》（稿本），1908年3月20日。

(31) 《五无论》，《民报》第16号，第1—22页。

(32) 《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同上第17号，该文第5页。

(33) 《与马良书》，同上第19号，第110页。

(34) 《满洲总督侵吞赈款状》，《民报》第22号，第38页。

(35) 《章太炎电复统一党》，《越铎日报》，1912年6月6日。

(36) 《党人》，《新世纪》第117号，第6—9页。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37) 天津《大公报》，1934年11月2日。

(38) 《程家柽革命大事略》。

(39) 《衡报》第1号，1908年4月28日。

(40) 《谢奉琦之惨死》，《民立报》，1912年10月10日。

(41)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32页。

(42) 谭人凤：《石叟牌词序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39页。

(43) 邓文辉：《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13页。

(44) 《共进会宣言书》，《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第96—98页。

(45) 《孙武演说》，《亚细亚报》，1913年2月27日。

(46)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2页。

(47)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7—38页。

(48) 《孙武宣言书》，《民立报》，1912年3月13日。

(49)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2页。

(50) 《革命闲话》，《党史史料丛刊》第4期，第33页。

(51) 邓文辉：《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17页。

(52) 《在星架波成立南洋支部之通告》，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3集，第173页。

(53) 《致王子匡函》，《国父全书》，第417页。

(54) 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第三节。

(55) 《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函》，《黄克强先生全集》，台北版，第116页。

(56) 《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27日。

(57) 转引自《致张继函》，孙中山佚稿。

(58) 《国父全书》，第417页。

(59) 《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函》，《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17页。

(60) 《为孙中山受谤致各同志望同心协助函》，《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16页。

(61)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函札》，第111页。

(62)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函札》，第112页。

(63)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2页。

(64) 《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

(65) 《致石哥函》，《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53—55页。

(66) 《致石哥函》，《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53—55页。

(67) 《致柱哥》，《致石哥函》，《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71页。

(68) 《致石哥函》，《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53—55页。

(69) 孙中山佚稿。

(70)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66—67页。

(71) 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3月8日。

(72) 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明治四十四年11月版，第51页。

(73) 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第67—70页。原名《龙华会章程》，据山口升《清国形势与秘密结社》，此章程应即为《革命协会章程》，见《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109。《章程》指斥清朝统治者“近来又想出新鲜法子，要想夺我们的各省田地”，“那狗屁的上谕，反说是满汉平等，时价估买”。这里所说的“狗屁的上谕”指清朝政府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907年9月27日）颁布的《旗丁改筹生计谕》，见《德宗实录》卷578。据此，《章程》的拟订应在1907年冬或1908年初，原署“甲辰（1904）正月朔日”云云，是有意倒填。

(74) 陈去病：《张恭传》，《革命人物志》第4集；《尹家双女豪事略》，《民立报》，1913年5月3日。

(75) 《熊成基被逮始末记》，《神州日报》，1910年2月13日。

(76) 《薛哲供词》，《神州日报》，1908年12月11日。

(77) 《是否革命党》，《神州日报》，1908年12月18日。

(78) 《熊烈士供词》，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三），第241页。

(79) 《熊成基临刑记闻》，《申报》，1910年3月12日。

(80) 熊克武：《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4页。

(81) 《黄洪昆供》，广州《砭群丛报》第6册。

(82) 《江运春供》，广州《砭群丛报》第6册。

(83) 《黄洪昆供》，广州《砭群丛报》第6册。

(84) 陈景吕：《庚戌之役倪映典遇害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300页。

(85) 新加坡《星洲晨报》，1910年4月18、19日。

(86) 《黄克强先生上孙总理述革命计划书真迹》。

(87)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76—77页。

(88) 冯自由：《光复军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第二集。

(89) 黄编：《总理全集·自传》。

(90) 《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258、259页。

(91) 《革命文献丛刊》第5期，第2页。

(92) 《喻培伦传》，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117页。

(93) 《林觉民传》，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198页。

(94) 《方声洞传》，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189—190页。

(95)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第410页。

(96)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第410页。

(97) 施正甫口述：《“三二九”广州起义的回忆》，《辛亥革命在广西》（上），第17页。

(98) 韦能宝口述：《“三二九”广州起义亲历记》，《辛亥革命在广西》（上），第23页。

(99) 《民立报》，1911年5月6日。

(100) 《笔谈残稿》，《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172页。

(101)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黄编：《总理全集·杂文》，第10页。

(102) 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报》第6期。

(103) 白话道人（林獬）：《国民意见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12页。

(104) 关于爆炸细节，各书记载不一，此据刘思复自述，见《驳江亢虎》，《师复文存》第225页。

(105) 《黄但喻陈诸同志谋炸端方之经过》，《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台北版，第649页。

(106) 《留别南洋同志书》，《汪精卫文存》第372—373页。

(107) 《汪精卫供词》，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第243页。

(108) 《邝佐治事略》，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

(109) 《李佐汉传》，《革命人物志》第1集。

(110) 《温生才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

(111) 郑佩刚：《关于刘思复之暗杀活动》，《广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29页。

(112) 《致美洲同志书》，《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79页。

(113)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第412页。

(114) 《光华日报》，1911年3月8日。

(115) 李长龄：《民元致日知会调查纪录所书》，张难先：《鄂党史料杂抄》，稿本。

(116) 《杨王鹏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56页。

(117)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1955年4月第二次印刷本，第6页。

(118) 《杨度狼狈之近状》，《神州日报》，1910年4月20日。

(119) 《杨王鹏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56页。

(120)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起义纪实》，第14页。

(121)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53—154页。

(122)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53—154页。

(123)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6页。

(124)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8页。

(125) 《蒋翊武事略》，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67页。

(126) 《胡瑛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63页。

(127) 《孙武传》，武汉《强国报》，武汉市图书馆藏剪报。

(128)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5页。

(129)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5页。

(130)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3页。

(131)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笫42页。

(132)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笫42页。

(133)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3页。

(134)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笫3期，第43页。

(135)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笫3期，第43页。

(136)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页。

(137)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页。

第十章　保路风潮

第一节　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和帝国主义对川汉路权的争夺

一　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

四川在收回利权运动的前期，从前面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比江、浙、山西等省并不突出。但是当运动发展为反对清政府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时，四川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斗争，进而发展为全民性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

早在1903年7月（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受全国各省自办铁路呼声的影响，在从北京往成都履新的途中，上了一个奏折，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¹⁾。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物产殷富，且高踞长江上游，形势险要，帝国主义各国，一直企图揽办该省铁路。锡良到任后，法、英、德、美各国使臣“均以借款造路为请”⁽²⁾。锡良面临着列强争夺川路的漩涡，害怕“因此稍起争端，转多饶舌”⁽³⁾，不利于自己的前程，所以提出“非速筹自办铁路不可”的主张⁽⁴⁾。

这个奏折经外务部复议，原则上同意自办，但当时商部尚未成立，须等商部成立后，由商部大臣妥订章程，招商办理。

锡良认为四川这个地方的“民情骚动，士习浮嚣”，义和团运动刚刚过去，“伏莽滋多，动辄借端思逞”，使他深怀戒心，如果路权让外人抢去，可能激起人民反对，导致外事争端⁽⁵⁾。因此他加速筹议自办铁路公司。当年9月商部衙门成立，发布了《铁路简明章程》，于是，锡良在1904年1月依照商部《章程》集股设立川汉铁路公司，委任布政使冯煦为督办。公司一切事情皆秉承川督命令办理。

计划中的川汉铁路，从四川省会成都起，经重庆、万县，到达湖北省的宜昌，再由宜昌经当阳、荆门、襄阳，在应山县的广水与京汉铁路相衔接，全程四千多华里。但当时宜渝轮航未通，如从成都开始筑起，器械、材料运输困难，故考虑川属路段由湖北宜昌向西修筑。从宜昌到成都三千多里的铁路，估计需银五千万两。按当时四川全省岁入不过一千六七百万两⁽⁶⁾，又值灾荒之年，如何筹措这笔筑路资金，确是煞费踌躇。为此，锡良就与川省在京、在籍诸绅熟商集股办法。起初，他拟增加田赋，但加赋为“祖制”所不许，不仅将遭到言官参劾，更恐惹起民间反抗。末后决定仿照历届办理积谷办法，按租抽谷，百分取三，凡实收租谷在十石以上者，约按所收谷数提出三成，照市价折银，名曰“租股”。估计每年全省约可收得二百数十万两。另外，又拟订了“认购之股”（私人投资）、“官本之股”（国库拨款）和“公利之股”（用公司股款开办事业的盈余），并规定以库平银五十两为一股，无论官股、民股“均按周年四厘行息”⁽⁷⁾。这个集股办法于1905年1月上奏，获准施行。以后又在鸦片商中征收“土药股”和在盐茶商中征收“盐茶股”。

按抽收租股与茶盐股的规定，是对广大农民强制实行的，是一种原始积累的资本形式，而川路资本实际上是以“租股为大宗”。到1906年初，所谓“认购之股”，“殆寥寥焉”；“官本之股”，除“由藩库拨归公司之宝川局鼓铸存本银二十八万两”之外，“更未拨入分厘”；“公利之股”非但分文未入，为了开办铜元局反而“挪移路款至三数百万”⁽⁸⁾。据1908年全年集股情况统计，“租股”占78％强，“认购之股”占3％强，“官本之股”还不到2％⁽⁹⁾。

既然路款“十九取贷民财”⁽¹⁰⁾，而铁路公司一切大权却由官方把持，这显然是个矛盾。官办公司，无不是弊端百出的，故而“民疑滋深”⁽¹¹⁾。因此士绅阶层的人们就提出了“路属民办，则事应绅管”的要求。绅士们是亦官亦民的，但却自认为是“民”的代表，与官府争权。锡良为缓和这种矛盾，改采“官绅均权合议”的办法。他于1905年7月撤去原派委的公司督办，奏用成绵龙戍兵备道孙秉堃为官总办，前刑部郎中乔树枏为绅总办。不久又改任乔树枏为驻京总理，绅总办则由在籍翰林院编修胡峻继任。

这号称“官绅均权合议”的川汉铁路公司，是换汤不换药，依然是一座官僚衙门；与纯粹之官局相比，不过“于官之下而附丽以绅”⁽¹²⁾。是豺狼官吏，再加上牛马缙绅的混合体。当时有人揭露与挖苦公司的情况说：“以衙门公案，作店中柜台，而以拷打之鞭笞，作应酬之烟茶具……大柜二柜，制台道台，徒子徒孙，翰林进士，奇奇怪怪，千古未有……”⁽¹³⁾在这座和官办差不多一样的衙门里，官绅混杂，权限不清，有功相争，有过相诿。他们相互勾结，贪污浪费，滥用资金。如1906年5月中资金已集至五百余万两，而5月底结账，存款仅一百四十三万两。约近四百万两的资金，除由铜元局及兵费挪用大部分外，余皆由公司中的官绅中饱和浪费了（开局请客一次，酒席费竟在三千两以上）。

自咸丰、同治之后，四川人民受各种封建剥削和苛捐杂税的压榨，日益加重，后来又在“兴学”、“练兵”、“办警察”、“筹赔款”等名义下，负担着种种派款。更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洋货充斥市场，以致“工徒失业，农商亦因此受亏”。所以当时社会上是“疮痍满道，乞丐成群”⁽¹⁴⁾。现在又加上“租股”的负担，使得小农下户“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¹⁵⁾。公司官绅们借着“抽谷”修路之名，倚恃官威，恣其盘剥，按户勒股，任意苛罚，闹得鸡犬不宁。

但老百姓还能忍饥耐饿，承担“租股”，是希望能够修起一条铁路，既抵抗外来侵略，也对自己有些好处。然而在这伙官绅把持下的川汉路公司，成立数年，“寸线未经勘定，一事未有端倪”⁽¹⁶⁾。锡良吹嘘了半天的“辟利源”、“保主权”还是一个画饼。于是“道路非议”，要求“商办”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1906年，四川留日学生四十多人在东京发表了《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他们以清政府颁布的《商律》、《公司律》和川督原奏案为根据，首先辩明川汉铁路公司应为“商办之公司”⁽¹⁷⁾。他们要求订定完全之公司章程，章程中应明确规定股东权利、禁止官吏兼任公司办事人员……要求酌改征收租股之法，预定租股总额、以收租五十石者为征收起点，等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署名“四川人”的《建设川汉铁道商办公司劝告书》。《劝告书》中强烈地提出了“破坏野蛮官立旧公司，建设文明商办之新公司”的口号，要求全川人民“同心协力以实行不买股票、不纳租捐之策”，以为抵制，认为只要这样，“则野蛮官立之公司自倒；而文明商办之公司，可因以徐兴也”⁽¹⁸⁾。这里充分表达了四川人民痛恨官办、渴望商办的共同心情。这时正是各地路潮迭起的时候，锡良深恐波及四川，乃不得不在1907年3月奏请川汉铁路公司改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撤销官总办，“以顺舆情”。商办川路公司以乔树枏为总理，胡峻为副理，续订《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章程》五十九条。但是这个“商办”公司仍不过是“以商办之形式，杂官办之作用”⁽¹⁹⁾。当时就有人对这份《章程》加以逐条驳斥。如在公司权限上，《章程》中规定：“至重大事件仍禀承总督办理”；在选任公司总、副理问题上，《章程》中规定仍由四川总督奏派。事实上它仍是“树商办之名，而无商办之实”⁽²⁰⁾。

因为川路公司的行政、工程、财务、采购等事分布在成都、重庆、宜昌、汉口、北京、上海等六大城市，相距遥远。为便于联系，不久便仿效湖南铁路公司成例，设立三个总理，又改胡峻为驻成都总理，丁忧在籍河南候补道费道纯为驻宜昌总理，乔树枏调为驻北京总理。总公司设于成都，用三总理名义刊发股票，详定租股章程，并在省内各府县筹设股东分会。

1908年，费道纯、胡峻相继病故，于是由钦廉道王秉恩继费道纯驻宜昌；学部郎中曾培继胡峻驻成都。1909年，又以丁忧在籍邮传部左参议李稷勋代王秉恩任驻宜昌总理。先是，锡良已离川，继任总督是赵尔巽。赵到川后，于1908年11月奏任詹天佑为川省川汉铁路宜万段总工程师。詹天佑于1909年赴工段勘定路线，同年12月10日举行开工典礼，先修宜昌至秭归一段，计三百里。难产的川汉铁路，自官办公司成立到这时才破土兴工，时间已经过去六年了。随着公司由官办向名义上的商办过渡，四川的立宪派分子开始了夺取公司领导权的活动。立宪派大多是些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阶级分子，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他们把实行立宪政治当做救国图存的灵丹，他们一边争夺铁路商办，一边要求实行立宪。他们幻想只要清廷把政权交给内阁，有了国会的监督，在铁路问题上是“商办”还是“国营”，就不必争了。以争路而获得声誉的浙江汤寿潜、江苏张謇等就是这样的人物。四川立宪派首领蒲殿俊、萧湘、罗纶等人也是这样的人物。蒲、萧是日本留学生，他们很早就参与东京四川学生呼吁自办川汉铁路的活动。他们发表过《上川督锡制军书》和《敬告全蜀父老书》，提出过“官商合办”的建议⁽²¹⁾。1906年四川留日学生刊发《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时，蒲、萧等人亦署名其上。他们还在东京发起成立过川汉铁路改进会，要求先修成渝段，反对先修宜夔段；揭露过“租股”扰民之害和官办公司的弊端。1909年10月14日，四川谘议局成立，蒲殿俊当选为议长，萧湘和另一个立宪派分子罗纶当选为副议长。他们既有了政治活动的机构，也想在经济方面抓个地盘，因此积极图谋把川汉铁路公司揽到手。

11月15日谘议局第一次会议，议定整理川汉铁路公司办法，呈请川督要求修改公司章程、清查账项、整理财务、增辟股源。其目的是要通过清查整理，把原由官方奏派的驻京总理乔树枏、驻宜总理李稷勋挤掉，另换上接近他们的人物。其实乔树枏等，也是具有立宪派色彩的绅士，不过与蒲殿俊、罗纶不是同一个小集团罢了。

谘议局第一次会议闭幕后，紧接着在11月26日召开川省川汉铁路第一次股东会，出席股东六百余人，推罗纶、郭策勋、吴天成任股东会正副会长，主持会议。在组织董事局选举董事时，十三名董事中，属于谘议局的有萧湘、江树、汪世荣、沈敏政四人，再加与谘议局接近的铁道学堂监督刘紫骥为“主席董事”。这样，川省川汉铁路公司便在以罗纶为首的立宪派人物的控制下，组成了董事局。

1910年11月举行第二次股东会，董事局改选，彭芬、都永和当选为正副“主席董事”，谘议局议员被选为董事的有沈敏政、王大侯、冉崇根、范涛、杨用楫五人。这一些仍然都是立宪派的人马。自此以后，川省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的领导权便落在这一派人物的手中。

在这伙立宪派人物把持下的商办川汉路公司，其腐败情形，并不稍减。到1911年6月止，股本实收总计1,670万两，其中租股仍占71％，对扰害小民的租股，并无多大改变。在股本总额中用于筑路的只占百分之四十，其余有的挪用，有的倒账或亏损。工程进度迟缓，经詹天佑勘定的宜昌到秭归段工程三百里，到清廷“收归国有”令前，仅完成三十余里。

二　帝国主义对川汉路权的争夺

川汉路是西南的大干线，英、法、美三个帝国主义强国窥伺这条路，要求承办，不是一天了。四川人民都希望以商办来杜绝帝国主义的掠夺，但川汉铁路公司上层的腐败与筑路工程的迟缓，却给帝国主义与清政府以勾结、插手和掠夺川汉路的机会。

最早企图掠夺四川川汉铁路路权的是19世纪末年一家美国公司，随后是一家英国公司请求承筑，清政府都未同意。到1903年春，英国驻华署理公使汤雷（Townley）又数度请求，仍遭到拒绝。同年，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H．Conger）向清庆亲王奕劻再谈此事，表示美国愿提供借款，奕劻当时予以含混的允诺⁽²²⁾。英国得知这个消息后，汤雷即于8月9日会见奕劻时提出：川省英国商务较盛，造路如用外国股本，应以多用英人者为宜。奕劻又表示：俟中国办理此事时，可以考虑多用英人股本⁽²³⁾。

当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兴办川汉铁路的消息传出后，法帝国主义又一马当先，指使华利公司出面，向清政府外务部要求议订招股勘路代办合同。法国驻重庆领事于9月20日照会川督，提出法人办理勘路工程的要求。锡良没敢应允，法领事就出面吵闹，声势汹汹，后来闹得锡良装病逃避。当法领事正在纠缠不休时，1904年秋，德国公使穆默又致函清政府外务部：川汉路借外款，不应专向英、美、德国亦应“一律同沾利益”⁽²⁴⁾。

如前所述，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张之洞，曾主张借款修路，向英、德、法三国商人谈判湘、鄂境内粤汉铁路和鄂境川汉铁路借款的事。到1909年6月6日，他同德商德华银行、英商汇丰银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议订借款草合同，借款总数达五百五十万英镑，其中二百五十万英镑作为建造湘、鄂境内粤汉路资本，二百五十万镑作为建造鄂境川汉路资本；另外五十万英镑则作为赎回前美国合兴公司代清政府所发售、而未赎回之修筑粤汉铁路金元债票之用。谈判的过程中，美帝国主义抓住当年（1903）与奕劻交涉中的片言只语，以当年清政府已经答应过中国修筑川汉铁路“如资金不足时”，“当向英、美两国公司商借”作根据，先后照会英国政府和清朝政府，要求遵守“诺言”，允许美国资本家参加此项即将成立的借款。同时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向美国驻英、德、法大使发出指令，要他们向各驻在国政府提出组成一强有力的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共同对华投资，以“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与完整”。四川境内的川汉路段也包含在借款合同之中⁽²⁵⁾。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插手，于是引起了四国间的互相角逐，经过一段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到6月下旬，美国派遣银团代表到伦敦与英、德、法三国银团代表进行会商，要求分借两路借款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三国银团仅允把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总数四分之一与之⁽²⁶⁾。这次会商未能达成协议。当时张之洞的态度，比较倾向维护英国利益，主张鄂境的川汉路段可借部分美款，粤汉路不应让美国插手。为此，美国总统塔虎脱（Wm．H．Taft）便亲自于7月15日直接致电摄政王载沣，对于张之洞等人“出于成见的反对”，表示“深为不安”⁽²⁷⁾。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又训令驻华代办费莱齐（H．P．Fletcher）严肃警告清政府，“若美国政府的合理要求被摒弃，则中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²⁸⁾。在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屈服了。7月18日，载沣复电塔虎脱说：“关于借款问题，为答谢盛意，已命外务部与贵国驻京代办会商，期能获致适当决定。”⁽²⁹⁾于是外务大臣梁敦彦即与费莱齐进行谈判。梁敦彦提出可把张之洞与三国拟订五百五十万英镑借款增加到六百万英镑，其中三百万英镑供粤汉铁路用，三百万英镑供川汉铁路用，美国可占川汉路借款额之半数，即一百五十万英镑。但美国仍不同意，坚持须与四国平分借款，并在人员与材料上享有与英、法、德三国完全同等的权益。后来，由于英国有意削弱德国在长江流域的权利，转而决定与美国合作，同意了美国的“原则”。但就在这时，张之洞病死（1909年10月），影响到交涉的进行。到1910年5月，四国银团代表聚集巴黎，达成四国向清政府均分借款正式协定。这个协定，是照美国的主张，投资于川汉路的部分，不限于鄂境路段，也包含从宜昌以上至成都的一千六百公里的川汉线。协定还规定了由美、英、法三国分派工程师，分段主持修筑川境路线⁽³⁰⁾。

到此，这个由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所达成的分赃《协定》，只等待清政府的承诺了。

当四国银行团达成分赃协定的时候，正是湖北入京拒款代表张伯烈等回到湖北，两湖人民正积极筹设商办粤汉路的时候，也正是清政府冷眼旁观，寻找借口，准备随时扼杀商办铁路的时候。四国《协定》的签订，促使清政府下了撤销“商办”的决心。

第二节　清政府宣布干路“收归国有”和湘、鄂、粤三省人民的抗争

一　清政府宣布干路“收归国有”

干路“收归国有”，清政府是蓄谋已久的。1908年清廷谕令邮传部查验商办各路工程，又令张之洞督办粤汉、川汉路，都是官夺商路的准备。当时张之洞直言不讳地承认：“各省商办铁路……将来皆须由官收回。”⁽³¹⁾

国际财团的财阀们是清政府扼杀商办铁路的幕后指挥者，他们煽风点火，制造舆论，批评清政府说：“国家将建筑并设立铁路之权归于各省自办，真政府之一大错误。”又说川汉铁路“非得外国之专门家与财政之资助，决难望其成就”⁽³²⁾。从1910年2月起，英、德、法三国公使（后来又加上美公使），几次三番地催促清政府从速签订包括四川境内川汉路段前议的湖广路借款合同。由于中外反动派早已勾结一致，于是，清政府于1911年1月补授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让这个滥借外债和出卖路权的老手与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就借款合同的细节，进行最后一轮的磋商。同年四月底，合同细节“皆已妥协议定”⁽³³⁾，清政府和盛宣怀宿谋取消商路的条件完全成熟，一出商办铁路变“国有”的双簧戏，便上演了。先是：盛宣怀嗾使给事中石长信于5月5日上了一道《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支路办法折》，抓住商办铁路的弱点加以攻击，而后提出“明定干路为国有”的办法。清政府当天就下谕：“著邮传部照所奏各节妥筹议奏”⁽³⁴⁾。紧接着，邮传部递上《复陈铁路明定干路、支路办法折》，认为“原奏各节，皆属详尽。而其要尤在干路收归国有”。因此请求“明降谕旨，晓示天下”⁽³⁵⁾。就在这一阵紧锣密鼓中，5月9日清朝政府抛出了“国有”政策的“上谕”。

“上谕”首先肯定石长信“所筹办法，尚属妥协”，接着强调了国家必得掌握诸大干路的重要性，然后从指责商办铁路的缺点开始，转向一举夺取全国商办铁路干线的正题。上谕说：

……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分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进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尘耗。……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³⁶⁾。

这一道皇皇谕旨，是卖路的清政府向全国商办铁路的宣战书。表面上它好像很关心国家的路政，也好像很看出了某些商办铁路公司的弊害，但是堂皇“理由”不过是掩盖出卖路权秘密的文字游戏，是骗不了人的。就在5月9日这天，邮传部《奏请取消商办铁路前案片》上讲得明白：“英、德、法、美四国驻使，以张之洞系国家代表，草约已画，即成定议，催定正约者，前后咨文，不下十余次。……若不将前案（指商办）先行取消，则借款合同，似难签定。”⁽³⁷⁾“干路国有”，不过是为借款合同签字扫清道路而已。

“国有”政策宣布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首先是5月10日由邮传、度支两部致电与粤汉、川汉两路有关的湘、鄂、粤、川督抚，传达5月9日“上谕”，并要他们“遴派大员”查明各省商办铁路公司账目，“迅速电复”，“以凭请旨办理”⁽³⁸⁾。

第二是5月18日起用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令他“迅速前往会同湖广、两广、四川各总督，湖南巡抚恪遵前旨，妥筹办理”⁽³⁹⁾。

第三是5月22日下令“所有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并“著该督抚迅即刊刻誊黄，遍行晓谕”⁽⁴⁰⁾。

这一些都是为接收商路，实现“国有”服务的。查账，是为接收摸底；任命督办，是确立接收大员，表示令出必行；停收租股，则既是釜底抽薪，制川、湘两公司于死命，又是借“稍纾民困”之名，收买人心。

就在逐步采取上述措施的过程中，5月20日，清政府代表盛宣怀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代表就《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在北京正式签字⁽⁴¹⁾。但是，当四国财团和清政府正庆幸他们勾结阴谋成功的时候，立即召来了湘、鄂、粤、川四省人民的反对，爆发了清末保路运动的最后一战。

二　湘、鄂、粤三省人民的抗争

首先起来反对“干路国有”的是湖南。5月9日的“上谕”发表之前，湖南旅京资政院议员罗杰等人已探听到一些消息，电告长沙方面说“四国借款即日签押，势甚危迫，请速力阻”。湖南商办铁路公司闻讯后致电军机处、外务部、度支部、邮传部，表示“湘路修有成路，力能完全自办，毋庸另借外债”，并电湘籍京官“设法直接挽救”⁽⁴²⁾。

5月10日邮传、度支两部给四省督抚的电报传到湖南后，湖南谘议局当天致电有关省份谘议局，要求共同力争取消“国有”政策⁽⁴³⁾。此后长沙各界群众连日集会，反对“盛宣怀滥借外债，欺君贼民”⁽⁴⁴⁾。12日，到贾公祠开会的有数千人。次日到教育总会开会的又是数千人⁽⁴⁵⁾。各团体署名刊发传单，说明“湘省粤汉干路为全省命脉所关，将来借债修筑，湘人财产生命均操外人之手，若不极力收回，后果何堪设想”⁽⁴⁶⁾。有一张“四字经”式的传单，说得很透彻：

瓜分中国　今已实行　烟酒新税　钱粮厘金　一概典押
权操外人　硬将铁路　卖与强邻　粤汉川汉　国之命根
收回自办　几历艰辛　煌煌谕旨　远近共闻　邮部盛贼
买卖交情　利归己有　扣头坐分　假传圣旨　恐吓愚民
实利归外　国有虚名　国债借入　千兆万金　我辈担荷
真是不轻　永为牛马　子子孙孙　用告各界　兵商农工
田房抽股　又抽俸薪　募款凑集　血泪纵横　近年赶筑
着着进行　今遭盛贼　拍卖无存　股本丧失　何问红成
嗟嗟此贼　揖盗开门　从此乡土　鸡犬不宁　妻离子散
强掘祖坟　为今之计　万众一心　誓死不二　斩此奸臣
先请大宪　电奏九重　如果不理　动以血忱　大家拚命
与贼力争　保全商办　分段兴工　大家入股　克日告成
以保桑梓　以答圣明

全湘人民公白⁽⁴⁷⁾

5月14日，到教育总会来开会的达数万人，群情激愤。有的演说，有的痛哭，有的断指，表示与盛宣怀不共戴天。会上除决定于16日由各团体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愿外，还通过决议：商办湘路实力进行；召集正式股东会，分段开工；租股、房股、薪股照旧收集；对来湘强事修筑的督办或外国人，概行抵制；政府如不同意商办则实行闭市、停课、抗租等十五条办法。有一张题为《铁路苦状告我同胞》⁽⁴⁸⁾的白话文传单明白表示：

我们的抵制他法子，一面人人多拿几个钱出来，分途开工，赶紧办路，修一尺是一尺，修一丈是一丈。一面请抚台出奏，要外务部即日把湖南借款的事情一笔勾销。在下的想那班卖路的奸贼，一块肉落在口中，要他吐出来，是难得望的。我们只好拿定一个主意：我们办我们的路，他借他洋人的钱，我不去管他，也不许他来管我。万一我们修路的时节，有谁来用强迫手段压制我们，那时我们做百姓的人，横直是一条死路，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拼一场，在学堂的人大家散学，做生意的人大家闭市，湖南全省的粮饷大家是不肯完的，看他把我们湖南的百姓怎样办法呢！

在5月16日长沙各团体代表往巡抚衙门请愿的同时，铁路公司长（沙）株（洲）段工人一万多人也停工进城举行请愿游行。他们表示：“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⁴⁹⁾巡抚杨文鼎在群众的压力面前考虑对策，他一方面答应代奏，另一方面密电瑞澂让清帝对自己下旨申饬，“若辈见抚臣已受申饬，无可藉口，久则势散气涣，不难就范”⁽⁵⁰⁾。他们按照这条“苦肉计”进行部署。6月3日清帝果然对杨文鼎“严旨”申饬一番，但是效果不大，除了在一部分胆小的绅士中间，稍起了些“震慑”作用之外，大多数群众却因此“愈益愤激”。谘议局议员纷纷辞职，各学堂学生相率停课。到6月16日以后，形势越加严重，杨文鼎不得不揭去伪装，出动巡防队、警察队“沿街穿巷，四处巡逻”，“手擎枪械，如防匪寇”⁽⁵¹⁾。同时出示禁止开会，取缔印刷店，检查信邮，特别注意学生和军队的信件。在反动统治者的高压和分化政策下，湖南人民反对铁路“国有”斗争的第一个高潮暂时被压下去了。但到9月中旬，长沙各学堂学生听到四川保路风潮扩大，再次奋起斗争，实行罢市停课，抗粮拒税，并且出现了“铁路协赞会”等几个组织，密谋革命。新任巡抚余诚格“深虑激动风潮，妨碍大局”，下令不准民间开会结社，并电告湖广总督瑞澂：“请调常备军两营，驻扎岳州，以备不虞。”⁽⁵²⁾反动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斗争，制造恐怖气氛，使得长沙“居民一夕数惊，大有草木皆兵之象”⁽⁵³⁾。这时距武昌起义的发生已经不远了。

湖北的京官哈汉章等多人，也较早地探听到盛宣怀主持铁路借款并奏请取消鄂路商办的消息，曾联名上书抗争，指劾盛宣怀罪状多端。5月9日清帝发布“干路国有”的当天，湖北谘议局刚好在四官殿铁路公司召集军、商、学界会议讨论借款问题。这天到会者一千多人，会上人们纷纷演说路权损失之利害关系，谴责盛宣怀的卖国罪行，表示非认真对付不可。随后武汉商民团体联合会又在小关帝庙集会，反对借款，力争商办。这时汉口《大江报》主笔、革命党人詹大悲，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时评”，以《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为题，揭露清政府卖国媚外的罪行，号召人民采取革命行动。

反动统治者对于群众的爱国行动采取了镇压与分化的两手。湖广总督瑞澂对倡议争路者扬言要“格杀勿论”，对保路积极分子进行侦察审查，下令查封了《大江报》，逮捕了詹大悲，判处监禁一年。受命为督办的端方，则以另一种姿态出现，他设宴招待鄂省京官，积极联合湘鄂两省人士，“哀求”他们“相助”⁽⁵⁴⁾。

由于湖北商办铁路公司集资不多，股款未齐，而且邮传部拟具的收回办法中，承认用国家铁路股票赎买商股，因此“国有”与否对那些上层绅商利害关系并不大。在端方、瑞澂软硬兼施之下，他们“首先软化”⁽⁵⁵⁾。连过去曾经慷慨一时表示过“路亡与亡”的谘议局议长、立宪派分子汤化龙也“甘心路亡，而不置议”了⁽⁵⁶⁾！还有少数无耻之徒，为了讨好官方，要求武汉各团体列队车站，欢迎端方的到来，与端方有过一定关系的绅士们，更想“乘此时机运动差缺”⁽⁵⁷⁾。湖北人民的爱国斗争被立宪派分子和反动绅商们叛卖了。

广东在京京官得知路归“国有”的消息后，非常激愤。他们联名参奏盛宣怀“朦蔽圣聪，侵权违法”，质问总协理大臣“此事是否应负连带之责任”⁽⁵⁸⁾。在广州方面，也同样激起反对。6月6日，广东粤汉铁路公司举行股东大会，讨论对策，参加会议的股东一千多人。当董事和大股东们提出几种“转圜”办法，如领回资本，别营其他实业，或更换国家铁路股票时，皆无人同意；当有人提出“仍援原案，坚请商办”的议案时，“众皆起立，哄然嗥应，声震会场”⁽⁵⁹⁾。会上通过了“万众一心力争商办”；“政府如有甘愿违背先朝谕旨，破坏商办之局，派人来粤强占，我股东力筹对待”；“设立机关部一所”“办理一切事务，以保全商办目的”等决议⁽⁶⁰⁾。大会致电邮传部要求“撤销国有令，以昭大信”；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依，希予支持”；致电省内外股东，希望他们“向政府致电力争”⁽⁶¹⁾。

这时的广东刚经过夏历“三二九”的广州起义，总督张鸣岐特别警觉，股东大会开会时，派数百名士兵到场弹压。会后，他向清廷谎报，各股东所争者“只归还股东之办法耳”，而所通过的“反对国有，力争商办”案，是由于“公司议事，惯为少数股东所劫制，多数股东不敢发言”⁽⁶²⁾。因此他出示把会议决议案取消，勒令另定期召集会议，重行讨论。

但是，这种横蛮干预，引起来的是人民更大的愤慨。在反动统治的高压下，有人想出了另一种抵抗方式，办法是不用官发纸币，持票挤兑白银。在这一号召下，群众纷纷持票领银，一日达数十万，以致市场危险，不可终日⁽⁶³⁾。这一行动逼得张鸣岐赶紧向度支、邮传两部呼吁挽救。清廷除令两部先拨借三百万两外，再准张鸣岐向日、英、法、德四国银行贷款五百万两，周转市场，渡过难关。同时令张鸣岐对于挤兑的人，“认真弹压”，倘有不法行动“立予拿办”，准其“格杀勿论”⁽⁶⁴⁾。

由于反动统治者进一步采取高压手段，公司股东们及许多保路团体领导人被迫逃到香港，于9月3日在港成立广东保路会。这天适值狂风大雨，赴会的群众不下万人。大会规定保路会“以破债约，保路权，维持完全商办，联合川、湘、鄂三省，一致进行为宗旨”。会上通过章程二十八条。并通过派代表进京请愿，遣人赴南洋联络华侨，设立分会和将大会情形，宣告中外等决议⁽⁶⁵⁾。

广东反对铁路“国有”的斗争得到同盟会的支持和海外侨胞的支援。尽管这一运动（包括湘、鄂），基本上还约束在合法斗争的方式之内，但它已造成“山雨欲来”的形势，成为革命运动的前奏。当时有旅越侨胞来信，主张“有劫夺商路者”，也应“格杀勿论”⁽⁶⁶⁾。又一封海外侨胞来信，“声言现在侨商决意资助党人，另图反对政府”⁽⁶⁷⁾。这些都说明了人民对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已到了忍无可忍、渐近于短兵相接的地步。

第三节　四川立宪派的“文明争路”和保路同志会的成立

一　四川立宪派和清政府矛盾的加深

“干路国有”的消息，同样激怒了四川人民。

粤汉、川汉路股的来源，四省并不一致。如粤省是以商款为主，而川、湘都是以租股、捐股为主。特别是四川，“款靠租捐，专虐农民，且小户零亩，非数十年不能凑成一股”；“路款系由川民按亩加捐，敲筋击髓而来，竭小民之脂膏汗血”⁽⁶⁸⁾。因此，“干路国有”受到了劳动人民，特别是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群众的普遍反对。当时有一首歌谣⁽⁶⁹⁾曾这样写道：

自从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千；
也有官的商的款，也有土药烟灯捐；
最可怜的庄稼汉，一两粮也出这项钱。
要办路因为哪一件？怕的是外国占路权。

这首歌谣，把保路运动的群众性和目的性都表达清楚了。

“干路国有”也侵犯了四川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这个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就是四川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郭沫若曾经回忆说：“我记得好像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县的知事按着地租的多少摊派到各地方的乡绅。在这儿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资本主义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为了铁路公司的股东了。”⁽⁷⁰⁾所谓立宪派，主要就是这种资本主义化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因为，资产阶级上层也大多是由这种地主阶级中的人转化而来的，在四川尤其是如此。

四川立宪派人士对“干路国有”虽然表示不满，但开始他们还幻想有弥补的办法，不愿把事态扩大。

5月11日，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接到有关干线“国有”的“上谕”后，邀请四川川汉铁路公司主席董事彭芬、副主席董事都永和和总理曾培来督署商议办法，一时未得结果。彭芬等复往省谘议局同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商讨。蒲殿俊认为：谘议局的职能解决不了铁路股权所有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得铁路公司另行开会不可。因此他们决定：先号召在成都的各州县人士集众研究，然后再举行临时股东会具体讨论。这时另一立宪派分子、在京任法部主事的邓孝可丁父忧在成都，他向铁路公司建议，由铁路公司出资创办通俗的报刊，从政治、法律的角度，先对问题作些分析。这是要作“法律解决”的张本。结果由他和朱云石主办《蜀风杂志》，池汝谦等主办《西顾报》，江三乘等主办《白话报》⁽⁷¹⁾。这些报刊在以后的斗争中成为立宪派的喉舌。

5月16日，四川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发出第一封致邮传部的电报，乞求“俯顺民情”，维持商办成案。但是，清政府不予理睬，两天后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随后又下令川、湘两省停收租股。5月下旬，公司董事局渐渐听到一些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以及各方面反对“国有”政策的情况：如湘“拚死力争”，“泣恳收回成命”；“鄂相持最烈；粤亦不肯退让”；各省“会举代表晋京”，“台谏又严劾盛宣怀罪状”等等⁽⁷²⁾。于是，四川立宪派腰杆子开始硬朗了些，他们决定于8月4日召集特别股东大会，后又提前于5月28日先举行临时股东总会准备商讨对策。同时，又分别用四川谘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名义呈请川督代奏，要求收回成命，暂缓接收，仍准商办。

四川的立宪派中，邓孝可是开始并不一定反对“国有”的人物。他发表的《川路今后处分议》，可看作是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他对“四国借款”和“国有”政策不主张“根本上之反对”，而主张“有条件之要求”。理由是：借款如能通过资政院，不以铁路作抵；借款又有确实的用途，偿还时不波及川路，就不必作“根本”的反对⁽⁷³⁾。政府收回铁路如能“剋期速成”、又能扩建为川藏铁路，同时建路时，“用川人、购川材”，就不必争论“国有”、“商有”。他还幻想这样可以免除“租股”的扰累，又可用清政府退还的路款来办几件“至要至善之事”：“以百万金，力扩川航事业”；“以五百万金，充地方殖业银行资本”：以二百万为川省教育基金”；“下存余者办四川矿工各实业”⁽⁷⁴⁾。但是邓孝可幻想的美梦，不久后被事实粉碎了。

5月28日上午，临时股东会准备会在成都川汉铁路公司举行。到会者有谘议局常驻议员、各法团代表及铁路公司在成都的股东等共七百二十二人。署劝业道周善培奉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之命也出席了会议。会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以龙鸣剑为代表的同盟会会员，他们主张根本反对“国有”，认为湘、鄂各省，既已力争，四川不能拱手退让。希望今后凡有交涉，由董事会报告各处，集群策群力以为后盾。一是以邓孝可、龚焕辰等为代表的立宪派，他们希望政府退还路款，保住股本，就只作有条件的要求，“无事根本上之反对”⁽⁷⁵⁾。这是同盟会会员和立宪派人士围绕是否承认铁路“国有”问题进行的第一次公开的思想交锋。

临时股东会准备会议以后，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和四川驻省各法团请川督代奏清政府，要求政府暂勿派员收路和缓刊停租股的誊黄，俟按照“公司律”开过股东大会后，再行决定。川督王人文有某种程度的开明倾向，同时也由于他们的要求有限，果然据情代奏了。但5月31日代奏电发出，6月2日就遭到传旨申斥。清廷的谕旨中，不但斥责王人文，而且责骂谘议局难保“不受劣绅之请托，希图蒙混”，川路公司“定有不可告人之处”，所具缘由，都是“强词夺理”，甚至是“殃民误国”⁽⁷⁶⁾。这道严谕，有点刺痛了立宪派人士。但他们不知道在这道严谕的背后，还有使他们更感到痛楚的歌电。

所谓“歌电”，是在清廷申斥王人文的前一天，即6月1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致王人文的两封电文，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办法的大意是：除公司在上海倒折之款，不予承认外，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同时拒绝川人希望提用路款自办支路和矿务的要求。按川省股东要求保本退款，而清政府则只允换发铁路股票，这一争论与湖南省相同；但川省股东，至少希望把现存之款退还；同时川省公司还有一笔在上海各钱庄倒亏之款，合计三百余万两。这笔倒亏之款是上海管款员施典章企图营私渔利而造成的，由于上海道蔡乃煌处理违法，尽管施典章已被监禁，但倒亏款全无着落。现在歌电处理办法不包认亏耗之款，使川路公司上层绅董无法交账，同时不论已用未用，一律不还，这不但是收路，而且还要夺款了。立宪派原认为“路”可以不争，“款”不能不要；邓孝可原认为“政府接收路，并非接收款”⁽⁷⁷⁾，而事实恰恰相反，到此，他们原有的“希望”完全幻灭。这情况是湘省所无，四川所独有的。

王人文6月2日收到电报，料知此电一经宣布，川人必更愤激，所以他在3日复电盛、端，力言对已用之款，可照部议换给铁路股票，对现余之款则万不可提。“若提换现款，则希望两绝，恐非笔舌所能譬解”，并说明“近日谣言甚多”，“歌电”“未敢宣泄”⁽⁷⁸⁾。但是6月7日盛、端径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问他是否见到“歌电”；李于6月9日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又转询督署。王人文知道已无法掩盖了，便在6月11日抄示公司，并说明这不过是部议商榷的意见，嘱不可误解。然而电文一公开，报纸争相刊登，“舆论因以益愤”⁽⁷⁹⁾。

6月12日，铁路公司致电各州县租股办事处，告以“歌电”内容，不料各处电局先已奉有邮传部“元”日电令，不准收发关于铁路问题的电报。“邮部以官厅命令，束尽人民自由”的野蛮专制手段⁽⁸⁰⁾，使四川绅民更加激动。他们散发传单予以揭露。与此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川督王人文根据“歌电”的要求，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摸清底细，以便接收。但在众情激怒之下，查帐员遭到公司各处办事人员的拒绝。各地办事人员表示：在股东大会未召开之前，不能接受查帐。

这一系列的事件，既深刻地激怒了四川人民，也加深了立宪派与清廷之间的矛盾。因为清政府收路兼夺款的做法，使立宪派已无回旋的余地。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他们看到借款合同的全部内容，于是就抓住合同中丧权卖国的条款，由罗纶起草，逐条予以批驳，并联合二千四百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到这时，邓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著文，痛诋“盛大臣卖国奴”。这伙原来赞成“国有”的绅士们，如今被迫转到“保路”的立场上来了。

二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

6月16日，铁路公司召集在省股东和谘议局常驻议员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认为形势日迫，需要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⁸¹⁾。于是连夜缮发通知，分道联络，同志会第二天就要成立起来。当夜蒲殿俊、罗纶等二十余人又仔细商量，为了要以群众声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除先把成都各街道的分会组织健全外，还必须在各县成立分会。同时为了留有转圜的余地，谘议局议长暂不露面，留作幕后的主持者。同志会内另设一个对外不公开的参事会，作为决策的核心，谘议局常驻议员皆作参事，由蒲任会长，罗任副会长。这是内幕机构，对外不宣布。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的铁路公司，人群熙攘，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除了应邀与会的在省股东、谘议局议员和各团体代表外，更多的是闻讯自动赶来的爱国群众，如青年学生郭沫若便是这样的群众之一。

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程莹度等许多人相继发表了激昂慷慨、声泪俱下的演说。他们讲述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经过，揭露四国借款合同的内容，批评政府的违法乱命。

关于这次大会的群众情绪，无论是官方文书，或者是私人著述，都有着十分生动的记载。例如：

6月17日，即开会当日，王人文在致内阁的电文中说：

本日未前，各团体集公司开会，到者约二千余人，演说合同与国家存亡之关系，哭声动地，有伏案私泣。最后议决，设立保路同志会，由会选人赴都面谒钧部，请示办法，俟商定后，再请查帐。幸无骚动情形，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⁸²⁾。

6月19日，王人文又在奏折中陈述17日开会情形说：

本月二十一日（即阳历17日），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一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⁸³⁾。

青年学生郭沫若，是当日亲临会议的目击者，他在后来的著述《反正前后》⁽⁸⁴⁾中，也有一段十分详尽而生动的记载：

股东代表大概有二三百人，会场是设在一个天井里面的，上面搭着棚厂。铁路公司是设在从前打大小金川封了公爵的岳锺琪的公馆里面。全部是旧式的建筑，没有那样宽敞的可容几百人开会的会场。做讲坛的是一座戏台，前面摆着一张方桌，靠壁和两侧放着一排太师椅。坛上坛下的人都坐定了。铁路公司的总理——姓甚名谁我已不记忆了⁽⁸⁵⁾——起来摇铃宣布开会。

劈头讨论的便是铁路国有问题。关于这个政策的情形，好像是邓孝可起来报告的。他的报告很平淡。他本来是赞成国有政策的人，后来随着潮流的进展却成为了保路同志的急先锋。在他报告完了之后接着是罗纶登坛。

罗纶是一位白皙的胖子，人并不很高。他一登坛，向满场的人作了一揖，开口便是：

——“各位股东！”很宏朗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地痛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汪汪……”

——“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在场的警察、公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已经不是演说，不是开会的事了，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

接着还是罗纶，以他那很宏大的声音叫出，在他看见会场稍稍在镇定的时候：

——“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我们要誓死反对！”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拳。坛下也同声的反响了一声，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方面我们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联络外省的、全国的同胞，我们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达不到目的，我们四川人要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赞成！”

两三百人同声叫出的这“赞成”的一声，要用古式的修辞来形容，是有点“声震屋瓦”。

就这样，铁路总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公司总理的主席的位置，无形之间便被罗纶诸人夺去了。保路同志会顿时便成立起来，会长举的是蒲殿俊，这是罗纶当场推荐的，副会长就是罗纶。下面分四股办事，有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各股的干事都是当场的人自告奋勇来担负的，大体上都是罗、蒲一派的人。

同志会成立后，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

王人文，字采臣，云南太和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原由陕西左迁四川藩台，新简川滇边务大臣，未赴任，被命临时护理总督。前任川督是赵尔巽，调东三省。赵调任前，未践诺保王为川督，而是密荐其弟赵尔丰署四川总督，以王代赵尔丰的川滇边务大臣缺。有人说：王对保路运动比较放任，是有意制造难题留给赵尔丰；但从王在这个阶段的前后言行看，他承担着颇大的风险。如上述，为了给谘议局代奏，他已经受到朝廷的一次申饬，对盛宣怀等拟定的提用路款办法，他也不完全同意。现在这么多的请愿群众涌到他的衙署里来了，他居然破格地走到群众中来，并讲了话。对大家的要求，不但表示同情，而且表示支持：“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在职责上，无论怎样要据理力争。”⁽⁸⁶⁾王人文说话算数，在接见群众讲话后的第三天——6月19日，即上疏严参盛宣怀签字借款合同，丧失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请将自己治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6月27日，他又把罗纶等二千四百余人签注批驳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及公呈人全体姓名上奏，并附片自请处分。王人文作为清政府的一员封疆大吏，对保路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其胆识确是难能可贵的。结果，王自然遭到清廷又一次的严厉申饬，最后终于受到革职处分。如果不是辛亥革命发生，他是会被逮入京办罪的。

三　“文明争路”及其破产

自17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要求入会的爱国群众，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洪流，仅仅四天成都一地就已超过十万人。到7月初的半个月中，成都保路会开会十余次，到会群众“激昂悲壮，热血涌”，但又能“整而有理，秩而有序”⁽⁸⁷⁾。成都各街道的保路同志分会也迅速地组织起来。紧接着，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保路同志协会也相继成立，如女子保路同志会、学界保路同志会、商界保路同志会、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等等。后来在罢市斗争中，还出现了机器工匠同志会、印刷工人同志协会。

成都以外的地区，保路同志协会也陆续成立。如6月28日，重庆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到会者一万数千人。7月21日彭山县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声明为“破约保路”，情愿“毁家效命”。据不完全统计，自6月17日至9月7日成立保路协会的共有六十四县。

立宪派虽然组织和领导保路同志会的活动，但他们内心充满了矛盾。为了迫使清廷让步，不得不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声势；但又怕群众的行动超越了他们许可的范围。他们总希望留有余地，以便在达到所悬想的愿望后，与清政府妥协。当时，他们派出大批讲演员分赴各府、厅、州、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因怕“好事之徒，藉此煽惑人民，生出意外变端”⁽⁸⁸⁾，所以小心谨慎地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罪在盛宣怀一人，与我皇上无干，与四川及他省官吏无干，与洋人无干”⁽⁸⁹⁾。并规定“不可以此罢市、罢课”，“不得以此牵涉外人”，“不要有野蛮抗官府、打教堂的无理的暴动”⁽⁹⁰⁾。他们在《演讲及组织同志会协会办法》中还规定：演讲及成立协会“必先商之地方官，届时必请临场，又必派警兵数人以资弹压”，“指名招请团总、学董、乡约、保正、客长等”参加会议。开会时“宜推监场一人，以便宣布会规及一切防维之法”⁽⁹¹⁾。这就是立宪派所宣扬的“文明争路”。

但是群众一经发动，就不会听命于立宪派的意志。保路同志会成立后，秘密的哥老会会员得到公开活动的机会，同盟会会员的革命主张也陆续渗透到群众中来，影响着群众的行动。随着斗争的深入，爱国群众对立宪派“文明争路”那一套办法日益不满，因此，“每当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听众欢迎，若果瞻顾前后，研究办法，则众极不满”⁽⁹²⁾。但是，立宪派的绅士们仍然照“据法力争”的老路办事。8月1日，他们派遣刘声元为代表入京，会同已在北京的谘议局副议长萧湘等人叩阍请愿，准备“效秦廷七日之哭”来打动“天听”。刘声元启程北上的那天，冒雨送行的三万余人。刘声元告别演说，“一字一泪”，表示：此去“若力争不能破约，誓不生还！”⁽⁹³⁾但结果呢，不但不曾敲开皇宫的大门，而刘声元反被“槛车就道”，“递解回籍”。与刘声元入京的同时，他们还派了陈育、白坚、龚焕辰与江潘、周代本、吴炳臣等分道前往湘、粤、鄂等省联络，筹议办法，也都遭到当地警道的防范干涉。

从5月间就开始筹备的特别股东大会，到8月初旬各地股东代表到齐，准备开会。开会前，向以凶悍著闻的赵尔丰已赶到成都履总督任。

赵尔丰，字季和，武弁出身。先前来川任过永宁道道台，又简藩台，代理过四川总督。1908年调任川滇边务大臣，驻节巴塘。以滥杀著称，四川人叫他“赵屠户”。其兄赵尔巽调离四川前为他活动，他辇金三十万入京行贿，所以清廷于1911年4月命他署四川总督。自路潮扩大，王人文被申饬，清廷迭催他赴成都履新。但由于种种事故，到7月下旬方能成行。待至雅州，遇到河水大泛，又停顿了几天⁽⁹⁴⁾。一路上他接连收到端方、盛宣怀的电报，催他“兼程前进”，务于8月4日以前抵省⁽⁹⁵⁾，指示他“从严干涉，力拒非理要求”⁽⁹⁶⁾。8月2日，赵尔丰赶到成都，第二天早晨就接印视事。这时特别股东会即将举行了。

特别股东会于8月5日开幕，会场设在铁路公司。到会代表共五百余人。赵尔丰率领各司道官员亲临会场监督。会上讨论和通过了股东准备会提出的《遵先朝谕旨，四川川汉路仍归商办意见书》。《意见书》提出：（一）质问邮传部，（二）吁恳代奏，（三）提回存款三条争路办法。当会上有人讲“破约保路”时，赵尔丰插话制止，但遭到南充股东代表张澜的当场驳斥。张说明要保路，必先破约，他针对赵尔丰的干涉，更加大声呼喊“保路呀！破约呀！”⁽⁹⁷⁾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在这气壮声扬的场面上，貌似强悍的赵尔丰反而“势衰气沮”，不再吭声了⁽⁹⁸⁾。这天会议上，颜楷当选为特别股东会会长，张澜为副会长。会长的人选是事先精心安排的：颜楷素性平和，其父与赵尔丰同寅，便于联络；张澜有胆识，与蒲、罗交好，这样一软一硬，可以更好地对付赵尔丰。

此后，会议逢一休会，其余时间逐日开会。但是到了8月中旬骤然发生了邮传部札派李稷勋仍总理宜归工程，实际是强收宜归段路权的问题。由此掀起了席卷全川的罢市、罢课斗争。

第四节　席卷全川的罢市斗争和成都血案

一　席卷全川的罢市斗争

在特别股东大会开幕不久，破约保路问题尚无结果的时候，发生了邮传部札委李稷勋仍总理宜归工程的问题。这是盛宣怀与端方密谋策划强收川汉路权的一个阴险步骤。

端方号午桥，曾历任巡抚、总督等职，深得慈禧信任。1909年被载沣革职。久蛰思启，以行贿数十万，得到起用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他奉谕之后，与盛宣怀密议对付争路人民的办法，一是用收买，二是用惩办。在湘鄂路事中，他们收买了不少两湖绅士及报馆主笔⁽⁹⁹⁾。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四川斗争后来居上。盛、端之流就在川人中物色收买对象，他们看中了川汉路宜昌分公司经理李稷勋。同时还把四川京官甘大璋等多人拉过来，让他们代表川绅上奏，响应“国有”政策和强收路股的办法。

李稷勋，原系邮传部左参议，因丁忧返籍，1909年8月间由前四川总督奏派为川路驻宜昌总理。四川保路同志会蠭起后，6月底，盛宣怀命他进京述职，借机收买他来劫夺川路。盛宣怀、端方内定在“国有”前提下，让李继续总理宜归段工程；李稷勋表示愿以现存租股七百余万两办宜归工程，同时他还答应由彼自行设法运动川路公司。秘密商定之后，他于7月7日先唆使川路宜昌分公司董事局致电川路公司股东会，要求将川路股票换成国家铁路股票；将现有存款交给政府专修宜归一段。继于7月15日用自己名义从北京致电川汉铁路总公司，暗示只应注意争款，不可别生枝节，说：“国家政策”“恐难转圜”⁽¹⁰⁰⁾，意图诱使成都方面放弃废约保路。与此同时，他竟无视总公司迭次通知他“坚持破约”、“拒绝交待”的指示，于7月16日以个人名义擅自呈文邮传部，同意接受邮传部派往宜昌查勘大员马汝骥清厘款目，以旧历五月初一为界限，在此以前的支出各款妥订归结办法；在此以后的去留事项，统候邮传部裁夺。这是李稷勋自己做主把大家正在争取川汉路的一段，让邮传部劫夺过去了。邮传部根据这一“呈请”，就以铁道工程“最贵迅速”为理由，着李稷勋继续任宜归段总理，主持进行，“勿庸停工”，“所需工项，仍由川款支应”。盛、端用这种移花接木的办法，一转手间，就把宜归段工程和路款改变了性质。就在此时，由于宜昌筑路工人的问题，在武昌的端方、瑞澂急电李稷勋返宜。李离京南返路过武昌时，又与端方密谋。端方为他在原薪五百两之外“提加给夫马五百两”，并嘱咐他“将宜归一段一手办成”⁽¹⁰¹⁾。

李稷勋回到宜昌后不久，成都举行的特别股东会开幕了。特别股东会于8月5日开始，8月6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收到邮传部宜昌工程由李稷勋用川款续办的咨文。这一消息于8月8日在特别股东会上一经宣布，“会众异常愤激”，当天由总公司董事局致电宜昌董事局，请董事们共同质问李稷勋，令其自电阁部，并电会众辞去其总理职务⁽¹⁰²⁾。8月10日特别股东会又请赵尔丰代奏纠劾盛宣怀与李稷勋“私相授受”，“违旨盗权”之罪⁽¹⁰³⁾。到了8月13日，特别股东会又电告李稷勋，表示“全体股东不认部咨”，限其“十日内”妥结辞职⁽¹⁰⁴⁾。盛宣怀知此情况后，急与端方和瑞澂密谋，让端方、瑞澂赶紧会衔上一道奏派李稷勋留管宜昌路局的电文，准备以谕旨压服川人。他们还诬蔑股东会说：“此次川省集会倡议之人，类皆少年喜事，并非公正绅董”，又信口造谣说：“闻自东内渡者，均纷纷回川，恐有受人煽惑情事，尤恐名为争执路事，实则别有隐谋。”⁽¹⁰⁵⁾清廷得奏，于8月19日下旨：钦派李稷勋仍总宜工，并饬川督将所有川款查明，实力奉行⁽¹⁰⁶⁾。这个谕旨终于把四川人民逼反了。

赵尔丰接到“上谕”后，只告诉给几个立宪派首领，他们都认为此事不能发表，否则“众必大愤”。但是，宜昌方面已得此消息，成都方面也终于无法掩盖了。消息一经传开，群众异常激愤。特别股东会放弃了原定的休息日，8月24日当天上午召开紧急会议。会场上一片哭、喊、叫、骂、捶胸、跌足之声，秩序大乱。也有人提出一些对付办法，但由于主持会议者的犹豫，无结果而散。这天下午，保路同志会又举行大会，几万群众涌进了会场，要求罢市、罢课、罢捐，并要到总督衙门去请愿。当罗纶、邓孝可等犹豫不决，会议还在进行时，街上已在关门罢市了。同时，街头上出现了传单，号召“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¹⁰⁷⁾。

这天晚上，学界保路同志协会决定，各校当即开始罢课。

成都沸腾了。赵尔丰急忙命令营务处总办田征葵调遣巡防军进城，分驻平安桥、四圣祠、丁公祠、子龙塘、通顺桥、双凤桥等处，严加戒备。另一方面，他又召集颜楷、张澜、罗纶、邓孝可、曾培、彭芬等商谈疏导办法。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心情惶惑，一边感到群众起来了，“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但又怕由此而激起群众的暴动；因此，他们与赵尔丰想恢复秩序的要求，有共同的地方。根据赵尔丰的意图，当晚，股东会领导人与各街协会代表共商开市和保守秩序的办法：他们通过提法使周善培、巡警道徐樾，派出巡警监视各街道爱国群众，同时用同志会名义刊发《公启》，规定“勿在街市群聚”，“不得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等等戒条。另外他们还想出一条办法，用黄纸刊印光绪皇帝的神位，左右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的对联，分发给各街各户张贴门首，让每家居民每日早晚焚香礼拜。立宪派的首领们想用这办法作护符，证明自己不是“犯上作乱”的；但它却起了让人们无须乎害怕“造反”获罪，把更多的群众动员起来的作用。于是各街道中心随即都扎起了“皇位台”，台上都供起了光绪帝的牌位，牌位上几行大字十分令人注目，其形式如下：

在这个“皇位台”的两侧，还树起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文官下轿”，下联是“武官下马”。

这种供奉光绪皇帝牌位的形式，立宪派原想借以防止群众的行动越轨；结果却起了保护群众的作用，因为这种形式，使保路斗争完全合理合法，剥夺了反动统治官员们一切诬蔑和反对的借口。

8月25日，即成都罢市开始的第一天，赵尔丰派府县官员亲到街上召集商民劝谕开市，但是商民们都“一哄而散”⁽¹⁰⁸⁾。川督赵尔丰虽以凶悍著名，但当时省城兵力单薄，而且他还顾虑到警察、新军都是本省人，难免有“眷怀桑梓之念”，“欲其捍卫尽力，实难凭信”⁽¹⁰⁹⁾。在这样群众运动的威力面前，他不敢轻举妄动，只得一面向清廷报告求援，一面封锁消息。

成都一罢市，各县留省人员即“雇快马捷足走告本埠”⁽¹¹⁰⁾。温江、华阳、灌县、郫县、简州、汉州、双流、新繁、新津、新都、崇宁、崇庆、金堂、什邡等处，凡是先得到消息的地方都一齐罢了市；接着潼川府、嘉定府、叙州府、资州、重庆府等处也纷纷响应。江上各船户也“俱相率罢工”，使水上交通瘫痪⁽¹¹¹⁾。到9月7日南至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境，一律闭户”⁽¹¹²⁾。风潮开展得如此迅速和猛烈，是清政府的反动官僚们预料不到的，也是温和的立宪派绅士们所不敢设想的。

各市县罢市开始后，新繁、崇庆、彭县等地发生捣毁巡警署、经征局的事件，四川人民逐渐挣脱了立宪派的精神桎梏，直接行动起来了。

四川人民的斗争，反映到清政府中，引起内阁意见分歧。度支部大臣载泽、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及端方、瑞澂等人是力主“严拿首要，格杀勿论”的。例如，盛宣怀在8月26日（七月初三）致赵尔丰的电中便说：“要胁罢市、罢课即是乱党。湘粤初亦如此，经告示严禁，有‘格杀勿论’字样，乃能相安无事。……闰六月初六日电旨：‘倘敢抗违，即将倡首数人严拿惩办，以销患于未萌’等因，钦此。罢市、罢课倡首数人，一经严拿惩办，自可息事宁人。”⁽¹¹³⁾

但是，统治阶级内部有矛盾。内阁奕劻，认为载泽有觊觎自己地位的野心，所以对度支部事事加以掣肘，而铁路借款问题，度支部和邮传部是紧密联在一起的。站在两派争夺权力之间的摄政王载沣，又中心无主。因此，清政府在对付川人罢市问题上，一段时间内，举棋不定。

成都的赵尔丰，面对全省罢市怒潮，焦灼不安而又束手无策。成都将军玉昆原是奕劻的亲信，是附和奕劻，反对载泽、盛宣怀的。他对赵尔丰的行动起着牵制作用。赵尔丰从玉昆身上看出内阁中意见分歧，再看到立宪派掌握下的股东绅士们还能和他合作，并无滋扰情形，罢市罢课的人民，也还没有大举暴动，所以他虽感到局势的危岌，但总不敢立即采取卤莽的镇压行动。反之在罢市开始以后，他还屡次代奏申述股东会及川人意见，要求转圜的办法。8月28日，他又与成都将军玉昆及各司道会衔代奏，请朝廷将川路“准予暂归商办”，“将借款修路一事，俟资政院开会时提交决议”⁽¹¹⁴⁾。因此这期间立宪派对他仍充满着依赖的心理。

罢市后的第五天，即8月29日晚上，赵尔丰派遣官员与蒲殿俊磋商补救办法，蒲殿俊认为省城不会有危险，“所恐者惟外邑耳！”由此，可看出到这时以蒲殿俊为代表的一派绅士们的态度，仍然是在防止暴动，走合法争路的道路。即他们自称的“文明争路”。

8月31日，罢市后的第七天，蒲殿俊、罗纶等人按照赵尔丰的要求，发起成立了以防止暴动为目的的“官绅商学界联合维持会”。罗纶说：“维持者，系维持罢市时间无生他变”，希望官绅之间“化除意见，如同舟共济”。但是维持会刚成立，成都街上出现了“招贴”：“对于维持会不无怀疑”，谴责立宪派“讨好官场”⁽¹¹⁵⁾。

从8月30日到9月5日这几天中，以盛宣怀、端方、瑞澂为代表的极端反动势力与为破约保路而起来的四川人民群众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接近短兵相接的阶段。川督赵尔丰和骑虎难下的立宪派首领们在这股激流中间，时起时落地翻腾着，两者之间的关系时近时远地变化着。端方、盛宣怀等痛恨赵尔丰“庸懦无能”，不能“严行镇压”；他们已计划着派重臣入川查办，“并治赵尔丰以应得处分”。8月28日，端方严参了赵尔丰的“抚驭无术”。瑞澂也跟着参劾了赵尔丰的应付失策。8月30日，赵尔丰受到“倘或办理不善，以致别滋事端，定惟该督是问”的申饬⁽¹¹⁶⁾。同日，赵尔丰收到载泽、盛宣怀把持下的内阁两封电报，表示查款、收路的政策，决不改变，并决不交资政院与谘议局去讨论。四川人民得知这些消息后，异常激愤，包括立宪派人士在内，也感到幻想的破灭。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他们的态度也强硬起来。9月1日上午举行的股东会，通过了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买卖田房，不认外债分厘。上项决定除由谘议局呈资政院外，并通告全国。这个决定对清政府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四川的岁入，除供本省政费外，还协济滇、黔、新、甘、藏等省区，四川动摇，西南半壁都要受其影响。在这样危局面前，赵尔丰联合将军玉昆及各司道于9月1日反过来参劾盛宣怀争路酿变，要求罢斥盛宣怀，勿任邮传部操纵路政，以弭祸乱。赵尔丰敢于参劾盛宣怀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抗粮抗捐的群众声威，玉昆的支持，都是重要的原因，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时英驻成都领事，也以四川人民的“民气固结为虑”，致函赵尔丰愿“代筹转圜之法”⁽¹¹⁷⁾，赵尔丰于8月30日专门上了一道奏折报告此事。但是当时的清政府把借债卖路作为“续命汤”，结果还是盛宣怀、端方的主张占了优势，赵尔丰与玉昆的参奏，再一次受到“倘听其借端滋事”，“定治该署督之罪”的严厉申饬⁽¹¹⁸⁾。

二　成都血案

立宪派为主导的股东会，虽然作出“抗粮抗捐”的决议，但他们对赵尔丰并无太大恶感，并且还计划着在取得某种条件后，相机取消罢市。然而，赵尔丰已接连受到申饬，感到自己地位的危险，他已不想再“为民请命”，而准备采取镇压手段了。再加他周围僚属都与谘议局的议员早有矛盾，拚命地怂恿鼓动，向他输送假情报。赵尔丰相信了“近省有匪勾结同志会，定于十六（阳历9月8日）起事”的捏造消息，遂下了“拿办首要”的决心⁽¹¹⁹⁾。

清廷派端方带兵入川查办的消息传来，立宪派于9月6日举行股东大会，商讨应付办法。有人在会场上散发一种题作《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小册子，被赵尔丰抓住作为口实。其实《商榷书》是以“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共挽时局之危，厝皇基于万世之安”作为出发点的，虽然也有刺痛清政府的话，但它要求以练成的地方武装保护官长，镇压“乱民”；要求斟酌时势，一律开市开课开工，以恢复秩序；要求振兴实业、发展教育、扩充军备等等，不过是一种“地方自治”的主张。于是，赵尔丰遂把“隐含独立”的罪名，扣在立宪派人头上。7日上午，他诈请那些头面人物来督署议事。罗纶、邓孝可、江三乘、王铭新、叶秉诚、张澜先到，彭芬续至，再后来的是蒲殿俊、颜楷。这些人一入督署就被捆绑起来，刀枪环立，大有立即“正法”之势。但赵尔丰临时想到须征询成都将军玉昆意见或请其作证，分担责任。而玉昆的态度是以庆亲王奕劻为转移的。奕劻因铁路借款回扣的分配上，对盛宣怀不满，兼因与载泽的矛盾，对处置川汉路问题，阴持消极态度。因此，玉昆对处决“诸绅”表示异议。赵的僚属亦多不同意。赵不得已暂将蒲、罗等人软禁于督署中。但后来又续捕了二人，分别羁押于督练公所与警务公所。有一个高等学堂学生阎一士（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代表），用电话告诉赵尔丰，自认是《商榷书》的作者与散发者，不久即为华阳县所捕。省谘议局副议长萧湘出京回川，9月9日也在武汉被捕。此外，赵尔丰还派出军警包围股东会会场，查封了铁路公司、铁道学堂，以及鼓吹保路的报刊。

蒲、罗等被捕后，尽管赵尔丰马上贴出“只拿首要，不问平民”，“聚众入署，格杀勿论”的告示，但是全城的人民由此更加激动起来。“人心大愤，鬼哭神号。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勿论老幼男女，各出一人”⁽¹²⁰⁾，前去请愿。于是，成千的人立即奔向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蒲、罗。请愿群众把自家门口的光绪牌位揭下来捧在手里或顶在头上，有的还手举着一炷香，表示是和平请愿。走在前面的人群像潮水的浪头一样先涌入督署的辕门，最后的人们，还停留在街心。但是赵尔丰早已准备好了。当人们在呼喊着提出质问和要求的时候，忽然枪声四起，子弹向群众扫射过来。附近街上的卫兵，也开起枪来。顿时辕门内外，秩序大乱。可怜一些手无寸铁的人民，倒在血泊中。满街都是丢下的光绪牌位，断碎的线香和挣脱的鞋子。督署的马队来回驰逐，正纷乱着的人们又被踏伤了一些。当场被打死的，经查明登记的有三十二人，伤者无法统计。但有些家属因怕连累虽死而不敢登记的还有很多人。死难者中有机匠、摊贩、裁缝、学徒、医生、店员、手工业者，等等。当屠杀进行时，赵尔丰下令关闭城门，又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锺在靠近督署的联升巷放火，意在制造诬陷群众暴动的口实，以掩盖其杀人暴行。但是赵尔丰的几阵枪声并没有吓倒成都群众，入夜各街保路协会又复鸣锣集众，更多的人群冒雨拥入督署。到9月8日凌晨，证实了被捕诸人未死，才陆续散去。

就在当日，赵尔丰又下令搜查一些被捕者家中的信件；封闭省城外各印刷处所；继续逮捕学生；拆毁街道中心的“皇位台”；强逼商家开市；四门紧闭，城内各街加兵防守。这一天，大雨如注，督署门前昨日被屠杀的群众尸首尚未收去，因此造成一片不忍目睹的惨状。据当时记载：“昨日奔赴南院求情之街正、商民被枪击毙者众尸累累，横卧地上，犹紧抱先皇牌位在手不放。赵帅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众尸被大雨冲后腹胀如鼓。先皇牌位本系纸写，经雨冲坏，各尸首内犹执神牌本座，其幼尸仅十三岁云。”⁽¹²¹⁾

9月8日这天，赵尔丰还纵兵制造了滥杀近郊民团的事件。先是兵备处总办王棪为邀功造假情报，声称侦悉9月7日、8日乱民将在成都举事。赵尔丰所谓“先发制人”，逮捕蒲、罗，就是相信了这一“情报”。但王棪还把这一假情报预先在近郊民团中散播，并与团绅约定，届时城内有变，即请民团迅速入城协剿。9月7日近郊民团突闻城内枪声大作，城门关闭，以为果然发生“匪”情，于是团队数千人驰往协剿。但苦于不得入内，便分散在附近等候确实消息。谁知天亮以后，大队巡防军突然出城迎击，对准来“援”的民团开枪，先后打散了几支民团队伍，惨杀了许多团丁，然后谎报为“匪党攻城，已被击退”。就这样，王棪的假情报得到“坐实”；蒲、罗等人的“图谋不轨”，也就可以被赵尔丰引此为“佐证”了。然而，也就在这一天，真正要找赵尔丰讨还血债的各路民军直奔成都而来，围城之战开始了。

除上述滥杀近郊民团的事件外，还有一种记载，说明赵尔丰如何更加凶残地造成了成都城外的大血案。即：9月7日督署门前的大血案发生后第二天，“城外附近居民闻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多且七十以上者，徒手冒雨奔赴城下。问其来意，谓如罗、蒲等已死，即来吊香，未死即同来求情。赵帅又命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噪，而城外妇女居民遭难投河者尤无数。”⁽¹²²⁾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一面向清廷捏报蒲、罗“逆谋”与镇压经过，要求派兵来川，一面逼令商民开市。但各街铺家坚持不屈，闭门如故。事后赵尔丰还出了一份“拿办首要”的告示，说拿办蒲、罗诸绅，不是为他们争路的事；争路是“迫于一片爱国热诚”，“是极正当的事”，连他自己也“极赞成的”。而蒲、罗等人被拿办是因为他们“借争路的名目阴图不轨”。但是，除了从所谓《商榷书》上罗织几句话外，举不出真凭实据，而《商榷书》是漏洞百出的，不易坐实他们的死罪。因此他又指使尹良、路广锺等伪造了“豫州海柳氏”寄给罗纶的一封信，内有“倡举大义，资助快炮一千支，子弹三万发，劲党二千人”等语；还捏造了“血书”、“盟单”、木质“伪印”、龙袍、玉带等物。准备以此为佐证，置蒲、罗等人于死地。

尽管赵尔丰这样的反动统治者千方百计地要把立宪派的首领们置于死地，但立宪派分子的思想体系却证明自己是“大清的忠臣孝子”⁽¹²³⁾。他们“不惟无作乱之事，抑且无作乱之心”⁽¹²⁴⁾。在成都被民军包围期间，他们的一些追随者，散布了一首《哭先皇歌词》，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派人物任人宰割的绵羊性格，证明他们与革命党人的思想是有显著区别的。歌词写道：

如今呼天天无路，只有抱着先皇的灵位哭，哭得转就是先皇暗中保护，哭不转我们的命就该呜呼。⁽¹²⁵⁾

清朝统治者对这样驯服的忠臣孝子也和对人民群众一样举刀相向，他们还能得到什么人的支持呢？立宪派在反动统治者的屠刀下那样的软弱，人民群众当然要抛弃他们而选择革命的道路。历史正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的。

第五节　轰轰烈烈的四川人民武装反清斗争

一　同盟会、哥老会的起义准备

四川人民的武装起义，是从成都围城之战开始的。

9月8日赶到成都近郊来的武装有两种，一种是为王棪所勾引而上当受骗的地主民团（如前节所讲），另一种就是称为保路同志军的人民起义武装。

保路同志军，是由同盟会和哥老会经过长期酝酿准备，而以成都血案为导火线发动起来的。

哥老会在四川是一个拥有广大群众的社会力量。由日本回川的同盟会员不断地做联络哥老会的工作，也发动过一些起义，但都失败了。保路运动发生之初，四川同盟会组织涣散，处于无人主持的状态，故而运动的领导权为立宪派所控制。有些同盟会员像刘声元、程莹度、江潘等划不清和立宪派之间的界限，附和了立宪派的主张。但是也有一些同盟会员，如荣县龙鸣剑、王天杰，井研陈孔白等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立宪派分子的本质和他们争路的“必无结果”⁽¹²⁶⁾，采取加入保路同志会，“外以同志会之名，内行革命之实”的策略⁽¹²⁷⁾。又如重庆同盟会负责人杨庶堪等也看清了立宪派搞的一套，认为：“非根本革命，无以拯救人民”；“保路云云，要皆枝叶耳”⁽¹²⁸⁾。他们都在运用保路的形式，暗地积极聚集力量，准备武装起义。1911年7月底重庆同盟会员朱之洪被推选为重庆股东代表去成都参加特别股东大会。重庆机关部派他借机与成都同盟会员密议起义的准备工作。朱到成都后，与同盟会员龙鸣剑、曹笃、方潮珍、萧参、张颐、刘经文、杨伯谦、刘咏闿、曾昭鲁、刘永年等及凤凰山新军中党人多次开会商量办法。大家认为成都防范严密，发动较难，不如在外州县发起，较易成功。于是决定分头出发，进行活动：刘经文取道川南，东下威远、富顺；曹笃、方潮珍、龙鸣剑和王天杰分返自流井、井研、荣县；张颐到青神、井研，各自进行工作。

这时，各地哥老会首领在同盟会的策动下，也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川西著名哥老会首领、郫县张达三和灌县张捷先都是同盟会会员，借保路会的名义，筹划起兵，派灌县“舵把子”姚宝珊去汶川、理番联系藏族五屯土司。他们成立了川西五路同志军和一个学生军，等待着举义的时机。

7月上旬，川西南著名哥老会首领、新津侯宝斋以庆寿为名，邀九府哥老会代表来新津聚会。应召而来的百余人，在侯宅前的王爷庙密商起义计划。与会的华阳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积极主张武装暴动，当即决定：各首领返回原地，做好准备，一致进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攻下成都，就先占据川东南富庶地区，然后再谋进取。会上推举秦载赓、侯宝斋分别主持东路和南路的起义。

不久，龙鸣剑又与秦载赓等商定，以秦的名义用鸡毛文书传达各地哥老会首领，定于8月4日在资中罗泉井开“攒堂大会”。罗泉井会议是四川由保路同志会发展为同志军武装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是同盟会把合法的保路运动转变为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次会议，革命党人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和各路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胡潭、胡朗和、孙泽沛、张达三、侯治国等人都参加了。会上研究了敌情和起义方略，以及枪弹、粮饷和军纪等问题。决定组织同志军，并再次明确秦载赓、侯宝斋主持东路、南路的起义；川西、川北由张达三、侯治国负责主持。

在湖北宜昌的铁路工地上，同盟会员黎怀瑾以“承揽工头事务”的公开身份组织铁路工人的斗争。黎暗地里“以兵法部署厥众”，打算“一旦有势可乘”，就夺取驻防旗军武器举行起义⁽¹²⁹⁾。

地下的烈火正在运行，革命的潮流日趋高涨，成都血案成了地火的喷射口。

二　各路同志军猛扑成都

9月7日，当赵尔丰的大屠杀开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人，跑到成都南门外的农事试验场内，用木板数百片，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的字样；然后把木片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江中。木片顺流而下，人称“水电报”。下游的人迅速知道了省城出事，纷纷揭竿而起。

秦载赓首先闻警，立率所部同志军千余人，于9月8日上午，冒雨赶到了成都东门外，与清军接仗。秦部攻城，清军闭关抵拒，相持不下。侯宝斋率所部也在当天扑向成都与清军战于红牌楼。9日再与清军搏击于南关外，连获胜利。翌日，四方同志军响应而来者万余人，在秦载赓指挥下，与清军大战于东山庙、琉璃厂一带。

张达三、张捷先等统率的西路同志军听到消息后，由郫县出发，学生军五百余人为先锋，行至犀浦附近和巡防军发生遭遇战，短兵相接，血战数小时，督队官、队长及战士八十余人战死。

龙鸣剑、王天杰所部荣县民军五千余人，也急速向成都进军，行至仁寿附近为清军所阻，发生激战。

武装起义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八天中间逼近成都附近的起义军，西面来自温江、郫县、崇庆、灌县等地，南面来自华阳、双流、新津及邛州、蒲江、大邑等地，共十余州县，“每县数起，每起或至万人”。约一二十万之众，从四面八方向成都汇集。这些起义力量，不管是有计划的或者是自发的，当时均利用保路名义，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民军”。这些围城的起义军队，截断交通，扼守要道，不断与奉命出击的清军交锋。逼得赵尔丰防内攻外，顾此失彼，心情焦灼，通电求援。

警电传至北京，把摄政王载沣为首的一帮贪狠官僚吓得六神无主，以至“主剿主抚不一其说”。罪魁祸首盛宣怀更是“忧惧万状，几废寝食”，一会儿要挂冠请辞，一会儿又要强硬对付⁽¹³⁰⁾。阁议的结果是饬派湘、滇、鄂、粤、黔、陕六省援军赴川，并廷寄端方“催令迅速起程”西上⁽¹³¹⁾。另外又起用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

四川的燎原之火，也把邻近各省的清廷大吏吓得惴惴不安。湘、黔、陕、滇等省，都调拨军警，严防川乱蔓延，禁止路事演说。

英、法、德、日、美等帝国主义政府为对付四川人民，电令各该国在长江上的军舰升火西上。英国还打算派印度兵经藏入川。清政府害怕外人卷入，引起更大麻烦，急忙照会各国公使，劝阻各国军舰停泊在重庆。

不管反动派采取什么措施，都阻挡不住清朝灭亡的趋势。到了保路同志军在四川全省兴起的时候，连清朝的军队也已不稳了。例如：9月8日新军统制朱庆澜召集凤凰山的新军训话，“以保路同志军为正当者，立左；否则立右。……右竟无一人焉”⁽¹³²⁾。

三　荣县独立和东路军战况

秦载赓所部在成都东关激战数日之后，扼守东路要冲龙泉驿山顶，仍然威胁省垣。赵尔丰为了给成都打开通道，派兵乘夜猛扑上山，占领山顶。秦部苦战一昼夜后，于9月12日退至简阳休整。

龙鸣剑、王天杰领导的荣县同志军自从在仁寿附近受阻后，与清陆军六十八标苦战十五日，终于占领了仁寿县城。不久即与转到仁寿来的秦载赓部会师。为了共同对敌，决定设立东路民军总部。当时各属同志军来投者二十多万。其中包括从井研来的陈孔伯部，从威远来的胡良辅部和荣县组成的范燮、范模兄弟率领的各部。10月4日各属民军举行代表大会，公推秦载赓为东路军统领，王天杰为副统领，龙鸣剑为参谋长。东路军经过整顿后，与清军转战于中兴场、中和场、苏码头、铁庄堰、煎茶溪、秦皇寺等处，为时十余日，经历大小战斗二十余次。虽因装备较差，未能向成都推进，并迭有受挫之时，但士气始终旺盛，有许多首领为革命慷慨捐躯。

当初，龙鸣剑、王天杰率队离荣县往攻成都时，正好同盟会派回四川工作的吴永珊（玉章）回到荣县。龙鸣剑嘱请他留荣县筹划一切大计。吴在荣县与各方人士议定用按租捐款的办法解决部队的粮饷问题，并训练各乡民团，开办军事训练班，支援前线。其后，龙鸣剑、王天杰攻成都不下，乃改道进攻嘉定，又进兵叙府。龙鸣剑因积劳成疾，离部队休养（后于11月27日在宜宾乡下病故）。王天杰经过转战之后，率部回到荣县。王与吴永珊共同策划，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推举同盟会员、广安人蒲洵主持县政。荣县的首先独立（早于武昌起义半月）是全川独立的先导，为东路民军提供了一个可以依托的根据地。由于它一直保持下来，当时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东路民军从成都撤围后，决定先分兵攻打外属州县，凡所收复之地都建立革命政权，并推行了一些新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两月之间，接连攻克仁寿、资阳、简州、井研、江安、宜宾、犍为、威远、富顺、自贡十佘州县。其间，虽然也旋得旋失，时有挫折，但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革命风声，弥漫全川，是剿不尽、杀不绝的了。不过，也有些反动奸绅与清军勾结，从中破坏，而起义军有些领导人，对他们的面目认识不清，缺乏警惕，以致遭其毒手。11月9日秦载赓轻骑出井研遭奸绅伏兵击杀。11月11日，胡良辅在威远被奸绅郭藩、袁葆初所害。陈孔伯则因援救贡井民军，于11月14日兵败被执，落入清军与奸绅之手，被用煤油烧死。这些值得引为教训的事例，都已发生在武昌起义之后。当时四川民军对武昌发生的事，还不十分了解。

四　南路军、西路军战况

包围成都南关的侯宝斋所部民军于9月16日前后陆续撤离省垣，回师新津途中在双流与清军反正的周鸿勋部会合。周鸿勋，郫县人，同盟会员，原为邛州巡防营书记。9月初周鸿勋杀该营管带，率二百余人起义后，由邛州出动向新津方面活动，在双流县彭家场等处遭遇清军，发生激战。至是，与侯宝斋相遇，侯、周两部于9月下旬合力攻占新津县城，拘囚了县知事彭锡圭，镇压了顽抗的清吏。从此，新津成为南路的重心，各方面向新津汇集的民军号称十万以上，统称南路军，公推侯宝斋为统领，周鸿勋为副统领。

赵尔丰派陆军统制官朱庆澜和提督田振邦分率防军六营、新军一协，进攻南路军。10月1日这两支反革命军队从双流向新津进犯，次日他们在花桥场会合，发动攻势。这时周鸿勋正在邛州镇压反叛，闻讯赶回新津部署抵抗。新津是成都西南的门户，三面环水。南路民军采取了凭江扼守的防御战术，将部队分为三线防守：第一线战士持刀矛，潜伏河边草地；第二线是精锐部队，持快枪，散布于新津城外之保资山；第三线则在山顶安设土炮多座。他们还沿河筑垒，随处设伏。新津河流水势本急，这时又值涨水季节，故水势益猛。清军几次设法过河进攻，都不得逞，而民军则不时出兵袭击，使敌人颇受困扰。相持到10月11日，清军终于夺船过河，逼近新津城边，民军英勇抵抗，昼夜苦战，但城墙被敌炮轰毁，无险可守，次日侯部挟辎重出走洪雅。接着周鸿勋也带队去邛州。18日侯宝斋在撤退途中被叛徒杨虎臣（军需长）刺杀，周鸿勋先则转战于川南一带，至11月间在贡井为滇军杀害。

10月13日新津沦陷，受到了清军的洗劫，被害群众“多至数万”⁽¹³³⁾。

南路民军暂时失败，但他们的英勇奋斗，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清军，有助于其他各县民军斗争的开展，而且就在南路地区，反抗的火焰，也并未完全熄灭。

西路民军的学生军9月初的犀浦之战，因系初次上阵，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其后西路军作了较充分的准备，推举张达三为总指挥，统一指挥战斗。他们根据情报，得知新军一标和巡防军三营分两路来攻崇宁，张达三就将主力潜伏在崇宁北部天枢桥蒋家大林一带，并令前哨诈败以诱敌。等到巡防军进至设伏区时，引发地雷，十六门土大炮轮番猛轰，敢死队四面突击，短兵相接，取得一举毙伤巡防军二百余人的重大胜利。

西路军又联合温江民军吴庆熙部与崇庆民军孙泽沛部配合南路民军作战，砍断了官方电报线，拦缴了清军武器，破坏了桥梁交通，有力地支援了新津保卫战。他们还联合藏族人民共同进行反清斗争，一起转战于郫县、崇宁、灌县等地，屡予敌人以重创。

另一支从川南崛起的部队，是罗子舟领导的。罗子舟是同盟会员、雅安哥老会首领。当成都发生罢市时，他在雅安成立保路同志协会，集众千余人，进驻曹家坝建立民军大本营，杀了清军侦察员祭旗起义。成都围城之后，赵尔丰曾急调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节制统率的边防军、新军等各部一万余人来援成都。傅部集结在清溪县，准备长驱直入省城。为了阻止傅部东进，9月19日罗子舟便率民军数百人往攻荥经。群众纷纷加入，一举占领了荥经。原驻荥经之清防军全部投降。罗子舟既得降卒，兵力加强；同时来附者日众，遂号称川南同志会水陆全军都督，并派兵扼住了通向成都的要道大相岭上的大关。9月20日起，傅华封出动部队数千，企图夺取大关。屡次仰攻冲锋，均不得逞。自是民军凭高抵御，与清军相持四十日，使清军不能越过大关一步。

在大关相持的同时，罗子舟又会合各县民军于10月6日围攻雅安城。清军闭城困守，不敢出战。有新降民军的哨官私率所部前往大关，扬言协防，实则叛变。到达大关后，纵火焚关，攻杀民军，10月29日大关陷落。

围攻雅安的各部民军，闻大关失守，于10月30日解围，分路撤退。罗子舟率军一部转到洪雅，后经嘉定、叙府进至马边一带与犍为胡潭等部会合，仍然牵制着应援成都的部分边防军。

胡潭（原名胡重义）是犍为一带著名的哥老会首领。在成都惨案发生后，他拉起了一支民军，在犍为嘉定地区进行斗争。进入10月以后，川南一带成了民军与清军战斗的主要战场。东路民军王天杰、龙鸣剑、范燮，南路民军周鸿勋，从雅安南下的罗子舟各部都曾先后转战到了川南地区。这是7月上旬新津会议上“进攻川东南，占领富庶地区”战略决策的具体实行。端方对各路民军这一行动，是有些认识的。他认为“匪徒若以少数牵制城内官军，而以多数沿江下窜，则全川将为震动”⁽¹³⁴⁾。因此，急速调集叙府巡防营朱登五部、江安巡防营徐甫陈部以及援川黔军新军一营、巡防两营来加强嘉定、眉州、青神等地区的反革命军事力量。

10月2日，朱登五部刚到犍为就受到一支四千余人的民军部队的打击。朱部惊魂未定，第二天嘉定就被胡潭的民军五千人攻占了。胡部武器装备很差，大多数战士用的还是土抬炮、鸟枪、刀矛之类，很少后膛枪。但他们勇敢善战，采用了“军多即避，军过则起，军弱则接仗”⁽¹³⁵⁾的比较灵活的战术，因此屡获胜利。胡潭占领嘉定后，积极配合兄弟部队进攻在犍为待援之官军，并号召铜（梁）、雅（州）三边民军牵制朱军。这时端方采用“力争上游，即以固下游门户”的办法，命令“朱军由犍（为）规嘉（定），黔军由叙（府）规犍（为），徐军复由泸（州）顾叙（府）”⁽¹³⁶⁾，但到了10月22日，朱登五部反被围困在犍为，叙府也被民军占领。

除上述东、南、西各路的情况外，北路也不平静，那里的革命人民也沸腾起来了。如：共进会员吴从周、张雅南等于10月27日率领起义军数百人攻下垫江县城，至11月21日占领广安县城。

总之，四川各地民军的武装起义，汇成了巨大的革命洪流，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震撼和摧毁着清政权的腐朽统治。无论是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以及成都平原，各路著名的民军不下于三四十路。“散而复合，前去后来，竟成燎原之势”⁽¹³⁷⁾。无论是奉命“查办”的端方也好，还是坐镇省垣的赵尔丰也好，都陷入了四川人民的包围之中。到后来，11月22日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地方官吏俯首投降；25日，端方在资州被杀；次日，吴永珊又策动了内江起义。这时，赵尔丰在革命势力打击下，不得不收拾残兵败将，龟缩在成都一处，坐困愁城，苟延残喘了。

四川人民从保路斗争发展起来的武装起义，为武昌起义点燃了导火线，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

————————————————————

(1) 《四川总督部堂锡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折稿》，《川路月报》第一期。

(2) 《外务部具奏议复四川总督锡奏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折稿》，《川路月报》第一期。

(3) 《四川总督部堂锡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折稿》，《川路月报》第一期。

(4) 《四川总督部堂锡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折稿》，《川路月报》第一期。

(5) 《四川总督锡奏设立川汉铁路公司折》，《四川官报》1904年第三册。

(6) 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三）。

(7) 《奏设川汉铁路集股章程》，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8) 四川留日学生：《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45—47页。

(9)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096页。

(10) 李稷勋：《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之碑》，詹文琮等编：《川汉铁路过去及将来》。

(11) 李稷勋：《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之碑》，詹文琮等编：《川汉铁路过去及将来》。

(12) 四川留日学生：《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

(13) 《建设川汉铁道商办公司劝告书》，《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55页。

(14) 四川留日学生：《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

(15) 《都察院代奏度支部主事杜德舆川汉铁路呈折》，见《川汉铁路改进会第六期报告》。

(16) 《都察院代奏度支部主事杜德舆川汉铁路呈折》，见《川汉铁路改进会第六期报告》。

(17) 四川留日学生：《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49—52页。

(18) 《建设川汉铁路商办公司劝告书》，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54—56页。

(19) 《川汉铁路公司续订草章驳议》，《川汉铁路改进会第五、六期报告》。

(20) 《整理川汉铁路公司》，见《四川谘议局第一次议事录》。

(21) 《留学东京四川学生为川汉铁路上川督锡制军书》，《新民丛报》第3年第9号。

(22) 《外务部致康格复照》（1903年8月15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155—156页。

(23) 《英署使汤雷致外务部函》（1903年8月14日），《清外务部档案》。

(24)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笫1072页。

(25) 《美国驻华代办费莱齐致外务部照会》（1909年6月5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55页。

(26) 《宣统元年五月张之洞致外务部电》，《张文襄公全集》卷221，第8—10页。

(27) 《美国总统塔虎脱致摄政醇亲王载沣电》（1909年7月15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178页。

(28) 《美国国务卿致费莱齐电》（1909年7月15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179页。

(29) 《载沣致塔虎脱电》（1909年7月18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180页。

(30) 《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的铁路协定》，马慕瑞：《中外条约汇编》卷1，笫886—887页。

(31) 詹文琮等编：《川汉铁路过去及将来》第47页。

(32) 《四川川汉铁路驻宜公司总理李稷勋致〈字林西报〉，论川路各事辨（三）书》，《四川商办铁路驻宜公司第二期报告册》上编。

(33) 《外部咨邮部四国公使照催湖广铁路借款事请速核复文》，《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0。

(34) 见盛宣怀：《复陈铁路明定干路、支路办法折》，《愚斋存稿》卷17。

(35) 见盛宣怀：《复陈铁路明定干路、支路办法折》，《愚斋存稿》卷17。

(36) 《宣统政纪》卷52。

(37)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

(38) 《寄武昌瑞莘儒制军澂、广州张坚伯制军鸣岐、成都王采臣护督人文、长沙杨俊卿抚军文鼎》，《愚斋存稿》卷77。

(39) 《宣统政纪》卷53。

(40) 《宣统政纪》卷53。

(41) 这个《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六百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收入作担保，四国银行团享有两湖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修筑权，以及该路在延展时继续贷款修筑的优先权。

(42) 《湘路近事片片》，《民立报》，1911年5月10日。

(43) 邓孝可：《川路今后处分议》，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

(44) 邓孝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蜀报》第12期，宣统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45) 邓孝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蜀报》第12期，宣统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46) 见《国风报》第2年第9号，第94—95页。

(4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1页。

(4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3页。

(49) 邓孝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蜀报》第12期，宣统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50) 宣统三年四月十九日瑞澂致盛宣怀电，《愚斋存稿》卷77，第11页。

(51) 《湘省争路再志》，《国风报》第2年，第12号。

(52) 《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第18、19页。

(53) 《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第18、19页。

(54) 《老四仓皇酒一杯——端方哀求鄂京官》，《民立报》，1911年6月6日。

(55) 《武汉通信·鄂路争路烂污史》，《民立报》，1911年6月9日。

(56) 《武汉通信·呜呼民心鄂路亡矣！》，《民立报》，1911年6月7日。

(57) 《武汉通信·鄂路争路烂污史》，《民立报》，1911年6月9日。

(58) 《四面楚歌之老盛·粤人与盛宣怀》，《民立报》，1911年5月22日。

(59) 《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记》，《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第3页。

(60) 《粤路股东大会记》，《民立报》，1911年6月12日。

(61) 《日本驻广东总领事濑川致外务大臣小村报告》（1911年6月10日），《经济研究所藏日文档案》。

(62) 宣统三年五月十四日张鸣岐折，《交通史路政编》第14册，第129—130页。

(63) 宣统三年八月张鸣岐详陈广东息借洋款情形折，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265页。

(64) 《宣统政纪》卷54，第23—24页。

(65) 《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第13—14页。

(66) 《海防华商会馆致粤路公司函》（宣统三年五月），《满清野史·铁路国有集》，第3页。

(67) 《粤人争路之暗潮》，《民立报》，1911年9月5日。

(68) 《甘大璋等奏折及清帝谕》，《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81页。

(69) 《来日大难歌》，《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95页。

(70) 《反正前后》，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9页。

(71) 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

(72) 《上海分局来电》，《川路收回国有往来要电》，第5页。

(73) 按：由张之洞议订之草合同，经盛宣怀正式签押，其条款中是以两湖财政收入之款作保证，而无以路权作抵押之明文；邓孝可草此文时，合同尚未公布，只是悬揣，后合同公布，经罗纶等细绎其内容，实质是以铁路作抵押的。

(74) 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

(75) 《川路公司准备会会议速记》，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52—153页。

(76) 《宣统政纪》，卷54。

(77) 《川路公司准备会议速记》，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54页。

(78) 《成都王护院来电》，《愚斋存稿》，卷77。

(79) 《王人文呈内阁并致度支部报清查川汉路帐款困难情形电》，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71页。

(80) 《川汉铁路公司呈川督转电邮传部暂缓查帐并准收发路政电报文》，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76—177页。

(81) 特别股东大会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临时股东会。

(82)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02页。

(83) 《护督王奏铁路借款合同丧失国权请治签字大臣误国之罪并提出修改折》，《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电要录》。

(84) 郭沫若：《少年时代》，第224—226页。

(85) 按：当天开会做主席的是颜楷，一位年轻翰林；公司总理是曾培。

(86) 郭沫若：《反正前后》，《少年时代》，第228页。

(87) 《四川保路同志会招集全体大会广告》，《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6号。

(88) 《致各府厅州县有司启》，《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6号。

(89) 《保路同志会白话告白》，《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6号。

(90) 《讲演要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号。

(91) 《演讲及组织同志协会办法》，《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6号。

(92) 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

(93) 《一妍一丑之流血记》，《官民两面之风云》，《民立报》，1911年7月25日、30日。

(94) 《成都特别通信·蜀政界之五光十色》，《民立报》，1911年9月8日。

(95) 宣统三年闰六月六日上谕，《宣统政纪》卷57。

(96) 《端大臣来电》（宣统三年闰六月八日），《愚斋存稿》卷79。

(97) 《股东大会志略》（一），《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3号。

(98) 《成都特别通信·蜀政界之五光十色》。

(99) 《端盛之两大政策》，《武汉通信·端方心中人物表》，《民立报》，1911年5月29、31日。

(100) 《北京来电》，《川路收回国有往来要电》，第18页。

(101) 《端大臣来电》（宣统三年闰六月一日），《愚斋存稿》，卷78。

(102) 《川汉铁路总公司董事局致宜昌董事局请促李稷勋自电否认部派总理电》，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四日，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25页。

(103) 《股东会呈请赵署督电奏分别纠劾盛宣怀李稷勋文》，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55—257页。

(104) 《电宜昌李总理》（宣统三年闰六月十九日），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59页。

(105) 《武昌端大臣、瑞制军来电》（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四日），《愚斋存稿》，卷79。

(106) 《川人哭路大风潮》，《民立报》，1911年8月29日。盛宣怀《寄瑞制军》（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五日），《愚斋存稿》，卷79。

(107) 《成都特别通信二》，《民立报》，1911年9月15日。

(108) 《成都特别通信二》。

(109) 《四川总督赵尔丰陈川人主张路归商办并请将借款修路交资政院决议电》，《文献丛编》第23辑。

(110) 《成都特别通信二》。

(111) 《川路风潮片片》，《民立报》，1911年9月11日。

(112) 《民立报》，1911年9月17日。

(113) 《盛宣怀致赵尔丰电》，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30、131页。

(114) 赵尔丰：《致内阁》（宣统三年七月五日），《赵公季和电稿》卷4。

(115) 《成都特别通信十一》，《民立报》，1911年9月20日。

(116) 《宣统政纪》卷58。

(117) 赵尔丰等：《致内阁》（宣统三年七月九日），《赵公季和电稿》，卷4。

(118) 《宣统政纪》卷58。

(119) 《川路特别股东总会代表张知竞上查办大臣冤状》。

(120) 《成都绅民代表冤单》，《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39页。

(121) 《成都绅民代表冤单》，《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40-141页。

(122) 《成都绅民代表冤单》，《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41页。

(123) 《川人争路大冤狱》（十五），《民立报》，1911年11月3日。

(124) 《静观斋日记》，第27号。

(125) 《成都特别通讯十七》，《民立报》，1911年9月24日。

(126) 吴玉章：《论辛亥革命》，《玉章在六十庆祝大会上之自述》。

(127) 唐宗尧、胡恭先：《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143页。

(128) 向楚：《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76页。

(129) 邹绍阳：《黎怀瑾事略》，《蜀中先烈备征录》卷2。

(130) 《蜀鹃啼血中之北京》，《民立报》，1911年9月24日、25日。

(131) 《端午桥入蜀记》，《民立报》，1911年9月11日。

(132)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9页。

(133) 《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等奏折》，故宫档案馆《四川铁路案档案》。

(134) 《夔州端大臣来电》（宣统三年八月九日），《愚斋存稿》卷85。

(135) 《万县端大臣寄内阁电》（宣统三年八月十七日），《愚斋存稿》卷86。

(136) 《重庆端大臣来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愚斋存稿》卷87。

(137) 赵尔丰9月19日请内阁代奏电，《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8页。

第十一章　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

第一节　起义的筹备与发动

一　共进会、文学社的合作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共进会、文学社的合作日益成为迫切的需要。

文学社一直以新军士兵为发展对象；共进会初期发展重点在会党，后来也转向新军。初时，两个团体分头进行，各无妨碍，但在发展成员过程中，终于发生摩擦。双方都逐渐感到，这种分门别户，各自为政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5月3日，共进会干部在武昌胭脂巷二十四号机关集会，决定派杨时杰、查光佛、杨玉如和文学社联络⁽¹⁾。随后，双方在武昌孙武宅集会。文学社出席者为蒋翊武、刘复基；共进会出席者为孙武、邓玉麟、高尚志、杨玉如等。初次的谈判并不融洽，蒋翊武认为应以文学社为主体；孙武则主张共进会应居于领导地位；会谈无结果而罢⁽²⁾。在小生产占优势的社会里，小团体主义常常是一种顽症，不是轻易可以克服的。对于合作问题，学历不高的蒋翊武心存疑虑，认为“穿长褂的文人难以共事”，“出了洋的人不好惹”⁽³⁾。刘复基则持积极态度。5月10日，文学社开代表大会，刘复基提出，应与共进会联合，得到会议赞同。次日，双方代表再次集会于武昌长湖西街龚霞初宅。文学社出席者为刘复基、王守愚、蔡大辅；共进会出席者为邓玉麟、杨时杰、杨玉如、李春萱。会上基本达成协议，决定通知两团体在各标、营的代表，不要互争社员。共进会方面表示：“我们两团体向系殊途同归，现在正是同归不必殊途的时候了。”文学社方面也表示：“两团体的宗旨都是一致的，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譬如风雨同舟，大家只期共济，到达彼岸就得了。”⁽⁴⁾共同的斗争目标使双方吐出了一致的语言，小团体的畛域开始消除了。

共进会、文学社达成合作协议之后不久，保路风潮掀起，武汉地区人情沸腾。7月17日，《大江报》发表时评——《亡中国者和平》。26日，又发表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该文末节声称：“和平已无可望，国危如此，男儿死耳，好自为之！”二文实际上是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的公开号召。清政府为此封闭《大江报》，逮捕了该报主笔詹大悲、何海鸣。清政府的这一措施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慨。

为了镇压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清政府于9月初命端方率兵前往“查办”。端方指调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营。随后，端方又下令将四十一标调赴宜昌、沙市、岳州、襄阳等地。12日，文学社在小朝街机关开会，决定如武昌起事，调防各处同志应即时响应。

新军的陆续外调加强了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紧迫感。9月1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代表第三次集会于雄楚楼十号刘公宅。首由孙武发言，认为已经到了时候，要向敌人进攻了，希望切实讨论，计策万全。刘复基接着建议：文学社、共进会的名义一律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满清拚个死活。刘公、蒋翊武、王宪章纷纷表示，愿意取消原来的湖北大都督、文学社社长、副社长等名义。这样，两个团体的合作又进了一步。在推举起义领导人时，出现了互相谦让的现象。于是，居正建议，派人赴上海邀黄兴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宋教仁、谭人凤到汉主持。这一建议得到了孙武、刘公等人的赞同，当即推居正、杨玉如为代表⁽⁵⁾。同月16日，二人乘舟东下。

武汉革命党人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当居、杨二人东下之际，囚禁狱中的胡瑛也托人带信给宋教仁，力言湖北准备还不完善，不能冒昧从事。因此，宋教仁、谭人凤等对居、杨二人的陈述疑信参半，犹豫不决。但是，孙武、刘复基等却已经等不及了。

9月24日，共进会、文学社在胭脂巷十一号机关部召开联合大会，商量首义计划。到会六十余人。因蒋翊武随四十一标调岳州未返，以孙武为临时主席。会议确定10月6日（中秋节）为起义日期。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军政府组成人员为：

总理：刘公

军务部：孙武，（副）蒋翊武

参议部：蔡济民，（副）高尚志、徐达明

内务部：杨时杰，（副）杨玉如

外交部：宋教仁，（副）居正

理财部：李作栋，（副）张振武

调查部：邓玉麟，（副）彭楚藩、刘复基

交通部：丁立中，（副）王炳楚⁽⁶⁾

此外，会议确定刘公、孙武、李作栋、潘善伯等二十人为政治筹备员；刘复基、邓玉麟、蔡济民等二十九人为军事筹备员；总指挥部设于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机关部。其他如秘书、军械、司刑、司勋、司令、司书、会计、庶务各职，也都一一任定。

这次会议的最大事项是确定了总动员计划：

1．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驻扎在草湖门（武胜门）外塘角，由总代表李鹏升放火为号，同营炮队总代表余鹏来率队响应，占领凤凰山炮台及青山。

2．临近楚望台的工程第八营，由代表熊秉坤负责，届时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中和门，接应城外的炮队、马队和三十二标步队。

3．南湖八镇炮队第八标徐万年、蔡汉卿率领炮队由中和门进城，攻击总督署。

4．南湖八镇马队第八标及混成协第十一营留守部队，由祁国钧等以一部警戒于城外，以一部进城担任传骑队。

5．八镇步队第三十一标及混成协步队第四十一标留守部队，由赵士龙、阙龙等率领，进占蛇山，掩护炮队。

6．汉口驻军混成协步队第四十二标之一部，由代表赵承武等率队响应，进占武胜关。

7．汉阳兵工厂驻军混成协步队第四十二标之一部，由代表胡玉珍等率队响应，占领龟山炮台。

8．宪兵队彭楚藩担任侦察官方及各军队情况，邓玉麟、杨宏胜担任各部队联络⁽⁷⁾。

会后，武昌、汉口各机关加紧工作，每日赶办布告、符号、致各国领事照会及十八星旗、炸弹等物。革命党人都在紧张而兴奋地准备着，期待着。

地火在运行、奔突，它就要喷薄而出了！

二　起义秘密的暴露

就在共进会、文学社召开联合大会的当天午后，南湖炮队发生了自发的暴动。八标三营的士兵梅青福、汪锡九请长假离营。同营士兵设宴饯别，席上行令劝酒，慷慨悲歌。排长忽然跑来干涉，怒气冲冲地要打人，激动公愤，当即引起冲突。霍殿臣、孟华臣等率众夺炮。但因大炮既无撞针，又无炮弹，只好弃炮而走。有人建议当晚立即起义，被刘复基制止。这件事在各方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社会上纷纷传说“八月十五杀鞑子”。一时满城风雨，清方非常恐慌。瑞澂召开了有首县、管带等文武官吏参加的防务会议。决定调右路巡防营三营来省助防，派李襄麟为防卫督署指挥官，令楚豫、楚谦、楚材、楚有等兵舰夜间升火待命。同时又下令把各营士兵的子弹全部收缴，各标营提前一日过中秋节，八月十五宣布戒严，不准士兵外出。根据这些情况，起义总指挥部决定改期于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起事。同时催促蒋翊武、杨玉如、居正等返鄂。9月27日，杨玉如启程，居正因购买枪械，并等待宋教仁决定，暂留上海。

到10月9日，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那天正午，孙武在新设的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机关装配炸弹，在旁边观看的人不小心把纸烟火屑飘入炸药中。霎时爆炸，浓烟弥漫，声震四邻。孙武的手和脸部都被烧伤，被人急忙用被子盖住头部，送走治疗。刘公出门时正好碰上闻声赶来的俄国巡捕，谎称是煤油爆燃，旋即避匿。俄国巡捕进门后，发现是革命机关，就把炸药、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和印制的钞票等物全部抄走，又把住在附近的共进会总理刘公的妻子和弟弟刘同等也一起抓走了。驻汉俄国领事敖康夫立即把他们引渡给清方。审讯时有人畏刑吐实，于是起义秘密暴露。瑞澂下令紧闭四城，飞调巡防营、守卫队，教练队分布街巷。武汉三镇，侦骑四出，大事搜捕。

这天早晨，蒋翊武刚从岳州赶回，正与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等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总指挥部研究杨玉如从上海带回的消息，黄兴要求将起义日期推迟到十月底，与十一省同时发难。忽然邓玉麟等奔至，报告宝善里机关失事，指挥部立即研究。蒋翊武犹豫不决，刘复基主张应当机立断，他说：“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失败利钝，非常计也。”⁽⁸⁾他取出了事先已绘制好的地图和行动计划。蒋翊武就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在当天下午五点发布了起义命令，规定在当晚十二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一齐动作。所有起义部队一律左臂系白布为记。

命令写好后，就派人分送到各标营。由邓玉麟负责通知南湖炮队，杨宏胜分送子弹、炸弹。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在总指挥部等候发动的消息。为了掩人耳目，刘复基还从外面叫了一个出租留声机的人进来，高声地放着唱片。快到十二点时，他们正装备出发，军警突然破门进来搜捕。刘复基挺身而出，向楼梯下甩去一个炸弹。不幸，刘复基被反射回来的弹片击伤，当场被缚。蒋翊武、彭楚藩等从屋顶逃走。但跳墙下来时，也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牟鸿勋、龚霞初和张廷辅的妻子。由于蒋翊武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像个乡村学究，军警对他不大注意，他就乘间逃逸。

在这以前，杨宏胜在运送炸弹的时候，被军警察觉，也遭逮捕。瑞澂委武昌知府陈树屏、督练公所总办铁忠等一并会审。

当天晚上，各标营的同志正急切地等待着南湖的炮声，但是却一直沉寂无闻。原来传达命令的邓玉麟因城内戒备森严，没有及时把命令送到南湖。南湖的炮声没有响，十月九日的起义计划也就没有实现。被捕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党人，却在十月十日黎明之前慷慨就义了。

彭楚藩，原名潭藩，湖北鄂城人。1877年生，1904年投营当兵，师事刘静庵。日知会成立，任评议。日知会失败，改名楚藩，入宪兵学堂。毕业后充当宪兵，利用这一特殊职业掩护革命党人活动。后来加入文学社，为了促进联合，又加入共进会。受审时，主审官铁忠看到彭楚藩身穿宪兵制服，怕牵连自己当宪兵管带的妹婿，故意对彭说：“你是宪兵，是捉革命党的，怎么也被错捉来了？”彭正气凛然地回答：“我就是革命党！”铁忠还想开脱他，又说：“你不是奉命去抓匪徒的吗？”彭楚藩愤怒地答道：“我是黄帝子孙，怎么会接受满虏的命令！”他要来纸笔，振笔疾书，痛斥清朝权贵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等种种罪行。并谓：“余既从事革命，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请速余死。”⁽⁹⁾临刑不屈，年仅二十五岁。

刘复基是武汉地区卓越的革命党人。他体质文弱，为了运动新军，以坚毅顽强的精神忍受着军营的繁剧训练，自誓说：“吾为复兴祖国而奋斗，虽汤镬且不惧，遑恤苦为！”⁽¹⁰⁾在担任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职务过程中，他有胆有识，顾大局，识大体，对促进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制定起义大计，起了重要的作用，被同志赞为“小诸葛”。危急时刻，他挺身掩护同志；被审时，他痛斥清政府和官僚，骂不绝口；就义时，他连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等口号。他的牺牲是革命力量的一个重大损失，受到湖北革命党人最沉痛的悼念。牺牲时年二十八岁。

杨宏胜，湖北容城人，农民出身，1886年生。1903年投营当兵。当革命需要专人负责交通联络时，杨就在兵营附近开设一个小杂货店，专任联络，任劳任怨，生活十分清苦。1911年加入文学社。在受审时，杨不等清吏审问，就昂然地说：“老子革命党，杀便杀，胡问为？党羽除汝满奴外悉是。”铁忠大怒，命人狠劲鞭打，杨挺身直受。推出施刑时厉声骂道：“贼虏！杀！快杀！恐奴才不久亦随老子来也。”⁽¹¹⁾牺牲时年二十六岁。

三位烈士在革命胜利的前夕牺牲了。后来革命党人、文学家胡石庵在《三烈士赞》中写道：“龟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掷好头颅报轩皇！精神栩栩下大荒，功名赫赫披武昌。”诗词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烈士的沉痛悼念。

同日晨，张廷辅被捕，刘公寓、同兴学社等革命机关相继被抄，被捕总人数达到三十二人。

瑞澂杀害了三位烈士，又陆续抓到了许多革命党人，破坏了革命机关，以为革命烈火被他扑灭了，立即通告全城说：“此次匪巢破获，可以安堵一方。须知破案甚早，悖逆早已消亡。”⁽¹²⁾又在向清廷邀功的电报中夸口：“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¹³⁾就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起义爆发了。

三　十月十日之夜

三烈士的被害，使革命同志悲愤到了极点。就在清吏还在继续按名册大事逮捕，革命力量已失去指挥的万分危急之际，各标营代表自动三两集议，决定按前令的布置，于当晚动手。由于三位烈士在受审时都坚拒吐露实情，起义的行动计划始终没有暴露。

当晚七时左右，在城外西北的塘角，李鹏升、李树芬等到马房纵火，顿时，熊熊烈焰腾起。混成协第二十一营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随即起义，向城内进发。隆隆的炮车声惊动了乡民，起义士兵安慰说：“这是我们的事，驱满兴汉，老百姓不要惊慌！”

在城内，工程第八营响起了第一枪。当时排长陶启胜查棚，发现士兵正目金兆龙臂缠白巾，手持步枪，就吼叫起来：“你要造反！”金兆龙回答：“老子就造反，你将怎么样！”陶扑上去把金扭住。金大喊：“同志们快动手，还等什么？”士兵程定国在旁，用枪托猛击陶的头部。陶负伤外逃，程就举枪射击，击中陶的腰部。适值共进会工程营总代表熊秉坤赶到，见陶对面跑来，也打了一枪。这时全营轰动。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赶来弹压，堵住楼梯门，一面放枪，一面大呼：“汝等均有家小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做不得，要灭九族的！赶快觉悟，各回本棚，不要胡闹！”士兵吕中秋向阮发一枪，阮带伤还手，被徐少斌击毙。士兵一拥下楼，程定国又发一枪，把黄、张同时击毙⁽¹⁴⁾。熊秉坤立即鸣笛，首先集合了四十多人，扑向楚望台军械库。

楚望台是一块高地，逼近中和门，军械库藏有大量枪支弹药，由工程营士兵负责守卫。自从传说革命党人在中秋节起事后，瑞澂即派军官李克果、成炳荣等监守。党人罗炳顺、马荣听到枪声和人声，知道本营已经发难，正准备响应，监守官李克果过来对士兵们说：“非抵抗不可！”罗炳顺等说：“我们连子弹都未见一粒，怎么能抵抗？”李克果就命令军械所主任叫人把库门打开，搬出两箱子弹，分发给各士兵。士兵们得到子弹后，立即向空中鸣枪响应。李克果见势不妙，同其他官佐一起越墙逃走。军械库就顺利地被革命士兵占领。工程营士兵约四百人，都纷纷到楚望台集合。熊秉坤以总代表名义进行指挥。宣布起义部队为湖北革命军，布置守卫楚望台和进攻总督署的战斗任务。来自各队、各棚的士兵初次集合到一起，秩序显得凌乱，熊秉坤感到指挥有点困难。汪长林等巡哨，发现了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吴原来是日知会会员，日知会被镇压后，一度表现消沉。但是他军事知识丰富，在士兵中很有威信。当晚他也负责守卫楚望台，士兵起义时避匿库房附近。这时许多士兵就想推吴兆麟担任指挥。熊秉坤同各队代表商量，经过一番讨论，决定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则处于参赞和监督地位。

各标营焦急地等待信号的革命士兵，看到城外的火光，听到城内的枪声，都纷纷起来响应。跟工程八营靠得最近的是二十九标和三十标。二十九标的代表蔡济民是排长，他以出巡为名，率领本排士兵首先冲出营门。他边冲边喊：“打旗人！”营内同志于是一齐呐喊：“打旗人！”杜武库、高尚志、杨选青、姚金镛等相继冲出。此时，三十标代表彭纪麟也已集合起队伍。第一营管带旗人郜翔宸率旗兵百余人逃走。两标士兵纷纷奔向楚望台。二十九标统带张景良和三十标统带杨开甲都躲避了。

测绘学堂离楚望台很近，有学生八十名，都是十五、六岁的青年，听到枪声很紧张。李翊东挺身高呼：“同学们，不要怕，今晚是革命党举事，我就是革命党。愿意革命的跟我到楚望台去领取枪弹。”⁽¹⁵⁾测绘学堂学生平时都同情革命，这时就全体集合，向楚望台进发。

四十一标和三十一标同驻左旗营房，黎元洪的协司令部也设在那里。两标的部队大部分已外调，留守的总共三百多人。黎元洪看得很紧，他命令各营管带严防本营士兵行动。这时正好有一个外营的革命士兵前来送信，黎元洪立即把他杀了。士兵邹玉溪听到枪声，夺门而出，也被黎元洪手刃。这时蛇山响起了炮声，黎元洪沉不住气了，急忙潜逃。三营代表阙龙等齐集操场，大呼站队。四十一标右队队官胡廷佐同情革命，也鸣笛集合士兵，参加起义。

塘角混成协辎重、工程和炮兵三队的起义士兵，一部分由李鹏升率领先行。到武胜门，见城门紧闭，就急行绕了半个城，从中和门到了楚望台。总代表余凤斋率领大部分部队，由辎重队和工程队的革命士兵掩护着炮队，破城进占了高地凤凰山。

南湖炮队八标的发动，是夺取胜利的一个关键。当时有一种说法，炮队是军中之胆。革命党人对炮队下了很大工夫，在炮队八标建立了很好的基础。炮队士兵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半个月前就在这里发生过自发的暴动。头一天（十月九日）深夜，邓玉麟、李作栋赶到炮队来传达命令，因到达时时间已晚，没有来得及发动。他们就留在营里筹划十月十日晚起事。十日上午，孙武又派汪性唐跟炮队二营队官孙文鼎联系，要求当晚发动。炮队进行了紧张的准备，把山炮撞针都换上了正规簧。听到城内枪声，蔡汉卿就赤膊奋起，奔呼集合。队官出面阻拦，蔡飞起一脚，队官被踢得倒退数步。各队士兵一面集合，拖炮实弹，一面派人通知附近的三十二标和马队八标，要求他们响应，掩护炮队进城。

这时工程八营也派金兆龙、马荣等率领一部分队伍出城来迎接炮队。不料到了中和门，发现城门关着，守门人带着钥匙逃跑了。金兆龙心急如火，双手扣住锁的两端，用力向怀中一拨，一把一尺长、两三斤重的铁锁竟被碎为数段。出城后，遇到三十二标旗人楚英带领的巡查队，双方交了火，楚英不敢恋战，带队逃跑。金兆龙等同炮队会合。炮队的二营管带姜明经同情革命，队官孙文鼎、尚安邦、蔡德懋都参加了起义。因此炮队维持了原来的建制，并拖出了十三门炮，是起义部队中人数最多的，达八百余人。这时三十二标和马队八标的留守部队，也都响应起义。

革命军的各路人马纷纷汇集，分别在蛇山、凤凰山和中和门城楼等地布置了炮兵阵地。大约在当晚十点半后，一场围攻当地反动统治势力大本营——湖广总督署的激烈战斗就开始了。

武昌城东西五里，南北六里，蛇山横亘其中，北边是山后，南边是山前，山前比山后较广。山前的东南是城内务标营的驻地，西南就是督署和张彪第八镇司令部所在地，督署在前，司令部在后。当时驻武昌城内外的兵力约二十个营，共九千多人。当晚陆续参加起义的达三、四千人。守卫督署的清方兵力有教练队一营，机关枪一队，武装消防队一队，新调来的巡防队一营，督署卫队和部分马队。张彪接到城内外同时举义的报告，又急忙调驻在平湖门外的辎重八营进城防守。辎重八营没有革命党人的力量，结果在起义中完全站到了反革命方面。再加上分布在城内的武装警察和宪兵营、旗兵营，清方的兵力超过五千人。

革命军前后向督署发起了三次进攻。

第一次进攻在十一时左右，以工程营为主力，兵分三路。第一路由邝杰率领，经过紫阳桥向王府口搜索前进。参加这一路进攻的，还有蔡济民率领的一排和一些零星队伍。第二路由马荣率领，向水陆街搜索前进，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和督署的背后。第三路由熊秉坤率领，经过津水闸向保安门正街搜索前进，进攻督署的大门。那时各标营的起义部队还没有全部出动，进攻的兵力比较薄弱，对敌人的布防情况也没有探明，因此前进不久就被敌人的火力所阻。其中第一路邝杰的队伍发生伤亡后一直退回楚望台，受到谴责。蔡济民则率领他的排到达王府口，直逼督署的背后。

到晚十二点时，各标营人马已全部出动，炮兵也在蛇山上稳固了阵地，革命军声势大振，就发动了第二次进攻。第一路蔡济民部得到了三十一标和四十一标的阙龙、王世龙等部支援。第二路马荣得到了三十标吴醒汉部和二十九标高尚志部的支援。第三路熊秉坤得到了二十九标胡效骞、杜武库等部和三十标马明熙、徐达明部的支援。炮队进行轰击，各路部队奋勇进攻，都有进展。但因为当晚阴雨，炮队很难辨认目标，没有发挥威力，敌人还在顽抗。第三路是主攻方向，敌人的抵抗也最为激烈。张彪在白布上大书招降告示，要士兵们“速即归诚”。他亲自指挥，向革命军发动了两次反扑。马荣、熊秉坤等商量，决定组织敢死队，马明熙、彭纪麟、胡效骞、徐少斌、纪鸿钧等二十余人奋勇冲击，才把敌人打退。

接着，第三次进攻开始。革命军为了给炮兵照明轰击目标，决定在靠近督署后面的地方放火烧房。居民知道是为了打清兵，不顾损失，自动找来了引火物。一时火光烛天，炮兵看清了目标，命中率逐渐提高，打得躲在督署里的瑞澂似热锅上的蚂蚁。这时第一路和第二路进攻的部队已经会合，首先向大都司巷第八镇司令部发起猛攻。镇司令部的守卫部队在巷口用机枪猛烈扫射，挡住了去路。工程营队伍中冲出两名壮士，伏地蛇形前进，猛然跃起大呼，扑向机枪阵地。先立起的为敌人发觉，被刀砍倒；继起的趁敌人举刀之际，迅猛地抢过机枪，倒转枪把，猛射敌人。敌人像墙坍似地倒了下去，革命军在呼喊声中占领了八镇司令部。瑞澂发现督署背后已被包围，文昌门的通路也有随时被切断的危险，就责成张彪固守，同时慌忙命人把靠城墙那边的围墙打开了一个洞，钻出督署，直奔江边楚豫兵舰逃命。

武昌起义形势图

张彪看到瑞澂已经逃跑，自己的司令部也已被攻破，就命令教练队留下死守督署，自己带着辎重营逃往汉口刘家庙。教练队凭着督署墙垣，向外密射。熊秉坤率领敢死队冲到东辕门，与敌人对射。四十一标士兵王世龙冒着密集弹雨，抱着一罐煤油，跃进到门前钟鼓楼纵火。钟鼓楼火起而王世龙却中弹牺牲。火光照亮了署前的旗杆顶，蛇山和凤凰山的炮兵看清了目标，连连发炮。敌兵退守辕内，从大堂用机枪向外扫射，马明熙、彭纪麟、徐少斌等十余人冲进督署，却被敌兵包围。在这危急时刻，工程营士兵纪鸿钧再次抱起煤油箱冲入门房纵火，不一会延烧到大堂，敌兵慌忙逃散，纪鸿钧也壮烈地献出了生命。

到东方黎明的时候，革命军占领了督署。经过一夜血战，武昌全城克复。居民推门出来，只见满城都是臂缠白巾的革命军，一面醒目的十八星大旗，在黄鹤楼头迎风招展。

武昌革命志士们用鲜血换来了东方的黎明。为了夺取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许许多多革命士兵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据卫生队长陈雨苍说，他派担架收检各街道遗尸，“紫阳桥一处，即有尸身数百具”⁽¹⁶⁾。他们的姓名留下来的很少，但是他们的功勋是永垂不朽的。

四　汉阳、汉口的克复

汉阳和武昌虽仅一江之隔，却没有及时得到有关的消息。10日晨，文学社四十二标标代表胡玉珍感到情况异常，便乘去汉口采办之机，注意探访。正好遇上逃亡过江的副社长王宪章，才得知小朝街机关被破坏，刘复基等就义等情。当晚胡玉珍回营，将情况通知了书记王缵承。11日午后，第八辎重队管带萧安国率兵三百多人来到汉阳，只见他们形态狼狈，武装凌乱，却不知道原因。萧部声称奉命前来保卫兵工厂，被守厂士兵力拒，便改驻龟山下水师营教场。不久，王缵承派出打听消息的士兵渡江归来，得知武昌已被革命军占领，便决定当晚发动。胡玉珍亲自到汉口向二营代表赵承武布置，同时派人赶赴信阳，通知三营代表刘化欧。

晚上八点多钟，胡玉珍自外布置归来，见准备就绪，便取出密藏的三粒子弹，鸣枪为号。士兵们立即集合，胡玉珍宣布说：“武昌已为我革命军占领，我们今天光复阳夏，为祖宗报仇，为民族争光！”随即派人打开子弹库，分发子弹。管带汪炳山见状逃亡。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宋锡全想阻止，士兵用白巾缠在他的臂上，说：“你不要糊涂！”推他当指挥。士兵们迅速地占领了钢药、兵工两厂，并把三门大炮拖上龟山，辎重八营的清兵不敢抵抗就上了楚材舰。

12日拂晓，起义军在龟山设立指挥部，将山头庙内神帐撕下来作为旗帜，高高地悬挂在山顶上。当时，楚材舰正向龟山方向行驶，邱文彬指挥士兵发炮轰击，双方发生炮战。不久，楚材舰连中数炮，仓皇逃走。汉阳宣告克复。

汉口革命党人的行动大体与汉阳同时。11日上午，二营士兵代表赵承武等得悉武昌党人已经起义，便于下午一时会议，决定当晚与汉阳同时发动，公推排长林翼支及胡光瑞等为特别干事⁽¹⁷⁾。六时，二营管带陈钟麟传令各队加强警戒，并称，瑞澂电调的河南军即将到汉。这一新的消息在革命士兵中引起不安。赵承武感到不能犹豫，便持枪向天连击数响，大喊：“敌人到了！敌人到了！”于是左队、后队相继出动。标统张永汉及陈钟麟慌忙出逃。赵承武宣布约法三章：挟私报仇者斩，争权夺利者斩，扰害商民者斩。革命军一直追到刘家庙附近。因听说河南军确已到达车站，便退至大智门。

同日，因发生放火抢掠现象，汉口商防保安会等二十二个团体、会员千余人集会，议决以保卫地方、协助民军为要义。12日，各团体联合会正干事马中骥同商会协理孙铭新等人到汉阳，要求革命军过江镇抚⁽¹⁸⁾。宋锡全接受要求，派出了部队，汉口局势得到稳定。至此，汉口全市除刘家庙地区外，均已为革命军占领。

第二节　湖北军政府的建立

一　黎元洪被逼任都督

为了夺取起义的胜利，湖北革命党人以长期的努力，作了出色的准备。但是起义胜利后怎么办，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怎样巩固和发展胜利，却准备得很不充分。当胜利来到的时候，这些在武装的敌人面前猛打猛冲的英雄们，甚至有点不知所措了。

11日上午，枪声停息之后，革命党人就聚集在阅马场谘议局开会，商议建立军政机构。参加者有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诰、吴醒汉、徐达明、邢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高震霄、王文锦、陈磊等。会上，在讨论都督人选的时候，“各军领袖，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¹⁹⁾。有人提议推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大家表示同意。他们派陈磊等去找议长汤化龙，建议他出任都督。汤有些心动。他在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对清政府已经绝望，但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未有绝对拒绝意”⁽²⁰⁾。他的儿女亲家、谘议局议员胡瑞霖顾虑到汤“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就“力持不可”⁽²¹⁾。但是，他们还是到谘议局参加了会议。被邀参加会议的还有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秘书长石山俨，议员阮毓崧、沈维周等。这些人在隆隆的枪炮声中过了一夜，现在惊魂未定地来到谘议局，却意外地发现革命党人对他们是十分尊重的。汤化龙发表演说称：“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但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²²⁾于是，有人就改推黎元洪。议员刘赓藻说：“黎元洪现在城中，如果大家认为合适，我愿带人找他。”⁽²³⁾会议决定派蔡济民随刘前往，但是，这时工程营的士兵已经把黎元洪找出来了。

黎元洪是武昌地区仅次于张彪的清军头领。张彪出身“丫姑老爷”⁽²⁴⁾，没有多少文化，经常吞蚀巨额官饷，虐待士兵。黎元洪则出过洋，受过资本主义的军事教育，以善于治军著称；平时，他注意笼络士兵；铁路风潮中，他是湖北铁路协会的军界代表；因此，新军士兵对他普遍存有好感。

10日晚上，他先想用血腥手段镇压革命，后来看到形势不妙就换上便衣，跑到黄土坡他部下一个参谋刘文吉家里躲藏了起来。当革命士兵把他从卧室中搜查出来的时候，他吓得浑身打颤。士兵们要他到楚望台见吴兆麟，他不肯；士兵们以强硬的口气威胁，他才勉强答应。到了楚望台，他满脸愁苦地对吴说：“你为什么要革命？这是要全家诛戮的事！”“快叫大众各回各营，事情太闹大了，更不得了！”⁽²⁵⁾正午时，被身不由主地送到了谘议局。

黎元洪到了，与会诸人鼓掌欢呼。这时，继续到会的有吴兆麟、邓玉麟、向谟、李翊东、方兴等。当黎元洪被告知要他出任都督时，面色惨白，急得大喊：“我不能胜任，休要害我！”胡瑞霖、吴兆麟等婉劝，张振武、蔡济民等胁迫，但黎仍坚决拒绝，不肯就任⁽²⁶⁾。一时满座哗然。有人大声叫骂：“黎元洪，太不识抬举了！”这时，有人送来一份预先写好的安民告示，要黎元洪签署。黎瑟缩着用颤抖的声音说：“莫害我！莫害我！”拒不肯签。李翊东气得举枪对黎说：“我们不杀你，要你作都督，你还不愿意！再不答应，我就枪毙你！”黎还是不肯签。李翊东就拿起笔来签了一个“黎”字，说：“我代签了，看你还能否认不成！”⁽²⁷⁾这样，经过书记缮写后，一张张《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当天贴遍了全城。布告的全文如下：

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不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出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民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毋差池！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

这是宣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死亡，号召建立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布告。它强烈地表达了苦难的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深恶痛绝。布告贴出后，立即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应。满城居民，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地出来观看，到处喜气洋洋，欢声雷动。

与安民告示同时发布的还有刑赏令，规定了“买卖不公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奸掳烧杀者斩”、“邀约罢市者斩”等各项纪律。

都督推举出来了。一个昨天还手刃革命党人的旧军官，一夜之后，突然被推上了革命领导者的宝座。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固然是由于临时的原因：孙武被炸伤，刘复基等被杀害，蒋翊武和刘公被迫逃离，使革命领导在起义前夕就处于空缺的状态。但更主要的是革命党人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弱点。

首先是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有威望的领导核心。文学社和共进会是在起义前半个月才实现联合的。革命的军政领导机构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酝酿的。派别的成见使他们不能选出一个军政首脑。推蒋翊武当总指挥，孙武当参谋长，用意就是由他们两人共掌军权，而且只限于军权。刘公在日本东京时当过共进会的总理，回到湖北后被共进会内定为湖北都督。但是在两团体实现联合的时候，他就声明放弃这个名义。当时大家把希望寄托在由黄兴来任首脑。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双方争夺领导权之嫌。黄兴迟迟没有来，都督的位子也就空缺着。

其次是许多革命党人都是根据种族而不是根据政治态度来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他们认为，满人是革命的敌人，而汉人不论是立宪派也好，清朝的官僚也好，革命胜利后都会赞成革命。既然如此，让那些有资望、有地位的人来当领导，比起普通兵目、低级军官来，不是更足以“号召天下”吗？1911年4月，文学社在洪山宝通寺召集各标营代表开会，就曾提议推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理由之一是黎是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增加革命军的声威；理由之二是黎在湖北新军中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²⁸⁾。

不能说革命党人的考虑毫无道理。黎元洪出任都督有助于稳定局面，可以发生较大的社会影响。问题是革命党人对黎元洪的处理过于简单了。像黎元洪一流人，有条件地争取他附和以至支持革命是可能的，利用他的影响以助革命的发展也是可以的，但是，要他来领导革命则是不可能的，由他来掌握革命兵权则是万分危险的。

都督推选出来之后，在谘议局开会的人们松了一口气，才发现时间已是下午了。胡瑞霖感慨地说：“革命党已经占领了武昌省城，公家有藩库，有官钱局，有粮储善后局，金店钱庄，到处皆是，不去一染指，不去一征发，秋毫无犯，市廛不惊，不但宗旨正大，举动文明，党人心理，更是纯洁，实在令人感激佩服。诸同志如需用款项，谘议局可先垫借五万元，以作临时开支。”⁽²⁹⁾会后，他送来了一批银元和银锭⁽³⁰⁾。立宪派这时最关心的是社会秩序。革命未起之前，他们希望尽可能避免革命；革命既起之后，他们希望尽可能温和地进行。武昌革命党人的严明纪律使他们满意。推举黎元洪一事使他们放心，觉得可以给予某种支持了。

当天下午还推举了各种职事人员。汤化龙被任命为总参议⁽³¹⁾。其他如参谋部、民政部、交通部、外交部、庶务部、书记部、军需部等，也都纷纷成立。其人员或由推举，或由自荐。当事人后来回忆说：“（大家）不知怎样作才好，又没有组织规程，七嘴八舌，莫衷一是。”⁽³²⁾除立宪派外，参加会议的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士兵和学生，幼稚和忙乱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二　军政府的组织及其内部斗争

署名“鄂军都督黎”的布告是贴出去了，但是，这个都督却变成了“泥（黎）菩萨”，像木偶似的呆坐着，不言不语，甚至不吃不喝。一些革命党人看到黎元洪这样顽固，感到自己不能不将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任务挑起来，因此，由蔡济民提议组织谋略处，作为筹划和决定军政大事的机关。大家推选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邓玉麟、高尚志、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李作栋、黄元吉、吴兆麟、蔡大辅等任谋略。当时，胡瑛已被从武昌狱中接了出来，也参加了谋略处。谋略处在10月11日晚于谘议局开始办公，作出了如下一些重要决议：（一）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设于谘议局；（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三）以本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四）都督暂用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五）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等等。

建立谋略处表明了革命党人建立领导核心的企图，但是，这个领导核心一开始就具有临时的性质。革命党人仍在对黎元洪“劝驾”，准备随时把最高权力移交给他。同时，谋略处和军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很快，它的作用就被不断成立的其他机构挤掉了。

当晚十时，原三十标一营管带郜翔宸，啸聚旗兵多人，进攻谘议局。李作栋、邓玉麟等带着黎元洪到蛇山脚下躲避，黎要求回私宅一行。甘绩熙、李翊东指挥担任守卫的陆军中小学、测绘学堂学生反击，郜部被击败。李翊东又把黎元洪接了回来。第二天，黎元洪的态度仍然如前。有时，革命党人去看他，黎就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脑袋被你们这些人送掉了！”然后就一言不发，盘膝闭目⁽³³⁾。但是，由于武汉三镇全部克复，胜利消息不断传来，黎元洪的心眼终于活动起来。特别是有人用“黄袍加身”的故事来启示他，这就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极富于诱惑力的天地⁽³⁴⁾。于是，10月13日，沉默不语的“泥菩萨”忽然开口了，他同革命党人聊起天来。有人责问他为什么还留着辫子。黎元洪说：“你们说要去辫子，我也有此意。从前我在军中曾出过‘剪发听便’的通令。你们明天叫理发匠来，将我的剪去就是。”⁽³⁵⁾第二天，黎元洪果然把辫子剪掉了。天真的革命党人一个个因此而兴高采烈，他们哪里想到，不开口的都督开口之后，摆在自己面前的矛盾和难题更多。

和黎元洪不同，汤化龙、胡瑞霖等很忙了一阵子。他们胸前挂着标明职衔的白布条子，在军政府中进进出出，显出很热心的样子。但是，他们却日益对革命党人鄙视起来。军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加，忙乱现象也随着发展，出现了“人人都能作主，人人都不能作主”的现象⁽³⁶⁾。这自然是汤化龙等所看不惯的。13日，汤化龙留日时的同学黄中恺访问汤和胡瑞霖。汤唯唯诺诺地不表态。胡则谓“秩序棼乱，行同草寇，万非吾辈所能合作”⁽³⁷⁾。显然，胡的态度也就是汤的态度。黄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说是：“正赖我辈文人为之治理。”于是，汤、胡、黄、加上前候补知县舒礼鉴四人一起去见黎元洪。黎声色瘖暗，拱手低语说：“余以武人素不习民事，革命又起仓卒，其中多非余所素识，公等皆乡中优秀分子，务望出而相助。”⁽³⁸⁾14日，四人再次见黎。两次见面，汤化龙、黄中恺等发现了一个事实：“黎公之为都督，傀儡耳。一切大权，操之党人手中。”⁽³⁹⁾当夜，汤化龙约黄中恺在家起草《军政府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军政府设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各部均受命于都督。条例对军事方面的三部作了细致的规定。而政事部，则只笼统地说设内务、外务、财政、交通、司法、文书、编制七局，声明其细则另订。显然，这是一个军民分治，大权统于都督一人的方案。15日，汤化龙等四人兴冲冲地将《条例》献给黎元洪。黎连呼妙！妙！但是，这个条例却遭到了看守黎元洪的革命党人的冷落，被扔到了字纸篓里⁽⁴⁰⁾。汤化龙等正在意兴索然之际，碰上了新到武昌的居正。他也正为军政府的秩序“棼乱”叹息。经过商谈，居正同意出面劝说革命党人接受《条例》。当即在江汉书院谘议局临时会址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居正诡称，条例是孙中山在海外预订的，于是，一致通过。

条例通过了，迅速确定了各部职员，名单如下：

军令部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政事部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

在上述四个部长中，革命党人只有孙武一个。政事部各局局氏名单为：

内务局局长：舒礼鉴（谘议局议员）

外务局局长：黄中恺（汤化龙同学）

财政局局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交通局局长：马中骥（商人，汉口宪政同志会成员）

司法局局长：徐声金（立宪派，汤化龙友人）

文书局局长：阮毓崧（谘议局议员）

编制局局长：张国溶（谘议局副议长）

在上述七个局长中，革命党人一个也没有。条例没有谋略处，自然被取消。刘公从12日进入武昌之后，一直主持谋略处。这时无法安排，被任命为总监察。

16日，胡瑞霖劝黎元洪登坛誓师，得到同意⁽⁴¹⁾。17日，在阅马场的中央搭起一座高耸的帅台，四周军队林立。黎元洪全身军服，腰悬军刀，到台前下马，威武地被拥护登台。台上放着黄帝牌位，剑、旗分立两侧。由谭人凤授旗、授剑，居正宣讲革命意义，黎元洪宣誓。由舒礼鉴起草的《祭告天地文》公然说：“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能及哉！”⁽⁴²⁾就是说，黎元洪的权力，不是由革命人民流血奋斗得来的，而是由上天赐给他的。一个清朝的旧军官，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民国的“开国元勋”了。阅马场上，“欢声雷动”。“兵士对都督之爱戴，亦大有加”⁽⁴³⁾。慷慨激昂的誓师变成了对黎元洪个人的鼓吹。

立宪派所代表的是和封建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上层，他们和黎元洪这样的旧军官结合乃是必然的。

汤化龙等所拟订的《军政府暂行条例》和人事安排，虽然通过了，终因排斥革命党人的企图过于明显，激起了强烈的反对。不少人声称：汤化龙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与革命主义不能相容。各种流言也出来了。善于观察时势的汤化龙也就迟迟不肯到职。10月25日，在孙武、刘公、张振武、居正等人提议下，军政府再次开会，改订了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增加了政治色彩和民主气氛。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公约推倒满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暂组织军政府，统辖政务。”第三条规定：“军政府都督代表军政府人民施行职务；除关于战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权利、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第五条、第七条和第十条规定，军政府设立稽查员，任务是稽查各部、各行政机关和各军队，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这显然是为了加强革命党人对军政府的监察⁽⁴⁴⁾。《改订暂行条例》的最重要之点是取消了包揽大权的政事部，所属各局都改称为部，直辖于都督。各部人事安排为：

军令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内务部长：冯开濬（留日学生）

外交部长：胡瑛（同盟会员）

理财部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交通部长：熊继贞（同盟会员）

司法部长：张知本（同盟会员）

编制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

上述安排中，新增加的胡瑛、熊继贞、张知本等都是革命党人，编制部长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革命党人的力量大大增强了。

在军政府的人事安排上，革命党人注意保持对立宪派的优势，这是必要的。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在军政府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改订暂行条例》所规定的都督权力仍然很大，“军事参议会”虽具有限制都督个人专权的作用，但并没有组织起来。黎元洪是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军人，革命对他来说终究显得生疏而可怕，当他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几个革命党人部长就很难控制住局面了。

与湖北军政府同时建立的还有汉口军政分府。

汉口克复，詹大悲、何海鸣出了狱。他们立即渡江，和湖北军政府联络。军政府派蔡济民率兵二队随同他们返汉，驻扎四官殿。詹、何等对黎元洪、汤化龙身居高位、掌握大权不满，但是又觉得当时还不便公开反对，因此决定成立汉口军政分府。13日自外归来的蒋翊武也支持他们。军政府以詹大悲为主任，下设司令、参谋、军需、军政、军械、军法、交涉、稽查各处，由温楚珩、吴昆、何海鸣等负责。詹大悲等准备以此为基础，在局势稳定时对武昌军政府进行改组。汉口军政分府以文学社为主体，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在武汉保卫战中，它作出过贡献。但是，它有些自行其是的做法也加深了和武昌军政府之间的矛盾。

在汉阳，也建立了革命政权，由日知会员、系狱多年的李亚东任知府。

三　军政府的初期活动

湖北军政府建立于戎马倥偬中，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革命战争，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围绕这一任务，它进行了下列活动：

（一）发表文电

12日晨，革命党人即用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宣告武昌光复。同时致电上海，催促居正、黄兴、宋教仁到鄂，并请转电孙中山，要他从速回国，主持大计。陆续发出的文电有：

《布告全国电》。宣布革命目标，呼吁全国人民奋起响应：“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⁴⁵⁾

《宣布满清罪状檄》。指责清政府“使汉人永远降为满清之奴隶”，“割吾民之膏，吮吾民之血”等罪状八条⁽⁴⁶⁾。

《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劝告清军中的汉族将士反正：“我辈皆中国人也。今则一为中华国民军之将士，一为满洲政府之将士……虽立于反对地位，然情谊尚在，心事又未尝不合也。”⁽⁴⁷⁾

《檄各督抚电》。劝告各省督抚反正：“幸贵大臣勿拘君臣小节，而贻万世殷忧。”⁽⁴⁸⁾

《免税公告》。宣布豁免湖北境内一切“恶税”：除盐、烟、酒、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统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豁免；各属杂捐，除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⁴⁹⁾。

《谕湖北各府州县政务及自治公所电》。宣布全鄂地方一律改为共和政体，要求各地清吏一律呈缴伪印，听候支配录用；不愿者缴印后听其自由；“人地相宜，民间倚重者”经自治公所推荐，可以留任⁽⁵⁰⁾。

《通告城、镇、乡自治职员电》。要求各城、镇、乡自治团体速筹自保之计：“赶办团练，守卫乡里，贫者效力，富者输财，既使游手无事之民，有谋食用武之地，而富足之家，得因以保全。”⁽⁵¹⁾

《通告各省城、镇、乡地方巡警电》。要求各地巡警坚守职事：“深恐饥寒无告之民，乘间窃发，施其抢劫之手段，而本军政府军事旁午之际，势难兼谋并顾，所有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维持地方之安宁秩序，皆惟我同胞巡警是赖。”⁽⁵²⁾

湖北军政府发表的文电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上述文电大体完整地宣示了军政府的对内政策：满清政府是全国的公敌；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共和政体；它准备减轻人民所承担的苛重赋税，但是，决不允许“饥寒无告之民”侵扰“富足之家”的利益，也就是要确保一切有产者的财产。

在军政府用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的同时，汤化龙也以湖北谘议局议长暨全体同人的名义致电各省谘议局，指责清政府“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电文表现了对清政府设置皇族内阁的强烈愤懑：“兵财大权，存亡所系，而竟摒弃汉人，悉授亲贵。”它宣称：“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皇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电文要求各省谘议局人士：“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⁵³⁾清政府已经扶不起来了，希冀经过“不血刃”的和平转变取得政权，这是立宪派心理和立场的表现。

当时，各省尚在清吏控制之下，军政府所发电文不能流传公布。胡瑞霖建议，采用反宣传法，假托瑞澂名义发电，夸张武汉革命军势力，借以摇撼各省人心。汤化龙和革命党人李作栋等赞同胡的建议。汤并提出，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处有密码本。于是即由汤起草电文，托人冒充瑞澂委托，请俄领事馆发出。这封电报后来讹传为汤化龙勾结柯逢时等通敌的电报，加深了革命党人对立宪派的猜忌⁽⁵⁴⁾。

（二）对外交涉

汉口设有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和瑞典、比利时等十一国领事馆。军政府一成立，就在《刑赏令》中明确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等条。12日，军政府又照会各国领事，声称“对各友邦，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照会宣布：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担任；各国既得权利和在华外人财产，一体保护。但照会声明：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如有接济清政府战事用品者，一概没收⁽⁵⁵⁾。照会发出后，军政府又派人分访各国领事，要求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17日，驻汉英、俄、法、德、日各国领事照会军政府，声称“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互起战争”，“领事等自应严守中立”。同时声称：不准携带军械的武装人员进入租界，不得在租界内储藏各式军械及炸药等物；勿论任何方面，如将炮火损害租界，当赔偿一亿一千万两⁽⁵⁶⁾。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帝国主义十分震动。武汉的江面上，帝国土义的军舰一时竟增加到二十艘（英八艘，德五艘，美三艘，日二艘，俄、奥各一艘），瑞澂所坐的兵舰就躲在英国炮船的后面。他曾请求英舰阻止革命军过江。11日，英公使朱尔典应允，“请英水师统帅竭力相助”⁽⁵⁷⁾。13日，他又电示驻汉总领事葛福，除“不得已之事外”，“一概不准与革党首领公文往来”⁽⁵⁸⁾。但是，为了使即将爆发的战争不致波及租界，影响帝国主义者在华的利益，他们又不得不摆出一副“中立”的姿态。革命党人对此十分重视，炫为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军政府曾以黎元洪的名义发表文告说：“由此以观，足见外国人之爱独立、爱自由，而亦爱人之能独立、能自由也。”⁽⁵⁹⁾但事实上，进攻武汉的清军里有外籍教官，帝国主义者的轮船公司也仍在为清军运送军火、给养。他们自己也承认，“所谓中立，只是千方百计掩护清军。”⁽⁶⁰⁾在递送“中立”照会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顽固地拒绝承认湖北军政府。11月8日，朱尔典说：“至其自谓各领事已认彼军为交战团，据本大臣所闻，则实无其事。”⁽⁶¹⁾

湖北军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对同盟会既定方针的运用。明确地保护在华外人的生命和财产，宣布愿与各国建立睦谊关系，这是正确的。为了不给帝国主义的干涉造成口实，禁止轻率地触动租界和教堂也是必要的。国际舆论因此很快就消除了出现又一次义和团事件的担心。东京报纸盛赞革命军“深合文明举动”⁽⁶²⁾，巴黎报纸认为革命军“明智异常”⁽⁶³⁾。比起义和团的笼统的排外主义来，革命党人的对外政策确实文明、也高明得多。但是，它并非不得已地宣布赔款和外债等照旧承担，这就和劳动群众那种坚决的反帝精神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劳动群众的反帝精神也应该给以恰当的领导。

（三）清除奸细

当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13日夜间，有一个大汉提着灯笼给都督府卫队司令官方定国送来一张纸条，方定国阅后慌忙将信撕碎，丢在口中咽了。李翊东发现可疑，赶紧过来责问：“送来的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把它咽掉？你敢通敌！”方定国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李翊东喝令将来人拿下审讯，发现他竟是为张彪传递消息的旗兵，当场就被判处死。当李翊东喝令拿问方定国时，方手持快枪，身佩军刀，使卫兵不敢上前。李翊东冲上去一把抓住方的衣领，夺过他的枪刀。在革命党人的凛然正气面前，方定国瑟缩不敢动。经过严厉审讯，方供出混入都督府的有蔡登高、张振标等奸细多人。当即把蔡、张抓住，同方定国一起判罪处决，清除了隐患。

（四）扩军备战

经过10月10日的战斗，部分战士牺牲，部分逃亡，湖北军政府所能掌握的士兵仅存三千余人，远不足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13日，军政府决定募兵，暂编部队四协，马队一标，炮队二标，工程、辎重各一营。武汉地区的工人、农民、学生积极响应号召，在海关、租界为帝国主义分子服务的苦力、更夫、仆役们也纷纷辞工从军。汉口外侨报纸说：“应募而来的新兵从四乡涌进。募兵的军曹太热心了，他们不了解租界的特殊地位，竟然跑到租界里来。”⁽⁶⁴⁾又说：“武昌显得比以前更活跃，下层人民比前更满足了。募集的新兵成百地在操练着，这样的军队有两万多人。”⁽⁶⁵⁾16日，蔡济民、熊秉坤等商量，决定成立第五协，同时成立两个敢死大队。结果，五协兵员，几天工夫就满额了。军政府不得不出示停招。

为了加紧生产武器、军火，汉口军政分府命李亚东转令兵工厂迅速召回工人，开工生产。宋锡全以军政府第一镇分部统领的名义出示，鼓励工人积极生产，革新创造：“倘能于旧式之中，改良翻新，造成便捷利器者，本部定从优奖赏。”⁽⁶⁶⁾在阳夏战争期间，汉阳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工，为保卫革命政权和支援各地起义作出了贡献。

（五）策反清军

张彪逃到汉口刘家庙后，仍拥有一部分兵力，构成对武汉的直接威胁。13日，军政府以黎元洪的名义写信给张彪，劝他反正，遭到拒绝。同日，军政府又派人运动辎重营清军，也未成功。其后，黎元洪两次写信给他的老师清海军提督萨镇冰。20日信中，黎真实地叙述了自己被逼任都督的经过：“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他以起义以来的进展说明：“以四万万同胞与数千满族竞争，以方兴之民国国民与运尽之满清抵抗”，事机大有可为。他力劝萨镇冰归顺革命军⁽⁶⁷⁾。这封信反映了形势发展对黎元洪的影响。

（六）安定社会秩序

起义后不久，军政府就组织演说队，派人沿街演说，安定人心。同时，颁布了严格的纪律。继《刑赏令》之后，16日又颁布军令八条，规定“军队中上自都督，下至兵夫，均一律守纪律，违者斩”，“擅入民家，苛索钱财及私行纵火者斩”⁽⁶⁸⁾。整个起义期间，湖北革命军始终纪律严明。后来有人回忆道：“军队寄寓民家，绝不妄取一物。如有所借贷，必按时交还。升米斤油之类，请其勿用交还，亦必坚决偿还。至于买卖，则公平交易，不见强买勒卖的行为。”⁽⁶⁹⁾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军政府除成立临时警察筹备处外，又支持武昌商会会长吕逵先等组织保安社。在汉口，则赞助商会组织商团，发给枪支，作为巡逻、保卫之用。

武汉地区的良好秩序使帝国主义分子惊讶，他们不得不承认：“武昌到处人满，商店都开门，生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⁷⁰⁾“我们也没有想到，革命军在这里统治着，秩序竟然很好！”⁽⁷¹⁾

（七）稳定金融，保护工商业

起义前，武汉市面通用湖北官钱局所发制钱票、银元票和交通、通商等银行发行的钞票，起义后，纸币信誉下跌，人们纷纷挤兑银元和铜钱，引起银根紧迫，市面恐慌。为此，军政府特别发出照会，声明纸币照常通行，要求各界停止挤兑。照会保证：“合当详定办法，竭力帮助金融机关。”⁽⁷²⁾事后，军政府接受武昌商会要求，设立商界兑换处，又拨解铜元十万，交汉口商务总会，接济市面⁽⁷³⁾。

革命党人特别注意保护商业。13日，林翼支在汉口就出示宣布，以“保商”为“第一宗旨”⁽⁷⁴⁾。汉阳知府李翊东也宣称：“首以保卫治安，恤商爱民为务。凡我良善同胞，殷实商贾，无不极力保护。”⁽⁷⁵⁾12月，湖北军政府特别颁布了保护矿山的命令：“凡银、铜、铁、煤、硝磺各矿场所在地点，皆责成该管知事严加封禁，妥为保护。”⁽⁷⁶⁾1912年春，专门成立实业部，以同盟会员李四光为部长。

由于革命党人的正确政策，湖北军政府得到了汉口和武昌商会以及汉阳商团的积极支持。汉口各团联合会正干事、回族商人马中骥并参加了军政府，任交通部部长。阳夏战争中，汉口商人购办军需，供给粮饷，出力不少。

（八）招纳人才

为了延揽各方面的人才，接待投效人员，军政府于12日晚成立招纳处。13日下令：“无论文武员弁，有一技之长，即送府委用。”⁽⁷⁷⁾至15日，投效人员即达四百余人。同日改名为集贤馆。总计起义期间，集贤馆共接待各方志士约万余人。其中，有五千人分送各机关办事或资遣回省运动革命。有六千余人在馆外听用。留馆备用人员则经常保持五六百人之数⁽⁷⁸⁾。第一集贤馆容纳不下，又陆续开辟了第二、第三集贤馆。

（九）创办《中华民国公报》

起义后不久，共进会会员牟鸿勋即倡议创办一种报纸，定名为《中华民国公报》，10月16日发刊，由张樾任主笔。出版简章称：“即以军政府之宗旨为宗旨，大要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改建共和民国为主义。”它是湖北军政府的机关报，也是军政府的主要宣传工具，以发表军政府的文件、公告为主，也发表部分新闻、评论和文艺作品。11月5日，曾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孙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大汉同胞，群策群力，复仇报国。但是，从全面看来，它对同盟会和孙中山宣传不多。后来更发展为孙武一派的派报。

在汉口，革命党人胡石庵办有《大汉报》，出版第一日即销行三万余份，曾得到军政府奖励。

（十）改革司法制度

10月30日，军政府司法部发表文告，谴责清政府司法机关灭绝人道、冤屈良善等种种罪恶，揭露清政府预备立宪以来在司法制度上所作的假改革。文告宣布设立江夏临时审判所和临时上诉审判所，受理民事和刑事案件。随后，公布了有关条例。《江夏临时审判所暂行条例》第一条称：“本所为图司法独立，特提前办理，以为各属之先导。”第四条称：“本所民事、刑事两庭均用合议制组织。”第十三条称：除特别事件外，“诉讼之辩证及判断之宣告均公开法庭行之”⁽⁷⁹⁾。条例的有关规定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特色。

（十一）制订《鄂州约法》

宋教仁随黄兴到鄂后，即埋头起草《中华民国鄂州约法》。11月9日，由军政府公布，共七章六十条。《总纲》规定：鄂州政府由都督、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法司等部分构成。《人民》章规定：人民一律平等，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通讯、信教、居住迁徙、营业、保有财产、身体、家宅等自由，有诉讼于法司、陈请于议会、陈诉于行政官署、任官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都督》章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以一次为限。《议会》章规定：议员由人民中选举产生，议会可以向政务委员提出条陈、质问、要求答辩或弹劾，可以受理人民的陈请，送交政务委员。这部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承认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把资产阶级地方共和政权的设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对促进人民在政治上的觉醒有巨大意义。它是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的蓝本。

湖北军政府在革命大风暴中诞生，是开天辟地的新事物。它的出现，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过去被视为无上尊严的君主专制制度崩溃了，人人讲平等的思想成为一种不可阻拦的潮流。革命党人李亚东当了汉阳知府，每逢出衙都要乘坐四人抬的绿呢大轿。有人劝告他说：“你是革命党出身，还摆这臭架子，不怕同志们耻笑吗？”他不以为然，说：“有威可畏，才好管教百姓。”他乘轿到都督府，被卫兵喝令下轿：“官僚派！满清怪物！打！”李亚东又惊又愧，不敢作声，从此再也不敢坐轿了。而且，全武昌城也没有人坐轿了。这种平等思想还反映在薪饷上。有人提议要给军政府的官员定薪俸，革命党人极力反对。结果议决职官薪给自都督以下，每人支津贴二十元。兵士的月饷则有所增加，兵士十元，副目十一元，正目十二元，后来才逐渐改为等差较大的薪饷制。

湖北军政府的活动有它成功的方面，也有它严重不足和失败的方面。它注重社会秩序的安定，但是，却没有把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放在第一位。当时，各地城、镇、乡自治公所一类的组织大都把持在上层士绅手里，军政府要求他们赶办团练、巡警，赋予他们推荐官吏，保护“富足之家”等权利，这就捆住了群众的手脚，维护了旧社会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度，不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造成一个大的社会变动，便不能摧毁封建制度的根基，这场革命只能半途而废。

四　革命向武汉周围地区发展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武汉革命党人和周围地区建立了联系。武昌起义、三镇光复的消息传出后，湖北各地纷纷响应。

汉川起义。汉川是日知会会员梁钟汉的老家。10月13日，梁辉汉、宋振东等在系马口起兵，直捣汉川。革命党人把关在狱中的梁钟汉接出来，推他为司令，组织汉川军政分府。

黄冈清军巡防营兵变。黄冈为黄州府治所在，是个很早就受到革命影响的城市。日知会员吴贡三判刑后就被关押在这里。10月14日，驻防营兵群起向府县衙门索要欠饷，烧毁标统衙门。知县和地方绅士无法控制局面，便把吴贡三迎接出狱，要他全权处理。16日，湖北军政府得到报告，立即派人前往招抚，成立鄂东军政支部。清知府、知县、标统等逃避，黄州府属各县纷纷反正。20日，麻城县议会议长屈开埏召集四乡议员，准备宣布反正。屈是自立军首领，事败逃亡，到1911年春天才回到麻城。当议员们按期集会时，县令在地方劣绅煽动下，命巡防营包围议场，杀死屈开埏⁽⁸⁰⁾。事后，鄂东军政支部向湖北军政府作了报告，军政府迅即派兵到县，将凶手捕杀。

除麻城外，鄂城、蕲春、蕲水、大冶、黄石港、阳新、广济、武穴等县的反正大多是顺利的。

京山刘英起义。刘英是共进会的湖北副都督，出身于大商人家庭。归国后在故乡积极发展会员，并以巨资开设商店，作为秘密机关。他力主在湖北首先举义，曾致书孙武等表示：“倘我省毅然发难，英虽不敏，必先树一帜于上游，上拒襄樊之敌，下为武汉声援。”⁽⁸¹⁾10月9日，武汉各机关被破坏，他于12日晚接获消息，立即紧急动员，于15日夜率领一千多人，袭击驻在该处的襄阳巡防营，夺得了枪支。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武昌已经起义，第二天早晨抱着首义的精神，集合在永隆河畔，高竖起革命的旗帜。刘英的号召力很大，很快占领了武汉西边的京山、天门、潜江、监利等县大片地区。11月，季雨霖受军政府委派，任安（陆）、襄（阳）、郧（阳）、荆（门）招讨使，进军湖北中部和西北部各府县，刘英和梁钟汉的队伍都被收编。

武胜关起义。湖北与河南交界的武胜关，是控扼南北的战略要地。当时信阳以南铁路，全由湖北新军驻守，第四十二标第三营就驻在信阳车站。该营文学社营代表为刘化欧。他已联络好部分农民、铁路工人和会党群众，但是一直得不到消息。直到15日，清廷派荫昌率北洋军到达信阳，刘化欧才下令发动。16日晚，农民、铁路装卸工、会党、士兵约千余人集合于武胜关附近，定名为湖北革命军独立第一协。义军随即拆毁关南、关北铁路各二三里。22日，会党群众和清军相遇，战败溃散，士气受到影响。25日，刘化欧将队伍解散，自率少数人回到武汉。这以后，留在铁路沿线的士兵和工人仍然坚持战斗，或破坏路轨、兵车，或焚烧粮库、弹药，但终因人少势单，缺乏领导，不能在阻击清军南下中发挥更大作用。11月7日，工界代表余大猷被捕，壮烈地牺牲于清军皮鞭下。

宜昌新军起义。宜昌是湖北西部重镇，当地有川汉铁路公司所属筑路工人数万。1910年，革命党人胡冠南等在该地秘密建立了公益会。保路风潮中，共进会张百祥也到该地发动。他联络胡冠南等，组成川汉铁路研究会，因聚众数千人演讲，被清吏逮捕。为了防止事变，瑞澂派三十二标二营和四十一标一营驻防。10月14日，军界、警界、学界的代表在东山寺秘密会商。随后，宜昌商会总理曹启荣等又和新军排长、文学社社员唐牺支等进行会谈，取得一致意见。18日晨，唐牺支将兵力作了适当配置，派代表到川路弹压局向管带索取弹药，管带逃逸。当日，宜昌光复，张百祥等出狱。次日，成立宜昌司令部，各界公举唐牺支为司令。

宜昌司令部鉴于铁路一时无法开工，遣散了大部分工人，挑选了一千多名“自愿效力”的精壮充实队伍。后来进攻荆州的决死队中，这部分工人占多数，表现得也最为勇敢⁽⁸²⁾。

施南起义。施南僻处湖北西南，但受到革命影响并不晚。吕大森、朱和中等都是施南人。1904年，为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吕大森即回乡运动。次年，在施南组织日知会分会。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改名天锡会。不久，会员刘汉卿被捕，天锡会解散。

保路风潮掀起之后，武汉革命党人派施南来凤人向炳焜回乡发动。10月13日，向抵达施南府治恩施。当时，施南驻有新军三十二标第三营和施防、宜防两营。最初，向准备利用会党夺城，因会党不愿遵守不得杀人劫财等规约，只好改变计划。26日，向炳焜、品大森等以地方绅民或革命机关特派员的名义向新军管带李汝魁发函，劝他反正。第二天，向又亲见李汝魁进行说服，李及宜防营管带陈金瑞表示同意。28日，宣布反正⁽⁸³⁾。

反正后，李汝魁被推为分司令部部长。陈金瑞不服，改名朱扬武，自称明代后裔。11月3日，刺杀李汝魁，自任部长。12月21日，湖北军政府派冯仁铨为施（南）鹤（峰）安抚使，调朱扬武回省，准备将他正法，朱得悉后潜逃。

郧阳起义。郧阳位于湖北西北部群山中，1911年9月，瑞澂调新军二十九标三营驻防该地。武昌起义后，知府伍铨萃和三营管带张楚材密商，将该营调散，留守郧阳的仅后队队官沈权所率士兵数十人。在地方参事会聂炳基、翁人健等支持下，沈权等积极筹划反正。

11月14日，参事会邀请绅、商、学各界人士六十余人集会，规定只准进，不准出。会上，沈权要大家立即表态。他说：“神明贵胄，为人作二百余年之奴隶，有何面目见我黄帝祖宗乎？若再迟延，真非人类矣！”⁽⁸⁴⁾他带头在“兴汉灭满”柬帖上签名，与会诸人一一照办。随后，找来知府伍铨萃等，也一一签名。在组织军政分府时，有人认为：伍铨萃“虽为汉奸，却为六县人民视线所注。现伊既表同情，何必追其既往”⁽⁸⁵⁾。因此，伍被推为分府总裁，沈权任司令官。

安陆新军起义。新军二十九标三营张楚材部原驻郧阳，10月下旬，奉襄阳道喜源命调赴襄阳。喜源对这支队伍不放心，不久，又将该部调赴安陆，并命安陆知府满人桂荫会办营务。11月下旬，民间传说武昌革命军将到，张楚材便与原陆军小学堂学生樊松等计划起义。25日，张分兵把守四城要隘，自率一队进攻府署，卫队已事先作了联络，立即响应。桂荫仓皇逃出，在学宫自缢。张楚材随即成立军政府，自称大总裁⁽⁸⁶⁾。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报请黎元洪委张为支队司令，张不愿受季节制。1912年1月，季率部到达安陆，二人矛盾加深，季下令攻击，张楚材潜逃。

老河口江湖会起义。老河口是襄阳府光化县属的一个市镇。地当要冲，商业发达。当地早有洪门组织江湖会活动。1911年，瑞澂派第八镇骑兵八标三营出守襄阳，士兵张国荃、李秀昂被派驻老河口。他们积极串联江湖会群众。11月28日，老河口一邢姓绅士办喜事，光化知县黄仁菼等文武官员都前往参加。乘此机会，张国荃率江湖会群众赶来，强迫官员们画押反正。30日，进攻襄阳，士绅开城迎接。清吏襄阳道喜源、巡防营统领刘温玉等先后逃遁。起义人员推黄仁菼主持襄阳军政分府，张国荃为总司令官，李秀昂等为协统。12月1日，军政分府致电黎元洪，要求指示方略，接济军械。次日，出示招兵。后来有人回忆：“生活困难的贫民都踊跃参军”，“不论是什么人，在衣袖上缠上白布，都一律收留。”⁽⁸⁷⁾地主阶级文人则记载：“闾左卖菜奴，未几亦穿军装，挂指挥刀，从者数十人。”⁽⁸⁸⁾可见下层群众支持革命。

起义迅速波及襄阳府属各县和邻近地带，谷城、均州、南漳、枣阳、宜城先后反正。

义军的粮饷主要依靠向富户和商店摊派。按资产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等认捐。他们曾向均州大地主、当地首富苏清泉摊款二十万缗，被拒绝，随即抄没了苏家财产。此外，刘公及其亲友在襄阳的财产也都受到触动。义军的这些做法使得它和地主、绅商们的矛盾日益尖锐。1912年2月，季雨霖准备收编张国荃的队伍，首先派人刺杀了李秀昂，迫使张接受改编。几个月后，刘公率军北伐，又进攻张部，迫使张逃亡。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有不少人和封建地主阶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主张反清，赞同共和，但是，却决不允许侵犯地主阶级的利益。江湖会起义被镇压一事正说明了这一点。

荆州旗兵投降。11月16日，宜昌司令部决定进攻荆州。该地驻有旗兵二千余人。进攻前，司令部首先传檄驻防将军连魁等人，说明“我军革命，不过推翻君主贵族，建设民主共和；普通旗人，原无仇视。且人道主义，世界公认，凡我黄种，尽属同胞”⁽⁸⁹⁾。檄文要求连魁等“效顺来归”。连魁企图拖延观变，请沙市日本领事转请英国驻宜昌领事出面，斡旋“中立”。唐牺支命连魁开具切实办法，得不到答复，决定武力解决。19日夜，革命军向荆州外围阵地发动攻击。25日，占领沙市。28日，唐牺支再次致书连魁等，说明只要对革命持同情态度，“无论为满为汉，皆宽其既往，一视同仁”⁽⁹⁰⁾。连魁仍然不作答复。12月9日，革命军向荆州城发动总攻。在革命军的军事威力的逼迫和正确政策的感召下，第二天，连魁要求投降。13日，双方达成协议。革命军方面表示：旗民生命财产，一律保护；生活中极困苦者，给恩饷六个月；民国各种学校，准许旗民报考。16日，革命军入城，成立荆宜司令部。

除荆州外，湖北各地的起义大多没有经过严重的战斗。它说明了武昌起义是很得人心的，也说明了清政府的极端腐朽和虚弱。经过起义，湖北各府州县都建立了新政权，到处飘扬着作为革命标志的白旗。但是，革命党人的力量毕竟太小了，对旧制度的触动也太少了。不少地方只是改换了旗号，其他一切照旧。有的清吏当了民国官员，却仍然拖着长长的辫子。

在湖北各地起义、光复的过程中，新军仍是一支活跃的力量。瑞澂将新军调驻各地，本意在防止革命，然而，事与愿违，结果却扩散了革命的火种。

第三节　保卫武汉的奋战

一　最初的胜利

武昌起义成功，武汉三镇的迅速克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上海望平街报馆门前，每天挤得人山人海，都在打听湖北革命胜利发展的消息。广大人民坚信，满清必败，革命必胜。一次报上登了汉口革命军败退的消息，报馆立即遭到了一千多人的围攻，认为是造谣。从上海开出的长江轮船，百分之八十的乘客都是前往汉口参加革命军的工人和学生，其中还有许多是归国华侨。沿途南京等地，不断有人上船。他们一到船上就把辫子剪掉，表示革命的决心。与此同时，革命已似烈火燎原，席卷各地。武汉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面旗帜，鼓舞着各地人民；各地起义胜利后，又把支援湖北革命作为重要大事。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甚至广东、广西等地，都纷纷派来援军。湖南援军出发时，各界代表和人民群众到江边热烈欢送。从南昌出发的援军，在船樯上高悬着“满奴不灭不生还”的大旗，表达了誓夺胜利的昂扬斗志。

武汉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引起了清王朝的极大惊恐。它立即感到这是一把插向它心脏的利刃，决定着它的生死。因此，急忙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来镇压湖北革命。当时清王朝有十四个镇和十八个混成协新式陆军，分布于全国各省，其中在南方的各镇协大都加入革命，它能够依靠而又可以迅速调动的只有北洋六镇。10月12日，清政府宣布将瑞澂革职，命他暂署湖广总督，戴罪图功。同时，令正在永平参加秋操的第四镇统制王遇甲率二、四两镇各一部星夜赴援，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都归他节制调遣。又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这些舰艇包括甲午战败后保存下来的几艘巡洋舰“海容”、“海琛”、“海筹”（另一艘“海圻”当时在英国观礼，无法赶回），还有许多炮舰和鱼雷艇。清王朝企图用水陆夹攻的办法，把武汉革命力量迅速消灭。14日，经奕劻向载沣力荐，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要他们督办剿抚事宜。上谕说：“该督等世受国恩，自当力顾大局，勉任其难。”⁽⁹¹⁾载沣本不愿将袁世凯这个对头请出来，但已别无他法。同日，清政府编组第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以陆军第五镇等编为第二军，派冯国璋督率，听候调遣，以禁卫军及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由载涛督率，守卫京畿。在清政府的一再催促下，清军陆续到达汉口附近。13日，豫军张锡元部到达刘家庙。17日，荫昌抵达河南信阳，即驻此作为行营。同日，萨镇冰率楚有、楚泰各舰驶抵汉口。18日，第二协王占元部抵达黄陂县境的滠口。但是，清军并没有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打击力量。

清政府想利用袁世凯来救它的命，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却有他自己的打算。在清政府命他回家“养疴”的那些日子里，他表面上在“养寿园”中过着安闲的生活，自题联语说：“心似南湖常淡定”，而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力图重返政治舞台，攫取更多的权力。清政府起用了他，但给予的权力只是“节制调遣”所有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对荫昌、萨镇冰所统率的北洋军和海军，只能“会同调遣”。这实际上只是荫昌的副手，自然不能满足袁世凯的野心。因此，他于15日复奏，以“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为辞，表示不能应命。但最后又说：“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借答高厚鸿慈于万一。”⁽⁹²⁾既不坚决拒绝，也不明确提出就职日期，只是借故拖延。袁世凯作势不出，北洋军也就不肯卖力作战，革命党人却获得了休整和发展力量的机会。

盘踞刘家庙的张彪残部是湖北军政府的肘腋之患。10月14日，谭人凤刚到武昌，就向黎元洪建议，立即驱除张彪残部和新到的河南军，派兵扼守武胜关。黎低头不表态。接连几天，谭人凤都催促黎元洪下令出击，黎均以领事团禁止在距租界十里内开战为理由拒绝⁽⁹³⁾。直到17日，领事团送来了“中立”照会，黎元洪的胆子才大了一点。当日，接到荫昌所率先头部队到达汉口附近的消息。晚上开会时，又得悉海军可以支持革命党人。在谭人凤等的坚决要求下，黎元洪勉强下了决心。

18日晨，第二协第三标统带姚金镛等率步队一标，炮队一队渡江，会同驻汉标统林翼支部沿铁路线向刘家庙进击⁽⁹⁴⁾。当时，清军方面有张彪的残部马队一部和河南军一部，共约两千人，在江中军舰的炮火掩护下进行反扑。十时，林部二营管带赵承武率数十人英勇冲锋，清军从火车车窗中向外射击，赵中弹牺牲。同时，清军支队由左侧反攻，革命军死伤较多，退到大智门附近。革命党人毕钟大喊道：“同胞何处去？何处是同胞去路？”林翼支、詹大悲也都出面鼓动，才稳住阵脚。

下午二时，革命军得到汉阳第一标和武昌第四标的支援，再次发动进攻。同时，一列满载清军援兵的火车向刘家庙车站开来，伏在附近稻田里的革命军战士百余人和铁路工人一起，立即奋起拆毁路轨，并且用炮轰击列车。列车应声倾翻，清兵慌忙逃出。革命战士高声喊杀，周围的农民和铁路工人也纷纷拿着扁担、刀矛、铁镐，在一片呼喊声中冲了上来。清军仓忙向滠口败退。这次战斗歼灭了四百多敌人，缴获的武器军需够装备一标以上。革命军胜利地结束了这一天战斗，还饿着肚子。战场上硝烟未灭，大批老百姓就拥上来，提篮、挑担把馒头、烧饼、饭菜送来了，呈现出军民同仇敌忾打清兵的十分感人的景象。

第二天凌晨四时，何锡蕃率第二协队伍全数渡江，行抵刘家花园。何令三标二营管带刘炳福部为主攻，四标谢元恺部为助攻。八点三十分，在跑马场发生遭遇战。十一点四十五分，清军死伤过众，向刘家庙败退。革命军发炮击毁敌兵增援车辆，清兵溃散不整，狼狈逃逸。由于清军北洋炮队尚未到达，革命军的炮队就充分发挥了威力。下午一点四十分，革命军占领刘家庙，一直追击到三道桥附近。

武昌周围形势图

这一天，革命军取得了比18日更大的战绩。敌人丢下了军需火车十余辆、马百余匹、军米、子弹、背包、雨衣、帐篷等大量物资，向滠口逃跑。革命军把战利品装上列车，车头上插着十八星军旗，气昂昂地开回汉口。刘家庙附近的农民也不召而至，争先恐后喜气洋洋地帮助抬运战利品，并且拒绝付给他们力钱，说：“大家都是汉人，你们打仗舍得拚命，我们还舍不得力气吗？”这时武汉三镇都悬灯结彩，庆祝胜利，军政府派出的欢迎乐队高奏凯歌，“沿着歆生路和铁路一带，两旁都挤满了狂欢的群众”⁽⁹⁵⁾。汉口商会还备办酒肉到前线犒军，向战士们身上披挂红彩。《大汉报》胡石庵一个人自采自编，从前线采访了胜利消息，立即回来编印号外。满街满巷的少年儿童，又跳又唱，他们用亲切甜美的声音欢呼：“我们的兵打胜了！”⁽⁹⁶⁾

20日，革命军继续取得胜利。瑞澂凄凄惶惶地向清军咨府诉苦道：“现在豫、湘、鄂战后余兵，为数不过二千”，“力竭精疲，子药垂罄”，“呼应不灵，智力俱穷”。他呼吁荫昌、袁世凯迅速南下，督兵援助，“俾刘家庙驻守湘、豫各军，不致覆没”⁽⁹⁷⁾。

初战告捷，坚定了武汉军民保卫武汉的信心，也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革命人民纷起响应的斗志。

二　汉口失陷

武汉保卫战应该怎样打法，湖北军政府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年轻的革命党人主张出击北进，而原来新军的一些军官却主张防守。这两种不同意见始终没有得到统一。结果攻既不力，守亦不固。从刘家庙到滠口，有一条窄长的隘路，四面是水，中间有三道铁路桥，京汉线就从桥上穿过。从汉口北上，或从滠口南进，都必须通过这三座桥梁，是军事上必争之地。18、19日的战斗中，革命军虽然两次打过了三道桥，却没有组织兵力乘胜追击，也没有在三道桥修筑巩固的防御工事。何锡蕃认为：刘家庙与租界相近，敌人必然不敢贸然进攻，因此把防守线设在刘家庙附近⁽⁹⁸⁾。这样，一到夜间，清军就又过了三道桥。革命党人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要求继续进攻。敢死队副队长徐少斌自告奋勇，何锡藩就命谢元恺为司令，徐少斌为前卫司令，于10月22日率队挺进。徐少斌带领着十七个敢死队员冲过二道桥以北，清军没有还击。但到三道桥时，清军在桥北的机枪突然齐放。徐少斌当即中弹，落水阵亡。革命军又退回到原来阵地。

三道桥地区易守难攻。徐少斌牺牲的第二天，谢元恺率队攻击滠口。到三道桥时，遭到桥北清军机枪扫射。队伍在桥上成纵队形，既不能进，又不能展开，先后死二百余人，伤一百多人，第一营几乎全没。两次进攻失利，特别是徐少斌阵亡，使大家非常痛心。许多人对何锡蕃颇多责怪，认为他胆子太小，没有趁刘家庙的胜利继续进攻，贻误了戎机。指挥官何锡蕃也就引咎辞职。军政府于24日改派张景良任汉口指挥官。

张景良是原新军二十九标的标统，军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参谋部长。几天以前，他曾经装疯卖傻，抱住黎元洪哭闹，公然想劫持黎叛卖革命，当即被革命党人关押起来。这时他忽然伪装积极，表示愿以全家为质，到前线杀敌立功。虽然革命党人李翊东竭力反对，黎元洪还是让他担任了汉口指挥官。

张景良到达前线后，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既不召开军事会议，又不下令作战，而清军南下的兵力却不断增强，汉口的形势日益严重。

当时清军方面，北洋陆军是久经训练的老兵，装备有机关枪和野战炮，号称劲旅，还有海军强大炮火的配合，行动统一，指挥容易，在兵力上占着很大的优势。但是士气却是低落的。与此相反，革命军大多是没有训练的新兵，许多人连射击还没有学会，又只有射程短、爆炸力差的山炮，缺乏机关枪。但是革命士兵斗志昂扬，广大人民热烈拥护，特别是各省和湖北各县纷纷起义宣告独立，更是对武汉革命军的极大支持。因此，“虽屡接清军南下之报，一般军民均不畏死，并存轻视意，以为汉人而作汉奸，来此抗顺，如此贱种，即为全国唾弃，故大有灭此朝食之概”⁽⁹⁹⁾。湖北革命力量就是在全国革命高涨形势的鼓舞下，依靠这种无畏的英雄气概，抗击着源源南下的优势清军。

10月27日黎明，清军以南下的第四镇混成七协、三协为前队，八协为预备队，自滠口向前进攻。行抵洋油厂西方，与革命军千余人相遇，双方展开战斗。

清军在兵力和火力上都占优势。清军的榴弹炮对革命军威胁很大。驻泊在阳逻的清军舰队，在拂晓时趁革命军炮兵疏于警戒，偷入谌家矶。这时从侧面向革命军防御阵地猛烈开炮，使革命军伤亡五百多人。十一时半，战斗进入炽热阶段。清舰发炮击毁革命军粮台。在鏖战中的革命军战士忽见后方粮台起火，更加慌乱，从刘家庙退到大智门附近。

在上午的战斗中，何锡蕃、张廷辅负伤，炮队队长蔡德茂、敢死队长马荣先后阵亡。熊秉坤三次向张景良请援，张均置之不理。下午，张景良已不知去向。退到大智门的革命军凭借坚固的堡垒和巨炮抵御，清军攻势才中止。

当晚，各协统领和汉口军政分府在华洋宾馆楼上开会。公推胡瑛为临时总司令，胡以不熟悉军事为理由推辞。继推六协统领罗洪升，罗也不就。后黎元洪委派同盟会员、炮协统领姜明经为临时总指挥，姜因听说清军即将进攻，借故离去。

10月28日，清军调第六镇混成十一协炮队增援，以山炮猛力轰击，革命军以谢元恺为四协代理统领，指挥各军防御，双方炮队互击达三小时之久。正午，清兵蜂拥而至，谢元恺命令吹起冲锋号，革命军士兵端起刺刀，从掩体中一跃而出。在汉口观战的居正也带着卫兵呐喊向前。慑于革命军的威力，清军纷纷后退。革命军克复大智门车站，一直追到刘家庙。清军预备队以机枪猛烈射击，谢元恺阵亡。革命军退回至大智门，居正也被流弹击伤。这天参加战斗的还有测绘学堂学生组成的敢死队，一律背枪，手拿大刀，斜挂敢死队红带。出发时，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发现有一个很小的学生，不让他参加，双方争执，至于泪下。有的学生路过家门，只打声招呼：“我来汉口和满人打仗呀！”说完，推开家人，就英勇地冲上了前线。

将士们在壮烈地奋战，却始终不见指挥官张景良的踪迹。汉口军政分府派人在后城马路某旅馆找到了张，发现他竟然在跟清军张彪的正参谋刘锡麒密谈，当即把他们两人逮捕。詹大悲亲自审问，发现张景良早已通敌。詹大悲想把他们的供词报告黎元洪，又怕黎会从宽赦免，就自作决定，把他们枭首示众。

接连两日的恶战，使革命军伤亡了数千名战士，丧失了谢元恺、蔡德懋、马荣、李忠孝等许多优秀的指挥官。革命军退入市区，前线指挥无人，清军重兵入境，形势十分危急。正在这个时候，黄兴偕宋教仁等从上海到达武汉。

自同盟会成立以来，黄兴一直是孙中山在中国南部各地起义的组织者。保路运动兴起之后，他还曾准备去云南发动。直到10月2日，他在香港读到了谭人凤、朱敏仁的信件，才改变了主意。他写了一封信给远在加拿大的冯自由，内称：“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¹⁰⁰⁾他要冯筹款援助，并转电孙中山，表示在接到冯的复电后将赶赴长江上游或赴南洋筹款。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五天，武昌起义爆发了。同月24日，黄兴到达上海。次日，和宋教仁、刘揆一、徐宗汉等改服换装，混杂在红十字救护队中，乘轮西上。28日午后到达武昌，和黎元洪会晤，力主坚守汉口、汉阳，等待各省响应。他毅然应承了指挥汉口军事的重任。

29日，军政府挑选了一千多名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青年学生随黄兴渡江。黎元洪还叫人做了两面一丈二尺的大旗，上书斗大“黄”字，由领队手执前进。黄兴到达汉口后，设司令部于满春茶园，命杨玺章、蔡济民等检点军队，仅得六千余人。

黄兴到汉的消息一传开，给正在苦战中的革命军以很大鼓舞，士气为之大振。但这时，清军也已因袁世凯的出山而加强了力量。鉴于袁世凯拖延不出，20日，奕劻派徐世昌亲赴彰德和衰世凯密谈，袁提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六项条件。同日，袁世凯保荐王士珍襄办军务，要求清政府饬令冯国璋赶赴彰德，筹商布置。23日，袁世凯奏请清政府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27日，清政府召回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这样，袁世凯攫取权力的要求便如愿以偿。29日，冯国璋到达汉口，接统第一军。30日，袁世凯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阵。这时，清军兵力已达一万多人，而且配备了许多机枪和大炮，力量对比上大大地超过了革命军。在30日的战斗中，革命军第二协曾在歆生路一带取得了部分胜利，夺回先前失去的山炮四尊，子弹数十箱。但熊秉坤的第五协则因死伤过多，士兵不敢前进。黄兴挺身向前督战，也没有效果。不得已，下令退至满春茶园。追随熊秉坤的只剩下三四个马弁。这一天，清军开始放火烧城⁽¹⁰¹⁾。

31日，革命军继续在市区中阻击敌人。敢死队等到敌人接近时，就骤起冲锋，奋勇杀敌。冯国璋看到革命军这样勇猛，继续下令纵火，火头达十多处。汉口最繁华的市街烟雾蔽天，成了一片火海。在大火中，革命军继续英勇抵抗。冯国璋在给袁世凯的报告中说：“匪炮向街市猛击，徒步匪人顽强抵抗，汉镇火愈猛，相持竟日。”“十一日黎明，西北风暴作，汉镇火愈烈，我军接续攻扫，节节巷战，每攻一段，冒火蹈险，又为匪暗击，艰苦不可言状。”⁽¹⁰²⁾他丧心病狂地宣称：“为了驱逐顽强的敌人”，“不惜将中国市区全部焚毁”⁽¹⁰³⁾。大火延烧了三天三夜，湖北革命军的壮士们，就在烈火中坚持了三天三夜可歌可泣的战斗。

11月1日上午，汉口军政分府撤退。詹大悲、何海鸣等长期和孙武存在矛盾，不愿回武昌，便离汉口东下，企图去争取安徽革命党人吴春阳的支援。

同日，汉口失陷，黄兴渡江返回武昌。

汉口的大火一直延烧到11月4日，市区五分之一被毁。清军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清资政院总裁李家驹在奏折中说：“十三日（11月3日）接南省各团体电称，汉口并附近一带地方，官军恣意残杀，惨及妇孺，焚烧街市，绵亘十余里，奸淫掳掠，无所不至。人心愤激，达于极点。”⁽¹⁰⁴⁾清王朝在众怒下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要赔偿损失。

当汉口危急的时候，胡瑛利用他和文学社的关系，召开秘密会议，声称汉口不守，应另谋出路。受胡瑛指使，负责守卫汉阳的第一协协统宋锡全，竟在10月30日夜同王宪章等带领部队向湖南方面撤离。黎元洪致电湖南，以临阵脱逃罪将宋锡全逮捕处死，传首武昌；王宪章被关在牢里，经蒋翊武等力保获释。

詹大悲的东下和宋锡全、王宪章的南逃都加深了共进会和文学社之间的矛盾。

汉口战争形势图

三　袁世凯的“和平”试探

汉口失陷以后，保卫汉阳成为紧急的任务。

为了统一指挥各省赴援民军，同盟会、文学社的部分人员建议推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或南方民军总司令，共进会、立宪派和旧军官中的部分人员则主张只用战时总司令头衔，并由黎元洪委任，以免引起内争，影响团结。杨王鹏、吴兆麟之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经宋教仁调解，采取了后一种意见。

11月3日上午，在军政府前阅马场筑起了拜将台，各机关长官和各部队均列队参加。首由黎元洪讲话，次请“黄总司令”登坛，由黎元洪亲授委任状、印信和令箭，再请黄兴讲话，最后由黎元洪请黄兴下坛巡视军队。这一典礼是对于汉代刘邦、韩信故事的模仿。它的主角表面上是黄兴，实际则是黎元洪。经过了这一场典礼，黎元洪已明白无疑地成为革命党人的上级。几天之后，黎元洪就以最高“革命元勋”的身份，通电已经宣告独立的各省，要求他们派人到湖北来组织临时中央政府。接着，在上海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就公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黎元洪的权力和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增强和提高。

当日下午，黄兴在汉阳西门外昭忠祠设立总司令部，以李书城为参谋长，杨玺章为副。日人萱野长知等十数人远道赶来参加。

当时担负保卫汉阳任务的革命军有：第一协蒋肇鉴一千多人，第四协张廷辅二千多人，第五协熊秉坤二千六百多人，第四标胡效骞一千二百多人，加上炮队和工程队，约一万余人，相当于四协兵力，再加上新到的湖南援军，总共有两万人以上，士气大都极旺盛。广大人民群众对保卫汉阳也极热烈地支持。汉口失守之后，每天都有数千民工冒着清军的炮火，不分昼夜地在襄河沿岸抢修防御工事。但是，汉阳战争并没有马上打起来。

汉口失陷以后，武汉的战事沉寂了两周。在这段时间内，全国形势已发生急剧的变化。继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之后，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又纷纷宣告独立。10月29日，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及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联名电奏“政纲十二条”，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削除皇族特权，大赦国事犯等，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同时，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同盟会员）驻兵石家庄，准备与张绍曾配合，待机起事。北京城有处于被夹攻的严重威胁。

面临灭亡的清王朝还要进行垂死挣扎。10月30日，清廷下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民财之取已多，未办一利民之事”。诏书表示，要和全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¹⁰⁵⁾。同日，命溥伦等速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讨论；宣布不再以亲贵充任同务大臣，开放党禁，凡戊戌以来的政治犯，一律“赦其既往”。11月1日，奕劻皇族内阁辞职，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立即来京，组织完全内阁。3日，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承认“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4日，命各“有乱事省份”的统兵大员“妥速安抚”。6日，开释前谋刺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等人。习惯于延宕拖拉的清政府突然加快了行政速度，几乎一天有一个变化。

清政府的“安抚”政策实际上就是袁世凯的政策。多年的政治经验使袁世凯深知，单靠武力是镇压不了革命党人的。还在10月下旬，他就起用襄阳人刘承恩，给黎元洪写过两封信，进行“和平”试探。11月1日，又写了第三封信，提出清廷已下罪己之诏，决定实行立宪，要求黎元洪“务宜设法和平了结”，保证“不独不咎既往，尚可重用，相助办理朝政”⁽¹⁰⁶⁾。湖北军政府方面讨论了刘承恩的来信，一致认为，可以利用袁世凯反戈。7日，黎元洪在接见清方信使时表示：“现在要说和，须将皇族另置一地与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们汉人的事情。”并称：“此时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将来更无法子。”⁽¹⁰⁷⁾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建议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黄兴保证，只要袁做到了这一点，南北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¹⁰⁸⁾。11日，刘承恩、蔡廷幹携袁世凯手书到武昌谈判，黎元洪在军政府召开全体大会讨论。刘、蔡声言，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与会诸人拒绝了这一意见。胡瑞霖称：“吾辈之主张者在民主国体，今除民主国体不议，则此次实无可议之余地。”他表示如袁能承认民主国体，有什么“请求”的话，可以“酌量情形允准”⁽¹⁰⁹⁾。宋教仁则建议袁世凯“转戈北征，驱逐建虏”，说是：“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被举为大统领。”会上，有人特别提醒袁世凯，不要当了内阁总理就得意洋洋，忘了数年之前“足疾去官”时的滋味⁽¹¹⁰⁾。

袁世凯和以载沣为首的清朝贵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利用矛盾动员袁世凯“反戈”并不错，但是，以“举为大统领”作条件就错了。黄兴、宋教仁等居然忘了戊戌变法的历史教训，想把一个反复无常的封建军阀捧为共和国元首，他们未免太天真，也太幼稚了。12日，黎元洪又复书袁世凯，要他“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关于政体问题，信中说：“时至二十世纪，无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皆莫不有宪法，特其性质稍有差异，然均谓之立宪。将来各省派员会议，视其程度如何，当采取何等政体，其结果自不外立宪二字，特揆诸舆情，满清恐难参与其间耳！”⁽¹¹¹⁾这就是说，只要满清皇帝下台，君主立宪也未尝不可讨论。这封信原件现存，据笔迹判断，可能出于汤化龙之手。它反映了汉口失陷之后黎、汤等人的动摇态度⁽¹¹²⁾。

刘承恩、蔡廷幹的武昌之行虽然没有任何结果，但是，他们却摸清了革命党人方面的全部底牌。袁世凯已于12日离开湖北前线进京。13日，蔡廷幹就带着黎元洪的复信火急进京，向袁世凯报告。

四　汉阳失陷

武昌带给袁世凯的消息无疑是相当悦耳的。在清朝的内阁总理和民国的“大统领”之间，他当然愿意选择后者。但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懂得，为了使革命党人就范，他还要给予更厉害一点的打击。因此，他在进京之后，迅速布置冯国璋拿下汉阳。

当时袁世凯投入武汉的兵力有第四镇全部，第二镇和第六镇各一个混成协，总共有三万多人。在人数、武器和训练上都还占着优势。但是在各地纷纷独立，清王朝处于土崩瓦解的形势下，清军的士气很低。由于革命军已有了补充，又控制了江面，一切渡江船只都在武昌、汉阳方面，清军要继续进攻，也存在不少困难。汉口虽然失守，武汉保卫战的胜败未定。由于汉阳地势最高，龟山的炮火可以控制整个武汉，因此汉阳的得失是胜败的一个关键。冯国璋在召集清军将领开会时说：“今日之战，则重在汉阳。汉阳之大别（即龟山）诸山，俯瞰武汉，如釜底一丸，下掷则全城瓦碎，不待攻而自破矣。为今之计，唯有先取汉阳，为攻心之上策。”⁽¹¹³⁾会后，他命令六镇统制李纯将所部分为两队，从侧面进攻。甲队由吴金彪率领，由孝感出发，自新沟渡过襄河；乙队由马继增率领，由汉口大智门出发，自舵落口渡河。同时命王遇甲率队由汉口直渡，从正面进攻。

在军事上势均力敌，各有优劣的情况下，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取决于集中统一的指挥和正确的战略战术。而这在当时却成了革命军方面的致命的弱点。黄兴虽然当了战时总司令，但是既然是黎元洪委任的，就得听命于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孙武的军务部和吴兆麟的参谋部，与黄兴的汉阳司令部是平行的机构，意见不一致，就互相牵制。在部队中，又有主军与客军的分歧。主军很大部分是当地刚招募的新兵，没有经过训练，纪律也较差。客军有“湘军善战”的名声，月饷却比湖北军低（后者已增为十元，前者是七元）。在客军中也存在着矛盾。先到的第一协王隆中主张立即进攻汉口，后到的第二协甘兴典不同意，并且说：“王部先期到鄂已经休息多日，第二协刚到，须有充分休息，从容准备。”王说：“你是巡防军，只能守城，不能打仗。”甘说：“你我在打仗的时候再见高低”，双方争论得很激烈⁽¹¹⁴⁾。

当时最主要的分歧依旧是在进攻还是防守这个战略问题上。孙武、吴兆麟、杨玺章等人认为，部队中新兵太多、炮队缺乏，不利于发动进攻，主张坚守汉阳。他们认为，兵力不应集中于汉阳一个地方，而应把大部分兵力放在汉阳北面六十里的蔡甸，因为那里是敌人从侧面进攻汉阳的必经之路。黄兴则认为，敌人的主力已移向蔡甸方面，汉口兵力较单薄，正是出其不意、反攻汉口的大好时机，因此反对分散兵力，而要全力发动进攻。在矛盾未解决、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黄兴贸然决定反攻汉口。

11月16日夜十时，在凤凰山、大别山炮队的掩护下，革命军在襄河的琴断口架浮桥三座，以湖南第一协王隆中部为右翼进攻队，湖南第二协甘兴典部为左翼进攻队，以湖北第五协熊秉坤部等为预备队，相继渡河向汉口玉带门一带进攻。同时，派四协张廷辅部和六协杨载雄部在南岸咀一带渡河，进攻龙王庙，作为配合；派一支部队由武昌青山潜渡刘家庙，袭击清军后路。最先渡河的湖南军斗志昂扬，进攻勇猛。那天夜里，阴雨寒冷，清兵都躲在屋里烤火，到革命军进入清军防线才仓皇迎战。革命军乘胜推进，到第二天，前线已推进到居仁门歆生路一带。但是，在左翼，后继的湖北军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一听到清军猛烈的机枪声，就慌忙后退。黄兴亲自督战，也无法阻挡。这就立即牵动了全局。湖南第二协甘兴典部首先溃奔。士兵们争渡琴断口，许多人堕河溺死。而原来准备在南岸咀渡江的部队，终因清军机枪封锁没有渡成。潜渡刘家庙下游，抄袭敌后的计划也告失败。到17日下午，左翼已无一人。黄兴看到左翼已溃，就下令右翼的王隆中部撤退。“然湖南兵愤恨湖北兵之无用，皆不肯轻退，直至午后，犹独挡官军，入夜，始渐用船渡过汉水，退回汉阳”⁽¹¹⁵⁾。18日，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宋炜臣给武昌军政府的报告中，反映了当时作战的情况：“清军于昨日见民军进攻极为勇敢，惶恐异常，业已预备火车，施行退却，忽民军自乱，向汉阳撤退，清军亦不敢前进追击，诚恐民军行诱敌之法，后见民军渡桥拥挤，并浮水而过，仍莫名其妙，于是逐渐前进，复占硚口、玉带门一带。”⁽¹¹⁶⁾

渡河反攻失败，挫伤了士气，又增加了总司令部与军务部、参谋部和两湖部队之间的矛盾，革命军方面的不利条件增多了。但是，这一期间，由于海军起义并回驶武汉，革命军方面的力量也有了部分增强。

在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下，进攻武汉的清舰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早就倾向革命。海筹号、海容号和海琛号的正电官何渭生、金琢章、张怿伯三人，编订了英文密码十二种，互通消息，准备待机发动。长江水位在夏历八月以后，下降很快，三个海字号大兵舰不能在武汉久停。11月4日，上海宣布独立。海军的重要物资都在上海。因此海军提督萨镇冰就决定秘密率舰队东下，以便海军集中一隅，不使力量分散。途中，海琛号的见习士官阳明，把悬挂的龙旗撕下投入江中，而把秘密准备好的白旗挂了上去。这是事先得到舰长黄钟英默许的。其他军舰也都纷纷挂起了白旗。在舰上负责监视的满人吓得不敢出面，海容号满人帮带吉升投江自杀。11日上午舰队到达九江，萨镇冰离舰去上海。舰队迅速与湖北军政府取得联系并分为两队。由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率领第二舰队援鄂，其余组成第一舰队，准备下攻南京。第二舰队于19日驶回武汉，参加对清军作战，使革命军完全掌握了对江面的控制，给了武汉军民很大的鼓舞。

艰苦激烈的汉阳保卫战从21日开始。

11月17日，冯国璋向李纯部下达了进攻命令。次日，清军甲支队吴金彪部进至新沟，陆续渡河。19日，抵达蔡甸。20日，清军乙支队马继增部占领舵落口。两个支队先后完成了从侧面向汉阳发动进攻的准备。

21日，吴金彪部由蔡甸进抵三眼桥。这是通汉阳的门户，由湖南第二协防守。黄兴命新近组成的混成徒步一标祁国钧部增援，同时派去了以金兆龙等为首的敢死队和南京学生军，布设了地雷，隔桥与清军对峙。当日夜，为接应乙支队马继增部渡河，吴金彪部分兵一营进攻襄河南岸的下黄金口。革命军不支退却，清军取得了一块桥头阵地。

22日，清军继续猛攻三眼桥，被驻守桥侧汤家山的革命军炮火击退。同日，清军甲乙两支队在襄河南北两岸的上黄金口和余牙墩之间造桥，准备强渡。当日夜，蔡济民与革命军敢死队方兴等在海军起义舰队护卫下，从武昌青山偷渡，企图突袭清军后方，被发觉，半渡而返。

23日，清军屡日攻三眼桥不下，就将进攻重点转移到乙支队方面。马继增部乘夜色渡过黄金口浮桥，于黎明时进攻美娘山（四平山第一山头）。革命军和清军之间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战。祁国钧率领壮士七十多名，冒着清军机枪扫射，奋勇反攻，夺得清军机枪两挺，标旗一面⁽¹¹⁷⁾。祁国钧两腿受十一处伤，坚持不退。湘军四十九标二营管带杨万桂，率所部二十四人，冲上山顶，一度将占领山头的清军全部消灭，但因寡不敌众，美娘山终于失去，革命军退守仙女山。

24日，吴金彪部继续列阵于三眼桥，牵制汤家山革命军，借以掩护乙支队进攻。张敬尧率军攻占仙女山，革命军退往锅底山固守。下午，革命军反攻失败，锅底山、扁担山先后失守。

军政府为了挽回汉阳的颓势，决定派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步兵两标和山炮一营，由海容、海琛两军舰掩护，在23日午夜由武昌青山渡江，在江北五通口登陆。24日九时乘雾进攻谌家矶附近的三道桥。这个计划如果成功，可以割断清军的交通线，对清军后方造成严重威胁。汤芗铭所率海军炮火向清军猛轰，毁火车五辆，美孚油栈起火，使清军造成很大的混乱。冯国璋为此惊呼求救：“兵力渐薄，被匪抄我后路，虽分兵抵御，如无援军速来，万难久持。”⁽¹¹⁸⁾但是成炳荣徒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资格取得协统的职务，实际上是个昏庸的酒徒。当晚他又喝醉了酒，没有同部队一道过江。部队到达三道桥，受清军炮火压迫，前线指挥无人，又折回青山。二十五日，军政府决定二次进攻。革命军进到三道桥时，周围水势虽退，但泥淖仍深，沿桥长达一里的沙滩，徒涉十分艰难。桥头上清军早有准备，加强了机枪和山炮火力，革命军几次进攻，都遭到很大伤亡。三百多壮士奋勇攀桥梁以渡，还是被清军机枪所阻，退到桥畔的苇丛中，相持了三个多小时。清军以火车架机枪扫射，三百壮土全部壮烈牺牲。二次进攻也失败了。

汉阳形势危急，军政府各机关人员都非常激愤，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11月25日，参谋部副长杨玺章、稽查部长蔡汉卿、军务部副长张振武率领学生军数百人渡江助战。从汉口转移到武昌出版的《大汉报》主笔胡石庵也亲到阵地探访。参谋甘绩熙带病上阵，他披挂着书有“临时督阵指挥官”七字的白色布带，选壮士一百零八人，夜袭磨子山，一举冲上山顶，歼灭了全部守敌⁽¹¹⁹⁾。26日晨，又在湘军统领刘玉堂等的支援下，攻占扁担山。在前线探访的胡石庵作《甘侯行》一首，歌颂其事。诗中写道：“墨云压天黑风吼，百八健儿衔枚走。雄师一奋万怪逃，笑把芙蓉握两手。”“人生百年一弹指，仗有浩气亘山河。”

清军用重炮轰击磨子山、扁担山，坚持在山顶的刘玉堂壮烈牺牲，两山得而复失。进攻锅底山的张振武也被清军击伤，失足掉在水里，被救起后退往十里铺。

同日，清军甲支队突破三眼桥防线，夺取汤家山，并与乙支队会合，进攻十里铺。四镇王遇甲部也渡过襄河，占领黑山。革命军全线溃退。湖南第一协退至武昌，第二协退至鹦鹉洲。革命军参谋部副长杨玺章阵亡。当夜，黄兴悲愤地说：“汉阳失守，吾何颜见人，唯一死耳！”⁽¹²⁰⁾想以死殉职，在同志的力劝下退回武昌。

27日拂晓，清军攻占梅子山。随即分兵三路，一队攻龟山，两队攻汉阳。上午十一点，占领龟山。当时，革命军的精干已伤亡殆尽，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纷纷后退。从远道前来的保定入伍生和留日学生高冠英等许多人组织敢死队，投入战斗。留日士官生萧钟英看到汉阳将要陷落，组织敢死队渡江在汉阳铁厂码头登岸，持枪杀敌，遭清军猛烈扫射，全部英勇牺牲。下午，汉阳终告陷落。

据综合战报，汉阳之战，革命军前后共伤亡了三千三百多人。

在革命军和汉阳人民乘船向武昌撤退时，清军又向江中开炮。据当时报纸记载：“武昌城外，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列堤上，不计其数。内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妇人抱子，母死而子苏，啜泣索乳者。血溅江边，死者相枕藉。”⁽¹²¹⁾形成了一幅惨绝人寰的画面。

黄兴撤离汉阳回到武昌，军政府在27日召开紧急会议。黄兴当时悲愤万分，深以汉阳失守为愧，建议放弃武昌，顺流而下进攻南京。黎元洪赞同黄兴的意见。但多数革命党人都强烈反对。范腾霄、张振武等慷慨陈词，表示武昌是首义之地，决心要与城共存亡。张振武拔刀起立，大声说：“敢言放弃武昌者斩！”⁽¹²²⁾，全体掌声如雷，一致决议坚守武昌。革命党人虽败不馁的精神，终于赢得了后来的胜利。

当晚，黄兴乘轮离鄂。

汉阳战争形势图

五　停战议和

武汉广大军民对保卫汉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汉阳失陷，革命党人无不悲痛欲绝。“甚至车夫舟子，皆相视对泣”⁽¹²³⁾。当时，武昌城内谣言繁兴，人心惶惶，居民纷纷逃避，秩序相当混乱。孙武、张振武、刘公等人派出稽查队，沿街巡逻，遇有造谣惑众者，即行拿获正法。革命党人不仅要用很大的力量维持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布置坚守武昌。

黄兴既去，黎元洪便下令以万廷献继任战时总司令。万廷献曾任南京陆军中学堂总办，思想守旧，因此遭到革命党人的反对。万未敢就职。同时，杨开甲也辞去总参谋长职。11月28日，黎元洪在军政府召集会议，讨论坚守武昌和总司令人选问题，孙武、蒋翊武、吴兆麟、蔡济民、刘公、范腾霄等均出席。当场决定：战时总司令一职由蒋翊武护理，吴兆麟为总参谋长，姚金镛为副总参谋长；司令部设于洪山宝通寺；将沿江划分为三个防区，以窦秉钧、何锡蕃、张廷辅分任司令；海军在阳逻附近游弋，掩护武昌。与此同时，黎元洪于11月27日、28日分电独立各省都督，说明武昌危在旦夕，要求各都督“迅拔老练之兵，携带枪弹”，“星夜来鄂援助”⁽¹²⁴⁾。各省回电均表示希望“坚守待援”，并纷纷派出援军。此后，湖南、江西、广西、江苏、上海的援军相继到达，特别是赵恒惕率领的桂军和李烈钧率领的赣军的到来，有力地加强了武昌的防御力量。但是，当各军到来时，双方业已签订停战协定，开始南北议和。

冯国璋攻陷汉阳后，清廷传谕嘉奖，赏给他二等男爵，本希望他继续进攻，占领武昌。然而，当时全国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张勋又从南京败退，逃往徐州。北方近畿一带，也是险象环生。而清军兵力却全被吸引在京汉铁路一线，根本无法应付全国的革命形势。袁世凯有见于此，他就继续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对武昌方面又打又拉，重点放在拉的方面。

一方面，袁世凯让清军从龟山用重炮轰击武昌，继续对黎元洪施加压力。黎元洪早有弃城出逃的打算，因被范腾霄、张振武、甘绩熙等阻止，第一次没有走成。12月1日正午，都督府正厅中弹起火，黎元洪就仓惶出城，逃往武昌下游九十里的葛店。那是一个小镇，能停泊小型兵舰。黎元洪准备效法瑞澂，如果武昌失守，就携带六十万两银子登舰逃走。逃往葛店的途中，黎元洪在王家店还给英、俄领事和袁世凯发信，要范腾霄“幸即送到，以解决局势之倒悬”。事实上是告诉对方，他在等待招抚。

另一方面，袁世凯又通过帝国主义使团加紧进行停战议和的活动。帝国主义看到清王朝难以支撑，就积极扶植袁世凯，把他作为新的代理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联络北京各国使团，出面斡旋停战，为袁世凯绞杀革命创造条件。11月30日，袁世凯致电冯国璋，告诉他英国出面调停，令新任汉口兵备道黄开文同汉口英国领事商办。

就在黎元洪出逃的当天，英领事派英人盘恩由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到武昌晤黎元洪，商谈停战。盘恩带来了停战条件，说武昌成日受炮火威胁，百姓恐慌，领事馆已同清军商议，建议停战三日。只要同意停战条件，在协定上盖章，双方就可停战。停战条件规定：从12月2日上午八时起至12月5日上午八时止停战三日；在停战期内双方一律按兵不动，“各守现据界限，彼此不得稍有侵犯窥探”⁽¹²⁵⁾；双方均由各国领事监视。这时黎元洪已经离城，都督印也被他带走。于是就由吴兆麟、孙武接待，照样刻了一个印盖在协定上，停战就这样生效了。从这次停战三日开始，就导致了以后的议和。

停战议和本来是袁世凯为瓦解革命力量、窃取政权而设下的一个圈套。这一点，革命党人在当时也是有所警觉的。11月间，军政府以黎元洪名义给袁世凯的一封复信中就曾揭露他：“佯持中立，于汉满两面，若皆无所为”，实际上是“欲收渔人之利”；“屡出甘言，思以诈术，懈我军心”⁽¹²⁶⁾。但是结果还是钻进了这个圈套。这是因为，汉阳失陷后革命党人已呈涣散状态，他们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同时，由于缺乏一个彻底的革命纲领，使许多人对袁世凯抱着很大的幻想，认为只要袁世凯能够接受民国的旗号，革命就能大功告成。这样，他们就从要求袁世凯“反戈”，到接受袁世凯的停战条件，进而谈判议和，一步步迈向妥协的道路。

黎元洪在出逃途中，听到已签订了停战协定，喜出望外，第二天就从王家店动身回到武昌。总监察刘公和军务部副长张振武，因黎元洪事先不同革命同志商量，擅自弃城出走，造成混乱局面，主张通电弹劾他的失职行为，但被其他人所劝阻。通电没有发出，黎元洪对革命党人却怀恨在心。

停战原定到12月5日期满，期满那天，仍由英领事从中斡旋，继续停战三日。到9日，英领事又转来清军关于停战十五天的条件。黎元洪把停战条件提交当时正在汉口英租界开会的各省代表讨论，议决停战从12月9日起到12月24日止，停战范围除秦、晋、蜀三省另议外，扩大到全国各省，由独立各省派代表与袁世凯派的代表进行谈判。若于十五日谈判不决，再延长十五日。同时，黎元洪将停战条件分别电告各省都督，一律遵守。

枪炮声静寂了，湖北军政府内部的斗争却愈演愈烈。在汉阳失守后，武昌遭到炮击期间，四散逃走的一些反动势力，又纷纷回到武昌，结集在黎元洪的周围，用明枪暗箭、挑拨离间、造谣诽谤等种种阴谋手段，向革命力量发动进攻，全面地篡夺权力。

这时，经各省代表决议，湖北军政府已被认为是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通过与袁世凯停战议和，黎元洪又从中捞到了资本，他俨然以各省民军的首领、未来中央政府的领袖自居，湖北革命党人已完全不在他的眼下了。黎元洪积极培植他的亲信势力。都督府的秘书室，在革命党人任主任的时候，只是盖盖章、收收公文而已。在黎元洪任大都督后，就扩大秘书室组织，任命自己的心腹饶汉祥为秘书主任。规定“主任秘书承都督之命，参赞中央军政府一切政务”，权力大得惊人。秘书室成为黎元洪控制一切的特殊机构。

接着，黎元洪就开始一系列排挤打击革命党人的阴谋活动。被首先开刀的就是护理总司令、文学社首领蒋翊武。黎元洪利用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首先鼓动一些人举谭人凤为“武昌防御使兼北伐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并各省援军”⁽¹²⁷⁾。而撤销战时总司令一职，调蒋翊武为都督府高等顾问。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差。谭人凤是老革命，又是蒋翊武的湖南同乡，蒋翊武心里虽有意见，也不便反对。谭人凤志大才疏，又不懂军事，遭到许多人反对。于是，黎元洪又改派谭人凤为赴沪参加各省代表会的代表，并下令恢复总司令一职，调他的亲信吴兆麟担任。吴就职后，改组司令部，以吴元泽为参谋长，周定原为副官长，李明为秘书主任，陶俊为军法处长。

在黎元洪等人的操纵和离间之下，革命党人内部的派别矛盾迅速尖锐起来。有的党人如孙武之流更是恃功自傲、权迷心窍，积极投靠黎元洪。于是，黎元洪利用孙武来约束党人，孙武借黎元洪的权势压制党人。黎元洪派蒋翊武任江汉招抚使，给了他一笔钱作为招抚之用。孙武就诬告说，蒋翊武把钱都用作购买枪械，扩充私人武力。黎元洪就派稽查队，半夜三更到蒋翊武家进行查抄。共进会与文学社的矛盾也就表面化了。

黎元洪、孙武一帮人的倒行逆施，不但激起了文学社社员的不满，也激起了共进会下层群众的不满。许多人就酝酿“二次革命”。到1912年2月28日，终于爆发了“群英会暴动”。暴动的组织者是共进会会员黄申芗和以前合并于共进会的小团体群英会首领向海潜等人。他们得到文学社社员的支持，就以群英会为号召，联合了武昌教导团、毕血会、将校补充团、义勇团、学生军和武昌城内的驻军共几千人。由向海潜首先开枪，包围都督府、军务部和孙武住宅。暴动者的内部意见很分歧，有的主张推倒黎元洪和军政府，有的主张推倒军务、内务和理财三部，有的主张只推倒孙武。黎元洪对酝酿暴动早有所闻。他与孙武虽然互相利用，但他对孙武的跋扈，也感到似背上芒刺。因此他就借此机会竭力把矛头引向孙武，放出空气说：“我这个都督是给尧卿（即孙武）做的。”意思是他只是个傀儡而已。结果暴动就成了倒孙武的活动。挂“群英会”、“毕血会”布条的士兵控制了全城，孙武、邓玉麟等人逃奔汉口。

暴动成了革命党内部的斗争，黎元洪就从中渔利。他一面表示接受暴动者的要求，将孙武撤职，并借名整理机构，改部为司，将所有和孙武接近的部长如苏成章、牟鸿勋、周之翰等全部撤免。另一方面又把暴动诿罪于文学社，斩杀数十人，暴尸示众，进行血腥镇压。

黎元洪两面三刀的战术，大大削弱了革命党人的力量。自群英会暴动失败后，湖北军政府就完全控制在以黎元洪为首的反动势力手中。

第四节　湖南、江西、安徽三省独立

一　湖南

武昌起义的炮声，似阵阵春雷，唤醒了全国，不到两月，内地十八省中便有十四省举起了义旗，宣告独立，使清政府迅速地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而在这十四省中，首先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便是湖南。

湖南与湖北密迩相连，两省革命党人一直保持着互相支持的亲密关系，共进会和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出现，实际上是两省革命势力的结合。早在1911年5月两省革命党人就互相约定：“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¹²⁸⁾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湖南革命党人便分三路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杨任负责西路，焦达峰负责中路，邹永成负责南路。同时，在长沙设立了半公开的机关多处，借以联络和策动绅商学军各界人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处：

湖南体育会，在中太平街贾太傅祠内，主要负责人吴作霖，与革命党有联系的教育界人士经常在此聚会。焦达峰回湖南时，多以此为据点。

定忠客栈，在落星田，主持人袁剑非。此处为同盟会湖南分会机关所在地，焦达峰指派会计赵缭住此，负责联络各地革命党人和洪江会会党人士。

李培心堂，在寿星街，主持人为李安国、李藩国。革命党人陈作新被革去新军排长职务后，便寄居在这里，以教书为掩护，进行运动新军的工作。

作民译社，在南阳街，由邹永成、谢介僧经营，进行推销革命书刊等活动。

此外，文明绣业女校、富训商业学堂、铁路协赞会、同仁西医诊所、抱真书屋以及明德、修业、广益各学堂都是革命党人活动的场所。

革命党人最有成效的工作是联络新军。湖南军队分为新军和巡防营两部分：巡防营是由旧军改编而成的，分前、后、中、左、右五路，中路驻省城，其余分驻岳州、衡阳、常德各属。中路统领黄忠浩，思想守旧。湖南巡抚余诚格对新军有怀疑，遂依靠黄忠浩“若长城，军事悉取决焉”⁽¹²⁹⁾。新军有第二十五混成协一协，辖四十九、五十两标，另有炮兵队、马队，都驻扎在长沙城外近郊。新军的下级军官和正副兵目大都是有一些文化的农民子弟，经革命党人陈作新、刘文锦等宣传鼓动，许多人都接受了“排满革命”的思想，日益革命化；并且有了初步的组织，各标、营、队、排都有代表，全协各级代表共六十余人。

武昌起义后，因交通不便，湖南革命党人直到10月12日才得到正式消息，而湖南巡抚余诚格于武昌起义的当天就接到了警报。余诚格深恐武昌的战火烧到湖南，当天与黄忠浩密谋应变之策，决定把受革命党人影响的新军调离长沙：四十九标一、三营开赴岳阳、临湘，五十标一、二营开赴宁乡、益阳，以分散革命力量。同时，又把原驻扎各府县的巡防营十余营抽调来长沙布防。正当新军调动之际，湖南革命党人得到了湖北首义的准确消息，于是焦达峰、陈作新乃策动新军代表，向余诚格提出要求说：新军“子弹过少，不能成行，如行，非发子弹三倍不可”⁽¹³⁰⁾。余诚格断然拒绝了新军的要求，焦达峰、陈作新等立即约集新军代表在贾太傅祠开会，议决18日由城外新军炮队营举火为号，发动起义。届时，炮队营虽然举火，但因城内余诚格防范甚严，各营未能发动，以致起义不成。

这时，长沙形势非常紧张。对清政府绝望了的立宪派士绅也竞相附合于革命。这些人以谘议局、自治公所等公开机构为地盘，积极展开活动。他们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极力反对暴烈的革命行动。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是这个派别的首领。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无畏，湖南茶陵人。其父谭钟麟原是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历任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要职。谭延闿依靠自己的门第，年纪轻轻便已成名，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回湖南倡办学堂、实业及各项新政，成为立宪派的首领，并当选为湖南谘议局议长。他积极参加“国会请愿”，继汤化龙之后，于1911年担任了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主席。由于武昌起义的成功和长沙形势的突变，谭延闿遂附和革命，但认为“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世家大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¹³¹⁾。他企图在尽少破坏旧秩序的情况下，取得地方政权。

10月19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召开会议，再次筹划起义。立宪派士绅黄锳、左学谦亦出席，他们要求革命党人“勿扰乱秩序”，“勿杀官吏、旗人”，甚至公然提出推举黄忠浩为都督。这个意见当即遭到革命党人的驳斥。会议研究了起义计划，议定等浏阳和醴陵一带洪江会会党潜抵长沙，便于24日发难。但是，20日情况突然变化。新军第五十标代表姚运钧被捕，当标统审问他时，他直告以联络各军，准备起义。余诚格获得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后，立即限令驻长沙新军于22日一律开赴株洲；同时拟将姚运钧斩首示众。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革命党人遂决定于22日发动起义。

10月22日晨，新军四十九标士兵以吹哨为号，迅速集合，打开军械库，取出枪械弹药。革命党人安定超首先演说革命的意义，接着宣读了焦达峰和陈作新等预先拟定的起义动员令：

一、彭友胜率领第四十九标第二营后队，会同第五十标和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花池军装库。

二、安定超率领四十九标第二营前队、左队、右队，会同辎重、炮兵、工程三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谘议局。

三、李金山率领炮兵营进城后，即到军装局领取炮弹，威胁抚署。

最后鸣放信号枪三响，起义队伍便分路出发。

由北门攻城的军队，一路未遇抵抗，进展极为顺利。当他们逼近北门时，守门的巡防营全部倒戈，敞开城门，让他们长驱直入。因此，不到上午十点钟，他们便先后占领了军装局和谘议局。由小吴门攻城的一路，则稍费周折。当安定超抵达城门口时，发现城门紧闭，安高喊开门，城上却不加理睬，相持到中午，最后义军佯装轰城，守城的巡防营才被迫开了城门。安定超带队直奔谘议局。这时已是下午三点，焦达峰、陈作新等也都来到谘议局。他们立即指挥各路队伍，进攻抚署。深居简出的余诚格，没料到巡防营倒戈和新军不放一枪就进了城，当他听到起义军逼近抚署的消息时，吓得心惊胆落，急忙挂起“大汉”白旗，表示降服，作为缓兵之计，随后即化装潜逃，乘轮船避往上海。黄忠浩没有逃脱，被押上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同时，起义军还逮捕了长沙知县沈瀛、营务处总办申锡绶、帮办王毓江等。这几个顽固官吏，一向仇视革命，都被处以死刑。

起义军占领抚署后，立即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¹³²⁾，发布“讨满清檄文”，指出此次革命是要“驱胡虏于关外，定霸图于亚洲。内洗三百年灭国之辱，外当六十国逐鹿之势”。表明革命党人不仅有“排满革命”的雄心壮志，而且也企望国家强盛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檄文中还特地告诫群众说：“须知为国复仇，并非许民作乱，守万国公同之约，勿害邦交。”在军政府的告示中又强调“对军、民、学、商各界，极行保护主义”，“倘有不轨之徒，乘间肆行，就地立斩”⁽¹³³⁾，等等。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避免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革命党人在取得政权之后，出示维持社会秩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不承认被压迫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正义性，同时，在上述告示中，又宣布“承认外人关于清政府之借款、赔款”，准许“一切衙署照常治事”等，则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的软弱态度。

在起义胜利的当天傍晚，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立宪派士绅主张推举谭延闿为都督，由于革命党人和新军代表坚决反对，未能得逞。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革命政府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人民团体纷纷“陈列牺牲，鸣鞭赛兴”，表示庆祝。长沙城里的革命秩序初步稳定下来之后，焦达峰便委刘崧衡为南路招抚使，杨任为西路招抚使，分别赴衡阳、常德等地。各州县人民闻风响应，相继宣告光复。

10月25日，驻岳州新军第四十九标一、三两营起义，光复岳州。

宝庆革命党人谢介僧、邹永成等得到长沙起义的消息后，立即联络策动驻五峰铺的巡防营管带张贯夫响应。10月30日，革命党人率领张贯夫的军队攻入宝庆城，府县官吏逃避一空，于是成立军政府宝庆分府，推举谢介僧为都督，邹永成为副都督，谭二式为参都督。11月1日，邹永成又率领军队光复新化县。

10月31日，衡阳革命党人周果一发动洪江会党起义，将知府禄显赶跑，光复衡阳。衡阳府所属各州县会党纷纷举义，“佥谓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¹³⁴⁾。

10月30日，杨任率领湖南陆军小学堂等校学生五十余人抵达常德，“商民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¹³⁵⁾。杨任遂在常德设立招抚使署，宣告光复。驻扎在当地的巡防营右路统领陈斌升迫于革命党人的声威，不得不表示顺从。

与此同时，在各地革命党人的策动下，郴州、桂阳州、永州各属亦先后光复。

湖南起义的胜利发展，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不仅稳定了武汉的后方，使首义之区无后顾之忧⁽¹³⁶⁾，而且隔绝了清政府与粤、桂各省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各省的起义。由于长沙起义胜利，正值汉口战事日趋激烈的时刻，所以焦达峰就职之始，便集中全力支援湖北。他连日出示招募军队，会党和青年学生应募者十分踊跃，数日之间即达六万人。首先，他命令以新军四十九标各营为骨干，加上新募之兵和巡防营的部分士兵，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共五营），由王隆中统率于10月28日出发援鄂。10月30日，正当焦达峰、陈作新筹划派出第二批援鄂军时，立宪派策动部分军队，突然发动政变，推翻了以焦、陈为首的革命政权。

原来，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对焦达峰和陈作新担任正副都督心怀不满。当10月22日焦、陈当选正副都督时，他们就登台声明“都督是临时的”⁽¹³⁷⁾，企图否定焦、陈的领导地位。此后更有计划地施展了一连串的阴谋活动。

10月23日，革命政权刚刚成立，立宪派便以“模仿英国立宪之精神”为名，迫使焦达峰同意成立了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参议院。谭延闿亲自担任议长。参议员大多数是原谘议局议员。参议院规则规定：“参议院规划民军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之命令，必经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交各部执行。”⁽¹³⁸⁾这样都督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但是，立宪派并不以此为满足，25日，他们又决定仿照湖北军政府的办法，实行“军民分治”，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都督的权力。于是，在都督之下分设军政、民政两部，谭延闿担任民政部长，黄鸾鸣为军政部长。民政部下辖六司（民政、财政、教育、司法、外交、交通）、一院（会计检查院）、一处（盐政处），军政部下辖四处（参谋、军需、军法、副官），各司（处）长，多是立宪派。至此，正副都督形同虚设，立宪派实际上控制了湖南的政权。为了把革命党人排挤出政府机构，立宪派还从政治上打击焦达峰的威信，挑拨焦与新军的关系。他们诬蔑焦达峰为“会匪”、“土匪头子”。同时，以会党群众纷纷应召加入军队为口实，造谣说焦达峰要用会党代替新军。此外，还煽动黄忠浩所统率的巡防营军官为黄复仇，企图借军队之手杀害焦、陈。

对于立宪派的一系列进攻，革命党人不仅没有给以有力的回击，相反，却一直用妥协让步的办法来维持与立宪派的“合作”关系。焦达峰和陈作新在政治上都很幼稚，因立宪派赞成革命，而模糊了自己和立宪派的界限，天真地以为“排满革命”成功，汉族一家，失去了警惕性。当有人建议挑选可靠的新军担任都督府警卫时，陈作新不以为然，他说“吾族奴于鞑虏垂三百年，今日复见汉宫威仪，如家人聚首耳，尚何戒备之有”⁽¹³⁹⁾。在立宪派的逼迫下，焦达峰也曾想辞去都督职务，率兵援鄂，一走了事。这一切都表明革命党人对保持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10月26日，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谭人凤回到湖南后，看到都督大权旁落，便主张取消参议院，由都督府总揽全权。10月30日，同盟会邀集立宪派士绅在谘议局商议都督府组织法，谭人凤的提案获得多数通过。因而焦达峰的态度也坚决起来。次日，在全省军、政、商、学各界代表会上，焦达峰宣布了取消参议院和军政部的决定，谭延闿被迫辞职，怏怏退席。焦达峰以为与立宪派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便集中力量筹备派遣第二批援鄂军；然而，他却没料到，立宪派暗中加紧了夺取政权的阴谋活动，而且于第二天就发动了血腥政变。

前此，王隆中率领新军四十九标援鄂，军中的革命分子几乎全部随军出发，省城防务由原驻扎在宁乡、益阳的五十标一、二两营接替。这两营军队没有参加过长沙起义，所受革命影响较小。第二营管带梅馨更是一个只知升官发财的人，一到长沙，他就去见焦达峰，要求提升他为旅长，被焦拒绝。因此梅馨怀恨在心，立宪派又乘机挑拨煽动。10月31日，梅馨分兵两队，一队埋伏于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附近，一队准备围攻都督府。然后指使一些流氓制造了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风潮⁽¹⁴⁰⁾，作为发动政变的引线。风潮发生后，立宪派绅士请求军政府弹压。陈作新即单骑前往视察，他刚走到北门铁佛寺，便被伏兵乱刀砍死。随后，梅馨指使变兵借索饷为由，冲进督署。当时，焦达峰正和革命党人曾杰等人讨论派援鄂军的问题。曾杰力劝焦达峰暂时躲避，以防不测。焦达峰后悔自己养痈遗患，愤愤地说：“安用避为！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类之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今谘议局绅董，煽动黄忠浩残部叛乱，既杀副都督，又欲杀余，悔不用谭石屏（人凤）之言，先除若辈，今竟为若辈所算。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复，自有天谴。”⁽¹⁴¹⁾说罢，他挺身走向大堂，两旁签押房突然枪声四起，他受伤后倒在前坪照墙石狮子下，被变兵用刺刀戮死，年仅二十五岁。

当晚，梅馨迎接谭延闿至军政府担任都督。谭假惺惺地推辞一番，便欣然接印治事。对于立宪派发动的夺权政变，各阶层人士表现了不同的态度。省内外的立宪派大加喝彩，湖北黎元洪表示：“但贺新都督，不问旧都督。”⁽¹⁴²⁾汤化龙拍贺电绐谭说：“闻公出，欣喜无量。”⁽¹⁴³⁾一部分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则表示出极大的愤慨。“焦、陈部下万人汹汹谋复仇，声言放火屠城”，“攻扑督署，锄元恶”⁽¹⁴⁴⁾。在武汉作战的第四十九标官兵“闻变皆泣不成声，徒以汉上战事方急，未便回师讨贼”⁽¹⁴⁵⁾。洪江、澧州等地会党群众纷纷骚动，誓言为焦、陈复仇。但是，大部分革命党人，尤其是与立宪派接近的上层人物如文斐等，则认为汉口陷落，大敌当前，湖北“恃湘为后盾，脱有内乱，则革命前功尽废”⁽¹⁴⁶⁾，而主张委曲求全。他们四出奔走劝焦，陈部下说：谭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他既革命，就要支持他。黄兴在湖北得到消息，也给湖南革命党人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湖南方面不能再乱，否则其他各省就要观望。湖南当务之急是援鄂。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谭延闿迅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为了消除革命党人对焦、陈被杀害的义愤，谭延闿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他把这次谋杀案诿罪于“乱兵”，并亲自至焦、陈灵柩前祭奠，下令公署一律下半旗志哀，为焦、陈建祠铸铜像，抚恤家属，等等。同时，他又极力扩张立宪派的势力，瓦解革命力量。首先，他改组了军政府，立宪派士绅纷纷膺任要职，排挤了革命党人。为了控制军队，他又下令解散了焦、陈招募的国民军，并将新军和巡防营改编为五个师，提拔梅馨为第五师师长。对有革命倾向的各营，则编为援鄂军，派甘兴汉率领开赴湖北前线，借以排除异己力量。经过这种种措施，谭延闿控制了长沙的形势。接着，他又把势力伸向各州县，相继推翻了各地的革命政权。

11月3日，谭延闿勾结驻常德的巡防营右路统领陈斌升，杀害了西路招抚使杨任，同时被害的还有参谋长余昭常及余化龙、涂鉴衡、锺杰等十余人。不久，谭延闿任命龙璋为西路巡按使，领兵一标驻于常德，将湘西各州县置于立宪派的控制之下。同时，谭延闿借故将焦达峰所委派的南路招抚使刘崧衡调职，而改委立宪派唐维藩为衡永郴桂安抚使，率军巡视南路各属，革命党人纷纷逃避，会党群众遭到残酷镇压。宝庆一带情况也是如此，谭延闿收买革命党人谭心休为“宝靖招抚使”，令其率领梅馨所部一营前往宝庆，取消军政分府，革命党人邹代烈被杀害，邹永成被迫出走。这样，湖南的革命果实便完全被立宪派所攫取了。

二　江西

武昌起义的一声炮响，与湖北毗连的江西省立即震荡起来。在同盟会员的策动下，九江新军首先于10月23日起义响应。

九江是紧接武汉下游的第一个大商埠，也是军事要地，江防重镇。清政府派江西新军五十三标驻扎在这里。革命党人林森等曾组织了一些进步团体，借以联络新军、商团和会党，准备发动起义。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九江，一夕数惊，全城轰动。恰在这时，革命党人蒋群从武昌抵九江，革命党人遂于10月16日秘密集会，决定分头策动新军、警察、炮台守军和各进步团体，准备起义响应。新军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是一个没有革命思想的人。当蒋群前去劝他起义时，他以实力不足为借口，表示不能发动；及至起义准备就绪时，他也附合了革命。同时，经新军中的革命党刘世钧（队官）、顾英（排长）、何燮桂（排长）等人联络，五十三标第一、二营管带范增福、黄焕章，炮台司令徐世法，统领戈克安等都表示赞成革命，并约定在一星期内完成准备工作，即行发动。

10月23日晚，岳师门外金鸡坡炮台台目陈庭训发炮三响，吹响了起义的号角。五十三标各营立即集合出发，向道府两署发动进攻。九江道保恒和知府璞良，都闻风丧胆，携眷潜逃，起义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九江城。同时，驻瑞昌的五十三标第三营也回到九江，参加革命。于是，按蒋群拟定的九江军政分府组织大纲，在道署成立了军政府，公举马毓宝为都督。蒋群帮办军务兼参谋长，负实际责任，刘世钧为参谋次长，吴铁城为总参议官，徐世法为炮台司令。九江巨绅罗大佺为民政部长，商会会长舒先庚为财政部长。林森仍在九江海关任职，负责对外交涉。不几天，革命党人李烈钧抵九江，蒋群慨然让参谋长一职给他，“一时谦让之风，人多称之”⁽¹⁴⁷⁾。李烈钧（1882—1946），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县人。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1904年被派赴日本留学，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先后担任江西新军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云南讲武堂教官及陆军小学堂总办等军职。李烈钧担任参谋长后，立即下令严密控制金鸡坡炮台，封锁长江，拦截上行船只，断绝了汉口清军的水路供应，不仅支援了武昌革命军，也使清廷大为震动。

这时，驻泊在武汉江面阳逻的清政府海军正酝酿起义。九江爆发革命和金鸡坡炮台被革命军占领，使海军的供应线受到威胁，舰队统制萨镇冰见人心倾向革命，大势已去，便以赴沪就医为名，离开舰队。海筹、海容、海琛、江贞各舰管带，推举海筹管带黄钟英为总司令，即挂白旗下驶，于11月13日上午抵九江。九江军政府派林森、吴铁城登舰联络，决定组织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以九江招商局客厅为会所。不久，应湖北都督黎元洪要求，海容、海琛各舰驶回武汉青山附近江面停泊，协助革命军作战。海军起义使革命声势大振，有力地推动了沿江各省起义。

九江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派蒋群和刘世钧率领革命军支援南昌，沿途经鄱阳湖，内河水师闻风归附。11月1日，当革命军到达王家渡时，南昌已于前一日（10月31日）光复了。

南昌的光复，是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进行的，新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清末江西编练新军，成立二十七混成协一协，协统吴介璋，下辖步队两标，第五十三标驻九江，五十四标驻南昌。同盟会派了许多会员投入新军，因此新军几乎全操在革命党人手里。武昌起义前夕，巡抚冯汝骙怀疑五十四标不稳，就命该标移驻袁州。同时改编巡防营为五十五标，由巡防营统领庄守忠担任标统，驻扎南昌。武昌起义后，第五十五标一部分开往九江，至九江光复时，大都逃散，不能成军。因此，在南昌城郊的驻军仅有二十七混成协马、工、炮、辎各营队。武昌、九江起义的消息传到南昌后，新军各营队及陆军小学堂、测绘学堂的学生均跃跃欲试，酝酿响应。省城《江西民报》等报纸，报导武汉和九江光复的消息，把各界人士都激动起来了。冯汝骙及兵备道总办张季煜等日夜筹商应变之策，企图扼杀革命。他们调上饶巡防营统领刘懋政率所部赶到南昌，监视新军。又收缴陆军小学堂学生的枪械子弹，软禁吴介璋等。这些反动措施更加激起了新军的义愤，加速了起义的到来。这时，湖北革命党人派来的丁立中（笏堂）也到达南昌，要求党人起义，声援武汉。经革命党人蔡公时等策动，各营队官兵多赞成发动起义。骑兵营管带方先亮、排长蔡森、工程队官蔡杰、排长韦兆熊、米洛宾、司务长沈鹤年、辎重队官宋炳炎开会商议，决定由方先亮、蔡杰、宋炳炎担任司令，于10月31日发动。

10月31日晚，蔡森首先率队缒城而入。城内陆军小学堂学生、测绘学堂学生及测量司学员群起响应，驱逐守城士兵，打开城门。起义军很快地占领了各衙门，没有遇到抵抗。各官吏大都事先闻风逃跑，只有冯汝骙未逃脱，仍留在抚署⁽¹⁴⁸⁾。当晚，上饶刘懋政率队赶到南昌，经彭程万等人联络，也归附革命。南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光复了。

第二天，军、民、商、学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一致推举吴介璋为都督，刘凤起为民政部长。吴介璋字复初，江苏无锡人，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教官，新军军官多数是他的学生，都拥护他任都督。但是，他却不肯答应，因为冯汝骙仍在抚署里，他主张请冯担任。后来，几经劝促，他才勉强应允了。于是，军政府就在高等学堂组织起来。吴介璋任命吴宗慈为都督府秘书长，夏之麒为参谋厅长，朱寿同为军务厅长，王之禄为总务厅长。并以铁血十八星旗代替龙旗为国旗，下令剪辫，废除作揖、跪拜等封建礼节。又决定组织义勇队，增援湖北，下令查抄反动官吏财产，以充军饷。但对于社会经济制度，却没有任何变革，而且扩军购械，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九江、南昌光复后，萍乡也接着宣布起义。新军五十五标驻在袁州、萍乡一带，他们得到九江起义的消息后，第三营队官余辉照（革命党人）便召集本标郭懋仁、周维刚等密议响应。不料被标统齐宝善发觉了，密电冯汝骙。冯正自顾不暇，复电说：“官心已不可靠，民心复不可恃，萍乡不能遥制，望体贴兵心民心办理。”⁽¹⁴⁹⁾新军官兵看到这个电文，兴奋异常，立即全体剃去发辫，于11月3日宣布独立。萍乡兵备道杨会康、标统齐宝善都潜逃无踪。军民遂推第二营管带胡谦为都督，余辉照为参谋长，在萍乡道署成立瑞临袁都督府。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张周垣（赣州法政学校监督）策动赣州独立，推巡防营统领刘槐森为都督。鄱阳光复，推黄金台为都督。革命党人蔡锐霆在宜丰发动巡防营起义，被推为袁瑞临三路都督。至此，江西省全告光复。

革命党人在推动和领导江西起义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散处各地的同盟会员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都在当地积极地发动军队和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在全省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同盟会江西支部组织涣散，缺乏统一的领导，加上军队里派系斗争尖锐，致使独立后的江西一度形成了五个都督分立，各不相属的局面；而且在短短的时间内，南昌就四易都督，政局很不稳定。

吴介璋长期担任新军高级军官，资望很高。他出任都督，得到大多数新军官兵的拥护。但是，由巡防营改编的五十五标标统冯嗣鸿则反对他。在冯嗣鸿的鼓动下，各巡防营统领联合一些新军军官暗中活动倒吴。因此，吴上台仅二月就辞职他去。冯嗣鸿等便拥戴彭程万为都督。彭程万是革命党人，原为江西陆军测绘学堂教官。在新旧军的矛盾斗争中，他一直采取调和态度。当上都督后，他立即派冯嗣鸿部开赴武汉援鄂，派刘懋政部开赴南京援宁。因为这两支队伍由旧军改编，纪律废弛，他担心发生兵变，乃设法乘机调开。出发前，他召集两部训话，晓以大义，并从优发给薪饷、弹药及开拔费等。不料因此引起起义新军各营的不满，因为新军原已组成义勇队，由蔡森统率援鄂。于是，新军军官秘密开会，酝酿倒彭。

彭程万本来没有实力，得悉方先亮等去九江欢迎马毓宝来南昌的消息，便自动取消都督名义，并电劝胡谦、蔡锐霆、黄金台三都督一同取消，拥护马毓宝为都督，以统一江西军政。因彭程万以身作则，胡、蔡、黄三氏一致复电赞同。马毓宝遂担任了江西都督。

九江光复后，马毓宝极力扩充自己的嫡系队伍，军事实力日渐雄厚。到南昌后，即行改组军政府，军政要职大都由他的老部下担任。又与洪江会各首领联为一气，实力更为扩大。但是，他的老部下和洪江会首领多是起义有功人员，恃功自傲，骄纵豪奢，目无法纪，他又不能加以约束，以致民怨沸腾。于是，江西省临时议会开会议决，派欧阳武等赴湖北前线请李烈钧回省当都督，并电请南京临时政府任命。前此，海军在九江起义后，李烈钧就率领赣军一部赴安庆援皖，后来武汉告急，他又统率赣皖联军援鄂。一到武汉，黎元洪就委任他为北伐军第二军军长，协助保卫武昌。当他接到担任赣督的任命时，正值南北议和成功，他立即统率江西援鄂军回省，接任都督。在同盟会支部长贺国昌、省议会议长刘景烈等人的支持下，他积极罗致人才，改组省政府。又裁编军队、镇压洪江会，使江西的政局迅速稳定下来。

三　安徽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安庆，革命党人吴春阳（号旸谷）、韩衍、管鹏等欢欣鼓舞，立即在城内萍萃楼秘密集会，商议响应。当时，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各标营的中下级军官，有不少是革命党人。他们也都派代表前来参加会议，如六十一标代表柏玉田、张保德，六十二标代表阚鼎泰、李乾玉，测绘学堂代表胡万泰、刘松龄，陆军小学堂代表夏斌等。会议推胡万泰为临时总指挥，约定10月30日晚先由六十二标举火为号，六十一标和马炮营、工程营继起响应，先攻标本部，夺取子弹，再合力攻省城。

这时，安徽巡抚朱家宝惊恐万状，连夜召集文武要员开会，磋商防范革命党起义的办法。他感到安庆没有他可依恃的军队，便急电两江总督张人骏，调驻扎在浦口的张勋所部江防营来皖。同时，又想利用新军，特意提前发饷，每人发给七九步枪子弹五十粒。但是，他对新军总不放心，随后又下令将新军各标营的弹药一律收缴存库，并调二十三营（管带桂丹墀）开赴英山驻防，以分散新军的力量。当江防营两营抵达安庆时，朱家宝自认为有恃无恐，又拟下令解散省城新军。革命党人得知这个消息，便加紧筹备起义。正在紧要关头，胡万泰却畏葸潜逃，革命党人被迫改变了原定的起义计划。但是，新军六十二标一营排长李乾玉激于义愤，单独发难，10月31日率领所部新军袭击安庆城，不幸失败。

安庆新军的起义虽然遭受挫折，但是安庆的上游九江已经建立起革命军政府，下游淞沪各地也告光复。省内各州县民军风起云涌，高揭革命旗帜，朱家宝的命令已经不能出安庆城门。

先是，武昌起义之前，寿州革命党人张汇滔、张纶、绅士王庆云等，即以办地方保卫团为名购买武器，以农会为总机关，筹备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张汇滔、王庆云等立即召集邻近各县革命党人开会，筹划响应。当时，驻扎寿州的清军共二千余人，革命的武装力量与清军不相上下，而士气高昂，则远胜清军。会上经过反复研究，确定11月15日发难，首先光复寿州。14日晚，寿州城内外革命军一齐发动，声势浩大，地方文武官吏闻风潜逃，清军慑于革命军声势，不敢出而抵抗，经过劝说，均缴械投降。第二天全城悬挂白旗，商店照常营业，寿州遂告光复。

寿州光复后，立即成立淮上军司令部，着手改编军队，最后编定步兵十八营，马队一营，炮队二营。推王庆云为总司令，张汇滔、张纶、袁家声为副总司令。淮上军除留一部分守卫寿州外，其余分兵三路向皖北各州县推进，很快光复六安、怀远、凤阳、蚌埠、霍丘、阜阳、涡阳等地。

与此同时，合肥也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分府。合肥是庐州府首邑，文教事业一直比较发达。1906年，吴春阳从日本回到合肥后，创办模范小学和速成师范等学校，并以此为活动基地，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会员，革命工作大有进展。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员孙万乘、王善德等十余人由沪、宁各地纷纷回到合肥，组织秘密机关部，一面联络各地同盟会员，筹组民军，一面策动清军反正。当时驻合肥巡防营管带季光恩和知县李维源，看到清廷大势已去，经几度劝说之后，终于赞成革命。11月9日，孙万乘等在合肥大书院召开群众大会，季光恩、李维源都到会。当场宣布庐州独立，组设军政分府，公推孙万乘为总司令。群众欢声雷动，鞭炮齐鸣，全城悬旗庆祝军政分府成立。

在合肥独立的同一天，皖南芜湖也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分府，公推吴振黄为总司令。此外，田仲扬、田叔扬兄弟发难于临淮。方玿舟等起义于定远。程恩普、卢镜寰则组织民军联合淮上军光复颍州。总之，各州县民军四起，省城安庆“已同孤注”⁽¹⁵⁰⁾。

这时，新到安庆的江防营，自恃镇压新军起义之“功”，到处骚扰，使人心更加惶恐。谘议局议长窦以珏遂召开谘议局会议，要求朱家宝撤退巡防营，宣布独立，以安人心。朱家宝断然拒绝了谘议局的请求。之后，继任谘议局议长童挹芳、立宪派绅士洪思亮等便联合商会等团体于11月7日在谘议局开会，决定次日由谘议局自行宣布独立。朱家宝见势不妙，遂改变态度，接受立宪派的意见，企图保全地位，以待时局变化。童挹芳等也担心宣布独立后，素无纪律的江防营难于控制，便决定利用朱家宝羁縻之。于是，在谘议局立宪派士绅的支持下，朱家宝于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自为都督。

朱家宝宣布“独立”后，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11月11日，革命党人召集军、学等界代表开会，自行宣布独立，推同盟会员王天培为都督，管鹏为军务部长，吴春阳为全省经略。次日在督练公所成立都督府。王天培号元辅，安徽合肥人，留日士官生，曾任安徽陆军测绘学堂提调。他下令强剪老百姓的发辫，犯众怒。朱家宝又乘机煽动巡防营以反对剪发辫为名哄闹。因而王天培只当了几天都督，旋即离去。安庆遂成群龙无首之局。

革命党人见朱家宝手握军权，难于对付，遂派吴春阳赴江西九江请兵援皖。九江都督马毓宝即派团长黄焕章率领赣军二千抵安庆。前此，江防营闻赣军将至，便撤回浦口。黄焕章部是九江革命后临时招募的军队，军纪不佳。入城后索饷不遂，便围攻都督府，抢劫军械所、藩库以及绅商富户，全城秩序大乱，朱家宝缒城逃跑。黄焕章取得安庆军政大权，俨然成为都督。不几天，吴春阳自武昌赶回安庆，见此状，不胜愤慨，便当面严词谴责黄焕章殃民之罪。黄老羞成怒，竟当场枪杀吴。吴春阳是同盟会安徽支部的领导人，奔走革命，十余年如一日，声望甚高。革命党人闻其被害，义愤填膺，纷纷电请马毓宝惩办黄。管鹏赴集贤关，调集各地新军，拟以武力驱逐黄部。新军六十二标第一营在桂丹墀的率领下开回安庆，原驻安庆的骑兵第一营和胡万泰临时招募的步兵一营，以及青年军等，都做好了战斗准备。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在这时，马毓宝派九江军政府参谋长李烈钧来皖查办。李统率兵舰两艘及步兵一营抵安庆。安庆各界遂推李为都督。经李调解，黄焕章部撤回九江。不久，李辞去安徽都督，率领赣、皖联军支援武昌。

李烈钧走后，安庆各实力派乃联合组成“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设军政、民政、财政三部，以桂丹墀、洪思亮、黄书霖分别主持，秘书长为韩衍⁽¹⁵¹⁾，并规定一旦举定都督，此机关即行解散。

12月12日，安徽临时议会开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孙毓筠（1869—1926）字少侯，安徽寿州人，清朝军机大臣孙家鼐的族孙，早年参加革命，风流任侠，曾捐私产十多万金，充革命军经费，在革命党人中颇有声誉。1907年被清政府逮捕后，一直关在监狱里，及至南京光复前方出狱。12月21日，孙毓筠由上海抵达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从此，安徽革命的局面才稳定下来。

军政府下设军、民、财、教育四司，以桂丹墀、洪思亮、史推思、邓艺孙分任司长。韩衍为参谋长兼青年军总监。青年军扩充为四大队，成为一支支持孙毓筠的武装力量。军政府成立后，立即誓师北伐，派段志超为北伐军司令，取道合肥抵正阳关，联合各地民军，首战告捷，败清军倪嗣冲部于颍州东乡。与此同时，为了统一全省军政，着手裁撤各地的军政分府。经过近三个月的磋商，庐州、芜湖等地军政分府先后遵令撤销，所有民军编为五个师。只有大通军政府都督黎宗岳拒不撤销，而且不承认孙毓筠的地位，并扬言袭取安庆。于是，南京临时政府遂于1912年3月命令驻浦口的陆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统率水陆军赴大通，迫使黎宗岳逃走，安徽遂告统一。此后不久，柏文蔚代替孙毓筠，就任都督兼民政长。

第五节　西南各省独立

一　云南

云南于10月30日在省会昆明发动起义成功，是响应武昌起义较早的省份之一，对西南各省有重要影响。

1908年春，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李根源、罗佩金等相继回滇在新军中活动，不断发展势力，著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是革命党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革命党人李根源是该堂监督，并且是亲手创办该堂的人，以后任该堂总办。云南新军军官中许多革命党人都在该堂任教。

云南新军从1902年开始编练，至1909年始成暂编陆军第十九镇，共有步、马、炮等二十一营。以后编制又略有扩充。新军中陆续集聚了一大批革命党人，充当各级军官。如第十九镇参谋官殷承，第七十四标统带罗佩金，第七十三标三营管带李鸿祥，第七十四标一营管带唐继尧、二营管带刘存厚、三营管带雷飚、炮兵管带谢汝翼、工程营管带韩凤楼、机枪营管带李凤楼等等。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一方面学了军事，另一方面接受了革命党的宣传，走上革命道路。1911年2月，蔡锷由广西被调入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统领。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戊戌变法时期，他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政变后，追随他的老师梁启超到日本，1903年在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次年回国，曾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任军职，做过广西新军混成协统领。蔡锷在政治上虽然追随梁启超，但他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并抱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理想。到云南后，他同李根源等革命党人相处很融洽，同情他们的革命主张。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十分振奋，决心起义响应。蔡锷等人频频在唐继尧或刘存厚家里举行密谈，商量起义计划。大家公推蔡锷任总指挥，决定旧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发动。当时，反动营垒也警觉起来。总督李经羲急与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总参议靳云鹏、兵备处总办王振畿等商量对策。他们打算以赴越运械为名，将罗佩金打发走，派李根源离省城到迤西镇压张文光起义，同时拟将李鸿祥调职，而将谢汝翼撤职。但这个如意算盘被“重九”起义彻底打碎了。

10月30日（旧历九月初九），革命党人一切准备就绪，打算夜间发动起义。蔡锷命李根源率七十三标起义部队从北校场出发，向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地区进攻，主要目标是军械局、五华山阵地。命罗佩金率七十四标由巫家坝出发，向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地区进攻，主要目标是总督署、藩库及巡防营地。命炮队统带韩国饶率炮队在大小东门及小西门与南门城墙附近安放炮位，准备助攻各据点。命讲武堂教官张开儒等率学生在城内接应，按时开放城门。原计划定于夜十二点进城发起攻击，但七十三标在向战士分发子弹时，为一反动军官察觉，一个新军排长当即开枪将其击毙。枪声一响，该标统带丁锦得警，即纠集未附起义的一营，向义军进攻。李根源、李鸿祥马上集合队伍，痛予歼击，放火烧了标本部，丁锦败逃，向督署告急。那时距预定入城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城门未开，但势急万不能等待。他们靠搭人梯翻越城墙入城，开启城门。义军一拥而入，迅即袭占兵工厂等处，以主力攻击军械局及五华山清军阵地。这时钟麟同督率巡防营、辎重营、宪兵营、机枪队及卫兵占据五华山阵地抵抗。由于他们占据有利地势，加之弹药充足，给义军造成很大伤亡。蔡锷、罗佩金直到钟麟同命令进城“平叛”，才得知李根源已先期发动。十二点，他们率七十四标入城，立即投入激战。以主力攻击总督署，另以一部助攻军械局。军械局守军四五百人，里面藏有大量枪支弹药，是义军必夺之物。起初，李根源试图劝说守军起义，无效，只得集中主力进攻。因墙高且厚，守军火力甚猛，以致久攻不下。至10月31日早九、十点钟，义军用炸药将大墙炸开缺口，突入院内，把大部分守军赶跑并收降一部分。随后加强攻击督署，炮兵发炮轰断署内旗杆，并打中了李经羲的住室。不过那时李已逃至一个巡捕家中躲藏。督署终被义军占领。至中午时分，昆明全城处于义军控制下。与义军顽抗的钟麟同，负伤后被义军抓获处决，王振畿也被处死，只有靳云鹏在混战中伪装轿夫逃出城外。李经羲以下许多官员均就俘。蔡锷、李根源等念李旧谊，馈送川资护送出境。其余有的表示拥护革命，继续在新政府中任事，有的被遣归原籍。31日晚上，有部分反动军队的残余发动叛乱，至11月1日上午被平息。城外的马队、工程营等则相继反正。1日晚，城中又发生兵变。第二天，将乱兵正法十余人，城内秩序始趋安定。义军除留一部分担任卫戍任务外，均整队出城，返回营地。

11月3日，云南军政府成立，举蔡锷为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长，殷承为参谋部总长，韩建铎为军务部总长；原谘议局改为省议会，张惟聪为议长。不久，李根源任滇军第二师师长，并出任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罗佩金继任军政部长。

军政府一成立，即电各属，责以大义，命其反正。

云南西部腾越，于10月27日，先于省城三天，在革命党人张文光领导下起义，成立迤西都督府，张任都督，并设立民政机构。10月31日，临近的龙陵军哨官张定甲、李槐杀其管带起义响应，接受张文光节制。张分兵三路分别进占永康、永昌、顺宁、云州、云龙、缅州诸县及沿边各土司。由陈云龙指挥的一路，准备继续进兵大理。大理是云南迤西重镇，当时迤西各属已得省中电报，陆续反正，所以要求腾越方面义军不要再前进，免启兵端。但陈云龙为人凶悍，不识大体，治军无纪，终至发生激烈对抗。省军政府得知情况后，特派李根源前往调处。李根源本是腾冲人，在迤西各属素著声望。经他调处，张文光答应取消迤西都督府，李根源以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的身份，节制迤西各属。

滇南临安府新军于11月1日起义，得地方大绅、民军统领朱朝瑛的赞助。次日，成立南军军政府，推朱朝瑛为统领，新军教练官、革命党人赵复祥为副统领。

滇南重镇蒙自关道龚心湛拒绝省军政府要求反正的电报，暗调开化镇总兵率军并力拒守。同时却佯派人与临安联络，企图诱歼起义新军，结果被义军打败，逃越南，蒙自于11月6日宣告光复。省军政府命赵复祥署蒙自关道，命朱朝瑛署临元镇，命郡绅王垂书署临安府知府。11月19日，开化镇总兵夏文炳为势所驱，举旗反正，滇南各属自此全部归服军政府。后来蒙自发生兵变，省军政府派罗佩金前往抚绥，迅速平定。

由于革命党人掌握着云南新军的大部指挥权，保证了云南起义迅速成功。

云南独立后，立即着手整编军队，改革弊政，清理财政，平定匪乱，使全省政局很快趋于稳定。在这种形势下，云南军政府派兵分别入川、入黔。

云南与四川历来关系密切，这不但因为地理上互相邻接，更重要的是，滇省财政要靠四川协济。所以四川治乱如何对云南影响甚大。当云南独立时，四川局面正在混乱中。鉴于这种形势，云南军政府决定以援助四川独立的名义，于11月中旬组成两个梯团先后开赴川境。其第一梯团长为谢汝翼，第二梯团长为李鸿祥，并以韩建铎为援川军总司令。第一梯团经昭通入川抵叙府，第二梯团经毕节出泸州，两军拟于成都会师。但滇军入川后，颇露骄悍之气，引起川人不满，以至酿成流血冲突，对以后川滇政局颇有影响。

云南军政府原来并无援黔计划，但在贵州立宪派上层分子的要求下，决定要率军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贵州两党争斗。怀有政治野心的唐继尧，以武力推翻贵州军政府，自任贵州都督，扶植立宪派，残酷屠杀、迫害自治学社一派的起义有功人员，使贵州政局发生倒转，这是云南军政府干的一件不够光彩的事。

二　贵州

贵州省于11月4日独立，成立军政府。

自从1906年冬张铭、简书等人响应萍浏醴起义失败后，一些革命党人与后来成立的自治学社逐渐合流。自治学社虽是标榜“赞助地方自治”的合法组织，但因社中许多骨干来自会党头目，本有反清意识，又有革命党人加入，所以自治学社成了以革命分子为核心的结合了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反清革命团体。同盟会东京总部曾正式承认它为同盟会的贵州支部。自治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张百麟（1879—1919）字石麒，祖籍湖南长沙，生在贵阳。青少年时期服膺康、梁；以后结交会党头目，并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逐渐倾向革命。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贵州后，张百麟及自治学社的革命分子，感到十分振奋，积极准备响应。张百麟把自己家里当作筹备起义的机关，频频召集会议，商量起义计划。他们很注意在军队中开展工作。当时贵州新军尚少，主要的军队是巡防营，共二十个营，分驻周围边县，只有中路四营离省城较近。常驻省城的有新军步兵一标（三营），炮兵一队，卫队不足一营，外有征兵一营。自治学社分别派定专人担任与各部联络，而把重点放在新军和陆军小学。贵州巡抚沈瑜庆为防范起义，下令收缴陆校子弹，同时加紧新军操练。云南起义消息对贵州震动极大，沈瑜庆更加惶恐。他接受宪政预备会上层分子的建议，暗中急电兴义豪绅刘显世，要他速集防军入省城镇压革命。张百麟等人见事机紧迫，在谘议局议长谭西庚等人赞助下加紧部署。他们一面作武装起义的准备，同时又希望避免流血。为此，他们主动谋求与宪政预备会和解。宪政预备会是由上层士绅和知识分子组织的立宪团体，它同以较贫寒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倾向革命的自治学社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张百麟等人认为要实现“不流血的革命”，和镇定贵州局势，必须取得宪政预备会的合作。自治学社有一位重要的活动分子蔡岳，与宪政预备会乃至官场人物多有私交，他极力从中斡旋。结果宪政预备会的领袖任可澄等人勉强同意协力谋求贵州反正。11月2日，两方面的领袖分子张百麟、杨昌铭、周培艺与任可澄等人会同谘议局议长谭西庚一起见巡抚沈瑜庆，劝其反正。但沈不从，他企图等待刘显世率兵到省捉拿革命党。因刘显世不能很快到省，次日他又接受宪政预备会的老谋士郭重光的建议，准备于4日开会搞假独立。革命党人坚决反对这个计划。是日夜间，陆军小学首先举起义旗。沈瑜庆得报后，立即命新军标统袁义保及团防营统领胡锦棠前往弹压。袁义保命新军营长赵德全去执行。赵原是黎元洪部下，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因见革命形势的发展，曾劝赵德全相机响应起义。而自治学社中也早有人与赵通声气。所以，赵得命后率队到陆校，不但不加弹压，且加以慰抚，然后骗过胡锦棠，使其退兵。这时，有新军正目杨树青只身入新军标本部，敦促袁义保起义，袁不从，杨即开枪，袁逃跑了。士兵当即拥教练官、革命党人杨荩诚指挥部队。有人打电话给沈瑜庆，告诉他新军已经起义，袁义保“被杀”。沈得报，惊恐不置，忙叫卫队。卫队管带彭尔堃这时臂缠白布，表示已经反正。沈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承认贵州独立，交出关防印信送谘议局。谭西庚、张百麟见沈交来关防印信，立即在谘议局升起汉字大旗，门前挂起大汉贵州军政府的牌子。天明（4日）即正式宣告贵州独立。经会议推举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改谘议局为立法院。同时决定另设枢密院，总揽全省政务，推张百麟为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秘书长，平刚等为枢密员。周培艺兼任行政总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下设民政、财政、实业、交通等各部，大多由自治学社骨干任部长。所以，初期的贵州军政府，基本上是自治学社掌权。

军政府成立后，即在省城十三府同乡联合会中每府选代表一人，授以委任状，饬其回属会商各界，克期反正。由于自治学社的势力遍布各地，所以大部分地方顺利反正，仅个别地方发生杀害代表的情况。

但是，在自治学社同宪政预备会勉强妥协的基础上建立的贵州革命政权是不巩固的。宪政预备会分子不甘屈居人下，觊觎全省大权。其中有些仇视革命的分子，伺机进行破坏。而自治学社许多骨干分子以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时不自安。两派貌合神离，从未真正合作。处于掌权地位的张百麟等人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对政敌采取了过分优容的态度，甚至容纳反对革命的分子。起义前，沈瑜庆电调刘显世入省镇压革命。新政权成立后，本应将刘逮捕治罪。但张百麟未听取正确意见，竟约请刘显世加入枢密院担任军事股长的要职，使其继续掌握一部分军权。同时还把宪政预备会分子多人引进枢密院，客观上鼓励了他们夺权的欲望。当独立各省选派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时，任可澄等竟私自盗用枢密院名义，暗中致电云南军政府，以交通不便和财政困难为由，请蔡锷代派在滇的贵州绅士熊范舆、刘显治为代表，资遣赴会。事情暴露后，张百麟等人对这种明显的违法篡权活动，竟未予严厉追究。尤其失策的是，新政权迷醉于结社自由的信条，竟容忍耆老会自由行动，使宪政预备会的夺权活动愈益猖狂起来。耆老会的组织者就是在起义前劝说沈瑜庆搞假独立的那个郭重光。此人原任安徽芜湖道，以贪酷被劾，后以丁忧回籍，为人极其阴险狡猾。耆老会的成员都是退职官僚和守旧大绅。初立时以吃喝聚谈掩人耳目，继而利用张百麟等人的优容，竟擅自刻关防，发布告，办团练，俨然另立政权。其所聘团防统领即旧军官胡锦棠。他们还采取各种手段破坏新政权。郭重光在立法院公然倡立“公口”（即会党）。此论一出，短时间公口林立，使政府、军队几乎成了会党活动的机关和场所，革命秩序受到极大破坏。与此同时，郭重光等人散布谣言，极力挑拨都督之间，都督府与枢密院、巡防统部之间的矛盾，在革命党人不警觉的情况下，迫使都督杨荩诚率队离省北伐，并使枢密院长张百麟离省城到各地巡视。当时负责省城治安的巡防统部大权掌握在自治学社领袖之一黄泽霖手里，被政敌们视为夺权的一大障碍。郭重光献策，以卑鄙的阴谋手段，于1912年2月初把黄泽霖杀害。那时张百麟巡视各地回来不久，也险些被杀害，不得不逃出贵阳。作为代理都督的赵德全，竟把这次反革命事件当成“私人交涉”，袖手不管。

革命力量大大被削弱了。可是郭重光、任可澄等人自度力量仍感不足，不敢遽然发动政变，全面夺权。又是郭重光献策，决定派戴勘到云南去找蔡锷，极力诬蔑贵州军政府，丑诋自治学社，请蔡锷派兵入黔。蔡锷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黔省政局。唐继尧（1882—1927）字蓂赓，云南会泽人，1904年留日学军事，毕业于士官学校。回滇后，初在督练公所任参谋处提调，兼讲武堂教官，后任新军十九镇七十四标一营管带。其人颇善谋略，官阶虽不高，但在云南起义过程中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次带兵入黔，他想乘机谋取个人的发展。当时，自治学社一位声望素著的领袖钟昌祚由南京回省路过昆明，他得知消息后，亲往军政府向蔡锷详细介绍黔省两派政争的由来，劝蔡不要干涉黔省内政。蔡锷改令唐仍取川路赴鄂。但怀有野心的唐继尧从贵州宪政预备会、耆老会那里得到推其为都督的许诺之后，向蔡锷报称前队已经入黔，势难改道，遂挥师直进贵州。钟昌祚尾追滇军，企图说服唐继尧停止入黔。但在安顺被暗杀了。唐继尧于3月初入贵阳，武力推翻军政府，自为都督，残酷地屠杀和迫害自治学社社员。贵州政权完全落入唐继尧及其所扶植的宪政预备会和旧官僚的手中。

三　四川

四川省规模壮阔的保路风潮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然而，四川全省独立，建立统一的新政权却较各省为晚。这同四川省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的情况有关。该省革命党人为数甚多，但却不曾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革命斗争的发展表现了很大的分散性。四川遍地会党这种情况增加了革命斗争的散漫性。因而四川不像其他一些省那样，省会“中心起义”，然后迅即“全省光复”，而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宣告独立的。统一的革命政权的形成，经过了较为曲折的过程。

首先获得独立的是重庆地区。重庆是四川境内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长江上游的重镇，与东南各省联系较便。1906年以后，重庆同盟会分会的革命活动一直没有间断。后来重庆府中学堂成了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中心，学堂监督杨庶堪、学监张培爵，还有若干教员都是同盟会员。

自从同志军起义后，重庆党人因见同志军大多没有明确的革命宗旨，不足以图大事，遂决心另行发动推翻封建政权的斗争。他们曾密约重庆周围州县的党人到一起商量准备起义事宜。10月间，端方过重庆，为镇压保路运动，他要添练防军，任命刚刚由广东回籍的广东巡警道李湛阳为防军统领。李与某些党人有私谊，不少党人参加了防军。朱之洪等人并乘机建议举办团练，以便建立党人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张培爵则积极部署各州县发动起义。

11月5日，夏之时在成都东南简阳县的龙泉驿发动新军起义，并率队驰往重庆。夏是同盟会员，曾留学日本，在东斌学校步兵科毕业。回省后在新军中任排长，驻成都。同志军起义时，曾劝说标统周骏起事，周不从。后受命率新军一队调戍龙泉驿。夏军起义后驰抵离重庆很近的黄葛树，重庆商会不明夏的意图，想馈赠饷银，令其带兵去别处。后经党人接洽，共同策划了重庆起义的部署。这时，张培爵派党人石青阳组织敢死队，以备紧急需要；又积极联结会党和争取巡防军，最后巡防军将其手中最重要的火力——开花炮的炮栓卸下交存党人手中。至此，重庆党人已准备成熟，又有夏之时的新军支持，遂于11月22日，会集绅民，通令重庆知府兼警察总监钮传善剪发缴印，宣告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会议推举张培爵为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1876—1915）字列五，隆昌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与熊克武等密谋成都起义，事泄失败，黄方等被捕，熊克武等逃走，张潜留成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应同盟会重庆地区负责人杨庶堪之约，到重庆任重庆府中学堂学监，从此便成为重庆地区革命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军政府的副都督是夏之时。新军教练官林绍泉被任为蜀军总司令兼参谋部长。杨庶堪、朱之洪为军政府顾问，朱兼管由原官银行改立的大汉银行。军政府内所设各部，绝大部分都由革命党人负责。军政府重新编制了军队，设三标：近卫军、警卫军和义勇军，标统均由革命党人充任。另将巡防军改编为四标和一个炮兵营，直属蜀军总司令之下。此外设亲兵营和九门监察，负责保卫治安。

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传檄附近州县，一律建立新政府；还决定裁撤江、巴两县新厘杂捐，旧有厘金也豁免五日。同时，军政府照会各国驻重庆领事，保护外侨安全。从蜀军政府的政纲、对内对外宣言，及其同入川的鄂军、滇军、黔军的关系的处置可以看出，他们较好地反映了同盟会的基本革命精神。这主要是由于一些较有政治头脑的革命党人，在长期的准备和实行起义过程中，始终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并得到重庆商会和新军的有力支持。

在重庆独立前后，川南、川北、川东相继发动起义。荣县早在武昌起义前，9月25日即已宣布起义，建立革命政权。随后有文显谟与黄万里、程石溪（又作程世溪）等人于10月11日在隆昌宣布独立。11月7日，同盟会员曹笃、方潮珍及周鸿勋等集合民军近六万人，三路合攻自贡井，以战而不胜，改取政治攻势。因盐防军多是云南人，时刚好云南独立消息传来，曹笃以大义晓谕防军，双方停战谈判，盐防军表示赞助民军起义。这时附近的富顺县也宣布反正。川南重镇泸州，在重庆独立后，同盟会员杨兆蓉等看到时机成熟，一面运动南路防军起义，一面敦促永宁道刘朝望反正。11月26日，泸州宣布独立，成立川南军政府，推刘朝望为都督，以地方大绅温翰桢为副都督。革命党人没有在其中占居主要地位，蜀军政府颇为疑虑；刘朝望、温翰桢亦不自安；遂促杨兆蓉回泸召集会议，改推但懋辛为副都督，温翰桢改任枢密院院长，杨兆蓉，邓西林为副院长。但懋辛在重庆，不能马上赴任，又推举刚从成都出狱的同盟会员黄方为川南军总司令。

川北的革命党人在9月间各处同志军纷纷起义时也开始积极活动起来。10月27日，革命党人吴从周（即曾省斋）聚民军攻下垫江县城，取得枪支弹药后，率部奔大寨坪，准备与领导大竹县民军起义的李绍伊联合。后采纳张雅南（即张观风）的建议，召来广安团练传习所师生二百余人，扩大了起义军。11月中旬，义军连连攻下大竹、邻水、岳池等县以及川北重镇广安。21日，在广安召集各县代表大会，成立蜀北军政府，推吴从周、张雅南为正副都督，所设各部由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分子分别主持。但蜀北军政府是不巩固的。由于蜀北地区交通闭阻，经济、文化都较落后，到处会党林立，除了传统的哥老会外还有李绍伊组织的孝义会，两者之间存在激烈的斗争。革命党人为联结会党而成立的共进会在这里进行过长期活动，却未能统一会党，反而增加了革命党人内部的不统一性。而且由于缺少同地方绅商的联系，使革命党人在城镇中的政治基础显得非常薄弱。新政权成立不久，正副都督之间，革命党与立宪派、会党之间的矛盾就逐渐暴露。吴从周竟离职到重庆不归，其他一些革命党人也纷纷采取退避态度，这就便利了与绅商关系较密切的立宪派的夺权活动。最后，在成都军政府所派宣慰使张澜等人的活动之下，川北政权便完全落入立宪派手中。

在川东，还在重庆独立前，涪陵革命党人高亚衡便主动到重庆同盟会机关部请示起义方略。张培爵要他返涪就地组织邻近各县起义。高先组织民军协助长寿县于11月18日独立，然后回师返涪。20日涪陵独立。接着又发兵促忠州、彭水、酉阳等县相继反正。黔江则早于11月13日起义独立。革命党人卢师谛等在下东一带联络防军、会党于11月26日起事，奉节、云阳遂即反正。万县巡防营管带刘汉卿于11月25日起义，当即兵下夔府，27日宣布独立，自称下东蜀军副都督，接受重庆蜀军政府指导。

在重庆独立时，端方和他所带鄂军进至资州。这时他还不知道他已被任为四川总督，见民军遍地蠭起，鄂军也有不稳迹象，所以犹疑不前。鄂军中的革命党人在离开湖北时，就有途中伺机杀端方的打算。由于端方扣压武汉来的书信电报，军中党人，很晚才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由此党人更恨端方。他们于11月26日在资州发动兵变，将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锦杀死。鄂军标统曾广大畏惧走避，军兵共推陈镇藩为司令，率队返回湖北。

省会成都本是保路风潮的中心，赵尔丰枪杀请愿群众，同志军从四面云集包围成都。然而一哄而起的民军，毫无训练，武器又差，缺乏统一指挥，所以不能取胜。当时奉命与民军作战的清军将领方声涛、姜登选、程潜等本是同盟会员，但他们都是外籍军人，与本省军官有矛盾，而军队内部没有开展革命工作，未能举义。

民军虽未攻下成都，但在周围各县坚持作战，给予清军以严重打击。雅安、荥经一带的民军阻止了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指挥驰援赵尔丰的清军，对成都独立起了重要作用。

重庆独立后，赵尔丰陷入更加困难的地位。这时大部分立宪派对赵尔丰也不抱希望。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曾计划火烧总督署，发动起义。然而以偶然的意外，未能实现。结果，以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罗纶与官绅周善培、邵从恩等同赵尔丰妥协谈判的方式实现成都和全川的独立。谈判妥协的条件共三十条，主要内容是：四川政权转交谘议局；军队统一交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指挥；优待旧有军政人员；各地行政官照常办事，不愿留者听自便；给报馆以言论自由；满、汉、蒙、回一律平等；赵尔丰交出政权后，仍带边兵办理藏边事务，但暂不离成都，以备顾问；赵的督边兵饷、行政经费均由川人担任，并协济藏款；保护外人，禁止焚掠；安置旗民生计；等等。协定还规定以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军政府都督，以朱庆澜为副都督。11月27日，由赵尔丰宣告四川地方自治，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

革命党人对蒲、赵协定内容甚为不满，曾在西校场召集民众大会，由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董修武宣讲革命党的斗争经历和宗旨以及各省革命形势，以期提高群众的觉悟。革命党人还将蒲、赵协定内容驰告重庆蜀军政府，重庆党人在报章上逐条予以批驳。

重庆党人认为，赵尔丰仍盘踞成都，川省革命形势不能大定。他们商议组织西征，决定由副都督夏之时任总指挥，以但懋辛为参谋长兼中路支队长，以蜀军总司令林绍泉兼北路支队长，以向寿荫为南路支队长。林以总司令而充支队长，十分不满，竟对夏大肆咆哮，企图煽动其追随者起而夺权。革命党人窥破其野心，特召集军法会议，拟处林以死刑。经夏之时缓颊，决押送回籍（湖北），于途中把他杀死。其主要的同党均被处死。由于革命党人处理得果断、及时，这次事件，没有动摇革命政权。

成都独立后，军政府一直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在妥协基础上接管政权的蒲殿俊毫无行政经验，又无勇于任事的魄力；副都督朱庆澜是外籍人（浙江），在土客籍军官矛盾很突出的情况下，也不能指挥如意。城中新军与民军杂处，政府中新旧官吏同署办公，互不融洽，少数革命党人在其中不能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新政权极其软弱无力。12月8日，蒲殿俊与朱庆澜正在东校场阅兵，突然军队哗变，蒲、朱潜逃⁽¹⁵²⁾，城中秩序大乱。这时军政部长尹昌衡急脱身出城，驰往凤凰山找六十三标标统周骏及营长宋学皋。周、宋即率新军入城平乱，城郊部分民军亦相率入城。乱平后，由军官和士绅共同商定推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尹是彭县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先在广西新军任职，1910年回川，初任新军教练处编译科长。他自以为不得志，每以本省军人不受重用而愤懑。后升为教练处会办，兼代陆军小学堂总办。由于他肯为川籍军官争地位，很得一批军人的拥戴；这次又平乱有功，更得到士绅和立宪派以及革命党人的好感。罗纶是谘议局副议长、保路同志会会长，在绅商学界颇有声望。新都督上任后，立即着手组织军政府，革命党人董修武受命主持总政处，下设秘书、法制、铨叙、统计、印刷、庶务等六处，分管各项行政。杨维被任为军事巡警总监，负责治安；周骏为军政部长。另设民政、财政、学务、司法、实业、交通、盐政、外交等部，由革命党与立宪派分任之。军队重新加以编制：以原第十七镇为第一师，宋学皋为师长；整编同志军为第二师，彭光烈为师长；整编原巡防军为第三师，以孙兆鸾为师长。

军政府成立后，秩序较快恢复。但赵尔丰仍盘踞旧督署，擅发告示，人们极为不满。军政府侦悉，赵暗召边军入省，妄图夺权。尹昌衡遂召集军事会议，决定逮捕赵尔丰。12月22日，尹派兵包围旧督署，将赵抓获，拉到明远楼下宣布其罪状，枭首示众。这是新政权做的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此前不久，赵尔丰屠杀群众的刽子手田征葵在逃跑途中为重庆军政府抓获枭首示众。这时，重庆军政府已停止西征，并开始酝酿全川统一的问题。

但成都的四川军政府不久就发生了新的问题，即会党问题。主要由会党群众组成的同志军，虽未能推翻旧政权，但却是打击旧政权的最主要的力量。它人数众多，功劳卓著，人们不能不给以足够的重视。尹昌衡等人为了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采取迎合会党的方法，公开挂出“大汉公”的招牌，自封为“舵把子”。都督一倡，下属百和，周骏即挂出“大陆公”的招牌。由此“公口”林立，军政秩序遭到破坏。当时重庆军政府内也有个别人主张设立“公口”，受到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抵制。与四川毗连的云、贵、湘三省通电承认重庆蜀军政府而称成都军政府是哥老会政府。援川的滇军甚至致电本省军政府并通电各省，主张援助重庆蜀军政府征讨成都。这时，重庆革命党人为了顾全大局，复电力予解释劝阻。

成都方面的混乱和滇军的干预，给四川的革命统一造成新的困难。滇军最初是应蜀军政府要求入川援助独立的。初入川时，与蜀军政府订有协定，彼此尚能相安。但后来滇军未能遵守不干预地方行政的规定，在川南叙、泸一带擅委官吏，建立盐政机关。而且因仇视会党而对同志军滥肆杀伐，先后杀害民军著名将领和革命党人周鸿勋、刘礼谦等多人，特别是惨杀川南军总司令黄方一事，尤遭川人愤恨。尹昌衡任都督后，派兵南下，欲以武力驱除滇军。南京临时政府和湖北军政府都大力支持重庆蜀军政府和平调解的立场。经各方协商，决定滇军离川北伐，饷项由蜀军政府担负。1912年2月，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北伐遂作罢论，滇军在索得预定供应其北伐的饷项之后才陆续退出四川。

客军退走后，成、渝两军政府的统一问题便成当务之急了。起初，尹昌衡曾打算以武力统一，经董修武等以大义劝止。蜀军政府自始就主张协商统一。1912年1月双方各派全权代表会商，协定条件十一款，然后经两军政府各自召集特别会议讨论认可，于2月2日签字生效。双方协定以成都为政治中心，设四川军政府，以成、渝两处都督分任正副都督；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以成、渝两处副都督之一主领重镇之任。2月中旬，张培爵西上成都，中途通电推尹昌衡为都督，自居副都督。3月9日，张抵成都，12日就副都督职，四川遂告统一。重庆镇抚府以夏之时为镇抚总长。不久夏辞职出国留学，改以胡景伊为镇抚总长。胡曾在广西任陆军协统，为人颇狡狯。广西起义时潜回四川，过重庆，被委为代表与滇军谈判。事后未向蜀军政府报告，径往成都，受到尹昌衡的重用。全川统一后，尹任命他为全川军团长。以后，尹昌衡亲征藏边，又命胡代理都督，将重庆镇抚府取消，由熊克武的第五师驻扎。四川政权便落入胡景伊手中。

四　广西

广西省于11月7日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

辛亥革命以前，广西各地的农民起义严重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孙中山为夺取广西作为革命根据地，曾亲自领导了著名的镇南关起义。此后，省府桂林于1910年8月成立同盟会支部，耿毅为支部长，何遂为总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刘建藩、杨明远、梁史、蒙经（民纬）分别担任学兵营、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谘议局分部长。革命组织迅速扩大，至次年八九月间，新军混成协里的中下级军官大都入盟，学兵营有一百多人，陆军小学堂五十多人，干部学堂三十多人，就连谘议局里也有十多人入盟。商会，政法学堂、师范学堂都有了同盟会的分部。与此同时，南宁、柳州、梧州等城市也先后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各地革命志士，一时风起云涌，积极展开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刘崛等立即从香港赶回梧州，策动驻军和绿林武装于11月1日首先宣布独立，成立梧州临时军政分府，推举原道台沈林一为总长。刘崛等另设征集所，招引绿林武装，编练军队，准备出师北伐。

桂林革命党人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连日秘密集会，筹划响应。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于10月30日发动起义。广西新军混成协约二千人，大多数是赞成革命的。原计划30日晚由骑兵营管带刘建藩率领混成协由南门入城，陆军小学堂提调冷遹开文昌门，迎陆军小学堂学生入城，师范学堂和政法学堂分别由西门、北门入城，会攻抚台、藩台及巡警道各衙门。但是，由于当晚忽然下起大雨来，城内街道成河，城外道路也被淹没，不得不改期发动。当时，桂林的军权掌握在布政使王芝祥手里，武昌起义不久，他就把巡防营八营集中到桂林，防备新军。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传出后，他非常恐慌，就通过各种关系与革命党人谈判，希望避免新旧军发生冲突。同时，革命党人中主张争取王芝祥和巡抚沈秉堃宣布独立的人也占了上风。于是，谘议局副议长黄宏宪（同盟会员）和议员蒙经等人联合立宪派议员陈太龙等，多次找沈、王商谈，分析形势，指出利害，劝其宣布独立。加上广西财政向来入不敷出，要靠湖南、广东协饷补助，湖南既已独立，广西如不独立，财政也很难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沈秉堃、王芝祥就不得不接受独立的主张。他们派人在一夜之间做了几百面黄色三角旗标语，上面写着“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等字样，于11月7日遍插全城，宣布独立。第二天在谘议局召开独立大会，到会千余人，以新军为最多。会上宣布沈秉堃为都督，王芝祥和当时在南宁的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沈、王都戴着清朝的红顶花翎来参加大会，并讲了话，引起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当天，沈秉堃通电广西各府州县说：“桂省军民要求独立，间不容发，稍一迟徊，大乱立见，现已于篠日宣布，城市极安，除改抚院为军政府，谘议局为议院外，一切机关用人行政均仍旧制。”“务望以保全治安为主，照常办事。”⁽¹⁵³⁾就这样，他宣告广西革命竣事了。11月10日晚，当人们庆祝独立之际，拒绝剪辫子的巡防营突然叛乱，围攻省议院，大肆抢劫，遇剪发者即杀害。延至第二天才被镇压下去。

广西独立前夕，汉口被北洋军占领。因此，广西一宣布独立，革命党人就要求沈秉堃、王芝祥派兵援鄂。沈、王即任命赵恒惕为协统，耿毅为参谋长，率领新军混成协取道长沙北上，直出武汉。

桂林宣布独立后的第二天，柳州也宣布独立。武昌起义后，柳州附近民军蠭起。在柳州的同盟会员王冠三、宋新洲、胡岱铭、刘震寰等一面组织民军准备攻城，一面劝说驻防的清军统领陈朝政反正。陈朝政表示拥护革命以后，同盟会就将民军集中于马厂，编为两个支队，以刘震寰、宋新洲分任第一二支队司令，同时在柳州中学堂成立右江国民军总机关，推王冠三为司令。11月9日召开各界代表会，宣布独立，改用黄帝纪年，所有军民财政都由右江国民军总机关主持。不久，成立“右江军政分府”，推举同盟会员刘古香为总长。

与此同时，南宁也酝酿独立。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南宁后，人心振奋。同盟会领导人苏无涯、李应元、雷沛鸿、雷在汉、谭昌等屡次集会，密谋响应。当时，广西提督陆荣廷统率巡防营驻扎南宁，新旧军都归他节制，权力很大。同盟会领导人都认为争取陆荣廷宣布独立，“这样做的作用很大，首先是陆荣廷是清朝大员，他宣布独立就表明他和清朝决裂，不但使清朝陷于众叛亲离的孤立境地，同时给武昌的起义军精神上很大的鼓舞，并且给南宁以至广西人民群众很大的鼓舞；其次是陆荣廷手上握有几万军队，宣布独立后，可促请他派兵北上援鄂，给武昌起义军以军事帮助”⁽¹⁵⁴⁾。于是，便决定派苏无涯、李应元等为代表，直接与陆荣廷谈判。

陆荣廷（1859—1928）字幹卿，广西武鸣人。原为绿林武装的首领，长期在中越边界一带活动。1893年被广西提督苏元春招安，所部编为一营，他当上了管带。此后在镇压广西人民起义和革命党人镇南关起义的过程中，渐渐发迹显赫，历任右江镇总兵、广西提督。他对突然到来的革命怒潮，原没有思想准备。当同盟会代表与他谈判时，他还存有戒心，使自己的心腹谭浩明手执大刀在身旁。经苏无涯等分析形势，晓以利害，特别是在桂林宣布独立，并推他为副都督之后，他才见风使舵，表示“赞成共和”，于11月9日召开大会，宣布独立，组成了以他为首的南宁副都督府。但是，他并没有如革命党人所希望的那样，立即派兵北上援鄂，而是处处排斥革命党人，扩张一己的势力。谭昌等人识破了他假独立的骗局，曾计划率领新军发难，被他发觉，于是，他就下令逮捕谭昌，调兵包围新军驻地，强迫缴械。从而巩固了他在南宁的地位。

沈秉堃、王芝祥虽然当了都督、副都督，但军事实力都不足，又都不是本省人。而陆荣廷不仅重兵在手，又是本省土著，并且千方百计地企图攫取广西政权。桂林新军北上援鄂后，沈、王都感到在广西很难混下去，就相继以率队北伐为名，离开了广西。广西省议会推举陆荣廷继任都督。1912年2月，陆荣廷率领巡防营进驻桂林就职，并下令自3月1日起裁撤各地军政分府，各府总长一律改称统领，专管军事。同时改组广西军政府，设立四司二局，任陈炳焜为军政司长，陈树勋为民政司长，严端为财政司长，唐锺元为教育司长，卢汝翼为法制局长，苏寿松为铨叙局长。是年，迁省会到南宁。这样，广西的革命果实就完全被陆荣廷这个军阀所窃取。

第六节　东南沿海各省独立

一　上海

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应变中心都在上海，因而，上海光复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在行政区划上的地位。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机关或联络点都设在官方无法直接控制的租界之内。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面最大的分支。武昌胜利的消息传来，它所掌握的《民立报》立刻成为发布革命起义消息的权威，而望平街的民立报馆则成了公开的革命机关，各方人士往来不绝。中部总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支援武汉、督促各地党人响应上，光复上海的领导责任则委托给了陈其美。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归安（今湖州）人，他是商人的儿子，当过学徒，后弃商就学，1906年赴日，先后肄业于警监学校、东斌学校，并加入同盟会。陈于1908年春归国从事革命活动，在这过程中，与江浙一带会党、知识界和资产阶级结下了较深的关系。中部同盟会成立，他是主要发起人之一。为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陈其美把他主持的民声报馆和马霍路德福里住宅变成了联络机关。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建立的同时，光复会陶成章、李燮和等人也在上海平济利路设立了锐进学社，由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主持。陶、李迅即他去，锐进学社因无人统筹全局，只能起到联络作用。武昌起义前夕，李燮和自湘返沪，光复会才活跃起来。李燮和（1874—1927），字柱中，湖南安化人，原是华兴会会员，1906年离湘东渡，在上海加入光复会，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次年去南洋爪哇。光复会重建，他任南部执行员，地位仅次于章炳麟、陶成章。李燮和在沪得到泗水华侨的捐款后，也积极策划举行武装起义。

陈其美、李燮和在起义准备过程中进行了合作。

立宪派的活动也很紧张，沈恩孚、杨廷栋、雷奋、黄炎培、史量才、狄楚青等经常在息楼（时报馆专室）、惜阴堂（赵凤昌住宅）聚议，张謇也几次到沪决策。他们的主张通过《时报》得到表现，《时报》对革命表示欢迎，丢弃了君主立宪的口号，开始宣传民主共和。但是，投入反清行列的立宪派并没有放弃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他们决定在国内拥袁，在江苏拥程（德全），也就是说，在这政权递嬗之际，他们企图通过支持与自己有渊源关系的旧官僚来独占权力。不过，张謇等人这时的野心很大，远瞻全国，近视江苏，对上海一地的得失还不十分措意。再说，他们离开革命党人，也无法组织群众性的起义。

然而，拥护立宪的人在武昌起义前就发生了分化，一些人因看穿清廷的骗局而投身革命党。1910年，上海信成银行协理沈缦云（懋昭）被上海总商会推为赴京请愿代表，向奕劻面请速开国会，奕劻却说此事“非人民所得而请求”。他愤而返沪，即出钱帮助于右任创办《民立报》，次年又加入同盟会，与宋教仁、陈其美等组织中国国民总会，同盟会通过这个公开团体和东南地区的资产阶级发生了较多的联系。像沈缦云这样加入同盟会的，还有叶惠钧（增铭）、王一亭（震）等。

经沈缦云介绍，陈其美与上海城（南市）自治公所绅董李平书、莫锡纶、吴馨、朱葆三、穆湘瑶等拉上了关系。这批地方实业界的头面人物自1905年以来，就在“地方自治”的旗号下争得了部分管理民政、治安和公用事业的权力，为保护和扩大这些权力，他们愿意同革命派合作。自治公所掌握着一批有武装的商团，这些商团大多按行业、按地区组成，成员是工人、店员、学生、教师以及部分业主，总人数达五千余人。由于自治公所与革命党携手，商团就成了陈其美的基本力量。

上海学生中有一个革命团体叫中国敢死团，其成员数百人决心参加起义，愿接受同盟会机关的指挥。为陈其美、李燮和等所联络的，还有刘福彪、李征五等帮会头子和吴淞、闸北的巡警，县城的巡警则掌握在穆湘瑶手中。

起义的最大障碍是上海周围的大量清军。高昌庙江南制造局驻有卫队、巡防、炮兵等营，江面上还有军舰保护。吴淞一隅驻军最多，除炮台守军外，有巡防、盐捕、水师等营。为分化瓦解这些敌军，李燮和、陈其美、李平书等都派人联络士兵、疏通将领，并亲自出面周旋。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巡防统领梁敦焯、济军统带黎天才、海军舰长林建章等都相继表示不反对起义，只有制造局总办张士珩顽固不化。

11月1日，鉴于武汉战场形势的恶化和起义准备工作的顺利，陈其美与李燮和、李平书等商定，将原定在浙江、江苏光复后发动的起义，提前到11月3日晚进行。陈以军政府名义委任李平书为上海民政总长，并请伍廷芳出任外交总长。

11月3日午后，闸北巡警与长官冲突，警官陈汉钦率众占领巡警总局，闸北遂于下午二时首先光复。下午三时，商团、学生、敢死队在沪西九亩地誓师，陈其美率大队前往夺取制造局。县城内外也为商团、巡警所控制，上海道刘燕翼逃往租界。五时，陈其美率众抵制造局后，只身入内劝说张士珩及兵士投降，被张扣押。起义群众奋起进攻，二百余人冲进局门，抛掷炸弹。守敌凶猛反扑，敢死队被迫退出，一面包围制造局，隔墙对峙，一面呼集援军。各处商团、巡警、反正军队乃至市民，闻讯争先往援。4日凌晨二时，起义军再次大举进攻，在局内工人响应下，攻入局内，张士珩仍负隅顽抗。黎明前，驻局炮兵反正，架炮射击，李燮和调来的军警也投入战斗，终将制造局全部占领。张士珩逃走，陈其美遇救，李燮和被推为临时总司令，驻局办事。

3日下午，吴淞各军反正，推同盟会员黄汉湘为总司令。

占领制造局后，李平书即以民政总长身份布告安民。街头还贴出了上海军政分府宣言书，阐发推翻清朝统治的理由，宣布豁免境内一切恶税。宣言书对商界的背向极为关注，它强调指出：“凡我江、浙、皖、闽人民商贾，均宜竭力助饷，以裕军实。盖本军政府之成败利钝，系我四省人民之生死存亡。汉口满兵屠杀商民之事，可以前知。今日共助义师，则我人民商贾，即可同享安宁，不然则思日后之浩祸，亦当寒心。凡我商界同胞，俱属深明大义，谅能慷慨运输，将来共奠中华民国共和，则自由幸福实无涯既。”⁽¹⁵⁵⁾由于革命军的切实保护，上海市面秩序安定，“全体通建白旗，行人照常往来，店铺照常开市，与平时毫无殊致，若未知有兵事者”⁽¹⁵⁶⁾。

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或称上海军政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都督府司令部长由陈兼任，黄郛任参谋部长，钮永建任军务部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李平书为民政部长，沈缦云为财政部长，王一亭为交通部长，毛仲芳为海军部长。以上部长中，除伍、李二人外，都是同盟会会员。还有许多同盟会员担任着副部长、科长、科员职务。上海（南市）和闸北的市政厅则由该处自治公所改成，吴馨任上海县民政长，黄庆澜为司法长，穆湘瑶为警务长，姚文柟为劝学长，莫锡纶为上海市长，顾馨一为副市长，钱允利为闸北市市长，沈联芳为副市长。可以说，上海的权力几乎全部为革命党人和地方资产阶级所掌握，旧官僚、旧军人和会党的势力都很小。

李燮和没有当上都督，非常不满，去吴淞就任军政分府总司令，黄汉湘改任副司令。李发布宣言，声称吴淞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江苏全省的军政府，吴淞只管征伐，“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¹⁵⁷⁾，以此否认沪军都督府的地位。

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即以主要精力配合同盟会驻沪机关，积极推动东南地区的光复。在促成浙、苏光复后，他们支援了新军在镇江、南京的起义和苏浙联军攻克南京的战役。底定东南以后，他们又推动北伐，外省各军纷纷经沪援鄂、攻徐、援皖、攻鲁。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沪军除抽调洪承点部沪军先锋队、刘基炎部沪军北伐队分赴南京、烟台参战外，还承担了总兵站的责任，供应大批军火和相当数量的军费。“饷糈告匮，则问沪军，军械不敷，则问沪军。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给，莫不于沪军是责”⁽¹⁵⁸⁾。总之，沪军都督府为稳定和发展革命军的胜利，作了很大的努力。

在军政府和革命党人倡导下，上海的群众运动极为活跃。上海民众为支援革命军事，掀起了规模较大的参军和募饷的热潮，显示了拥护革命政权、拥护民主共和的巨大政治热情。

起义之前，许多革命党人和青年便自动由上海奔赴武汉或他处投身革命军，起义时，不少手无寸铁的百姓也主动奔往制造局助战，到起义成功，便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参军热潮。沪军都督府成立第二天，出告示募兵，三天后即告满员，布告停募，但群众参军热并未减退，他们自行组织队伍，请缨杀敌。青年学生张雪耻等发起组织学生军，全队四百余人，随沪军赴烟台，攻克黄县。志愿决死团五百人奔赴武昌，被编为近卫宪兵。北伐先锋队一百二十人则开往徐州防备清军南下。值得赞颂的是许多女青年也纷纷编成女子国民军、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军事团等竞赴前敌。她们宣言：“一国兴亡，匹妇亦肩责任”⁽¹⁵⁹⁾，“光复之功，今宁独让须眉！”⁽¹⁶⁰⁾外地的同盟会员也在上海组织军队，回乡驱逐清兵，这些队伍中著名的有熊克武等组织的蜀汉军、杨曾蔚等组织的河南北伐军，河南北伐军曾在皖豫鄂边地的战斗中立下功绩。

募捐运动调动的社会阶层更加广泛。为了接济军饷，军政府曾多次召集大会号召各界助饷，黄兴、陈其美、程德全、伍廷芳等都亲自登台动员。他们的号召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资本家周承弼、李云书、孙梅堂、方椒伯等纷纷认捐，并组织募捐团体，推动各行业助饷。旅沪广帮还在广肇公所开会，号召十余万旅沪粤商捐款。经营钱庄的洪念祖、胡稑芗等在沪北钱业保安团解散之际，决定将余款三千二百两银子捐给军政府。文化界的行动比富有的商人更加积极，他们组织了宣讲社、募饷团四出活动。京剧演员潘月樵、夏月珊等发起义演助饷。圣约翰学堂、南洋中学等校的师生踊跃捐款。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邹铨、冯平、陈布雷、胡寄尘等发起书画助饷会，以墨润助饷。民立报馆的全体职工决定每月捐助薪金的五分之一。收入微薄的上海工人也投入了助饷热潮，担负着繁重的军火生产任务的江南制造局工人表现最为突出，船坞、炮厂工匠一次就捐出五百四十元钱。1912年2月，陈其美始通告停募军饷。

上海各阶层民众的热情支援，充分地说明了这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是深得人心的。

从光复时起，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联合会、共和国民会、共和建设会、商界共和团、共和统一会、国民协会、女子参政会等政党、政团先后在上海出现，它们都宣言翊赞共和，但实际主张各不相同。这些党派的涌现是国内各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因革命的冲激而重新组合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民众民主热情的高涨。中国同盟会在上海的机关在起义后实际上就公开了，并因领导骨干的聚结而成为国内的中枢，12月下旬，它开始以同盟会本部名义活动。以上这些情况以及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南北议和会议先后在沪开幕，都表明上海的政治地位日显重要。

上海还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乐园”，他们占据了大面积的租界。为了维护攫获的权益，帝国主义者曾想循清吏之请，将租界周围三十至五十里地方划为“中立”区，还想增派军队，以阻止革命党人夺取上海。于是，起义者不得不一开始就同这帮险恶而狡诈的人物打交道。革命党人在夺取上海时便向外人发出通告，说明革命的目的是“改良政治，使中国列入强国之内，而致世界和平”，要求外人“严守中立，以符万国公法，不得协助满政府”，他们强调指出，正因为帝国主义分子有为虎作伥的行为，革命军“不得不刻日起义，以杜接济”⁽¹⁶¹⁾。起义后，沪军都督府又针对帝国主义者侵占车站、控制铁路、庇护清吏、攫夺会审公廨、劫夺关税等一系列反对革命、继续掠夺中国权益的举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斗争。为了避免在反清起义过程中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军事冲突，这些斗争是在不在重大问题上让步，暂时维持旧有习惯，以待后来再行采取措施的方针下进行的。为“遏阻外国的侵略与掠夺，并以保证使未来的改革获致结果”⁽¹⁶²⁾，伍廷芳还在1911年年底以中华民国外交总长身份颁行了《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表示要争回目下被帝国主义侵占的租界司法权，并在革命后收回租界的行政、警察等主权。上海革命政权在对外交涉中的所有积极表现都反映了革命党人和广大民众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的意愿。

沪军都督陈其美是一个自称“以冒险为天职”⁽¹⁶³⁾的人，集豪放与逼狭于一身，敢作敢为，但又爱玩弄权术，当都督后既立有为人们所称道的功绩，也做了些亲痛仇快的事。总的说来，陈其美领导的沪军都督府是同盟会和各种政治势力斗争中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沪军都督府和陈其美都受到政敌们特别是立宪派势力的忌恨。苏州光复后，立宪派名流唐文治、刘树森、雷奋、赵凤昌、庄蕴宽、黄炎培、姚文柟、沈恩孚、杨廷栋等便联名上书沪军都督府，名为划策，实际要陈其美将地方行政权交给程德全，理由是“上海亦苏省之一部分，若行政亦经分立，殊与全省统一有碍”。失去了对地方行政的管辖，沪军都督府也就站不住脚了，精明的陈其美当然不会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诱惑。随后，程德全又采取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任命上海民政长李平书为江苏民政总长，但李不到苏州视事，反在上海通令各属，程只好赶紧宣布上海以外地方民政归自己受理，上海仍保持独立地位。软的一手不行，硬的一手就来了。陈其美被“正绅”们咒为“无赖”，沪军都督府办事，经常受到掣肘。为对付这种压力，陈其美以退为进，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三次呈请辞去都督，取消沪军都督府。1912年2月，陈又向孙中山呈请“取消”沪军都督府，呈文一出，沪军将领吴绍璘、黄郛、华振基、田应诏、姜国梁、李征五等，地方人士陈作霖、王一亭、朱葆三、沈缦云、叶惠钧、莫锡纶等，分别电请孙中山任命陈为江苏都督，回击当时的江苏都督庄蕴宽和幕后的张謇、程德全。陈的呈文更揭露说：“上海地处交通，人人得而求备，而地居下邑，事事为人阻挠。即如参议员，每省各举三人，而陈陶怡关系在沪，致欲去位；司法界借口动争地点，而姚荣泽抗不解申，几欲漏网。甚至沪上商团之驻扎，沪已批行，苏复咨驳；硝磺专卖公司沪已纳饷，苏令取消。对于沪上各机关人员，委任非专，号令不便。管辖上既无统一之权，事实上乃有冲突之势，牵制如此，无事可为。且凡百收入，均被各方面争之而去；凡百支出，均由各方面诿之而来。纵系巧妇，无米难炊，虽极肝脑涂地之诚，岂能收戮力同心之效？”⁽¹⁶⁴⁾只因为上海方面的强硬态度和孙中山的慰留，搞垮沪军都督府的暗潮才稍为缓和。1912年9月，沪军都督府正式取消。此前，北京政府曾任命陈其美为工商总长，调虎离山，张謇闻讯大快，说：“陈有所归，苏之大幸！”⁽¹⁶⁵⁾

李燮和则早于1912年1月离吴淞去宁，由杨承溥代总司令。1912年3月底，吴淞军政分府宣布撤销，由江苏接管。

二　浙江

浙江是清朝军事力量较弱而革命党、立宪派很活跃的一个省份。省内清军主力是新建陆军第二十一镇，其第四十一协近两千人驻省会杭州城郊，官兵中有大批同盟会、光复会成员。革命党人还和会党、学界、商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上海同盟会机关在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首先考虑到的是在浙江组织响应。10月12日，陈其美到杭州；数日后，姚勇忱又来；下旬，陈再来；不断与褚辅成、顾乃斌、俞炜、朱瑞、童保暄等会议，商讨起义的办法。他们计划先占领杭州，再夺取上海，攻占制造局，然后进取苏州，直捣南京。为此，在杭革命党人紧张地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0月末，陈其美派黄郛等到杭，召集军警学界党人代表开会，推定起义指挥官：临时总司令童保暄、参谋官葛敬恩等，一标司令官朱瑞、参谋官俞炜，二标司令官顾乃斌、参谋官吴思豫，褚辅成则担负起义后组织政府的任务。他们把起义日期定在11月3日至7日之间，到时，上海方面将给以人力、物力的支援。

浙江的立宪派人士在国会请愿和争回路权运动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还曾经同反清革命运动有过密切的关系。武昌起义后，他们也跃跃欲试，想将政权拿到自己手中。因为同军人、会党关系很少，他们便用办民团的法子搞武装。10月间，谘议局议长陈黻宸等联合地方绅商，以“加强防卫”的名义发起组织省城民团，推汤寿潜为民团局总理，陈为副，汤尔和、楼守光、马叙伦分管上、中、下城巡守。民团局呈请巡抚发给武器，巡抚增韫感到他们居心叵测，没有批准。这样，他们只有加紧同革命党拉关系，利用革命党的起义来谋取政权。恰好，褚辅成也是谘议局议员，他想拉一批有社会影响的人一同组织政府，双方一拍即合。

起义前夕，杭州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11月3日上海先期起义后，形势益加动荡。增韫手中没有足以镇压或反抗革命的亲信军队，只好另谋出路。4日，他轻装简从，步行闹市，佯作镇静，下午即召集官绅会议，商量应变之策。至夜，增韫等决定宣布独立，以避杀身之祸，然而，没等独立告示贴出，起义的枪声就响了。

上海光复的讯息一到，顾乃斌、童保暄等即决定于4日夜间起义，设立了临时司令部，以“独立”二字为口号。晚十时，一标司令官、原八十一标代理统带朱瑞集合在笕桥的队伍，宣布起义。十二点，各队出发。俞炜率前护队五队，沿铁道进艮山门，进攻报国寺军装局。朱瑞、韩绍基率本队六队，入城后占领闹市口至武林门一线，包围旗营。驻南星桥的第八十二标即第二标于十二点发动，统带周承菼经顾乃斌劝导参加起义，任司令官。顾率第一路沿铁道入望江门的铁路门，然后分两支夹攻巡抚衙门。徐卓率第二路防守抚署后卫。徐则恂率第三路占领藩署等衙门及各银行。由于城内军警的响应，各路进展神速。进攻抚署的队伍活捉卫队管带赵春霖，增韫由后院墙洞逃走，很快就被起义士兵擒获。布政使、提法使及新军镇统萧星垣、协统蔡成勋等均潜逃。

上海来的敢死队百余人，由张伯岐、蒋介石、王金发、王文庆、董梦蛟等率领，2日抵杭，分队参加了战斗。光复会女会员尹维峻，手提炸弹，助攻抚署，极为英勇。

5日黎明，杭州城大街小巷，白旗招展，除旗营外均已光复。一、二标各营及巡防队将旗营团团围住，工程营在官巷口埋设地雷，断绝了内外交通，炮队则以城隍山为阵地，用不开花炮弹轰击将军署。署杭州将军德济，虽经革命军及增韫劝降，仍负隅顽抗，枪炮声隆隆不绝。下午，旗营自知不敌，参领贵林等逼德济投降。革命军答应保护旗民生命财产，派军入营收缴枪械，全城光复。贵林父子投降时隐瞒了一批枪械，不久即为德济告发，父子均被处死。

起义军一入城，童保暄即以浙江临时都督名义出示安民。童起义前是宪兵督队官，资望难以号召，5日晨，各军又推周承菼为浙军总司令。至于都督人选，各方均属意汤寿潜。起义前，朱瑞等推褚辅成任都督，褚说：“吾省宜推一员有重望者担任，方足以资号召，革命较易成功。汤寿潜先生为沪杭甬铁路争回自办，众望所归，堪膺此选。”⁽¹⁶⁶⁾得到大家的同意。11月2日，褚即偕谘议局副议长陈时夏赴沪迎汤。5日起义成功，谘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又急忙打电报催汤归杭掌权。当天下午，汤寿潜抵杭，即在谘议局以都督身份理事。他独自下了一张条子，任命陈黻宸、沈钧儒等为军政府各部部长，其中只有褚辅成一人是革命党。少数革命党人反对汤任都督，6日，起义军领导人会议，王金发提出汤曾参与杀害秋瑾，要求改选，否则就用炸弹对付汤，被褚辅成等竭力劝止，王愤而率部去绍兴。7日，召开各界代表大会，汤寿潜被正式推为都督。大会决定在军政府都督之下设立总司令部和政事部。政事部总管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众推褚辅成担任。后，财政部划出与政事部平行，由同盟会员庄崧甫为部长。在都督府内还设立了参议会，革命党人张恭、吴思豫、顾乃斌、黄凤之、陶成章、庄之盘、周淡游都等被举为参议，凡全省的重要政务及一切规章，参议会均有议决权。经过几次改革，革命党人将军政大权大都集中到了自己手中。

浙江各府县在杭州光复之后也纷纷独立。

11月5日，宁波独立。在10月下旬，同盟会员陈训正等就策动成立民团，聚集力量。11月1日，他们又联合各界人士成立保安会。5日，保安会召集紧急会议，决定设立宁波军政分府，推新军第四十二协统领刘询为都督，巡防营统领常荣清为副都督，同盟会员陈训正、范贤方、赵家艺等均任要职。次日，刘询等布告安民。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杭州已光复，在小校场誓师进取杭州，留民团、商团守城，陆军出发，旋得讯而止。

绍兴也于5日宣布光复，原任知府程赞清被推为民政长，土豪劣绅咸与维新，把持了军政分府。革命党人和群众不满意这种假光复，到杭州请王金发赴绍。王任都督后，起用了革命党人和开明士绅，打击豪富，颇有一番新气象。但这位绿林豪杰不懂怎样治理，兼以私德不修，很快同旧势力混到了一起，排斥异己，横征暴敛，军纪败坏，弄得城乡不安，受到舆论的谴责。

嘉兴的同盟会员在杭州光复的同时也行动起来，但巡防营统领沈棋山顽固阻挠，无法宣布独立。杭州光复，军政府即派顾乃斌率新军一营前去支援，沈棋山逃走。7日，嘉兴军政分府成立，同盟会员方于笥任民政长。

革命党人张恭、吕东升（逢樵）等在杭州光复后纷纷回乡组织起义。张恭回到金华，发动龙华会旧部，宣布独立，以朱郁荃为军政分府都督，张恭为民团团长。吕东升发动壶镇农民、会党组织光复军，11月15日入丽水，成立处州军政分府，被推为都督。

湖州、衢州、严州、台州、温州等处也先后光复。汤寿潜通告各属，宣布首先归顺的清朝官吏可以连任，但由于革命党人和地方士绅在光复前有所布置，各府政权全都握在这些人手中，在一些偏远的县份里，少数旧官吏则照旧供职。省军政府也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各地主要长官作了有利的选择，除王金发在绍兴取代程赞清外，陈黻宸因不满处决贵林，辞去民政部长回乡，活动出任温州军政分府民政长，省中不予承认，另派人担任。

杭州新军除派一支队支援嘉兴独立外，又派俞炜率一支队往上海守卫江南制造局。当时南京尚未光复，上海都督陈其美倡议组织联军进攻南京，浙江新军立即组成一混成支队，以朱端为支队长，吕公望为参谋长。浙军攻宁，支队于11月12日自杭州出发，加入苏浙联军序列。

汤寿潜任都督后不久，认为大权旁落，不安于位。他上任时下了一道免除漕粮的命令，这项慷慨的“仁政”弄得全省财政困难，而他掌握的雄厚的沪杭甬路股份却不肯借贷救急，更受到舆论的责难。12月底，南京临时政府阁员商定，汤任交通部总长，即辞去都督职。1912年1月11日，各界推蒋尊簋继任都督。

当汤寿潜辞职时，曾有人提议在章炳麟、陶成章、陈其美三人中推一人为都督。陶成章在江浙光复后才由南洋回到上海，没有能施展抱负。他与章炳麟在沪设光复会总部，与同盟会仍然保持着分歧。金、衢、处一带的革命党人、会党很希望他出任都督，但他遇到一个强劲的对手陈其美。陈不愿放弃地位重要的上海，其下属便积极推举蒋尊簋。蒋尊簋（1882—1931）字伯器，浙江诸暨人。他是同盟会员，又是立宪派名流蒋观云的儿子，在浙江当过新军标统，在广东当过协统，颇负盛名，很容易地就为各界接受了。

三　江苏

清代，江苏省宁、苏分治，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江苏巡抚驻苏州。武昌起义时，巡抚是程德全。程德全（1860—1930），字雪楼，四川云阳人，早年是个穷秀才，投身东北边地做幕僚，惨淡经营，升至黑龙江将军、巡抚、奉天巡抚。1910年调江苏，下车伊始，就与地方士绅张謇、沈恩孚等相结纳，博得开明之称。武昌起义后，10月16日，程邀请张謇到苏筹商对策，张代他起草了《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会同热河都统溥颋、山东巡抚孙宝琦入奏。他们要求清廷“先将亲贵内阁解职，特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民更始”，也就是说让立宪派参预政权。随后，程一面加强戒备，防止境内发生变乱，一面通过其僚属也与革命党人搭上关系。上海一光复，江苏失去最大的商埠、海口和军火供应地，全境震动，苏州岌岌可危。这样，程才在本地绅商和在沪立宪派、革命党代表的劝说下决定反正。

11月4日晚，上海民军五十人抵苏，入枫泾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营内，号召官兵响应。5日清晨，新军、民军入城，占领各机关，沿街布岗。民军径赴抚署，要求程宣布独立，程表示：“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¹⁶⁷⁾于是，民军呈上江苏都督印，悬挂白旗，鸣炮庆祝。程德全还命令用竹竿将大堂上的檐瓦挑去几片，以示除旧布新。同日，江苏都督（或称苏军都督）府成立，推张謇为民政部部长、应德闳为财政部部长、伍廷芳为交涉部部长、郑言为执法部部长。稍后，又任命顾忠琛为参谋厅厅长、刘之洁为苏军统领。至11月21日，成立江苏省临时议会，召集原谘议局议员到苏州开会，仍以张謇为议长。张謇的主张深刻地影响着程德全和江苏都督府的活动。

苏州光复后，松江于11月6日成立军政分府，同盟会员钮永建任军政长。同日，同盟会员秦毓鎏联合当地商会组织光复军，占领无锡、金匮县衙，成立锡金军政分府，秦任总司令。常州也于是日光复，同盟会员何键任军政分府司令。吴淞光复军这时也分兵占领了崇明、江阴，并应张謇之请，11月8日渡江入南通，以謇胞兄张詧为军政分府总司令。

在苏常光复的同时，新军第九镇分别在镇江和江宁举行了起义。

第九镇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赵声、林之夏、柏文蔚等革命党人曾在该军中积极活动，留有深刻的影响。此时，镇司令部和第十七协驻江宁，第十八协驻镇江。统制徐绍桢（1861—1936），字固卿，广东番禺人，以幕僚起家，由文改武，1905年任统制后，还曾任苏淞镇总兵、江北提督，在军中颇有威信。武昌起义后，徐赴各营演说“忠君爱国”，但以顽固著称的两江总督张人骏丝毫不体谅他的苦心。张调江防会办张勋、缉私营统领王有宏等部旧军麕集江宁，却不发给新军弹药。旧军不断向新军挑衅，新军群情激愤，徐则委曲求全，于10月30日率军出防秣陵关。

这时，驻镇江的五营新军正在同盟会员林述庆领导下酝酿起义。林述庆（1881—1913）字颂亭，福建闽县人，出身农民家庭，当过兵勇，到江宁后曾随赵声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正任第三十六标一营管带。林去上海与同盟会机关接头后，又去南京，见高级军官们无心起义，便决定单独发难。同盟会员李竟成也奉上海机关之命回乡组织起义，二人便联合进行。他们很快得到了巡防营、沿江炮台和士绅们的同情。11月7日上午，新军各营集中于京岘山巡防队营房，下午四时，宣布起义，成立军政府，推林为镇江都督。新军编为镇军第一协，准备攻击城内旗营。当晚，士绅联名吁请京口驻防副都统载穆放弃抵抗，载穆同意在保全旗民生命的条件下缴械。于是镇江光复。镇军都督府以李竟成为军政部长，绅士杨邦彦为民政长，后又以陶骏保为镇军参谋总长。11月10日，从武汉退下的清军军舰十五艘在镇江江面起义，加入镇军序列。

7日晚，扬州发生孙天生领导的游民暴动，抢劫衙库、商铺，绅商派代表赴镇江请援，林述庆派徐宝山、李竟成率军前往。徐宝山（怀礼）是个盐枭，投诚清朝任新水师营管带，亦官亦匪。镇江起义前，徐向李竟成主动输诚，但要求让他事后开往扬州，并以盐款为军饷。9日，徐军抵扬，很快捕杀了孙天生，成立军政分府，徐为军政长。

7日、8日，江宁也连续发生起义。原来，第九镇出防，张人骏也没有发给弹药，士兵平均每人仅子弹三粒，而城外旧军对新军取包围态势，炮口都对准秣陵关方向。11月4日，满族军官两人怀枪求见徐绍桢，企图行刺，徐忍无可忍，才考虑起义，开会商定起义方略。6日，徐示意江宁布政使樊增祥、江宁商会会长仇继恒等面请张人骏宣布独立，被张拒绝。这时，沪苏光复的消息传来，官兵纷纷请战，负起义指挥责任的协统沈同午怕部下自行起义，便不顾上海方面的弹药还没运到，催徐提前于8日起义。

城内的革命党人联络了学生、士绅、旧军，准备响应。7日，湖北军政府侦察员苏良斌误闻新军当晚攻城，便发动了起义，率队进攻督署，卫队、巡防营响应，因无外援，很快失败，张勋在城内大肆搜捕。

8日黎明，第九镇在秣陵关誓师，分三路攻城。沈同午自率一支攻雨花台，傍晚，大队抵达，与清军对峙。至夜，各路均无进展，沈又命令各路集中攻雨花台，由第三十四标主攻。该标三营管带、同盟会员杨言昌率敢死队直薄敌垒，终因地势不利，未能得手。队官汉铭率部袒衣攀登东台，徒手夺取机关枪，也因后援不继，全部战死。拂晓前，士兵疲惫，弹药将尽，只好乘雾撤退。徐绍桢命令全军撤往镇江，但队伍已经溃乱，残存的官兵抵镇，被镇军收编。

苏北清江浦（清河县，今淮阴市）还有一支新军，番号为第十三混成协，属北洋系统。武昌起义后，坐镇清江的江北提督段祺瑞被调走，地面混乱。11月4日，原标掌旗官、同盟会员龚振鹏与队官赵云亭起义，率数十人入城攻道台衙门，不克。6日，新军大队攻城，士绅开城欢迎，不料新军入城后即大肆劫掠，龚、赵无法控制，起义变成了兵变。变兵很快被未附义的军队驱逐，士绅们推江北督练公所总参议蒋雁行出来主事。蒋雁行（1875—1941）字宾臣，直隶河间人，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1月12日，清江召开光复大会，宣布成立江北都督府，蒋任都督，署江北提督杨慕时为民政总长，第十三协统领魏宗瀚为军政长。

北洋军人掌权的江北地区，反革命事件迭出。11月17日，清朝山阳（今属淮安）知县姚荣泽杀害了回乡发动独立的学生周实、阮式。不久，学生陈兴之收容溃兵到清江请求收编，竟被蒋雁行杀害。由于当年大水歉收，江北民变蠭起，蒋等还将手下官兵都派往各属镇压。上海报纸还揭露：“江北都督有取消独立之议”，“已派人赴鲁与孙宝琦接商军事。”⁽¹⁶⁸⁾

11月14日成立的徐州军政分府，情况也与江北相仿，在籍道员段书云被推为民政长，原十三协统领徐占凤任军政长。后来张勋率军逃到徐州，他们便自动取消了“独立”。

苏、常、淮、扬等处光复后，江苏重镇，只有江宁还在清军盘踞下。城内外江防军、巡防营以及旗兵还有将近两万人，对江浙已光复的地区是严重的威胁。11月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分电程德全、汤寿潜，提议组织江浙各处联军，会攻南京，并推举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程、汤两督迅即复电赞同。13日，徐绍桢在镇江设立司令部，以陶骏保为参谋部长（后增顾忠琛，部长二人），史久光、于右任、范光启、伍崇仁等为顾问，孙毓筠为军事参议，陈懋修、吴忠信、马良（相伯）、郑赞丞等分任经理、执法、交通等部部长，并在上海设立总兵站。参战各军先集中镇江，先后加入联军战斗序列的有：镇军（支队司令官林述庆）三千人，浙军（支队长朱瑞）三千人，苏军（支队长刘之洁）三千人，淞军（司令黎天才）六百人，沪军先锋队（司令洪承典）六百人，此外还有松江、江阴等地的巡防营，总兵力万余人。徐绍桢在镇江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兵分四路：中路浙军，由紫金山南攻朝阳门；南路苏军，攻雨花台、聚宝门；北路淞军，攻沿江各小炮台；镇军由紫金山北攻天堡城、太平门。镇军还另派柏文蔚率镇军二支队和扬军从江北攻浦口，准备邀击逃窜的清军。19日起，各军陆续越过高资前哨。

11月24日，黎天才指挥淞军及浙军一营攻占乌龙山，乘胜前进，又于次日晨攻克幕府山，以重炮威胁城内敌军据点。25日，朱瑞率浙军主力及镇军一标、苏军巡防队越麒麟门西向，在马群与敌遭遇，歼敌千余，击毙清军悍将王有宏，进抵孝陵卫。26日，张勋率大队数千人反扑，浙、镇、苏军与敌来回争夺阵地，苦战自晨至夕，终迫张勋缩回城中，朝阳门外敌人全部肃清。同日，刘之洁指挥苏军扫清自淳化镇至上方门之敌，与浙军成犄角。27日，林述庆率镇军后续部队抵迈皋桥、尧化门、麒麟门一线，投入战斗。28日，联军决定对江宁城发动总攻。29日凌晨，浙军埋炸药爆破朝阳门不成，仰攻失败，苏军进攻雨花台也失利，于是决定先取城外制高点天堡城，然后俯攻南京。30日晚，镇军从紫金山北坡，浙军敢死队从南坡攻击天堡城，新到的沪军先锋队也投入战斗，经过一夜苦战，终于在12月1日黎明攻克了天堡城。是役，击毙清军统领成文均，全歼七百守敌，联军也伤亡惨重，镇军管带、同盟会员杨韵珂、浙军敢死队长、光复会员叶仰高阵亡。天堡城一失，南京城全部暴露在革命军炮口之下，无法据守。张勋等派入分别向联军总司令徐绍桢、镇江都督林述庆求和，徐、林允许清军投降，但拒绝了让张勋率所部转移他处的条件。当晚，张勋率部渡江北窜，张人骏、铁良逃走。12月2日，镇军与联军司令部由太平门，苏军由聚宝门，淞军由仪凤门进城，次日，浙军也由太平门入城。城内残余清军胡令宣、赵会鹏等部全部投降，张勋则在浦口受到镇军、扬军的截击，狼狈逃窜徐州。

南京光复是革命军的一次重大军事胜利，它使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所有，稳定了汉口、汉阳失守以后的战局。不仅如此，这次胜利还因这座古都的历史而带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南京曾经是朱元璋、洪秀全的都城，这就使主张“革命排满”的人们特别兴奋。联军入城后，将士们络绎不绝地到紫金山阳的明孝陵去祭奠，文人墨客们也竞相鼓吹。当时，各省都督代表正在汉口开会筹组中央政府，他们迅即将南京定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联军攻克南京形势图

联军入城后，林述庆自称江宁临时都督，遭到浙军和徐绍桢的反对，几乎发生火并。经宋教仁、范光启等调解，林取消了临时都督称号，并同时取消了镇江都督府，就任北伐军临淮总司令。程德全受各方面特别是张謇等的支持，从苏州移驻南京，并任命了新的江苏都督府官员，程自兼参谋总长，顾忠琛、钮永建、陶骏保为次长，政务厅长宋教仁，外务司长马相伯，内务司长张一麐，财政司长熊希龄，通埠司长沈缦云，军务司长陈懋修，参事会长范光启。不久，程辞职，庄蕴宽被推为都督。

四　广东

两广总督张鸣岐在镇压了“三二九”起义后，7月间又命水师提督李准、陆路提督秦炳直、广州清乡总办江孔殷等大举清乡，企图消灭屡次响应革命的绿林。清兵“四出骚扰，良民受累甚多，人心日形解体”⁽¹⁶⁹⁾，革命党人则“分赴各属，动以演说招人入党，谓之播种子”⁽¹⁷⁰⁾。广州城也因张的倒行逆施，弄得“商业萧条，金融停滞，较三月间扰乱情形尤甚”⁽¹⁷¹⁾。武昌起义后，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张鸣岐虽然强作镇静，筹谋纾策，遣将调兵，也丝毫不能挽回颓势。10月25日，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刚抵广州，就在街上被革命党人炸死，这件事使人们愈加相信清朝在广东的统治已经无法维持了。

同盟会光复广东的工作由在香港的南方支部主持。由于“三·二九”的损失，他们没有力量在广州直接发动起义，便将注意力放在发动各地绿林、会党上。胡汉民、朱执信、胡毅生等负责广州府方面，其他地方分为四军，东江为第一军，北江为第二军，西江为第三军，韩江为第四军，指定陈炯明、徐维扬、苏慎初、姚雨平分别负责。事实上，由于形势的急速发展，各地革命党人、绿林、学生、士兵没等建立指挥系统，便纷纷自行发动。

广州、惠州两府民军发动最为迅速。

广州方面：10月中，陆领等受朱执信之命，首先在顺德乐从墟起义，因势力孤单，被江孔殷战败。自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先后又有陆兰清等起义于南海、三水间，李福林等起义于番禺，周康等起义于顺德，谭义等起义于新会，何克夫等起义于花县，任鹤年等起义于香山，陆领也卷土重来，其他小股数不胜计。

惠州方面：10月下旬，陈炯明、邓铿等返惠起义，11月3日，各军齐集德水墟，5日，分四路进军府城，连败清军秦炳直部于马鞍墟、大石桥，8日入归善县城，9日，清军洪兆麟部起义，10日，秦炳直放下武器，民军入惠州府城（惠州、归善，府县两城相连，今为惠阳市）。与陈、邓起义同时，王和顺、石锦泉、谭瀛等也在归善、博罗、东莞、新安等地起义。

广、惠民军蠭起，对广州形成包围态势。11月初，民军前锋已达广州城郊，隐伏民间。

广州城里，少数同盟会和地方绅商则一直在运动张鸣岐实行和平独立。广州《平民报》主笔、同盟会员潘达微，邓慕韩希望能以“和平策略”光复广州，便说动江孔殷去劝张放弃武力镇压，改行怀柔政策，保境安民，张没有反对。10月25日，在江的策划下，邓华熙、梁鼎芬等绅士在文澜书院开会讨论独立问题。同时，张也奏请清廷罢免亲贵，改组内阁，并特赦党人汪精卫、陈景华。商界、学界不满绅士们摘的“独立”，29日在爱育堂集会，决议承认共和政体。下午，当各团体在文澜书院再次开会时，有人就在门口竖起了白旗，旗上大书“广东独立”，各商店则悬旗挂灯，鸣鞭炮庆祝。傍晚，又有两万多民众拥向督署，请张鸣岐宣布独立。独立，共和，人心所向！可是，张鸣岐晚间得到清军在武汉获胜的消息后就变了脸，命令龙济光派兵将旗灯扯去，巡街捕人，声言如敢反抗，格杀勿论。

当时，城内外驻有李准、龙济光等部四十余营巡防队，张鸣岐满以为可以凭此负隅顽抗。谁知，他请李准入城会商军务，李却因兵权被张削减，赖在虎门不来。不但如此，李还设法很快同香港同盟会机关挂上了钩，答应献出虎门反正，必要时用兵力制服张鸣岐。张派江孔殷抵御顺德方向的民军，江回来报告，说民军声势浩大，无法战胜，劝张早定大计，免蹈凤山覆辙。龙济光部亦告不稳，龙本人因李准的串通，向张表示没有可以反对民军的理由。军心一变，张鸣岐在广州就站不住脚了，他通过江孔殷向邓慕韩等表示愿意交出政权，邓等坚持“欲免广东糜烂，非将大权交与革命党人不可”⁽¹⁷²⁾，他也同意了。

11月8日，张鸣岐召集各界代表在谘议局讨论独立问题，胡铭盘代表张参加，决定次日独立。9日上午，各界代表再在谘议局开会，到会者数千人，推同盟会员陈景华为主席。决议：欢迎民党组织共和政府临时机关；宣布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各国；所有向日官吏，愿留为新政府服务者听，惟必须宣誓忠于中华民国；所有旗满人一律看待，等等。同时决定张鸣岐为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蒋尊簋为军事部长。陈景华等当即将印信送与张等，这时才发现张已于黎明前逃往沙面，龙亦不允就任。于是，又重新推举胡汉民为都督，胡到任前，以蒋尊簋为临时都督。

广州，这座中国资产阶级开始革命活动之日就想夺取的城市，终于摆脱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消息传出，万众欢庆。十二点钟，长堤水师公所首先高悬国旗、军旗，鸣炮志贺。各兵船、衙署、局所，一律同时升旗鸣炮。城内外各商店都挂起三色旗，有书“中华民国万岁”者，有书“民国军万岁”者。爆竹如雷，欢声雷动，人们纷纷剪去辫发。入夜，四城大开，一些兵船、商店还用电灯结成欢庆字样表示庆祝。“三二九”以后那种沉闷、紧张、萧条、破败的景象，顿时一扫而空。

10日，胡汉民自香港抵达广州，就任广东都督。胡任命蒋尊簋为军政部长，魏邦平副之；李煜堂为财政部长，廖仲恺副之；黎国廉为民政部长，伍藉槃副之；王宠惠为司法部长，汪祖泽副之；伍廷芳为外交部长，陈少白副之；梁如浩为交通部长；王宠祐为实业部长，利寅副之；丘仓海为教育部长。随后又以何启、韦玉为总顾问官，并由朱执信、李文范、李纪堂、廖仲恺、黄世仲、陈少白、陈融、刘古香、胡毅生、姚雨平、谢良牧等组成枢密处。17日，各界代表会又增选陈炯明为副都督、黄士龙为参都督。

军政府首先面临的困难是财政问题和军队问题，它们直接威胁着革命政权的生存。

张鸣岐等逃跑时席卷而去，官库极度匮乏，军队给养、政府开支均无来源。为此，军政府只好向商人借款，广州、香港商人均踊跃垫支。李煜堂即通过杨西岩、陈赓虞等借得港商款四十万。军政府还将库存官钱银局纸币一千二百万，加盖军政府财政部印发行，使商会同意通用。这样，初步度过了财政危机。

军队问题更为复杂。广州和平光复，城内外留下大批反正军队：新军、防营、绿营、旗营，这些军队，特别是龙济光、李准所部，军心并不稳，而民军也纷纷入城，号称十万，与反正各军矛盾很大。针对这种情况，胡汉民决定采取“先巩固新军，使其居中不动，作诸军之监视，而张民军之势，以压迫降军与防营”⁽¹⁷³⁾的策略。不久，李准即因怕民军寻衅报仇出走香港，胡即命胡毅生、李文范等成立全省军务处，管理旧军；随后，又将龙济光部调往钦廉剿匪，这样，军政府的心腹大患才消除了。

随后，民军也成了军政府棘手的问题。多数民军纪律松懈，将领桀骜不驯，社会上甚为不满，但他们有功革命，一些将领更是革命“元老”，不能简单处置。胡汉民先后任命刘永福、黄世仲为民团总长，进行整顿和编练，以维持军风纪，统一军令，都收效甚微。为了严肃军令，胡撤了兰字营镇统陆兰清的职，枪决了石字营统领石锦泉，才使不法分子稍为收敛。后来陈炯明当都督，采用强制办法，整编、遣散、消灭，才将民军问题解决了。

军政府还赶走了政府内的反动分子黄士龙。黄原任新军标统，在高州听说省城光复，便赶回来谋取高位。他不满足于当参都督，竭力挑拨胡、陈关系，企图去陈制胡，没有生效，接着又提出都督分治、统一军队，阴谋掌握军权，又被胡、陈挫败。最后，黄利用防营和民军的矛盾，劝龙济光率军叛乱，被龙拒绝了。黄见自己真面目已经暴露，而军政府又日趋稳定，只好逃走，不久，就投靠了袁世凯。

解决内部困难稍有眉目，军政府就组织了广东北伐军，北上扫荡清军。北伐军全军八千人，以姚雨平为总司令，马锦春为副司令，自12月8日起，分批开往上海，转赴前敌。随军前去的有华侨炸弹队、学生地雷队和女子北伐队。这支军队后来在津浦路前线与清军张勋部进行过英勇的战斗。

广东其他地方则在广州独立后不久全部光复。潮汕地区，张醁村、梁金鳌、孙丹崖等率民军于11月10日光复汕头，12日光复潮州，诛清知府陈兆棠。嘉应（梅州）地区，同盟会员温翀远等率民军于12日入城光复。肇庆地区，同盟会员曾传范运动驻肇清军管带隆世储宣布独立。高雷地区，同盟会员林云陔等率民军起义，苏慎初率新军反正。钦廉地区，黄明堂率民军起义。韶关地区，当地学堂师生和绅士出面运动独立。海南地方，清琼崖道范云梯随大势宣布独立。

12月21日，孙中山归国过香港，胡汉民率陈炯明、廖仲恺等大批同盟会骨干赴港请示方略。孙中山要胡随同去沪组织民国政府，胡当即辞去都督职务，命令陈炯明代理都督，陈遂回省就职。12月24日，广东临时议会在广州成立。议会推举汪精卫为广东都督，汪坚辞，所以仍由陈担任。

出席广东临时议会的，有同盟会员庄汉翘等十名女代议士。妇女出任议员是民主共和政体带来的福音，这在中国和远东都是创举。

五　福建

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福建革命党人立志复仇。1911年6月，同盟会福建分会在福州开会，决定加紧活动。为加强同内地党人的联系，林斯琛奉派前往上海和长江各埠联络。史家麟、潘祖彝等在上海参加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发起。在福州，分会会长郑祖荫则以省谘议局常驻议员的身份出现，通过公开团体桥南公益社在社会上联络各界，暗中扩展同盟会组织。武昌起义后，官府十分惊慌，社会秩序混乱，同盟会分会便趁机全力以赴地筹备起义。他们在学界、商界都有良好的基础，掌握有民团、体育会，但与军界关系有限。这时，分会成员彭寿松从武汉归来，立即发起组织福建军警同盟会，吸收新旧军官兵和警察参加革命。福建因过去由湘军驻守的关系，湖南人在军警界势力很大，彭是湘军将领之后，曾任省城保甲局总办，便利用这种身份广为招徕，使军警同盟会迅即发展到近万人。新建陆军第十镇是驻闽清军的精锐，闽浙总督松寿却不信任新军，将新军弹药收存于旗界，革命党人便设法争取新军将领。10月30日，第二十协统领许崇智至桥南公益社宣誓加入同盟会。11月5日，该镇统制孙道仁也由彭寿松主持加盟。争取到新军官兵之后，起义的条件成熟了。

11月4日，上海等地光复的消息传到福州，城里商店停业，居民走避。福州将军朴寿一面派旗兵分防，一面也偷运家财，预备逃跑。5日，同盟会在城外白泉庵召集军事会议，成立由郑祖荫等组成的总机关部，以桥南社为发号施令的总机关。同日，郑祖荫、林斯琛代表同盟会与新军将领许崇智、林肇民等在台江舟上会晤，秘商起义军事方略，议定在花巷设立国民军司令部，以许为前敌指挥官，节制所有新军，起义时，先占领于山，放火为号，先烧都统、将军二署，后烧旗下街，留东门不攻，给旗兵一条生路。起义日期，定在11月12日。6日，彭寿松又往台江会见孙道仁，孙决心全军反正。

7日下午，谘议局开会，经副议长刘崇佑提议，一致决议：所有福建之政务，此后由新政府施行。8日，谘议局照会松寿，要他交出权力，并缴出旗兵的枪械弹药。由于敌人的实力并未全部瓦解，这种和平接管的愿望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松寿顽固地反对交权，命令所部整顿备战，预定次日直扑桥南社，消灭革命力量的首脑，并组织杀汉队，妄图施行种族屠杀。面对这种情况，同盟会总机关和起义军司令部紧急决定于当晚起义，以武力消灭顽抗的敌人。

当天，武备学堂和福州各校学生齐集桥南社，分编为炸弹队、洋枪队，炸弹队入城随军攻守，洋枪队占领和守卫城内外重要单位。9日零时，新军出动，迅即占领于山，在其北面山腹布防，装置大炮。彭寿松率炸弹队攀登而上，与新军会合。旗兵以法政学堂为中心点，据民房作战，并派人四处放火，以阻止革命军的进攻。新军和炸弹队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前进，旗兵不支退却，死伤数百人。革命军树大旗招降，旗兵纷纷逃亡。松寿闻败，吞金自杀。晚，朴寿写降书请求停战。10日黎明，旗营挂起白旗，革命军正准备受降，不意突出数百旗兵，直扑于山，劫夺大炮，双方短兵相接，拼死搏斗，许崇智等将领也亲上火线，终将敌人杀退。朴寿头天晚上求降后即行逃跑，被炸弹队活捉，拘押在司令部，这时，他乘清军反扑逃出，被抓回即行正法。松寿、朴寿死后，旗兵零散的反抗迅速被消灭；大批旗兵投降，受到革命军的优待。

11月11日，同盟总机关由桥南移入城内。郑祖荫等率新军、学生军和同盟会员列队前往旧督署，沿途受到居民的夹道欢迎，各商店悬旗庆祝，爆竹争鸣。改督署为福建都督府，由同盟会分会推举职员，孙道仁为都督，同盟会员彭寿松、郑祖荫、林斯琛、黄光弼、李恢、刘通等十人为参事员，协同都督掌握政权。同日，选定彭寿松为参事会会长，并决定各部正副部长十人人选。至12月8日，又决定将参事会改为政务院，任命彭寿松为政务院总长，林斯琛、郑祖荫为副长，高登鲤（原谘议局议长）、陈能光、陈之麟（华侨）、林之夏、郑烈、黄展云、黄乃裳、翁浩分任各部部长，林森、萧奇斌、林长民、蔡良垣、潘祖彝等分任次长。此外，还保留了省谘议局，作为都督府的咨询机关。福建都督府虽吸收了立宪派人物参加，但实权牢牢掌握在同盟会手中。

福建都督府宣布自身只是一个过渡性政权，“施政方针，一切均以蕲至共和为旨”⁽¹⁷⁴⁾。它强调“共和政体之精神，首在三权之分立”⁽¹⁷⁵⁾，为不使“政府骄横渐成无对之尊”⁽¹⁷⁶⁾，它积极筹设省议会，并决定改正清朝的审判制度。孙道仁还下令豁免厘金及1910年以前旧欠钱粮，改良租税，以利民生。外交部长陈能光致书本省和外洋各商会，要求他们支持新政权，他谴责了清朝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表示“他日‘国际条约’终有修改之一日”⁽¹⁷⁷⁾，鼓励商人、侨胞为此努力。新军整顿以后，以许崇智为闽军北伐总司令，于12月率杜持一协北上。这支军队后由杜持率领赴山东烟台，在那里和清军作战。

福州起义前后，福建各地革命党人和民众也在积极准备夺取当地政权。都督府成立后，命令各地原有地方官和民众团体、自治所一同维护地方治安，等待省方派官员接管。这样，福建大部分地区，如兴化（治莆田）、福宁（治霞浦）、延平（治南平）、建宁（治建瓯）、邵武、泉州（治晋江）、漳州（治龙溪）各府，都是在革命党人、民众或官吏宣布、承认光复后兵不血刃地接管的，只有厦门、汀州（治长汀）两府由革命党人起来夺取了政权，而经过比较激烈战斗的仅仅汀州一府。

厦门地方革命党人力量较强，同盟会员张海珊、光复会员王振邦在此积极准备光复。11月8日，清厦门道庆蕃逃走，10日，福州光复，王振邦等见形势已成，去找厦门自治会会长陈子挺商量光复问题，陈不赞成武装起义，同盟会骨干乃自行决定于15日起事。到15日，他们召集了群众大会，宣讲革命宗旨，然后率领数千群众列队向道台衙门进发，吏胥奔逃一空。次日，厦门军政分府成立，张海珊被推为统制。厦门革命党人因籍贯不同而分成福州、厦门两派，张属于人数较少的福州派，不久即遭到王振邦为首的厦门派的攻击，发生内讧。省方派参事员宋渊源安抚闽南，出面调解，由省中派出道尹、司令驻厦，另设参事会，聘请当地革命党人和绅士参与政务。

汀州府与省会相隔虽远，但在广东影响下，早有革命党人在活动。11月19日夜，上杭在同盟会员涂演凡（广东大埔人）等的促进下宣布独立。次日，游勇樊彪部侵扰上杭，为保卫治安，涂等向大埔革命军请援。大埔已于13日由革命党人光复，组成军队向汀州发展，18日光复永定。24日，大埔民军司令李宗尧派童国珍率部抵上杭，成立军政府，以童国珍为军政长，收缴了清军枪械。同日，会党温开元也率所部民军入城，与童部冲突，26日，李宗尧到杭，当晚消灭了温部。但是，知县龚开富以孙道仁有令保守地方，拒不交印，绅士们也与军政府离心离德，加以军政府禁烟禁赌，地痞流氓也蠢蠢欲动，革命政权并不稳固。27日，府城长汀的同盟会员约集当地清军宣布独立，被守旧派阻挠，也请李宗尧派军前往。30日，民军到达，成立军政府，以教员刘家驹为民政长。军政府要清军移交军政权并缴出枪械，清军拒绝，恰好樊彪率部窜汀，二者便勾结谋叛。12月4日，民军仓促应战，激战四昼夜，不支突围，李宗尧出走，刘家驹等三十余人被害。长汀失败后，上杭反动势力愈加嚣张，12月18日，龚时富勾结民团、地痞流氓袭击民军，杀害了童国珍等四十余人，上杭革命势力失败。1912年1月，孙道仁始派军赴汀州接管政权，但是汀州的反动势力并未受到应有惩处。

福建都督府成立后，军警同盟会与同盟会福建分会于11月21日合并，郑祖荫将分会会长职让于彭寿松。彭一手掌握党政大权，日渐骄横跋扈。他只依靠原军警同盟会的一帮人，对清朝官僚马绛生尤其言听计从。很快，就因权力问题与孙道仁、许崇智发生矛盾，彭没有军队，便组织卫队两营，由其子统领。其侄彭荫祥要挟都督府授予延建邵道尹职务，下属三府均由亲信担任，割据一方。同盟会元老郑祖荫、林斯琛、刘通等也被彭疏远，虚居其位。原来军警同盟会的人，成分复杂，不守法令，在社会上为非作歹，弄得民怨沸腾。为了制止舆论的反对，彭指使其部下刺杀了同盟会员蒋筠、黄家宸，封闭报馆，逮捕主笔苏眇公。这样，社会上的反对更加强烈，守旧分子在背后推波助澜，一些力图维护革命政权和同盟会威信的人，也为之束手。

彭寿松在福建起义中立有大功，后来牺牲在反袁斗争中，但是他个人权势欲很大，更不懂得怎样职掌政权。他的胡作非为，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动摇了革命政权的基础，使得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有借口插入福建。

第七节　北方各省响应

一　陕西

陕西，是北方地区最先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一个省。

早在1907年，同盟会员井勿幕等从日本留学回国，就在西安展开革命活动。他们联络的对象就是新军和会党。陕西的会党有很大的势力，主要有哥老会和“刀客”两种。特别是哥老会，在新军中势力很大，在各标营中建立了和军队编制相适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舵”，营有“营舵”，队有“队舵”，这些“舵把子”分别联系和掌握所属的“哥弟”。1910年夏天，同盟会员井勿幕、钱鼎、朱彝铭、常仲昭、张钫等人，同哥老会头目张云山、刘世杰、万炳南、陈殿卿等人，在西安城南大雁塔举行歃血的仪式，结成“三十六弟兄”，奉行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陕西后，在西安的同盟会和会党领导人钱鼎、张钫、张云山、万炳南等于10月17日秘密集公，相约在10月29日举事响应。西安将军文瑞和护理巡抚钱能训，惊恐万状，调巡防营进城防守，大事搜捕，并决定在10月23日将革命力量最强的新军第二标第三队和第一标第二队调离西安，以分散革命力量。革命党人钱鼎得到这个消息，以事机紧迫，于10月22日上午九时在西关林家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天发动起义，推举张凤翙担任指挥，钱鼎为参赞。张凤翙字翔初，陕西咸宁人，留日士官出身，曾参加同盟会。在这以前他并未参加革命活动，因为他是新军协司令部参谋兼代二标一营管带，地位较高，有威信，遂受到大家推举。张凤翙慨然应允，“并谓既已举事，当先发制人，不宜缓至天晚也”⁽¹⁷⁸⁾。于是，起义便在上午十一点发动。因为发动仓卒，事先没有来得及拟定完整的军事进攻计划，也来不及通知外县。除了同盟会人数较多的炮队等是整队入城外，其他都是三三两两分散进城的。进城后合力进攻军装局，夺取了枪支弹药后，就分头占领了各个衙门机关。抚署卫队闻警即作鸟兽散，全城文武官吏纷纷逃命。文瑞逃进了西安城中的满城，钱能训和其他官吏都逃到老百姓家里躲藏起来。钱能训后来被拿获，升允在混乱中出城，逃往甘肃。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除满城以外的西安全城。第二天黎明，就全力猛攻满城。文瑞率领旗兵拼死抵抗，到下午三时城破，文瑞投井自杀。

攻占西安后，急须出安民布告，但首领的名义还未确定。革命党人听说湖北起义军有“复汉军”之称，大家就仿其意，定首领名称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并推举张凤翙担任。这时，同盟会会员、原陕西谘议局副议长郭希仁已写好了一张布告，全文是：“各省皆变，驱逐满人，上征天意，下顺民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特此晓谕，其各放心。”⁽¹⁷⁹⁾这张布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陕西起义军的思想。

西安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陕。各州县革命党人、会党群众纷纷起义响应。

10月23日，临潼哥老会首领焦林、黄生荣率领会党占领县署，宣布光复。24日，同盟会员胡定伯在耀县药王山起义，响应西安。哥老会首领向紫平光复富平。25日，三原、商州光复。次日，王士骥率陆军学生赴咸阳，联合当地民团，光复咸阳。接着，凤翔、黄陵、华州、同官、雒南、宝鸡、洛川、邠县、兴安等地都相继光复。

西安起义时，新军的建制已完全打乱。一些同盟会会员，虽然在新军中担任中下级军官，但都不能起指挥作用。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舵把子”，把自己一帮哥弟抓在手里，加上其他愿意参加的人，各自形成了人数不等的部队。哥老会大头目一转瞬间都成了拥有实力的人物。全西安已成为哥老会的天下，他们也自认为军政府的最高权力应归他们，因此纷纷争当大官。大头目万炳南、张云山、马玉贵、刘世杰各树一帜，各自占据一个衙门作为山头，发号施令。当议定各人官位名号时，意见横生，互不相让。同盟会员陈同还当了哥老会大头目万炳南的谋士，煽动争权。各头目之间感情几致破裂。后经郭希仁调解，讲述“中外大势及古今英雄起事成败之由，及近世洪杨之失”⁽¹⁸⁰⁾，才消除分歧。结果除大统领外，又设了两个副大统领，六个都督，都是哥老会的头目⁽¹⁸¹⁾。副大统领钱鼎是同盟会兼哥老会，字定三，陕西白河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1909年回陕，在新军中曾任督队官，是有革命胆识、顾全大局、热情能干的领导人，可惜在一次率队东征时，在渭南意外地被土匪杀害。

正当起义者还在为建立新政权而争吵的时候，清军分为东西两路发动进攻了。袁世凯命赵倜率河南清军数营从东面进攻，11月4日，就占领了潼关。同盟会员张钫奉命前往抵抗，沿途收集各县团防，冒着大风雪与清军激战，在刀客严纪鹏等部的配合下，夺回潼关。潼关三得三失，战斗十分激烈。张凤翙、吴华堂等都亲率援军前来支援。当时更大的战斗发生在西路。清廷起用升允为陕西巡抚，升允督率甘肃清军数十营，11月20日长驱入陕。一时醴泉失守，咸阳告急。陕西境内土匪蠭起扰乱，所有电线杆都被毁坏，与外界消息隔绝，起义军孤军奋战。新建立的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在此危急关头，许多哥老会头目挺身而出，与革命党人团结战斗。张云山慨然承担抗击长、武、乾、醴方面的升允所部清军，于28日指挥三营军队进驻乾州，再由邠州至长武，连战告捷。升允暂时退出陕境。万炳南自请承担防截凤翔方面的敌军，率兵三营至凤翔，分兵防堵陇州、宝鸡一带敌军，屡战不利，退守凤翔待援。战事一直进行到南北议和达成才停止。哥老会哥弟们虽然在与清军拚死搏斗中，表现很英勇，但是，这个主要由失业破产的劳动人民组成的集团，由于缺乏明确的革命思想和严格的纪律，又沾有一些坏的习气，在事变过程中对人民也造成一定的危害。他们所夺得的政权，后来很快被旧势力所篡夺。

二　山西

陕西光复后八天，10月29日山西也宣告独立，成立革命军政府，脱离清廷。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山西留日学生有一百多人加入同盟会，组成山西支部。王用宾、景定成等人先后创办《晋话报》、《晋阳公报》，进行革命宣传，影响颇大。山西人民的革命意志日渐昂扬，参加同盟会的人越来越多，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在山西编练新军时，同盟会派了不少会员投入新军，因而新军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武昌起义成功，湖南、陕西同日响应。山西巡抚陆钟琦害怕波及山西，极为惊慌。他一面抽调旧军巡防营进驻太原，警卫抚署；一面又千方百计地企图把驻扎在太原的新军调走。太原新军是新成立不久的第四十三混成协，共四千余人，协统是谭振德，下辖步兵两个标。八十六标驻在城内，标统阎锡山是同盟会会员。八十五标驻在城外，标统黄国梁不是同盟会会员，但是该标的同盟会员数量较多。陆钟琦以防止陕西革命军入晋为借口，调八十五标去扼守河东。黄国梁率领一、二两营不带弹药已经出发。同盟会会员人数最多的第三营，以没有弹药为理由，不肯出发。陆钟琦不得已发给了一部分弹药。三营管带姚以价虽非同盟会会员，但有革命思想，领到弹药后的当晚，就和同盟会会员杨彭龄、张煌、苗文华、于凤山、刘得魁等人密议，决定第二天黎明起义，并推姚以价为总司令。起义军分兵三支，埋伏于南门外，拂晓夺门而入，一支由姚以价率领进攻巡抚衙门，一支由苗文华率领进攻满城，一支由崔正春率领进攻军装局。同时，城内陆军小学堂学生及八十六标的部分官兵也起而响应。起义军很快地攻占巡抚衙门，陆钟琦、谭振德等被当场击毙。新军炮营把大炮架在城墙上，向满城轰击，只发几炮，旗兵便竖起白旗投降，太原就告光复。

当天，起义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推举都督。原谘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梁善济主持会议，开始公推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为都督，姚力辞不就，遂改推阎锡山为都督，陆军小学堂监督温寿泉（同盟会员）为副都督，谘议局副议长杜上化为总参议。设军政府于谘议局。当天出示安民，发布起义宣言和讨满檄文，均用中华民国黄帝纪元年号。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号龙池，山西五台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并介绍赵戴文、康佩珩、赵成三、徐翰文等加盟。回国后，历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八十六标标统等军职。武昌起义后，他曾与赵戴文、张瑜、乔煦等密谋响应。张、乔都是同盟会员，分别担任八十六标一、三营管带。但是，阎一直没有下决心发动，及至姚以价率领起义军攻入城内，他才命令所辖各营以保护为名，分别开向抚署、藩库及军装局，并派兵防堵驻城内的巡防营。他出任都督得到新军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地位一直比较稳固。

姚以价由于发动起义有功，被派为陆军总司令，率兵三营进驻娘子关，以防清军进攻。

清廷得到陆钟琦被杀的报告，就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吴是同盟会员，当时他曾企图联络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率部夹攻北京。清廷已有所闻，派吴出任山西巡抚，企图以此笼络吴。吴禄贞在11月5日密约阎锡山、温寿泉和姚以价等在娘子关会晤，议决成立燕晋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任副都督兼副司令。但11月7日晚，吴禄贞在石家庄被袁世凯派人刺杀，燕晋联军的计划也就没有实现。

清廷又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派北洋军第三镇一协、巡防营两营进攻山西。姚以价率军抵抗，在乏驴岭一带节节败退。娘子关失守的消息传到太原后，谘议局议长梁善济邀集立宪派士绅集会，准备欢迎张锡銮，阎锡山被迫于12月13日急忙离开太原，撤往晋北。接着，温寿泉与景定成、王用宾等革命党人一起也撤往河东，并请求陕西革命军支援。陕西革命党人派陈树藩部渡河入晋，攻占运城，遂即成立了以温寿泉为首的河东军政分府，张士秀为民政长。

太原起义后，雁北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同盟会员续桐溪（西峰）、弓富魁等在五台县东冶镇起义，组成“忻、代、宁公团”，续桐溪担任团长，所部三千人，声言出平型关，以奇兵攻北京，连克繁峙、应州、怀仁，所过之处，势如破竹，于12月5日抵大同。在此之前，大同已于11月30日光复。同盟会员李德懋、刘幹臣等早在1907年就在大同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10年正式成立了支部。太原起义后，大同附近各州县农民纷纷揭竿而起，驻扎大同的清军总兵王得胜派兵四出镇压。革命党人刘幹臣、宋世杰、李国华等趁城内空虚之际，于11月30日夜晚发动起义，一举占领全城，王得胜逃跑，城内清军步一旗在大势所趋之下，全部加入起义军。翌日，成立大同军政府，推举李德懋为都督，李国华、刘幹臣为副都督，宋世杰为虎贲将军，统领全军。军政府成立后，即编练民军，准备防御清军反攻，同时派人向忻代宁公团和太原请求援助。以后不久，袁世凯派郭殿邦指挥毅军和淮军各一部围攻大同，大同军民在续桐溪的指挥下坚守四十余日，最后与清军议和撤出。

阎锡山从太原撤出后，经忻州北上，集合朔方诸军共计八千人由府谷渡河，穿过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于1912年1月13日到达包头。前此，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塞北后，驻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的巡防营由管带周维藩率领起事。其中曹富章等几个头目率兵二百余撤至包头，包头的同盟会员李士修等便与之联系，想依靠这支队伍宣布包头独立，响应武昌起义，结果遭到官吏的镇压而失败。阎锡山进驻包头后，便以“秦、晋、蜀北伐先锋队司令官”的名义布告安民，并分别任命蒙古族同盟会员云亨、经权、安祥三人为绥远将军、归化城都统、归绥道尹。一星期后，阎军东进，于21日进入萨拉齐。原计划进攻归化城，因南北议和，即南返太原。

南北议和时，袁世凯借口山西兵变，拒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经山西革命党人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力争，孙中山当即电袁：如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和议破裂，在所不惜。袁被迫复电承认。不久，北洋军从山西撤退，阎锡山返回太原，继续当都督。温寿泉因阎回省，遂宣布取消河东军政分府。从此山西全省统一。

三　直隶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清廷统治的心脏直隶，曾出现对革命十分有利的形势。

山西起义后，清廷赶忙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兵前去镇压。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人，清末中国留日第一期士官生。1902年回国后被派创练新军，先后担任武昌武普通中学堂教习、北京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东三省军事参议、吉林延吉边务督办等职。1910年出任陆军第六镇统制，驻扎保定。他曾秘密参加同盟会，暗中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李纯）被调往湖北，他请求随军南下，拟在前方倒戈，但为陆军大臣荫昌所拒绝，未能成行。10月29日，驻扎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通电，强烈要求清廷立宪。吴禄贞和张绍曾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清廷遂派他前往“宣慰”，表面依重，实则企图把他调离第六镇。他趁机赴滦州与张绍曾密谋，准备以武力推翻清廷。正在这时，清廷又命令他指挥第六镇第十二协由石家庄进攻山西革命军。他急忙赶赴石家庄，亲自至娘子关与山西都督阎锡山会晤，一面筹划组织燕晋联军，与滦州驻军一起，直捣北京，一面令十二协停战，以山西革命军接受招抚谎报清廷。11月2日，吴禄贞断然截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并电奏清廷，要求汉口停战。清廷不敢贸然撤换他，唯恐把他逼上梁山，乃假言传旨嘉奖，并任命他署理山西巡抚。这时，袁世凯、冯国璋虽然握有重兵，但尚在鄂北、豫南一带，忙于与武昌革命军作战，京津并无重兵防守，如果当时吴禄贞、张绍曾与山西革命军协力行动，夹击北京，清廷就会顷刻瓦解。

但是，吴禄贞志大气豪却疏于警惕，当他得悉袁世凯派周符麟到石家庄谋杀他时，仍不加戒备。周符麟原为第十二协协统，被吴禄贞撤职，因而怀恨在心。11月7日凌晨，吴禄贞在火车站司令部开会，被周符麟收买的马步周率军官多人突然撞入，他见势不妙，企图夺门而出，为凶手击倒，头亦被割去，其参谋官张世膺和副官周维桢同时遇难。周符麟官复原职，第六镇又置于袁世凯的控制之下。张绍曾虽然倾向革命，却缺乏斗争性，满足于向清廷提出要求君主立宪，对发动起义犹豫不决。吴禄贞被刺后，他便消极起来，直到被清廷撤职了事。这样就丧失了在近畿起义的大好时机。接着，清廷任命原四十协协统潘矩楹接任二十镇统制，潘是袁世凯的爪牙。他奉命把二十镇分别调往奉天、锦州、沟帮子、葫芦岛等地驻防，仅留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所部一二三营驻滦州，借以分散军中的革命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党人仍坚持发动起义，以配合南方的斗争。他们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推汪精卫、李煜瀛为正副部长，下辖军事、文书、财政、司法、外交、实行各部。彭家珍为军事部长，不久吕超继任，彭即以暗杀为己任。由于汪精卫从刑部狱中被放出来后，便与袁世凯勾结在一起，因此，一些不愿与汪精卫共事的北方各革命团体，如共和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方共和团、共和革命党、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则与同盟会员胡鄂公、白逾桓、白毓昆等联合起来，在天津成立了北方革命协会，推胡鄂公为会长，该会“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宗旨⁽¹⁸²⁾。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与北方革命协会虽然有矛盾，但基本上还是合作的。从1911年11月至1912年1月，革命党屡起屡仆，多次发动起义。

11月下旬，革命党人张雨岭、南琴轩在张家口组织总司令部，准备起义，因从天津运送军火时被查获，李飞仙、秦宗周等七人牺牲，起义夭折。

12月18日，为牵制北洋军进攻山西，革命党人在任丘发动起义。起义军大都是保定各学堂的学生和任丘、雄县一带的农民，共五百余人。他们一度攻占任丘县城。直隶总督陈夔龙派清军两营前往镇压，起义军被迫转移到雄县，清军围攻雄县，城陷，靳广隆等百余人遇难。

在革命党人白毓昆、孙谏声及凌钺等人的积极策动之下，驻滦州的七十九标官兵于1912年1月2日宣布起义，成立滦州军政府，推举第二营管带王金铭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第三营管带张建功为副都督，第一营管带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孙谏声为军政部长，滦州知州朱佑保为民政部长，凌钺为外交兼司法部长，陈涛为前敌总指挥，张良坤为秘书长。军政府成立后，布告安民，“远近闻之，莫不鼓舞雀跃，咸庆重见天日”⁽¹⁸³⁾。次日，召开全军誓师大会，按原计划，当晚十时向天津进军。临开拔时，三营管带张建功突然叛变，围攻军政府。起义军被迫退至火车站，乘火车出发，行至雷庄与王怀庆所部巡防营及曹锟所部第三镇猝遇，发生激战。起义军英勇抵抗，苦战一昼夜，弹尽援绝，死伤惨重，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白毓昆等均遇难。白毓昆被捕后，临刑犹唱绝命诗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悠悠我心忧，苍天不见怜。希望后起者，同志气相连。此身虽死了，千古美名传。”⁽¹⁸⁴⁾

滦州起义失败不久，革命党人蔡德辰等在通州张家湾组织司令部，联络学生和退伍毅军三百多人，组成敢死队，拟从通州进攻北京。未及发动，1月15日便被袁世凯破坏。蔡德辰、王丕承、杨兆林、王治增、雷竹村、张雅堂、王斌等七人被捕。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还组织了刺杀袁世凯的活动。在通州革命机关被破坏的第二天，革命党人黄之萌、张先培、钱铁如、吴若龙、杨禹昌、罗明典、郑毓秀等十多人在北京行刺袁世凯。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入宫议事后乘马车出东华门，当他走到王府井丁字街时，革命党人从三义茶叶店扔下炸弹，炸死炸伤袁世凯的卫队长等十余人，袁世凯仓皇逃脱。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等不幸被捕。

先是，袁世凯逮捕通州革命党人蔡德辰之后，立即电询已南下参加议和的汪精卫。16日，袁接汪复电，称：“北方同志，在此议和时，所有一切行动，咸已停止，通州机关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¹⁸⁵⁾袁便以此电为据，诬蔑革命党人为“土匪”，于17日下令斩决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等三人于北京，斩决蔡德辰等七人于通州。于临刑时，黄之萌正气凛然，慷慨陈词，当众揭破袁世凯的窃国阴谋。

由于起义不断失败，革命党人李煜瀛、白逾桓、胡鄂公等五十余人于1月27日在天津开紧急会议，决定重新部署力量，成立北方革命军司令部，统一领导各地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并决定29日在天津发动起义，计划攻占督署，一举光复天津。29日夜，革命党人集合各地志士数百人，在白逾桓、胡鄂公的指挥下，分兵九路猛攻督署和金钢桥等要地，与敌人激战一夜，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少甫、韩佑治等十余人战死。

以后，革命党人曾酝酿再度起义，由于南北议和告成，未能发难。

四　山东、河南

辛亥革命前，山东革命党人曾以创办学堂等方式，开展革命活动。但是一直没有掌握武装。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在济南的革命党人丁惟汾、谢鸿焘等亦积极策划响应。他们和一些立宪派议员及学生代表等连日在谘议局集会，议论响应办法。在11月7日的会上，各界代表发言甚为踊跃，议论颇激烈。发言的大意是：“山东当时所处的境况非常险恶，必须急谋应付之策，这是谘议局的责任，而现在的谘议局，非但不能造福地方，而且勾结官府，是最大的障碍。”接着，遂宣布该局种种腐败恶劣罪状。群情更加激昂，齐声高呼：“非根本推翻不可！”⁽¹⁸⁶⁾于是全场一致通过。

推翻谘议局的消息，立即轰动全城。各界代表认为必须另有组织，以代替谘议局。于是，山东省各界联合会便成立起来。但是，联合会在一些立宪派士绅和官僚的控制之下，迟迟不肯宣布山东独立，而仅仅要求山东巡抚孙宝琦答应不出兵帮助清政府、不许抵押借外债而已。因此引起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他们遂策动第五镇一些下级军官逼迫联合会和孙宝琦宣布独立。

在军民要求独立的压力下，联合会于11月13日召开大会，讨论山东独立问题。巡抚孙宝琦和第五镇的一些军官都参加了大会。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到晚上九点，目的就是要逼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宝琦世代都是清朝的大官僚，与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都有儿女姻亲。这样的人当然是不会赞成革命的。但是，在当时群情沸腾的情况下，他只好勉强表示：大家既然都认为独立好，我也不坚持。于是联合会就推他为都督，第五镇统制贾宾卿为副都督。孙宝琦被迫当都督不到半个月，急得须发皆白。他一面电奏清廷说：“仰恳天恩俯念事出非常，准其便宜行事，不为遥制，俾免另生变端。”一面积极与袁世凯勾结，策划对主张独立的人进行镇压。这时袁世凯已到北京组阁，立即派其爪牙张广建、吴炳湘赴济南，策动取消山东独立，以稳定北方的局势。北洋第五镇的协统、标统如吴鼎元、张树元等，都是袁世凯的旧部，就立即公开转向反动，他们首先联名写信给孙宝琦和联合会，要求取消独立；后来就架起大炮示威。于是，孙宝琦于11月24日又宣布取消独立，同时把巡抚印信交布政使胡建枢，一面电请清廷罢黜治罪，一面称病避入医院。张广建、吴炳湘、聂宪藩等分任军政要职，掌握了山东的大权，就大事逮捕革命党人。

济南取消独立后，革命党人纷纷转移到登州黄县、烟台各地发动起义。同盟会会员杜潜、张雨臣、王耀东等在烟台领导起义，先用枪劫持清军统领董保泰，迫令防军全营缴械。兵备道徐世光逃走。起义者就在道尹公署召开大会。舞凤舰舰长王传炯能说会道，假充革命，就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实际上他与孙宝琦等暗通声气，他大权在握，就对革命党人发动围攻。

1912年1月14日，同盟会会员徐镜心等联络关东绿林军千人在登州（蓬莱）登陆，占领全城，推连成基为山东都督兼总司令。连成基率领部队攻克黄县、潍县、即墨，后又为清军打败。

山东党人向南京临时政府请求支援。孙中山派海筹、海容等军舰开赴登州，又派刘基炎率沪军一部、杜持率闽军一部增援，同时委任胡瑛为山东都督。山东形势有所好转。但是到南北议和，山东大部分地区仍被反动势力所控制。停战后，袁世凯派周自齐为都督，又用收买、解散等手段，使革命部队全部瓦解。

河南省地处要冲。武昌起义后，河南革命党人便立即筹划响应。辛亥前三年，东京同盟会总部派杜潜等到开封成立革命机关，扩大组织。开封优级师范与高等学堂学监刘纯仁等教育界人士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骨干分子。1910年成立同盟会支部后，刘纯仁代理支部长，乃更加积极地联络绿林武装、仁义会、新军下级军官及青年学生，灌输排满革命思想。因此革命势力迅速扩大。至次年春天，就议定分甲乙丙丁四部进行起义准备：甲部策动新军防营，由刘纯仁、杨源懋等负责；乙部策动学校教员学生，由王杰、杨铭西负责；丙部发动各州县仁义会党，由王天杰、岳秀华等负责；丁部组织绿林武装，由王天纵、刘镇华负责。每部刊刻将军大印一颗，何部起义，即称何部将军，待成功后，再推都督。

武昌起义，陕西继起响应，河南巡抚宝棻奉命派标统张锡元率领第二十九混成协第五十八标和骑兵、炮兵各一队，开往湖北，抵抗革命军。不久，又派五十七标标统王钰锡率所部开赴潼关，抵抗陕西革命军。河南革命党人感到如不迅速起来响应革命，就无面目见天下父老。因此急切准备起义。10月中旬，刘纯仁在开封法政学堂秘密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镇华、刘炳阁、吴沧洲等二十余人。会议决定，立即策动二十九混成协留守开封的宪兵、骑兵、炮兵起义，准备推举协统应龙翔为都督。本来同盟会在新军中已建立了一些联系，由于袁世凯再起，一些倾向革命的下级军官多踌躇不前。应龙翔这样的高级军官更断然拒绝附合革命。因此，革命党人被迫改变计划，决定赴洛阳、嵩县一带，依靠王天纵的绿林队伍，攻取洛阳，以震动开封，威胁南下清军后路。

王天纵原为嵩县绿林首领，因杀人越狱，逃往上海，加入同盟会。后返回嵩县联络绿林，与李永魁、柴云陞、关老九等结为“十兄弟”，聚众万人，声势煊赫。清军屡剿屡败，无可如何。武昌起义后，黎元洪曾派人与之联系，王天纵即在嵩县羊山寨召集部众，宣布起义，自号“丁部大将军”。当刘纯仁、刘镇华抵嵩县后，王天纵便挑选精壮千余人，与刘纯仁等一起向洛阳进军。因走漏风声，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率所部防守洛阳，刘纯仁企图说服周符麟反正，惨遭杀害。王天纵率所部南下，攻占南召、镇平，与湖北北伐军先锋队司令马云卿会师于南阳城下。马云卿，原为南阳仁义会首领，1903年因被清政府通缉，逃往武昌，入新军当兵，先后参加日知会、共进会和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参加敢死队，奋勇攻击总督衙门。胜利之后，与刘凤桐、樊钟秀等招募在武汉的河南人，组成北伐先锋队，出兵鄂北豫南，连克枣阳、新野、唐县。马云卿与王天纵会师光复南阳后，推王为河南临时都督兼北伐左路总司令，王率所部占领宛西各县，驻兵老河口。马云卿驻扎南阳。南北议和休战期间，袁世凯部下吴庆桐率兵偷袭南阳，城破，马及其参谋长刘凤桐同时遇难。

刘纯仁牺牲后，河南同盟会支部由刚刚从日本回国的张钟端主持。他在开封联络军警学生及各州县仁义会成员准备于11月4日发动起义。这时，巡抚宝棻已调回北京，袁世凯派其亲信齐耀琳接任，以加强对河南的控制。3日晚，革命党人正在优级师范学堂开会，由于叛徒告密，巡防营包围了学堂，革命骨干数十人被逮捕，齐耀琳指令巡警道邹道沂、营务处商作霖当夜酷刑拷打，各志士慷慨不屈，均被判处死刑。5日，张钟端、张照发、王天杰、刘凤楼、徐振泉、单鹏彦、张得成、李干公、王梦兰、李鸿绪、崔德聚等十一人，惨遭杀害。张钟端，字毓厚，河南许昌人，1905年以诸生考送留学日本，入中央大学。旋加入同盟会，参加创办河南杂志，鼓吹革命。当齐耀琳指令营务处商作霖及警道府县会审时，张钟端慷慨直言说：“方今人心思汉，胡运将踣，武汉振臂，全国景从，我豫管毂南北，举足轻重，此间同志四百余人，谋据省垣，共图大举……成则促鞑虏之命，败则为共和之魂。”商作霖问：“同党共有几人？”答曰：“满奴汉奸外，皆是同党。”⁽¹⁸⁷⁾就义时年仅三十四岁。

张钟端等被杀害后，革命党人刘积学等逃往上海，请求沪都督陈其美筹拨枪弹，组织北伐军，打回河南。当时旅居上海的河南留日学生五十余人都积极支持刘积学的倡议。于是，就在陈其美的帮助下，很快组成“威武军”，以张国威、张鹗翎、盛典型（安徽人）分任正副司令，召募士兵数千人，由南京渡江入皖，分兵两路，一路至颍上，一路进抵信阳。不久，南北议和，威武军即被解散。

五　新疆、甘肃

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先后组织新军发难，响应武昌起义。

1908年，清伊犁将军长庚奏调湖北新军第四十二标作为骨干，成立混成协。原标统杨缵绪当了协统。杨缵绪在日本户山学校留学时就加入了同盟会。当他来新疆时，湖北有些参加同盟会和日知会的知识分子，抱着献身边疆革命事业的目的，加入了这支新军，其中较著名的有冯特民、冯大树、郝可权、李辅黄等十多人。他们在新军和哥老会中开展革命活动，并出版《伊犁白话报》，宣传革命思想。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刘先俊在迪化也开始展开革命活动。刘先俊是湖南宁乡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经其亲属介绍来新疆投效巡抚袁大化，以新军督练处督练官的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建立革命团体。

1911年秋，四川保路风潮日益扩大，新疆革命已有一触即发之势。新任伊犁将军志锐到任后，对新军极不放心，就借故下令解散新军，停办讲武堂，并将协统杨缵绪免职。他勒令新军遣返关内，却迟迟不发遣散费。这等于火上加油，促使新军大部分官兵都转向革命。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新疆后，人心大为振奋。一些对清朝不满的士绅和知识分子互相联络，企图采取上书“请愿”方式，劝新疆巡抚袁大化宣布独立。袁大化是个顽固的封建官僚，认为革命党是“土匪”，断然拒绝“请愿”，并派军警四出侦探党人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刘先俊、田昔年等首先在迪化发动起义。1911年12月28日晚，刘先俊率领新军士兵和会党群众共百余人，先后袭击抚署东营、陆军炮营及警察第一区等三处，结果都因清军有备，未能取胜。刘先俊退回协营后，袁大化立即调动清军将其包围，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失败，刘先俊等数十人惨遭杀害。

伊犁革命党人经过紧张的准备，于1912年初在混成协署组成起义指挥机关，推举李辅黄为总指挥，决定1月7日晚发难。志锐事先得到消息，一面急令满蒙驻防各盟旗兵入城警戒，一面又调军标及新旧满营，进攻协署。在这紧急关头，起义军抢先发动，兵分五路进攻：一路由冯特民和黄立中统率，攻占南库，获得了大量武器；一路由李辅黄统率，攻占东门，迎接城外的起义军进城；一路由冯大树统率，攻占副都统衙门；一路由郝可权率领，攻占将军衙门；一路由李梦彪率领攻北库。前四路进展顺利，迅速攻占各地，只有攻击北库的一路遇到满蒙旗营的顽强抵抗。革命党人利用志锐与卸任将军广福之间的矛盾，由杨缵绪说服广福（蒙古族）出面劝降，满蒙旗营就停止抵抗，解除武装。第二天，各界代表在商会开会，组织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成立临时都督府，推广福为都督。10日，正式组成政府，杨缵绪为总司令部部长，实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新成立的都督府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军士商民齐呼万岁”⁽¹⁸⁸⁾。

革命成功后，伊犁起义军立即整编军队，攻取迪化，派李辅黄为前敌总指挥，徐国桢为东进支队司令。起义军与袁大化派来的清军进行了几次激战，在精河、西湖之间相持很久。后因南北议和而停战。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派原新疆提法使兼镇迪道杨增新任新疆都督。杨增新对革命党人进行分化和屠杀，调杨缵绪为喀什提督。冯特民、李辅黄、李伯泉等先后被暗杀，郝可权等被迫逃亡。此后，新疆又长期处于杨增新的黑暗统治之下。

陕西起义后，革命风暴由东北向西发展，会党蜂起，一连串的暴动给甘肃的官吏以极大的威胁，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是宁夏起义。当时，宁夏（今银川市）尚为甘肃省的一部分。宁夏会党首领刘华堂、刘照藜听到西安会党起义，就积极联络当地军警准备响应。11月19日晚，刘华堂率领三十多人沿街燃响纸炮，呐喊叫杀，警官刘照藜、教练官刘复泰率全部警察和标兵一百多人持枪加入，旗官黄建升也率本旗士兵鸣枪响应，城内贫民数百人纷纷参加。起义军民烧毁当铺十余家，打开县狱，攻杀代行总兵职务的游击贺明堂、知县陈元骧。第二天晚，会党又在平罗县起义。11月21日成立宁夏军政府，推宁夏道孙延寿为革命军大元帅，刘华堂为总指挥。12月10日，围攻离城十里的满城旗兵，连攻十日终不能下。清军陕甘总督长庚派马步兵六营前来镇压。民军闻讯散走大半，刘华堂弃城逃走，清军入城后大肆掳掠屠杀。

陕西起义后，陕甘总督长庚派统领黄钺率领六营骁锐军前去堵击陕西革命军。黄钺字佑禅，湖南宁乡人，曾加入革命党。他进驻秦州（天水）后，联络当地进步青年和开明士绅，在1912年3月11日发动起义，击杀清游击玉润，逮捕知县张庭武，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自任甘肃临时都督，举原道台向燊为副都督。同时颁布“约法”，其第一条规定：“本军政府以维持共和、救济人民为宗旨。”⁽¹⁸⁹⁾又添募军队，共成步兵一标，以谢汉秋、杨展鹏、赵鼎钟分任管带，预备北伐。当时袁世凯已就任总统，兰州官绅表示承认共和，由布政使赵维熙为甘肃都督。赵维熙一面以长庚名义调兵威胁秦州，一面致函黄钺，要他取消独立。黄钺据理力争，坚持了几个月，秦州军政府于6月7日被迫解散。

六　东北三省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北，人心震动。奉天（今沈阳）、吉林、营口等地商铺都极力“收回银货”，群众纷纷持纸币向大清银行、东三省官银号挤兑现洋。纸币价值猛跌，乃至不能流通。各地市面均呈现出一片紊乱现象。

革命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张榕、张根仁、柳大年、钱拯、赵中鹄、刘雍、刘艺舟、商震、徐镜心、宁武、顾人宜、李培基等，大都集合到奉天省城，“分头秘密集会，共谋起义，促动关外三省独立”⁽¹⁹⁰⁾。立宪派首领、奉天谘议局局长吴景濂，看到清廷大势已去，极力拉拢革命党人，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谋求“独立”。一部分革命军人又组成“军人联合会”，积极策动驻在奉天北大营的第二混成协起义。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一向主张革命。11月6日，蓝天蔚、张榕、徐镜心、赵中鹄、商震、齐希武等在北大营开会酝酿起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驻有军队，正寻机扩大侵略活动，革命党人担心发动武装起义会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因而便决定进行“和平革命”，逼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出走，宣布东北独立，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东革命军“讨虏军大都督”，张榕为奉天都督兼总司令，吴景濂为民政长，并决定11月中旬发动。

但是，革命党人的计划被叛徒告密。赵尔巽得悉实情后，立即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他一面密报清廷将蓝天蔚解职，并迫令出走，保荐蓝部标统聂汝清代理。同时，调驻扎洮南的前路巡防营统领张作霖率所部三千五百人入省，以旧军监视新军。另一方面，为了缓和革命党人的激昂情绪，“使其不致暴动”⁽¹⁹¹⁾，赵尔巽勾结立宪派首领袁金铠等，于11月12日召集军、绅、商、学各界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会章规定：尊重“人道主义”，“为保卫地方公安起见，无论汉满回蒙，凡在本省土著及现住之各省各国人，其生命财产均在本会保安范围之内”⁽¹⁹²⁾。保安会没有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它的反动性质是十分明显的。它所谓的“尊重人道”，实际上就是禁人民以革命手段掀起反抗。它所谓的“保卫地方公安”，实际上就是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东北统治的旧秩序。保安会的反动性由它的领导人看得更清楚：赵尔巽为会长，吴景濂及三十九混成协协统伍祯祥为副会长。另设军政、财政、外交、参议等八部。部长都是旧官僚、旧军人或立宪派，如军政部长聂汝清，副部长张作霖，财政部长萧应椿（原东三省提法使），参议部长袁金铠，等等。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参加了保安会，职务是参议部副部长。参议部是“监督机关”，副部长更不起任何作用。实际上，革命党人是被拉去作为点缀的。

奉天保安会成立后，吉林、黑龙江于16、17日也相继成立了保安会。吉林会长为巡抚陈昭常，黑龙江会长为巡抚周树模。接着，东三省各府厅州县纷纷成立保安会，均以地方官吏为会长。自各级保安会成立后，表面上，各地方的行政权统归保安会，实际上仍操在地方官吏手中。

东三省各地革命党和人民群众很快识破了保安会的骗局，纷纷掀起反对保安会，要求独立的斗争。吉林保安会一成立，学界代表即表示“万不赞成”，“非独立不可”。并痛骂保安会的官吏，呼之为清朝的走狗⁽¹⁹³⁾。黑龙江中学堂学生发起组织“国民联合会”，要求周树模宣告独立。革命党人张榕等原想通过成立保安会，逼迫赵尔巽出走，宣布三省独立，没料到却落入赵的圈套，“反为其所制”⁽¹⁹⁴⁾，于是决定重新组织革命力量，与赵展开斗争。11月17日，奉天各革命团体成立了“联合急进会”，宣布“响应南方”，以“人道主义，政治革命积极进行为宗旨”，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¹⁹⁵⁾。急进会宣布的宗旨，表明它是一个革命的团体。根据东北满汉两族杂居的情况，它提出“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的主张，吸收满族革命志士参加急进会，这是完全正确的。它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同盟会会员或与同盟会有密切联系的人物，如正会长张榕，副会长张根仁、柳大年、李德瑚，参议吴景濂、钱拯、左拯之，总务部长杨大实，执法部长赵中鹄，军务部长辜天保，交通部长洪东毅，侦察部长赵元寿，秘书部长汪谦等。

急进会成立后，一面发行《国民报》，积极进行革命宣传鼓动，一面派出杨大实、赵中鹄等领导骨干，分赴东三省各地联络，发展会员。各界进步人士争先入会，不几天，奉天就超过三万人，以军人占多数。吉林省城分会会员达二万人以上。当急进会在奉天、吉林、长春等城市迅速扩大力量的时候，一些在州县地方活动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起义，展开了武装斗争。

首先起义的是奉天庄河和复县。1911年11月20日，革命党人顾人宜、顾人邦策动和组织当年8月间抗捐失败的庄河联庄会群众起义，宣布响应武昌革命，一举击败清军。同时，复县警察所长杨大实率所部警察五百余人发难于县城，与庄河义军互为声援。后来，杨大实代表急进会前去庄河授旗，27日成立中华民国庄河军政分府，顾人宜为“中华民国军征清满洲第一司令官”。起义军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不数日就扩充到数千人，迅速影响到辽阳、凤凰厅等地。

11月25日，革命党人祁耿寰等策动辽阳巡警教练所学生起义，占据城西四十里的刘二堡等地。与此同时，商震、郭斗升等率领陆军小学堂学生和民团二百多人，在辽阳东高丽门起义，准备进攻县城，不幸被清军包围，郭斗升等数十人牺牲。

革命党人刘雍、宁武、鲍化南、何秀斋等在凤凰厅发动联庄会群众起义。右路巡防营管带邵兆中率领所部一营，原计划反正，未能实现。起义军孤军苦战数日，未能占领厅城。后来多投奔庄河或渡海赴烟台等地。

黑龙江革命党人策动“红胡子”绿林武装首领刘献芹起义，在东荒一带聚集千余人，攻占拜泉县。

此外，在奉天宁远州、海城、昌图，吉林长春等地都有革命党人策划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革命形势在三省范围内迅猛发展。

但是，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紧要关头，革命党的重要领导人张榕却表现出犹豫、软弱，他既反对保安会，又和保安会的要人赵尔巽、袁金铠维持着和平关系，与袁金铠的联系尤为密切。当赵尔巽派兵镇压各地起义军时，他曾当面质问赵尔巽，并要求赵宣布独立，“以静人心”；可是，由于他惧怕日本帝国主义干涉，迟迟不敢在奉天省城发难，推翻赵尔巽的统治。

赵尔巽是一个颇会见机行事保全自己的老官僚。当全国革命风云日益紧急的时候，他对东北革命党领导人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一再表示东三省地位特殊，俄、日或将干涉，因而不能骤然独立，只能“保境安民”。后来，他取得张作霖等实力派的支持，又见关内开始南北议和，便拒绝谈“独立”问题。及至1911年底，取得清政府大权的袁世凯鼓动他更坚决地镇压革命党人时，他自以为有了靠山，便不再有所顾忌，公然指使张作霖于1912年1月22日杀害了张榕。张榕（1884—1912），奉天兴京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回国后积极推动东北三省的革命斗争，颇多贡献。由于在与反革命决战的关键时刻，缺乏坚定的革命态度，不仅使东北的革命遭到失败，也给他个人带来不幸。殉难时年仅二十八岁。赵尔巽和张作霖等并不以杀害张榕为满足，他们的目的是要扑灭三省境内的革命烈火。所以，接着便派出反动军警捕杀各地急进会骨干分子共百余人，无情地镇压各州县的人民起义。

东三省的局势，引起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深切关怀。于是，孙中山任命旅居上海的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率领舰队载北伐军数千人北上，在安东附近登陆，支援东北人民。庄河、铁岭、哈尔滨等地革命党人闻风纷纷发动起义响应。但是，不久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攘夺了民国大总统。蓝天蔚奉命撤军到山东烟台，关外都督府解散。赵尔巽由清朝的东三省总督摇身一变，当上了民国的都督。残杀革命党人的刽子手张作霖飞黄腾达，而且很快压倒赵尔巽，成为袁世凯统治东三省的支柱。

从以上关于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革命党人在武昌的胜利，把保路运动掀起的革命高潮推进到新的阶段。武昌起义后十天，湖南、陕西同于10月22日起义响应，接着，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都在二十天内相继宣告独立。四川较迟，至11月27日也宣告光复。中国沸腾起来了。

对于首义要地武昌来说，湖南、江西、安徽三省的响应最为重要，这使革命军消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付南下的北洋军。地处北方的陕西和山西两省起义，威胁着清朝的心脏，牵制了清军主力，使之不敢倾巢南下，减轻了南方革命军的压力。当汉阳于11月27日被北洋军攻陷之际，却有江浙联军崛起，于12月2日一举光复南京。从此长江上下游联为一气，造成了独立各省的优势地位。

仍旧在清政府控制下的北方各省，局势的发展也是有利于革命的。直隶、河南、东北三省、新疆、甘肃以及一度宣告独立的山东省，由于反革命势力比较强大，革命力量无法取得胜利。然而，当地的革命党人也都闻风而动，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前仆后继，为争取本省独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而且在不少府县建立起革命的政权，给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总之，革命的潮流已经无法阻挡，清朝的大势已去。这个王朝的灭亡和共和国的出现，都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广大新军官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是这次革命的基本群众。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地方，工人参加了争取民主共和的战斗。除了成为士兵和会党者外，农民没有能广泛地发动起来，他们的自发斗争，受到普遍的压制。

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和领导了这次起义。各省同盟会分支机构、各地同盟会员以及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在起义过程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几乎所有的武装起义，都是在革命党人的领导和策动下举行的。正是这无数的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在群众革命斗争中打先锋，作前驱，方才促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但是，同盟会的领导层对突然出现的新形势，事先思想准备不足，他们既没有及时地提出把革命更向前推进的统一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因此，当革命形势不断变化的时候，同盟会就无法把这次革命有效地从政治上组织上领导起来，使之普遍持续地高涨，直到取得全面的胜利。

立宪派本来是反对革命的，但是，当革命已经开始并逐步取得胜利，他们看到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就要灭亡的时候，便翻然表示赞成。立宪派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又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还有谘议局这个现成的机关供其利用。他们转身到革命方面来，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但又使反清阵营内部变得更加复杂了。立宪派依靠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力量，与革命党人争夺革命的果实。对于立宪派的这种企图，革命党人的反应极不一致，一部分人进行了抵制，而更多的人却因立宪派分子“咸与维新”而模糊了两派的界限，失去警惕性，从而给立宪派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各地军政府中，革命派比较稳固地掌握了主要权力的有广东、上海、山西、陕西、福建、安徽等处，立宪派和他们支持的旧官吏掌握主要权力的有湖南、江苏、广西等处，而湖北、贵州、四川、浙江等处，两派之间则有着曲折起伏的斗争。当然，这只不过是简单而论，实际过程是更加复杂、更加丰富多彩的。

在革命党和立宪派的权力斗争中，无可隐讳的事实是，革命党人由于缺少严格区别于立宪派主张而为民众所乐于接受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革方案，从而使自己往往处于被动的和孤立的地位，并且削弱了这种斗争的社会意义。立宪派、旧官吏的得势，使一些地区的革命涂上了一层温和的改良色彩，急进的革命党人或革命群众甚至遭到无情的镇压。

然而，革命热潮在全国范围内不断高涨。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遏制这股潮流的做法都是徒劳的。立宪派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所以就是在他们掌握主要权力的省区里，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也不能不将对革命派的打击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并且隐蔽在革命的旗号下进行。当时，清政府仍在做垂死挣扎，袁世凯的态度也还不明朗。大敌当前，立宪派和革命派无论有多么严重的分歧和斗争，他们在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大目标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尽快地成立中央政府，以便统一领导独立各省的政治军事活动，这既是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立宪派分子扩张其势力和活动地盘的需要。因此，各省爆发起义不久，组织中央政府的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武昌起义及各省响应图

————————————————————

(1)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7页。

(2)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笫125页。

(3)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2、71页。

(4)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40页。

(5)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46—48页。

(6) 上述名单各书微有不同，此据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28页。

(7) 这一计划现存各本均为事后追记，因而有所修饰。此据胡祖舜《六十谈往》、《武昌开国实录》及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等资料整理，借示大概。

(8)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75页。

(9) 《彭楚藩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1页。

(10) 章裕昆：《刘尧澂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2页。

(11) 《杨宏胜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4页。

(12) 《时报》，辛亥八月二十四日。

(13) 《瑞澂致内阁、军咨府、陆军部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89—290页。

(14) 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36页。关于这一枪，吕中秋有不同说法，见同上书第65页。

(15)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64页。

(16)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0页。

(17)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汉口光复始末纪》，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24号。

(18)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汉口各团联合会协助民军纪实》，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99号。

(19)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页。

(20)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03页。

(21)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03页。

(2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6页。

(23)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页。

(24)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云：“张彪原系张之洞亲随，娶之洞使女为妻，因有‘丫姑老爷’之名”。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62页。

(25)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4页。

(26)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页。

(27) 李翊东：《座谈辛亥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0页。

(28) 万鸿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22页。

(29)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69页。

(30) 向谟：“晚八时，谟接领胡君子笏解来大银宝一百四十九个，又小银锭十五个。”见《治国日记》（稿本），近代史研究所藏。

(31) 《民立报》，1911年10月20日。旧说以为汤化龙的职务是民政部长，误。当时的民政部长是张和伯。

(32) 张肖鹄：《回忆辛亥武昌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第183页。　

(33) 卢智泉、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50页。

(34) 查光佛：《武汉阳秋》，1916年版，第4页。

(35)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66页。

(36) 卢智泉、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50页。

(37)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抄本。

(38)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抄本。

(39)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抄本。

(40)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抄本。

(41)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

(4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12页。

(43) 居正：《辛亥札记》，1929年版，第71页。

(44)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81—82页。

(45)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47、60—63页。

(46)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47、60—63页。

(4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59页。

(48)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53页。

(49)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99页。

(50)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49—50页。

(51)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51页。

(5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54页。

(53)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01页。

(54)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66页。

(55)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28页。

(56)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29页。

(57) 《致英外部大臣葛垒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264页。

(58) 《致英外部大臣葛垒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265页。

(59) 《革党之文告》，见《鄂乱汇录初编》，1911年版。

(60) 《1911年11月14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29号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编，第28页。

(61) 《英使朱尔典致英外部葛垒文》，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342页。

(62) 《东京关于中国变乱之要电》，《鄂乱汇录初编》，1911年版。

(63) 何珍蕙摘译：《辛亥革命时的法国舆论》，《中国现代史丛刊》，第3集，第53页。

(64) 《汉口日报》编辑部编：《革命日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编，第363页。

(65) 《汉口日报》编辑部编：《革命日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编，第366页。

(66) 《时报》，辛亥年九月一日。

(6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33—136页。

(68)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99—100页。

(69) 余家菊：《回忆录》，第69—70页。

(70) 《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8号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编，第13页。

(71) 《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3号函》，《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8号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编，第9页。

(72) 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各省》，第5页。

(73)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革命以来湖北财政司要录》，湖北博物馆藏，（三）328号。

(74)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第34页。

(75) 《湖北汉阳知府李示》，《时报》，辛亥年九月六日。

(76)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内务司实录》，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29号。

(77)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呈造集贤馆创办职事各员履历清册》，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26号。

(78)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呈造集贤馆创办职事各员履历清册》，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26号。

(79)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2月13日。

(80)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屈子厚行略》，湖北省博物馆藏，（三）101号。

(81)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95页。

(82)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光复宜昌大概情形说帖》，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08号。

(83)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施南光复始末记》，湖北省博物馆藏，（三）288号。

(84)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郧阳光复始末事实》，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00号。

(85)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郧阳光复始末事实》，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00号。

(86)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郢中战史》，湖北省博物馆藏，（三）286号。

(87) 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江湖会资料选辑》，第68页。

(88) 张玉衡：《十年见闻录》，《江湖会资料选辑》，第69页。

(89) 李一：《荆宜施鹤光复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63、265页。

(90) 李一：《荆宜施鹤光复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63、265页。

(91)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上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93页。

(92)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333页。

(93) 谭人凤：《石叟牌词序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52页。

(94)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起义战守实录》，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50号。

(95) 《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1（a）号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编，第12页。

(96) 《湘汉百事》上，第10页。

(97) 《致军咨府电》，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第80页。

(98)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伍正林事迹》，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33号。

(99)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91页。

(100) 《为进行革命计画致冯自由书》（二），《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73页。

(101) 《英驻中国水师统帅致英海军部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294页。

(102) 转引自《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6页。

(103)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19报，《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55页。

(104) 《宣统三年九月十五日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等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339页。

(105) 《宣统政纪》第63，第49页。

(106) 《时报》，辛亥年九月二十四日。

(107) 《刘承恩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9—70页。

(108) 《刘承恩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71页。

(109) 《武昌专函》，《民立报》，1911年11月20日。

(110) 《武昌专函》，《民立报》，1911年11月20日。

(111) 《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112) 在汉口失陷之后，黎元洪还有一封复萨镇冰的信，更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信中针对萨所说“民主政体不宜行之中国”等话答道：“钧示所虑各节，同人等早已筹计，兹事之解决，在各省成功之后，联合会议，视程度之所至，改革政体。以意揆之，大约不出吾师之所主张。特揆诸舆论，清廷不能占此位置耳。”见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武昌》，第81页。

(113) 王树枏：《武汉战纪》，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34页。

(114)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96页。

(115)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39报，《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75页。

(116)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98页。

(117)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祁国钧呈》，湖北省博物馆藏。

(118) 《致内阁、军咨府、陆军部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348页。

(119) 关于甘绩熙夜袭磨子山的时间，诸书记载多误，甘本人也记错了，此据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孙鸿斌事略》等资料订正。

(120)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何亚新小传》，湖北省博物馆藏，（三）207号。

(121) 《民立报》，1911年12月1日。

(122) 《张振武之革命战史》，汉口汉康书局版。

(123)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57页。

(124)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83页。

(125)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91页。

(126) 《民国报》第三号，辛亥十月二十一日。

(12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95页。

(128)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5页。

(129)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一。

(130) 彭楚珩：《湖南光复运动始末记》，第4页。

(131)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一。

(132) 10月23日改称“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

(133) 《民立报》，1912年11月2日。

(134)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三。

(135)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杨任传。

(136) 据记载：“武昌同志得焦达峰任都督信，均手舞足蹈，前方将领勇气倍加。”（居正：《辛亥札记》，第76页）

(137) 粟戡时：《湖南反正记》。

(138) 《中国革命记》，辛亥年十月出版，第五册。

(139)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陈作新传。

(140) 和丰火柴公司发行有三百文、一百文两种纸币，原是一种工资券，后来流通市场，数额渐多，价值不稳，时人称为“洋火票”。

(14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84、285页。

(14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226页。

(143)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3。

(144) 刘约真：《醴陵革命人物纪要》，见《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第196页。

(14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85页。

(146) 刘约真：《醴陵革命人物纪要》，见《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第197页。

(147) 《李烈钧自传》，1944年版，第12页。

(148) 冯汝骙在清政府封疆大吏中政声算是比较好的。他自知大势已去，便在一夕悄然离开巡署，趁船出走。行至九江上岸，吞烟自尽。

(149) 余辉照：《赣西独立记》。

(150) 《卸任安徽军事参议官唐启垚呈袁世凯禀》（原件），宣统三年十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51) 韩衍字耆伯，同盟会员，江苏丹徒人，后入安徽太和籍。自朱家宝逃走后，他与管鹏、易白沙等一起，召募青年学生，编成青年军三大队（营），韩衍自任总监。青年军朝气蓬勃，军容严整，对安庆革命贡献颇多。民国元年3月韩衍被人刺死，青年军亦被解散。

(152) 蒲逃回老家广安；朱庆澜逃到重庆，受到夏之时的礼遇，资送离境。

(153) 《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第102页。

(154) 《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第84页。

(155)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9页。

(156)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2页。

(157) 《中华民国驻吴淞军政分府李宣言》，《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

(158) 《沪军都督陈英士君呈大总统文》，《申报》，1912年2月11日。

(159) 《尚侠女学代表薛素贞上陈都督书》，《申报》，1911年11月13日。

(160) 《女子军事团传单》，《民立报》，1911年11月19日。

(161) 军政府通告，《民立报》，1911年11月5日。

(162) 《摘抄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及外交总长伍廷芳所发致各省都督通电大意》，《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第1150页。

(163) 《陈都督力顾大局》，《民立报》，1912年3月9日。

(164) 《沪军都督陈英士君呈大总统文》，《申报》，1912年2月11日。

(165) 《致王饶生》，《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笫1005页。

(166)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156页。

(167)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6页。

(168) 《清江专电》，《民立报》，1911年12月14日。

(169) 《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资政院副总裁李家驹等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263页。

(170) 《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御史温肃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260页。

(171) 《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资政院副总裁李家驹等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263页。

(172) 邓慕韩：《辛亥广州光复记》，《满地红》第4卷，笫15、16期。

(173) 《胡汉民自传》。

(174) 《军政府施政方针通告》，《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各省光复》，第383页。

(175) 《建立政务院并速开预备议会通告》，《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各省光复》，第379页。

(176) 《建立政务院并速开预备议会通告》，《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各省光复》，第379页。

(177) 《闽外交部致闽省商会函》，《建立政务院并速开预备议会通告》，《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各省光复》，第390页。

(178) 郭希仁：《从戎纪略》，1913年3月北京共和有限公司印本。

(179) 郭孝威：《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陕西光复记”。

(180) 郭希仁：《从戎纪略》，1913年3月北京共和有限公司印本。

(181) 两个副大统领为钱鼎、万炳南。六个大都督为：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粮饷大都督马玉贵，军令大都督刘世杰，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行营设在潼关），西路征讨右翼大都督万炳南（行营设在凤翔），西路征讨左翼大都督张云山（行营设在乾州）。

(182)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94页。

(183) 凌钺：《辛亥滦州起义记》。

(184) 吴守正：《滦州革命记》。

(185)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117页。

(186) 《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295页。

(187) 《革命首领张烈士毓厚传略》，见《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殉难传略》，1929年刊本。

(188)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431页。

(189) 黄钺：《陇右光复记》，1913年刊本。

(190) 《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

(191)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393页。

(192)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193)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399页。

(194)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390页。

(195)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四日。

第十二章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第一节　各省代表会议筹建临时政府及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一　建立临时政府的酝酿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斗争梦寐以求的就是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武昌起义和全国响应的胜利为这个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参予武昌起义的领导，但是起义的人们仍然把他当作革命的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群众和组织群众。正如后来孙中山本人在《建国方略》中所说：“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¹⁾武昌起义后不久发刊的《中华民国公报》，就在10月31日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向“各省同胞”发出布告，号召“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直捣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²⁾。孙中山是革命人民的公认领袖，这一点外国舆论也是看得清楚的，当时美国报纸就曾报导说：“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³⁾

因此，认为从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的建立，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是立宪派在起领导作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然，不能否认在各地起义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政权，一部分落入立宪派、旧官僚手中，这给全国中央政权的建立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难产并不等于胎死腹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新生婴儿，终于呱呱坠地了，虽然只生存了三个月。

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活动，是在武昌和上海两地分别进行的。

1911年11月7日，湖北都督黎元洪以“义军四应，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为由，向各地军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电。越二日，便通电各省派代表赴武昌，筹组临时政府。

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督陈其美，提议在上海开会，筹建政权，理由是上海位居交通枢纽，又为列强注视之地。陈其美随即于13日通电各省代表来沪。15日，浙江、江苏、镇江、福建、山东、湖南、上海七处代表在沪集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这样，便形成了武昌和上海两个中心。

上海方面的意见，体现了孙中山的关于仿照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思想。这在陈其美邀各省代表来沪的通电中，表达得相当清楚：

自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会议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上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

上海方面提出的集议方法是：一、各省旧谘议局各举代表一人；二、各省现时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均常驻上海。

已经到上海的几个省市的代表们，把自己会议的名称定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他们认为，武昌的鄂军都督府可以执行“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的政务，但代表会议则应在上海召开。

武昌方面对上海方面提出的仿照美国会议方法，表示同意，认为这是“一定不易之办法”，但对开会地点表示异议。武昌方面认为，它的通电发出在先，有的代表已经到鄂；而且，鄂军都督府既被认为中央军政府，那么，代表会议亦应在武昌召开，不然，“府会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⁴⁾。

争论结果，上海方面同意了各省代表去武昌开会，但各省仍需留一人在上海，“联络声气，为通信机关”⁽⁵⁾。

当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广西、四川、山东、直隶、河南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的时候，汉阳刚刚失守，武昌全城皆在龟山清军炮火的威胁之下，代表们只得跑到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的楼上去草拟和讨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代表会议于11月30日（十月初十日）开第一次会议，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在临时政府未成立以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12月3日，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议即日公布，由各省代表签名。

这个《大纲》，共三章二十一条。

第一章临时大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统率海陆军”之权；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任用各部长及派遣外交专使”、“设临时中央审判所”等权。

第二章参议院，规定：“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织”（参议员每省以三人为限，其派遣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参议院之职权，除第一章中所列者外，尚有“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检查临时政府之出纳”、“议决全国统一之税法，币制及发行公债”、“议决暂行法律”等权；“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不以为然，得于具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会复议。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仍执前议时，应仍照前案办理”；“参议院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第三章行政各部，规定设立外交、内政、财政、军务、交通等部。

这个《大纲》的“临时”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它还缺乏资产阶级宪法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如参议员的产生办法，也没有人民权利的规定，等等。但在当时急于要产生一个统一政府的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也还是可以的。《大纲》最后规定：“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以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会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施行期限，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⁶⁾。

当汉口的代表们还在开会的时候，南京已于12月2日为江浙联军攻克。汉口的代表们得到这个消息，遂即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代表于七日内齐集南京，并规定俟有十省以上代表报到，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⁷⁾。

在上海的代表们，特别是陈其美、宋教仁等同盟会员，本对在武汉开会持有异议。他们担心武昌成了中央政府所在地，于同盟会不利。所以，当南京攻克的时候，陈等便乘机鼓动上海的代表们，以急需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为由，于12月4日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开共和联合会大会。出席会议的除各省都督府代表外，还有浙江都督汤寿潜、江苏都督程德全、沪军都督陈其美等。大会投票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⁸⁾，即以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又举黎元洪为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仍驻武昌。

坚持同盟会的领导权，使政府不致落于旧官僚、立宪派手中，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陈其美等人的宗派观念很深，作法又欠妥善，以致事起仓卒，效果不佳。在选举过程中，选举人争吵不已。在选举后，被选举人坚持不就。直至次日开欢迎大会时，黄兴仍当场“起辞”，“谓才力不胜”，并说：“愿领兵北伐，誓捣黄龙，以还我大汉河山而后已；至于组织政府，则非兴所能担任者也。”代表问：“现今事机危迫，战事未息，黄大元帅苟不俯从众请，其如全国人民何？”黄答：“孙中山将次回国，可当此任。”会议开了两小时之久，最后黄才答应“暂时勉任”，以作为孙中山回国前的“一时权宜之计”⁽⁹⁾。

在汉口的代表们对上海的决议深为不满，认为其选举不合法定人数，而由黎元洪以都督名义电请取消。

12月12日，各省代表（十四省，共三十九人），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在14日的全体代表会上，选出浙江代表汤尔和任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任副议长，并作出决议：12月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这时又传来了袁世凯所派议和代表唐绍仪已抵汉口的消息，由鄂续到的浙江代表陈毅在次日的会议上报告说：“唐绍仪到汉时，黎大都督代表已与会晤，据唐代表称，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¹⁰⁾前此，代表会议在武汉开会时，为了争取袁世凯反戈一击，推翻清政府，曾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时，为了虚位以待袁世凯，代表会议遂又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而承认上海代表所举之大元帅、副元帅，并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追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¹¹⁾

但是，黄兴以黎元洪等反对于前，在南京之江浙联军又持有异议于后，坚不就大元帅职。他于12月17日发出“力辞”通电，并推黎元洪暂任大元帅。其真实意图，在于等待孙中山的归来。

代表会议接黄兴电后，遂又于当日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决定大元帅不能在临时政府所在地时，由副元帅代行职权。不到半月，正副帅位忽又倒置。当时就有人评论说，古人有置君如弈棋之讥，此则举元帅如弈棋，真是如同儿戏。事既如此，黄兴更坚意不就。而黎元洪也不能前来南京。这样，就使各省的代表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地位。议长“因病”在沪，副议长“因事”留沪，12月20日的代表会议上不得不另举景耀月代理议长，并议决再函请黄兴来宁组织临时政府。次日，黎元洪致电各省代表会议，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由海外归来了。

二　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是从巴黎经香港归国的。过香港时与胡汉民、廖仲恺等会晤，曾有人建议他留在广东活动。孙不同意，坚持前往沪、宁前方。他说：“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又说：“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¹²⁾

孙中山到达上海，受到上海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到沪的当天，《民立报》即以《欢迎！欢迎！》为题发表专栏言论说：“先生归来，国基可定，新上海光复后一月，当以此日为最荣。”⁽¹³⁾

12月25日的早晨，上海外滩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上挤满了欢迎孙中山归来的群众，各国领事和外国记者也都赶来参加。“孙先生乘香港船入港，沪军都督府派建威兵轮……往吴淞口迎迓……”⁽¹⁴⁾当轮船接近码头尚未靠岸的时候，身着黑色西服的孙中山出现在轮船的上层，他脱帽高举右臂，面含微笑，向欢迎群众频频点首致意。船靠码头，刚一登岸，他就被众多的新闻记者包围了。记者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这次带多少钱来？”（在孙未到上海时，中外各报皆纷传孙携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孙中山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¹⁵⁾孙的回答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气概，深深地感动了在场的人们。

在到达寓所后，孙又接见《民立报》记者说：“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于昔。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则过去之幸劳，将归于无效。”⁽¹⁶⁾这些话，也是语重心长的。

孙中山到上海后，立即和同盟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紧张地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在讨论中发生了分歧：孙中山主张采取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则主张采取内阁制，设总理。孙中山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¹⁷⁾黄兴当即表示支持孙中山的意见。同盟会的要员们还决定先期分别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孙为临时大总统；并由马君武著文在《民立报》披露⁽¹⁸⁾。

孙中山回国，临时大总统之人选，已是众望所归，许多团体都纷纷致电南京各省代表：“请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统，以救国民。兆众一志，全体欢迎。”⁽¹⁹⁾在美洲的全体同盟会会员也致电《民立报》转各省代表说：“孙先生才、德、望，中外相孚，请举为总统，内慰舆望，外镇强邻。”⁽²⁰⁾

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十七省，四十五人⁽²¹⁾，华侨二名代表列席），开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会。首先，将头天夜晚预备会投票揭晓，计有候选资格者三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然后分票于十七省代表，由议长按省份次序逐呼省名，依次投票。开票结果，孙文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孙以超过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当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²²⁾。

代表会立即作出决议：各省代表具签名书，交正副议长，到沪欢迎临时大总统来宁。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当选消息后，立即复电南京各省代表，表示接受，他说：

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²³⁾。

与此同时，孙中山又致电各省都督说：

……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自顾材力，诚无以当……⁽²⁴⁾

以国家元首而自称“公仆”，充分显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封建帝制的根本区别。对两三千年来一直受着“天子”、“君父”一类欺骗的中国人民来说，实在一新耳目。

当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传出后，受到各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民立报》等报上，连续发表国内外各界各团体和各地群众的贺电。安徽各界代表及军民万人曾集会都督府庆贺；福州万人举行提灯游行⁽²⁵⁾。南京的气象是：“宁垣军学各界自悉各省代表举定孙大总统后，均色舞眉飞，互相庆祝，所有各商铺居民无不预备香花灯烛，以争迎迓。总统府内，均用五色电灯，排成花样，其光采焕然一新，虽白叟黄童，无不共称中华民国万岁云。”⁽²⁶⁾至于海外侨胞，则是“自总统选举以来，南洋、澳、欧美各地贺电，为日盈尺”⁽²⁷⁾。

三　临时政府的组成

1912年元旦，为孙中山前往南京就职之日。上午十时，孙乘沪宁铁路专用花车起行，同行者有南京各省代表会临时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和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等数十人。在上海车站送行者除陈其美等同盟会要人外，上海各军队均事前齐集车站持枪列队相送，送行者还有各团体的群众代表，总计不下万余人。火车徐徐启行，礼炮齐鸣致敬，一时欢声震天。当日午后五时，车抵南京下关。礼炮雷鸣，军乐齐奏，停泊在长江江面的军舰上也传来了二十一发隆隆的音响。在迎接者中，除各省代表外，也包括了驻南京的各外国领事。旋由宁省铁路与沪宁铁路接轨，孙等仍乘花车入城。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即太平天国时的天王府）。下午6时15分，孙的专车抵总督衙门车站，即换乘马车由车站去总统府。至总统府时，由黄兴和海陆军代表等迎接入府。当晚十一时，孙中山举行了大总统受任典礼，仪式庄严而朴素，参加者除各省代表外，还有驻南京各部队团长以上和各机关科长以上人员。

孙中山在典礼上宣读誓词说：“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²⁸⁾他还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规定对内的方针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方针是：“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²⁹⁾孙中山宣言毕，即接受大总统印，并由秘书长将其盖于宣言等文件上。

宣言发布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改用阳历。改用阳历的决议，是在孙中山的提议下，于1911年12月31日在各省代表会议上作出的。在讨论这一提议时，曾发生过争论。反对改历的代表说：“孔子说，用夏之时。自汉武帝时起，中国即用夏历到现在，已二千年，不可轻改。”赞成改历的代表反驳说：“孔子是殷的子孙，他反对周历，当时不能主张用殷历，所以来一个用夏之时。我们始祖轩辕氏，以甲子年、甲子月朔的一天冬至为岁首，而现在世界所用的阳历，以冬至后第十天为一月一日，是与轩辕氏所定以冬至为岁首相近，不同夏历正月初一日，要后冬至四十五天。”⁽³⁰⁾经过讨论后，多数代表都同意改用阳历。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改用阳历，并以临时大总统就职的那一天——1912年1月1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即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作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

关于临时参议院的设置，各省代表会曾议决，在临时参议院未成立前，由该会代行其职权，并选举赵士北、马君武为临时正副议长。

鉴于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只有大总统，而无副总统；行政各部只有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颇感不便，于是宋教仁以湖南代表身份提议在大总统外加一副总统，行政各部则不加限制。此提议，亦经代表会议通过。

1月3日，代表会举行副总统选举会，黎元洪以十七票（每省一票）当选。

孙中山出席了这次代表会，并提出中央行政设立各部及其权限案，经议决后随即提出国务员九人名单请会议审查同意。孙最初提议的名单是：

陆军总长 | 黄　兴
海军总长 | 黄钟瑛
外交总长 | 王宠惠
内务总长 | 宋教仁
财政总长 | 陈锦涛
司法总长 | 伍廷芳
教育总长 | 章炳麟
实业总长 | 张　謇
交通总长 | 汤寿潜⁽³¹⁾

但是这个名单交付讨论时，代表们对宋教仁、章炳麟多不同意。经黄兴和孙中山交换意见，黄提议内务改为程德全，教育改为蔡元培，遂得到了代表会的一致同意票。接着，又委胡汉民任总统府秘书长、黄兴兼参谋总长，并委任了各部的次长。这样，最后确定的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名单如下：

陆军总长 | 黄　兴 | 次长 | 蒋作宾
海军总长 | 黄钟瑛 | 次长 | 汤芗铭
外交总长 | 王宠惠 | 次长 | 魏宸组
内务总长 | 程德全 | 次长 | 居　正
财政总长 | 陈锦涛 | 次长 | 王鸿猷
司法总长（兼议和全权大使） |  |  | 伍廷芳
|  | 次长 | 吕志伊
教育总长 | 蔡元培 | 次长 | 景耀月
实业总长 | 张　謇 | 次长 | 马君武
交通总长 | 汤寿潜 | 次长 | 于右任⁽³²⁾

从临时政府的各部总长名单看来，虽然以同盟会员为总长的只有三个部（陆军、外交、教育），其他多为立宪派或旧官僚。但是，根据同盟会确定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孙中山非常注意各部次长的人选。在孙的任命名单中，次长除汤芗铭外，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而且立宪派和旧官僚出身的总长们，又不常驻南京。张謇、汤寿潜仅一度就职，即跑往上海租界居住。程德全则“卧病”租界。这些人掌管的部均由次长代理⁽³³⁾。因此，当时便有人说这个临时政府是“次长内阁”。

黄兴长陆军部，又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当时又值战争未已，因此在临时政府中居各部之上，举足轻重。章炳麟最后虽未被任为教育总长，但不久（2月初），孙中山函聘他为枢密顾问。

关于临时政府中的人选，当时许多人，特别是同盟会中的一些元老、骨干，是有些看法的。例如蔡元培就曾致函孙中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孙中山针对蔡提出的问题，在复信中作了一个简短的回答和解释，表达了他的用人原则。他的复信全文如下：

孑民先生大鉴：来示敬悉。关于内阁之设备及其组织用人之道，弟意亦如是。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但此时则不能不收罗海内名宿，来教所论甚明。然其间尚有当分别论者，康氏（指康有为）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斑。倘合一炉而冶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对。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专此即颂

道安并复

孙文谨覆十二日⁽³⁴⁾

这封短信，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孙中山关于临时政府人选之原则：

第一，用人唯贤，惟才能是称，不是用人唯亲。

第二，要联合“海内名宿”，但反对民国者，如康有为之流，不能用之，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第三，对章炳麟和康有为当分别，章只是“友谊小嫌”，对他不能有“睚眦之见”。

看来，孙中山的这几条用人原则，还是比较得体的。

在各部之外，临时政府还设置了若干局（法制、印铸、公报、稽勋、铨叙），如宋教仁是法制局局长，黄复生是印铸局局长。

此外，总统府内还设有秘书处，先后在这个处任职的有：

秘书长：胡汉民

总务组：李肇甫、熊成章、萧友梅、吴玉章（永珊）、任鸿隽

军事组：李书城、耿伯钊、石瑛、张通典

外交组：马素、张季鸾、邓家彦

民事组：但焘、彭素民、廖炎

电务组：谭熙鸿、李骏、刘鞠可、黄芸苏（另有回国华侨多人参加）

官报组：冯自由、易廷憙

发收组：杨铨⁽³⁵⁾

从以上临时政府的组成和实际办事人员来看，同盟会在基本上保持了对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应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但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而且是一个革命的政府。

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又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请大总统颁布各省。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即所谓“五族共和”⁽³⁶⁾。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结束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统治，也同时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³⁷⁾

第二节　临时参议院和临时约法的产生

一　临时参议院

废除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仿照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榜样，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学说的指导思想。直到晚年，孙一向是把自己的三民主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相比拟。他说：“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平等和我们的民权相同……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³⁸⁾；“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³⁹⁾

更具体一点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关于政治设计的蓝图，是从美国学来的。1903年，邹容在风靡一时的《革命军》一书中就明确地指出：要达到革命的目的，必须“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主义”，其办法是：“先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区分省分，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⁴⁰⁾

总统，国会，宪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非常重视这些象征。《同盟会宣言》在解释“建立民国”这条政纲时说：“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⁴¹⁾

孙中山在这里说的“平民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所实现的参政权当然不可能是“国民皆平等”（只能说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仍不平等），但是这种制度和封建制度（形式上、实际上均不平等）相比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大体上都是按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上述政治思想来实现的。

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临时参议院的建立。各省代表会在致各都督府的电中说：“临时政府依次成立，代表责任已毕，立须组织参议院。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院由每省都督府派遣参议员三人组织之，即请从速派遣参议员三人，付与正式委任状，尅日来宁。参议员未至以前，每省暂留代表一人以至三人，驻宁代理其职权。”⁽⁴²⁾

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开正式大会，各省参议员到会者四十余人，名单如下：

广东：赵士北、钱树芬、邱逢甲

湖南：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

湖北：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

江西：汤漪、王有兰、文群

广西：曾彦、邓家彦、朱文邵

浙江：王正廷、陈毓川、殷汝骊

福建：潘祖彝、林森、陈承泽

江苏：陈陶怡、杨廷栋、凌文渊

安徽：常恒芳、凌毅、范光启

山西：李素、景耀月⁽⁴³⁾、刘懋赏

贵州：平刚、文崇高

云南：段宇清

陕西：张蔚森、赵世钰、马步云

四川：张懋隆、吴永珊（玉章）⁽⁴⁴⁾、周代本

奉天：吴景濂

直隶：谷钟秀

河南：李鎜⁽⁴⁵⁾

从以上四十多人的名单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约占三十余人，即占四分之三以上；而立宪派不到十人，即不到四分之一。因此，和临时政府是一个革命政府一样，这个临时参议院也是一个革命的立法机构。

孙中山参加了参议院的成立大会，并发表祝辞说：“革命之事，破坏难，建设尤难”；“建一议，赞助者居其前，则反对者居其后矣。立一法，今日见为利，则明日见为弊矣。又况所议者，国家无穷之基；所创者，亘古未有之制。其得也，五族之人受其福；其失也，五族之人受其祸。呜呼！破坏之难，各省志士先之矣。建设之难，则自今日以往，诸君子与文所黾勉仔肩而弗敢推谢者也。”⁽⁴⁶⁾

临时参议院成立后，提出了一个国会组织法大纲及选举法大纲，其组织法的要旨是：

（一）采两院制，即定名为元老院、代议院。

（二）元老院取地方代表主义，各地人数均等。

（三）代议员取人口比例主义。

（四）两院同时开会闭会。

（五）国会会期以四个月为限，但得延长。

（六）代议院议员任期四年，元老院议员任期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

（七）国会之职权依约法。

从这个组织法的要旨来看，它以美国国会为蓝本，就更加明显了。这里说的元老院即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代议院即相当于美国的众议院。

民国开始，政党林立，但很多是徒具形式，或者是旋兴旋灭，根本不能称其为政党。宋教仁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局局长，向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内阁。后来（七月间）章士钊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政党组织案》，竭力倡言政党内阁如欲有好结果，必须把议员分为两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毁党造党说”。显然，此说来源于英国的两党制。

但是，两院制、两党制都没有来得及实行，中华民国就被袁世凯扼杀了。

二　临时约法

为了用法律的形式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确立起来，以巩固国基，预防后患，临时政府在立法建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参议院是立法机关，凡属重要法制，均由法制局编订后，呈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咨请参议院议决。参议院议决后，再咨复临时大总统签署公布。依照这个立法程序，南京临时政府先后公布了许多重要法案，如《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南京府官制》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附则》中指出，“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⁴⁷⁾。这个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的产生，是临时政府立法建制的最重要的成就，在中国宪法史上也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

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临时约法》关于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一系列规定，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标榜的民主精神，是1905年《同盟会宣言》中所揭示的奋斗目标的具体体现，是辛亥革命斗争得来的重要积极的成果之一。它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一向宣扬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和依此而提倡的“公民道德”，加以条文化和法典化了。这一系列规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特别是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主义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可言，“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更无从谈起参政的权利了。现在清朝专制政权刚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伊始，就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宣布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享有各项民主自由权利，这对于促起人民觉醒，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参议院》，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五章《国务员》，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第六章《法院》，规定：“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以上各章关于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的各项规定，显然也是根据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代议政治”等原则而制订的。早在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即明白宣称：“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⁴⁸⁾

关于“三权分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被资产阶级学者崇拜的神圣而绝无错误的原则，不过是把普通的产业分工原则运用到国家机构而掩饰着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质而已。

但是，这种学说和制度，比起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以三权分立为组织原则而建立的民国，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孙中山晚年，又在三权之外，“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形成“五权宪法”⁽⁴⁹⁾。这种孙中山本人“所独创”的学说，主张分权以限制个人专权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孙中山曾说：“从前君主时代，有句俗话叫做‘造反’，造反的意思，就是把上头反到下头，或者是把下头反到上头。在君主时代，造反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这个五权宪法不过是上下反一反，去掉君权，把其中所包括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提出来做三个独立的权，来施行政治。在行政人员一方面，另外立一个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机关就是国会，司法人员就是裁判官，和弹劾与考试两个机关，同是一样独立的。”⁽⁵⁰⁾又说：“如果实行了五权宪法以后，国家用人行政都要照宪法去做，凡是我们人民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能随便乱用。”⁽⁵¹⁾

关于“代议政治”。《临时约法》和前此之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点，即不是采取总统制，而是采取内阁制。《临时约法》在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三者的关系中规定，参议院有广泛的权力，国务员负有实际的责任，只有临时大总统权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这是因为，当时南北和议已经告成，孙中山即将让位于袁世凯，《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是包含着限制袁氏专权以保障民国的目的在内的。

《临时约法》最后一章（第七章），是《附则》，规定：“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临时约法》是依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制订的。它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局面，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然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⁵²⁾

《临时约法》在不同的情况下抛弃总统制而采取内阁制，用心是很好也是很苦的。但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都还是政体问题。而关键在国体，即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⁵³⁾此后，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政权完全落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的手中，约法、议院、内阁，都成了他任意摆布的工具。

第三节　除旧布新的各项政令

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孙中山公布了许多法令，内容极为广泛，其中有建立新制的，有改革旧习的。这些法令，有的立即实行或逐步实行了，有的则只具空文而没有来得及实行。但是，不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值得赞许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权优于封建专制政权，具有一种崭新的面貌。现仅就其主要者概述如下：

（1）建元改历。（详见第一节）

（2）限期剪辫。“编发之制”是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象征。辛亥首义后，各地群众即自动起来剪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1911年12月29日），南京各界市民就一律剪去辫发，表示庆祝⁽⁵⁴⁾。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在致各地的电文中，要求“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⁵⁵⁾，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决态度。此后，剪辫的地区或有早晚，甚至也有个别坚持留辫的顽固派，但大势所趋，剪辫的潮流已是不可阻挡的了。

（3）劝禁缠足。3月11日，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令中说：“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孙，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蹶，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问，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世务？以上二者，特其大端，若他弊害，更仆难数。曩者仁人志士尝有天足会之设，开通者已见解除，固陋者犹执成见。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⁵⁶⁾内务部根据孙令，在通饬各省文中，曾提出下列要求：“已缠者令其必放，未缠者毋许再缠，倘乡僻愚民，仍执迷不悟，则或编为另户，以激其羞恶之心，或削其公权，以生其向隅之感。”⁽⁵⁷⁾

缠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便有记载，不过那时只存在于个别“舞人”中。自五代南唐后主令宫人以帛缠足，舞莲花中，由是人皆效之。而自宋以后，随着纲常礼教束缚的加强，缠足便成为妇女应该普遍遵守的规矩。因此，放足也就成为妇女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此以前，虽有个别的志士仁人提倡天足，维新派也曾在许多地方设立禁缠足会，但像临时政府这样，自上而下大规模地禁止缠足，却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从上述令文和办法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坚决的。

（4）禁止刑讯。刑讯是一种封建性的野蛮方法，孙中山在禁止刑讯令中说：“本总统提倡人道，注重民生，奔走国难，二十余载，对于亡清虐政，曾声其罪状，布告中外人士，而于刑讯一端，尤深恶痛绝”；他要求“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⁵⁸⁾。接着，他又在禁止体罚令中指出：“乃有图宣告之轻便，执行之迅速，逾越法律，擅用职权，漫施笞杖之刑，致多枉纵之狱者，甚为有司不取也。夫体罚制度，为万国所屏弃，中外所讥评，前清末叶，虽悬为禁令，而督率无方，奉行不力。顷闻上海南市裁判所审讯案件，犹用戒责，且施之妇女。以沪上开通最早，四方观听所系之地，而员司犹踵故习，则其他各省官吏，保无有乘民国初成，法令未具之际，复萌故态者。”他着重申明：“不论司法、行政各官署，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笞杖枷号，及他项不法刑具；其罪当笞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⁵⁹⁾

（5）保障人权。天赋人权是资产阶级平等学说的核心。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立即通令改变所谓“贱民”的身份，他说：“若闽粤之蛋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及披甲家为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薙发者并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岂容此等苛令久存，为民国玷？为此特申令示：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⁶⁰⁾

（6）禁止买卖人口。从保障人权出发，孙中山还专门发布过禁止买卖人口的命令，令中说：“前清入主，政治不纲，民生憔悴，逃死无所，妻女鬻为妾媵，子姓沦为皂隶，不肖奸人，从而市利，流毒播孽，由来久矣。”他要求：“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如令，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⁶¹⁾

（7）禁绝贩卖猪仔、保护华侨。孙中山长年侨居海外，深知侨胞之疾苦，因此临时政府成立后，专门向外交部下达了禁绝买卖猪仔、保护华侨令，令中说：“查海疆各省，奸人拐贩猪仔，陷人涂炭，曩在清朝，熟视无睹，致使被难同胞，穷而无告。今民国既成，亟应拯救，以尊重人权，保全国体。又侨民散居各岛，工商自给者，亦实繁有徒，屡被外人凌虐，然含辛茹苦，挚爱宗邦。今民国人民，同享自由幸福，何忍侨民向隅，不为援手？除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猪仔出口外，合亟令行该部，妥筹杜绝贩卖及保护侨民办法，务使博爱平等之义，实力推行。”⁽⁶²⁾

（8）严禁鸦片。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坚决的禁烟派。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出的严禁鸦片令中说：“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遍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⁶³⁾他“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与能，其有饮鸩自安，沉缅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他还提出要求说：“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⁶⁴⁾

鸦片贸易，英国为罪魁祸首，南京条约更把这种罪恶行径合法化。因此，孙中山在严禁鸦片时，非常注意和英国的关系，即使他在临时大总统解职后，仍为禁烟问题致伦敦各报说：“鸦片为中国之巨害，其杀吾国民，甚于干戈疠疫饥馑之患。吾人今既建筑共和政体，切望扫除此毒，告成全功。予自引退临时总统之任后，对于此事，潜心推考，知今日最要紧之举，即在禁绝中国栽种罂粟。然非同时禁绝售卖，势难停种，故必须将买卖鸦片悬为禁令，则禁种始能收效。兹因与贵国订有条约，碍难照行，予今敢请贵国于吾新国定基之初，更施无上之仁惠，停此不仁之贸易。予切愿以人道与真正之名义，恳贵国准许吾人在本国境内禁止售卖洋药、土药，害人毒品，并许悬为厉禁，则栽种自能即停，谨为全国同胞乞助于英国国民。”⁽⁶⁵⁾

（9）改变称呼。这虽是个形式问题，但一定的形式也反映着一定的内容（不同性质的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保持着形式上的平等，而反对封建制度一切形式上的不平等。因此民国官民之间、上下级间、人民之间，如何称谓，孙中山也非常重视，他在以大总统名义颁布的命令中说：“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各地方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体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⁶⁶⁾

以官职相称，比较起“大人老爷”来，已是很大的进步了。

（10）废止跪拜。跪拜之礼，是一种提倡愚忠愚孝的封建礼节，反映了人格上的极不平等。而这种礼节和资产阶级的人权说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即提出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⁶⁷⁾。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代表的赞成通过。此后，鞠躬礼便逐步流行开来。

（11）禁止赌博。临时政府内务部曾分咨各部及各省都督，要求“无论何项赌博，一体禁除”。其办法是：“凡人民宴会游饮集合各场所，一概不准重蹈赌博旧习。其店铺中有售卖各种赌具者，即着自行销毁，嗣后永远不准出售。责任各该地方巡警严密稽查，倘有违犯，各按现行律科罪，以绝赌风而肃民纪。”⁽⁶⁸⁾

（12）廉洁奉公。孙中山为革命到处奔走，生活极为俭朴。他的旅费多半是别人资助的，自己身上经常一文不名。就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身穿的大衣也是一件极粗陋的呢子制成的⁽⁶⁹⁾。由于临时政府财政困难、百废待举，所以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都未规定支付薪金。他们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每人只是给了由临时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三十元⁽⁷⁰⁾。这实际上是一种供给制的生活。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有人前往祝贺，正遇上这位总长自己在洗衣服⁽⁷¹⁾。由此可见临时政府职员生活之一斑。

（13）任人唯贤。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在用人方面，基本上做到了“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这从他对待自己的胞兄孙眉的态度，便很可以说明。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孙眉从澳门组织卫队随行。他还“携大宗军饷到宁”⁽⁷²⁾。时粤人拟举眉为粤督，中山坚不同意，他对孙眉说：“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劝其“从此勿预政事，息影林泉，以娱暮景”⁽⁷³⁾。1912年2月21日，他还专门致电孙眉，劝其勿任粤督，电中说：“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⁷⁴⁾

当时到南京或来电来函向孙中山谋取职位的很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孙主张采取考试制度。他要求法制局迅速编纂文官试验章程，说：“查国家建官分职，惟任贤选能，乃懋厥职，古今中外，罔越斯旨。第考选之法，各有不同，尚公去私，庶无情弊。今当民国建立伊始，计非参酌中外，询事考言，不足以网罗天下英才而裨治理。”⁽⁷⁵⁾当内务部将试验章程草案拟出后，他又令法制局详加审查，令中说：“现在南北统一，兵事已息，整饬吏治，惟有举行官职试验，以合格人员分发各省，以资任用之一法。兹据内务部呈送官职试验章程草案前来，其所定试验资格及其他项规定，有无尚须改订增加之处，合行令仰该局悉心审查，尅日呈复，候咨交参议院议决。事关要政，切勿稽延。”⁽⁷⁶⁾当法制局将草案审查后，他又立即咨文参议院，要求“提前议决”。咨文中说：“前经令行法制局，拟订文官考试章程。今据该局将所拟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与文官考试令，及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委员官职令与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令各草案缮具前来，合行提出贵院议决。又昨据内务部函称，‘各处待用之士，荟萃金陵，而各省办事人才，反觉缺乏，则文官考试实难再缓’等语。按之现在情形，诚如该部所云。今拟请贵院将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与文官考试令草案，提前议决，以便颁布施行。”⁽⁷⁷⁾

以上述考试办法选拔官吏，虽然不见得十全十美，但它比较封建专制政府的“任人唯亲”，显然是一种进步的制度。遗憾的是，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了三个月，文官考试制度并没有来得及实行。

（14）民主作风。资产阶级革命派据人权说，提倡自由民主、反对君主专制，因此，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期间，也表现出对待群众的民主作风。现举二例：

例一，孙中山任大总统后，某日偕随从数人骑马到雨花台视察炮台，归途至中华门时被群众发现、围观，群众鼓掌欢呼“大总统万岁！”孙在马上频频含笑点首，表示谢意。时警察局派人来维持秩序，拟驱散群众，一巡官更高举指挥刀挥舞。孙中山见此现象立即制止说：“对老百姓不能这样！”⁽⁷⁸⁾

例二，孙中山任大总统期间，每天接见大批来访者。某日，一个八十余岁的长者，从扬州专程至京拟瞻仰大总统丰采，在传达室被阻。孙中山闻知后，立即召见。长者至，孙正拟行握手礼，但长者掷杖跪地，行见君主的三跪九叩礼。孙急将长者扶起，告以：“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长者问：“总统若是离职后呢？”孙回答说：“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谈话毕，孙派车将长者送回住处，长者高兴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⁷⁹⁾

综上所述，临时政府除旧布新的各项政令，有力地触动了封建专制秕政和社会陋习，具有解放思想、移风易俗的作用。这些改革对中国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　临时政府的经济和财政政策

一　保护私人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

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解放生产力。还在1905年7月，即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华侨和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即表达了迅速“建一大共和国”，并利用大好资源“振兴中国”，以赶上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强烈愿望。他说：“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又说：“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事半功倍乎？”⁽⁸⁰⁾孙中山在从巴黎回国时，念念不忘的也是在共和国建立以后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说：“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竟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⁸¹⁾

要发展资本主义就需保护私有财产和打破封建主义的桎梏。因此，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即下达了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五条命令：

（一）凡在民国势力范围之内之人民，所有一切私产，均应归人民享有。

（二）前为清政府官产，现入民国势力范围者，应归民国政府享有。

（三）前为清政府官吏所得之私产，现无确实反对民国证据，已在民国保护之下者，应归该私人享有。

（四）现虽为清政府官吏，其本人确无反对民国之实据，而其财产在民国势力范围内者，应归民国政府管理，俟该本人投归民国时，将其财产交该本人享有。

（五）现为清政府官吏，而又为清政府出力，反对民国政府，虐杀民国人民，其财产在民国势力范围内者，应一律查抄，归民国政府享有⁽⁸²⁾。

当制定《临时约法》的时候，又根据资产阶级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在《约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第六条）。这就是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有经营资本主义企业的自由。这项规定，目的在使生产力从清朝专制政府的所谓“官办”、“官商合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除《临时约法》这种根本大法外，南京临时政府还颁布过一些保护工商业的法令规章，鼓励人们兴办实业。

南京临时政府不仅在中央设有实业部，而且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司。实业部在给各省都督的电文中说：“本部司理本国农工、商矿、山林、渔猎及度量衡，窃念实业为民国将来生存命脉，今虽兵战未息，不能不切实经营，已成者当竭力保存，未成者宜先事筹画。今外省官制，虽未画一，而各省之实业司，当速行成立，隶属本部。”⁽⁸³⁾

除官方之实业部外，这时，在民间也纷纷兴起了各种实业团体。如在上海，在一月间即有中华工学会的组织，其宗旨为：“甲，工程营造之统一；乙，工程事业之发达；丙，工程学术之日新。”⁽⁸⁴⁾

1月30日，中华民国实业协会在南京开成立大会，选李四光、万葆元为正副会长，马君武为名誉会长。协会的宗旨是：“振兴实业，扩充国民生计，挽回利权。”⁽⁸⁵⁾

二月间，上海又有中华民国商学会之组织。其《缘起》中说：“破坏匪难，建设惟难，矧值此金融紧迫、事业凋疲之秋乎。故论建设，允以经济为前提。而经济问题之要者，如货币，如银行，如铁道、航路，以及关税、殖民诸大端，莫不汇于商学。……同人不敏，组织中华民国商学会，征声气之应求，为知识之交换，庶学理以辩难而发明，事实以讨论而策进。”⁽⁸⁶⁾

与此同时，在上海还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之筹设，其《发起趣旨》中说：“政治革命，丕焕新猷，自必首重民生，为更始之要义；尤必首重工业，为经国之宏图。”它并且提出了“产业革命”的口号：“往者忧世之士，亦尝鼓吹工业主义，以挽救时艰，而无效也，则以专制之政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达，为绝对的关系，明达者当自知之。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⁸⁷⁾

除工业建设会外，上海及全国各地建立的类似实业团体，还有很多，有如雨后春笋。

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各地工商界（包括侨商）纷纷投资申请开办工厂、企业。这些申请，有直接递送临时政府实业部者（如开办煤矿、设置各种工厂、公司等）；也有送各地都督府批准者（如沪军都督府于1月13日批准内地电灯公司总理陆熙顺在沪招股开办电车公司）⁽⁸⁸⁾。

这种兴办实业的热潮，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目前虽然还没有当时各种工厂、企业数目的精确统计，但从一切现有的间接材料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猛烈发展的总趋势。据1912年5月上海的一个材料记载说：“目前上海工业发展中，一个令人注意的特点，为电力日见扩充。现在各个干线的电力已在2000匹马力以上，而最近的将来，将为这个数目的三倍。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准备工作，将使这个消费量马上增加一倍，同时在未来的十八个月中，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⁸⁹⁾

孙中山在1912年《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这篇文章中满怀激情地写道：“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要能预见未来，我们必须是有远见的人。”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当时除上海这种沿海的大工业城市外，内地各省企业也有很大发展。例如，湖南长沙，据英国驻长沙领事基尔斯在1912年长沙商务报告中说：“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其最大目的是尽可能使湖南在工业上不仅不依赖外国，而且不依赖其它省份。”⁽⁹⁰⁾再如湖北，据1912年记载，自民国成立，文明锐进，官民采办（指采矿）已及三十余种之多，呈请开矿者，不下数十起。

不仅一些大城市的工业有很大的发展，就是一些中小城市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镇江，据1912年记载：镇江光复后，一般志士咸有振兴工艺之思想。故有办织袜工厂者，此外如织帽、织衣诸厂，皆能极力经营。再如安徽，自光复之后一二年间，当涂、繁昌两县陆续发现铁矿多至数十处。

除南方外，北方一些城市的工业也有很大发展。民元以后，华北各大都会，如平津等地，中上人家渐改用机器面粉，而机器面粉由是勃兴。

华侨一直是支持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1912年1月，海外华侨归国代表团，在上海成立华侨联合会，“一方面对于政府欲补助其建设，一方面对于华侨谋未来之幸福”⁽⁹¹⁾。“临时政府初立于南京，库藏如洗，得南洋经济之助，殊非浅鲜，辛亥一岁中，南洋华侨所输于革命之资，可五六百万元”⁽⁹²⁾。在兴办实业的高潮中，许多华侨纷纷回国投资，从事建设。当时上海有一个同仁民生实业会，即为华侨资本家所组织，“其宗旨注重民生，在在维持协助，对于已办之实业极力保护，未办之实业设法提倡”。因此，它受到各省实业界的欢迎。到1913年初，“外洋华侨入会者，已有二十余万人之多”⁽⁹³⁾。除旅欧和南洋华侨外，旅日华侨还组织有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其会长曾在1912年3月7日向南京临时政府申请倡办兴业贸易株式会社，“以增国力，而厚民生”⁽⁹⁴⁾。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对农村经济，特别是对农民的土地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孙中山仅仅给内务部下达了一个通饬各省重视农事令，要求对农民，“严加保护。其有耕种之具不给者，公田由地方公款，私田由各田主设法资助，俟秋成后，计数取偿”⁽⁹⁵⁾。后来，黄兴等发起拓殖协会，编纂书报，鼓吹开发边疆地区。孙中山批令财政部发给该会维持费三十万元。

“国家富源，在于实业，而实业命脉，系于金融。”这是南京临时政府所一再强调的观点。为了贯彻这一点，1912年3月，临时政府财政部拟定举办各种农业银行的计划，孙中山在批示中说：“中国地称膏腴，尤广幅员，而东南之收获，不见其丰。西北之荒芜，一如其故。……创设农业、殖边等银行，实属方今扼要之图。”⁽⁹⁶⁾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临时政府连自己的经常开支，都拿不出来，哪里还有钱去办银行呢？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办了银行，农村经济也不可能显著地改善，因为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还像枷锁一样禁锢着农民。

既然土地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农村生产力便不可能得到解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二　财政危机和内外债

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是十分严重的。当时任临时政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说：“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孙中山）即批给二十万。余奉令到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⁹⁷⁾

财政困难，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帝国主义的破坏。帝国主义公使团为攫取中国海关税款所拟之《管理税收联合委员会办法》八条，在清政府外务部同意下，于1912年1月开始执行。其中规定：各海关净存税款每周汇解上海，由总税务司分存汇丰、德华、华俄道胜三银行，并依“委员会”所列次序按期偿还外债。关税实权本来就掌握在外人手里，但还有“关余”可以动用，这个“办法”把关余也卡住了。

其次是临时政府内部也不统一。由政治上的不统一影响到财政上的不统一，因此困难重重。临时政府管辖之下虽然名义上有十数省区，但控制着各省军政大权的都督对临时政府在财政上根本不予支持。虽经孙中山哀告“各省贤达有为之都督、司令及百有司”，“将应解部款，从速完缴”⁽⁹⁸⁾，但效果甚微。而列名南京临时政府的立宪党人，也不予支持。如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孙中山、黄兴等本拟请张謇担任财政总长的，目的是借助他的财势帮助解决一些军政开支的困难。可是，他无论如何不肯担任。最后，他勉强担任了实业总长，却又长期居沪，根本不过问南京的事情。他那时兼任两淮盐政总理，对于筹措北伐军费及临时政府的经费，更是百般阻挠。他自上海三番五次地致电孙中山，要求“无论军饷若何紧急，不可于盐价商本内有丝毫挪移”⁽⁹⁹⁾，并说什么：“所收盐税已经指抵洋债者……千万不可擅行挪用，以免引起外交困难问题。”⁽¹⁰⁰⁾

孙中山由外国回到上海时，他的同志们及光复各军将领是把他当作财神来欢迎的，当时盛传他“携华侨捐款数十百万以来饷军者”⁽¹⁰¹⁾；江浙联军的将领们轻视黄兴而支持孙中山，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孙当选大总统之日，即有将领前来相问：“公携华侨捐款几何？诸军望之如望岁焉！”但是，孙当时既无华侨捐款，也没有借到外债，回答的仍然是那一句话：“我携带革命精神耳！”⁽¹⁰²⁾

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只好借债度日：一是借内债，一是借外债。

1912年1月8日，临时政府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定额一万万元，发行《弁言》中说：“民国肇兴，扰攘屡月，临时政府，虽立初基，而北虏未摧，南服多事，饷糈筹拨，固难缓乎须臾，政费繁兴，又日见其推广，凡停战期内之筹备，迄和局解决后之设施，均非厚集资财，何以宏兹伟业？故两方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当此军事倥偬，尚乏整顿经营之余力，全恃募捐微末，亦无永久继续之功能，倘或一篑功亏，垂成坐败，神州铸错，大局沦胥，固非维持人道之本心，抑岂冀望和平之始愿，此公债票发行之所由亟亟也。”⁽¹⁰³⁾虽哀告劳劳，但定购者很有限，只得7,371,150元⁽¹⁰⁴⁾。

在此之前，1911年7月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的时候，就曾发起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亦称国民救济局），第一次发行了冠有中华民国名义的“金币券”，照券面金额的半额推出，并规定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同时，就可以作为国家货币正式使用。还规定凡捐助军饷者，均可获得“优先国民”的荣誉；捐款五元以上者，加倍发给中华民国金币票；捐款千元以上者，革命成功后享有经营“一切实业优先权利”⁽¹⁰⁵⁾。

通过上述及类似的各种方法，到中华民国成立时，孙中山自世界各地筹集到的资金总额约一百四十万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偿还了其中的五十万左右。其余部分，本应由接任总统的袁世凯负责偿还，但袁却置之不理。这样，就使海外同胞的爱国热忱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

关于举借外债，这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1911年12月，他在归国途中过新加坡时，即向人表示：“此次直返上海，解释借洋债之有万利，而无一害。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¹⁰⁶⁾

利用外资，进行建设，这是无可厚非的事。近代中国的历届卖国政府都靠借外债过日子，但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举借外债，却不可同日而语。问题不在于借外债，而在于是否因借债而出卖国家的主权。孙中山在过香港谈及筑路主张时，一方面强调必须借外债，但同时又指出，应该“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¹⁰⁷⁾。据此精神，孙的借外债主张，是不应受到指责的。稍后，孙中山解大总统职，4月17日在上海被中华实业联合会举为会长，他在该会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谈到利用外资时说：“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欧美各国无限制投资之事，盖一国之财力有限，合各国之财力则力量甚大矣。”⁽¹⁰⁸⁾

当孙中山未回国前，黄兴在筹建临时政府时，即从日本三井洋行借到日金三十万元。不过，这是一宗私人交涉，是由张謇作保的⁽¹⁰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进行的几笔外债，很不理想。有的根本没有谈成，有的谈成了，也为数甚微。特别是在“南北未统一之前，外人既守中立，而南京政府，亦不便自我开端，资北方以口实，自不得不假资本家的凭借，以求间接之吸收”⁽¹¹⁰⁾。

当时的几笔借款主要是由江苏铁路公司、招商局、汉冶萍公司几家出面的。债权国主要是日本。

日本政府这时对华的总方针，是尽可能地使中国陷于长期混乱状态，以浑水摸鱼，扩张自己的领土和获得经济上的支配力量。它所以愿意考虑对江苏铁路公司、招商局、汉冶萍公司几家进行贷款，就因为这几家都是英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一带的重要企业。而与南京临时政府对立的袁世凯政权，也主要是在英国支持下的。因此，　日本的经济借款是包含着和英国争夺在中国的统治权这个政治目的在内的。

几笔借款的进行情况和结果如下：

（1）苏路借款：1912年1月下旬，南京临时政府以江苏铁路公司出面，与日本大仓洋行签订三百万日元借款合同，以上海至枫泾间铁路为担保。此项借款，江苏铁路公司以二百五十万元转借给临时政府，其余五十万元借给江苏都督府。因此，曾遭到英帝国主义的干涉。“日政府答以此项借款，系大仓个人对于铁路公司之事，毫无援助南京政府之意，（驻日）英使遂不复置议”⁽¹¹¹⁾。

（2）招商局借款：1912年1月下旬，临时政府“以民国新立，军需孔繁”，拟“暂借招商局抵押银一千万两备用”。这一借款是由招商局出面，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和日清公司商谈的。

当时，长江流域的航运业，是在英国控制之下。日本的意图是控制招商局借以和英国相抗衡。但是，日本的这一活动，不仅引起英国的激烈争斗，也遭到德、美等国的反对。同时，招商局股东以至临时政府内部也有强烈反对的意见（认为这样是把中国航运业出卖给日本），因而这笔借款也就没有兑现。

（3）汉冶萍借款。汉冶萍煤铁公司是当时中国综合铁矿、煤矿、炼钢的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原为盛宣怀产业之一部分，并由盛任公司总理。这个公司曾在1902年、1904年、1908年多次向日本银行借得大量款项，而以向日本八幡制铁公司以低廉价格供应生铁、铁砂五十年为条件。辛亥革命发生，日本认为有机可乘，企图以合作经营名义将汉冶萍攫为己有。当时，汉冶萍公司处于起义军控制之下，盛宣怀本人也因被清政府解除邮传部大臣职务，先逃大连，后逃日本。当盛于1911年底逃亡大连时，即和日本密谋中日“合办”汉冶萍事宜，以免其财产被民国政府所没收。他到日本之后，知南京政府借款甚急，因此一方面积极表示对筹款“义不容辞”⁽¹¹²⁾，同时又按日方的意图，表示将汉冶萍“华日合办，或可筹借”⁽¹¹³⁾。

1912年1月26日和29日，民国政府和盛宣怀分别在南京和神户同日本三井、正金财团签订了两个性质相同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草约。南京草约中规定：“公司股本为日金三千万元并由中日合资办理。”“公司股本中日各半”。“除公司现存由日本借入日金一千万元外，公司尚须续借日金五百万元。”“在本合同第三款借款内，由公司借政府五百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之需（英文本合同为“购买武器与军火”）”⁽¹¹⁴⁾。

从以上草约，可以看出：日本通过贷款取得了中日“合办”的权利；盛宣怀通过“合办”达到保存自己产业的目的；南京政府通过盛的转借，能得到五百万元的实际利益。

但是，这一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哗然。《民立报》指名道姓地骂“盛贼将汉冶萍（卖）与日本”⁽¹¹⁵⁾。连双冶萍公司的股东们也认为：盛宣怀“以私人资格擅与外人订约，不独国权，亦我等血本所关，断难承认，而全国舆论哗然，鄂、湘、赣三省人民起而反抗，将恐激成变端，我等同受其累，决不甘心”⁽¹¹⁶⁾。

孙中山很快发觉了日方的阴谋和盛宣怀的圈套，因此他两次亲莅参议院提出咨文，坚决废除“合办”草约，并正告盛宣怀：“该草约，前虽批准，后以其交款濡滞，并不践期，已电告前途，汶（文）定取消，盛氏万不能以已由政府核准为借口。……今各省反对，舆论哗然，盛氏宜早设法废去此约。”⁽¹¹⁷⁾

当盛宣怀知道孙中山坚主废约后，仍图骗取南京政府的批准，造成既成事实。但这时，“反对合办将成大风潮”⁽¹¹⁸⁾，“舆论反对已成燎原”⁽¹¹⁹⁾，而他又曾“因铁路借款，得罪舆论”⁽¹²⁰⁾，因此很害怕陷入“死有余辜”的境地⁽¹²¹⁾，于是不得不同意废约了。

3月22日，汉冶萍公司在上海开临时股东会，“到会者四百四十票，计二十万零八千八百三十八股。投票开筒，公同验视，全场一律反对合办，已逾公司全股十分之八，照章有议决之权，草合同自无效”⁽¹²²⁾。这样，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草约遂告取消。草约虽然取消，但是仍然留下了一个尾巴：“此约废后，汉冶萍亦不能与他外人合办”；“汉冶萍如欲以厂矿抵押托外国银行代借款项，或代售债票，须先尽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商办”⁽¹²³⁾。

孙中山在回答参议院的质问中，曾对汉冶萍借款作了如下的说明：“政府据院议通过之国债一万万元，因仓猝零星征集，颇难应急，遂向汉冶萍及招商局管产之人，商请将私产押借巨款。由彼等得款后，以国民名义转借于政府，作为一万万元国债内之一部分。嗣又因政府批准以汉冶萍由私人与外人合股，得钱难保无意外枝节，旋令取消五百万元合股之议，仍用私人押借之法，借到二百万元，转借于政府。是政府原依院议而行，因火急借入二百万元以应军队之需要，手续未及分明，至贵院有违法之防。”⁽¹²⁴⁾他在二月间《覆黎元洪告与汉冶萍公司借款经过电》中，也说明：“汉冶萍款原急不择荫，前途陆续仅交过款二百万，随到随尽。现订仅以此数变为虚抵，而废弃合办之约。”⁽¹²⁵⁾

除以上三笔借款外，南京政府还进行过一笔华俄道胜银行借款。1912年2月下旬，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向参议院提出：“现拟借华俄道胜银行之款，系五厘息，九七扣，一年期，用中央名义担保，毋庸抵押……共借一百五十万镑。”⁽¹²⁶⁾参议院已表同意，但因借款合同中有“此款为民国之直接负欠，当以其赋税之所入，备为付息及偿本之用”等语⁽¹²⁷⁾，遭到各省官员及人民团体的反对，最后也成泡影。

为了应付军需亟需，临时政府财政部在1912年1月间发行了一百万元的军用钞票，但在市面信用很低，“无知商民，不明大义，胆敢异视军用钞票”，以致“钱业、米店相率停市”⁽¹²⁸⁾。到2月间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3月22日，财政总长陈锦涛在给孙中山、陆军部的万急电中说：“自袁举总统后，借款银行皆请与袁直接。故本部月来不能办理借项。……而宁垣军钞每日兑现十余万，今日已由中国银行借念万，专备此用。现已计穷力尽……”⁽¹²⁹⁾

就是在这样借债度日的困境中，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存在了三个多月。

第五节　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和新闻政策

一　教育改革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正值战争时期，新旧交替，各处学校大都停办，教育部初成立时只有三个人：蔡元培、蒋维乔和一个会计，而且没有公署，只好暂借江苏都督府内务司楼上三间空房办公。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教育部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改进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促使各级学校陆续开学，奠定了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的基础。

首先，教育部于一月份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要求“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程并避讳抬头字样，应由各该书局，自行修改，呈送样本于本部，及本省民政司、教育总会存查”；“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旧时奖励出身，一律废止；初、高等小学毕业者，称初、高等小学毕业生；中学校、师范学校毕业者，称中学校、师范学校毕业生”⁽¹³⁰⁾。

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颁发的同时，又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十一条，规定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各种暂行课程表，着各校遵行。如“初等小学校之学科目，为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师范学校（即旧制之初级师范学堂）之学科目，为修身、教育、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习字、图画、手工、音乐、体操。女子加家政、裁缝。视地方情形得加设农工商业之一科目。”⁽¹³¹⁾

临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也予以关注。继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课程标准后，它又电告各省说：“本部高等以上各学校规程，尚未颁布，各地方高等以上学校，应令暂照旧章办理。惟《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及非各学校应授之科目，宜一律废止。此外关于前清御批等书，一律禁止滥用。”⁽¹³²⁾

临时政府不仅重视学校课程的改革，而且抓紧各级学校的及时开学，以免影响学生学业。在上述《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已规定：“各州县小学校应于元年三月初四日（阴历壬子年正月十六日）一律开学，中学校、初级师范学校视地方财力亦以能开学为主。”三月初，教育部又通告各省速令高等专门学校开学。接着，孙中山又以大总统名义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将已设之优级初级师范一并开学，令中说：“教育主义，首贵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顾欲兴办中小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养成多数中小学教员，非多设初级优级师范学校不可。虽一时权宜与永久强制自殊，而统筹全面亦不可顾此失彼。此时注重师范，既能消纳中学以上之学生，复可隐植将来教育之根本，是真当务之急者。为此令仰该部迅即妥筹办法，通告各省，将已设之优级初级学校一并开学，其中小学校仍不可听其停闭，速筹开办，是为至要。”⁽¹³³⁾

除教育部主管的普通学校教育外，临时政府的其他部，有的也计划办理培养干部的学校。如陆军部拟办理陆军军官学校⁽¹³⁴⁾；内务部开办有警务学校⁽¹³⁵⁾，等等。

在学校教育中，妇女地位也有了改善。教育部公布的章程中，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同时，各种独立的女学校也更多地出现了。如南京光复军女子队在民国建立后便改组为复心女子学校，并由陆军部支援开办费一千元⁽¹³⁶⁾。再如，对曾经“尽力民国”，而现又“热心向学，拟赴外洋”的女学生，临时政府也加以支持。1912年3月14日，陆军部便一次批给尹锐志等女生“各一千五百元，以备三年学费”⁽¹³⁷⁾，等等。从各级各种女学校之开办，略可看出辛亥后女权之解放了。

上海中国公学为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著名学校，蔡元培、黄兴、宋教仁等皆为该校理事。辛亥事起，师生多半从军，校舍亦为吴淞民军所借住，各省公摊之经费也落空，因此，公学陷于停办。民国成立，临时政府即积极恢复该校，并批准以前清上海道抵押之源丰润等钱号的财产，移作公学经费⁽¹³⁸⁾。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以上各项改革措施，使新式的学校教育迅速地恢复并有所发展。1912年，全国学校数达到87，272所，学生数达到2，933，387人。其中包括初级学校86，318所，中级学校832所，高级学校122所⁽¹³⁹⁾。

关于临时政府的教育方针，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提出了五个方面，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这五项虽然属于蔡元培的个人主张，但民国以后的教育界，莫不受其影响。兹逐项加以解说⁽¹⁴⁰⁾。

关于“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在清末已经成为一种有力的教育思潮，蔡元培认为潮流所趋，难于改变，所以采纳此种主张，但并不认为此种教育有永久的价值。他说：“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僢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逼处，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不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

关于“实利主义教育”。封建的教育脱离社会生活实际，培养出来的人，没有谋生的技能。实利主义教育在于改革这种弊端，使受教育者获得谋生的知识与技能。他说：“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我国地宝分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为急者也。”

关于“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认为道德教育在于培养人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这种教育是其他教育的根本，他说：“何为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世界观教育”，目的是要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他说：“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终始之世界观以为鹄，如是之教育，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观教育。”

蔡元培认为，“美感教育”是实现教育目的手段。他说：“美感者含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通……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并以中国古代儒家的教育来论证他的五方面教育说：“虞之时，夔典乐而教胄子以九德，德育与美育之教育也。周官以乡三物教万民，六德六行，德育也；六艺之射御，军国民主义也；书数，实利主义也；礼为德育，而乐为美育。”

他还以西方之教育来论证他的五方面教育说：“希腊人之教育为体操与美术，即军国民主义与美育也。欧洲近世教育家，如海尔巴脱氏，纯持美育主义；今日美洲之德弗伊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

他又从教育界的三育说，概括他的五育说：“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

蔡元培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大都来源于西方，或来自德国，或来自美国，或来自其他西方各国。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都是以超阶级的姿态出现的，蔡元培也是这样在中国宣扬的，把资产阶级教育说成是超阶级教育，这当然是错误的。

但是，这种教育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却具有反封建专制主义教育的进步作用。蔡在上文的最后说：“满清时代，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敢于反忠君，敢于反尊孔，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二　新闻政策

南京临时政府的新闻政策，基本上遵循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言论自由”的原则。

临时政府内务部最初曾颁布了一个《暂行报律》，规定比较严格，向报界约法三章。

（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本部注册，兹定自暂行报律颁到之日起，截至阳历四月一日止，在此期限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人姓名呈明注册，其以后出版者须于发行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

（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讯明得酌量科罚。⁽¹⁴¹⁾

上述《暂行报律》电文发布后，受到新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报界俱进会及《大共和日报》等均通电指责。其中，以章炳麟最为强烈。3月7日，章为《大共和日报》撰写了题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的社论，表示：“所定报律，绝不承认，当知报界中人，非不愿遵守绳墨，惟内务部既无作法造律之权，而所定者又有偏党模胡之失。”⁽¹⁴²⁾

在上述情况下，孙中山也认为上述报律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原则，并令饬内务部宣布无效。他指出：“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¹⁴³⁾

其实，绝对的“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对反革命的言论，如煽惑破坏共和国体者，加以限制和取缔，还是必要的。年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还缺乏资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他们盲目地模仿西方的“言论自由”。这样，就在实际上为—些反革命言论开了绿灯。

但是，总的说来，临时政府的新闻政策，即开放言论的政策，对破坏清政府的钳制言论的政策，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12年，全国报纸约达五百家之多，其中北京五十家，上海十五家。一些中等省会城市，也都有许多家报纸，如广州有十三家，福州有十一家，南昌有八家，甚至象扬州、常州、无锡、南通、绍兴、汕头、烟台、常德等城市，也都各有一两家报纸⁽¹⁴⁴⁾。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空前的。

第六节　临时政府的根本弱点和北伐的夭折

南京临时政府在短暂的三个月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领导革命的政党——同盟会，存在着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根本弱点：政治上纷歧，组织上涣散，使革命缺乏坚强的领导；不敢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又使革命缺乏依靠的力量；酝酿北伐又半途而废，革命势力未能胜利发展；加以帝国主义的干涉、国内反动势力的压迫和革命内部敌人的捣乱，这样就使南京临时政府最后不能不归于失败。

一　同盟会的涣散

革命形势的迅速到来，要求革命政党加强统一领导，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同盟会却恰恰相反，在革命紧要关头反而更加涣散了。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同盟会本部发表宣言，虽然指出了“元凶尚在，中夏未清”，应“长驱河朔”，以“建立民国”，但却表白革命党人将于“功成事遂”之后引退，“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¹⁴⁵⁾。同年12月，同盟会本部在上海召开临时会议，旅沪各省份会部分负责人也参加。这次会议改订了同盟会暂行章程，并再次发表宣言。宣言虽然指出了在同盟会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并强调了“当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号召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群”⁽¹⁴⁶⁾。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能阻止“议论歧为万途”的现象继续发展，相反，却更加严重了。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日益激化。同盟会的陈其美和光复会的李燮和同在上海策动起义。上海光复后，陈自称都督，李初拟率部攻陈，后据吴淞，自称吴淞都督。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章炳麟即正式脱离同盟会，而与立宪派、旧官僚联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章自任会长，以程德全为副会长，接着又推张謇为“特务干事”⁽¹⁴⁷⁾。章在联合会第一次大会讲演说：“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¹⁴⁸⁾1月4日，他创办《大共和日报》，在发刊辞中公然说：“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¹⁴⁹⁾其攻击的矛头显然指向刚刚诞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公布自1912年起改用阳历，章炳麟却在《大共和日报》第2号上以“本社社长”的名义，发表《宣言》说：“今日南北未一，观听互殊，岂容遽改正朔。况此次参事会，大半即各省都督府代表之变名，既非国民公选，何有决议改历之权。故在议员未选，历书未颁，对于此等少数空言，断难遵行，愿全国人民审思之，愿各代表反省之。”

浙江独立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自南洋返国，担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他公开在上海设立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沪局，招兵买马。沪军都督陈其美不能容许禁脔之内出现一支异己的军队。于是，就指使蒋介石于1月14日暗杀陶成章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陶成章被刺是民国成立后第一件轰动一时的政治暗杀事件。陈其美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解决政争，不仅无补于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分歧，反而给向往革命的人们的心中投下了阴影，由此，光复会和同盟会的矛盾更形扩大。章炳麟断然拒绝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

3月，章炳麟又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为统一党，他在改党大会的演说辞中说：“本党宗旨，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¹⁵⁰⁾接着，统一党又发表《宣言书》，声称：“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

总之，章炳麟在辛亥革命后已经明显右倾，不论联合会或统一党，都不过是一种官僚、政客、立宪派的大杂烩。因此，它对南京临时政府的许多改革措施，无不加以反对。例如，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以牵制袁世凯，章极力反对，公然为袁张目说：“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¹⁵¹⁾3月下旬，在南京的四川籍革命党人召开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亲往参加，而章炳麟却送来了这样一副对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对于章的这种态度，四川革命党人吴玉章在后来曾加以评论说：“他骂南京鼠窃狗偷，但当时鼠窃狗偷的大半还是立宪党人，而章太炎不正是和他们沆瀣一气吗？他反对建都南京，认为南京并非龙蟠虎踞，难道北京果真就是龙蟠虎踞的地方吗？很明显，章太炎为了反对孙中山先生，已经实际上站到袁世凯那方面去了。”⁽¹⁵²⁾

对于同盟会员与光复会员之间的争端，孙中山主张尽力调解。如，广东汕头民军司令、光复会员许雪湫、陈芸生“与同盟会员之领军不合，势成水火”。孙中山致电陈炯明，要他“解释调处”，并强调指出：“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之团体”；“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阋墙”⁽¹⁵³⁾。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双方仍然纷争不已。

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党人孙武等由于未能取得南京临时政府中的部长席位，也愤然脱离了同盟会，而联合湖北的立宪派另组“民社”，拥戴黎元洪为领袖。因此，同盟会的力量被进一步削弱。

黄兴是同盟会的军事领袖。他虽然在1907年因旗帜设计问题和孙中山发生过严重的争执，但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他和孙中山配合得不错，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支持了孙中山。但是，这样一个重要领导人，在民国建立之初却有了功成隐退的思想。他在一个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吾辈十余年兢兢业业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圆满之幸福。今目的已达，掉臂林泉，所得多矣。”⁽¹⁵⁴⁾

在黄兴看来，只要把满人统治换成汉人统治，革命就算达到目的，就可以“大风歌罢不如归”了⁽¹⁵⁵⁾。这样，当然就失去了对袁世凯的戒备。在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他仍是力主和袁世凯妥协。

综上所述，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已处于思想混乱、四分五裂的状态，这样的政党当然不能领导南京临时政府走向胜利。孙中山在后来解释这一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¹⁵⁶⁾

二　错误地对待农民问题

土地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使广大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又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广大农民的参加，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同盟会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其纲领中提出了解决土地制度的主张，即“平均地权”，并把这一主张作为同盟会的三大纲领之一。可是，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方针、宣言和一系列法令、规章中，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密切相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土地所有制有矛盾，又同封建的地租剥削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即使在革命时，他们虽然在理论上敢于承认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必要，但在实践上却没有触及封建势力根基的勇气。

当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之时，农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极为广泛。在南京临时政府管辖的地区，也到处发生农民的抗租斗争。仅1912年1月间便有多起：江苏昆山、青浦交界地区一百三十余村农民，“宰牲结社，齐心抗租”。上海南汇地区大团等处人民抗租，“聚众千余人，打伤政府收租委员，抢走当地驻军枪支”。江苏奉贤蔡家桥乡民，“闻南汇抗租，遂遍发传单，抗纳租粮，影响遍及全县”。浙江海盐县“澉浦乡民因抗租聚众千余抢夺民团枪械”⁽¹⁵⁷⁾。浙江嘉兴府石门湾鸽子滨一地主因催收租米、扣押佃户，结果被乡民一二千人围殴。其中，以江苏青浦县的抗租斗争，最为典型。现将当时关于这一斗争经过的原委报导，节录如下：“青浦县光复后，民政部酌定业户租籽收取八成，乡民借口松城仅收六成，共结团体，饮齐心酒，力图霸抗。民政部以租务攸关赋税，传知地保，谕各地乡民依限还租，地保不善处置，语多压制，致乡民激怒，麕集县城，与民团抵抗。该乡民受伤数人，遂将民政长徐彭龄之子劫去，大起风潮。当经徐君请松军政分府派兵弹压。”⁽¹⁵⁸⁾

这些自发的反抗斗争，反映出广大农民渴望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不仅没有得到革命党人支持，相反，差不多都遭到各省都督包括革命党人的都督派兵镇压。江苏都督多次出示，严禁抗租，竟说：如抗租不还，“准由各业户禀经该管衙门，按户提案押追以凭照例严办，如聚众抗租或竟持械横行，即属有意破坏治安……惟有按军法从事。”⁽¹⁵⁹⁾

由于革命党对农民的自发斗争采取敌视的态度，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后，广阔的农村依然如故，一方面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丝毫触动，封建政治势力没有受到打击；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也就不可能真正组织农民群众来参加革命斗争，因而，在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面前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软弱地位。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¹⁶⁰⁾

三　不敢明确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

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辛亥革命是革清政府的命，因而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武昌起义后不久，英国的《字林西报》就直截了当地承认：“就某种意义说，这一事件是反对我们自己的。”

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的建立，在反帝方面所起的客观效果是显著的。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国家的独立。下述事件就是显明的例证：

2月19日，荷属爪哇岛泗水市的华侨集会，升旗、鸣爆，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遭到荷兰警察的武装干涉，华侨三人被打死，十多人被打伤，百余人被逮捕，书报社被封，外埠来电被截⁽¹⁶¹⁾。华侨全体罢市，以示抗议，荷兰政府出动军队强迫开市，继续逮捕了四百多人，最后的逮捕数目，竟达一两千人⁽¹⁶²⁾。

事件发生后，泗水华侨分别向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上海华侨联合会发电，请求保护。南京临时政府接电后，立即连电袁世凯要其必须和驻北京的荷兰公使交涉，并同时要驻荷兰中国公使直接和荷兰政府进行交涉。上海《民立报》曾以《讨荷兰之辱我民国》为题，发表社论说：“当满清窃国，献媚外人，弃我数百万华侨于海外，不与保护，致备受强敌凌辱，可惨可痛之事，不止一端。……今日之民国，非昔日专制时代可比也。外人对我，胡犹若是之野蛮残暴也。呜呼！荷兰人竟辱我民国矣，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吾以是裂眦愤书，而为泗水华侨请命。”⁽¹⁶³⁾在群众的愤怒声援下，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于2月26日“电荷外部，要求赔偿损失，辞极激昂”⁽¹⁶⁴⁾。2月28日，临时政府拟令沿海都督禁止华工赴荷属地⁽¹⁶⁵⁾。

交涉结果，荷兰政府不得不接受了下面的条件：（1）惩办杀害华侨的荷兰人；（2）对被害华侨，由荷兰政府优礼埋葬，并抚恤其家属；（3）受伤华侨，由荷兰政府负责治疗；（4）赔偿华侨财产损失；（5）对华侨应和荷兰人同等待遇。

从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对外一向是屈辱忍让，卖国残民，而这次中荷交涉，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最新纪录，使国外华侨扬眉吐气，一新耳目，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国开国的重大结果。

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主观上并没有提出反帝的目标和纲领，同盟会成立时没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也没有。如果说在同盟会成立前还出现过《警世钟》、《猛回头》那样痛快淋漓、激动人心的反帝文字，可是在同盟会成立后，特别是越接近辛亥革命前夕，这样的文字反而少见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其《宣告友邦书》中，明确地宣布愿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宣言书中又说：“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¹⁶⁶⁾

要想在一个早晨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那是不现实的。革命也允许权宜之计。但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切都加以“照旧”、“承认”，那么中国就无法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了。正是由于这种无区别的“承认”，在临时政府的军事行动中，立即呈现了它的恶果。下述事件就是一个显明的例证：

1912年1月下旬，山东青岛附近地区的即墨县为同盟会所光复。但是根据1898年的《中德条约》，德国租借了青岛，并且规定在青岛周围约五十八公里的面积，划为由德国监视的不设防地区。而即墨县就在这个不设防地区的范围内。因此，德国派遣一百三十名骑兵前往即墨，以条约为借口，要求革命党撤退武装；同时自青岛发电给山东巡抚胡廷枢，告知即墨情况。清政府闻讯后，立即派兵四百余人突袭即墨，杀死革命党人三十多名，并将附近村庄烧光。当地革命军请求南京临时政府与德国政府交涉。而临时政府拘于旧约之“承认”，也就无能为力，最后不得不由孙中山于2月10日下令革命军自即墨撤退⁽¹⁶⁷⁾。

南京临时政府的这种态度，是和同盟会领导人对帝国主义缺乏本质认识分不开的。在他们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先进的文明国家，中国革命是向它们学来的，学生向先生学习，先生自然会对学生进行帮助。孙中山长期旅游海外，就是为了取得这种帮助。南京临时政府发表种种“睦邻”、“保护外人”、“承认”一切旧约的宣言和法令，也是为了取得这种帮助。

但是，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时代的反革命“先生”并不帮助半殖民地中的革命“学生”。它们绝对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月11日、17日、19日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就是证明。

四　北伐的夭折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起义各省的革命群众团体和都督府就酝酿进行北伐。最早倡议北伐的是群众革命团体。广东独立不久，一个名叫光汉社的团体，在11月15日致广东都督胡汉民书中就要求“即日召集各府州县各团体代表，开大会决议筹兵筹饷平胡之大计”⁽¹⁶⁸⁾。表达了广东人民北伐的决心并愿为天下倡。

稍后，江浙一带也出现了许多主张北伐的团体。上海旅沪各省人士纷纷发起组织北伐队，青年学生尤为积极，一时出现了“学生北伐队”、“中华民国学生军团”、“学生军”、“学生北伐团”、“国民军北伐团”、“学生守卫团”等组织。特别应指出的是，妇女们也组织了“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女子后援会北伐军救济队”、“中华女子竞进会”、“女子劝捐会”等团体，积极支援北伐。“女子后援会北伐军救济队”在简章中指出：“本会专为北伐军而设，随赴战地医救受伤士兵。”⁽¹⁶⁹⁾

与此同时，陈其美以沪军都督名义建议组织北伐联军。他在致各省都督要求派代表到沪组织临时政府的电中说：“北京未下，大局难平，拟组织联军，共谋北伐。现定蜀湘楚为第一军，由京汉路进行。宁苏皖浙为第二军，由京（津）浦路进行。闽粤为第三军，由海道进行。”⁽¹⁷⁰⁾

当时，孙中山既未回国，临时政府也未成立，北伐活动还只是民间的倡议和各省都督间的自愿结合。12月5日，北伐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推程德全为会长，章驾时为副会长，朱芸为司令。11日，北伐联合会设立“军机统一总汇处”，并发布该处章程说：“本处为民立战时机关”，“以联合各省都督，会同北伐，招集兵队，统合军机，以期一致进行，共谋光复为宗旨。”北伐联合会一面在上海招募士兵，一面致电各省都督，要求各省将北伐之师电告，以便划一军制。

南京方面，12月20日“江浙联军在谘议局开军事大会，提议北伐，并推举北伐总司令，当用投票互选法。到会各军将校一百余人，当举定徐绍桢为北伐总司令官，随即电各省都督”⁽¹⁷¹⁾。

广东北伐军是最早见诸行动的。其第一军于1911年12月抵沪，约一混成协，组织甚完备。并准备在当月再发广东第二期北伐军约一混成协。1912年一二月再发第三期北伐军约一镇。由于广东北伐军有华侨支援，所以兵精饷足，战斗力较强。

当时的北伐，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机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忙于南北议和，加以财政又非常困难，革命党的领导人对北伐有各种具体不同的态度：如宋教仁等“认为攻取北京之类，只能做为鼓舞士气的一种策略，实际上难于实行”⁽¹⁷²⁾。孙中山则是坚决支持北伐的，他在1912年1月4日令广东都督陈炯明速出兵北伐的电文中说：“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民军，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¹⁷³⁾孙中山本人并表示：“拟俟和议决裂后，亲统大兵北伐。”⁽¹⁷⁴⁾

1月9日，黄兴领导的陆军部正式成立，不久即确定了北伐计划；以湘鄂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在宁之各省北伐军为第二军，沿津浦路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军。第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目标后，再与五、六军会合，攻占北京。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即已经是以议和为主了。北伐军虽然组织起来，并表示一旦“和局破裂，即行宣战”⁽¹⁷⁵⁾。但仍不能摆脱下面的困境：“各军名目众多，编制歧异，且统帅指挥，既不统一，后方接济，又无专责。”⁽¹⁷⁶⁾

北伐也受到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任命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率军北伐。蓝军乘海容号等三艘军舰先到达山东烟台，后又进军满洲，拟在辽东半岛登陆，支援东北人民的斗争。1月20日，日本“音羽”舰将校访蓝天蔚，谈到在满洲中立地带登陆问题，日本将校即一再强调，不但中立地带绝对拒绝利用，即在其他满洲沿岸地域登陆，“亦将使满洲之安宁秩序发生紊乱……为避免将来发生紊乱，应该请贵军放弃登陆计划”⁽¹⁷⁷⁾。最后，北伐军主力不得不驶向大孤山、安东方面登陆。

孙中山组织的六路北伐军，在实际上，除宁皖、淮扬二路于1月下旬北进，烟台、关外二路有所行动外，其他二路并无进展。

南方是以北伐配合议和，逼清帝退位，而北方则以议和破坏南方的北伐。这一点无论是伍廷芳或唐绍仪，都看得很清楚。伍曾对唐说：“宜速谏君让国，自保安全。则北伐之师，无名可借。”⁽¹⁷⁸⁾议和果然破坏了北伐。如担任淮扬一路北伐司令的林述庆便认为南北议和行将达成协议，此后，决无战斗，随即“电请交卸……并遣散本部各员”⁽¹⁷⁹⁾。

谭人凤在谈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形势和对北伐的评价时，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分析：“时南军援鄂者，有沈秉堃统率之湘桂联军，马毓宝移驻九江之赣军，南京派遣黎天才之镇军，唐牺支、王政雅光复荆襄，重庆四川亦已光复，鄂固无虞矣。南京方面，柏文蔚率领滇粤军驻临淮，扼由徐入皖之路；扬州徐分府合皖军屯宿迁，扼由京入浦之路；正阳六合等处亦有军扼守，以防由豫入皖之路。其集合于南京城者，有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卫戍军，以及固有之军队与新编之各军，合计不下十万余众。而广东、闽、浙尚议继续出军，兵力不可谓不厚。加之长安、太原早已光复，烟台有刘基炎等独立，河南有王天纵举兵，直隶有滦州兵变之一事，东省自牛庄发难后，关外都督蓝天蔚尚谋大举。使南政府毅然攻击，以援鄂各军出武胜关，直趋河南，与山、陕义军合；以南京集合各军分配前敌，三路夹攻徐州，分一支捣开封与鄂军合，一支由京（津）浦取济南与齐鲁义军合。行见北方健儿群起响应，袁且将为瓮中之鳖矣，岂能操必胜之算哉！乃袁奸险狡猾，一方断行组织内阁，胁迫皇室军费数百万，着着准备进行，而于休战期间，使倪嗣冲攻下颍州，为安徽进攻南京之计划；一方与伍代表用电报谈话之创举，再请延期十五日，冀使民党师疲饷匮，易就范围。民党堕其术中，号令各军不许进击，决与议和，则大错特错者也。”⁽¹⁸⁰⁾

谭的这段论述，具体地描绘了北伐的形势，特别指出了以议和阻止北伐的重大错误，是比较中肯的。

第七节　南北议和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

一　帝国主义的干涉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革命，一向是极力破坏和阻挠。还在武昌起义的前夕（10月3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根据情报，便要求增派英舰来汉口。武昌起义爆发，英、美、德、日、俄、法、奥等各帝国主义国家驻远东的舰队，纷纷驶向汉口。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尖锐，没有能够互相勾结起来，重演八国联军的丑剧，以暴力干涉中国革命。它们所采取的手法是相继宣告“中立”。从此，帝国主义就披着“中立”的外衣，借口“保护”外侨，对中国革命不断地进行干扰和破坏。

武昌起义一发生，日本政府就把这次革命“仅看作一次内乱”，采取了“不与叛党发生任何外交关系”的方针⁽¹⁸¹⁾。

10月13日，即武昌起义后三天，清政府陆军部尚书荫昌特派人赴日本驻华公使馆恳请青木少将：“欲由日本火急购买炮弹三十万发，枪弹六千四百万粒，步枪一万六千支。”⁽¹⁸²⁾日本政府立即决定予以援助。日外相给日使的复电说：“帝国政府鉴于清国政府为剿讨革命军急需枪支、弹药等迫切情况，已决定由本国商人设法供应，予以充分援助。”⁽¹⁸³⁾在日本政府的上述方针下，10月23日，由泰平公司代理店、北京大仓洋行和清政府陆军部之间签订关于购买武器合同，总计价款日金二百七十三万二千六百四十元整。

11月3日，即上海起义的当天，帝国主义者以“侨民义勇队”的名义，一度侵占沪宁路车站。同月上旬，美、英、德、日等国停泊在南京的军舰派兵入城，其游弋福建的海军也在福州登陆。同月15日，俄、日、美等国借口保护驻烟台的领事馆，也派水兵在烟台登陆。综合统计，到11月中旬，帝国主义在中国内河停泊的军舰，已达五十一艘，兵力配备达一万九千人。此外，他们还借口保持北京、天津、山海关间的交通，陆续在这条线上增加兵力。据12月15日英国陆军武官的报告，当时北京、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及山海关等地，帝国主义驻军（包括英、美、日、俄、德、法、意、奥、荷、比等国），已达七千多名。

除武力威胁外，帝国主义还从经济上百般设法扼杀中国革命。例如扣留海关税款，便是极狠毒的一招。原来，作为清政府所借外债和对外赔款担保品的税款，照例是在征收后存在中国的银行里。但当革命军占领一些南方口岸后，帝国主义公使团竟然于11月17日议定将中国“海关全部税收均置于总税务司之下”，并“委托”上海各外国银行组织专门机构管理。此后不久，公使团又指定由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联合组成一个非常委员会，来劫夺和分配中国的税收。帝国主义者扣留海关税款的目的，英公使朱尔典在11月23日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中说得十分清楚：“一当某一条约口岸的管理权从清政府落到革命党手中时，征收的款项就处在后者的支配之下，因而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危险，即可能被他们用来充作军费，或供满足叛党政府的其他急需之用。”⁽¹⁸⁴⁾

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害不尽相同，因此在如何破坏和干涉革命的主张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日本和俄国较为贪婪，可以算作一类。英国和美国可以算作另一类。

日本口称“中立”，实则窥伺时机，企图宰割中国，力图将革命势力限制在长江以南，而在华北、内蒙和东北一带保持帝制，建立一个亲日政权。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日本军部便认为“在蒙古掌握各种权利的时机已到”，并曾秘密指使川岛等人，在满蒙一带进行此项阴谋活动。1911年12月18日，日本通过横滨正金银行，贷给内蒙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银二万两，以该王“所辖全部领土为抵押”⁽¹⁸⁵⁾。

日本对满洲之阴谋侵吞，更为其一贯之政策。1911年10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即作出决议：“鉴于帝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清国之间具有极密切的关系，故我政府应不断努力，以求对清国占有优势的地位，并须多方划策，使满洲现状得以永恒持续。此乃前任内阁在执政期间经过庙议所决定的方针。”⁽¹⁸⁶⁾

俄国对中国的侵略立场，与日本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趁机“一举分割满洲、蒙古”。10月21日，武昌起义后不久，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上奏沙皇说：“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为我国利益起见，应尽可能与东京内阁交换意见，以便不错过加强我国在中国地位的时机。”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完全赞成他的见解⁽¹⁸⁷⁾。

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会见俄国首相的一次谈话说得更为露骨，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辛亥革命“对日、俄两国的特殊利益实是一场很大的危险。迄今为止，日、俄两国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全系取自现存的满清朝廷。与其坐视事变自然消长，何如援助现存的满清朝廷，或将有利于维护日、俄两国的利益”。同时，还公开地谈到，“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一九〇七年协约中规定的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¹⁸⁸⁾。不过，他们都担心英、美、德各国的干涉。所以尽管反复商讨，终于没有付诸施行。

英国不同意日本大规模武装干涉的主张。它看到清政府“似已没有希望”，“一切用武力来挽救这个国家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朱尔典11月6日的报告）。而它的经济利益又主要在长江流域一带，因此它一方面不敢公开得罪革命政府，怕损害自己的利益；另方面又反对日本等国的单独行动，以免影响它的势力范围。因此，它三番五次地警告日本不得对中国采取单独的干涉行动。

美国也不同意日本的主张，因为它在远东的兵力不仅不及英国，也不及日本。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有利于日本势力范围的扩大，却不利于实现自己的野心。因此，它在德国支持下，提出列强在华“一致行动”的原则来牵制日本。

德法两国因忙于欧洲事务，也都希望不破坏原来在远东的“均势”。西方列强都不同意日本的主张，而唯一同意的俄国，也处于矛盾状态。俄国驻华公使在寄往彼得堡的报告书中说：“一系列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将我们同法国和美国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可能与这两个友好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

在上述情况下，帝国主义破坏辛亥革命的手段，就不是按照日本的主张，而是按照英国的主张进行，即从中国内部找寻代理人，窃夺革命战果，埋葬革命。拥有军事实力的袁世凯就成为这一角色的唯一人选。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¹⁸⁹⁾英公使朱尔典在袁入京前夕向其外交大臣格雷报告说：“袁世凯可望于明日清晨抵京，这件事情已在此间产生一种安定人心的效果。”15日，格雷复电说：“我们对袁世凯怀着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革命后将建立一个足够强健的政府，它能够公正地处理对外关系，并能维持国内秩序及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的政府将会得到我们能够给予它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¹⁹⁰⁾

此后，正是在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支持下，袁世凯加紧搞“南北议和”的骗局，借以绞杀革命。

二　南北议和和清帝退位

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势力和内奸的联合进攻，革命党人中妥协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革命党的领导人不敢发动群众，无情地扫荡封建势力，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反而被袁世凯散布的和平烟幕遮住了眼睛，错误地把袁视为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他为共和国大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取得胜利。黄兴致电袁世凯，提出保证说：若能赞成共和，“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袁世凯）无疑”⁽¹⁹¹⁾。这一切自然使政治野心家袁世凯大为动心，并立即展开了攫取共和国大总统以扑灭革命烈火的阴谋活动。

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即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9日，十一省革命军政府公推伍廷芳为总代表与唐绍仪谈判。唐绍仪于11日抵汉口，由英国代理领事陪同渡江到武昌晤黎元洪。双方商定在上海开会。17日唐至上海。这时，英国资本家李德立以“私人”身份出面，在唐绍仪和伍廷芳之间奔走撮合。唐绍仪至上海，即住在李德立家中。

12月18日，伍廷芳、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议事厅举行首次会议⁽¹⁹²⁾。这时的汪精卫，也已由北方来到上海，被任命为伍廷芳的“参赞”，参加会议。

帝国主义各国决定对会议，实际是对革命派施加压力。早在12月15日，北京公使团已决定由英、美、日、俄、德、法六国共同出面，向南北双方代表发出相同的照会：“中国目前斗争之继续存在，不惟足使中国本身抑且足使外人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危险。”因此各国政府“有义务非正式唤起双方代表注意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之必要”。12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往访袁世凯，袁表示：“一旦唐绍仪交涉无效，不得已，只好借助于各同调停。”⁽¹⁹³⁾同日，日、英两国公使即向袁发出通告，愿意为双方协商进行斡旋⁽¹⁹⁴⁾。

12月20日，即和议开始后的第三天，上述六国照会即由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双方代表分别提出。照会虽然说“持绝对中立态度”，但干涉之粗暴，已跃然纸上。俄国《新生活报》记者说：列强“在上海的这一行动乃是外国干涉的开端”。连《字林西报》也不得不但心：这个照会“可能在某些革命党人当中引起模模糊糊的不信任态度，对于外国中立的真实性发生怀疑”⁽¹⁹⁵⁾。

会议至12月底，共进行五次（18日、20日、29日、30日、31日），除讨论了军队停战的具体措施外，主要争论的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其实，君主和共和之争，还只是表面现象，关键在于由谁来掌握政权。由于革命党人已经屡次公开表示，如袁世凯反正，即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袁世凯心领神会，他派唐绍仪南下的目的，就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他做总统的确实保证。当时的报刊舆论都有所觉察：“袁世凯惧第一期之大统领为他人所得，而又无能为毛遂之谋，故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己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¹⁹⁶⁾

以倡言君主立宪向革命党讨价还价，以革命党要求共和立宪，逼清帝退位，这就是袁世凯在谈判中的手法。这一点，连清皇室也觉察出来了。如“御前会议”讨论是否赞成共和时，便有人对隆裕太后说：“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指袁世凯）借革命党帮力，恫吓朝廷。”⁽¹⁹⁷⁾

南北会谈，几经周折，初步达成“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的协议⁽¹⁹⁸⁾。所谓召开“国民会议”，就是要使袁世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民国大总统的地位。但是，关于召集国民会议的地点仍然争论不休，南方坚持在上海召开，北方则主张在北京召开。袁世凯给唐绍仪的指示电中，举出必须在北京开会的理由是：“（一）北京久为中央政府地点，而民军完全统一之政府，尚未成立。（二）按全国道里，以北京为相距适中之点，而蒙回各属人民，远赴上海未必肯去。（三）各国公使驻北京，万国具瞻，可昭大信，非上海一隅之地，所能并论。”⁽¹⁹⁹⁾三条理由，说穿了，无非是袁世凯不能离开自己势力的中心，不能离开自己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离开了，他就无所恃了。

正在南北争论坚持不下的时候，孙中山回国并被各省代表会议举为临时大总统。这使袁世凯大为恼火，他不仅使唐绍仪辞代表职，“停止开议”，而且公开质问南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²⁰⁰⁾

这时，帝国主义也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为袁世凯助威。孙中山当选总统的第二天，《字林西报》即发表社论，攻击南京临时政府是“独裁”，是“寡头政治”，“远非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对于革命党人急急忙忙企图建立一个共和国的行动感到某种忧虑。”《纽约太阳报》则干脆说：“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没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和恢复和平的能力。”《纽约时报》甚至提出：“中国人最好还是保存帝国，并慢慢地实行政治改良。”日俄两国为反对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多次进行密谈，并促使其他国家采取统一的行动。它们认为：“只要日、俄两国政府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予承认，其他列强恐亦不会急于承认。至少法国政府将同俄国政府采取同一立场。”⁽²⁰¹⁾

这时，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也纷纷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进行活动。1月上旬，张謇密电袁世凯说：“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袁接电后，一面按张的计谋积极逼迫清帝退位；一面向南方探询清帝退位后举袁为总统，“有何把握”⁽²⁰²⁾？

汪精卫南下时，本与袁克定有密约，在南北议和会议期间，他参与机要，积极为袁氏父子卖命。他在致袁克定电中，奴颜婢膝地保证：“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²⁰³⁾

孙中山回国之初，本想要坚持革命到底的，曾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也。”⁽²⁰⁴⁾但是，在内外夹攻下，面对革命派的涣散状态和既成的议和事实，他无能为力了。汪精卫竟然对孙中山施加压力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²⁰⁵⁾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开始妥协了。因此，当袁世凯探询如清帝退位选自己为总统“有何把握”时，孙中山立即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²⁰⁶⁾

袁在得到孙的保证后，立即加紧了逼宫的步伐。在清皇族内部，争议是非常激烈的。一些王公亲贵结成的宗社党，坚决反对清帝退位。1月26日，京津同盟会员彭家珍在北京投弹炸杀宗社党首领、军咨使良弼，彭当场牺牲，良弼重伤，于二日后死去。这一事件，使清皇族胆战心惊。反对退位的宗社党人纷纷逃出北京，前往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租界，托庇于帝国主义。与此同时，袁世凯也暗中指使北洋文武官吏，“请愿共和”，迫使清帝退位。26日，段祺瑞率领湖北前线北洋军将领四十六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带兵入京。所有这些，都加速了清帝退位的步骤。经过南北多次磋商，议定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主要是：“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付给”；“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等。此外，还有关于清皇族待遇的条件，如“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清皇族免兵役之义务”等。

清廷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并于1912年2月12日颁发了皇帝退位诏书。诏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²⁰⁷⁾

清帝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的结束。

三　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和临时政府北迁

清帝退位诏书系张謇所拟，经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讨论后，由唐绍仪电达袁世凯转交清廷公布。其中“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系袁世凯蓄意加入者，以表示他的权力乃得自清廷，而不必受革命政府的约束。就在这个诏书宣布的同一天，袁即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将清帝退位条件及退位诏旨副本，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并请转各国政府。2月13日，他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²⁰⁸⁾。

孙中山得悉清帝诏书及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报后，为了实践让总统职位给袁的诺言，除对诏书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表示异议，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外，遂即于2月13日，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和推荐袁世凯的咨文。在后一咨文中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²⁰⁹⁾15日，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十七省议员，每省一票，全体一致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并于是日发电给袁，称誉他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16日，袁欣然接受，并表示“勉尽公仆义务”。就这样，袁世凯攫取了民国政府的最高领导职位，达到了他日夜企盼的和局。

孙中山虽然让位给袁世凯，但对他并非没有保持戒心。在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时，孙中山附有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²¹⁰⁾

孙中山想以这三个条件达到两重目的：第一，建都南京，把袁世凯调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老巢，以削弱其势力；第二，用《临时约法》约束袁世凯，防止他实行封建军事独裁。

关于建都问题，孙中山是非常重视的，他一再强调说：“惟临时政府地点，仍须设立南京。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故鼎新，当有一番佳境。”原来，南京方面许多立宪派分子乃至一部分同盟会员并不同意建都南京，而主张迁就袁世凯，建都北京。因此，临时参议院第一次讨论建都问题时，竟议决临时政府改设北京。只是由于孙中山坚持复议，才纠正过来。

狡猾的袁世凯深知北京是自己势力的中心，他绝不愿意离开这个中心，而到南京去受约束。有军即有权。他依靠自己培植的北洋军，一箭双雕，使清朝和民国都把政权交给他。他要继续依靠这个军队，来巩固窃取到的政权，以便为所欲为。因此，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就电告唐绍仪：“惟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²¹¹⁾

自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一再催促他南下就职，并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欢迎。他表面上不拒绝南下，只是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布署”，不能立即启程⁽²¹²⁾。暗中却请求帝国主义列强出面干涉。

帝国主义立即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英国驻南京总领事威勤逊向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蛮横地表示：迁都南京在外国公使看来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因为一则临时政府首都只是临时的，二则在南京“没有适合公使馆用的房屋设备”⁽²¹³⁾。

2月27日，蔡元培等抵京。29日晚七时许，曹锟第三镇陆军两营即在北京发动兵变。变兵在东城及前门一带大肆放火抢劫，至次晨始渐平息。“北京城内枪声四起，所在纵火，招待所亦有兵士纵抢殴门而入，掳拐一空”⁽²¹⁴⁾。蔡元培等仅以身免。3月1日晚，变兵复大肆劫掠西城。同日晚，保定受北京影响，亦发生兵变。乱事延续两昼夜，京保铁路沿线市镇亦受其害。3月2日，天津亦发生兵变。变兵四出烧杀掳掠，京奉、津浦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各银行及造币厂等处均遭抢劫，许多民房、店铺被焚毁。袁世凯一方面制造兵变，一方面放出空气，说“袁总统尚未离京，已经闹到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变”。

兵变后，北京外交团立即采取措施。当日下午，召集会议，决定“以强有力的外国部队每天在通衢大道担任巡逻”。次日，各国军队七百余名在市区列队示威。与此同时，日、英、美、法、俄、德等国纷纷从旅顺、香港、哈尔滨、青岛等地调军队入京“护卫”，总数达三千多人。

在上述情况下，蔡元培等不再坚持迎袁南下了。他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提议取消袁世凯南下之要求，准许其在北京宣誓就职。并说：“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

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统一政府组织办法六点：（一）由参议院电知袁世凯允其在北京受职；（二）袁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宣誓电后即电复承认受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姓名电达参议院征请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六）临时总统孙中山于交卸后始行解职。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临时约法，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总统不掌握实权。袁世凯提出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孙中山等人则主张由同盟会员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双方一度争持不下。最后经立宪派调解，唐绍仪出任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25日，唐抵南京组织新内阁，接收临时政府。新内阁内政、陆军、海军、外交四个重要的部都由袁世凯的爪牙掌握。财政部也在拥袁的立宪派手中，同盟会员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工商等部总长。同盟会原来企图掌握陆军、财政两部，由于袁世凯坚决反对，未能实现。新内阁的成立表明，革命党人再次遭到重大失败。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临时总统职。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政府迁往北京，新生的中华民国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政府大权转到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的手里，中华民国开始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

————————————————————

(1)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2页。

(2) 原件藏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

(3)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4页。

(4) 张难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2页。

(5) 张难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2页。

(6) 以上均见《时报》，1911年12月11日。

(7) 《时报》，1911年12月11日。

(8) 《时报》，1911年12月5日。

(9) 《民立报》，1911年12月6日。

(10)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05页。

(11)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05页。

(12) 《国父全集》，第二册，台湾1973年版，第789、790页。

(13) 《民立报》，1911年12月25、26日。

(14) 《民立报》，1911年12月25、26日。

(15)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5页。

(16) 《访问孙中山先生》，《民立报》1911年12月26日。

(17) 《胡汉民自传》。

(18) 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46页。

(19) 《民立报》，1911年12月28日。

(20) 《民立报》，1911年12月27日。

(21) 《民立报》，1911年12月30日。

(22) 《民立报》，1911年12月30日。

(23) 《民立报》，1912年1月1日。

(24) 《民立报》，1912年1月1日。

(25) 《民立报》，1912年1月2日。

(26) 《民立报》，1912年1月3日。

(27) 《民立报》，1912年1月6日。

(2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史馆档案（三十四），（2）34。

(29) 《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

(30) 袁希洛：《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87页。

(31) 参见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46—447页。此名单系仇鳌根据居正所谈，后又见1944年出版的《梅川日记》。但据《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刘星楠遗稿）所载，名单略有出入，即教育为汤寿潜，交通为程德全。

(3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内阁简任员名单》（1912年1月1日），国史馆档案（三十四），（2）34。又见《民立报》，1912年1月5日。

(33) 参见《胡汉民自传》。

(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蔡元培个人档案，165。

(35) 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11—412页。另据《时报》发表的《总统府秘书人员表》是：秘书长：胡汉民；总务科：冯自由、李肇甫、熊成章；军事科：耿觐文、石瑛、李书城；财政科：秦毓鎏、唐支厦、王夏；民政科：张通典、程明超、郑宪武；文牍科：康宝忠、张炽章、王毓仁、黄藻、廖炎、林启一、彭素民、任鸿隽；英文科：马素、邓家彦；电报科：李骏、邵逸周、余森郎、刘式庵、谭熙鸿、李晓生。见《时报》1912年1月22日。

(36) 据现有文献看来，孙中山似乎没有根据决议向各省颁布使用五色旗的命令（见《临时政府公报》第6号，1912年2月3日）。自1906年同盟会讨论旗帜时起，孙一贯主张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但当时因意见不一，未作正式决定。武昌起义时，共进会在湖北用的是“十八星旗”，陈炯明在惠州用的是“井字旗”，陈其美等在上海用的是“五色旗”。“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各省仍不统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等省则仍被当作国旗使用。

(37)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5页。

(38) 《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90页。

(39) 《五权宪法》，《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82页。

(40)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361页。

(41)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

(42) 《民立报》，1911年12月31日。

(43) 景耀月以现任教育次长，未便参与立法，故未到会。

(44) 吴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人员，因当时四川参议员尚未委派，他和其他两人系以代理身份参加了1月28日的参议院正式大会。后来蜀军都督委派了熊斐然、李肇甫、黄树中三人为蜀军政府参议员，见1912年2月5日出版的《临时政府公报》第八号。又据2月22日出版的《公报》第十九号载，吴永珊（玉章）复任内务部参事。

(45) 据《临时政府成立记》记载：“政府成立，应设立法院，以为立法机关。照代表团所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院应由各省都督府所派参议员组织，业经通电选派。惟以道路暌隔，未能尅日到宁。而会议事件，不容延搁，乃先由各省代表员暂行代理。除星期停议及特别开议外，每日会议两小时。其后各省所派参议员，陆续抵宁，乃于正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开会，选举林森为正会长。然仍有数省未到者。计已到者为广东、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西、福建、广西十省，共参议员三十人。未到而以代表员代理者，为贵州、云南、陕西、四川、奉天、直隶、河南七省，共代理员十二人。”见《东方杂志》1912年，第11号。

(4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史馆档案（三十四），（2）34。

(47) 《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1912年3月11日。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档案。

(48)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4页。

(49) 参见《五权宪法》、《民权主义》第六讲，《孙中山选集》下卷。

(50)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83页。

(51)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83页。

(52)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7页。

(53) 《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98页。

(54) 《民立报》，1911年12月31日。

(55) 《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9号，1912年3月5日。

(56) 《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临时政府公报》，第37号，1912年3月13日。

(57) 《内务部咨各省都督禁止缠足文》，《临时政府公报》，第45号，1912年3月22日。

(58) 《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1912年3月2日。

(59) 《大总统令内务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体罚文》，《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1912年3月11日。

(60) 《大总统通令开放蛋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文》，《临时政府公报》第41号，1912年3月17日。

(61) 《大总统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1912年3月2日。

(62) 《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临时政府公报》第42号，1912年3月19日。

(63) 《大总统令禁烟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1912年3月2日。

(64) 《大总统令禁烟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1912年3月2日。

(65) 《为禁烟问题致伦敦各报书》，《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64—265页。

(66) 《内务部咨各部省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1912年3月2日。

(67) 袁希洛：《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88页。

(68) 《内务部请大总统查禁赌博陋习及禁售各种赌具呈》，《临时政府公报》第31号，1912年3月7日。

(69) 这件大衣仍存广东中山县翠亨村中山故居中。

(70) 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13页。

(71) 《蔡元培向校役脱帽鞠躬》，香港《大公报》，1980年3月7日。

(72) 《民主报》，1912年1月17日。

(7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819页。

(74) 《劝兄德彰勿任粤督仍办理实业电》，《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18页。

(75) 《大总统令法制局迅速编纂文官试验草案由》，《临时政府公报》第19号，1912年2月22日。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②八。

(76) 《大总统令法制局审定官职试验章程草案由》，《临时政府公报》第21号，1912年2月24日。

(77) 《大总统咨参议院议决文官考试与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令草案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4号，1912年2月28日。

(78) 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93、294页。

(79) 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93、294页。

(80) 《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5、66页。

(81) 《自巴黎致民国军政府盼速定总统电》，《国父全集》，第三册，第163页。

(82) 《内务部通饬保护人民财产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7。

(83) 《实业部通电各省都督设立实业司文》，《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1912年2月5日。

(84) 《民立报》，1912年1月31日。

(85) 《天铎报》，1912年2月3日、6日。

(86) 《民立报》，1912年2月21日。

(87) 《临时政府公报》第12号，1912年2月10日。

(88) 《天铎报》，1912年1月14日。

(89)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48页。

(90)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49页。

(9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11。

(92) 陈宗山：《南洋华侨革命史略》，第21—22页。

(93) 《时报》，1913年3月29日。

(9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118。

(95) 《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慎重农事文》，《临时政府公报》，第37号，1912年3月13日。

(9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16。

(97) 《胡汉民自传》。

(98) 《大总统通令各省将应解部款从速完缴以资挹注文》，《临时政府公报》第45号，1912年3月22日。

(99) 《临时政府公报》第9号，1912年2月6日。

(100) 《临时政府公报》第12号，1912年2月10日。

(101) 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55页。

(102) 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56页。

(103) 《民立报》，1912年1月30日。

(104)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3页。

(105) 《最新中国革命史》上册，第35—39页，美洲中国同盟会员撰述兼发行，1912年版。

(106)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上海1948年版，第82页。

(107) 《胡汉民自传》。

(108) 《提倡实业在实行民生主义》，《国父全集》，第二册，第225页。

(109) 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51页。

(110) 高劳：《临时政府借债汇记》，《东方杂志》1912年，第11号。

(111) 高劳：《临时政府借债汇记》，《东方杂志》1912年，第11号。

(112)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1页。

(113)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1页。

(114) 《辛亥革命前后》，第235页。

(115) 《辛亥革命前后》，第239页。

(116) 《辛亥革命前后》，第255页。

(117) 《辛亥革命前后》，第253页。

(118) 《辛亥革命前后》，第250页。

(119) 《辛亥革命前后》，第261页。

(120) 《辛亥革命前后》，第239页。

(121) 《辛亥革命前后》，第253页。

(122) 《辛亥革命前后》，第261页。

(123) 《辛亥革命前后》，第263页。

(124) 《临时政府公报》，第26号，1912年3月1日。

(125) 《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24页。

(126) 高劳：《临时政府借债汇记》，《东方杂志》1912年，第11号。

(1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17。

(12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22。

(1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102。

(130) 《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1912年2月1日。

(131) 《临时政府公报》第5号，1912年2月2日。

(132) 《教育部禁用前清各书通告各省电文》，《临时政府公报》第32号，1912年3月8日。

(133) 《临时政府公报》，第42号，1912年3月19日。

(1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77。

(135) 《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2月14日。

(13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45。

(13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45。

(13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2）15。

(139)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367、368页。

(140) 《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1912年2月11日。

(141) 《临时政府公报》第30号，1912年3月6日。

(142) 《太炎最近文录》，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94页。

(143) 《临时政府公报》第33号，1912年3月9日。

(144) 参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78—181页。

(145) 《同盟会本部宣言书》，《民立报》，1911年12月24日。

(146)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79—81页。

(147) 章炳麟说：“特务干事，即领袖之异名，国有大疑，即当咨访。”见《与张季直先生书》，载《大共和日报》第17号，1912年1月20日。

(148) 《大共和日报》第2号，1912年1月5日。

(149) 《大共和日报》第1号，1912年1月4日。

(150) 《大共和日报》第53号，1912年3月3日。

(151) 《致南京参议会书》，《时报》，1912年2月13日。

(152)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52页。

(15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74、75页。

(154) 《临时政府公报》，第24号。

(155) 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18页。

(156) 《致邓泽如论统一事权与统一筹款》（1914年10月24日），《总理全书·函札》上，第375—376页。

(157) 《民立报》，1912年1月12日

(158) 《民立报》，1912年1月8日。

(159) 《民立报》，1912年1月7日。

(160)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

(161) 《外交部为和官横暴事三致新选大总统袁电文》及上海华侨联合会来电。见《临时政府公报》，第23号，1912年2月27日。

(162) 《外交部为和属华侨被虐事四致袁新选总统电文》，及《五致》电文。

(163) 《民立报》，1912年2月25日。

(164) 《民立报》，1912年2月26日。

(165) 《民立报》，1912年2月28日。

(166)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22、23页。

(167) 《大总统及外交总长电烟台都督饬即墨民军照约暂行退出文》，《临时政府公报》第12号，1912年2月10日。

(168) 《民国军行政用军文牍》第5集；《开国规模》，笫587页。

(169) 《民立报》，1912年2月4日。

(170) 《民国军行政用军文牍》第5集；《开国规模》，第567页。

(171) 《民立报》，1911年12月21日。

(172) 1911年12月19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致内田外务大臣函。见《日本外交文书选译》（邹念之编译）。以下所引日本外交电文，同见此书。

(173) 《开国规模》，第586—587页。

(174) 《民立报》，1912年1月12日。

(175) 《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55页。

(176) 林述庆：《镇军北伐记》。

(177) 1912年1月23日，日本驻芝罘副领事相羽致内田外务大臣函。

(178) 甘簃：《辛亥和议之秘史》，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16页。

(179) 林述庆：《镇军北伐记》。

(180)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60页。

(181) 1911年11月17日，斋藤海军大臣致川岛第三舰队司令官（时在汉口）及加藤中将（时在上海）电。

(182) 1911年10月13日，伊集院驻清公使致林董外务大臣电。

(183) 1911年10月16日，内田外务大臣复伊集院驻清公使电。

(184) 《英国蓝皮书》1912年中国1号，第121号，第107页。

(185) 1911年12月6日，北京川岛致福岛参谋次长电；12月12日外务省仓知政务局长致正金银行井上副总裁函；12月31日横滨正金银行山川代总裁致内田外务大臣函。

(186) 1911年10月24日，日本政府关于对清政策问题的内阁会议决议。见《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109页。

(187) 张蓉初：《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版，第337页。

(188) 1911年10月23日，本野驻俄大使与俄国总理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之谈话纪要，见《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105、107页。

(189) 克罗莱：《司戴德》，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5年版，第418页。

(190) 《英国蓝皮书》1912年中国1号，第58号，第40页。

(191) 《时报》，1911年12月18日。

(192) 《时报》，1911年12月19日。

(193) 1911年12月17日，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

(194) 1911年12月17日，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

(195) 《北华捷报》，1911年12月23日。

(196) 《时报》，1911年12月29日。

(197) 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14页。

(198) 《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841页。

(199) 《正宗爱国报》，1912年1月2日。

(200) 《袁世凯1月4日致伍廷芳电》，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60页。

(201) 1912年2月27日，本野驻俄大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403页。

(202) 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71页。

(203) 甘簃：《辛亥和议之秘史》，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17—118页。

(204)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5页。

(205)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57页。

(206)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文电》，第8页，

(207)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83页。

(208) 《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2月14日。

(209) 《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

(210) 《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

(211) 伍廷芳：《共和关键录》。

(212) 《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2月14日。

(213)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2号，第205页。

(214) 《蔡元培向南京孙大总统等报告北方兵变之东电》，《民立报》，1912年3月2—5日。

参考文献⁽¹⁾

中文档案文献

《蔡元培个人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呈造集贤馆创办职事各员履历清册》，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川督岑春煊奏折》，光绪二十九年，故宫档案馆藏，北京

《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不详

《川路收回国有往来要电》，不详

《川路特别股东总会代表张知竞上查办大臣冤状》，不详

《法国驻东京公使致印度支那总督》，1900年6月7日，法国国家档案馆藏

《福公司矿案述略》（稿本），王敬芳，河南省档案馆藏，郑州

《福州邮政司李蔚良致北京邮政总局帛黎函》，1908年9月15日，清政府邮政总局档案，北京

《复张继函》，孙中山佚稿，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北京

《革命以来湖北财政司要录》，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庚子革命先烈公墓碑》拓片，藏地不详

《光复宜昌大概情形说帖》，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国史馆档案》（三十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南京

《汉口各团联合会协助民军纪实》，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省博物馆藏，武汉

《汉口光复始末纪》，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省博物馆藏，武汉

《何亚新小传》，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湖北起义战守实录》，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黄克强先生上孙总理述革命计划书真迹》，藏地不详

《记与钝初赴满洲联络马军革命事》，王以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北京

《寄两广总督张人骏、广西巡抚张鸣岐电旨》，军机处电寄档，北京

《静观斋日记》，藏地不详

《柯劭忞等沥陈莱阳官激民变后复纵兵焚掠戕毙无辜实在情形恳请代奏呈文》，宣统二年五月十三日，藏地不详

《科学补习所之历史》，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省博物馆藏，武汉

《孔府档案》，曲阜

《矿务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

《黎经诰复两江总督张人骏禀》，宣统二年三月，清政府农工商部档，北京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奏报面粉公司专利病民迭滋事端折》，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农工商部档，北京

《蒙自法国代领事致法国驻香港领事》，1908年5月21日，法国外交部档案

《内务司实录》，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二十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女国民拒款会公启》，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北京

《祁国钧呈》，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清第二十九混成协统领马福增防堵皖北涡、蒙、怀、凤一带饥民抢米致陆军部申文》，宣统二年九月十日，清政府陆军部档案，北京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书》，1904年，东京

《清季军机处》，叶恭绰，文史资料未刊稿，北京

《屈子厚行略》，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日本驻广东总领事濑川致外务大臣小村报告》，1911年6月10日，经济研究所藏日文档案，北京

《神奈川知事报告》，外务省机密受第1532号；《福冈县知事报告》，外务省机密受第5932、9942号，《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日本外务省档案

《施南光复始末记》，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四川咨议局第一次议事录》，不详

《孙鸿斌事略》，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孙逸仙谈话》，1900年7月25日兵库县知事报告，发兵秘字第410号，《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日本外务省档案

《汤觉顿致梁启超信》，国家图书馆藏，北京

《外务部档案》，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北京

《我的家庭庆亲王府》，溥铨，文史资料未刊稿，北京

《伍正林事迹》，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武汉阳秋》，査光佛，1916年，藏地不详

《辛壬闻见录》，逸民（黄中恺），抄本，藏地不详

《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等奏折》，《四川铁路案档案》，故宫档案馆藏，北京

《亚洲和亲会约章》，藏地不详

《印支总督致殖民部》，1900年10月7、27日，法国国家档案馆藏

《印支总督致殖民部》，1908年2月12日，法国国家档案馆藏

《英国自治领中之中国革命党》，英国外务部档案

《郢中战史》，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云南总督丁振铎奏大兵收复临安府城折》，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八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郧阳光复始末事实》，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博物馆藏，武汉

《张之洞未刊电稿》，国家图书馆藏，北京

《章太炎、陶成章合传补充》，樊光，上海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上海

《郑孝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北京

《知之录征料来鸿集》，张难先，抄件

《治国日记》（稿本），向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致大埠致公总堂函》，孙中山，藏地不详

《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筹划起义书》，林圭，藏地不详

《中国同盟会的组织成立及四川分会之发轫》，林启一（冰骨），四川文史馆藏，成都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谢缵泰，中译本未刊稿，藏地不详

《朱希祖日记》，稿本，藏地不详

《驻法公使刘式训致外交部电》，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七日，军机处电报档，北京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藏地不详

《宗人府汉主事王宝田等为山东盗贼益炽关系大局安危恳请代奏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故宫军机处档，北京

《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油印本，藏地不详

中文著作

《巴县志》，出版地不详，1931

《北京来信》（英文版），出版地、时间不详

《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程家柽革命大事记跋》，白逾桓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出版地、时间不详

《川汉路过去及将来》，詹文琮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从戎纪略》，郭希仁著，北京共和有限公司印本，1913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北京，中华书局，1964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吴承明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鄂乱汇录初编》，出版地不详，1911

《梵天庐丛录》，柴萼著，上海，中华书局，1936

《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四川留日学生，出版地、时间不详

《革命人物志》，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

《革命文献》，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

《革命逸史》，冯自由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

《革命之倡导与发展》，出版地、时间不详

《宫崎滔天全集》，魏育邻译，日本平凡社，出版时间不详

《龚自珍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共和关键录》，伍廷芳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北京，中华书局，1975

《光绪朝东华录》，朱寿朋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

《光绪政要》，沈桐生辑，上海，南洋书局，1909

《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邹鲁著，重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44

《国父全集》，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国父全书》，台北，中华学术院，1975

《国民军行政用军文牍》，出版地、时间不详

《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殉难传略》，出版地不详，1929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张蓉初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

《侯太夫人行述》，出版地、时间不详

《湖北革命实见记》，胡石庵著，出版地不详，1912

《湖北革命知之录》，张难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湖南反正记》，粟戡时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湖南光复运动始末记》，彭楚珩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出版地、时间不详

《华侨革命开国史》，冯自由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华侨与中国革命》，黄珍吾著，台北“国防研究院”，1963

《皇朝续文献通考》，刘锦藻编，铅印本，出版地不详，1921

《黄帝魂》，上海，东大陆图书局，1904

《黄克强先生全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68

《回忆录》，余家菊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陈天华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寄螺行馆》，出版地、时间不详

《江湖会资料选辑》，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江浙铁路风潮》，墨悲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交通史路政编》，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出版地不详，1931

《近代日中关系史料》，南里知树编，东京，龙溪书舍，1976

《井勿幕先生公葬纪念册》，出版地、时间不详

《警世钟》，陈天华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千家驹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拒俄运动》，杨天石、王学庄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乐农自订行年纪事》，荣德生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李烈钧自传》，出版地不详，1944

《李文忠公全集》，吴汝伦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编，台北，世界书局，1958

《列宁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列宁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浏阳烈士传》，萧作霖，出版地、时间不详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编著，北京，三联书店，1980

《陇右光复记》，黄钺著，出版地不详，1913

《滦州革命记》，吴守正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出版地、时间不详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梅川日记》，居正著，出版地不详，1944

《美国外交文件》（1909），出版地、时间不详

《美国外交政策史》，莱丹著，王造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徐市隐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莫里逊通信集》，出版地、时间不详

《南海诗集》，康有为著，上海，广智书局，1911

《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张孝若编，上海，中华书局，1930

《南洋华侨革命史略》，陈宗山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南洋华侨史》，李长傅著，上海，国立暨南大学，1929

《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出版地不详，1920

《南洋与创立民国》，张永福著，上海，中华书局，1933

《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

《清国视察复命书》，森藤吉郎著，出版地不详，1902

《清季的立宪团体》，张玉法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1

《清季外交史料》，王彦威辑，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地不详，1935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清史稿》，赵尔巽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76

《訄书》，章炳麟著，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邹念之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容庵弟子记》，沈祖宪、吴闿生著，台北，台湾文星书店，1963

《三十三年之梦》，宫崎寅藏著，林启彦译，香港，三联书店，1981

《啬翁自订年谱》，张謇著，铅印本，出版地不详，1925

《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山西矿务档案》，李庆芳等编，出版地不详，1907

《山钟集》，苏绍柄编，上海，鸿文书局，1906

《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

《少年时代》，郭沫若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盛世危言》，郑观应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盛宣怀未刊信稿》，北京，中华书局，1960

《师复文存》，刘思复著，广州，革新书局，1927

《司戴德》，［美］克罗莱著，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5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戴执礼编，科学出版社，北京，1959

《四川商办铁路驻宜公司第二期报告册》，出版地、时间不详

《宋教仁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苏报案纪事》，上海，东大陆图书局，1904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曾纪芬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汤寿潜》，［日］支南玉一郎，出版地、时间不详

《陶成章信札》，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0

《外人在华投资》，雷麦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3

《晚晴园与革命史略》，陈楚楠著，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40

《汪精卫文存》，出版地不详，1927

《望岩堂奏稿》，陈璧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章裕昆著，北京，三联书店，1952

《无尽庵遗集》，周实著，上海，国光印刷所，1912

《吴烈士旸谷革命事略》，出版地、时间不详

《吴稚晖全集》，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7

《武昌革命真史》，曹亚伯著，上海，中华书局，1930

《武昌开国实录》，胡祖舜著，武昌，文华印书馆，1948

《熙朝纪政》，王庆云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湘汉百事》，载《满清稗史》，北京，中国书店，1987

《湘路纪闻》，出版地、时间不详

《湘事记》，子虚子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辛亥革命》，吴玉章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辛亥革命》，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胡鄂公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63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枬、王忍之编，北京，三联书店，1960

《辛亥革命史料》，张国淦编，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辛亥革命始末记》，渤海寿臣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辛亥革命先著记》，杨玉如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辛亥革命在广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辛亥滦州起义记》，凌钺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辛亥武昌首义纪》，李廉方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彭芬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徐愚斋自叙年谱》，徐润著，出版地不详，1927

《宣统南海县志》，桂坫等编，出版地不详，1910

《宣统政纪》，金毓黻编，奉天，辽海书社，1934

《雪生年录》，李根源著，曲石精庐，出版地不详，1934

《养寿园奏议辑要》，袁世凯著，出版地不详，1937

《乙巳政艺丛书》，邓实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义和团》，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义和团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瀛壖杂志》，王韬著，台北，广文书局，1967

《庸庵全集》，薛福成著，上海，醉六堂，1897

《愚斋存稿》，盛宣怀著，出版地不详，1939

《越南华侨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台北，1958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云南杂志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张季子九录》，张謇著，上海，中华书局，1931

《张謇日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

《张文襄公电稿》，张之洞著，出版地不详，1918

《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著，北平，文华斋，1928

《张振武之革命战史》，汉康书局，汉口，时间不详

《章太炎年谱长编》，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赵公季和电稿》，赵尔丰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浙江革命记》，顾乃斌著，出版地不详，1912

《镇军北伐记》，林述庆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北京，三联书店，1955

《中国革命记》，上海，自由社编印，1911

《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郭孝威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冯自由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邓泽如著，上海，正中书局，1948

《中国国民党史稿》，邹鲁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等编，北京，三联书店，1961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孙毓棠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汪敬虞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舒新城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李文治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宓汝成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徐义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中国秘密社会史》，平山周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

《中国棉纺织史稿》，严中平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移民》，古丽芝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美］马士著，北京，三联书店，1958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冯自由著，上海，革命史编辑社，1928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台北，正中书局，1961—196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中外条约汇编》，马慕瑞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周悫慎公全集》，周馥著，出版地不详，1922

《资本论》，马克思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总理全集》，黄季陆编，重庆，众志书局，1943

《总理全书》，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编，台北，1950—1952

《最新中国革命史》，美洲中国同盟会员撰述，出版地不详，1912

《罪案》，景梅九著，京津印书局，出版地不详，1924

中文报纸

《北华捷报》，上海

《砭群丛报》，广州

《大公报》，天津

《大共和日报》，上海

《大同日报》，旧金山

《帝京新闻》，北京

《复报》，上海

《光华日报》，槟榔屿

《国风报》，上海

《国风日报》，北京

《国民报》，东京

《国民公报》，成都

《国民日日报》，上海

《京报》，北京

《警钟日报》，上海

《鹭江报》，厦门

《民报》，东京

《民国报》，天津、北京

《民立报》，上海

《民主报》，上海

《南洋总汇新报》，新加坡

《强国报》，武汉

《清议报》，横滨

《人民日报》，北京

《申报》，上海

《神州日报》，上海

《盛京时报》，沈阳

《时报》，上海

《蜀报》，成都

《四川官报》，成都

《苏报》，上海

《太平洋报》，上海

《天铎报》，上海

《天义报》，东京

《星洲晨报》，新加坡

《选报》，上海

《亚东时报》，上海

《亚细亚报》，北京、上海

《有所谓报》，香港

《预备立宪公会报》，上海

《越铎日报》，绍兴

《正宗爱国报》，北京

《中国白话报》，上海

《中国女报》，上海

《中国日报》，香港

《中国新报》，东京

《中外日报》，上海

《中兴日报》，新加坡

中文期刊

《川路月报》，成都

《党史资料丛刊》，上海

《东方杂志》，上海

《俄事警闻》，上海

《二十世纪大舞台》，上海

《二十世纪之支那》，东京

《革命评论》，东京

《国史馆馆刊》，南京

《濠头月刊》，澳门

《衡报》，东京

《湖北学生界》，东京

《湖南历史资料》，长沙

《汇报》，上海

《甲寅》，北京

《江苏》，东京

《教育界之风潮》，上海

《教育今语杂志》，东京

《近代史资料》，北京

《经济导报周刊》，香港

《觉民》，金山

《临时政府公报》，南京

《满地红》，桂林

《南社湘集》，长沙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厦门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成都

《檀山华侨》，檀香山

《天讨》，东京

《童子世界》，上海

《文献丛编》，北平

《宪政》，重庆

《宪政新志》，东京

《宪志日刊》，北京

《新民丛报》，横滨

《新世纪》，巴黎

《游学译编》，东京

《宇宙风》，上海、广州、香港、桂林、重庆

《云南》，东京

《浙江潮》，东京

《政论》，上海

《政艺通报》，上海

《直说》，东京

《中国研究》，东京

《中华民国公报》，武汉

《传记文学》，台北

日文著作

《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平山周著，出版地不详，明治四十四年

《支那革命外史》，北一辉著，出版地不详，大正十年

《中国关税制度论》，高柳松一著，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0

《宗方小太郎文书》，出版地不详，昭和五十年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出版地不详，日本印，1903

日文报刊

《朝日新闻》，大阪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¹⁾

A

阿部守太郎

阿礼国（R．Alcock）

安详

安定超

安西满

敖嘉熊

敖康夫

B

巴甫洛夫（И．П．Павлов）

白　坚

白金柱

白逾桓

白毓昆

柏丽斯辉

柏文蔚

柏玉田

坂西利八郎

宝　棻

宝　书

保　恒

鲍　何（P．Beau）

鲍化南

北一辉

本　野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必卑尔（倍倍尔August Bebel）

毕永年

毕　钟

卞　鼐

卞昌

宾步程

波伦哈克（Conrad Bornbak）

伯伦知理（Bluntchi Johann Caspar）

博　易

卜　力（N．A．Blake）

布　斯（C．B．Boothe）C

C

蔡　锷

蔡成勋

蔡成煜

蔡大辅

蔡德辰

蔡德懋

蔡登高

蔡艮寅　见蔡锷

蔡公时

蔡谷清

蔡汉卿

蔡河宗

蔡鸿仪

蔡汇东

蔡　杰

蔡济民

蔡　钧

蔡良垣

蔡乃煌

蔡人奇

蔡锐霆

蔡绍南

蔡　森

蔡廷幹

蔡突灵

蔡文森

蔡　岳

蔡元培

蔡钟浩

曹阿狗

曹　笃

曹富章

曹　锟

曹启荣

曹汝锦

曹汝霖

曹雪芹

曹亚伯

策　楞

岑春蓂

岑春煊

岑得贵

柴云陞

长　福

长　庚

常恒芳

常荣清

常仲昭

陈　璧

陈　才

陈　潮

陈　春

陈　纯

陈　范

陈　福

陈　幹

陈　介

陈　磊

陈　冷

陈　强

陈　融

陈　涛

陈　同

陈　毅

陈　育

陈宝琛

陈宝箴

陈璧君

陈斌升

陈炳焜

陈伯平

陈布雷

陈昌镛

陈朝政

陈承泽

陈崇功

陈楚楠

陈从新

陈道循

陈殿卿

陈独秀

陈发炎

陈方度

陈福颐

陈黻宸

陈甫仁

陈高第

陈更新

陈赓虞

陈耿夫

陈国桢

陈汉第

陈汉钦

陈宏诰

陈宏生

陈吉甫

陈金瑞

陈锦涛

陈景华

陈景仁

陈竞全

陈敬第　见陈叔通

陈敬岳

陈炯明

陈可钧

陈孔伯

陈夔龙

陈勒生

陈侣笙

陈懋修

陈民情

陈能光

陈其美

陈启源

陈乾生　见陈独秀

陈勤宣

陈清畴

陈去病

陈少白

陈少武

陈诗仲

陈时夏

陈叔畴

陈叔通

陈树藩

陈树屏

陈树勋

陈太龙

陈陶怡

陈天华

陈廷威

陈威涛

陈惟彦

陈文褒

陈文锡

陈晓峰

陈撷芬

陈新政

陈兴之

陈训正

陈仪侃

陈逸川

陈涌波

陈由己　见陈独秀

陈犹龙

陈与燊

陈雨苍

陈玉著

陈毓川

陈遹声

陈元骧

陈云龙

陈芸生

陈载之

陈占梅

陈昭常

陈兆棠

陈兆雯

陈镇藩

陈之麟

陈钟麟

陈钟灵

陈仲赫

陈仲岐

陈仲恕　见陈汉第

陈子范

陈子挺

陈佐黄

陈作霖

陈作新

成炳荣

成文均

诚　勋

程　良

程　潜

程璧光

程昌祺

程德藩

程德全

程定国

程恩普

程吉甫　见陈吉甫

程家柽

程奎光

程石溪

程蔚南

程莹度

程赞清

程子楷

池亨吉

池汝谦

崇　厚

崇　善

崇　祯

褚辅成

楚　英

慈　禧

崔德聚

崔通约

崔正春

D

达　寿

大杉荣

大隈重信

戴　勘

戴　皮

戴鸿慈

戴季陶

戴子辉

丹　敦（Georges Jacques Danton）

但　焘

但懋辛

刀安仁

道　光

德　济

德　寿

德　馨

德为门（B．Twyman）

邓　铿

邓　勒

邓　实

邓汉鼎

邓华熙

邓家彦

邓警亚

邓莱峰

邓慕韩

邓万林

邓文辉

邓斡隆

邓西林

邓孝可

邓艺孙

邓荫南

邓玉麟

邓泽如

邓子瑜

狄　氏

狄楚青

迪理斯

刁春园

丁　槐

丁　锦

丁初我　见丁祖荫

丁笏堂　见丁立中

丁惠康

丁立中

丁世峄

丁惟汾

丁振铎

丁祖荫

丁作霖

董　盛　见董之威

董保泰

董鸿祎

董履高

董梦蛟

董天人

董修武

董之威

窦秉钧

窦以钰

都永和

杜　持

杜　牧

杜　潜

杜凤书

杜磷光

杜上化

杜武库

杜锡钧

杜亚泉

端　方

端　锦

段　云

段祺瑞

段宇清

段芝贵

段志超

敦　本

E

恩　铭

恩　寿

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F

伐根年（Adriam Valekenier）

樊　彪

樊　光

樊　松

樊　锥

樊增祥

樊钟秀

范　模

范　涛

范　燮

范传国

范传甲

范光启

范腾霄

范贤方

范源濂

范云梯

范增福

范之杰

方　还

方　兴

方潮珍

方次石

方定国

方椒伯

方君笲

方君瑛

方瑞麟

方玿舟

方声洞

方声涛

方声煊

方先亮

方孝纯

方于笥

房宗岳

费道纯

费公直

费莱齐（H．P．Fletcher）

冯　平

冯　如

冯　煦

冯超骧

冯承钧

冯炽中

冯大树　见冯国璋

冯国璋

冯镜如

冯开濬

冯懋龙　见冯自由

冯乃古

冯仁铨

冯汝骙

冯斯栾

冯嗣鸿

冯特民

冯锡嘉

冯秀石

冯用霖

冯子和

冯紫珊

冯自由

冯祖荀

凤　全

凤　山

孚　琦

福　本

福　临　见顺治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福禄特尔

傅慈祥

傅华封

傅亦僧

G

噶尔丹

甘大璋

甘惠德

甘绩熙

甘兴典

甘兴汉

刚　毅

高　平

高　燮

高　旭

高　种

高登鲤

高尔伊

高冠英

高剑父

高尚志

高天梅　见高旭

高亚衡

高震霄

郜翔宸

戈克安

格　雷

葛　福（Sir Herbert Goffe）

葛　谦

葛敬恩

耿　毅

耿伯钊

耿觐文

弓富魁

宫崎弥藏

宫崎民藏

宫崎寅藏

龚宝铨

龚春台

龚国煌

龚焕辰

龚开富

龚炼百

龚铭义

龚培林

龚世英

龚寿图

龚霞初

龚心湛

龚照瑗

龚振鹏

龚自珍

辜鸿恩

辜天保

辜天祐

古　柏

古　河

古　纳

古川清　见古河

古应芬

谷思慎

谷钟秀

顾　松

顾　馨

顾　英

顾乃斌

顾人邦

顾人宜

顾维钧

顾忠琛

关　唐

关老九

关仁甫

关云培

管　鹏

管　子

管曙东

光　绪

广　福

贵　福

贵　林

桂　良

桂　荫

桂丹墀

桂荣昌

桂太郎

郭　藩

郭策勋

郭殿邦

郭斗升

郭抚宸

郭鹤卿

郭继枚

郭懋仁

郭沫若

郭人漳

郭思曼

郭希仁

郭尧阶

郭镇瀛

郭中广

郭重光

H

哈德安（M．Hardouin）

哈汉章

哈华托

哈蒙特（L．Marmond）

韩　信

韩　衍

韩登举

韩凤楼

韩国饶

韩建铎

韩绍基

韩世忠

韩文举

韩佑治

汉　铭

杭慎修

杭辛斋

郝可权

郝濯继

何　健

何　宽

何　启

何　遂

何　震

何长清

何海鸣

何海樵　见何士准

何剑吾

何克夫

何阆仙

何牧士

何其义

何少卿

何士准

何腾蛟

何天炯

何渭生

何锡蕃

何香凝

何燮桂

何秀斋

何永盛

何育杰

何自新

何宗莲

和　珅

和田三郎

荷马李（Homer Lea）

贺公侠

贺金声

贺明堂

贺之才

赫　德（Robert Hart）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恒　钧

弘　历　见乾隆

洪承典

洪承点

洪东毅

洪念祖

洪全福

洪思亮

洪秀全

洪兆麟

侯　五

侯艾泉

侯宝斋

侯延爽

侯治国

胡　峻

胡　谦

胡　潭

胡　瑛

胡　源

胡彬夏

胡秉柯

胡岱铭

胡道南

胡定伯

胡鄂公

胡冠南

胡光瑞

胡国廉

胡国梁

胡汉民

胡寄尘

胡建枢

胡锦棠

胡景伊

胡兰亭

胡朗和

胡良辅

胡令宣

胡稑芗

胡铭盘

胡晴崖　见胡镇超

胡瑞霖

胡石庵

胡廷幹

胡廷枢

胡廷佐

胡万泰

胡惟德

胡效骞

胡新三　见胡鄂公

胡毅生

胡应升

胡玉珍

胡燏芬

胡元倓

胡镇超

胡宗畹　见胡瑛

胡祖舜

华　尔

华　鸿

华金元

华南圭

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华振基

皇太极

黄　帝

黄　铎

黄　方

黄　郛

黄　福

黄　节

黄　侃

黄　牧

黄　锳

黄　钺

黄悲汉

黄凤之

黄复生

黄格鸥

黄葛树

黄光弼

黄国梁

黄汉湘

黄鹤鸣

黄宏宪

黄洪昆

黄华恢

黄华廷

黄焕章

黄魂苏

黄吉亭

黄家宸

黄驾白

黄建升

黄金福

黄金庆

黄金台

黄景南

黄九姑

黄开文

黄可权

黄坤荣

黄立中

黄隆生

黄鸾鸣

黄明堂

黄乃裳

黄庆澜

黄庆武

黄仁菼

黄韧之　见黄炎培

黄瑞兴

黄三德

黄申芗

黄生荣

黄士龙

黄世钦

黄世仲

黄书霖

黄树中

黄太盛

黄万里

黄为之

黄五肥

黄希纯

黄心持

黄　兴

黄炎培

黄耀廷

黄咏商

黄与之

黄元吉

黄元桢

黄芸苏

黄泽霖

黄展云

黄之萌

黄中恺

黄忠炳

黄忠浩

黄钟英

黄仲涵

黄宗羲

黄宗仰

黄遵宪

黄佐卿

霍殿臣

J

基尔斯

稽　镜

吉　升

吉　特

吉田松荫

戢翼翚

籍忠寅

纪鸿钧

季光恩

季雨霖

加富尔（Camillo Benso Cavour）

嘉　纳

嘉　庆

贾　生

菅原传

简　书

蹇念益

江　潘

江　树

江春霖

江恭喜

江继复

江孔殷

江三乘

江永成

江召棠

姜登选

姜桂题

姜国梁

姜明经

姜守旦

蒋　筠

蒋　群

蒋方震

蒋观云

蒋介石

蒋维乔

蒋雁行

蒋翊武

蒋肇鉴

蒋智由

蒋尊簋

蒋作宾

焦　林

焦达峰

焦逸仙

解荣辂

堺利彦

金　鼎

金邦平

金天翮

金兆龙

金振邦

金琢章

靳广隆

靳云鹏

经　权

经亨颐

经莲珊　见经元善

经元善

井勿幕

景定成

景梅九

景廷宾

景耀月

居　正

K

凯约翰（John L．Kaye）

阚鼎泰

康　格

康　格（E．H．Conger）

康　熙

康宝忠

康德黎（James Cantlie）

康广仁

康建唐

康佩珩

康同璧

康有为

柯　尔

柯逢时

柯劭忞

柯玉山

肯宁汉（A．Cunningham）

孔　庚

孔　子

孔庆镕

孔庆叡

孔伟虎

孔希伯

蒯寿枢

蒯寿育

匡　一

邝　杰

邝华汰

邝敬川

邝佐治

奎　保

奎　俊

昆　冈

L

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莱　丹

赖承裕

蓝天蔚

劳　培

劳乃宣

雷　飚

雷　奋

雷光宇

雷鲲池　见雷在汉

雷沛鸿

雷天壮

雷在汉

雷震春

雷竹村

冷　遹

黎　德

黎　德（T．H．Reid）

黎　科

黎大钧

黎国廉

黎怀瑾

黎靖瀛

黎尚雯

黎天才

黎勇锡

黎元洪

黎仲实

黎宗岳

李　昌

李　纯

李　槐

李　恢

李　箕

李　骏

李　明

李　鎜

李　杞

李　群

李　实

李　素

李　晚

李　鑫

李　准

李安国

李白贞

李白重

李炳寰

李炳辉

李伯东

李伯泉

李长龄

李长生

李成梁

李春萱

李大志

李德膏

李德瑚

李德立

李德懋

李德沛

李德山

李登辉

李发根

李藩国

李飞仙

李逢春

李凤楼

李福基

李福林

李辅黄

李干公

李冈中

李根源

李观海

李光炯　见李德膏

李国枫

李国华

李海云

李和生

李鸿祥

李鸿绪

李鸿章

李纪堂

李稷勋

李家焯

李家驹

李剑农

李金奇

李金山

李经方

李经羲

李景濂

李竞成

李敬通

李炯斋

李克果

李烈钧

李六如

李隆建

李梦彪

李慕尧

李培基

李培仁

李培松

李沛基

李鹏升

李平书

李乾玉

李清河

李庆元

李儒修

李汝魁

李少卿

李绍伊

李胜美

李盛铎

李石曾

李士修

李是男

李书城

李树芬

李思浩

李四光

李泰国（H．N．Lay）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李天邻

李维源

李文成

李文范

李文甫

李文楷

李希霍芬（Von Richthofen）

李熙斌

李仙云

李襄麟

李晓初

李孝章

李燮和

李秀昂

李牙聪

李亚东

李雁南

李耀堂

李翊东

李毅轩

李应生

李应元

李永洪

李永魁

李祐卿

李煜堂

李煜瀛　见李石曾

李源水

李云彪

李云书

李湛阳

李肇甫

李征五

李征庸

李植生

李忠孝

李钟岳

李仲揆　见李四光

李仲南

李仲特

李竹痴

李卓峰

李自平

李自重

李宗岱

李宗尧

李祖恩

李作栋

立德乐（Archibald John Little）

立花小一郎

利　寅

连　魁

连成基

联　裕

良　弼

梁　诚

梁　海

梁　史

梁柄农

梁大炮

梁鼎芬

梁端甫

梁敦焯

梁敦彦

梁焕彝

梁辉汉

梁经鳌

梁墨庵

梁慕光

梁慕信

梁启超

梁启田

梁乔山

梁如浩

梁瑞阳

梁善济

梁少廷

梁士诒

梁耀汉

梁钟汉

梁子刚

廖　炎

廖九妹

廖淑保

廖湘芸

廖翼朋

廖仲恺

廖子良

廖宗纶

列　宁（В．И．Ленин）

林　蕃

林　圭

林　虎

林　肯

林　清

林　森

林　旺

林　文

林　獬　见林白水

林　旭

林长民

林干廷

林冠慈

林灏深

林焕廷

林建章

林觉民

林君复

林启一

林少甫

林绍年

林绍泉

林盛初

林述庆

林斯琛

林西惠

林白水

林修明

林义顺

林翼支

林懿均

林尹民

林云陔

林兆栋

林肇民

林之夏

林直勉

林宗素

铃木久五郎

凌　毅

凌　钺

凌文渊

刘　邦

刘　鹗

刘　崛

刘　谦

刘　三

刘　通

刘　同

刘　祥

刘　询

刘　炎

刘　彦

刘　英

刘　雍

刘炳福

刘炳阁

刘伯奇

刘朝望

刘成禺

刘承恩

刘承烈

刘崇佑

刘春霖

刘纯仁

刘存厚

刘单子

刘道一

刘得魁

刘东海

刘凤楼

刘凤起

刘凤桐

刘福彪

刘复基

刘复权

刘复泰

刘幹臣

刘赓藻

刘　公

刘古香

刘冠三

刘光第

刘光汉　见刘师培

刘光谦

刘汉柏

刘汉卿

刘鸿逵

刘华堂

刘化欧

刘槐森

刘辉廷

刘积学

刘基炎

刘家驹

刘家佺

刘家运

刘建藩

刘金声

刘锦藻

刘经文

刘景烈

刘静庵

刘九畴

刘鞠可

刘揆一

刘坤一

刘礼谦

刘林生

刘六符

刘懋赏

刘懋政

刘岐山

刘瑞阳

刘少舫

刘绍峰

刘慎终

刘声元

刘师培

刘世杰

刘世钧

刘树森

刘思复

刘思裕

刘松龄

刘崧衡

刘铁云　见刘鹗

刘维焘

刘温玉

刘文吉

刘文锦

刘文贞

刘锡麒

刘先俊

刘贤构

刘显明

刘显世

刘献芹

刘小林

刘心源

刘醒吾

刘学询

刘学泽

刘燕翼

刘艺舟

刘易初

刘翊宸

刘永福

刘永年

刘咏闿

刘于臣

刘玉山

刘元栋

刘照藜

刘震寰

刘镇华

刘之洁

刘紫骥

刘佐楫

柳大年

柳聘农

柳人权　见柳亚子

柳亚子

龙　璋

龙绂瑞

龙积之

龙济光

龙鸣剑

龙绍伯

龙毓峻

龙泽厚

龙湛霖

隆　启

隆　裕

隆世储

楼守光

卢　骚　见卢梭

卢　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卢　信

卢光诰

卢镜寰

卢汝翼

卢师谛

卢喜福

卢仲农　见卢光诰

鲁　鱼

陆　领

陆　祐

陆费逵

陆皓东

陆建章

陆兰清

陆乃翔

陆荣廷

陆熙顺

陆亚发

陆元鼎

陆钟琦

陆宗舆

鹿传霖

禄　显

吕　超

吕　复

吕　杰

吕大森

吕东升

吕逢樵　见吕东升

吕公望

吕逵先

吕留良

吕熊祥

吕志伊

吕中秋

罗　干

罗　何（R．Reau）

罗　杰

罗　进

罗　坤

罗　联

罗　普

罗炳顺

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罗伯雅

罗大佺

罗殿卿

罗洪升

罗　纶

罗明典

罗乃琳

罗佩金

罗嗣广

罗遇坤

罗泽溥

罗织扬

罗仲霍

罗子舟

M

马　良　见马相伯

马　侣

马　荣

马　士（H．B．Morse）

马　素

马　骧

马步云

马步周

马达臣

马福益

马继增

马建忠

马绛生

马锦春

马君武

马克思（Karl Marx）

马龙标

马明熙

马培生

马汝骥

马相伯

马叙伦

马玉贵

马玉昆

马裕藻

马毓宝

马云卿

马中骥

马宗汉

麦　奎

麦孟华

毛复旦

毛庆藩

毛泽东

毛仲芳

梅　馨

梅际郇

梅乔林

梅青福

蒙　经

蒙民纬　见蒙经

孟　森

孟　子

孟德斯鸠（Montesquieu）

孟恩远

孟华臣

孟昭常

米洛宾

密切尔（Mitchell）

苗　燮

苗金声

苗文华

旻　宁　见道光

摩　赓（Pritchard Morgan）

末永节

莫　牙

莫拉维诺夫（М．Н．Муравьёв）

莫里逊（G．E．Morrison）

莫锡纶

牟鸿勋

穆　勒

穆　默（Freiherr Mumm Von Schwartzenstein）

穆炳元

穆湘瑶

N

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那　桐

那　文

南琴轩

内田良平

尼古拉二世（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икол йⅡ）

尼拉托夫（Анатол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Не ратов）

倪嗣冲

倪映典

聂　荆

聂　豫

聂炳基

聂缉槼

聂汝清

聂宪藩

宁　武

宁调元

牛广生

钮　瑗

钮传善

钮永建

努尔哈赤

诺克斯（P．C．Knox）

O

区凤墀

欧极乐（C．Ozil）

欧榘甲

欧慎刚

欧阳鸿钧

欧阳瑞桦

欧阳武

欧阳煦

欧阳振声

欧阳中鹄

P

潘宝璜

潘宝琳

潘达微

潘鼎新

潘赋西

潘国寿

潘缙华

潘矩楹

潘康时

潘若海

潘善伯

潘信明

潘训初

潘月樵

潘赞化

潘祖彝

盘　恩

庞　雄

庞鸿书

庞元济

彭　芬

彭程万

彭楚藩

彭尔堃

彭光烈

彭汉遗

彭纪麟

彭家珍

彭临久

彭汝琮

彭寿松

彭述文

彭素民

彭锡圭

彭荫祥

彭友胜

彭渊洵

彭允彝

片山潜

朴　寿

平　刚

平冈浩太郎

平山周

平田东助

蒲　洵

蒲殿俊

璞　良

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

濮振声

溥　儁

溥　良

溥　伦

溥　颋

溥　仪　见宣统

Q

齐宝善

齐汝汉

齐希武

齐耀琳

祁耿寰

祁国钧

奇　列

琦　善

钱　鼎

钱　润

钱　拯

钱宝仁

钱能训

钱树芬

钱铁如

钱维骥

钱允利

钱允生　见钱宝仁

乾　隆

乔　煦

乔树枏

乔义生

乔治三世

秦　炳

秦炳钧

秦炳直

秦力山

秦瑞玠

秦毓鎏

秦载赓

秦宗周

覃　振

覃老发

青　木

清藤幸七郎

庆　蕃

琼　斯

丘　四

丘仓海

邱逢甲

邱炜萲

邱文彬

秋　瑾

仇　鳌

仇　亮

仇继恒

裘文高

曲士文

屈开埏

渠本翘

瞿鸿禨

瞿式耜

权道涵

全祖望

犬养毅

阙　龙

R

冉崇根

饶辅廷

饶国樑

饶汉祥

饶景华

任鹤年

任鸿隽

任可澄

任青合

任重远

日野熊藏

荣　炳

荣　禄

荣　庆

荣　铨

荣德生

荣福桐

荣宗敬

容　闳

容星桥

柔克义（Willaim W．Rockhill）

阮　式

阮德三

阮卿云

阮荣发

阮英舫

阮毓崧

瑞　澂

瑞天咸（Frank Suretenham）

S

萨　端

萨道义（E．M．Satow）

萨镇冰

三上丰夷

山川均

山田良政

善　耆

单道康

单鹏彦

商　鞅

商　震

商作霖

尚安邦

尚庆翰

邵　羲

邵　章

邵从恩

邵兆中

绍　昌

绍　英

佘　英

申锡绶

沈　荩

沈　权

沈　英

沈　瀛

沈葆桢

沈秉堃

沈恩孚

沈尔昌

沈鹤年

沈惠钧

沈家本

沈钧儒

沈联芳

沈林一

沈缦云

沈懋昭　见沈缦云

沈敏政

沈其昌

沈棋山

沈同午

沈维周

沈翔云

沈益古

沈瑜庆

沈云翔

沈增铭　见沈惠钧

升　允

盛典型

盛宣怀

施从云

施化龙

施正甫

石　瑛

石长信

石德宽

石锦泉

石敬瑭

石山俨

时　璧　见时功璧

时功璧

时功玖

时慧宝

史　青

史家麟

史家修　见史量才

史久光

史可法

史量才

史如坚

史推思

世　续

寿　耆

舒高第

舒礼鉴

舒先庚

税钟麟

顺　治

司　铎

司戴德（Wilard D．Straight）

司马昭

司徒芳

寺西秀武

松　寿

宋　恕

宋安枢

宋炳炎

宋鼎元

宋教仁

宋居仁

宋世杰

宋炜臣

宋锡全

宋新洲

宋学皋

宋玉琳

宋渊源

宋振东

宋镇华

苏　鹏

苏　秦

苏成章

苏凤初　见苏鹏

苏复初

苏良斌

苏曼殊

苏眇公

苏清泉

苏慎初

苏寿松

苏无涯

苏元春

苏子谷　见苏曼殊

肃　顺

粟道生

孙　林

孙　眉

孙　棨

孙　文　见孙中山

孙　稳

孙　武

孙　毅

孙宝琦

孙宝瑄

孙秉堃

孙昌福

孙丹崖

孙道仁

孙德成　见孙林

孙多森

孙发绪

孙洪伊

孙家鼐

孙家祥

孙谏声

孙菊仙

孙揆均

孙梅堂

孙铭新

孙士

孙天生

孙万乘

孙文鼎

孙延寿

孙逸仙　见孙中山

孙翼中

孙毓筠

孙泽沛

孙兆鸾

孙中山

孙竹丹

T

塔虎脱（W．H．Taft）

谭　昌

谭　馥

谭　义

谭　瀛

谭柏生

谭道源

谭二式

谭浩明

谭人凤

谭汝霖

谭石基

谭嗣同

谭西庚

谭熙鸿

谭心休

谭延闿

谭振德

谭钟麟

汤　雷（Townley）

汤　叡　见汤觉顿

汤　绪

汤　漪

汤　槱　见汤尔和

汤尔和

汤化龙

汤觉顿

汤寿潜

汤芗铭

汤一鹗

汤增璧

汤仲祚　见汤重希

汤重希

唐　豸

唐才常

唐才中

唐大通

唐尔庸

唐继尧

唐鉴章

唐景崇

唐琼昌

唐群英

唐绍仪

唐松岩

唐廷枢

唐维藩

唐文治

唐牺支

唐钟元

韬　美（P．Doumet）

陶　俊

陶　铸

陶成章

陶骏保

陶启胜

陶勋臣

陶亚魂

田　桐

田邦璿

田叔扬

田添铁二

田昔年

田野桔次

田应诏

田振邦

田征葵

田中玉

田仲扬

铁　良

铁　忠

同　治

童保暄

童国珍

童宪章

童挹芳

头山满

涂鉴衡

涂演凡

屠　寄

W

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

宛思演

万葆元

万炳南

万福华

万廷献

汪　东

汪　谦

汪　镕

汪　熙

汪炳山

汪长林

汪大燮

汪德渊

汪凤瀛

汪精卫

汪康年

汪龙光

汪曼锋

汪懋琨

汪荣宝

汪世荣

汪锡九

汪笑侬

汪性堂

汪贻年

汪祖泽

王　斌

王　汉

王　杰

王　莽

王　圻

王　群

王　韬

王　棪

王　猷

王蔼庐

王安石

王安之

王秉必

王秉恩

王秉璋

王炳楚

王灿登

王宠惠

王宠祐

王传炯

王垂书

王大侯

王得胜

王德涵

王德威尔德（Emile Vandervelde）

王发科

王法勤

王夫之

王冠三

王广龄

王和顺

王鸿猷

王怀庆

王季同

王嘉榘

王金发

王金铭

王景岳

王璟芳

王闿运

王隆中

王梦兰

王铭新

王慕陶

王乃澂

王丕承

王清江

王清穆

王庆云

王人文

王善德

王时泽

王士珍

王世骥

王世龙

王守愚

王思诚

王天杰

王天培

王天纵

王文锦

王文庆

王文韶

王锡彤

王先谦

王宪章

王学锦

王耀东

王一亭

王荫藩

王英楷

王用宾

王有宏

王有兰

王钰锡

王遇甲

王毓江

王占元

王振邦

王振畿

王振尧

王镇邦

王正廷

王政雅

王之春

王之禄

王芝祥

王志勋

王治增

王子匡

王缵承

威廉二世（Kaiser Weihelm Ⅱ）

威勤逊

韦　玉

韦荣初

韦尚文

韦树模

韦统淮

韦统铃

韦云卿

韦兆熊

魏　兰

魏邦平

魏宸组

魏光焘

魏会英

魏金龙

魏荣斌

魏万侯

魏友琴

魏宗瀚

魏宗铨

温　翀

温朝钟

温楚珩

温带雄

温翰桢

温开元

温少雄

温生才

温世霖

温寿泉

温雄飞

温宗尧

文　斐

文　群

文　瑞

文　雯

文崇高

文经纬

文廷式

文显谟

翁　巩

翁　浩

翁人健

翁同龢

乌拉勿格克（Charles Uyner Brooke）

邬　钢

吴　楚

吴　镜

吴　昆

吴　馨

吴　煦

吴　樾

吴葆初

吴柄枞

吴炳臣

吴炳湘

吴沧洲

吴长纯

吴长庆

吴春阳

吴赐龄

吴从周

吴鼎昌

吴鼎元

吴凤岭

吴贡三

吴冠英

吴华堂

吴趼人

吴健彰

吴介璋

吴金彪

吴景濂

吴禄贞

吴庆桐

吴庆熙

吴若龙

吴弱男

吴三桂

吴绍璘

吴施德

吴士鉴

吴世荣

吴思豫

吴太山

吴天成

吴铁城

吴铁樵

吴绾章

吴醒汉

吴旸谷　见吴春阳

吴应培

吴英元

吴永珊　见吴玉章

吴玉章

吴渊民

吴元泽

吴兆麟

吴振黄

吴振麟

吴芝瑛

吴稚晖

吴忠信

吴重熹

吴子垣

吴梓生

吴宗慈

吴宗禹

吴作霖

伍　庄　见伍宪子

伍安全

伍崇仁

伍藉槃

伍盘照

伍铨萃

伍廷芳

伍宪子

伍桢祥

伍正钧

X

西太后　见慈禧

西乡隆盛

西园寺

锡　良

喜　源

下田歌子

夏　斌

夏　超

夏　时

夏道南

夏寿康

夏廷义

夏文炳

夏月润

夏月珊

夏允麐

夏之麟

夏之时

夏重民

咸　丰

向　楚

向　燊

向谟

向炳焜

向海潜

向寿荫

向紫平

萧　参

萧　亮

萧　湘

萧安国

萧佛成

萧贵生

萧克昌

萧奇斌

萧星垣

萧友梅

萧雨滋

萧钟英

萧竹漪

小室友次郎

谢　持

谢超武

谢奉琦

谢汉秋

谢鸿焘

谢介僧

谢良牧

谢日昌

谢汝翼

谢石钦

谢寿祺

谢无量

谢晓石

谢英伯

谢元恺

谢远涵

谢子修

谢缵泰

谢缵叶

邢伯谦

幸德秋水

熊　垓

熊　通

熊秉坤

熊成基

熊成章

熊范舆

熊公福

熊继贞

熊克武

熊希龄

徐　濂

徐　勤

徐　润

徐　樾

徐　卓

徐宝山

徐宝亭

徐保生

徐碧泉

徐达明

徐尔音

徐佛苏

徐甫陈

徐广滔

徐国泰

徐国桢

徐翰文

徐怀礼　见徐宝山

徐寄尘

徐进炲

徐敬吾

徐镜心

徐觉我

徐礼明

徐廉辉

徐临端

徐满凌

徐茂燎

徐培添

徐佩旒

徐彭龄

徐日培

徐容九

徐少斌

徐绍桢

徐声金

徐世昌

徐世法

徐世光

徐述夔

徐松根

徐万年

徐维扬

徐锡麟

徐熠成

徐应安

徐赞周

徐则恂

徐占凤

徐昭良

徐振泉

徐祝平

徐宗汉

许宝衡

许崇智

许鼎霖

许景澄

许寿裳

许雪湫

许子麟

续　彪

续桐溪

续西峰　见续桐溪

宣　统

萱野长知

玄　烨　见康熙

薛　哲

薛大可

薛福成

薛金福

薛锦琴

薛仙舟

Y

严　端

严　复

严国丰

严纪鹏

严确延

严信厚

阎凤阁

阎锡山

阎一士

颜　楷

颜太恨

阳　明

杨　度

杨　坊

杨　霖

杨　铨

杨　任

杨　锐

杨　维

杨邦彦

杨伯谦

杨昌济

杨昌铭

杨朝杰

杨承溥

杨翠喜

杨大实

杨大铸

杨笃生

杨二虎

杨豪侣

杨鹤龄

杨宏胜

杨鸿钧

杨虎臣

杨会康

杨荩诚

杨敬宸

杨开甲

杨明远

杨铭西

杨慕时

杨彭龄

杨谱生

杨衢云

杨仁山

杨深秀

杨时杰

杨士琦

杨士骧

杨寿彭

杨树青

杨庶堪

杨天骥

杨廷栋

杨万桂

杨王鹏

杨文鼎

杨文柟

杨西岩

杨玺章

杨心如

杨信之

杨选青

杨言昌

杨耀琳

杨以德

杨荫杭

杨用楫

杨禹昌

杨玉如

杨毓麐

杨毓麟　见杨笃生

杨源懋

杨韵珂

杨载雄

杨曾蔚

杨增新

杨展鹏

杨兆林

杨兆霖

杨兆龙

杨兆蓉

杨振鸿

杨卓林

杨宗瀚

杨宗濂

杨缵绪

姚宝珊

姚东生

姚洪业

姚鸿发

姚金镛

姚晋圻

姚荣泽

姚文柟

姚以价

姚勇忱

姚雨平

姚运钧

姚志强

冶　公　见陶铸

叶　恩

叶　瀚

叶　澜

叶秉诚

叶赫那拉氏　见慈禧

叶惠钧

叶廷标

叶廷琛

叶仰高

伊　集

伊藤博文

宜　贵

易本羲

易季服

易世龙

易延憙

易正柏

易宗夔

奕　詝　见咸丰

奕　

奕　

奕　劻

荫　昌

殷承

殷次伊

殷汝骊

殷子衡

尹昌衡

尹锐志

尹维峻

胤　禛　见雍正

应德闳

应龙翔

雍　正

颙　琰　见嘉庆

尤　列

游　寿

游德胜

于邦华

于凤山

于式枚

于右任

于赞扬

于祝三

余　诚　见余仲勉

余　丑

余　切

余　通

余诚格

余大鸿

余大猷

余德元

余东雄

余凤斋

余化龙

余焕东

余辉照

余鹏来

余屏垣

余昭常

余仲勉

俞　炜

俞诰庆

俞廉三

俞明霞

俞子夷

虞维煦

禹之谟

玉　昆

玉　润

玉源太郎

喻培伦

毓　朗

袁保庆

袁葆初

袁大化

袁家声

袁甲三

袁剑非

袁金铠

袁菊山

袁克定

袁南亭

袁世凯

袁树勋

袁希涛

袁义保

远藤隆夫

岳　飞

岳秀华

岳兆麟

岳钟琪

云　亨

恽毓鼎

Z

载　淳　见同治

载　穆

载　涛

载　湉　见光绪

载　洵

载　垣

载　泽

载　沣

载　振

臧冠三

曾　杰

曾　静

曾　培

曾　朴

曾　彦

曾　贞

曾　铸

曾阿义

曾长福

曾传范

曾根俊虎

曾国藩

曾继梧

曾连庆

曾日全

曾省三

曾省斋　见吴从周

曾锡周

曾昭鲁

曾昭文

增　祺

增　韫

査光佛

査嗣廷

詹大悲

詹天佑

战殿臣

张　彪

张　詧

张　潮

张　钫

张　昉

张　恭

张　煌

张　继

张　謇

张　澜

张　纶

张　铭

张　潜

张　榕

张　融

张　勋

张　仪

张　颐

张　樾

张百斛

张百麟

张百熙

张百祥

张保德

张秉庚

张伯烈

张伯歧

张楚材

张达三

张得成

张定甲

张斗枢

张鹗翎

张凤翙

张根仁

张观风　见张雅南

张贯夫

张广建

张国荃

张国溶

张国威

张海珊

张鹤龄

张鸿藻

张华丹

张怀芝

张奂池

张煌言

张汇滔

张季鸾

张季煜

张家镇

张嘉森　见张君劢

张建功

张捷先

张介礼

张进治

张劲夫

张景良

张敬尧

张静江

张君劢

张开儒

张莲芬

张良坤

张醁村

张懋隆

张鸣岐

张难先

张培爵

张人骏

张荣楣

张绍曾

张石朋

张士珩

张士秀

张世膺

张树柟

张树元

张天师

张廷得

张廷辅

张庭武

张通典

张惟聪

张惟圣

张蔚森

张文光

张文涛

张文祥

张锡銮

张锡元

张先培

张相谟

张学济

张学龄

张雪耻

张雅南

张雅堂

张尧卿

张耀曾

张一麐

张怿伯

张荫桓

张永成

张永福

张永汉

张雨臣

张雨岭

张元济

张云卿

张云山

张允斌

张曾敭

张照发

张肇桐

张折培

张折卿

张振标

张振武

张振勋

张镇芳

张正金

张之洞

张知本

张治祥

张智若

张钟端

张周垣

张祖同

张作霖

章　梫

章　梓

章炳麟

章驾时

章士钊

章太炎　见章炳麟

章裕昆

章宗祥

昭　梿

赵　缭

赵　伸

赵　声

赵　倜

赵　瑜

赵滨彦

赵秉钧

赵炳麟

赵成三

赵承武

赵城壁

赵春霖

赵戴文

赵德全

赵鼎钟

赵尔丰

赵尔巽

赵凤昌

赵复祥

赵公璧

赵国贤

赵恒惕

赵会鹏

赵家艺

赵鹏飞

赵启霖

赵士北

赵士龙

赵世钰

赵维熙

赵学奎

赵延泰

赵永昌

赵元寿

赵云亭

赵振清

赵正平

赵中鹄

甄　璧

甄吉庭

郑　垂

郑　金

郑　权

郑　言

郑葆晟

郑成功

郑观应

郑贯一

郑汉淇

郑兰荪　见郑兆兰

郑螺生

郑士杰

郑士良

郑陶斋　见郑观应

郑宪成

郑孝胥

郑毓秀

郑赞丞

郑藻如

郑兆兰

郑祖荫

志　锐

钟　杰

钟　琦

钟昌祚

钟麟同

钟木贤

钟宪鬯

钟倬宾

周　馥

周　华

周　骏

周　康

周　实

周　增

周承弼

周承菼

周代本

周淡游

周定原

周凤歧

周符麟

周果一

周海珊

周宏业

周鸿勋

周金箴

周君实

周来苏

周培善

周培艺

周瑟铿

周树标

周树模

周廷弼

周维藩

周维刚

周维桢

周学熙

周亚卫

周咏曾　见周来苏

周云祥

周震鳞

周之翰

周之贞

周仲岐

周自齐

朱　畴

朱　淇

朱　瑞

朱　深

朱　熹

朱　芸

朱宝奎

朱葆三

朱秉麟

朱朝瑛

朱次琦

朱登五

朱尔典（J．N．Jordan）

朱福洗

朱光复

朱贵全

朱国琛

朱和中

朱鸿度

朱槐之

朱家宝

朱九江　见朱次琦

朱敏仁

朱其昂

朱庆澜

朱三进

朱少穆

朱少屏

朱寿同

朱述堂

朱树烈

朱文邵

朱锡麟

朱扬武　见陈金瑞

朱彝铭

朱佑保

朱郁荃

朱元璋

朱云石

朱蕴章

朱之洪

朱执信

朱钟琪

朱子春

朱子龙

朱子淘

朱祖荫

竹内善朔

竺绍康

祝大椿

祝制六

庄赓良

庄汉翘

庄守忠

庄崧甫

庄廷

庄银安

庄蕴宽

庄之盘

卓秋元

邹　鲁

邹　铨

邹　容

邹代藩

邹代烈

邹道沂

邹永成

邹玉溪

邹毓霖

邹子良

祖绳武

左斗山

左学谦

左拯之

左宗棠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华民国史

第二卷
（1912-1916）
上

李新　李宗一　主编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主要论述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历史。从时间上说，就是从1912年2月到1916年6月。

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创立了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这个政府于1912年4月迁往北京，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但人员结构却有重大变动。原来在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员，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官僚所代替。这不是一般的更换政府人员，而是一次全面的改组。表面上，改组是通过合法选举进行的，还带有中国古代揖让天下的色彩；实际上，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集团一连串政治阴谋活动和兵变暴乱的结果。从效果看，它起到了反革命政变的作用。

政府的性质，是由掌握政府权力的主导集团的阶级属性决定的。主导集团改变，政府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当权，就标志着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联合在中国统治的开始。所以我们把这一事件作为《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结束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开端。

从民初的社会全貌来看，维护帝国主义利益和代表封建势力的北洋集团，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凭藉北洋军的实力掌握中央政柄。在解决重大政治难题时，他们常常不使用政治手段，而是直接利用军队作工具，镇压人民，排除异己，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在封建专制时代，毫无民主可言；在军阀政治的高压下，人民无权和官僚擅权的情形依然如故。对北洋集团荼毒社会、祸国殃民的罪行，本书使用了较多的篇幅加以揭露和鞭笞。

作为一种特殊统治形式的军阀政治，并非一开始就以完备的形态出现。随着民初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它的特征才愈来愈明显。袁世凯的上台不同于改朝换代，与欧美国家总统更替也不一样。他之所以能出任大总统，主要是因为他掌握着一支军队。北洋政府的内外政策，不仅与南京临时政府有根本区别，与晚清政府也有不少差异。特别是在北京临时政府阶段，不仅仍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一些同盟会领导人直接参加了政府的工作。唐绍仪内阁期间，除总统府由袁世凯亲自控制外，内阁各部基本上是北洋集团和同盟会平分秋色。总理唐绍仪虽然出身北洋派，但他加入了同盟会，并试图找到一种北洋集团和同盟会两大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政策。事实上，这种政策是很难找到的，所以唐内阁不满一百天便夭折了。在北迁后的临时参议院里，尽管清末立宪派势力有明显的扩张，但同盟会仍占优势。所以从控制政府的派别分析，北京临时政府还不是北洋集团独占的政府，而是北洋集团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过渡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清政府的倾覆和临时政府的存在，封建专制势力的政治思想统治，已不可能像清朝那样严密，而有了某些松动。就政党而言，清政府视政党为洪水猛兽，严禁人民结社组党，因此除中国同盟会等秘密团体外，公开的党派是无法存在的。但民国元、二年间，全国各地出现了上百个党会团体，其中有政治纲领的就有三十多个。在五光十色的党派团体中，首屈一指的是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同盟会。1912年8月，它联合四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由于大批官僚政客加入，党员素质下降，组织涣散，失去了革命党应有的战斗力。但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李烈钧、张继等著名的革命家仍在党内起重要作用。这个党虽然也有少数人关注议会外的斗争和保持地方实力，但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试图通过议会和平手段，制定宪法，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致国家于富强。其次，是以清末立宪派为核心的共和党和民主党。1913年5月这两个党合并为进步党，其主要领导人有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此外还有统一党、中国社会党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在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中，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实业界头面人物，也有旧官僚和投机政客。他们的政治品格虽有高下之别，但都以拥护或标榜拥护共和为宗旨。这表明，人们参加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普遍高涨，对建设共和国抱着美好的幻想。在当时，这种政治积极性的主要倾向，有反军阀专制统治的性质。对此，本书加以适当的肯定。

应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民初政党林立，十分活跃，但并没有能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政治。临时政府的存在也不是以多党政治为背景。多党政治是近代资产阶级实现本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在内阁制的国家里，多党政治以政党轮流控制国会多数和组织内阁为前提。国民党和进步党虽然在国会中有左右论坛的力量，但谁也没有掌握过内阁实权。何况当时中央政府的政治重心根本就不在内阁，而始终在袁世凯的总统府。所以，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关于两党政治的设想和宣传，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国民党人为追求政党内阁所作的巨大努力，以宋教仁惨遭暗杀而告终。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暂时以联合政府的形式存在，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南北政治和军事的严重对峙。为此，本书发掘不少新史料，特辟专节来阐述南北对峙的形势。拥兵雄踞北方的北洋集团，以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为其腹地，不许他人染指。在南方，除立宪派和旧官僚占主导地位的湖北、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外，都是国民党人的势力范围，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被人称为他们的“根据地”。所以，民初虽有中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统一。各地区和北京一样，三大政治势力——北洋集团、进步党和国民党互争雄长，而惊心动魄的斗争则大都发生在北洋集团和国民党人之间。1913年下半年，袁世凯派北洋军南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南北对峙的形势基本消失了，袁世凯便恣意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又急忙将进步党人赶出政府，才实现了北洋派的一统天下。

对北洋军镇压二次革命的军事动员，以往估计不足。对这支军队来说，这是一次最全面的动员，此后因内部倾轧加剧，再也不可能统一行动了。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和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是民初政治历史的重心。对此，本书用了很多的笔墨加以阐述。同时，我们也没有忽视揭露北洋集团内部的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对洪宪帝制的内幕，以往人们所知甚少，揣测之言颇多。近年来发现的有关洪宪帝制的数千件原始函电说明，筹安会和请愿团都是帝制运动的表面现象，帝制派并不看重这些活动，除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应外，他们最关注的是封疆大吏的态度。对各省封疆大吏的密电和北京军警官僚的密呈，袁世凯不仅亲自阅览，而且有的还加了批示，甚至哪些应登政府公报，哪些缓登或密存，都由他决定。这表明，他亲自控制着帝制运动。关于袁克定或杨度操纵帝制运动，蒙蔽了袁世凯的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

北洋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在洪宪帝制问题上也表现出来。筹安会一成立，首先密电政事堂反对帝制的是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电文长达千言，痛陈变更国体的危险。接着，直隶将军朱家宝要求先办好外交，再行改制。他说“友邦一日不承认，国势一日不定”。更引起袁世凯不安的是，拥兵坐镇江淮的江苏将军冯国璋和长江巡阅使张勋都迟迟不肯上书劝进。由于段芝贵等人一再密电催促，他们才联名密电政事堂，说应由国务卿徐世昌定稿领衔推戴。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广西将军陆荣廷对冯、张密电均表示赞同。这些封疆大吏对帝制采取反对或暧昧的推托态度，目的虽不尽相同，但普遍不满则是非常明显的。徐世昌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不仅未敢领衔劝进，反而决然辞职脱身。这是帝制运动一再拖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前史从未记载过的这些内情，本书作了较详细的揭露。

护国战争是民初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全国各阶层人民反袁反帝制斗争的推动下，联合一部分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势力共同发动的。

进步党人是资产阶级保守势力的代表。与国民党人一样，他们也主张实行宪政。但由于现实利益的冲突和清末结下的宿怨，使他们经常站在北洋集团一边，攻击国民党人，而试图依靠袁世凯的“开明专制”来达到宪政的目的。在民初的政争中，他们留下了极不光彩的记录。直到洪宪帝制发生，他们才决心独立地发挥作用，举起讨袁护国的旗帜。最早举起讨袁旗帜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二次革命失败不久，他们就组织起中华革命党，多次发动讨袁起义，流血牺牲，百折不挠。从这方面比较，说进步党人的反袁是抢旗帜，并没有错。然而，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分析，进步党人从拥袁到反袁，并不单纯是策略手段的变化，而是战略方向的转变。这一转变使资产阶级的两大派别得以暂时站在一条战线上，为反袁斗争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而赢得了推翻洪宪帝制的胜利。忽视这一方面，就很难全面地说明进步党人的作用。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争持的焦点，是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建立什么样的共和国？护国军宣言中有关维护共和国体的主张，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政治要求，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说，护国战争无疑是属于革命战争一类。长期坚持反袁斗争的中华革命党人理应成为这次革命战争的指导中心，但由于他们缺乏实力，没有能成为指导中心，而被排挤到一边去了。保守的进步党人却起了领导作用。因此，这次战争就有了更明显的阶级局限性。进步党人特别强调“文明革命”，反对“破坏”，而且一旦达到既定的有限目标，便立即改变战略方向，与当权的北洋集团妥协，无情地压制民主革命力量。

民初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危机及其解决，都与帝国主义列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甚至是由列强的侵略活动所直接引起的。如蒙、藏交涉，善后借款及“二十一条”交涉等。不充分揭示列强与中国政治的联系，就不可能把许多重大事件讲清楚。所以本书既有专门章节集中阐述列强在华的侵略活动，也在有关中国内政的章节中如实地写出它们所起的作用。

本卷书重点是写政治史，同时对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经济、财政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从宏观来看，政治状况的好坏和经济状况的盛衰常常是同步变化的。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也有暂时不完全一致的情形。

北洋政府建立之后，政治状况急剧恶化。但中国资产阶级“振兴实业”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迅速低落下来。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持续高涨。究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对中国的掠夺有所和缓，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发展的外部条件。除此而外，本书较多地考察了经济发展的内因。我们认为，辛亥革命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势力，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比清末有所提高，创办工矿企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他们组织实业团体，从经济和舆论方面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推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跻身政府，或担任工商总长，或掌握地方要政，在他们的主持下制定了不少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的法令、条例。这些法令、条例虽然不可能全部贯彻实施，但也有一些起了促进作用。当然，这是从局部来看，从整体估量，北洋政权在发展民族工商业方面并不是积极因素，而是消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曾经指望它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果完全失望了。

对袁政府时期的财政、税收，过去缺乏系统的研究。由于历年预算均未实行，更没有决算，所以收支状况在当时就没有精确的统计，而现存的北洋政府财政档案只有一鳞半爪，不成系统，更增加了研究工作的困难。本书利用档案资料、政府公报、报刊及其他公私文书，只能勾画出这一时期财政状况的基本轮廓。

袁政府初期，中央财政收入被地方截留，库空如洗，几乎完全依靠外债，地方财政为庞大的军费所累，普遍入不敷出。以出卖国家主权得到的大量外国借款，几乎全部用于填补纯消耗的军政开支。资产阶级渴望的建设投资、整顿币制和裁撤厘金等均未能进行。经过财政整顿、加重捐税和发行公债，1914年和1915年财政状况稍有好转，大致做到了收支平衡。但接踵而来的帝制运动，导致了财政崩溃。袁政府命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金融危机爆发，致使京钞问题在以后很多年内成为北洋政府财政金融上棘手的问题。

袁世凯统治时期，一共只有四年多，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这是十分短促的一段。当时，正值共和初建，社会风气丕变，新旧冲突激烈，政局动荡不已；在民国史上，这是颇具特色和颇有影响的年代。对这段历史，我们分工合作，进行探讨。本卷书就是集体探讨的结果。参加本卷编写的共有八人，具体分工如下：

前　言 | 李宗一
第一章 | 徐辉琪（第一、三节及第二节部分）
| 曾业英（第二节部分）
第二章 | 徐辉琪（第二、三节及第一节部分）
| 朱宗震（第一节部分）
第三章 | 汪朝光（第一节），朱宗震（第二节）
第四章 | 朱宗震（第二、三节及第一节部分）
| 曾业英（第一节部分），李宗一（第四节）
第五章 | 张兰馨（第一节），朱宗震（第二、三节）
第六、七章 | 李宗一
第八章 | 尹俊春
第九、十章 | 曾业英

本卷编写提纲的拟定和初稿的修改是由李宗一负责的。曾业英对第一、第二、第四章的部分初稿作了较多的修改，李宗一对第五章第一节及第八章作了较多的改动。关于注释的统一、地图的绘制和照片的搜集，曾业英、徐辉琪、汪朝光等做了许多工作。全书由李新、李宗一定稿。

承蒙审阅本书初稿并多所指正的有：张振鹍、金宗英、王述曾、杨天石、韩信夫等同志。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限于我们的理论和业务水平，书中错误和疏漏之处难免，敬希读者多多指教。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和国内政局

第一节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一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　唐绍仪内阁成立

三　临时参议院的变迁

四　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

第二节　各党派团体的勃兴及其政治倾向

一　从中华民国联合会到统一党

二　同盟会改组及其新纲领

三　共和党的组建与分裂

四　以“第三党”相标榜的统一共和党

五　国民协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

六　中国社会党及其他政团

第三节　各省政情与南北对峙的政治形势

一　同盟会领导的南方各省

二　立宪派、旧官僚控制的南方各省

三　处于激烈争夺中的南方各省

四　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方各省

五　东三省

六　山西与西北各省

第二章　北洋军阀集团与同盟会矛盾的尖锐化

第一节　袁世凯追求封建独裁和同盟会的反抗

一　唐内阁垮台与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

二　陆徵祥组阁风潮

三　张振武被杀事件

四　南京留守府与南方裁军

五　军民分治与江西民政长事件

第二节　同盟会维持共和国的努力

一　孙中山鼓吹民生主义及其实业救国计划

二　孙中山、黄兴应邀赴北京调和南北冲突

三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四　部分同盟会员的反袁活动

第三节　国会选举与宋教仁被暗杀

一　国会组织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

二　各党派竞选活动与国会选举结果

三　宋教仁被暗杀

第三章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善后大借款

第一节　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一　列强在华势力的新布局

二　沙俄策动的外蒙古“独立”及中俄交涉

三　英国觊觎西藏及中英交涉

第二节　银行团与善后借款

一　列强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

二　善后借款合同的签订和性质

三　反对善后借款的风潮

第四章　二次革命及其相关的斗争

第一节　国会召开和袁世凯武力统一政策的实施

一　袁政府加紧战争准备

二　国会的召开和进步党的组建

三　袁世凯的政治阴谋活动

第二节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

一　二次革命的酝酿

二　南北调和活动的失败

三　李烈钧和湖口起义

四　各地响应

第三节　北军南下和讨袁军的失败

一　浔湖之战与南昌失守

二　徐州之战与上海制造局之役

三　讨袁阵线的崩溃

四　南京保卫战和重庆失守

五　二次革命的历史意义

第四节　白朗起义及失败

一　从“拉杆”起事到纵横于豫皖鄂边区

二　进军陕甘和回豫失败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和财政状况

第一节　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一　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

二　官僚资本企业的发展和交通系

三　外国资本的侵入

第二节　农业经济的变化和破产趋势

一　农村生产关系的若干变化

二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农村经济的衰败

第三节　财政和税收

一　财政体制和财政方针

二　1912年—1913年间的财政状况

三　1914年—1915年间的财政状况

四　税收制度的变革和税收概况

五　金融币制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和国内政局

第一节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一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与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一样，既是北洋军阀集团攫取政府大权的预定步骤，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再次退让的结果。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了临时大总统这个民国政府的最高职位。但是，他十分清楚，革命党人对他并不完全信任。他也知道，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提出的设临时政府于南京、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时才正式辞职以及新总统须遵守《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不是约束他的。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权力，并为将来建立专制统治打下基础，他决心拒绝南下，坚持在北洋派势力的中心北京就职。早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就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要求唐绍仪对“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并公然要挟南京临时政府说：“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¹⁾

然而，袁世凯的要挟并未改变孙中山的初衷。他一面再三电促袁世凯南下就职；一面派出以蔡元培为专使，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绍文、黄恺元、王正廷、汪精卫等为欢迎员的代表团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见硬抗难以奏效，便转而采取两面派策略，表面上不拒绝南下，而在暗中策划阴谋。2月27日，蔡元培等一行到达北京，袁世凯布置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特派赵秉钧、胡惟德、周自齐、王树堂、颜惠庆、范源濂、蹇念益、汪荣宝等十三人为招待员。内外城各商铺、车站均悬旗结彩欢迎。赵秉钧组织了六百人的警卫队，专任“保护”。在与蔡元培等的谈话中，袁世凯的腔调也为之一变，声言“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²⁾。随后又召集陆军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讨留守人员和南下路线。结果，南方欢迎代表团以及唐绍仪竟被袁世凯这番表演所蒙蔽，对他的南下许诺深信不疑，以为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唐绍仪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谈话时，还满有把握地表示，“袁世凯将在几天后南下”，“维持北京秩序的任务是无足轻重的”⁽³⁾。

可是就在这时，一场“兵变”发生了。29日晚7时许，北京城内突然枪声大作，驻扎在朝阳门外东岳庙的曹锟第三镇第九标炮营首先涌入朝阳门抢掠。接着，驻禄米仓辎重营及帅府园、煤渣胡同和东城土地庙各军闻声而起，分队自东而西，恣意焚掠。一时，东城及前门一带“火光烛天”，“枪声动地”，“凡金店、银钱店、蜡铺、首饰楼、钟表铺、饭馆、洋广货铺及各行商铺，十去八九”⁽⁴⁾。煤渣胡同法政学堂南方代表团驻所更是首当其冲，变兵“毁门而入”，“行李文件等，掳掠一空”⁽⁵⁾。蔡元培等仓皇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次日晚，兵变再起西城，烧杀掳掠较29日晚更甚。两日以来，北京商民损失“数千万”，“内城被劫者四千余家，外城六百余家”⁽⁶⁾。3月1日晚，驻保定第二镇一部受北京影响，也相继变乱。乱事延续两昼夜，“市廛阛阓化为灰烬，人民之横遭惨杀者枕藉于道”⁽⁷⁾。兵变同时波及京保铁路沿线各市镇。2日夜，天津驻兵也如法炮制，“放火行劫，通宵达旦”⁽⁸⁾。京奉、津浦铁路局以及大清、交通、直隶各银行和造币厂均遭哄抢，店铺、民房被烧毁无数。

北京兵变发生后，袁世凯宣称系由“误听谣传”引起⁽⁹⁾。但实际上，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事发前，日坛等地驻兵曾向附近铺户透露：“你们还不躲躲，俺们要动了。”少数得到消息的商人，已“先行迁移”⁽¹⁰⁾。27日晚，袁世凯对唐绍仪、汪精卫也曾暗示：“赴南之后，北方军队恐因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¹¹⁾据当时任第三镇参谋官并与曹锟相当熟悉的杨雨辰后来回忆，兵变前一个星期，即2月21日，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曾在其公馆召集姜桂题、曹锟、杨士琦等人谈话，煽动他们将南方迎袁专使“吓回去再说”。次日又把曹锟单独叫去。随后，曹锟召集第三镇标统、管带及参谋长会议，他破口骂道：“我想这件事他妈的好办，只要去几个人把专使的住处一围，一放枪，大伙儿嘴里再嚷嚷‘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只要咱们一吓唬，他们就得跑。”⁽¹²⁾另外，变兵一哄而起，恣意焚掠，却“自约束不得犯租界”，“不许伤及外人”，这也足以说明焚掠范围，事前是预有布置的。出动弹压的军队也只是“虚声追赶，无与变兵相接战者”。还有，当时人多称兵变系为“裁饷”和强迫剪辫而起，可是北京陆军部2月25日发布的“裁饷札文”并不包括第三镇在内⁽¹³⁾；何况直接参与其事的还有根本无裁饷之虞的袁世凯卫队。而且兵变所喊口号为“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与裁饷、剪辫绝不相干。

据袁世凯左右说，兵变发生当晚，袁闻讯后异常镇定，指令江朝宗、姜桂题无须弹压⁽¹⁴⁾，一味采取“消极策”⁽¹⁵⁾。第二天下午，他虽对再行抢劫者发出“格杀勿论”的警告，但对曹锟及肇事各营长官却绝口不言惩办，还“命将刚解到的军饷打开银鞘”，发给参加变乱的卫队⁽¹⁶⁾。袁世凯对违抗军令的士兵历来采取高压手段，施以酷刑峻法，唯独这次一反常态，这只能说明他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当时就有人尖锐质问道：“使于事起时有一千（人）动员，即足以枪毙抢劫之兵士而有余，而吾人所举之大总统也者反释此不为，岂其智不足以及此耶？抑别有其他之隐衷方欲利用之耶？”⁽¹⁷⁾唐绍仪则以亲身所见明确指出，兵变实为袁世凯所指使：“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¹⁸⁾总之，大量事实表明，这场给广大商民带来惨重灾难的兵变正是袁世凯一手策划的，其目的在于制造紧张空气，借以证明他不能离开北京。

果然，兵变发生后，帝国主义各国借口保障使馆安全，立即采取行动支持袁世凯。3月2日下午，北京外交团召集会议，决定从天津迅调军队，“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予道义上的支持”⁽¹⁹⁾。接着，英、美、法、德、日、俄各国纷纷从旅顺、香港、哈尔滨、青岛等地调兵入京，总数达三千余人。其间，南京临时政府曾准备从汉口、浦口和烟台调兵北上，帮助恢复北京秩序，但却遭到袁世凯的断然拒绝。外交团也声称“不允许任何类型的中国军队进入天津周围的禁区”⁽²⁰⁾。帝国主义各国报纸攻击孙中山坚持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全系意气用事”，以致招来这次“扰乱”⁽²¹⁾；袁世凯“能得南北之信用，仍为现势上之主人，则尚不难以其威望镇定祸乱，否则仅有列强联合干涉之一途”⁽²²⁾。

与此同时，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顺直咨议局以及各政团，或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或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指责“争执都会地点”，“酿此大变”。甚至宣称：袁如“南行”，“我等敢决数十万之同胞，必攀辕卧辙，号哭不放”⁽²³⁾。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等北洋将领更联名致电孙中山，蛮横叫嚷：“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²⁴⁾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对袁世凯妥协的人本来就反对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这时便与北洋派遥相呼应，指责孙中山“一念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黎元洪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²⁵⁾。

如此北呼南应，形势很快便急转直下。蔡元培对袁世凯早有所认识，曾指出武昌起义后“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借此以自帝”⁽²⁶⁾，并断言此行“必不能达目的”⁽²⁷⁾。宋教仁于北京兵变后，也识破“此中隐情，定是手段”⁽²⁸⁾。尽管如此，他们由于害怕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也不再坚持促袁南下的立场。3月2日，蔡元培等忧心忡忡地致电南京临时政府与参议院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²⁹⁾接着，又连电孙中山，请迅即同意临时政府暂设北京和袁不必南下受职。电文说：“连日袁君内巡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人民同声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³⁰⁾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无可奈何，不得不表示同意。6日，参议院开会议决准许袁世凯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为达到自己在北京就职的目的，不惜纵兵荼毒人民，充分反映了他的阴险狡诈和极端残忍，也暴露了封建军阀政治的黑暗。

3月10日，袁世凯就职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行。与会者百余人，“内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辫者，有无辫者，有红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³¹⁾。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亲临观礼。下午3时，仪式开始。袁世凯着军服，佩长剑，面南正立，宣读誓词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³²⁾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后，袁在答词中再次表示：“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³³⁾就这样，袁世凯通过玩弄权术，终于迫使革命党人再次让步，实现了他在北京就职的阴谋。事后，他得意洋洋地对一个亲信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狂笑不已。

袁世凯就职的当天，以“本大总统”名义颁布“大赦令”和“豁免钱粮令”，宣布凡民国元年3月10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一切罪犯“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³⁴⁾。但随后又发布补充令说：豁免钱粮范围以宣统二年（1910年）为限，“其辛亥年应完钱粮征收期限，须至民国元年夏间方行截数，不得谓之实欠，即不在免除之列”⁽³⁵⁾。可见“豁免钱粮令”对一些省区“仅属虚文”，毫无实际意义⁽³⁶⁾。同日，袁世凯还发布了几道命令，强调“破除私见”，“服从中央命令”，“以期实行统一”，实际上是要革命党人服从他的“统一”，接受他的统治。为防止革命党人的反抗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袁命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³⁷⁾。这就预示着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并没有因革命党人对袁在北京就职问题上的让步而消除。

二　唐绍仪内阁成立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首先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是组织内阁。

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政府采内阁制，以便限制袁世凯专权。对于孙中山的这一意图，宋教仁当时曾明白说过：“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³⁸⁾

还在南北议和期间，革命党人就提出国务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员投票”⁽³⁹⁾。但袁世凯坚持由唐绍仪担任。双方一度争执不下。最后经立宪派官僚赵凤昌等人调停，达成一个被称为“双方兼顾”的协议：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⁴⁰⁾。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县（今属中山市）唐家湾人，商人家庭出身，幼年随父在上海学习外语和洋务知识，1874年留学美国，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回国后，被清政府派往朝鲜办理税务，为袁世凯所赏识，调充西文翻译。从此，由于袁的保荐，先后任过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左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并以清政府议藏约全权大臣身份与英国办理交涉。武昌起义后，被袁指派为全权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其间，他一面表示赞成“共和”，一面与立宪派张謇、赵凤昌等人一起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所以，在袁看来，唐绍仪乃是他抵制革命党人担任内阁总理的理想人选。由唐担任内阁总理，既可保证北洋集团的实际利益，又能缓和革命党人的对立情绪；即使唐参加同盟会，也难以摆脱他的控制。但是，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唐绍仪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认为要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须采取“与同盟会合作”的现实态度⁽⁴¹⁾。这也是南方革命党人同意他在加入同盟会的前提下出任内阁总理的根本原因。

3月13日，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25日，唐绍仪赶到南京组织内阁。关于阁员人选，争夺同样激烈。袁世凯一开始提出的十二人名单中，除蔡元培、王宠惠属革命党人外，其余“概属亡清旧吏”。为此，南京军政学商各界“咸怀不平”，纷纷表示反对。有的致电各报馆，请“大张公道”，要求袁世凯“翻然醒悟”⁽⁴²⁾。南京临时参议院也以与原定十部不合，径予驳回另议。之后，袁世凯虽被迫作了一些变动，但仍把持外交、陆军、内务、海军等部不放，坚持由其亲信担任各该部总长。对陆军总长一职，南方革命军将领强烈要求由黄兴继续担任，反对任命段祺瑞。他们通电全国，忿忿不平地指出：“陆军总长非中外著闻、富有才学威望者，决难维系南北军心而谋全国幸福。黄总长兴缔造民国，苦心经营，尤为全球所钦服。……现在国基未固，全国军队正在易动难静之时，再四思维，足以从容镇抚、措置裕如者，黄君而外，实难其选。”⁽⁴³⁾在这个问题上，唐绍仪也赞成南方意见，并一再致电与袁世凯“磋商”。但袁世凯寸步不让，他鼓动北洋将领以“军界统一会”名义致电参议院，公然声称如不以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即“要求大总统另行组织政府”⁽⁴⁴⁾。于是，陆军总长人选问题，即由谁掌握军权的问题，便成了组织内阁的又一争持焦点。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照例又是赵凤昌等人出来为袁世凯帮忙。赵凤昌原来就拟了一个内阁名单，提出以段祺瑞为陆军总长，黄兴为参谋长⁽⁴⁵⁾。这时，他与张謇等接连致电黄兴和汪精卫说：“内阁不速成立，危险万状，其原皆在陆部一席不决。南（方）军队所主张，北方亦有万难。现内乱外交，均极纷逼，倘再迟延，必致不测。万不得已，仍当以克（克强，黄兴字）就参谋为调和计。”⁽⁴⁶⁾为诱使革命党人放弃陆军总长要求，袁世凯与赵凤昌等人相配合，答应成立南京留守处，由黄兴任留守，统率南方各省军队，又答应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交换条件。结果，又是革命党人让步，同意由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此外，革命党人希图掌握财政大权的努力，也因袁世凯的坚决反对而失败，最后确定由立宪派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

29日，唐绍仪出席南京临时参议院会议，提出各部总长人选，除交通总长梁如浩外，均获通过。30日，袁世凯正式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徵祥（未到任前由胡惟德暂署），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后以次长王正廷署理），交通唐绍仪兼任（不久以施肇基充任）；同时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并统辖两江军队。黄兴拒不接受任命。3月31日，袁世凯改任徐绍桢为参谋总长，又遭到南京部分驻军的反对。4月13日，袁遂任黎元洪领参谋总长事。

唐内阁通过后，4月1日，孙中山践约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从此，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就成了历史名词。

为了保证责任内阁制的实行和议员正常行使民主权力，孙中山提议派王芝祥率革命军一万人护送国务员、议员北上，然后留驻北京，但却遭到袁世凯的竭力反对。袁复电唐绍仪说，这是“糜烂”大局的“破坏”之举，他“万难接受”⁽⁴⁷⁾。他还致电王芝祥，要他单独北上，并对革命党人说：“王之为人，吾极赏识”，“使之督直甚好，惟恐其带兵北来，则颇多危险”⁽⁴⁸⁾。冯国璋、段祺瑞、姜桂题等北洋将领在袁鼓动之下通电全国，叫嚷：“北方秩序，业已平定，国务员北来，北方军界力任保护之责。若必携带重兵，则是有心猜忌，北方军人万难忍受。倘有意外，本将校等不负责任。”⁽⁴⁹⁾但革命党人仍坚持派兵北上，唯表示人数可减至两千人。于是，袁世凯又别有用心地提出将临时政府移设南苑，令赵秉钧等负责在南苑兴建兵房，梁士诒、关冕钧等监督铺设铁道，故意借此虚张声势，挑动反对情绪。北京市政维持会、总议董会则宣称：“南军倘必北来，则北京各处即一律罢市。”⁽⁵⁰⁾

其间，黎元洪也接连发表通电，攻击派兵护送阁员是“猜心藏忌”，“足以亡国”，要求唐绍仪与南方阁员迅速北上，断不能“一误再误”⁽⁵¹⁾。黎元洪的电报深为袁世凯所“欢迎”⁽⁵²⁾。北洋“军界统一会”通电全国宣称，如果五天以后“犹事迁延”，就要请袁世凯先行派员署理⁽⁵³⁾。接着，东三省赵尔巽、陈昭常、宋小濂等纷纷通电表示赞成。

在北洋集团与拥袁官僚群起反对之下，革命党人被迫再次让步。4月11日，即黎元洪发电的第三天，唐绍仪电告袁世凯：南方已决定取消派兵护送阁员行动，并向袁解释，他在南专注于处理善后事宜和邀集阁员北上，绝非有意“逗留”⁽⁵⁴⁾。其实，南方革命党人自孙中山提出派兵护送阁员后，包括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在内，均未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对于袁世凯及追随者的恶意中伤更未据理抗争，其机关报《民立报》甚至发表评论，要阁员“顾全大局”，“毋迟迟不行，放弃责任”⁽⁵⁵⁾。所以，派兵护送阁员计划的取消，实际上也是革命党人害怕南北决裂，不敢坚持斗争的结果。

4月20日，唐绍仪偕蔡元培、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到达北京。21日，在总统府召开由唐主持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宣告内阁正式成立。会议决定，各部组织实行“新旧参用”，即南北原各部人员同时兼顾的原则。唐绍仪为表示“南北合作”，提议“多用南方人”⁽⁵⁶⁾。但袁世凯明令各总长：“官制虽改，断不能全换新手，仍当照前委任，或略更调而已。”⁽⁵⁷⁾

内务总长赵秉钧公开声明，他“于新知识毫无所得”，坚持该部全用北洋旧人，并屡以辞职相要挟，最后迫使唐绍仪同意“决不干涉部中用人权”⁽⁵⁸⁾。结果，该部各重要位置大多被北洋旧官僚窃据，仅象征性地安置原南京内务部二十人，其中参事、司长各一，其余均为一般办事员。段祺瑞原欲荐其心腹徐树铮任陆军次长，因“群滋不悦”，不得已而改提蒋作宾。但未等蒋到任，他就抢先荐任徐树铮为秘书长兼军学处长，同时荐任王揖唐（赓）等五人为司长，致使蒋由南带来八十余人无从位置。蒋大为不满，但段“亦不稍让”，他公开说：“次官与以前副大臣、侍郎均不相同，无干预委任秘书长、司长之权。”后来，经过“调停”，段勉强同意增设三司，安排南方诸人，但声明：“以后司长由总长荐任，次长不得预闻。”⁽⁵⁹⁾外交、财政、海军、交通等部，情况基本相同。胡惟德“任人惟求旧”，所以外交部仅调用南方四人。财政部熊希龄上任后，下令除金银库员司及案卷管理员外，其余全部人员“先行解散”，但由于筹备处“概用旧人”，一班旧书手“不甘废弃”，纷纷“求其庇护”，结果仍留用一百零三人⁽⁶⁰⁾。海军部因“用人不当”，引起“南京人员大哗”，他们以海军协会名义致函海军总长刘冠雄说：“若不改易轨辙，则手枪炸弹请储以待。”⁽⁶¹⁾交通部虽然位置南方八十余人（原邮传部录事一百三十人，仅留四十人），但“大权多由梁燕孙（士诒）暗中主持”，加之袁世凯、施肇基采用批条子等方式随意安置亲信，因而同样激起了南方的强烈不满。几个被排斥的南方人员联名致函施肇基说：“阁下于民国无横草之功，仅恃泰山势力（施为唐绍仪之婿）而忝居高位，我辈求一末僚微秩而不能得，天下不平之事，孰有逾于此者？”并表示：“某等数人去留，原无关乎轻重，不过诸公似此虐待南来之人，虽以某等素性平和，亦不免生恶感。此后反对阁下，将惟力是视，而尚欲南北意见融和，恐非易事。”⁽⁶²⁾这些情况清楚表明，唐绍仪内阁在组织上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唐内阁设于铁狮子胡同前陆军部署内，每星期一、三、五召开国务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世凯。同时设秘书厅，以魏宸组为秘书长，又设新闻记者招待所，每日午后2时至5时接待记者，发布新闻。

三　临时参议院的变迁

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北迁，同样荆棘满途。早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前，参议院的合法地位就受到了以湖北省临时议会为首的各省议会、咨议局的严重挑战。2月21日，刚刚成立不久的湖北省临时议会，率先倡议每省选举十到十二人，齐集汉口另组临时中央议会⁽⁶³⁾，并很快得到了江苏、湖南、安徽、江西、浙江、广东、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十四省临时议会或咨议局的积极响应⁽⁶⁴⁾。湖南省特别议会公然要求“订定临时参议院权限”，提出凡民国建设、民国法律以及人民权利、义务等事，南京临时参议院“绝对无议决之权”，必须“由各省选举人民代表组成临时国会”议决⁽⁶⁵⁾。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湖北省临时议会随即放弃了在汉口另组临时中央议会的主张，于3月16日电请各省“迅选举议员”，齐集北京组织临时中央议会。为了进一步讨好袁世凯，他们极力诋毁南京临时参议院为“各省军政府委员组织而成”，“不可视为人民代表机关”，声称自2月27日非法通过道胜银行借款，江苏、湖北议员相继辞职后，已“无议事之效力”；其电请各省“补举”议员，不过“意在巩固该院基础”，所定《临时约法》纯“由少数人议决”，“是直以至重且大之事视若儿戏”，“人民决不承认”⁽⁶⁶⁾。他们并进而提出，组织政府无须交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应“暂由袁大总统独力主持，俟临时中央议会成立后，再行追交通过”⁽⁶⁷⁾。3月17日，江苏省临时议会也致电袁世凯说：“鄂议会发起组织民国临时中央议会，由各省议会或咨议局选举议员定期集合，系为表示人民意思，成立民国正当之立法机关起见，本会极表同情。应请大总统认可，迅速通令施行。”又说：“至此次任用国务员，俟中央议会成立，自须追交通过，以期合于国民之意向。”⁽⁶⁸⁾接着，湖北省临时议会派郑万瞻等十人先行赴京，以联络各省议员和筹办“开会事宜”。

湖北等省临时议会重组临时中央议会的活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反对。3月19日，临时参议院致电袁世凯指出：“本院之成，根据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现公布之《临时约法》亦载明十个月内由大总统召集国会。当此参议院成立之后，国会未成立之先，乃以一省议会名义召集临时国会，不知何所依据？”为此，“本院公认湖北省议会此举为不正当行为，断然无效”。并强调说：“若不承认《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及《临时约法》，则已公布之法律，已选出之总统，已组织之临时政府，皆将无效。”⁽⁶⁹⁾同日，临时参议院又分电湖北省临时议会和各省都督、省议会及咨议局，公开谴责湖北省临时议会发起临时中央议会为“法外之举动”，于大局“非徒无益，实生纷纠”。电文表示：“方今国基初肇，所赖以维持培植者端在守法。参议院为法定机关，不可任意破坏。”⁽⁷⁰⁾但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在维护其合法地位的同时，也作了很大的让步，同意各省参议员可“尽由民选”⁽⁷¹⁾。

对于湖北等省临时议会妄图推倒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叫嚷，袁世凯起初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任其嚣然尘上。直到南京临时参议院发出上述各电，严正提出他的临时大总统的法律地位时，他才复电表示“所论极为正当”，“《临时约法》既经议决公布，自为今日办事惟一之依据”，湖北省临时议会的倡议，对南京临时参议院“未免歧视”⁽⁷²⁾。但他同时又宣称：依照《临时约法》“组织约法上参议院”，“与各省主张之中央议会无异”⁽⁷³⁾。所以，当南京临时参议院表示议员可“尽由民选”后，他立即连电各省以临时议会为选举机关，依照原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从速选举；其未成立临时议会省份，“应各就原设咨议局撤去咨议局之名，改为临时省议会，即以原选议员作为该会议员，行使其应有之职权”⁽⁷⁴⁾。袁世凯的这种态度，表明他同样忌恨南京临时参议院，只是惟恐由此影响其临时大总统地位，表面上才不能不有所收敛。他后来公开诋毁南京临时参议院由少数人把持，非出于“人民公举”，不能代表“人民之真意”⁽⁷⁵⁾，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基于同样的原因，黎元洪这时也公开表态，不赞成重组临时中央议会。他咨复湖北省临时议会说：“前后两次临时总统，均由参议员选举而出，南京临时政府国务员亦由得参议院之同意组织而成，今北京组织新内阁，该国务委员又已决定在南京组织，须经参议院之同意，是参议院在此时期内极为重要。本军政府为大局起见，决不能不承认该院为临时立法机关。”黎并回绝了省临时议会请他通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不承认《临时约法》和电告南京临时参议院不许补举议员的要求。他表示，省临时议会如拒绝补选议员，即由军政府添派前往与会⁽⁷⁶⁾。

由于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反对，加上袁世凯、黎元洪也有所顾忌，湖北等省临时议会不得不停止重组临时中央议会的活动。南京临时参议院终于渡过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危机，而保住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但是湖北等省临时议会也非全无所得，他们达到了议员“民选”的目的，为其以后的活动争得了便利条件。湖北郑万瞻等人就公开表示：俟“民选”议员全部选出，再提出“修改约法，更易院名，增加人数，另组国会”，“一切俱有把握”⁽⁷⁷⁾。其实，湖北等省临时议会标榜的议员“民选”，不过是由省临时议会议员互选而已，并非由人民直接选举。同时，他们所以要求议员“民选”，也主要不是为“体现民主精神”，而是为了满足立宪派争夺最高立法权的需要。因为各省临时议会多由原咨议局改组而成，除个别省外，立宪派占有绝对优势。如湖北省临时议会，即主要为立宪派控制，被称为“发起反对前南京参议院之第一人”的该会副议长郑万瞻⁽⁷⁸⁾，就是原咨议局的骨干成员。以著名立宪派首领张謇为议长的江苏省临时议会，也是“原承咨议局之旧议员”而来⁽⁷⁹⁾。湖南、江西等省情况，大体也如此。可是，作为中央立法机关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却以同盟会员占优势。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立宪派遂提出了议员“民选”要求。

4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迁往北京，并于当日通电宣布：“自本月初八日始，休会十五天，于本月二十二日齐集北京。”迁到北京的临时参议院设于象坊桥法律学堂前资政院旧址内。议员额定一百二十六人，但实际只选出一百十八人，经常到会八九十人，“组织甚不完全”。

北京临时参议院虽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而来，《临时约法》也仍是它一切活动的依据，但与南京临时参议院相比，却有了不少明显的变化。首先，经过各省所谓“民选”，议员构成有了很大改变。以湖北、湖南、江苏、江西、贵州、直隶六省为例，共计“民选”议员三十人（每省定额五人），其中原议员当选者四人，新当选者二十六人⁽⁸⁰⁾。原议员当选者中，同盟会员三人，立宪派一人；新当选者中同盟会员八人（尚包括与立宪派结为一气，公开与同盟会作对的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三人），其余俱为立宪派或倾向立宪派的所谓“中间派”。由此可见，北京临时参议院的旧立宪派势力有了显著增长。

其次，与此相联系，正副议长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北京临时参议院开幕前夕，汤化龙、郑万瞻、曾有澜、汪荣宝等立宪派议员以及张伯烈等人无视南京临时参议院“新、旧议员陆续交替”的决定，也不顾各省所谓“民选”议员尚未全部选出的事实，联络各新举议员要求完全由“民选”议员即新议员召集会议，反对原议员即旧议员出席。汪荣宝更因“旧参议员多同盟会人”，“联合新选参议员不遗余力”，以“谋举议长”⁽⁸¹⁾。因此，当4月29日参议院开院典礼一结束，他们便借口议长林森允许湖北、江西原议员出席会议，群起责其“违法”，声称必须重新选举议长，全部取消“官派”议员资格，始能正式开会，并当场签名决定取消30日议事日程。30日上午，“民选”议员召开“谈话会”，推汤化龙为临时主席。会上，李国珍、曾有澜、汪荣宝、张伯烈认定参议员既经“民选”，先前“所有各省官派之参议员”，当然“无继续存在之理由”，必须“一律退院”。只是由于同盟会和部分立宪派“民选”议员的反对，才没有通过他们的提议。最后议决：“未经改选参议员省份及已经改选省份而新选之参议员尚无一人到会者，其原省旧有在院之各议员仍得出席，俟该省新选议员有一人以上到院，即行解职。”⁽⁸²⁾当日下午，部分立宪派“民选”议员又反对召开常会，而改为全院“谈话会”，正式提出议长改选问题。尽管同盟会议员极力维护林森的议长地位⁽⁸³⁾，表示“谈话会”断不能决定议长改选问题，议长亦不宜遽行改选，但立宪派“民选”议员坚持林森系“在南京少数人选出”，已失议长资格，必须重新选举，以迫使林森提出辞职。5月1日，北京临时参议院举行选举。由于立宪派议员事前曾以极不光彩的手段，与所谓第三党达成“暗相提携”的协议⁽⁸⁴⁾，结果，吴景濂被选为正议长⁽⁸⁵⁾，汤化龙被选为副议长。同盟会内定议长候选人张耀曾，以一票之差而落选。

第三，继议长改选之后，审议长及各部审查员和其他常任职员也全部重新改选。南京临时参议院原于正、副议长之下设审议长一席，负责主持全院审议会，设财政、法律、外交、请愿四个审查会，具体审查各有关提案；审议长（李肇甫）和各审查员均由大会选举产生，各审查会并互选审查长一人。另设秘书、干事科，秘书长和干事长由议长遴选并受议长“指挥监督”，但须经议员公同认可。北迁前夕，经议员提议：已确定的各审查会额定人数不变，同时议决审议长改称全院委员长，外交审查会改称庶政审查会，并新增惩罚审查会。迁到北京后，立宪派“民选”议员在要求改选议长的同时，又提出各常任职员纯为南京少数“官派”议员选举或认可，也必须全部改选，重新组织，并要求扩大各部审查员人数。5月2日，正式举行全院委员长和各部审查员（称“常任委员”）选举会。3日，各部委员会互选委员长。结果，谷钟秀、林长民分别取得了仅次于正、副议长的全院委员长和秘书长席位。各部委员人数也较前大为增加。同盟会议员张耀曾、曾彦、彭占元虽互选为法制、请愿、惩罚委员会委员长，但财政、庶政委员会委员长却为其他党派的殷汝骊和郑万瞻所得。

最后，同盟会议员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虽然总的说来，同盟会议员在临时参议院内“势力仍大，且党略较优于他党，步武亦较整齐”⁽⁸⁶⁾，但涣散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有的无视“党议”，自行其是；有的为了个人的地位，不惜牺牲“党见”，大搞政治投机，成了唯利是图的政客；有的则不分是非，一味以谩骂、攻击谋求党势发展，徒为反对派提供指责的借口。这些都给同盟会后来的活动投下了阴影。

四　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

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过程，清楚地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表面上依据《临时约法》行事，一是始终贯穿着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与南方革命党人的激烈争夺。这既规定了它的组织形式，也决定了它的性质。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庞大军事政治集团。多年来，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上交权贵，下结死党，肆无忌惮地扩充势力。武昌起义后，其全部活动，无论是公开的，隐蔽的，军事的，政治的，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了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建立北洋军阀的统治。所以，袁世凯必然要竭力控制北京临时政府。

首先，组织总统府，“专以封其党羽，充其实力”⁽⁸⁷⁾，把总统府变成了北洋集团的大本营。袁世凯刚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就迫不及待地设立“临时筹备处”，作为办事机构。其《规约》规定：本处“直隶于新举临时大总统”，“所有各股办事员应由新举大总统选派”⁽⁸⁸⁾。而袁所选派的五十人，大多为“前清时代红人”⁽⁸⁹⁾。他又改前清军咨府为军事参议处，“一切皆仍其旧”。同时设秘书总长一职，委前清侍郎宝熙充任。唐绍仪内阁成立后，袁世凯将部分人员安插各部，对总统府班底加以重新调整。4月21日，他下令撤销临时筹备处、军事参议处，改设秘书厅及军事处为总统府办事机关。秘书厅以梁士诒为秘书长，阮忠枢为次长，施愚、吴廷燮、张一麐、余迪侯、闵尔昌、沈祖宪、李景、陈毅、余抚辰、曾彝进等为秘书；军事处以禁卫军军统冯国璋兼任总长（后以荫昌接任），傅良佐为次长，田文烈为秘书长，均系北洋亲信或幕僚。为了加强总统府的实力地位，他不顾南方革命党人的反对，将原巡防队、武卫右军改编成一支拥有三十五个营的拱卫军，任段芝贵为总司令，袁乃宽为军需长（后以田文烈接任），受总统府直接节制⁽⁹⁰⁾。

此外，袁世凯还以“咨询一切”为名，于总统府内设立外交、政治、军事、海军、法律、教育、边事等各种顾问，顾问又有头等（高等）、二等、三等之分，其实际目的不过是借以安插私人，网罗社会“名流”和牢笼革命党人。正像著名记者黄远庸所揭露：“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故其最得意之政策，在宠人以勋位，以上将、中将、少将种种，其他或以顾问，或以赠与，或以其他可以得钱者之种种。”⁽⁹¹⁾因此，顾问愈设愈多，名目愈出愈奇，以致有人讥评说：总统府顾问“比较前清弼德院尤为茂盛”⁽⁹²⁾。

其次，蔑视《临时约法》，蓄意破坏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不仅强行夺去外交、内务、陆军和海军等重要各部权力，怂恿这些部门奉行“独立主义”，以拆内阁的台，而且千方百计缩小内阁权限。临时参议院迁京前夕，曾依据《临时约法》通过了《国务院官制》和《各部官制通则》。唐绍仪内阁成立不久，袁世凯即提出“修正案”，交参议院议决。其重要“修正”为：一、将国务总理“承宣机宜，统一行政”的权限，改为“保持行政之统一”；二、对于“国务总理于必要时，得中止各部总长之命令处分”，以及各部总长“于各地方行政官于必要时，亦得撤消或停止其命令处分”的规定，认为“必要”二字“范围太广”，“非有一定之权限”，难免“滥用其停止或撤消之权”，须限制为“只在违背法律、逾越权限时用之”；三、各部简任、荐任各官，在分司以上者“权限属于大总统”，“应由大总统下令”；分司以下者“权限属于各总长”，“应由各总长下令”⁽⁹³⁾。关于第一点，参议院讨论时议员彭允彝曾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仅规定“保持行政之统一”，则内阁“政治上必不能活动”，且与《临时约法》所定责任内阁制原则相违背，主张改为“国务总理为国务院首领，定全国大政之方针”。但出席参议院常会的政府委员则声称，确定大政方针“乃大总统之权限”，决不能属于国务总理，否则“大总统何所事事？”⁽⁹⁴⁾由于政府委员的坚持和多数议员不表同意⁽⁹⁵⁾，彭允彝的提议未能通过。这样，通过“修正”官制，袁世凯不仅取得了内阁各部分司以上各官的任免权，而且从法律条文解释上取消了内阁得制定大政方针的权力。

袁世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进一步加强对内阁的控制。例如，“财政军政大问题，皆直接由总统府处理，并不报告于国务会议”⁽⁹⁶⁾。由财政总长与“其他通晓财政人员”组成的财政委员会则专为控制财政大权而设，它的任务是“研究各项财政问题，以供政府之采择”；而所谓“研究”，不过是先由财政委员会“筹备一切，始交财政部遵照办理”而已⁽⁹⁷⁾。因此，当时就有人评论说：“财政一项，则交通部、财政部与总统府是一是二，何人知之？”⁽⁹⁸⁾

再次，以“限制过苛”为借口，竭力摆脱参议院的监督。还在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以前，袁世凯就认为参议院“权限亦须略为改缩”，特命临时筹备处“将该院院章悉心考核，量为增减”，作为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正式成立的先决条件⁽⁹⁹⁾。后来他虽未敢正式提出，但行动上却常不经参议院议决，便“巧立官名，以为任命”，公然以命令取代法律，致使“私官日多，直与专制之任官无异，而荒谬绝伦之任官遂亦层出不穷”⁽¹⁰⁰⁾。

但是，由于同时受到内阁和参议院两方面的牵制，袁世凯毕竟还没有达到他所企望的垄断全部权力的目的。

在内阁方面，尽管袁世凯对它极力破坏、操纵，但在法律和事实上，它仍具有责任内阁的性质。首先，即依“修正”过的《国务院官制》，内阁仍然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官制》规定：国务总理依其职权或特别委任得发院令；就所管事务对于地方长官得发训令及指令，并得停止或撤消地方长官所发违背法令的命令或逾越权限的处分；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教令及其他关于国务的文书，须由国务总理或全体国务员或总理与有关国务员副署；法律案与教令案、预算决算案、预算外之支出、军队编制、条约案、宣战媾和事项、简任官进退、各部权限争议等等，均经国务会议，会议时以国务总理为议长⁽¹⁰¹⁾。其中，“副署权”的规定尤其重要，因为这项规定意味着对袁世凯“公布法律、公布教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文书”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而不同意即意味着袁世凯公布的法律、教令等无法律效力，如一意孤行，就是侵法越权。这对袁推行专制统治不能不是莫大的限制。因此，当时就有人发表评论说：《国务院官制》规定国务总理之权，“范围非常广大，苟本此而实行之，则内阁政治之精神实于此寄”。并指出：国务总理职权虽未指明“定大政方针”一语，而国务会议所议各项内容，已“尽举其实”⁽¹⁰²⁾。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革命党人的心目中，普遍认为责任内阁制直接关系到民主共和国的巩固，绝不能听任袁世凯及其党徒随意破坏。因此，同盟会阁员决心以维护和实行责任内阁制为职志。例如宋教仁，农林原非其所长，更“非中心所愿”，但为实行责任内阁，他毅然就任，不仅“对于当尽之职务莫不次第实行”，相继拟定了一整套发展农林的计划，而且努力使内阁成为一个“志同道合，行大决心，施大毅力，负大责任，排大困难”，“有系统、有秩序之政见”的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¹⁰³⁾。每开国务会议，他发抒政见，议论政策，“说话最多”⁽¹⁰⁴⁾。他认定制定“大政方针”为内阁当然“责任”，屡次提议于国务会议，继而又自告奋勇代内阁草拟了一份全面而详尽的“政见书”。他虽然主张“集权政府”和“速行军民分治”，但完全是作为巩固和建设民主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策，并为加强与提高内阁地位而提出的，与袁世凯企图独揽大权、专以削弱同盟会力量有本质的不同。又如蔡元培，同样竭诚维护责任内阁制原则。他坚决主张“划清大总统及国务院权限”，反对“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为此，他提出：国务院是个“定大计，负责任”的有机体组织，阁员不能随意单独行动，更不可“用阴谋，逞机智”⁽¹⁰⁵⁾等等，表现了他一贯追求民主政治的进取精神。在宋、蔡及其他同盟会阁员的影响和支持下，有意实行“责任内阁”的唐绍仪，“事事咸恪遵约法”⁽¹⁰⁶⁾，“每有要议，必就商于蔡、宋二君”⁽¹⁰⁷⁾。“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致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¹⁰⁸⁾因此，当时舆论都称唐绍仪内阁为“唐宋内阁”⁽¹⁰⁹⁾。

在参议院方面，虽然它迁到北京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作为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维护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仍是它最基本的特性。首先，临时参议院是在承认《临时约法》的情况下迁到北京的，这就使它不能不拥有《临时约法》所赋予的极大权力。其次，同盟会议员坚持民主共和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必然采取维护《临时约法》有关“同意权”、“议决权”的态度。再次，反对派议员固然拥护袁世凯，但也仅是“假借”其实力，以求达到分享权力的目的。每当袁世凯背离宪政轨道时，《临时约法》照样是他们抵制袁的有效武器，这说明他们同样需要“议会政治”。所有这些，都使临时参议院不能不与袁世凯处于对立的地位。

其实，早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南京临时参议院就曾向他指出：“《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要求他“守之维谨，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狎非德，勿登非才”⁽¹¹⁰⁾。迁到北京后，临时参议院更明确宣布：立国根本，全在于“廓清秦政以来十二朝专制之锢习，及晚清时代社会传染之恶风”。并表示：“苟有利于国者，措施虽有时以权济变，本院亦靡不乐为赞助，期于成功；否则，苟且之策，补苴之术，形式徒具，精神坐亡，本院职司所在，万不能同流自陷，辜负国民。”⁽¹¹¹⁾这实际就是对袁世凯的警告。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为维护民主共和，反对专制独裁，临时参议院与袁世凯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仅7月以前，就有以下数端：

其一，反对违法任命政府官吏。4月10日，袁世凯无视《各部官制通则》关于各部设次长一人的规定，又不经参议院议决同意，便下令任命张元奇、荣勋为内务部次长。5月4日，袁的追认咨文送到参议院，遭到议员一致反对。他们指出，“以咨文而忽然变更参议院议决案，并无提出修正案，在法律上已不正当”，况增加案未经提出，先已任命，“殊于约法相违背”。他们表示：“断不能以位置私人之故而增加次长”，“徒为政府增加闲职”，更“不能以咨文而即可以变更法律”。最后，参议院议决维持原案，“内务部无须增加次长一人”⁽¹¹²⁾。12日，袁世凯只好下令取消对张元奇的任命。此外，他不经参议院议决，擅自任命胡瑛为新疆青海屯垦使等专断行为，也同样受到参议员的严厉质问。

其二，对于袁世凯交议的国务院官制修正案、各部官制通则修正案以及各部各局官制修正案，临时参议院不仅常发反对之词，且运用“议决权”，多所删减。对于财政部官制修正案，它指责该部“设局不妨其多，用人不妨其滥”，“造币厂、印制局皆为安插私人之地”。对于蒙藏事务局官制案，它认为第一条“关于一切”四字“权限太大”，径予删去，所定秘书、佥事、主事人数亦须减少。对于法制局官制修正案，它删去了聘任外国人为顾问一条，而对“酌设编辑员”一条，以“人数未经定明，恐有滥竽之弊”，改为限制在“四人以内”，参事也由十二人改为八人。对于铨叙局、印铸局、临时稽勋局的佥事定额，它坚持铨叙局由十四人改为四人，印铸局由八人改为四人，临时稽勋局则全部删去，仅保留调查员，由委任改为荐任，专任十人，兼任无定额⁽¹¹³⁾。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袁世凯安插亲信的机会。

其三，临时参议院还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提案，咨催政府交院议决。其中包括预算决算、迅定地方官制、迅定户籍法、迅定服制服色并注意采用国货等案，尤以催交预算决算最为坚决。自5月11日到7月14日，它连续三次咨文袁世凯，最后一次并限期一月内交院议决。袁世凯不得不于7月15日向参议院交出一纸《六月份支出概算书》。不料这样更激起了参议员的愤怒，他们一致斥责袁世凯“敷衍了事”，“与约法上大有冲突”，指出：7月“始将六月份之概算提出，其昏愦为何如？直可谓之不懂法律。设使本院亦盲从而议决之，岂非亦是一个不懂法律耶？”“政府如此欺诈手段，本院一经议决，岂不贻人口实，传为笑柄？”⁽¹¹⁴⁾于是，临时参议院当即议决将原书退回，重申袁世凯必须于一个月内交出临时预算。参议院所以如此坚决地要求袁世凯交出预算决算，除其职责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它认为，此事“与民国前途关系极大”，“盖必有预算，而后政府用款方有标准，不至浮滥”，借款亦不致“漫无限制”⁽¹¹⁵⁾。有的议员还指出：“参议院万不可为政府之傀儡……如不定以期限，令政府交议临时、正式预算，恐垫款用罄，参议院、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亦将从此相随而告终矣！”⁽¹¹⁶⁾

事实证明，临时参议院对袁世凯的斗争虽然有限，威力也不大，但毕竟对他的手脚有所束缚，使他无法恣意妄为，实际上成了他专制独裁的重要障碍。

如同袁世凯揽权有其社会基础一样，共和观念的深入人心，民主潮流的蓬勃发展，和同盟会在南方仍拥有相当力量，也为内阁、临时参议院行使《临时约法》赋予的权力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没有南方各省革命力量作后盾，仅靠内阁或临时参议院来约束袁世凯，是不可想象的。

以上事实表明，在北京临时政府建立过程中，袁世凯北洋军阀势力显然居有优势地位，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为他们所控制。因此，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开始。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乃至前清立宪派，还掌握着部分行政权和立法权，并力图利用内阁和临时参议院对袁世凯加以制约，因而还不能说北京临时政府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由于它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一般形式，所以它实质上是一个以北洋派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

第二节　各党派团体的勃兴及其政治倾向

在清朝封建专制时代，政府视政党为洪水猛兽，严禁人民集会结社，因此除中国同盟会等秘密革命团体外，公开的政党组织是“无从发生”的⁽¹¹⁷⁾。但自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¹¹⁸⁾。

起初，由于北方尚在清廷控制之下，这些新生的政党大都集中在上海、武汉、南京等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尤以“上海为中心”⁽¹¹⁹⁾。及清帝退位，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北移，各党本部也纷纷北迁入京。据当时报载，北京“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¹²⁰⁾。可见，挂名党籍已成为当时一种时髦。这些政党大都以“拥护共和”、“巩固统一”和“谋国利民福”相号召，但细察实际，却各有所图。为扩张党势，它们一谋合并，二借招徕，凡有“不党”之人，不管相识与否，“辄曰吾当为君介绍入某党，不俟承诺，翌日则党券党证已送至矣”⁽¹²¹⁾。更有甚者，即非“不党”之人，也免不了为这党那党所运动和追逐，从而出现许多一身而数兼的跨党分子。“星期之日，湖广会馆、织云公所等处无不开会，有身兼数会者匆匆画到即去，谓吾尚有数会须赴也”⁽¹²²⁾。这是当时政党一大特点。

然而，这时党会名目虽多，但就政治倾向而言，却只有同盟会派与非同盟会派之分；而真正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和号召力的则不过统一党、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国社会党等十数党而已。

一　从中华民国联合会到统一党

中华民国联合会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有影响的政团之一。它由前清江苏巡抚、当时苏州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和同盟会著名宣传家章炳麟二人发起于上海，其核心人物为章炳麟⁽¹²³⁾。

武昌起义爆发时，章炳麟正在日本讲学，11月15日，抵达光复后的上海。当时，武昌军政府代表胡仰、胡伟、胡瑛、何海鸣、邹廓等人正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和中国联合会（又称中华民国全国联合会）。章炳麟下船伊始，即被举为章程起草员。但他同时又联络程德全独立发起中华民国联合会。25日，共和中国联合会宣布与苏州所发起的联合会合并，派章炳麟赴苏接洽。29日，他以双重代表身份与程德全议定：除他们二人外，尚须招致各省若干“宏硕之士”为发起人，并由章亲自拟定一个十五人的名单。12月14日，章炳麟等人以“创办员”名义发布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开始公开罗致会员，不到半月，即获二百余人。

1912年1月3日，章炳麟等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大会，宣布中华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章炳麟和程德全为正、副会长。唐文治、张謇、熊希龄、黄云鹏、陈荣昌、邓实等十九人由各省会员互选为参议员。大会还议决于驻会干事之外，由参议会公推“名望最著者”为“特务干事”⁽¹²⁴⁾，以“咨访”国家“大疑”⁽¹²⁵⁾。次日，由章炳麟亲任社长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在上海正式出版。7日，章指定唐演、黄理中、符鼎升、廖希贤、林长民、景耀月、江谦等十五人为驻会干事。接着，参议会推定赵凤昌、张謇、叶景葵、庄蕴宽等为特务干事。以上事实表明，中华民国联合会领导层中不少是旧官僚和立宪派人士。所以，当时有人称它为“清逃官墨吏之逋逃薮”⁽¹²⁶⁾。章炳麟本人也承认他欲借梁启超“门下之英材，以作党中之唇齿”⁽¹²⁷⁾。

中华民国联合会以“新共和国家统一主义”为指导思想，反对简单套用法、美等国的现成模式，主张“因地制宜，不尚虚美”，建设中国型的共和国。为此，它强调：1．万不可破坏中国固有的统一传统而采美国联邦制度。章炳麟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劈头就说：“至美之联邦制，尤与中国格不相入。盖美之各州，本殖民地，各有特权，与吾各省之行政区划、统一已久者不同。故绝不能破坏统一而效美之分离。至所谓独立者，对于满廷而言，非对于新建之民国也。”⁽¹²⁸⁾2．宜采法国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因为“君主世及之制既亡，大总统遂为相争之的，不速限制，又与专制不殊。惟有取则法人，使首辅秉权，而大总统处于空虚不用之地”⁽¹²⁹⁾。3．对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不可骤言共和，而应采取特别办法，“许以自治权，如爱尔兰之于英国”⁽¹³⁰⁾。4．应于三权分立之外，再予教育、纠察二权独立。5．关于民生问题，只宜采用社会政策，绝不可行同盟会的“社会主义”。它的所谓“社会政策”，就是“维持现行私有财产制，以改良社会，保护贫民者也。具体言之，如设手工学校、夜学校、贫民学校，增长其技艺，设劳动保险、劳动交换所、救贫法等，维持其经济也”⁽¹³¹⁾。它与“社会主义”的区别，据称在于：一则维持现行的私有财产制度，一则破坏现行的私有财产制度；一则振贫者与富者齐一，一则抑制富者与贫者同等。这表明中华民国联合会所代表的主要是当时拥有财产的富有阶级的利益，或者说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由于辛亥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并未真正取得政权，这些主张虽有某些合理因素，却是无法实现的。

基于以上认识，中华民国联合会于1月22日召开参议会，在张謇等人所拟政纲的基础上，议定以下十条“假定政纲”：1．确定共和国体，建设责任内阁；2．统一全国，厘正行政区域；3．厘整财政，平均人民负担；4．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5．振兴海陆军备，巩固国防；6．建设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7．维持国际平和，保全国家权利；8．励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9．普及国民教育，振起专门学术；10．注重国民生计，采用稳健社会政策。

中华民国联合会所提出的这十条政纲，其中虽有一些是可取的，但它在当时激烈的现实斗争中所持的立场，却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把主要的攻击矛头，指向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

首先，章炳麟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就是针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的。诚然，如章所反复声明，促进统一共和国的成立，是为了预防“割据”和避免“瓜分”。这虽也是他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原因之一，但却不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当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章炳麟因不满于孙、黄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故在沪暗中联络党人，极力设法反对”⁽¹³²⁾。章自己也对梁启超说过，现在民国虽然成立，但“微窥时势，犹非故人飞跃之时。盖党见纷争，混淆黑白，虽稍与立异者犹不可保，况素非其类耶？自金陵光复以来，弟与雪楼（程德全）、季直（张謇）、秉三（熊希龄）、竹君（赵凤昌）诸公，即尝隐忧及此，与诸君子相合，为中华民国联合会”⁽¹³³⁾。可见，他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联络的对象是旧立宪派和旧官僚。他强调的所谓“联合”、“参用各处人”，不过是联合、参用同盟会以外的势力，与同盟会分庭抗礼而已。这正是他得以被程德全、张謇等拥为正会长的根本原因。程、张等清楚地意识到：由享有“革命文豪”盛名的章炳麟出来挑头反对同盟会，要比他们自己出面合适得多。

其次，中华民国联合会反对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自1912年1月1日起，改用阳历，章炳麟发表宣言说：“对于此等少数宣言，断难遵行。”⁽¹³⁴⁾《大共和日报》公然宣布：“本报纪年仍用辛亥，以黄帝纪元无据也。纪月仍用阴历，以新历未颁，不能遽用。”⁽¹³⁵⁾南京临时政府迫于革命战争尚在进行，没有也不可能组织民选参议院，这也引起中华民国联合会的不满。还在成立会上，它便通过了请愿组织民选参议院的提议。会后，又一面上书孙中山，要求各省选举议员，速赴南京组织参议院；一面通过《大共和日报》大造“无民选组织之机关，其主权所在不明”的舆论⁽¹³⁶⁾。在建都之争中，它带头反对建都南京。《大共和日报》事后宣称：“自本报首先发议主张北京，而参议遂倚为后援，南京政府亦有所惮，无复固执，而首都之问题以定。”⁽¹³⁷⁾南京临时政府被迫举借外债，它借他人之口，攻击南京的财政部成了“民国借债部”⁽¹³⁸⁾。

当然，就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全部活动而言，它在维护共和制、反对君主制方面还是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当时，尽管社会舆论已“趋于共和”，但各种反共和谬说远未绝迹。袁世凯也还在利用“君主立宪”来压迫革命党人向他让步。为此，中华民国联合会与袁世凯及其他反共和派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机关报发表的第一篇社论就是《论吾国应确定共和之理由及其主义》。该文开宗明义就说：“北方汉土，尚有一二惑于袁氏君主之说，以对外问题为口实，而欲苟安旦夕者；复有近见之士，以蒙、藏携贰，拥戴满清为羁縻之术，或持虚君共和，模棱两可，为调停之计。此种谬说皆足以阻挠共和之进行而置国家于累卵。吾人为百年根本计，不能不就吾国应确定共和之理由及其应采如何主义为天下告。”接着，社论便从巩固国基、根本改革、平均政权、统一边疆、拥护国权，以及“外国干涉之说绝不足虑”等方面，论证了“确定共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¹³⁹⁾。9日，该报又发表题为《问清袁内阁》的社论，专驳袁世凯所谓“存亡绝续之交，不忍收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和“虑伤各国皇室之感情，为列邦所否认”的谰言，指出“此后之中国断不容有君主也明矣”⁽¹⁴⁰⁾。14日，再次发表社论，驳斥君主立宪论者鼓吹“改造政体，蒙藏必至分离”的谬说，认为“诚使今而后，藩邦崩析，危亡莫救，袁世凯之罪也，于改造政体何尤？”⁽¹⁴¹⁾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及早定计，与坚持反革命立场、“以和欺人”的袁世凯决一死战。这说明中华民国联合会在当时反对君主制的斗争中，虽不完全如它自己吹嘘的那样，“自本报以‘大共和’命名，大为鼓吹，共和之政体以定”⁽¹⁴²⁾，但说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是符合事实的。

遵循章程的规定，中华民国联合会于清帝退位，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开始酝酿改为政党。起初，它曾试图与某些“宗旨大约相同，本可合而为一”的政团合并，无如政见分歧，不能实现，遂于3月1日单独发表改党通告说：“中华民国联合会照章本应改党，特开参议会，询谋佥同，兹署新名曰统一党。”⁽¹⁴³⁾2日，统一党在上海举行大会，选举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五人为理事，唐文治等十七人（十省）为评议员，宣告正式成立。5日，又由全体职员举定汤寿潜、赵凤昌、唐文治、陈荣昌、邓实、应德闳、王清穆、叶景葵、庄蕴宽、蒋尊簋、唐绍仪、汤化龙、温宗尧十三人为参事。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它特派刘莹泽、王印川入京筹组北京事务所。4月23日，正式组成北京本部。

统一党以“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¹⁴⁴⁾。其政纲与联合会提出的“假定政纲”相差无几，仅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删去了“确定共和国体”，增加了“提倡征兵制度”等个别内容，但领导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联合会实行的是由正会长代表全体“总理一切会务，并指导各科干事”的个人负责制⁽¹⁴⁵⁾，而统一党则实行集体领导，由“理事主持一切党务，以合议体行其职权”⁽¹⁴⁶⁾。据章炳麟解释，这是“因此后本党所筹划之事甚重大而且繁缛，故以合议制为宜”⁽¹⁴⁷⁾。至于组织路线，它公开宣言：“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研求至当。”⁽¹⁴⁸⁾稍后，它又宣称：“本党招集党员，凡有公民资格者，无论在朝在野，皆得入党。惟曾任北廷、南京两政府人，有与他国勾串作奸者，或著名贪秽者，或借吏职以遂其暴乱欺诈之术者，皆应严行甄别，摈不入党。”⁽¹⁴⁹⁾这表明它所要摈弃的主要是被当时的官僚派和立宪派普遍称为“暴烈派”的同盟会急进分子。事实也是这样。尽管它以不偏不倚相标榜，实际上它所吸收的主要还是前清“被裁之官吏”⁽¹⁵⁰⁾。当时《大公报》曾指出：“统一党以罗致亡清官僚为事，久为他团体僇笑。”⁽¹⁵¹⁾在实际活动方面，它声明“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¹⁵²⁾。它对当时行将取消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多所指摘。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为巩固共和新秩序，颁布暂行报律三章。统一党机关报立即发表社论加以“驳议”，并联合上海报界俱进会通电表示“万难承认”⁽¹⁵³⁾。同盟会为加强在南北统一政府中的实力地位，力争掌握陆军、财政两部，它指斥这是少数军人挟有“私意”，要求“公同婉劝黄君（指黄兴）权任参谋部长，以安南北之军心”⁽¹⁵⁴⁾。它并通过《大共和日报》呼吁“南京政府及参议院均持恬淡主义，交相为让”⁽¹⁵⁵⁾。与此同时，章炳麟还大骂南京临时政府“任用非人，便佞在位，私鬻国产，侵牟万民，无一事足以对天下者。同盟会人……长此不悟，纵令势力弥满，人莫予毒，亦乃与满洲亲贵等夷”⁽¹⁵⁶⁾。他甚至向袁世凯建议：“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尉荆吴。”⁽¹⁵⁷⁾对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他认为多不完备，“应即提出修改”⁽¹⁵⁸⁾。以上事实说明，统一党在政治倾向方面与联合会是一脉相承的。

二　同盟会改组及其新纲领

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团体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内部争论过程。武昌起义以后，胡汉民等人坚持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更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¹⁵⁹⁾。但多数领导人和重要活动分子则都主张适应新的“共和”形势，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

然而，就是这后一种意见，也不无分歧。曾一度以庶务干事代行总理职务的刘揆一，率先于1911年12月10日发表《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提出“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统一之宗旨”，凡从前所设立党会，“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¹⁶⁰⁾。接着，章炳麟也抛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¹⁶¹⁾的口号。在他们的影响下，宋教仁、张继、景耀月、陈其美、谭人凤等均持同一态度，声言“将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¹⁶²⁾。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甚至鼓吹说，只有解散同盟会，才能“救党派分歧之中国”⁽¹⁶³⁾。但孙中山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自国外回到上海后第五天，即12月30日，便召开由各省旅沪同盟会分会负责人参加的本部临时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严厉批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强调同盟会“必先自结合”，完全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时郑重表示：“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再订期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¹⁶⁴⁾这表明孙中山虽赞成改组同盟会为公开的议会政党，但不同意取消同盟会名义，也不赞成马上改组。

孙中山所以不赞成马上改组，据他自己说，一是因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凡我同志，皆奔走国事，无暇顾及党事”⁽¹⁶⁵⁾；二是为了避免“一党专制”。他说：“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中国无所谓政党，同盟会席革命成功之势，若及时扩充规模，改组政党，则风靡全国，亦意中事。同人等屡以是劝，而鄙人不为稍动者，知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¹⁶⁶⁾“自己已执政权，倘又立刻组织同盟会，岂不是全国俱系同盟会，而又复似专制？”⁽¹⁶⁷⁾因此，孙中山坚持保存同盟会名义，暂不改组为议会政党，而只是加以适当的整顿。

孙中山这次整顿同盟会的努力，虽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使宋教仁、张继等人放弃了“变名更署”的主张，表示愿继续留在同盟会内，以“保持革命精神”⁽¹⁶⁸⁾，但却未能使多数同盟会员接受他暂不改组，以求他党“发达”的意图。会后不久，美洲旧金山同盟会员伍平一便拟就《同盟会改组政党计划大纲》，函请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机，速集各省及海内外支部开全体大会，“宣布改组政党，植势力于议会，为实行三民主义之准备”，并坚决主张：“不让异党标榜相异之政纲，致妨建立宪政之进行。”⁽¹⁶⁹⁾陈其美等人则仍然不理睬孙中山维持同盟会名义的主张，擅自将同盟会改组为“共和本党”、“军国党”、“共和党”等等名称的政党⁽¹⁷⁰⁾。在此纷乱的趋势下，同盟会本部不得不于1912年1月22日在南京召开大会，讨论同盟会何去何从的问题。黄兴、胡汉民（代表孙中山）以及各省代表均出席。会上，赞成与反对改组两派展开激烈争论。最后，赞成一派“占多数”，通过改组政党的决定，同时修改同盟会誓词为“推翻满清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改选汪精卫为总理⁽¹⁷¹⁾。

但是，由于孙中山事实上仍不赞成遽尔改为政党，而汪精卫又不肯担任总理职务，所以大会之后，具体的改组事宜，实际上并未进行。到2月底3月初，全国组党形势日益高涨，且对同盟会越来越不利。一方面，立宪派、旧官僚利用组党机会，加紧联合“非同盟党之力，以摧陷同盟党”⁽¹⁷²⁾；另一方面，同盟会内部自行设会组党、各行其是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使同盟会实力大受影响。加上袁世凯已取得临时大总统地位，同盟会也必须采取办法，以确保其行动不致逸出宪政轨道。这时，孙中山、黄兴等人才深感同盟会“有重新团结之必要”，遂“决定大加扩张，以实成民国之一最大政党”，并责成居正等人积极筹备改组大会⁽¹⁷³⁾。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再次召开本部全体大会，通过新的“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¹⁷⁴⁾为协理，宣布正式改组为政党。随后又选定汪精卫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张继为交际部主任干事。“不数月间，而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十八行省。”⁽¹⁷⁵⁾其中仅广东支部，自4月中开始吸收新会员，“计在支部加盟者约四百人，在广州分会加盟者约八百人，在各分会加盟者约二千人”；且仅指“发证书者而言，其在远处分会加盟，尚未报领证书者，不知凡几”⁽¹⁷⁶⁾。这就为日后国会选举的胜利奠定了基础。4月25日，随着北京临时政府建立，同盟会本部由南京迁往北京。

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它的政纲是：1．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2．实行种族同化；3．采用国家社会政策；4．普及义务教育；5．主张男女平权；6．励行征兵制度；7．整理财政，厘定税则；8．力谋国际平等；9．注重移民垦殖事业⁽¹⁷⁷⁾。对于第一条，它的一个机关刊物发表文章解释说：所谓“完成行政统一”，即是“举凡内务行政、外务行政、财务行政、军务行政、司法行政，大权悉集于中央，各省行政悉受中央行政之制裁，有若心之使臂，臂之使指，庶不致混乱无章，茫无次序，乃足以收政治敏活之实效”；但同时又必须“于行政便宜上，划其行政权之一部分，让与地方之人，办地方之公益”，“以促进地方自治”⁽¹⁷⁸⁾。这表明同盟会虽承认袁世凯的统治地位，但仍企图通过“地方自治”来保存与发展革命势力，以防止袁专制独裁，危害民国。至于主张“男女平权”、“力谋国际平等”等条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与积极意义就更为明显了。前者反映了广大妇女群众要求参政的愿望，后者反映了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后者，在当时各政党中是绝无仅有的。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同盟会改组为政党后，虽未在政纲上写上“平均地权”一条，但并不等于放弃了这一主张。因为，同盟会不仅于“总章”中明确规定了以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而且在随后发布的《中国同盟会募集基本金公启》中进一步强调：“吾侪试平心以思，今日所完全办到者，仅第一主义。其第二主义，就精神上观察，不过基础初奠，未底健全。第三主义则尚待集群策群力，研究其如何稳健进行，始可冀不与今日社会现象相舛驰，以获和平之改造。”又说：“于此步履艰难之际，吾会遂不得不联袂攘臂，与当世贤者共厕于政党之林。此固吾会所以求贯彻第二、第三主义之精神所在，又实吾全国同胞所属望者也。”⁽¹⁷⁹⁾各支部改组，也都把“实行民生主义”摆到最重要的地位。例如：无锡支部召开成立会，吴稚晖发表演说称：“同盟会系一政党，现在则当实行民生主义，故又可谓之民生进步党。”刘民畏接着说：“吴君‘民生进步党’一语，实表同情。今民族、民权虽达目的，而民生主义方始发轫，愿诸君实行社会政策，以苏民生之困，谋社会之平等。”⁽¹⁸⁰⁾所以，黄兴不止一次地指出：同盟会“特别之党纲者，即孙中山先生夙所主持之民生主义”⁽¹⁸¹⁾。其次，据孙中山解释，“平均地权”实包含于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之中。他说：“本会从前主义，有平均地权一层。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¹⁸²⁾可见，“实行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平均地权”。有的同盟会员也指出：“同盟会若握政权，则政见可行，平民生计日渐等均，社会不平庶几可免。是即同盟会改组政党时代，与人民之关系者也。”⁽¹⁸³⁾

以上事实说明，同盟会改组为政党，不仅适应了当时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且坚持了先前所订宗旨和纲领，“同盟会之精神，依然充实”⁽¹⁸⁴⁾。它虽如同孙中山所说，确有一些人对“实行民生主义”表现冷淡，认为“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唯社会革命最难”，“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¹⁸⁵⁾，但也不能因此就说同盟会改组为政党后放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

改组后的同盟会也暴露了不少弱点和局限。其一，为发展党势，它把一大批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拉入会内，造成了组织上的严重不纯，以致“纯粹的革命党”“多变了官僚派”⁽¹⁸⁶⁾，一般会员也“由铁血主义一变而为权利主义”⁽¹⁸⁷⁾，从而大大减弱了它的革命性。其二，它虽推举孙中山、黄兴为总理、协理，但孙中山醉心于“实业救国”，黄兴困于南京留守事务，两人都不注重“党事”。作为“辅佐总理或协理指挥本会一切事务”的总务部主任干事汪精卫，先是力辞不就，继则不顾本部一再挽留，放洋出国。代理主任魏宸组又自感众望难孚，不甚热心。所以，改组后的同盟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率领全党为实现其政纲而进行有效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其三，由于缺乏领导核心，会员意见纷歧，步调极不统一。即如孙中山、黄兴倡导的“国民捐”，也未能在党内取得一致意见。宋教仁认为“缓不济急”，不表同意。谭人凤则诋毁为“信口狂谈，无意识已极”⁽¹⁸⁸⁾。同盟会议员也多持消极态度。因此，轰动一时的“国民捐”活动，最后不能不以流产而告终。所有这些都说明，同盟会还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¹⁸⁹⁾。

三　共和党的组建与分裂

共和党由前述统一党和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等五政团合并而成，1912年5月9日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它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两大政党之一，在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地位仅次于同盟会。

民社与中华民国联合会及统一党一样，也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有影响的政团之一。它由黎元洪、孙武、孙发绪、刘成禺等二十四人发起，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宣告成立，2月20日出版机关报《民声日报》。它的本部虽设在上海，但发源地和大本营却在武昌。其核心人物是清末革命团体共进会领袖孙武、政客孙发绪和未公开挂名的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其支部发展至“十余省，党员过万人”⁽¹⁹⁰⁾，主要是旧军官、旧官僚、失意同盟会员和清末立宪派分子，其中立宪派分子尤其受重视。但就职业而言，则以现役军人为主，南京支部发起人共四十人，其中军人多达三十二人，多数系浙、粤军高级军官。立宪派汤觉顿根据这种情况，指出民社的特点是握有“武力”⁽¹⁹¹⁾。

起初，民社未颁布何种政纲，仅表示“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¹⁹²⁾，至2月底才议决三条富于民族主义内容的政纲：1．提倡军国民教育；2．采用保护贸易政策；3．扩张海陆军备。其实，民社维护的主要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政客集团的利益。南北建都之争初期，它既不支持建都南京，也不支持建都北京，而主张建都武昌。它发布通告指出：“际兹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吾党似未可加重一方，启内部党派之争，堕外人挑拨之术。折中定制，莫若武昌。”⁽¹⁹³⁾接着，《民声日报》连续发表《论临时政府宜在武昌》、《国都平论》等专稿，论证“武昌建都之说为不可易”。

民社以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诬蔑孙中山领导南京临时政府是“无功受禄”，“掠人之功以为功”；南京临时政府坚持同盟会的领导地位，是日谋“蟠踞之私利”；坚持建都南京是“沐猴而冠，盗终不变其盗”⁽¹⁹⁴⁾；颁布暂行报律是“钳制舆论”，“欲蹈恶政府（指清朝政府）之覆辙”⁽¹⁹⁵⁾；批准道胜借款是“效尤”前清所为；等等。与此同时，它拥护袁世凯取代孙中山为大总统，咒骂持反对意见的同盟会员为“从龙之辈”，欲“长保南都富贵”⁽¹⁹⁶⁾。袁上台以后，它虽继续标榜“监督政府”，实际上却在“赞助政府”。为适应袁世凯集权需要，它鼓吹全国政令“应听之中央”⁽¹⁹⁷⁾，“各省都督宜由中央任命”⁽¹⁹⁸⁾。为实现袁世凯的“统一”，它攻击黄兴南京留守府“发表之官制，俨然帝制自为，有南京政府之状态”，并借口陈其美已任工商总长，要求“撤消”沪军政府⁽¹⁹⁹⁾，等等。

国民协进会是民国成立后黄河以北地区建立较早的政团之一，1912年2月由范源濂、籍忠寅、黄远庸、蓝公武等人在京、津发起。成立时有会员二百余人，大部分为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成员。它与梁启超关系甚密，曾表示愿为梁“所用”⁽²⁰⁰⁾。

武昌起义后，范源濂等人意识到共和将成，决心联合京津各团体组织大政党，并准备于3月2日举行成立大会。后因北京兵变，成员星散，延至18日方于天津正式宣告成立，后移本部于北京。它不设会长，仅选举范源濂、籍忠寅、黄远庸、周大烈、王璟芳、严修、蹇念益等十八人为常务干事，而“主脑”则是宪友会要人籍忠寅、黄远庸。它宣布的政纲是：1．巩固共和政治；2．确定统一主义：3．发达社会实力。其政治立场是拥袁拒孙。为促进袁世凯统一政府早日成立，它致电南京参议院及唐绍仪等，请唐及南方国务员“先期到京”⁽²⁰¹⁾，并电请上海民国公会“联合团体，分别劝阻”南方“率重兵北来”⁽²⁰²⁾。当北京报界传说袁世凯拟同意南方派兵北上，袁将与国务员同时移居南苑时，它连忙上书于袁说：“京师甫就稳靖，倘一日移居南苑，恐地方再生变故。”要求袁取消此举⁽²⁰³⁾。

民国公会由陈敬第、黄群等人发起，1912年1月底成立于上海。会员最多时不过二三百人，基本上没有支、分部，是当时人数较少的一个政团。主要骨干多系前清立宪派政客和“光复会中稳健分子”⁽²⁰⁴⁾。其政纲是：“1．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2．建设健全之中央政府，应世界大势，以促民国之进步；3．成立健全之舆论，保证民国之民权，继此永无障碍；4．扶植国民经济之发展。”⁽²⁰⁵⁾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它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支持袁世凯的统一活动。孙中山提议建都南京，它先是献计于袁世凯：“政府地点问题，就时势论，自以北京为是”⁽²⁰⁶⁾；后又以“京津变起”，压迫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火速定议⁽²⁰⁷⁾。在“北京兵变”中，它深以袁世凯的安危为虑，曾驰电表示“慰问”。

国民党由潘昌煦、朱寿朋、潘鸿鼎、陆鸿仪等三十余人于1912年2月下旬在上海发起。他们当时宣布：“本党同志集合至五百人以上时，即开成立大会，公举党首及各职员”，“未经成立以前，暂称国民党同志会”⁽²⁰⁸⁾。但事实上直至5月，也未能举行成立大会。因此，与统一党、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的，实际上只是国民党同志会。可见，该会成员始终不多，仅为“江浙间朴学士人，素昔从事教育及地方公益者”所组成⁽²⁰⁹⁾。由于势单力薄，它从未颁布任何政纲，在现实政治斗争中也无甚表现，仅宣布其宗旨为“于全国统一政治之下，以人民为国家主体，完全保护其固〈有〉之权利，以发共和之精神”⁽²¹⁰⁾。

统一党等五政团虽各具特点，略有差异，但在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它们联合组党的政治基础。1912年3月中旬，国民协进会刚刚成立，即决议“与民社联合，推黎为党魁”⁽²¹¹⁾，并推定籍忠寅、周大烈二人为南下协商代表。接着，民国公会也派陈敬第等同行。他们先到武汉取得黎元洪、孙武的同意，然后与民社代表孙发绪东下上海。4月15日，第一次合并协商会议在上海商学公会举行，参加者由国民协进会等三个政团发展到七个政团。经过近十天的反复磋商，除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因“理事问题，稍有异议”，中途退出外，其他五政团于24日正式签订协议书，一致同意合并为共和党。5月9日，共和党成立大会在上海张园举行，出席者千余人，公推张謇为临时主席。大会一致通过了共和党规约及支部分部条例，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并宣布林长民、刘成禺、籍忠寅、沈彭年、张一鹏等五十四人为干事，暂以上海为临时本部。次日，临时本部举行第一次职员会，推举干事周大烈、胡钧、陈敬第、袁毓麟、沈彭年五人前往北京协同组织本部。29日，北京共和党本部宣告正式成立，上海临时本部改为交通事务所。

共和党宣布的党义是：1．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2．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3．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其核心是第一条。孙武说：共和党“最大宗旨在国家统一主义”⁽²¹²⁾。所谓国家统一主义，据其本部所撰《共和党党义浅说》（以下简称《浅说》）一文解释，“就是一切政事都从全国统一着想的意思”，即凡办一事，除应属地方各省办理者外，应“绝对由中央政府办理，不准各省各自为政”。因此，它主张“取国家主义，从前所有统一的形式，保持它不使分割，从前即有不统一的地方，从此更加统一，事事趋向国家一方面，即事事由国家有统系的办来”。关于“以国家权利扶持国民进步”一项，《浅说》指出：所谓“进步”，就是“国民一日一日的兴盛起来，日新又新，蒸蒸日上，有动作往前进的意思”。这就需要“利用国家的权力去扶持国民”。比如国民几个人创办一工厂，“起初的时候，必要用国家的权力帮助他。当招股时，国家就可认股，助他开办，开办之后，国家可以许他种种特别的利益，助他发达起来。即令不幸偶有亏损，国家可以限定多少年担保股本官息。于是股东可以放心，不动摇这工厂的根本。到了后头发达起来，国家还时时保护他，替他排去障害。倘若在国际上与外国同样工厂相竞争，也可以将国家的权力补助他力量不足”。关于“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一项，《浅说》解释说：实利就是国民利用土地、资本、劳力三项，年年求其增殖，以发达生计的意思。所谓“平和实利”，就是坚持以和平办法，而不以战争手段解决生计冲突⁽²¹³⁾。至于共和党为何采用国家主义为政纲，其审计员张振武说：“有鉴于今日时势，社会主义（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足以救危亡，乃变其方针，一采国家主义而改组斯党。诸君试思今日我国民程度若何，有美国之托拉斯等弊否？如提倡社会主义，将使游手好闲之辈人人脑中存一均财思想，诚恐中国不亡于专制政治，而将亡于社会主义也。”⁽²¹⁴⁾

从以上事实来看，共和党标榜的是要“将这共和民国造成世界第一等强国，使全国人民共享受共和民国的幸福”⁽²¹⁵⁾。它理想中的共和国，不但高度统一，“能与外国对敌”，且能扶持全国人民发展资本主义实业，成为他们生计竞争中的坚强后盾。可见，共和党同样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可是，它对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政纲，真正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却诚如孙中山所说“多有误解”⁽²¹⁶⁾，并持否定态度。以为它是“社会均产主义”，将损害富有者的利益。共和党对同盟会政纲的“误解”和否定，是和它的组织成份大多数都是富有者密切相关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支持真正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旧势力代表袁世凯，而与同盟会对立的可悲歧路。它支持袁世凯“实行武断政策”⁽²¹⁷⁾，建议他迅速编定官制，以便南北“不至意气用事”⁽²¹⁸⁾；并要求其党员“对于中央政府必确守本党党纲，而发为稳健之政见”，“其与吾党党义合者，固乐为赞成；其与吾党党义愫【悖】者，亦只尽监督之责，而不必为无益之破坏也”⁽²¹⁹⁾。正因如此，所以袁世凯也把它看作对付同盟会的难得伙伴而优加维持。1913年3月下旬，共和党参议员李国珍、郭同等风闻同盟派议员将对他们有所不利，急函袁世凯请求保护。袁当即“着内务部传知警察厅严密防范”⁽²²⁰⁾。与此同时，他还应共和党本部和黎元洪之请，命京师各警区于共和党议员住所和不久前宣布加入共和党的梁启超的“往来地点，妥为保护”⁽²²¹⁾。共和党错误地与袁世凯结成了同盟关系。

共和党成立后，借助统一党等五政团原有的基础，在组织方面确如其原先所期望的那样，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共和党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它宣告成立不久，即出现了章炳麟宣布统一党重新独立的危机。

为抵制同盟会的“专横”，章炳麟虽不反对与民社、国民协进会等政团合并，但由于统一党成立在先和党员人数远胜各政团的优势地位，因此他不以与国民协进会等“不能独立之小团”“平等合并”为然⁽²²²⁾。早在这几个政团提议合并之初，他就傲慢地提出过，以不更改统一党名称，不设理事长为先决条件。可是，自他离沪入京以后，在上海主持“合并事件”的张謇，为加强立宪党人和旧官僚在新党中的地位，非但不恪遵其所提条件，且变本加厉地与国民协进会等四政团，达成不论各团人数多寡，一律各举四人为“基本干事”的协议，从而更激起了他对合并的不满。他说：“后上海来电，欲举基本干事。所谓基本干事者，各团各出四人，此假合并之名，而无合并之实，俨然是一联邦政府。且各团基本干事，多至二十人，各不相识，办事亦不能如意。故仆对于基本干事一节，始终极端反对，与季直电商者三四次。”⁽²²³⁾

但是，章炳麟的反对并未奏效。张謇以不可失信为辞，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于5月9日在上海共和党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布了包括“基本干事”在内的各政团所选干事名单。这使从不甘为人傀儡的章炳麟，更加怒不可遏。他一面力辞共和党理事，一面向前来要求合并的在京国民协进会和民社职员提出四个条件：1．上海所推理事须经北京开会认可，理事长如不便住党，必于其余四理事中推举一人常住党内，以对本党负完全责任；2．干事与评议员不同，须由理事派定，须住本部办事，不得徒拥虚名，但特别交际科不在其内；3．各团体所负之债，须各团体自行偿还，新团体不负责任，但各团体余存之款，当归缴于新团体；4．各团体所设立机关报，须由新团体管辖。他企图从根本上“将上海之成立会取消”⁽²²⁴⁾。北京国民协进会和民社职员得知章“所提条件无从置议”⁽²²⁵⁾，于是一面采取既不辩驳，也不赞成，装聋作哑，终不复信的迁延战术，以稳定章炳麟；一面拉拢刘莹泽、龚焕辰等部分在京统一党成员，于5月14日达成各团事务所同时取消、以后各团不得私发电信等六项合并协议，加紧策划成立北京共和党本部。章炳麟忍无可忍，遂毅然向报界披露了统一党不能合并的详细理由，并于17日在统一党本部举行大会，痛斥老立宪派及官僚派“以抵制同盟会为名，而阴怀攀龙附凤之想”，其害“过于同盟会远矣”，表示绝不能以政党为他们“争官争衣食”开辟门径⁽²²⁶⁾。大会最后通过了《统一党独立宣言书》，正式宣布与共和党决绝。为更新标帜，避免与他党混淆，章炳麟宣布独立后的统一党由先前的理事制改为总理制，并接受推选，出任该党暂行总理。与此同时，江西、云南、贵州乃至北方各省的统一党支分部也多有“不愿合并者”⁽²²⁷⁾，这表明统一党的独立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

事实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章炳麟对张謇等老立宪党和旧官僚利用政党与同盟会争权夺势的真面目，已有所认识，并断然采取了宣布统一党脱离共和党，重新独立的抵制措施。这对章炳麟和统一党都是可取的。遗憾的是此后不久，由于各党“私争”激烈，章炳麟对“政党政治”大失所望。他先是主张“吾党此后应改监督政府之眼光转而监督政党”⁽²²⁸⁾，继则干脆“宣告脱党，居于超然地位”⁽²²⁹⁾。这就给袁世凯死党王赓以可乘之机。9月2日，王赓在北京召开统一党改组大会，他和王印川等人被选为理事；不久又增推袁世凯、黎元洪为名誉理事长，岑春煊、徐世昌、冯国璋、赵秉钧、张镇芳等二十八人为名誉理事。统一党从此成了地地道道的袁世凯的御用党。

四　以“第三党”相标榜的统一共和党

统一共和党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组成，是一个以“第三党”相标榜的政党。

共和统一会等三个政团，以共和统一会成立最早，1911年12月，由景耀月、陈其美、胡瑛等同盟会员与立宪派张謇、赵凤昌、伍廷芳等人联合发起，同时创办机关报《大中华报》。他们宣称唯一的天职是“设一共和政治进行时代有力之枢机，而期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²³⁰⁾。国民共进会的全称是“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1912年1月初由褚辅成、殷汝骊、沈钧儒等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部分省议会议员发起。拟设总会于南京或上海，曾举沈钧儒等四人为特派员，前往宁、沪联络。它以组织完全“共和政体”为宗旨，以政体统一主义、民族共和主义、社会民生主义为政纲⁽²³¹⁾。政治谈话会为同盟会员刘彦所组织，其成员多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

以上三个政团均以实现“完全共和”为根本任务，又都主张“绝对统一制”和组织所谓健全的大政党。因此，1912年2月，随着全国组党高潮的出现，它们也开始谋求合并，另组新党。在此过程中，以景耀月表现最活跃。他原先认为“共和建设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奏功，亦非片面单独之见解所能办理”，曾倡议同盟会“易名改组”，“以接纳热心革命与运动共和之贤豪者”⁽²³²⁾，但遭到多数同盟会员的反对。他于是改而提出联络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另组一党。经多次协商，2月底，共和统一会等三政团在上海达成合并为“统一共和党”的初步协议。

此外，云南都督蔡锷也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不久，他便在财政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筹资十万元，准备“合全国军界、政界极有能力及社会上极有学识资望之人，组织一稳健强固之政党，借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并为此邀约萧堃、袁家普、石陶钧等入滇“面授机宜”。起初，他欲与中华民国联合会和民社等反对同盟会政团相联合，派萧、袁二人前往上海“筹商一切”⁽²³³⁾。对于蔡锷这一主张，章炳麟等人也十分赞成，曾复电表示“万里一心”，待萧、袁抵沪后，即“筹合并进行之法”⁽²³⁴⁾。可是不久，章炳麟因和张謇发生矛盾，拒绝与民社等政团合并，此议遂告失败。随后，蔡锷同意萧、袁继续留沪，与粗具规模的“统一共和党暂时周旋”，“以暗移旧日有力之一部以同趋一途”⁽²³⁵⁾，即企图通过组党办法，将同盟会势力引上立宪派的轨道。由于他答应以十万元党费相助，又有云南都督的显要地位，加上该党本有他不少昔日留学旧友，所以反而后来居上，被拥为最主要的发起人。

从此，蔡锷不等统一共和党本部正式成立，便在云南积极展开了筹组支部的活动。他命回滇不久的萧堃、袁家普与当地“政学社”协商合并，“更新组织”，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吸收政学绅商各界百余人参加⁽²³⁶⁾。4月7日，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选举蔡锷为支部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指出：1．统一共和党务要以“国家为前提”，因为“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欲谋人民之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故吾党主义，勿徒骛共和之虚名，长国民凌嚣无秩序之风，反令国家衰弱也。”“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2．“务期本党内部之巩固。”这就要求“党内分子之健全。故本党党员与其骛多数之虚名，广为征引，致涉于滥，不如定格稍严，取具有常识、足以为齐民之表率者而结合之，庶足以举国利民福之实，而罔滋流弊”。3．党员绝不可“藉党势以谋私利，图个人之侥幸，或藉党援以为倾陷排挤之资”；“即对于他党，纵主义不同，趋向互异，可以言竞争，而不可以施排挤。尤不可以异党之故，伤及个人相互之友爱”。总之，统一共和党“宜鉴世界之趋势，察本国之情形，务择最有利于国计民生、最稳健之政策而采用之。陈义不求过高，着眼务求远大”⁽²³⁷⁾。足见他与同盟会存在原则分歧，而对该党寄于满腔希望。为了“恢张党势”，他又电催各府厅州县迅设分部。仅一月之间，云南“入党者已有数千人之多”⁽²³⁸⁾，成为该党势力最雄厚的省份。

在蔡锷推动下，4月11日，统一共和党在南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选举蔡锷、张凤翙、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堃为总务干事，殷汝骊、袁家普、陈陶遗、张树森、彭允彝为常务干事，景耀月、刘彦、欧阳振声、吴景濂、沈钧儒、萧堃等二十人为参议，褚辅成、李曰垓等二十五人为特派交际员⁽²³⁹⁾。蔡锷虽以“滇居边远”，力辞总务干事一职，但对“筹维扩张”党务却仍十分“竭力”⁽²⁴⁰⁾。他电令陆鸿逵、章遹协助组织本部，委派萧堃、殷承为滇省常驻代表，甚至不惜自食“军人不预闻党社”之言，电请唐继尧、戴戡、李烈钧等发起组织贵州、江西支部。正因如此，所以他仍被奉为当然领袖。至于孙毓筠、张凤翙等则莫不欣然就职。特别是张凤翙，不仅公开表示：“同盟会以革命为宗旨，我即为同盟会员，现在革命目的已达，破坏之后急宜建设，故我注意于统一共和党”⁽²⁴¹⁾，而且发起组织陕西支部，亲任支部长。以上组党过程清楚表明，统一共和党主要由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两部分人组成，并“多为政治界人物”，具有一定实力。据该党自己宣布，成立不过数月，支部即“遍十余省，党员达数万人，参议院议员亦占有三分之一之席次”⁽²⁴²⁾。

统一共和党宣称“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其政纲为：1．厘定行政区域，以谋中央统一；2．厘定税则，以期负担公平；3．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4．发达国民商工业，采用保护贸易政策；5．划一币制，采用虚金本位；6．整顿金融机关，采用国家银行制度；7．建设铁路干线及其他交通机关；8．实行军国民教育，促进专门学术；9．振新海陆军备，采用征兵制度；10．保护海外移民，励行实边开垦；11．普及文化，融合国内民族；12．注重邦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²⁴³⁾。与同盟会、共和党政纲相比较，这个政纲显然具有“调和”的色彩。对此，统一共和党并不隐讳。它明确宣布说：“本党党纲于积极的民生主义暨积极的国家主义，均不偏重，折中损益，中道而行。”又说：“国基初定，安危之机，间不容发。若两党皆走极端，相持不下，难免感情有伤，实非国家之福。本党奔走于折中政纲之下而取调和之态度者，正因时势之要求，不得不如此也。”⁽²⁴⁴⁾

随着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北迁，统一共和党本部也迁到北京。经过一番角逐，其议员吴景濂、谷钟秀被选为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和全院委员长，并由此成为该党实际领袖。在参议院，它以“第三党”自居，声称与同盟、共和两党“无所偏持”，一切“以调和为主旨”⁽²⁴⁵⁾，专意于“融洽两党之感情，措国家于安全之地位”，“绝无把揽政权之思想”⁽²⁴⁶⁾。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为了发展党势，它时而附和共和党，时而转向同盟会，一切视其自身利益为转移。所以到后来，社会舆论普遍指斥它为“反复无常的党”，是“混杂的官僚派”⁽²⁴⁷⁾。

五　国民协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

国民协会是张嘉璈等人于1911年10月24日在当时尚未光复的上海发起的。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江苏宝山人，早年就学于上海“广方言馆”，1904年中秀才。不久，在友人帮助下，东渡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学习财经。1909年毕业回国后，先在北京任立宪派机关报《国民公报》的路透电讯翻译，后任邮传部《交通官报》总编辑。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即离京至沪，联络杨景斌等三十二人发起国民协会，“以谋中华民国之统一，促进共和国体之完成”⁽²⁴⁸⁾。接着，扬州、杭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地相继成立支部。1912年1月21日，国民协会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选举张嘉璈与温宗尧等二十二人为干事，唐文治为名誉会长，温宗尧为干事总长，正式组成上海本部。不久，温宗尧以“力所不胜”⁽²⁴⁹⁾，宣布辞职，国民协会改举唐绍仪为总理，杨士琦、袁树勋为协理（后唐因任内阁总理，改称名誉总理），但实际负责人仍是张嘉璈。

国民协会的基本骨干是追随立宪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还是前清咨议局议员。其政纲是：1．统一国权；2．培养元气；3．发达民力。所谓“统一国权”，主要指“消融意见，合群策群力，以图统一南北”⁽²⁵⁰⁾。为此，在当时全国“万众一心，人人争欲得共和”的形势下⁽²⁵¹⁾，它赞成以民主共和制统一南北，反对袁世凯提出的“虚君立宪制”。1911年12月下旬，它一面致电袁说：“满洲君主，万无存理”，“清帝逊位，为目前第一要义”⁽²⁵²⁾；一面联合其他政团通告人民：“今共和之成否，全在人民一鼓作气，坚持到底……愿同胞毅力图之。”⁽²⁵³⁾与此同时，它还积极联络各省人士，赞助南方成立临时政府。其名誉会长唐文治一再呼吁：“今北方行政操于一人，军队调遣，听其所使，有臂指之效；而南方则军府林立，虽群策群力，无阂隔之弊，然函电筹商，动稽时日。而军事规划，尤宜统筹全局，布置分配，必皆有成谋预计，依次进行，庶足达期望而成大功。即其他各种行政，亦必有统一之办法，使行者励战术上之策略，居者展政治上之经猷。此组织临时政府所不可一日或缓者也。”⁽²⁵⁴⁾所谓“培养元气”，就是“免战祸，固财产”⁽²⁵⁵⁾。因此，它“对于国体问题，坚持和平解决之说”；对于共和新政府主张采法国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总统制，以免一旦政府不为人民信任，重新爆发“革命”⁽²⁵⁶⁾。所谓“发达民力”，就是“确立地方自治，使国民为政治上练习，因以养成其政治上良习惯”，以避免“暴民专制之祸”⁽²⁵⁷⁾。由此可见，国民协会所代表的还是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宪派并无重大差别。

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孙洪伊、汤化龙等人于1912年2月在上海发起的。当时，南北议和告成，清帝宣布退位，他们认为“今后之民党，果挟有大党以盾其后，政府将俯就之不暇”⁽²⁵⁸⁾。于是便以讨论民国建设问题为名，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以为改组政党之备”⁽²⁵⁹⁾。

经两个多月的广泛联络，征得会员三百人，计划刊行的会报也筹备就绪。孙洪伊等随即于4月13日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公推汤化龙为主任干事，正式组成共和建设讨论会本部。随后“省会成立者闽、鲁、湘、赣、蜀、滇、秦、晋八省（鄂不日成立），以外各省各州邑成立约二十处，会员殆逾万人”⁽²⁶⁰⁾。

相对而言，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当时各政团发起成立较晚的一个，因此其成员多为他党跨党分子。该会要员吴贯因说：“所谓讨论会员者，多挂名他党籍。”⁽²⁶¹⁾而考其组织构成，则以立宪党人、旧官僚为主。上海本部“多旧议局议长”和旧官界中所谓“矫矫”者⁽²⁶²⁾，各省交通处也大多系“中流以上人物”，且往往由现任都督之类的“大力之人出任发起”⁽²⁶³⁾。至其活动经费，除部分会员（主要是华侨会员）捐款外，更大部来自官僚、军阀之手，据孙洪伊说，其中一半是湖北都督黎元洪给的。

共和建设讨论会与梁启超关系相当密切。它发起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介绍梁启超入会，奉他为实际党魁，并暂停已有成议的“各团合并事”，倾力运动副总统黎元洪、国务院铨叙局长张国淦、云南都督蔡锷、蒙古王公那彦图等，力促袁世凯召梁速归。而梁也明确表示同意入会，并事实上负起了指导责任。当时的同盟会机关报北京《民主报》曾载文说：共和建设讨论会实由梁启超暗中主持，其“两次所发商榷书，即出梁启超之手”⁽²⁶⁴⁾。不过，由于革命党人“反对之气焰犹昔”⁽²⁶⁵⁾，共和建设讨论会尚不敢公开打出梁的旗号，甚至婉言拒绝了他提出在该会会报上刊发文稿直署其名的要求⁽²⁶⁶⁾。它奉梁为党魁的主要目的，是在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为该党提供政见，指导舆论，招徕会员，扩大党势。

然而事实证明，梁启超同样未能改变共和建设讨论会无力竞取政权的地位。因此，它只好标榜“不入政界，专以指导国民为务”⁽²⁶⁷⁾，而不公开发布任何政纲，仅在内部宣布：“吾辈所抱铸党主义，不外乎稳健进步主义。以此主义协谋国是，则吾国种种建设，对外必取乎和平政策，对内必取乎实利政策”⁽²⁶⁸⁾，并通过发布《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一文，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它的总纲领和总政策。

共和建设讨论会在这篇长文中首先提出它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具备以下四条标准的“世界国家”：1．其人民皆以国家为本位，努力从事“完全国家”的建设。所谓“完全国家”，就是分子调合、结合致密、持久不涣之国。这就必须消灭个人主义、地方感情、无秩序之自由、无系统之平等、无意识之排外、无计划之改革等等障碍。2．其国土统一，政权集中，绝不“效颦美国，剖之为若干独立小邦，使各自为政”。⁽²⁶⁹⁾3．“以平和为职志”，绝不“自为破坏平和之导火线”。4．在生计界能占优胜。这篇文章表明共和建设讨论会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巩固、统一、和平与在生计界占优胜的资本主义国家。

为实现这一目标，它认为关键是实行“保育政策”，也就是国家干涉政策，幻想通过现行国家政权来发展资本主义。为此，它提出关键在于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在宪法上规定：1．不可效法美制，限制中央集权；2．不可各省自选都督，以免“寡人专制”和唐代方镇之祸再现；3．不可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对立起来，“两极端同时骈行，不相妨也，适相济也”；4．不可效颦美国立法、行政绝对分离之法，以免政治责任无所归和政府与国会外则各不相谋，内则私相交涉的恶果；5．更不可像现行制度那样，内阁总理须由立法部选举，阁员须经立法部一一承认，“专务以立法部掣肘行政部，干涉其用人权”。总之，“人民之对于政府也，宜委任之，不宜掣肘之；宜责成之，不宜猜忌之。必号令能行于全国，然后可责以统筹大局；必政策能自由选择，然后可以评其得失焉；必用人有全权，内部组织成一系统，然后可以观后效也”。这是为它在政治上拥袁制造的理论根据。

最后，共和建设讨论会还提出建设强有力政府的可靠保证，不是美制“不党内阁”，而是英制“政党内阁”。因为不党内阁阁员系总统私人工具，总统“虽横恣污黩，民莫如何”，“欲易政府，势必出于革命”，且每届改选总统，国内必骚乱无已。而政党内阁则不但无此弊端，且“阁（内阁）会（国会）一体”，内阁权力虽大，却不至利用其“国会多数之后援，以恣行秕政”，因而有两方面相反相成，两种“福国利民”政策交替为国所用等优点。它提出现时应从三方面为实行政党内阁预作准备。首先是确立以下政治原则：1．内阁必由政见相同之人组织；2．政府所提议案不能通过于国会、国会弹劾政府以及为不信任投票时，即或解散国会，或政府辞职，二者必居其一；3．严格选举制度，以防“少数桀夫壬人私相授受，变为寡人专制政治”；4．须禁用武力，保证议员发表意见、审择表决的自由权利。其次是厘正政党观念：1．排除“官僚势力之集合”和秘密结社这两种伪政党；2．勿为己党垄断政权，而以卑劣手段妨害他党行动；3．防止小党分裂。第三是通过灌输政治常识、增强政治责任心等方法，提高全体国民的共和程度。这说明它最终还是要竞取政权的，所谓“不入政界”，不过是入不了政界时所唱的一种高调而已。

国民协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在政治上同属拥袁反孙派。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性是它们决定于同盟会、共和党之外独立发起一党的基本条件。1912年10月27日，它们联合靳云鹏的共和统一会、广东的国民新政社、浙江的共和促进会等六政团，正式成立了以汤化龙为干事长，孙洪伊、向瑞琨、梅光远等三十人为常务员的民主党，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律自由、建设强固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为政纲。

六　中国社会党及其他政团

中国社会党是中国有史以来一切政治团体中破天荒第一个“自承认为党者”⁽²⁷⁰⁾，也是中国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它于1911年11月5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江亢虎。

江亢虎（1883—1954），名绍铨，以字行，江西弋阳人，早年受维新派思想影响。自1901年起，他两次赴日留学，与社会主义运动著名领袖片山潜、幸德秋水有所接触，共同讨论过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诸问题。1910年春，他再次获得一次环球之游的机会，以整整一年的时间先后游历了日本和英、法、德、荷兰、比利时、沙俄等国。目睹世界社会主义潮流日进千里，不可阻挡，他立志回国后即“倡导社会主义”，希图把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引入“上而朝廷，下而阛阓”皆能“赞同”的“正轨”。但在当时清朝专制统治下，他没有勇气“倡言社会党”，只好先采“称名异而取义同”的办法，代之以“个人会”的名称。

1911年6月1日，江亢虎赴杭州惠兴女校作《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的演讲，鼓吹“社会主义要从女子做起”⁽²⁷¹⁾。这是他在国内进行公开演讲，第一次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江的演讲当时本“无人注意”，但由于杭州某巨绅欲借此“推倒其私仇”，浙江巡抚增韫为取媚此巨绅，于是派员“查办江亢虎”，最后又将他“驱逐出境”。经此一查一逐，江亢虎声名一时大噪。他避居上海后，遂乘机借用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名称，于7月10日在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言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介绍西来之学说，发挥古人之思想，交通近世之言论，一以公平的眼光，论理学的论法出之”⁽²⁷²⁾。当场签名入会者五十余人。这是中国社会党的前身。辛亥革命爆发后，江亢虎感到清政府再无干涉可能了，便于11月5日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提议“改组社会党”，并宣布由他一手制定的党纲八条：“一、赞同共和；一、融化种界；一、改良法律，尊重个人；一、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一、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一、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一、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一、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²⁷³⁾江的提议获全场一致通过，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从此宣告成立。

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带着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早在留学期间，他就提出“欲求安乐，必举其苦的根本掀翻之，由有宗教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而为无家庭”⁽²⁷⁴⁾。这就是他自鸣得意的所谓“三无主义之说”。但是，江亢虎又与一般无政府主义者不同。首先，他并不笼统否定政治，而“持无国界而有政治之说”⁽²⁷⁵⁾。其次，在方法手段上，他不赞成“以暗杀、暴动、大破坏为先锋”⁽²⁷⁶⁾，认为“党同伐异，流血相寻，民族之革命，国际之战争，教团之仇杀，皆社会主义所不取者也”⁽²⁷⁷⁾。既不主张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不要求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消灭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和阶级。在他看来，只要人人都在成人之前“受一致之教育”，成人之后“各谋生计”，不受供养，也不供养于人，而死后又实行遗产归公，不给子孙继承，社会主义的“极乐世界”就会到来⁽²⁷⁸⁾。所以，他在中国社会党的党旗上写上了“遗产归公”、“教育平等”两个口号。显然，这只是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与科学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成立后，各地响应者颇不乏人。据它宣布，至这年年底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余起”，拥有党员“五十二万三千余人”⁽²⁷⁹⁾。这个数字虽然很夸大，但全国有不少地方曾一度挂过中国社会党招牌，有不少人耳食过“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则是事实。在众多的党员中，就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论，绝大多数是“莫知其然”的盲从者，只有极少数，如天津支部干事李大钊等才称得上是真诚追求真理的革命者，还有一些则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国家社会主义者。就职业和阶级而言，占首位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次是工商业者，再次就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²⁸⁰⁾。

中国社会党早期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起过一定促进作用。它成立于民主共和制和君主专制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它把“赞同共和”定为头条纲领，即是对革命的声援。各省军政府代表在南京议组临时政府时，它联合上海惜阴公会致电各省代表团，主张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²⁸¹⁾。它赞成并力求贯彻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江亢虎说：平均地权，必宜专征地税，这与中国社会党的党纲“合无间”⁽²⁸²⁾。他选定长江口上的崇明岛作为试验场，由崇明支部发起成立了地税研究会。此外，它还曾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它在规章中写道：“党员……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²⁸³⁾这是民国初年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有女党员，且其义务权利完全平等”的一个党⁽²⁸⁴⁾。以上事实表明，中国社会党成立之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是积极的。

但是，江亢虎毕竟是个投机政客，他发起中国社会党不过是借“社会主义”的美名，妄图争取国会“多数议席”，以谋取个人权力而已⁽²⁸⁵⁾。因此，当袁世凯及其他各省当局为巩固专制统治，而对某些所谓“有意扰乱秩序”的中国社会党支部横加压迫和摧残时，他便不顾多数党员和地方支部的反对，而极力主张妥协让步了。1913年8月，袁政府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江亢虎以所谓“今日之事，既不可以理喻，复不可以力争；既不忍叫专制之摧残，复不忍见反动之惨剧”为理由，不顾广大党员速起讨袁的要求，自动卷起“社会主义”旗子，辞了总代表名义，从容跑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了。

除上述统一、同盟、共和、统一共和等党派团体外，其他较有影响的小党派还有中华民国自由党、中华民国工党等。

中华民国自由党是林与乐、梁舜传、谢树华等十二人于1912年1月8日在上海发起的，2月3日正式宣布成立。它拥戴孙中山、黄兴为正、副主裁，推举李怀霜为临时副主裁，林与乐为理事长，谢树华为理事，实际首领是李怀霜。

李怀霜（1878—？），广东清远人，自掇科名后，即同情革命。光绪末年，与黄节、谢英伯等创办《时事画报》，鼓吹革命，并加入同盟会。不久，受同盟会资助赴日留学。1911年春，自日本回国，出任奉孙中山之命而创办的上海《天铎报》总编辑兼主笔。武昌起义爆发后，协助陈其美光复上海，随后即被林与乐等同盟会员发起的自由党推为“首领”。

该党领导成员，从上海本部到各地支分部大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党员则主要是小资本家、小商人、小房产主、手工业主、小律师、医生等。因为它声称凡入党者将终身受其“保护”⁽²⁸⁶⁾，所以也吸引了一部分下层人民。

该党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学说为指导思想，认为人生下来，不论男女贫富都享有同样的自由幸福之权。因此，它宣布“以维护社会自由，扫除共和障碍为宗旨”⁽²⁸⁷⁾。在现实的政治立场上，它公开声明“与同盟会是一个宗旨”⁽²⁸⁸⁾，所以自发起之日起，就得到孙中山的热情支持。1912年1月中旬，孙中山接见该党代表王树谷，表示将“尽个人力助”⁽²⁸⁹⁾。4月18日，孙中山亲赴其本部发表演说，指示它对政府应“善则扶持之，不善则推翻之”⁽²⁹⁰⁾；26日又指派马君武代为宣读他所拟该党政纲十条：1．保障人民自由；2．防止虚伪共和；3．促成地方自治；4．反对中央集权；5．励行强迫教育；6．主张男女平等；7．力谋币制统一；8．采用虚金本位；9．实施征兵制度；10．劝励拓殖事业⁽²⁹¹⁾。这就更激起了袁世凯之流对它的仇视。1913年6月，其湖北荆州分部首遭黎元洪取缔。8月30日，所有该党各省支分部无不遭此厄运。

中华民国工党虽打着“工党”旗号，却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由徐企文在上海发起，1912年1月21日正式成立。

徐企文（？—1913），又名继曾，出生在上海一个小职员家庭，肄业于中等工业学校和德文医学堂。武昌起义后，他先入中华共和宪政会，任宣讲部长，继而加入中国社会党，随后则联络工厂主朱志尧等人共同发起工党，并被举为临时干事，负责筹备一切。21日，徐召集大会，推举正副党长及各职员，朱志尧当选为正长，他和钟衡臧当选为副长，中华民国工党上海总部遂告正式成立。

工党领导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工头、开明士绅。它的基层组织是按行业建立的，各行业皆选有正、副领袖。这些所谓“领袖”，多数也是有产阶级。其党员也并非“以工人为主体”。它宣布：工党“万不可屏逐资本家于局外”；工党是“工界之工党”，而非“工人之工党”⁽²⁹²⁾。在此思想指导下，徐企文一次就介绍二百多“工头领袖”入党⁽²⁹³⁾。

该党宗旨是：1．促进工业发达；2．开通工人智识；3．消改工人困难；4．提倡工人尚武；5．主持工界参政。其核心是第一条，实际就是“实业救国”。它不提倡工人罢工，主张与资本家通力合作，以与欧美各国争存竞胜。工人如有加资要求，“必先通告各企业家，及要求不遂，不得已始行罢工政策”⁽²⁹⁴⁾。它宣布：工党的任务在“提倡国货，改良制造，使中国物产为外所欢迎”⁽²⁹⁵⁾。其进行手段是要求政府厉行普及工业知识，争回治外法权，厘订专利条例，奖励发明创造，补助实业教育经费，提供工业贷款等等⁽²⁹⁶⁾。它还呼吁国人“爱用国货，勿购洋货，以挽回利权”⁽²⁹⁷⁾。

为了发展实业，使工人不致因“过度劳动”而对“劳动问题”“起恶感情”，该党对工人的经济利益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心。这在当时各政党中是绝无仅有的。在思想上，它认识到“职工者，工业之花也”，“可爱而不可贱”⁽²⁹⁸⁾。在行动上，它支持工人反对个别“不人道”的资本家。1912年7月，上海翻砂工人为缩短工时和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它组织“罢工干事会”作工人后盾。同年12月，上海小木工人罢工期间，面对雇主解雇威胁，徐企文邀请“素抱人道之资本家二十余人”发起工党第一木工公司，以防工人失业。1913年2月，它曾“议就关于儿童工作、成年人工作之时间，星期休业，最少数之工金以及劳动保险、罢工律等十余种议案”⁽²⁹⁹⁾，准备向国会请愿。等等。

工党在政治上属于同盟会派。它拥戴孙中山为“名誉领袖”，以其民生主义为指导思想，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3年5月1日，徐企文代表工党出席了自由党等团体为声讨袁世凯而发起的公民大会。紧接着，他又与张尧卿、柳人环等发动攻打上海制造局的武装起义，并为此献出了生命。由于领袖被杀，工党随即瓦解。

第三节　各省政情与南北对峙的政治形势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人们企盼已久的南北统一终于实现了。但正像时人所说：“统一者其形式，而不统一者其精神。”⁽³⁰⁰⁾综观各省政情，南北对峙的政治形势，实际上仍然存在。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同盟会领导下的南方各省同袁世凯控制的北方各省仍处于对抗地位。同盟会企图通过地方革命政权，保存与发展革命势力，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袁世凯北洋集团则力图仗恃他们攫得的中央政权，铲除和消灭革命势力，维护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这实际上仍是革命与反革命两大政治势力较量的继续。此外，立宪派、旧官僚控制下的南方各省，虽然拥护袁世凯中央集权，但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又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其性质尽管与前者不同，但也可说是南北对峙形势的又一种表现。最后，包括北方在内的其他各省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斗争，以及某些省份各种力量的消长变化，从根本上说也是这种政治形势的反映。

一　同盟会领导的南方各省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江西、广东和安徽等省仍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俨然成为同盟会的“根据地”⁽³⁰¹⁾。

当时，江西、安徽都督分别为李烈钧和柏文蔚，广东都督由胡汉民复任。李、柏本是反对让权袁世凯的激进派。胡汉民虽主张交出政权，但也很快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中感到共和有被断送的危险，主张继续坚持反袁斗争。为此，他们采取了以下各项巩固革命政权和发展革命势力的措施。

（一）加强同盟会的领导地位。李烈钧接任江西都督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根据同盟会党部决议，“对军政两界人员大加淘汰”，将“旧有人员更调大半”⁽³⁰²⁾。其中新委各司司长，除教育司长符鼎升为统一党党员和军务司长俞应麓党籍不明外，内务司长钟震川（继任者王有兰）、财务司长魏期灵、司法司长王侃、实业司长曾桢等，均为同盟会员。又设政务会议，自都督以下各司长及都督指定的顾问皆参加，“议决事项，交由各司分别执行”⁽³⁰³⁾。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后，所有司厅旅长“悉由都督任命”⁽³⁰⁴⁾，而且“非同党不用”⁽³⁰⁵⁾。如以陈炯明为总经略，邓铿为陆军司长，廖仲恺为财政司长，罗文幹为司法司长，朱执信为核计院长，邹鲁为官银钱局总办，陈景华为警察厅长等。柏文蔚在安徽政争十分剧烈的情况下，为“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而接任都督。就职后，他以思想激进的陈仲甫（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徐子俊为参谋长，王曙笙为机要秘书，徐唯一为高级参谋，“一切施政方针皆由四人代为规划”。他自己则在管昆南、卢仲农、谢叔骞等人协助下，“将所有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他明确指出：革命党人决不能违背“革命的宗旨”⁽³⁰⁶⁾。

（二）牢固掌握军权。这不仅表现在各同盟会都督向袁世凯力争发布征兵令、调动军队和整饬兵工厂之权，还表现在对于裁军的数量与步骤，始终坚持依本省实际情况而定，既不受袁世凯限制，更不以他的意旨为转移。因此，各省虽裁遣一部分乌合之众，但也有效地保存了一定数量的革命军队（详见下章裁军问题）。

（三）积极整顿财政。为解决财政困难，李烈钧一面详定章程，慎选贤能，开发资源，改革税则；一面设立民国银行，严禁钱商典当发行钞票。同时规定各项财政措施，均以“维持地方权利”为宗旨。例如，对淮盐统由两淮盐政总理张謇派员督销一事，他坚决要求将所收各款十分之六留赣，“其盐局总办及派委分销、缉私各员，赣省应有节制商撤之权”⁽³⁰⁷⁾。对萍乡县煤矿，他不顾汉冶萍公司董事会的反对和工商部的查办，仍主积极开办。结果，经过短期整理，江西财政“居然绰绰有余”。当时广东财政也十分困难，每月“收入不过百万元，不敷之数在二百万元以上”⁽³⁰⁸⁾。廖仲恺从确定货币流通办法、清理各类厘捐税收和发行有奖公债等方面入手，切实加以整顿，使财政有了明显转机。安徽通过“统一币制，厘定钱粮”等项措施，也取得一定成效。比如芜湖常关，监督李葆林“以裕课宽商为宗旨，将所有积弊革除净尽”，每年约增收三十余万⁽³⁰⁹⁾。为切实控制财权，各同盟会都督还坚决要求各省自定税法及征收法，反对袁世凯在各省设立财政专司，监理财政⁽³¹⁰⁾。

（四）坚持地方分权。胡汉民原来就持地方分权意见，因此他复任不久即通电提出“有限制的集权说”，要求“分权各省”。他说：“此时不能采集权制，一则视察难周，易启奸人之心；一则易使人狃于故常，不能唤起其爱国之念；最大之忌，则在使全国易返专制，稍不幸则全局皆翻。且其国内治既未完全，与其赖中央数人之力以整顿，不如分权各省，自为整理，成功较易。”⁽³¹¹⁾接着，李烈钧也认为这是“吾国今日建设之方针”⁽³¹²⁾，联合各省都督，电请袁世凯实行⁽³¹³⁾。他还明确表示：“鄙见对于地方分权，信为民权根基，当竭心力，以期扩张。”⁽³¹⁴⁾可见，各同盟会都督主张地方分权，完全是为了扩张“民权”，而目的即在反对袁世凯集权，返回专制。这与同盟会纲领是一致的。当时陪同孙中山视察江西的马君武就曾称赞李烈钧说：“地方分权为吾党所主张，而李督为实行本党主张之第一贤豪。深愿猛进不怠，造成新江西，以为中国模范。”⁽³¹⁵⁾

此外，各同盟会都督在改良社会风气和实行民生主义方面也作了一定的努力。对于社会风气的改良，以安徽柏文蔚态度最为坚决，也最富于成效。主要表现在：1．雷厉风行推行禁烟政策。柏文蔚督皖不久，即下令封闭烟馆，铲除烟苗，规定有私种二十株以上者，处以极刑⁽³¹⁶⁾。对于私贩鸦片，更坚决予以打击。如安庆某商勾通英商偷运鸦片，被警务人员截获，柏文蔚当即令警察厅就地全部焚毁。事件发生后，英人公然出动战舰，百般威胁。但柏毫不示弱，集中炮队，严阵以待，迫其退出安庆。2．破除迷信，“废除淫祀”。省城内外庙宇庵堂中的土木偶像大都被毁除，庙产一律充公。有人上书，请保留城隍庙中的纪信偶像，柏文蔚批道：“城为城垣，隍为城濠，安得有神为之主宰？”“城隍专司鬼录，某人为某处城隍，此原巫觋之流言惑众”，“是为我国民最大之污点”，“本都督废除淫祠，正欲先毁城隍为拔本清源之计，岂有任听存在，留此障碍物，以阻进化之理？”⁽³¹⁷⁾3．禁演淫秽戏曲，并对不听劝告之园主依法拘留，震动颇大。

在实行民生主义方面，江西和广东都进行过或试图进行某种尝试。江西李烈钧上任伊始，即宣布他的唯一目的在于“为地方计安全，为人民谋乐利”⁽³¹⁸⁾。为减轻人民负担，他宣布自1912年6月15日起实行新的田赋征收办法，规定田赋每丁一两，征足钱二千七百文，每漕一石，征足钱三千六百文，亩捐串捐概行取消；地丁赋加税，每丁一两，征收至多不得超过三百文，每漕一石，征收至多不得超过四百文⁽³¹⁹⁾。他还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如：下令取消武宁等县浮粮⁽³²⁰⁾；主持政务会议议决设立贫民借贷所，以使贫民“易于借贷，而轻于酬偿”⁽³²¹⁾；严令“禁止米谷出口及米商平价”，一再调整、减轻茶税；积极兴办社会公益，如继续修筑南浔铁路，拨款修筑南昌、新建等县圩堤，使人民免受水患之害；等等。这些措施，固然不可能给人民生计以多大改善，但毕竟反映了同盟会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关注。

广东则试图实践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廖仲恺的更换土地契约法案就是为了这一目的提出来的。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1．每个土地所有者持前清政府所发旧地契，于两个月内交军政府进行登记，换发新照；2．业主自由呈报地价，政府按价抽税百分之二；3．逾期未换契者，加倍征税，甚至没收土地。廖仲恺指出：这不单是沿袭中国历代更换必改税契的做法，更重要的是为将来广东改革地租，以实现孙中山土地照价纳税的主张创造条件。1912年7月中旬，经过激烈辩论，换契法案在税额减为百分之一与延长换契期限的条件下为省临时议会所通过。孙中山对此十分赞赏，认为这种单税法，为平均地权的一个办法⁽³²²⁾。更换契照当然不可能解决土地国有问题，但力图将孙中山的学说付诸实践，这不仅难能可贵，而且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严格说来，各同盟会都督在巩固、发展革命势力和改革社会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是有限的，而且很不彻底。但是，即使这样，也具有明显的反专制独裁的战斗意义。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反对派的态度就清楚了。在江西，据一篇发自南昌的通讯记载，李烈钧督赣后，“赣省之前清官僚派深恐君子道长，大生嫉妒；又有某党（指共和党江西支部）排斥异己，每思推倒李督，以乱赣省”⁽³²³⁾。共和党参议员郭同、李国珍和所谓江西旅京同乡公益会也在京遥相呼应，或提出查办李烈钧违法案于参议院，或四出活动，以为后盾，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安徽，立宪派、旧官僚肆意攻击柏文蔚授权“佥壬”，“拥兵自卫”，要求袁世凯代之以北洋军阀陆建章。而广东的立宪派、旧官僚则颠倒是非，攻击胡汉民“武断专横”，意在“专制”。至于袁世凯更采取种种阴谋手段，企图从根本上动摇和打消各同盟会都督的改革计划。他屡派大员到皖，“币重言甘”，拉拢柏文蔚；又以二百万元和晋勋一级为诱饵，邀李烈钧入京；对胡汉民则以高等顾问相许。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柏、李、胡等始终虚与委蛇，不为所动。以上事实表明，同盟会领导下的各省确实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处于对峙地位。

二　立宪派、旧官僚控制的南方各省

湖北、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一般说来，属于由立宪派、旧官僚完全掌握政权或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的省份。

湖北黎元洪受革命之赐，由前清协统一跃而为民国副总统、鄂军都督领参谋总长，但他与革命党人并无感情，随着个人地位的巩固和全国形势的变化，其反动面目也就暴露出来了。他打击革命党人的主要策略是“阳为附合，徐图敉平”⁽³²⁴⁾，伺机利用革命党人的内部矛盾，以打击革命党人。1912年7月，同盟会鄂支部（由前文学社改组而成）横遭迫害一事，就是典型事例。

6月中下旬，所谓同盟会谋乱的谣传，在武昌内外不胫而走。月底，以孙武为首的共和党鄂支部和同盟会鄂支部各军界要人，在黎元洪召集的军事会议上又大起冲突，孙派指责同盟派王宪章、杨玉如等“因不得重要位置，欲谋危黎副总统，推倒鄂军政府”，同盟派自辩这是共和党的诬陷。双方相争不下，以至动武⁽³²⁵⁾。会后，都督府民政总监、军务司等府署轻信“同盟会亦欲推倒共和党重要人物”，公然架起大炮，空气异常紧张。黎元洪见有机可乘，于7月1、2日宣布武昌戒严，下令“有暴动及擅自开枪聚众者，格杀勿论”⁽³²⁶⁾。尽管居正、胡秉柯等代表同盟会向黎声明“但使共和政体一日无颠覆之虞，同盟政党断不至有革命之举”⁽³²⁷⁾，但王宪章（代二镇统制）、杨玉如（都督府顾问）和祝制六（警察学校监学）仍被黎无理解职。到了17日，黎元洪更出动大批军警，逮捕江光国、滕亚纲和祝制六，随即秘密杀害。随后，黎宣布祝制六为“群英会会长”，“私立机关，假改革政治为名，主持极端破坏”，“实属……罪大恶极”⁽³²⁸⁾，并依照所谓“名册”索捕处死“文学社同志”“不可计数”⁽³²⁹⁾。由此可见，这次被称为“第三次革命”的风潮，实际上是黎元洪利用“党争”打击同盟会力量的一次阴谋活动。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祝制六等遭无辜杀害后，同盟会内尽管有人看出是黎元洪“做成的圈套”，而领导人却不敢为他们伸冤，甚至否认他们之间的关系。蒋翊武就公开表示与被杀三人“志不同，道不合”，“祝等犯罪与否，不得而知”⁽³³⁰⁾。他们还一味指责孙武为谋取都督职位，出钱唆使李忠义告发，一手制造了这次事件。孙武则上书黎元洪，指控事件为同盟会“主持”，要求“宣布罪状，通告国中”⁽³³¹⁾。就这样，一场黎元洪打击、迫害革命党人的活动到头来反淹没在派别斗争之中。

与此同时，黎元洪又狠抓军政大权，全面控制各要害部门。他作为一个武人，自然懂得枪杆子的重要性。还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便一面扩充军队，一面位置私人⁽³³²⁾，以后又适应袁世凯的需要，将军队缩编为三个师，以前清旧军官唐克明、王安澜和卖身投靠、声称给他“四十把大刀包把文学社员杀绝”的蔡汉卿为师长。对军政府各要害部门，他更是“远贤亲佞”，极力把持。如立宪派夏寿康“顽固荒谬”，继杨时杰、周汝翼之后委以内务司长，潘祖裕“贪婪狡猾”，继胡瑞霖、李作栋之后使长财政，其他“若饶汉祥之狡谲，李国镛之卑鄙，孙发绪之阴险，唐仲寅、吕丹书辈之诡暴，刘有才等之无赖，凡能助黎氏以滥杀为事者，黎无一不信任之”。总之，所任之人“非前清龌龊之旧员，即市井无赖之朋类，否则旧日野蛮之军官，旧部污贱马夫卒弁”⁽³³³⁾。此时，他虽通电提出“军民分治”，并于7月1日正式宣布实行，但正如时论所说，不过是虚有其名。因为代理民政长刘心源就是他的亲信，而且各司司长的任免，仍受他的“干预”。如饶汉祥升任内务司长，黎澍继潘祖裕为财政司长，“均出自黎氏之手”⁽³³⁴⁾。可见，黎元洪实行“军民分治”，丝毫不意味着放弃对权力的垄断。

此外，为了加强统治地位，黎还和袁世凯日相勾结。在当时同盟会与袁世凯的历次争执中，黎元洪几乎无不站在袁世凯一边，推波助澜。而袁世凯为了向南方渗透北洋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对他极尽笼络之能事。据张国淦说，袁军事上利用陈宧“削弱武汉革命武装”，而政治上即通过他“和黎进行联络”⁽³³⁵⁾。黎、袁合谋将有影响的首义党人调离武汉，由袁世凯“笼以高官厚禄”，加以羁縻。包括孙武、张振武、蒋翊武在内的“起义功人”先后被调到北京。但除孙武等少数人外，大都识破了袁、黎的诡谋，不久又相继回到了湖北。

在黎元洪统治下，首义之区的湖北很快恢复了旧的统治。省城武昌阴森恐怖，直如“黑暗地狱”⁽³³⁶⁾。“法庭之黑暗有甚于前清州县衙门，贿赂公行，毫无顾忌，草菅民命，仍用酷刑”⁽³³⁷⁾。革命之初发布的铲除一切陋规的文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甚至“变陋规为正税，于满清薄税之名亦不保存”⁽³³⁸⁾。而且罗掘无穷，人民“生命财产直等之空花幻影，绝不能得确实之保护”⁽³³⁹⁾。总之，“幸福未见丝毫”，人民依然水深火热。

但另一方面，黎元洪终非北洋派，他控制湖北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厚势力于一己”。他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勾结，从根本上说是建筑在共同对付革命党人基础上的，本身就是相互利用的政治交易，因而有着矛盾的一面。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袁世凯包藏祸心，欲以亲信代黎督鄂，而任黎为参谋总长；黎则借口参议院于兼任“颇生疑义”，拒不受命，甚至鼓动左右，大造他“万难离鄂”的舆论。

同时，黎元洪固然不遗余力打击湖北革命党人，但对省外革命党人，特别是同盟会本部，却不愿决然断绝关系。同盟会选举他为协理，他未予反对，而且在有的问题上还往往采取“调和”态度，并不完全以袁世凯的意愿为转移。例如，对贵州问题，他支持杨荩诚反对唐继尧，并为此发起召开鄂、湘、黔三省四方会议，通过黔军回黔、滇军回滇的协议。接着，他又以执行“协议”为名，请袁任命他所派代表赵钧腾为贵州宣慰使，企图以赵督黔。黎元洪的“调停”虽因后来遭到袁世凯的破坏和唐继尧的反对，未能变为事实，但却明显反映了他与袁世凯的争夺。以上事实说明，黎元洪也是不甘心完全受制于袁世凯的。

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与湖北情况不尽相同，但在基本立场和发展动向等方面，却颇为相似。

首先，无论云南还是贵州和广西，各都督都拥护袁世凯集权。蔡锷宣称“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³⁴⁰⁾，并且从政治、财政、舆论、组织和军事等各方面全力支持和维护袁的统治。唐继尧说得更直截了当：“继尧外观时变，内察国情，力助中央，俾得展布政策。”⁽³⁴¹⁾所谓“力助中央”，即是“力助”袁世凯。

其次，他们都排斥同盟会势力。唐继尧虽是老同盟会员，实际上这时已完全成为立宪派和旧官僚的代言人。他攻击孙中山坚持“南北之见”，要求袁世凯取消省制，企图根本取消各省同盟会势力。他残酷镇压贵州自治学社的反抗，即使《临时约法》保护的集会结社，也企图加以取缔。唐继尧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也是得到蔡锷支持和默许的。当唐因受到贵州同盟会的反对，意欲率军回滇时，他就出面劝阻，说是“一旦舍去，不独黔省良善无以安生，且全黔又必为某党（指同盟会）势力所弥胜，于国家前途，关系匪浅”⁽³⁴²⁾。在云南，蔡锷虽因同盟会拥有很大势力，且未对他造成直接威胁，因而未对革命党人采取粗暴的压制措施，仍保持着形式上的联合，但其瓦解和削弱同盟会力量的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主用文官、反对军人入党及公开提出毁党主张等等，都明显含有这种企图，而且在行动上也与同盟会日渐“疏淡”⁽³⁴³⁾。至于广西，陆荣廷一经地位巩固，就公然宣布不许革命党人有所活动。即使后来他参加了国民党，也如他所说，“只知有国，不知有党”⁽³⁴⁴⁾，仅仅挂名而已。

再次，他们都力图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唐继尧随着地位的巩固，个人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袁世凯曾对他加力拉拢，但他总半推半就，“不肯完全买账”。蔡锷对袁世凯也保有一定的独立性。当时就有他奉行“大西南主义”的说法。陆荣廷则在“桂人治桂”的旗号下，把旧军中的陈炳焜、谭浩明、沈鸿英、莫荣新等人，以及广西籍旧官僚和立宪派豪绅陈树勋、唐钟元、韦锦恩等网罗在自己的周围，日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一切以发展自身利益为转移。

当然，三省的实际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的。比如，蔡锷拥袁就非完全效忠袁世凯个人。在他看来，民国初建，“当以救国为前提”⁽³⁴⁵⁾；而“救国”，就必须建立“强健有力之政府”；而建立“强健有力之政府”，就必须拥护袁世凯集权。蔡锷把救国和拥袁混为一谈，以为拥袁就是救国，这当然是错误的，但也表明他的拥袁同时交织着爱国思想的因素。因此，蔡锷虽拥护袁世凯，但对袁的所为绝非一味盲从。如他要求袁世凯“于用人行政之际，破除畛域，以协群情，痛扫弊风，以新耳目，使秕政余毒，不至复生，民国基础，得以巩固”⁽³⁴⁶⁾。又如在借款问题上，他强烈反对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接受帝国主义的苛刻条件，并在云南全省掀起认购爱国公债的热潮，以实际行动抵制帝国主义的要挟；等等。这表明蔡锷与唐继尧、陆荣廷还是有区别的。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湖北等省政局的变化，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以反对革命党人、拥护袁世凯和极力维护既得利益为特征的政治势力。这种政治势力在根本上代表了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利益和要求。由于当时全国范围的政治形势主要表现为革命派与北洋集团的斗争，它同时又带有明显的地方实力派的色彩。尽管其表现形式与程度在各省不尽一致，但这个总的格局及发展趋势则是显而易见的。

三　处于激烈争夺中的南方各省

浙江、福建、江苏、湖南、四川等省则是另一种情势。一方面，同盟会或居于实际掌权地位，或掌握大部分军队，或依然为政治上的中心力量。另一方面，立宪派在这些省份基础雄厚，力量相当，同革命党人的争夺十分激烈。因此，这几个省既不同于同盟会完全领导的省份，也有别于立宪派、旧官僚直接控制的各省，政局明显表现出急剧变化的特征和不同的发展趋势。在江苏、湖南，同盟会影响在继续扩大，而在浙江、福建、四川，同盟会的力量则在日渐削弱。

第一种情况，可以湖南为例。湖南独立不久，立宪派便通过政变夺得政权，推谭延闿为都督。但革命党人没有停止斗争，加之革命在全国尚处于高潮中，谭延闿不敢与革命党人“过于立异”，所以“政治上的中心力量还是在同盟会方面”⁽³⁴⁷⁾。

当时，部分中下层革命党人对“非同党出身”的谭延闿推翻革命政权一事，愤恨不已，“常有排去之意”⁽³⁴⁸⁾。以周震鳞、程潜等人为代表的上层革命党人，为把湖南变成同盟会的前进基地，则普遍赞成遵照黄兴指示，采取争取谭参加革命与尽力发展同盟会势力并举的方针。这一方针得到北京同盟会本部的支持。同盟会本部于6、7月间特派仇鳌回湘主持党务。仇到湘后，经内外革命党人积极活动，被谭任为民政司次长。他政治上“主急进”，组织上“主用少年英俊”⁽³⁴⁹⁾，很快把各方面力量聚集到同盟会的周围。而这一切，居然又得到了谭延闿的默许或赞同。因此，不但谭本人早在4月就加入了同盟会，到9月下旬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几乎所有立宪派头面人物及骨干分子都成了国民党员，谭延闿并被举为支部长。仇鳖本人也由此正式取代刘人熙担任民政司长，握取了行政用人大权。随后，黄兴、宋教仁又相继返湘，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影响。财政、实业和军事厅厅长也都改由革命党人担任。

当然，谭延闿靠拢革命党人并不表明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而主要是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他倚重程潜等人，既是为着假党人之手裁减军队和对付中下层革命党人的反抗，但同时也意味着革命党人势力的不断增长，使他不得不迎合以至接受革命党人的某些主张。他不顾旧势力的反对，长期保留周震鳞的筹饷局局长职务就是一例。周“大权独揽，操纵自如”，而且所行政策也颇具革命意味。例如募集捐款一事，他规定一律按房产、田产的多寡摊派，豪绅权贵照样“提充”。湘潭袁树勋拥资近千万，因“不愿多捐”，即将其田产五千余亩及省城镇沅典铺（约值银五万两）一律没收充公。长沙瞿鸿禨原认捐不多，后又逃往上海租界躲避，遂将其所存长沙蔚丰厚票号银四万两以及日升昌票号银一万两，一并提出充公。湘乡曾国藩祠被改为“大汉烈士祠”，其田产五百余石拨充烈士祠常年费，并提现银四万余两，充作军饷。即使对于谭延闿之兄也“驰电交攻”，迫其认捐缴纳。这种经济上严厉打击豪绅的做法，在当时全国也是十分突出的。

此外，谭延闿还在军事、实业建设等方面采纳了革命党人的一系列建议。在军事上，黄兴提出另编一支新军，推荐张孝准担任军事厅厅长，谭表示完全接受。同时因购械“为中央所不许”，他拨银六十万两，计划于醴陵自设兵工厂。在实业建设方面，他支持废除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原订川粤湘鄂筑路借债合同，主张“由湘人自行主持”。在改革风俗方面，他“禁止买卖人口，提倡破除鬼神迷信”⁽³⁵⁰⁾。对临时政府的组织，他要求袁世凯不再留用“从前名誉已坏、为民国所不认可者”⁽³⁵¹⁾。对于省制、省官制，他主张无论省长取何种方式产生，总须经省议会同意或择定。对梁启超回国问题，他“反对极力”⁽³⁵²⁾。如此等等。可见，谭延闿虽意在利用革命党人，以加强自己的地位，但革命党人也极力把他拉向维护共和的轨道，而且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双方关系日益密切毕竟对袁世凯北洋集团是不利的。

第二种情况，可以福建为代表。福建独立后，革命党人彭寿松身兼数职，实际控制着军政大权。起初他尚“虚心接纳”，不久即对郑祖荫、林斯琛、刘通等老同盟会员“逐渐疏远”，甚至不惜以暗杀手段，先后派人刺杀了同盟会员蒋筠和黄家宸。接着，又查封《群报》和《民言报》，逮捕并严刑拷打《群报》主笔、同盟会员苏渺公。

但总的说来，这还不是福建全部问题的根本所在。首先，蒋、黄被刺一案，据当事人刘通说：蒋筠光复后“畀以县长（县知事），不满所欲，自负才力，愤怒不平”，于是“到处演讲，肆意攻击”。黄家宸光复后曾招集数百人，请彭寿松编营给饷，彭以事前未奉命令，中间又无报告，加以拒绝。黄遂“散布仇恨之言”，并图谋暗杀彭寿松⁽³⁵³⁾。其所办《民心报》，则“主张裁撤政务院”，迫彭寿松去职⁽³⁵⁴⁾。因此，蒋、黄被刺后，上海《太平洋报》刊载的一篇《福建通信》说：“《民心报》主任某（指黄家宸）不得辞其咎。”⁽³⁵⁵⁾可见蒋黄案主要还是革命党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其次，彭寿松在查封《民言报》馆告示中指出：“及至光复告成，人人竞争权利，要求位置，本总监以建设方始，人浮于事，总应因地择人，不能人尽有事。此辈所求不遂，捏造无稽之言，任意污蔑，滥登报中，言之深堪愤懑。”又说：“现民国虽已成立，国际潮流日急，基本未尝巩固，功罪尚不敢自知，何暇计及求全之毁？业败垂成，本总监非有司马昭之心，不可无伊尹之志，不得已权行专制手段，期达共和目的。”⁽³⁵⁶⁾此外，当时舆论也认为，“彭之为人，与官僚派誓不两立”⁽³⁵⁷⁾，又始终主张“政权应操于革命党人之手”⁽³⁵⁸⁾。这说明彭寿松“权行专制手段”，固然表现了他的专横跋扈，但其本意也多少含有维护革命政权的成分。

然而，彭寿松的恃权骄横，却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提供了可乘之机。

本来，由立宪派和旧官僚联合组成的闽省共和党支部以及所掌握的共和实进会，早已“生觊觎之念，暗嗾该省人民排彭”⁽³⁵⁹⁾。因此，蒋黄案和查封报馆案相继发生后，“其乘瑕蹈隙，谋攫政权者，如水银泻地之无孔不入”⁽³⁶⁰⁾。他们首先广造舆论，攻击彭“把持政权，广植党羽”⁽³⁶¹⁾，继而推举省临时议会议长宋渊源（同盟会员）及议员陈祖烈、朱腾芬等赴京请愿查办彭。宋等先到上海运动岑春煊率兵赴闽镇抚，得岑同意后，即联合福建公会及南洋华侨联合会所举代表径赴北京，请袁世凯委以正式名义。袁当时正拟委张元奇为闽省民政长，将北洋势力伸入南方，宋等此举自然使他喜出望外。于是，他当即任命岑春煊为福建镇抚使，同时下令撤免彭寿松都督府总参议、警视厅总监各职，听候查办。

当蒋黄案和查封报馆案发生后，部分同盟会员为“稳定政局”，曾主张请陈其美担任都督，林森为民政长，但为立宪派、旧官僚所坚决反对。袁世凯查办令下，黄展云、马景融、郑祖荫、董光弼、林衡可、林雨时等同盟会员又以“人心惶恐”为词，一面致电袁世凯要求“阻止岑带兵入闽”；一面召开市民大会，发表演说，号召罢市，以谋抵制。立宪派、旧官僚则以共和实进会、国民协会、共和党闽支部等五十六团体名义，致电欢迎岑春煊“速来”⁽³⁶²⁾。

彭寿松虽曾准备抵抗，但因势单力孤，又不为党人所谅，终于9月辞职离省。1912年10月3日，岑春煊带兵赴闽。他到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袁世凯通电缉拿彭寿松，“解赴闽省归案讯办”，并大兴党狱，逮捕林斯琛、陈景松，株连数十人，欲将“同盟党人一网打尽”⁽³⁶³⁾。至于他保荐的民政、司法、外交等司司长，则无一非前清旧官吏⁽³⁶⁴⁾。11月16日，袁世凯任张元奇为福建省民政长。从此，北洋派进入福建。

浙江、四川与福建情形大体相似，所不同的是浙江继任都督朱瑞直接被袁世凯拉拢，成为北洋势力在浙江的代理人；四川由于尹昌衡一意宠信胡景伊，大权旁落，终于使胡景伊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勾结演为事实。

以上两种情况清楚表明，革命党人只要继续坚持斗争，即使像湖南、江苏这样并不实际掌握政权的省份，也会使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反之，如果居功骄横，热衷于个人权势，或看不到加强革命政权的重要，就都将导致政局的逆转和革命力量的被摧残。而后一种情况则又无一不是立宪派、旧官僚和北洋集团合谋导演的结果。

四　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方各省

袁世凯直接控制的直隶、河南和山东，则呈现另一番景象。

直隶等三省，是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发迹地。武昌起义后，这三省也出现过“炸弹横飞，前仆后继，势不可遏”的革命形势。但由于袁世凯的残酷镇压，斗争大都失败了，旧的统治秩序本没有什么改变。袁世凯上台后，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对这些省的控制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首先，袁世凯不顾南京临时政府和三省人民的反对，强行安排自己的亲信、死党为各省都督。还在他被举为临时大总统不久，南京临时参议院就通过了一个“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规定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甘肃和新疆等未独立各省，须将原有督抚撤除，另由各该省临时议会公举都督⁽³⁶⁵⁾。但袁世凯认为这样势必动摇他对北方的控制，拒绝实行。他先令上述各省督抚改称都督，“职权仍旧”⁽³⁶⁶⁾，然后宣布“南方都督为革命时代所推戴，北方都督乃从前督抚之改称，“沿革不同”，军民“心理亦不同”，故都督民选问题“非军政民政分析之后，无从解决”⁽³⁶⁷⁾。他并抢先造成既成事实，于1912年3月15日任其亲信张锡銮署理直隶都督（1912年9月8日改任冯国璋为都督），23日改任张镇芳署理河南都督，28日任周自齐为山东都督（到任前由余树达署理）。当南京临时参议院要求新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同意撤换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时，袁世凯竟蛮横表示：“三省都督，业由本总统委定，决无更改之理。”⁽³⁶⁸⁾

袁的倒行逆施，引起三省人民的强烈不满。以河南为例：张镇芳督豫命令一下，全省“舆论哗然”，各团体纷纷上书，表示“死不承认”。省咨议局并致电袁世凯拒绝张镇芳到豫，同时提出举同盟会员曾昭文为河南都督，河南旅宁将校团也发电响应，要求推曾督豫。因此，张镇芳抵豫后，终日如坐针毡，不敢出门一步⁽³⁶⁹⁾。但袁世凯毫不让步，他密电张镇芳说，河南旅宁将校团推曾督豫，出于黄兴“私意”，断不能接受⁽³⁷⁰⁾。

在袁世凯支持下，张锡銮、周自齐、张镇芳等为“增涨北方势力”，首先牢牢控制各级地方官吏的任用大权。张镇芳走马到省，一次即保荐三十余人，请袁“破格录用”，致使省府各官“非前清之翰林，即前清之主事”，府一级知事“非前清之进士，即前清之中书”⁽³⁷¹⁾，成了清一色的“官僚派”。周自齐向袁保证：“到任后，一切要政，万不敢自作主张，惟有事事禀命大总统而后行。”⁽³⁷²⁾张锡銮、冯国璋上任后，也再三宣称“维持现状”，将都督府和各级地方政权完全置于袁世凯北洋集团控制之下。其次，对待省临时议会，也完全按袁世凯意旨行事。冯国璋独断专行，凡事拒不提交省议会讨论。直隶省临时议会要求他：1．都督府各官一律更换；2．任用司道须得省议会同意；3．各州县知事考试录用；4．财政由省议会举人掌理⁽³⁷³⁾。但他在袁世凯怂恿下⁽³⁷⁴⁾，除第三条曾口头敷衍一时外，其他各条表示概不接受。张镇芳更“视省议会若仇敌”⁽³⁷⁵⁾。河南省临时议会制定《临时省议会法》，规定有议决本省官制、官俸、官规和承诺及否拒本省行政主管官任用的权力，他借口与《临时约法》相抵触，坚不承认⁽³⁷⁶⁾。甚至于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河南省会于中央省制未颁行时，有暂行议决本省官制之权”⁽³⁷⁷⁾，他仍横加阻拦，破坏实行。

袁世凯对直隶等三省加强控制的另一措施，是在“保持公安”的名义下，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及一切进步势力。

首先是强行改编和遣散革命武装。当时，河南、山东都还保留有革命党人的军队。河南仅王天纵、刘凤同、马云卿领导的南阳民军，就有六七千人，马四五百匹，炮十二尊⁽³⁷⁸⁾。另有旅沪豫人组织的“威武军”，驻军信阳。对于南阳民军，袁世凯先是企图强令他们退出豫境⁽³⁷⁹⁾。王天纵等通电反对后，他随即加委李纯督办豫南剿抚事宜（不久改任豫南总司令官），相机“收抚”，同时密电张镇芳，“收抚”必须“不令多留”⁽³⁸⁰⁾。李根据袁世凯旨意，提出改编刘凤同所部为陆军两营、炮队一队，王天纵、马云卿所部各为巡防两营（内有马队一营），其余一概缴械遣散。袁当即电准照办，并表示“豫饷不敷，可暂由京协济”⁽³⁸¹⁾。对于威武军，袁世凯同样采取“剿抚并用”策略。6月初，威武军因国民捐问题发生内讧，要求撤换司令，率众回沪。袁世凯密令张镇芳会同李纯乘机“将该军勒令缴械，就地遣散”，不可令其“成师回沪”，并说：“如虑滋事，可酌拨兵队震慑。”⁽³⁸²⁾李纯也认为“趁此除根，方足弭其后患”，并提出三种遣散办法，即“以威严整饬……令留械潜逃，是为无形遣散；以大势开导，给饷一月，并予凭照，是为名誉退伍；末以审察人数，实行强迫收械遣散”⁽³⁸³⁾。曾在辛亥革命中威震一方的南阳民军和威武军，就这样在袁世凯软硬兼施之下，被相继取消了。以后，王天纵、马云卿应袁电召先后入京，王最后终被袁世凯收买。威武军司令官张鹗翎、主令参谋陈星枢则被袁以“折变公债票”罪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年，各褫夺公权十五年。后因李书城等四十七人联名上呈抗辩，才又下令“特赦”。山东民军重要组织人连成基的命运更惨，他于军队改编后奉令入京，刚抵天津，就被陆建章派人杀害于码头。

其次是残酷镇压革命党人的反抗。当时，直隶等三省的不少革命党人为维护共和，反对专制，仍继续坚持斗争。仅河南开封就有“共和中立死士团”、“监察共和团”和“铁血团”等革命团体。他们或以“流血”相号召，或以“暗杀”为宗旨⁽³⁸⁴⁾，决心将不惜生命对付那些“假意共和者”⁽³⁸⁵⁾。对于革命党人，袁世凯一开始就确定了“重治”的方针。他以总统府军事处名义密电直隶等三省都督及各统领，“于军队驻扎之所，专设收信处，派亲信员弁专司检查”；如发现革命党人联络函件，“即行扣留，密访下落，以清奸宄”⁽³⁸⁶⁾。于是，天津“铁血监督团”首当其冲，惨遭北洋集团剿杀。该团是1912年2月由曾广为、方正、马伯援、凌钺等人，为防止袁世凯效法拿破仑称帝而组织的，宣称“以铁血监督政府，排去国民公敌，促进完全共和政体为宗旨”⁽³⁸⁷⁾，在直隶、河南各地广泛开展活动。铁血监督团出现于北洋腹地，袁世凯当然不能容忍。6月，赵秉钧便以谋刺袁世凯罪名，拘捕曾广为兄弟四人，并判处曾广为监禁二年，其弟曾广伟等各一年，武装押解河南光山原籍，但行至信阳，即被李纯借“土匪”之手杀害了，该团随即也被取缔。山东周自齐主要采取软化手段，对付革命党人。他令登州（今属蓬莱市）、黄县所有“有功人员”，到济南都督府稽勋局登记，“论功行赏，从优议叙”；甚至假惺惺委任同盟会主要负责人徐镜心为济东泰武临首道，但其真实目的不过是以官禄为钓饵，实行分化瓦解而已。徐镜心等人虽然进行了抵制，但山东革命势力终究为周所肢解，从而使袁世凯达到了完全控制山东的目的。

再次就是摧残舆论，禁止人民“私自结社、集会、演说”⁽³⁸⁸⁾。张镇芳逮捕开封《自由报》总编辑贾英，毫不掩饰地宣称他“不懂得什么法律，宁拚着都督不作”⁽³⁸⁹⁾。直隶巡警道杨以德在天津肆意殴辱、拘捕新闻记者。他手下一个稽查员是这样说的：“尔等开报馆者……均属目无长官，要造反，再要不改，吾们杨大人（指杨以德）有的是势力银钱，不难将尔等按土匪炮制。”⁽³⁹⁰⁾仅此二例，便足以看出北洋集团摧残舆论到了何等暴虐的地步。

总之，直隶、河南、山东三省较之辛亥革命前并没有多少变化，所不同的是北洋势力急剧膨胀，控制进一步加强。1912年5月10日，开封《大中民报》曾刊载一组题为《哀河南》的诗，其中一首写道：“堂堂贵戚⁽³⁹¹⁾莅中州，亡国余威使人愁。大陆依然崇专制，共和若付水东流！”这首诗所描绘的，不只是河南一省的情况，其实也是直隶和山东的真实写照。

五　东三省

袁世凯对东三省的控制，同样不遗余力。

武昌起义发生后，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首的封建势力，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顽固对抗革命。他们通过奉天咨议局表示：“如竟成共和政体，应请将东三省暂予特别办法。”⁽³⁹²⁾所谓“特别办法”，就是“举恭王即皇帝位，以赵尔巽为总理”⁽³⁹³⁾，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小朝廷。

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着东三省的局势。他认为赵尔巽心怀叵测，便暗中加紧收买东三省将领，以牵制赵尔巽。他派遣密使，赠给张作霖“军刀一柄及其他贵重物品，价值一万余元”⁽³⁹⁴⁾。同时委张锡銮为东三省边务大臣。张锡銮的任命遭到赵尔巽公开抵制后，他又一面调动北洋第四镇，进行“武力震慑”，一面派心腹段芝贵赴奉天活动。在袁世凯拉拢下，张作霖态度一变，公开通电拥戴袁世凯做“共和大总统”，并向袁表示：如满族贵族在东三省建立小朝廷，“自有统领等抵制，请纾廑念”⁽³⁹⁵⁾。在此形势下，赵尔巽被迫作出拥袁决定，但同时提出以东三省用人、行政不变更为条件⁽³⁹⁶⁾。袁世凯权衡利害，满足了赵尔巽的要求。3月15日，他正式下令分别改任赵尔巽、陈昭常、宋小濂为东三省都督和吉林、黑龙江都督。就这样，在充满狡诈和肮脏的交易中，东三省挂起了五色国旗。

东三省虽然宣布改旗易帜，但用人行政一仍其旧，来往公文、示谕仍用总督印信，大清银行、官报发行所等名目依然存在如故。直到这年11月张锡銮取代赵尔巽时，还发布告示，劝导各界剪发，改用阳历，宣布不准再用前清衔翎及钦命字样，大人、老爷、卑职、沐恩等名称，请安跪拜诸仪节以及前清官帽官服，等等⁽³⁹⁷⁾。可见，在此之前，封建统治秩序并无丝毫改变。在此情况下，革命党人遭受迫害是并不奇怪的。赵尔巽公开宣称：“今者政体已定，更无革命之可言”，“倘再意图破坏，扰害治安，即属国民之公敌”⁽³⁹⁸⁾。他强令所有革命军队及革命团体“立即解散”，凡非奉籍党人，一律驱逐出境，奉籍党人必须“各回旧业”⁽³⁹⁹⁾，否则，就“借重武力”。锦州铁血会支部未及全部解散，即被指控“存心扰乱治安，破坏大局”，“一日拿获三十七人”，后经丁开嶂极力营救方陆续开释，但铁血会调查部长王寰已冤死狱中⁽⁴⁰⁰⁾。

吉林、黑龙江并不比奉天好些。黑龙江宣布共和当天，宋小濂还在捕拿革命党人。同盟会支部长管颖侯、理财部长关步青就因揭露他“破坏共和，暗助宗社党”，一个被通缉，一个被逮捕。同盟会虽一再派人交涉，致函诘问，他仍声称“按律惩办”，绝不“稍涉宽纵”⁽⁴⁰¹⁾，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吉林陈昭常同样“阳奉共和之名称，实阴施其毒辣之手腕”，致使“遍地叫苦，民不聊生”⁽⁴⁰²⁾，“人民空享共和之虚名，常受专制之实祸”⁽⁴⁰³⁾。

赵尔巽等肆无忌惮迫害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早在劝赵赞同共和时，他就有话在先：“如省内有借名革命紊乱秩序者，均认为马贼，即行弹压勿贷。”⁽⁴⁰⁴⁾赵等后来解散革命团体，遣散革命党人，他又派朱锡麟、张英华、张石携巨款协同办理。朱等到奉天，仅用二十天时间，便“将东三省及所属各蒙旗党人一概资遣净尽”⁽⁴⁰⁵⁾。

但是，袁世凯支持赵尔巽“保全”东三省，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扩张北洋势力。因此，当赵尔巽自恃“保全地方”有功，企图垄断东三省权力，而坚决反对三省都督平权⁽⁴⁰⁶⁾，要求改称奉天都督为大都督，仍照前清律例，“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一切政事”，并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袁的“军民分治”阴谋计划提出异议时，他便毫不客气地要迫赵去位了。

其实，袁世凯先前委任张锡銮为东三省边务大臣，派段芝贵赴奉天活动，就有乘机取代赵尔巽的意图。只是由于赵尔巽宣布“赞成”共和，打乱了他的如意计划。1912年4月，袁准备再次采取措施，策划由齐耀琳出任东三省都督，但未及实行，即遭到赵尔巽的抵制。赵鼓动东三省将领联名致电袁世凯，声称东省时局万分危险，若骤易生手，恐将“全局动摇，前功尽弃”，并特别指出：东省现在局面纯系“赵都督剖心呕血换来者”，为“彰公道而安人心”，必须“倾心推重”，“决不令赵都督避谤引退”⁽⁴⁰⁷⁾。但袁世凯去赵之心并未因此而打消。随后，他改采“釜底抽薪”办法，策动东三省将领，特别是张作霖叛离赵尔巽。张作霖本与赵貌合神离，自袁世凯改编其部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并任他为师长后，便更加有恃无恐，处处与赵作对。赵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再次提出辞职。11月3日，袁世凯批准赵“辞职”，以张锡銮署奉天都督（16日正式任命奉天都督），并加陆军上将衔，终于实现了他对东三省的直接控制。

六　山西与西北各省

山西与西北各省在袁世凯的胁迫下，实际上也被纳入北洋集团的势力范围。

山西临近京畿重地，是袁世凯极力争夺的省份。当派兵干涉和拒绝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的阴谋相继失败后，他便以强硬手段压迫阎锡山就范。开始，他严令阎锡山仍驻忻州，不准返回省城太原，并放风说将以布政使李盛铎取代他的都督地位。后虽迫于舆论，他不得不于1912年3月15日任命阎为山西都督，但同时又委李盛铎为民政长，以牵制阎（李以病辞，改委原太原府知府周勃署理）。

阎锡山对革命本不十分坚定，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为了保住他的都督地位，自4月4日回到太原后，即开始积极投靠袁世凯。他不惜以四十万重金贿赂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又把袁早年的把兄弟董崇仁派往北京进行疏通，甚至将他的父亲送到北京作人质，以表示对袁的恭顺。在政治上，他极力迎合袁世凯，“在北方首倡裁兵”，“极主军民分治”，因而很快就博得袁世凯的赏识，认为：“革命人才鲜当人意，独阎都督器宇深纯，与流俗异也。”⁽⁴⁰⁸⁾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适应袁世凯的需要，还极力排挤打击革命势力。首先，他“对于一切革命有功者咸不信任”⁽⁴⁰⁹⁾。其次，他借“裁军”之名，压制革命力量的发展。如晋北续桐溪等提出将“忻代宁公团”改编为正式军队，晋南河东革命党人要求以李鸣凤旅为基础扩编为第二师，均被他拒绝。再次，对在晋外籍革命党人，尤心怀猜忌。总之，凡不肯为他所用的，没有不遭到他的忌恨和排斥⁽⁴¹⁰⁾。

阎锡山一面遏制革命势力，一面又以同乡五台人为中心，以封建纲常名教为纽带，结成死党。以同乡关系充任都督府秘书长的赵戴文就常说：阎与他是“君臣之分”⁽⁴¹¹⁾。同时，为巩固权力，阎还大力扩充嫡系军队（即同乡军队），“配以新式快枪精良武器”，待遇极为优厚。反之，对外省、外乡军队，则视为异己，处处加以限制。由此可见，阎锡山虽依然列名同盟会、国民党，实际上已毫无革命党人的气味。

但山西毕竟是辛亥革命中风雷激荡的省份。阎锡山投靠北洋军阀和排除革命势力的行径，必然要引起不甘顺从的革命党人的不满与反抗。到1912年底，终于酿成了震动全国的“河东案事件”。

河东是山西辛亥革命的重要据点，也是革命党人力量最集中的地区。阎锡山回太原不久，为了全省的统一，温寿泉曾自动宣布取消河东军政分府。但以观察使张士秀、驻军旅长李鸣凤为首的革命党人，认为“袁不可靠”，阎为保地位计，也“恐将附袁”⁽⁴¹²⁾，主张拒绝阎锡山的裁军改编命令，继续保持和发展革命力量。他们提出二十四项附加条件，要求“对于都督或民政长所发命令，见为不合时，得暂令所管地方官吏缓期执行”⁽⁴¹³⁾。他们并利用河东经济富庶的有利条件，控制全部盐课钱粮，准备坚持长期斗争。

阎锡山攻击张、李“聚财称雄，俨然割据”⁽⁴¹⁴⁾，借口统一财政，接连派员向张、李施加压力。随后又派南桂馨为河东筹饷局局长兼会办军务，坐镇河东，伺机夺取军政大权。南桂馨原为同盟会员，这时已完全成为阎的亲信。他一到运城，即命令各县钱粮地丁一律直接解局，以控制财权，并以巨款运动各团、营长反抗张、李。他威胁说：如不服从，即“借都督名义设法处置”⁽⁴¹⁵⁾。但是，各团、营长终不为所动，夺权阴谋也很快被张、李察觉。于是，阎锡山抢先下令撤免李鸣凤，而代以亲信孔繁蔚。

12月27日，张、李等人忍无可忍，将南桂馨拘捕严讯，并于当天致电袁世凯，揭露南“煽乱酿变”，要求从速查办军政司司长黄国樑。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称的“河东案事件”。这是阎锡山积极投靠袁世凯，一意排除异己的结果，也是不甘妥协的革命党人反对阎锡山斗争的总爆发。

阎锡山获悉南桂馨被拘后，惟恐阴谋暴露，急令张、李交出南，由孔繁蔚解省“讯断”。李鸣凤表示：“当整率全旅来省交代。”阎锡山见李将诉诸武力，便一面急电袁世凯，指控张、李违法抗命，请派大员前往河东“督饬裁并军队”；一面亲派董崇仁入京，请示“机宜”。袁世凯本对河东革命党人恨之入骨，自然有求必应，当即电令张、李放出南桂馨，归阎“办理”，并威胁说：“南桂馨等倘有丝毫损害，定惟该旅长是问。”⁽⁴¹⁶⁾同时密令阎锡山，若李率部回省，“即以土匪相待，痛加剿办可也”⁽⁴¹⁷⁾。张、李针锋相对，明确指出：“阎实为此案原动”，自在“统一讯办之列，无再参与讯办之权”。为昭“平允”，应由中央特派大员，并另委邻省都督或接境带兵大员，来运城会同办理，同时取消阎锡山的会办权，一并提拿归案讯办⁽⁴¹⁸⁾。接着，他们又发布宣言书，声明不认阎为都督，不认袁再有特任山西都督之权⁽⁴¹⁹⁾。阎、袁见威胁恫吓无效，便进而勾结起来，大动杀机了。

阎锡山宣布张、李为国民公敌，电请袁世凯速派兵“会剿”，声称“若再延长时期，不以武力解决，不但南桂馨性命堪虞，而晋省大局将不堪设想”⁽⁴²⁰⁾。袁接电后，即令保定北洋第二师王懋赏率混成一团“迅赴太原”，归阎指挥；令陕州毅军统领赵倜率军渡河，勒令交出南桂馨，“解散该处军队”。12月22日，赵倜率马步炮六营直抵运城，将张、李拘押，解往北京，交军警执法处审判。阎锡山为置张、李于死地，也专程赶往北京。结果，原告成了被告，南桂馨宣布“无罪释放”，张、李反以“称兵作乱，危害民国”罪被判处徒刑，河东革命军队也被遣散。一场正义的斗争，就这样被狼狈为奸的阎锡山、袁世凯残酷镇压下去了。从此，阎完全控制了山西的军政大权，成了北洋军阀的附庸。

控制西北，也是袁世凯的既定目标。对陕西，他如同对山西一样，主要采取威胁拉拢手段，利用革命党人削弱革命势力；而对西北其他各省，则主要是扶植旧势力，打击革命党人，进而扩张北洋势力。他在甘肃，采取的就是这后一种办法。

辛亥革命后，甘肃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中心。一个是兰州的以代理布政使赵惟熙为首的旧官吏和立宪派，他们迫于大势，同时也是为了阻止军学各界“自举都督”，“酿成暴动”⁽⁴²¹⁾，于1912年3月6日，由赵领衔致电袁世凯和资政院表示“承认共和”。另一个是秦州（今属天水市）的以黄钺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进步青年，他们经多方努力，于3月11日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袁世凯为达到控制甘肃的目的，3月15日，正式下令委任赵惟熙署甘肃都督。随后又以兰州承认共和在先为借口，诬蔑秦州独立是“甘心破坏”，“为全国公敌”，强令黄钺取消独立，一切听候赵惟熙命令办理⁽⁴²²⁾。赵在袁的支持下，也攻击黄钺为“匪徒逆党”，准备调军围堵。但黄钺不畏强暴，据理抗争。他复电袁世凯，申明秦州独立时，“未闻兰有承认共和之事”，并揭露兰州承认共和后，除“悬国旗”和宣称政纲服制“暂仍旧贯”外，“一事未办”，是名为承认共和，实则沿袭“腐败专制”。至于甘省统一问题，电文表示秦州军政府成立不久，即拟约八条，谋求解决，但赵惟熙等拒不答复，惟以武力相威胁，是破坏统一责任不在我而在彼⁽⁴²³⁾。黄电义正辞严，使袁无辞以对。但是他为了达到控制甘省的目的，紧接着又蛮横宣称黄“擅拥甲兵，自称独立”，“非辟以止辟不可”⁽⁴²⁴⁾。本来就准备采用武力镇压手段的赵惟熙，这时更加狐假虎威，叫嚷黄钺“蓄意扰乱和平，甘为天下公敌”，“不能不诉之于武装”⁽⁴²⁵⁾。

对于袁、赵所加罪名，黄钺能够据理进行驳斥，但同时也暴露了他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他仅仅停留在要求袁承认秦州军政府的合法地位，而没有进一步采取巩固革命政权的措施。他一再向袁表示：“钺始终守和平恬退主义，所以解决稍迟者，正因大总统屡次来电，全与钺事实不符，必俟心迹彰明，方能去此。”⁽⁴²⁶⁾因此，当袁世凯顺势变换策略，表示承认他“前次倡议反正，自系误会甘省未承认共和所致”⁽⁴²⁷⁾，“心迹实有可原”⁽⁴²⁸⁾，赵惟熙也虚伪表示承认他所提解决条件时，他便接受“和平解决”，于6月7日宣布取消秦州军政府了。

袁世凯支持赵惟熙取得了甘肃全省的统治权，赵自然懂得怎样报答这一知遇之恩。他公开宣布将以袁所标榜的“渐进主义”为治甘方针，并向袁保证说：以此“办理一切，自有把握”。他竭诚拥护袁世凯“中央集权”，赞成袁大借款和对各省省长实行任命。与此同时，他又以袁为榜样，实行个人专制。尽管当时的省临时议会远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议长李镜清也只是一个与革命党人有过某些联系的开明士绅，但由于对他“招权纳贿、任用私人”表示过不满，便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利用狭隘的地方观念和民族成见，挑拨、操纵回族将领马安良派兵围困省议会，接着又派人于7月17日刺杀了李镜清。连当时北京国务院也认为他的某些行为“殊乖共和政体”⁽⁴²⁹⁾。

在赵惟熙统治下，封建秩序重又笼罩了整个甘肃。“即冠服一端，犹复红顶花翎，朝珠补服，招摇过肆，忝不为怪。”大小官吏唯以“保全利禄为心”，“不识共和为何物”⁽⁴³⁰⁾。以周务学、刘尔炘为核心的封建复辟势力，甚至公开组织“保清会”，开列条件，要求以“特别法治甘肃”⁽⁴³¹⁾。其实，这不仅甘肃一省如此，也是袁世凯控制下的所有西北各省的缩影。

————————————————————

(1) 《各省代表议和全案》卷下，第49页。

(2) 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1912年版，第119页。

(3)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3页。

(4) 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1912年版，第10页。

(5)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10页。

(6)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27、28、123页。

(7)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27、28、123页。

(8) 李克格、杨绍周：《天津壬子兵变记事》，《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9)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103页。

(10) 《第三镇兵变真因》，《民立报》，1912年3月14日。

(11) 《专使会议要闻录》，《民立报》，1912年3月9日。

(12) 杨雨辰：《壬子北京兵变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438—440页。

(13)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3页。

(14) 唐在礼：《辛亥革命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41页。

(15)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145页。

(16) 叶恭绰：《民元北京兵变时我之闻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431页。

(17)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149—150页。

(18)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1—172页。

(19)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3月3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94页。

(20)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3月11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502页。

(21) 《欧陆各报论京津兵变》，《辛亥革命》（八），第513页。

(22) 《欧陆各报论京津兵变》，《辛亥革命》（八），第518页。

(23) 《共和实进会上袁世凯书》，《大公报》，1912年3月3日。

(24) 《北京三军统之危言》，《申报》，1912年3月10日。

(25) 《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1，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8页。

(26) 《致吴稚晖函》，孙常炜编：《蔡元培集》，第1034—1035页。

(27) 黄世晖记、蔡元培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22页。

(28)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3页。

(29)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1946年版，第114页。

(30) 《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9日。

(31) 《袁总统受任余记》，《申报》，1912年3月18日。

(32) 誓词为叶恭绰起草，梁士诒修正，先于3月8日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认可。誓文见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26年版，卷首。

(33)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

(34) 《命令》，《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2日。

(35) 《袁世凯致各省都督电》，《申报》，1912年3月27日。

(36) 如福建沙县共和实进会与农商教育自治会联名致电袁世凯，指出除免民元以前实欠在民钱粮，“则辛亥年份钱粮自在应予免除之内”，但随后又“强以清宣统三年钱粮纳入民国元年范围”，是“徒负失信之恶名，于实际上毫无补益”；且“闽光复时已豁免至庚戌年”，故豁免令“仅属虚文”（《申报》，1912年4月26日）。

(37) 《临时大总统令》，《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2日。

(38)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39)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6页。

(40)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6—197页。

(41)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6—197页。

(42) 《覃振致各报馆电》，《申报》，1912年3月17日。

(43) 《顾忠琛致袁世凯等电》，《民立报》，1912年3月18日。

(44) 《新政府成立之种种》，《正宗爱国报》，1912年4月1日。

(45)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3页。

(46)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3—1084页。

(47) 《大总统哭告唐总理》，《正宗爱国报》，1912年4月9日。

(48) 《王芝祥将督直隶》，《正宗爱国报》，1912年4月11日。

(49) 《北方各界力阻南军》，《申报》，1912年4月13日。

(50) 《北方各界力阻南军》，《申报》，1912年4月13日。

(51) 《关于劝阻南军北上之要电汇志》，《正宗爱国报》，1912年4月9日；《黎副总统敦促临时政府成立》，《民立报》，1912年4月12日。

(52)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4月18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557页。

(53)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3册，未刊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54) 《唐绍仪电告逗留之原因》，《正宗爱国报》，1912年4月17日。

(55) 血儿：《顾全大局》，《民立报》，1912年4月12日。

(56) 《新旧京官现形记》，《申报》，1912年4月30日。

(57) 《袁总统安慰人心》，《太平洋报》，1912年4月16日。

(58) 《内务总长辞职不成》，《申报》，1912年5月2日。

(59) 《陆军部之暗潮》，《民立报》，1912年4月30日。

(60) 《事在人为》，《正宗爱国报》，1912年5月20日。

(61) 《新政府之人才评》，《远生遗著》卷2，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页。

(62) 《一声声鸣不平》，《民立报》，1912年5月25日。

(63) 后经江苏省临时议会提议，每省选举七人。

(64) 湖北省临时议会自称先后得十五省复电赞同（其中包括福建省）。但福建都督孙道仁通电声明：“鄂省临时议会发起召集临时国会一节，闽并未表同情，来电想系误会。”（《申报》，1912年4月6日）

(65) 《湖南特别议会致各省议会等电》，《申报》，1912年3月12日。

(66) 湖北省临时议会致各省临时议会咨议局等电，《申报》，1912年3月15日；《临时议会与参议院之生灭问题》，《申报》，1912年3月21日。

(67) 《临时议会与参议院之生灭问题》，《申报》，1912年3月21日。

(68) 湖北省临时议会致各省临时议会咨议局等电，《申报》，1912年3月15日。

(69) 《申报》，1912年3月24日。

(70) 《参议员力持保存参议院》，《申报》，1912年3月24日。

(71) 《临时约法》第十八条规定，参议员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3月1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致各省都督、省议会及咨议局电中亦极力维持，说参议员“或民选，或公派，一惟各省自定，万不能执民选二字反对参议员，因以反对参议院”。但时隔一日，又发电提出“若谓都督选派之参议员不足代表人民，尽可按照约法第十八条规定，选派五人之数尽由民选”（《参议员力持保存参议院》，《申报》，1912年3月24日），可见完全是为了满足湖北等省临时议会的要求。江苏省临时议会就公开说：“是该议员等亦已知舆论之所在，幡然思返。”（《三纪临时议会与参议院之生灭问题》，《申报》，1912年3月27日）

(72) 《三纪临时议会与参议院之生灭问题》，《申报》，1912年3月27日。

(73) 《两总统对于中央议会之政见》，《申报》，1912年4月4日。

(74) 《致各省都督电》，《正宗爱国报》，1912年4月9日。

(75) 《梁士诒函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6) 《三纪临时议会与参议院之生灭问题》，《申报》，1912年3月27日。

(77) 《北京鄂省议员电》，《申报》，1912年4月12日。

(78) 《鄂省改选参议员》，《申报》，1912年4月19日。

(79) 《程德全致袁世凯电》，《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1，第18页。

(80) 湖北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与江苏的杨廷栋，原为南京参议员，后宣布辞职，故不包括继续当选者之内；江苏陈陶遗、杨廷栋、凌文渊基于同样的原因，亦不包括在落选者之列。

(81) 《汪荣宝蝇营狗苟》，《太平洋报》，1912年5月5日。

(82) 《参议院秘书厅通告》，《正宗爱国报》，1912年5月2日。

(83) 副议长王正廷已担任内阁工商次长，自应改选，故同盟会全力维护林森议长席位。

(84) 梁漱溟：《有关民国初年政见的见闻纪实》，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85) 吴景濂（1873—1944），奉天宁远州（今辽宁省兴城市）人。他所以被选为议长，还因为：第一，他原为奉天咨议局议长，于参加统一共和党的同时又为民社、统一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等政团的发起人或成员，与立宪派保持极为密切的联系；第二，他既是南京参议员，又是“民选”新议员，且手段圆滑，“于新、旧感情均洽”（《申报》，1912年5月9日）；第三，统一共和党议员中，有一半以上为东三省人，一直唯吴马首是瞻。

(8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5页。

(87) 《社说二·论袁党之动机》，《太平洋报》，1912年5月7日。

(88) 《袁总统新设临时筹备处》，《申报》，1912年2月29日。

(89) 《新北京宦海升沉记》，《申报》，1912年4月9日。

(90) 据1912年5月17日《太平洋报》载：拱卫军于5月1日正式改编而成，共计三十五营。其分布情况为：北京驻十五营，天津驻三营，保、正、顺三府各驻一营，郑州驻二营，彰德驻十营，京津车站驻二营。

(91) 《游民政治》，《远生遗著》卷1，第23页。

(92) 《唐绍仪充高级顾问》，《正宗爱国报》，1912年6月29日。

(93) 《参议院第十三次会议速记录》。

(94) 《参议院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

(95) 主要是三种意见：一、定大政方针既不属于大总统，也不属于国务总理，而属于国务院；二、定大政方针自包含于“保持行政之统一”中，不必标明；三、大政方针不属官制问题，不必讨论。（《参议院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可见多数议员并未完全明了彭允彝的真实用意。

(96) 《中华民国名人传·蔡元培》，第39页。

(97) 《徐傅霖等质问大总统府另设财政筹备处、军事处书》，《参议院议决案汇编》乙部，第四册。

(98) 《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远生遗著》卷1，第7页。

(99) 《组织参议院消息》，《时报》，1912年4月5日。

(100) 《时报》，1912年2月29日。

(101) 《参议院议决中央官制案》。

(102) 章行严：《论国务院官制与内阁制》，《民立报》，1912年6月30日。

(103) 《宋教仁集》下册，第405页。

(104) 《新政府组织种种》，《申报》，1912年5月2日。

(105) 蔡元培：《答客问》，《民立报》，1912年7月27日。

(106) 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2集，第302页。

(107) 《政界内形记》，《远生遗著》卷2，第9页。

(108) 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2集，第302页。

(109)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110) 《南京参议院电致袁大总统受任祝词》，《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4日。

(111) 《参议院致袁大总统辞》，《正宗爱国报》，1912年5月1日。

(112) 《参议院第一、三次会议速记录》。

(113) 《参议院第二十二、二十九、三十次会议速记录》。

(114) 《参议院第四十一次会议速记录》。

(115) 《参议院第四次会议速记录》。

(116) 汤化龙语，见《参议院第四十次会议速记录》。

(117) 匪石：《两年来政党变迁之大势》，《民权报》，1913年11月13日。

(118) 善哉（丁世峄）：《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第1期，1913年5月。

(119) 善哉（丁世峄）：《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第1期，1913年5月。

(120) 本馆驻京记者冰心：《北京社会之面面观》，《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

(121) 本馆驻京记者冰心：《北京社会之面面观》，《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

(122) 本馆驻京记者冰心：《北京社会之面面观》，《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

(123) 《共和国新发生政党之调查》，《大公报》，1912年2月6日。

(124)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6页。

(125)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53页。

(126) 驻宁云南同盟分会何畏、吕志伊等致张儒澜等电（1912年2月23日），《滇南公报》，1912年3月13日。

(127)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8页。

(128)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32页。

(129)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40页。

(130) 节初：《论政府亟宜筹安抚蒙藏》，《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27日。

(131) 《联合会改党纪事》，《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4日。

(132) 《章炳麟反对孙黄》，北京《民视报》，1912年1月14日。

(13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0页。

(134)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9页。

(135) 《特别广告》，《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5日。

(136) 一谔：《释共和》，《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8日。

(137) 斐青（即解树强）：《本报百六十日之回顾》，《大共和日报》，1912年6月21日。

(138) 一谔：《外债诤言》，《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2日。

(139) 《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4日。

(140) 《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9日。

(141) 《正蒙藏分离说》，《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14日。

(142) 斐青：《本报百六十日之回顾》，《大共和日报》，1912年6月21日。

(143) 《中华民国联合会政党通告》，《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1日。

(144)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79页。

(145)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71页。

(146)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80页。

(147) 《联合会政党纪事》，《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3—4日。

(148)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88页。

(149) 《统一党广告》，《国民公报》，1912年5月7日。

(15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2页。

(151) 《闲评二》，《大公报》，1912年6月2日。

(152) 《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93页。

(153)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8页。

(154) 统一党致孙中山等电（1912年3月29日），《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30日。

(155) 一谔：《时评二》，《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25日。

(156)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87页。

(157)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84页。

(158) 《章太炎之政见》，《时事新报》，1912年5月7日。

(159)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160) 《神州日报》，1911年12月10日。

(161) 《章炳麟之消弭党见》，天津《大公报》，1911年12月12日。

(162) 《太炎最近文录》，第77页。

(163) 《说丛》，《民立报》，1911年12月12日。

(164) 《同盟会本部改定暂行章程并意见书》，《天铎报》，1912年1月2日。

(16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页。

(166) 《共和民主两党宴孙中山先生记》，《宝山共和杂志》第5期，1912年12月。

(16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0页。

(168) 《张溥泉复章太炎书》，《缔造共和之英雄尺牍》卷5。

(169) 《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事略》。

(170) 据《民立报》1912年1月21日载江西马毓宝、吴铁城致陈其美电，29日载广东潮州留日同盟会员林国英等致陈电，以及《天铎报》1912年2月2日载蒋作宾致陈电，均称陈在沪发起将同盟会改为“共和本党”，并称以“辅助及监督新政府之行政”为宗旨，后因同盟会决定改组政党而作罢。另据《民权报》1912年7月13日载《尹仲材启事》称，“军国党”签名参加者计512人，后以同盟会改组政党，公议取消。又据1912年3月28日《天铎报》载张治澜等致孙中山等电称，四川成都同盟会分部于1月14日开会议决组织“共和党”。

(171) 据胡汉民说，因孙中山“方综国政，不宜兼摄党事”，所以改举汪精卫为总理。（《胡汉民自传》）

(172) 《汤觉顿致梁启超书》，未刊稿，北京图书馆藏原件。

(173) 居正：《梅川谱偈》，第18页。

(174) 当黎元洪伙同袁世凯阴谋杀害湖北党人张振武、方维后，同盟会本部即发表“启事”，宣布革去其协理并予除名。（《民立报》，1912年8月28日）

(175) 《中国同盟会滇支部全体公启》，昆明《天南日报》，1912年8月19日。

(176) 《前中国同盟会粤支部长谢英伯报告北京本部及各省支部书》，《民谊》第2号，1912年12月。

(177) 《中国同盟会总章草案》，《民立报》，1912年3月6日。

(178) 百砺：《本会政纲第一条说明》，《中国同盟会杂志》第3期，1912年。

(179) 《民权报》，1912年4月27日。

(180) 《民权报》，1912年4月17日。

(181)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8页。

(18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0页。

(183) 郑少壮演稿：《同盟会与国家人民之关系》，《中国同盟会杂志》第6期，1912年9月。

(184) 居觉生（正）：《梅川日记》，大东书局1947年版，第74页。

(185)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9页。

(186) 《时报》，1912年5月22日。

(187) 《中国同盟会杂志》第3期，1912年。

(188) 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189)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1页。

(190) 《民社大事记》，《民声日报》，1912年4月22日

(191) 汤觉顿致梁启超函（1912年7月18日），未刊稿，北京图书馆藏原件。

(192) 《民社缘起及规约》，《天铎报》，1912年1月21日。

(193) 《建都武昌之倡议》，《民声日报》，1912年2月20日。

(194) 春雨：《龙蟠虎踞之南京》，《民声日报》，1912年3月15、16日。

(195) 《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民声日报》，1912年3月7日。

(196) 春雨：《龙蟠虎踞之南京》，《民声日报》，1912年3月15、16日。

(197) 《国民之声》，《民声日报》，1912年4月27日。

(198) 留予：《论各省都督宜由中央任命》，《民声日报》，1912年4月14日。

(199) 《敢问今之执政》，《民声日报》，1912年4月15日。

(200) 张伯桢致梁启超函（1912年3月27日），《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第974页。

(201) 《大公报》，1912年4月9日。

(202) 《太平洋报》，1912年4月8日。

(203) 《大公报》，1912年4月12日。

(204) 《共和党本部第一次报告》，第2页。

(205)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59页。

(206) 《民国公会主都北京之公电》，《大公报》，1912年2月28日。

(207) 民国公会致孙中山等电（1912年3月4日），《神州日报》，1912年3月5日。

(208)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73页。

(209) 《共和党本部第一次报告》，第2页。

(210)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73页。

(211) 蓝公武致梁启超函（1912年3月），《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1184页。

(212) 《专电》，《时报》，1913年4月16日。

(213) 共和党本部撰稿：《共和党党义浅说》，《宝山共和杂志》第3期，1912年10月。

(214) 《共和党成立大会纪事》，《大公报》，1912年6月3日。

(215) 共和党本部撰稿：《共和党党义浅说》，《宝山共和杂志》第3期，1912年10月。

(216) 《共和党欢迎孙中山纪事》，《时报》，1912年9月10日。

(217) 《民声报之三大罪》，《民权报》，1912年7月27日。

(218) 《孙武之谈论》，《时事新报》，1912年6月11日。

(219) 《共和党本部第一次报告》，第26—27页。

(220) 京师警察厅总监令（1913年3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21) 内务部秘书处致外左四区警察署函（1913年4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22)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89页；《六团不能合并实情》，《国民公报》，1912年5月9日。

(223)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90页。

(224) 《附太炎提议条件》，《时事新报》，1912年6月2日。

(225) 《共和党本部第一次报告》，第15页。

(226)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92页。

(227)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92页。

(228) 《统一党谈话会纪事》，《新纪元报》，1912年7月22日。

(229) 《统一党第一周年纪念大会纪事》，《新纪元报》，1913年3月3日。

(230) 《共和统一会意见书》，《民立报》，1911年12月23日。共和统一会各发起人除景耀月外，后来均未参加统一共和党。

(231) 其原文为：“政体以统一为主义，民族以共和为主义，社会以民生为主义，为本会三大政纲。”（《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纪事》，《时事新报》，1912年1月9日）

(232) 景耀月：《国民党与同盟会》，《民主报》，1912年8月14日。

(233) 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页。

(234) 《章太炎等复蔡锷电》，《华南新报》，1912年4月4日。

(235) 萧堃致梁启超函（1912年5月9日），《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962页。

(236) 《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布告》，《华南新报》，1912年5月1日。

(237) 《华南新报》，1912年5月6日。

(238) 《滇池鳞影片片》，《民立报》，1912年6月3日。

(239) 关于统一共和党，历来都称由蔡锷和谷钟秀、张耀曾所组织，虽有人指出其中的错误，但至今仍多沿袭此种说法。事实是，除了蔡锷之外，主要参加者为景耀月、陈陶遗、彭允彝、吴景濂等人。谷钟秀成为统一共和党重要人物，是该党迁往北京以后的事，在组党期间他并没有起多大作用，甚至成立时连一般参议都不是。至于张耀曾，则始终未参与该党组党活动。

(240) 《华南新报》，1912年5月9日。

(241) 《统一共和党陕西支部开会详志》，《秦风日报》，1912年6月25日。

(242) 《统一共和党本部通告》，《平民日报》，1912年9月1日。

(243) 《统一共和党规约》，《民立报》，1912年3月10日。

(244) 《统一共和党本部通告》，《平民日报》，1912年9月1日。

(245) 《大总统与统一共和党代表谈话纪要》，《大公报》，1912年6月30日。

(246) 《统一共和党本部通告》，《平民日报》，1912年9月1日。

(247) 《时评》，《大公报》，1912年7月30日。

(248) 《国民公报》，1911年12月28日。

(249) 《温宗尧君力辞国民协会干事总长函》，《时报》，1912年2月28日。

(250) 《大公报》，1912年2月8日。

(251) 《民立报》，1912年1月23日。

(252) 《申报》，1911年12月24日。

(253) 《申报》，1912年1月2日。

(254) 《国民协会为提议组织国民参事院与全国同胞商榷意见书》，《民立报》，1911年12月29日。

(255) 《大公报》1912年2月8日。

(256) 《民立报》，1911年12月25日。

(257) 《大公报》1912年2月8日。

(25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29页。

(259) 共和建设讨论会第一次发布：《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79页。

(260) 《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165—166页。

(261) 《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430、432页。

(26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32页。

(263) 《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167页。

(264) 《民主报》，1912年3月4日。

(265)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01页。

(266) 《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168—169页。

(267)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8页。

(268) 《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84—85页。

(269) 《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9页。以下凡未注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270) 怀霜：《中国果有党争乎》，《天铎报》，1912年3月13日。

(271) 《时评二十则》，《社会星》第3号。

(272) 《社会星》第2号。

(273) 《中国社会党规章》，《天铎报》，1911年11月24日。

(274) 江亢虎：《洪水集》，1913年版，第36页。

(275) 《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48页。

(276) 《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48页。

(277) 《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宣言》，《社会星》第2号。

(278) 《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记》，《社会星》第2号。

(279) 《中国社会党传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80) 《社会世界》第4期，1912年7月。

(281) 《新闻报》，1911年12月29日。

(282) 《洪水集》，第55页。

(283)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97页。

(284) 《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40页。

(285) 《社会主义之今昔》，《江亢虎演讲录》，第79、82页。

(286) 《自由党修改章程草案》，《天铎报》，1912年3月23日。

(287) 《自由党修改章程草案》，《天铎报》，1912年3月14日。

(288) 《中华民国自由党湖南支部白话报》，未刊稿，中国共产党湖南临澧县委党史办公室藏件。

(289) 王树谷致自由党本部电（1912年1月），《民立报》，1912年1月16日。

(290)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3页。

(291) 《敬录本党政纲》，《自由月报》第1期，1912年5月。

(292) 《中华民国工党宣言书》，《民立报》，1912年1月28—29日。

(293) 《工党之发轫》，《天铎报》，1912年1月26日。

(294) 《何某君之不惮烦》，《中华民报》，1912年12月5日。

(295) 《工党宣讲会志盛》，《民立报》，1912年7月20日。

(296) 钟衡臧：《论工党进行之手续》，《天铎报》，1912年1月26日。

(297) 《工党之进行》，《天铎报》，1912年3月10日。

(298) 《何某君之不惮烦》，《中华民报》，1912年12月5日。

(299) 《民权报》，1913年2月22日。

(300) 沙曾诒：《论中国今日急待解决之三大问题》，《东方杂志》第9卷第3号，1912年9月。

(301) 同盟会本部致电胡汉民，即称“粤为根据地”。（《申报》，1912年7月5日）

(302) 《李都督之新猷》，《申报》，1912年3月26日。

(303) 王辅宜（侃）：《民初江西省政府》，《江苏文史资料》第6辑；《赣省政界近闻》，《申报》，1912年7月7日。

(304) 《粤议会尊重约法之议案》，《申报》，1912年12月12日。

(305) 《筹议广东善后意见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306) 柏文蔚笔记、王坦夫整理：《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第6辑；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307) 《李烈钧致国务院电》，《申报》，1912年6月30日。

(308) 啸秋：《各省政谈》，《民立报》，1912年6月30日。

(309) 《芜湖改革今昔观》，《申报》，1912年8月7日。

(310) 《广东胡都督致大总统暨国务院电》，《正宗爱国报》，1912年6月17日；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1978年版，第147页。

(311) 《粤都督之治国策》，《民立报》，1912年6月8日。

(312) 《李烈钧致袁世凯等电》，《申报》，1912年6月19日。

(313) 《江西都督李烈钧咨请各省联合反对中央集权文》，《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2之1，第27页。

(314) 《孙中山抵赣纪详》，《申报》，1912年11月1日。

(315) 《孙中山抵赣纪详》，《申报》，1912年11月1日。

(316) 《皖都督理直词壮》，《太平洋报》，1912年10月18日。

(317) 《柏都督告全皖同胞文》，《申报》，1912年11月24日。

(318) 《宣言》，《民立报》，1912年3月23日。

(319) 《李都督规定田赋办法》，《申报》，1912年6月16日。

(320) 《李烈钧自传》，三户图书社1944年8月版，第21页。

(321) 《江西内政述要》，《申报》，1912年8月17日。

(322) 《孙中山与各界谈话会》，《民立报》，1912年6月15日。

(323) 《赣省风潮始末记》，《长沙日报》，1912年12月26日。

(324) 《黎大总统政书》，上海晋益书局1916年版，卷26，第3页。

(325) 《鄂省共和同盟两党之大决斗》，《申报》，1912年7月7日。

(326) 《鄂省共和同盟两党大决斗续志》，《申报》，1912年7月8日。

(327) 《民权报》，1912年7月9日。

(328) 《副总统黎解散乱党示文》，《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7。

(329) 蔡寄鸥：《鄂州血史》，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7页。

(330) 《蒋翊武致孙武书》，《民立报》，1912年8月19日。

(331) 《孙武诬陷同盟会之真据》，《民国新闻》，1912年8月11日。

(332) 蔡寄鸥：《鄂州血史》，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4页。

(333) 《社论三·大革命之一回顾》，《民立报》，1912年10月16日。

(334) 《内务财政两司长之八面观》，《长沙日报》，1912年11月23日。

(335) 张国淦：《袁世凯与黎元洪的斗争》，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336) 《屠户黎元洪》，《太平洋报》，1912年10月4日。

(337) 《湖北之五光十色》，《时报》，1913年3月7日。

(338) 《湖北征收钱漕之变本加厉》，《时报》，1913年5月23日。

(339) 《社论三·大革命之一回顾》，《民立报》，1912年10月16日。

(340) 《蔡松坡集》，第436页。

(341) 唐继尧：《〈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序》，《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

(342) 《蔡松坡集》，第549页。

(343) 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433页。

(344) 《公电》，《广西公报》第65期，1913年8月。

(345) 《蔡松坡集》，第716页。

(346) 《蔡松坡集》，第348页。

(347) 仇鳌：《一九一二年回湘筹组国民党支部和办理选举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79页。

(348) 《谭组庵之脱身计》，《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6日。

(349) 《湘民政司辞职之原因》，《申报》，1912年10月13日。

(350) 《湘人之改良风俗热》，《太平洋报》，1912年10月9日。

(351) 《谭延闿致袁世凯等电》，《申报》，1912年3月26日。

(35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5页。

(353) 刘通：《福建光复的回忆》，《福建文史资料》第6辑。

(354) 《闽军政府亦封禁报馆矣》，《申报》，1912年5月12日。

(355) 《共和党党员之野心》，《太平洋报》，1912年9月20日。

(356) 《彭寿松封〈民言报〉告示》，《申报》，1912年9月8日。

(357) 《共和党党员之野心》，《太平洋报》，1912年9月20日。

(358) 刘通：《福建光复的回忆》，《福建文史资料》第6辑。

(359) 《共和党党员之野心》，《太平洋报》，1912年9月20日。

(360) 郑祖荫编：《福建辛亥光复史料》，第340页。

(361) 《宋渊源等报告书》，《申报》，1912年9月19日。

(362) 《福建团体欢迎岑镇抚使电》，《申报》，1912年9月27日。

(363) 《请看岑氏之三罪》，《长沙日报》，1912年11月26日。

(364) 《一幅魑魅魍魉图》，《长沙日报》，1912年11月24日。

(365) 《参议院议事录》；《议决北省公举都督条件》，《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24日。

(366) 《临时大总统令》（1912年3月15日），《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7日。

(367) 《袁大总统复国民共进会函》，《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28日。

(368) 《袁总统以去就争自举都督》，《申报》，1912年4月13日。

(369) 《张镇芳之闭门羹》、《豫都督自请告退》，《太平洋报》，1912年4月6日、8日。

(370)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2册。

(371) 《大中民报》，1912年7月9日。转引自王天奖、邓亦兵：《辛亥革命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372) 《京师谈荟》，《申报》，1912年5月11日。

(373) 《异哉直省会之要求条件》，《申报》，1912年11月1日。

(374) 袁致电直隶省临时议会说：“任免官吏之权自应归之都督，议会不得干涉。”（《申报》，1912年12月1日）

(375) 《参议院咨请查办张镇芳函》，《申报》，1913年2月12日。

(376) 《河南都督咨文》，《申报》，1912年5月23日。

(377) 《参议院三十日会议情形》，《申报》，1912年6月6日。

(378) 据《李纯致张镇芳等电》（《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2册）。实际数字则不止这些。王天纵在1912年6月22日同盟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即称其所部解散两万三千人。（《申报》，1912年6月29日）

(379)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1册。

(380)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2册。

(381)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3册。

(382)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10册。

(383)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10册。

(384) 河南“流血会”所布传单，即宣称“以平均贫富、专事暗杀为宗旨”。（《河南近讯》，《太平洋报》，1912年6月8日）

(385) 《强国公报》，1912年4月25日；《民约报》，1912年4月22日。转引自王天奖、邓亦兵：《辛亥革命在河南》，第141页。

(386)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钞录》第11册。

(387) 《铁血监督团宣言书》，《大公报》，1912年2月28日。

(388) 《强国公报》，1912年4月11日。转引自王天奖、邓亦兵：《辛亥革命在河南》，第141页。

(389) 《参议院咨请查办张镇芳案》，《申报》，1913年2月12日。

(390) 《新天津报社同人公启》，《正宗爱国报》，1912年5月29日。

(391) 指张镇芳，为袁世凯的表弟。

(392) 《华兴报》，1912年2月21日。转引自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东三省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下），第844页。

(393) 《盛京时报》，1912年2月14日。转引自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东三省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下），第844页。

(394) 《落合驻奉天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函》，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

(395) 《退位后之东三省》，《民立报》，1912年2月21日。

(396) 《赵尔巽为国体解决后东三省行政用人勿遽变事致内阁电稿》（1912年2月13日），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81页。

(397) 《张都督最近政见》，《长沙日报》，1912年12月25日。

(398) 《奉黑两省解散民党之办法》，《申报》，1912年4月6日。

(399) 《赵尔巽为资遣南方党人回乡劝谕奉籍党人各回旧业的告示》（1912年3月2日），《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261页。

(400) 丁开嶂：《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401) 《黑省党祸纪闻》，《申报》，1912年6月24日；《宋小濂致各省都督等电》，《申报》，1912年6月14日。

(402) 《侠义党出现有期》，《太平洋报》，1912年10月18日。

(403) 《弹劾都督案续闻》，《太平洋报》，1912年8月14日。

(404) 《袁大总统电致奉天赵次帅》，《正宗爱国报》，1912年2月25日。

(405) 《赵尔巽为饬令预备朱锡麟等遣送东三省党人用费事给度支司的札文稿》（1912年3月30日）、《赵尔巽给民政部的咨文稿》（1912年4月6日），《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264、266页。

(406) “东三省都督平权”，是当时东三省政潮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主旨是改东三省都督为奉天都督，吉林、黑龙江不再受奉天节制。自东三省宣布赞成共和后，吉林、黑龙江临时省议会即倡此议。陈昭常、宋小濂从加强自身权力出发，亦极为赞同。1912年5月，东三省参议员将此案作为“建议案”正式提出于参议院，同月被参议院通过。但袁世凯认为“于事实上有种种之窒碍”，主张“变通办法”：“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各设都督，一律平权。惟吉、黑两省军事、交涉两项，仍统属之于奉天，其余三省用人行政各不干涉。”7月1日，参议院开会通过袁的“修正”。17日，袁遂下令公布，并改赵尔巽东三省都督为奉天都督。

(407) 《潘榘楹等东三省将领致袁世凯等电》，《正宗爱国报》，1912年6月7日。

(408) 尚秉和：《辛壬春秋·山西第六》，历史编辑社1924年版。

(409) 《山西乱党伏法详情》，《申报》，1912年11月24日。

(410) 《山西乱党伏法详情》，《申报》，1912年11月24日。

(411) 《阎锡山在山西》，《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期。

(412) 王用宾遗稿：《记山西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几件事》，《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123页。

(413) 《河东抗命始末记》（十一），《申报》，1913年2月28日。

(414) 《河东抗命始末记》（十一），《申报》，1913年2月28日。

(415) 《河东抗命始末记》（二），《申报》，1913年2月19日。

(416) 《河东抗命始末记》（六），《申报》，1913年2月23日。

(417) 《河东抗命始末记》（六），《申报》，1913年2月23日。

(418) 《河东抗命始末记》（七），《申报》，1913年2月24日。

(419) 《河东抗命始末记》（十），《申报》，1913年2月27日。

(420) 《河东抗命始末记》（九），《申报》，1913年2月26日。

(421) 《甘肃赵藩司惟熙等来电》，《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9日。

(422) 《黄钺致各省都督及与黄兴、袁世凯等往来文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423) 《黄钺致各省都督及与黄兴、袁世凯等往来文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424) 《大总统批斥黄钺之严厉》，《申报》，1912年5月10日。

(425) 赵星缘：《赵惟熙向袁世凯报告黄钺反正事件电文》，《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426) 赵星缘：《赵惟熙向袁世凯报告黄钺反正事件电文》，《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427) 《黄钺致各省都督及与黄兴、袁世凯等往来文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428) 《黄钺致各省都督及与黄兴、袁世凯等往来文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429) 《赵惟熙反对剪发》，《长沙日报》，1912年12月15日。

(430) 《兰州某君致旅陕同乡函》，《民立报》，1912年6月30日。

(431) 其请求条件为：1．甘肃不准办新政；2．本省人不得免本省行政官；3．解散省议会。

第二章　北洋军阀集团与同盟会矛盾的尖锐化

第一节　袁世凯追求封建独裁和同盟会的反抗

一　唐内阁垮台与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

唐内阁成立不久，就为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制，与袁世凯发生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垮台。

责任内阁为《临时约法》所规定，又是同盟会所极力坚持的重要政治原则之一。蔡元培、宋教仁等人对实行责任内阁抱着满腔热忱。唐绍仪也试图负起内阁总理的责任，在施政方面不想事事听命于总统府。如裁军问题，他主张全国一律，“并非若袁总统之偏重南方”。对北洋派和同盟会之间的矛盾，他采取调和的态度，并多次向袁世凯表示：同盟会“诸君皆以诚相待”，“决无他意”⁽¹⁾。蔡元培认为唐绍仪的主张虽然与同盟会的主张不完全一致，但也可说是“调和南北之政策”⁽²⁾。

袁世凯对唐绍仪本来是信任的，所以才任命他为内阁总理。但在袁的心目中，内阁不过是他的幕僚机构，总理只应起幕僚长的作用。因此，他非但不能容忍同盟会阁员坚持责任内阁，对唐绍仪也心怀猜忌，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³⁾。他的党徒更露骨攻击唐“专事献媚同盟会，行动离奇”⁽⁴⁾。

为阻挠责任内阁制的实行，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进行公开抵制。赵、段等在国务会议上竭力反对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的整体，主张各国务员可“单独行动”，不必固守国务院的成议。讨论各项政策，他们也决然与各同盟会阁员立于对立地位。诚如蔡元培所说：“同一谋统一也，甲派（指同盟会阁员）主开诚布公，得各方面之同意，而乙派（指赵、段等袁党）主因利乘便，以一方面为牺牲。同一集权中央也，甲派主限制的，而乙派主极端的，甲派主驯致的，而乙派主袭取的。同一借外债也，甲派主欲取姑与，一方面为取给于本国之筹备，而乙派主为单纯之磋商。其他不同之点，大率如此。”⁽⁵⁾到后来，赵秉钧索性经常不出席国务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直接向袁世凯报告，根本不把唐绍仪放在眼里。

但袁世凯的压迫，并没有使唐绍仪完全屈服。例如，在政府用人问题上，他仍旧主张“贵新不贵旧”，非万不得已，“决不可延用旧人”⁽⁶⁾。他有时和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使袁气急败坏地说出“我老了，少川你当总统吧”之类的威胁话。到了5月初，他们之间的冲突，便终于以借款问题为导火线而公开爆发了。

唐内阁成立后，因财政困难，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先以唐曾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逼他“谢罪”，接着又提出监督中国财政和军事开支的严酷借款条件。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同盟会所属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指出：银行团“监督我财政也，皆是致我国今日之死命”，“与其因监督财政而亡国，毋宁义旗再举，血溅权奸，为缔造艰难庄严神圣之中华民国稍延一线生机”⁽⁷⁾。4月29日，黄兴更通电提倡“国民捐”，以免“艰难缔造之民国沦为埃及”⁽⁸⁾。唐绍仪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于5月3日断然拒绝了银行团的无理要求。银行团大为不满。《京津泰晤士报》攻击唐绍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会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⁹⁾。袁世凯认为唐损害了他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便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交涉。

本来就不甘心同盟会占有内阁一半席位的统一党和共和党，这时也把“借款失败”归咎于唐绍仪。他们指责说：“借款团之所以必求监督我中国财政者，由不信我政府耳；其所以不信我政府者，由南京所借比款约一千数百万，而其用途并未正式宣布。此次大借款，外人恐用途又不明了，不能不要求监督。”⁽¹⁰⁾其参议员还准备向参议院提出弹劾，大有非推唐下台不可之势。共和党甚至已内定熊希龄为“候补总理”。而熊则在内阁内部屡为单独行动，动辄以辞职相要挟⁽¹¹⁾。统一党、共和党排斥唐绍仪，根本目的在打击同盟会。唐绍仪就说过：统一党、共和党“非反对我总理也，是反对我同盟会也”⁽¹²⁾。

随着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同盟会阁员痛切感到，责任内阁绝无实现希望。他们商议提出辞职，不做此“伴食之阁员”。唐绍仪也极表“赞成”，说：“公等辞职后，我亦得借此以辞。”⁽¹³⁾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王芝祥改委事件。王任直隶都督，原是唐绍仪南下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并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当时，顺直咨议局也发电要求以王芝祥督直，反对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但袁的许诺，如前所述，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放弃陆军总长一职，而由其亲信段祺瑞充任。因此，当5月26日王芝祥到京，冯国璋、王占元等十余人便于27日联名上书袁世凯，声称直隶各路军队对委任王芝祥督直“绝不承认”，“且极愤懑”。他们说非有“声威兼著，在直隶有年，感情甚孚，及军界素所仰望者，难资镇慑”⁽¹⁴⁾。袁随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委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并针对直隶各团体纷纷通电拥护王芝祥，令国务院致电署理都督张锡銮，不准各界“随意迎拒”。唐绍仪认为政府不能因军队反对，失信于民，力图挽回。不料袁竟无视《临时约法》关于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对内阁的权力表示十足的轻蔑。唐绍仪再也无法忍受了，遂于6月15日出走天津。

唐出走后，袁世凯一面派梁士诒、段祺瑞等人，先后到津作了一番虚情假意的挽留，一面开始筹组新的内阁。

唐内阁垮台，激起了同盟会的强烈不满。同盟会本部致电驻沪机关部，指出“唐为保持民国计，为保持约法计，不能不退者”。陈其美质问袁世凯：“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统可也。”⁽¹⁵⁾上海、南京、广州、南昌等南方各城市一片谴责声，公开揭露袁世凯摧毁内阁，欲实行“拿破仑之目的”。

但是，同盟会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袁世凯把持权力早已堵塞了通往责任内阁制的大门，而只是从内阁的组织形式，探寻唐内阁倒台的原因。同盟会本部致上海机关部电中，即把袁世凯剥夺副署权和熊希龄的“独断专行”、混合内阁不能保持阁议一致的“弊端”，不加区分地相提并论，最后归结为：“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同，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遂使责任内阁“徒托空言”⁽¹⁶⁾。6月20日，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等四人代表同盟会见袁世凯，更明确说：“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着进行，实因党派混杂，意见不一之故。盖非纯粹政党内阁，当然有此弊病。”因此，“此后欲图政治之进行，非采完全政党内阁不可”⁽¹⁷⁾。即使抨击袁世凯最猛烈的戴季陶，也认为“唐内阁之倒，则倒于党见混同；假使唐内阁而纯为同盟会之内阁，则必不能有今日之怪剧”，并提出“欲救中国危亡，定政府之内讧，以唯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他策”⁽¹⁸⁾。为此，6月28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正式议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¹⁹⁾，同时作出同盟会员不得自由加入“混合内阁”等规定。

同盟会以为组织政党内阁，就能保证责任内阁制不受袁世凯干涉，而发挥它的正常作用，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则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相信它有力量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织一个完全的“同盟会内阁”，以推行它的各项政策。蔡元培就满怀信心地说：“本会但本从前革命精神极力做去，政党内阁主张终有达目的之一日也。”⁽²⁰⁾同时，同盟会宣称它主张政党内阁就是为了“革除社会专制思想”、“养成政党习惯”和“引起人民政治兴味”⁽²¹⁾。这不啻是向全社会树起了一面坚持共和、反对专制的旗子。

其次，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针对袁世凯坚持混合内阁而采取的对策，具有明显的排袁意义。袁世凯挤垮唐内阁后，为便于操纵、牵制，极力主张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反对政党内阁。他说：“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材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²²⁾断然表示在他任总统期间，决不容政党内阁出现。同盟会针锋相对，坚持政党内阁主张，本身就意味着对袁世凯不信任，企图通过“政党内阁”进一步加强对袁世凯的限制。关于这一点，杨度曾说得很明白：政党内阁的主张虽“云根据学理”，实对袁世凯“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²³⁾。

二　陆徵祥组阁风潮

袁世凯挤垮唐内阁后，为阻止同盟会组织政党内阁，计划二次内阁“一切照旧，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²⁴⁾。关于国务总理，他最初放风说由徐世昌担任，因遭到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的反对，后转而属意陆徵祥。陆徵祥（1871—1949），字子欣，又字子兴，是清末一个长驻国外的外交官。武昌起义爆发时，任驻沙俄公使，受梁士诒策动，曾联合一些驻外使节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因而得任唐内阁外交总长。他表面上无党无派，实际上一切听命于袁世凯。所以袁认为由他担任总理，既可达“超然总理混合内阁”目的，又能随意操纵，并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陆起初尚犹豫，袁答应“代负责任”，陆方欣然应命⁽²⁵⁾。6月29日，经参议院多数通过，袁世凯正式任命他为国务总理。各国驻京公使纷纷致函称贺。

同盟会同意陆徵祥任总理，但对组织超然混合内阁抱抵制态度。6月28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议决阁员全部退出内阁。7月1日，再次召开会议，强调“此次既系超然内阁，凡本会会员皆不得自由加入，务使本会主张先后一致”⁽²⁶⁾。同盟会这一行动，打乱了袁世凯企图利用同盟会为他继续装点门面的如意算盘。因此，当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等同盟会阁员，遵照党议到总统府向袁提出辞职时，他并没有立即同意，甚至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留君”。蔡等当然坚辞，蔡并针锋相对回答说：“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²⁷⁾7月10日，他们又联名致函陆徵祥，声明从即日起概不到院，从14日起概不到部办事。袁无奈，只好批准蔡等四人辞职，但仍继续物色同盟会员入阁。

袁世凯认为孙毓筠、胡瑛、沈秉堃三人既有同盟会籍，且“所持主义稳健”⁽²⁸⁾，打算拉他们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和工商总长。同盟会听说后极为愤慨。宋教仁发表谈话说：“袁世凯此举，系一种逼奸政策。”⁽²⁹⁾同盟会本部一面派魏宸组劝袁打消此念，一面于7月14日召开会议，作出孙、胡、沈三人不得参加内阁的决定。然而，袁世凯除将胡瑛换成王人文外，仍执意拉孙毓筠、沈秉堃入阁，而且不出袁所料，还得到了共和党的支持。该党表示“以大总统信任之人组织内阁，各党不必干涉”⁽³⁰⁾。为保证参议院顺利通过袁世凯所信任的人选，共和党还极力拉拢统一共和党，许诺将支持位置该党的参议员为国务员⁽³¹⁾。在共和党的引诱下，统一共和党为使殷汝骊、谷钟秀、吴景濂等人进入内阁，遂与共和党采取了完全一致的态度。这样就给同盟会限制袁世凯的正义斗争蒙上了一层党争的色彩。

7月18日，袁世凯派陆徵祥到参议院要求通过所拟阁员补充人选。他们是财政周自齐，交通胡惟德，司法章宗祥，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堃，教育孙毓筠。同盟会本来不同意混合内阁，自然反对。统一共和党原抱入阁希望，现竟无一人，自知受了共和党愚弄，同样愤愤不平。而共和党部分议员也认为陆徵祥演说“言词猥琐”，不配做总理。于是，陆演说后，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当即于投票前“先提出不信任总理问题”。袁世凯闻讯，急忙致函参议院，提议暂缓投票。次日，参议院讨论投票与否，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以袁函非正式咨文，不予承认，坚持投票。结果，袁所提六阁员，一律被否决，并演成全国性的政治风潮。

陆徵祥于六总长被否决后，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则“仍持极端的超然内阁主义”，宣称：“无论如何，总不能改我此项宗旨。”⁽³²⁾他先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指责参议院“挟持党见，故作艰难，破坏大局”⁽³³⁾，继邀各党派参议员六十多人至总统府开“茶会”，大谈内政、外交危迫，要议员化除成见，协力挽救“国家”。接着，他又将参议院否决阁员情况通电各省，煽动说：“世凯诚信未孚，以致动遭扞格”，“但有转圜之余地，决不惜降心以相从”⁽³⁴⁾。北洋集团及其追随者心领神会，随即纷纷发电，攻击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只知有党，不知有国”，要袁“将提出各员仍交该院再付表决。如其不知自反，一意把持，惟有先行派署，以专责成”⁽³⁵⁾。章炳麟也致电黎元洪，要求一致主张“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孙毓筠则写信给袁世凯，表示“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湖北四镇统制邓玉麟等甚至声称要以武力相对待，表示“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³⁶⁾。袁世凯见逼迫参议院就范的舆论已初步形成，遂乘势于7月23日向参议院提出二次阁员补充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

为使所提二次阁员通过，北洋集团及其追随者向参议院、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进一步施加压力。仅24日一天之内，他们便抛出《讨议员谷钟秀、吴景濂、殷汝骊等布告》、《忠告参议员图》、匿名传单各一件和“健公十人团”恐吓信一百零三封。参议院守卫长也于是日称病请假。25日，北京军警联合会再次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如不通过，就请袁世凯下令解散参议院。午后2时，毅军总统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直隶提督马金叙和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等军警要人，又于安庆会馆“招待”参议员、新闻记者及政界各员，声称“军人等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就急”⁽³⁷⁾。与此同时，共和党也不顾7月19日有该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部分议员投票反对袁世凯所提六阁员的事实，将否决六阁员的责任全部推到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头上，通电攻击两党有意陷国家于无政府地位。

对于袁世凯以军警威胁参议院的行径，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起初也进行了一定的揭露和抵制。特别是统一共和党曾召开会议，决议对陆徵祥“绝不信任”，并发表声明说：国务员任命由参议员同意，为《临时约法》所规定，“否认同意权者，是否认约法；侮蔑同意权者，是侮蔑约法”；本党议员行使“同意权”，正是为“保民党之精神，洗官僚之陋习，持稳健之政见，谋真正之共和”⁽³⁸⁾。共同的斗争，还使两党开始了谋求组织上的联合，但是毕竟没能经得起袁世凯的武力威胁。7月26日，参议院投票表决二次阁员补充名单，两党多数议员都屈从袁的压力，投了同意票。结果，除蒋作宾外，其余五名阁员均获通过。实际上，二次阁员人选并不比前次好些，竟能获得通过，连袁世凯都感到意外。这说明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的多数议员都把维护个人的地位放在了首位，当他们的议员地位与“党见”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牺牲党见”以换取个人的议员地位。袁世凯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个弱点，采取由武装军警施加压力的办法达到了他的目的。

此后，以谷钟秀为首的统一共和党议员，为了挽救参议院表决的失败，在部分同盟会议员的支持下，提出弹劾陆徵祥失职案，指责陆负有军警干涉议员行使“固有权利”的责任。这当然只是隔靴搔痒，但即使这样，也很快又在袁世凯的破坏和共和党的抵制下，改成了“质问案”。

以上事实说明，陆内阁风潮实际上是唐内阁垮台后，同盟会为反对袁世凯破坏责任内阁制的又一次重要斗争，是袁世凯追求专制独裁与同盟会维护民主共和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可惜，同盟会当时还不懂得议会斗争必须以武力作后盾，因而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反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

三　张振武被杀事件

在唐绍仪内阁和陆徵祥内阁风潮中，同盟会领导人为了民国政局的稳定，尽量保持克制。但是，袁世凯并不以取得的权势为满足，也在寻找一切机会，分化、瓦解和打击革命党人。1912年8月15日夜，武昌起义重要将领张振武和随员方维在北京被袁世凯突然下令捕杀，就是一桩典型事例。

张振武（1870—1912），字春山，湖北竹山人。他于1911年6月在武汉加入共进会，后参与武昌起义的指挥，并于起义成功之后，出掌湖北军政府军务部。不久，孙武伤愈出任部长，张即退居副长。随后，黎元洪以群英会反对军务部为口实，先后将孙、张和蒋翊武解除军务部职务。当时，张振武虽然与孙武一起组织了拥黎的民社，但张实际上瞧不起这个被枪杆子逼出来的副总统。他对自己被无辜排挤出军务部非常不满，曾让人向黎元洪要求留任，甚至要求出任军务部长，因而引起了黎元洪的忌恨。

袁世凯对于首义地区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何况黎元洪是他在南方最重要的同盟者，利用黎打击革命党人，正是他的重要策略。但黎毕竟不是北洋系军人，而且还担任同盟会协理，如何防止黎倒向同盟会，也是袁所要考虑的问题。于是，他接受参谋次长陈宧献策，利用湖北内部的矛盾，玩弄阴谋诡计。陈宧跑到武昌，私下对黎元洪说：“三武不去（指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³⁹⁾调虎离山，正合黎元洪的心意。

1912年5月间，“三武”先后奉召北上，由袁世凯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但张振武对此极为不满，责问段祺瑞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⁴⁰⁾还两次向袁世凯递屯垦条陈，要求主持屯垦事务。为了敷衍张，袁先委他为蒙古屯垦使，当他要求设立专门机构时，袁便不加理睬了。张一气之下，竟不辞而别，于6月中旬返鄂，然后凭借自己在湖北的实力，设立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每月索款一千元，准备招募一镇精兵，赴蒙古镇抚。黎元洪对张振武的返鄂很是忧虑，因他与孙武、蒋翊武不同，手中一直掌握着一支精干的武装——将校团。张振武凭借这支武装和他在军队中的影响，一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袁世凯对黎、张之间的矛盾非常注意，殷殷电请张振武再次进京，商议国事。黎元洪也赠与张路费四千元，并假意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⁴¹⁾在袁、黎的哄骗推拉下，张振武于8月上旬随刘成禺、郑万瞻等人又来到北京，同行的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多人。

张振武这次进京，实际是钻进了袁、黎预设的圈套，但他却毫无戒备。8月14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⁴²⁾。15日夜，为调和南北感情，他又与湖北来京将校一起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出席敷衍。10时左右，酒阑人散，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返回旅社，当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即指挥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将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在此之前，方维也在金台旅馆被捕，被押往执法处的城外分局。16日凌晨1时，距被捕仅三小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身中六枪毙命。临刑前，他对行刑士兵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⁴³⁾方维也同时在城外被害。

张振武被捕后，同行的时功玖知事态严重，赶紧与共和党民社派联络。16日凌晨3时，他和孙武等匆匆赶到军政执法处进行营救。然而，陆建章淡然告诉他们已经行刑，并出示了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副署。面对这令人震惊的突然事变，孙武默然无言，刘成禺愕然说：“我不知竟死得这样快！”⁽⁴⁴⁾请张进京的民社派郑万瞻、哈汉章感到他们坑了朋友，心中无限悲愤。他们一夜未眠，早晨8时又前往总统府质问，但不得要领。旋至哈汉章家会议，准备采取政治行动。

袁世凯对张振武案，故意不事张扬。军政执法处仅于8月16日在金台旅馆门首张贴了一张布告，公布袁世凯根据黎元洪密电所发的军令，算是向各界宣布了这一事变。黎元洪在密电中，以十分含混的措词，指控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食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扇将校团乘机思逞……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指所谓的三次革命）。”⁽⁴⁵⁾袁便根据这份不足征信的电报发布命令，残杀了这位参与创建民国的革命志士。但事后，他又命令以大将礼厚葬张、方，并赙赠三千元，企图安抚因张振武被杀而感情受到伤害的人。

当然，权术是压制不住人们的愤怒的。由于张振武是共和党内的民社派人，民社派首先发难。他们以参议院为中心，与袁世凯展开了合法斗争。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诉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⁴⁶⁾。翌日，参议院破例讨论质问案（按惯例，质问案直接送交政府，不在院内讨论），刘成禺首先登台，愤怒抨击政府：“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⁴⁷⁾会场气氛悲愤异常。在连续三天的参议院会上，共和党、同盟会议员以从未有过的一致态度，共同谴责袁世凯和黎元洪。

参议院虽然提出了弹劾的问题，但却无法通过。当时共和党方面，民社派与张振武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密切，因而态度激昂，主张弹劾；而共和党的非民社派分子，只是因为不敢开罪于民社派而随声附和，他们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态度并无改变。在同盟会方面，虽然个别议员言词比较激烈，但他们同张振武的个人感情比较疏远，多数人只是着眼于改组政府，希望乘内阁无能，行将倒台之机，推宋教仁出面组织政党内阁，然而他们并不敢冒推翻袁世凯的风险。因此，参议员们都用循规蹈矩来掩饰他们的怯懦，首先在提出弹劾案的问题上就表现迟疑不决。张伯烈说：“本院以人数不足，终不能擅提弹劾案，以蹈于非法之举动。”⁽⁴⁸⁾的确，参议院陷入了这样的矛盾中：为了维持约法，必须对违法的政府提出弹劾；而提出弹劾，根据约法规定，必须有总员四分之三以上的议员（即95席）出席，但参议院自开院以来，从来就没有那么多议员出席，因此限于规定，又不能提出弹劾案。结果是，守法的参议院，却不能根据约法制止政府违法。

但是，袁世凯历来不把这个怯懦的参议院放在眼里，他抓住参议员们害怕动乱的心理，在致参议院的咨文中闪烁其词地说：“查此案情节重大，因张振武、方维本系军人，故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所牵涉之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⁴⁹⁾实际上，他是用所谓“暴民政治”的阴影吓唬胆小的参议员，并暗含扩大事态，株连革命党人的用意。参议院受到藐视，气愤之余，不得不决定于21日下午开秘密谈话会讨论提出弹劾问题。

参议院的所谓弹劾，共和党主张弹劾国务院全体，而同盟会只主张弹劾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双方在细节问题上扯皮，对真正的罪魁祸首袁世凯反而轻轻放过了。参议院所要提出弹劾的国务总理陆徵祥，只是一个无用的傀儡，他在张案发生之前，就因政务困难，托病住院治疗，与张案毫无关系，风潮掀起后，无须弹劾案成立，他就主动提出辞职了。然而，就是这样可怜的、不触及根本的政治行动，袁世凯也蓄意要让它流产。

袁世凯首先运动共和党中的前清立宪派分子，让他们“出为调停，冀得平和了结”。这些人劝告民社派说：“如弹劾无效，（参议院）必出于解散之途，而大局为之动摇。”⁽⁵⁰⁾经过幕后的密议，本来就支持袁世凯维持秩序的民社派开始退缩。就在参议院开秘密谈话会的当天，即21日下午5时，袁世凯又礼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郑万瞻到总统府面谈。袁首先虚伪地向他们表示了对张振武的钦佩，表彰了张在武昌起义中的功绩，然后逼问民社派说：“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厉害，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如不治之，乱将如何？”袁以治乱相问，竟使鄂议员难以对答。于是，袁向他们表示歉意说：“此间知法律者甚少，杀之之手续亦不完全耳。”⁽⁵¹⁾他这一席话，使民社派终于软化。此后，民社派竟在参议院中大呼起“维持大局”来了。

以同盟会本部为代表的同盟会稳健派，则唯恐国家重陷动乱，因而不愿和袁世凯决裂。他们把张、方案的责任主要归咎于黎元洪，于8月22日宣布革去黎元洪协理，并予除名。但以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激烈派却主张“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⁵²⁾。稳健派对于党内的所谓“轻躁之士”的这些言论，十分忧虑，他们责问说：“今日之时局诚堪再生莫大之扰乱耶？再生莫大之扰乱，中国能不亡耶？是故贼天下者，必武力解决之一言也。”他们并一再强调：“国民对于此案，当完全诉之法律，求解决于法律问题之内。”⁽⁵³⁾孙中山虽然没有参与这场辩论，但他的行动表明，他也不支持激烈派的主张，依然在谋求与袁世凯合作建设民主国家。因此，激烈派的主张，暂时还得不到党内的普遍支持。

8月28日，拖延了一个多星期的弹劾案，终于提交参议院开议。这件《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由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四人提出，同盟会参议员陈家鼎等八人连署。该案仅指责陆徵祥、段祺瑞“辅佐乖谬”⁽⁵⁴⁾，使总统违法，要求袁世凯免他们的职，丝毫未涉及张振武案的阴谋。与此同时，刘星楠还提出了《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指责黎“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大憝”⁽⁵⁵⁾，要求政府查办。然而，这两个不中要害的提案，在提交参议院时，却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徒然激起共和党、同盟会议员间的无谓冲突而已。张振武案就这样不了了之。张案风潮，在同盟会内部，加深了稳健派和激烈派的分歧；在参议院内部，则加剧了共和党和同盟会的对立，使号称民国立法机关的参议院，更加信誉扫地。袁世凯、黎元洪坐享渔人之利，实际的政治收获，大大超出了他们原先的估计。

四　南京留守府与南方裁军

1912年3月31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按照4月13日公布的《南京留守条例》，“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⁵⁶⁾，表面上似乎权力很大，但由于财政大权控制在袁的手里，实际难有作为。同时，条例又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⁵⁷⁾，这就是说，留守府只是一个暂时的军事善后机关，袁世凯无非想借黄兴之手，来裁遣南方军队罢了。黄兴就任后，即通电表示：“顾念留守一职，专为维持南方现时军队起见，原系暂设。兴此心尚存，亦诚恐遽将经手未完事件均置不顾，或于大局转致违碍，负我同胞。惟有暂羁将去之身，勉随诸公之后，藉效棉力。俟布置略定，仍当归息林泉，以遂初志。”⁽⁵⁸⁾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期间，黄兴即已着手整编军队。他先后将驻在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二十六个师，五个军，即柏文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雨平的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4月11日南京兵变事件的发生，更坚定了他裁遣军队的想法。这天夜里，黄兴正在上海与唐绍仪商议要事，南京第七师所部赣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抢劫。待12日天明黄兴回到南京时，驻宁各军已及时镇压了兵变。黄兴严酷地处分了这次兵变，变兵被判死刑者达二百多名。这一事件使黄兴懂得了有兵无饷的严重危险，因而加紧裁遣军队。在兵变后的一个月内，除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外，又将桂军六大队及粤军一部遣散回籍，浙军全部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本地区的军队的裁遣。

尽管如此，反对派还在落井下石，横加攻击。他们诬称南京留守一职妨害统一，指责黄兴有割据东南的野心。陈宧就曾扬言：“留守机关裁撤，民国即号称统一。”⁽⁵⁹⁾虽然，同盟会内确有一部分人曾把留守一职看成保存实力的手段，但黄兴本人则一直打算功成身退。他虽然对袁世凯排挤、打击、分化同盟会的种种手段不无愤慨，但却缺乏整军经武、备战应变的思想。在他看来，“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⁶⁰⁾。何况中国再也受不了破坏的震荡，“倘再经一次破坏，波兰、埃及岂可免耶？”⁽⁶¹⁾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黄兴面对着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和反对派的攻击，就索性洁身明志，正式提出辞职。5月13日，黄兴致电袁世凯，请求“准予即行销职”。他表示：“统一政府既经成立，断不可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之机关，以破国家统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内忧因以乘隙而起，甚非兴爱国之本心也。”⁽⁶²⁾

与此同时，黄兴对于江苏驻军的裁遣整编事宜作了规划，准备于两月内缩编兵数三分之一，将第一军、第二军划归陆军部直辖，其余除三十九旅划归山东外，交江苏都督统辖整顿。为了抵制列强利用借款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退伍。他的逻辑是，借款是因为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又是因为军饷负担太重，因此，解甲归田就成了避免借债亡国的爱国行动了。在黄兴的感召下，许多士兵主动离开了军队，一些高级军官如第二师师长朱志先，第五师师长刘毅等相继要求撤销师部，解甲归田。至6月初，裁遣军队已达七八万人。但是，时局仍有隐忧，不能不多少考虑应变的问题。于是，革命党人“为保存革命实力计，将所有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组成一师，定名为第八师。这个师从师长以下至营连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⁶³⁾。然而，一方面号召爱国退伍，一方面又招兵充实基干部队，引起了军队中的思想混乱和不满情绪。结果，留守府被迫停止充实第八师，并将招兵的团长何遂撤职。因此，当留守府结束时，有限的应变工作并没有完成，致使裁军整编不仅削弱了军队数量，也挫伤了军队士气，更谈不上提高战斗力。

袁世凯表面上挽留黄兴，实际上则在考虑如何稳妥地接收留守府。北京政府与银行团的垫款合同成立后，袁世凯即于5月18日电告张謇准备裁撤留守府，拟派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赴宁与黄兴面商善后，要张即日面商江苏都督程德全，考虑江苏方面接收留守府军队的办法。张因病仅以密电转告程。程得悉袁拟裁撤留守府后，即电告袁世凯，黄兴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要袁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引起军队猜疑。他建议：“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钧意，以此番来宁，专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接。”⁽⁶⁴⁾于是，袁以挽留黄兴为名，派蒋作宾赴宁。

蒋作宾抵宁后，向黄兴出示了与银行团签订的垫款合同。黄兴本来就主张提倡国民捐以抵制列强的野心，他获悉合同的严酷条件后，即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且与财政总长熊希龄发生严重冲突。但是，黄兴既然拒绝银行团借款，自无法再向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要钱，军饷问题当然更无法解决，于是不得不坚决要求辞职。蒋作宾与程德全商量后，都不赞成他即时解职，决定由蒋电袁要求拨款。袁世凯虽然同意请黄暂时维持，但除垫款外根本拒绝拨款。蒋作宾不得不电商程德全，请他来宁接收留守机关，以便获得中央军费，抚绥充满危机的军队，黄兴也荐程自代，程最后同意了蒋的办法。袁世凯遂于5月31日发布命令：“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即取消。”⁽⁶⁵⁾

同盟会许多人，对黄兴消极引退是不满的。他们批评黄兴说：“若必辞职，是所谓暮气已深，易于谋始，难与图成者。”⁽⁶⁶⁾陈其美亲由上海赶到南京，劝黄留任，并加紧活动，力求控制江苏。在他的主持下，苏州革命党人柳承烈等组织“洗程会”，准备策动先锋营发难，推倒程德全，举陈为江苏都督⁽⁶⁷⁾，惜事机不密，为程德全所破。同盟会老将谭人凤为挽救不利局面，特于6月4日致电袁世凯，要求收回成命，或改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同盟会南京支部也相继采取同样步骤，要求任黄兴为苏督。但此时程德全的地位已无可动摇，他于处理苏州洗程会事件后，即赴宁接收南京军政事宜。6月14日，黄兴通电解职。南京临时政府残存下来的军事指挥中枢，从此宣告结束。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肢解和分割，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当时，由于全国尤其是南方，兵多饷绌，秩序混乱，袁世凯利用裁兵来削弱南方军事力量，有着正当的理由。他在5月间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说：“支持目前之财政，恢复地方之秩序，俱须从遣散军队下手。”⁽⁶⁸⁾北京政府成立后，就一直在规划整理、裁遣军队事宜。6月中旬，参议院多次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整理军队问题。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出席说明政府裁军计划。他说：“今于无标准之中定一标准，即姑以各省原有之军额、饷额为依据，越于原额之兵裁之，越于原额之饷节之。如因实际不得不增于原额者，由该省都督叙明理由，经财政、陆军、参谋三部允准，亦可酌增。”⁽⁶⁹⁾就是说，南方各省辛亥革命中招募的军队大都要裁遣。对袁世凯这一阴谋，多数人不甚了然，参议院就抱支持态度。只有少数同盟会急进分子保持较清醒的头脑，他们“指斥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独裁，甚至昌言，我们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⁷⁰⁾。但一则当时调和妥协空气浓厚，二则袁世凯“添兵”尚在秘密进行，三则南方各省财政更加困难，军队事实上无法维持，所以也只好相继自行裁遣了。例如广东，到1912年6月初，陆续裁兵十一万余。江西李烈钧则通电称：“任事以来，首施此裁军节饷政策。”⁽⁷¹⁾于4月底接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也表示“以裁兵节饷为第一要义”⁽⁷²⁾。袁世凯政府当时缺乏经费，大借款尚未成立，实力不足，除从政令、舆论上督责南方尽量压缩编制外，对操纵南方各军尚力不从心。所以，各省对军队裁遣事宜仍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唯各省政情不同，裁军的方针方法也不尽相同。

程德全接收南京留守府后，按照黄兴所定裁军计划“节节实行”⁽⁷³⁾。7月底，陈其美被迫辞去沪督职务，军队交程接收。8月1日浦口第一师兵变后不久，柏文蔚将一、九两师也交程。程依靠中央财政接济，大事裁遣，至1912年底，除扬州第二军及第八师外，苏属军队实存不满四万。1913年初，又整编为三师二独立旅。清江十九师原拟裁遣，因剿匪需要，暂于保留。为稳定局势，程德全除以亲信章驾时任驻苏州的第二师师长外，仍以革命党人章梓、冷遹分任驻南京、徐州的一、三师师长，并拒绝了陆军部重用张斯麐、尹同愈、朱志先等人的要求。他认为：“此间军官党派之意见尚小，留学生与非留学生之意见甚大……夫此数子者，非谓其竟不可用，但用以与军队对抗，致酿风潮，则殊觉可以不必。”⁽⁷⁴⁾江苏各派相持局面得以维持的原因，就在这里。

湖北则不同，它是首义之区，军队本来就多，加上位置起义有功人员，1912年3月间军队编至八镇。黎元洪又竭力扩大一己权力，排挤、打击革命党人，致使军队风潮迭起，政治性暴动屡屡发生，裁军进展不快。陆军部允湖北保留三师，因困难重重，不得不求编五师。黎本唐写信给蒋作宾说：“湖北自去秋倡义，军队甚为复杂，历经裁汰，尚剩八师，兵士虽不足八师之额，而官佐则额数皆备，且又全系出力人员，目前拟归并五师，尚多掣肘，如三师则更困难矣。”⁽⁷⁵⁾黎元洪也电京力争。由于湖北军队风潮愈演愈烈，革命党人一批批地倾向倒黎，黎元洪决心将旧有军队全部勒令退伍，另行征补，编组三师。他一面依靠客军黎天才的江南留鄂第一师维持地方，一面于1913年4月4日致电袁世凯，“请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⁷⁶⁾，引狼入室。

湖南辛亥后兵额增至五师二旅，经费支绌，发饷维艰，且军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使谭延闿一筹莫展。但谭与革命党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6月间他派人与黄兴商量裁军，得到黄的支持。黄原主留二、三师以备缓急，但谭认为：“裁汰改编，必致发生争议，不如一律退伍，另建一支新军，较为妥善。”⁽⁷⁷⁾程潜主张每师留二营，作为成立新军的干部，也未予采纳。由于缺乏裁军的监视部队，谭致电袁世凯请王芝祥赴湘协助，得到袁的允许。谭又电请王带兵入湘，以资镇慑。时驻南京第八师旅长赵恒惕与八师其他将领不和，待王芝祥南京事务结束，遂率八师陶德瑶团以返桂为名，于8月底随王入湘。谭延闿由于得到革命党人的赞助，又优给退伍年金，遂于9月间将五个师顺利裁遣，仅留剩余兵队及旧巡防队一万一千余人，编为守备队四十八营，分全省为六个守备区，只赵恒惕所率一团扩编为一旅。

广东自胡汉民复任都督后，军权仍掌握在陈炯明手里。胡、陈虽同属革命党人，但屡生摩擦。循军⁽⁷⁸⁾改编的陆军，“品格不齐，年龄不合”⁽⁷⁹⁾，缺乏战斗力。裁余民军则改编为警卫军一百零四营，属地方警备队性质。南京留守府裁军时，驻在江苏的粤军两师，由军长姚雨平电商胡汉民，拟回粤驻防高州、廉州一带。但陈炯明私心太重，拥兵自固，横加阻挠。姚雨平遂与部下相商，全军解散。姚保存的训练有素的炮兵一营，回粤后也为陈派兵缴械。北伐粤军系有战斗力的精锐之师，如此率尔解散，殊为失策。陈炯明于1912年12月3日由袁世凯任命为广东护军使后，继续主持裁遣军队达十二三营之多，而陆军二师一旅“合计逃亡、死伤、退伍，缺额已逾半数”⁽⁸⁰⁾。

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后，将第四师及张汇滔旅（淮上军，寿州起义部队）归属安徽，柏所部葛应龙旅也早经孙中山命令调皖。一、九师归江苏后，柏答应由安徽补助江苏军饷。这一切引起了安徽士绅的强烈反对。段祺瑞因是安徽人，在安徽军界影响较大，他派得意门生吴中英出任安徽军政司长。吴排斥革命党人，与淮上将领屡起冲突。柏文蔚所受压力较大。陆军部定皖省为一师一旅，柏于1912年8月30日解散第一军，仅留军长名义。至10月间，为安置军官，暂定为二师一旅，士兵实数则为一师一旅，先后裁汰三万余人，取消官长二千余人。10月后，袁政府拨款五十万元，要柏继续裁并。至1913年3月编裁完成，原皖军归并为一师，由淮军宿将胡殿甲之子胡万泰任师长，而将第四师缩编为一旅，驻军临淮。柏的实力，严重受损。但柏文蔚顶住了陆军部要他裁遣淮上军的压力，将淮上军改编为屯垦部队，驻扎寿州一线，仅张汇滔被迫离开部队。

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他不仅致力于裁遣游民组成的军队，整肃军纪，镇压兵变，而且十分重视军队的整补训练，备战应变。至1912年8月，他将防军（旧军）三十六营全部遣散，辛亥后扩编的十六标新军也被裁减一半，编成四旅，暂不设师。此后，李又继续将洪江会组成的团队士兵遣散，另行征补。与此同时，他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同意将有战斗力而无所归属的林虎所部留守府警卫团调赣，于8月9日到达江西，随后又拨一团，编为一旅。他一方面购置枪械，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又调动异己将领，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6月间，李将蔡森所部第四旅由省会调赴赣州，以后又将二旅长余鹤松以都督代表资格调京，三旅长刘槐森调任军事顾问，而以林虎、欧阳武等升任旅长。10月28日，李烈钧陪同视察江西的孙中山，校阅军队，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十分令人注目。为了充实兵力，李又于11月22日发布征兵令，征召土著农民入伍，改造军队素质。1913年1月，他拒绝了陆军部将赣军缩编为一师一旅的要求，编成两师，以俞应麓（后以欧阳武代）、刘世钧为师长。

除上述各省外，第五军朱瑞回浙后出任都督，将二师一旅裁并为一师一旅，但保留了巡防营四十营。福建军队不多，除裁去一些旧军外，保留了十四师，以许崇智接替杜持任师长。四川有兵五师，但蜀、渝对立，虽陆军部规定编三师，并于1913年7月发表了三师师长的任命令，但并未实行编并。贵州则以滇军二团为骨干，驱散了北伐黔军，至1913年7月编并为新军一师，国民军三十三营。云南除裁遣部分旧军之外，保留新军二师。广西新军在北伐的名义下全部被排挤出省，驻军南京，陆荣廷所部均系巡防营，改编为二师。北方起义各省，除山东烟台地区革命军被北洋派全部遣散外，晋、陕则自行进行了编并。

五　军民分治与江西民政长事件

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的军政大权，落到了在革命过程中推举出来的都督手里。袁世凯对此虽然很不情愿，但也不能不正视现实，于7月间正式承认了他们的地位。黎元洪为迎合袁世凯大权独揽的政治野心，早在4月10日就提出了军民分治的问题。他列举革命时期暂时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认为“军人柄政”，“流弊丛生”，主张“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⁸¹⁾。袁世凯对黎这一主张十分赞赏，力图马上付诸实施。

但是，江西都督李烈钧却率先起来反对。他通电指出，革命方法本来就分军政、约法、宪政三个时期，革命后的形势要求以“兵权保秩序，以图改革之进行”，因此都督一官，“目前决不能骤废”，“应统揽一省之治权”⁽⁸²⁾。接着，广东都督胡汉民通电响应，表示：“非国基大定，宗社党无从煽发，不宜行军民分治。”⁽⁸³⁾他在详论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的长电中，针对袁世凯的隐衷，更进一步提出：中央应对“各省都督授以军政、财政两权，令其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先使恢复旧规，然后徐图根本上之计划。断不宜大举借款，思以财政权操纵各省”⁽⁸⁴⁾。为了反抗袁世凯的控制，他们两人不仅公开活动各省都督，共同抵制“军民分治”，而且秘密联络南方各省，企图建立应变联盟。8月12日，李烈钧曾密电四川代理都督胡景伊、民政长张培爵说：“诸君……皆为创造民国巨子，敢请输诚联络，结一最稳健之政治、军事团体，对于中央为一致之进行。如政府能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维持拥护，互相协助；如政府夹有私心，藉统一之名，施专制之实，亦惟有群起力争，实行匡正。总以地方监助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庶不失权外人，复陷专制，种种险象，或可消弭。”⁽⁸⁵⁾对李、胡这一正确立场，孙中山采取了坚决支持的态度。他说：“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本来不成问题，不过反对者藉此肆其鼓簧。……盖须相因而行，不能执一。民权为天经地义，专制恶风，断难久存于二十世纪。”⁽⁸⁶⁾

正因如此，袁世凯对李、胡更加忌恨。但广东僻处南疆，他一时鞭长莫及，于是江西李烈钧就首当其冲了。1912年12月10日，南昌发生兵变，矛头直指李烈钧。事后查明，这次兵变是在袁世凯的直接支持下，由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发动的。余本是李烈钧日本士官同学，被李调京，失去了实权，因而对李十分不满，就去走袁世凯的门路。袁正求之不得，就给了他一笔经费，让他回江西活动，只要推倒李烈钧，就委他为都督。于是，余回到江西，策动旧部发动了这次兵变。

李烈钧虽然知道这次兵变的背景，但他还没有力量与袁世凯决裂，只好隐忍待机。为了缓和北京对江西的压力，李烈钧致电袁世凯，对兵变引咎自责，主动请行军民分治，并特荐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汪曾任前清江西武备学堂总监，与李烈钧有师生情谊。李原以为汪处世温和，可利用他来缓和自己和袁世凯的矛盾，因而一再敦请他出山帮忙，不料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反给袁造成可乘之机。原来汪瑞闿是一个官迷心窍的旧官僚，并没有什么革命的新思想。据耿毅回忆，当时“汪认为李既叫他当省长，江西方面不成问题，惟闻袁和李极不睦，专凭李荐，袁未必允，若先到北京和袁接洽妥当，岂不更好。遂进京谒袁，述李荐他为省长固然好，但甚愿请大总统径行任命，不由地方大吏推荐，这不是表示中国更统一么”⁽⁸⁷⁾。袁见汪主动上门，正可借他牵制李，所以12月16日李烈钧请简民政长的电文到达北京才四小时，袁世凯就发布了任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的命令。待李获悉真相，大错已经铸成，只好另谋补救了。

在李烈钧暗中主持下，江西广饶协会等团体随即纷纷发表通电，历数汪瑞闿在前清仇视革命的种种劣迹，对他出任民政长表示“极力反对，誓不承认”⁽⁸⁸⁾，要求袁政府“实行赵（秉钧）总理对于内治维持现状之宣言，无事变更吾赣政局，将简任民政长之成命收回”⁽⁸⁹⁾。但袁世凯态度十分强硬，饬李烈钧传令广饶协会等团体必须遵守法律。20日，汪瑞闿有恃无恐，贸然抵南昌上任。李表面上对他殷勤接待，共和党人及当时共和党占优势的省临时议会对他更是十分欢迎。然而，李的部属却纷纷给汪以难堪。水巡总监蔡锐霆就当面对他讥讽讪笑，语带威胁。汪行馆差役也纷纷离去，迫使汪称病闭门谢客。29日，江西军警两界数千人召开拒汪大会，一致主张“武力驱汪出境”，“勒令两日内离省”⁽⁹⁰⁾。夜半，南昌广、惠两门“匪徒”暴动，全城戒严。汪惊惧万分，逃离行馆藏匿。翌日，他函告李烈钧，声称赴沪就医。同时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李派员故示挽留，但汪于当日下午5时即乘轮离开南昌，经九江、武汉前往北京了。

1913年1月3日，袁准汪病假二十天，责令李“从速筹备划分事宜，并敦促汪民政长迅行调治，刻期赴任”⁽⁹¹⁾。李复电说：“现在正式议会行将成立，于此数月内，拟即勉为其难，于军民要政担任完全责任”⁽⁹²⁾，实际上打算把汪推出了事。但是，当时欢迎汪瑞闿的江西共和党人，以江西省临时议会、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共和党、民主党五团体名义自汉口电袁，要求袁世凯“迅派镇抚使率兵莅赣，协助李督剪除凶暴而靖地方”⁽⁹³⁾。袁也曾先后打算派遣张勋、岑春煊及孙武前往江西武力对付李烈钧。张、岑等虽因种种困难，均未成行，但一时舆论哄传，形势十分紧张。

正在这时，李烈钧向日本订购的七千余支枪械及一批子弹于1月11日自上海起运，15日运抵九江。袁世凯获悉此事后，即饬参、陆两部以该批军械未经陆军部批准为借口，密令早已被袁收买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予以扣留。戈遵令于次日扣留了此项军械，随即以密电向参、陆两部报告，并称：“唯恐李督以决裂手段对待，此间兵单饷绌，将如之何？”要求设法接济，“一面调张勋军队及海军兵舰，按照前寒、删两电办理”⁽⁹⁴⁾。22日，海军六艘军舰驶抵九江，以一舰停泊湖口，准备对赣用兵。与此同时，李烈钧一面复电参、陆两部申述原委，要求将所扣枪弹放行，一面以冬防为名，向湖口一带增兵设防，积极备战。24日，段祺瑞电复李烈钧，诈称“此项枪弹已分给各水师军舰”，拒绝李烈钧所请⁽⁹⁵⁾。于是，李发出通电，坚决要求发还。对此，段批文说：“今日李督通告天下，谓部扣留军械，是李不受善，莫可救药。”⁽⁹⁶⁾

鉴于江西风潮日趋激烈，黎元洪于1月20日左右，派遣程守箴、邓汉祥前往南昌调解。24日，黎向陆军部密报江西军队调动情况，要求陆军部将此批枪支子弹放行，并说：“即令李督有如何野心，此区区之军火亦何济事？”对于派遣镇抚使一事，他主张：“果有其事，即令取消，否则请设法和解。”⁽⁹⁷⁾27日，海军楚谦舰奉令提取枪械，蔡锐霆率百余人屯扎岸上，声言如敢装运，即开炮攻击，双方剑拔弩张。适黎26日发出的调解电到，戈克安才请楚谦舰长王光熊登岸协商，然后，由王光熊电告海军部：“查浔、赣各有军队保护军火，内地毗连租界，若果强取，必动武力，实与大局有关，因此未敢妄动，听候中央和平了解〔结〕。”⁽⁹⁸⁾李的强硬立场，终于迫使袁世凯作了让步。

在调解中，黎元洪向双方提出和解条件：“非水陆退师，无以保地方之安宁；非发还军火，无以平赣人之疑虑；非迎回汪民政长，无以重政府之威信，应由李都督、省议会公派代表往迎汪民政长莅职。”并要求李烈钧“将怀夹私忿、造谣生事之人量加处分，以除祸本”⁽⁹⁹⁾。显然，黎的调解，对袁是十分有利的。但李这时表现了少有的顽强精神，他干脆复电拒绝了上述撤兵、迎汪、惩凶三条件。理由是：湖口设局征兵属于永久计划，反对民政长属于舆论，汪去赣无人胁迫。不仅如此，他还愤懑指出：“烈钧奔走国事，将近十年……乃不意昔日以革命不能见容于满者，今共和告成，转不能见信于民国政府。”⁽¹⁰⁰⁾当然，袁也不再让步，仍坚持迎汪莅职的前提条件，并强硬表示：“苟反乎此，则国法具存，断不敢博宽大之名，贻分裂之祸。”⁽¹⁰¹⁾

黎的调解活动没有成功，戈克安密报段祺瑞说：“李督现正多方布置，一意反抗中央，志极坚定。”⁽¹⁰²⁾不仅如此，风潮还在扩大。　

2月3日，南昌召开公民联合会，宣布省议会成立前，“凡属赣省大事，对内对外代表，暂以本会为总机关”⁽¹⁰³⁾，摆出了与袁世凯对抗的姿态。大会提醒各省，袁对江西的压迫，绝不是孤立的事件，“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今日如此，他日可知矣”⁽¹⁰⁴⁾。会议对袁的指责绝非耸人听闻。就在江西民政长事件发生不久，袁世凯便不顾《临时约法》的规定，不经参议院通过，即以命令公布了《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等一系列官制官规，并且强行规定“按照政府计划，以民国二年三月以前为限，一律办齐”⁽¹⁰⁵⁾。省官制问题，一直是有严重争议的重大问题。1912年间，袁政府曾两次草拟中央集权的省制方案，交参议院讨论，都因参议院反应强烈而不得不在开议以前就收回修订。袁世凯这时公布官制官规，充分暴露了他在全国范围内追求封建独裁的目的。

眼看江西风潮继续扩大，除黎元洪外，程德全、柏文蔚、朱瑞、谭延闿等人也纷纷出面，主张和平解决。在北京，王芝祥为避免战争损伤国家元气，向袁世凯表示愿去江西调停。袁即乘机要他出任“镇抚使兼理江西都督事”，以便调李入京。但王没有答应，他认为：中央“不宜纯用手段，反启纷争”。磋议再三，王始勉强同意任“查办”⁽¹⁰⁶⁾，并于1913年2月16日离京南下。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派耿毅作王的副手，亲自交给他一封密信指示机宜，对解决江西事件的方针作了明确规定：“一、汪瑞闿到省长任；二、枪支不发；三、蔡锐霆、陈廷训重办；四、李烈钧下野。”⁽¹⁰⁷⁾耿本是革命党人，袁看中他是直隶人，因而留在身边办事。但耿与李烈钧关系也好，因此他先王芝祥到达南昌后，便立即着手与李密商对付袁世凯的策略。

3月1日，王芝祥也到达南昌。他一面责成江西取消公民联合会，一面向袁表示，赣人对汪恶感甚深，请改任赵从蕃出任民政，则赣事至易了结。袁一时无力南顾，不得不同意妥协。同时，英国公使朱尔典也致函外交部，为太古洋行索取枪械的“耽延赔偿费”⁽¹⁰⁸⁾，自1913年1月28日起，每日索价二百两。这个经济压力也使袁政府承受不了，不得不从速解决江西事件。3月11日，袁世凯发布赵从蕃署理江西民政长命令，参、海、陆三部也电令发还扣留的江西械弹。在李烈钧的顽强抵抗面前，袁世凯只得表示让步。

但是，李烈钧毫不妥协地坚持原来的立场。他表面发电欢迎赵从蕃，实际上却把民政长一案交给省议会，因这届议会已改变了原来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局面。江西省议会一开幕就讨论民政长一案，并通过决议，根本否认袁有任命民政长的权力，并致电袁世凯说：“省官制未经参议院议决，实无承认之理由。……大总统简任之命令，实非根据法律，未敢服从。”⁽¹⁰⁹⁾袁世凯接电后，大为恼怒，即电告黎元洪，申斥江西省议会“蔑视约法”，扬言“若仍借端反对，则惟有执法进行，以维大局”⁽¹¹⁰⁾。但江西省议会不畏强暴，痛斥袁实行专制，表示要为“维持约法，保障民权”而斗争⁽¹¹¹⁾。慑于江西的民气，赵从蕃裹足不前，害怕重蹈汪瑞闿覆辙。

此外，李烈钧还在3月15日接收了被袁扣留两月之久的军械，并毫不迟疑地对袁世凯走卒戈克安采取了断然措施。他首先发布命令，改编金鸡坡炮台及驻浔上下两炮台为上三台，湖口东西炮台及马当炮台为下三台，上三台任命陈廷训为总台官，下三台任命陈传曾为总台官，并且命令驻浔第九团编入第一师，从而把戈克安作为九江镇守使的职权统统剥夺了。接着，他又向九江—湖口一线增兵，命令第一师长欧阳武在沙河（今九江县）设立司令部，压迫戈部。戈克安一日数电向北京告急，王芝祥闻讯从南昌赶到九江调停。27日晚11时，蔡锐霆率兵二连袭占湖口炮台。结果，袁世凯只好让戈克安离职赴京，任命王芝祥暂兼九江镇守使，节制浔、赣各军，李烈钧遂于4月2日通告“地方安宁，人心大定”⁽¹¹²⁾，实际上是宣告对袁斗争的胜利。

自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同袁世凯的斗争中，从未取得胜利。李烈钧在这次江西民政长事件中所取得的胜利，是当时革命党人所赢得的唯一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虽然只是局部性的和暂时的，但它证明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必须用武装斗争来保卫，离开武装斗争，革命党人就不可能在同袁世凯的斗争中取得任何胜利。

第二节　同盟会维持共和国的努力

一　孙中山鼓吹民生主义及其实业救国计划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了解职后的第一篇演说，详尽阐述了他对形势的看法和解职后的打算，指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¹¹³⁾三天后，他离开南京到上海，接着开始周游各省。到是年底，在大半年时间里，除8月应袁世凯邀请赴京“商谈国是”外，曾先后到过湖北、福建、广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足迹几达半个中国。孙中山每到一地，都发表演说和谈话。据不完全统计，其中以民生主义为内容或主要内容的即达三十八次之多，占全部演说和谈话的三分之一以上⁽¹¹⁴⁾。

在这些演说和谈话中，孙中山主要宣传了以下各点：

（一）强调实行民生主义为当务之急。他说：当南北“未统一以前，政治、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¹¹⁵⁾。况且振兴中国的目的，绝不是把它变成和西方各国并驾齐驱的国家，而是建立一个没有贫富对立的理想“社会”。因此，“今后欲谋国利民福，其进行之方针，惟有实行提倡民生主义耳”⁽¹¹⁶⁾。“民生主义关系国民生计至重，非达到不可。使大多数人享大幸福，非民生主义不可”⁽¹¹⁷⁾。那种以为“中国之当急者乃政治问题，至社会问题则相去甚远”，不过是“浅见之徒，不足言治也”。

（二）实行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与欧美各国相比，“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他批评同盟会内一部分人认为“社会革命最难”，“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的观点，指出：待“人民程度高时，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晚矣”⁽¹¹⁸⁾。对所谓“凡事必有等级，今资本家之等级尚未经过”，不可“瞢然言民生主义”的论调，他批驳说：“果如所言，则共和之先必经君主立宪之阶级，而今之共和又何以能成厥功乎？此更不待辩而自明者也。”⁽¹¹⁹⁾

（三）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但“平均地权”非“计口授田”，而是实行“单一税法”，即“从税契入手”，包括由地主自报地价、国家“照价收税”和将来土地“涨价归公”等环节。同时“国家当需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因此，孙中山又把“平均地权”简单归纳为：一是照价纳税，一是土地国有。并说：“二者相为因果，双方并进，不患其不能平均矣。”⁽¹²⁰⁾

（四）发展实业为民生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孙中山指出：处当今时代，“中国亦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之中，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¹²¹⁾。同时明确说：“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¹²²⁾他在一次演说中把振兴实业、铁路“国有”，正式归作民生主义“四大纲”之一。

（五）实行民生主义“须以和平手段从事”，而不能采取“武力手段”。孙中山说：“英美诸国资本家已出，障碍物已多”，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¹²³⁾。他还一再申明：“民生主义并非推倒富豪，如世俗所传抢富济贫之说。”⁽¹²⁴⁾“今日讲民生主义，可以不用革命手段，只须预为防范。”⁽¹²⁵⁾

（六）实行民生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少数资本家“压制贫民”。孙中山反复强调，他“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¹²⁶⁾。“苟全国之铁道皆在一、二资本家之手，则其力可以垄断交通，而制旅客、货商、铁路工人等之死命矣。土地若归少数富者之所有，则可以地价及所有权之故而妨害公共之建设，平民将永无立锥地矣。”⁽¹²⁷⁾所以，他总结说：“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¹²⁸⁾

由此可见，孙中山这时对民生主义的宣传和解释，基本上还是他辛亥革命以前的理论的简单重复，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强调和注入了某些新的内容。首先，他更加强调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对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社会主义充满着同情和向往。他痛斥资本家以压抑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痛苦全然不负责任，是“无良心者”。对工人则称赞说：“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¹²⁹⁾他指出他们因受资本家“戕贼”、“苛遇”，起来反抗是完全正义的，理所当然的⁽¹³⁰⁾。他在宣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土地公有论的同时，也称赞马克思的资本公有，说：“亨氏之土地公有，麦（马克思）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社会主义家则莫不主张亨、麦二氏之学说，而为多数工人谋其生存之幸福也。”⁽¹³¹⁾其次，为防止资本家垄断，他明确提出了“大资本国有”的主张，力图限制私人资本的经营范围。“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¹³²⁾。因此，尽管他倡导的民生主义，依然是一个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他的社会主义也远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但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孙中山不但积极宣传民生主义，而且身体力行，提出了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宏大实业救国计划。他的这个计划，从解职后就开始酝酿，到6月下旬由广东回到上海后，经与黄兴共同磋商而渐趋成熟。孙中山早年就十分重视铁路建设，进行过一些研究，此时更认为发展实业必须从铁路入手。他说：“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而“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¹³³⁾；铁路发达，并可移民垦荒，开发资源，繁荣商业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¹³⁴⁾。他计划十年内修南、中、北三大铁路干线：一起南海，由广东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起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迄于伊犁；一起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¹³⁵⁾。资本定为六十万万元。

孙中山修路的基本方针，是实行“门户开放”，利用外资。他说：“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¹³⁶⁾如果不采取“借款修路”办法，而全用本国资本，“则一年筹一千万，亦需六十年始达六万万之数，而已精疲力尽。一切流通资本，悉归之铁路建筑之上，金融机关必全停止。则铁路告成之日，即为国家灭亡之时”⁽¹³⁷⁾。且排斥外资，势必重价购置外国机器，“其不合算亦甚矣”⁽¹³⁸⁾。因此，在难以迅速自筹大量资金及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情况下，为早收铁路之利，非但不宜反对外资，而且应该“欢迎外资”，乃至利用“外国人才”和“良好方法”。但孙中山同时强调指出：实行“开放主义”，必须以不损害国家主权为前提，“但求主权不丧失，无论何国包修，皆未尝不可”⁽¹³⁹⁾。对于帝国主义欲利用借债而提出诸如“置兵保路”等损害中国权益的要求，孙中山断然表示反对，坚持“将来订约，必不许外人有置兵保路之权，沿路之兵，均由我国设置”⁽¹⁴⁰⁾。为此，他提出：1．所有借款事宜，以所设公司名义进行，而不通过政府交涉；2．借款“非全用现款”，其中五分之四“由外国购买材料”；3．采取借资兴办、中外合股和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办三种形式，以“批办为最相宜”。孙中山认为，如是借款修路，不仅可能，而且“能兴利，又无伤主权”，自是“绝好法子”。

孙中山还一再表示，借款修路，最终以“铁路国有”为归宿。他说：“鄙人主张借款办铁路，更主张批给外人包办，且欲实行民生主义，以救种种方面之弊害，此即鄙人修办铁路之大意也。”⁽¹⁴¹⁾这里说的“实行民生主义”，即是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用以防止少数资本家的垄断。所以，孙中山有时又把“铁路国有”直称作“国家社会主义”。并明确宣布：所修铁路，四十年后一律收归国有。

为发展铁路交通，孙中山主张在“不失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并采取种种制约措施，应该说是富有积极意义的。但他所持某些理由，如认为外国资本家会“争先恐后”借款给中国，认为“彼欲保此资本之安全，则有投鼠忌器之思，而不甘破坏平和”，因而无须担心会乘机“侵略中国，瓜分中国”⁽¹⁴²⁾等等，则是不现实的，错误的。这表明他对帝国主义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不曾认识到在真正获得民族独立以前，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平等互利的借款；外国资本家即使愿意借款给中国，也只是为了攫取中国的权益，而绝非真心帮助中国发展铁路交通事业。

1912年10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满怀信心地开始了筹措资金、设计干线等不切实际的修路准备工作。当时，连一些革命党人都说他“理想太高”，但他批驳说：中国幅员如此广大，十年内修二十万里铁路，“此为至小之计划”，“并非大言夸众”。还说：“以二年募齐外债，以二年测量线路，有五年之功夫，可以全路告成。此亦并非空言。”⁽¹⁴³⁾然而，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不独外国资本家无意帮他实现修路计划，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也没有提供最起码的条件。

袁世凯表面上不表示反对，并满足孙中山的要求，于9月9日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但任命刚一公布，北洋集团控制的御用报纸就对孙中山发动攻击，叫嚷该项任命为“违法”，外人承办，“势必丧失主权”，等等。后来，孙中山派王正廷、徐谦携《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到北京请袁世凯交参议院审议，袁又从中作梗，致使参议院对条例多所修改。孙中山虽愤怒抗议，指斥条例修改太多，说“若无特权，即不须有条例。若照修改之条例通过，则总公司无权办事，宁可取消”⁽¹⁴⁴⁾。但毫无效果。袁世凯最后以命令公布的条例，对铁路总公司的职权仍大加削弱。如原条例第一条规定：“除政府所办已成、未成及经签押应筑各路，属交通部之职掌外，所有贯穿各省及边地各干路铁路，总公司有全权办理。”而袁公布的条例改为：“除政府所办已成、未成及经签押或载在草约成案上应筑之路，属交通部直接办理，暨政府已批准他公司承办之路仍归他公司办理外，所有全国各干线，总公司得全权筹办。但指定各干线时，须先协商政府，经其认可。”⁽¹⁴⁵⁾实际上将孙中山的修路计划完全纳入了北洋政府的控制之下。由于袁世凯的暗中阻挠和破坏，孙中山很快陷入了困境。

那么，孙中山解职后，何以舍弃政治斗争而专注于提倡民生主义和发展实业呢？这除了渴望中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外，也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首先，他没有认识到革命已经根本失败，反而为南北“统一”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认为革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造成了“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并由此认为人民为民国主体，“政府不过一极小之机关，其力量不过国民极小之一部分”⁽¹⁴⁶⁾，客观上具备了放手从事“社会革命”的条件。其次，他认为当此“内力日竭，外患日逼”之际，关系民国命运的首先不是政争，而是“经济问题”。政治上的“意见纷歧”，“皆为经济问题所窘”而引起，且“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因此，“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¹⁴⁷⁾。第三，也是主要的，他对袁世凯非但没有认识，而且相信袁有能力治理国家。对社会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使他陷入了绝无希望的“社会革命”幻想之中。

不过，孙中山致力发展实业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他的思想及其“铁路计划”却鼓舞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实业建设，从而推动了兴办实业热潮的进一步高涨。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所进行的又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他的努力并不完全是徒劳的。

二　孙中山、黄兴应邀赴北京调和南北冲突

袁世凯十分重视利用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影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就曾致电孙中山，要他解职后，尽快北上担任最高顾问。以后又多次通过第三者，甚至派专人专车南下迎接。对于黄兴，也同样如此。但他们都一一谢绝了。唐、陆内阁风潮相继发生后，袁世凯为缓和同盟会的反对，再次派人到沪殷殷相劝。孙、黄从巩固新创民国的良好愿望出发，这时也认为有必要亲自了解北方的情况，调和袁与同盟会日益激化的矛盾。他们于是在8月2日复电袁世凯，表示“拟缓数日，即同北上”。

袁接到孙、黄电报，除立即复电，表示“得遂夙慕，至深欢忭”外，又急派蓝建枢、张昉为迎接专员，携函至沪迎接。并特派赵秉钧、梁士诒、王赓、傅良佐、陈宧等军政要人为招待员，负责接待事宜；还腾出他的公事房——外交部迎宾馆，供孙中山下榻。袁虽极力装出竭诚欢迎的样子，然而就在这时，他又下令杀害了张振武。许多同盟会员从领袖安全出发，反对孙、黄北上。有一女会员甚至向孙中山坚决表示：“公国民代表，共和坚城，必欲投入虎穴，某誓死反对。”但孙中山认为，既已同意北上，就无论如何不应“失信于袁总统”，且正可借此检验一下袁世凯到底可靠不可靠，因而坚持就道⁽¹⁴⁸⁾。只有黄兴为群情所动，决定暂不进京。

8月24日，孙中山一行经天津到达北京，果然受到国家元首规格的隆重接待。当晚，袁世凯在总统府约见孙中山⁽¹⁴⁹⁾，还亲至门口迎接，态度极为“谦恭”，说他受国民付托，识薄能鲜，“用敢代表四万万同胞求赐宏论，以匡不逮”⁽¹⁵⁰⁾。28日，袁举行盛大欢迎宴会，他在致词中对孙中山“备极嘉许”，说：“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先后历二十余年，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诚为民国第一首功”，“此次来京，实为南北统一之一绝大关键，亦即民国前途安危之所系”，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¹⁵¹⁾。孙中山在答词中，也称袁世凯“善于练兵”，“富于政治经验”，高呼“袁大总统万岁”。接着，便开始了引人注目的秘密会谈。

经两次会谈后，孙中山认定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于是，他致电黄兴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¹⁵²⁾在孙的电促和赵凤昌等人的怂恿下，9月5日，黄兴遂偕陈其美、李书城等十余人离沪北上。11日到京，受到袁世凯同样“热情的欢迎”。

孙中山到京当天，曾开宗明义宣布：“此次北来，惟一宗旨在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并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¹⁵³⁾黄兴到后也说：“定当调和一切，使我同胞无稍隔阂，和衷共济，以巩固民国基础。”⁽¹⁵⁴⁾为达此“宗旨”，孙中山和黄兴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停止党争，劝说革命党人平和对待政府。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就告诫革命党人要“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即有他党反对，我党亦宜以和平对付”。他并不顾袁世凯屡用军警干涉政治的严重事实，要革命党人相信“此次共和既由军人赞成，则军人决无破坏共和之事”⁽¹⁵⁵⁾。他还邀集原同盟会在京各报负责人座谈，要求他们“勿猛烈攻击袁”⁽¹⁵⁶⁾。黄兴北上途中，在天津演讲也宣称：“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¹⁵⁷⁾到京后更提出“以和缓手段，对待婴儿之政府”，要求报界“诸君须牺牲党见，共维大局”⁽¹⁵⁸⁾。当然，孙、黄所说“破除党见”，也有反对不顾大局，不重党德，纯争“党见”的意思，但主要是反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采取激烈行动。孙中山就说过：“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¹⁵⁹⁾

在悬而未决的组阁问题上，孙中山应袁世凯要求，出面劝说革命党人同意梁如浩任外交总长。黄兴“提议国务总理人选可遂袁意”，同意赵秉钧为正式总理，同时遍邀国务员全体加入刚刚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组织所谓“国民党内阁”。他还极力拉袁世凯入党，作国民党首领。孙中山称赞黄兴此举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¹⁶⁰⁾实际上，这个政党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讥为“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¹⁶¹⁾。

孙中山在京近一月，先后与袁世凯晤谈十三次，每次谈话由梁士诒一人陪同。谈话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有三、四次直谈到凌晨2时。由于袁世凯竭力装出诚恳的样子，孙中山也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二人谈得十分投机。自然，袁世凯的“谦恭”，不过是为骗取孙中山的好感，实际上是要孙作更大让步。因此，谈话中他总是“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诉党派竞争之苦”，并表示：“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袁世凯就这样终于取得了孙中山“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指袁世凯）莫属”的保证。

从孙中山和黄兴发表的大量言论来看，他们对会谈是满意的。孙中山说：与袁世凯“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¹⁶²⁾“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¹⁶³⁾黄兴同袁世凯晤谈后，也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袁“热心维持民国”，“实为今日第一人物”⁽¹⁶⁴⁾；“袁总统经营国事，不辞劳怨”，“实所钦服”⁽¹⁶⁵⁾。这些议论，显然不全是应酬之词。凡此种种，说明孙中山、黄兴确有为袁世凯的伪装与花言巧语所蒙骗的一面。

当然，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同袁世凯秘密会谈中，孙中山和黄兴都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更没有放弃原则主张。例如：对于南北冲突，黄兴指出：“南北现已统一，而尚有以为仍未实行统一者，并非南北不愿统一实现，在政府无一定政策，南方各省无从遵守，故似未统一。若中央将此策拟定，则南北行政自然统一矣。”⁽¹⁶⁶⁾孙中山也说：“只须袁总统略为迁就，便可互相了解。”⁽¹⁶⁷⁾对于借款，孙中山告诫袁世凯说：“目下财政困难，势不能不出借款之一途，但用途宜加详审，数目不可太多耳。”⁽¹⁶⁸⁾黄兴批评说：“政府专借外债，以消耗于无形，而不谋生产事业，殊甚非计。”⁽¹⁶⁹⁾对于裁军，孙中山提出“宜南北同时举行”，反对只裁南方军队⁽¹⁷⁰⁾。对于军民分治，孙中山和黄兴都认为短期内难于实行，主张民政长“民选”和实行“有限的中央集权”。此外，孙中山还始终不渝地宣传民生主义，宣传他的“铁路计划”和坚持迁都的主张，指出北京处外人牵制之下，“万不可居，将来急速迁移”。黄兴既主张“调和”，又认为必须维护革命党人的地位。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孙中山和黄兴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的革命政治家本色，说明他们从事“调和”，不单是为了“疏通”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感情”，消除彼此的“隔阂”，最重要的是为了求得共和国的根本巩固。

正因如此，孙中山、黄兴同袁世凯的会谈，除了同意由赵秉钧担任内阁总理之外，在上述问题上并未能达成一致协议，而这些问题则又是当时南北争执最烈和袁世凯一直在压革命党人屈从的问题。因此，黄远庸在评论孙中山同袁世凯会谈时说：“惟是二公之推襟解决，尚未触著于时局之痛痒问题之焦点。”⁽¹⁷¹⁾这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孙中山和黄兴既热心“调和”，又公开表示信任、拥护袁世凯，就为袁利用会谈进一步施展诡谋提供了可乘之机。为给全国人民造成会谈圆满成功的假象，9月25日，袁以总统府秘书厅名义，抛出一个所谓共同协定的“内政大纲”。这个由袁世凯一手拟订的“内政大纲”，又称“八大政纲”，其内容是：1．立国取统一制度；2．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4．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5．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6．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7．迅速整理财政；8．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¹⁷²⁾。十分明显，这个“大纲”的主旨是强调“统一”和“中央集权”，为袁世凯加强个人独裁服务的。其他“收束武备”、兴办实业等等，虽与孙、黄主张相似，但各自的内涵及出发点都不相同，这是当时无数事实证明了的。袁世凯正是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骗取了孙、黄对“八大政纲”的默认和赞同。“政纲”公布时，孙中山已离京南下，但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黄兴当时尚在北京，他对袁世凯说：“承示内政大纲八条……睹兹伟画，实所赞同。”⁽¹⁷³⁾

孙中山、黄兴身为革命领袖，在北京期间不仅对袁世凯大加赞赏，称他“忠心谋国”，决无“野心”，所谓“帝制自为”，纯属无识之徒妄相猜忌，而且同意了他提出的旨在加强专制统治的“八大政纲”，这就在实际上麻痹了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帮助袁世凯摆脱了困境。关于这一点，袁的党羽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认为这是袁世凯“收笼异派”的一种高明手段，从此以后，“内可减群恶（指革命党人）之破坏，外可坚他族（指帝国主义列强）信吾南北确已统一，于承认、借款两端或易为力”，实在“令人钦仰”⁽¹⁷⁴⁾。总之，经他们这次北上“调和”，政局诚然出现了某种和缓的现象，但对革命是不利的。10月5日，英国《旁观者》刊载一则驻北京记者的通讯说：“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民国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¹⁷⁵⁾同一天的上海英文刊物《国民评论》也载文说：“黄兴到北京后，继续致力于消除党派之间的猜忌和纷争，其结果无疑是加强了政府的力量。”⁽¹⁷⁶⁾这清楚说明，孙中山和黄兴企望通过“调和”，消除南北冲突，维持共和国的努力，终究事与愿违。

三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宋教仁从唐内阁垮台中，感到同盟会要反对袁世凯利用混合内阁把持权力，就必须“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成一“强大真正之政党”。同时，他还认为党派纷立，不利于“和平竞争”，只有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局面，才“合于共和立宪国原则”。因此，从退出内阁，“尽力党务”以来，他便积极主张并实际成为改组同盟会的主持者。

1912年7月16日，同盟会本部召集全体职员会，讨论改组问题。多数会员认为“现值各党竞争剧烈之时，本党若稍有动摇，恐他人利我改名而分势力，其危险有不堪设想者”⁽¹⁷⁷⁾。白逾桓、田桐等人反对尤力，表示“同盟会系数十年流血所成，今日当以生命拥护此名”⁽¹⁷⁸⁾。宋教仁等人提出的改组同盟会提案没有通过。21日，同盟会召开夏季大会，多数会员仍不表同意，蔡元培也提出“不能舍己从人，决不能变更名称”⁽¹⁷⁹⁾。但大会选举结果，宋教仁与赞成改组的孙毓筠、张耀曾分别当选为总务、财政、政事部主任，改组意见实际上占了上风。此后，由于多数会员主要反对同盟会改变名称，而并不反对改组本身⁽¹⁸⁰⁾，所以宋教仁等人继续坚持改组工作。

他们首先与统一共和党谋求合并。统一共和党由于在陆内阁风潮中摇摆不定，受到北洋势力和共和党指责，便转而与同盟会取一致态度，主张政党内阁。但即使这样，它也不同意无保留地与同盟会合并。谈判一开始，吴景濂就提出三项先决条件：1．变更同盟会名义；2．废去民生主义；3．改良内部组织。8月5日，以旧官僚岑春煊为首领的上海国民公党得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消息，派代表到京表示愿意参加，除同意统一共和党三项条件外，还提出取消“男女平权”的要求。同盟会为了求得合并的成功，对于这些条件和要求，原则上一律加以接受，但坚持政纲中须保留“民生”这一特殊名词。7日，三党代表开会，就党名、党纲达成最后协议，推宋教仁、张耀曾和国民公党代表杨南生起草宣言。是日，在北京的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两个小政团也派代表与会，同意加入合并。11日，五党代表集会，通过“宣言”，即于13日以五党本部名义公诸于世⁽¹⁸¹⁾。25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

国民党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平和”为党纲。党纲坚持了同盟会“发展地方自治”的一贯主张；但同时把“实行民生主义”改为含糊的“采用民生政策”，把“力谋国际平等”改为毫无斗争意义的“保持国际平和”，又不顾女同盟会员的强烈反对，取消了“男女平权”的条文。这表明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后，从党纲上看，革命精神的确有所减退，妥协色彩更加浓厚了。吴景濂等人在致岑春煊电中十分得意地说：国民党“名虽合党，实系新造”，“同盟会牺牲一切，从我主张，尤为难得”⁽¹⁸²⁾。

但同当时所有政党一样，单从党纲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它的真实意向。实际上，宋教仁等人改组同盟会，更多的是着眼现实斗争的需要。宋教仁说：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国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政府”⁽¹⁸³⁾。他一再强调：国民党与同盟会所持态度与手段虽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¹⁸⁴⁾。“从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¹⁸⁵⁾有的同盟会员说得更为明确：“当此时也，进步派人士苟不互相联络，互相结合，为一致之进行，则进步党之势力失，保守党之势力盛，共和之维持不可期，而少数人政治上之专横将复活矣。为维持国民公意，建设之共和计，并合主张进步之党为一，以谋政治上之统一，盖事实上所不容缓者。此国民党之所以成立也。”⁽¹⁸⁶⁾此外，国民党虽然在党纲里放弃了“民生主义”的提法，但从它对“采用民生政策”的解释和党员坚持的实际内容来看，“民生政策”不过是“民生主义”的代名词。《国民党宣言》说，“采用民生政策”，就是“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宋教仁则直截了当地说：党纲第四条，“他党多讥为劫富济贫，此大误也。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¹⁸⁷⁾。这表明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废去民生主义”。

由此可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既有妥协（主要是迁就统一共和党等政团的要求），同时又充满了进取和斗争精神。或者说，它的妥协含有一定策略成分，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斗争。

那么，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成立又是什么态度呢？8月13日，国民党成立前夕，他与黄兴联电同盟会各支部，说各党彼此所提条件“与本会宗旨毫不相背，又得此多数政团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要求对改组“务求同意，以便正式发表”。电文并针对部分会员反对改名，强调说：“同盟会成立之时，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意义，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变更名称者日益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¹⁸⁸⁾25日，他亲自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发表演说称：“合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又说：“男女平权，本同盟会之党纲。此次欲组织坚强之大政党，既据五大党之政见，以此条可置为缓图，则吾人以国家为前提，自不得不暂从多数取决。”⁽¹⁸⁹⁾国民党成立后，他又不止一次地称：“合党之功与南北统一相同”，要党员“以当年经营革命之精神，用温和稳健之手段共谋建设民国之事业”⁽¹⁹⁰⁾。此外，同盟会本部致各支部电中，称改组为孙中山和黄兴所“提议”：“两先生由上海屡来函电，欲与他党谋合并之方。”⁽¹⁹¹⁾宋教仁还为此发表“声明”说：“此次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¹⁹²⁾这些都说明，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深为赞成”的。

孙中山赞成同盟会改组并不是偶然的。首先，与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样，孙中山此时同样认为同盟会革命目的已达，为着巩固共和国，“非合大多数人才”造成一大政党不可。他说：“今则共和成立，我同盟会目的已达，并不能再言破坏。凡赞同共和者皆我良友，故须广为联合，以巩固共和；若仍坚持同盟会以前手段，是为守旧。故改组一事，今日为必要之事。”⁽¹⁹³⁾其次，孙中山同样认为政党内阁“可以代表民意”；认为造成两党对峙，有利于竞争。这样，当同盟会为着实现“政党内阁”改组为国民党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地视为“时势所趋，不得不然”⁽¹⁹⁴⁾，甚至称“同盟会即国民党”⁽¹⁹⁵⁾。

但孙中山虽然赞成同盟会改组，却并不热心。这是因为，他一则此时正专心致志他的“铁路计划”，“无暇顾及党务”；一则由于他认为一味从事政治斗争不可能有多大希望。因此，他只愿做一个普通党员而坚辞理事长一职，采取了“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的态度。

国民党成立后，在孙中山和黄兴影响下，开会议决“取稳健态度，与袁总统提携”。但为时不久，即又在下述问题上与袁世凯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一）省长“民选”、“简任”之争。袁世凯为削弱革命党人在地方的势力，在顽固推行“军民分治”的同时，一直鼓吹省长简任，即由中央直接任命。为反对袁世凯这一“欲极端集权，以便威福”的阴谋，国民党坚持民选立场，针锋相对地指出：“以全国人民之铁血精神购此共和，其希望目的在能发达其民权”，“省长民选与否，即与共和政治能成立与否同一问题”，只有省长民选“始能完全发现民意”；“若由中央简任，前清督抚旧习必将复现”，“与民国精神大相反背”。且国民党主张地方自治，“以发达民权为惟一目的”，于省长民选“必死力以争之”。还有的径直提出：省长民选本为“政治问题”，“不必以法理空争”，“当以政治眼光解决”⁽¹⁹⁶⁾，即不管袁世凯同意与否，坚持实行。1913年1月8日，袁世凯借口全国行政“划一”，公然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后，国民党转向集中反对该项命令的斗争。议员彭允彝等首先提出质问书，指斥袁“逾越约法，蔑视立法机关”。接着，国民党各省支部纷纷通电猛烈抨击，要求参议院根据《临时约法》，“迅即提起弹劾案，交大理院组织特别法庭，秉公判断，以维约法、固国本而警专横”⁽¹⁹⁷⁾。在国民党人的抵制和反对下，尽管袁世凯百般狡辩，诡称“并非以命令制定官制”，但实际上还是被搁置了起来。

（二）宪法起草权之争。据临时参议院议定之“国会组织法”规定，制定宪法为国会固有权利，其他任何人不得随意干预。但程德全竟通电倡议由各省推举代表共同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此论一出，袁世凯如获至宝，当即电令各省都督即刻派人到京，“讨论宪法大旨”。于是，为反对袁世凯肆意控制制宪权，国民党坚决主张宪法必须由国会自定。宋教仁发表演说指出：“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使制定宪法时为外力所干涉，或为居心叵测者将他说变更共和精义，以造成不良宪法，则共和政体不能成立。”⁽¹⁹⁸⁾就连一向较为温和的《民立报》也发表文章，认为：“宪法之制定与起草权均当然属之上下两院，无容另生异议”；否则所定宪法，“国民必不承认”⁽¹⁹⁹⁾。后来，袁世凯以“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案”为参议院所否决，又提出设立宪法顾问。国民党人指出这不过“是劫夺国会起草宪法之故智，易其名而不变其实”，是“袁世凯欲得宪法之提案权，又欲得宪法之裁可权”⁽²⁰⁰⁾。针对袁世凯所谓“制定宪法必须取消防御主义”的说法，国民党提出“共和国家之宪法，其作用即在限制元首，使其不能如专制君主之为恶”，“若大权仍操诸元首，则是总统其名，而君主其实”⁽²⁰¹⁾。可见，国民党反对袁世凯干涉宪法起草，不只是维护宪法起草权，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将来宪法按其意愿制定，使总统真正“处于无责任之地位”。这与它主张“政党内阁”是完全相一致的。

除此之外，国民党还坚持先定宪法后举总统，部分议员并主张大总统无解散省议会权。为加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提出了改革税约、厘清地亩、开发产业、兴办铁路、振兴教育、厉行征兵制度、统一司法、统一币制等一系列积极政策。

因此，从实际活动看，国民党是当时积极维护共和，决意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政治”的中心力量，是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的最大障碍，因而它仍然是一个反映革命党人利益和要求的有生气的资产阶级政党。对此，列宁在《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一文中曾给以很高的评价，称赞国民党是“为着唤醒人民，为着争取自由和彻底民主的制度积极斗争”的党。并说：“不管那些以国内反动势力为靠山的政治骗子、冒险家和独裁者可能使这个党遭到什么样的失败，但是这个党的工作永远都不会是徒劳无功的。”⁽²⁰²⁾

当然，国民党自身的弱点也是极为明显的。首先，它一开始就面临着内部权力分配的激烈争夺。成立不到十天，共和实进会就因该政团无一人被选为参议，不甘居于“随班逐队”的配角地位，而重组“群进会”，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统一共和党等其他政团，从狭隘的小团体利益出发，也极力反对以同盟会为中心，动辄以退出相要挟。而部分同盟会员“把持权力”又为这些政团提供了借口。这样，国民党内部赖以维系的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其次，为了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在“新旧合糅”口号下，组织上采取了“兼容并包”的发展方针。这就使得一大批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为着个人政治目的，“或家道殷实富于财产者，以为苟不欲与同盟人联系，恐不能全体保身”，纷纷跻身于国民党，并从各方面施展他们的政治影响。所以，当时有人评论说：“中国之革命党，非使官僚党同化，是同化于官僚党。”⁽²⁰³⁾谭人凤甚至“以狐群狗党目之”⁽²⁰⁴⁾。这种情况说明国民党成分较同盟会公开后尤为庞杂。再次，主张纷歧，步调不尽一致。如上所述，国民党议员为“防总统滥用权力，以蹂躏立法之机关”，主张大总统无解散省议会权，而胡汉民、李烈钧则坚决反对，联名电请总统有解散省议会权。固然，胡汉民等从本省临时议会与都督对立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大总统有解散权是为了加强自身的地位，但也反映国民党远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领导核心。最后，国民党由于以实现“政党内阁”为职志，全力从事议会斗争，以致越来越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所有这些，决定了国民党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造成极大声势，对袁世凯形成一定威胁，但最终却无法战胜袁世凯而达到自己的既定目的。

四　部分同盟会员的反袁活动

当时，尚有部分同盟会员根本不相信袁世凯，认为他终将“帝制自为”。他们或以报纸为阵地，或一直坚持武装斗争，成为革命党人中维护共和、反对专制最激进的力量。

在舆论方面，上海《民权报》可称为代表。《民权报》原由自由党谢树华发起筹备，但大宗股本多由周浩招集，且自周浩以及编辑重要人物“俱未入自由党”。因此到1912年3月正式创刊，实际成了周浩、戴季陶、牛辟生、尹仲材等同盟会员所掌握的一份反袁报纸。创刊伊始，戴就在《失败之革命》一文中尖锐指出：“中央政府既未经事实上之改造，更未受思想上之淘汰”，“故此次之革命，非能革去恶政治也，所革去者仅满洲皇室之主权耳，专制腐败犹旧也”。以后，随着袁世凯专制独裁面目的不断暴露，《民权报》对他的揭露和抨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4月16日，《民权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一文，揭露袁下令特赦杀害革命党人而被判处死刑的姚荣泽。接着，以同样题目连续发表时评九篇，抨击袁以私人名义向外国接洽借款，任命黎元洪为参谋总长和听任张作霖封禁《中华日报》。19、20两日，戴季陶发表《袁世凯罪状》一文，历数武昌起义以来袁对抗革命、抢夺革命果实的种种罪恶活动。26日，又发表《讨袁世凯》一文，指出：当撰写《袁世凯罪状》时，“深欲袁之悔悟而改其所为，以谋国利民福，为共和之保障。故语意间于激烈之中，尤含劝勉之意。孰意袁氏病国病民之行，日以加甚，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夫忠告不见信，骂詈不见畏，举国人民之痛苦亦毫不加惜，是弃民也，是杀民也。弃民者民亦弃之，杀民者民亦杀之。则袁氏今日之地位，已由国民属望者变而为反对，更由反对者变而为公敌矣”。

5月以后，《民权报》对袁世凯的揭露批判更加无所顾忌。它指斥袁世凯为达其中央集权之目的，压迫黄兴辞南京留守；猛烈抨击财政总长熊希龄仰承袁的意旨，与六国银行团秘密签订垫款合同。唐绍仪内阁被袁挤垮后，它载文指出：“此次之举动，非推翻同盟会之国务员也，直欲推翻此中华民国耳。……中华民国所以亡矣！”⁽²⁰⁵⁾袁以武力胁迫临时参议院通过陆徵祥内阁后，它进而指出：“今后之内阁，既为段祺瑞以兵力逼迫成立，又为袁世凯私意组织，质言之，是非中华民国之内阁，而袁世凯之秘书院也。”⁽²⁰⁶⁾袁与黎元洪合谋杀害张振武和方维后，它直称“袁世凯之盗国，与悍盗贼之行抢掠无异”⁽²⁰⁷⁾。该报还坚决反对孙中山、黄兴北上调和南北冲突。

《民权报》还公开鼓吹武力反抗袁世凯。它指出：“新造民国之结果，所以至于如斯者，‘借重’二字误之也。”⁽²⁰⁸⁾“袁氏之在民国，盖病者血中之毒菌，留之病者之身，则虽有良医，终不能愈病者之痼疾也。”⁽²⁰⁹⁾且“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²¹⁰⁾，因此对袁万不可再存幻想，唯有“以武力治之而已”。为此它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武力反袁的必要和号召“全国同胞共革彼命”，指出：“百万言之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盖借兵力以行恶者，仍不能不以兵力防止其恶也。”⁽²¹¹⁾

当武力反袁不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时，《民权报》也主张利用法律同袁世凯进行斗争。但《民权报》的真正目的是借以把袁世凯拉下大总统的宝座，并为此发动了一场国会脱离袁世凯控制的活动。

《民权报》对临时参议院本不抱希望，更痛恨它不敢坚持《临时约法》，屈从袁世凯的武力威胁。它曾愤慨指出：“苟袁氏而真以兵力压制解散参议院，杀参议员，则参议员之死，为遵崇约法而死，为代表民意而死，死亦荣也，更何必瑟缩畏惧，忍以代表民意之机关而曲服袁世凯之私意？”“袁世凯将来若更以兵力胁参议院，使上皇帝劝进表，然则参议院亦将畏威力而草改元诏耶？”⁽²¹²⁾因此，它认为行将召开的第一届国会必须摆脱袁世凯的武力胁迫，自由行使权力。9月，《民权报》发表文章提出：鉴于将来国会议员“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中，皆成无数木偶”，第一届国会应“自行召集，并自行择定相当集会地点”。12月，尹仲材、何海鸣（何原在武汉主编《大江报》，8月黎元洪查封该报并下令捉拿何就地正法，何逃至上海加入《民权报》编辑部）、李元箸等遂发起成立“欢迎国会团”，宣称“以保持立法机关之安全，预防临时政府之纷扰，欢迎第一届正式国会议员开预备会于上海，自择集会所在地为宗旨”；还特别指出：“第一届正式国会既兼有参议院之特别职权，又有草定宪法、选举正式总统之特别事项，且又应避北京武力世界之虐”，“先开预备会于上海，随即开成立会于南京，极为得体”⁽²¹³⁾。与此相配合，《民权报》接连发表文章，说“正式总统非袁莫属”、“正式总统非袁则乱”、“袁如不当选，军人必以武力干涉”等谬论，都是“妄谈而已矣”⁽²¹⁴⁾。由于“欢迎国会团”以“预防北京军警之干涉”相号召，尖锐地提出了“自由议定宪法”和“自由选举总统”，不啻宣告取消袁世凯继续为正式大总统的资格，袁世凯“张皇失措”，惊呼：“此项团体之用意，显系纯为反对本总统一人而起”，“宜速行解散”⁽²¹⁵⁾。他一面指使孙毓筠通电反对，授意冯国璋进行恫吓，一面秘密与法使交涉，转饬驻沪领事加以查禁。何海鸣等进行了坚决反击，但终因袁世凯的破坏，又得不到国会议员的积极响应，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以后，“欢迎国会团”即演变而为“铁血监视团”，由何海鸣任团长，继续从事反袁活动。

除《民权报》外，上海《太平洋报》、《中华民报》、天津《民意报》、北京《国光新闻》、《中国报》等等，同样充满了反袁文字。如《太平洋报》发表文章斥责袁世凯为“专制魔王”，“日日以帝制自为为心”，鼓吹“欲解决此种问题，非从根本上着手不可”⁽²¹⁶⁾。《民意报》从8月19日至23日连发论说，指名道姓称袁为“袁贼”，斥袁“为桀纣，为操莽，为狼子，为猘犬”，号召“国民必速立大决心，人怀死志，全国奋起，与此残害国民之民贼相周旋”⁽²¹⁷⁾。该报曾因此一度遭到查禁。《中国报》于文字反袁的同时，并发起组织“国会地点研究会”，与“欢迎国会团”遥相呼应，表示：“同人等不惜牺牲生命财产，组织斯会，其间不知经几多挫折，受几多诽谤。同人等坦白之心矢志不移，虽头断身裂亦无所辞，总期达到军人不干涉政治，司法能以独立之目的而已。”⁽²¹⁸⁾

《民权报》等在鼓吹反袁的同时，对同盟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稳健派”也提出了批评或忠告。《民权报》并同《民立报》展开了公开论战。论战的中心，即是认为革命并没有取得胜利，而是已经失败；认为造成形势日益严重的根源，完全由于袁世凯的“弃民”、“卖国”的反动统治，而绝不是由于无谓的“党争”；“今日之所谓总统及内阁总理与各部代理大臣，为往日中国之蟊贼者，什之八九”⁽²¹⁹⁾，当然不能相信；袁世凯帝制自为，绝非“虚造之伪言，摇惑天下之人心”。这说明革命党人中的激进派同稳健派对形势的看法和对袁世凯的态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激进的同盟会员，一直在坚持武力反袁斗争。

湖南邹永成，武昌起义后反对与袁妥协，到处宣传袁“靠不住”。及见革命党人拱手交出政权，他在上海“因此郁闷于心，决计自杀”，以为反抗。他在绝命诗中写道：“轰轰革命十余年，志灭胡儿着祖鞭。不谅猿猴（指袁世凯）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²²⁰⁾1912年4月20日晚，他怀着满腔悲愤，投入黄浦江，经人救起后，经北京回到湖南。他在湖南积极联络军界中下层革命党人，进而与退职骑兵团长刘文锦、飞翰水师统领易棠龄、分统杨玉生及谢介僧等“密谋起事”，首先“推倒谭延闿”，将政权重掌革命党人手中⁽²²¹⁾。在以“湘政改良会”名义发布的告全省“布告”中，他们号召说：“湘省自前年反正以来，我辈死力经营，皆为同胞起见，不料政界当道诸人昏愦用事，遇事迟疑，成此腐败现象。……今已抱定目的，准于日内实行，改建湘政府，扶助谢（介僧）、刘（文锦）诸君，代我同胞作事。”⁽²²²⁾只是由于计划泄露，这次夺权行动没有成功。

湖北革命党人的斗争从未停止。1912年9月发生了南湖马队暴动。这次暴动是在何海鸣等人策划下，由顾斌、罗子常联络驻省城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发动的。它矛头直指袁世凯、黎元洪，宣称：“袁、黎不死，即不能真享共和幸福。”⁽²²³⁾他们原定10月10日武昌首义纪念日武装起义，推倒黎元洪，夺回湖北政权，但起义计划被黎元洪侦悉，先于9月23日晚派宪警包围札珠街总机关，逮捕罗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十余人，连夜处决。于是，驻南湖马队第二标官兵群情激愤，深夜1时全副武装直扑起义门。经三小时激战，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南湖马队暴动是袁、黎相互勾结，残酷摧残革命力量的必然结果，也是激进派进行的一次最有声势的反抗行动。

其他各省，包括袁世凯严密控制的北方各省，都有革命党人不畏强暴，或秘密组织团体，或积极筹饷购械，散发传单，组织暴动，掀起一次次的反袁声浪。袁世凯的亲信、署理直隶都督张锡銮曾惶恐不安地叫嚷说：“各省人民每多招集党徒，建设团体，或擅称某军，或号为某队，铁血、敢死种种名称，怪异离奇。……天津尚有镇北敢死队等名目，名称奇异，骇人听闻。即此意气嚣张，实足以酿乱阶。”⁽²²⁴⁾就是在北京，也有人倡言：“袁大总统将为第二拿破仑。袁所最惧者炸弹，吾辈当以炸弹从事。”⁽²²⁵⁾

激进派的反袁活动，无论是舆论鼓吹还是武装反抗，集中表现了不妥协的立场和坚持继续革命的决心。这是由于，激进派主要是一些与人民群众比较接近的中下层同盟会员。他们满腔热忱参加辛亥革命，对胜利充满无限希望，并始终主张通过革命党人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他们对旧势力深恶痛绝，更反对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妥协。他们中有的人虽也曾“惑于共和二字”，以为“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至为袁氏所把持”，但很快认识到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²²⁶⁾。同时，革命并没有使他们获得实际利益，而只是一般处于无权在野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仅敏锐感到“革命为议和所误，留下帝王余毒，必为后患”⁽²²⁷⁾，而且无所顾忌，毅然坚持斗争，矛头直指袁世凯。

由于缺乏实际力量，又得不到同盟会上层领导人的支持⁽²²⁸⁾，激进派的活动终未能汇成强大洪流。但它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了袁世凯的欺骗伎俩，揭露了他企图帝制自为的罪恶用心。历史证明，他们是最早看清袁世凯反革命真面目并为之积极斗争的革命党人。

第三节　国会选举与宋教仁被暗杀

一　国会组织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

《临时约法》规定：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国会组织及议员选举法由临时参议院制定。因此，1912年5月6日，北京临时参议院第二次常会，即把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的“国会组织及选举法大纲”列为第一议案。经全院委员会审议与大会多次讨论，7月9日，一致通过了《国会组织法大纲》和《国会选举法大纲》。接着，以此为基础，起草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与《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经8月2日、3日三读会多数议决通过，10日由袁世凯正式颁布。

“国会组织法”共二十二条，首先确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其次，规定参议院不取“地方代表主义”，由以下几方面议员组成。1．各省省议会每省选十名；2．蒙古选举会选二十七名；3．西藏选举会选十名；4．青海选举会选三名；5．中央学会选八名；6．华侨选举会选六名，总计议员二百七十四名。众议院以各地方人民选举议员组成，其名额，各省取“人口比例主义”，每八十万人选议员一名（人口不满八百万的，得选议员十名）；蒙古、西藏、青海同参议员额数。但由于全国人口尚未普查，普查也非一时所能办到，所以各省名额实际分配采取前清咨议局额数三分之一为标准，总计议员五百九十六名。第三，规定宪法制定以前，两院同时行使临时参议院职权，并特别规定宪法由两院合议，“非两院各有总议员三分二以上之出席不得开会，非出席议员四分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因此，参、众两院虽与一般立宪国家的上、下两院相当，却没有贵族、平民之分，也无职权轻重之别。

关于国会议员的产生，“选举法”规定实行限制选举制。讨论中，有议员极力主张普通选举，认为《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人民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万不能因选举法之限制，致人民不能行使其选举权”；“如果于民权有所剥夺”，“甚非立法慎重之道”。还有的提出：“民国成立之始，又系初次举办国会选举”，“以年龄满二十岁以上及在选举区住居二年以上者即可，不必过于限制”。但这些主张均遭到否决。有的甚至说：现时中国人民程度根本不能实行普通选举，“明知其不可而勉强行之，将必选出一般无智识之议员，不使国家陷于极危险之地不止”⁽²²⁹⁾。

所谓限制选举，除年龄、住居期限有所限制外，最主要的是财产限制和教育限制。《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和《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规定，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二十一岁以上，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居满二年以上，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1．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2．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蒙、藏、青海得以动产计算）；3．小学以上毕业；4．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的相当资格。其中一、二两项为财产资格限制，三、四两项为教育资格限制。直接税是采用日本选举法的说法，包括田赋、所得税和营业税。但中国当时根本不存在所得税和营业税，因此所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实际仅限于地丁、漕粮⁽²³⁰⁾。不动产规定为“补充直接税限制之不足，以为纳间接税者提供选举权”，但限于土地、房屋、船舶（包括所有权及抵当权）⁽²³¹⁾。相比之下，教育资格较财产限制稍宽。据临时参议院解释，凡“前清生员以上”和“毕业于六个月以上之各种传习、讲习、研究等所，简易、速成、预备等科，并曾在小学以上学校充当教员一年以上者”（体育教习除外），均当视为“与小学校以上毕业相当之资格”，可获得选举权⁽²³²⁾。但在当时中国教育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具有这种资格的也为数甚少。

议员选举，众议员为复选制。初选以县为选举区，复选合若干初选区组成，每省不超过八区。初选、复选设选举监督，全省设选举总监督，均由各该地方长官充任⁽²³³⁾。其具体步骤是：先于初选阶段选出五十倍于本省名额的初选当选人，再由初选当选人于复选阶段互选产生。蒙古、西藏和青海众议员选举与各省相同。各省参议员选举，则先选举省议员，组织正式省议会，然后以省议员为选举人，进行选举⁽²³⁴⁾。省议员也须经初选、复选两阶段产生。参议员被选资格与众议员同，但年龄须满三十岁以上，较众议员年满二十五岁为长。

参议员选举其他部分，由于情况各殊，“选举法”分别作了专门规定。1．蒙古和青海，由各选举区划王公世爵、世职为选举人，组织选举会，依所定名额选举，或联合两区以上举行。选举监督以选举会所在地方行政长官（得委托相当官吏）充任。2．西藏，分前藏、后藏两个选举区划，分别由该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会同驻藏办事长官遴选五倍议员名额的人员，于拉萨和扎什伦布组织选举会，各选举五名。3．中央学会，由该会会员为选举人选举，但被选举人不以会员为限。中央学会属全国性高级学术团体，依临时参议院所定办法组成。会员无定额，由具备在国内外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或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等资格者互选，满五十票以上为当选⁽²³⁵⁾。设立并规定中央学会为选举参议员机关之一，目的是为了“选出学问优尚之人为议员”⁽²³⁶⁾。其选举在北京举行，以教育总长充选举监督⁽²³⁷⁾。4．华侨，初定由华侨居住地商会，后增加中华会馆、中华公所、书报社，各选出选举人一名，到京组织选举会进行选举。选举监督以工商总长充任。选举会会员因事不能到会，可委托相当代理人行使其选举权。

“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对蒙古、西藏和青海选举极为重视。最初担负起草“国会组织法”的议员，鉴于蒙古、西藏和青海“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由人民直接选举众议员甚为困难，而参议院内又规定有这几个地区的议员名额，因而主张不再选举众议员。但这种意见遭到了绝大多数议员的坚决反对。他们指出：《临时约法》既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蒙、藏、青海选举众议员当然为其应有权利，“若因困难而剥夺蒙、藏选举权，则于法律上、事实上均相违背”；“参议院为立法之地，不能以不易办到遂置而不办”，困难与否为“办法上之问题”，“应办不应办乃原理上之问题”。况且，“若要巩固民国国基，必当开化蒙、藏人民，输入文明程度。今不与蒙、藏人民选举权，则是蒙、藏政治永不能进行”。至于因参议院有蒙、藏议员，认为众议院即可不必有蒙、藏议员之说，更不能成为理由。因为“参议院议员皆系王公世爵，与蒙、藏地方之关系甚浅，并不能代表蒙、藏全体人民”。只有“于蒙、藏普通人民中选出之议员，归入众议院议员，然后始能引起蒙、藏人民政治上之观念而真正代表蒙、藏人民，蒙、藏政治可渐臻于改良之地步”⁽²³⁸⁾。在多数议员的坚持下，起草员最后也认为“理由非常充足”，“全无辩驳之余地”，很快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于是，业已通过二读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停止继续讨论，转入蒙、藏、青海议员选举法的起草、审议和讨论，最后形成了包括蒙、藏和青海议员在内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选举法”不仅明确规定蒙、藏、青海人民有权选举众议员，而且还根据实际情况，在选举资格方面特别规定财产以动产计算，并规定：选举监督认为调查选举资格不能普遍实行时，得专就其驻在地进行，驻在地以外区域可由具有选举资格者自行呈报；关于停止现任行政、司法官吏及巡警、僧道及其他宗教师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的规定，于蒙、藏、青海概不适用，唯一增加的一项新规定是被选举人必须通晓汉语。后来当外蒙古和西藏提出在北京就近举办选举，参议院也破例照准，还为此制定了《西藏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施行法》。所有这些规定和变通办法，显然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和保证蒙、藏、青海人民能选出自己的议员。

其二，设立华侨专额，给海外华侨选举权以特殊照顾。华侨选举权问题，是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时就已讨论过多次，到北京后着重讨论的问题。虽有议员以为“不合法律”，不赞成华侨有选举权，多数议员则认为“华侨于国家前途关系极大”，万不能不许他们有选举权。经过辩论，多数议员的主张获得通过，并议决作为“特殊势力”，于参议院明定其议员名额⁽²³⁹⁾。特许华侨有选举权，是海外侨胞的殷切愿望，也是临时参议院的一个创举。正像有的议员所说：“侨居外国人民而享有选举权，各国无此制度，今由中华民国创此特别例。”⁽²⁴⁰⁾而多数议员所以坚持华侨有选举权，一是认为同系炎黄子孙，与国内人民自应“权利平等”；二是“华侨热心爱国，扶助祖国之力不少，现在共和成立，对于华侨不能不有所酬报”；三是“华侨在外之人甚多，而有特殊势力者不少。将来中国经济上种种关系，甚希望华侨之扶助”⁽²⁴¹⁾。正因如此，当华侨对选举议员仅限于商会表示不满，要求修正“选举法”时，参议院极为重视，认为以商会为唯一选举机关，使无商会组织或未入商会的华侨丧失选举权，诚“不公平”；并说明参议院原来规定华侨有选举权，就曾抱定“决不希望小部分人得其选举权，而不能达其大多数之意见”⁽²⁴²⁾。于是，在不修正“选举法”，以保持法律严肃性的前提下，提出并通过了《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华侨选举会施行法》，完全接受了华侨扩大选举人范围的要求。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华侨参议员选举何以后来又增加中华会馆、中华公所和书报社的原因。

但是，“选举法”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限制选举的实行，使一般贫苦大众被排斥于选举之外。“选举法”规定“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或“有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的财产资格，固然不算太高，但它只能使一部分农民和城乡小资产者获得选举权，广大贫雇农和城镇贫民能获得选举权的则极为有限。它同时又规定：“不识文字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因此，即便不受财产限制，多数人也将因此而丧失选举权。由此可见，国会选举实际上与一般劳动人民无缘。

其次，无视女界要求，拒不承认女子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当时，以唐群英为代表的“女子参政同盟会”，为争取政治上男女平等，从南京到北京掀起了颇有声势的女子参政活动。因此，“选举法”公布后，该会接连两次上书临时参议院，指责参议院不承认女子选举权，是“全用特殊压制，剥夺其应有权利”，是“违背约法，蹂躏人权”，“不以女子为人”，坚决要求补定“女子选举法”，颁布实行⁽²⁴³⁾。而参议院却以“前在南京已经批复候国会解决”为词（实际上当时的批复仅称参政权候国会解决，并未言及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一味敷衍。后经同情女界议员介绍，提到大会。但尚未开议，多数议员即群起反对，责怪介绍人不该介绍，请愿委员会不该受理，更不该向大会提出，并称此案已经“否决”，再次提出“实与法律不合”。尽管有议员一再说明南京时“并未否决”，此次请愿与那时也不相同，是要求女子有选举权，不应拒绝讨论；有的还以秋瑾为例，说“女界中为革命牺牲性命者不少”，自应享有选举权，但大多数议员仍无动于衷，坚持“无成立之价值”⁽²⁴⁴⁾。结果，未经讨论，女界要求即被打消了。

再次，限制了相当一部分工商资产者的选举权。“选举法”采限制选举制，按理应极大程度满足工商资产者的愿望。其实，除少数人外，相当一部分资产者（主要是商人）由于无田产，又“未必能在小学毕业”，显然不具备上述选举资格。讨论中，曾有议员提出：“中国不欲发达商业则可，如欲商业发达，如欲收商捐，即不能打消商人之选举权。”⁽²⁴⁵⁾他们并针对多数商人虽无不动产，却“大多赁屋而居”的情况，主张将“有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的规定，改为“占有不动产”若干，以扩大这部分人的选举权。同时，也有议员主张索性改作“有资本金五百元以上”，或把“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改为“年纳税二元以上”。但这些意见没有引起大多数议员的重视，均以少数遭否决⁽²⁴⁶⁾。因此，“选举法”公布后，特别是参议院作了直接税仅限于地丁、漕粮的说明，全国工商界大哗，认为：“直接国税指地丁、漕粮，是分明剥夺工商之选举（权）。商人纳税多为关厘等间接税，然所得税、营业税参议院不先规定，是商人无法纳直接税，非不愿尽义务也。况厘金未裁，关税繁重，加以地方捐税烦苛，商工对于国家负担已多，而何以享权利则最少？且以学识程度论，商工果不如农人耶？至有不动产五百元以上即得选举权，而商人有动产数万、数十万、数百万，反不得与五百元者享同等之权利，尤为不公。财产所得税不行，参议院不得借口无法调查也。以彼所定五百元而论，略有田宅者合计即可取得选举人之资格。然多半乡僻居民，知识不开，视久居都市之工商，程度果孰为高下？”⁽²⁴⁷⁾工商界并于11月初，召开全国临时工商大会，决定请愿要求修改“选举法”，并声称如参议院不接受要求，“今后无论国家、地方各捐税，一概不纳”⁽²⁴⁸⁾。袁世凯见工商界群情激愤，于是改变态度，动用“复议权”，要参议院接受工商界要求，“变通”财产限制条款。但多数议员依然不同意修改，同时对袁世凯的做法大为不满，指出：在营业税、所得税根本无从划分而召集国会又刻不容缓的情况下，袁“明知事实上做不到”，而一再提出“修正案”，并非真心维护工商界权利，不过是“故意用此有名无实之选举权，以欺骗国民，而自告无罪，并且欲借此诿过于本院。本院万不能通过”⁽²⁴⁹⁾。就这样，在多数议员坚持下，临时参议院否决了工商界修改“选举法”的要求。后来，各省商会又联电请求援照中央学会和华侨选举会办法，为各省商会设立议员专额，也遭到了临时参议院的拒绝。

如果说，排斥一般劳动人民，拒不承认女子有选举权，表现了参议院议员的阶级偏见和成见；那末，漠视工商界要求则主要与他们大多数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关。他们一般在政治上、经济上同资产者较少联系，或没有什么联系，既无兴趣也不曾感到为这个社会力量争取政治权力的重要。因此，他们宁肯放宽教育资格的限制，保证那些财产有限、既不纳直接税又无不动产的“寒士”获得选举权，也不愿对财产资格条款稍作“变动”，以满足工商界的愿望。当然，资产者自身力量微弱，对政治又大多不甚热心，不足以引起参议院议员的重视，也是一个原因。

“选举法”虽然对选举资格作了种种限制，但从各省登记的选民共有四千万以上，占总人口四万万的9.98％，约每十人中便有一名选民来看⁽²⁵⁰⁾，较清末咨议局选举则增加了二十四倍以上。当然，选民由各省自报，不无浮报和滥报。但随着辛亥革命后民主空气的高涨，“选举法”放宽选举资格，使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毕竟是一个事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选举法”还是多少体现了民主共和精神，反映了人们要求民主权利的愿望，因而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吸引力。

二　各党派竞选活动与国会选举结果

还在国会选举筹备阶段，各党派就已秣马厉兵，为全面竞选做准备了。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本来就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它号召党员：“介绍党员，以有选举权者为标准”⁽²⁵¹⁾，“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²⁵²⁾。它不但于本部特设“选举”一科，还要求“各分部为筹备选举事宜，应联合数部设分部联合会于复选举投票地”⁽²⁵³⁾。它毫不隐讳自己的竞选意图，宋教仁就说过：“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²⁵⁴⁾。他并充满信心地宣称：“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²⁵⁵⁾

共和党也视国会选举为“最注重之事”，决心倾力以争。它一面广设分部，一面发布《选举须知》等文件，鼓励党员“不争做官，而争做议员”。它说：本党政纲“最合乎现在中华民国立国之大要”，“但是选举若一失败，则虽有此美善之党义，仍不能见诸实行，万一有危险之事发生，大局不可问矣。故共和党之于选举，一党之胜负问题，不啻即全国之存亡问题”。为此，它要求党员一不可放弃选举权利；二不可选举本党以外的人；三要学会选举，“不可空投”⁽²⁵⁶⁾；四则“运动急宜着手占先，不可退落人后”⁽²⁵⁷⁾。对于竞选前景，它同样充满信心，声称：于苏、皖、赣、湘、鄂等省，曾一一调查，“凡富有经验、声望素孚者，多吾党人，将来胜负不言而喻”⁽²⁵⁸⁾。

统一党“于选举一事”，同样不甘落后。该党中坚人物袁乃宽曾以密函致河南都督张镇芳说：“京师本部刻已极力扩张势力。揖唐（王赓）、月波（王印川）一力进行，创一法政大学，新设言论机关，名曰《黄钟报》，又设招待所二。天津、上海皆派要人前往扩张。”他要求张镇芳：河南支部亦宜“放手前进，实力进行”，“万不可稍存退步”，并说：“党之发达与否，全恃经费，既本部有力，支部可大为扩张。如石青（胡汝麟）、承轩（袁振黄）有急切需款之处，请师座拨付，由受业拨还，或万或数千，祈照拨。”在这封“乞阅后付丙，切不可令幕中人见之”的密函中，袁乃宽不仅和盘托出了统一党的竞选“计划”，还声称：“无论用何项手段”，总以不使国民党取胜为是⁽²⁵⁹⁾。

民主党虽成立最晚，势力不若他党，但因它的中坚分子非前清咨议局联合会成员，即宪友会会员，“全以政见结合”，因而“团体之坚固则十倍于他党”⁽²⁶⁰⁾。还在合党前，它的骨干成员萧湘、李文熙就曾函请在日本的梁启超：“国会选举期转瞬即至，吾党不可不早预备正坛演说资料，并各交通处着手运动选举方法，亦请择其纲要，汇帙见示，俾本部早日刊行，通告各地，扩张党势，必有大影响。”⁽²⁶¹⁾合组民主党后，他们更以选举胜利激励党员说：“本党成立稍后，在事实上不得不为第三党。其实他日居如何之位置，全视选举之结果而定。”⁽²⁶²⁾“若举国欢迎，则出而组织内阁，出而为各省省长……掌握政柄，亦何所不可。”⁽²⁶³⁾以上事实表明，各党都在期望选举的胜利，激烈的竞选将是不可避免的。

为控制选举，各党一开始就通过行政力量，极力掌握选举机关。如江西李烈钧委任的六名复选监督，全都是国民党人⁽²⁶⁴⁾；广东胡汉民委任的七名复选监督，有六人为国民党员⁽²⁶⁵⁾；湖南由专程从北京回湘“掌握选举”的国民党员仇鳌“筹备选举事务”，对各县知事“作了一番调整”，使“省、县、区的选举负责人联为一气”⁽²⁶⁶⁾。湖北选举总监督为共和党干事夏寿康，筹备选举处长为共和党本部特派回鄂运动选举的阮毓松，结果“复选监督亦多该党之人”⁽²⁶⁷⁾。甘肃赵惟熙以共和党支部长名义致函地方行政官，声称“如他党战胜，不惟有碍大局，即我甘现状万难维持”，必须将本属初当选人“用全力联络入党，已入他党者勒令退党”⁽²⁶⁸⁾。四川各党也先抓“各地区的选举监督，把本党有关系的人安排去办理各地选举事务……使初选的代表基本上能受本党的运用”⁽²⁶⁹⁾。山东各党势均力敌，所有遴派投票、开票、管理、监督各员，“务宜相等，不得专派一党”⁽²⁷⁰⁾。

党派竞选本是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正常现象。各党虽然都以“注重党德”、“宣传党纲”相标榜，但实际上除个别人发表一些竞选演说外，对此并不感兴趣。正如梁启超所说：“今者建国第一次选举，而未闻有一党发表政纲、建旗帜以卜人民之祈向，又未闻有一选举区焉开政党演说之会，此实普天下立宪国所无之现象，而天下政党所未睹之前例也。”⁽²⁷¹⁾由于各党主要不是通过宣传政见，而是倚仗行政手段控制选举，则势必使选举不可能在完全“合法”范围内进行，以至明抢暗夺，愈演愈烈，出现种种“怪状”和“丑闻”。

（一）浮报选民，竞相效尤。因“选举法”规定各选举区议员按选民比例分配，各党为争取更多议员名额便纷纷多报选民。如河南各属“只求增加选民，不恤逾限与否，甚至有报过判定总数之后，补报选民至四、五万之多者”⁽²⁷²⁾。湖南“每每于限期外，补报至再至三，辗转效尤，需求无已”，以至临近选举，犹“难得齐全总数，以为分配标准”⁽²⁷³⁾。广西尤为严重，其中浔州、柳州所属所报选民竟占“人口二分一或三分二”，而又“皆系选举事务所违背法定报告日期，故纵各属浮报所致”⁽²⁷⁴⁾。其他各省也都有浮报选民的现象。

（二）拉票，冒投，无奇不有。苏州初选省议员，“共和、统一、国民、自由各党及各团体均于附近特设选举人休息所，预发休息券，并派有招待员”，“招待颇为周到”⁽²⁷⁵⁾。“至于运动，有用酒饭者、面点者、川盘者、火车票者，纷纷不一”⁽²⁷⁶⁾。广西桂林民主党则于“发给选举票时，每一初选人附送一券，上写凭券发米粉若干碗，如未使用，或使用未完的数量，得按值换取现金”⁽²⁷⁷⁾。于是顶冒，代投，“或一人而投数票，或散票而预书名”，“几为各省之流行病”⁽²⁷⁸⁾。“其有资财者，则雇人轮番往投，其吝于财产，则只请戚友数辈往投，甚有成卷整百投入”⁽²⁷⁹⁾。广东某些地区，选举前“多列假名”，“及投票时雇用数十人承认假名，每人另予一小铜牌为标识。办事人见此铜牌，即投数十次亦不追究”⁽²⁸⁰⁾。更有甚者，某些办理选举人员，或以调查选民之便，“私匿选票”，“届时雇人冒投”⁽²⁸¹⁾；或“将票偷藏于衣袋及裤裆中”，以瞒人耳目⁽²⁸²⁾；或“通同舞弊，私自填写选举票多张，并令私党多人各填多票，夤夜投入票筒，以图当选”⁽²⁸³⁾。安徽宿松县北乡一区松塘庄选举调查员黎宗干于“调查选民时即掯匿选举票一千余张”，或自投，或由他的子、婿投，“狼狈为奸”，“令人发指”⁽²⁸⁴⁾。

还有比拉票、冒投更为“新奇”的，就是“列名指定”，强要选民选举。广东选举前夕，胡汉民即以同盟会支部长名义分函各县分部长，“指定某县应举某人为初选当选人”⁽²⁸⁵⁾。复选众议员，更致电复选监督“必举”林伯和、黄增耇、司徒颖、易次乾等人。为此，报纸抨击他“大有专制时代牌示委派之象”⁽²⁸⁶⁾。

（三）抢票，毁票，时有发生。如奉天营口选举省议员，商会总理李恒春“当场强索选票一千五百张，嘱私人三、五名分派填写”⁽²⁸⁷⁾，是为倚势“强索”；湖北省城一次“放抢”，有十余名监管选举人员“各抢一二千票出外，交其机关处填投”⁽²⁸⁸⁾，是为公开行抢。以至出现未到中午，票已发完，续来选民无票可投的现象⁽²⁸⁹⁾。由于行抢不遂，进而捣毁投票所，也屡见不鲜。江苏武进选举省议员，共设十投票区，由于共和、国民两党相争，有八投票区被毁，管理员被殴，签到簿、投票匦无一存者⁽²⁹⁰⁾。袁世凯不得不电饬各省：“应由各初选监督，摘录刑律第八章关于妨害选举之罪各条，揭示于投票所”；“一面依照选举法于投票所、开票所周围临时增派警兵，保持秩序”⁽²⁹¹⁾。

（四）金钱收买，变本加厉。起初“每一选券价值两角以至五角”，最多不过二三十元。到复选阶段，“辇金收买初选当选人，或一百元一个，或二百元一个。时期愈促者价愈昂”⁽²⁹²⁾。湖北选举竞争激烈，“因之票价飞涨”⁽²⁹³⁾，“凡当选者无人不出于金钱运动，即大名鼎鼎之汤化龙，亦被初选当选人吴宝璜控其掯骗票价不付”⁽²⁹⁴⁾。湖南贿选参议员，“有消耗至数千金者”。甚有“破产运动，因耗费已多，而票额仍难如愿，竟在家放声大哭”，或“悬梁自缢为家中瞥见得免于死者”⁽²⁹⁵⁾。四川胡景伊“对选举代表的拉拢收买，不惜施用各种卑鄙手段，要官许官，要钱支钱”，遂使共和党金钱收买肆无忌惮⁽²⁹⁶⁾。各党不仅要收买非党和反对党选票，就是本党党员，为了不被他党贿买，保证所提候选人当选，有的也需用金钱来控制。

（五）威逼胁迫，“手枪相向”。安徽第一复选区选举监督、国民党员潘世琛“意图私人当选”，临时改派史推恩为管理员，“当场胁迫选举人，并带凶伙多人，身着军服，手持手枪，分布投票所内外”⁽²⁹⁷⁾。四川胡景伊为对抗国民党，迫使省议会选举民主党员胡骏（同时为共和党员）为议长，“令会场内外罗列军警，枪上刺刀，封门威迫”⁽²⁹⁸⁾。湖北两党互相指控，直闹得乌烟瘴气。国民党揭露共和党欲选举覃寿堃为议长，不惜“令军警到场，百般威胁”，其党员梅宝玑并“拿出手枪向议员等射击”⁽²⁹⁹⁾。共和党则指责第一复选区“国民党当选省议会议员梁钟汉及在该党之高等检察长王镇南，当场武力胁迫本党汉川选民李流芳、张春山等投欧阳启勋票。及投票非欧……拳足交加，强要李流芳写贿托投汪哕鸾字据”；第二区“国民党暴徒石瑛、田桐等竟以手枪逼投己票，并当场枪伤本党初选当选人四人”⁽³⁰⁰⁾。可见两党暴力胁迫，实不相上下。

（六）拒不到会，以为抵制。“选举法”规定参议员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到会，并得票满三分之一为当选，这一规定竟也成为各党用以竞选的一个手段，在竞争激烈的省份尤为突出。湖南第一次选举参议员，共和党预料不能取胜，即相约全体不出席，嗣又强迫、欺骗超然派议员不到会，致使选举“迟之又迟”⁽³⁰¹⁾。湖北共和、国民两党或“因内部组织未能完备”，或须筹谋新的对策，“均以不出席为能事”⁽³⁰²⁾。最后相持不下，只得以平分议员名额相妥协。江苏、四川，莫不如此。

（七）起诉，审判，几若虚设。“选举法”固然有违法、舞弊情事，得向地方、高等审判厅起诉的明文规定，但司法机关通常为一党把持，很难做出公正裁决，有效制止舞弊行为的发生。如上述湖北两党互控一案，黄冈地方审判厅为共和党控制，省高等审判厅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各偏袒本党，互相抵制，谁也没有受到“制裁”，反而激起更严重的对立，到后来连筹备国会事务局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³⁰³⁾。又如广西、安徽、四川、湖南等省，或一党把持，“无可伸诉”⁽³⁰⁴⁾；或虽经起诉，“高审厅庇徇，延不开庭”⁽³⁰⁵⁾；或“拘留在案”，旋由同党“保释”⁽³⁰⁶⁾；或以“妄控长官”罪名“滥行逮捕”⁽³⁰⁷⁾；等等。总之，起诉、审判完全以党势为转移，结果舞弊者继续舞弊，当选者照常当选，真正秉法制裁的，实不多见。

国会选举开始，人们普遍欢欣鼓舞，认为“吾国今日之国势已如是，强弱兴亡，在此一举”⁽³⁰⁸⁾。但五花八门的选举现状，使许多人大失所望，也引起不少选民的反感。首先，一般选民对选举“不甚热心”。江苏江宁县初选省议员，“共投票二万四千二百二十七张，弃权者约六千票”⁽³⁰⁹⁾。上海选民五万一千零四十二人，选举省议员到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九人，约占25％，选举众议员到一万二千八百七十六人，约占25.2％。其次，对骫法舞弊，多有抵制。广东省议会选举参议员时，选票上有写“何必举”的，有写“钱运动”的，有写“你谬之”的，更有一张写“那班鬼”三字，下注两行小字：“浊世无是非，可哀中国之前途。”⁽³¹⁰⁾其中书写“你谬之”一票，即系针对某人以“每票一张，谢以礼服七件”而发⁽³¹¹⁾。四川省议员游运炽等愤于胡景伊以武力胁迫选举胡骏为议长，通电表示：“不得最终正当解决，惟有蹈东海而逝耳。”⁽³¹²⁾

但另一方面，有数千万选民参加的国会选举，客观上又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民主大演习，使人民平等、人民有权利决定国家事务的观念得到进一步传播。而且，它尽管暴露出上述种种污点，却并非所有选举人都不珍惜自己的权利，卷入了唯党是争的漩涡，当选议员也不都出于非法运动手段。当时曾有人分析选举人心理说：“上焉者，本自己所信仰，不受政党之支配，亦不为人所运动，纯然以自己意思为意思者也；其次则以政党之意思为意思者也；又其次则富于村落思想，以地方主义之意思为意思者也；又其次则殉交游，重然诺，而以交谊之关系为意思者也；最下者则无意思，只知计金钱报酬之厚薄而已。”⁽³¹³⁾这大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各党竞选实质上是拥袁、排袁两大势力的公开较量。从国民党方面说，它不遗余力地争取选举胜利，主要还是借以实现其政治主张，进而打破袁世凯与反对党的实际联盟，创造一个好的政治局面。

国会选举自1912年12月上旬开始，到次年3月基本结束。选举结果，综合报刊披露资料，大体如下：

第一，在国民党领导的江西、广东、安徽和湖南，参议员全部为国民党囊括；众议员九十九人，占83％以上。第二，在东三省和山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广西、云南等省，国民党也居于明显优势。其中除山西无法统计外，参议员计九十人，国民党七十二人，占80％；众议员计二百零二人，国民党一百六十二人，约占80.2％，或一百六十四人，占81％⁽³¹⁴⁾。第三，在共和党实际控制或势力相当的湖北、江苏、四川、直隶、河南和山东，众议员计二百十二人，除超然派一人以外，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计一百零九人，比国民党只多七人⁽³¹⁵⁾；参议员则“平分秋色”，国民党占三十人，共和党等三党合占三十人。第四，仅在新疆和贵州，共和党取得绝对多数。当然，由于跨党现象极为普遍，各党都把跨党党员计算于本党之内，以上统计，不见得十分准确，但大致还是反映了各党的实际情况的，说明国民党以较大优势击败反对党，赢得了选举的胜利⁽³¹⁶⁾。

国民党竞选的胜利，使全党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连孙中山也兴奋地说：“此次国会议员之选举，本党竟得占有过半数……足见国民尚有辨别之能力，亦可见公道自在乎人心。”⁽³¹⁷⁾共和党则“多丧气”，不管新近宣布加入该党的梁启超如何以“壮语解之，亦复不能自振”⁽³¹⁸⁾。然而，就在国民党以为大局已定，满怀胜利喜悦，准备组织责任政党内阁时，一桩震动全国的血案发生了。

三　宋教仁被暗杀

宋教仁主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成了该党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第一步是领导全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组织完全政党内阁。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布置各省选举事宜，同时顺道探望离别八年的老母和妻子。不久，传来国民党初选告捷消息，他兴奋不已，又匆匆告别亲人，继续出游⁽³¹⁹⁾。他经长沙到上海，后又到杭州与南京，到处会见国民党人，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演说没有谩骂，没有恫吓，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平心论事”的风度。这些演说，主要内容包括：

（一）猛烈抨击袁政府。宋教仁结合他曾任国务员的亲身感受，指出：“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于是，列强“百计要挟，以制中国之死命”⁽³²⁰⁾。“至于民生困穷，实业不兴，政府亦无策以补救之”⁽³²¹⁾。外交方面，消极敷衍，无确定政策。震动全国的“库伦问题”，袁世凯事前“置之不问”，事后“亦无一定办法”，迄未“得一正当解决”⁽³²²⁾。所以如此，“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之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³²³⁾。这种政府，实“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³²⁴⁾。

（二）反复阐发国民党政见。宋教仁首先指出：在民主立宪国家，“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故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对于“中央以下一省行政长官”，他认为也“当由国民选举，始能完全发现民意”。关于集权、分权，他主张“高级地方自治团体当畀以自治权力，使地方自治发达，而为政治之中心”。宋教仁提出：国民党这些主张，绝非一党“私见”，是关系能否“建设完全共和政体”的大问题，必须明文写进将来的宪法⁽³²⁵⁾。

（三）强调组织国民党内阁。宋教仁指责袁政府，阐发国民党政见，最终是为了组织“国民党内阁”。他毫不掩饰地说：“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³²⁶⁾又说：“盖延聘医生之责任，则在吾国民党也。而其道即在将来建设一良好政府，与施行良好政策是已。”⁽³²⁷⁾为唤醒国人的注意，他尖锐指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³²⁸⁾“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³²⁹⁾他号召党员：“从今而后，宜将国民所以失望之点为之补救，而使国民得一一慰其初愿。”⁽³³⁰⁾

宋教仁上述言行，表达了国民党人的决心和愿望，但也引起了袁世凯北洋集团的仇恨。袁乃宽在致张镇芳的一封信中就说：“目下最讨厌者，即宋教仁一人。”⁽³³¹⁾

还在宋教仁离京南下前，袁世凯就预感将对他不利，曾企图用五十万元加以拉拢，但遭到宋的拒绝。随后，他便指令亲信爪牙，密切监视宋的一举一动。一天，他看到秘书处呈上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说：“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为抵制宋教仁演说的影响，打消国民党的组阁计划，冯国璋暗中主持所谓“救国团”，攻击宋“莠言乱政”，抱“总理热心，思攫现政府而代之”，并把内政、外交一切失败全部归咎于国民党“醉心权利，不能垂功德而祛私见”⁽³³²⁾。与此同时，袁世凯的暗杀阴谋也在加紧进行。

宋教仁对袁虽有所警惕，例如他曾劝说谭人凤担任粤汉铁路督办，说“此路于南方军事上的关系紧要，大局难料，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应变”⁽³³³⁾，还叮嘱程潜“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³³⁴⁾；但同时又认为，至少在正式国会召开前，袁尚不敢公然“撕毁约法”，与国民党为敌。他说：对国民党获得选举胜利，袁世凯“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³³⁵⁾。可见，他还没有从北洋集团的肆意攻击中，嗅到火药气味。同时，当有人告知袁世凯恐有加害阴谋，劝他“先为戒备”时，他也不相信，并说：“吾一生光明磊落，平身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³³⁶⁾

然而，袁世凯一旦感到他的权力受到直接威胁时，是一点也不迟疑的。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由黄兴等人陪同，自《民立报》社赴沪宁车站，准备北上。10时40分，他们走到检票处，突然三颗罪恶子弹从背后向宋教仁射来。宋当即被送往附近铁路医院。由于伤及要害，抢救无效，于22日晨4时40分逝世，享年仅三十一岁。宋教仁临终前，于痛苦中曾请黄兴代笔，口授致袁世凯一电，报告枪击情形及一生致力社会改革而“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的心迹。最后说：“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³³⁷⁾这说明宋教仁临死，也没有看透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但也表现了这位忠诚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坦荡胸怀。

袁世凯自以为谋划诡密，凶手又当场逃之夭夭，可以瞒天过海。他得知宋教仁死讯，颁布命令说：“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识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宏猷，何意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恻。”⁽³³⁸⁾他并电程德全等：“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³³⁹⁾同时，政府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以图转移视线。但事态的发展出乎袁世凯的意料。23日，由于一个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向捕房提供重要线索，当天即将要犯应夔丞缉捕归案，次日又抓获凶手武士英，并于应家搜出五响手枪一支以及应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使案情很快有了重大突破。

洪述祖字荫之，人称“洪杀胚”，时为内务部秘书，实际上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密探头目，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应夔丞原为上海流氓、帮会头子，辛亥革命时攀附同盟会，得充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庶务科长兼管孙中山侍卫队等职，但不久就被孙中山撤职。回到上海后，他重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于长江沿岸一带鼓吹所谓“二次革命”，被黎元洪通缉。袁世凯得知此人历史，以为可以利用，遂派洪述祖到上海，借商谈解散共进会为名，秘密加以收买，并由洪引见程德全，委以“江苏驻沪巡查长”，以掩护他的真实身份。袁随后致电黎元洪取消通缉令，又亲自电召他入京，借解散共进会名义，批给五万元活动经费。从此，应夔丞投靠袁世凯，成为袁在上海对付国民党人的一只恶犬。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人，系一毫无政治头脑、唯知金钱的亡命徒，流窜上海不久，即被应夔丞诱骗收买，拉入共进会。袁世凯布置这些爪牙，说明杀害宋教仁是他蓄谋已久的计划。

应、武二犯落网后，袁世凯惶恐万状。3月29日，他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凭核办。”接着，他又电催程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麐这时也多次密电程德全，要他把“牵涉中央证据向英厅索取”，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咛说：“可不作正式报告。”⁽³⁴⁰⁾但是，袁政府当时还不能完全控制江苏和上海一带，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各件：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夔丞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

25日，应致赵秉钧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

2月1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日，应致赵秉钧电：“孙、黄、黎、宋运动激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同日，洪致应夔丞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4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8日又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12日又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³⁴¹⁾

3月13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遁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日，洪致应夔丞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14日，应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18日，洪复应夔丞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

21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不到四小时，应致洪述祖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23日，洪致应夔丞函：“号、箇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³⁴²⁾

这些证据的公布，暴露了袁世凯的元凶面目，不但震动了全国，也教育了许多的国民党人。他们指出：“杀一宋遁初者，非杀人也，乃打击平民政治、伸张专制政治也。”⁽³⁴³⁾“所谓绝大之凶犯即某氏（指袁世凯）是也。……使某氏而仍为正式总统也，吾恐死者不止遁初一人，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财产将悉为所断送。”⁽³⁴⁴⁾因此，国民党人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严究主名”，矛头直指袁世凯。孙中山于宋案发生后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这表明随着宋教仁的被暗杀和政党政治的破产，南方国民党人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矛盾已公开激化，刀枪相见只是时间问题了。

————————————————————

(1) 阮忠枢致张镇芳函（1912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 《蔡元培在同盟会机关部的演说》，《中国同盟会杂志》第6期，1912年9月。

(3)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121页。

(4) 《京华短柬》，《申报》，1912年4月20日。

(5) 蔡元培：《答客问》，《民立报》，1912年7月27日。

(6) 《总统、总理之异同》，《太平洋报》，1912年6月19日。

(7) 《列强监督财政之警告》，《民权报》，1912年4月17日。

(8) 《黄兴集》，第171页。

(9) 《京津泰晤士报》（Peking＆Tientsin Times），1912年6月19日。

(10) 李国珍在参议院第四次常会上的发言，《参议院第四次会议速记录》。

(11) 《蔡元培在同盟会机关部的演说》，《中国同盟会杂志》第6期，1912年9月。

(12) 《孙武氏之抵掌高谈》，《申报》，1912年6月7日。

(13) 蔡元培：《答客问》，《民立报》，1912年7月27日。

(14) 《旧军官攻王芝祥》，《太平洋报》，1912年6月4日。

(15) 《陈其美致袁世凯等电》，《民权报》，1912年6月22日。

(16) 《太平洋报》，1912年7月1日。

(17) 《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政府公报》，1912年6月22日。

(18) 《共和政治与政党内阁》，《民权报》，1912年6月27日。

(19) 《同盟会之宣言》，《正宗爱国报》，1912年7月2日。

(20) 《蔡元培在同盟会机关部的演说》，《中国同盟会杂志》第6期，1912年9月。

(21) 《国民党主张国会内阁之理由》，《国民杂志》第1号，1913年4月。

(22) 《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政府公报》，1912年6月22日。

(23) 《杨度与国民党之关系》，《时报》，1912年11月21日。

(24)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6月23日。

(25) 《组织内阁问题汇志》，《正宗爱国报》，1912年7月2日。

(26) 《同盟会本部致上海支部等电》，《民立报》，1912年7月3日。

(27) 蔡元培：《答客问》，《民立报》，1912年7月27日。

(28) 《乔妆打扮之内阁》，《远生遗著》卷2，第66页。

(29) 《乔妆打扮之内阁》，《远生遗著》卷2，第67页。

(30) 《政界风云汇志》，《正宗爱国报》，1912年6月25日。

(31) 《黄炎培致赵凤昌函》，《近代史料藏札》（未刊稿），北京图书馆藏原件。

(32) 《陆内阁之中流骇浪》，《申报》，1912年7月30日。

(33) 《亚细亚日报》，1912年7月23日。

(34) 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26年版，卷5，第6页。

(35) 《徐宝山致袁世凯等电》，《申报》，1912年7月31日。

(36) 《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远生遗著》卷2，第72—74页。

(37) 《三日观天记》，《远生遗著》卷2，第78页。

(38) 《统一共和党启事》，《民主报》，1912年8月11日。

(39) 《世载堂杂忆》，第194页。

(40) 海鸣：《鄂中之政海逆潮》，《民权报》，1912年8月14日。

(41) 《参议院第六十三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年9月8日。

(42) 《调和党见之第一声》，《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15日。

(43) 《枪毙张振武、方维之惨史》，《民立报》，1912年8月21日。

(44) 《张方大冤狱（三）》，《民权报》，1912年8月24日。

(45) 《步军统领军政执法总长布告张振武正法之原因》，《民主报》，1912年8月17日。

(46) 《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19日。

(47) 《参议院第六十三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年9月8日。

(48) 《参议院第六十三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年9月8日。

(49) 《张方案之八面观》，《民主报》，1912年8月21日。

(50) 《民权报》，1912年8月22日。

(51) 《参议院第六十六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年9月11日。

(52) 《张振武案之善后策——武力解决》，《民权报》，1912年8月21日。

(53) 疾世：《论主张武力解决张方案者之非》，《民立报》，1912年8月23日。

(54) 《民主报》，1912年8月28日。

(55) 《民主报》，1912年8月28日。

(56) 北京《临时公报》，1912年4月14日。

(57) 北京《临时公报》，1912年4月14日。

(58) 《黄兴集》，第158页。

(59) 《民权报》，1912年6月1日。

(60) 《黄兴集》，第141页。

(61) 《黄兴集》，第287页。

(62) 《黄兴集》，第178—179页。

(63)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3页。

(64) 《程德全致袁世凯漾电》，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抄存件。

(65) 《政府公报》，1912年6月2日。

(66) 民畏：《留守去留问题》，《民权报》，1912年6月2日。

(67) 胡觉民回忆：《辛亥革命后的程德全》，苏州《文史资料》第2辑。程德全事后向袁世凯报告说：“（先锋营）假托二次革命，另举正副总统，改易国旗……已预行举定军政司、水陆军统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陆军部档）

(68) 《遣散军队及优待军官之办法》，《申报》，1912年5月21日。

(69) 《优待军人办法之大决定》，《申报》，1912年6月21日。

(70) 《远生遗著》卷2，第35页。

(71) 《赣都督主张裁军节饷》，《民立报》，1912年5月23日。

(72) 柏文蔚致段祺瑞电（1912年11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73) 程德全致袁世凯电（1912年7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74) 程德全致张一麐电（1913年5月），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抄存件。

(7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76) 《黎副总统政书》卷19，第1页。

(77) 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85页。

(78) 陈炯明所部民军号称“循军”。

(79) 《粤都督说明募兵原因（胡汉民复省议会函）》，《申报》，1913年6月18日。

(80) 《粤都督说明募兵原因》，《申报》，1913年6月18日。

(81) 《黎副总统政书》卷9，第11—13页。

(82) 李烈钧通电（1912年4月18日），《时报》，1912年4月22日。

(83) 《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2，第17页。

(84) 《政府公报》，1912年6月15日。

(85) 据胡景伊、张培爵致程德全电，江苏都督府密电密件室抄存件。按：胡、张电抄转了李电全文，据李电称，已分别另电起义各省，但程德全似未收到。

(86) 《孙先生游赣记》，《民立报》，1912年11月2日。

(87) 耿毅：《癸丑讨袁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41—542页。

(88) 《广饶人反对汪瑞闿》，《民立报》，1912年12月23日。

(89) 《国民党江西支部通电》，《民立报》，1912年12月28日。

(90) 《分治声中赣江潮》，《民立报》，1913年1月5日。

(91) 《赣都督转汪颉荀君电》，《民立报》，1913年1月5日。

(92) 《民立报》，1913年1月12日。

(93) 《中华民报》，1913年2月22日。

(9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9) 《黎副总统政书》卷16，第16页。

(100) 《黎副总统政书》卷16，第18页。

(101) 《国务院致黎副总统各省都督电》，《政府公报》，1913年2月1日。

(10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03) 《江西公民联合会通电》，《民立报》，1913年2月16日。

(104) 《江西公民联合会通电》，《民立报》，1913年2月16日。

(105) 《政府公报》，1913年1月9日。

(106) 《王铁珊访问记》，《民立报》，1913年3月10日。

(107) 耿毅：《癸丑讨袁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44页。

(10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09) 《时报》，1913年3月18日。

(110) 《黎副总统政书》卷17，第8页。

(111) 《时报》，1913年3月27日。

(112) 《中华民报》，1913年4月7日。

(113)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9页。

(114) 此根据《孙中山全集》第2卷所载材料统计，时间从1912年4月3日至是年底，包括演说和谈话。

(115)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5页。

(116)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4页。

(117)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1页。

(118)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0页。

(119)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8页。

(120)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5页。

(121)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2页。

(12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9页。

(123)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9页。

(124) 《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远生遗著》卷2，第121页。

(125)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3页。

(126)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8页。

(127)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8页。

(128)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0页。

(129)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9页。

(130)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9页。

(131)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6、518页。

(13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8—509页。

(133)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3页。

(134)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3页。

(135)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3—384页。

(136)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1页。

(137)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8页。

(138)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9页。

(139)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1页。

(140)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8页。

(141)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0页。

(14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7—498页。

(143)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2—433页。

(144)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61页。

(145) 《政府公报》，1913年4月1日。

(146)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8页。

(147)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4页。

(148) 《民权报》，1912年8月19日。

(149) 孙中山因路途劳累，决定次日会见袁世凯。但袁当晚即派人约见孙中山，孙只好改变原来的安排。

(150) 《欢迎孙中山再纪》，《申报》，1912年8月29日。

(151) 《总统公孙中山之详情》，《时报》，1912年8月30日。

(15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0页。

(153)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6页。

(154) 《黄兴集》，第255页。

(155)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8页。

(156) 远生：《孙黄来京后之影响》，《时报》，1912年9月26日。

(157) 《黄兴集》，第255页。

(158) 《黄兴集》，第259页。

(159)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3页。

(160)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页。

(161) 《政谈窃听录》，《远生遗著》卷2，第153页。

(16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4—485页。

(163) 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22页。

(164) 《黄克强在京之酬酢观》，《申报》，1912年9月18日。

(165) 《黄兴集》，第301页。

(166) 《黄兴集》，第259页。

(167)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2页。

(168)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7页。

(169) 《黄兴集》，第272页。

(170) 《孙中山对于四问题之意见》，《大公报》，1912年9月1日。

(171) 《记者眼光之孙中山》，《远生遗著》卷2，第120页。

(172) 《民国政府与政党首领之协定政策》，《民立报》，1912年10月1日。

(173) 《黄兴集》，第276页。

(174) 《叶崇质致张镇芳函》（1912年9月16日）、《某某致张镇芳函》，《张镇芳存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5) 转引自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176) 转引自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177)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7月17日。

(178) 《乔妆打扮之内阁》，《远生遗著》卷2，第68页。

(179) 转引自久保田文次：《辛亥革命与孙文、宋教仁——中国革命同盟会的解体过程》，《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

(180) 稍后同盟会各省支部也大体持这种态度，如蜀支部致本部电说：“同盟会名义光大，宗旨纯美，义当护惜，以尽死难诸贤未完成之志。若会名遽行取消，则精神无所系焉。”（《天南日报》，1912年9月13日）粤支部提出：“更易会名不宜急遽”，“缘同盟二字，久印粤人脑际”，“一旦更名，颇多窒碍”。（《民谊》第1号，1912年11月）

(181) 随后，北京的全国联合进行会也加入，所以后来的《国民党宣言》增加该会列名，因而又称六党合并。

(182) 《太平洋报》，1912年8月14日。

(183) 《国民党鄂支部欢迎理事宋遁初纪事》，《民主报》，1912年10月26日。

(184) 《宋教仁集》下册，第486—487页。

(185) 《宋教仁集》下册，第456页。

(186) 戴天仇（季陶）：《国民国家与国民党》，《民权报》，1912年8月30日。

(187) 《宋教仁集》下册，第447页。

(188)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5页。

(189)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9、410页。

(190) 《民权报》，1912年10月7日。

(191) 《同盟会又致各支部通电》，《民立报》，1912年8月17日。

(192) 《宋教仁集》下册，第420页。

(193) 《国民党成立大会纪略》，《时报》，1912年9月1日。

(194) 《孙中山救国伟论》，《平民日报》，1912年9月2日。

(195)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2页。

(196)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记事》，《民立报》，1912年12月6日。

(197) 《国民党粤支部致本部电》，《民立报》，1913年1月26日。

(198) 《宋教仁集》下册，第460页。

(199) 《呜呼半月来之政局》，《民立报》，1913年1月17日。

(200) 民畏：《异哉宪法顾问》，《中华民报》，1913年3月18日。

(201) 《议院政治促进会宣言书》，《民谊》第6号，1913年4月。

(202) 转引自《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

(203) 思秋楼主：《一知半解》，《民国》第1年第1号，1914年5月。

(204)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205) 天仇（戴季陶）：《政治之恶潮》，《民权报》，1912年6月23日。

(206) 天仇：《兵力专制中之政海潮》，《民权报》，1912年7月27日。

(207) 仲材：《袁世凯之毒手》，《民权报》，1912年8月19日。

(208) 天仇：《鄂中之政海逆潮——附志》，《民权报》，1912年8月14日。

(209) 仲材：《孙、黄北上观》，《民权报》，1912年8月12日。

(210) 《民权报》，1912年6月27日。

(211) 天仇：《张振武案之善后策——武力解决》，《民权报》，1912年8月21日。

(212) 天仇：《兵力专制之大成功》，《民权报》，1912年7月28日。

(213) 《欢迎国会团第一次宣言》，《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1，第41—45页。

(214) 天啸：《辟主张举袁氏为正式总统者之妄》，《民权报》，1913年3月6日。

(215) 《大总统对于欢迎国会团之意见》，《正宗爱国报》，1913年1月22日。

(216) 朴庵：《辟邪说》、《言论界之张方案》，《太平洋报》，1912年7月24日、8月26日。

(217) 《政府方面对于〈民意报〉封禁之抗词》，《申报》，1912年10月25日。

(218) 《国会地点研究会紧要启事》，《民主报》，1913年3月28日。

(219) 《民权报》，1912年4月17日。

(220) 《谭人凤启事》，《民立报》，1912年4月23日。

(221)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222) 《湖南革命风潮详志》，《民主报》，1913年3月18日。

(223) 《鄂省南湖马标起事剿平之始末》，《时报》，1912年9月30日。

(224) 《解散铁血敢死团布告》，《太平洋报》，1912年7月3日。

(225) 《同盟会语必惊人》，《申报》，1912年7月2日。

(226) 海鸣：《治内篇》，《民权报》，1912年10月8日—10日。

(227) 《记韩衍》，《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50页。

(228) 当时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同盟会上层领导人对激进党人的活动都采取了反对乃至敌视的态度，认为纯属“意气之争”，是“捕风捉影”，“妄加揣测”。胡汉民甚至致电袁世凯请严加惩办，说：“各省立心不正之徒，每以二次革命为口实，若不严诛一二，将何以遏止乱萌？请谕知各省，现在国本已定，如有倡言革命者，政府定予严办，俾奸人知所敛迹。”（《民立报》，1912年12月5日）

(229) 《参议院第三十一次、三十五次会议速记录》。

(230) 《参议院咨大总统请将众议院选举法第四条各款转饬遵照文》，《政府公报》，1912年9月13日。

(231) 《参议院咨大总统请将众议院选举法第四条各款转饬遵照文》，《政府公报》，1912年9月13日。

(232) 《参议院咨大总统请将解释众议院选举法第四条各款转饬遵照文》，《政府公报》，1912年9月13日。

(233) 凡实行“军民分治”省份，选举总监督由民政长担任，其他省份由都督担任（参议员选举监督同此规定）。

(234) 为保证参议员的广泛性，“选举法”规定：各省省议会议员被选者至多不得过定额半数。

(235) 《中央学会法》，《民立报》，1912年12月6日。

(236) 《张耀曾关于起草“中央学会法”的说明》，《参议院第一〇七次会议速记录》。

(237) 中央学会实际上并未成立，当然也未选出议员，1914年2月19日由教育总长呈准正式废止。

(238) 《参议院第四十六次会议速记录》。

(239) 见参议院第二、三、七、九等各次会议速记录。

(240) 《刘崇佑在参议院第七十八次常会上的发言》，《参议院第七十八次会议速记录》。

(241) 《参议院第一〇四次会议速记录》。

(242) 《张耀曾关于“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华侨选举会施行法”提案的说明》，《参议院第一〇四次会议速记录》。

(243) 《女子参政同盟会参政请愿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44) 《参议院第一〇四次会议速记录》。

(245) 《参议院第五十九次会议速记录》。

(246) 《参议院第三十五次、三十六次会议速记录》。

(247) 《工商界之要求选举权之热》，《申报》，1912年11月4日。

(248) 《工商界之要求选举权之热》，《申报》，1912年11月4日。

(249) 《参议院第九十二次会议速记录》。

(250) 张亦工：《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251) 《云南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支部致国民党本部电》，《民主报》，1912年8月20日。

(252) 《粤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之盛况》，《民主报》，1913年2月6日。

(253) 《国民党规约》，《国民》第1号，1913年5月。

(254) 《宋教仁集》下册，第456页。

(255) 《宋教仁集》下册，第419页。

(256) 所谓“不可空投”，指投票之先，首先考察所投的人能否当选，其次了解他的已有票数，如尚不足则投票，若有余，便无需再投，可投他人。

(257) 《时事新报》，1912年11月11日。

(258) 《请看共和党刘树堂之亲笔书信》，《民立报》，1912年11月3日。

(259) 《张镇芳存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60) 《民主党江苏支部开本党省议员欢迎会及分部代表大会记事》，《时报》，1913年2月17日。

(261)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7页。

(262) 《民主党上海分部成立日演说稿》，《时报》，1912年12月13日。

(263) 《论民主党》，《时报》，1912年11月12日。

(264) 据共和党赣支部和共和建设讨论会致参议院等电，李烈钧的办法是：临、饶、抚三复选区所在地知事原为国民党员，径委充复选监督；赣州、南昌两区以知事非国民党员，则委国民党员汤祚贤、徐元诰为复选监督；吉安区论交通便利，当以庐陵为宜，但庐陵知事非国民党员，则委吉水知事国民党员刘存一为选举监督，旋调刘任庐陵知事，便改庐陵为复选区。

(265) 《粤同盟会运动选举之手段》，《时报》，1912年10月15日。

(266) 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51页；《一九一二年回湘筹组国民党支部和办理选举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82页。

(267) 《湖北选举议员怪现状》，《时报》，1913年1月19日。

(268) 《秘密谈话之一证》，《民主报》，1913年1月22日。

(269)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页。

(270) 《山东都督周自齐训令》，《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1，第28页。

(271) 《敬告政党及政党员》，《时报》，1913年3月25日。

(272) 《张镇芳致筹备国会事务局电》，《申报》，1912年11月27日。

(273) 《谭延闿致袁世凯等电》，《政府公报》，1912年12月1日。

(274) 《内务总长致广西都督电》，《政府公报》，1912年12月1日。

(275) 《苏、常、镇、扬省议会初选现状》，《申报》，1912年12月9日。

(276) 《松江省议会初选投票之现状》，《申报》，1912年12月8日。

(277) 魏继昌：《国民党和民主党在桂林竞选国会议员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278) 《宿松选举大弊窦》，《申报》，1913年1月11日。

(279) 《湖北选举议员怪现状》，《时报》，1913年1月19日。

(280) 《粤省选举之怪状》，《时报》，1912年12月24日。

(281) 《松江省议会初选投票之现状》，《申报》，1912年12月8日。

(282) 《湖北选举议员怪现状》，《时报》，1913年1月19日。

(283) 《宝山之选举诉讼》，《申报》，1912年12月17日。

(284) 《宿松选举大弊窦》，《申报》，1913年1月11日。

(285) 《粤省选举之怪状》，《时报》，1912年12月24日。

(286) 《粤省选举之怪现象》，《时报》，1913年1月30日。

(287) 《营口之选举诉讼》，《民立报》，1912年12月27日。

(288) 《湖北选举议员怪现状》，《时报》，1913年1月19日。

(289) 《湖北选举议员怪现状》，《时报》，1913年1月19日。

(290) 《武进选举捣毁记》，《申报》，1912年12月10日。

(291) 《临时大总统袁为选举竞争非法诰诫各官吏严行整饬秩序文》，《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1，第26页。

(292) 《自由谈话会》，《申报》，1913年1月7日。

(293) 《湖北国会选举与政党竞争》，《时报》，1913年2月22日。

(294) 《鄂省选举新笑史》，《申报》，1913年3月3日。

(295) 《湖南参议员选举情况》，《民主报》，1913年3月31日。

(296)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页。

(297) 《筹备国会事务局致安徽都督电》，《政府公报》，1913年1月29日。

(298) 《内务总长致四川都督兼民政长电》，《政府公报》，1913年3月28日；《四川民报等致袁世凯等电》，《民主报》，1913年3月19日。

(299) 《赵光弼等致内务部等电》，《民主报》，1913年3月15日。

(300) 《筹备国会事务局致湖北民政长电》，《政府公报》，1913年2月26日。

(301) 《湖南参议员选举情况》，《民主报》，1913年3月31日。

(302) 《湖北参议员之难产》，《时报》，1913年3月31日。

(303) 《政府公报》，1913年3月23日。

(304) 《筹备国会事务局致广西都督电》，《政府公报》，1913年1月12日、2月19日、3月23日。

(305) 《筹备国会事务局致安徽都督电》，《政府公报》，1913年2月17日。

(306) 《皖省国会复选之风潮》，《申报》，1913年1月24日。

(307) 《内务总长致湖南都督电》，《政府公报》，1913年2月11日。

(308) 《敬告选举人》，《申报》，1912年9月5—6日。

(309) 《省议员选举开票记》，《民立报》，1912年12月12日。

(310) 《粤省会选举参议长余闻》，《申报》，1913年2月19日。

(311) 《再志粤省选举参议员怪象》，《时报》，1913年2月24日。

(312) 《内务总长致四川都督兼民政长电》，《政府公报》，1913年3月28日。

(313) 《选举人心理之实测》，《申报》，1913年1月11日。

(314) 据《国民》载《众议院议员一览表》统计。

(315) 据《时报》载《各直省众议院议员表》统计（其中山东因未列党籍而采《民主报》所载《国民党众议员一览表》）。

(316) 国民党所获议员，流行的说法为三百九十二人，较共和、统一、民主三党总和多一百六十九人（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69页）。但由于跨党，又有四百九十人（《两院议员之确实调查》，《民主报》1913年4月16日）、四百七十一人（《国民党议员名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等说法。

(31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页。

(31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8页。

(319) 宋教仁离家时间，无明确记载。据他致刘羹臣信推断，当为是年12月下旬。

(320) 《宋教仁集》下册，第457页。

(321) 《宋教仁集》下册，第462页。

(322) 《宋教仁集》下册，第461页。

(323) 《宋教仁集》下册，第458页。

(324) 《宋教仁集》下册，第466页。

(325) 《宋教仁集》下册，第459—460页。

(326) 《宋教仁集》下册，第446页。

(327) 《宋教仁集》下册，第463页。

(328) 《宋教仁集》下册，第459页。

(329) 《宋教仁集》下册，第458页。

(330) 《宋教仁集》下册，第459页。

(331) 《张镇芳存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332) 《救国团驳宋遁初演说词》，《时报》，1913年3月16日。

(333)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334) 程潜：《辛亥革命回忆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87页。

(335) 《宋教仁集》下册，第456—457页。

(336) 《宋遁初先生遇害始末记》，《国民》第1卷第2号，1913年6月。

(337) 《宋教仁集》下册，第496页。

(338) 《临时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13年3月23日。

(339) 《大总统令南京程都督等电》，《政府公报》，1913年3月23日。

(340) 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抄存件。

(341) 程君即程经世，时为国务院庶务秘书，曾对人言：洪述祖奉赵秉钧命去沪，临行前曾谒见袁世凯，洪到沪密电曾由他转过数次。

(342) 《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1913年4月26日。

(343) 张百麟：《说明本党国会期间之遭遇与态度》，《国民》第2号，1913年6月。

(344) 《湖南公民大会》，《民立报》，1913年4月4日。

第三章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善后大借款

第一节　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一　列强在华势力的新布局

民国初年，以英、法、德、俄、美、日六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在相当程度上主宰着中国的命运。经过了辛亥革命时期一段“中立”的观察后，随着中国内部局势趋于明朗，列强之间也在调整立场，为巩固既得侵略权益，并进而攫取新的侵略权益而纵横捭阖。

英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居于主导地位。1914年外国在中国的总投资为225,566万美元，其中英国为66,459万美元，占29.4％⁽¹⁾。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即长江中下游流域，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巨大的经济利益决定了英国的对华政策是尽可能避免使中国陷于动乱局面，而维持相对的稳定，这样才有助于巩固英国的既得利益。英国老牌侵华分子濮兰德说：“英国在中国有两种利益——国民的利益，它依赖于保护并扩张我国的商业；帝国的利益，它依赖于维持现状并保卫我们作为亚洲强国的地位。为了促进这两种利益，必须在北京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²⁾这段话可以说是对英国政策出发点的高度总结。另一个在英国对华政策中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是欧洲局势。1911年—1913年间，先后爆发了摩洛哥危机、意土战争、两次巴尔干战争，欧洲局势日渐紧张，两大对峙着的帝国主义集团间的战争迫在眉睫，此时英国无力过多顾及东方问题，维持中国的相对稳定局面也就是必须的了。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在中国扶持能够控制局面的代理人，而袁世凯则适逢其选。英国把袁世凯视为能够稳定中国局势，进而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唯一代表。英国当时在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又使它的对华政策不能不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态度。

辛亥革命时期的美国，经济力量已居于世界首位，但就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势力而言，尚远不及英国。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在于以“门户开放”政策为基础，凭借它的优厚的经济实力，对中国进行渗透和扩张。美国对袁世凯政府的态度比其他列强更为积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内金融工商界的压力。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当选临时总统的当天，“美亚协会”（美国金融企业家的组织之一）就通过一项要求尽快承认袁政府的决议。华尔街老板们的意图当然是借此为美国的资本和商品找到更多的市场。虽然碍于列强行动一致的原则，美国政府一时还不能独自动作，但美国众议院却于2月29日通过提案，表示了对“中国新秩序的赞同”⁽³⁾。这个提案的通过，对尚未完全控制全国的袁世凯建立袁记新秩序的支持及其作用是可以想见的。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称许袁说：“还没有比袁世凯更强的人出现”，“未来的所有希望都集中于袁世凯一人”⁽⁴⁾。

法国的对华政策基本上追随英、俄两个同盟国。对法国来说，当时的首要问题是即将来临的与宿敌德国的大战。如果英、俄这两个同盟国因为中国局势而进行干涉，将会削弱它们在欧洲的力量，从而影响法国的地位。因此，法国不希望中国内部局势出现动荡，而把袁世凯看作“一个老练的人”，“能使中国避免出现一个混乱时期的唯一力量”⁽⁵⁾，支持袁世凯成为列强的新代理人。

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在欧洲是与英、法、俄对峙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一的同盟国集团的核心力量。但在中国，德国与英、法、俄之间尚无根本的矛盾冲突。德国同样不希望自己的力量被牵制在中国内部事务中，因而支持袁世凯的上台。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在给首相的电报中认为：“如果人们置袁世凯政府命运于不顾，让可以引导到一个混乱局面上去的一些未成熟的或超出这个目标的政治企图自由发展，则其危险将会更大。”⁽⁶⁾由于德国当时在中国一时还无进一步的具体侵略目标，因此它在承认袁政府等问题上的态度不同于英、俄、日等国，而更接近于美国的立场。

在英、法、美、德四国力求使中国保持在袁世凯统治下的“稳定”局面时，日本、沙俄两国却对中国采取了更富于进攻态势和侵略性的政策。

日俄战后，日本一跃而为东亚强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及和中国的关系，它在侵略中国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1914年，日本在华总投资为29,089万美元，居列强中的第四位。早在1911年10月24日，日本政府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内阁会议决议中公然声称，日本在中国“占有优势地位”，“一旦该地区发生变乱，能够紧急采取应变措施的，除帝国而外，别无它国。这从帝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帝国的实力来看，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同时也是帝国政府对于亚洲所负担的重大任务”⁽⁷⁾。这一决议清楚地表明了日本排除其他列强势力，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图谋。虽然日本在辛亥革命中武装干涉中国的动议遭到英、美等国的反对，但它在民国成立之后变本加厉地干涉中国内政，在承认、借款等问题上处处逼迫袁政府出让更多的权益。与英、美等国不同，日本的对华政策并不以支持袁世凯为中心，而是多方下手，制造中国内部的混乱，乘机渔利。日本军阀元老山县有朋这样说，日本“不想要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想要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想要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国家”⁽⁸⁾。这种看法支配着日本的对华政策，不管其国内党派间的政见分歧如何，在这一点上却是基本一致的。

列强中唯一与中国毗邻的沙皇俄国，也对袁世凯采取了拆台多于支持的政策。沙俄驻华公使曾对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说，他“唯一的想法就是使中国保持衰弱地位，并坚决反对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⁹⁾，这样才符合沙俄的利益。沙俄在民初的对华政策特别注意和日本的合作。在它看来，俄、日两国同为中国邻国，在中国的利益远较其他列强为优越，“因此，俄国和日本应特别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以便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¹⁰⁾。这一方针同样为日本政府所认可。在承认、借款等问题上，沙俄与日本狼狈为奸，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但沙俄主要还是一个欧洲国家，欧洲局势不能不牵制它的力量，这又多少限制了它的活动范围，使它的对华政策不能完全和日本同一步调。沙俄外相萨查诺夫曾对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承认：“由于欧洲形势，本国财政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俄国政府不希望在远东酿起事端。”⁽¹¹⁾

民国初年的列强对华政策，英、美、法、德四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着重于扶持袁世凯为列强的新代理人，并使他有一定力量保持中国的“统一”，从而能够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日、俄两国则更希望中国内部的动乱与分裂，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然而，具体行动政策的不一致，并不妨碍列强在侵略中国的总的目标上保持一致。况且，日本对中国的扩张，也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列强在华的势力均衡，因此列强间的对华政策还能保持大体上的合作局面。

在中国扶持新的代理人，是列强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利用中国内部形势，为自己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是列强政策的又一方面。日本、沙俄自不待言，就是希望中国能保持“稳定”的英国也不例外，总想乘机捞上一把。英国对西藏，沙俄对外蒙，日本对东北，都提出了新的侵略要求。为了不致因为争夺权益而影响列强合作的“大局”，列强间又进行了许多幕后活动，达成种种新的协议和默契。

1907年日俄第二次协约及其密约，划定了两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民国初年英、俄在西藏和外蒙古的侵略行动，使日本十分眼红，觉得自己“不应再事袖手旁观”，“亟应乘此时机，力图进一步巩固我国（指日本）在满蒙之地位”⁽¹²⁾。外蒙既已划为沙俄势力范围，日本就进一步向沙俄提出就两国在内蒙势力范围的划分进行交涉。1912年1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就开始第三次日俄密约谈判正式通过决议，声称：内蒙古与日本“势力范围之南满洲关系至为密切，日、俄两国在适当时机就此问题签订协定，不仅对于帝国将来之发展以及永远敦睦两国邦交有利，且在当前清国因此次事变而使蒙古问题即将展现一新局面之际，日俄两国就内蒙古问题签订某种协定，实为最得机宜”⁽¹³⁾。其后，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与俄方就此事进行秘密谈判。日本提出以张家口至库伦间大道为界，划分两国在内蒙的势力范围，而沙俄则认为这侵犯了它固有的势力范围，并进一步提出，日本应承认俄国在中国西部享有特殊利益。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7月8日，本野与俄国外交大臣萨查诺夫在俄京圣彼得堡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密约除了将两国在东北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加以延长外，又以东经116度27分为界（约为今北京、多伦、锡林浩特一线），划分了两国在内蒙的势力范围。此线以东为日本势力范围，以西为沙俄势力范围⁽¹⁴⁾。这一密约完成了日、俄两国对中国北部边疆的瓜分。同月，日本前首相桂太郎赴俄访问，《大阪每日》评论此行的目的，是“将日、英、俄三国的远东政策达成一致”，而访问的结果是“十分令人满意的”⁽¹⁵⁾。德国驻东京大使雷克司认为：“很明显，三强对于它们的利益范围已经达成协议，并在某种程度上在它们的利益范围内各有行动自由。”⁽¹⁶⁾这从日本对英、俄在西藏、外蒙的行动不加指责这点，可以见其端倪。

日、俄两国而外，英、俄两国亦就西藏和外蒙问题有所接触。1907年的英俄协定中，双方曾允诺互不干涉西藏内政，不与西藏直接交涉，不为自己在西藏谋求筑路、开矿等让与权。现在英国觉得这些规定“严重地阻碍它对于中国在拉萨丧失权力所造成的局势做出反映，英国也感觉到俄国在蒙古的影响大为增加，英国应当在其他地方得到相应的补偿”⁽¹⁷⁾。1912年9月，俄国外交大臣萨查诺夫访英。英国外相格雷在和萨查诺夫的会谈中，表示不允许中国大量派兵进入西藏，同时暗示萨查诺夫，英、俄可就两国在西藏和外蒙的地位做笔交易。这一建议虽然受到萨查诺夫的反对，但他仍将即将赴外蒙的廓索维慈的秘密使命通知了格雷⁽¹⁸⁾。英、俄实际就此达成了谅解。以后，英、俄两国又就正式修改1907年协定问题进行了谈判，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作罢。

英、俄、日三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得到它们的盟友法国的支持，美、德两国则采取了暂时静观的态度。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一度较为平静的中国边疆问题再次趋于严重。

二　沙俄策动的外蒙古“独立”及中俄交涉

外蒙古很早即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清政府对内外蒙古一直采取怀柔政策，尊崇喇嘛教，笼络教众，与蒙古王公联姻。为了加强控制，清廷又于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派官吏率卫队常驻外蒙的库伦，此为驻库伦办事大臣之始设。此外尚置有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和阿尔泰办事大臣。

自十九世纪末开始，由于沙俄势力日渐渗入蒙古，构成对中国北部边疆的严重威胁，清政府对蒙政策遂由过去的禁垦一变而为移民实边，废除蒙汉通婚禁令，奖掖汉人赴蒙垦荒，并开始在外蒙筹划新政。1909年三多出任库伦办事大臣，积极在外蒙推行新政，设立了巡警队、审判厅、卫生局、商品陈列所等一批新机构。

清朝政府对外蒙的移民实边政策和新政的推行，对于加强外蒙古与内地的联系和外蒙古本身的进步发展，无疑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清政府在外蒙的新政，与外蒙上层封建王公、贵族、库伦活佛等的既得利益发生了很大矛盾，他们不甘心失去往昔的特权，对清政府渐生外向之心。不仅如此，清政府在外蒙施行的新政，徒求形式，而且过于操切，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负担。当时“中央各机关督促举办新政之文电，交驰于道，急如星火”，“库伦一城，新添机关二十余处”，所有开办支应费用悉取之于蒙民，“使蒙民不堪其扰，相率逃避，近城各旗，为之一空”⁽¹⁹⁾。及至宣统二年（1910）库伦开办兵备处，筹练新军，“虽一兵未练而蒙情汹汹”⁽²⁰⁾。一般蒙民因此难免对清政府产生埋怨之心，希望能减轻负担，而他们这些可以理解的愿望，又为心怀异志的少数上层人物所利用，成为这些人要求“独立”的借口。

与清廷统治在外蒙的衰弱伴随而来的，是沙皇俄国对外蒙的渗透和扩张。中俄外蒙边界本来早经1728年的《恰克图界约》划定，但是沙俄始终没有放弃对外蒙的侵略野心。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沙俄获得了在外蒙免税通商等特权，其势力开始全面渗入外蒙境内。日俄战争后，沙俄在东北的扩张受到日本的阻遏，遂将侵略矛头转而指向外蒙，企图通过外蒙进一步侵入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1907年，沙俄与日本签订第一次密约，外蒙被划为沙俄势力范围，使它可以放手进行对外蒙的扩张活动。

沙俄在外蒙的扩张，其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笼络和收买外蒙上层封建王公、贵族、喇嘛，扶植亲俄势力。对在外蒙居优势地位的宗教势力，俄人及俄商“于活佛暨各大喇嘛既多所遗赠，表示亲睦”，“力结喇嘛之欢心”⁽²¹⁾；对世俗王公贵族，则利用他们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施以贷款，加以控制，使他们依赖俄人施舍过活，“故于生计方面，则蒙人久已隶属于俄国势力范围之下”⁽²²⁾。这样，沙俄就在外蒙上层王公贵族中扶植起一个甘心出卖民族利益的亲俄集团。

清政府在外蒙推行新政、加强控制的措施，沙俄认为是对自己扩张的威胁，从而觉得有必要在外蒙有进一步的行动。他们没有忘记利用外蒙分裂主义分子来实现自己的阴谋。1911年夏，外蒙各盟王公举行会盟大典，沙俄即利用亲俄派首领杭达多尔济亲王在会上“蛊惑活佛，密主联俄”⁽²³⁾，虽然赞成者甚少，但杭达等人仍于会后率代表团去俄，冒充代表全蒙王公之意要求沙皇的“保护”。这个代表团于8月15日抵达彼得堡后，被沙皇“当作宫廷贵客招待”。沙俄各部大臣向他们保证支持外蒙的“独立”。当年8月17日，由沙皇政府总理斯托雷平在圣彼得堡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各主要大臣参加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会议认为，“中国在蒙古拟实行的新政……尤其在紧靠近我国领土的地区，中国军队的大量出现，不能不使我们忧虑”。蒙古问题对于俄国“具有重大意义，支持蒙人反对上述中国政府计划的愿望完全符合我国利益”⁽²⁴⁾。由于当时近东的紧张局势，沙俄没有力量对外蒙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因而此次会后沙俄在外蒙的行动是按照会上制定的方略双管齐下。首先，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8月28日，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致文清外务部，声称清在外蒙的政策，“于两国邦交显示危险现象，致使俄国于疆界上不能不筹必要之保护”⁽²⁵⁾，迫使清政府于9月13日下令缓办外蒙新政。其次，直接的军事入侵。10月初，沙俄哥萨克骑步兵八百余人开至库伦，还有几千人在恰克图遥为声援。沙俄陆军大臣下令将一万五千支步枪和七百万发子弹拨给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部，以便一旦需要，就可发给外蒙叛乱分子⁽²⁶⁾，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沙俄分裂外蒙的阴谋诸事皆备，只等动手的有利时机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就在清政府手忙脚乱地调兵镇压起义时，沙俄认为机会已到，立即指示驻华公使，利用“南方革命运动给中国政府造成的困难”，迫使中国在外蒙问题上让步⁽²⁷⁾。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等人由俄兵护送回到库伦，早就准备好的枪支子弹及追加的一万五千把军刀，由沙俄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部通过驻库伦领事，打着私人贸易的幌子送给了外蒙叛乱分子⁽²⁸⁾。沙俄驻库伦的领事官员到处煽动蒙人“不要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来保证喀尔喀的独立发展”⁽²⁹⁾。这样，由沙俄一手策动的外蒙“独立”由此开场。

1911年11月30日，外蒙亲俄分裂主义分子杭达多尔济等人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向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递交最后通牒，称外蒙“宣布独立”，“库伦地方已无须用中国官员之处，自应即时全体驱逐”，限三多等于“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及马步队等赶速出境，不准逗留”⁽³⁰⁾。次日，一队俄兵及携带俄造新式快枪的蒙兵包围了办事大臣衙门，三多见兵单力薄，势不能敌，遂避居俄国领事馆，其卫队“由俄兵收械解散”，行辕“由俄兵会同蒙兵看管”。“此外，局所衙署，如印务处、兵备处、电报局等，均以蒙俄兵守之”⁽³¹⁾。12月5日，三多等人由俄兵押送出境，经恰克图回内地。12月16日，所谓“大蒙古国”正式成立，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以“共戴”为年号，车林齐密特任“总理”，三音诺颜汗任“副总理”，杭达多尔济任“外交大臣”，一个分裂主义政权粉墨登场。

外蒙“独立”的后台是沙俄，这个事实连沙俄自己也不否认。1912年1月，俄国外交部发表正式声明，表示对外蒙“愿意提供友好支持”。声明打着蒙古人的旗号，要求中国不在外蒙设立行政机构，不驻兵，不殖民，并威胁中国说，俄国将与外蒙古实际的政府发生关系⁽³²⁾。其实，在这项声明之前，沙俄政府早就在各方面，尤其是军事上大力支持库伦傀儡政权。外蒙的军队本为乌合之众，不过几千人，又缺枪少械，经与沙俄订立契约，由俄人廓洛维慈为指挥官，授与指挥军队之权，俄人范西礼夫等为教练官，负责训练蒙兵，到当年底训练了六个骑兵中队。至于军械则全由沙俄提供，计快枪四万枝，子弹四千箱，大炮八尊⁽³³⁾。在沙俄的支持下，库伦当局组织军队在外蒙各地四出征战，扩大地盘，压迫各地王公附和“独立”，以摆脱自己的孤立局面，并进而骚扰内蒙各地，以图扩大影响。

1912年1月3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汗宣布“独立”，要清廷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于5日内离境。沙俄驻华公使接到消息后，立即向清外务部表示愿意出为“调停”，调停的结果却是奎芳被俄兵以“保护”为名押解出境，乌里雅苏台为库伦当局所占。外蒙西部重镇科布多自库伦独立后一直拒不响应。库伦当局为了控制这一战略要地，从5月起即派兵数千围攻该城，守军虽顽强抵抗三个月之久，但因“援军未至，弹药告竭”，8月6日科布多失陷。沙俄驻科布多领事再次出面“调停”，结果又是“令参赞溥润偕同官兵交出印信，即日离科”⁽³⁴⁾。沙俄的所谓“调停”，无非是把外蒙“调停”到沙俄的卵翼之下。不仅如此，在科布多遭到围攻前后，新疆都督杨增新曾奉命增援，遭到沙俄领事的一再阻拦。沙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竟狂妄地宣称：“我们系奉君令，不放你们进兵”，“若你们官兵前来，我必有以回敬”⁽³⁵⁾。在沙俄的威胁下，新疆军队的援科计划只得作罢。

除了策动外蒙的“独立”外，沙俄还进一步把侵略矛头指向东北和内蒙。在东北，沙俄驻海拉尔领事吴萨缔“诱惑蒙旗额鲁特总管胜福……诸员主动独立，响应库伦”，并以“俄兵改装助蒙，合攻胪滨府”⁽³⁶⁾，最后成立了以胜福为首的“呼伦贝尔自治政府”。在内蒙，沙俄策动哲里木盟科右前旗札萨克图郡王乌泰叛乱，于8月20日宣布“独立”。乌泰在《东蒙古独立宣言》中自供：“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俄国供给武器弹药，给以援助，故宣布独立，同中国断绝关系。”⁽³⁷⁾所谓外蒙“独立”的真相，在这段话里一目了然。由于有沙俄的支持，库伦当局在1912、1913年间，数次派兵大举南犯沿边各地，梦想把内蒙也囊括进“大蒙古国”的版图。因为遭到当地军队的反击，这几次进攻才以失败告终。

沙俄策动的外蒙“独立”发生于辛亥革命的高潮期间，穷途末路的清政府已无力顾及外蒙的事态发展，及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日渐恶化的外蒙局势才开始提上共和国新领袖们的议事日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³⁸⁾1月28日，孙中山又致电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那彦图等人，向他们解释推翻清朝的目的是“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祈将区区之意，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³⁹⁾。袁世凯上台后，也于3月25日发布《劝谕蒙藏令》，谓：“现在政体改建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均与内地平等，以昭大同而享幸福。”⁽⁴⁰⁾

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对于蒙古局势，政府内部及舆论主剿主抚者兼而有之，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北京政府的对策是首先稳住内蒙，然后再设法解决外蒙问题。在外蒙“独立”的影响下，内蒙少数王公企图附和库伦当局，鼓噪“独立”。为了避免重蹈外蒙覆辙，北京政府“极意优待效顺之王公喇嘛，以坚其内向”⁽⁴¹⁾。1912年8月，《蒙古待遇条例》公布，规定蒙古与内地一律，不以藩属待遇，蒙古王公原有之世爵、封号、特权一律照旧，俸饷从优支给。接着任命蒙古亲王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局总裁，那彦图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对内蒙各旗参加叛乱的官兵，规定“但能释兵来归，其原有之产业，仍准享有，决不苛求。其原无产业者，应予设法安置，俾遂其生”⁽⁴²⁾。通过这些措施，安抚了内蒙人心，使一度动荡的内蒙局势得以稳定，库伦当局企图把势力范围扩大到内蒙的图谋从此破产。1912年10月和1913年1月，内蒙东四盟和西二盟先后在长春和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了王公会议，通过声明，赞成共和，反对外蒙“独立”。蒙古王公联合会也于1912年11月23日发布通告，表示蒙古各部“均经赞成共和，协同汉满回藏人民，共建新国”；声明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妄称独立，伪立政府……蒙古全体，并未承认。……该伪政府如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事件，何项条约，自应一律无效”⁽⁴³⁾。一些已“独立”的盟旗宣布取消“独立”，许多在京蒙古王公还派人回旗劝导各属拥护民国。这些事实说明，绝大多数蒙古人民和王公热爱祖国，也说明北京政府对内蒙的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可是，当北京临时政府企图由此进一步解决外蒙问题时，情况就远不是如此简单了。

在《俄蒙协约》签订前，北京政府对外蒙“独立”问题可说是犹豫不定，久无对策。这一方面是因为外蒙问题的复杂国际背景，不仅仅是沙俄的插手，日、英两国还和沙俄互有密约和默契，使迫切需要得到列强承认的北京政府在解决外蒙问题时更难着手。另一方面北京临时政府面对的国内局势也不容乐观，财政困难，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安定，更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尚有相当大的势力和影响，袁世凯的首要目标是逐步铲除革命党人的势力，实现自己的“统一”计划，实际处于袁世凯控制下的北京政府自然不会把外蒙问题置于重要地位，但如果听之任之，事关国家主权，对全国人民无法交代。因此，袁世凯在外蒙问题上，实际上陷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既不能听任外蒙离去，国内外环境一时又使其无心也无力去彻底解决外蒙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拖延。

在当时的情况下，解决外蒙问题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在中国内部通过谈判或武力的方法解决，二是通过外交途径，与外蒙的后台沙俄交涉解决。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出发，自应选择前者，这是中国的希望；可是从实际情况考虑，又很难避免后者，这是沙俄的图谋。北京临时政府确实也曾尝试与库伦当局谈判解决“独立”问题。袁世凯上台不久，即两次致电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但使竭诚相待，无不可以商榷，何必劳人干涉，致失主权。……务望大扩慈心，熟观时局，刻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免，邦本可固”⁽⁴⁴⁾。北京政府颁布的《蒙古待遇条例》等优待法令，既为安抚内蒙王公，也是向外蒙示以姿态。除此之外，北京政府还准备派人去外蒙直接商谈，其中先行出发的兰逊（Lanson）牧师等已在库伦多方活动，运动蒙人中止俄蒙谈判，改与中国政府协商。但是，库伦当局的上层人物多是长期受惠于沙俄的亲俄集团分子，自恃有沙俄撑腰，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对北京政府的呼吁和优待置之不理。哲布尊丹巴在给袁世凯的回电中竟称：“与其专员来库，徒事跋涉，莫若介绍邻使，商榷一切之为愈也。”⁽⁴⁵⁾北京政府几乎无法和库伦活佛建立直接的联系，自然更谈不上和平协商解决问题了。

武力解决的路同样走不通。外蒙军事力量虽然并不强，然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军事行动不易。袁世凯对调动自己的北洋军队出征不甚积极，沙俄又为外蒙后援，极力威胁中国不得进兵。1912年3—4月间，正当中国东路由黑龙江向外蒙边境调兵，西路由新疆调兵援阿尔泰时，沙俄立即出面干涉，表示“决不承认”。沙俄外交部公开威胁中国公使：“中国进兵外蒙，俄当干涉。”⁽⁴⁶⁾逼得北京临时政府只好下令“暂缓调动，免生交涉”⁽⁴⁷⁾。两种方法都行不通，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和沙俄交涉解决外蒙问题。这是沙俄自外蒙“独立”后的基本立场，由中俄间的交涉，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的现状，无论交涉结果如何，都能为其后的侵略留下伏笔。

还在清帝退位前，沙俄已在要求由中俄接触解决外蒙问题，其“目的在于缔结一项保证蒙古自治的中蒙条约”。对该条约所应包括的内容，沙俄政府也详细指示了驻华代办谢金⁽⁴⁸⁾。1911年12月31日，谢金即据此照会清外务部，提出中国在外蒙不驻兵、不殖民、外蒙自治、俄国在库伦有筑路权等五条要求⁽⁴⁹⁾，被清政府婉拒。1912年，俄方又重提上述要求。4月2日，沙俄驻华代办谢金在会见袁世凯时，要求中俄尽早就外蒙问题达成协议，并向袁明白表示“帝国政府通过的决议不能改变”。鉴于在中国内部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屡行不通，袁向谢金表示他个人“赞成”同俄国“达成协议”⁽⁵⁰⁾。不料在内阁会议讨论沙俄要求时，大多数人认为，外蒙是中国领土，不容俄人干涉，决议对俄国要求置之不理。会后，外交部于8月13日授权驻外使节再次声明：“民国对于满蒙藏各地，有自由行动之主权，外人不得干预。”⁽⁵¹⁾此时外蒙虽声称“独立”，但国际国内尚无公开承认者，北京政府自觉事态尚未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拖的方针还可以维持下去。

《俄蒙协约》的签订使外蒙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中国一直拒绝与沙俄交涉，沙俄考虑必须对中国施以进一步的压力。沙俄驻京公使库朋斯基建议“俄蒙条约宜从速订结”。而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也使沙俄“觉得对待蒙古问题，亦有仿英办法采用强硬手段之必要”⁽⁵²⁾。在此情况下，沙俄决定将前述之威胁付诸行动，与外蒙发生直接关系。1912年10月，沙俄派前驻华公使、侵华老手廓索维慈去外蒙和库伦当局进行秘密谈判。行前沙俄总理大臣可可维慈指示廓索维慈：“蒙古必须对俄提出若干权利，以报偿之，尤其是应当允许俄人得有在蒙殖民、在蒙购地之权。”⁽⁵³⁾在俄蒙谈判中，廓索维慈软硬兼施，一方面威胁外蒙不得与中国谈判，否则“若无俄国之参与，而蒙古径与中国订约，则俄国政府对于此种条约，决不加以承认”⁽⁵⁴⁾。另一方面又以二百万卢布贷款为诱饵，引诱库伦当局上钩。最后终于1912年11月3日迫使库伦当局签订了《俄蒙协约》及其附约《通商章程》。

《俄蒙协约》共四条，规定俄国扶植蒙古自治，帮助蒙古练兵，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华人移殖蒙地，蒙古无论与何国订立任何条约，未经俄政府允许不得违背本约及附约内之各条件。附约《通商章程》共十七条，给予俄国人广泛的权利，如俄人得在蒙境内自由居住、往来、经商、租地、买房、开垦、经营矿产、森林、渔业等事业，进出口免税，俄国银行有权开设分行，俄国可在外蒙设领事，领事居所可设专归领事管辖的贸易圈，有治外法权，俄国可在蒙古设立邮政⁽⁵⁵⁾。《俄蒙协约》及其附约，一方面完全无视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地方当局根本无权与外国订立这样的条约，另一方面又使沙俄在外蒙获得了近似于殖民地的种种特权，使外蒙实际上沦为沙俄的保护国⁽⁵⁶⁾。通过《俄蒙协约》，沙俄等于承认外蒙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尽管它还不敢公开承认外蒙是一个独立国家。然而沙俄深知，没有中国的承认，《俄蒙协约》很难真正付诸实施。因此它仍然要通过中俄谈判进一步迫使中国承认这个协定，而《俄蒙协约》签订的本身，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拒不谈判的一种威胁手段。

《俄蒙协约》签订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舆论大哗，革命党人一致指责袁政府应付无方，坚决主张不予承认。孙中山分别致电袁世凯和参议院，认为“此事关系民国存亡”，必须坚决“否认”⁽⁵⁷⁾，并提出以钱币革命对抗沙俄的主张⁽⁵⁸⁾。全国各政党团体也都通电痛斥沙俄侵略行径。各地纷纷成立“救蒙会”、“抵制团”等，抵制俄货，不为俄人服务，并索兑俄币，以致出现了华俄道胜银行的纸币“不能流通市面”的局面⁽⁵⁹⁾。

面对《俄蒙协约》签订的形势，北京政府对外蒙问题的拖延策略也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得知《俄蒙协约》签字的消息后，北京政府首先令驻俄公使刘镜人声明：“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外国订立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立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⁶⁰⁾为了在外交上有所转圜，北京政府又令各驻外使馆探听反应，希冀能得到列强的一点支持，岂料“各国官方的反应非常冷淡”⁽⁶¹⁾。当时英、日正为西藏、满洲问题与中国讨价还价，法国是沙俄同盟国，它们当然不会反对沙俄的行动。列强中只有德国表示了一点所谓“同情”，但这并不足以为北京政府的寄托。反观国内，主战声浪虽高，实际出兵并非易事，面对日趋紧张的与革命党人的矛盾，袁世凯也不会轻易调兵北上。正如时人所分析的，“袁项城因为内地异己势力尚盛，既不肯调同派军队远征，又不欲遣派异派军队立功，尤虑外交上引起种种纠纷，不利于己”⁽⁶²⁾。结果只有与沙俄谈判解决外蒙问题。这是中国一直力图避免而沙俄则求之不得的解决方法。

《俄蒙协约》签订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梁如浩在舆论压力下被迫辞职，前驻俄公使陆徵祥继任外交部长。1912年11月起，陆徵祥开始与沙俄驻华公使库朋斯基会谈外蒙问题，至次年5月双方商订六款草约止，共会谈二十余次。在11月30日的第一次会谈中，沙俄提出四项条款，包括中国不更动外蒙行政制度、不在外蒙殖民、承认蒙古得有军备警察之组织、由俄国调处规定中蒙交涉及领土范围事宜、承认俄蒙商约各条⁽⁶³⁾，俨然一副外蒙主子的架势。

中国方面在对案中，同意中国不改变外蒙古旧制，不于旧制外驻兵、设官、殖民，但要求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完全领土主权及治权，不干涉中国在外蒙的政策措施⁽⁶⁴⁾。此后的会谈，双方即围绕各自的基本立场反复争执。沙俄抱定“欲使外蒙恢复旧状万不可能”的蛮横态度，极力压迫中国接受其提案。1912年底，北京临时政府为应付财政困难，向列强提出暂缓交付庚子赔款。沙俄立即在中俄会谈中表示：“倘蒙案尚未解决，则俄国不能应允。”⁽⁶⁵⁾次年5月，库朋斯基唯恐会谈久拖不决，更直接地威胁说：“若不从速议决，本国只有直接与库伦提议，彼时情变事迁，条件亦必因之迥异，果尔则中国虽欲按照今日之条件议结，本国政府亦不能应允矣。”⁽⁶⁶⁾对中国来说，外蒙本是中国领土，自应坚拒沙俄的无理要求，无奈实力不够，气也就壮不起来。北京政府事前即规定了交涉方针是“持和平主义，以事折冲，不欲致有决裂”⁽⁶⁷⁾。当时又值“二次革命”前夕，袁世凯迫切需要列强的谅解和支持，因此急于早日结束这场交涉。沙俄之所以敢于如此威迫中国，正因为它看透了北京临时政府的弱点。在此情况下，中俄双方遂于1913年5月20日达成协约草案六条，主要内容为：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分，尊重中国旧有权利，中国不更动外蒙古历来之地方自治制度，许其有组织军备警察之权、拒绝非蒙古籍人殖民之权，俄国不派兵至外蒙，不办殖民，中国以和平办法施用其权于外蒙古，中国同意《俄蒙协约》所给予俄国的商务利益⁽⁶⁸⁾。沙俄除作了一些文字上的让步外，实际上达到了谈判开始时的预定目的。

中俄草约于5月26日经国务会议通过，5月28日提交国会讨论。为了从速通过，袁世凯特意咨请众院秘密审议，省略通过及三读手续。陆徵祥在出席说明中，解释达成此草约是因为“北蒙地势辽远，非我国现时财力所能经营，只能姑允俄请，日后另筹回复”⁽⁶⁹⁾。袁世凯在国会中的追随者进步党立即表示“承认大体修正条文，并认定此事绝无党见发生之余地”⁽⁷⁰⁾。但国会中的国民党人坚决反对这一草约，认为这无异于断送外蒙。国民党人还利用这一草约揭露袁世凯无心抵御外侮，却一心消灭异己的行径，指出政府“空言搪塞，不肯实力维持，蒙古尚可增兵，我国未加守备，反至调兵南下，贻俄人以乘间进行”⁽⁷¹⁾。众院讨论草约后，提出修改意见，其最要之点为外蒙不得称中央长官，军警须受中国政府节制。然陆徵祥据此和俄方交涉时，俄使竟声称，“已奉有政府最后之命令，无修改之余地”⁽⁷²⁾。因此袁世凯只能将草约强行交付表决，众院于7月8日通过，参院则于湖口起义的前一日7月11日将草约否决。沙俄政府不少官员本来就对草约规定外蒙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分不满，现在见草约未通过，干脆于13日由政府致中国外交部一份照会，另提四条提案，明白要求中国承认外蒙自治。至此中俄交涉暂时陷于停顿，袁世凯忙于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一时也顾不上此事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统一”了全国，外蒙问题不能久拖不决，中俄双方又开始了新的一轮会谈。此时孙宝琦继陆徵祥出任外交总长，代表中国方面，俄方代表仍为库朋斯基，从1913年9月18日起，至10月29日结束，共会谈十次。沙俄在会谈中，除了坚持过去的要求外，又得寸进尺，提出中国应允许外蒙办理境内一切内政、工商事宜，条约中应将中俄蒙三方并列，使外蒙成为实际上的独立国家。对中国方面所主张的于条约正文中俄国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理所当然的要求，沙俄坚不同意，只允列入附件⁽⁷³⁾。既然袁世凯在以前的谈判中已是步步退让，那么他现在也别无良策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只能屈服于沙俄的压力。更有甚者，尽管国民党人在战场上失败，但袁政府仍心有余悸，为了逃避国会审议的手续，竟在会谈中主动提议，不以缔约形式而以互换公文的方式解决，沙俄当然同意。1913年11月5日，中俄双方正式签字互换了《中俄声明文件》。

《中俄声明文件》正文共五款，规定：一、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二、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三、中国承认外蒙古自行办理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之事权，不驻兵，不派驻文武官员，不殖民，俄国亦担任不派兵、不干涉外蒙内政、不殖民；四、中国声明承认俄国调处。按照上述各条及俄蒙商务专款明定中国与外蒙古之关系；五、凡关于俄中两国在外蒙之利益及发生之问题均应另行商订。《中俄声明文件》还有另件四款：一、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二、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三、正文所载随后商定事宜，当由三方面约定地点委派代表接洽；四、外蒙古自治区域以前清驻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⁷⁴⁾。

《中俄声明文件》的签订，使中国除了一个空洞的“宗主权”外，丧失了对自己的领土外蒙古的几乎一切权利。从此中国在外蒙只剩下一个什么也管不了的驻库伦都护使及人数少得可怜的一点卫队。对沙俄来说，文件基本满足了它的侵略野心。它虽承诺不派兵，不殖民，但它在外蒙已驻有军队，俄蒙商约里也允许俄人在外蒙自由居住经商，因此，文件对沙俄的侵略行为并无约束力。难怪沙俄外交大臣在给驻外蒙外交代表的信中得意地声称，外蒙“虽然对中国还有一种宗属关系，但实际上对一切事务皆可独立处理”⁽⁷⁵⁾。所谓“独立处理”，其实就是听从沙俄处理。袁政府的外交总长孙宝琦给袁世凯的呈文中，竟还厚着脸皮说什么此约“似与土地主权稍获挽救”⁽⁷⁶⁾，真是自欺欺人。

《中俄声明文件》签订后，根据文件的规定，中俄蒙三方于1914年9月8日起在恰克图会议，解决各项未决问题。中国代表为专使毕桂芳、驻墨西哥公使陈箓，俄国代表为驻外蒙总领事密勒，外蒙代表先为达喇嘛达锡札布，后为“司法副长”希尔宁达木定。三方各自提出了条约草案，其争执的要点在于铁路、邮政、税则、司法诉讼等具体问题。沙俄代表在会上力图扩大各种侵略权益，并一再威胁中国方面，“若会议因中国提议让外蒙万难承认之条件而无效，俄当一再扩充承认蒙古政府事实上自治发生之效力”⁽⁷⁷⁾。中国代表曾希望通过会议挽回一些利权。但是，此时正值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吃紧，袁政府唯恐再得罪沙俄，指示代表“务望设法勉力解决，免致功败垂成，且碍大局”⁽⁷⁸⁾。为了打破会议的僵局，袁政府令代表可以用“彼有实事，我徒虚名”的方法向俄方让步⁽⁷⁹⁾。这个“徒虚名”的指导方针是导致中方失利的原因之一。结果虽然保存了虚名，许多国家主权和利益却被断送了。这是封建自大思想加妥协退让精神的半殖民地外交的典型。

由于中国代表的让步，在经过几十次会议后，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协约》共二十二条，大致内容包括：外蒙古承认《中俄声明文件》及另件，承认中国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外蒙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与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使用民国年历，兼用蒙古干支纪年；中、俄承认外蒙办理一切内政及与各国订立关于工商事宜条约之专权；中俄不干涉外蒙现有内政之制度；中国商民运货入外蒙不纳关税，但须交纳已设及将来添设之各项内地货捐；凡关于中蒙、中俄人民诉讼事宜，均由中蒙、中俄双方会同审理，《俄蒙通商章程》继续有效等⁽⁸⁰⁾。《中俄蒙协约》将前此沙俄获得的各项侵略权益确认并加以具体化，中国除了得到一个毫无实际作用的册封权及使用民国纪年外，于实际一无所获。

《中俄蒙协约》签订的当天，袁世凯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一仍其旧，赦免所有参加库伦独立之人。库伦活佛于6月9日致电北京政府取消“独立”及国号年号，北京政府于库伦设办事大员公署，任命都护使，于恰克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佐理专员公署，任命佐理员。中国对外蒙恢复了名义上的治权，民国初年喧嚣一时的外蒙问题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沙俄除了策动外蒙独立、扩大侵略权益而外，还非法窃占了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唐努乌梁海在外蒙西北部，面积17万平方公里，历来属于中国。1727年的中俄《恰克图界约》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唐努乌梁海为中国领土。清朝统治时期，它一直属于清驻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金矿和其他资源的发现，俄国人蜂拥而入，到辛亥革命前后，已达到一万多人，占当地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沙俄开始积极图谋吞并该地。1912年1月，沙俄驻华代办谢金呈请沙皇立即占领乌梁海地区，可是就连沙俄外交大臣萨查诺夫在研究了国家档案后也不得不承认：“俄国在乌梁海地区并没有法律上的权利。”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此极为不满，他提醒萨查诺夫：“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必须更积极地解决此事，否则我们在中国边界上就得不到什么利益。”⁽⁸¹⁾1914年初，萨查诺夫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内阁关于合并乌梁海的政策是正确的⁽⁸²⁾。4月，沙皇批准了这一备忘录。6月，沙俄军队即开进唐努乌梁海地区，任命格里哥列夫为乌梁海事务长官，组织大规模的俄国移民，1915年又宣布俄国的民、刑法典全部适用于该地区，并拒绝了外蒙根据《中俄蒙协约》划定的界限在唐努乌梁海派驻代表的提议。沙俄就这样强占了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

三　英国觊觎西藏及中英交涉

西藏自古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清朝实行尊崇黄教的政策，顺治和康熙帝都曾给该地区两大统治首领达赖和班禅喇嘛优加封号。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入藏平定准噶尔叛军之乱后，开始派员驻扎西藏，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1727年（雍正五年）正式设驻藏正副大臣二人，分驻前后藏。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清廷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有关藏内大小事务，“均应禀命驻藏大臣办理”⁽⁸³⁾，并规定了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一整套制度，表明中国对西藏拥有完全的主权。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后，开始把侵略矛头指向与印度毗邻的西藏。其首要目标是确保印度的地位不受损害，使西藏成为印度与沙俄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次是掠夺西藏丰富的羊毛、皮革、矿产资源，推销印度茶叶和工业品，并通过西藏进一步向中国西部扩张。为达此目的，英国先后发动了1888年和1903年—1904年的两次侵藏战争，通过随后签订的《中英藏印条约》（1890）及续约（1893）、《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及《通商章程》（1908），英国攫取了一批侵略权益，包括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自由通商，派驻官员，租赁房屋，领事裁判权等。尽管如此，在1906年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英国也不得不“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⁸⁴⁾。但它并不就此住手，而是在寻找更有利的时机实现其侵占西藏的阴谋。

英军两次侵藏战争，更兼沙俄也野心勃勃，窥视西北，使清廷感到西藏地位的危险。清政府内部的不少官员鉴于“俄人觊觎于北，暗中诱之以利，英人窥伺于西，近且胁之以兵”的状况⁽⁸⁵⁾，主张在西藏进行改革，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1906年，张荫棠出任查办藏事大臣，拟定善后办法二十四条，主张在西藏练兵筹饷，革除苛政，振兴农工商业。未及实行，张即离任。新任驻藏大臣联豫积极推行新政，设立督练公所、巡警局、电报局、学务局等新机构⁽⁸⁶⁾。在西藏改革的同时，清廷又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藏人聚居的四川西部进行以改土归流为中心的改革。清廷在西藏与川边的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巩固祖国边疆，无疑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改革往往带有民族歧视意味，不容易得到广大藏族人民的支持，同时又与西藏上层封建农奴主阶层的既得利益发生了矛盾，遭到他们的反对。

英军两次侵藏后，为了消化侵略成果，也为了避免与沙俄的冲突⁽⁸⁷⁾，英国对西藏采取了所谓“不干涉政策”，更注重经济渗透和政治分化，在西藏上层人物中扶植亲英势力。英国驻西藏的商务专员等人采取各种手段拉拢和收买西藏官员，挑拨汉藏关系，制造和扩大汉藏矛盾。驻亚东的英国商务委员麦克唐纳曾供认，每当汉藏间发生争执时，他总是火上加油⁽⁸⁸⁾。随着藏印贸易的发展，西藏产生了一批靠垄断羊毛贸易获取高额利润的特权阶层，他们成为亲英派的主要人物。亲英派首领伦青夏札即因专靠羊毛贸易营私舞弊，被联豫下令抄没家产。清廷在西藏的改革措施自然激起西藏上层人物的激烈反对，他们唯恐失去自己的特权，除呈请暂缓改革外，还煽动各地土司头人反对改革，并直接派藏军进攻川边三岩等地。在此情况下，清廷决定恢复鸦片战争后名存实亡的中央驻军西藏制度，派钟颖率川军入藏，以加强控制。1910年2月12日，川军进入拉萨。在阻止川军入藏的企图失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偕夏札等人于当日仓皇出逃，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请求英国“保护”。英国如获至宝，“处处从事笼络”。英印总督明托、英国驻锡金政务官柏尔等人多次会见达赖，为他打气。并“预备馆舍，供给一切，未及两年，达赖与藏员尽为所愚，而倾向维殷矣”⁽⁸⁹⁾。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至西藏后，原本平静的藏局再次开始动荡。先是，驻藏清军因欠饷而军心浮动，军中会党分子乘机活动，此时革命消息传来，即有人以弃藏回川为号召煽动起事。1911年11月13日，郭元珍、何光燮等人领导兵变，囚禁联豫，推钱锡宝为首领。不久为钟颖击散⁽⁹⁰⁾。其后，联豫称病避入布赉绷寺休养，藏政由钟颖主持（次年5月10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钟颖为驻藏办事长官），拉萨局势稍定。但不久征讨波密的军队于撤退途中闹事抢劫，与藏军发生冲突，并波及江孜、日喀则等地。次年三月，拉萨市内的汉藏冲突亦因驻军抢掠寺院而激化，双方为此而开战。汉藏间的冲突，一定程度上是清廷民族压迫政策的恶果，然而这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可是英国却感到有机可乘，遂极力插手，企图实现其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在英国的怂恿和策动下，所谓西藏“独立”的喧嚣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掀起。

辛亥革命爆发后，卸任不久的英印总督明托赶赴大吉岭与达赖密谈。其后达赖遣派的官员即潜回西藏进行煽动，达赖的内侍亲英分子达桑占东负责具体组织军事叛乱。他组织了一支一万多人的藏军，自任总司令，1912年3月开始向江孜驻军进攻。经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的“调停”，当地清军被迫交出武器弹药，取道印度回内地⁽⁹¹⁾。接着，日喀则的驻军亦遭同样之命运。自1912年4月起，达桑占东调集各路叛军包围并进攻拉萨，与守军展开激战。守军因“兵饷欠罄”，“内缺枪弩”，英国声援藏人，“复禁卖粮食”⁽⁹²⁾，不得已只能接受英国指使的廓尔喀驻藏官员噶卜典的“调停”，和藏军达成四点议和条件，将枪弹交出，经印度回内地，并赔偿兵变损失，只驻藏大臣留驻拉萨⁽⁹³⁾。9月，驻藏军队陆续启程返回内地。11月，达赖强令留藏所有官员必须于11月10日前离开西藏⁽⁹⁴⁾。钟颖及其卫队被迫离开拉萨，先移驻靖西，次年3月回内地。至此，所有驻藏官员及军队均被英国支持下的西藏上层亲英分裂主义势力驱赶出境。

1912年6月，在印度流亡了两年多的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从噶伦堡启程回藏。在行前的欢送仪式上，英国官员公然表示：英国的愿望是，“在中国维持对西藏的宗主权而不进行干涉的条件下，看到西藏内部自治，他们期望达赖喇嘛能尽其一切力量，达到目的”⁽⁹⁵⁾。有了英国人的支持保证，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更为猖狂。在藏内，他们挑动民族仇恨，煽动要把汉人“驱逐净尽”。在藏边，藏军东进，切断川藏交通，到6月中旬，藏军先后攻陷江卡、盐井、理塘等地，包围了察木多、康定等地，川边未被攻陷的县城，南路只有三个县，北路尚余八个县，由此直接威胁到川、滇两省的安全⁽⁹⁶⁾。

1913年初，达赖派亲信德尔智潜赴库伦，与沙俄卵翼下的外蒙当局秘密谈判，签订了所谓“蒙藏条约”，议定双方相互承认脱离中国而“独立”，互相援助⁽⁹⁷⁾。通过这一行动，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又得到了沙俄的支持。这样，西藏问题就成了继外蒙问题之后，困扰北京政府的又一大边疆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已明确宣告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袁世凯任总统后，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在1912年4月22日发布的大总统命令中，要求“蒙藏回疆等处”“通筹谋画，以谋内政之统一”⁽⁹⁸⁾。面对当时的西藏局势，首先是藏军武装进犯川边所造成的对川、滇两省的威胁，北京临时政府决定对藏政策是剿抚结合，先剿后抚。这一政策之所以能付诸实施，主要原因在于川、滇两省的地方当局鉴于切身利害关系，对进兵态度积极。川督尹昌衡认为，必“先有武装而后有和平”⁽⁹⁹⁾。因此川、滇两省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派兵西征。对袁世凯来说，只要不出动北洋军队而由川、滇两省出兵，既可免伤实力，又可削平藏乱，自然是件好事。川、滇两省军事行动的部分成功，成为稳定藏局，使西藏事态发展没有演变到外蒙那种地步的重要因素。

1912年7月，川督尹昌衡亲率川军前队二千五百人从成都出发。8月，川军兵分两路，南路由朱森林率领，收复河口、理塘，北路由刘瑞麟率领，解察木多、巴塘之围。与此同时，云南都督蔡锷派遣的一支军队在殷承谳的率领下也收复了盐井等地。到8月底，川边失陷之地已基本收复，形势趋于稳定。

川、滇军队节节胜利的消息，使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后台老板英国终于忍耐不住了。它放弃了所谓“不干涉政策”，开始走上前台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还在川、滇两省的进兵尚在准备中时，6月23日英驻华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会谈，就中国迫切需要的借款问题提醒袁注意，如果川军的进兵超出一定范围，英国政府就“不会对中国提供任何进一步的援助”⁽¹⁰⁰⁾，进而声称“西藏问题总以日后和商易为归结，倘现时用武力，或与友睦之办法必有巨碍”⁽¹⁰¹⁾。此后朱尔典在与袁世凯的几次会谈中，又重提中国不得派兵入藏，不得改西藏为行省，否则所有责任惟中国是问⁽¹⁰²⁾。在这些威胁一时未见效，而藏军在川、滇军兵锋之下不断败退的情况下，8月17日，英国方面正式向中国提交照会，声明五点：一、英政府不允中国干涉西藏内政；二、反对华官在藏擅夺行政权并不承认中国视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三、英国不欲允准在西藏境内存留无限华兵；四、以上各节先行立约，英方将承认之意施于民国；五、暂时中藏经过印度之交通应视为断绝⁽¹⁰³⁾。英国的照会完全无视国际法准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明目张胆的干涉。西藏本为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如何行事完全是自己的事，英国根本无权干涉，何况英国自己也在1906年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承认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英国此举，是洞悉袁世凯政府迫切要求得到列强承认和借款，不敢轻易与英决裂，才如此行事的。9月6日，朱尔典在与外交次长颜惠庆的会谈中，更进一步威胁中国，如果中国政府不令川滇军停止西进，英国不仅不承认中国政府，且将以实力助藏独立⁽¹⁰⁴⁾。前此，袁世凯与朱尔典的会谈中，袁已承诺中国并无将西藏改为行省之意⁽¹⁰⁵⁾。现在，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有求于列强的北京临时政府终于改变了立场。8月30日，国务院致电尹昌衡，令其“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¹⁰⁶⁾。9月12日，又令尹昌衡，“该军已到察木多之队，务饬切勿过该处辖境”⁽¹⁰⁷⁾。同时，滇军亦奉命暂缓进军。这样，川、滇军基本上停止于怒江一线。有人评论说：“战胜川军者，非藏兵也，英使朱尔典也。”⁽¹⁰⁸⁾

武力解决的方法既行不通，北京临时政府只好退而求其次，改剿为抚，“冀以怀柔之手段，牢笼藏人”⁽¹⁰⁹⁾，即通过和西藏地方当权人物的直接交涉，求得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1912年9月，内阁总理赵秉钧在参院秘密会议上说明北京政府今后的对藏方针是，“不施行新制，悉依旧法”，“承认达赖之归藏，及复其封号”，保护英人在藏之生命财产⁽¹¹⁰⁾。10月28日，袁世凯下令正式恢复因离藏出逃被清政府开革的达赖封号，次年4月1日又加封班禅，并对联豫等人及滋事官兵予以处分。蒙藏事务局着手拟定《西藏待遇条例》，内容大致同于《蒙古待遇条例》。北京政府任命的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和劝慰员杨芬也先后到达印度，准备入藏与达赖交涉。1912年12月，袁世凯致电达赖，表示已令有关方面停战，并希望达赖“亦转饬属下停战”，“所有滋事以来汉番曲直及善后一切事宜，另派专员商办”⁽¹¹¹⁾。

在北京临时政府的努力下，西藏地方当局一度有过和解的表示。1912年底，达赖先后通过钟颖及袁世凯任命的新疆都督袁大化向北京政府提出五项条件⁽¹¹²⁾，同时还写信给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表示愿意“妥商”西藏事务。北京政府和达赖的接触之所以未能最终导致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除了达赖本人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外⁽¹¹³⁾，更主要的在于英国的干涉和阻挠。自8月17日英国递交照会后，英印当局立即切断了中藏间经印度的交通（这是当时进藏的主要通道）。杨芬、陆兴祺等人滞留印度，不能前进。杨芬“迭电达赖及其噶布伦等”，“然所发函电皆为英人扣留，复密行雇人投递两次，亦为该处英人阻回”⁽¹¹⁴⁾。后来还是通过达赖驻印交涉员札喜旺堆，杨芬才与达赖建立了间接联系。对陆兴祺出任护理驻藏办事长官，英国根本不予承认，也不准其与藏人通信，否则即要令其离印⁽¹¹⁵⁾。和达赖的直接接触都无法建立，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就更谈不上了。在英国的怂恿支持下，达赖于1912年底致电袁世凯，声称汉官兵尽退，藏自相安⁽¹¹⁶⁾。西藏当局并作出决议：“若民国政府派兵来藏，藏人不能限止时，即请英人出面阻止，并以特别权利报酬英人。”⁽¹¹⁷⁾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自恃有英国为后盾，关闭了协商大门。武力和和平的路都走不通，北京政府于无可奈何中只得和英国交涉解决西藏问题。

民国初年的所谓西藏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政府有意制造出来的。而自问题发生后，英国政府的中心政策，是要由中英双方的交涉，规定西藏今后的政治地位。其目的是：“西藏虽然名义上仍可保留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邦的地位，但在实际上应使它处于绝对依赖印度政府（实际上是英国政府——编者注）的地位，而且还应该成立一个有效机构，以便把中国和俄国都排挤出去。”⁽¹¹⁸⁾毫无疑问，这将给英国带来莫大的好处，可以由此分裂西藏，控制西藏，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再添上一笔资本。沙俄在外蒙的扩张及北京政府的软弱态度，同时刺激着英国的侵略欲望。英印总督哈定在给本国政府的信中写道：“既然俄国对蒙古政府的支持并没有随之以反俄浪潮，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猜想，英国反对把西藏划入中国会导致反英浪潮。”⁽¹¹⁹⁾1912年8月17日英国的照会，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川、滇军队的进军，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中英就西藏问题改订新约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英国的侵略合法化。照会提出后，北京临时政府虽已下令暂缓进军，但也不想和英国重订新约，因为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对英国照会一直采取拖延而不作答的态度。英国在几次催促无效后，12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授意朱尔典，如果不承认民国政府尚未构成对中国的足够威胁，则可通知中国，除非它按照英国条件在三个月内进行谈判，否则英政府将视1906年《中英条约》为无效，并将自由地与西藏直接谈判，英国政府还准备给西藏以实际支持，建立和维护西藏的独立⁽¹²⁰⁾。两天后，朱尔典在与外交次长颜惠庆的会谈中，两次要求中国作出正式答复。他还进一步暗示说，这些条款是在中国于西藏尚有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提出的，远远超过中国现时所能期望获得的最大权利⁽¹²¹⁾。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可以得到的英国方面的让步不会超出条款以外的范围。这些话中公开和暗含的意义都不难理解，北京政府当然不会不明白。

1912年12月23日，中国政府对英国照会逐条作出正式答复，声明：一、中国对西藏拥有全权，惟现时无意改西藏为行省，但亦不许其他一切外国干涉西藏之领土权及内政；二、中国于西藏为履行条约，维持治安，必须驻有军队，但非无限制；三、中英已两次订立关于西藏之条约，今无改订新约之必要；四、中国政府并无有意阻断印藏交通之事，以后更当加意保护；五、承认中华民国不能与西藏问题并为一谈，深望英国先各国而承认⁽¹²²⁾。这个答复在不改西藏为行省，不驻扎无限制军队等问题上满足了英国的要求，但答复仍然拒订新约，又使英国“十分不满意”，因为拒订新约，实际上就是认为旧约有效，从而也就确认英国无权干涉西藏内政。英国政府在对中国答复的答复中，无理认为中国答复“无法讨论”，英国政府只能以“上年八月十七日所备节略为根据，会商允洽之法”⁽¹²³⁾。朱尔典公然威胁外交总长陆徵祥：“不订约恐办不到。”⁽¹²⁴⁾此时，正值“善后大借款”前夕，为了不得罪英国人，北京政府终于1913年3月27日通知朱尔典称，中国准备按照8月17日照会中所列条件与英国会商⁽¹²⁵⁾。经过一年多的抵制、拖延、犹豫，北京政府最终还是只有屈服于英国的压力。

中国方面同意英国要求后，在正式会谈前，中英双方曾就会谈的方式、内容有过几次讨论。在这些讨论中，英国节外生枝，提出由西藏代表作为独立方面与会。举行中英藏三方会议的想法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于3月间首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他认为三方会谈是达成协议的最好解决办法，“即使谈判失败，也将使我们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和西藏人进行独立于中国人之外的谈判”⁽¹²⁶⁾。此后，英国政府将朱尔典的建议当作一项政策执行。在和中国方面讨论会议方式时，英国坚持要中英藏三方共同会商订约，共同签字。如同中国方面所指出的，此“不啻承认西藏有主约之权，而等于自主之国”⁽¹²⁷⁾。中国方面为了满足英方的要求，作了一点让步，同意举行三方会谈，但为避免给人以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印象，中国建议，西藏代表不称全权字样，而是“称为掌权员，随同商议”，或者由中英、中藏分别会谈，分别签约。此项建议遭英方拒绝，他们声称，三方会议的办法英国政府“势在必行，必无更改之理”⁽¹²⁸⁾。8月25日，英国通知中国，无论中国代表与会与否，会议都将在10月6日开始⁽¹²⁹⁾。中国方面在英帝的威胁下只能再次让步，同意参加三方会议。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公使朱尔典在与陆徵祥的会谈中提出，“鉴于四川之设西康省，其西部纯系藏境，将来立约不能不规定藏境，明分川藏疆界”⁽¹³⁰⁾。这为其后西姆拉会议中的划界问题埋下了伏笔。

1913年10月6日，中英藏三方会议在印度西姆拉开幕，10月13日开始首次工作会议。会址选在印度，是英方的主意，目的在于就近控制会议进程⁽¹³¹⁾。英方代表是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另以原英驻华使馆官员罗斯为中国事务顾问，英驻锡金委员柏尔为西藏事务顾问，西藏代表为亲英集团头目、首席噶伦伦青夏札。还在会议开始前三个月，柏尔就与夏札在江孜秘密勾结，“每日互商对付中国交涉办法”⁽¹³²⁾。柏尔要夏札搜集各种档案文献资料，以此作为西藏“独立”的“证据”⁽¹³³⁾。中国代表西藏宣抚使陈贻范、副宣抚使王海平10月5日方抵达西姆拉，在会议期间，“英人又禁止藏代表不与通信”，中国代表“一切举动，均派员陪侍，名为招待，实无异监视”⁽¹³⁴⁾。西姆拉会议就是在这种英藏双方“协而谋我”的气氛中进行的。

西姆拉会议开始后，藏方首先提出六条草案，主要内容包括：西藏独立；西藏疆域要包括青海、理塘、巴塘、打箭炉等处；中国不得派员驻藏；英藏修改通商章程，中国不得过问等⁽¹³⁵⁾。这些要求不仅要使西藏完全脱离中国，而且还就西藏疆域划了一条囊括青海和四川西部大片土地的界线，其荒谬程度连英驻华公使朱尔典都无可为其辩解。朱尔典曾就此评论道：“没有一个人能使我相信，打箭炉和巴塘不属于中国人。”⁽¹³⁶⁾藏方的要求遭到中国代表的强烈反对。11月1日，中国代表提出驳复条款七条，主要内容是：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可派驻藏长官及卫队二千六百人驻扎西藏；西藏于外交及军政事宜均应听命中国中央政府指示而后行；通商条款之修改应由中英双方商议；中藏边界以当拉岭、江达等处划分⁽¹³⁷⁾。次年1月，中、藏双方各自提出正式意见书，内容大略同前，请英方审查。本是侵略一方的英国，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内部问题的仲裁人。麦克马洪主持会议，名为“调停”，实际处处干着有损中国主权的勾当。

就在西姆拉会议进行之中，1913年11月5日，关于外蒙问题的《中俄声明文件》发表。麦克马洪立即从这个英国的侵略伙伴的行动中得到“启发”，便向英国政府建议，仿效沙俄办法，将西藏一分为二，以此解决显然将成为会议关键的西藏划界问题。英国政府于1914年1月6日认可了这一建议⁽¹³⁸⁾。2月17日，麦克马洪在就中、藏双方的提案提出审查意见时，抛出了将西藏划分为内藏和外藏的计划，其要点是：“承认外西藏业已成立的自治权，而中国于内西藏仍有若干权利。”这就是英国心目中“俾全藏可复返太平”的“合理的解决办法”⁽¹³⁹⁾。3月11日，麦克马洪正式交出英方调停约稿十一条，内容包括：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并承认外西藏有自治权，所有外藏内政由拉萨政府掌理，中国不改西藏为行省，西藏不有代表于中国议院或类似之团体；中国于西藏不派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殖民之事；英藏议订新通商章程，废除1908年的中英通商章程；英国商务委员可于必要时随时带卫队前往拉萨等⁽¹⁴⁰⁾。约稿将青海的大部分及四川西部均划入西藏界内，其中再划为内藏与外藏，即使外藏亦包括青海及川边的部分地区⁽¹⁴¹⁾。这个“调停”约稿表面上使中国对西藏保留了某些权利，如可派代表驻藏等，但约稿的其他条文，又使这些权利的作用几近于零。约稿只允许中国在西藏有卫队一百名，除了能起些驻藏代表的警卫作用外，对控制藏局没有任何影响。约稿的实际作用是让西藏以自治之名，行独立之实。而这种所谓“独立”，无非是由英帝国主义控制，使西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从约稿中规定给予英国的种种特权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英国方面的“调停”约稿提出后，除了划界以外的其余各条，北京政府鉴于外蒙的成例可循，没有表示过多的异议，只提出西藏在中国议院不得有代表的条款不能接受，英藏通商章程须经中国同意；惟对划界一事，虽一再让步，但坚持不同意英方的主张。因此，西姆拉会议的争执焦点即在于西藏（包括内外藏）界限的划分问题。中国方面最初主张以江达为川藏界，当拉岭为青藏界，这是前清时代赵尔丰经营川边所达到的最远界。其后，为了和英国达成妥协，中国一让再让，由江达，而丹达，再到怒江，最后提出，当拉岭以北青海地方及巴塘、理塘等地仍归中国完全治理，怒江以东及德格、瞻对、察木多、三十九族等地定为特别区域，不再添设郡县，维持达赖喇嘛向有之利益，怒江以西由西藏自治⁽¹⁴²⁾。中国对英国的要求可谓是曲意迁就，但英方仍固执不让。4月15日，麦克马洪对英方约稿作了部分删改，但实质未变。麦氏尚抄袭沙俄故伎，另拟七款作为附约，包括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企图诱惑中国上钩⁽¹⁴³⁾。4月27日，英方提出修正案，除在界务问题上作了少许让步外，文字基本照旧，仅在条约附图上将白康普陀岭、阿美马顷岭东北之地划归青海。英藏代表先行签字后，英方威胁中国代表在此修正案上签字，并声称如“不于今日画行，则约稿中之第二、第四两款（即承认中国对藏有宗主权及代表驻藏的条款——编者）全行删去，即与西藏订约，不再与贵员商议”⁽¹⁴⁴⁾。在此情况下，中国代表陈贻范被迫于约上草签，但随即声明：“画行与签押，当截然分为两事，签押一层，必须奉有训令而后可。”⁽¹⁴⁵⁾

西藏问题与外蒙问题虽都是英、俄帝国主义挑起的，但两者却有一点重要不同。外蒙没有驻扎中国军队，内外环境又使进兵不可能，北京政府于无可奈何中只有接受沙俄的摆布。而民初川、滇军队的西征，使中国在藏边有了一块根基，它虽不甚稳固，但毕竟在中国手中，西姆拉会议中英方所划的内藏区域，相当一部分尚驻有中国军队。即使有英国的支持，藏方一时也无力占领这些地方。中国无力改变西藏现状是一回事，但要中国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军队，拱手送人，则是北京政府于心不甘，于势亦不敢的。这是北京政府在划界问题上不肯轻易让步的原因所在。4月28日，中国政府接获陈贻范草签的报告后，立即去电声明：“执事受迫画行，政府不能承认，应即声明取消。”⁽¹⁴⁶⁾29日又通知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陈使为势所迫，以个人不正式之画行，本政府不能承认，仍希根据前电，向英政府交涉，请其电英员按照中政府业经让步办法，接续磋议为要。”⁽¹⁴⁷⁾

1914年4月以后，西姆拉会议的日程表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波澜。英国唯一可做的事就是逼陈贻范在草约上正式签字，同时在外交上与沙俄就条约中可能违反1907年英俄协约之处达成谅解。1914年6月25日，英驻华公使朱尔典照会中国政府，再一次公开威胁中国“除非该协约于本月底前签字，本政府将自由地单独与西藏签约。在此情况下，中国当然将失去所有三方协约内载的特权与利益，包括她的宗主权的承认。驻藏大臣之返藏亦将无限期推迟。本政府并将尽其所能协助西藏抵抗中国侵略”。⁽¹⁴⁸⁾虽然中国在划界问题上又作了若干让步，但出席会议的英国代表仍于7月2日通知中国代表将于次日签约。英代表还重复了一遍以前的威胁。为了引诱中方签约，英代表故作姿态，告诉陈贻范：“明日会议有图两份：一为旧图，一将昆仑以北之境，划归中国……不再有内藏之名，如中、英、藏三面签押，则签此新图。如仅英、藏两方签押，则签四月二十七日之图。”⁽¹⁴⁹⁾但陈贻范奉中国政府之命拒绝签字。7月3日，英国代表只能与西藏代表私行签订了所谓《西姆拉条约》。陈贻范当时即严正声明：“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¹⁵⁰⁾7月6日，中国政府又向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并通过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向英国政府声明：“中国政府不能擅让领土，致不能同意签押，并不能承认中国未经承诺之英藏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牍。”⁽¹⁵¹⁾

《西姆拉条约》正文共十一条，除个别之处，基本上同于3月11日的英国“调停约稿”。条约另有交换文书七款及声明一件。交换文书一方面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达赖喇嘛的封号由中国政府加封，另一方面又规定，外藏官员由西藏政府任免，外藏不派代表出席中国国会及其类似机关，从而实际上使西藏居于“独立”地位。声明一件则认定：“只要中国拒绝在上述条约签字，中国将被排除享受由于该条约所生的一切权利。”⁽¹⁵²⁾《西姆拉条约》虽由英藏双方签署，但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因而这一条约完全是非法的，对中国没有任何约束力。进一步而言，当时的西藏地方是中国的完全领土，西藏地方当局受中国中央政府管辖，根本无权与外国私自订约，这更说明《西姆拉条约》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可言。它只能作为英国侵略中国、阴谋分裂中国领土的铁证留于史册。

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麦克马洪除了逼签条约外，还进行了其他一系列阴谋活动。7月3日，英、藏还签订了新的通商章程十一条，其中包括英国可以在西藏全境租赁土地、兴修建筑、自由贸易、架设电线、会同审判等条文⁽¹⁵³⁾。这个章程未经中国政府认可，其根据又是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因而同样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同年3月24、25日，麦克马洪在德里和夏札两人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定了西藏东南与印度的界线⁽¹⁵⁴⁾。它以英国阿波尔远征为基础⁽¹⁵⁵⁾，把西藏东南门隅、洛隅、察隅地区约九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了印度。这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的由来。此事根本没有在西姆拉会议上讨论过，中国政府也不知道此事，当然就更谈不上承认了。这是一条完全非法的无效的边界线。

西姆拉会议由于中国政府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而就此收场。7月10日，英国外相格雷在议会演说时，再次要求中国签字，并威胁说：“只要中国不这样做……后果对中国来说一定是灾难性的。”⁽¹⁵⁶⁾然而中国政府坚持不签约的立场，终于使英国无计可施。　

第二节　银行团与善后借款

一　列强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

国际银行团是对华资本输出的垄断组织，发端于前清末年。当时，铁路让与权的争夺迫使各资本集团降低了对华贷款的条件，削弱了彼此之间掠夺中国的力量。于是，他们着手筹组国际银行团，以便垄断对华借款，共同剥削中国。1909年7月6日，英、法、德财团之间，签订了组织三国银行团的协定，翌年11月10日，美国也加入了银行团，遂发展为四国银行团。就银行团本身来说，它是一个经济组织。英国财团以汇丰银行（The Hongkong＆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为主，英国国内的主要银行没有加入对华贷款的英国财团，汇丰银行在英国政府支持下，享有对华金融上的独占地位。其他三国财团则不同。法国财团以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I'Indo chine）为主，主要的法国银行，如巴黎国家贴现银行（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 de Paris）、里昂信贷银行（Credit Lyonnais）、法国振兴商工业合股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pour Favoriser le developement du Commerce et de 1，lndustrie en France）等都参加了法国财团。德国财团以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为主，德国的四家大银行都是德华银行的合股者，即贴兑公司（Diskont Gesellschaft）、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德莱斯登银行（Dresdner Bank）和达姆斯太国民银行（Bank für Handelund lndustrie）。美国财团则由摩根公司（J．P．Morgan＆Co）、坤洛公司（Kuhn Loed＆Co）、第一国民银行（The First National Bank）、花旗银行（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组成。四国银行团组成后，即着手压迫清政府签订条件苛刻的贷款合同，1911年4—5月间，先后签订了一千万英镑的整理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借款合同和六百万英镑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前一笔贷款因日、俄反对，除支付过少量垫款外，合同并未履行；后一笔贷款则激起了保路风潮，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辛亥革命的迅速发展，使列强不敢贸然给清政府以财政支持，即使是列强赞赏的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之后，他们仍持观望态度，采取了“金融中立”的政策。不过，在清帝退位之前，银行团就已在积极准备给袁世凯以财政支持。这样，银行团的对华借款的性质，就从实业借款转入了政治借款。1912年2月，清帝退位，列强即着手向袁世凯提供财政经费。当时俄、日两国处于和四国银行团对立的地位，但是列强在对华政策上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因此，英、美政府一开始就希望俄、日参加，英国政府并曾警告银行团，不要缔结没有俄、日两国参加的中国借款合同。中国政府方面，袁世凯认为“消除俄、日两国对四国银行的不信任是第一件应办的事”⁽¹⁵⁷⁾，希望列强协调支持，来巩固其统治，并幻想借助列强合作来抵制俄、日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日本方面于3月初即表示，鉴于贷款的政治性质，它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并指定横滨正金银行为日本财团代表。俄国方面则一度表示犹豫，担心中国把借款用来对付俄国在蒙古的扩张，但为防止列强之间的竞争，“损害列强在华之政治地位”⁽¹⁵⁸⁾，以及希望从中牵制和监督借款的实施，也打算加入银行团，因此，它指示道胜银行（Русско-азиатский Банк）避免与四国银行团竞争，不要正式参加与银行团竞争的对华贷款，但为了向四国银行团施加压力，以便将来与四国银行团达成有利的协议，因而让与俄亚银行组成辛迪加的华比银行（Banque Sino-Belge）⁽¹⁵⁹⁾作为私家银行出面，谈判对华贷款。

当时，中国政府方面由唐绍仪主持借款谈判，他力图利用外国银行家之间的竞争来获得借款。因此，他一面与华比银行经理德福斯（Devos）谈判一千万英镑借款，一面又通过美国财团代表司戴德（W．Straight）与四国银行团秘密商谈，以前清币制借款为基础，续付款项。唐考虑到一千万英镑不能满足中国方面的财政善后的需要，于是遂有成立善后大借款的拟议。当时，中国政府急需七百万两银子，主要是供给南京政府遣散军队及偿还债务（主要是日债）之用。以英国为主的四国银行团为了支持袁世凯稳定局势，同意在阳历3月份内向南京政府方面提供七百万两作为军事善后之用。袁于2月27日即电请南京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向上海汇丰、汇理、花旗、德华四行提款。次日，汇丰银行向南京政府提交了首批二百万两垫款，以中国轮船招商局船只作为担保。这笔垫款事后通知了俄、日两国，并建议俄、日两国参加。同时，唐绍仪又向四国银行团提出了3—6月的垫款要求，和在夏季达成一笔供五年用的六千万英镑善后大借款的建议。

由于北京发生兵变，四国银行团借口局势不稳，没有续付垫款，并且提出了额外要求，要袁世凯保证除了四国银行团外，不接洽任何重要借款。唐绍仪本来就厌恶银行团的垄断，现在银行团又背约不续付垫款，遂向银行团声明“中国此后借款，皆自有选择之权”⁽¹⁶⁰⁾。然而，袁世凯却于3月9日以信函方式接受了银行团的要求。信中说：“鉴于四国银行团在目前紧急关头所给予中国的援助，及其在外国市场上支持中国信用的贡献，中国政府向四国银行团保证，如条件与其他方面的条件同样有利，银行团有承办大规模的善后借款的选择权。”⁽¹⁶¹⁾当天，银行团即向北京当局交付了一百一十万两。尽管有此函约，中国政府仍与华比银行于3月14日签订了一百万英镑的借款合同，以京张铁路为担保，并拟续借至一千万英镑。中国政府方面由陆宗舆代表度支部首领周自齐签字，经两总统（指袁世凯、孙文）核准，后经南京参议院通过。唐绍仪就凭借这笔比款南下组织新政府，比款也旋即向北京、南京、武昌当局交付使用。

比国借款的成立，打破了银行团的垄断，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银行团指责唐绍仪失信，违背了3月9日袁世凯的函约，原拟3月16日交付的一百万两垫款也扣住不交。3月25日，英、法、德、美四国公使直接出马晋谒袁世凯，就比款问题提出抗议，并要求取消比款（主要是取消关于给比利时发行一千万英镑借款优先权的条款），并表示如果他们的抗议得不到重视，“则需立即归还所有垫款”⁽¹⁶²⁾。四国公使并且声明，“自此以后，凡关于中国借款之事，应与本国驻使交涉”⁽¹⁶³⁾。当时，袁世凯竟扮演起一个银行团与唐绍仪之间的调人的角色。据德国驻华公使报告：“袁世凯对于这件轻率的行动（指比款）表示惋惜说，这是唐绍仪在因为兵变恐怕造成更困难局面的印象下进行的。”⁽¹⁶⁴⁾并且，袁世凯把外交交涉的责任推到唐绍仪的头上，他答复四国公使说，“此事系由唐总理经手，须商之唐总理方能决定”⁽¹⁶⁵⁾。

列强之热衷于向中国提供贷款，除了银行家为了赢得高额利润之外，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英国外交部认为，使中国政府“克服无政府势力而趋于巩固，对于在中国拥有利益的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¹⁶⁶⁾。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以稳定局势，而不是为了中国的复兴和强大。汇丰银行代表熙礼尔（Hillier）曾对周学熙说：“我欧洲各国之外交政策之对于中国，有二种意思，既不愿中国为野心之国所并吞，亦不愿中国有异常之发达，以二者皆足破列强之均势也。自中国共和告成，我欧洲各国未尝不有戒心，深恐中国能力发展，扩充国权。”⁽¹⁶⁷⁾但是，在中国爱国民主精神高涨的形势下，如何去控制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呢？“他们想到，在目前只能采用一种施加影响的手段，这就是控制中国的国库”⁽¹⁶⁸⁾。于是，四国银行团一面答应向中国提供贷款，一面于4月间蛮横作出决定：“应赋予该银行团以发行中国国家公债专权并同时监督财政，以十年为期。”⁽¹⁶⁹⁾同时。列强政府把银行团的活动直接置于自己的控制下，把银行团作为列强对华政策的工具。据俄国外交大臣萨查诺夫说：“法、英两国政府拟使中国不能随意举借外债及毫无监督地使用所借之款，拟将整个对华提供款项一事，置于与中国事务关系最密切的俄、法、英、德、美、日六国监督之下，银行家只应执行这六国政府之决定。”⁽¹⁷⁰⁾列强妄图用财政监督的办法来扼杀所谓的“中国的沙文主义”，也就是中国的爱国主义，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当时正在南方的唐绍仪，不理会四国公使的抗议和银行团的责难，他又与华比银行订约借款二百万英镑，银行方面于4月12日先行垫付了二十五万英镑。这时，俄国政府已于4月6日正式表示同意参加银行团，并指定俄亚银行作为俄国财团的代表，因此，俄亚银行奉命不参加这笔贷款。唐绍仪于4月20日回京之后，银行团向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一方面阻挠华比银行在法国发行债票，使预定的二百万英镑借款无法续付，一方面要求唐绍仪“第一取消比款，第二谢罪”⁽¹⁷¹⁾。唐绍仪为了从银行团获得急需的款项，被迫于4月23日拜谒英、法、德、美四国公使，表示道歉，并根据他们的要求，在与袁世凯商议之后，于4月27日正式具名致函银行团宣布取消比款，并同意“中国政府将不从银行团未来借款中偿还从比国公司方面借到的数目”⁽¹⁷²⁾。银行团当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借口唐绍仪在南方滥用比款，指责“中国用款习为冒滥”⁽¹⁷³⁾，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财政监督的无理要求。当时，四国公使会议“建议银行家在同中国人讨论最近六周之内中国人所需三千五百万两垫款细则时提出条件：开支军饷、解散军队应由外国军官监督；今后使用垫款，应由各银行向财政部选派外国审计员进行监督。此外，要求中国政府保证采取措施，在外国专家参与下改革作为垫款担保的盐政”⁽¹⁷⁴⁾。5月初，唐绍仪在与银行团谈判时，对于监督条件严正表示：“国民决不承认，故亦不敢允诺。”⁽¹⁷⁵⁾断然拒绝了银行团的无理要求，谈判陷于僵局。银行团蓄意打击唐绍仪，他们扬言：“非唐辞职，不能借款。”⁽¹⁷⁶⁾时适财政总长熊希龄自上海赴京履任，唐遂于5月5日向银行团声明“总理无暇，以后由熊总长直接磋商”⁽¹⁷⁷⁾，自5月7日起，借款谈判就由熊与银行团（日、俄已加入谈判）举行。在以后的谈判中，熊希龄奉令承教于袁世凯，把唐绍仪挤出了借款谈判的决策人之列。唐绍仪为此气愤地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¹⁷⁸⁾

袁世凯迫切地需要钱，他只有获得财政支柱才能稳固他的地位，因而不惜答允任何条件，5月15日，六个国家的财团在伦敦会议上，起草了给北京代表的电报，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的苛刻的垫款条件，只是因为列强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电报才推迟发出。该电报草稿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中国政府提出垫款目的和用途清单，由六国银行团进行监督；二、作为抵押的税收必须由海关或类似机构来管理；三、垫款是善后借款的一部分，在善后借款合同规定的五年内，中国不得向银行团以外的银行借款；四、在此期间，银行团应为中国政府的财政代理人⁽¹⁷⁹⁾。5月17日，银行团略为降低了监督的条件，中国政府就签署了垫款合同及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该章程规定，在财政部附近设立核计处，由银行和中国政府各任用一名核计员，签押向银行提款、拨款的一切支票，而且规定，“关于各省发给军饷及遣散军队费用，须由该地方军政府备三联领饷清单，由中央政府委派高等军官及该地方海关税司会同签押，并须予该军官、税司以调查应需之便利”⁽¹⁸⁰⁾。这就给了列强以监督中国财政，甚至监督中国军队的特权。合同签字之后，银行团先后于5月17日、6月12日、6月17日各交付了三百万两垫款，累计垫款数为一千二百一十万两。

列强控制中国的野心和袁世凯政府饮鸩止渴以加强统治的图谋，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更遭到了革命党人的严厉抨击。

孙中山早在1912年4月底，针对列强企图监督中国财政的野心，就曾一再发表谈话指出：“若果监督，则应拒之。”⁽¹⁸¹⁾“倘四国利用中国现今财政困难而阻中国之进步，则国人必将发愤自助，设法在国中募集公债，以济目前之急。”⁽¹⁸²⁾在孙中山主持下，同盟会由南京留守黄兴出面，于4月29日通电提出劝募国民捐的主张，以挽救“借债亡国”的危局。他在电文中愤激地指出：“二十年来，忠义奋发之士，所以奔走呼号于海内外，糜顶捐躯，不稍稍退却者，徒以救国故，徒以保种故，徒以脱奴籍而求自由故。乃一旦幸告成功，因借债以陷入危境，致使艰难缔造之民国沦为埃及，此则兴血涌心涛所不忍孤注一掷者也。”⁽¹⁸³⁾于是，在人民中间掀起了一阵劝募国民捐的热潮。5月20日，当唐绍仪、熊希龄向参议院要求通过上述合同和章程时，参议院内群情愤激，对政府当局提出了强烈的指责（不过，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占优势的议会鉴于迫切的财政需要，仍然通过了签订的文件）。革命党人的舆论界更万矢齐发，痛斥熊希龄卖国。5月23日，陆军次长蒋作宾从北京抵宁，与南京留守黄兴商量交付垫款、裁遣军队事宜，带来了有关文件。黄兴察阅之后，十分震怒，当即发表通电，痛斥熊“违法专断”，要求参议院“责令毁约”。他指出：“此种章程，匪独监督财政，并直接监督军队。军队为国防之命脉，今竟允外人干涉至此，无异束手待毙。埃及前车，实堪痛哭。”⁽¹⁸⁴⁾他再次呼吁发行不兑换券，举办国民捐。当时，黄兴在同俄国领事的谈话中，对列强也提出了严正的警告：“要知道你们之所以这样慷慨大度，是因为每提供一笔贷款，你们便愈觉得在中国如同在家里一样。但是，难道中国人民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你们忘记了，是什么事件引起的震动最终地、决定性地导致了革命。”⁽¹⁸⁵⁾6月1日，孙中山出任国民捐总会总理，并表示“民国存亡，胥视此举”⁽¹⁸⁶⁾。广东都督胡汉民更揭示了袁世凯的用心，指出：“断不宜大举借债，思以财政权操纵各省，转使外人因借债之故，得以财政权操纵中央。”⁽¹⁸⁷⁾在各界的强烈反对下，熊希龄不得不与银行团重开谈判，要求改变条款。但是，六国银行团不久即告成立，垄断之局已定，列强变本加厉地提出了更为严酷的借款条件。

六国银行团之间的谈判，于1912年5月15日在伦敦正式开始。当时，俄、日方面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条件，一是俄国要求在协议中承认俄国在中国的北满、蒙古和新疆的利益和特权，日本则要求承认日本在中国南满和毗邻的蒙古东部的利益和特权；二是俄、日两国要求在国外市场上自由发放分得的贷款的份额，尤其是俄国，要求让许乐德公司在伦敦市场上发行。除了法国对俄国的要求表示同情之外，对于第一条，原银行团认为这是政治问题而拒绝讨论，他们更顾虑到，这样做“只可能加深中国对银行团的不信任”⁽¹⁸⁸⁾。对于第二条，原银行团也一致予以拒绝，因为违反了国际银行团在本国市场上销售的原则。汇丰银行经理阿迪斯（Addis）反对尤力，他不愿意放弃汇丰银行的特殊利益。为此，俄、日代表中止了在伦敦的谈判，在北京的俄代表郭业尔（Гoep）和日代表小田切也退出了六国银行团对华贷款的谈判。6月7、8日，六国银行团在巴黎一度复会，又因未能达成协议而中止。俄国方面遂积极准备谈判破裂，但因难于把法国集团拉出银行团而作罢。6月18日，六国银行团再次在巴黎复会，由于俄国方面担心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四国方面也不能不借助于俄、日这“两个在远东的善后借款的宪兵”⁽¹⁸⁹⁾，因此最后达成了妥协，当日签署了成立六国银行团的协议。六国银行团把俄国的要求列入了议事录，即：如果向中国提供的贷款与俄国或日本的利益相抵触，那末，“俄国或者日本集团，以事情的涉及者为转移，有权拒绝协议”⁽¹⁹⁰⁾。四国银行团同样为自己保留了退出的权利；在发行方面则允许俄国可以通过比国财团在布鲁塞尔发行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债券。

六国银行团在完成了肮脏的交易之后，就联合起来向中国敲诈勒索。6月24日，新成立的六国银行团与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熊希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银行团根据上面提到的5月15日起草的电报及后来的修正方案，正式向中国政府递交了进一步垫款和善后大借款的四项条件：“一、须予该团以经理五年债票之专利权，二、须以盐务改照海关办法，三、须延聘该团中一人为财政部顾问，四、须聘外人为稽核处长。”⁽¹⁹¹⁾熊希龄鉴于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断然拒绝了银行团的条件。他声明：“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敢提请参议院审核类似的草案，它在各省将激起愤怒，并被立刻拒绝。”⁽¹⁹²⁾银行团方面明知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提出的越来越苛刻的条件，但不准备作任何让步。中国政府请求先行垫款，并减少借款数额至一千万英镑，以求减轻监督条件，也为银行团方面所拒绝。按照法国总理普恩加赍的意见，“应该停止支付垫款，因为垫款的继续，只能更难于缔结最后的协议，并使北京政府更加固执”⁽¹⁹³⁾。7月8日，六国公使向陆徵祥和熊希龄声明，六国政府不赞成与所提条件不同的任何贷款。熊希龄当即声明：“垫款无着，只得令各省自行设法，或由中央另筹他法，以救目前之急。”⁽¹⁹⁴⁾翌日即正式以函件方式发布。于是，大借款谈判宣告中断。

二　善后借款合同的签订和性质

大借款谈判停顿后，银行团停止了垫款。但是，中国政府财政十分困难，“袁总统需款甚急，不惜答允任何条件，他以为如能有五百万镑，他就可以使他的地位稳固，并控制军队”⁽¹⁹⁵⁾。于是，袁世凯在总统府组织了财政委员会，以卸任财政总长熊希龄为会长，目的是向银行团以外的外国财团接洽借款。当时，在华的外国掮客十分活跃，只是由于列强政府的反对，小借款的谈判往往很难成功。经过极为秘密的谈判，至1912年9月初，外界才获悉，中国驻英国公使刘玉麟和伦敦鲁意特银行（Lloyd's Bank）的负责人克里斯浦（Crisp）达成了一千万英镑的借款合同。

原来，汇丰银行在英国并不是主要的银行，英国的大银行集团对英国政府支持汇丰银行垄断对华贷款的政策十分不满，他们和汇丰的矛盾，构成了银行团垄断中的薄弱关节。自从善后借款谈判停顿后，英国姜克生国际银行团（Jacks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ndicate）代表白启禄、克尔顿（伦敦《国民评论》记者）即与中国政府联系借款事宜，并于7月12日与熊希龄签订了草合同。中国政府旋委刘玉麟以借款谈判全权，与姜克生面谈，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也在伦敦从旁襄助。北京方面则由熊希龄一手经理，仅袁世凯和赵秉钧掌握谈判情况。而姜克生旋把承办借款的权利让给了克里斯浦。新借款得到鲁意特银行、京郡银行（京都省银行The Capital and Counties Bank）、伦敦西南银行（The London and Southwestern Bank）、麦加利银行（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等的支持，并有法、美资本家参加。9月2日，袁世凯电令刘玉麟签字。9月15日，五十万英镑的第一批借款交付中国政府方面。

克里斯浦借款的成立，打破了银行团的垄断局面，引起了银行团的震动。英国外交部当即表示反对克里斯浦借款，并公开声明不能担保这项债务，企图阻止债票的发行和销售。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于1912年9月11日接到了中国政府关于签署克里斯浦借款的通知后，即发起银行团列强代表会议，寻找破坏契约的方法。朱尔典又奉命向中国政府声明，英国政府不赞成这笔借款，并对它的缔结表示抗议。

尽管克里斯浦借款的第一批汇款已到，但中国政府举棋不定，没有马上提用。当时，新上任的财政总长周学熙事先对克里斯浦借款一无所知。他认为“借款利害影响及于政治，因噎废食，终非久计”⁽¹⁹⁶⁾，因而于8月底通过日本财团代表小田切与银行团接洽恢复谈判，并于9月17日就大借款的条件问题，交参议院讨论。不足法定人数的参议院，当时在讨论中原则上同意了政府的方案。周学熙对克里斯浦借款很不赞成，多次主张取消，以与银行团恢复谈判。时值中秋将届，需款甚急，中国政府要求银行团先行垫款五十万镑，但银行团反而要求中国政府先行取消克里斯浦借款。9月23日，银行团最后拒绝了垫款要求，谈判再次中断，中国政府遂不得不动用克里斯浦交付的款项。

列强不把中国的财政咽喉卡住是不肯善罢甘休的。9月25日，朱尔典晋谒袁世凯，再次表示抗议，并且开单逼债。其他几国也群起效尤，法国政府更节外生枝，无理地提出了赔偿辛亥革命时外侨所受的损失的要求。尔后，六国公使又就克里斯浦借款以盐税羡余为担保的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银行团更通电各省分行，阻止金融汇兑，并相约不准买卖麦加利银行汇票。

当时，中国政府积欠外债达一千一百万英镑，无法偿还，而列强逼债甚急。中国政府希望克里斯浦提前交款或续借一千万英镑，均因为六国银行团所扼，未能实现。袁世凯遂于10月初请法国公使出面调停，以求与银行团恢复谈判。在银行团方面，汇丰银行面临着本国银行团的竞争，十分焦急。英、法、德、美四国尤其是英国担心袁世凯政府财政困难，控制不住局势而陷于混乱，影响列强在华利益，因此他们赞成减少债额至二千万英镑，并降低监督条件，及早达成大借款。但俄、日方面，尤其是俄国，力求浑水摸鱼。美国驻德国大使莱西曼（Leishman）说：“无疑地它（指俄国）将乐于看到六国银行团陷于分裂，因为它害怕款项可能被用来加强中国在蒙古的地位。”⁽¹⁹⁷⁾因此，俄国力求拖延大借款的成立。但是，俄国不能没有英、法的支持，因而也不能不向英国的要求让步。于是，大借款的谈判又恢复进行，于11月27日正式开议。不过，银行团方面先是要求中国政府委定办理借款的专员。于是，袁世凯于11月30日发布命令，责成财政总长周学熙担任借款事宜，并将熊希龄调任热河都统。随后，银行团又要求取消克里斯浦借款合同关于借款优先权的第十四条。中国政府与克里斯浦公司方面几经磋商，最后决定赔偿十五万英镑，五百万英镑提前于1913年1月15日付清，其余五百万镑归入大借款案内，由六国团办理。银行团在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答应于1913年1月下旬垫款二百万英镑，双方遂达成了二千五百万英镑借款的大体合同，克里斯浦借款也于1912年12月23日废除。

袁世凯政府迎合列强要求，积极准备签署大借款。1912年12月27日，周学熙将大借款合同的五项特别条款交参议院讨论，得到参议院的大体同意。翌日，袁世凯又命令周学熙任税务处监督，准备大借款合同要求的盐务改革。1913年1月6日，袁世凯命令盐务收入各款自民国二年1月起专款存储，以备抵债。1月14日，袁世凯又公布了盐务稽核造报所章程。

尽管如此，银行团依然在节外生枝。12月31日上午，法使康德（Conty）、日使伊集院拜会外长陆徵祥、财长周学熙，就赔偿外侨损失和财政管理中的财政顾问问题进行交涉。中国方面被迫同意加借二百万镑以赔偿外侨损失。对于顾问问题，周学熙面有难色，他表示：“现在已多有谣言，谓财政受外人之监理，用人之权亦操之外人，以故若将聘用财政顾问等员载在借款合同内，更易引起国人之反对。”因而不敢同意将顾问问题列入合同。康德表示：“管理财政一层……承认之法，或载在合同，或另行订定，原可通融。”于是决定用秘密询问方法，由中国政府秘密答复“聘用外人条件薪数等事”⁽¹⁹⁸⁾。列强代表对此表示满意，才指令银行团于当日下午4时与中国方面会议借款事宜，议定明年1月—3月，银行团先后垫交七百万英镑，并约定1月16日伦敦会议后即行签约交款。尽管中国政府“凡可迁就者无不迁就”⁽¹⁹⁹⁾，但列强仍枝节横生。1月15日，法国公使康德又拜会外长陆徵祥，就中国政府拟议任命的三名财政顾问提出异议，要求法人占有一席，并出示法国政府来电中提出的主张：“关于聘请顾问事，以理论应用出资国之人，以势论应按出资之多寡以定供给顾问之数。”⁽²⁰⁰⁾1月17日，六国银行团驻京代表通告财政总长，得伦敦回电，因巴尔干风云日紧，欧洲金融异常恐慌，不能先行垫款。与此同时，银行团要求把大借款利息加至五厘五。而对革命赔偿问题，中国政府也只同意限于武汉战区，财政顾问问题中国政府只同意私函解决，列强代表再次表示反对。上述各项磋商不定，大借款签署不能不延期。

当时，连一贯主张达成大借款的记者黄远庸也愤慨地说：“六国团最无理之行动，在屡次迫我取消别国借款，及既经取消后，则彼又不肯付款。比款时代如此，谷利斯浦（即克里斯浦）团时代又如此。……此次取消谷团优先权时，银行团亦未尝不以年内垫款若干相，及至年底，乃一毛不拔。一国至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六国银行团今已纯粹一外交性质，综言之，即六国国际保证监督中国财政之委员会，并殖民银行之总汇是也。”⁽²⁰¹⁾

由于银行团不能垫款，中国政府需款孔亟，周学熙遂效法熊希龄，于1913年1月19日致函银行团代表熙礼尔，声明“本总长有自由借款之权”⁽²⁰²⁾。翌日，总统府会议，也以垫款无着，不得不停止与银行团会议。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弄不到大宗款项以应付列强逼债，而旧历年关又将来临，仍然不能不求之于银行团。1913年2月1日，中国政府外交总长以秘密函件的方式，向六国公使承认了关于革命赔偿和聘用财政顾问问题上的要求。为了在旧历年前得到银行团的垫款，预定2月4日，即旧历十二月二十九日签署善后借款合同。是日，中国政府通知六国驻使，任命丹麦人欧森（Oiesen）为盐务稽核处会办，德国人龙伯（Rump）为借款局会办，意大利人罗西（Rossi）为审计处会办。然而，这个任命在列强之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善后大借款的签字再次被推迟了。

当时，在俄国的支持下，法国公使反对中国的提名，尤其不愿承认六国中只有德国人占有一席，法国公使坚持委派借款有关国家的人任顾问的方案。俄国正积极向蒙古扩张，别有用心，更极力阻挠大借款的实现。它借口在以盐税为担保的庚子赔款中占的份额最多，坚持有权派代表参与盐政。法国支持俄国占有一席顾问职务的要求，而美国则强烈反对。方案几经变化，而英、德又展开了争夺盐务稽核处会办一职。列强把欧洲两大集团的纷争也带入到对华贷款事务中来，久久不能达成协议。3月3日，银行团通知中国政府，列强商定借款聘用的顾问应以国籍分配，但中国政府考虑到国会将开，局势复杂，不敢接受列强明目张胆干预用人行政的方案。周学熙在致熙礼尔的信中抱怨说：“在这次借款谈判中，首先是常常拖延，其次是合同条件不断改变，我被迫处于一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地位。”⁽²⁰³⁾协议的签署依然虚悬。

其时，美国政府新旧更迭，威尔逊出任总统。美国政府在答复美国财团询问政府的有关政策时，于3月18日发表声明，撤消了对美国财团参加善后借款的支持，美国财团遂宣布退出六国银行团。这个被称作威尔逊宣言的美国政府声明，表面上是出于道义的理由，即所谓“借款的条件近乎损害中国本身的行政独立”⁽²⁰⁴⁾，但实际上，则是因为美国在银行团内的处境孤立，并对俄、日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强烈不满，为贯彻其依靠门户开放政策打入中国市场，才决心退出银行团。所以这个声明中说：“现政府将鼓励并支持为给予美国商人、制造商、承包人及工程师以银行的及其他金融方面的便利所必需的立法措施，他们现在是缺乏这些便利的。而如果没有这些便利，则他们与他们的工商业方面的对手们比较起来，将处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地位。这是现政府的责任。这是它的公民在开发中国方面的主要的物质利益。”⁽²⁰⁵⁾

美国的退团，对于五国团来说无关大局，但顾虑到美国可能会单独对华贷款，五国团尤其是英国，希望尽快达成善后借款。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内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当时，围绕着国会成立和总统选举，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斗争日趋尖锐。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政府收买的暴徒刺死，革命党人讨袁的声浪陡然高涨起来。袁世凯政府为了加强其对付革命党人的力量，迫切地希望弄到钱，也急于达成善后借款。袁世凯一方面再次迁就列强，接受了五顾问方案，即英国占盐务稽核总所会办一席，后任丁恩（Dane），法、俄各占审计院顾问一席，后分别任宝道（Padoux）、葛诺发（Коновалов），德占审计院稽核外债室洋稽核员及盐务副总稽核各一席，后分别任龙伯、斯泰老（Strauch）。另一方面，袁世凯在与俄国进行的秘密谈判中，屈从俄国的压力，承认俄国在蒙古的扩张。而列强看到革命党人高涨起来的反袁情绪，也急于达成善后借款，以便鼓励袁世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达成交易的时机终于到来。4月22日，袁世凯命令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会同签字。24日，签订了草合同。25日，袁政府秘密向有关国家去函并递交了顾问合同，满足了列强监督中国财政的要求。尽管在合同签字的前夕，革命党人同列强进行了严重交涉，反对签署善后借款，但英国公使朱尔典在得悉了孙中山反对善后借款的声明后，“即授权英银行代向伦敦拍发一个安慰的电报”，法、德两国公使也同样行动，以“防止国内方面将来受到有作用的新闻报导的不利影响”⁽²⁰⁶⁾。26日夜至27日凌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政府经过最后谈判，签署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

善后借款是列强和袁世凯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一年多来，袁世凯一直在谋求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列强也一直在支持袁世凯稳定局势，克服中国的所谓“无政府”状态。除了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之外，一年多来，由于革命党人的牵制，才使这笔政治交易迟迟未能完成。当时，袁世凯不能不有所顾忌。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基（Крупенский）报告说：“我觉得可以确信，无论是袁世凯，无论是主持政府的其他人，充分理解国外贷款对中国的必要性，并且准备好为缔结贷款而同意建立外国监督。但是，没有敢于公开表示这点，这是由于顾虑激起参议院和中国的知识界的愤慨，特别是在南方，在缺乏属于政府的足够巩固的威信和有力的政权的条件下，将导致它的倾覆。”⁽²⁰⁷⁾而列强通过监督中国财政以控制中国政局的企图，也因革命党人的存在，一时难以实现。六国团成立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同俄国大使本肯多夫谈话时，明确表示：“第一批垫款应该具有恢复秩序的目的，没有必要的和不能促成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应该支付垫款，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的权力没有恢复。”⁽²⁰⁸⁾也就是说，只有当袁世凯能够对付革命党人、稳固政局时，英国才愿意提供垫款。而俄国更进一步希望，用少量的贷款和严重的监督条件来控制中国，既使中国无法整顿财政，又促使中国内部对抗，从而“把这里的政府从我们利益范围内富有毅力的活动中吸引开”⁽²⁰⁹⁾。袁世凯准备和革命党人决裂，使袁世凯和列强的要求一拍即合，善后借款的签署也就水到渠成。

列强通过善后借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统治，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通过政治借款来操纵中国政局，善后借款开了先例，这在前清是没有的。而且，善后借款条件严酷。继海关之后，列强又控制了中国的主要税收之一的盐税，中国政府提用盐税抵还外债后的余额都必须经过银行团的核准。列强通过对盐税的管理，通过对善后借款用途的稽核，通过对审计院的干预，也就监督着中国的财政；通过监督和控制中国财政，列强就可以摆布中国的政局，使北洋统治者成为其得心应手的工具。

善后借款又是一次高利的盘剥，是列强强迫中国人民接受的恶债。这次借款期限特别长，达四十七年，为从来所未有，年息五厘，累计须付息达四千二百八十九万三千五百九十七英镑。善后借款折扣大，中国政府实收八四，仅得二千一百万英镑，利息总额即达实收额的二倍，而按实收额计算，实际利率高达年息5.95％。根据合同的规定，善后借款的主要部分用来抵还外债和准备赔偿外人在辛亥革命中的损失之用。计归还庚子赔款二百八十七万英镑，不久到期外债约一百三十九万余英镑，预备赔偿外人因革命所受损失二百万英镑，共计约一千零七十八万英镑，占实收额的一半还多。转手之间，银行团在外国金融市场上募集的款项，仍然落入了列强的腰包之中。而袁世凯政府能用于行政的经费，只能供六个月之需，转瞬即尽，实际上，列强不过是向袁世凯提供了—次战争经费而已。

三　反对善后借款的风潮

自1912年五六月间革命党人反对垫款章程以后，政局多变。在调和妥协的气氛中，革命党人对大借款不再持抵制的态度，但自宋案发生以来，南北决裂在即，革命党人对借款问题再次警惕起来。《民立报》于1913年4月19日载文反对大借款，指出：“须知政府杀人之钱，买收议员之钱，皆得于此取求，而异日仍以吾民之膏血抵偿之也。”但大借款谈判屡次中辍，进展情况异常秘密，外界难知底蕴。大约24日前后，黄兴在上海得到善后借款即将成立的密报，急电北京国民党总部，“请本党诸公力行设法反对”⁽²¹⁰⁾。4月25日，刚刚当选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张继、王正廷（国民党籍）获得消息后，急忙与国民党本部同人商讨对策。随后，张、王即以议长资格去见袁世凯，打算陈述反对违法借款的意见。但袁托故不见，张、王只好留书而去。4月26日，黄兴发表通电，企图阻止大借款的签署。他指出，政府行将签署的二千五百万英镑借款，没有经过国会承认，而政府企图等国会开始议事，再行提交追认，是违背《临时约法》关于借款必由参议院议决的规定的。他强烈指出：“临时政府将遂告终，国势未安，百政莫举，掌财政者全无计划足以昭示国人，骤须巨款，用途安在？此小之表示政府之不诚，大之人民得坐政府以破坏约法、蹂躏国会之罪。今宋案证据已经发表，词连政府，人心骇皇，倘违法借款之事同时发生，则人心瓦解，大局动摇，乃意计中事。”他表示“深望政府俯从民意，非得人民代表之画诺，一文不敢苟取”⁽²¹¹⁾。同时，孙中山、胡汉民分别到上海、香港汇丰银行，要求电阻银行团签字。孙中山对汇丰银行上海代表声明，“如果借款不经国会批准而签订，则扬子江以南各省及陕西与山西将起而对抗北方，并以武力抗议袁世凯这样的专断行为”⁽²¹²⁾。孙中山并通电各国银行团，表示反对违法的善后借款。

在北京，4月26日晨，袁世凯复书张继、王正廷，表示“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迁延”⁽²¹³⁾，并派梁士诒前往解释。梁向张继等声明，借款协议前参议院已经通过，并撒谎说，借约已经签字。梁走后，国民党人才获悉当晚才是正式签字之期。于是，王正廷去向各国银行交涉，希望劝阻银行团签字，但遭到各银行的冷遇。一部分国民党议员跑到汇丰银行守候，企图作最后的努力，来阻止大借款的签字。袁世凯政府人员躲过国民党议员，秘密进入汇丰，延至27日凌晨2点30分签字完毕后，又偷偷地从汇丰银行的后门溜走了。

善后借款成立后，张继、王正廷当即以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名义通电全国，谴责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的行径。他们指出：“政府如此专横，前之参议院既屡被摧残，今之国会又遭其蹂躏，不有国会，何言共和？继等惟有抵死力争，誓不承认。”⁽²¹⁴⁾在国会里，国民党占优势的参议院，情绪激昂，由汤漪领衔就五国借款一案提出质问书。参议院于4月28日公决，要求国务总理暨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于29日午后1时来院出席，答复质问。但至时政府人员没有出席，只是送交了咨文。政府咨文声称借款条件曾于上年12月27日交由临时参议院特开秘密会议，业经表决通过。因此，袁世凯政府只是将借款合同全文咨请查照备案，不仅拒绝交付国会讨论表决，而且也不是请求国会追认。参议院接到咨文后，十分气愤，当即议决：“对于政府所定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认为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²¹⁵⁾

当善后借款风潮掀起时，国会众议院正为议长选举问题所纠缠，故迟至5月3日才开始讨论大借款案。5月5日，代理总理段祺瑞应众院要求，出席答复质问。在国民党议员据理诘责之下，段无言对答。他想含糊了事，向议员们表示：“政府对于此项借款案手续实欠妥协，而其不得已之苦衷，尚乞诸君曲为原谅。”⁽²¹⁶⁾共和党议员李国珍也起来为政府辩解，他认为借款已签押，万无取消之理。李的辩词激起了国民党议员的愤慨，两党议员群起舌战，段祺瑞遂乘机溜出了议院。国民党议员要求议长进行表决，谷钟秀提出动议：“对于借款并不反对，惟政府违法签约借款，咨谓查照备案，本院决不承认。”⁽²¹⁷⁾当时，正在筹备中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的进步党，在议会中已经联合对付国民党，偏袒袁世凯。但民主党籍议长汤化龙对袁世凯的违法专断行为也相当不满，他不顾党内的异议，将谷钟秀的动议交付表决，结果，以二百二十九人赞成，多数通过了谷的动议（是日出席人数为三百七十六人）。

众议院散会以后，进步党议员对汤化龙群起责难，汤难以招架，遂借口祖母丧请假回鄂，避开了议院的纷争。5月7日，共和党籍的副议长陈国祥主持众议院会议，进步党议员借口5日动议带有弹劾政府性质，因此需要三读通过，以便借此翻案。国民党议员当然坚决反对，双方发生争执，相持不下。议长借口休息，示意本党议员退席，使众议院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议。尔后，国民党议员要求议长将5日表决咨达政府，但议长借口咨文要向议院报告，而议院人数不足，无法报告，以此来延宕出咨。国民党议员气愤万分，谷钟秀登上讲台大骂“亡国议长”，有个议员扳下议席上的墨盒向陈国祥掷去，议场秩序大乱，几乎酿成武斗。陈乘机一走了之，众议院会议一哄而散。

5月8日，袁世凯政府向两院发出咨文，以列强逼债相威胁，要求两院承认大借款。咨文说：“设再迁延，（列强）势必横加干涉，实行监督财政，致陷民国有破产之虞。……值兹财政艰窘，国际债权催逼更甚，借款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定。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²¹⁸⁾袁世凯完全无视国会表决，态度十分强硬。进步党议员因担心国会再次否决大借款，遂以不出席会议，使议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议的策略，来对付国民党。于是，善后借款案在国会搁浅，国会的正常活动也无法进行。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的舆论界，纷纷口诛笔伐，谴责袁世凯违法借款。黄兴和湘、粤、赣、皖四都督、省改会联合会、各省议会也纷纷连电抗争。借款案与宋案一起，成为激荡南北风潮的两大事件。

当时，黄兴和国民党四都督的抗争，是以实力为背景的，因而在当时的斗争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正在磨刀擦枪、积极备战的李烈钧在反对大借款的通电中，更暗示了战斗的决心：“宁为共和之鬼，不为专制之奴。”⁽²¹⁹⁾黄兴在接获国务院和财政总长为大借款辩护的通电后，进一步指出：“国会初成，民意待白，政府乃悍然不顾，借口于经年之废案，在临时政府告终之期，当局挥金僇辱人民之际，暮夜之间，骤加人民以二万万五千万元负担。事前不与国会筹商，事后复避国会质问，聚为秘谋，出乃规避，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国政至此，体统安在？……倘以此激动民心，酿成巨变，责将谁负？”⁽²²⁰⁾5月5日，湘、粤、赣、皖四都督更联名发表通电，以联盟的力量，严词反对大借款。通电指出：“不意以号称民国，期限既终之政府，乃有悍然不经院议私借巨款之事。且举债至二千五百万镑之重，其条件内容概未宣布，竟先许外人为审计局总理、借款局总理、盐务顾问、长芦盐务总监各要职（按：与事实有所出入，系当时传闻——引者）。财权先亡，国本随之，陷民国为埃及之续，以前清专暴所未敢出者，竟见诸民国之政府。海内外烈士前仆后继，躬冒万死，缔兹民国，而政府甘以断送于借款之下，凡有血气，孰不发指眦裂！况宋案证据宣布，词连政府，有以巨金资助凶手之语，全国汹汹，方虞震动。今复不经院议违法借款，人心一失，窃恐虽有大力，无以善其后。应请大总统立罢前议。”⁽²²¹⁾四督辞气严重，已经近乎决裂了。

孙中山在善后借款成立后，再次与汇丰银行交涉，要求停止向袁世凯交款，同时又发出通电，向欧美各国政府和人民呼吁：“（袁世凯）一旦巨款到手，势必促成悲惨之战争……奉恳各国政府人民设法禁阻银行团，俾不得以巨款借给北京政府。”⁽²²²⁾然而，列强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蓄意支持袁世凯，五国银行团发布大借款之辩明书声称：“中国党争甚形激烈，其能镇定之者，厥惟袁总统，五国银行团之借款，实出于赞助之态度。”⁽²²³⁾并自5月12日起，向袁世凯交付垫款。是日，北洋第六师师长李纯即大举挥师入鄂，对江西进行武装监视。

对于革命党人的抨击，袁世凯政府方面一再发布通电进行辩解。它一方面死死咬定大借款已经前参议院通过，“观在签字之合同，悉与上年通过之条件相同”⁽²²⁴⁾，拒绝交付国会表决；一方面声称，“顾问稍增数员，由我自行黜陟，与主权无涉”⁽²²⁵⁾，矢口否认它与列强的秘密交易和列强对中国财政的实际监督。周学熙更无理地对黄兴反唇相讥：“黄先生为手创民国元勋，一言为天下重，学熙奉职无状，敢不引咎自责，惟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²²⁶⁾5月初，周学熙即提出辞呈，袁世凯未予准辞，仅允其病假，至5月16日由梁士诒代理财政部部务，以此来缓冲革命党人的抨击。北洋各省都督则纷纷支持政府立场，他们甚至攻击革命党人是“无理取闹”，“奸人惟恐世不乱”⁽²²⁷⁾。一贯以调人自居的副总统黎元洪，也通电反对取消大借款。他认为：“纵政府止渴饮鸩，铸兹大错，亦惟本共衷之念，筹救济之方，内定人心，外全国体。若遽尔飞檄四布，全案推翻，其危言义愤固属可钦，然债务不清，兵祸相继，能保外人不实行瓜分乎？”⁽²²⁸⁾“国民惟有监督用途，力求补救。”⁽²²⁹⁾实际上他是为虎作伥。进步党自甘充当袁世凯的马前卒，声称对于大借款，“本党自当以维持大局之苦衷。为正当公平之对待”，指责国民党“反对借款，纯系一种手段，别有用心，马迹蛛丝，当为国人所共见”⁽²³⁰⁾。袁世凯重兵在握，前有进步党摇旗呐喊，后有列强撑腰打气，他胆壮气粗，在四督通电之后，亲自出马，对四督下令严加申斥：“该督等当国基将定之秋，不于国际债权求根本之解决，坐待破产，徒为叫嚣，若惟恐国之不亡，亡之不速者，其何以对既死之烈士，更何以对起义之军人耶？”袁世凯蓄意分化四督联盟，软硬兼施，他说：“谭延闿素明大义，谅非本心，胡汉民僻处南疆，或有误会。至柏文蔚、李烈钧身处近省，岂于此事始末懵无所知？似此张皇宣告，荧惑人心，国事更将何赖！”他训斥四督说：“都督为现役军官，有绝对服从之义务，万国通义，讵尚未闻？……似此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人心一失，大命随之。”⁽²³¹⁾他企图用一个命令来封堵四都督的嘴。

在袁世凯的压力下，孙中山的革命动员遭到挫折，党内的妥协倾向抬头，大借款问题被局限于国会之内。黄兴在答复黎元洪青电时表示：“兴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债要求交国会通过，终始如一。”⁽²³²⁾然而，国会内的斗争，却十分沉闷。当时，银行团在合同签署后发现，中国政府另有秘密奥国借款，认为有损银行团的垄断权，因此没有按协议如期向中国交付垫款。于是，奥国借款得以披露。奥国借款共有两笔，第一笔债额一百二十万英镑，第二笔债额二百万英镑，于1913年4月10日签字。奥款异常秘密，国会和舆论界事先毫无所闻。消息传出，群情哗然，政府违法借款的事实已无可掩饰。于是，参议员汤漪再就奥国借款问题向政府提出质问书，要求“咨请政府将奥国借款确实内容明白答复”⁽²³³⁾。在众议院，国民党则就大借款问题对政府提起弹劾，此案由邹鲁起草，国民党众议员连署。然而，这些合法斗争是非常软弱无力的，由于进步党的抵制，它甚至难以在议会中提起讨论，不能不被搁置一边。由于议会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国民党不能不与进步党进行幕后交易，以期达成妥协。当时，“进步党以借款既成事实，姑不反对，惟监督其用途，并主张改造内阁，使事实上负借款失措之责；国民党则以使政府将借约依法交议，即一字不改，亦可做到。现争交议，并非反对借款，不过反对不依法交议而已。至改造内阁之主张，可以赞成，并援助进步党出面组织，而汤君化龙更所属意”⁽²³⁴⁾。然而，进步党人仍然十分担心，他们生怕大借款案一旦交议，在国民党人占绝对优势的参议院仍然会遭否决，因而没有同意。5月30日，由黎元洪领衔，会同除国民党四都督外所有其余十七省都督（当时共二十二行省）和热河都统熊希龄致电国会，危言耸听，以国家面临的种种危机为词，要挟国会放弃同袁世凯的斗争，“念时局之艰危，加借款以承认”⁽²³⁵⁾。面对着袁世凯和进步党的压力，国民党国会议员会发布宣言书，近乎哀求地表示：“为今之计，惟有政府迅将合同提交议院，本党亦无不力予维持，俾底于成。”⁽²³⁶⁾然而，这点小小的顾全面子的要求，袁世凯都未予理睬。

半死不活的国会，一直延宕到6月25日，众议院才就奥国借款开秘密会议，向梁士诒提起质问。政府特派员陈威（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当众撒谎说，奥国借款系六厘公债作抵，可以不交院议。议员们当场查阅合同原文，谎言立即拆穿。于是，国民党和进步党共同协商弹劾内阁的问题。但当时的内阁形同虚设，大权完全集中到了总统府，所谓的弹劾案，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罢了。记者黄远庸感慨地说：“总理、总长早同退院打包之僧，左右不过是一去，尤无畏于弹劾。盖今日吾国政界，法律政治失其权威；凡百有位，丧绝廉耻与责任，此根本无可救药处也。”⁽²³⁷⁾不久，二次革命爆发，国会对大借款案也就不了了之。

————————————————————

(1)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2—53页。

(2) J．O．P．Bland：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cies in China，London，1912，P．284．

(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2，P．71．

(4) 《嘉乐恒给国务院的报告》（1912年5月21日，11月12日），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China（1911—1941），No．552、671．

(5) 《法国外交部档案》，28/5，32/318，转引自巴斯蒂：《法国外交与中国辛亥革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第81页。

(6)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13页。

(7)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10页。

(8) K．K．Snum：“Japan′s Attitude Towards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Paper on Far Eastern History，Series 21，（1980，3），P．151．

(9) H．Croly：Willard Straight，New York，1925，P．421．

(10)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6页。

(11)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53页。

(12) 《日本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辛亥革命》，第421页。

(13) 《日本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辛亥革命》，第150页。

(14)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6页。

(15) 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cies in China，PP．343、346．

(16)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404页。

(17) 兰姆：《中印边境》，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页。

(1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2，No．1034，Москва，1938—1940．

(19) 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1篇，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5页。

(20) 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1篇，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5页。

(21) 高劳：《外蒙古之宣布独立》，《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1912年8月。

(22) 林唯刚：《俄蒙交涉始末之真相》，中国图书公司1913年版，第2页。

(23) 《远生遗著》卷2，第38页。

(24)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8，ч．1，No．329．

(25) 《清末民初外交部交涉案节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6) Friters：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49，P．61．

(27)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8，ч．2，No．607．

(28)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P．61．

(29)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1，No．192．

(30)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崇文印书馆1947年版，421页。

(31) 唐在礼：《蒙古风云录》，1912年版。

(32)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279—280页。

(33) 《外蒙古近世史》第1篇，第26—27页。

(34) 《蒙古风云录》。

(35) 杨增新：《电呈驻乌里雅苏台俄领来文不令中国进兵请由部与俄使严重交涉文》，《补过斋文牍·戊集一》，第55页。

(36) 《呼伦贝尔志略·兵事》，第103页。

(37) 柏原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东京1919年版，第1544页。

(38) 《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1月29日。

(39) 《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1日。

(40)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1912年5月。

(41)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1913年2月。

(42)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5号，1912年11月。

(43)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1913年1月。

(44) 《库伦风云大事记》，《震旦》第1期，1913年2月。

(45) 《库伦风云大事记》，《震旦》第1期，1913年2月。

(46) 外交部吉林交涉署：《中俄蒙古交涉节略》，1913年版。

(47) 《清末民初外交部交涉案节略》。

(4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1，No．253．

(49) 陈箓：《蒙事随笔》，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第6页。

(50)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2，No．722．

(51)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10月。

(52) 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5页。

(53) 《库伦条约之始末》，第32页。

(54) 《库伦条约之始末》，第65页。

(55) 吴成章：《俄蒙协约审勘录》，顺天时报馆1915年版。

(56) 1913年—1914年间，沙俄和外蒙还签订了关于训练军队及购买武器的协定，以及贷款协定、《开矿条约》、《架设电线协定》、《敷设铁路协定》、《借款契约》等一系列协定，获得大量侵略权益。

(57) 《天铎报》，1912年11月24日。

(58) 在12月3日的通电中，孙中山倡议改革货币制度，以纸币代替金银，从而解决财政困难，抵抗沙俄侵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5—549页。

(59) 《民立报》，1912年12月16日。

(60) 陈博文：《中俄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83页。

(61) 吕秋文：《中俄外蒙交涉始末》，台北1976年版，第28页。

(62) 远东外交研究会编：《最近十年之中俄交涉》，国际协报社1923年版，第144页。

(63) 外交部吉林交涉署：《中俄蒙古交涉节略》。

(64)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第52页。

(65)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第54页。

(66) 《中俄协约案件·总长会晤俄使问答》（5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67) 《中俄交涉大事记》，《震旦》第2期，1913年3月。

(68)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284—285页。

(69) 《外蒙古近世史》第2篇，第12页。

(70) 《时报》，1913年6月29日。

(71) 邹鲁：《回顾录》，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第63页。

(72) 《中俄协约案件·总长会晤俄使问答》（6月4日）。

(73) 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第1册，台北1983年版，第138—144页。

(74) 卓宏谋：《蒙古鉴》第5卷，北平普善印刷局1935年版，第11—12页。

(75) 蒋廷黻选，张禄译：《帝俄与蒙古》，《国闻周报》第10卷第50期，1933年12月。

(76) 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1961年版，第26页。

(77)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第94页。

(78)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第114页。

(79)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第117页。

(80)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编：《中俄中英关于蒙古西藏约章合编》，1929年版。

(81)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75页。

(82)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PP．103—104．

(83) 《卫藏通志》卷12。

(84) 《光绪条约·英约（三十年丙午）》，外交部印刷所1916年版。

(85) 《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86) 《陆兴祺咨送前清末季西藏沿革大略文》（1918年10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蒙藏院档案。

(87) 英俄两国曾于1907年签订协约，在关于西藏的部分中，两国约定不干涉西藏内部行政，不与西藏直接交涉，不派代表至拉萨，不为自己谋求特殊权力等。这是英俄妥协的产物。

(88) 麦克唐纳著，孙梅生、黄次书译：《旅藏二十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6页。

(89) 《陈贻范报告西姆拉会议情形及自请惩戒文》（1914年10月15日），北洋政府政事堂档案。

(90) 辛亥革命在西藏的情况比较复杂，历来著作均称“兵变”，近年有人认为应属于“革命”。但驻藏清军中赞成帝制及拥护共和者兼有，兵变领导人的旗号亦是先勤王，后革命。在未深入研究前，这里沿用旧说。

(91) 《旅藏二十年》，第68—70页。

(92) 《川督尹昌衡报告达赖派兵围攻汉军电》（1912年8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93) 朱锦屏：《西藏六十年大事记》，1925年版，第29页。

(94) 《江孜关监督史悠明报告汉藏第二次议和条款电》（1913年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蒙藏院档案。

(95) 《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档案》（1878—1917年），第2类第20卷，第220—221页。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西藏的罪恶历史》，《历史研究》1959年5期。

(96) 北洋政府外交部编：《藏案纪略》，第25页。

(97) 柏尔著，宫廷璋译：《西藏之过去与现在》附录，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1—32页。

(98)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1912年6月。

(99) 尹昌衡：《西征纪略》，第15页。

(100) F．O．535／15，No．150，Jordan′s Memorandum of Interview on 23rd June，1912．

(101) 北洋政府外交部编：《西藏问题议案》。

(102) Mehra：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Vol．1，Delhi，1979，P．66．

(103) 北洋政府外交部编：《藏案纪略》，第14页。

(104) 杨德麟：《西藏大事记》，台北1955年版，第34页。

(105) Mehra：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Vol．2，P．66．

(106) 《民元藏事电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107) 《民元藏事电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108) 陆兴祺：《西藏交涉纪要》下篇，第4—5页。

(109) 王勤堉：《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66页。

(110) 《内外时报·英藏交涉始末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10号，1913年4月。

(111)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86页。

(112) 这五项条件是：1．西藏人当与汉人有同等之权利；2．民国政府每年补助西藏五百万两；3．西藏人得以西藏境内之矿山自由向外国人抵借；4．西藏人得自由练兵，民国政府不得干涉，但承认得以我国内地军队一千五百名派驻西藏；5．一切官制虽照民国政府之规定施行，而人才则采用西藏人。北京政府的答复是，第三条不予承认，二、四两条须说明理由，余均可答应。（《内外时报·英藏交涉始末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10号，1913年4月）

(113) 十三世达赖喇嘛最初并非亲英派。西藏另一宗教首领班禅喇嘛及许多僧侣都表示拥护民国。在拉萨召开的僧侣代表大会上，倾向民国的“亦不少”。（《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第93—94页）这些意见达赖不可能不考虑。但是，西藏当权人物如夏札、达桑占东等人，多数为亲英分裂主义分子，达赖为他们所包围。而且达赖本人自流亡印度后，受惠于英人及其影响，回藏后倾向联英，所以他一度摇摆后，最终以英国为靠山。

(114) 《杨芬呈报入藏情形文》（1913年9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蒙藏院档案。

(115) 《陆兴祺致北京政府电》（1913年8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蒙藏院档案。

(116) 《达赖致袁世凯电》（1912年12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蒙藏院档案。

(117)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第44页。

(118) Woodman：Himalayan Frontiers，New York，1969，P．149．

(119) F．O．535／15，No．44，　Viceroy to Secretary of State．23，March． 1912．

(120) F．O．535／15，No．303，Grey to Jordan 12，December，1912．

(121) F．O．371／1239，No．55588，Jordan to Grey，16，December，1912．

(122)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12月30日。

(123) 《西藏议约案·清字第97号》，吕秋文：《中英西藏交涉始末》，台北1974年版，第221页。

(124) 《西藏议约案·清字第97号》，吕秋文：《中英西藏交涉始末》，台北1974年版，第222页。

(125) F．O．371／1610，No．14001，Jordan to Grey，27，March，1913．

(126) Political External Files 1913/40，No．916/13．Jordan to Grey，6．March，1913；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London，1966，PP．454—455．

(127) 《西藏议约案·清字第97号》，《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230页。

(128) 《西藏议约案·清字第97号》，《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230—232页。

(129) F．O．371／1612．No．39306，Alston to Grey，25，August，1913．

(130) 《西藏议约案·清字第97号》，《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223页。

(131) 中国提出会议在伦敦举行，为英方拒绝。

(132) 《西藏交涉纪要》下篇，第19页。

(133) 《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第99—100页。

(134) 《西藏交涉纪要》下篇，第19页。

(135) 北洋政府外交部编：《西藏问题》。

(136) Li，Tish-tseng：Tibet，Today and Yesterday，New York，1960，P．136．

(137) 北洋政府外交部编：《西藏问题》。

(138)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P．491．

(139) 《西姆拉会议记录》，《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244—245页。

(140) 北洋政府外交部编：《西藏问题》。

(141) 《西藏议约案·界字第22号》，《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245页。

(142)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vol．1，P．104．

(143) 《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249—250页。

(144) 《藏案纪略》，第14页。

(145)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99页。

(146)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01页。

(147) 《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254页。

(148)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Vol．1，P．133．

(149)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00页。

(150)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00页。

(151)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02页。

(152)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02—306页。

(153)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Vol．1，PP．119—123．

(154)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118—119页。

(155) 1911年底，由于英国官员威廉逊于西藏东南部从事间谍活动时被藏民击毙，英国派兵进入藏东南地区。这次入侵中的地理调查等活动为“麦克马洪线”的划分创造了条件。

(156) （British）Parliamentary Papers，1914．Lxlv，PP．1447—1448．

(157) 施阿兰：《使日记》。转引自孙瑞芹译：《清帝逊位与列强》，第329页。

(15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2，No．557．

(159) 参加俄国财团的银行还有英国许乐德公司（Messrs J．Henry Schroeder＆Co．）、东方银行（Eastern Bank，Ltd．）、比利时的合股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elgique）、海外银行（Banque d'Outremer）、法国的施毕策公司（A．Spitzer＆Co．）等等。

(160) 《比国借款之内容》，《时报》，1912年3月7日。

(161) J．Mac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New York，1921，Vol Ⅰ．pp．852．

(162)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2，No．688．

(163) 《四国借款近闻》，《申报》，1912年4月3日。

(164)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88页。

(165) 《申报》，1912年4月3日。

(166)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2，No．688．

(167) 《远生遗著》卷2，第214页。

(16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2，No．675．

(169)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91页。

(170)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2，No．723．

(171) 《远生遗著》卷2，第2页。

(172)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300页。事实上，比款后来仍在大借款中扣还。

(173) 高劳：《银行团借款及垫款之交涉》，《东方杂志》第9卷第1号，1912年7月。

(174)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19，ч．2，No．852．

(175) 《大借款破裂记》，《时报》，1912年5月9日。

(176) 《民权报》，1912年5月9日。

(177) 《远生遗著》卷2，第3页。

(178)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6月20日。

(17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2．Washington，1919，PP．141—142．

(180) 《黄兴集》，第199页。

(181)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0页。

(18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0页。

(183) 《黄兴集》，第171页。

(184) 《黄兴集》，第197页。

(185) П．И．Остриков：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и в Китае в 1900—1914 годах，Москва，1978，CTP．172．

(186)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69页。

(187) 《胡汉民致袁世凯电》，《政府公报》，1912年6月15日。

(18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1，No．157．Москва，1938—1940．

(189)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1，No．157．Москва，1938—1940．

(190)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1，No．208．

(191) 《今昔借款始末记·财政长呈大总统文》，《民立报》，1912年9月28日。

(192)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лоху империап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1，No．268．

(193)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лоху империап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6т．20，ч．1，No．247．

(194) 《熊氏之通函》，《申报》，1912年7月20日。

(195) 《莫理循日记》，转引自《莫理循》，《传记文学》第29卷第1期，1976年7月。

(196) 周学熙：《中国政府善后借款案据汇编·借款情形说帖》，1913年。

(19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3．Washington，1920．p．156．

(198) 《陆徵祥、周学熙接见伊集院、康德时的谈话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199) 《1913年1月21日陆徵祥接见伊集院、康德时的谈话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00) 《康德拜会陆徵祥时的谈话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01) 《远生遗著》卷3，第45—46页。

(202) 《政府公报》，1913年2月8日；《远生遗著》卷3，第62页。

(20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3．Washington，1920，P．169．

(204)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1919，New York，1921，Vol．Ⅱ，P．1025．

(205)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1919，New York，1921，Vol．Ⅱ，P．1025．

(206) 《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上帝国首相文》，《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378页。

(207)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1，No．356．Москва，1938—1940．

(20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1，No．229．

(209)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e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т．20，ч．1，No．355．

(210) 《国民党反对借款之种种》，《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30日。

(211) 《民立报》，1913年4月27日。

(212)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378页。

(213) 邹鲁：《余之癸丑》，《澄庐文集》第3卷，第196页。

(214) 《民立报》，1913年5月1日。

(215) 《违法丧权之大借款》，《民立报》，1913年5月5日。

(216) 《5月5日众议院记事》，《民立报》，1913年5月10日。

(217) 《5月5日众议院记事》，《民立报》，1913年5月10日。

(218) 《政府公报》，1913年5月9日。

(219) 《民权报》，1913年5月2日。

(220) 《民立报》，1913年5月2日。

(221) 《民立报》，1913年5月8日。

(222) 《中华民报》，1913年5月23日。

(223) 《五国银行团之辩明书》，《时报》，1913年5月11日。

(224) 《财政部鱼电》，《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

(225) 《财政部鱼电》，《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

(226) 《财政部勘电》，《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

(227) 《豫督张镇芳东电》，《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

(228) 《黎副总统政书》卷20，第3页。

(229) 《黎副总统政书》卷20，第15页。

(230) 《进步党通电》，《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

(231) 《政府公报》，1913年5月10日。

(232) 《民立报》，1913年5月14日。

(233) 《民立报》，1913年5月16日。

(234) 《澄庐文集》第3集，第202页。

(235) 《黎副总统政书》卷20，第30页。

(236) 《民立报》，1913年6月7、8日。

(237) 《远生遗著》卷3，第157—158页。

第四章　二次革命及其相关的斗争

第一节　国会召开和袁世凯武力统一政策的实施

一　袁政府加紧战争准备

1913年7月爆发的二次革命，总的说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国民党人发动的；但从爆发前夕的准备情况来看，实际上是袁世凯有意挑起的，因为他早就作了武力统一的准备。

经过辛亥革命，北洋各军战斗与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密札善后办法九条”⁽¹⁾，着手整补各军。但由于遭到南方的抗议，除雷震春新招八营外，其他各军基本处于停顿，至1912年6月间，缺额状况仍十分严重。据当时有关记载，二镇只存六千，三镇四千，四镇三千⁽²⁾。然而，袁世凯懂得没有军队便没有他的一切，因此，他一面“敷衍元勋”，一面仍“尽全力为秘密军事上之准备”⁽³⁾。

1912年8月，袁世凯密令“各军统制，一律招足十成，不准缺少一名”⁽⁴⁾。同时，他继续用封建宗法关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总统府军事参议处传谕各镇初级以上军官说：“北方各军官源于小站，故袁总统为北军之父母，今我北方军订互约三事，从者签名，不从者用武力对付。一、袁总统为北方各军之父母，无论何人，有与袁总统反对者必出死力与之抵抗；二、大总统有统辖海陆军全权，凡我军人，只知有总统，不知其他；三、凡我军人当绝对的服从总统命令。”⁽⁵⁾因而北洋各军就一直在秘密备战。1912年底，李纯的参议李廷玉为出席中央军事会议，曾为李纯草拟“简练劲兵，迅筹军实九策”⁽⁶⁾，得到袁世凯和段祺瑞的认可。尽管中央财政拮据，但袁世凯仍在充实军备。据海关统计，天津一口输入的军火，1912年为二百七十二万两，1913年为四百九十万两。而1913年宋案发生前的瑞记第三次借款三十万英镑和陆军部捷成借款二十八万八千余元，更全部用于订购军火。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针对南方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他把第六师（镇改称师）部署在信阳，以师长李纯任豫南镇守使。他支持溃退兖州的张勋所部江防军，同意张于1912年四五月间扩编至一万多人，改称武卫前军，约二十三营，超过一师编制，并不顾南方的强烈抗议，拒绝裁撤张勋所部。他让辛亥时招募的武卫军左翼倪嗣冲部屯兵颍州，兵力扩至十营，于1913年初改编为武卫右军。这三支部队，成为袁世凯监视南方的第一线部队。他又任雷震春为护军使，驻兵郑州；任刘询为直隶混成旅旅长，将建制扩充完备，驻廊坊。更为重要的是，袁世凯于1912年四五月间即着手将武卫右军右翼二十五营扩编为拱卫军，共五路三十营，任段芝贵为总司令，分驻北京、彰德两地。拱卫军的组建，既加强了袁世凯对军队的控制，又使北洋军有了一支战略总预备队性质的军队。除上述各部外，袁世凯直接指挥的北洋各军，第一师（师长何宗莲）驻张家口，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第三师（师长曹锟）、第四师（师长杨善德）驻在京畿、直隶一线，护卫京师，前清禁卫军仍由冯国璋统率驻于北京，第五师（师长靳云鹏）驻山东，第二十师（师长潘矩楹，后为卢永祥）驻奉天新民，中央第二混成旅（旅长吴庆桐）驻奉天旺官屯。毅军（军统姜桂题）主力驻热河，一部由赵倜统带驻豫西，另一部交直隶提督马金叙统带。而地方上，河南有一师一旅，山东兖州尚有田中玉部巡防营等等。以上总兵力，大致相当于十五个建制师，整补后的总兵力当超过十五万人，而整体部署相当严密。

1913年3月间，河南都督张镇芳致函段祺瑞，建议用兵。他说：“窃谓刻下大局虽在外患，尤在内忧。上海欢迎国会团闻已解散，而意存破坏，可虑者甚多：如迁都也，宪法也，用人之同意也，省长之民选也，政党之内阁也，地方之分权也，假公济私，争名夺利，但知运动，不顾危亡。开会前途，可以逆料，非武力解决，恐不能息此风潮。”⁽⁷⁾段复函表示：“至于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⁸⁾北洋派在宋案发生以前，就已磨刀霍霍了。

随着南方反袁情绪的高涨，袁世凯也加强了战争准备，并由此引起了一场意外的内部冲突。4月初，参谋部借口蒙事不靖，电令张勋暗中准备，驻济南北洋第五师师长靳云鹏也奉命下动员令，实际上是要他们做好对南方用兵的准备。但参谋部电令不明确，张、靳两部互不摸底。张勋是个顽固的复辟派，企图据有山东，拥宣统复辟。他于4月11日发饷时，宣布备战令，截留津浦车辆，准备向南移动。时靳云鹏的第五师也正向韩庄集中，看到张勋行动异常，即拆毁铁轨，截留车辆，对张戒备。江苏第三师得到警报，根据苏督命令，立即作了战斗准备，并希望与北洋第五师协调行动。参谋部看到自相冲突，只好电明解释误会，靳且亲至兖州与张会晤。于是，一幕喜剧性的冲突暂告结束，各方复归原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从此停止备战活动，而且继续加紧募兵添械。4月中旬，陆军部密令上海制造局督理陈榥赶运一批枪弹交扬州徐宝山，用徐以牵制革命党人，不久又令陈解步枪子弹六十万颗到京。但程德全害怕给南方革命党人火上浇油，命令截留缓发。北京当局遂令德州北洋制造局解运给徐。善后大借款合同签订后，袁世凯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顿时觉得胆壮气粗，开始明目张胆地对南方用兵了。

1913年4月30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海晏堂召开秘密军事会议，除部署军事外，决定采取措施制裁反袁报纸。翌日，袁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让因宋案受到舆论攻击的赵秉钧称病请假，从而加强了军事控制，增强了战争气氛。5月3日，袁世凯以西文报纸报道的革命党人备战消息为由，公然发布除暴安良令，矛头直指孙中山、黄兴。命令威胁说：“总统向称公仆……但使众望允孚，即能被选，何用藉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所言，奸人乘此煽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良，执法不贷。”⁽⁹⁾

5月6日，总统府召开第二次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了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妨害敌军之集中。”⁽¹⁰⁾李纯即于5月12日命令步兵第十一混成旅旅长马继增亲率二十一团开往田家镇，分兵武穴，监视九江及安徽方面，命令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开往兴国，并亲率师部进驻蕲春。继六师之后，北洋第二师也于5月底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为六师后援，并弹压湖北地面。

与此同时，由于驻上海一带的海军舰队倾向革命，海军总长刘冠雄悄悄派人运动海军拥袁。5月中旬，海军部把这些舰队调赴烟台集中检阅。当时，孙中山主张阻止海军北上，但黄兴、陈其美以为无碍，未予阻拦。结果，海军为袁世凯所收买，改变了政治立场。至此，袁世凯已经摆好了决战的阵势。

二　国会的召开和进步党的组建

袁世凯虽一心想以武力消灭南方的国民党人，对国会与政党政治本无兴趣，但为笼络人心和保证他的武力统一计划的顺利进行，他暂时采取了克制与容忍的态度，并极力支持梁启超并合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进步党，以争取政治同盟军。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遵袁世凯3月19日通告，在北京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举行。这天风和日暖，街市遍悬国旗，自上午9时起，议员们身着特制礼服陆续齐集会场。其中有参议员一百七十九人，众议员五百零三人，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皆列席，其他内外观礼代表千余人。11时，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鳌宣布典礼开始，拱卫军鸣礼炮一百零八响以志敬。接着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施愚报告国会召集经过，并公推议员中年事最高的云南参议员杨琼为临时主席。杨就席后，首先委托筹备参议院事务处筹备事务员林长民代行宣读开会词，继请袁世凯特派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登台致贺。梁代袁致词说：“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¹¹⁾！袁世凯对国会的虚伪态度，更增加了北京国民党议员以合法斗争解决“宋案”的幻想，致使“二次革命”爆发时，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仍稳坐国会主张“法律解决”，只有少数议员毅然南下讨袁。

随着国会的开幕，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大政党以国民党为一方，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另一方，为选举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22日，经多次预备会的争吵，四党商定24日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互选规则等案。25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会，并援临时参议院先例，采用有记名投票法分别互选。结果国民党议员张继、王正廷当选为正、副议长。次日，众议院在共和等三党议员的坚持下，改采无记名投票法选举议长，民主党汤化龙获二百七十二票，超过国民党吴景濂六票，但因未过投票总额半数，依选举规则，应由二人决选解决。经28日、30日两次决选，汤化龙最后战胜对手，当选为议长。副议长续于5月1日选出，共和党陈国祥当选。

国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环境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它作为资产阶级国会，其成员却大多是“‘原清政府的官吏’（包括参加新政权的旧官吏）和‘士绅’出身的，与封建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密切的议员”，而真正的资产阶级议员反而为数甚少⁽¹²⁾。但是，它与临时参议院一样，毕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是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代表着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和革命先烈们的理想和愿望，具有不可抹杀的历史进步意义。

国会开幕大大加速了进步党的成立。进步党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而成，实际领袖是梁启超。三党合并的计划虽是梁一二月以前提出的，但其构想却早在上年初便形成了，并为实现这—构想作了长期努力。当时，由于同盟会革命主张的胜利，多年来一直为君主立宪而奔走呼号的立宪派人士普遍陷入“若丧家之狗，无所归宿，言之气结”的窘境。为了继续对抗同盟会，他们以为唯一的出路是与袁世凯结成同盟。为此，1912年3月24日，梁启超向袁提出：共和国体下，“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并建议他联合旧立宪派和革命派中分化出来的分子，组织一个所谓“健全之大党”，以与同盟会为“公正之党争”，使“彼自归于劣败”⁽¹³⁾。袁世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欣然接受了梁的献策。他复函梁说：“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¹⁴⁾并托张謇为梁归国问题向南方革命党人代作“疏通”⁽¹⁵⁾，以期他能及早回国将此计划付诸实行。

这年10月8日，梁启超应袁世凯电召由日本回到天津。其时，同盟会已联合统一共和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成了党势澎湃、莫能禁御的第一大党。共和、民主两党为抵制它的影响，虽正在谋求合并，但成效并不显著。因此，梁启超回国后的第一个行动是积极推动两党合并成功。梁的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他答应为新党提供活动经费二十万元⁽¹⁶⁾。在梁启超的积极活动下，两党很快达成合并协议，共同议决新党举黎元洪为总理，梁启超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退居干事，准备于一月之内成立发表。为消国民党之忌，梁又通过舆论工具故意放风说合并“难成”⁽¹⁷⁾。

但是，这次眼见“必成”的合并，事实上并未成功。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与当时形势有关。随着侵犯中国主权的《俄蒙协约》的披露，自11月上旬起，举国上下都在抗议袁政府对俄妥协投降。在此形势下，共和、民主两党对公开合并附袁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他们反不受梁启超约束，联合发表通电，宣布政府十大罪状，以争取主动。其二则涉及两党权力加减问题。当时，举国正准备国会大选，共和、民主两党皆欲借此造成自己的优势，以作合并时向对方索价的筹码。特别是民主党，更有它自己的如意算盘。它预计各省大选结果，当选者必定前清咨议局议员居多，而前清咨议局议员又因历史关系大多将参加民主党。这样，它就有希望在国会中取得多数议席，不仅战胜国民党，且令共和党也黯然失色。正因如此，所以两党皆对合并渐形消极，甚至有根本“反对合并者”⁽¹⁸⁾。梁启超无可如何，一气之下于1913年2月24日加入了共和党。

然而，截至2月24日的大选结果，不仅民主党仅得约三十席，即获得二百四十余席的共和党也同样不能独占国会多数，而国民党反处于二百六七十席的领先地位。事实证明除非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而为一，将难与国民党对垒。此外，国民党大选获胜，使袁世凯对“健全之大党”的需要也更为迫切了。他意识到不赶紧组织一为己所用的大党，就不能有效控制国会。为此，他要求政见本属相同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以国事为重，速求合并成功，以扩大影响力。这是3月中旬梁启超组党活动出人意外地获得“大进步”，由谋求共和、民主两党合并发展到三党合并达成“定议”的主要原因。三党合并后的新党拟举袁世凯为总理，黎元洪、梁启超分任协理，梁决定于3月19日入京，然后正式发表。

但就在这时又发生了宋教仁被刺事件，全国舆论集矢袁世凯，梁启超也备受责难。三党部分党员为避免国民党之忌，又多不欲举袁世凯为总理。三党内部对合并后的组织形式与干部配置仍纷争不已，共和党主张总理制，由黎元洪任总理，梁启超任协理，汤化龙和孙武分任政务部长和党务部长，而民主党为提高汤化龙地位起见则仍主理事制，由黎任理事长，梁、汤、孙并列为理事。这样就使刚有“定议”的三党合并计划重又搁浅。袁世凯为减轻国民党对三党合并的压力，一面宣布他暂不入党，一面通知梁启超“暂缓入京”。梁启超虽不满于“民主党诸人所为”，愤愤不平地对他的女儿说：“民主鬼吾恨之刺骨”⁽¹⁹⁾，并欲公开宣布“不复与闻党事”⁽²⁰⁾，以要挟民主党人。但面对国人的反袁情绪，也不得不改采“半消极半积极”的态度，准备辞去“协理”之职，别设进退裕如的“参事长”以自任。

但是，当时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决定了这种搁浅也是不会长久的。随着由宋案而起的反袁事态的扩大，袁世凯对三党“相倚之心”也更加急切⁽²¹⁾。兼以正式国会即将开幕，由于“形式之分立”和“步伐不能如军队之整齐”⁽²²⁾，三党在议院的多数并未形成。所以三党合并的步伐反较前加快了。4月2日，梁启超为“合党事”在袁世凯所派马队、宪兵、探访队的严密保护下赶往北京。经与各方反复磋商，决议于16日举行三党党员联谊会。届时，梁启超、孙武、汤化龙、王赓等要人皆到会演说，一致强调为取得议院多数，三党务必彼此容忍与牺牲“各方面之小意见小问题”，速求“合并成功”。梁启超指出：“三党在院内尚不能多数，此种现象极为可忧。”他呼吁：“为三党计，为敌党计，皆宜三党合并，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于轨道。”⁽²³⁾经此次大会后，三党意见渐趋统一，于25日正式签订合组进步党的协议书。5月3日，三党本部联电各党交通处，报告各党本部审时度势，已决议合并，一旦筹备完成，即开成立大会，希各支分部先行接洽合并。15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特别会，讨论党章及成立大会有关事宜。28日，选出新党本部职员。29日，举行三党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

进步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等九人为理事。另由理事长、理事共同推举各地重要党员阿穆尔灵圭、张绍曾、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朱瑞、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翙、程德全、陈国祥、徐勤、庄蕴宽、汪大燮、陈昭常、齐耀琳、陈炯明等人为名誉理事。其本部下设政务、党务二部，分别由林长民、丁世峄任部长。该党遵循梁启超制定、袁世凯批准的组织原则，以“旧立宪党”和“旧革命党”中的变节分子为中坚，同时也不拒绝“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入党⁽²⁴⁾。它的支分部遍布全国各省区，大多数相应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支分部改组而成，也有少数是本部特派员在各省区地方当局支持下建立的。鉴于国会大选时华侨“全败”的教训，它还专门派出特派员前往南洋群岛各华侨集中地发展组织，以争取海外华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以上事实表明，进步党是在袁世凯直接操纵下成立的，它的成立标志着袁世凯与进步党人联盟关系的正式确立。

进步党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望。它成立后，即宣布其党纲是：1．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2．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3．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这个党纲虽也笼统提出了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法赋自由”、“平和实利”等纲领，但最根本的是第一条。这第一条究竟是什么意思，参照一下进步党的其他声明和主张就清楚了。进步党曾反复声明：它“以国家之生存发达为目的”⁽²⁵⁾，其“唯一之希望在国家不致糜烂，大局不致忧乱”⁽²⁶⁾。它以“稳健派”、“建设派”自居，凡事主张“从和平改革入手”，断然摒弃任何“推翻现状”之举⁽²⁷⁾。它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暴烈派”，实行“暴民专制”，抱怨袁世凯对革命派“含糊敷衍”⁽²⁸⁾，镇压不力。由此可见，进步党所要建设的“强善政府”就是一个抵御“暴民专制”的政府，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过是袁世凯政府的代名词而已。

正因如此，所以进步党极力为袁世凯一手制造的宋教仁血案辩护，声言“宋案确与政府无关”⁽²⁹⁾，并捏称“系同盟会人自屠”⁽³⁰⁾，“真主使者，陈其美也”⁽³¹⁾。直到6月15日，宋案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它仍一面主张“法律解决”，一面散布赵秉钧是否“有罪”，尚待“证明”。至于袁世凯违法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因袁已允诺以部分回扣“作该党费用”⁽³²⁾，自然更为它所竭诚拥护。4月26日，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发表反对违法借款通电后，参议院的进步党人即于5月3日向张、王提出质问，并由丁世峄等八十七人发表通电，声明张、王26日通电“业由张、王二君当院声明纯系个人私电，与参议院无涉”⁽³³⁾。接着，为了“证明”袁世凯并未“违法”，汤化龙等四十八人又以前参议院议员身份通电全国，说“此项条约，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³⁴⁾。当参、众两院的国民党议员提议将善后借款咨请查照备案的咨文咨还袁政府时，进步党议员们一面大造舆论，鼓吹“政府为不违法”⁽³⁵⁾，攻击国民党“反对借款即是破坏民国”⁽³⁶⁾；一面又以暗中退席、制造不足法定人数的手段，阻挠国会表决通过。据坚决反袁的《中华民报》揭露：除此之外，进步党议员还相约以下列办法阻止国会表决此案：1．如遇国民党议员发言，“即大起喧哗，必使其不得发言而止”；2．要求袁政府“概不发给”国民党议员“本月之津贴”，“使其穷困无聊，必为三党所用而后已”；3．如暗中退席和上述二法均无济于事，“即以激烈手段对付”⁽³⁷⁾。5月13日，它甚至顾不得进步党尚未正式宣布成立，即迫不及待地以进步党名义发表通电，公开申明善后借款“在实质上本无可议”，“我党在两院势难坐视，不能不据理力争”⁽³⁸⁾。

此外，进步党虽口口声声说它深惧“戎马生郊，地方糜烂”，但对袁世凯的武力统一政策却从无异词。对于北洋军的备战活动。它早有所闻，5月2日，梁启超就在给他女儿的一封信中说过“此次战祸必不能免”，并表示过完全支持袁世凯发动一场消灭南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战争。为此，战争爆发前，它多次在国会提出质问书，责问袁政府对李烈钧、柏文蔚等所谓“违抗中央、破坏民国”的种种举动，“畏首畏尾，日事敷衍”，强烈要求袁世凯“执行约法，不可稍缓须臾，以致养痈贻患”⁽³⁹⁾。战争爆发后，它指控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⁴⁰⁾，并接连两次召开特别会，“讨论维持国家之计划”。会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当此国家多事之秋，本部必须有以自见，始不负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之本意，本党党员务望逐日拨冗至本部互相讨论，共筹良策，以各尽一分子之义务”⁽⁴¹⁾，并决议：1．由汪荣宝起草《咨请政府征伐叛徒建议案》，即日提交众议院议决；2．同意由熊希龄代替赵秉钧组阁，以巩固中央政府；3．取消程德全、陈炯明进步党名誉理事资格。与此同时，它还两次发表通电，一面极力为袁世凯开脱罪责，一面号召国人明辨所谓“是非”，叫嚷“有效逆者，当共殛之”⁽⁴²⁾。至其参、众两院议员即在国会再三要求袁世凯采取坚决有力的“戡乱”措施，并屡次提出诸如《请惩罚破坏国宪扶助乱党之韩玉辰案》、《请拿捕张继案》之类的提案，以打击国民党。关于进步党此时的所作所为及其作用，该党名誉理事、广东支部长徐勤事后曾供认：进步党“当时通电各省，日用电费至八万余元。并各言论机关，随处发挥拥护政府，群疑乃释”。又说：“平乱之功，固由赳赳者之奋勇有以致之，而鼓吹舆论，团结人心，以为武力之后盾者，非他人实吾党也。”⁽⁴³⁾以上事实说明，袁世凯在争取同盟军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三　袁世凯的政治阴谋活动

为了实现武力统一计划，袁世凯还玩弄了其他一系列政治阴谋，主要有：

（一）笼络资产阶级。袁世凯是辛亥革命的目击者，他亲眼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参加武装起义、组织政团、奔走呼号废除君主政体，要求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和通过各种途径从财政上支持革命战争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自知这是革命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从准备发动内战的第一天起，就十分注意体察资产阶级的心理变化及其种种要求，对他们极尽拉拢之能事。

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普遍要求维护秩序，安定人心，保障和平。1912年5月1日，上海出口皮毛杂货公会、商界共和团皮商公会为通告同业而发的一则公启十分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情况。该公启说：“生命财产，人人自有保护之权。……故光复之初，吾商界输财助饷，不遗余力，无非欲保全治安，维持大局。近因政党中人横争意见，总统未经选定，宪法未经提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外间妄加揣测，遂有南北剖分之谣。……刻下金融机关，十分停滞，推原其故，实由于造言生事者危词耸听，构成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象，使人人皆有戒心。就市面情形而论，金钱不活动，货物无往来，谁实使之然哉？皆此造言生事者阶之厉也。此而不急求维持之法，对待之方，生命财产，从何保守？用是拟开临时会议，其开会宗旨，无非图社会之安宁，免邪说之煽惑。至如何办法，或电政府、议院及各都督，伏恳同业诸君于本月三号齐集事务所，公同研究，各抒谠论。”⁽⁴⁴⁾其为保守自身生命财产而渴望社会安宁的倾向，表达得何等露骨而突出！资产者们为此提出的“对待之方”，不外要求政府维持秩序。5月7日，上海总商会致电袁世凯等说：“近日纷纷争议宋案也，借款也，选举总统也。……若有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叠据各业团体交相诟责，殊难缄默。务祈大总统、国务院、参众两院、各省都督民政长以保卫商民，维持秩序为宗旨，无使我商业喘息余生，再罹惨祸，坐致大局沦胥，贻革命丰功之玷。”⁽⁴⁵⁾与此同时，北京、汉口、苏州等总分商会、蜀商公益会、旅沪全浙工业团、洋货九业公会、旅沪客帮商务联合会、香港各银行团以及各业公会公所等也纷纷向袁世凯发出了同样内容的电报。

袁世凯对当时绝大多数资产者的心理变化是清楚的，因此，当他看到上海4月29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第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时，便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商民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发布命令说：“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良，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省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⁴⁶⁾接阅上海等地总分商会电报后，他连忙表示“愿商旅不惊、廛市不变，安居乐业为十年生聚之谋”，并再次装出关心其命运的样子，命各省都督民政长官“督饬军警竭力保护，如有匪徒藉端扰乱，损害商人，惟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⁴⁷⁾。为了进一步取得资产阶级的好感和信任，他还故作姿态，自我责备说：“自前年九月以迄今兹，人民之颠连困苦，损失于无形者不知凡几……骎骎焉成为暴民专制，此皆由本大总统无德无能，未克尽职，旁皇夙夜，悲愤无穷，所愿与我无罪之良民洒一掬同情之泪者也。”并解释他所以“懔佳兵不祥之戒，作横逆不校之观，任彼隳突叫嚣者内省良知，自崖而返，非懦也，为救民计，为救国计，当祈天永命，不当张脉偾兴也”⁽⁴⁸⁾。针对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要求，7月13日，他又发布“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⁴⁹⁾。其实，对袁世凯来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无关紧要的，其真正目的在于把资产阶级引上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讨袁派的邪路，其针对商民心理而发的一道命令便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在命令中说：如果全国军人（实际上指的是讨袁派军人）都能服从他的命令，不“逾越范围”，不干涉“非分之事”，“提倡改革之先觉”（暗指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又能“爱惜名誉，诰诫同侪，毋使依附之徒托名暴动，倾覆邦家”，他“必当与我全国人民开诚见心，刷新政治，造世界和平之福，永民国无疆之庥”⁽⁵⁰⁾。意思是说，你不是请我维持社会安宁吗？当然可以，但须先与我共同对付讨袁派的“暴动”，固我“邦家”。其用心之苦，由此可见一斑。

在袁世凯的哄骗、唆使下，资产阶级除了频电袁世凯，表示“效忠政府，服从命令”⁽⁵¹⁾，“反对此次扰乱”⁽⁵²⁾，“通电全国各省埠商会及海外华侨团体，请勿助破坏”⁽⁵³⁾，广发传单劝谕“商人务宜各持定见，安居乐业、切勿为流言所惑，互相惊扰”⁽⁵⁴⁾外，很快就由主要请求袁世凯维护秩序转向直接反对国民党讨袁派了。江西商务总会总理曾秉钰致函李烈钧，要求他“即出布告，禁止谣言，维持市面”⁽⁵⁵⁾。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和各省商会联合会纷纷致电参众两院，要求国民党议员“勿持党见，勿尚意气，以国事为前提，以道德为正鹄，速定良善宪法，选举正式总统，俾安民志，而巩邦基”⁽⁵⁶⁾。其中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还气势汹汹致函孙中山、黄兴、陈其美三人说：“拟请诸公通电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谋为不轨者，一体严拿尽法惩治。并恳电致北京贵党本部，以国家为前提，一致进行。庶几诸公爱国之心乃大白于天下，彼造谣生事之匪徒，自知计穷力竭，不复敢公然倡乱。”⁽⁵⁷⁾而湖南商界则莫不主张“以不助捐不开市相抵制”⁽⁵⁸⁾。以上事实表明袁世凯的廉价许诺，的确加剧了资产阶级的右倾，使他们大部分站到袁世凯反革命一边了。这正是“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三年后《民国日报》曾总结说：“癸丑义师之挫，即一般商民姑息苟且之所致。”⁽⁵⁹⁾

（二）分裂国民党。袁世凯为什么要分裂国民党，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因为它拥有多数议席，是国会第一大党，对他的专制统治构成威胁。他分裂国民党的办法主要有二，一是吸收使入进步党，二是“别设小团以容纳之”，由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及总统府的梁士诒、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等代为经营。据邹鲁回忆，他当选众议员到达北京不久，就有原北伐军参谋刘某和淮军司令陈某（陈幹）来同他拉关系。一天，他们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总统很想借重先生，拟拨四十万元随先生组织新党。这事总统命军政执法处陆处长建章办理，陆处长叫我来致意先生的。”邹鲁严词拒绝之后，陆建章又亲自请他吃饭，说：“我有事请刘、陈两位转达先生，这是总统的意思，千万请先生答应。”⁽⁶⁰⁾邹鲁虽然拒绝组织新党，而一些政治上的不坚定分子和变节分子却纷纷脱离国民党，另组小政团。大体说来，首开另组小政团纪录的是国民党重要人物孙毓筠，接着司徒颖、刘揆一、景耀月等也纷起效法，不到五个月时间，便先后从国民党分裂出七八个小政团。它们是：

1．国事维持会　由孙毓筠、王芝祥、林述庆、杨曾蔚、温寿泉等人发起，1913年2月17日宣告成立。它宣布“其宗旨在维持时局，巩固国家，以至诚大公之心，为排难解纷之举”⁽⁶¹⁾。凡议会与政府有意见隔阂，各省与中央有误会抵触，甲党与乙党有激生恶感，它都将设法疏通，委曲解释，居间调停。关于它的性质与作用。袁乃宽在致张镇芳的一封密信中曾明白透露：“孙少侯（毓筠）兄在政界有年，虽系国民党重要人物，而党见并不深，深悉时势之危险，非袁大总统不能担任，创办国事维持会，欲联合各党及各省都督力争宪法□□四端：一、加入解散权（总统解散议会）；二、消去通过权（国务员概不通过）；三、先选大总统；四、大总统有发紧要命令权。”又说：“以上各事皆系设维持会之表面，其实则欲销薄宋（指宋教仁）之势力。其势力既薄，必不至捣乱。”⁽⁶²⁾可见，当时的日本《新支那报》说它“虽藉国民党人所组织，而事实上多赞助中央者”，“与统一党首领王赓颇接洽，应可视为统一党之右游击也。……国民党员之人数渐减，此实与有力焉”⁽⁶³⁾。这个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该会建有不少地方支部，影响恶劣而广泛。

2．潜社　由司徒颖、陈垣、梁仲则等十多人发起，约成立于1913年4月中旬，以司徒颖、黄霄九为领袖。司徒颖等虽系国民党员，但自另组潜社后，“一切行动不与该党相关。嗣正式加入公民党，即一律登报脱离关系”⁽⁶⁴⁾。

3．相友会　由陆内阁时期曾公开宣布脱离同盟会的工商总长刘揆一发起，1913年5月8日正式成立，推举刘为会长，陈黻宸为副会长，主要骨干有辛汉、张国溶、黄赞元、汪秉忠、王黻袆等。其宣布的宗旨是“实行调和党见，俾各融洽，共支此危局”⁽⁶⁵⁾，但实际上采取的却是不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其总务部主任干事辛汉就曾公开声明脱离国民党，会计部主任干事黄赞元也自我供认：“六月，相友会在议院设议员休息室，自是与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⁶⁶⁾

4．超然议员社　由夏同龢为首的秦、晋、鄂、浙、赣、吉、滇、黔等省部分议员发起，1913年5月18日宣告成立。该社不置社长，全体社员俱为事务员，所推职员皆以一月为限，届期递推轮换。首期总务科主任为张汉、王鸿宾，文牍科主任为夏同龢、李增，交际科主任为黄懋鑫、汪哕鸾、俞炜、范樵。它标榜“以不偏不倚之精神调和党见，维持国是为宗旨”⁽⁶⁷⁾，但实际上是倒向袁世凯一边的。其参众两院议员为反对江西李烈钧宣布独立所发的通电就是证明。该通电说：“赣军倒行逆施，首〈先〉倡乱，假讨袁之名，行叛国之实”，“望各军统帅剿抚并用，公私团体，扫除荧惑，使奸邪无自而逞，俾叛徒早日肃清。”⁽⁶⁸⁾

5．癸丑同志会　由陈家鼎发起，1913年6月15日宣告正式成立，选举刘公为正会长，张我华、王湘为副会长，胡祖舜、陈家鼐、胡鄂公、马小进、高旭等分别为总务、政务、交际、文事、评议各部正长。据当时记者黄远庸说，该会纯因陈家鼎“与吴景濂争议长不合而起”⁽⁶⁹⁾。它宣布的宗旨是“力矫两党（指国民党、进步党）之弊，而以主张正义，发挥真实民意为指归。虽不敢直命为第三党，而天道后起者胜，一旦时势到来，夫亦未遑多让”⁽⁷⁰⁾。对于当时政局之争。它认为“本无所谓南北问题，自奸人从中播弄，南疑北帝制复生，北疑南割据独立，大局岌岌，势将破裂。……此类非常举动，有逾宪政常轨之外，无论孰胜孰败，皆足破坏民国本体，宁不若恪守政争范围，以维持共和为维持国家统一之道”⁽⁷¹⁾。其用语和腔调与当时的进步党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这表明它在政治上对袁世凯同样有利而无害。

6．政友会　原为景耀月所发起，初举景为会长，于右任、彭占元为副长，以巩固共和国体、发展国民经济、力谋教育普及、完成国内交通、增厚边防军备、经营拓殖事业、维持国际平和为会纲。后又与孙毓筠所发起的另一小政团民宪党实行合并，仍名政友会，于1913年6月19日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选举景耀月、孙毓筠为理事（后增选袁乃宽、程克二名理事）。其宗旨为“巩固共和，发展国力，实行世界的国家主义”⁽⁷²⁾。该会成员以国民党籍居多，其余属进步党籍，占五分之二。其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袁世凯，据说所给达五十万元之多⁽⁷³⁾。这是它政治上脱离国民党转向袁世凯的根本原因。

7．集益社　这是一个完全由广东人组织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小政团，以朱兆莘为首领，有社员二十余人。后除朱外，其余全部并入梁士诒所组织的袁世凯御用组织公民党。

此外，湖南众议员郭人漳组织的大公无我俱乐部（又称大公俱乐部、自由俱乐部）也是一个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主张“稳健”的小政团。

以上事实说明：在袁世凯的分化瓦解、威胁利诱下，国民党早在与袁世凯决战之前，便已四分五裂，丧失了战斗力，这对袁世凯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三）施放和平烟幕。袁世凯明明在加紧扩军备战，但表面上却大念和平经，以欺骗人民和麻痹国民党讨袁派。1913年6月22日，他发布裁兵节饷令，命参谋、陆军两部会商财政部，“妥筹限制兵额，分配军区，核实简练，以足维持地方治安为度”，并规定行政经费应由“各部各省权衡缓急，大加裁减，制定预算，依法颁行，务使漏卮尽塞，丝毫无滥”⁽⁷⁴⁾，好像他从无发动战争的打算。为了消除国人对他“复生帝制”的疑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将信守诺言，效忠共和。5月底，他对入京探听情况的章炳麟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⁷⁵⁾与此同时，他又特地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共和英雄”与“和平天使”。

弥勒问：“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岂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⁷⁶⁾

事实证明，袁世凯的欺骗宣传的确收到相当效果，不但全国商民大多信以为真，即如满腹经纶的章炳麟也确信“帝王思想是其所无，终身总统之念是其所有”⁽⁷⁷⁾。

（四）拉拢黎元洪。由于黎元洪捞有武昌首义的虚名，在湖北又拥有相当实力，且武汉地处要冲，是北洋军进攻南方国民党人的前进基地，因此，袁世凯从准备发动战争的第一天起就把争取黎元洪视为至关紧要的问题。5月初，他特意拨给湖北“军饷”一百万元，实际上即是对黎的一种收买。不久，黎元洪果然来电效忠，表示“元洪唯知服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元洪誓死撑持，决不瞻顾”。黎的电报使袁世凯大受鼓舞，他立刻回电嘉勉，并且表示：“世凯苟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在不赦。”⁽⁷⁸⁾此后，黎元洪接连发出通电，开始以“劝告”国民党讨袁派为名，行攻击之实；后来则和袁世凯异口同声地骂讨袁派是“奸人”，“假政党之名义，图利己之私衷，以破坏为宗旨，以运动军队为至计”；并传谕“各军队如遇有运动之人，无论官兵出首报告，或拿获首领，或探悉秘密机关，俾先事预防得保治安，则按照后开各条给赏，以昭激劝。计开赏格：一、如有乱党运动兵士，由该兵士拿获确实证据，报告长官者，赏洋一百元；二、运动官长，由该官长查获确据，报告长官者，提升官阶一级；三、有查确乱党机关报告长官，因而拿获匪首者，赏洋一万元；四、有查确分机关报告长官，因而拿获要犯者，赏洋五千元；五、有查确各机关地点报告长官，因而破案者，赏洋一千元”⁽⁷⁹⁾。黎元洪的这些表态和措施把他的反动立场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以上事实表明，袁世凯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早就做了军事、政治、舆论等方面的充分准备，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节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

一　二次革命的酝酿

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民国元年一直抱着与袁世凯合作建国的思想，缺乏备战应变的准备。自宋案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1913年3月25日，孙中山访问日本后回到了上海，当天晚上，他立即与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会集黄兴寓所，商讨解决宋案的策略。然而，革命党人在反袁策略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黄兴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主张按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戴季陶一贯主张二次革命，竭力反对黄的意见。黄兴仍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⁸⁰⁾。他主张“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⁸¹⁾，即“欲以暗杀袁世凯，省事免牺牲”⁽⁸²⁾。孙中山一向认为暗杀不足取，对法律解决也不以为然。他指出：“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⁸³⁾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强烈主张：“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他并强调说：“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⁸⁴⁾在血的教训面前，孙中山决心重新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

然而，孙中山要领导革命党人转入革命战争的轨道，诚非易事。在宋案之前，李烈钧等人虽有备战应变的思想，并且时断时续地有建立都督联盟的活动，但当时国民党内妥协空气浓郁，总希望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国会选举后，宁调元曾致电胡汉民，呼吁说：“总统厉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为赏罚，好恶即为贤不肖，致先烈头血未寒，而共和已归破坏。我东南最初起义各省，亟宜联为一气，协筹对付。”⁽⁸⁵⁾但胡汉民却不能不通电申斥：“此种妄人妄语，粤人决不承认。”⁽⁸⁶⁾然而，反对派报纸却一再乘机夸大其词，纷纷宣传国民党都督准备反抗中央的消息，并有赣、闽、粤、皖、湘组成五都督团的流言。四川共和党报纸甚至登载消息说，国民党“密议拥戴孙、黄发难，以苏、浙、皖、赣土地抵借日款，购备枪械，割据东南”⁽⁸⁷⁾。尽管如此，革命党人仍然相忍为国。宋案发生以后，面对着时局的激烈震荡，多数人一时难以适应策略的大转变。

当时，孙、黄争论不决，遂分电粤、湘两省征求意见。胡汉民和谭延闿因战备不足，都复电不赞成马上起兵。胡汉民反袁比较坚决，曾和护军使陈炯明联名通电，强硬表示：“粤省兵力雄厚，械亦精利，军心固结，谁为祸首，破坏共和，当共弃之。”⁽⁸⁸⁾但军权在陈的手里，而陈对起兵讨袁表示冷淡。谭延闿则态度相当暧昧，只是因湖南革命党人力量颇强，他不能不附和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赣督李烈钧刚刚取得民政长事件的胜利，宋案后强烈主战，通电表示：“如果有神奸巨蠹，必欲推倒共和，即为国人之公敌，赣虽地瘠兵单，愿以昔日推倒专制之精神，再随各省之后而调护之。”⁽⁸⁹⁾他并积极与各省联络，建立了赣、皖、粤、湘、闽等省的联盟。他甚至遣使至鄂游说，企图争取黎元洪，但“黎公不为所动”⁽⁹⁰⁾。

1913年4月中下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皖督柏文蔚、赣督李烈钧及湘、粤等省代表周震鳞、覃鎏钦等参加了会议。虽然李、柏两督主战，柏文蔚且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⁹¹⁾，但当时孙、黄之间仍争论不决，而革命党的统兵将领普遍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若练军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⁹²⁾。军事会议的结果，据周震鳞回忆说：“当时中山先生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克强先生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中山先生格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第一次讨袁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⁹³⁾

“宋案”证据公布后，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义愤，达到了高潮，违法大借款案的签字，更是火上浇油。4月27日，《民权报》刊布徐谦《布告国民》一文，历数袁世凯政府十四大罪，并向国民呼吁：“嗟乎，国民！惟能死者乃能生存，惟能战者乃能得平和，惟能除暴者乃能保全其国家。民国根本，共和基础，已为万恶无道之民贼破坏以尽，吾民国再不能姑息养奸，借口于维持现状，顾全大局矣！”这几乎是一篇讨袁檄文了。孙中山主张乘民气高涨之机，“速兴问罪之师”⁽⁹⁴⁾。皖、赣两督在沪上军事会议后，积极备战。临淮关一旅和安庆省城的军队，正以剿匪为名，向皖北前线开进。李烈钧在九江上游瑞昌县属临江的码头镇屯扎重兵，部署炮兵阵地，以控制长江。码头与湖北武穴隔江对峙，江面狭窄，形势险要。一批激烈派分子张尧卿、韩恢、何海鸣、王宪章、尹仲材等于4月27日组织了铁血监视团，并举何为团长，表示袁世凯如拥兵自卫，“同人等一致进行，誓以铁血相见”⁽⁹⁵⁾。浙籍革命党人吕东升、王逸（金发）、丁匡公等致电浙督朱瑞，要求浙江与中央断绝关系，宣告独立；张尧卿、刘天猛等湘籍党人也要求谭延闿“迅率湖湘子弟，首先独立，讨贼问罪，为各省倡”⁽⁹⁶⁾。他们还成立中国军界联合会，企图招募闲散军人和游民，准备起兵。

然而，当袁世凯调兵遣将，积极备战的时候，革命党人起兵讨袁的计划，却再次受到挫折。稳健派由于怯战，依然把倒袁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当“宋案”证据公布之后，稳健派的主要喉舌《民立报》却于4月27日、28日、29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综论大暗杀案》，他不顾笼罩着中国大地的战争乌云，仍在从容论道：“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即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御甲兵，独夫何畏焉！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矣！……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即便是对于袁世凯为了战争而签订的大借款，他们也认为可以和平地打消：“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消之。”⁽⁹⁷⁾拥有兵权的革命党人则依然迟疑不决。据陈其美说，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来接洽，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⁹⁸⁾当时，胡汉民曾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兴师北上。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公然昌言反对，扬言：“倘有径行出师，反抗中央，自召灭亡者，过虎门时，当以巨炮对待。”⁽⁹⁹⁾由于诸将消极抵制出兵，胡汉民竟无可奈何，遂罢出师之议。柏文蔚虽曾有皖、赣先行发难的建议，但顾虑到皖、赣军力薄弱，态势突出，处境危险而未能实现。由于革命党人迟疑动摇，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皖、粤、湘四督的联盟。1913年5月初在上海召开的革命党人的第二次军事会议，竟一筹莫展，武力讨袁的计划就这样被搁置了。

二　南北调和活动的失败

大体说来，革命党中稳健派的观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民立报》上曾载文说：“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踵以渴望太平之隆盛，一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宁，较诸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乱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首，轻心发难乎？发难之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¹⁰⁰⁾所以，他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而当武力倒袁的主张受挫，法律倒袁的希望也十分渺茫，袁世凯气势汹汹地进逼的时候，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涨起来。因此，5月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人心起伏跌宕。

首先起来担任调停的是老革命党人谭人凤，他在上海和王芝祥一起，在中间派人士中奔走，联络一些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反对袁世凯的督抚，如岑春煊、李经羲等人，出面主持公道。5月4日，由岑春煊领衔发表致袁世凯及各界通电，这通由谭人凤起草的电报，一方面要求将洪述祖引渡归案，赵秉钧出庭受质，大借款交国会研究，另一方面呼吁和平解决。一贯以调人自居，正在积极助袁备战的黎元洪，也于5月9日致电黄兴和湘、粤、皖、赣四督，竭力为袁世凯担保说：“项城为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他敦劝黄兴与四督：“我辈惟有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之解决，以免举国纷扰。如其尚有疑猜之黑幕，不难联合各都督全力担保，永守共和之责任。”并以长者的口吻告诫他们说：“此事和平办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¹⁰¹⁾他用保守既得利益的思想，来侵蚀革命党人的战斗意志。

于是，对决战缺乏信心的黄兴于5月13日向黎元洪表示：“兴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债要求交国会通过，始终如一，实与吾公所见相符，文电具在，可以复按。”⁽¹⁰²⁾柏文蔚、胡汉民也先后派人入京疏通。仅李烈钧未肯屈服，但也不能不表示听从法庭和国会的解决。革命党人在袁世凯的军事压力和中间派系的劝诱之下，就这样走上了幻想调和的道路，以求保存实力。

但是，袁世凯丝毫没有放松对革命党人的压力。5月13日，由变节的国民党籍陕西都督张凤翙、山西都督阎锡山领衔，与袁系都督冯国璋（直）、张锡銮（奉）、周自齐（鲁）、张镇芳（豫）及甘肃护理都督张炳华联名发表通电，点名攻击“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朋兴，甘为戎首”，并咄咄逼人地威胁说：“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谣言发难端，以奸谋破大局者，则当戮力同心，布告天下，愿与国民共弃之。”⁽¹⁰³⁾15日，袁世凯悍然取消黄兴陆军上将的资格，且企图罢免反袁最坚决的赣督李烈钧。

江苏都督程德全担心爆发战争，急电呼吁和平，要求各方停止纷争，并向双方自作保人说：“政府固无谋叛之心，民党亦无造反之意，二者若有其一，德全愿受斧锧，以谢天下。”⁽¹⁰⁴⁾浙督朱瑞也起来伪充调人，他致电黎元洪及苏、滇、川、闽诸督，请黎元洪联合各省，“一方电请大总统励行职权，确立威信，一方致电皖、赣、粤、湘四省，晓以大义，共遵轨道”⁽¹⁰⁵⁾。朱瑞捧袁的做法太露骨，不像调人。程德全等不赞成，迟至6月10日才由浙、滇、川三督联名发表。

鉴于袁世凯的严重压力，谭人凤为避免革命势力遭到摧残，加紧了调停活动。在他的策动下，沪上调人，分成二路，一路赴鄂争取黎元洪，由岑春煊、李经羲、章士钊三人前往，一路应袁世凯三次电邀，由谭人凤、王芝祥二人入京与袁晤谈。

5月17日，岑春煊等自沪启程，前往武昌。他们在调停的名义下对黎暗中进行了策反活动。当他们到达时，章炳麟已经先期至鄂。章于1912年底曾被袁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宋教仁被刺，使他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不久就弃官南下，重新与孙中山、黄兴合作反袁。这时，他从上海来到武昌，策动他所最推重的黎元洪出来竞选总统。适黎召北军南下，章与湖北诸将一起劝黎不要引狼入室，但黎不听，第一师师长黎本唐因此辞职，后由石星川继任。当时，岑、李、两章四人轮番劝黎“毋辞大选”⁽¹⁰⁶⁾。两章言词恳切，“处处劝黎公以国家人民为重，慎勿惑于袁氏之才略能定大局之言，并谓非公出任总统，则南北分裂，兵连祸结无已”⁽¹⁰⁷⁾。他们对这个徒拥虚名的黎元洪竟寄予莫大的希望。然而，黎在宋教仁死后，“惧及己，益懔懔”⁽¹⁰⁸⁾，他抱定“非袁则乱”⁽¹⁰⁹⁾的信念，不听任何劝说。而且，他还把来客的说辞报告给袁世凯，并示意来客“隔墙有耳”，敦促他们尽快离鄂。至此，革命党人策动黎元洪反袁的计划，就完全失败了。

18日，谭人凤、王芝祥自沪进京，但同样毫无所获。袁世凯态度十分强硬，对王芝祥说：“并非南北有意见，乃地方不服中央，中央当然惩治，无调停之可言。”⁽¹¹⁰⁾谭人凤见袁时，袁更“痛诋克强种种违法行为，切齿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¹¹¹⁾。袁用一派官话来对付谭人凤，他说：“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¹¹²⁾谭委婉地向袁陈述了“南北宜融和，不宜决裂”的意见，袁就把北军南下的责任往黎元洪身上一推说：“兵为黎宋卿所请求，中央并无用武之意。”⁽¹¹³⁾谭见话不投机，即离京往鄂。临行前，向袁辞行，“仍以撤兵、毋易赣督为请”。袁世凯稍稍改变了态度，和颜悦色地说：“赣督去留，我亦尚无成见。但须劝彼等以国家为前提，勿蓄意谋乱方好。”⁽¹¹⁴⁾谭抱着一线和平的希望到武昌去见黎元洪，黎告诉他：“赣省大小军官与各机关人员，多已来鄂接洽，李烈钧已成独夫矣！”⁽¹¹⁵⁾他们早已准备对赣动手了。

当时，袁世凯已经做好了军事和政治准备，不愿再同革命党人讲什么调和。5月21日，他对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等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其语词狂妄蛮横，不留余地，前所未有。秘书长梁士诒觉得话说得太绝，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不以为然，对曾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¹¹⁶⁾

袁世凯的首要目标是江西，北洋第六师于5月中旬部署在兴国、蕲春、田家镇一线，前锋进驻武穴，并拟进占小池口战略要地，与江西码头驻军隔江对峙，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动武。袁世凯又通过黎元洪向李烈钧施加压力，谋求通过政治手段迫李下野。黎屡次托人要李“洁身引退，举贤自代”⁽¹¹⁷⁾，李烈钧断然表示拒绝。黎又密电驻守九江的欧阳武，请其退军撤防，并暗示可荐欧阳代李出任赣督。时赣军将领在袁世凯派人策反下纷纷动摇，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先后向袁系私通款曲，袁世凯又通过赣籍议员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其弟欧阳武策反。欧阳武遂密电李烈钧要求和平解决，撤退前沿防兵。李烈钧在内外压力下，鉴于革命党人士气消沉，不得不表示退让，于6月3日电告黎元洪：“现已将炮营调离码头，该处步队并令陆续调配。”⁽¹¹⁸⁾黎也令北军自武穴前沿撤至田家镇，形势稍有和缓。同时，李烈钧也派彭程万赴鄂陈述政见，黎元洪向李提出了调和的最后方案：“（一）请公声明服从中央；（二）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三）九江镇守使由中央简员接任。”⁽¹¹⁹⁾并且限十天内答复。这种要李烈钧改变政治态度并卡住李的咽喉的调和办法，李烈钧当然不能接受，他不待十天，就由省议会出面，拒绝了黎元洪的最后通牒。于是，时局到了转折的关头。

正当江西局势紧张之时，上海发生了进攻制造局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又去联络上海籍的工党领袖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在策动起事的过程中，他们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来组织队伍，联络的对象主要是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对于他们的某些活动，早在5月初就有人向袁世凯报告，并由袁转告江苏都督程德全，5月22日，袁又电嘱程拿办张尧卿。23日，黄兴、陈其美得悉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后，一方面阻止制造局军官参与其事，一方面派黄郛赴宁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并知会制造局督理陈榥戒备。黄兴、陈其美为了与袁世凯调和，轻率地抛弃了这批可以利用的激烈分子。

程德全、陈榥等得到情报后，作了周密的布置，并派间谍打入起事者内部进行侦察。5月28日晚，陈其美得悉张尧卿等准备动手的消息后，即用电话通知陈榥。5月29日凌晨1时，徐企文率领一百多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进攻制造局，当即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一哄而散。

徐企文起事失败后，陈其美于5月31日偕《民强报》记者赴制造局，他在谈话中暗示，此次事变系北京当局勾结匪徒破坏，以便派兵来沪。他想用这种笨拙的办法来阻止北军南下。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他一方面向程德全施加压力，要程同意由中央调兵入卫制造局，一方面将徐企文押赴北京审讯，企图指实为黄兴、陈其美发动。但徐企文倒是很有骨气，他始终没有捏词诬栽，借此报复，后于1913年9月8日被处死刑。

柳人环于进攻制造局之役失败后，带了十多人跑到江西，企图依傍反袁最坚决的李烈钧。6月3日，柳抵达南昌，径至都督府求见，但遭到李的断然拒绝。李致电程德全，询问是否予以拘捕。程复电说：“张光曦（尧卿）、柳人环假克强名在外招摇，克强迭有函电来请拿办。近来臆度造谣者多，必将张、柳拿获，以表白克强之心迹，以见执事之力维大局。”⁽¹²⁰⁾5日，李竟派军警逮捕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等十三人（除上述三人外，其余不久释放），并拟解赴江苏交程德全审理。时任李秘书职的何海鸣向李烈钧力争，要求释放，但李不听。何见自相残杀，十分伤心，被迫离赣赴沪。后来，李下野后，柳人环被解赴北京，与徐企文同日处死。

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人，所以要牺牲这批激烈派分子，无非是想缓和袁世凯的压力，以便保存革命党人的地盘和实力。然而，革命党人保存实力的想法即使暂时能够实现，也无非是把急剧的阵痛变成慢性的折磨罢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抵抗袁世凯的政治瓦解手段呢，他们一度寄予希望的通过法庭和国会来倒袁的斗争，在南北调和声中，已经陷入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宋案的法律解决，由于组织特别法庭的斗争失败，只得按常规的法律程序，仍归县一级的小小的上海地方审、检厅办理。由于上海厅的级别低，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5月5日，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开始预审应桂馨和嫌疑犯朱荫榛。6日，上海地检厅秉公执法，居然按司法程序向北京地检厅发出传票，请京厅传解宋案嫌疑犯赵秉钧、程经世（内务部秘书）到沪候质。同时，沪检厅鉴于洪述祖迟迟不能引渡，不得不推迟将宋案移交审判厅开审，遂要求外交部向青岛德国当局交涉，从速将洪引渡归案。然而，这个洪述祖在德国当局的庇护下，5月3日还从青岛发出通电，为自己和北京政府开脱罪责。他声称：“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¹²¹⁾与此同时，京检厅在沪检厅的催促下也居然向赵秉钧、程经世发出传票。但赵秉钧根本无视司法独立的尊严，他在致京检厅的复函中，除继续一口抵赖自己的罪责外，公然拒绝到案对质。他声明：“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30日呈明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¹²²⁾就是那个小小的程经世，也因背后有靠山而拒绝出庭。据说，袁世凯曾叫人转告赵：“智庵（赵秉钧）放心住医院就是了。”⁽¹²³⁾

由于宋案要犯迟迟不能到庭，宋案的审判一拖再拖。5月30日，上海厅不得不在宋案要犯缺席的情况下开庭审判。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金泯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程、洪尚未到案，请求缓期开庭公判，他们强烈要求上海厅发出提票，强行拘传赵、程、洪到案。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反对开庭审判，他宣称，现任本庭法官未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庭的资格。由于原告、被告双方律师抗告，上海地审厅未经审案，即不得不宣布退庭。

在此期间，与汪精卫一起谋刺过前清摄政王的革命党人黄复生、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黄兴给的三千元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但周予觉在袁世凯侦探的追踪下叛变自首，由他的妹妹周予儆出面，编造伪供，谎称黄兴组织“血光团”，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北京当局对所谓“血光团”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作为对宋案的抵制措施。谢持也于5月17日在北京住处被捕。但谢为议员，搜检他的住宅又未获证据，经国会抗议，不得不予以释放，谢随即逃离北京。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5月29日，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检两厅，加强了对司法机关的控制。新组建的京检厅当即向上海发出传票，传居住租界的黄兴到案对质。黄兴于6月11日毅然赴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只因京厅证据不足，租界当局才未令黄兴到案。

黄兴的做法，当然无助于宋案的法律解决。宋案早已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告，法庭冰搁，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¹²⁴⁾的冷落局面，所谓法律解决，完全成了空谈。

至于国民党在国会内的斗争，由于袁世凯的分化收买政策和进步党的抵制，同样没有任何成效。后来，邹鲁回顾这一段国会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我向来抱着法律万能的观念，所以对于宋案，主张由司法解决，对于大借款案，主张由国会解决。到了现在，事实与理想完全相反，才晓得法律还没有到有效的地步。”⁽¹²⁵⁾

正当革命党人士气消沉，宋案法庭无能为力，国会瘫痪，谭人凤调和失败之时，汪精卫、蔡元培于6月2日从欧洲回到上海，并立即和赵凤昌取得联系，准备通过张謇去与袁世凯谈判，为南北调和进行最后的努力。6月5日，赵凤昌在致陈陶遗的电报中说：“经武（胡瑛）来商，精卫与切要处（似指孙中山、黄兴）研究大局，已一致和平，对于前途，亦力趋稳定。惟望中央勿遽信伪谣，勿骤有更动，俾汪更易进行。”⁽¹²⁶⁾汪、蔡与张、赵拟定的调停的基本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他要政为正当之宣告”⁽¹²⁷⁾；袁世凯方面，除请袁“诰诫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并申明不于临时期内有所撤换”⁽¹²⁸⁾外，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的徐企文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这些条件对袁世凯非常有利。

磋商正在进行之际，汪精卫因等待回音，在沪无所事事，遂于6月10日赴粤，“谋党见之一致”⁽¹²⁹⁾，由蔡、胡继续与赵凤昌保持联系。而前一天，即6月9日，袁世凯已下令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形势为之一变。不过，谈判继续进行，张謇于12日将调停条件电告袁世凯。14日，袁世凯又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16日，袁复电张謇，就调停问题表示意见说：“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进行，仍不住手。无非甘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惟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傥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¹³⁰⁾袁世凯并没有放弃政治瓦解革命党人的手段，不过他对调停显然表示疑虑。经赵凤昌与蔡元培、胡瑛两次会谈，蔡、胡表示：“此间仍宗前议，不以赣、粤改辙，孙黄必当表示，以安定人心，惟待汪回沪商定表示之法耳。”⁽¹³¹⁾但实际上，孙中山在袁罢免赣督后，正积极运动起兵。这时他因女儿病危，已由沪赴澳、港，不在上海与议，而汪精卫也滞留广东不回。前述条件实际上不为革命党人所接受，调和早已到了尽头。赣、粤两督的罢免，也破坏了调和的最后一点基础，战争的风云即将来临。汪、蔡的调和活动，倒是起了一点掩护革命发动的作用，所以战争爆发后，张謇写信给赵凤昌，愤愤地说：“吾两人为人利用，信用失矣！”⁽¹³²⁾

三　李烈钧和湖口起义

1913年6月9日，袁世凯在做好了政治、军事准备以后，指责李烈钧“不称厥职”，“不孚众望”⁽¹³³⁾，悍然下令罢免李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任命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贺国昌为护理民政长，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欧阳和陈都是李烈钧的重要部将，袁世凯利用他们来稳住江西，作为控制江西的过渡，企图用政治手段来瓦解革命党人。

李烈钧（1882—1946），原名烈训，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县人，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学习，1904年被选送日本学习陆军，1907年经张继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先后在赣、滇任职。武昌起义后，他回到九江被推为江西都督府总参谋长。后率舰队西上援鄂，任苏、皖、粤、鄂、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李烈钧出任江西都督后，坚持革命立场，与袁世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誉为民党急先锋。李烈钧被罢免，就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线。

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地方实权的剥夺，迫使革命党人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是隐忍待时呢，还是背水一战？尽管局势已经十分明朗，革命党人在做出最后抉择时仍然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摇摆过程。

当时，孙中山义愤填膺，竭力主战。他派南下参加讨袁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及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赣，动员李烈钧声罪讨袁。但这时李烈钧鉴于他的同盟反袁的主张久久得不到响应，因而顾虑重重，打起了退堂鼓。法律解决的思潮，磨损了李烈钧的战斗意志。

还在免职令下达以前，李烈钧在和邓汉祥的一次谈话中就对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据邓的回忆说：“我到江西见到李烈钧后，就问他反袁的结果会如何？李说：‘一定打仗！’我问：‘打仗胜负如何？’李说：‘国民党一定失败……’”⁽¹³⁴⁾免职令下后，李烈钧召集部下开会，商讨对策。赣中将领纷纷主战，但第二师师长刘世均表示坚决反对。当时正在江西的赵正平献议，“不如先行电询湘、皖、闽、粤诸省，再行决定”。赵去电后，“不一日而复电都来。湘谭（延闿）主张我从众，皖柏（文蔚）主张不如大家撒手，粤胡（汉民）且言我不久到沪，可在沪相见，闽孙（道仁）也含糊。这样一来，李氏就决定下野，自己且准备些款项，拟带一群英俊青年，分赴东西洋留学”⁽¹³⁵⁾。6月15日，李烈钧卸职离开南昌前往上海。他在路过湖口时，九江一线的军官们也向他建议即时讨袁，但李烈钧说：“外面局势实在弄不清楚，到上海后再和孙、黄诸要人商议，并询各省意见，再行发动。”并说：“如现时不发动，我定电知你们，大家到外国观察一时，将来总有事做。”⁽¹³⁶⁾当李经安庆与柏文蔚会商，然后于6月19日到达上海时，孙中山已离沪赴澳门。李草率卸职离赣，遭到沪上党人的责难，尽管他还在犹豫，已不得不放弃出洋的打算。

就在李烈钧离开南昌的当天，欧阳武即致电黎元洪，表示拥护中央。他说：“武誓矢血诚，拥护中央，保卫地方，鞠躬尽瘁，至死靡他”⁽¹³⁷⁾，旋即就任江西护军使，并根据黎元洪的要求，代理江西都督。6月18日，欧阳武从九江启程赴南昌，路经湖口时，撤换了反袁比较坚决的水巡总监蔡锐霆，19日到达南昌，翌日即接管都督印信，履行职权。第二师师长刘世均旋由南昌调赴九江。欧阳上任后，立即着手破坏李烈钧的备战体制，下令“取消军政司，裁撤总务厅，停止征兵，解散兵站”⁽¹³⁸⁾，并将前沿部队撤回江西腹地。这是李烈钧轻易离开江西所造成的恶果。与此同时，为稳定江西局势，黎元洪表示“可担任鄂军不入赣境一步”⁽¹³⁹⁾。

在李烈钧离赣的前一天，即6月14日，袁世凯又以调任的方式，撤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任命陈贻范（原上海通商交涉使，参与发布宋案证据）、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任命陈炯明为广东都督，陈昭常（原吉林都督）为广东民政长。胡汉民于16日通电接受新任。

当时，革命党中枢曾两次电请陈炯明出师“抵抗命令”⁽¹⁴⁰⁾。但陈炯明召集诸将开会讨论出师时，遭到粤中将校的反对。汪精卫这时正从上海赶到广州，他对胡汉民、陈炯明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调解，商定了胡、陈接退的办法。三人又联名密电黄兴，明白表示一致讨袁，请黄专力主持长江军事。胡、陈在联名致邹鲁的电报中也表示：“这次更接，不特于大局无碍，而且有益。”⁽¹⁴¹⁾

不过，当时的广东局势还是很微妙的。革命党人指望陈炯明的权力欲望得到满足以后能起兵讨袁，而广东高级军官们则希望拥陈上台后一起倾向袁世凯。双方都希望陈炯明早日接任都督。陈处此局面，觉得“接也难，不接也难”⁽¹⁴²⁾。他既害怕起兵失败，又害怕为袁利用，下不了最后的决心，迟迟不肯接任。他在6月16日曾向袁世凯提出了很高的要价：“（一）中央政府须即汇款二千万元，以为收回地方纸币之用；（二）不得任命政府私人为粤省护军使及民政长，从中牵制一切；（三）如政府为一时权宜计，暂以炯明充粤督，则不如速去。”⁽¹⁴³⁾如此高价，袁世凯当然难以接受。

6月20日，孙中山抵达香港、澳门，22日，胡汉民偕汪精卫乘宝璧兵轮离粤赴港。孙中山遂约见陈炯明。陈为避嫌疑，以巡视为名，乘军舰与孙会面。孙中山终于“征得陈炯明对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的同意”⁽¹⁴⁴⁾。7月4日，陈接都督任，着手调集军队，准备独立。

赣、粤两督的罢免，使革命党内武力讨袁的舆论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黄兴为大势所逼，开始着手规划倒袁的实际部署。他把行动的方向，首先定在湖北。

湖北革命党人自辛亥革命后，备受袁、黎的压迫和摧残，他们一批一批地觉醒起来，相继走上反抗袁、黎压迫，举行武装暴动的道路。但是，由于他们觉悟有迟早，被黎元洪逐次各个击破，革命军队也被黎遣散殆尽，而北军已经重兵入鄂，革命党人不再像辛亥年那样有力量了。然而，他们在策动黎元洪中立失败之后，还想抄袭辛亥年的老文章，希望在湖北首先发动，扫除湘、赣出师的障碍。湖北著名革命党人詹大悲、王宪章、季雨霖、王华国、熊炳坤等在黄兴支持下，纷纷回鄂运动，前军务司长蔡济民也密谋内应。黄兴又续派宁调元、熊樾山前往联络，敦促起义。

正当湖北革命党人广泛联络，准备起兵之际，先前发动上海制造局之役的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在李烈钧离赣后被解赴湖北，并于6月23日乘京汉火车转解北京。途中，文仲达变节招供：“机关在上海麦根路三十二号〈B〉。其派来湖北运动军队，并行暗杀之人为刘敦榘，年二十三岁，湖南人，机关在汉口《民国日报》馆。”⁽¹⁴⁵⁾黎的探访人员中途回鄂作了紧急报告。24日，黎元洪饬令军警会同法租界巡捕查封《民国日报》馆，搜获文电布告多件，逮捕曾毅等四名报馆编辑。

负责起义全局的詹大悲，看到机关被破，心急如火，命令起义部队于25日夜于南湖集合暴动。但是，由于各处机关陆续被破坏，联络指挥人员被捕，没有发动就流产了。翌日，宁调元、熊樾山因疏于防范，在汉口德租界日本人所开富贵馆被黎的军警会同德租界巡捕逮捕⁽¹⁴⁶⁾。是日晚，詹大悲再次鲁莽发动，到处派人纵火，但依然一事无成。仅驻扎天门、潜江一带的原季雨霖旧部章裕昆一营于25日夜如期响应，举行起义，旋亦因孤立无援而溃散了。事后，黎元洪大肆搜捕、屠杀。詹大悲等在武汉立脚不住，在日本人掩护下，乘日轮岳阳丸逃往下游。经这次失败，湖北革命党人被摧残殆尽。

6月底，孙中山由香港回到上海。这时候，各省的空气依然相当沉闷。李烈钧滞留沪上，陈炯明迟迟未上任，革命党的一些带兵将领还在希望保存实力。尤其是南京第八师，作为革命党人的精锐部队，师旅长们借口中下级军官不能一致，依然不赞成出兵讨袁。孙中山对于党内这种涣散的状况非常气愤，他在上海召集军事会议，力促陈其美在上海独立，章梓在南京倡义，又派朱卓文前往南京运动第八师的营连长赞成起兵。但是，谁也不敢先发。于是，孙中山、黄兴又宴请李烈钧，动员江西起兵发难。席间，李“意气自豪，谓各省如能响应，赣事尚可为。中山极力怂恿，并以南京情形告之，李遂告奋勇”⁽¹⁴⁷⁾。当时，恰巧江西第一旅旅长林虎派团长李思广到上海寻找李烈钧探听消息。李思广向李以及在上海的革命党人汇报了江西军队士气旺盛、斗志高昂的情况，李烈钧终于下了首先发难的决心。他令李思广赶速回报：“皖、宁、湘、粤均倚戈待命，若吾赣发难，一星期间各省即可响应，并出援军。”⁽¹⁴⁸⁾并密电赣中将领速作起兵准备。

当革命党人为发动二次革命奔忙之际，袁世凯也在积极抢占先机。7月2日，江西要塞司令官陈廷训向袁世凯密报：“九江、湖口为长江要冲，匪党往来如织，防不胜防。近闻煽惑上下六台，克期举事，台官中竟有为其所动者。”⁽¹⁴⁹⁾这个叛将竟要求袁世凯商请黎元洪派遣军队和军舰前往九江镇慑。4日，黎元洪违背信约，电告袁世凯“拟援缨冠往救之义，迅饬李总司令（指李纯）酌派军队驰往赴援”⁽¹⁵⁰⁾，支持北军强行入赣。5日，参、陆两部向李纯转达袁世凯命令：“严行戒备，一闻有警，立即驰援。”并告李已电黎派兵，“并饬徐司令亲率各舰先驶至浔驻守，以防意外”⁽¹⁵¹⁾。事实上，李纯未待袁的命令到达，已根据黎的指令，于5日派遣十二旅吴鸿昌的二十三团附机关枪一连先行赴浔，6日又亲率第十一混成旅继进，并于8日抵达九江，轻易占领了入赣的战略要地。

当北洋军队前锋到达九江地区后，林虎于6日向南昌屡电告急，并宣布“本团现已实行防御”⁽¹⁵²⁾。他扣留了由德安开往九江的火车，将前哨布防到沙河一线。是日，欧阳武感到为人愚弄，遂致电国务院抗议派兵入赣，并向袁世凯电请辞职，并要求袁致电黎元洪“速将军队调回”⁽¹⁵³⁾。由于欧阳武连电黎元洪担保江西局势平静，要求履行北军不入赣境的诺言，黎曾一度电令李纯撤兵。但李纯不听，并亲率一团进驻九江城内，前锋更于10日推进到沙河一线，离林虎所部仅数里之地。南北两军虎视眈眈，战事一触即发。

在北军进兵江西的同时，袁世凯借口徐企文案，一再向程德全交涉，坚持派兵南下进驻上海制造局。7月6日，北洋第四师臧致平团伪装成海军警卫队（共三营，约一千三百余人），由海军中将郑汝成率领，乘招商局新昌、安平两轮抵沪，入据制造局军械重地。当北军未登陆前，陈其美建议邀击于海上，孙中山表示赞成，但黄兴认为不妥，因而没有拦截，让北军安然上岸，在南方腹地插进了一把尖利的匕首。

尽管决战即将来临，革命党人依然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没有统一的指挥，步调十分凌乱。本来，赣、皖结成了反袁的联盟，但这时柏文蔚认为大势已去，意志非常消沉。6月30日，袁世凯任命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解除了他的安徽都督职务，同时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署安徽都督。柏拒绝了新任，但表示“文蔚交卸，即日归省（省亲）”⁽¹⁵⁴⁾。安徽革命党人要求即时举义，柏没有同意，也没有到上海参加军事会议。上海革命党人指派龚振鹏回安徽策动反袁。7月6日，孙多森到安庆上任，安徽革命党人管鹏、陈紫枫运动胡万泰部排长彭尚述企图暗杀孙，但被胡捕获。当时，李烈钧正从上海经南京返赣准备起义，但他没有去联络柏文蔚合作反袁。8日孙多森在胡万泰的保护下安然接任。柏文蔚竟在临战之际，于7月10日乘建威兵轮由安庆赴南京，“闭门谢客，藉以休息”⁽¹⁵⁵⁾。

7月8日，即李纯到达九江的那天，李烈钧也悄然抵达湖口⁽¹⁵⁶⁾，部署起兵事宜。然而，他在湖口无法掌握他的基干部队。他的有战斗力的老部队，即一师二旅三团当时被分割部署在九江（二个营）、南昌两地，而且被敌牵制，无法运动，因而他只能以九、十两团为基干力量。九团为戈克安旧部，十团由湖口炮台兵改组而成，战斗力可想而知。李又调集辎重、工程两营，以湖口为基地，设立讨袁军司令部。9日晚，李烈钧电告欧阳武及江西各机关，“鄙人免官赴沪养疴，忽闻北军入赣，愤不欲生，现已回赣效力。”⁽¹⁵⁷⁾欧阳竟严词答复李烈钧：“此间皆不主战，请君速速返沪。否则，武即会同北军夹攻湖口。”⁽¹⁵⁸⁾并派代表三人赴湖口劝李烈钧离境。李对代表说：“烈钧亦知南雷（欧阳武字南雷）素主和平，但烈钧已到此，决无返沪之理。请为南雷言，好则回头见，否则来生见可也。”⁽¹⁵⁹⁾李烈钧以生死的抉择示意欧阳不得阻挠起义。

11日，李纯得到陈廷训的当面紧急报告，得悉李烈钧已经占领湖口。十一混成旅旅长马继增也急报林虎正向九江开进，要求通过北军防地。于是，李纯向京、鄂急电请援，袁世凯遂命黎元洪调拨海陆各军迅速赴浔增援，令欧阳武“严束所部，勿受乱徒指挥”⁽¹⁶⁰⁾。欧阳武在南昌得悉李烈钧已执意起兵讨袁，企图调集两团兵力进攻湖口。但这时他已经指挥不动军队了，他的部下原是李烈钧旧部，支持革命。江西革命党骨干分子俞应麓（在上年李烈钧病假期间曾代理过都督职权）控制了南昌的局面，国民党掌握的省议会，更一向主张激进。于是，欧阳于11日晚上召集民政长、各司司长、都督府顾问、各报馆主笔、各公团各党派领袖开会，宣布自己已无调遣军队的能力，表示从此辞职，但因大家要他维持南昌秩序，才勉强留下下来。

同日，李烈钧对军事作了部署，密电委任林虎为讨袁军左翼司令，指挥一、二、七团攻击沙河、十里铺一线北军，任命方声涛为右翼司令，指挥三、九、十团攻击九江城南金鸡坡炮台北军，任命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当日晚，林虎向所部下达了攻击令。12日拂晓，林虎所部前卫司令唐天鹏向沙河北军侧翼发起猛攻，林军另一支向十里铺前进，企图包抄敌军。酝酿已久、几度濒于流产的二次革命战争终于打响了。

在湖口，李烈钧令要塞鸣炮，宣布独立，并发布讨袁檄文、对外通电及对党团公启，还向各属及人民通电宣布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¹⁶¹⁾讨袁檄文慷慨激昂，谴责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号召“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¹⁶²⁾。7月13日，江西省议会开会，推举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都督，贺国昌为省长，俞应麓为兵站总监。唯欧阳武称病不出。这样，江西首先举起了讨伐袁世凯的大旗。

四　各地响应

当江西着手准备起义的时候，南方各省革命党人也在纷纷准备响应。

江苏是革命党人核心力量所在地区，上海为其指挥中枢所在地。但是，由于南下袁军的牵制和内部不统一，对于究竟先在南京还是上海发难的问题，革命党人还一度踌躇难定。南京第八师高级将领还缺乏革命的决心，南京其他革命党将领章梓、洪承点、冷遹认为“苏省军队的命脉，完全在上海高昌庙的制造局，所有枪炮子弹的补充都在局中，现在袁氏已先发制人，派臧致平率兵一团南下，驻扎在局，如果上海确实没有办法，苏省军队实在危险。”他们要赵正平回沪复命，请黄兴、陈其美先行宣布上海独立，然后“南京即行通电响应”⁽¹⁶³⁾。陈其美原以为“以海陆两军驱逐制造局北军，其事易易”⁽¹⁶⁴⁾，但事实上海军已经变卦，不再支持革命。他先责成黄郛运动其驻制造局的旧部六十一团发动，但该团一营已被调往龙华，全团被北军分割监视，不敢先发；继又企图调宁波顾乃斌旅来沪发动，但因尚未宣布独立，师出无名，顾旅不便行动。而袁世凯也已获得情报，命令海军予以拦截。陈其美智穷力竭，只好再请南京首先发动。

当时，孙中山正不顾一切地运动起兵。朱卓文受命在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¹⁶⁵⁾。这些中下级军官，情绪激昂，跃跃欲试，他们表示：“我们不能等高级官长了，只有先动了。”⁽¹⁶⁶⁾7月13日，八师旅长王孝缜、黄恺元获悉上述情况后，惊慌失措，仓卒赴沪向黄兴报告了军队内的危机。他们在下层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保存实力的打算，表示愿意起兵讨袁。不过，王、黄两人提出了条件：请黄兴赴南京作讨袁军总司令，他们一致服从，但认为孙中山千万不要在此混乱时期赴南京，“须俟南京独立稳固后，再请孙先生去组织政府”⁽¹⁶⁷⁾。为了防止孙中山的激越措施，避免第八师的自相残杀，黄兴也不得不改变了对起兵的消极态度。当时，义愤填膺的孙中山正准备前往南京，“亲统六师”⁽¹⁶⁸⁾，“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¹⁶⁹⁾。他先至黄兴寓所相谈，黄以孙“不善戎伍，措置稍乖，遗祸匪浅”⁽¹⁷⁰⁾为词，劝孙勿往，表示自己愿代孙前往指挥。孙中山勉强同意了黄兴的意见。

这时，关于革命党人活动情况，已由南京讲武堂副堂长蒲鉴向北京告密，7月13日，北京又转告程德全，程遂复电请派北兵驻宁，但北军尚未行动。7月14日夜，黄兴轻车简从，由沪抵宁，至八师师长陈之骥宅邸，当晚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讨袁独立和作战计划。翌晨，章梓派人切断了都督府内的电话线，八师士兵开入都督府，江苏都督程德全从睡梦中惊醒。旋黄兴率南京高级将领入府会见程，说明讨袁大义，请程协助。多病的程德全为突然事变所震惊，一时嗫嚅难言，不肯贸然同意。八师长陈之骥等若干高级将领竟纷纷跪泣哀求。程遂虚与委蛇，附和独立讨袁，即请随黄来宁的章士钊起草讨袁通电，以程德全、应德闳、黄兴三人的名义，宣布江苏独立，并以程德全的名义委任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革命党人以如此屈辱的态度，去争取一个同盟者，表明他们所处的地位是何等的虚弱。他们这样做，当然只会招致同盟者的蔑视和叛离。程德全很快就让陈陶遗来向黄兴疏通，要求离开南京。当时，柏文蔚被黄兴从家中请出任事，他向黄兴建议：“最好快刀斩乱麻，处程于死，俾免后患。或为人道主义，即行拘禁。否则必坏大事。”⁽¹⁷¹⁾黄兴不听，纵虎归山。7月16日夜，程德全、应德闳分别离宁赴沪。程到上海后，马上通电声明：“本月15日，驻宁第八师等各军官要求宣布独立，德全苦支两日，旧病剧发，刻难搘拄，本日来沪调治”⁽¹⁷²⁾，借此卸脱了南京独立的责任。更严重的是，程、应旋即秘密地与袁世凯联络，以便伺机扼杀革命。

在南京独立的当天，第一师师长章梓派兵捕杀了倾向袁世凯的南京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堂长蒲鉴、要塞掩护团教练官程凤章，并逮捕了讲武堂堂长朱志先（后为柏文蔚保释）、都督府参议官陈懋修（后在小营被杀）。

在军事方面，南京独立之后，黄兴调任章梓为都督府参谋长（章本是文人，不会打仗），由洪承点接任第一师师长，任马锦春为要塞司令（未上任），并坚请柏文蔚出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赴蚌埠部署军事。第八师和第一师各编组成一混成支队，分别由八师骑兵团长刘建藩和第一师第一旅长周应时率领，开赴前线，支援第三师，洪承点则负责节制一、八两师，赴前线指挥。

南京是革命党人的军事重心所在，南京通过曲折的道路，终于实现了讨袁独立，于是，二次革命就在各地逐步发动起来。

安徽介于江西和江苏之间，长江大动脉贯穿三省，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安徽进则是前进基地，退则是重要屏障。它既可藩卫南京，又可支援江西。但是，由于柏文蔚离开安庆，赣、皖军事联盟事实上已经解体，安徽的革命发动脱出了原来的轨道，造成了分头发动的涣散局面。在寿州一线，是原淮上军屯田的地方，张汇韬、郑芳荪早在6月底就在蚌埠召集旧部军官前往寿州，“声称将募十营”⁽¹⁷³⁾。龚振鹏则从芜湖带了少量军队前往庐州（合肥）运动其旧部起兵。但其旧部在营长夏永伦策动下表示反对，龚仓皇出走，安徽第二旅代旅长李乾玉（驻庐州）也被迫逃亡。龚只好独自前往寿州活动，并于7月13日进占正阳关。龚本人则于7月19日辗转回到芜湖。革命党人范鸿仙原是淮上军的领导人，7月15日从上海到达芜湖，当日夜，他即策动驻芜湖的安徽第二旅第三团第一营营长程芝萱宣布芜湖独立，适龚振鹏也自正阳关来电嘱响应，遂以第二旅旅长龚振鹏的名义宣布独立讨袁。同时，宣城驻有张永正一团，张即与芜湖汇合一起。接着，临淮关和寿州淮上军队均发布讨袁檄文。在安庆，袁世凯任命的代理都督孙多森没有实力，曾请调南京第八师一部驻皖，未成。胡万泰手下也兵力不足，因安庆之兵大都为柏文蔚调赴淮上，而革命党人在安庆尚有较强的实力。于是，胡万泰和孙多森串通起来，于7月17日也宣布安庆独立，胡万泰自称都督，演出了一幕假独立的丑剧。不过在表面上，安徽除倪嗣冲控制的地区外，都实现了讨袁独立。

上海是南京的后勤保障，但南京独立之后，上海并没有立即宣布讨袁，从而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责难。有位师长责问在宁、沪间联络的赵正平说：“你说南京独立了，上海没有问题，为什么上海到今天还没有宣布？”⁽¹⁷⁴⁾上海方面苦于力量不足，正在尽力集结兵力。7月17日，钮永建在松江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约一团兵力，其中一营是新兵，称松军）和当地沈葆义的水师开抵龙华；同时陈其美组织了一支由军校学生组成的奋勇军，由其直接掌握，从松军那里获得了一些武器。这样，陈其美才宣布成立上海讨袁军，由黄兴委任陈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以黄郛为参谋长，在南市设立司令部。然而，上海独立之后，仍然没有对据守制造局的北军采取军事行动，从而使南京讨袁军缺乏一个安全的后方。

当时，沪上商界十分害怕战争。7月17日，由上海南市商会发起，与商团公会、救火联合会、教育会等四团体组织上海保卫团，公推李平书为团长，声称以“一面维持内部治安，一面弭止战祸，务使我上海地方不遭兵火为目的”⁽¹⁷⁵⁾。买办资产阶级控制的上海总商会更貌似公正地致函南北两军说：“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面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¹⁷⁶⁾这实际上是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帝国主义列强也公然出面干涉，在上海地区增加了军队，在租界构筑了工事。根据上海租界当局的要求，北京公使团电饬驻沪领事团向南北两军蛮横地宣称：“（一）无论南北，如欲在沪开战者，须离租界三十英里；（二）须各存金镑一千万镑，预备偿还各项损失。否则即以违背万国公法论，实行干涉。”⁽¹⁷⁷⁾企图迫使革命党人放下武器。这一切，导致力量微弱的上海讨袁军迟迟不敢用兵，而希望通过谈判，使制造局北军和平退让。上海保卫团也出面致书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和郑汝成，向双方进行调停。李平书要求北军“和平退让制造局”⁽¹⁷⁸⁾。7月20日，李又特邀郑汝成、臧致平与陈其美在高昌庙自来水厂内举行秘密会谈。李再次提出了一个调停办法，建议“以制造局作为中立，应将该局军火一并封存，以待南北大局定夺之后，再行办理”⁽¹⁷⁹⁾。郑、臧断然拒绝了李的方案，声称：“我等系奉袁氏之命来此保护该局军械，断难违命。如果来前攻劫，我等只有抵御之法。”⁽¹⁸⁰⁾谈判毫无效果。

广东是革命党人的根本之地，由于长期经营，革命党人的实力从表面上看来也比较强，且远离袁系势力。江西首义，本指望湘、粤的支援，因此，独立后即一日数电敦促广东响应。陈炯明本欲即时响应，但部下各师旅长依旧反对，遂派二人前往上海观察形势。延至7月18日，陈炯明突然召开军事会议，强行宣布独立，两个团长表示支持。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以不宜过急宣布独立为请”⁽¹⁸¹⁾，遭到陈的严斥，各军官在表面上不敢表示违抗。陈炯明遂亲至省议会正式宣布独立，通电讨袁。当时，陈曾致电驻梧州的龙济光、云南都督蔡锷等邀约一起反袁，并派人动员陆荣廷起兵。但龙济光一心投靠袁世凯，滇、黔、川、桂也正在合作对付革命党人。蔡锷复电陈炯明说：“现在以保土安民、维持秩序、力主镇静为第一义，并恳致电赣中释嫌罢兵，无以国家为孤注。”⁽¹⁸²⁾广东处境十分孤立。陈炯明宣布独立之后，即以第一师、第二师和独立旅各编组成一支队，出师援赣。但是，各师旅长互相推诿，“故行延缓”⁽¹⁸³⁾，迟迟不肯出发，致使江西前线苦战无援。

福建都督孙道仁比较胆小怕事。福建各方面的力量都比较薄弱，在全国的影响比较小。湖口起义之后，福建十四师师长许崇智和由部分国民党人组成的讨袁同盟会积极筹划起义，并与上海方面取得联系。他们向都督孙道仁施加压力，要求宣布独立。孙一向态度动摇暧昧，这时鉴于身边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又担心粤、赣军队向福建进攻，不得不于7月20日宣布“与袁氏断绝关系，自修政治，力策进行”，并声称“俟大局粗定，仍归统一”⁽¹⁸⁴⁾。孙不称独立，仅称断绝关系，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同时，孙又借口保守疆土，拒绝了许崇智等出师讨袁的要求。由于孙的掣肘，许竟无能为力。

湖南都督谭延闿虽然在革命党人的包围下参加了四省联盟，但他本是一个为人圆滑的立宪派人士。湖口起义后，他发布通电说：“伏望大总统开诚布公，与民休息；副总统、各省都督排难解纷，各抒谠论，以维大局。勿使浔阳一隅，首为全国糜烂起点。”⁽¹⁸⁵⁾当时，谭人凤、蒋翊武等湖南籍革命党人纷纷回湘活动。谭人凤、周震鳞、陈强、唐蟒等人日夕向谭延闿进言，要求宣布反袁独立。谭穷于应付，偷偷派人到鄂向黎元洪私通款曲说：“已准备药水，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以谢天下。”⁽¹⁸⁶⁾黎元洪担心湖南没有谭延闿就更难以抑制革命党人的活动，因此他劝谭“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敉平”⁽¹⁸⁷⁾，向他传授了自己对付革命党人的秘计。于是，谭延闿尽量敷衍革命党人，竭力推迟宣布讨袁的时间。

对于湖南革命党人来说，他们也面临着军力不足的为难局面。当时，程潜刚刚编成了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不足一师兵力。尤其严重的是，湖南军队缺乏武器弹药。长沙的军火集中在荷花池军装局，袁世凯在湖南的走卒向瑞琮、唐乾一等在7月7日放了一把火，把荷花池的军火烧个精光，使湖南军队几乎瘫痪。革命党人不得不向粤、赣要求支援军火，从而延缓了他们的军事行动。直至7月25日，谭延闿才被迫宣布与袁世凯脱离关系，并部署讨袁军事，一方面出师湘、鄂边境，一方面组织援赣。

四川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四川第五师师长熊克武迟至8月4日才在重庆宣布独立。当时，四川都督胡景伊为共和党籍，投靠袁世凯。川督原为国民党籍的尹昌衡，因尹平叛西征，远在川西理塘，川督遂由胡景伊代理。袁世凯蓄意扶植胡景伊，1913年6月13日遂正式任命胡为四川都督，尹为川边经略使，解除了尹的川督职务。四川革命党人为了反胡，派吕超等赴雅安谒尹，密邀尹昌衡返省复政讨袁。尹虽于7月3日回到成都，胡景伊被迫避居昭觉寺，但尹不敢复政反袁，并曾通电谴责赣、宁独立。在袁的严令催促下，尹于7月底离省重返川西。于是，胡景伊便放手镇压革命党人，并企图编遣由革命党人组成的驻重庆的第五师。第五师是辛亥革命时在上海由川籍军校学生组建的蜀军演变而来，革命性较强。熊克武面临胡景伊的压迫，在起兵反袁还是提出辞职以求保存五师实力之间，一度犹豫不定。但重庆革命党人和五师旅团干部群情忿怒，要求起兵，熊克武这才最后下了起兵的决心。重庆独立前夕，革命党人就东下讨袁还是西上讨胡的问题发生争执，最后达成了西上讨胡的决定。这样，重庆独立就成了局限于四川一隅的内争。

重庆是二次革命最后宣布独立的重要地区，当时二次革命败局已定。此外，在一些省区，也有一些小规模的反袁起义，如：浙江宁波顾乃斌曾一度宣布独立，旋即取消，没有发生战争；马逢伯则奉陈其美之命在嵊县起兵。刘铁在湖北沙洋起兵。1913年9月间，刘古香、刘震寰在柳州宣布独立，等等。这些起义都旋起旋灭，没有发展成一支较大的势力。

当各地的反袁斗争逐步发动起来之后，革命党人理应建立起政治中枢和最高的军事指挥机构，犹如辛亥革命中那样。但是，革命发动前的犹豫、观望和内部纷争，使他们无暇去仔细考虑革命发动后的政治、军事设施问题，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国会是民国法定的立法机构，它是民国的一面旗帜。如果国会撤消对袁世凯的支持，无疑是在政治上对袁世凯的一个沉重打击。国民党在国会两院占有一定优势，武装斗争发动起来后，理应把国会这面政治旗帜抓在自己手里。为此，在上海的参议院议长张继于南京宣布独立后发布宣言，严厉谴责袁世凯对议会的蹂躏，号召“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开议，以纠元凶而伸国法”⁽¹⁸⁸⁾。南方国民党系报纸也纷纷呼吁国会南迁。但是，这些政治眼光极为短浅的议员们，除少数人南下奔赴各地参加革命外，多数议员（包括国民党议员中的多数人）依然端坐议场，静观事变。他们对国会议员的区区政治权利留恋不舍，听凭袁世凯翻云覆雨来操纵他们的命运。

既然国会议员不能南下建立一个与袁世凯对抗的国会，讨袁军方面也就缺少一个能够代表各省的议事机构，于是，在上海的省议会联合会就来担当起这样的角色。省议会联合会是4月间在天津成立的，由广东发起，各省议会派出代表联合组成，其目的是争取省议会参加总统选举的权利。省议会联合会在天津的活动，遭到地方当局的压迫，不久即迁往上海。袁世凯曾电令程德全予以解散，但没有成功。这时，它就起来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7月16日，省议会联合会致电袁世凯，提出忠告说：“公自悔过，宜下令罪己，以谢天下。吾民胥爱平和，决不忍公陷绝境，苟可救国于不亡，不惜委曲求全，隐忍迁就。不然，人心已去，大势所趋，虽有大力，莫之能回，诚不忍见公之沉迷不返，追随查尔斯、路易辈于断头台下也。”⁽¹⁸⁹⁾18日，又发布《布告友邦书》，郑重表示：“对于友邦从前国际上之条约当然继续履行，勿有差忒，各友邦居留人之生命财产，完全担任保护，勿使损失。”但是，它警告说：“袁氏不得以尺寸领土、丝毫权利割让列邦，列邦亦不得以金钱暨战品贷与袁氏政府。本会为全国省议会之代表，自中华民国7月18日宣言起，请友邦注意，诚实履行。苟其甘冒不韪，贷与金钱或输战品，是与袁氏个人交易之行为，与中华民国无涉，吾民决不承认。”⁽¹⁹⁰⁾省议会联合会的这些政治活动，表明它试图担当起二次革命的政治中枢的作用。不过，它并不是在各省讨袁过程中汇集起来的，因而它的地位相当虚弱。

在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方面，革命党人只作了一些软弱无力而又没有成效的努力。在筹划二次革命的过程中，革命党人几乎找不到同盟军。他们勉强找到了一个早已失去实力的岑春煊。岑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不和，革命党人希望利用岑、袁矛盾，借助于岑在前清时遗留下来的影响（广西的陆荣廷、龙济光本是岑的部将），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决定推岑出山主持军事，而岑本人却主张以清宗室为大总统。章炳麟责问岑说：“君欲复辟耶？”岑才作罢，遂“教克强奉程都督为主，勿令走，有亟则己来助之”⁽¹⁹¹⁾。所以，南京独立后，南京方面即推举岑春煊为大元帅。7月19日，省议会联合会也通电举岑“开府江宁，主持中枢”⁽¹⁹²⁾。22日，省议会联合会更正式开会选举，一致通过拥岑为讨袁军大元帅，节制各省都督、讨袁军总司令。可是，岑春煊一直滞留上海，没有勇气到南京去“开府”。

二次革命在政治上竟然如此软弱，以致他们不敢立即打出孙中山这样一面比较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而宁愿把一面比辛亥革命中的黎元洪更灰暗的旗子作为自己的掩护。这也说明，二次革命的政治立场，不仅没有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更前进一步，反而后退了。他们不敢以自己革命的坚定立场，依靠群众的支持，去争取右翼同盟者，反而以尽量模糊自己政治面貌的办法，去求得他们的同情。

孙中山本人在政治上也未能有所建树。他迟至7月22日上海开战前夕才发表宣言，向国民呼吁：“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庶可以挽国危而慰民望。”⁽¹⁹³⁾同时致电袁世凯进“最后之忠告”⁽¹⁹⁴⁾，劝袁辞职。此后，由于战事的失利，孙中山再也没有提出进一步的主张。这场缺乏英勇气概的革命，连一个革命的中央政权机构都未能建立起来。

第三节　北军南下和讨袁军的失败

一　浔湖之战与南昌失守

当二次革命在各地发动起来的时候，袁世凯的军队已经越出自己的势力范围，插入了南方腹地。多数地方部队即使不听袁指挥，也能对他保持善意。尽管形势对他有利，但他在策略上仍然相当谨慎。他的军队在战略展开上，处于攻势，但这种攻势主要是利用革命党人因动摇而暴露出来的空隙，实施战略箝制。而在战役上，在各个战场上，袁世凯则采取了后发制人的军事策略，相当严格地控制着自己的部队，强调“衅非我开”，不让各部队主动出击，以赢得战场上和政治上的主动权。

在江西战场上，李纯仅拥有一师兵力，悬军深入，态势突出。他以一混成旅兵力部署在九江城内至沙河一线，另以一混成旅兵力部署在长江两岸集结待命。7月12日8时，林虎以一团兵力猛烈攻击沙河北军（二十三团）的左翼，首先打响了战斗。北军在兵力上虽居于劣势，但进行了顽强抵抗。于是，林虎续增步兵、机关枪共一团兵力向北军右翼发起猛攻，另分兵一支进击十里铺要道，企图抄袭敌军后路。适北军一支也由十里铺出发，抄袭赣军，遂于中途发生遭遇战。当时，李纯全师尚未集中，立足不稳，面临赣军左右两翼威胁，又要防备九江城内赣军的袭击，加以湖泊众多，地形不熟，处境十分危险。他一面赶紧集中全师兵力，一面频繁急电呼援。是日，激战竟日，讨袁军伤毙敌军—百二十多名，初战获胜，占领沙河，迫敌退守瓜子岭。

可惜，李烈钧未能协调左、右两翼的行动。当左翼苦战之时，右翼方声涛尚未进入攻击阵地。九江赣军本有五营之众，但一则受到北军监视，一则军心不一，未能及时响应。讨袁军失去了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态势孤立的北洋第六师的良好战机。

7月12日下午，北军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率部进驻金鸡坡—马宿岭一线，协同叛将陈廷训（拥有一营兵力）布置防务。入夜，六师后续部队全部开赴九江战区，增强了十里铺一线的兵力。13日，两军复激战竟日，不分胜负。是日夜，李纯获得李烈钧将于当晚夜袭金鸡坡炮台的情报，急忙从右翼前线抽调兵力增援张敬尧。方声涛把队伍开赴前沿之后，听到沙河方向炮声停顿，以为战机不利，命令部队退回原地，放弃了进攻计划，又一次丧失了协同作战的时机，并且一进一退之间，也挫伤了士气。

当时，驻在九江的赣军第三团团长伍毓瑞与六团团长李定魁及第二师师长刘世均曾协谋内应，歼灭城内两营北军。但刘本动摇不定，而李部原驻萍乡，为刘槐森旧部，刘已投袁，策李叛变。因此，李定魁未按预定计划行动，致使内应受挫。伍毓瑞在自己的政治面目暴露后，对部队行动机宜作了部署，随即独自逃离九江前往湖口。三团驻九江城外的第三营由营长万勋率领辗转撤至姑塘参战。至此，讨袁军失去了有利时机，陷入了被动局面。

李纯看到林虎攻击顿挫，讨袁军左右两翼不能协调行动，遂制定了反击的计划，以摆脱被动的局面。他向袁世凯报告说：“（六师）前方后路，在在堪虞，加以沙湖弥漫，背水列阵，尤为可虑。纯以一师兵力，当此危情险状，势不得不以全力先行压倒林军，俾免为彼等诱攻牵制，堕其计中。以一部暂时固守浔城附近金鸡坡炮台至马宿岭一带，以待增加兵力。”⁽¹⁹⁵⁾14日拂晓，李纯集中三个团的兵力向沙河镇—苗家湾一线发起进攻，林虎率部顽强抵抗，驻南昌的第二旅一部也赴前线增援。激战至下午3时，林虎左翼不支，纷纷向蓝桥方向撤退，营长李穆被俘。右翼退守沙河附近高地，被北军十二旅旅长吴金彪部包围。至16日，李纯因第二师援军迟迟不至，江西右翼军进攻金鸡坡炮台，同时，又有驻浔赣军将袭击十里铺的警报，不得不收紧中央突出部的兵力，林虎右翼得以突围。这时，林虎指挥的原驻德安的李定魁团第一营营长郭懋修策动叛变，林虎虽及时发觉，立予平定，以前营长郭懋仁复任营长，但军心已被动摇。左翼军一蹶不振，再也无力主动出击了。

林虎失利之后，右翼军司令方声涛率第九团、机关枪两连、新编独立营于7月16日7时向金鸡坡炮台发起进攻，在八里坡一线激战，张敬尧指挥本团第三营、二十一团第一营、二十四团第一营竭力抵御，势几不支。李纯自十里铺一线急行抽调二十二团第一、二两营增援，向讨袁军左侧抄袭。战至下午6点，讨袁军失利，被迫退却。在撤退途中，营长龚星胜叛变。第九团为戈克安旧部，多河北、山东人，战争爆发后，戈克安、陈廷训均派人前往策反。龚受陈廷训的唆使，枪杀了勇敢善战的团长周璧阶，率九团一、三两营及炮队、机关枪队投敌。右翼军遭此挫折，也丧失了进攻的能力。

江西讨袁军自开战之日起，只经过了五天时间，左右两翼的进攻先后遭到挫败，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政治上的动摇，造成了军事指挥的紊乱和军心不稳，是讨袁军失利的主要原因。

7月17日，北洋第二师鲍贵卿旅二千人抵达九江。二师全师及原驻奉天（辽宁）的第二混成旅第四团（欠一营）随后陆续开抵江西战场。袁世凯于7月16日任命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江西宣抚使，节制赣、鄂北洋各军。7月20日，段芝贵率拱卫军八营抵达九江。海军次长汤芗铭也从北京经汉口前来指挥海军舰队。李烈钧鉴于战斗失利，遂将司令部移驻吴城，部署节节抵抗，以待湘、粤援师。但湘、粤北援之师迟迟不发，江西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

李纯在击败了江西讨袁军之后，自恃功高，对段芝贵前来指挥江西军事十分不快。二师四旅旅长鲍贵卿担心将帅不和，前功尽弃，曾电陈袁世凯，认为李师辛苦两载（包括镇压武昌起义），获此战果，不宜遽更主将，请速定名分，或者让段、李两人各领一军。段到达九江后三次晤李，李纯竟称病不见。李纯士卒甚至公然扬言：“段再登岸，即以武力对之。”⁽¹⁹⁶⁾段对李的傲慢大为震怒，密电袁世凯：“李某如此专横，非明正典刑，则军务不堪设想。”⁽¹⁹⁷⁾为此，袁世凯曾命令解散李纯的司令部，并严词训李，李不得不向段芝贵表示道歉，才重新协调了彼此的行动。江西讨袁军兵败之余，未能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是十分可惜的。

段芝贵掌握军事指挥权后，即着手规划以后的作战方略。据林虎回忆说：“段芝贵到九江询问李纯的作战方略，李说江西部队最顽强者唯有林虎部，击破这部，其余各部可迎刃而解。段说攻强不如摧弱，摧弱成功速而影响大。”⁽¹⁹⁸⁾段遂以李纯为左司令，王占元为右司令，除以李纯率一部驻守十里铺一线，与林虎相持外，其余各部会同海军舰队进攻湖口。7月23日晚开始，北军兵分三路，向湖口一线展开军事行动。北军右翼支队，由军总预备队第二师第三旅旅长王金镜指挥，进攻姑塘。赣军姑塘一线由伍毓瑞率第三团第三营、由南昌开来的第一营三连及独立营驻守。翌日，两军在狭市激战一昼夜，北军稍有进展，迫近姑塘。北军中路由旅长马继增、团长张敬尧指挥，进取灰山、湖口西炮台（在鄱阳湖与长江汇合处西岸）。24日侵晓，北军攻击前进，在新港遭到赣军顽强抵抗。下午4时，讨袁军撤出新港。24日夜，张敬尧派出步兵二连，分别乘黑夜潜近灰山、回峰矶设伏。25日晨3时，北军发起攻击，激战至下午3点才予以完全占领，湖口西炮台台官刘镜福投降。北军左翼由第二师第四旅旅长鲍贵卿率领，于24日晚乘船出发，从江面直攻湖口。海军次长汤芗铭率江利（座舰）、楚同、湖鹗、江亨四舰掩护陆军登陆。凌晨3点，北军乘黑偷渡，被赣军发觉，当即发炮猛攻。北军凫水登陆，激战至中午，讨袁军放弃湖口，由水路向吴城方向撤退。26日，鲍旅分兵支援右翼，占领姑塘，伍毓瑞率部沿湖岸向吴城转移。

当湖口激战之际，九江刘世均命令所部开赴湖口助讨袁军作战。李定魁部不听命令，刘仅率第三团郑鸣澍一营撤离九江，开赴江北。27日刘部反攻湖口，为海军击败，还走小池口，遭到李定魁部的拦截，郑营全部溃散。湖口失守之后，江西讨袁军的士气几乎崩溃了。敌军因战后休整，暂未进取。

当时，江西讨袁军左翼仍扼守瑞昌、蓝桥一线，右翼军退守南康（星子）、吴城。7月30日，北军分兵三路，发动全线进攻。北洋陆军第二混成旅（吴庆桐独立旅）进攻瑞昌，于8月1日占领，赣军第二、第七团溃散。李纯率部自正面进攻林虎，讨袁军向蓝桥、黄老门、德安、建昌（即永修）边战边撤，黄老门一役，曾予北军严重杀伤，敌主力一连，仅剩八人。8月10日，李纯占领建昌，林虎退守二里半（潦水南岸）。北洋左翼马继增旅于8月1日占领南康。8日，北军化装成难民模样，乘民船数艘，要求进入吴城。守军受其蒙骗，没有戒备，北军驶近望夫亭即一跃登岸，发枪攻击。讨袁军惊惶失措，士无斗志，方声涛严令抵抗，已无能为力，被迫撤出吴城、灌口。

北军自占领建昌、吴城之后，李纯、马继增均屯兵不进，养敌自重，要求袁世凯、段芝贵派精兵赴援。他们明知北洋精锐已调拨一空，故意借机要挟。段芝贵看到骄兵悍将不听命令，企图撤换前敌将领。李纯的参议李廷玉居间疏通，北军将领之间才重新协调，向南昌发起总攻。

讨袁军自吴城失守之后，欧阳武眼见李烈钧将回南昌，遂于9日只身逃走，赴青山自称止戈和尚。鉴于南昌不稳，李烈钧于8月11日率部回防，宪兵司令廖伯琅企图叛变，闭城不纳。李部越城而上，打开城门，迎李入城，廖即逃走。李烈钧在南昌重新整编了部队，任伍毓瑞为南昌卫戍司令，向乐化、樵舍一线布置防务。这时候，整个讨袁战线已经瓦解，渴望已久的湘、粤援军已经无望。湘督谭延闿电劝李烈钧说：“微服过宋，古有名训。”⁽¹⁹⁹⁾请李赴湘后出走。

8月14日，李纯令张敬尧渡河进攻二里半。翌日，林虎向奉新撤退，随后又向湘、赣边境转移。同时，马继增旅进占樵舍，南昌门户洞开。16日，李烈钧率一部分军队先期撤出南昌，前往湖南。8月18日，张敬尧未经激战占领南昌。赣军余部向浙、闽方向撤退，并于途中解散。这时候，北军久战疲劳，减员严重，伤病累累，一路上又肆意抢掠，占领南昌后已军无斗志，也就没有追击的能力了。

李烈钧撤至萍乡，湘军援赣之师由唐蟒率领与李会合，掩护赣军撤退。李于途中与林虎会见，商讨了部队善后事宜，即率少数亲随人员于9月2日到达长沙，与谭延闿会见。时谭已取消独立，李烈钧通过日本人的掩护，乘船潜往上海转赴日本，流亡海外。林虎所部则由谭延闿电请袁世凯由湘省收缴枪械，按退伍办法出资遣散，林也辗转前往日本。江西讨袁军宣告失败。

南昌失守后，驻赣州江西第四旅旅长蔡森即归附北军，并截获讨袁军残部黄訄、廖伯琅（廖系反复无常）。黄、廖解赴南昌后为李纯所杀。欧阳武于9月初向北军交出印信自首，被解赴北京，由军事法庭判处徒刑八年，但袁世凯旋即予以特赦。

二　徐州之战与上海制造局之役

在江苏战场上，战斗爆发前，北洋第五师在韩庄前线仅驻有两营兵力，由旅长方玉普率领（方升任旅长后尚未接任，实际上只是担任团长职务），五师其他部队散处各地，尚未集中。张勋屯兵兖州，跃跃欲试，但并未南移。连袁世凯也认为江苏第三师师长冷遹“向顾大局”，命令“五师严守准备，未可轻进”⁽²⁰⁰⁾，尚无主动南侵之意。在讨袁军方面，同样也无起兵准备。这与江西战场上早已两军对峙的情况不同。所以，冷遹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讨论起兵讨袁时就指出：“我的军队尚散在四乡剿匪，南京一宣布讨袁，山东边境的北军势必进攻，我若把不住第一线，怎么对得起各位？”⁽²⁰¹⁾

冷遹于南京宣布独立之前回到徐州，仓促地收拢部队，于7月15日占领利国驿。16日晨，冷遹未待全师集中，也未待一、八两师北上，即以孤军率先投入进攻，企图一举占领韩庄。方玉普率部抵抗，坚守待援。江苏第三师攻击竟日，未能得手。17日晨，冷遹加强了前线的兵力，继续发动猛攻。正酣战间，张勋武卫前军统领张文生率部来援，田中玉部巡防营随后也到达韩庄前线。江苏第三师遭北军夹击，被迫退守利国驿。

张勋自辛亥年败退兖州以来，时时妄想复仇。这时，张部成了江苏战场上北军的主攻部队。对于这个封建余孽，黄兴竟企图利用他的忠君思想，策动其反袁，希望他“率一旅之众，直捣济南”⁽²⁰²⁾，这实在是一个在政治上无益的举动，当然不可能改变张勋仇视革命的顽固立场。

7月18日，北军转入反攻。袁世凯调兵遣将，支援前线。是日，北洋第五师十九团由团长潘鸿钧率领，步行二百里赶到韩庄，炮五团团长郑士琦也自济南率步兵一营、炮队一连赶到前线，将利国驿车站轰毁。北军兵力加强，讨袁军后援未到，被迫撤出利国驿，扼守二郎山口。19日，富有战斗力的讨袁军主力第八师由刘建藩率领抵达前线，向敌军左翼实施反攻，激战一昼夜，包围敌军一部。北洋第五师将两营后备队全部投入战斗，才突围后撤。是日上午，讨袁军江苏第一师一支队开赴前线，声势大振，再度向敌反攻，迫使北军撤退到利国驿附近。讨袁军前锋一度追过运河。

但是，讨袁军兵力不足，未能扩大战果。22日，北洋第四师何丰林旅开抵前线，北军实力加强。张勋所部马队绕道台儿庄进击徐州东路，威胁讨袁军侧背。讨袁军在徐州北的柳泉—茅村之间与敌激战，态势不利。这时，江苏第三师张宗昌部马队在北军策动下竟率先后退，扰乱了讨袁军的阵线。讨袁军全线溃退，放弃徐州，直奔蚌埠。

北军于7月24日未遇抵抗，占领徐州。讨袁军尽管建制完好无损，但高级将领们斗志消沉，无意部署节节抵抗。一、八两师奉命撤回南京。第三师则军心涣散，冷遹脱离部队回到南京，旅长伍崇仁等退守浦口，向北军接洽投降。只因北军进兵迟缓，才使战事处于间歇状态。

当讨袁军在徐州北鏖战之际，上海讨袁军因幻想和平接管制造局，因而迟迟没有开战。这样就使北军于抵沪之后，赢得了半个多月的准备时间。临战之前，郑汝成放弃了龙华分局以收紧兵力，集中力量坚守总局。他又迫使原驻局内的六十一团、三十七团撤往局外，防止发生内应事变。北军日夜兴工，加强防御工事，决心坚守待援。

对于上海战局来说，更为严重的是，海军倒向了北军一边。海军自烟台回沪以后，态度就有所变化，但在上海开战前，依然“人心甚活”⁽²⁰³⁾。当7月16日吴淞要塞司令姜国梁宣布独立时，海军总司令李鼎新曾派舰队会同步队一营往攻吴淞，“乃兵舰多不赞成，愿守中立”⁽²⁰⁴⁾。于是，袁世凯政府又派人持京、沪外国银行汇款一百四十万两运动海军官佐。应瑞舰长毛仲方、楚有舰长魏子浩因不赞成参战，被迫辞职。7月18日，飞鹰舰奉命上驶九江，企图驶进吴淞口时，遭到吴淞炮台的攻击，军舰受伤。这样，海军与讨袁军就对立起来。上海开战之后，海军总司令李鼎新指挥舰队协助郑汝成攻击讨袁军，从而使讨袁军遭到意外袭击。

陈其美鉴于沪上各军力量不足，不得不向南京请援。南京方面看到上海行动不力，影响大局，只好从镇江赵念伯的三十二旅拨出一团支援上海，于7月19日到达；又把南京的福字营调回上海，于22日到达。福字营为刘福彪统带，辛亥革命时由上海游民分子组成，1912年间由程德全将该军调赴南京，有炮一营，步二营，但实力不足。刘部到沪后，陈其美将福字营改编为特别敢死队。至此，上海讨袁军的兵力部署大体完成。

23日凌晨2点55分，战幕揭开，上海讨袁军向北军驻守的制造局发动进攻。六十一团、三十七团攻击制造局西栅，福字营助攻，松军、镇军攻击望道桥制造局正门。北军死战，海军发巨炮压制讨袁军火力，沪军炮兵营被摧毁，讨袁军的进攻遭到挫折。北军凭借既设阵地，发挥训练有素的技战术优势和火力优势，成功地以微小的代价击退了讨袁军的进攻。讨袁军由于军官缺乏战术素养，士兵缺乏战斗训练，队形密集，射击不准，攻击乏力，自清晨3时一直战斗到上午11时，攻击无效，伤亡累累，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

上海战事爆发后，列强明显地支持袁世凯。租界当局于当日悍然议决将黄兴、孙中山、陈其美、岑春煊、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杨信之八人逐出租界。列强外交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向袁世凯政府透露讨袁军的军事秘密。

23日夜，讨袁军因白天攻击不利，发起夜战，但依然未能奏效。郑汝成看到讨袁军攻击受挫，士气不振，顿时猖狂起来。他函致南市商团威胁说，如果陈其美不取消司令部，他就要进攻南市。陈其美为避免南市商场遭到战火破坏，遂将司令部迁往闸北南海会馆。

24日晚，讨袁军依然出师不利。红十字会会长沈仲礼、英国医生柯司在驻沪领事团支持下，向讨袁军运动停战，但谈判没有结果。25日晚，双方续有战斗。翌日，驻沪领事团与工部局西董会议，再次干涉中国内争，竟出通告宣布：“或在本界，或于本界以北毗连各乡，不准作为行军根据及阴谋计策中点之用。两方面之中国兵弁，无论何方，均须迁出本界北乡之外，以免战事波及本界，而保卫各国守分商民之安宁。且军事领袖与有连带者，无论何党，或文或武，亦应由本界及本界北乡立即迁出，如违定行提究。”⁽²⁰⁵⁾显然，这是租界当局打击讨袁军的严重步骤。27日晨，租界工部局借口闸北中国商人请求保护生命财产，派遣总巡捕卜罗斯率马队三十余人侵入中国地界，开往闸北南海会馆和湖州会馆，驱逐讨袁军。蒋介石所率原六十一团一部约二百零七名讨袁军为英军缴械。于是，闸北一度为英、美军队控制。

28日晚，讨袁军对制造局北军象征性地发起最后一次进攻，很快就脱离了战线。这一天，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舰队护送北洋第四师李厚基旅南下，三天后陆续抵达制造局。讨袁军遂由龙华向七宝一线退却，制造局解围。7月31日，浙江都督朱瑞派遣浙军开赴上海支援北军。松军被迫辗转撤往吴淞一带。进攻制造局之役至此完全失败，上海讨袁军被迫侷守江湾—吴淞一隅。

还在上海讨袁军进攻制造局刚刚受挫的时候，一度蛰居的程德全又重新活跃起来。他看到讨袁军到处失利，败局已定，遂于7月25日发表通电，声明南京独立的一切文电，是“假用德全名义号召”⁽²⁰⁶⁾。他又与应德闳联名通电声称：“17日抵沪后，即密召苏属旧部水陆军警，筹商恢复。”⁽²⁰⁷⁾并宣布在苏州行署办事，从而在政治上给南京独立以沉重的打击。驻苏州江苏第二师师长章驾时于南京独立后即弃职赴沪，旅长朱熙代理师长职务，这时接受程德全指挥。翌日，镇江也接受程德全命令宣布取消独立，沪宁铁路当局也奉北京交通部的命令停止通车，宁、沪的联系被截断了，二次革命的中枢南京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严重局面。

黄兴坐镇南京，面临着军事形势恶化，一筹莫展。程德全于7月26日致电黄兴，要黄“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²⁰⁸⁾。28日，南京军界接到了程德全取消独立的密电，南京卫队营长张鹏翥更接到程德全捉拿黄兴的电令。张把程的电令报告了黄兴。黄兴看到败局已定，悲愤万分，企图自杀，经部下一再规劝，遂于是夜乘日轮静冈丸离宁，一走了之。他本拟赴沪，因无法上岸，遂随轮前往日本。临行之际，他嘱陈之骥维持南京秩序，免遭乱兵蹂躏。黄兴走后，讨袁军重要将领章梓、洪承点、冷遹也相继离去。于是，南京陷入了“三军无主”的局面。

黄兴出走的同一天，没有上任的讨袁军大元帅岑春煊也在上海发表声明：“自问对于南北两方面，无非以维持和平为惟一宗旨，不料两方决裂，竟以兵事属之。鄙人业已迭次坚辞，未肯承认矣，试观上海一隅，战端甫开，伏尸遍地，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如果各省纷纷效尤，内乱不已，酿成瓜分，吾辈何可自为祸首乎？现在谣言繁多，若不去沪，无以自明心迹。”⁽²⁰⁹⁾岑随后即离沪赴粤。

7月29日，即黄兴出走的翌日，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第八师师长陈之骥、代江苏第一师师长（原第一旅旅长）周应时等当即宣布取消独立，并立即发电与袁世凯联系，要求程德全、应德闳回到南京处理善后事宜。南京独立运动黯然瓦解。8月2日，孙中山看到宁、沪失利，不得不离沪赴粤，希望在广东坚持讨袁。于是，二次革命的核心地区失去了精神支柱，整个二次革命战线很快就全线瓦解了。

三　讨袁阵线的崩溃

湖口起义之后，袁世凯在政治上仍小心翼翼，避免树敌过多，并紧紧抓住“民国”的招牌，以争取中间派。7月15日，袁除下令褫夺李烈钧军职，命令欧阳武、李纯设法拿办外，没有涉及其他人，以姑示宽大。17日，袁世凯以斥责欧阳武通电（此电系江西革命党人用欧阳名义发表）的形式，从政治上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声称：“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不相同。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亦岂能由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他谴责欧阳“捏词污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但他对欧阳本人留有余地，认为“难保非佥壬挟持，假借名义”⁽²¹⁰⁾。这篇冠冕堂皇的辩词，虽然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但他既然紧紧抓住了“共和”、“国会”的旗帜，又后发制人，不涉及其他人，甚至故意不涉及正在指挥革命的领袖人物，这样就对中间派具有迷惑力，并对革命党人具有牵制和分化的作用。

赣、宁战事全面展开之后，袁世凯迟至7月21日才正式发布“平叛”通令，宣布“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民国政府当然有此责任”⁽²¹¹⁾，同时宣布在北京和战地戒严。翌日，又命令褫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荣典军职。孙中山发布讨袁的宣言和通电之后，即7月23日，袁世凯仅命令销去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避免采取更严峻的措施。虽然，这时袁世凯已同革命党人全面决裂，但他在策略上仍保持着弹性，以争取中间派的支持。

在整个二次革命过程中，各地的独立运动，几乎无一不是在犹豫、迟疑、观望、动摇之中勉强进行的，到处都呈现着冷冷清清的局面。革命党人既没有发动群众，也没有镇压在内部猖狂活动的敌人。一批不可靠的同盟者，掌握着独立运动中的军权和政权，革命党人缺乏忠诚可靠的力量。当南京独立取消之后，各地的反独立分子就嚣张起来，从内部瓦解着讨袁阵线。北洋军队尚未南下，各地的独立就纷纷取消了。

福建在独立各省中是最缺少生气的一个省。都督孙道仁虽佯附革命，实际上他在旅长孙宝镕支持下，密谋调集旧部来扼杀革命。福建讨袁军总司令许崇智主要依靠新兵的支持，力量不足。他看到孙无意革命，企图把孙推倒。但孙有旧部支持，许不敢贸然发动。当宁、沪失利的消息传来，许崇智看到形势不利，即于7月31日离开福州，逃往香港。8月1日，孙道仁密电在京的前福建十四师师长杜持，说明闽中反袁的真相，并要杜向袁世凯政府“秘密陈明”：“闽省情形，须广东势衰，赣省肃清，闽省即可取消脱离字样。”⁽²¹²⁾孙道仁一直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福建局面，他虽早已与袁世凯密电往还，但直至大局明朗，才于8月13日正式通电各界，陈明“苦衷”，宣布取消脱离袁政府。

广东都督陈炯明自宣布独立之后，一直督促部队出师北伐。但师旅长们阳奉阴违，北伐之师始终未出羊城一步，陈炯明不得不强令8月1日出师，但这时龙济光已经率部自梧州进逼广州。7月30日，驻肇庆警卫军管带李耀汉叛变，投降龙氏。要隘失守，陈炯明不得不先行对付龙济光，命第三旅旅长叶举前往三水一线布防。广东援赣之师被迫停止出发。

龙氏进逼，叶举外调，那些驻在广州密谋叛变的军官们就大肆活动起来。当时，广东反对派人物如黄士龙、李准等都或明或暗地派出暗探进行策反活动。正当广州局势紧张之际，岑春煊自沪偕李根源到达广州。他们立即着手争取钟鼎基、苏慎初、张我权，希望他们积极反袁，但没有成效。岑又派人拿了自己的亲笔函件去劝龙济光反袁，但龙不念旧恩，对来人十分冷淡。李根源为了挽救危局，就同自京回粤的邹鲁一起去见陈炯明，提出“杀携贰之将领一二人，军心自振”⁽²¹³⁾。陈害怕发生兵变，不敢采取果断行动，仅逮捕密谋叛乱的第一师参谋陈钟英等三人。结果，打草惊蛇，钟鼎基、张我权闻讯于8月3日逃往香港。

这时，孙中山正在赴粤途中，他派张继、马君武先行抵粤联系。陈炯明鉴于军心不稳，只好请张、马前往香港劝阻孙中山。孙中山于8月3日到达福州马尾，得悉广州局势不稳，二次革命的败局已无可挽回，只得偕胡汉民改道台湾，流亡日本。

8月4日午后1时，冯德辉受黄士龙唆使，赴燕塘策动炮兵团和辎重营叛变，自称粤军界临时总司令，炮击都督府。陈炯明匆匆忙忙枪杀了陈钟英等三人，然后逃往香港。广州商会等团体推举苏慎初为代理都督，宣布取消独立，维持地方秩序。翌日，独立第五旅又逼迫苏慎初下野，拥张我权为都督。黄士龙也返广州活动，企图捞上一把。但袁世凯早已于8月3日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自然不承认广东方面的拥立。龙部济军继续向广州前进。

8月10日晚，原驻三水陆军第二团一部返省，驻扎观音山原来的营房。11日，龙部济军抵达广州，蛮横地逼迫陆军迁出观音山，引起了陆军的愤怒，与济军发生冲突。随后，济军陆续到达，到处逼迫陆军让营，一些革命党人也策动陆军士兵杀掉官长后抵抗济军。济、陆两军在广州城内断断续续激战三日，陆军的反抗并无组织，遂全部溃散。龙济光全面控制了广州，那些拥袁的陆军军官们也被迫离开了广州，一无所得。后来，邹鲁曾企图重新举事，被龙察觉，广州警察局长陈景华等被杀。广东的讨袁独立运动完全失败。

湖南都督谭延闿在宣布独立之后，心怀鬼胎，居心叵测。他和黎元洪密商之后，以讨袁为名，将省城拥护革命的军队由第一军司令程子楷、副司令赵恒惕率领，调赴岳州；又以蒋翊武为鄂豫招讨使驻岳州，部署对湖北军事；并派唐蟒率新兵援赣。但援赣军行动迟缓，湘军抵达萍乡时，李烈钧已经退出南昌了。谭将革命党人率领的军队调走之后，乘省城空虚，以亲信余道南为省防守备队司令，又以自己的亲信童锡梁等为新募五营管带，从而控制了省城长沙。谭延闿布置完毕以后，即于8月11日密电袁世凯表示输诚：“湘事措置无方，咎在延闿一人，惟维持操纵，实具苦衷。现情安谧，终当始终保持，不敢上烦荩忧。”⁽²¹⁴⁾8月13日，谭延闿公开出示布告，宣布取消独立：“现在闽、粤、宁、皖，已均各取消独立，大势所趋，皆以保境息民为主。湘省既不能以独立为支柱，又何可以全省为牺牲？于事无裨，于心不忍。本都督已一面发布命令，即行罢兵；一面电达中央，静待处分。”⁽²¹⁵⁾在取消独立时，有人主张“应杀一、二有名人物谢中央，借为取消话柄”⁽²¹⁶⁾。但谭延闿是个圆滑的官僚，他并不打算与革命党人完全断绝瓜葛，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留有后路。因此，他不仅眼开眼闭地让湘、赣革命党人逃脱袁世凯的追捕，还亲自接待了李烈钧。他在一封电报中说：“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²¹⁷⁾这两句滑头话，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政治品格。这种适应中国社会复杂形势的两面手法，为谭日后在政界的浮沉打下了基础。

当时，湖南一批激进的革命党人对谭延闿取消独立十分不满，于9月9日再次发动独立，进攻都督府。谭延闿事先获得谍报，作了戒备，“遇犯即杀”⁽²¹⁸⁾，残酷地镇压了暴动，暴动的领导人刘崧衡等遇害。谭延闿对人说：“我平日何尝欲杀人，越不杀人越不得结束，故我不得不杀人，以稳定局势。”⁽²¹⁹⁾革命党人的尸骨，最终成了他赢得袁世凯宽恕的垫脚石。

安徽各地宣布独立之后，柏文蔚奉黄兴之命赴蚌埠成立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部，皖北各部赴正阳关集中，淮上屯田部队则由张汇滔率领扼守凤台—寿州一线。倪嗣冲获得寿州独立的消息后，即率八营兵力开抵颍上，进逼正阳关，在鲁口与皖军隔河对峙，遭到皖军的袭击。因当时河水盛涨，进兵困难，双方没有发生重大战斗。7月20日，豫督张镇芳遣旅长王钰锦率一支队自周口出发，增援倪嗣冲。

在安庆、芜湖方面，芜湖革命党人对孙多森、胡万泰的“独立”十分怀疑。张永正部遂以援赣为名，沿江上溯，于7月19日进攻大通，与胡万泰部发生战斗，其目的是与胡争夺大通盐厘的财政收入。胡部不敌，退回安庆，胡、孙相偕乘船逃往上海。但船到南京后，胡万泰却留了下来，跑到柏文蔚身边进行投机。胡的父亲胡殿甲为淮军宿将，与段祺瑞系世交，而与柏文蔚同乡，关系也不错。所以，柏对胡表示信任。孙、胡离皖后，柏文蔚的亲信、宪兵司令祁耿寰自称都督。7月23日，商团推举刘国栋为都督，出兵驱逐了祁耿寰。于是，安徽革命党人要求柏文蔚回镇安庆。时徐州战事失利，黄兴为了稳定上游局势，也促柏速回安庆。7月27日，柏文蔚率部回皖，胡万泰随行，刘国栋闻风潜逃。柏回皖后，其部下曾向他陈述胡万泰不可靠，但柏不听，命胡率第一线部队至太湖方向作战，并部署淮上各军分三路迎击倪嗣冲。

倪嗣冲在得到豫军的支援后，以豫军虎视正阳关，自己亲率主力向凤台转移。7月31日起，倪部向凤台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淮上讨袁军主力在凤台城外布防。8月2日凌晨，倪部向讨袁军发动猛攻。讨袁军竭力抵御，支持至下午2时，被迫退守凤台；下午4时，又放弃凤台渡淮溃退。3日夜，倪军渡淮，讨袁军继续溃退。正在南下的冯国璋，分兵一团，协同攻击寿州。5日，寿州失守，张汇滔率部退向庐州，被驻军夏永伦部包围，张仅率少数人突围逃亡。6日，豫军占领正阳关，淮上讨袁军全部失败。

当淮上失败的消息传出，胡万泰在军中得悉后，立即率部回师安庆，蠢蠢欲动。这时，柏文蔚已接到黄兴密电说：“大势已去，无能为力，弟已他往，望兄相机引退，留此身以待后用。”⁽²²⁰⁾葛应龙、端木璜生等也以函电向柏报告南京混乱情况，事为胡万泰所探悉。胡即于8月6日面见柏文蔚，讽柏离皖出走。柏文蔚见胡不怀好意，尽量与之敷衍。7日凌晨1时，胡万泰、顾琢塘在城外与反对革命的皖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柴宝山部署叛变。8月7日8时，以柴部为主力，自城外发动进攻，获内应入城，围攻都督府。柏文蔚率卫队抵抗，叛军遭到城西狮子山炮兵的袭击，被迫转移兵力，先行占领狮子山。柏文蔚乘机向南突围，经大通退往芜湖，与龚振鹏会合。

胡万泰于叛变的当天，即通电取消独立。翌日，鲍贵卿率部由九江乘军舰开抵安庆，由胡万泰迎入城内。至此，安徽仅芜湖尚在讨袁军掌握之中。

当安庆失陷之时，长江门户吴淞尚掌握在讨袁军手中。吴淞原由姜国梁率广军驻守，段祺瑞派到上海的前第九师师长郑为成及蔡春华等人对广军进行了策反活动，广军动摇，偷走炮闩，图谋叛变，姜国梁出走。陈其美派白逾桓、居正率镇军平叛，扼守炮台。7月26日，海军进攻吴淞，白、居指挥台兵反击，联鲸舰受伤投降。刘冠雄抵达吴淞口后，一再指挥海军进攻，屡攻不克。时刘福彪部由南市撤守江湾，经程德全的勾诱，阴谋叛变。7月31日，程命令刘福彪倒戈，反攻吴淞炮台，策应海军。命令为居正截获。8月6日，居正率部主动进攻，将刘部击溃。但是，本来就十分微薄的炮台兵力，就更加衰弱了。适钮永建率部到达吴淞，遂推钮为总司令，镇压了通敌的水上警察，协同守御吴淞。当时，北军因不能通过租界行军，行动迟缓，故于8月11日才进抵江湾，江苏第二师也进抵浏河，吴淞被围。11日夜，钮永建夜袭北军，小有斩获，但因兵力薄弱，无法扩大战果。12日早，沪、淞信息断绝，居部各军官逃走一空，军心动摇。是日，红十字会医生柯司奔波于海军与炮台之间，与双方协商和平解决。是夜，讨袁军和平让出吴淞炮台，退往嘉定、罗店之间。翌日，吴淞炮台由海军占领。长江门户洞开，北军源源入口。讨袁军残部退至太仓后遣散，但队伍尚未散尽。北军赶到，立即对手无寸铁的遣散官兵大肆搜杀。至此，上海讨袁军完全失败。

四　南京保卫战和重庆失守

正当整个讨袁战线崩溃之际，南京于8月11日再次宣布独立，重新举起了讨袁的大旗。

在此之前，袁世凯任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江淮宣抚使，于7月24日率部自天津南下。袁命其沿铁路进兵，速取临淮；同时命张勋取道清江、扬州，由水路进取镇江，与冯会攻南京。可是，由于铁路遭南撤讨袁军破坏以及镇、扬两军发生内讧等原因，他们的进军速度大受影响。迟至8月11日，冯国璋前锋施从滨一部才抵达浦口，张勋前锋更于12日才到达南京郊外的龙潭。尽管袁世凯一再催促他们进兵南京，但也无法阻止南京的再次独立了。

南京自取消独立之后，军政各界一再电请程德全、应德闳返宁收拾残局。但程已无意从政，仅派杜淮川至宁出任第一师师长。杜威望不足，难以控制局面。当时，中上级军官都已丧失斗志，只待北军前来接洽。但第八师、第一师等部的下级军官及士兵群众，对取消独立表示强烈不满。袁命将南下，曾一再指令北军“凡遇有自称取消独立之军队，必勒令缴械，给资遣散，诛其渠魁”⁽²²¹⁾。南京军队听说后更加愤怒，遂纷纷集会，决心誓死抵抗。

激进的革命党人何海鸣、韩恢，在各地讨袁独立运动掀起后曾赴苏北活动，因无成效，回到镇江，获悉黄兴出走，星夜赴宁图谋补救。时詹大悲、戴季陶也到南京活动，但双方缺少联系。韩恢与第一师士兵有广泛的联系，即从运动该师着手。8月8日中午，何海鸣率百余人占领都督府，宣布“卷土重来，恢复独立”⁽²²²⁾，自任江苏讨袁军临时总司令，推陈之骥为江苏都督。何派代表往迎陈履任，陈初不应，旋派他的参谋首斌与何接洽。至晚，首斌又偕参谋长袁华选将何劫往八师司令部，由陈之骥宣布再次取消独立。

鉴于军情不稳，陈之骥经英国领事的联系，偕宪兵司令茅乃封于8月10日渡江至其岳父冯国璋军营，商谈和平解决方法。是夜，第八师二十九团下级军官和士兵群众首先起义，击毙企图阻止起义的代理团长李浚，不久又与第一师官兵联合起来，拥入第八师司令部，将何海鸣迎至小营二十九团团部，并宣布解散第八师司令部，以断绝陈之骥的归路。八师高级军官纷纷逃跑，旅长王孝缜躲到船上电告陈之骥部队哗变，陈仓促赶回。11日下午，何海鸣宣布第三次独立。陈之骥回宁，见大势已去，便在日本领事馆参赞护送下乘日本军舰转往上海，后赴日流亡。

戴季陶于何海鸣第一次宣布独立时，又从上海赶到南京，旋因独立失败，本想重回上海，适再次独立成功。二十九团派人把他接到团部，希望得到上海方面的支援。戴对何海鸣说：“予须回沪一次力筹之，此间事须以知兵之人为司令，钮永建可承其乏，尔可退让贤路也。”⁽²²³⁾但沪上名将均知难而退，并未一至南京，而从上海来的经济支援也十分有限。

8月13日，张勋到达龙潭。他以为可以“趁其内乱，速行进取”⁽²²⁴⁾，一面要求冯国璋自大胜关、三汊河渡江配合，一面令所属部队火速进攻，企图一举占领南京锁钥天保城。14日拂晓，张勋所部武卫前军不待冯部协同作战，即偕江苏第四师（师长徐宝珍，徐宝山之弟）突袭紫金山。由于驻守部队叛变，张勋不战而克。旋为城守部队发觉，富贵山炮台当即发炮反击，第八师等部亦发起反攻，至中午夺回天保城，随即在天保城架炮，轰击紫金山。下午6时，张、徐两军不支，弃山而走。是役，据北军战后报告，徐军被击毙团、营、连长各一名，排长以下五十五名，旅长方更生重伤；张军被击毙管带（营长）一名，伤管带二名，死伤士兵无算。张勋第一天进攻即遭惨败，锐气顿挫。惜讨袁军有战斗力的部队不多，且无深通军事的将校指挥，未能自雨花台出奇兵抄袭张勋后路，围歼敌军。同日，投降北军的张宗昌第三师一部偷渡长江，潜入下关，被守军歼灭大半，残部退入南京东北要地幕府山。16日，冯国璋曾命令渡江，但未能成功，仅第三师一部占领老虎山。同日，张勋佯攻雨花台，突袭天保城，虽曾一度占领，但由于讨袁军主力第八师二十九团的反攻，旋即丢失。翌日，讨袁军乘胜收复紫金山。

在南京城内，新任第一师师长徐涛、第八师师长李可钧、卫戍团团长吴浩联络南京地方维持会，勾结北军图谋献城叛变，取消独立。16日下午，何海鸣卫队被卫戍团击散，何一度躲入金陵医院。第八师二十九团、第一师第三团等部士兵得知消息后，十分愤怒，是日深夜，第八师士兵围攻师部，镇压了李可钧和徐涛，但攻击卫戍团时失利。翌日，吴浩仍出布告，取消独立。一、八两师士兵遂联合击溃卫戍团，吴浩逃走。取消独立的阴谋再一次为革命士兵所粉碎。

此后，张尧卿乘变乱自任为江苏都督，何海鸣兼第八师师长，韩恢任第一师师长。但是，这一新的领导集团也缺乏威望。何海鸣是个浮躁文人，不懂军事，不为军人所信赖。连韩恢也说：“余等之举何海鸣为总司令，不过儿戏而已。何为文人，彼岂知兵哉？”⁽²²⁵⁾张尧卿则因谋镇江独立未成，转入南京，在军中并无基础。实际上，南京重新独立始终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南京的战斗，是以在天保城一线的第八师第二十九团和在雨花台一线的第一师第三团为主的士兵群众依靠高度的革命精神自觉进行的。“军队举动，悉由兵士自为”⁽²²⁶⁾。每当临敌，士兵们无须军官督促，欢欣鼓舞，勇往直前，几乎人自为战。他们一不谋官，二不为财，除第一师部分士兵纪律不良外，主力第八师始终保持着自觉的纪律，使战时的南京保持着良好的治安。

19日，张勋再次对南京发起猛烈攻击，重占天保城，并先后三次向太平门、洪武门一线发动进攻，一度攻入太平门，但遭城内讨袁军的堵截，被迫退回。20日晨，第八师二十九团、三十二团及炸弹队等部向天保城发起反攻，再次予以收复，但翌日下午，终因寡不敌众，复为张勋所占。这时，退至芜湖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应南京方面的邀请，于8月19日率卫队一营及宪兵共约一千多人到达南京，给血战中的南京军民以很大的鼓舞。柏文蔚当即被推举为江苏都督兼第八师师长，领导南京的讨袁战争。21日晚，在柏文蔚指挥下，讨袁军向天保城发动反攻，但未能攻下，终使南京城失去了屏障。天保城的争夺战凡五得五失，讨袁军给予张勋所部以严重的杀伤，表现了高度的英雄气概。

当张勋和讨袁军血战的时候，冯国璋一直在隔江观火。22日，冯国璋看到张勋已确实占领天保城，才命令第二师和第五师于翌晨分别向神策门、太平门发起攻击。但是，冯又指示：“本军首天攻击，早迟必定成功，无须太为着急。”⁽²²⁷⁾显然，他是要让张勋去火中取栗。24日，袁世凯担心南京久攻不下，他处再起，训令海军总长刘冠雄“会合海陆各军迅速荡平，切勿延缓，致牵动大局。陆军大队尚未渡江，望刘使（时刘任南洋巡阅使）速设法护渡”⁽²²⁸⁾。是日，雷震春（时任第七师师长）率部由上海开抵镇江登陆，海军进驻南京下游卸甲甸，准备掩护冯军渡江。

正当北军围攻之际，南京城内领导集团又起纠纷。第一师师长韩恢因不受该师官兵欢迎，转任第三军军长（新募之兵，徒有虚名），而张尧卿则对柏文蔚占去都督一职表示不满。柏文蔚见何海鸣不得人望，内部矛盾重重，强敌压境，前途无望，留书何海鸣，欲带第八师出走。八师官兵坚决反对，柏的卫队多数也不愿随行。结果，柏文蔚于8月25日仅率少数人出水西门离开南京，中途为北军击散，仅与祁耿寰化装工人，逃往上海，转赴日本亡命。于是，何海鸣又兼任江苏都督、第八师师长等职，全权指挥。何海鸣在南京的坚持，毕竟起了协调和维系军心的作用。

25日夜，海军海琛、应瑞、楚有三舰暗渡上游，直抵大胜关，不仅截断了南京与芜湖的联系，且利用舰队炮火助陆军攻城，并协助北洋第四师等部自上游渡江。26日，北军全力攻城。张勋马队突入朝阳门，张宗昌第三师一部攻入神策门。张勋狂喜，电京告捷。但是，张勋马队一入城即遭到预设坑道的阻拦，被守军全部歼灭。张宗昌部也遭到城墙两侧火力封锁，被迫退出城外。仅第五师按兵不动，未遭损失。此次失败后，冯国璋严饬南岸各部约会海军，联合张军协同进攻，再也不敢轻率冒进了。28日晨，第八师二十九团约一百多人，出敌不意，由仪凤门出击，占领宝塔桥，直冲至幕府山下江岸处，距第三师司令部仅四五百米。敌死力抵抗，伤亡达四十余名，司令部被迫后撤。

恰在这时，上游又传来芜湖失守的不利消息。8月26日，汤芗铭率长江上游水师攻克芜湖上游要地荻港。翌日，芜湖下游要地东梁山亦为庐州夏永伦部袭占。28日，倪嗣冲部统领王治国、安徽第一旅旅长顾琢塘会合海军进攻芜湖，龚振鹏弃城出走。至此，南京完全陷于孤立。

29日，北军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全面包围。张勋、徐宝山部攻朝阳门，第三师攻神策门，第五师攻太平门，雷震春第七师及杨善德第四师一部协攻雨花台，四师另一部扼守通向芜湖及秣陵关的要道，海军控制江面，南京的形势顿时险恶起来。于是，南京商界通过英国医生马林向何海鸣交涉，表示愿意出钱请讨袁军和平让城。何海鸣拿了商会的钱，向部队发了一次饷。但第八师士兵群众坚决反对和平让城，决心死战到底。作了让城准备的各部，也只得各回原防。30日，何海鸣召开军事会议，准备以攻为守。他计划以第一师出雨花台，攻击紫金山；新编第五师出朝阳门，接应合攻；第八师出太平门，突击天保城；新编第六师出仪凤门，攻幕府山。可是第一师迟迟没有行动，既打乱了出击计划，也打乱了守城部署。

31日晨，北军发起了总攻击，讨袁军各部均为攻城敌军压制。9月1日晨，讨袁军卫队团长叛变，张勋所部乘机猛攻，用地雷轰开太平门、朝阳门间城垣，蜂拥而入。中午，敌第三师攻入神策门，第五师攻入太平门，徐宝山部也由通济门拥入。何海鸣、韩恢率讨袁军在钟鼓楼、内桥、鸽子桥一线进行巷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一部由清凉山撤出城外，一部退守雨花台。下关及狮子山炮台也相继失守。9月2日晨，何海鸣率卫队及第一师第三团、第八师二十九团残部，在雨花台进行了最后一战，伤亡殆尽，队伍溃散。何海鸣与少数亲随躲于草丛中，后潜至武定桥下乘小船逃走。

北军入城之后，已经无意扫清残敌，他们按照事先大掠三日的许诺，各部划分地盘，肆意进行抢劫。冯国璋部一把火把繁华的下关烧为灰烬，穿蓝大褂、拖长辫子的张勋所部士兵，更是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南京“被劫一空，虽家具什物，亦搬运全尽。各等人民皆体无完衣，家无一餐之粮”⁽²²⁹⁾。在中国近代史上，雄伟壮丽的南京城，又一次遭到了浩劫！

南京保卫战尽管失败了，南京革命英雄们的光辉业绩，在国内外正义人士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英国医生马林后来在上海向人们热烈赞扬说：“第八师兵士实为今此革命之特色（第八师中尤以第二十九团为最优），足以当英雄之名而无愧，故彼等之声誉，当永留于中国之历史。”⁽²³⁰⁾士兵群众顽强奋战的革命精神，同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软弱、消沉的精神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南京保卫战为二次革命谱下了最光荣的一章。

南京的陷落，是二次革命最后失败的标志。但从全国来说，作为二次革命尾声的四川战线却还在激战。

早在重庆宣布独立以前，四川讨袁军就以龙光为第一支队长，进驻永川，准备进攻泸州。独立宣布后，即分兵两支，一支由吕超率领，向隆昌进攻；主力自王坪向立石站、寒坡场进击。讨袁军又以余际唐率部进攻合江一线，配合进攻泸州。对重庆北面，则以防御为主。

成都方面，胡景伊部将、四川第一师师长周骏驻守泸州。胡于重庆宣布独立后，令王陵基将所部模范团及四川第二、三师编组为一支队，由北路进攻重庆；令四川第四师师长刘存厚编组一支队沿江东下。8月12日，袁世凯命令鄂督黎元洪、陕督张凤翙、滇督蔡锷、黔督唐继尧“酌拨劲旅，会合兜剿”⁽²³¹⁾。四都督遵令拨队援川。

战斗开始后，两军在隆昌、立石站—寒坡场相持不下，互有进退，讨袁军难以进展。8月14日，川军周骏所部左纵队即第一师第一团的营长梁渡、贺重熙、吴行光在隆昌前线击毙团长吴成礼，响应讨袁。28日，梁渡率部配合吕超夜袭泸州，直逼龙透关。周骏率部死守，岌岌可危。血战两昼夜，讨袁军屡攻不克。9月7日，讨袁军又四面攻泸。周骏在五峰顶督战，两军在泸州前方数里之草店子、半壁关、黄角村一带鏖战一日，讨袁军伤亡严重，攻势顿挫。

这时，川军第四师于9月8日进占资中，9月10日攻克内江。北路王陵基支队一路攻占南充、定远，于9月10日占领渝北门户合川。南路援川黔军由旅长黄毓成率领占领綦江，兵逼重庆。滇军由刘云峰率一旅之众入川，进至宜宾。陕军由张钫率一师之众兵临夔州。于是，余际唐、吕超率部还救重庆。但熊克武已于9月11日离渝出走。12日，黔军占领重庆。讨袁军残部陆续溃散。四川讨袁军失败，整个二次革命战争完全沉寂。

五　二次革命的历史意义

二次革命是一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战斗。

辛亥革命是以清帝退位、南北达成妥协而宣告结束的。袁世凯虽然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北洋派掌握了民国中央政府的实权，但袁世凯就任时，既作了“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²³²⁾的誓言，《临时约法》又确定了民国的议会民主制度，而且同盟会—国民党作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拥有政党议会活动的民主权利，革命党人在地方上更拥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因此，袁世凯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一年多来，袁世凯违背誓言，破坏共和，摧残革命党人，阴谋帝制自为，终于迫使革命党人起兵讨袁，发动了二次革命。这是一场保卫民主共和制度的战斗，正像李烈钧在《江西讨袁军公启》中所说：“袁氏帝制自为，务期破坏共和，与全国为公敌……烈钧等目击颠危，诚不忍诸先烈铁血所创之共和民国，断送于独夫民贼之手。是以率父老子弟，投袂奋起。”⁽²³³⁾

二次革命虽然很快就遭到失败，但它仍然是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一次冲击。这场战争，暴露了北洋军队的腐败无能，尤其是南京一战，群龙无首的革命士兵，顽强抗击了北洋海陆各军的四面围攻，予敌以严重杀伤，击破了袁世凯长于治军的虚誉。而北洋军队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南京城破后的大抢劫，更使世人震惊。资产阶级对于袁世凯建立稳定秩序的希望感到幻灭。上海《时报》评论责问道：“春秋之义，严在诛心，彼居高位而执大权者，将何以谢吾民而对天下欤？”⁽²³⁴⁾

二次革命继承了辛亥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中国的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尽管在二次革命发动期，革命党人一度表现得犹豫和动摇，但由于孙中山的坚持，避免了不战而走的屈辱结局。战斗虽然遭到失败，重要的是，战斗的传统得到坚持，革命的火种得到保存。这对今后革命的复苏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否则革命将走上更加迂回曲折的道路。

二次革命也证明了单纯通过议会斗争的途径以取得政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民国的《临时约法》虽然规定了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因为没有一支民主化的军队的支持，同盟会—国民党希望通过议会竞选的胜利出掌政权的企图，不能不遭到失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命脉，谁掌握了军权，谁才能取得政权。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没有创建一支真正革命的、民主化的军队，他们所赢得的共和制度，不过是空中楼阁，很快就被袁世凯用刺刀摧毁。

二次革命的失败是辛亥革命的归宿，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一年多来，革命党人一再忍辱退让，希望通过调和妥协的道路，维持一个所谓共和的局面。而当袁世凯蓄意挑起战争的时候，他们依然在徘徊观望。当他们不得不举兵应战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敢到人民中去寻找力量，终于使自己孤立无援，并且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情绪，最后几乎未经顽强的血战，即兵败如山倒。孙中山后来感慨地说：“第二次革命，我党乃无一死于战事者。”⁽²³⁵⁾二次革命的失败，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软弱性。

第四节　白朗起义及失败

一　从“拉杆”起事到纵横于豫皖鄂边区

二次革命爆发前后，袁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北方各省也不是平静的。群众自发的武装反抗，此起彼伏，时有发生，而且由于受到南方各省反对袁世凯斗争的鼓舞，有越来越活跃的趋势。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反抗斗争，就是发源于河南省的白朗起义。

白朗（1873—1914），河南宝丰县人，以其身材高瘦，腿长行快，故因其名偕音而绰号“白狼”，官方也诬称其为“狼匪”。农民出身的白朗，青年时代曾投巡防营当兵，枪法颇精，“虽目不识丁，而胆略颇壮”⁽²³⁶⁾，后因“犯律潜逃”回乡。民国初年，河南农村连年荒旱，加上河南都督张镇芳自1912年3月上任后，横征暴敛，专务朘削，物价暴涨，民不聊生。人祸天灾，交相煎迫，因而社会上饥民流离失所，乞丐成群，“铤而走险者日众”，出现了“丐与盗满河南”的现象⁽²³⁷⁾。豫西一带民情向称强悍，穷人求生不得，便纠众打家劫舍，俗称“拉杆”，为首的称“杆首”或“架杆”。据当时官方探报所载：1912年5月间，仅宝丰、鲁山、汝州一带著名的杆首就有二十四人，其中：杜起宾，宝丰县西乡四十里韩庄人，带七十五人，快枪七十五杆；牛天祥与杜起宾同村庄，带五十八人，快枪十八杆；李风朝（一名红毛），郏县龙虎店人，带二十余人，快枪十四杆；白狼，宝丰县西二十四里大刘庄人，带七十余人，快枪三十六杆；郜永生（即秦小红），鲁山连洼人，带一百余人，快枪十四杆；崔乾（即崔张记），汝州新庄人，带二十余人，快枪十一杆。另外还有宋老年、郭玉德等十八人，皆系杆首⁽²³⁸⁾。

白朗从巡防营回到家乡之后，便“拉杆”起事成为啸集山林的绿林头目。据记载，他“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先奔走于汝、鲁、宝之间，结识豪侠，渐成规模。但以武器缺乏，未能大举，乃将宝丰县长的儿子劫去勒赎，索价新式五响钢快枪十支。械到手后即有很快的发展”⁽²³⁹⁾。白朗以舞阳县母猪峡一带为基地，四处活动。大约于民国元年又以“打富济贫”为旗号，鼓励穷人造反。被裁士兵、游民、饥民等，闻风归附。各地著名杆首如李鸿宾、宋老年、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各率所部，与之合并，愿听指挥。到1913年春，各杆头在白朗领导下所带的人马共约二三千人，所着服装，错杂不一，时聚时散，飘忽无定，聚则成军，散则为农工商贩。由于“贫苦之家甘为窝主，乞丐游民愿作彼探”⁽²⁴⁰⁾，白朗军消息灵通，神出鬼没，各县多次派兵围剿，都未能把他们镇压下去。相反，白朗却不时给各地方官吏和豪绅地主团练以打击。这时，白朗主要从事经济性的斗争，政治目标并不明确。

1913年五六月间，袁世凯把驻在信阳的第六师调入湖北境内，仅留河南陆军第三旅王毓秀部在平汉路沿线设防，豫西南一带空虚。这时河南国民党人熊嗣鬻为了武装讨袁，与白朗联络。白朗一面委派熊赴南方联系反袁力量，一面借“二次革命”之说，号召群众乘机展开活动。高鑫、宋一眼等各杆数百人袭扰叶县、襄城等地，白朗亲率各杆一千余人南下，意图攻取唐县、泌阳。当时盛传，白朗宣言，“如能占领唐、泌等处，即当与高鑫、宋一眼合股通南方，以图大举”⁽²⁴¹⁾。由于有唐县守军作内应，5月31日夜，白朗一举攻占该县，夺获大炮六门、机关枪两挺及许多枪械子弹，声势大振。白朗占领唐县后，恐官军追来，当天弃城北上，连克数村镇，复经南召直攻鲁山。当时，河南护军使雷震春带兵刚到达豫西南，便急令右翼帮统王茂元率两营援救鲁山。王军至鲁山时，白朗军已改变计划，于6月15日突然攻取了禹县，守城官军弃械而逃，白朗缴获枪支三百，财物无算，捆载大车二百辆，凯旋回归鲁山一带。“自此白朗声振豫西，各地绿林附合者骤达二千人”⁽²⁴²⁾。

二次革命爆发后，黄兴曾写信给白朗，要求他进攻湖北，配合讨袁军作战，因所派信使在开封被捕杀，信未能送到。同时，黄兴还委派河南国民党人杨体锐为河南讨袁军豫西民军司令，赴洛阳策动镇嵩军反正和联络白朗。杨体锐亲往白朗军中游说，“白感动，愿听约束”⁽²⁴³⁾。但不久，杨被张镇芳捕杀⁽²⁴⁴⁾，国民党人与白朗的联系中断。1913年七八月间，不仅南方反袁军曾多次与白朗军联系，白朗也曾派人赴南方探听消息，但是，由于反动当局的破坏，双方始终没有建立起直接联系。当白朗威震豫西时，他以“抚汉讨袁司令大都督”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六言告示，首先揭示“满业倒了运气”，接着怒斥袁世凯“假作民国扬名”，末了则说：“现在中州真主，荡荡如同天神。”这个告示大致反映出1913年夏季白朗的政治水平，即对旧封建政权恨之入骨，而又跳不出称帝称王的藩篱。

白朗军从禹城撤回鲁山地区后，雷震春率军由许昌进驻宝丰，调集王毓秀和防军十余营，分头把守各县镇和山口要地，对白朗军进行围剿，白朗军一度受挫，不得不避入深山中。正当雷震春做“一鼓荡平”的美梦时，白朗翻山越岭，突然出现在数百里外的卢氏县境，7月1日攻占淅川县属的西坪镇，次日又夺取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重镇荆紫关，并攻克淅川县城。邓州、内乡、镇平等地震动，纷纷向张镇芳告急。7月14日，白朗军进入湖北均县贾家寨以东地方，与鄂豫陕三省联军激战不利，又折回豫省，17日围攻镇平县，逼近南阳。8月，在百泉山击败南阳镇守使周符麟所辖官军，转入唐县、泌阳、桐柏一带山区。白朗军稍事休整后，于9月下旬南下夺取湖北枣阳，占据县城十一天，至10月6日始弃城北上，经唐县、裕州等地返回鲁山和宝丰地区。当时雷震春率领的军队已离开宝丰，白朗乘虚于11月12日用云梯爬城办法攻占宝丰县城。由于新任河南护军使赵倜率马步四营来攻，白朗当日撤出县城，避入鲁山西北山区，建寨据守。

二次革命失败后，白朗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一支武装反袁力量，更加引起袁政府重视。袁政府一面严令张镇芳限期肃清，一面增兵河南。进入豫西的总兵力达三万人，具体部署是：毅军统领商德全率兵驻扎郏县、宝丰和临汝三县，张锡元师驻扎舞阳和泌阳，王毓秀旅驻方城、鲁山、南召和伊川四县，南阳镇守使田作霖分兵把守南阳附近六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部警戒嵩县至卢氏县一线，北洋第二师一部守卫京汉铁路沿线。此外，赵倜亲带马队赴各地巡逻，督饬诸军认真剿办。张镇芳以为万无一失，致电袁世凯表示，1913年12月一个月内即将白朗军全部消灭。袁世凯命令张镇芳、赵倜等人，“非获白朗，不准请奖”⁽²⁴⁵⁾。

面对北洋军压境的局面，白朗没有固守鲁山一带的根据地，而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迅速跳出包围圈，攻击敌军防守薄弱的地方。12月下旬，他率二千人（其中不少青年人），一半有快枪，一半持大刀，急速南下。至泌阳附近后，他又东进，于1914年1月初在确山和新安店之间越过京汉铁路，于1月11日、15日、16日接连攻克光山、光州（今潢川）和商城等三座县城。随后又继续向东挺进，入安徽境内，于24日一举攻克六安城，2月6日又攻克霍山。白朗军连得数县，击溃了地方武装，缴获了大批枪械子弹，战斗力显著增强；由于各地会党、游民纷纷归附，队伍也显著扩大，马队步队共计约四千人。这些胜利的取得，除这一带敌军防御力量薄弱外，与白朗的战略战术有密切关系。白朗善于在运动中作战，一日夜间能走二三百里。其战术多用设伏诱敌之计。官军跟踪追击时，他们常常一边退却，一边将银元或财物等弃掷于地，贪财的官军拾取钱财后，他们便回首猛扑，往往取胜，以缴获军火，补充自己。他们攻城也有一套办法，先派遣侦探侦察城内虚实，如城内空虚，便派人装扮成小贩、卖艺人或乞丐等混入城内潜伏下来，又策动会党和守军士兵作内应。一旦布置妥当，主力队伍便长途奔袭，突然兵临城下，里应外合，使守军猝不及防，不战而溃。

前此，袁政府仅仅把白朗视为一个严重的地方问题，责成张镇芳负责剿办。豫东和皖北的城池不断被攻占，才使袁政府大为震惊。袁世凯于1月20日严厉申斥张镇芳和赵倜“督率不力”，将他们撤职留任。2月11日，任命田文烈为河南民政长兼会办河南军务，13日撤去张镇芳的河南都督，改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这些人事变动表明，袁政府已把白朗起义视为牵动全国政局的问题，并决心动用北洋军主力了。段祺瑞亲赴信阳，召开豫鄂皖三省剿办会议，制定了所谓“不在急击使散，要在合围聚歼”的计划，企图将白朗歼灭于霍山、六安、霍丘之间。为此，他调集了二万多军队，除赵倜所率领的毅军八营外，有王占元的北洋陆军第二师一旅，皖军十营，拱卫军一团，王汝贤和陈文运两个混成旅等。这次合围白朗的主力是北洋正规军。北洋军刚刚扑灭了“二次革命”，将骄兵悍，段祺瑞代表各将领致电袁世凯说：“扫清匪氛，指日可待。”安徽都督倪嗣冲鉴于六安之变，将弃城逃跑的知县枪毙，并通令皖北各县一体戒严，倘有再失城池，定将按军法严惩，决不宽贷。

在北洋各军四面包围、步步进逼之下，白朗军在叶家集和金家集一带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小，多次突围，均受到堵截。2月21日、23日，李鸿宾和白朗各带二三千人与北洋军王占元师两次激战于酆家集南面一带高地，都未能达到突围的目的。白朗的处境日益不利，遂决定化整为零，把队伍分为几路，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一路偷袭光州。当敌军抽调兵力援救光州时，白朗军分路逃出包围圈，日夜兼程西进，2月末于一夜之中在信阳以南二十里的双河越过京汉铁路。当时，设在信阳的豫南围剿司令部正张灯置酒，大宴将士，至天明始发觉。但事后他们却向袁政府报告说：“白狼进犯铁路，我军迎头痛击，贼军大败，伏尸遍地，仅悍酋数人步行，敝衣杂入避难人民中逃去。”这是腐败的官军谎报军情以邀功的惯技。

白朗军越过京汉铁路后，分兵两路，一路攻湖北应山和安陆，颇有南下进窥武汉之势。另一路经随县等地西进，3月7日一举攻占鄂西重镇老河口，歼灭驻军一营，缴获火炮两门，炮弹九十余发，枪弹二十余万发。老河口是汉水上游的货物集散地，当时号称湖北第三商埠，殷商富户不少。有外商英美烟草公司、美孚洋行和亚细亚煤油公司的分支机构，也有教堂、教会医院和英、美、意等国传教士多人。白朗军每到一地都打劫豪富，筹饷械，在商业繁盛的老河口自不例外，外商投资的企业也在劫难逃。根据记载，该镇“所有精华，悉被搜刮，商民损失约数十万”⁽²⁴⁶⁾。但是，白朗在老河口对于外国传教士和教堂，如攻克枣阳、六安等县城时一样，并没有把他们作为打击目标。因此，老河口教堂虽稍有损失，但“人口尚安”⁽²⁴⁷⁾。白朗对待教会的态度，可能是由于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影响。在老河口，挪威医生费兰因拒绝为白朗军士兵做手术而被枪杀。这件事似属个别人的行动，并不能反映白朗的政策。

白朗取得的胜利，使袁世凯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驻华公使都十分吃惊。

各国驻华公使接连集会，并照会袁政府外交部说，政府虽派兵剿办“白狼”，至今未能扑灭，“外人之财产损失颇巨，即各国之商务间接受其影响亦非浅显。如再不能即日剿平，拟电请本国政府各派兵若干帮同剿办，以期早日肃清”⁽²⁴⁸⁾。袁政府的反应，由袁世凯致段祺瑞等人的几件急密电可见一斑：

3月11日，“万急华密”电：“白狼潢池小丑，乘隙蠢动。近日发兵二万人，奔驰两阅月，卒未殄灭。各国视之，大损威信，极为军界耻辱。老河口又生残杀外人重案，若不迅速扑灭，恐起交涉，牵动大局。……近日匪之内容，毫无所闻，是侦探太不得力，望注意。”

3月21日，“华密”电：“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乱党又从中鼓吹，殊损威信。因而近日中国债票跌至百分之十二三，续借款愈难办，关系全局甚重，望努力设法督饬速平为要！”

3月23日，“拱密”电：“以部长久在外，各国注意白狼更重，且久未平，尤损声威，可商田民政长妥为布置，仍宜早回京……。”⁽²⁴⁹⁾

白朗起义异军突起，在1914年春发展到顶点，成为国内一些大报纸的每日要闻之一，为全国各阶层、各派别（包括中华革命党人）所注目。袁政府心劳日拙，动用北洋军数万，而不能控制白朗军在广大地区策马长驱的局面。

二　进军陕甘和回豫失败

在老河口，白朗将分散活动的各路首领召集起来，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讨论战略问题。一些头目认为流动作战不是长期办法，应建立根据地，如梁山泊一样，作为归宿。但主要头目大都反对此说，而极力主张流动作战以集资粮，扩充队伍。白朗采纳了后一说。鉴于袁政府不断向河南增兵，中原地区不易立足，所以决定避实击虚，伺机入陕。同时，白朗改编了队伍，称“公民讨贼军”，又称“扶汉军”，自为“中原扶汉军大都督”，以李鸿宾为参谋长，正式组织起统率机构。又将近万人的队伍分编为前、中、后三军，以王生岐为前军总司令，韩世昌为中军总司令，白瞎子为后军总司令。军之下又分“队”，各“队”都有自己的“队旗”。

就在这次会议前后，有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到白朗军中。如王生岐原是陕军第一师的团长，参加过辛亥革命，于1913年8月在凤翔响应二次革命，失败后率领队伍进入豫陕边，当年10月加入白朗军。在《中华革命党委派人员别号、住址及委派回国者姓名登记簿》中，将“白朗部分重要人物”独列一项，与该党各省支部并列，内写白狼、宋老年、李鸿宾、孙玉章等二十余人的姓名。由此可见，海外中华革命党人对白朗是十分重视的。有记载说，孙中山有致白朗函，还积极向白朗军中派遣人员，如徐昂及沈姓参谋等人⁽²⁵⁰⁾。此外，二次革命失败后，河南国民党人和进步青年因不堪张镇芳的迫害，有不少人投入白朗军中。他们不会不给这支农民起义队伍以积极的影响。

老河口会议不久，白朗发布的告示中完全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功绩，斥责袁世凯窃国卖国。告示说：“方幸君权推倒，民权伸张，神明华胄自是可以自由于法律范围而不为专制淫威所荼毒。孰料袁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献媚者乃称为华盛顿，即持论者亦反目为拿破伦，实则吕政、新莽不如其横酷也。朗用是痛心疾首，奋起陇亩，纠合豪杰，为民请命。故号称扶汉。”⁽²⁵¹⁾这是一篇激动人心的讨袁宣言，可与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表的讨袁檄文前后辉映；与1913年白朗发布的告示相比，政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这篇告示可能出自军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手笔。白朗及其周围的重要谋士和猛将的实践活动，尚未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水平，他们仍然沿着中国传统农民战争的老路行进。因此，从总体来说，这次起义不是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运动，而是深受时代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影响的一次旧式农民战争。

白朗在老河口停留三天，便麾军北上，3月14日再次攻克入陕西门户荆紫关，由此进入陕西境内。3月下旬到4月初，接连攻克商南、武关、龙驹寨（今丹凤）、商县、孝义（今柞水）等地。陕西都督张凤翙开始认为白朗实力有限，不足措意，事前没有任何防御计划。及至白朗进占商县，张凤翙始率兵一旅出防蓝田。他刚到蓝田，就得到白朗攻孝义的消息。孝义一失，西安危险。于是张踉跄回省，坐守危城，不出城门一步，日日向袁政府告急，并乞求邻省协剿。袁世凯急忙任命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赵倜为会办，分别率领北洋第七师和毅军由潼关进驻西安。赵倜所率毅军马步五千，号称北洋精锐，负责尾随白朗军主力。同时，川军第三师师长彭光烈率全师出驻汉中一带。陇东镇守使张行志率陇军五千防守凤翔和邠县各要隘。王汝贤、陈文运和张敬尧各部则分别驻南阳、淅川、潼关三地。陕军沿渭河两岸，节节驻扎。各军分进合击，取三面包剿之势，“重兵劲旅，云集一隅”，袁世凯企图一举消灭白朗。白朗进入陕西后，曾贴出布告，宣称将“跃武咸宁，观兵长安，克城之日，但申沛公三章之约，不举项王三月之火”。但越过秦岭后，他并没有攻击西安，而乘渭南一带空虚，由子午镇附近疾驰西进，席卷鄠县、盩厔（今周至）、武功、乾县，“势如破竹，无当之者”⁽²⁵²⁾。至醴泉县附近与陕军陈树藩旅激战两日，损失近千人，为入陕以来首次恶战。白朗回师袭取永寿和邠县，在邠县又与陈树藩军血战，损失颇大。据说白朗曾痛心地说：“吾率数千之众，纵横皖鄂豫三省两年之久，从未损好兄弟如此之多！”⁽²⁵³⁾白朗军虽然受到损失，但陕甘一带哥老会纷纷归附，队伍很快得到补充。他们又接连攻克凤翔、千阳、陇县，破固关，击溃甘军统领崔正午所部千人，直下张家川，进入甘肃省境内。甘肃都督张广建急忙调集军队防堵，赵倜的毅军也跟踪而至。白朗军行动迅速，5月3日攻破伏羌（今甘谷），然后直趋重镇秦州（今天水）。秦州总兵马国仁被击毙。白朗于4日攻占秦州，然后取道徽县南下，企图由此入川，因有川军堵截，便改走成县，转趋阶州（今武都）、文县，企图由碧口入川。因又受到川军阻击，遂西向，于5月21日占岷县，25日破洮州。岷洮地区回汉藏民杂居，由于白朗不能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遇到了回民的激烈抵抗，兵源、弹药和粮饷都难以补充，军纪开始松弛，抢掠烧杀之事日益增多。

白朗军占领城镇，一般“只劫官家及绅富财物”⁽²⁵⁴⁾，以洋元现银为主，铜钱纸币弃置不顾，并严禁烧民房，严禁奸淫妇女。如果闻风降服，箪食壶浆给以欢迎，则往往秋毫无犯。如白朗至武功县时，官吏潜逃，商民杀牛宰猪羊以迎。白朗停留一夜，“临行馈以现银数千两”。又如白朗至通渭时，城内无兵无械，县令无奈，只得请绅民出城欢迎。白朗大喜说：“吾所以西来，谋大事耳。事之成败，天也，决不涂炭生灵。”遂约束所部居城外，仅带亲信百余人进城，住在高等小学校，并问县令：“沿途无煤可购，何燃料之缺也？”县令答道：“南乡罗家峡有煤矿，特无资本开耳。”又问“城周围多少里？”等等。饭后，白朗至教室，看了学生的课本，对其亲随说：“此城小如斗，民贫可怜，不图学生尚堪造就。”遂捐银二千两交县令收存，以作买书之用⁽²⁵⁵⁾。但是，如果城镇抗拒，激怒白朗，则“必大掠，继之以火”。白朗攻占洮州后，据文献记载，“城中所有房屋大半已付一炬，葬身火窟者不计其数。人民以争欲出城，互相践踏而死者不可计数，各城门积尸高至数尺。城外商店被焚者亦夥，然死者则较城内多至数倍”⁽²⁵⁶⁾。

攻取洮州后，白朗原想经狄道突袭兰州腹地，因敌军云集，各口有防，一时无计可施，遂在洮州县署召开军事会议。白朗、宋老年、李鸿宾等十八大首领居中，众谋士坐左右，小头目在四周及门外。白朗说：“我辈今日势成骑虎，进退两途，取决会议。”白瞎子高声叫道：“请大哥黄袍加身，事成则为明洪武，不成亦可为太平天国。”许多头目鼓掌赞成。但谋士中无一人响应，白朗亦不以为然。有人建议取道松潘攻成都，各首领多反对，而主张回河南。白朗军各级头目大都是河南人，长期苦战，不得休息，思乡心切。于是，白朗决定带队回河南家乡。5月末，白朗亲带前队三千多人由洮州出发，经漳县、宁远趋秦州，后队由李鸿宾、孙玉璋、尹老婆等率领相继出发。白朗军在漳县、宁远等地遭敌军截击，伤亡惨重，但终于突破敌军对岷洮地区的包围圈，6月4日再占秦州。接着，经过几场激烈战斗，白朗军突破了北洋军在宝鸡附近的防线，进入陕西。北洋各军互相怨尤，“毅军诋甘军窳败不能战，甘将诋毅军不能遵围剿之约”，致使白朗逸围而走。“毅军咎陆建章部下安守省垣，畏葸坐视，不出堵截。陆部下则嗤毅军徒事尾追，奔驰千里，不获一战，自疲兵力”。袁世凯闻讯震怒，于6月16日致电陆建章，饬令将失职人员从严参办。陆建章本为袁政府特派人员，有督帅各军的重任，但他到西安后深居简出，惟不时向袁世凯上密呈，说张凤翙声名狼藉，“民心既已不顺，兵心又皆不服，中央再不派人员接替，猝有缓急，关中非复中央所有”。袁信其言，便以“纵寇殃民”为口实，把张凤翙免职，召入北京，派陆建章接任陕西都督。陆将白朗所经过的商县、邠县、乾县、武功等二十余县的县知事撤职，多以北洋派官僚代替。他并以整军为名，大量裁减陕军，而把北洋第七师编为第十五、十六两个混成旅，以贾德耀、冯玉祥为旅长。从此，陕西省完全纳入北洋系统。

白朗军冲破宝鸡防线，一日夜行一百七八十里，风驰电掣般东进，经郿县（今眉县），盩厔、鄠县入子午谷。他们长期流动作战，给养不足，队伍疲惫不堪，在由子午谷越秦岭经商雒回河南途中，又遭镇嵩军刘镇华部、张锡元部、张敬尧部和赵倜毅军的前后夹击，损失惨重，及至回到鲁山、宝丰一带，虽仍有数千人，但枪械弹药缺乏，战斗力大大削弱，无力与官军公开对抗，只得分散为数股。孙玉璋领一杆人由西坪赴邓县一带，尹老婆及李鸿宾之弟等也各带一杆人经邓县进入桐柏地区，宋老年带有一千多人往鲁山娘娘山，白朗自领五六百人在平顶山一带活动，宋一眼率五六百人一度攻取西华县城，并派人在郾城等地收买民间军火，接济白朗。8月初，白朗率领数百人在鲁山县石庄一带与敌军搏战，不幸负伤，数日后死去。宋老年等各杆也先后失败，部众瓦解星散。

白朗起义历时两年多，先后转战豫鄂皖陕甘五省，征程数千里，攻破县城四十余座和许多关隘，所到之处“劫富济贫”，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冲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他们虽然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的口号，但仍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以致重蹈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流寇主义的覆辙，最终不能幸免于失败的命运。

白朗死后，袁世凯严令北洋军“搜除余孽，务绝根株”。赵倜奉命“清乡严洗”，在西华、鲁山、宝丰、禹城各县分区驻扎重兵，大肆屠戮，纳起义农民于血海之中。9月，袁世凯发布褒功令，以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张敬尧所部第二混成旅编为第七师，张升任师长。

从1913年7月起，大约一年时间，袁世凯北洋军南征北战，击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扑灭了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国内一切企图推翻他们的有影响的武装力量，实现了“统一”。从此，北洋军阀集团的气焰更为嚣张了。

————————————————————

(1) 《杨善德致段祺瑞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 《远生遗著》卷2，第35页。

(3) 吴鼎昌：《赣宁战祸之原因》，《民国经世文编·内政五》。

(4) 《袁总统之军事秘密》，《民国新闻》，1912年8月19日。

(5) 《袁总统之军事秘密》，《民国新闻》，1912年8月19日。

(6) 李廷玉：《平赣日记·序》。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 《政府公报》，1913年5月4日。

(10) 《中华民报》，1913年6月5日。

(11) 《政府公报》，1913年4月11日。

(12) 张亦工：《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1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7页。

(1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20页。

(15)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9页。

(16)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58页。

(17)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58页。

(18) 《梁启超致梁思顺函》（1913年2月17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19)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8页。

(2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9页。

(21) 《梁启超致梁思顺函》（1913年4月5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22) 《迎宾馆三党之恳亲大会》，《时报》，1913年4月22日。

(23) 《迎宾馆三党之恳亲大会》，《时报》，1913年4月22日。

(2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8页。

(25) 《进步党之宣言》，《时报》，1913年5月15日。

(26) 《迎宾馆三党之恳亲大会》，《时报》，1913年4月22日。

(27) 《迎宾馆三党之恳亲大会》，《时报》，1913年4月22日。

(28) 《梁启超致梁思顺函》（1913年5月2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29) 《梁启超致梁思顺函》（1913年5月2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30) 《梁启超致梁思顺函》（1913年3月26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31)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5页。

(32) 《进步党袒护原因》，《中华民报》，1913年5月10日。

(33) 《丁世峄等八十七人通电》（1913年5月3日），《宪法新闻》第5册，1913年5月。

(34) 《前参议员对于借款之通电》，《宪法新闻》第6册，1913年5月。

(35) 《进步党议员辩言》，《宪法新闻》第7册，1913年5月。

(36) 《众议员胡汝麟等有电》，《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

(37) 《进步党秘件》，《中华民报》，1913年5月15日。

(38) 《进步党对于借款之通电》，《时报》，1913年5月13日。

(39) 《进步党人关于赣皖都督之质问书》，《宪法新闻》第7册，1913年5月。

(40) 《进步党对于政局最近之主张》，《时报》，1913年7月24日。

(41) 《进步党之特别会议》，《时报》，1913年7月29日。

(42) 《进步党反对独立通电》，《时报》，1913年7月23日。

(43) 《进步党粤支部徐君演词》，《时事新报》，1914年1月14日。

(44) 《商界急谋自保》，《申报》，1913年5月2日。

(45) 《总商会电请维持秩序》，《申报》，1913年5月8日。

(46) 《命令》，《申报》，1913年5月7日。

(47) 《命令》，《申报》，1913年5月16日。

(48) 《命令》，《申报》，1913年6月24日。

(49)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45、43页。

(50) 《命令》，《申报》，1913年6月24日。

(51) 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0页。

(52) 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3页。

(53) 《鄂议员与商民意见之冲突》，《申报》，1913年5月19日。

(54) 《粤人之时局观》，《申报》，1913年5月29日。

(55) 《赣督维持市面大会》，《申报》，1913年5月9日。

(56) 《公电》，《申报》，1913年5月16日。

(57) 《商界对于时局之主张》，《申报》，1913年6月5日。

(58) 《湖南独立声中之各界态度》，《申报》，1913年6月22日。

(59) 《民国日报》，1916年6月15日。

(60) 《回顾录》第1册，第54—55页。

(61) 国事维持会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等电（1913年2月下旬），《申报》，1913年2月24日。

(62) 《张镇芳存札》，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63) 《日人之政党竞争记》，《申报》，1913年4月26日。

(64) 《内务部警政司第二科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65) 《相友会之发起》，《申报》，1913年5月9日。

(66) 《黄赞元致熊希龄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67) 《超然议员社成立》，《申报》，1913午5月26日。

(68) 《超然议员之超然谈》，《时报》，1913年8月5日。

(69) 远生：《政界之大混沌（二）》，《时报》，1913年5月4日。

(70) 《癸丑同志会宣言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71) 《癸丑同志会宣言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72) 《政友会规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73) 谢彬：《民国政党史》，1928年版，第55页。

(74) 《命令》，《申报》，1913年6月24日。

(75)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76) 《时报》，1913年5月29日。

(77)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1页。

(78) 《爱国报》，1913年5月15日。

(79) 《黎督查拿运动军队者》，《申报》，1913年5月14日。

(8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5页。

(81) 《黄兴集》，第357页。

(82) 田桐：《革命闲话》，《玄玄遗著》，1937年版，第190页。

(83)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3页。

(84)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8页。

(85) 《亚细亚日报》，1913年2月25日。

(86) 《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10日。

(87) 《国民党本部通电》，《民立报》，1913年2月23日。

(88) 《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19日。

(89) 《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19日。

(90) 《黎本唐致段祺瑞函》（1913年4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1) 柏文蔚：《安徽二次革命始末记》，《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第667页。

(92) 耿毅：《癸丑讨袁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48页。

(93) 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38页。

(94)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8页。

(95) 《铁血监视团成立通告》，《民立报》，1913年4月30日。

(96) 《民权报》，1913年5月3日。

(97)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8页。

(98)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9页。

(99) 《官其彬致段祺瑞函》（1913年7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00) 朱宗良：《二次革命声中之冷眼观》，《民立报》，1913年6月1日。

(101) 《黎副总统政书》卷20，第15—16页。

(102) 《黎副总统政书》卷20，第18页。

(103) 《时报》，1913年5月19日。

(104) 《民立报》，1913年5月20日。

(105) 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抄存件。

(106) 《太炎先生自订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107) 《时报》，1912年5月31日。

(108) 《太炎先生自订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109) 《时报》，1912年5月31日。

(110) 《时报》，1913年5月23日。

(111)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12) 《燕市燃犀录》，《民立报》，1913年6月2日。

(113)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14)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15)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16) 《专电》，《时报》，1913年5月24日。

(117) 《黎副总统政书》卷21，第7页。

(118) 《时报》，1913年6月10日。

(119) 《黎副总统政书》卷21，第7页。

(120) 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抄存件。

(121) 《时报》，1913年5月9日。

(122) 《时报》，1913年5月27日。

(123)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5月21日。

(124) 东方：《宋案竟无消息耶》，《民立报》，1913年6月8日。

(125) 邹鲁：《回顾录》第1册，第59页。

(126)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96页。

(127)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03页。

(128)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01页。

(129)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00页。

(130)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08页。

(131)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04页。

(132)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08页。

(133) 《政府公报》，1913年6月10日。

(134) 邓汉祥：《我赴江西了解李烈钧反袁动向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585页。

(135) 赵正平：《仁斋文选》，第522页，刊印《仁斋文选》筹备会1945年版。

(136) 耿毅：《癸丑讨袁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51页。

(137) 《黎元洪致袁世凯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38) 《欧阳武狱中呈段祺瑞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39) 《黎副总统政书》卷22，第7页。

(140) 《官其彬致段祺瑞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按：函称发电者为“某党之最有力者”，当指孙中山或黄兴。

(141) 邹鲁：《回顾录》第1册，第67页。

(142) 钟德贻：《粤省辛亥革命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143) 《民权报》，1913年6月24日。

(144) 张醁村：《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领导人物的政治分歧及其分裂》，《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365页。

(145) 《黎元洪致袁世凯段祺瑞敬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46) 宁调元、熊樾山被捕后，刘揆一等营救不果，二次革命失败后，于9月25日被杀。

(147)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48) 《林虎回忆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国民党国史馆材料。

(149) 《赣案续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150) 《黎元洪致袁世凯支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51) 《赣案续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本。

(152) 《民立报》，1913年7月15日。

(153) 《民立报》，1913年7月15日。

(154) 《柏文蔚致段祺瑞等东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55)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156) 李烈钧抵湖口的日期众说纷纭，李自述为12日，林虎回忆为11日，欧阳武狱中口供为9日。当以陈廷训向李纯的报告为准，即7月8日。（《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157) 《时报》，1913年7月12日。

(158) 《欧阳武狱中呈段祺瑞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59) 《欧阳武狱中呈段祺瑞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60) 《赣案续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161) 《李烈钧自传》，第24页。

(162) 《李烈钧自传》，第28页。

(163) 《仁斋文选》，第523页。

(164) 《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83页。

(165)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7—208页。

(166) 《仁斋文选》，第525页。

(167)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7—208页。

(168)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6页。

(16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8页。

(17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6页。

(171) 柏文蔚：《安徽二次革命始末记》，《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第671页。

(172) 《时报》，1913年7月18日。

(173) 《参谋部陆军部致倪嗣冲转大总统令》（1913年7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74) 《仁斋文选》，第527页。

(175) 《民立报》，1913年7月18日。

(176) 《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

(177) 《时报》，1913年7月23日。

(178) 《郑汝成致袁世凯巧电》，《政府公报》，1913年8月24日。

(179) 《讨袁声中之上海》，《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

(180) 《讨袁声中之上海》，《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

(181) 《李民欣呈段祺瑞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82) 《蔡松坡集》，第720页。

(183) 《钟鼎基致段祺瑞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84) 《孙道仁通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邮政档案。

(185) 《黎副总统政书》卷24，第3页。

(186) 《黎大总统政书》卷26，第3页。按：《黎副总统政书》将此电删去，留下空白。

(187) 《黎大总统政书》卷26，第3页。按：《黎副总统政书》将此电删去，留下空白。

(188) 《民立报》，1913年7月17日。

(189) 《民立报》，1913年7月17日。

(190) 《民立报》，1913年7月18日。

(191)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192) 《民立报》，1913年7月20日。

(19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6页。

(19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9页。

(195) 《时报》，1913年7月26日。

(196) 李廷玉：《平赣要事记》，第1页，财政部印刷局1915年版。

(197) 李廷玉：《平赣要事记》，第1页，财政部印刷局1915年版。

(198) 林虎：《江西讨袁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600页。

(199) 《李烈钧自传》，第26页。

(200) 《袁世凯复周自齐、靳云鹏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01) 《仁斋文选》，第525页。

(202) 《民立报》，1913年7月21日。

(203) 《郑汝成致袁世凯电》（1913年7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04) 《郑汝成致袁世凯电》（1913年7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05) 《民立报》，1913年7月27日。

(206) 《时报》，1913年7月26日。

(207) 《时报》，1913年7月26日。

(208) 锋镝余生：《南北恶感新文牍》卷3，1913年版。

(209) 锋镝余生：《南北恶感新文牍》卷4。

(210) 《政府公报》，1913年7月19日。

(211) 《政府公报》，1913年7月22日。

(21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13)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2，曲石精庐1934年版，第6页。

(2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邮政档案。

(216)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217)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218) 《湖南近变之真相》，《亚细亚日报》，1913年9月24日。

(219) 《湖南近变之真相》，《亚细亚日报》，1913年9月24日。

(220)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221) 《冯国璋收电簿》，《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222) 《时报》，1913年8月11日。

(223) 何海鸣：《金陵纪战》，《寸心》第6期，1917年6月。

(224) 《冯国璋收电簿》，《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225) 《马林演说》，《时报》，1913年9月21日。

(226) 雪山：《围城杂记》，《时报》，1913年9月23日。

(227) 《第二军参谋处通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28) 《冯国璋收电簿》，《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229) 《特约路透电》，《时报》，1913年9月9日。

(230) 《民权报》，1913年9月22日。

(231) 《政府公报》，1913年8月13日。

(232) 北京《临时公报》，1912年3月11日。

(233)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第484页。

(234) 阿严：《乱定痛言》，《时报》，1913年9月7日。

(23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32页。

(236) 杜春和编：《白朗起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0页。

(237) 佚名：《白狼猖獗记》，《时事汇报》月刊第3、5、8号，1914年2月、4月，1915年1月。

(238) 《白朗起义》，第3页。

(239) 乔叙五：《记白狼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240) 《白朗起义》，第277、278页。

(241) 《大公报》，1913年8月21日。

(242) 《白朗起义》，第321页。

(243) 《河南杨先烈体锐殉难事略》（抄本）。

(244) 杨体锐字子英，河南孟津人，1913年8月17日被惨杀，时年仅二十一岁。

(245) 《白朗起义》，第77页。

(246) 《中原狼祸记》，《大公报》，1914年6月14日。

(247) 《白朗起义》，第237页。

(248) 《大公报》，1914年3月8日。

(249) 《白朗起义》，第133、145、149页。

(250) 《记白朗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251) 《白狼猖獗记》，《时事汇报》第8号，1915年1月。

(252) 《续修醴泉县志稿·兵事》卷11。

(253) 《白朗起义》，第383页。

(254) 《白朗起义》，第362页。

(255) 《白朗起义》，第343页。

(256) 《白朗起义》，第387页。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和财政状况

第一节　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一　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三个多月里，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法令、布告。这就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了鼓舞。他们认为创办实业的时运到了，于是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竞相提倡实业，挽回利权。一时全国各地出现了几十个团体。1912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商学会、中华实业团、民生团、经济协会。此外，还有西北实业协会，安徽实业协会，苏州实业协会，镇江实业协会，黑龙江省实业总会。海外华侨在上海也组织了同仁民生实业会，外洋华侨会员达二十余万人⁽¹⁾。他们认为“破坏告成，建设伊始”，应致力于国民经济建设事业。

鉴于中国市场上洋货充斥、国货稀少的情况，他们又组织了中华国货维持会，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为了扭转不务实业的社会风气，鼓励人们投资实业的兴趣，还发行了《经济杂志》、《中国实业杂志》、《实业杂志》等刊物。工商部于19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各省到会的实业家一百多人，开中国“工商界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举”⁽²⁾。代表们在会上纷纷提出了发展实业的各种计划和提案，并要求政府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法律，修改税则等。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提出：要扩充纺织工业，设立母机厂，制造轮船、火车、农、矿、军械各项母机⁽³⁾，并提出资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学成回来当技师等提案，得到与会代表的支持。这次会议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强烈愿望。1914年3月，全国商会联合会于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二十二个省代表一百八十余人，各地代表提出的议案多达28项，122条款，内容涉及商会法、税则、公司、矿务、盐业、贸易等各方面。当时人们称赞此次会议“俨然一地方议会”⁽⁴⁾，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合群大会”。

北洋政府农商部成立后，曾电令各省都督调查实业发展情况，并要求各省设立实业司，专管实业调查和发展实业计划⁽⁵⁾。农商总长张謇在前清即提出了著名的“棉铁主义”的主张，认为发展棉铁两种工业有利于减少中国对外贸易逆差。他指出：“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一千余万两，铁亦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⁶⁾他又指出：中国的经济力量薄弱，发展工业也必须要有重点。若没有重点，则力量分散。“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集，犹非计也。的何在？在棉铁。”⁽⁷⁾为了实现“棉铁主义”，他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分三个时期进行，即：（一）法律时期，（二）技术时期，（三）经济时期；认为法律时期很重要，没有法律就不能保护工商业者正当的权益，企业就不能发达。他指出：法律的作用“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过去经营企业之所以失败，“推原其故，则由创立之始，以至于业务进行，在在皆伏有致败之衅，则无法律之导之故也”⁽⁸⁾。所以在他就任农商总长后第一个计划就是立法。在他任内，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奖励实业发展的法律和条例，据北洋政府农商部参事厅所编纂的《农商法规》统计，1912年—1916年间所公布的有关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共有八十六项之多。内容包括了矿政、农林、工商、渔业等各方面，无论从内容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是清政府时代不可比拟的。其中重要的条例有：1912年12月公布的《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914年1月公布的《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4年3月的《矿业条例》和《矿业条例施行细则》，5月公布的《审查矿商资格》，7月公布的《商人通例》，9月公布的《商会法》，1914年7月公布的《商业注册规则》及《商业注册规则施行细则》，1914年4月制定的《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1915年7月公布的《农商奖章规则》等。这些条例、细则，虽尚未完备，有些规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认真执行，但毕竟解除了清政府统治时期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障碍，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开了绿灯。上述法令、章程内容繁杂，兹就有关实业发展的几个条例加以综合剖析。

（一）改官办商会为商人自己的“合群组织”。

清朝末年设立的商会，形同官署，类似政府属下的机关。商会总理和协理都由政府委派。商务总会、分会、分所等多层次组成，弊害很多，往往成为束缚商人行动的枷锁。商人注册要由商会转呈，商人间的纠纷由商会仲裁，商人不得直接与官厅联系，有关商事的联系必须经过商会。1914年公布的《商会法》规定商会为法人，是一个独立组织，是商人自己的“合群组织”。商会及各商会事务所从职员到会长和副会长，皆由商会会员选举产生。《商会法》还规定：“会员皆有选举权及被选权”，“选举用记名投票法由选举人自行之”，“会董由会员投票选举”，“会长、副会长由会董投票互选”。“会长、副会长、会董、特别会董均以二年为一任期”，“再被选者得连任，但以一次为限”。《商会法》并规定，商会的任务是：

一、筹议工商业改良事项。

二、关于工商业法规之制定、修改、废止及与工商业有利害关系事项，得陈述其意见于中央行政长官或地方行政长官。

三、关于工商业事项答复中央行政长官或地方行政长官之调查或咨询。

四、调查工商业之状况及统计。

五、受工商业者之委托，调查工商业事项或证明其商品之产地及价格。

六、因赛会得征集工商物品。

七、因关系人之请求，调处工商业者之争议。

八、关于市面恐慌等事有维持及请求地方行政长官维持之责任。

九、得设立商品陈列所、工商学校或其他关于工商之公共事业，但须经农商部核准⁽⁹⁾。

可见商会所承担的任务，涉及工商业者有关利害的各个方面，包括：反映商人的切身利益和要求；有权参预政府制定、修改、废止工商业有关的法令的权利；有独立处理工商业事务的权利。商会成为“联商情，开商智，以扩商权”的“合群组织”⁽¹⁰⁾。因此《商会法》一公布，各地即纷纷成立商会。商会增加得很快，据农商部统计，1912年（公布《商会法》之前）共有商会七百九十四所，入会之商店会员共十九万六千六百三十六人。《商会法》公布之后，1915年商会就增加到一千二百十一所，会员增加到二十三万八千五百三十五人⁽¹¹⁾。

（二）在商业注册方面，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设厂注册的若干限制。

清末，政府虽已放松了对开办企业注册的一些限制，并曾颁布了某些奖励章程，但获得便利的主要是那些与清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大官僚、地主和大商人。他们开设的厂矿除呈准注册“由官厅保护外”，往往还能取得专利。而一般商人呈请注册，不仅不能受到优惠的待遇，而且还要受到官府的刁难。“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于地方情形不合，甚或谓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等等⁽¹²⁾。在呈请注册手续方面，清政府规定：商人不得直接呈请注册，须由商会转呈。“凡公司设立之处业经举行商会者，须先将注册之呈，由商会总董用图记呈寄到部，以凭核办。”⁽¹³⁾

辛亥革命后，商人呈请注册开办厂矿，只要“资本充实，无有纠葛”，符合注册条例章程，就可以直接向地方官厅呈注⁽¹⁴⁾，不必经过商会转呈。《商人通例》中规定：“应注册之事项，由该商人各就其营业所所在地该管官厅呈报注册。”⁽¹⁵⁾该管官厅系指地方法院，若地方法院未成立的地方，由县知事接收注册。这就方便了商人开办企业。如井陉商民创办正丰煤矿公司，曾向清政府请领矿照，乞未获准，直到民国元年始得采照⁽¹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于申请开办企业的较多，以至实业部也忙起来了，“接收各埠公司呈请保护、注册、立案、给示等事，纷至沓来”⁽¹⁷⁾。

（三）取消清政府对开采矿产方面的若干限制，鼓励商人和吸收外资开矿、探矿。

清朝末年颁布的《大清矿务章程》，比较重视地主的利益，忽视探矿采矿者的利益。该章程中第十款规定：“所得矿利，除开支一切费用外，净有余利，业主应得十成之二五，国家酌提十成之二五，矿商应得十成之五”，矿商净利的一半都归了政府和地主。开矿还必得政府和地主的同意，否则就不能开矿。这就为官吏的勒索和迷信风水等奸猾之徒的敲诈开了方便之门，使商民裹足不前。

1914年政府颁布的《矿业条例》则轻地主之权，对商人呈请采矿、开矿者予以优先权。政府宣布：地下矿产皆为国有，除地面盖屋用地应偿地价外，地主不得任意需索，地价也须照时价出售，不得任意抬高。为了鼓励商人开矿，还减轻了矿产税。旧《矿务章程》中规定矿产税抽百分之十；新《矿业条例》规定：按出产地平均市价抽千分之十到千分之十五⁽¹⁸⁾。

开矿区域也比以前扩大，清末规定最大的矿区不得逾九百六十亩，这时规定煤矿区可达十方里，别种矿产区为五方里，如因特别情形，农商总长“认为必要时得增减之”⁽¹⁹⁾。这就使采矿者能扩大经营范围，促进了矿业的开发。例如：山西为中国重要煤矿产区，自《矿业条例》颁布后，设专管官署，开矿为利益所在，商民纷纷呈请注册立案。

为了吸引外资，鼓励中外合资兴办矿业，《矿业条例》第四条规定：“凡与中华民国有约之外国人民，得与中华民国人民合股取得矿业权，但须遵守本条例及其他关系诸法律。”“外国人民所占股份，不得逾全股份十分之五”（前清矿律外股只准十分之四）。外国人民只要领有该国外交官或领事官之证明书，即可与中国人民合资经营矿业。这就简化了外人投资的手续。《矿业条例》第四十七条又规定：“矿业权者得依一定条件，以矿业权抵押借款。”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外合作投资的条款。《矿业条例》公布之后，受到中外人士的欢迎，领取矿照的人不断增加。

（四）开办企业时封建性的专利垄断权逐步被取消。

专利权在欧美各国系给予某些生产技术发明创造者，以资鼓励。清政府则视其为开办企业的垄断权，排斥其他企业的发展。1912年底北京政府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等条例，把专利权明确限于工艺品发明者和改良者，取消了建厂专办之权。该章程规定：“凡关于工艺上之物品及方法，首先发明及改良者得呈请专利，其年限定为三年、五年两种。”“在专利年限以内，如有他人私自仿造妨害专利权时，享有专利权者得呈请禁止。”⁽²⁰⁾如1912年渔商陈文翔设立渔业公司呈请准予立案专利，实业部批准该公司注册立案，惟所请专利一节，认为“贩卖自由乃商业上应有之权利”，“捕鱼一业，非发明新制等可比，碍难照准”⁽²¹⁾，予以驳回。又如1915年周学熙等人创立华新纺织公司，申请在山东、河南两省专利三十年，一时舆论哗然，未几此项三十年专利之权即被取消⁽²²⁾。封建性的专利权被取消有利于打破垄断，使工商业能够自由竞争，促进企业的发展，这对发展生产、活跃经济，是一个进步措施。

（五）奖励商办企业，办有成绩者可以得到政府奖赏。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列在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的最后一级，社会上轻视商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清朝末年，虽然也颁布了一些奖励商人的办法，但获得赏赐的只是些经营工商企业的官僚、地主和大商人，一般商人是享受不到奖赏的。1915年，农商部颁布了奖励商人经营企业的奖章规则，规定凡创办实业较有成效者，只要符合下列各项条件，都能得到政府不同等级的奖章：

一、建设工厂制造重要商品者，其资本金在五万元以上，营业继续满三年以上。

二、经营直接输出贸易者，其每年货价总额在十万元以上，营业继续满三年以上。

三、承垦大宗荒地依限或提前竣垦者，其竣垦亩数在三千亩以上。

四、发明或改良各种便利实用之工艺品者，视其种类有一二特色以上。

五、开采大宗矿产纯用本国资本者，其每年矿产税额在二千元以上。

六、从事公海渔业者，其汽船吨数在五十吨以上，帆船吨数在三十吨以上，营业继续满三年以上。

七、捐款或募款设立商品、农产、水产等陈列所，农事、林艺、畜牧等试验场、实业补习学校及其他与此相类之事业者，捐款在一千元以上，募款在五千元以上，事业继续满一年以上。

八、办理商会或农会固有之职务，确有裨益于农工商各界者，其经办满三年以上⁽²³⁾。

奖励的范围包括农工商、矿产、农林、贸易、垦荒、交通运输、水产等各个方面。奖励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商人，目的是鼓励人们创办新企业和增加新产品，把对内发展工商业、农业和对外贸易结合起来。这个奖章规则的公布，对改变社会风气，一扫数千年来贱商的陋习，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六）政府设立各种示范场所，引导人民创办实业。

清朝末期，除了商部在京师设立了一个商品陈列所，袁世凯在天津创立了工艺总局，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临时搞了一个南洋劝业会之外，没有其他什么常设机关。1915年农商部在北京成立了劝业委员会，并设立了劝业场和附属商品陈列所、工业试验所，不久又成立了中央农事试验场、气候观察所、农林传习所，并在直隶正定、江苏南通、湖北武昌创办了棉业试验场。此外，还在北京天坛设立了第一林业试验场（1912年）、第二林业试验场（1915），在东北哈尔滨设立了东三省林务局，在沈阳成立了奉天林务局（1915），在北京西山、东北哈尔滨、安徽凤阳等地开办了种畜试验场。为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成立了权度检定所（1915）和权度制造所。所有这些会、局、场、所都制订了详细的章程⁽²⁴⁾。这些机关的建立对提倡实业，交流商情，研究新产品，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为了保护和促进棉、铁、丝、茶等工业的发展，政府于1914年1月又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并拟拨款二千万元作为发展这些工业的基金。《公司保息条例》规定，保息公司种类分甲乙两种。甲种为棉织业、毛织业、制铁业，乙种为制丝业、制茶业、制糖业。所列“甲种公司，得按实收资本金额之六厘，乙种公司得按实收资本金额之五厘，呈请保息”。“呈请保息者以本国人民依本国法律新成立之公司为限。”“凡新成立之公司，自开机制造之日起，继续三年为保息期间。”⁽²⁵⁾这些规定能够保证新成立的企业公司在开办初期也有利可图，这对资产阶级开办新企业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对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些推动作用，使资产阶级发起工厂企业得到了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据农商部统计：1912年公司数为九百九十七家，1913年为九百九十二家，1914年《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公布之后增为一千一百家，1915年为一千零九十三家⁽²⁶⁾。

由以上六点可见，民国初年所制定的各种经济法令、法规、章程，在不少方面确是消除了清政府对发展工商业的若干障碍，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以辛亥革命前1903年—1908年为例，新工业公司在旧商部注册的为二百六十五家⁽²⁷⁾，平均每年注册的企业为约四十四家。而1912—1921年间在北洋政府农工商部注册的企业则为七百九十四家，平均每年注册的约八十家，比辛亥革命前增加一倍⁽²⁸⁾。

从投资额来看，辛亥革命前1895年—1911年间厂矿投资总额为一亿一千一百三十一元⁽²⁹⁾，而1912年—1918年六年之中投资总额就达一亿四千二百八十六万五千一百三十四元，比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十六年之间的投资总和还多三千多万元⁽³⁰⁾。

从注册公司数来看，1912年—1914年为九十九家，1914年—1918年为三百七十七家，四年之间增加了近三倍。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棉、丝、纺织染公司，从1912年—1914年间的十个增加到1914年—1918年的五十个，增加了四倍，资本额也从三百二十一万五千元增加到二千五百二十三万一千一百二十元，增加了近七倍。面粉工业同期也由九个公司增加到三十二个公司，资本由六十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增加到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三百六十元，增加了近五倍。此外，增长得较快的是火柴工业，从十六个公司增加为二十四个公司，资本由六十三万零二百元增加到三百四十三万八千五百元，增加了四倍多⁽³¹⁾。这一统计说明了辛亥革命后确曾出现了一个设厂高潮。

商业公司投资的发展也很快。据农商部统计：全国资本在十万元以上的公司，民国三年（1914）有一百六十九家，民国四年（1915）发展到二百零六家，到民国五年（1916）发展为二百二十家⁽³²⁾。工业发展速度也很迅速。1920年本国资本的主要工业和1912年相比，棉纺和面粉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7.4％和22.8％，矿业年平均增长率为9％，其中机械采煤为13.4％，而机械采铁矿达25.7％⁽³³⁾。

再从具体的工业部门来看，有些部门的发展也是较快的。以纺织业为例，辛亥革命前洋纱洋布充斥于中国市场，每年进口大量的棉纱棉布，致使中国纺织工业不能发展。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帝国主义忙于战争，减少对中国的棉货输出，中国棉纺工业得以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1910年中国共有纺织工厂二十九家，其中除外商经营的七家，二十二家为华商经营，纱锭为五十二万四千零九枚；1912年华商经营的工厂增为二十四家，纱锭为五十八万零三百四十一枚；1916年华厂增为三十家，纱锭增为七十二万一千一百零五枚，自1912到1916年的四年之间工厂增加六家，纱锭增加了十四万多枚⁽³⁴⁾。

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所经营的纺织、面粉工业，在辛亥革命后发展很快。荣氏投资于纺织业，始于1909年在无锡创立的振新纱厂，起初资本只有三十万元，是一个只有纱机一万二千锭的小厂，经营七八年成效不大，至1914年增加纱锭一万八千枚。1916年荣氏从振新分出，独自创立了申新纺织公司，额定资本为三十万元，纱锭为一万二千九百六十锭，获得很大利润，1918年盈利22万元，盈利率达74.2％⁽³⁵⁾。随后申新又增建了一个厂（申二），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九个厂，荣氏也成为中国有名的“棉纱大王”。

天津的民族工业，在民国初年的发展也较快，1912年—1914年新开办的工厂就有七家，大都为面粉、榨油、火柴等轻工业。1915年王郅隆等开办了规模较大的裕元纺织公司；周学熙等人开始创立华新纺织公司，资本达一千万元，后来发展到四个厂。号称民族资本机器制造业和铸铁业集中地的天津三条石地区，这时也正由工场手工业逐步向使用动力生产的工厂过渡⁽³⁶⁾。

天津民族工业大规模发展是在1916年以后。1916年—1922年，天津新建了六个纱厂，资本总额达到一千八百九十万元，纱锭总数达到二十二万三千枚。“天津在这个时期增加资本，占全国增加资本的30％强。”⁽³⁷⁾这些新设的工厂，在此期间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如裕元纱厂1918年完工时资本仅为二百万元，以后四年内便盈利六百余万元。又如华新纱厂1918年开工一年后即获利一百五十万元⁽³⁸⁾。

武汉的纺织工业在这个时期也得以恢复和发展。清末的武汉纺织工厂主要是张之洞创办的纱、布、丝、麻四局，辛亥革命前夕，经营大多无利，时常关厂停工。1913年以徐荣廷为首的资本家租办了官办的纱、布、丝、麻四局，组成了楚兴公司。这个公司经过整顿，从此大有起色，布匹销售供不应求，除了支付1913年—1914年的租金外，每年净利都在15％以上⁽³⁹⁾。1918年，楚兴公司又在武昌开办了裕华纱厂，以后逐步形成资本雄厚的裕大华集团。

民国初年，全国面粉工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全国机制面粉厂数目1903年—1908年为十二家，到1919年已经发展到六十二家，1920年—1921年更发展到一百二十三家⁽⁴⁰⁾，中国的面粉也由过去每年入超一变而为出超。面粉入口不断减少，1912年为三百二十万担，1913年为二百五十万担，1914年为二百十九万担，1915年迅速降低为十五万担；而面粉出口则不断增加，1914年时还不足七万担，1915年上升为二十万担，到1918年达二百万担，1920年更猛增为四百万担⁽⁴¹⁾。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各国粮食生产减少，迫切需要面粉，中国所产面粉运销英、法、土耳其、日本、东南亚等地，从而促使中国面粉工业得以迅猛地向前发展。以无锡荣家为例，1902年荣家在无锡创办了保兴面粉厂（茂新前身），只有石磨四套，日出面粉不过三百包，由于外粉倾销，颇多亏折。辛亥革命后形势好转，营业大有起色。1912年茂新获利十二万八千两，转亏为盈，除付还各欠外，尚余数万⁽⁴²⁾。荣家依此扩大生产，于1912年—1914年创建了福新一、二、三厂⁽⁴³⁾。到1916年，荣家茂新、福新系统发展到六个厂，粉磨增加到一百零一台，比创办时增长二十四倍多。1921年茂新发展为四个厂，福新系统增加到九个厂，日生产面粉七万六千袋，其生产能力占全国民族资本粉厂的三分之一左右⁽⁴⁴⁾。

当时上海是面粉工业最发达的地区。1918年前，上海面粉厂除福新系统福二、三、四、六厂外，新成立的还有七家⁽⁴⁵⁾。其他如天津、济南、汉口以及东北哈尔滨等地面粉工业也相当发达。

缫丝工业也有进展。上海不仅是中国的棉纺织业的中心，也是缫丝工业的中心。江浙地区盛产蚕茧，为上海缫丝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辛亥革命前丝业萧条，工厂停工停产的居多。1911年上海拥有丝厂四十八家，丝车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八台。1914年增为五十六家，丝车一万四千四百二十四台。1917年猛增为七十家，丝车一万八千三百八十六台⁽⁴⁶⁾，比1911年增加了二十二家和四千多台丝车。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加，蚕丝出口也逐渐增加。1911年出口各种蚕丝为七千四百五十多万两，1913年增为八千三百十五万两，其中机器缫丝出口由三千六百多万两增加到四千六百名万两，增加了近一千万两⁽⁴⁷⁾。

卷烟工业发展也颇为迅速。上海卷烟厂由1910年的一家烟厂发展到1916年的七家⁽⁴⁸⁾。侨商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所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该公司于1906年成立于香港，最初资本不过十万元，而且由于外资竞争，处境危险，辛亥革命后资本发展到一百万元，1918年增资到五百万元，并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开设了分厂，规模逐渐扩大，盈利也增长很快。1920年—1921年盈余达四百多万元⁽⁴⁹⁾，从而能与外国资本经营的英美烟草公司相匹敌。

榨油工业也有较快的发展。中国新式榨油工业，东北以大连、营口为中心，华北以青岛为中心。东北出产黄豆，以生产豆油为主；山东出产花生，青岛是花生油生产的中心；江浙产棉籽，上海多产棉籽油；汉口为桐油集散地。辛亥革命后特别是欧战期间，油料为各国所需，我国旧式油坊不能满足需要，新式油坊应运而生。东北大连1913年有新式榨油工厂五十二家，1919年增加到八十二家（其中大多数为华商所开办的工厂）⁽⁵⁰⁾。油料输出也逐年增加，以豆油为例，1913年输出为四十九万一千担，1916年增加到一百五十六万五千担，四年之间增加了二倍多⁽⁵¹⁾。

民国初年，火柴工业的发展也较快。据统计，1905年—1913年我国的火柴厂开设了52家，1914年—1923年增加到113家⁽⁵²⁾，十年时间就增加了61家，比1913年前增加了一倍多。由于国产火柴的增长，部分满足了人民的需要，进口的火柴不断减少。据统计：1913年火柴进口为五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三箱，1914年就降为四十七万六千七百十五箱，1915年降为四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八箱，1916年更降为四十一万二千四百十四箱。若以1913年进口指数为100，到1916年进口火柴指数降为72.5％⁽⁵³⁾。当时经营火柴的工厂，“无不获利倍蓰。即如北洋一厂，开办时资本不过二万元，到1917年—1918年间竟获利十万余元”。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火柴大王”的刘鸿生，于1920年创办了鸿生火柴公司，最初资本不过十万元，后来发展为规模巨大的大中华火柴公司，所产火柴行销长江流域和两广、闽浙地区。

此外，在造纸、针织、制糖、制烛、食品罐头等工业方面，这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中国的煤铁开采和铁路、航运等部门，一向是控制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的。官僚资本为了巩固其统治，也办了一些军火工业、煤矿和铁工厂。民族资本在重工业方面的投资是很微弱的。辛亥革命后特别是欧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乘隙在重工业方面得以发展。

采煤工业。中国的采煤工业大部分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民族资本投资采煤工业的很少。辛亥革命后政府公布的《矿业条例》鼓励人们从事采矿业，因而采煤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1912年向农商部领取的矿照为二十一件，1913年为三十二件，1914年为五十八件，1915年猛增为一百五十三件，其中以领取煤、铁、金、银矿照的居多。例如领取采煤的矿照，1912年为十四件，矿区面积为五千一百四十五亩；1913年为十九件，八千三百九十七亩；1914年《矿业条例》公布后，就上升为二十七件，二十五万三千五百四十二亩；1915年更增为五十六件，二十四万一千八百十四亩⁽⁵⁴⁾。四年之间领取的矿照增加了三倍，矿区面积增加近五十倍；如果把各地方开办的小煤窑计算在内，数字就更多了。全国煤的总产量也有所增加。1912年机械采煤量只有五百一十六万吨，1919年增为一千二百八十多万吨，1920年更增加到一千四百十三万多吨。用土法开采的小煤窑为数也不少，这期间每年都有增加，产量约在四百万吨左右。九年之间，机械采煤量（包括帝国主义投资各矿在内），总共增加了近二倍。若剔除外矿产量，则从1913年的五十四万多吨上升为1916年的七十五万多吨，1920年则猛升为三百二十八万吨⁽⁵⁵⁾，增加了五倍多。例如，纯为民族资本创办的山西保晋煤矿公司，产量就增加很快：1912年产量为二万一千多吨，1916年上升为七万一千多吨，1920年猛增到二十二万五千多吨，比1912年增长九倍多，企业也由亏损一变而为盈利。该矿在1916年以前年年亏损，1916年盈利达四十三万元，占资本总额的15％，1919年盈利也有十一万九千余元⁽⁵⁶⁾。随着煤产量的增长，进口煤逐渐减少，出口煤不断增加。据统计：1914年进口煤炭价值为八百七十万海关两，出口煤炭价值为九百二十六万海关两。出入口相较，出口额已经超过了进口额，煤炭业的发展“猛进无绥”⁽⁵⁷⁾。

钢铁工业。1911年全国钢铁总产量为十二万一千多吨，1916年发展为四十一万四千吨（其中铁为三十六万九千吨），增加近二倍半。钢铁入口量也在减少，1911年入口为二十一万九千吨，1915年降为十二万五千吨，降低了约43％，1917年更降为十二万三千吨⁽⁵⁸⁾。随着钢铁产量的增加，国内铁矿需求相应增加，铁砂产量也随之增长，出产的铁砂除满足国内需要外，还有出口。如1912年铁砂的产量（机械开采）为二十二万一千多吨，净出口为二十万另四千多吨；1916年上升为六十二万九千多吨，净出口为二十五万二千多吨，产量增加近二倍⁽⁵⁹⁾。从铁矿开采手段来看，也有显著进步，机械开采和冶炼的比重都有所提高。1912年机械开采的铁矿只占30.6％，机械冶炼生铁只占4.5％。1916年机械开采的铁矿上升为55.6％，机械冶炼生铁上升为53.8％⁽⁶⁰⁾。

这时期由华商经营的制铁工厂也有增加。除原有的汉冶萍公司大冶铁矿厂外，还有上海新成立的和兴钢铁厂、大冶的济华铁矿公司（1917）、汉口的扬子公司以及后来的石景山炼铁厂等。汉冶萍公司在此期间产量迅速上升：以汉阳产铁量为例，1912年为七千九百八十九吨，1913年为七万九千五百十三吨，1914年为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五吨，1915年为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一吨，四年之中增加产量近十六倍⁽⁶¹⁾。该公司由于产量上升而扭转了历年来的亏损，增加了盈利。辛亥革命前几乎每年要亏损一百五十万到二百八十多万元，到1914年仅亏十万元，1916年至1919年，每年都有盈余。1918年盈利多达三百七十七万九千元⁽⁶²⁾，该公司并进行了扩建，在大冶附近新建两座高炉，在汉阳铁厂添建化铁炉及炼钢炉。1918年产量增为十三万九千余吨，1919年增为十六万六千余吨。和兴公司创于1917年，最初资本仅八万元，在欧战期间，获利甚巨，改组增资至一百万元，添置炼钢炉二座，专以炼钢为主⁽⁶³⁾。

锑、钨等有色金属业。锑、钨为军事战略物资，欧战期间价格猛涨，我国出口猛增，获利倍蓰。1912年纯锑产量为一万五千吨，1917年增至三万三千吨。钨在1915年始发现，1916年产量就达二千吨，1918年猛增至一万余吨。钨主要输往美国和日本⁽⁶⁴⁾。它主要产于湖南，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0％。湖南的锑砂和纯锑在欧战期间为各参战国所争购，纯锑一吨价值由一百四十六元上涨至一千元。据统计：1914年锑砂出口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九石，总值二十五万五千多两，1916年纯锑总值为四百六十三万四千七百二十五两，生锑总值为四百六十七万多两，1917年生锑出口为三十二万多石⁽⁶⁵⁾。湖南用机械开采锑矿的华昌公司，在此期间利润收益猛增，因此于1915年扩充商股至九十六万两，1916年冬又加入商股二百另四万两，总资本达到三百万两。该公司除在长沙设立冶炼厂外，另于益阳、安化、新化等县设立采矿场及生锑制炼厂，并在上海和美国纽约设有分售处，直接对外贸易。由于锑价猛涨，该公司1916年的纯利竟达到一百二十七万两⁽⁶⁶⁾。

水泥业。辛亥革命前，中国所有水泥一半来自欧洲。欧战期间，欧洲水泥来源断绝，因此国内水泥工业得以发展。除原有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湖北大冶水泥公司、广州的广东士敏土厂三家水泥厂外，又新设了上海龙华的上海水泥公司，南京龙潭的中国水泥公司与无锡的太湖水泥公司、河南的六河沟水泥厂四家水泥厂。这期间，水泥生产异常有利，每桶水泥由市价五元涨到十元。

交通运输业。1912年—1916年，北洋政府为兴建铁路的对外借款共为二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余元⁽⁶⁷⁾。这些借款大多数为北洋政府挪作军事、行政费用，真正用来修路的经费很少。民国后并没有修筑大的铁路干线，只是零星地修筑了干线中所未完成的地段和一些支线。1912年—1913年间修筑了二百五十六英里⁽⁶⁸⁾，1914年—1920年间修筑了八百零四英里⁽⁶⁹⁾，九年间总共修筑铁路不过一千零六十英里。

这期间民营铁路虽有发展，但成绩也不大。除苏、浙、湘等省各有已成铁路一二百里外，其他各省商办铁路还处于修筑土方或购买材料阶段。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力倡“开放路权”，借外资兴办铁路，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并制定了要筹集六十万万元，建筑十万英里铁路的宏伟计划。孙中山的计划，由于二次革命的失败，未能实施。

商办铁路不但集资困难，而且营业亏损。在孙中山国有铁路计划的影响下，商办铁路纷纷要求让归国有，于是北洋政府用了六千多万的期票，于1913年—1914年间先后收回了湘、苏、豫、川、鄂、浙、晋各省的商办铁路。

轮船航运事业。旧中国的航业大都控制在帝国主义所办的轮船公司手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上海、汕头、广州、杭州等几个大的通商口岸，陆续出现了一些民营的轮船公司。1910年，中国共有轮船八百八十五只，总吨位为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吨。1912年为八百九十七只，总吨位为九万五千四百四十七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商船增加较快，1914年为一千一百四十七只，吨位上升为九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吨。到1916年，猛增到一千三百四十三只，吨位上升为十万零二千七百五十七吨。1919年轮船数达到一千四百一十只，总吨位上升为十五万二千五百八十五吨，与1910年相比，轮船增加五百二十五只，吨位增加六万三千六百九十七吨⁽⁷⁰⁾。这期间我国船数虽然增长较快，但增加的大多数为小轮船，而且以4吨以下的居多数，4吨以上的较大轮船增长得很少。所以中国的轮船只能在沿海和内河航行，航行外海的很少。这说明中国的航运事业虽有发展，但仍很落后，中国内河航运和外海运输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国家轮船公司手中。以长江为例，中国运输的船只和运输的吨位各只占26％，而英国船只占38％，总吨位占40％，日本次之，船只占31％，总吨位占31％⁽⁷¹⁾。

此外，公路、邮电等事业也有所发展。

总之，中国民族工业无论从设厂数目和投资规模以及发展速度方面，都比革命前大有进步。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辛亥革命既没有改变这一社会条件，因而它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仍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限制，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截止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近代工业生产能力还是十分微弱的。中国工业总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87％，而近代工业在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不到20％⁽⁷²⁾。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一些弱点就暴露得更加明显。

（一）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不平衡。正如上面提到的，这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是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发展迅速，重工业的发展则很缓慢。这一方面是因为轻工业投资少，见效快，资金周转灵活，能够迅速获得利润。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不能允许它发展重工业；即使有了一些重工业，也大都还是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虽然有人提倡发展重工业，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工业结构上也不平衡。例如我国的钢铁工业体系和棉纺织工业体系就不完整。钢铁工业方面，铁砂大量出口，炼钢冶铁设备完全依赖从国外进口。棉纺织工业方面，一面是棉花大量出口，一面棉布却大量进口。国内大都是棉纱厂，织布厂很少，纺与织不配套，印染能力更少于织布能力。纺织机械自己不能制造，完全依靠进口。这种畸形现象，是中国工业发展不能独立所造成的。

在地区配置上也不平衡。新式工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和通商口岸等城市，内地的新式工业却很少。据统计，1919年注册的工厂共有四百七十一家，其中江苏就有一百五十五家，直隶五十七家，浙江四十二家，广东三十三家，山东三十一家⁽⁷³⁾。这几省总共就有三百一十八家，占注册工厂数的67％。中国最发达的棉纺工业也大都集中江苏、上海、汉口等地。如1918年全国纺锭的80.32％集中在江苏和上海，仅上海一地就占61.82％，而在广大内地如西康、新疆，甚至云、贵、川和陕西，一枚锭子都没有⁽⁷⁴⁾。这在我国工业地区配置上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

（二）中小企业发展快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辛亥革命后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大多为中小资本和手工工场。由于资金薄弱，因而企业规模狭小，机器设备粗陋不全，生产工艺落后，大多还没有脱离手工工场性质，使用动力生产的也就很少。据统计，1916年全国动力机器总数为二千零三十台，电力总数十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一瓩，尚不及当时美国匹茨堡一个城的动力⁽⁷⁵⁾。即使有些工厂购置了动力设备，但由于设备不全，电力昂贵而搁置不用。因此工人劳动条件差，强度大，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由于资金短缺，有些企业就不得不向帝国主义银行借款，借款的条件苛刻，利息又高，一经举债，企业往往就受人控制而陷入无力自拔甚至被吞并的地步。

（三）技术人员缺乏，企业管理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厂由于技术人员缺乏，往往要用高薪聘请外人为工程师。工厂的业主大多出身于官僚、地主和商人，他们对现代科学知识不甚了解或一知半解，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利润而不知改进技术以提高生产。以棉纺织厂为例。1916年—1922年以前建立的32家纺织厂，商人投资的占多数⁽⁷⁶⁾。商人投资工业，他们着眼点是从流通领域中获取利润，而不知道如何组织精工生产、改良和更新生产设备，而且不提或少提公积金和折旧费，以至机器陈旧，不能使用新技术。工厂的产量和质量都不能提高，在市场上也就缺乏竞争力。最后的结果往往不是停工闭业就是被人吞并。

中国工厂有一种奇特的管理制度即官利制度。这种制度不论企业盈亏，股东们必得官利，其数目总要在八厘以上，股东们既可以坐享官利，就不关心企业的经营情况。例如，南通大生纱厂初创时为了招徕投资，规定凡股东一经入股，便按年利八厘起息。虽然在光绪二十一至二十五年（1895—1899）工厂筹建期间资金困难，几至于不能成厂，但一万七千余两的官利还是不能拖欠的⁽⁷⁷⁾。这种官利制度就是在辛亥革命后也没有取消，如1912年荣宗敬扩充茂新面粉厂时，“招足股银二十万两，分派两千股，每股银一百两，常年官利一分，每年以正月月半后派分官利余利，凭折支付”⁽⁷⁸⁾。这种官利制度，股东形同高利贷者，借钱生息，不问盈亏。这就势必增加工厂产品成本，也限制了资金的积累。这也是妨碍中国工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　官僚资本企业的发展和交通系

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同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也有所发展。原来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后所办的军事工业，现在都转到了北洋政府手中。如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山东机器局、新疆机器厂、成都机器局、江西子弹厂、山西制造局、广州机器局、湖南机器厂等十几个军火工厂，这时都入于军阀之手。1904年袁世凯在德州创办的规模巨大的北洋机器新局所属的十二个厂，在辛亥革命后都一概成为北洋军阀制造军火的重要工厂。此外，袁世凯于1915年筹办了规模较大的河南巩县兵工厂，并在湖南新设了湖南兵工厂。官僚资本除继续经营各种军火工业之外，还陆续办了一些民用工业，主要是一些煤、铁矿和纺织、造纸、皮革等工业。银行也是他们投资的主要场所。据统计，从1896年至1913年为止，全国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共设立了五百四十九个，资本总额为一亿二千零二十九万七千元。其中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有八十六个厂矿，资本额为二千九百四十七万六千元，约为新式厂矿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一。在四十二家煤矿中，属于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有十七家，资本额约占资本总额的一半⁽⁷⁹⁾。辛亥革命后一些民用工业也同军火工业一样转到了北洋军阀手中，成为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官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据1912年统计，在中国煤矿生产中，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外，官僚资本在投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12年，全国机械采煤量为四十一万六千五百多吨（不包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采煤量），官僚资本用官办、官商合办等手段控制了煤的机械开采量的82.2％。1916年控制了开采量的79.3％，直到1919年以前，官僚资本控制的煤开采量都在70％以上⁽⁸⁰⁾。

在职官僚凭借其政治特权办了许多企业，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如北洋官僚徐世昌、黎元洪、朱启钤等以私人的名义，经营山东中兴煤矿。他们凭借着政治上的特权，在运费和税率上比其他煤矿取得许多“优待”，从而攫取了巨额利润。据统计，1914年，中兴煤矿账面盈利与资本的比例为9.1％，1918年就上升为46.4％，1920年达到69.2％的高额利润⁽⁸¹⁾。其他大官僚控制的正丰、长城、宝华、烈山、贾汪等煤矿，在此期间也获得了巨大利润。

袁世凯、周学熙等人在清末就创办了北洋机器局、滦州煤矿，以后还控制了井陉煤矿，又开办了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厂等企业。启新洋灰公司所产水泥垄断了市场。中央机关、华北的铁路和其他城市的各项公用工程所需水泥，都由该公司包售。该公司于1907年由唐山细绵土厂改成，资本不过一百万元。辛亥革命后，1912年旧股升值，资本额达到六百万元，六年之间资本增加五倍，利润也由1907年的四万五千多元增加到1914年的四十五万多元，七年之间增加九倍⁽⁸²⁾。为了进一步垄断市场，启新于1912年利用强权，吞并了湖北水泥厂。

北洋军阀官僚投资的主要场所，主要集中在他们统治中心的京津地区。1914年到1925年间，天津新建工厂有二十六家，其中北洋军阀投资的就有十一家，占新建二十六家工厂的42.3％。这十一家工厂的资本总额达—千五百七十二万元，占二十六家资金总额二千九百二十一万元的53.8％。1915年开始创办的裕元纱厂，实际上是安福系军阀官僚为主体创办的，该厂董事会成员有段祺瑞、倪嗣冲、徐树铮、曹汝霖、周自齐、朱启钤、冯国璋、张勋等人，该厂全部股本二百万元，而倪嗣冲一人就有股本一百十万元⁽⁸³⁾。

曹锟用克扣军饷、滥报军费、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手段搜刮来的大量财富，除了开当铺、买地产外，还投资于新式工业。1919年曹锟等创办了恒源纱厂，资金四百万元，曹氏家族股份就占了八十二万元，占总资本额的五分之一强⁽⁸⁴⁾。曹氏家族还开办了直东轮船公司、罐头公司，还投资井陉煤矿、遵化兴隆铁矿等。此外，他们在保定中国交通银行分行都有约六百余万的巨额存款。曹锟家族积累的财产价值约有六千万元⁽⁸⁵⁾。

曾任江西督军的李纯，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除在天津大量购房地产外，也投资于新式企业。北京电车公司、天津裕大纱厂、龙烟铁矿和天津一个大皮革公司等企业中，都有他的股票；大陆银行、北洋保商银行、山东省工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也都有几万至几十万元的股票⁽⁸⁶⁾。

此外，还有许多官僚军阀在这个时期投资新式工矿企业和银行。1912年—1916年一些主要军阀投资的工商企业共有三十七家⁽⁸⁷⁾。其中在天津的有八家，在北京的有八家，在京津附近的有五家。

京津地区是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所以他们的经济活动也集中在这一地区。要统计军阀的财产和投资企业股份的确切数字，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搜刮来的财富，除了供其挥霍外，还大量购买土地和房地产，或存入外国银行，企业投资只是他们的一部分。为了逃避人们的视线，他们在投资和存入银行款项时往往不用本人的姓名，而是用别名和妻子儿女或亲信的名义。或者用某某堂的名义购买股份。因此，他们在各种企业和银行中的投资就很难确切统计。据不完全统计，一些主要军阀的投资数字，也是大得惊人的。如徐世昌就有一千万元，靳云鹏二千万元，梁士诒三千万元，徐树铮八百万元，倪嗣冲二千五百万元，曹锟五千万元，王占元三千万元⁽⁸⁸⁾。

军阀官僚不仅投资于工商企业，也积极投资于银行、银号等金融业，主要投资场所也是京津地区。设在北京的中国、交通、新华储蓄、劝业、边业、盐业、殖边等银行中，都有许多军阀官僚私人投资。王克敏、李士伟、周学熙、熊希龄等人都是中国银行的大股东。交通银行是梁士诒等交通系官僚掌握的银行。盐业银行、中孚银行、殖边银行、新华储蓄银行的主要股东，也大多是些军阀官僚。王克敏为中国银行总裁、殖边银行董事、天津保商银行董事，当时新成立的银行几乎都有他的股票。新华储蓄银行的大股东为梁士诒、周自齐、叶恭绰、朱启钤等交通系的人物。盐业银行大股东为袁乃宽、张镇芳、梁士诒、李士伟、周学熙等人。

军阀官僚们不仅投资于新式银行事业，还创办了不少银号。冯国璋开办的华通银号，是以吸收自己势力范围的“银钱收支及军队饷糈为业务”⁽⁸⁹⁾，实际上是冯家的银库。江西督军李纯开设的义兴银号，吸收当时两广军阀陆荣廷、山东督军张怀芝的存款，以及田中玉、蔡成勋、何丰林等督军、师长的存款，仅天津分号吸收的定期存款就达八百万元，在天津银号中“无出其右”⁽⁹⁰⁾。此外还有张敬尧开办的祥盛银号、海军总长刘冠雄的信富银号、王怀庆的华茂银号、王占元的日亨银号、田中玉的永豫银号等。差不多一些重要军阀都有自己开设的银号。这些银号的资本一般为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大银号对金融的影响很大，军阀的存款往往能左右银号的业务。例如蔡成勋从天津益兴银号一次提出30万元，致使天津的三家银号同时倒闭⁽⁹¹⁾。

由于军阀官僚竞相投资银行、银号，致使金融业发展很快。据统计：1896年—1911年间设立的银行为十七家，1912年—1916年间就有三十家，比前期增加了76％。1912年银行资本总额为三千六百二十五万四千九百十九元，1916年为三千七百八十万零六百九十元，比1912年增长4％。1917年—1923年银行增加更快，达到一百三十一家。1920年的银行资本总额达到五千一百九十八万七千零七元，比1912年增加了43％。

据1925年的调查，全国华商银行数为一百四十一家，开设在北京及直隶的银行就有三十七家，占总数26％以上⁽⁹²⁾。

军阀官僚除经营银行、银号之外，还开办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贸易公司等。

军阀官僚踊跃投资于金融事业，这同当时政府的财政政策有关。北洋政府连年发动反革命战争，财政窘困，除借外债和对内增加税收以资应急外，主要方法就是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以补其不足。发行公债都有很高的利息和折扣，而公债的发行大都是通过银行代理和抵押承销的。公债折扣最低的为八五折，加上利息，平均为三分左右。这样高的利息自然就吸引了军阀官僚把掠夺来的大量财富向银行投资。军阀官僚凭借政治特权开设的银行，就可以捷足先登，抢先购公债，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据统计，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1916年发行公债，实发行额为二亿零九百五十三万元⁽⁹³⁾，不难想象，他们从中得到的“利润”该有多么巨大！

在这个时期，官僚资本中还出现了一个实力雄厚的、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叶恭绰、周自齐、朱启钤等人。他们掌握着铁路交通大权，控制着交通银行，垄断了铁路借款，势力膨胀到能左右政局的地步。

交通系首领是梁士诒。他赖以操纵财政的大本营，主要是交通银行。交通银行成立于前清末年（1907），差不多与前清度支部所设立的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同时成立。该行成立时，是由邮传部拨资四百万两，集商本二百万两组成，最初由邮传部左丞李经迈为总理。宣统三年（1911）加募商本四百万两，股票还未售完，辛亥革命爆发，遂中止发售。李经迈因所开善源金店亏欠倒闭，欠交通银行数百万元而去职。有人乘机侵入，召集京、津股东会，陆宗舆被选为会长，不久又任总理。陆曾提议发行纸票以救济市面。民国成立后，北方银根异常吃紧，该行股票每百两落至二十两。梁士诒乘机大量收买股票，更借总统府秘书长资格，推倒陆宗舆而取得总理。梁夺取了交通银行的控制权之后，将各种交通机关的收入共约千万元寄存该行，又把屡次所借修筑铁路的款项也存入该行，均无利息。交通银行因此有了大量存款，信用日增，凭此大发纸币。

梁士诒为了能持久地把持交通银行，指使周自齐、朱启钤两人提出《交通银行则例》，呈请袁世凯于1913年4月批准公布。

交通银行成立时本来是官股大于商股，梁为牢固地控制交通银行，就设法增加商股。他利用已批准的《交通银行则例》第三条，“交通银行股本总额为库平银一千万两，计分十万股，每股库平足银一百两”的规定，除前邮传部为辅助交通事业所附入的四万股外，其余六万股由人民承购；如欲“增减资本，须经股东会总会议决，呈报财政部交通部核准”⁽⁹⁴⁾。这样，交通银行就由官商合办的银行一变而为商办的股份公司，国家不能任意变动股本了。

为了继续保持交通银行代理国库的权利，总揽交通上收入及其他债款收入存入该行的特权，《则例》第七条规定：“交通银行掌管特别会计之国库金。”第八条规定：“交通银行得受政府之委托，分理金库。”第九条规定：“交通银行受政府之委托，专理国外款项及承办其他事件。”此三条保证了交通银行有寄存国家收入的权利。

《则例》第十三条又规定：“交通银行受政府之特许，发行兑换券。其办法照财政部所定之银行兑换券则例进行。”但发行的式样、数目、日期得呈请财政部核定。这样，交通银行又取得了纸币发行权。

为了取得人事任用权，《则例》第十四条规定：“交通银行设董事五人以上、十一人以下，由股东会就二百股以上之股东选出，呈报财政部及交通部存案。任期四年，期满得再选再任。”第十五条规定：“交通银行设总理一人，协理一人，帮理一人。总理由股东总会就四百股以上，协理就三百股以上之股东选出，呈报交通部转咨财政部存案。任期五年，期满得再选再任。帮理以路政局局长充任，由交通部委派。”有此两条，用人之权，政府便不能直接过问。

梁士诒凭此《则例》取得了交通银行正式总理，从此牢牢地控制了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的股东大多数为铁路、电局的要人，开股东会时“非与各路局、电局有连之股东不得入场，质言之，直谓交通系之集会可也”⁽⁹⁵⁾。

交通银行的存款，主要的也是铁路存款。梁士诒、叶恭绰等把持路政，各路局长大多为梁、叶亲信。他们串通一气，隐匿盈余不报。每年未报之盈余约千余万元，“均以私人名义存入交通银行，以便居股东地位而操银行之大权，并持银行为交通系之大本营而挟持政府”⁽⁹⁶⁾。

此外，梁、叶等人把持铁路，利用特权，开办运输公司。如津浦路的汇通公司，京汉路的广兴长转运公司，垄断了铁路运输，每年获利千余万元⁽⁹⁷⁾。

他们还把掠夺来的财富，投资于工商企业，开办煤矿和纺织公司。前面提到的朱启钤，就是中兴煤矿的大股东兼总理。叶恭绰为裕元纺织公司赞成人、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名誉董事，又是交通银行、新华储蓄银行董事。梁士诒也是中兴煤矿大股东，盐业银行、新华储蓄银行董事和发起人。周自齐为新华储蓄银行董事、中华懋业银行总裁和裕元、裕大纺织公司发起人。

梁、叶等结成私党，把持要政，左右政局。梁士诒在“交通部布置多年，上下各级重要人员无不由其一手提拔，凡重要事件无论梁氏在部与否，无不禀命而行”⁽⁹⁸⁾。梁士诒、叶恭绰等内以朱启钤、周自齐、张岱彬、任凤苞、施慎之等为其羽翼；外以五路局长赵庆华（津浦路局长）、关赓麟（京汉路局长）、关冕钧（京绥路局长）、李福全（正大路局长）、钟文耀（沪宁路局长）等为其爪牙，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派系。

梁士诒等既掌握交通银行和路政，又通过铁路借款和各国银行往来密切，深得帝国主义信任。从1912年到1916年，袁政府通过交通系借款二亿三千二百多万元。交通系依仗帝国主义势力影响政府财政用人大权。如1914年5月，袁世凯本想委张镇芳担任财政总长，交通系凭借英人的势力出面干涉，英国声明财政一席断不可委张镇芳，因而迫使袁仍任周自齐为财政总长⁽⁹⁹⁾。北洋政府历届内阁的交通、财政总长，多半为交通系占据。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官僚资本有所发展。其投资的特点是：以现任官僚私人投资工矿企业和开办金融银行事业为主，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它的发展远不如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快，更不能控制全国经济命脉。

官僚资本之所以在这时发展缓慢和分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官僚资本是直接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取得发展的，而新建立起来的袁世凯政权还不巩固，政治局势动荡不定，战争迭起。因此，军阀官僚把夺取来的大量财富，大半用以购置土地和房地产，进行封建剥削，或用于商业和金融等投机事业，投资工矿企业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三　外国资本的侵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内部战争，某些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这首先表现在中国对外贸易进口货的减少和出口货的增加方面。据统计：1911年输入中国的商品总值为四亿七千多万海关两，1913年输入为五亿七千多万海关两，到了1915年输入锐减为四亿五千多万海关两，1915年输入比1913年减少了五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输出却在逐年增加：1911年为三亿七千七百多万海关两，1913年上升为四亿零三百多万海关两，1916年更上升为四亿八千一百多万海关两，1916年输出比1911年增加一亿零四百多万海关两，增加近三分之一⁽¹⁰⁰⁾。

输入减少的只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美、日对中国的贸易输出则是逐年增加。据统计，大战之前英国商品输入占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位，日本次之，美国第三。欧战爆发后，贸易位置则有很大变动，日本占第一位，美国次之，英国第三。日本乘英、法、俄、德等国忙于欧洲战争的机会，利用它地理上邻近中国的优越地位，加紧其独霸中国的侵略活动。据统计，从1914年至1917年间，日本对华贷款总额达到八千一百多万元，其中以交通、铁路、矿山、工厂等部门贷款最多。

日本势力的扩张还表现在对华贸易方面的激增。1914年日本对华输出货值一亿六千多万元，1917年增加到三亿一千八百三十八万元，1918年更增为三亿五千九百十五万元⁽¹⁰¹⁾。输入增加最快的是棉纺织品。大战期间，日本棉布的输入大为增加，打破了以前英国对中国棉布市场的独霸局面，取得了在中国棉布市场的优势。据统计，1913年中国各通商口岸进口的棉布价值，英国货占33％，日本货占29.6％，其他各国进口货占37.4％。1914年—1916年间，日本上升为36％，英国下降为33.4％，其他为30.6％。到1917年—1919年间，日本则猛增为57.7％，英国则下降为29.5％，其他为12.8％⁽¹⁰²⁾。与日货输华的同时，日本垄断资本也打进了中国市场，向中国大肆进行资本输出，在华直接投资，开办工厂矿山，特别是注意投资于棉纺织业。日本三菱、三井财阀等所属的纺织会社，在中国开办了许多纺织厂。如受三菱财阀控制的内外棉会社，在中国就设有纱布厂十四所，而在日本本土只有两所工厂⁽¹⁰³⁾。“欧战期间，日人在山东及津沪等地增设工厂甚多，单是青岛及山东之日人工厂而论，为数已一百三十九家”⁽¹⁰⁴⁾。日本财阀不仅在中国投资纱厂，而且也大量掠夺棉花原料。他们对棉花的生产、收购和贩卖，都设有完整的投资系统，势力十分雄厚。如天津是华北棉花的集散地，也是中国输出棉花最多的口岸，而输往日本的棉花为数最多。据1912年调查，每年由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新疆各省运集天津的棉花，约有一百二三十万担。天津、唐山两地纱厂消费约四十万担，申帮及欧美商约运二三十万担，其余均以日本为销售市场⁽¹⁰⁵⁾。日商在天津设立的以棉花出口为主要业务的商行就有十五六家，势力远在华洋各商之上。

日商在天津操纵棉市，规定市价，“计价剔货，皆随意行之”⁽¹⁰⁶⁾。日本资本家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重大障碍。

日本资本家不但直接投资于纺织等轻工业，同时还通过各种方法，经营和掠夺我国的煤铁资源。除了继续在东北掠夺抚顺、本溪湖、鞍山等地煤铁资源之外，他们还在中国其他各地“以中日合办”或借款等名义进行投资，夺取中国的煤铁资源。例如：1913年，日本通过借款控制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日本资本家通过横滨正金银行向汉冶萍公司放款一千五百万元，并规定该公司应允在四十年内售与日本八幡制铁所上等矿石一千五百万吨、生铁八百万吨，并以聘任日本财务顾问和日籍工程师为借款条件，从而控制了汉冶萍公司。欧战期间，铁价暴涨，但由于日方限制，价格不能提高，销售也不能自由扩大。“售给日本生铁约三十万吨，矿石约一百万吨——可炼生铁六十万吨。若照当时生铁每吨最低市价一百六十元计价，便可售银一亿四千余万元。可是事实上卖给日本的每吨生铁价格，只有一百二十元。东京市价每吨高达四百八十日元，约合中国为六百元左右。只此一项，公司损失三千万元，若与铁砂合计，公司损失一亿一千五百五十万元”⁽¹⁰⁷⁾。由此可见，日本夺取了公司大部分利益。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较晚，乘欧洲列强忙于战争之际，竭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与日本进行激烈的竞争。“欧战四年中，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额计达一亿一千五百余万元之多……其中有增进者只有中日、中美之贸易而已。”⁽¹⁰⁸⁾据统计，“1914年中英间贸易额计一亿二千七百万两，中美间贸易额为八千一百余万两；1916年中英贸易额减为一亿零五百万两，中美间贸易额增为一亿二千五百万两之多。1917年中美之间贸易增至一亿五千五百万两，比1914年增加了93％”⁽¹⁰⁹⁾。至此，美国对华贸易一跃而超过了英国。1918年中美贸易由于美国限制进口，只达到一亿三千五百两，而中英贸易更减至七千五百万两。“计四年间，中美贸易之超过中英贸易之数，在一万万两以上”⁽¹¹⁰⁾，“为中美通商以来所未有”⁽¹¹¹⁾。

由此可见，美国对华贸易已超过英国，仅次于日本，而占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二位。美国输华货物的钢铁、各种机器、铁路货车及客车、汽车等在不断增加，而棉货、棉花、纸张在不断减少。而我国运销美国的货物大都为原料及食品，包括油类、生丝、羊毛、蛋粉、生皮、草帽辫等。

美国在华势力的增长，还表现在通过借款来取得经济上的特权。据统计，1914年—1916年6月，美国借款给袁世凯政府共五次，计四千六百万元。1914年美国政府与袁世凯政府签订协定，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夺取了在中国的陕北延长和承德地区开采石油的权利⁽¹¹²⁾。1916年5月17日，美国托拉斯裕中公司的代表，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撮合，与袁世凯政府秘密签订《裕中公司承造铁路合同》，让美国垄断资本攫取在湘、桂、晋、甘等七省内造一千五百英里（二千四百公里）铁路的权益。合同载明如果造价“确较省俭”，中国政府应准公司再造一千五百英里的铁路⁽¹¹³⁾。此项协议因袁世凯垮台而未能实行。

随着列强之间竞争日益剧烈，为了协调侵略步伐，美、日于1917年订立了《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也不否认美国对中国的权利。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利益，是从来不惜牺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利益的。

欧战期间，英国设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的大银行如汇丰银行，仍然影响着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怡和洋行等各大商行还在发展，开滦煤矿、英美烟草公司等大矿厂依然获得巨大利润。虽然英国对中国贸易有所下降，但并没有被挤掉。正如《时报》所指出的：“兹查英国近六七年中在华贸易实际，特与日本人所经营者相比，当知英人之生意确能保守，并未被人所挤也。”⁽¹¹⁴⁾由此可见，英国仍保有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它依然是袁世凯政府的靠山。

总之，辛亥革命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由于革命的影响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实业发展的政策法令，消除了清政府束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障碍，使得“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口号深入人心，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资兴办实业，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由于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以良好的时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但是日、美两国，特别是日本，却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又遇到了新的障碍。

第二节　农业经济的变化和破产趋势

一　农村生产关系的若干变化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孙中山虽然继续热心鼓吹民生主义，但应者寥寥。他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无法付诸实践。宋教仁于南北统一后，首任农林总长，他作为同盟会在京从政集团的灵魂，在其施政纲领中，却回避了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仅仅强调“农业纯为生产事业之一，当以增加其生产力为要着”⁽¹¹⁵⁾，主张开荒、造林、兴修水利。至于国民党纲领，竟完全取消了改革土地制度的政策，把民生主义修正为“采取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¹¹⁶⁾。这样，就把民生主义从原来的根本上解放生产力的土地政策，修改为一般的鼓励民族工业的经济政策。

至于掌握着民国实权的袁世凯，和依附于袁的共和党等政治派别，自然不会提出改革土地制度的政策。农民本身也缺乏有力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土地关系当然不可能得到改造。张謇于1913年秋出任农商总长后，从为民族工业提供廉价原料出发，特别提倡发展棉花生产。他在就职宣言中说：“今日国际贸易，大宗输入品以棉为最……为捍卫图存之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尚宜有各种之规划。”⁽¹¹⁷⁾1914年4月11日，政府公布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张謇且在任内于正定、南通、武昌等处成立棉业试验场。但根本体制不变，这些措施难期成效，而且由于财政困难，也并未着力推行。自1912年—1920年间，虽然各地设立的农业试验场达二百五十一处之多，但其成果甚微。“第一是缺乏人才，第二是缺少经费。所以，十余年来对于农民一点效果没有发生。”⁽¹¹⁸⁾

虽然前清的封建土地关系，在民国以来大体上继续维持着，但是，由于政权的更迭以及客观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生产关系毕竟还是发生了某些缓慢的变化。

前清的官庄（包括皇室庄田、宗室庄田、旗地）是封建性最强的土地占有制，虽然按照优待条件，仍作为皇室和旗人的产业维持不变，但已呈现瓦解的趋势。民国成立后，佃户抗租，冒认旗产，甚至庄头（庄田管理人员）盗卖皇产的事件，屡屡发生。1912年底，永清县议、参事会要求“取消旗地，暂缓交租”⁽¹¹⁹⁾，激起了抗霸旗租风潮。袁世凯曾屡次下令保护旗产，并不能阻止抗租风潮的发生。而大批的旗地，经旗人变相出卖，陆续转入了汉族地主和农民手中。1931年有人调查，南京地区“今旗地十九已在汉人之手”⁽¹²⁰⁾。辛亥革命促使封建性最强的土地关系趋于解体。

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对鼓励开垦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张謇主持下，1914年7月政府公布了《垦荒暂行条例》，把官有的荒地、海滩、湖荡的沙田丈放给私人。同时，由于政府财政困难，不断变卖官产，各种各样的官有土地，也变卖给了私人。如东北地区在1914年—1915年间，吉、黑两省着手整理官庄，丈放给民间，并解除了庄丁的农奴身份。据1917年—1920年间统计，吉、黑两省的官有土地自43％减为27.9％，而私有土地自50％增加到63.5％⁽¹²¹⁾。又如四川土地，“过去三分之一以上集中于庙、寺、祠、会、公家、土司之手……受封建关系的制约，不易自由出卖……但至民国以后，公共田地被官卖、私卖、提卖殆尽，使三分之一的土地完全加入自由买卖之商品化过程”⁽¹²²⁾。

在私有土地关系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作用，土地买卖更加自由，封建关系的束缚有松弛趋向。1913年，大理院在判决吉林某一案件的判词中说：“吉林习惯，对于本族、本旗、本屯卖地时，有先买之权。此种习惯，不仅限制所有权之处分作用，即于经济之流通，与地方之发达，均不无障碍，为公共之秩序及利益计，断难与以法之效力。”⁽¹²³⁾这样，本族先买权就被打破了。与此相应，大理院判决，除有契约者外，也不再保护赎回制，即卖主向买主赎回土地的权利，这种“死头活尾”制也就被打破了。而佃户的永佃权，也开始崩溃。1913年后的大理院判例，赋予地主以更大的撤回权利。这些措施，虽然对土地制度的冲击十分微小，但毕竟有利于资本主义土地经营的产生，也促进了农村的分化。

同时，在商品经济扩大的趋势中，乡绅地主向工商业方面的投资也逐步增多。县级政权中的纯封建性势力，在辛亥革命中大都遭到打击，一批县咨议局长、商会领袖、开明士绅和留学生掌握了一些地方政权。一批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对县级政权有着很深的影响。如张謇在南通一带，黄炎培在川沙，使共和党人控制了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支持设立农会、商会，对于提倡实业、改进农业技术等，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云南新平县编辑《农学大意》到各区宣讲，江苏川沙县设国货进行会，浙江遂安县设蚕桑学校，福建政和县发展职工教育和农工试验场等等。这样，“在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各县的大地主都似乎变得更聪明了。在满清政府尚未坍塌以前的若干时，尤其是所谓隆盛之时，乡村中的大地主，无论南北，大概都有一种相同的广置田土的心理……到了民国时代……他们便把剩余的金钱拿到城市里去经营一种他们自己认为最稳的商业……1914年以后，各县的地主在县城里的商会上握重权的例证，已是日渐增多”⁽¹²⁴⁾。封建的呆滞的资金积累投向工商业，促使农村的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地主—资产阶级阶层的扩大；另一方面，没有完全脱离农村的工人队伍，与务工务农相结合的家庭结构，也有一定程度的扩大。

在农业经营方面，富农经济也有所发展。例如南通，到1915年，即有十六家经营养鱼业，其中有一家原始资本一千元，养鱼一百二十万尾，用工人七人，除伙食外，月薪三元，1914年获纯利四五千元，1915年预计可获纯利一万元⁽¹²⁵⁾。在北方，“小资本家具有农业专门知识，从事植棉事业者，年来亦颇有其人。如正定，如河南，均有此等小农场之设立，资本多者十万，少者二万，纯用新法种植棉花”⁽¹²⁶⁾。

同时，新式的资本主义农场，也有所发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得到发展以后，更刺激起新式农场的扩展。如江苏，“苏南农场的兴建时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战争期中已得到适当发展的时期”⁽¹²⁷⁾。这类农场，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如张謇在前清办的通海垦牧公司种植棉花，民国后复开办大有晋等盐垦公司。前清常州道台宋盈，1912年开办的金檀茅麓公司，经营林木。当时，宝山有奶牛和养鸡场，江湾有靛青种植场，松江有养蜂业，无锡有果园，丹徒有蚕桑、园艺，琼崖有树胶业，广西、福建有林场，都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在东北和苏北沿海垦荒地区，也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有的还采取了机械化生产。例如，1915年在黑龙江呼玛“出现以浙江财阀为背景的三大公司机械化农场，从海参崴万国农具支店购入马柯尔墨克拖拉机五部和其他机械农具”⁽¹²⁸⁾。

下面是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南、山西、吉林、察哈尔八省区开办的农场的不完全统计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出农场发展的大体趋势。

江苏等省农垦公司统计⁽¹²⁹⁾

年份 | 公司数 | 已缴资本（元）
1912 | 59 | 2,859,248
1913 | 55 | 2,872,219
1914 | 60 | 3,680,293
1915 | 66 | 4,453,611
1916 | 87 | 5,628,085
1917 | 91 | 7,331,152
1918 | 92 | 6,477,029
1919 | 100 | 12,445,304

在这些垦殖公司中，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占了很大的势力，如苏北的一批垦殖公司就有张謇、冯国璋、岑春煊、张勋、韩国钧等人的投资。因此，这些公司在经营上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封建性，并且在资本主义式的经营失败后，又往往恢复封建的租佃制。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农场毕竟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

当然，农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依然十分薄弱。封建的租佃关系仍然是农村经济的主要成分。而且，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土地趋向集中，导致农村经济崩溃的规律，仍然在起主导作用。

二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深入，日趋解体，农村经济日益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去。民国以后，进一步唤起了人们对民族工业的重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给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机会，因此，农村的商品经济也随着民族资本的发展而发展。

棉花的种植，首先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民国以后，政治界、实业界对棉纺织业十分重视，曾创“棉布救国论”，因此也对棉花的种植和改良相当重视。如云南实业司长华晋三于民国初年曾往日本、上海购美国棉籽和通州棉籽，在云南推广，使云南棉花产量从前清的数十万斤发展到1915年的三百余万斤。农商总长张謇更注意棉花生产。欧战以后，民族纺织业发展迅速，而日本也在华大量收购棉花，并在青岛等地大量投资设厂，发展其在华的纺织业，从而更加刺激了棉花的生产。

如江苏，“自五年以来，吾国纺织业勃兴，棉之需要骤增，花价乃日昂，农人遂相率舍稻、豆而专事棉作，以图厚利。查去岁（1918）产棉数，几倍于昔日”⁽¹³⁰⁾。山东、直隶、河南、陕西、山西诸省，由于华北棉纺业的发展，尤其是日本方面的需求，“棉花的需要既多，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¹³¹⁾。及至1918年，全国的棉花产量，据不完全统计，已达四百多万担。

由于缫丝工业的发展和国外需求的扩大，传统的蚕桑事业也有所发展。桑地面积在不断增加，一些新的蚕桑地区也正在开辟。如江苏，“苏属的农民，在前清并没有大规模地饲养家蚕，顶多不上十箔。……民国以后，茧价不跌，反见上涨，农民见这养蚕的利息很不差，养蚕的农民渐多，种桑面积也跟着扩展起来。我们看到江苏常、锡一带，桑树那样多，也都是民国以来种起来的”⁽¹³²⁾。广东的东莞、清远、新会、香山诸地，都是民国后发展起来的新蚕桑基地。而云南，是“自民国初年起，方开始提倡育蚕事业。以后丝茧之产量，增进甚速。当1919年由腾越海关输出丝茧计三八四六担，值一七二〇〇三一海关两”⁽¹³³⁾。其间，因欧战影响，生丝出口运输困难，蚕业曾一度停滞。但不久，因“意、比等国产丝之区均受战争影响，无丝出售，是以吾国江、浙、皖三省所产之丝茧，自上年（1915）至今，销数比以前增起二倍，业此者大获其利”⁽¹³⁴⁾。

烟草和大豆、花生、桐油是新起的商品性作物，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外输出逐年增加。

1913年，英美烟公司派员调查华北烟草种植状况，并由美国输入良种，在山东潍县试种，获得成功。于是，农民群起改种。而民族卷烟工业的发展，也刺激了烟草的种植。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烟草种植逐年扩大，江西、浙江、奉天等地的烟草种植业也发展起来。据《第九次农商统计表》，烟草种植面积，1914年为五百二十八万亩，1915年为五百六十五万亩，至1918年为一千零五十一万亩。

大豆是中国的特产，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东北是中国大豆的主要产区，1914年—1918年间，全国大豆年产量约八千六百多万担，而东北大豆占全国产量的36.6％。大豆大量用于对外输出，以对俄对日为主。1917年后，对俄输出萎缩，对日输出仍在发展，且经日本加工后，以大豆制品转输欧洲。

花生和大豆一样，是区域性较强的作物，山东、河北、河南是主要产区，而荒芜的黄河故道是花生的良好种植地。花生自“民国以来，渐为出口土货之大宗物产”⁽¹³⁵⁾。欧战虽然影响花生出口，但国内市场仍刺激着花生的生产。欧战结束，“及民国九年而后，花生油忽成为国际商品”⁽¹³⁶⁾。于是出口激增，成为重要的出口物产。

由于美国鼓励人造漆工业的发展，免税进口桐油，中国的桐油在清末即已大量对美国出口。民国后，桐树的种植在四川、贵州、两湖、江西、两广、浙江一带发展。据报道：“民国四年，桐油出口价值，每年均约五六百万元，及至八、九年，竟达一千万元”⁽¹³⁷⁾，在植物油出口中，继大豆、花生之后，占第三位。

此外，由于城市经济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水果、蔬菜的生产也扩大了。而作为染料的靛青的生产，欧战前已奄奄一息，欧战中由于德国人造靛停止进口而重新恢复了生产。

在粮食生产方面，由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由于粮食加工业特别是面粉工业的发展，商品粮食的生产也扩大了。

首先是小麦生产扩大了。荣宗敬说：“迨粉厂加增，（小麦）求过于供，爰陆续派遣厂员分赴各处劝导种麦，更岁集巨资，补助农事试验场。”⁽¹³⁸⁾1912年—192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也说：“虽然没有统计，也找不到可靠的资料，但是，小麦种植确已传到了上海地区，并且随着中国人对面粉和面制品日益发展的需要，对于当地农业可能要日益显现其重要地位。”⁽¹³⁹⁾当时，东北是重要的商品小麦产区，输往日本和西伯利亚，并且供应东北地区日益扩大的面粉工业。据农商部统计，小麦种植面积由1914年的二亿七千多万亩，上升到1918年的五亿二千多万亩。

由于经济作物排挤了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区不得不仰给于商品粮。于是，一些地区就成了商品粮的基地。如南通成了棉花作物区之后，粮食仰给于江苏之东台、如皋、常熟、无锡等地。当时，湖南、安徽、江西是大米输出省份，而山西则向邻省供应小麦。但是，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农业技术的落后，粮食的商品生产不能满足需要。结果，缺粮的情况日趋严重。如陕西、河南一带广种棉花的结果，“平时可以以棉易粟，荒时不能一饱，县县如此……粮食遂陷于空虚状态”⁽¹⁴⁰⁾。广东在清末时，粮食已经不足，而“晚近蚕业大兴，桑田日辟，禾田日隘，谷米出产转因日少，又加以农人素乏讲求，墨守故法，一岁所获，益远逊于前。故谷食中一大部分，非仰给于镇江、芜湖、广西，则输入于安南、暹罗；设彼有水旱兵燹之状，而此即有粒食告罄之惧”⁽¹⁴¹⁾。结果粮食的进口量日益扩大。1911年米麦杂粮净进口数为一千零二十三万一千担，至1916年增至一千七百八十二万五千担⁽¹⁴²⁾。

在商品性农作物中，中国传统出口的茶叶，在清末就开始衰落。面对着发展起来的印度、锡兰、日本、爪哇等地茶叶的竞争，受封建关系束缚，不能进行改良的华茶，逐步被排挤出世界市场。欧战爆发后，对欧美出口锐减。而1915年洋茶入口却值五百万元以上，可见我国茶叶衰落的程度。

除农业本身之外，农民的副业生产也有所发展。佃户因为受剥削，种田少，往往依赖副业维持生活。虽然由于工业产品的排挤，手工缫丝和一些地方的土布衰落了，但一些新的副业又兴起了，如山东的草帽辫，无锡、上海一带的花边，经过改良的高阳土布，江浙的织袜，烟草产区的油坊，等等。这些副业物产的出口，虽不免受欧战的影响，但仍是这一时期农家的重要副业。这些副业生产和商品作物发达的少数地区，农民获得了较多的工作机会，以付出更多的劳动为代价，也可以使生活有所改善。

三　农村经济的衰败

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农村的繁荣。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列强的经济侵略所促成的，因此，中国农村越是被深入地卷入国际市场，列强对中国农村的控制和剥削也越加深重。而且，列强对中国农村的掠夺，是通过买办资本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同中国农村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来实现的，这种格局严重地阻抑着民族资本的发展，即使在欧战时期，也只是有所放松而无可避免。由于封建的土地关系在辛亥革命后没有得到改革，农村的生产关系继续恶化。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的趋势在加剧，农村经济由于缺少活力而日趋衰败。

民国成立以后，前清贵族的土地占有制趋于衰落，但民国的新贵们却在贪婪地掠夺土地。例如江苏督军李纯，“先后在天津周围的魏庄子买地二十四顷，价八万元；东局子地六顷，价五万元；芦新河地十八顷，价四万元；军粮城地四十六顷，价五万元。还有大毕庄三顷，李家祠堂西苇地八十亩，以及窑地七十亩，共价六万余元。大城县吕召庄有地一顷三十亩，武清县有地五顷，共价七万余元。一九一八年准备修建浦口商埠时，曾在其附近九袱洲以两万元买地两顷。在新河附近买了有三个熬盐池的盐滩，价三万元；在运河裁弯取直时，出现了很多废河地，经警察厅长杨以德手买到西自西大弯子至单街子北，东自狮子林南一直到水梯子大街两大段废河地，长三里左右，宽约五十米，亩数和买价不详。”⁽¹⁴³⁾

土地的兼并，在放荒地区显得格外严重。当时，“当放荒之际，有势力（行政官及巨绅）、有关系者（知事、放荒员及其戚友），择地之肥美而交通便利者，若者数百方，若者数十方”⁽¹⁴⁴⁾。张作霖在1916年曾强迫开放达尔汉亲王旗辽河南北沃土四千多方（每方四十五垧），“张作霖及其岳母王老太太、鲍贵卿、冯麟阁等分割了千余方”⁽¹⁴⁵⁾。那时南北著名的军阀、官僚，无不广占土地。

就是商人在积累资本的同时，也广买土地。甚至华侨商人，也回乡购置地产。东北有一人以经营小铺起家，至1915年时，发展成杂货杂粮商人，而出租土地已达一千八百一十六点七亩。商人“认为把赚来的钱用于土地投资比较安全”⁽¹⁴⁶⁾。在动乱比较厉害的地区，这种情况更甚。如安徽涡阳，“辛亥以前，拥资者醉心商业，视置产为迂图。是年（1911）冬，王士秀屯军县垣，沿门索饷，继以威逼，窖镪发掘靡遗。县人知动产之不足恃也，负郭土田，逐渐腾贵，不十年且倍蓰”⁽¹⁴⁷⁾。这样便形成了工商资本转移为封建地产的逆流，从总体看来，商人占有土地的情况很普遍。

此外，列强在华势力也广占土地，尤其是俄、日在东北铁路沿线占有大批土地，而日本更蓄意向东北殖民。1914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主办“除队兵移民”，从南满洲铁道守备队的退伍兵中，选定三十四户在“满铁”属地内务农。1915年，日本关东厅预先在辽东半岛的金州附近收买了一批水田，实施“爱川村移民”，把土地分给十九户日本移民耕种。虽然上述移民规模很小，成效不大，却是后来日本向东北大举移民的滥觞。1914年间，日本利用奉天谋求向日本借款的机会，要求中日合办农业，以遂其向东北殖民的图谋，因遭到袁世凯政府的拒绝，没有成功。日军占领青岛之后，日本拓殖株式会社也在胶济铁路沿线收买地产。此外，列强在华教会也广置地产，列强在华企业更违背条约，通过买办来购买土地，侵我主权。如江苏南通，“比年盗卖与私垦，不一而足，且有多数为教会购置者”⁽¹⁴⁸⁾。又如英美烟公司，于1915年通过买办任伯言在许昌用永安堂名义，替公司半霸占、半收买占去了数百亩土地。日本人在东北通辽县收买土地，也是如此，“一向是用自己所雇用的中国人的名义买入，或者利用堂号，向例并不表明资本主为日本人”⁽¹⁴⁹⁾。

土地的兼并和集中，使农民失去土地，生计艰难，而北洋政府的横征暴敛，封建剥削的苛重残酷，又导致无数农民趋于破产。

民国时期的征收制度是从前清继承下来的，弊病很多。各地没有确切的田赋征收图册，全凭地方经征人员——粮柜、社书、地保等的操纵。土豪劣绅又向农民转嫁田赋负担，加上经征人员贪污舞弊，敲诈勒索，使普通农民的实际负担，远远超过上交给国库的面额。据《神州日报》1916年9月估计，农民每岁增加的额外附加和额外暗索，达银元一亿三四千万元之多⁽¹⁵⁰⁾。此外，农民还要承担公债和纸币贬值的巨大损失。

由于田赋及各种负担增加，地主遂纷纷提高田租率，以致租佃矛盾日趋严重。如浙江嘉兴地区，“嘉兴之田，业户不恤佃，佃户不顾业。束于重赋之下，业以定课之故，租不得轻；佃以完租之故，力不能胜。业则味同嚼蜡，舍田而他图；佃则终岁勤勤，无斗粟之储，遂至于抗租终讼，业、佃两困”⁽¹⁵¹⁾。

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农民趋于破产，因而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立日益尖锐。民国以来，江苏一些地区的地主纷纷成立田业会，与佃户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使阶级斗争日趋表面化。如苏州地区，“其专司拘押笞扑农民之责者，在前清时有巡检司。民国成立，巡检司裁，诸田主惧无威吓农民之具也，乃结一会，名曰田业公会，并辟一陋室，围以栅栏，名曰押田公所，农民有不如意者则押之，室小而押者众，有时之骈足立，身不得曲，粪秽狼藉，虮虱丛生，毙者时有所闻焉”⁽¹⁵²⁾。因此，农民的抗租斗争层出不穷。农村的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的附庸。随着列强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扩大，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更加紧密地勾结起来，残酷剥削中国人民。列强历年通过赔款、借款，尤其是善后大借款对关盐两税的控制，使北洋财政不能不依靠增加田赋来弥补财政亏空。列强对华的政治贷款，是压在农民身上的一副重担。在民国初年，列强对华商品输出继续扩大，洋货更为深入内地。如云南，“自数年以来，盖趋于滥用洋货之陋习，自光复以来，此风尤有一日千里之势”⁽¹⁵³⁾。不过，由于欧战的爆发，列强对华输出一时趋于停滞和下降，相应地也就减弱了掠夺中国农产品的能力（参第五章第一节）。

但是，由于列强把中国农村卷入了国际市场，欧战的爆发和结束，都使中国的农村经济受到强烈的冲击。如杭州，自欧战爆发，“出口货受损失更甚，洋丝一项日来毫无交易，从前每两售一角，今则即减百分之二十尚无人问津。其余若茶叶、羊毛、骨头、旧絮、破布、杂粮等等，皆因之而停止交易矣”⁽¹⁵⁴⁾。一年之后，汉口市场仍然“土货滞销，价值大跌（牛皮、芝麻、油类、布匹各货皆因出口稀少，顿减其值）”⁽¹⁵⁵⁾。中国交通运输业不发达，也使中国的出口产品遭到重大损失。朱执信说：“自开战以来，上海常积三万吨之货物……则各原产地之货亦无从运出，坐待腐败。此其损失，不仅在息，乃在于本。此非每年数万万之损失乎？”⁽¹⁵⁶⁾欧战期间，茶叶、芝麻等农产品，以及草帽辫、花边等副业产品，受到沉重的打击。欧战结束后，欧洲严重缺粮，日本也因乘欧战之际发展工业，导致粮食危机。于是，1919年—1920年间，各国从历来缺粮的中国大批收购粮食出口。北洋政府和军阀、奸商，惑于小利，也不顾民食，大量运米出口。而恰在1919年，江南发生水灾，1920年春，北五省又遇大旱，造成全国严重缺粮，饥馑遍地。上海米价在夏秋之际，从每石七元暴涨至十六元以上。粮价上涨使囤粮的地主商人获得了收益，而粮农并未受益，缺粮的贫苦农民还不能不陷于挨饿的境地。

虽然欧洲列强卷入战争，削弱了对华的经济侵略，但日本却进一步崛起，利用它在华的特权和雄厚的资金操纵物价，加强了对中国农产品的掠夺。

在1900年—1910年间，东北大连输往日本的大豆及豆制品，占全部输出量（包括本国其他地区）的43％，而到1919年—1920年间竟增加到80.9％⁽¹⁵⁷⁾。同时，日本对华棉的收购，也因日本本土及在华纺织业的扩展而急剧增加。当时“日本人在夏季，往往深入腹地，直接贷资于农人，每亩自二三元至七八元不等。农人受此定银，所产棉花概须由日人收买，已完全失却自由脱售之权。因其曾受定洋，致受压迫，货主买客，何方得利，不烦言而自见。以故腹地棉业，往往受日人之控制，日多，人民不堪其状。官吏、绅士、棉商均畏惧之，噤不敢声”⁽¹⁵⁸⁾。这种情况不仅使棉农深受其害，也使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在收购原料上十分困难。

列强通过对华资本输出，直接在原料产地设厂，剥削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低价掠夺农产品，更加剧了中国农村的衰败。如英美烟公司1902年在华设厂，1913年起在湖北光化、老河口和山东潍县、坊子设立美种烟草试验所，向农民推广美种烟草。由于种烟需要较多的资本和集约程度更高的劳动，公司通过买办和当地的士绅结合，向农民发放贷款和烟种，垄断烤烟的收购，并利用买办在非条约口岸收购土地，开设烤烟厂，在当地封建势力的保护下压价剥削农民。如1919年，收购商所定平均价格为20元，而农民所得平均价格仅9元，只有实际价格的45％。农民的收入甚至不够偿还生产费用。正是在残酷剥削农民的基础上，英美烟公司发展成为在华的“烟草王国”。

由于政治腐败，兵祸连绵，致使水利失修，天灾频仍。1912年湘、赣、闽、粤大水。1913年，直隶永定河决口，江淮泛滥，赣、豫、皖大旱。1914年，粤、桂、湘、赣等省水灾，濮阳黄河决口，川、湘、鄂大旱，苏、皖两省虫害。是年受灾农田几乎占全国农田的一半左右。1915年5月，濮阳河工决口，8月黄河决口，浙、赣、鄂、湘、鲁、粤、辽、黑大水。1916年8月江苏水灾，江北淮河、运河一带大水，灾区达三万四千方里。而尤以1920年陕、豫、冀、鲁、晋五省大旱为最甚，灾民二千万，死亡达五十万人。

由于农村经济的衰败，破产农民日渐增多。各地农民离乡背井，四出谋生。如福建厦门一带，“人们相信这十年（1912—1921）中，耕地面积已经缩小了一些，各种作物产量也减少了。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量身体强壮的劳动者已经放弃了田间工作，流亡到海峡殖民地、爪哇等地”⁽¹⁵⁹⁾。在欧战期间，山东省有十五万工人作为劳工移往英国和法国。河北、山东的农民还大批向东三省移民。1912年—1920年期间大约移民二十九万人。总之，这时从全国来看，农民的处境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第三节　财政和税收

一　财政体制和财政方针

唐绍仪内阁成立后，熊希龄出任财政总长。1912年4月6日陈锦涛交卸了部务，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宣告结束。熊于5月6日接收了北京度支部事务，不久即解散了度支部，另行成立财政部筹备处，以王璟芳为总办，章宗元为帮办，糅合南北新旧部员办事。

当时，财政危机十分严重。一方面，由于战争破坏，经济萧条，税收减免，体制紊乱而使收入锐减；另一方面，由于军队膨胀而使支出剧增。尤其是中央财政，几乎没有收入。除了要各地厉行裁兵节饷之外，“惟以输入外债，以救急需”⁽¹⁶⁰⁾。尽管财政如此困难，但在革命思潮高涨的形势下，国务总理唐绍仪在规划财政时，仍强烈地希望以振兴实业来促进民族的复兴。他在与银行团接洽借款时，提出了五年内借款六千万英镑以整理财政、振兴实业的计划，准备在偿还外债之外，其余的款项以80％用于实业，20％用于军政及教育方面。然而这个计划，由于列强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的要求而未能实现。面对着列强干涉中国财政的图谋，各派之间在财政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孙中山、黄兴主张在国内筹集资金，通过提倡国民捐、发行不兑换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同盟会由黄兴出面提出的国民捐方案，规定财产在五百元以上累进征收，工薪在十元以上者，捐纳十分之一，以三个月为限，带有强迫性质，并非自愿认捐。同盟会的方案得到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同情。但是，袁世凯、熊希龄以及共和党、统一党等都不赞成。中国银行正监督吴鼎昌（熊派）认为，强迫国民捐和不兑换纸币是行不通的。他说：“试观现时全国殷富巨室，大都以就近租界为护符，以外国银行为库藏，内地所余不过日用零星之现货，与土地房屋等之不动产而已。若以强迫之力，夺其生活之资，恐中下社会人民势必相率迁入租界，全国骚然，大祸立至矣。”⁽¹⁶¹⁾袁世凯在参议院正副议长进谒时明确表示：“唐总理拟行勒捐及不换纸币，仆不谓然。苟行其说，全国骚然，危亡立见，与仆建设民国、确定共和政体之初心大背。闻前日唐总理亲以此意商诸贵院诸君，故仆今日亦为诸君言之，聊表区区之意耳。”⁽¹⁶²⁾在袁世凯主持下，熊希龄和后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实行单纯依赖外债的政策，使民国元年、二年间的财政，不能不为列强所牵制和操纵。

1912年6月，为了整理财政，增加中央收入，建立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财政部提出了在各省设立国税司（后改称国税厅）的计划。国税司由财政部直接领导，司长由部委派。财政部打算“从北方入手，先行整理北方税务……渐行推及于南方”⁽¹⁶³⁾。但一方面，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没有解决，要把地方的财权收归中央，在事实上还做不到。另一方面，国家税和地方税如何划分的问题也在争论之中，没有解决。江苏都督程德全主张“如地税之属于直接者，应归地方收入”⁽¹⁶⁴⁾，“各省有此经常之费，可以兴办实业，可以推广学校，可以整顿警察，不数年间，地方行政气象一新，民生既因之发荣，税源亦随之展拓”⁽¹⁶⁵⁾。而奉天都督赵尔巽则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各省地丁钱粮，占全国收入之大部分，一经整理，可以岁增巨款。乃因土质肥瘠不同，税率高低不一，拟全数划归地方，国家失此可靠之税源，势必益形支绌。”⁽¹⁶⁶⁾财政体制问题意见纷歧，一时难定。

由于当时政争激烈，熊希龄任内，在财政方面并无多大建树。随着唐阁倾倒，熊也于7月间辞职。旋由周学熙出任财政总长，于8月19日就任。周学熙曾任直隶工艺总局总办，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期经办新式工业的主要助手。他出任财政总长，能直接贯彻袁世凯的理财方针，在其任内奠定了北洋财政体制的基础。

周学熙一上任，即撤销了熊希龄的财政部筹备处。他按照国务院官制，在部之下设立总务厅，派赵从蕃署理，又设盐务筹备处，任汤寿柟为总办。他选择赵椿年为财政部次长（旋改齐耀珊），改变了熊希龄南北部员兼用的方针，起用前清旧吏，排斥南京部员。周学熙改变了熊希龄原拟设立三司（即会计司、赋税司、财务司）的方案，在财政部中设立五司，即：赋税司、会计司、泉币司、公债司、库藏司。财政部官制经参议院通过后，于1912年11月2日由袁世凯命令公布。

周学熙着重注意的问题是统一财政。为此，他于9月间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以王璟芳为会长，并向各省派出财政视察员，考察各省财政状况，与各省都督协商财政事项。当时，财政部要和各省都督商量的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要求各省都督支持财政部向六国银行团借款；第二是要求各省赞成成立国税厅筹备处，以期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1912年12月11日，山西都督阎锡山首先通电表示赞成，各省都督也陆续表示同意。1913年1月10日，袁世凯利用参议院活动停滞的机会，未待参议院通过，即擅自批准了财政部拟定的成立国税厅筹备处章程，由国税厅筹备处“掌监督及执行关于国税事务”⁽¹⁶⁷⁾，并陆续任命了各省的国税厅筹备处处长。财政部调查委员会也改为国税厅总筹备处。

国税厅的设立，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按照前清的财政体系，虽然财权名义上属于中央，但事实上由各地督抚负责征收，然后按一定的数额解送中央，地方拥有财政实权。而民国成立之后，财权完全掌握在地方手里。国税厅的设立，就是要由中央直接经管原由地方征收的国家税，把财权收归中央。在税目的划分上，将十七种重要税目（一、田赋，二、盐课，三、关税，四、常关，五、统捐，六、厘金，七、矿税，八、契税，九、牙税，十、当税，十一、牙捐，十二、当捐，十三、烟税，十四、酒税，十五、茶税，十六、糖税，十七、渔业税）列为国家税。仅将田赋附加税、商税等十九种不重要的税目，列为地方税。

各省都督表面上不反对国税厅的方案，但在实际上消极抵制，对新设的国税厅，拖延不交有关国税案卷，全案交出者寥寥无几。江西都督李烈钧通电主张：“应从元年度出纳闭锁，二年度开始之期，为国家、地方出入一律划清，接收案卷，分报机关，厘订税则，组织金库，同时并举，方能一致办行。”⁽¹⁶⁸⁾江苏都督程德全和苏省士绅一再主张地税划归地方税，因而苏省的田赋也迟迟不交。程德全对财政部中央集权的做法十分不满，“以部中事事独立，不顾地方艰难，颇多抑郁”⁽¹⁶⁹⁾。财政部不得不放慢步骤，“令（各省筹备处）暂缓接收，先行筹备。所有应办之事，均令会商财政司办理”⁽¹⁷⁰⁾。

周学熙在签署善后大借款之后，因受到舆论的抨击，被迫于1913年5月间辞职。5月16日由梁士诒任财政部次长，暂时代理部务。在梁士诒任内，首次运用铁路借款的名义来筹措军费，显示了交通系在财政上的实力。在财政方针上，梁认为“统一主义之实行，尤以财政为唯一之根本”⁽¹⁷¹⁾。而治标之策则为：一、励行裁兵节饷主义，二、励行减政主义，三、增加新税，四、整顿旧税。此外，在梁主持下，财政部编订了民国二年度预算案。

先是，临时政府北迁后，参议院议员认为，“预算者乃人民监督政府最要之点”⁽¹⁷²⁾，“使国民晓然于政府之措置，以坚其信用之心”⁽¹⁷³⁾，所以咨催政府提交预算甚急。同时，按照民主体制，政府设立审计处，任陈锦涛为总办。因陈未到任，由王璟芳署理，于1912年9月28日开始任职，以监督财务行政的执行。当时正值战乱之后，各地簿据不全，预算迟迟不能草定。财政部仅编制了中央1912年8月至12月和1913年上半年收支的临时预算，而审计处也形同虚设。唯善后借款成立后，审计处的外国顾问对善后借款的支出，监督颇严。民国成立后，参议院和行政当局大体上倾向于以7月1日至翌年6月30日为财政年度。至梁接任财部，民国二年的财政年度即将开始，而国会也已召开。于是，梁于7月下旬匆匆将预算案编定，交国会审核。由于政局变化，民二预算旋被撤回，由后任财长熊希龄加以修正。事实上，民二预算既未经国会通过，也没有执行。后来，民国三年度只有概算，并未交立法机关讨论。1915年4月，因“实际分配经费，均以年份计算”⁽¹⁷⁴⁾，7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成为累赘，便更改财政年度与历年制相同。1915年底，袁世凯“欲以办理帝政之经费责国民负担”⁽¹⁷⁵⁾，匆匆交参政院通过民五预算，号称“中国预算第一次正式成立”⁽¹⁷⁶⁾。实际上，袁世凯的统治摇摇欲坠，所谓预算制度始终徒有虚名。至于审计制度，虽然于1914年6月16日公布了《审计院编制法》，规定审计院直隶大总统，并采事后审计的办法，仅审定国家岁入岁出的决算。但事实上，“内外官署大率不照审计手续，即遵照矣，亦依式填注，类多虚伪之事”⁽¹⁷⁷⁾。袁世凯统治时期，始终没有办成决算，审计更无从说起。

袁世凯本人从1913年底起，就开始直接控制财政事务。他在接见进京的各省都督时，就要他们向中央解款，着手解决财政问题。熊被迫向袁请辞财长职时，袁世凯表示：“中国财政困难，君等皆不愿担任，说不了自今以后，我竟不能不分一部分之精神，照料财政。”⁽¹⁷⁸⁾熊希龄于1914年2月辞职后，周自齐署财政总长，而“所有每月行政经费之分配，大率由总统自行决定”⁽¹⁷⁹⁾。

1914年2月间，袁世凯召集财政会议，由各省、各部和财政部代表以及袁世凯选派的代表参加，着手全面建立北洋的财政体制。会议讨论了当时的财政状况，确定支出概算方针，削减各省原开预算，财政收支有余的省份承认了中央解款数目。5月2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此次核定三年度各省概算，军政、行政各费业经限定支数，不准逾越范围。”⁽¹⁸⁰⁾

记者黄远庸评论说：“自熊内阁以前，可谓吾国财务行政之理想时期。综言之，即照各国成规，用预算设审计，以国税厅独立于各地方长官之外，为中央特派之官，划分国税与地方税，财政权一切集权于中央之办法是也。而以财政支绌，解款不符于预计之故，乃遂群归咎于新制度之不善。其（第一）有联想而起者，即谓欲整理中国财政，必须规复原有税额，欲规复原有税额，则必规复前清原有之制度，及以前清有经验之官员为经理税务机关。盖此皆应同时发生之联想也。”⁽¹⁸¹⁾

1914年5月，袁世凯实行总统独裁制，除财政部外，政事堂下设主计局，职掌筹议财政、稽核预算事项。6月1日，袁世凯又批准了周自齐的呈文，取消国税、地方税名目。先是，各省国税厅筹备处于1913年底相继成立，然而这一体制没有成效。国税厅设立后，“各该行政官多疑赋税等项一经解厅，即为中央之专款，不得自由取支，或委延不交，或既交之后于督促概不出力，任其短绌”⁽¹⁸²⁾。至此，遂取消了两税的划分，采取了地方解款中央的体制。

但是，与前清不同，袁世凯加强了中央集权。6月11日，袁世凯公布了《财政厅办事权限条例》，规定各省财政厅长由大总统任命，直隶财政部，受财政部指挥，并奉特别命令，“受巡按使之监督，在规定范围内，受巡按使之指挥”⁽¹⁸³⁾。而巡按使关于财政事务，“一切当受成于本部（财政部）”⁽¹⁸⁴⁾。袁世凯终于完成了财政的统一体制。体制的这一变化，是要地方上尽量腾挪款项，以供中央之需，同时也给地方上较多的支配收支的灵活性。所以，袁世凯对各省说：“现在国家税、地方税业已取消，岂乏腾挪余地，移缓就急，自当力任其难。”并要求各省除认解外，另行“妥筹的款若干，作为筹解”⁽¹⁸⁵⁾。

同时，袁世凯谕令“以后对于收税各官之赏罚，必须分明，以重国课”⁽¹⁸⁶⁾，并于1914年间制定了一系列考成条例，以厉行奖惩制度，强化赋税的征收，一方面整顿旧税，一方面推行验契、印花税、烟酒牌照税等新税。欧战爆发以后，外债来源断绝，袁世凯任梁士诒为内国公债局总理，靠发行内国公债来弥补财政的不足。袁世凯认为：“在人民一方面，希望减轻负担，本属恒情；即政府亦非不欲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但若经费不继，无以维持秩序，则人民必将受其痛苦；或信用丧失，牵动外交，益复不可思议，而人民之受痛苦恐将百倍于今日。”⁽¹⁸⁷⁾于是，袁世凯政府就用加强国内搜括的办法，使财政紧张的局势得以缓和下来。《申报》评论袁世凯的财政方针说：“以前之计划，所谓蚀国之计划，以国易财，国将为财所尽矣。今日之新计划，所谓蚀民之计划，于民取财，民将为财所尽矣。”⁽¹⁸⁸⁾

1915年3月5日，袁世凯任周学熙署理财政总长，起用皖系，来压抑势力膨胀的以梁士诒为首的粤系，部署称帝。但周学熙在筹办帝制经费方面，不能满足袁世凯的需要，因而“以筹款维艰四字，受不知大体之申斥”⁽¹⁸⁹⁾。而梁士诒则积极为袁世凯筹划帝制经费，得以东山再起。然而，超强度的搜括，最终导致了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崩溃。

二　1912年—1913年间的财政状况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财政就十分拮据，不能不靠借债度日。南北统一后，财政状况并未缓解，库空如洗。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接任时，“南京库储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¹⁹⁰⁾。按照前清财政体制，中央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各省的解款。据前清宣统三年所作四年预算，中央岁入为一亿八千九百七十三万余元，而其中中央解款则达一亿七千四百九十万余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二强。然而，自武昌起义以后，各省不仅截留了原应解归中央的税款，连在前清时期不敢耽误的“赔款”（庚子赔款）、“洋款”（外债）也截留不解，中央政府几乎没有收入。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向各省呼吁解款，但应者寥寥。鉴于外债难借，湖南都督谭延闿首先于1912年5月28日通电表示拨银三十万两接济中央，粤督胡汉民接着表示拟拨百万解京，各省也纷纷担任解款。但事实上，各省财力不支。江苏都督程德全讥评说：“无如考其实际，或则移缓就急，或则挖肉补疮，甚且有长于肆应者，一面维持中央，一面增发纸币。”⁽¹⁹¹⁾因此，各省承担的解款多数落空。1912年—1913年间，中央政府从国内征集到的财政收入，为数不多。

根据不完全的资料，1912年—1913年间，中央政府除外债外，收入状况大致如下：

（一）各省解款：从1912年5月到1913年10月，收入二百六十余万元⁽¹⁹²⁾。（1912年10月以前为一百七十多万两⁽¹⁹³⁾。）

（二）国民捐：至1913年6月，收入三百零五万余元（其中1912年为二百五十五万余元）⁽¹⁹⁴⁾。

（三）崇文门、张家口、杀虎口、左右两翼等税务收入：这几个由中央直接经征的常关税收，按“宣统四年”预算约为一百七十七万余元，两年收入估计总在三百五六十万元左右。

（四）盐税：除各地截留盐税不计外，长芦、山东、河东、奉天、两淮等地盐税，1912年5月到1913年6月，解款共四百七十八万余元⁽¹⁹⁵⁾。

（五）交通部路航邮电收入：1912年—1913年间，交通部代财政部拨款二百五十八万余元⁽¹⁹⁶⁾。

（六）其他：如新辟印花税1913年间收入五万元，华侨爱国捐几十万元，等等，为数不大。

（七）国内银行垫款：银行借垫，在1912年—1913年间，一般为短期往来性质，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一些垫款也属有借无还。据孙多森呈，至1913年初，财政部已向中行借垫一百多万元⁽¹⁹⁷⁾。不过，这一时期，中、交银行的垫款还不算多。

上述各项收入，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过二千万元左右，远远不能满足军政各费的需要。因此，1912年—1913年间，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外债。

1912年—1913年间，用于军政费用的外债收入，除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时期的比国借款一百二十五万英镑和善后借款垫款规元银三百一十万两不计外，主要是1912年五六月间善后借款三次垫款共规元银九百万两（约合一千一百九十万余元），1912年9月到1913年春的克里斯浦借款五百万英镑（实收约合银元三千八百三十四万余元），以及1913年4月达成的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其中，1913年12月底以前用于军政各费的数目为六千五百三十一万余元，1914—1915年间为二千四百二十万余元）。三项合计，1912—1913年间军政费支用的外债为一亿一千五百五十五万余元。除上述借款之外，中央政府还四出谋求小借款。财政部于1913年3月1日与德商瑞记洋行达成了三十万英镑借款，4月10日又由瑞记洋行经手与奥国公司达成了两笔分别为一百二十万英镑和二百万英镑的借款。这三笔借款都以购买军火为条件，“所付现款，仅得半数”⁽¹⁹⁸⁾。两笔奥国借款，在1913年内，“已交者只一百万（英镑）”⁽¹⁹⁹⁾，约合一千万元。而民国元年、二年间，中央各部的零星借款约有二百二十万元⁽²⁰⁰⁾。估计上述几笔外债用于军政开支的部分，约达一千五百万元左右。

善后借款成立后，列强在实业借款方面，放弃了垄断的政策，改为自由竞争。中国政府遂以出卖路权为代价，签订铁路借款合同，挪作军政用费。早在1912年9月签订的陇海铁路借款，第一期债票发放四百万英镑，财政部就挪用五十五万八千余英镑⁽²⁰¹⁾，约合五百五十八万元。至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急需战争经费，遂于7月22日签订了《同成铁路借款合同》，条件是法比公司承认“至迟在合同签字之第十八日，交付中国政府一百万英镑，如不交此款，合同即行作废，并无效力”⁽²⁰²⁾。这笔约合一千万元的垫款，全部挪作财政经费。连同前项，总共约一千五百五十八万元。

总之，1912年—1913年间，用于中央军政开支的外债约达一亿五千万元左右，而1912年间所耗外债费用不超过三千六百万元，1913年间所耗外债即达一亿一二千万元之巨。袁世凯政府有这些外债输血，就着手镇压革命。

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赔款和外债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本来，在前清时期，关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武昌起义以后，列强把中国的关税控制起来，由税务司存入列强在华银行，以备抵付赔款和历年所欠的外债。但关税收入拨付之后，仍不足以偿清外债。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其主要用途也是清偿赔款和历欠外债。按照善后借款甲、乙、丙三号附件，清还1912年底到期赔款约二百万英镑；清还到期的前清中央政府和各省借款本息，以及1912年的银行团历次垫款和比国借款本息共约六百七十八万余英镑（其中银行团垫款和比款本息为三百二十二万八千英镑），共计约合八千七百八十余万元。其余一些无确实担保的外债，因为无力偿还，只好与债权人商量付以国库证券，延期清还。中国政府为了借债还债，蒙受了巨大的财政损失。如克里斯浦借款优先权取消时，中国即被迫赔偿了十五万英镑。而1912年—1913年间，大小借款利息、扣用、汇水、贴费损失竟达六千万元左右⁽²⁰³⁾，真是一笔惊人的负担。当然，这些都不得不在借款项下拨付。

南北统一时，民国财政的另一沉重负担，是军费支出的膨胀。当时无论南北都扩张了军队。就陆军部直辖军队来说，北洋方面增加了拱卫军、备补军、武卫前军，相当于三个加强师。南京方面，留守府所辖军队，完全之师即达十六师之众，总计兵额达二十余万人。“月需经常费三百六十余万元，即军队额给一项，已占三百零六万余元。”⁽²⁰⁴⁾南北两方军饷合计，据财政总长熊希龄声称，每月为七百万两⁽²⁰⁵⁾，约合九百七十余万元，较前清宣统三年所作四年中央军费预算平均每月二百一十六万余元之数膨胀达四倍多。为了裁兵，必须清还欠饷，发给恩饷，又是财政的一大负担。留守府军队迅速裁遣后，一部分划归江苏整理，中央军费才得以大大减轻。据预算，1912年8月—12月四个月，经费每月为三百零九万七千余元⁽²⁰⁶⁾；1913年1月—6月，该项经费每月增至三百八十万六千余元⁽²⁰⁷⁾。而民二预算，中央陆军经费每月达四百八十三万二千余元（其中经常费据12月份支付概算书为三百五十七万六千余元）⁽²⁰⁸⁾。当南方裁军之际，北洋军费却在扩充，收入的外债主要用于军费。仅在《政府公报》公布的垫款、克里斯浦借款、国民捐和大借款所支出的九千二百八十八万余元中（到1913年底），军费即达五千余万元，其中陆军各师费用达四千五百多万元，占支出总数的一半。在1913年7月以前，支付的遣散费一项达四百七十九万余元。同时，地方上也因军费支出庞大，感到财政困难。袁世凯为控制地方计，1912年—1913年间，协助各地方达一千四百万元之多⁽²⁰⁹⁾，其中主要也是用于军费，而最主要的是用于江苏地区裁军之用。截至1913年初，中央补助江苏都督程德全的费用即达五百万元，补助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百万元（第一军有两师驻在江苏境内）⁽²¹⁰⁾，补助扬州第二军徐宝山约百万元，遣散无所属的驻徐州的三十九旅二十五万元⁽²¹¹⁾。

镇压二次革命的战争费用，是又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虽然大借款规定了具体用途，但由于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这笔借款中规定的裁兵费项下被挪作战争的经费，据说达一千九百万元⁽²¹²⁾。至于其他来源的经费，难以查考。

至于行政经费，则十分拮据。除必不可少的支出，诸如举办实业、推广教育、司法行政诸费外，大多落空。据估计，1912年3月—1913年3月间，“中央政府每月政费约须五百万元，其中最占多额者为陆军部之经费三百万元……自去年三月至今一个年间，经常支出每月五百万，即六千万元，与临时支出约三千万元余”⁽²¹³⁾。行政经费每月经常费只有二百万元。1913年春，国会召开，袁世凯为对付革命党人，收买议员，各项政费膨胀。1913年5月，中央军政费用支出一千四百零七万余元，6月支出一千三百四十九万余元⁽²¹⁴⁾。因此，财政更困难。中央政府于7月间不得不实行减政主义，裁汰冗员，裁并不重要的各司和中央直辖机关，并实行减俸。自1913年8月份起，薪饷搭放公债票，旋改有利国库券。11月后军务告竣，停止搭放，改为凡在京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人员，月俸自二百元以上至三百元者暂减一成，三百至五百者减二成，五百以上者减三成的办法⁽²¹⁵⁾。熊希龄任总理兼财政总长时，中央政府“每月仅仅开支六百万元”⁽²¹⁶⁾。扣去军费，行政费仍然只有二百多万元。

1912年—1913年间的中央财政危机，根源于地方财政危机。辛亥革命当中，独立各省纷纷减免田赋，废除厘金，停征苛捐杂税。由于革命情绪高涨，人民不再如前清时被迫纳税。虽然独立各省因财政困难，不久即恢复赋税的征收，但是新的财政体制的建立相当缓慢，因而各省的财政收入，远远达不到前清的目标。浙江都督朱瑞报告说：“上年光复后至今年三月无丝毫入款，三月以后，赋税稍稍收入……以言开源，则生计凋敝，民气嚣张，向来应纳各税捐尚多观望，遑论加增负担，另辟税源。”⁽²¹⁷⁾苏督程德全也报告说：“辛亥年忙漕至今尚未扫清，本年忙银则解数尤属寥寥。推原其故，人民疲玩成习者有之，官厅征收不力者亦有之。”⁽²¹⁸⁾在这种情况下，各省财政体制都十分混乱，税收自然得不到保证。

这时的地方各项支出，特别是军费支出，大大超过前清。粤督胡汉民说：“改革以来，税入虽不逮前时，而行政经费少于前清时代者不止倍万，复无赔款之负担，何以困厄至此，皆因兵额骤加，遂至军需浩大。”⁽²¹⁹⁾据1912年7月间的统计，各省兵额由清末的陆防四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人（不包括旗兵、绿营）扩充到一百零八万七千六百八十人，增加六十万二千一百一十人，月饷由三百六十七万四千七百两，扩大到六百九十四万零五百两又二百四十九万四千元，增加五百四十一万零六百两。⁽²²⁰⁾这些数字虽然不免夸大，但军饷远远超过前清新军、绿防各营年饷五千八百四十九万余两（月平均约四百八十七万余两）之数，则是没有疑问的。到1912年底，各省裁军大体就绪，合计全国陆军人数仍达九十五万九千八百零八人，年饷一亿一千二百七十五万余元（相当于八千一百一十八万两），而饷额尚不到定制的三分之二。⁽²²¹⁾因此，各省财政状况也异常拮据。

三　1914年—1915年间的财政状况

1914年初的财政局面，基本上尚未改观，1913年10月5日签订的中法实业借款一亿法郎，要到1914年2月以后才能发行债票。新历年关，熊希龄靠中法实业银行于1913年12月30日提供的二百万元垫款勉强度过。旧历年关接着降临，原拟的二三百万元垫款，中法银行临时变卦，不肯交付。虽然各省解款有一百十万元，五国银行团通融了短期垫款一百万元，但短缺尚多。而历来作为财政挹注的京奉、京汉两路收入，“交通部声称，将以供给支付借款本利及保险费之用，不肯通融”⁽²²²⁾。熊希龄内阁由于难度年关而倒台，袁世凯直接经管财政事务。

当时，大借款只剩尾数，是年用于军政开支的部分仅为八百六十万四千零七十五元。虽然达成了几笔外债，可以挪作军政用费，但为数无多。其中，中法实业借款一亿法郎，挪作政费部分为四千二百万法郎（约合一千六百五十三万五千余元）。1月21日签订了钦渝铁路借款条约，财政部获得了三千二百十一万五千五百法郎垫款，实收二千九百五十九万三千法郎（约合一千二百八十六万六千余元）。4月间海军部达成了第三次奥国借款五十万英镑，用以购买军火，实收十九万二千一百三十六英镑（约合二百十一万二千余元）。上述外债收入总计约为四千零十一万七千余元。此外，为了清还以苏路作抵的太仓洋行借款（南京临时政府所借），于2月14日向中英公司借款三十七万五千英镑，以债还债。1913年12月31日，驻英公使刘玉麟与比利时证券银行签订的借款条约，未经财政部批准，允许比行发售民国元年八厘军需公债票，一则损失太大，二则招致银行团的抗议。为了结束这笔债务⁽²²³⁾，1914年8月7日遂向狄思银行借款四十万英镑。1913年10月间，由熊希龄和德、英、法三国银行代表开始举行的一千万英镑币制借款的谈判，几经周折，未能达成协议。一直拖到欧战爆发，欧洲金融市场吃紧，谈判不得不宣告终止。中国政府从欧洲市场上获得资金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由于外债靠不住，袁世凯直接掌管财政后，力图从国内筹措财政费用，“誓不复借外债”⁽²²⁴⁾。于是，一方面整顿旧税，推行新税，以期增加收入，一方面实行减政，压缩军政费用。

在增加收入方面，首先将常关税收划归中央，加强了中央的直接收入。自1913年底起，各省举办验契以及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契税增收、烟酒税增收等作为中央专款，直解中央。当时，因刚刚开办，没有具体数目规定，但其中验契收入颇丰。

其次，在财政会议上，核实了各省收支实数，命各省将收支盈余解归中央。袁世凯在批复“财政部呈酌拟各省认解洋赔各款及京饷处分条例，请准施行一案”时，强调说：“环视各省秩序大定，财力渐充，所有以前应解京饷、洋赔各款，除向盐关两项拨解之数外，自应如数照解。”⁽²²⁵⁾根据民国三年度概算，核定各省解款总数为二千九百七十三万七千零十三元⁽²²⁶⁾。

第三，强向交通部筹款。交通部经管的铁路系统，是当时最重要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据叶恭绰说：“自项城听某某之言，强迫接济政费”⁽²²⁷⁾，于是，责成该部每月筹拨五十万元，“一俟库款稍裕，再由财政部如数筹还”⁽²²⁸⁾。

第四，筹办内国公债。1914年3月间增设筹办公债所，印刷民国元年六厘公债票，预备发行。但民元六厘公债期限长达三十五年之久，难以发行。故债票仅印刷二千万元，“酌发各处抵付欠款约四百余万元，并按期认付利息外，并未实在发售”⁽²²⁹⁾。至欧战爆发，遂于1914年8月3日发布《民国三年内国公债条例》，总额一千六百万元，九四折，六厘息，十二年还清。由于发息还本比较可靠，用途较广，期限较短，而资产阶级也支持袁世凯“维持治安，巩固邦基”⁽²³⁰⁾，因而发行顺利，增额甚多。于是至年底又增加发行额八百万元。1914年10月又成立新华储蓄银行，发行有奖储蓄票一千万元。

此外，盐税经整顿后，收入不断增加。只有关税一项自欧战后收数下降，影响了财政收入。

1914年上半年，袁世凯政府因为有各地解款、验契和常关收入，及银行团拨还盐税余款，月收渐达七百万元以上，财政情况开始好转。1914年1—6月间，各省收入国税达六千六百零三万七千零四十八元⁽²³¹⁾。1914年下半年虽因欧战，关税减少，影响到盐税余款的拨还，但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7月间，“主计局复核民三预算，以恢复宣三旧额为标准”⁽²³²⁾，一再通电各省整顿，规复税率，增加收入，节省政费，接济中央，因此各省解款比较踊跃。再加上公债收入足以应付支出的需要，赔洋各款也得以偿清。据《申报》记载，除盐关两税外，7月—11月五个月国税收入总计达四千四百六十八万六千五百四十八元⁽²³³⁾。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14年中央收入列表如下：

1914年中央收入各款表

单位：元款

款目 | 收入数
拨还盐款 | 31,304,818⁽²³⁴⁾
常关税 | 6,201,661⁽²³⁵⁾
各省解款 | 14,000,000⁽²³⁶⁾
验契 | 17,000,000⁽²³⁷⁾
印花税 | 450,000⁽²³⁸⁾
烟酒牌照税 | 400,000⁽²³⁹⁾
契税增收 | 2,458,910⁽²⁴⁰⁾
交通部拨款 | 6,000,000⁽²⁴¹⁾
官产收入 | 5,000,000⁽²⁴²⁾
民三公债 | 20,424,321⁽²⁴³⁾
民元公债 | 4,000,000
外债 | 40,117,000
合计 | 147,356,710

袁世凯直接经管财政后，对支出亲自核定和分配，并将北洋军队分布到南方就地筹饷，这使中央军政费用得以减缩下来。1914年3月，袁“批军费定三百万元，政费二百二十万元……是月军费仅支银二百九十九万余元，较原请之数实减五十七万余元；政费仅支银二百九十万余元，较原请之数实减六十五万余元。全年约略推算，可减银一千二百余万元”⁽²⁴⁴⁾。但内外债支出费用巨大，民三概算近一万万元。瑞记借款等到期款项，到年底因无力偿还，不得不签订延期偿付合同。此外，平定白朗暴动的临时支出，也十分可观。据估计，自1914年1月1日到6月15日共支军饷九百余万元，其中，中央四百余万，陕西二百余万，鄂、豫一百余万，甘、川一百余万⁽²⁴⁵⁾。

由于欧战和自然灾害的影响，1914至1915年收入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而支出方面，各省军费没有完全核减下来，中央“各部出款，列数过少，迨实支时间有超过原数者”⁽²⁴⁶⁾。总起来看，财政形势大体上稳定了下来。

即使如此，财政形势仍然不容乐观。1914年底，财政部就民四（1915）财政进行概算，不敷达五千万元以上。袁世凯令在京谒见的湖北将军段芝贵“回鄂后，赶紧筹款拨解，以济急需”⁽²⁴⁷⁾。国务卿徐世昌等致函各省将军、巡按使，要求各省“凡有可兴之利，可筹之款，不辞劳怨，不拘文法，并进兼营，切实举办”⁽²⁴⁸⁾。1915年1月3日，徐等又恐“函到稍迟”，复致电各省，指出：“财政部编订四年概算，应支项下，计长期外债共银元一万二千四十七万三千八百余元，短期内外债必须应付之款共一千九百三十三万九千余元，分期应付之款一千六百四十四万余元，中央概算应支八千三百三十四万九千余元，总共二万三千九百六十万零二千八百余元，核计四年岁入可指抵之款约一万四千七百四十万元。待整顿增加之款，验契、税契、烟酒、牧畜、印花等税及变卖官产约共三千九百万元，总共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万元。出入相抵，约不敷银五千三百二十万零二千八百余元。来日大难，殊深焦灼”，要求各省“将筹办情形电复”⁽²⁴⁹⁾。

各省奉命之后，纷纷提出筹划增加收入的办法，尽力搜括。中央政府则于1915年4月1日公布《四年内国公债条例》，募债二千四百万元，至1915年9月如数募足。

由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分配、核算都是按历年制进行的，于是，中央政府离开预算，与各省重新商定中央解款和中央专款的数额。各省共认解款二千一百七十八万元，专款一千八百九十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四元⁽²⁵⁰⁾。

1915年5月28日，袁世凯批准了《中央解款考成条例》，严加奖惩，因此各省解款比较积极。随着财政形势的好转，袁世凯在1915年7月6日发布的申令中说：“自上年春间，誓不复借外债以供消耗，迭由财政部督饬经征官吏整顿旧税，推行新税，近来颇有起色，外债得以支付，国中秩序亦勉可保持，危亡之忧，庶几获免。人民爱国程度日高，踊跃输将，深堪嘉尚。”⁽²⁵¹⁾事实上，1915年的收支也确实比较平衡，岁入实收银元一亿三千零六十七万八千一百二十七元，支出银元一亿三千九百零三万六千四百五十四元⁽²⁵²⁾。财政赤字不大，可以不依靠外债而获得财政自给了。

袁世凯的财政措施虽然取得了如许成绩，使他沾沾自喜，但实际上财政紧张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善，更说不上充裕。中央和各省的财政方针，只能是勉强维持局面，政费开支只能压缩在近乎无所作为的水平。虽然教育经费未便大事核减，但资产阶级所迫切希望的振兴实业的经费却无从筹措。

而且，袁世凯政府的苛捐杂税，不但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还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引起了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的强烈不满。各地一再发生争论甚至冲突，如广东反对赌饷，上海反对加赋，广东、湖北、上海等地反对印花税的苛征，以及南北各地频频发生抗捐抗税的风潮。结果，“搜括之效绩，除稍加少额入款外，则为商民对于国家观念增加极高之冷度而已”⁽²⁵³⁾。袁政府的信用正在迅速堕落。而袁世凯毫无自知之明，其帝制自为的活动，对财政更增加了新的巨大压力。1915年12月底，财政部匆匆将民国五年度预算交代行立法院通过，袁世凯即于1916年1月1日予以公布。根据民五预算，中央解款增加到四千二百三十万余元，中央专款达六千四百六十二万余元。这些沉重的负担，促使人民对袁世凯政府愈加不满。

四　税收制度的变革和税收概况

辛亥革命以后，前清税收系统大都遭到破坏，南方各省对前清的苛捐杂税大加减免撤废，后来由于财政困难，才逐渐予以恢复和重建。至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倾全力整顿旧税，推行新税，苛捐杂税层出不穷。

一、海关税　海关税包括海关税和距海关五十里内的常关税，均归总税务司经征。税务处作为中国国家机关掌管海关税收，但实权操在外国人掌握的总税务司之手。辛亥以前，总税务司只是按照税则，切实核计应收税钞数目，对于所收税款，均交与各地海关道，税务司没有直接管理之权。武昌起义之后，各地税务司均扣留税款，拒绝向当地革命政府交出，各国公使以关税备抵外债和赔款为由，迫使前清政府承认关税由总税务司征收后交在沪各国银行保管的办法，并为此设立了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于是，海关税进一步陷入了列强的控制之下。

海关税收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快就恢复和发展起来，超过了前清的收入，但欧战以后，此项税收大为减少。

1912年—1916年关税收入如下⁽²⁵⁴⁾

（单位：关平两）

1912 | 41,020,922.246
1913 | 44,668,744.479
1914 | 41,051,658.349
1915 | 39,710,384.686
1916 | 40,672,421.438

由于1902年订立的《通商进口税则》十年期满，从1912年8月开始，北京政府即与列强商议改定税则，希望把税则由值百抽五提高到值百抽一二点五，同时免除内地厘金，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便利商品流通。鉴于十年来商品价格上涨颇多，即使不提高税则，只要从实核定商品价值，确实做到值百抽五，也可以大大增加关税收入。然而，由于列强一再拖延，直到欧战爆发，始终没有能达成协议。欧战之后，连谈判都搁置下来。

二、盐税　前清盐法，头绪纷繁，弊病百出。辛亥革命中，“引岸之制”多遭破坏，各地截留税款，甚至动用军队强运，以筹军饷。民国以后，关于盐政改革问题，虽经一再讨论，但因盐政过于繁杂，难以下手，因而议而不决，迄无结果。

鉴于拟议中的善后借款行将成立，而盐税为预定的抵押品，袁世凯于1913年1月6日发布命令，自是年1月份起将盐务收入各款专款存储，“无论何事，概不得挪移动用，庶几内巩财政，外昭国信”⁽²⁵⁵⁾，实际上准备把盐税拱手交与列强管理。善后借款成立后，按照合同成立了盐务署，以财政总长为督办，财政次长为署长，聘洋员为顾问。下设稽核总所，以次长兼总办，聘洋员为会办。各地设立分所，设华经理一员，洋协理一员。盐税交由五国银行团存储，遂为列强控制，“名为归诸中央，实已不能活动”⁽²⁵⁶⁾。

盐务署顾问及稽核总所会办丁恩就任后，为确保盐税增收，以备抵还善后借款等外债，主张“将商人运售盐觔之引权一律取消，改行自由贸易之制，以期上益政府，下益人民”⁽²⁵⁷⁾。这个主张是企图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改造封建性极强的盐政，结果遭到盐商的强烈反对。袁世凯也认为“此事不宜采用激烈手段”⁽²⁵⁸⁾。因此，盐务的改革只是逐步采取在产盐地方征收盐税（就场征税）的改革办法，并规定每百斤抽二元五角，这样既可以增加税率，又可使各地高低悬殊的税率逐渐趋于平均。这项改革办法虽在1913年12月24日公布的《盐税条例》中作了规定，但事实上也没有全面实行。丁恩对此在报告书中指出：“夫专卖之制度废除，则盐价必落，而搀和杂质之弊亦可祛除，价廉物美，则用之者必多，销路既广，税收不患不旺……不图竟为保全一班专商之利益起见，而置无数贫困小民于不顾……事与愿违，一切希望均成泡影。”⁽²⁵⁹⁾尽管如此，盐税收入还是大大增加了。

历年五国银行团所收盐税净款表⁽²⁶⁰⁾

（单位：元）

年份 | 实收盐款 | 提还外债 | 拨还政府
1913 | 11,471,242元 |  |
1914 | 60,409,675元 | 21,106,572元 | 31,304,818元
1915 | 69,277,536元 | 34,599,082元 | 27,523,066元
1916 | 72,440,559元 | 24,911,905元 | 52,226,185元

三、田赋　田赋历来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税收。前清田赋征收凌乱无章，弊病百出。辛亥以后，对前清旧制有所改革，大体说来有以下几项：

（一）地丁、漕米改征银元。前清币制不统一，各地征银征钱各不相同，辗转折合，官吏从中贪污。漕米等项系征收实物，十分烦琐。辛亥以后，江浙等省首先改折银元。如江苏省议会议决，地丁额银一两改征银元一元五角，漕粮每石征收四元。浙江在辛亥后曾一度将漕粮裁免，后又恢复，但改为抵补金，每米一斗改征银元三角。财政部于1912年12月28日通电各省：“凡民间定纳丁课税厘并发放俸饷官款及一切出纳事项，概以银元计算。”⁽²⁶¹⁾于是各地逐步改征银元。至1916年，只有少数内地省份尚未改征。

（二）征收田赋附加税。前清田赋旧制，正额以外例有平余、火耗、串费、票钱等项名目，纷繁复杂。辛亥后，各省改良征收方法，改为附加税，如江苏地丁额银一两附税三角，漕粮每石附税一元，使田赋的征收趋于简明。

（三）准备清丈。前清田赋鱼鳞册经过历次内乱，散失无存，征收田赋缺乏确凿根据。甚至有的有田无粮，有的有粮无田。“官无可考之粮籍，吏有私藏之秘册”⁽²⁶²⁾，隐瞒飞洒，百弊丛生。民国成立，朝野人士都主张实行清丈。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不健全，各地都不敢贸然进行，只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稍作改良，以期增加财政收入。如浙江“先从清厘户粮、整理旧册入手，以为将来清丈之预备”⁽²⁶³⁾，只是对现行的实际征收情况进行登记整理，而不丈量田亩。1914年12月，袁世凯政府设立了经界局，“先由京兆区域筹办清丈”⁽²⁶⁴⁾。但经界局缺乏经费，而各地阻力重重，且屡起反抗清赋、清丈风潮。1916年春，经界局虽在涿县、良乡两县试办，但因袁世凯政府摇摇欲坠，害怕发生风潮，遂于1916年5月24日下令“将近畿清丈及清查田亩各事宜暂行停止，各省有奉前令举办清丈、清厘田赋者，亦着一律缓办”⁽²⁶⁵⁾。仅江苏宝山县由当地士绅集款，完成了清丈。

由于中国工商业不发达，只有田赋是最普遍的税源，袁世凯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一直在想方设法从土地上增加税收。1914年11月间，山东巡按使蔡儒楷向袁世凯条陈加赋，认为：“现在田赋虽未减轻，然按亩计算，少者仅数十文，多亦不过数百文。查各国征收地租，皆取地亩时价及收获所得以为标准，若以吾国税率与现时地价收益相较，则取于民者实属微乎其微，不独视各国为极轻，即按古者什一之税，尚不逮远甚。纵使照现额加倍征收，在人民不难负担，亦非厉民之举。”⁽²⁶⁶⁾但几经筹议，当局担心各地反对，不敢实行。在事实上，各地已用多种方法变相加赋。如江苏自1914年起，地丁每两增加省附加税三角。湖北用“划一丁漕折价，以期增加于无形之中”⁽²⁶⁷⁾。湖南则举办随粮特捐，“每正额银一两，带收钞一串文”⁽²⁶⁸⁾。直、鲁两省更以濮阳工款紧要为名，举办亩捐，也就是借水利工程为名来进行搜括。1915年底袁世凯又通令将亩捐推向各省，并列入民五预算。

因当时体制混乱，田赋收入没有统计数。民三预算收入七千九百多万元，民五预算增至九千七百多万元。1915年1月到6月，各省报告的田赋收入，总数为三千七百二十九万五千余元，其中缺四川、吉林、奉天、热河、归绥、川边六处的数字。

四、厘金　厘金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征收的一种苛税，由于层层设卡，厘卡人员敲榨勒索，严重地妨害了商品流通，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清时就一再酝酿废除厘金，有的地方稍作改革，改为统捐，以减少关卡。辛亥以后，江浙等地曾一度废撤厘卡，但不久浙江改征统捐，江苏苏属改征产销税，湖北则改为过境销场税。由于税率减低，税局归并，厘卡减少，收入锐减，且各省“办法既不一致，收入亦漫无稽考”⁽²⁶⁹⁾。如江苏苏属地区，旧时厘金比额为二百八十九万余元，而1912年5月11日—1913年5月10日仅收二百三十三万五千余元，短收约五分之一。浙江厘金在前清宣统三年，预算为四百三十九万七千余元，而民国元年仅收二百三十六万五千余元，民国二年也只收三百十六万四千余元⁽²⁷⁰⁾。

裁厘加税问题，由于列强拖延关税谈判，一直未能达成协议。政府当局担心单方面裁撤厘金后，关税加税谈判将更加困难，而若关税不加，厘金裁撤后财政收入又无从弥补。因此，所谓裁厘问题，仅于1914年秋由财政部通饬各省将原有厘金改办产销税，为裁厘之预备。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1914年—1915年间，当局用提高税率及对征收官严加考核的办法，使厘金收入大幅度增加，至1916年，核定比较数高达四千七百四十七万余元。

五、常关税　沿江沿海五十里内常关归海关管理，属财政部管辖者分三种：一是内地常关，一是沿江沿海五十里外常关，一是京师、左右翼及各边关。前清旧制，仅京师、左右翼及各边关直隶中央。五十里外常关及内地常关均由各省经征。民国以后，各地截留税款。至1913年春，中央政府派出各地海关监督兼管五十里外常关。1913年底至1915年间，又先后将内地各关收归财政部直辖，常关税遂为中央直接收入。

从1914年秋开始，各常关调查物价，改定税率，照海关半税之例，值百抽二点五，并且革除陋规，严定比较，以增加税收。1913年常关税收入银五百五十余万元，1914年为六百二十余万元，1915年增至七百七十三万余元⁽²⁷¹⁾。民五预算且定为七百八十万余元。

六、验契和契税　验契并非税收，而是基于政权的更换，新政权承认公民不动产时收取的手续费（当时套用日语称手数料）。袁世凯政府之所以急于推广验契，是因为“民国成立一载有余，而财政困难达于极点，海关备抵赔款，盐税另款存储，若无补救之方，难资挹注之用。各省军队林立，饷糈缺乏，哗溃堪虞”⁽²⁷²⁾。1913年6月3日，财政部通电各省《划一契纸章程》九条，规定呈验不动产旧契，收纸价一元，注册费一角，不动产价格在三十元以下者只收注册费，令各省筹议举行。

1913年8月至11月间，各地先后举行，而以山东推行最猛，收入也最多。泰安县知事冯汝骥、寿光县知事徐德润为此受到嘉奖，山东各县遂雷厉风行。乐安县知事王文域实行告发倍罚的办法，激起群众团聚抗验，王本人被杀。山西盂县群众抗验，则遭地方当局镇压，被杀四十多人。鉴于各地风潮迭起，财政部不得不通电各地慎重办理。

验契收入甚旺，成为1914年—1915年间袁世凯政府弥补财政亏空的重要手段，自开办至1914年12月止，收入总数达三千二百余万元，1915年全年复收一千六百余万元，合计达四千八百余万元⁽²⁷³⁾。

契税在前清宣统三年规定税率为：卖契收税9％，典契收税6％。由于税率过重，人民隐匿不报，税收锐减。1914年1月颁布的《契税条例》，仍规定卖九典六税率，另收契纸费五角。但一则税率过重，二则和验契冲突，事实上不便推行。因此，财政部电令各省体察情形，自定税率。由于税率减轻，虽然仍受验契影响，但收数仍然增加，1914年4月—9月半年收数超过民二收入六十余万元，民三财政年度（1914年7月—1915年6月）全年收入（川、吉、奉、归绥、川边缺全年数，京兆、察哈尔、热河缺半年数）达八百六十三万六千九百七十八元，距一千一百零九万余元的预算数相差不大⁽²⁷⁴⁾。其中，契税增收部分自1914年起属于中央专款。

七、印花税　印花税系对财物成交所有各种契约簿据可用为凭证者用贴印花票的方法征税。印花税在欧美被认为是良税，前清时即酝酿多年，但未能推行。民国成立后，即拟推广印花税作为大宗财政收入。1912年10月21日，《印花税法》经参议院议决公布，后定于1913年3月1日起自京师开始实行。各地接到印花票后也相继推行。1914年8月又公布《人事证凭贴用印花条例》，对人事证书征税。

《印花税法》公布时，适在京召开工商会议。会议代表胡瑞霖上书要求“先宣布裁厘计划，再行实施印花税，以恤商艰”。他认为“处此国民经济沉滞之际，商民对于固有租税之负担已属勉力，骤添新税，势实难于推行”⁽²⁷⁵⁾。但因厘金难于抵补，当局没有采纳。印花税法初定十元以上起征，贴印花一分，以成交额累进至一元五角止。至1914年底，为推广印花税税额，规定十元以下一律贴用印花一分，旋又定为一元起征。由于征收苛细，加上警察有权检查罚款，引起商界强烈反感。广东等地要求取消一元起征的规定，甚至酝酿罢市。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上书财政、农商两部，强烈指出：“各省商会代表提出，印花税苛细扰民……目前所最不便者，发票须贴印花，甚至乡民入市，担柴尺布，亦遭苛罚，以本厂或本栈之货物，运至本店发卖，沿途经过亦被拘罚。良税成为怨府，言之殊堪痛惜……其弊之所由生，则由授警察以检查之权。”⁽²⁷⁶⁾但袁世凯政府一意孤行，仍强制推广。

然而，印花税的收入并不理想。民二仅收五万余元，民三收入四十五万余元，民四也只达到三百多万元。尚未成为重要税源。

八、烟酒税、烟酒牌照税和烟酒公卖　烟酒税在清末即作为专税设立，但各地各自为政，名目繁多，错综复杂，税率亦不一致。民国后并无多大变革，往往通过强加税率、税种以增加收入。民三预算，除原有税款外，又划出烟酒税增收，作为中央专款。1913年冬，财政部以烟酒税作为大宗奢侈性消费税，税率尚轻，为弥补财政亏空，筹议加税。但因烟酒税十分复杂，不敢轻易更张，遂设立烟酒特许牌照税。1914年1月11日公布《贩卖烟酒牌照税条例》，规定烟酒营业无论整卖零卖，均需领取牌照，每年按经营规模交纳税款。财政部为筹集大宗税款，于1915年又仿照外国的税收办法，筹办烟酒公卖，于5月间设立烟酒公卖局（后改全国烟酒事务署，独立于财政部），公布《全国烟酒公卖简章》。烟酒公卖采取官督商销的办法，按烟酒价值外加公卖费，其费率轻重则由各地酌定，互不相同，当局预计年收可高达二千余万元。烟酒税、烟酒牌照税则照样征收，但由公卖局统一管理。由于税法复杂繁苛，往往重复征收，小贸小贩甚至被迫停业，引起商界的不满。

九、当税和牙税　当税和牙税为典当和商行的营业税，领取营业凭证（帖）时尚需缴纳帖捐，均系前清旧税。但前清并无普遍推行的营业税。民国后，原议设立特种营业执照税、普通商业牌照税，但均议而未行，只有当税和牙税经整顿推行。鉴于当税和牙税历来各地经征情况互不相同，故政府当局于1914年3月令各地自定章程，视不同情况，分别等级，交纳税捐，并将前清旧帖改换新帖。据不完全统计，民国三年度当税收入为五十七万余元，牙税收入为一百三十八万余元⁽²⁷⁷⁾。

十、其他捐税　除上述各税外，尚有糖税、矿税、茶税、渔业税、牲畜屠宰税等等，年收入各有几十万、上百万不等。

此外，地方上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木税、渔业税、斗税、包裹税、驴税、牛税、花布税、房税、船税、油税、货捐、火车货捐、车捐、船捐、戏捐、妓捐、花生捐、瓜子捐、猪捐、羊捐、粮米捐、商捐、码头捐，等等。这些苛捐杂税，各地名目不一，花样百出，往往激起社会风潮。如广东的品茗捐、牛皮捐，江西南城县的人丁捐，都曾激起抗捐风潮。福建“创办轿捐、屠兽捐，几酿变故”；“龙溪县知事陈家栋，捐例尤酷，民间买牛一只，捐洋一元。此外小猪有捐，大猪有捐，猪肉又有捐，羊也悉是。大概每只猪、羊须上捐三、四次。现在米捐已办，又议粟捐。余如笋丝捐、火柴捐、竹叶捐、道士捐、和尚捐、妓女捐，亦正在筹拟进行”⁽²⁷⁸⁾。该县“近两月以来，箔工、竹工，均因捐重罢市歇业”⁽²⁷⁹⁾。

更为恶劣的是，袁世凯于1915年4月29日任命蔡乃煌充江苏、江西、广东禁烟特派员，事实上这个禁烟特派员，却是一个卖烟特派员。他先增加鸦片税，使烟禁松弛，9月底又亲到广东，实行鸦片专卖，由鸦片商每箱报效银四千五百元，预计可筹款二千七百余万元作为帝制运动费，从而使民国以来的禁烟运动功亏一篑。其不择手段，一至于此。

对于袁世凯政府的苛捐杂税，张謇于1916年4月20日愤懑地写信告诉梁士诒说：“惟时闻商民以新税之复杂繁苛，奔走诉其哀怨而已……商之于税，重可忍而烦不可忍；官之于民，信可谅而欺不可谅！”⁽²⁸⁰⁾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对于袁世凯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

五　金融币制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金流通和货币制度问题，逐渐为社会所重视。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中国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结束大清银行的基础上于2月5日在上海开始营业。南京临时政府还把货币的发行权收归中央，鼓铸民国新币（银元）。

临时政府北迁后，中国银行总行也改设北京，于1912年8月1日开业，1912年—1913年初，先后在天津、汉口、山东、河南、长春、营口、山西、扬州、青岛、奉天等地设立分行。至1916年，除云南、广西、甘肃、新疆、西藏尚未开设外，其余各行省均已一律设立。1913年4月15日，参议院通过公布《中国银行则例》，规定中国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定为银元六千万元，政府先行认垫一半（三十万股），余数由人民认购。1915年10月修正《则例》，招募商股。到1916年3月止，实际上政府仅拨资本一千万元，商股认购只五百万元，实交仅二百余万元。中国银行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国币及兑换券的特权，1914年6月归财政部直辖。尽管中国银行具有国家银行的性质，但当时交通银行资本雄厚，经理轮电路邮四政款项。因此，在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代理财政部部务期间，于1913年5月31日又委托交通银行代理金库。这样，中、交两行同时经理国库。事实上，交通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也已广泛流通。1914年3月，交通部制定《交通银行则例》，于4月7日公布，规定该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库平足银一千万两，官四商六，掌管特别会计之国库金，分理金库，发行兑换券。在1912年—1915年间，中、交两行既有经理国库之权，又经管外债收支，因而实力充足，发行兑换券（纸币）也十分谨慎，现金准备充分，因而信用坚挺，得以逐步向全国各地推广。袁世凯政府在整理币制时，准备逐步用中行券来代替各地滥发的纸币。

在币制方面，就金本位、银本位、虚金本位问题长期讨论之后，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2月7日公布了《国币条例》，采用银本位制，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一圆，总重七钱二分，银九铜一（后改银八九），规定“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政府”⁽²⁸¹⁾，并以施行细则规定，“凡公款出入必须用国币”⁽²⁸²⁾。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统一币制，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机关，袁世凯政府的这些措施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尽管如此，币制统一的过程十分缓慢。银两和银元仍然并用，仅以银元结算。至1915年底，袁世凯政府所铸发的银元也仅铸成新币七千一百余万元⁽²⁸³⁾。

这一段时间，中央政府由于获得了比较多的外债，紧缩了开支，开辟了财源，中央金融体制虽然还不能统制全国，但没有形成金融危机。然而，地方上银根紧张的局面比较严重，虽然进行了一些整理，但没有根本性的好转。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各地官僚富豪为逃避革命军筹饷，把大量资金转移到租界，存入外国银行。据当时调查估计，汉口外行即存有五千余万两。上海、香港、天津等三处合计共有五六万万两，据说有利息者不过三分之一，无息认保险费者达三分之二⁽²⁸⁴⁾。结果，“内地所余，不过日用零星之现货”⁽²⁸⁵⁾。如湖南由于汇往上海、汉口的汇票过多，到1912年下半年须兑现时，现银极端缺乏，造成钱号纷纷倒闭。由于银根紧张，现货不足，市面上杂乱无章的纸币盛行，甚至“小贸细贩亦发行百文或二百文之钱票行使在外，并无准备金以资拨兑”⁽²⁸⁶⁾。湖南当局因财政拮据，1912年初发行筹饷公债五百万元，仅售出三百五十一万，至4月间遂将官钱局改为湖南银行，发行纸币。至1913年5月，纸币总数以银元计算，已逾二千万有奇，流通在外者则有一千一二百万，致使通货膨胀，纸币贬值。1913年初，湘币汇上海每银千两需贴水至三百五十两之多，到1913年11月竟腾涨至一千一百余两，超过了面值。湖北于武昌起义后，官钱局停止营业，原官钱局钞票成了不兑换纸币，信用低落。1912年6月间限额兑换后，兑换拥挤不堪，时有死伤。军人强兑，曾酿成1912年10月1日汉口钱业罢市情事。湖北官钱局旧币即近四千万元，民国后新增钞票一千万，“鄂中军队林立，饷糈未至缺乏者，皆得其力”⁽²⁸⁷⁾。1912年11月间，纸币每元值八角四分，到1913年5月间只值七角多。由于银元票泛滥，又无现银兑现，至1913年6月间，又添印官票（铜元票）一千万串，实际上更加剧了通货膨胀。广东于起义之初，“亟发纸币共壹千伍百万元，以济急需”⁽²⁸⁸⁾。1912年间，由于纸币泛滥，造成“粤省经济恐慌，市面钞票汇兑不通”的局面⁽²⁸⁹⁾。广东地方政府遂销毁各版及印成未发行的纸币。因此，在二次革命前，广东纸币仍能以九折流通。二次革命后，龙济光督粤，金融危机急剧发展，币值猛跌。1913年底跌至五八折，1914年5月跌至四折以下。据1913年底广东财政司长报告，计新纸币共发出一千九百万元，前清旧币发出一千三百五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一元，合计新旧纸币发行总数三千二百五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一元。江西在前清时，曾发九五官票一百九十二万六千四百七十五串，辛亥革命后继续流通，并续发九五官票二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四十串，银元钞票一百六十八万九千九百元，铜元票一百四十四万二千七百串，九五百文小票一百三十七万串，官票每串定价五钱五分（以上共计约合银元七百万元）。当时，江西“因于省外各属普设民国分行、汇兑所、代理店，丁漕税务除淮盐局外，非官票一律不收，商民因其利便，亦不复兑现”⁽²⁹⁰⁾。因此，在二次革命前江西币值稳定，银元票甚至升值。但在二次革命后，江西“金融奇窘，纸币而外，几无现银”⁽²⁹¹⁾，难以出省贸易。不久，江西当局又增发九五官票二百万串，结果，“市间伪币杂出，遂停止兑现”⁽²⁹²⁾。纸币贬值，引起市面骚动。东北三省由于处在日、俄的控制之下，金融危机的发展比内地更形严重。据调查全国财政专员王璟芳、李景铭报告：“（东北三省财政）受病根源全在滥发纸币，奉天小银元票将近千万元，吉林官帖一万二千余万吊，约合银元二千万元，江省（黑龙江）官帖亦在千万元以上。一年之间，吉、黑钱票价值跌至一与三之比例，国家收入暗亏三分之二。奉天虽可兑现，而准备不及十成之一，外人辗转盘剥，岌岌可危……银钱比价一日三易，有朝为富户，夕成穷民者，外国银行乘机操纵。”⁽²⁹³⁾此外，四川军票泛滥，贵州纸币一元仅值四角，陕西军饷全靠官发纸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少数地区，如江苏仅发行一百万元，浙江仅发军用票二百万元，数量不大，并有所控制，因而纸币与实币价大略相等。

据1913年10月间调查，各省官银钱行号纸币发行数目共达一亿四千五百五十七万四千一百六十五元⁽²⁹⁴⁾。

滥发纸币，不仅影响到国民生计，也严重影响财政。熊希龄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中曾指出：“近则各省滥发纸币，价格低落，市面恐慌，人民咨怨。其直接影响及于财政者，则缘币制紊乱之故，征收复杂，官吏得上下其手；汇价参差，国库损失；缘纸币低落之故，国家一切征收即以其低落之额为损失之额。凡兹弊害，无俟枚举。”于是，计划用中国银行兑换券易收滥钞。1913年11月间，中央政府向各省派出监理官，监督各省官银钱行号，并命令各省“各种纸币，不能再行增发”⁽²⁹⁵⁾。1915年10月，又批准《取缔纸币条例》，禁止新设的商办银钱行号发行纸币，已发纸币则逐步收回⁽²⁹⁶⁾。

由于币制借款没有成立，袁世凯政府没有财力全面去整顿各地的金融，清理并收回各地滥发的纸币，仅于1914年—1915年间对部分省区的币制作了整理。

广东由于纸币价值暴跌，1914年初市面极端恐慌。当局强令商场贸易以纸币为本位，遭到商界的强烈反对。自阴历正月起，商业各行即实行以银毫为本位。社会上商行罢市，工人罢工，巡警逃亡，风潮迭起。当局竟于2月13日左右强行出示宣布：“限三日后均应以纸币为本位，十足通用……拒绝纸币及任意低折者，则是有意破坏大局，与乱党行为无异。”⁽²⁹⁷⁾这种完全无视经济规律的告示，只能到处碰壁。2月19日，当局干涉银业公所，不准纸币开盘，银业便于2月20日罢市，迫使当局取消了禁令。

1914年3月初，调查全国财政专员王璟芳抵粤，与地方当局筹划整理纸币方法。鉴于粤省自行整理纸币没有妥善的办法，王遂于3月25日回京，与中央财政当局会商。28日，王奉袁世凯命令会办广东财政事宜，并于5月初再次抵粤。为了清理广东纸币，财政当局遂向银行团商议借用善后借款整顿盐务项下闲置的英金一百万镑。银行团经丁恩说项，考虑到整顿广东纸币可以增加盐税收入，遂同意拨付，但规定：“财政部应派华洋专门家各一人为委员，前往广州监察管理收回纸币事宜，其所派之洋员应得五国银行团之同意。”⁽²⁹⁸⁾于是，1914年6月1日在广州开设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以一百万英镑为准备金，发行新的大元纸币⁽²⁹⁹⁾。7月1日起开始收换，以一月为限，广东纸币每元定价为毫洋五角（依据1914年5月15日前三个月内之平均市价），折为大洋四角五分五。这样，广东省银行发行的纸币全部收回销毁。对于旧币折收，广东总商会曾电中央抗争，指责当局“自失信用”⁽³⁰⁰⁾，遭到当局的严词申斥。

东三省官银钱行号因垫支政费，滥发钞票，造成金融恐慌。1913年底王璟芳将调查三省财政金融状况报告中央后，袁世凯于1914年1月9日任命巢凤冈督办东三省官银钱局及广信公司事宜，并充东三省中国总分银行会办，任命潘鸿宾督办东三省中国总分银行事宜，以期统一纸币发行机关，整理纸币。

东北通行小洋，市价小洋十二角合大洋一元。小洋纸币发行过多，准备空虚，信用薄弱，商民持票往兑，不能如数付现，纸币价格日渐低落，小银元价格也为纸币拖落。当时，日、俄两国操纵着东北的金融市场，日本正金银行发行的银本位钞票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发行的金票（老头票）以及俄国的卢布票（羌帖）在市面上流通。他们用纸币收购小洋，尤其是日本老头票系金本位不兑换票，日人以空纸币吸收现货，改铸辅币，获取暴利，扰乱中国金融市场。投机商人也收购小洋熔铸宝银，再以宝银购买小洋，循环图利。尽管东三省官银号限制兑现，日本为了控制东北金融，其驻奉领事唆使日侨向官银号兑现。1914年4、5月间，日侨甚至随同日本宪兵到东三省官银号、兴业银行、交通银行强行兑现。1914年秋，日侨又到东三省官银号“聚众滋闹，甚至横卧柜台，日夜不休”⁽³⁰¹⁾。因此，东北市场现银越来越少。

同时，由于小洋票信用薄弱，即使是官办的各电报局、齐齐哈尔邮政局等，也蓄意压低小洋票价格。哈尔滨电报局甚至“非羌帖则概不收受”⁽³⁰²⁾。京奉铁路除中、交两行大银元票外，也不收小洋票。官营事业不收官发纸币，使小洋票流通范围更形狭窄，价格也更加低落。

中国财政当局为补救东北金融起见，同意潘鸿宾的意见，由中国银行发行小洋汇兑券，“于东三省境内概不兑现，凡汇往上海者照每日行市在上海付给规银，在该行作存款者仍照章生息”⁽³⁰³⁾。同时，财政部一方面向黑龙江推设中国银行分行，一方面准备逐渐回收东北地方银行所发纸币，于1914年7月咨行东北地方当局，“自本月1日起，不论军需政费如何窘迫，此项纸币未发者不得续发分毫，已发者逐渐设法收回”⁽³⁰⁴⁾，并严令各行商收回私发纸币。

但是，由于一方面日、俄操纵着东北金融，一方面官场腐败，而中行财力也不充足，东三省发行汇兑券以整顿金融，收回滥币，抵制外币及制止现银外流的目的未能达到。对于上述政策，地方上“别具深心者，即须摭拾浮言，藉词抵制”⁽³⁰⁵⁾。因为有人靠滥发纸币牟利，如黑龙江广信公司的红利为官场朋分，“多则二三十万元，少亦一二十万元”⁽³⁰⁶⁾，虽然黑龙江议定“以官银号及广信公司所收赢余分年收销”⁽³⁰⁷⁾的办法，但吉、奉两省一直没有定出办法，日侨强兑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如1915年12月17日、18日两天，中国银行奉天分号即被日侨兑去小洋三十二万有奇。所以，东北三省的金融币制，一直没有能够得到整理。

至于其他各省，中央政府没有余力直接参与整理。浙江、江苏、安徽、直隶等省纸币问题不严重的省份，地方纸币由本省筹资收回。贵州纸币因扩大了使用范围，币值逐渐回升九成。1915年11月1日，贵州财政厅与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订立了中国银行兑换券一百五十万元的收回黔币借款合同，按原价在两年内收回。江西直至1915年5月还在请求增发钞票八十万元。江西于1916年2月间，才与中国银行订立合同，由中行经理发行币制公债四百万元，以收回九五官票。但债票刚刚开始发售，中、交停兑，江西整理币制的措施遂告失败。四川于1915年将盐款收入的军票销毁，泸州销毁一百七十万九千多张，重庆销毁一百四十九万六千多张，又全部收回了钱票，金融状况有所改善。两湖则没有起色。湖南于1915年秋田赋改征银元，纸币更加无用。湘绅刘人熙、叶德辉等致电中央政府抗议说：“名为改征，实则加赋，是人民骤加重负，纸币全失信用，而此巨额纸币，势成废物，人民暗中破产，冤屈无伸。”⁽³⁰⁸⁾至1916年初，湖南又增发铜元票。财政已届崩溃的中央政府，竟致电湖南巡按使说：“湘省增发铜元票，金融活动，操纵得宜，并可以虚易实，深冀腾出款项，接济中央。”⁽³⁰⁹⁾这真是掠夺式的金融政策！由于滥票未经整理，省银行钱号垫支政费过多，中国银行一直未能接管两湖等省金库。金库完全归中国银行接管的，只有中央与直隶、江苏、浙江、山西、山东、福建、安徽、吉林、黑龙江、奉天、贵州、四川等省。

由于各省滥币未清，国库不统一，银圆发行数量尚少，币制尚未划一，中国银行兑换券的发行量不能扩大，财政总长周学熙对中行券的发行持谨慎态度。迨护国战起，袁世凯政府拟用军事手段强行扩大发行，而交行券的发行越来越失去控制，终于导致了1916年的金融危机。

————————————————————

(1)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7页。

(2) 《全国工商会议开幕记事》，《神州日报》，1912年11月20日。

(3)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4) 《神州日报》，1914年3月30日。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农商部档案。

(6) 张謇：《辛亥五月十七日召见拟对》，《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3卷，第37页。

(7) 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3卷，第31、32页。

(8) 张謇：《实业政见宣言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7卷，第1页。

(9) 北洋政府农商部参事厅编：《农商法规·工商》，1925年版，第66页。

(10) 《余姚商务分会简章》，《商业杂志》第2年第1号。

(11) 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纂：《第四次农商统计表》，1917年12月刊行，第490页。

(12)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26页。

(13) 《大清新编法典》附录，第121页。

(14) 《农商法规·矿政》，第70页。

(15) 《农商法规·工商》，第42页。

(16)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782页。

(17) 《大总统咨参议院提议实业部呈送商业注册章程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9号。

(18) 《农商法规·矿政》，第14页。

(19) 《农商法规·矿政》，第6页。

(20) 《农商法规·工商》第1、2页。

(21) 《实业部批鱼商陈文翔请设立渔业公司准予立案专利呈》，《临时政府公报》第40号。

(22)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8日。

(23) 《农商法规·总务》，第10页。

(24) 《第四次农商统计表》，第787—810页。

(25) 《农商法规·工商》，第135页。

(26) 此项数字系据《第四次农商统计表》第535页表中计算。

(2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30页。

(28)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据第6页表数字计算出。

(29) 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649页表计算。

(30) 据《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7—11页表计算。

(31) 据《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7页表计算。

(32) 《八年来之社会状况》，《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第182页。

(33)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140页。

(34) 《东方杂志》第16卷第4号第76页表中数字。

(35)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58页表中数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6) 徐景星：《天津近代工业的早期概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44—148页。

(37) 蔡孝箴：《天津经济中心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5页。

(38) 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55页。

(3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591页。

(40)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67页表中数字。

(41)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39页。

(42)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31页。

(43)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35—37、106、107页。

(44)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35—37、106、107页。

(45)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0页。

(46)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62—163页。

(47) 黄炎培等：《中国商战失败史》，第88—89页表中数字。

(48)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页。

(49)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序》，第1—2页。

(50) 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680页。

(51) 《记中国植物油料输出之进步》，《东方杂志》第15卷第2号，第182页。

(52)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20页。

(53)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54) 《第四次农商统计表》，第812、813页。

(55) 据《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3—124页表中数字算出。

(56) 自《中国煤矿》第200页表中摘出。

(57) 《中国商战失败史》，第36、161页。

(58) 自《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1页表中摘出。

(59)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4、139页表中数字。

(60)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4、139页表中数字。

(61) 自《第四次农商统计表》第825页摘出数字。

(62)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第二次矿业纪要》，1926年版，第126—127页，第131、133页。

(63)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第二次矿业纪要》，1926年版，第126—127页，第131、133页。

(64)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第二次矿业纪要》，1926年版，第144、166页。

(65) 《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345页。

(66) 《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345页。

(67)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3页。

(68) 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8、27页。

(69) 《中国铁道建设》，第18、27页。

(70) 《中国近代史经济统计资料选辑》，第227页。

(71) 《中国航运界之大势》，《东方杂志》第15卷第3号，第170页。

(72)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页。

(73) 杨铨：《五十年来之中国工业》，申报馆1923年版，第8页。

(74)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6页表中数字。

(75) 杨铨：《五十年来之中国工业》，申报馆1923年版，第7页。

(76) 《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58页。

(77) 张謇：《承办通州纱厂节略》，《张季子九录·实业录》第1卷，第17页。

(78)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9页。

(79) 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59—919页表中数字算出。

(80)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54页。

(81)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55页。

(82) 《天津近代工业的早期概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49、152、161页。

(83) 《天津早期民族近代工业发展简况及黄金时期来源的特点》，天津市政协未刊稿。

(84)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5页。

(85) 北京《晨报》，1924年12月12日。

(86) 窦守镛、苏雨眉：《李纯一生的聚敛》，《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20页。

(87) 这三十七家企业是：开滦煤矿公司、中国银行、中华捷运公司、北洋淑兴渔业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康年保寿公司、中华书局、高线铁路公司、中原煤矿公司、长兴煤矿公司、烈山普益煤矿公司、嘉兴通利电话无限公司、久大精盐公司、中日实业公司、金星人寿保险公司、殖边银行、新华储蓄银行、双利锑矿公司、裕通公司、鹤岗煤矿公司、淮上第一火柴公司、裕元纺织公司、大振熔罐公司、金星水火保险公司、盐业银行、通惠实业公司、裕华兴业公司、华宁矿业公司、炽昌硝硷公司、保阳火柴公司、广勤纺织公司、汉口第一纺织公司、华新纺织公司、松江林业公司、裕津制革公司、天津商业保市银行、中孚银行。

(88) 来新夏等：《略论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

(89) 《北京炉房、钱铺及银号琐谈》，《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第266页。

(90) 《北京炉房、钱铺及银号琐谈》，《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第266页。

(91) 《晨报》，1925年10月30日。

(92)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代序》，第14页。

(93)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代序》，第367页表中计算得出。

(94) 《交通银行则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95) 《神州日报》，1915年6月1日。

(96) 《神州日报》，1915年6月25日。

(97) 《神州日报》，1915年7月2日。

(98) 《神州日报》，1915年6月25日。

(99) 《神州日报》，1915年8月24日。

(100) 《论历年国际贸易情形》，《东方杂志》第15卷第2号，第179页表中数字。

(101) 蔡正雅、陈善林等编：《中日贸易统计》，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

(102) 摘自《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43页表。

(103) 《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48页。

(104) 《五十年来之中国工业》，中华民国九年华商纱厂联合会之中国纱厂一览表。

(105) 《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51页。

(106) 《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51页。

(107) 全汉昇：《汉冶萍公司史略》，九龙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194页。

(108) 屠汝涑：《欧战四年间中美商务之比较》，《农商公报》第7卷第2期，1920年。

(109) 屠汝涑：《欧战四年间中美商务之比较》，《农商公报》第7卷第2期，1920年。

(110) 屠汝涑：《欧战四年间中美商务之比较》，《农商公报》第7卷第2期，1920年。

(111) 屠汝涑：《欧战四年间中美商务之比较》，《农商公报》第7卷第2期，1920年。

(112) 长野朗著、丁振一译：《中国领土内帝国主义资本战》，上海联合书局1928年版，第158页。

(113) 《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246页。

(114) 《英日在华贸易统计》，《农商公报》第6卷第5期，1919年。

(115) 《宋教仁集》下册，第395页。

(116) 《宋教仁集》下册，第749—750页。

(117) 《实业政见宣言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7卷，第2页。

(118) 吴觉农：《中国的农民问题》，《东方杂志》第19卷第16号，1922年8月。

(119) 《袁世凯命令》（1913年12月8日），《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

(120) 万国鼎：《南京旗地问题》，第42页。

(121) 瞿明宙：《日本移民急进中的东北农民问题》，《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号，1935年10月。

(122) 《四川农村经济》，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0页。

(123) 《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二年度·民法》，北京北洋政府大理院编辑处，1926年再版，第37页。

(124) 李奇流：《中国农民生活之吟味》，《汗血月刊》第1卷第5号，1933年8月。

(125) 《南通县农业概况》，《农商公报》第17期，1915年12月。

(126) 《北方棉业界新发展》，《银行周报》第4卷第19号。

(127) 《苏南农场概况》，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41页。

(128) 《满洲农业再编成的研究》，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59页。

(129)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40页。

(130) 《民国八年棉产调查报告》，《农商公报》第69期，1920年4月。

(131) 杨钟健：《北四省灾区视察记》，《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

(132) 《农村经济》第1卷第12期，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90页。

(133) 叶抱寰：《述云贵二省之经济状况》，《商业月报》第14卷第5号，1934年5月。

(134) 《农商公报》第26期，1916年9月。

(135) 《农商公报》第65期，1919年12月。

(136) 《天津益世报》，1935年8月17日。

(137) 《中国桐油业》，《农商公报·选载门》第102期，1923年1月，第37页。

(138) 《农村衰落之过程及复兴之管见》，《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1卷第1号，1933年6月。

(139) 《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第2卷，第24—25页。

(140) 《北四省灾区视察记》，《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

(141) 《广东全省农林试验场成绩报告》，《农商公报》第18期，1916年1月。

(142)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145—146页。

(143) 《李纯一生的聚敛》，《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9页。

(144) 《东三省荒务概况》，《农商公报》第14期，1915年9月。

(145) 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经济年报》，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9页。

(146) 梶原子治：《满洲农地集中分散的研究》，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04页。

(147) 黄佩兰等：《涡阳风土记》，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页。

(148) 《农商部咨财政部文》（1914年10月2日），《农商公报》第4期，1914年11月。

(149) 1920年9月11日日本驻郑家屯领事池部正次致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机密第23号信附件，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5页。

(150) 《神州日报》，1916年9月15日。

(151) 金蓉镜：《均赋余议》，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02页。

(152) 张祖荫述：《震泽之农民》，《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

(153) 徐为邦：《国货与洋货》，《云南实业杂志》第3卷第4号。

(154) 《申报》，1914年8月5日。

(155) 《申报》，1915年12月13日。

(156) 朱执信：《中国存亡问题》，日本东京会文社1917年版，第22页。

(157) 屈维它：《现在的满洲经济》，《前锋》（广州平民书社）第3期，1924年2月。

(158) 穆藕初：《振兴棉业刍议》，《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2卷第1期，1920年10月。

(159) 《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第2卷，第159页。

(160) 唐绍仪在参议院的演说，《政府公报》，1912年5月16日。

(161) 《政府公报》，1912年6月4日。

(162) 《申报》，1912年5月14日。

(163) 财政委员刘颂虞说明，《参议院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年6月25日。

(164) 《程雪楼先生书牍》上卷，第44页。

(165) 《程雪楼先生书牍》下卷，第25页。

(166) 《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第6卷，第39页。

(167) 《政府公报》，1913年1月11日。

(168) 《申报》，1913年2月22日。

(169) 《张一麐致程德全哿电》，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抄存件。

(170) 《政府公报》，1913年4月5日。按：财政司系各省都督属下财政机构。

(171) 《代理财政部部务梁次长财政会议演说稿》，《政府公报》，1913年9月6日。

(172) 《参议院第四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年5月14日。

(173) 《参议院咨大总统文》，《申报》，1912年5月19日。

(174) 《大总统申令》，《政府公报》，1915年4月21日。

(175) 吴贯因：《中国预算制度雏议·自序》。

(176) 北洋政府财政部编：《民国财政纪要·关于预算编制事项》，1915年石印本。

(177)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242页。

(178) 《熊总理辞职后之财政进行观》，《申报》，1914年2月18日。

(179) 《申报》，1914年3月28日。

(180) 《政府公报》，1914年5月27日。

(181) 《远生遗著》卷4，第22页。

(182) 《大总统命令》，《政府公报》，1913年12月24日。

(183) 《政府公报》，1914年6月12日。

(184) 周自齐呈，《政府公报》，1914年6月10日。

(185) 引自屈映光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主计局档案。

(186) 《周氏视事后之民国财政谈》，《申报》，1914年2月19日。

(187) 《总统致财政会议委员训词》，《申报》，1914年5月14日。

(188) 冷：《财政新谈》，《申报》，1914年5月21日。

(189) 《时报》，1916年5月1日。

(190) 《民立报》，1912年5月27日。

(191) 《程雪楼先生书牍》卷下，第23页。

(192) 熊希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1913年单行本，第3页。

(193) 《财政部致江苏都督冬电》（1912年10月），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抄存件。

(194) 《政府公报》，1913年3月17日、8月9日、11月29日。此外，当另有华侨爱国捐没有统计在内。

(195) 《善后借款告罄后之中央财政》，《申报》，1913年11月16日。

(196) 《交通部开本部欠付各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按：1912年路政营业收支盈余一千四百七十三万余元，1913年盈余一千八百一十八万余元。但交通部为偿还外债，整顿路政，仍然入不敷出。邮电路航四政收支属特别会计，单独核算，这里仅指挪作军政经费部分。

(197) 《政府公报》，1913年6月30日。

(198) 《民国财政史》下册第4编，第46页。

(199) 《申报》，1913年12月14日。

(200) 参见《袁世凯统治时期北洋军阀政府所借外债表》，《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

(201) 曾鲲化：《中国铁路史》下册，第496页。

(202) 《法比公司上中国政府密函》，《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915页。

(203) 财政部沁电（1913年10月），《政府公报》，1913年11月2日。

(204) 《黄兴集》，第216页。

(205) 《黄兴集》，第219页。按：北方军队指陆军部直辖各师，南方则指留守府所部。

(206) 据北洋政府财政部编《中华民国二年一月至六月预算总册》所列增加数推算。

(207) 《中华民国二年一月至六月预算总册》，此数中新增湖北兵工厂、上海制造局、南京第一军及第一团属官等单位。

(208)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49页。

(209) 《政府大政方针宣言》，第3页。

(210) 《柏文蔚致陆军部青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11) 《政府公报》，1912年11月14日。

(212) 《申报》，1913年10月9日。

(213) 《中央政府之罗掘策》，《申报》，1913年3月11日。

(214) 《申报》，1913年9月20日。

(215) 《政府公报》，1913年11月6日。

(216) 《减政主义将次实行矣》，《申报》，1913年12月7日。

(217) 《申报》，1912年11月22日。

(218) 《江苏都督咨送江苏省征收地税暂行章程由》（1912年12月11日），《田赋案牍汇编》中册。

(219) 《申报》，1912年6月13日。

(22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未扣去中央直辖各师。元、两折算有误差，似应为增加七百三十九万二千七百元，合四百九十二万八千四百六十六两。

(221) 据《民国财政史·国防费》，未扣去中央直辖各师。

(222) 《远生遗著》卷4，第11页。

(223) 此笔借款经过复杂，当时又称贺尔飞借款。

(224) 《大总统申令》，《政府公报》，1915年7月7日。

(225) 《财政部致内务总长文》（1914年3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26)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50页。

(227) 叶恭绰：《交通救国论》，某某当指梁士诒。

(228) 《交通部开本部欠付各款》（191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29) 《民国财政纪要》。按：元年公债后来曾不断贱售和抵押，至1915年7月止发售额为一千二百二十九万余元。

(230) 参见周金箴演说，《申报》，1914年9月3日。

(231) 《申报》，1914年7月28日。

(232) 《贾士毅致吴廷燮函》（1914年7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主计局档案，见《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

(233) 《申报》，1915年1月6日。按：累计数与分计数略有出入。

(234) 丁恩：《改革中国盐务报告书》，盐务署1922年10月刊行。

(235) 《民国财政纪要》。按：周自齐报告常关收入为六百二十七万二千余元，略有出入。

(236)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52页。

(237) 《政府公报》，1915年3月11日。按：此为解中央数，周自齐报告为一千七百四十余万元。

(238) 《民国财政纪要》。按：周自齐报告实收三十四万八千余元。

(239)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218页。按：原文为四十余万元。

(240) 据《民国财政纪要》，契税预算收入一千一百零九万九千七百零八元，实收八百六十三万六千九百七十八元，又据《民国财政史》1914年概算契税增收四百九十二万三千零四十元，以此推算实际增收数。

(241) 按前述要求推算，实际不足此数。

(242)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218页。按：原文为五百万元以上。

(243) 《政府公报》，1915年8月3日。按：此为1915年6月收齐时的实收净额。

(244) 周自齐报告，《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218页。

(245) 《专电》，《申报》，1914年6月21日。

(246)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52页。

(247) 《段芝贵密呈》（1915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主计局档案。

(24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主计局档案。

(249) 《政事堂致各省将军巡按使财政厅长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主计局档案。按：当时称“亿”为“万万”，引文照列。

(250)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编，第52—53页。

(251) 《政府公报》，1915年7月7日。

(252)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一编，第60—66页。

(253) 《申报》，1915年8月25日。

(254) 据《关税纪实》编列，海关总税务司公署统计科1936年版。

(255) 《政府公报》，1913年1月7日。

(256) 财政部通电，《政府公报》，1913年11月2日。

(257) 《改革中国盐务报告书》，第52页。

(258) 《改革中国盐务报告书》，第68页。

(259) 《改革中国盐务报告书》，第172页。

(260) 《改革中国盐务报告书》。按：元以下数略。上述数仅指解入五国银行团的盐税净款，盐税的实际收入当超过此数。

(261) 北洋财政部编：《田赋案牍汇编》上册，1914年。

(262) 《民国财政史》上册第2编，第91页。

(263) 《田赋案牍汇编》中册。

(264) 《政府公报》，1914年12月12日。

(265) 《政府公报》，1916年5月25日。

(266) 《申报》，1914年11月16日。

(267) 《段芝贵密呈》（1915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主计局档案。

(268) 《刘心源、何思澄致财政部电》（1915年3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69) 《民国财政纪要》。

(270) 北洋政府财政部编：《厘金案牍汇编》中册。

(271) 《民国财政纪要》。

(272) 北洋政府财政部编：《验契及契税案牍汇编》第2页，1914年。

(273) 《民国财政纪要》。按：《民国财政史》民三收入为三千一百八十二万余元，民四为一千六百五十四万余元，稍有出入。

(274) 《民国财政纪要》。按：《民国财政史》民三收入为三千一百八十二万余元，民四为一千六百五十四万余元，稍有出入。

(275) 北洋政府财政部编：《印花税案牍汇编》第1辑，第85页。

(276) 《申报》，1916年1月14日。

(277) 《民国财政纪要》。

(278) 肃政使夏寿康呈，《政府公报》，1915年9月14日。

(279) 《政府公报》，1915年9月15日。

(280)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1916年4月条。

(281) 《政府公报》，1914年2月8日。

(282) 《政府公报》，1914年2月8日。

(283) 《民国财政纪要》。

(284) 《申报》，1912年6月10日。

(285) 《吴鼎昌致大总统电》，《政府公报》，1912年6月4日。

(286) 《湘省纸币流毒至此耶》，《申报》，1913年6月27日。

(287) 《鄂省财政新谈片》，《申报》，1913年4月30日。

(288) 《廖仲恺函》（1913年4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89) 《申报》，1912年11月6日。

(290) 《徐绍熙禀财政部文》（1915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按：民国银行为江西省银行。纸币发行数据李烈钧1913年1月14日报告折合银元达一千四百六十九万五千三百二十元，远远超过上述数，而1913年10月间核实统计报部之数与徐文接近，但也有出入。

(291) 《南昌商务总会致大总统电》（1913年9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92) 《徐绍熙禀财政部文》（1915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293) 《调查员整顿东三省财政之条议》，《申报》，1914年1月10日。

(294) 《申报》，1913年10月21日、23日。

(295) 《政府公报》，1913年11月8日。

(296) 《政府公报》，1915年10月22日。

(297) 《粤省财政之大恐慌》，《申报》，1914年2月22日。

(298) 北洋政府财政部编：《整理广东纸币始末记》，1915年版，第30页。

(299) 广东通行毫洋，新纸币以中央新铸银元为准。

(300) 《申报》，1914年6月14日。

(301) 《中国银行致财政部函》（1916年1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302) 《调查员姚传驹致财政部条陈》（1914年10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303)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致财政部详》（1914年9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304) 《财政部致东北三省巡按使咨》（1914年7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305) 《会办东三省官银钱号及广信公司事宜潘鸿宾呈三省币制整理困难轻材不克任重恳恩准予辞职文》（1914年9月），《政府公报》，1914年10月3日。

(306) 《黑龙江官产调查员楼振声密陈》（1914年7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307) 《民国财政纪要》。

(308) 《申报》，1915年10月10日。

(309) 《财政部致湖南巡按使电》（1916年3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中华民国史

第二卷
（1912-1916）
下

李新　李宗一　主编

中华书局

目录

第六章　北洋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确立

第一节　熊希龄内阁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

一　熊内阁及其大政方针

二　袁世凯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

三　列强承认北洋政府

第二节　国会被解散和毁法造法

一　袁世凯取缔国民党和国会遭难

二　熊内阁垮台和进步党人失望

三　《临时约法》被撕毁和袁记约法的产生

第三节　袁世凯独裁制度的建立

一　政事堂及其他行政机构

二　中央军事机关的改组

三　地方官制的变化

四　警察系统及其对人民的迫害

第七章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

第一节　封建复古逆流和恢复帝制的酝酿

一　封建复古逆流及祀孔、祭天

二　清室复辟活动的失败和帝制的酝酿

第二节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一　欧战爆发后的远东局势和日本侵入山东省

二　“二十一条”交涉

三　袁政府对日屈服和群众的反日风潮

第三节　袁世凯称帝

一　筹安会策动“请愿君主”及各界反应

二　北洋派内部的请愿和分歧

三　帝国主义列强对帝制态度的变化

四　“国民代表大会”的骗局

五　洪宪皇帝

第八章　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坚持反袁斗争

第一节　二次革命后的国民党

一　国民党人坚持讨袁活动

二　孙黄分歧

第二节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

一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二　武力讨袁活动

三　暗杀活动

四　肇和之役

第三节　黄兴与欧事研究会

一　欧事研究会的成立

二　欧事研究会的反帝制活动

第九章　护国战争的发动与帝制取消

第一节　云南首义

一　梁、蔡拥袁立场的转变

二　京津策划军事讨袁

三　云南反帝制斗争的酝酿

四　蔡锷抵滇与云南宣布独立

第二节　护国军分路出征和黔桂响应

一　第一军北攻四川和贵州独立

二　北军南下和川南、湘西之战

三　第二军东出桂粤和广西独立

第三节　反帝制怒潮的高涨和帝制的取消

一　中华革命党军事讨袁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二　各阶层人民对反帝制战争的支援

三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第十章　全国一致迫袁世凯退位和袁的败亡

第一节　全国一致迫袁退位

一　川南停战与广东浙江独立

二　军务院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

三　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

四　四川和湖南“独立”

第二节　护国战争的结局

一　袁世凯忧惧而死与新旧约法之争

二　护国阵营的分裂和军务院撤销

三　护国战争的历史地位及其教训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六章　北洋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确立

第一节　熊希龄内阁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

一　熊内阁及其大政方针

宋案发生后，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赵秉钧自5月间就被迫“请假”，国务总理的职务一直由段祺瑞代理（7月中旬由朱启钤暂代过两天）。各部总长也七零八落，除陆军、海军、外交、司法、农林、交通有总长之外，其余各部都以次长代行总长之权，内务为王治馨，教育为董鸿祎，工商为向瑞琨，财政为梁士诒。当时，袁世凯正在全力准备反革命的统一战争，暂时无暇顾及内阁人员的补充问题。7月底至8月初，对南方用兵节节胜利，使调整政府机构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对于总理这一重要职位，袁世凯不想让与北洋毫无关系的人担任。他曾想请徐世昌出山，表示“舍徐菊人殆无第二人足以相属”⁽¹⁾，但由于遭到国民党和进步党国会议员的激烈反对，徐不肯从命，只得作罢。最后，他不得已选择了进步党人熊希龄。他表面上说除国民党“捣乱分子”以外，他都愿意“容纳”，“示天下以大公”，骨子里却只着眼于暂时利用。因为对南方的战争尚未结束，正式大总统选举也没有进行，此时取得进步党人的支持，对战胜国民党是非常重要的。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原籍江西丰城县，祖辈在湖南世代为官，遂入凤凰籍，故人称熊凤凰。他是进士出身，怀抱经国济世大志，戊戌维新运动时，曾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改革封建弊政，参与创办学堂、报纸及学会等维新事业，并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理，聘请梁启超为学堂中文总教习。戊戌政变发生后，他被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1903年，由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准起用，任湘西路师范学堂监督。1905年，他随钦差大臣户部侍郎戴鸿慈和湖南巡抚端方出洋考察政治，游历日、美、英、法、德、俄各国。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历任奉天农工商局总办、盐运使、东三省清理财政监理官、兼奉天造币厂总办等官差，有理财能手之称。在此期间，他还多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和实业，与梁启超、杨度和徐佛苏等立宪派名流过从甚密，并暗中疏通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大吏为立宪派捐款，还参与创办政闻社等立宪活动。民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名统一党，与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等皆为理事。1912年4月就任唐绍仪内阁财政总长，7月14日解职。同年12月12日，袁世凯任命他为热河都统，次年2月赴承德上任，曾筹划热河建省及整修前清避暑山庄等事务，同年5月被推为进步党名誉理事。他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7月初，当江西准备起兵抵抗北洋军时，他曾以热河都统名义通电全国说：“尚望参众两院破除党见，电责叛军首领迅速解兵，听候裁判”，否则“愿与副总统及各都督共击之”⁽²⁾。至7月31日，袁世凯正式任命他为国务总理。

与前几届内阁一样，熊内阁组阁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次困难不是来自国会，而是来自袁世凯。熊希龄在7月初得到组阁的消息后，感到非常意外，7月18日上辞呈说：“自揣能力，与现在之暴烈分子（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腐败官僚两派绝不相容”，所以总理一职“万难从命”⁽³⁾。袁复电不允，并命他速来北京“计议大局”。7月20日熊希龄入京，与袁面谈，并与进步党领导人筹商进退。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认为组阁是扩张党势的大好时机，并极力怂恿熊希龄就任，而且表示自己愿意入阁担任财政总长，给以实际支持。进步党人的愿望自然与袁世凯的本意不相符合。熊希龄一到北京，袁就把一张总长的名单交给他：外交孙宝琦，财政周自齐，交通杨士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重要的部都由北洋派占据，剩下农商、司法和教育三个部让熊希龄物色人选。一年前，袁用这三个闲曹牢笼占据南方数省的同盟会，而今用来给势力远逊于同盟会的进步党，在他看来，代价已经相当高了。所以，他对熊希龄以梁启超为财政总长的要求始终不肯答应。8月26日熊就职，28日赴参众两院发表施政演说，但内阁人选仍未完全确定。一直拖到9月初，袁才同意采取折衷的办法，由熊希龄自兼财政总长，而将周自齐调交通总长，梁启超改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9月11日，各国务员经国会通过，并由袁世凯任命。至此，民国以来的第三届内阁才正式组成。阁员九人中，进步党四人，其余五人都是北洋派。熊内阁是北洋派和进步党的联合内阁。由于梁启超、汪大燮和熊希龄都是社会名流，张謇是全国闻名的实业家兼教育家，于是这个内阁就被人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

“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成立，是进步党人的黄金时代。鉴于赵秉钧内阁应办之事都由总统包揽，“国务院不过盖章、副署之机械而已”⁽⁴⁾，熊希龄一上台就表示要实行责任内阁制，“与总统府划清权限”，并“勉成责任内阁人员，当不顾利害，积极负责任”⁽⁵⁾。梁启超也想一显身手，为内阁起草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经国务会议通过。熊率领全体国务员出席国会，郑重宣布大政方针，此后并在全国各大报纸刊布。这是以往历届内阁所应该做而没有做的，所以熊内阁给不少人以政象一新的观感。

内阁宣言书，洋洋万言，对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各项大政都有论及。叙论一段说，民国“破坏之时告终，建设之时方始”，“然希龄等今日不敢语于建设，但有竭其绵薄，以立建设之基础，为愿已足”。试图把国家引向建设，这是宣言书的根本点。在外交方面，宣言书表示抱“开诚布公以敦睦谊”和“审时相机以结悬案”两大方针，“求外交上不复有重大问题发生，乃得集全力以整顿内治”。他们认为，内治根本在于财政。民国两年来“中央既一无所入，惟仰给外债以度岁，地方则又思分中央所借外债之余沥以自活，循此不变，债债相引，其势将举全国所入尽充外债利息。如此，则破产之祸岂俟数年后哉”？因此，必须大力整顿财政，而整顿之道，则从治标治本两方面着手。治标之策为政府严格控制预算，量入为出，以便达到“实际上收支适合”和“勿以外债充经常费”。治本之策有三点：一为改正税制。“就现行诸税择其中最繁苛厉民者裁汰之”，余则加以改良整顿，同时“略参以国家社会主义，添设新税，求国家增加收入，而民亦间接受其利”。计划采用的税目有田赋、盐课、契税、宅地税、印花税、出产及销场税、烟税、酒税、矿业税、一部分营业税、一部分所得税、遗产税、通行税、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此外还有验契税、官发证婚书费等。二为整理金融，统一货币，暂照旧习惯用银本位，将来实行金本位。三为改良国库。关于军政，他们计划练兵五十万，“其性质大别分为两种：甲种用陆军编制法，以军长、师长统之，分驻要塞边防，纯由中央节制调遣者；乙种用警备队编制法，归各地方行政长官节制调遣，分配各州县从事捕盗，诘奸，以补行政警察、司法警察所不及者”。他们还认为：“中国产业幼稚，故宜采保护主义”，又由于“资本缺乏，故又宜采开放主义”，“斟酌两者之间，则须就各种产业之性质以为衡，若棉若铁若丝若茶若糖，其最宜保护者也；若普通之矿业，其最宜开放者也。外商投资于我境内所生之利，彼得其三四，而我恒得其六七，故政府愿与国民共欢迎之”。

对于私人工商业，他们也拟加以提倡奖励。宣言说：“官办事业择其性质最宜者乃行开办，其他皆委诸民，不垄断以与争利，但尽其指导奖劝之责而已。”不仅要重视工商业，还要“辟垦荒地，改良农业”，“一面设法普及农业银行，一面以国力兴修水利”。

除以上所谓“谋自立以渐进于富强”的政策外，在宣言书里还大讲改革弊政，如励行军政民政分治，取消行省制，改为道、县两级制，实行减政主义，推行官吏考试制度。此外还准备整饬纲纪，齐肃民俗，提倡教育，奖励工商诸学，增进国民智能，等等⁽⁶⁾。

熊希龄一再强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他上任伊始，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就表示：“鄙人之政见，可以简单言之者，则使中华民国为法制国是也。”“谓中国人无共和国程度，鄙人绝不敢言。欲使中华民国巩固，非造成法制国不可。”⁽⁷⁾在大政方针宣言书里，他又说：“今之稍知治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而养成法治国家的办法，非守法之观念普及于社会不可。使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则自懔然而莫之犯也，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针对以往“法规之不适”和“法官之乏才”的弊端，他提出“宜参酌法理与习惯，制定最适合于我国之法律，使法庭有所遵据”，同时“严定法官考试、甄别、惩戒诸法，以杜滥竽，而肃官纪”。法官的选择任命，比其他官吏要更加严格⁽⁸⁾。

应该说，熊内阁宣布的大政方针，从主观上讲，并不完全是徒托空言，借以愚弄人民。虽然这个方针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如军队“皆以维持国内秩序为职志”，“以收锄暴遏乱之效”；在教育方面，以“孔教为风化之本”；对外未敢涉及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等等。但从总体来看，宣言在经济上提出了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在政治上，主旨在于贯彻法治精神，不失为是一个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熊希龄、梁启超、张謇等人的确也想循此方针，有一番作为。但是，这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真实意图相抵触。袁的政策是扩张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和建立封建独裁统治。所以，大政方针作为“抽象的计划”，袁世凯甚为“嘉许”，对于责任内阁也表示“绝不掣肘”⁽⁹⁾，但一旦见诸实行，则阻力横生，以致流弊百出，面目全非。所谓“第一流人才”“心力虽坚，而能力不足”，他们想做的事既不能做，他们能做的事，就只有助纣为虐了。

二　袁世凯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

国会成立以后，即着手制定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但这两项工作谁先谁后，却发生争执。袁世凯深知总统非他莫属，所以极力主张先选总统。他说没有正式大总统，列强不承认，民国随时有被瓜分或清帝复辟的危险。北洋派和一部分进步党国会议员都附和他的主张。持先制定宪法说者，多为国民党议员。他们说：总统的地位和权力都根据宪法产生，只有依宪法选举总统，才能使民国走上法制的轨道，否则本末倒置，必为舆论所不容。进步党本来意见不一致，于1913年6月15日开会讨论时局时，梁启超发表政见说：“对于总统问题，主张仍推袁世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¹⁰⁾。经会议表决，大都赞成以梁氏意见作为该党的主张。由于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的看法趋于一致，国会于6月底议决先制定宪法，并按《国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由参众两院分别互选出三十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立即赶制宪法。

7月初，参众两院分别选举宪法起草委员，各党派竞争颇为激烈，都希望多得名额，以便对宪法起草有较多的发言权。选举结果，参议院在国民党籍的有：汤漪、蒋举清、杨永泰、高家骥、段世垣、金永昌、向乃祺、张我华、王鑫润、宋渊源、吕志伊、金兆棪、蒋曾燠、朱兆莘、王用宾、赵世钰、石德纯、金鼎勋；在进步党籍的有：丁世峄、蓝公武、解树强、陈铭鉴、陈善、王赓、陆宗舆、曹汝霖、王家襄；在共和党籍有：钱应铭、车林桑都布、阿穆尔灵圭。众议院在国民党籍有：张耀曾、杨铭源、谷钟秀、孙润宇、刘恩格、褚辅成、孙钟、李芳、伍朝枢、史泽咸、易宗夔、陈景南、彭允彝、李肇甫、徐秀钧；在进步党籍有：刘崇佑、李国珍、汪荣宝、汪彭年、王印川、张国溶、王敬芳、孟森、李庆芳（后来加入公民党）；在共和党籍有：黄云鹏、何雯、黄璋、王绍鏖、吴宗慈；超然派有夏同龢。此外，参众两院又各选出候补委员十五人。

当时有一些议员同时参加两党，又不时变动，因此对议员的党籍进行精确统计颇不容易。从上述正式委员来看，国民党员三十三人，占多数；其次为进步党员十八人；共和党员八人，居第三位。国民党和共和党的大多数都主张监督袁政府，是政府的反对派，所以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使袁政府北洋派深感不安。

7月1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众议院会堂举行成立会。在15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则》，规定“非有委员三分之二出席不得开议”，“决议以委员总额半数之一致通过之”，“非国会议员禁止旁听”等。19日，会议决定组织理事会，并选举汤漪⁽¹¹⁾为委员长，蒋举清、杨铭源、王家襄⁽¹²⁾、黄云鹏、夏同龢、杨永泰等六人为理事，并选定天坛祈年殿为会所，从第四次会议起即在天坛召开，所以他们制定的宪法就称为“天坛宪法草案”。

正当宪法起草委员会赶制宪法时，二次革命爆发，政局突变。国民党籍议员素有激烈派与稳健派之分。以参议院议长张继为首的一些激烈派，敏锐地感到在袁世凯的暴力面前，国会、宪法不足恃，在北京难以容身，遂相率南下，参与举兵讨袁。但仍有一些激烈派议员和稳健派一起留在北京，准备在国会弹劾袁世凯，幻想“以法律倒袁”。袁世凯视激烈派为附乱分子，为配合对南方用兵，他下令在北京实行戒严，借此对国会施加压力。“北京军警联合会”到处散发传单，诬称国会“结党逞凶”，“阴谋倾覆政府”，并威胁道：“倘仍怙恶不悛，甘为民贼，当与全国共弃之。”⁽¹³⁾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籍议员公然实行镇压。7月23日下令逮捕冯自由等人。8月1日，伍持汉在天津被捕，罪名是“勾结乱党，谋叛民国”，于19日惨遭杀害⁽¹⁴⁾，为民国以来议员为国流血的第一人。8月4日，居正、胡秉柯、杨士杰、田桐、白逾桓、刘英等以所谓“犯内乱罪”被通缉。宪法起草委员徐秀钧在北京突然被捕，被解往江西九江，9月1日遇难⁽¹⁵⁾。8月27日，褚辅成、张我华、刘恩格、赵世钰、朱念祖、常恒芳、丁象谦、高荫藻等八人同时被捕，其中前四人为宪法起草委员⁽¹⁶⁾。

当时，国民党本部由留在北京的稳健派议员吴景濂、王正廷、张耀曾、谷钟秀、李肇甫、汤漪等人负责维持。由于袁世凯的血腥手段，国民党人大起恐慌，其议员纷纷逃出北京，国会有瓦解的趋势。梁启超忙上书袁氏，要求发布“尊重国会”令，并速发议员薪俸，以安国民党籍议员之心，勿使离散，以便乘时“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他同时派人劝说国民党籍议员：“苟非有附逆实据，政府必不妄逮捕，脱有误捕，本党任为保结。”⁽¹⁷⁾袁世凯使用恐怖手段对付议员，本来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以便利用他们选自己做大总统，因此对于梁氏的建议表示赞赏。他不仅公开发布保护国会和议员的命令，而且对稳健派的国民党人故示“宽大”，将二次革命的责任完全推到孙中山、黄兴及起义各省国民党领导人的身上。7月31日，袁命令军警传询国民党本部负责人吴景濂等，勒令表明态度：“如果不预逆谋，应限于三日之内自行宣布”，并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如“以政党名义为内乱机关”，必按法惩办⁽¹⁸⁾。吴景濂、王正廷等即召集国民党人商议，决定“遵政府命令办理”，以保全国民党⁽¹⁹⁾。因此，当南方国民党人浴血奋战之时，北京的国民党人仍然照常活动，议员照常出席国会。

为了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8月间袁世凯指使一些议员，接连向国会提出先选举总统案，同时策动黎元洪领衔，联合直、鲁、豫、黑、陕、甘、浙、川、黔、滇、桂、闽及新疆等十四省都督致电国会，要求速选总统。8月30日，黎元洪又电催梁启超和汤化龙，说只有先选总统，“方足以定人心，固国本”⁽²⁰⁾。在内外压力之下，进步党人首先变了腔调，赞同先选总统，并派刘崇佑、黄群等为代表，与国民党人张耀曾、谷钟秀等一再协商，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国会于9月5日顺利地通过了选举总统案。

国民党之所以同意先选总统，主要是因为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党员为避祸苟全，纷纷脱党。有的还特别声明虽曾入党，“足也未至党门一步”⁽²¹⁾，以示清白。有的转入以前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小派别，如景耀月和孙毓筠的政友会，刘揆一的相友会，夏同龢的超然社等。有的则投入进步党。因此，国民党一蹶不振，留在国民党内的人，也不敢倡言“法律倒袁”了。许多人还误认袁世凯的最大野心只是在于取得正式大总统。既然无人能和他竞争，不如趁早称他的心愿；否则他如解散国会，则政治上失去一个活动场地，制宪工作也会中断。他们没有料到，对野心家的迁就，很快便带来严重的灾难。

袁世凯对国会活动的干预和压迫，引起许多议员的不满，原来进步党和国民党势不两立的形势，反而日趋和缓。两党议员遇事经常协商，国民党人支持熊希龄组阁，两党一致反对徐世昌出任阁揆，所以熊希龄内阁在国会能以绝对多数票顺利通过。袁世凯恐两党接近不利于己，便指使梁士诒出面另组御用党。梁士诒收买一些平素与他接近的小派别，其中包括山西李庆芳为首的同志会，广东司徒颖组织的潜社及集益社的一部分人等，于9月7日凑成公民党。该党以梁士诒为党魁，以叶恭绰为副，主要骨干有李庆芳、梅光远、权量、陆梦熊。由于交通系官僚纷纷加入，财力雄厚，一时气势颇盛。他们发表宣言说：“本党以国家权力实行统一，增进人民福利”，关键是要“选举正式大总统”，否则不仅“无论何种政策皆难设法”，而且国家将有“至大危险”⁽²²⁾。他们又通电各省都督，请一致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由此可见，公民党完全是袁氏为攫取正式大总统的桂冠而纠集起来的一帮打手，无任何政党精神可言。

有公民党鼓噪，国会果然加快了步伐。9月12日，国会决议由宪法起草委员会于五天之内制定出总统选举法，循各国通例，以宪法会议名义公布。19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将总统选举法起草完毕，10月4日国会讨论通过，咨送袁世凯，并于政府公报上发表。

国会于10月6日召开总统选举会，王家襄为主席。这一天，袁世凯仍放心不下，命令京师警察厅和拱卫军联合派出军警“保卫”国会。此外，拱卫军司令李进才和后路统领刘金标改穿便服，率便衣军警千余人，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除参观的外国人外，所有入场的人只准进，不准出。王家襄也宣布，议员不得自由离去。此前，在进步党的一次集会上，已一致通过以袁世凯为总统候选人。唯一有可能与袁竞争的黎元洪，又多次表示他绝对无意担任总统之职。因此，进步党人大都不怀疑袁世凯将顺利当选，但袁氏这套包围国会的把戏，实在使他们感到难堪。国民党人更是满面愁容。会场气氛一开始就十分沉闷、紧张。

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候选人必须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如投票两轮尚无人当选，则进行第三轮投票。第三轮投票时候选人只限于第二轮投票中领先的两人，并以过半数即可当选。当天到会议员共七百五十九人。第一轮投票，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其余的选票中伍廷芳得三十三票，段祺瑞得十六票，孙中山得十三票，康有为得十一票，还有几个名人各得数票。因为没有人达到法定的当选票数，袁世凯尚缺九十九票，只好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的议员共七百四十五人，结果袁世凯得四百九十七票，离当选仍差六十三票。时已过午，有些议员要求回家吃饭，“公民团”把住前后门，并大声叫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议员见公民团虽外穿便衣，但军裤、皮靴和短枪赫然可见，知形势严重，叫苦不迭，便放弃了消极抵制的意图。在第三轮就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决选时，袁世凯以五百零七票当选。“公民团”完成任务，“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这时已是晚上9点。议员们饥肠辘辘，仓皇归去。

第二天，国会选举副总统。七百一十九名议员出席，黎元洪以六百一十票的多数当选。但黎元洪不愿到北京就职，仍留在湖北继续当都督。至当年12月袁世凯派段祺瑞到武昌促黎北上，黎才不得不离鄂进京。

对袁世凯唆使军警强迫国会选他做正式大总统，全国人民普遍不满。上海、天津等地报纸揭露了选举的情况和军警的不法行为。为了压制人民的不满情绪，国务院通电各省说：“此次选举并无军警干涉情事，倘敢捏造蜚言，严惩不贷。”⁽²³⁾

10月10日，北京庆祝中华民国开国两周年和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袁世凯本应赴国会宣誓就职，为防不测，改在清宫太和殿举行。这里原是皇帝举行登极大典的地方，殿内划为东西南北四片，北面正中设就职台（即前清皇帝登极的宝座）。文武官员立于东侧，西侧为各国公使、前清皇室代表、蒙古地区代表及记者，南面居中为国会议员。议员所以得此位置，是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争来的。先是，大典预演之际，本定议员立于两侧。王家襄说：“民国以民为主，总统就职原系向全国国民代表议长和议员宣誓，议长、议员的席位应设在北面向南居中处，听取总统矢誓，万不可侧居客席，贻讥世界，此事必须持重审慎。”袁世凯则坚持他非坐北朝南不可。经过一番争论，才折衷决定将议员侧立改为中立。上午10时，赞礼官宣布总统将至，全殿鸦雀无声，这时戴金线军盔、着蓝制服、佩带军刀的武士三百二十人雄赳赳地整队进入大殿，分两排站在东西两席前，形成警戒甬道。接着，侍从文官梁士诒、夏寿田和侍从武官荫昌、唐在礼，分别乘四人抬彩轿四座进殿。最后袁世凯乘八人抬大彩轿进殿。他身穿钴蓝色大元帅服，金线装饰甚多。下彩轿后，由四侍从官簇拥登就职台。少顷，赞礼官赞礼。袁世凯按《总统选举法》规定宣读誓词：“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紧接着宣读宣言书，略称：“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而不取急进”，“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对于国家建设，他强调以道德为体，法律为用；道德范围广大，“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他要求“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他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的原因，一在教育幼稚，一在资本缺少，因此要“输入文明教育”，“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最后他表示：“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之福，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²⁴⁾

当天下午3时，由一群文武官吏前呼后拥，袁世凯乘二人肩舆登天安门，举行阅兵式。段祺瑞、王士珍、荫昌、段芝贵、唐在礼等五人陪同检阅。接受检阅的队伍包括拱卫军、京卫队等共两万余人。袁世凯还颁发各种勋章，给“有功民国”的人物授勋。功劳簿上名列首位的是前清内务府总管世续和太保徐世昌，两人都获勋一位，以此表明民国总统的地位，不是从革命党手中夺取的，而是由清室禅让的。京官总长、次长以上和各省都督、民政长多得勋二位或三位。当晚，袁世凯在总统府大张宴席，款待驻近畿北洋军官，营长以上均出席，以段祺瑞、段芝贵为首共数百人。同时，由外交总长孙宝琦邀请达官贵人和外国公使及夫人，在石大人胡同外交部迎宾楼举办盛大晚会。人人穿晚礼服，男女翩翩起舞，至夜半尽兴始散。

对于北洋派和进步党人来说，1913年10月10日确实是“双喜日”⁽²⁵⁾。当时参加庆祝典礼的记者黄远庸亦无限感慨地写道：“中华民国已由筚路蓝缕之时期，入于重熙累洽之时期，此后庄严民国之现象亦当若此耳。”⁽²⁶⁾

三　列强承认北洋政府

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曾多次要求帝国主义列强承认，列强均置之不理。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临时政府北迁。东交民巷外交使团虽然和北京临时政府频繁往来，“暗示承认”，但始终不肯呈递国书，给予公开承认。北京政府得不到列强承认，在袁世凯看来是了不得的事情。为了取得“明示承认”，他派人与列强驻京公使屡次谈判，不仅表示承认前清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对于日、俄、英三国还不惜让予新的权益作为交换条件。

列强暂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原因很复杂，各个国家的想法也不一样，但绝不像它们所标榜的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更不意味拒绝支持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就是最有力的说明。一般来说，它们拒绝承认的共同原因，是要袁世凯对列强在华的权益不仅要作出口头保障，而且还要表明他具有履行“各项国际义务的意志和能力”⁽²⁷⁾。早在1912年2月21日袁世凯刚刚当选临时大总统时，日本政府就照会欧美列强，建议对承认民国问题采取一致行动，并应以保障前清各项条约、外人在华享有一切权力、特权及豁免权等，作为承认的先决条件⁽²⁸⁾。英、俄、法、德、美各国对日本建议的原则都表示赞成。英文《京津泰晤士报》还发表题为《承认民国与中央权力》的社论，露骨地表示：“对于正式承认问题，应视其权力能否强迫各省继续奉行前清所订条约，然后再行提议。”⁽²⁹⁾

至1913年春，由于中国国会即将正式组成，列强之间再次磋商承认问题。此前，美国在同意日本提出的列强行动一致原则时，曾附有声明：“此种行动不致对于承认中国新政府引起不必须之延缓为限。”民国建立后，美国国内舆论主张立即承认，国会在1913年1月2日就通过了承认中华民国的决议案。但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列强对华一致的原则，决定从缓承认。1913年3月，美国新总统威尔逊就职后，于4月2日通知其他列强，说明一旦中国国会开幕，美国即行承认。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认为：承认将在全国起稳定作用，增加老百姓对共和国的尊重，还可以使袁政府的反对派丧失信誉。对美国的做法，其他列强多不表赞同，日本反对尤甚。4月4日，日本驻美大使对美国国务卿表示：由于“宋案”发生，中国南北双方将起重大纷争，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此时“若遽然承认北京政府，即等于援助袁世凯与南方孙、黄等人作对。倘若造成如此结果，不仅为各国着想有欠妥善，即为中国本身着想，恐亦难以谓为得宜”⁽³⁰⁾。美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所谈的情况“含有某种偏见”⁽³¹⁾，乃单独行动，于5月2日送达威尔逊致袁世凯国书。同时送达国书的还有墨西哥和古巴。巴西和秘鲁则已于4月9日承认，为最早承认民国的国家。

同年秋，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将南方各省置于北洋势力的控制之下，列强认为他已经具有了强迫各省继续奉行不平等条约的能力，承认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经过多次秘密的和公开的交涉，袁政府和列强终于达成了协议。依照列强的旨意，袁世凯在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的宣言中特别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须恪守。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间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³²⁾袁氏的声明底稿早已于10月2日送北京外交使团，并经他们认可。同时各国公使据此底稿都向本国政府请示了承认问题。因此，袁世凯一当选总统，日、英、俄、德等国都立即表示承认，并致贺电⁽³³⁾。列强驻华外交官于10月10日参加袁氏就职典礼，亲自听到他的保证，“无不为之欣然”⁽³⁴⁾。

必须说明的是，除维护列强在华的条约权益外，日、俄、英三国还分别以承认问题要挟袁政府，进一步扩张侵略势力。

日本帝国主义对任何可能在华扩张其势力的机会从不放过。1913年8月5日和11日，山东兖州和湖北汉口先后发生日本军官被拘留事件。9月1日，张勋的辫军攻占南京时，有日侨三人被杀。这一连串的事件，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大肆渲染，叫喊对华采取强硬态度。日本驻北京公使山座园次郎按其政府训令，于9月11日向袁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和赔偿要求，并表示如不尽快满足要求，将影响承认问题。山座提出的要求如下：

关于兖州事件的三条：一、事件直接负责人罢官；二、武卫前军指挥官前往日军司令部谢罪；三、由中国政府行文向日本政府致歉。关于汉口事件的四条：一、中国政府应严惩此事件发生时在场的指挥官和士兵，并由日本军官观刑；二、革斥事件之军队长官；三、由其师长赴日本领事馆谢罪；四、由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表明歉意。关于南京事件的六条：一、犯事兵卒及其直接指挥官应处以死刑或严刑，并由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官员观刑；二、直属长官应严加戒饬；三、江苏都督应赴日本领事馆谢罪，并予以撤职；四、日方之死伤损失由中国政府如数赔偿；五、犯事之中国军队应至日本领事馆门前行举枪礼，以表谢罪之意；六、中国政府应派代表向日本政府谢罪。

接到日本的要求后，袁政府一方面害怕日本支持南方反袁力量，一方面急切希望得到日本承认，以稳定反动统治，遂于9月15日除拒绝立即撤换张勋外，满足了日本的全部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8月间还以承认问题挟制袁政府，勒索满蒙地区铁路建筑权。经过多次交涉，10月5日遂有中日关于满蒙五路借款预约换文。该项换文是秘密的，经孙宝琦、曹汝霖签发。通过该项换文，日本取得三条铁路的借款权，即四平至洮南府，开源至海龙城，长春至洮南府；还取得关于洮南府至承德，吉林至海龙城两条铁路的借款优先权。由此，日本侵略势力由南满扩张到热河一带。日本控制五路的目的，不单纯为了经济掠夺，主要是为其进一步扩张军事侵略作准备。这实际上是第三次日俄密约的具体实施。

沙皇俄国乘承认民国之机，蓄意扩张它在蒙古地区的侵略权益，“不看到蒙古问题的解决，将不会予以承认”⁽³⁵⁾。经过长期交涉，袁政府终于屈服于俄国的压力，互换了《中俄声明文件》，实际上满足了它的无理要求。英国也以承认问题为筹码，迫使袁政府派代表参加由它控制的西姆拉会议，企图通过改订新约，进一步染指西藏地区。

帝国主义列强虽然承认了民国政府，但其在华外交使团和袁政府的外国顾问，大都认为中国不可能建成真正的共和国，中国必须由袁世凯这样的“强人”来进行统治，才能免于混乱。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的次日发表社论说：“中国长期生活在旧制度下，现在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固定的领袖。列强支持明智的官方。”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³⁶⁾虽然主张有限的代议制政体，但他认为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对中国是十分必要的。法律顾问古德诺⁽³⁷⁾则认定中国人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君主制行之有效，中国在改革政体和制定法律时，如若借鉴西方国家，德皇威廉二世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最有价值的。另一法律顾问有贺长雄⁽³⁸⁾认为“中华民国并非纯由民意成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因此中国应有合乎国情的独特立法。他说：议会政体对中国是不理想的，中国应把君主制和共和制融合在一起，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秩序和进步”，才能“使新旧两种势力谐调”。1913年他出版了《观奕闲评》一书，极力鼓吹修改《临时约法》，以扩张总统权力。他说，中国若采用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一定会造成“南北分裂，土崩瓦解”，若采用“法国式议院共和政体，对富国强兵诸事殊多窒碍”；惟有由大总统决定政治方针，不问何党派，只要“有愿依此方针行其政治者则举之组织国务院”，才能致富强。正是在这些顾问的帮助之下，袁世凯一当上正式大总统，就肆意破坏幼稚的民主共和制度，并迅速地建立起封建独裁统治。

第二节　国会被解散和毁法造法

一　袁世凯取缔国民党和国会遭难

国会战战兢兢地给袁世凯戴上正式大总统的桂冠以后，原以为可以专心制定宪法，把袁氏的权力约束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使国家走上宪政的轨道。但抱独裁主义的袁世凯，根本不喜欢任何民意机关或法律对他的权力加以限制，所以一当上正式大总统，他就觉得没有必要再来掩饰对国会的憎恶了，并立刻以“增修约法”为借口，向国会发动进攻。

在制宪问题上，国会步履艰难。早在北京参议院时代，各党派就开始蕴酿制定宪法。1913年2月，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及民主党等四大党的议员十八人，组成宪法讨论会，由共和党的汪荣宝和国民党的易宗夔担任干事，定期交换意见，磋商国家根本大法的原则和内容。当时，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和古德诺对制宪问题横加干涉，都极力鼓吹“采用总统制的新宪法”，扩张大总统的权力。袁世凯也屡次抱怨《临时约法》对他限制过多，并下令成立了一个由北洋官僚、政客组成的宪法研究会，任命杨度、马良为正副会长，作为政府编纂宪法的机关，以此与宪法讨论会对抗。同年7月，国会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后，宪法讨论会便自行解散，但政府的宪法研究会依然进行活动，并粗暴地干涉国会起草宪法的工作。

8月19日，当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时，袁世凯派官员将宪法研究会制定的“宪法大纲草案”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大纲共二十四条，主旨在于扩大总统权力，如“大总统有任命国务员及驻外公使之权，无得议会同意之必要”，“大总统得参议院同意，有众议院解散权”，等等。此项草案引起宪法起草委员的激烈反对，认为政府无权干预宪法起草工作，并将袁派来的官员驱逐出会场。于是，袁世凯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开始趋于表面化。10月中旬，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的宪法草案脱稿，共十章一百十三条。与《临时约法》比较，草案虽然明显地扩大了总统的权限，对袁世凯让步很多，但是仍含有责任内阁的精神，没有满足袁氏强烈的独裁欲望；尤其对他事先要求的两条，即任命国务员不必经国会通过和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均未采纳。

10月16日，即国会选举总统后的第十天，袁世凯故意无视《天坛宪法草案》的存在，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他说：“本大总统证以二十阅月之经验，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种种事实可凭。窃谓正式政府之所以别于临时政府者，非第有一正式之大总统，遂可为中华民国国际上之美观而已也；必其政治刷新，确有以餍足吾民之望，而后可以收拾乱极思治之人心。顾政治能刷新与否，必自增修约法始。盖约法上行政首长之职任不完，则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无望。故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得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仅及于本大总统之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苴弥缝之术相与周旋。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挟其生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于藐躬。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他要求国会“从速议决见复”⁽³⁹⁾。他还提出应行修正的具体条款为：大总统有权制定官制官规、任命文武官吏、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等，均无须经国会同意；在国会闭幕期间，大总统有权制定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及临时财政处分权等。

时隔一天，即10月18日，袁世凯又向国会提出咨文，指责国会10月4日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侵犯了他的法令公布权。他说：“本月四日宪法会议议决大总统选举法案，来咨虽仅止声明议决宣布，并公决送登政府公报等语，显与《临时约法》及《国会组织法》规定不符。然以目前大局情形而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友邦承认问题又率以正式总统之选举能否举行为断。是以接准来咨，未便过以《临时约法》及《国会组织法》相绳，因即查照来咨，命国务院饬局照登。惟此项咨达饬登之办法，既与约法上之国家立法程序大相违反，若长此缄默不言，不惟使民国议会蒙破坏约法之嫌，亦恐令全国国民启弁髦约法之渐，此则本大总统于宪法会议之来咨，认为于现行法律及立法先例俱有不宜，不敢不掬诚以相告者也。”接着他提出：“无论此次议定之大总统选举法案或将来议定之宪法案，断无不经大总统公布，而遽可以施行之理。”⁽⁴⁰⁾这就是说：如不经他批准，不仅他所依以当选总统的《大总统选举法》无效，即将完成的宪法他也拒绝承认。

这时国会正在讨论宪法草案，认为没有必要再修改约法，并且因宪法草案尚未通过，公布权问题也无必要马上答复。同时，国民党和进步党的一些议员看到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咨文，深感局势严重，制宪工作前途未卜。为了表示制宪的决心，他们便联合起来于10月18日组成民宪党。该党以“保障共和、拥护宪政”为宣旨，公开声明：“对于国家负忠诚之义务，有摇撼吾民主国体者，必竭力以维持之，保护之。”⁽⁴¹⁾其领导人是原国民党人张耀曾、谷钟秀、汤漪、锺才宏、杨永泰，和原进步党人丁世峄、蓝公武、刘崇佑、李国珍、汪彭年等。因此，国会里一时形成国民党和民宪党联合，与进步党和公民党抗衡的局面。而且前者稍占优势，基本上控制了国会的制宪工作。进步党人梁启超、汤化龙等虽然卖力地瓦解国民党在国会的势力，极力用“开明专制”的谬论蛊惑人心，支持袁世凯扩张权力的主张，但是他们始终未能左右国会制宪工作，所以袁世凯不得不亲自出马横加干涉。国民党和民宪党携手与袁世凯斗争的唯一结果，是加快了袁氏摧毁国民党和国会的步伐。

鉴于国会无意对制宪方针作出重大改变，袁世凯便进一步挑衅。10月24日，当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时，他派遣施愚、顾鳌、黎渊、方枢、饶孟任、程树德、孔昭焱、余棨昌等八人为政府委员，突然出席。他们说是“奉总统令，来会陈述意见”，并宣布袁氏咨文，要求此后开会都要事先通知国务院，“以便该委员等随时出席陈述”。宪法起草委员会屡经摧残，有的被杀害，有的被迫逃离北京。当时，每次开会出席议员不过四十余人，但国民党和民宪党籍议员仍占多数。他们仍企图控制立法权，建立法制的国家，以维持民国以来的政治局面。所以他们当即拒绝八“钦差”出席，并指出按会章规定，“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不但不能出席，即旁听亦不可”。

袁世凯闻讯，恼羞成怒，指责“国会专制”，并决心用暴力手段对付国民党和国会。25日，他公开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要他们对《天坛宪法草案》逐条研究，“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并煽动说：“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乃国民党人破坏居多，始则托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议员居其多数，闻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综其流弊，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所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近来各省议员掣肘行政，已成习惯，倘再令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是无政府也！”又说：“此次草案既有人主持于前，自必有人构成于后，设非借此以遂其破坏倾覆之谋，何至国事民情，梦梦若是！证诸人民心理既不谓然，即各国法律家亦多訾驳。本大总统忝受托付之重，坚持保国救民之宗旨，确见及此等违背共和政体之宪法，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何敢缄默而不言。……各该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大法，利害与共，亦未便知而不言。”⁽⁴²⁾

此电发出后，各省都督、民政长等都心领神会，纷纷复电响应。10月28日，直隶冯国璋和刘若曾通电说：国民党人的“破坏行为，未得志于南方，今又肆毒宪法”；“得志于南方，糜烂一时，肆毒宪法，永远受害”。因此要求对宪法草案“关于行政各条，务宜殚心研究，详加修改”⁽⁴³⁾。次日，浙江朱瑞和屈映光通电要求修改宪法，扩充政府权力。他们说：“吾国现状非有强有力之政府，必不足以振兴内治，抵御外侮。欲有强有力之政府，则断不可使行政权横受国会束缚。”⁽⁴⁴⁾河南张镇芳通电列举了宪法草案的所谓“谬点”后，说宪法起草委员会“欲蹈专制君主之喜怒用事”，“竟敢订此暴民专制之宪法”，要求将国会中“凡在国民党籍者概行开除，或即另行改造，布告各省，严行取缔，停止国民党人被选举权”⁽⁴⁵⁾。湖南汤芗铭通电说：“以行政一部为国会附属品，必致国亡种灭。”他要求袁世凯毅然独断，解散国会，“切实搜捕乱党，以断根株，庶几海宇澄清，治安可保，否则祸变相寻，将有不忍言者”⁽⁴⁶⁾。10月31日，张勋通电指责宪法草案“谬点甚多，摘不胜摘”，只有立即宣布作废，并解散国会。最后他表示“勋虽不才，诛锄叛逆，以身捍国，虽冒万死所不辞焉”⁽⁴⁷⁾。此外，广东龙济光、江西李纯、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及湖北黎元洪等都通电附和，几天之内即有数十通，都以修改或取消宪法草案作引言，肆意诋毁国民党和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而且大都主张立即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有的则干脆主张解散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而由袁世凯“察纳众言”，另定“中华民国万世不易之宪法”。

在一阵舆论攻势之后，袁世凯便借口查获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钧等往来密电，于11月4日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他说：“此次内战，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议员潜相构扇”，“乱国残民，于斯为极”，并饬令北京地区警备司令和京师警察厅立即追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证章。当天，有军警数百人包围国民党本部，次日又包围国会，不仅将当时国民党籍议员证书、证章全部没收，而且将已经宣布脱离国民党而改入他党或“曾通电反对赣乱者”，也一律追缴。两天之内共追缴议员证书四百三十多件，超过国会议员总数之半。国会从此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只得停会。

为了掩饰解散国民党的不法行动，袁世凯于当天还发布了一个冗长的告示，肆意歪曲二次革命的过程和意义，把民国以来坚持反对袁氏独裁，努力维持民主共和制度的国民党人，诬蔑为“称兵构祸之暴徒”，而他则是“为救国救民起见，不得已而依照国家法律用兵定乱”。他说：“本大总统何能宽容少数乱徒，置四万万人利害于不顾，不得已始有解散该党之令。”⁽⁴⁸⁾

国会危机，引起非国民党籍议员的普遍忧虑和恐慌。11月6日，进步党集会讨论时局，汤化龙报告国民党被解散的经过。他说：“民国成立，宪法尚未制定，此事之发生，对政党而言固为不幸，而影响于两院、关系国家前途至大。”他劝告进步党议员说：仍要积极进行，以维持大局，“万不可以感情用事，飘然引去，置国事于不顾”⁽⁴⁹⁾。经过讨论，许多人都希望设法维持国会，要求袁世凯保留业已脱离国民党籍的议员，使国会能有开会的必要人数。次日，两院议员开联合会，赞同进步党的主张。王家襄和汤化龙两议长晋见袁世凯，代表国会议员提出要求。袁世凯表示此事关系颇大，政府需要调查之后，才能决定。此后，袁氏提交国务院解决，国务院答以调查困难，无法办理。于是，国会便只有取消一途了。

11月10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因不足法定人数，乃自行解散，《天坛宪法草案》也随之流产。12日袁世凯又发布命令，除广东、江西、湖南等省议会因附和“乱党”已经解散外，其他各省议会，凡国民党籍议员一律取消资格。黎元洪不仅通电赞成“对国民党省议员一律追缴证书证章”，而且要求“对各县国民党籍议员，亦应一体办理”⁽⁵⁰⁾。从此，全国各级议会皆陷于停顿状态。

11月上旬，国会残余的议员迭次集会，相顾沮丧，均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议事。王家襄和汤化龙便于14日联名宣布停发议事日程。对于袁世凯摧残国会的行径，社会舆论普遍不满。11月17日和12月3日，众议院议员一百九十四人和参议员六十一人联名分别向袁政府提出质问。众议院议员气愤地指出：“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此世界共和国通义，立宪政治之大经也。”“至于追缴证书证章，直以命令取消议员，细按约法，大总统无此特权。不识政府毅然出此，根据何种法律？”又说：“查议员中有早脱该党党籍改入他党，或素称稳健曾通电反对赣乱者，亦一同取消。政府确为惩治内乱嫌疑耶，则应检查证据，分别提交法院审判，不得以概括办法，良莠不分，致令国会人数不足，使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实也。”最后质问究竟政府方针如何？“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对于国会是否以法律为正当之解决？”⁽⁵¹⁾早在这年夏天，梁启超已多次上书袁世凯，建议他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依靠进步党人的支持，控制和利用国会，巩固北洋派的统治地位。在梁氏看来，国会和政党虽然只是形式，但决非无足轻重。他曾劝袁说：“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⁵²⁾而今国会危如朝露，梁启超和张謇便先后晋见袁世凯，询问善后办法。袁说，这是他为挽救国家危亡，减轻国民痛苦，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并无意根本取消国会。事后，他又发表了一份“维持国会意见书”，说要简化议员选举手续，尽快补选议员。

袁世凯一面对进步党人敷衍搪塞，一面以政府不能无咨询机关为理由，于11月26日下令组织政治会议。

政治会议由中央和各省官吏所派代表组成，其中每省派二人，蒙藏两地区各派八人，总统派八人，国务总理派二人，每部派一人，共计八十人。所派代表大部分是清末官僚，如袁世凯所指派的代表为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赵惟熙、马良、杨度等人，后又增派杨士琦和饶汉祥两人。由于李经羲在清末曾任云贵总督，地位最高，袁世凯就指定他为议长，派张国淦为副议长，顾鳌为秘书长。

12月15日，政治会议开幕，到会委员仅六十九人。上午9时，委员们赴总统府觐见，在居仁堂静坐等候到11时，袁世凯才出来。各委员起立向袁氏行三鞠躬礼，然后像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聆听训话。袁致训辞说：“共和政治为宪政之极轨，本大总统固欣然慕之。然初何敢谓招牌一改，国力即随之充足。即以目今之内政而论，紊乱何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而犹欲侈谈共和者，真不啻痴人说梦也”。他把“内政紊乱”的原因，归咎于：一是国民“误认平等二字”，二是国民“误认自由二字”，三是国民“误认共和二字”。总之，在他看来，内政紊乱的原因全在国民受乱党的煽惑，而他则是不惜以“一身支撑危局，时而身命财产陷于危险之地，则不妨牺牲一己之身命财产，以保护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时而名誉陷于危险之地，亦不惜从而牺牲之，以付身后之公论，以期巩固政府，整饬内政而伸张国力”。最后，他要求各委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务以国情社习为准，勿徒高谈学理”，“切实负起责任，凡利之当兴，害之当除，群策群力，一致进行，生命财产及一身之名誉概可牺牲，则转危为安，即唯诸君是望”⁽⁵³⁾。下午，政治会议在北海团城承光殿开幕，李经羲致辞说：“本日大总统训辞，兢兢以共同救国为言，而救国之道，则以扶植强有力政府为归。”要求全体委员“无负大总统召集本会之盛意”⁽⁵⁴⁾。

政治会议是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它所讲的“救国救民”的真谛，就是解散国会和修改约法。就在政治会议召开的前后，各省文武官吏为迎合袁世凯的意旨，纷纷通电陈述所谓“救国大计”，如龙济光建议以政治会议代替国会；黎元洪等主张将残留在北京的国会议员尽行遣散。袁世凯即据此向政治会议提出一大堆咨询案：十九省都督、民政长要求解散国会案，增修约法案，组织造法机关案，停止省议会案，等等。政治会议无条件地顺从袁的意旨，一一作出了决议。

袁世凯“据政治会议的决议”，于1914年1月10日公然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每人发旅费四百元，饬令回籍。同时他还煞有介事地成立了一个“筹办国会事务局”，派顾鳌为局长，接收参议院和众议院，为将来组织新国会作准备。民国第一届国会就这样被正式取消了。当上年4月国会开幕时，袁世凯曾派梁士诒为代表致词，高呼“民国国会万岁！”国会还不满一岁，便被他扼杀了。2月3日，他以各地方自治机关良莠不齐，流品滥杂，藐法乱纪，甚至以“乱党”盘踞把持为理由，下令“着各省民政长通令各属将各地方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⁵⁵⁾。28日，又进一步以“统一国家不应有此庞大地方议会”为理由，下令将“各省议会一律解散，所有一切事宜，由各省行政长官力负完全责任”⁽⁵⁶⁾。十年前，袁世凯是清末筹办“地方自治”的带头人和“召开国会”的支持者，而今在他的眼里，一切“民选机关”都变为罪恶的渊薮。他的这种反复无常的言行，正是一切独裁者、阴谋家的惯技。

袁世凯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反人民反民主的政治措施，与当时的政府性质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一个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由极少数封建军阀官僚操纵的政府，其权益不可能不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自然也就不可能给予人民以任何民主权利，只有剥夺人民的参政权，不让人民监督，才能维持他们的统治。

二　熊内阁垮台和进步党人失望

与以往两届内阁一样，熊内阁的生命也非常短促。从1913年9月11日组成，到次年2月12日熊希龄被迫辞职，仅仅存在了五个月。在这五个月中，熊氏的“政绩”主要是恭顺地副署了袁世凯一切倒行逆施的命令，清除了国民党在国内的残余力量，将第一届国会送终。进步党人的“政绩”，正是他们的耻辱，不仅当时受到舆论的抨击，后来也多遭非议。

熊氏在其内阁大政方针宣言中所夸下的海口，如划清内阁和总统府的权限、废除省制、整顿财政、实行法治、改良教育等等，全都成为空头支票，没有一桩兑现。

以划清府院权限来说，民国成立以来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习惯上分府院两方，其秘密者单致府方，因为他们都明白中央实权在总统府。总统府直接复电，末尾署“奉谕特达，公府秘书厅”字样，而不经国务院。国务院仅办照例公文而已。熊希龄曾建议袁世凯改变这种局面，使责任内阁名实相符，并曾令各省关于军事公文直达国务院。但各省文武官吏置若罔闻，重要电文仍直接呈总统府，根本不把内阁放在眼里。熊氏知难而退，只好默认既成事实。

关于废除省制问题。熊内阁原想对中国的地方制度大加改革，实行道县两级制，废除行省制。袁世凯认为他们的想法是书生之见，表示此事牵扯太多，须要召集各省军民长官代表会议讨论。1914年初，袁世凯命令每省派代表二名来京，召开行政会议。但各省代表尚未到齐，袁就取缔了国民党，使国会名存实亡。行政会议变为政治会议，讨论的内容完全改变。后来，政治会议讨论废省问题，熊希龄出席说明计划，大遭反对，并受到种种揶揄。

司法改革也是纸上谈兵。法院独立审判，及审判和检察分立的制度，是从清末司法改良开始的，民国初年仍沿袭。到1913年底，各省成立高等审判厅共十九所，地方厅共一百一十三所，初级厅一百九十七所，法官多由法政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当时司法方面的弊端仍很严重，主要是司法不能独立。除设有初级厅的一百九十七县之外，全国近两千县都由县官兼理审判。在设审判厅的地方，行政官吏干涉司法也视为当然。判决案件不得本地行政官吏认可，不能定谳。军警机关蔑视法律，擅自捕人，司法机关不敢过问。其次是“司法风纪败坏”。法官有不懂法律，“引用条文悖戾原意者”，“有积案多年不予判决者，有任意转移管辖，使当事人疲于奔命者，有设法阻抑上诉，致含冤莫伸者”。检察官“有畏避豪强，坐视罪犯，匿不举发者，有徇庇故纵者，有架诬敲诈者”。法庭书记官“有于出状时勒索规费者，有滥改供词者”，甚或有与“律师朋比阴行苞苴，使当事人饮恨无可陈述者”⁽⁵⁷⁾。

针对上述种种弊政，梁启超曾主持拟定各种条例，试图加以改良，但由于袁世凯抱消极态度，“致生出无限之阻力”，“各省几至全然办不动”。加以有些审判厅因“用人未尽当，又系初办，弊病自不能免，遂贻旧派人口实，攻击甚烈”。他们说法院的弊政“较旧日州县衙署且有过之”⁽⁵⁸⁾。因此不仅袁世凯“欲尽废新立法院，恢复旧制”，就是司法总长梁氏本人也以为“改革太骤，锐进之余，乃生反动”，转而“从维持现状上努力”⁽⁵⁹⁾了。至于熊内阁大政方针宣言所提出的“养成法治国家”云云，自然更如痴人说梦了。

熊希龄上任后，对于整顿税收和财政，计划最为详细，但结果却一筹莫展，以致财政紊乱，国库空虚，政府开支几乎全靠借外债。“各省既不接济中央，反求中央接济，请款之文，告急之电，沓来纷至，积案如山。”作为财政总长的熊氏补疮剜肉，竭蹶腾挪，终日穷于应付。及至1913年底，陆、海军部及各省都督纷纷电请拨发军饷，熊束手无策，只得请求交通部挪借和交通银行垫款。但这两个单位都在梁士诒的把持下，他们公然拒绝垫付，使内阁财政陷于“万难之境”⁽⁶⁰⁾。袁世凯从梁士诒处取得五百万元，转交熊希龄，熊“自不胜其难堪矣”⁽⁶¹⁾，乃决心辞职。

袁世凯挑选熊希龄组阁，并非看重他有什么经纶大才，让他分享统治权，以施展抱负，而是企图利用他为自己攫取更大的权力。当熊副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以后，袁便立即把内阁看作妨碍自己实行封建独裁政治的障碍，不时抱怨“内阁办事太迟缓”，还说：“现制总统、总长、都督为三级制，共有三总，殊多滞隔。”进步党人汪荣宝出任驻比利时公使，辞行时劝袁说：“请勿行总统制，而行总统内阁制，以该制实令总统当冲。今日办事难满人意，若行此制，殊多不利。”袁辩驳道：“不然。往年本行内阁制，而只闻有讨袁，不闻有讨陆、讨段。”袁的决定是无可挽回的。废国务院事既定，1914年1月24日，安徽都督倪嗣冲首先发难，通电倡议修改约法，改行总统制，接着各省都督民政长群起呼应。四川胡景伊、陈廷杰通电说：“项城袁公，绝世之才，中外具瞻，天人合应，允宜屏息退听，纵其展舒。若实行内阁制，俾元首退处无权，何异困蛟龙于沟壑，击麟凤以钳铁。”江苏冯国璋说得更具体：中国“应于世界上总统总理之外，别创一格，总统有权则取美，解散国会则取法，使大总统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

由于各省都督攻击内阁制的调门越来越高，熊内阁的命运岌岌可危，加以财政困难，无法解决，熊希龄见事不可为，悲观失望，遂于2月3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辞职，9日，他正式上辞呈给袁世凯表示：“到任以来，眴经数月，黾勉从事，不敢惮劳”，“特是筹维鲜效，擘理多疏”；“上无以副钧座殊常之遇，下无以慰国民望治之情。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准予辞职，另简贤能”⁽⁶²⁾。当天，袁世凯批准他“免兼财政总长，专任国务总理”，由周自齐调署财政总长。熊氏急求摆脱，于12日再上辞呈，坚请“另简贤员，担任国务”⁽⁶³⁾。袁世凯当予照准，并派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

熊希龄辞职后，梁启超、汪大燮也连上辞呈。像对待熊氏一样，袁世凯仍假惺惺地慰留，没有照准。梁启超愤愤地说：“大政方针本出自予一人之手，前之不忍去者，实待政策之实行，今已绝望，理应辞职。”⁽⁶⁴⁾2月18日，梁氏再次上书坚辞，袁于20日照准梁启超和汪大燮辞职，以章宗祥接任司法总长，以严修接任教育总长，严未到任前，由蔡儒楷暂行署理。同时，袁一再派梁士诒、杨士琦等北洋官僚拜访进步党要人，说明尽管将要实行总统制，仍然渴望与他们一起为国效力。进步党要人每以能利用北洋官僚沾沾自喜，而今反为北洋官僚所利用，自然满腹牢骚，怨愤不已，但对袁世凯仍有幻想，认为只要袁氏实行“开明专制”，不愁没有回旋余地。所以熊、梁、汪诸人都分别担任了新职，参政院成立后，又都出任参政。

熊希龄于3月4日出任全国煤油督办，负责筹划探测和开发煤油矿事宜。熊氏拟定了不少勘查开采条例，并延聘外国技师二十余人，勘查全国油矿。他又与美孚石油公司签订合同，合资开采延长和建昌两地石油。为了取得袁世凯北洋派的支持，他呈请任命袁的亲信袁乃宽（拱卫军军需处处长）为坐办。但此种机构一无资金，二缺人才，所以办理经年，毫无成效。

在辞掉司法总长的前一天，即2月19日，梁启超已接受币制局总裁的新职位。当时全国币制极端混乱，梁氏拟定了整顿币制计划书，企图在可能的范围内有所改进。但币制局职权范围有限，经费不足，财政部又掣肘，经营数月，梁氏一无展布，加上欧战爆发，原拟币制借款变成画饼，所以自7月以后，梁就不断呈请辞职，到12月27日始蒙照准。接着，币制局也被裁撤。

汪大燮担任参政院副院长。

经杨士琦劝说，张謇仍留任农商总长。1914年初，他与美国公司签订了导淮借款，计划疏导淮河，因欧战爆发，未能兑现。导淮云云，都成纸上谈兵。后来成立全国水利局，他兼任总裁。正在他想对水利建设有一番作为时，帝制运动发生。他知事不可为，便请假回原籍去了。

三　《临时约法》被撕毁和袁记约法的产生

1913年12月22日，袁世凯向政治会议提出“约法增修咨询案”。该会认为《临时约法》必须修改，由大总统提出修改也是“合法”的，但政治会议委员均由政府派遣，作为政府的咨询机关，并没有增修根本法律的权力。因此，他们建议袁世凯另设造法机构，以表示尊重约法。

次年1月11日，袁世凯乃就“造法机构究竟应如何组织，应用何种名称，其职权范围及议员选举方法等”，再次咨询政治会议，并令其“尅日议决具复”。政治会议于24日呈复，建议设“约法会议”，其职权“以议增修约法案及其附属于约法之重要法案”，其议员“酌用选举方法，然当以学识经验为准”。根据这些建议，袁世凯于26日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并下令组织约法会议。

按《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规定，议员共六十人，其中京师四名，每省二名，蒙藏青海共八名，全国商会联合会四名。议员选举是在袁政府严密控制之下进行的。选举会在各地方官吏的监督下组织，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才可以参加选举会：一、曾任或现任高等官吏而通达治术者；二、曾由举人以上出身而夙著闻望者；三、在高等专门以上学校三年毕业而研精科学者；四、有万元以上之财产而热心公益者。因此，各地有选举权的人寥寥无几。如京师只有七十一人参加选举会。被选举人均由政府提名，实际上议员都是由袁世凯指定或经他同意的，选举只是形式。3月14日，袁世凯公布“当选议员”共五十七人，其中北洋派官僚占绝大多数。所以当时就有记者说：“约法会议是法制局的放大。”

18日，约法会议在象坊桥前参议院会场举行开幕典礼，实到议员仅四十四人。议长和副议长形式上是推举的，实际上都由袁世凯圈定。袁世凯特挑选孙毓筠为议长，用以表示修改约法并非是北洋派的私意，“革命党”也是赞成的。法制局局长施愚是北洋集团里所谓“法律派”干将，被指定为副议长。袁世凯的秘书王式通为秘书长。不久，王调任政治会议秘书长，由另一个“法律派”干将顾鳌接任。孙宝琦代表袁世凯出席会议并致词，大谈《临时约法》“束缚政府”的滥调，要求约法会议从根本上解决，最后高喊：“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国民万岁！”20日，袁世凯向约法会议提出“修改约法大纲七条”：

一、《临时约法》昧于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至流于多头政治之弊，亟应修改，以求主权统一。

二、《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须交议会议决，任命国务员、外交官及缔结条约，须得议会同意，使政府用人行政无活动之余地，亟应修改。此外，大总统紧急命令及紧急财政处分均须增加之。

三、《临时约法》以国务员特为一章外，更设国务院单行法，是不啻以国务员为政府，应予删除。

四、《临时约法》参议院权限失之过泛。立法机关其权限应以狭小之规定，方为合宜。

五、应增设咨询机关。

六、会计应增专章。

七、《临时约法》规定民国宪法由国会制定，其实国会应产生于宪法，不应先有国会。民国宪法自应另有造法机关制定⁽⁶⁵⁾。

依据袁世凯提出的大纲，约法会议推定由施愚、顾鳌、黎渊、程树德、邓熔、王世澂和夏寿田七名议员为起草员，很快就炮制出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共十章六十八条。5月1日，袁世凯正式公布，同时废除《临时约法》。两年前，袁世凯信誓旦旦地保证谨守《临时约法》，骗得了临时大总统职位，而今他却毫不留情地将《临时约法》撕毁，并公然说：他的地位和权力与《临时约法》毫不相干，而是清帝禅让给他的，现在是他恩赐给人民一部约法。的确，所谓《中华民国约法》是袁世凯的，而不是人民的，全国人民从来没有承认过它。

袁记约法采取极端集权主义，完全否定了民国以来的民主主义精神，通篇贯串着封建专制“大一统”、“定于一”的皇权思想。袁党还吹嘘说，只有如此，才合乎中国之“国情”，才能表示中国“国家制度之特性”，否则中国就不成其中国而要发生混乱，以至灭亡⁽⁶⁶⁾。从以下几点足以看出其反动意义。

一、袁记约法第一章虽然仍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但在具体的条文中并没有贯彻主权在民的精神。关于人民享有的各项自由权，都加上“于法律范围内”的限制条件，而法律则是由袁世凯一手制定公布，人民根本无权过问。这就等于说人民权利的有无，均由袁氏自由决定。因为民国的招牌尚在，不能不在第二章写有人民享有言论、结社、出版等项自由，以及请愿、选举、被选举等项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自由和权利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二、袁记约法修改了《临时约法》的内阁制原则。内阁制的特点在于大总统不负实际责任，而由内阁行使职权，内阁则须对国会负责。袁记约法规定：“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这种特殊的“总统制”，并不是一般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行的总统制。

一般总统制，大总统权力虽然较重，但与立法、司法两机关三权鼎立，互相制约。而袁记总统制，既“隆大总统之权”，又取消了对总统权力的有效控制，将大总统置于一切政府机关之上。其第三章有关大总统权力的规定，几乎都是绝对的。《临时约法》规定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统治权”，袁记约法则改为“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对国民之全体负责”，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而大总统作为元首，又有代表国民全体的权力。这就是说，他实际上仅对自己负责。他可以盗用“国民之全体”的名义，做他想要做的一切，谁要反对他，谁就是国民的公敌。事实上，袁世凯正是按着这种“道理”实行暴政的。

袁记约法第三章第十七条规定：大总统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只要经参政院同意，就有解散立法院之权。但是，参政既都是由大总统任命的，这项限制实际上等于具文。其唯一的限制是立法院“须自解散之日起六个月以内选举新议员，并召集之”。此外，《临时约法》中“凡可以掣行政之肘，如官制官规之须经院议，任命国务员、外交官以及普通缔结条约之须得同意等项，皆予删除。凡可以为行政之助者，如紧急命令、紧急财政处分等，悉予增加”⁽⁶⁷⁾。

三、袁记约法规定成立参政院，其职能是“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该院对立法院议决之法律有否决权，还有宪法起草权。第九章第五十九条规定：“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参政院所推举之委员组织之，其人数以十名为限。”宪法草案经参政院审定后，“由大总统提出于国民会议决定之”；“国民会议由大总统召集并解散之”。这样，袁世凯便把制定宪法的大权收揽在自己的手里。

四、袁党虽然认为“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⁶⁸⁾，但迫于辛亥以来人民要求民主的大势，袁记约法第四章不得不规定成立立法院。立法院为民国议会，由各省人民选举的议员组成，规定议员二百七十五人，其职权为议决法律、预算，答复大总统咨询，收受人民请愿事件。对于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时，以总议员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通过，可以提出弹劾之诉讼于大理院。但大理院受理与否，却要由大总统决定，所以立法院的弹劾权，也只是具文。当年10月27日，袁世凯公布《立法院组织法》和《立法院议员选举法》，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有具体的资格限制。如京师有选举权的人必须具备下列资格之一：“有勋劳于国家者”，“任高等官吏满一年以上者”，“硕学通儒”，“有商工业资本一万元以上者”，“有一万元以上不动产者”，“八旗王公世爵世职”，“本国或外国高等专门以上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高等专门以上学校充教员二年以上者”，“华侨在国外有商工业资本三万元以上者”。就是这样一个严格限制选民的“民选机关”，袁世凯也始终不把它成立起来，而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

袁记约法之所以要特别压抑民权，据说是因为“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而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救之，其收效速而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况人民政治知识尚在幼稚时代，欲其运用议院政治，窃恐转致乱亡，此以现在时势及风俗习惯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⁶⁹⁾。袁党的这类论调，与进步党要人所鼓吹的“开明专制”的理论，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所以，袁世凯毁法造法的活动，得到了一些进步党人的支持。

通过“增修约法”，袁世凯把两年来恣意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取得的各种专制特权，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而且为他进一步扩张权力提供了“法律依据”。难怪袁记约法公布之日，他不胜喜悦地说：“予今日始入政治新生涯。”⁽⁷⁰⁾

袁世凯公然撕毁《临时约法》，而代之以自己的约法，引起人们很大的不满，不少人著文加以抨击。有人指出：此“乃承急激革新之后，而生出一大反动”。“往者南京政府时代，以旧为戒，事惟求新；今则以新为戒，事惟复古，毋亦一国之政制，不循进化之原则，竟依循环之原则耶”？⁽⁷¹⁾对袁记约法关于总统职权的规定，有人谴责说，这是“假总统政治之名，而行独裁政治之实”，是“约法最大恶劣之点”⁽⁷²⁾。

除制定约法外，约法会议还承命炮制了袁记《大总统选举法》。

此前，1913年10月国会制定的《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由国会选举，总统任期五年，如再被选得连任一次，等等。对此，袁世凯深为不满。但为了攫取总统职位，他当时并没有公开反对。袁记新约法公布后，梁士诒即趋承袁氏的旨意，在参政院提出修改总统选举法案。1914年8月18日，参政院开会赞同梁士诒等人的提案，即咨请袁世凯提交约法会议。约法会议于8月26日开会讨论，认为此次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宜注重共和之精神（指中国唐虞时代揖让之风），而不可概袭共和之形式（指选举总统），宜参稽本国之遗制，而不宜涂附外国之繁文”⁽⁷³⁾。至12月28日，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经约法会议通过，袁世凯于次日公布。

袁记《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完全享有公民权，年满四十岁以上并居住国内满二十年者，有被选为大总统资格。”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亦无限制。每届应行选举大总统之年，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以三分之二以上参政同意，即可连任，无须改选。大总统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候选者三人，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藏于大总统府内金匮石室。金匮钥匙由大总统掌管，石室钥匙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及国务卿分别掌管，非奉大总统命令，不得开启。选举大总统之日，由现任大总统交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和立法院议员各五十名组成，由大总统召集之。

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实际上成为终身总统，而且有权传子，世袭罔替。

第三节　袁世凯独裁制度的建立

一　政事堂及其他行政机构

袁记约法公布以后，政府机构立即进行了重大改组。改组工作标榜创新，实为复旧。所设新机构大都由前清制度脱胎而来，就是气派也无不模拟帝王。南京临时政府所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遭到无情的践踏。

北洋政府建立以来，政府政事的中枢表面在国务院，实际上在总统府秘书处。为了根本改变这种名实不符的局面，袁世凯于5月1日撤消国务院和秘书处，而在总统府内成立了政事堂。“凡一切军国大事皆由政事堂议决施行”，其地位略相当于前清的军机处。通过政事堂，袁世凯把行政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他下达命令原来钤用大总统印，现加“政事堂奉策令”之类的字样，而钤政事堂印，这恰是前清“内阁奉上谕”那种文牍格式的翻版。政事堂设国务卿一人，赞襄大总统政务，承大总统之命监督政事堂事务。国务卿略相当于前清的首席军机大臣，仅对大总统负责，对任何机关任何人概不负责。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民国以来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权限争论，集一切权力于大总统。

袁世凯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晚号水竹邨人。原籍天津，生于河南省汲县，小官吏家庭出身。青年时代他在淮宁县教家馆，结识袁世凯，遂结拜为兄弟。此后，他考中举人、进士。由袁世凯保举，他先后担任练兵处提调、兵部侍郎、巡警部尚书、民政部尚书及东三省总督等要职。辛亥革命前夕，官至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民国建立后，他以遗臣自命，托辞“国变忧愤”，退居青岛，表面不问政事，实则暗中参与袁世凯的各项重大决策，早有“海滨宰相”之称。他一出任国务卿，总统府上下都尊称他为“相国”。他与袁交往二十余年，对袁的性情和野心了如指掌，深知在玩弄政治阴谋方面，袁不仅不亚于他，而且在许多方面高他一筹。关于大政方针，他从不主动提出方案，只是制定为达到目标必须使用的策略性的办法。据记载，他刚刚上任，就有人建议他发表施政方针，以慰国人之望。他表示为政不在多言，说：“往日阁员入阁之初，多所发表，而实质上则多一事不能行。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余既未敢多言，惟择其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勿行。行而有成效者善也，否者即为恶也，视其结果何如耳。今纵讥余无所表现，余决不辞，或者各方面所以必须余出之意，即在此无所表见之中。”⁽⁷⁴⁾

除国务卿之外，政事堂还设左右丞二人，其地位略低于国务卿，按规定应“赞助国务卿，预闻政务”，实际上也直接对袁世凯负责，其性质颇似前清“军机上行走”。袁任命杨士琦⁽⁷⁵⁾为左丞，右丞则由钱能训担任。另有政事堂参议林长民、曾彝进、伍朝枢、方枢、李国珍、许士熊、张国淦、徐佛苏等八人，负责审议法令，而不能预闻政务。政事堂直辖六个局：法制局局长施愚（后为顾鳌），机要局局长张一麐，铨叙局局长夏寿康（后为郭则沄），主计局局长吴廷燮，印铸局局长袁思亮，司务局局长吴笈孙。除机要和主计两局为新设的机构外，其余均为原属国务院的机关。

国务院存在的时候，各部政务由总长主持，并预闻国家大政。按1914年袁世凯颁布的修正各部官制规定，各部“直隶大总统”，只有执行部务之权，而不能预闻政务；除例行公事得自行处理外，一切须经国务卿核准。因此，各部总长对于国务卿实质上也是一种从属关系。各部总长为：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财政周自齐，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司法章宗祥，交通梁敦彦，教育汤化龙，农商张謇⁽⁷⁶⁾。以上各部长、局长，除汤化龙、张謇属进步党外，其余都是北洋派。

政事堂设在总统府遐瞩楼（在勤政殿旁），为徐世昌赞襄袁世凯的办公处，故左为机要局，右为左右丞休息所。政事堂的匾额及两旁“天视民视天听民听”、“人溺己溺人饥己饥”楹联，均为徐世昌自拟、自书。5月4日，袁世凯亲临政事堂训话，宣称“本大总统当与诸君以‘洁己自爱，开诚布公’八字共勉”，“以共挽狂澜，维持大局”⁽⁷⁷⁾。就是在这类娓娓动听的辞令掩饰下，北洋派会聚一堂，开始了“屈天下人奉一人”的新步骤。

裁撤总统府秘书厅之后，原秘书长梁士诒被调离总统府，改任税务处督办。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1894年中进士，曾在原籍凤冈书院讲学，力倡“学归实用”。1903年应经济特科考试，因被清廷误认为是维新派康有为的同党，名落孙山。同年袁世凯聘他为北洋编书局总办，从此追随袁世凯、唐绍仪创办北洋新政，长期管理铁路交通事业，先后担任京汉、京沪两铁路局总文案，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调，铁路总局局长及交通银行帮理等官差，与帝国主义列强财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协助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和筹款有“功”，他一直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综揽中枢机要，1912年5月兼交通银行经理，次年秋又兼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事权之重无可比拟。他常常代表袁与中外各方接洽。有人到总统府请示工作时，袁经常说：“问梁秘书长去！”因此他有“二总统”的绰号⁽⁷⁸⁾。因为他把持交通部和交通银行，能在短时期内筹挪巨款，又被称为“财神”。梁利用职权培植个人势力，在北洋派内部形成著名的交通系，控制政府财政和交通。尤其是他自受命组织公民党后，势力更为膨胀，俨然政府党魁首。各省军政官吏进京觐见，多先拜访梁氏，以探听消息。对梁士诒包揽政务，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后就开始不满。杨士琦等又乘机进谗，说他“心怀叵测，勾结军人，欲为总统”⁽⁷⁹⁾。因此袁更感不安。1914年初酝酿改制时，梁士诒主张“将秘书厅扩大组织”，以“张府制，网罗人才”，而不必另设国务卿⁽⁸⁰⁾。袁很不以为然，遂下决心把他撵出总统府。袁世凯将原秘书处的班底改组，更名为内史监，专门负责办理其“切身政务机密者”，派原副秘书长阮忠枢为内史长⁽⁸¹⁾，曾彝进、王式通为副内史长，内史有夏寿田、张凤台、闵尔昌、刘春霖、董士佐等十余人。内史监成立后，仿照前清皇帝经筵进讲之例，由参政严复等人逐日编述有关中外大势、帝王治国以及军事、经济诸事，复由夏寿田等人书写送到袁世凯的办公室居仁堂，供袁批阅，称“居仁日览”。

除人事更动外，大理院机构照旧，仍是全国最高审判机关。袁世凯特任董康为院长，总理全院事务。其审判事务采取合议制，以推事五人组成法庭，以大理院长为审判长。总检察厅设总检察长一人，检察官若干人，罗文干任总检察长。

1914年3月成立的平政院，为行政裁判机关，有监督行政的性质，专门审理行政官吏的违法不正行为。此外，还有肃政厅，专门纠弹行政官吏的违法、行贿受贿、滥用职权、玩视民瘼等。这两个机构分别独立行使职权，相当于前清的都察院和御史台，都由大总统直辖。平政院院长先后为汪大燮、周树模⁽⁸²⁾。肃政厅都肃政史为庄蕴宽，另有肃政史十六人。都肃政史和肃政史与前清左都御史和给事中御史大同小异，于是北京官场上“都老爷”之名称复活。袁世凯曾对平政院长和都肃政史等人说：“中国之大，官吏之多，一人耳目不能周到，故靠诸君主持风宪。”⁽⁸³⁾按《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对赃官处罪极重，五百元以上枉法赃即处死刑，不枉法赃一千元以上处无期徒刑，遣送边远烟瘴地，一如古代流刑⁽⁸⁴⁾。尽管如此规定，但平政院和肃政厅实际上都属闲曹，除非背后有袁世凯主使，弹劾和审理都是空话，因为“民国有势无法，少有凭借者断非平政院所能裁制，其无势力者先自默尔，与人无竞，更不劳裁判”⁽⁸⁵⁾。

原国务院审计处于1914年6月改组扩充，更名审计院，作为全国财政总监督机关，负责审查政府收支预算，对各部的收支有审核权。但“机密费”不在审核范围之内，各部经常以“机密费”为借口，逃避审核，所以实际上达不到监督的目的。加以院长丁振铎对财政审计法一窍不通，老朽顽固，只因为是清末大官僚和袁世凯的同乡，就被安排到这个有地位而无权力的冷衙门。不久丁病逝，袁派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接任，李未到任，由副院长李国珍代理。

1914年5月，原蒙藏事务局改名为蒙藏院，直属大总统，根据《蒙藏院官制》和《蒙藏院办事规程》，负责管理蒙古和西藏地方事务。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为总裁，熙彦为副总裁。

袁世凯于1914年7月28日颁布《文官官秩令》。令称：“历代官制精意，重在官与职分。诚以因资序官，斯人无躁进，量才授职，斯事有专责”。因此“本九品官人之法，仿六计弊吏之道”，特定官秩令，以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矢靖共之意，杜奔兢之风”⁽⁸⁶⁾。文官分为九秩，即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另外还有同中卿、同上大夫等秩。上、中、少卿均授予特任级官吏，少卿及上、中大夫均授予简任级官吏，中、少大夫及上士均授予荐任级官吏，上、下士均授予委任级官吏。按照此令，授徐世昌为上卿，杨士琦、钱能训为中卿，各部总长除海、陆两部属武官外，都授中卿，惟章宗祥、汤化龙资望稍轻，授少卿加中卿衔。其他文官均按其地位和资历分别得到不同的官秩。

参政院是大总统的最高咨询机关。袁世凯于5月26日任命黎元洪兼院长，副院长汪大燮，秘书长林长民。副总统黎元洪到北京后，年俸十二万元，交际费二十四万元。与一般高级官僚相比，待遇优厚得多。袁又和他结为儿女亲家。但只因为他不是北洋派，所以从来没有起副总统的实际作用，至此总算有了具体的差事。参政共七十名，都由袁世凯亲自选定，其中有当朝显宦周学熙、梁士诒、黎渊、施愚、王赓、刘若曾、陆徵祥、孙多森、李士伟、严修、杨度、荫昌、张镇芳；有立宪派、进步党名流梁启超、熊希龄、蔡锷、马良、严复；有实业界人士冯麟霈、宋炜臣、张振勋、孟继笙；有宿儒王闿运、杨守敬；有变节的革命党人孙毓筠；有前清皇室溥伦；更多的则是老朽不堪的前清大官僚，如赵尔巽、那彦图、丁振铎、唐景崇、增韫、李经羲、宝熙、宋小濂、劳乃宣、于式枚、袁树勋、王树楠、赵惟熙、姚锡光以及瞿鸿禨等。当时，有人对参政院内老官僚“枯木逢春之气象”不理解，曾探询袁世凯的用意，袁回答说：“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綦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⁸⁷⁾

袁世凯虽然热衷于请前清“老成物望者”出山，但这些人并不都甘心被利用。有的断然拒绝受命，如瞿鸿禨、袁树勋、于式枚、劳乃宣等；有的以种种理由迟迟不肯进京。至6月8日参政院近开会之期，报到者尚不足三分之一，因此不得不一再延期。6月20日，参政院在原参议院会场开幕，出席参政仅四十四人，冷冷落落，不成样子。

《参政院组织法》规定，每年9月1日至12月底为开会时期，实际上自开幕之后即不断开会。到1914年10月杪，常年会议四个月期满，大家便要散会。袁世凯以尚有重要法案交议，命令延长两个月。至12月底闭会时，参政院共开议事会二十多次，所议各案大都由政府交来，如7月3日会议，到会四十二人，所议法案有“违令惩罚法案”、“诉讼法案”、“请愿法案”、“纠弹法案”等。先由法制局参事报告法案制定经过和原则，接着有二三名参政提问题，参事一一解答，讨论就告结束。参政院开会与国会“乱糟糟轰腾腾的景况”全然不同，“诸参政三三五五笑悦而语”，与从前金刚怒目之国会议员也不可同日而语⁽⁸⁸⁾。

参政院成立后，便宣布代行立法院职权。作为代行立法院开会时（如7月3日会议）允许旁听；作为大总统的咨询机关开会时，则不许旁听。袁世凯有意将组织立法院的事推得遥遥无期。这样，在一个号称民国的国家里，便消灭了一切民主选举的痕迹，所有重要官职都改为“钦定”，还美其名曰“以资简捷，而节经费”⁽⁸⁹⁾。

二　中央军事机关的改组

袁记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军权，如：“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全国陆海军”，决定陆海军编制、兵额及宣战媾和，等等。据此，袁世凯于1914年6月8日下令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将原来总统府的军事处撤销。统率办事处是最高的军事机关，与文事方面的政事堂并立，一武一文，作为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左右手。

对统率办事处组织章程的拟定，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⁹⁰⁾起过重要作用。据组织令规定，办事处设办事员，“由参谋总长、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大元帅特派之高级军官及办事处总务厅长担任”。袁世凯任命荫昌（侍从武官长）、王士珍、段祺瑞、刘冠雄、萨镇冰（海军司令）、陈宧（参谋次长）为办事员，唐在礼⁽⁹¹⁾为总务厅长，张士钰为副厅长。按规定，办事员轮流在办事处值日，实际上王士珍担任常务，一切要政都呈袁世凯定夺。办事处设有军政、军令、军械三所，各有主任主持其事。

统率办事处的权力十分广泛，凡所讨论的事务涉及外交、内务、财政、交通时，都召该部总长列席，往往当场就作出决定。各部或各省的重要机密事务，也大都呈报办事处。袁世凯的命令、批示，均以大元帅名义发出。京内外文武官吏对此类命令从不敢怠慢。唐在礼后来回忆说：“本来政事堂有些相当清室军机处的样子，其后来倒是统率办事处在实际上起着新的军机处的作用。”⁽⁹²⁾

成立统率办事处的原因，袁世凯说是为了集中陆军、海军、参谋三部统筹军事，其真正目的是削弱陆军部的权力，把军权收归他一人掌握。原来，自北洋政府成立后，军权一直在段祺瑞控制的陆军部，内阁屡次更迭，陆军总长一席总是非段莫属。在军事上袁也完全信任和依靠段，重大措施差不多都要和段商量决定。总统府军事处仅仅起袁世凯与各军事机关联络的作用。段对袁感恩不已，愿受驱策，事事奉命唯谨。为摧毁非北洋派，特别是国民党人的军事力量，段卖过死力。但自镇压二次革命后，陆军部的势力大大膨胀，关于军官的提升或降黜，段往往擅自决定，而且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在陆军中隐然自成派系。这自然使一向重视军权的袁世凯感到不安，统率办事处的成立就是为了扭转军权旁落的趋势。

统率办事处成立后，袁世凯在总统府又组织了一个军需处，由唐在礼兼任处长。这个以军需为名的机构，并不管陆、海军的军需事务，而专门管理秘密支付的“特别费”。这种特别费的开支很大，也很频繁，每笔一两万到几十万不等，均凭袁世凯的字条支付，无需说明用途，主要用于收买文武官吏、政党首领和报纸发行人，军政执法处等特务警察机关的重大案件侦缉费用，以及为筹建模范团购买军火等。这个机构和统率办事处一样，在袁死后都被撤销。

为进一步控制军队，袁世凯以北洋军暮气沉沉为理由，决定在统率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编练模范军，派王士珍、袁克定（袁世凯的长子）、张敬尧、陈光远为筹备员。1914年10月，成立了一个类似军官教导团式的“模范团”，抽调各师下级军官为士兵，中高级军官为该团下级军官。每期半年，一期计划培训两个师的军官。第一期袁世凯自兼团长，陈光远为团副。第二期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陈光远和陆锦都是袁克定的亲信，所以模范团实际上由袁克定一手包办。该团的训练计划是由蒋方震草拟的，完全采用德国训练方式。袁氏父子一向崇拜德国的军事，对德国皇太子在德军中的影响略知一二。模范团的建立，表明袁世凯有意仿效德皇的办法，为自己的儿子在陆军中树立权威，为家天下作准备。模范团第一期毕业后，即编为北洋陆军第十一、十二两师，以张永成、陈光远为师长。第二期毕业后编为第九师，以陆锦为师长。

对军事一窍不通的袁克定，突然插足军队，激化了北洋派内部的矛盾，北洋将领多为之寒心，而以段祺瑞为最甚。段祺瑞素性刚愎，对统率办事处的成立，早已公开表示不满，常常借故拒绝出席该处会议，陆军部的事务也让他的心腹徐树铮办理。他对袁克定毫不敷衍，对其左右的人更不客气。因此，袁世凯和段的关系日益恶化，段即托病请假赴西山“疗养”，北洋军事重心就转移到王士珍身上。1915年5月31日，袁派王士珍署理陆军部长。王对袁唯命是从，遇事绝不敢有所坚持；又不培植个人势力。袁在军事上很尊重他。为了清洗段的势力，袁世凯授意肃政厅弹劾徐树铮订购外国军火浮报四十万元，并以此于6月26日免去了徐的陆军次长，派田中玉继任。此为段和徐后来拒绝拥袁称帝的远因。

为了从精神上加紧对军队的控制，袁世凯于1914年11月11日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军令，颁布军人训条十条，其中第一条为“军人宜效命国家，忠事元首，坚心定志，切戒妄听邪言”⁽⁹³⁾。并由统率办事处派出大批“宣讲员”，至各师传达宣讲。前此在1912年12月26日，袁曾发布过一个“告诫军人训条”十条，其中并没有“忠事元首”字句，而今却命令官兵忠于他个人，以加强其独裁统治⁽⁹⁴⁾。1914年11月20日，袁又命令“以关（羽）岳（飞）为武圣”，由全国军人供奉，并指令统率办事处拟定供奉礼制。但北京从来没有关岳合祀之庙，新建又来不及，便将地安门外西皇城根之白马关帝庙大加修饰，由驻京军队及模范团列队前往行礼宣誓。1915年1月13日，模范团第一期全体官兵在陈光远率领下赴庙宣誓，袁世凯派侍从武官长荫昌监誓，誓词为：“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会党”，最后表示“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地谴”。

新成立的将军府，为“军事之最高顾问机关”，直隶大总统。按其组织法规定，有上将一人，将军二十六人，参军二十五人。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凡在一省做过都督而被解职来京者，都任命为将军，冠以“威”字，以区别于各省有督理军务之权的“武”字将军，如蔡锷为昭威将军，张凤翙为扬威将军，蒋尊簋为宣威将军。“将军月俸千元，安富尊荣，清闲自在”⁽⁹⁵⁾。将军府实际上是安置失意将领的闲曹，被人嗤为“养老院”⁽⁹⁶⁾。

三　地方官制的变化

对地方官制，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问题，袁记约法基本上没有涉及。但这并不是忽略，而是有意回避。袁世凯企图通过具体条例，逐步地改变清末以来各省权力过重的局面。

北洋政府建立以来，对地方制度屡经讨论，多次起草条例，其中包括省制的存废问题。民国元年，各党派争持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是省长简任或民选，及省长是否有解散省议会之权。袁政府于7月将省长简任或民选问题，提交参议院讨论。这个问题和国民党对袁世凯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因此参议院各党派争论不休，僵持不下。袁世凯恐民选省长的主张占上风，妨碍他的集权计划，便将提案撤回，讨论遂中断。其后，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施愚拟定了一个折衷方案，即仿照普鲁士的办法，将地方政权分为自治机关和官治机关两种：省长执行官治，故由中央简任；议会总董执行自治，故由各省选任。“官治与自治既然化分为二，故省长既不得解散议会，议会亦不得弹劾省长”⁽⁹⁷⁾。此说发表后，江苏、江西等省都督纷纷通电反对。袁世凯于10月12日在总统府亲自召开地方官制研究会，决定采用所谓“虚三级制”，即省道县三级，“存虚省而设实道”。此项办法经国务会议通过，法制局遂起草了道官制和道自治草案。因当时准备国会选举，议员多离京外出竞选，参议院不能开会，袁政府遂借口无从交议，于12月直接以命令发表了《道官制道自治条例》。依照此项条例，有些省设立了道观察使。此实为熊希龄内阁废省计划之先声。1914年5月间，与中央军政机构改组的同时，袁政府也制定了地方官制草案，经政治会议讨论后，由袁世凯亲自删改定稿，于5月23日公布实行。

地方文官采用三级制，主要内容在于存省分道。全国二十二省区及蒙古西藏地方未加变动，惟每省划为若干道⁽⁹⁸⁾，由道辖县。省置巡按使，道置道尹，县置县知事。巡按使管辖全省民政各官及巡防警备等队，并受政府之特别委任，监督财政及司法行政等。此制度表面上与前清及民国以来实行的制度无大差别，但内容略有不同。原来各省行政公署所设的内务、教育、实业各司（厅），全部裁撤。巡按使公署内仅设立政务厅，由巡按使荐任厅长一人，掌握厅内事务。厅内有总务、内务、教育、实业各科，由巡按使自委掾属，佐理各项文牍事务。巡按使一律由大总统任命，不许地方保荐。冯国璋曾因保荐巡按使，受到政事堂申斥。新官制公布后，各省原民政长均改为巡按使。过去以都督兼民政长的省份，如安徽、湖南、贵州、奉天、黑龙江等省，都另外特任巡按使，实行军民分治。所任命的巡按使大都是所谓“富从政经验”的旧官僚，安徽为韩国钧，湖南为刘心源，贵州为龙建章，奉天为张元奇，广西为张鸣岐，等等。

道尹为一道的行政长官，原来的观察使改称道尹。依地方官制规定，道尹由中央政府简任，其职权比较广泛，最为重要的是有呈请任免县知事之权。因此，官场上钻营道尹的人颇多，1914年下半年由于京外文武官吏不断保荐，到年底仅政事堂记存的名单，即达五百多人，而全国只有近百个道。因此，袁世凯不得不于12月4日下令暂停保荐。他说：所保荐的人员中“滥竽充数、名实相乖者亦复不少……嗣后除县知事任职三年以上确有政绩者仍准保荐外，其余暂行停止”⁽⁹⁹⁾。

县知事为一县行政长官。全国有近二千个县。对县知事的选拔和任命，袁世凯颇为重视，他曾多次命令各省巡按使严格考核所属县知事，对“劣员”要“立时撤换，勿稍瞻徇”⁽¹⁰⁰⁾。为了“统一中央用人行政之权，荡涤地方滥用私人之弊”⁽¹⁰¹⁾，袁世凯命令内务部主持于1914年3月至11月举办了三次“县知事试验”。“试验”分为考试和保荐两种。按考试条例规定，曾任简任或荐任官满三年以上者，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法律、政治、经济学三年以上有文凭者等，才有资格参加考试。当时，全国失意官吏和失业知识分子很多，1914年初，仅在北京奔走谋事者即有四万多人⁽¹⁰²⁾，县知事考试对于他们当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三次考试共录取一千九百二十一人。由于口试特别重视做官经验，所以被录取者多为旧官吏，学校出身而中榜者为数寥寥。此外，由大官僚保荐免试的三百余人，其中自然更是“贤能老吏”居多⁽¹⁰³⁾。被录取的县知事并非都能分发各省补上实缺，只有行贿或有后台的人才能如愿以偿。举办“县知事试验”，本来说是为了“澄清吏治”，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连主考官朱启钤也承认“适启仕途奔走之风，欲清其源，转滋其弊”⁽¹⁰⁴⁾。

民国以来，地方武官系统比较紊乱，除都督外，还有都统、护军使、镇守使等。各省都督的权力极为广泛，实际上总揽军政民政，是一省的最高统治者。都统仅设在热河等特别区，也是兼管军民两政。护军使的地位略低于都督和都统，如江北护军使（驻清江）、甘肃护军使（驻宁夏）等。镇压二次革命后，在军队较少的福建和贵州两省部不再设都督，而改设护军使。镇守使则设于一省要冲之地。各省所设镇守使数目不等，以军队的多寡而定，如江苏驻军多，就有江宁、松江、上海、徐州、镇江等五个，陕西则只有陕南和陕北两个。镇守使大都由师旅长兼任，为都督的属吏。

为改变都督掌握一省军政大权的局面，袁世凯于1914年6月30日下令裁撤各省都督而设立将军诸名号。令文说：“都督之称，肇自汉魏。武昌起事，仓猝定名。其时兵事初兴，人心未定，类晋齐之雄长，似楚汉之剖分。民国纪元，未遑变置，黎副总统首倡军民分治，所陈十害三无之弊，刿目怵心，海内贤达，咸表同情。方今大难削平，主权统一，各省都督皆深明大义，恪守准绳。若复因仍方镇之名词，无以移易军民之耳目，即欲实行省制，而窒碍殊多。应将各省都督一律裁撤，于京师建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有督理各省军务者，就所驻省分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内外相维，呼吸一气。”⁽¹⁰⁵⁾7月18日，袁又公布将军府编制令和将军行署编制令，并在北京设立了将军府，安置闲散将军（详见本节目二）。另外，有督理一省军务者，都在该省设行署及参谋机构，“承大总统之命督理本省陆军”，并受陆军部和参谋部监察。凡“有特殊功勋者”均授上将军，如定武上将军张勋兼长江巡阅使，镇安上将军张锡銮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林、黑龙江军务，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督理江苏军务，彰武上将军段芝贵督理湖北军务，振武上将军龙济光督理广东军务，昭武上将军姜桂题兼热河都统督理热河军务。同时，山东靳云鹏、吉林孟恩远、浙江朱瑞、江西李纯、湖南汤芗铭、陕西陆建章、四川胡景伊、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等都授予将军，督理本省军务，除孟恩远和朱庆澜冠“镇安”两字外，其余都冠以“武”字，如泰武将军靳云鹏、开武将军唐继尧等。另外，直隶朱家宝、河南田文烈、甘肃张广建、新疆杨增新等则都以巡按使加将军衔，督理本省军务。贵州刘显世和福建李厚基都仍任护军使，督理本省军务。绥远潘矩楹和察哈尔何宗莲都仍任都统，管本地区军政民政事务。

袁世凯裁撤都督，本来是想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推行军民分治，以避免所谓“历代藩镇之祸”，然而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除改变名称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与往日的都督一样，将军不仅督理军务，照旧控制民政，视巡按使“如前清督抚之于布政使”⁽¹⁰⁶⁾。

当时，除云南、广西、四川及新疆外，各省督理军务的将军几乎都是袁的亲信。袁世凯的封建独裁统治，与广大人民起码的经济政治利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如果不靠各地将军的军事压力，他的政权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和袁世凯一样，各地将军一切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防备人民，愚弄人民，和一旦发生人民起义可以立时扑灭。袁世凯和各地将军之间完全是封建的依附关系，为保持将军对他的忠心，达到一呼百应，就不能不允许将军有极大的特权。所以都督更名刚刚一个月，袁就下令“所有督理军务各将军，略与原设都督职权相类”⁽¹⁰⁷⁾。各地将军深知自己的祸福荣辱完全由袁的喜怒决定，只要不失宠信，无论怎样贪赃枉法、草菅人命，都不会被贬黜，至多调任他职而已。所以，他们在袁世凯面前无不卑躬屈膝，唯唯诺诺，而在地方上则莫不独揽大权，模仿袁氏作一个省区内的土皇帝。正如张一麐后来所说，自行总统制后，袁氏大讲“混括统一”，然而“省权转重”，乃至“帝制萌芽”，“各省将军纷纷添募军队”，“藩镇之势已成”⁽¹⁰⁸⁾。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正是封建独裁统治所结下的恶果。

四　警察系统及其对人民的迫害

中国的警察制度始于清末，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与清末一样，民国初年的警察仍有缉私、捕盗、消防、卫生及维持交通等多种职能，但其主要任务并不是维护社会秩序，而是政府当局防范和镇压人民的工具。

北洋政府内务部设有警政司，总揽全国警务。警政司下辖四科，第一科管行政警察，第二科管高等警察，第三科管著作审查，第四科管出版事项。内务部的名称虽然是从南京临时政府时代沿袭下来的，但其司员大都是前清民政部的旧人，特别是警政司，变动很少，始终在北洋派的控制之下。为了控制全国警察教育，袁世凯于1912年10月下令停办各地警察学校，只留北京警察学校（原京师高等巡警学堂）一所。按袁政府的规定，各省及大商埠设警察局（厅），由内务部及各省民政长管辖。各县设警察事务所（后改名警察所），多由县知事兼任。但实际上，1913年10月以前，各地的警察机构并没有统一的名称，如上海称“巡警总局”，下辖沪南、闸北两公所，1913年5月改称淞沪警察厅。北京的警政十分庞杂，除京师警察厅外，还有几个半警半军的机关。袁世凯有意把北京的特务警察机构分为几个系统，不仅可以从各个方面去迫害人民，而且使它们互相监视。

京师警察厅，其前身为工巡总局，1905年改为京师内城和外城两个警察总厅，下辖九个分厅。后又将九个分厅改划为十个区，于区下设警察派出所。至1913年1月3日将内外两总厅合并，称京师警察厅，先后以王治馨、吴炳湘为总监。

京畿军政执法处，是由清末北洋驻京营务处于1912年5月改组成立的。总办是陆建章。陆建章（1879—1918），字朗斋，安徽蒙城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自1895年入袁世凯新建陆军后，先后任北洋第四镇第七协统领、山东曹州总兵、广东高州总兵、京卫军统领。1914年春，他率北洋军入陕，执法处总办由雷震春接任。

步军统领衙门，本是清朝皇族控制的一个警察性质的军事机构，所辖士兵皆旗籍，满人乌珍为统领，主管巡捕东西南北中五营，又管京师九门门政，故又称九门提督。民国元年本拟裁撤，袁世凯认为它“足补警政所不逮”，乃托言事关旗制，从缓计议，其后一直以江朝宗担任统领。江朝宗（1864—1943），字宇澄，安徽旌德人，从小站练兵时即追随袁世凯，清末官至总兵。他控制步军统领衙门后，机构反而扩大，权力日增。“京师每有意外事，警力不敷弹压，则步军出而维持秩序”。直至1924年，这个衙门才被裁撤。

京师一带稽查处，处长为曾参加过同盟会的王天纵。王本是绿林出身，河南嵩县人，辛亥革命时在豫西起义，自称豫西都督，民国后被袁世凯调至北京，赐名建忠，加陆军少将衔。

此外，还有段芝贵建立的拱卫军司令部执法处，处长为陆启荣。以陈兴亚为营长的京师宪兵营，则负责“纠察军警风纪”。

以上这些机关，除警察厅隶属内务部，由内务总长赵秉钧管辖外，其余都由袁世凯直接控制。这些机构都豢养秘密侦探，都有监视人和缉捕人的特权，不受法律约束。其中尤以京畿军政执法处为最凶横。该处流行一种说法：“错拿了不能错放。”⁽¹⁰⁹⁾它还有特设的监狱，使用各种酷刑逼供，判罪、行刑概不公布，报袁世凯批准即秘密执行，滥捕滥杀，草菅人命，因此又有“屠人场”之称。先后担任该处总办的陆建章和雷震春都被人骂为“屠户”。

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前，袁政府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迫害，还不敢大规模地公开进行。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派变为“乱党”、“暴民”，袁便毫无顾忌地发泄对他们的仇恨。按照他的旨意，军警机关印行《乱党之真相》、《孙黄小史》等书，肆意污蔑，并悬赏缉捕革命派领导人，黄兴为十万元，陈其美为五万元，还不断派遣刺客前往国外，企图暗杀孙中山。当时革命派领导人多逃亡到日本，袁政府与日本驻华公使秘密交涉，要求日本政府对有明令逮捕之“乱党”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一律宣布驱逐出境，并不准再行登岸。被袁政府通令缉拿的“从逆军官”前后达一百多人，其中上校以上的高级军官有邓铿、程潜、陈强、唐蟒、程子楷、刘英、龚振鹏、张汇滔、袁家声、杨冠英、翁式亮、张煦、刘铁、张永正、张光曦、吴藻华、傅鑫、洪兆麟、赵恒惕、陈复初、林虎、方声涛、周璧阶、谭人凤、李书城、冷遹、洪承点、朱执信、李根源、戢翼翘、吴忠信、刘文锦、余道南、童锡梁、张孝准、张华甫、赵正平、瞿钧等⁽¹¹⁰⁾。这些人不能在国内立足，大都被迫流亡到国外或香港。

特务警察残杀革命派的事件，在北京和各省时有发生，而且北京比外省更厉害。许多被捕者不经任何审讯就被处决，仅被军政执法处杀害的人即“数以千计”，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四川会党领袖张百祥，密谋刺袁的程泽湘，辛亥南京革命军正参谋曹锡圭，山东同盟会支部长徐镜心，四川民政长张培爵，北京《民主报》总编仇亮，江苏第三师旅长张秀全，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司长林逸民，湖北军政府北伐学生军队长方亚凡、辛亥山东烟台民军营长左宪章、河南革命军参谋余国桢及著名的革命党人程家柽等。

北京各监狱“收禁犯人极多，大有人满之患”，不得不分批送至保定监狱“寄禁”⁽¹¹¹⁾。长期被关押的人，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1913年秋，袁世凯一面忙于对南方用兵，镇压革命党人的反抗，一面加紧对北方的控制，在京师实行戒严，明目张胆地杀戮国会议员，制造恐怖气氛。章太炎曾撰文激烈批评袁世凯的暴行。二次革命后，北京共和党本部邀请章太炎进京，主持党务。章自以为名气大，袁世凯奈何他不得，泰然入京，企图依共和党与北洋派抗争。但章进京后，就失去行动自由。次年1月，他以大勋章作扇坠，直闯总统府，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因此被军政执法处拘捕。只是慑于社会舆论，未敢轻易杀害，而长期软禁于龙泉寺，当年7月又移入钱粮胡同民宅，继续被严密监视。警察总监吴炳湘直接指挥，“以巡警充阍人，稽察出入，书札必付总厅检视，宾客必由总厅与证”⁽¹¹²⁾。直到袁世凯死后，章太炎才获自由。1914年春，四川都督兼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奉命来京，不几天就被军政执法处秘密逮捕，关押半年之久，最后以所谓“危害四川省人民利益”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也是到袁死后才释放。

在袁政府三令五申的催促下，各省先后成立了“军法课”、“探访局”、“绥靖处”、“军警联合会”一类的特务机关，对人民横加摧残。

1913年9月，黎元洪捕杀革命党人宁调元、熊樾山。次年，段芝贵在湖北全省进行“清乡”，从6月至11月破获“乱党之案百数十起”，其中武昌有祁国钧、车继斌等十一人被杀，监禁数十人。汉口宝善党案，被捕男女学生及“党人”共八九十人。“其所杀者以未宣布罪状，姓名亦无人知”。汉阳石灰店案，由于侦探报告该店“有党人机关”，即抓获“党人”六名，均枪杀。《大汉报》胡石庵因一向吹捧黎元洪、孙武等，被段芝贵判处四年半监禁，报馆被封。

1914年6月汤芗铭破获“长沙革命党机关”，一次逮捕四十多人，杀害二十九人。“此案前后遇害者计二百余人”⁽¹¹³⁾。另外，还枉杀前湖南财政司长杨德邻，并株连伍任钧、易宗羲、文经纬、梅景鸿、杨守真诸人。

倪嗣冲于安庆设探访局，任命王之纲为局长，人称王为“活阎王”，在两年之中竟杀害革命党人五百七十余人。

自二次革命被镇压后，广东省在龙济光、龙觐光兄弟的统治下，“党狱繁兴，除兵变杀人不计外，死者殆不可数算也”。国会议员林文英于国会解散后回到原籍琼州，以开通民智为己任，倡办《琼华报》，方议立案发刊，林及其友陈文甫（富兴隆店主）均被绥靖处逮捕，未经审讯便遭杀害。陈文甫的母亲悲愤交加，自杀而死。1914年3月，龙济光派兵“清乡”，所到之处烧杀淫掳，人民逃避一空。龙军借口顺德县上淇乡附近有“乱党机关”，前往围捕，乘机抢掠，烧毁房屋三四十间。“乡民之因是而死者，闻共四十七名，伤者以百计”⁽¹¹⁴⁾。广东人民团体代表由香港发电报给梁启超，要求他转呈袁世凯制止龙军暴行。龙军反诬人民团体“受乱党利用，破坏济军名誉”。袁不仅不加制止，反而于3月30日发电鼓励龙说：“该督忠勇诚朴，夙所依重。务望搘柱艰危，悉心规画，以纾中央南顾之忧。”后来，由于龙迭次破获乱党机关，“厥功甚著”，袁特赠他一等嘉禾章。

袁世凯及其党徒控制的庞大特务警察网，笼罩全国。一些特务为了邀功请赏或借案行诈，还捕风捉影，栽赃诬陷，制造了许多假案，使不少人横遭迫害，以至含冤而死。湖南省邵阳中学国文教员给学生出了一个提倡民权的作文题，便被指为“乱党”而遭枪毙。类似的冤案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生，以致袁世凯也不得不承认“外省官吏，奉行不善，间有捕役邀功，侦探行诈，诬诱平人等事”，并于1914年12月19日命令各地文武官吏“除恶不可不严，而治狱不可不慎”⁽¹¹⁵⁾。

从1914年初至1915年底，袁政府公布了一连串主旨在于反人民反民主的条例，妄图用严刑酷法使全国人民屈服于暴政之下。

起初北洋政府沿用1908年公布的《大清报律》，以压制舆论。至1914年4月2日，内务部始公布《报纸条例》。这个条例是《大清报律》的翻版，而《大清报律》则是依据专制野蛮的俄国沙皇政府的报律制定的。《报纸条例》规定，所有报刊不得刊载“淆乱政体”和“妨害治安”的新闻，由邮局检查内容，政府阅看大样。这样，警察机关便可以用“妨害治安”等理由，任意查封报社，禁止报纸发行，以至逮捕编辑和记者，判处徒刑。在《报纸条例》公布之前，迫害报业人员的事件已层出不穷。1913年8月，北京《爱国报》编辑丁葆桢所作“时评”说：“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者。为个人可谋生计之处甚多，何必从军。”因这句话，便被军政执法处逮捕，以“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加以杀害⁽¹¹⁶⁾。1914年12月4日，袁世凯又公布了《出版法》，其内容与《报纸条例》的精神是一致的，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管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并规定文书图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出版：“一、淆乱政体者；二、妨害治安者；三、败坏风俗者；四、煽动曲庇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五、轻罪重罪之预审案件未经公布者；六、诉讼或会议事件禁止旁听者；七、揭载军事外交及其他官署机密之文书图画者，但得该官署许可时不在此限；八、攻讦他人阴私，损害名誉者。”如有违犯，轻者罚款，重者处有期徒刑或拘役⁽¹¹⁷⁾。袁政府公布这些条例、法令的主要目的，并不像他们所说的，是要建立法制，而是为了堵塞言路，钳制人民的思想。袁政府根本没有实行法制的愿望，违法和不违法在实际生活中都以官方的意志和政治需要为转移。袁世凯曾批评不按他旨意审理案件的大理院，是“为法所奴役”。

1914年3月2日，袁世凯公布《治安警察条例》和《警械使用条例》。前者共四十一条，其中“政治结社”和“政谈集会”，都要呈报警察官署批准，严禁秘密结社和所谓“扰乱安静秩序”的结社。第二十二条专门为对付“劳动工人之聚集”，规定凡有“诱惑及煽动”、“同盟解雇”、“同盟罢业”、“强索报酬”、“扰乱安宁秩序”、“妨害善良风俗”等，均得禁止之⁽¹¹⁸⁾。5月20日，又公布了《地方保卫团条例》，命令各县属未设警察地方，由县知事监督，建立“保卫团”，负责“清查户口”，“搜捕盗匪”。11月，又先后公布恢复肉刑的《易笞条例》和《惩办盗匪法》⁽¹¹⁹⁾。1915年6月22日，又公布了《惩办国贼条例》。所有这些条例都是为直接镇压革命党和人民而制定的。为了瓦解革命党，1915年元旦，袁世凯又颁布了所谓《附乱自首特赦令》，规定1914年底以前“犯附和乱党罪者”，只要自首，一律赦免。

袁政府用扼杀民族生机的恐怖手段，巩固其封建独裁统治，结果，事情却走向他所期望的反面，人民和袁政府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人民的不满和愤慨，犹如即将爆发的火山熔岩，在地下沸腾、翻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接近爆发。

袁世凯的特务警察统治，不仅引起人民的普遍愤慨，而且也使北洋集团内部的矛盾尖锐起来。为加强警察特务系统的严密控制，1913年以后，袁世凯对他的爪牙也更多地采用血腥手段。

1913年底，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应夔丞脱狱来到北京，请求袁世凯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袁鉴于刺宋在全国引起的轩然大波，不仅断然拒绝接见，而且矢口否认他和应的关系。次年1月19日，应满腹怨气出京，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在京津火车上用电刀结束了应的性命。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刚刚到天津担任直隶都督的赵秉钧，言语之间也微露不平。他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并下令通缉杀应的凶手。袁世凯闻知，大为震怒，但他不动声色，2月19日又让赵兼任直隶民政长，对他表示格外的信赖。赵赴任几天后，即2月27日，突然在天津督署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孔流血而死。当时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袁“遣人置毒羹中”，杀人灭口。

赵秉钧（1859—1914），字智庵，河南汝州人，清末曾任直隶保甲局总办，兼统巡防营，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1902年他创办保定和天津两地巡警，得到袁世凯赏识，由袁奏保担任巡警部右侍郎，掌握该部机要大权和北京警政。他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人民受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言行也都逃不出他的监视，甚至宫廷动静也在注视之列。所有情报都能及时送达袁世凯手里。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北洋集团特务头子的赵秉钧随袁入京，担任民政部大臣，协助逼宫和维持北京秩序，为袁效尽犬马之劳。尽管如此，袁对他为应夔丞被杀事指责自己，仍不能原谅。在抱封建独裁主义的袁世凯看来，赵从刀笔小吏官至国务总理，都是他的恩赐，凡有利于他的事，无论如何都应无条件服从，如若有所反对，就是忘恩负义。这是袁所不能容忍的。但堂堂大总统居然毒杀自己的属吏，毕竟不免要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因此，赵秉钧死后，袁先派朱家宝及其次子袁克文前往吊唁，后又派荫昌为政府代表致祭，发治丧费一万元，并亲题“弼时盛烈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挽联⁽¹²⁰⁾，以后又批令在北京和天津两地为赵建专祠一座。

袁世凯深恐他的这些鬼蜮手段瞒不过赵秉钧的心腹王治馨。王曾先后担任过内务部次长、京师警察厅总监、顺天府尹。宋案发生后，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开会，要求赵秉钧出席。赵派王治馨代表前往。党员群起质问，王答道：“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次日，袁世凯阅报大怒，说：“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¹²¹⁾此后袁对王一直怀有反感。赵死不久，王就以声名恶劣被免官，改任正蓝旗汉军副都统闲职。接着，肃政史夏寿康、周登皞等人联名弹劾王在顺天府尹任内定价卖缺，所得赃款约在七万元以上。6月27日袁下令逮捕，并于10月21日批令“立予枪决”。贪赃纳贿，本是北洋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袁世凯从来视若无睹，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政治需要，才惩办个把县知事之类的小官以欺世盗名。如他于1914年9月，按所谓《官吏犯赃治罪条例》，下令把赃官刘鼎锡（直隶霸县代理知事）立予枪毙，但从来没有公开处决过次长级以上的赃官。而今他却忽然下令将王治馨处以极刑，这一举动自然使京内外北洋派“无不悚然”。张勋、阮忠枢等二十多人或“面为乞恩”，或上呈文请求袁“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袁对“乞恩之呈概不批答，乞恩之人概不接见”。10月23日，他指令总检察厅长罗文幹会同步军统领江朝宗监视行刑，将王枪毙。此后又将王的属吏潘毓桂等逮捕判刑，从而清洗了赵秉钧在京师警察界的潜在势力。王死后，袁对左右说：“王某乃素为赵智庵赏识之人，且相知二十余年，不忍见其有此结局，惟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并发给王的家属抚恤银一千两。翌日，又下令申儆百官，勿贪赃枉法。他说：“顾念京外官吏如王治馨其人，未敢信为必无，毖后惩前，不可不引为大戒。”⁽¹²²⁾

杀王治馨一案，虽然袁世凯别有用心，但声名恶劣的警察头子被处极刑，还是大快人心的。当王被捕后，“北京各报大多数以一律最大之字刊布此项策令，表示其痛快人心之意”⁽¹²³⁾。著名记者黄远庸也认为“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痛快人心之创举也”⁽¹²⁴⁾。

————————————————————

(1) 《民立报》，1913年7月5日。

(2) 《时报》，1913年7月27日。

(3) 林增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页。

(4) 《熊希龄集》，第502页。

(5) 《熊希龄集》，第502页。

(6) 《熊希龄集》，第560页。

(7) 《熊希龄集》，第503页。

(8) 《熊希龄集》，第559页。

(9) 《熊希龄集》，第502、560页。

(1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1页。

(11) 汤漪，字斐予，江西人，美国墨西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出任宪法起草委员长时，年三十三。

(12) 9月初，王家襄当选为参议院院长，辞起草委员会理事，李国珍被补选为理事。

(13) 《时报》，1913年9月14日。

(14) 伍持汉，广东台山人，精医术，早年参加同盟会，在广东创办医学堂，从事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任广东都督府医务部长，急公好义，建树颇多，后被选为国会议员。宋案发生，他主张依法弹劾袁世凯，并上书袁氏，促其退位。有人劝其勿鼓动民气，他说：“此乃议员天职，苟利国，死生以之。”被害时四十二岁。

(15) 徐秀钧，字子鸿，江西九江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清末在江西办教育，组织江西教育会，鼓吹革命。后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幕。民国建立，加入国民党，先后为江西都督公署顾问，众议院议员。宋案发生后，主张南方五省结盟，抵抗袁政府。被害时三十五岁。

(16) 褚辅成、朱念祖、常恒芳三人在袁世凯死后出狱。其他五人被关押在天津，国会解散后获释。

(17)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4、675页。

(18) 《政府公报》，1913年8月1日。

(19) 《爱国白话报》，1913年7月31日。

(20) 《黎副总统政书》，第329页。

(21) 《许世英亦脱国民党》，《时报》，1913年9月18日。

(22) 《时报》，1913年9月11日。

(23) 《大公报》，1913年10月10日。

(24)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5—11页。

(25) 《远生遗著》卷3，第207页。

(26) 《远生遗著》卷3，第211页。

(27)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397页。

(28)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397页。

(29)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1912，6，19．

(30)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428页。

(31)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430页。

(32) 《政府公报》，1913年10月11日。

(33)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712页。

(34) 《远生遗著》卷3，第211页。

(35)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443页。

(36) 莫理循（G．E．Morrison，1862—1920），澳大利亚人，清末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与袁世凯关系密切。1912年8月1日起担任总统府政治顾问，为袁出谋划策。他是袁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之间的联系人，与蔡廷幹（袁的英文秘书）、梁士诒等交往颇多。

(37) 古德诺（F．J．Goodnow，1859—1939），美国人，法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德国法律。1912年7月来中国担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至1914年夏天回国，担任霍浦金斯大学校长。第二年7月又到北京。袁克定、周自齐等人与他关系密切。

(38) 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人，法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国际法的研究者。1913年3月初到北京，担任袁世凯的宪法及附属法顾问。袁依靠他联系日本政界要人，传递消息。

(39) 《政府公报》，1913年10月23日。

(40) 《政府公报》，1913年10月21日。

(41) 《顺天时报》，1913年10月18日。

(42) 《政府公报》，1913年10月25日。

(43) 《顺天时报》，1913年11月6日。

(44) 《顺天时报》，1913年11月9日。

(45) 《顺天时报》，1913年11月8日。

(46) 《顺天时报》，1913年11月9日。

(47) 《顺天时报》，1913年11月6日。

(48) 《政府公报》，1913年11月5日。

(49) 《时报》，1913年11月12日。

(50) 《顺天时报》，1913年11月16日。

(51) 《中华民国史料》中册，第8页。

(5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5页。

(53)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1926年版，第29—31页。

(54)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1926年版，第35页。

(55) 《政府公报》，1914年2月4日。

(56) 《政府公报》，1914年3月2日。

(57) 梁启超：《令京外各级审判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一，第18页。

(5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83、687页。

(59)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85、687页。

(60) 《远生遗著》卷4，第12页。

(61) 《远生遗著》卷4，第12页。

(62) 《政府公报》，1914年2月10日。

(63) 《政府公报》，1914年2月14日。

(64) 《爱国报》，1914年2月19日。

(65) 《庸言》第2卷，第4号。

(66) 《大总统布告第一号》，《政府公报》，1914年5月1日。

(67) 《大总统布告第一号》，《政府公报》，1914年5月1日。

(68) 《大总统布告第一号》，《政府公报》，1914年5月1日。

(69) 《大总统布告第一号》，《政府公报》，1914年5月1日。

(70) 马震东：《袁氏当国史》，1930年版，第367页。

(71) 柳隅：《新政制》，《庸言》第2卷第5号，1914年5月。

(72) 汪馥炎：《中华民国约法摘疑》，《中华杂志》第1卷第6号。

(73) 《时事汇报》第8号，第50页。

(74) 《远生遗著》卷4，第44页。

(75)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州人，举人出身，报捐道员，因富于机略权变，“喜逸恶劳而多消息”，被称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清末曾入李鸿章幕，李死后投靠袁世凯，充洋务总文案。袁氏“事罔洪纤，尽以咨商”，因而素有“智囊”之称。他是洪宪帝制的重要谋臣之一。

(76) 1913年12月22日，袁世凯下令农林、工商合并，称农商部。

(77) 《爱国白话报》，1914年5月5日。

(78)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187、188页。

(79)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187、188页。

(80)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187、188页。

(81) 阮忠枢（1867—1917），字斗瞻，安徽合肥人，生于淮军将领家庭，举人出身。李鸿章以其“武阀能文”，极加器重，曾任为北洋军械局总文案。1895年入袁世凯幕，“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从清末以来，一直充当袁与北洋文武官吏之间的联络人员，参与机要。

(82) 周树模，字少模，翰苑出身，清末当过御史和巡抚。1914年7月由黎元洪举荐，接任平政院院长。

(83) 《爱国白话报》，1914年5月27日。

(84) 《政府公报》，1914年6月6日。

(85) 《民国十年官场腐败史》，第61页。

(86) 《政府公报》，1914年7月29日。

(87) 陈灨一：《新语林》第2卷，第9页。

(88) 《远生遗著》卷4，第73页。

(89) 《爱国白话报》，1914年5月27日。

(90) 坂西利八郎，日本炮兵大佐，清末曾任袁世凯的练兵顾问。1912年7月到北京应聘担任总统府军事顾问。他会讲汉语，经常与袁世凯交谈，对民初军事的建议颇多，统率办事处的组织条例初稿就是由他拟定的。他有两名日本助手，其中之一是后来臭名昭彰的侵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坂西与王士珍、段芝贵等人关系密切，1915年7月回日本

(91) 唐在礼，字质夫，日本士官一期毕业，清末曾在练兵处和北洋督练公所任职。民国后任总统府军事处参议、代理处长等职。

(92) 唐在礼：《辛亥革命前后的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20页。

(93) 《政府公报》，1914年11月12日。

(94) 《政府公报》，1912年12月27日。

(95) 《民国十年官场腐败史》，第52页。

(96) 《民国十年官场腐败史》，第52页。

(97) 《远生遗著》卷2，第188页。

(98) 一般一省划分为四道，黑龙江、贵州各两道，奉天、湖北、安徽、山西各三道，江苏五道，广东、广西各六道，甘肃最多，为七道。

(99) 《时事汇报》第8号，第40页。

(100) 《政府公报》，1914年5月23日。

(101) 《政府公报》，1914年4月23日。

(102) 《远生遗著》卷2，第45页。

(103) 《政府公报》，1914年3月20日。

(104) 《政府公报》，1914年3月14日。

(105) 《政府公报》，1914年7月1日。

(106)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补遗，第4页。

(107) 《政府公报》，1914年8月1日。

(108) 《心太平室集》补遗，第4页。

(109) 王建中：《洪宪惨史》，1925年版，第11页。

(110) 《陆军部呈准缉拿从逆军官名单》及《大理院通缉从逆军官名单》。

(111) 《爱国白话报》，1914年5月2日、6日。

(112)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4年。

(113) 王健：《癸丑失败后湘中革命党史概略》，《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　

(114) 民智：《党祸记》，《民国》第2期，1914年。

(115) 《时事汇报》第8号，第44页。

(116) 《民立报》，1913年8月21日。

(117) 《时事汇报》，第8号，第99页。

(118) 《政府公报》，1914年3月3日。

(119) 《政府公报》，1914年5月21日。

(120) 《赵秉钧哀挽录》，1914年印。

(121) 《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59页。

(122) 《时事汇报》第8号，第20页。

(123) 《远生遗著》卷4，第67页。

(124) 《远生遗著》卷4，第67页。

第七章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

第一节　封建复古逆流和恢复帝制的酝酿

一　封建复古逆流及祀孔、祭天

随着封建独裁政治制度的确立，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复古思想也迅速流行开来，毒化了中国的政治空气。

二次革命以前，辛亥革命对封建制度的冲击作用还没有消失，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还有相当大的政治势力。因此，在舆论方面，有关民权、法治的宣传一度占有优势，对数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制度和道德习惯的抨击，也是比较尖锐的；以致在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心目中，君主专制和官僚特权都变为非法，政治平等和言论、结社、通讯等项自由在表面上已为人们所公认。封建孔教和等级观念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被否定，孔孟的经典在各级学校中都丧失了特殊地位。社会上，特别是经过革命洗礼的南方各省城镇，反封建礼教的精神一度十分高涨。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体系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占着统治地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民国元年、二年间，封建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从北洋政府建立之日起，袁世凯及其追随者就认定民主主义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他们千方百计地曲解或丑化民主制度，但是开始还不敢直接公开攻击民国，而是用空泛的道德说教作幌子，贩卖封建专制主义的货色，故意把他们看不惯的新现象和清末原有的腐败风气混在一起，说成是民国带来的。在他们看来，民国政局和社会风气比清末更为败坏，其原因主要并不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和封建势力继续作祟，也不在于国家贫困衰败，更不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在于人们追求挣脱封建纲常礼教的桎梏。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¹⁾。因此，要“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唯有提倡纲常名教。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惟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²⁾。在这道恢复礼教的号令鼓舞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以所谓“力挽狂澜，扶翼圣道”为宗旨的尊孔小团体，如上海有孔教会，北京有孔社，济南有孔道会，太原有宗圣会，扬州有尊孔崇道会，青岛有尊孔文社，等等。其中以孔教会的活动最为突出。

孔教会于1912年10月7日在上海成立。发起人为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姚文栋等。其简章规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目的。次年9月27日，在曲阜召开全国大会，正式成立总会，并从上海迁到北京，把康有为推为会长，陈焕章担任主任干事，负实际责任。各省成立分会或支会，此外在曲阜设立总会事务所，以衍圣公家族孔祥霖为经理，以张勋任名誉会长。1914年孔教总会由北京迁往曲阜，上海、北京各设一总事务所。孔教会的头目和活动分子很复杂，大体上有如下几种人：一部分是清末的保皇党人，如康有为、麦孟华、陈焕章等；一部分是封建文学名士，如陈三立、王锡蕃、张尔田以及著名的翻译小说家林纾等；另一部分人是清朝遗老，如梁鼎芬、沈曾植等人；还有孔氏家族成员孔令贻、孔祥霖、孔祥柯等。以上这些人大都是前清举人或进士出身，受封建文化熏染最深，又以“卫道者”自命。孔教会自称是一个宗教团体，奉孔丘为教主，诵读四书五经，表面上说是不涉政治，实际上政治倾向十分明显。大多数骨干分子都仇视民国并阴谋复辟帝制。他们反对新思想、新文化，认为辛亥革命后的形势是“礼坏乐崩”，“民德日益堕落，人心日益险诈，党争日益激烈，伦理日益紊乱”，如不挽救，“人类将灭”，“相率而为禽兽”。挽救的办法就是要尊孔读经。1913年8月，当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陈焕章联合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王式通等人上书国会，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黎元洪、冯国璋、张勋等一些在朝文武要人，也纷纷通电，支持他们的要求。一时闹得全国乌烟瘴气。孔教会的活动引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革命党人不赞成定孔教为国教，其他宗教团体尤为反对，因此国会宪法会议否定了孔教会的无理要求。

袁政府虽然不赞成定孔教为国教，但对于尊孔读经却是极力提倡的。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说孔子“为万世师表”，其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他还说：“前经国务院通电各省，征集多数国民祀孔意见”，“应俟各省一律议复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³⁾。9月3日，经教育部批准，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仲秋丁祭祀孔大会，袁世凯特派梁士诒为代表参加，表示鼓励。为祝贺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衍圣公孔令贻应召来到北京，向政府呈献孔氏族谱及前代冠服各物。袁世凯批令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继续享受前代荣典祀典。次年1月24日，政治会议开会，根据所谓“多数国民的意见”，议决祀孔，并制定仪礼，仍沿用前清制度，作为大祀，还要求各地方将所有文庙一律规复尊崇，每县设奉祀官一员，管理庙务和祭祀。接着，袁政府公布崇圣典例，规定衍圣公的荣典和岁俸，孔氏祀田由地方官清厘升科，等等。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规定。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学说曾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历代封建帝王大都利用孔子的学说正君臣之义，巩固专制统治。从宋代以来，孔子又变成封建纲常礼教的化身，享受帝王的祭祀，至清末，其规模仪礼与祭天同。袁世凯把孔子抬出来，目的是要用纲常礼教来束缚人们的思想。他颁布的祀孔告令说：“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幸天心厌乱，大难削平，而舍鞠为荆榛，鼓钟委于草莽，使数千年崇拜孔子之心理缺而弗修，其何以固道德之藩篱而维持不敝？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⁴⁾最后，他规定每年旧历仲秋上丁，京师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京师由大总统致祭，各省地方文庙，由各省长官主祭。

1914年9月28日，即仲秋上丁，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带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荫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据当时记者报道，袁“跪拜从容，自始至终，绝无稍倦”。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祀孔活动。

在举国祀孔的前后，袁政府还颁发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根据参政院的决议，袁世凯于1914年3月11日公布《褒扬条例》，规定：凡孝行节妇“可以风世者”，均由政府官吏给予“匾额题字，受褒人及其家族愿立牌坊者，得自为之”。10月27日，参政严复在参议院会议上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建议案》，连署者有梁士诒、王世澂、施愚、王家襄、汪有龄等二十人。该提案主旨是：忠孝节义，久为古人所倡导，应以此四端为中华民国立国精神。并附有办法六条：“（一）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记忠孝节义之事，择译外国名人言行足以感发兴起合群爱国观念者，编入师范生及小学堂课本中，以为讲诵传习之具。（二）历史上忠孝节义事实，择其中正逼真者制为通俗歌曲，或编成戏剧，制为图画，俾令人民演唱观览。（三）各地方之忠孝节义祠堂坊表一律修葺整理，以为公众游观之所。每年由地方公议定一二日，醵资在祠举行祭典及开庙会。（四）人民男妇，不论贵贱贫富，已卒生存，其有奇节卓行，为地方机关所公认，代为呈请表章者，查明属实，由大总统酌予荣典褒章。（五）治制有殊，而砥节首公之义终古不废。比者政体肇更，主持治柄之地，业已化家为官。大总统者抽象国家之代表，非具体个人之专称，一经民意所属，即为全国致身之点，乃纯粹国民之天职，不系私暱之感情。是故言效忠于元首，即无异效忠于国家，至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国家之相乱也。此义关于吾国之治乱存亡甚巨，亟宜广集中外古今学说，剖释精义，勒成专书，布在学校，传诸民间，以祛天下之惑。（六）旧有传记说部或今人新编西籍撰著，其有关于忠孝节义事实者，宜加编译刊布，以广流传。”此案提出后，参政“多数赞成”，当日咨送政府。袁世凯据此于11月3日下了一道“箴规世道人心”的告令，对参政院建议“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认为切中时弊。他说：“天下无不可移之风气，即无不可挽之人心，况今环球大通，互相砥砺，将欲合群救国，惟有保存固有之国粹，以发挥天赋之本能。盖自科举末流，习为浮伪，而考据词章之士，又以义理之学为不足观，道德沦丧，小人道长，一二桀黠之徒（指孙中山等民主派），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接着又说：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最后他说，国民既把国家“付托”给他，首先他就要“改良社会”，以忠孝节义四者为立国之精神。他传喻内务部和教育部，按六条办法分别实行，并分咨各省，将此项建议案及告令悬挂于各学校的讲堂，刊印于各课本的封面，“以资警惕，务期家喻户晓，俾人人激发其天良”。最后他又警告说：须知“积人成家，积家成国”，“由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谓忠臣孝子，节义之士；反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谓乱臣贼子、狂悖之徒。邪正之分，皆由自取”⁽⁵⁾。

与恢复祀孔制度的同时，袁政府也决定恢复祭天，并由礼制馆制定了《祭天仪礼》，公布了《郊天乐章》。

12月20日，袁世凯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他说：“改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郊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亡其礼，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观之有赫，示临保之无私，尤与民之精神隐相翕合。”根据内务部的呈文，袁世凯命令：“本年十二月二三日为冬至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届时“本大总统敬率百官，代表国民亲诣行礼。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地方人民，于其治所致祭”⁽⁶⁾。23日清晨，袁世凯亲自祭天，自新华门至天坛用黄土垫道，戒严净街。袁乘坐汽车，警卫森严，前有步军统领江朝宗和警察总监吴炳湘骑马并行开道，后有总统府指挥使徐邦杰保镖，四周大队骑兵前呼后拥，威仪与前清帝王出宫毫无二致。袁至天坛，在更衣殿换上离奇古怪的衣冠，登坛顶礼膜拜，一切仪礼完全模仿封建帝王，只是由跪拜改为多次鞠躬。

在阶级社会里，神权往往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服务。中国历代帝王，每每假造天意做他们的护身符，说他们的特殊地位和权力，都是上承天意，人民只能俯首帖耳地接受奴役，否则便是逆天。袁世凯大搞祭天活动的目的，说穿了就是企图借天来震慑百姓，用神权来对抗民权，把他那不得人心的独裁统治说成是上天神圣意志的表现，谁要反对他，谁就是上逆天理。

但是，由于祀孔、祭天遭到人们的反对，袁世凯不得不在祀孔令中特别说明，祀孔决非模拟“历代人主，专取其小康学派，巩固君权”，而是取孔学“大同共和之义”，“以正人心，以立民极，于以祈国命于无疆，巩共和于不敝”⁽⁷⁾。在祭天令中，他也极力否认“尊天为帝制所从出”。然而，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表白，实际上是欲盖弥彰。所以从祀孔、祭天之日起，人们都预感到恢复帝制已为期不远。

二　清室复辟活动的失败和帝制的酝酿

辛亥革命虽然把皇帝赶下台，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并没得到根本改造，帝制观念也没有完全破产。一些失去统治地位的满族亲贵和汉族官僚士大夫，仍不甘心失败，妄图改变民国政局，实现清室复辟。

清室复辟派内部大致有四股势力，其一是以恭亲王溥伟和肃亲王善耆为首的亲贵集团。辛亥革命时他们顽固反对逊位，反对共和，号称宗社党。民国建立后，他们仓皇逃离北京，避居于大连、青岛等地租界，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善耆接受日本财阀太仓喜八郎等侵略分子的枪械援助，指挥蒙古亲王升允、铁良等人在东北和内蒙一带组织所谓“勤王”武装，多次发动叛乱。其二是一批清朝遗老名宿，如直隶提学使劳乃宣、礼部侍郎于式枚、学部副大臣刘廷琛、翰林院编修胡嗣瑗，以及章梫、署理安徽巡抚沈曾植、吏部主事胡思敬、湖南布政使郑孝胥，等等。这些人曾在清朝中央和地方担任过要职。他们以“臣当忠君，民当忠国”的气节自励，自称“顽民”，耻食民国俸禄，而蜷伏在天津、上海、青岛、大连等地，招朋引类，著书立说，抒发怀念“故国旧君”之情，丑化和诋毁民主共和，并时常潜赴各地，拉拢一度反对共和的在朝人物如张勋、冯国璋之流，企图制造混乱，乘机“旋乾转坤”。其三是清末保皇党康有为等人。民国后，康有为仍然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成为清室复辟的积极鼓吹者。他创办《不忍》杂志和《国是报》，先后发表《共和救国论》、《共和政体论》和《救亡论》等文章，歪曲和攻击共和制度，鼓吹“虚君共和”。他说：“中国帝制行已数千年，不可骤变，而大清得国最正，历朝德泽沦洽人心。存帝制以统五族，弭乱息争，莫顺于此。”其四是长江巡阅使张勋。在清室复辟派中，他是唯一掌握兵柄的。他的队伍先后驻扎在兖州和徐州，仍然留着发辫，表示效忠清室，因而人们讥笑张勋为“辫帅”，他的定武军也有“辫军”之称。

以上就是清室复辟派的主要阵容。像一切腐朽没落的政治派别一样，复辟派互相猜忌，倾轧剧烈。他们都以拥戴废帝溥仪（宣统）复辟为号召。当时，尚未成年的小皇帝溥仪和隆裕太后仍然居住在清宫里，根据退位优待条件，每年享用北洋政府四百万元的优待费，称孤道寡。溥仪继续用宣统年号颁发上谕，对任民国政府官吏的前清故臣如唐景崇、赵秉钧等人，赐寿赐恤，死后还要赐谥及宣付史馆立传，等等。宗人府及内务府各衙门当差人员，依然翎顶发辫，不改衣冠。内务府慎刑司仍按清代律例，拘禁刑罚太监，置民国法律于不顾，俨然是国中之国。

从北洋政府建立的那一天起，袁世凯不仅千方百计镇压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时也挖空心思对付清室复辟派。然而，他对这两方面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尽管清室复辟派认为袁世凯以不正当手段取得了大清的天下，把他比作王莽、曹操之流，但袁世凯一直谋求与他们和解。他认为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小朝廷和遗老们对北洋政权没有严重的威胁，唯一使他担心的是掌握兵权的张勋。当探知张勋与遗老们密谋支持清室复辟时，他便于1912年6月派徐世昌和田文烈专程到兖州去说服他。从小站练兵时起，张勋就拜徐世昌为师，对徐言听计从。他对徐说：“袁公之知不能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⁸⁾他并请徐转告袁：“袁公在，唯袁公之命是从。”从此，袁不仅对张放心了，而且有意加强了“辫军”的实力，用来作为对付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工具。为了争取清室复辟派为袁政府效力，袁世凯曾屡次电邀康有为入京“主持名教”，“共天下之事”；对康等恶毒攻击共和制度的言论，一概置若罔闻，因为他和康有为虽然各有各的用心，但仇视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是一致的。袁政府还竭力作出尊重清室的姿态。1913年2月15日，隆裕太后诞辰，梁士诒代表袁世凯入宫道贺，呈递“国书”称：“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隆裕太后陛下，愿太后万寿无疆。”七天之后，隆裕病故，袁世凯派荫昌、段祺瑞、江朝宗前往致祭，特致赙仪三万元，并命令北洋政府各公署下半旗志哀三日，所有官员挂孝戴纱。在炮制《中华民国约法》时，他坚持把优待清室条件写入，并多次表示他的元首地位是由清廷禅让而来，不能不“饮水思源”⁽⁹⁾。1913年下半年，袁政府采取了“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的方针，规定只有在清朝做过州县官吏的人，才能担任民政长，并多次表示“优容前清耆旧”。袁世凯亲自打电报邀请各地遗老到北京做官，凡是应邀而来的，他无不接见，“礼敬如宾”，百般笼络。当年底，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应邀入京担任参政和清史馆馆长，袁世凯单独接见赵时说：“此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指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谋欲卸肩，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忍辱负重，蹈此浊流。”⁽¹⁰⁾这些话传开以后，一些遗老以为袁世凯真要把政权交还故主了。

1914年7月，徐世昌聘请刘廷琛为政事堂礼制馆顾问。刘拒不应聘，上辞呈说：“自国变后，伦纪坠地，禽兽逼人，识者咸知中国不能专以法治，则修明礼教诚当今急务。”他还说：“民主之制，不合于中国国情，已为众所共信，项城若遽自称帝，则自悖初意，非特为中国举国所不服，亦必为外国各国所不承。”因此，他要求徐世昌转告袁氏，“奉还大政于大清朝廷，复还任内阁总理，总操大政，以令天下，则名正言顺，人心翕然”，并表示如此则“故老遗臣亦皆肯出而宣力”⁽¹¹⁾。

劳乃宣也以为复辟的时机已成熟，把他所著的《共和政解》、《续共和政解》及《君主民主平议》等三篇文章印刷成册，广为散发，并送给赵尔巽、徐世昌等人转呈袁世凯。书中说，“项城之心实未忘大清也，革命变起，四方响应，专用兵力，诛不胜诛，故不得已而出于议和，而议和之中首重优待皇室。……其不忘故君，实为众所共见。特限于约法，不能倡言复辟。且幼主方在冲龄，不能亲理万机，亦无由奉还大政，故不得不依违观望以待时机也”。他给袁世凯献策说，转圜之良法唯有“定宪法之名曰中华国共和宪法”，定国名为“中华国”，以共和纪年，并希望袁世凯连任总统十年，等宣统十八岁时还政于大清，大清皇帝封袁世凯为王爵，“世袭罔替，所以报项城之勋劳，亦以保项城之身家也”⁽¹²⁾。据说袁阅后，“一笑置之，不欲过事追究”⁽¹³⁾。这一来，复辟的风声越来越紧，皇宫里上上下下都笑逐颜开，大为活跃，以为很快就会“日月重光”。逃亡到日本的铁良也潜回北京暗中活动。京城内外谣传清室勾结日本浪人，密议在京起事。一时复辟之说街谈巷议，闹得满城风雨。

袁政府深恐复辟谣言酿成“大患”，即以“杜乱防嫌，保全清室”为名，决定查办复辟魁首。1914年11月13日，肃政使夏寿康呈请“严行查禁复辟谬说”，袁世凯立即“批交内务部查照办理”。内务部列为“重大内乱案件”，通饬各省及京师警察厅迅速查办。16日，袁世凯召集军政要人在总统府开谈话会，详述辛亥革命时清帝逊位经过情形及自己“维持国家之苦衷”。当即议决制止复辟谬说的三项办法：1．向全国宣布当日皇室赞成共和的详情，“使一般顽固之徒自知觉悟”；2．禁止关于宣传复辟的书籍出版；3．如仍执迷不悟，“则治以煽动人心、反对共和之罪”。为了杀一儆百，步军统领江朝宗于次日传迅并拘留了倡言复辟的国史馆协修宋育仁。同时，参政院开大会，孙毓筠串连旗籍参政荫昌、联芳、宝熙、增韫、赵尔巽等五人及梁士诒等三十人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指斥鼓吹清室复辟者，“淆乱国体，离间五族，危害清室，惹起外患，酿成内乱”，实为“全国之公敌”，要求政府像去年查办“请总统称帝者”一样，对“假此谬论希图扰乱治安者，即照刑事内乱罪从严惩治”⁽¹⁴⁾。参政院参政一致通过，即将此案咨送政府。劳乃宣本在济南，闻风避入青岛。赵尔巽也极不自安，面谒袁世凯说：“劳之心地实属糊涂。”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对总统府内史夏寿田说：“他们（指宋育仁等）胡闹，我绝不能附和。”司法部一面饬总检察厅检举造谣人，依法严办；一面于11月20日通知各省文武长官检举所属，“按刑律内乱罪分别惩办，并出示晓谕地方军民，一体知悉，毋得轻信浮言，致干刑典”⁽¹⁵⁾。于是，各省将军、巡按使张锡銮、张元奇、朱庆澜、段芝贵、朱家宝、汤芗铭、阎锡山、金永、陆建章、朱瑞、屈映光、赵倜、田文烈、李纯、龙济光等二十多人纷纷发出通电，要求严禁复辟。这些电文的内容大同小异，一般都有两个要点：一是颂扬袁世凯“雄才大略，维持大局”，“舆论人心，同声悦服”；甚至吹捧说：“中国之安全，实惟大总统一人是赖之。”另一点是声讨清室复辟派，有的电报无中生有地说：制造清帝复辟之说者，“皆乱党百出诡计，以图扰乱治安”。倪嗣冲要求袁对“与此事发生最有关系”的“皇室”、“清流”和“乱党”“从严惩办，以遏乱萌，而固国体”⁽¹⁶⁾。

袁世凯的党徒故意把清室复辟派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硬扯在一起，借以打击清室复辟势力。这一着果然奏效，遗老们吓得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小朝廷内一片惊慌。世续急忙向袁氏表白说，复辟之说，“清室毫无所闻”；并请袁“适当惩办，以全清室，而固民国”。瑾皇太妃哭泣着派正蓝旗都统志锜前去谒袁，“力为疏通，以释嫌疑”。袁派内史长阮忠枢为代表，接见志锜。志锜说：“此等谣言，内廷毫不知情。匪唯不敢存此心，并亦不愿闻此说，以清室荷蒙大总统优待，铭感万分。”阮忠枢答应代为转陈，并“告以大总统向以保全中国，保全皇室为唯一宗旨”，可放心回去。志锜唯唯而退。

11月23日，袁世凯“应全国军民的请求”，下令“申禁复辟邪说”。令文说：“此等狂瞽之谈，度倡言者不过谬托清流，好为异论，其于世界之大势如何，国民之心理奚若，本未计及，遑顾其他。岂知现当国基未固、人心未靖之时，似兹谬说流传，乱党将益肆浮言，匪徒且藉以煽惑，万一蹈瑕抵隙，变生意外，势必至以妨害国家者倾覆清室，不特为民国之公敌，且并为清室之罪人。惟本大总统与人以诚，不忍遽为诛心之论，除既往不究外，用特布告中外，咸使闻知。须知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¹⁷⁾接着，他又派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司法总长章宗祥前往清宫，与世续商洽，根据参政院的建议，定出清室“别嫌明微”的七项办法：尊重民国现行法令，裁撤宫内慎刑司；通用民国纪年；废止对官民赐谥及其他荣典；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应一律服民国制服；政府照优待条件依旧保护；等等。

宋育仁、劳乃宣等倡言复辟，本宜处以“紊乱国宪”罪，但袁政府不仅有意从轻处理，而且有意将此案从速了结。袁世凯“申禁复辟邪说”的命令，措词比较温和，主旨在说明“既往不究，申戒将来”。发布禁令后，徐世昌又以个人名义，在政事堂宴请在京前清遗老，疏通意见。对宋育仁的处理则更是“宽大为怀”，由内务部派一个科长和八个护兵，于11月30日“护送”回四川原籍，不但发给川资一千元，而且到原籍后由地方官月送三百元，以资养老。袁氏不仅“于宋既留不尽之意”，对劳乃宣也惋惜不已。结案以后，他邀请黎元洪、徐世昌等谈话，不胜遗憾地说：“玉初（劳乃宣字）极有作为，为余特拔之人，前者不受参政，疑即有因，但尚不知有此谬见匿于心中。”⁽¹⁸⁾

袁世凯对清室复辟派如此宽宏大量，并非真的对这些昏聩老朽有什么偏爱，而是要收买人心，给帝制自为预留余地。某日政事堂开会，谈起清室复辟派，袁说：“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系自明取得，便当找姓朱的，最好是洪武后人，如寻不着，朱总长（朱启钤时任交通总长）也可以做。”身为共和国总统，公开倡言可要皇帝，只是不要满族，要汉族，这使当时在场的人都深感其“用心正堪寻味也”⁽¹⁹⁾。

袁世凯的帝王思想由来已久，至晚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已有成就帝王之业的打算。武昌起义后，倪嗣冲、段芝贵等人都认为天下大乱，民无所归，捷足者先得，劝袁世凯黄袍加身。但袁世凯认为称帝风险太大，因为：“一，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为后世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两江总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升允（陕西巡抚）均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达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据徐世昌后来回忆说，由于上述五方面的考虑，袁世凯倾向“表面维持清室”⁽²⁰⁾，而极力反对建立民国。袁氏曾说：“国民中有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愿拥戴旧皇室。进步一派，不过占十之三耳。若今次革命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革命，谋恢复帝制，似此国中扰乱不已，人人将受其害，数十年间中国将无太平之日矣。”⁽²¹⁾后来，他为了取得民国总统的地位，虽然不得不信誓旦旦地宣布“共和国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²²⁾，但对民主共和政体“诸多隔膜”⁽²³⁾，近代社会任何比较深刻的变革，都是他所不能理解的。尽管如此，在二次革命被镇压之前，袁世凯及其党徒都还不敢公开谈论帝制，而且忌讳谈论这类事情。

1913年3月，湖北商民裘平治呈请袁世凯改行帝制，声称：“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隶，曷若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国内还有相当大的力量，袁氏觉得“商民”这么一说，无异泄露“天机”，会授革命派以柄，所以立时下令严拿，“按律惩办”。令文说：“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为，若非丧心病狂，意存尝试，即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如务为宽大，置不深究，恐邪说流传，混淆视听，极其流毒，足以破坏共和，谋叛民国。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²⁴⁾但镇压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认为帝制的最大社会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被打垮了，北洋派一统天下，便开始进行帝制的尝试。他在私下里就几乎不再说大总统是“国民公仆”之类冠冕堂皇的话了，而公开以“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指导来行事。他安居总统府中，拥卫队数万，侍妾成群，纵帝王之豪奢，极人间之奉养。他深居简出，日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号施令，其中不少告令全然类似前清时代的上谕，以华美的文词，援引古圣昔贤的格言，侈谈“仁义道德”，“救国救民”。这类告令，都是欺世盗名的。

最多的一类告令是任免官吏。袁世凯以官爵利禄为羁縻工具。对于高级官吏的选拔，政府规定过详细办法：凡政事堂记名简任人员，都由内外大吏保荐，分班送觐，有如前清“引见”。觐见后，由国务卿及内务总长接见，咨问考察，各加考语送呈总统。总统随时传见，询其在官经验成绩，再加考语，封固密存，分别存记及发交部省录用。遇有官吏出缺，即由总统选拣名单，与政事堂卿丞审慎择用。其实，规定只是形式，官吏的实际任命，非贿赂即情面，最后由袁一人拍板决定。文武官吏上任前，由总统府承宣厅安排觐见，领受训辞，有如前清“请训”故事。这样使文武百官都感觉到只有依靠袁世凯的恩宠，才能升官发财，自然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袁的统治下，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庞大的官僚队伍成为一特权阶层。他们“特能多取不义之财，而淫威以逞。故求者极丧尽其廉耻，与者乃极肆其骄倨，而恶劣之心理遂影响于一切政治”⁽²⁵⁾。

袁世凯用以观察政治生活的根本观点，依旧是封建的官治思想。在他看来，民主主义的制度是罪大恶极，只有专制主义的官僚统治方式才是天经地义。他认为中国数千年都是帝王君临天下的历史，只有改朝换代，没有革命；辛亥革命只是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的“盗贼禽兽”般的暴乱。这种政治观点，从许多告令中不断流露出来。1914年10月31日，他在一道申令里说：“辛亥事起，各省响应，孙文因闻改革将成，急遽返国……遂以数十私党拥护，设临时政府于江宁，举措乖戾，纲纪荡然……谬解共和，伪托平等，实则败坏法度，殄灭伦理，倒行逆施，上尤下效，使我二千年声明文物之邦，几一举而陷于盗贼禽兽之域，言念及此，可为浩叹。”⁽²⁶⁾尽管袁世凯在总统的名义下，已经获得了皇帝独裁的权力，他仍然感到不满足。他认为要一劳永逸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只有窒息民主精神，彻底地消灭共和的形式，恢复君主制。袁世凯所追求的君主制，不是当时英国的虚君君主制，这种君主制，必须有民选的国会和对国会负责的内阁，也不是日本的寡头专政的君主制。这两种君主制都是以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袁世凯所向往的是中国传统的以封建势力为基础的家天下君主制，与英、日迥然不同。这种君主制，皇帝立于法律之上，权力不受任何限制。袁世凯常常以否定的口气问他的亲信：“共和办得怎么样？”共和国体是经过革命和国民公意建立起来的，袁世凯竟称为“办”。这句话露骨地表现出他对家天下的迷恋。

袁世凯于1914年11月镇压了清室复辟派，次年初帝制自为的鬼影，便若隐若现。元月间，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约请梁启超赴汤山春宴，只有杨度一人作陪。据梁启超回忆说：谈话时袁克定“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²⁷⁾。

正当总统变皇帝的把戏，由秘密而将要公开时，袁政府忽然接到了日本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不得不暂时中断帝制活动而转入中日交涉。

第二节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一　欧战爆发后的远东局势和日本侵入山东省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形势发生变化。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和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在欧洲互相厮杀，暂时无暇顾及远东。日本大隈内阁认为这是它推行“大陆政策”千载难逢的机会，遂以英日同盟为幌子，积极展开参战活动。

当时，英国在远东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担心日本参战，可能影响远东的和平和它的商业利益。所以欧战发生后，它曾通告日本，说明如果威海卫及香港等地受到德国攻击，将要求日本援助，否则将尽力避免使日本卷入战争。美国当时也希望维持远东现状，对日本抱有戒心。沙皇俄国为了确保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认为有必要尽力维持同日本的“亲善”关系，不反对日本参战。但是它也害怕日本在远东“自由行动”，损害它的权益。所以俄国外交大臣曾向英、法大使表示，将来可由英、法、日三国分割德国的殖民地，而不赞成由日本独占胶州湾。为了达到参战目的，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向英国表示：日本参战的目的在维持远东和平，对中国领土并无野心，也不会损害英国的贸易，同时强调日本内阁应英国之邀而参战，已经奏明天皇，非有重大事变不能变更。到8月初，英国乃不得不放弃初衷，以限制战局地区为条件，赞成日本参战。日本表示愿意遵守战区限制，但不在对德通牒中声明。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限23日正午前答复。通牒的内容是：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一律撤退或解除武装，并限于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今属青岛市）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届期德国没有答复，日本乃于23日对德宣战。

日本大隈政府参战的真实动机，是乘机扩张日本在中国的权益，所以参战以后，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在日本向德国发出通牒前，袁政府就宣布了中国的中立立场；8月3日，又照会各国政府，要求参战诸国不在中国领土领海以及各国租借地内作战。6日，正式宣布“决意严守中立”，公布局外中立条规二十四条。同时又向美国、日本提议，由中、日、美三国联合，共同劝告欧战各国限制战区，勿及远东。这个建议不仅没有得到日本的赞成，因为它正想乘机渔利，而且还无理质问袁政府说：“此等关系东方重大事件，中国何径先向美邦提议？”⁽²⁸⁾袁政府便赶忙电令中国驻美公使婉言取消此项提议。德国在青岛的驻军仅五六千人，自知无力抵抗日本，其驻华使馆参赞马尔参（Baron Maltzan）便与袁政府交涉，试图将胶州湾直接归还中国。但由于日本的阻挠和威胁，软弱无能的袁政府不敢接收，而暗中要求美国接管，以后再交给中国。美国不想得罪日本，拒绝考虑；仅依据《罗脱—高平协议》，于19日致函日本，声明各国应确保中国领土完整及机会均等主义，将来应将胶州湾归还中国，日本派兵至中国应与美国取得协议。前此，英国于17日也将英日商定的战区限制自行宣布，说明日本的军事行动不超出中国海以西之亚洲海岸，除东亚大陆的德国占领地外，不侵犯任何外国领土。

英国对日本的安抚政策，和美国仅止于口头声明，助长了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逼迫。日本对德宣战后，即封锁青岛港口，并与英军一起对德军发动攻击，同时秘密要求中国于黄河以南划出中立外地区，以便日军登陆。袁政府外交部答复说：“黄河以南，几包括山东全省，一有此议，必致中外惊疑，万难应允。”并要求日军缩小战区范围，登陆后“行军路线宜限在潍县以东平度一带离华军较远地点”，中国军警保护胶济铁路潍县以西一段⁽²⁹⁾。为了表示对日本的“好意”，外务部还声明日军登陆后，中国军队不抵抗，只提出“抗议”；并表示“临时发生之事，如先与我商，苟可通融，无不竭力”⁽³⁰⁾。尽管袁政府如此曲意妥协，但日本却蛮横无理。9月2日，日军第十八师团二千余人突然在山东龙口登陆，强占电报局，不许中国商民发电报，又派兵占据附近村镇，断绝交通，强迫商会为其供应骡马车一千辆及夫差数百人，还发行军用钞票，强制中国人使用，若有拒绝，即被打骂甚至拘捕、枪杀，诛求驱使，为所欲为。次日，又有日军三千登陆。

袁政府一边提“抗议”，一边赶忙通告各国，参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在辽东境内的先例，把龙口、莱州及接连胶州湾附近各地方划为交战区域，并声明：在交战区“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但对中国的“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身命财产，各交战国仍须尊重”⁽³¹⁾。日军在龙口停留五天后，便向平度进军，一路大肆骚扰。9月10日侵占平度，包围县署，强迫县知事供应肉类数千斤和米麦燃料数百万斤，限五日内交出，过期按军法惩办。更有甚者，日军还张贴布告，对中国人宣示斩律五条⁽³²⁾，公然把中国人视为被征服者。袁政府外交部为此向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提出抗议，日置益置之不理。日军于17日占据胶州火车站，将中国警察尽行驱逐。23日，英军九百人由天津出发，在崂山湾登陆，参加围攻青岛。日军无视中国所划的交战区，有意侵犯中国主权，忽于26日占领潍县车站。袁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撤退日军，“以重信睦”。日置益恃强狡辩，竟说胶济路是德国产业，日本有权占领，与中国无关。其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还对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日军不仅占领潍县，对胶济全线均将如此行动，并要中国军队撤离，否则发生冲突，日本将认为中国协助德国。对此袁政府外交部再次提出抗议，说明胶济铁路系华德商办，按国际公法，“交战国官产在中立国领土，其他交战国尚不能侵犯，况中德商办产业，安得占据”？并指出日军此举“违反协商，侵犯中立，破坏公法”⁽³³⁾。日置益仍一味狡辩，同时日军继续西进，10月5日占领青州，次日进占济南车站，将胶济全线置于日军的控制之下。占领胶济路全线，乃是日军作战之初就已拟定的计划，所以尽管袁政府多次抗议，日本政府始终充耳不闻。袁政府为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便秘密命令沿路中国驻军撤退。

日本的侵略行为和袁政府的迁就，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山东各地受害商民纷纷呈递公禀，要求袁政府执言伸理。当日本占领潍县时，梁启超在参政院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袁世凯就山东问题答复。他说：欧战发生，“大总统曾召集本院同人到府，报告外交经过情况，当时对于报告虽尚不甚满意，而以现在之地位及时局，政府措施若此已觉不易，故亦认为相对的同意。日来据各方面报告，事情已为之一变，虽政府外交因有应守秘密，不能宣布，而本院既代行立法院”，不能不提出质问⁽³⁴⁾。蔡锷补充说：“万一日本以山东为第二之南满，实行其大陆政策，政府究竟如何对付？或者已有办法，实亦本院所乐闻。”⁽³⁵⁾经过讨论，参政院向袁世凯提出质问，列举日军在山东的种种侵略行为，最后表示：“日来各地军民因痛外交之失宜，惧亡国之无日，或设救亡敢死之团，或倡排货修怨之议，有识之士日思所以节制之。瘏口哓音，始获少安，若外交当局不能以国权切实之保障明示吾民，则疑愤所集，万一激成度外之举动，将何求以善其后？”⁽³⁶⁾对此，袁世凯没有明确表示。

10月30日，日军对青岛开始总攻，德军不敌，于11月7日投降。至此，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全部为日本攫取。日本以战胜国自居，对青岛和胶济铁路实行军事统治，制造事端，拒不撤兵。次年1月7日，袁政府正式照会日、英两国，声明取消中立区战，恢复原状，要求在该区域的日军一律撤退。日本政府竟然蛮横地说：中国的声明，独断不当，日本不能因此而受拘束。袁政府于16日再次照会日本，说明中国当时划定交战区域，实是基于“外顾邦交”的一项措施，并没有与日本签订协定，战事既已结束，中国自行宣布废止，本无征求日本同意的必要；况且该区域内德军早已解除武装，英军也已撤去，日军自无继续停留的理由。日本此时已酝酿新的侵略阴谋，所以始终不肯撤兵，有意制造“悬案”。震惊中外的“二十一条”要求即于此时提出来。

二　“二十一条”交涉

日本帝国主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动机，是企图乘机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扩张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1914年8月，日本政府在参战的讨论会上，就决定以归还青岛作为解决满蒙悬案的交换条件。所谓满蒙悬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从清末以来在中国东北南部和蒙古东部地区无视中国主权，不断扩张势力，故意制造出来的。日本政府的对华侵略政策，通常受到元老重臣、军部和民间右翼浪人的影响。这三方面对于侵略中国的手段各有不同的主张，时有矛盾发生，但都认为应乘欧战之机扩大日本在华势力，否则一旦欧战告终，有欧美列强掣肘，日本将失去主动机会。所以欧战爆发后，元老、陆军、财阀及右翼浪人的各种意见书，纷纷递到日本外务省。右翼浪人团体中势力最强的黑龙会，就曾提出《对支问题意见书》，极力主张“独立自主外交”，反对与欧美列强协调。该意见书认为日本应向中国提出“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的优越权，将其统治权委任于日本”；中国应聘请日本军事、财政、教育等顾问，采用日本兵器，将福建海港租借给日本；还要求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等等，企图借此机会一举树立东亚霸权。正是在这种迫不及待的独占中国的侵略思想指导下，大隈政府拟定了所谓《对支政策文件》，即“二十一条”要求的草案，并寻找向中国提出的适当时机。

日本对德宣战不久，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即向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报告，要求乘机向中国提出“悬案”交涉，但外务大臣加藤认为时机尚早，并未予以采纳。至11月上旬日军攻占青岛后，加藤认为最适当的时机业已到来，乃于11月11日将《对华交涉训令提案（即对支政策文件）》提交内阁会议讨论通过，12月初奏明天皇批准，随即召日置益回国述职，令其办理。日本政府的所谓训令，除“二十一条”外，还附有交涉时日本可对中国保证的事项，主要有以下四点：一、保证袁大总统地位及其一身一家之安全；二、严厉取缔革命党及中国留日学生，对反袁的日本商民浪人予充分注意；三、适当时期商议胶州湾交还问题；四、考虑审议袁大总统及有关大官叙勋或赠勋之事。日置益还提出要加上压迫或引诱手段，如：留驻山东日军，必要时可占领津浦路北段；煽动革命党、宗社党从事颠覆袁政府的活动，以此来显示日本之威力和决心；针对袁政府财政困难，拟以借款为诱饵；等等。12月15日，日置益回到北京，便秘密从事交涉布置。当时，他已看破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遂把支持帝制作为交涉的引诱手段之一。他曾对外交次长曹汝霖表示：“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³⁷⁾他并以新归任为词，请求晋见袁世凯。

1月18日下午3时，由曹汝霖安排，日置益在怀仁堂晋见袁世凯，当面递交日文“二十一条”一份，并逐条说明主旨及日本的立场，还威胁说：“中日两国间，近来真意殊欠疏通，中国对日本举措既多有疑虑，且挟有无谓之误解。日本国民中的一部分，亦怀疑中国当局的诚意，常抱反感，加以第三者挑拨中伤，对两国邦交时肇意外之危险”；“今次如能承允所提条件，则可证明日华亲善，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最后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³⁸⁾。两日后，日置益又将另一份条款、附有翻译汉文，递交袁政府外交部，作为正式交涉的根据。

“二十一条”要求分为五号。

第一号，关于山东省四款：一、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力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中国政府概行承认。二、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三、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四、中国政府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

第二号，关于“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七款：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二、日本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营造商工业应用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和所有权。三、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各项生意。四、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臣民。五、中国政府如准许他国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建造铁路或以该地区课税作抵押他国借款时，应先经日本政府同意而后办理。六、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商议。七、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限。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共二款：一、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二、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一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款：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二、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三、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内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全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五、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铁路之建筑权，许与日本国。六、福建省内筹办铁路、开矿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时，先向日本协商。七、允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充分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其独占殖民地的狰狞面目。

对于日本提出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大交涉，袁政府事先懵然无知。日本有意径向袁世凯提出，开元首直接外交恶例。袁世凯本完全有理由严正驳回，拒绝讨论。但袁因有帝制自为的野心，原来打算秘密让给日本一些权利，以换取其对帝制的支持，没想到日本竟然企图鲸吞中国，连欧美列强在华的特权都不顾及了。这使他惊诧无措，“殊为失望”，但他未敢断然拒绝。在听完日置益的陈述后，他表情严肃地说：“本件应与外交总长会商。”⁽³⁹⁾当时外交部致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密电，具体地透露了袁政府的窘况：“查我政府正极力讲亲善之方，不意提出此等严重条件，实使政府为难。”⁽⁴⁰⁾据袁的秘书夏寿田说：“日置益辞出后，项城极怒，当即疾声令余，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⁴¹⁾1月18日晚，袁世凯召开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出席人员除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外，还有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次日至21日，又连续开会，杨士琦、钱能训也参加。会上讨论的意见，大致有三方面：一、日本提出如此苛刻条款，非因政府宣布废除交战区域所引起，应尽快弄清日本的目的，以便制定对策。二、日本要求对条款绝对保密是不可能的，一旦泄露，在国内必然招来麻烦。再者，日本必然与第三国早有默契，过早泄露，欧美列强会援引均沾。三、日本所提条款过苛，但又不能完全拒绝，要考虑满足日本的一些要求，而又避免与其交涉有关主权各项。最后袁氏决定拖延开始谈判的日期，尽快摸清日本的真正意图，同时预作了一些布置：一、让孙宝琦称病辞职，派陆徵祥（时为总统府外交顾问）接任外交总长，以新任总长须对案件加以研究为借口，拖延时间。袁氏更换外交总长的另一个原因是，自日军侵入山东以来，外交部因对日交涉颟顸，受到各方面严厉抨击。袁为使孙代其受过，早就有意更换孙。为了直接指挥此项对日交涉，袁选中了一向对他百依百顺的陆徵祥接任。陆于1月28日到任，次日拜会北京公使团。二、19日袁于总统府接见其日本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说：“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作高丽第二。”袁有意表示愤慨，借以试探日本的态度。坂西立即报告日置益。同一天，曹汝霖赴日使馆与日置益晤谈甚久。曹汝霖表示二十一条“真令人感到难以承受”。日置益则说，此次要求各款，均经日本政府深思熟虑，有坚强决心，以期必成⁽⁴²⁾。三、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把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事告诉日本元老松方正义侯爵和山县有朋公爵，并探询他们的“真意”。有贺临行时，袁亲批赠送“路费”一万元，并带有运动元老派的交换条件⁽⁴³⁾。四、密电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将军发通电，声称拒绝日本要求，不惜一战，以增强自己谈判的力量。但是袁世凯的这一套把戏，被日本帝国主义一眼看破。日本外相加藤于2月3日电告日置益说：“各省将军通电一事，此为袁氏权诈老套，对我帝国进行毫无影响。”⁽⁴⁴⁾此外，袁政府向中外报界透露了日本要求的一些内容，用以鼓动舆论，企图借此向日本表示，答应全部条件确有困难。

当时因日军侵入山东，中国各阶层人民愤懑已久。“二十一条”的消息一经传开，反日舆论顿时沸腾。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商民、学生及海外华侨纷纷集会，或投书报刊，或通电全国，一致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袁政府拒绝日本无理要求。1月末和2月初的几天当中，各地商会就发出通电五百余件。反日爱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上海有“国民对日同志会”、“外交后援会”、“救国急进会”；杭州有“爱国会”；山东有“救亡团”；江西有“妇女救国会”；广东有“中华商务救亡会”；四川有“国事研究会”；等等。同时，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斗争。上海商会首先于3月16日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18日，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要求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四万人。各界代表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大会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上海商民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而且很快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热潮。商人拒卖日货，人人用国货。不少学校规定，文具一律用国货。一些大城市的报纸，天天刊登“国货调查录”，鼓动人民选用国货。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出现了以反日爱国为题材的戏剧和歌曲。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进行鼓动。4月初，上海商会倡议救国储金，成立了以虞洽卿、马佐臣、陈炳谦为首的“中华救国储金团”。该团以“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向各地商会发出通电，倡议“人人爱国，人人输金”，在全国征集储金五千万元，“专备国家添设武备之用”。各省城镇商民热烈响应，一月之间，成立了储金分事务所二百五十余处。学生、工人、商人及家庭主妇等都节衣缩食，踊跃参加储金，未及一旬，承办储金的中国银行即收款二十余万元。

各界人民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很快超出了袁世凯所能允许的范围。这使他如芒刺背，时刻不安。在日本的要挟之下，袁政府只得多次通令禁止抵制日货。但反日斗争如火如荼，声势越来越大。“二十一条”交涉正式谈判，就是在举国一致反对的声浪中开始的。

中日交涉会议完全采取秘密的形式，自2月2日起，每周举行二三次，至4月26日，共有二十五次之多。日本方面为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高尾亨。中国方面是陆徵祥、曹汝霖、秘书施履本，实际由曹包办，一切秉承袁世凯的旨意进行。交涉一开始，日置益就坚持要陆徵祥对“二十一条”整体表示态度，并对各号发表意见，企图使陆先囫囵吞下。陆徵祥认为以逐条讨论为是，双方曾有争论。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唯恐完全屈服将使自身难保，加以他通过有贺长雄了解到日本的主要意图是在满蒙获得扩张机会，于是便提出对日方一、二、三号提案的修正案，对第四号则主张由“中国政府自行宣言”，对第五号表示“碍难商议”。修正案的主旨是满足日本对满蒙的权益要求，其他地方则使日本暗中有所收获，而明处又表示自己不轻易出卖主权。但日置益一再逼迫讨论第五号，并以不允继续开议为要挟。曹汝霖秘密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会见加藤高明，要求日本“留亲善余地”。以后会议时开时停。日置益态度极为蛮横，“词意决绝，几无磋商之余地”。同时日本政府以换防为名，增派军队至大连、青岛及塘沽等地，以武力支持日置益。袁世凯无奈，便请求有贺长雄拜会日本政府要人，“奔走说情”。同时，欧美列强获悉“二十一条”的真实内容后，对日本的欺骗行为也一致不满。

原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仅以一至四号通知英、美、俄、法四国，故意隐瞒最重要的第五号各条。“二十一条”全文真相为中外所知以后，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纷纷予以激烈抨击。2月10日，英国驻日大使葛林赴日本外务省声明：英国政府对日本之要求条款“漏告”第五号，深表遗憾。此后又照会日本政府，声称长江流域铁路，中英已有成约，“请勿相侵”。加以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浪潮日趋高涨，日本政府见阴谋暴露，事态严重，只好表示可以“减轻要求”⁽⁴⁵⁾。它一面宣布第五号为“希望条件”，系属劝告性质，借以蒙混舆论；一面又于4月26日提出修正案，共二十四条，内容与原要求大致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表面上似乎减轻了严重性，实质上依然如故。它声言此“系最后修正，务请同意”，并称：如中国政府将二十四条全体承认，日本政府拟将胶州湾以适当时机，附加条件交还中国。袁政府认为日本的修正案“比较初次提案固有部分之让步”，但仍有一些条款“与中国主权、其他列强之条约上权利以及机会均等主义均相抵触”⁽⁴⁶⁾，故不能接受。据此，袁政府又作成修正案，于5月1日提交日置益，并“解释中国难复行退让之苦衷”⁽⁴⁷⁾。日置益反指责袁政府无诚意，百般恫吓。中日关系十分紧张，似乎战祸迫在眉睫。5月6日，袁政府开会决定再示让步，以挽危机。但日本大隈政府决定采取最后手段压迫袁政府，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宣称除第5号各项允许以后再行协商外，限四十八小时完全应允，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⁴⁸⁾。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山东和奉天日军备战。日商纷纷回国，日舰队游弋于渤海，进行武力威胁。

三　袁政府对日屈服和群众的反日风潮

对日交涉过程中，袁世凯一直以英美两国为后援，希望它们从中调解。英国虽然忌妒日本扩张势力，但对日在南满和东蒙所攫取的特权持同情态度。英国所关注的限于它的在华利益是否受到影响。所以日本取消了在长江流域内修筑铁路的要求以后，英国就改变了态度。日本提出通牒后，英公使朱尔典于8日上午到外交部访陆徵祥，说：“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不宜作武力之争”⁽⁴⁹⁾，并要陆转告袁世凯。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在于“门户开放”，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和行径，自然引起美国朝野的反感。驻华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曾试图“为中日谈判进行斡旋”，但美国政府怕招致日本反对，加以又得不到英、法、俄三国的支持，所以仅仅于5月5日发表声明，“劝告”日本。13日又声明：“凡关于损害美国之条约权利及旅华美国人民权利”，美国政府“决不承认”⁽⁵⁰⁾。俄、法两国虽然猜忌日本，却因欧战无暇顾及。5月7日晚，袁政府外交部派员前往俄国使馆寻求支持，俄使克鲁朋斯基竟然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袁世凯企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恐得罪日本，皇帝当不成，便决定对日屈服。8日下午，袁在总统府召集会议。出席的有黎元洪、徐世昌、杨士琦、钱能训、梁士诒及各部总长等。先由陆徵祥报告上午会见朱尔典的情况，然后讨论。发言者大都迎合袁的旨意，认为只有接受日本要求一途，惟独段祺瑞主张动员军队，对日示以强硬。最后，袁说：“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权衡利害，不能不接受日本通牒。接着他还引用古训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⁵¹⁾据参加会议的梁士诒后来说：“袁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与会者或怨愤填胸，或神气惨沮。”⁽⁵²⁾但未几，正是这个袁世凯和这伙“忧国忧民”的文官武将，敲响了洪宪帝制的锣鼓。

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奉命前往日本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除第五号中各项容日后协商外，“即行允诺”，最后还表示：“以冀中日所有悬案就此解决，俾两国亲善益加巩固。”⁽⁵³⁾

袁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史称《民四条约》。日本方面代表是日置益，袁政府代表为陆徵祥。两个条约是关于山东和南满洲及东蒙古的，换文十三件，内容是关于福建、汉冶萍及旅大租借期延长等问题。总之，除第五号外，原“二十一条”的内容大都包括在内。

袁世凯不仅敢于卖国，而且善于花言巧语地讲“爱国”来遮掩其卖国行径。在决定接受通牒的时候，他就先拟好了一个“密谕”，于10日发给各级文武官吏。他说：“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始终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大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嫚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⁵⁴⁾在这个“密谕”里，他虽然装腔作势，但不得不承认“损失权利颇多”。而在公开的通电中，为保持他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体面和威风”，则厚颜无耻地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同时，袁政府还动员各省官吏拍发贺电，颂扬“元首外交成功”，又命令御用报刊颠倒是非，把对日屈服说成是“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甚至开会庆祝“外交胜利”。然而，这一切愚弄人民的鬼蜮手段，并没有能把他承认“二十一条”绝大部分要求的卖国行径掩盖住。

袁政府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一经传出，群情激愤，举国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唤起了全国人民的敌忾心。各城市爱国团体，纷纷集会，拒不承认《民四条约》，誓雪国耻。上海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到会数万人，一致表示拒日到底。各地青年学生尤为悲愤，有的愤而自杀，有的断指写血书，有的要求入伍，请缨杀敌。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北京各学校学生议决，每日课余诵最后通牒一遍，以示不忘国耻。

面对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袁政府开始不敢公开镇压，各地方“官厅能维持其秩序，不能禁止其进行”。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的救国储金活动，还得到了一些官吏的支持。袁世凯本人也认为救国储金“最为今日切要之图”，并认储十万元，表示“勉力赞助”。但袁政府所能允许的反日爱国范围，仅仅是集会纪念和爱国储金。当抵制日货的行动越来越激烈时，他们就露出了反人民的真面目。由于对日本侵略的无比愤慨，各城镇商民相戒不买日货，不用日货，有的还焚毁日货，以示抗议。许多地方群众集会，向袁政府提出质问，要求惩办陆徵祥和曹汝霖，称他们为“卖国贼”。有的报纸甚至直接谴责袁世凯，要他负“失地丧权之责”。汉口、镇江、汉阳、福州等地，相继发生反日骚动。5月13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会，庆祝日本所取得的“外交胜利”。当地学生和商民怒不可遏，群起捣毁日本商店。镇守湖北的段芝贵，急忙由武昌抽调军队，前往协助日本军队镇压。事后，他向北京统率办事处密报说：“武汉三镇人心颇形不靖，街谈巷议多属仇外之言”，“人人脑筋中隐蓄一番愤激”，恐“再有特别事故发生”，并要求给他屠杀爱国人民的权力⁽⁵⁵⁾。

袁世凯见欺骗不生效，就公开采用高压手段。5月26日，他颁布申令，公然诬指爱国群众是“匪徒”，杀气腾腾地说：“乃有倡乱之徒，早已甘心卖国，而于此次交涉后，反借以为辞，纠合匪党，诪张为幻，或谓失领土，或谓丧主权，种种造谣，冀遂其煽乱之私。……着各省文武各官认真查禁，勿得稍涉大意，致扰治安。倘各该地方遇有匪徒借故暴动，以及散发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⁵⁶⁾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袁世凯于6月16日又以“妨碍邦交”为名，再次申令禁止抵制日货，还以“取缔排斥日货不力”的罪名，撤换了湖南巡按使。由于袁世凯的严令敦促，各地方官署派出军警，逮捕爱国群众，将反日热潮镇压下去。对中国人民张牙舞爪，对帝国主义者摇尾乞怜，这充分暴露了袁世凯入主出奴的丑恶面目。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的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正是由于全国反日爱国热潮，才迫使袁政府事后不能不声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四条约》是由日本最后通牒而被强迫同意的。此后历届北洋政府也始终未承认为有效，而在后来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都要求改订，甚至全面予以废除。所以《民四条约》从国际法来看，“固未尝成立”⁽⁵⁷⁾；从事实上来说，也未能执行。

日本帝国主义未能完全如愿，一举控制中国，但它的野心不死，以后以《民四条约》为口实，在南满、蒙古东部、山东等地，不断扩大侵略权益，导至中日关系长期恶化。同时，《民四条约》完全暴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因此日本与在华有侵略权益的欧美列强不断发生冲突。美日矛盾自此日趋尖锐，这对远东国际关系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三节　袁世凯称帝

一　筹安会策动“请愿君主”及各界反应

“袁世凯要做皇帝”，这是不久前革命党人所作的预言，许多人还半信半疑，但局势的发展比预想的还要快。

1915年夏季的北京，政局动荡不定。“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流言便不胫而走，哄传一时，而且很快传播到海内外。无风不起浪。社会上的流言，实际上是袁世凯为发动帝制运动而制造出来的。当时，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师旅长等要人，被召陆续进京觐见。袁垂询政情时常常问：“外间均谓共和不宜于中国，汝意以为如何？”各文武官吏除少数吐露拥护共和之意外，大都迎合袁意，表示非改变国体不可。奉天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觐见时，还“痛陈国家安危系于我大总统一人”⁽⁵⁸⁾。袁氏不仅未加责备，而且一再赐以贵重衣物。

江苏将军冯国璋在北洋将领中辈分最老，进京后，段芝贵等人推他向袁世凯劝进。冯于6月22日觐见袁世凯时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答道：“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他又说：“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未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说：“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⁵⁹⁾袁世凯喜用权术，所言所行，真假难辨，以致与他长期相处的心腹大将也不是都能猜到他的心思。

冯国璋本来不赞成袁世凯帝制自为，入京后不得已而劝进，听到袁不肯做皇帝的谈话后，立即转告梁启超。前此，梁启超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于1915年4月请假南下省亲时，曾给袁世凯写过一封信，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奸雄之结局。”他恳切要求袁“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⁶⁰⁾。袁世凯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他由南方回京，与冯国璋一路北上，试图探听帝制的准确消息。他得到袁对冯的讲话后，便认为袁政府将改行帝制的事或许近期不会发生。

但为时未久，8月3日，袁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宪法顾问古德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东京报纸（8月11日）和伦敦《泰晤士报》（9月9日）都先后转载了。古德诺曾于1914年2月发表过《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极力主张改行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他对炮制袁记新约法“颇有赞助”，因此获得二等嘉禾章。当年夏天，他回美国，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袁世凯的独裁辩护。当袁要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于1915年7月赶到北京，帮助袁世凯。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地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鼓吹实行君主制。他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他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⁶¹⁾

袁世凯称帝所采取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临时大总统的故伎重演，即暗中示意心腹爪牙四出煽动，而他却不露声色，装出超然事外的样子。在古德诺文章发表的同时，内史监内史夏寿田转告杨度说：袁世凯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与袁克定关系十分密切，曾吹捧袁克定是当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于谋臣房玄龄、杜如晦。本来他早已预闻帝制密谋，得悉袁世凯的旨意后，即于8月初到总统府觐见，由夏寿田陪同。当谈及君宪问题时，杨说拟组织一个机关鼓吹。袁假惺惺地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故作正色说：“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他又反复推论，词气颇激昂。最后，袁说：“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等谈谈。”杨退出，便赶忙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于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

孙、李、胡、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刘师培于清末已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充当密探，因志行隳丧，为知识界所不齿。1913年他应山西都督阎锡山之邀，充当都督府高等参议，次年由阎举荐给袁世凯，入京担任总统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其他三人原是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二次革命后公开变节，倒在袁政府一边。袁党特地选定这些人发起“筹安会”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恢复帝制并不是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的共同主张，就是过去的革命党人也改变了调子。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严复列为发起人。严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名流，清末主张君主立宪，民国成立后，并不反对袁世凯做总统。袁世凯对严复也颇重视，先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办，不久辞职，又先后被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严复列名筹安会，使袁世凯“极为欢悦”⁽⁶²⁾。但严复却不肯动笔鼓吹，推波助澜。这不是因为他不赞成帝制，而是他迟疑不决⁽⁶³⁾。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余四人都是被拉来装点门面的。8月23日，由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在石驸马大街设立事务所，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四人为理事，此外还有名誉理事和参议若干人。

在筹安会宣言里，杨度引述了古德诺的谬论以后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⁶⁴⁾除宣言以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又连续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如《君政复古论》、《国情论》、《唐虞揖让与民国制度之不同》等等，掀起所谓“讨论国体”的轩然大波。他们的文章五花八门，像样的却极少，其中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署虎公）可算是有代表性的一篇。据说，《君宪救国论》早在1915年4月间就已定稿，曾由夏寿田呈送给袁世凯。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道出了袁氏的心声。袁阅后赞赏不已，钦定为帝制派的理论纲领，曾交徐世昌和梁士诒等传阅，并提笔疾书“旷代逸才”横幅赏赐杨度。后来，段芝贵又将杨文付印，广为散发。

杨度认为国家必须定于一，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立宪，才能致富强。他把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专制独裁所造成的战乱和危机，硬说成是实行共和的结果。他杜撰了两个论据，妄图证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大意是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按照杨度的论据，仿佛袁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缘故，只有把皇冠奉献给袁世凯，才能换得宪法。这种骗人的逻辑自然不能使人信服。其二，和古德诺说的一样，认为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言论也是帝制派持之最力的。他们把几千年的世袭君主制当成中国国情的一部分，认为总统选举会扰乱人心，不合中国国情，只有改行帝制才能固国本而救危亡。

筹安会的出现，引起人们普遍的不安和愤慨。虽然筹安会挂出来的招牌是“学理讨论”，但人们一眼就看出了他们搞的不是学术，而是政治投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海外华侨中，反对恢复帝制的人纷纷著文或写信声讨筹安会，对其谬论进行抨击。开始这些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既声讨筹安会，也不放过袁世凯。他们准确地看出筹安会不过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舆论工具。这些人大都是革命党人或海外的华侨，如上海的革命党人发起组织“共和维持会”，发表“维持共和国体宣言”；孙中山在东京发表了讨袁宣言，等等。另一类则仅仅反对筹安会，不涉及袁世凯，而且有不少函电是直接给袁世凯的，要求他下令取消筹安会。这些人大都是进步党人或比较明智的北洋官吏。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由于受蒙蔽，真以为袁世凯与筹安会无瓜葛，大部分人则是从策略考虑的，在高压手段下，他们不敢揭露袁世凯，而把矛头仅对准筹安会。一般来说，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新约法规定开明专制，袁世凯已握有极大的权力，由此便可以致富强；如改行帝制，对内召乱，对外召辱，又使袁世凯背誓失信，必然要“动摇国本”。当时报刊上这类言论颇多，尤以汪凤瀛的《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和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两文著名，皆传诵一时。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于9月3日发表在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次日，《国民公报》转载。接着上海《时报》、《申报》、《神州日报》也相继于6日刊出。7日，天津《大公报》转录。10月1日，昆明《觉报》全文转载。这样，此文便很快传遍全国各大城市。该文共万余言，一开始梁氏就表示，作为立宪党之政论家，他反对在共和国体之下鼓吹他种政体。他说：“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他指出，所谓“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对于所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的说法，他认为“此诚有然”，但新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已有所补救，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其自由。他说：“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

梁启超企图以自己的文章打动袁氏，他征引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说明：一旦君主制被共和制替代，则君主制在事实上很难恢复。他说，共和制在中国曾酝酿十余年，实行已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之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改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最后，他向帝制派呼吁：“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⁶⁵⁾

梁启超虽然仍立足于劝说的立场，对帝制派谬论的批判不彻底，对袁氏也还留有余地，但他坚持共和制度，反对恢复帝制的态度是鲜明的。由于梁启超的社会地位和他敢于公开讲出官场上一些人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因此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据当时报载：9月3日的“英文《京报》汉文部之报纸即日售罄无余。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请求再版。后因物色为难，竟售至三角，而购者仍以不能普及为憾。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始少见松动。然《国民公报》因限于篇幅，不能登完，故四、五两日每至一机关一社会集合场所，则见彼此见面即问：‘君有三号之《京报》否？今昨日之《国民公报》亦可。’于是，此两日《国民公报》之销场比之三号之《京报》又加多，盖传播绍介之力速于置邮。如此直至六日，购者仍接踵而至，而该报实已无余，乃宣言准于今日（七日）将梁氏之文单印发售。此两三日间，《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⁶⁶⁾。

筹安会引起的愤慨，还表现在有不少人上书政府，要求依法惩办杨度等人。8月15日，贺振雄呈肃政厅代呈袁世凯，恳请将“杨度等一干祸国贼明正典刑，以正国是”。17日，李彬致书袁世凯，要求取消筹安会。18日、19日，先后有李诲、周震勋呈大理院总检察厅，请求将杨度等“按律惩办，宣布死罪”。这些人的理由大致是，杨度等人在中华民国公然鼓吹帝制，“扰乱国政，亡灭中华，流毒苍生，遗祸元首”，“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卖国野贼（诬指孙中山、黄兴），白狼枭匪，其计尤奸，其罪尤大”，因此总检察厅应当检举，肃政厅应当纠弹。总检察长罗文干接到呈文后，对司法总长章宗祥说：“筹安会研究国体，越出法律范围，法官不能不干涉。”章说：“此责任却负不起，待与内务总长商酌办法。”罗文幹见筹安会有后台，无法检举，乃以母病请假离京，到广东后即提出辞职。肃政厅比总检察厅要勇敢一点。为了讨论筹安会问题，都肃政史庄蕴宽召集肃政史开特别会议，议决呈请袁世凯“迅予取消，以靖人心”。袁批令内务部“确切考查”。当有人问到政府对筹安会的态度时，内务部表示：“筹安会乃积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

袁政府对筹安会不仅不加干涉，而且尽心保护。筹安会一成立，京师警察厅就派警察到筹安会事务所和杨度等六人的私宅，守门站岗，荷枪实弹，盘查出入；对那些为反对筹安会而成立的群众团体，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等，则百般刁难，不准立案。筹安会成立后，立即剥去了“学理讨论”的外衣，派专员四出活动，策动湖南、吉林、奉天、湖北、安徽等省组织分会，遥相呼应；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由于有段芝贵等人密电策动，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大都阿从附和，纷纷派代表进京，加入讨论。没过几天，筹安会就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于是，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便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这些所谓“请愿团”的领衔人，大都是各省的袁党或被收买的社会名流：直隶为曹锟、刘若曾，奉天为张作霖、冯德麟，江苏为沈云霈、徐邦杰，河南为赵倜、唐天喜，安徽为段芝贵、姜桂题，山东王锡蕃，陕西张风翙，福建陈壁、梁鸿志，湖南杜俞、叶德辉，京兆恽毓鼎，等等。与此同时，梁士诒、张镇芳、朱启钤、周自齐等一些政府要人也在幕后策动请愿。特别是梁士诒，帝制发动之前不久，其手下的干将叶恭绰（交通部次长）、赵庆华（津浦铁路局长）和关赓麟（京汉铁路局长）都因营私舞弊被肃政厅参劾。袁世凯申令“停职查办”，交通系岌岌可危。一日袁召见梁士诒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⁶⁷⁾及帝制公开，梁士诒开始迟疑不决，但很快就跟上形势，把请愿帝制视为重新邀宠和保住交通系势力的时机，于是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组织请愿。不几天，北京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如京师商会请愿团、商务总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北京社政进行会、妇女请愿团、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团、孔社请愿团，等等。这些请愿团和筹安会的各省请愿团一起，同时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掀起了请愿实行君主的风潮。请愿书大都是筹安会代办的，内容千篇一律，都是什么“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什么“父老兄弟苦共和而望君宪”之类的表示拥戴之辞，好像不改共和制为君主制，中国就会立即亡国，老百姓也一刻不能生存。

参政院从9月1日起，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沈云霈等人都是参政，又是请愿团的策动者。他们原打算一鼓作气，让袁世凯黄袍加身。但是，袁氏突然于6日派杨士琦为代表到院宣布说：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他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但接着又表示：“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⁶⁸⁾袁氏的宣言，语意含混，自相矛盾，一度造成混乱。不少人看出他“词意赞成改革，实已昭然若揭”⁽⁶⁹⁾。但也有人误以为他不赞成帝制，以致参与帝制密谋的袁党，不得不密电向这些人解释说：“报载大总统派员到参政院发表意见，所言各节别有用意，请勿误会。我辈主张君主，宗旨仍旧，一力进行，万勿松懈。”⁽⁷⁰⁾袁世凯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不赞成急遽轻举，而要通过另造民意机关，把帝制运动放慢一点，以便使国内外都知道他对做皇帝并不热衷，但不能不尊重“民意”。

于是，梁士诒、张镇芳、杨度、孙毓筠等人，秉承袁氏旨意，收买各请愿团，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霈为会长，张锦芳（张镇芳之弟）和那彦图（蒙古亲王）为副会长，于9月16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开会议决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其他妥善办法。袁世凯遂于25日发布申令，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二　北洋派内部的请愿和分歧

帝制运动拖延时间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袁世凯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而是外交方面还没有把握，同时又传来了封疆大吏对帝制不满的确实消息，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放慢步伐，迂回前进。

筹安会策动的请愿风潮，原来仅仅是帝制运动的表面现象。与此同时，北洋军政界内部还有不公开的请愿活动。各省给袁世凯的请愿密电、密呈，他都亲笔批阅，交政事堂存档，其重视程度可想而知。这场秘密的请愿也是从北京开始的。

筹安会正式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8月24日下午，由段芝贵、袁乃宽发起，在石附马大街袁宅“特开军警大会”，“讨论”所谓“筹安事宜”。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都是北洋军警要人，有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马龙标、张怀芝、卢永祥、李长泰、蒋雁行、唐在礼、张敬尧等四十四人，还有“临时加入”的阮忠枢、夏寿田等五人。段芝贵在会上发表演说，先介绍了古德诺和“筹安会各大学问家”的主张，然后说：“至考历史，国人有数千年之习惯，若君主至少亦可延三四百年，多则七八百年，有前例也；即按一君亦可数十年，则于此年限之内可免许多扰攘。”“对外亦非君主实无实力之政府可期，目下处外人侵迫已极，必先保国为第一要义，浮文小节何能周计。况军警有保卫国家生命财产之责，不能不略为预备。今将大概利害通电各省，吾辈即以存国为重，如无异词，请即署名签押。至于外界少数人之清议，匪人之挑拨，当置之不理。尤要者，各自开导部下，勿为所惑，至要！至要！”段讲完后，“众无异词”。当时，会场上备有签名簿两本：一为“赞成君主”，一为“赞成民主”。段首先在“赞成君主簿”上签名，到会者“依次轮书”。此外，北京警察厅内外城二十个区的区长，各军队旅长以上，拱卫军团长以上都有人代为签名，一致赞同君主。临散会时，段又补充说：“俟各省复电，再视外交团动静，即可从速发表。”

军警大会之后，文武官员纷纷上密呈给袁世凯，请愿实行君主。在政府要员之中，有杨士琦、钱能训、陆徵祥、朱启钤、章宗祥、梁士诒、周自齐、梁敦彦、贡桑诺尔布、阮忠枢、唐在礼、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张士钰、傅良佐及京兆尹沈金鉴等。军警界的人最多，有以陆军总长王士珍为首的中央军事各机关三百二十多人，以海军总长刘冠雄为首的海军各舰长，以张绍曾为首的陆军中将二十二人，和以吴介璋为首的少将四十三人及上校五人，步军统领江朝宗率阖署员司及全体营翼官兵，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率领各省警察厅长，京师宪兵营营长陈兴亚率领全体官兵，等等。这些密呈，大都是官样文章，其中不少是操纵者代办的。当时官场上已经形成一种压力，逼迫人人表态，其中许多人虽心以为非，口亦不敢不附和。

尽管如此，在政府要员中，仍有少数几人从维护北洋统治出发，公开表示不以帝制为然。身为国务卿的徐世昌拒绝劝进，但又不愿公然反对，而是采取了超然的态度。他对袁克定说：“我不阻止，亦不赞成，听诸君好为之。”⁽⁷¹⁾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袖手旁观，拒不劝进。8月29日，袁世凯正式下令免去他的陆军总长，由附和帝制的王士珍接替。教育总长汤化龙，平政院长周树模，均借故辞职。农商总长兼水利局局长张謇请假南下，回到南通后即正式辞职。婉言劝阻帝制的张一麐被调离政事堂机要局，接任教育总长，“阳为显擢，实意疏外”⁽⁷²⁾。黎元洪、周学熙等人均有密呈致袁世凯，内容大同小异，都主张实行总统世袭，反对君宪。周氏还劝袁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⁷³⁾黎元洪所讲的理由大致可代表持总统世袭说者的看法。他说：“迩者筹安会诸君讨论国体，崇议闳谟，至深钦佩。大总统圣神天纵，轶五超三，尊号之上，讵为阿好，况元洪受恩深重者乎！然默观时势，障碍颇多，乱党既易于生心，外人尤难于承认。且大总统尝以维持共和誓于众矣。福国利民，昭然若揭，百尔君子应如何仰体上心，统筹全局，岂忍快一时之辩，而贻总统累卵之危。元洪爱民国，尤爱总统，私心耿耿，未敢与总统宗旨相背而驰也。窃以为总统之号不宜变更，继承之法当为厘定。选举之弊，学者类能言之。至如约法推举，扶偏救弊，似具苦衷。然大宝所在，争端易生。彼心怀叵测者，固宠盗权，皆可以觊觎金匮，一也。国本未定，群不知继任总统果属谁某，人心惶惶，将无宁宇，二也。为今计，莫若定总统世袭之制，为各国开一先例。扬历练习，后起有资，利一。先朝旧人，易于驾驭，利二。开国守成，政策一致，利三。以国为家，关系密切，利四。综此四利，既有君主之实而避其名，天下之人复晓然于国体之不更，储君之确定，皆可以相定无事。事关宪法，亦无外人干涉之端，且与大总统先后誓令尤无违反。解除危险，绥靖人心，长治久安，莫善于此。敢撮所见，质诸高明。”⁽⁷⁴⁾对黎元洪和周学熙的密呈，袁世凯均令密存，留中不发，无任何表示。在他看来，京官赞成与否，影响不大，对手握兵权的地方军帅则不能不特别注意，他们的拥戴与否才是至关重要的。

筹安会开始活动不久，段芝贵就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说：多数讨论趋重君主立宪，望熟筹电复。外省第一个直接上密呈给袁世凯的是奉天张作霖。他要求袁“速定国体，以安大局”，并说“关外有异议者惟作霖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乱，虽刀锯斧钺加身，示不稍有顾怯也”。他还发誓说：“若有二心，天实殛之。身既许国，即赴汤蹈火亦所甘愿，区区血诚，惟期与我大总统一效驰驱。”⁽⁷⁵⁾许多将军、巡按使唯恐失此攀附机会，至9月2日已有十九人回电，一般地表示赞成变更国体。段芝贵即据此缮写密呈，当面递交给袁，说“合词恳请元首改君主国体，以固根本，而救危亡”。除领衔人段芝贵外，被列名的有龙济光、赵倜、靳云鹏、王占元、倪嗣冲、陈宧、李纯、唐继尧、陆建章、张广建、汤芗铭、朱瑞、阎锡山、孟恩远、朱庆澜、张怀芝、潘矩楹、李厚基。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电”。值得注意的是：直隶朱家宝、江苏冯国璋、广西陆荣廷等都无表示。徐州张勋的态度暧昧，他密电袁说：“近闻各界人士讨论国体，滋事体大”，希望袁“折衷群言，扶植正论，庶中国前途尚克有长治久安之望”⁽⁷⁶⁾，对拥戴袁做皇帝事，未提一字。特别是坐镇南京的冯国璋，“态度不甚明了”，使北京“要津之人甚为廑虑”⁽⁷⁷⁾。为了迫使张勋、冯国璋等人表示拥戴，在递上十九将军呈文的当天，段芝贵串通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张镇芳、唐在礼、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袁乃宽等十人，联名再次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说：“共和不能适用，亟应改为君主立宪，以救危亡”，“望熟筹解决电复”⁽⁷⁸⁾。这十人都是在京军警政三界要人、袁世凯的心腹。此电的用意所在，十分明显。不少将军、巡按使立即密电政事堂或统率办事处，再次明确表示赞成君宪。但是筹安会所遭到的反对，和北京袁政府的动荡，不能不影响一些地方官吏的态度。首先起来反对帝制的是贵州巡按使龙建章。9月1日，他密电徐世昌“请求中央取消筹安会，以释群疑”，又痛陈变更国体的危险，不下数千言。他接到段芝贵等人的密电后，9月6日再次密电说：“人心可静不可动，若既动矣，静之甚难”，目前应“群策群力，聚精会神”，解决“军国民及人民生计等类”问题，“至国体问题并无研究价值，俟天下太平再行提议”。最后他说：“建章赋性愚戆，不识时务，以为今日天下正大有可为之时，若因此停顿，殊为可惜，故期期以为不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⁷⁹⁾同日，直隶将军朱家宝致电政事堂表示：筹安会发生之初，他不知其详，认为“兹事体大，不得不审慎，故迟迟未复”；对段芝贵等人的主张虽“极表同情”，但见于“民国建设之始，外人赞成之难”，此次统筹全局自不能不先办妥外交，否则“友邦一日不承认，国势一日不能定”⁽⁸⁰⁾。

冯国璋于6月间亲耳听到袁世凯决不做皇帝的谈话，以为帝制近期不会发生。筹安会的突然出现，使他感到寒心，曾气愤地对亲信说：“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侍候得了。”⁽⁸¹⁾因此，他对筹安会不予理睬，暂作壁上观，同时派人入京探听消息，又与驻徐州的张勋联络，希望持一致态度。张勋倾向清室复辟，对袁世凯帝制自为有反感。冯国璋和巡按使齐耀琳接到段芝贵等人的电报后，便推张勋领衔，密电政事堂各部及统率办事处说：“近日京中有人发起筹安会，意在变更国体，一再通电各省，并要求派员入会讨论。勋等因此种举动仅由三五私人立会号召，何敢率行附和，致蹈越职违法之嫌，故未复电派员。静候中央办法。”电文接着说，段芝贵等人的联名电，“自与私人发挥己见冀倾众听者不同。大势所趋，风云一变”，但此事“当如何定计决疑，必早权衡至当，应请统筹立断，由国务卿定稿领衔，联合京外文武长官列名陈请，提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公议，以召公正，而免参差”⁽⁸²⁾。他们还将此电咨发各省征求同意。云南唐继尧和任可澄本来于5日已复电段芝贵等表示赞成君主，次日接张勋和冯国璋的电报后，又急电政事堂，表示对由徐世昌等“挈衔联陈，提交议院一节”，“极端赞成”，而且说如此才能“释群疑，而定国是”⁽⁸³⁾。陆荣廷接到段芝贵等人的密电，正愁难以应付，突然收到张勋、冯国璋的电报，便致电政事堂说：冯电“持论正大，先获我心，应请国务卿立断定夺，领衔陈请交议，以昭详慎”⁽⁸⁴⁾。张、冯、唐、陆等封疆大吏采取推托态度，目的虽不能说完全一样，但对帝制运动的普遍不满是非常明显的。

帝制运动开始时，袁世凯及帝制派对地方封疆大吏已做了反复考虑和安排，认为不成问题。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及热察绥三区（今内蒙古及河北、辽宁一部分）都是北洋旧部，或已变为北洋系。山西阎锡山虽革命出身，但无实力，又在北洋势力包围之内。新疆杨增新地处边远，只能听命中央。东北三省关键在张作霖，早由段芝贵极力拉拢，最后又以段督理奉天，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南方各省，江苏、江西、安徽、湖北、福建都是北洋旧部，浙江朱瑞表示输诚。湖南、四川都是袁的亲信，又有曹锟第三师驻岳州，威镇西南。广东龙济光和龙觐光兄弟，早已俯首中央。广西、云南、贵州兵力都不多，并有北洋官吏王祖同、龙建章等监视之。他们以为布置已极为周密，万无一失，没料到问题正出在北洋派身上。

对于龙建章，帝制派没有给予特别重视，因为龙手中没有军队，不敢造反，所以不仅断然拒绝他的请求，而且指斥他受“乱徒嗾使，首鼠两端”。龙被迫很快改变态度，随声附和。云南起义后，他又电请另行表决国体，再次遭到训斥，及至贵州独立前夕，被迫离任。经过一番疏通，朱家宝也改变了态度。冯国璋和张勋两员上将，拥重兵坐镇江淮，一举一动，事关大局，又有陆荣廷、唐继尧附和其说。袁世凯及帝制派虽然认为他们的“电文语含讥讽，皆不甚满意”⁽⁸⁵⁾，但也不敢施加压力，鲁莽从事，只好采取“调停”态度，以避免事态扩大。他们认为此种“波折”处理不当，“对内对外均足惹起误会”，“涓涓不绝，将成江河”，大局不堪设想⁽⁸⁶⁾。“调停”的办法有三点：一、放慢了帝制运动的步伐，这就是9月6日袁世凯突然宣布要征求“多数国民公意”的真实原因。二、派袁乃宽劝说徐世昌领衔劝进。三、急派阮忠枢南下，调解矛盾，消除“误会”。

袁乃宽的活动不成功，徐世昌不仅仍然拒绝领衔劝进，而且提出辞职。袁世凯亲自挽留，他答复说：“举大事者不可不稍留余地，若使亲贵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以谋转圜。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⁸⁷⁾由于他坚持离开北京，袁世凯只得允许他请假，而派陆徵祥代理国务卿。阮忠枢到南京和徐州反复陈说北洋团结的重要性，并允许冯、张保留他们的意见，对帝制“虽不必明白赞成，亦不必正当反对”。不久，冯国璋探知帝制已是大势所趋，无法挽回，也就不顾“悠悠毁誉”，一面派亲信入京“切为解说”，一面公开发电“辟谣”，说明他对袁以公谊论则“心悦诚服”，以私情论则“受恩深重”，“分虽僚属，谊犹家人”。至9月下旬，冯国璋、张勋先后密电袁世凯表示，各省人民业已争先上书请愿，请袁世凯“俯同民好，早定大计，而奠久安长治之基”。冯电还解释说：以前未能及时电复，因考虑“职在镇抚地方，未便轻率建议”，密电堂部领衔，目的是“商询办法”，并无他意。⁽⁸⁸⁾

北洋派内部的一次政治危机表面上过去了，请愿帝制的活动便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

三　帝国主义列强对帝制态度的变化

从帝制运动开始发动，袁世凯及其党徒就一边处心积虑地制造民意，一边秘密地乞求帝国主义各国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王朝。在他们的眼里，取得列强的支持，比制造民意更重要。他们之所以以少数人之私心，诈称全国之公意，而且一定要逼出民意来，才肯改行帝制，除了欺骗和压抑国内人民的一层用心外，更重要的是向帝国主义列强显示自己得民心，统治稳固，以便取得各国对袁氏王朝的承认。袁党给各省将军的密电中将这个意图讲得十分清楚：“此次国民代表大会之设，对外之意实较之对内为重，本局曾经迭电特别声明。”又说：“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以后，各国驻使以我国采用文明制度，颇示赞成之意，如果各地方监督均能依法运用，以济事实之穷，是对内多一分斡旋，即对外少一层棘手。目前虽稍有困难，而于国本将来之利益实巨。前日大总统交令，谆谆以依法举办为言，其中具有深意。”⁽⁸⁹⁾

由于欧战的影响，列强对袁世凯推行帝制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有的前后变化很大。德皇威廉二世在二年前接见中国驻德公使梁敦彦时，就表示共和不适中国国情，应当建立强有力之君主制。当时袁克定正在德国养病，威廉赐宴便殿，也有类似的“劝告”，并“亲书长翰，密贻项城”。袁世凯从小站练兵时就崇拜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制度，对德皇的“劝告”，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在按新约法改革政府机构时，他就常常对文武要员说，要以德国为榜样。帝制发动之初，欧战激烈，德军强横，大有席卷全欧之势，帝制派深受鼓舞。帝制发动后，德、奥两国已暗中表示愿意给予承认，特别是德皇威廉二世，为了争取袁世凯倾向同盟国集团，不仅多次表示支持，还答应“财政、器械给予大力援助”。

袁政府的外交活动，主要是乞求协约国日本、英国的承认。袁世凯认为，“有力挟制中国者，厥惟日本”。但日本已从《民四条约》中取得了巨大利益，短期内不致再有更多的要求。其实日本政府的野心极大，并不认为《民四条约》是一份厚礼。所以其政府一些要人，如首相大隈重信、外相石井菊次郎、伊集院等，对袁世凯称帝忽而表示不干涉，忽而改口说不赞成，忽而又怂恿，始终不肯作出承认的具体许诺，其目的是以承认帝制为诱饵，索取更多的报酬。驻日公使陆宗舆于9月6日密电外交部说：“顷见大隈总理，谈及帝制。渠言：‘中国民主君主本非日本所问，惟万勿因此致乱，有妨邻国商务。余深佩大总统实有统治之能力，但只望中国有实力之政府以图治。现正渐见治安，似不须于名义多所更换。’”9月10日陆又密电说：“伊集院密告帝制尚非其时，即欲改制，亦以取法尧舜，示人无家天下之心为佳。”⁽⁹⁰⁾日本人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也极力反对帝制。袁世凯认为日本政府要人的表示是表面文章，只要给予一定的权益，不难取得承认。他指示曹汝霖和陆宗舆同日本秘密接触，并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前往东京，对日本政府要人说明改行帝制的必要性，和探听他们的态度。有贺于1915年9月下旬返回北京，转达大隈的口信：“如果中国人觉悟了，他们恢复君主制是很自然的”；“只要恢复帝制，当然期望袁大总统当皇帝”。稍后，陆宗舆从东京也送来重要“情报”：9月23日（阴历中秋节）晚，大隈以赏月为名，邀陆宗舆至其官邸，正式告以可就承认问题举行会谈。次日，陆电告曹汝霖说：“昨晚大隈总理晚宴，舆与并坐密谈，多方颂仰此老，并告以大总统实欲极诚联日。渠甚悦，并谓大总统如果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如有密谈，可由高田达我。”⁽⁹¹⁾高田是大隈的亲信，新出任内阁文部大臣。这个电报无异为袁的皇帝欲火上浇油，他得到电报，就急不可耐地要以庆贺大正天皇加冕为名，派特使赴日，与大隈直接密谈。陆宗舆回电说，如派特使，只有徐世昌和曹汝霖一起来“于事方济”。陆还建议授予他权力，“将改制意见先与大隈商得近情后，方以大员前来正式商办为宜”，并表示似不可就之太骤，以免日本要价过高⁽⁹²⁾。从以上两电报可见，袁政府为了帝制事，曾与大隈政府秘密交涉，而且在9月下旬已有进展。

英国对帝制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开始，袁曾派政事堂参议伍朝枢探询过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意见。当时欧战激烈，英军处于被动地位，英国无暇顾及远东。朱尔典担心恢复帝制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的权益，曾表示“甚不赞成”。后来，他又直率地告诉梁士诒说：“外国人完全知道整个（帝制）运动是由北京暗中操纵的。”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也认为改行帝制是“一个扰乱人心的运动”⁽⁹³⁾。所以，筹安会成立时，英国人办的《京津泰晤士报》和上海《字林西报》都公开唱反调，担心袁的行动太冒险。《字林西报》8月29日的北京通讯写道：“袁氏之得以巩固其地位者，多赖外人精神上、财政上之助力，外人于此又乌可无言？……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时局，则非此间多数欧人所敢信者也。不独信其不能改良时局，且恐时局反因此而愈恶。”但是，当朱尔典得悉帝制已取得大隈的支持时，为与日本竞争，遂改变了态度，急忙对袁表示，英国“亦赞成帝制”。10月2日，袁约见朱尔典，由蔡廷幹做翻译，两人在居仁堂促膝密谈。朱尔典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袁世凯答道：“近二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及文武行政各官，或面陈，或电陈，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维持大局。近数月以来，各省商会民团亦频频来电，主张其事，甚至少年军官、革命伟人提倡以强力解决，而所谓老成之政治家，因墨国乱事，亦以为强行共和非永久之计。所以至于今日全国赞成君主立宪，且主急速进行。余费尽心力，对付各方，令其不必多事，然各人主意甚坚。倘以力制之，或有别出情形，则又不得不将此问题取决于民意，乃得正当办法。”接着他又说：“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助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朱尔典立即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他又进一步鼓励说：“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公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⁹⁴⁾

美国对帝制采取了所谓不干涉态度，认为承认新王朝的诸条件中包括帝制“是否为人民所接受以及由此产生的维持秩序的能力”⁽⁹⁵⁾。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返美述职后于1915年10月1日回到北京，周自齐和许多政府要人都对他说：各省纷纷发生强烈呼吁，要求袁赞同帝制。如不顺应这种要求，将会遇到很大麻烦，甚至发生军事暴动。芮恩施虽不完全相信周自齐等人所说的一切，但看出“共和变帝制是势在必行的事情”⁽⁹⁶⁾。10月4日，袁世凯又接见他，谈到不久将举行的公民投票。芮恩施表示：“政府要真正发挥代议制机关的作用和鼓励地方自治，以加强自己的力量，赢得国内外的尊敬。”⁽⁹⁷⁾

会见朱尔典、芮恩施以后，袁世凯以为帝制可以取得英、美、德等强国的承认，日本也不至于阻挠，外交上“自有把握”，便将与朱尔典的谈话记录整理油印，作为“严密”文件，发给高级文官武将传阅，借以证明外交问题已经解决，促使爪牙放手大干。同时，袁政府御用报纸连篇刊载英美公使晋见袁的事，“谓恢复君政之议，为外国政府所赞成，英美尤无异词”，以此来压制人民的反抗情绪。

四　“国民代表大会”的骗局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态度变化和北洋派内部风波的平息，袁世凯及其党徒乃悍然不顾人民的抵制和反对，决定尽快实行君主制。他们认为时间越拖，天下越乱，这种乱不是由于帝制运动引起的，而是因为没有皇帝，只要有了皇帝，就可以稳定人心，出现安定的局面。于是，由梁士诒、杨度等人指挥，“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三次请愿书，推翻了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成案。他们说：“国体问题发生以来，至今已有悬崖转石不至地不止之势，四民百业延颈以待久矣。”他们以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法“过涉繁琐”，“而大势所趋又难久持”为理由，要求参政院本“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的精神，“另设机关，征求民意”，“以定国体，而固邦基”⁽⁹⁸⁾。同时上请愿书的还有“全国商会联合会”、“教育会联合会”等团体。参政院便以“尊重民意”为名，于10月6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而“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袁世凯接到参政院咨文，于10月8日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并于10日申令说：“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兢兢，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又命令京外文官武将“保全地方”，“静候国体之最后解决”。

所谓“保全地方”，就是无情地镇压反对帝制的活动。关于这一点，在内务部10月3日致各省的密电里说得最为露骨：“清除乱党，严防煽动。”各地文武官吏心领神会，纷纷回电表示效忠：奉天段芝贵保证境内治安，“可负完全责任”。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说：“汝成之力足以担任维持”，望“俯顺舆情，速定大计”。湖北王占元保证“力任地方治安”。张勋复电说：“勋军驻扎地点均已布置严密，务使跳梁之辈无隙可乘。”安徽倪嗣冲保证：“凡所以维持秩序，防患未萌以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自应担负完全责任，并另筹马步炮十五营派皖北镇守使倪毓棻统率驻蚌埠，以备缓急，而资调遣。”湖南汤芗铭说：“倘有阻挠救国大计，誓当为王前驱，除此公敌。”四川陈宧表示：“我军人以定乱保安为天职，但知效忠元首，不识其他……袍泽同行，馨香祷祝，所愿中原有主，保我黎民世世子孙免沦异域。”⁽⁹⁹⁾

北京为各省作出了“保全地方”的榜样。筹安会出现时，北京报纸如《国民公报》、《新中国报》、《醒华报》、《天民报》等，都抱反对态度。北京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等指使爪牙多方对付，软硬兼施，或用金钱收买，或以暴力查封，将反对帝制的舆论摧残殆尽。据上海《申报》报道：“京中报纸所载，大都请愿代表等千篇一律之文字，其有载反对言论者仅一二家，然亦时受对方攻击。”⁽¹⁰⁰⁾最后，除外国人办的报纸外，都噤若寒蝉，不再出言反对。军政执法处和警察厅的警探，遍布北京城厢内外，滥施淫威。谁若出语反对帝制，即被扣上“乱党”的帽子，逮捕治罪，搜查家宅，连坐亲属，甚至处以极刑。茶馆、饭店、旅社等公共场所大都张贴“勿谈政事，致干严究”的纸条。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开封、长沙、西安等大城市，都有密探四出侦查，迫害商民。上海名流中被列入“罪榜”者达七十三人。“国货维持会”和“劝用国货会”因拒绝请愿帝制，被诬为“革命机关”，北京统率办事处密电拟捕两会会员十余人之多。《民新日报》、《民国公报》、《爱国报》、《民意报》、《民信日报》等，或以“防害治安”，或以“造谣煽惑”等罪名，都被取缔。在袁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一时竟使“共和国体下之人民，罔敢拥护共和国体”。人人“心实非之，而口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¹⁰¹⁾。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里，袁记国民代表大会吹吹打打拉开了帷幕。

全国各地于10月25日开始选举国民代表，从28日起陆续举行国体投票。投票地点规定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的投票监督人。会场内外布满军警，名为保护，实为威胁。票面只印“君主立宪”四字，令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字样，再签上自己的姓名。投票前每个代表发大洋五百元，作为“川资或公费”；将军或巡按使还要发表演说，痛诋共和，称颂君宪。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人敢写“反对”二字了。投票之后，紧接着又推戴袁世凯为皇帝。至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一律告竣，先后上报参政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包括对帝制一度持保留态度的冯国璋、张勋、陆荣廷、唐继尧、龙建章等，都有劝进的密呈或密电给袁世凯，报告各地选举投票情形，内容差不多都是“万众欢腾、歌声雷动”之类的话，又都要求袁氏“俯顺民情，早登大位”，“以承天命，而慰人心”，等等。此外，北京及各省商民团体的劝进电报、呈文、奏折，形形色色，成百上千。有的省数十件，有的省一二百件，多者达三百余件。文电的多少，以该省官吏对帝制的态度为转移。不少电文都是数百人签名画押，以示郑重。如奉天商会会长孙百斛等一千铺户，广东七十二行商劝进团五百一十五人，以杨度等“六君子”为首的“宪政协进会”会员一万五千余人（这是帝制运动中列名最多的一个劝进表），等等。袁世凯差不多全部批阅了这些文电，有的还批上“发登公报”字样。段芝贵的代奏文电首屈一指，袁批“奉电甚多，然不宜多发表”。

在文武官吏和“商民”的一片劝进声中，自称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参政院，于12月11日上午9时开会，举行所谓解决国体总开票。由秘书长林长民报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之人数与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歌功颂德一番之后，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他明明是“同意”推翻民国了，但接着他又故作谦辞说：“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辛亥之冬曾居要政，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¹⁰²⁾

另行推戴是假，要党徒为他背誓失信进行洗刷是真。按照预谋，同一天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由秘书长报告袁氏咨文，孙毓筠等提议说，此事既属全国一致，元首亦未便过拂舆情，理应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仍推秘书厅起草。众赞成，退席休息。

秘书厅仅用15分钟就拟成二千六百余字长文。参政院继续开会，众人对推戴书均无异议，乃于当晚进呈给袁。在这个推戴书里，称颂袁有经武（练新军）、匡国（屠杀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绞杀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等六大“功烈”。不仅“功烈”“迈越百王”，而且“德行”也“夐绝古初”。其理由是：“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¹⁰³⁾。

有了参政院的无耻诡辩，袁世凯自以为便可掩尽天下人耳目，把背叛民国的罪恶一笔勾销。因此，第二天（12日）一早，他就发下冠冕堂皇的申令，引述了推戴书全文后，公然厚着脸皮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这就是说，他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¹⁰⁴⁾。

经过请愿、选举、推戴三个步骤之后，袁世凯才肯称帝，无非是想要说明他当皇帝是人心所向，天命所归。可是，没过多久，他导演这出丑剧的密电就被披露出来，彻底暴露出所谓天命人心，不过是他一人的野心罢了。这类密电共有五十余件，有用政事堂名义发出的，有用“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名义发出的，有由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张士钰、雷震春、吴炳湘等联合署名的，有由孙毓筠、顾鳌、段芝贵、朱启钤个人署名的。据唐在礼后来回忆说：文电多由杨度起草，经朱启钤、梁士诒点头后，再由朱启钤和袁克定、段芝贵商量；重要文电还一定要经袁世凯看过⁽¹⁰⁵⁾。现择录其中数件，以便具体地了解这个骗局的内幕：

关于袁世凯直接操纵：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0月17日发密电：“迭奉主座面谕，本局将各地方办理情形，随时详报。”“望贵监督将办理情形随时电知，以便遵办。”

关于选举国民代表：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0月10日所发密电称：“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已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同日又电：“应请贵监督迅即密饬所属各初选监督，对于该县之初选当选人应负完全责任。尽可能于举行初选当选之前，先将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情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窒碍难通，亦不防隐加以无形之强制。”

10月11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密电：“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接洽，疏通意见，再由监督长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关于推戴：

朱启钤等十人10月23日发密电：“国民推戴书文内必须照叙字样曰：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子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26日又电：“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说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即将预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11月7日又电：“某国近藉口中国人心不一，恐有变乱，强拉英俄随同劝告。此事万无缓办之理，各省票数全体推戴齐至时，政府自当稍取委蛇逊让态度，以表示重视邦交之意。而在国民一方面，则宜表示决心，有进无退，使外人见我万众一心，则日之劝告自归无效而消灭矣。此事务须万分秘密。”

关于收买代表用款：

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29日发密电：“前次电达以后，尊处用款有无窒碍情形，统希随时密示。本局谨当竭诚相助，以便尊处放手办事。”

关于销毁密电：

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11日发密电：“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点。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12月21日又电：“此项电文无论如何缜密，终贻痕迹，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为此，电请贵监督凡关于此次国体问题一应文件，除法律规定应行存案者外，无论中外各地方所来公私文电信函一律查明，由贵监督眼同烧毁……并于烧毁后将烧毁件数电知本局，以便查核。……万望赶速慎密办理。”⁽¹⁰⁶⁾

这些密电的公开，使人们认清了袁世凯所谓的民意究竟是什么货色。正如梁启超于反袁之后所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¹⁰⁷⁾这确是对帝制运动的最生动的写照。

五　洪宪皇帝

1915年12月13日，即袁世凯承认帝位的次日，他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上午9时，被召去朝贺的有大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局长以上各员，军队警察师长以上各员。北京附近地方的大员也有来参加的。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段芝贵传袁世凯的话，说朝贺时行三鞠躬，但届时大家仍旧跪拜，很多人如见前清皇帝一样，行三跪九叩首大礼。袁世凯站着对行礼者不时点头，表示接受。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提出“警告”，朝贺显得十分局促草率，“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¹⁰⁸⁾。

当天，各省请愿团头目和北京“绅商耆民”共四百余人麇集于新华门前，跪求皇帝即时正位，群呼“中华帝国万岁！”并唱新“国歌”⁽¹⁰⁹⁾。结束以后，各代表团头目回到请愿团联合会总部。孙毓筠宣布请愿代表任务已完，根据路程远近，每人赠送路费大洋一至二百元，请暂回本省，朝廷如有需要，再行召集。各代表要求增加路费。孙说领款已用尽。众乃大哗，说：“大家抬你做龙灯头，我们连龙灯尾巴都够不上，今日事不决，都不出门。”各代表狂骂不已，进而捣毁物件。孙以电话招警察宪兵，维持秩序。众益愤怒，与警宪相持不下。后经朱启钤等出面调解，每代表增路费二百元，一场闹剧才算结束。

经过这次朝贺，在政府内部算是换了朝代。此后，北洋派给袁世凯的“呈”都改为“奏”，抬头均称“大皇帝陛下”。新王朝的年号取名“洪宪”，12月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所谓“洪宪”二字，原本意味着宪政时代的开始，袁世凯称帝后也曾颁布过准备制宪的命令，但他并无诚意实行。12月13日，他颁布的第一道申令，仍然重弹“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的老调，主旨是严禁人民反对皇帝，令文说：“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唯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最后，还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¹¹⁰⁾，这就是说，谁要反对他当皇帝，谁就是“公敌”、“莠民”、“逆贼”、“败子”，他就要把谁无情地推进血泊里。由此可见，新王朝的头等要政就是镇压人民的反抗。

为了扩大新王朝的统治基础，袁世凯滥授爵位，广布“恩德”，用以牢笼庞大的官僚阶层和争取人心。

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因不赞成君主制，已辞参政院院长和参谋总长，并从中南海瀛台迁到东厂胡同，名义上虽是副总统，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在野人物。但他还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一些湖北籍的官吏仍在他周围活动。袁世凯有意要笼络他，所以于12月15日下达的第一个赐爵令，就是册封他为武义亲王，这是当时最高的封爵。当天，以陆徵祥为首的简任以上文武官吏数百人，前往黎宅“致贺”。陆捧着策令封诰，鹄立门口，企图强迫黎接受，但黎拒不接见。前此，黎得到要封他为王的消息，即召集左右研究对策。有的说不能不接受，否则会有危险；有的说要为湖北起义的人留脸面，应坚决拒绝。最后，黎赞同后者的意见，并表示“牺牲个人，亦所愿意”。于是，黎断然拒绝封号，上辞函说：“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明神，愿为编氓，终此余岁。”19日，袁又申令“毋许固辞”，并派九门提督江朝宗等前来，直入黎宅大厅，“手捧诰令，大呼‘请王爷受封！’黎在内大怒，骂逐出之”⁽¹¹¹⁾。

清室对袁世凯称帝，惶恐不安，准备让出故宫，迁往颐和园。为了安抚清室，使散处各地的遗老不致反抗，袁世凯于16日申令所有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当天，清室内务府表示：“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¹¹²⁾

18日，袁世凯申令：“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继续有效。”同日，又申令说：“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此后，“凡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¹¹³⁾经政事堂议定：黎元洪、奕劻、载沣、那桐、锡良、周馥、世续七人列为旧侣，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列为故人，王闿运和马良列为耆硕。隔了—天，袁世凯认为对故人的礼遇不够，又申令以徐、赵、李、张四故人为“嵩山四友”，各颁嵩山照片一帧，“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¹¹⁴⁾。

对为袁世凯效命的北洋派文武官吏，袁一向是慷慨的。21日，他颁布“赐爵令”说：“今之渐就安定，全赖文武将吏深明大义，保国卫民。或屡建殊勘，或力戡变乱，或防守边塞，或保护地方，使国家得以安全，人民得以苏息。予甚嘉之，允宜特沛恩施，论功行赏。”⁽¹¹⁵⁾21日和23日，他两次电传策令，封公、侯、伯、子、男共一百二十八人。受封者大都是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握军政实权者：一等公有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被他毒死的赵秉钧也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次年2月又晋封龙济光为郡王。二等公有刘冠雄。一等侯有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一等伯有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雷震春。一等子有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曾、张敬尧。二等子有倪毓棻、张作霖、萧良臣。一等男有许世英、张怀芝、徐邦杰等三十七人。二等男有王祖同、王怀庆、刘存厚、周骏等十九人。三等男有何丰林、臧致平、马福祥、李长泰、杨以德等三十人。还有一、二等轻骑都尉世职七十人。此外，又封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袭衍圣公，并加郡王称号。以上这些人都有谢恩呈电致袁世凯。

袁世凯登极的准备工作，早在10月下旬就开始了。12月1日，登极大典筹备处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开幕礼，以朱启钤为办事员长。到会者有周自齐、贡桑诺布尔、梁士诒、唐在礼、杨度及政事堂各局长等二百余人。至19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成立筹备处，该处共四百余人。由于事关“旷代盛典”，该处经费充足，事事讲究排场。办公房屋之华丽，饮食之讲究，虽最阔绰之交通部，也无法比拟。对于大典筹备工作，袁世凯指示部院说：“务以简略撙节为主”，“用副归真返朴，轸念民生之至意”⁽¹¹⁶⁾。然而，据当时报纸所载：登极大典预算达五百九十余万元，其中祭典费二十六万，修理大殿工程费一百零五万，调度费一百一十七万，飨宴费二十二万，接待费五十一万，犒赏费六十九万，大礼关系费一百六十六万，等等。袁世凯就是这样的“归真返朴”和“轸念民生”！

政事堂礼制馆早已将皇帝登极、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制度拟好。袁极力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君主，申令臣下觐见免除跪拜。“所有从前太监等名目，著永远革除，悬为厉禁；内廷供役酌量改用女官”。“挑选宫女之例，著永远革除，以袪秕政，而重人权”⁽¹¹⁷⁾。

袁世凯下令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又发行纪念金币，一面以他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的头像作图案，一面以象征封建帝王的龙作图案，并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字；还派人赴景德镇烧“洪宪”瓷器。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以及选拔女官等皇家事务，都在进行，计日程功，只待择吉日加冕登极了。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推行反动政治的必然结果。但是，历史潮流却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当他倒行逆施达到顶点的时候，南方各省反帝制的烈火也就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

(1) 《民国经世文编》第39册，第48页。

(2) 《正宗爱国报》，1914年9月20日。

(3) 《政府公报》，1913年6月23日。

(4) 《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

(5) 《爱国白话报》，1914年11月5日。

(6) 《政府公报》，1914年12月21日。

(7) 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政令》，第51页。

(8) 张勋：《松寿老人自叙》，1922年刻本，第4页。

(9) 《申报》，1914年4月2日。

(10) 《劳乃宣致徐世昌书》，《亚细亚日报》，1914年11月16日。

(11) 佚名：《复辟案》，1914年印。

(12) 《桐乡劳先生遗稿》卷1。

(13) 佚名：《复辟案》，1914年印。

(14) 《复辟案》。

(15) 《复辟案》。

(16) 《复辟案》。

(17) 《政府公报》，1914年11月24日。

(18) 《爱国报》，1914年11月24日。

(19) 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20) 《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21) 《申报》，1916年6月11日。

(22) 《辛亥革命资料》，第117页。

(23) 《伍廷芳劝袁世凯退位书》，《袁世凯盗国记》下篇，第118页。

(24)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54页。

(25) 《远生遗著》卷1，第34页。

(26) 《爱国白话报》，1914年11月2日。

(27)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3页。

(28)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0页。

(2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5、46页。

(3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8页。

(31)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9页。

(32) 日军通告五条：一、妨碍日军一切行动者处斩；二、切断电源或倾损者处斩；三、拘送或指明告密者重赏；四、知罪不举，窝藏匪徒邻居乡保从重治罪；五、如于该村有一人妨碍日军行动者，该村人民尽处斩刑。

(33)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55页。

(34) 《参政院质问政府日本在山东侵犯中立事件》，《时事汇报》，第9页，1915年1月。

(35) 《参政院质问政府日本在山东侵犯中立事件》，《时事汇报》，第9页，1915年1月。

(36) 《参政院质问政府日本在山东侵犯中立事件》，《时事汇报》，第9页，1915年1月。

(37)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38—139页，张一麐眉批。

(38) 《大正四年日支交涉日置益电信》，1月18日第26号至急电，转引自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1966年版，第218页。

(39) 《大正四年日支交涉日置益电信》1月18日第26号至急电，转引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18页。

(40) 《外交部致陆宗舆密电》（1915年1月20日）。

(41) 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3期。

(42)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77页。

(43) 曾叔度：《我们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抄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82页。

(44) 《加藤致日置益电》2月3日，转引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82页。

(45) 《陆宗舆致外交部电》（1915年4月24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19页。

(46) 《外交部宣布中日交涉始末》，《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49页。

(47) 《外交部宣布中日交涉始末》，《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35页。

(48)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41页。

(49)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6页。

(50)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7页。

(51)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7页。

(52)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8页。

(53)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9页。

(5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60页。

(55) 《段芝贵致王士珍函》（1915年5月19日），北京图书馆藏原件。

(56) 《申报》，1915年5月28日。

(57) 王正廷：《二十一条交涉经过》序，1923年印。

(58) 《奉天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密呈》（191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59) 《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60) 《上大总统书》，《盾鼻集·函牍二》。

(61) 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1915年9月。

(62)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10期。

(63) 侯毅：《洪宪旧闻》。

(64) 《君宪纪实》，1915年9月。

(65)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4—95页。

(66) 《国体声中之见见闻闻》，《神州日报》，1915年9月11日。

(67)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96页。

(68) 《政府公报》，1915年9月7日。

(69)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大树堂来鸿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70) 《唐在礼、袁乃宽等致王怀庆密电》（1915年9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1) 沃丘仲子：《徐世昌》，1918年版，第27页。

(72)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附录，第7页。

(73) 《周学熙密呈》（1915年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4) 《黎元洪呈袁世凯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该呈不著年月，从内容看，当在筹安会出现至9月6日之间。

(75) 《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密呈》（191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6) 《张勋致袁世凯密电》（1915年8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7)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大树堂来鸿集》。

(78) 《段芝贵、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致各省将军巡按使密电》（1915年9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9) 《龙建章致徐世昌密电》（1915年9月1日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0) 《朱家宝致政事堂密电》（1915年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1) 恽宝惠：《说袁克定》，《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82) 《张勋、冯国璋、齐耀琳致政事堂密电》（1915年9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3) 《唐继尧、任可澄致国务卿左右丞各部总长密电》（1915年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4) 《陆荣廷致政事堂密电》（1915年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5)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大树堂来鸿集》。

(86) 《陆建章致徐世昌电》（1915年9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7) 徐一士：《谈徐世昌》，《越风》第4期，1936年1月。

(88) 《冯国璋致袁世凯密电》（1915年9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9) 黄毅编：《袁氏盗国记》，上海国民书社1916年印，第99、109页。

(9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3页。

(91) 《驻日本陆公使致外交部电》（1915年9月24日），转引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49页。

(92) 《驻日本陆公使致外交部电》（1915年9月24日），转引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49页。

(93) 《莫理循致朱尔典函》（1915年8月20日），《莫理循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第2册，剑桥大学1978年版，第453页。

(94) 《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谈记录》，油印本原件。

(95)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8页。

(96)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38页。

(97)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38页。

(98) 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第60页。

(99) 陈宧等致统率办事处转呈袁世凯密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00) 《申报》，1915年10月13日。

(101) 《申报》，1915年10月11日。

(102)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2日。

(103)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2日。

(104)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3日。

(105) 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57页。

(106) 《袁氏盗国记》上篇，第90—113页。

(107)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9、103—104页。

(108) 《辛亥革命前后的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63页。

(109) 歌词为：“帝国数万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懿欤大国民，休哉！惟我大国民，今逢盛德主，琳琅十倍增声价。吾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步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懿欤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110)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4日。

(111)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112) 《政府公报》，1915午12月17日。

(113)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9日。

(114)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1日。

(115)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2日。

(116)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3日。

(117)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6日。

第八章　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坚持反袁斗争

第一节　二次革命后的国民党

一　国民党人坚持讨袁活动

二次革命中，国民党军队溃散，地盘沦丧，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几乎损失殆尽。袁世凯乘势大兴党狱，诛锄异己，国内笼罩着一片搜捕国民党人的恐怖气氛。国民党籍议员经此惨重打击，内部的分化尤为激烈。国民党内各色人物原形毕露，各种思想暴露无遗。

支持举兵讨袁的激烈派议员，被袁氏视为附乱分子，而遭通缉，被迫亡命海外。稳健派议员力主以法律限制袁氏，希望借政治竞争，图谋挽救，但这点微弱的抵抗，也遭到袁氏无情的打击。失望之余，他们纷纷出逃，各奔东西。其余的议员则各自为谋，有的登报申明脱离党籍，但图苟全；有的避祸离京，销声匿迹；有的临时转舵，改入他党；有的卖身投靠，堕落为袁氏的爪牙。鱼龙混杂、精神涣散的国民党，已成四分五裂的局面。

二次革命中被击散的党人，在国内一部分匿居上海租界，一部分潜赴东北几省，以大连为据点，南方数省也有部分党人在继续活动。1913年8月中旬，季雨霖、殷汝骊、夏杰唐、程潜、汪精卫、刘艺舟、胡经武等十余人，在上海静安寺路沧州别墅八号楼上开秘密会议，商议今后进行方法。季雨霖提出应有长远的规划和部署。经大家商议决定，今后分“一、实行部；二、继续部；三、暗杀部”⁽¹⁾，三部之间相互配合，开展活动。实行部支撑此次军事；继续部择党内表面平和稍有政治能力者，阳与袁党联络，实则布置民党实力，万一此次失败，这些人尚可留在中国作后起之备；暗杀部择最有毅力决心者，阳与袁党联络，以便实行暗杀。又经反复商议，决定“一面由陈其美、王金发、钮永建图湖州、宁波各处；一面由戴季陶、刘艺舟潜赴大连组织机关部”⁽²⁾，在奉、吉两省展开活动；林虎等潜入湖南，联合该省青、红帮，并运动军队，谋二次独立。

9月初，陈其美、王金发、蒋介石潜赴宁波，“拟以宁波为根据地”⁽³⁾，并派姚某等十余人前往杭、嘉、湖，“分头起事”⁽⁴⁾。同时，雷铁生、方继英、沈凤祥等在上海英租界天津路生泰客栈收集炸弹武器，拟推举雷铁生为浙江都督，组成浙江讨袁军，“赴浙江起事”⁽⁵⁾。陈其美等在宁波的活动，因浙督朱瑞态度有变而受阻。雷铁生派炸弹队长方济清运入千余枚炸弹至董家渡，途中被郑汝成部发觉，所运炸弹连同秘密机关一同被破获，雷铁生不幸被捕入狱。陈其美图浙未成，便改变方针，再次计划“以一半经长崎联合日人，筹饷购械，以台湾为根据，从闽、浙进行；复遣同志多人，赴大连联络胡党英杰与宗社党人，在北方定期起事”⁽⁶⁾。这次计划在实行中也因力量不济而被迫中辍。此后王金发继续在上海筹备武器弹药及军服，冒充长江水师，招募军队，于静安寺路“设立机关”⁽⁷⁾，准备再举。

戴季陶、刘艺舟从上海出发，8月27日抵大连，寓辽东旅店⁽⁸⁾。他们联络日本浪人及东三省绿林及阿城、伊通、双城、长春一带黄天教，“预定阴历八月十五日举事”⁽⁹⁾，图谋奉天独立。此外，吉林省纪东流、林文美等人，也在暗中组织机关，并密派人至天津购买快枪，运往公主岭，筹组东北讨袁军，“而备大举”⁽¹⁰⁾。还有一部分党人，或潜伏于朝鲜北境，或隐蔽于南满沿线各站，暗组机关，伺机进行。

除民党较集中的江浙与东三省外，还有不少流散党人自动聚集在一起，暗中发展组织，图谋再起，在各地孤军奋战。

广东讨袁事败后，避居港澳的党人问邓铿“将来以何法从事？”邓铿坚定地回答：“仍以炸弹从事。”⁽¹¹⁾11月初，朱执信等曾潜回广东，筹备起事，但为敌探跟踪，只得暂返香港。到港后，朱执信、邓铿召集党人，继续筹划广东独立，派任鹤年在澳门设立机关；刘龙标、葛宝成，运动高州军队；黄世棕、周玉堂，运动阳春、阳江军队；尹俊卿运动各赋闲军官；朱执信、邓铿计划“由外间运动军队，由高州来收省城”⁽¹²⁾。湖北党人潜匿汉口租界，组织“救国社”⁽¹³⁾，拟从武汉着手，暗杀黎元洪，拔除障碍，再图举事。同时，南漳县国民党分部长张正楷秘密招集党员，在袁氏下令解散国民党时，准备约期发动。但因走漏消息，县知事有所察觉，张迫不得已，率众数百人仓猝举事。起义队伍大呼“斩民贼，杀卫队”⁽¹⁴⁾，持械围攻县署。但力量过于悬殊，不久即被镇压。

同时，一些地区相继成立了暗杀组织和机关。天津暗杀机关，企图暗杀袁政府之重要人物，“破坏京津之秩序，以图再行举事”⁽¹⁵⁾。上海、浙江等地有人组织了新同盟会，其宗旨是“实行暗杀手段，铲除专制魔王及一切强权，组织完全共和”⁽¹⁶⁾。该会在组织上实行等级制，按参加革命先后，将会员分为大字辈、议字辈、光字辈、明字辈四等，并明确规定了各等的权限与义务。在行动上分：一、暗杀，二、游说，三、交际，四、刺探，五、运动，六、制造，七、秘录，共七个部⁽¹⁷⁾，并以上海为总部，另在浙江、广东、湖北、大连、奉天等地建立秘密机关。他们多活跃于沿海地区。上海新同盟会机关，秘密设于民国政法大学，由校长龚荫槐主持。龚借学校名义，“发行股票，散布简章，网罗金钱，暗收死士为诸先烈复仇”⁽¹⁸⁾。另有一部分会员，密赴内地发展组织。但新同盟会组织屡遭破坏，首领多被捕。上海还有侠义铁血团、大同民党、社会改进团等秘密组织，坚持斗争。革命志士的活动，使得袁政府惶惶不安，曾严令各省都督“通饬所属，严行侦缉，如有乱党私立新同盟会名目，散布牌记，一经拿获，立即就地严惩”⁽¹⁹⁾。

国内各地国民党人的革命活动，虽给袁政府以打击，但从全局来看，难成大业。他们的努力，只是二次革命的余波，无力重卷巨澜。

除上述部分党员在国内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党员亡命海外。孙中山、黄兴等多数党员流亡日本；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王有兰、石瑛、马君武等去了欧洲；陈炯明、何子奇、彭程万、徐维扬、姚雨平、古应芬等则逃往南洋群岛。

孙中山、胡汉民一行，1913年8月4日由福州马尾乘日轮抚顺丸去基隆，5日从基隆换乘日轮信浓丸赴日本神户。孙中山于途中致电萱野长知说：“文如远去欧美，对我党前途实多影响，故无论如何，希在日暂住，俾便指挥。”⁽²⁰⁾请其在日代为疏通，协助入境。经萱野长知、头山满、犬养毅等与日本山本首相交涉后，日本当局勉强同意孙中山等人上岸，但考虑到孙中山等此际来日本居住，鉴于内外种种关系，“于帝国不利”⁽²¹⁾，不愿他们在日本久居，决定“促其另赴他国，并不许其在日本设立机关”⁽²²⁾。孙中山9日到达神户，8月18日转抵东京，寓赤坂区灵南坂二十七号海妻猪勇彦宅⁽²³⁾。黄兴继孙中山之后，8月4日由香港出发，乘云海丸经日本门司于27日到达东京，化名冈本义一，寓芝区高轮南町。先后到达日本的国民党人还有李烈钧、柏文蔚、居正、谢持、许崇智、田桐、廖仲恺、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冷遹、程潜、耿毅、章梓、方声涛、邹鲁、谭人凤、李书城、覃振、杨庶堪、周震鳞、何成濬、陈强、程子楷、王统等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邓铿等，在国内坚持斗争失败后，也相继到了日本。

国民党人的出逃，得到了一批意在以“援助”南方革命党人来牵制袁政权的日本军人的协助。日本驻华武官陆军少将青木宣纯曾致电参谋总长说：“无论是站在人道上或道义上，均应同情南方国民党，并尽可能予以援助，至少应给予充分方便。”⁽²⁴⁾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不顾外务省的制止，帮助国民党人潜往上海或香港，然后转赴日本。倪嗣冲为此致函日本驻南京领事，要求派兵到日本商船搜捕李烈钧等。日方表示，“碍难认可”⁽²⁵⁾，拒绝了倪嗣冲的要求。

然而，日本当局对接踵而至的大批国民党人，却是忧心忡忡。他们既顾虑收留国民党人会引起袁政府的不满，也担心国民党人影响日本国内政局的稳定。日外务大臣牧野伸显说：“鉴于国内外形势，帝国政府认为，以防止与此次中国骚乱有关之领袖来本国为上策。”⁽²⁶⁾但另一方面，日本当局也看到，国民党虽已失败，潜在势力仍不可忽视，因此也不愿轻易舍弃国民党人。再加上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各界人士从中斡旋，日本当局表示，党人既已前来，“强行驱逐亦非上策”⁽²⁷⁾，于是采取了既不舍弃国民党，又不致激怒袁世凯的折衷办法：一面对国民党人“严加监督，以免使日本成为邻国动乱之策源地”；一面对国民党人的安全“予以适当保护”。虽然袁世凯派陆军少将刘茂曾率探缉队前往日本，专事“侦察亡命民党之行动”⁽²⁸⁾，但却不能得逞。孙中山等人仍可“自由来往，并无危险”⁽²⁹⁾。同时，日本当局派出警探严密监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将他们每日每时的行动及来往人员的活动详细记录后，密呈外务省备案。

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暂借日本为安身立足之地，一面活动于日本政界、军界、财界，争取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一面总结经验教训，整顿内部，筹备“三次革命”。

国民党新败，多数真正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也认为“三次革命时机尚不成熟”⁽³⁰⁾。其他财、军界人士，更不愿在无把握的情况下轻率提供援助。日财界巨头涩泽荣对孙中山说：“贵国目前虽不完备，但形式上已是立宪国，如议会机关完备，则不战自胜之日不久就会到来，所以目前举兵不合时宜，我不表赞成。”⁽³¹⁾为筹集起事经费，孙中山打算与日商合办中国实业。他一面与国内实业界联系，一面与日企业界人士洽谈，欲成立中日实业协会。但此事为袁政府探知，立即致函日外务大臣牧野伸显说：“中国乱党运动日本实业家合办中国内地实业，政府概不承认。”⁽³²⁾日企业界因此改变态度，此事也跟着搁浅。此外，孙中山为购军械与日本军部的交涉，也遭挫折。孙中山与日本陆军省经理局局长过村进行商谈，并通过与军界关系密切的坂野吉三郎运动军界。为此，孙中山还特意与坂野主持的精神团立约：“一、孙文为改变中国现状，在进行时期，与贵团体协力合谋；二、中国现状改变后，若在借款或其他政治上必须与外国交涉时，当先通告贵团而后行。”⁽³³⁾但日本军界仍不愿提供援助，声言目下发动三次革命“不合时宜”。坂野吉三郎也劝孙中山“暂时忍耐，静待时机”⁽³⁴⁾。孙中山等人所做的一切努力，收效很小，想再举革命，面临着种种困难。

与此同时，亡命海外的国民党人，在生活上也陷入困境。多数人在失败之后，仓促出逃，身无分文，连食宿衣被的费用都成问题。时逢冬季，饥寒交加。有的人只得向所熟识的官费学生乞贷，“买点熟红薯充饥”⁽³⁵⁾。有的为生活所迫，“流为苦工，其苦乃不堪言状”⁽³⁶⁾。他们过着困苦颠连的流亡生活，又感前途渺茫，悲观失望情绪滋长，思想极度混乱。于是“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³⁷⁾。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当二年前，吾党正是成功，据有十余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³⁸⁾因而不复过问政治。也有少部分激烈分子认为：“异地不宜久处，领袖不能长靠，革命又不可中断，唯有自己结合组织团体，再回内地去进行革命。”⁽³⁹⁾更多的人则感到，失败之余应及时总结教训，确定下一步进行的方针。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又因看法不一，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⁴⁰⁾，革命进入了最艰难困窘的时期。

二　孙黄分歧

“辛亥言功，癸丑言过。”每个人都从不同角度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孙黄重逢于东京，即因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不同，发生了争执。

孙中山认为战事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不服从，无统一”两大端⁽⁴¹⁾，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⁴²⁾。他指出，许多同志把以前同盟会时候的纪律完全抛弃，首领的命令既不服从，旧日的主张也不遵照，人人在那里自由行动，使革命主义无从贯彻，因而失势力，误时机不少。战事已起，国民党籍各省都督不听号令，以致坐失良机。其次，在于党内不能统一。在组织上，国民党改组以来，“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⁴³⁾。自精神上言之，投机分子涌入党内，“将吾党之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直负责任”⁽⁴⁴⁾。这样的党，敌人不攻也会自破。因此，这次失败是“自败也，非袁败之也”⁽⁴⁵⁾。

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的看法。他认为“此不得已之战争，实袁氏迫成之耳”，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党在各方面缺乏足够的准备。战争前，袁世凯早有布置，当袁氏公开挑战时，民党已进退维谷。战争之初，南京已非完全革命党的势力；在广东又有江孔殷、梁士诒等走狗用金钱收买，军队不尽可靠。加之迫不得已，仓促应战，遂致湖口失败，死战而不得上海，南京亦难于坚守。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次失败只是“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⁴⁶⁾。

革命党内部，对战争失败的原因产生不同看法，本是正常现象。只要客观地总结失败的教训，痛定思痛，团结协力，共谋恢复，认识是不难统一的。但如果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陷入互相推诿的争执之中，则会适得其反。

孙中山强调宋案发生后，他即力主开战，但黄兴想以法律解决，以致贻误战机。战争发生，黄兴又以“文不善戎伍”，阻拦他“亲统六师，观兵建康”，使其正确策略得不到实行，结果“措置稍乖，遗祸匪浅”。孙中山还责备黄兴不坚守南京，“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⁴⁷⁾。

黄兴身为三军主帅，对战争的失败，理应负较大的责任。关于这点，黄兴本人也不否认。他说：“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⁴⁸⁾但对孙中山一些过分的指责，黄兴也作了一些解释。他说当时战争胜负未知，自己决定去南京代替孙中山指挥战斗，“实重爱先生，愿留先生以任大事”⁽⁴⁹⁾。

应当说孙中山对黄兴过分地指责是不正确的，这不但不能消除在癸丑之役中产生的不同意见，反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在这次争执之后，“孙黄裂痕显然”⁽⁵⁰⁾。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在1913年9月间“几乎每天往访孙黄，以缓和他俩对立”⁽⁵¹⁾。但两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两大领袖的矛盾，对党内的团结不能不产生直接影响。拥护孙中山的人认为，宋案发生，黄兴欲待法律解决，“乃迁延时日，逡巡不进，坐误时机，卒鲜寸效”⁽⁵²⁾。战斗中，黄兴指挥的南京军队未战先溃，轻弃其地，并两次阻止孙中山出奇制胜的良谋，因此，“赣宁之役，南京方面的失败，黄克强不能卸脱责任”⁽⁵³⁾。支持黄兴的人，以孙中山词锋所指，“大抵责难黄克强招致失败”⁽⁵⁴⁾，而深表不满。他们认为，黄兴赴南京代孙中山亲征，其爱护领袖的苦心，真是可白天日。南京失利，不但黄兴无法挽回，就是孙中山也一样，因此苛责黄兴是不恰当的。由于上述原因，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内部，又出现了新的裂痕。

由于在检讨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发生的争执，没有能正确处理，因此，孙黄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看法，及以后斗争所采取的战略策略，也出现严重分歧。

孙中山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他认为袁世凯表面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实际上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北有蒙古兵逼长城，西有回民揭旗关外，而宗社党亦蠢焉思动，徒党辈复各争权，时局若此，乌能久哉！”⁽⁵⁵⁾与此相反，革命党遭此失败，“自表面观之，己党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创造革命党”⁽⁵⁶⁾。因此，在这种形势下，“革命运动决非极难”，如果从现在准备，“一两年中一定可以造成一番新的形势”⁽⁵⁷⁾。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当此四方不靖之时，惟有聚精会神，一致猛进，持积极主义，共图三次革命。

黄兴则认为，革命党新败，袁世凯依恃重兵，进步党又拥护他，正值盛时；更何况袁氏野心还未暴露，普通国民被袁氏政府之伪共和招牌所惑，过于信任袁氏。在此形势下，如若再举，多数人不肯赞同，不免再败。再则，二次革命时，革命党拥兵数万，可据之地不止一省，尚且失败，今天亡命海外，“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如果这时和袁硬拼，只能徒然白送了一些热血青年的性命，于事又无所补。因此，当前革命时机还未成熟，应从长远计议。他强调，今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⁵⁸⁾。等待袁氏野心暴露，国民回头思念我们，拥护我们，我们再举义讨袁，只有这样才能成功，所谓“蓄之久而发之暴也”。

陈其美、戴季陶、许崇智、廖仲恺、朱执信、谢持、居正等人支持孙中山的激进主张。朱执信认为袁世凯之施政“酷虐数倍前清，民积怨于政府，而无一之德泽可以讴歌也。其助寡于前时，而毒深于万姓”⁽⁵⁹⁾，这样的政府难以长久。再从当前形势来看，革命党人“固难免于虎口矣”⁽⁶⁰⁾，莫如再举反抗，“将来犹有望也”。陈其美四处奔走，力劝革命党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他说：“机会必须由创造而来，决不能由等候而来，我们若能努力创造机会，则虽然本身不能坐收成功，也可以造一大潮流，以促进社会的进步。”⁽⁶¹⁾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程潜等则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李根源说：“三次革命谈何容易，恐非十年后不能见诸实行。有主张急进者，以余观之，实无急进之余地。”⁽⁶²⁾陈炯明更激烈地批驳激进派是“以冒进突击为能，对于昔年经过之困难毫不计虑，而目无障碍，向壁猛撞，迨烂额而踣，尚不知返”⁽⁶³⁾。其他人也觉得再举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主张“要过五年、十年再来筹备革命的事业”。革命党内部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为界线，日见分明地分成了“激进派”和“缓进派”。

“主张既歧，着手各异。”双方策略方针不同，在具体问题上的做法，自然相去甚远。

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当前应该做些什么？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孙中山强调：更应该鼓起从前的勇气，勇往直前。为此，目前当务之急应立即纠合同志，组织机关，再图进行，“务以武力削彼暴政”⁽⁶⁴⁾。

黄兴主张不能盲动，必须“从根本上做去”。因此目前所应做的事情是：一、宣传党义，“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⁶⁵⁾，把前期所为的是非，披露于国民面前，以求恢复国民党的信用；二、广泛团结，“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⁶⁶⁾，以结成更广泛的讨袁战线；三、组织干部，计划久远。黄兴准备设军官研习所，培养一批军事人才。他还强调，将来共和世界是以法治国，“今乘此修养时代，宜培植法律人才，亦为今时不容或缓之事”⁽⁶⁷⁾。他鼓励同志，“趁这亡命期间，大家偷闲去研究学问，多造就一些人材”⁽⁶⁸⁾。

其次，孙黄在是否要重新组党的问题上，意见也截然相反。孙中山痛感二次革命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⁶⁹⁾。失败后的国民党，“袁氏即不迫令解散，亦已名存实亡”⁽⁷⁰⁾。流亡海外的党员，又因“意见不齐，缺乏统一”。显然，这样的政党不可能再继续领导革命了。他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解散国民党，重新组党。

黄兴则坚持要继续保全国民党。他说：“当时亡命日本的国民党员，都是参加讨袁，且被通缉的，不应该这时对他们严加整肃”⁽⁷¹⁾，并劝孙中山“不可因噎废食，使党有所分化”⁽⁷²⁾，而应从维持固有的党势入手，“仍用旧党加以整理，力求扩充之”⁽⁷³⁾。黄兴同时还指出，今则袁氏独断专行，政党失其效力，且排斥而消灭之，若吾党不与他党联络，则势力既嫌单薄，且将多己之敌。在此形势下更应“广通声气，团结感情，庶同舟共济，奋力与专制魔王搏斗”⁽⁷⁴⁾。

因是否要重新组党的问题，事关重大，李根源、程潜、熊克武特邀在长崎的柏文蔚等人到东京面商此事。柏文蔚提出，国民党内部已欠纯洁，官僚政客投机加入，势有重新整顿的必要，但是“另组新党，要特别慎重”⁽⁷⁵⁾。谭人凤对此意见表示赞成。程潜、熊克武、冷遹等则主张仍旧“保全国民党”。李烈钧亦深表赞同地说：“国民党堂堂正正，国内国民党机关虽被袁贼解散，而海外之国民党，居留政府从未干涉”，如孙中山另组新党，“岂不是又将海外之国民党而取消之，是以绝不赞成”⁽⁷⁶⁾。

孙黄两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各持己见，甚至互相攻讦，终于由思想上的分歧，导致组织上的分化。孙中山坚持自己的主张，重组中华革命党；黄兴等人不愿加入，其中一些人随后成立了欧事研究会。

第二节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

一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使孙中山日益明确地认识到：革命事业要者有三，即立党、宣传、起义⁽⁷⁷⁾。其中首要是立党。他坚信，只有以革命党为根本，才有希望重振精神，拯救革命于危难之际，完成铲除民贼、还我共和的重任。为此，孙中山不顾面临的种种困难，倾全力于创建中华革命党的事业之中。

鉴于前车之失，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党方针：一、改变不服从领袖的心理，绝对服从党魁命令；二、使以前散漫的组织，变得严密起来，团结起来；三、把党内一切不革命的分子、不纯粹的分子排除出去，正本清源。在孙中山的理想中，新生的中华革命党是一个“有统一的组织，坚固的宗旨，党员有纯洁的志趣”⁽⁷⁸⁾，朝气蓬勃，具有旺盛战斗力的党。

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在东京“发起重新党帜”⁽⁷⁹⁾。他严格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这天，王统、黄元秀、朱卓文、陆惠生、马素首立誓约，成为中华革命党第一批党员⁽⁸⁰⁾。其誓约全文如下：

立誓人某某，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

二、服从命令；

三、尽忠职务；

四、严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　省　县（捺指模）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孙中山特别在誓约中提出，“附从孙先生”及每人加按指模，本意想借此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纯洁党的组织。他说：“立誓约，订新章，一切皆有鉴于前车，而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⁸¹⁾入党者在誓约上打指模是克服异党入据、以伪乱真的现象，同时也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⁸²⁾。但是，由于孙中山片面地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甚至错误地认为服从他，就是服从他所主张的革命，服从他的革命，自然应服从他。这种思想驱使他固执地改变了同盟会时期民主选举的组织原则，而且还借用了旧式会党的落后组织手段。其结果使秘密发展中的中华革命党染上了宗派主义的色彩，这不但对他党有讨袁之心又有所归向者，表现为简单排斥，就连许多昔日风雨同舟的人也难以接受。一些老同盟会员指出，以党魁统一事权，则近于专制。中华革命党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是也应看到，孙中山强调树立领袖的权威，同封建意义的独裁专制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孙中山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既是鉴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⁸³⁾他主动挑起再举革命的重担，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领袖的作用。在近似于“专制”的落后形式后面，仍不难看出他为国为民的一片忠心。

孙中山在开始发展党员的同时，在东京组织了通信机关，以调查亡命客人数，联络革命党人；随后又成立了“亡命客救护团”，办理流亡日本党员的登记、济助及归队工作。亡命客中，尤以下级军官为多。在失去组织联系、四散各方的情况下，时间一长，多数同志衣食无着，借贷无门，时逢冬季大雪，甚至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⁸⁴⁾。孙中山下令择最困窘者，每人送学生装二套，按月发给津贴日币十五圆⁽⁸⁵⁾，同时致函邓泽如，请南洋同志筹集资金相助解决。经孙中山等人的努力，多数亡命党人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精神也为之一振。孙中山激励大家：“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⁸⁶⁾

在孙中山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增强了再举革命的信心。他们认识到“革命无领导，怕牺牲，不服从领袖，是断难成功的”⁽⁸⁷⁾，大家的认识日渐统一，履行入党手续的人不断增多。继第一批入党同志之后，1913年10月陈其美、戴季陶等二十二人，11月邓铿等五十七人，12月夏重民等一百一十三人，在东京先后入党⁽⁸⁸⁾。在国内，中华革命党在大连和上海建立了两个发展党员的据点。1913年10月，张人杰（静江）、蒋介石在上海入党。12'月陈德出等六人在大连入党。此外，在菲律宾的吴宗明、郑国梁与在美洲的谢英伯，以及12月途经日本赴美的林森，也相继入党⁽⁸⁹⁾。中华革命党不断发展扩充，三次革命的火种从日本逐渐向国内和海外蔓延开来。

当时，国民党海外支部多还存在。孙中山初意将海外支部也一律改为中华革命党。1914年初，他发给美洲支部三项指示：一、各埠党部取消国民党名目，自后一律须改称中华革命党；二、海外国民党员须一律重新填写中华革命党誓约及加盖指模；三、海外各党部应即设筹饷局⁽⁹⁰⁾。后因美洲支部提出，为便利筹饷，须沿用国民党名义。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4月18日，他致函邓泽如，阐述立党宗旨，委托邓泽如在南洋各埠，“本此宗旨，设各埠支部，以张党势”⁽⁹¹⁾。

经孙中山等人几个月的宣传活动，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闻风倾慕，纷纷聚集到中华革命党的旗帜之下。至1914年四五月间，入党者“先后已得四五百人”⁽⁹²⁾。为此，孙中山深感欣慰地说：“吾党分崩之象悉已消灭。”⁽⁹³⁾他指示陈其美、居正、胡汉民、田桐、杨庶堪、周应时等人成立筹备委员会，讨论组织机构、干部选举、党员大会等问题，为成立中华革命党总部作准备。

为进一步扩大宣传，5月1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创办了《民国》杂志。胡汉民任总编，朱执信、田桐、苏曼殊、戴季陶、邵元冲、邹鲁、叶夏声为编辑。《民国》杂志发表文章，揭露袁氏“袭民主之名，行帝制之实”⁽⁹⁴⁾的阴谋，并且针对革命党内一部分人存在的消极情绪，激励党员，应“发挥其能力，斩除其惰性，遇艰险而益厉，更丧败而益前”⁽⁹⁵⁾。《民国》杂志社不但是舆论机关，也是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孙中山等人经常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党内的重大问题。5月14日，孙中山指示：“本党干部未成立以前，组织一筹备委员会。”⁽⁹⁶⁾16日，孙中山委任的筹备委员会委员柏文蔚、周应时、陈其美、刘承烈、邓家彦、胡汉民、杨庶堪、居正、侯度生、张肇基、凌钺、文群、陈扬镳、张百麟、田桐等，在《民国》杂志社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6月6日、孙中山在此召集陈其美、田桐、胡汉民等人讨论了中华革命党的干部人选，初步商定总理及各部部长名单⁽⁹⁷⁾。21日，在《民国》杂志社召开了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大会。陈其美逐条说明了中华革命党总章，介绍了各部部长的人选，与会党员对上述问题也发表了各自的意见。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的条件日趋成熟。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成立大会，首由居正说明成立中华革命党总部的理由和大会宗旨，接着孙中山当众入盟，宣誓就任总理，并发表了近二小时的演说。他激励大家“发挥爱国之心，舍弃私心私利，专心为民国谋取福利”⁽⁹⁸⁾。最后孙中山号召全体党员：“在第三次革命兴起之际，务必团结一致，亲爱精诚，统一步伐，以国家百年大计为念，努力奋争。”⁽⁹⁹⁾经过半年多流亡生活的革命党人，又重新聚集在一起，聆听孙中山的演讲，无不倍感振奋。随后陈家鼐、蔡锐霆、田桐、熊尚文相继发表演说，与会同志也都纷纷表示坚持革命的决心，会场出现一派热烈的气氛。大会结束时，一致通过了《中华革命党总章》。

9月1日，中华革命党发布成立通告，将重整革命阵营的消息及该党的宗旨布达于世。总部陆续颁布了七十九次委任令，先后委任了八百三十二名各级干部⁽¹⁰⁰⁾，其中总部各部部长人选为：总务部正副部长陈其美、谢持；党务部正副部长居正、冯自由；军务部正副部长许崇智、周应时；政治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杨庶堪；财政部正副部长张人杰、廖仲恺。在总部直接指导下，国内十八个省成立了支部。孙中山亲自委任了各省支部长，同时派遣党内骨干到海外各埠筹建支部。通过他们的努力，先后在海外建立了三十九个支部和四十五个分支部。中华革命党在海内外组织系统建立后，新党员也不断增加，逐渐发展到了一万多人。

《中华革命党总章》是指导党员进行革命实践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对党的宗旨、进行程序、组织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在政党建设方面的探索，有些方面较之国民党的纲领也有所前进。

一、重申民权主义。孙中山在最初阐述三民主义时，把推翻满清暴政，建立共和国作为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沉浸在民主战胜专制的喜悦之中，以为从此共和国将植根在中国的土地之上。然而，袁世凯“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的惨淡的政治图景，无情地改变了他民族、民权二层已达，唯民生未做到的天真想法⁽¹⁰¹⁾，迫使他重新作出为实现民权主义而奋斗的决定。孙中山在总章中再度提出“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¹⁰²⁾，这并非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集十几年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赋予了民权主义更深刻的内容。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孙中山惋惜地指出：“吾人虽革去满洲皇统，而尚留陈腐之官僚系统未予扫除。”⁽¹⁰³⁾因此，孙中山在发动三次革命，为实现民权主义而斗争时，不仅揭穿了袁世凯独裁专制的实质及其帝制自为的阴谋，同时还告诫人们，只除去袁世凯一人，并不能完成再造共和的重任，只有同时清除其属下的全部官僚，才能保证中国不再蒙受此辈邪恶的影响。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加深了民权主义的内在含义，使其有了更现实的社会意义。

中华革命党各省主盟人、筹备处长、支部长、司令长官表

^

注：一、本表只录第一任支部长。

二、资料来源：《干部委任令》，《革命文献》第45辑，第213页；《总务部收信簿第一号》，《总务部机要处文件分发簿》，引自《近代中国》第22期。

实现民权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在总章中把《同盟会宣言》中所规定的革命程序，重新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大阶段，并统称为“革命时期”，目的在于改变过去“《约法》之治”时造成袁氏篡权，约法却无能为力，反被袁氏废弃的被动局面。为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总章强调，训政时期不再以《约法》为依据，而是“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¹⁰⁴⁾。以此加强党在巩固政权时的地位和领导作用。虽然这些规定存在着轻视人民群众力量的消极方面，但在探索如何巩固政权，如何实现民权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二、在思想上，强调恢复同盟会时的革命精神；在组织上，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孙中山认为，国民党丢掉了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致使内部鱼龙混杂，组织涣散，不攻自溃。所以，孙中山在重建新党时特别指出：政党中最要紧的事，是各位党员有一种牺牲精神⁽¹⁰⁵⁾。当革命处于艰苦时期，立志加入中华革命党者，“只有牺牲，没有权利”⁽¹⁰⁶⁾。因此，入党本身就是能否保持革命精神的一次严峻考验。孙中山强调指出：“中华革命党唯一宗旨，是以革命精神图主义之实现者”⁽¹⁰⁷⁾，谁志愿加入中华革命党，必须明确地表示他是革命党员，“如果不愿意挂革命党党员的招牌的人，尽管不进党好了”⁽¹⁰⁸⁾。为此，总章中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¹⁰⁹⁾只有每个党员真正具备了这样的革命精神，才能有效地保证党内纯洁，使新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在组织上，孙中山把革命党能否统一，看作革命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他说：“革命党能统一，则革命事业已成功过半矣；不能统一，则即使成功，等于第一次，其结果亦必如今日矣。”⁽¹¹⁰⁾为改变前期内部意见分歧的弊病，孙中山规定加入中华革命党者，“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¹¹¹⁾。值得惋惜的是，孙中山从痛苦的失败中换取的正确认识，却以绝对服从领袖个人的落后形式表现出来。目的和手段的矛盾，正是孙中山建党时矛盾思想的反映。孙中山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又痛感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中国难以抵御旧势力的冲击。他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以集权于个人的方式，来强化党的统一。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人亦本素所怀抱平等自由主义，行权于建设之初期，为公乎？为私乎？以待天下后世之论定可耳。”⁽¹¹²⁾诚然，孙中山的这种作法是不足取的，但是在建党时，他力图从组织上加强党的隼中统一，也是当时斗争的迫切需要，这对于纯洁党的组织，使全党在统一的指挥下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三、坚持武装斗争。二次革命失败，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深知，欲雪癸丑之耻，竟辛亥之功，只能以武力推翻袁氏的反动统治。孙中山强调“以军事为先决问题”，把武装讨袁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十分重视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他说：“国事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¹¹³⁾《中华革命党总章》中也明确规定，本党“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¹¹⁴⁾。

为解决中华革命党的建军指导思想及一系列军事问题，孙中山在1914年初便开始编写《革命方略》。4月初，他把已写完的《革命方略》初稿，秘密散发给党内核心人物，并逐条加以说明，征求他们的意见。⁽¹¹⁵⁾从9月至11月，孙中山在东京召集陈其美、胡汉民、许崇智、戴季陶、廖仲恺等人，开了十七次会议，对《革命方略》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认真讨论。《革命方略》分为六篇，其中对革命军的目的、服制、勋记、饷项，军政府的组织，军律，军法，举义前后之要务，攻取响应之要点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最完备的一部军事著作。《革命方略》指出：“推翻专制政府，建设完全民国，启发人民生业，巩固国家主权”⁽¹¹⁶⁾，是中华革命军的最终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华革命党倾全力发动武力讨袁。

中华革命党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坚持民主革命的道路，是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洋溢着革命热情的中华革命党纲领中，同样也暴露了它本身所存在的弱点和错误。

首先，在民族矛盾尖锐之际，中华革命党纲领中却没有提出含有反帝内容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最初提出民族主义时，就忽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族主义只是排满。因此，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他便认为民族革命已经完成。再则，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为扩大在中国南方的权益，曾由大陆浪人引线，暗中向革命党提供了武器和贷款。二次革命爆发，日本政府内部又有人主张，以“援助”南方革命党来牵制亲英美的袁氏政权。日本政府虽未采纳这种意见，但其对革命党的政策，比全力支持袁世凯的英美两国要缓和得多。再加上革命党流亡日本，得到了日本浪人及部分主张援助革命党以取得中国南方权益的日本政界人士的支持。这些因素促使孙中山仍然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图“联日讨袁”。他曾对日本财界元老涩泽荣说：“我们这些同志，准备卧薪尝胆，如果军费筹集能获解决，则图再组织讨袁军队。”⁽¹¹⁷⁾并希望涩泽荣说服日本政府，尤其是陆海军省，对此行动给以援助⁽¹¹⁸⁾。同时，他又致函日本内阁首相大隈重信，要求日本政府支援中国革命，以“救东亚危局”⁽¹¹⁹⁾。

中日交涉事起，民族矛盾骤然激化，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中华革命党却没有给予积极支持。孙中山指出：“袁氏实为误国卖国之魁，设非急速去袁，则祸至无日。”⁽¹²⁰⁾他只强调内反国贼的一面，而没有鲜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这个方针对急于解除国难的民众缺乏号召力，使中华革命党与国内人民的斗争脱节，在反日爱国运动中影响甚微。相反，袁世凯却乘机散布孙中山为日作伥，“第一次革命后与日本之某某重要人物有最惠之约”⁽¹²¹⁾，借以离间中华革命党与民众的关系。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威信，也因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孙中山依赖帝国主义力量进行中国革命的幻想，使他的认识难以升华到明确提出反帝纲领的高度。这不能不直接影响到中华革命党的发展规模和斗争水平。

其次，孙中山在总结教训时，只看到党员脱离领袖的表面现象，却没意识到阶级脱离政党、政党脱离人民的深刻危机。当他准备再举革命时，仍然没把争取国内资产阶级支持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中华革命党的纲领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但超出其实际认识水平。它过分地着重于军事，而忽视对群众的发动。孙中山没有针对本阶级和一般人民的迫切愿望，提出维护其切身利益的口号，以吸引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加入三次革命的行列。

再次，中华革命党轻视群众，脱离群众，因此势孤力单。其总章中错误地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三等，规定在革命军起义以前入党的是“首义党员”，革命时期称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革命军起义后入党的是“协助党员”，称为“有功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是“普通党员”，称为“先进公民”，只享有选举权利⁽¹²²⁾。而非党员在革命时期内，连公民资格也没有。孙中山如此规定，意在将“革命时期”的政权掌握在忠于革命的“首义党员”和“协助党员”手中，防止革命成果被投机分子篡夺，但客观上则造成党内等级森严，人为地形成一个权力阶层，并在党员和群众中划出一条分明的界线，从而加深了党内外的隔膜，使党脱离群众。孙中山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志士仁人身上，认识不到发动、组织群众的力量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

历时三年的白朗起义，把斗争矛头直指袁氏政府，纵横五省。与此同时，群众自发的反袁斗争也此起彼伏，不断出现。中华革命党不但不有效地利用这一局面，领导群众力量共同对敌，却错误地认为国内民众“与政治无争”，唯有等待他们的恩赐；甚至对人民的公民权利，也要待将来革命胜利，“宪政既成，则举而还之齐民”⁽¹²³⁾。结果是把自己孤立于群众斗争之外，孤掌难鸣，只能从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中寻求援助，或则把讨袁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行动之上。

综上所述，中华革命党是以反对封建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为纲领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并拥有万名以上的党员。它的成立，标志着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重新振作起来，在袁世凯的黑暗统治下，再度举起民主主义的战斗旗帜。

二　武力讨袁活动

中华革命党的武装讨袁活动，与其筹建工作几乎是同时展开的。1914年初，孙中山召集陈其美、戴季陶等人商议回国策动起事的军事计划。鉴于当前的形势，陈其美建议暂时避开袁军重兵密布的东南，先从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东北地区建立革命基础。他说：“辛亥、癸丑二役，皆不能贯彻革命党之三民主义者，以东北各省之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以扫专制恶魔之巢穴。自今以往，如徒注重南方，而于北方仍不稍加意，是犹覆其辙而不自悟者也。”因此“谋第三次革命，当于东北数省培植根基，以为犁庭捣穴之计”⁽¹²⁴⁾。孙中山采纳了他的建议，于1914年1月派陈其美和戴季陶前往大连设立机关，联络东北各省，继续策动讨袁军事⁽¹²⁵⁾；3月又派夏重民、邓铿等到香港部署南方军事，以为东北声援。

1月23日，陈其美自神户乘船密抵大连，当时在大连潜伏的革命党人有山东的吴大洲、薄子明、刘大同、孙祥夫；东北的刘艺舟、朱霁青、刘纯一、宁武；山西的王庆肇、王殿松及二次革命后到大连的沈缦云等。他们在资金缺乏、衣食不周的困境下正准备举事。陈其美认为起义时机不成熟，一面“力戒大连革命党人不要轻举妄动”⁽¹²⁶⁾，一面致函孙中山“迅予筹款接济”；同时派陈宁等前去运动黑龙江的军队，为配合奉鲁方面发动作准备；并发给宁梦岩手枪二百支，令其带领手下三百余人，活动于公主岭一带，继续扩展力量。此后，他又召集大家商议下步活动计划，决定在大连暂设机关，以吉林、奉天、黑龙江三省为主点，外与东京总部及各省革命党联络，聚集力量，运动军队，等待时机成熟，“关外一动，南京继之，而江北、山东同时并起”⁽¹²⁷⁾。

但是，陈其美在东北的消息，不久便被吉林护军使孟恩远所探知。他密报袁世凯说：“陈其美、戴天仇、宁秉然、谢宝轩共同谋乱，扰害治安。”⁽¹²⁸⁾袁世凯闻悉，大为震动，即命各省都督、民政长令饬所属各营队“严密查缉，勿令煽乱”⁽¹²⁹⁾，并与日本政府交涉，“以陈其美有刺杀商务印书馆经理人夏粹芳等嫌疑，要求引渡到案”⁽¹³⁰⁾。张作霖奉命向满铁副总裁伊藤大八秘密表示：“大总统有命令，不论用任何手段，都得要将陈其美逮捕。”⁽¹³¹⁾日本关东都督府对陈其美等人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对革命党人的行动百般干涉，甚至下令逐客。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下，革命党人难以立足，开展工作更是困难重重。孙中山了解到东北进行情况，也认为在没有足够实力的情况下轻率举事，反倒造成不利局面。于是，他密电陈其美，嘱其“暂缓进行”。陈其美见在东北一时难于进展，便将东北举兵事宜划归刘纯一负责，山东举兵事宜划归刘大同负责，交给他短枪四十只，命其编队回鲁。3月15日，陈其美、戴季陶乘船离开大连。

在东北进行的同时，湖南、浙江、广东等南方几省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加紧筹划武装起事。

6月初，中华革命党总部接到贵州的报告，得知袁世凯为提防革命党在湘、粤、桂之间发展势力，将贵州前都督杨荩诚在沪所购大批军械取道湘西运往贵州，调拨给护军使刘显世。总部决定派凌霄秘密赴湘，招集同志及黔军旧属截劫军械，就地起义。凌霄奉命赴常德，计划起事成功，便占领湘西，再图进展，如起事不成，便将军械炸毁，削弱敌人力量。但因准备时走漏了风声，欧阳煜、李贵成、田文魁三党人遇难。凌霄被捕，死里逃生。7月，王伯乔、陈元霆、周永广在浙江台州筹划攻占临海，也因计划败露而被包围。王伯乔等率众与敌军激战，不得脱身，多数人在战斗中牺牲。同月，夏之麒在浙江筹备起事。有人劝夏之麒为自己前途考虑，不要轻举妄动。他当即回答：“诸君为我谋善，然我不更为我四万万同胞乎？”⁽¹³²⁾遂决定加紧在杭垣设立机关，计划7月24日举事。起事发动之前，不幸密设机关被破获，三十余名党人被捕遇难。夏之麒、黄化宙等再次逃往日本。

上述几次准备发动的起事，都因事漏而夭折。二次革命失败后，首次爆发的武装起事，是1914年6月李国柱在湖南郴县发动的。

李国柱字石琴，湖南嘉禾人，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日本，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奉孙中山之命回湘起兵讨袁。回湘后，他立即召集同志，重组力量，在宜章、临武、郴县、零陵等处暗设机关，以联络各县驻防军、团防局、警备队为主要策略。数月间，各县的运动工作颇见成效，军中“歃血订盟，誓志讨袁者，日有所闻”⁽¹³³⁾。起事准备日渐成熟，起事地点确定郴县。恰逢汤芗铭正在湖南调动部队，办理守备队退伍事宜。李国柱决定趁部队换防、裁撤人员的混乱时机发动起事。

1914年6月28日，李国柱在郴县组成讨袁军，旗书“中华民国民主孙”⁽¹³⁴⁾，布告远近，宣布讨袁。讨袁军骤起，敌军措手不及，五营营长吴万春当场被击毙。三营长企图调兵抵抗，“而兵不用命”⁽¹³⁵⁾，义军很快占领了县城。袁世凯电令汤芗铭“厚集兵力，迅即荡平”，“勿任乘虚响应，致启燎原”⁽¹³⁶⁾。汤芗铭迅疾调兵前往郴县一带，但并不能阻止义军的发展。义军一路由邬云陛率领，挥戈北进，“突袭耒阳、永兴，图攻衡阳，声势颇盛”⁽¹³⁷⁾。另一路由陈广章率领，进兵宜章，在刘延扬等人的接应下，义军迅速占领宜章。

与此同时，雷瀛、雷英等人率众于7月1日在桂阳起兵。雷瀛继李国柱之后，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在湖南策动武装讨袁。他先赴保定，邀雷英一道回湖南，以办理矿务为名，在桂阳城内设置“协记矿务公司”，作为联络各地民军的总机关。他们利用建立县警大队的机会，密选地方壮丁充任警兵，逐渐将县警两连掌握在自己手中，又到粤桂边境的大山中，联络潜伏在当地的一千多民军。雷瀛派人到韶关、坪石一带，向驻军购买枪支装备民军。经过近半年的筹划，组成了以雷英为司令、雷瀛为参谋长的湖南讨袁军。义军在桂阳起事，约定义旗一举，粤桂边境民军即攻占临武、蓝山、嘉禾等县，然后至桂阳集合，南下袭击衡阳。

7月26日，陈校经、陈应品、邓蔚林一路在临武县起事。义军杀官据城。陈校经率队出西门入嘉禾，击毙清乡委员汤勋等数人，占领嘉禾县，随后又率军进攻蓝山。

不到一个月内，各地接踵而起，“各县纷纷告变”⁽¹³⁸⁾。汤芗铭调集重兵“围剿”义军。汤军营长贾凯率领一路，由耒阳、永兴至郴县，以郴县为根据，扼守东路；团长赵锡龄由常宁出发，以桂阳为根据，扼守中路；营长罗先闿由蓝山进行，“三路会剿，以期包击”⁽¹³⁹⁾。同时，北洋军王承斌、张福来、伍祥祯部溯江进击，进驻衡州，以便指挥中东两路。汤芗铭仍感力量不足，急电袁世凯，“令饬广东、广西、江西各省一体防堵，俾免溃窜蔓延”⁽¹⁴⁰⁾。袁世凯电令广东龙济光、广西陆荣廷“遣得力军队，联络湘军越境协剿”⁽¹⁴¹⁾；又命江西李纯“迅饬所属，妥为防堵”⁽¹⁴²⁾。龙济光派陆军四营由坪石出境，开赴宜章、桂阳一带；派驻防军三营由连县出境，直向临武，援蓝山、嘉禾等地。陆荣廷也派兵入湘增援，以期各路夹击，“剿灭”义军。

在敌军强大的攻势下，义军虽顽强抵抗，但因交通不便，呼应不灵，各路之间缺乏联系，不能互相支援，配合作战，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再加以饷械不足，难以坚持。始则败退于永兴、耒阳之间，后撤往临武、蓝山、嘉禾交界处的部队，又遭宁远、蓝山知事率部伏击。陈校经被捕遇难，其余人多数也当场阵亡。攻占宜章一路，则在敌军的夹击下撤出宜章，曾纪光在战斗中牺牲，余部向广东境内撤退。

雷瀛、雷英一路起兵占领桂阳后，原计划粤、桂民军集合响应，但时隔半月，粤、桂民军仍无消息。经派人急往探询，才知道民军误向零陵方面前进，路遇零陵镇守使望云亭派往桂阳攻击讨袁军的一团兵力。民军不敌，多被缴械，余众败退山区。雷瀛所部正待行动，衡阳镇守使赵春霆的部队一团已开到了距桂阳仅六十余华里的郴州附近。义军基本部队不过五六百人，一部分开赴郴州，途中与袁军遭遇，寡不敌众，顿告溃败。其余部队更觉势单，挡不住敌军的进攻，遂一哄而散。雷英往汉口转赴上海走日本，雷瀛由坪石走韶关，经广州往香港避难。

李国柱、雷瀛发动的武装起义，经过近二个月的激战，死伤二千余人，在袁军几省力量联合进攻下失败了。这是中华革命党在革命低潮时发动的第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枪声，表明革命党人又重新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打破了二次革命后的沉闷局面。

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不久，正值欧战爆发。孙中山认为：“刻下欧州战乱，确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之良机。”⁽¹⁴³⁾决定乘时起兵举事。经与陈其美、戴季陶、周应时等商议，他改变了最先在东北建立革命基础的方针，转注全力于江、浙与广东三省。遂派“邓铿图粤，夏之麒图浙，复灵兄弟图宁，互为犄角，策划决定”⁽¹⁴⁴⁾。为便于统一指挥，又决定在上海设立总部，并派蒋介石和陆惠生前往筹办；同时派遣大批党员回国，调查情况，运动军队，筹备起事。8月下旬，三百多名党员相继从东京、大阪、长崎回国。

8月17日，哈在田等人在江苏南通率先举旗讨袁。革命党人获悉袁军在南通戒备稍弛，哈在田招集吴俊、陈强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恺自尔路瑞康里273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在南通举事，并推选哈在田为总指挥。

17日半夜12时左右，哈在田等三十余人，一部分身着便服，一部分换上日本学生服，暗中携带武器弹药，搭乘吉和轮由上海开赴南通。

翌晨9时许，哈在田一行抵芦沟港时，得知革命党在南通的秘密机关已被破获，原定在港口接应的同志一无所见。港口已戒备森严，港警严密检查登岸同志的行装，当场“搜出凶器”⁽¹⁴⁵⁾。哈在田见事已败露，不得不拼死一击，遂掏出手枪、炸弹向港警发动攻击，其他同志一齐发动，击退港警，夺得枪支，整队分三部向城中进发。行至城下，见城门紧闭，革命党人以万死一生之计，以手枪、炸弹攻城，在城下与袁军激战数小时，党人受伤者十余人。此时敌人援兵又至，革命党人力不能支，哈志才、李广生、姚文等相继阵亡，其余二十四人因弹尽被捕。起事在仓猝中发难，迅速失败了。

邓铿回到广东与朱执信商议，由邓铿负责惠州、潮州、韶州、增城、龙门东北方面与香山、江门两处；朱执信负责南海、顺德、番禺、花县、清远、新会、高州、恩平、开平、阳江、阳春西南方面。他们决定派革命党人分赴各县，以在南洋、香港、安南、东京筹得的捐款，分头联络绿林，运动军队，待活动成熟，即同时并举，合攻省城，根除龙济光，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

东北一路，邓铿派邓国平负责增城、龙门，洪兆麟负责惠州，陈景桓、林景云两人负责香山，约定10月27日同时发动。

10月27日，邓国平集众于增、龙，如期发动。但本已答应同时举事的两营军队临时变化，拒不响应。义军击溃驻军一连后，改变计划，转攻东莞、石龙。在东莞与敌军激战一日，义军因子弹已尽，又得不到石龙增援，遂败。

洪兆麟在惠州运动军队，驻军两营长应允相助。绿林听说有军队相助，也想起义。10月27日，洪兆麟欲率部发动，与增、龙呼应，但驻军不应，举事受阻。11月1日，洪兆麟赴三多祝集众，号称万人，直取平山，实际上义军只有枪一千余支，又缺乏子弹。在平山附近，义军前锋遭到敌军伏击，死伤甚众。11月2日，义军向平山发起总攻，洪兆麟身先士卒，亲自率领部队冲锋，不幸中弹负伤。11月3日，龙济光所派两营援兵到达平山。洪兆麟本约定由陈景桓、林景云举香山之众前来增援，但陈、林二人因炸药案在香港被捕，不能按期发动。义军孤立无援，弹药已尽，被迫退至三多祝。洪兆麟伤势日重，邓铿派邓国平前去代洪指挥。但没等邓国平到达，三多祝的义军在敌军的夹击下已经溃散。

因内地信息不通，朱执信不知东北路成败如何，决定派邓子瑜在博罗起事，以番禺、花县、清远、南海、顺德之众响应。11月3日，邓子瑜集众一千余人，在博罗附近狗仔潭举事，与从省城调往惠州的敌军遭遇。义军见其势大，料不能敌，便转赴增城。但增城守军已有准备，义军见难以攻城，遂各自散去。

11月10日，朱执信、陆领在南海、顺德起兵响应，率领数千人，进攻佛山，与佛山敌兵钟子材部及济军李嘉所部遭遇，“彼此相持，枪弹如雨”⁽¹⁴⁶⁾，自半夜战至天明。11日，敌军三千人由省赶到，义军以主力移向火车站迎击，击毙敌军三百余人。下午敌军增兵，义军相持至午后3时，收兵退驻张槎，夜间又转移至沙坑。13日，义军在沙坑拟集大都、濠滘、沙岗等处各队再攻佛山。但敌军贺文彪率部进攻沙岗，打破了义军集中的计划。此时，龙济光又调重兵集中佛山附近，会同原驻军合攻义军。义军急忙向各县求救。但此时博罗之军已散，花县刘济川集众三千余人，苦于经费不足，离去半数，又为谣言所惑，其余亦归散各处，附近几县皆不能发兵增援。义军人困马乏，饷械已竭，虽“党人不顾一切，奋勇向前”⁽¹⁴⁷⁾，终因寡不敌众，败退下来。

高山一路，朱执信委李海云、林拯民负责，另由陆志云、许国平往电白县策动。李海云等闻佛山已起事，聚集绿林及退伍士兵准备发动响应。但中途因办事机关被敌人破获，林拯民等十余人被捕，不能应时起兵。先期到达电白县的陆志云不知高山事变，仍决定11月16日举事，进攻电白城。义军虽有三千余人，但发难时有枪者不足二千。陆志云为防备省城驻兵及邻省兵自东面来增援，先以一千余人据守东方之白花山，而以数百人夜袭电白城。在陆志云的策动下，城内陆军营长林成登已约定反正，乡团警察皆同情义军。17日晨，内应陆军开门迎义军进城，义军占领城内各衙署，出告示安民。城内“商民皆燃炮竹、竖旗，表欢迎意”⁽¹⁴⁸⁾。18日夜，陆军营长林成登中途叛变，领所部进城后直奔县署司令部，假意要见司令取襟章，进县署第二道门时，便向义军开枪。义军急忙应战，同时派一支部队绕道去夺济军枪械。两军遭遇，激战至天明，击毙济军连长一名及数十名士兵。驻白花山部队知城内有变，急忙前来增援，路遇敌军拦击，因而不能入城。城内义军连续奋战两昼夜，弹尽粮绝，又无增援，只得放弃县署，退到白花山、望夫山一带。他们凭借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在此连战十余日，敌军死伤数百，义军伤亡也不小，守住了阵地。他们在广东讨龙之役失败的情况下，保存了这支力量，等待新的机会到来，再度举旗起事。

与江苏、广东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东北、江西等地革命党人也在积极策动武力讨袁。1914年7月，邱丕振在东北组成关外讨袁军总司令部。9月，邱丕振以关外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借券，筹集军费，准备起事。借券写明：“袁贼无道，本司令兴师问罪，伐暴救民，军需不足，不得不就地筹措，以充军用。”⁽¹⁴⁹⁾讨袁军联络绿林数百人，计划先攻下昌图，以南满为根据，然后第一军占领营口，第二军占领安东，第三军占领铁岭。9月5日，邱丕振以昌图敌军戒备甚严，拟改攻通江口。但敌军先闻风声，迅速调集各路巡警赴通江口要道，“扼要设卡，以图邀击”⁽¹⁵⁰⁾。这天又逢暴雨，各路讨袁军与绿林不能按期会合。9月6日，讨袁军驻孙家站机关被破获，整个讨袁计划由此而失败。邱丕振一路刚刚失败，活动于本溪的革命党人紧接着又发动了起义。9月8日革命党人联合绿林，树起讨袁军旗帜，向县署警署进攻⁽¹⁵¹⁾，迅即占领了本溪县城。义军捣毁衙署，打开监狱，释放囚犯。省中闻知，即派重兵“驰剿”。义军力量单薄，又无支援，很快就被击败。零散的义军多潜入抚顺境内十金寨地区。陈中孚、刘廷汉继续联络绿林，策动矿区工人共同起事，谋再进攻本溪。但此事为抚顺县知事侦知，刘廷汉等人不幸被捕，起事又遭顿挫。

在徐州方面，韩恢于9月1日在宿迁颍口一带联络绿林，集众八百余人，高举讨袁军大旗，发动起义。义军初发，声势颇大，当地知事惊恐万分，急忙向省中发电求援说：“该处兵力单薄，民穷思乱，风声甚为吃紧。”⁽¹⁵²⁾徐州即派兵增援，义军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在上海方面，由范鸿仙主持，运动上海及附近的北方部队。范鸿仙等人通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运动北军过半”⁽¹⁵³⁾，准备以此力量攻取制造局。但走漏了风声，范鸿仙于9月20日被刺身死，革命党人前功尽弃。12月，江西南昌革命党人筹划运动省城驻军、退伍士兵组织决死队⁽¹⁵⁴⁾，1915年1月范玉田、张拱民在江苏南通再次筹划起义⁽¹⁵⁵⁾，同月，广东刘光、蔡苏在横江组织讨袁军筹备起事⁽¹⁵⁶⁾，都因事泄，半途而废。各地起义纷纷失败。孙中山利用欧战爆发之机，在国内重组力量发动武力讨袁的计划，再度受挫。

1915年1月，中日交涉事起，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孙中山召集会议，分析时局，商议对策。与会同志认为，“二十一条”交涉势必产生两种不同的结局。其一，袁世凯政府拒绝接受“二十一条”，日本为达到目的，必将以武力迫使袁政府就范。袁政府外强中干，又失民心，不堪一击，那时由谁出面支撑政局难于料定。其二，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必将激怒国人，引起全国上下的反袁怒潮。若出现前一种局面，应采取的策略是“待时机之到来，一旦机会成熟，便随时起事，不可踌躇”⁽¹⁵⁷⁾；若是后者，则应“乘此趋势，一面非难日本之要求，一面极力攻击袁政府此次措施，大力鼓吹反袁，使中国人心更加激烈。同时努力怀柔民心，待时机成熟后，再举旗起事”⁽¹⁵⁸⁾。中华革命党总部决定，在“二十一条”交涉之时，进一步揭露袁世凯卖国称帝阴谋，再次发起武力讨袁的高潮。

1915年3月10日，中华革命党发布第八号通告指明：“此次交涉之由来，实由夫己氏欲称帝要求日本承认，日本政府欲先得相当之报酬，要求夫己氏，夫己氏隐许诺之，故有条件之提出。”⁽¹⁵⁹⁾通告向全国人民揭示出“二十一条”交涉与袁氏帝制阴谋的关系，号召人们“不为浮言所动，不为外表所摇，本坚忍不拔之精神，冀除卖国之蠹”⁽¹⁶⁰⁾。4月9日，中华革命党又发布《中华革命党本部为揭破中日黑幕以告国人书》，指出袁世凯企图让日本政府援助其二事，一、称帝，二、平“内乱”，袁氏为达此目的，终将承认“二十一条”。因此，“党人于此际，除力行革命，推翻袁氏恶劣政府外，再无可以容喙之余地”⁽¹⁶¹⁾。告国人书发布一月后，袁世凯正如党人所预料，基本接受了“二十一条”。顿时，举国激愤，国内掀起一股巨大的反日爱国热潮。孙中山指出，这股风潮，“比较满清末年铁道国有风潮，尤易激动全国，为吾党不可失之时机”⁽¹⁶²⁾。

为抓住时机，在全国各省组织力量策动武装起义，孙中山在1915年春派遣军事指挥骨干分任各省司令官，负责发动起事工作，其中有广东朱执信、邓铿，广西刘崛、刘玉山、苏无涯，四川卢师谛、向传义，湖北蔡济民，湖南林德轩、郭庞，贵州安健、张百麟，浙江夏次岩，江苏周应时，江西董福开，云南董鸿勋。他们奉孙中山之命，分赴各省组织军队，制定具体的讨袁计划，并根据中华革命军司令部通则第二条，在省中分若干区，各设司令官一人，综理区内军务，以形成省与各区的严密的组织和指挥系统。蔡济民调整了湖北革命军各分区，重新任命了各区司令官，以赵鹏飞、熊炳坤、刘英、曾向武、王华国分任一、二、三、四、五各区司令。卢师谛在四川也作了相应的部署，命吕超、石青阳、丁泽煦、刘国佐分任川南、川东、川西、川北区司令。此外，各省负责人还把分散在各地区现有的小股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左景阳、符言一、丁士杰、张孟介在沪、宁、浦口、蚌埠四处设立的秘密机关，宋拼之、刘本、庞三杰等组织的丰、沛、砀地域秘密团体，范庆升、丁少春等在福建设立的机构，廖海楼、吴家东等经营的安徽凤阳县境三埔及小蚌埠地方的机关，黎萼在广东运动的绿林，徐天复、周永广等组织的浙江台州、温州等地的军队，张宗海、李子和等经营甘肃地区的机关，都与本省司令部取得联系，听命于中华革命军总部的指挥，深入到各地活动。

革命党人正在各地加紧活动之时，又传来了筹安会出笼的消息。中华革命党立即发表通告说“数年来蓄志以亡民国者，袁氏实为第一人”⁽¹⁶³⁾，指出筹安会受袁氏主使，是“一种主张变更国体，改民主为君主之政治法社也”⁽¹⁶⁴⁾。通告向国内同胞呼吁：“千钧一发，时不我与，惟我内外诸同胞速图之。”⁽¹⁶⁵⁾12月，孙中山发表了第一次《讨袁宣言》，历数奸雄窃国的种种恶行，愤怒指责袁氏政府是“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之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¹⁶⁶⁾。孙中山向国人坚决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救吾民”，为此，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也在所不辞。

为进一步加强国内发动武力讨袁的组织与领导，建立一支中华革命党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四个总司令部。1915年夏末，孙中山在东京委任陈其美为中华革命军东南军总司令，在上海设筹备处；居正为东北军总司令，在青岛设筹备处；胡汉民为西南军总司令，在广州设筹备处；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在陕西省三原县设筹备处。10月，居正、于右任分赴各省招兵买马组织军队，筹建司令部。孙中山以“举义要件，不外乎兵力财力”⁽¹⁶⁷⁾，又派胡汉民、许崇智、杨庶堪、宋振、郑鹤年、邓铿分赴南洋筹募起义军饷。

中华革命党美洲、南洋所属海外支部，都以“筹募第三次革命军饷为唯一急务”⁽¹⁶⁸⁾。随着国内武力讨袁的兴起，海外各支部不断以巨款支援国内起事，许多爱国侨胞一再慷慨解囊，热情支持国内的讨袁斗争。与此同时，海外各支部还纷纷组织军事团体，聘请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准备随时回国，以尽杀贼救民的责任。美洲支部组织“美洲华侨军事研究社”，其宗旨在于“养成美洲民党热血健儿，有指挥队伍，驱除国贼之学识”⁽¹⁶⁹⁾；并组成了“加属华侨敢死先锋队”，延聘党员中受过军事教育者为教员，逐日操练，为回国讨袁加紧准备。美洲同志还组织了“中国民智航空社”，在革命青年中培养航空人员，志在应用最新的航空技术，为铲除民贼，维护共和出力。中华革命党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全力以赴，积极进行，筹备发动武力讨袁，以期“一举即达吾党素志”⁽¹⁷⁰⁾。

在大兴讨伐之前，孙中山特将陈其美从上海召回东京，与居正、许崇智、周应时等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大举计划。他们一起研究了袁世凯的兵力布置及革命党在国内力量的分布，考虑到袁氏以皖、粤、湘三省为民党势力的根据地，特派心腹镇守，并遣北兵驻防，而且汤芗铭、龙济光、李纯、倪嗣冲等又极力趋合袁氏旨意，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在这几省内，革命党的力量几于尽绝，一时恐不易发动。相比之下，袁世凯的势力在西南一带比较薄弱，特别是云南“自辛亥以后，袁家势力未曾侵入”⁽¹⁷¹⁾。因此，陈其美提议先从西南入手，“尤其是云、贵两省，乘隙抵虚，较易为力”⁽¹⁷²⁾。孙中山深表赞同，当即决定派陈其美到西南主持，并在香港设一办事处，加强与西南几省的联系，积极策动云、贵起事，“先从西南造我根据”⁽¹⁷³⁾。

10月，陈其美回国到上海准备南下。因袁氏卖国，人心激愤，在革命党的活动下，上海一带海陆军归附日众。当地负责人认为机不可失，要求陈其美留沪主持。陈其美请示孙中山，征得同意后，取消了西南之行，云、贵的策动工作改由安健、张百麟、黄毅先负责。

早在1915年初，孙中山曾任命杨益谦为云南支部长，陆亚夫为干事，回滇组织支部，发展党员，活动讨袁。但因唐继尧从中阻挠，党务工作被迫停顿。之后，杜去恨、蔡济旺等人入滇秘密组织讨袁机关，运动学生及滇军，筹备发动起义。滇中董建章、罗海峰、赵飞凤等配合活动，组织军、政等各界人士响应⁽¹⁷⁴⁾，但因中途事泄而失败，蔡济旺被捕遇难。吕志伊回到云南，继续活动于军、学、绅界之间，策划倒袁。

在贵州方面，张百麟与安健、杨荩诚、席正铭、凌霄共同主持。他们集中力量在黔省各路军中运动起事。黔北路陆军中有部分辛亥革命时随张百麟起义人员，还有革命党前期所办法校学生二千余人。张百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委托凌霄等人前往运动。黔南路铜仁、思南方面，由席丹书主持，运动知事、连长等接应策反，援为起事内应。另外，革命党人在黔东路和黔西北路的陆军中也有一定的基础，张百麟派人前往运动，期望黔省一旦发动，即可支持响应。张百麟等人在黔军各路都作了布置，计划各路在黔省发动，“牵制黔贼，使不寇川、滇，俾以揭晓后，再以兵力为黔革军声援，内外相应，黔事本可传檄可定”⁽¹⁷⁵⁾。

除西南以外，中华革命党的武装讨袁斗争，在全国其他各省也在蓬勃兴起。1915年5月，革命党人金鼎隆在东北开原县聚众五百余人，占据孙家站，在南满铁路沿线开展讨袁活动。6月，孔庆平、钟鼎飞在河南开封运动军警，联络会党，策划举事。同月，前绍兴府都督王金发在浙江发动反袁斗争。刘文艺、刘石裕、魏珍在汉口法租界印湖北官钱票，筹集起义经费，联络绿林，筹备起事。7月，姚庭、杨海在浙江嘉兴组织救亡会，准备发动。9月，司徒权在广东江门运动军队，密谋讨袁。10月，陕西革命党人在三原、泾阳一带起事，攻占数县。接着，四川革命党人也在成都附近聚众举义。11月，居正到青岛建立起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他召集吴大洲、薄子明、邓天乙、尤超凡、庞子舟、吕子人、赵中玉、尹锡五、马海龙及朱霁青、刘廷汉诸部，并招募各乡的民团、退伍士兵、青年学生及警察，组成东北军二个纵队、五个支队，拥有数千人的队伍。同月，金维系在安徽集合同志，筹备发动；曾跃廷在湖北京山、应山、天门、汉川等县招集四千余人，并运动军队，策划攻署劫狱，发动起事。

中华革命党在各地策动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孙中山对讨袁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认为：“现在海内风云，以袁氏称帝之故，愈趋愈急，夫己氏股肱诸将亦有土崩瓦解之势，乘时蹶起，机不可失”⁽¹⁷⁶⁾；“袁氏末运，去兹不远矣”⁽¹⁷⁷⁾。

三　暗杀活动

中华革命党发动三次革命，在致力于以武力讨袁的同时，还采取了暗杀行动。狙击暗杀，往往是革命党人用来作为军事冒险的补充手段。特别是当革命处于低潮，发动起义困难重重，一筹莫展之时，暗杀活动更被视为快速有效的歼敌捷径。许多党人认为，通过暗杀，“既可以促成反动统治内部之混乱，又可以振奋民心士气”⁽¹⁷⁸⁾。为此，中华革命党人组织了“中华铁血模范新军炸弹暗杀团”⁽¹⁷⁹⁾，还在广州成立了敢死队、炸弹队，进行了多次暗杀活动。

1．钟明光行刺龙济光

自1914年末中华革命党发动了“讨龙之役”后，袁世凯恐革命党在广东再举暴动，一再电令龙济光“严加防缉，而杜祸萌”。龙济光乘机大肆搜捕党人，并再三表示：“乱党之谋，注重在粤，诚如钧示，济光仰蒙付托之重，敢不殚诚竭虑，力保治安。”⁽¹⁸⁰⁾龙济光媚袁惟恐不周，当袁氏承认“二十一条”后，他竟不顾举国一致反对，仰承袁氏意旨，电请“提灯庆贺”。革命党人闻龙此举，“愤不欲生，切齿誓杀龙以儆凶顽”⁽¹⁸¹⁾。再加上龙济光督粤多年，苛捐杂税，贩烟开赌，纵兵淫掠，杀戮党人，无所不为。革命党人李作汉、罗刬湖、李稚陶、钟明光与丘汉苗女士等结义，组成暗杀团，专以刺杀龙济光为己任。他们最初计划采用手枪为狙击武器，但钟明光认为手枪远程射击，命中困难，主张采用炸弹，并慷慨表示：“必要时愿与龙贼同归于尽。”⁽¹⁸²⁾

5月末，暗杀团准备就绪，开始侦查龙氏行踪，伺机进行。但龙济光自知在粤与民结怨甚深，党人必欲先除之而后快，因而行踪诡秘，深居简出。革命党人潜伏多日，也未得手，便改变主意，先杀龙氏之兄龙觐光。龙觐光任广惠镇守使兼陆军一师师长，是龙济光的主要帮凶，先杀他即是断其左膀右臂。暗杀团乔装成小商贩，肩挑瓜果、杂货，将炸弹藏在箩筐中，在将军署镇守使署一带叫卖，但在外巡候数日，仍未得时机。

7月11日，广东大水成灾。15日，油行又起大火，火苗随着漂在水上的浮油，顺河而下，延及船艇，惨声四起。龙济光深恐局势生变，在严密的保卫下，前呼后拥，到龙觐光处察看。暗杀团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由钟明光“托名摆卖卤酸菜为业”⁽¹⁸³⁾，潜伏在龙济光必经之路。17日，龙济光一行路经积厚坊时，钟明光从容扔出炸弹。炸弹威力巨大，当场炸死炸伤龙氏卫士及路人各十余人⁽¹⁸⁴⁾。遗憾的是龙济光在护卫包围之中，仅伤其左足。钟明光不幸被执，凌迟而死。

2．杨玉桥行刺薛大可

北京《亚细亚报》是帝制派的御用宣传机关，平日鼓吹帝制，不遗余力。该报总理薛大可为进一步扩大帝制宣传，特在上海筹设该报分馆，定于9月10日出版。革命党人杨玉桥闻讯，怒不可遏，欲置薛大可于死地，以张正义。

9月11日晚7时许，杨玉桥携炸弹潜至报馆，向馆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死三人，伤数人，但薛大可未被炸死。杨玉桥被英捕抓获，后由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引渡入狱。革命党人萧美成急欲营救，亦因走漏消息而被捕。12月23日，两位志士在沪殉难⁽¹⁸⁵⁾。

3．吴先梅行刺蒋士立

袁世凯以中华革命党为心腹大患，特派变节分子蒋士立携巨款五十万元到东京，与驻日本公使陆宗舆共商分化瓦解中华革命党的对策。他们以资送回国、予以政治地位、送到国外休养、予以优裕生活费和补给留学官费的办法来引诱革命党人叛变自首，并规定凡党人前来办理自首手续，须检讨过去讨袁大逆不道，写下“犯上作乱，天诛地灭”⁽¹⁸⁶⁾的誓词，还要定期汇报党内消息及党人行踪。

当时麇集东京的革命党人，多数生活贫困，在敌人金钱收买之下，一些意志薄弱之徒堕志变节，奔走于蒋士立的门下。叛徒的出现，搞得中华革命党内气氛紧张，人人自危，甚至隔几天未见面的朋友，也怀疑是否被收买了。孙中山也觉察到，“吾党秘密事，何以袁政府总能得消息？”⁽¹⁸⁷⁾为制止这种腐蚀剂在党内蔓延，孙中山召集居正、田桐、廖仲恺、谢持、覃振商讨对付办法。这时湖南青年党员吴先梅自告奋勇，向覃振提出，愿负除害具体责任。覃振赞同吴先梅的意见，决定派其刺杀蒋士立。

覃振的同乡湖南岳阳人周鳌山是蒋士立的爪牙，为蒋收买党人四处奔走，深得蒋的信任。某日周往访覃振，因覃振不在，便留下一张便条。覃振就仿效周的字体，假冒周的名义写一便条伪称向蒋引见自首党人。1915年10月17日晚9时许，吴先梅持便条赴蒋士立赤坂寓所，诡称有要件面交。蒋以为是党人前来自首，同秘书一起下楼会见。吴先梅因事先见过蒋的照片，蒋刚进接应室门口，即拔枪射击，一弹贯通蒋的右胸，一弹伤腹，蒋应声倒地⁽¹⁸⁸⁾。吴先梅见目的已达，快步走出蒋宅，并举枪大呼：“杀袁探，我革命党也。”⁽¹⁸⁹⁾随即趁雨夜飞驰而去。事后，在孙中山、陈其美等人的掩护下，吴先梅顺利地回到了国内。

4．王晓峰、王明山行刺郑汝成

袁世凯深知上海为全国重镇，又向为“乱党”发源地，特派心腹大将郑汝成任上海镇守使，坐镇东南。郑汝成“权谋诡谲，干练多才”。帝制发生，郑极力赞助，声言：“一身独当东南各省反对之冲。”⁽¹⁹⁰⁾为防备暴动，郑大肆捕杀革命党人，仅以1914年9月计，即“杀害党人八十七名之多”，成为革命党的凶恶敌人。

1915年末，陈其美与杨虎、孙祥夫等策划在上海举事。他们认为，上海为东南第一要区，吴淞要塞扼长江之口，制造局为后方重地，都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但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上海不下，则东南难图。要想取上海，须先除去郑汝成，“逆酋不杀，则上海与海军二者皆不能急图也”⁽¹⁹¹⁾。为此，第一目标是刺杀郑汝成。

11月8日，陈其美获悉日本大正天皇于10日举行加冕典礼，驻沪日总领事署将开会庆祝，郑汝成必定要亲往祝贺。陈其美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9日，他召集党人在法租界萨坡赛路十四号开会，周密安排了狙击郑汝成的具体方案。凡郑可能经过的地方，都派同志埋伏于路口：吴忠信领安徽同志在十六铺，江、浙同志在跑马厅，谢宝轩等在黄浦滩，马伯麟、徐之福等广东同志在海军码头，各路分头前往，准备伺机伏击。英租界外白渡桥是最重要一处，不但离日署近，是郑汝成必经之地，而且车辆在此须转弯慢行，最利于伏击。陈其美考虑再三，决定派干练沉勇、射击术娴熟的王晓峰、王明山担此重任。因这次行动事关重大，陈其美特于11月9日会见他们二人，问道：“欲在沪发难，必先杀郑汝成，故杀郑既所以倒袁，亦既所以存民国也，二君之意谓何？”二人慨然许诺，表示：“郑不诛，袁不孤”，“必誓死以奉公命”⁽¹⁹²⁾。

10日上午10时半，各路伏击人员携炸弹、驳壳枪与五百发子弹分头出发。王晓峰、王明山与孙祥夫潜伏于白渡桥北墩三四丈处。郑汝成知近期风声甚紧，出动倍加警惕，故意改变原来路线，绕道乘汽艇至汉口路外滩登岸，换乘汽车。因此，各路均未遇到郑的车队。11时许，郑的汽车行至白渡桥北墩，车速转缓，将上桥脊，孙祥夫认定身着黑披肩、大礼服者是郑汝成，急发令执行。王明山立即向郑的汽车投去一枚炸弹，但因用力过猛，炸弹落在车后。郑的司机见事危急，想加速急驶而逃。王明山眼明手快，又冲上前去，投出第二枚炸弹，命中车的后身，郑汝成在车中被震得失去知觉。王晓峰趁势跳上车缘，左手握车栏，右手提驳壳枪，对准郑的头部连发十枪。因射击距离近在尺寸，郑汝成立刻脑浆迸裂，头若蜂巢，当场毙命。王晓峰将郑击毙后本可逃脱，他却再次验明正身，见目的已达，放声大笑，立桥头演说一分钟，从容被捕。受审时，二位壮士侃侃而谈：“郑汝成辅袁世凯叛反民国，余等为民除贼，使天下知吾人讨贼之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¹⁹³⁾但当法官再三盘问主使人及同党时，二人“坚不吐实”⁽¹⁹⁴⁾，只是自豪地说：“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¹⁹⁵⁾12月7日，二人在上海被害。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往往以暗杀作为打击敌人的一种手段。虽然靠暗杀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袁世凯的反动政权，暗杀的作用也远不如革命党人想象的那样巨大，但从客观上看，成功的暗杀的确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士气，为武装起义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对郑汝成之死，袁世凯“大为伤感，辍会终日”⁽¹⁹⁶⁾，并下令“追赠郑汝成一等彰威侯”⁽¹⁹⁷⁾。而革命党人却为之振奋。孙中山深表敬佩地说：“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¹⁹⁸⁾

四　肇和之役

郑汝成被诛，敌人在上海的部署已乱。袁世凯惊恐之余，急忙遣将调兵，撤除上海镇守使一职，改派杨善德为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为淞沪护军副使，何丰林为上海防守司令。为加强东南地区的力量，袁世凯致电冯国璋说：“迭据各地探报均称，多数乱党窥伺东南甚急，苏省极关重要，非有得力活动军队随时应付，不足以资防范。希即编两混成支队，以备相机策应，遇有警报，即分头迎剿，迅即扑灭。”⁽¹⁹⁹⁾他并答应给这支部队筹备费二十万元，先拨十万元，促冯国璋加紧筹备；同时又令张勋协助防守上海。张即“特派专员率同侦探多名，常以驻沪，调查协缉”⁽²⁰⁰⁾。袁世凯想借此巩固淞沪重镇，稳住阵脚。

新任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平庸无能，在军内毫无威信，人心浮动。革命党人趁时加紧运动，长江及江浙各省同志亦纷纷前来敦促，表示：“苟上海能任发难，则各省必可克期响应。”⁽²⁰¹⁾再加上袁氏帝制阴谋暴露，“全国人心愤激，均属望于革命党”⁽²⁰²⁾。孙中山等人遂决定首先在上海发难。

孙中山委任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主持策划上海义举。原主持上海军事的吴忠信及蒋介石、杨庶堪、周淡游、邵元冲、丁景良、余建光等人，共同辅助陈其美，分任军事、财政、总务、文牍、联络等职务。他们一起为筹备起义，反复磋商，认为上海起事必须有充足的准备。当时有“肇和”、“应瑞”、“通济”三艘海军战舰在长江停泊。陈其美命杨虎加紧运动这几艘军舰的官兵响应起义，以期“舰队为主，炮队营为副，同时并举”⁽²⁰³⁾。因得“肇和”舰长黄鸣球的支持，该舰策动工作成效最著。其中实习生陈可钧最为积极，主动担负起倡导起义的任务。舰上大多数官兵同意响应起事。在“应瑞”、“通济”两舰上，赞成起义的官兵也逐渐增多。此外，运动陆地军警的工作，进行得也颇为顺利，“陆军及警察，已多表同意于我党”⁽²⁰⁴⁾。指挥总部认为时机已渐成熟，计划在12月中旬发动。

此时，情况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因在运动海军时，走漏了风声，袁世凯当即采取措施。他对陆军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命所疑陆军分别驻扎，将一部分调往北方，一部分则索性解散。对海军中有不稳定动向的“肇和”舰，则采取了“隔离战术”，并派萨镇冰以检阅海军为名，命令各军舰出海。12月1日，萨镇冰乘宁沪专车来沪检阅海军⁽²⁰⁵⁾，他命“肇和”舰12月6日出航外海，开赴广东，俾使革命党人鞭长莫及。

突然的变化，打乱了革命党人原先的部署。“肇和”舰内革命党人认为：“我党联络‘肇和’之成绩为各舰之冠，今若听其开去，则将来发动尤困难”⁽²⁰⁶⁾，要求总部决定于6日提前发难。总部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经反复思考，多数认为：“肇和”、“应瑞”、“通济”舰俱泊上海，皆海军的精华，根据当时党人的力量和进行的情况，再加上内应，一旦发动，这几艘军舰定会同时得手，然后再用军舰的威力对付陆军，陆军必定溃败。当即决定趁各舰长公宴萨镇冰之日，即12月5日午后4时发动。

这次上海发动的战略目标是：“袭击海军，后即攻制造局，再取吴淞要塞，然后图浙攻宁，以为东南之根据。”⁽²⁰⁷⁾

在战术上，总部拟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具体分配了任务。陈其美任淞沪司令，吴忠信任参谋长，黄鸣球任海军司令，杨虎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任副司令。作战计划如下：

一、海军以“肇和”舰为海军司令部，杨虎率一部分人占领“肇和”，占领后即开炮猛击制造局；孙祥夫等率一部分部队分别占领“应瑞”、“通济”，以为“肇和”之辅助。

二、制造局同意之军队及城内闸北等所联络之军警，闻军舰炮声，即同时响应。

三、夏尔玙担任于城内各城门举火响应。

四、薄子明等率领山东部分同志攻击警察局。

五、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等担任攻击电话局、电灯厂。

六、陆学文担任攻击警察第一区工程总局。

七、姜汇清、曹叔实、杨靖波、余建光等担任攻击闸北方面军警，余建光并任散布告示檄文。

八、杨庶堪、周淡游、邵元冲等担任留守总机关部，并办理后方勤务。

约定以海军炮声为号，各路同时并举。

5日下午3时，杨虎率领海军陆战队三十多人，暗藏手枪、炸弹，装作游客，乘汽艇由黄浦出发，直奔“肇和”。途中，汽艇上悬起“青天白日旗”。因此旗与当时海军旗近似，“肇和”舰上官员误以为有人前来校阅，乃集合官兵在甲板上列队欢迎。当汽艇靠近“肇和”船舷时，陈可钧按计划率众响应。因事先已有默契，响应者颇众，其余的人也随声附和。杨虎顺利地登上“肇和”，当众宣布中华革命党的讨袁宗旨及起事目的，舰上水兵欢呼赞成。接着杨虎命令发炮。傍晚6时许，水兵们射向制造局的炮声，拉开了起义的战幕。

另一路由孙祥夫率领海军陆战队三十多人，由杨树浦乘小汽船出发，以夺取“应瑞”、“通济”两舰为目标。但当孙祥夫一行接近“应瑞”时，即被巡捕发现，索阅出港护照。革命党人因款绌与时间紧迫，于5日晨才购得这艘小艇，这天海关不办事，未能注册领牌，取得护照。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束手无策。孙祥夫等被巡捕所阻，被迫折回。夺取“应瑞”、“通济”的计划流产，使“肇和”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

“肇和”舰炮声骤起，潜伏于陆地租界的数百名革命党人闻声而动，在总部的指挥下分兵几路，向预定目标进发。

谭斌、朱霞率数十名革命党人，身着便衣，手持短枪，冲入南市电话局。局中人皆徒手，无从抵御，革命党人“立悬三色旗及海陆军总司令旗”⁽²⁰⁸⁾，占领了电话局。党人迫令该局长陶菊如交卸职务，控制接线人员，使敌人断绝联系。不一刻，敌军即从制造局派兵反击。革命党人只执短枪，弹药也不充足，两军相持良久，党人终因力量不支而退，电话局复为袁军所占。

薄子明率所部二百余人，潜伏于警察局附近的隐蔽地，候炮声起，即向警察局发起进攻。但因“袁军密布，尽扼要衢”⁽²⁰⁹⁾，再加武器精良，机关枪封锁要道，薄所部皆持短枪，难于和敌军抗衡，同样不支而退。

吴忠信部下陆学文率数十名党人，各持炸弹、手枪，向淞沪警察第一署及工程总局猛攻，打算夺得军械，占据局署，设置起义前线指挥部。革命党人冲至警察署，为门岗所阻，党人即以炸弹摧毁该署大门，同时手枪齐鸣，向顽抗的警察射击。警察抵挡不住，全体溃散。党人攻入警察署，缴获枪支、弹药若干。时近拂晓，袁军重新组织兵力大举反扑，将警察署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激战，终因袁军势大，党人死伤过半，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阵地。

还有一路由姜汇清、曹淑实率四五十人，于夜半攻击闸北四区警察二分署。革命党人一与警察遭遇，即“开枪击伤警察二名”⁽²¹⁰⁾，尔后也因实力悬殊而失败。

革命党人各路并起，“分途并进，声势甚张”⁽²¹¹⁾。但淞沪护军使杨善德依恃雄厚实力，急忙组织反攻，下令一体戒严，派兵把守关卡要地，又将城内巡警一律召回，“每岗另派出十余人，均各荷枪实弹，严密梭巡”⁽²¹²⁾。同时法租界捕房派出巡捕沿界防守；英租界捕房口也拖出大炮两尊；西门方板桥则由巡长带领全班巡士会同宪兵阻断交通。另外，江苏冯国璋亦“分电该地方官警益加戒备”⁽²¹³⁾。

在袁军的反扑下，义军多因寡不敌众而溃败。本拟夺取制造局的计划，也因联络不周而落空。“应瑞”、“通济”两舰又未能附和起义。在前线指挥战斗的陈其美见此局面，急回总部，商议再取“应瑞”、“通济”舰及陆地各路重新组织进攻的方案。正在计议之中，忽有法捕房侦探和巡捕十余人破门而入，当即逮捕了在楼下望风的陈果夫、丁景良二人。陈其美、吴忠信、杨庶堪等人听得楼下骚动，迅速登上屋顶，潜入邻舍，得以逃脱。革命党的指挥系统，因总部机关遭到破坏而陷于瘫痪，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继续指挥战斗。只有“肇和”舰仍在孤军奋战。

“肇和”舰在5日6时发出第一炮的同时，即向“应瑞”、“通济”两舰发出信号，问其“是否同意”⁽²¹⁴⁾。两舰皆发回信号，称：“正在会议，当可赞同，请勿攻击。”⁽²¹⁵⁾“肇和”舰上得此信号，皆“坦然无虑”，安心等待两舰策应。

夜半1时，杨善德、萨镇冰与海军司令李鼎新、参议杨晟赶到制造局，商议对付“肇和”舰的办法。因“肇和”是海军中装备精良的主力舰，是否下决心对它开炮轰击，“众说莫决”。最后只得电请袁世凯指示。袁命令“将该舰击毁”⁽²¹⁶⁾。于是李鼎新决定以离“肇和”最近的“应瑞”、“通济”两舰承担攻击任务。

李鼎新等人对“应瑞”、“通济”舰中有革命党人暗中活动，早有耳闻。为抵消革命党的影响，约束舰上官兵，他决定“厚贿海军”，并立即派人到交通银行提现金十万，分别运往两舰，还答应在事成后“许以一百万元犒赏费”⁽²¹⁷⁾，并以封官许愿相诱，促两舰官兵立即攻击“肇和”。

“应瑞”、“通济”舰上革命党人接到“肇和”的信号，本想立即响应，但又顾虑舰中将士意见不一，便继续在舰内说服官兵，动员举义。正在这时，上海当局的大批贿款运到，舰中气氛顿时为之一变。一些原已答应响应起义的官兵得到厚贿，又垂涎于今后的高官厚禄，纷纷改变主意，转而赞成攻击“肇和”。革命党人虽竭力从中阻拦，但经不起金钱利诱的官兵占了多数，革命党人也就无能为力了。

6日拂晓4时许，“应瑞”、“通济”两舰突然发炮，向“肇和”猛攻。正在静等两舰响应的“肇和”舰，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急忙发炮还击。但由于慌乱，多数炮弹都未能命中敌舰。战斗持续将近一小时，“肇和”屡屡中弹，舰上死伤枕藉。杨虎打算将舰开出吴淞口，避其锋芒。但起义人员不懂电气起锚法，无法开船，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据守“肇和”应战到底。此时“肇和”前身起火，锅炉房又被“应瑞”的炮弹击中，锅炉炸裂。杨虎见败局已定，不得不下令弃舰撤退。杨虎等凫水脱险，舰上陈可钧等数十人因伤势严重，行动不便，被袁军捕获，英勇就义。义军仅存的一支力量也被击溃，“肇和”起义失败了。

起义虽然很快失败，但“肇和”军舰鸣炮发难，举国震惊，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肇和”之役给了袁世凯及其帝制追随者一个打击。起义刚刚结束，全国各大报即纷纷发表评论。12月8日，《申报》指出：“上海事件突发，帝政问题之进行大受影响，今后帝政热心者之运动，不问取何手段，必含危险，须加注意，此一般之观测也。”⁽²¹⁸⁾《神州日报》载济南来电说：“上海乱事之警报传来，此间大受影响，尤以附和帝制者经此意外之反动，颇为震骇。”⁽²¹⁹⁾《中华新报》在起事的第二天，即发表了《沪乱与帝制》的社论，指出：“沪上有乱，在当局心目中最所深恐。”⁽²²⁰⁾号召人们奋起讨袁。全国舆论鼎沸，对袁世凯及其追随者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和压力，使他们感到日益被国人唾弃而惶惶不安。袁世凯唯有一再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防查，毋稍疏忽”⁽²²¹⁾，以掩盖其内心的恐惧，为其追随者壮胆。

其次，“肇和”之役暴露了袁氏军心浮动，内部虚弱，并显示出反对帝制已是人心所向，增强了人们对讨袁的信心。虽然袁世凯在淞沪一带密布重兵，海军主力一半以上亦在附近，但革命党人仍能在敌人全力防守的重镇组织起义。起义初发，革命党人登上海军的主力战舰，舰上官兵立即响应，调转炮头，向制造局开炮。可见袁军内部多数官兵亦痛恨帝制。

再次，“肇和”之役向列强揭穿了袁氏所谓帝制运动出于真正民意的谎言。11月20日，袁世凯刚刚演完一幕“国民代表大会”全体投票赞成“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的丑剧。未及数日，“肇和”之役爆发，使真相大白。《中华新报》发文对袁氏假托民意的做法，进行了尖刻的讽刺。文章指出：“政府答复五国警告，谓帝制运动出于真正民意。若逆民意，必生内乱。今则此次动乱之生，实由帝制运动当无疑义。不知政府又何以答外人？”⁽²²²⁾外报也为此发表评论说：“协约国前致袁总统之劝告，苟欲证明其言之正当，则今之事变可为充分之物证矣。”⁽²²³⁾

“肇和”之役在全国反帝制斗争中具有重大意义。对此，孙中山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由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²²⁴⁾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在袁世凯专制独裁的黑暗统治下，唯有中华革命党首举讨袁义旗，孤军奋战，虽屡起屡败，而志不稍衰。它先后发动起义四十余次，这些起义虽然由于脱离群众、有冒险盲动的弱点，没能从根本上动摇袁氏反动统治的根基，但在国内重新点燃讨袁的火种，“渐以拥护共和，反对谋帝之义灌输于各省人民之中，而促以实行”⁽²²⁵⁾。他们作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鼓舞和激发了国内人民的反袁斗志，加速了进步党人的转变。在整个反对帝制的斗争中，中华革命党人的倒袁先锋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节　黄兴与欧事研究会

一　欧事研究会的成立

欧事研究会是一部分国民党人以继续反袁为目的而组成的政治团体，它是全国反袁斗争中一支重要的力量，1914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

如前所述，孙黄两派观点不同，分歧日深。黄兴等人终因反对中华革命党入党手续和誓约及党章中关于非党员在革命时期内没有公民资格和元勋公民的规定，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因而两派在组织上形成了公开分裂的局面。陈其美全力支持孙中山，“力排众议，主亟进”⁽²²⁶⁾，对持反对意见者大加攻击。一些人对陈之所为不以为然，遂散布陈是青帮首领，“在新党未宣布成立，就以青帮身份窃取组织部门要津”⁽²²⁷⁾。再加上陈其美误认为黄兴携巨款在东京建造私宅，无理指责黄兴，许多人对陈更表恶感，孙黄两派对立情绪加剧。黄兴认为这是因他不同意孙中山的主张而对他施加的压力，十分恼火。他在给宫崎寅藏的信中气愤地说：“然以弟不赞成中山之举动，以是相迫，不但非弟所乐闻，且甚为弟所鄙视。”⁽²²⁸⁾黄兴觉察到“近日造谣倾轧之机已露”⁽²²⁹⁾，因而对党事更觉灰心，心情十分沉重。他说：“国事日非，革命希望日见打消，而犹自相戕贼若是，故日来悲愤不胜。”⁽²³⁰⁾这时，国民党中一些官僚党员乘势到处活动，主张“拥黄克强先生另行组党”⁽²³¹⁾。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黄兴处境十分为难。他目睹党内已成分裂的局面，感到非常痛心，但又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他既不肯违心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屈从孙中山的做法，也无法说服孙中山改变主张，更不愿另树一帜，与孙中山对抗。因为黄兴虽然与孙中山的意见经常针锋相对，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但在坚持民主革命立场这个根本问题上始终是一致的。1914年初春，黄兴为新成立的浩然庐学校题匾额时，愤然挥笔写下“大盗窃国，吾辈之责”⁽²³²⁾。这充分表明，黄兴虽身处逆境，但与孙中山一样，讨袁救国的壮志未衰。再则，尽管孙黄之间出现裂痕，黄兴仍然视孙中山为革命党中唯一的领袖。因此，当一部分人想拥他另行组党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孙中山，其他不知也。”⁽²³³⁾

孙中山见和黄兴意见无法一致，便不再谈合作问题。1914年6月3日，他给黄兴去信说：“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²³⁴⁾既然孙中山已表明将独立进行，黄兴也不想从中阻拦。他认为长在东京相持下去，不但对党事无补，反会使“同志之间意见日深，将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²³⁵⁾，不如离开日本。这样既可以“避免党内纠纷”⁽²³⁶⁾，又可以向孙中山“表明心迹”，以便使孙中山可行其所是，各不相妨。于是，黄兴给孙中山回信说：“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²³⁷⁾同时决定离开日本，前去美国。6月27日，黄兴在寓所宴请孙中山叙别。30日，他在李书城等人的陪同下，由横滨乘轮船赴美。

黄兴离日，并没有缓和革命党内部孙黄两派的对立情绪。追随黄兴的一些革命党人，见东京僵持的局面，无所作为，也纷纷出走。李烈钧离日赴法，漫游欧洲；柏文蔚转道香港，去了南洋；钮永建经美转赴伦敦⁽²³⁸⁾。在南洋的陈炯明也宣称“不问国事”⁽²³⁹⁾。

仍留在日本的一些人群龙无首，主张各异。一些人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仍想“别树一帜，与孙对抗”⁽²⁴⁰⁾；一些人不赞同这种做法，但又不知如何进行。李根源、程潜等人则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以等待时机。总之，追随黄兴的部分国民党人，既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又没有自己的组织，形同一盘散沙。

恰逢此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留在日本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部分国民党人，认为时局紧张，便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世界大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和应付方针。这种机会使他们得以常常聚会，以前那种无组织的状况，多少有些改变。1914年8月，由李根源等人倡议，以讨论欧事为名，把散居各地的人组织起来。大家都赞同这个建议，并在一起反复磋商了确定组织名称的问题。多数认为：一、应和一般政党的性质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发生和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误会；二、可以借此联络侨居日本的同志，随时随地，相互商榷；三、这个名称不显眼，一时不致为袁政府所忌，国内的人士也可以借此联络，互通声气⁽²⁴¹⁾。从上述几方面考虑，最后决定将新成立的组织取名为“欧事研究会”。

欧事研究会的参加者，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但在政治上坚持讨袁，又赞成黄兴“缓进”主张的国民党人，欧事研究会在日本成立后，美国、南洋、欧洲及国内上海的一些人相继加入，共有会员一百多名，其中基本上由国民党内两部分人组成。

一、追随黄兴的革命党人。他们大多数是同盟会的军事骨干，所谓“黄派军人”或“士官生”。这部分人是欧事研究会的核心力量。二次革命时，他们在各省讨袁军中担任着重要的军事职务，其中有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陈炯明，安徽都督柏文蔚，四川军长熊克武，还有担任江苏或上海讨袁军高级将领的钮永建、李书城、冷遹、章梓、赵正平、方声涛；江西讨袁军将领林虎、李明扬；安徽将领龚振鹏；湖南将领程潜、张孝准、陈强、程子楷等。他们在二次革命的战场上，直接带兵与袁军短兵相接，浴血奋战。然而，惨败于袁军手下的沉重打击，却使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普遍认为，讨袁之役，各自手下都有不少兵将，仍致失败，现在无一兵一卒，何能妄言激进？因此，对孙中山提出要重组军事力量，继续发动武装讨袁，更觉得是纸上谈兵。另外，黄兴是三军主帅，他们跟随黄兴征战多年，从感情上也多和黄兴接近，“皆愿以黄克强的进退为进退”⁽²⁴²⁾。孙黄之争中，他们在观点上也都倾向于黄兴，因而也都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二、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其中主要是前统一共和党的成员，如谷钟秀、殷汝骊、彭允彝、吴景濂、欧阳振声、张耀曾等，还有杨永泰、徐傅霖、韩玉辰等人。二次革命后，他们分别任参议院议员或众议院议员。宋案发生后，他们留恋议员职位，不希望以武力方式解决，主张依据法律，制成完备宪法，以限制袁氏职权。1913年7月上旬南北交战之际，宪法起草委员会仍积极进行。自各路讨袁军相继失败，他们“更欲据宪法起草委员会孤军奋斗，以期最后之法律胜利”⁽²⁴³⁾。讨袁事败，他们也遭到袁世凯通缉，被迫流亡海外。当两军兵戎相见时，他们仍幻想以法律解决；战事失利后，对孙中山继续以武力讨袁的激进主张，“自然多不能接受，乃至大有抵触”⁽²⁴⁴⁾。还有部分国民党议员自辛亥革命之后身居显位，被袁世凯逼迫亡命，实出无奈，“只要能够逸居东瀛，坐待东山再起，于愿已足”⁽²⁴⁵⁾。因此，黄兴的缓进主张，正合他们的意图。

革命党黄派军人和国民党稳健派的结合，也并非偶然。他们都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坚持讨袁，在策略上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政治观点的基本一致，是他们结合的基础。在组织上，他们原来同处于国民党之中。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把这批坚持反袁的国民党稳健派排斥在外；黄派军人又因和孙中山意见分歧，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于是，由于不同原因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两派，便以讨论欧战为名，很快就结合起来。

欧事研究会的主要组织者和实际负责人是李根源。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云南光复，任云南军政府参议院院长，并受中将衔兼军政部总长，1913年任国会众议员。军人和议员的双重身份，使他和两派人都有密切的联系，成为联络两派的重要人物。他在欧事研究会成立的过程中，集合同志，或协同章士钊草拟对外文字，衡量局势，斟酌词句，或发函联系国内、欧美、南洋各地同志，在筹划和组织上都起了重要作用⁽²⁴⁶⁾。

欧事研究会在东京成立后，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骊、冷遹、林虎、程潜等连名致函在美国的黄兴、李书城等人，告知成立欧事研究会的目的和具体做法，请他们加入。黄兴认为欧事研究会的宗旨，没有违背其一贯的主张，又能组织同志图谋进行，便欣然赞同，回信表示：“知公等设立欧事研究会，本爱国之精神，抒救时之良策，主旨宏大，规画周详，其着手办法，尤能祛除党见，取人材集中主义，毋任钦仰。又承决议认弟为本会会员，责任所在，弟何敢推辞？”⁽²⁴⁷⁾欧事研究会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没有设最高领导职务。但是，它的成员多是黄兴的部下和追随者，黄兴的思想对欧事研究会也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黄兴是欧事研究会成员心目中的领袖。

欧事研究会没有系统的政治纲领性文件，只留下了一份该会发起人于1914年8月13日起草的“协议条件”，内容如下：

一、力图人才集中，不分党界；

二、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

三、对于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用种种方法，总期取其同情为究竟⁽²⁴⁸⁾。

“协议条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欧事研究会力图联合各派，以“缓进”的方针坚持讨袁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从中可以看出，在革命危难之际，欧事研究会仍然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在根本点上和中华革命党是一致的，两者的分歧主要是在斗争策略上各持所见。在欧事研究会“缓进”的方针中，存在着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再举革命缺乏信心的消极因素。但是，他们反对以“少数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时之愤”⁽²⁴⁹⁾的做法，提出“蓄远势毋狃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的主张⁽²⁵⁰⁾，则是对中华革命党军事上冒险盲动的否定。再则，欧事研究会反对中华革命党在组织发展上的宗派主义倾向，主张应不分党界，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共同讨袁。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斗争策略。

二　欧事研究会的反帝制活动

欧事研究会的反帝制活动，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指导方针也几经变动。因此，其活动的范围、特点、作用在每个阶段中也都不尽相同。

第一阶段（1914年8月—1915年2月）

这个时期欧事研究会在“缓进”方针的指导下，主要从事反袁的宣传活动，同时逐步聚集人力、物力，为将来的发动作准备。活动地点以海外为主，集中在美国、日本和南洋。在国内，则集中在上海。

上海方面的活动由谷钟秀、欧阳振声、杨永泰、徐傅霖、殷汝骊主持。1914年冬，谷钟秀等人在一起分析国情，商讨今后进行的方针和活动计划。

他们讨论了国内政局与各界人士的动向，认为：“全国之中，有政治智识，有政治能力，而又一趋于正轨者，仅此少数之人才，分则势孤，或更生有力之敌。”⁽²⁵¹⁾因此，目前必须尽量联络各界人士，集中人才，在全国发展、扩大反袁势力。为达此目的，需要积极扩大联络范围，应当“不分党派，即前为敌党，但有可以接近之道，即极力与之接近”⁽²⁵²⁾，“感情融洽，主张自易一致”。

另外，谷钟秀等人通过对国民心理及舆论界状况的分析，提出国内辛亥、癸丑两次动乱，人人皆喘息不遑，故无论政府如何可恶，激进之主张则不能唤起国人之同情。因此，要促进舆论的转变，当务之急是“鼓吹共和国家组织之原则，共和国民应具之智识”⁽²⁵³⁾。人们增强了民主观念，对当局实行专制的所作所为，便可借鉴返观，由此便不难形成健全的舆论。

鉴于以上认识，他们把在上海的活动计划归结为二个重要方面：

一、对于当代有望人物，取广义的联络主义，使人才集中，主张一致；

二、对于现今之政局，取缓和的改进主义，使人心渐入舆论同情⁽²⁵⁴⁾。

谷钟秀、杨永泰等人一面将计划送至东京，与在那里主持工作的李根源等取得联系，求助海外的经费支援，一面按计划在上海开展活动。

为便于与各界人士联络，欧阳振声等曾与北京丁佛言、刘松计划发起一个学会，以聚集当代有望人物。但刚着手进行，丁佛言即被政府派探尾随。这使他们警觉到，突起一学会，会遭到政府怀疑而难以发展，只能以迂回的方法进行联络。他们决定“纳学会于学校之中”，这样事易成而且不至招忌，在学校中还可以培养无数青年，为将来政治上之臂助。于是，他们筹备在上海办一政法专门学校，延聘有名而为当局所不忌之人才，共襄其事。开学后，每个学科都可以发起各自的学会，既能培养学生，又便于联络活动，可谓一举两得。

与此同时，谷钟秀、欧阳振声、彭允彝、殷汝骊设立了明明编译社和泰东书局。泰东书局撰译法政、哲学、文学各种书籍，“欲以牖进社会文明，隐力商贾之间，密图改革”⁽²⁵⁵⁾。泰东书局还作为联络海外同志的机关，被称为“国内民党之重镇”⁽²⁵⁶⁾。谷钟秀等仍觉联络范围狭小，“不足以容纳众流”⁽²⁵⁷⁾，便着手合并泰东书局、明明编译社，重组一大图书公司，打算以公司为基础，作为实业上的根据地，与活动的退藏之所，为今后的扩展打下基础。他们自称这种办法是：“似迂缓而实迅速，且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位。”⁽²⁵⁸⁾

谷钟秀等人还敏感地察觉到：“现今民党之新闻，一家无存，然除政府直接收买之报馆听其命令外，余皆时露攻讦之态度，此正舆论变转之机会。”⁽²⁵⁹⁾为此，他们创办了《正谊》杂志，由谷钟秀主笔，其目的在于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及共和国家的组织原则。谷钟秀在《发刊词》中激愤地写道：“民国自成立以来，掷数十万之头颅，糜恒河沙之金钱，墟沼无数有名之城镇市埠，所汲汲购得者，迄今不过共和两字之虚名，与五色旗飘扬于空中而已。而环顾吾人民，不殣于水火，即死于刀兵，幸而生存，颠沛流离。”⁽²⁶⁰⁾他明确指出，这是袁氏破坏共和，政治腐败所致。他说：“共和为人民谋幸福云云者，毫不相属，则不得不归究于政治之窳败。”⁽²⁶¹⁾他提出：“对于政府，希望其开诚心，布公道，刷新政治，纳入共和立宪之轨道；对于人民，希望其发展政治上之智识，并培养道德，渐移易今日之不良社会。”⁽²⁶²⁾当时，在袁世凯黑暗的文化专制下，全国报纸、杂志多谄媚袁氏，抨击民党。唯独《正谊》杂志金鸡独鸣，首先打破了舆论界沉闷的气氛，“敷陈正论，为神州放一线光明”⁽²⁶³⁾。

在美国，黄兴一行先后到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每到一处便召集或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或撰著文章，进行反袁宣传。

黄兴宣传的主要目的是：“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和平，非先去袁氏不可。”⁽²⁶⁴⁾黄兴在多次演讲中，着重揭露了袁氏在国内破坏共和、实行独裁专制的罪恶行径。他说：“我国名为共和，乃袁世凯所行暴政，犹甚于专制君主。”⁽²⁶⁵⁾他列举了袁世凯祸国殃民的五大罪行，“一、弃灭人道；二、违背约法；三、破坏军纪；四、混乱财政；五、扰乱地方”⁽²⁶⁶⁾，形象地勾画出袁世凯这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独裁者”的嘴脸。他号召所有海外侨胞“同心合力，拥护共和，将袁氏驱除”⁽²⁶⁷⁾，并坚决表示：“我们将奋斗到底，使中国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共和国。”⁽²⁶⁸⁾

黄兴的宣传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也在美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争取了美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

在东京，欧事研究会以《甲寅》杂志为喉舌，开展反袁宣传。《甲寅》创办于1914年5月，章士钊主笔。《甲寅》的宣传，最初言词并不激烈，而以生动流畅的文笔，从理论上阐明必须维护民主共和的道理。它在前几期中，发表了《政本》、《国家与责任》、《开明专制》、《中华民国之新体制》、《调和立国论》等文章，指出：“开明专制者，人治政治也”⁽²⁶⁹⁾，并深入地剖析了专制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同时阐明了建立法制的重要性。文章指出：“专制国之法则不然，举所谓法，不越一人之意，即意即法，莫能明之。果兹一人者，亦落形气之中，则意决无衡，而法因靡定。”⁽²⁷⁰⁾与“人治”相反，“今之文明国所有法者，其性公，其质固，审判有定员，解释有定义，所用者法也，而非用法之人。人唯用法而不能自用，故行之而无弊”⁽²⁷¹⁾。因此，要实现民主共和，就必须否定“人治”思想，建立法制观念。文章在批判“开明专制”论时，虽然过分强调和夸大了资产阶级法制的作用，甚至对以法律限制袁世凯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文章对封建的“人治”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坚定人们实行民主制度的信心，起到了促进作用。文章在否定“人治”的同时，也使更多的人认清了袁世凯托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本质，这对唤起国民的反袁情绪，扩大讨袁的力量和声势，产生了潜在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在南洋，欧事研究会的活动以筹款为主。1914年冬，李烈钧由巴黎抵南洋。不久，他联合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宋渊源、周震鳞、熊克武、龚振鹏、冷遹、耿毅等人，组织了“中华水利促成社”。其对外宗旨称“拟兴办水利，并计划在南洋设立世界轮船大公司，分劝募股”⁽²⁷²⁾，还声称要“办邮船，并派学生赴欧美留学，习飞机”⁽²⁷³⁾。其实，他们只是用“中华水利促成社”之名，避开居留政府的干涉，而真实目的在于“筹备大款，然后举事”⁽²⁷⁴⁾。该社成立之后，柏文蔚、白楚香、宋渊源等人四处奔走，赴各埠募款。但因南洋华侨中，信仰孙中山者居多，中华水利促成社的筹款活动，成效甚微。柏文蔚等奔走半年，只得“荷兰纸币九万三千余盾，英纸币一万余镑，共合中国钱十二万数千元”⁽²⁷⁵⁾。为改变这种局面，李烈钧、陈炯明商议，改用公司集资办法，给以股票，俟成功付息清偿，由出名人签名负责。

中华水利促成社想尽办法在南洋筹款，必然和中华革命党发生冲突。为此，邓泽如、郑螺生、王慎刚找陈炯明等到槟城，与该埠同志陈新政共同会商。邓泽如劝陈炯明、李烈钧服从孙中山主张，一致革命，以免分歧⁽²⁷⁶⁾。但陈、李却推说：“对先生十分爱戴，断无不从之理，惜乎总章不善，易惹国人反对，未敢妄从。总之，宗旨既同，异途同归，虽未加入本党，系形式上不同，其实精神如一，将来得以倾袁，仍欲辅助先生，施展救民政策。”⁽²⁷⁷⁾李、陈借词推托，拒绝与中华革命党合作。他们单独进行宣传和筹款活动，为了争取款项，有时甚至对中华革命党进行攻击。

革命党内部的分裂，对海外华侨的反袁热情是个打击。有些人认为讨袁事败，现内部又不能统一，有何东山再起的希望，因而灰心丧气，“不愿出钱出力”⁽²⁷⁸⁾。更严重的是，革命党内部矛盾外露，使袁世凯有了可乘之机。袁派人到南洋，混称革命党，四处募捐，“藉敛华侨之金钱，捣毁吾党之信用，挑拨华侨对于吾党之恶感”⁽²⁷⁹⁾。此时，一些投机者也乘势招摇撞骗，私自募捐集资，以为己用。中华革命党的声誉因此受到严重影响，筹款工作阻力重重。中华革命党总部不得不发出通告：“以后凡属筹款各项，须奉有总理及各部长委任证书者，方生效力”⁽²⁸⁰⁾，并增派骨干力量到南洋协助筹款，以求改变被动局面。

由上可见，欧事研究会另立“中华水利促成社”在南洋筹款，虽意在积蓄力量，但实际上与中华革命党分庭抗礼，使革命力量相互抵消。特别是当中华革命党提出合作建议时，遭到了陈炯明等人的拒绝，这种不顾大局、不利于团结的做法，客观上起到了加剧内部矛盾的消极作用。

第二阶段（1915年2月—1915年5月）

1915年1月18日，日本当局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消息传出，举国惶然。国内外形势的激剧变化，使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能否处理好反侵略和反国贼的关系，作出正确的决策，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欧事研究会以国家将亡，民族受辱，强调一致对外，反对日本侵略。他们改变了以往缓进的讨袁方针，倾注全力于反日救国斗争。1915年2月11日，李根源、程潜、熊克武、陈强等在东京最先联名通电申明：“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若不成，政于何有？”⁽²⁸¹⁾之后，黄兴、钮永建与在南洋的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也于2月25日联名通电指出：“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²⁸²⁾他们反对借助外力进行革命，提出暂时停止革命活动，以免妨碍袁政府之对日外交⁽²⁸³⁾，希望以此为条件，联合袁政府，共同对外。

国难当头，号召人们反对侵略，维护国权，本是革命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何况每当民族矛盾尖锐之际，人们也往往要求调整各种关系，以求共同对敌。欧事研究会从这个愿望出发，号召人们携手共进，抵御外侮，他们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外有强邻紧逼、内有国贼当权的复杂形势下，欧事研究会只强调外御侵略，忽视内反国贼，甚至提出停止革命，则是顾此失彼，其客观后果只能是助纣为虐，适得其反。欧事研究会的错误首先在于，混淆了国家和袁氏政府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钮永建在美国发表演讲时说：“本党向以反对恶政府为宗旨，然尤以国家之利益为前提。”因此，“如国家遇危则当先其所急，即暂时中止革命”⁽²⁸⁴⁾。有人更直接地说：“吾党革命本缘内政不良，国若不存，命于何革？”⁽²⁸⁵⁾在他们看来，只有停止反袁，支持袁政府，才能抵制侵略，维护国权。

再则，欧事研究会只看到了“此次外交受侮，举国惊惧，虽由国之积弱，而亦中央失政所招，能发能收，责在当局”⁽²⁸⁶⁾，但却对袁世凯为自己黄袍加身，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因而就不免产生联袁反日的幻想。钮永建于2月28日在纽约第二次救国大会上呼吁：“一、全国人民，不论何党何派，应协力一致为政府之后援，俾政府得以全力为对日之交涉；二、我民党中人，亦勿于此对日期内为掣肘政府之动作，且当善劝国民实行右第一项之义务。”⁽²⁸⁷⁾爱国热情的冲动，使他们不能理智地看到，袁氏独裁政权，就是丧权辱国的根源。与他们的认识相比，孙中山的看法要高明得多。孙中山明确指出：“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²⁸⁸⁾

值得惋惜的是，欧事研究会并没有接受孙中山的正确主张。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愈远，对讨袁救国斗争带来的损失也就愈大。袁世凯利用欧事研究会停止革命的时机，分化瓦解革命队伍。在黄兴等通电发表后，袁党大肆宣扬：“黄兴与柏文蔚一派，因孙文为日作伥，已与孙反对，不日将宣告与孙离脱”⁽²⁸⁹⁾，并攻击孙中山等人企图“利用外力，以为第三次革命之举”⁽²⁹⁰⁾。袁世凯乘势宣布“宽赦党人”，加紧劝诱党人停止讨袁。他在给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文中说：“此次政府宽赦党人，务令迅速回国自首，共济时艰，以卫祖国。”⁽²⁹¹⁾同时又密令各省将军，防范党人以“二十一条”交涉为借口闹事，“应即严督所属各军警严行侦察缉办，以资防范”⁽²⁹²⁾。袁世凯对内想方设法打击革命力量，稳住政局；对外则卑躬屈膝，以“二十一条”换取日本对其帝制的支持。事实说明，欧事研究会的行动，不但没起到御侮救亡的作用，反为袁世凯所利用。

第三阶段（1915年5月—1915年12月）

事实比语言有更大的威力。孙中山的劝说没能使欧事研究会改弦更张，而袁世凯卖国的事实，却使他们豁然醒悟。无情的事实毁灭了欧事研究会联袁反日的幻想。他们看到的是，袁世凯不但不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且“忍心迎受，反以见好邻国之意图谋称帝”⁽²⁹³⁾。失望之余，主张缓进者于是重树讨袁旗帜，急起直追。

1915年5月9日，黄兴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林虎、熊克武、程潜、李根源等十七人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接受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文中指出：“当此举国听命，内讧尽熄之时，政府膺四亿同胞付托之重，一味屈让，罔识其他，条约既成，国命以绝。……今兹结果，实由吾国自始无死拒之心，而当局尤有不能死拒之势。”⁽²⁹⁴⁾电文向全国表明，欧事研究会再次向袁世凯公开宣战。

袁世凯并没有把欧事研究会的通电放在眼里，于同年8月在北京成立筹安会，悍然公开进行帝制。消息传至海外，恰似火上浇油。在南洋的柏文蔚、林虎愤怒地说：“袁氏帝制自为，无论我党，全中国国民均必起而反对。”⁽²⁹⁵⁾李根源参加了在日本神田举行的留学生侨属演说会，认为形势所迫，必须抛弃前日所坚持的观点，“主张非革命不可”⁽²⁹⁶⁾。身居海外的欧事研究会会员，看到袁世凯怙恶不悛，日甚一日，一致表示不能再事优容，必须立即回国，武装讨袁。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龚振鹏、但懋辛、陈泽霈、曹浩森、何子奇、方声涛等人，在槟榔屿开会，商议对策。李烈钧激昂地说：“君等皆系军人，自应速回东方。”⁽²⁹⁷⁾多数人赞同他的意见。经大家最后商议决定：尽快回国，分途筹划举义⁽²⁹⁸⁾。在日本，由李根源、程潜召集欧事研究会成员开会，详细研究了回国的具体步骤。会上有人提议：程潜和李根源是欧事研究会的干事，应首先回国了解情况，考虑下步进行办法。其余的人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需要陆续回国⁽²⁹⁹⁾。与会者都认为这样办比较稳妥，遂决定李根源和程潜先行回国。

1915年11月3日，李根源和程潜由横滨出发，乘船直赴上海。先后抵达上海的还有从美国回来的钮永建，从南洋回来的林虎、章梓、冷遹、陈强、程子楷、耿毅、章士钊。他们又会晤了上海的谷钟秀、杨永泰、欧阳振声、张季鸾等人。欧事研究会分散在海外的各路人马聚集上海，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和事态的发展，共同感到，欧事研究会以往的方针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他们重新制订了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一、全国各界人士，凡秉爱国热忱和救国愿望，挺身而出，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者，我们都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

二、国内平日与我们不同宗旨的党派，只要真心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我们也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

三、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对抗，但也不排斥其他方法⁽³⁰⁰⁾。

欧事研究会这个新的方针，断然抛弃了“停止革命”的错误政策和“缓进”主张，保留了他们联合各派力量，共同对敌的策略，确定了武装讨袁的正确道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欧事研究会成为讨袁斗争中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个时期，欧事研究会的讨袁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传

欧事研究会重举讨袁大旗，他们的宣传活动也更加富有生机和战斗力。在欧事研究会的宣传阵地上，除了《甲寅》、《正谊》杂志以外，又新出了《新中华杂志》。为进一步扩大影响，让宣传更迅速、更直接地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作用，1915年10月5日，谷钟秀、杨永泰、徐傅霖等在上海创办了《中华新报》。该报作为全国讨袁阵营中第一家报纸，很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说欧事研究会前期的宣传，重在阐明民主共和的理论，以启迪民智，那么，这时的文章就恰似一篇篇战斗檄文，以犀利的笔锋，咄咄逼人的气势，揭露袁氏的种种阴谋，号召人们起来斗争。

1．揭露袁氏卖国与帝制的关系。

袁世凯几无保留地接受了“二十一条”，却四处宣扬是“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甚至还开会庆祝所谓的外交胜利。对此，《甲寅》、《中华新报》连续发表了《时局痛言》、《国耻》、《中日交涉谈》、《纪中日交涉》等文章，披露了“二十一条”交涉经过，让世人皆知，此次外交受辱，实由袁氏一手造成。这些文章切中要害地剖析了袁氏急欲称帝的心理，指出：在袁氏看来，“国无大小，皇帝之尊荣则一，故领土固不欲弃，皇帝又所乐为，二者不可得兼，姑舍领土而取皇帝矣”⁽³⁰¹⁾。这些文章深刻地揭示出袁氏为图谋称帝，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本来面目。

“二十一条”交涉时，广大民众纷纷捐赠爱国储金，诚心支援政府，抵御外侮。袁世凯却企图将这笔储金变为帝制活动的经费。《中华新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本为储金以救国，岂知竟储金以制造皇帝，并间接以此亡国，初心所期，适得其反。”⁽³⁰²⁾同时，他们还注意从理论上向国人阐明“爱国不等于爱袁氏政府”的道理，指出：“谓吾有国而不知爱，是谓大瞀；谓吾于恶政府而宜爱，是谓大愚”⁽³⁰³⁾，并提醒大家，“决不能使此倚国为祟之恶政府，并享吾爱也”⁽³⁰⁴⁾。他们引导人们看清袁政府的本质，把蕴藏在人民中间的爱国主义激情，吸引到反帝制复辟的斗争中来。

2．反对帝制，痛斥筹安会。

欧事研究会宣传内容的核心是“反对帝制，维持共和”⁽³⁰⁵⁾。他们猛烈抨击袁氏政府“大权集于一人，外虽有民主之名，而内实有君主之实”⁽³⁰⁶⁾，并向国人呼吁：“共和既立，不得复建君主。”⁽³⁰⁷⁾谁若妄想拨弄专制的死灰，必定为民心所不容。

筹安会成立，袁氏窃国之心大白于天下。谷钟秀、欧阳振声、杨永泰等人立即组织了“共和维持会”，发布“维持共和国体宣言”，最先出来公开驳斥筹安会的谬论。宣言指出杨度鼓吹变更国体，目的是将“国家移诸一姓子孙之手”⁽³⁰⁸⁾。他们发誓说：“某等不忍乱亡惨祸之将至，重念缔造共和之艰难，誓发鸿愿，力予维持。”⁽³⁰⁹⁾

随后，《甲寅》和《中华新报》也连续发表了观点鲜明、言词锐利的文章，猛烈抨击筹安会的种种谬论。文章指出：古德诺在既不了解中国国情，自身理论又陷于混乱的情况下，仓促抛出所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的理论，其用心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甲寅》论坛的文章中，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中国今日时势不可变共和为君主。须知一变共和为君主，其恶影响所及，足以覆国而痛民。”⁽³¹⁰⁾《中华新报》也发表社论坚决表示：“对于共和主张到底，宁死勿退，宁辱勿改，今日于共和之下主张之，他日于君主之下亦主张之。”⁽³¹¹⁾这些文章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筹安会妄图复辟帝制的实质，还向国人表明了与筹安会势不两立，坚决反对帝制的决心，给宣传赋予更大的感召力。

3．号召民众加入反袁斗争。

与以往的宣传相比，欧事研究会宣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既深入而又广泛。他们把宣传触角直接深入到各个阶层，特别是面对广大民众。他们既注意揭穿袁氏的种种阴谋，又重视由此而唤醒国民；既从大义上申明复辟帝制对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危害，又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分析帝制发生对他们带来的损失，激励他们去斗争。《中华新报》说：“自运动皇帝之开始，至制造皇帝之始终，统合费用，撙节图之，总额当在万万元以上。人祸天刑，外患内忧，交起并作，民穷财尽，析骸剥肤，试问款从何来？曰地丁钱粮耳，储蓄票、印花税、土膏捐耳，及傥来之救国储金耳。吸吾民之膏血，以为帝制之供张，剥吾民之资财，以发扬一姓之私业。”⁽³¹²⁾他们还在醒目的位置，破例登载了一则小百姓的怨言：“新皇帝登基，一切铺张扬厉之费，一般百姓莫不蹙额相告，种种需费，又将在吾民头上打主意矣。”⁽³¹³⁾宣传直接反映了民众的呼声，自然就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

欧事研究会的主要宣传阵地《中华新报》，不仅时常发表社论，对一些重大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还开辟专栏，报道全国各地反帝制斗争的最新消息，刊登短小精悍的时评，痛快淋漓地道出“国民心中所欲言而不敢言者，对于袁逆之举，无不直揭其隐”。因此，报纸一出，风行中外，“不一二月，销数达至万余份”⁽³¹⁴⁾。有人曾评价说：“推倒满清，得力于《民立报》；摧灭洪宪，得力于《中华新报》。”⁽³¹⁵⁾

二、联络各派力量共同讨袁

当时，最大的几支反袁力量，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进步党以及倾向讨袁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都是各自独立活动。全国讨袁斗争形势的发展，日益迫切地需要联合一切反袁力量共同对敌。欧事研究会洞悉到斗争进程中出现的转机，主动地担负起了联络各派力量的使命。

与其他各派相比，欧事研究会更多地具备了完成这一使命的有利条件：一、欧事研究会在指导思想上，十分重视联合各派共同讨袁。黄兴一再强调：“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³¹⁶⁾二、欧事研究会的活动和宣传，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各党派中已具有一定的威信和号召力。三、欧事研究会有别于政党的组织形式，有利于他们的活动；其组织中包容了各派人士，也为他们四方联络提供了方便条件。另外，欧事研究会和讨袁的其他三大派别——中华革命党、进步党、西南地方实力派，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有利条件，使它在联合各派结成讨袁联合战线的过程中，起到了其他各派所难以起到的作用。

欧事研究会和中华革命党是在思想认识趋于一致的基础上，重新携手合作的。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黄兴深感形势危急，一改缓进观点，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他让其子黄一欧马上赴日，带给孙中山一信说，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³¹⁷⁾，表示了与孙中山重新合作的愿望。孙中山也强调，应利用当前的大好时机，联合一致，共同讨袁，希望黄兴早日去日本，共商讨袁大计。

欧事研究会的其他成员，也日感与中华革命党重新联合，共谋三次革命的必要。他们说：“当兹国势危殆，吾党仍分缓急两派，各自为谋，实于国家大大不利，宜设法早日团结一致，共谋国事，庶不致被内奸外患所乘。”⁽³¹⁸⁾于是，钮永建等人一起商议，委托冯自由赴日本向孙中山表明联合对敌的想法。1915年7月，冯自由赴东京面谒孙中山，详述了希望实现各派大团结以推翻袁世凯的愿望。孙中山对他们的这一表示深为嘉许，愉快地和他们一起商讨了合作的办法。

聚集在南洋的欧事研究会成员，也希望尽早和中华革命党建立合作关系。他们派章士钊、周孝怀到日本见孙中山，表示愿捐弃前嫌，共图进行。孙中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并在灵南坂寓所宴请章、周二人，冯自由、胡汉民、戴季陶、居正、廖仲恺、谢持、邓铿等人在宴会上作陪，席间欢谈甚洽。

在湖南，程潜联络中华革命党杨王鹏、廖湘芸，“以大敌当前，正义所在”，表示应联合对敌，杨、廖欣然同意。他们一起商量了在湖南的进行方法，决意从湘西宝庆边远地区着手，组织队伍作为根据，等云贵军队出兵湘西，一同奋斗，以图恢复湘南。程潜答应帮助杨、廖解决在上海的活动费用及回湘的旅费。不久，程潜便集资一千多元给杨王鹏等作活动经费⁽³¹⁹⁾。

在筹款问题上，双方也开始互通声息，合作进行。黄兴在美国积极筹备讨袁经费，要华侨把捐款“随集随汇”回国，或直接寄给孙中山支配。张继、李根源欲向上海外商借款二百万元，以作西南起义之用。外商所敬仰者唯黄兴，声明非黄兴签字不可。张继电告黄兴后，黄兴立即致电孙中山商议办法。孙中山亦觉此事应加紧办理，乃电托张孝准代表签名，随后又电促李烈钧、柏文蔚在南洋筹饷，以资接济⁽³²⁰⁾。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在各方面的合作，结束了革命党内分裂的局面，增强了讨袁的力量。

与此同时，进步党也完成了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从而使欧事研究会和进步党的联合成为可能。袁世凯公开进行帝制后，进步党既痛恨袁氏之所为，又忏悔前日之谬误。为此，1915年11月7日孙洪伊等发表了《进步党反对帝制之通电》，愤然指出：“帝制发生，人心愤恨，若不即此终止，灭亡之祸，无可幸逃。”⁽³²¹⁾第二天，他们又立即通电各省分支部，表示“当此存亡危急，一发千钧之际，吾党力障狂澜，义无旁贷，请诸公及时奋起，共谋补救”⁽³²²⁾。对于进步党的转变，欧事研究会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支持。他们发表了《对于进步党通电感言》，赞扬进步党在关键时刻作出的利国为民的义举。文章指出，进步党“挟全党之势，大张反对，则影响所及，必能昌明吾国人真正之民意，不使彼野心者之妄假民意，以欺天下。一方面可使倡帝制者，不得援君宪以欺国人”⁽³²³⁾。欧事研究会和进步党以相互支持的形式，迈出了合作讨袁的第一步。1915年12月18日，梁启超自天津抵沪，以便和上海的欧事研究会成员取得联系，“思与提携进行”⁽³²⁴⁾。欧事研究会当即表示，对志在讨袁者都推诚结纳，不存党见。双方开始共谋讨袁良策。为解决筹款购置武器及对日外交等事，李根源、杨永泰、程潜、林虎等六人联名致函梁启超，说明岑春煊须赴日活动外援，希梁协助进行⁽³²⁵⁾。梁启超本主张岑赴滇，以壮军威，但他还是接受了李根源等人的意见，帮助岑赴日活动筹款。欧事研究会与进步党的合作，在护国战争高潮阶段，就更加密切了。事后，梁启超总结说：“两派合作，是当时成功主因。”⁽³²⁶⁾这是很有道理的。

武装讨袁，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基础。西南地方实力派拥有兵权，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势力，所以欧事研究会十分重视联合他们的力量。

曾经效忠袁世凯的广西都督陆荣廷，因袁在洪宪封爵时，将其爵位置于龙济光之下而大为不满。欧事研究会认为，这是促陆反袁的大好时机。遂决定钮永建、林虎两人冒险潜入南宁，联络陆荣廷起兵讨袁。1915年12月，钮永建和林虎分两路入桂。钮永建由香港搭轮直到梧州转南宁，林虎从安南由海路绕道越南，经镇南关到南宁。钮永建到南宁后，即与护理陆荣廷职务的第一师长陈炳焜密谈。陈代表陆荣廷向钮表示接受“海外同志对桂今日的要求”⁽³²⁷⁾，所虑者“龙济光冥顽，非以兵力平之不可”⁽³²⁸⁾。林虎抵南宁，即致书陆、陈。陆派其亲信马济会见林虎，向林表示：所有海外同志要求广西应负的责任，绝对尽力做到⁽³²⁹⁾，只是目前因袁氏在粤拨给桂省的军费一百万元、步枪五千枝，须下个月始能领到，为缜密计，拟请钮、林两人先回港，尽管进行其他工作⁽³³⁰⁾。陆并派曾其衡、雷殷随同到港，以便于相互之间的通讯联络。随后，陆荣廷还下令“悬五万金购拿李根源、钮永建、林虎”⁽³³¹⁾，以遮掩袁氏耳目。

黄兴在美国亦感到促陆倒袁事关大局。他于1915年12月22日致函陆荣廷，促其兴师讨贼。信中说：“今袁逆谋叛民国，公然帝制，不忠不信，不仁不义，人民痛恨，外邦非议，内援外助，俱已断绝，此其自亡之日也。弟知足下素富爱国之热忱，且智勇冠绝一时，临兹事变，必有宏谋伟略百倍于弟之所期。……望足下节丧明之痛，兴讨贼之师，发扬奋迅，激励国民之气，勿使时机坐失，贼势日张，则国家之福，亦足下之所赐也。”⁽³³²⁾在陆荣廷和袁世凯矛盾加剧时，钮永建、林虎冒险入南宁与黄兴致书劝说，对坚定陆荣廷讨袁的决心，是起了作用的。

除上述几支主要的讨袁力量外，凡倾向于反袁的党派、团体与个人，欧事研究会也都尽可能与他们联合。李根源、程潜、钮永建等人到上海后，主动找唐绍仪、王宠惠、温宗尧等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并邀他们在杨永泰住宅共商讨袁之策。康有为、郑孝胥、沈曾植、瞿鸿禨等人“骂袁最痛切”，与欧事研究会在倒袁这一点上具有某种一致性。李根源等人特登门相访，但在谈到联合问题时，康有为却提出：“是否请宣统皇帝出来？”⁽³³³⁾李根源策略地回答：“倒袁为一事，复辟又为一事，余革命党人，复辟未敢苟同。”⁽³³⁴⁾尽管在政见上相差如此悬殊，但欧事研究会仍表示愿与他们在反袁的共同点上联合起来。康有为等人对此也表赞同，他们说：“君等戮力倒袁，后事再说。”⁽³³⁵⁾

为联合张謇、赵凤昌、汤寿潜、伍廷芳、唐绍仪、庄蕴宽等有声望、有影响的人物共同讨袁，黄兴于1915年12月21日特意致函给他们说：“今兹共和废绝，国脉将危，泣血椎心，哀何能已！先生等负国人之重望，往时缔造共和，殚尽心力，中复维持国体，委曲求全。今岂能掉心任运，坐视而不一顾乎？……贤者不出，大难终不可平，国之存亡，系于今日。”⁽³³⁶⁾

由上可见，在反袁斗争进入高潮之时，欧事研究会奔走于各派之间，呼吁所有反袁力量通力合作，共讨国贼。中华革命党、进步党、西南地方实力派以及各种反袁政治力量，正是以欧事研究会为纽带，实现了直接或间接的联合。

三、策动武装讨袁

在国内发动武力讨袁，是欧事研究会的中心任务。他们反复商议了各省的武装策动计划，并决定相应的部署：由耿毅担任北方同志的联络工作；熊克武回四川，组织地方讨袁军；柏文蔚、钮永建、冷遹策划苏皖浙地方军队的发动；林虎担任广西的联络⁽³³⁷⁾，程子楷、杨永泰也负责广西之事⁽³³⁸⁾；李烈钧担任筹划粤赣军事；程潜和张孝准布置两湖军事及湘省义军的发动；谷钟秀、欧阳振声等人任长江之事。他们相约，组织发动起来的力量有大有小，但是每个同志都必须努力去完成自己分担的任务，在讨袁斗争中尽量发挥作用。

为确定发动武装讨袁的突破口，欧事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在一起深入地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西南五省的袁氏力量相对薄弱，其中尤以云南起事的条件最为成熟。其原因是：一、云南地处偏僻险阻的边区，在军事上扼险要优胜之势，且四川地方军队既杂又乱，陈宧一时统一不起来，可以作为云南的有力屏障。二、云南两师陆军的素质，大大超过北洋军队，所有中下级军官都是讲武堂的学生，学术优良，思想纯正，并曾受到李烈钧、李根源等教官的影响。三、云南陆军所使用的军械精良，超过南方各省的军队。四、云南当时几个主要当权人物如唐继尧、罗佩金等，原来都是同盟会员或有革命倾向的人⁽³³⁹⁾。因此，他们决定以云南作为起事反袁的基地。

李烈钧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在滇中不乏故旧，和唐继尧也颇有交情。他曾多次与柏文蔚秘商回滇策动举义之事，认为利用和唐继尧的关系，在云南活动十分有利。1915年10月，李烈钧托人送给唐继尧一幅刺绣，上面绣有“西南保障”、“国家柱石”等字样，以试探唐的态度⁽³⁴⁰⁾。当李烈钧得知唐继尧对赠品甚为满意，对本党主张不表反对，即与唐“密函往来相通候”⁽³⁴¹⁾，商讨回滇起事。与此同时，李烈钧等人共同筹划了回滇的具体步骤。由于方声涛和云南的中级军官谊属师生，进行工作诸多方便，决定方声涛先赴昆明探明情况，进行一些联络策动工作；如进行得顺利，其他人就立即动身回国，共策进行。

10月，方声涛率学生邹以庄、周汝康二人抵昆明，密隐于骑兵教官黄毓成家⁽³⁴²⁾。他们利用和云南军人的密切关系，进行策动工作。当方声涛等了解到云南军界人士也反袁甚烈，大为高兴，立即报告李烈钧说：云南的两师陆军团、营级的主要骨干，如邓泰中、杨蓁、刘云峰、华封歌、董鸿勋、黄永社、赵钟奇等四十余人，都极端反袁，久已跃跃欲试⁽³⁴³⁾。李烈钧得到消息，决定立刻动身入滇。12月初，李烈钧、陈泽霈、曹浩森、吴吉甫、周世英等至香港，向云南富滇银行香港分行的行长张木欣借到大洋十万元，作为回滇策动的活动费用⁽³⁴⁴⁾，然后经海防、河内进入滇境，12月17日到达昆明。欧事研究会成员相继入滇，不仅为发动起事做了诸多组织工作，也鼓舞了滇军将士讨袁的斗志，增强了他们首举义旗的决心。

黄兴也极为关注云南讨袁事态的发展，他认为凭借蔡锷辛亥前后在云南蓄积的革命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及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云南发难是较有把握的⁽³⁴⁵⁾。因此，他积极设法帮助蔡锷回滇，为此特意致函张孝准，嘱其“速与松坡先生密切联系，相助进行”⁽³⁴⁶⁾。黄兴还考虑到蔡锷在滇声望甚高，恐唐继尧对蔡入滇产生其他顾虑而影响大局，便写信向唐继尧说明“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³⁴⁷⁾，以消除唐继尧的疑虑。

此外，在上海的谷钟秀、彭允彝、何成濬等人也与唐继尧的联络员李宗黄建立了联系，共同筹商发动长江上游各省起义，以扩大讨袁力量，减轻袁军对云南的压力⁽³⁴⁸⁾。《中华新报》在云南起义前，“亦直接间接相与筹划一切”⁽³⁴⁹⁾。因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国内外消息多不灵通，《中华新报》社便成为联络各方面的据点，传递消息，“对外之交涉，对内各方面之运动接洽进行，亦多以《中华新报》负其责任”⁽³⁵⁰⁾。上述事实说明，云南起义的发动是和欧事研究会的努力分不开的。

综观欧事研究会讨袁活动的三个阶段，当革命转入低潮时，它虽然主张缓进，但并没有与反动势力妥协，而坚持开展反袁宣传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当时除中华革命党外另一支坚持反袁的政治力量。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开始，欧事研究会提出了“联袁对外”、“停止革命”的错误主张，虽然其中含有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积极因素，但客观上毕竟对袁氏有利。欧事研究会的一些成员虽一度陷于迷途，但当袁世凯卖国行径暴露之后，他们便断然抛弃了错误的主张，立即展开了各种方式的讨袁活动，为全国大规模武装讨袁斗争的爆发作出了积极贡献。

————————————————————

(1) 《京华新报》，1913年8月28日。

(2) 《国民党之回顾录》第5卷，萃文社1915年3月版，第20页。

(3) 陈果夫：《癸丑讨袁》，《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第349页。

(4) 《时报》，1913年10月5日。

(5) 《时报》，1913年9月2日。

(6) 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集·中国部分·革命党关系》（以下简称日本外务省档案），机密第4号：《陈其美致赵平信》。

(7) 《乱党机关》，《新闻报》，1913年11月16日。

(8) 日本外务省档案：高秘特收第1464号，大正二年9月16日。

(9) 日本外务省档案：机密第112号，大正二年9月9日。

(10) 《东省破坏党之死灰犹燃》，《时报》，1913年9月9日。

(11) 《南洋总汇新报》，1913年11月22日。

(12) 《南洋总汇新报》，1913年12月4日。

(13) 《乱党又在汉口组织机关》，《南洋总汇新报》，1913年10月11日。

(14) 《南漳县乱党暴动始末》，《时事新报》，1913年11月5日。

(15) 《时事新报》，1913年10月11日。

(16) 《新同盟会会章》，《时事新报》，1913年12月20日。

(17) 《新同盟会组织草案》，《申报》，1913年12月21日。

(18) 《许元度寄龚植三萌槐信》，《申报》，1913年12月25日。

(19) 《政府公报》，1914年2月5日。

(20) 萱野长知：《中华民国革命秘笈》，第198页。

(21)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97页。

(22) 《京华新报》，1913年8月19日。

(23)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326号：《在本部亡命中国人名簿》，大正二年9月23日。

(24) 栗原健：《满蒙政治史之一面》，第338页。

(25) 日本外务省档案：机密第67号，《日本驻南京领事船津复倪嗣冲电》，大正二年9月22日。

(2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92页。

(27)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400页。

(28)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572号，《刘茂曾组探缉队有关情况》，大正二年11月4日。

(29) 《党人在东之旅况》，《时事新报》，1913年11月5日。

(30)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790号，《海妻猪勇彦的谈话》，大正二年12月21日。

(31)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415号，《孙文之行动》。

(32) 日本外务省档案：外癸字第18号，《中华民国临时代理公使马廷宽致日外务大臣函》，1913年10月21日。

(33)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594号，《孙中山与精神团誓约书》，大正二年10月8日。

(34)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23号，《孙文之行动》，大正二年1月8日。

(35) 杨思义：《二次革命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7页。

(36) 容恢：《南游琐记》。

(37) 《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3、284页。

(38)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4页。

(39) 杨思义：《二次革命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98辑，第127页。

(4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2页。

(4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3页。

(42) 邵元冲：《中华革命党史略》，《革命文献》第5辑，第98页。

(4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44) 邹鲁：《中华革命党》，《邹鲁全集》（三），第272页。

(45) 《总理致邓泽如论统一事权与统一筹款书》，《革命文献》第5辑，第20页。

(46) 《黄兴集》，第357页。

(4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6页。

(48) 《黄兴集》，第357页。

(49) 《黄兴集》，第357页。

(50) 石陶钧：《六十年的我》。

(51) 宫崎寅藏：《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308页。

(52) 陈其美：《致黄克强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书》，《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233页。

(53) 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3页。

(54) 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64页。

(5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5页。

(5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5页。

(57) 邵元冲：《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00页。

(58) 《黄兴集》，第398页。

(59) 《朱执信集》上集，第214页。

(60) 《朱执信集》上集，第163页。

(61) 《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01页。

(62) 《申报》，1915年5月11日。

(63)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34卷，第5期，第66页。

(6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7页。

(65) 《黄兴集》，第357页。

(66) 《黄兴集》，第357页。

(67) 天忏生：《黄克强轶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辑，第35页。

(68) 杨思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6、127页。

(6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5页。

(7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7页。

(71) 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29页。

(72) 柏文蔚：《黄克强手札·跋》，《近代史资料》1962年1期，第13页。

(73) 李根源：《雪生年录》。

(74) 天忏生：《黄克强轶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辑，第35页。

(75)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9页。

(76)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绩》。

(77) 《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3页。

(78) 邵元冲：《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00页。

(7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1页。

(80) 《中华革命党党员名册》，罗家伦：《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第540页。

(8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84页。

(82)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2页。

(83)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37页。

(8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5页。

(85) 施方白：《中华革命党时期见闻录》，《革命文献》第46辑，第551页。

(8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4页。

(87) 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54页。

(88) 《中华革命党党员名册》，《国父年谱》增订本上，第543页。

(89) 冯自由：《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革命逸史》第3集，第368页。

(90) 冯自由：《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革命逸史》第3集，第371页。

(91)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124页。

(92)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1、82页。

(9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1、82页。

(94) 《发刊词》，《民国》第1卷。

(95) 《民国》第1卷。

(96) 《党史会藏史料原件及中华革命党筹备委员会人员名单》，《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4年，第823、824页。

(97)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152号，《孙文动静》，1914年6月17日。

(98)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320号，《中国革命党员聚会一文补报》。

(99)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320号，《中国革命党员聚会一文补报》。

(100) 《委任令第七十九号》，《革命文献》第45辑，第159页。

(10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0页。

(102) 《中华革命党》，《邹鲁全集》（三），第161页。

(103)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1页。

(10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10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05页。

(106) 邵元冲：《中华革命党略史》，《革命文献》第5辑，第105页。

(107)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5页。

(108) 《革命文献》第5辑，第98页。

(10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8页。

(11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26页。

(11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112)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52页。

(113) 《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卷3。

(11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115)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746号，《孙文动静》。

(116) 《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邹鲁全集》（三），第170页。

(117)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415号，《孙文之行动》。

(118)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415号，《孙文之行动》。

(11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8页。

(120) 《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页。

(121) 北京《亚细亚日报》，1915年5月6日。

(122)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8页。

(12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52页。

(124) 蒋中正：《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17页。

(125) 陈其美遗墨：《抵大连后致诸同志书》，《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17页。

(126)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289号，《在大连之革命党员及宗社党员等的动静》。

(127) 《总务部第二局来件存稿》，引自《近代中国》第22期，第42页。

(128) 《孟恩远致大总统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29) 《统率办事处致各省民政长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30) 《蒋总统秘录》第4册，第102页。

(131) 《蒋总统秘录》第4册，第104页。

(132) 《夏之麒烈士事略》，《革命文献》第46辑，第232页。

(133) 邹永成：《湘南讨袁之役》，《革命文献》第46辑，第234页。

(134) 《张福来致曹锟电》（1914年7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94页。

(135) 《汤芗铭致参谋本部陆军部密电》（1914年7月20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80页。

(136) 《统率办事处致汤芗铭密电》（1914年7月18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79页。

(137) 《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

(138) 《伍祥祯致统率办事处密电》，（1914年7月28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82页。

(139) 《汤芗铭致袁世凯电》（1914年7月28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90页。

(140) 《汤芗铭致袁世凯电》（1914年7月21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84页。

(141) 《统率办事处致龙济光、陆荣廷电》（1914年7月27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99页。

(142) 《统率办事处致李纯电》（1914年7月30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83页。

(143)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651号，《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

(144) 《中华革命党上海支部新华社史略》，《革命文献》第46辑，第177页。

(145) 冯国璋致袁世凯电（1914年8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46) 《申报》，1914年11月19日。

(147) 《朱执信经营粤事史略》，《革命文献》第47辑，第353页。

(148) 《朱执信集》上集，第248页。

(149) 《关外讨袁军借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50) 奉天巡按使张锡銮致总统办事处函（1914年10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51) 《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

(152) 《申报》，1914年9月2日。

(15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32页。

(154) 《洪兆麟等为请江西政府发还邓承昉余款上总理呈》，《革命文献》第48辑，第149页。

(155) 《中华革命党军事部日记》，《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第579页。

(156) 《神州日报》，1915年2月4日。

(157)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840号，《中国流亡者王统一谈时局》。

(158)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955号，《关于中国革命党之事》。

(159) 《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1915年3月10日），《中央党务月刊》第4期。

(160) 《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1915年3月10日），《中央党务月刊》第4期。

(161) 《中华革命党本部为揭破中日黑幕以告国人书》，《革命文献》第46辑，第11页。

(162) 《孙中山致区慎刚等函》（1915年5月10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49页。

(163) 《中华革命党第十六号通告》（1915年9月18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52页。

(164) 《中华革命党第十六号通告》（1915年9月18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52页。

(165) 《中华革命党第十六号通告》（1915年9月18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52页。

(16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30页。

(16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4页。

(168) 林森：《美洲三藩市民国维持总会征信录序》，《革命文献》第45辑，第415页。

(169) 《美洲华侨军事研究社简章》，《革命文献》第45辑，第425页。

(17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4页。

(171)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9页。

(172) 潘公展：《陈其美传》，《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第486页。

(17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03页。

(174) 《云南讨袁党人被捕或殉难概况》，《近代中国》第22期。

(175) 《张百麟致陈其美报告策动黔省革命情形函》，《革命文献》第47辑，第308页。

(17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0页。

(17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0页。

(178) 罗翼群：《中华革命党活动回忆》，《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77页。

(179) 《总务部复曾集棠铁血团应经过入党手续函》，《革命文献》第45辑，第67页。

(180) 《龙济光致袁世凯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81) 《邹鲁全集》（五），第1060页。

(182) 罗翼群：《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97页。

(183) 《神州日报》，1915年7月27日。

(184) 《东方杂志》第12卷，第8号。

(185) 《袁氏盗国记》上篇，第30页。

(186) 杨思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37页。

(187) 谢持：《总理嘱件记录》，《国父年谱》，第543页。

(188) 《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9日。

(189) 《中华革命党》，《邹鲁全集》（三），第274页。

(190) 《国士王晓峰、王明山略传》，《民口》，第129页。

(191) 蒋中正：《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0页。

(192) 《国士王晓峰、王明山略传》，《民口》，第129页。

(193) 《邹鲁全集》（五），第1054页。

(194) 《神州日报》，1915年11月15日。

(195) 《国士王晓峰、王明山略传》。

(196) 《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2，第167页。

(197) 《政府公报》，1915年11月12日。

(198)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05页。

(199) 《袁世凯致冯国璋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200) 《张勋致大总统府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201) 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9页。

(202) 《陈其美致邓泽如报告刺郑汝成及肇和失败情形函》，《革命文献》第46辑，第170页。

(203) 《肇和发难纪实》，《革命文献》第46辑，第161页。

(204) 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8页。

(205)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2日。

(206) 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9页。

(207) 《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3页。

(208)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7日。

(209) 《山东革命党讨袁史略》，《革命文献》第46辑，第249页。

(210)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6日。

(211) 《淞沪护军使保奖戡定肇和舰变乱出力人员电》（1916年2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212)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6日。

(213) 《冯国璋奏平定上海叛乱情形并查明防御出力人员请奖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214) 《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34页。

(215) 《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34页。

(216)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7日。

(217) 《陈其美致邓泽如报告刺郑汝成及肇和失败情形函》，《革命文献》第46辑，第171页。

(218) 《申报》，1915年12月8日。

(219)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10日。

(220) 《中华新报》，1915年12月7日。

(221)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4日。

(222) 《中华新报》，1915年12月8日。

(223) 《申报》，1915年12月7日。

(224) 孙中山：《致各总长各议员请国葬陈英士书》，《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下集，第416页。

(225) 朱执信：《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革命文献》第5辑，第76页。

(226) 邵元冲：《陈英士先生行状》，《革命文献》第46辑，第133页。

(227) 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页。

(228) 《黄兴集》，第355页。

(229) 宫崎寅藏：《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第314页。

(230) 《黄兴集》，第358页。

(231)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0页。

(232) 《黄兴集》，第352页。

(233) 柏文蔚：《〈黄克强手札〉跋》，《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第13页。

(23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1页。

(235)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2页。

(236)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41页。

(237) 《黄兴集》，第358页。

(238) 杨恺龄：《民国钮惕生先生永建年谱》，第34页。

(239) 《陈炯明历史》。

(240) 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64页。

(241)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页。

(242)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6页。

(243) 谢彬：《民国政党史》，第57页。

(244) 陈劭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页。

(245)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7页。

(246) 《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65页。

(247) 《黄兴集》第388、389页。

(248)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4页。

(249) 《黄兴集》，第390页。

(250) 《黄兴集》，第389页。

(251)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6、67页。

(252)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6、67页。

(253)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6、67页。

(254)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6、67页。

(255)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4页。

(256)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4页。

(257)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7页。

(258)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7页。

(259)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7页。

(260) 《发刊词》，《正谊》第1期。

(261) 《发刊词》，《正谊》第1期。

(262) 《发刊词》，《正谊》第1期。

(263)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护国军纪事》第5期。

(264) 《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288页。

(265) 《黄兴集》，第380页。

(266) 《黄兴集》，第367页。

(267) 《黄兴集》，第378页。

(268) 《黄兴集》，第363页。

(269) 秋桐：《开明专制》，《甲寅》第1卷第2号。

(270) 秋桐：《调和立国论》，《甲寅》第1卷第4号。

(271) 秋桐：《调和立国论》，《甲寅》第1卷第4号。

(272) 《时报》，1915年9月17日。

(273)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3页。

(274)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3页。

(275)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1页。

(276)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4页。

(277)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4页。

(278) 《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77页。

(279) 《华侨与中国革命》，第235页。

(280) 《革命文献》第45辑，第640页。

(281) 《林虎、熊克武等联名通电》，《正谊》第1卷，第7号。

(282) 《黄兴集》，第397页。

(283) 《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75页。

(284) 旧金山《少年中国报》，1915年5月2日；杨恺龄编：《民国钮惕生先生永建年谱》，第46页。

(285) 《申报》，1915年7月4日。

(286) 《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71页。

(287) 《申报》，1915年4月7日。

(288) 《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革命逸史》第3集，第382页。

(289) 《神州日报》，1915年3月4日。

(290) 《神州日报》，1915年2月18日。

(291) 《大公报》，1915年3月14日。

(292) 《大公报》，1915年2月9日。

(293)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4页。

(294) 《与陈炯明等十七人联名通电》，《中国最近耻辱记》，第295页。

(295) 《时报》，1915年9月1日。

(296) 《申报》，1915年10月19日。

(297) 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

(298)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607页。

(299)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4页。

(300)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5页。

(301) 《交换条件》，《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9日。

(302) 《呜呼！救国储金》，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0月31日。

(303) 《爱国储金》，《甲寅》第1卷第8号。

(304) 《爱国储金》，《甲寅》第1卷第8号。

(305) 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306) 《复辟平议》，《甲寅》第1卷第5号。

(307) 《帝政驳义》，《甲寅》第1卷第9号。

(308) 《维持共和国体宣言》，《顺天时报》，1915年8月26日。

(309) 《维持共和国体宣言》，《顺天时报》，1915年8月26日。

(310) 《中国国体论》，《甲寅》第1卷第9号。

(311) 《筹安会之所示教于国人者》，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8日。

(312) 《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之精神》，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3日。

(313) 《帝制声中之南京面面观》，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1月9日。

(314) 《上海中华新报与护国军》，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315) 曾毅：《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8页。

(316) 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5页。

(317) 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

(318) 《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革命逸史》第3集，第383页。

(319) 《癸丑失败后湘中革命党史概略》，《革命文献》第47辑，第480页。

(320) 《黄兴》，《革命人物志》第5辑，第456页。

(321) 《进步党反对帝制的通电》，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1月7日。

(322) 《孙洪伊等反对帝制致各省分支部电》，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1月8日。

(323) 《对进步党通电感言》，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1月9日。

(324) 《护国军纪事》后编。

(325) 《梁任公先生年谱》下，第469页。

(326) 《松坡军中遗墨》，1926年8月，松坡学会重印版，第1页。

(327) 林虎：《往事片断》，《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2页。

(328)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50页。

(329) 林虎：《往事片断》，《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2页。

(330) 林虎：《往事片断》，《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2页。

(331) 李印泉：《护国军始末谈》，京华印书局1917年版，第8页。

(332) 《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301—303页。

(333) 《雪生年录》。

(334) 《雪生年录》。

(335) 《雪生年录》。

(336) 《黄兴集》，第414、415页。

(337)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5页。

(338) 《雪生年录》。

(339)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3页。

(340)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2页。

(341) 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342) 《李烈钧自传》。

(343)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5页。

(344) 熊达成：《熊克武十年军政工作回忆录》，未刊稿。

(345) 《护国运动见闻杂忆》。

(346) 《护国运动见闻杂忆》。

(347) 《陈嘉全日记》，1937年1月13日条。

(348) 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传记文学》第14卷第2期，第31页。

(349) 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350) 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第九章　护国战争的发动与帝制取消

第一节　云南首义

一　梁、蔡拥袁立场的转变

随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加紧，梁启超及其门生蔡锷等原进步党人的拥袁立场也起了根本的变化。

如前所述，梁启超本是拥袁派。至于原云南都督蔡锷，他领导过云南的辛亥“重九”起义，且在南北议和期间，对袁世凯的阴谋活动曾有所揭露。但是不久，随着清帝宣布退位和袁世凯的上台，他的态度也为之一变，与他的老师梁启超完全一致了。1912年2月，南北争都事起，他是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支持者。六七月间，同盟会为组阁问题与袁世凯发生一系列冲突，他以政府拥护派自居，积极作袁后盾。在地方，他支持唐继尧控制贵州，联络黔、蜀、桂各都督为袁“保障西南”⁽¹⁾。在中央，他先后倡议军人不入党和解散一切政党，以瓦解同盟会，并且极力反对《临时约法》，主张予袁以自由解散议会和任命国务员之权。次年三四月，“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事件相继发生，他无视全国舆情，为袁多所辩护。及至“二次革命”爆发，他又不顾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对他的善意争取，公然奉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参加镇压重庆熊克武的起义。10月，蔡锷奉调入京，临行前，他当众宣布：衡量中国现在形势，非袁“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²⁾。到京后，他接受袁的任命，先后担任过政治会议委员、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

总之，直至筹安会发生前，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蔡锷，都没有公开揭出反袁的旗子。

但是，梁、蔡拥袁也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度的。首先，他们拥袁，最终还是为了改良政治。而改良政治，他们认为只有战胜“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和“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指官僚派和革命派）才有可能。但是，这两大敌人“各皆有莫大之势力蟠亘国中”，以“极孤微之力与之奋斗”，欲同时“战而胜之”，实在是“力所不能逮”。于是，他们不得不急其所急，“认祸国最烈之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而于第二敌转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³⁾。这便是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拥袁的基本原因。

大体说来，1913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前，梁、蔡“先注全力以与抗”的第一敌，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二次革命”被镇压后，由于革命派在国内已无立身之地，他们的注意力便开始转向先前的第二敌——“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了。蔡锷在1913年10月5日离滇前的一次演说中，曾明确说过：“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诸君尚其注意。”⁽⁴⁾这表明梁、蔡与官僚派头子袁世凯的矛盾和冲突，有其不可避免的根源。

其次，梁、蔡并未因拥袁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诚然，他们对民国成立后的政治多所不满，但却从未对共和国体提出异议。不仅蔡锷如此，即如民国成立前曾倡议过“虚君共和”的梁启超，也当众宣布过“拥护共和国体”为其“理论上必然之结果”⁽⁵⁾。1914年11月，他甚至在参政院与蔡锷等人一起，联名向袁世凯提出建议案，要求对淆乱国体的清室复辟派，“照刑律内乱罪从重惩治，以期消弭祸患于无形”⁽⁶⁾。他们始终坚信立宪制度是近百年来“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⁷⁾，为世界各国“早晚必须采用之制度”⁽⁸⁾。因此，他们虽然同意袁世凯停止国会议员职务，但并不认为可以从此不要国会。1914年1月8日，蔡锷在政治会议茶话会上就特别强调：处置国会一事，只能按当时各都督原电所云，“给资回籍，另候召集”，“不能越其范围”⁽⁹⁾，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因此取消国会。梁启超1915年7月20日发表的《复古思潮平议》一文，也明确指出：“民国初元之政，诚尤不足以餍人望也，然岂必其政之本体绝对不适用于中国？毋亦行之非其道非其人耳。既察某制度为今后所万不可不采行，前此行之而有弊，只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张补救之耳。若并制度其物而根本摧弃之，天下宁有此政猷？例如民选议会制度，既为今世各国所共由，且为共和国体所尤不可缺，前此议会未善，改正其选举法可也，直接间接以求政党之改良可也，厘定其权限可也，若乃并议会其物而去之，安见其可？”⁽¹⁰⁾梁后来回忆说：他和蔡锷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¹¹⁾。他所谓的“上政治轨道”，就是依照他的主张实行立宪政治。

再次，梁、蔡始终坚持以爱国为其拥袁的前提。梁启超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所以翼赞袁世凯，原因之一就是惧“邦本屡摇”，想借他的势力以“奠定国基，振兴中华”。至于蔡锷，直到1915年5月9日中日“二十一条”签字后，仍向人表示：“中日交涉，不出吾人所料，可为慨叹。来日方长，真不知税驾之所。”“主峰（指袁世凯）曾语兄（蔡自称）：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¹²⁾

以上事实表明，梁启超、蔡锷虽然也拥袁实行开明专制，但同时却具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品德，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与袁世凯分道扬镳的。

梁、蔡对袁世凯的疑虑始于1914年下半年。正如前面所述，这年5月，袁世凯非但没有重开国会之意，而且公开宣布废除国务院，设立政事堂，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种种复古举动，实在使他们“越看越不对了”⁽¹³⁾。于是，一种“时事日非”、“国事不可论”的感觉渐渐在他们心头萌生、郁结、滋长起来。开始还只是二三朋辈间的窃窃私语，不久便公开见之于参政院了。他们不仅就外交、财政和军政问题向袁政府提出质问，梁启超还公开号召各参政不能“纯粹作政府一留声机器”，对其“不是之处”，应根据民意“立即纠正”，以利国计民生⁽¹⁴⁾。

蔡锷这时与梁启超的态度大致是相同的。1915年1月16日，袁世凯特任蔡锷为经界局督办，命令发布前，蔡曾以“对于此事素少研究”为词，向袁力辞⁽¹⁵⁾。命令发布之日，他正在天津。次日，他急忙赶回北京，再次具呈表示“不愿身预其事”⁽¹⁶⁾。然而，一次又一次的辞呈均为袁世凯所拒绝。蔡锷无奈，只好勉强于22日就任，以便将计就计，从清理经界入手，解决征兵退伍后的移垦屯殖问题，为将来军事上改行征兵制度，增强国防力量准备条件。所以他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使所有筹办事宜“均粗具规模”⁽¹⁷⁾。接着，又于局中设立编译所，“督率各员搜集中外专籍，悉心探讨，编成《中国历代经界纪要》暨《各国经界纪要》各一册”⁽¹⁸⁾。蔡锷就任后，为贯彻己意，态度固然积极，但对袁的种种不满，也屡有流露。当有人问他：“各省设立经界行局，何时始有眉目？”他无可奈何地说：“如此办去，恐民国十年亦无何等效果。”又说：“当初李仲仙（李经羲）等再三不肯担任，我就知道此事不容易办。现在非但不容易办，而且办了也不讨好。任公先生办币制局毫无结果，将来恐怕我师生同一命运。”⁽¹⁹⁾至6月初，他又一次向袁具呈，请求解职。

不过，这时梁、蔡都没有想即起反抗。甚至到1915年1月，袁克定宴请梁启超透露变更国体后，梁还认为“改号事并非如此亟亟，尚有余日回旋”，仍按原定计划，“二月半南下，在沪小作勾留，便归粤为老亲介寿”⁽²⁰⁾。他们对袁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失望而非绝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只“思所以匡救之，阻止之”，而不“思所以裁制之，惩治之”。他们幻想袁世凯能在某天早上，接受他们的忠告，悬崖勒马。用蔡锷的话说，就是“竭忠尽智，希冀感格”⁽²¹⁾。这年6月底，梁启超匆匆离粤，随江苏将军冯国璋入京，还是抱着这样的目的。他回忆道：“那年阴历端午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玩耍，正值冯华甫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²²⁾如前述，当梁氏听到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诡称：他绝无帝制自为之意，甚至说他，“已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²³⁾。梁便相信了他的鬼话，“以为他真没有野心”，而回天津继续过其书斋生活了⁽²⁴⁾。

然而不久，袁世凯就自揭假面。8月14日，由他一手操纵的筹安会，在共和国的废墟上破土而出。梁启超、蔡锷数月来力图“匡救”和“阻止”的帝制，终于不以其意志为转移而发生了。这使他们受到一次莫大的嘲弄。多年来，针对革命派人士对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揭露，他们一直为袁向国人保证：“今日大势，子孙万世之业，决无人敢作此幻想。”⁽²⁵⁾现在袁世凯却无视他们的体面，公开打出帝制旗号，还有什么比这更为难堪的呢，他们在革命派面前又输了一着。面对当时“普天同愤”、“党人思逞”的形势，无论为公为私，都不容许他们继续缄默了。于是，梁启超、蔡锷从此走上积极反袁的道路。

二　京津策划军事讨袁

筹安会发表宣言后不久，蔡锷匆匆赶到天津，在汤觉顿寓所与梁启超等共同商定：为争四万万人的人格起见，非拼着生命与袁世凯干一场不可。具体步骤是：1．由梁启超作篇文章，迅速打出鲜明的反袁旗帜，切实掌握舆论主动权，并力争通过推心置腹的规劝，促袁世凯自行停止帝制，以免干戈四起，生灵涂炭；2．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以便规劝无效时，得以立即发动军事讨袁；3．由于军事讨袁尚需一定准备时间，而梁、蔡师生间的特殊关系又为众所周知，为使蔡锷不致因梁启超发表反袁文章而遭袁世凯忌恨，他们约定在一定时期内，表面上要装成“分家的样子”⁽²⁶⁾。

此后，梁、蔡二人便各依计而行。8月21日，梁启超用一夜的功夫，写成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交汤觉顿带京登报。梁在这次行动中表现了近年来少有的果敢精神和坚决态度。属稿之时，虽说也“痛楚不能自制，废然思辍者屡矣”⁽²⁷⁾，但主导思想还是如他对女儿梁思顺所说：“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²⁸⁾至于这篇文章发表前所经受的各方面的压力就更多了。先是筹安会打电报给他，直言“勿将此文公布”⁽²⁹⁾；继而袁世凯又亲派内使夏寿田赴津，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³⁰⁾；但都被他严词拒绝。9月1日，他干脆呈明袁世凯：“近顷变更国体之论，沸腾中外”，“窃不敢有所瞻忌，辄为一文，拟登各报，相与商榷匡救，谨先录写敬呈钧览”⁽³¹⁾。袁见后更加恼怒，复遣人威胁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没想到这时的梁启超还是不怕死，他笑笑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³²⁾不少好心的朋友恐他招祸，特派代表二人“赶至天津，劝其少安”。但他的回答是：除原文语气可略改婉转外，其他一概不改。他对来人说：“诸君虽爱我，但一息尚存，不能使自由二字扫地以尽。”⁽³³⁾随后，他遵循友人劝告，删去了“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那一段痛斥帝制的文字，其余各段“亦改就和平”⁽³⁴⁾。为避免他人受累，又特地声明脱离进步党，以示纯为个人行动。经此周密布置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终于发表出来，表现出进步党人反帝制运动的鲜明态度。

与此同时，蔡锷依约装出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8月25日，不等梁文发表，他便约集袁世凯心腹原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新任参谋次长唐在礼和其他在京高级军官蒋尊簋、孙武、蒋作宾、陆锦、覃师范、张士钰、张一爵、姚鸿法、蒋方震、陈仪等十二人举行赞成帝制的签名活动。他不但亲书了“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题款一行，并带头签了“昭威将军蔡锷”六个字⁽³⁵⁾。随后，又以经界局督办身份代表全局与陆军训练总监蒋雁行等八人呈请袁世凯“乾衷独断，迅予施行”⁽³⁶⁾。9月16日，他还与田中玉、蒋尊簋、张士钰、唐在礼、蒋雁行、陆锦、蒋作宾、袁乃宽、张凤翙、马龙标、傅良佐、雷震春、孙武、丁槐、蒋廷梓、张钫、刘基炎等军界要人在东厂胡同将校联欢社，设筵款待由各省应筹安会请来的赴会代表八十余人，“要约始终抱定君主立宪主义”⁽³⁷⁾。不仅如此，他对所任各职，也较前更为主动和积极了。他按时出席参政院会议，充任帝制请愿案审查员，赞同由立法院向袁世凯提出建议案。在将军府，他继段祺瑞之后为“暂代主席”，主持讨论划分军区案及统一军械各项事宜。对于入值统率办事处，他奉命唯谨，从不渎职。他的这些表现，与梁启超长期蛰居天津，拒不出席参政院会议，甚至请求辞职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他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指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此外，他还在生活上“姑从事妇人醇酒”，示人以“乐不思蜀”的样子。曾经传诵一时的真假掺杂的他与京中名妓筱凤仙的故事，便发生在这个时期。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带些权术作用”的斗争策略，签名赞成帝制尤其是这样。正如蔡锷后来答复统率办事处责难时所说：“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³⁸⁾他支持经界局秘书长周钟岳拒入筹安会，便证明了这一点。8月30日，唐继尧、任可澄在蔡锷的督促下，致电筹安会，称：“已派杨晋、赵鹤龄、周钟岳、杨本礼等四人充滇省军政商界代表就近赴会。”⁽³⁹⁾但周不欲“觍颜入会，与此辈同流合污”，请蔡准其“先行辞职”。他当即表示：“吾事尚须相烦料理，此时未便遽离，如不肯入会，吾可电蓂公，谓此间已派惺甫（周钟岳字）赴东三省调查经界事宜，请另派代表，并将此情通知筹安会可也。”⁽⁴⁰⁾果然，9月1日蔡即致电唐、任，谎称周“已派赴东省调查经界事宜，刻难回京，筹安会代表请另派替员”⁽⁴¹⁾。可见，蔡锷反对帝制的态度，在“自己人”中是毫不隐瞒的。

实际上，即在他赞成帝制的背后，一场以云贵为中心的军事讨袁战争，已在有计划有步骤的酝酿着。8月20日，蔡锷致电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一面告以“京中近组织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一面表示拟派人“前赴滇、黔，切商一是”⁽⁴²⁾。不久，原云南军官、经界局评议委员殷承便奉命出发了。9月3日，他又致电前贵州巡按使戴戡，促其早日入京。一星期后，戴即登程离筑，并于10月中旬抵京。这就是梁启超所说：“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电报把重要人叫来。”他们预订的计划，正在具体实施。随后，由于帝制“迫速”，蔡锷不等殷到达云南，便不顾袁探检查邮电的危险，径直“用经界局关防发一密电往滇”，鼓动“人民反对帝制”⁽⁴³⁾。

但是，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袁世凯正在密切注视着京外各省，特别是云、贵对帝制的反映，而他与云、贵的关系又是人所共知的。因此，他又频频指使云、贵随波逐流，尽可能向袁表示忠顺。8月26日，他复电贵州刘显世：“筹安会发起后，京外多主张赞同，军界重要诸人亦皆预闻其事”，“该会即有电相嘱，仍以推举代表为宜”。28日，他同时致电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刘显世：“筹安会各省代表均将派齐，尊处希早日指派为要。”9月6日，又电刘显世：“至电呈一节，各省已大半照办，尊处似亦不妨以同。”18日，再电刘：“国体事现仍进行，各省军、巡来电，主张均归一致，尊处尽可电院表示赞同。”⁽⁴⁴⁾刘显世颇有感慨地说：国体问题，承“松公随时赐电，俾不致茫茫无主，感激何似”⁽⁴⁵⁾。

当然，蔡锷的策略也是灵活的，只要有机可乘，就绝不放弃宣传反对帝制。例如，9月6日，袁世凯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至参政院发表国体意见后，袁的意图已尽人皆知。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词意赞成改革，实已昭然若揭”⁽⁴⁶⁾。其实，蔡锷对此也是明白的。当参政院指定他为帝制请愿案审查员时，他就和其他审查员一样，表示“各请愿书可以成立”⁽⁴⁷⁾。但是，他在会后分别打给云贵的电报中却说：“主峰今日（派员）到参政院宣示意见，有维持共和，为其职责，更改国体认为与时事不合等语。”⁽⁴⁸⁾这表明他是在利用袁世凯的语言，合法地暗示云贵不可不反对帝制。

为使讨袁战争更有把握，蔡锷还在京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联络准备。如：9月29日，他在己宅与黑龙江将军朱庆澜“畅谈半日，叩其对于帝制问题，沉吟者久之”，“知其已有会心”⁽⁴⁹⁾。差不多同时，又与前四川都督胡景伊“熟筹川事，密约南旋”⁽⁵⁰⁾。他还了解到山东靳云鹏于筹安会发生时“颇形反对”，沿江各省如江苏、江西皆持异议。此外，筹安会初起，他便嘱经界局评议员袁家普“与上海民党暗通消息，得其真相报告之”⁽⁵¹⁾。9月底，又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十七页的密信，“谈到当时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潜赴西南发难的计划”⁽⁵²⁾，等等。

然而，袁世凯也没有睡大觉。他既早就认为蔡锷有阴谋，所以把他调来北京，现在冒险实行帝制，自然不能对他没有防备。果然，不久他便接到报告，据云南人说，京中有重要人物致密电该省，唆使人民反对帝制。经向电报局详细调查，此人用的是经界局关防⁽⁵³⁾。接着，路孝忱又报告说滇省反对帝制，蔡锷等人也“通信与谋”⁽⁵⁴⁾。为了拿到真凭实据，10月14日，他令军警进一步搜查棉花胡同蔡宅。这天上午10时，“有着军服者五人贸贸然来，声称系军政执法处卫队，奉处长谕：有大总统令，命查抄盐商何姓寄存之赃物。蔡宅家丁方欲拦阻，已排闼而入，翻箱倒笼，颇极骚扰，其势汹汹，不可理论。后阍者约集多人壮胆向前语之曰：‘此系昭威将军蔡大人住宅，汝等奉命有何凭据？何得无故动蛮？速言其故！’”军警见搜查无所得，这才顺水推舟，“云系奉总统令，查抄福宅寄存之何姓赃物。既现在为蔡宅，我等另向旁处搜查可也。遂相率驰去”⁽⁵⁵⁾。

至此，梁启超、蔡锷深感北京已不可久留，军事讨袁应从速作为主要方针提上议事日程。蔡宅被搜后三天，梁启超便退了北京正阳门内前细瓦厂的租屋，一切器具悉运天津。蔡锷也随即“称病，云非有温泉地方，不能适养身体”，为出京制造借口。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却认袁克定常住的“汤山合宜，令其养病”⁽⁵⁶⁾。其时，适贵州戴戡、王伯群到达北京。经过密议，都认为“欲活民国，非出京不可”⁽⁵⁷⁾。随后，他们密约至天津，与梁启超、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等，就起义事作进一步研究。“初议以梁任公往日本办报鼓吹，蔡、陈、戴、蹇与伯群或往云南，或往两广运动起义。讨论多时，佥谓办报东京，袁不许入口，无益于事，不如分头运动”。“蔡自担任云南，戴与伯群担任贵州”⁽⁵⁸⁾。他们计划滇、黔两省同时起义，具体步骤是先发一警告电，要求取消帝制；袁不应，再发最后通牒；又不应，即通电全国，宣告独立。为了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他们并决定：“由云南潜运军队到四川境后，乃始宣布独立。”⁽⁵⁹⁾最后，还深入讨论了不发军用票，通过扩大富滇银行解决财政问题，以及梁启超在外策应，暂不赴滇、黔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会后，王伯群带着蔡锷的密信直奔云南，梁启超留在天津准备各种起义文告，蔡锷回京做好出走准备。

三　云南反帝制斗争的酝酿

辛亥革命以后，云南当局曾经一度追随袁世凯反对同盟会和国民党。首任都督蔡锷是这样，继任都督唐继尧也不例外。唐本是蔡锷的部下。蔡任云南新军三十七协统领时，他是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辛亥“重九”起义后，经蔡一手提拔、保荐，他一路顺风，由北伐军总司令而贵州都督，而云南都督。1913年11月，蔡虽然调离云南到了北京，为确保唐在云南的地位，仍不断为他向袁世凯说项。唐因此大受感动，他致电蔡说：“奉梗、有两电，公为滇计，划一事权，实佩远谟”⁽⁶⁰⁾，并且“萧规曹随”⁽⁶¹⁾，在云南继续奉行蔡锷先前确立的方针。他虽早年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这时却操着袁世凯的腔调，咒骂企图重返云南组织反袁起义的李烈钧、李根源等为“乱党”，一面通令本省文武“严密防范”，一面电请袁世凯商请法国驻京公使“迅电越南总督转饬海防、河内法官，于火车船站严密查拿”⁽⁶²⁾，甚至亲自审讯并杀害过孙中山派到云南的革命党人。

但是，云南毕竟不是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地区。它经过辛亥革命血与火的考验，同盟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正如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向袁政府所报告的：“滇中军学界人士众多，十九为国民党籍，反正以来，嚣张已极，近虽潜伏，遗孽实多。故报馆论调，几全属于激烈一派。”⁽⁶³⁾广东巡按使张鸣岐和将军龙济光也说：滇军“将士自辛亥以来习于骄抗，即无国体问题发生，亦必乘机谋变”⁽⁶⁴⁾。因此，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公开以后，不少云南籍或与云南有某种历史关系的革命党人，都利用云南富于革命传统而又地处边陲等有利条件，纷纷假借各种名义奔赴云南，从事反袁秘密活动。首任云南同盟会支部长吕志伊就以“创办纱厂，以塞漏卮”为名，于1915年春回到昆明。他在翠湖边赁住小楼一幢，表面“日以莳花种竹，饮酒赋诗为事”，暗中却与军学绅界，特别是军界的罗佩金、李曰垓、杨蓁、邓泰中等旧同盟会同志密筹反袁方略，并议定由他和邓泰中、杨蓁联络上中级军官，由日本回滇的老同盟会员杜韩甫、马骧和滇军营长田钟谷、李文汉等联络中下级军官和士卒。经他们多方活动，“滇中军界全体已隐有共同一致之轨道矣”⁽⁶⁵⁾，从而为日后云南的反帝制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月，袁世凯使人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消息传到了云南。首先揭起反对旗帜的是昆明的言论界。当时，昆明的《滇声报》、《共和滇报》、《觉报》和《崇实报》等四种报纸，几乎没有不公开反对帝制的，其中尤以《觉报》为最激烈。《觉报》创刊于1915年7月30日，由徐纂武、唐质仙、杨光庭、张子琴分任总编辑、副编辑、总经理、总发行，主要编辑有罗小池、龚荫轩、徐虚舟等人。他们宣布：《觉报》所持言论、所持宗旨，“以造福国家、有益社会为目的，其他强权暴力，一概置而不计”⁽⁶⁶⁾。这是它敢于进行反帝制宣传的根本原因。

《觉报》的反帝制宣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它对筹安会进行了公开的揭露与批驳。9月28日，《觉报》发表了反对筹安会的第一篇社论《对于筹安会之商榷》，紧接着又连续发表《驳筹安会》、《驳君宪救国论》、《辟筹安会所谓势力说之谬》等一系列社论，揭露筹安会头目杨度等人“阳借筹安之名，阴行劝进之术”⁽⁶⁷⁾，并不点名地把攻击矛头指向袁世凯，说：“信誓旦旦不许帝制复活之×××，对此紊乱国宪之妖人，不惟不予以刑法制裁，甚至闻以大宗款项补助筹安会经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之。”⁽⁶⁸⁾它斥责筹安会鼓吹“共和不洽国俗民情”是一派胡言，认为“吾国人备受君主专制之流毒，其厌专制而喜共和也久矣”。“现在五族之中，除宗社党仍思复辟，库伦⁽⁶⁹⁾一隅妄冀独立外，夫谓共和制与国俗民情不洽者，吾始未之或闻”⁽⁷⁰⁾。文章并指出：我国衰弱到现在这地步，“实出数千年专制流毒之所赐，绝非共和之所致”⁽⁷¹⁾，并以世界历史为证，说明只有由专制变为立宪，由君主立宪变为民主共和的先例，“从未有立宪而专制，由共和而君主也”。而且“旷观全球，横览五洲，几无一非共和国也。即有一二君主国，将且不能存在，归诸淘汰矣”。因此，筹安会此举“究非世界大势趋向之所宜”，将来“难免天演之公例”⁽⁷²⁾。对于筹安会的前途，它作了令人信服的预言：“以此孤独之势力而欲以之宰治天下，抵抗国民，岂能始终必其足以制人而不为人所制耶？恐狼狈周章、众叛亲离之变即随之于其后也。”⁽⁷³⁾

其次，《觉报》还积极与国内其他反帝制派别或个人互为声援，“或传播其言论，或表彰其事迹”。例如，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后，它不惜篇幅，于10月1日全文转载。原进步党党务部副部长孙洪伊致电袁世凯，斥其“妄行帝制”。它为此发表题为《此之谓大丈夫》的时评，称赞孙“正直不阿，清高自爱”，“真可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也”⁽⁷⁴⁾，等等。对于帝制派，特别是云南人士的劝进活动，它却报以无情的嘲讽和抨击。10月间，原云南民政长、滇军第二师师长李鸿祥在京以云南代表名义屡上劝进书，《觉报》立即发表《可笑哉李鸿祥》的专题短评，斥其无权代表云南⁽⁷⁵⁾。不久，各省奉命举办所谓国体投票、征求民意的把戏，它又发表时评指出：“各省之投票解决国体问题也，除赞成二字外，不闻有若何之音响”⁽⁷⁶⁾，并抨击云南议员对此国家安危大计，采取不负责的态度，“以有用之金钱，作无益之报效”⁽⁷⁷⁾。

最后，号召人民“举大名”，推翻帝制，是《觉报》反帝制宣传的又一重要内容。《觉报》认为“姑今无论渠等发起之筹安会为学理的研究，抑非学理的研究，要之，欲破坏共和制，即为共和之蟊贼，民国之公敌，不问汉满蒙回藏人，咸当急起而攻，伸罪致讨，维护此共和之雏，以尽国民之天职”⁽⁷⁸⁾。它激励人民为保卫共和奋起战斗，号召人民“振衣千仞，倒挽狂澜。或著书立说，触破奸邪；或鼓吹嘘唏，唤醒国民”⁽⁷⁹⁾。它更鼓吹“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彼王莽、杨雄今安在耶？惟忠臣义士斯不朽耳”⁽⁸⁰⁾！

与言论界公开倡言反对帝制的同时，军界也在加紧密筹武装讨袁。

自筹安会发生，滇军各中下级军官愤慨异常，酝酿武装讨袁。起初，他们“三五组集”，各自为谋，互不通问。李曰垓与赵又新、黄毓成“同为一组”；罗佩金、顾品珍、邓泰中、杨蓁、董鸿勋、吕志伊等又“各有组集”⁽⁸¹⁾；而李文汉、田钟谷、金汉鼎等则“每星期日到景虹街杜韩甫家讨论”⁽⁸²⁾。后经彼此“相聚倾吐”，知道宗旨大同，目的一致，逐渐形成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行动。

当时，他们以唐继尧身居将军要职，由他出面领导反帝制斗争，不仅可收省内一致之效，而且在省外也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争取唐继尧列为首要任务。他们推举1912年曾随唐赴黔任过旅长、时正在家闲居的黄毓成和唐最信赖的两位团长邓泰中、杨蓁为进言代表，屡促他早下决心，速定讨袁大计。但由于唐一不了解蔡锷等人的“意向”，二不熟悉各省各方“真相”⁽⁸³⁾，加上“云南只有两师兵力，尚不及北洋十分之一”⁽⁸⁴⁾，且财力也很匮乏，因此，他虽然私下表示过不愿“臣袁”⁽⁸⁵⁾，然而真要他公开宣布，却也不免顾虑重重。9月，他在征求对筹安会意见的军政会上，告诫首先表示反对意见的杨蓁：“宜量力，无易言。”⁽⁸⁶⁾10月，又在中下级军官会上提出“一、须有数百万外款接济；二、须得三两省同意”等等条件，方可宣布独立，始终未能“斩截决定”⁽⁸⁷⁾。

唐继尧的暧昧态度，激起了中下级军官的强烈不满。在北京又传来蔡锷被抄家的消息。在这些刺激下，他们愤怒地议决：“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将彼送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⁸⁸⁾当然，他们的立足点仍在促唐反袁。他们认为：以大局而言，仍以促唐早下决心为上策，“因发之自上，秩序井然；如发之自下，秩序难免紊乱，反为不利”⁽⁸⁹⁾。为使唐继尧早日宣布讨袁，他们采取了通过董鸿勋“佯言先解决滇局，以耸人听”⁽⁹⁰⁾的策略。董到处扬言：“如唐不反袁，我们就倒唐。”⁽⁹¹⁾至11月上旬，唐继尧通过明察暗访，发现如再不宣布宗旨，两师滇军就不是他所能掌握的了。于是，他不得不向驻省连长以上军官表示：对国家大事，等时机成熟，他“自有决定。一旦国家有事，使用军队，最低限度如投石入水，要激起一个波浪”，并命令他们“好好练兵，好好掌握部队”⁽⁹²⁾。话说得虽然含蓄，但“安定军心”的意思，却是人人都理解得到的。从此，中下级军官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11月25日贵州刘显世函告北京陈国祥、戴戡说：“滇事至唐开武（唐继尧被袁世凯授为开武将军）宣示宗旨后，军界已大定。”⁽⁹³⁾

随着唐继尧的转变，军界的反帝制斗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下级军官的活动已不再限于“进言于蓂督，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而是公开地抵制帝制和具体地进行反帝制准备了。当任可澄派人向省议会商借会场，以选举所谓国民代表，投票取决国体时，董鸿勋决然通知省议会：“不许借与。”⁽⁹⁴⁾当袁世凯派宣讲官至滇军各部队宣传袁是“真命天子，有百神庇护”等谬说，并散发袁的所谓训令、训条，以灌输拥袁思想时，杨蓁断然拒绝到他步七团“演说”⁽⁹⁵⁾。在反帝制的具体准备方面，他们一面嘱吕志伊“出外联络”，一面密请唐继尧“为各种之筹备，如退职军官之起用，铁路存款之保留，兵工厂、制革厂等之加工赶造”⁽⁹⁶⁾，等等。为厚集军费，杨蓁还与任可澄针锋相对，坚持暂时缩减教育经费⁽⁹⁷⁾。

与此同时，唐继尧也化被动为主动，转而积极与中下级军官合作。他虽屡向袁世凯奏报云南国民代表大会的召集、选举是在他与任可澄的“亲临监视”下进行的⁽⁹⁸⁾，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巡署内务科主事李子辉后来回忆说：这是任可澄在唐继尧“置之不理”的情况下，由“巡署单独办理”的⁽⁹⁹⁾。其实，唐继尧这时所最关心的已不是怎样为袁制造民意，拥戴他为“中华帝国皇帝”，而是如何顺从民意反对帝制，巩固自己的统治问题。因此，他接受中下级军官的建议，于11月下旬颁布了第一号饬令，要求历年来曾在各军队充任中下级官长，或因过撤销差使，或因故自请长假，而现愿报效的赋闲人员，迅即照表填注履历，限十日内详报到署，听候定期查验；如果才质可取，过差可原，即“分别酌予任用，俾得及时自效。其有赋闲日久，学术荒疏者，应令补习学术，亦着听候传取入校，授以相当教育，以备异时补充之选”⁽¹⁰⁰⁾。接着又先后采取：1．召集退伍士兵；2．编练警卫二团；3．招添讲武学员；4．添练新兵；5．征补各团营缺额；6．筹备军需军械等多项措施，以扩充和加强军队。为了解省外形势和取得外援，他还与中下级军官议定：“一、密与贵州军界约，二、招纳海内外同志，三、派员赴各省联络，四、派员侦察各省军情。”⁽¹⁰¹⁾

此后，吕志伊、李宗黄、刘云峰等在唐继尧的支持下，纷纷离滇前往港、沪等地，从事反袁联络活动。方声涛、张煦、李烈钧、熊克武、但懋辛等大批欧事研究会成员，被陆续迎到昆明。同时，“得力可靠军队”奉唐继尧之命开始“集中省城”，其中两营并在“协捕匪徒，助铲烟苗”的旗号下向川边进发⁽¹⁰²⁾，至12月中旬，云南已是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即使政治盲人也能感到地火的奔突和大地的微微颤抖了。14日，任可澄致电袁世凯，建议他“立下取消帝制之命”，或“申明延期，俟数年后斟酌国势，再议实行”，使“乱党无可藉口，外人无从置词”⁽¹⁰³⁾，就是这一政治形势的反映。

四　蔡锷抵滇与云南宣布独立

正当云南军事讨袁一触即发之际，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险，胜利到达昆明，给云南人民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

蔡锷自10月下旬在天津与梁启超等人具体议定军事讨袁计划后，一直在京寻机南下。他自知恶网四布，一举一动都有密探监视。要脱离虎口，不但需要勇敢，更需要机智和谋略。其时，他恰巧喉病初起，于是便将计就计，以此为借口，于28日试探性地呈请袁世凯给假五天。袁不知是计，据呈照准了。11月3日，假期届满，蔡锷一面“遵即销假，趋公照常办事”，一面又以“病势日益加剧，精力实有难支”为由，再上一呈，要求续假，“赴津就医”。袁仍不疑，欣然批道：“准予续假七日，俾资调治矣。”⁽¹⁰⁴⁾蔡于是名正言顺地到了天津⁽¹⁰⁵⁾，顺利地实现了南下计划的第一步。帝制谋士杨度听说蔡锷已引病出京，连忙提醒袁世凯说：“此人一去，无异纵虎归山，放鱼入海，从此我华无宁日矣。”⁽¹⁰⁶⁾袁急饬“派人察视”。但侦探回报说：蔡锷在津，“时赴病院，时或不往”⁽¹⁰⁷⁾，有时还“溷迹于娼寮中”⁽¹⁰⁸⁾。这才使袁世凯一块石头落了地。其实，这正是蔡锷为逃离虎口而精心设计的“误侦者耳目”的骗局。待监视稍懈时，他却“旋移德义楼，由该楼茶役夜间送其登火车站”⁽¹⁰⁹⁾，转乘日轮山东丸破浪而去。这一天是11月18日⁽¹¹⁰⁾。袁世凯虽然目睹这一切，却始终“不知其意何居”⁽¹¹¹⁾。

蔡锷安全逃出京、津后，不由得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他在山东丸上致书友人说：“脱离故国，心绪少定，现食能下咽，夜能获睡矣。”⁽¹¹²⁾然而，要到云南，海天万里，潜在危险依然存在，为防不测，袁世凯的护身符仍不可不备。19日，蔡锷按事先约定先斩后奏之计，电告北京经界局周钟岳他已上船离津，可速拟续假三月赴日就医之文代呈袁世凯。22日，周代蔡呈袁续假三月，并请派员代理经界局督办和参政院参政职务。袁当即批令给假两月，并于24日特任龚心湛、张元奇分别代蔡锷兼署督办经界局事务和署理参政院参政。周见事顺利，随又代上一呈，径直呈明：“锷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严寒，亦非孱弱之躯所能耐……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早痊。”袁见木已成舟，虽不情愿，也只好假惺惺地批道：“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¹¹³⁾

12月初，蔡锷安抵日本东京。他事先曾派殷承赴日与欧事研究会成员石陶钧、张孝准等联络，请设法避去新闻记者。但还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据当时报载：“留东人士闻之，一如飞将军从天而下，争往探问。即日本官场中及新闻界亦多有来访者。”⁽¹¹⁴⁾蔡锷深知，东京虽比北京安全，仍不可不谨慎从事。因此，当有人问其抵日后意欲何为时，他只答以“吾辞呈内本曰迁地调理，此行当往热海避寒”⁽¹¹⁵⁾。“有叩以时局上之意见者，则但答以多病之人，不欲多谈耳”⁽¹¹⁶⁾。“同学之往见者，皆不肯见。住所亦无一定，往来飘忽，不可捉摸”⁽¹¹⁷⁾。直到离日前夕，他才致袁一电，“切词披布腹心”⁽¹¹⁸⁾，首次对帝制提出异议。随后，即在石陶钧、张孝准等人的周密布置下，悄悄离开日本，经上海、香港转赴越南河内，直奔云南。

袁世凯接到蔡锷东京来电，大吃一惊。明知上当，却也无可如何，唯一的希望是唐继尧能践其拥护帝制的诺言，拒之于外，或击之于途。19日，他致电唐说：“蔡锷、戴戡偕同乱党入滇，应严密查访。”⁽¹¹⁹⁾并于越南海防、河内、老街一带广布密探，以求截杀。然而，他哪里知道，这时的唐继尧已非两年前甚至两月前可比。就在他下令严防蔡锷入滇“煽乱”时，蔡锷一行即在唐继尧所派委员唐继虞、邓泰中的严密保护下，有效地挫败了蒙自道尹周沆、阿迷（今开远）知事张一鹍的行刺阴谋，安全到了昆明。唐却于次日复电给袁说：“皓两电均悉。昨据探报：蔡锷、戴戡到港，似有赴滇之意。当以两君行踪倏忽，莫测其情，经即飞电劝阻，昨复加派委员驰往探阻，未据报告。倘两君径行到滇，当确探其宗旨，如果有密谋情事，当正言开譬，竭力消阻。否亦令其速即离滇赴京，勿稍逗留。”并信誓旦旦地表示：“继尧宗旨夙定，布置周密，但得生命不受危险，绝不致有变故发生。”⁽¹²⁰⁾这对奸诈过人的袁世凯，真是莫大的捉弄。

蔡锷二次入滇，受到云南人民的极大欢迎。正如他自己所说：“锷经越入滇，注意颇属周到，不欲以色相示人。乃此秘密消息，不瞬息而传遍，盖船埠、车栈、旅馆均有人坐候，遂至无可避匿。抵滇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平静。”⁽¹²¹⁾云南人民的信赖，增强了蔡锷反袁的信心和力量。抵滇当日，他便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他一面致电上海梁启超、贵州刘显世、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和四川将军陈宧的参谋雷飙等，或报告情况，或请示方略，或授以机宜；一面据京津所议，与唐继尧具体安排了先出兵后宣布，出其不意打击袁世凯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滇军一旅将于23日向四川进发，待其抢占川南各战略要地后，滇、黔同时通电全国，宣布独立。这中间，大概需要二十天时间。

但是，刚于12月18日秘密到达上海的梁启超突接有关情报说：袁世凯将以补贺日皇加冕为名，派周自齐为贺礼赠勋特使，赴日洽谈条件，以换取日本承认帝制。紧接着，江苏将军冯国璋又派人至沪传言，说他“盼滇速起”，且将“立应”⁽¹²²⁾。在这外交紧急、内助得人的情况下，梁启超感到有必要打破京津成议，提前发难；何况蔡锷、戴戡现已抵达云南，“滇局亦不能久持秘密”⁽¹²³⁾。于是，他一面通过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运动日本政府拒绝周自齐赴日⁽¹²⁴⁾；一面于20日托南京友人代发一电至唐继尧代转蔡锷：“外交紧急，袁将卖国，请即发动。”⁽¹²⁵⁾唐、蔡以为梁“已经在南京，冯华甫准备着就要响应了”⁽¹²⁶⁾，加上袁世凯又严电唐继尧查缉蔡锷，一时“风声大起，迟恐生变”⁽¹²⁷⁾，遂决定改变计划，及早发动。

21日，唐继尧在其寓所召集有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顾品珍、熊克武、黄毓承、殷承、由云龙、籍忠寅、刘云峰、杨蓁、唐继虞、李曰垓、戴戡、孙永安、龚振鹏、戢翼翘、但懋辛、周官和、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云南省内外重要人士参加的紧急会议，当众宣读了梁启超的来电，指出：“宣布举义日期，不可再缓。”⁽¹²⁸⁾接着，蔡锷介绍了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经过和各方面反对帝制的情况。他说：“大家都是抱心非的态度，都怀疑这个皇帝是否做得成。至于一般的人，则没有不反对的。所以，只要云南起义，闻风响应者必多，袁氏一定被打倒。我们必先出其不意，从速发动。”⁽¹²⁹⁾与会者一致赞成，并共同议决举义步骤如下：1．先以唐继尧、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令其取消帝制；2．届时无圆满答复，即以武力解决之。随后，蔡锷命戴戡宣读梁启超早在天津就起草好的讨袁通电，征求同意。多数人认为，由于袁世凯已于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因此原稿中“幸大总统始终持稳重冷静之态度，未尝有所表示，及今转圜，易如反掌”以下一段文字已不切时宜，须略加删改，方可为用。但戴戡坚持任公文章，他人不得更改一字，要改也要电请任公自己改。后经李烈钧调和折中，方同意由隶籍进步党的任可澄代笔。这表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这次护国起义中的确具有较大的权威性。接着，又讨论了军队命名和出兵方略等具体问题。对军队命名，蔡锷欲袭明永乐靖难之例，命为“讨贼军”或“讨逆军”，而吕志伊、李根源方面人士却提议“护国军”或“共和军”。李烈钧以元、二年有“共和党”之故，为避免误会，反对用“共和军”。李曰垓则从反对帝制和救国救民双重意义出发，主张采用“护国军”。讨论结果，一致采纳了李曰垓的意见。对于首脑机关，戴戡根据天津成议，提议设立元帅府，但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认为如此即近于竞争权利，殊失大公。蔡锷也坚持应“力事谦抑，以待来者”，主张暂时“从缓”。最后议决仍采民国元二年旧制，“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¹³⁰⁾。至都督人选，因唐、蔡推让不止，只好公决唐留守，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官；蔡出征，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官，并推李烈钧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官兼筹饷总局总办。其出兵总方略是：第一军北出四川，第二军东进广西，第三军居中策应，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的重点。

次日晚10时，唐继尧、蔡锷、李烈钧、戴戡、王伯群、殷承与上校以上军官及各机关长官在将军署举行宣誓典礼，一致表示：“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逾。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逾此盟，神明必殛。”⁽¹³¹⁾23日夜11时，唐、任署名的首通反帝制电报正式发出。电报操着进步党人的老腔调首先指出：“窃惟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言。’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纪纲不张，本实先拔，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藉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要求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十二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并以云南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为词，限25日10时以前答复⁽¹³²⁾。同日，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等人并联名照录此电通告全国，请“一致进行”。24日，蔡锷、戴戡二人再电袁世凯，促其“迅予照准”唐、任“所陈各节”⁽¹³³⁾。

当然，唐、蔡等人十分清楚，袁世凯早已利令智昏，仅凭一纸通电，是休想让他取消帝制的。因此，电报发出后，他们并没有坐待袁的答复，而是加紧作武力解决的准备。24日，唐继尧继21日之后，再次任命了一大批下级军官，并放饷发械，积极做好出征准备。同日，又推吕志伊撰就对外照会五款。及25日期满，未见袁世凯的答复，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遂联名发出二次通电，称袁世凯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总统之资格”，并宣布他们“深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即日宣布独立”⁽¹³⁴⁾。

次日下午1时，唐、任召集省会所有各机关科长、各学校校长以上人员于第一师部大礼堂庄严宣告：为反抗袁世凯称帝，云南已宣布独立，希各照常办事。27日，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发布讨袁檄文⁽¹³⁵⁾，历数袁世凯辛亥革命以后不仁、不义、不智、不信、不让等等丑行。31日，唐、蔡、任、刘、戴与张子贞、刘祖武联名发表梁启超手撰通电，宣布护国军的最终目的是：1．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2．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3．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4．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同日，唐、任并照会英、德、法、俄、日等国驻华公使、领事，发表类似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所发的五点声明：1．帝制问题发生以前，民国政府及前清政府以前与各国所定结之条约均继续有效，赔款及借债均仍旧担任；2．本将军、巡按使占领地域内居留之各国人民，其生命财产力任保护；3．自帝制问题发生以后，袁世凯及其政府与各国所订结之条约、契约及借款等项，民国概不承认；4．各国如有助袁政府以战时禁制品者，查出概行没收；5．如各国官商人民有赞助袁政府为妨害本将军、巡按使之行为时，即反对之⁽¹³⁶⁾。蔡锷等人向全世界宣布：护国战争爆发了。

第二节　护国军分路出征和黔桂响应

一　第一军北攻四川和贵州独立

云南宣布独立后次日，即12月26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八省会馆正式成立。其主要成员除总司令官蔡锷外，还有参谋总长罗佩金、参议处长殷承、秘书处长李曰垓、副官处长何鹏翔、军需处长陈之阶等。总司令部下辖三个梯团，每梯团两个支队，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各为一、二、三梯团长，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各为一、二、三、四、五、六支队长。此外尚有耿金锡炮兵一大队、贾紫绶警卫一大队和宪兵一中队、骑兵一连。第一军虽是云南护国军的主力，但其总兵力也不过三个旅，约计九千人，武器装备仅一、二支队较为精良，配有德造管退炮四门、机枪四挺，其他支队多为旧式九子枪，甚至还有没有枪的士兵。

蔡锷的战略目标，首先在夺取四川。如前所说，这是他与梁启超等人早在京津密谋时就确定了的。当时，他们不仅密与云南联系，且与黔、桂暗通声息，深知两省必可于云南发难后继起响应；而四川雄踞长江上游，进可沿江东下，直取武汉，或北出秦、晋，直捣幽燕，退可以“天府”的富力，扼险自固，与袁世凯长期抗衡。这是他们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目标的主要根据。这一战略选择，得到唐继尧、罗佩金和多数滇军将领的赞同和支持，他们“扫境内之甲兵，以属之锷”⁽¹³⁷⁾，就是证明。然而，对具体的进军路线却存在分歧。罗佩金等人原拟“总大军，取道会理，袭成都”⁽¹³⁸⁾，而蔡锷则认为欲图四川，最重要的是占领其门户重庆，截断长江援路；否则即使侥幸取得成都，袁世凯也仍可利用长江水道源源派兵入川，成都便没有保障。因此，他主张：由他亲率赵又新、顾品珍二、三两梯团为主军，出永宁，取泸州，然后东下重庆；左翼由刘云峰率第一梯团出昭通，取叙州（今宜宾市），占领川南富庶之区，相机进迫成都；右翼由戴戡回贵州联络护军使刘显世驱逐巡按使龙建章，率黔军出綦江，会攻重庆。比较而言，蔡锷的主张是正确的。

总司令部成立后，所辖各部队依集中之迟速，分路向四川进发。左翼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于27日首先出发。次年1月2日，右翼戴戡随护国第三军先遣纵队长徐进，离滇向贵阳前进。接着，刚从临安（今建水县）调省的中路先锋董鸿勋支队也于10日离省。但是，由于军队分驻各地，相距遥远，事前又无充分准备，加上交通不便，动员集中，极为濡滞，以致朱德支队延至1月28日才得以离开昆明。从上年底刘云峰率部出发起，出师先后延续近一月，这样迟缓的动作，加上过早宣布独立，给以后的战局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为鼓舞士气“而促进行”，蔡锷在兵力“不厚”的情况下，提前于1月16日向四川泸州进发。出发之际，他发表《告滇中父老书》，表示要“竭股肱之力，济之以忠贞，以求勿负我父老之厚望”⁽¹³⁹⁾，并率全体官兵宣誓，誓词为：“谁捍牧圉？曰维行者。与子同仇，不渝不舍。严尔纪律，服我方略。伐罪吊民，义闻赫濯。汝惟用命，功懋懋赏。违亦汝罚，钦哉弗谖。”⁽¹⁴⁰⁾这篇庄严的誓词对护国讨袁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为避免辛亥年“滇川交恶”历史悲剧的重演和争取战争的胜利，他还特地发布《谕四川同胞文》等一系列告示，一面说明云南出兵讨袁是为了“永护中华民国”，护国军所以起于云南而先到四川，不过是为“补助四川同胞赶速举义”，并将“处处申明纪律，不许有丝毫扰害民间，若有不守规则之人骚扰民间，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必定从严惩治，决不宽贷”，希望四川人民“切勿轻听谣言，妄相揣测，致有误会，转多妨碍”⁽¹⁴¹⁾；一面宣布：1．“本军所至，所有应用夫役，应专雇觅闲人，并照给资力，勿使人民感其苦累”⁽¹⁴²⁾；2．“各属人民如有能侦获逆军实情及擒获逆军间谍，或截获逆军军械、辎重，送交各该部队、县署者……自应权衡轻重，酌予优奖”⁽¹⁴³⁾。对各属原有地方官吏则要求：1．本军到后仍应一律照常供职，若有擅离职守及卷款潜逃情事，通缉拿获，均照军法从事；2．暂行直接受命于护国军总司令部，不得私通伪廷，违者重办；3．各属钱粮、税课、厘金及一切杂项收入应行报解者，统由各该经收人查照向章，按月解缴永宁道署，不得拖欠挪移，违者究办着赔；4．维持地方安宁秩序，如有土匪盗贼抢劫滋事，扰乱治安，或持械拒捕者，准予便宜行事，但办后仍应据实详报查核；5．皆应奉民国正朔，一切公文程式均仍用中华民国字样，不得稍有歧异，违者以叛逆论。此外，他还规定不准虐杀战俘，对“不甘从逆，自愿归诚，查无反复情事及间谍行为者，尤应优加待遇，俾得自效”⁽¹⁴⁴⁾。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争取川省人民的支持，瓦解敌军，推动护国战争的发展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蔡锷出发之日，左翼刘云峰两支队已进抵驻川北军川南镇守使伍祥祯旅设防的新场附近。1月17日晨，首战告捷，逼敌退守燕子坡。接着，刘命邓泰中作正面佯攻，自己与杨蓁率部“绕道许堰，突击敌军后路”⁽¹⁴⁵⁾，出其不意地击败了燕子坡守敌，然后又乘胜追击，连下黄泡耳、凤来场、棒印村。18日晨，刘部向横江挺进，下午2时，在黄果铺与敌展开激战。守敌以混成一团和巡防数营的优势兵力，依仗山高路险，企图俯击制胜。刘云峰仍采迂回包抄战术，以邓支队突入峡谷，猛攻敌之左翼，命杨支队绕出右翼，由山后冲上山顶，给敌以猝不及防的打击，当晚11时占领横江。19日，刘部乘胜向安边前进。安边地处金沙江北岸，背后是巍巍群峰，守敌高踞峰巅，以机枪、大炮严密封锁江面。刘云峰见正面进攻不易取胜，乃命邓支队以少数兵力留在南岸牵制敌军，自率主力从上游罗东地方渡江，直插安边后方。下午3时半，刘督队蜂拥登山，直扑守敌之背，击毙敌军营长戴鸿智一员，杀伤敌兵，缴获军械无数，次日晨终于攻占了安边这个通往叙州的要津。自此之后，伍旅将无斗志，兵无战意，竟弃柏树溪、三关楼、叙州城而走。汉军（巡防军）统领张占鸿败归叙城，见伍祥祯已去，也率残兵三十余人一走了之。21日夜10时，在叙城绅商各界代表的欢迎下，刘云峰率部进驻叙州，取得护国战争的头一个重大胜利。

叙州失守后，四川将军陈宧十分恐慌。他急忙悬赏五十万元，命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两个营由泸州出发攻叙东，败将伍祥祯率残部由自流井回攻叙北，朱登五统汉军由犍为、屏山攻叙西，又由泸州别派两营经高、珙两县绕攻叙南，企图乘护国军立脚未稳之机一举夺回叙州。于是，紧接叙州克复，一场激烈的保卫战又开始了。26日，刘云峰命邓泰中支队开赴叙北宗场迎击伍旅，27日战于斗牛岩，30日再战于宗场，将敌全数击溃。接着，杨蓁支队也开赴叙东白沙场作战，31日与冯旅相遇，大战三昼夜，击杀、溺毙、捕获敌军无数，冯玉祥率残部遁去。南路敌军见北、东两路连遭惨败，不战而退。唯西路朱登五仍率众自柏树溪前进，遭刘云峰所派游击队痛击后，又绕出叙西牛喜场与陈宧所派亲军二营及新增北军倪文翰一混成团继续向叙州推进。2月7日，刘云峰一面以少数兵力在正面相持，一面由宗场分兵包抄其后，经五小时前后夹击，朱等兵败不支，亡命奔逃三十余里。至此，陈宧四路围攻叙州的计划遂告破产。

在左翼刘梯团节节胜利的鼓舞下，中路前锋董鸿勋支队也顶风冒雪，以每天八九十里的速度向泸州疾进。1月26日，董部抵达贵州毕节，遇川军师长刘存厚所派军事特派员，告以刘将“在彼内应”，“请滇军速进”，并共同约定：滇军一入蜀境，两军则伪装对垒，刘军“诈败而退”，滇军“步步尾追，迨抵泸州，则两军一合，直捣州城”⁽¹⁴⁶⁾。29日，董支队进至川边赤水河，30日在雪山关与刘军相会，依据前约，两军“佯作战争”，自雪山关至纳溪，不费一枪一弹，逐“敌”四百余里。在此过程中，尽管刘存厚、蔡锷采取了种种掩人耳目的措施，今日由刘电奏统率办事处，报告正与滇军“激战”⁽¹⁴⁷⁾，明日由蔡锷通电各方，鼓吹战胜刘部的“血战”⁽¹⁴⁸⁾之功，但由于刘存厚先前所发约请滇军速行入川的电讯为敌人所截获，泸州已严加戒备。刘存厚不得不于2月2日在纳溪提前宣布起义。刘、董合军巧取泸州的计划化为泡影。

2月4日，董支队到达纳溪，当晚即与刘存厚部署强攻泸州南大门蓝田坝事宜，并决定由刘部川军陈礼门团攻正面，董部绕牛背石向南寿山前进，攻其侧背。5日晨，陈、董两军分头出发。下午2时，董支队占领南寿山附近的烟墩山，陈团也进抵预定位置。6日黎明，两军同时向蓝田坝发起进攻，守敌稍事抵抗，便纷纷渡江逃命，仅用半个多小时就占领了蓝田坝和月亮岩。7日，董鸿勋将两地交陈礼门镇守，自率所部由泰安场渡江，占领大龙山、罗汉场一带，从东面完成了对泸州的包围。

至于右翼戴戡所部，直到贵州宣布独立后才正式组成，因此其进军速度自然也远不及左翼刘梯团和中路董支队敏捷。

如前所说，依梁启超、蔡锷等人原来的设想，贵州应与云南同时宣布独立。事实上，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云南宣布独立前夕，态度也是明朗而积极的⁽¹⁴⁹⁾。他曾毅然复电云南，表示“赞成独立”，使蔡锷禁不住“距跃三百”⁽¹⁵⁰⁾。然而相比之下，贵州独立的困难却比云南大得多。从外部条件来说，贵州东接湖南，北邻四川，一旦宣布独立，即面临汤芗铭、陈宧的两面夹攻。就内部而言，一方面黔军只有步兵六团、旧式炮兵一营、未经改编的巡防军四、五营，总兵力不及云南三分之二，而且军械陈旧，又不及云南有自己的兵工厂可资补给和更新；另一方面耆老会刘春霖等又公开鼓吹反对独立，“倡言保全地方，不能因附和云南独立而首先受祸”⁽¹⁵¹⁾；特别是巡按使龙建章仰承袁世凯旨意，“多方扩张势力，各县知事，胥其羽党”，并借梁士诒交通系势力，完全控制着“黔省之交通机关”⁽¹⁵²⁾，以致云南致电刘显世也只能由兴义转电贵阳。加上“各省意存观望，甚至倡言立异”，袁政府又“虚声恫喝”⁽¹⁵³⁾，终于使贵州未能与云南同时宣布独立。

但是，贵州人民是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早在筹安会发生之初，贵州达德学校教员凌云、黄鲁连、聂正邦等十七人就旗帜鲜明地致电筹安会说：“君主之说，适足惑乱人心，甚非国家之福，望速解散。”⁽¹⁵⁴⁾云南独立后，又有爱国志士不受耆老会的鼓惑，上书刘显世说：“将军、巡按可欺，广大人民不可欺”，“滇中首义，海内同声，七百万黔民喁望弥殷，请讨尤急”，要求他步滇后尘，“以爱国之热忱，问其滔天之罪恶，相率牂牁子弟，还我河山”⁽¹⁵⁵⁾。至1916年1月17日，更发展到贵阳绅、商、农、工各界数千人在省议会举行联合大会，一致议决“为身家计，为地方计，为国家前途计，皆非先由本省亟谋自主不可”，并公推刘显世为“贵州军都督，与各省联合一致，乘方新之民气，振必胜之军威，驱彼北军，御之境外”⁽¹⁵⁶⁾。会后，各界举代表数百人齐赴护军使署，恳刘“承认”⁽¹⁵⁷⁾。

在贵州人民反对帝制的活动中，黔军中下级军官堪称为急先锋。黔军六团本由唐继尧督黔时的基干改编而成，军官大多为云南讲武堂毕业生，与滇军关系密切。“及闻云南举义，群情踊跃，咸有磨砺以须之势”⁽¹⁵⁸⁾。其中尤以刘显世外甥第一团团长王文华“主张最力”⁽¹⁵⁹⁾。最高军事当局刘显世，这时虽不能与中下级军官相提并论，但也多少还有一点军人的爱国心。当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密函参政院参政陈国祥说：“此次交涉，若第损失利权，不至箝束国权，国体勉可图存，尚可承认。若必满其所欲，则战而亡与不战而亡等耳，岂甘心束手待毙，坐听宰割！”并表示：“弟十余年前即忧吾国之将沦，抱定必死之意。今忝列军人，若至国交决裂，将以求吾死所矣。”⁽¹⁶⁰⁾后来刘虽遵命以军民长官和国民代表两种名义通电赞成过袁世凯称帝，但他解释说，这是为了“塞外人之口”⁽¹⁶¹⁾。这些事实说明他在袁世凯不惜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换取帝国主义支持，和七百万黔民“咸思奋袂”的条件下，与人民一道采取反对帝制的态度，不是偶然的。

因此，贵州虽未能与云南同时宣布独立，但早“已有义不返顾之决心矣”⁽¹⁶²⁾，一切部署和准备都在着着进行。首先，为争取准备时间，刘显世先后于1915年底及次年初多次通电全国，声明“所有滇省通电列有显世衔名者，均系由滇冒列”⁽¹⁶³⁾，并摆出“双方调处，委曲求全”的姿态，鼓吹“滇军北军均不入黔之说”⁽¹⁶⁴⁾，以暂时稳定袁世凯及其在贵州的代理人龙建章。其次，为防止北军进攻，他借口“滇变”，宣布全省戒严，派兵进驻龙建章一手控制的邮电机关，并严密封锁湘、蜀边境。湖南将军汤芗铭密告袁政府说：云南独立不久，贵阳便派出大批军队进驻黔东铜仁、镇远、天柱等地，“邮局、电局均派有兵”⁽¹⁶⁵⁾，“通湘各路隘口，黔军均驻扎两边，中间仅留一小隙”⁽¹⁶⁶⁾。四川南川县知县王承梁也报告：“黔省于交界地方有加重兵力之事”，“探问称系防备北军。凡有由川入黔之人，盘诘尤严，军警团练无论人数多寡，均不许过境”⁽¹⁶⁷⁾。但是，与此相反，对于经黔入川的云南护国军，他却大开方便之门，任其通过。唐继尧电告蔡锷说：“毕节及界连川边一带黔军概行撤往他处。所有军粮等项早经聂知事陆续预备，我军可以畅行。”⁽¹⁶⁸⁾其三，为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刘显世宣布禁止现银出省，并一面向云南请兵，一面大力扩充黔军。据南川县知县王承梁调查，黔省“桐梓境内正在大招军队”，其“县属挨连黔边一带乡民，均有前往应募者，各处土匪投效更多”⁽¹⁶⁹⁾。

至1916年1月中旬，刘显世的“附滇”之心，已是路人皆知的了。龙建章见势不妙，于14日借出巡之名，潜离贵州。17日，刘接受贵阳绅、商、农、学、工各界的讨袁请求，表示“愿与父老昆季共生死，虽成败利钝不可预卜，但有一弹一刀，决不使其存在”⁽¹⁷⁰⁾。19日，戴戡及徐进所率护国第三军先遣纵队，经易资孔、两河头到达郎岱，贵阳鼎沸。刘显世以时机成熟，催他们兼程赴筑。24日，戴戡率二十骑先行驰抵贵阳。26日，绅、商、农、学、工各界千人在原省议会举行欢迎大会，主席吴协安致词说：戴戡回黔“不仅为黔人治安欢迎，且为中华民国之国家欢迎”。接着，戴戡发表长篇演说，揭露“袁世凯之在今日，岂惟帝制问题足以亡国，即以之充共和国行政首长，亦觉国无不亡”。“今日之事，非袁世凯死，即我等死而已，岂有他哉”⁽¹⁷¹⁾。他表示这次回黔，一不占各机关重要位置，二叫作何事便作何事，叫在何处死便在何处死，唯诸同志及共和国家之命是听。到会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第二天，即1月27日，刘显世发布一号布告，宣布贵州响应云南独立，“同心巩固共和”，并升任王文华为东路司令，率吴传声、彭文治等团攻湘；任戴戡为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统熊其勋梯团两支队及原徐进所辖炮队、机枪队北取川黔门户綦江。刘自居都督，统辖全省军民两政。

2月4日，戴戡率炮队、机枪队离筑北进，省内各机关自刘显世以下各长官、职员以及绅、商、农、学、工各界各团体，一齐出郊欢送，道旁环列至十数里。13日，经遵义抵松坎。次日拂晓，即命熊其勋及总司令部副官李雁宾亲往前线督率三路大军，向綦江境内之敌发动全面进攻：右路攻青羊寺，中路攻九盘子，左路攻东溪。战线宽约四十里，纵长约八九十里。经半天激战，下午2时，中路首传捷报，有炮二门、机枪二挺以及坚固防守工事的天险九盘子宣告攻克，并歼敌三十余，俘虏六十多人枪。紧接着，右路也攻占青羊寺，缴获机枪二挺，其由新州向南川方面进攻之部相继占领沙溪、大锅场、马桑等地。至晚9时，中路再奏凯歌，夺取赶水。15日，左路在中路友军的支援下攻克东溪。之后，三路大军乘胜前进，连占分水岭、柑子垭、马口垭等地。至18日，前锋直抵桥河场、鸡公嘴，距此仅一二十里的綦江，“大有朝不保暮之势”⁽¹⁷²⁾。

二　北军南下和川南、湘西之战

袁世凯历来是迷信武力的，对这次云南护国起义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从他获悉云南要求取消帝制的第一天起，就已下定了“荡平”云南的决心，并即向驻守湖南岳州（今岳阳）的第三师师长曹锟下达了备战密令。12月29日，曹致电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等处，自称曾奉“讨贼”之令，就是证明⁽¹⁷³⁾。无奈云南道路险远，交通不便，兵难遽达，加上战争舆论尚未造成，尽管袁很不情愿，也只好采取“晓以情理，动以利害”的分化政策，以便拉拢唐继尧等人，妄图坐收不战而胜之功；同时鼓动各省军民长官，大造“讨伐”舆论，为其武力进攻制造“民意”。

12月25日，袁世凯以政事堂名义致电唐继尧、任可澄说：“本政事堂实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请另具印文，亲笔签名，迅速寄示，以便核转。”⁽¹⁷⁴⁾无中生有地硬把唐、任从云南反帝制领导集团中分割出去。26日，他虽强词夺理地通电逐条反驳唐、任首次讨袁通电，但最后又说：“纵有政见不同，尽可从容讨论。”为了加强“动以利害”的效果，并在结尾之处亲笔添了如下一段话：“尤可异者，立限答复，率部待命，慢上藐法，服从全无。倘滇之军民相率效尤，官将何以驭下？变恐生于肘腋，明哲当不出此。”⁽¹⁷⁵⁾

当然，袁世凯深知策反唐、任，谈何容易，因此，更要紧的是加紧准备武力“讨伐”。27日，他致电云南以外各省军民长官说：“唐继尧等曾迭电劝进，今忽反复，请取消帝制。诸长官有何意见，望速据实陈述，用备采纳。”⁽¹⁷⁶⁾其用意一在试探他们的忠诚，二在挑起战争。

果然，自28日起，各省军民长官请袁速行“天讨”的电文，纷纷而来。奉天将军段芝贵奏称：“现在国体已定，奚能为一二叛徒所动摇”，“芝贵等不敏，愿率所部将士驰赴云南，殄此凶顽。”⁽¹⁷⁷⁾安徽将军倪嗣冲也表示“愿整备三军，听候驱策”⁽¹⁷⁸⁾。山东将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则“请宣布该逆等罪状，俾与国人共弃，一面迅速进兵，以彰天讨”⁽¹⁷⁹⁾；等等。接着，岳州曹锟又报告说：“锟奉令讨贼，誓将出师，前队已拔，大军继发，天心既顺，荡平可期。”⁽¹⁸⁰⁾

在这“民意”大顺，战备告成以后，29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布唐、任、蔡“构中外恶感”、“违背国民公意”、“诬蔑元首”等三大罪状，令“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应着褫职夺官，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拿来京，一并听候查办”⁽¹⁸¹⁾。同日，又采汉高祖以金钱爵禄收买陈豨部将的策略，下令加滇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将军衔，暂代督理云南军务；加第二师师长刘祖武少卿衔，代理云南巡按使。但是，仅仅两天之后，张、刘二人便与唐继尧、蔡锷等人联名发表讨袁檄文，宣告了这一策略的破产。随后，袁世凯一面于31日正式发布训令，“特派虎威将军曹锟为行军总司令，马继增为第一路司令官，督率第六师及第五旅由湖南经贵州向云南进发；张敬尧为第二路司令官，督率第七师及第六旅由四川向云南进发。该总司令由四川前进，务激厉将士，联合进行，早奏肤功”⁽¹⁸²⁾；一面命“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¹⁸³⁾，并在新华宫丰泽园设立由他亲自主持的征滇临时军务处。稍后，又令保定李长泰第八师和南昌第六师齐燮元第十一旅入川增援张敬尧作战，奉天范国璋第二十师第二混成旅、河南唐天喜第七混成旅加入第一路作战。

1916年1月17日，第一路前锋进至黔边，第二路前锋行抵重庆。19日，曹锟遵命乘舰驶离岳州，西上入川督战。2月6日，所部吴佩孚旅王承斌团首先到达泸州。四天之后，张敬尧率十四旅一团也相继赶到。至此，第二路抵渝、泸兵力已超过一师以上。当时，泸州、纳溪一带形势，正如重庆镇守使周骏向袁世凯所报告的那样：“刘逆（指刘存厚）现据江（安）、纳（溪），截断攻叙军冯（玉祥）旅后路。此时若不派兵荡平江、纳，北岸冯旅危险实甚。现泸城西则敌已据方山，本军与冯旅联系既失，而距城东二十里之大安桥（疑指泰安场）敌又占领，泸（州）、合（江）之交通已断。城南即为刘逆主力，并裹胁滇、黔逆军及土匪，约计不下二万人。北则隆（昌）匪复窜入嘉明镇附近。距泸二三十里内均系敌兵，四面受敌，危状莫名。”⁽¹⁸⁴⁾因此，解救泸州之围便成了曹锟、张敬尧的燃眉之急。

2月9日下午2时，守泸旅长熊祥生以所部二营和驻川北军李炳之旅一营，在炮火掩护下，由泸南沙湾渡江，占领南岸营盘山。10日拂晓，即向刘存厚部据守的蓝田坝阵地发起攻击，并于午后6时占领了蓝田坝、月亮岩。护国军团长陈礼门退至纳溪斑竹林忧愤自戕，刘存厚退往江安。反攻泸东南董鸿勋支队的任务由新到曹军吴佩孚旅和李炳之旅一部担任。10日晨，吴及其所部团长王承斌分别由罗汉场、特凌场向中兴场进攻，李旅则直趋泰安场。由于兵力过于悬殊，且川军刘湘一团又有由合江绕向纳溪后方，截断护国军退路的企图，董鸿勋在大龙、高楼、高果等山顽强抗敌两天之后，遂于11日夜悄然渡江南撤。12日，熊、李两部占领泰安场等长江南岸各要地，泸围立解。

接着，曹锟又命张敬尧率所部三团会合熊祥生一旅直扑纳溪。但张敬尧在双河场被刚刚赶到的何海清支队打得大败。眼看护国军叙州增援部队又源源开到，北军不得不暂停攻势，转而与护国军相持于纳溪四围的深沟高垒之中。

为了打破北军的围攻，蔡锷于19日指挥全军分三路进行反击：一路由禄国藩率一营“由黄土坡向蓝田坝进攻”；一路由何海清率两营由永宁河“右岸向双河场进攻”；一路由朱德率两营附炮兵一连、机枪队一排，由“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同时命刘存厚以一部“担任纳溪城内外及其附近市街之警戒及掩护”，一部北渡长江，“对龙透关急作佯攻”⁽¹⁸⁵⁾。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各路皆取得一定胜利，有时且“颇占优势”⁽¹⁸⁶⁾。如朱德等部曾迫使菱角塘之敌“退据原阵地之后”⁽¹⁸⁷⁾；何海清支队“毙敌十四名，捕虏二名，夺获枪枝、子弹甚多”⁽¹⁸⁸⁾；义勇军张煦支队甚至于22日黎明占领了张敬尧设在牛背石的司令部⁽¹⁸⁹⁾。但总的说来，敌人仍占有极大的优势，而且敌第七师又源源开到泸州，投入战斗。加上护国军自身伤亡颇众，曹之骅、雷淦光等营排长相继阵亡，后方弹药补充也难以为继，蔡锷不得不命令各部队自23日起暂取防御，整顿队伍，待转攻势。

28日，经过五天休整和部署，蔡锷再次发动反攻，并带病亲往前线督战。这次反攻，主攻部队由何海清支队担任，其任务是“从侧面攻击逆军阵地据点之石色沟、七块田等处”；朱德、王秉钧支队和刘存厚部均属“助攻部队”，从正面掩护何支队前进⁽¹⁹⁰⁾；刚从叙州赶来增援的金汉鼎支队为总预备队。蔡锷对这次反攻抱有很大希望，虽因“地形艰险，守易攻难”，头两天的战果并不理想，因而“其正面尚依然未动”⁽¹⁹¹⁾，但他仍决心“继续猛攻”，以图击溃敌军，“转危为安”⁽¹⁹²⁾。

然而就在这时，敌探侦悉叙州护国军“所留与袁军抵抗者，惟少数之部队与新招之士兵数百而已。所有劲旅，悉开赴泸城”⁽¹⁹³⁾。为了夺回叙州，并配合泸州张敬尧作战，陈宧乘机命冯玉祥督率所部约五千人和伍祥祯所部赵锡龄一团，向叙州发动猛烈进攻。29日，冯旅声势汹汹，迫近叙州。当时驻守叙州的护国军仅田钟谷一营二三百人。他们兵力虽单，却毫无惧色。3月1日，田营英勇顽强地在催锅、光斗两山和吊黄楼一带，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抵抗，虽死伤过半，弹药告罄，仍“有用石而将敌击退者”⁽¹⁹⁴⁾。但是，力量对比毕竟过于悬殊，次日拂晓，所剩七十余人不得不撤离阵地，退往安边。3日，冯玉祥侵占叙州。

叙州失守，给战斗在纳溪前线的护国军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心理影响。从董鸿勋2月5日围攻泸州起，他们已在这里战斗近三十个日日夜夜了。由于旷日持久，弹乏饷竭，士气本已不高，现叙州又失，“其颓丧之情，自然益甚于前”。不仅一般将士如此，即如罗佩金、刘存厚等高级将领，也认为“非暂退不足以全师”⁽¹⁹⁵⁾。蔡锷虽曾“一意主积极”，“退却之命，缮定不发者屡日，既发复予迁延一日”，但在各方“煎迫”之下，也“不得不以退为进矣”⁽¹⁹⁶⁾。3月6日夜，他终于最后决定于次日凌晨分左、中、右三路退出纳溪，南撤至大洲驿、上马场一线，“另择阵地扼守，一以伺敌以制胜，一以迁延时日，用待时变”⁽¹⁹⁷⁾，并深为罗、刘“熬不过最后之五分钟”而“扼腕”。7日上午10时，张敬尧进据纳溪。8日，刘湘进驻刘存厚放弃的江安，次日再占南溪。蔡锷的反攻又一次落了空。

纳溪本是护国军主动放弃的一座空城，其撤离时，张敬尧也“未发一追兵”⁽¹⁹⁸⁾。可是事后，他却煞有介事地与副司令熊祥生联名电告袁世凯等人说：“今日拂晓……逆势不支，遂向永宁、仁怀方面败退。我军尾随痛追，将逆之坚固堡垒暨最高之无底山、螺丝山全行夺据，稍留防兵，余仍事追击，十时多完全克复纳溪。”⁽¹⁹⁹⁾

几乎与中路护国军退守大洲驿的同时，分兵略取綦江的右翼戴戡部也因兵力单薄，防守不足，竭力缩小范围，于3月1日退守东溪、赶水一线，不久又遵蔡锷之命退往黔边松坎。

在此形势下，袁世凯得意洋洋地于9日发布申令说：“蔡锷蓄谋作乱，借端称兵，竟敢攻略国土，扰害闾阎，希图割据，破坏统一，实属异常谬妄。现叙州先经克复，纳溪大股悍寇亦经溃败，当不难指日荡平。”⁽²⁰⁰⁾并晋授张敬尧勋三位，升授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吴新田为陆军中将。13日，又以“刘湘奋力督战，连复要邑，肃清江岸，勤勇可嘉，着授为陆军少将，并授以勋五位”⁽²⁰¹⁾。

然而，袁世凯高兴得太早了。他的申令墨迹未干，泸州前线就又传来了护国军反攻的隆隆炮声。

蔡锷兵退大洲驿后，除留金汉鼎、王秉钧支队在三层铺、白节滩一线轮番警戒外，其余“皆集合后方从事休养”⁽²⁰²⁾，并重新调整了部队建制。经过十天的休整和训练，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7日，蔡锷乘势对泸州发动第三次攻击。其中路为顾品珍梯团，任务是占领茶塘子高地，以威胁鹞子岩。左路为何海清支队和刘存厚部，由何支队进驻和丰场一带，警戒顾品珍左侧；刘部进驻牛滚场一带，威胁江安之敌。右路是这次反攻的主力，由白节滩向牛背石、纳溪及蓝田坝前进，以扫清长江南岸为目的，参战部队为赵又新梯团的金汉鼎、朱德支队和义勇队的张煦、廖月疆支队，其中朱德支队又担负着右路的主攻任务。15日蔡锷特召朱德到大洲驿总司令部面授机宜⁽²⁰³⁾。

自17至23日，三路护国大军“连日激战，大获胜利”。中路顾品珍梯团20日夜袭成功后，“逐次穷追”，先后攻占金盘山、龙头铺、大湾坡、茶塘子、鹞子岩等地，击落敌人侦察飞机两架，“杀伤逆敌共约五百余人，夺获山炮三门、机关枪四挺、子弹百余箱、饷银粮秣等数船，又虏获总兵站长陈庆周一员”，正面之敌“已无反攻之勇气”⁽²⁰⁴⁾。左路何支队和刘存厚部分别收复了江安和南溪。右路金支队从红花地出发，连克沙山、大小山坪、牛背石，前锋直趋双河场；朱支队更是长驱百里，所向披靡，相继夺取五里山、十二湾、鱼登坪、女儿井、背猪坳、白石塔、观音榜等地，像尖刀一样直插张敬尧的大本营泸州。其先头部队甚至到达距离泸州仅仅十余里地的南寿山附近。张敬尧损兵折将，恐慌万状，—面收缩战线，放弃安富街、纳溪等城镇，于双河场、棉花坡、南寿山一带专务“固守”；一面飞电各方，请“火速分兵援泸”⁽²⁰⁵⁾。护国军终于化险为夷，胜利地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与此同时，由湖南经贵州进攻云南的马继增第一路军，也在湘西被护国第一军右翼东路军王文华部打败，主将身亡，全军上下不可收拾。早在1月17日，第一路军前锋汪学谦旅即已沿沅水西上，抵达湘西芷江（沅州府治所在地）。因贵州刘显世以重兵封锁黔东各要隘，无法继续西进，马继增不得不暂设大本营于沅陵，屯兵黔边。不久，贵州响应云南独立，王文华出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东路司令兼第一团团长，分兵三路，进攻湖南。于是，北起永顺，南至武冈的湘西大地即刻成了埋葬“洪宪”王朝的第二战场。

1月30日，中路王文华率第一团，一马当先，突入湖南晃州属大鱼塘。2月3日晨，激战三小时，占领晃州，毙敌“三十余人，生擒十一人，夺获枪枝、子弹甚多”⁽²⁰⁶⁾。4日下午，又击破晃州败敌及其二营增援部队的恃险顽抗，攻克蜈蚣关。晃州从此成了王文华东路军司令部所在地。右路吴传声第三团，由天柱相机进取圫口寨、黔阳、会同、洪江等地。2月2日，吴率所部到达黔湘边境瓮洞，3日，进入湖南，“在泸平、矿山等处与逆军接战，击毙逆军兵士十四名，生擒数名，击伤逆军连长一名、兵士十余名”⁽²⁰⁷⁾。5日攻克黔阳，俘获敌军二百五十余名，步枪二百余枝，银洋二万余元，其他军用器材、粮秣、辎重无数。经此胜利，士气更旺，吴乘势于6日占领洪江。王文华见洪江克复，芷江后路已断，且守敌为增援麻阳分拨三营而去，内部十分空虚，即于13日命一团二营长胡瑛率部直攻齐天界，并调吴传声团由右翼截出，两面夹攻芷江。吴身先士卒，不幸阵亡。14日午前，在王文华亲率袁祖铭第一营及王天培部的增援下，将芷江“完全占领，逆军纷纷逃溃”⁽²⁰⁸⁾。

左路卢焘第二团由铜仁向麻阳进攻。2月2日，其前锋由漾头司渡河进驻半坡田，直逼湘西重要门户文昌阁。3日，卢一面致函湘西镇守使田应诏所部文昌阁守军，请“假道进兵，限三日答复”⁽²⁰⁹⁾，一面派兵进驻牛角坪等地，对文昌阁造成四面包围之势。田为保存实力，主动撤防。卢部遂于5日进逼麻属咽喉要隘小坡，威胁麻阳。芷江汪学谦闻报，大惊失色，一边急电马继增、周文炳火速派队“救应麻阳”，一边请湖南将军汤芗铭飞电田应诏“无分畛域，加兵速救”⁽²¹⁰⁾。当日，马继增所部殷本浩营赶到麻阳，分兵把守童湘溪。10日，卢焘于童湘溪相持数日后，改采声东击西之法，以一部与童湘溪之敌周旋，大部分路投入麻阳攻城战。13日，王文华发动芷江战役，麻阳之敌分兵回援，卢乘机向麻阳发动总攻击。经三天激战，敌营长赵景忠身负重伤，士卒死伤数百，其余纷纷向凤凰、江口、高村败退。17日晨，恶战兼旬的麻阳战役，以护国军的最后胜利而告终。

此外，2月12日，游击队统带王华裔联络湘军进攻靖县，也获大胜。“逆军两营抗战一夜，天明时仓皇奔逃。我军追击，连占通道、绥宁诸城”⁽²¹¹⁾，残敌退入武冈一带。

马继增见所部连连败北，晃州、黔阳、洪江、会同、麻阳、芷江等县相继落入护国军之手，难向袁世凯交差，遂于2月29日服毒自杀，所遗司令一职，由周文炳代理。袁世凯为掩饰败绩，稳定军心，却发表策令说“该中将……忧愤成疾，军中暴卒”⁽²¹²⁾，并追赠他为上将，从优议恤，颁发治丧银一万元。

为了挽回败局，周文炳亲率大军自3月3日起向王文华部进行反扑。他由辰溪出发，先占高村，然后分三支队向麻阳进攻。团长毕化东率右支队向岩门推进，团长宋大霈率左支队沿麻阳河右岸推进，旅长张中和率中支队由麻阳河左岸推进。4日，中、左支队猛攻江口，下午进抵心仁溪，右支队占领岩门。5日，左、中支队侵占江口，右支队逼近麻阳东。6日，三支队会攻麻阳。王文华在敌我兵力异常悬殊的情况下，顽强抵抗一天后，向铜仁、芷江撤退。下午6时，麻阳失陷。8日，武冈一带也遭到周文炳所部刘跃龙旅的猛烈攻击，高沙、渡头桥、曹家巷等地先后被占。13日，花园、武阳相继失守。不久，绥宁、洪江、黔阳、罗旧、巴州塘、怀化、芷江皆失。数月来愁肠满肚的袁世凯以为皇帝梦又可继续作下去了，忙发申令嘉奖，授周文炳为陆军中将，并给予二等文虎章；张中和授为陆军少将，并给予三等文虎章；卢金山给予二等文虎章，毕化东授为陆军少将⁽²¹³⁾。

但是，王文华并未被周文炳的嚣张气焰所吓倒。3月10日，麻阳陷落仅四天，他即调集兵力举行反攻。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四天，虽未能最后收复麻阳，但其英勇顽强的精神，连敌人也不能不叹服。周文炳在其作战报告中写道：“我军克复麻阳后，正分兵预备进剿，寇调铜仁六股及晃、芷一带溃寇约近万人，携管退山炮及机关枪多尊，于三月初十晚七时向麻阳猛袭”，“至十一日拂晓，寇三面包围我之左翼”，“下午六时，寇始暂却，仍激战终夕。十二日，又相持竟日。……是役连战数昼夜之久，肉搏十余次”⁽²¹⁴⁾。此后，王文华便主要不以攻取北军集结的县城为目标，而将部队化整为零，“每起至多不过十数人，占据要路山顶等处”，并与所谓“土匪及下等社会”的人民反袁力量相结合，利用湘西山路崎岖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争，专袭敌人“兵力单弱之处”⁽²¹⁵⁾，如此一直坚持到袁世凯命四川将军陈宧与蔡锷谈判议和。

三　第二军东出桂粤和广西独立

按护国军最初所拟出师计划，第二军的战略目标是东出桂、粤，转道入赣。1916年1月，以李烈钧为总司令，何国钧为参谋总长（未到任）的第二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该军由两个梯团、一个警卫大队组成。第一梯团长为驻防开化（今文山）的原云南陆军迤南边防第一旅长张开儒，参谋长为成珖，第一、二支队长为钱开甲和盛荣超。第二梯团长为新从海外抵滇的方声涛，参谋长为李炳荣，第三、四支队长为黄永社和马为麟。2月21日下午，李烈钧率总司令部和第二梯团部乘滇越铁路火车离开昆明前往广南，准备与张开儒梯团会合后向广西进发。这一天，全城商民一律悬挂五色国旗，军、政、绅、商、学各界齐赴火车站送行，“军容甚壮，观者如流，极一时之盛”⁽²¹⁶⁾。

这时，广东振武上将军龙济光正奉袁世凯之命，派其兄兼代广东巡按使、广惠镇守使、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督师由广西进攻云南，并密使其子龙体乾与侄龙毓乾潜回云南老家蒙自犒吾卡等地，组织力量为内应。1月30日，龙觐光行抵南宁，2月下旬分兵五路向云南发动进攻。第一路以署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李文富为司令，出百色攻滇边军事重镇剥隘；第二路以虎门要塞司令黄恩锡为司令，间道入广南，以遏援剥之师，并相机会攻剥隘；第三、四两路分别以广西将军陆荣廷所荐桂林正司令张耀山、田南道尹兼陆军游击副司令吕春琯为司令，作一、二路后援；第五路以朱朝瑛为司令，直趋黔边，阻贵州方面的护国军南下，以保后路。

2月29日，李文富进至百色，3月1日驰赴罗村口，晚8时开始攻击剥隘。当时，李烈钧大队尚未赶到，剥隘守军仅两连，约三百人，不及敌军五分之一，虽经一夜的英勇抗击，仍不免寡不敌众，于次日晨为敌所陷。随后，李文富乘势夺取者桑，进据皈朝。龙觐光大本营也由南宁移驻百色。其二路司令黄恩锡2月19日由百色出发，经广西逻里、旧州、八达、古障，于3月上旬进据云南龙潭、石洞一带，离广南已不到五十里。此外，他还派著名匪首唐惠、吴华两人潜入竹园、朋普、弥勒、十八寨等地，或购枪招人，或秘密设立机关，或与地方保卫团首相勾结，妄图里应外合，扰乱护国军后方。与此同时，龙体乾等人在犒吾卡、纳更等地纠集一批土匪、游民、无赖，于3月9日夜间同时蜂起，分扑临安、蒙自、个旧三县，并于次日攻陷个旧县城。在此情况下，迎战龙觐光就成了挥戈东进的护国第二军的首要任务。

3月初，李烈钧率部经阿迷、蒙自、马塘、开化、江那里、阿基街、板郎等地抵达广南后，一面命张开儒、方声涛各率所部开赴皈朝和石洞、龙潭前线，阻击李文富、黄恩锡；一面电请唐继尧急调正经贵州开赴湘西的挺进军司令黄毓成和护国第三军第一梯团长赵钟奇各率所部改道南下，直趋广西百色，协攻敌后。

张开儒奉命后，迅即驰往皈朝，与李文富激战七八昼夜。至16日，渐不能支，有的部队竟未奉命令而自行撤退。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张开儒镇静如故。他亲临前线，指挥炮兵连长鲁梓材准确地摧毁敌炮阵地，然后趁敌慌乱，命各部队冲锋向前，一鼓作气收复了皈朝，紧接着又乘胜击破者桑、剥隘之敌，夺获大炮二尊、机关枪四挺，其余枪支子弹无算，杀敌千余。在龙潭方面，方声涛所率朱培德、毛本良两营及张怀信警卫大队一个中队与黄恩锡部血战三昼夜，于16日先后夺占石洞、龙潭。黄率残部窜走架衣、丘北、弥勒、竹园、十八寨等地，企图与龙体乾汇合。

其间，奉唐继尧之命援救蒙自、临安、个旧的赵世铭、马为麟两支队，也在南防剿匪军总司令刘祖武的指挥下，于击溃围攻临安、蒙自之敌后，在蒙自境内的鼓山击败龙体乾主力，20日收复了个旧。之后又回师阿迷，配合警卫第四团长李识韩击溃自龙潭败后窜入丘、弥等地的黄恩锡部，先后于4月6、8、12日收复竹园、十八寨、弥勒和丘北，龙体乾、黄恩锡相继败退江外。

赵钟奇、黄毓成所部则依李烈钧所请，分别于3月4、5两日从贵州黄草坝、兴义出发，南下会攻龙觐光大本营百色。他们途经西隆、西林、旧州、潞城等地，一路上龙军望风而逃，未遇什么抵抗，仅仅黄毓成所部于16日在黄南田与其第五路司令朱朝瑛进行过一昼夜的激战。次日，朱部大溃，黄乘势追至距百色不过八十里的塘升，与剥隘东进的张开儒梯团和桂军马济部对百色形成包围之势。龙觐光见大势已去，被迫缴械投降，并于17日发表通电，宣布辞去“云南查办使责任，赞助共和，以谢天下”⁽²¹⁷⁾。至此，袁世凯企图由广西攻取云南的计划也宣告破产。

导致龙觐光缴械投降的主要原因固然是攻滇军事的失败，然而与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其退路被截断，也是密不可分的。

辛亥革命以后，陆荣廷同样是袁世凯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他不仅残酷镇压了广西革命党人为响应二次革命而发动的柳州起义，杀害过刘古香、蒋翊武、农实达、李群等大批革命党人，而且在饷械和兵力方面大力支持其儿女姻亲龙济光进攻广东讨袁军。为此，袁于1914年6月30日授以宁武将军，次年3月晋升为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但是，随着陆荣廷实力地位的加强，袁对陆的戒心也愈来愈大。1913年8月3日，袁世凯任龙济光为广东都督；1915年7月13日，任其心腹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接着又以派充侍卫武官为名，调陆荣廷之子陆裕勋入北京，等于人质。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为了控制和对付陆荣廷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在陆的心里埋下了对袁不满的种子。因此，陆荣廷在袁世凯卖国称帝，国人“痛心召侮，无地不然”的时候，便下决心与他决裂了。

广西独立，酝酿颇早。还在筹安会发生之初，陆荣廷就通过蔡锷所派代表黄实、黄永社与蔡有所计议。嗣后，他又先后接受了革命党人林虎以及老上级岑春煊的进言和劝告，赞成反对帝制。他先以病假为掩护，对帝制“独守缄默”⁽²¹⁸⁾；继又采取消极态度，暗中抵制。截止1915年11月15日，全国已有二十个省和特别行政区遵命举办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投票赞成帝制，并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但陆荣廷却迟迟未动，以致“浮言”四起，“传闻”纷纷，连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袁世凯对他已有所怀疑，不得不赶紧与王祖同联名发表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通电，声明广西办理选举稍后于各省，是由于“交通不便”，并预先保证：“将来投票结果，必能一致。”⁽²¹⁹⁾这说明早在云南独立前，陆荣廷的反袁已有所表现。所以蔡锷说，桂省陆（荣廷）、陈（炳焜），“早已决心，业作准备”⁽²²⁰⁾。

但是，云南独立后，陆荣廷由于饷械不足和龙济光、汤芗铭逼处东、北，并未立即循蔡锷、唐继尧所请，宣布广西独立，而继续与袁世凯虚与委蛇，佯装拥护帝制。1915年12月26日，他通电各省，说明他已与王祖同会电警告唐、任，“并约川、湘、鄂、粤军巡各帅合词诘责”⁽²²¹⁾。28日，他特电请袁“大伸天讨”⁽²²²⁾，随后一面派旅长陆裕光、团长李祥禄率步兵两营、炮兵一营先后出发，“防守边地”；一面电请龙济光所派征滇军万人迅即出发⁽²²³⁾。次年1月3日，他请袁“早正大位，以定民心”⁽²²⁴⁾。嗣又于18日公开辟谣说：“近日沪上《中华新报》载有广西独立之耗，似此造谣煽乱，殊堪痛恨。除电请外交部暨冯（国璋）上将军、齐（耀琳）巡按使请向领团交涉，将该报查禁外，特电声明。”⁽²²⁵⁾如此等等。

在上述活动的掩护下，陆荣廷悄悄地部署着独立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一面“派其义子曾彦至滇接洽”，说明“桂省饷力、械力俱不足以有为，只好暂守中立，待机而发”⁽²²⁶⁾；一面“托商会以损害商业为辞”，拒绝袁世凯派北军由桂征滇⁽²²⁷⁾。龙济光承担攻滇任务后，陆荣廷明知其为假虞灭虢之计，但也不便再拒，乃遣其子陆裕光、桂军将领张耀山、吕春琯等统兵随行，暗中监视，同时“戒龙少带兵士，多携饷械”。龙济光不知是计，又以粤中党人环伺，兵不敷用，欣然电令陆荣廷所荐张、吕二人就地招兵四千，以候进取，并先后运桂六厘米八无烟枪九千五百枝、七生的克虏伯开花炮六尊、机关枪三十五架、子弹称量、饷银一百五十万元⁽²²⁸⁾，成了名符其实的帮助陆荣廷的义务运输大队长。为团结内部，1916年2月14日，陆荣廷召集陈炳焜等主要将领二十余人宣誓说：“皇天后土，鉴临廷等。一德一心，驱逐国贼。保卫民生，保障共和。如有违异，饮弹而死。”⁽²²⁹⁾接着，陆一面暗中动员军队，一面派陈祖虞、唐绍慧前往沪、宁，联络冯国璋和迎梁启超入桂。陈、唐向梁启超声称：梁朝至，桂省独立夕发矣。3月4日，梁启超一行七人踏上了艰苦的赴桂征途。

随着时间的推移，陆荣廷不稳的消息渐为袁世凯所知。3月7日，他接过陆自请率师攻黔的饰词，特任陆为贵州宣抚使，“将剿抚事宜，悉心筹画”⁽²³⁰⁾，妄图调虎离山，另任他人督理广西军务，以便激成变端，继续控制广西。然而，这恰恰为陆荣廷提供了名正言顺向袁索饷要械和遣兵北进的借口。陆受命后，张口就索取军饷百万和大批军械，与袁讨价还价。袁世凯有苦难言，只好“如数拨给”⁽²³¹⁾。接着，他领兵北上柳州，屯兵湘桂边境。这时，如前所述，入滇粤军在李烈钧所率护国第二军的攻击下，正节节向广西败退，云南挺进军和护国第三军又从贵州南下，抄其后路，龙觐光困守百色，已成瓮中之鳖。而且梁启超代表汤觉顿已抵南宁，并向陆荣廷报告说：梁已启程，不日即到。于是，陆荣廷一面命令随粤军出发的桂军反戈相向，配合云南护国军围攻百色；一面指使南宁陈炳焜等立即通电讨袁，宣布广西独立。15日，陈等致电陆说：“当经会议表决，即日宣布广西独立，公推我上将军为广西都督。”⁽²³²⁾同日，陆荣廷继贵州刘显世之后，以都督名义通电反袁，号召“各省文武忠勇志士，协心戮力，诛彼独夫，载宣国威”⁽²³³⁾。

广西独立，不但直接促成了龙觐光的缴械投降，巩固了护国军的大本营云南，而且有力支援了正在川南、湘西各战线浴血奋战的护国军。当时川南前线一位梯团长说：“设广西再有十天不宣布独立，真不知如何收场。”⁽²³⁴⁾同样，它对袁世凯集团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广西独立后三天，四川将军陈宧忧心忡忡地致电王士珍说：“陆（指陆荣廷）既如此，龙（指广东龙济光）必可虑”，“瞻念大局，切抱隐忧”⁽²³⁵⁾。同日，湖南巡按使沈金鉴在给政事堂和统率办事处的电报中也说：广西独立，致湖南于“四路受敌”之中，“湘危，则大局益不可收拾”⁽²³⁶⁾。“洪宪”王朝的末日为期不远了。

第三节　反帝制怒潮的高涨和帝制的取消

一　中华革命党军事讨袁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与护国军分路出征的同时，中华革命党也展开了全面的军事讨袁活动。如第八章第二节所述，中华革命党是二次革命后继续不屈不挠坚持反袁斗争的唯一政党。还在1915年夏秋之交，它已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军，进行武装讨袁。但由于经费、人员等条件的限制，云南首义前有重大影响的起义并不多，而且旋起旋败。真正富有成效的全面展开是云南首义以后的事⁽²³⁷⁾。

云南独立后，孙中山指出“既有首难，则袁之信用已破。此后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²³⁸⁾。当时，江苏、上海、江西、湖北等地的中华革命党人，均纷纷准备发动，但他认为“长江一带敌屯重兵，且有津浦、京汉两线运输之利”，困难较大，主张改变策略，首先“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以便“与云贵打成一片”，一旦“军械补足，即图大举北伐”⁽²³⁹⁾。为此，广东中华革命军在司令长官朱执信的领导下，于1916年二三月间先后发动了两次以攻取省城广州为目标的军事行动。

第一次在2月上旬。当时，龙济光正奉命派兵西攻云南，广州相对空虚。朱执信及其同志们议定一个三路同扑省城的计划：一路由澳门出发沿增城、罗岗洞、龙眼洞前进，攻小北门；一路由广九路沿途登车，直扑东关；一路由谢细牛统率绿林武装，从城北七十里的番禺县石湖村出发，夺取石井兵工厂，然后分兵夹击西关和大北门，以援应东、北两军。部署停当后，朱于2月5日夜亲率中华革命党员数十人潜入石湖村，指挥谢细牛所部绿林数百人和其他民军千余人，解除了该乡福军和乡团的武装，占领三座当楼为炮台。次日晨，又制青竹毒签，广布村外要道，准备于9日与其他两路同时举事。不料事为龙济光探悉，8日晨即遭其所派亲军千人的疯狂围攻。石湖军民英勇抵抗一昼夜，击毙龙军团长、营长、排长各一人，重伤营长一人。相持至9日晨，龙军增援炮队赶到，朱执信见敌众我寡，硬拼不利，遂下令撤退。三路进攻广州的计划也临时取消。

3月上旬，朱执信再次对广州发动攻击。这次行动，计分两步：第—步是袭取袁世凯由沪派来黄埔的肇和舰，第二步以所获之肇和舰“驶进省河，谋攻观音山等处”⁽²⁴⁰⁾，进而夺取省城。行动之前，朱与李天德以及上海陈其美所派杨虎、李元箸、马伯麟、余建光、冯启民等人在澳门筹议多次，决定以一部分同志密登澳门开往广州的永固客轮，抵黄埔后，即迫其泊近肇和舰，利用该轮与肇和舰高度相等之便，越舷而过，向敌发起突然袭击，夺取该舰；以另一部分同志在永固轮发难的同时，向黄埔两岸各炮台发起猛攻，牵制陆上之敌。

6日晚9时，一批身怀炸弹和手枪等轻武器的中华革命党人，夹在搭客中登上永固轮由澳门启航，次日晨3时50分驶抵黄埔。他们唤醒酣睡的搭客，向他们宣布：“吾人欲借永固以袭肇和而讨袁贼，并非行劫，如有金钱财物，一概保护，请即齐下舱底安息，以免危险。”⁽²⁴¹⁾接着，便纷起奔向各预定目标，迅速占领了舵房、车房、电灯房、火房以及船首船尾等要害部位，迫船主驶向肇和舰之侧。时值黎明，江面雾气弥漫，肇和舰尚以该轮误驶航线，鸣钟告警。永固轮却不顾水流湍急，多次向其靠拢，且有人企图登舰。这时肇和方知将发生事变，急起向永固轮开火。预伏在东浦墟一带的中华革命党人听见肇和枪声，知轮上同志已经发动，遂向鱼珠等炮台发起攻击。顿时，肇和内外，黄埔两岸，枪声、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战斗十分激烈。永固轮上的中华革命党人为夺取肇和舰，不怕牺牲，多次发起进攻，先后有两人为跃过肇和而堕水献出生命。但是，在肇和舰严密炮火的封锁下，永固轮的靠舰企图始终未能实现，而攻击陆上炮台的队伍又被击散，永固轮陷于腹背受敌之中。为了保存实力，中华革命党人不得不迫该轮驶向沙滩，凫水登岸，弃轮而退。

广东中华革命军两次起义虽告失败，但给龙济光的震惊却不小。正是中华革命军和其他民军的频繁起事，才使他有所顾忌，而不敢对云南护国军倾力相加。朱执信指出：“石湖一役，歼其团长，激战数日，俾以全力防北江、西江。继以决死之队攻袭肇和，虽其事不成，而龙济光益严于防守。”“龙氏在广东有兵五万人，仅以三千往滇者，中华革命军牵制之也。”⁽²⁴²⁾

与此同时，四川、湖南、湖北等省的中华革命党人也纷纷回籍招集旧部，运动军队，联络会党，组织武装起义，给袁世凯及其各省代理人以沉重的打击。

在四川，自云南护国军攻入后，各地“缙绅耆旧，游侠健儿，闻风群起，动辄千数”，其中不少是中华革命党人直接发动，或接受中华革命党领导的。2月16日，由上海返川的谢兆鸾集合各路民军千余人，快枪七百余支，铜驼十余尊在合州（今合川）首先倡义，宣布成立以他为司令官、黎握中为参谋的中华民国革命军四川第一支队，活动于合州、酆都、万县、云阳一带。3月初，分别由昆明随护国军入川的王维纲和由上海溯江西上的刘伯承等人，运动涪州警备队长杨光烈和哥老会众在涪州（今涪陵）新庙子起义，成立以王维纲为支队长、杨光烈为参谋、刘伯承负实际军事指挥责任的四川护国军第一支队，积极展开讨袁活动。12日，刘伯承率队进攻长寿，缴获水警快枪四十余支。14日，在石家沱与北军安庆轮开战，毙其军官一人。接着，王维纲一面命支队大部转扎临江庙，准备进攻酆都；一面分兵一连至马颈子截夺北军船只。其时，恰有名为商轮，实已成为北军兵船的大川号驶至，当即被击伤，搁浅江岸，俘获北军参谋一人，兵士二十余人，快枪三十余枝。16日夜，王维纲再接再厉，亲率全支队由临江庙出发，向有本县警备队和北军第八师第三十二团张福臣营分守各要隘的酆都进攻。次日拂晓，一举突破新城要隘，迅速攻入城内，将张福臣营全部逐出城外，并生擒与处决了为虎作伥的县知事许石生，歼敌八十余人，获快枪五十余枝。王支队除刘伯承右目受伤外，仅伤亡官兵九人。

紧接谢兆鸾、王维纲之后，龚天福、周晋敷、杨海清等人也在马尾坝宣布起义，组成以龚天福为支队长，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长官卢师谛为司令官的四川中华护国军第三支队，并于3月21日占领石砫。4月1日，以知事附义独立，和平进入忠县，“横断北军交通者十三日之久”⁽²⁴³⁾。其间，还有李善波等人于3月11日在酉阳龚滩宣布独立，自称共和革命军司令官，“声言三次革命”⁽²⁴⁴⁾，不及半月，便“陆续攻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筹饷十万，战士盈千”⁽²⁴⁵⁾。颜德基等人则聚兵新宁（今开江），击毙县知事，拥兵五百余人，与北军周旋于云阳、万县间。

4月10日，这些名目纷杂、各自为战的讨袁军，正式联合组成以石青阳为司令官的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部，暂先编川东、南、北三支队。并于11日以石青阳名义誓告国人：“自今伊始，本军当贯彻唯一之主义：1．推翻专制政府；2．恢复完全民国；3．启发人民生业；4．巩固国家主权，以期大憝元凶殄而后已。扶持国体，生死同之。”⁽²⁴⁶⁾至于川西，则由卢师谛“指挥孙（泽沛）、吴（庆熙）、丁（厚堂）诸军，运动独立”⁽²⁴⁷⁾。至5月中旬，成都附廓各属，几非陈宧所有。

四川中华革命党人，在袁世凯进攻云南的主要通路川江航道上攻城略地，据山筑垒，劫其军船，歼其兵士，阻其交通，不但扰乱了敌人的后方，而且严重地威胁着泸州北军的安全。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对此说得很明白：“当兹逆匪充斥，形势变迁，交通益形梗阻，输送愈觉不灵。职师之新兵及军需物品、炮营驮马，均到万县多日，不能上驶。忠（州）既不守，万亦频惊，邀寄军储，万分危险。”⁽²⁴⁸⁾为了“保护输送，无碍进行”，他不得不于涪州留步兵一团、炮兵一连，酆都留步兵一营，并再次向袁提议“由万（县）稍加兵力两营”⁽²⁴⁹⁾，这样就大大分散了直接用于泸州的兵力。四川中华革命党人的这些军事行动，对蔡锷反攻泸州，无疑是最有力的支持。

湖南中华革命党人在军事讨袁中，先主“中心突破”，力图在长沙、衡阳、岳州等要冲地方策动军队，树立义旗，以广号召⁽²⁵⁰⁾。所以，他们发动的第一次进攻便是长沙暴动。这次行动酝酿于云南独立后不久。当时，杨王鹏、王道、谭蒙、邹永成等人纷纷由日本回国，在上海谋进行倒袁办法，决定：先派廖湘芸回湘，运动长沙三十九混成旅和汤芗铭的模范营为内应，彭泽鸿前往岳州，准备响应；谭蒙、殷之辂负责联络。至2月中，各方筹备已略有头绪，单等沪、汉两地赴湘参战同志全部集齐后即可发动。可是，少数急进分子为了“居功”，要“先期举发”⁽²⁵¹⁾，加上汤芗铭搜捕日紧，潜伏同志，隐蔽不易，杨王鹏不得已于2月21日冒险发难。杨与廖湘芸、毛邦华等数十人，身怀炸弹，向汤芗铭将军署及其邻近之军械所、警察厅、高等审判厅等目标冲去，毙其卫兵五人，余皆纷纷逃散。据当时报载，汤芗铭与巡按使沈金鉴也由后门鼠窜而逃。不料，杨王鹏等刚抵辕门，因“先所运动之军队忽爽约，助汤抵御”⁽²⁵²⁾，旋即失败。杨王鹏、龚铁铮、李岳崧、毛邦华、湛文炳、杨诒庆、陈树生等二十七人惨遭杀害；李泰阶等七人被判徒刑；遭株连而不知姓名者达四十余人⁽²⁵³⁾。

经此挫败后，湖南中华革命党人暂时放弃了夺取省城的计划，而开始致力于各地的武装起义。其中比较成功的是湘西罗剑仇、萧英等人领导的起义。3月12日，罗剑仇联络地方保安队和乡团武装三百人，在永顺松柏场宣布起义，成立以他为司令官的中华革命军湖南湘西独立军，号召北伐讨袁。17日占领王村，19日攻克永顺。警备队长谢伯纲正“脱振振军服，着裈布单衫，由民房出走”，突为人所识，当即被独立军击毙。县知事车赓与人易服后侥幸保命，于当夜“潜至岳某家，偕其小星，泛艇而逃”⁽²⁵⁴⁾。攻克永顺同日，罗剑仇乘势分军为二：一由石雄指挥攻桑植，一由罗自率攻大庸。24日，桑植克复，知事潜逃。不日，大庸也宣布独立。萧英自称中华革命军湖南湘西讨袁军事筹备委员，所部数千人，不仅活动于大庸、永顺、古丈等地，而且远及辰（州）、常（德）一带，严重威胁北军后方⁽²⁵⁵⁾。北军师长范国璋向袁世凯诉苦说：“本师自出征以来，原以靖寇为目的，嗣奉兹令担任常、辰防剿事宜，乃将兵力分拨各处。现庸、桑、古丈、南县之匪虽稍敛迹，惟兵来则去，兵去复来，若遽将队伍撤回援助前线，不惟克复各县仍为匪有，且恐常、辰亦陷于危险地位。万一后方不保，前方作战更多掣肘。而在后方剿匪各队既难撤回，而前方又亟待援助。师长据此地位，万分焦灼，筹思至再，实难兼顾，究应如何办理，恳请迅示方针。”⁽²⁵⁶⁾这是罗、萧等部中华革命军在湘西牵制与打击北军的真实记录。

湖北中华革命党人主要于武昌南湖策动了一次马、炮队起义。自1915年冬以来，中华革命军湖北司令长官蔡济民与刘英、赵鹏飞等陆续回鄂组织军事讨袁，决定先由武昌发难，汉口、汉阳同时响应。经多方运动，他们先后在武昌南湖马队、炮队、城内守军以及汉阳兵工厂卫队播下了讨袁种子。但由于武汉为北军集中之地，且湖北将军王占元已有所闻，正采取措施严加防范，因此，多数同志认为不可操之过急，暂以缓发为宜。可是，蔡济民偏听刘英等人所言，误以为军队运动成熟，发难决操胜算，遂命南湖马队准于2月18日夜10时举义，汇合炮队进攻中和门，与城内军队里应外合，夺取武昌，并约定以放火为号。届期马队虽遵命发难，炮队也同时行动，但因王占元早有准备，旋遭镇压。城内军队则因是夜大雨如注，未见火光，迄未响应。此役固然“误于蔡（济民），幸无大损”⁽²⁵⁷⁾，且“实足以动鄂吏之心。自是以还，鄂兵只自保治安，不复为袁敌滇”⁽²⁵⁸⁾。

至于长江下游陈其美的讨袁活动，更未曾中止过。自1915年12月5日肇和起义失败后，上海虽未再举，但在陈的策动与部署下，江苏、安徽等省却发动过多次起义。江苏中华革命党人于次年4月16日攻袭江阴，一度进据吴江。安徽中华革命党人也于17日联络大通陆路警察，占领榷运局。为此，5月18日，陈其美终被袁世凯派人刺死。

此外，在山东还活跃着一支以居正为总司令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和以吴大洲为都督、薄子明为总司令的山东护国军。他们旗号虽各异，却同是中华革命党人组织的讨袁武装。1916年2月，孙中山亲自委任的中华革命军山东司令长官吴大洲与薄子明、邓天乙、吕子人等，先后返回青岛，准备组织讨袁军。接着，孙又以云贵护国军局限一隅，且胜败难测，认为要缩短战争期限，保全国家元气，事半而功倍，“非从袁氏根本地推翻不可”，因此“特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军事进行事宜”⁽²⁵⁹⁾。3月，居正率朱霁青、陈中孚、刘廷汉等由大连至青岛，设立以许崇智为参谋长、萧汝霖为秘书长、日人萱野长知为顾问的东北军总司令部，编成以刘廷汉、朱霁青为司令的两个本队和以薄子明、马德龙、吕子人、杜仲三、赵中玉、尹锡五为司令的六个支队，积极准备起兵讨袁。

5月4日，东北军分两路展开行动：一路由薄子明率第一支队与吴大洲所部合袭长山县周村；一路由居正亲率朱霁青、刘廷汉、吕子人等部进攻潍县。5日晨，吴大洲、薄子明攻克周村，次日占领长山县城，随后将所部整编为五个梯团，改称山东护国军，连克邹平、淄川、博山等地。居正所部也于4日当夜进抵潍县火车站一带，次日开始围攻县城。为孤敌势，居正同时命吕子人、马德龙、刘廷汉等人分兵袭取高密、安丘、诸城、昌乐、临淄等地。15日，北军第五师长张树元被迫与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签订退出潍县议和条件十五款。23日，东北军胜利进入潍县县城，并发表宣言说：“本军以袁世凯背誓叛国，违法殃民，认为国民公敌，特与西南各省护国军互相呼应，一致讨贼。”⁽²⁶⁰⁾其后，又遣敢死队百人，与吴大洲所部护国军组成周、潍联军，由邓天乙、陈中孚率领进攻济南。山东将军靳云鹏抵御无力，归降不能，只好弃职出走。

以上事实说明：在反对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中，中华革命军同样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在全国范围内牵制了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在四川、湖南护国战场上与云贵护国军并肩作战，它的功绩将与护国军一样，永远彪炳于史册。

二　各阶层人民对反帝制战争的支援

护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赢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其首要的表现是云南、贵州两省人民掀起了盛况空前的支前热潮。云南、贵州是护国军的大后方，讨袁战争的根据地，为争取胜利，两省人民除积极支持军政府创设团防组织，维持地方秩序，消除护国军后顾之忧外，还广泛开展了以下支前活动。

（一）踊跃从军。云南独立后，军政府的头一件事就是动员人民参军，先后在省城昆明和云南、楚雄、武定、大理、丽江、曲靖、蒙化、临江、开化等九府设立征兵机构，号召退伍官兵踊跃归队。不到十天，自动报到的“不下五六千人”⁽²⁶¹⁾，退伍军官叶荃并致电唐继尧说：“拟就近于顺、云、缅召集义勇乡团一营，躬赴前敌，为国效死。”⁽²⁶²⁾其他各界人士，也“莫不忿恨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均愿慷慨从军，稍尽义务”⁽²⁶³⁾。其中尤以青年学生最为踊跃。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十五个班的学生上书唐继尧，请组织“讨袁学生队”⁽²⁶⁴⁾。女子农业学校学生茅极珍、王桂莲等十五人呈请编练女子军北伐⁽²⁶⁵⁾。云南高等警察学校全体学生，也借口滇垣秩序整然，警员“实成疣赘”，请求“派随军队，或充他职”，以“效驱于战阵”⁽²⁶⁶⁾。而要求加入云南讲武学校志愿队的人，则为数更多。

起初，征兵事务所还依据征兵条例，坚持必须持有退伍执照，方可登记收录，但实际上许多报名者根本不是退伍兵士。为此，它不得不临时改申：“只须邀请妥实铺保填具保证书，即准投考分拨”，以“免阻其爱国热忱。”⁽²⁶⁷⁾然而，即使如此，由于招收名额有限，仍有不少报名者未能如愿。如宪兵队招收八十名，而报名人数多达数百，“其未考取者，皆深以不得从征为憾”⁽²⁶⁸⁾。在这股从军热潮中，随处可见新婚青年“绝裾而出”，与妻子送夫、母亲送儿的动人情景。退伍营长马灿文出发时，他的母亲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国家养汝辈，正为今日用力，其速理粮临敌，以快母心。”⁽²⁶⁹⁾

贵州情况，与云南大体相仿。据当时报载：“自宣布独立后，无人不愤恨袁氏无道。稍有血气者，均愿从戎北征，而青年学子，尤为有志。”⁽²⁷⁰⁾

（二）积极筹饷。云贵两省，地瘠民贫，平时财政即感支绌，何况战时。因此，竭力从财政上资助护国军政府，乃是两省人民的急务。在这方面率先作个人捐献的是护国第一军参谋总长罗佩金。他承继祖产十余万金，起义之后，即“尽以其田产之契券交与唐都督存储富滇银行，以充军费”，并说：“他日共和无恙，己身犹存，或可酌量领回瞻家之费。否则，将演亡国灭种之惨祸，何以家为？”⁽²⁷¹⁾紧接着，绅商农工学各界也纷起效法。据当时报载：滇省由于“民贫地瘠，每届年底，完纳粮税，甚属迟延。近因军兴之故，省内外各县人民输纳粮税，异常踊跃”⁽²⁷²⁾。滇蜀铁路公司股东会议决随粮附加铁路股百余万元，“全数提充军饷”⁽²⁷³⁾。昆明群舞、云华两戏园经理、司事以及全体坤伶和男伶为此举办义演，他们具禀警察厅长唐继禹说：“滇省地处边僻，军饷甚绌。筹饷之源，端赖国民。毁家纾难，正斯时也。商民等亦系国民一分子，自当勉尽棉薄，为他人倡。拟由群舞、云华两园各演义务戏午夜三日，所售之款，涓滴归公，以助军饷。”⁽²⁷⁴⁾讨袁爱国的热情，跃然纸上。云南商务总会也慨助军饷二十余万元。

贵州人民的筹饷活动主要由征兵抚恤会主持。征兵抚恤会是个拥军优属性质的社会群众团体，为贵州绅、学、农、工、商、报各界所自动发起，正式成立于3月19日，以郭重光为正干事，张彭年、熊述之等为干事。该会劝捐对象初以个人为限，具体办法是：上等月捐一元，中等五角，次等二角，又次等一角，任凭自认，以战事结束之日为止。后贵阳县知事王具光“引身作则，共乐输将”，又议定将劝捐对象再扩至以县为单位，并定办法三等：一等县七十元，二等六十元，三等五十元。他一面将本县所捐七十元送交省城征兵抚恤会，一面相应通告各县知事“酌照所议，量予捐助”⁽²⁷⁵⁾。为动员更多群众踊跃认捐，征兵抚恤会于4月3日在贵阳公园举行公民大会，到会者万余人，肩摩踵接，几无隙地。场内并设有收捐处，由中国银行直接派员经手。大会首由郭重光演说征兵抚恤会成立缘起，他说：“袁逆谋叛，致起兵端，出征之军，异常辛苦，盖为保护共和，舍死忘身，吾民应尽抚恤之责，以致其功，是以有征兵抚恤会之设。”继由张彭年等人着重演说护国战争的正义性质，号召各界“有财者输财，有力者出力，俾得早日讨灭袁逆，还我共和”⁽²⁷⁶⁾。演说进行了四个钟头，直到散会时，“光复楼之下，收款处输捐者尚络绎不绝”⁽²⁷⁷⁾。

此外，地方各县还有各自助饷的。紫江县曾竹屏等“闻本省护国军兴，遂与绅、商、学、农各界商议将以前救国储金团改为护国筹饷团，该县人士照常捐输，以为义军后盾”⁽²⁷⁸⁾。修文县绅士颜香澄等以黔军讨袁，兵饷为要，发起“护国军饷捐”。“此议一出，乐从者甚众”。息烽僧人法瑞等以“袁氏帝制自为，割地售矿，大有害于人民”，“特召集缁流，发起护国捐金团，以补助军饷”⁽²⁷⁹⁾，等等。

（三）激发民气。云贵人民懂得：“大义以阐扬而益彰，民气以激发而尤奋。”⁽²⁸⁰⁾为此，他们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创办报纸，二是组织演说。在创办报纸方面，昆明的《中华民报》、《义声报》和贵阳的《铎报》都是为声援护国军而创办的。《中华民报》发起人陈禹平、邓质彬、罗养如等人说：“窃自我滇起义，声罪讨袁，同人等不自揣谅，奋其忠忱，欲借三寸毛颖，聊助北伐声威。是以集合同志，组织《中华民报》，用以鼓吹共和，扫除专制。”⁽²⁸¹⁾在组织演说方面，早在1916年1月初，昆明法政、师范两校就曾挑选学生四百余人，组成一团，分往各县、市、乡巡回演说⁽²⁸²⁾。但值得特别一提的还是云南护国演说社的活动。

护国演说社是李增、由云龙、倪德隆、杨钟年等二十五人发起成立，并与护国战争相终始的一个社会群众组织，其简章规定：“本社以声明大义，发扬民气，辅助本省政府扫除帝制，拥护共和为宗旨。”⁽²⁸³⁾它发轫于省城昆明，推广至各府、县、市、埠，每星期三、六、日均派德望素著、通达事理的演说员前往各处演说，曾先后演说过《滇军举义讨袁，实为国民前途造大幸福》、《护国军之责任与身价》等十二讲，主要宣传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袁世凯是个抢掳中华民国的大贼，败国害民的祸根，只有并力将他除了，中国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安乐；2．护国讨袁，“一方面是不容皇帝出现，一方面是要保全中国的土地，保全中国的人民，保全中国的主权”，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为全国四万万人造将来的大幸福”；3．护国军必胜，袁世凯必败；4．全国讨袁形势大好，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的日期不远了；5．“唐、蔡诸公既出死力救我们国家的覆亡，保我们种族的危急，我们百姓也应该出死力帮助，不可袖手旁观”，“或是直接的捐助些军饷，或是间接的补助些劳力”，而最重要的是要履行共和国民最荣耀的当兵义务⁽²⁸⁴⁾。护国演说社的演说不仅战斗性强，而且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甚至妇孺女子，亦有听而不倦者”⁽²⁸⁵⁾，在激发广大群众的讨袁爱国热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四）慰劳将士。为了鼓舞士气，两省人民一向十分重视劳军工作。军队出征，有分送手巾、手套各用品的，有置牛酒以饯行的。伤员回省，倍受优待。在贵州，凡负伤官兵到省，征兵抚恤会一律备置火腿、牛乳、川糖、蜜食、藕粉、手巾等物，前往殷勤慰问⁽²⁸⁶⁾。不仅如此，两省人民还多次推派代表，亲往各战地劳军。4月初，贵州征兵抚恤会就曾备置牛酒，派员赍往川南、湘西慰劳各出征将士，并致词说：“袁氏谋逆，志士投袂。图存宗邦，头颅拚碎。天鉴精神，连歼丑类。既固民国，兼保社会。社会中人，敢忘斯忠？无以酬功，扪心抱愧。远献牛酒，聊供一醉。”⁽²⁸⁷⁾同时前往川南劳军的还有遵义、桐梓各界代表王嘉春、杨崇、王长龄等。他们到达战地，适值大雨，官兵颇受感动。云南劳军代表由唐继尧委派前川军第五师旅长龙灼三等人充任。商务总会闻讯后，立即召集商界会议，提议各商量力捐金，购备物品，托其代赠前敌各将士。会后，又广布《启事》，劝谕各商，“一时认捐者异常踊跃，多者数十元，少者亦拾数元”⁽²⁸⁸⁾。当其所购慰劳品运抵战地之时，全军上下，莫不感奋，恨不能即除袁氏，以谢同胞。

全国各阶层人民支持护国战争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川南、湘西等战区人民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支援护国军、打击北军的斗争。关于护国军所受人民欢迎与支持的情况，蔡锷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他说：当他率部到达川南永宁时，“官绅商民悬旗结彩，夹道欢呼。附近各属亦派代表前来接洽，群称我军之神勇慈惠，情愿编入戎籍，共效前驱”⁽²⁸⁹⁾。随蔡入川的支队长朱德也说：“自滇以达蜀地，无不箪食而迎。”⁽²⁹⁰⁾有人还与辛亥以来的几次入川情况相比较，指出：“此次入川，对于人民感情，与前大异，每一战争，所有附近村民，箪食壶浆送入阵地者，不可胜数。”⁽²⁹¹⁾驰骋湘西的东路司令王文华说：“我军所至，扶老携幼，壶浆箪食，馌彼前线。”⁽²⁹²⁾可见湘西人民对护国军的支持并不亚于川南人民。

川、湘人民也和云、贵人民一样，毁家纾难，踊跃从军。仅四川叙永县就“筹款至三十余万之多”，“乡团之遥为声援者至七千余人之众”⁽²⁹³⁾。他们还主动向护国军报告敌情，指带道路，甚至拿起武器，直接参战。据护国军营长金汉鼎说：1月31日叙州白沙场之战，就有驮子弹的马哥头，于战斗激烈之时，取“我阵亡之兵之枪，而各击敌人”⁽²⁹⁴⁾。支队长华封歌也说：黔军占领九盘子、赶水、东溪等要隘，“多得棒客之力”⁽²⁹⁵⁾。湘西民众每当护国军与北军“对垒之际，或至鏖战不休，妇女之属分为炊食以进，男子则持白刃尾随其后，所至成群，杀声雷动，昼为冲锋，夜为劫营，枪林弹雨之中，赤血横飞，犹各贾勇前驱，捐身不顾。因此，陨命者每战实复不少”⁽²⁹⁶⁾。可见，护国军的每一胜利，除其自身的英勇牺牲外，也是川湘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但是，与护国军相反，北军及其附庸却处处遭到川湘人民的反对。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家家闭户，人人远避。代理南川县知事颜孔铸说：“春初，北军至南，搜刮奸掠，民不堪命，城乡妇女，转徙流离，县城昼扃，各乡罢市。”⁽²⁹⁷⁾北军兵监监员关洵也供认：“沿途经过之地，居民旅店关闭居多，不惟日用物品极其昂贵，且求其有而不可得。”⁽²⁹⁸⁾欲求向导，更“无一应者”⁽²⁹⁹⁾。迫而为之，非“乘间而逸”，即“故引歧途，速其被歼”。3月，王维纲进攻酆都时，北军营长张福臣以土人余见龙为向导，欲西出新城，扼王来路，但余却骗他“左出大桥”。结果，王维纲取道大池已抵新城，而张还蒙在鼓里。17日拂晓，“张前队出新城，未戒备，猝与纲遇，枪不及弹，伤数十人，遂溃退不可收拾”⁽³⁰⁰⁾。几乎同时，川南松坎两营北军也因向导略施小计，被护国军打得死伤枕藉，狼狈不堪。其时，松坎北军欲抄袭护国军后路，迫旧时老乡约王思孝为向导。王虽年已七十有余，但“精明谙练，素恨袁兵”，“因略施诈术以陷之”。他先引北军多人自松坎经蛇皮滩至石壕，“逾沟越岭，绕东转西，其中相距四五十里，逐一指明，又插竹为标。”而真正可以用埋伏、行抄袭、权避让之处，却“秘而不宣”。北军于3月23日派兵两营，携机枪两挺，迫击炮六尊，依竹标所指，向石壕进发。岂知在他们未到石壕以前，护国军已衔枚急走，由小路先行暗抵石壕，对他们实行反包抄了。北军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争先沿原路退回。护国军“认标追逐”，直至蛇皮滩乃止。一路上，北军“死伤无算”，并损失机枪一挺、炮一尊⁽³⁰¹⁾。

然而，这些还不是北军最感困难的问题，最难对付的是那些遍地蜂起的武装民众。

自护国战争爆发后，川湘人民即在护国军的鼓舞下，纷纷组织武装，加入护国讨袁行列。有的隶属于地方政权，有的直接投奔护国军，而更多的是散处各地独立从事游击战争。这后一种也就是北军所诬称的“匪”。这些民众武装虽多系山野村夫，武器也窳劣不良，仅有土枪土炮甚至棍棒刀矛之类，又没有什么军事训练，“凡奇正分合之法，条教号令之施，大抵懵然不解”，但本其果勇朴诚之气和熟悉地理、进退敏捷、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便利条件，却常给教练有素、器精械利的北军以有力的打击。3月27日，企图进犯赤水的一营北军竟被六十余名乡兵击败，就是一例。这一天，听说北军将至，士民急议守城之策，“有勇者攘臂而前，扬言于众曰：‘北军炮巨且利，城不可恃也，不如相机击之，有胆识者能从我乎？’语毕，应之者六十余人。结队而往，散布于鲢鱼溪岸。北军既至，各自为战，殪其前锋十数人，后继者回头急返。时值阴雨霏霏，泥涂滑，加以羊肠鸟道，不能星散而奔。于是窜入稻田，困于革履，将前复却，欲速反迟。乡兵四起乘之，刀枪并举，杀北军七十余人，夺获快枪一百七十余件。而乡兵不幸受伤者仅三人焉”⁽³⁰²⁾。

至于那星罗棋布、左仆右起的所谓“匪”，对北军的威胁就更大了。他们时而攻城池，劫器械；时而砍电线，断交通；时而击步哨，歼溃兵；时而预伏要道，俟北军经过，“啸起抢擒之”；时而伪装采樵妇，乘其不备，“戮其人而夺其枪”⁽³⁰³⁾。据蔡锷说，凡口操北音之人，“非十人以上不敢径行乡镇”⁽³⁰⁴⁾。他们时聚时散，出没无常，东奔西窜，飘忽不定，“遇兵力单则抵抗，遇大队则窜匿，追剿无踪，防不胜防，虽有兵力，亦无所施”⁽³⁰⁵⁾。在他们的打击之下，北军上下无不惊呼：“最可虑者，现当逆乱吃紧，而匪焰日炽。影响所及，于逆则利，于我则害。”“万一连为一气，演成草木皆兵之势，则祸患曷堪设想！”⁽³⁰⁶⁾

此外，在这期间，袁世凯统治区人民的反袁斗争也有新的发展。距离护国军发源地云贵两省较近的四川、湖南、广东、浙江等省固不必说，即使素为袁世凯严密控制的北方各省也不例外。云南起义爆发后，袁世凯为了镇压护国军，除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列强乞求借款外，又加紧在国内推行地亩清查，以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反对清丈地亩就成了北方各省人民反袁斗争的主要内容。3月22日，山东肥城县长清农民为此举行暴动，焚毁县署及四乡丈量局。随后，又波及平阴、东平、东阿、新泰等邻近各县，数千农民“袭县衙官署、学校及官绅之住宅而火烧之，势极猛烈”⁽³⁰⁷⁾，旋为当地驻军所镇压。4月，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农民也掀起大规模的反抗风潮。海龙县乡民三千余人将县署团团围住，要求停止清丈。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乡民二千余人意欲捣毁清丈局，声势汹汹，延袤百余里。东丰县乡民散发传单，揭露地方当局和官吏借端搜刮，苛捐杂税，日增一日，相约5月13日入城夺回已丈的土地大照，要求缓丈。绥中县斗争尤烈，抗丈群众千余人，夺取保卫团枪械，围攻县城，要求驱逐县知事，实行自治。阿城、盖平、岫岩、兴京（今新宾）等县农民也展开了规模大小不等的抗丈斗争。至5月间，反抗清丈风潮，几无县无之，三省当局被迫停止清丈。与此同时，河北易县爆发了山北社千余人为抗阻清丈地亩和反对苛捐杂税的武装起义，并蔓延冀中十数县，后以兵力不敌，被军警击散。

最后还要特别指出，在这次反袁爱国斗争中，国内各兄弟民族和海外华侨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在川南和湘西，各兄弟民族与汉族人民一道，一面积极欢迎和支持护国军北伐，一面自动组织武装抗击北军的进攻。李长泰不止一次向统率办事处报告说：“赤水又来苗匪千余人，携明火枪，并有抬炮。”⁽³⁰⁸⁾这说明苗族人民不仅建立了讨袁武装，而且是一支人数不少的队伍，其武器装备虽不甚精良，但却给李长泰以莫大的威胁。在四川宁远，“猓猓人（彝族）蜂起与官吏为难”⁽³⁰⁹⁾。在贵州铜仁、松桃等苗族聚居区，组成一支三千余人的苗民义勇队，准备“即行出师北讨”⁽³¹⁰⁾。在黑龙江，鄂伦春青年学生阿兰布及拉札立等十余人，因对袁世凯“僭窃神器大抱不平，年假归家，对其父兄演说此事，全族中闻而大愤，遂约期起义”⁽³¹¹⁾。在吉林，爆发了赫哲族反对袁世凯盐务缉私马队的起义。活动于吉林宝清、密山、富锦、虎林等县的盐务缉私马队本是袁世凯的一支武装军警，由于它常假“缉私”之名，栽赃以倾良善，人民深受其害。赫哲族愤激而约齐全族，挑选精锐五百人，高树讨袁大旗，于1916年2月17日直扑该队驻地。该队方在梦中，衣不及着，即被“杀得落花流水，全营五百人，生逃者不过三十人”⁽³¹²⁾。

海外广大华侨的爱国讨袁热情，也很令人钦佩。这主要表现在踊跃输财和组织敢死队直接回国参加讨袁斗争等两个方面。云南起义后，南洋华侨认捐巨款者，大不乏人，连留法学生爪哇华侨吴伟康也捐了四千元⁽³¹³⁾。云南起义后，百余万的捐款很快汇到昆明。美洲、澳洲华侨认捐更多，“闻数在二百万左右”。直接回国参加武装讨袁斗争的华侨则以北美加拿大为多。1916年1月初，国民党加拿大支部颁布《加属华侨敢死先锋队规则及章程》，号召广大爱国华侨踊跃参加敢死先锋队回国效力，反对袁世凯称帝。没多久，报名参加者便达到五百人，经中华革命党东京总部正式命名为“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并召它赴日候命。2月，三百多名加拿大敢死先锋队员分三批抵达日本横滨。接着，又加入一批侨居日本的新队员，队伍扩大到五百余人。5月初，在孙中山所派代表夏重民带领下，进入山东潍县，改编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受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挥，先后参加过袭击济南等一系列战斗。广大爱国华侨在推翻“洪宪”帝制中的业绩，诚如孙中山所说：“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者也。”⁽³¹⁴⁾

以上事实说明，护国战争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意志与愿望的。因此，它得到了包括广大爱国华侨在内的各阶层人民和各兄弟民族的积极拥护与支持，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护国战争也是一次得人心的战争。而这正是滇黔护国军在“兵力本不甚厚，且子弹缺乏，粮饷不足”⁽³¹⁵⁾的劣势下，得以战胜兵多械利饷足的北军的根本原因。对此，王文华在复贵州征兵抚恤会的信中曾明白说过：“自维入湘以来，以直壮之众，当曲老之师，前后数月，大小十余战，攻城夺地，逐北追奔，近赖将士忠勇争先，远承各界激扬鼓励，幸不辱命，非华之力所能致此。”⁽³¹⁶⁾戴戡也在致该会的复信中表示：“特是胜之以武者，固贵军人之先声，持之以坚者，尤赖众心为后劲。倘非邦人君子，道合志同，必致良将劲卒，瞻前虑后，是则收今日之效，集异时之功，未始非诸先生之所赐，而戡则乘便多多矣。”⁽³¹⁷⁾

三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表面气势汹汹，其实色厉内荏，深“疑帝制之难安”。早在云南宣布独立之时，他就在国务紧急会议上抱怨过：“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此事（指“洪宪”帝制）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³¹⁸⁾极力为自己的丑行开脱。12月31日，他虽硬着头皮，申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由于害怕引起更大的“变乱”和所谓“匪徒蠢动”⁽³¹⁹⁾，毕竟没有勇气依原计划于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至2月23日，他更公开下达延缓登极令说：“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³²⁰⁾28日，又申令早已被他遗弃的“立法院”提前于5月1日召集，以国民会议复选当选人为立法院复选当选人，企图以此缓和全国人民的反抗。

然而，时局的发展并不以袁世凯的意志为转移。不仅护国军、中华革命军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讨袁斗争仍在猛烈发展，与此相联系，袁政府内外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也急遽发展起来，从而更加速了他的失败。

首先是财政陷入破产。云南独立前，袁世凯为推行帝制，耗资约六千万元，财政本已极其困难。云南独立后，为了镇压护国军，各项费用更加浩繁。光张敬尧督队南下，曹锟布置司令部及设兵站、安粮台等种种开支，便用去五百余万元。结果，连大典筹备处呈领二十万元登极费，也未获“照数全支”，仅领得“十二万元”⁽³²¹⁾，可见其财政已拮据到何等程度。

为了渡过这一难关，袁世凯先令各省将中央直接收入之款认真整理，按月督解，不得有丝毫挪欠及截留情事；继则设立洪宪元年中央专款，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月各二十万元，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四省月各十五万元，四川、福建、安徽、江西四省月各十万元，山西、陕西、奉天、吉林四省月各五万元之数摊派筹解。他并一面于2月底命警厅暗禁商民前往中国、交通银行提款兑现，5月12日更公开发布停兑令，以维持此两大纸币发行银行在金融界的信用；一面命发行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二千万元，胁迫全国官民认购。此外，他还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不止一次地试图以各种税收和利权作抵，换取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支持。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竹篮打水，完全落空。不管袁世凯怎样三令五申，催促各省速解“应解中央之款”，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解款综核处作为专办各省解款机关，然而事实却是：置诸不复者有之；答以“云贵事起，为保卫本省安宁，费用骤加，无款可解者”有之；借口地方危急，反向袁世凯请款者有之。财政总长周学熙束手无策，惟“转陈袁氏，徒唤奈何而已”⁽³²²⁾。对洪宪元年中央专款，除奉天段芝贵先后汇解三十万元，鲁、豫、苏、赣等省总计解交百万元外，“各省或解未足额，或因军务倥偬，呈请截留”，实际解款者寥寥无几⁽³²³⁾。中国、交通银行“经袁下令维持，商会演说劝导，警厅暗中严禁后，商民提款兑现者”不但没有减少，反日有增加，“形势愈觉不稳”⁽³²⁴⁾。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也未给他带来什么转机。人民膏血早已榨干，加上灾荒频仍，哪有余力认购公债？何况他卖国称帝，久已失信于民，即有余力，也无人受骗。无怪乎不少地方官吏在电复袁世凯询问能应募公债若干时，或答以“现在情形与年前不同，前定募额能否足数，殊无把握，或以该处人心未定，募债实多困难等语”⁽³²⁵⁾搪塞。由于全国商民拒绝认购，原定二千万元的公债额实际仅得七百万元。至于对外借款，在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之下，更是一无所得。“初向日本某银行借款二百万，而某银行拒绝之。继以水电公司担保向美国借款四百万，而美国拒绝之”⁽³²⁶⁾。其他各国自1914年卷入世界大战后，自顾不暇，又怎能救袁之急？所以，英国麦加利银行董事一见梁士诒欲启齿借款，便“立刻拒绝”⁽³²⁷⁾。不仅如此，连袁政府赖以苟延残喘的盐税余款也为各国所扣留⁽³²⁸⁾。在此内部罗掘已尽，对外告贷无门的窘境中，袁世凯的财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破产的深渊。

其次，北洋军阀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更加公开化了。前陆军总长段祺瑞虽然迫不得已，于9月21日以管理将军府事务名义列名“劝进”⁽³²⁹⁾，但背地里却满腹牢骚，另有打算。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请他出任征滇总司令，他拒不遵命。帝制派投寄匿名信恐吓他，他坦然表示：“武人不怕死。”⁽³³⁰⁾1916年2月底，他甚至不顾袁世凯的面子，公然提倡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以解决时局⁽³³¹⁾。

与段祺瑞采取同一态度的还有江苏将军冯国璋。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实力的增强，他已不满足于做一省之主，而野心勃勃地想要接袁世凯的班，过一过总统瘾了。这是他反袁称帝的根本原因⁽³³²⁾。1915年12月18日，袁特任他为参谋总长，并表示可先依昔年黎元洪在武昌“遥领”先例，暂不遽卸南京军署责任。冯国璋懂得这是对他拥兵在外不放心，借口“政躬违和”，一推了之，连南京军署事务也交其参谋长师景云和江宁镇守使王廷桢代拆代行。至于云南起义后，袁世凯屡次要他代替段祺瑞兼理征滇总司令一席，就更无意承担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袁世凯虽曾先后以“调查防务”等名义，派蒋雁行、阮忠枢等心腹干将前往南京对冯国璋阴加监视，又以“赐药”、“诊病”为名，派去大批所谓“医官”，直接“驻署诊视”⁽³³³⁾，使他“半失自由”⁽³³⁴⁾，但终究未能阻止他与上海各派反袁势力和西南护国军的暗中联系。1915年11月中旬，冯国璋派人至沪，通过清朝遗老郑孝胥密约欧事研究会李根源等赴宁共商大计。只因临事发生变故，李未能成行。12月18日，梁启超刚刚潜抵上海，就有冯国璋的代表登门求见，告知冯被袁世凯任为参谋总长后，“自危甚至”，极盼云南“速举”。据梁启超事后回忆说，早在“滇师初起时”，冯就曾与他“密布腹心”，表示“已有迫袁退位之决心”⁽³³⁵⁾。此外，冯国璋还与中华革命党陈其美以及当时同在上海从事反袁联络活动的原进步党党务部副部长孙洪伊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云南唐继尧所派联络代表李宗黄，他不仅拒不执行袁世凯“严拿究办”之令，反于1916年二三月间待以连续两次接见的殊礼。头一次，他向李表示：“至低限度，我这边的队伍是决不会开去跟护国军打仗的。这一点，你请唐督【将】军尽管放心。”⁽³³⁶⁾第二次，他答应三事：1．立即复电唐继尧，表示赞同推翻帝制，恢复共和；2．由他负责维持长江中下游各部北军的绝对中立，尤将拒绝增援川、湘北军的命令；3．必要时，他将联络长江各督发表通电，请袁取消帝制，并宣布调停时局办法⁽³³⁷⁾。果然，3月10日，他宣布“政躬渐就平复，自即日起消假视事”。接着他乘广西宣布独立之机，与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³³⁸⁾等联名致电袁世凯，请速行取消帝制。这就是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将军密电”。冯等五人都是袁世凯亲手提拔的门生故旧，而且是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他们的挑战，对袁精神上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据当时报载，袁阅电后，惊恐得半晌也说不出话来⁽³³⁹⁾。

然而，冯国璋尚非北洋军阀集团中唯一与护国阵营暗通声气的人。据梁启超说，东南诸镇大多如此。孙洪伊也说，淞沪护军副使卢永祥曾通过他与上海商会秘密接洽过上海独立事宜。海军与革命党人张继、柏文蔚、耿毅、何成濬等也“颇有联络”⁽³⁴⁰⁾。至于像段祺瑞那样消极抵制帝制的，就更不乏其人了。1916年2月，袁世凯以川、湘战事屡败，拟征调各省军队组织征滇第二军增援前线，但各省将军大多以防范本省为词，不肯受命。奉天将军张作霖初借口“防地紧要”，表示“未便将得力军队分出”，后又借口饷械问题，与袁讨价还价，最后在袁世凯满足其全部要求的条件下，才勉强答应以半师兵力开赴湘边⁽³⁴¹⁾。山东将军靳云鹏以“鲁省近日民党举事风传甚急”为由，电请袁世凯许其募够新军十营后，“再拨第十旅南下”⁽³⁴²⁾。其实，即使奉命出发之师，也并不真愿为袁卖命。曹锟受命为征滇第一、二两路军总司令后，滞留岳州迟迟不发，甚至密电所亲，求代为打通关节，以免此行。张敬尧索饷要挟，节节观望。李长泰停驻合江，按兵不动。冯玉祥虽一度拼力攻占叙州，然而城下之后，却止戈不进。范国璋、唐天喜非留“后方”，即保“路线”，所驻均非前方战线重要部位⁽³⁴³⁾。连汤芗铭也从自身利益出发，拒不接济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其内部矛盾之深，意见之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前面说过，袁世凯酝酿帝制之初，无论是东方霸主日本，还是西方列强英国与德国，都曾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表示过不加干涉之意。这是袁世凯敢于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而决心称帝的根本原因。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命驻日公使陆宗舆将筹备帝制的“真实内容”密告日本政府，以示亲密之际，日本政府却在贪婪的侵华野心的驱使下，突然改变了主意。1915年10月11日，大隈重信致电驻华临时公使小幡酉吉说：“无论从那一方面言，日本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而特殊，由日本自身利害加以衡量，日本毕竟无法容忍事态（指袁世凯称帝）之自然发展。”⁽³⁴⁴⁾并命令他质问袁政府，能否保证不因称帝而酿成事端。15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议，拟邀约英、俄、法、美等国共同向袁提出警告。当时除美国外，其余三国均忙于对德战争，无力兼顾远东，即有异议，也不能不顾及盟国之谊而力为迁就。于是，日、英、俄三国遂以变更国体或将“惹起意外之扰乱”，直接间接影响日本及各国在华商务利益为由，命令他们的驻华公使于28日向袁政府提出了第一次劝告。小幡口述日政府训令说：帝国政府“以友谊劝告大总统善顾大局，延缓其变更国体之计划，以防祸未然”⁽³⁴⁵⁾。英、俄二使也作了同样劝告。法国虽因时值内阁更迭，未及参与，但仍于30日令其驻华公使康悌与日采取一致行动。只有美国觉得追随日本捞不到多少好处，而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词，拒绝参加。

对这突如其来的警告，袁世凯因先有大隈和朱尔典“不加干涉”的暗中许诺，初本不在意，以为不过是日本为攫取更大权益所作的表面文章。因此，他在11月1日分别答复日、英、俄三国公使时，除了声明“实行改革，断不致发生事端”外，只字未提是否延缓帝制的问题⁽³⁴⁶⁾，实际上就是拒绝劝告。岂料这时的日本却是动真格的了。据陆宗舆3日自日本报告：日“海军已有二舰南行，外务省已预备第二警告，为借口出兵保护之准备”；又说：他刚刚会晤过石井外相，石井对袁政府的答复“殊深遗憾”，并表示日政府将“另作计议”。6日，石井再次接见陆，声称如中国数月内仍改帝制，将被认为是对日本的“欺侮”，态度极为强硬⁽³⁴⁷⁾。至此，袁世凯才感到事态严重，为缓和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反对，不得不于9日非正式声明本年内不实行改制⁽³⁴⁸⁾。11日，又邀请日、英、俄、法四国公使至外交部面谈，密告“国民解决国体之后，应行各事，头绪纷繁，必须筹办，择一合宜时间，方可举行大典，同有不得不稍缓之势”⁽³⁴⁹⁾。他以为这样总可以堵住各国的悠悠之口了。可是第二天，意大利代理公使请缓办帝制的照会又送到外交部，三国劝告扩大为五国劝告，袁世凯这次答复，同样未能阻止各国对帝制的干涉。此后，日、英、俄、法虽曾一度为中国参加欧战问题发生严重分歧，英、俄、法三国为了拉拢袁世凯对德宣战，甚至打算以承认帝制为交换条件，但却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在日本的活动下，12月15日，五国驻华公使向袁政府提出第二次警告，声称“五国政府对于将来形势如何转移，仍旧持其静观厥后之态度”⁽³⁵⁰⁾。

云南起义后，日本料定袁世凯迟早必败，将对帝制的外交干涉政策，开始转变为倒袁政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16年1月15日，它以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迎接中国特使和避免两国间各种误解为借口，突然宣布不接待原来准备以亲王殊礼接待的袁政府贺礼赠勋特使周自齐。紧接着，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又命在袁政府充当军事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将日本将采取强硬态度之意转告袁世凯。19日，日内阁会议果然通过一项要袁政府不得忽视“南方”动乱而实行帝制的决议。21日，石井正式通知陆宗舆：日政府希望袁政府切实延缓帝制，否则它将认云南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并宣告袁政府妨害东亚和平，派兵“自由”进驻中国各要地⁽³⁵¹⁾。与此同时，日本还采取制造混乱的策略，极力鼓动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反袁。无论中华革命党，还是西南护国军，甚至以复辟清朝统治为宗旨的宗社党，都或多或少得到过它的暗中支持。这已为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所承认。梁启超就坦率地承认他赴桂之行，曾得到日人“全力相助”，“殊为可感”⁽³⁵²⁾。袁政府也非一无所闻，其军事咨议吴金声即说过：云南起事“缘因庞杂，渺渺东瀛，实据主动地步”⁽³⁵³⁾。

3月而后，随着护国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政府的倒袁政策也进入一个以一定的实力支持各派反袁势力的新阶段。7日，日本内阁正式作出决议：1．等待一适当的时机，承认“南军”为“交战团体”；2．（日本）国内民间有志者对于为反袁目的从事各种活动之中国人寄以同情，并接济其资金者，（日）政府虽不公然予以奖励，但可予默认⁽³⁵⁴⁾。虽然承认“南军”为“交战团体”一事，由于没有得到英国的响应和时机尚不成熟而终未兑现，但在默认“民间有志者”资助各派反袁势力方面却不乏其例。自3月以来，先后与中国各派反袁势力达成借款协议的有大仓喜八郎、竹内维彦和久原房之助等人。大仓贷与前清肃亲王宗社党头目善耆一百万元；久原接济孙中山六十万元，黄兴、陈其美各十万元；而竹内则与云南军政府代表岑春煊、张耀曾签订了一百万元的借款契约⁽³⁵⁵⁾。对此，袁世凯政府也有所闻，淞沪镇守使杨善德就说过：“日政府确有愿以大宗军火及巨款接济党人之说，闻此语即出于日人青木之口。在沪各逆，欲借此接济为扰乱长江之用。”⁽³⁵⁶⁾此外，日本还不断派员对各派反袁势力进行具体协助。在西南，它加派崛之和太田分任驻滇、驻肇庆领事，嘉悦大佐和今井嘉幸分任护国军军事、法律顾问。在山东，它派萱野长知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顾问，并以驻鲁日军为其后盾。在东北，它派土井市之进为总指挥，策应川岛浪速和宗社党人的所谓“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总之，日本除未直接出兵外，其他倒袁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袁世凯在这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势下，不得不采纳前述冯国璋等五将军和政治顾问莫理循的建议，“立刻取消帝制”⁽³⁵⁷⁾，以应危急。他先令天津造币厂所铸帝国纪念新币暂缓启用；接着批准停发大典筹备处经费，悄悄摘下了臭名远扬的大典筹备处招牌。与此同时，他一面召见因反对帝制而被他免去了机要局长的张一麐，要他参照现任机要局长王式通所草原稿，重新起草一份取消帝制令，说：“予昏愦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吾意宜径令取消，并将推戴书焚毁。”⁽³⁵⁸⁾一面召见老朋友徐世昌，因徐曾劝他取消帝制，特问他“变更宗旨，能否相助？”并恳求他务必敦促段祺瑞出而共任时艰⁽³⁵⁹⁾。为了统一思想，3月21日，袁世凯在怀仁堂召集各方联席会议，自国务卿陆徵祥以下至各部总长一律参加，徐世昌、段祺瑞以及新由安徽到京的倪嗣冲也应召出席，总计三十余人。首由袁世凯说明帝制无法坚持，决用明令取消，其态度虽似“从容、镇定，但声音颤震，显有内受激刺，外示镇静之象”。接着便将张一麐起草的命令文稿“交诸人传观”⁽³⁶⁰⁾。其间，虽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倪嗣冲跳出来反对，但多数以为舍此已无他法。会议最后同意取消帝制，其手续是先由袁世凯将推戴书却还参政院，然后再由参政院议请袁世凯取消，借此表示与承认帝制一样，也是循“民意”所请。同日，袁世凯命开去陆徵祥国务卿，专任外交总长，“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即日视事”⁽³⁶¹⁾。22日，正式发表由徐副署的申令：“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消，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³⁶²⁾次日，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并告令“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³⁶³⁾。稍后，又公开焚毁帝制公文八百四十余件，以期达到笼络人心和销赃灭迹双重目的。

至此，袁世凯的皇帝梦已宣告破灭。这是护国军、中华革命军和全国人民共同斗争的结果，是护国战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从袁世凯1916年元旦洪宪改元起，到3月23日颁令废止洪宪年号止，总共不过八十三天。即使从1915年12月11日承认帝制算起，至1916年3月22日明令取消帝制，也只有一百零三天。洪宪王朝垮得如此之迅速，这是袁世凯始料不及的，然而却是历史的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尽管袁世凯握有全国政权和优势兵力，处在镇压二次革命后的鼎盛时期，但是，当他一旦走上公开背叛共和，恢复帝制，开历史倒车的道路以后，这一切都如盛暑冰山，顷刻消融，到头来，不管他多么不愿意，仍不能不在严正的历史审判官面前低头认输。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袁世凯虽然取消了帝制，但并不意味着他已放下屠刀，取消帝制令本身就是证明。在这通颠倒是非的令文里，他先以很长的篇幅叙述癸丑以来所谓“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而他却“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又有多数人“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他又一再宣言以原有之地位维持国体。可是，参政院又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结果，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他还是“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然而该院仍“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在这般“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的情况下，他“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即便如此，也“并未实行”⁽³⁶⁴⁾。这样说来，袁世凯对帝制是没有责任的，完全是代人受过。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悔罪之意。他尽管曾私下对人说什么恢复帝制“是自己不好，不能咎人”⁽³⁶⁵⁾，其实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更有甚者，他还在命令中杀气腾腾地警告反对帝制者：“今承认之案业已撤消，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³⁶⁶⁾这表明袁世凯下令取消帝制，首先是为了缓和和限制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在他看来，帝制既已取消，就不得再“扰乱地方”了。其次，也是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保全总统地位。正如蔡锷所指出：“袁逆之撤消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逼紧，财政困穷，人心鼎沸，乃迫而出此；一因独立省份逐渐加多，护国军势力继续增高，无力抗御，姑借此下台，以和缓国人之心理，孤我军之势力，仍盘踞现位，以为卷土重来之地。”⁽³⁶⁷⁾事实证明：和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袁世凯也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

(1) 《蔡松坡集》，第548页。

(2)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6页。

(3)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19—20页。

(4) 《蔡松坡集》，第768页。

(5) 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1页。

(6) 《参政院建议书》，《申报》，1914年11月24日。

(7) 《蔡松坡集》，第1278页。

(8)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72页。

(9) 《八号政治会议之茶话会》，《时报》，1914年1月13日。

(10)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72页。

(11)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6页。

(12) 《蔡松坡集》，第797页。

(13)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88页。

(14)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会议速记录》第17册，1914年。

(15) 《经界局有派人消息》，北京《群强报》，1915年1月12日。

(16) 《蔡督办辞职与经界之前途》，《时报》，1915年6月8日。

(17) 《经界局经过情形之报告》，《时报》，1915年4月14日。

(18) 北京《爱国白话报》，1915年7月28日。

(19) 《无声无臭之经界局》，北京《群强报》，1915年5月4日。

(20) 梁启超致何擎一函（1915年3月8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21) 《蔡松坡集》，第882页。

(22)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8页。

(23) 《梁启超选集》，第677页。

(24)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8页。

(25) 《蔡松坡集》，第717页。

(2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9页。

(27) 梁启超致袁世凯函（1915年9月1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2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0—721页。

(29) 《是是非非之变更国体谈（十二）》，《神州日报》，1915年9月5日。

(30)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3页。

(31) 梁启超致袁世凯函（1915年9月1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32)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3页。

(33) 北京通信：《筹安会最近之写真》，《神州日报》，1915年9月9日。

(3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1页。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影印件。

(36) 蒋雁行等呈袁世凯文（191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37) 《是是非非之变更国体谈（二十七）》，《神州日报》，1915年9月20日。

(38) 《蔡松坡集》，第864页。

(39) 北京《爱国白话报》，1915年9月1日。

(40)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92页。

(41) 《蔡松坡集》，第821页。

(42) 《蔡松坡集》，第810页。

(43)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44) 《蔡松坡集》，第814、816、829、832页。

(45) 刘显世致陈国祥函（1915年9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46)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47) 《公民请愿之审查》，北京《爱国白话报》，1915年9月13日。

(48) 《蔡松坡集》，第829页。

(49) 《蔡松坡集》，第1084页。

(50) 《蔡松坡集》，第850页。

(51) 《记袁厅长所述蔡公遗事》，《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1日。

(52)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第4辑，第92页。

(53)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54)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92页。

(55) 《北京新发现之大劫案详记》，《时报》，1915年10月25日。

(56)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57) 《志各界欢迎王伯群先生》，《贵州公报》，1916年6月7—10日。

(58) 《志各界欢迎王伯群先生》，《贵州公报》，1916年6月7—10日。

(59)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4页。

(60) 唐继尧致蔡锷电（1914年4月1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61) 《唐继尧祭蔡锷词》，刘达武编：《蔡松坡先生遗集·祭词》，1943年版，第17页。

(62) 唐继尧致沈汪度等电（1914年4月2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63) 唐继尧、任可澄致顾鳌电（1915年1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64) 张鸣岐、龙济光致政事堂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6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4页。

(66) 《异哉封禁报馆之奇闻》，《觉报》，1915年12月16日。

(67) 《驳筹安会》，《觉报》，1915年10月2日。

(68) 《驳君宪救国论》，《觉报》，1915年10月11日。

(69) 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当时为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70) 《驳筹安会》，《觉报》，1915年10月2日。

(71) 《为国体问题事誓告同胞书》，《觉报》，1915年10月9日。

(72) 《对于筹安会之商榷》，《觉报》，1915年9月28日。

(73) 《辟筹安会所谓势力说之谬》，《觉报》，1915年10月19日。

(74) 《觉报》，1915年12月11日。

(75) 《觉报》，1915年11月4日。

(76) 《赞成，赞成》，《觉报》，1915年12月8日。

(77) 介唐：《呜乎议员，呜乎国民代表》，《觉报》，1915年12月8日。

(78) 《驳筹安会》，《觉报》，1915年10月2日。

(79) 《觉报》，1915年12月13日。

(80) 大觉：《慨言》，《觉报》，1915年11月6日。

(8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97页。

(82)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26页。

(83) 《蔡松坡集》，第879页。

(84)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38页。

(8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5页。

(8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5页。

(8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97页。

(88)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页。

(89)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26页。

(9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97页。

(91)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49页。

(92)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50页。

(93) 刘显世致陈国祥、戴戡函（1915年1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94)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60页。

(95)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214页。

(9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5页。

(97)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213页。

(98) 唐继尧、任可澄致统率办事处等电（1915年1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99)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59页。

(100) 《云南将军行署饬第一号》，《觉报》，1915年11月23日。

(10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9页。

(102) 唐继尧致参谋部电（1915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03) 任可澄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04) 《水利与经界两局之现状》，《时报》，1915年11月25日。

(105) 近人多云蔡锷是在筱凤仙的帮助下离京的，其实不过是哈汉章等人为掩饰他们与蔡锷的关系而虚构的故事（见《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106) 《蔡灵到埠后之续闻》，《晨钟报》，1916年12月12日。

(107)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108) 《滇人反对帝制之蛛丝马迹》，《神州日报》，1915年12月29日。

(109)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110) 《记袁厅长所述蔡公遗事》，《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1日。关于蔡锷离津日期，无一致说法，笔者认为这一天比较可靠。

(111)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112) 《蔡松坡先生之略史》，《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5日。

(113) 《蔡松坡临去之辞呈》，《时报》，1915年12月7日。

(114) 《蔡将军东游之近讯》，《香港时报》，1915年12月18日。

(115) 《蔡松坡变服出京之秘幕》，《香港时报》，1915年12月8日。

(116) 《蔡将军东游之近讯》，《香港时报》，1915年12月18日。

(117) 《蔡松坡变服出京之秘幕》，《香港时报》，1915年12月8日。

(118) 《蔡松坡集》，第851页。

(11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10页。

(120) 唐继尧致唐在礼电（1915年12月20日），北京《爱国白话报》，1915年12月29日。

(121) 《蔡松坡集》，第879页。

(12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37页。

(123)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4页。

(124) 唐继尧复李宗黄函，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125) 墨江庾恩旸著：《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19页。

(12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92页。

(12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7页。

(128) 《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19页。

(129)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9页。

(130) 《蔡松坡集》，第880页。

(131) 云南、贵州两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132) 《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等文电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133) 《蔡松坡集》，第851页。

(134) 《护国文献》，第74页。

(135) 有些论著说同时列名的还有李烈钧，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原件没有李名，见《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等文电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13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33页。

(137) 《蔡松坡集》，第866页。

(138) 李曰垓：《云南护国军入川战史》，《护国军纪事》第5期，1916年12月。

(139) 《蔡松坡集》，第866页。

(140) 《蔡松坡集》，第901页。

(14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51—153页。

(14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77页。

(14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76页。

(144) 《蔡松坡集》，第176页。

(145) 《刘云峰占领叙州之详报》，《中华新报》，1916年2月25日。

(146) 《董鸿铨入蜀讨袁日记》，《中华新报》，1916年5月6日。

(14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43页。

(14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44页。

(149) 《蔡松坡集》，第880页。

(150) 徐进：《贵州独立记》，第1页；《蔡松坡集》，第847页。

(151) 《贵州独立记》，第1—2页。

(152) 《贵州独立记》，第1—2页。

(153) 《蔡松坡集》，第880页。

(154) 云南特别通讯：《黔中之反对帝制声》，《中华新报》，1915年11月27日。

(155)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24页。

(15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1页。

(15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9页。

(158) 《贵州独立记》，第4页。

(159) 《贵州独立记》，第4页。

(160) 刘显世致陈国祥函（1915年4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61) 刘显世致陈国祥戴戡函（1915年1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62) 《蔡松坡集》，第880页。

(16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6页。

(16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9页。

(16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7页。

(16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2页。

(16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7—338页。

(16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1—342页。

(16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7—338页。

(17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0页。

(17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3、345页。

(17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19页。

(173) 曹锟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等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6) 袁世凯原电未见，转引自朱瑞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7) 段芝贵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8) 倪嗣冲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9) 靳云鹏等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80) 曹锟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等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81)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30日。

(182) 袁世凯原令未见，转引自曹锟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等电（1916年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83) 《政府公报》，1916年1月6日。

(18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46页。

(18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4页。

(18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6页。

(18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5页。

(18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6页。

(18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9页。

(19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0页。

(19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1页。

(19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1页。

(19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30页。

(19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32页。

(19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3页。

(19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3页。

(19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1页。

(19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4页。

(19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3页。

(20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6页。

(20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70页。

(20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9页。

(20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89页。

(20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01页。

(20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03页。

(20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3页。

(20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6页。

(20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9页。

(209) 《麻阳战事之实况》，上海《民意报》，1916年3月25日。

(21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5页。

(211) 王文华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2月25日），《民意报》，1916年3月18日。

(21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2页。

(21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66页。

(21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0页。

(21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8页。

(216) 《云南快信》，《中华新报》，1916年3月9日。

(217) 《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下册，第21页。

(218) 《广西独立记》，《护国军纪事》第3期，1916年6月。

(219) 陆荣廷、王祖同致统率办事处及各省电（1915年1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20) 《蔡松坡集》，第848页。

(221) 陆荣廷、王祖同致各省通电（1915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22) 陆荣廷、王祖同致统率办事处电（1915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23) 陆荣廷致政事堂等电（1915年12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24) 陆荣廷、王祖同致政事堂等电（1916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25) 陆荣廷、王祖同致政事堂等电（1916年1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26) 《蔡松坡集》，第912页。

(22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6页。

(22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6、378—379页。

(22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80页。

(230) 《政府公报》，1916年3月8日。

(23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6页。

(232) 陈炳焜等致陆荣廷等电（1916年3月15日），《中华新报》，1916年3月23日。

(233) 陆荣廷致各省通电（1916年3月15日），《中华新报》，1916年3月29日。

(23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2页。

(235) 陈宧致王士珍电（1916年3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36) 沈金鉴致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电（1916年3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37) 王玮琦著：《中华革命党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103页。

(238)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20页。

(23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37页。

(240) 《肇和之在粤失败》，《民国日报》，1916年3月17日。

(241) 《肇和之在粤失败》，《民国日报》，1916年3月17日；李天德述、邓慕韩记：《黄埔谋袭肇和兵舰记》，《革命文献》第47辑，第390页。

(242) 朱执信：《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革命文献》第5辑，第77页。

(243) 《桓桓赫赫之蜀中民军》，《民国日报》，1916年5月30日。

(24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57页。

(245) 李善波致唐继尧刘显世电（1916年3月24日），贵阳《铎报》，1916年3月30日。

(246) 《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石青阳通电》，《民国日报》，1916年6月28日。

(247) 《熊克武军在川之活动》，《中华新报》，1916年6月17日。

(24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43—444页。

(24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44页。

(250) 《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8页。

(251) 王健：《杨王鹏烈士事略》，《革命文献》第47辑，第500页。

(252) 《癸丑失败后湘中革命党史概略》，《革命文献》第47辑，第480页。

(253) 《汤芗铭祸湘录》，《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

(254) 张孔修总纂：《永顺县志》卷26，长沙吟章纸局1930年版，第10页。

(255) 萧英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3月27日），贵阳《铎报》，1916年3月29日。

(25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67页。

(257) 廖仲恺致居正函（1916年3月10日），《革命文献》第48辑，第81页。

(258) 朱执信：《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革命文献》第5辑，第78页。

(25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47页。

(260) 《东北军宣言》（1916年5月25日），《革命文献》第46辑，第285页。

(261) 从军记者无伪：《云南倡义纪闻》，《护国军纪事》第1期，1916年4月。

(262) 叶荃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1月6日），《时事新报》，1916年2月26日。

(263) 《民国日报》，1916年3月4日。

(264) 《云南学生界之请愿从戎》，《中华新报》，1916年1月25日。

(265) 昆明《共和滇报》，1916年2月1日。

(266) 《云南学生界之请愿从戎》，《中华新报》，1916年1月25日。

(267) 《昆明政闻录》，《中华新报》，1916年2月14日。

(268) 《关于云南起义之杂述》，《护国军纪事》第1期，1916年4月。

(269) 《滇池一片敌忾声》，《民国日报》，1916年3月5日。

(270) 曲斋：《贵筑近事记》，《民国日报》，1916年4月30日。

(271) 《滇中人物小志》，《时事新报》，1916年3月27日。

(272) 《滇池一片敌忾声》，《民国日报》，1916年3月5日。

(273) 《财政纪事》，《护国军纪事》第2期，1916年4月。

(274) 《护国文献》，第125页。

(275) 《贵州通信》，《民国日报》，1916年6月30日。

(276) 《征兵抚恤会开公民大会纪实》，贵阳《铎报》，1916年4月5—7日。

(277) 《征兵抚恤会开公民大会纪实》，贵阳《铎报》，1916年4月5—7日。

(278) 《紫江发起筹饷团》，《贵州公报》，1916年2月19日。

(279) 曲斋：《贵州军事快信》，《民国日报》，1916年5月10日。

(280) 唐继禹呈唐继尧文（1916年2月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28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12页。

(282) 《云南共和军纪实》，《护国军纪事》第1期，1916年4月。

(283) 《护国演说社简章》，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284) 云南护国演说社讲演稿，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285) 《滇池一片敌忾声》，《民国日报》，1916年3月5日。

(286) 曲斋：《贵州军事快信》，《民国日报》，1916年6月12日。

(287) 曲斋：《贵州军事快信》，《民国日报》，1916年6月12日。

(288) 《昆明小录》，《民国日报》，1916年4月21日。

(289) 《蔡松坡集》，第904页。

(29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10页。

(29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33页。

(292) 王文华复贵州征兵抚恤会函（1916年4月），《贵州公报》，1916年5月6日。

(293) 岑炯昌主修、宋曙总纂：《叙永县志》卷5，重庆肇明铅石印刷公司1933年版，第5页。

(294) 金汉鼎致王诘修函，昆明《义声报》，1916年3月9日。

(295) 华封歌致华封祝函（1916年3月11日），昆明《义声报》，1916年5月18日。

(296) 《湘西人民之助战》，《中华新报》，1916年7月4日。

(29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53页。

(29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65页。

(299) 《两军在湘之片片录》，贵阳《铎报》，1916年3月1日。

(300) 《重修酆都县志》卷14，第2—3页，参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236页。

(301) 《乡民之助顺》，《护国军纪事》第4期，1916年10月。

(302) 《赤水县乡兵之捷》，贵阳《铎报》，1916年4月10—11日。

(30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56页。

(304) 蔡锷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3月24日），贵阳《铎报》，1916年3月27日。

(30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31页。

(30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31页。

(307) 《山东农民亦起》，《民国日报》，1916年4月6日。

(30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16页。

(309) 《民军助义记》，《护国军纪事》第3期，1916年6月。

(310) 《苗族义勇队之组织》，《中华新报》，1916年5月16日。

(311) 《鄂伦春也要讨袁》，《中华新报》，1916年2月7日。

(312) 《赫哲族愤起讨袁》，《民国日报》，1916年3月1日。

(313) 李烈钧致唐继尧电（1916年3月1日），《义声报》，1916年3月9日。

(31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99页。

(31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51页。

(316) 《贵州公报》，1916年5月6日。

(317) 《贵州公报》，1916年5月6日。

(318) 刘成禺、张伯驹著：《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319) 杨善德、卢永祥致袁世凯电（1916年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320) 《政府公报》，1916年2月24日。

(321) 《登极费仅发十二万》，《中华新报》，1916年1月23日。

(322) 《财政部急催欠款》，《中华新报》，1916年1月25日。

(323) 《北京财政之窘状》，《中华新报》，1916年2月23日。

(324) 梦公：《为维持中交两银行者进一言》，《中华新报》，1916年3月1日。

(325) 《各省对于发行公债之意见》，《中华新报》，1916年3月1日。

(326) 梦公：《敬告外国资本家》，《中华新报》，1916年3月2日。

(327) 《袁政府财政纷乱之实况》，《中华新报》，1916年3月26日。

(32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47页。

(329) 王士珍、段祺瑞等呈袁世凯文（1915年9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330) 彬彬：《中央公园之起义纪念会》，《时报》，1916年12月29日。

(331) 《段氏意见之西讯》，《时报》，1916年3月7日。

(33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55页。

(333) 《南京快信》，《时报》，1916年2月23日。

(33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53页。

(33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09页。

(336) 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中》，《传记文学》第14卷第3期，1969年3月。

(337) 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中》，《传记文学》第14卷第3期，1969年3月。

(338) 一说没有张勋，而是湖南将军汤芗铭。

(339) 《专电》，《时报》，1916年3月24日。

(340) 孙洪伊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1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341) 《奉军调赴湘边》，《时报》，1916年3月1日。

(342) 《山东兵调不动》，《中华新报》，1916年3月14日。

(34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68页。

(344) 日本外务省文书，大隈外相致小幡代理公使函（大正4年10月11日），转引自《中国现代史论集》第4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25页。

(345)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7页。

(346)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8—9页。

(347)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1—12、14页。

(348)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4年第2册，第127—8页。

(34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6页。

(35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9页。

(351)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页。

(35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63页。

(353) 吴金声呈冯国璋文（1916年），《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35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第46页。

(355) 《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书》，《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35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06页。

(357) 《莫里循致袁世凯便笺》（1916年3月21日），《莫理循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第2册，剑桥大学1976年版，第496页。

(358) 《洪宪纪事诗三种》，第89页。

(359) 《专电》，《时报》，1916年3月26日。

(360) 《取消帝制与南方大局》，《申报》，1916年3月27日。

(361)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3日。

(362)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3日。

(363)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4日。

(364)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3日。

(365) 《洪宪纪事诗三种》，第89页。

(366)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3日。

(367) 《蔡松坡集》第1004页。

第十章　全国一致迫袁世凯退位和袁的败亡

第一节　全国一致迫袁退位

一　川南停战与广东浙江独立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之日，蔡锷尚在川南发动猛攻，广西陆荣廷也正秣马厉兵，准备攻湘图粤。因此，他取消帝制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企图利用全国人民和护国军将士的强烈爱国热情，借口“阋墙御侮”，胁迫护国军停战议和。起初，他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的名义致电蔡锷、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梁启超等人，提出“公等举兵，原系反对帝制，今目的已达。而国家大局危急，不宜同室操戈，应先行罢兵，然后商量善后之办法”⁽¹⁾，并电令广东将军龙济光、巡按使张鸣岐负责与陆荣廷等进行具体“斡旋”⁽²⁾，以期达到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的目的⁽³⁾。接着，又于3月30日以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名义再次致电蔡、唐等人，说什么“在诸君目的已达，帝制永无复活之期。而外顾大势，内顾民生，渔利纷乘，哀鸿遍野，阋墙御侮，正在此时。若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诸君明达，当不其然。务望诸君罢兵息民，恢复元气”⁽⁴⁾。

然而，民国四年以来，袁世凯翻云覆雨，背誓食言，“专操权术以侮弄万众”的事实，毕竟太昭然了；他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所给人们的教训，也太惨痛而深刻了；因此，蔡、唐等人没听他这一套。4月2日，蔡锷复电黎元洪等三人说：“国是飘摇，人心罔定，祸源不清，乱终靡已。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⁵⁾表示不能继续承认袁世凯为总统。4日，唐继尧也复电指出：“今袁氏虽取消帝制，实已构成叛国之罪名”，倘若“真诚悔祸”，即应“毅然引退”⁽⁶⁾。至于梁启超，则早在3月28日赴桂途中便电告过陆荣廷：“龙（济光）、张（鸣岐）来使所商，不知何事？但若以取消帝制为取消独立交换条件，务乞坚拒勿许。袁之无信而阴险，中外共知。若彼仍握政权，将来必解西南诸镇兵柄，再施伎俩行专制。如此非特义军诸将校遭其荼毒，且地方治安亦不克保。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无调停之余地。”⁽⁷⁾陆这时刚刚宣布独立，正垂涎湘粤，本无议和之意，接梁告诫后，当即拒绝了龙、张的调停，并于4月17日正式电请北京政府“依据约法转陈项城速行宣告退位”⁽⁸⁾。结果，袁世凯所企望的全国范围的停战议和终因其不允退位而未能实现；仅由四川将军陈宧和蔡锷单独达成了川南、湘西战场的停战协议。

陈宧在云南护国军和四川人民的打击下，实际上早已存心谋和，只是没有适当机会而已。现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请求罢兵，机会终于到来了。3月27日，他致电蔡锷要求即日停战，妥筹善后⁽⁹⁾，同时又两次密遣信使晤蔡，面告他将与护国军“一致倒袁而取联邦之制，并推举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为继任总统”⁽¹⁰⁾，“并谓已派人联络湘、鄂、赣三省，已得赞同等语”⁽¹¹⁾。蔡锷见陈宧愿与护国军“一致倒袁”，而自己的部队于激战后也急待休整，遂于31日复电陈，同意所率滇、黔护国军自即日起停战一星期。这明明是蔡锷满足了陈宧的请求，可是陈却于4月1日呈报黎、徐、段等，谎称：“蔡锷近有悔祸之意，顷来函提议停战七日，以便协商平和办法等语”⁽¹²⁾。袁世凯于绝望之中，忽闻蔡锷同意停战议和，自然大喜过望。他当即指示徐世昌照准停战，并立即举行国务会议，讨论议和具体条件。就这样，陈宧的求和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正式批准，只是议和条件由按袁的意旨修改为“须仍一致承认今大总统袁世凯”⁽¹³⁾了。

4月6日，一星期停战限满，应陈宧之请，蔡锷同意自7日起继续展限一月，双方于川湘境内一律停战至5月6日下午12时止。9日，陈宧所派议和代表刘一清、雷飙到达永宁，接受蔡锷所提停战规约三条：1．两军暂守防线，无论大小部队不得进出步哨线外一步，如违约冒进，格杀勿论。2．军使及信差出入，以两军高级军官所指定之道路为限。军使除特别许可外，以二人为限，且不得携带军器。军使以两尺见方之白旗为标记，如军使无故被伤害者，依刑律治罪。3．凡有着便服，携带器具，徘徊于两军步哨线之间者，准予射击擒捕⁽¹⁴⁾。后来，由于袁世凯于停战期内借口“剿匪”，疯狂镇压川湘各地起义民军，蔡又补充规定：“各地起义之民兵，其有指挥官而有一定标志者，亦应与护国军视同一律，在停战期内彼此均不得相犯。”⁽¹⁵⁾这样就有效地保护了各地的起义民军。对于议和条件，陈宧首先提出草案八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仍须一致承认袁世凯为总统。据陈供认，刘、雷二位议和代表出发时，他曾特地交待：“此条如得赞同，其余不妨迁就。”⁽¹⁶⁾接着，蔡锷提出修正案十条，其中一至九条是：1．仍暂以袁世凯为总统。2．限两个月内召集已解散的民国元年参、众两院议员在上海解决总统问题。3．务期实行民国元年约法。4．起义各省将军以下各级官长，在袁世凯暂任总统期间不得更换。5．大赦党人。6．在袁世凯暂任总统期间，为维持国会起见，将起义各省军队编为二师，分驻于北京附近。7．起义各省军队所用军费应由中央协济。8．任段祺瑞为湖北将军驻武昌，仍任冯国璋为江苏将军驻南京。9．护国战争爆发后开拔至各省的北军一律撤回原防⁽¹⁷⁾。但是，当他通告独立各省征求意见时，除桂、粤（龙济光已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两省因电线梗阻未复外，云贵两省，特别是贵州刘显世却对仍认袁世凯为总统一条极力反对，致使议和陷入僵局。

陈宧见协议难成，无法向袁交差，只好于19日撤回代表，并借口“望浅言轻，实难独膺艰巨”，请求黎、徐、段准其“联合宁、浙、赣、鄂、湘、鲁各省共同担任”⁽¹⁸⁾，实际上就是撂挑子不干了。此后，陈宧虽继续与蔡锷保持联系，并于5月6日第二次停战期满后，再次议定展限一月，自7日起至6月6日夜半止为第三次停战期限，但所商议的事已不是什么仍认袁世凯为大总统，而是联合各省迫袁退位了。

蔡锷独自同意与陈宧停战议和，遭到中华革命党乃至护国军阵营内部很多人的反对。4月2日，《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议和二字，在今日不成名词，且亦绝无可以议和之余地。”⁽¹⁹⁾7日，李烈钧更直接致电蔡锷等人说：“窃谓停战之约，于袁有大利，于我军则不利”；袁可乘此时机维持内部，缓和人心，“割让乞怜，谀媚求逞”；而我则因此“朝锐顿挫，后难为继”；北方准备积极反袁的良将劲卒，也必因此而复怀观望，反为袁世凯所“羁制”。他希望蔡锷等人能“奋志扫除妖孽，建立新猷，永奠邦基，以解时危，以餍民望”⁽²⁰⁾。15日，黄兴也自美国通电唐绍仪及全国各界，表示“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²¹⁾。最后，连梁启超也以袁世凯“未有退位决心”而电嘱蔡锷：“蜀湘续停战之议，切勿许之。”⁽²²⁾但是，如前所说，由于护国军屡经激战，极需切实整理，而各路敌军又“较我为优，势非得新援及将器械、人员、弹药补充完备，决难移转攻势”⁽²³⁾。因此，蔡锷终究还是不顾各方的“责言”⁽²⁴⁾，同意了陈宧的停战请求。

至于后来一再宣布停战延期，除有陈宧再次转向同意迫袁退位，决心宣布独立等客观情况外，也是唐继尧“增援计划迄未能见诸事实”，和李烈钧“率所部违命入桂，致令全般计划为之牵动”的结果，而这些恰恰是蔡锷所深为“扼腕”的⁽²⁵⁾。他虽同意过仍暂认袁世凯为总统，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交换意见，借以为探刺各方面情形及运动联络之地”，是一种过渡性的策略措施⁽²⁶⁾。就在他对陈宧所提议和条件提出修正案，“征请众意，以供研究”之时，他还曾“迭电二庵（陈宧），力辟首条之万不可行，促其联合各省迫袁退位”⁽²⁷⁾。

其实，蔡锷对停战议和并不存在什么幻想。早在3月底，他就表示过：“吾侪既揭义旗，自须贯彻始终，方肯罢休。”⁽²⁸⁾为此，他告诫唐继尧“不宜以一隅之小利害而易其喜戚，尤不可因小故而竞意气”⁽²⁹⁾，力促他“赶派增援，分赴川湘，并补充弹药”⁽³⁰⁾；同时催促他从速决行以下各事：1．派妥员分赴各省切实联络，促其速速举义，或守中立；2．对粤宜促桂积极进行，赶速攻下羊城；3．速向日本订购军火及制造弹药器械，火速运滇；4．派专员驻日，并请唐绍仪、伍廷芳等以半公半私资格赴欧、美各国接洽一切。候政府成立，即任为驻外代表；5．组织举义各省总代机关，以资提挈；6．赶行筹划军备，以图大举。至于他自己更未因停战议和而放松继续作战的准备。3月31日，他下达首次停战令，但同时又命令前线各将领：“停战期中，逆军难保不破约乘虚以袭，我所有前线各部队仍应固守现阵地，严密警戒，万不可稍有松懈。”⁽³¹⁾4月7日，他通令续行停战，同时命罗佩金等人：“饬所属前线各部队，于原有阵地扩张强固工事，严密防守，不得稍有疏虞”，“并加意教练新兵，整理一切”⁽³²⁾。随后，又电告刘显世等：只要敌有机可乘，对我可操胜算，便“不妨借端开衅，痛予打击”，绝不可一味“拘守停战规约之意”⁽³³⁾。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展开了敦促陈宧宣布独立，以迫袁退位的活动。事实证明，蔡锷“护国倒袁”的立场并没有因停战议和而有所改变。

川南、湘西虽已停战，但从全国来说，反袁斗争却仍在向前发展，所不同的只是斗争形式有所改变而已。在此之前，主要表现为军事斗争，而此后即主要表现为政治斗争。广东、浙江等省的独立就是这一斗争形势的产物。

广东为广西近邻，广东不独立，广西独立即无保证。因此，广西独立后，陆荣廷所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解决广东的问题。当时，护国军内部多主由陆直接派兵东下，攻克羊城，驱逐龙济光。连梁启超也说：舍龙、张（鸣岐）退职外，对广东无调停余地⁽³⁴⁾。但陆荣廷却“别有规画”⁽³⁵⁾。他既不愿损伤龙济光这个昔日同僚和儿女姻亲的情面，也不愿广东落入讨袁驱龙的民军之手，更不愿将自己的实力消耗于羊城一拚之中。他深信，凭他握有百色所俘龙觐光这张王牌，兼以利诱势迫之策，和平解决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主张以维持龙济光的都督地位为条件，促其自动宣布独立。梁启超开始不以为然，后来为避免地方“糜烂”和“专力规复中原”着想，随即也表示“首肯”，并同意派汤觉顿以陆荣廷代表身份赴粤协商一切⁽³⁶⁾。

为实现上述“规画”，陆荣廷一面利用龙觐光以兄弟之情动员龙济光“赞同共和”；一面频电龙、张速下决心，与滇黔一致行动。直至4月5日广东独立前夕，他还致电龙、张说：“至北京进军一层，原在意中。荣廷既勉从军民之要求，则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其多寡强弱自亦无所容心，要在两公一转念耳。”⁽³⁷⁾与此同时，他还派大批桂军集结梧州等地，扬言将以龙济光态度决进止。至3月底，他见龙仍无独立表示，遂于27日夜命朱超群为司令，率部斩木越界，向广东廉州灵山县进发，迫该县知事于次日宣布独立。在此形势下，钦廉镇守使隆世储也于同日辞去镇守使职，改就安边都护使，并致电陈炳焜，表示以后一切进行，“唯广西之命是遵”，愿“整饬军旅，直捣黄龙”⁽³⁸⁾。此外，龙济光的老上司岑春煊和唐继尧、刘显世等人，也纷纷致电龙济光，或责以护国大义，或相约以讨袁为唯一宗旨，造成一股强大的迫龙独立声势。

但是，对龙济光来说，更为可怕的还是广东内部各派讨袁驱龙民军的进攻。龙原本不是袁世凯的嫡系，自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被起用入主广东后，开始成为袁的忠实代理人。他不仅在政治上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而且在经济上横征暴敛，肆意勒索。据《中华新报》徐傅霖揭露：他“一方面自行卖烟（指鸦片烟土），一方面纵令兵士搜烟；一方面得贿包赌，一方面纵令兵士捉赌，以致全粤九十四县无一人不受其祸，无一处不遭其灾”。其杀人之多，“比诸前清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杀人之惨，“或者湖南之汤屠户（指汤芗铭）可及其十分之五六”。因此，广东“三千余万同胞，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一人不痛恨龙氏者”，即使二次革命期间首先迎他入粤的广州总商会，也转而主张“非去龙不可”了⁽³⁹⁾。这虽是护国军舆论机关的宣传，某些具体事实难免夸大，但它所揭示的人心向背却是无可争辩的。

广东讨袁驱龙民军可大别为中华革命军和护国军两部。中华革命军奉孙中山为大元帅，主要领导者除总司令官朱执信外，还有邓铿、叶夏声、古应芬等人。南海、新会、江门、新宁、高州等地是他们主要活动的地区。护国军又有自成系统的三大支：一支与朱执信中华革命军一样同奉孙中山为大元帅，实际上是打着护国军旗号的中华革命军。活动于香山等地的任鹤年部，即属这种性质。另外两支分别以前广东都督陈炯明和康门高足、原进步党重要成员徐勤为首领。陈炯明在林虎、何海鸣、唐蟒、文群等人的赞助下，自称广东大都督，并组成一支以林海山、陈国强，陈月侨、董伯群、叶匡等人为支队长、号称“十路十八支队”的庞大队伍，在惠州、博罗、增城、淡水、顺德等地积极展开讨袁驱龙斗争。徐勤自称广东全省护国军总司令，以著名会党领袖王和顺为副司令，吕仲明为南路司令，王伟为北路司令，关仁甫为东路司令，专力夺取省城广州。朱执信、陈炯明、徐勤等军虽因党派关系而各树旗帜，“向少提携”⁽⁴⁰⁾，甚至明争暗斗，时有竞争，但在讨袁驱龙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或联络绿林发动武装起义，或策动军队实行反正与独立，彼此都在为这个大目标奋力进击。

3月26日，驻潮州陆军团长莫擎宇在陈炯明、林虎、何海鸣和汕头少年再造党的运动下，首先命其军需科长莫序云在潮阳宣布独立。接着，又调饶平、澄海之军，迫潮安知事秦恩述与省城脱离关系。然后致电龙济光、张鸣岐说：“团长受全潮绅商重托，担任军饷，爰于二十七日率师占领潮城，宣布独立。地方秩序，安堵如常。务望顺从民意，克日宣布独立。”⁽⁴¹⁾30日，汕头警卫军也响应独立，各方一致推举莫擎宇为潮汕护国军总司令。4月3日，莫分兵两路向梅县进发，守军闻风逃窜。旬日之间，整个潮梅地区已非龙有。与此同时，徐勤在运动海军方面也大获成功。徐原定3月27日进攻省城，由于叛徒出卖，计划流产。随后，他一面“改易方针，从各属起事，以牵制省城”，一面“运动水师，再图大举”。在谭学夔、魏邦平的“斡旋”下，“宝璧、江固等兵舰首先反正。徐乃以护国军正司令名义，任魏邦平君（为）攻城司令，统率舰队，进迫珠江”，准备于4月7日拂晓，以水陆两军向广州发动总攻击⁽⁴²⁾。至于各民军所发动的地方零散起义就更计不胜计了。据《中华新报》驻粤记者梅公说：除羊城一隅外，几遍地皆民军，广州“官僚眷属，富商大贾，迁徙一空，不独龙氏蜷伏观音山不敢越雷池一步，若张鸣岐、凌润台、蔡伯浩诸无赖亦靡不倚观音山为兔窟”⁽⁴³⁾。

在外有桂军压境，内有民军突起的情况下，龙济光又因禁烟督办蔡乃煌告发他与陆荣廷密电频传，“要与独立有关”，因而受到袁世凯的疑忌。袁一面“饬驻沪第十师长卢永祥率师赴粤”，一面命他“亲督师旅出屯肇庆，进规梧州”⁽⁴⁴⁾。龙被逼得走投无路，进退失据，终于在4月6日选择了陆荣廷等人为他设计的以独立“保全地位”的道路。这天下午7时，他答复请他宣布独立的警察厅长王广龄说：“时已入夜，出示恐不及，可先由警厅通知各界，然后出示宣布。”王当即“转知报界，并谓尚有都督告示登报，请留版稍待”⁽⁴⁵⁾。于是，广东独立的消息即刻传遍了羊城的大街小巷。

龙济光的独立，当然不像他自己表白的那样是为了迫袁退位⁽⁴⁶⁾。他发布的所谓《独立布告》，就是证明。《布告》说：“本都督身任地方，自以维持治安为前提，刻经通电各省各机关各团体及本省各属地方文武，即日宣布独立。所有各地方商民人等及各国旅粤官商，统由本都督率领所属文武担任保护，务须照常安居营业，毋庸惊疑。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借端扰害治安，即为人民公敌，本都督定当严拿重办，以尽除莠安民之责。”⁽⁴⁷⁾这表明他的“独立”主要是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但在袁世凯的大厦将倾之际，龙济光宣布广东独立，对袁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据袁的亲信团长索崇仁说：袁世凯“自粤浙相继独立后，大约即受肝疾，饭量亦减”⁽⁴⁸⁾。可见，广东独立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袁世凯的灭亡。当然，这是龙济光始料所不及的。

浙江独立几乎与广东独立同时发生，仅晚六天而已，但宣布方式却不同于广东，是通过浙军的武装起义来实现的。正如当时的《民国日报》所指出：“浙江独立，与他省不同，他省为将军独立，浙江则人民起义也。”⁽⁴⁹⁾

浙江军队除警备队外，计有陆军一师一旅，多数官兵参加过辛亥革命时会攻南京的战斗，是一支富有革命民主精神的军队。对于袁世凯称帝，除兴武将军朱瑞、巡按使屈映光、参谋长金华林、警备队司令官徐乐尧等少数人甘于同流合污外，其他中下级军官如十二旅旅长童保暄、警察厅长夏超、水警厅长徐则徇等莫不持反对态度。因此，云南护国起义爆发后，他们很快就展开了响应滇黔独立的准备活动。童、夏两人不仅多次借机亲往上海与各派讨袁志士接洽，而且还在杭州暗中充当反袁志士的保护人。据朱瑞说，警察总厅就是他们秘密会商起义事宜的机关部⁽⁵⁰⁾。

在策动浙江独立的过程中，革命党人投入的力量最多，所起作用也最大。孙中山说：“浙江独立，以吾党势力为多。”⁽⁵¹⁾袁世凯的军事咨议吴金声也证明：“查浙江方面独立，实由国民党人运动下级军官，成斯变局。”⁽⁵²⁾具体说来，即是王文庆、莫永贞、阙麟书、郑康甫、陆翰文等人长期联络运动的结果，其中王文庆尤起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王文庆又称王军、王钧、王文卿等，早期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任浙军营长，后退役闲居。袁世凯称帝后，他与莫永贞等人相约倒袁，因而“对于浙事，早有计画”⁽⁵³⁾。他一面派阙麟书、项霈、汤榕甫、陆翰文、郑康甫等人赴杭“主持一切”；一面嘱王赞尧运动军队，林柔远联络警界⁽⁵⁴⁾。经过他多方努力，独立时机，渐趋成熟。袁世凯取消帝制后，仍继续抓住总统权力不放。广东独立后，他又准备移南下入粤受阻的卢永祥第十师和陈光远第十二师于浙江，以巩固他对江南的统治。消息传开，全浙人民，特别是浙军中下级军官无不愤慨异常。竞相要约：“如北军果入浙境一步，即以武力拒之。”⁽⁵⁵⁾王文庆因势利导，决定于4月10日夜发动武装起义。后因准备不及，临时决定推迟至11日夜举行。

10日晨，阙麟书等率炸弹队三十余人自沪抵杭。次日，召集童保暄、夏超和军警两界多数中下级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对起义事宜作最后抉择。与会者一致决定：起义于明晨4时举行，由倪遇开凤山、候潮等门，迎接二十四团；由吴骏开艮山门，迎接二十三团；并设临时司令部于报国寺。12日晨，起义如期发动，二十四团以阙麟书、郑康甫等人组成的炸弹队为前导，迎着黎明的晨曦，直扑将军署。当时，将军署卫队大部因故他调，所剩仅朱瑞新招海盐家乡亲兵百余人。这些未经战阵的兵卒，一闻枪声，即缩作一团，毫无抵抗力。朱瑞见势不妙，偕金华林匆匆逃去，将军署迅即为起义军民所占。接着，起义诸要人在此举行了第一次善后会议。首由主席莫永贞提议先举都督，继由郑康甫提出推举都督的四个条件：1．素有德望者，2．有联络各民党能力者，3．与北京无特别关系者，4．对人民无恶感者。紧接着，阙麟书提议举王文庆为都督。这表明莫永贞等革命党人在力图争取独立后的领导权。但这一提议，遭到以童保暄为首的军界实力派的反对。童针锋相对地提出：“目下宜变通办理，都督以屈巡按使为宜。”⁽⁵⁶⁾莫永贞等虽为此辩论多时，但由于军界坚持甚力，不管屈映光本人如何“誓死不从”⁽⁵⁷⁾，最终还是通过了童的提议，王文庆仅被举为参议会会长。事实证明：革命党人没有自己直接掌握的武装，单靠运动军队反正，是难以掌握领导权的。

当日下午，在军绅各界头面人物的“合词恳吁”下，屈映光勉强同意以浙江巡按使兼浙军总司令名义维持全省秩序。他一面布告各方，声称：“本巡按使兼浙军总司令，一切军政民政照常办理”，“凡尔各色人等，务须各安生业，共遵法令。倘有私自招兵及假托独立名义，煽惑人心，扰乱秩序者”，“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⁵⁸⁾；一面致电袁世凯，力陈其不得已而从“军绅各界之请”的苦衷。袁为了稳定人心，立即于14日全文公布了屈映光的呈文，并发布命令说：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识略冠时，才堪应变”，“功在国家，极堪嘉尚，着加将军衔兼署督理浙江军务”⁽⁵⁹⁾。这就反映了浙江独立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革命党人和浙江人民是不会同意这种“只闻维持秩序，不闻有反袁声调”的状况长期存在下去的。王文庆得知屈映光仍以巡按使名义发号施令，“乃勃然大怒，宣言与屈氏誓不两立”⁽⁶⁰⁾。一个不愿公布姓名的人也致函独立各要人说：“试问诸君，名为独立，而总司令乃由袁政府任命，且曰巡按使兼任云云，天下滑稽可笑之事，宁有甚于此者乎！”⁽⁶¹⁾原浙江省国会议员杜士珍等人除号召各界另推贤者维持治安外，还直接向屈映光提出：“非公退让，蔑以明志桑梓，恭敬墟墓财产。”⁽⁶²⁾已于13日宣布独立的宁波独立旅旅长周凤岐，更派兵两营开进杭州，直接用刺刀逼屈交出政权。屈映光见此情状，只好赶紧宣布正名为都督，以缓和人民的反抗，但暗中却继续与人民为敌，残杀中华革命党人夏次岩就是突出的事例。人民忍无可忍，终于重新摘下他的都督桂冠，并“派兵一连送其回籍，阳为保护，阴实监察”⁽⁶³⁾。5月6日，新举都督原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宣布正式就任，“浙事从此大定”⁽⁶⁴⁾。

浙江独立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由于它地居“濒海要冲，形势颇胜，交通最便，又为财赋素著之区”，因此，其影响和作用却是其他独立省份无可比拟的。一个袁世凯死党说：“查滇黔桂粤相继独立，时局艰难，已渐呈尾大不掉之象。第各该省远在西南，其势力仍限于一隅，譬犹手足之疾，而非腹心之患。自浙省有四月十二日之举，于是变生肘腋，迫在眉睫，而长江下游治安，遂为摇动。”⁽⁶⁵⁾

二　军务院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

继广东、浙江宣布独立之后，独立各省为统一军事和“对外取得战团承认”⁽⁶⁶⁾，又进一步联合起来，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一军务院，与北京袁世凯政府相对抗。

军务院的成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初，唐继尧等云南首义领导人以为云南一动，各省必然响应，袁世凯很快就会垮台，本不打算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建立政府，只待袁世凯推翻后，再举黎元洪为总统，行内阁制，以梁启超为总理，“届时发表，庶不失先后程序”⁽⁶⁷⁾。可是，首义一月有余，除贵州刘显世外，“各省将军仍复拥兵观望，未即望风响应。虽有蒙古称兵，又闻其以拥护清室为帜者”⁽⁶⁸⁾。加上驻滇外人又屡讽以“既与袁政府断绝关系，当然自树”⁽⁶⁹⁾。于是，唐继尧于2月中旬致函上海梁启超，提议略变前计，“按照约法，将举黄陂为总统一层，及组织中央政府大概情形，先行发表”，并要他尽快撰一稿寄滇，同时“寄登上海、日本各报，一以引起各省之响应，一以消弭蒙古之异谋”⁽⁷⁰⁾。但是不久，随着广西宣布独立和袁世凯取消帝制，形势开始发生新的变化，护国军不但渡过了它最困难的时期，而且似乎胜利也在望了。于是，唐继尧对先行组织政府一事又不那么以为然了，转而同意刘显世的意见，“我辈为收拾全局，巩固国基计，但使袁氏引咎退职，国家无恙，自宜与段（祺瑞）、冯（国璋）两公联络一气，速谋根本解决之法。似不必别设临时统一机关，蹈分立之嫌，成相逼之势，致段、冯两将军与各方镇各自为谋，转生种种障碍”⁽⁷¹⁾。

然而，梁启超却与此相反，他早在天津策划反袁起义时就怀有组织临时政府的主张，所以接唐继尧函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策划活动。他先与上海各有关方面协商，大家都赞成“早立”。3月8日，他应邀赴桂，到达香港时，又与李根源、杨永泰、林虎、文群等人进一步“商及元首问题，决定拥戴黎公”⁽⁷²⁾。他们认为设立临时统一机关与联络段、冯并不矛盾：“吾辈即欲联络段、冯，共襄国事，亦须速谋发展实力，至少须以先达扬子江流域为第一步，俾南方位置日益巩固，然后居间转移之，段、冯始有所恃，以与袁氏周旋。”⁽⁷³⁾随后，梁启超在密赴海防的日本运煤船妙义山丸上，起草了护国军军政府宣言、致黎元洪电、致各国公使团和领事团电及军务院布告与组织条例等文电。接着，他一面派遣随员黄群带着他的“手书及计划组织临时机关各稿”，前往云南征求唐继尧的意见；一面致电陆荣廷，告以他在沪、港与各方面熟商，拟组一军务院，“执行军国重事”⁽⁷⁴⁾。3月底，唐勉强复函表示：“组织军务院条例诚为过渡时代不二办法，均可照行；所尚待研究者，地与人之问题耳。现在成、渝未下，我之范围只滇黔桂三省，究以何者为合宜？抚军长一职，究推何人为适当？同人几经研究，均尚未得正确之解决。仍恳先生与干公（干卿，陆荣廷字）切商提出，再征求各方面意见，方能确定。”⁽⁷⁵⁾

正当梁启超准备就人地两问题继续与各方面交换意见时，龙济光突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这固然使独立省份增加到四省，壮大了筹划中的军务院的力量，但由于乘海容舰南下的北军一旅将到，而广东独立后，城厢内外欲乘机蠢动者又颇多⁽⁷⁶⁾，梁不得不暂时中止这一计划，转而与陆荣廷先谋广东内部的调停和统一。4月8日，陆、梁应龙济光与讨袁民军各方之请，由南宁启程赴粤。出发前，他们一面劝谕广州各官署、团体和报馆“戮力同心，协助各官厅维持秩序”；一面告诫陈炯明、徐勤、朱执信等讨袁民军要顾全大局，捐弃小忿，勿以“义愤太过，流于躁进”，致“为人借口生事，陷粤境于糜烂”⁽⁷⁷⁾。显然，他们幻想通过牺牲民军利益来求得广东局势的稳定。

可是，当他们13日行抵梧州时，忽闻广州发生海珠惨案，梁启超多年挚友，以他和陆荣廷代表身份先期抵粤的汤觉顿和陆军少将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广龄、徐勤所部护国军中路司令吕仲铭⁽⁷⁸⁾、广州商团团长岑伯著等人，在12日徐勤召集的海珠联席会议上竟遭到龙济光警卫军统领颜启汉等人的狙击，汤、谭当场殒命，王、吕也未及救治而亡。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但是，陆、梁并未从中吸取到什么教训。事后，他们仍向龙表示，如果他能答应下列几项条件，将仍维持他的广东都督地位：1．交出蔡乃煌、颜启汉；2．分调警卫军出省；3．整顿济军军纪，解散侦探；4．陆抵广州住所临时酌定，由龙来陆所会晤，陆不上观音山；5．将来济军以一半自卫，一半出师征赣；6．定东园为桂军屯所。虽然他们也曾致电广州总商会和报界公会，扬言将率桂军万人“星夜东下”，“为乡邦挽此浩劫”⁽⁷⁹⁾，却不过是虚张声势。事实上，陆荣廷、梁启超到达广东肇庆后就驻足不前了，其前锋莫荣新也仅仅到达三水。

19日，岑春煊偕温宗尧、章士钊、李根源、周善培、杨永泰等由沪、港同至肇庆。他与梁、陆一样，认为“龙之独立，如出于伪，则与袁之关系必未绝。操之过激，将取消独立，回复奉袁之状态，江西、福建两省之北兵必乘机而入，吾将何以应之？”因此，“龙恶固所必去，惟俟大问题解决后，再作处置”⁽⁸⁰⁾。但是，陈炯明、徐勤、朱执信等讨袁民军认为海珠惨案乃是龙济光“伪独立”的大暴露，力主“排而去之”。且还有别的反龙势力，“其驰电反对龙济光督粤者几于应接不暇，就中若魏邦平、李耀汉、陆兰清诸人为最力者”⁽⁸¹⁾。在这样的情况下，陆、梁无法，不得不续向龙提出如下三项条件，以调和民军的反抗：1．让广东都督于岑春煊，限十日内交代清楚；2．筹集军饷二百万元，由龙率师北伐；3．所有退伍济军，由龙遣散回籍。龙济光在民军和桂军的压力下，只好稍示让步，于20日早复电陆、梁：“愿率济军赴赣，粤督敬烦西林担任。”⁽⁸²⁾接着又同意陆、梁意见，划地而守，马口及西南以上归魏邦平、李耀汉、陆兰清防守；马口及西南以下由龙派兵防守，彼此不相逾越。龙既已表示让步，陆荣廷遂将善后交由岑春煊、梁启超等驻肇庆处理，自己回梧州布置征湘事宜去了⁽⁸³⁾。

其实，龙济光并不准备兑现他许下的诺言。陆回桂之后，他“以肇庆兵力不足畏，遂谓辞职北伐之事，必二月后方能实行，此为龙氏第一次食言”。接着，他又表示“粤都督一席决不辞去”，甚至要他“出一自将北伐之宣言”也办不到⁽⁸⁴⁾。他一面利用自己控制的宣传工具，公开捏称“岑春煊以都督相让”的谎言，以蒙蔽舆论：一面于4月18日和23日派兵“进剿”新会江门和佛山石湾两地，镇压反对他窃据都督地位的朱执信中华革命军。稍后，他又拟定一个全面“进剿”各地民军的恶毒计划，企图彻底解除各地民军对其都督地位的威胁⁽⁸⁵⁾。以上事实表明，陆、梁逼龙让位于岑的计划，由于内无实力保障，外不依靠民军助力，终于不可避免地破产了。

为了尽快结束广东内部的混乱局面和出师北伐，梁启超等人又煞费苦心地提出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新方案，并拟推岑春煊为都司令。根据《都司令部组织令》的规定：两广护国军都司令统辖广东、广西两省军队，管理一切军务，兼筹政务、财政。显然，这主要是针对龙济光拒不肯让出都督一席而设的。《时报》菊庄通信指出：“明明都督之任（指广东都督）不能接收，故特设此都司令之名，使都督亦受其节制，此提高一级以图可以驾驭，特一委曲求全之术而已。”⁽⁸⁶⁾据当时参预其事的吴贯因说：“首持此议者为广西军界，而广东各独立地之司令和之。龙氏见桂军及广东独立军皆推戴岑、梁，不敢立异，亦赞成此议。”⁽⁸⁷⁾

4月27日，龙济光率段尔源、郑开文、李嘉品等人与陆荣廷联名电奉岑春煊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5月1日，都司令部在广东肇庆正式宣告成立，岑宣誓就职。其下设有参谋部、秘书厅、参议厅、外交局、财政厅、盐务局、饷械局、副官处等机关。公推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冷遹为参谋厅长，温宗尧为外交局长，杨永泰为财政厅长，曾彦为饷械局长，杨其礼为副官长⁽⁸⁸⁾。盐务局本专为收广东财权而设，因龙济光不肯撒手，不特虚有其名，“且并职员也无之”⁽⁸⁹⁾。本部之外，还“设有将校团，专以搜集各级军官。初以孔照度为之长，后孔赴汕头任第一师参谋长，以独立团长张习兼任之”⁽⁹⁰⁾。两广都司令部直辖军队四师二混成旅一独立团，以莫擎宇、李耀汉、莫荣新、林虎为师长，程子楷、魏邦平为混成旅旅长，张习为独立团长。从此，龙济光虽仍牢牢把持着广东军财两权与西南护国军貌合神离，但名义上毕竟是在都司令部节制之下了。这就为军务院的成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龙济光宣布拥岑春煊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后，梁启超立即向各有关方面重新提出了军务院组织计划。首先讨论了抚军长人选和军务院所在地问题。在此之前，唐继尧曾通过黄群向梁表示：“拟先定军务院设置地，即以所在地之抚军代表，暂不设抚军长名目，较觉圆融”⁽⁹¹⁾，实际是暗示他要当抚军长，因为他心里明白：云南作为首义省份，定为军务院所在地将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据李根源说：“军务院所在地，初议云南。继以广东濒海，策应较易，佥谓广东便。”⁽⁹²⁾这是护国战争发生后，唐继尧野心家面目的首次暴露。李根源以乡土关系，附和唐意。上海陈叔通等人则认为“领袖何人不敢下一断语，然总不可使有总统嫌疑之人为之，以为袁氏利用，转坚他派忠于袁氏之心”；并指出：如以陆荣廷为领袖，“便无何等嫌疑”⁽⁹³⁾。梁启超初主岑春煊，“意以年高望重，非此莫属”⁽⁹⁴⁾；后根据各方意见折衷提出：“抚军长一职，以滇省首义之勋劳，自非蓂公（唐继尧）莫属，黔桂粤当无异辞。惟为交通计，其地点似不能不在粤。蓂公既不能来粤，拟增设副长摄职，推西林（岑春煊）任之。”⁽⁹⁵⁾这一折衷办法为军务院的实际组织奠定了基础。蔡锷起初以为设立军务院将与大总统问题“并为一谈”，本不赞成，后接阅梁启超所草各宣言及军务院组织条例，知是“将大总统之推举及军务院之设立移花接木，联为一贯”，才勉强采取支持态度。这固然说明他没有争权的欲望，但同时也反映出了他害怕因此引起北洋军阀反对的怯弱心理⁽⁹⁶⁾。

5月7日，滇、黔、桂、粤四省都督以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宣布：为统一对袁军事和筹画建国方策计，“今由继尧等往复电商，特暂设一军务院，直隶大总统，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院置抚军若干人，用合议制裁决庶政，其对外交涉，对内命令，皆以本院名义行之。俟国务院成立时，本院即当裁撤”⁽⁹⁷⁾。《军务院组织条例》也同时公布，共十条，其中关于抚军的规定是：“军务院置抚军，无定员”，“以各省都督或护理都督，两省以上联合军都司令、都参谋及各独立省确已成军有二师以上之军总司令任之。凡新取得前项资格者，同时取得抚军资格”⁽⁹⁸⁾。这是一个有意“避大元帅制，免贼借口”，对所有尚未宣布所谓“独立”的军阀、官僚、政客均预留余地的八面讨好的方案。所以，“于与段、冯接洽，固毫无滞碍也”⁽⁹⁹⁾。

8日，酝酿两月有余的军务院，在龙济光拒绝于广州提供办公地点之后，不得不在肇庆宣告正式成立，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抚军副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因唐不能驻院，其职权由抚军副长岑春煊代摄。推唐绍仪为特任外交专使，温宗尧、王宠惠为副使，范源濂、谷钟秀为驻沪委员，钮永建为驻沪军事代表。抚军初由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岑春煊、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吕公望十人组成。后蔡锷“为取得发言权，贯彻其主张计”⁽¹⁰⁰⁾，又坚持补入罗佩金、戴戡二人。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还不断增加，但直至军务院最后撤消，也没有增补一个中华革命党的代表。

军务院成立前后，曾发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对袁世凯展开政治攻势。早在4月18日，唐继尧等人便以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发表了第一、二号宣言，严正声明：“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¹⁰¹⁾；依法“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¹⁰²⁾。军务院成立后，当即于5月9日通告各国公使、领使：“以后除地方商民交涉，照例仍由各该省军民长官与各国驻近该地各官厅就近办理外，其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¹⁰³⁾这样就从内外两方面否定了袁世凯政府的合法地位。11日，军务院发布第二号布告，宣布“此次举义之真精神，一言蔽之曰：拥护国法而已”；号召“各省国会议员迅速筹备集会程序及地点，俾一切问题得以解决，各种法定机关得以成立”⁽¹⁰⁴⁾。它于云南首义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拥护“约法”、保障国会的主张。次日，针对冯国璋否定“约法”的谬论，梁启超再次声明：“约法”者，民国之生命也。项城毁之，国人争之。国人以爱护“约法”，故不惜糜顶踵以为之殉。项城虽自绝于“约法”，而“约法”未尝因此而损其毫末也。项城所以失去总统资格，全因其犯“约法”上之谋叛罪，并非“约法”消灭，总统名义消灭，而彼之资格随而消灭也⁽¹⁰⁵⁾。梁氏的这一声明，进一步表达了他捍卫“约法”的决心。

与此同时，军务院还督率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加紧对袁世凯进行军事“围捕”。5月7日，陆荣廷乘湖南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宣布独立之机，亲督陆裕光、马济、林俊廷、沈鸿英等部三十余营入湘北伐，由祁阳进迫衡州（今衡阳市）。为配合陆、望作战，岑春煊命龙济光饬原驻粤北连县、乐昌、阳山等处军队移扎出境，向郴阳、桂阳方面前进。而刚由昆明经贵阳抵达湘南靖县就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的程潜则集重兵于武冈，压迫宝庆（今邵阳市）。在大军齐发的形势下，湖南北军倪毓棻、唐天喜、刘跃龙等部望风而逃，不战自退。据林俊廷等5月16日电称：“前派赴衡州委员回报倪毓棻确即退兵，现已陆续开发起程。”⁽¹⁰⁶⁾24日，望云亭也报告说：衡州“倪军全部退出。长沙、湘潭唐天喜之兵，日内亦完全出境。至宝庆刘旅长（指刘跃龙）迭次函称：‘大局危急，力求和平’”，“日内决意全行退出”⁽¹⁰⁷⁾。至此，湘南几已无北军踪迹。

赣闽两路，由直隶军务院的滇桂粤护国联合军直接担任。早在军务院正式成立之前，岑春煊即已开始筹组军务院直辖部队。他征得唐继尧同意，调李烈钧所率云南护国第二军至肇庆“拥护根本”⁽¹⁰⁸⁾。李部自广西百色出发，经南宁、梧州，于5月12日到达广东肇庆，受到岑春煊、梁启超以下全体军务院成员的热烈欢迎。这月下旬，除龙济光济军一军尚暂未任定司令官外，其他各军皆已编组就绪，正式组成了直隶军务院的滇桂粤护国联合军。他们是：云南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部，两广新编第三、四、五、六军总司令莫荣新、李耀汉、谭浩明、林虎部，两广新编第一师师长莫擎宇、第一混成旅旅长程子楷部、独立团张习部和粤军一军，总计九军，经唐继尧同意，由岑春煊就近直接指挥。其作战计划分四期进行：第一期，扫除赣闽边界敌兵；第二期，驱逐福建、江西境内敌兵，占领福州、南昌；第三期，集中湖北，进驻武汉；第四期，直捣幽燕，绝敌根据。

5月27日，岑春煊命滇军李烈钧部和桂军莫荣新部两团于6月2日集中肇庆，15日前经三水、琶江口出韶关，向江西赣州前进，并以方声涛梯团向福建方面运动，协同广东潮军进行；林虎所部于6月10日集中肇庆附近，加入江西方面作战，务于20日前到达江西虔南（今全南县）。粤军于6月20日前由广州出发，取道惠阳，于和平集中，经江西安远、雩都（今于都）向南昌前进；潮军莫擎宇部待李烈钧所派方梯团进抵福建边界之后，以一部防诏安之敌，一部协同进逼福州。程子楷旅于6月20日以前由肇庆出发，向湖南方面前进，掩护入赣滇军作战。6月1日，岑春煊等人郑重宣布：1．我军为讨袁而起，袁不退位，绝无调停可言；2．袁氏退位，我军务院恭承继任黎大总统正式就职；3．非至袁退位，黎大总统正式就职时，决不停止军事进行；4．拥护约法，保障国会，俟前参众两院议员依法集合时，国家大计交其解决。5日，滇桂军入赣先锋队张开儒、申葆藩、江永隆各率所部由肇庆出发。同日，岑春煊发表宣言，正式宣布出师北伐。

此外，广东局势长期纷乱不堪，对大局影响甚大。因此，收拾粤事就成为军务院的又一大任务。岑春煊、梁启超也明白，粤局不稳，纯属龙济光之流所为。梁就说过：“吾为粤事亦吞声呕心，卒无善果。海珠之变，歼我之良，虽非龙主谋，而粤局内容可以想见，悍将蟠于上，私党哄于下，浩劫终无幸免，所争早暮耳。”但他们又认为：“以围攻观音山双方相消之兵力，足举湘赣闽而有余，龙灭而桂亦疲，更何挟以御贼？况糜烂后之收拾，非期月可奏功，而独立省份内讧之丑声，徒令老贼匿笑，友邦藐侮”，因而决定仍以“饮泪言和”为收拾粤事方针⁽¹⁰⁹⁾。他们应龙要求，责令各路讨袁民军司令剀切劝谕所部，“务轻权利与私心，并即列册报名，听候编师北伐”⁽¹¹⁰⁾，并拟定改编办法四条：1．确有枪枝者方为合格；2．合格民军首领或委为统领，或委为营、连、排、棚长；3．不愿北伐者，准其归农，但枪枝须作价缴官；4．自出示后，如有不报名请编，始终负隅抗拒，意图扰乱治安者，即以土匪论，当调集大军严加痛剿。对这名为改编、实则取缔的所谓改编办法，各讨袁民军当然不能接受。朱执信针锋相对地提出：1．各路民军必俟龙济光离粤始允停战；2．中华革命军编为北伐军，饷械由粤省供给；3．仍用中华革命军旗帜。可是，这些正义的要求却为军务院主要负责人岑春煊所一一否定⁽¹¹¹⁾。军务院对讨袁民军如此苛刻，而对龙济光的倒行逆施却一味迁就、隐忍和优容，“宁蒙养奸之讥而不辞”。连岑春煊自己都承认：李烈钧出师北伐，由粤出赣，龙济光一面假托各界名义电拒经过，一面调重兵于西南狮子窦一带以示威，“我当时力劝李协和委曲求全，改道琶江。龙初驻兵韶州不过两营，及知李将赴韶、北江方面，龙即加派六营以待李。至李军既到，龙阴令朱福全闭城绝道以困李军，并开炮轰击。我闻耗惶急，力为调停”⁽¹¹²⁾。这就是军务院收拾粤事的真相和内容。

以上事实说明：尽管军务院一再声明它“并非政府性质，且为临时机关”⁽¹¹³⁾，但其组织过程和成立后的活动已证明它是一个具有临时政府性质的机构。当然，它还只是一个不“完备”的政府雏形。李根源说它远逊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临时政府，是符合实际的。就其组织成分来说，则是进步党人、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临时联合机构，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讨袁各派的联合机构，因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反袁最早且最坚决的中华革命党人，始终被排斥在外。梁启超、陆荣廷、唐继尧等人无论在成立过程中还是在成立后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表明其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进步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手里。

然而，军务院的成立还是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和历史作用的。它在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玩弄和谈阴谋，企图继续窃据总统位置之时宣告成立，这本身就是对袁世凯最沉重的打击，何况它成立后还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对袁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上海《时报》记者彬彬为文指出：“北京政府所惧者，南方军务院之组织已俨然一临时政府。从前南方势力虽大，尚无统一机关，北方尚有城社可凭。今如此，则所谓中央政府已无复奇货可居。又连接紧要报告，南方一面依约法戴黎，一面通告驻京各国公使废止北京政府，此等消息较之某省独立、某战失败之惊报，何啻十倍。”⁽¹¹⁴⁾李根源也说“此举于军事、外交上收效颇巨”⁽¹¹⁵⁾。特别是它屡以“拥护约法，保障国会昭示天下”，把反袁斗争由“护国”引向“护法”，其意义就更非一般可比了。这不仅为护国战争补充了新的纲领，树立了新的旗帜，而且为它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为此郑重宣布：“今独立诸省通电，皆已揭橥民国约法以为前提，而海内有志后援、研求国是者，亦皆以约法为衡量，文殊庆幸此尊重约法之表示，足证义军之举，为出于保卫民国之诚。”“文与袁氏，无私人之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与独立诸省及反袁诸君子，无私人之惠，尊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助之。”⁽¹¹⁶⁾可见，军务院已将护国战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军务院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除其内部各方面为种种私利而相互竞争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对军阀、官僚、政客的信任与依靠，远在人民之上。虽然这在最大限度地孤立与打击袁世凯方面也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留下的后患是无穷的。以广东龙济光为例，由于军务院对他姑息，结果反使军务院处处遭到刁难与掣肘，以致出师北伐也难以顺利进行。当然，这并不是军务院任何个人的责任，而是中国整个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即如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党人，也曾一度认为“大敌当前，而内纷不息，事实无谓”，并电令广东中华革命军勿与济军相持，“俾泯猜疑，并力求事实上之一致”⁽¹¹⁷⁾。

三　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

随着护国战争的发展和袁世凯失败前景的明朗化，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也进一步加剧，袁政府最终陷入了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境地。首先是段祺瑞、冯国璋这两员北洋干将已不甘心作袁世凯的工具，转而野心勃勃地企图效法他辛亥年的老戏法，准备乘护国军和全国人民迫其退位之机，取而代之。

4月中旬，袁世凯眼看和谈阴谋破产，为巩固其总统地位，决定任命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享有一定威望，而又为护国军所注重的段祺瑞为国务卿，以代替3月21日上任以来在挽救危局方面迄无成效的徐世昌。他满以为段是他一手提拔的，这点面子总不至于不给。万没料到段会向他提出改政事堂制为责任内阁制的要求。袁意识到，这是四年前国民党人限制其权力的老法子，心里不免窝火。但一想自己所处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也只好忍气吞声于21日公布政府组织令，宣称将“委任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树责任内阁之先声”⁽¹¹⁸⁾。次日，他下令准徐世昌辞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卿。23日，任段兼陆军总长，陆徵祥为外交总长，王揖唐（原名王赓）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王士珍为参谋总长，以段祺瑞为首的新内阁宣告成立。5月8日，又公布《修正政府组织法》，正式宣布撤消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但是，段祺瑞所要求的是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他接任后不久，即要求袁世凯“裁撤总统府机要局、统率办事处、军政执法处三机关”⁽¹¹⁹⁾，明目张胆地逼他交权。然而，袁的让步也是有限度的，不但“三机关之裁撤终未实行，且暗嘱梁士诒以掣其肘”⁽¹²⁰⁾，从而更加深了段祺瑞的不满。

正当袁世凯为段的背主自立而大伤脑筋之时，4月18日，冯国璋突然会同新任督理安徽军务张勋、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通电各省，提出总统留任、大赦党人、惩办奸党等八项主张，请求同意⁽¹²¹⁾。袁世凯对此虽不尽满意，但总统留任一条却是他求之不得的。相比之下，他觉得还是冯国璋可用，因而“颇欲置段而倚冯”⁽¹²²⁾。蒋雁行5月4日向冯透露：“现在大总统及北方同人，均深信我叔决无他项意见，并相望甚殷。侄看上边意思，颇欲我叔说强硬之话，力为维持，以救大局。”⁽¹²³⁾

然而，冯国璋对袁世凯并不比段祺瑞更忠实。帝制取消后，他不但继续与梁启超等护国人士保持联系，反对袁世凯“以武力为后援”，甚至要求他“敝屣尊荣，预作退计”⁽¹²⁴⁾，而且一直在利用护国军和袁世凯双方对他的依赖心理，积极联络、组织第三势力，以夺取国家最高权力。4月25日，他致电未独立各省，提议“各省联络，结成团体”，“扩充实力，责任同肩，对于四省（指南方独立各省）与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并露骨地表示：“若四省仍显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经营力征；政府如有异同，亦当一致争持，不少改易。”⁽¹²⁵⁾5月1日，他又在先前与张勋、齐耀琳联合所提八项主张的基础上，依据所谓“法律”与“国情”，重拟关于总统、国会、宪法、经济、军队、官吏、祸首、党人等八项主张，作为他们的共同纲领。关于总统问题，他荒谬地提出：“民国四年以后，大总统固已失其地位，副总统名义亦当同归消灭，中国目前实一无政府无法律之国。”“今舍去大总统而以副总统行使职权，牵入约法条文，殊为【与】事实不合。不如根据清室交付原案，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应暂负维持责任，以顾大局；并回复副总统名义，强其出任国事，方可补济法律之穷。一面迅筹国会锐进办法，提前召集，仍由袁大总统于事前宣布明令，一俟国会开幕，即行辞职。是未来之大总统可以依法产出；而实行内阁制，组织新政府，皆得次第建设。”⁽¹²⁶⁾可见，冯国璋所以承认袁世凯暂负总统责任，不过是为了抵制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继任大总统；而他所以抵制黎继任，正是因为他自己要当总统。

为此，冯国璋于5月5日亲赴徐州疏通张勋；过蚌埠时，又邀新任长江巡阅副使兼署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同行。6日晨，冯、倪抵徐，与张勋晤商，一致同意发起南京会议，以决国是。同日，他们一面急电袁世凯，请他“切勿轻听流言，灰心退位”⁽¹²⁷⁾；一面电请未独立各省各派全权代表一人，于15日以前齐集南京，“开会协议，共图进止，庶免纷歧，而期实际”⁽¹²⁸⁾。但是，他们对会议所抱的希望却各不相同。冯国璋意在借此确立其盟主地位，为提前召集国会，选举他为总统奠定基础。当时舆论指出：南京会议“表面上系为维持现总统袁氏，其实黑幕中实为冯华甫利用此会……笼络未独立各省结一大团体（各将军为自己地位起见，亦无〈不〉趋而拥戴冯氏），以为将来执牛耳，提出条件，效辛亥袁氏之故事”⁽¹²⁹⁾。张勋则企图乘冯国璋承认袁世凯的总统地位为清室所委任之机，妄图复辟清朝废帝，而倪嗣冲却是“洪宪”王朝的孤臣孽子。这就注定了南京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

袁世凯对冯国璋的这一阴谋早就看在眼里，他私下对王士珍说过：“此次南京会议，明为北方势力，实不啻由予手中攘夺大柄，其结果予早洞悉。”⁽¹³⁰⁾因此，他表面装作对冯十分信任，许以特权三端：“1．和局之解决，准其有自由断决之权；2．政府关于和局提出之议案，准其有酌核之权；3．和局不成，倘出以决裂，准其有参预重要军政之权。”⁽¹³¹⁾他甚至假惺惺地电冯等说：“予自退隐田园，无心问世”，“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求，陈宧亦相劝以休息，均之实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现约同各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无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员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幸盼曷极。”⁽¹³²⁾但他暗中却一面指派蒋雁行前往南京监视会议，一面派阮忠枢等人前往徐州搬弄是非，扩大冯、张矛盾，极尽操纵、破坏之能事。

南京会议本定5月15日召开，由于袁世凯的干预与破坏，张、倪日渐消极，各省代表，所到无多，延至18日才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二十三人，公推冯国璋为主席。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袁世凯的去留问题。山东代表丁世峄首先发言说：“大局危迫，宜吁请总统暂弃尊荣，使天下早日息兵，以救危亡。”⁽¹³³⁾接着，湖南、山西代表表示赞同，其他代表也相继附和，主张袁氏退位之说占了上风。袁世凯见势不好，急命倪嗣冲亲自出马，力挽危局。倪率卫队三营于当晚赶到南京，次日抢先发言，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并力图变南京会议为“征剿”护国军的军事动员会议。在倪的讹诈与威胁下，原主张袁世凯退位的代表，大都噤若寒蝉，有的甚至改变初衷，反主袁留任了。为挽救败局，冯国璋借口退位问题本会无权表决，提议由国会解决。接着又接过丁世峄的建议，提出电邀南方独立各省派代表出席会议，以解决总统问题，幻想借助护国军之力打击倪嗣冲等人的嚣张气焰。岂料南方独立各省早已不满于他5月1日所提仍承认袁世凯为过渡总统的八项主张，断然拒绝派代表赴会。而张勋、倪嗣冲二人则有意散布他也是拥袁留任的主战派，大违冯的本心。冯以希望落空，遂于30日宣布保境安民，解散南京会议。

但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内部争夺，并没有随南京会议的解散而结束。正如李大钊当时所指出：“南京会议虽无结果，冯之态度仍有希望，其部下尤为鲜明。看此情形，长江流域战云漫郁，倪、张与冯已隐成敌国。”⁽¹³⁴⁾这种争夺极有利于护国事业的进行，而对袁世凯则十分不利。他沮丧地供认：“滇黔反侧，远在边地，尚非紧要。浙粤之变，余亦另有把握。冯乃我手下最有力量之人，彼竟公然宣布叛言，遂使各省皆为摇动，大事益为棘手，令予进退维谷。”⁽¹³⁵⁾

与段、冯逼袁交权的同时，曾自命为袁世凯“屏藩”的陕西将军陆建章，为了自身的生命财产，竟也不顾袁的总统地位岌岌可危，而听任陕北镇守使陈树藩自任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

陆建章入主陕西以来，“除奉迎袁政府及贩卖烟土外，殆无余事”⁽¹³⁶⁾。他一面适应袁世凯的需要，大力撤换与裁遣受过辛亥革命战斗洗礼的陕西陆军官兵，扩充随他入陕镇压白朗起义的北洋军；一面仿效袁世凯，大搞特务统治，“以多数皖人为侦探，多方罗织，冤狱屡见”，“极力摧残民党”⁽¹³⁷⁾。袁世凯称帝后，他是最早几个俯首称臣者之一。1916年1月5日，他与帮理陕西军务刘承恩、巡按使吕调元等联名上奏说：“唐继尧等怙恶不悛，断非口舌所可感化，伏恳速即登极，以定名分，而慰人心，并明降谕旨，声罪致讨。臣等谨当整饬劲旅，以为前驱。”⁽¹³⁸⁾3月18日，他一次就残杀在西安密谋响应云南护国起义的王绍文、南南轩、陈德卿、郭子余、吴鹏、赵贞吉、姚南熏、李桂森、袁守礼、焦林、杜守信、南风熏、胡德明、杨景震、章雨苍、张镇方、陈宗卿、齐子乾十八人，真不愧为“陆屠户”。

但是，4、5月以后，全国和陕西的形势都发生了对袁世凯更为不利的变化。就全国而言，如上所述，独立省份已发展到滇、黔、桂、粤、浙等五省，并成立了与袁政府相对峙的临时统一机构军务院，坚持袁世凯不退位，即不罢兵。就陕西而言，广大人民群众非但没有被陆建章的屠杀政策所吓倒，而且在全国讨袁形势的鼓舞和陕西革命党人及其他进步人士的领导下，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袁逐陆斗争，仅渭北一处就集结会党、“刀客”和退伍军士两万余人。他们分编为两个军，公推郭浤为第一军总司令，萧荣绶为参谋长，焦子静为第二军总司令，曹世英为参谋长，于4月1日传檄讨袁，布告四方，并先后占领了朝邑、郃阳、韩城和富平、蒲城、白水等县。不到两月，“自三原以北，东至黄河，西至陇境，北尽绥米，此数十县中，几无一为陆建章势力所能及”⁽¹³⁹⁾。

1916年5月初，陆建章派其子陆承武率混成一旅前往渭北镇压曹世英、郭坚、杨景娃等部讨袁民军，7日，陆承武行至富平，与陕军陈树藩旅胡景翼营遇。陆部“行为素暴”，陕人本恨之入骨。加上当时有人传言，“谓承武之行，名为拒敌，实欲收回胡之枪械”⁽¹⁴⁰⁾。胡景翼愤恨之余，遂与开战，恶斗竟夕，“大获全胜，竟生擒陆承武，虏其全部炮械”⁽¹⁴¹⁾。接着，胡营所在旅长陈树藩也宣布独立。消息传到西安，陆建章惊惧万状，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只好弃袁自保，与陈“舍战言和”。

陈树藩，字伯生，陕西安康人，保定军官学堂毕业生，与段祺瑞有师生关系。辛亥革命时任陕西东路招讨使，民国成立后为陕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因镇压白朗起义有功，1915年初升任为陕南镇守使。但是，北洋军阀对异己势力的信任毕竟有限。云南起义后不久，陆恐陈“不稳，由汉中捣四川，且渭北民军已将动，陆自知棘手，乃欲委之于陈”，遂改调陈为陕北镇守使。陈“知己之遭忌，故自保之心，无时或忘”⁽¹⁴²⁾。他表面奉命唯谨，对陕北之任毫无异言，但暗中却利用渭北民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到达陕北后，“阳奉政府，阴与民党联络，资给军械，补助军费”⁽¹⁴³⁾，甚至对手下两名团长王飞虎和严锡龙加入民军也毫不介意。及至所部营长胡景翼活捉陆承武后，即于5月9日在蒲城自任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并以陆承武为人质，一面会合郭浤、焦子静所部，分别由三河口、渭桥、草滩渡河，摆出三路围攻西安的架势；一面电请陆建章“俯顺舆情，改称都督，为地方保护治安，与中央脱离关系”⁽¹⁴⁴⁾。陆感于袁世凯二十年豢养之恩，虽“不敢赞同”，但摄于讨袁民军的威力，也不敢反对。在多次向袁“乞休未允”的情况下，陆遂派代表至三原与陈树藩达成如下协议：陕西全省治安，由陈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负完全责任”，陆建章“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而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一职即由“建章长子陆承武任之”⁽¹⁴⁵⁾。16日，陈树藩率部进驻西安，18日“以陕西都督兼民政长名义布告大众”⁽¹⁴⁶⁾。25日，陆建章雇车二百余辆，满载其入陕以来所搜刮的民脂民膏，在陈树藩所派军队的护送下离开西安，最终放弃了袁世凯对陕西的统治。

陈树藩的“独立”，并不能与陕西人民的护国讨袁事业相提并论，只不过是地方小军阀利用人民群众的护国讨袁热情，在胜利可望的条件下所发动的一场个人权利之争。但是，陕西毕竟是云南起义后继起独立的第五个省，而且是袁世凯所恃为根据地的北五省之一。陈树藩虽怀个人野心，毕竟未另树旗帜，因此其影响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当时《时报》评论说：陈树藩“宣言陕西全省独立，其与云、贵、两广稍异其趣，固可勿论，而非为自树一帜，如世上所传，乃系加入于南方派者，则将开潼关，以临中原。以陕西之地势易守而利于进取，则进出河南当不甚难，一旦进出河南，则中断延长达八千里（实际是二千四百余里）之京汉铁路亦复易易”。“由此以观，则陕西之独立固与北京政府以莫大之打击已”⁽¹⁴⁷⁾。正因为如此，所以黄兴、肇庆军务院和各有关方面对陕西的独立，都十分重视，不仅纷纷致电祝贺，且要求蔡锷就近“设法救济”⁽¹⁴⁸⁾。

四　四川和湖南“独立”

陕西独立后不到半月，陈宧又于5月22日宣布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四川成了脱离北京统治的第七个省。

陈宧（1870—1943），字二庵，湖北省安陆县人。湖北武备学堂毕业生，初任武卫前军管带，后经袁世凯推荐，随锡良辗转四川、云南、奉天等省训练新军，颇得锡良赏识，先后任过四川常备军统领、川滇两省新军协统、第二十镇统制等职。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倚重，任参谋部次长，代理黎元洪统率办事处办事员事。1915年袁准备称帝，虑滇黔“反侧，乃以安陆陈二庵将军镇蜀”⁽¹⁴⁹⁾。3月12日，陈以会办军务名义率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混成旅离京“西征”。关于这天离京情况，其军务处一等参谋季自求在日记中写道：凌晨2时，车站已“军警密布，送行者纷集，京中文武显要无弗至者，不独民国以来空前之盛举，即后亦无继美者”。“五时许，安陆将军至，万头攒动，簇拥登车，真有大丈夫当如是之感”⁽¹⁵⁰⁾。由此可见袁世凯对他是何等的宠信。而陈宧的确也没有辜负袁的期望，5月31日，他到达成都第三日，即“拜成武将军兼巡按使之命”，积极充当袁氏万年基业的“开路先锋”。8月，帝制运动开始后，他曾不止一次地恳袁世凯“迅择吉辰，举行大典”⁽¹⁵¹⁾。袁世凯做梦也没有想到，五个多月后，陈竟那么绝情，公然宣布和他“断绝关系”。

四川独立，几经周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蔡锷早在入滇之日，就曾致电陈宧，促其“立揭义旗，共灭国贼”⁽¹⁵²⁾。他内部的帝制反对派将军署顾问刘一清、副官长邓汉祥、巡按使署总参议杨穆生、旅长雷飙等也力劝他“同蔡切取联络，共策进行”⁽¹⁵³⁾。但陈宧这时正追随袁世凯，昏昏然处在“帝制热”中，不仅未接受蔡锷的忠告，反“一面出示晓谕，详述利害，严禁造谣；一面于叙、泸、永宁、重庆、会理等处，拨驻可靠重兵，节节联络，接近滇边，分扼要塞”⁽¹⁵⁴⁾，妄图阻挡云南护国军进入四川。直至接连在叙州、泸州附近吃了几个败仗之后，才不敢“十分表示反抗”⁽¹⁵⁵⁾，转而通过刘、邓等帝制反对派与蔡锷暗通声息。但这也不过是一种投机取巧的两面政策。事实上，他同时又通过军署参谋长“张联棻与曹锟、张敬尧等取联络”⁽¹⁵⁶⁾，长期“抱骑墙主义”。

陈宧搞独立，发端于帝制取消后与蔡锷谈判停战议和期间。当时，袁世凯的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他自己在四川的统治也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川南早已入护国军之手，川东涪陵、忠县、酆都、石砫各县到处是“党人队伍”。建昌属内大小相岭、宁远披沙等地，活跃着起义川军王先导、瞿豹岑部和当地彝族人民以及团总刘鸿章与都龙光土司相结合的武装。川西自2月27日起，哥老会大爷、前保路同志军首领吴庆熙、孙泽沛等人，即在温江县召集旧部，成立四川护国军司令部，郫县、温江、大邑、邛崃、崇庆、灌县等十余县尽失控制。整个四川，除省城和川北外，几无“净土”。为稳固统治，他不得不请求蔡锷停战议和。而蔡锷即乘机促其一致迫袁退位，一面电陈坚“主急进”，并“派代表陈光勋至省接洽”⁽¹⁵⁷⁾，一面力促冯玉祥、伍祥祯迫其宣布独立。

在蔡锷的推动下，冯玉祥一边电劝陈宧俯顺独立舆情，一边派参谋长张之江与陈光勋同行赴省。伍祥祯也于4月25日由自流井回到成都，共同对陈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四川各界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先是吴庆熙、谭创之等人上书请陈“从速宣布”独立。接着省议会议员郭湘等七十六人又函陈说：“议员等为七千万同胞请命，为全蜀父老昆弟救危，势非请钧府明白宣布独立，与袁氏脱离关系，不足以镇人心而消疑畏，维现状而弭后灾。”⁽¹⁵⁸⁾继而向称稳健派的前清状元骆成骧也函称：“省议员前有郭湘等数十人上书，刻又有傅春萱等数人续上，皆请早定大计者，人心所希望如是，当道宁能反其前日所谓和平之计画乎？”⁽¹⁵⁹⁾至于成都报纸所持论说，更是“一致讽当道从速解决此问题”⁽¹⁶⁰⁾。结果，连陈宧的参谋长张联棻也“自以与项城亲近，虑一旦有变，祸及其身”，而日夜“欷歔，甚至泪下”，冀早日“脱武城之险”了⁽¹⁶¹⁾。在这种形势下，陈宧“独立之心萌矣”。

恰在这时，陈宧于2月间派往南京联络冯国璋的胡鄂公，也于4月24日回到成都，使他“得闻南中事甚悉”，因而“意志为之冲动不少”⁽¹⁶²⁾。他一面“密令周骏所部于东大路一带防曹（锟）”⁽¹⁶³⁾；一面要求蔡锷借给护国滇军四梯团，由刘一清、雷飙统带，以外拒北军，内安反侧。蔡锷明知陈宧请援，主要不在“防袁军”，而是为了“自卫”，因为“道路传言，谓川人一般心理对陈感情甚恶，欲以对赵尔丰者对陈”⁽¹⁶⁴⁾，他所统护国滇军也总共只有十三营，且兵不足额，其中持新械者只九营，但为了促成陈宧独立，仍毅然允拨十营，委雷充第一梯团长，刻日赴叙。陈见“大势所趋，皆不满于袁”⁽¹⁶⁵⁾，“虽有大力者，不能逆天以挽之矣”⁽¹⁶⁶⁾，又有蔡锷切实为其后盾，遂于5月3日致电袁世凯劝他退位，并表示“应如何优待条件，宧与各省疆吏亦必力争以报”⁽¹⁶⁷⁾。

然而，陈毕竟与袁私交甚深，而当时曹锟又虎视眈眈，镇守渝江，威胁蓉城，因此，陈的行动也仅止劝袁退位，未有“进一步绝交之表示”。紧接着，他还唯袁命是从，将其巡按使兼职奉献给袁的心腹黄国暄，并于7日晚与黄会衔出示说：本将军“业已电恳大总统退位”，“自今日始，军民人等如有假托名义，倡言独立，扰害治安，以及造谣惑众，意图破坏者，实为地方之公敌。本将军、巡按身任地方，负有维持安宁之责，对于此等扰乱地方之人，当适用惩治盗匪之法，并准由各该地方军民长官查拿究办”⁽¹⁶⁸⁾。由此可见，他劝袁退位不过是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

但是，四川人民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4月30日，萧德明独立于大竹，自称中华护国军四川东路总司令，檄告全省，明令邻县。5月1日，某警备队长独立于广安、岳池，逐走知事，截收税款。5日，熊克武旧部龙少伯联络川军独立于隆昌，知事被拘。6日，川军连长王靖澄利用押解武器之机，起义于风洞子，自任讨袁军总司令。12日，川军混成旅长钟体道独立于南充，以罗纶为民政厅长，张澜为总参谋，自任川北护国军总司令，电告各独立省，劝陈宧迅即宣布独立。13日，吴庆熙所部护国军千余人出发围攻成都。15日夜，其前队进抵青羊宫，成都当局彻夜未眠。此外，荣昌、达县等地驻军也纷纷举义，风声所播，全省趋向独立，谁也不能阻挡。

在四川人民的催促下，陈宧左右急进派杨穆生、邓汉祥等人奉刘一清为“盟主，愈怂恿川省独立”。他们悉心研究时局，屡以轻重利害向陈宧进言，并声称“苟有人更事阻挠，便当杀却”⁽¹⁶⁹⁾。冯玉祥也于19日由自流井遄行返省，向陈宧表示：“某此来，系向军宪陈情。曹锟小儿与某有素仇，军宪纵不校，某亦将自告奋勇。”⁽¹⁷⁰⁾接着，冯又约同伍祥祯、丁鹏九在成都青年会发表演说，表示：“此次奉调回省，只知维持秩序。浅识者对北人则言川人不相容，对川人则言北人有异志，致生恶感。不知同是中国，有何南北之分？尚望于此等谣言，力为解释。”⁽¹⁷¹⁾其间，冯国璋也再次来电，支持陈宧迫袁退位。蔡锷则以湘将独立，“在湘黔军不能拘守停战规约”⁽¹⁷²⁾相要挟。

在此形势下，陈宧“非常之谋复动”⁽¹⁷³⁾。18、19日，他先后两次通过刘一清等致电蔡锷，一面表示日内即宣布独立，一面要求除雷飙一梯团外，再借两梯团，且一须真正滇军，二须刘云峰亲率，速开赴叙府，以便雷部移扎自流井。19日，他召集军事官长会议，征求意见，“各军官皆称善”⁽¹⁷⁴⁾。20日，他又收到蔡锷复电，告以“已飞饬晓岚（晓岚，刘云峰字）率领最朴勇善战之何（海清）支队先行来叙，后续部队俟抽选就绪，再行续派”⁽¹⁷⁵⁾。这样，陈的安全有了保障。于是，四川独立，千回百转，终于告成。22日，陈宧致电北京袁世凯政府，宣布：“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¹⁷⁶⁾意思是说，他的独立仅对袁世凯个人而言，并非和北洋派脱离关系，这在独立各省中是独一无二的。难怪蔡锷指斥他“此次独立，亦在四处讨好，面面俱到”，纯系“取巧”⁽¹⁷⁷⁾。

陈宧独立既属勉强，所起作用自然有限，要他以实力与护国军共同倒袁，那是不可能的。正如蔡锷所说：“观其致京两养电，殊有奉旨独立意味。以此种心理而独立，而欲迫袁退位，不其左耶（第二电竟谓以大独立而取消各处之小独立）？”⁽¹⁷⁸⁾虽然如此，他毕竟为护国军增加了“一省独立之声势”，加速了袁世凯的灭亡。据袁亲信索崇仁说：“陈二庵末次与元首断绝关系之电，（袁）阅后半日，未出一言。由是则发显病情两次。”⁽¹⁷⁹⁾

继陈宧叛袁独立之后，湖南将军汤芗铭也于5月29日宣布独立，使湖南成了脱离袁世凯统治的第八个省。

汤芗铭（1880—1975），字铸新，湖北省蕲水（今浠水）县人，早年受学湖北文普通中学堂，1903年秋中乡试，选送法兰西留学海军⁽¹⁸⁰⁾。毕业归国后，历任镜清舰舰长、海军部参议等职，1912年4月任袁世凯政府海军部次长，次年10月，改调湖南都督兼民政长，从此成了袁世凯在湖南的忠实代理人。他治湘三载，横征暴敛，疯狂屠杀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据其呈报中央者已达一万一千余人”⁽¹⁸¹⁾。有“汤屠户”之称。在支持袁世凯称帝方面，各省地方长官，唯他出力“最早最勇”⁽¹⁸²⁾，其机关报《大中报》自筹安会发生后，“日日排二号大字，鼓吹君宪不遗余力。‘一人有庆’、‘万寿无疆’、‘皇气郁葱’、‘圣德汪洋’等种种奴婢口吻，连篇累牍，触目皆是，而捏名劝进，制造民意，亦无所不用其极”⁽¹⁸³⁾。正因如此，所以时人又称他为袁世凯的“屠户干儿”。

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和独立省份的日益增加，汤芗铭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大中报》“昔之称皇帝、道圣上等尊严名字倏改为袁逆、袁贼，最可笑者孙中山、黄克强、岑云阶、钮永建等该报素称之曰乱党、乱党，至是忽尊之曰伟人，称之曰先生”⁽¹⁸⁴⁾。他虽也曾为袁世凯的总统地位表示过要“誓当激励所部，以备前驱”⁽¹⁸⁵⁾，那不过是一种姿态，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事实上，汤芗铭这时抱的是“旁观主义”，“其用意所在，直坐观成败而已”⁽¹⁸⁶⁾。造成他这种不即刻抉择独立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由于他杀戮太多，害怕独立后革命党人不见信，以致进退失据；其次是，当时湖南衡州、湘潭、岳州、长沙等地，驻有北军不下三万余人，而他自己的兵力却不过万人，因而不敢“冒昧从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湘省因袁军全力压境，遂致本省行动不能自由。”⁽¹⁸⁷⁾

为此，汤芗铭一面要求袁退位，以讨好革命党人，一面派人前往上海，请跻身护国行列的长兄——进步党人汤化龙，代为疏通与湖南革命党人的关系。汤化龙一面通过蔡锷，“迭电湘中健者，务与铸新互相提携，力戒龃龉”⁽¹⁸⁸⁾，一面请前湖南都督、原立宪派谭延闿为居间调人。谭先与欧阳振声、唐蟒、陈复初、曾继梧等国民党人达成谅解，接着又约中华革命党人覃振以及前湖南民政长龙璋等人会谈。覃初以公义私仇，表示与汤芗铭无调和余地。后经唐蟒、陈裕时往返斡旋，兼以龙璋“亦不欲重拂调停者好意”，覃才“强制感情作用，忍痛苦以就妥协”，与汤化龙等人在谭宅拟定如下“妥协独立条件：甲、民党承认汤将军为湘都督；乙、汤将军先拨枪械完备之军队三营以上至五营交民党接收；丙、设民政府管理民政全权，民政长由民党公推；丁、组织北伐军时，总司令由民党推任；戊、军事厅长由民党推任”⁽¹⁸⁹⁾。汤芗铭得知湖南独立后革命党人仍可承认他的都督地位，一颗久悬之心才算落了地。

为了取得个人行动自由，汤芗铭一方面精选老兵，筹备添募，扩充实力。据驻湘安武军司令倪毓棻调查，其募兵“数目在株洲招三营，衡山两营，湘潭三千人，湘阴二千人，湘乡五千人……大约共招一万八千人，均分驻株洲、湘阴、益阳、沅江等处”⁽¹⁹⁰⁾。另一方面他又多方设法，请袁世凯将倪毓棻、唐天喜两军撤离湖南，以消除障碍。他向袁表示：如将倪、唐两军撤出湘境，他即全权布置，“使湘省属地不复有独立之事，并使南军亦不能侵入湘境，以中立的态度保全地方，卫护中央”⁽¹⁹¹⁾。接着，他又派代表陶德瑶前往南宁与陆荣廷协商和平，借陆之口迫袁撤军。最后甚至不惜实行“武力迫挟”。在汤芗铭软硬兼施和陆荣廷等人的压力下，袁世凯不得不于5月9日复电与汤：“允将倪军退回皖境，唐军亦一律撤退”⁽¹⁹²⁾。次日，汤芗铭电告上海陈裕时：“日内正在布置，使其出境。此种绝人障碍幸得解除，嗣后操纵之权可由己出。”⁽¹⁹³⁾并一面促其“来湘相助”⁽¹⁹⁴⁾，一面要他“火速设法电致桂省，于倪、唐两军未撤尽以前，万不可进兵，使中央有所借口添增兵力”。他表示：“湘南北军退去湘境以后，湘省定可以与桂省一致进行。”⁽¹⁹⁵⁾

其时，湖南各县独立纷起。4月26日，原陆荣廷部下游击、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在陆的督责和广西护国军的声援下宣布独立，自任湘南护国军总司令。5月10日，前湘南检查使张学济自署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在乾城（今乾州镇）独立。12日，湖南郴县、宜章、资兴、汝城、桂东等县同时宣布独立。18日，湘西镇守使田应诏自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在凤凰宣言独立。19日，湘南镇守使汪学谦乘倪毓棻撤退之机，在衡阳宣布独立。至此，“湖南自表面上观之，尚未正式独立，其实内容实情已经正式独立者实有五十余县之多，归汤芗铭节制者只有二十余（县）”⁽¹⁹⁶⁾，而且西有护国黔军，南有护国桂军，内有以程潜为总司令，以湘南靖县为根据地的护国湘军，与之互为声援。汤芗铭的统治，岌岌可危，自省以下各级官吏恐慌万状，纷纷潜逃。首开纪录的是湘江道尹张官劭，接着财政厅长严家炽效法而去，连赫赫大名的巡按使沈金鉴，也借故溜之大吉。随后，湖南银行监理官吴藩、长岳海关监督兼交涉员刘道仁及各属县知事也都纷纷卷款潜逃。各署虽复经汤芗铭派人接任，“而被派者均恐慌悚惧，借故推辞”。汤无奈，不得不随即下令“以后不论何人何职，均不准辞职”⁽¹⁹⁷⁾。此外，湖南进步党首领施礼鉴、李诲、陈光耀等，也一再催促汤芗铭独立。至巨绅刘人熙、陈树藩、殷怀安、汪颂年等则发起湖南共济会，专事筹备独立及独立后种种善后事宜，并得到谭人凤、唐蟒等国民党人的“襄赞擘画”。

在此形势下，汤芗铭自知大势所趋，倘不速定向背，急谋独立，恐湖南全省将不等他宣布独立，“而已慴伏于民军之势下”了。于是，他一面于5月27日致电张勋，痛责他和倪嗣冲无理驱逐在南京会议上主张袁世凯早日退位的湘、鄂、鲁、赣四省代表；一面于28日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并柬请刘人熙等人入会旁听。汤陈词说：“鄙人本亟主张独立，徒为种种所掣肘，致未实行。现在唐、倪两军悉已退去，望镇使业已与鄙人和衷共济，全省秩序得不棼乱。然近日蜀、鲁、秦、晋奋起独立，广西陆荣廷又有督师入湘之耗，鄙人始终以保全地方为宗旨，今鉴于袁氏无退位之决心，若再不独立，其隐患何堪设想？故鄙人拟明日宣布独立，诸君以为何如。”⁽¹⁹⁸⁾全体军政要人暨绅界代表莫不赞成，当场推举汤芗铭为都督，并一致通过致袁世凯与未独立各省等通电。次日上午11时，汤芗铭正式宣布湖南独立，“与云贵粤浙陕川诸省，取一致之行动”⁽¹⁹⁹⁾。

汤芗铭的“独立”，与云、贵独立特别是云南首义，当然有本质的区别。当时舆论就指出：汤是在“各县纷纷独立，若不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则将来之地位难以保全”的情况下宣布独立的⁽²⁰⁰⁾。“汤氏之所以急急乎图谋独立而固其禄位者也”⁽²⁰¹⁾。他在宣布独立的同时又宣布：“本省各道县，凡已经宣布独立而未经本都督认可者，均须服从本都督命令，听候检查处分，不准自由行动，违者按军法治罪。”⁽²⁰²⁾这说明与四川陈宧一样，汤芗铭打的也是以“大独立取消各处小独立”的如意算盘，难望他在倒袁中贡献什么力量。但是，他毕竟长期受到袁世凯的“特别超擢”和“异常信用”，因而对袁精神上的打击也就格外沉重。据索崇仁说：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之电到达北京时，他恰进谒袁世凯，“仰望神气，大失常态，面带愁容矣”⁽²⁰³⁾。不几天，袁就病死。时人有“催命二陈汤”（陈宧、陈树藩、汤芗铭）之说，语虽尖刻，倒也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节　护国战争的结局

一　袁世凯忧惧而死与新旧约法之争

袁世凯的身体向来不错，据其三女袁静雪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很少患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府里虽有中西医生一共四个人，但是我父亲从来不相信西医，也从不请中医给他诊脉开方。所以这几个医生只是给府里的人看看病，在我父亲那里，可以说是‘无处用武’的。”⁽²⁰⁴⁾可是，云南护国起义后不久，他却“政躬违和”，再也无法不请中医诊脉开方了。当时，袁住在居仁堂楼上，楼下即是公事房，虽常见他在此办公见客，却是依靠日拥药炉来维持的。不言而喻，帝业未稳，护国军兴，西南一动，举国响应，瞻前顾后，形影相吊，这种精神上的压力乃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

此外，袁世凯所以致病，还与上述主要原因相联系的劳累过度和家庭纷争的刺激有关。据袁静雪说，云南起义前，袁世凯经常晚上9时即上楼休息。自云南起义后，由于各地告急，文电纷至沓来，他不得不“日夜紧张忙碌”，以致袁静雪虽与父亲同住一个楼上，也常常很晚“不见他上来”，至于逗她们姐妹们说笑玩耍就更是“很少有的了”⁽²⁰⁵⁾。关于家庭纷争，最突出的是“立太子”问题。袁克定作为嫡出长子，当然最有资格当选。正因如此，所以他协助袁世凯推行帝制也最力，甚至不惜编印假版《顺天时报》，隐瞒国人反对帝制的真相，欺骗乃父。可是，袁世凯却因他骑马致残，不便“君临万民”，而打算在老二、老五中择一而立。袁克定知道后，怒不可遏，扬言：“大爷”（袁克定对乃父的称呼）立谁就杀谁。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姨太太们又为“妃”、“嫔”名义闹翻了天。1916年2月17日旧历元宵节这天，六、八、九三房未封上“妃”的姨太太当面要挟袁：如果不同时封她们为“妃”，她们就要带着孩子回河南彰德去住。袁世凯眼见帝制前途的劫数难逃，家庭间又为此纷争不已，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²⁰⁶⁾果然，不久就成了现实。

袁世凯之病，初起于2月下旬他下令缓办帝制后不久，先是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困倦，萎靡不振。经4月粤浙独立一逼，病情有所发展。但是，纵然如此，他仍一边吃着中药，一边挣扎着下楼办公和见客，力撑危局。至5月中旬以后，由于陕西、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和南京会议“未即如愿”⁽²⁰⁷⁾，其病势渐渐加重，这才不再下楼，而改在卧房里直接办公和见客了。及6月1日，袁看到汤芗铭发来的“词多不驯”的独立电报，“甚为动怒，至夜病遂转剧”⁽²⁰⁸⁾。次日为星期五，以其“病重”之故，“军官均未照例进谒”。然而，为安定人心，“府内仍传说元首事忙不得见”⁽²⁰⁹⁾。其实，袁世凯这时正患着“小便不通之症，苦闷焦燥殊常”⁽²¹⁰⁾。其家族三十余口，情急失措，乱作一团，三儿媳谬思“割股”疗亲，袁克定则主张服西药，但却遭到全家的反对，袁世凯及其“幕友等也不赞同”，直到袁克定“捧西药长跪多时始服”。5日，由法国公使馆医生卜西尔行右肾注射并导尿，“由是胸满更甚，而热度过常矣”⁽²¹¹⁾。

在此之前，袁世凯虽然病势沉重，可他全然不信会立刻死去。5月29日，他还发布帝制议案始末告令，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从无“帝位自居之心”，即使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不谅其“诚”，迫切吁请，无可诿避之时，也“借词筹备，不即正位”，“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也”⁽²¹²⁾。他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明不智”的受骗者，以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并声称他“无可讳饰”的过错，是未能料及“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²¹³⁾，公开警告那些为了各自的私利，不惜对他“落井下石”的门生故旧们，不要再闹什么“独立”了。6月1日，他一面召见蔡廷幹了解帝国主义各国对他固守总统地位的态度，一面召集王士珍、荫昌、周自齐、朱启钤等一班幸臣密议改组内阁、维持财政、筹画军备等等事宜，妄图对川湘发动一场新的军事进攻。不料，就在这时，其病情急剧恶化，至5日“夜十时，即已气闭一次”⁽²¹⁴⁾。袁世凯自知生命垂危，急传段祺瑞、王士珍、徐世昌等上楼，嘱其好心维持北京及周围地区的秩序。次日晨，袁已不能说话，仅在徐世昌的催问下，才对未来人事安排说了“约法”二字。袁克定野心不死，仍痴心妄想通过其父自造的约法，攫取国家最高权力，因而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金匮石室吗？”袁点头称是。延至上午10时40分，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窃国大盗，便在护国军的进攻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下，满怀恐惧和恚恨地死去了。

袁世凯“自遭诛灭”，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护国军和全国人民要求其退位的矛盾。但是，由于他临死前留下了按其1914年所造约法办的遗言，特别是继袁而起的段祺瑞，决心继承他的衣钵，不顾护国军依照《临时约法》，恭承黎元洪继任总统的宣言，公然于6日下午3时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奉“袁大总统”遗命，依袁世凯自造的所谓“新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²¹⁵⁾。这样，紧接着又展开了一场持续二十余天的新旧约法之争。

其实，段祺瑞何尝不想当总统，可是细察大势，刚刚推翻“洪宪”帝制而锐气未减的护国军各要人，屡以拥黎为言；而北洋军阀内部又各怀异志，一盘散沙，难为后盾；加上帝国主义各国又公开宣称将给黎以“道义上的支持”⁽²¹⁶⁾。在这种局面下，他也只好将计就计，接受徐世昌建议，先奉黎元洪为总统，其他待以后再图了。为此，袁世凯尸骨未寒，他便携教育总长张国淦前往东厂胡同黎元洪住宅，以相视而坐半小时不出一言的特殊方式，履行了请黎元洪任总统的手续。当夜，黎元洪听说北洋军人对他有所不利，急派张国淦前往府学胡同段宅打听情况，段又没好气地回答说：“我既然请副总统出来，这就是我的事了，他不要管，如果他怕的话，就请他来管吧！”⁽²¹⁷⁾由此可见，他对请黎出任总统是很不情愿的。这也是他所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宣言依袁世凯新约法，奉黎元洪代行总统，借此制造混乱，以便浑水摸鱼的根本原因。

段祺瑞的恶劣行径，遭到了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护国军早就宣言过：“黎副总统继任乃根据民国二年十月四日宪法会议所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事关信誓，自然反对袁世凯遗命和段祺瑞通电所称“代行职权”之说。6月8日，军务院抚军副长岑春煊致电独立各省说：“黎大总统出承大位，本国法程序之所当然，决非袁世凯一人之私法所得傅会。”且继承与代行职权大有区别，“继承”尚有二年任期，“代行”即止于三日。为此，他鼓动独立各省，速起抗争⁽²¹⁸⁾。11日，最后一个宣布独立的汤芗铭首起响应。他复电岑说：“顷接北京国务院鱼电，援引伪法。正拟痛加辞辟，兹读尊示，准据法理，严正斥驳，名言至论，溥利国家，钦佩无量。”并表示同意联名电呈黎元洪，请其特颁明令，允从民意，声明“在宪法未定以前，民国元年约法及国会制定属于宪法一部之大总统选举法，均回复其效力，其袁氏擅改之约法暨所谓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一律废止”⁽²¹⁹⁾。接着，陆荣廷也表示赞同，指出：临时约法，“效力犹在，凡属国民，皆当遵守，断不能因袁氏一死而改变主义。乃国务院鱼电通告，竟援据伪约法，显系包藏祸心”。他主张由岑春煊“主稿领衔，辟其谬妄”⁽²²⁰⁾。岑春煊虽无勇气公开批驳段祺瑞，但仍于13日联合陆荣廷、汤芗铭、陈炳焜等人致电黎元洪，请他明令宣布四事：1．总统承位，乃继任，非代行职权；2．“南军政府迭次宣言拥护约法，乃指民国元年之民定约法，非民国三年项城改定之约法”；3．同时恢复国会；4．依据约法，指定总理，组织新内阁，交由国会同意⁽²²¹⁾。其实，黎元洪何尝不想依旧约法“继任”。早在就任之日，他就亲自向国会议员郭同表示过反对“新约法”之意⁽²²²⁾。怎奈他手无一兵一卒，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得不看段祺瑞脸色行事。所以，他虽认岑春煊等所举四事“实为目前当务之急”⁽²²³⁾，但却不能单独有何表示。

其间，梁启超、唐继尧也积极展开活动。8日，梁一面派黄群为代表，进京“上谒府院”，陈述意见，一面致电黎元洪，请先行四事：1．规复旧约法；2．速集国会；3．任段祺瑞组织新阁；4．惩办帝制祸首，以新观听。他并电护国桂军“宜驻节现在所到之地，不必进而授他人以口实，亦不宜退而懈义师之志气”⁽²²⁴⁾。10日，唐继尧通电全国，要求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撤退北军，和在沪举行军事会议。为扩大声势，梁启超又电请南京籍忠寅、胡汇源力促冯国璋采取一致态度。

对恢复旧约法，孙中山的态度尤为坚决。5月初，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即提出“武力进行，为目前唯一方针”⁽²²⁵⁾，决心武力迫袁世凯退位。他为此致电岑春煊，愿与护国军同心协力，“取一致之行动”，并函请尚在日本的黄兴“借购军械”，以便将山东中华革命军扩充为两师。他严正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²²⁶⁾因此，当袁世凯死去，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后，6月9日，孙中山发表《规复约法宣言》，强调指出今日求治无他，“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则唯一无二之方”，揭露段祺瑞为“怙私怀伪、不顾大局之流”，号召国人如对待袁氏一样，群起而攻之⁽²²⁷⁾。同日，黄兴也致电军务院与各省都督，愤怒斥责段政府“仍以伪法乱国法，适与护国军暨民意相背”，要求黎元洪“以明令规复旧约法，除去袁氏一切伪造之法律与民国抵触者，从速召集旧国会，组织内阁，严惩祸首，昭大信于天下，以定民志而奠邦基”⁽²²⁸⁾。旅沪国会议员也发表声明：“袁世凯遗命及段祺瑞通告所称依约法第二十九条由副总统代理之说，系根据袁世凯三年私造之约法，万难承认”，“如有妄逞异议，破坏国宪者，即视为民国公敌，与国人共弃之”⁽²²⁹⁾。

此外，北洋军阀内部也为此发生分歧。早在6月8日，河南德武将军赵倜和巡按使田文烈就通电指出：“考之民国数年来法律之经过，与夫全国人心之趋向，黄陂现今代行大总统职权，亟应遵照原选举法第五条之规定正式继任，庶几全国景从，万难俱解。”⁽²³⁰⁾接着，12日，直隶巡按使朱家宝也通电表示：“元年约法不必从新另议。”⁽²³¹⁾更有甚者，在梁启超等人的动员下，正与段祺瑞激烈争夺北洋军阀领袖地位的冯国璋，也于15日致电黎元洪、段祺瑞说：“现在舍《临时约法》外，别无根本之法；舍恢复临时约法外，即别无可以造法之道，此节似已无待再计。”⁽²³²⁾

由于全国一致反对，段祺瑞被迫表示同意“约法复旧”，但又在恢复手续上大做文章，主张由各省推任本省旧国会议员三人，克期到京会议，“议决后据以发表”⁽²³³⁾。他并派林长民、冯耿光前往南京，争取冯国璋和进步党人梁启超、汤化龙的支持。这表明他的同意完全是假的，因为独立省份只有滇黔桂浙湘五省（陕川粤三省此时已取消独立），这样的会议是绝对作不出“约法复旧”决议的。段祺瑞的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护国各方的拒绝。16日，黄兴致电旅沪国会议员说：“北京召集各省代表议约法，意在破坏旧约法及国会，请沪同人择定安全地方早开国会，并速电请独立各省不派代表。”⁽²³⁴⁾梁启超、唐绍仪也认为：“各省派三议员代表解决，似可不必，且难办到。政府但当发一简单申令，称某年某月某日公布之约法，未经《临时约法》某条修改之程序，今废止之云云使得。此非以命令变更根本法，不过将已成事实依法宣言。”⁽²³⁵⁾这和孙中山意见不谋而合。19日，孙致电黎元洪说：“其实，约法停废，国会解散，俱系前人越法行为，今日宣言承认遵守，不过以适法之命令变更不法之命令，其间毫无疑义。”⁽²³⁶⁾18日，旅沪国会议员致电段祺瑞，痛斥其“未便以命令变更说”的错误，并声明：“此间并未公推代表入都，其或以个人资格有所陈说，与国会议员全体无干。”⁽²³⁷⁾

但是，段祺瑞却强词夺理，顽固地说什么由政府下令废止新约法，恢复旧约法，就是“蓄命令变法律”，既为各派法理学说所不容，自然也为政府所“未敢附合也”。22日，他公然通电全国，一面极力为袁世凯新约法辩护，一面重申：“复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所审度者，复行之办法耳。”⁽²³⁸⁾直到25日原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等联合发表宣言，脱离北京政府加入护国军后，才打破这一僵局。

李鼎新（1861—1930），字丞梅，福建省闽侯县人，福州马尾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四届毕业生，1881年被派赴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留学。1886年归国后历任北洋海军右翼中营游击、“定远”舰副管驾、海军部军法司司长等职。1912年任袁世凯政府海军部参事，后为驻沪海军总司令。1915年12月，肇和舰官兵反袁起义失败后，随着驻沪海军司令部的裁撤，李也被罢职。为防止肇和事件重演，袁世凯除撤换嫌疑官兵外，还同时命各舰队司令“各行独立职务，不相统一，全部海军统归海军部直辖”⁽²³⁹⁾，以便分而治之。从此以后，各舰分散驻防，严格隔离，煤斤食粮供给均有限制，行动十分不易。

但是，海军将士大多富于爱国思想，在上海护国讨袁人士张继、柏文蔚、孙洪伊等人的积极联络下，对护国讨袁早已跃跃欲试⁽²⁴⁰⁾。用李鼎新的话说：“自云贵起义，各舰之间，早有密约，对于凡足以赞助袁世凯之命令概不服从，不过未得机会齐集一地为之一致宣言耳。”⁽²⁴¹⁾粤浙独立后，海军反袁态度日渐明显，甚至发展到拒不执行袁世凯轰击广东汕头海港和浙江镇海炮台的命令。为了便于控制，袁不得不放弃分而治之的策略，转而命令各舰集中福州、厦门。但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却给海军将士提供了一个“会面密议”的极好机会。不久，各舰一致决定加入独立各省反袁行列，并公举李鼎新为总司令。李随即与军务院驻沪代表唐绍仪、钮永建、谷钟秀等人取得联系，命各舰开赴上海吴淞待命。

正当海军准备宣布护国讨袁之际，北京突然传来袁世凯病死的消息。李鼎新当即取消前令，以静待大局和平解决。可是，半个多月过去了，如前所述，握着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却丝毫没有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意思。“沪上政客激昂，议论日歧”⁽²⁴²⁾，一度有所缓和的南北形势，重又紧张起来。6月15日，部分旅沪国会议员致电黎元洪，强烈要求北京政府“当机立断，明白宣告自民国二年十一月四日以后，所有袁世凯自造新制，悉行废除，遵守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及二年《大总统选举法》”，“否则，从前讨逆战争将一变而为约法战争”⁽²⁴³⁾。谭人凤则致电岑春煊，提出复约法，开国会，不过是政客议员的事，“公总任师干，所谋似宜更进”。“今首恶虽殂，群凶尚在，政府形同傀儡，余孽盘踞要津，不将若辈荡除，执政者仍属藐法犯法之人，约法安有效力？务望本其初志，持以决心，击楫渡江，申防风氏复【后】至之诛，问莽大夫助逆之罪”⁽²⁴⁴⁾。在此形势下，海军独立也重新提上了日程。李鼎新商承唐、钮、谷等人后，再次向各舰发出了集中吴淞的命令。

24日，经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与各舰长的精心布置，原驻福州的海容、海筹、海琛、肇和四艘巡洋舰和豫章、建章、同安三艘驱逐舰，冲破福建将军李厚基的重重拦阻，驶抵上海吴淞口外。次日，李鼎新亲率海圻、通济两巡洋舰和飞鹰、永丰两水雷炮舰自黄浦江来会，并于当天下午与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暨各舰长联名通电全国：“今率海军将士于6月25日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恪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²⁴⁵⁾

当时，中国海军仅有三个舰队。第一舰队为其“中心势力”，拥有四千三百吨巡洋舰一艘，二千至二千九百五十吨巡洋舰四艘，其他吨位不等的巡洋舰、驱逐舰、炮舰十艘。第二舰队概系小型炮舰，分泊长江一带，威力不大。因此，第一舰队与练习舰队的独立，实际上就是整个海军的独立，使北京政府完全失去了制海权，万一再诉诸武力，得到海军支持的护国军，“纵可以驶至津沽闽粤，横可以驶入长江”，“不数日间，即可直捣燕京”⁽²⁴⁶⁾。倘若引起连锁反应，又发生其他“独立”的话，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形势迫使段祺瑞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的态度，尽管他仍企图通过辞职来要挟黎元洪。

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发表申令说：“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²⁴⁷⁾并同时宣布定于本年8月1日续行召开国会。至此，历时近一月的新旧约法之争，最终以《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恢复而结束。这是南方护国军继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在维护共和制方面所取得的又一胜利。

二　护国阵营的分裂和军务院撤销

袁世凯死后，护国阵营各方虽尚能在新旧约法之争中保持一致，但其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也是显而易见的。6月7日，陕西都督兼民政长陈树藩首先宣布举陕西全境奉还中央。8日，四川都督陈宧通告全国：“遵照独立时宣布，即日取消独立，嗣后川省一切事宜，谨服从中央命令。”⁽²⁴⁸⁾9日，广东都督龙济光率属开会庆祝段祺瑞“总秉国钧”时，也宣布“即日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命令”。不过，他与陕川二陈不同，由于广东内部存在着朱执信、陈炯明、徐勤各派讨龙武装，众怒难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粤省党派分歧，诸多困难”，因而尚暂时不敢公开通告各地⁽²⁴⁹⁾。

陈树藩等人脱离护国阵营，取消独立，并非偶然。首先，如前所述，他们的独立本来就很勉强。陈树藩是纯粹为了个人私利；陈宧、龙济光则是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宣布的；特别是陈宧，宣布独立时就公开声明，他仅“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现在袁世凯死了，岂有不取消独立之理？其次，这也是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多方运动的结果。为了统一南北，段祺瑞一面要求南方裁撤军务院，一面鼓励独立各省自行取消独立⁽²⁵⁰⁾。陈树藩宣布陕西取消独立后的第三天，北京政府即特任他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兼署巡按使。对于宣布取消广东独立的龙济光，北京政府称扬他“具世界之眼光，急谋统一，热忱爱国，良深嘉慰”，并命令“该省善后事宜，即由该上将军悉心筹画，妥为办理，以维地方”⁽²⁵¹⁾。由此可见，陈宧、龙济光这类本属北洋军阀和极力依附北洋军阀的地方军阀，相继取消独立是不足为奇的。

滇、黔、桂、浙、湘五省，虽然暂未取消独立，直接参预发动和领导护国战争的进步党、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也仍然打着护国旗号，但在对待北京政府方面，却表现了截然不同的立场。6月7日，梁启超致电独立各省说：“收拾北方，惟段是赖，南省似宜力予援助，毋令势孤，更不可怀彼我成见，致生恶感。”⁽²⁵²⁾9日，蔡锷也通电全国说：“廓清积困，恢复故状，为事大难。欲进而恢张国运，百废俱兴，更属不易。非赖中央提挈于前，各省翊赞于后，群策群力，共趋一的不为功。”“伏望内而中枢诸贤，外而已独立未独立各省长官，蠲除成见，以福国利民为前提，以拥护中央为要义。”⁽²⁵³⁾14日，他又致电张敬尧说：“独立各省亟应宣布取消独立，自是正办，日前曾以此意电致滇黔等省矣。”⁽²⁵⁴⁾这表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思想上已经率先“蠲除成见”，回到一年前的老立场，转而与北洋军阀握手言和了。

事实也是这样。在新旧约法之争中，梁启超从防止所谓“野心家之利用，贻多数人以口实，更起纷扰，为外所乘”的立场出发⁽²⁵⁵⁾，虽然赞成和坚持恢复旧约法和国会，但却力戒独立各省勿露所谓“意气”，以避“捣乱”之嫌。如前所述，6月12日，陆荣廷曾致独立各省一电，指斥段祺瑞拒绝恢复旧约法是“包藏祸心”，但梁却认为这样用词“太激烈”了，有必要“再电劝之”⁽²⁵⁶⁾。25日海军为维护旧约法和国会宣布独立后，袁世凯未死以前曾一度盼望“海军归附”⁽²⁵⁷⁾并“稍有间接交涉”⁽²⁵⁸⁾的梁启超，却一反常态，生怕因此而激怒了段祺瑞。他赶紧声明：“事前既未有闻，骤听不禁失色”⁽²⁵⁹⁾；同时致电刘显世等人，嘱“以军院行将解散”，“严拒”李鼎新加入抚军⁽²⁶⁰⁾。为了维持和提高北京政府的威信，他极力规劝段祺瑞以“精心巨眼，细察全国心理所趋，逆料某事某事为政府所不能不办者，即自动以办之，无俟国人之要求；逆料某事某事为政府所不宜坚执者，务再思而后行，勿惹国人之反对”。如“约法复旧”、召集国会、惩办祸首等“舆论所请求之数事，本非强政府以甚难，何苦作无谓之迁延，徒以致无穷之口实”，“广东取消独立所发之明令，于解决时局有何裨益，徒挑众庶之恶感，增意气之激昂”⁽²⁶¹⁾。他一面推动冯国璋“力助”段祺瑞，以加强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的团结；一面百计为段开脱，说先前国务院通电所称黎元洪依新约法代行总统，“实非有意”，而是秘书起草电稿时“案头只有新约法，随手征引，顷已知误”⁽²⁶²⁾。他且不止一次地向独立各省保证“段绝无野心”⁽²⁶³⁾，说段“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现有数派人专以排彼为事，无非欲达个人权利目的”⁽²⁶⁴⁾。

梁启超这里说的专以排段为事的数派人，实际指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以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人和以孙洪伊为首的倾向孙、黄的另一部分进步党人。的确，他们在对袁世凯死后的国内形势与北京政府的估计和认识方面，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是不一致的，因而所采取的态度与方针也不同。6月7日，中华革命党国内机关报《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贼未尽，国未安”，“不以迅雷疾风之手段解决之，旁枝侧叶，杂出不已，他日之患，有不忍言者”⁽²⁶⁵⁾。14日，孙中山在答上海《民意报》记者徐朗西问时也说：“目下时局，尚未敢骤言容易解决，因袁党依然盘踞要津，国会议员尚未正式集会，完全责任内阁又未成立。斯时之民军，正未能从此息肩而即云国是已大定也。”他并说明在此之前，他虽曾连电山东居正、广东朱执信、福建中华革命军按兵勿动，“不过请其暂时停止进行，息肩一层尚未易语及”⁽²⁶⁶⁾。黄兴意见与孙中山相同，6月7日致函中华革命党本部负责人谢持说：“大憝虽去，余孽犹存，吾人不于此时并智竭力，为根本上之扫除，贻患将无已时。”⁽²⁶⁷⁾他7月由日本回国后，针对梁启超一派的妥协调和言论，明确地指出“斯乃大谬”，“北京当局之是否与吾民相见以诚，尚属疑问”，“武力准备，实为不可缺少者”⁽²⁶⁸⁾。与此同时，胡汉民、张继、章炳麟、李烈钧等人，也纷纷发表谈话和宣言，指出“今日尚在革命状态中”，“万不可主张软弱”，更“不应袭政客之浮谈，作和平之甘语”，主张驻护国军于北京，以保护国会⁽²⁶⁹⁾。谭人凤甚至不满于军务院“斤斤以复约法、开国会为词”。他大声疾呼：“约法乃一纸空文，必有武力盾其后，方能维持。况今之秉政者，仍是藐法犯法之人，约法安有效力？国会可用武力胁迫，前事具在，讵得一之已甚，遂不至再乎？”⁽²⁷⁰⁾原进步党党务副部长孙洪伊也主张“军事仍积极进行，必俟实行约法、国会、内阁完全成立始行停止”⁽²⁷¹⁾。正因如此，所以当海军为反对段祺瑞顽固拒绝恢复旧约法和国会而宣布独立时，既有黄兴致电李鼎新表示祝贺于前，又有岑春煊宣布接受其为抚军于后，与梁启超等人的反对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与此相联系，护国阵营内部各派之间，因讨袁战争而一度有所克制和缓和的矛盾和斗争，也重又发展起来。梁启超对此是早有思想准备的。还在1月27日，他就致函四川前线的蔡锷说：“此时忧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公共之向心，尚可力图搏控。”“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僰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²⁷²⁾因此，袁世凯一死，他便提出了一个全面控制西南六省的计划。当时的西南六省，贵州已完全是进步党人的天下，广西唯梁启超马首是瞻，云南唐继尧虽别有野心，但进步党人任可澄仍有相当潜势力，需倾力相谋的实际上只是川、湘、粤三省。对于这三省，梁启超的设想是以蔡锷督蜀，戴戡督湘，两广陆荣廷、龙济光对调。在他看来，“龙部悍将，惟陆能驭。龙虽颟顸，在桂则必就范”；而“蔡、戴稳健，顾大局”，“中央既不能弃置不用，莫如以（之）安抚蜀湘，则四省问题皆解决矣”⁽²⁷³⁾。为此，他一面建议段祺瑞举行一次不包括国民党人岑春煊、李烈钧和地方实力派唐继尧，而由他和冯国璋、王士珍、蔡锷、戴戡、陆荣廷诸要人择地直接会晤的善后会议，解决时局；一面指示他派往北京的私人代表黄群、范源濂力劝当局“垂采”其计，“告以罗致人才，真人才不能求诸好出风头之辈”，“若亮侪（籍忠寅）、印昆（周大烈）、孝怀（周善培）、佛苏（徐佛苏）、幼苏（陈廷策）等皆巡按妙选，得间不妨切实推毂。最好令黎、段访才于我西南数省。军民长官之调动，事前先与我商”⁽²⁷⁴⁾。由此可见，梁启超在千方百计排挤国民党人。

当然，国民党人也不示弱。他们联合以孙洪伊为首的另一部分进步党人，在与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对立的同时，也与以梁启超为首的拥段进步党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西南，他们积极活动岑春煊督粤，谭延闿督湘。在中央，他们以曾任“袁家参政”为由，极力否定原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和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的议员资格。甚至刘显世、梁启超先后于7月11、15两日发表通电证明陈国祥确曾参预云南首义，“其贤劳坚卓，视从军者未遑多让”，王家襄也“与蹇（念益）、陈（国祥）及梁君善济共事，同历艰苦”后⁽²⁷⁵⁾，仍坚持认为“彼等以国会议长之尊而甘为违法机关供效奔走，是今日不受国会议员之信任乃一当然之事，将来即令不作附逆惩办，而议员之不再信任亦陈、王当然应受之结果，不必代为辩护者也”⁽²⁷⁶⁾。这使梁启超十分恼火，他愤愤不平地说：“沪上党人有专以排吾辈为事者，孙洪伊—派尤可恶。”⁽²⁷⁷⁾派别斗争使双方都陷入了是非敌友不分的地步。

至于地方实力派唐继尧的注意力，则主要集中在四川。在袁世凯未死以前，唐对在四川前线与北军浴血奋战的蔡锷是支持不够的。增援之师，表面虽不能不答应，实际却拖延不发，弹药补给，蔡虽“迭电衷恳，究未照办”⁽²⁷⁸⁾。然而，当陈宧宣告独立，护国战争胜利在望时，他的态度就迥然不同了。首先，他迅速在原先护国三军的基础上增编了四个军：改挺进军为第四军，以黄毓成为总司令；将叶荃所率警卫团、步骑团及新由云、顺、缅招集的五千志愿兵编为第五军，以叶为总司令；扩充张子贞、刘祖武第一、二师为第六、七军，以张、刘为总司令。接着，他又命川边滇军二千人由披沙开抵普格，直逼四川宁远。及“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并“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²⁷⁹⁾。这表明唐继尧已成“独立自割”的地方新军阀，梁启超的谋川计划遭到他的抵制是必然的。

此外，护国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分裂，还明显地表现在对待裁撤军务院的态度上。关于军务院裁撤时限，如前所述，早在其成立时就曾明确宣布过：俟正式国务院成立即行撤消。袁世凯暴毙后，抚军长唐继尧于6月10日又再次公电声明，“现仍照此办理”，并于同日致电梁启超说，即使让步，也需待旧约法恢复，段祺瑞重新组织经军务院同意的临时内阁后，方可先行撤消⁽²⁸⁰⁾。但是，段却借口“统一”，切盼早撤。据天津《大公报》报道，陕川等三省取捎独立后，他就“要求撤消军务院”⁽²⁸¹⁾。梁启超起初是赞成唐继尧意见的。14日，他曾致电天津蹇念益，对唐电所言表示同意⁽²⁸²⁾。后因段祺瑞催撤日紧，特别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和集结在上海的国民党议员“以国会为唯一武器，以军院为唯一后援”，日益激烈地鼓吹排段，甚至继续运动海军宣布独立，大有“不尽灭北洋势力不止”之势⁽²⁸³⁾，梁的态度才迅速发生了变化。28日，他通电独立各省说：“军务院宜亟图撤废”，“若此机关久存，非惟我辈倡义本心不能自白，且恐有人假借名号，生事怙乱，将来反动之结果，转助复辟派张目”，“鄙意宜各省联名将舟公（刘显世）巧电所主张径电中央，请以明令改组国务院，任员署理，军院即行宣告撤废”⁽²⁸⁴⁾。7月1日，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第二天，他又致电独立各省，表示“我辈要求已达，军院宜立即宣言撤废”，并拟撤废电文一通，要求“即日由滇拍发，用抚军全体署名”⁽²⁸⁵⁾。

在梁启超的鼓动下，7月2日，浙江都督吕公望首先通电响应，“请即由唐抚军长用军务院全体抚军署名，宣告撤消军务院”⁽²⁸⁶⁾。6日，蔡锷复电梁启超，同意在撤消军务院通电上“附署贱名”。8日，陆荣廷也回电说：“任公先生所拟宣言电稿，最为妥协，廷极赞同。即请由唐督拍发，附列贱名为盼。”⁽²⁸⁷⁾并于11日与陈炳焜联电唐继尧，请“领衔联名通电京省，将军务院刻日撤消，使国权统一，恢复和平。庶外系友邦之观听，内息异己之衅隙，俾吾辈光明正大之行动，昭示天下”⁽²⁸⁸⁾。至于刘显世，他本来就是主张速撤军务院的。于是，在军务院内部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颇为强大的“速撤”派。

但是，唐继尧、岑春煊等却不接受梁启超的旨意。7日，唐复电梁，表示“拟正式阁成始撤军院”⁽²⁸⁹⁾。12日又致电岑春煊、陆荣廷说：“顷得梁新会电促即取消军务院，现在约法、国会但已恢复，〈既〉内阁亦经改组，本拟照办。惟阁员尚未就职，因未经国会同意，尚非正式成立，若即取消，恐不免发生困难问题，转有异词。”岑当即复电赞成仍“自守条例，不必取消”⁽²⁹⁰⁾。其间，唐继尧还以“军务院尚未取消，则名义所存，自未可一日而没”为由，公然致电岑、梁各抚军，推荐四川护国军总司令刘存厚为抚军⁽²⁹¹⁾。唐、岑反对速撤军务院，并非如梁启超所说，是“受人运动”。除段祺瑞独断独行，重组临时新阁阁员未如唐继尧所要求的那样，预求军务院同意，损伤了他们的体面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和他们“个人之权利加减”有关。唐继尧自恃有“首义勋劳”，理应在新政府中占有相应位置。岑春煊身居抚军副长，代摄抚军长职务，年高望重，正作着“副总统”的美梦。军务院乃是他们加减个人权利的砝码，当然不能撤消。

同时反对速撤军务院的还有黄兴、谭人凤、章炳麟等人，也就是梁启超说的所谓海上政客。7月3日，被袁世凯软禁多年刚刚由北京回到上海的章炳麟致电岑春煊说：“近闻道路传言，有取消军务院计画，斯事若行，则民气挫折，而奸回得志，元首等于赘旒，国会受其蹂藉。公瞻言百里，当为全国生民请命。”⁽²⁹²⁾后他又急匆匆地赶往肇庆，面责李根源：“余孽犹存，段氏专恣，大难未已，何其轻于收束如是？”⁽²⁹³⁾黄兴也再三呼吁：“凡属于正义派之人，宜结合为一，进而推之于前，以为国内势力之中坚，不致使非正义派仍有恢复旧势力之一日。”⁽²⁹⁴⁾不指名地批评了梁启超一派的分裂行为。谭人凤更痛心地指出：“此次又成一不痛不痒之收场，敢决其长治久安无事杞忧乎？窃以为未必也。”⁽²⁹⁵⁾他们从辛亥革命的惨痛失败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但由于不握有任何实际力量，终究还是未能阻止梁启超等人谋求裁撤军务院的活动。

梁启超为达到速撤军务院目的，首先是否认他先前倡导的由“独立省份会派专员与北协商”的善后会议，以使军务院失去存在必要。6月27日，他致电独立各省说：“鄙意前议似可作罢，别由各省、前敌各军各自与中央交涉，反为有益实际。”⁽²⁹⁶⁾并单独电请刘显世倡议否认此举。关于否认此举的目的，他在同日给陆荣廷、陈炳焜的电报中说得十分清楚：“此议既罢，则军院宜谋速撤。”⁽²⁹⁷⁾刘显世接电后，当即通电独立各省，倡言“总代表之议，似可作罢”⁽²⁹⁸⁾。其次，梁启超还一面敦请段祺瑞恢复约法，召集国会，组织新阁，对南方速作适当让步，以造成他向南方促撤军务院的口实；一面极力散布段深以未统一为忧，对外颇有难处，如日、俄新约及银团劝美加入等事、任命督长等令，“不先求军院及本人同意，诚可议，然实缘手忙脚乱，非有恶意，即前次任阁员亦然。且各事非尽出自段，若有咎，黎亦当分任”，“其举措间有失当处，乃识力不足……安可以待袁者待之”⁽²⁹⁹⁾？等等，企图借此骗取唐继尧等人同意速撤军务院。最后，梁启超亲电岑春煊、唐继尧，说什么“窘毙中央需一月者，未半月而我先已自窘毙”，今若不毅然撤消军务院，即将“生反动、续战祸、召外寇”，等等⁽³⁰⁰⁾。除这些危言耸听之词外，他还发动陆荣廷、陈炳焜、刘显世等人同时向岑、唐施加压力。6月27日他首次提出速撤军务院后，随即致电陆、陈，请“联各抚军一致主张”，并“劝西林（岑春煊）认真急流勇退”⁽³⁰¹⁾。7月13日，他又电陆、陈：“中央举措虽多不满人意处，然各方面利用军院名义行种种罪恶者，实大有人在。望两公更以己意警告蓂公（唐继尧）勿代人受过。”⁽³⁰²⁾并于同日电示刘显世“联桂蜀警告蓂”⁽³⁰³⁾，以造成岑、唐独力难抗的局面。

与梁启超等人软硬兼施，压迫唐、岑裁撤军务院的同时，北京政府也部分地接受梁启超的要求，对南方采取了有限的调和、折中和分化瓦解政策。7月6日，黎元洪申令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废除将军、巡按使名称，但也不规复“都督”名义，并同时公布了各省督军、省长任命名单，唐继尧、陆荣廷、陈炳焜、刘显世分别任为云南、广东、广西、贵州督军。数日后，消息传到云南，唐继尧见个人地位有了保证，而梁启超、陆荣廷等又纷纷催促他领衔撤消军务院，于是便顺水推舟，不经岑春煊等人同意，径领衔暨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吕公望、蔡锷、李烈钧、戴戡、李鼎新、罗佩金、刘存厚十三人名义，于14日发表军务院第六号布告，宣布“今约法、国会次第恢复，大总统依法继任，与独立各省最初之宣言适相符合。虽国务员之任命尚未经国会同意，然当此闭会时，元首先任命以俟追认，实为约法所不禁。本军务院为力求统一起见，谨于本日宣告撤废，其抚军及政务委员长、外交专使、军事代表均一并解除”⁽³⁰⁴⁾。但是，他后来解释提前撤消军务院的原因时，却只说“政府切盼统一，梁任公再四敦请，而浙桂黔均先表同意，西林亦有请将李总司令鼎新加入取消之电。此间素顾大局，毫无成见，遂毅然从权于寒日通电撤消”⁽³⁰⁵⁾。这里显然只说了事实的一半，而隐瞒了更为重要的另一半。同日，段祺瑞下令惩治帝制祸首，以敷衍南方各省。

岑春煊本不自由，在此形势下就更加独木难支了⁽³⁰⁶⁾。25日，他复电段祺瑞说：“军务院建置之初，本一时权宜之计。方兹约法恢复，国会重开，我公巩固共和，天下宗仰，况于组织新阁，延揽名贤，物望咸归，国命有托，倾诚拥护，固天下之公心，国赖老成，尤鄙衷所私幸。”⁽³⁰⁷⁾表明他已默认唐继尧领衔宣布的既成事实。同日，中华革命党也奉孙中山谕通告各支分部：“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³⁰⁸⁾到此为止，无论从哪方面说，护国战争都以护国军的妥协而最终结束了。而在促成这种妥协中，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三　护国战争的历史地位及其教训

以云南起义为标志的护国战争，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孙中山中华革命党和全国各阶层人民日益高涨的反袁反帝制斗争的推动下，联合以黄兴为旗帜的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唐继尧等共同发动的，其中尤以梁启超、蔡锷起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他们和唐继尧等人均曾比较长期地担任过袁世凯政府的各级官吏，且一度是拥袁派，因此，参加云南首义的云南籍中华革命党员马幼伯致函上海陈其美说：“此次滇南举义，首领多系官僚派。”⁽³⁰⁹⁾其实，岂止“滇南举义”，整个战争的始末又何尝不如此。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虽属反袁反帝制斗争的急先锋，然而由于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而且又一无根据地，二未掌握军事实力，因此始终也未能取得斗争的实际领导权，仅处于被排挤的配角地位。

但是，这并不影响护国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上一次重要革命战争的历史地位。首先，它宣誓“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要求恢复孙中山公布的《临时约法》和据此而成立的国会，并誓灭国贼袁世凯，说明它在政治上与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二次革命，宗旨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继承了孙中山开辟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其次，它的参加者不但有深受孙中山革命教育和思想熏陶与影响的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即孙中山本人也于南方军务院把反袁斗争由“护国”引向“护法”新阶段之后公开声明过“愿与国民共助之”。第三，它还认真地履行宣言，组织了切实有效的战斗，不仅实实在在地推翻了“洪宪”帝制，埋葬了袁世凯，而且最终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

护国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是因为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对复辟封建帝制，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正义性质。正义的战争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它的胜利和成功。其次，它得力于以“护国”相号召和策动西南各省宣布独立的正确决策。根据袁世凯卖国称帝的新的历史条件，它提出了“护国”这个战斗口号，宣布“一方面是不容皇帝出现，一方面是要保全中国的土地，保全中国的人民，保全中国的主权”⁽³¹⁰⁾，有机地把反对封建帝制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与孙中山那种不管客观形势如何发展变化，只知照搬由二次革命到“三次革命”之类的老口号相比，自然对国民更富于吸引力。而且它集中经营为袁世凯鞭长莫及的西南诸省，特别是注重于策动足以震动全国的云、贵两省的联合起义，而不像孙中山那样，一味采取“聚集散兵，结合土匪，以思一逞”⁽³¹¹⁾的策略，当然也为其胜利铺平了道路。第三，要归功于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直接间接的团结合作。护国战争时期的资产阶级各派虽因其固有的特性，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而且中华革命党自树中华革命军旗号，护国军内部进步党人、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也并非毫无芥蒂，但由于大目标一致，毕竟没有爆发公开的武装对立。中华革命军虽与护国军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与联络，但客观上却仍起了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作用。至于护国军内部各派的统一性当然就更多了。早在云南起义之初，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三人就联合声明过：“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³¹²⁾这说明他们为了“倒袁救国”，是有合作诚意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盖此次各派……皆饱受数年来苦痛之教训，客气悉除，误解一扫，人人各自忏悔其前此之所为，温和派有然，激烈派亦有然。”⁽³¹³⁾正因中国资产阶级各派在主客观上都有团结合作的愿望与行动，这就为反袁反帝制斗争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而取得了护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但是，对护国战争的胜利也不宜估价过高。诚然，袁世凯是打倒了，民国也算恢复了，可是胜利者却重蹈辛亥覆辙，把胜利的果实又拱手奉给了北洋军阀段祺瑞，国家政权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转移，人民还是毫无所得。所不同的只是辛亥时期的袁世凯以总统名义接管了政权，而段祺瑞这次是以内阁总理名义接管政权罢了。此其一。其次，它不但未打倒北洋旧军阀，反而实际上造就和扶植了以唐继尧为代表的一批大大小小的地方新军阀。这是护国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们所始料不及的。其三，它在声讨袁世凯“以国家为牺牲，引虎狼以自卫”的同时，却又照会各国，宣布“帝制问题发生前，民国政府及前清政府以前与各国所定结之条约均继续有效，赔款及借债均仍旧担认”，也就是说，连袁世凯在日本“二十一条”基础上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民四条约》也在“担认”之列。这表明它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同样表现得十分软弱无力，所谓“保全国权”，不过是一句空话。事实上，它时刻都在幻想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而且同样不计利害。唐继尧就表示过：为了获得日本的军事“器械”，“必不获已，以相当抵押品抵借数十万暂付械价，亦必尽力为之”⁽³¹⁴⁾。梁启超也曾动员蔡锷，查一查蜀中有何抵押品，以便举借外债⁽³¹⁵⁾。尽管其性质与袁世凯借款不尽相同，个别领导人如蔡锷还能一再警惕日本的“野心”⁽³¹⁶⁾，但若照此下去，前门拒虎、后门引狼的后果将仍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护国战争所争得的不过是一块“民国”的空招牌，如同当年辛亥革命一样，没有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最终还是失败了。

在中国资产阶级争取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护国战争时期的客观条件是较为有利的。一方面，经过辛亥革命，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民主思想觉悟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袁世凯卖国称帝面目的彻底暴露，孙中山所说的那种“还视国中，则犹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倖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³¹⁷⁾的情况，已经改变，整个中国除极少数帝制死党外，“莫不以反袁为是”。袁世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此外，由于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环境也是比较好的。日本帝国主义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固然是不利的因素。但总的说来，列强可施加于中国的蛮横力量，不是增强而是相对地减弱了。所有这些，都是争取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可是，护国战争却未取得与此相应的结果。归根结底是由于这次战争的领导权主要落入了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及其追随者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手中，而革命党人却无力扭转乾坤。

固然，中国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软弱、妥协特性，即使革命派也在所不免，但是相对而言，在护国战争期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和谭人凤等革命派人士毕竟还是坚定得多。他们不仅主张打倒袁世凯，而且坚决认为“袁世凯一人，并不难于推翻，而我们的目标尚在于同时清除其属下之全部官僚，以保证中国不再蒙受此辈邪恶影响”⁽³¹⁸⁾。用谭人凤的话说，就是：“若农夫之务去草然，芟夷蕴崇，毋使潜滋焉。”⁽³¹⁹⁾为此，他们极力反对荐举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继任总统。谭人凤听说蔡锷也有“推荐黎、徐、段、冯继任总统之事”，就赶紧致函蔡说：“黎氏者，乘风云以博倖位而肇祸共和者也；徐氏者，亡国之大夫也；段与冯者，袁氏之爪牙，以宠禄生心者也。麾下荐而重之，谦之德，诚足多矣，仆窃为麾下耻之。”⁽³²⁰⁾直到袁世凯忧郁自毙，黎元洪继任总统之后，他们仍坚持“护国诸军必须将背叛民国之逆贼及北京之龌龊政府灭而廓清之”，反对“轻率取消独立”⁽³²¹⁾。此外，他们还反对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各省官僚宣言独立和在野名流的口舌文字之争上，主张直接依靠人民，进行武力征讨。5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官僚有转移时局之地位，而无转移时局之真意。”“名流有转移时局之苦心，而无转移时局之实力。”因此，“转移时局之主力，还须问之于国民本身，而无待乎他求耳”⁽³²²⁾。不过究应如何问之于国民，它也没有说出办法来。以上事实说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和谭人凤等革命派人士对护国战争的指导，比梁启超等进步党人，还是要高明一些。可惜的是他们不掌握领导权，缺少推行贯彻的力量。

具备这种实力的，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及其追随者西南地方实力派。然而，他们的指导方针却与此截然相反。首先，他们所要打倒的只是袁世凯个人，并不是北洋军阀。梁启超说：“今日之事，惟袁氏一人实为戎首，袁氏一日在位，中国一日不宁，袁氏朝退，兵祸夕解。”⁽³²³⁾岑春煊也声明：“义军之起，职在讨袁，袁苟朝去，兵即夕解。”⁽³²⁴⁾他们虽然早在京津密谋时，就提出了打倒袁世凯后拥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主张，但却丝毫不意味着要杜绝北洋军阀觊觎大位。蔡锷就说过：“至于继任之人，以段芝老（段祺瑞）之资望、勋业、道德、经验，人无间言。惟移花接木，苦无善法。”并主动献计献策，允“与滇黔桂粤诸当道力为斡旋”，“务使芝老当选”⁽³²⁵⁾。至于梁启超，更是在袁世凯死后就一头扎进了段祺瑞的怀抱。其次，他们非但不依靠人民，反而对人民多所限制。云南首义后不久，蔡锷即传檄四川人民：“但有一层，凡举事须有个系统，有个秩序，才不致紊乱。即如云贵此次举义，是由两省长官决定，一纸风行，民间毫无扰乱。四川的长官，若能顾全大局，顾全地方，即由长官决定，也不过一纸风行，就算完事，民间不致丝毫受害，岂不甚善。”⁽³²⁶⁾这表明他们所赞成的仅仅是各省军阀、官僚、政客自上而下的所谓“独立”。正因如此，所以只见他们今日动员冯国璋“响应”，明日劝说陈宧“独立”，独不见其鼓励自下而上的人民起义。岂止不鼓励，甚至还有被他们诬为“匪徒”，惨遭武力镇压的。5月中旬，入湘护国桂军就曾应地方绅商之请，分兵新宁，与湘南护国军总司令望云亭所部合力“弹压”过宝庆各属的所谓“土匪”⁽³²⁷⁾。第三，他们虽然倡议和坚持过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但纯属不得已的应付，并非出于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象征的《临时约法》和旧国会的真正重视。这是梁启超自己也坦率地承认过的。6月27日，他致电刘显世等人说：“约法复旧之议，导源于四省推黄陂（黎元洪）继任之宣言，元首地位既从旧法来，旧法安得不复？法复而国会自随之，此舆论所由共趋于此也。”⁽³²⁸⁾蔡锷提议由议员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行国会职权议宪法，实际上就是不同意恢复旧国会。梁启超于6月29日致电蔡说：“约法、国会复旧，已成舆论，不宜撄其锋。”⁽³²⁹⁾并促其迅电各处取消前议，以免引起国人不满。第四，他们虽然在护国倒袁的大目标下，表现了一定的团结合作精神，但对中华革命党却始终心怀敌意，连李根源都承认：“数月以来，力持稳健，不敢窃附于轻躁一派者所为。”⁽³³⁰⁾所谓“轻躁一派”，指的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他们宣言拥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为的是“杀国人非分之心，而杜将来无穷之祸”⁽³³¹⁾。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防止他人觊觎总统之位⁽³³²⁾。前面说过，对于北洋军阀，他们并无防备之心，那么，究竟要防备谁呢？其实就是防备孙中山。因为当时有总统声望而最为他们所不喜欢的，正是孙中山。他们还一个个地安排各省军阀、官僚为军务院抚军，却不给中华革命党一个席位。这就清楚地表明，即使在袁世凯未死以前，他们的派别成见也是很深的，以致袁世凯一死，终于导致了护国阵营的大分裂。以上事实说明，护国战争尽管客观上具备一定的胜利条件，但由于它的主观领导者是本来就很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中最富于保守性和妥协性的进步党人及其追随者，因而它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护国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可以参加革命，而且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领导革命；不仅可以发动不流血的和平改革，而且还可以发动流血的革命战争。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独有的特点。但同时也证明：即使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战争期间，它也还是“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因为它所推行的，仍然是一向与革命相对立的、自上而下的、反对“破坏”的所谓“文明革命”的方针，其改良派的基本品格并没有丝毫改变。

护国战争的历史又证明：在争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各派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合作，是至关紧要的。护国战争所以取得一定的胜利，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护国战争之所以未能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直接的原因也是由于资产阶级各派的分裂。而这种分裂的结果，是改良派占了上风，革命派无能为力。革命派为什么没有取得这次战争的领导权呢？那就不能不归结到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犯了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它不仅重复了辛亥革命时期不敢发动群众的错误，而且把国民党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也排斥出去。要在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中充当领导，不能单靠革命口号喊得多么高，也不能靠单纯的军事冒险多么勇敢，更重要的是要坚决地发动群众，正确地组成统一战线。中华革命党没有这样做，因而未能成为护国战争的领导者。护国战争的领导权既然主要地落到了梁启超等进步党人的手里，它的结果就只能是那样。这些都是由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

但是，护国战争的历史也证明了：中国的封建帝制自辛亥革命后，已经是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谁要想再把它抬出来招摇过市，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即使如袁世凯这样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又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人物，也不能免。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人民意志不能违背，护国战争为人们提供了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

————————————————————

(1) 《关于西南之纪载》，《时报》，1916年3月27日，参见同日《申报》所载《取消帝制之应付与影响》。

(2) 《退位问题之北京消息》，《申报》，1916年3月31日。

(3) 《专电》，《申报》，1916年3月25日。

(4) 《伪政府请滇黔息兵之原电》，上海《民信日报》，1916年4月23日。

(5) 《蔡松坡集》，第1017页。

(6) 《护国文献》，第489页。

(7) 梁启超：《盾鼻集·电报第三》，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页。

(8) 《申报》，1916年4月22日。

(9) 《蔡松坡集》，第1005页。

(10) 《蔡松坡集》，第1006页。

(11) 《蔡松坡集》，第1008页。

(12) 《申报》，1916年4月9日。

(1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94页；参见《南方力主退位》，《申报》，1916年4月15日。

(1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94页。

(15) 《蔡松坡集》，第1091页。

(1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94页。

(17) 《记者与刘杏村君之谈话》，成都《国民公报》，1916年5月2日。第十条内容待查，据宣布以上九条内容的刘一清说，此条“不便与诸君言也”。

(18) 《申报》，1916年4月22日。

(19) 《非议和》，《民国日报》，1916年4月2日。

(2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89页。

(21) 《黄兴集》，第425页。

(22)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19页。

(23) 《蔡松坡集》，第1015页。

(24) 《蔡松坡集》，第1081页。

(25) 《蔡松坡集》，第1045页。

(26) 《蔡松坡集》，第1056页。

(27) 《蔡松坡集》，第1054页。

(28) 《蔡松坡集》，第1004页。

(29) 《蔡松坡集》，第1054页。

(30) 《蔡松坡集》，第1023页。

(31) 《蔡松坡集》，第1006页。

(32) 《蔡松坡集》，第1038页。

(33) 《蔡松坡集》，第1092页。

(34)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3—4页。

(35)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8页。

(36)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8页。

(37) 《广东独立续志》，《民国日报》，1916年4月15日。

(38) 《广西护国军要讯》，《中华新报》，1916年4月9日。

(39) 驻广州记者怡公：《桂省独立后之广东》，《中华新报》，1916年4月1日。

(40) 秋声通讯：《广东伪独立之大披露》，《民国日报》，1916年4月23日。

(41) 《莫擎宇致粤当道电》，《民国日报》，1916年4月19日。

(42) 秋声通讯：《广东伪独立之大披露》，《民国日报》，1916年4月23日。

(43) 梅：《珠江风雨》，《中华新报》，1916年4月10日。

(44) 四月十五日香港通信：《广东独立之原因》，《中华新报》，1916年4月26日。

(45) 《粤事之两大索隐》，《民国日报》，1916年4月23日。

(46) 龙济光、张鸣岐致各省通电（1916年4月7日），《民国日报》，1916年4月17日。

(4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92页。

(48) 索崇仁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9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49) 《浙江独立详志》，《民国日报》，1916年4月15日。

(50) 《前附逆将军朱瑞致西医梅滕生［更］书》，《中华新报》，1916年5月3日。

(5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0页。

(52) 吴金声呈冯国璋文（1916年），《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53) 《黄兴集》，第430页。

(54) 《浙省独立始末之补述》，《民国日报》，1916年4月20日。

(55) 《浙江独立》，《民国日报》，1916年4月13日。

(56) 《浙江独立后之要闻》，《民国日报》，1916年4月28日。

(5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98页。

(58) 《浙江独立志（三）》，《民国日报》，1916年4月17日。

(5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98页。

(60) 《浙江独立后之要闻》，《民国日报》，1916年4月28日。

(61) 《某君致浙江独立诸要人书》，《民国日报》，1916年4月16日。

(62) 《浙江国会议员反对屈映光电》，《民国日报》，1916年4月17日。

(6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04页。

(64) 《曲石文录》，第249—252页。

(65) 张宗昌折陈（1916年6月），《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66) 两广都司令部参谋厅：《军务院考实·第四编》，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71页。

(67) 《护国文献》，第425页。

(68) 《护国文献》，第425页。

(69) 前云南都督府秘书厅：《会泽首义文牍·书牍》，1917年版，第28页。

(70) 《护国文献》，第425页。

(7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58页。

(72) 李根源口述、刘寿朋笔记：《护国军始末谈》，《中论》第2期，1917年4月。

(73)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71页。

(74)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1页。

(75) 《护国文献》，第426页。

(76)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9页。

(77)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10—11页。

(78) 《海珠惨杀案（二）》，《民国日报》，1916年4月21日。另有说吕系南路司令的。

(79)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12页。

(80) 《护国军始末谈》，《中论》第2期。

(81) 《粤局一大结束》，《中华新报》，1916年4月29日。

(82) 《粤局一大结束》，《中华新报》，1916年4月29日。

(83) 梁启超、温宗尧致广州总商会电（1916年4月23日），《民国日报》，1916年5月3日；《时报》，1916年5月2日。

(8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80—781页。

(85) 菊庄通信：《粤省民军龙军之消长观》，《时报》，1916年5月15日。

(86) 菊庄通信：《粤省大局糜烂之痛史》，《时报》，1916年5月6日。

(87)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79页。

(88) 《军务院考实》附《两广部司令部考实·第六编》，第1—17页。

(89)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83—784、779页。

(9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79页。

(91)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1页。

(92) 《护国军始末谈》，《中论》第2期。

(9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77页。

(94) 《李印泉致滇军政两界友人书》，《中华新报》，1916年5月25日。

(95)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16页。

(96) 参见《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58页。

(97) 《军务院考实·第一编》，第3页。

(98) 《军务院考实·第一编》，第4页。

(99) 《曲石文录》，第249—252页。

(100) 《蔡松坡集》，第1110页。

(101) 《军务院考实·第一编》，第1—2页。

(102) 《军务院考实·第一编》，第1—2页。

(103) 《军务院考实·第一编》，第6页。

(104)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20页。

(105)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26页。

(106)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78页。

(107)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79页。

(10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40页。

(109)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28页。

(110) 《都司令之严禁骚扰》，《时报》，1916年5月15日。

(111) 秋声通讯：《粤局内幕之真相》，《民国日报》，1916年5月18日。

(112) 《军务院考实》附《两广都司令部考实·第四编》，第105—106页。

(113)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72页。

(114) 彬彬：《最近时局要闻》，《时报》，1916年5月18日。

(115) 《曲石文录》，第251页。

(11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4页。

(117) 菊庄：《粤滇桂会师北伐之表面观》，《时报》，1916年5月20日。

(118) 《政府公报》，1916年4月22日。

(11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51页。

(12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52页。

(121) 《冯上将态度之索隐》，《时报》，1916年5月15日。

(12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52页。

(123)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6年5月4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124)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92页。

(125) 冯国璋致未独立各省通电（1916年4月25日），《中华新报》，1916年5月15日。

(126) 冯国璋致未独立各省通电（1916年5月1日），《民信日报》，1916年5月13日。

(12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51页。

(128) 张勋冯国璋倪嗣冲致未独立各省通电（1916年5月6日），《时报》，1916年5月13日。

(129) 《南京快信》，《民国日报》，1916年5月15日。

(130) 《袁世凯与王士珍之谈话》，《中华新报》，1916年5月25日。

(13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55页。

(13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55—656页。

(13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56页。

(13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61页。

(135) 《袁世凯与王士珍之谈话》，《中华新报》，1916年5月25日。

(136) 《陕西特别通信》，《民国日报》，1916年5月30日。

(137) 《再志秦中独立之详情》，《时报》，1916年6月5日。

(138) 陆建章等致政事堂电（1916年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39) 记者何汉：《秦军宣布独立之快报》，《民信日报》，1916年5月7日。

(140) 《再论秦中独立之详志》，《时报》，1916年6月5日。

(141) 《三秦豪杰起义之真相》，《民国日报》，1916年5月26日。

(142) 《陕西民军之大活动》，《民信日报》，1916年5月17日。

(143) 《陕西独立详志》，《民国日报》，1916年5月24日。

(144) 陆建章、陈树藩致北京国务院等电（1916年5月18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6日。

(145) 陆建章、陈树藩致北京国务院等电（1916年5月18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6日。

(146)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103页。

(147) 《陕西独立之真相》，《时报》，1916年6月5日。

(148)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105页。

(149) 季自求：《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50) 季自求：《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51)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152)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153)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154)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155) 《川省糜烂不堪之惨状》，《时报》，1916年5月15日。

(156)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157) 《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58)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05页。

(159) 《独立声中之四川近况》，《时报》，1916年5月19日。

(160) 《不可捉摸之四川独立》，《时报》，1916年5月23日。

(161) 《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62) 《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63) 《蔡松坡集》，第1064页。

(164) 《前督军蔡公致罗督军殷镇守使书》，成都《中论》第2期。

(165) 《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66)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07页。

(167)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07页。

(168) 《不可捉摸之四川独立》，《时报》，1916年5月23日。

(169) 《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70) 《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71) 《川省独立记》，《时报》，1916年6月7日。

(172) 《蔡松坡集》，第1092页。

(173) 《入蜀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174) 《四川独立记》，《护国军纪事》第5期。

(175) 《蔡松坡集》，第1097页。

(176)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08页。

(177) 《前督军蔡公致罗督军殷镇守使书》，成都《中论》第2期。

(178) 《前督军蔡公致罗督军殷镇守使书》，成都《中论》第2期。

(179) 索崇仁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9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180) 陈执中：《汤芗铭历略》，1916年秋撰未刊稿。

(181) 《覃振之湖南独立谭》，《民意报》，1916年6月21日。

(182) 彬彬：《湘省独立后中央要闻》，《时报》，1916年6月6日。

(183) 泪红：《呜乎，湘中御用服》，《民意报》，1916年6月21日。

(184) 泪红：《呜乎，湘中御用服》，《民意报》，1916年6月21日。

(18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18页。

(186) 《湘省各属独立之面面观》，《时报》，1916年6月2日。

(187) 汤芗铭致陈裕时电（1916年5月10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2日。

(188) 《蔡松坡集》，第1122页。

(189) 《覃振之湖南独立谭》，《民意报》，1916年6月21日。

(19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19页。

(191) 彬彬：《湘省独立后中央要闻》，《时报》，1916年6月6日。

(192) 汤芗铭致陈裕时电（1916年5月10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2日。

(193) 汤芗铭致陈裕时电（1916年5月10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2日。

(194) 汤芗铭致陈裕时电（1916年5月10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2日。

(195) 汤芗铭致陈裕时电（1916年5月17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2日。

(196) 长沙特约通讯员泪红：《湖南各属独立统系表》，《民意报》，1916年5月31日。

(197) 长沙特约通讯员泪红：《湖南独立前之大恐慌》，《民意报》，1916年6月2日。

(198) 长沙特约通讯员泪红：《湖南全省独立详记》，《民意报》，1916年6月6日。

(199) 汤芗铭致袁世凯电（1916年5月29日），《时事新报》，1916年6月5日。

(200) 《湖南近况与川省将来之战事》，《民意报》，1916年6月1日。

(201) 《湖南独立前之酝酿》，《民意报》，1916年6月1日。

(202) 汤芗铭独立布告（1916年5月29日），《时事新报》，1916年6月5日。

(203) 索崇仁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9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204) 《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205) 《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206) 《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207) 索崇仁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9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208) 《袁大总统病故之确闻》，天津《大公报》，1916年6月7日。

(209) 索崇仁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9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210) 《袁总统病革前后之详情》，《大公报》，1916年6月8日。

(211) 索崇仁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9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212)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中册，上海文明书局印行，第82页。

(213) 《中华民国史料》中册，第82页。

(214) 索崇仁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9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21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65页。

(21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第132页，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65页。

(217) 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21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71页。

(21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76—677页。

(220)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31页。

(221)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33—34页。

(222) 殷汝骊等致黄兴电（1916年6月8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223)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35页。

(224)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33页。

(22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92页。

(22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5页。

(22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05页。

(228) 黄兴致黎元洪等电（1916年6月9日），《中华新报》，1916年6月12日。

(229) 《国会议员宣言》，《中华新报》，1916年6月11日。

(230)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43页。

(231) 《朱家宝主张恢复元年约法之通电》，《中华新报》，1916年6月17日。

(232) 冯国璋致黎元洪段祺瑞电（1916年6月15日），《中华新报》，1916年6月18日。

(233) 黄群致梁启超电（1916年6月12日），《中华新报》，1916年6月17日。

(234) 《黄兴集》，第442页。

(235) 梁启超复黄群电（1916年6月16日），《中华新报》，1916年6月17日。

(23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10页。

(237) 《关于恢复约法问题之要电》，《中华新报》，1916年6月19日。

(23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85页。

(239) 《海军李总司令最近之宣言》，《中华新报》，1916年7月9日。

(240) 孙洪伊致冯国璋函（1916年4月12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241) 《海军李总司令最近之宣言》，《中华新报》，1916年7月9日。

(24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07页。

(243) 旅沪国会议员致黎元洪电，《中华新报》，1916年6月16日。

(244) 谭人凤致岑春煊电，《中华新报》，1916年6月20日。

(245) 《中华民国海军举义记》，《中华新报》，1916年6月26日。

(246) 梦公：《海军独立之关系》，《中华新报》，1916年6月28日。

(24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89页。

(248) 《陈宧致北京国务院和黎元洪电》（1916年6月8日），天津《大公报》，1916年6月11日。

(249) 龙济光致段祺瑞电（1916年6月13日），《大公报》，1916年6月18日。

(25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06页。

(251) 《政府公报》，1916年6月22日。

(252) 梁启超致独立各省电（1916年6月7日），《中华新报》，1916年6月9日。

(253) 《蔡松坡集》，第1144页。

(254) 《蔡松坡集》，第1152页。

(25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94页。

(25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680页。

(257)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29页。

(258)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50页。

(259)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48页。

(26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10页。

(261)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48—49页。

(262)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38页。

(26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04页。

(264)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53页。

(265) 《袁世凯死后之时局》，《民国日报》，1916年6月7日。

(26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08—309页。

(267) 《黄兴集》，第440页。

(268) 徐朗西：《黄克强先生与记者之谈话》，《民意报》，1916年7月8日。

(269) 《胡汉民先生之时局观》，《民国日报》，1916年6月8日；《张溥泉先生之政谈》，《民国日报》，1916年6月14日；《章太炎致岑春煊电》（1916年7月3日），《民国日报》，1916年7月4日；《袁氏死后之护国军表示》，《民国日报》，1916年6月24日。

(270) 《谭人凤先生演说词》，《民意报》，1916年7月25日。

(271) 孙洪伊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6月10日），《民国日报》，1916年6月15日。

(272) 《盾鼻集·函牍第二》，第10-11页。

(27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00页。

(27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17页。

(275)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69页。

(276) 《梁任公为陈、王表功之反响》，《民信日报》，1916年7月17日。

(27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31页。

(278) 《蔡松坡集》，第1139页。

(279) 《蔡松坡集》，第1199页。

(280) 唐继尧致梁启超电（1916年6月10日），《中华新报》，1916年6月15日。

(281) 《四省独立同时取消之时期》，天津《大公报》，1916年6月16日。

(282)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37页。

(28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8页。

(284)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52页。

(285)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53—54页。

(286) 吕公望致独立各省电（1916年7月2日），《中华新报》，1916年7月4日。

(28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4页。

(288) 陆荣廷陈炳焜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7月11日），《中华新报》，1916年7月18日。

(28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3页。

(290) 岑春煊致唐绍仪等电（1916年7月15日），《中华新报》，1916年7月20日。

(291) 《会泽首义文牍·电报》，第35页。

(292) 《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32页。

(29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53页。

(294) 《黄兴集》，第448页。

(295) 《谭人凤先生演说词》，《民意报》，1916年7月25日。

(296)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51页。

(29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34页。

(298) 刘显世致岑春煊等电，《中华新报》，1916年7月15日。

(29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1、742、748页。

(30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0、748页。

(30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34页。

(30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5页。

(30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6页。

(304) 军务院撤销通电（1916年7月14日），《中华新报》，1916年7月17日。

(305) 唐继尧致李宗黄电（1916年7月），《中华新报》，1916年7月17日。

(30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47页。

(307)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121页。

(308)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中华新报》，1916年7月28日。

(309) 马幼伯致陈其美函（1916年），《革命文献》第48辑，第162页。

(310) 经唐继尧亲自审定的护国演说社演说稿：《护国军之责任与声价》，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31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78页。

(312) 《蔡松坡集》，第894页。

(313)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24页。

(31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81页。

(31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29页。

(316) 《蔡松坡集》，第1004页。

(31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3—284页

(318)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99页。

(319) 《谭人凤致蔡松坡书》，《民国日报》，1916年4月26日。

(320) 《谭人凤致蔡松坡书》，《民国日报》，1916年4月26日。

(321) 《湖南军务与大局》，《民意报》，1916年6月20日。

(322) 《转移时局之主力》，《民国日报》，1916年5月2日。

(323) 《盾鼻集·公文第一》，第27页。

(324) 岑春煊等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6月1日），《中华新报》，1916年6月9日。

(325) 《蔡松坡集》，第1083页。

(326) 《蔡松坡集》，第939页。

(327)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79页。

(32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09页。

(32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11页。

(330) 《粤省宣布独立后之民军（二）》，《民国日报》，1916年4月20日。

(331)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21页。

(332) 《盾鼻集·公文第一》，第26页。

参考文献⁽¹⁾

中文档案文献

北洋政府各部院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程德全致袁世凯漾电》（抄件），江苏都督府秘书处密电密件室藏，南京

《筹议广东善后意见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大树堂来鸿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北京

《护国军之责任与声价》，唐继尧护国演说社演说稿，云南省档案馆藏，昆明

《近代史料藏札》（稿本），北京图书馆藏，北京

《梁士诒函稿》（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梁启超致梁思顺函》（抄件），中华书局藏，北京

《梁启超致袁世凯函》（抄件），中华书局藏，北京

《民国元年南北政府来往电稿抄录》（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北京

《汤觉顿致梁启超书》（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北京

《汤芗铭历略》（稿本），陈执中著，1916，藏地不详

《唐继尧致蔡锷电》（稿本），云南省档案馆藏，昆明

《熊克武十年军政工作回忆录》（稿本），熊达成著，藏地不详

《张镇芳存札》（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中俄协约案件·总长会晤俄使问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中华民国自由党湖南支部白话报》，中国共产党湖南临澧县委党史办公室藏，临澧中文著作

《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北京兵变始末记》，北京，国事新闻社编，1912

《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杜春和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补过斋文牍·戊集一》，杨增新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北京，新潮社编，1920

《蔡松坡集》，曾业英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蔡松坡先生遗集·祭词》，刘达武编，出版地不详，1943

《参议院议决案汇编》乙部第4册，南京参议院编，1912

《澄庐文集》第3卷，邹鲁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程雪楼先生书牍》上卷，程德全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大理院编辑处编，北京，1926

《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宓汝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吴承明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盾鼻集·电报第三》，梁启超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第二次矿业纪要》，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编，北京，1926

《俄蒙协约审勘录》，吴成章著，北京，顺天时报馆，1915

《鄂州血史》，蔡寄鸥著，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二十一条交涉经过》，王正廷著，出版地不详，1923

《福建辛亥光复史料》，郑祖荫编，福州，出版时间不详

《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出版地、时间不详

《光绪条约·英约（三十年丙午）》，北京，外交部印刷所，1916

《国父年谱》（增订本），罗家伦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台北，1969

《国民党之回顾录》第5卷，萃文社，出版地不详，1915

《汉冶萍公司史略》，全汉升著，九龙文海出版社，1971

《洪水集》，江亢虎著，出版地不详，1913

《洪宪惨史》，王建中著，出版地不详，1925

《洪宪纪事诗三种》，刘成禺、张伯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

《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胡汉民先生年谱》，蒋永敬编，台北，1978

《护国军始末谈》，李印泉著，北京，京华印书局，1917

《护国文献》，云南、贵州两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李希泌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会泽首义文牍·书牍》，云南都督府秘书厅编，昆明，1917

《黄兴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黄兴与中国革命》，薛君度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台北，文星书店，1962

《回顾录》，邹鲁著，独立出版社，1947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两广都司令部参谋厅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

《库伦条约之始末》，王光祈译，上海，中华书局，1930

《李烈钧自传》，三户图书社，出版地不详， 1944

《黎大总统政书》，上海，晋益书局，1916

《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1，上海，广益书局，1914

《联豫驻藏奏稿》，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支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梁启超选集》，李华兴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王芸生著，北京，三联书店，1980

《旅藏二十年》，麦克唐纳著，孙梅生、黄次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梅川日记》，居觉生（正）著，上海，大东书局，1947

《南北恶感新文牍》卷3，锋镝余生著，出版地不详，1913

《民国财政纪要》，北洋政府财政部编，北京，1915

《民国政党史》，谢彬著，出版地不详，1928

《民元藏事电稿》，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蒙古风云录》，唐在礼著，出版地不详，1912

《蒙古鉴》第5卷，卓宏谋著，北平，普善印刷局，1935

《蒙事随笔》，陈箓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

《平赣要事记》，李廷玉著，北京，财政部印刷局，1915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邹念之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凤冈及门弟子编，上海，联合书局，1946

《世载堂杂忆》，刘禺生著，北京，中华书局，1960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松坡军中遗墨》，松坡学会重印版，出版地不详，1926

《松寿老人自叙》，张勋著，出版地不详，1922

《宋教仁集》下册，陈旭麓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孙中山全集》第2、3卷，孙中山著，北京，中华书局，1982

《谭人凤集》，石芳勤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田赋案牍汇编》，北洋财政部编，北京，1914

《外蒙古撤治问题》，李毓澍著，台北，1961

《外蒙古现代史》第1册，张大军著，台北，1983

《五十年来之中国工业》，杨铨著，上海，申报馆，1923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西藏大事记》，杨德麟著，台北，1955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63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朱锦屏著，出版地不详，1925

《西藏问题》，王勤堉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西藏之过去与现在》，柏尔著，宫廷璋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杨大金著，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陈旭麓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辛亥革命在河南》，王天奖、邓亦兵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辛壬春秋·山西第六》，尚秉和著，历史编辑社，出版地不详，1924

《熊希龄集》上，林增平、周秋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徐世昌》，沃丘仲子著，出版地不详，1918

《叙永县志》卷5，岑炯昌主修，宋曙总纂，重庆肇明铅石印刷公司，1933

《玄玄遗著》，田桐著，出版地不详，1937

《雪生年录》卷2，李根源著，曲石精庐，出版地不详，1934

《验契及契税案牍汇编》，北洋政府财政部编，北京，1914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芮恩施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胡滨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

《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陈复光著，昆明，云南崇文印书馆，1947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徐有朋编，上海，广益书局，1926

《袁氏当国史》，马震东著，出版地不详，1930

《袁氏盗国记》，黄毅编，上海国民书社，1916

《远生遗著》卷1、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永顺县志》卷26，张孔修总纂，长沙，吟章纸局，1930

《张謇传记》，刘厚生著，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章太炎年谱长编》，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

《政府大政方针宣言》，熊希龄著，出版地不详，1913

《整理广东纸币始末记》，北洋政府财政部编，北京，1915

《中俄蒙古交涉节略》，外交部吉林交涉署编，北京，1913

《中俄外交史》，陈博文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中俄外交史》，何汉文著，上海，中华书局，1935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吕秋文著，台北，1976

《中俄中英关于蒙古西藏约章合编》，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编，南京，1929

《中国存亡问题》，朱执信著，日本东京会文社，1917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李文治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中国领土内帝国主义资本战》，长野朗著，丁振一译，上海联合书局，1928

《中国棉业之发展》，严中平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

《中国铁道建设》，张嘉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中国现代史论集》第4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周学熙编，出版地不详，1913

《中国之棉纺织业》，方显廷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中华革命党之研究》，王玮琦著，台北，正中书局，1979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李毓澍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中日贸易统计》，蔡正雅、陈善林等编，上海，中华书局，1933

《中印边境》，［英］兰姆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

《最近十年之中俄交涉》，远东外交研究会编，国际协报社，出版地不详，1923

中文报纸

《爱国白话报》，北京

《长沙日报》，长沙

《大公报》，重庆、上海、天津

《大共和日报》，上海

《滇南公报》，昆明

《铎报》，贵阳

《广西公报》，贵州

《国民公报》，成都

《国闻周报》，上海

《河南近讯》，郑州

《华南新报》，昆明

《觉报》，昆明

《临时公报》，北京

《民国新闻》，上海

《民立报》，湖州

《民权报》，上海

《民声日报》，广州

《民视报》，北京

《民信日报》，上海

《民谊》，广州

《民意报》，上海

《民约报》，天津

《民主报》，上海

《南洋总汇新报》，新加坡

《平民日报》，上海

《前锋》，广州

《强国公报》，武汉

《秦风日报》，西安

《群强报》，北京

《申报》，上海

《神州日报》，上海

《时报》，上海

《时事新报》，上海

《顺天时报》，北京

《太平洋报》，上海

《天津益世报》，天津

《天南日报》，昆明

《天铎报》，上海

《香港时报》，香港

《新纪元报》，北京

《新青年》，北京

《亚细亚日报》，北京

《义声报》，昆明

《正宗爱国报》，北京

《中华民报》，上海

《中华新报》，上海

《中论》，成都

中文期刊

《东方杂志》，上海

《国民杂志》，北京

《汗血月刊》，上海

《甲寅》，北京

《近代史资料》，北京

《历史研究》，北京

《社会星》，上海

《天津社会科学》，天津

《云南实业杂志》，昆明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北京

《宪法新闻》，北京

《正谊》，上海

《中央党务月刊》，南京

《传记文学》，台北

日文档案文献

《各国内政关系杂集·中国部分·革命党关系》，日本外务省档案

日文著作

《蒙古地志》上卷，柏原孝久、滨田纯一编，东京，1919

英文著作

Bland，J．O．P．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cies in China，London，1912

Croly，H．Willard Straight．New York，192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Friters．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49

J．Mac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New York，1921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 London，1966

Li，Tish-tseng．Tibet，Today and Yesterday，New York，1960

Mehra．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 Vol．1，Delhi，1979

Snum，K．K．Japan′s Attitude Towards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Paper on Far Eastern History， Series 21，1980，3

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China

Woodman．Himalayan Frontiers，New York，1969

英文报刊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Beijing

俄文著作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эма，Серия П（1903-1913），20，2，1034，1938-1940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¹⁾

A

阿迪斯（Addis）

阿穆尔灵圭

B

白　朗

白启禄

白逾桓

柏　尔

柏文蔚

坂西利八郎

坂野吉三郎

宝　道（Padoux）

宝　熙

鲍贵卿

本野一郎

毕桂芳

薄子明

C

蔡　锷

蔡　森

蔡成勋

蔡春华

蔡汉卿

蔡济民

蔡儒楷

蔡锐霆

蔡元培

曹　锟

曹浩森

曹汝霖

曹锡圭

岑春煊

柴宝山

常恒芳

车继斌

车林齐密特

陈　榥

陈　箓

陈　强

陈　威

陈　仪

陈　宧

陈　毅

陈　英

陈宝箴

陈炳焜

陈炳谦

陈传曾

陈德出

陈独秀

陈黻宸

陈复初

陈光远

陈广章

陈国强

陈国祥

陈果夫

陈焕章

陈家鼐

陈锦涛

陈景华

陈景桓

陈景松

陈敬第

陈炯明

陈懋修

陈其美

陈荣昌

陈三立

陈叔通

陈树藩

陈树勋

陈陶遗

陈廷训

陈文甫

陈文运

陈校经

陈兴亚

陈星枢

陈贻范

陈应品

陈元霆

陈月侨

陈泽霈

陈昭常

陈振先

陈之骥

陈中孚

陈钟英

陈仲甫　见陈独秀

陈紫枫

陈祖烈

陈祖虞

程　潜

程德全

程凤章

程家柽

程经世

程守箴

程树德

程雪楼　见程德全

程泽湘

程芝萱

程子楷

褚辅成

D

达桑占东

达锡札布

大隈重信

戴　戡

戴鸿慈

戴鸿智

戴季陶

但懋辛

德尔智

德福斯（Devos）

邓　铿

邓　熔

邓　实

邓汉祥

邓泰中

邓泰中

邓天乙

邓蔚林

邓玉麟

邓泽如

丁　恩（Dane）

丁葆桢

丁佛言

丁景良

丁开嶂

丁匡公

丁世峄

丁振铎

董伯群

董崇仁

董光弼

董鸿勋

董鸿祎

董士佐

杜　持

杜韩甫

杜淮川

端　方

端木璜生

段尔源

段祺瑞

段芝贵

F

樊增祥

范鸿仙

范西礼夫（Wassiljew）

范玉田

范源濂

方　维

方　正

方更生

方继英

方声涛

方亚凡

方玉普

冯德辉

冯国璋

冯麟阁

冯嗣鸿

冯玉祥

冯自由

符鼎升

傅良佐

G

高　溯

高尾亨

戈克安

格　雷

格里哥列夫（Григорьев）

葛宝成

葛诺发（Kоновалов）

葛应龙

耿　毅

宫崎寅藏

龚焕成

龚天福

龚心湛

龚星胜

龚荫槐

龚振鹏

贡桑诺尔布

古德诺（F．J．Goodnow）

古应芬

谷钟秀

顾　鳌

顾　斌

顾开文

顾乃斌

顾琢塘

关步青

关赓麟

关冕均

管　鹏

管昆南

管颖侯

桂太郎

郭　同

郭懋仁

郭懋修

郭人漳

郭业尔（Γoep）

郭元珍

郭则沄

H

哈　定（Charles Hardinge）

哈汉章

哈豪森（E．Von Haxthausen）

哈在田

海妻猪勇彦

韩　恢

韩国钧

杭达多尔济

何成濬

何丰林

何光燮

何国钧

何海鸣

何海清

何子奇

何宗莲

贺国昌

贺振雄

贺重熙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洪承点

洪述祖

洪兆麟

胡　钧

胡　骏

胡　伟

胡　仰

胡　瑛

胡秉柯

胡殿甲

胡鄂公

胡汉民

胡经武

胡景伊

胡汝麟

胡瑞霖

胡石青　见胡汝麟

胡思敬

胡嗣瑗

胡万泰

胡惟德

胡祖舜

华封歌

黄　郛

黄　訄

黄　群

黄　兴

黄　钺

黄复生

黄国樑

黄家宸

黄恺元

黄克强　见黄兴

黄理中

黄鲁连

黄懋鑫

黄鸣球

黄士龙

黄世棕

黄霄九

黄永社

黄毓成

黄元秀

黄远庸

黄云鹏

黄赞元

黄增耇

黄展云

J

籍忠寅

季雨霖

加藤高明

嘉乐恒（William James）

贾德耀

简玉阶

简照南

蹇念益

江　谦

江朝宗

江光国

江亢虎

江孔殷

江永隆

姜桂题

姜国梁

姜克生（Jackson）

蒋　筠

蒋方震

蒋介石

蒋士立

蒋雁行

蒋翊武

蒋由南

蒋中正　见蒋介石

蒋尊簋

蒋作宾

金邦平

金汉鼎

金泯澜

靳云鹗

靳云鹏

景耀月

久原房之助

居　正

瞿　钧

瞿鸿禨

K

康　德（Conty）

康有为

柯　司

克尔顿

克里斯浦（Crisp）

孔繁蔚

孔令贻

孔祥柯

孔祥霖

孔　子

库朋斯基（Kрупенский）

奎　芳

L

廓索维慈（Кокович）

莱西曼（Leishman）

兰　逊（Lanson）

蓝公武

蓝建枢

劳乃宣

雷　飙

雷　英

雷　瀛

雷克司

雷铁生

雷震春

冷　遹

黎　澍

黎　渊

黎本唐

黎元洪

黎宗干

李　彬

李　纯

李　诲

李　浚

李　穆

李　准

李葆林

李炳之

李长泰

李大钊

李鼎新

李定魁

李福全

李根源

李国镛

李国珍

李国柱

李海云

李恒春

李鸿祥

李厚基

李怀霜

李嘉品

李进才

李经迈

李经羲

李景

李景铭

李镜清

李开儒

李可钧

李烈钧

李流芳

李鸣凤

李平书

李乾玉

李庆芳

李善波

李盛铎

李士伟

李书城

李思广

李廷玉

李文富

李文汉

李文熙

李燮和

李雁宾

李耀汉

李元箸

李曰垓

李肈甫

李忠义

李子辉

李宗黄

李作栋

连成基

联　芳

梁　渡

梁鼎芬

梁敦彦

梁鸿志

梁启超

梁如浩

梁士诒

梁舜传

梁思顺

梁燕孙　见梁士诒

梁钟汉

梁仲则

廖伯琅

廖希贤

廖湘芸

廖仲恺

列　宁（В．И．Ленин）

林　虎

林　森

林　纾

林伯和

林长民

林成登

林衡可

林景云

林俊廷

林述庆

林斯琛

林文英

林与乐

林雨时

林拯民

凌　霄

凌　钺

凌　云

刘　松

刘　铁

刘　通

刘　询

刘　彦

刘　毅

刘　英

刘伯承

刘成禺

刘春霖

刘存厚

刘鼎锡

刘尔炘

刘凤同

刘福彪

刘古香

刘冠雄

刘国栋

刘槐森

刘济川

刘建藩

刘金标

刘镜福

刘揆一

刘龙标

刘茂曾

刘人熙

刘瑞麟

刘师培

刘世钧

刘崧衡

刘天猛

刘廷琛

刘廷汉

刘文锦

刘显世

刘心源

刘星楠

刘延扬

刘艺舟

刘莹泽

刘有才

刘玉麟

刘跃龙

刘云峰

刘震寰

刘镇华

刘祖武

柳承烈

柳人环

龙　伯（Rump）

龙济光

龙建章

龙觐光

隆世储

卢　焘

卢汉生

卢师谛

卢永祥

卢仲农

鲁梓材

陆　锦

陆承武

陆鸿逵

陆鸿仪

陆惠生

陆建章

陆兰清

陆梦熊

陆启荣

陆荣廷

陆兴祺

陆裕光

陆徵祥

陆宗舆

吕　超

吕丹书

吕东升

吕公望

吕志伊

吕仲铭

吕子人

伦青夏札

罗　斌

罗　斯

罗　西（Rossi）

罗佩金

罗文幹

罗子常

罗子达

M

马　济

马　良

马　素

马　骧

马安良

马伯援

马尔参（Maltzan，Baron）

马逢伯

马继增

马金叙

马景融

马君武

马克思（Karl Marx）

马为麟

马云卿

马佐臣

麦克马洪（Herry Sir McMahon）

麦克唐纳

麦孟华

毛仲方

茅乃封

梅宝玑

梅光远

梅景鸿

孟恩远

密　勒

闵尔昌

明　托（Morley Minto）

莫理循（G．E．Morrison）

莫擎宇

莫荣新

牧野伸显

N

那彦图

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南桂馨

尼古拉二世（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Н．II）

倪嗣冲

倪文翰

倪毓棻

聂正邦

宁调元

牛辟生

钮永建

O

欧　森（Oiesen）

欧阳启勋

欧阳武

欧阳煜

欧阳振声

P

潘昌煦

潘鸿鼎

潘鸿钧

潘矩楹

潘世琛

潘毓桂

潘祖裕

彭光烈

彭寿松

彭文治

彭允彝

彭占元

片山潜

蒲　鉴

蒲殿俊

濮兰德（J．O．P．Bland）

普恩加赍（Raymond Poincare）

溥　润

溥　伟

溥　仪

Q

齐耀琳

祁耿寰

祁国钧

钱能训

钱锡宝

覃　振

覃鎏钦

覃师范

覃寿堃

青木宣纯

邱丕振

仇　鳌

仇　亮

曲同丰

犬养毅

阙麟书

R

饶汉祥

饶景华

任凤苞

任鹤年

任可澄

日置益

荣　勋

荣德生

荣宗敬

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

阮毓松

阮忠枢

芮恩施（Paul S．Reinsch）

S

萨查诺夫（C．Д．Сазóнов Сергéй Дми'триевич）

萨镇冰

三音诺颜汗

桑诺尔布

涩泽荣

山县有朋

善　耆

邵元冲

沈葆义

沈秉堃

沈凤祥

沈鸿英

沈钧儒

沈缦云

沈彭年

沈云霈

沈曾植

沈祖宪

胜　福

盛宣怀

师景云

施　愚

施履本

施慎之

施肇基

石　瑛

石井菊次郎

石陶钧

时功玖

史推恩

首　斌

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

司徒颖

斯泰老（Strauch）

斯托雷平（Пётр Аркад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宋教仁

宋小濂

宋育仁

宋渊源

宋渊源

苏渺公

苏慎初

孙　文　见孙中山

孙　武

孙宝琦

孙宝镕

孙道仁

孙多森

孙发绪

孙洪伊

孙祥夫

孙玉璋

孙毓筠

孙中山

T

太仓喜八郎

谭　斌

谭浩明

谭人凤

谭学夔

谭延闿

汤　漪

汤化龙

汤觉顿

汤寿潜

汤芗铭

唐　蟒

唐　演

唐继尧

唐继禹

唐景崇

唐克明　见黎本唐

唐乾一

唐绍仪

唐天喜

唐文治

唐在礼

唐钟元

唐仲寅

陶德瑶

陶菊如

滕亚纲

田　桐

田文魁

田文烈

田中义一

田中玉

田钟谷

铁　良

童保暄

头山满

W

万　勋

汪秉忠

汪大燮

汪哕鸾

汪精卫

汪荣宝

汪瑞闿

汪学谦

汪有龄

王　道

王　赓　见王揖唐

王　寰

王　军

王　钧

王　侃

王　统

王　湘

王　逸　见王金发

王阿发

王安澜

王秉钧

王伯乔

王伯群

王宠惠

王光熊

王广龄

王华国

王怀庆

王家襄

王金发

王金发

王金镜

王璟芳

王克敏

王陵基

王茂元

王懋赏

王明山

王清穆

王人文

王汝贤

王慎刚

王升允

王士珍

王世澂

王式通

王曙笙

王树谷

王树堂

王天纵

王廷桢

王维纲

王文华

王文卿

王文庆

王锡蕃

王宪章

王晓峰

王孝缜

王一亭

王揖唐

王印川

王有兰

王钰锦

王毓秀

王月波　见王印川

王占元

王镇南

王正廷

王之纲

王芝祥

王治馨

望云亭

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威廉二世（K．W．II von Deutschland）

威廉斯

韦锦恩

魏邦平

魏宸组

魏期灵

魏子浩

温寿泉

温宗尧

文　群

文经纬

文仲达

乌　泰

邬云陛

吴　浩

吴　俊

吴宝璜

吴炳湘

吴成礼

吴传声

吴大洲

吴鼎昌

吴贯因

吴光新

吴洪昌

吴吉甫

吴金彪

吴景濂

吴佩孚

吴庆桐

吴萨缔

吴绍璘

吴廷燮

吴万春

吴先梅

吴行光

吴藻华

吴稚晖

吴忠信

吴宗明

伍朝枢

伍持汉

伍崇仁

伍任钧

伍廷芳

伍祥祯

伍毓瑞

武士英

X

希尔宁达木定

熙　彦

熙礼尔（Hillier）

夏　超

夏粹芳

夏杰唐

夏寿康

夏寿田

夏同龢

夏永伦

夏曾佑

夏之骐

夏重民

向瑞琮

向瑞琨

萧　堃

萧　湘

小幡酉吉

小田切

谢　持

谢　金

谢介僧

谢叔骞

谢树华

谢英伯

谢兆鸾

辛　汉

幸德秋水

熊秉三　见熊希龄

熊炳坤

熊成章

熊克武

熊其勋

熊尚文

熊嗣鬻

熊希龄

熊祥生

熊樾山

徐　谦

徐　勤

徐　涛

徐邦杰

徐宝山

徐宝珍

徐佛苏

徐傅霖

徐镜心

徐乐尧

徐企文

徐荣廷

徐绍桢

徐世昌

徐树铮

徐唯一

徐秀钧

徐血儿

徐则徇

徐子俊

许崇智

许世英

续桐溪

萱野长知

薛大可

Y

严　复

严　修

阎锡山

颜德基

颜惠庆

杨　度

杨　芬

杨　虎

杨　晋

杨　琼

杨　晟

杨　蓁

杨本礼

杨德邻

杨冠英

杨光庭

杨海清

杨荩诚

杨景斌

杨靖波

杨南生

杨其礼

杨善德

杨时杰

杨士琦

杨守真

杨树浦

杨庶堪

杨王鹏

杨信之

杨以德

杨永泰

杨玉桥

杨玉如

杨玉生

杨曾蔚

杨增新

杨钟年

姚鸿法

姚文栋

姚雨平

叶　举

叶　匡

叶　荃

叶德辉

叶恭绰

叶景葵

叶夏声

伊集院

伊藤大八

易次乾

易棠龄

易宗羲

荫　昌

殷承

殷汝骊

尹昌衡

尹俊卿

尹同愈

尹仲材

应德闳

应桂馨

应夔丞

由云龙

游运炽

有贺长雄

于式枚

于右任

余道南

余迪侯

余扶辰

余国祯

余鹤松

余际唐

余建光

俞应麓

虞洽卿

袁承轩　见袁振黄

袁大化

袁华选

袁家普

袁家声

袁静雪

袁克定

袁克文

袁乃宽

袁世凯

袁树勋

袁毓麟

袁振黄

Z

臧致平

曾　彦

曾　桢

曾秉钰

曾广为

曾广伟

曾国藩

曾绍文

曾彝进

曾有澜

增　韫

札喜旺堆

詹大悲

张　钫

张　昉

张　继

张　謇

张　石

张　煦

张　勋

张百祥

张伯烈

张春山

张岱彬

张鹗翎

张尔田

张凤翙

张凤台

张光曦　见张尧卿

张广建

张国淦

张国溶

张华甫

张怀芝

张汇滔

张季直　见张謇

张嘉璈

张锦芳

张敬尧

张静江

张开儒

张鸣岐

张培爵

张鹏翥

张人杰　见张静江

张人骏

张绍曾

张士秀

张士钰

张树森

张斯麐

张文生

张我权

张锡銮

张锡元

张孝准

张行志

张秀全

张尧卿

张耀曾

张一爵

张一鹍

张一麐

张一鹏

张荫棠

张英华

张永成

张元奇

张肇基

张振武

张镇芳

张正楷

张子贞

张宗昌

张作霖

章　梫

章　遹

章　梓

章炳麟

章驾时

章士钊

章太炎　见章炳麟

章宗祥

章宗元

赵　倜

赵秉钧

赵从蕃

赵戴文

赵尔丰

赵尔巽

赵凤昌

赵鹤龄

赵恒惕

赵钧腾

赵念伯

赵鹏飞

赵庆华

赵世铭

赵惟熙

赵锡龄

赵正平

赵智庵　见赵秉钧

赵钟奇

赵竹君　见赵凤昌

哲布尊丹巴

郑芳荪

郑国梁

郑螺生

郑鸣澍

郑汝成

郑士琦

郑万瞻

郑为成

郑孝胥

郑祖荫

钟　颖

钟鼎基

钟衡臧

钟明光

钟文耀

钟震川

周　浩

周　骏

周鳌山

周璧阶

周大烈

周登皞

周符麟

周官和

周晋敷

周汝康

周汝翼

周世英

周树模

周文炳

周务学

周学熙

周应时

周永广

周予儆

周予觉

周玉堂

周震鳞

周震勋

周钟岳

周自齐

朱　德

朱　瑞

朱　熙

朱　霞

朱超群

朱登五

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

朱家宝

朱念祖

朱启钤

朱庆澜

朱森林

朱寿朋

朱腾芬

朱锡麟

朱荫榛

朱兆莘

朱执信

朱志先

朱志尧

朱卓文

竹内维彦

祝制六

庄蕴宽

邹　廓

邹　鲁

邹以庄

邹永成

左宪章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华民国史

第三卷
（1916-1920）

李新　李宗一　主编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叙述的内容，是北洋军阀皖系统治时期的中国政治斗争与变化过程。时间从1916年6月袁世凯败亡后，段祺瑞上台，皖系军阀开始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直胜皖败为止，前后正好四年。

这也是中华民国史上一个较为重要的时期。

袁世凯死后，由于北洋军阀统治失去了统驭和中心的人物，便到了梁启超所谓“神奸既伏，人欲横流，而进于演水濂洞，演恶虎村”的时期，原来的“大一统”局面不复存在，各派军阀开始称雄割据。段祺瑞当政后一年，便因“府院之争”和“对德宣战案”，导致了张勋拥溥仪复辟，使共和政体再一次面临倾覆的威胁。张勋复辟比“洪宪帝制”更加鄙拙可笑，因而经历的时日更短，只有十三天即告结束。复辟失败后，原来在反袁护国战争中曾一度独立的南方各省，因护法问题进一步增强了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同北方分庭对抗，国会南迁，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为了有效地控制北京中央政权，支持、效忠或倾向于段祺瑞的一部分官僚政客，组织了安福俱乐部（即安福系），然后由安福系一手包办，违反《临时约法》，通过贿选和官宪干预，成立了安福国会。于是便形成一个国家，两个国会、两个政府的奇特局面。西南各派军阀打着护法的旗号，乘势各霸一方，并互相火并，拼命扩张自己的势力，而真正倡导护法运动的孙中山，却被排斥在一边。无论是南北战争还是南北议和，都无法消除分裂，实现统一。

北洋军阀内部因原有的凝聚力融解消失，权势之争加上在对待南方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分裂成皖系和直系两大派。直皖矛盾的演变激化，进而超过了南北之间的矛盾，直系转向同西南军阀结成联盟，共同反对皖系，结果两派最终不得不兵戎相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在皖系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分裂，段祺瑞手下两名主将靳云鹏和徐树铮之间的角逐日趋激烈。靳因不满徐的专横跋扈而同情直系，又成为直系争取反徐反皖的同盟者。

当南方各派军阀势力发展和直系吴佩孚崛起的时候，东北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势力也很快膨胀起来，摆脱了依附于皖系军阀的从属状态，成为一支影响政局的独立力量。新的直奉联盟，进一步削弱了皖系的力量，使直皖两派的均势失去平衡。曾经一度和段祺瑞合作、成为段内阁有力支柱的研究系，被段抛弃后，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因此，这一时期政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种政治势力并峙发展，权力分散，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威大大削弱，不仅南方军政府所属各省拒不听命，就是北洋所管辖的省区也多貌合神离。段派军阀统治比袁世凯的统治还要脆弱得多。从总体来说，北洋军阀势力已在走下坡路，开始了它的衰落过程。

段祺瑞为了恢复北洋军阀一统天下的霸业，坚持对南方进行讨伐，企图用武力统一中国。但他力不从心，北洋派中除了徐树铮、倪嗣冲等极少数顽固主战派之外，支持赞成的人不多。段祺瑞在起初掌握北京政权时，因他曾反对袁世凯称帝，得到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后来又因举兵讨平张勋复辟和主张对德宣战，赢得了一些声誉，但他远没有袁世凯一度有过的那种威权。他出任内阁总理，三上三下，最终还是不得不下台，退居幕后操纵。皖系自始至终，从来也没有掌握中央政府的全部权力。

皖系军阀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借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内扩编军队，炫耀武力，进行内战。安福系结党营私，毁法乱政，为非作歹，祸国殃民，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完全失去了人心。因此，在直皖战争中，皖军在战场上一触即溃，不过三四天即被直军完全打败，导致了皖系军阀统治的倾覆。从根本上说，是民意和人心决定了这一结局。

从中国民主革命的总进程来看，这个时期又是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刻。由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缔造的共和政体不断遭到破坏，反面人物一再出场，演出了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历史丑剧，时局愈来愈坏，人们的怀疑失望增长了，也在开始进行反思和再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对当时这种现实的反抗和反思的表现。人们虽然起初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和出路，但毫无疑问是在重新探索，起步前进了。辛亥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级力量有了新的变化，教育也相应地得到了发展。旧的封建主义教育得到了某些改革，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在逐步确立，具有爱国思想和西方民主意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进一步扩大，这是新文化运动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社会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以重大的影响，使人们从茫茫的黑夜中看到了人类的新曙光，马克思主义从此开始在中国传播，并造就了虽然当时为数不多但却是崭新一代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给腐败的社会机体注入了新的血液。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美协约国战胜德、奥匈同盟国，也给当时的思想界和政界以很大的影响。广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公理对强权，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和平人道主义对暴力武断主义的胜利，从而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对民主主义的空泛幻想。这些都影响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为导火线爆发的五四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屈辱的巴黎和约上签字，其矛头实质上是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卖国的皖系军阀官僚政客的。从“五四”到“六三”，爱国运动从北京扩展到上海、天津及全国各地城镇，继学生之后，工人、商界和市民也被卷了进来，形成巨大声势。军阀政府对此莫可如何，并且不得不让步，被迫遵从人民的意愿，将曹、章、陆免职，同意拒签和约。这固然是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坚持抗争的结果，同时也和当时分裂型政治，统治阶级在内政外交方面不能协调一致行动，作出统一的决定有关。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空前大觉醒，第一次真正显示出人民群众的威力。它给皖系军阀统治以很大的冲击，使其威信扫地，从而也给其政敌提供了进行反皖活动的大好时机。“五四”前后，研究系活跃一时，抓住每一个有利时机，利用他们的宣传工具，对皖系旁敲侧击，对爱国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吴佩孚在五四运动后，更是利用了人们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加速了他的倒皖活动进程。

中国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前后有新旧之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从此逐步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五四运动，中国人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价值。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研究中国问题，寻求社会改造的新方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也在进行新的探索。从此，同封建军阀对阵的，不止有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且还产生了一批比资产阶级民主派更彻底更强劲有力的无产阶级民主派。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曲折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

综上所述，一方面是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分裂，权势的削弱和趋向衰落；另一方面是新思潮的勃兴，人民新的觉醒，进步民主力量的重新组合聚结。把这两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观察，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和结论：时代在阔步向前，民意不可侮，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军阀势力虽然还可以横行一时，但历史注定他们末日的来临为期已不会很远了。

历史现象纷繁复杂，但总是有规律可循的。本卷围绕皖系军阀的兴衰这个总题，对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张勋复辟，西南军阀的纷起，护法运动，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南北议和，五四运动，直皖战争，以及这一时期内的中外关系等重大历史事件和专题，进行了探讨，阐明皖系军阀兴衰的历史过程及其必然性，同时兼及其他重要问题。编写者力图通过翔实的史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评析历史事件和人物，避免主观随意性。如有舛误和不当之处，希望史学界的同行们和读者诸君多予批评指正。

本卷由彭明、周天度主编，各章执笔人如下：

前言　周天度

第一、第二章　潘荣（其中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目周天度）

第三章　谢本书

第四章　方式光

第五章　章伯锋（第一节），周天度（第二节）

第六章　周天度

第七章　邓野（其中第七节彭明）

第八章　周天度

钟碧容提供了部分资料。彭明作了较多的组织工作。全书初稿由周天度、彭明进行整理修改，统一体例，核定史实，并最后定稿。邓野参加了第二、第四章部分史实的核对工作。李新、李宗一审阅了全书。

王述曾同志协助审阅了全稿，提了不少好的修改意见，并改正了某些地名、人名和引文方面的错漏，谨向他深致谢意。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

第一节　段祺瑞政府的成立

一　段内阁的组成和国会的召开

二　各省督军、省长的任命

第二节　各派政治力量的动向

一　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的动向

二　进步党人的动向

三　北洋集团的开始分化

第二章　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

第一节　府院之争

一　研究系和商榷系在制宪问题上的斗争

二　督军团对国民党人的攻击

三　府院权限之争

四　对德绝交及其国际背景

五　参战问题引起的风波

第二节　张勋复辟

一　北洋八省“独立”和国会解散

二　张勋集团与皖系军阀的角逐

三　复辟丑剧和全国反复辟的斗争

四　复辟失败和段祺瑞的乘机再起

第三章　西南军阀的纷起

第一节　滇系军阀

一　川滇黔军之战

二　滇系军阀的扩张

第二节　桂系军阀对两广的控制

一　桂系对广东的控制

二　桂系军阀的残暴统治

第三节　川黔两省军阀割据势力

一　川系势力

二　黔系势力

第四章　孙中山南下护法和南北战争

第一节　护法军政府的成立

一　孙中山南下筹备护法政府

二　海军南下支持孙中山护法

三　孙中山成立军政府

四　各地护法军、靖国军的兴起

第二节　南北战争的开始

一　南北政府的战略方针及其战略部署

二　湖南的争夺战

三　段祺瑞内阁的第二次倒台

第三节　南北和战之争

一　护法军内部和战问题的分歧

二　北洋军阀内部和战问题的争吵

三　南军攻克岳阳和北军占领荆襄

四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

五　段祺瑞第三次组阁

六　吴佩孚与陆荣廷签订停战协定

第四节　军政府改组和护法运动的失败

一　孙中山炮击观音山

二　西南联合会议的出现

三　军政府改组和孙中山离粤

四　护法战争的历史意义和教训

第五章　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

第一节　日皖勾结

一　日本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

二　“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

三　日美的争夺与勾结——《蓝辛—石井协定》

四　中日军事协定的签订

第二节　安福国会的召开

一　安福俱乐部的形成

二　安福国会的召开

三　徐世昌当选大总统

四　围绕选举副总统问题上的斗争

第六章　南北议和

第一节　南北议和的时代背景

一　列强侵略中国的新形势

二　国内和平呼声的高涨与和平期成会等团体的出现

第二节　南北和会的召开及其破裂

一　南北和会的酝酿和准备

二　南北和会的召开和中断

三　南北和会的恢复及其破裂

第七章　五四运动

第一节　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一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二　百家争鸣和新旧思潮的激战

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第二节　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

一　协约国胜利在中国的反响

二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

三　巴黎和会开幕与山东问题的提出

四　山东问题的交涉和失败

第三节　五四爱国运动

一　各界对山东问题的关注

二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和各方面的评论

三　五四爱国运动引起的政治波澜

四　北京政府应付山东问题的初步方针

五　五月下旬政局恶化

六　六三运动和罢免曹、陆、章

第四节　继续动荡的政局

一　北京政府的政治危机

二　英美在华势力对山东问题的态度

三　一个独特的军阀——吴佩孚

四　西南方面对五四爱国运动的意图及镇压

第五节　拒签对德和约及其他

一　拒签对德和约

二　对奥和约的签订

三　几段尾声

四　山东问题的继续

第六节　“五四”前后的孙中山

一　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二　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和中国国民党的建立

第七节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八章　直皖战争

第一节　直皖矛盾的激化

一　吴佩孚的撤防北归和西南军阀“联直制皖”的策略

二　河南易督和八省同盟的建立

三　安福系的倒阁运动和靳内阁去留之争

四　张作霖的调停及其失败

第二节　直皖战争的爆发

一　直皖战争前夕双方的备战活动

二　战争经过

三　直胜皖败的原因

四　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战争双方的态度

第三节　战争的善后处理

一　直奉间的矛盾开始显露

二　内阁问题

三　惩办祸首问题

四　召开国民大会问题

五　解散新国会问题

六　一项政治分赃密约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

第一节　段祺瑞政府的成立

一　段内阁的组成和国会的召开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则掌握北洋政府的实权，成为稳定北京政局，处理洪宪帝制善后问题的关键人物。这一政治局面的形成，不是偶然的。

段祺瑞（1865—1936），原名启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故后来人们把以他为首的一派北洋军阀集团称为“皖系”。清末，段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炮兵，毕业后曾被派往德国学习军事一年。1896年，袁世凯将他调到天津小站新建陆军担任炮队统带兼随营学堂监督，从此一直受袁赏识，成为袁扩编北洋军的重要帮手，以后人们把他和王士珍、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1906年—1909年，段先后任北洋军第三和第六镇统制，并兼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陆军各学堂督理、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等官职。因此，北洋军官大多是他的门生故吏。北洋政府成立后，他长期控制陆军部，为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效力。袁氏开始准备称帝之后，便逐步削夺段的兵权。段对此深表不满，对袁氏的帝制公开进行抵制和反对。他说：“项城本清室大臣，以赞成共和，遂为总统，今若称帝，何以对故主，微论民国。”⁽¹⁾后来，袁派曹锟、张敬尧率北洋军讨伐护国军时，段曾遥约冯国璋暗中对张“竭力阻遏，勿使进兵”⁽²⁾。张受段密意，后在泸州屯兵不进。陈树藩在陕西逐走袁党陆建章，实行独立，也与段祺瑞的幕后策划有一定关系⁽³⁾。

1916年3月下旬，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为了收拾残局，他重新起用段祺瑞，任命他为参谋总长，随后又改任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希望段能重新效力。但袁仍抓住军权不放，对段提出的撤销海陆军统率办事处，取消拱卫军和模范团，将中央一切军权统归内阁辖制等要求，并不付诸实行，引起段的严重不满。因此，段对袁仍然采取表面敷衍、实则拆台的手法，对于南方强烈要求袁氏退位，暗中表示支持。

由于上述历史原因，特别是由于在反对帝制运动中的表现，段祺瑞在全国享有一定的“人望”。袁死后，徐世昌极力支持段，以便维持北洋势力。有能力与段竞争北洋首领地位的冯国璋，远在江南，对北京政情一时还摸不透，对段也不表示反对。黎元洪也认为不取得段的支持，就很难行使总统职权。因此段祺瑞便成为北方政局中唯一可以出来收拾局面的人选。对南方反袁势力来说，在北洋集团中，也只有段才是可被接受的人物。6月7日，黎元洪就任总统职。就在这一天，梁启超致护国军电说：“收拾北方，惟段是赖。南方似宜力予援助，毋令势孤，更不可怀彼我成见，致生恶感。”⁽⁴⁾6月8日，梁又致电黎元洪：“项城以违法专欲失天下望，今宜尽反其所为，请以明令规复旧约法效力，克期召集国会，委任段公组织新阁，延揽各派俊彦署理阁员，共图匡济。”⁽⁵⁾孙中山也表示了大体相同的意见，认为：“黎氏依元年约法出任总统，乃当然之事，余甚表同意。段氏维持秩序，尤属有裨大局，厥功甚伟。日来有人主张调护国军若干入卫京师者，不知段氏既能膺此艰巨，人民安堵，又安用此一着？调兵多，则力有未逮，少则仍无济于事，是徒伤北军感情，且先示人以不信，余甚不取也。”⁽⁶⁾6月23日，他在致段祺瑞的信中说：“民国初元，曾亲教诲，伟人丰采，至今不忘。盖当南北议和之际，惟执事为军人领袖，赞成共和，大局以定。洎帝制发生，尤能以大义自持，冒犯险难，终始不变，求之当世，诚拔萃而寡俦。而今日天下汹汹，扶危定倾，又唯执事是赖，此文所倾服不置也。……愿执事翊赞当机，不为莠言所惑，重陷天下纷纠，亦文之望也。”⁽⁷⁾南方其他一些实力派人物，如陆荣廷、唐继尧、龙济光等，对段祺瑞也没有恶感，愿意承认他在北京中央政府中的地位。

但是南方认为，段内阁作为事实上的内阁，牵涉一个法理问题，同时还存在着一个法统问题。所谓法理问题，就是段祺瑞的国务卿是由袁世凯任命的，国会早已被袁解散，其任命未经国会同意，因而是不合法的；国务卿的“卿”这个名词，本身就含有帝制味道，是帝制运动的产物。而且国务院中除段祺瑞等一二人外，其他大多数人是属于要清算惩治的帝制祸首，这样一个为帝制派盘据的内阁，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南方曾致电北京政府，指出：“国务员多为袁党，应即改组内阁。”并要求改国务卿为总理⁽⁸⁾。所谓法统问题，就是约法与国会问题。南方认为，1913年国会解散后，帝制运动即已开始进行，只有国会未解散以前所制定的法律如《临时约法》等，才能承认有效；袁世凯制定的新约法等是不合法的，应当废除。黎元洪继任总统，任期应当依据《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的规定，至前总统任期满时（1918年10月10日）为止。前国会应立即召集，新副总统由国会选出，新内阁由黎元洪总统任命，由国会同意，才能生效⁽⁹⁾。这就是说，南方对段内阁的赞同和支持是有条件的。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南方在袁世凯死后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三大要求：一、恢复旧约法；二、召集国会；三、惩治祸首。南方需要看看段祺瑞对这些问题采取什么态度，然后才能决定弃取。如果段能满足这些要求，当然会得到南方的支持，从而可以实现南北的和解与统一。这是南方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主张，尽管他们所抱的目的各有不同。当时南方和段祺瑞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利用的关系。南方向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惩办帝制祸首的要求，需要黎元洪下命令，并且必须有段祺瑞的副署，才能有效，如果不承认段内阁，则其所副署的命令就不能发生效力；另一方面，段内阁只有得到南方的支持，国会的同意，才是合法有效的。

对于南方所拥戴的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段祺瑞首先表示赞助，并予以坚决支持。6月5日，袁死的前一天晚上，段即往黎宅请他“依据约法，出任重寄，维持大局”⁽¹⁰⁾。6日晨袁气绝后，段又两次谒黎，重申前请⁽¹¹⁾。7日，在黎元洪就职典礼上，他代表全体阁员致祝词，表示“余等必竭力赞助总统”⁽¹²⁾。对于当时北京反对黎出任总统的一些军事头目，段作了不少说服工作。人们拿这件事和前此袁称帝时他采取抵制反对的态度进行比较，认为他还是泾渭分明的。报纸评论说：“今日各界公电纷纷，谓大总统未能完全自由者，不仅疑帝制派人尚盘据政局中，亦有一部分人疑段之态度不甚分明，或谓为人利用也。吾谓段于前既反对帝制而退，今又首先拥护总统，态度无所谓不分明。”⁽¹³⁾

关于恢复旧约法和召集国会问题，段祺瑞开始时态度迟疑，但随后不久还是同意了。6月29日，北京政府国务院开会，最后决定恢复旧约法，废止新约法，并决定于8月1日以前召集国会。当日晚，由段祺瑞和内阁其他成员副署，黎元洪以大总统名义公布的命令说：“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会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¹⁴⁾与此同时，黎还依《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颁布了“续行召集国会，定于本年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的命令⁽¹⁵⁾。

这样，新旧约法存废问题的争持遂告一结束。在肃清帝制、恢复共和方面，段祺瑞虽然是艰难地然而是果敢地迈出了一大步，从而也就为消除南北对抗，实现和解，扫清了最大的障碍。《申报》为此发表的一篇《时评》说：“西南军起义，即宣言为约法而战，故帝制取消而仍进战不已，袁死黎继而仍备战不已，以约法未复，战之目的未尽达也，今则可谓目的尽达矣。以南方最初之主张言，既可谓为完全达到，而以最近一致之要求，又可谓为已得三分之二。仅余惩祸首一端未有表示，然亦屡传其拟议办法，当必有以慰我国人。然则南方之志愿所未满者，亦无几矣。……而民国之无穷之希望，亦自此始矣。吾故为今日之约法国会贺。”⁽¹⁶⁾著名记者邵飘萍也在一篇短文中指出：“上之数者，可谓根本解决。收效稍迟，而结果圆满，可深为民国前途庆者。”⁽¹⁷⁾

同一天，黎元洪颁布命令，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废去原来国务卿的头衔⁽¹⁸⁾。

关于惩办帝制祸首问题，西南原提出一个名单，除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和胡瑛外，加上梁士诒、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共十三人（人称“十三太保”）。段祺瑞起初不同意惩办，主张将帝制派与被缉拿的国民党人一起予以特赦。黎元洪认为不能将两者混同起来，因而黎、段在这个问题一度发生意见分歧⁽¹⁹⁾。后来因为南方坚决要求惩办，而北方又有一些人求情，为了满足南方的要求，又不多事株连，经过多次磋商研究，北京政府于7月14日发表惩办帝制祸首命令，将杨度、孙毓筠、顾鳌（前法制局局长）、梁士诒、夏寿田（内史，一切帝制文电多出自其手）、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亚细亚报》经理）八人列为祸首，“着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概宽免”⁽²⁰⁾。

在北京惩办祸首令发表的同一天，南方鉴于恢复旧约法和召集国会这两个最主要的目标已经达到，也发表通电，宣布将军务院予以撤销⁽²¹⁾。

北京政府的惩办祸首令，自然是很宽大而不彻底的，而且在命令发表前祸首们早已逃之夭夭（只顾鳌一人乘车离京时在车站被捕）；命令发表后又未采取有力措施，将他们拿交法庭惩办。但是段祺瑞还是协同黎元洪为肃清帝制余毒，废除了不少袁世凯制定的反对共和、实行专制独裁的条例制度和设立的机构。

6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其职权分别归还陆军部、海军部、参谋本部接掌办理⁽²²⁾。

袁世凯为巩固其统治，镇压反对派，曾于1914年4月设立京畿军政执法处，派其党羽杀害异己，罪恶昭彰。6月19日，北京政府特明令予以撤销⁽²³⁾。该处奉令后，于6月29日将已结未结各案分别情况，移交陆军部接收核办。各地的军政执法处，亦同时取消。

袁世凯蔑视人权，草菅人命，违反原《暂行刑律》第四十条“死刑非经司法部复准，不得行之”的明文规定，往往通过咨转、呈请、批准等程序，随意执行死刑，妄施杀戮。7月1日，北京政府申令：“死刑非经司法部核准回报，不得执行。”“所有关于执行死刑之咨转、呈请、批准等程序，均应废除。”⁽²⁴⁾

7月6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废止袁世凯颁布的《颁爵条例》、《惩办国贼条例》、《附乱自首特赦令》、《纠弹法》⁽²⁵⁾。这些条例都与帝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是袁世凯实行窃国，阴谋复辟帝制，借以惩办反对派及奖励其鹰犬爪牙的工具。这一措施颇为舆论所重视。《字林西报》发表评论指出：“今晨若干命令颇可满意，足征政府步趋渐正，已以反对帝制者所注意之点为然。”“此举尤可为南方所嘉纳，视为政府意在悉反袁氏所行之明证。”⁽²⁶⁾

7月8日，北京政府废止袁世凯颁布的《文官官秩令》⁽²⁷⁾。前此两日（6日），为慎选人材，郑重吏治，北京政府成立由十人组成的“文官甄用委员会”，由段祺瑞任委员长⁽²⁸⁾。

7月13日，北京政府申令释放政治犯，并撤销政治犯通缉各案。令文指出：“现在《惩办国贼条例》及《附乱自首特赦令》业经废止，所有本年七月十二日以前因政治犯被拘禁者，应即一律释放，其通缉各案亦一律撤销。但触犯刑事罪名者不在此限。”⁽²⁹⁾命令公布以后，在上海、湖南等地陆续释放了因反袁而被拘捕的爱国正义人士。

袁世凯当政期间，厉行箝制舆论，取缔言论自由，国内报纸遭统率办事处、政事堂以及各地军事长官知照或函请内务部查禁者不少。袁死后，上海日报公会电请解禁。7月6日和8日，北京政府内务部先后两次咨各省区：“现在时局正宜宣达民意，提携舆论”，前此查禁各报“应即准予解禁”，“一律自可行销”⁽³⁰⁾。解禁的报纸计有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民信日报》、《共和新报》、《民意报》等共二十余种。7月16日，北京政府又颁布命令，废止《报纸条例》⁽³¹⁾。国务会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有一部分人不同意，另有人则提出此次条例废止后，仍采用从前报律。段祺瑞不赞成，认为“报律系订自前清，尤不宜于共和国体，应暂持放任主义，俟将来查看情形再定办法”⁽³²⁾。

7月18日，北京政府申令废止袁世凯制定的《官吏犯罪特别管辖令》、《官吏犯赃治罪法执行令》、《徒刑改遣条例及施行细则》、《清查地亩诉讼变通办法》、《简任法官预保办法》、《道署暂设上诉机关易笞条例》⁽³³⁾。

此外，还有袁世凯假托国民总代表名义助成帝制的参政院、平政院所属之肃政厅，和在总统府内设立的含有帝制性质的内史，以及在国务院设立的临时机关等机构和职官，也都予以裁撤。现行的国务会议章程也被取消，仍改用1912年制定的国务会议章程。

段祺瑞一面配合黎元洪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一面积极着手改造旧内阁，组织新内阁。他原先提出一个阁员名单，由汪大燮任外交总长，许世英任内务总长，陈锦涛任财政总长，刘冠雄任海军总长，章宗祥任司法总长，张国淦任农商总长，范源濂任教育总长，曹汝霖任交通总长。这个内阁名单与原来旧内阁变化不大，交黎元洪审核盖印时，黎为了多容纳几个南方人士以争取南方，实现南北和解，将其中刘冠雄、章宗祥、曹汝霖、范源濂四人换掉，加入唐绍仪、孙洪伊、程璧光、张耀曾，并征求段祺瑞的意见，段也表示同意⁽³⁴⁾。6月30日，即段被任命为国务总理的第二天，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段祺瑞兼任陆军总长。唐绍仪未到任以前，由陈锦涛暂兼署外交总长；张耀曾未到任以前，由张国淦暂兼署司法总长；同时免去原兼署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兼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的职务⁽³⁵⁾。

这个内阁名单除陈锦涛、张国淦两人外，其余都是新任命的，南方人士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表明段祺瑞作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南方对这个“混合体制”的内阁并不满意，原因是内阁中还保留有帝制分子。许世英长内务，张国淦长农商，不仅南方人士反感，北方也有人不表赞同。7月3日英文《京报》说：他们两人“一为声名狼藉之徒，一为帝制余孽同类，亦得公然备位阁中，明令发表，举国哗然，可见好恶人有同心，天下岂无公论！”⁽³⁶⁾7月6日，军务院派代表高尔登、方声涛进京谒见黎元洪，于陈述军务院拥护政府之诚意的同时，希望政府：一、肃清帝制余孽；二、“内阁虽成立，良莠不齐，应摒去不肖分子”⁽³⁷⁾。黎对南方的意见表示可以理解。

名单发表后，黎元洪、段祺瑞随即一再致电唐绍仪、孙洪伊、张耀曾等人，敦请他们速来京就职。7月3日，段祺瑞致电唐绍仪说：“公长外交，历数十年，硕德重望，中外镜仰，斲轮老手，倾盖旧交，公谊私情，两无可诿。外交一席，为国暂屈，星驾北遄，无任企祷。”⁽³⁸⁾同日，段致孙洪伊的电文说：“世衰学敝，雅待扶轮。先生硕望通才，万流仰镜，尚希慨念时艰，勉纡星轸，士林额庆，大局蒙庥。戒形〔行〕有期，敢祈电示。”⁽³⁹⁾但唐、孙由于：第一，阁职的任命，事先未征得他们本人的同意；第二，内阁中还保留有与帝制有关系的人如张国淦、许世英；再加上他们对北洋政府的不信任感，都表示不愿就职。唐绍仪复电段说：“为国驰驱，本仪素志，果能尽职，何必在位。逖听殊猷，曷胜企跃。知我爱我，毋强所难。”⁽⁴⁰⁾孙洪伊在致张继的电文中指出：“此次改组，似去轨道尚远。况内阁伏有黑幕，如果成立，必增长官僚势力，政治终难清明，循是以往，国将不国。”⁽⁴¹⁾

黎元洪希望唐绍仪、孙洪伊出来共济国事，固然出于诚意，段祺瑞也很希望他们就职，“借便时局之收拾”⁽⁴²⁾。为了尽快组成一个为南方所满意，能够得到国会通过的内阁，黎、段一方面派张继、王正廷前往上海促驾，另方面对内阁名单再次作了更动。7月13日，批准汪大燮辞职，改任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⁴³⁾。后来张国淦也辞职。为表示容纳原军务院人士，又任命谷钟秀接替张国淦任农商总长。孙洪伊在黎元洪、段祺瑞一再敦请和一些南方人士的劝说下，于7月27日抵北京就内务总长职。唐绍仪则始终不肯北来。

当时，进步党人对黎元洪竭力延揽国民党人士唐绍仪、陈锦涛、程璧光、张耀曾和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非常不满。7月11日，梁启超在致西南各省的电文中说：“各事并非全由段作主，有咎黎当分任。前次任阁员，除许（世英）外，皆黎亲简也。”⁽⁴⁴⁾实际上黎元洪出任总统之初，对南方人士，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进步党人，都竭力拉拢。黎曾电邀梁启超进京“共商国是”，但被婉言谢绝。7月初，黎又任梁为总统府秘书长，召梁迅即进京，也没有得到响应。梁启超原是热衷政治的，此时为何一再辞官不就？原因有二：一是他周围的同党多劝他暂不出山，以免重蹈“第一流人才内阁的覆辙”⁽⁴⁵⁾。二是他本人也考虑到段祺瑞与黎元洪矛盾重重，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无异“作重茧以自缚”。“今若碰在此风头上，为《恶虎村》、《水帘洞》剧本中凑一脚色，这是何苦”⁽⁴⁶⁾。

梁启超既一再推辞，所以黎元洪没有举荐梁入阁。黎不知道，梁本人虽暂不愿出山，但他却不愿意看到国民党人纷纷入阁。梁的本意是，自己暂不出来，以在野从事社会教育为名，评论时政，既可赢得声望，又不冒风险。8月，梁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透露了他的这种思想，说：“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⁴⁷⁾梁启超曾想推荐几个心腹当官，但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牢骚满腹，并把怨气发泄到黎元洪身上。

内阁任命后，就等召集国会予以追认了。

6月中旬，当北京政府还未作出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的决定时，参众两院议员发出《集会紧急通告》，宣称“国事危迫，一发千钧”，根据《临时约法》第二十条“参议院得自行集会闭会”的规定，要求所有议员于6月30日以前抵达上海，7月10日两院在上海合行开会⁽⁴⁸⁾。政府决定恢复旧约法，于8月1日召集国会后，参众两院又联合发出通告，要求所有议员于7月31日以前齐集北京，俟足法定人数，即行开会⁽⁴⁹⁾。与此同时，政府内务部也派代表沈钧儒、孙熙泽于7月中旬赴沪欢迎议员团。

8月1日，参众两院议员在北京众议院举行开会式，这次会议名称为国会第二次常会，到参议员一百三十八人，众议员三百一十八人。会场中，“议员彼此握手，频语寒暄”，对国会的恢复，“不胜悲喜交集”⁽⁵⁰⁾。黎元洪、段祺瑞及其他在京阁员均出席。由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致开会词，黎元洪致祝词。

国会开会后，政府计划交议的议案有：一、阁员的追认；二、副总统的选举；三、各种法律的修正；四、宪法的制定；五、民国六年度的预算案⁽⁵¹⁾。其中制定宪法是最重要的，而人们所最关心的，则是追认阁员和选举副总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在程序和人选问题上，属于南方国民党的一些议员，主张先选举副总统，再行追认阁员，认为副总统选出后，“则民国根本上要点既定，余则均易表决”⁽⁵²⁾。其意图是想选段祺瑞为副总统，而将内阁总理一席留给唐绍仪，这样可以避免“武人内阁”的称号。政府的意见，以为“国会倘能先将内阁承认一项解决，则中央行政基础即可从兹巩固”，内阁总理以段祺瑞担任“决能称职”⁽⁵³⁾。《申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国会开后之第一幕，为副总统与内阁总理之两问题，而实则为唐、段二人之问题。副总统之名虽尊，然而宾也，无实权者也。内阁总理之名虽尊不如副总统，然而主也，有实权者也。取实权而让空名，南北意见之所同。此两问题孰先决者即孰方胜，故两问题亦可视为一问题也。”⁽⁵⁴⁾

段祺瑞当然不想当那种名虽尊而无实权的副总统，而将拥有实权的总理位置让给别人；而且在他看来，阁揆一席，“非彼莫属”，惟有他才能担当此任，他是“当仁不让”的。他屡次对人说：“近闻外间有人主张举余为副总统，余实感激，但陆军总长苟无相当继任之人，恐不足收统驭全局之效；即总理一席，尤非南方允孚不可。余虽驽下，自愿早避贤路，然遇万不得已时，亦断不以维持之责诿之他人。余意两年以内，为收拾难局最紧要之关头，过此则主持之人较易为力矣。”⁽⁵⁵⁾他还声称：“某以国事为重，但使贱躯可以勉支，亦断不肯撒手而去。”⁽⁵⁶⁾有人因风闻段有“辞让政权”之说，写信劝段勿让，他复信说：“瑞本忧患余生，饱尝世变。……昔创共和，曾与其役，今因纷革，竟召沦胥，罪案千秋，将何以自解。是以幡然改计，重入漩涡，国是未宁，誓不返顾。非谓衰庸必能有裨，盖援佛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说，爱国之念，犹之诸君子也。所幸并时贤达，能谅愚衷。”⁽⁵⁷⁾言下之意，他是决心非任总理不可的。唐绍仪则表示，他既坚辞外交总长，更绝无想出任国务总理的意思。

黎元洪和国会大多数议员以及舆论都表示支持段祺瑞膺任总理，认为“改组内阁宜出以慎重”，“段氏显为暂时必要的人物”⁽⁵⁸⁾。南方也表示同意总理一席可不更动。那些曾经主张先选副总统，举唐绍仪为总理的议员们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经各方面磋商，决定先追认内阁，副总统选举暂缓进行，并属意此席将来留给冯国璋。

8月21日，众议院开会，到四百一十三人，已足法定人数，由副议长陈国祥主持会议，宣布本日第一议案为《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咨请同意案》。后由黎元洪的代表黎澍登台陈述理由。他说：“大总统依约法第三十四条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咨请追认。查段氏在民国成立之初，厥功甚伟，虽属军人，而于政治经验甚富。当民国二年时，曾代理国务总理，成效昭著。当帝制发生时，极力反对。民国恢复，大局多赖维持。兹特任为国务总理，尚希表示同意。”⁽⁵⁹⁾接着投票，结果同意票四百零七票，不同意票七票，以绝对多数通过。会后黎元洪立即通电各省知照。23日，参议院开会投票，又以一百八十七票对六票的绝对多数通过。9月1日和4日，唐绍仪、陈锦涛、程璧光、张耀曾、孙洪伊、范源濂、许世英、谷钟秀八名阁员也先后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予以通过。至此，段祺瑞内阁正式成立。

段祺瑞组阁，掌握北京政府大权，从此开始了皖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历史。护国战争结束了袁世凯推行的帝制连同袁本人的生命。段祺瑞在全国反帝制运动浪潮的影响与推动下，和黎元洪一道，继续清除帝制的遗毒，恢复了旧约法，召集了国会。但是，段并不真心实意地拥护共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缔造的共和制度，并没有真正得到恢复。对约法和国会，皖系军阀可以随时践踏它，毁弃它。段祺瑞政府仍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袁世凯统治曾经赖以存在的旧的封建官僚势力和思想并没有触动，依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就在段内阁成立之初，1916年9月，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在一篇文章中曾深刻地指出：“袁氏的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畏强抑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奢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旒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武庙宣誓，教会祈祷，相士贡谀，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⁶⁰⁾这实际上也是段祺瑞政权的社会基础。袁世凯的败亡，解决了全国人民与帝制的矛盾，表面上暂时一度呈现出“维新”、“统一”的局面，但是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独裁这个根本性的矛盾依然存在，南北之间的矛盾也还存在。北洋军阀以及其他官僚政客们，为了自己的私欲和集团派系的利益，都想顽强地表现自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矛盾，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以及南方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又开始出现，并且随着事态的发展和段祺瑞独裁专制的加强而迅速激化起来。

二　各省督军、省长的任命

段祺瑞在组织新内阁的同时，即着手安排地方军政长官，首先是省一级。对此，段祺瑞是按军事实力来进行分配的。当时，全国有三种不同性质的武装力量：一、北洋军（包括依附于北洋集团的张作霖、阎锡山等地方军阀）。这一部分武装力量拥有众多军队，并占据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大部（当时北洋军尚未占领浙江）和华南一部（福建及海南岛）。二、进步党和西南实力派的武装力量。它们占有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四省，以及广东绝大部分地区和湖南部分地区。三、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在护国战争中，李烈钧领导护国军第二军（滇军两师组成），经贵州、广西进入广东，当时驻在韶关一带；程潜组织的护国军（共三旅），占据了湘西，7月初驱逐汤芗铭，控制了长沙⁽⁶¹⁾；居正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共二师一混成旅），占据了山东潍县一带⁽⁶²⁾。

上述三种力量，当然是以北洋派实力最为雄厚，占绝对优势；其次，西南实力派经营已久，也有一定的兵力；国民党及其军队则比较涣散，根基也不牢固。特别是山东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由于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后，即力主解散武装，“息纷争，事建设”，已处在收束阶段⁽⁶³⁾。

段祺瑞之所以急于确定各省军政长官，是打算稳定北洋派，瓦解西南护国阵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实现北洋政权下的“统一”。

7月6日，北京政府重新任命了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因军务院多次要求废除有帝制色彩的将军、巡按使名称，改称都督、民政长，北京政府遂采取妥协的做法，将都督、将军、民政长、巡按使等名称都予废除，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改称省长。其他职权机关，则“暂仍其旧”⁽⁶⁴⁾。各省军政长官的名称虽然变了，但实际内容并没有多少改变。北洋派控制的各省督军几乎是袁世凯在世时的原班人马。其名单如下：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黑龙江省长毕桂芳兼督军，山东督军张怀芝、省长孙发绪，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山西督军阎锡山、省长沈铭昌，江苏督军冯国璋、省长齐耀琳，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江西督军李纯、省长戚扬，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胡瑞霖，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范守佑，直隶省长兼督军朱家宝，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甘肃省长兼督军张广建，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⁶⁵⁾。上述除陕西督军陈树藩是袁世凯死后由段祺瑞任命的外，其余十三省新任命的督军就是原来本省的将军。为了达到既能安抚西南实力派和进步党，又不影响日后时机成熟时“统一”南方的双重目的，段祺瑞在安排南方独立各省的督军问题上用了很大心机。7月6日北京政府的命令中，南方独立各省除云南督军唐继尧和贵州督军刘显世为原来的本省将军外，其他督军、省长均换了人⁽⁶⁶⁾。

对地方政权的分配，进步党人本来是抱着很大期望的。如前所述，梁启超等热烈拥段，其目的除与国民党人对抗外，还有以此换取段的支持，在西南取得一两省地盘的意图。

在段祺瑞着手安排各省军政长官之前，梁启超即开始运动段，要他多起用进步党人担任西南地区各省的军政长官。7月3日，梁致电范源濂说：“亮侪（籍忠寅）、印昆（周印昆）、孝怀（周善培）、佛苏（徐佛苏）、幼苏（陈廷策）等皆巡按妙选，得间不妨切实推毂。最好令黎、段访才于我西南数省；军民长官之调动，事前先与我商，必较妥洽。循若（戴戡）必须有位置。”⁽⁶⁷⁾但是，段祺瑞没有满足进步党人的要求，仅任命戴戡一人为贵州省长。而进步党人最为属意的是湖南。戴本人为避免与接近进步党的刘显世冲突，也不愿任贵州省职。10日，梁启超亲自出面致电段祺瑞说：戴戡“才具开展而醇洁稳健，实当代有数人才，不宜弃置，能量移他省最善”⁽⁶⁸⁾。13日，梁又电当时已在北京的籍忠寅，要他出面运动黎元洪、段祺瑞将戴戡改任湖南省长，电报说：“循（戴戡）长黔，实不宜。陈（宧）既不能入湘，干（陆荣廷）又不能久，惟以循任湘省长，迅速到任，俾陆以湘委之而自解粤纷，则两局皆略定耳。”⁽⁶⁹⁾同日，他并电请陆荣廷也向黎元洪、段祺瑞推荐戴戡⁽⁷⁰⁾。但是，段祺瑞在这一问题上根本没有理会进步党人。16日，北京政府任命刘人熙暂代湘督，作为缓和国民党人反对陈宧的临时措施⁽⁷¹⁾。20日，蔡锷向梁启超表示，愿意回家乡湖南任职，以便养病。梁接电后认为这也是插手湖南的好借口，立即电请熊希龄运动段祺瑞实行⁽⁷²⁾。但是，梁的这个计划也被段搁置不用。很明显，湖南是南北军事要道，如果蔡锷在湘，湖南就可能成为南方的屏障，对以后北洋军南下不利。段内心还是要北洋派一统天下的。后来段选中文人出身且当时在湘军中尚无很大实力的谭延闿暂代湘督，显然也是另有打算的。段还一度策划任命戴戡为湖南查办使，调解湖南地方势力与北洋军的矛盾，实际上是要进步党人为北洋派火中取栗。梁启超虽然曾经极力为戴戡争湖南省长一职，但此时湖南形势已变，戴前往查办“必无效果”，只能与各方“徒生恶感”，只得又为戴力辞此职。

梁启超对北京政府仅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而未予戴戡以湘省省长极为不满。他向同党大发牢骚说：“我辈为大局如此尽力，若结果为彼，真短气！”⁽⁷³⁾

从7月6日对全国各省军政长官的任命看，段祺瑞似乎在浙江、四川、广东等省的问题上对进步党人和西南实力派做了些让步。但如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些妥协大都是在军事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浙江、广东就是这种情况。（四川问题，留待后述）

1916年4月，袁世凯在浙江的走卒朱瑞和屈映光先后被浙江军民赶走。5月6日，吕公望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宣布独立，并按照西南军政府纲领，组织浙江护国军政府。段祺瑞对于浙江脱离北洋集团的束缚当然是不甘心的，但在袁世凯死后南北妥协的形势下，又不愿因浙江而影响大局。况且浙江在北洋势力包围之中，打入的机会很多。因此，段在安排各省军政长官时承认了浙江的现状，任命吕公望为浙江督军兼省长。

对广东，段祺瑞的方针是竭尽全力支持龙济光任督军，但由于各方激烈反对而未能达到目的。龙在袁世凯死后第三天，即宣布广东取消独立。当时李烈钧率滇军至粤北，拟假道韶关进入江西，但驻在韶关的龙济光的振武军，紧闭城门，不准滇军通过，并在韶关城上架炮轰击滇军，引起战争。振武军和滇军发生冲突后，龙济光即向段祺瑞乞援。段电令江西将军李纯将北洋军集结于赣南，准备出击李烈钧。但北洋军尚未动作，振武军已被滇军击败。陆荣廷又令桂军乘势由西路攻入三水，将龙济光困在广州。这时，如果北洋军入粤，就意味着一场新的南北战争。段祺瑞权衡局势，感到在政治上、军事上均无把握，只好暂退一步。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龙济光调任两广矿务督办。但是，段祺瑞同时又以陆荣廷本人尚在湖南为借口，令陆暂署湖南督军；在陆未到广州以前，仍以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对与振武军开仗的滇军领导人李烈钧，段则未予任何位置，仅令其“来京听候任用”⁽⁷⁴⁾。从北京政府处置广东的命令来看，段祺瑞仍在拖延时间，力争保留龙济光广东督军的地位。但是，包括梁启超进步党人在内的南方各派，都对龙衔恨已久，坚决反对龙继续督粤。陆荣廷也没有理睬北京政府暂行署理湘督的命令，而于7月10日返回广西。8月下旬，陆率兵入粤，以武力逼迫龙济光交卸。龙在桂滇大军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广州。

对南北用兵必争之地的湖南，段祺瑞本是意在必夺的。但是，7月4日晚，北洋派的走卒汤芗铭在湖南护国军逼迫下逃出长沙，打乱了段的计划。段一时难以调兵遣将，便匆忙任命从四川逃到鄂西的陈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这一任命遭到南方各省特别是湖南军民的强烈反对。7月6日，程潜率军进入长沙后，与曾继梧、赵恒惕等湘军将领及各界代表协议，于7日举刘人熙为湖南临时都督。刘人熙，字艮生，湖南浏阳人，曾任广西道台，与陆荣廷有交。程潜等想通过他取得桂军的援助。陆虽不是乐为老朋友捧场的古道热肠之士，但湖南为两广门户，如落入北洋军手中，就会危及两广。从自身安全考虑，陆表示支持湖南抵制陈宧督湘。国民党人和部分湘军将领都欢迎刚由日本回国的黄兴出任湘督。7月14日，程潜、曾继梧、陈复初、赵恒惕和龙璋、覃振等联名致电黎元洪、段祺瑞，要求任命黄兴为湘督，“以资镇摄”⁽⁷⁵⁾。但黄兴力辞不就，推荐谭延闿或蔡锷出任此职。最后，段祺瑞任命谭延闿为湘督，其用心已如前述。

段祺瑞在地方政权的分配上，对国民党人显然持排斥态度。他不仅排斥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也排斥国民党稳健派。护国军共三军，一军司令蔡锷、三军司令唐继尧分别被授为川督、滇都，独二军司令李烈钧无所授受。其他籍隶国民党的护国军统兵大将如熊克武、方声涛等，也遭排挤。军务院“运筹决策”的“主干人物”李根源，虽被任命为陕西省长，但命令发表后，却由于陕西督军陈树藩的阻挠而不能到任。直至次年2月，在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下，李才到陕西做了不到半年的省长。

第二节　各派政治力量的动向

一　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的动向

孙中山和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对于袁世凯死后代之而起的段祺瑞封建军阀专制的本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认识不清的。袁世凯病亡次日，孙中山在上海向报界发表谈话说：“对于今日之时局，颇具乐观。……若今后南北各执权者能一秉至公，尊重约法，拥护共和，去其争位夺权之私心，革其武人干政之恶习，以爱国之真诚、和平之精神，致力于奠定国基、建设国政之事业，则袁死而中国真可大治。”⁽⁷⁶⁾孙中山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曾多次表示他能够与段合作。6月中旬，孙中山公开在上海发表谈话说：段祺瑞“曾为逆党所不容，此时或能与民军相互提携，亦未可料”⁽⁷⁷⁾。他对段祺瑞虽然也有些担心，但主要是对段身边的袁世凯的一些旧人不信任，怕段为“莠言所惑，重陷天下于纷纠”；而对段本人则表现出明显的好感，一再称颂段“扶危定倾，经武图强”，为北洋将领中的精粹。

孙中山为了表达愿与段祺瑞合作的诚意，特派中华革命党人萧萱和叶夏声到北京，征询段对处理反袁战争善后问题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收束中华革命党的军队。与此同时，孙中山电令国内各地的中华革命军罢兵息战，实现国内和平，一切俟法律解决。6月10日，孙中山分别致电朱执信和居正说：“袁死政局一变，我宜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⁷⁸⁾6月13日又致电黄兴，“黎能复约法，召集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⁷⁹⁾他还在给各地中华革命军将领的电文中说：“今者袁死黎继，我辈革命之目的物不存，则革命军亦无从继续。”⁽⁸⁰⁾他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华革命党不应以军事争政权，而应顺应国民心理，对赞成共和的执政者“暂为监视”⁽⁸¹⁾。当时，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力量虽不很大，但分布还是比较广的，山东、广东、福建、四川等地都有中华革命军的组织，其中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有一定实力，已组织起二师一旅的正规军。对于孙中山立即结束军事行动并解散革命军的意见，当时中华革命军将领和一些志愿从军反袁的华侨是持有异议的，但孙中山力排众议，一再发出立即收束的命令。对少数抵触情绪较大的中华革命军将领，孙中山甚至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曾电告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说：“各军如不依令解散，即脱离关系。”对华侨战士，孙中山则反复劝谕说：“假如今日军队不解散，其数不过十万，华侨队不过千数百人，其力未必能谓之无敌。惟以心力护此共和，则效力远胜于武力。”⁽⁸²⁾

中华革命党经费，绝大部分来自海外华侨捐款。护国战争结束，华侨捐款也告终止。这也是孙中山不得不取消中华革命军的一个原因。

在孙中山的督促下，居正等于8月上旬赴济南，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商定编遣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事宜。12月，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潍县、高密、昌东等地交枪，由北京政府和山东督军派人编遣。在此前后，广东、四川、福建的中华革命军也都结束了军事行动，并相继解散。在孙中山“息战争，事建设”的思想指导下，中华革命党人在反袁战争中组织起来的一点武装，就这样完全收束了。

这时，不仅中华革命军完全收束，就是中华革命党组织本身，也宣布停止活动。7月，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各地支、分部发出通告，宣布奉总理指示，不仅收束军事，“一切党务亦应停止”⁽⁸³⁾。

不论是收束武装，还是停止政党活动，孙中山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点都在于从事和平建设。他认为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后，“执政者已赞成共和”，中国国内已具备了从事和平建设的环境。“破坏既终，建设方始”⁽⁸⁴⁾。

为了向国人说明自己从事和平建设的决心，孙中山还表示将不问政事。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今后想无有野心家矣。则维持现状，以使政理从渐而进，国内大有人矣。”他本人决意从此不再过问国事⁽⁸⁵⁾。

当然，孙中山解散中华革命党本部组织，表示不想过问政事，也还有一些策略上的考虑。袁世凯死后，基于广大群众厌倦政党政治的心理，社会舆论普遍地批评政党。而进步党人和国民党稳健派也都标榜“不党主义”，以适应舆论和群众心理。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为了争取群众，也必须有所表示，这也是他表示不问政事的原因之一。

在袁世凯死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对用和平方法来改善政治抱有很大的期望。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后，孙中山多次鼓励在上海的国民党议员北上，以便组织一个好国会，制定一部好宪法。孙中山为了表示和北京政府合作的诚意，还改变了民国初年拒绝袁世凯授予大勋位的做法，接受了黎元洪颁授的大勋位，并于1917年1月在上海寓所举行了正式接受大勋位的仪式。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中华革命党人的议员田桐等也相继宣布，要“移武力革命精神，趋入政治轨道”⁽⁸⁶⁾。

1916年8月1日国会复会后，国民党人（无论是中华革命党，还是稳健派）都以国会为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阵地。孙中山虽不在北京任职，但对国会也抱有很大期望。他一向把宪法和国会看作实现民主共和的根本途径。反袁战争结束后，孙中山曾总结袁世凯背叛民国的教训，指出：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实行封建专制，复辟帝制，最根本的原因是“民智未开”，人民未能行使主权。因此，他认为：维护民主共和必须使民众参政，而使民众过问政治的最好方法是实行地方自治，渐次实现直接民权。7月中旬，孙中山在欢送国会议员北上的茶话会上，第一次向各界公开提出以“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的政治主张。7月下旬至8月中旬，孙中山游历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行踪所至，无不发表讲演，鼓吹地方自治和直接民权。孙中山这时所找到的救国方案，仍是以美国为模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他认为，学习美国、瑞士等国家实行地方自治的制度，便能建设真正的共和，使民国名实相符。

9月，国会开始审议宪法草案，一部分议员即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提出将地方制度加入宪法的修改宪法提案。但是，段祺瑞实行的仍是军阀独裁专制，他根本不想实行真正的民主共和，从来没有把宪法和国会放在眼中，也根本不可能采纳孙中山等提出的所谓“地方自治”的方案。不久，事实就告诉了孙中山，他的“地方自治”的设想，只能在国会中引起无休止的争论而得不到任何结果；即使“地方自治”的条文被列入宪法，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条件，任何中央集权，只能是中央封建专制；地方自治，也只能是地方军阀的割据和专制。

二　进步党人的动向

袁世凯一死，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立即转变对北京政府的态度。袁死后的第二天（6月7日），梁启超即致电段祺瑞说：“扶危定倾，惟公之责。愿当机立断，宏济艰难……护法奉国，尽瘁荷艰，早奠邦基。”⁽⁸⁷⁾如前所述，他还致电西南护国军，敦劝大家同他一道支持段祺瑞。嗣后，梁便说服唐继尧、陆荣廷等撤销军务院，拆散了南方护国阵营。

进步党人转变对北京政府的态度，不是偶然的。首先，袁世凯被护国运动冲垮之际，旧日国民党的势力（不论是中华革命党，或是所谓稳健派）在国内逐渐恢复公开活动，力量也有所发展。第二，从进步党人的改良主义本性看，他们在政治上原与北洋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就是在1914年进步党内阁被袁世凯一脚踢开后，梁启超等人都仍然拥袁不变。只是到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称帝时，进步党人才迫于形势，感到必须改变方针。他们看到：袁世凯称帝必然引起国内大乱，不仅中华革命党一定要加强反抗，南方各省残存的国民党势力也不会袖手旁观；即西南各省的实力派，也可能借机图谋自立，而北洋派内部也已孕育着反袁的潜势力。正是由于上述考虑，梁启超等人既不愿与袁世凯一同垮台，又不甘为牛后，才与蔡锷等一道决然发起护国战争。袁世凯于1916年3月下旬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后，梁启超等人反袁的政治目标虽已达到，但他们深知：袁不退位，将对发动反袁的进步党人是一大威胁，因而不肯与北洋政府妥协；而在袁世凯死后，他们认为进步党与袁的继任者并无重大矛盾，北洋势力不仅不会构成对他们的巨大威胁，而且他们必须依靠北洋派才能有所发展，才能防止国民党势力的抬头。进步党人与北洋派的矛盾远不如他们和国民党人的矛盾深刻。袁世凯死后进步党人的种种表现，完全合乎历史客观逻辑的发展。

特别重要的是，进步党人企图在北洋派的支持下，在西南取得一块地盘作为他们活动的基地。这也是梁启超卖力地帮助段祺瑞支撑政局的基本原因之一。

1915年秋，梁启超在天津策划反袁时，已有利用反袁运动在西南建立进步党根据地的企图。11月18日，梁给其时在云贵等地同党的一封信中说：“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尽者，只余此区区片土（指滇黔），而人方日惎诇于其旁（指国民党）。”⁽⁸⁸⁾梁在这里把进步党人与袁世凯勾结，说成是为人“劫持”、“利用”，并归咎于没有根据地，显然不合事实。但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动西南的进步党人在反袁运动中自谋“树立”。12月云南宣告起义，梁启超在上海起草了大量的起义文告。在《云贵檄告全国》一文中，梁为起义军提出四项目标：“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国际团体上之资格。”⁽⁸⁹⁾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篇檄文中不仅激烈抨击了袁世凯称帝，而且提出要“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一向主张中央集权的梁启超，此时之所以提出限制中央集权，加强地方权限，不仅仅是为取悦西南地方实力派，而且与他要在西南建立进步党根据地的计划是紧密联系的。在私下通信中，梁对利用护国战争之机，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就更直言不讳了。1916年1月27日，梁致信给当时在四川前线的蔡锷说：“此时忧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公共之向心，尚可力图抟控。神奸既殛之后，人欲横流，自兹方始。……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僰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⁹⁰⁾梁启超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进步党人准备控制川、滇、黔，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

进步党人在西南建立基地，显然与西南各省实力派以及北洋集团的利益都是有冲突的。他们在西南的活动首先受到唐继尧、刘显世等的挟制。蔡锷、戴戡率滇、黔军入川作战后，唐和刘特别是唐，唯恐蔡部在和北洋军作战中发展壮大，于己不利，因而对蔡的护国军第一军多方掣肘，无论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给予必需的援助。蔡在致梁启超信中曾提到：“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至衣不蔽体，食无宿粮。”⁽⁹¹⁾直至6月7日（袁世凯病亡，蔡锷在军中尚不知道），蔡还致电唐继尧，苦苦哀求唐支援一些子弹。

由于唐继尧对梁启超、蔡锷防范严密，进步党人后来不得不放弃经营云贵的计划。两广方面，当时进步党人也很难打入。不仅陆荣廷在两广的地位已趋稳固，而且国民党人（中华革命党和稳健派分子都有）在广东也较活跃。在这种形势下，进步党人只有将经营的目标放在四川。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派黄群前往北京与段祺瑞接洽，为蔡锷活动在四川的职位。开始，段并不想把四川交给蔡锷，未给梁启超肯定答复。但到6月中旬，四川发生陈（宧）周（骏）之争，局势大乱⁽⁹²⁾。为稳定局势，段祺瑞只好暂时任命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6月末，蔡锷指挥护国军攻抵成都，赶跑周骏。在此情况下，北洋势力才退出四川。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对经营四川，开始因健康关系和以前曾声明反袁胜利后即引退等原因，有所顾虑。但面对四川的混乱局面，他又不忍“绝裾而去”。此外，梁启超也极力敦促他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最后，蔡接受了川督的任命。接任后，蔡锷在驻地泸州与秘书、参谋长等研究了重建四川的计划⁽⁹³⁾。7月末，蔡带病抵成都履任。他果断地将入川滇、黔军和川军进行整顿，制定奖惩条例，并统一财政，初步处理了一些急迫的战争善后事宜。但是，蔡的病势日渐恶化，实在无法坚持正常工作，只得电请北京政府准假养病。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暂时离职休养。9日，蔡离开成都。

蔡锷在成都期间，曾亲临绅界会议，表示四川富庶，大有可为，愿以较长时间尽心经营四川⁽⁹⁴⁾。他还带病召开军政会议，对四川的复员善后及人事作出安排。会后，他又对熊克武等人说，原想到中央政府任职，现在不想去了，病好后仍要返川⁽⁹⁵⁾。蔡离开成都后，在泸州休息了几日。其间，梁启超为保住四川，曾几次打电报给戴戡，要他劝蔡不要立即离川，先在重庆养病，待戴戡等在川站稳脚跟后再离去⁽⁹⁶⁾。但此时的蔡锷，已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了，声息微弱⁽⁹⁷⁾，无法执行梁的意图。

进步党人谋得四川后，还想争取湖南，但由于段祺瑞的阻挠，未能如愿。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竭力谋取川湘，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活动，并非要与段祺瑞唱对台戏。梁在当时的《电稿纲要》中写得很清楚：段氏主持政局，“西南得有所根据，以图拥护。”⁽⁹⁸⁾但是，进步党人既然想开辟一块地盘，在北洋派和国民党中间充当第三种势力⁽⁹⁹⁾，也就不可能得到段祺瑞的实际支持。

8月末，蔡锷离川东渡日本治病，因医治无效，不久即在日病逝。梁启超在西南为进步党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因蔡氏之死而更加无法实现了。蔡锷离川前，曾保举罗佩金暂代四川督军，率滇军驻守省城，同时推荐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率黔军驻守重庆。梁启超、蔡锷以罗、戴分掌川局，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蔡锷本拟把四川交给同窗至交蒋方震，但因尚未准备妥当，而且身边还离不开蒋，因而只好暂安排罗、戴分掌川局。但这样的安排，对进步党人在四川的地位是不利的。因为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进步党人在川只能依靠戴戡，而戴的威望和才能都远逊于蔡锷。蔡锷在川时，唐继尧摄于蔡的声威，对入川滇军虽然垂涎，但不敢过问。蔡离川并很快病死，唐便无所顾忌了，入川滇军实际上为唐遥控。而戴戡所部黔军仅有一混成旅，实力单薄，不仅不能与入川滇军相比，也远不及川军。蔡离川后不久，川滇军发生冲突，1917年4月，戴戡乘机夺得督军职位。但嗣后不久，川军实力派首领刘存厚即与戴戡因分赃不均发生冲突。刘在北京政府段祺瑞的鼓动下，倾全力围攻驻川黔军。戴戡所领黔军本来实力不强，所以很快失败，而在撤逃时又遭到刘部围歼，连戴戡本人也因之身亡。此时，蒋方震料理完蔡锷的后事，正匆匆赴川，但行抵重庆即得知驻川黔军完全失败的消息，他只好黯然离去。进步党人在护国战争中所掌握的武力就这样完全瓦解了。

对于戴戡在川的失败，梁启超等当然是痛惜的。梁在经营西南屡受挫折后，便放弃了在西南建立根据地以充当第三者的设想，转而进一步联合北洋派，打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力谋在北京政府中分得一席地位。

三　北洋集团的开始分化

前卷已述及，袁世凯称帝引起北洋嫡系段祺瑞、冯国璋等的不满，北洋集团即已出现严重裂痕。袁氏败亡后，北洋集团因失去重心和统驭的人物而更加呈现分化瓦解的趋势。北洋嫡系分为两支，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虽然公开分裂是后来的事，但袁死后两派的矛盾分化，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

段祺瑞由于长期在北洋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并曾在北京政府中任陆军总长，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力量，如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马良等，成为他的亲信。袁死后，他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实权，又在北洋集团中积极网罗私党。原来就与他比较接近的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甘肃督军张广建、浙江督军杨善德（1917年1月3日任命）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1917年1月6日任命）等，纷纷投到他的门下。段祺瑞通过这些地方军阀，不仅掌握了大批军队，而且在西北控制了陕甘两省，在华东控制了安徽（皖南、皖中）、山东、浙江和包括上海在内的淞沪地区，在华南控制了福建。这样就开始形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由上述这些军事实力派人物组成的皖系军阀集团。

除段的嫡系外，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也依附于段。河南督军赵倜（所部由毅军改编）、热河都统姜桂题（所部亦由毅军改编）、奉天督军张作霖起初也曾支持段（张、赵1919年开始转向同直系合作反皖）。

此外，原来依附于袁世凯的许多政客也纷纷投入段系，如王揖唐、田文烈、方枢、张弧等。段对这些人都予以重用。在财界拥有雄厚势力的交通系政客曹汝霖、陆宗舆和叶恭绰等，也和段有密切关系。

段祺瑞虽然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但是并没有完全掌握北洋军队。

在北洋嫡系中，另一实力大、地位高的首领是冯国璋。冯国璋（1859—1919），字华甫（符），直隶省河间人，所以后来人们把以冯为首的军阀集团称为直系。冯领兵南下镇压二次革命后不久，接替张勋出任江苏都督，为北洋派坐镇江南。此时，冯国璋的亲信王占元和李纯也先后被任命为湖北、江西两省的护军使。冯系势力在长江中下游苏、赣、鄂三省开始连成一气，为后来直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袁世凯时代，冯国璋与段祺瑞曾是北洋上将中向袁争宠的主要对手。袁世凯称帝时，段被打入冷宫，冯也遭到袁的猜忌疏远。为自身利害计，二人都对袁世凯称帝采取抵制的态度，一度成为同盟者。但自袁死后，段、冯很自然地又成为北洋集团中争夺权势的主要对手。当时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待南方的不同态度上。

段祺瑞以北洋派正统自居，企图以北洋派来统一全国，由他来宰制天下，把南方国民党、进步党和其他反袁实力派，看作是一种异己力量而不愿与之合作（梁启超等进步党人随后同段合作，但很快即被段抛弃）。对南方提出的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惩办帝制祸首三大要求，段祺瑞开始时并不乐意接受，只是后来由于南方坚持不让步，他才不得不表示赞成。他虽同南方达成了和解，但实际上是面和心不和。

冯国璋则不然。护国战争期间，孙洪伊、唐绍仪等为拉冯反袁，与冯保持经常接触。袁死后，冯仍与孙洪伊、吴景濂等函电往还不断。冯与军务院之间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军务院曾先后派林长民、范源濂、周善培等到南京与冯“商榷要政”⁽¹⁰⁰⁾。对于南方向北京政府提出的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惩办祸首的要求，冯国璋比较早地表示了赞同的意见。6月11日，他针对包括段祺瑞在内的内阁成员所提出的对帝制派不起诉的主张，特去电驳议，认为“帝制诸人，惑元首，祸国害民，罪恶万千，若不惩办，何以谢天下而服人心”⁽¹⁰¹⁾。6月15日，他发表通电，主张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关于恢复旧约法，他说：“国家根本大法，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新约法为总统制，今已不适用，当时制定又未按定程修改，在民国法系为非正统。……此法早已无效。新法无效，现在舍《临时约法》外，别无根本之法；舍恢复《临时约法》外，即别无可以改造之道。”恢复的方法，他认为：“恢复与修正不同，自非变更法律之比，可用明令宣布，但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自三年五月一日起施行中断，兹恢复云云，似较直截了当，且亦无损庄严。”关于召集国会问题，他指出：“恢复民国二年国会本与《临时约法》相联。因《临时约法》而有国会组织，依国会组织法而有国会。约法既复旧，则由约法发生之国会，势不能不相因而复。”因此结论是：“应依《临时约法》续行召集。”⁽¹⁰²⁾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他和段祺瑞与南方之间意见的异同。后来有些国民党人在北方因受段祺瑞压迫而呆不下去时，便跑到南京托庇于冯国璋。因此，许多国民党人把冯视为反段的盟友⁽¹⁰³⁾。

以后，直系和皖系在南方问题上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到1918年，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中国，对南方用兵，冯国璋在北京中央政权的地位（代理大总统）也被排挤掉，两派就出现公开的对抗了。

————————————————————

(1) 沃邱仲子：《段祺瑞》，上海广文书局1920年版，第42页。

(2) 沃邱仲子：《段祺瑞》，第48页。

(3) 沃邱仲子：《段祺瑞》，第49页。

(4) 《梁任公致护国军电》，《申报》，1916年6月9日。

(5) 《梁任公复黎大总统电》，《申报》，1916年6月10日。

(6) 《南海中山对于时局之主张》，《申报》，1916年6月13日。

(7) 《致段祺瑞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11—312页。

(8) 《译电》，《申报》，1916年6月16日。

(9) 《译电》，《申报》，1916年6月16日。

(10) 《黎总统就任纪》，《申报》，1916年6月10日。

(11) 《黎总统就任纪》，《申报》，1916年6月10日。

(12) 《黎总统正式就任之详情》，《申报》，1916年6月11日。

(13) 《段祺瑞之个人与时局》，《申报》，1916年6月13日。

(14)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日；《政府公报》，1916年6月30日，第175号，命令。

(15)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日；《政府公报》，1916年6月30日，第175号，命令。

(16) 《最后之目的已达》，《申报》，1916年7月1日。

(17) 《根本解决》，《申报》，1916年7月1日。

(18)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日；《政府公报》，1916年6月30日，第175号，命令。自6月30日起，段祺瑞所副署的命令，头衔一律改称国务总理。

(19) 《东方通讯社电》，《申报》，1916年6月13日。

(20)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6日。

(21) 《军务院宣告撤销电》，《申报》，1916年7月18日。

(22) 《命令》，《申报》，1916年6月12日；《政府公报》，6月11日，第156号，命令。

(23) 《命令》，《申报》，1916年6月21日；《政府公报》，6月20日，第165号，命令。

(24) 《命令》，《申报》，1916年7月3日。

(25) 《命令》，《申报》，1916年7月9日。

(26) 《译电》，《申报》，1916年7月9日。

(27)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1日。

(28) 《政府公报》，1916年7月9日，第184号，呈。

(29)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5日；《政府公报》，1916年7月13日，第188号，命令。

(30) 《政府公报》，1916年7月9日、10日，第184、185号，咨；《恢复言论自由》，《申报》，1916年7月13日。

(31)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8日。

(32) 《国会与报界之今后责任》，《申报》，1916年7月22日。

(33) 《政府公报》，1916年7月19日，第194号，命令。另见《申报》，1916年7月20日。

(34)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近代史资料》总40号；《东方通信社电》，《申报》，1916年7月3日。

(35) 《命令》，《申报》，1916年7月2日。

(36) 转引自《内阁人物之评论》，《申报》，1916年7月6日。

(37) 《专电》，《申报》，1916年7月7日。

(38) 《段总理再致唐少川电》，《申报》，1916年7月5日。

(39) 《段总理致孙洪伊电》，《申报》，1916年7月5日。

(40) 《唐少川再复段总理电》，《申报》，1916年7月5日

(41) 《孙洪伊复张溥泉电》，《申报》，1916年7月7日。

(42) 《新内阁劝唐孙就职》，《申报》，1916年7月12日。

(43) 《命令》，《申报》，1916年7月15日。

(44) 《致陈炳焜陆荣廷电》（1916年7月11日），《护国之役之电稿》。

(45)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2—793页。

(46) 《致与庐诸贤书》（1916年9月1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94页。

(47) 《与报馆记者谈话》，《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32页。

(48) 《国会议员紧急集会通告》，《申报》，1916年6月17日；《民国议会集会通告》，《申报》，1916年6月23日。

(49) 《民国议会集会改正地点通告》，《申报》，1916年7月11日。

(50) 《纪国会第二次开幕情形》，《申报》，1916年8月5日。

(51) 《译电》，《申报》，1916年7月26日。

(52) 《国会议员之薪俸与议题》，《申报》，1916年7月30日。

(53) 《国会议员之薪俸与议题》，《申报》，1916年7月30日。

(54) 《杂评·先决问题》，《申报》，1916年7月30日。

(55) 《将来内阁总理之人物》，《申报》，1916年8月3日。

(56) 《内阁总理之将来人物》，《申报》，1916年8月4日。

(57) 《段芝泉并无辞让政权意》，《申报》，1916年8月18日。

(58) 《内阁问题之最近主张》，《申报》，1916年8月8日。

(59) 《参众两院开会纪》，《申报》，1916年8月25日。

(60) 蔡元培：《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旅欧杂志》第3期，1916年9月15日。

(61) 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39—42页。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略》，商务印书馆1946年再版，第79页。

(62) 《中华革命军改制文件》，台北《革命文献》第46辑，第329—339页。

(63) 《中华革命军改制文件》，台北《革命文献》第46辑，第329—339页。并参考辜仁发：《中华革命军山东反袁战争亲历记》；锺冰：《中华革命军讨袁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

(64) 《政府公报》，1916年7月7日；《申报》，1916年7月7日。

(65) 《命令》，《申报》，1916年7月7日；《政府公报》，1916年7月7日。

(66) 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广西督军陈炳焜、省长罗佩金（后又改为陈炳焜兼署），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湖南督军兼省长陈宧。（以上均见1916年7月7日《政府公报》。）

(67) 《致范源濂》（1916年7月3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68) 《致段祺瑞电》（1916年7月10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69) 《致籍忠寅》（1916年7月13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70) 《复陆荣廷电》（1916年7月13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71) 7月4日，汤芗铭被湖南军民赶走。6日，北京政府发表当时从四川退到鄂西的陈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遭到湖南各界的强烈反对。

(72) 《致熊希龄电》（1916年7月25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73) 《复周善培电》（1916年7月24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74) 《政府公报》，1916年7月7日。

(75) 《程潜等举黄兴为湘督致黎元洪、段祺瑞电》，《革命文献》第48辑，第253页。

(76) 《在上海对某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03页。

(77) 《在上海与徐朗西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09页。

(78) 《申报》，1916年6月14日。

(79) 《申报》，1916年6月14日。

(80) 《致杨寿彭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65页。

(81) 《在沪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的演说》（1916年9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1页。

(82) 《在沪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3页。

(83)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1916年7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33页。

(84)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1916年7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33页。

(85) 《批今后决意不问国事》，《国父全集》第4册，第259页。

(86) 《田桐声明解散秘密团体电》，《中华新报》，1916年7月29日。

(87) 梁启超：《护国之役文电稿》。

(88) 《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1915年11月18日），《盾鼻集》第1卷，函牍，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3页。

(89) 《云贵檄告全国文》，《盾鼻集》公文，第8页。

(90) 《盾鼻集》第1卷，函牍，第20—21页。

(91) 《致梁启超》（1916年6月28日），《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3页。

(92) 陈宧宣布与袁世凯脱离关系后，袁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为崇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袁死后，周仍以四川将军名义进攻陈宧，于26日占领成都，并自立为四川都督。

(93)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中译本，第137页。

(94) 《在成都绅界会上的讲话》（1916年8月），《蔡松坡集》，笫1218页。

(95) 李乐伦：《护国之役后四川的动乱局面》，《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89页。

(96) 《致戴戡电》（1916年8月9、13、17日），梁启超：《护国之役文电稿》。

(97)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38页。

(98) 《电稿纲要》（1916年7月27日），梁启超：《护国之役文电稿》。

(99) 1916年7月11日，梁启超在致蒋方震的电报中说：“蜀不能失，尚可联西南作第三者资格。”（《护国之役文电稿》）

(100) 《专电》，《申报》，1916年6月15日、16日、17日。

(101) 《申报》，1916年6月12日。6月12日段复电冯说：“大赦帝党案已取消。”见《申报》1916年6月13日。

(102) 《冯华甫主张旧约法电》，《申报》，1916年6月18日。

(103) 《林森致孙中山函》（1916年12月4日），转引自《国父年谱》下册，第661—662页。

第二章　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

第一节　府院之争

段祺瑞执政不久，便和总统黎元洪发生激烈的争执，而造成北京政局极不稳定，并因此引起一场民国史上再一次复辟帝制的事件——张勋复辟。

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争执，被称为“府院之争”。“府”即总统府，指黎元洪一派；“院”即国务院，指段祺瑞一派。这场斗争，从国际根源来说，它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从国内政局的具体变化来看，它反映了研究系与国民党的矛盾、国民党与皖系军阀的矛盾以及黎元洪和段祺瑞个人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

一　研究系和商榷系在制宪问题上的斗争

从国内政派分野来看，支持黎元洪的力量是国民党人和南方的地方势力；支持段祺瑞的基本力量则是研究系（进步党）和亲段的北洋督军。因此，研究系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在府院之争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在护国战争期间，为了反对袁世凯，进步党人与国民党人曾在西南地区有所合作，但护国战争一结束，这种合作即马上破裂并开始了新的斗争。他们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国会制宪问题上。

1916年7月，军务院撤销。国民党和进步党双方便积极组织力量，力图由自己控制即将恢复的国会。当时，梁启超布置各地进步党人组织起来。18日，他在致贵阳进步党人的一封信中说：“吾党今虽取冷静态度，亦不能长此终古”，明确指出要组织“无形政党”，并令贵阳同党请求蔡锷、刘显世提供组党经费⁽¹⁾。所谓“无形政党”，就是不以政党之名而行政党之实。因为民国初期的政党热潮没有什么好结果，袁世凯死后，各政党复活时便纷纷以“不党主义”相标榜。8月22日，汤化龙、刘崇佑召集在京进步党人于安庆会馆讨论组党，决定成立“宪法案研究会”⁽²⁾。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进步党人结成“宪法研究同志会”，以王家襄、陈国祥为头目⁽³⁾。31日，“宪法案研究会”召开正式成立会，通过了《宣言》和《简约》。《宣言》大谈一通“精审良宪”的宗旨⁽⁴⁾。两天以后，“宪法研究同志会”也召开正式成立会，通过了《公启》和《简章》，其内容与“宪法案研究会”如出一辙，也大谈“抛开党见”，精研宪法，等等⁽⁵⁾。从这些公开宣言的字里行间，虽然也可以看出进步党攻击国民党“偏于党见”、“理想过高”的用意，但其组党的实质毕竟是被表面文章所掩盖。梁启超在私下对组党目的就讲得清楚多了：“今决组强固无形之党，左提北洋系，右挈某党一部稳健分子，摧灭流氓草寇两派。现国会即开始讨伐。”⁽⁶⁾

南北“统一”后，国民党人也公开声称“移武力革命精神，趋入政治轨道”⁽⁷⁾。开始，张继在北京寓所召集国民党人聚会，有所策划，但尚无组织名义。8月底至9月初，国民党议员也相继组织起三个政团：一、中华革命党议员为骨干的丙辰俱乐部，马君武、居正、田桐为主要人物；二、国民党稳健派为主体的客庐系，包括谷钟秀、王正廷、吴景濂为首的三个小派别；三、韬园系，以原进步党分化出来的孙洪伊、丁世峄、温世霖等为首领。9月9日，在孙洪伊倡议下，丙辰俱乐部、客庐系和韬园系三派议员三百八十余人在北海公园集会，组成“宪法商榷会”。“商榷会”集合了参众两院的国民党人，是国会的第一大党。但其内部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与客庐系的谷钟秀派存在很大的矛盾。11月，谷钟秀、张耀曾等因选举副总统问题与吴景濂等发生严重争执，脱离客庐系另组“政学会”。吴景濂等亦改客庐系为“益友社”⁽⁸⁾。自此，“商榷会”由三系变为四系，但在政治上仍为三派，丙辰俱乐部与韬园系由于政治主张接近，不久合组为“民友社”⁽⁹⁾

进步党人看到国民党各派合组“商榷会”，遂于9月12日宣布“宪法研究同志会”与“宪法案研究会”无条件合并为“宪法研究会”⁽¹⁰⁾。“宪法研究会”在参众两院共拥有议员一百六十余人，是仅次于“商榷会”的第二大党。

研究系与商榷系在国会的斗争，开始集中于制宪问题。9月22日，宪法审议会开始审议宪法草案（即1913年制订的《天坛宪法草案》，这个草案因袁世凯解散议会而被搁置）。会议延续至1917年5月。在审议过程中，两派争议最大、冲突最激烈的是省制加入宪法问题。在国会体制等问题上，两派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1916年10至12月，宪法审议会讨论地方制度问题。研究系和商榷系各持己见，争论不休。10月中旬，在商榷系议员的强烈要求下，焦易堂、吕复等提出省制订入宪法的提案被列入审议会议程。20日，审议会开会，焦、吕等首先发言，指出欧美等共和制国家的宪法都有关于地方制度的条文，中国既行共和制，也应学习欧美共和国家，将地方制度列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并给予地方以一定的自治地位⁽¹¹⁾。陈善、汤化龙相继发言反对。陈、汤发言的要点是：一、宪法应有固定性，地方制度目前尚不能确定，不能以宪法进行“试验”。二、虽各省议会多赞成省制入宪，但各省督军、省长多持反对态度，“倘宪法上规定稍存不慎，则惹起政潮，影响所及，贻害匪浅”⁽¹²⁾。双方争执激烈，会议无结果而散。23日、25日，11月7日，审议会又进行三次辩论，均无结果。29日，进行投票表决，也因研究系反对，赞成票不足三分之二，未能通过。12月4日、5日，宪法审议会又连续两次投票表决，结果与11月29日投票一样，仍未获通过。8日，投票表决“省长由大总统自由任命，地方制度加入宪法”，斗争更加激烈，以致引起武斗。是日，出席审议会议员六百三十九人，四百二十二人投赞成票，二百一十四人投反对票，赞成票差四票不足三分之二，提案未获通过。商榷系感到非常懊丧。这时有人检举个别研究系议员持有两张选票，使商榷系议员更加愤怒。张我华、刘成禺等大骂副议长陈国祥发选票时徇私舞弊，而研究系议员则矢口否认，刘崇佑、籍忠寅反指摘商榷系方面无事生非。双方争夺讲台，扭作一团，并以墨盒、椅子为武器乱砸对方，整个议场陷入混乱⁽¹³⁾。事后，研究系公开通电各省督军，攻击商榷系。商榷系也在报刊上揭露研究系选举时舞弊，回击研究系⁽¹⁴⁾。

研究系如此激烈地反对省制入宪的原因，从北洋督军对此问题的态度可以看出端倪。自商榷系提出省制入宪的提案后，北洋督军纷纷表示反对。国会辩论省制问题前夕，十六个省的北洋督军联名通电威胁国会不得“以不适国情之条文草率加入，致酿异变”⁽¹⁵⁾。在研究系表态反对省制加入宪法之后，王占元又致电国会，要国会“博采群议，不必遽行加入”⁽¹⁶⁾。而商榷系主张省制入宪、省长民选的实质，就是反对北洋军阀集权，维持南方实力派的半独立地位，以使国民党得到生存和发展。7月17日，孙中山在欢送旅沪两院议员北上的茶会上，曾明确指出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督促国会开会后予以实现⁽¹⁷⁾。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四川、广东、广西、云南、浙江、山西、吉林、甘肃、山东、江西等十六个省议会都通电支持省制订入宪法，其中南方数省并要求省长实行民选⁽¹⁸⁾。所以商榷系提出“地方自治”的要求，不仅一般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当时更具体地反映了南方各省实力派和地方人士的利益。

国会关于国会体制等问题的辩论，也和地方制度的讨论相仿。国民党人主张扩大国会权限，以抵制段祺瑞的专断独裁；研究系则主张缩小国会权力，改两院为一院，以迎合皖系军阀专制的需要。但由于国民党在国会中居多数，研究系的主张不能如愿以偿。因此，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首领对国会甚为不满，他们不断挑动北洋各省督军出面干涉国会和打击国民党人。

二　督军团对国民党人的攻击

1916年6月，冯国璋发起的南京会议结束后，张勋、倪嗣冲即以对抗南方和国民党势力为号召，邀请参加南京会议的吉、黑、奉、直、晋、皖、豫七省代表便道前往徐州开会，这便是第一次徐州会议。张勋在会上提出解决时局的“要纲”十条，胁迫南方独立省份迅即“取消独立”，否则“仍以武力解决”。“要纲”还声称“绝对抵制迭次倡乱的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意即反对国民党人参政⁽¹⁹⁾。6月9日，皖、奉等七省代表通过“要纲”，并于当日通电发表。这次会议在组织上虽然没有打出什么旗号，但在实际上已经结成了以张勋、倪嗣冲为首的北洋地方军阀同盟。9月，张、倪又召集北洋各省代表在徐州开会。21日，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直隶、浙江、江苏、湖北、江西、绥远、察哈尔、热河十三省区督军代表，由张、倪领衔宣布组成“各省区联合会”，并发布八条纲领，其主要内容为“固结团体，巩卫中央，庶免为少数人所牵，率致贻大局之虞”；国会如“各怀党见，违反真正民意，不顾国家，至不得已时，亦当为正当之干涉”；宪法如有“必不可行之处，当共抒正论”；等等⁽²⁰⁾。“各省区联合会”后来即被人称为督军团。

这次会议后，张勋又先后两次（1917年1月和5月）邀集北洋各省代表在徐州集会。这些会议的攻击矛头，都是对着国民党人的。

张勋等攻击国民党议员是“暴徒”、“不良分子”，要求“改组”国会。8月初，张勋致电黎元洪及全国各省督军，要求在国会开会之前，将议员中参与二次革命的反袁党人与附和帝制的分子一同罢免，“以昭公允”；并攻击国民党议员在上海开会等活动是“违法行为”；要求北京政府速将议员名单交有关机关审查，“详加厘剔”。

张勋等还诬陷选入内阁的国民党人，阻止他们入阁参政。8月初，上海租界英巡捕查获一批烟土，本与张耀曾无关，但是督军团却抓住此事大做文章。9月2日，张勋首先通电，指责张耀曾“贩土营私，丧权辱国”，并要求将张驱出内阁。13日，张勋、倪嗣冲、姜桂题、张作霖、冯德麟、孟恩远、毕桂芳、许兰洲、王占元、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杨善德十五人，又由张勋领衔联名通电，向张耀曾发起更猛烈的攻击，要求即日予以罢斥，交法庭公审。9月，张勋等又对正准备入京就任外交总长的唐绍仪发动攻击，要求将他逐出内阁。

督军团肆无忌惮地干涉国会、宪法、内阁，攻击国民党及其议员、阁员，引起社会各界的谴责，南方的实力派也表示不满。8月21日，来自广西的议员赵炳麟在众议院提出禁止军人干涉议会案⁽²¹⁾。9月，云南议员李燮阳又在众议院提出查办张勋案。李燮阳在提案中指出，张勋“力主复辟之邪说，身作复辟之保障。叛国逆贼，延为上宾，帝制余孽，悉成佳士，今日之徐州，竟成帝党之巢窟。阴谋会议，志存乱国。……密结十三省督军同盟，干涉国政。……霸据徐州，形同强盗。……清江浦关税直由其征收，两淮盐运税款亦由其自由提拨，江北官吏悉归其支配，津浦铁路沿线亦为其蹂躏不堪，徐淮一带地方主权已成其个人势力范围，与中华民国显成分立之象，直言之，已演成中华民国内一小独立国之景象”。李在提案中还指出，政府“及今不图，滋蔓难治”⁽²²⁾。27日，《中华新报》以《诛张勋》为题，发表社论，明确指出：“张勋羽翼已成，势在必反……政府苟欲自树，则唯有立罢张勋军职，庶乎大祸可以止息。”⁽²³⁾

总统黎元洪对督军团的活动深感忧虑，曾几次派人到徐州敦劝张勋，但张根本不买他的账。唐绍仪被督军团吓跑后，黎感到事态严重，9月29日发布了一道禁止军人干政的训令。训令说：少数军人“每囿一偏之见，或阻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庇逋亡，托名自固，甚且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之名，实召亡之渐……尚望翻然自省”⁽²⁴⁾。同日，段祺瑞也致电参加徐州会议的各省督军，委婉地批评他们“间有过情”。但段的电报极力掩盖督军团及其徐州会议的真面目，居然说督军团干涉国会、诬蔑阁员的不法行为是由于“热情所激”，把在光天化日下举行的徐州会议竟说成“道路传闻”⁽²⁵⁾。张勋将北京政府禁止军人干政的训令视同弁髦，10月1日公然复电反对，指责北京政府“上无道揆”⁽²⁶⁾，又去电威胁国会，声称要“循部曲健儿之请，櫜鞬入京”⁽²⁷⁾。

段祺瑞极力包庇张勋，掩盖徐州会议的真相，是因为他本人与督军团及徐州会议有难解之缘。8月国会复会以后，段通过他的头号心腹徐树铮，一直与张勋保持密切联系，信使往还，不绝于北京、徐州之间。8、9月间，皖系重要骨干张志潭、曾毓隽先后到徐州活动，策动张勋驱逐张耀曾、唐绍仪⁽²⁸⁾。10月，国民党议员邹鲁联合十数人再次在众议院提出查办张勋案。提案列举了张勋私自组织军人团体，对抗中央，破坏统一；破坏制度，紊乱宪法；干涉内阁阁员任免，图谋颠覆政府和肆意攻击国会、违反共和精神等四大罪行⁽²⁹⁾。由于段祺瑞置之不理，邹又提出十大质问案，再次指出张勋割据徐淮、残害人民、干政干宪等不法行为⁽³⁰⁾。11月，段以国务院名义咨文众议院，为张勋饰词辩解，认为割据徐淮，残害人民一节，“事属传闻，未可为据，至徐州会议经政府训诫，早已解散，所谓章程大都出于报章，不足为信。”⁽³¹⁾

第二次徐州会议结束后，督军团的集体活动一度中断。这并非段祺瑞“劝导”的结果，而是由于冯国璋为首的部分督军表现不同意向。当第二次徐州会议倪嗣冲提出驱逐唐绍仪的动议时，“长江三督”（苏督冯国璋、赣督陈光远和鄂督王占元）的代表已表示疑义，为倪嗣冲所压制。后倪擅自代替三督列名驱唐通电⁽³²⁾。通电发表后，冯国璋等先后声明与通电无涉，使张勋、倪嗣冲非常难堪⁽³³⁾。在冯等影响下，有些督军也将代表从徐州撤回。

张勋和倪嗣冲是反对国民党和南方实力派的死硬派。二次徐州会议结束后，他们仍然继续攻击国民党阁员，干涉宪法和政治。他们的活动不是孤立的，一直得到皖系的支持和鼓励。徐树铮始终与张勋、倪嗣冲保持密切联系。1917年1月初，徐与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等皖系骨干分子南下为冯国璋祝寿，与倪嗣冲商定，乘机邀请各省督军代表和靳云鹏、徐树铮等齐集徐州，由张勋主持召开第三次督军团会议。会议提出解散国会，修改约法、改组内阁和总统府四项所谓解决时局主张⁽³⁴⁾。研究系政客对北洋督军团的活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第三次徐州会议前夕，梁启超由上海至北京，中途在徐州下车，与张勋密谈数日。在此之前，梁与张勋函电使节往来已渐频繁。后梁又两次派张君劢到徐州见张，策划与国会中的研究系内外配合。他在致张勋的信上说：“惟鞭策救济之功，终须随时仰诸疆吏。”⁽³⁵⁾

段祺瑞和研究系利用督军团，通过破坏国会以打击国民党的伎俩，当时就已被人们识破。早在1916年9月，上海《民国日报》的—篇文章就指出：“国会方开，锋芒正锐，政府……别树二三悍将于外，使国会无日不发生危险之机，以挟持国会，俾国会不得不昵以就己。”⁽³⁶⁾不难看出，督军团正是由于有段祺瑞等的包庇纵容，才能如此嚣张。

三　府院权限之争

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个人关系的恶化，最初主要表现在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限问题上。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立即起用他的亲信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

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江苏萧县人，十二岁时中过秀才。1905年由段保送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回国后即入段幕府，赞襄帷幄。他当时仅二十七岁，少年得志，十分自负。先后任第六镇军事参议、第一军总参谋、陆军部军学处处长。1914年，他升任为陆军部次长，同时在北京创正志中学，自任校长，并请林纾等人为教员。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他力劝段祺瑞抵制，并与段共进退，因此深得段祺瑞的信任。此后，段的许多重大措施，大都出自他的策划，因此人们称他是段的“小扇子军师”。

段祺瑞以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起初曾遭到黎元洪的反对，但由于段的极力坚持，又由于徐世昌、张国淦等人的劝说，黎才勉强从段所请，但对徐始终没有好感⁽³⁷⁾。

徐树铮自恃段的倚重，又有皖系军人为后盾，根本不把没有实力的总统放在眼里。内阁的文件、命令呈交总统审阅、用印，本属国务院秘书长本职，但徐却时常借故不出面，派手下人向黎呈请用印，使黎非常不快⁽³⁸⁾。而当徐本人进府面见总统时，老是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甚或开口顶撞。有一次，某省同日更动三个厅长，黎向徐问了一句：“任命的都是些什么人？”徐便抢白道：“只在这里盖印好了，管他任命什么人。”使黎非常难堪。黎因此愤怒地表示，再也不愿与徐见面⁽³⁹⁾。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与黎元洪、段祺瑞的关系很深，为人又圆滑，有他从中周旋，所以没有使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8月1日，张国淦因故辞去本兼各职，总统府秘书长由参议员丁世峄继任。丁世峄（1879—1930），字凫严、佛言，清末曾任山东咨议局议员，是立宪派中的激进分子。1913年加入进步党，在党内属孙洪伊一派，二次革命后倾向国民党。他到任后，力主提高总统地位，限制国务院秘书长职权。8月下旬，他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总统得随时出席国务会议；二、所有国务院议决事件及任免官吏命令须经该管部长官同意后，再呈大总统盖印，如总统有不同意见时，得交回国务院再议⁽⁴⁰⁾。这样，就使黎、段关系进一步紧张起来。段祺瑞不能容忍黎元洪插足国务院，他一见此草案，便称病请假不出，并放风辞职，后经熊希龄等劝解，才于26日销假视事。他当日即向徐树铮下了一道命令，凡国务院呈请总统核阅的文件，“应责成该秘书长躬自递呈，阅印后赍回。无论风雨星夜，不得假手他人，以昭慎重，而免歧误”⁽⁴¹⁾。至于总统出席国务会议问题，段坚决不肯让步。最后府院双方议定了几条折衷的办法：一、总统不出席国务会议，但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先期呈阅。二、国务会议议事记录随时呈阅。三、紧急军政要件，由国务员进府直接报告。四、总统对于国务会议议决案件，如有认为不合者，得命总理及主管国务员说明理由，说明后如仍认为不合，得交回复议一次。五、每日呈阅文件与呈请用印，由国务院秘书长亲送⁽⁴²⁾。此后，黎、徐关系一度表面上有所缓和。

但是，黎元洪与徐树铮冲突的根子在于段独揽政权，而黎又不甘心只作盖印的工具，这个矛盾不解决，府院之争是不可能平息的。内务总长孙洪伊到任后不久，即与徐树铮发生冲突，黎与段的关系又随之紧张起来。

7月底至8月初，孙洪伊、张耀曾等国民党阁员在孙中山、黄兴的支持鼓励下，先后由上海北上就任。他们到任，对段、徐的专擅是不利的。孙洪伊（1870—1936），字伯兰，直隶人，清末为立宪党激进派领袖，1913年加入进步党。二次革命后，转向国民党阵营，并博得好评⁽⁴³⁾。他到任未及一月便与徐树铮展开斗争。

8月下旬，湖南议员郭人漳、周震鳞对投靠皖系的官僚政客胡瑞霖（时任福建省长）在湖南财政厅长任内的劣迹提出查办提案转到国务院后，徐树铮不与主管的内务总长孙洪伊协商，也不经国务会议，就擅自以国务院名义咨复众议院，极力为胡辩护，将提案驳回。孙以此事关系责任权限甚大，向段祺瑞据理力争，并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同时还致信众议院，撤销其辞退议员书，表示仍愿就议席，搞得段、徐非常狼狈⁽⁴⁴⁾。嗣经黎元洪、段祺瑞极力挽留，孙始打消辞意。段当即命徐将原咨文追回。徐答应照办，继又捏称该咨文已由众议院秘书厅印送各议员，无法追回。孙洪伊即用电话询知众议院并无此事，方知徐是故意撒谎，于是又起冲突⁽⁴⁵⁾。

此后，段祺瑞、徐树铮对不受他们羁束的孙洪伊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9月初，孙为整顿内务部，裁减部员，被裁汰者祝书元等在徐树铮煽动下，向平政院起诉，控告孙违法。20日，平政院裁定：“撤消内务部原令，准被解职人员仍回内务部供原职。”⁽⁴⁶⁾孙拒不接受此项裁决。于是，徐批就一道执行平政院裁决书的命令，送府盖印，但孙拒绝副署，黎元洪也不予盖印，批复“交院再议”。黎并从孙所请，将此案批交国会审议。事情拖到10月，段再也不能忍耐，于19日呈请罢免孙，但遭黎拒绝。

这次政潮，还波及到国会。早在9月24日，研究系的机关报《晨钟报》，便刊文攻击孙洪伊“违法”。10月23日，研究系首领汤化龙又以“老友”身份进总统府，以所谓“舆论”向黎元洪施加压力⁽⁴⁷⁾。在段祺瑞和研究系的威胁之下，黎开始动摇，劝孙“自请辞职”，或“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或“转任其他特任官”⁽⁴⁸⁾。但是，孙毅然表示“自信无过”，宁受免官处分，决不自请辞职。

商榷系的韬园系和丙辰俱乐部两团体坚决支持孙洪伊与段祺瑞抗衡。24日，直隶议员王玉树就国务总理径自呈请罢免国务员是否合法问题，在众院向段提出质问。11月上旬，吕复又提出查办徐树铮案，列举徐七大罪状，联署者六十余人⁽⁴⁹⁾。

孙洪伊既不肯辞职，段祺瑞便以自己辞职相威胁。黎元洪只好采纳左右意见，请徐世昌出来组阁。袁世凯死后，徐世昌长期居于河南辉县水竹村，名为“退耕”，实为观望。10月下旬，黎的代表到辉县请徐出来组阁，徐托故拒绝。11月初，黎又派代表去请，徐表示：“倘允不入政界……一俟感冒就痊，即当就道。”黎只好答应徐仅负调停之责⁽⁵⁰⁾。其实，徐并非不想出山。赴京之前，他曾致电冯国璋，商讨调解政局的策略，实际上就是一种试探，但冯未置可否。冯对混乱的政局有自己打算，他在黎与段、研究系与国民党的对立中，采取第三者的姿态。9、10月间，梁启超到南京活动，极力劝冯与段合作，支持研究系，冯未作积极响应。在此前后，段曾数次派人到南京争取冯的支持，冯也采取敷衍态度。

11月16日，徐世昌抵京。次日，黎元洪便亲自到东四五条胡同徐宅拜访。嗣后，徐向段祺瑞建议，将徐树铮改任陆军总长，孙洪伊改任农商总长。但是段不以为然，他认为孙“不择手段，破坏北洋团体”，必须逐出内阁。19日，徐又向黎、段建议，将孙和徐同时去职，由张国淦任国务院秘书长。段勉强同意。20日，孙被解职。两天以后，徐也在段授意下辞职。研究系对孙洪伊被逐出内阁，感到很快意。22日，梁启超从广州致电徐世昌说：“维持内阁，实今日不二法门，公大力主持，大局当可立定。”⁽⁵¹⁾

孙洪伊被免职后，回到国会，利用国民党在国会的优势，继续抵制段祺瑞。国会接连否决段提名任命任可澄、张国淦为内务总长的提案。孙并进一步策划利用国会推倒段内阁。12月2日，韬园系首领、直隶议员温世霖在众院提出弹劾段祺瑞的提案。孙洪伊在国会的活动，威胁到段内阁的存在，段决以武力相待。1917年1月13日，步兵统领江朝宗派兵包围孙宅，进行搜查，准备逮捕孙洪伊。孙事先得人通报，逃往南京托庇于冯国璋。

逼走孙洪伊后，段祺瑞仍不满足，又挑唆督军团要求总统黎元洪罢免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2月25日，黎被迫批准丁辞职，由夏寿康继任。

府院政潮虽因孙洪伊、徐树铮和丁世峄相继去职而暂告一段落，但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关系并未改善，而是处于暂时僵持状态。不久，双方又因对德外交问题发生新的斗争。

四　对德绝交及其国际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忙于欧洲战争，无暇东顾，日本在华势力迅速加强。大战爆发不久，日本就以参战为名，出兵中国山东省，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省的全部权益。从帝国主义各国对华贸易来看，自1914年起，英、法、俄、德等国对华输出普遍下降（其中德国的对华输出完全停止），只有日本和美国对华输出猛增。美国因参加世界战争最迟（1917年4月对德宣战），保存了实力，还有力量与日本抗衡和争夺。当时美驻华公使芮恩施多次呼吁本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以抵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⁵²⁾。

1917年初，美国准备对德宣战，并企图借机加强它在中国的影响。2月1日，美国政府在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命令芮恩施设法运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⁵³⁾。芮恩施奉命积极开展活动，连日拜访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等，鼓励他们与美国联合，对德国采取行动。此外，总统府的美籍顾问福开森、英籍顾问莫理循和《远东时报》编辑唐纳德等对北京政府有影响力的外国人，也被芮恩施动员起来，游说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在芮恩施等人的活动下，2月9日，北京政府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一事向德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日本政府获悉美国插手中国对德外交、企图左右中国政局的动向后，迅速改变反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参战。2月上旬，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奉北京政府命令，就中国向德国潜水艇袭击公海商船提出抗议一事，征询日本政府意见。9日，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召见章，表示中国“仅提抗议，于中国地位似非得计，不如即行宣布断绝国交，并不必俟抗议回答；至此次抗议，深惜事前未与接洽，现两国力谋祛除隔阂，深冀中国政府熟考”⁽⁵⁴⁾。两天以后，本野再次接见章，表示希望中国与德国断交之后，“再进一步加入联合战团”⁽⁵⁵⁾。13日，本野又派寺内首相的亲信西原龟三再次赴华。西原赴华的主要使命是以同意中国减缓交付庚子赔款，提高关税和提供参战军费为饵，诱使北京政府立即向德国宣战。为保证西原完成使命，外务省并将对支持中国参战尚抱怀疑态度的驻华公使林权助调回东京述职⁽⁵⁶⁾。日本报纸对本国政府在中国对德外交问题上的转变作了如下剖析：“日本人士对中国放弃中立，向持异说，即赞成与反对二派是也。反对者谓，中国参战，将于和平会议取一席地，而获与日本对等之投票权，则会议处分青岛等问题时，日本将不利云。斯说也，杞忧而已。良以和平会议关于各国势力消长滋大，发言与投票权视国之强弱而为轻重。故中国虽获投票权，亦不足与日本抗也。即使投票以多数取决，实际上尤有借于外交术，否则仍不能贯彻主张也。”⁽⁵⁷⁾这个分析是很透彻的。

事实上日本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它一面积极鼓动中国参战，一面与英、法、俄等国进行幕后交易。中国参战是协约国所企望的，日本即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与英法等国达成协议：“保证将来在讲和会议中，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在山东及赤道以北岛屿之领土权利。”⁽⁵⁸⁾当美国与日本在中国对德问题上产生冲突，阻挠中国参战时，英国和法国，特别是英国坚决支持日本，抵制美国，怂恿北京政府参战⁽⁵⁹⁾。北京政府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向德国提出抗议后，美国和日本在中国对德外交问题上的分歧便很明显地表现出来。2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蓝辛指示芮恩施立即向中国方面表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参加世界战争⁽⁶⁰⁾。不久，他又进一步要芮恩施向中国政府表示，欧洲战局尚不需要中国参战；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政府协商之前，“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⁶¹⁾。

美国政府改变支持中国参战的立场，得到总统黎元洪的支持和响应。黎本来就担心段祺瑞在参战的名义下，进一步加强对自己和国会的控制。2月初，芮恩施拜会黎元洪时，黎已表露出这种顾虑⁽⁶²⁾。

段祺瑞为解决扩充军队等问题的财源，在日本的支持和怂恿下，决心立即实行对德绝交，继之以宣战。2月14日，国务院及外交部合电驻日公使章宗祥说：中国方面已决定，一旦发生德国潜艇袭击中立国船只事件，中国即不俟德国回答，对德绝交，并表示绝交后“需费甚巨”，希望联合国（指协约国）准许中国“酌加关税及将庚子赔款缓解或延长年期”⁽⁶³⁾。17日，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对章宗祥表示，日本对加税及缓解赔款两事赞成⁽⁶⁴⁾。此时，西原也抵达北京，就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条件问题与曹汝霖、汪大燮、陆徵祥等进行磋商，并会见了段祺瑞和特意赶到北京来“研究”对德外交问题的研究系领袖梁启超⁽⁶⁵⁾。同时，章宗祥也连日在东京与本野谈判中国参战的条件。3月初，段祺瑞等炮制出《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⁶⁶⁾。3日，国务会议通过向国会提出的对德绝交咨文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4日，段亲率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交国会通过，并将《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发给章宗祥，与日本政府协商。但是，黎以事关重大，还需慎重为辞，拒绝盖印。段愤怒离去，当晚即宣布辞职并离京赴津。这样就使表面上一度缓和的府院斗争骤然激化。

段祺瑞出走天津后，黎元洪本想借机改组内阁。5日，他请徐世昌、王士珍和赶到北京来磋商外交问题的副总统冯国璋一起到总统府议事。黎元洪请徐世昌和王士珍分别出任总理和陆军总长，但徐、王二人连连作揖，敬谢不敏。冯国璋则自请赴津劝段祺瑞复职。6日，北洋系各省当局又相继打来电报，挽留段“力任艰难”。黎元洪害怕激出事变，只得请冯国璋赴津劝段复职。冯临行前与黎商订了段复职的条件：一、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总统不再加以反对；二、内阁拟定的命令，总统不得拒绝盖印；三、内阁训示各驻外使节、督军、省长，总统不得干预⁽⁶⁷⁾。段祺瑞见黎元洪已暂时屈服，当晚返京。次日，段密电各省及驻外公使，声称内阁对德外交方针已获总统赞同，各省“切勿再生异议”⁽⁶⁸⁾。

当时，对德外交问题成为国内舆论的主题。孙中山自开始即主张中国保持中立立场。2月，他口授要点，由朱执信执笔，撰成《中国存亡问题》一书，以朱执信名义发行。此书的要点是，中国为救亡图存，不应参战；加入协约国的条件可自外交斗争取得，而不必参战；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国应当友好亲善。孙中山的主张在国会得到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的坚决支持。

研究系在对德参战问题上完全追随段祺瑞，主张绝对“加入”⁽⁶⁹⁾。两年前曾预言德国必胜的梁启超这时也变为积极的对德宣战论者。梁在这个问题上的转变，固然是看到德国失败的迹象已逐渐显露，更主要的是，他想借外交问题达到压迫反对派的目的。3月7日，他在给段祺瑞的信中说，对德国“早绝一日，则德人及国内捣乱分子即少一部分活动余地”⁽⁷⁰⁾。

商榷系各派虽多持反对参战态度，但各派反对段内阁对德方针的程度又有所不同。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不仅反对向德国宣战，而且反对对德绝交，益友社和政学会则主张对德问题可做到绝交为止。由于益友社和政学会投了赞成票，3月10日、11日，众参两院分别通过对德绝交案。

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后，参战问题成为府院和国会两派斗争的焦点。当时国会内外，朝野上下形成很强烈的反对参战的舆论。对德绝交前，孙中山曾电参众两院，坚决反对参战⁽⁷¹⁾。14日，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向德宣战，广州、武汉商会继起响应⁽⁷²⁾。当段祺瑞邀梁启超同到总统府逼迫黎元洪表态赞同参战时，黎便以社会舆论不赞成反驳他们⁽⁷³⁾。使段祺瑞感到棘手的，不仅仅有孙中山和国民党议员以及其他名流⁽⁷⁴⁾掀起的反对参战的强大舆论，而且北洋各省的督军也多不理解段祺瑞参战的用心，对这一问题态度消极。由于有上述障碍，所以尽管日本一再逼迫中国迅速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而段祺瑞一时却无法实现参战的意图。他还需要说服各省的北洋督军。

五　参战问题引起的风波

段祺瑞要达到对德宣战的目的，首先需要得到北洋督军们的支持，然后再利用他们压制黎元洪和国民党议员。

段祺瑞知道，各省督军反对参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害怕领兵远征欧洲。要使他们积极支持参战，必须解除他们不愿打仗的顾虑。于是，段假借“军事会议”名义，把各省督军召集到北京，解释自己参战的真正用心。

4月中旬，倪嗣冲首先应召赴京。动身前他还公开表示反对参战。但是，抵京后段祺瑞向他说明，所谓对德宣战乃是“宣而不战”，不需各省出兵，可以不必顾虑。于是，他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反对参战的健将变成力主参战的先锋。他私下向人透露：“未到京之前，本系反对加入；即各省督军，除非北洋系外，其余十七省，我敢断言，其与我同一意见。及到京后，察看政府情形，乃幡然变计，知业经抗议绝交，则第三步文章，决无可以中止之理。”⁽⁷⁵⁾

在段祺瑞的督促和倪嗣冲的撺掇下，湖北督军王占元、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河南督军赵倜、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和绥远都统蒋雁行先后抵京。其余江苏、黑龙江、奉天、浙江、湖南、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督军，也都派出代表参加会议。25日，段祺瑞亲自主持首次会议，参谋总长王士珍、海军总长程璧光、训练总监张绍曾等也被拉来列席。首次会议即就内阁对德外交方针进行表决。结果，出席会议二十五人，赞成者十七人，依从多数者七人，段的外交方针在北洋督军中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⁷⁶⁾。

但是，在北洋督军中，冯国璋的态度始终不明朗。2月，段即曾派专人向冯解释对德问题的“曲折与利害”⁽⁷⁷⁾。23日，冯入京与段会谈，态度有所转变。3月中旬，冯返回南京，于21日密电北洋各省，说：“抵京后，犹冀事势可以挽回，自量国力，勿为多事。乃观察各方情况，知内部绝未一致，而外交紧迫，已难自持。东海相国，合肥总理老谋深算，则欲趁此机会，力图富强。总理决心，加以外交趋势，绝德之举，非成事实不可，于是璋亦未敢胶执成见。”⁽⁷⁸⁾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出，冯国璋同意对德绝交的态度很勉强，内心并不赞同段祺瑞立即对德绝交并进而宣战的方针。3月15日，冯私下密示江苏省官员，对德问题“以断绝国交为限”⁽⁷⁹⁾。4月16日，冯又故意将“英法失利……宣战更宜持重”等内容的外交探报转给正在北京的各督军⁽⁸⁰⁾。

4月末，军事会议结束后，倪嗣冲等北洋督军即开始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向德国宣战。5月1日，内阁讨论对德宣战问题，倪嗣冲、张怀芝、孟恩远、李厚基等闯入会场，倪以所谓军界首脑名义表示，各省督军一致支持总理段祺瑞的对德方针，政府应当立即对德宣战，张怀芝等随声附和⁽⁸¹⁾。在督军团的胁迫下，内阁匆匆通过对德宣战案。段随即率领当日出席会议的阁员到总统府面请黎元洪核准⁽⁸²⁾。是日，日本公使林权助也登门“拜访”黎元洪，警告黎说，如国会否决参战案，政局将发生纷扰⁽⁸³⁾。3日，倪嗣冲又率督军团到总统府，向黎陈述参战意见。在督军团、段祺瑞和日本公使的压力下，黎元洪被迫同意将对德参战案提交国会辩论。这样，参战问题又转移到国会。

在国会中，反对向德宣战的力量占了优势。益友社和政学会对向德宣战问题的态度与绝交问题态度不同。益友社早就公开表示，反对对德宣战。段祺瑞把很大的希望寄托于政学会，但该会经过几次讨论，最后举行内部投票，结果还是否决了宣战案⁽⁸⁴⁾。在这种情况下，段不敢贸然将对德宣战案交国会表决。3日，国务院在外交部迎宾馆宴请参众两院议员，段到会演说，略谓世界各国皆反对德国，协约国希望中国参战，要求国会合作⁽⁸⁵⁾。4日，督军团又假迎宾馆宴请议员，为段疏通宣战案。李厚基代表各督军演说，声称：要不惜一时的名誉，实行对德宣战，“乃至受人指骂，固所当然”⁽⁸⁶⁾。这时，督军团已经凶相毕露了。8日，众议院讨论宣战案。段祺瑞亲自到场督促投票表决，但结果众院会议仍议决提交全院委员会审查。皖系军人料知全院委员会审查的结果不会对他们有利，便决心撕下面具，使用强硬手段，伙同督军团制造了公民团事件。

10日下午，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当日上午，议会门前忽然聚起数千人，手持“五族公民请愿团”、“学界请愿团”、“陆海军人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各种旗帜，沿街散发传单，要求国会即日通过对德宣战。国民党系议员田桐、邹鲁、龚政、吴宗慈、郭同等人因不愿接受传单，遭到殴打⁽⁸⁷⁾。中午，“公民团”包围了国会。自称“公民代表”的张尧卿、赵鹏图、白亮等人闯进议场宣布：“倘不通过参战案，一个议员也别想出去”，出去则“打死无赦”⁽⁸⁸⁾。军警闻讯赶来“维持秩序”，但并不驱散胡作非为的“公民团”，只是不准许议员外出。下午2时半，参加全院委员会的议员一致决定，暂不讨论对德宣战问题，即将全院委员会改为全体议员大会，请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到会，质问北京秩序和议员安全问题。下午5时，内务总长范源濂到会，但他指挥不动军警，只好等段祺瑞和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到来。傍晚，段、吴先后到场。段走出汽车时，请愿“群众”居然摇旗鼓掌，表示欢迎。段向议员们表示，对“公民”请愿，“事先一切不知”，并命令吴到外面解散“请愿群众”。吴到议场外温言劝导了一番，根本无效。一直到晚9时，一些“公民”向议院院内投掷砖瓦，打伤了日本记者，段恐引起交涉，才派出马队将“公民团”驱散。

10日“公民团”围攻议会事件，是皖系军人策划的。当8日众议院决定召集全院委员会表决参战案时，在京各督军便议定，如果全院委员会不通过此案，“决当积极进行解散国会，无论如何障碍，必其达到解散目的”⁽⁸⁹⁾。傅良佐、靳云鹏和王揖唐，组织收买大批游民，准备在10日国会开会时进行捣乱⁽⁹⁰⁾。所谓的公民代表，也大都是国务院和陆军部的官员，国务院参议陈绍唐则直接参与了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的活动⁽⁹¹⁾。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孙中山与谷钟秀等立即联合通电，要求北京政府严惩肇事者。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学界、商界和南方各省的督军及省议会，随即纷纷通电响应。北洋派中未到北京的江苏督军冯国璋、江西督军李纯也通电附和⁽⁹²⁾。为抗议皖系军人一手制造的“公民团”事件，国民党阁员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相继宣布辞职，外交总长伍廷芳也潜离北京。11日，段祺瑞在府学胡同宅邸召集亲信开会，商讨对策。张国淦建议段辞职，改组内阁，由国民党二人、研究系二人、北洋系二人联合组织“国防内阁”，收拾局面⁽⁹³⁾。段本人最初有些意动，但徐树铮、傅良佐、靳云鹏等极力反对。在徐、傅等人怂恿下，段决心干到底，15日、16日又先后两次咨请国会从速议决对德宣战案。仍在北京的北洋督军或以同乡关系，或以地方长官关系，分别设宴招待议员，继续为段疏通。15日，督军团又设宴招待参众两院议员，仍由李厚基代表各督军致词。他说：“公民团”事件完全是“无意识”的举动，希望议员不要介意，以大局为重，维持内阁，实现对德宣战⁽⁹⁴⁾。但是，“公民团”事件造成的影响，不是李厚基几句花言巧语所能挽回的。商榷系各派在“公民团”事件后，一致采取抵制内阁的立场。19日，众议院复议对德宣战案时，议员褚辅成提出内阁阁员多数辞职，内阁实已无法负责，建议暂缓讨论对德参战案，先行改组内阁⁽⁹⁵⁾。褚的动议，得到商榷系各派赞同，经投票表决，二百二十九票赞成，一百二十五票反对，五十票弃权。将近三分之二议员赞成改组内阁，实际上已构成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

段祺瑞利用“公民团”胁迫国会未能得手，便决心解散国会。21日，督军团在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最后步骤，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研究系的骨干分子籍忠寅等参与了督军团的策划。当天，在京的北洋督军和督军代表由孟恩远领衔，具呈黎元洪，借口宪法会议通过的宪法条文，将导致所谓议会专制，陷内阁于“颠危之地”，要求“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⁹⁶⁾。先一天，即20日，张勋致电督军团支持解散国会，声称当“为诸公后盾”⁽⁹⁷⁾。

黎元洪无力应付督军团，只好求助于美国公使芮恩施。是日，芮恩施到总统府与黎进行长时间密谈，表示“允为后盾”⁽⁹⁸⁾。21日，黎召见督军团领衔呈请解散国会的孟恩远、王占元二人，训诫他们切勿超越宪法行事，对宪法草案有不同意见可商诸国会；并指出，时局的症结在内阁，段祺瑞“理宜引退”⁽⁹⁹⁾。孟、王退出后将黎的态度转达在京诸督军。督军团密议对策之后，当晚，倪嗣冲、王占元、李厚基等直奔徐州，其他人各回任所。

黎元洪在召见孟恩远等同时，派钱能训到天津敦请徐世昌进京接替段祺瑞。段得到消息，也委派张国淦为代表赴津，请徐世昌“接代”。结果，徐不仅拒绝出任总理，并表示无意出面调停。21日，段祺瑞又亲自登门拜访王士珍，请其“代理”，王吓得连连作揖，推辞不迭⁽¹⁰⁰⁾。段请徐、王代理不过是装样子，实际上他根本不想下台。徐世昌、王士珍既不肯接受总理职务，黎元洪即准备以伍廷芳暂时代理内阁总理。20日，黎批准程璧光、谷钟秀、张耀曾辞职，却留下伍廷芳的辞呈未发。段祺瑞深恐黎元洪采取行动，22日，他向黎提出补充阁员人选，其中大多是黎平素有好感的人：内务总长夏寿康，司法总长饶汉祥，海军总长汤芗铭，财政总长孙宝琦，农商总长庄蕴宽，交通总长汪大燮⁽¹⁰¹⁾。

22日，当张国淦把补充阁员的名单交给黎元洪阅后，黎罢免段祺瑞的决心有些动摇。但是，左右亲信提醒他不要中了段祺瑞的缓兵之计。23日，黎元洪发布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特任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第二道命令委派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第三道命令是委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总司令，并派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¹⁰²⁾。同时，黎还通电各省，阐明“迫不得已”罢免段祺瑞的原因，希望段仍“内外一心，共图国是”。免段令交付印铸局印行之前，张国淦匆匆赶到总统府，劝黎元洪再加考虑。黎表示外交、军事都已有布置，未为所动⁽¹⁰³⁾。

段祺瑞接到免职令，当日仍以国务总理名义通电各省，声称免职令未经本人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概不能负责”⁽¹⁰⁴⁾。嗣后，段即赴津策动督军团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

第二节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如同袁世凯的恢复帝制一样，是有它的历史原因和阶级、社会基础的。所不同的，一是要建立新的袁家王朝，一是要恢复爱新觉罗氏的清王朝。

如前所述，自民国建立后，张勋一直没有停止复辟清王朝的阴谋活动，并且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些赞成复辟的前清遗老和部分督军，形成为一个复辟集团。1913年和1916年，以张为首的复辟集团两次策动复辟叛乱，均未得逞。袁世凯帝制失败，张勋从反面总结了它的“教训”。他认为恢复帝制是应该的，但不应建立袁家王朝，而应该复辟清王朝。袁世凯曾受恩前朝，而自己却来做皇帝，未免“辜负皇恩”，有失忠义，其失败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因此，在袁世凯帝制失败后，张勋的复辟阴谋活动，不仅未加收敛，反而更加猖狂起来。

一　北洋八省“独立”和国会解散

1917年春，府院关系因对德问题再度恶化后，段祺瑞和黎元洪争相拉拢拥兵徐州的张勋，以为奥援。4月中旬，段策划召集各省督军“军事会议”时，就企图把张勋引进北京，借张之手压制国会，推倒黎元洪。为了诱张进京，段不惜以日后实行复辟为钓饵。当时，倪嗣冲对在京代表张勋与各方联络的阮忠枢说，此次会议由他发起，“东海（徐世昌）、芝泉（段祺瑞）均极端赞成，曾电约大树（指冯国璋）。大树不来，我辈亦不强其必至，正可推定武（指张勋）作一领袖，执坛坫之牛耳”。他还声称，一定要改组内阁，“如黄陂（黎元洪）不以为然，即可借此推倒黄陂，倒黎排冯，即可拥戴东海。此系千载难逢之机会，断断不可错过。……如东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后，将内政整理，国势略定，再由东海之手，归还旧主（指溥仪），其势由顺而易。凡此种种，从现在地位、声望、魄力而论，均非待定武前来解决不可”⁽¹⁰⁵⁾。

在段祺瑞积极拉拢张勋的同时，黎元洪也竭力争取张勋的支持。张勋在对待国民党人和国会、内阁等问题上虽与段态度一致，但在“参战”问题上却由于复辟派与德国的关系⁽¹⁰⁶⁾，与段大相径庭。黎元洪就企图利用段、张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把张拉到自己一边。在段召集军事会议前夕，黎即通过阮忠枢、金永等向张勋示意。4月19日，阮函告张，黎对于此次军事会议，“深恐各省督军受芝泉之运动，赞成与德宣战，而亟盼我公来京，反对此举。因令郛郑（唐浩镇，总统府秘书，黎元洪的亲家）往告小松（张寿令），意欲使小松赴徐劝驾。小松则推荐道坚（金永），电约道坚到京，由郛郑介绍私谒黄陂”⁽¹⁰⁷⁾。不久，金永应邀至京，唐浩镇代黎接见。唐向金表示，黎“实处孤危之地”⁽¹⁰⁸⁾，希望张“维持大局”，并说，张如到北京参加军事会议，应反对向德宣战，“主张大计”。金表示张不拟进京，唐又请张“发一直截电文”反对参战⁽¹⁰⁹⁾。5月，黎元洪又派亲信哈汉章等南下，游说张勋。

阮忠枢与另一在京、津为清朝复辟集团与各方联络的重要人物张镇芳，完全了解段祺瑞、黎元洪争相拉拢张勋的用心。他们一面与双方周旋，一面秘密写信给张勋，力劝张暂不进京。阮忠枢指出：段祺瑞欲借张勋之名，分散西南各省和国民党人的攻击，“保全”自己；黎元洪则欲借张勋之口，“昌言”反对参战，“因之倒阁而去段”；双方“概置大局于不顾，各挟私意以私争”。张如到京，必将为难，“何如置身局外，作壁上观”⁽¹¹⁰⁾。张接信后，依计而行，拒绝段、黎双方的邀请，蜷伏在徐州作复辟的准备。4月19日，张勋密派心腹商衍瀛到天津活动。商到津后，与复辟分子张镇芳、雷震春详细商讨了发动复辟后如何控制北京的计划。20日，商衍瀛函告张勋，“大约西苑、南苑、通州、廊坊、北京游徼队、警厅等处，皆可呼应。”⁽¹¹¹⁾

张勋一面在京津布置力量，一面争取北洋各省的支持。5月，他多次写信与冯国璋商讨时局。19日，在北京开会的北洋督军们联名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得讯后立即发表通电，表示赞成。他在电报中表功说，他于国会“去岁召集之初，固已早持另组之说”，并声称：“今者诸公决议以宪法种种弊端为言，而有解散之请，词严义正，一秉大公……勋虽无似，敢不力持正义以盾诸公之后。”⁽¹¹²⁾

如前所述，督军团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呈文被黎拒绝。嗣后，倪嗣冲等便纷纷南下徐州。21日至22日，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曾毓隽，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福建督军李厚基与奉天等省的督军代表十余人先后抵徐。

5月23日，张勋与抵徐各省督军和督军代表举行所谓第四次徐州会议。徐树铮、倪嗣冲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鼓动张勋领头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是日，黎元洪发表罢免段祺瑞国务总理的命令，倪嗣冲闻讯后立即在会上借题发作，顿足大骂，声称要“首先发难，请诸君随后继起”。张怀芝也随声附和，并提议与会各省份由京奉、津浦、京汉三路进攻北京。张勋则乘势提出，推倒现政府后，各省共同拥戴清帝复辟⁽¹¹³⁾。徐树铮为达到解散国会和驱黎的目的，当场表示，段祺瑞虽然不能公开支持复辟，但只要达到解散国会和驱黎的目的，其他—切在所不计⁽¹¹⁴⁾。倪嗣冲、张怀芝等也表示支持。张勋、万绳栻见徐树铮和各省督军都赞同复辟，非常高兴，当场要与会者签名为信。

24日，张勋致电黎元洪，声称：“民国定制，适用责任内阁制度，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经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历办有案。秘书厅掌司机要，类于幕职，本无责任可言。今忽逾越职权，擅发通电，宣布命令，殊属旷例，当然不能认为有效。旋接段总理以前项命令未经副署不能负责为言，其违法更无待言，群情益复愤激，以为共和国家首重法制，如果任意出入，人民将何适从。今中央既首先破坏法律，则各省惟有自由行动。……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¹¹⁵⁾这个电报，一方面气势汹汹地斥责黎元洪罢免段祺瑞为非法，挑唆北洋各省“自由行动”；另一方面又说此违法令为秘书厅逾权“擅发”，要黎元洪“持平”，以免“激生他变”，为充当“调人”埋下伏笔。

研究系议员也对黎元洪罢免段祺瑞坚决抵制。5月31日，汤化龙辞去众议院议长。嗣后研究系议员也纷纷辞职南下⁽¹¹⁶⁾。

在北洋各省督军和研究系政客的抵制下，黎元洪一筹莫展。开始，黎竭力拉拢北洋派元老徐世昌和王士珍出任国务总理，但徐坚决不肯应召。24日，黎派吴笈荪、饶汉祥赴津，促徐出山，徐以“杜门谢客，不能入京”为辞，拒不见面。受到直系军阀拥戴的王士珍与徐世昌的态度略有不同，对黎元洪的处境表示同情，但他为人一向谨慎小心，不肯冒风险。25日下午，黎亲自到堂子胡同王的私宅劝驾，王称与段交谊甚笃，不能取而代之，婉言谢绝。经黎再三恳求，王最后答应出任陆军总长。在这种情势下，总理职位便落到李经羲身上⁽¹¹⁷⁾。李经羲，字仲仙，一作仲轩，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之侄，清末曾任云贵总督，辛亥革命时被蔡锷礼送出境。1913年为政治会议议长，次年改任参政院参政。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把他摆到“嵩山四友”之列，以示优待。黎之所以任李为总理是因李一向注意与淮军将领拉拢，与张勋有些瓜葛。

5月25日，黎元洪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批准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27日，黎又发出通电，诉说组阁之难。电报说：“初议东海（徐世昌）出山，未获允诺，遂坚请聘卿（王士珍）担任，专使络绎，继以亲往，瘏口哓音，再三敦劝。聘卿终荐先生（李经羲），自愿居陆军总长之职，时机危迫，不得不曲徇其请。”⁽¹¹⁸⁾是日，众议院破例开会，通过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提案。次日，参院也通过此案。李经羲这个老官僚能为国会通过，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议员投了赞成票。黎元洪和国民党议员希望李经羲能在影响张勋方面发挥作用。

但是李经羲还未就职，倪嗣冲即在蚌埠宣布安徽“独立”。通电声称：“群小揽权，扰乱政局。……政府几乎一空，宪法又系议院专制，自今日始，与中央脱离关系。”⁽¹¹⁹⁾旋下动员令，并截留津浦路车辆，运兵北上。在此前一日，奉天督军张作霖已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及段祺瑞复任，否则即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¹²⁰⁾。继皖、奉之后，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山东督军张怀芝，陕西督军陈树藩，直隶督军曹锟，黑龙江督军毕桂芳等也先后宣布“独立”。

皖、奉等八省的“独立”，是段祺瑞和徐树铮一手策划的。段“下野”回津后，皖系军人和研究系、交通系政客，每日聚在段府，密谋推倒黎元洪，解散国会⁽¹²¹⁾。皖、奉宣布“独立”后，徐树铮立即密电倪嗣冲说；皖、奉均已“独立”，天津“须有主持之人，方能与中外官长交接办事”。“前在徐议，有朝彦（雷震春）总司令名目，似宜早日商明各省，通电揭晓，俾便进行。”⁽¹²²⁾于是，6月2日，“独立”各省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推雷震春为总参谋长，并宣布要另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¹²³⁾。

美国对北洋各省在段祺瑞煽动下脱离北京政府很不满，并曾予以干涉。6月4日，美国务卿令公使芮恩施持照会告北京政府外交部，内称：“中国对德开战抑或仍守与德绝交之现状，乃次要之事件”，“美国尤为深切关心者，在中国之维持中央统一”⁽¹²⁴⁾，并特别指示芮恩施将上述内容通知“反对总统的军人派领袖”⁽¹²⁵⁾。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日、英、法等国提议，以上述内容向中国提出联合劝告，以稳定总统黎元洪的地位。美国此举立即遭到日本的有力反击。日本外务省明确照会美国政府：“日本坚持其早已声明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故日本政府坦率相告，没有理由参加美国政府提议的对华一致劝告。”⁽¹²⁶⁾由于英国明确支持日本，美国企图制止北洋各省叛乱的企图失败了。

对北洋各省督军在段祺瑞煽动下纷纷独立，冯国璋也不以为然。6月1日，他致电各省，力主“调停”⁽¹²⁷⁾。但是，段祺瑞和“独立”各省对冯根本不予理睬。

北洋各省的“独立”，使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中，不敢露面。黎元洪再三派人催请，他提出必得有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在此之前，张镇芳等已多次向黎“献策”，请张勋率军进京“保护”。黎别无他路，只好采纳他们的建议。5月31日，黎元洪向张勋发出邀请电。电报说：“倘承移驾津门，与仲轩总理慎密筹商，并即联袂来京，立图解决，执事之功，民国之福。”⁽¹²⁸⁾次日，黎又发布请张进京“调停国事”的总统命令。有人曾提醒黎元洪，张勋进京“恐加入复辟文章”，不要上当⁽¹²⁹⁾。但是，事态的发展已不容黎有其他选择。6月7日，张勋率辫子军步炮兵十营四千三百余人由徐州登车北上⁽¹³⁰⁾。行前他还致电北洋各省，望“坚持原旨，一致进行”⁽¹³¹⁾。

8日，张勋的辫子军进入北京，但张本人却在天津停留下来。他在津停留有两个目的：一、等待黎元洪解散国会；二、征求徐世昌、段祺瑞和各列强对复辟的意见。是日晚，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奉黎元洪之命，到天津迎接张勋进京。张当即提出“调停”的六项条件：一、实行责任内阁；二、解散国会；三、解散省议会；四、改定宪法；五、惩办群小（指总统府军事幕僚处处长哈汉章及金永炎等人）；六、特赦政治犯⁽¹³²⁾。黎元洪不敢怠慢，当天下令撤销总统府军事幕僚处⁽¹³³⁾。但张的主要条件是解散国会。在张的武力威胁和冯国璋“两害取轻”的劝诱下，黎终于答应立即解散国会⁽¹³⁴⁾。次日，他拟好解散国会令，交代理总理伍廷芳副署发表，但遭到伍的坚决拒绝。

10日，张勋气势汹汹地威吓伍廷芳：“兵临近畿，旦夕即可横决，设以一人之梗议，致大局之全隳，责有专归，悔将何及？”⁽¹³⁵⁾但伍廷芳不为所动，坚定地表示：“约法无解散国会明文”，非得全国一致赞同，不能“遽然从事”⁽¹³⁶⁾。黎元洪、冯国璋等见伍廷芳不肯向张勋妥协，敦促李经羲“即日进京就职”，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而李也躲闪不前。黎元洪怕激变张勋，只得于12日下令免去伍廷芳的代总理，改任步兵统领江朝宗暂代。次日，由江朝宗副署，发布解散国会令⁽¹³⁷⁾。同时，黎元洪又发通电，表明为保留民国名号，下令解散国会的苦心所在。通电说：“皖奉发难，海内骚然。……各路兵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安徽张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述，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为保存共和政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¹³⁸⁾是日，张勋也通电全国说：大总统已颁明令解散国会，“拟即复命入都，共筹国是”⁽¹³⁹⁾。次日（14日），张勋偕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及刘廷琛、胡嗣瑗等乘车进京。

二　张勋集团与皖系军阀的角逐

张勋复辟集团与皖系军阀虽都主张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但两派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前者要推翻民国，复辟清室；后者要拥戴段祺瑞重新组阁，继续皖系军阀的统治。当事态进一步发展时，两派的矛盾也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在张勋设下“调解”的圈套，诱黎邀请他进京时，段祺瑞和徐世昌也另外布置了一套推倒黎元洪、解散国会的计划。如前所述，6月2日在津成立的“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是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在幕后策划组织的。按照段祺瑞和徐世昌的计划，各省“总参谋处”仅是他们另组政府的第一步。当时，他们已与皖、奉、鲁各省暗中议定：一、废除约法；二、迫使黎元洪退位；三、在北京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宪法。6月3日，曹汝霖入京将此计划报告日本驻京公使林权助⁽¹⁴⁰⁾。日本内阁对此计划立即表示理解和支持。次日，日外务大臣本野约见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深信徐世昌出山即能“收大局重谋建树”，并进一步指出：应“先事消灭”北京现政府，再谋建立新政府⁽¹⁴¹⁾。8日，日本首相寺内的心腹西原龟三化名山田宪三秘密抵达天津，筹划“促使徐（世昌）、段（祺瑞）出山”⁽¹⁴²⁾。

然而，当徐、段等人将另组政府计划电告当时尚在徐州的张勋时，遭到张的强烈反对。张坚决主张乘机推翻民国，复辟清室，并警告段、徐等人“不得于通常名目之外，别立名目”⁽¹⁴³⁾。日本政府得知张勋态度以后，大不以为然，即通知章宗祥：“复辟万非所宜，日当局深信徐能主持大局。对于前电宣言，均甚首肯。若徐不能统率，分裂可虞。……务请俟张（勋）到津后，详细劝阻”；“并望告以万勿为无责任之日人所惑”⁽¹⁴⁴⁾。这里所说的“无责任之日人”，是指当时在中国活动的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5月，田中在徐州与张勋会见时，对复辟问题“语多游移”，张遂以为日本亦赞成复辟。日本内阁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电令田中派员向张勋声明，日本不同意复辟清室⁽¹⁴⁵⁾。

日本当局自1916年10月寺内上台，便改变了原大隈内阁纵容“宗社党”复辟清室的方针，全力扶植段祺瑞。徐世昌之所以不支持张勋复辟清室，是由于已清楚日本的意图。民国成立后，徐世昌一直与张勋为首的复辟集团保持密切联系，人们都认为他是清朝遗老的领袖。1916年袁世凯死后，徐确实有过乘机推翻民国、拥清室复辟的打算。但他富有政治阅历，深知没有列强特别是邻国日本的支持，难于成功。因此在1917年初，他派心腹陆宗舆以接收交通银行借款名义东渡，试探日本当局对复辟的态度。当时，外务大臣本野明确表示：清室复辟，“时机”不到，“以十余龄之幼主，又有种族问题”，“致乱有余，为治不足”⁽¹⁴⁶⁾。徐摸清日本意图以后，遂打消了拥清室复辟的计划。3月26日，日本陆军大臣大岛也曾训令日军驻青岛司令大谷转告清室复辟集团的另一个重要头目升允：清室复辟“目下尚非其时”⁽¹⁴⁷⁾。6月8日，张勋抵津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又电令驻京公使林权助以“适当方法”向张直接表明不支持复辟的态度⁽¹⁴⁸⁾。

在日本政府的干涉和徐世昌等的劝阻下，张勋复辟的决心也一度有些动摇。当时，他打算先把李经羲内阁扶植起来，作为控制中央政权的工具，至于复辟，观望一个时期再说⁽¹⁴⁹⁾。13日，张勋通电独立各省“撤回军队，效顺输诚”⁽¹⁵⁰⁾。次日，又通电宣称国会“既经解决，则组阁断难延缓”，吁请各省支持李经羲组阁⁽¹⁵¹⁾。

日本政府和段祺瑞对李经羲组阁都持反对态度。6月11日，日本首相对中国公使章宗祥表示：中国时局“宜速解决。宜乘此兵权在手，组织纯粹之强固政府。俟政局大定，然后再议调和，兼收并蓄。若现在即行迁就，恐仍非根本解决之道。”⁽¹⁵²⁾寺内的话清楚地表明，日本是反对李经羲出组内阁的。于是，在日本当局和段祺瑞、徐世昌的操纵下，北洋各省纷纷通电反对李经羲内阁。14日、15日，张怀芝、倪嗣冲、赵倜，张作霖相继通电反对李经羲组阁，并称能收拾大局者，只有段祺瑞。与此同时，曹锟致电张勋，声称现时“势必军人内阁，乃能统一兵权，大振国威”，主张由王士珍出组内阁⁽¹⁵³⁾。嗣后，浙江、山西、山东等省督军相继通电响应，推戴王士珍组阁。

张勋面对这种局面，虽然内心很恼火，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吁请冯国璋体谅“调停之苦衷”，出面为李经羲捧场，并向北洋各省疏通⁽¹⁵⁴⁾。冯国璋虽对张勋妄自尊大早有不满，并看到北京政局尚在混乱中，李经羲即使上台，也一定会短命，但为保持对北京和各省的影响，于16日、17日致电各省，为李内阁疏通⁽¹⁵⁵⁾。这时，段祺瑞已另有打算。研究系熊希龄等向段祺瑞献策，利用张勋复辟，赶走黎元洪，然后再以讨伐复辟为名，重掌北京政权。因此，段于22日撤销了天津的“各省军务总参谋处”⁽¹⁵⁶⁾。“独立”的各省也相继宣布“归附中央”。同日，李经羲宣布就职，声言“断以三月为限”⁽¹⁵⁷⁾。

对李经羲内阁，日本的态度仍然是，力促北洋督军拥立徐世昌、段祺瑞，迫使李内阁流产⁽¹⁵⁸⁾。在徐世昌、段祺瑞的授意下，各省督军以李经羲内阁阁员李盛铎、龙建章、江庸等“不孚众望”为辞，仍取不合作态度⁽¹⁵⁹⁾。有的督军仍推王士珍组阁。

对李经羲内阁，复辟集团内部也有人拆台。张勋在日本劝阻下，复辟的决心动摇。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和他周围的遗老们焦虑不安。遗老的首领刘廷琛斥责张勋“欺君卖友”，与张闹翻。升允、王宝田等复辟骨干分子见势不妙，先后离去⁽¹⁶⁰⁾，还有的躲闪不前。为了挽回复辟“事业”，万绳栻与遗老们终日策划，“搜索枯肠”⁽¹⁶¹⁾。据陈曾寿事后披露，万绳栻等经多次密谋，决定搞垮李内阁，使张勋无脸下台，逼其走复辟一途。于是，他们背着张密电各省，“令反对李经羲之内阁，利其纠纷不解，以为复辟之机。不数日，反对李内阁之电果纷纷出矣”⁽¹⁶²⁾。

张勋维持李内阁不成，已无退路，遗老们乘机鼓噪。陈曾寿以天津诸遗老名义写信，催张行动。信中说：“今统一之局已经破裂，牵就调停万难息事，非申明大义，复子明辟，不足以镇服颠危。……内蒙独立，龙旗已树；东省联合进兵，势难中止；乱党勾合东南，行将蠢动；若复依违两可，必致进退失据。……称兵各省，已与乱党结不解之仇，非归命朝廷，依附义旗之下，无以自处。……是公进有万全，退无一是；进有不世之功，退有不测之祸。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决矣。”张勋看了这一派胡言后，居然认为很有见地，为之“大动”⁽¹⁶³⁾，于是决心不顾一切，发动复辟。

6月末，康有为在沈曾植鼓动下进京，为复辟推波助澜。早已由维新派领袖堕落为保皇党党魁的康有为，在民国建立以后更加反动。他与清朝遗老们沆瀣一气，诽谤共和，鼓吹君主制。遗老们多视康为异己，但又要利用其名声造复辟舆论，表面上对康备加推崇。沈曾植在沪得知张勋在日人和徐世昌劝阻下思想动摇，便一面写信要京津遗老切勿星散，一面急促康有为与他们一道北上参加复辟⁽¹⁶⁴⁾。康一直对复辟抱莫大希望，张率兵进京后，他曾向人表示：张若能复辟清室，“一星期内可措国家于磐石之安”⁽¹⁶⁵⁾。因此，他一经沈邀请，便欣然就道。

26日，康有为在沈曾植、王乃徵和弟子徐勤之子徐良三人陪同下，从上海登程北上。他眼见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非常得意，途经丰台望见西山时，特赋诗一首。诗中写道：“廿载流离逐客悲，国门生入岂能知。长驱津浦有今日，大索长安忆昔时。朝市累更哀浩劫，天人合应会佳期。西山王气瞻葱郁，风起云飞歌有思。”⁽¹⁶⁶⁾复辟集团的遗老们原来以为，民国建立后，政局混乱不堪，只要他们起来“立建龙旗，宣言复辟，使薄海远近，望风兴起，忠义奋发，必将天旋地转，旦夕遂定”⁽¹⁶⁷⁾。王公贵族，遗老遗少，部分看风转舵的封建军阀，再加上鼎鼎大名的保皇派康有为等人，这些就是张勋复辟的社会基础。但是，这个基础未免太薄弱了。尽管中国社会还未从根本上改观，但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经过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和共和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中国人民对于皇帝这个偶像已经不再顶礼膜拜了。复辟违背人心，因而也就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三　复辟丑剧和全国反复辟的斗争

6月28日，康有为一行抵京，下车后即被张勋迎至他的公馆。当晚，张勋、康有为与沈曾植、王乃徵、张镇芳、雷震春在张宅举行会议。康有为说，徐勤“自两广来归，悉南方诸帅，俱备响应”，督促张勋立即动手。会议当即决定了复辟计划⁽¹⁶⁸⁾。

30日傍晚，张勋偕刘廷琛潜入皇宫，与溥仪的师傅陈宝琛举行“御前会议”，将复辟行动计划告知清室。会后，张勋装作没事一样前往江西会馆看戏。实际上，这时复辟的行动已经开始了。12时，张勋离开戏场，返回住处，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和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也被辫兵“请”至。张勋当即宣称：此次入京，实为复辟而来，现已定于明晨举进，并厉声诘问王、江等人态度。王士珍壮着胆问了一句：“各省及外交有否接洽？”张勋说：“外交确有把握，冯国璋、陆荣廷均表赞意，并有电来催。各省督军也一致拥护。”不等众人回答，他又说：“我志在必行，你们同意，则立开城门，放我兵马进来，否则请各归布置，决一死战。”在张勋的恫吓下，王士珍、江朝宗等面面相觑，不敢再说话。张勋遂命令吴长植等打开城门，放辫军尽入⁽¹⁶⁹⁾。接着，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率领刘廷琛、康有为、张镇芳、万绳栻、胡嗣瑗、陈曾寿、陈毅、商衍瀛、沈曾植、王乃徵和王士珍、江朝宗及几位辫军统领共五十余人，乘车进宫。这时已是7月1日凌晨。3时许，废帝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勋等。张率领诸人，匍匐在地，向溥仪行三跪九叩礼。接着由张奏请复辟，他嘟嘟囔囔地说：“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又说：“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指康熙）也是冲龄践祚。……”十二岁的溥仪便连忙按照他师傅陈宝琛的嘱咐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¹⁷⁰⁾

张勋下去以后，其余各人也开始给溥仪叩头，有的请安，有的谢恩，有的连请安带谢恩。然后又有太监拿来了事先就写好的一堆“上谕”。这一天，溥仪一气就下了八道“上谕”，内容分别为：

一、下诏即位。这道诏书说什么“权衡重轻，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即1917年7月1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

二、锡封黎元洪为一等公。这道伪谕诡称“黎元洪奏请归还国政”。

三、设内阁议政大臣。这道伪谕宣布，其余官制暂照宣统初年，现任文武大小官员照常供职。

四、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

五、授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丞。

六、授各部尚书：任命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王士珍为参谋部尚书，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

七、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

八、授总督和各省巡抚。（总督只授三人，即直隶总督张勋，两江总督冯国璋，两广总督陆荣廷。各省督军一般改授该省巡抚，原直隶省长朱家宝授民政部尚书，巡抚一职授曹锟；安徽因张勋离职，巡抚授倪嗣冲；江苏因冯国璋已授两江总督，巡抚授原省长齐耀琳。）⁽¹⁷¹⁾

当天，张勋还通电各省，攻击辛亥革命是“创改共和，纲纪隳颓，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宣称中国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并命令各地立即改用宣统年号，悬挂黄龙旗⁽¹⁷²⁾。7月1日早晨，北京街头警察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没有办法，有的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应付⁽¹⁷³⁾。

只有那些早就盼望着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和遗老遗少们非常活跃。他们兴冲冲地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那些没朝服的人则急忙到估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发辫的人则到戏装店定作用马尾制的假发辫。他们穿着袍服马褂，晃着大辫子（有些人是假的）招摇过市，“有识者则指于道旁曰：此某尚书也，此某侍郎也。……在宫内，内务府的人员穿戴特别整齐。四个太妃几乎天天都去神佛前烧香，乐得不知怎么是好⁽¹⁷⁴⁾。

张勋及其复辟集团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后，孙中山极为愤慨，当即召集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等在寓所会商，随即发表讨逆宣言，指出：“此次讨逆之战，匪特为民国争生存，且为全民族反抗武力之奋斗。”⁽¹⁷⁵⁾并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还派员北上策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一部接令后，即向天津方向移动⁽¹⁷⁶⁾。当时，章太炎还提出迎黎元洪南下在沪组政府的建议。6日，孙中山偕廖仲恺、朱执信、章太炎等人乘军舰南下，谋在广州组织武力讨伐张勋。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推动下，上海和南方许多城市相继掀起口诛笔伐、申讨张勋复辟的强大舆论。7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发布《讨逆檄》，严正宣布张勋、康有为已成民国叛逆，“再有言调和者，国民当以国贼视之”。同日，《中华新报》也大声疾呼：“只有杀开一条血路，再无反顾之势。”上海其他各报，如《时报》、《民国大新闻报》、《新闻报》也都态度明朗。自7月3日起，各报每日都以大量版面刊登各界人士声讨张勋的通电，报道各地反对复辟的消息。支持复辟的报纸，只有康有为主办的《国是报》，但不久也因排字工人拒绝排印而停刊。各界团体也闻风而起。7月2日，上海中华民国公民会、学生救亡会、平民求治社等团体都召开紧急会议，到会人员异常愤激，一致主张“组织义师，扫灭妖氛”⁽¹⁷⁷⁾。同时，学生救亡会、中华民国公会、上海神州女界协济社、中华政法学会、中华共和保障会、基督教公民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公函，号召各界“投袂奋起，群策群力，共拯危亡”⁽¹⁷⁸⁾。上海工商界也参加了反复辟的斗争。3日，沪北、沪南两商会邀集各业同人紧急会议，决定反对复辟，并致电冯国璋，要求“维持共和国体”⁽¹⁷⁹⁾。商会还联合上海县教育会，在6日至8日“高揭共和国旗三天”，以示拥护共和，反对复辟⁽¹⁸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宣传反复辟别开生面，特创以五色旗为商标的“爱国牌”香烟，并将此烟捐献几十大箱，犒劳准备北上讨逆的军队。

两湖各界声讨复辟的舆论也非常激烈。长沙广益学校教师鲁赫喧听到张勋复辟，为号召讨逆，断指血书“护法讨贼”四个大字，以震视听⁽¹⁸¹⁾。3日下午，长沙市民万人集会，誓师拥护共和，反对复辟⁽¹⁸²⁾。5日，华容商人李醉白谒见湖南督军谭延闿，表示愿意捐钱万串，帮助讨伐张勋⁽¹⁸³⁾。次日，商轮公司同人决定，当湘军出师北伐时，该会同人每日从收入中提十分之二作为军饷⁽¹⁸⁴⁾。在湖北，“武汉各界人士初闻复辟之说，皆不信”，及经证实后，“无论绅商士庶、贩夫走卒，皆表示一种反对态度。民情愤激，有过于袁氏称帝之时。……各政团党会莫不急祛私见，开联合会议，筹商救亡之策。各团体亦纷纷开会，文电纷飞，表示反对”⁽¹⁸⁵⁾。

复辟消息传到两广后，各界发起组织“国民哭临大会”。“上至官长，下至舆夫，无不痛心疾首，表示反对”⁽¹⁸⁶⁾。“哭临大会”后又改名为“国民护国后援会”，鼓吹武力讨伐张勋。

在复辟祸首张勋、刘廷琛和万绳栻等人的家乡江西，各界民众反对复辟的情绪也不稍逊于其他地方。南昌各报从复辟发生后，同声谴责张勋等，斥其为“祸胎”，给江西人民带来耻辱。在群众的谴责下，甚至刘廷琛和万绳栻的家属都不能在家乡安身⁽¹⁸⁷⁾。

在北京城内外，辫子兵持刀禁谈“复辟之是非”，“对于没有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¹⁸⁸⁾。复辟当日，李大钊愤然离京赴沪。3日，鲁迅（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冒雨到教育部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复辟后一、二日内，《国民公报》、《真共和》、《东大陆》、《大中》、《大中华》、《启明》、《六更公报》等大小十一二种报纸先后停刊，“以避不随心之言论”⁽¹⁸⁹⁾。市民对龙旗“无欢呼，无庆祝，衙门中人皆垂头丧气”，“辄见频摇其首”⁽¹⁹⁰⁾。

旅外公民、学生及南洋华侨也对张勋复辟表现了极大的义愤。7月7日，工商界侨民一万五千人发表讨逆通电，建议“各省区各盟旗尽量地组织”“平民自立讨逆军”，“杀除叛国之群贼，扫清帝制之毒根”⁽¹⁹¹⁾。8日，留日的中国学生一千余人在东京召开讨逆大会，戴天仇（戴季陶）在演讲中说，前清“遗孽一日不除尽，中华民国国基一日不能巩固”。何香凝挥泪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男女青年一致奋起，“尽国民一分子之责任”⁽¹⁹²⁾。

人民群众的反复辟斗争，由于张勋的迅速垮台，历时很短，但这次斗争的广泛性、群众性却非常突出。它表明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要求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已成为古老中国新时代的潮流。

张勋复辟集团原以为，只要他们在北京干起来，至少北洋各省督军们及陆荣廷会降心以从，然而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

复辟发生后，各省军政长官，包括曾宣布独立的各省，响应者也寥寥无几。二十余省的军政大员，只有原直隶省长朱家宝在授任伪民政部尚书后，上折“谢恩”⁽¹⁹³⁾；在天津养病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接伪谕后，派人到长春宣布接任吉林“巡抚”，并上表“谢恩”⁽¹⁹⁴⁾；此外还有自立为绥远都统的王丕焕接到伪谕，率同官员“望阙叩头”。全国大多数军阀，在观望一阵以后，看见复辟不得人心，都相继表示反对。

7月1日，张勋派梁鼎芬去找黎元洪，要他在“奏请归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字，遭到黎的严辞拒绝。次日，黎又采纳张国淦的建议，特任冯国璋以副总统代总统职务，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派秘书覃寿堃星夜赶往天津，将委任令交段祺瑞。当天，张勋逼迫黎元洪一日内交出总统府，并派兵更换原总统卫队。这时，黎得陆军部次长蒋作宾帮助，避入东交民巷，先投法国医院未被接纳，又折入日本使馆武官随员斋藤少将的宿舍。次日，日本公使宣称，黎元洪已进入日本使馆区，按照国际惯例，予以保护⁽¹⁹⁵⁾。

段祺瑞在津得知张勋发动复辟后，立即集合左右商讨对策，决心利用这一时机，重新登台。3日，段祺瑞匆匆向全国发出反对复辟的通电。电文说：“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师，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窃惟国体者，国之所以与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后而复图变置，其害之中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民国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势，推诚逊让。民怀旧德，优待条件，勒为成宪。……今翻云覆雨，我国人虽不惜以国为戏，在友邦岂能与吾同戏者？内部纷争之结局，势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国运真从兹斩矣。若曰为清室耶？清帝冲龄高拱，绝无利天下之心。……今兹之举，出于逼胁，天下共闻。……祺瑞罢斥以后，本不敢复与闻国事，……既已服劳于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于前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灭。”⁽¹⁹⁶⁾这个通电是梁启超为段祺瑞起草的，从电报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到“先朝旧臣”的本色。

复辟后第二天，研究系的机关报《晨钟报》，暂移天津出版。北洋派和交通系各报如《公言报》、《民言报》等停刊。

是日，冯国璋也通电反对复辟。电文指斥张勋“奉令入京，调停时局，忽以兵力包围清宫，逼勒清帝，擅行复辟”⁽¹⁹⁷⁾，表示要“誓扫妖氛，恭行天罚，刻日兴师问罪，殄此元凶”。在段祺瑞、冯国璋通电反对复辟之前，已有湖南督军谭延闿、湖北督军王占元、浙江督军杨善德等通电反对复辟。继段祺瑞、冯国璋之后，直隶督军曹锟、贵州督军刘显世、广东督军陈炳焜、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张怀芝、河南督军赵倜、福建督军李厚基等也相继发表通电，反对复辟。

南北军阀反对清室复辟，其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正如上海一国民党人组织的团体在致浙督杨善德的电报中所指出的，杨善德等北洋督军“前日与张逆一致行动，固为保全禄位，而今日之反对复辟，空言敷衍民党，亦无非保全禄位”⁽¹⁹⁸⁾。

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荷兰除外），出于自身利益，对复辟也普遍持反对态度⁽¹⁹⁹⁾。日本态度已如前述。6月，美国外交部也公开表示“不愿见帝制复现于中国”⁽²⁰⁰⁾。复辟发生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和日本五国联合警告张勋，要他保证黎元洪人身安全⁽²⁰¹⁾。此外，外国人办的报纸，反对复辟的态度都十分明朗⁽²⁰²⁾。

张勋复辟集团失去国内国外的支持，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四　复辟失败和段祺瑞的乘机再起

张勋宣布复辟的次日（7月2日），段祺瑞与徐世昌略事商讨后，便偕同靳云鹏、张志潭、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从天津乘汽车赶往马厂，组织武力，讨伐张勋。

段祺瑞要在天津附近组织讨张的军队，也有一番周折。当时驻京畿的军队除张勋辫军外，十一师（师长张永成）驻北苑，十二师（师长陈光远）驻南苑，十三师（师长李进才）驻西苑。此外还有近畿第一旅（旅长张锡元）、近畿第二旅（旅长吴长植）和江朝宗统领的京城卫戍军驻扎北京城内。这些军队的将领在复辟发生后态度暧昧。江朝宗、陈光远、张永成、李进才、张锡元、吴长植等人都在宣告复辟的通电上列名，段祺瑞不敢打这些人的算盘。除以上京畿驻军外，直隶北部还有：一师（师长蔡成勋）驻宣化，八师（师长李长泰）驻马厂，三师（师长曹锟）、二十师（师长范国璋）驻保定，十六混成旅（旅长杨桂堂）驻廊坊。上述各军队的将领除蔡成勋外，都未列名复辟通电，多数尚在观望，有的已表示反对复辟。但是这些军队大都非段祺瑞的嫡系，使段大费踌躇。段与左右再三商讨，最后确定运动驻马厂的八师发起讨伐张勋的军事。该师团长阎繁瑞、阎繁敏原系段的马弁，师长李长泰与段私交甚厚。与此同时，段还派人运动驻廊坊的十六混成旅。该旅旅长原为冯玉祥，4月初被段的心腹排挤，改任直隶巡防营统领。冯走后，十六混成旅旅长由原参谋长杨桂堂继任。杨平庸无能，冯的潜势力仍在。复辟发生后，张绍曾、陆建章都有所举动，段祺瑞深恐冯玉祥为他人利用，赶快重新任命冯指挥第十六混成旅。

3日，驻保定第三师师长曹锟，在密电征得冯国璋的意见之后，通电宣布反对复辟，参加讨逆，从而加强了段祺瑞讨逆军事的阵容。当日，段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研究系政客梁启超、汤化龙，交通系政客叶恭绰和段的亲信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张志潭、曾毓隽、丁士源、张弧、任凤苞以及徐世昌派的陆宗舆、张国淦、吴鼎昌等人都参加讨逆军总司令部，分任各职⁽²⁰³⁾。

马厂会议决定：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分东西两路同时进行。西路由曹锟任司令，率三师、二十师沿京汉路北上；东路由段芝贵任司令，督八师和十六混成旅集合于廊坊，然后沿京津铁路西进。4日，段祺瑞、冯国璋联名通电，列举张勋等人破坏民国的八大罪状，宣布讨伐。同日，八师自马厂誓师出发，经天津赴落垡、廊坊。

讨伐张勋的军事自7月5日开始。5日凌晨4时，讨逆军东路军八师一部在廊坊、万庄之间与辫军首次接战。辫军无备，稍事抵抗，即退往丰台，讨逆军追至黄村（今大兴县城）以北。同日，西路军三师也乘火车北上，占领涿州、良乡，直抵芦沟桥⁽²⁰⁴⁾。6日，讨逆军东路冯玉祥部也参加战斗，与八师王汝勤部合兵追击辫军至丰台以东。同日，由南苑航空学校组成的讨逆航空队轰炸了丰台辫军的阵地⁽²⁰⁵⁾。7日，讨逆军攻丰台，东路先发起。辫军正在抵抗之际，西路会同新加入讨逆阵营的十二师陈光远部自西发起攻击，辫军不支，向西北逃窜。原依附张勋的近畿第二旅吴长植部在战场上倒戈。正午，讨逆军完全占领丰台。据曹锟报告，此役辫军仅死“数十名”，“我军人马一无损伤”，可见战斗并不激烈。同日，西路三师吴佩孚旅占领协寨、跑马厂等地⁽²⁰⁶⁾。自此，北京城东南要隘尽为讨逆军控制，辫军只得紧闭城门，龟缩在北京城内。

与进攻丰台同时，讨逆军航空队轰炸了北京城内辫军营地和清宫。投下的三枚炸弹，两枚落在宫内，炸伤轿夫一名，使辫军人人自危，惶惶不安⁽²⁰⁷⁾。清室不得已，才出面托日本公使林权助函劝段祺瑞停止轰炸⁽²⁰⁸⁾。

叶恭绰出任讨逆军司令部交通处长，对讨逆战事顺利展开作用颇大。经他运动，京奉、津浦、京汉三路局将大批客货车皮集中于天津和保定，载讨逆军北上；同时又将徐州附近各车段的空车皮完全调走，使徐兖地区的辫军不能北上增援张勋⁽²⁰⁹⁾。

研究系的重要成员几乎全体出动，为段祺瑞出谋划策，摇旗呐喊。梁启超、汤化龙直接参加“讨逆军总司令部”，这一时期段向外发布的重要文电，都是梁启超的手笔。熊希龄则躲在幕后为段祺瑞向四方活动。7月1日，复辟消息一传出，熊即致电上海赵凤昌，要他疏通国民党人与段祺瑞“速释嫌怨”，联合起来反对张勋。“万不可于北军范围内发起革命军，恐北方将领畏有萧墙之祸，反致团结一气，投入复辟漩涡”⁽²¹⁰⁾。4日，熊希龄再电赵凤昌，请“设法运动海军……开赴大沽”，威胁辫军，并促使当时态度尚不明朗的陈光远、蔡成勋两部迅速加入“讨逆军”⁽²¹¹⁾。

随着“讨逆军”在军事上的进展，段祺瑞于5日将司令部自马厂移至天津，并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暂以直隶省公署为办事处。

段祺瑞早于2日已收到黎元洪重任他为国务总理的命令，但当时他的左右意见不一：丁士源为首的一派，主张抛开黎元洪，自立旗帜；另一派以张国淦为代表，主张接受黎元洪的命令，就任总理，名正言顺，便于号召。段经过考虑，采纳了后一种意见。

张勋在北京发动复辟后三日，仍得不到外省响应，大为恐慌。4日，他致电参加徐州会议的各省军阀说，第四次徐州会议，首由张怀芝、倪嗣冲等人“揭出复辟宗旨，坚明要约”，自己“带队北上，临行通电，谆谆以达到会议词旨为言”，而现在复辟已实行，“诸公意怀观望，复电多以事前未商为言，闻之不胜悚愧”⁽²¹²⁾，要求他们实践前言，赞助复辟。6日，他又有电致北洋各督军说：复辟之举，“凡我同袍各省，多与其谋。东海（徐世昌）、河间（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征”⁽²¹³⁾。但是，张勋的哀求与威胁，丝毫不能改变自己的困境。没有一个北洋“同袍”肯于此时为张解围，而原来附张的孟庆远、王丕焕等人见势不好，也都倒戈。

随着辫军的接连失利，龟缩在北京城内的复辟集团也动摇瓦解。当日鼓吹复辟最甚的张镇芳等人争相外逃。9日，张镇芳和雷震春在丰台车站被“讨逆军”查获。同日冯德麟亦在天津车站被拘获。

张勋见大势已去，只得一面向伪清廷提出辞职，一面央请北京公使团出面“调停”。8日，溥仪发布所谓“谕旨”，准张勋辞去“内阁议政大臣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内阁政务暂由王士珍“妥慎办理”，俟徐世昌来京，“再会同筹商善后办法”⁽²¹⁴⁾。经徐世昌斡旋，段祺瑞派出讨逆军的交涉处长刘崇杰入京，与各国使团接洽。刘崇杰代表段向张勋提出了实行停战的三个最低条件：一、取消复辟；二、保全清室优待条件；三、在京定武军立即解除武装⁽²¹⁵⁾。但张勋还企图带兵退归徐州老巢，不肯解散辫军，谈判破裂。11日晚，讨逆军通知外交使团，和平解决已无可能，但军事行动将竭力设法限制在不危及在京外国人的范围⁽²¹⁶⁾。

继陈光远之后，十一师张永成部也参加讨逆军事，与十二师组成讨逆军中路，由陈光远任司令。东路、西路和中路讨逆军计达十八旅五万七千余人⁽²¹⁷⁾。12日拂晓，讨逆军分三路向北京城内的辫军发起总攻。东路军八师和十六混成旅自城南经永定门直取天坛，西路军三师自城西占领彰仪门；中路军十一师、十二师占领了朝阳门。当时，辫军分两处设防：城外统领李绍臣率步兵六营守天坛；城内统领苏锡麟率一营卫队、一营炮兵和两营步兵驻守辫军大本营南河沿地区（当时辫军在南河沿张勋宅周围设防。南起前门，沿东华门向北一直到景山、北海、西四牌楼一线）。讨逆军发起进攻后，天坛辫军稍作抵抗，经段芝贵许以缴械投降不加追究，并发给三个月军饷后，即放下武器。南河沿地区直至中午才结束战斗。初时辫军恃天安门城门墙坚壁厚，进行抵抗，讨逆军无法前进。直至11时，讨逆军炮轰张宅，张勋始在外国人保护下逃往荷兰使馆，苏锡麟缴械投降⁽²¹⁸⁾。这场讨逆战争也就到此结束。张勋的复辟丑剧，只经历短暂的时日，即以彻底失败而告终⁽²¹⁹⁾。

段祺瑞能如此迅速地平息辫军的抵抗，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寺内正毅的心腹西原龟三，于六七两月间一直潜伏于天津，为段出谋划策。在战争紧急关头，日本在华的金融机关及时向段提供了大笔军费。7月12日，直隶财政厅长汪士元以补助直隶金融费用为名，在天津向日本三菱洋行借款一百万日金。这笔钱实际上完全充作讨逆军的军费⁽²²⁰⁾。同日，讨逆军东路司令段芝贵通过日本公使林权助，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八万银元，用来收买驻守天坛的辫军⁽²²¹⁾。段祺瑞重掌北京政权以后，急忙向西原表示：政局几经变化，再度出任总理，“中日两国如欲加紧协作……舍此当无更好的机会”⁽²²²⁾。此后，皖系军阀便有恃无恐地加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

7月6日，冯国璋在南京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同日下令将李经羲免职，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私下早已开始组阁的活动。张勋复辟不仅帮助段解决了总统黎元洪和国民党占优势的国会，而且为组织完全排除国民党人的内阁创造了条件。由于研究系为皖系反对国民党和黎元洪效了大力，段便起用不少研究系政客，组成段派官僚和研究系的混合班子。而研究系与冯国璋也一向有所拉拢，所以冯对段的内阁班底表示赞同⁽²²³⁾。14日，段由津入京。次日，冯国璋任命汪大燮、刘冠雄为外交、海军总长。18日，冯又任命五名总长：内务汤化龙，财政梁启超，司法林长民，农商张国淦，交通曹汝霖⁽²²⁴⁾。

冯国璋虽通电接受代理总统，但对于是否北上正式继任总统却犹豫了很久。当时，冯派、段派内部对此问题都有歧议。在段的左右，徐树铮、丁士源一派恐冯手握兵权，再加总统名义，比黎元洪更难对付，力主段自行摄理总统。张志潭、张国淦一派则主张黎元洪解职，由冯国璋北上继任，比较合乎情理；而且把冯调离南京，比较更容易对付。段派内部尚在酝酿之际，李纯、曹锟等纷纷通电拥护冯国璋北上就职。段祺瑞恐因此问题在北洋派内部闹起风波，便采纳张志潭等的意见，派靳云鹏南下劝冯北上⁽²²⁵⁾。冯国璋左右对冯是否应北上也意见纷纭。冯的女婿陈之骥等认为冯不能离开经营有年的南京和自己的军队，去北京做空头大总统；而冯的参谋长师景云等则认为，中央无主，元首虚悬，是冯扩大权势的大好机会。冯本人尚在犹豫，靳云鹏已衔命来到南京，向冯国璋表示：段祺瑞此次组阁，一定服从冯国璋，并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等语，力促冯、段合作。在师景云、靳云鹏等人怂恿下，冯国璋终于答应北上就总统职，但提出必须以调江西督军李纯接替他走后所遗的江苏督军职务为条件，此外，提升十二师师长陈光远为江西督军，接替李纯。段祺瑞原打算以自己的心腹段芝贵接替冯国璋出任江苏督军，但为了对付西南，稳定政局，只好答应冯的条件。同时，段也提出交换条件：任命傅良佐为湘督，段芝贵为京畿警备总司令，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冯国璋见段已同意李纯和陈光远的任职，也接受了段的交换条件⁽²²⁶⁾。冯、段幕后交易做成后，7月29日，冯国璋通电宣布：黎元洪“坚持引退，长此濡滞，则政令多歧，人心不定，进退维谷，负疚弥多。兹定于三十一日早自宁出发至京，亲造黄陂寓邸，固请复位，使国璋卸去代理职权，不胜大幸”⁽²²⁷⁾。

冯国璋所谓进京敦请黎元洪复位，当然是骗人的鬼话。8月1日，冯率警卫部队抵北京，当天上午到东厂胡同拜访事先特意从避居的法国医院中赶回来迎候的黎元洪。二人见面后，冯假意劝黎复位。黎当然明白冯的用意，坚决拒绝。冯敷衍了几句即欣然离去。4日，冯通电宣布代理总统。

北京政府表面上在冯、段合作的新体制下重新组成了。但是，这一体制仍是脆弱的。冯、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实际上处于对立的地位。冯国璋上台前，二人在用人与地盘上的讨价还价已为新的府院之争埋下了伏线。

张勋复辟平定之后，对德国宣战一事再度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次由于再不存在国会干扰的问题，因此宣战命令顺利发表，并且将宣战的范围扩大到德国的主要盟国奥地利。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布告声称：“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划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乃自断交以后，历时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²²⁸⁾该布告由段祺瑞及各部总长汪大燮、汤化龙、梁启超、刘冠雄、林长民、范源濂、张国淦、曹汝霖联名副署发表。

是日，外交部照会各协约国、中立国驻华公使以及德国驻京代表（中德断交后，德国委派一名代表照看在华利益）、奥地利驻华公使，通告中国对德、奥宣战。美、英、法、日、意、俄等国公使当即复函外交部，对中国参战表示欢迎。然而奥地利公使则在复函中声明：“此项宣战，本公使以为违背宪法，当视为无效。盖按黎前大总统之高明意见，此项宣战之举，应由国会两院同意赞成，方可施行。”⁽²²⁹⁾外交部认为，中奥已为敌国，不能接受这一公文，当即将公文退还奥地利公使。其实，由于段祺瑞根本不愿恢复旧国会，因此宣战案也无法提交国会。该宣战案是在一年之后，仅仅于战争结束前数日，才为安福国会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以协约国胜利、德国战败而告终，中国自然也忝居于战胜国之列，段祺瑞因对德宣战有功而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

宣布对德宣战后，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并筹建自己的嫡系武装，以便同南方作战，消灭异己，便以参战为名，于1918年3月1日成立了参战督办处，由他的心腹干将靳云鹏任处长（后又由段亲自任处长，故当时人称“段督办”）。参战督办处和随后用日本借款建立的参战军（后改为国防军、边防军），成为皖系军阀统治的一大支柱。

————————————————————

(1) 《复熊铁崖、刘希陶电》（1916年7月18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2) 《宪法（案）研究会之先声》，《晨钟报》，1916年8月23日。

(3) 《组织宪法研究会》，天津《大公报》，1916年8月24日。

(4) 《晨钟报》，1916年9月2日。

(5) 《宪法研究同志会开会》，《大公报》，1916年9月3日。

(6) 《致熊铁崖、刘希陶电》（1916年8月21日），《护国之役文电稿》。按，梁电中所说某党稳健分子系指谷钟秀、张耀曾、李根源等人；流氓草寇指中华革命党议员马君武、居正、田桐等及孙洪伊为首的韬园系议员。

(7) 《中华新报》，1916年7月29日。

(8)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2，第15页；《我与政学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参见韩玉辰：《政学会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9) 国民党人在国会恢复后各派分合概况，表解如下：

(10) 《晨钟报》，1916年9月14日；《大公报》，1916年9月15日。此后，进步党即被世人称为研究系。

(11) 《民国日报》，1916年10月21、23日。

(12) 《晨钟报》，1916年10月21日；《民国日报》，1916年10月23日。

(13) 《民国日报》，1916年12月11日；《晨钟报》，1916年12月9日。

(14) 《民国日报》，1916年12月10日—15日。

(15) 《晨钟报》，1916年10月17日。

(16)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7) 《民国日报》，1916年7月20日；《中华新报》，1916年7月19日。

(18) 《民国日报》，1916年10月20日。

(19) 《中华新报》，1916年6月14日。

(20) 《晨钟报》，1916年9月25日。参见《中华新报》，1916年9月29日。

(21)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2) 重庆《商务日报》，1916年10月9日。

(23) 《中华新报》，1916年9月27日。

(24) 《政府公报》，1916年9月30日，第266号。

(25) 《民国日报》，1916年10月4日。

(26) 邹鲁：《查办张勋案》，《回顾录》卷2，第96页。

(27) 邹鲁：《查办张勋案》，《回顾录》卷2，第96页。

(28) 《徐树铮致张勋函》（1916年8月29日），《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6页；曾毓隽：《忆语随笔》，《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2页。

(29) 邹鲁：《回顾录》卷2，第95—96页。

(30) 邹鲁：《查办张勋案》，《回顾录》卷2，第86页。

(31)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参见《民国日报》1916年11月26日。

(32) 《中华新报》、《民国日报》，1916年9月29日。

(33) 重庆《商务日报》，1916年10月13日、19日。

(34) 《新青年》第2卷第6号：《国内大事记》。参见曾毓隽：《忆语随笔》，《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2—23页；《张君劢致梁启超函》（1917年1月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02页。

(35)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22页。

(36) 哀：《政府之所不为》，《民国日报》，1916年9月4日。

(37)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124页。

(38) 《大公报》，1916年8月29日。参见《民国日报》，1916年11月14日。

(39) 张国淦：《黎元洪与段祺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未刊稿。参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46页。

(40) 《大公报》，1916年8月29日。参见《民国日报》，1916年8月29日。

(41) 北洋政府徐树铮档案。参见《政府公报》，1916年8月29日，第235号。

(42) 《大公报》，1916年9月2日。

(43) 周震鳞在1916年11月4日致孙中山信中说，孙洪伊“自二次革命至今，早与真正之国民党愈接愈近，较之国民党中新官僚分子品格固相霄壤矣”，并说孙“崇拜先生，久出至诚”。《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台北1969年出版，第659—660页。

(44) 《徐树铮作祟史》，《民国日报》，1916年8月31日；《徐树铮七大罪案》，《民国日报》，1916年11月14日；《胡瑞霖查办案之索隐》，《晨钟报》，1916年9月20日；《申报》，1916年8月31日。按孙洪伊原为众议院议员，议员法规定，凡议员不能任政府官职。孙任内务总长后，曾辞去议员。

(45) 《府院间权限问题》，《申报》，1916年8月31日。

(46) 《晨钟报》，1916年9月22日。

(47) 《汤化龙启事》，《晨钟报》，1916年10月25日。

(48) 《民国日报》，1916年10月29日；《晨钟报》，1916年10月24日。

(49)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参见《民国日报》，1916年11月12、14日。

(50) 《黎大总统请徐东海来京各电》，《文电汇选》，1915—19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未刊稿。

(51) 梁启超：《致籍忠寅转徐世昌》，《护国之役文电稿》。

(52) 《芮恩施致蓝辛电》（1917年2月6日、7日、2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参见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0—21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3) 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1章，第188页。

(54)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24页。

(55)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26页。

(56)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36页。

(57) 转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之参战》，《人文月刊》第7卷第1期。

(58) 《英国驻日大使致日本外务大臣本野照会》（1917年2月16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72、73页。

(59) 《日本外务省档案》，第25号，第8228页；第27号，第10369页。

(60) 《蓝辛致芮恩施》（1917年2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61) 《蓝辛致芮恩施》（1917年3月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62)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1章，第189页。

(63)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27页。

(64)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29页。

(65)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35—137页。参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11页。

(66) 《节略》要点为：一、停付德、奥两国赔款，暂缓十年偿付协约国赔款；二、同意中国将进口税增至百分之七点五，待裁撤厘金后，增至百分之十二点五；三、取消辛丑条约关于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见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芮恩施致蓝辛电》（1917年3月18日）。

(67) 《中华新报》，1917年3月8日、9日；《民国日报》，1917年3月8日。

(68)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69) 《汤化龙在宪法研究会上演说》，《晨钟报》，1917年5月4日。

(70) 《致段祺瑞函》（1917年3月7日），中华书局藏手抄本。

(71) 《中华新报》，1917年3月9日。

(72) 《中华新报》，1917年4月1日。

(73)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68页。

(74) 指伍廷芳、陈锦涛、王正廷和陈友仁等，这些人也可列入国民党范围之内。

(75)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4—45页。

(76)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一〇〇二，485。

(77)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65页。

(78) 《冯国璋致北洋各省密电》（1917年3月21日），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79) 《冯国璋电稿》，北洋政府零散军事档案。

(80) 《冯国璋致禁卫军铣电》（1917年4月16日），《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66页。

(81) 《晨钟报》，1917年5月2日；《中华新报》，1917年5月3日；《民国日报》，1917年5月3日。

(82) 《中华新报》，1917年5月3日；《民国日报》，1917年5月3日。

(83) 《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15页。

(84) 《中华新报》，1917年5月11、12日。

(85) 《中华新报》，1917年5月4日。

(86) 《民国日报》，1917年5月5日；《中华新报》，1917年5月5、7日。

(87) 《众议院公报》第2期，第112号，1917年5月13日。参见《雷震春、张镇芳函》（1917年5月11日），《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9—50页。

(88) 《晨钟报》，1917年5月11、12日。

(89) 《傅良佐致吴光新电》（1917年5月9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20页。参见《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9—50页。

(91) 《晨钟报》，1917年5月18日。

(92)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20页。参见《晨钟报》，1917年5月13日。

(94) 《专电》，《民国日报》，1917年5月16日。

(95) 顾敦：《中国议会史》，苏州木渎心正堂1931年版，第255页。

(96) 《民国日报》，1917年5月22日。

(97) 《民国日报》，1917年5月23日。

(98)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51页。据1917年5月26日端纳致宋发祥函称：“外交团之意见，皆于违犯宪法举动，极力反对。段若竟施强力，必归失败。”见《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70页。

(99) 《民国日报》，1917年5月24日。

(10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21—822页。

(101)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5页。另据1917年5月23日《晨钟报》报导，段祺瑞委派张国淦向黎元洪提出的人选为：内务总长范源濂、外交总长高尔谦、交通总长汪大燮、财政总长李经羲、海军总长萨镇冰、教育总长蔡元培、农商总长夏寿康。两说有很大出入。

(102) 《政府公报》，1917年6月23日。

(103)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6页

(104) 《革命文献》第7辑，台北1969年版，第29页。

(105)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4、45页。

(106) 辛亥以后，张勋与许多清朝遗老和王公贵族，在德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进行复辟活动，章宗祥所著《东京之三年》、西原龟三所著《梦的七十余年》，以及《郑孝胥日记》中，都有德国人供应张勋金钱、枪炮的记载。分见《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71页；总38号，第49、144页。

(107)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4页。

(108)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7页。

(109)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6页

(110)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7页。

(111)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36—37页。

(112) 《民国日报》，1917年5月24日；《晨钟报》，1917年5月24日。

(113) 《徐州特别通信》，《中华新报》，1917年6月1日。

(114) 当时徐树铮对王郅隆说：“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机会就来了。”见曾毓隽：《忆语随笔》，《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3页。参见《张勋揭露段祺瑞电》（1920年7月20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15) 《晨钟报》，1917年5月26日。

(116) 《晨钟报》，1917年6月2日—5日；《中华新报》，1917年6月5日。

(117) 《提出李经羲为总理之经过》，《民国日报》，1917年5月28日。

(118) 《黎元洪致李经羲电》，《民国日报》，1917年5月31日。《政府公报》，1917年5月28日。

(119) 《中华新报》，1917年6月1日。

(120) 《张作霖上大总统电》，《中华新报》，1917年6月2日。

(121)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7页。

(122)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一〇〇二，233。

(123) 《天津之总参谋处》，《晨钟报》，1917年6月4日；《中华新报》，1917年6月5—7日。

(124) 《蓝辛致芮恩施电》（1917年6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参见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4页。

(125) 《蓝辛致芮恩施电》（1917年6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参见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4页。

(126) 《美国提议对华劝告经过概要》，《日本外务省档案》，第24号，第8158页。

(127) 《中华新报》，1917年6月7日。

(128) 《夏寿康往来函电》，《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0—181页。

(129) 《夏寿康往来函电》，《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2页。

(130) 张勋于1917年6月6日通电各省督军：“奉命入京调停国事，规定本月七日首程北上．特闻。”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一〇一一，45。

(131) 《晨钟报》，1917年6月9日。

(132) 《晨钟报》，1917年6月9日、10日。

(133)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134) 1617年5月，黎元洪曾驳回北洋督军团要求解散国会的呈文，并表示为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186页。

(135)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136) 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

(137) 《政府公报》，1917年6月13日。

(138) 《政府公报》，1917年6月14日。

(139)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40) 《日本外务省档案》MT80号，第5407—5409页。

(141)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3—44页。参见《中华新报》，1917年6月7日。

(142) 西原作为寺内特使，曾于1916至1918年数度前来中国与皖系军阀勾结。关于他经手的借款问题，第五章还有专节述及。1917年5月段祺瑞被免职下台后，他潜来中国，为段棋瑞出谋划策。详见西原龟三：《梦的七十余年》，第198—200页。

(143)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7页。

(144)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4页。

(145)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4页。另见《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15页；王武：《张勋复辟逸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王文说，张勋率军北上，“田中乃急派日人中岛比多吉在半途追阻，议缓期举行，故张勋到天津遂屯兵不前”。另有《张勋与佃信夫》一文说，田中在徐州会见张勋时，也面谕张勋，复辟“时机尚早，希慎重考虑”。《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26页。

(146)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3页；《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13—114页。

(147) 《张勋与佃信夫》，《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26页。升允，字吉甫，清末曾任陕甘总督，辛亥革命时顽抗失败，逃窜哈尔滨，在满蒙王公支持下，勾结沙俄和日本，招收马贼，组织各种复辟武装，与张勋相呼应。

(148)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2册，第28页。

(149)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页。参见赵星缘：《张勋与宣统复辟》；王武：《张勋复辟逸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150)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51)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52)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6页。

(153) 《中华新报》，1917午6月21日。

(154) 北洋政府江苏督署档案。

(155) 北洋政府江苏督署档案。

(156)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7页。

(157) 《中华新报》，1917年6月24日。另见同日《民国日报》。

(158)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43页。

(159) 原李经羲提名的内阁阁员有张謇、严修、赵尔巽等“名流”。但这些“名流”不肯应召就职，李只得任命李、龙、江等人为阁员。

(160) 据冷汰《丁巳复辟记》载，“张（勋）既闻日人言，到津后，沮之者尤众，意稍移。刘公（刘廷琛）愤其失信，语侵之。退草一函以贻之，责其欺君卖友。张亦怒，事遂中挫。”（《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页）；据陈毅记载，“张公（张勋）军过天津，顿而后进，饴山（王宝田）托病去，潜楼（刘廷琛）愤甚，交几绝，予亦谢不前。”（陈毅：《丁巳同难图记》，《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95页）刘廷琛，字幼云，别号潜楼，江西德化人，光绪甲午科进士，为翰林院编修。1906年任陕西提学使，后任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堂总监等职。辛亥后往来于上海、青岛之间，积极策划复辟，为遗老首领。王宝田，字饴山，山东人，清末曾任兖州团练使，辛亥以后留居山东，1913年在刘廷琛鼓动下，参与复辟清室的活动。

(161)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页。

(162)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页。

(163)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112页。

(164) 《沈曾植函稿》，《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88页。

(165) 王益知：《康南海史料商榷》，《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248页。

(166) 王益知：《康南海史料商榷》，《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251页。

(167) 《郑孝胥丙丁日记》，《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笫74—75页。

(168) 王武：《张勋复辟逸史》，全国政协未刊稿；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页。

(169)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页；《陈光远报告张勋在京复辟活动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8日），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上海文艺编译社编：《复辟始末记》卷上，第49页。

(170) 溥仪：《复辟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15—16页；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114页。参见《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36页。

(171) 《内阁官报》第1号，1917年7月2日（旧历五月十四日）。

(172) 《内阁官报》第1号，1917年7月2日（旧历五月十四日）。

(173) 溥仪：《复辟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17页，

(174) 溥仪：《复辟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17—18页。

(175)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建国月刊》第1卷第3期。

(176) 杨虎：《革命缀言》，桂林力报馆1943年版，第17页。

(177) 《中华新报》，1917午7月3日。

(178) 《民国日报》，1917年7月4日。上述团体电函均见7月3日—5日《民国日报》和《时报》。

(179) 《民国日报》，1917年7月4日。上述团体电函均见7月3日—5日《民国日报》和《时报》。

(180) 《时报》，1917年7月4日。

(181) 长沙《大公报》，1917年7月8日。

(182) 长沙《大公报》，1917年7月5日。

(183) 长沙《大公报》，1917年7月8日。

(184) 长沙《大公报》，1917年7月7日。

(185) 《复辟实现后之湖北》，《时报》，1917年7月9日。

(186) 《复辟声中之广东》，《复辟始末记》卷下，第32页。

(187) 《复辟声中之江西》，《复辟始末记》卷下，第33页。参见长沙《国民日报》，1917年7月29日。

(188)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第189页。

(189) 《民国日报》，1917年7月5日。

(190) 《时报》，1917年7月6日。

(191) 《旅外公民讨逆通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16日。

(192) 友周；《记留东学生之讨逆大会》，《时报》，1917年7月16日。

(193) 《民国日报》，1917年7月5日。

(194) 《旅外公民讨逆通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16日。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第129号，第2114—2118页；《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39—140页。

(195) 《民国日报》，1917年7月3日。

(196) 《民国日报》，1917年7月5日。

(197) 《民国日报》，1917年7月5日。

(198) 《中华民国护国军后援会致浙江杨督电》，《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8日。

(199) 这时中国已与德国绝交。

(200) 《顾维钧电报》（1916年6月12日），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201) 《复辟中之京讯》，《时报》，1917年7月5日。

(202) 《西报之评论》，《民国日报》，1917年7月4日。

(203) 《晨钟报》，1917年7月7日。

(204) 《段祺瑞关于廊坊、黄村等地进剿讨逆军战况通电》，《段祺瑞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6日），北洋政府总统府档案。

(205) 《秦国镛致冯国璋等电》（1917年7月8日），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206) 《曹锟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8日），北洋政府总统府档案。

(207) 《秦国镛致冯国璋等函》（1917年7月8日）。参见《东方通信社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9日；《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21页。

(208) 《梁节庵先生年谱》，台湾艺文书馆印行，第335—341页。

(209) 陈文运：《复辟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42页。

(210) 《熊希龄致赵凤昌函》（1917年7月1日），《赵凤昌藏札》（原件藏国家图书馆善本室）。

(211) 《熊希龄致赵凤昌函》（1917年7月4日），《赵凤昌藏札》（原件藏国家图书馆善本室）。

(212) 《革命文献》第7辑，第76页。

(213) 《晨钟报》，1917年7月9日。

(214) 《紧要新闻》，《晨钟报》，1917年7月10日。

(215) 《东方通信社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10日。

(216) 《东方通信社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14日。

(217) 《丰台电话》，《晨钟报》，1917年7月11日。

(218) 《段芝贵详报讨逆情形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12日）；《讨逆军总司令部收复北京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12日），北洋政府总统府档案。参见苏锡麟：《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219) 1923年9月，张勋病死于天津。

(220)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第152—153页。

(221)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第152—153页。参见《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16—117页。

(222)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46页。

(223) 徐树铮反对段吸收研究系入阁，曾向段、冯表示，组阁不宜“偏重党会”，但未被段、冯采纳。见《徐树铮档案》，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近代史资料》总40号。

(224) 内阁共九席，陆军总长由段祺瑞兼任，教育总长为范源濂。《政府公报》，1917年7月15—19日。

(225) 曾毓隽：《忆语随笔》（三），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总37号，第166—167页。

(226) 曾毓隽：《忆语随笔》（三），文史资料未刊稿；陈之骥：《冯、段矛盾的焦点及冯联南议和的经过》，文史资料未刊稿；张国淦：《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44—45页。

(227) 《冯国璋艳电》（1917年7月29日），《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101—102页。

(228) 《政府公报》，1917年8月14日。

(229) 《东方杂志》第14卷第9号，第215页。

第三章　西南军阀的纷起

第一节　滇系军阀

一　川滇黔军之战

四川是滇系军阀唐继尧及其追随者黔系军阀刘显世对外扩张的主要争夺对象。1916年11月蔡锷病逝后，滇系唐继尧的对外扩张遇到了川系的反抗。原来在护国军旗帜下的滇、川、黔三省军队互相残杀，发生了1917年以四川省会成都为战场的川、滇、黔战争，即“刘罗”、“刘戴”之战。这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

先从“刘罗”之战说起。

护国战争结束后，段祺瑞为了“强干弱枝”，削弱异己力量，下令“收束军队”，责成各省军事当局将以前出省作战的军队撤回原防，并着手编遣各地民军以及自护国战事发生以来新扩充的军队。段祺瑞拟就一套裁兵计划，全国陆军规定为四十师，每师一万人，另编二十个独立旅，每旅五千人，合共五十万人。此外，各省可保留一些非正规性质的警备队，但全国警备队不得超过二百营，每营五百人，合共十万人。北京政府的裁兵计划，实际上只是要裁减南方军队。南方军队当然听命于北京政府。这个裁兵计划却直接导致了川滇军阀之间发生的1917年“刘罗”之战。

蔡锷离川后，滇军将领罗佩金⁽¹⁾、黔军将领戴戡⁽²⁾分别担任了四川督军和省长。1916年8月13日，北京政府发表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戴戡在重庆就省长职，而在成都就督军职的罗佩金不愿手握兵权的省长和他同理军务，便与川军将领刘存厚⁽³⁾相勾结，反对戴戡。戴戡派人到成都疏通有关方面后，才于1917年1月14日率领黔军熊其勋一混成旅到达成都。

那时，川军已编为五个正规师。罗佩金所率进入川省的滇军编为两个师，戴戡所率进入川省的黔军编为一个混成旅。护国战争后，在川的滇、黔军不仅无意撤出四川，而且还继续增兵。滇军在川已编为顾品珍⁽⁴⁾、赵又新⁽⁵⁾两师，还以贾紫绶为四川督署卫队团长，增设兵工厂卫厂营、造币厂卫厂队等，又在滇招募徒手士兵七千人来川。这样使入川的滇军总数达三万人左右⁽⁶⁾。此外，护国军银行迁往成都，以云南大资本家李临阳为总经理，大量发出富滇银行钞票，吸收市场的银元、黄金；又握川南盐税，先后提取数百万元。大批滇人出任各级地方官吏。例如，罗佩金对军署、省署的人事作了引人注目的更动：委韩凤楼为四川讲武学堂校长，以修承浩代尹昌龄为民政厅长，以杨宝民代邹宪章为财政厅长，以雷飙代嵇祖祐为全省警务处长，委赵又新兼永宁道尹。川军刘存厚部曾参加护国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护国战争后，川省大权落入滇、黔外籍人士手中，因而刘存厚极为不满，埋下了川军与滇、黔军矛盾的伏线。

北京政府要各省“收束军队”，甚至有“将蜀军队遣七留三”⁽⁷⁾的安排。而川省财力有限，仅1916年四川各项军费开支达一千三百万元，比“核定预算，已超越一倍有余”⁽⁸⁾。川省财力很难继续供养这么多的驻川部队。于是罗佩金决定裁军，然而他的裁军计划是要把段祺瑞的“强干弱枝”改为“强滇弱川”。这是适应唐继尧向四川扩张的需要而拟订的。1917年1月，罗佩金与由北京派来四川的检查使王芝祥会商决定，留在四川的滇、黔军一律改编为中央军，归中央陆军部直接统辖，军费由中央负担。随后，北京政府核准在川的滇军改编为一师一旅，在川的黔军改编为一混成旅一独立团。这样，不仅滇、黔军队编为中央军，取得了驻川的合法地位，而且饷银亦优于川军，滇军每师饷银为一百二十万元，川军每师才八十万元。

段祺瑞表面上支持罗佩金的裁军计划，实际上却采取了挑拨离间的手法。罗佩金以为有了北京政府的支持，乃于1917年4月召开在川各军将领的成都会议，中心议题是缩编川军。罗佩金在会上宣布，北京同意将滇军编为一师一旅，黔军编为一旅一团，番号是国军，饷械由中央负担，享有国军的同等待遇。川军则编为地方军，三个师一个旅，番号是四川陆军暂编第某师或某旅，没有与国军的同等待遇。川军现有五师，先自缩编，做裁并的准备，去特科，只留步兵。

罗佩金早已担心刘存厚会反对这个裁军办法，因此在会前他就密电请段祺瑞政府将刘存厚调往北京，另行安排职务，而保荐滇军梯团长（旅长）刘云峰继刘存厚任川军第二师师长的职务。段祺瑞回电予以核准，但调职的命令却迟迟不发，段还以参陆办事处的名义把罗佩金的秘密计划密告刘存厚，煽动刘进行反抗。密电甚至还说，罗佩金要求换的川军将领不止刘一人，企图借此进一步煽动全体川军将领进行反抗⁽⁹⁾。

罗佩金为了杀鸡吓猴，先从实力较弱的川军第四师开刀。该师师长陈泽霈原属滇军系统，但自调任川军师长以来，就渐渐靠拢了川军将领，与罗的关系日益疏远。罗乃下令将该师缩编为一个混成旅。陈泽霈要求缩编为一个混成旅及一个团，并要求发清欠饷，这实际上是拒绝执行缩编命令。罗佩金乃于1917年4月初第二次下达命令：“照得川省军队过多，亟应收束，前经本督统筹规划，分别办理，并于二月二十七日命令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将所部一师裁为步兵一旅，并按照改订四川陆军暂行编制，将所有兵额分别裁汰，统限于三月十号以前一律办竣，所有退伍给奖证书、奖章、奖状以及该师恩正各饷，均经先后核发承领在案。乃逾限日久，该师裁编事宜仍未办理完竣，实属延玩已极。裁兵关系要政，万难任令迁延，应将该师长立予撤任。该师所辖部队及一切经手事件，即日交由第七旅旅长卢师谛接管。此令。”⁽¹⁰⁾

罗佩金下令以卢师谛接管第四师的同时，于4月15日将该师在省城部队集合在成都市区皇城内，全部缴械，并扣押了师长陈泽霈、师参谋长周绍芝等人。该师在省城外的部队，亦被包围缴械，勒令解散。罗的做法引起了川军的不满，川军一、二、三、四、五师师长联名，以刘存厚领衔发出通电，指责罗佩金“强滇弱川，编遣不公”⁽¹¹⁾。双方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4月18日，滇军一部由德阳押送川军第四师所缴步枪一千余支、子弹十余万发来省，至成都北门外，刘存厚下令开枪射击，将人械一并扣留。当场滇军死十余人，余均被禁闭⁽¹²⁾。滇军另一部从灌县返回成都，经过成都通惠门，刘存厚又下令开枪射击。这样就引起了在成都的川、滇军开炮互击，而双方都指责对方首起衅端。罗佩金指责刘存厚“派兵围攻军署，弹如雨下，全城震惊”；继又通电说，刘存厚部进攻军署，“纵火烧及商民数百家，全境蹂躏，川局糜烂”⁽¹³⁾。刘存厚则反唇相讥，指责罗佩金迫使川军第四师缴械，“更生擒千数百人，杀于新东门等处以示威，累累陈尸，万目共睹。穷凶极恶，万古无传。川军闻之，发指皆裂。而罗氏犹以为未足，更欲斩草除根，于本月十八夜，分兵三路，一路由武备街袭击本军司令部，一向羊市街，一绕通惠门，夹击二师炮团。又有先期藏匿少城滇籍军官家内之便衣士兵，同时突起，八面围攻”⁽¹⁴⁾。这天，成都巷战发生，炮声隆隆，杀声四起。“刘罗”成都巷战正式爆发。这是护国战争之后西南军阀之间的第一次混战。

这次战争的双方都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使人民群众遭到巨大的灾难。4月19日，滇军顾品珍师王秉钧旅派兵焚烧皇城周围民房（贡院街、三街北街、皮房街、东西皇城边街、东西御河沿街、永靖街等处），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皇城上滇军还发射烧夷弹，机枪步枪交织扫射，禁阻警察前往救火。一时黑烟蔽天，红焰照地，人民奔窜，哭声载道，数百家房屋顿成灰烬。刘存厚部为诿罪滇军，亦派士兵数百人伪装滇军，戴上红边军帽，伙同流氓地痞分头放火，抢劫财物。火势一直延烧到4月22日。滇军赵又新师第二十七团团长金汉鼎后来回忆说：“王秉钧在督署被围时，不预先通知人民迁移，就放火焚烧皇城边的民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害。其营长李正芳任意捕人，将善良男女老少也带上城墙，用武力戮死，推倒城下，真是民怨沸腾，哭声震天。”⁽¹⁵⁾有人还称这“可谓三百年来未有之惨剧也”⁽¹⁶⁾。滇军两旅分路猛扑刘存厚军的防线，企图占领北较场刘的军部。川军拼命阻击，白刃肉搏，双方都有严重伤亡。滇军未能按预订计划占领北较场，只得退回原地。

其时，川、滇两省议会亦互相指责。川省议会通电说，此次战役，“经红会调查，人民惨被焚杀、击毙、受伤者，约千余人。飞灾奇祸，实数百年来所罕见。窃此次肇衅之由，原因复杂。推原祸始，罗督实为厉阶。川军固当裁汰，但能开诚布公，宁有阻力？”滇省议会则通电声明，刘存厚叛攻川督，“称兵犯上，侮蔑中央，弁髦法令，恣意捣乱，妨害国家，罪恶贯盈，令人发指”⁽¹⁷⁾。入川的黔军则保持“中立”。

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4月20日，经省议会、商会、英、法、日三国领事分途调停，双方停战一日。黔军开驻川、滇军防区之间，以阻止双方开炮互击。当日，北京政府电令免去罗佩金四川督军职，免去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改任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饬令停止战斗，来京供职；令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云峰为川军第二师师长。

4月21日，罗佩金将督军印信送交戴戡，表示愿意交卸。22日，在成都绅商和外国领事的调停下，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当晚双方又发生了战斗，互相指责对方违背条约。23日，北京政府派王人文、张习来川查办，严令川滇两军停战。24日，黎元洪接到戴戡的密电，报告罗佩金愿意遵令卸职，但川军仍攻督署。黎元洪乃下令罢免刘存厚的崇威将军，听候查办。命令说：“兹据戴兼督电称，刘存厚于中央停止争斗之令，置若罔闻，仍攻督署等语。崇威将军刘存厚着即免职，听候查办。所有在省川、滇各军，责成该兼督严饬各该管官长即日开拔出城，分别驻扎，懔遵前令，不得再滋事端。”⁽¹⁸⁾

其时，滇军赵又新部金汉鼎团在简阳、资阳间被川军所阻，无法西进支援罗佩金。罗佩金乃于4月24日率领滇军由东门退出，次日刘存厚率川军由西门退出。其后川、滇军继续互相指责，但两军在成都已脱离接触；在省城外两军虽有接触，但规模不大。总的说来，“刘罗”之战已停顿下来。罗佩金率领滇军一直退到自流井、富顺一带。

这次“刘罗”之战，百姓伤亡在三千人以上，财产损失达四十七万余元，房屋烧毁七百八十户，被抢劫的达一千一百九十四户。北京政府财政部曾拨款十万元、总统捐款二万元，以为救灾之用。有的记载说，这次战争，“计焚烧民舍三千余家，人民死者六千余人，财产损失达亿万以外”⁽¹⁹⁾。

“刘罗”之战刚结束，“刘戴”之战又起。

戴戡控制了四川大权，黔系军阀刘显世十分得意。刘显世（1870—1927），字如周，贵州兴义人，辛亥革命前为乡兵管带，贵州辛亥起义后投机革命，任新军标统、贵州军务处长、国民军总司令、护军使等职，却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及贵州自治学社社员。后为大势所趋，响应护国起义，宣布贵州独立，自任都督。护国战争结束后，又任贵州督军兼省长，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戴戡所率黔军在川，得到了刘显世的全力支持。

还在“刘罗”战争之际，戴戡曾与刘存厚暗中约定，待罗佩金下台后即将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但罗佩金出走后，戴戡手握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颗印信，无意让出会办。刘存厚要求戴戡履约，戴却以刘尚在查办期间，俟中央查明以后当再履约为词，有意推卸。刘甚为不满，且知黔军兵力弱于滇军，仅有熊其勋旅九营和省署组织的警卫队二团，不过七千余人，而警卫队又是临时从各县抽调来的川人，不会为戴卖命。于是，刘存厚将自己的司令部迁到成都近郊，对戴戡施加压力，并杀害戴的军需课长。戴不能忍受，决定进行报复⁽²⁰⁾。

1917年7月1日张勋扶持溥仪复辟时，曾以伪谕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刘既未拒绝，亦未接受。戴戡即于7月2日发出声讨张勋的通电，同时准备使用武力对付刘存厚。为此，他急电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说：“惟刘存厚得任四川巡抚，态度虽尚未明，然其乱谋久蓄，或思一逞。若果甘心附乱，亦惟有合滇军力，先予痛剿，免碍进行。”⁽²¹⁾7月3日，戴戡在督署召集军事会议，请刘存厚出席，并要他对北京伪谕表明态度。刘派代表吴绍良出席会议，要求先撤去电局的检查员，然后表态。戴即以刘存厚态度暧昧为名，决定对刘用兵。

7月5日晚，“刘戴”战争爆发。当晚，熊其勋旅派团长袁光辉、胡忠相、熊其斌等，率队分路猛扑北较场的刘军军部及西较场文殊院等地。刘存厚早有准备，并于战争爆发前一天，即7月4日，发出讨伐张勋、拥护共和的电报，在舆论上使戴戡的“讨伐叛逆”失去目标。刘存厚还就这一问题致电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希望一致行动。电报说：“诸公民国元勋，素所钦佩，艰难共济，谅有同心，况属辅车，岂忘袍泽，尚祈酌示办法，以期一致进行。”⁽²²⁾实际上，刘已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当黔军向刘存厚川军发动进攻时，刘军立即进行了反攻。黔军力弱，被迫后退，并沿锣锅巷、玉带桥、白丝街、线香街、西顺城街一带纵火焚烧民房，直烧至古中市街、大坝巷口，以图阻止川军的追击。“黔军暴行，过于滇军，杀戮焚劫，人民转徙逃避。伤亡损失，比刘罗巷战尤巨”⁽²³⁾。

“刘戴”之战几乎是“刘罗”之战的翻版，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戴戡说刘存厚首先下令炮攻督署，刘存厚则说黔军首先开炮攻击城外川军；戴说刘接受巡抚伪职，刘则宣称绝无其事。双方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也都以畛域之见，发出内容完全相反的呼吁和控诉。川军周道刚、熊克武等部采取“中立”态度，准备联合川滇将领发起武装调停。退守川南的罗佩金所率滇军，按兵不动，静观势态，举棋不定。贵州督军刘显世拟派三个梯团进入四川，援助戴戡。云南督军唐继尧企图重新恢复滇军对四川的控制，组织“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准备“亲督三军，誓除叛逆”，宣称“思惟北征，宜先靖蜀”⁽²⁴⁾。为此，云南方面从昭通运往叙州的军火源源不断，其数量超过了讨袁战争时期。尽管如此，退守皇城的黔军，坚持了十余日，却始终没有见到援军，伤亡颇重，粮弹匮乏，无法继续再坚持了。于是在省议会和英、法领事的调停下，戴戡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颗印信给省议会，表示愿意退出成都。7月13日，川军开放南门让黔军退走，但黔军惧川军有埋伏，在掠夺了南门粮食后，又退回皇城。7月17日，戴戡率黔军由南门突围而出，向华阳、仁寿方向分路退走。7月21日，戴戡所率黔军行至仁寿县秦皇寺遭遇刘军腰击，熊其勋为川军所俘，后被斩首，黔军逃散。戴戡亦同时被川军杀害⁽²⁵⁾。“刘戴”之战以刘存厚胜利而结束。此次川黔成都巷战，仅据红十字医院收容统计，兵士战死者三百六十四人，伤者六百六十一人；市民死者一百一十人，伤者三百一十人。

战争虽然是刘存厚取得了胜利，然而北京政府却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并派北洋系的长江上游巡阅使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领北军入川；同时命令罗佩金、刘存厚两人遵照前令，迅速入京，所部军队交周道刚接收统率。到了此时，人们才看清楚，原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是有意利用南方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斗，借以把四川纳入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

与成都两次巷战差不多同时及其稍后，又发生了川、滇两军在川南地区的两次战斗。这是“刘罗”、“刘戴”战争的继续和发展。这两次战斗，是由于刘存厚企图乘胜直追，把滇、黔军全部赶出川境，以及唐继尧、刘显世不甘失败，要继续控制四川而引起的。他们为了争权夺利，不惜残民以逞。

1917年7月中旬，滇军罗佩金奉唐继尧之命，向刘存厚部反击。罗派韩凤楼、刘云峰、赵钟奇为第一、二、三路军司令，分兵三路，向成都挺进，口称援助戴戡，但故意迟滞行动，实际上是企图恢复失去的“四川督军”的宝座。刘存厚部陈洪范、舒云衢旅与滇军相遇于青神、眉山一带。一时之间，大军云集，川、滇两军，阵地交错，城内城外，炮声震天。刘存厚部倾全力向滇军反扑，激战数日，双方死亡惨重。滇军后因赵钟奇部内部不稳，主动撤出战场，退回资中。进攻眉山的滇军闻讯，军心动摇，加上滇军后路乐山为川军占领，滇军大为震恐，狼狈逃走。刘存厚军跟踪追击，连续占领了青神、仁寿、乐山、犍为、井研、荣县等地。滇军北上成都的计划遂成泡影。罗佩金也因多次战斗失利，乃由宜宾返回云南，此后在川滇军就由顾品珍指挥。这是川滇军在川南的“青眉攻防战”。

到1917年8月底，又发生了“资内争夺战”。其时，唐继尧已派大批滇军入川，邓泰中、李友勋两旅与赵又新部合驻自贡，黄毓成、叶荃两军与赵又新另一部共驻泸州，顾品珍军据守简阳、资中、内江、隆昌一带。刘显世亦派黔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率兵屯集川黔边境，伺机出击。川军方面，第一师周道刚部驻重庆，第二师刘存厚部沿岷江上游布防，第三师钟体道部在沱江东岸和涪江下游沿线布防。川军的作战方针是，先打滇军，后打黔军。8月底，川军第二、三师进攻简阳、资阳，与滇军发生激战。顾品珍腹背受敌，先后放弃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等地，分队退往富顺、自贡。9月12日，顾品珍命金汉鼎旅三日内收复内江，滇军乃向内江急进，川军阻击，战斗相当激烈，内江的争夺几反几复，死亡枕藉。9月22日，滇军撤出内江，一路经自贡向宜宾撤退，一路经富顺向泸州撤退。资内争夺战以川军获胜而暂告结束。

此后，滇军在川南取守势。稍后，顾品珍率滇军李友勋、耿金锡两旅与入川黔军王文华部配合，分路奇袭重庆，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川军不得不从川南撤退⁽²⁶⁾。

1917年川、滇、黔两次成都巷战，从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战争所采取的手段及其客观效果等几个方面来看，是一场典型的军阀混战。

首先，关于战争的目的。发动和参与战争的三方，都是在护国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军事头目，他们都是为了争权夺利，扩张地盘而互相混战。以唐继尧为代表的滇军要向四川扩张，以刘存厚为代表的川军则希望独揽川政，再向外发展。正是在这种相互要求扩张以至独霸四川或西南的动机指使下，川、滇、黔三省军队的矛盾集中于四川省会成都，从而爆发了“刘罗”、“刘戴”两次成都巷战。尽管战争的各方都有自己参与或发动战争的“理由”，但是战争对于川、滇、黔三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违背民心的。“刘罗”、“刘戴”间的非正义之战，正是西南军事领袖们堕落为封建军阀的重要标志。这样就决定了不管是战争本身，还是各派军队，都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例如，护国战争以后，滇军在川就遭到了川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唐继尧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滇军此时在川，“人民仇视，给养困难，土匪骚扰，交通断绝”⁽²⁷⁾。四川人民“一致仇视滇军，坚壁清野”，使之“粮秣无从筹备”，连“井水亦无所得食”，造成“军心散漫，毫无斗志”⁽²⁸⁾。稍后任唐继尧秘书长的周钟岳也说，“此次战争，（川人）绝我粮秣，断我交通，行军之难，数倍往日。”⁽²⁹⁾这些话已把滇军在川的处境刻画了出来。这与不久前的护国战争期间，滇军出师川境，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川、滇、黔三方在战争过程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焚烧抢掠，无所不为，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成都巷战过程中，烧杀抢掠，触目惊心。随后川南战役的结果，更造成纵横千里，哀鸿遍野，四境萧条，村市丘墟的景象。据《古宋县志》记载，川、滇、黔军阀的争夺，“焚烧各区房舍三千余家。团民与匪扑斗，战死者数百人，牵去不知踪迹者亦以百计。损失财产达数十万。劫后遗黎，已不聊生。迨大军清乡，又筹军饷、供伕役，宋人益罢敝。清乡后，疫疠大作，传染遍数区，死亡者又三千余人，全家绝灭者二百余户。益以流亡转徙，宋人殆减少大半。由是田园荒芜，荆棘丛生，人行绝迹，蓬蒿掩路。长林丰草间，时睹野兽出没噬人，死于虎豹者，又不知凡几也。遂致四境萧条，凄凉满目。”⁽³⁰⁾古宋乃川、滇、黔间一边远小县，非争夺中心，犹且如此，他地情况，可想而知。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这是非正义的军阀之间的战争，对于战争的三方来说，都不具有正义性。第二，这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辛亥革命以后，省与省之间，省与中央政权之间，以至于各省内部，都发生过一些战争，然而不管是辛亥起义，北伐出师，援川援黔援藏，二次革命，以至护国战争等，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战争都具有某种合理性或正义性，至少不是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只是到了1917年西南各省之间的战乱，才出现了战争的任何一方都是非正义的军阀之间的战争。第三，可以把1917年川、滇、黔成都巷战视为西南各省军事头目堕落为封建军阀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西南军阀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李根源在评价1917年川、滇、黔战争时曾说：“川事结果如是，西南局面破矣。”⁽³¹⁾所谓“破”，就是指“团结”的局面遭到破坏，分裂、割据的形成和混战局面的出现，这正是西南军阀形成的基本特征之一。

二　滇系军阀的扩张

从护国战争结束，滇系军阀形成，到1920年的几年间，是滇系军阀的扩张时期，也是它的极盛时期。虽然在1917年的川滇、川黔成都巷战中，滇系军阀暂时受到挫折，但它随后就又以“靖国”之名，进一步向四川扩张⁽³²⁾。

张勋复辟时，唐继尧于1917年7月3日发出讨逆通电⁽³³⁾。他甚至表示，为了讨逆，“愿负弩矢，以为前驱”⁽³⁴⁾。然而，当孙中山决心反对假共和，维护真共和，准备开展护法运动时，唐继尧却采取了对孙中山“暂虚与委蛇，以敷衍中央”⁽³⁵⁾的态度。当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³⁶⁾7月14日在广州公开发表拥护护法通电时，唐继尧就很不以为然，在收到张开儒的通电后批道：“该师通电，言太激烈，有损无益。”⁽³⁷⁾这时，唐继尧不仅控制了滇、黔，而且其势力已达到川、粤。他自恃实力强大，既以“西南领袖”、“东大陆主人”自居，又把眼睛盯着总统宝座⁽³⁸⁾，哪里还愿意屈居于孙中山领导下进行护法战争呢！

然而，形势逼人。一方面，两广在1917年6月20日通电暂行“自主”，孙中山又于7月17日抵达广州，宣传护法宗旨，准备进行护法斗争；另一方面，唐继尧也想利用护法时机，进一步向四川扩张，以称霸西南。就在孙中山到达广州的同一日（7月17日），唐继尧首先发出通电，不承认段祺瑞内阁的合法地位，随后又多次发出通电，反对段祺瑞内阁，声明：“决心自主，不认非法内阁之命令。”“谨奉告全国，自复辟事起以后，合法内阁未成立以前，所有非法内阁一切命令，概视为无效。”⁽³⁹⁾8月11日，唐继尧连发两电，正式宣布“护法”。他宣称护法的四点纲领是：“一、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当然由副总统代行职权。惟故障既去，总统仍应复职。否则应向国会辞职，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一项办理。二、国会非法解散，不能认为有效，应即召集开会。三、国务员非经提交国会同意，由总统正式任命，不能认为适法。四、称兵抗命之祸首，应照内乱罪按律科办，以彰国纪。凡此四义，一以约法为依归，不能意为出入。”⁽⁴⁰⁾

不过，唐继尧的“护法”，却采取了自立门户、别树一帜的办法，打出了“靖国”的旗号。孙中山领导的是“护法战争”，而唐继尧参与的却是“靖国战争”。所谓“靖国”，乃是“涵有别种在外滇军之意，非仅因护法之故”⁽⁴¹⁾。关于这一点，唐继尧1917年10月8日在致梁启超的一份密电中，曾加以说明：“真日之宣言，实欲维正义……非与激烈分子为和声。”⁽⁴²⁾他所谓的“激烈分子”，显然是指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而言的。因此，打着“靖国”旗号的“护法”，虽然壮大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声势，却掩饰不了唐继尧利用“护法”之名进行扩张的实质。后来唐继尧拒绝就任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广州军政府的元帅职，正是这种实质的反映。唐继尧对此也作了绝妙的解释：“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在，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得一番交换利益。”⁽⁴³⁾

为了“靖国”，唐继尧将滇军改组为“靖国军”，自任总司令，下属六个军，分别以顾品珍、赵又新、庾恩旸、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为靖国第一、二、三、四、五、六军总司令，准备大举入川。稍后，他又将四川汉军张熙部改编为第七军，新编叶荃第八军，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共七十多个营，总兵力约四万人，号称“滇黔靖国联军”，唐自封为“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决定“全力定川，川局既定，再图第二步之发展”⁽⁴⁴⁾。为此，他在给孙中山并各界的函件中声明：“尧是决心亲督三军，长驱北上。第川事于中作梗，不先戡定，终难免内顾之忧。”⁽⁴⁵⁾11月14日，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并将联军总司令部驻扎于贵州毕节，指挥滇黔军向川军刘存厚等部发动进攻。

在这次战争中，滇军最初失利，不仅丧失了川中盆地，川南也未能保住，直退到川滇、川黔边境的盐津、镇雄、叙永等地。11月以后，战事起了变化。滇军顾品珍部由泸州东下，联合黔军王文华部成功地突袭了重庆，北洋派的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和四川督军周道刚于12月3日撤出重庆。吴光新部一直退到湘、鄂，周道刚败走永川。12月4日，滇黔联军进入重庆，旋即向川南进击，并于14日占领泸州。

12月8日，北京政府发表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张澜为四川省长。刘存厚受任督军后，在成都号令川军第一、二、三师重新部署，以对付滇黔联军的进攻。

12月21日，川军熊克武通电加入靖国联军，推唐继尧为“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这样，军事形势又进一步发生变化。虽然在川东南的战斗（东路）互有进退，呈胶着状态，但川中和川西（中路与北路）的联军却取得了比较迅速的进展。1918年2月16日，刘存厚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宣言与西南各省一致护法，以图缓和局势。但是，这时刘存厚在政治上十分孤立，军事上处于劣势，内部又不稳，所部纷纷脱离其控制，因而不得已于2月19日与省长张澜、川军钟体道师、田颂尧旅、赖心辉旅等部撤出成都，一直败退到陕南汉中地区。到2月20日，“川滇黔靖国联军”所属的纵队司令吕超、黔军司令袁祖铭及四川靖国军萧德明等部先后进入成都。至此，唐继尧以控制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就基本上结束了。

唐继尧控制了川、滇、黔三省，声势显赫，更加飞扬跋扈。2月25日，他不经广州军政府同意，以“联军总司令”名义以电报直接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并促其速赴成都就职（4月，孙中山才补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三四月间，他借援鄂、援陕名义，又连续任命八个总司令，即以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以石青阳、颜德基、李国定、丁泽煦为援陕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此外，他还安插王文华为重庆镇守使，赵又新为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为叙泸镇守使，叶荃为夔万镇守使等。

唐继尧为了牢固地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便以商讨北伐为名，决定于1918年9月在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并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职。出席会议的有：四川的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以及黄复生、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各司令，云南方面的滇军军长顾品珍、赵又新，贵州方面的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湖北方面的鄂军总司令黎天才⁽⁴⁶⁾，河南方面的豫军总司令王天纵⁽⁴⁷⁾等。

唐继尧于9月10日从贵州毕节到达重庆南面的綦江，逗留一周之久，一方面故意冷落与会的各军将领，以显示“联帅”的威风，另一方面趁此时机联络各方，分化收买川军，直到9月17日，他才在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到达重庆。这一天，重庆全城戒严，所有各码头的渡船均勒令停靠对岸海棠溪。自太平门到学院衙门行辕，沿途断绝交通，每一铺户站一武装哨兵。沿街商铺及楼上窗户，一律勒令关闭。唐抵海棠溪，鸣礼炮二十一响。乘坐借来的美军摩托艇渡江，经太平门入城，仪仗甚盛，前列为护卫骑兵，次为御用的“佽飞军”（警卫军），头戴钢盔，身背十响枪，手持方天画戟，俨然是帝王出巡的仪仗；再次为掌旗官，乘高头骏马，手掌杏黄滚金丝穗帅旗上绣斗大的一个“唐”字。后面接着才是唐乘坐的八抬绿呢大轿，轿内放着绣龙金黄褥靠垫，轿后为唐的坐骑黄骠马，紫金鞍。殿后是其护卫大队长龙云率领的护卫大队。他入城后，即乘其黄骠座马，足登金镫，浩浩荡荡，威风凛凛，进入行辕。他到达重庆后，竟然宣称“今日省界二字，本不值识者一笑”，意思就是要打破省界来兼并四川。而这时已排斥了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也对唐吹捧备至，居然说是“西南半壁，付托得人”⁽⁴⁸⁾。

在重庆联军会议上，唐继尧抛出了早先7月在贵州毕节草拟的以“准备北伐案”为题的所谓《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他和贵州督军刘显世已在这个同盟书上签了字，现在就等四川督军熊克武签字，同盟即告成立。这个同盟书的内容大体上可归纳为五点。第一，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补充，归联军管辖支配，实即全归滇、黔军所有。第二，造币厂亦归联军管辖支配。第三，四川全省的厘税，包括盐税、关税、酒税等，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实即是作滇、黔军军饷。第四，资中、资阳、简阳、叙府、泸州、重庆、万县及自流井、荣县、威远和会理、宁远、酉阳、秀山各属，凡川东南财富之区，悉作滇、黔军防地，仅以面积计算，已占当时全省的三分之二。第五，上述各项由联帅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唐继尧拿出同盟书，逼迫熊克武签字。熊深感事情重大，一签字就等于正式承认把四川划入云南的势力范围，因而表示无权处理，拒绝签字，并说：“北伐我完全赞同，出兵出款，四川应该尽力所及，兵工厂也应该尽量供给械弹，但全省厘税和兵工厂归总部直接掌管，这样重大事件要经省议会通过，我做不了主，即使我个人同意也没有用。”⁽⁴⁹⁾

唐继尧从9月17日到重庆，至10月8日离开重庆的二十天内，翻来覆去地就同盟书条款进行谈判。根据同盟书，滇军提出每月需四川协济32万元，黔军提出每月需28万元，这样一年共需720万元。熊克武以四川无力负担如此巨款而要求重议，滇军方面坚持不能少，黔军方面则减为每月23万元。熊仍认为数额太大，断然拒绝。因此，会议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⁵⁰⁾。唐继尧于10月2日发布援鄂援陕命令后，匆匆收场，于10月8日离开重庆，经泸州返回昆明。

与此同时，陕西、湖南、福建等省部分军事首脑，亦以“靖国”相号召。这样，唐继尧俨然以川、滇、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命⁽⁵¹⁾。这是滇系军阀唐继尧声威达到顶峰的时期。唐继尧正是利用孙中山护法这块招牌，打着靖国的旗号，经营其扩张地盘的军阀事业。

还在护法战争进行之际，当1918年三四月吴佩孚先后占领长沙、衡阳等地时，南北双方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直系军阀鼓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立即得到了以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为代表的西南军阀的响应。6月，吴佩孚与南方湘系代表签订了湖南停战协定，这样湘系就成了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的中介人。1919年2月南北和议开始以后，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就进一步加紧了。随后双方共同签订了《救国同盟条约草约》（军事密约，详第八章第一节）。

唐继尧与北洋直系军阀的勾结，使他与孙中山的距离愈来愈远。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党人龚师曾劝说唐继尧加入国民党时，唐却正颜厉色地表示拒绝，甚至和龚争论得拍桌子。他最后说：“我就是穷得讨饭，也不会加入国民党。”⁽⁵²⁾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时他正在做着“川滇黔巡阅使”的梦⁽⁵³⁾。

为了实现其“川滇黔巡阅使”的野心，唐继尧视四川为滇军的征服地，不仅恣意奴役搜括，而且进一步蓄谋“倒熊”，对川军进行分化，挑动杨庶堪、吕超等部川军反对熊克武。1920年3月，唐继尧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5月又任命吕超、刘湘为四川靖国军正、副总司令，这就又一次“点燃了川滇黔战争的导火线”⁽⁵⁴⁾。5月下旬，新的川、滇、黔战争正式爆发。

这时，滇军在川有顾品珍、赵又新两个军。唐继尧命令顾、赵两军联合黔军王文华部攻击熊克武。虽然在6月10日把熊部赶出成都，转往川北保宁（今阆中），但滇军伤亡五千余人⁽⁵⁵⁾，可见战况是比较激烈的。熊克武退出后，吕超进入成都，于7月18日就任川军总司令。然而，滇黔军凌驾于吕超之上，并设立了三省联军总部，以唐继尧为统帅，要把川省军、民、财各政统归联军总部管理，川省中央税收及地方财政收入与四川兵工、造币两厂，全归联军总部支配。这是过去唐继尧强令熊克武接受遭到熊拒绝的条件，他又企图强令吕超接受。吕超深感事关重大，“以民政应归省长管理，军人不得干政为理由，迁延未决”⁽⁵⁶⁾。

是年秋，熊克武以驱逐客军相号召，联合川军务部，分路向成、渝两地及川南进攻。9月5日，吕超逃离成都，滇军败退。川军乘胜直追，驻川的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于10月8日被打死于泸州城外学士山。于是，滇黔军全线溃退，滇军直退到贵州毕节，驻川的客军全部被逐出了四川。唐继尧向四川的扩张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驻川的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原来就不满唐继尧强驱滇军混战，这时又得到熊克武的鼓励，遂以“士兵厌战”为由，准备班师回滇，驱逐唐继尧。唐派周钟岳前往毕节，以慰问为名，观察动静，刺探虚实。周钟岳到毕节后，向驻扎毕节的顾品珍提出四个问题：一、此次我军退却之真因？二、我军经此次损失后，现在实力如何？三、现在军队如何分布？四、现在粮糈情况如何？顾品珍回答说：滇军在川计有两军，原有三万人，现只剩一万，枪械只余七千余支，辎重行李则荡然无存。然后反问周钟岳：“唐帅既促开和会，何必出兵以争四川？既废除督军之名，何必创树联军之帜？”周钟岳为唐辩解说：“联帅意将敌焰稍为压服，仍趋重于调和，并非有争川之心，始终不过欲排除护法阻碍而已。”“废督之后，军队无人统率，则裁兵计划无从执行，地方治安无人保卫，故暂设联军总司令部，以为收束军队之机关。”⁽⁵⁷⁾周钟岳回昆后，向唐继尧汇报顾品珍的言行“殊属可疑”。唐为了稳定顾品珍，任命顾为云南东防督办。顾一方面宣誓就职，一方面又率师向昆明进发。驻省的叶荃第八军与顾品珍的行动配合，倒戈反唐。

在顾品珍大军压境，叶荃倒戈，内部分裂，军心动摇的情况下，唐继尧被迫通电辞职，于1921年2月8日率亲信卫队百余人离开昆明，乘滇越铁路火车向南出走，流落香港。

第二节　桂系军阀对两广的控制

一　桂系对广东的控制

袁世凯暴死时，陆荣廷的部队已深入湖南，占领长沙。北京政府拟任命陆为湖南督军，但是陆垂涎“财富之区”的广东，要在两广站稳脚跟，因此积极向广东扩张。这样就逐渐造成了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控制两广的局面。

如前所述，袁世凯死后，在广东爆发了李烈钧滇军和龙济光济军的战争，龙济光战败后退守广州。由于龙在广东极不得人心，7月6日，段祺瑞政府迫于形势，宣布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调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驻海南岛；将李烈钧调到北京“另有任用”。但是，龙济光赖在广州不走。段政府在同一天又任命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陆未到广东之前，仍由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这个命令的实质在于，调开李烈钧，以拔除龙济光的正面敌人；派陆荣廷署湖南督军，以阻止他到广东接任广东督军。这个命令理所当然地遭到各方面的反对。段祺瑞又借口“粤事真相不明”，加派刚由湖南逃出来的汤芗铭为广东查办使，派海军上将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但是，汤芗铭没有敢到广东来“查办”。

一心垂涎于“财富之区”的陆荣廷，坚辞湖南督军，对北京政府的命令不予理睬，于7月10日由衡阳自动班师回广西，接着由广西带兵东下，进驻肇庆，压迫龙济光。而李烈钧也没有去北京，等待“另有任用”。龙济光在滇、桂军的双重压力下，被迫提出卸职条件四条：一、济军二万人以上（虚报），应编为两师；二、请拨付军饷和移防费三百万；三、督办两广矿务，应选择两广扼要地方屯驻济军，在此区域以内，其他各军均须撤出；四、督办两广矿务公署应按照督军公署的规模，直隶中央，本省长官无权调度。不过，他在还未能实现这些要求时，即向广州索取开拔费五十万元，匆匆退出广州，进驻海南岛。李烈钧则于8月17日通电解除职务，将在粤滇军交张开儒、方声涛两师长直接统辖，然后取道香港赴上海。10月2日，陆荣廷就在肇庆宣布就任广东督军，两天以后率军进驻广州。自此，广东军政大权落入了桂系军阀陆荣廷之手，广东成为桂系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霸占两广的局面正式形成。

还在护国军军务院结束之时，原属军务院的李耀汉、林虎两军都表示愿归陆荣廷统率指挥，于是桂系在广东的兵力进一步增强。陆任广东督军后，将桂系军阀的要员安插到广东，控制要职：以谭浩明率军驻广东，以莫荣新兼任广惠镇守使，以林虎兼任高雷镇守使，以沈鸿英兼任钦廉镇守使，以李耀汉继续任肇罗镇守使；广西方面，以陈炳焜为督军兼省长，以韦荣昌继莫荣新为浔梧镇守使，以林俊廷继陈炳焜为桂林镇守使，以黄培桂继谭浩明为龙州镇守使。经过如此部署，桂系便完全控制了两广的实权。所以有人说：“陆荣廷既据有广东，乃令其爪牙陈炳焜继承广西地位。躯壳虽离，灵魂尚在，预为统一两广之野心，亦作为两广巡阅使之张本。”⁽⁵⁸⁾

1917年3月，陆荣廷接黎元洪电邀去北京会晤。其时，黎元洪总统府和段祺瑞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已很尖锐，双方都想拉拢、利用陆荣廷。段想拉拢陆荣廷作为其在西南各省中的得力爪牙，因陆是拥有实权的人物；黎则想利用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猎取到的名誉，希望他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作为他与段争夺的得力伙伴和心腹。陆于3月中旬从广州出发，经香港乘轮船直航上海改乘火车北上。沿途受到新当选的副总统、江苏督军冯国璋、安徽督军倪嗣冲、长江巡阅使张勋的欢迎。3月27日，陆抵达北京，下榻总统府怀仁堂。黎、段各设盛宴款待，礼遇甚崇。陆即利用这个机会，向黎、段双方讨价还价，以谋取得更多的权利。黎、段于4月10日升任陆为两广巡阅使，而且按照陆的意图，任命陈炳焜为广东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督军。至此，陆荣廷完全操纵了两广的军政大权，桂系势力“极形膨胀，一时（军队）编至七军”之多⁽⁵⁹⁾，扩充到五万人，成为西南各省中最大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陆利用黎、段之争，把两广统治权从名义到实际，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成为当时全国颇有影响的人物和势力。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人曾写道：“西南实力派之巨擘，有广西王之称之陆荣廷……彼等在广西人中为最大阶级之物。不仅广西人而已，即长江以南，能与彼等比肩者，亦无几人。”⁽⁶⁰⁾有人评论，陆荣廷与北方军阀奉系头子张作霖、直系头子冯国璋已经并驾齐驱了，因而有“南鹿北獐”（“南陆北张”）或“北冯南陆”之说。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的实力已超过了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的实力。桂系军阀控制地区的条件较之滇系军阀控制地区的条件更为优越富庶，更靠近国内的政治、经济中心，因而桂系军阀对当时全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明显。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对西南采取敌视政策，企图玩弄“武力统一”的把戏，这就引起了西南实力派的反感。西南实力派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发展，不得不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因而和孙中山的护法反段找到了共同点。还在张勋复辟前夕，北京政局混乱之际，孙中山曾致电陆荣廷及西南各省督军，指出“民国与叛逆不能两存”，呼吁他们“克日誓师，救此危局”⁽⁶¹⁾。6月14日，孙中山派胡汉民为代表前往广州，与桂系广东督军陈炳焜商谈护法讨逆。6月17日，胡汉民又前往南宁会见陆荣廷，邀他去广州共商护法大计。陆荣廷托辞足疾，不肯起程。6月18日，广东各界在明经堂举行公民大会，要求省当局即日出师北伐。同时，国民党人和国会议员南下广州的日益增多，驻粤滇军亦跃跃欲试。桂系为了维持自己在两广的统治，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在6月20日由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出面发出通电，宣布两广暂行“自主”。所谓“自主”，在民国初年还是一个新名词，与独立有所区别。自主时期，两广不受北京内阁的干涉，但遇有重大问题，仍可直接请命元首。这就是说，自主是一种半独立状态，是脱离内阁而不脱离总统。这是袁世凯死去后第一个宣布自主的地区。张勋复辟时，曾多方拉拢陆荣廷，先后授以陆为“一等公”，“两广总督”，“参预议政大臣”等名义，但陆始终不参与张勋的活动。两广自主为孙中山来到广州掀起护法运动提供了条件。

9月初成立的广州护法军政府，以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然而，宣布两广自主的桂系首领陆荣廷，不仅拒绝就任元帅职，而且反对另组政府，主张“总统复职”，甚至通电全国声明，“以后广东无论发生何种问题，概不负责”。这等于否认广州护法军政府。其实，陆荣廷等人让孙中山来到广州，不过想拉大旗作虎皮，借孙中山护法的旗帜，来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并非真拥护共和。正如孙中山后来所说，陆荣廷“只欲分中央专制全国之权，俾彼得专制于二三行省”而已⁽⁶²⁾。北方密探也说，陆荣廷“只求目前得一湘粤桂巡阅使，将来并兼领副总统，于愿即足。其他西南问题、国会问题，若皆不足措意”⁽⁶³⁾。陆荣廷只是不要使自己的地盘“统一”到段祺瑞手里，也不能容忍孙中山以大元帅身份凌驾于他的头上，在两广出现一个“太上政府”。

陆荣廷等人不仅不就元帅职，还多方面干扰和破坏广州护法军政府。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实际上没有掌握任何军队，是一个“有同寄寓”⁽⁶⁴⁾似的“影子政府”。这时在广东的军队，除了属于桂系军阀的队伍外，还有驻粤滇军和警卫军两种军事力量，而龙济光的济军则已进驻海南岛。驻粤滇军是护国战争时由李烈钧率领到广东来的。最初桂军与驻粤滇军尚能和平相处，但是后来由于驻粤滇军将领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等人反对陆荣廷、唐继尧的扩张政策，因而发生了许多矛盾。

警卫军则是由朱庆澜建立起来的。朱庆澜在辛亥革命时曾任四川副都督，后任黑龙江巡按使、护军使，一度拥戴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时被逐出黑龙江。护国战争后，段祺瑞政府任命朱庆澜为广东省长，是想利用他作为进攻西南的内线。但是，朱到广东后，态度发生了变化，明显地倾向于联合孙中山，这就引起了段祺瑞的不满和陆荣廷的嫉妒。朱庆澜吸收了一些民军和龙济光系统的杂牌军，组成了警卫军二十营，由省长亲自统率，这就形成了这个省在督军之外还有一个“督军”的局面，更加引起了桂系的仇视。桂系军阀要求滇军回滇，警卫军的统率权应划归督军。但是，滇军既不想轻易离去，朱庆澜也不想交出兵权。这样，朱自然更倾向于联合驻粤滇军与孙中山进行合作，以对抗桂系军阀的压力。为此，朱庆澜聘请了前广东都督、著名国民党人陈炯明、胡汉民为省长公署高等顾问，并经常邀请国民党人到广州会谈。

1917年6月24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借口自主时期军事指挥权应当统一于督军，令高雷镇守使林虎为接收警卫军的专员。朱庆澜得到滇军和国民党人的支持，拒绝交出警卫军。朱并与由上海回到广州的李烈钧商议，将警卫军与驻粤滇军改组为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第二两军，准备北伐。李烈钧首先通电就任第二军总司令职务，驻粤滇军师长张开儒、方声涛也发出“枕戈待命”的电报。但是，桂系军阀却拒绝提供北伐所需饷械。朱庆澜乃将警卫军二十营改称省长亲军，交陈炯明统率，由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亲军司令。桂系军阀于是集中攻击朱庆澜，“借口北方官僚不宜在护法旗帜下任省长为名，鼓动一些省议员倡议省长民选”⁽⁶⁵⁾。同时，陈炳焜派兵包围陈炯明司令部，收缴其关防，迫使陈炯明逃往香港。朱庆澜也被迫于8月26日向省议会提出辞职。省议会乃选举胡汉民为省长。桂系要求选出李耀汉，未被接受，陈炳焜便派兵一营移驻省议会，进行恫吓，夺去了省长印信，还以督军名义接管了省长亲军。在这种情况下，胡汉民只得辞去省长职，省议会被迫另选李耀汉为省长⁽⁶⁶⁾。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广东各界群起反对。孙中山气愤之余，在11月15日命令海军炮击观音山的广东督军署，以驱逐陈炳焜。但程璧光拒绝执行命令，且将各舰调往黄埔，宣布戒严。炮击督署计划虽未执行，但是孙中山与桂系的矛盾表面化了。加上北军南下，湘桂边境战云密布，陆荣廷为了缓和与孙中山的矛盾，决定调陈炳焜回广西，以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孙中山、胡汉民提出以陈炯明复任亲军司令，作为莫荣新督粤的交换条件。莫荣新被迫同意后，于11月22日就任代理广东督军职。

亲军二十营交还军政府以后，孙中山拟将这支军队改编为护法武装，一方面为了实行北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暂时躲避桂系的压力，保留这支直属军政府的陆军武装。为此，孙中山把亲军改组为援闽粤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开赴福建。可是桂系军阀仍企图从各方面扼杀这支武装，从经济上卡这支武装的脖子。廖仲恺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多方筹款接济这支武装。何香凝曾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孙中山“在上海的房子因此由仲恺经手抵押过两次，一次得款二万元，一次得款二万五千元，都由仲恺亲自带到漳州交给这批驻闽粤军了。孙先生满希望这批军队将来可以成为比较进步的革命武装力量”⁽⁶⁷⁾。

莫荣新独揽广州大权以后，继续刁难和破坏护法军政府，竟然说：“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时，自然解散而去。”⁽⁶⁸⁾莫荣新等还有计划地谋害支持孙中山的干部和身边卫士。金国治是孙中山任命的潮梅前敌司令，莫荣新把他绑架杀死。1918年1月2日，莫荣新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属粤系地方派军人李福林所部）的连、排长多人为“匪”，擅行逮捕枪杀，以恫吓孙中山。孙中山十分气愤，为惩罚莫荣新的跋扈行为，于第二天（1月3日）命豫章、同安两舰炮击观音山的广东督军署，并且表示：“吾为民除害，今即以身殉，份也。”⁽⁶⁹⁾孙中山严正指出，当陈炳焜督粤时，“谓听军政府自生自灭”，“今则愈逼愈紧，只许自灭，不许自生”；炮击莫荣新督署，“实所以表公道，伸不平，而使军政府自辟其生路者也”⁽⁷⁰⁾。炮击督署是孙中山对桂系军阀反动气焰的一次回击。莫荣新莫可奈何，一时不敢还击。这以后，援闽粤军才得以在1月12日于广州东郊誓师出发。

然而，桂系军阀的倒行逆施只是略加收敛，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嚣张了起来。是年5月4日，莫荣新竟然假唐继尧之命，强行剥夺了支持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滇军军长张开儒的兵权。5月12日，莫荣新又派兵拘禁了张开儒，枪杀了张的秘书长崔文藻。接着，在桂系的操纵下，又于5月20日改组了广州护法军政府，变大元帅制为多头的总裁制，使孙中山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而被迫辞职。孙中山于5月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表示与桂系断绝关系。桂系军阀之上的“太上政府”事实上没有了，他们可以更加为所欲为了。

二　桂系军阀的残暴统治

桂系对两广的统治，“凡百施为，无不本其强盗天性”⁽⁷¹⁾，致使两广人民深受其害。

陆荣廷对广西的统治确是无恶不作。“其种种敛钱之法，如开赌、加赋、发行纸币等，屈指难数。单就发行纸币而言，其数达二千余万，既无抵押，又无担保”⁽⁷²⁾。加之其他各种残酷剥削和掠夺，以及水旱灾害频年，弄得工农业生产一蹶不振，民不聊生。陆荣廷在广西厉行专制统治，“将广西人所有之权利，完全收归于自己之一身。……广西一切幸福权利，只陆荣廷一人享之，一家享之，一派享之。……其余数百万人民，皆陆荣廷之奴隶也”⁽⁷³⁾。陆荣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在武鸣霸占了四千多亩土地，建筑了豪华的“上将台”、“陆公馆”、“宁武庄”，还有纪念其父亲、叔父的“业秀公园”、“明秀公园”；在南宁、龙州等地建筑有“耀武上将军府第”和“陆公馆”；在上海、苏州等地购置豪华的别墅。陆荣廷有妻妾八人、婢女几十人；家里养有桂林戏班，逢年过节或逢吉庆之日，日夜演戏，供其娱乐享受。陆荣廷为光宗耀祖，还联络陆姓人氏在南宁南门外兴建“陆氏总宗祠”。为了几个门额大字，竟挥金如土，悬赏“入选的每字一百元酬金”⁽⁷⁴⁾。

桂系军阀拥兵据粤，实行封建军事专政，需要大量的军费和行政费，必然要对广东人民实行经济掠夺。就以军费支出的增加来看，比“南海龙王”龙济光统治广东时期还要厉害。龙济光统治广东时，1915年度的预算中，陆军费按月应支出毫银459，520元，警卫军费每月支出429，480元，共计每月889，000元，另每月兵工厂支出30，000元，总计年支出11，028，000元。桂系军阀进驻广东以后，军费逐年增加，1916、1917年度，陆军费每月支出645，000元，警卫军费每月支出448，284元，兵工厂费每月支出50，000元，共计每月支出1，143，284元，总计年支出13，719，408元；1918年、1919年度，各项军费每月支出2，271，551元，总计年支出27，258，612元。1920年度，各项军费支出每月约2，144，464元，全年支出约25，735，968元⁽⁷⁵⁾。如此庞大而又不断增加的军费，主要依靠掠夺和榨取而来。

首先，加紧掠夺人民。设置名目繁多的捐税，致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虽前清豁免之粮，亦勒令缴纳，否则拿人酷诈”⁽⁷⁶⁾。为了增加税捐，开放烟赌，结果使广东“烟苗遍地，赌馆满街”⁽⁷⁷⁾。仅赌捐一项，每年收入达数百万元之多⁽⁷⁸⁾。桂系军阀的敲诈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当莫荣新要撤出广州时，还提出要所谓“开拔费”5，000，000元。广州各团体代表商量后同意筹款500，000元，作为对桂系的“送行费”。莫一再讨价还价，硬要广州地方筹集2，000，000元，并进行各种威吓和诡骗，最后还是增加“让城费”到1，500，000元。这笔巨款的筹措办法是由省城商店、居民各抽租捐一月；赌馆捐三月，约400，000元，其余由银行垫支，以后再筹还。

其次，大借内债、外债。桂系统治广东四年多，所借内外债总额达1，600多万元⁽⁷⁹⁾。其中日金4，740，000元，港纸1，024，259元，大圆纸1，520，000元，毫银4，956，681元，省行券143，000元，毫票4，272，679元。桂系所借外债的情况，参见下表：

桂系据粤时期借入债款表⁽⁸⁰⁾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多数借款没有偿还；第二，借款多以税权作为担保；第三，还债负担最后又转嫁到人民群众的身上。

再次，抢占广东公私钱财。例如：“广东中国银行被桂系提取现款”，由于现款提取过多，致使兑现停止，纸币价格一落千丈；“造币厂所出毫洋，概运回桂”；“兵工厂所出枪械子弹，悉数发给桂军，或运回广西”；甚至广雅图书亦“劫掠殆尽”⁽⁸¹⁾。至于专私牟利，更是家常便饭。桂系控制广东之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在进行。由于战争的影响，粮食的国际市场价格猛涨。桂系军人见有利可图，即加紧在广东搜刮粮食，用官轮或军舰派兵护运至香港出售。每出口大米一担，可获利2元以上，每轮可装六百至七百担，因此每运输一次，即可得利7000至8000元。桂系兵舰出口，都可以免于检查。有时上半夜运米出口，下半夜又运盐出口。这样，兵轮大搞非法买卖，每月可获巨利。桂系还与滇、黔军阀勾结，贩运鸦片至广东销售，亦获利甚厚。至于贪污舞弊案件，更是数不胜数。一个小小的排长有的发财至数十万元。1920年据梧州粤商调查，仅陆荣廷“寄贮于外国银行之黄白现金，约一千二百万元之多”⁽⁸²⁾。这笔不义之财，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广东掠夺而来的。

第四，非法出卖矿权及资源。1918年10月25日，广东督军莫荣新、财政厅长杨永泰与英商烈察臣订立合约，出卖陆丰、海丰、惠阳、香山四处矿产，取得借款十万元。1919年6月，莫荣新、省长张锦芳与英商事业公司委托人路易加士、岑伯铭签订合约，广东政府允许该公司钻穴探查及测量南海、番禺等几十个县的煤炭等矿藏。签订合同后，其他人不得参与。成交后，莫荣新、张锦芳的广东政府可以得到一百万元的收入。

第五，纵兵作恶，残害人民。桂系军阀的部队，军纪荡然，士气低落。军阀们为了“鼓励”士气，纵兵寻欢作乐，胡作非为，因而桂军军行所至，淫掠焚杀，无恶不作⁽⁸³⁾。1920年1月，“广东桂军在三水芦包某乡强奸全村妇女，四十岁以下莫能免”⁽⁸⁴⁾。同年5月，桂军在广东新兴县天堂、河头等处，“任意抢掠财物，焚杀居民，该灾区百余村乡之财物，被抢掠一空”⁽⁸⁵⁾。黄绍竑对此曾回忆说：“初到肇庆的时候，去林虎军中看俞作柏、伍廷飏，他们由新兴打完李耀汉回来，邀黄绍竑去参观战利品。那些战利品不是武器弹药，而是耕牛和家私什物，用条子标明是某连某排某人的，有些还标出价钱出卖。他们还问黄要不要。肇庆城满街都是这些东西。伍廷飏曾说，以前作战有护法护国的政治口号作为号召，骗士兵去卖死，现在只有用‘发洋财’来引诱士兵卖命了。”⁽⁸⁶⁾后来桂军兵败回桂，沿途仍大肆骚扰，“西江沿岸的圩镇，都被溃退的桂军骚扰抢劫，凄凉满目”⁽⁸⁷⁾。

桂系军阀的残暴行为，终于导致了1920年孙中山领导的驱桂战争，使陆荣廷的统治宣告失败。

第三节　川黔两省军阀割据势力

一　川系势力

川系军阀是辛亥革命以后逐渐形成的，但其来源却可追溯到清末编练的四川新军。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废除绿营制度，建立新军，规定全国各省共编练三十六镇（师）。四川因省区较大，兼控康藏地区，决定成立第十六、十七、十八三镇。四川不仅负担三镇的全部经费，每年还要定额接济邻省：西藏一百万两，云南五十万两，贵州四十万两，甘肃、青海各三十万两⁽⁸⁸⁾。为了培养聚集军事人材，需要设立军事学堂，派遣青年出国学习军事。四川首先派遣周道刚、徐孝刚、胡景伊、张毅、刘鸿逵、徐海清六人，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随后，四川相继设立了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官弁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讲武堂等，培养中下级军官。这些学堂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四川军队的骨干力量，大多成为军阀部队的各级军官。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已建成的新军，仅第十七镇。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队已编为五个师，即宋学皋（后为周骏）的第一师，彭光烈的第二师，孙兆鸾的第三师，刘存厚的第四师，熊克武的第五师，而以胡景伊为全川陆军军团长，控制五个师。袁世凯死后，川军仍保留五个师的兵力，分别以周道刚、刘存厚、钟体道、陈泽霈、熊克武为一至五师师长。由于这时中国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无论是附袁川军，还是倾向护国军或倾向孙中山的川军，其首脑人物无不利用“南北角逐”的形势，乘机窃取和扩大军权，招募私人军队，发展个人势力。一些中下级军官，也逐渐坐大，占据一定的地盘。这些割据势力，无论南、北政府都鞭长莫及，只好采取居间操纵，使其互相牵制的策略。这样，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四川的军阀势力就基本形成了。

四川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开始于1917年“刘罗”、“刘戴”之战，已如前述。战后，北京政府任命周道刚为四川督军，但是段祺瑞又派吴光新入川查办，企图控制川、滇、黔地区。于是川、滇、黔联合起来赶走了吴光新。北京政府又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以张澜为省长。

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在重庆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响应护法，联合滇黔军，共同讨伐依附北洋军阀的刘存厚，进占成都，刘存厚退至陕西宁羌。4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省长。熊克武在当时的国民党人中不愧为革命志士，然而他当上督军后，处在封建割据和军人专政的环境中，也走入了军阀的行列。

1920年5月至10月又发生了新的川、滇、黔军阀大混战，熊克武联合川军各部，对抗滇黔军，结果滇黔军全线崩溃，退回云贵。从此辛亥以后客军驻川的局面结束。但是，四川本省各派系军阀混战的局面，却又延续了下去。川军此时扩大至十个师以上。

二　黔系势力

黔系军阀势力的形成是与刘显世分不开的。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字统之），以办团练镇压回民起义受到清廷赏识，先后授游击、同知，“以功擢升知府，赏戴花翎”，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成为盘据兴义的一霸。“旧日部下，均为各属大绅。兴义知县遇事非咨请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项，一言而决，居然盘江小朝廷气概。”⁽⁸⁹⁾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广西会党起义军进入贵州，攻陷兴义府城。刘官礼与子刘显世、侄刘显潜乘机扯起团防局大旗，协同清军收复府城，得到清政府嘉奖，刘显世被委为靖边团营管带，从此他发迹。后刘官礼年老多病，刘显世继承了其父的衣钵。刘显世比其父更加阴险，有“笑面虎”之称。他们不仅血腥镇压各族人民起义，还肆意兼并土地。时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刘氏团防局的大门上，上联是：“缙绅诸公，狼公、虎公、饕餮公，公然办公，公心何在，公理何存，无非借公图私利。”下联是：“团防总局，饭局、酒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⁹⁰⁾这副对联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刘氏父子残害地方的无比义愤。

武昌起义后，贵州巡抚沈瑜庆曾调刘显世尽快进省，协同镇压革命。但刘显世招募的徒手五百人尚在途中，贵阳已于1911年11月4日发动起义，宣布共和。刘显世遂混入贵州军政府，担任枢密院枢密员兼军事股主任。其徒手五百人均发给枪支，编为新军第四标。不久，刘显世于1912年2月2日发动政变，掌握了贵州军政府的实权。3月3日，刘显世等人又与入黔的唐继尧所率滇军相勾结，里应外合，突袭贵州军政府，杀害革命志士。3月4日，成立了以唐继尧为临时都督，刘显世为军政部长的贵州政府，这样就建立了唐继尧、刘显世对贵州的联合军事统治。

1913年11月，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刘显世则被任命为贵州护军使（因贵州省小，袁世凯撤都督而设护军使），接替唐继尧统治贵州。1914年9月，袁世凯晋升刘显世为中将。袁世凯称帝时，刘曾签名劝进。但云南宣布反袁独立时，从云南发出的讨袁通电中也列有刘显世的名字。他虽通电否认反袁，但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并自任贵州都督。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任命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贵州省长。不久，戴戡去四川任省长兼军务会办，所遗省长一职由刘兼任。自此，刘显世集贵州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实行军事统治，对外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形成了以刘为首的黔系军阀集团。

孙中山掀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时，滇、桂系军阀阳为赞助，阴则破坏。其时，唐继尧打出了靖国的旗号，组织靖国联军，唐自任总司令，而以刘显世为副总司令，黔军协同滇军进军四川。然而，黔军的“靖国”，目的不过两点，一是“出师四川，为戴戡复仇”⁽⁹¹⁾，二是掠夺川省的财富。黔军取川东为立脚之地，仅1917年8月30日一次，就由重庆提取现款20万元回黔⁽⁹²⁾。稍后，黔军又与熊克武达成协议，每月取饷款18万元⁽⁹³⁾。黔军主力分驻川、湘，寄食于人，由不足建制的六个团扩充到五旅十个团，近二万人。

以刘显世为首的黔系军阀，在贵州称为兴义系，以区别于后来以周西成为代表的黔系军阀桐梓系。兴义系是以刘显世为首，在刘氏兄弟周围，形成了以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和郭重光“四大台柱”为核心的集团。这个封建宗法集团的主要成员，非刘氏血族姻亲，即门生故旧，刘显世在贵州建立的军阀政权，是清末地方团练、立宪派与旧官僚“三合一”的政权，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政权，除了依附滇系向外扩张外，对内则实行封建军阀的统治。

贵州本来就是一个贫瘠“为各省冠”的省区⁽⁹⁴⁾，清末全省年支出约需银120万两，其中本省仅能收入40万两，还有约80万两要靠外省协饷。辛亥革命以后，协饷停止，然而军队日益扩大，军事活动频繁，财政支出逐年增长，例如贵州1912年支出为250万元，1913年为300万元，到1928年竟增至900万元之巨，入不敷出达一半以上。刘显世为解决财政困难，除向外扩张外，在省内则加紧盘剥和压榨，如纸币抽签兑换、食盐加税（每包加抽二两入口省税）、增加田赋和厘税较清末达一倍，开放烟禁等，使“物价骤涨，百物因而昂贵，社会之害遂不止”⁽⁹⁵⁾。刘显世集团还从一般官员和士兵的薪饷中进行克扣，“黔省官俸微薄，久为中外所闻。弁兵薪饷与陆军定章相差几倍。以一师团全年之费，不过80万两，为各省所无”⁽⁹⁶⁾。因此社会矛盾和刘显世集团内部的矛盾普遍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兴义系也分化为“旧派”和“新派”两大派别⁽⁹⁷⁾。旧派以刘显世为首，新派则以王文华为首。

王文华，贵州兴义人，早年曾参加民主革命。刘显世是王文华的亲舅父、叔岳父。1911年王任刘显世徒手兵的前队官，贵阳光复后任营长、刘显世的副官长、团长等职，护国战争时任护国第一军右翼军东路支队司令。袁世凯死后，王文华组建贵州陆军第一师，自任师长；1917年9月，又任黔军总司令。以王文华为首的贵州陆军第一师的组成，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这时，王文华罗致了自己的妹夫何应钦及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一批日本士官生，委以重任，加上附己的卢焘、窦居仁、李雁宾、袁祖铭等人，形成了新的集团。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与在京的牟琳、符经甫“二参议”和在省内的李仲公、张步先“两秀才”以及黔军驻沪代表双清等人，成了新派的智囊。新派的主要骨干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较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处于兴义系集团的中下层。他们不满于现状，权力欲望很强，因而新旧两派“权位争夺，夹杂着从南从北、联段（祺瑞）联孙（中山）的各种纠纷，就掀起了你死我活的一场政治风波”⁽⁹⁸⁾。

新派利用人民群众对刘显世统治的不满情绪，以“刷新政治”为口号，争取民心，颇具吸引力和迷惑性。王文华、王伯群兄弟发起并操纵贵州政治委员会，以“刷新政治”为“宗旨”，成为“全省政治之枢纽”⁽⁹⁹⁾，并召开“贵州政治会议”，“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¹⁰⁰⁾。他们利用“军民分治”的口号，逼迫刘显世先让出省长一席。新派操纵省议会，推王伯群为省长，并要求广州军政府简任。何应钦与王文华兄弟相配合，除控制讲武学校和少年贵州会外，还控制了八十一县同乡联合会，并任第五旅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等要职。

1920年初，唐继尧发动了进攻熊克武部川军的滇黔川联军行动，王文华乘机赶赴四川。他一面抓黔军军权，向外发展，一面清除黔军内部不附己的分子，对内待机观变。10月，入川黔军被迫回黔，王文华遂采取紧急行动。他在策划反刘显世活动的同时，为避“以甥逐舅”、“以下犯上”之嫌，借口养病，留居上海，而以第一旅旅长卢焘为代理黔军总司令。11月，在何应钦、谷正伦的直接指挥下，谷正伦旅的孙剑峰营开入贵阳，将刘显世调进省城的游击军三千多人缴械，并杀死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及其子侄三人，迫使刘显世通电解除贵州督军、省长职务，流亡云南。这就是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的“民九事变”。卢焘以黔军代总司令、代省长名义统治了贵州。

但是王文华的代理人卢焘无力控制贵州，从而形成了“五旅争夺”（王文华部五个旅互相争夺对贵州的统治权）的局面，结果为袁祖铭所取代⁽¹⁰¹⁾。

黔系军阀除具有一般军阀的特征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即依附性和掠夺性。所谓依附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般要依附于邻省或国内某些较强的势力，以求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然后在这些势力的扶持和卵翼下，夺取贵州的统治权，形成地方军阀的割据。黔系军阀的鼻祖刘显世是依附于滇系唐继尧而成为独霸一省的军阀的。后来的袁祖铭、周西成都有类似的特征，只是依靠的对象不完全相同罢了。所谓掠夺性，主要是指黔系军阀在对外发展过程中，矛头指向四川、湖南等比较富庶的地区，据地取财，攫取大量税款和枪械，扩充军队，饱填私囊。这两个特点，则是与贵州的贫瘠、弱小、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西南军阀中，除有滇系、桂系、川系、黔系等势力外，还有湘系和粤系势力的存在。关于这两个派系的情况，已在本书各有关章节中分别讲到，此处不再赘述。

————————————————————

(1) 罗佩金（1878—1922），字榕轩，云南澄江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入同盟会，曾参加云南辛亥和护国起义。1922年为唐继尧所害。

(2) 戴戡（1879—1917），字循若，贵州贵定人。立宪派。辛亥后任贵州都督府参赞，省长、巡按使，后参加护国起义。1917年战死。

(3) 刘存厚（1885—1960），字积之，四川简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曾参加云南辛亥起义，响应护国起义。大陆解放时逃往台湾，1960年病逝。

(4) 顾品珍（1883—1922），字筱斋，云南昆明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云南辛亥、护国起义，后任滇军军长，滇军总司令等职。

(5) 赵又新（1881—1920），宇凤喈，原名复祥，云南顺宁人。清末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曾参加云南辛亥、护国起义，后任军长。

(6) 金汉鼎：《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7) 《国民公报》，1916年9月3日。

(8) 《四川财政厅厅长黄大暹呈四川省长文》，《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59页。

(9) 杨兆蓉所著《辛亥后之四川战记》。该文还说，北京政府陆军部长靳云鹏有意将罗佩金的报告泄露给刘存厚，因为刘是共和党，与靳早有勾结。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6期。

(10) 《罗佩金将川军第四师裁为步兵一旅给卢师谛旅长令》，《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66页。原件所注日期为1917年2月27日，误。

(11) 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125页。

(12) 《刘存厚叛乱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6期，第95页。

(13)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上册，台北版，第172页。

(14) 《刘存厚布告罗佩金向所部进攻的经过》，《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笫277—278页。

(15) 金汉鼎：《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

(16) 《东城碧血录》，黄绶：《罗戴祸川纪实》副册。

(17) 《四川省议会报告滇、川军冲突情况电》，《云南省议会请彻查刘存厚称兵犯上电》，《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79—280页。

(18) 《黎元洪发布刘存厚免职查办令》，《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79页。

(19) 《四川各界代表吁请消弭川乱根源电》，《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85页。

(20) 杨兆蓉：《辛亥后之四川战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6期，第52页。

(21) 《戴戡拟痛剿刘存厚电》（1917年7月2日），未刊资料。

(22) 《刘存厚致西南各省电》（1917年7月4日），《云南档案史料》第2期第27页。唐继尧在电报上批“不理”。

(23) 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128页。

(24) 《唐继尧》，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版，第89页。

(25) 戴戡之死有不同说法，一说被杀，一说自杀。

(26) 钟和光：《“刘罗”“刘戴”之战在川南的继续和发展》，《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

(27) 唐继尧在李烈钧电报（1917年12月16日）上的批语。未刊资料。

(28) 唐继尧在徐之琛密电（1917年9月12日）上的批语。未刊资料。

(29) 周钟岳：《惺庵回顾续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06页。

(30) 四川《古宋县志》卷9，第22页。

(31) 李根源：《书丁巳川事》（1917年），《曲石文录》卷2，1932年版，第22页。

(32) 关于唐继尧参加护法的情况，将由另章叙述。这里只从滇系军阀扩张的角度略加叙及。

(33) 《唐督军布告全国克日出兵诛讨复辟电》，云南《护国报》，1917年7月11日。

(34) 唐继尧：《致天津段总司令共同征讨电》，《会泽靖国文牍》卷1，昆明1923年版，第28页。

(35) 《唐继尧复徐之琛电》（1917年7月5日），未刊资料。

(36) 张开儒（1869—1935），字藻林，云南巧家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后历任滇军旅长、师长、军长、广州军政府陆军总长等职。

(37) 《唐继尧复张开儒密电》（1917年8月2日），未刊资料。

(38) 徐之琛在1917年7月12日致唐继尧密电中说：“太炎有举公为总统之电。”未刊资料。

(39) 《决心自主复上海张镕西等电》，《再以反对非法内阁通告京内外电》，《会泽靖国文牍》卷1，第36、39页。

(40) 《阐明四义拥护约法通告京内外电》，《会泽靖国文牍》卷1，第37页。又见《云南档案史料》第3期，第15—16页。

(41)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389页。

(42) 唐继尧1917年10月8日致梁启超电，未刊资料。

(43) 唐继尧1917年9月16日复徐之琛电，未刊资料。

(44) 唐继尧1917年7月15日致李曰垓、李烈钧电，未刊资料。

(45) 《唐继尧致孙中山支持戡定川局函》，《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43页。

(46) 黎天才（1886—1927），字辅臣，彝族，云南丘北人。曾参加辛亥起义，后任师长、镇守使、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鄂豫联军总司令等职。

(47) 王天纵（1879—1920），字旭九，号光复，河南嵩县人。曾参加辛亥起义，后任北京地区稽查长、河南靖国军总司令等职。

上述两人皆宣称“靖国”，所部又驻扎川边，故参加了重庆会议。

(48) 四川省文史馆资料室：《重庆联军会议前后》，《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入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9页。

(49) 熊克武：《四川护法期间内部分裂与滇军入侵》，《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17页。

(50) 参见《重庆联军会议前后》，《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40页；又据周钟岳说：“滇军每月要求补助军费28万，黔军要求18万，熊克武未允。故此次会议，效果殊少也。”（《惺庵回顾续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13页。）

(51) 关于唐继尧以七省、八省或十省联军总司令自命，说法不一，此系根据《唐继尧》一书第22章记载归纳。该章说：“唐氏所指挥之靖国军，其区域则达八九省，人数则有二十余万。”

(52) 龚师曾：《孙中山先生与唐继尧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

(53) 刘光烈：《我代表熊克武赴北京活动经过》，《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61、87页。

(54) 但懋辛：《川军驱逐滇黔军概况》，《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110页。

(55) 张廷勋：《赵又新将军传》，《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58页。

(56) 但懋辛：《川军驱逐滇黔军概况》，《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114页。

(57) 《惺庵回顾续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34—243页。

(58)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广州艺苑印刷所1921年印行，第2页。

(59)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2编，第337页。

(60) 园田一龟著，黄惠泉、刁英华译：《新中国人物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版，第424页。

(61)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建国月刊》第1卷第3期。

(62) 《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99页。

(63) 《马凤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

(64)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37页。

(65) 郭翘然、李洁之：《粤军史实纪要》，《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8页。

(66) 《军政府成立详记》，《民国日报》1917年9月20日。

(67) 何香凝：《我的回忆》，《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68)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7辑，第18—19页。

(69) 叶声夏：《国父民初革命纪略》，第122—123页。

(70) 《民国日报》，1918年1月17日。

(71) 《广东讨贼笫二军总司令李绮庵等致孙中山电》，1920年9月22日。

(72) 《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29页。

(73) 《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29页。

(74) 《中央日报》（桂林版），1947年5月28日。

(75)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52页。

(76)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8页。

(77) 《民国日报》，1920年6月4日。

(78) 《申报》，1920年6月10日；《民国日报》，1920年7月22日。

(79)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23、47页。

(80) 据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参见夏琢琼、钟珍维：《旧桂系军阀在广东》，《西南军阀史料研究丛刊》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81)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7页。

(82)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2日。

(83) 《民国日报》，1920年6月4日。

(84) 《申报》，1920年1月15日。

(85) 《民国日报》，1920年5月13日。

(86) 黄绍竑：《旧桂系的兴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96页。

(87) 黄绍竑：《旧桂系的兴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96页。

(88) 刘石渠：《清末民初川军沿革》，《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3页。

(89) 吴雪俦、胡刚：《贵州辛亥革命散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7页。

(90) 冯祖贻、顾大全：《贵州辛亥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70页。

(91)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汤志钧编：《章太炎先生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0页。

(92) 《渝埠要闻》，《国民公报》，1917年9月9日。

(93) 《紧要新闻》及《令分酌调款办法》，《国民公报》，1918年6月5、6日。

(94) 《论理财当从实业入手》，《贵州公报》，1912年4月13日。

(95) 《贵州民国以来政治大略》，未刊资料。

(96) 《龙巡按使呈大总统文》，《贵州公报》，1915年2月26日。

(97) 兴义军阀两派，历来有新派、旧派，少壮派、元老派，王派、刘派，武派、文派几种不同的提法。这里使用新派、旧派的提法。

(98) 桂百铸：《刘显世集团内部斗争散记》，《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20页。

(99) 《戴议员等上刘兼座书》，《刘兼座复函》，见《贵州公报》，1920年1月23日。

(100) 《贵州政治委员会组织大纲》，《贵州公报》，1920年1月21日。

(101) 袁祖铭，字鼎卿，贵州安龙人，辛亥革命前与王文华同为刘显世部的队官。辛亥以后升至贵州陆军第二师师长，与王文华争夺权利而发生矛盾。1921年，袁祖铭与贵州参议会议长张彭年合谋，将王文华刺死于上海。此后贵州陷入混乱之中，袁祖铭于1922年返回贵州逐走卢焘，自任黔军总司令、贵州省长。然而1923年滇军又护送刘显世回黔，重任贵州省长。第二年刘又垮台。到1926午，桐梓系周西成掌握了贵州大权，开始了桐梓系军阀对贵州的统治。次年1月，袁祖铭被刺身亡。

第四章　孙中山南下护法和南北战争

第一节　护法军政府的成立

一　孙中山南下筹备护法政府

孙中山一直密切注视着北京“府院之争”的演变和督军团祸乱北方局势的发展。

早在1917年5月22日，孙中山与岑春煊、章太炎、唐绍仪曾联名致电段祺瑞及众参两院，要求他们遵守约法，尊重国会。“若与政客交换条件，使少数人得被擢用，而以国家为牺牲，无论官僚、民党，悉为国人之所不容。”⁽¹⁾同时，他又与章太炎等联名致电黎元洪及两院议员，指出“乱党独立，要求元首退位、国会解散，此但威吓行为，断不可长其骄气”；要求黎元洪“信赏必罚，勿事调停”；希望议员们“与宪法共死生……以保民国代表之尊严”⁽²⁾。随后，他怒斥“倪逆叛乱，附者八省”⁽³⁾的反革命罪行，指出倪嗣冲一伙“举兵谋另组政府，为复辟先声”⁽⁴⁾。他揭露天津伪政府玩弄“拥护总统，解散国会”的花招及张勋借调停之名解散国会、大搞复辟的阴谋，指出“调停战事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拥护元首之人，即主张废立之人”⁽⁵⁾。

孙中山从正副总统在督军团叛乱过程的表现中，看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重要性。他认为黎元洪身为国家元首，在“群盗鸱张，叛形已著”的情况下，屈服于督军团的压力，“求与调和，以损元首之尊严，国会亦或自议解散。……不知国会一散，去中坚而存守府，叛党得挟元首以令全国，反客为主，其祸更甚于反侧跳梁”，这种做法，“实同降伏”。因此，他指出：今日的中国，“宜宣言拥护国会，不宜宣言拥护总统”⁽⁶⁾。冯国璋身为副总统，在督军团叛乱时，“力能申讨而佯守中立，阴与周旋，兼为从中游说，迫胁元首，申请解散国会，实属通同谋叛”⁽⁷⁾。既然正副总统或者“降伏”叛逆，或者“通同谋叛”，完全丧失了充当国家元首的资格，那么，建立护法政府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孙中山也从段祺瑞在张勋复辟的表演中，看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紧迫性。段始则嗾使张勋复辟，继而打着“讨逆”、“拥护共和”的旗号，窃权盗国。这种“以叛讨叛、以贼灭贼”的行径，完全暴露了北洋军阀政府“乃与张勋争权攘利，而非拥护共和”⁽⁸⁾。随着国会第二次被解散，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奸贼当权，国家遭殃。而民主政治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国人不能容羿、浞、莽、操之徒窃据大位，时势迫亟，民国不可一日无主”⁽⁹⁾。

鉴于护法各省因无正当的统一机关，“内无以号召全国，外不能交际友邦”⁽¹⁰⁾，“正式国会急切难成，而对内对外又不能不有继绝扶危之中心组织”⁽¹¹⁾，孙中山决定加紧筹建护法政府的工作。7月1日张勋复辟事起，黎元洪避居日本使馆。孙中山一面先行通电否认副总统冯国璋有代理大总统资格，一面又把一度考虑实行的“驱黎”策略改为“迎黎”，因为他获悉黎元洪在张勋复辟当天否认还政，对复辟政权“严词拒绝，誓不承认”⁽¹²⁾。与此同时，孙中山通电号召两院议员“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¹³⁾，并派刘成禺、符梦松北上欢迎，汪精卫则驻沪招待南下议员。孙中山致电西南各省，强调今日的中国，“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¹⁴⁾。7月5日，黎元洪派总统府军事幕僚长金永炎抵沪谒见孙中山，说明黎决意辞职，现避居日本大使馆，将印信移交冯国璋副总统。而冯于6日抢先在南京宣布代理大总统职权。同日，程璧光派军舰四艘赴秦皇岛，迎黎元洪南下，但黎执意辞职，终不肯行。

孙中山曾一度考虑以上海为护法根据地。但上海是帝国主义封建顽固势力集中之地，外交问题十分棘手；那里的政学会分子又是非不辨，不愿与他合作共事，复辟势力的暗流或隐或现，蠢蠢欲动；护法力量很难发展。因此，他毅然放弃上海而选择广东为护法根据地。这个策略上的改变是正确的。因为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和他长期从事革命的策源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又是西南各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枢。从历史上看，那里无论是粤军或驻粤的桂军、滇军，在护国战争时期都或多或少有过一段参加“革命”、“拥护共和”的光荣经历，与北洋军阀有所不同。在督军团祸乱北方期间，两广宣布“自主”最早，陆荣廷为了保存和发展两广的地盘，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采取了某种对抗形式，这在客观上也为护法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孙中山把西南六省看作是“民国干净土”，认为“默观时势，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惟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¹⁵⁾。张勋在北京复辟期间，广东省长朱庆澜派人到上海邀请孙中山组织军政府，而驻粤滇军将领张开儒也通电主张迁都广州，认为“国都既陷，政无所出。维今大计，速迁政府，设置地点，广州为宜。组织内阁，遥戴黎公”⁽¹⁶⁾。于是孙中山在7月6日率海琛、应瑞舰离沪赴粤，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陈炯明等同行。他们于10日抵汕头，17日到达虎门，旋改乘江固舰抵黄埔。广东督军陈炳焜、省长朱庆澜等前往江边迎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主张请海军全体舰队来粤，然后在粤召集国会及请黎元洪前来执行大总统职务。19日抵广州，出席省议会欢迎会，与陈炳焜、朱庆澜商讨邀请国会议员来粤以召开国会和组织护法政府问题。孙中山提议以省议会名义，请国会议员来粤召集国会以决定大计；如法定人数不足，可召开紧急非常会议，“以决要政”。朱庆澜表示赞成。陈炳焜态度暧昧，以“南方力薄，经济困难”为辞，加以推托。孙中山逐一解释，并希敦促陆荣廷东下合作，“陈始无言，勉强同意”⁽¹⁷⁾。同日，孙中山通过津、沪各报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召开国会，以行“民国统治之权”⁽¹⁸⁾。

二　海军南下支持孙中山护法

在孙中山护法的号召下，早在1917年5月底，当倪嗣冲宣布安徽独立，派其侄倪毓芬为“北伐军”司令，率兵直迫丰台之时，海军总长程璧光即以复辟祸起，大局危迫，电令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队驻扎大沽，以资镇慑。随后，督军团集会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拟成立伪“临时政府”，程璧光乃于6月4日清晨入见黎元洪，告以张勋复辟的严重性。他说：“今叛督称兵，围困京邑，凌迫元首，危害国家。为大总统计，宜急离京暂避其锋，免为要挟。西南各省，暴力所不逮，璧光愿躬率舰队，护我大总统南下，号召义旅，歼除横逆，庶几共和可保，国命有托。愿大总统速行勿疑。”⁽¹⁹⁾黎元洪犹豫不决。程璧光敦促再三，但黎始终未能下决心，只要求程先行出京，集中舰队，相机行事。程璧光于6月5日离京，临行前夜访伍廷芳，探询他对时局的看法。伍回答说：“国事至此，若图挽救，非一手一足之烈。孙中山、唐少川（绍仪）、岑云阶（春煊）三君虽在野，未尝一日忘国事，现皆居沪。君抵沪，必与计议，国事可为也。”⁽²⁰⁾程9日抵沪，拜会孙中山。孙促其即行出师讨逆，勿以经费为虑。23日，孙中山与唐绍仪、岑春煊联名宴请程璧光于上海静安寺路哈同花园。27日，孙派人送交麦加利银行支票30万元，以作护法军饷之用。7月4日，程璧光和卢永祥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的狼子野心，指出：“造此逆谋，不特四万万人艰难缔造之共和国体将为所绝，四千年之文明国家将为所覆，且逆世界进化之潮流，招万国舆论之侮笑。”宣称“即日出师，挥戈北上，清帝制之余孽，杜汉奸之蔓延”⁽²¹⁾。21日，程璧光收到孙中山关于粤省欢迎海军南下的电报后，随即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队自吴淞口开往广东，计海圻、海琛、飞鹰、永丰、舞凤、同安、永翔、楚豫，连同过象山时增加的福安、豫章两舰共十舰，一万二千余吨。唐绍仪、汪精卫等同行。他们在沪发表“养电”——《海军护法宣言》，宣布海军讨逆三大目标：“一曰拥护约法；二曰拥护国会；三曰惩办祸首。”表示“所求者共和之实际，非共和之虚名”。“必使已毁之约法，回其效力；已散之国会，复其原状。元恶大憝、为国蟊贼者，无所逃罪，然后解甲。自约法失效、国会解散之日起，一切命令皆无根据，当然认为无效。发此命令之政府，当然否认。”⁽²²⁾这篇宣言在段内阁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之前三日发表，实为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第一声。24日，广东省长朱庆澜致电程璧光，热烈欢迎海军护法来粤，表示广东省政府“以拥护约法，回复国会，刬除国贼，为一致之进行”⁽²³⁾。8月5日，海军舰队全部抵黄埔。

海军护法南下，鼓舞了正在苦斗中的孙中山，震动了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激起了广东人民的革命热情，壮大了西南护法运动的声势。6日，广东各界在长堤东园集会欢迎海军南下，“到会者，数逾数万”，盛况空前。各界代表争先发表演说，“淋漓慷慨，闻者咸为动容”⁽²⁴⁾。

三　孙中山成立军政府

孙中山通电全国主张择地另开国会，重新组织临时政府。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纷纷先后至沪，住在法租界恺自尔路惟善里国会议员通讯处。孙中山抵粤后，致电国会议员来粤开会。广东各界也通电表示欢迎。至8月中旬，南下抵达广州的议员已达一百五十余人，但仍不足法定人数。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事宜。与会者认为，北京政府既已毁废约法，向护法各省用兵，中华民国名存实亡；为了对内团结护法各省，对外实行独立自立的外交政策，必须在南方另行组织政府，议员人数虽不足法定，可采取法国的先例，召开非常会议。19日，南下国会议员一百余人在广州回龙社前烟酒公卖局原址第一招待所举行谈话会，讨论召开国会及组织政府问题。决议采用“国会非常会议”名称，定于8月25日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并推举吕志伊、王有兰等七人为军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随后南下议员通电西南各省，指出：“同人等昔受国民之托，职务未终。今被国贼之驱，责任难弃。用依《约法》，自集于粤。人数未满法定，本难遽行开会。惟念时局之危，间不容发，西南散处，意志辄殊。对外则冯、段宣战，我将何以处德、奥？对内则黄陂孤陷，我将何以设政府？凡荷重要，亟待讨论，爰绎主权在民之用，师法人国变之例，特决定本月二十五日于广州开非常会议，以谋统一，以图应变。”⁽²⁵⁾

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开幕，国会议员一百五十余人出席。会议由原任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孙中山及广东省长朱庆澜等到会祝贺。粤督陈炳焜仅派代表列席。29日，国会非常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二十一条，规定国会非常会议以现任国会议员组织之；国会非常会议至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时为止；军政府组织大纲由国会非常会议制定并宣布之。31日，国会非常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共十三条，其主要内容如下：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次选举之；《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之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之；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军政府设立外交、内政、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军政府设都督若干员，以各省督军赞助者任之。

显然，这个《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是为了适应戡定叛乱的战时需要而产生的。它是作为《临时约法》的补充而存在的。其特点是把恢复《临时约法》作为主要奋斗目标；在《临时约法》未恢复以前，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对内行使中华民国行政权力；对总统则虚位以待。

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举行大元帅选举会，出席议员九十一人，孙中山以八十四票当选为大元帅。翌日选举元帅，唐继尧得八十三票，陆荣廷得七十六票，均当选。余一名元帅原预定为程璧光，但程派代表表示不愿居此名义，会议乃从缓议。同日下午，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及国会议员数十人，乘舞凤舰至黄埔，举行大元帅授印仪式。吴景濂致大元帅颂词道：“民国不造，倪、张倡逆。国会解散，大法扫地，以启清廷复辟之变。段祺瑞与张勋，同恶相倾，迭为起灭。孱清斯覆，而大总统亦被废斥。国法圮绝，民无所依。景濂等以为救拯焚溺，不可格以恒轨。用是依准法国前例，开非常会议于广州。佥谓大盗移国，非武力不能镕治，西南各省与海军第一舰队，兵力雄厚，士心效顺。而部曲散漫，未有统帅，殊不足以取齐一之效。即于六年八月三十日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置海陆军大元帅一人。九月一日，投票选举。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文，手创民国，内外瞻仰，允当斯任，即日赍致证书，登坛授受。悃忱未尽，复申是言。所愿我大元帅总辑师干，歼灭群丑，使民国危而复安，约法废而复续，不胜郑重期望之至。”⁽²⁶⁾旋由王正廷代表授印。孙中山致答词说：“文以不德，忝为共和先导。民国成立，六年于兹，而枭雄畔换，频烦不已，文不能救，自念无以对我邦人兄弟。今者叛督倡乱，权奸窃柄，国会解散，元首迁废。此诚勇夫志士发愤倡义之时也。而迁延数月，大兵未举，政府未立，内无以攘寇乱，外不足以示友邦。文以国会诸君不释之故，不得不统摄军政。任职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责任在躬，不敢有贰，诸所举措，亦唯国会诸君实匡逮之。”⁽²⁷⁾

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发表就职宣言，痛斥北京政府“权奸当道”，祸乱中华，“侵约法宣战媾和之权，辱国会神圣立法之地”；“嗾贼兴戎，以肇解散国会之祸”，张勋应机复辟，“民国根本，扫地无余”。宣言指出：“犹幸共和大义，浃于人心，举国同声，誓歼元恶”。“所赖海军守正，南纪扶义，知民权之不可泯没，元首之不可弃遗，奸回篡窃之不可无对抗，国际交涉之不可无代表也。”于是召开国会，“以文为海陆军大元帅，责以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奉迎元首之事”。孙中山最后表示：因为身与共和死生相系，“艰难之际，不敢以谦让自洁，即于六年九月十日就职。冀二三君子同德协力，共赴大义。文虽驽钝，犹当荷戈援桴，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²⁸⁾

经孙中山提议、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任命军政府各部总长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　伍廷芳　　次长　王正廷

财政总长　唐绍仪

陆军总长　张开儒

海军总长　程璧光

内政总长　孙洪伊　　次长　居正

交通总长　胡汉民

除各部总长外，军政府还任命若干军政长官：

军政府秘书长　　　　　章太炎

军政府总参谋长　　　　李烈钧

军政府海军总司令　　　林葆怿

大元帅府亲军总司令　　李福林

大元帅府参军长　　　　许崇智

军政府第一军总司令　　陈炯明

大元帅高等顾问　　　　吴景濂

川滇劳军使　　　　　　王　湘

湖南劳军使　　　　　　林祖涵

从上述各部及各部门任命的人员看来，军政府是由国民党、海军及驻粤滇军组成的联合政府。由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一开始就采取“虚与委蛇”的消极态度，桂系没有参加政府工作，这就决定了军政府将是个短命的政府。

四　各地护法军、靖国军的兴起

军政府的成立及孙中山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鼓舞了各地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力量，促进了护法运动高潮的到来。

四川：当军政府成立的消息传到四川的时候，11月1日，川边屯殖使张煦在西昌宣告独立，并致电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表示“拥护真正之共和，扫除非法之政府，爰举十邑之地，州【卅】营之众，遥承军府，近联滇黔，为国讨贼，虽死不避”⁽²⁹⁾。唐继尧将该部编为靖国军第七军，任张煦为总司令。3日，颜德基以“四川靖国临时司令”名义，在绥定（今四川达县）通电独立，声讨段祺瑞祸国殃川罪行，宣布与西南一致行动。12月14日，陈凤石在大竹县宣告独立，通电护法，自任为“四川靖国招讨司令”。18日，川军第一师第二混成旅旅长王在合川通电护法，被军政府任命为四川靖国联军川北总司令。1918年2月16日，川军第二师所属之刘成勋、陈洪范两旅在乐山宣布拥护西南护法军。17日，川军一、三两师全体军官联名致电李烈钧，表示加入西南护法军。18日，川军一、三两师及刘成勋、陈洪范、汪可杰、舒荣衢各旅再次联名宣布与西南靖国、护法各军一致，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湖北护法力量迅速发展。1917年12月1日，鄂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门（今江陵县）宣告自主，组织湖北靖国军，并电请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取一致行动，还致电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痛斥段祺瑞“施袁（世凯）故智”，“藐法徇私”，煽动叛乱，怂恿复辟，“乘机攫踞大位”，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以巩固共和国基，恢复约法为目的”⁽³⁰⁾。孙中山复电表示祝贺说：“义帜飚举，共誓讨逆，露布传来，欣喜何极。”指出“荆沙为大江师旅树之先声，从此西通巴蜀，南连三湘，奉提挈左右，共规大计，会西南之雄锐，清河洛之氛祲”⁽³¹⁾，并派张伯烈、蒋文汉前往犒师慰问。同日，原鄂军第三师师长王安澜率旧部于鄂豫边境宣布独立，3日通电进驻随县、枣阳一带，决心“与西南各省一致进行，负弩先驱，整旅北伐，会师武汉，直捣京畿，迎还总统，恢复约法，巩固国基，促成法治，以慰先烈在天之灵，而竟西南护法之志”⁽³²⁾。6日，鄂军第一师一团在黄州（今黄冈县）宣布自主。10日，湖北革命党人蔡济民率民军攻克广济，次日占领黄梅，自称鄂军总司令，随后攻占施南、利川、咸丰、来凤等县。16日，襄阳镇守使黎天才通电宣告自主，并就任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决心跟石星川“誓同生死”⁽³³⁾。孙中山复电黎天才表示祝贺。黎天才随即攻新野，克天门，夺宜昌，击溃北军吴光新部，有力地配合南军的湘南作战。

陕西：护法运动发展广泛。1917年11月25日，焦子静等在白水县通电宣布自立，筹建陕西护法军，并发布讨伐陕督陈树藩檄文。12月4日，陕西龙驹寨（今丹凤县）驻军王明敏等以护法军名义，占据商（县）、洛（南）一带。11日，陕西警备军分统领耿直在西安发动政变，赶走陈树藩。21日，郭坚在凤翔通电宣告独立，就任陕西护法军西路总司令，声明护法讨逆，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次年1月25日，胡景翼部营长张义安在三原独立。27日，胡景翼、曹世英分别由富平、耀县赶到三原，组织陕西靖国军，发表檄文斥责陈树藩“甘作倪、段之螟蛉，实为共和之蟊贼”，声称“高搴义旗，进据三原，陈师河北，直逼西安，为西北特树风声，我与东南遥相策应”⁽³⁴⁾。随后曹世英、胡景翼分任陕西靖国军左、右翼总司令，各自独立。后高峻、郭坚、卢占魁等部亦加入，2月8日攻占临潼，17日占领西安。3月8日，陕西靖国军全体军官会议举唐继尧为川、滇、黔、陕四省靖国联军总司令。

安徽：1917年11月22日，程蒯等通电护法，宣布成立皖北讨倪军，声讨倪嗣冲倡言解散国会，阴谋复辟，次日攻占寿县。1918年3月12日，安徽含山县李雨春等举义，称护法讨倪军，攻占县城，释放囚犯。

浙江：1917年11月26日，宁波驻军通电宣告自主，与浙省军民两署脱离关系，组成宁波独立军，设浙军司令部于宁波，综理军民两政事务，推前督蒋尊簋为浙军总司令，宣称“誓必荡除叛逆，兴复约法，还我国会，厉行自治”⁽³⁵⁾。同日，温州、处州宣布独立，与宁波取一致行动。绍兴、台州、严州等处也随之响应，或宣告独立，或声称自立。

湖南：继湘南自主之后，1917年10月2日，宝庆守备第二区司令周伟、第五师三团团长宋鹤庚联衔通电宣告自主，声讨段祺瑞蹂躏约法、解散国会的罪行及湘督傅良佐标榜实行“以湘治湘”的祸湘计划。11月9日，宁乡护国军数百名占领县署，宣告独立。

此外，山东靖国军、福建靖国军、河南自主军相继起事。在短短几个月内，护法的烽火遍及十几个省份，“纵横于大江南北，如火如荼，一日千里，皆以拥护军政〈府〉为名”⁽³⁶⁾。

各地护法军、靖国军的兴起，或者是革命党人举义讨逆，或者是爱国将领反对段祺瑞武力兼并，或者是北洋系的军人反戈抗段，虽然动机各不相同，但他们几乎都打起护法的旗号，表示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并想方设法取得军政府和孙中山的领导和支持。

各地护法军、靖国军的兴起，使孙中山受到莫大的鼓舞。他曾计划把各地分散的护法力量纳入军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具体部署是：由唐继尧统一滇、黔、川三省兵力，攻取四川，顺江东下；陆荣廷统一粤、桂及驻粤滇军援湘，协同程潜、刘建藩抗击北军的入侵，夺取湘省，直趋江汉；黎天才、蔡济民攻占湖北，挥师北指；陈炯明、李烈钧率粤军攻闽袭赣，西上武汉；黄复生、熊克武北击祁山，东进荆襄；然后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大举北伐，统一中国。但是，由于西南军阀的牵制和破坏，各地护法力量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孤军作战，不能在军政府和孙中山的统一指挥下形成一支有坚强领导的护法武装力量，因而自生自灭，最后终于导致失败。

第二节　南北战争的开始

一　南北政府的战略方针及其战略部署

段祺瑞继承袁世凯武力统一中国的衣钵，决心以北洋武力对付西南护法，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其军事战略是双管齐下：一是对湖南用兵以制两广，一是对四川用兵以制滇黔。1917年8月6日，段特派其心腹大将、北洋“四大金刚”之一的傅良佐为湖南督军；特派其内弟、北洋“四大金刚”之一的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

关于四川省的变幻离合情况，前章已有述及，这里主要叙述和分析湖南战场的情况。

护国战争后，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而拼命扩编军队，到1917年下半年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全国正规军已由护国战争时的五十万人增加到六十四万人。其中北京政府陆军部直辖的部队，由袁世凯死前的十三个师三十二个混成旅（团）增加到十七个师四十三个混成旅（团），约合四十七万四千余人（不包括全国警备、巡防部队）。这是段祺瑞赖以发动内战的基本力量。

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所统辖及响应护法的军队，主要有陆荣廷控制的驻广东十个师，广西四个师，由唐继尧指挥的驻云、贵、川六个师，由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率领的第一舰队（包括巡洋舰三艘、炮舰六艘、其他辅助舰四艘）以及各地的护法军、靖国军、护国军，共约十五万人以上。虽然总兵力不及北洋军，但南军在本地区作战，可将大部分兵力投入火线。因此，在战场兵力对比上，南军与北军不相上下。

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广东——护法军政府所在地，但南北争夺的前哨战是在湖南。正如段的心腹大将徐树铮所指出的：“欲定大局，非谋统一不可；欲谋统一，非川粤同受政府节制不可。以川较粤，川可稍缓，而粤宜急。粤定川或随之而自定。我之争湘者，为图粤计耳。粤不定，湘即危，湘有事，鄂亦不安，大局则时有摇动之虞。”⁽³⁷⁾这就是说，段祺瑞要想统一中国，必须先征服粤、川，“而粤宜急”。要夺粤，必先攻湘。因此，湖南成了北洋军阀进攻的首要目标。

陆荣廷清楚地看到“湘省为两粤门户，又系滇黔咽喉，湘失则西南腹背受敌，不特进取之机全无，且（北军）得湘实足以制西南之死命而有余”⁽³⁸⁾。他认为“湘督易人”，是段祺瑞政府决定对西南各省用兵，妄想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露骨表现，唇亡齿寒，必须认真对待，于是赞成率两广军队援湘。10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出师北伐的战略方针，一致议定：一、派员与陆荣廷及两广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的计划；二、以滇军第三师援湘；三、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四、饬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加紧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五、由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这是孙中山为军政府统一领导护法各军所制定的战略方针。

二　湖南的争夺战

1．北军三路夹攻湖南，南北战争开始

早在广州军政府成立之先，段祺瑞政府就派其心腹大将、前陆军次长傅良佐代替湘督谭延闿，并调北洋第八、第二十师入湘，南北战争行将一触即发。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9月29日，代总统冯国璋指责孙中山非法召开非常国会，“擅发伪令，煽动军队”，下令对军政府成员“一体严缉交法庭依法讯办”。10月1日，段祺瑞与《大陆报》记者谈话，声称将“出师剿灭”南方军队，表示对反对派领袖“政府必不宽宥”。在北京政府如此咄咄逼人面前，陆荣廷邀请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赴桂，参加护法援湘会议。3日，两广援湘军事会议在南宁召开。陆荣廷在会上谴责段祺瑞“蔑弃约法，目无国人”，指出“国事鼎沸，日趋险恶，推原祸始，系段祺瑞一人之过”；声称：“今余所抱宗旨，在使谭延闿复职，撤回湘省北军，然后再与段氏谈法律。欲达此目的，非实行征伐不可”，号召大家“同心同德，一致讨贼”⁽³⁹⁾。会议决定由陈炳焜、谭浩明、程璧光、李耀汉联名通电，痛斥段祺瑞毁法叛国，制造内战，“构衅川湘，不惜以西南各省数千万人之生命财产供其牺牲”⁽⁴⁰⁾的种种暴行，同时提出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撤退傅良佐四项主张。会上还决定：出兵援湘，推桂督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司令（入湘后，谭自称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军政府特派革命党人钮永建为总参谋长，陈继祖为参谋长。广西出兵四十五营，广东出兵三十五营⁽⁴¹⁾，共组成五个军。以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别为第一至第五军司令。10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查段祺瑞实为首逆，倪嗣冲为叛军之魁，梁启超、汤化龙为主谋，朱深假藉检察职权，公然附逆，着各路司令一体进剿，有能擒斩以献者，本大元帅当视厥等差，予以厚赏。”⁽⁴²⁾

至此，以南北对峙为主要形式的护法战争正式拉开了战幕。

湘南自主，傅良佐十分恐慌。当时只有第八师两个营抵达湘阴，傅只得先令湘军第一师代师长李佑文率该师第一旅开赴衡山，“相机剿办”，同时致电北京政府，提出“府既决计用兵，宜即从速准备，先发制人。京保各队务望迅饬开拔，加速运送，现我军分两路进攻衡宝，近甚得手。再得一、二旅协力猛攻，一鼓而平。一面仍盼中央迅电赣、闽龙（济光）准备进行，俾两粤军队不敢实行援湘。一俟湘境肃清，彼自无能为力”⁽⁴³⁾。9月20日，李佑文率第一旅离长沙南下，命第一团团长梅倬敏率部从株洲沿湘江左岸开进。22日，在衡山县七里滩与林修梅所部接战。28日，李军第一团第一营不愿“以湘攻湘”，在衡山石湾起义，加入刘建藩、林修梅护法军，第一、二团大部官兵立即响应，投入护法军，或携枪逃散。一旅之众顷刻瓦解。傅良佐欲一举扑灭湘南起义军，使“两粤军队不敢实行援湘”的企图就此落空。

9月28日，傅良佐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统一组织指挥湘南作战。10月初，桂系召开南宁会议，决定大举援湘，通电公开讨逆。随后，段祺瑞即下讨伐令，命湘南王、范两司令分兵三路夹攻湘南：正面攻衡山，右翼攻宝庆，左翼攻攸县。此时，北军第八师之第十五旅（旅长王汝勤）和第二十师之第三十九旅（旅长张纪）相继开抵长沙。稍后到达的还有倪嗣冲之安武军二十营，晋军商震混成旅及第三师闵文湘旅。

湘军第一师第一旅官兵反戈护法，使湘南护法军声势为之一振。从9月底至10月初，刘建藩率所部十营和广西陆裕光所部由旅长贲克昭率领的先头部队，先后抵达衡阳，加上林修梅部原有五个营（包括铁道守备司令李仲麟所辖两个营），使衡阳地区的护法军增至四十营，约一万五千人。这时，程潜受孙中山的派遣，也由广州抵达衡阳。10月6日，湘省护法军各路将领齐集衡阳，决定组织“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公推程潜为总司令。

护法军的进军路线是：粤军由第四军司令马济率领约七千人，从广州出韶关，经湖南耒阳向攸县、醴陵、长沙进攻，是为右翼；桂军一路由第一军司令韦荣昌从三江入湘，经新宁逼宝庆，一路由第三军司令陆裕光部和第二军司令林俊廷部从全州经永州、祁阳、衡阳攻长沙窥岳州，由谭浩明指挥，是为中部；湘军由湘南总司令程潜、第一师师长赵恒惕、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等指挥，约二万余人，自宝庆北上，是为左翼。两广三路入湘的总目标是会攻长沙。

南北两军在湘南地区展开了厮杀，其大战役计有衡山之战、宝庆之战和攸县之战。

2．南军轻取长沙

正当南北军在湘南鏖战之际，北洋开入湘南的主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于11月14日发出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电称：“天祸中国，同室操戈。政客利用军人，各执己见，互走极端，不惜以百万生灵为孤注一掷，挑南北之恶感，竞权利之私图。藉口为民，何有于民。侈言为国，适以误国。……汝贤等一介军人，鲜识政治，天良尚在，煮豆同心。自零陵发生事变，力主和平解决，为息事宁人计。此次湘南自立，以护法为名，否认内阁，但现内阁虽非依法成立，实为事实上临时不得已之办法。即有不合，亦未始无磋商之余地。在西南举事诸公，既称爱国，何忍甘为戎首，涂炭生灵，自应双方停战。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持平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纷争。”⁽⁴⁴⁾18日，“长江四督”（直督曹锟⁽⁴⁵⁾、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也联名通电，主张撤兵停战，与护法军和平解决，电云：“伏顾念亡国之惨，哀生灵之痛苦，即日先行停战，各守区域，毋再冲突，俾得熟商大计，迅释纠纷，鲁仲连之职，锟等愿担任之。更祈开诚布公，披示一切。既属家人骨肉，但以国家为前提，无事不可相商，无事不能解决。”⁽⁴⁶⁾赣督陈光远还发表宣言，宣布保境息民，拒绝北洋军队假道江西开往湖南，要求停止川、湘两省的战争。

王、范的通电停战主和及“直系四督”的热烈响应，是直系头子冯国璋“和平混一”政策与皖系头子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矛盾的集中反映，是冯派势力倒段的具体表现。

王、范均是直隶籍人，因乡谊关系加上派系关系，都直接听命于冯国璋。他们当初离京出征请命之时，段祺瑞态度坚决，百般激励，冯国璋则不以为然，欲言又止，略露反对武力解决西南之意。王、范默揣到冯国璋的意图所在，入湘后又不满于傅良佐的飞扬跋扈，因而消极怠战，静观形势的发展。在湖南“网开三面（即衡山、宝庆、攸县之战）、全面作战”之时，傅良佐“深恐湘乡有失，衡山后路可虑”，便商同王、范，要求他们一面“进攻衡阳之背”，一面“正面奋力进剿”。但是，王、范却采取不合作态度，联名复电声称“兵疲力尽，万难作战”，要求“速找调人，令各方面一律停战”，并哀叹“战固不能，守亦不可，撤退亦难”⁽⁴⁷⁾，唯一的挽救办法是双方立即“停战媾和”。段祺瑞一直要直系军人打头阵，在连续作战中，王、范部队损兵折将。为保存实力计，他们秉承冯国璋的意旨，不愿继续为段祺瑞卖命了。

王汝贤、范国璋于发出主和通电的当天，不经北京政府许可，就自行停战，从衡山撤兵。傅良佐急电右路朱泽黄部和左路李传业部收缩兵力回援长沙。但不待两路军队赶到，傅与代理省长周肇祥就在当晚携带印信乘坐军舰逃离长沙。湖南人民发出“赶走北兵狼子”的怒喊，北军陷入了草木皆兵的境地，长沙一片混乱。是日，省城绅商组织湖南暂时维持军民两政办公处，公推王汝贤为办公处主任。

王汝贤的第八师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是北洋军的嫡系王牌军。这两军擅自停战求和，犹如晴天霹雳，给段祺瑞当头一棒。为了挽回湖南的惨败局面，他被迫对王、范采取笼络办法：一面将擅离职守的傅良佐、周肇祥先行免职，听候查办；一面派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所有长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贤督同范国璋完全负责”。段祺瑞在命令中特地指出：“王汝贤等身任司令重寄，统驭无方，以致前敌败退，并擅发通电，妄言议和，本属咎有应得”，但因“悔悟尚早，自请处分，心迹不无可原。此次维持长沙省城，尚能顾全大局，暂免置议”。段要求王汝贤等戴罪立功，并说：“倘再退缩畏葸，贻误戎机，军法具在，懔之慎之！”⁽⁴⁸⁾这个命令，是冯派势力对段派的另一个胜利。王、范停战求和，打乱了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计划，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军法”处分，反而把皖系的心腹干将傅良佐逼走，取代督军和省长的地位。于是，他们一方面在湘潭、株洲一带集结兵力，另一方面向南军提出维持南北两军现有界线，一切问题留待谈判中和平解决的主张。护法军在北军撤出衡山后，向北推进，连克湘潭、株洲，直趋长沙。北军节节败退，王、范被迫逃往岳阳。段祺瑞对湘用兵以制两广的计划宣告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抢先进入长沙，湘军总司令程潜电令其“扫径以待联师，勿得发生何种名义”。21日，程潜赶到长沙。第二天，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公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24日，程潜就任湖南省长，但谭浩明立即令程“勿得擅自建立，致涉纷歧”。于是，12月8日，程解省长兼职。12日谭到长沙，18日宣布“暂以湘粤桂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这样，谭浩明把湖南划入桂系势力范围，完全剥去了“以湘治湘”的伪装。他自居三省联帅，陆荣廷就变成湘粤桂三省巡阅使了。这时，谭延闿又搬出“以湘治湘”口号大造舆论，迫使北京政府于12月下令“特任湖南省长谭延闿兼署督军”。8日，谭致电北京政府提出五项主张：“（一）对于中央命令并无抵抗之意；（二）赴湘就湖南省长兼督军之任，特请中央准其将驻岳州等处之北军一律撤退；（三）现驻湘境之桂军，应由该省长向谭浩明交涉，请其退出湘境，勿庸政府干预；（四）湘省叠遭兵火惨焚，商民萧疏，应由中央拨予巨款，维持市面；（五）湖南原有陆军两师，仍须照旧募齐，担任本省防务。上述数项，如中央不表同意，决不就职。”⁽⁴⁹⁾谭延闿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与北京政府讨价还价，无异承认了段内阁的合法地位。由此可见，在一片胜利声中发生于长沙的这幕争权夺利的闹剧，生动地反映了湘粤桂联军以“护法为名，地盘为实”的军阀性质。

三　段祺瑞内阁的第二次倒台

傅良佐的仓皇逃走，宣告了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11月15日，段向代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职。16日，他给北洋系将领一份密电说：“此次西南之役……迭经阁议，询谋无间，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黩武结兵，耿耿此心，可对同志。……乃奸人煽惑，军无斗志，删日王汝贤、范国璋等通电传来，阅之痛惜，不意我同袍中竟有此不顾大局之人干纪祸国，至于此极也。……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果能一心一德，何国不成，何力不就。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今日三之一，所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近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柢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乃别出阴谋，一曰利用，二曰离间，三曰诱饵。昌言反对者，固为彼所深仇，即与之周旋者，亦是佯为结好。无非启我阋墙之争，收彼渔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种而后快。王汝贤等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决藩篱，落彼陷阱也。”他在电文中还说：“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倘能达我愚忱，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⁵⁰⁾这份密电随即被报纸披露了。它半是谤文，半是哀歌；既是一篇绝妙的辩解词，也是一篇无可奈何的自供状。段祺瑞攻击南方对北方采取“利用、离间、诱饵”的策略，“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亡国灭种而后快”，实是他以己度人的写照。

“四督”响应王、范通电主和，激怒了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段祺瑞。他愤于冯派将领逼迫太甚，于11月20日再次提出辞职。22日，代总统冯国璋自以为夺取北洋军政大权的时机已到，毅然下令准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特任王士珍署国务总理，又令内务总长汤化龙、财政总长梁启超、司法总长林长民、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免职。段祺瑞第二次内阁宣告倒台。

第三节　南北和战之争

1917年11月28日，日本国会议员菊池来电请孙中山派人访日，电称：“俄国内乱，由俄之德俘煽成，恐有入中国煽动扰东亚和平者，对支政策一变。昨阁议决定，与协商国商议，使南北妥协，中国早归平和，南方须多让步，勉求东亚大局一致，此际认为必要。至急派西南各省之人于日，代表南方各派，以在日有信用之张继、汪兆铭为宜。”孙中山随即致电唐继尧，征询他对于派张继、汪精卫赴日的意见⁽⁵¹⁾。这里所说的“阁议”，显然是指日本寺内内阁的态度。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强迫南方护法政府作出让步，促使南北妥协后的中国纳入日本侵华战时轨道的阴谋，这样就增加了中国南北和战之争的复杂性。

一　护法军内部和战问题的分歧

北洋将领停战主和的通电，在护法阵营内部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这是一场骗局，始终坚持护法的原则立场，反对南北调和。他于11月18日发表时局声明，指出“此次西南举义，既由于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⁵²⁾。随后他致电孙洪伊，指出议和“当以取消非法机关，恢复旧国会为唯一无二之条件”⁽⁵³⁾。与此同时，他揭露日本寺内内阁插手我国“南北和谈”的阴谋，强调指出：“南北和议，本不容外国干涉，但恐为强有力者所制，是为可虑。”⁽⁵⁴⁾当他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那里获悉日本政府“要求中国与日本连起来，而且对德宣战”时，就明确表示：“我赞成日本维持中国中立的老政策，但是要用我的十二分力量，来反对日本把中国放在日本保护底下来参战的新计划。”据孙中山后来透露，他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拉开做两半”。他说：“我那时看出日本不能希望单拿外交来征服中国，就在请中国参战这个表面名称里头，打算着用军事统辖来征服中国了”，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果然能牵制着日本军阀的计划”⁽⁵⁵⁾。他在复头山满等人的信中再三强调“解决今日时局，以恢复国会为唯一之根本”。除此之外，不求其他条件。“背乎此者，则无论示以何种条件，文必不甘承认之。何也？为图中国之长治久安，实舍巩固国体外，无他道耳。”⁽⁵⁶⁾他也深刻地看到了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在致通电主和的倡导者、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劝李在南京独立，勿为日本寺内利用。他在致孙洪伊电中，要孙转告李纯，“如南京宣布独立，军舰当可一致相助，文或乘之来沪，以取淞浙，为李督后援，请李放胆做去，断不致孤立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寺内决定方针，使中国南北调和，利用我人众物力以攻俄国，此事若成，中国其高丽矣。”“此时救亡妙策，在南北分离，庶不致为寺内利用，劫持中央，以临各省。我能分立，寺内无所施技；中国不与寺内一致，寺内当不敢建攻俄之策，盖除中国之人众物力，世无足以御德俄者。文决日美之败，更速于英法也。望将此意设法传布国人。”⁽⁵⁷⁾这里，孙中山从大局出发，用分离南北以抵御日本侵华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孙中山看到了日本侵华政策对中国的严重危害性，表现了远大的政治眼光。但他对协约国将败的看法，却不合乎实际。29日，孙中山复电李纯，重申停战必须以完全恢复约法、国会为条件，电称：“惟是军政府与西南诸省，既以护法讨逆为职志，倘能约法国会完全恢复，创乱诸逆依法惩办，并由正式国会解决总统内阁诸问题，则半国之兵不难一朝而罢；否则法治难复，共和徒有虚名，劳师旷日，士气忿郁，口舌既穷，战祸益烈，亦非执事息事宁人之意也。”⁽⁵⁸⁾

由于陆荣廷热衷议和，一意孤行，甚至抢在北京政府停战令发表之前首先宣布停战，孙中山对这种不顾大局的做法表示愤慨，因而他把希望寄托在滇军头子唐继尧身上。12月7日，他致电章太炎指出：“陆此次出兵，本在攫取湘权，长沙既得，其欲已偿，故一再电冯停战，而未及旧国会之应恢复；对于岳州北军，亦无驱除之意，于军府始终无诚意之表示，致冯意益肆，局势至此，危险实甚！”但他认为黎天才、石星川举义荆、襄，联军亦攻下重庆，“大江脉络，可望贯通”，形势为之一变，“此实一大转机”，请章敦促唐继尧迅速率领滇军沿长江东下，与黎、石之鄂军会师武汉，造成逐鹿中原之势。在孙中山看来，“武汉三镇，桂所必争，倘能为我所有，即形势略定”⁽⁵⁹⁾。10日，他又致电促唐继尧等迅出宜昌，东下进击武昌。该电指出：“陆主停战议和，全出于自便私图，故于近日荆襄举义，概称之为暴动，其态度可见。惟各方对于此举，多不赞同。现海军及滇粤军已于佳日开始向闽出发，荆襄及南阳已先后举义，滇黔联军已下重庆。文于黄河流域，亦有大部分兵力布置，不久即可由弟发动，望蓂帅迅出宜昌东下，进击武汉，则长江以北将悉属军府范围，届时陆虽单独议和，亦无能为也。”⁽⁶⁰⁾但唐以川中尚未荡平逆军为词，拒绝东下援鄂，回电声称：“北方言和并无诚意，特缓我师，乘间图南。此间早已窥破，故始终一致主张，积极进行。惟以川中逆军，尚未悉数荡平，猝难东下。”⁽⁶¹⁾当北方的皖系主战派加紧调兵遣将，南北战争乌云密布，通电主和的倡导者李纯有声援南军的表示时，孙中山再次致电促唐继尧克日东下。他说：“伯兰（孙洪伊）敬日电云：‘段复出，局势大变，北兵陆续南下，并决议先取南京。宁督已悟，调停无望，且借调停，以缓我师，决以宁力抵抗。日昨已密下动员令，军队已由浦口出发，事机迫切，请转唐、莫、谭三督及西南各军，迅速一致进行。’……查此间所得各路消息，宁已动兵，已成事实。但恐孤立无援，长江或为北军所蹂躏，深望贵埠军克日东下，以分北军之势。武汉北军，久无斗志，事必有成。协和（李烈钧）、竞存（陈炯明）攻闽之师，已继续出发，若共和有幸，得以保全，破贼必矣。”⁽⁶²⁾但唐继尧和陆荣廷一样，对孙中山采取虚与委蛇的敷衍态度，按兵不动，以致失去了攻克岳州，会师武汉的大好时机。

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认为联军占领长沙后，其主要任务是看守老家两广地盘。他们按兵不动，忙于争权夺利，静待和议的发展，一切问题消极等待谈判中解决。他们认为进攻岳州，就要冒破坏直桂联盟，从而促使直皖两系重新结合的风险；反之，不进岳州，可利用直系牵制皖系，由此达成与北方的和平协议。于是他们一再催促冯国璋代总统下令宣布停战，甚至迫不及待，于11月24日复电李纯转大总统，赞成“四督”主和通电，并带头发起南北停战。25日他们获悉冯国璋颁布停战令后，28日谭浩明奉陆荣廷之令，以联军总司令名义通令响应停战。该电称：“顷奉府院通电，段祺瑞奉令免职，根本已得解决，自应照约法停战，请转知前敌各军遵照办理，以便磋商条件等语。希即遵照办理，饬令前敌各军，暂时先行停战，以便磋商条件。”是日，谭又致电直、苏、鄂、赣四督军说：“诸公雅意调停，解决大计，三军额手，申庆和平。业经令饬前敌各军即日停止作战，以期解决。惟迭据前敌前路报告，岳州方面，北方连日增兵，似以准备激烈作战举动。桂粤各军团昼夜不安，而湘军愤深之气，尤勃勃难遏。……伏望通饬各军前敌军队一律停战，并将驻岳各军完全退出湘境，以表示和平决心。”⁽⁶³⁾12月5日，谭浩明致电唐继尧，要求“西南一致，以免纷歧”⁽⁶⁴⁾。12月9日，陆荣廷无视孙中山反对停战谈判的呼吁，背叛广州护法军政府，暗中与冯国璋秘密勾结，通电主和。他给程璧光和莫荣新的电报中说：“迭接冯代总统来电，主张调和，直苏鄂赣亦与前军提议停战条件。海军出发，可否少缓日期，暂候解决，以免发生冲突，请两公协商斟夺为盼。”⁽⁶⁵⁾这一主张，遭到程璧光的强烈反对。程在复电中尖锐指出：“冯总统及直苏四督主张调停，似应遵从，惟旧国会尚未恢复，岳州北兵尚未撤退，停战确无担保。况莫擎宇据地称兵，李厚基增兵来援，我不攻人，人日谋我，潮汕一日未平，粤疆万难镇定。在粤海军派出五舰，滇军方师长派出一旅，于九日由省出发，径讨潮汕。如果中央诚意调和，俟潮属完全收复，再行相机进止。”⁽⁶⁶⁾

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对和战问题采取两面派手法，态度暧昧。唐一面于11月28日致电孙中山，慷慨陈词，坚求护法，声称“国家之治安，全恃法律为维系”，若“执政者必叛法而行，残民以逞，则南方各省人民宁死于枪林弹雨之中，不能偷活于暴戾淫威之下。安危利害，只在当局一转移间而已”⁽⁶⁷⁾。另一面他又与陆荣廷沆瀣一气，遥相呼应，于12月4日致电直、苏、鄂、赣督军，宣布已令驻川滇军实行停战，并请代陈北京政府“严令川督切饬各队一律停战”。唐继尧反对停战调和是假，目的是为了敷衍孙中山；要求停战调和是真，其如意算盘是为了谋求个人权位，实现军阀割据。

以程潜为首的湘军将领，处于战争第一线，生死存亡，利害攸关。他们坚决要求乘胜夺取岳阳，认为不攻下岳阳，长沙也保不住。程先后于12月6日致电陆荣廷“请以武力解决岳阳问题”；10日致电西南各省，指出北洋政府继续增兵岳阳，不能“轻与议和，致中诡计”；12日致电孙中山，强调“非有激烈之战，岳阳问题不能解决”，宣称“潜等率师只有言战”。他认为，既然“调和已成一说”，也该考虑调和条件，其原则是：一、恢复国会；二、惩办祸首；三、北军退出岳州；四、裁减北方军队；五、应规定全国兵额；六、解决四川问题：七、放逐奸邪⁽⁶⁸⁾。非常国会也致电程潜等热烈支持他们，“主张根本廓清以为一劳永逸之计”，揭露北洋政府“阳托调和以缓我攻取岳州之师，阴则厚增援兵以为由岳再犯长沙之计”，断言“调和之说，最足误人”，要程潜“联合两粤援军，迅速决计攻取岳州，一面分派劲旅固保常德，遥为湖北荆、襄声援”⁽⁶⁹⁾。

滇军驻粤第三师师长张开儒提出了和谈十条原则：“（一）恢复旧约法之效力，以固国体；（二）恢复旧国会以促成宪法；（三）请黎大总统复职，如黎公辞职，则由国会解决；（四）组织合法内阁，以促进改良政治之程序；（五）惩办叛督及新旧帝党以除祸根；（六）取消清室优待条件，以免死灰复燃；（七）解散非法之参议院；（八）反对肥私殃民之一切卖国借款；（九）厚恤义军阵亡将士；（十）取消逮`捕民党之伪令。”他强调“以上十条如有一未做到，万不能罢兵”⁽⁷⁰⁾。

综上所述，护法联军占领长沙后，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和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坚持响应“四督”停战主和的号召，反对进攻岳州，力求与北京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因而前线陷于停顿状态，出现了不战不和、不进不退的微妙局面。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包括湘军和驻粤滇军将领），主张乘胜追击，进攻岳州，会师武汉，直捣幽燕，将护法战争进行到底。他们原则上也赞成和平谈判，但反对无原则的妥协调和，不能使“武力战胜之军队蒙政治上之失败，蹈丙辰单独议和之覆辙”⁽⁷¹⁾。这是军政府内部真、假护法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在和战问题上矛盾斗争的反映。

二　北洋军阀内部和战问题的争吵

段祺瑞政府虽然再次倒台，但段本人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退居幕后指挥。段的心腹、陆军次长徐树铮为挽回北洋败局，重新组织力量，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潜在势力蠢蠢欲动，直皖矛盾开始激化了。

日本寺内内阁的全力支持，是段祺瑞东山再起的重要因素。12月3日徐树铮致各省督军密电中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芝揆（段祺瑞）去职，彼邦时相问讯，称以各省不挽留为疑。经弟切实告以我辈但求国家治理，不争意气权势之私，若后任能施善政，我辈为太平百姓，讵不甚美。若其不然，时势自有相需之日，相机而发，迎刃立断，《孙子》所谓‘解棼丝不控拳’也。此时各省之沉静，正见我辈秩序。彼闻此说，极意赞服。……又询此次结局如何，答以在个人之见，恐不免小则苏、赣易人，大则东海（徐世昌）出而收拾云云。彼即立电寺内，详报一切。昨燕孙（梁士诒）自日来电，言寺内已训令渠系内有力诸要人，并达林（权助）公使，谓段虽暂时去职，北系实力并无堕落，此后对支方针，仍认定东海、合肥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等语。所关甚大，特飞闻。又昨电议和条件尚有惩办祸首一条漏列，所谓祸首者，段、倪、汤、梁（启超）、吴、傅及弟也。”⁽⁷²⁾这里，徐用“利害相通”四字形容皖系军阀与日本寺内内阁的密切关系，证明了日本寺内内阁是北京政府的幕后操纵者。徐用“时势自有相需之日”答复日本对段去留的提问，反映了他对段的复出充满着信心。他寄望于徐世昌出来收抬残局。从此，徐世昌处于直皖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了时局的中心人物。

督军团的密谋策划，是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败而复起的直接推动力量。12月2日，在段祺瑞、徐树铮的策动下，经曹锟、张怀芝邀集，晋、奉、闽、皖、浙、陕、黑、沪、察、绥、热七省、三区督军、都统、护军使代表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商讨对西南的和战问题。与会代表一致主战，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会议初步制定了两路进攻湖南的计划：第一路推曹锟为主帅，率军由京汉路南下，经湖北进攻湘北；第二路推张怀芝为主帅，率军由津浦路南下，经江西进攻湘东。会议还确定了各省出兵的数目：直隶、山东、安徽各出一万，奉天出一万，山西、陕西各出五千，军费由各省自行负担⁽⁷³⁾。显然，这种无视北京当局的自由联合行动，是督军团干政的复活，是皖系主战派对抗直系主和派的赤裸裸的宗派活动，因而对冯国璋、王士珍是个很大的威胁。6日，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十人联名电请北京政府颁发明令，讨伐西南。关于这次天津会议，据当时亚东通讯社刊登的消息，有人分析说：“天津会议之发生有三个原因，而曹、王、陈、李四督军之巧电，实为其大关键。先是巧电未公布之前，时局已极浑沌。奉天张督特电直隶曹督军，征其对于时局之意见，以便取一致之行动。曹复电有讨伐无调停语。及此电发布，张严电责曹，以为不独国家大事不应如此儿戏，即朋友私交，亦不可如此无信。曹于巧电实未与闻，接电后气愤不可名状，遂决欲主战，以谢张督，此第一原因也。巧电之发生，实由江苏李督军派员赴津与曹督军接洽，表示调停意见，征曹督军同意。曹循例答以极表赞成，而李遂发出巧电。曹于事先实未闻知，各方接洽者，多至宁而不至津。曹尤愤李，故为独树一帜计而有天津会议，此第二原因也。直、鲁两督于前日先后来京会晤时，即彼此谈及时局，曹表示主战，张尤愤甚。两督言语极为投机，即同车赴津，召集会议，此第三原因也。”⁽⁷⁴⁾其实，这三个原因可归结为一点，即直系实力派曹锟骨子里是个主战派。据说，徐世昌曾告诫曹锟：“从此北洋军人团体解散，皆诸君之过，他日为人鱼肉，悔且莫追！”⁽⁷⁵⁾曹锟顿然大悟，开始从附和主和一变为坚决主战。这次督军团天津会议是北洋将领中皖系主战派阴谋策划对直系主和派的反击，也是主战派决心重新点燃南北战火的严重步骤。

冯国璋为了贯彻执行其“和平统一”政策，一心想促成南北和议。他主张湖南先行停战，南军不进攻岳州，北军也不反攻长沙，一切问题留待和平谈判中解决，并命其心腹大将、江苏督军李纯与陆荣廷接洽。与此同时，前西南军务院抚军副长岑春煊也在沪倡议和平，电请北京政府速颁停战令，责成内阁“罢兵尊法”，与“直系四督”通电主和相呼应。11月25日，即在陆荣廷发起南北停战第二天，冯国璋通电宣布停战。该电指出：“国势濒危，人心厌乱，操戈同室，夫岂本心？迭诵南京李督军与陆干老来往电文，希望和平，正与鄙意符合。本拟早日发布，以定方针，只因内阁易人，辗转访求，迁延时日。……或恐明令一颁，或生反响，不如先从两方面剀切晓示，使其涣然冰释。区区苦衷，当蒙鉴谅。但在此犹豫期间，若双方稍有冲突，势必难以收拾。请各饬现在交战地点之前敌军队驻扎原地，停止进行，听候解决，不过一星期，当有分晓。”⁽⁷⁶⁾但一星期过去了，和谈毫无进展。12月4日，“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电请冯国璋正式宣布停战。但在主战派的逼迫下，国务院任命直督曹锟为攻湘援鄂“第一路总司令”，鲁督张怀芝为“第二路总司令”，令各率其部“应援鄂赣，以定大局”⁽⁷⁷⁾。18日，冯国璋委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这样一来，不仅军事指挥大权仍然操纵在段祺瑞手中，而且“参战督办”有权任命官员，插手外交，指挥作战，无异于第二个内阁总理。

为了促进和局早日实现，李纯派其高等顾问李廷玉同冯国璋的私人代表王芝祥先后亲赴广西武鸣，同陆荣廷面谈和平条件。陆提出恢复国会，拥护冯国璋继任总统，停止湘粤进兵，以换取两广取消自主，作为护法军谋和的基本条件。24日，李廷玉致电湖北督军王占元说：“昨抵武鸣，当将调解苦衷，并种种碍难内幕，痛切陈明。干老（陆荣廷）闻之，颇为见谅，并谓：‘尊重法律，拥戴河间（冯国璋），始终如一。段阁倒后，无他问题，只在双方撤兵，赶速恢复国会，俾黄陂（黎元洪）正式辞职，河间依法继任，一切善后处置，静待中央解决，遵令而行。连次电止湘粤进兵，并劝两粤取消自主，以示同心排解，早息阋墙。乃停战命令迄未明颁，两段（段祺瑞任参战督办，段芝贵任陆军总长）进据要津，曹（锟）、张（怀芝）等同任司令，且龙（济光）就巡使，兵迫雷州。岳军进兵占据黄沙一带，各将校连电报告，且来责言。万一在此调解期间发生冲突，不特前功尽弃，且恐时局益危’各等语。玉云：‘春督（王占元）既作调人，万无进攻之理，但湘军前方有此电告，自应电询春督，期得真相，以息群疑。’所有驻岳各军，是否前进，抑或部下妄动，尚未退还原扎地点，均希速示，以免有碍调停。”⁽⁷⁸⁾25日，冯国璋经多方疏通，终于颁布了弭战布告。该布告强调欧战之后的中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更无内讧之理”，重申：“国璋夙以平和为主旨，久拟警告同胞，早弭战祸。徒以荆襄忽又自主，潮汕攻击不休，以故迟尚未发。近日上将军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广西督军谭浩明等，均有遵饬所属各军停止进争之表示，陆荣廷且有劝告桂粤取消自主之宣言。此天心厌乱之机，即人事昭苏之会，中央与各省均应表示同情。深愿容纳劝告，解息纷纭，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事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若或尔虞我诈，藉和平之标目，逞侵略之野心，斯全国当视为公敌，既非国璋所愿闻，抑亦重违陆荣廷等劝告之本旨矣。”⁽⁷⁹⁾

但是，弭战布告虽下，战争阴云未散。直皖两派主和、主战的不同立场，导致了在国会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如前所述，张勋复辟失败后，西南护法各省一再坚持恢复旧国会，北京政府硬要召集临时参议院，而冯国璋则采用折衷办法，主张通过和谈实现南北统一，同时取消旧国会和临时参议院，再根据旧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进行新国会的选举，从而产生新总统和合法的新政府。但按照旧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皖系对新国会的选举是无法控制的，因而极力反对。12月31日，主战派之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卢永祥、张敬尧等十督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总统。显而易见，皖系反对恢复旧国会，反对南北和议，妄想通过由他们一手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一方面在北方进行所谓新国会的选举，另一方面指定自己的代理人包办西南各省的选举，从而以“政治倒冯”和“用兵西南”的办法，双管齐下，控制大局，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冯国璋洞悉皖系这一阴谋，暗示“长江三督”于1918年1月4日通电主张解散临时参议院。对此，主战派恨之入骨。5日，皖系督军团再次集会于天津，反对恢复旧国会，请代大总统冯国璋下令讨伐西南。“冯不便拒，但不发明令，只发电令照议决案施行”⁽⁸⁰⁾。10日，北京政府以参谋部、陆军部名义电令直、鄂军队进攻荆、襄。这是冯国璋对主战派的让步。但他不以“总统”名义下令，而用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办法，于9日对前方战士发出讨伐电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很清楚，这是企图对南方的“全面讨伐”缩小为“局部讨伐”。同日，北京政府在声讨石、黎电中，强调“查荆、襄、随、枣均属鄂省内地，石星川、黎天才等于息争盟令布告以后，仍复多方扰乱，实属形同匪类，贻害商民”⁽⁸¹⁾。这就是说，把北军进攻荆、襄看作是“剿匪”行为而非对西南用兵。同时，冯国璋又请王士珍向陆荣廷的代言人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1月下旬，冯国璋又以个人名义致电岑说：“中央（对荆、襄）的讨伐，实为被迫而然，且有不得已之苦衷。执事若能转知荆、襄按兵不动，听候解决，则政府必当命鄂省不以治匪区域待荆、襄，非独鄂省之利，实亦大局之福。”⁽⁸²⁾他这种两面敷衍的态度，引起主战派的不满。徐树铮连续密电其同伙，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他认为今日解决时局的关键，“仍应从整理政府入手”，“更易一总理，政府便可厘然清明”⁽⁸³⁾。他进一步具体地说：“欲求国事进步，非先更易阁王（士珍）、苏李（纯），万无着手之地。李去则赣之陈（光远）无能为，惟虑其才不足当此要冲，即可量为移调。王去则河间（冯国璋）亦难为害，不妨暂置。王去极以东海（徐世昌）出任为策之至长。盖河间虽可暂置，究恐无颜自处，懊咎之余，益以惊悴，一旦天良发现，自悔违誓之愆，必无永年之理。继大任者，除东海外，自无可议。……陆欣老（陆荣廷）只可暂时维持。万一河间猝有不测，中央仍陷于困境，仍须另出他计。”⁽⁸⁴⁾这里，徐树铮主张在继续对西南用兵之前，必须从改组政府入手。从直皖之间的和战分歧发展到谋倒王士珍内阁，逼李纯下台，推徐世昌出山，甚至预言冯国璋之“必无永年”，可见直（冯）皖（段）二派怨毒之深了。

随后陈炳焜、王芝祥先后到达南宁，与陆荣廷、李廷玉举行会谈。双方首先达成协议，免去龙济光两广巡阅使及任命陆荣廷为湘、粤、桂三省宣抚使，由李、王于1月12、14日分别电致北京政府，请予明令发表。但冯国璋接电后，对陆、龙任免迟迟不敢发表，使北方这两位会谈代表很是为难。于是他们商定，由陆亲致冯国璋、王士珍各一书，让李廷玉先行北返，携书面陈一切。李离南宁前夕，曾致电李纯，对冯的犹豫不决十分不满。王、李作为直系主和派的全权代表与两广实力派陆荣廷进行和平谈判，而双方达成协议的一项先决条件，竟不能付诸实施，其处境狼狈，可想而知。李廷玉在电中把和议迟迟不能成功归罪于冯国璋的优柔寡断，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事实上，当时北京政府已大体上接受西南实力派条件。23日，徐树铮给皖系各督军电透露说：“府中今日定稿交国务院电致西南要人，提出中央议和意见：一、国会以旧法新召；一、岳州北军调回，以西南人物督湘；一、陆荣廷如愿巡阅两粤，仍可复其原职，并兼粤督，龙（济光）则另作安置；一、川中许驻滇军一师半，划江为界。黔军亦可照前清保盐路办法，留驻一旅以上云云。”⁽⁸⁵⁾北洋军阀内部和战问题之争，是两个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集中反映。这种矛盾和斗争，导致了后来直皖战争的爆发，无论是皖系主战派还是直系主和派，他们都尔虞我诈，两面三刀。这是北洋军阀集团反动本质的大暴露。

三　南军攻克岳阳和北军占领荆襄

岳阳为湘省门户，湘鄂交界的军事要地，自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落入北洋军阀手里。1917年11月中旬南方护法军占领长沙后，要求攻占岳阳的呼声很高。但由于桂系首领陆荣廷急于保存地盘，按兵不动，使南北处于不战不和的混沌状态。12月1日，荆、襄自主，武汉震动。湘西军民纷纷要求开往鄂西与湖北自主军战斗在一起。这吓坏了直系主和派的鄂督王占元。为自存计，他从主和变为主战。督军团天津会议决定向西南下讨伐令以后，谭浩明电请北京政府停止进攻荆、襄，否则南军将进攻岳阳，以为报复。但皖系主战派置之不理，吴光新、张学颜等竟于1918年1月14日开始发动进攻，荆、襄先后陷落。

早在1月上旬，正当北军利用和谈之机加紧调兵遣将的时候，湘军总司令程潜于新市（湘阴东北）连续召集军事会议，拟订攻岳作战计划，决定：湘军赵恒惕率该师第一旅和陈嘉佑之独立第三旅进攻托坝，为主攻；林修梅旅进攻筻口，为助攻；桂军韦荣昌部及陆裕光部各自佯攻破岗口（坡塘）和新墙、小桥岭，以牵制正面之敌；刘建藩所部担负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机策应赵军主力部队；吴剑学、李仲麟部则为总预备队。16日，谭浩明、程潜、赵恒惕分路进兵岳州。18日，程潜对湘军下达进攻命令，他在训词中慷慨激昂地指出：“夺得岳州，湖南必生；不得岳州，湖南必死。我胜敌人，国家必存；敌人胜我，国家必亡。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凡我军人，努力杀敌。”⁽⁸⁶⁾湘军为解放故乡，保卫桑梓而战，士气大振。23日拂晓，护法联军开始五面攻击岳州。湘军右路和中路首先迎击当面之敌于托坝，然后乘胜推进到白湖瑕，威胁北军的防御重点乌江桥；左路林修梅旅攻克筻口、花山。守岳阳的北军是北军总司令王金镜的第二师、李奎元的十一师、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第二十师，都是直系主和派或亲近直系的部队，他们不愿与南军血战而毁灭自己，让皖系军队坐收渔人之利。右翼托坝被攻破后，王金镜向北京政府告急说：“北军所有队伍已全数开至前线，对于北路，再无兵可派，现拟收集守城官兵及卫队两连，背城一战，如仍不支，今晚岳城恐失守。”⁽⁸⁷⁾24日上午，湘军集中兵力攻击江桥。25日，萧耀南电称乌江桥被敌包围，急求援兵，第二天拂晓被迫退往康王桥（亦称三眼桥）。王金镜命萧耀南死守，“作背水一战，以挽回危局”⁽⁸⁸⁾。当天，他再电向北京政府告急说：“现时敌人多，有两师之谱围攻左翼乌江桥及桃林一带地方，势甚危急。若无援兵，必至不支。然岳州已无援兵可派。查汀泗桥尚驻有安武军多营，如能使其由长安驿下车，径攻敌之右侧，庶可解围，请电令王督转饬或径电该军火速遵行。”⁽⁸⁹⁾但援军未达，乌江桥已失守，萧旅残部争相逃命，湘军长驱而入，直抵岳阳城下。王金镜命令放火焚烧后退出。27日上午，联军占领岳阳，俘敌一千三百余人。

这次湘粤桂联军攻占岳阳，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第一，湖南人民要求驱逐岳阳北军的情绪日益高涨，湘军将领程潜、赵恒惕等早就奔走呼号，跃跃欲试。这是桂系军阀所无法强行压制的，否则必然会影响桂系军阀在湖南的领导地位；第二，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对桂系军阀占领长沙后按兵不动十分不满，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必然会促使军政府与湘军的联合，从而影响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地位；第三，北军进攻荆、襄，湘省吃紧。北方直系主和派不能控制局势，皖系主战派的兵锋必然指向湖南。因此，为自身生存计，为确保两广地盘计，桂系军阀不得不先发制人，出兵岳阳。

联军攻克岳阳，西南各省人心振奋，纷纷要求乘胜进攻武汉。当时的形势是：鄂省北军主力都集中在荆、襄会战，武汉空虚。如果联军乘虚进取武汉，与黎天才护法军会师湖北，将使南北战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桂系军阀不从大局出发，旋即与直系军阀秘密勾结，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夺取岳阳，各得其所，双方均应适可而止，转战为和，迅速召开南北和平会议。因此，南军占领岳阳的当天，谭浩明即下令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境一步，又把护国军第二路军林俊廷部调回广东对付广东方面的国民党，并致电李纯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李纯为首的主和派能“毅力斡旋，促成和局”⁽⁹⁰⁾。湘军总司令也致电李纯宣称：“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已向王督（占元）声明，此后对于荆、襄不事吹求，我军决不进窥武汉。倘代总统不失其主张正义之宗旨，则我军仍本以前拥戴之赤忱。”⁽⁹¹⁾这样，进攻湖北、直捣京畿的大好时机，就被桂系军阀断送了。

1917年11月联军占领长沙后，岳阳指日可下。前面提到，在孙中山的号召下，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和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分别于12月内宣布独立。随后，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也率领旧部起义护法。他们彼此配合，共同成立湖北靖国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荆、襄“北趋彰、许而抵幽燕，南则与湘、蜀两省互为提挈”，乃是“南北竞争之点”⁽⁹²⁾。因此，荆、襄自主，武汉陷于孤立，“河洛幽燕，大为震动”⁽⁹³⁾。鄂督王占元一面电北京政府，乞兵增援，一面调兵遣将，组织鄂省军队围歼靖国军。北京政府也惊恐万状，匆忙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应急措施，决定立即增调重兵由陕、豫、皖三面入鄂，幻想用一千万元的专款，削平黎天才等起义军⁽⁹⁴⁾。1918年1月10日，北京政府参谋部、陆军部正式下达“武力戡定荆襄令”。在王占元的支持下，北军拟定了作战计划：将襄阳、荆州地区划分为第一、第二两大“清匪”区，北洋第三师代师长吴佩孚为第一区司令，指挥该师两个旅和驻南阳之豫南总司令吴庆桐混成旅“围剿”黎天才部；北洋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为第二区司令，指挥北洋第二师之第四旅、吴光新部两个旅和第十八师—旅“围剿”石星川部。曹锟、张怀芝、倪嗣冲、张作霖、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张广建、鲍贵卿、李厚基、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卢永祥、张敬尧十六省督军、都统，先后于1月8日、13日两次电促冯国璋对西南下讨伐令。14日，北军向荆、襄发动进攻，其进攻兵力之分配为：襄阳方面，第三师吴佩孚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分两路进攻。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由于桂系谭浩明坐视不救，靖国军孤军作战，众寡不敌，荆、襄遂于22和27日先后陷落。但2月7日黎天才乘吴光新部的主力聚集荆、沙之机，突袭第二旅留守部队，占领宜昌。这时，湘粤桂联军已攻克岳阳，王安澜军据守荆门。不久，黎天才放弃宜昌，进据巴东一带，准备接应滇、黔、川靖国军出川。3月19日，在孙中山的再三催促下，唐继尧发布出兵援鄂令，分别委任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路总司令，石青阳为援陕第一路总司令，率领一万余人，出川援鄂。4月初，滇军先头部队抵达巴东。但北军在第二次攻湘之战夺回岳阳后，又派一部分兵力沿长江向四川进攻。于是，南、北两军相持于宜昌、荆州之间。

四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

南军夺取岳阳，武汉人心浮动。皖系主战派纷纷攻击冯国璋、李纯等直系主和派“优柔适以贾祸，姑息更足养奸”⁽⁹⁵⁾。1月8日天津督军团会议上，有人建议惩戒李纯，这个建议虽未获得会议通过，但也引起冯国璋的注意，他秘密关照李纯“各方集兵于宁，希补救远嫌”。李纯作为主和的倡导者，既不能见信于西南护法各省，又受主战派的无端攻击，十分灰心，乃于11日电请辞职。李纯的辞职虽经冯国璋一再挽留而作罢，而湘、鄂战事的复起，使和谈时断时续，前途渺茫。

为了摆脱皖系的羁绊，冯国璋于24日邀王士珍、段祺瑞一起访徐世昌，商讨和战对策。席间，冯突然提出“为了团结和巩固北洋派，决定亲征”。他说：“近日旧同袍对于自己均不见信，拟亲赴直、鲁、蚌、苏再转鄂，面相信誓。”徐世昌“未置可否”，段祺瑞“力以为非”⁽⁹⁶⁾。但冯仍执意前往，于26日携带幕僚及随从一旅，由津浦路乘专车南下，准备到南京与李纯会见。27日岳州落入南军之手，鄂督王占元惊慌失措。第二天李纯通电主和，说“岳州失守，奉中央密令，仍主调和”⁽⁹⁷⁾。该电恰值冯南下出巡之时发布，引起主战派大肆攻击。当冯国璋车抵蚌埠时，被段系干将倪嗣冲所阻，只好于29日扫兴折回。冯返京后的第二天（30日）向西南下讨伐令，命曹锟、张怀芝进兵湘鄂，特派曹锟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两湖宣抚使，张怀芝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兼湘赣检阅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命令他们“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痛予惩办”⁽⁹⁸⁾。

2月中旬，各路北军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进军：以曹锟为总司令的第一路军分为两队。吴佩孚率第三师及五个混成旅，由鄂北开往鄂南，集中蒲圻、嘉鱼一带，准备袭取岳阳；张敬尧率领第七师另两个补充旅和安武军一部到汉口后，移驻汀泗桥，进攻湖北通城。曹锟于2月6日到汉口坐镇指挥。以张怀芝为总司令的第二路军分为左右两翼，施从滨率山东暂编第一师、张宗昌的江苏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铜鼓，进攻湖南浏阳，张之杰的第十二师第二十三旅和李传业所属安武军二十营，经江西萍乡进攻湖南醴陵。冯玉祥率领的第十六混成旅从浦口溯江而上，拟经常德进攻湘西。此外，以杜锡珪为海军第二舰队司令，率楚观、江鲲、江利、江犀、江贞等五舰，由水路开进，以策应陆路进攻。

护法联军方面兵力部署是：湘军赵恒惕师在岳阳；刘建藩部在平江；桂军马济、韦荣昌、陆裕光等部在岳阳至羊楼司之间。桂系这种部署，其目的明显在于胜则居功，败则先退。

1．岳阳攻守战

2月26日，吴佩孚抵达蒲圻，兵分两路进攻岳阳。第三师主力及第二、三、四混成旅，由蒲圻沿武岳铁路进攻南军的正面防御阵地；王承斌第一混成旅出嘉鱼，经太平口、鼓花洲，沿江岸进攻岳阳侧翼。27日，吴佩孚亲自指挥主攻部队向联军第一防御阵地发动进攻，并于当日占领羊楼司，第二天乘胜攻占了新店诸要点，占领了万峰山高地，突破了联军第一防御阵地。3月10日，北军开始对联军第二防御阵地发动进攻，实行钳形突击战术，先以优势兵力向云溪西面战斗力薄弱的湘军侧翼猛攻，企图击溃湘军后插入云溪，截断羊楼司的后路。湘军闻讯，自动后撤。此时守卫羊楼司的联军第三军司令陆裕光正由岳阳乘火车满载军火北上，一闻前方失利，便下令掉转车头南逃。北军于11日上午攻克羊楼司，15日占领云溪，16日上午对岳阳发起总攻。右路之第一旅第一团在舰炮配合下，攻陷要隘城陵矶，其少数先头部队突入岳阳城内，因怕联军埋伏，旋又退出。17日，各路北军会攻岳阳，联军未经坚强抵抗，当晚弃城南逃。18日上午，北军占领岳阳。

联军岳阳之败，显然是败于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无意与北军在湖南战场上决一雌雄。如前所述，早在联军占领岳阳的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把一部分部队撤回广东，以便巩固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势力，扫除境内的异己力量。岳阳攻守战揭开后，他鉴于北军两路进兵，水陆夹攻，气势逼人，眼看湖南战斗就要爆发，长、岳既无险可守，江防又无海军护卫，联军腹背受敌，作战地位十分不利，认为这是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赌博，便决定必要时保全实力，不战而退。桂系这种不准备应战的消极态度，决定了联军在湖南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败。

2．平江之战

平江地处山峦地带，北与湖北通城相接，系长沙东北的重要屏障。张敬尧所部第七师全部和鄂军、直军、安武军各一部，准备进攻平江，3月中旬已在通城一带集结。3月11日，北军分三路进攻平江，以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田树勋为中央纵队司令，率所部向梧桐山、梅仙市方向进攻；以十三旅旅长吴新田为右纵队司令，以第四十二混成旅旅长张敬汤为左纵队司令，各率所部从两翼前进。当日，右纵队击退了防守在花凉亭的湘军，推进到古米山、金家坳一线；中央纵队进占阿婆岭、梧桐山；左纵队占领麦市，次日攻下盘石铺，直插天岳关。18日，北军相继占领了大州、倒流滩、张元岭、桃花洞等要地。21日，中央纵队进攻梅仙市，遭到六千余湘军的反击，激战两昼夜，不分胜败。后来北军除主力部队正面追击外，两翼采用穿插战术。联军刘建藩无心再战，22日平江为北军占领。北军开进平江，张敬尧采取“三天不封刀”的野蛮办法，在他的纵容下，士兵以搜索残敌为名，闯入民舍，烧抢淫掠，无所不为。三天后才贴出所谓安民告示，但也无济于事，奸淫抢劫的情况并无改善，其惨状为南北之战以来所未有。

当北军疯狂向岳阳和平江进攻时，坐镇长沙的湘鄂桂军“联帅”谭浩明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岳阳失守，联军各路退到长沙，谭召开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上，互相推诿责任，争论不休，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岳阳被占后，谭浩明还胁迫长沙商会搜刮军饷，并于当日发出“四言韵示”的安民布告，声称“岳阳小挫，军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⁹⁹⁾。但到了3月25日，这位“自有主张”的三省“联帅”竟弃守长沙，率领所属桂军溜之大吉了。

谭浩明走后，长沙陷入无政府状态。26日晚，吴佩孚第三师不费一兵一弹地开进了长沙，张敬尧部也随后赶到。27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同时电令吴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进军，并犒赏攻克岳阳和长沙的将士各三十万元。

3．湘东之战

4月初，段祺瑞政府鉴于湖南战事发展顺利，而广东龙济光登陆阳江后，正遭受护法军的反击，乃确定北军的作战方针为“定湘援龙，同时并举”⁽¹⁰⁰⁾，“虚攻衡宝，以掣敌势。一面阳攻郴州援粤，阴由闽急攻潮惠，奇兵制胜”⁽¹⁰¹⁾。根据上述方针，北军占领长沙后分三路向南推进：以张怀芝为左路，经醴陵南下，攻攸县、茶陵；以吴佩孚之第三师为中路，出长沙经湘潭，夺衡山、衡阳；以张敬尧之第七师为右路，由长沙经湘乡、永丰攻宝庆。另调奉军两旅驻守长沙，浙江一师援闽，解龙济光之围。

联军弃守岳阳、长沙后，陆荣廷决定：湘粤联军全部退到衡山、永州一线，“暂取守势”；商请唐继尧率川、滇、黔靖国军立即出川东下，进取鄂西，以分敌势；两广桂粤军集中主力讨龙，以除去侧后隐患。4月下旬，谭浩明将大部分军队撤回广东，他本人于22日由衡阳退驻永州，而把湘军甩在湘潭、衡山一带。湘军见桂军撤退，也急向后撤。24日，北军中路军吴佩孚不战而占领衡阳。

4月15日，北军左路军施从滨师占攸县。不久，李传业的安武军和张之杰的赣军一旅也进抵攸县，驻扎在攸县城外，以便伺机夺取永兴、郴州，直逼粤境。20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由萱州渡过湘江，秘密进入霞流市、吴集和青山冲地域，恰好迎击了来犯的施从滨师。23日，湘军赵恒惕、刘建藩等部队从五个方向对攸县地区之敌发起攻击。北军不支，分向醴陵、茶陵方向逃跑，湘军光复攸县，毙敌千余人，俘数百名，夺获飞机两架，随即分数路追击北军。25日，湘粤军与扼守黄土岭之敌展开激战。赵恒惕亲临督战，指挥湘军从正面连续突击。北军慌乱败退，放弃黄土岭，分向萍乡、浏阳和株洲逃跑。湘军乘胜猛追，连克醴陵、株洲，前锋离长沙仅数十里。北军施从滨、张敬尧、张宗昌、李传业等师旅，纷纷向长沙、萍乡撤退，首尾不相顾，均溃不成军。经此一战，北军左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施从滨师仅剩七百余人，张宗昌混成旅只剩两营，李传业的安武军也伤亡过半，形势对北军很不利。

但是，这时的陆荣廷却极力避免在长沙地区与北军主力决战，不仅不协同湘军进行大规模反击，且将接应湘军的部队撤退，以致丧失了重占长、岳的大好时机。5月1日，刘建藩不幸在株洲渡河时失足身亡。张敬尧一面急调进攻宝庆的田树勋旅退保长沙，一面率第七师和奉军一部前往株洲阻击湘军。这时，湘军突然失去勇将，加上腹背受敌，赵恒惕遂下令放弃株洲、醴陵。随后，田树勋旅攻陷宝庆，吴佩孚部连陷安仁、攸县和耒阳。至此，湘东的拉锯战宣告结束。

五　段祺瑞第三次组阁

1月30日，即冯国璋对西南下讨伐令的当天，岑春煊通电提出南北划分的主张。他认为现在全国和战之争，都集中在湘、鄂二省，“岳固湘辖，北军原不必屯兵；鄂本主和，西南亦无须敌视。各守疆界，两不相侵”，呼吁南北当局维持现状，互不侵犯，“释兵戎而息内纷”⁽¹⁰²⁾。31日，李纯致电孙中山，也提出为今之计，只有双方“勿再前进”，才是“战和一关键”，请孙中山调停南北，“先各停战，双方限日提出一定条件，明白宣布，通告国人，必如此而后和”⁽¹⁰³⁾。徐树铮以此为借口，采用“兵谏”手段，引奉军入关，以迫使直系就范。为此，他于2月1日致电皖系各督军说：“冯、王、岑密使往来商量，已有成说。观岑卅之电了然可揭。……统一局面一破，必有一半引外人保护，其一半能否自立，是不陷灭亡不止。……推原祸始，冯公聩聩，尚不足责，足责者厥惟阁之王，督之李。……现议由奉省抽调生力军队，以助战为名，分运京奉、京浦路次，强请命令罢李，李去后王必自退，不退再请罢之。”他认为“奉电⁽¹⁰⁴⁾出后，鲁、徐、皖、沪应之，李（纯）难自安，或不待明令，即自求退”，并指出上述办法历经徐、段赞许，希促进行，以免“武汉再有动摇，益形危殆。李去王退后，两老（指徐、段）中必有一毅然出荷艰难者”⁽¹⁰⁵⁾。此电暴露了皖系的全盘计划：以引奉军入关相助为手段，迫使冯国璋明令罢黜李纯，逼走内阁总理王士珍，为段祺瑞重新上台开辟道路。该电特别嘱咐皖系各督：“仲珊（曹锟）、子志（张怀芝）两督处，非届兵发之时不能明告，希暂勿通电。”这句话也足以说明徐树铮对曹锟、张怀芝的不信任，反映了皖系及北方主战派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而直系主和派的鄂督王占元，眼看岳州失守，湖北两面受敌，为自保计，竟出卖其同伙，将苏、鄂、赣三省联合条件密告徐树铮。2日，徐电告皖系各督说：“顷子春（王占元）专员密持确函，来通殷勤，详告苏省主动，密商苏、赣、鄂联合条件：一、北军南行者，坚拒不许过汉口、浦口；二、苏、赣、鄂有急时，同一动作；三、苏、赣、鄂遇事联防；四、海军第二舰队饷款，由苏、赣、鄂共同担任。以上四条，皆由三督亲笔签字。子春极愤苏之无状，自言‘签字取其不疑。现北军到汉者，仍听其通行，决无阻挠。我已年近六十，岂肯对于北洋数十年老同人作出不成人格之事。同志各省但定有妥当办法，一经示及，立即与苏翻脸’云云。又商派员赴津一同会议。弟以此时我辈办法未经商定，不如由渠打通苏省消息为便。来员极赞同弟说，已径归矣。”⁽¹⁰⁶⁾

王占元泄露“长江三督”联合条件，引起皖系主战派对直系主和派的极端憎恨。他们含沙射影地攻击冯国璋，要求惩办李纯，向西南下讨伐令。冯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为了向主战派妥协，连发数令：4日，以“时事多艰，人材难得”为名，取消袁世凯复辟帝制死党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通缉令；5日，布告罪己，自责“委曲迁就，事与意违”，“既丛罪戾于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谤”；同日，发表整饬纲纪文电，分别惩戒与湖南战败有关之吴光新、王汝贤、范国璋、王金镜、傅良佐、周肇祥等人，并任命吴佩孚署理陆军第三师师长。冯国璋如此追究湖南战败责任，似乎决心一战，引起主和派的强烈不满。

冯国璋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或者在向西南下讨伐令的同时，又密令李纯照旧调停，其章法之混乱，达到十分荒唐的地步。事实上，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往来函电都处在工于心计、独断专行的皖系“智囊”徐树铮的严密监视之中。在皖系的逼迫下，冯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只能对各方敷衍应付，结果，既受主战派的攻击，也引起主和派的非难，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他终于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2月23日，徐树铮亲赴秦皇岛，会同事先约定入关进驻滦州的奉军第二十七师张景惠旅，截留日本依据中日军事借款协定第一批运到的枪支。25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开到滦州，奉天督署参谋长杨宇霆带兵到秦皇岛，将日本运来的步枪二万七千余支劫走，其中除晋督阎锡山购械部分放行外，另以三千支分给直、闽，其余一万七千多支扣车运往关外，以供装备奉军之用。同日，徐树铮赴奉天晤张作霖，商请继续调派奉军入关作战，声援段祺瑞，张表示同意。随后，奉军直达京津，严重地威胁北京政府的安全，冯国璋大为恐慌。3月18日，北军占领岳阳，皖系主战派为之一振。19日，以曹锟为首的包括长江三督在内的十五省三特区督军联名通电，要求段祺瑞组阁。由于主战派的坚决要求，冯国璋被迫请段出山，并托徐世昌促驾，但段虚假地表示坚决不干。20日晚，日本公使林权助访徐世昌，劝段祺瑞复出组阁。由于日本公使的幕后插手，徐最后一言以定⁽¹⁰⁷⁾。段祺瑞终于又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容出山了。3月23日，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发表，宣告了王士珍内阁的解体。29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　陆徵祥

内务总长　钱能训

陆军总长　段芝贵

海军总长　刘冠雄

教育总长　傅增湘

司法总长　朱　深

农商总长　田文烈

交通总长　曹汝霖

财政总长　曹汝霖（兼）

段祺瑞第三次内阁完全是由段系主战派的军阀武人、官僚政客及效忠于段的新交通系所组成。这次内阁同第二次内阁一样，未经国会通过。

六　吴佩孚与陆荣廷签订停战协定

曹锟、吴佩孚本为直系冯派军人，挥师南下攻克岳阳，收回长沙，占领衡阳，战功最大，但段祺瑞政府竟把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毫无战绩而以屠戮著称的皖派嫡系张敬尧，使吴大为不满。这时曹锟也屡得冯国璋密电诘责，意识到继续主战，徒为皖系扩大地盘，乃派人至京日使馆，请日本转告南军谋和，结果被拒事泄，情报落入徐树铮手里。为了笼络曹锟，并防止他怀有贰心，4月4日段祺瑞政府特授曹锟勋一位，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吴佩孚勋三位，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但曹、吴不为所动。5日，曹藉口两湖地区的善后事宜应由各省自行负责，请辞两湖宣抚使职。此时，徐树铮以“奉军副总司令”名义，将奉军两混成旅编为一支队，以张景惠为支队长，于9日沿京汉线南下，开往信阳、孝感，声称增援，听候曹锟指挥，实则部署在直军后面，用以监视曹、吴。13日，曹锟以第一路军过于疲劳为由，电请将吴佩孚第三师及其余各旅调回岳阳；次日，在汉口再次电请辞两湖宣抚使职，并请给病假。吴佩孚秉承曹锟的意旨，占领衡阳后即停步不前。5月29日，曹锟未经段政府同意，即擅自离开汉口，回师天津守住直隶地盘。吴佩孚南有南军对峙，北有张敬尧及奉军监视，深感久驻衡阳不利。这时候的陆荣廷，鉴于湖南、广东人民蓄意反桂，认为吴佩孚尾追其后，力量雄厚，无法击退，而湘、粤比较，粤比湘富裕，便决定和吴佩孚讲和，撤回部队，力保广东，以稳定两广局面。于是，经过谭延闿派其心腹张其锽从中斡旋，5月25日，南军代表与直军代表在耒阳举行谈判，6月15日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据谭浩明致电岑春煊等透露，这次停战协定主要内容是：“双方永不开衅，不许他项军队通过，并不受他项军队之牵制。如不幸受威力胁迫时，当密为通报，设法对付，决不开衅。联军与他项军队作战时，直军决不暗助与干涉……”⁽¹⁰⁸⁾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¹⁰⁹⁾。直系将领纷纷响应，南方护法军政府也复电赞成和平。段祺瑞在直、桂军阀联合反对下，8月下旬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陆荣廷通过湘军与吴佩孚结成新盟友。新的直桂联盟的形成加剧了直皖之间的矛盾。

第四节　军政府改组和护法运动的失败

一　孙中山炮击观音山

桂系军阀对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一开始就采取听其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后来更发展到公开进行破坏。粤督陈炳焜秉承陆荣廷的“釜底抽薪”之计，驱逐拥护孙中山的省长朱庆澜，强行收回由朱交给军政府管辖的二十营亲军（即省署警卫军），引起孙中山的强烈不满。陈炳焜在广东混不下去，乃由莫荣新继任粤督，但是，莫并不比陈好些。如前所述，莫曾杀害孙中山任命的潮梅前敌司令金国治，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的连排长及新招卫士六十余人为土匪，任意枪杀。孙中山曾愤怒地说：“如果曾做过土匪的便要枪毙，那就怎样的去处置现在的督军省长？”⁽¹¹⁰⁾这里，孙中山指的就是当时的广东省长李耀汉和督军莫荣新，因为他们都做过土匪。他强烈要求莫荣新严惩所部肇事者，向军政府谢罪，但莫置之不理。接着，又有两名招兵人员在广州被捕，孙中山写信要求保释，莫连信也不回，就把这两个招兵人员枪决了。孙中山忍无可忍，决定炮击观音山，惩罚莫荣新。1918年1月3日晚，他率领亲信将领及少数警卫部队，亲登同安、豫章两舰，驶到中流砥柱炮台指挥开炮，向督军署轰击，同时命令朱执信促李耀汉、李福林等同时发难，许崇智、邓铿、罗翼群协助陈炯明响应举事。孙中山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续发七十余发。当舰上发炮作为起事信号，炮弹打到观音山时，除李安邦巡舰不时向长堤桂军机关扫射外，陆上部队全无响应。陈炯明认为孙此举“冒险”、“轻率”，按兵不动，袖手旁观。滇军虽经大元帅参议刘德泽运动，但因第四师师长方声涛、旅长朱培德、张维新等极力反对，亦不能行动。其他部队则表示中立，徘徊观望。莫荣新先得密报，接受其参谋长郭椿森的献计，采取“不理睬”政策，电令熄灭灯火，不许还击，同时打电话到海珠的海军办公室，请程璧光迅速进行调处。程璧光急忙派海琛舰向豫章舰、同安舰传达“停止炮轰，开回省城”的紧急命令。这两艘军舰起事后得不到陆军的响应，势孤力薄，又接到上级长官的命令，只得开回省城。

炮击观音山的第二天，各界要人及中华革命党一些元老们，对这一事件主张进行调解。孙中山向桂系提出五个条件：一、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二、承认大元帅有统率军队的全权；三、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四、被捕民军代表交军政府处理；五、广东外交人员由军政府任命。莫荣新表示，第一至第三条须向陆荣廷请示；第四、第五条修改为“须得军政府的同意”。这种答复，等于一个条件也没有接受⁽¹¹¹⁾。但莫故作姿态，装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亲自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道歉问疾，并答应接济元帅府卫兵月饷二万元，又循孙中山之意，派罗诚为广东交涉员，且受军政府任命。难怪当时就有人指出：“陆阿宋（荣廷）及其伙伴能有今日发迹，也有他们两手的。”⁽¹¹²⁾

1月9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招待军政及工商各界代表，说明炮击观音山的事实经过，揭露桂系的真面目，指出军政府成立以来，由于地方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致“形同虚设，贻误讨逆戎机”。他表示这次炮击观音山，“莫督军既未还击，又能接受条件，军政府有了生路，也就不必苛求了”。

这次炮击观音山，时人也称为“炮教莫荣新”，既打击了桂系军阀的嚣张气焰，也提高了军政府的威望，并表现了孙中山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二　西南联合会议的出现

军政府成立后，陆荣廷、唐继尧始则采取“虚与委蛇，敷衍中央”的态度，拒绝受元帅职，使军政府形同虚设；继而密谋策划另立西南各省联合会议，与军政府分庭抗礼。1917年11月4日，李烈钧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发出“支”电，提出“拟组织军事联合会，并设政务委员会”⁽¹¹³⁾。同日，在陆荣廷的策动下⁽¹¹⁴⁾，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等集议于海珠，讨论议和及组织西南联合会事宜。会上，唐绍仪认为先恢复伍廷芳的总理职务⁽¹¹⁵⁾，“一切问题，较易解决”。程璧光则强调指出：“今日之事，其急待进行者，在切实统一机关之建设而已。”⁽¹¹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会上，谁也不提军政府的存在问题。会后，李烈钧拟定了西南联合会章程草案，征求护法各省意见。7日，陆荣廷致电程璧光，认为“大局已有转机”，西南联合会议组织可以从缓。所谓“大局已有转机”，指的是南北议和。他急于与段祺瑞政府妥协，甚至带头宣布停战。在他看来，这时候结合团体，成立西南联合会议，容易惹起南北恶感。因此，“审查现势，无组织会议之必要，此举似可从缓”⁽¹¹⁷⁾。随后，唐继尧力主在粤成立军事联合会，致电孙中山等，指出：“筹思再四，非此实不足巩固西南，即乞诸公合力赞同，速派军事代表组织会议，一面联电唐、岑、伍三公出任政务委员会。开会地点似以广州为适中，较能使两种会议克日成立。”⁽¹¹⁸⁾12日，贵州督军刘显世通电声称，西南联合会议，虽陆巡阅使主张从缓，但为现势所不可少，不过因条例与初意不合，惟宜修改条件，期对内对外一致进行。12月31日，程璧光、莫荣新将修改后的《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条例》通电各省。恰好此时北京政府宣布龙济光任两广巡阅使，直接影响着桂系军阀占据两广的地位，打破了陆荣廷妥协求和的幻想。1918年1月9日，陆复电程、莫，表示西南“联合条件，极所赞同，即请公决，速行组织为盼”⁽¹¹⁹⁾。15日，西南各省护法会议在广州成立。依据该条例第七条规定，举行宣誓式，并推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20日，广东莫荣新等十三人联衔通电公布《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

西南联合会议，原为协调、疏通西南各省军事问题而设，属于军事联合机关的性质。孙中山为促成团结，曾致电唐继尧表示：“组织军事联合会及政务委员会各节，足收同力共举之效，鄙意亦甚赞同，望由尊处分头进行为荷。”⁽¹²⁰⁾但从《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特别是稍后颁布的《护法各省联合会议组织条例》看，则远远不止是个单纯军事协调机关，而具有政府雏形。它明确规定对外对内执行政务，其职权有诸如“办理共同外交，订立契约；监督共同财政，办理内外公债之募集；统筹军备，计划作战，议决停战议和事件；议决各与省之争议事件”等等，还规定“联合会议置军事、外交、财政、议和各参赞若干员，由各总代表分别聘任之”⁽¹²¹⁾。这就是说，从军事、政治到内政、外交，联合会议均享有广泛的权力，俨然与军政府相抗衡。

西南联合会议的幕后操纵者是蛰居上海的岑春煊。据北洋密探马凤池情报，岑暗与冯国璋勾结，不仅插手南北和谈⁽¹²²⁾，而且“极力促成自主各省联合会”，“明为销融陆（荣廷）、孙（中山）两派之畛域，即暗以具备南方政府之雏形”。有了这个西南联合会议，他就可以排斥孙中山而充当西南各省的盟主。“万一至督军团与大树（指冯国璋）决裂时，则立可划江水为鸿沟，由自主各省另立旗帜”。李烈钧也密电唐继尧透露说：“煊意只好由联合会议推为军事总代表，将军政府无形取销。”⁽¹²³⁾陆之所以开头反对联合会议，后来又表示赞同，据人分析，是因为“陆荣廷脑筋简单，只求目前得一湘粤桂巡阅使，将来并兼领副总统，于愿即足。其他西南问题、国会问题，若皆不足措意，经西林（岑春煊）一再派人与说，又请庄思缄（蕴宽）密函疏通，始承诺加入联合会”⁽¹²⁴⁾。

这个独立于军政府之外的西南联合会议的出现，终于使孙中山逐渐清醒，表示反对。孙认为联合会议“于约法无根据”，指为“督军团之第二”⁽¹²⁵⁾。章太炎也通电怒斥岑春煊等为“倪嗣冲第二”、“李完用第二”。该电说：“岑云阶、李协和发起护法各省联合会议，观其条例行事，干预宪法，则是倪嗣冲第二也。预派议和代表，则是李完用第二也。夫以武汉且下，荆襄且复，逆寇命在咽喉之间，北方宣战，而我遽主和，堕三军之心，长仇雠之气，真无异自杀政策。此等集会，早应派遣警兵，立时解散。该会亦深知不韪，恐人犹豫，故作宣誓式。宣誓云者，不过预为盟约，推倒黎总统，拥护冯国璋耳。”⁽¹²⁶⁾忠于孙中山的滇军第三师长张开儒也敏锐地指出：“各省联合会议之组织……其表面虽似省政府联合之过渡机关，其用意在第一步推翻军政府，第二步推翻旧国会政府。组织名虽为联合会议，其内容实为合议政府。其议事条例，实为第二国会。此种似鹿非马之会议，如不经国会通过，则为非法会议，与叛督之天津会议又何以异？如经国会通过，则国会曾产生一军政府，试问国人及友邦将何所适从？”⁽¹²⁷⁾由于孙、章等的及时揭露，各省代表、非常国会以及各界有识之士的一致反对，加上伍廷芳、程璧光拒不受职，西南联合会议终于流产了。

三　军政府改组和孙中山离粤

西南联合会议刚收场，改组军政府之议又起。在岑春煊的策划下，政学会国会议员杨永泰、郭椿森、汤漪等采取威胁利诱手段，联合吴景濂、褚辅成等倡议改组军政府。程璧光不明真相，表示赞同，并以调人身份，在孙中山与陆荣廷之间极力疏通。

2月2日，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莫荣新等，邀请孙中山在海珠开会，讨论改组军政府问题。会上决定将军政府的领导体制进行改组。会后，拟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七条，“其中用意约有两端：甲、将军政府原来之单独制，改为合议制，改大元帅一职为政务总裁若干人组织政务会议，地位平等，责任同负。乙、护法各省各军仍旧派出代表，组织联合会，统筹军备，计划作战，其议决事件由政务会议施行”⁽¹²⁸⁾。这样一来，军政府的护法性质就改变了。孙中山表示坚决反对，许多革命党人也不赞成。21日，章太炎从重庆发来通电，指斥岑春煊的议和主张“于义师初起之宣言，一概抛弃”，“莠言乱政，乃至于此”，并揭露其“热中利禄，谄媚僭盗，欲使南方护法靖国之师，皆为一己利用”。他提出：“除电请唐帅否认外，应请宣布岑春煊罪状，以告天下，毋使老奸再行煽惑。”⁽¹²⁹⁾22日，当军政府岌岌可危的时候，孙中山通电全国，呼吁尊重国会，拥护约法，指出：“此次西南兴师，目的止于拥护约法，根本主张，惟在恢复约法之效力，与求国会永久之保障耳。……执权者若能共喻斯旨，弃其非法乱命，息战罢兵，一切解决，悉听国会，则国是既一，大乱立定。若徒恃个人之智与力，以图保持权位，不特战祸延长，殃及国脉，即于各执权者自身，亦为速亡之道。”⁽¹³⁰⁾同日，他通电西南护法各省，说明对时局主张，指出经国会非常会议选出之元帅及各部总长，多未就职，“举国国民，见北京政府既为非法僭窃之机关，而西南护法诸君，又未能毅然赞助国会所组织之军政府，乃彷徨歧路，无所适从。世界各友邦见我主张拥护国会者尚不能服从国会，更疑我护法之战争为割据争雄之举动。内不能示国民以趋向，外不能得世界之同情，是非不明，国是不定，国家危险莫大乎此”。孙中山吁请各将帅贡献救济良策，倘能恢复约法效力，愿即引退⁽¹³¹⁾。随后，他向唐继尧提出改组军政府，必须有切实可行办法，并郑重声明：“护法之惟一主张，在恢复旧国会，并使之完全行使职权，无论改组内容如何，此主张绝对不能有所牺牲，必须一致坚约，始可共议改组。”⁽¹³²⁾但唐继尧始终不置可否。4月10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出席者六十余人，由罗家衡等提出改组军政府组织案，因桂系及政学会议员运动的结果，赞成者竟达四十余人。居正、邹鲁、马君武等反对改组，屡欲起立发言，均遭无理禁止。最后由议长指定二十人审查提案。同日，田桐在沪上书孙中山，报告在沪议员反对改组军政府，“联名致电非常［国］会，提出二办法：一、挽留大元帅；二、改组施行延期”。⁽¹³³⁾11日，孙中山邀全体国会议员至军政府，发表义正词严的谈话。他说：“军政府视国会如君父，国会之决议，军政府无不服从。顾如昨日所提议之改组军政府，为军政府本身之存亡问题，而国会事先绝未征求军政府意见，径行提议而付审查，揆之事理，宁得为平？且以法律而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夫今欲行多头制。又军政府组织大纲明明规定本大纲于约法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完全行使职权时废止，无修改之明文，今日何以自解？军政府近于外交方面正在进行接洽之中，今蒙此影响，军府基础已摇，日后必无进步可言。……故今日余个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余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也。”⁽¹³⁴⁾13日，国会非常会议审查会推代表褚辅成、王湘、吴宗慈、卢仲琳、王葆真五人会见孙中山，征询对于改组军政府之意见，孙中山再次表示：“改组事，余始终反对，以法律上万难通融也。苟不论法律而论事实，则余无不可委曲求全者。若国会必以联陆为有利者，则余虽亲至南宁、梧州晤之，或以大元帅让之，皆无不可，是可见余非争一己地位者矣。”⁽¹³⁵⁾在这期间，传来唐继尧密电西南各省的下列主张：“护法各省亟应组织统一机关，现在办法宜遥戴黎、冯为大副总统，或认冯为代理大总统；在南方组织军务院或国务院，以行使职权。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置六部，伍廷芳长外交，孙洪伊长内政，陆荣廷长陆军，林葆怿长海军，唐绍仪长财政，张继或王宠惠长司法。政府地点宜暂在广州，俟局势稍形发展，则迁往南京或武汉。总理（孙中山）则宜游历各国，办理外交。”⁽¹³⁶⁾至此，孙中山终于看到了唐继尧勾结政学会分子与桂系军阀阴谋推翻军政府，踢开大元帅的真面目，于是决心辞职离粤。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出席议员八十余人，首先由汤漪提出《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赞成改组军政府者四十余人，超过四票通过。孙中山当时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国会，并通电辞职。通电向国民痛切地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犹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内既不能谋各省之统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认。文于斯时瘏口哓音，以蕲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文本匹夫，无拳无勇，所以用其全力以拥护非常会议者，其效果亦既如是，庶乎可告无罪于国人。兹仍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¹³⁷⁾7日，留沪国会议员林森、田桐等二十七人，通电要求挽留大元帅孙中山，“不许其辞职”，并要求延期改组军政府⁽¹³⁸⁾。但留粤国会非常会议竟于同月18日三读通过军政府组织法十二条，其名称仍用军政府，变大元帅制为政务总裁制，而主席总裁则由政务会议选出。20日下午，国会非常会议举行总裁选举会，出席议员一百二十余人，选举结果，孙中山及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当选。随后，陆、唐又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眼见军政府实际权力已被西南军阀所篡夺，遂于21日离广州赴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了。

四　护法战争的历史意义和教训

孙中山发起和领导的护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

首先，“护法”口号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法治，反对封建主义人治的光辉思想，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中国是个延续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缺乏法治观念和民主传统。“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¹³⁹⁾。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谓“君命大于天”，“一正君而天下定”。孙中山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大声疾呼“民主”、“法治”的神圣不可侵犯，指出“国家治乱，一系于法”⁽¹⁴⁰⁾，“共和国家，首当守法”，如果“约法毁灭，国会废弃”，势必恢复封建专制时代的“因人而治”，“燃人治已死之灰，播专制未尽之毒”，军阀武人借此“以天下私”，可以窃权盗国，残民以逞。但历史走向民主，法治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国法不容妄干，而人治断无由再复也”⁽¹⁴¹⁾。他宣称护法的使命，就是要“纳举国之人于法轨，以自进于文明”⁽¹⁴²⁾。这种正义的呼喊，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里，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其次，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以国会和约法为武器，用资产阶级民主法制、共和精神，反对专制，反对复辟，反对一切黑暗势力。这对于抵制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粉碎复辟帝制的阴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诚然，孙中山的“护法”口号，没有提出和涉及有关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没有反映广大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因而不能吸引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至于那个时候的旧国会，也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只不过作为革命胜利后的点缀品，甚至成为某些政治集团相互角逐的工具罢了。凡此种种，注定了护法运动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失败。但是，当时的中国，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孙中山在政治上又找不到新的出路。他以国会和约法为武器，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专制统治，坚持走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人民尚未找到新的政治思想武器的历史条件下，就不失为一面战斗的旗帜，因而受到一切进步力量的拥护和支持。当海军南下护法的消息传来后，广东人民“于举国阴霾沉雾之中，忽睹霹雳青天之象，群情欢跃，莫可明言”。在广州长堤东园召开的广东各界欢迎海军南下大会上，到会者数万人，盛况空前。辕门以生花嵌成“扫除伪政府，拥护真共和”十字。爆竹声，万岁声、鼓掌声，“檐宇为震”⁽¹⁴³⁾。孙中山一声“护法”号召，在短短几个月内，护法斗争的烽火遍及全国十几个省份，“纵横于大江南北，如火如荼，一日千里，皆以拥护军政〈府〉为名”⁽¹⁴⁴⁾。但是在当时军阀专权的条件下，孙中山毕竟失败了。

护法斗争的失败，主要有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没有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辛亥革命后，随着北洋军阀势力压迫的加剧，革命党人不断分化。中华革命党以至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出现了如孙中山所指出的严重情况：“维时官僚之势力渐张，而党人之朝气渐馁；只图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骤减冒险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将顺，而渐被同化矣！”⁽¹⁴⁵⁾辛亥革命胜利后，许多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鱼目混珠”，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并造成了宗派林立，成分“过于复杂”，“总是想做大官”⁽¹⁴⁶⁾。许多党员非但不支持孙中山，反而勾结军阀反对孙中山，广东军政府的改组，就是原国民党中的政学会与西南军阀相勾结而实现的。像这样一个组织不纯、四分五裂的革命党，是不可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引导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

第二，缺乏可靠的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但孙中山手中却没有掌握什么可靠的武装。这时候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争取、利用旧军阀武装的阶段，不懂得用革命军队代替或改造旧军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用民主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组织严密的训练有素的革命军。在护法战争中，程璧光以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的身份，率领一支舰队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驻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个师以及广东省长朱庆澜交给大元帅直接指挥的二十营省防军，积极拥护和支持孙中山，当时也增加了军政府的威望。但也仅此而已，力量十分有限。北洋密探马凤池还在军政府成立以前，就断言护法运动的必然失败。他说：“查孙文定计在粤另立政府，所恃陆军势力，只有张开儒、方声涛及林虎一旅。林逆远驻雷州，形势隔禁，实仅张、方两师可资号召，他则魏邦平之警察兵可凑数耳。陆使（荣廷）、陈督（炳焜）均未附和。朱省长（庆澜）亦但利用彼党巩自己地位，决非乐从其诡谋。实力单薄，乌能成事。即幸而成焉，亦断断不能持久。”⁽¹⁴⁷⁾不仅如此，拥护孙中山的海、陆军还不断受到西南军阀的压制和排挤，以致程璧光遭暗杀，张开儒被囚禁，崔文藻（陆军次长）被枪杀，驻粤滇军和省防军被调离广州地区。这样，孙中山成了一名无兵可统、无将可依的名符其实的光杆司令。

第三，西南军阀的破坏。早在孙中山宣布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时，陆荣廷就曾表示：“中山拟在粤召集国会，恐难办到，不敢有闻。”⁽¹⁴⁸⁾孙中山当选大元帅的第二天，陆荣廷拒不接受元帅职，说什么“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当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义，尤滋疑议”，“此举实不敢轻为附和”⁽¹⁴⁹⁾。他还致电唐继尧，密谋对军政府共同采取暂时虚与委蛇的骑墙态度，说：“粤另组军政府，殊难慊人意。此间事前已复电劝其审慎，未蒙采纳，刻已发生，亦且置之。”⁽¹⁵⁰⁾唐继尧的主张同陆荣廷完全合拍，对军政府采取表面上敷衍，实际上不合作的态度，同样不接受元帅职务。唐的拒不受职，是因为一怕得罪桂系，二怕结怨北方。他曾经说过：“此间所谓组织军府，非桂粤当局所愿。恐因此愈失其同情，转多窒碍，故决然辞去。”⁽¹⁵¹⁾由于陆、唐拒绝接受元帅职，以致军政府六个部的总长，除张开儒延至1918年2月宣布就职外，其余五位总长均徘徊观望，始终没有就职而由次长代理职务。朱镜宙在《梦痕记》一书中写道：“自大元帅成立后，号令不出河南士敏土厂，各部总长均未就职，元帅陆、唐二公亦在观望中。大家无事可为，终日在长堤照霞楼俱乐部闲聊，或奕棋自遣。”⁽¹⁵²⁾1918年10月初，章太炎征得孙中山的同意，赴云南劝说唐继尧同孙中山合作。据负责接待章太炎的李宗黄回忆，唐继尧仅在10月7日接受章太炎带来的元帅印，但不肯举行就职典礼，表示他的处境远较广州方面复杂，同时他既已接受孙先生新颁发的印信，当然也就是承认军政府的设立，何必一定要举行典礼、授印、通电、开府⁽¹⁵³⁾？章太炎的记载说：“余至云南，蓂赓犹豫不敢受元帅印证。余谓五议员曰：‘不受，诸君为无面目，宜速归。余名义亦属军府，随君等去矣。’蓂赓始具礼受印证。然其文移号令，终自称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未肯称元帅也。”⁽¹⁵⁴⁾由此可见，唐继尧是在章太炎等中央代表半说服、半强迫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元帅印证的。当时的军政府，实际上是一座空架子，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影子政府”。“军政府类似虚设，大元帅徒负空名，两元帅就职迁延，各总长意存观望。揆诸护法本旨，得勿相悖？”⁽¹⁵⁵⁾孙中山独力支撑军政府，内外遭受攻击，处境十分恶劣。他的护法主张，实际上一筹莫展。同时，军政府本身既无收入来源，仅靠海外华侨少数捐助，经济又十分困难。自部长、秘书、参军以至书记、事务员，每月均领零用钱二十元，有时还维持不下去，依靠廖仲恺多方筹款接济。如前所述，孙中山当时在上海的住宅就因此交由仲恺经手抵押过两次。莫荣新对大元帅府又处处刁难，以至发电不能用头等，不得挂账，只能用现款发四等电。孙中山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员和招到的新兵，也多为莫荣新的一伙所驱逐、逮捕或暗杀。当孙中山在忍无可忍，亲登军舰炮轰观音山督署时，唐继尧竟破口大骂是“胡闹已极”⁽¹⁵⁶⁾。正如章太炎所说的：“孙公与荣廷恶，权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门。”⁽¹⁵⁷⁾孙中山也自叹在粤“有同寄寓，军权吏治，失所挟持”，“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¹⁵⁸⁾。他愤怒地指出：“护法军兴，战争连年，大功未竟，此中大梗，皆由桂贼缘敌为奸有以致之。”⁽¹⁵⁹⁾为了孤立陆荣廷，孙中山一度在策略上提出“护法必联唐”的口号，曾致电唐继尧说：“民国前途，希望惟在执事一人，尚冀毅力首出担当，则桂人自难立异，而他省亦可景从。苟达护法目的，文无不可退让。”⁽¹⁶⁰⁾但唐继尧不仅拒绝同孙中山合作，而且相反，与桂系军阀加紧勾结，策划西南各省联合会，排斥孙中山。1918年5月，莫新荣在唐继尧的纵容和支持下，强行夺了张开儒的兵权，并派兵逮捕了张开儒，杀害了陆军次长崔文藻。唐继尧称赞莫此举“处理甚为适当”，还要将张开儒押解回滇“依法处办”⁽¹⁶¹⁾。这种明目张胆的破坏，使孙中山失去了驻粤滇军的支持，完全暴露了唐继尧借护法之名，搞割据之实的军阀本质。

第四，军事上的难以作为导致战略上的失误。孙中山身为海陆军大元帅，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作战的指挥权。各个战场多半是各自为战，很少请示军政府，甚至根本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因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无法制订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作战计划。无论是桂系还是滇系军阀，他们参加护法，主要是为了保存、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实行军阀割据，故对待和战的态度完全以本集团的私利为转移，根本不顾整个护法战争的全局。例如1917年11月20日南军占领长沙，北军处于前方崩溃，后援不继，直皖矛盾十分尖锐之际，孙中山坚决主张乘胜推进，攻克岳阳，进而夺取武汉，以造成逐鹿中原之势。但是，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认为联军占领长沙后，其主要任务是看守老家两广地盘，因而按兵不动，忙于争夺权位，鼓吹一切问题等待谈判中解决，甚至带头宣布停战。唐继尧也对孙中山采取敷衍的态度，同样按兵不动，以致失去了攻克岳阳、会师武汉、问鼎中原的大好机会。正如孙中山所指出，陆荣廷、唐继尧之流，“其所以治兵西南者，迹彼用心，只欲分中央专制全国之权，俾彼得专制于二、三行省”。章太炎也于事后评论说：“原群帅所以怯于规鄂者，非兵力不任也。……徒以部落主义蔽其远略，广西（陆荣廷）不过欲得湖南，云南（唐继尧）不过欲得四川，借护法之虚名，以收蚕食鹰攫之实效，湘、蜀既得，而彼已偿初志矣。……外人徒见其宣布明申，慷慨自矜，而密电私议，实多不可告人之语。言和不过希恩泽，言战不过谋吓诈。里巷讼棍之所为，而可以欺大敌欤？要之，西南与北方者，一丘之貉而已。”⁽¹⁶²⁾这里，章太炎与孙中山一样，从各个军阀在和战问题上的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的恶劣表演中，看到了近代封建军阀的欺骗性和残暴性，从而也得出南与北“一丘之貉”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相当深刻的，很有政治眼光的。

孙中山发起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失败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寻找中华民族解放之路而不断探索、奋斗、前进。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在当时也已经觉察到“护法断断不能解决问题”⁽¹⁶³⁾，必须“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¹⁶⁴⁾。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北京政府不能代表这个国家，广州政府（指岑春煊、陆荣廷控制下的军政府）也同样不能代表中国。”⁽¹⁶⁵⁾他还说：“南北新旧国会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免致他再出来捣乱，从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¹⁶⁶⁾，并坚决表示：“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¹⁶⁷⁾不久，这个“开一新纪元”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

————————————————————

(1) 《致段祺瑞与参众两院议员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5页。

(2) 《致黎元洪及参众两院议员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0页。

(3) 《致陆荣廷唐继尧等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1页。

(4) 《致陈炳焜等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1页。

(5) 《致黎元洪伍廷芳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4页。

(6) 《致陈炯明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3页。

(7) 《致西南六省各界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0页。

(8) 《致津沪国会议员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8页。

(9) 《致西南六省各界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0页。

(10) 《致王文华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37页。

(11) 《通告护法各省军政首领支持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笫349页。

(12) 《中华新报》，1917年7月7日。

(13) 《致参众两院议员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0页。

(14) 《致西南六省各界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1页。

(15) 《致津沪国会议员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8页。

(16) 《中华新报》，1917年7月8日。

(17) 参见广州《粤报》，1917年7月20日；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7辑，第13页。

(18) 《致津沪国会议员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8页。

(19)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3章，第4页。

(20)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3章，第4—5页。

(21)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3章，第6页。

(22)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3章，第9—10页。

(23)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4章，第2页。

(24)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4章，第4、6页。

(25)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第4册，第1074页。

(26)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第4册，第1075—1076页。

(27) 《军政府公报》第1号，1917年9月17日。参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编第4册，第1076页。

(28) 《大元帅就职之布告》，《军政府公报》第1号，1917年9月17日。

(29) 《靖国联军第七军司令张煦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25号，1917年11月19日。

(30) 《湖北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石星川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35号，1917年12月20日。

(31) 《大元帅复湖北靖国军第一军石总司令电》，《军政府公报》第35号，1917年12月20日。

(32) 《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致大元帅电》，《大元帅复湖北靖国军第一军石总司令电》，《军政府公报》第35号，1917年12月20日。

(33) 《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黎天才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36号，1917年12月24日。

(34) 《军政府陕西靖国军命令曹世英等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49号，1918年2月23日。

(35) 《蒋尊簋宣布自主电》，《中华新报》，1917年11月30日。

(36) 《张开儒致唐继尧密电》（1918年1月20日），云南档案106—3—129。

(37) 《致吴佩孚敬电》（1918年5月24日），《徐树铮电稿》，第182页。

(38) 《粤桂军援湘确讯》，《民国日报》，1917年9月21日。

(39)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5章，第3页。

(40)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5章，第6页。

(41) 据谭浩明致唐继尧密电报告南宁会议的情况时说：会上“决定组织两粤联军援湘北伐。计粤军二军共三十营，桂军三军共四十营，数约三师以上，先锋均已出发”。这里粤、桂两军各少五营，待考。详见《谭浩明致电唐继尧》（1918年10月12日），云南档案106—3—138。

(42) 《大元帅令》，《军政府公报》第10号，1917年10月1日。

(43) 《傅良佐致国务院咸电》（1917年9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档案1011—5961。

(44) 《王汝贤、范国璋停战主和寒电》（1917年11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档案：一〇一—（2）—342。

(45) 通电原有直督曹锟，但曹后用长途电话向段否认，声称此电未经本人同意，概不负责。

(46) 《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第212页。

(47) 傅良佐：《陈军法会审原文照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档案一〇二—（2）—24。

(48) 湖南善后协会编：《湘灾纪略》，第16—17页。

(49) 湖南善后协会编：《湘灾纪略》，第23页。

(50) 《段祺瑞致北洋军人铣电》，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11月20日。

(51) 《国父年谱》下册，台北1961年版，第704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7年1至12月，第971页。

(52) 《大元帅对于时局之通电》，《军政府公报》第25号，1917年11月19日。

(53) 《民国日报》，1917年11月25日。

(54)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51页。

(55) 《在上海欢迎美国议员团时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98—299页。

(56) 《复头山满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22页。

(57) 《致孙洪伊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56页。

(58) 《复李纯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52页。

(59) 《复章炳麟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61页。

(60) 《复唐继尧等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62页。

(61) 《唐继尧以川中尚未荡平逆军为词延缓东下援鄂复孙文勘电的密电》（1918年1月11日），《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51页。

(62)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76页。

(63) 《联军通令停战》（1917年11月28日），《湘灾纪略》，第21—22页。

(64) 《谭浩明致唐继尧电》（1917年12月5日），云南档案106—3—138。

(65)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5章，第9页。

(66)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5章，第10页。

(67) 《唐元帅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31号，1917年12月5日。

(68) 《军政府公报》第33号，1917年12月12日。

(69) 《国会非常会议致湖南程省长电》，《军政府公报》第38号，1918年1月4日。

(70) 《张开儒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28号，1917年11月26日。

(71) 《莫荣新、程璧光、李烈钧致陆荣廷等电》（1917年12月16日），云南档案103—3—139。

(72) 《致各省督军江电》（1917年12月3日），《徐树铮电稿》，第2页。

(73) 《东方杂志》第15卷第1号，第191页。

(74) 《中华新报》，1917年12月22日。

(75) 警民：《徐世昌》，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版，第38页。

(76) 《中华新报》，1917年12月9日。

(77) 《北洋政府致曹锟、张怀芝督军电》（1917年12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档案一〇一一，3078。

(78) 《李廷玉致王占元电》（1917年12月24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2页。

(79) 《政府公报》，1917年12月27日，第698号，布告。

(80)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第134页。

(81) 《顺天时报》，1918年1月11日。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8年1至6月，第26页。

(82) 《顺天时报》，1918年1月25日。

(83) 《致各省督军鱼电》（1917年12月6日），《徐树铮电稿》，第2—3页。

(84) 《致各省督军阳电》（1917年12月7日），《徐树铮电稿》，第3—4页。

(85) 《致各省督军之漾电》（1918年1月23日），《徐树铮电稿》，第7页。

(86) 《湘粤桂联军攻克岳州血战史》，《民国日报》，1918年2月22日。

(87) 《王金镜漾电》（1918年1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档案，北十一，848。

(88) 《王金镜关于守岳北军失败经过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档案，北十一，1386。

(89) 《王金镜有电》（1918年1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档案，北十一，848。

(90) 《谭浩明致电李纯》（1918年1月30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8年1至6月，第114页。

(91) 《程潜致李纯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8年1至6月第114—115页。

(92) 《义声报》，1917年12月27日。

(93) 《邱北县县志》第6册，第30页。

(94) 《义声报》，1918年2月27日第3版。参见高光汉：《西南军阀混战中的黎天才》，《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2辑，第187—190页。

(95) 《张敬尧反对停战议和的通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档案，北十一（2），352号。

(96) 《顺天时报》，1918年1月4日。

(97) 《顺天时报》，1918年2月2日。

(98) 《湘灾纪略》，第26页。

(99) 《湖南省志》，第1卷，第370页。

(100) 《致靳云鹏真电》（1918年4月11日），《徐树铮电稿》，第99页。

(101) 《致各省督军轸电》（1918年4月11日），《徐树铮电稿》，第100页。

(102) 《顺天时报》，1918年2月2日。

(103) 《南京督军李纯致大元帅电》，《军政府公报》第47号，1918年2月15日。

(104) 指奉天督军张作霖1月19日电请对南方下讨伐令。

(105) 《致各省督军先电》（1918年2月1日），《徐树铮电稿》，第10页。

(106) 《致各省督军冬电》（1918年2月2日），《徐树铮电稿》，第11页。

(107) 当时有人对徐世昌说，可“不必问芝老出否”。徐表同意，提出“诸公可将命令办好，带府请印，庶免再有推托”。见《徐树铮电稿》，第6页。

(108) 《谭浩明报告吴佩孚订约九条内容致岑春煊等电》（1918年9月25日），云南档案106—3—186。

(109) 《吴佩孚主和电》，《湘灾纪略》，第63页。

(110) 陆丹林：《总理炮教莫荣新》，《革命文献》第49辑，第135—136页。

(11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8年1至6月，第7页。另据张开儒致电唐继尧称：孙中山向莫荣新提出三条件：“一、由莫督军致孙大元帅及派员道歉；二、令广东政府（当局）尊重大元帅政府及非常国会；三、广东外交特派员由大元帅任命。”见《云南档案》：106—3—128。到底是三条还是五条，待考。

(112) 罗翼群：《孙中山南下护法十年间粤局之演变》，《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114页。

(113) 《唐继尧为组织军事联合会致电孙中山等》，《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48页。

(114) 据谭浩明11月14日密电透露：“前在邕，陆巡阅使曾筹商及此（指西南联合会），并议请伍秩庸（廷芳）、岑西林、唐少川（绍仪）来粤，会商办法。（见《云南档案》106—3—138）

(115) 1917年初，在“府院之争”中，伍廷芳站在黎元洪一边，5月，曾代理国务总理（时任外交总长），协助黎元洪副署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旋因伍廷芳拒绝副署解散国会命令，黎元洪在张勋逼迫下，又不得不免去伍的代理总理职务。详见本卷第2章第1节。

(116)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6章，第1页。

(117) 《陆荣廷致电李烈钧等》（1917年12月7日），云南档案106—3—138。

(118) 《唐继尧致电孙中山等》（1917年11月），《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48页。

(119)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6章，第2页。

(120) 《孙中山致唐继尧电》（1917年11月21日），《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48页。

(121) 《护法各省联合会议组织条例》，《东方杂志》第15卷第2号，第212—213页。

(122) “西林现与大树极融洽。李纯不过表面为大树作调人，实皆西林在中斡旋。”见《马凤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73页。

(123) 《李烈钧行营秘书厅来电》（1918年1月2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106—3—141。

(124) 《马凤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73页。

(125) 《陈璧金陈述孙中山坚决反对联合会议》，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306—3—130。

(126)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6章，第5页；《革命文献》第49辑，第192页。

(127) 《张开儒反对西南联合会议致唐继尧密电》，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106—3—129。

(128)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6章，第8页；《革命文献》第49辑，第394页。

(129) 《驳岑春煊提和议条件之通电》，《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47页。

(130) 《通告全国各界主张和平尊重国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47、348页。

(131) 《军政府公报》，1918年2月23日，第49号。

(132)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28页。

(133) 《田桐上国父报告在沪议员对军政府改组意见电》，《革命文献》第49辑，第143页。

(134)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7辑，第23页。

(135)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7辑，第23页。

(136)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7辑，第23—24页。

(137) 《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472页。

(138) 《留沪国会议员林森等主张非常国会延期改组电》，《革命文献》第7辑，第91页。

(139)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12页。

(140) 《大元帅致西南护法各省将帅电》（1918年2月23日），《军政府公报》第49号，1918年2月23日。

(141) 《元旦布告》（1918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85页。

(142) 《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99页。

(143)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4章，第2、4页；《革命文献》第49辑，第375—377页。

(144) 《张开儒致唐继尧密电》，云南档案馆藏档案106—3—129。

(145) 《八年今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1页。

(146)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4页。

(147) 《马凤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41—42页。

(148) 《徐之琛致唐继尧密电》，云南档案馆藏档案。

(149) 《程璧光殉国记》第4章，第10页；《革命文献》第49辑，第380页。

(150) 《陆荣廷致唐继尧密电》，云南档案馆藏档案106—3—138。

(151) 《唐继尧致张开儒密电》，云南档案馆藏档案，106—3—764。

(152) 镜宙：《梦痕记》上册，第223页。

(153) 《李宗黄回忆录——奋斗人生》，《台湾新闻报》，1960年7月14日。

(154)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49页。

(155) 《张开儒致唐继尧密电》，云南档案馆藏档案，106—3—130。

(156) 《在李烈钧报告孙中山炮轰观音山致唐继尧电上的批示》，云南档案馆藏档案，106—3—128。

(157)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50页。

(158) 《复陈赓如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37页。

(159) 《复伍毓瑞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63页。

(160) 《致唐继尧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28页。

(161) 《唐继尧复李根源密电》，云南档案馆藏档案，106—3—1338。

(162)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89—590页。

(163) 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月11日。

(164) 《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9页。

(165) 孙中山：《平白的话》，《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台北1975年版，第338页。

(166) 《申报》，1919年10月23日。

(167) 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月21日。

第五章　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

第一节　日皖勾结

一　日本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虽攫取了种种侵略利益，但始终认为袁世凯是依靠英美抵制日本的，因此当袁因推行帝制而声名狼藉时，便决心“倒袁”。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外务省曾直接策划，以巨额金钱支持东北地区宗社党组织复辟武装，进行暴乱⁽¹⁾，并援助南方反袁势力和革命党人⁽²⁾，企图搞垮袁的统治，扶植一个更便于操纵的亲日政权。

袁世凯统治覆灭后，日本“倒袁”目的已经达到，遂把注意的重点转向在华组成一个稳定的亲日政府这个目标上。1916年6月1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日本政府便立刻表示支持。日本政府这时的判断是：黎元洪既是根据《临时约法》继任的，南方反袁各省不会反对，南北可以统一；以北洋派合作（主要是段祺瑞、冯国璋）为基础，吸收进步党、国民党及南方各派势力，组成亲日政府。故日本外务省在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即6月7日，便以急电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向黎元洪转达如下意见：“今后相信黎氏必将首先努力协调统一国内政见分歧者，对南方的主张加以慎重考虑，相互协力，为根除全国动乱之祸根，实现国内和平而尽力。当前之急务，首先任命一个不至重复执行袁世凯时代造成日中两国关系乖离之政策的新政府。黎氏亲自任命的新政府，若真正诚意努力于恢复国内秩序，并确立日中友好，帝国政府将尽可能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对帝国政府，尽可信赖，无论何事，均可提出商谈。”⁽³⁾与此同时，它又通知日本驻南京、广东、云南、上海等地领事，将日本政府的上述方针，分别转达给冯国璋、岑春煊、唐继尧、唐绍仪、张继等南北要人，要求他们支持黎元洪，与黎和衷共济，解决当前时局问题⁽⁴⁾。6月29日，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暂时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

但此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鉴于大隈内阁所执行的露骨的侵华政策遭到中国人民强烈反对，在国际上也加深了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国内各方人士也不赞成政府这种过分冒险的做法，因此多主张趁袁氏覆亡之际，修正对华政策。1916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正毅（1852—1919）继任总理大臣。10月9日，即寺内内阁成立的当天，日本元老松方正义拟定了一份《对华政策意见书》⁽⁵⁾。《意见书》对日本自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回顾，特别是对大隈内阁的对华方针提出批评，强调中国作为日本对付西方所起到的屏障作用的重要性，主张“日华亲善”，协力合作，对华政策要坚持与各国协调一致的方针，等等。松方的《意见书》，并不是要改变日本帝国主义传统的对华侵略的“大陆政策”，而是要求改变日本军阀、政客所经常采取的那种赤裸裸的军事威胁的愚蠢做法。松方的意见得到元老山县有朋的支持。另外，日本政友会总裁原敬于11月11日会见山县有朋后，在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记述：据山县说，关于对华问题，“‘寺内必须设法改善’。余深以为然。此问题已成为国家当前突出的急务。如何确立方针，亟待研究”⁽⁶⁾。这些都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大隈内阁所执行的对华政策的不满。这也是大隈内阁倒台的重要原因。

寺内正毅系山县有朋为首的长州军阀的重要人物，曾多次出任陆军大臣，在组阁前任朝鲜总督。寺内内阁的智囊人物胜田主计（任大藏大臣）、西原龟三都是他在朝鲜总督任内的心腹。

胜田主计（1869—1948）在此以前任朝鲜银行总裁，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鼓吹者。胜田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旦结束，“国际间的经济战争必将十分激烈，已毋庸置疑”，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如欲参加竞争，“必须从国外输入许多原料，并将其加工制成商品进行商品贸易。若不如此，可以推想十数年后，我国国民将难以维持经济独立。是故，欲谋求我国经济独立的基础，当求诸地大物博的中国”⁽⁷⁾。“我国国民经济及执行国防计划所需的原料及一切物资，几乎完全可以从中国求得。从这方面来说，经常保持日华间经济上充分的联系，也是帝国独立方面最为迫切的事。我对中国问题最重要的考虑之点，即在于此”⁽⁸⁾。胜田出任大藏大臣后所拟定的《对华借款方针》，其指导思想就是：“对华借款避免过去那种以获取利权为主，赤裸裸地强迫中国接受的做法，先以稳妥条件提供贷款，在增进邦交的同时，采取促其主动向我提供有利权益的手段。”⁽⁹⁾这就是说，对华侵略应以经济渗透为主要手段，以取代过去那种军事讹诈、武力压迫的做法，由“强夺”变为“巧取”，先诱之以利，然后谋取特权利益。

西原龟三（1873—1954）在寺内内阁并无正式职务，但在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制订和贯彻执行上，却是一个起着关键作用的积极的参与者。他早年结识日本政治活动家神鞭知常（1848—1905），后参加神鞭组织的对俄同志会。当时日本与沙俄为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竞争十分激烈，该会主张对俄采取强硬政策。在神鞭影响下，西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思想的熏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西原随神鞭来到朝鲜，游说朝鲜当局助日对俄，并提出在朝鲜应以“王道主义”发展殖民事业。西原自称是“王道主义”的信徒⁽¹⁰⁾，“东亚和平”的使者。1905年神鞭死后，西原在朝鲜从事棉布商业活动，与朝鲜商界和金融界有着广泛的联系。1911年西原通过其同乡朝鲜总督府总务长官有吉忠一的介绍，结识了当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他由于通晓朝鲜殖民事务，受到寺内的信任和赏识。1915年，西原向寺内推荐胜田主计出任朝鲜银行总裁。于是寺内、西原、胜田之间的关系，随着他们共同在朝鲜的殖民活动而日益密切。

寺内在未组阁前曾于1916年6月派西原来华“考察”中国的政治情况。在此期间，西原就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广泛征求日本在华各方面人员的意见。同时他了解到大隈内阁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为搞垮袁世凯的统治，曾暗中派遣日本军人并网罗日本浪人在我东北地区操纵肃亲王等宗社党人，成立所谓“勤王军”进行武装暴乱，企图搞“满蒙独立”，并支持革命党人在山东的反袁军事活动。西原根据这些事实，于回国后起草了三个文件，即《满蒙的革命军、宗社党与日本军人及日本人的关系》、《山东省的革命党和日本人》、《山东省的革命军以及套购铜元的过去与现在》，并把这些文件誊印出来，交由后藤新平（寺内内阁任内务大臣，后又转任外务大臣）在日本贵族院广为散发。这些文件在日本政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因此而遭到各方人士的抨击，成为当时有名的所谓“秘密出版物事件”。大隈内阁的倒台和寺内新内阁的成立，都与西原这些活动有关⁽¹¹⁾。西原与寺内的关系之密切，也由此可见。

西原此次中国之行，主要是为寺内上台组阁制定对华政策搜集情报的，所以在他回国后，即向寺内提出一份名曰《在目前时局下对华经济措施纲要》的文件。文件内容的重点是：一、组织对华实业投资团，确保日本在华的经济基础；二、为解决中国目前财政的紧急需要，上述对华实业投资团应提供2000万日元借款；三、稳定中国财政，其办法是由日本提供资金建立省立银行，而由中国政府公布法令，发行一种金本位纸币，其形状名称应与日本现行金币划一，并规定可以相互兑换。西原认为：“确保在华经济优势，其唯一途径，实为日华货币之并用流通，并辅以王道主义之贯彻实行。此举得以实现，则日本在华经济势力当可日益发展，以至百世不衰。”⁽¹²⁾他一再强调说：“目前形势已迫使我们必须拟订一个妥当准确的对华方案。就目前日中关系看来，两国之间连一个小小的经济基础都没有。恰如建筑房屋必须打好地基一样，目前首先打下一个经济基础，实为当务之急。”⁽¹³⁾

胜田的《对华借款方针》和西原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实际上成为日本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蓝本。寺内上台后，即在1917年1月9日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五点对华方针，表面上提出“尊重并拥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对中国的任何政党或派系，均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涉及日本在华侵略利益时，则露骨地提出：“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帝国政府将按既定方针逐步扩大、增进帝国的特殊利益；在福建根据明治三十一年（1901年）和大正四年（1915年）两次换文精神，确保中国所承认的帝国与该地区之特殊关系，并逐步努力培植我国势力；至山东问题，应俟和平恢复后再求其最后解决。当前的问题，是设法使德国战前在该省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归于帝国所有。”这个对华方针还指出，除上述地区外，“帝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努力使列强逐步承认帝国在中国的优越地位”⁽¹⁴⁾。

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向内阁提出的《对华方针意见书》，对日本对华政策的修正，作了如下的解释：对华方针应该是根据中国局势的发展，随机应变地采取措施，以建立日本在华的优越地位，抵制英、美势力的扩张。日本对华方针首要之点，“必须采取手段使中国不陷于任何人手中”，故在此意义上日本必须把“维护中国独立与领土完整作为帝国对华方针之基础”⁽¹⁵⁾。大藏大臣胜田主计更是赤裸裸地说：“今日几乎帝国朝野一致的议论，均认为中国决不可被瓜分，不仅为中国，盖为东亚之和平或日本之利益，亦不可使其瓜分。置中国于列强共同管理之下，对帝国亦利少弊多，应使中国在其本国主权之下达于统一。”⁽¹⁶⁾上述这些有关对华政策的说明，充分暴露出日本妄图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力求独霸中国的侵略野心。寺内内阁标榜不干涉主义，以示其所执行的是与大隈内阁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正因为如此，它最初对皖系军阀段祺瑞的扶植和勾结还是比较隐蔽的。但当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再次出任国务总理控制北京政府后，日本即抛弃了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的骗人幌子，公开支持皖系军阀的政权。

1917年7月20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宣称：“现鉴于各国既已对中国现政府成立的合法性表示承认，并表示同情，因此，帝国政府认为，给予段政府以相当友好援助，以期中国时局的稳定，同时设法解决日中两国间的若干悬案，方为得策”；同时决定给予段政府以财政援助并供给武器军需品，拒绝南方所提出的有关这类要求⁽¹⁷⁾。这说明日本已认定段祺瑞皖系军阀是其理想的侵华工具，决心全力支持段祺瑞北京政府。

寺内内阁确定援段方针后，便以各种名目给予段祺瑞政府以大量借款，支持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以便假皖系军阀之手，向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扩张其侵略势力，并迫使欧美列强承认日本“帝国在中国的优越地位”。

二　“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

“西原借款”是指寺内内阁时期西原所经手的借款，但这仅是日本当时对华借款的一部分。据日本大藏省档案资料记载：在寺内内阁执政期间（1916年10月9日—1918年9月28日），日本与中国新签订的借款总额达386，450，000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前当时的对华借款总额120，000，000日元相比，仅仅两年之间，就增加到三倍”；这其中，“对中央政府借款279，860，000日元，对地方政府借款18，570，000日元，对公司及私人借款88，020，000日元”⁽¹⁸⁾，对中央政府的借款即占借款总额的70％以上。上述借款中，由西原直接经手或参与交涉签订的有八项，共145，000，000日元，其名目如下⁽¹⁹⁾：

借款项目 | 借款数目 | 订约日期
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 | 5，000，000 | 1917年1月20日
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 | 20，000，000 | 1917年9月28日
有线电信借款 | 20，000，000 | 1918年4月30日
吉会铁路借款 | 10，000，000 | 1918年6月18日
吉黑两省林矿借款 | 30，000，000 | 1918年8月2日
满蒙四铁路借款 | 20，000，000 | 1918年9月28日
山东二铁路借款 | 20，000，000 | 1918年9月28日
参战借款 | 20，000，000 | 1918年9月28日

除上列西原所经手者外，其他大宗借款有：善后借款三次垫款30，000，000日元、京畿水灾借款5，000，000日元、军械借款32，081，548日元等。

西原龟三往往秉承寺内和胜田的意图，不通过日本驻华公使而径自与段祺瑞北京政府直接进行交涉，谈判借款合同，并决定两国间很多重大问题，从而引起日本政府内部一部分人的不满。特别是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曾多次致电日本外务省，反对和攻击西原的在华活动。为此，寺内致函外务大臣后藤新平说：“如所周知，迄今为止，西原向中国政府当局提出的各项问题，决非西原个人向中国当局进行的交涉，其主旨都是我国政府所同意并想要实行的。”⁽²⁰⁾由此可见，“西原借款”及其活动，集中反映并体现了寺内内阁对华的侵略方针和政策，其所经手的借款是直接为寺内侵华政策服务的。

寺内内阁能以资本输出的形式向段祺瑞北京政府提供各种名目的贷款，主要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日本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对外贸易连年入超，1913年，它的对外债权与对外债务两项相抵，是总数达122，400万日元的负债国家⁽²¹⁾。与欧美列强相比，它的经济实力薄弱，无力对华提供大宗借款。大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各参战国忙于相互厮杀，民用工业生产瘫痪，国际航运停顿，而日本则因远离欧洲战场，成为军需物资的供应地。因此，日本商品几乎未遇到竞争即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刺激了日本国内工业的发展。自1915年至1918年间，日本出口贸易急速增长，国际贸易顺差达28亿日元，一跃而成为拥有137，000万日元的债权国家⁽²²⁾。日本银行的现金储备，1918年增至158，000万日元⁽²³⁾。这是日本寺内内阁能够对华提供大量借款的经济背景。

帝国主义各国历来是把对旧中国的借款作为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和掠夺中国的一种重要手段。寺内内阁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造成的有利时机，企图迅速而有效地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等要害部门，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变中国为日本的原料供给地及商品市场。这是它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之一。因此，它力图以大量财政资金输出的形式，加强其在华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准备战后与欧美各国在华进行激烈的争夺。但是，由于四国银行团垄断了对华政治借款的优先权利，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又是四国银行团的成员之一，日本若以政治借款的名义对华借款，势必要与英、法、俄等国协商一致，从而妨碍其自由行动。为在短时间内达到上述目的，大藏大臣胜田主计主张采取经济借款形式，以避免与欧美各国在华势力产生矛盾和对抗。因此，日本政府于1917年1月20日批准由兴业、台湾、朝鲜三家银行组成特别银行团，规定对华政治借款由“横滨正金银行主负其责”，“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及朝鲜银行共同应承中国经济借款”⁽²⁴⁾。西原经手由三银行提供的总数为14，500万日元的八项借款，其中除第一次交通银行500万日元借款是三银行自己的资金，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及参战借款是用大藏省储蓄部资金外，其余五项借款均由日本议会批准，政府保证支付本利，由三家银行发行1亿日元债券支付⁽²⁵⁾，亦即以日本财政资金为后盾，由三银行出面对华借款。其名目虽标为银行、电信、铁路等经济性借款，实际上大多充作当时北京政府的军政开支，成为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对南方发动战争所需的军费，是名符其实的政治借款。

支持段祺瑞和皖系军阀，加强日皖之间的勾结，是寺内内阁推行其侵华政策的重要手段。西原龟三的各项借款活动，也正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的。西原不仅参与寺内内阁对华外交和侵略方针的制定，而且先后六次来华，代表寺内进行活动，与段祺瑞、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皖系军政要人和亲日派官僚关系密切，并干涉和操纵中国的内政。他是日皖之间的直接牵线人物，而“西原借款”就是日皖勾结的产物。下面是西原通过各项借款活动与皖系进行勾结的具体过程和内容。

1916年10月间，西原与胜田密议，“深悉此时中国如能特派一适当的人前来日本表示敬意，并进一步磋商改善日中关系的具体办法，实在是最适机宜的事”，并表明以曹汝霖为特使最为适宜⁽²⁶⁾。他们将此意透露给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章宗祥立即电告段祺瑞：“近日晤后藤（时任内务大臣），谓两国亲善，宜从经济联合入手，为疏通意见起见，最好由中国政界素有名望之人来日一游。”⁽²⁷⁾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虽然控制了北京政府，但深感自己的政权还是不稳固的。他们不仅要对付南方的反对势力，还要提防北洋系内部各实力派的相互倾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急需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由于当时西方国家正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日本遂成为可以左右中国政治的帝国主义势力，北洋军阀内部的亲日派官僚政客，便竭力鼓吹亲日外交路线。这对段祺瑞来说，自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他出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后，当即将赴日的新任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向他请示对日外交方针时，他即表示：“中国对于各国宜取一律看待主义，彼以诚意来，我亦以诚意往。至远交近攻之策，自不适于今日，现阁方针如是，幸君善为之。”⁽²⁸⁾其言外之意，显然是决心要改变袁世凯原来执行的亲英、美的外交路线。

因此，当日本示意要改善日中关系时，段祺瑞立即予以响应。段以赠予“日本大皇帝大勋章”名义，拟派曹汝霖为赴日专使。其目的，段祺瑞曾直言不讳地说，“他（曹汝霖）曾条陈中日亲善，不是空言。我们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何者中国自办，何者中日合办，何者让日本人办。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枝枝节节，遇事麻烦，以达中日亲善之目的。”⁽²⁹⁾后因总统黎元洪及国会的反对，曹汝霖的赴日之行未能实现。

于是，寺内便于1916年12月中旬派西原龟三秘密前来北京，与段祺瑞政府直接洽谈。12月22日西原到达北京，23日就与曹汝霖、陆宗舆会谈。西原认为：“此次会谈，接触到日中两国密切合作的根本问题，双方充分地交换了意见。”⁽³⁰⁾随后，西原又会见了段祺瑞及中国政界各要人和在华日人，积极进行活动。为了表示日本支持段祺瑞皖系军阀的诚意，12月28日，由西原经手与曹汝霖、陆宗舆草签了第一次交通银行五百万日元借款合同。这就是“西原借款”的开端。

交通银行是前清政府邮传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作为发展它所管理的铁路、轮船、邮电事业的金融机关而成立的。1914年该行又拥有发行纸币和管理交通通信事业特别会计国库金的特权。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由该行提取了大量现金作为军政费，并滥发纸币，以致币值猛烈下跌，市民纷纷拥向银行挤兑现金。1916年5月12日，北京政府被迫宣布暂时停止兑现。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同为中国最大的发行兑换纸币的银行，停止兑现对北京政府的财政金融影响很大。日本同意给予交通银行借款，这对于处于财政危机的北京政府，当然是一种有力的支持。

西原在华的活动，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促使段祺瑞皖系军阀加快向日本靠拢的步伐。西原回国后，段祺瑞急忙派他的亲信吴光新（段的妻弟，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4年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拜访日驻华公使林权助及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石光真臣等人，申述段祺瑞希望投靠日本的迫切愿望。1917年1月14日，吴光新在与林权助密谈时说，“段曾拟认真与日本合作”，“关于特派曹汝霖赴日，其实际目的即就有关中日亲善的方法，与日本有关当局会谈”⁽³¹⁾。1月15日吴拜会石光真臣时又说：“（段）深知中日两国的亲善为当务之急”，希望日方谅解其苦衷，并予以相当帮助。石光据此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报告说：“吴一心为段谋与帝国接近，正向各方积极努力。”⁽³²⁾日本与皖系军阀之间，一方积极引诱拉拢，一方急欲卖身投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试探，双方终于勾结在一起了。

1917年2月至7月这一段时间里，如前所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两起重大政治事件：一是由于对德参战问题而引起的所谓“府院之争”，二是张勋复辟，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打败张勋，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重执北京政府大权。在此期间，寺内内阁为怂恿中国对德参战和支持段祺瑞，曾两次派西原龟三来华进行活动，使日皖勾结得到进一步发展。

段祺瑞再度出任国务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被张勋解散的国会。孙中山举起“护法”的旗帜，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西南各省军阀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以“护法”为招牌，与段祺瑞北京政府相对抗，中国政局出现南北分裂的形势。此时，日本政府决定公开支持段祺瑞北京政府。7月20日，寺内内阁通过援段的对华方针，自此以后，就以各种方式援助段祺瑞大力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形成日皖全面勾结。在此期间，日本以“西原借款”为中心，给予段祺瑞北京政府以各种名目的借款。除西原所经手者外，还有1917年8月28日签订的善后续借款第一次垫款1000万日元⁽³³⁾；1918年1月6日和7月5日又签订了第二次、第三次善后续借款各1，000万日元（前后三次共3000万日元）；中国以地租和盐税剩余金作为借款担保。同时日本应段祺瑞的要求，同意给予军械援助，1917年12月30日，北京政府陆军部与日本泰平公司签订1800余万日元军械借款合同，加上1918年7月31日签订的第二次2242万余日元的军械借款合同，两次共购买日本军械计有：步枪125，000支，子弹7550万粒，山炮316门，野炮228门等以及各种炮弹、武器附件、配件等⁽³⁴⁾。（最后结算为32，081，548日元）1918年8月初，西原龟三又与曹汝霖商定，由日本供给2000万日元，作为编练“参战军”的经费⁽³⁵⁾，此后即于9月28日正式签订参战借款。借款合同附约规定：“本借款金应交付直接主管国防军队机关所属之经理主任”，按月由日本朝鲜银行委托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代办拨付，“每次由参战军训练处督练及军需课长会同署名盖印，始得领取”⁽³⁶⁾。参战军均系日本军械装备，并由日本派出教官训练，以坂西利八郎主持其事，受参战处管辖，从而使这支新编练的军队，直接由皖系军阀和日本所控制。参战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称边防军，共三师四混成旅。

段祺瑞皖系军阀所以能连年对南方发动战争，正是由于有着日本帝国主义这个靠山源源不断地给它输送金钱和军火武器。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根本无力支持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南北战争。

北京政府财政部所经手的电信、吉黑两省林矿、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山东二铁路五笔为数共1亿日元的借款，其开支明细账表明：其中直接用于军费开支和购买军械之款，即占借款总数的35.3％；支付内债本利占34％（内债系指北京政府临时挪用或借用交通银行等用作军政开支之款），实际上这笔钱也多用作军费。上述两项合计即占借款总数的69.3％⁽³⁷⁾。至于归陆军部、参战军训练处直接掌管的军械借款和参战借款，则全部用于内战军费开支。曾任段祺瑞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的曹汝霖，在他写的《民初外交回忆录》一文中说：当时军政开支“每月约需2000万元，而财政部可靠之收入，每月只余关余、盐余（海关、盐税抵押外债，每月付本息所余者）、烟酒税、印花税、所得税等等，合计不足1200万元，尚短800万元，则藉借款为弥补”⁽³⁸⁾。上述有关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记述，均说明若无日本的支持，皖系军阀是无力向南方用兵的；而日本之所以如此积极支持段祺瑞打内战，则是为了向英、美势力比较集中的长江流域南方各省扩张侵略势力，妄图利用皖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来达到它独占中国的侵略目的。

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中的两大实力派。段祺瑞控制着北京政府；冯国璋的直系则盘据长江流域的江苏、湖北、江西等省，与西南地方军阀有着一定的联系。段主张武力统一，对西南各省用兵；冯则主张和平统一（这一主张得到英、美等国的支持）。双方明争暗斗，不时出现矛盾和摩擦。1917年11月间，湖南前线直系将领通电主和，致使皖系进攻湖南的计划破产，11月22日段祺瑞被迫辞职。从此在和战问题上，直皖矛盾表面化，并随着政局的发展而日趋尖锐。

在直皖两派的矛盾和斗争中，日本始终支持皖系，压制和打击直系。1918年2月皖系为反对直系，准备发动政变，迫使冯国璋下野。为实行上述计划，皖系拉拢奉系张作霖，将奉军陆续调进关内。日本虽然对直系的活动和段祺瑞下台深为不满，但也不赞成皖系的政变计划，因为日本考虑北洋派发生内讧，势将引起北方政局的混乱，这对于日本侵华政策的实施极为不利，且易引起英、美的干涉。所以，正当皖系积极策划政变之际，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于2月21日致电驻华代理公使芳泽谦吉说：“本大臣于2月20日邀章公使前来，作为私人谈话，对他说：‘据各方面的情报，似有使冯总统和王总理退隐，使徐世昌与段祺瑞等掌握政权的计划。其根本目的虽系树立举国一致的中央政府，以谋求中国的统一，但北京政界将因此而更加混乱。鉴于世界政局的现状，并鉴于中国目前对外关系，相信此计划决非适当措置，而且中国政界的动摇不安定，将对实现中日提携的两国方针形成莫大障碍。希望此时在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之间，充分疏通意见，取得同心协力，以谋求解决目前时局的办法，尚希章公使对此有所尽力。’其次，对于冯国璋，预定由青木（宣纯）中将⁽³⁹⁾，对于段祺瑞，预定由坂西（利八郎）少将⁽⁴⁰⁾，根据上述意旨予以劝告。希阁下即与二人协商，为完成此任务而采取适当措施。”⁽⁴¹⁾

与此同时，曹汝霖、陆宗舆通过驻日公使章宗祥邀请西原龟三尽快来华。寺内、胜田认为西原应“立刻前往”。3月18日，西原抵北京，20日见段祺瑞，极力怂恿段再次复任国务总理，不要计较冯国璋有无诚意。西原说：“当前中国的现状不容许吾人斤斤于此类问题，只要能灵活运用政权、兵力和财力，天下事何不可为？阁下既已握有兵力，只需掌握权力，倘若财力不足，本人可以设法资助。如欲为日中友好奠基，舍今日又待何时，切勿失此千载难遇之良机，毅然拟定计划，出任总理。”⁽⁴²⁾日本既不希望直皖兵戎相见，又不愿自己苦心扶植的代理人失势，故而一面制止皖系军阀轻举妄动，一面向冯国璋直系施加压力，促其同意段祺瑞再次出任总理。

由于日本出面干预，直皖双方终于妥协。3月23日，冯国璋重新任命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段一上台，即于26日召集国务会议，决定再次向南方用兵，声言要在三四个月内打下广东和四川。对于段再次向南方发动战争，日本予以积极支持。4月12日，日驻华公使林权助将段祺瑞的战争计划报告给日本政府⁽⁴³⁾。4月20日，外务大臣本野转达寺内的指示说：不管是对南方的“讨伐方针”，还是促进南北妥协，总之，要使中国政局迅速得以解决⁽⁴⁴⁾。4月21日，林权助遂向外务大臣本野提出有关解决中国时局的方案，认为“目前的（中国）政局，不仅是段内阁对西南政策的危机，而且就帝国的立场来说，也是非常严重的危机”；当前段祺瑞应“进一步南征，有必要向南方施加压力”，段政府在夺回广东和肃清四川以后，“再提出南北议和较妥”。“在讨伐经费方面，如果我方不予相当援助，也显然难以成功。”林权助估计。需要“8000万元乃至1亿元的外债”始能维持下去⁽⁴⁵⁾。西原龟三在5月31日给大藏大臣胜田的电报中，也提出据他与曹汝霖会商，“为维持现在政局”，本年内“至少希望达成7000万日元的借款”⁽⁴⁶⁾。为了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对南方的战争，日本于1918年4月30日，由西原经手以电信借款名义，给予段政府2000万日元借款。对于这笔借款，“彼此心照，不用于电信方面”⁽⁴⁷⁾。全部拨充皖系军阀发动内战的军费。以后于6月至9月间，日本又以各种名目给予段政府如前所举的大宗借款。

此时的日皖关系，正如徐树铮所说的那样：“我北军（实际上指皖系军阀）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⁴⁸⁾而林权助也认为段内阁的危机，“就帝国的立场来说，也是非常严重的危机”。显然，双方的勾结已发展到同休戚、共命运的程度了。

日本寺内内阁，一方面通过“西原借款”逐步将段祺瑞皖系军阀变为它侵华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具体贯彻推行所谓中日“经济合作”，通过各种名目的借款，在华攫取大量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1918年5月22日，寺内亲笔拟定题为《借款问题及其他》的文件，“其中列记了对华交涉的各项经济案件，以及解决山东问题的重点”⁽⁴⁹⁾。这份文件是在西原龟三和陆宗舆于1918年4月13日在北京所交换的备忘录⁽⁵⁰⁾的基础上，寺内与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大藏大臣胜田主计共同商定后起草的。据西原记载，当陆宗舆签署备忘录时，因为“害怕被骂作卖国贼战战兢兢地签字的”⁽⁵¹⁾。寺内在这份文件中提出的借款项目有：一、以黑龙江、吉林两省金矿及森林为担保的借款；二、吉会铁路借款；三、以烟酒专卖利润为担保的借款；四、为设置国营炼铁厂的借款；五、交通银行发行与日本货币相同的金纸币；六、退还庚子赔款发展棉花栽培、繁殖绵羊、地质调查三项事业；七、延长山东有关铁路路线及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等。文件所列各项，其目的是为了掠夺中国的铁矿、棉花、羊毛及其他矿产资源，变中国为日本的原料供给地及商品倾销的市场；而吉会铁路和山东铁路的修建，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日本在华势力范围的战略地位，并企图组织由日本控制的中国铁路投资团，以排斥阻止英、美以修建铁路划分势力范围的侵华格局；发行金本位纸币，则是为了使之与日本货币联系起来，以便于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而最突出的是企图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利益据为己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要以大量资本输出的形式，加强它在华经济上政治上的优势和垄断地位，为战后与欧美各国在华进行激烈竞争作准备。

1918年5月29日，西原携带着寺内的指示，第六次来到北京，与交通总长兼署财政总长曹汝霖会谈。6月18日，签订吉会铁路1000万日元借款合同；8月2日，签订吉林、黑龙江森林金矿3000万日元借款合同。8月6日，交换了下列各项文件：一、国营制铁厂借款合同，制铁及铁矿砂供给合同及其附属文件；二、退还庚子赔款及产业开发议定书；三、关于中国铁路资本团的议定书。上列几个文件，俱作为曹汝霖、西原协定，拟成备忘录互换，言明俟征得日本政府同意后，另行缔订正式合同。同时，双方还就整理税制和改革币制等问题，具体交换了意见⁽⁵²⁾。关于山东问题，段祺瑞北京政府同意日在青岛和济南驻军，中日合办胶济铁路等；而且在9月24日双方互换照会时，驻日公使章宗祥竟在复照中说：“中国政府对日本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⁵³⁾此项照会遂成为日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坚持侵占山东的借口。日本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部分如愿以偿。西原为此非常得意，他在日后回忆时说：“到燕以来，以七十天的时间，为日中经济合作结成纽带，为东亚永久和平打下基础。前年访华时值袁世凯去世不久，回忆当时日中关系的情况，实有隔世之感。”⁽⁵⁴⁾

1918年9月28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吉林黑龙江森林金矿、满蒙四铁路、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参战等四项借款合同。至于制铁厂一亿日元借款，则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危机，寺内内阁倒台，而被搁置起来。

段祺瑞皖系军阀对日本所提出的种种侵略要求，有求必应。只要日本给钱，给军火武器，支持他们扩张地盘，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拍卖。段祺瑞的卖国行为，已远远超过其前辈袁世凯。寺内正毅下台时曾自夸其侵略中国的功绩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什倍于二十一条。”⁽⁵⁵⁾

三　日美的争夺与勾结——《蓝辛—石井协定》

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和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就有关中国问题签署了《日本和美国关于中国的换文》，一般称作《蓝辛—石井协定》。在换文中，“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日本承认美国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和“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⁵⁶⁾。《蓝辛—石井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是日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双方在华经过激烈争夺之后暂时妥协的产物，是日美为掠夺和宰割中国所进行的一笔幕后政治交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机在华大肆扩张殖民特权。它以恪守英日同盟为名，对德宣战，囊括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全部侵略利益和特权；一年后，又向袁世凯北京政府提出酝酿已久的“二十一条”侵略要求。由于欧洲列强各国正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故而使日本在远东成为唯一拥有实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美国因参战最迟（1917年4月始参战），是在远东有力量和日本对抗的大国。美国对华贸易，1913年为35，427，198海关两，至1917年即达60，960，777海关两，增长近一倍⁽⁵⁷⁾。自1914年至1918年，欧洲列强各国对华输出普遍下降，而日美两国却迅速上升。在中国输入总额中，日本所占比例由20.7％猛增至38.9％；美国由8.8％上升至13％⁽⁵⁸⁾。双方都力求在华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排斥和打击对方，结果使已有的矛盾日益尖锐。如1914年当日本对德宣战之际，美国立即于8月21日照会日本政府说：“若在中国内地发生骚乱，为恢复其秩序，日本或其他诸国采取必要的措施时，希望日本政府在考虑此问题时，务必于其决定行动之前，和美国政府协商。”⁽⁵⁹⁾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并以武力胁迫袁世凯接受时，美国又于5月13日照会日本政府，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一概不能承认。”⁽⁶⁰⁾这些均说明美国密切地注视着日本在华的一举一动，力图阻止或牵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独占的特权，以维护美国在华的侵略利益。正如列宁1916年所指出的那样：“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日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⁶¹⁾这一斗争，在袁世凯死后，日趋激化。

袁世凯为筹备帝制和发动对西南护国军的战争，大量军政费用的开支，使北京政府本已拮据的财政濒于崩溃的处境，急需外国贷款。在此期间，美国对华借款空前活跃。以1916年为例，4月7日北京政府与美国李希金逊公司签订五百万美元借款合同⁽⁶²⁾；同年4、5月间，又以整理山东、江苏境内运河为名，与美国广益公司签订600万美元借款合同⁽⁶³⁾；5月17日，交通部与美国裕中公司签订1000万美元借款合同⁽⁶⁴⁾；10月16日，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供给北京政府500万美元借款，以中国烟酒公卖为抵押，按合同规定，可再续借2500万美元⁽⁶⁵⁾。1916年美国对华借款的大量增加和积极活动，显然对抱有极大侵华野心的日本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日本利用它在华所拥有的实力地位以及与皖系军阀的密切关系，竭力抵制和破坏美国在华的活动。如日本对中美签订的600万美元运河借款合同，即以侵犯日本在山东的权益为借口，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使借款难以兑现。1916年12月，美国广益公司向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永野提议，由日美合作承担这笔借款，以换取日本的支持。日本表示同意。经过谈判，日美双方于1917年3月9日正式签订合作契约，规定运河借款（包括以后的续借款）由两国分别承担⁽⁶⁶⁾。又如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与北京政府签订借款合同后，日本即向中国提出：如停止与美国的借款交涉，它将立刻给予1000万日元借款⁽⁶⁷⁾，结果使中美借款合同中所规定的“续借美金2500万元”的计划为日本所破坏。日美两国在华相互排斥相互竞争之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1917年上半年日美两国围绕中国参战问题的矛盾和斗争，更是双方在华激烈争夺的一种反映。由于日本勾结皖系军阀段祺瑞，将亲美势力驱逐出北京政府，美国遭到失败。1917年4月，美国宣布对德参战卷入欧洲大战，一时无力在华与日本继续对抗，因此谋求与日本达成暂时妥协的办法。这就是《蓝辛—石井协定》产生的历史背景。

1917年5月1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向日本驻美大使佐藤爱麿表示，希望日本派遣特使来美，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及远东问题进行会商⁽⁶⁸⁾。日本为了缓和双方的关系，也想就中国问题与美国达成某些谅解，故对美国提议表示赞同。5月22日，日本内阁议决派遣特使赴美谈判，随即于6月13日派前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为特使，随员中包括有海军中将竹下勇、陆军中将须贺野、外务省秘书永井松三等人⁽⁶⁹⁾。按日本政府的指示，双方将就关于日本人在美国的地位问题和协调日美两国在中国的行动问题进行商讨。6月15日，日驻美大使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指示，要求美国政府就1915年美国国务卿布赖安承认日本对中国有着特殊密切关系的声明⁽⁷⁰⁾，以适当方式重新加以确认，以便消除日本人民对美国在华活动所产生的疑虑⁽⁷¹⁾。日本的意图，显然是试探美国现政府对1915年布赖安声明的态度。7月6日，蓝辛在复照中指出：布赖安声明虽承认日本在与中国毗连地区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但绝不意味着美国同意日本对中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扩充其在华的政治影响⁽⁷²⁾。从日美之间的这些来往照会，可以看出谈判前双方各自的主张，以及日本希望美国承认它在中国享有特殊的侵略地位的迫切要求。

8月23日石井抵达华盛顿，9月6日与美国国务卿蓝辛开始进行谈判。双方谈判的重点，很快转到中国问题上。蓝辛提议日、美就废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以及机会均等诸问题发表宣言，企图借此排除日本在中国的独占优势。石井原打算以同意废除势力范围作为代价，以换取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他认为如果各国也仿此废除势力范围，日本就可凭借地理邻近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使在华的经济竞争处于有利的地位⁽⁷³⁾。石井将这一方案请示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因在上年7月与俄国签订了互相确认两国在中国东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的第四次密约，因此不赞成石井的方案，并指示石井说：放弃势力范围，影响甚大，所以不要涉及这个问题，而要致力于“不拘形式如何”，“只谋求其承认我之特殊地位”⁽⁷⁴⁾。美日双方经过往返磋商，最后于1917年11月2日完成换文，并分别于11月6日、7日在华盛顿、东京同时公布。日本政界普遍把这一协定的签署看作是日本外交的一大胜利⁽⁷⁵⁾。美国也宣称这一协定“获得的主要成果是：两国政府关于对中国政策的指导原则，达成了相互间的谅解”⁽⁷⁶⁾，并极力向中国宣传说：“这不仅对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重新的肯定，而且加进了不干涉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个原则，如果一般地予以施行，正是威尔逊总统所公开宣布的永久国际和平的精髓。”⁽⁷⁷⁾但当蓝辛将换文内容通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时，芮恩施一语道破地说：“照会声明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这一行动会深刻影响他们（指中国）的利益，而且一看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变。”⁽⁷⁸⁾英国驻日公使格林评论说，他“担心‘特殊利益’这一词，将会引起日后麻烦”⁽⁷⁹⁾。两个帝国主义强盗，背着中国，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作为相互交易的筹码，任意宰割，相互承认在华侵略的所谓“原则”，还说什么这个“原则”是“国际和平的精髓”，这真是十足的强盗逻辑。

《协定》一经公布，中国舆论为之哗然，众口同声地谴责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这一可耻的侵略行为。北京政府被迫于11月8日、12日分别向日、美两国政府提出照会，声明：“中国仍保持向来之主义，中国政府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⁸⁰⁾但这种做做样子的表态，对日、美帝国主义者来说，根本起不到任何效用，更何况段祺瑞皖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本来就是俯首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卖国政府。然而《协定》本身，却是一篇难得的反面教材，使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是多么的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协定》既然是美国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在华与日本继续进行对抗情况下的妥协产物，因此，随着大战的结束，美国卷土重来，日、美两国遂以更加激烈的争夺，取代了战时的妥协。1920年新四国银行团的成立，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都是美国联合英、法，抑制日本在华扩张，并迫使日本让步的几着棋。双方在华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加深。1922年2月，日本修改“帝国国防方针”，已把美国列为第一个假想敌国⁽⁸¹⁾。1923年4月14日，日美换文废除了《蓝辛—石井协定》。

四　中日军事协定的签订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个苏维埃国家。沙皇俄国势力的瓦解，使世界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注意力立刻转向中国东三省北部和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俄国势力的极大削弱，无疑是日本扩大势力范围，推行其“大陆政策”的大好时机。因此，它迅速地作出了侵略性的反应。1917年6月，日本外务省委托满铁理事川上俊彦开始对俄国进行了四个月的考察。11月中旬，川上向外务大臣本野一郎提出一件《俄国视查报告书》，在结语中建议：如果俄国苏维埃政府单独对德讲和，日本“至少要占领满洲北部及直至贝加尔湖沿岸的俄国远东领土”⁽⁸²⁾。1918年1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联合成立军事共同委员会，由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主持，负责研究出兵西伯利亚的各种方案及出兵的准备工作。

为配合这一侵略计划，日本必须取得出兵进驻中国东三省北部的合法依据。为此，缔结中日军事协定成为这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正如日本外务省在《日中同盟缔结之意义》文件中所说的：“帝国外交之中枢为对华政策，对华政策之要谛，其归结点即是日中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的紧密联盟。……若以同盟的形式明白确立日中两国间的关系，帝国将根据盟约所规定的权利或义务，无须顾忌列国及中国产生的疑虑，得以公开的推行我之对华政策。……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⁸³⁾在这份内部文件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定的侵略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它是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多年孜孜以求的侵略目标，现在却利用所谓防止德奥势力经由西伯利亚东侵为借口“给予实现日中军事协同问题，以绝好的机会”⁽⁸⁴⁾。

1917年11月14日，段祺瑞的亲信靳云鹏、曲同丰前往日本参观日本陆军特别大演习，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西原龟三，乘机相继向靳、曲极力渲染俄国爆发革命后德军有侵入东方的危险，暗示有必要加强中日军事合作，以防止德国势力的东侵⁽⁸⁵⁾。日本参谋本部密令时任北京政府军事研究员的坂西利八郎（当时正陪同靳、曲等在日参观军事演习）向中国军政各界要人进行游说，以促成协定的缔结。1918年2月1日，田中义一致电坂西利八郎，指示他采取措施，立即诱使冯国璋、王士珍（时任国务总理）同意并主动向日本提出中日建立军事同盟事，以免“万一由我方建议而冯、王不同意时，极有损我国的体面”，并要坂西与段祺瑞接洽⁽⁸⁶⁾。次日，坂西复电报告说：“本职已和参战督办段祺瑞、陆军总长段芝贵正在制定大体计划”，并建议由田中本人非正式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由章向北京政府报告⁽⁸⁷⁾。2月5日，田中向章宗祥提出：鉴于德国势力东渐，“从军事上着想，两国国防实非迅谋共同行动不可”。章立即报告北京政府⁽⁸⁸⁾。

国务总理王士珍就此事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段立即表示：“日本政府关于此问题好意热心的表示欲与我合作，我亦宜以热诚相待，与其达成完满之协定”⁽⁸⁹⁾。段又向外交总长陆徵祥说：“此问题紧急，不可有片刻耽搁，此事系外交总长专管事项，望阁下迅速主持其事，热切希望尽全力促其成功。”⁽⁹⁰⁾与此同时，日本军事顾问青木宣纯及坂西利八郎连续对冯国璋、王士珍进行工作，强使他们承认中日军事协定的重要性⁽⁹¹⁾。日本频繁地活动于外，段祺瑞皖系军阀积极响应配合于内，冯国璋迫于内外的压力，终于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军事合作的建议。2月22日，北京政府电示驻日公使章宗祥：“近日馆迭派员探询对于俄边紧急情形，中国是否愿与日本提携，共同干涉；青木中将并谒见主座。经面告以华境内事，中国自行处理，华境外事，宜可与日本共同处理。该中将要请先向日政府用正式声明，然后由两国陆军当局规定办法。……复经国务会议公决，与日本协商进行。”⁽⁹²⁾冯国璋确定的这一中日军事合作，仅限于中国国境之外，中国境内防务则由中国军队自己承担的方针，很明显是针对日本企图侵占北满而提出的，当然不合日本侵略者的胃口。故在章宗祥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洽谈时，本野表示：两国军事共同行动，没有必要分境内境外，“现事机实已迫切，尤望中国勿事游移”⁽⁹³⁾。2月26日，田中义一又向章宗祥提出两项办法：“一、先由两国外交当局结共同行动之协约，其余军事布置由两国军事当局再商；二、先由军事当局商定军事布置，外交当局但予认可，俟时机再订。”⁽⁹⁴⁾这两项办法显然是想绕开直系的反对，直接与皖系军阀交涉，以便顺利签署军事协定。在此期间，直皖矛盾激化，皖系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将奉军调入山海关内，迫近京畿，拟发动军事政变，驱冯下台。在此日皖勾结步步紧逼的形势下，冯国璋被迫妥协让步，将中日军事协定具体交涉事，交由参战督办段祺瑞主持。3月2日，北京政府同意按田中的第二项办法，“由两国军事当局各委专员共同规划”⁽⁹⁵⁾。同日，段任命其亲信靳云鹏为中国方面协商中日军事协定的委员长。这样，有关与日本商订军事协定的交涉，完全为段祺瑞所控制。日本通过皖系军阀的积极配合，终于把所谓中日军事合作的侵略计划纳入它们所希望的预定轨道。

段祺瑞一接手总理参战事务全权，即对日本表示，不论境内境外，均可提供一切方便。他对坂西利八郎说：“请放心吧！我所担负的互相协作的军事行动，一经开始，事实上不至使日军有任何不便。例如贵国军队对西伯利亚作战而使用北满，乃理之当然，在外交上无任何障碍。”⁽⁹⁶⁾段祺瑞这种甘为奴仆的媚态，深得日本主子的欢心和信赖。坂西在其致田中的电报中说：“（参战处）负责人段祺瑞的意图既然如此，相信在实行中日同盟上不至有何障碍。”⁽⁹⁷⁾3月23日，段祺瑞重新出任国务总理。他一上任，首先处理的问题，就是中日军事协定。3月25日，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致函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按照日方所定的调子，提出：“因敌国实力之日见蔓延于我国境内”，威胁远东和平，两国政府应就共同防敌之战略范围进行协商⁽⁹⁸⁾。本野立即复函表示同意。此即所谓中日共同防敌换文。至此，这一出完全由日本帝国主义者自编自导的侵华丑剧，终于拉开了序幕。

双方换文后，“共同防敌”的具体条款细项即交由两国任命的军事委员进行协商。中国方面由靳云鹏、沈寿堃，日本方面由斋藤季次郎（日驻华公使馆武官）、吉田增次郎（日本海军少将）分别担任陆军和海军的协商委员长，并各有军事委员若干人。谈判开始，日本首先提出共同防敌协定草案。经过短时间的磋商，在日本的不断催促之下，稍加修正后，双方即于1918年5月16日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十二条；5月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九条。以后又于9月6日议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七条⁽⁹⁹⁾。这些协定的主要内容为：在军事行动区域的中国当局，须与日军合作，相互提供武器和军需品；中国军队参与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则“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中国军队及军需品经南满铁路运输者，交由日方负责，而日军须经中东路运输者，“中日应设协同机关”负责等。这些规定意味着日本可以借口防敌，任意进入中国领土领海和占用中国各项设施，而中国当局必须与“日军合作”，提供一切方便条件。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东三省北部及中东铁路路权，提供了合法的条约依据。

军事协定一经签订，日本立即将其策划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付诸实施。1918年8月2日，日本宣布对俄出兵，13日即往黑龙江省调兵；16日未与中国政府协商，即单方宣布出兵北满，17日日军陆续侵入哈尔滨、博克图、满洲里、齐齐哈尔等地，并强占满洲里驻军营房，勒令中国在满洲里的驻军“退驻后方”。黑龙江驻军急电北京政府告急称：“此次日军举动，志在乘机侵吞北满，其借口满站我兵单薄，迫令退出，已事在必行。将来沿线驻军，恐亦在排斥之列，即明不为排斥，而路权若归日人主持，交通难免受制。”⁽¹⁰⁰⁾同时，在黑龙江各地，日军公然行使军用票，俨然如占领军。10月18日，新疆督军杨增新致电北京报告说：日本调查员九人已来新疆，分赴塔城、伊犁、喀什等地进行调查，并“拟在兰州、肃州（今酒泉市）一带屯驻四师团之重兵，又酌分一、二师团集中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名义上仍托为防俄防德云云”⁽¹⁰¹⁾。上述日军的种种侵略行径，充分说明了中日军事协定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日本凭借这个协定，肆意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即使按协定规定应由两国共同商定的重大事项，日本亦可任意单独行动。当英美等国询问北京政府，日本出兵北满是否事先征得中国同意时，日本竟蛮横无理地胁迫中方出面“澄清”，声明双方事先已有所协商云云⁽¹⁰²⁾。中日军事协定中所谓的双方“互相尊重其平等”的漂亮辞令，完全是欺骗世人的谎言，军事协定实质上为日本侵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皖系军阀这种赤裸裸的卖国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中日军事协定的谈判和签订，根据日本的要求，双方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交涉过程中，其部分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纸所探知。3月22日《京津泰晤士报》以《日本的对华劝告》为题透露了中日共同防敌换文的内容⁽¹⁰³⁾；4月17日北京《晨钟报》以及在此前后的上海中外报纸又揭载了有关中日正在秘密谈判军事协定的消息。这些新闻报道引起人们的注意。4月23日，上海三十七商民团体联合致电北京政府，反对中日军事密约。4月27日，广东护法军政府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等联合致电冯国璋，质问是否有中日密约事，并声称“若果有此事，应请严行拒绝；若确无之，则请明白宣布，以祛群疑”⁽¹⁰⁴⁾。消息传到日本后，各省留日学生于5月4日、5日先后分别召开大会，坚决反对中日密约。后又由各省各校留学生代表召开联合大会，组成“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号召集体分批回国请愿，同时散发《警告大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全体文》，揭露日本借口联合防敌，欲吞并中国的侵略野心，呼吁留日学生即刻回国，组织团体，拒绝密约，为救亡图存竭尽全力⁽¹⁰⁵⁾。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响应，结伴回国，进行活动。据日方统计，当时留日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均参加了罢课抗议的斗争；响应号召回国者约有一千二百余人⁽¹⁰⁶⁾。留日学生回国后，在国内特别是在北京、天津、上海起到了有力的宣传鼓动作用，全国各地反对签订中日军事协定的抗议活动日益高涨。5月18日，全国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中日密约⁽¹⁰⁷⁾。5月19日北京《大中华日报》将中日军事协定全文刊出；20日，北京各报纷纷转载。同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紧急集会，声讨北京政府亲日卖国。21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较、法政专门学校等学生二千余人，齐集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¹⁰⁸⁾。22日，天津千余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在中日军事协定上“勿盖印”⁽¹⁰⁹⁾。上海、福州等地学生也起而响应，请愿要求废除军事协定⁽¹¹⁰⁾。皖系军阀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各界的同声声讨。

中国人民反对日皖勾结的爱国正义斗争，使日本侵略者、段祺瑞等惶恐不安。日本担心协定谈判若迁延时日，将愈加遭到中国国内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于己不利。5月3日，田中义一走访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在协定签订之前，不能指望日本方面提供贷款和武器。”⁽¹¹¹⁾由于日本不断施加压力，段祺瑞北京政府不仅加速协定的谈判和签订，并为迅速使协定合法生效，与日本议定以双方换文形式代替批准手续，协定自交换之日起立即生效。5月29日，双方在北京完成交换手续，5月30日同时公布《共同防敌换文》（即3月25日双方之换文），但对协定内容却秘而不宣。

段祺瑞自恃外有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后台，内有皖系各省大小军阀的实力支持，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军事协定。他自以为得计，但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一卖国行径不仅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皖系一伙卖国贼的嘴脸，从反面教育了人民，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直皖之间的矛盾。

第二节　安福国会的召开

安福国会来源于安福俱乐部。在叙述安福国会之前，首先要交代清楚安福俱乐部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以及它是怎样形成的。

一　安福俱乐部的形成

安福俱乐部，简称安福部，通称为安福系，是一群拥戴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政客为了操纵国会选举，掌握政局，与直系冯国璋相抗衡而成立的一个政治团体。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所谓“再造共和”之功出任国务总理，成立新政府，国内政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国会和总统问题。段祺瑞以前次对德宣战案，国会与之为难，与国会的嫌隙已深，不愿见其复活。以梁启超为首领的研究系当时参加了内阁，成为段内阁的重要支柱。研究系阁员因国会中本系人数过少，不能伸张其主张，也不愿恢复国会。1917年7月17日，即段内阁成立的那天，梁启超、汤化龙等向段献策，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造国会。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既经一度复辟推倒，即已蜕化死去，现在复生的中华民国，系由段祺瑞一手另造，非复从前之中华民国，因此国会断无恢复之理；何况国会不好，首先是因《国会组织法》不完善，倘不先组织一过渡机关，将《国会组织法》修改，仍用旧法选举新国会，必将蹈旧国会的覆辙⁽¹¹²⁾。梁启超还指出：第一，“各督既以全力打破国会而使之解散，今忽恢复，政治上将生莫大之反动”；第二，“纵使对于各督军可以疏通，使勿反对，但彼等必问国会恢复而后是否果能速定宪法，是否可以一改从前之态度，则无论何人，不敢为之担保”⁽¹¹³⁾。因此，他们谬引民国元年同盟会在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性的立法机关的成例，提议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然后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对研究系这一改组国会的主张，段祺瑞和冯国璋都表示赞成。

7月24日，由梁启超起草，北京政府国务院致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改组国会的电报说：“国体新复，政府初成，国会已经解散，宪法尚未成立……则组织立法机关，实为最急之务。”电报认为恢复旧国会之说，事实上必不可行，因为明令解散之后，断无重新召集之理。且自经解散，国会之威信全失，“威信既失，精神不存，假令恢复，徒滋纷藉”。至于改选一说也不可取，因为选举程序繁重万分，调查宣布，非一时所能完成，加以初选复选需要时日，则国会成立，为期遥远。而且国会人数过多，权限不明，规制未善，不仅目前困难，亦非长久之计。电报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实行改组，减少国会人数，提高议员资格，“则所选必为良材，而议事庶遵轨道”。但要改组国会，必须先修改国会组织法，尤其是必须先有提议改组并制定法律的合法机关。这个合法机关，就是约法上规定的参议院。电文说：“夫国会之职权，乃由约法上之参议院递嬗而来，有参议院行使立法职权，即无异于国会之存在，是与约法精神，共和本旨，皆不违悖；且人数无多，选派由地方自定，依据约法可以迅速成立，救时之图，计无逾于此者。”“至于国会组织法，乃约法上参议院所制定，既有制定之权，畀以修改之任，于法为宜，于理为顺，则改组之主张，亦必先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乃能贯彻也。”⁽¹¹⁴⁾

电报发出后，隶属于北洋的各省督军都复电表示赞成。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南五省，则主张恢复国会，反对召集临时参议院。如前所述，孙中山发动了护法战争，从此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

9月29日，北京政府发布成立临时参议院命令。令文指出：“国会组织法暨两院议员选举法，民国元年系经参议院议决，咨由袁前大总统公布。历年以来，累经政变，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现在亟应修改。”⁽¹¹⁵⁾命令要求各省及蒙、藏、青海各长官选派参议员，于一个月内到京组织临时参议院，以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同时并令内务部按照民国元年筹备成立国会事务局的办法，迅速筹办预备选举。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开会，冯国璋和段祺瑞都出席会议并致词。11月14日，参议院进行选举，出席人数一百零二人，王揖唐（1877—1948，安徽合肥人）被选为议长，那彦图被选为副议长，由王印川任秘书长。

临时参议院成立后，便积极着手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1918年2月17日，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名义将修正的《国会组织法》和《参议员选举法》、《众议员选举法》公布。新的修正法与旧法有两点较大的不同：一为减少了两院议员名额。当时研究系以为从前国会人多口杂，议案不易成立，主张减少人数。梁启超说：“中国地广人众，每议员一人代表公民四十余万，安能代表真正民意？而在议会则嫌其多，人杂言庞，此其所以捣乱也。不如裁减其数，政府可省豢养之费，议会易收统一之效。”⁽¹¹⁶⁾因此，参议院议员名额由原来的二百七十四人，减为一百六十八人，其中一百三十八人由各省选出，其余三十人由中央选出。众议员以每百万人口选出一人，由原来的五百九十六人，减为四百零六人。二为提高选举人资格。原法规定参议院议员由各省省议会选出，新法改由省区地方选举会选出，采复选制。初选以县为单位，规定必须具有高等专门学校以上毕业、有相当资格、任事满三年，或曾任荐任以上官吏满三年、简任满二年，或拥有不动产五万元以上，或年纳税百元以上者，始得为初选当选人，参加复选。其由中央选举会产生者，规定须曾有国立大学或外国大学本科毕业以上，任事满三年，或退职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及曾任特任官满一年以上，或经营农工商年纳直接税一千元以上，或有一百万元以上之财产者。众议员初选选举人资格，亦较民元选举法规定为高。提高选举人资格，在于将选举人人数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以便于操纵。

《修正国会组织法》等条例公布的第二天，即2月18日，北京政府即命令内务部筹办国会选举事宜。此时，一些皖系军阀、官僚、政客，认为政治上竞争角逐的时刻已到，机不可失。他们为了争取在国会中拥有多数席位，以便操纵国会选举，把政敌冯国璋赶下台，选举自己的领袖段祺瑞或能为己派所用的人来当总统，并进一步把持政坛，控制局势，于是组织了安福俱乐部。

早在1917年8月间，属于皖系的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就经常在宣武门内的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简称梁宅）聚会。当时不过是一个寻常俱乐部性质，请宴召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义，不用安福俱乐部名义，与交通系之韩家潭梁宅同一性质，同一规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随着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和国会选举筹备事宜的进行，皖系及倾向皖系的官僚政客往来于安福胡同梁宅的越来越多，谈论的中心议题自然也是国会选举问题。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王印川、郑万瞻、光云锦、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曾毓隽、康士铎、乌泽声、汪立元、于宝轩、克希克图、熊正琦、吴文瀚、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梁宅开会，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并决定3月8日为正式成立日。因梁宅在安福胡同，故取名安福。用俱乐部的名义而不用政党名义，是因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为政府所忌，洪宪帝制时的筹安会又为国人诟骂，故不敢明目张胆地以政党相标榜。一次，在讨论名称时，徐树铮说：“政党二字，为世诟病，吾侪宜避去之始可。”王揖唐说：“然则称之为俱乐部可乎？此固无政党之名，而有政党之实也。”徐树铮表示赞同。但议论很久，仍不得一适当之名称，郑万瞻、光云锦提议说：“今余侪集会之地为安福胡同，盍不即名之为安福俱乐部乎？口采既吉，名称亦宜，余愿同人亦既安且福也。”⁽¹¹⁷⁾大家表示赞成。

关于安福俱乐部的成立，次年3月8日王揖唐在该部成立周年纪念会上曾作了如下的记述：“自前年段合肥马厂誓师扑灭复辟后，恢复共和，中华民国死而复生，共和国家斯不可以无国会，又鉴旧选举法、组织法之不良，于是根据约法召集参议院修正两法，本部同人彼时在参议院者，对于两法有所商榷而为一种结合，在安福胡同始觅房屋，因委托梁式堂筹办一切。开始之初，假定梁宅以为收发函件之标帜，又经徐又铮君极力赞成，遂告成立。此为本部筚路蓝缕之起点也。去年三月七日晚，本部开会，经郑万瞻等提议正名为安福俱乐部，虽因地而定名，实有安国福民之宗旨也。于是安福俱乐部自去年三月八日起成立。”⁽¹¹⁸⁾

安福俱乐部后来因参加人数增加，安福胡同梁宅房舍容纳不下，遂在太平湖清醇亲王府旧邸设立分部，故有时也叫太平湖俱乐部。但因其本部仍在安福胡同，且安福一词已成习惯用语，又为俱乐部的发祥地，所以一般仍称为安福俱乐部。安福俱乐部世称安福系，因为它是一个派系。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其组织逐渐扩充，下设有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其中以交际、会计两课为核心，分别由曾毓隽、王郅隆任常任干事（后两人均厕名于安福系十大祸首之列）。课下复设股。评议会会长为田应璜，吴文瀚、王印川为副会长。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铎，副会长为秦望澜、克希克图。安福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其政务研究会会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各股股长、副股长则相当于各部总次长。研究会制度则较国务会议尤为完密，凡有关重大议案，须经该会议决，才能作为安福俱乐部的定议；经定议之后，凡安福部议员，应在国会参众两院内一致主张。

安福系作为一个政党，它没有具体的宗旨和党纲，也没有提出什么主义和政策相标榜，完全是一群皖系军阀、官僚、政客为了谋取本派系和个人私利的政治集合体。一次，徐树铮曾向他一个亲信吐露他成立安福俱乐部的目的说：“余之设此部也，实欲置总统于余之肘腋之下，置总理于余夹袋之中，将国中之大权，尽举而有之。天下督军从我者留，叛我者黜，惟余之马首是瞻，余斯愿足耳。”某亲信问：“此言诚壮，然能决部中人必为公用乎？”徐说：“余持金钱以驱策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余是从耶？”⁽¹¹⁹⁾

安福系除北京中央成立组织处外，各省不设一支部；除议员外，不招收一党员。王揖唐本为旧统一党头目之一，但没有旧统一党党员加入安福部。

安福系的首领为徐树铮、王揖唐，徐为段祺瑞的门生，最得段的信任。因此，安福系隶属于皖系，是皖系政治上的中坚和核心力量。但安福系并不等于皖系，皖系不尽为安福，如段祺瑞本人就不是安福部中人。靳云鹏也是段的门生，其受段的宠信不亚于徐树铮，同属于皖系，但与徐不睦，两人暗中争斗激烈，后来甚至站在直系—边，同倒安福系。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国外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国内凭借皖系的军事实力，盗卖国权，大借外债，操纵国会，把持政权，阻挠和议，祸国殃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了两年零四个月，其罪行罄竹难书，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

二　安福国会的召开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即全力投入了国会的选举。

国会，亦称议会，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产物及其政权组织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象征。

在中国，一切民主主义者都把国会看得十分重要。但对于想实行封建独裁专制统治的军阀来说，它却是一种束缚和绊脚石，因此军阀都不喜欢国会。如前所述，袁世凯准备做皇帝时，曾经将国会解散过一次，后来张勋复辟，国会又遭到第二次解散。军阀有时也需要保留一下国会，不急于去扼杀它，并不是对它有何好感，而是想利用它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一旦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他们就会把国会当作赘瘤，予以抛弃。袁世凯“剿灭”了南方的二次革命后，为了利用国会选举他为总统，以便合法地进行统治，并没有立即解散国会，但当他一登上总统座位时，很快便把国会一脚踢开。

段祺瑞自然也是不喜欢国会的。国会重新开会后不久，在一些督军的策动和皖系军阀的喉舌《公言报》的鼓吹下，解散国会的论调，就一度甚嚣尘上。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和段派军阀不仅不愿让国会复活来同自己作对，即使新成立一个国会，他们也担心不听自己使唤，难以驾驭。因此，临时参议院成立后，他们本想干脆不通过国会，而由临时参议院这样原本是过渡性质的立法机关来代行国会职权，因为临时参议院成员人数很少，又是经指派产生的，易于操纵，并且可以免去召集新国会或恢复旧国会等的许多麻烦。在这个问题上，段派主战派的领袖倪嗣冲、徐树铮主张最力。倪、徐名义上以时间紧迫（总统任期1918年10月届满），通过全国选举，成立新国会，再由新国会选举总统，已经来不及做借口，实际上是因为由临时参议院来代办，可以保证能让冯国璋下台，由段祺瑞来当总统。同时倪嗣冲自己也有想当副总统的意图。段祺瑞起初对这点也是默许的。但是，当时不仅南方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则南北绝无调和之余地”⁽¹²⁰⁾，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钱能训、梁士诒及段派内部的重要分子靳云鹏（已开始和徐树铮有矛盾）等，也都不赞成。4月下旬，段祺瑞南下到汉口召开会议，除了研究对南战争的军事问题外，国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列席者有曹锟、张怀芝、徐树铮、王占元、赵倜、叶恭绰及各省代表。段征求大家关于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总统的意见。曹锟（曹此时尚介乎直皖两派之间）当即起来表示反对，认为：“总统选举，固极紧迫，然选举机关不可不依法律所定，以示慎重元首（指冯国璋）之意，并以减反对者之口实。至所谓法律上之选举机关，自以赶行召集新国会为当。现在新国会既在办理选举，自无须临时参议院代行职权。”⁽¹²¹⁾与会者没有不同意曹锟意见的人。段祺瑞鉴于这样赤裸裸的违法毁法行为会遭到全国包括皖系内部一些人的反对，才决定不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而加速进行新国会的选举。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二重性。段祺瑞虽然不喜欢国会，但又不能完全不要国会。这除了为上述形势所迫的原因之外，还在于：第一，如前所述，他所控制的北京政府非法向日本进行了大量的借款，这些借款都是政治性的，多数以国家税收为担保，但又没有一项是经国会批准的，他需要征求国会的同意，召集新国会予以追认。当时有的外国人也看出了这一点，说：“夫新国会之选举，其根本主义非欲藉此以促北京与广州之调和也。其意不过欲使目下所视为不甚合法或全不合法之某种事业变为合法而已。如向日本接洽之各种借款，政府中人多与有关系，必使其立于无可驳斥之地位。而就目下言之，则无一曾经国会之通过者。夫纯粹之实业借款，固无须国会批准，而今之借款，则大多数实业其名而已。就其实际言之，悉供政治上之用，而多数以国家税入为担保，即此一端，已不得不征求国会之同意。今新国会之召集，盖即所以追认此种种借款者也。”⁽¹²²⁾第二，既然国会是民主制度的象征，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就不能没有国会。有一个国会的存在，让它形同虚设，也比没有要好，因为它可以欺骗迷惑群众，对于实行军事封建独裁统治，多少可以起到一些掩饰作用。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国会的利与害，就看由谁来掌握国会大权。如果国会的成员多数是对立党派的人，由敌对势力掌握，于段派当然不利；如果国会中己派的人占了多数，成了自己的囊中物，就会变不利为有利，国会就能变成个人独裁或一派一系专制的御用工具。他们可以通过国会自身的权力，有效地控制内阁，并使一切非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因此，对段祺瑞和皖系军阀来说，关键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国会的问题，而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掌握即将新成立的国会，首先是如何能使己派和支持己派的人在国会中占有多数的问题。

3月6日，北京政府发布了第二届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的命令，规定参议院议员选举于6月20日举行，众议院议员选举初选于5月20日举行，复选于6月10日举行。两天后，安福俱乐部正式成立。3月23日，段祺瑞再次登台组织内阁。4月26日，曹锟、张怀芝、倪嗣冲联名通电请迅速召集新国会。5月4日，北京政府国务院通电否认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的一切职权。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树铮、王揖唐等为了使安福系或倾向于安福系的人多多当选，使己派人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制造一个为皖系军阀统治效忠尽力的国会，进行了紧张的活动。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想包办国会选举，苦于经费短缺，于是乞怜于“财神”梁士诒。梁曾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筹措经费，袁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他此时正想借段祺瑞、徐树铮的帮助，“重振交通系之势力，为卷土重来之计”，因此慨然允诺，给予安福俱乐部三百万元巨款的援助⁽¹²³⁾。徐树铮将这笔钱交王揖唐，包揽选举。其时，徐正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勾结，出任奉军副司令，先后又挪用奉军军饷二百余万元交王揖唐支配使用。

安福俱乐部有段祺瑞的支持，又有金钱作后盾，于是派员分赴各省活动，演出了一场舆论称之为“买票与官宪干涉”并用的选举丑剧⁽¹²⁴⁾。

这场包办选举的策划者和幕后指挥者是徐树铮。从下面几封密电中，可以清楚看出，为了使自己的同党多多入选，徐树铮是如何在其后台老板段祺瑞的支持下，密谋策划，亲自拟定候选人名单，并发号施令，指使其亲信和党羽倾力包揽选举的。

5月27日，徐树铮在岳州途次给山西督军阎锡山的密电中说：“新奉国会为国家根本，晋省选事得我兄大力包举，凡在同人，极深倾佩。兹更有进者，人才以坚定不摇为上，而举总统、任总理、制宪法、议法案、选议长荦荦诸大政，尤须与我辈一本公义专谋利国之主旨步骤合一。顷者复选期迫，往来京津，互叩菊、芝两老（即徐世昌、段祺瑞）意见，选才一节，佥主严加披拣，谓此时多一分考察，即异日减一分枝节。诚以目下党派纷歧，诡谋繁衍，一有不慎，将来院内情形，即非院外人所可推测云云。昨由揖唐议长与子琮、芬圃（即田应璜、李庆芳）诸君仔细切商，务求一劳永逸之计，一俟诸君审议有定，即行专电奉察。吾兄与国休戚，谅已成竹在胸。”⁽¹²⁵⁾

6月1日，徐过郑州时致电皖系各督军说：“飞急。密。亲译。顷接一堂（即王揖唐）沁电：‘接王仲芗（即王善荃，时任福建政务厅长）由闽来电：两院选举，闽、漳、建三道均有把握。昨忽有人自京来称，中央不甚赞成，闻之惊讶。除仍照旧进行外，祈速确示遵办。敝处复电文曰：奸人希图破坏，幸赖高明洞烛，祈始终坚持，无论何人造此浮言，严予拒绝云云。邦本安危，在此一举。选期迅迫，少纵即逝，拟请迅电同志各省，杜遏奸谋’等语。此次选政，所系甚大，若辈诡谲多端，造谣煽惑，自无所不用其极。闽中既发现此事，难保不分途秘进，极盼坚持促办，俾奸人无所施其伎俩，庶选政可早日告成。除电复一堂外，特以密闻，祈赐鉴察。”⁽¹²⁶⁾

6月6日，徐返回北京后，致电陕西南郑镇守使管金聚说：“此次选事，关系国本，稍有不慎，立蹈覆辙。吾兄关怀大局，谅在洞鉴。陕省选举，闻已依法进行，请【诸】赖维持，无任企佩。惟闻汉南方面，颇有阻碍选政之人，近在贵治，故芝揆（指段祺瑞）谕即转达吾兄严切注意，会商张道尹协力援助，俾可多得贤材，则裨益大局，良非浅鲜。用特奉达，尚祈照察。”⁽¹²⁷⁾

6月7日，徐又密电阎锡山，进一步具体提出了参众两院议员候选人名单，请他大力支持，使这些人得以当选：“此次选举，顷由一堂、誉甫（即叶恭绰）诸兄，约同田君子琮、李君芬圃公同商酌，就贵省人才，各举所知，备兄参考：‘参’，拟田应璜、贾耕、祁景颐或曾纪纲、陈钰或刘懋赏、解荣辂或张瑞，候补拟梁万春、张友桐、冯司真、樊振声、兰承荣。‘众’，拟冀宁道属：李庆芳、祁景颐、郭象升、吴淞、冀贡泉、常赞春或李友莲、裴宝棠，候补王学伊、林孚、赵丙燮、任应春。雁门道属：耿臻显、狄麟仁、邢殿元、蓝钧、刘棫或梁济，候补马晋、庞士俊、穆郇、陈毓沂、兰承荣。河东道属：郭德修、高时臻、杨柏荣、李道在或庞全震、刘培泽或张集义，候补许喆、郭沛、仇元踌、张承绪、王禄勋。各员乡望素孚，宗旨纯正，特请鉴定，惠予揄扬。如蒙鼎力扶持，幸得入彀，于国于晋，两俱裨益也。”⁽¹²⁸⁾

同日，徐在致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密电中说：“顷闻此次选举，某党系竞进甚烈，芝揆极注念。前属一堂议长于卅日两电某党之赵世钰等姓名及中央妥拟乡望素孚之崔云松等姓名分别奉达，力为抉择，兄处必已坚卓进行。顷谒揆座，又以选期已迫，稍纵即逝，特更嘱弟敦嘱，务望植兰刈艾，以期永奠邦基。一、某党暴徒赵世钰、李述膺、杨铭源、冠【寇】遐、尚镇圭、焦冰、马骧、李含芳、焦易堂、刘治洲、于右任、茹欲立、郭希仁、李元鼎、张炽章、李异、田中玉、薛其昌、南岳峻、雷溥等，千万严切防闲，勿令有一选。一、崔云松、谭湛、张蔚森、王觐墀、宋伯鲁、段大信、何毓璋、钟允谐、高杞、罗仁博、张树森、白建勋等十二员，宗旨纯正，若得入选，利国匪细，极盼揄扬，俾获一当。查陕省参、众员额共十九名，此十二名外，尚余七名，兄更就地取材，必益稳惬。为国征贤，共趋正轨，跂幸无似。至一堂前电有高增融一名，复查与某党甚洽，又朱家训留沪未归，亦恐与他系结合，应请查酌。又闻研究中人近在陕勾结老派，大肆煽惑，确与雪（雪亚，刘镇华字）有勾连，乞相机防制。”⁽¹²⁹⁾

上列致陈树藩电文中所称“某党”，指的是国民党。此时南方因护法问题已与北方决裂，形成对峙局面，段祺瑞、徐树铮视国民党为敌党，要求“植兰刈艾”，不要让国民党人赵世钰、李述膺（均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等当选，而按他们所拟订的己派名单进行选举。他们不仅排除国民党“暴徒”，而且还提出“相机防制”曾经是自己同盟者和友党的研究系分子渗入。

如前所述，以梁启超为首领的研究系，在张勋复辟失败后，曾经支持段祺瑞组阁，梁等也参加了内阁，并献策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以改造国会。1917年11月下旬，段祺瑞因对川湘的战争失败而被迫辞职，梁等以连带关系也一同退出了内阁。此时，段派军阀和交通系紧密勾结，研究系从此下野失势。1918年3月，段祺瑞重新组阁时，研究系被排除在外。段派为了不让研究系在将来的新国会中同自己作对，因此他们要求严防研究系参与国会选举。7月17日，徐树铮致湖北督军署参谋长何珮瑢的电报说得十分露骨：“顷闻研究拟加入数人，该党野心不死，万不可引狼入室，至坏全局，祈严加注意，勿为所惑是要。”⁽¹³⁰⁾这充分暴露了安福系企图霸占国会的阴谋野心。研究系的前身进步党曾投靠袁世凯，企图依靠袁的支持来制服国民党，发展自己的力量，但不久即被袁世凯抛弃。现在研究系想投靠段祺瑞来扩充党势，排斥异己，结果又落得了同样的下场。

原来在临时参议院议定国会议员选举法时，研究系与安福系最大的意见分歧，即是研究系主张参议员应照旧选举法规定，由省议会选出，而安福系则主张须改由各地方团体选出。两者都是从自己的派别利害出发考虑的。研究系因它在各省省议会尚有相当基础，且议会究竟与其他团体不同，不易为政府所操纵，由省议会选出，于己派有利。而安福系则认为，由地方各团体选出，容易把持，能保证自己的人入选。但研究系在临时参议院中席位极少，他们的主张无法通过，因此梁启超等变更计划，不以之作为提案，仅由一二议员发表一意见书，以唤起各方之注意⁽¹³¹⁾。选举法上的主张分歧，体现了两派的利害冲突，促使两派间的隔阂和矛盾加深，因而在选举中，安福俱乐部对研究系分子也极力排斥。

中央和地方参议员、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是从5月下旬开始进行的。在选举中，安福系通过中央派员和地方长官干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违法作弊，其丑闻层出不穷。

中央选举会选举参议员，6月20日第一部（有学识者）投票选举时，事先安福系用金钱贿买选票，每张约定200元，山西大学派投票团五十五人晋京，临时忽要求每票增加至400元，并须加付来京川资。另有某大学亦作同样的要求。王揖唐等经多方奔走交涉，最后仍不得不同意。投票时，选举人按安福系“预先印就的投票次序名单”投票，上印有“阅后即毁”的字样⁽¹³²⁾。张玉昆以8000元收买林建伦所有之二十票，被安福部以2万元高价夺去。张与林交涉，林贪安福重金，与张废约⁽¹³³⁾。6月21日投票选举时，上午到会者二百余人，不足《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第七条规定“选举非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之到会不得投票”的法定人数，即行开始投票选举，“随到随投，随投随去”。安福系指派负责监督投票的人并任意延长时间，直至下午6时，仍不满法定人数。当场有人指出此种投票实属违法，应立即停止，另行依法办理，监督人不允。更有甚者，监督人竟于22日继续举行投票，与先一天之投票人合并计算，以勉强凑足法定人数⁽¹³⁴⁾。张玉昆、何竣业等向京师高等审判厅起诉，揭露中央选举会选举的种种违法舞弊情形。因当时司法总长朱深是安福系的党魁之一，北京司法界的要人又均与徐树铮有关系，朱乃“密令高检厅以政治手腕办理”⁽¹³⁵⁾。张、何等的起诉虽经开庭审理，但均被驳回而败诉。

京兆地区众议员选举时，安福系党魁康士铎和成员张汇泉，与京兆选举事务所所长曹倜串通勾结，通过伪造选民册，大大增加选民的办法，使自己在复选中当选。大兴县京城京营众议院议员选民原调查为三万人，后竟增至六万一千余人；宛平县京城京营众议院议员选民原调查为二万四千余人，后增至六万五千余人；涿县原为一万余人，后增至二万二千余人。三县选民事项调查者，均为康士铎。安次县选民调查由张汇泉主持，亦由原来的二万三千人增至三万一千人。康士铎、张汇泉买通曹倜，“援引不论财产、直接税各项资格，凡为伊等党援者，皆列名册籍，甚至并无其人，虚名捏造”⁽¹³⁶⁾。按省议会选举选民资格，在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者为合格，众议院选举选民资格在年纳直接税四元以上者为合格。大兴县省议会选民只四万七千余人，而众议院选民则高达六万一千余人，反而超过省议会选民一万四千余人；宛平县省议会选民只三万三千余人，众议院选民竟超过省议会选民三万二千余人。这就是说，年纳直接税四元以上者，反大大超过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者，事理悖逆如此，不是作假舞弊，又是从何而来？

湖北众议员选举完全为安福系所包办。选举前，王揖唐拨巨款交安福系重要骨干、临时参议院秘书长王印川南下，专驻汉口，主持贿选。每张票价400元至800元不等，江汉道甚至高达1000元。江汉道众议员复选在武昌城司门口省长公署举行。6月18日投票之前，安福俱乐部即在省公署对面汉口春酒馆设立一交易所，陈列现银，“凡缴纳（选民）证书一张，即可取得成千累百之代价（该俱乐部买得证书，另雇人投票）”⁽¹³⁷⁾。但是，不论安福系如何高价贿买，还有属于研究系及守正不阿之初选人一百七八十不能全行收买。于是主持人便采取违法手段，“以期一网打尽，并宣言某系（指研究系）团结力无论如何巩固，决不使伊等有一人当选”⁽¹³⁸⁾。6月18日下午4时，投票完毕后，依照选举法规定，应即日开票。但安福系非法将开票之日期延至次日，并将票匦收入省长公署内。初选人多人要求即行开票，均被拒绝。旋经初选人当场自行调查及临场监察之报告，均确认是日投票结果，研究系的阮毓崧、熊树棻、倪鸿钧、刘绍炎等各有四五十票，都有希望当选。但票匦当晚被打开，选票被涂改掉换，结果第二日上午开票时，阮等四人各只二十余票，降至候补之列。而安福系候补者之胡柏年、王彭、汤用彬等四人，则由二十余票提升获选。

湖南众议员选举，为安福系分子吴剑丰所包办。投入票匦的选票，同样被打开涂污。研究系杨度用每张票五百元的高价，收买了选票四五十张，不料开匦后，废票约占三十张，杨度二字被改写成“杨皮”、“杨之度”、“洋豆”、“羊豆”等，致有效票仅十九张而未能得选⁽¹³⁹⁾。安福系与研究系选举参议员的竞争亦很激烈，结果湖南应产生参议员五人，悉数被安福系收买。

江苏为冯国璋和直系地盘，该省军民长官属于直系而非皖系，而且研究系在省议会中占有相当势力，因此安福系与研究系的斗争最为激烈。众议院选举结果，淮扬道安福系占三名，研究系占一名；沪海道安福系二名，研究系一名；苏常道安福系四名，研究系二名；徐海道安福系三名，研究系二名；金陵道安福系二名，研究系一名，两相比较，安福系仍占优胜。参议院选举，研究系为挽回败局，特派其健将蓝公武亲临指挥。安福系亦特派段书云携带巨款南下，两不相下。一时票价涨至每张300元。后来两派互不相让，进行斗争，以致酿成选民捣毁票匦之闹剧⁽¹⁴⁰⁾。

陕西选举，全由督军陈树藩一人指派，不许旁人过问。关中道有一名众议员非陈所派，亦被选出，陈闻知大怒，选举参议员时，遂极力从严，只许投指定的王樾、武树善等人的票。选举当日，“军人监场，一一干涉”⁽¹⁴¹⁾，结果，王樾等均被选出。投票选举候补人时，有三人未按指定名单而别选他人，陈树藩查出后，下令逮捕，“三人几遭杀身之祸”⁽¹⁴²⁾。8月1日，陈将选举结果电告徐树铮。8月3日，徐复电表示嘉勉说：“东敬悉。选员得人，为国称庆。诸赖荩筹，佩仰无任。”⁽¹⁴³⁾

类似上述黑幕，其他各地选举均有。安福系通过金钱收买和权势干预，在全国参众两院选举中获得了很大胜利。对此，徐树铮不免喜形于色。6月29日，他在致各省督军的密电中说：“各省区参、众选举已揭晓者，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豫十之九，京、绥五分四，鲁、苏四分三，直、赣、浙三分二。以上选员得人，为国称庆，吾兄闻之当亦为之快慰也。其延期省份，俟得续报，再行奉闻。”⁽¹⁴⁴⁾7月底，选举全部揭晓，除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护法五省及川边一特区抵制选举外，总计共选出参议员一百四十七名（按总额为一百六十八名，西南五省一特区二十一名未选出），众议员三百二十五名（总额为四百零六名，西南五省一特区八十一名未选出）。两院合得四百七十二名，其中属于安福系的议员总数为三百八十四名⁽¹⁴⁵⁾，占百分之八十强，成为国会的唯一支配者。研究系只得二十余名，遭到惨败。

7月12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在8月1日以前齐集京师，定期开会，以便正式成立新的国会。随又指派曾毓隽为参议院会议筹备处处长，王印川为众议院筹备处处长，积极着手筹备两院开会事宜。

8月12日上午10时，新国会在象坊桥众议院开会，到参议员一百零六人，众议员三百五十八人，超过两院议员之半数（开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局长于宝轩登台报告召集国会之由来，并由年长的参议员李兆珍任临时主席。主席就席宣读开会词后，冯国璋和段祺瑞相继致祝词，新国会就于这一天宣告正式成立。由于新国会成立，临时参议院改选国会的政治使命业已完成，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同日下午也开会宣告解散。

安福俱乐部为了收买议员，供其驱使，8月18日在太平湖中华大学旧址召开欢迎所属两院议员大会，由王揖唐在会上宣布，政府对于安福系议员实行永远津贴，每人每月现洋支票三百元，票面上印有“任重致远”四字⁽¹⁴⁶⁾。是日，安福“议员到者颇多，皆欣欣有喜色”⁽¹⁴⁷⁾。安福议员“贪饵入彀，其状如鱼”，王揖唐贩卖议员，所以当时人们“以鱼行老板称之”⁽¹⁴⁸⁾。

新国会成立后，需要选举产生两院议长。安福俱乐部的成立及国会选举，实赖交通系梁士诒的赞助，参议院议长一席，安福俱乐部早在6月间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就已拟定由梁来担任。安福部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笼络敷衍交通系，另一方面也是借此使梁不至于成为将来国务总理一席的竞争者⁽¹⁴⁹⁾。梁士诒虽曾支持安福系，但完全是为了自身派别的目的。他并不赞成段派的武力政策，而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同西南的纠纷；加上在推举总统和副总统问题上的分歧（详后）以及在选举中彼此的争夺，两派间的矛盾加深，开始出现分裂，梁因此表示不愿出任参议院议长。7月初，梁士诒为斡旋南北纠纷，同时为其女儿主办婚事，南下到香港。8月初，段祺瑞、徐树铮托徐世昌电劝梁担任参议院议长，梁即复电坚辞，并有“议员亦不就”之语⁽¹⁵⁰⁾。因梁士诒不愿就，安福系拟推朱启钤或周自齐（均为旧交通系首领）以代梁。徐树铮于8月14日致国务院秘书长方枢的电报中说：“燕（燕孙，梁士诒字）既如此，参长何如即举桂（桂莘，朱启钤字），祈转商揖兄。”⁽¹⁵¹⁾但朱、周已有与梁在政治上采取一致行动的密约，均不肯就。段祺瑞、徐树铮、王揖唐无奈，只好接连电促梁士诒，早日回京共商大计⁽¹⁵²⁾。参议院多数议员决定不等梁同意，举出再说⁽¹⁵³⁾。

8月22日，参议院开会选举议长，出席参议员一百二十三人。梁士诒是日抵京，当即赶赴会场参加。投票结果，梁以一百一十九票当选议长，朱启钤以一百一十四票当选为副议长。

王揖唐为安福系首领，众议院议长一席将由他担任，早在议员未选出之前即为人所共知。20日，众议院开会选举议长，出席议员二百七十八人，王揖唐以二百六十二票当选。副议长安福系原定为王印川，但与他争夺最力者为刘恩格。刘为奉籍议员，有张作霖撑腰，故双方相持不下。张坚持须由刘膺此席，声称：“国会用我奉军军费二百余万，乃这些事竟要与我较量，我定有相当办法。”⁽¹⁵⁴⁾安福系闻言大起恐慌，决定改提刘恩格，聘王印川为秘书长。6月21日，王揖唐在安福胡同本部大办筵席，宴请议员二百余人，自中午12时至晚10时，分省分班，轮流招待，竭力为刘疏通，说：“王月波（印川）为顾全团结计，业已退让，现改就秘书长，望同人体谅王君之意，一致举刘，勿令团体分裂。”⁽¹⁵⁵⁾除少数人仍不赞成让步外，多数碍于情面，表示首肯。是日，徐树铮致电奉天督署秘书长袁金铠说：“鲤门（刘恩格）副席煞费经营，揖唐八面奔走，至昨日始有定局，特先奉达，以释注念。”⁽¹⁵⁶⁾22日，众议院开会补选副议长，议员出席者二百六十七人，刘恩格得一百七十六票，以多数当选。

这一届成立的国会，人们称之为新国会，而把第一届国会称为旧国会。由于新国会是由安福系一手策划包办产生的，并占有绝对多数议席，因此人们又把它叫做安福国会。研究系伙同皖系军阀把国会强迫改造了，却又被安福系所盘据，研究系自身也被排挤掉。安福系以俱乐部为巢穴，以新国会为护符，一系一会，狼狈相依，把国会这样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变成其一党一系把持的工具。安福国会是西方议会政治的变种，背离了民主共和的原则。这也说明，适合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历史情况的议会制度，在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军阀官僚专制的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三　徐世昌当选大总统

新国会成立，两院正副议长选出后，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总统。皖系成立国会的第一个直接目的，就是选举自己的领袖或是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来当总统，以达到合法倒冯，制服直系。

按照1913年10月4日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五年。……任满前三个月，国会议员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选举。”⁽¹⁵⁷⁾袁世凯是1913年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的。袁死后，黎元洪继任。黎去职后，由冯国璋代理。按照规定，冯国璋的任职，到1918年10月9日就满了法定期限，10月10日应为本届大总统任期开始之日。当时距总统任期仅一个多月，因此依法应由国会议员从速组织总统选举会，举行次任总统的选举。

当时能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有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三人。究竟谁来担任较为合适，并能为各方面所接受，这是包括直皖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直皖之间就这个问题暗中进行激烈的争斗。

冯国璋是现任代理大总统，继任总统在法理上没有什么不合；他又是直系领袖，并得到研究系等一部分政治势力的支持。由于他不同意段祺瑞的武力政策，主张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同南方的争端，背地里同西南军阀声息相通，保持联系，因此，他还得到西南的同情和支持。西南曾表示，如果北方不选举冯为总统，南方的非常国会可以举他为总统。但是冯国璋在北方政界的势力不大，在国会中的力量十分微弱，只有江苏和直隶一部分议员支持他。冯虽身为代理大总统，但一切实权都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的手里，早已是一个被排挤遭冷落的人。1918年初，他曾异常懊丧地对人说：“总统一席，有人不愿我久据，我自己亦实在处不下去，只求有人接替，便可早日脱离。好在我之私宅已在外边租妥，继任之人随时可以请进府来居住。现在我已无事可办，不过作一个看守印信之人而已。”⁽¹⁵⁸⁾而且，段祺瑞、徐树铮组织安福俱乐部和安福国会的第一个直接政治目的，就是把他这个劲敌赶下台，他已被段派视为“在所必去”的人物⁽¹⁵⁹⁾。因此，冯国璋不得不一再表示不愿当选总统，希望另举德高望重的贤才。他说：“下次总统选举无论时局如何变迁，余决不再作冯妇，俟正式国会成立，当喻以此意声明。”⁽¹⁶⁰⁾“余已决不愿下届总统之当选，且余乃承认新国会而不承认旧国会者。如西南于策略上举我为总统，则西南亦必同时举出副总统，我不往就，听彼副总统自代职权可也。至新国会之举总统，如为东海（徐世昌），我竭力赞成，万一而及于余，亦惟有不就而请副总统代理。余已在河间构置住屋，退职以后，不住在京，亦不在天津，将归河间故乡，耕种自活。”⁽¹⁶¹⁾8月12日新国会开幕后，他立即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表明自己告退之决心：“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摄职之期业将届满，国会开议即在目前，所冀国会议员各本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¹⁶²⁾

段祺瑞对膺任大总统一席，也不是不感兴趣的，他掌握有中央政权，并且有日本帝国主义后台的支持和援助。在国会中，安福系议员又占了多数。因此，他很可以运用金钱和权势，引诱和强迫新国会选他为总统，如同袁世凯迫使第一届国会选举袁为总统一样。事实上，在1918年初，徐树铮初次出关联结奉系首领张作霖出兵，以压制冯国璋时，即有将来总统推段，副总统推张，徐本人或王揖唐出组内阁的默契⁽¹⁶³⁾。段派中也颇有一部分人替段奔走活动，拥戴他为总统，以“发展雄图”⁽¹⁶⁴⁾。他们举段所持的理由是：“我们费尽全力，办成新国会，就应选举我们的首领当大总统，而且想要搞政治，就得亲自去搞，不能假手他人。”⁽¹⁶⁵⁾

但是，段祺瑞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段的武力政策在国内十分不得人心，他被看成是祸国殃民的魁首，形象已很不光彩，不仅西南视之若仇雠，誓死反对他，北方政界如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从本派系的利益和同西南的关系考虑，也不同意他当选总统。就连段派内部也有些人持有异议，认为“北洋派已经分为直皖两系，现在直系首领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职务，假如举段而不举冯，势必迫使直皖两系之分裂愈形恶化”⁽¹⁶⁶⁾。因为直皖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如果冯国璋下野而让段祺瑞上台，直系绝对不会答应，只会加深直皖之间的分裂，导致整个北洋的解体。何况冯国璋的同意下野，是以段祺瑞的下台为先决条件的，这不仅意味着段祺瑞不能当总统，而且连现任内阁总理的职务也必须辞去。这种斗争形势，也影响并加深了皖系内部的意见分歧。其中一部分人从缓和北洋内部矛盾，稳定政局着眼，也主张另提一接近皖系，能为皖系所用的人。因此，由段祺瑞出任总统，也为情势所不容。段只好知难而退，表示“自身绝无希望，非但不希冀总统问题同彼发生关系，倘选举进行能顺利，不生波折，则国家主持有人，彼并愿抛弃现有之政治上地位”⁽¹⁶⁷⁾。当然，前提条件是冯国璋必须从总统位置撤下来。

直皖斗争和南北纠纷使冯国璋和段祺瑞不得不同时退出，这样，总统的候补者就只有徐世昌一人了。

徐世昌为北洋派元老，有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其为人八面玲珑，善观风向，长于玩弄权术。他在直皖对立和南北斗争中，以“调和者”自居，两面讨好，不为左右袒；对段派不即不离，对直系则暗示亲近，对西南则表示有和平妥协的愿望。皖系以段祺瑞无法选任总统，徐世昌为文人，没有兵柄，易于操纵，便决定改提徐，想让他作一名有名无实的傀儡，诸事“反有益于进行，而便于倒冯”⁽¹⁶⁸⁾。6月12日，徐树铮给王怀庆的电报说：“时局多艰，非东海莫克负荷，尤非我辈共矢公忠，莫为捍卫。”⁽¹⁶⁹⁾冯国璋以段祺瑞不当总统，于自己的北洋首领地位无损，也表示同意由徐世昌任总统，认为要度过目前政治上之难关，“而谋大局统一，非东海登台不可”⁽¹⁷⁰⁾。前面提到他希望“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指的就是徐世昌。直皖之间的斗争，需要有一个第三者缓冲人物出来，借以维持北方政局，徐世昌正是这样一个适当和权宜的人物，因而受到两方的拥戴，可以说是坐收渔人之利。此外，交通系大多数与徐世昌皆有渊源，梁士诒曾向安福系提出过他就参议院议长的条件之一，就是由徐世昌任总统⁽¹⁷¹⁾。研究系讨论会一派原本属徐，研究会一派议员因冯国璋在选举中完全失败，也倾向徐。这样，徐世昌便受到北方各政派的一致支持。

7月底，北洋各督军在天津开会时，已决定推徐世昌为总统。8月2日，冯国璋的亲信从天津打电话告诉冯说：“津议一致推徐，决请钧座息肩。”⁽¹⁷²⁾徐世昌本人认为，“今为武人专政时期，无容纳文治派和平议论之余地。”他希望直皖“两派相安无事，自行约定择一为总统”，他“当与以善意之援助”；但又表示：他“非绝对不再出山。惟此种形势之下登台，必至自毁，故不欲上此大当”⁽¹⁷³⁾。这就是说，只要直皖两方互相让点步，形势有所缓和，他还是愿意出来干的。一荣俱荣，徐世昌如果担任总统，他手下的人自然也会从中得到好处，因此他们为徐的当选大力进行活动。

正当新国会成立，总统选举迫不可待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间，吴佩孚等前敌将领接连发出通电，要求罢战主和，并同南军达成了停战协定。吴佩孚还表示强烈反对新国会选举总统。8月7日他致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说：“民国精神，全在法律，立法不善，必召大乱。国会者，立法之最高机关也。此次新国会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因之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立法机关受行政之指挥而等赘瘤。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行专制，酿成全国叛离、外人瓜分之祸。缘此推之，亡国之兆已萌，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¹⁷⁴⁾8月21日，他又通电指出：“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长此以往，分崩之祸，即在目前。国利安在？民福奚存？……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问，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若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典礼，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此尤为我经略使（曹锟）与长江三督帅及各省军民长官所急应注意者也。”⁽¹⁷⁵⁾

接着，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亦实行新的结合，发出先决时局，然后选举总统的通电。三督之间常有代表往返，商议促进南北妥协事宜。西南对吴佩孚的通电，也予以积极响应。谭浩明、谭延闿8月23日致吴的电报说：“马日通电诵悉，大义凛然，同深赞服。依法解决，笃爱和平，本西南宗旨。顷已转达武鸣（陆荣廷）、西林（岑春煊）一致主张，以副盛意。”⁽¹⁷⁶⁾吴佩孚的举动，暗中得到曹锟和冯国璋的默许和支持，因此实际上是直系向皖系发动的一次新的挑战，其意图是推倒主战的段祺瑞内阁，挽救冯国璋的失败。

主战派认为，吴佩孚和长江三督的建议是冯国璋的阴谋，一致表示反对。8月24日，奉天督军张作霖、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督军陈树藩、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吉林督军孟恩远，由张作霖领衔联名通电，要求速举总统，以安政局，并另有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分致参众两院⁽¹⁷⁷⁾。25日，倪嗣冲响应张作霖等五督的通电，表示要“竭尽绵力，为公后盾”⁽¹⁷⁸⁾。28日，张作霖又致电北京政府，提出吴佩孚发表主和电，必有主谋之人，应请查明，从严惩治⁽¹⁷⁹⁾。显然其矛头是指向冯国璋的。

这样，关于总统选举问题，就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主张先决时局，后选总统；一种主张先选总统，后决时局。争执的背后，仍然是直皖、冯段之间的斗争。皖系以国会为武器，以速选总统倒冯；直系则以前敌军官作先锋，以缓举总统谋和倒段。当时舆论指出：“所谓先决时局云者，质言之，则先倒段内阁耳。所谓先举总统云者，质言之，则先倒冯总统耳。一方以国会之多数党为武器，以张、倪等主战之电及五督请速举总统之电为声援，一方以前敌将卒停战请和为武器，以曹锟与长江三督沉默为声援，旗鼓相当，日逼日紧。京津之间密布愁云，一经道破，总统问题，时局问题，冯段两派之问题；南北问题，和战问题，北方内讧之问题也。”⁽¹⁸⁰⁾

在直皖两派关于选举总统问题上的对立中，梁士诒又同段派站在一起了，认为先决局势，缓举总统，“为目下形势所不许”，主张先选总统，后决时局⁽¹⁸¹⁾。研究系则赞成缓举之说。

段派唯恐迁延时日，夜长梦多，时局将进一步发生剧变。为了抵制直系阻挠总统选举的图谋，便决定加速组织总统选举会。8月27日，安福系议员盘据的众议院开会，由议员王伊文提出，并有程克、徐世一等六十人连署的《两院从速会合定期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选举案》，认为“本届国会业于八月十二日行开会式，两院议长均经举定，计距大总统任满仅一月余日，不惟依法应由国会议员从速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且目前内政、外交之紧迫，在事实上亦有次任大总统产出之必要”。因此，提案主张由众议院会同参议院从速定期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次任大总统⁽¹⁸²⁾。众议院表决，以多数通过。少数派研究系议员黄群等要求先决时局、缓举总统的提案被否决。会议决定咨行参议院，限七日内开两院会合会议，决定选举总统日期。

8月29日，参议院开会讨论众议院移付的《速选总统案》和参议员吕调元、张玉庚等提出的《迅速组织总统选举会案》，以多数票通过，决定于8月31日开参众两院联合会，商定选举日期。8月30日，安福俱乐部开会，决定9月4日为选举日期，并举定发言人，在两院联合会提出主张速选的理由。8月31日，参众两院联合开会讨论选举日期，结果决定9月4日进行总统选举。

由于此前徐世昌一直未正式明确表示他选出后是否愿意出任总统，有些议员还有点不放心。因此，9月1日，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和众议院议长王揖唐特往东四五条胡同徐宅敦劝。徐世昌说：“诸君何苦推我衰朽之人登台？”梁、王说：“相国（按徐1914年曾出任袁世凯的国务卿，故人称为“相国”）之外，无人能解决时局，时局不解决，无以一致对外，相国忍见亡国之惨乎？”徐于是回答说：“诸君以国家为前提，责我以大义，我亦无法。但是诸君举我，是希望我将一切事件办好，究竟我出山之后办得好不好，我亦无把握。”⁽¹⁸³⁾显然，徐已经默认就职了。

8月31日和9月1日，研究系接连开会讨论选举总统问题，到会五十余人。梁善济、籍忠寅报告了他们拜见徐世昌时徐派吴笈孙同他们谈话的情形。梁、籍曾向吴提出三个问题：一、徐被选后是否肯就职？二、徐对于时局是否主张和平统一？三、如主张和平统一，有无具体办法？吴答说：“（一）东海本不愿出，某即为劝东海不出之一人。但届时东海如果被选，其势亦不能不为大局所牺牲。（二）东海被选后，一时尚不能表示对于时局之态度，但要以和平统一为最后之目的。（三）现在尚说不到解决时局之具体办法，但东海终以事实问题当先解决，而其他涉及理论问题者从缓。”⁽¹⁸⁴⁾接着黄群又报告他和籍忠寅等应梁士诒之约会谈的情况。黄等问梁：徐是否肯就职？梁答：“必肯就。苟于被选之后即将当选证书送去，则选举总统问题即可完全解决。”问：“东海对于时局之意见如何？”答：“主张和平。”问：“当选后，是否即可发表？”答：“即可发表。”问：“合肥对于东海主张，其态度如何？”答：“不必虑，东海当选，则合肥必下野，不日当有表示。”问：“主战各督对东海主张是否可以让步？”答：“当可让步。”问：“前敌将领已表示缓选总统，今日遽行选出，能不发生障碍否？”答：“东海主和，前敌将领亦主和，当然无问题。”黄群因此向研究系同人提出：“（一）数年来吾国始终为武人总统，东海非武人；（二）东海入民国来，尚未入政治之旋涡；（三）东海主张与本会相同，本会为大局起见，于东海之为总统则赞成，而于速选则怀疑，盖恐速选之结果反有障碍也。”⁽¹⁸⁵⁾会议讨论后表决，一致通过徐世昌为总统候补者，但因对速选表示怀疑，未做出决定。9月3日，研究系又开会，鉴于参众两院议员绝大多数赞成9月4日举行总统选举会，大势所趋，表示愿意抛弃其对速选怀疑的意见，决议：“推定徐世昌为大总统候补者，本会会员四日一致投票。”⁽¹⁸⁶⁾

为了使速选总统得以顺利实现，段祺瑞表示决定与冯国璋同时下野，于8月31日发表愿意辞职的通电：“良以统一不成，和平直成虚愿，而国纲所在，断不容弃统一以就和平，理既甚明，事非得已。惜祺瑞襄赞无方，未能早纾国难，上负大总统知人之哲。今幸国会告成，已议决组织大总统选举会，实为我国第一次改选大典。元首改任之时，即政局重新之会。祺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¹⁸⁷⁾

在正式选举的前一天，即9月3日，安福俱乐部还在太平湖分部搞了一次总统选举预演——“总统预选会”。是日到会者三百八十四人，用记名投票方式，共得三百八十三票（一人弃权），一致举徐世昌为总统⁽¹⁸⁸⁾。

9月4日，总统选举会在象坊桥众议院正式举行。是日绒线胡同、宣武门大街一带，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居民商铺奉命悬挂国旗。众议院门首树彩架，中嵌黄色“总统选举会”五字。安福俱乐部特备汽车十辆往来于会场和各招待所之间，接送该部议员到会投票，由议员李庆芳专司稽查任务。上午10时，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宣布开会，梁因患感冒，改由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任大会主席。宣布参议员出席者一百三十一人，众议员出席者三百零五人，共四百三十六人，超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的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的法定人数。接着举行投票，结果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另段祺瑞得五票，王士珍、张謇、王揖唐各一票，废票三张，冯国璋未得一票），当选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全场一致鼓掌欢呼。安福系苦心经营了半年多的国会和总统选举，获得了全胜。在参观席上的徐树铮，亦“面有喜色”⁽¹⁸⁹⁾。

会后，徐树铮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心情，立即两次通电告知各省督军，并为这次选举粉饰吹嘘，说：“本日选举，天气晴和，人心静穆，议场秩序雍容，投票整肃，不崇朝而国本以定。院外警备，比之常会，不过于照例警察外，多悬彩旗，以昭盛典。外人参观者，院内外均同声赞美，且谓既无武力作用，又无金钱关系，在历史上殊不多见云云。闻东海尚拟具电辞让，以表谦德。议员已当场决议，责成两议长代表全体恳切劝驾，勿容推让。”⁽¹⁹⁰⁾

徐世昌当选总统后，9月5日，按照官场惯例，发表一篇揖让文章，“以示谦德”，实则并非真想退避。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等各省长官纷纷致电恭贺他荣膺大总统，并同声挽劝，其中以张作霖的捧场最为起劲。9月8日，他在分致徐世昌和国务院及参众两院的电报中说：“我大总统当代耆英，群伦冠冕，山斗望重，中外咸钦，正宜膺众选，正大位，得时则驾，解民倒悬，以庆天而顺人，则时局虽危，未必不能挽回气运。所谓天生李诚晟【存勖】，以为社稷，斯人不出，如苍生何。若夫谦抑为怀，遽尔引退，此皆山林隐逸硁硁自守者所为，窃为大总统不取也。”⁽¹⁹¹⁾废帝溥仪和逊清遗臣们，从维护皇室利益出发，也敦劝徐勿辞总统职。据徐世昌1918年9月15日（八月十一日）日记记载：“前此醇王偕世中堂来劝勿辞总统之选举后，又自来敦劝担任被选，世中堂复来劝勉。本拟具折请旨，是否准其担任，世中堂以为不必具折，代为面奏。今日见醇王，又再三劝就任，而可维持皇室也。”⁽¹⁹²⁾又9月17日（八月十三日）日记：“昨日世中堂代为面奏请旨，皇上准其就总统之职，并令速就任。四位主位亦云：‘均甚盼其得总统，可以维持皇室。’”⁽¹⁹³⁾一个民国总统在他走马上任之前，竟然要请被推倒的皇上来核准，这个总统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只有吴佩孚和西南公开表示不承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不同意他上任。9月13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并另有一电致各当道，主张另行改选总统。他在致徐的电文中，力陈徐不可就任大总统的理由说：“我国既称共和，纯以法律为根本，法律不完，邦基不固。此世界所共认。国会为国家立法最高机关，国会议员为国民完全代表，而选举总统又为国家非常重典，故总统选举必须出于真正民意，斯全国拥护，乃见真诚。我国旧国会分子固属不良，而新国会之议员，不但由金钱运动而来，且西南五省均未经选送，似此卑劣不完之国会，安能为全国民意代表？……我公若曲从除却西南五省之劝电，勉为就职，则民国分裂，乃由公始。天下后世，将谓公何？且分则必争，斯和局永无希望矣。”电文还指出：“若我公趁此未就职之前，毅然为和平表示，出任调人首领，并敦促冯代总统颁布罢战明令，先解决时局，以谋统一，德莫厚焉，功莫大焉。对于国会议员，通国另行改选，以期完美，届时国会有良好议员，重选总统，自然舍公莫属。则西南既不以非法借口，中央亦得免违法訾议；将士既无暴露之虞，人民亦无涂炭之苦。尔时我公虽欲不就厥职，窃恐欢呼万岁，拥戴一尊者，同声相应矣。”⁽¹⁹⁴⁾

西南从“法统”观念出发，只承认冯国璋的代理大总统地位，不承认徐世昌为大总统，认为对徐本人并无成见，只因他为新国会所选出，因为要反对非法机关，所以也要反对它所选出的人选。9月6日，冯国璋曾致电广州军政府岑春煊、陆荣廷等人，为徐世昌疏通，请他们赞成徐为第二任大总统⁽¹⁹⁵⁾。9月14日，岑春煊等复冯电说：“公电谓全国人民皆厌乱望治，诚然诚然。煊等恸国权之失，伤民困之增，想望和平，不敢独后。但以非法国会强行大选，使解决时局之道益形困难，是否合厌乱望治者之心理，或为应付厌乱望治者之适当方法，请还诉之人民。煊等军府备员，对于北京大选，早有布告，谓所重在法，于人无所容心。东海宿望高年，人所共晓，惟为非法机关所自出，则煊等不敢赞一词。年来北京政治浊乱，法纪荡然，我公代职，原属依法，所愿以依法始，以依法终。”⁽¹⁹⁶⁾

9月16日，岑春煊、伍廷芳等致电徐世昌，劝他勿就总统职：“自国会被非法解散，约法精神横遭斲丧，既无以杜奸人觊觎之心，更无以平国民义愤之气。护法军兴，志任荡乱，北庭怙恶，视若寇仇，诪张为幻，与日俱增。以为民国不可无国会，而竟以私意构成之，总统不可无继人，而可以非法选举之。自公被选，国人深慨北庭无悔祸之诚，更无以测公意所在。使公能毅然表示于众曰：‘非法之选不能就也，助乱之举不可从也。’如此，国人必高公义，即仇视国会者，或感公一言而知所变计，戢乱止暴，国人敢忘其功！惜乎公虽辞职，而非法国会之选举，竟无一词以正之也。窃虑公未细察，受奸人蛊惑，不能坚持不就职之旨，此后国事益难收拾，天下后世将谓公何如？”⁽¹⁹⁷⁾

后徐世昌上任，曾设法促成南北议和，谋求南北和平统一，但安福国会和他本身的地位涉及到一个法统问题，就成了南北妥协和解的难题和一大障碍。

显然，吴佩孚和西南反对徐世昌就任总统，矛盾并不是指向徐本人，而是指向主战的段内阁和由段派所操纵的非法国会。

紧接吴佩孚9月13日致电徐世昌之后，曹锟因其当副总统的欲望未能得到满足，加上其部属等前线将领坚决主和，亦于9月14日致电京沪各报馆，也打着“救国救民”的旗号，在其洋洋洒洒千余言的电文中，一反其以前主战的态度，痛责国内阋墙之斗和武人权利之争。他说：“民国七稔，祸变侵寻，政潮之湍激未平，地域之争衡愈烈。始则一方相怨，继而同室相仇，俶扰纠纷，于斯为烈，穷其流极，虽圣哲无以善其后。……今日阋墙之祸，殆如狭路之逢，一言以蔽之，曰权利竞争而已。果使具有国家之观念，何暇争权利之攘夺。国步频危，民生已蹙，颠连之状，呼吁之声，设竟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嚣嚣然惟个人权利是图。内讧方殷，外侮将至，循此以往，立召危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要求全国同胞，“不分畛域，事事协助，推诚相与，誓诚共见。惟大厦将倾，尤须众木撑持。切望当世明达，急起而共挽之”⁽¹⁹⁸⁾。曹锟虽不如吴佩孚态度鲜明，但这是他第一次正式表示反战主和立场。前此不久，他因受北京政府指责，还屡电申斥吴佩孚，现在却不顾一切，与吴唱一个调子了。同日，曹锟还有一电致徐世昌，同时分电国务院、参众两院各当道，声称：“地方之于中央，腹心所托，干城所寄。既担拥护之诚，为大局策万全，非为一方徇私意；为亿兆谋幸福，非为一人谋禄位。”⁽¹⁹⁹⁾这更是明显向段内阁的挑战，对主战派的有力打击。曹锟电报发表后，吴佩孚、李奎元等于20日通电表示响应，要求早息内争，促成和局，并提出请曹锟主持一切，“请长江各督仍任调人，公推东海先生为调人领袖，则和局之成，易于反掌”⁽²⁰⁰⁾。

在总统选举以前，段祺瑞曾有“乞退”的表示，而在徐世昌当选总统后，他反而渺无声息。原来，段本人并无下野之心。8月31日，他发表愿意辞职声明，在属稿时曾对他的一个亲信说：“不能无此语，亦并不重此语。”⁽²⁰¹⁾可知其辞职云云，不过是为了敷衍舆论，应付时局而已。段左右的人如徐树铮等，亦想竭力维持段内阁不变。徐世昌又当然表示挽留，不能劝退，故相传有一时决不更动内阁之说。但此时段祺瑞由于为军事和财政问题所困，已处于绝境，实非下台不可，而曹锟、吴佩孚的电报，又具有明显的“逼宫倒阁”性质，“实对于段阁恋栈下一针砭”⁽²⁰²⁾。9月15日，段祺瑞看到曹锟的电报后，顿时“仓皇失措”，当夜即召集各要人在府学胡同私邸开紧急会议。会上，靳云鹏同徐树铮展开激烈争论，认为“非速退无以自全”⁽²⁰³⁾。结果，段祺瑞决定下野，随即与徐世昌商量继任内阁人选问题。段的下野，为徐世昌上任和冯国璋的下台，铺平了道路。

由于除吴佩孚和西南方面反对徐世昌上任外，包括曹锟和长江三督的北方各督，都一致催请徐就职，同时段派也盼冯国璋速即下台，徐既不能违反段派的意愿，并指望因冯下而段亦下，故决定于10月10日就职。

9月16日，梁士诒和王揖唐到徐宅行授受新大总统当选证书礼，徐受证书时致答词说：“世昌不敏，承全国重托，两院公推，义无可辞，引为己任。此后厉行宪政，发扬国光，敢竭寸长，冀符舆望。”⁽²⁰⁴⁾

10月9日，段祺瑞正式向徐世昌递交辞呈。10月10日，徐世昌在怀仁堂正式就任大总统职，同时与冯国璋行交替礼。他在就职宣言中表示：“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²⁰⁵⁾同日，徐发表上任后的第一号命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由钱能训代理。这样，就最终实现了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时下野、徐世昌上台的局面。段祺瑞递交辞呈那天，还发表了一个退职通电，表示以后专任参战督办，以贯彻参战宗旨，对于国内战争无权过问⁽²⁰⁶⁾。冯国璋则声称要“返我林泉”，回河间老家休养，“绝无希望出山之意”⁽²⁰⁷⁾。

在这场斗争中，冯国璋和段祺瑞表面上看去似乎打了一个平手，实际上是段占了上风。段祺瑞虽然不当总理，但他任参战督办，掌握了几师参战军（后改为国防军、边防军），有很大兵权。同时他掌握着安福国会，并在内阁中安插自己的党羽，占据重要阁职，实际上仍然对内阁起控制作用，北京政府仍然印着“皖系”的标记，而冯国璋则真正失去了政治地位和权柄。此时直系的一个后起之秀吴佩孚正在引人注目地崛起，积极争取发言权和对政治生活的干预。直皖之间的冲突，并未因冯、段的同时下野而平息，而且相反，只是刚刚揭开了序幕，斗争正在方兴未艾地进行着，直到1920年两派以兵戎相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

四　围绕选举副总统问题上的斗争

西方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除了总统外，还设有副总统一人，以便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总统代理。按照1913年10月4日袁世凯政府时宪法会议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第七条“副总统之选举，依选举大总统之规定，与大总统之选举同时行之”的规定⁽²⁰⁸⁾，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后，还有一个副总统问题有待解决。

副总统在法律上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民国以来历届政府惯例，使副总统无形中成了第二任大总统的有力候补者，特别是这个席位的选举又与当时的南北和战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副总统人选问题也很为人们关注。如果说，总统选举，意见还比较容易趋于一致，进行得还算顺利的话，那么副总统选举，情况就复杂得多，分歧和困难要大得多。围绕着副总统的产生问题，直皖以及其他各个派系之间勾心斗角，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当时副总统候补者除冯国璋、段祺瑞外，还有曹锟、张作霖、倪嗣冲也跃跃欲试。为了谋求同南方的妥协和平，梁士诒等还主张将此席让给广州军政府的岑春煊。

1918年二三月间，徐树铮等曾同张作霖接洽，答应举他为副总统，以换取他出兵关内压迫冯国璋，支持段祺瑞再次出来组阁。张作霖自然为之心动，因此对徐有求必应，成为主战的段内阁的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遂以此身投入段派与西南各省及冯总统战争之旋涡”⁽²⁰⁹⁾。

5月底6月初，曹锟因对徐树铮的专横跋扈不满，同时吴佩孚在攻克长沙、衡阳后即按兵不动，主张与南方言和；加上此时国会选举开始，总统及副总统人选有待确定，他便以养病为名，从长沙返回天津。支持曹锟的张怀芝，也将他设在汉口的援粤司令部撤退，径行北上。曹锟对副总统一席，也是有意染指的。他擅自从战争前线撤下来，倾向主和，就是对段祺瑞、徐树铮的一种要挟。当时报纸披露说：曹张“二人北返动机起于曹欲得副总统，张欲得总理，在汉口时已经决定。惟欲得之，不可不要挟当局，欲要挟当局，不可不有一种表示，此曹氏主和之所由来”⁽²¹⁰⁾。

曹锟抵津后，徐树铮亦追踪而至，极力劝他继续主战。徐又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上钩，答应只要他南下继续主战，将来此席即可给他。6月12、13日，曹锟、徐树铮、张怀芝、龙济光等在天津开会，就南征和国会选举问题交换意见。就在这时，徐树铮在天津诱杀了直系主和派的领袖人物之一陆建章。6月15日，张怀芝晋京，向冯国璋、段祺瑞报告了天津会议情况。17日，张在刑部街陈宅开会，提出曹锟当副总统最为适宜⁽²¹¹⁾。段祺瑞对徐树铮举曹锟为副总统以争取他主战南下的主意表示完全赞同。冯国璋也不反对。徐树铮当即派人赴奉天向张作霖疏通。6月17日，徐给曹锟之弟曹锐的密电中说：“三哥（指曹锟）事，芝揆极所赞助，即属弟转知各同人分头进行。奉省本有接洽，弟暂无须前往，已托邻葛（杨宇霆）兄夜车遄返。知念特闻。三哥勋誉在人耳目，谅易得当也。”⁽²¹²⁾6月20日，北京政府即发表了委任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的命令，这是段祺瑞稳住曹锟，提高他的身价，以便将来举他为副总统的策略和预定步骤。

但是，曹锟回津后，南方派人士也频繁出入曹邸，竭力拉拢他⁽²¹³⁾。主和派的梁士诒、张绍曾、周自齐、张耀曾等人，乘机向曹锟进言，晓以“未来之利害”⁽²¹⁴⁾，劝他不要上当。因此，曹锟在津“优游坐镇，沉机养望”⁽²¹⁵⁾，“不但不南下，反与长江督军秘密运动，调停南北”⁽²¹⁶⁾。倪嗣冲、李厚基、杨善德等相继发电到津，催促曹锟起节南下，甚至一日数电，“措词紧迫异常”，曹一概搁置不理。徐树铮在津多方敦促，并曾婉托某要人向曹锟催问行期，曹回答说：“徐副司令何日起节，余定附骥尾。”⁽²¹⁷⁾7月下旬，北京又派员前往天津恳劝，曹复电说：“病躯屡承慰问，感激奚如，本应早日成行，藉纾南顾之忧。但现虽逐渐减轻，而精神一时实难复元，医云须静养为宜。”⁽²¹⁸⁾曹锟打定主意，在副总统确有把握并拿到手以前，他绝不南下，“轻离根据地，致失其操纵之能力”⁽²¹⁹⁾。

7月28日，张作霖由奉天到达天津，倪嗣冲也于此时到津。7月31日，曹锟、张作霖、徐树铮、倪嗣冲、王揖唐、张怀芝、鲍贵卿等在天津曹家花园开会，除讨论军事，请曹锟南下，继续对南作战外，还决定举徐世昌为总统。副总统问题，曹锟、张作霖表面上为了避嫌，互相推让，其实心里都是“当仁不让”。原来张作霖到津后，确知段派又将副总统席给了曹锟，大不高兴，认为自己威名及其对段内阁之功绩不在曹下，宣称要将南下奉军“移回京津，以践原议，并履行某要人（指段祺瑞）亲笔函之成约”⁽²²⁰⁾。曹锟鉴于张作霖插了进来，也言不由衷地表示不受人推戴，“至南下与否，并不以此席之得失为衡”⁽²²¹⁾。徐树铮很尴尬，打电话报告段祺瑞，段即电倪嗣冲，请他从中斡旋。倪在张曹之间“往返婉劝”，并提出副总统一席留待“征南有功者”⁽²²²⁾，实际上仍然是以副总统作为征南之交换条件，张作霖才没有提出异议。后来有人提出请段祺瑞出任副总统，除徐树铮未表示意见外，大家都表示赞成。但段本人对这一没有实权的职务，丝毫不感兴趣，不愿意担任⁽²²³⁾。段派最顽固的主战分子倪嗣冲也想当副总统，并用金钱进行活动⁽²²⁴⁾，但他的资望相距甚远，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没有多少人理会他。因此，这次天津督军会议没有就副总统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按照1913年10月6日选举袁世凯为总统之次日（7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之成例，徐世昌当选总统之次日，即9月5日，应行副总统之选举。因此，8月底9月初，北方各政派及国会参众两院，就副总统选举问题进行了紧急的磋商。

奉系想举张作霖为副总统。9月3日，奉军张作相有一电致刘恩格，大意是说：副总统人物如有预定之时，务希电知奉天，以免将来有所可否⁽²²⁵⁾。弦外之音，可知张作霖的意旨所在。因此，国会中刘恩格一派主张选张。但安福系议员前因张作霖强迫选举刘恩格为众议院副议长，恶感很深，绝对不赞成⁽²²⁶⁾。安福系拟举段，“以抵制徐世昌之和平政策”⁽²²⁷⁾。因段祺瑞不愿当选，多数又主张选举曹锟为副总统，但需曹锟南下督战作为交换条件。梁士诒的旧交通系和梁启超的研究系又表示反对，他们主张仍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安福系同冯处于反对地位，自然也不赞成。冯表示不愿意得副座，最好举西南方面人士以息内争，梁士诒建议举岑春煊，长江各督也表示赞成。但段派决不能同意将副总统让给自己的敌人。各派意见分歧，互不让步，无法统一起来。因此，多数人主张副总统选举暂行从缓，等总统选举后，待各方面徐徐疏通，意见比较趋于一致后，再行选举。

由于8月31日两院联合会已作出9月4日选举总统、5日选举副总统的决定，故9月5日仍开了副总统选举会。是日到会参议院议员仅二十九人，众议院议员五十九人，离法定人数相差很远，选举会不得不中止。接着开谈话会，决定6日开两院议员联合谈话会。

9月6日，开两院会，出席者三百余人，会上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主张共分三派：第一派认为，依照民国二年成例，以选举总统之翌日选举副总统，5日为选举副座之期，既不足法定人数，则按日顺延，直至举出为止。第二派认为，鉴于各派对副总统人选问题意见不一致，势不能如期选举，与其徒事迁延，不如先事疏通，然后定期决选，既无背乎法律，也有当于情势，因而主张缓选。第三派认为，南北纷扰，大局不定，主张从全国着眼，留副座一席，为南北妥洽时留伸缩之余地，或虚位以待和平有功者⁽²²⁸⁾。讨论结果，多数主张缓选。最后决定于相当时期选出，大概期限以10月10日总统就任之前为准。

张作霖看到副总统无希望，于是要求设东三省巡阅使，并由他来担任。9月初，段派致电张左右，探询张对副总统一席的意向，嗣得复电说：“雨帅无一定要此之意，惟前日所谈之事，政府若能从速发表，雨帅亦颇满意。”⁽²²⁹⁾因此，9月7日，北京政府发表了特派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命令。这是段派疏通张作霖的一种做法。冯国璋、段祺瑞都宣称不就副总统，张作霖又表示愿意退出，这样只剩下了曹锟。曹锟因对安福系迫他先行南下作为交换副总统的筹码不满，同时受前线主和将领的影响，于9月中旬发表通电，表示厌弃主战政策，倾向主和。此时，段派由于其主战政策和国会选举受到吴佩孚和西南的不断抨击和严正挑战，惟恐曹锟也倒向主和派一边，导致局面不可收拾，于是一致决定选举曹锟为副总统，并从速举行选举会，希图以此稳定曹锟，并进而和缓吴佩孚，团结北方，挽救时局，继续进行对南战争。

9月30日，国会参众两院开会讨论选举副总统日期问题，决议10月5日开两院联合会协定正式选举日期。10月5日，两院联合会决定9日开副总统选举会。

10月初，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向段祺瑞报告副总统选举问题，段向他们表示：“予闻两院诸君颇欲举予为副总统者，在议员诸君此种意思实属厚爱，但予最初对于副总统一席，已迭次表示绝无希冀意思。总统之选举为国会之大权，他人毫无干涉余地。惟予个人意思亦无妨向议长声明，冀得转达议员，以备讨论此问题之一助。予对于大局，始终主战，贯彻到底。本年亲统大兵南行，平荆襄，下长岳，使既失之湖南得恢复者，实曹使一人之力，厥功甚伟，未可磨灭。议员诸君倘能注重国家奖劝有功之意，推曹经略使以此席，则实为至当。希将此意代为转达，则厚爱于予者，或不至有以此席相强也。”⁽²³⁰⁾随后又致函梁、王说：“曹使督战湘中，功绩昭著，维持大局，不为异说所挠，若当选副座，必能翊赞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国家。”⁽²³¹⁾

但是，梁士诒和以他为首的旧交通系反对选曹锟为副总统，研究系也不赞同，决定如10月9日进行选举，他们的议员一致不出席。一些主张选冯国璋的江苏籍议员，也表示要进行抵制。梁士诒恨徐树铮专横跋扈，旧交通系此时组织了一个侨园俱乐部，已经与安福俱乐部完全决裂。他们不同意举曹锟，一方面固然是认为曹的功业一无足取，对他任副座，许多人不以为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南北之间的关系和全国和平统一考虑，实际上是反对段祺瑞、徐树铮的一种方策。因梁主张与西南携手言和，副座一席留待西南较为有利；如果曹锟被选为副总统，他就会督师南下作战，这意味着段派主战政策的胜利，无异堵死同南方的和平通道。梁士诒当时致北洋各督军的信中，列举了他不同意选举曹锟为副总统的三点理由：

夫主张速选者，本谓选出曹使，则北洋系固结可期。士诒忝厕北洋有年，北洋系之固结，迩年来竭力经营，未尝稍懈。然士诒爱北洋系，而尤爱国家；且爱国家，即所以爱北洋系也。夫主张速选，以固结北洋系者，惟知北洋系，而不知因此足令国家分裂。曷言乎国家分裂？今日大总统已下令劝和，全国士商，多求罢战，是和平统一已为全国心理所同趋，苟无意外之阻力发生，则和平统一，当可告成。今若速选曹使为副座，则全国士商不免大起猜疑，将谓中央又复主战，而西南人士必以为故表对敌之意，是使已熟之和平，终于无果。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一也。西南对于主座之个人，本是同钦共仰，惟对于主座之选举，犹以违法相攻，今若选曹使为副座，则彼等必合个人与选举而并攻之，其终也必至危及主座，若是则政局愈纷，去和平统一愈远矣。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二也。副座未选之前，则西南犹怀或归己得之望，此望未绝，则和平统一之机尚存；若一旦选出，则此望遂绝，而彼等必自行选举，若是则南北分立之局以成，而和平统一终于无望。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三也。有此三理由，故士诒终始主张缓举为有益于时局也。⁽²³²⁾

当时舆论剖析说：“对南问题又于副座有绝大关系，万一北方同时将正副两总统全行选出，则南方必更气愤，执法律问题以进与北方相角，而统一之势，必多一层障碍。”⁽²³³⁾研究系及无所属议员的想法，适与旧交通系的观点相吻合⁽²³⁴⁾。还有，自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旧交通系为武人势力所压迫，以曹汝霖、陆宗舆为首的新交通系渐渐崛起，霸占了交通地盘，梁士诒心滋不满，如果国会选出曹锟，则武人势力如虎附翼，己派势力更无从发展。梁派为自身利害计，也不得不倾全力予以打破。梁士诒为了消除曹锟的嫌隙，不使因选举副总统问题对自己衔恨在心，事先曾告诉曹锟，说他反对速选，并不是反对曹本人，而是为了促成南北和议。

梁士诒是个诡计多端的人，连徐树铮都自认不是他的对手。此前不久（9月间），梁士诒还耍了一个花招，他改变主意，反而运动段祺瑞为副总统。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举曹锟之成议不得不变，以便惹起曹的反对，使段内阁早日塌台。

不同意曹锟为副总统的，还有一部分主战的安福派议员。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曹氏虽口称服从中央，而实则盘据保定不肯进战，实非良善军人，决不举彼。”⁽²³⁵⁾

除了上述国会中一部分议员持否定态度外，直系长江三督基于想同西南和平妥协，以保存和发展己派势力的相同理由，也主张缓选副总统，反对曹锟当选。10月初，苏督李纯托人捎信给徐世昌说：“徐总统如赞成和议，则副总统不妨缓举，留此一席以为议和之一种条件。”⁽²³⁶⁾10月8日，由李纯领衔，长江三督又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表示：“若必欲强行推举曹氏，则长江督军当连袂而不承认副座。事若至此，则大势所趋，至不得已之时，竟逼于独立而否认徐氏之总统，亦在所不惜。”⁽²³⁷⁾

是否选举曹锟为副总统之争，变成了主和派和主战派的斗争，它是南北斗争和直皖斗争的一种表现。

按《总统选举法》规定，副总统选举和总统选举一样，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者，始为当选。照当时情况，只要有一百名议员不赞成曹锟，选举就不够法定人数，副总统就选不成。梁士诒的旧交通系一派议员有五十余人，并能影响一部分人，研究系（包括宪法讨论会）议员有五十二人，梁之赞成与否，具有决定作用。“副总统会之能否成立，以梁士诒及其部下之向背决之。”⁽²³⁸⁾因此，安福系竭力拉拢疏通梁派，梁则虚与委蛇。

10月9日上午，在象坊桥众议院举行副总统选举会。出席众议员二百四十六人，参议员九十二人，合计三百三十八人，不足法定人数四十余人⁽²³⁹⁾。梁士诒建议缓选，但安福系反对延期，辩论结果，决定下午继续开会。下午续会时，仍不足法定人数，安福系用汽车和电话到处请议员出席，“无有应者”，致选举会流产，决议16日再开选举会。是日缺席议员，旧交通系及研究系实占其大半。会上安福系议员痛斥梁士诒故令议员缺席，借以阻挠副座产生，并大骂不出席议员“丧心病狂，别具肺腑”⁽²⁴⁰⁾。

会后，安福系与梁派各坚持自己的主张，暗中进行了剧烈的斗争。王揖唐遣人向各议员威逼利诱选举曹锟，宣称：“不然，国会将遭解散。”⁽²⁴¹⁾安福系在其所办报纸上大肆攻击梁士诒“昧良负义”，指名直书，不复遮掩。梁毫不退让，他劝安福系中止选举副总统，说：“勉强必无良果，否则惟有辞议长。”⁽²⁴²⁾梁派《民福报》痛诋安福系《新民报》，揭其隐丑，两派势成水火。旧交通系等反对派的国会议员，为抵制16日选举会，纷纷离开北京前往天津，16日到津人数达一百三十四人⁽²⁴³⁾。议员在天津组织了一个“和平促进会”，与安福系抗衡。安福系派代表八人前往天津斡旋，邀请议员返京，答应每人送五百元，但求出席选举会，均遭拒绝⁽²⁴⁴⁾。

10月16日上午10时开选举会，不足法定人数，主席梁士诒两次宣告延长时间。至11时20分，出席参议员八十二人，众议员一百八十九人，共二百七十一人，与法定人数相差达一百一十余人，较之9日选举会到会人数尚少六十余人。选举会再次流产，会议宣告副总统选举延会，实际上是无限期延期，后来终未能选出。

副总统选举的失败，标志着段祺瑞主战政策的彻底破产。随着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全国人民对和平要求的增长，和平的声浪压倒了段派的主战叫嚣。这样，便把南北议和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

(1) 《日本与宗社党关系》，《近代史资料》总35号。

(2) 《在山东的革命党和日本人》，北村敬直编：《梦的七十余年》，平凡社1975年版，第88—104页；岑春煊：《乐斋漫笔》。另见《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书》，《近代史资料》总50号。

(3)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1969年版，第136页。

(4)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1969年版，第138—139、154—155页。

(5) 德富苏峰编：《公爵松方正义传》坤卷，1935年版，第923—930页。

(6)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7卷，乾元社1950年出版，第65页。

(7) 胜田主计：《菊分根》，铃木武雄编：《西原借款资料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88页。

(8) 胜田龙夫著：《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1972年版，第84页。

(9)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168页。

(10) 西原将大隈内阁以武力威胁攫取侵略利益的对华政策称之为“霸道主义”，而称自己所主张的经济侵华的种种设想和计划为“王道主义”。

(11) 有关西原龟三的简介和活动，参见北村敬直编：《梦的七十余年》。

(12) 《梦的七十余年》，第83—86页。

(13) 《梦的七十余年》，第82页。

(14)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414页。

(15)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424—427页。

(16) 胜田主计：《菊分根》，《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288页。

(17)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437页。

(18) 1926年12月大藏省理财局国库课编《日本兴业银行及其他两家银行对华借款一亿日元的经过及关于该借款三银行整理债务始末》（以下简称《债务始末》），《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354页。

(19) 《梦的七十余年》，第205—206页。

(20) 胜田龙夫著：《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第119页。

(21) 《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第59页。另见信夫清三郎主编：《日本外交史》上册，1980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419页。

(22) 《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第59页。

(23) 山泽逸平著：《贸易与国际收支——长期经济统计14》，1965年版，第52页。

(24) 日本政府关于成立特别银行团《批准书》，《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1页。

(25) 《债务始末》，《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8—360页。

(26) 《梦的七十余年》，第125页。

(27)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

(28)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

(29) 许田著：《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

(30) 《梦的七十余年》，第133页。

(31) 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79，第4380—4382页。

(32) 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79，第4383—4387页。

(33) 根据1913年英、德、法、日、俄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北京政府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规定：中国不得单独向五国银行团以外任何一国进行政治借款，也不得单独向五国中之一国进行政治借款。为此，日本指使段祺瑞政府于1916年9月向五国银行团申请借款1，000万英镑。时欧战正在紧张进行，英、法、俄等国无力提供这笔借款。经协商同意由日本银行团先行分期垫付。此即为垫付善后续借款的由来。

(3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394—399页，第409—414页。

(35) 《梦的七十余年》，第199页。

(36)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86—91页。

(37)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354页。

(38) 《西原借款之原委》，《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74页。

(39) 青木宣纯时任总统府军事顾问。

(40) 坂西利八郎时任总统府军事研究员。

(41) 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83，第9106—9109页。

(42) 《梦的七十余年》，第182—183页。

(43)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4页。

(4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4—5页。

(45)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5—7页。

(4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下卷，第814—815页。

(47) 曹汝霖：《西原借款之原委》，《近代史资料》总38号。

(48) 《徐树铮电稿》，第2页。

(49) 《梦的七十余年》，第188页。

(50)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184—185页。

(51)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185页。

(52) 《梦的七十余年》，第198页。

(53)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67页。

(54) 《梦的七十余年》，第199页。

(55)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116页。

(56)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68页。

(57) 杨端六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18页。

(58) 《农商公报》，1920年第7卷，第2期。

(59)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3册，第208页。

(6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67页。

(61)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2页。

(62)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26页。

(63)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28页。

(64)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32页。

(65)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52页。

(66) 《日本加入运河借款问题始末》，《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88—90页。

(67) 《一九一九年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说帖》，《太平洋会议之参考资料》，第134页。

(68)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08页。

(69)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31页。

(70) 1915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安在其致日本的一份照会中曾说：“美国有理由反对日本有关对山东、南满、蒙古东部的要求，不过美国坦白承认：领土的接近产生日本同这些地区的特殊关系。”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1)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29—730、732页。

(72)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39—742页。另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3) 石井菊次郎著：《外交余录》，1930年版，第138—139页。

(7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73页。

(75) 1917年11月16日美驻日大使莫里士致蓝辛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6) 蓝辛致驻日大使莫里士电（1917年11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7) 蓝辛致芮恩施电（1917年11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8) 芮恩施致蓝辛电（1917年11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9) 莫里士致蓝辛电（1917年11月1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80)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833页；中国驻美公使致美国务卿照会（1917年11月1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81)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1卷，第32页。

(82)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1册，第594页。

(83) 小幡酉吉传记刊行会编刊：《小幡酉吉》，1957年版，第207页。

(84) 日本参谋本部编：《日支协同防敌军事协定颠末概要》，转引自《东洋文化研究纪要》第26册载关宽治《1918年日中军事协定成立史序论》一文。

(85) 关宽治：《1918年日中军事协定成立史序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6册，第186、195页。

(8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68—269页。

(87)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68—269页。

(88)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0卷，第241—242页。

(89)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67页。

(90)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70页。

(91)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71页。

(92)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42页。

(93)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43页。

(9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44页。

(95)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45页。

(9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73页。

(97)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73页。

(98)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51页。

(9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53—261页。

(100) 1918年8月22日黑省代督军张焕相电，引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西伯利亚出兵》，第277页。

(101) 《中俄关系史料——新疆边防》，第127—128页。

(102) 《次长会晤日本林权助公使问答节略》，《中俄关系史料——西伯利亚出兵》，第301—302页。

(103)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93页。

(104) 《民国日报》，1918年5月7日。

(105)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329—332页。

(106) 据日本官方统计：1918年5月中国在东京的留日学生共计2783人。《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360、362页。

(107) 《民国日报》，1918年5月23日。

(108) 《民国日报》，1918年5月24日。

(109) 《民国日报》，1918年5月25、27日。

(110) 《民国日报》，1918年6月1日。

(111) 臼井胜美：《日本和中国——大正时代》，原书房1972年版，第134页。

(112)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神州国光社1920年版，第3页。

(113)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7年7月25日。

(114) 《关于召集参议院问题政府之电文》，《晨钟报》，1917年7月29日；《申报》，7月30日；《东方杂志》第14卷第9号。

(115) 《晨钟报》，1917年9月30日。

(116)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第14页。

(117) 鸿隐生：《安福秘史》，上海宏文图书馆1920年版，第1页。

(118) 《安福俱乐部纪念志盛》，《公言报》，1919年3月9日。

(119)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3页。

(120) 《西南反对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晨钟报》，1918年1月18日。

(121) 《段总理在汉议会内容》，《晨钟报》，1918年4月30日；《申报》，1918年5月3日。

(122) 《外人之新国会观》，《晨钟报》，1918年9月1日。

(123)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4页。

(124) 《京闻零拾》，《申报》，1918年7月1日。

(125) 《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1页。

(126) 《徐树铮电稿》，第195页。

(127) 《徐树铮电稿》，第203页。

(128) 《徐树铮电稿》，第205页。

(129) 《徐树铮电稿》，第205—206页。

(130) 《徐树铮电稿》，第277页。

(131)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台湾文海出版社1954年版，第19页。按刘为福建人，第一届国会参议员，属研究系，新国会选举又被选为众议员。

(132) 《咄咄贿买选举票之大秘密》，《晨钟报》，1918年6月21日。

(133)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第31页。

(134) 《中央选举会之风潮》，《晨钟报》，1918年6月23日。

(135) 《专电》，《申报》，1918年7月6日。

(136) 《京兆之选举诉讼》，《晨钟报》，1918年6月20日。

(137) 《请看湖北选举之黑幕》，《晨钟报》，1918年7月23日。

(138) 《请看湖北选举之黑幕》，《晨钟报》，1918年7月23日。

(139) 《湘省之国会议员与舆论界》，《申报》，1918年7月26日。另参见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第31页。上述名字错写的票，亦说是湘人鄙弃他故意写错的。

(140)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第28页。

(141) 《议员大贴报单之佳话》，《晨钟报》，1918年8月6日。

(142) 《议员大贴报单之佳话》，《晨钟报》，1918年8月6日。

(143) 《徐树铮电稿》，第261页。

(144) 《徐树铮电稿》，第253页。

(145) 按此总数包括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议员约五十余名，旧交通系不久即与安福系分裂，另组一侨园俱乐部，故纯粹安福系议员只有三百三十余名，仍占议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强。

(146) 《专电》，《申报》，1918年8月21日。

(147) 《安福部欢迎议员》，《晨钟报》，1918年8月19日。

(148)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中篇，第155页。

(149) 《王揖唐之双窟》，《晨钟报》，1918年6月22日。

(150) 《两院之议长问题》，《晨钟报》，1918年8月4月。

(151) 《徐树铮电稿》，第310页。

(152)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425页。

(153) 《副议长亦成难决问题》，《晨钟报》，1918年8月12日。

(154) 《副议长之逐鹿观》，《晨钟报》，1918年8月22日；鸿隐生：《安福祕史》，第17页。

(155) 鸿隐生：《安福祕史》，第17页。

(156) 《徐树铮电稿》，第316页。

(157)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10卷第5号，1913年11月1日。

(158) 《内阁问题与总统》，《申报》，1918年3月21日。

(159) 《西报之段总理引退通电评》，《晨钟报》，1918年9月6日。

(160) 《冯河间与选举》，《晨钟报》，1918年5月10日。

(161) 《冯河间归田之准备》，《晨钟报》，1918年7月12日。

(162) 《冯总统宣明态度》，《晨钟报》，1918年8月14日。

(163)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11—12页。

(164) 《天津会议与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6月15日。

(165) 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166) 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167) 《段合肥与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7月23日。

(168) 《冯段对于非法总统之手段》，《民国日报》，1918年7月10日。

(169) 《徐树铮电稿》，第213页。

(170) 《冯段下野之各方情势》，《申报》，1918年9月3日。

(171) 《梁士诒就议长之条件》，《晨钟报》，1918年8月26日。

(172) 《天津会议之一结束》，《申报》，1918年8月5日。

(173) 《徐东海与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7月6日。

(174) 《吴佩孚致江苏李督军电》，《申报》，1918年8月21日。另见《晨钟报》，8月23日。

(175) 《吴佩孚等主张和平之马电》，《申报》，1918年8月25日。另见《晨钟报》，1918年8月25日。

(176) 《南方赞成吴电之两电原文》，《晨钟报》，1918年9月1日。

(177) 《选举总统之形势》，《晨钟报》，1918年8月27日。另见《申报》，1918年8月29日。

(178) 《主战主和之宁讯》，《申报》，1918年8月29日。

(179) 《外电》，《申报》，1918年8月29日。

(180) 飘萍：《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9月1日。

(181) 《政局转变之经过》，《申报》，1918年8月27日。另见《申报》，8月30日《专电》。

(182) 《速举总统之提案》，《晨钟报》，1918年8月27日。

(183) 《徐东海之态度》，《晨钟报》，1918年9月4日。

(184) 《宪法研究会与正副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9月2日。另见《申报》，1918年9月4日。

(185) 《宪法研究会与正副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9月2日。

(186) 《宪法研究会之重要议决》，《晨钟报》，1918年9月4日。

(187) 《合肥表示辞职之通电原文》，《晨钟报》，1918年9月2日。

(188) 《安福部之总统预选会》，《晨钟报》，1918年9月4日。

(189) 《徐东海当选总统之情况》，《申报》，1918年9月7日。

(190) 《徐树铮电稿》，第333页。

(191) 《张督促东海就职》，《晨钟报》，1918年9月14日。

(192) 徐世昌：《弢养斋日记》第43册，未刊件。

(193) 徐世昌：《弢养斋日记》第43册，未刊件。

(194) 《请看吴佩孚之通电》，《晨钟报》，1918年9月16日；《时报》，1918年9月18日；《申报》，1918年9月18日。

(195) 《冯总统推戴徐东海》，《晨钟报》，1918年9月7日。

(196) 《西南复冯河间麻电之辞令》，《申报》，1918年9月22日。

(197) 《岑伍劝东海勿就总统电》，《申报》，1918年9月23日。

(198) 《曹锟最近之通电》，《晨钟报》，1918年9月16日。另见《申报》，1918年9月16日。据《晨钟报》9月17日刊载的一条题为《曹经略使寒电之由来》的消息透露，此电发表之先，曹锟曾派员晋京与徐世昌商量过，因此电为专对段祺瑞而发，徐曾传谕“措词务须和婉，俾留回旋余地”。

(199) 《曹仲珊又一寒电》，《申报》，1918年9月20日。

(200) 《吴佩孚又有通电》，《晨钟报》，1918年9月23日。

(201) 《徐东海今后之两大问题》，《申报》，1918年9月14日。

(202) 《段阁不能维持之一原因》，《晨钟报》，1918年9月19日。

(203) 《专电》，《申报》，1918年9月17日。

(204) 《总统证书授受式》，《晨钟报》，1918年9月17日。

(205)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11日。

(206) 《内阁问题之一段落》，《申报》，1918年10月13日。

(207) 《冯河间痛心内争之通电》，《申报》，1918年10月9日。

(208) 《宪法会议宣布大总统选举法》，《东方杂志》第10卷第5号，1913年11月1日。

(209) 《自误误人之徐树铮》，《晨钟报》，1918年8月18日。

(210) 《曹张互相表里》，《民国日报》，1918年7月12日。

(211) 大隐居士：《政闻纪要》，《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437页。

(212) 《徐树铮电稿》，第224页。

(213) 《最近之时局》，《晨钟报》，1918年6月11日。

(214) 《天津会议与时局》，《晨钟报》，1918年6月12日。

(215) 《曹锟之行期》，《晨钟报》，1918年7月9日。

(216) 《曹锟态度与时局》，《晨钟报》，1918年7月15日。

(217) 《曹使南下尚无确期》，《晨钟报》，1918年7月19日。

(218) 《曹使一时决难南下》，《晨钟报》，1918年7月29日。

(219) 《曹使之行期》，《晨钟报》，1918年7月9日。

(220) 《天津会议之过去谈》，《晨钟报》，1918年8月9日。

(221) 《天津会议之过去谈》，《晨钟报》，1918年8月9日。

(222) 《倪嗣冲到后之天津会议》，《晨钟报》，1918年8月2日。

(223) 《副总统问题之解决难》，《晨钟报》，1918年8月6日。

(224) 《大选举竞争之一》，《申报》，1918年6月8日。

(225) 《新国会缓举副座之原因》，《申报》，1918年9月7日。

(226) 《副总统仍是问题》，《晨钟报》，1918年8月26日。

(227) 《西报之时局观》，《晨钟报》，1918年9月19日。

(228) 《选举副总统之时期》，《晨钟报》，1918年9月7日。

(229) 《东三省巡阅使将发表》，《晨钟报》，1918年9月7日。

(230) 《曹锟将为新国会副座》，《申报》，1918年10月6日。

(231)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11日。

(232)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432页。

(233) 《无期延期之副座选举》，《申报》，1918年9月8日。

(234)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0月16日。

(235) 《新国会之副座潮》，《申报》，1918年10月17日。

(236) 《新国会之副座难关》，《申报》，1918年10月16日。

(237) 《长江三督反对非法副座》，《民国日报》，1918年10月13日。

(238) 《外电》，《申报》，1918年10月5日。

(239) 《外电》，《申报》，1918年10月10日。按参众两院议员总数为五百七十四人，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应为三百八十三人。

(240) 《新国会选举副座不成》，《申报》，1918年10月13日。

(241)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17日。

(242)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13日。

(243)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21日。

(244)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22页。

第六章　南北议和

第一节　南北议和的时代背景

一　列强侵略中国的新形势

1918年下半年，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战争的主要发动者德国帝国主义，不仅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而且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是年9月下旬，在协约国联军的攻击下，德国兴登堡防线全面崩溃，德军在西线遭到了完全失败。10月间，奥匈帝国军队在意大利战场也遭惨败。战争给德、奥匈等国的人民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人民生活困苦异常。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失败，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激起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反战和革命情绪的高涨。

11月初，德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德国共产党。10月，匈牙利也爆发了革命，成立了国民议会，随后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被奥地利统治压迫了几个世纪之后，终于获得了解放，成为独立国家。奥匈帝国内部的革命，导致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彻底覆灭。11月12日，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奥匈帝国于11月3日在帕多瓦投降，和意大利签订了停战协定。在此之前不久（九十月间），属于同盟国集团的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也已向协约国投降，签订了停战协定。

由于土、保、奥、匈投降，退出了战争，德国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局面。西线战线的溃败和国内革命运动的汹涌澎湃，使德国政府认识到再也无力进行战争，唯一的出路是签订停战协定。11月11日清晨5时，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上将，和德国政府派出的以外交大臣埃尔兹贝尔格为首的代表团，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雷通车站签署了停战协定，11时宣布停战。根据协定的条款，德军在十五天内从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及莱茵河左岸撤退完毕，同时还必须全部撤出土耳其、罗马尼亚、奥匈帝国以及非洲殖民地。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便以德奥集团的覆灭而告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各国人民从长达四年之久的残酷战争中解脱出来，世界呈现一派和平景象。参战获胜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摆脱了战争之后，着手准备召开世界和平会议，处理战争的善后问题，同时开始把眼光从战争军事转向政治外交方面，谋划如何向外发展自己的势力。国际局势的这一重大变化，对中国政局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在战场上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东方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因没有卷入欧洲的战争，同时凭借着邻近中国的便利条件，大肆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企图排挤英、法、德、俄等国的在华势力，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并进而在远东建立霸权统治。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夺，既有协调一致的时候，也有相互矛盾抗争的时候。当它们在华的利益得到均衡发展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协调的。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原则遭到破坏，它们中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会出现矛盾和斗争。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和势力的膨胀，和它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助长中国内乱的政策，损害了美国及与其有伙伴关系的英法在华的利益，因此引起英美等国的关注。“英美协会因中国滥借外债，危及财政，并因南北抗争既久，外国各受损失甚巨。……寺内之援段滥借，招致在华英美人之猜视”⁽¹⁾。1918年7月初，美国政府为了打破日本对中国借款的垄断，向日、英、法三国提议联合组织对华国际银行团（即新银行团），实行统一对华借款，并且规定两条原则：一、绝对不借给中国用于国内战争之借款；二、日本对中国之借款，如有用于国内军事之危险者，当促使其绝对停止交付⁽²⁾。

美、英、法特别是美国不赞同日本单方面支持皖系军阀，造成中国的分裂局面。在西方列强看来，一个包括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和平统一的中国，比一个单纯效忠听命于日本的皖系军阀专权、南北对峙的中国，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来说，对他们都较为有利。因此，欧洲大战结束前后，美、英、法等国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统一，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对日本施加影响，促使日本同他们采取相一致的对华政策。

9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访晤外交总长陆徵祥，表示希望南北实现和平，以免危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朱尔典说：“贵国近来情形愈趋愈下，南北问题若不早日解决，长此以往，必有分裂灭亡之惨。现时前敌将士均不愿战，人人皆知。身外人观之，实无十分必战之理由。中央政府屡借外债，举凡国家所有可以抵押者均已抵押殆尽。此款尽充军费，而未收丝毫实效，万非长久之计。西南声称彼等实愿和平了结，因中央政府向无诚意。此说真假不可得而知，惟伍君廷芳曾向本国驻奥领事声明数次，托其向本公使转探中央政府口意，大约实有调停之余地。”陆徵祥说：“南北战争，全民涂炭，诚有如贵公使所言有分裂灭亡之惨。中央政府岂不愿和平解决？无如西南极坚持，如请恢复旧国会一层，此万难办到。”朱尔典说：“总而言之，此事若不早日解决，贵国将来地位实有不堪设想者。贵总长亦知两月以前英美驻华各界要人曾立一会，对于中国现状曾有决议，请本公使转达本国政府设法劝告中国等情。该会要人类皆久居中国，深知中国内情，且与彼等私人亦有利益关系，均以为贵国内部如不即日平静，国家万无存在之理，此事贵国政府不可不注意也。”⁽³⁾

9月下旬，美国政府委托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转达美国欢迎徐世昌当选第二任总统，希望他迅速解决国内时局问题⁽⁴⁾。同时美国将威尔逊总统希望世界早日恢复和平之宣言送达中国外交部。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总统时，威尔逊又向他发了贺电，规劝中国停止内争，实现统一：“本大总统之所馨香祷祝者，不仅以中、美两国素敦睦谊，而实因值此文明变化最关紧要之时，中国因内乱而分析，若不早息争端，殊难协同友邦一致达维持正义之目的。今贵大总统就任之日，正贵国各派首领以爱国为怀，牺牲一切，息争之时，更宜和衷共济，力谋国民幸福，统一南北，而于各国际公会中亦占其应有之地位也。”⁽⁵⁾驻华外交使团在祝贺徐世昌当选的颂辞中，也希望中国和平统一：“尤切望大总统极力谋猷之事，必有南北早日统一之成功，俾中华人民全享衽席炽盛之幸福。”⁽⁶⁾与此同时，在京的协约国各公使几次开会，就解决中国内争问题交换意见。10月17日，总统府顾问美国人韦洛贝（W．W．Willoughby）向徐世昌提出了一份关于南北调和妥协的意见书。第二天，新从美国回任、携带有威尔逊总统希望停止南北战争意见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晋谒徐世昌，提出非正式之劝告，说和平“为美国全体之希望，但此事究属中国内政，如为外人所左右，殊多不便”。徐答称：“余现正依和平之方针有所设施，但恐今日公然表和，反使南方有过大之要求，故宁暗中谋和之进行，谨谢贵国之好意。”⁽⁷⁾也就在此时，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亦有详电回国，报告欧战即将结束及中国所面临的形势。胡惟德在报告中还提出警告说：“我国国内如不统一，将不得列席欧战议和之会。”“列强近已一转其外交之眼光注意于远东之现状与夫中日之关系，请政府慎重注意。”⁽⁸⁾10月底11月初，顾维钧又接连电告北京政府说：“美国国务卿转述美总统愿以实力助华息争，免失国际地位。”⁽⁹⁾“美政府对于我国内乱异常关心，务乞将最近所定办法电示。”⁽¹⁰⁾

在欧战结束、西方列强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的同时，东方日本也发生了对中国政局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的变化。

如前所述，日本原来是由寺内内阁执政的。寺内“深信段氏一派在中国必将永握实权”⁽¹¹⁾，采取了积极扶植皖系军阀的方针，对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大量金钱和武器的援助。日本援段政策，助长了段派的主战决心，成为中国内乱纷争的一个外部根源。9月21日，日本国内发生了政治危机，寺内内阁全体辞职。寺内下台后，9月26日原敬受命组阁，28日原敬内阁正式成立，外务大臣由内田康哉担任。原敬（1856—1921）曾任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加入伊藤所组织的政友会，后任干事长。明治三十三年（1900）西园寺第一任内阁时任内务大臣，四十四年西园寺第二任内阁任内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山本内阁时任内务大臣兼大礼使长官，赐大臣礼遇，大正三年（1914）4月任政友会总裁。日本虽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具有强烈的军事封建性，内阁更迭，虽名为出自“大命”，实则取决于少数军阀元老。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直接组织内阁者。原敬为政党领袖，又无爵位，出面组阁，开创政党政治的局面，被看作是“日本民政发达之特征”⁽¹²⁾。政友会对前寺内内阁，“夙以是是非非主义为消极的援助”⁽¹³⁾。原敬列席于外交调查会，对寺内之外交政策，“尝加以限制”⁽¹⁴⁾。1918年1月20日，以原敬为首的政友会，和宪政会、国民会共同发表宣言，指责政府对华外交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内乱，招致人民怨恨。

原敬内阁成立后，当然要继续实行侵略中国的方针。它所宣称的“尊重中国主权”、“谋中国全国国民之利福”，不过是掩饰日本侵华政策的一种外交辞令和宣传标榜。但是，原敬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能不考虑改变侵略的手法。当时卷土重来的西方列强，要求打破日本一方独霸中国的局面；同时，前任寺内内阁支持皖系军阀的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如1918年5月全国爆发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浪潮。日本国内舆论对其侵华政策也甚不以为然。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一篇题为《对华绝对和平主义》的社论说：“当兹世界悉醒其帝国主义外交之迷梦之今日，我日本亦应剖明我日本外交方针之本来面目，以一扫国际间之误会，固无论矣；而吾人于此机会更进一步，则对外应宣明和平主义的精神，对内应破除从来动辄即招各国误会之因之军阀外交是也。至于中国问题，须力唱绝对平和主义，以为我外交之一新时期。夫绝对平和主义云者，亦无他，即所谓放弃特殊地位是也，真意味之门户开放是也，表里一致之机会均等是也；要言之，即绝对的废弃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外交方针是也。”⁽¹⁵⁾这篇文章，说什么要废弃帝国主义侵略的外交方针虽然是假的，但它反对寺内的对华方针却是真的。原敬根据舆论的要求，表示“希望中国鉴于世界形势之急转，应速息内争，以为战后之筹备”⁽¹⁶⁾。他在外交策略上相应作了某些较大的改变，采取了与英美等国协调一致的对华侵略方针。

10月中旬，日本内田外相对原敬内阁的对华方针作了非正式声明，其要点有：一、决不采秘密之政策，如利用西原龟三等与中国政府缔结借款条约等；二、决不采仅以日本之利益为本位之方针；三、对于中国南北两派绝不偏倚，放弃从前援助北方之手段，而以公明正大为宗旨；四、图南北两派即中国全国民之福利⁽¹⁷⁾。为了和上述外交政策相适应，原敬内阁大藏省和日本的银行团，即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理事开会，重新研究了对华借款方针，决定：一、暂行停止借款；二、对于寺内内阁已成立借款之善后处理，其政治借款因有碍于中国之统一，应即停止；“经济借款中有性质上不确实、于该事业之收益上无偿还元利之希望者，或并无经营事业之意思，而其目的在通融为别种用途者，一律停止。”⁽¹⁸⁾原敬还任命小幡酉吉为新任驻华公使。小幡在前寺内内阁时，因反对西原龟三的对外借款，曾与前大藏大臣胜田发生冲突。他被任命为驻华公使后，日本记者询问他的对华意见，他表示：“日本当与列国行动一致”，“希望中国统一”⁽¹⁹⁾。

显然，原敬内阁的对华策略方针，与前寺内内阁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外交政策上的这一转变，使得它同英、美、法等国家的政策趋于一致，在对华问题上有了共同的语言，能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10月间，美国政府指示其驻日大使协同英、法、意各国驻日大使，与日本外交当局磋商，共同对中国进行调停劝告，实现南北停战，和平统一。商妥后，由各大使将其结果电告本国政府，经承认后，再转电北京各国公使，作劝告之准备。

英、美、法、日、意五国驻华公使经过几度商议，取得一致意见后，于12月2日一同晋谒徐世昌，当面呈递劝告觉书，说明劝告之理由，并表示：“欧战已终，世界各国希望和平甚切，对于贵国亦盼能早日统一全局，以协助世界人民和平思想之新建设。倘贵国乱局不及早解决，则万无可以为世界和平新建设尽力之日。吾协商各国今与贵国感情独厚之故，极望贵国为世界各国切望和平方面着想，务从速研究解决办法。”⁽²⁰⁾其觉书原文如下：

中国南北乖离之内讧，计已两经寒暑，日英美法义各国政府常引以为深忧。此不祥纷争，非独危及中国自身之康宁，损及诸外国之利益，且延而动摇一般之人心，致予敌国以可乘之隙。际此次战争最大难题，中国之与联合国协力业受莫大阻害，今幸危机渐过，各国诚希望平和及正义实现于各国民间。当此企图以实现平和及正义为目的之全世界组织成立之时，而中国内讧不息，此伟大事业必加一层之困难。日英美法义联盟政府既悉中华共和国大总统所执妥协内讧之措置，深望偿此莫大之希望。同时南方各首领之态度，亦示有同样稳健解决纷争之意，实无任欣幸之至。是以前记五国政府深愿北京政府及南方各首领勿以个人感情用事，勿拘法规枝节，凡有障害于树立平和之一切举措，亟须力避，以便速为无隔意之协议。更以顾念理法大则与中国民福之感情为基础，以举中国国内平和统一之实为要。对于妥协成就手段案出之兆候，特以同情与期待以欢迎之，并更言明于兹：日英美法义各国政府，欲图解决南北双方致招乖离之各项难题，故极力特表深厚之同情。且五国政府并无何等干涉之企图，更无指示何等特殊条件以左右之之意。是等妥协条件，纯欲由中国人士自行协定。五国政府为妥协统一之实现计，南北双方凡有热望，自当力为声援。此不过深望中国国民得以参与现在各国所企图之世界改造之伟业，以发扬其国威而已。⁽²¹⁾

同日，五国驻广州领事亦向军政府提出劝告，帖文内容大致相同，不过事先声明，提出劝告并非承认军政府，或为一独立之交战团体。

西方列强东返，和日本外交策略上的转变，是1919年初南北议和的外部条件。

二　国内和平呼声的高涨与和平期成会等团体的出现

和国际环境改变的同时，国内政治局势也有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反对南北战争，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统一呼声的高涨。

自从孙中山倡导护法运动后，在北方军阀中一直存在着主战和主和的两派：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主战，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主和。1917年冬和1918年春，曾一度有南北议和的酝酿。直系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发表通电，主张撤兵议和，并愿出任调停。岑春煊与之相呼应，亦倡言和平。随后，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名义发布了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各守原防，停止敌对行动。一时和平空气很浓厚。但是，当时主战派占优势，直系的和平主张很快被压下去。到了1918年下半年，和战的形势有了根本的改变。主和派的和平声势，挫败了段祺瑞的武力政策，压倒了主战派对战争的鼓吹。

全国的和平运动，是从吴佩孚等通电罢战主和开始的。

如前所述，4月23日，吴佩孚率领直军占领了湖南衡阳后，即不再前进。6月15日，吴佩孚与南军成立了停战协定，从此湘南无战事。8月间，吴佩孚接连发表通电，对段祺瑞的武力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南北战争，导致“兵连祸结，大乱经年，在此时期，耗款数千万，糜烂十余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生灵涂炭，尤足令人寒心”。“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²²⁾。他认为西南各省同是中国土地和中国人民，不能以法律之争而视为不共戴天之仇。他虽分属军人，自当爱国，而武力统一是一种亡国政策，他罢战言和，不是抗命，是“为延国脉”。吴佩孚还请求当时在台上的冯国璋，“根据约法之精神，实行悲悯之宏愿，颁布通国一体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双方军队留有余地，以备将来一致对外”。他并希望曹锟和长江三督及各省区长官，“仰体元首苦衷，俯念生灵涂炭，群出赞助，协谋宁息大局”⁽²³⁾。

吴佩孚的和平主张，虽遭到主战派的一致攻击，张作霖甚至提出剥夺他的职权，从严惩处，但他毫不动摇，坚持要同南方停战讲和，声称：“张作霖及此外各主战派虽来电声言，‘讨伐西南系吾辈之天职，无论遭何种之障碍，决不因此而中止’云云，但余仍尽力于主和运动，决计撤退湘南防务而北还，以贯彻余之初志。”⁽²⁴⁾吴佩孚的行动，得到直系长江三督的支持，冯国璋和曹锟暗中也予以默认。

直系的主和运动，得到舆论界的同情和支持。京报著名记者邵飘萍在一篇通信中说：“论其比较的是非，段内阁之失政如此，全国国民之痛苦如彼，主张和平休战，解决时局，吾人不问其心理如何，不能不赞成之。”⁽²⁵⁾

南北战争的两军战线，西北起汉中，经巴东、衡山、大庾岭，东南以至潮汕，蜿蜒二千余里。但北军的主力是在湘南的吴佩孚第三师和三个混成旅，湖南战线一直是南北战争的主要战场。吴佩孚在北洋军人中，是属于“打硬仗，扎死寨”的，他的退出战争，湘南前线实现停战，与南方握手言和，是对段祺瑞的武力政策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加上主战派是全恃日本政府为后援的，日本改变援段政策，给段祺瑞财政上也增加了极大困难。从此，无论段祺瑞、徐树铮、张作霖、倪嗣冲这些顽固的主战派如何坚持要同南方作战，但和平的帷幕已经拉开，战争实际上是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南北间的战争，所消耗的都是国家的财力，受害者只是人民。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痛恨皖系军阀对南用兵，渴望早日实现和平。和吴佩孚倡言和平的同时，国内商、学界和政界的一些人士，对和平的要求日益高涨。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受世界和平局势的影响，加上徐世昌当选总统后主张调停南北纠纷，不赞成继续对南用兵，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全国形成了较广泛的和平运动。

早在4月底，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天津开会，就提出要求南北停战息争，随后派代表四人晋京谒冯国璋，陈诉商民痛苦现状，哀求立即实现和平。6月3日，各省省议会又在南京开会，代表各省人民恳求北京政府和西南早息争端，以纾民困。代表们发表的一项宣言说：“为今之计，亟宜双方罢兵，回复统一，为全国商民留一线生机，为国家前途留一分元气。”⁽²⁶⁾

10月初，张謇发表关于时局通电，痛陈南北战争的祸害，殷切要求实现和平。他说：“同胞相杀，战祸绵延，商业凋零，生灵涂炭，凡有血气，谁不渴望和平。加以边境出兵，武力虚糜于内地，既失主观之重，徒为与国所轻。侧闻朝野上下，无南无北，皆知乱不可怙，祸不可极。推原恶感所循环，诚未见一方之独是。揆度坚持之现状，已驯至两败俱伤，而实受其伤者在民，实受其败者在国。……事至今日，尚安有意气可争，智术可用？哀我小民，命悬于南北当局之手，地处局外，势不能左右取重其间。但野老之愚，惟知和平两字为圣神，亦愿诸公根除虚一切之门面。与其忘远虑而重近忧，不如推诚心而布公道，明示双方悔觉，有如辛亥唐、伍二公在沪会议前事，直接解决种种滞碍。”⁽²⁷⁾蔡元培受世界大战英美法协约国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影响，于11月15日在天安门对民众演说大会上，发表了《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借德国失败事实预示穷兵黩武、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段派军阀的末路，期望中国有一个和平和光明的未来。他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²⁸⁾张謇和蔡元培是当时全国负有重望的人物，他们的言论，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痛恨战争、热烈要求和平的呼声，同时又对正在开始兴起的和平运动给以积极的影响。

前面提到，10月中旬，曾因副总统选举问题，梁士诒的旧交通系与安福系决裂，旧交通系和研究系以及一部分无所属议员百余人，为了反对段祺瑞的主战政策，谋求与南方议和，抵制安福国会选举曹锟为副总统，离京到了天津。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等在天津发起组织了和平促进会，准备邀请梁启超、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等一些南北名流参加，以促进和平的实现。拟议研究的问题有：一、以怎样的形式谋求双方之妥协，或开全国国民会议，或开南北代表会议；二、会议地点以何处为宜；三、会议召开之后，将协议哪些问题，一俟议决后，即向南北两政府提出建议⁽²⁹⁾。和天津和平促进会成立的同时，北京一些名人也纷纷起来探讨和平问题。仅10月22日这一天，就有三处和平讨论会，即蔡元培和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直隶省议会会长边守靖等，在民国大学开会“讨论和平之预备”；谷钟秀、文群等在江西会馆“讨论和平之进行”；由一些满蒙要人组成的五族联合会在雍和宫讨论“和平解决之方法”⁽³⁰⁾。舆论欢称：“京津间风靡一时之和平声”⁽³¹⁾；“主战之北京，忽而和平声浪高起万丈”⁽³²⁾。

梁士诒、朱启钤和周自齐都是旧交通系的领袖，梁、朱又是安福国会参议院正副议长，由他们出头露面发起并领导和平运动，和平有被政派利用之嫌疑。而当时人们憎恶政党政派，旧交通系在社会上的声名又不好，因而不愿同它搅在一起，舆论也“不赞成一派一系之运动，希望在野者共举以图其成”⁽³³⁾。于是，10月23日，由熊希龄、蔡元培、张謇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梁士诒此时也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居于议长地位，不便出面倡导，便赞成用和平期成会名称，将和平促进会取消，旧交通系以个人资格加入和平期成会（仅周自齐、汪有龄等数人加入），梁士诒和朱启钤均未参加。

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等于10月23日发表“漾”电说：

慨自国内构衅，忽已年余，强为畛域之分，酿成南北之局，驯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军暴露，万姓流离，长此相持，何以立国？希龄等夙夜焦思，以为内争一日不息，即国本一日不定，险象环生，无有终极。况欧战将终，国际势迫，若仍兄弟阋墙，何能折冲御侮？且不自谋和解，难逃世界责难。是以人心厌乱，举国从同，各抱忧危，苦难宣达。希龄等外察大势，内观舆情，瞻顾前后，义难缄默，拟组织一和平期成会，为同情之呼吁，促大局之和平。凡赞成本会宗旨者，切望同声相应，协力进行。盖和局早成一日，即乱机减少一分；群力增加一分，即国本早定一日。忧时君子，当韪斯言。谨布腹心，伫候明教。再本会宗旨，不分党派，亦非政团，平和告成，本会即行解散，决无他种作用，谨并声明。⁽³⁴⁾

熊希龄还向记者声明，和平期成会：一、不带政派臭味；二、以运动和平为范围，和平恢复后，会即撤废；三、绝对不为野心家所利用⁽³⁵⁾。

和熊希龄、张謇、蔡元培同时列名发起和平期成会的，还有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麐、王家襄、谷钟秀、丁世峄、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克敏、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肇甫、王芝祥、汪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共二十四人。这些人除无党派名流外，包括了国民党或政学会、旧交通系、研究系、直系，但都以个人资格参加，并不代表党派。和平期成会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开始酝酿时，黎元洪和冯国璋认为该会与他们的求和本旨相同，表示愿意列名发起。熊希龄和蔡元培等以黎元洪虽已下野，但与政治问题多少有些关联，请他另外通电赞成；对于冯国璋则因和战问题与段派的隔阂已深，又系刚刚下野，担心引起主战派的反感，也未同意他列名。

和平期成会的通电发表后，博得了各方面人士的热烈反响，不仅主和派和其他希望和平的人士给予充分同情和支持，就连一些平日的主战派也在一旁打边鼓，表示“喝采”。

第一个发电表示赞成的是冯国璋。10月24日，他在复和平期成会的电文中说：“诸君创办此会，导舆论政治上之正轨，而一反隳突叫嚣之所为，各本热心，辅以毅力，振发聋聩，促进和平。岂惟大局实利赖之，国璋一年以来所有志未逮者，亦得因诸君之继起而告厥成功。祷祈以求，诸维努力。倘有相需之处，必竭绵薄以从。”⁽³⁶⁾多数督军也都先后复电表示祝贺赞同。曹锟说：“诸公爱国爱群，同深钦仰。锟忝膺重任，愧无匡济之方，伫听宏谋，冀遂观成之愿。”⁽³⁷⁾

值得注意的是，有名的主战派督军倪嗣冲也复电赞同和平，说：“漾电敬悉，毅力热诚，至深钦佩。国家不幸，同室操戈，现在欧战将终，势益岌岌，非急筹统一，无以御外侮而救危亡。嗣冲虽愚，然区区爱国之诚，正与诸公不谋而合。苟能和平统一，尤所祷祝以求，对于贵会宗旨极表同意。”⁽³⁸⁾这些话虽然不是倪的由衷之言，但却足以说明和平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不可逆转的。还有一向与安福系沆瀣一气，为段派军阀积极筹措战费的新交通系首领、财政总长曹汝霖，因中央财政竭蹶，而各师索饷纷纷，无法应付，也响应和平期成会“漾”电，赞成和平⁽³⁹⁾。

西南的反应是：和平是他们所赞同的，但必须服从护法的目的。10月31日，军政府复电和平期成会说：“得悉通电，极表敬佩。惟念民国七稔，政变迭乘，无一次非调和了局，然不旋踵而变化即起，无他，苟且偷安，图一时之结束而已。故愈调和而愈纠纷，前事俱在，思之痛心。然则欲求和平，必为依法之和平，而非违法之和平；又必为永久之和平，而非暂时之和平，谅诸公有同情也。护法之举，惟在匡救时变，回复真正共和政治之常轨，苟能以和平而达护法之目的，乃吾人年余以来日夜求之惟恐弗得者，尚望诸公本救国之热忱，求根本之解决，尽国民之职责，提携从事，敢不拜嘉。”⁽⁴⁰⁾旧国会电文的措词和态度则更强硬一些，提出：“欲使长治久安之策，当以护法戡乱为先。若释奸慝之重诛，置国宪于不问，则是扬汤止沸，公理法律，长屈服于强权之下。国人血气犹存，良知未泯，恐未能默尔息也。来电谓内争一日不息，则国本一日不安，窃谓国本一日不安，则内争一日不息。公等明达，当知根本之所在。要之，和平固吾人所渴望，而必衷于法律，期以永久，苟安雷同，所不敢蹈。”⁽⁴¹⁾

10月28日，和平期成会的发起者在北京绒线胡同八十八号徐佛苏寓所开筹备进行会，讨论会章，严定入会条件，决定在各省一律设立和平期成会，还决议向徐世昌提出建议案，主张南北两方面在对等的基础上，由双方各派代表开妥协会，并立即起草文件，由熊希龄等七人面呈徐世昌⁽⁴²⁾。30日又开谈话会，决议纲领十条：一、以发抒民意，促成和平为宗旨；二，进行方法：1．随时以文字或演说，宣达国民渴望和平之心理；2．随时以函电或派专员对各方当局为同等之劝告；三、本会不提出和平条件，但会员得以个人名义发表意见；四、凡中华民国男子年满二十五岁以上赞成本会宗旨，经本会会友介绍，得为本会会员；五、本会公推会长一人，干事若干人，主持本会事务；六、本会由各地会员分地筹设，在某地即名某地和平期成会。各地和平期成会，应各派代表一二人在某地合设全国和平期成会联合会；七、和平期成会专图各会之交通联络，并主持第二项事务之进行；八、各会经费各由发起人分担，不得向一般人募集；九、本会议事及办事规则另定；十、本会至和局成立之日即解散⁽⁴³⁾。

11月3日，和平期成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开成立会，到熊希龄、蔡元培、梁士诒、王克敏、张一麐、林绍斐、孙宝琦、谷钟秀、汪有龄等共三百多人，熊希龄当选为会长，蔡元培为副会长。次日，和平期成会代表熊希龄、边守靖、安迪生、陈宝泉、谷钟秀、汪有龄、张一麐七人进谒徐世昌，陈述关于实现南北和平妥协之意见。徐表示愿意主和，并接受代表们提出的和平意见。

和平期成会成立后，呼吁和平，不遗余力，并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南北两方，对促成和议的召开，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继北京和平期成会成立后，上海、天津、南京、长沙、武汉、广州、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市，也都成立了和平期成会，并于次年（1919）3月2日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和平期成会联合会（3月6日会址由南京移至上海），选举熊希龄为会长，梁士诒、张一麐为副会长。

北京和平期成会成立后不久，12月18日，由京津商学各界发起组织的有各省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代表参加的全国和平联合会，在北京京师总商会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二十余省区代表四十余人，会员二百余人，由蔡元培任主席。全国和平联合会发表宣言说：“本会由全国法定团体组织而成，为真正民意机关，故对于南北和平会议，应实行共和国民应尽之义务。遇有双方冲突之点，及与大多数利害关系之处，实行发表国民真正意见，以立于第三者仲裁地位。”⁽⁴⁴⁾蔡元培声称：该会“以代表真正民意，要求于此次和平会议定永久和平之计划，取武人政客所妄夺巧偷之国权而举以还之于国民为宗旨”⁽⁴⁵⁾。全国和平联合会比和平期成会联合会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

此外，在北京还成立了和平统一会和五族和平合进会。和平统一会由赵炳麟任主席，有会员二百余人，其后台是徐世昌和钱能训。五族和平合进会的成员为满蒙王公、回藏教首和汉族要人，共百余人。它在一则通电中指出：“不先统一内部，国际地位焉存？法律政治问题，皆可以从长计议。五族组国，祸福共之。惧受栋榱之压，用垂涕泣之忠。”⁽⁴⁶⁾

全国除极少数皖系主战派以外的各阶层人士要求实现南北和平，反对战争情绪的高涨，是南北议和的内部条件。

第二节　南北和会的召开及其破裂

一　南北和会的酝酿和准备

上述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对于停止南北战争，促进国内和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要真正实现和平，还需南北双方作出让步和努力。南北战争中，皖系军阀是北京中央政权的统治者，又是战争的主要一方，北方对和平的态度如何，是南北和议能否顺利召开及其成败的关键。

徐世昌是不同意继续进行战争，主张南北和解的。还在他当选总统之前，冯国璋和朱启钤等就有意请他出来促进和平统一。他曾说：“朱桂老来对我说希望和平之意，我极赞成，但我为在野之人，政府方针如何，不便干预。”他还表示，如果段祺瑞与冯国璋两人“意见完全一致，我必乐为赞助统一之业”⁽⁴⁷⁾。10月10日，徐在就职宣言中提出：“今我国民心目中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宜尊重和平。……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⁴⁸⁾当段祺瑞辞职时，他委令钱能训代理，随后又正式任命他为国务总理。钱能训于清末在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曾在徐手下任参赞，被人们看成是徐的“夹袋中人物”和心腹。钱也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任命他出来组阁，显然是徐世昌为谋求南北议和作准备的。

徐世昌虽有谋和的愿望，但他就职后，对于如何解决时局问题并未明白表示，宣言书中希望和平，也是“含混其辞，直令人无从捉摸”⁽⁴⁹⁾。这固属老于官场的一种圆滑手段，其实在他心中也并无一定把握。徐为北洋界元老，但他属于文治派，没有实力，虽由钱能训组阁，北京政府的真正实权仍然掌握在段派军阀和安福系手中。徐世昌需要以北洋派为后援，他出来首先是为了协调和缓直皖之间的矛盾，维护北洋的统一和团结。“无东海则北洋派分裂，无北洋派则东海失据。”⁽⁵⁰⁾因此，人们认为，他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统一北洋派，至少是不要使北洋内部的矛盾加剧，“至于解决南北问题犹在其后”。“牺牲北洋之统一而与南方握手，为东海所不为”⁽⁵¹⁾。何况他是被主战的段派军阀和安福系推戴出来的，在和平问题上，他需要观察形势，小心谨慎从事，不能完全违背段祺瑞、徐树铮的意愿，走得太快太远，以致损害皖系军阀统治的根本利益，“转与自身不利”⁽⁵²⁾。他还认为，南北统一固以和平为主，但必须保全政府之威严，故打算不先由政府出面，而托在野名流疏通双方意思，俟有把握，能得双方同意后，再作具体的妥协⁽⁵³⁾，并且以为，如果“以北方名义先行表示，则必惹起西南无穷要求”⁽⁵⁴⁾。这种状况，多少决定了后来南北议和的结局。

10月下旬，由于副总统选举失败，和平促进会与和平期成会等团体的出现，南北名流纷纷出来谋和，京津间的和平空气骤然浓厚起来，主和派的声势明显地占了优势。徐世昌默察时局，知道各方面均有厌战之心，又得梁士诒为他暗中策划，胆子才大起来，下了主和的决心。梁士诒为徐解决时局献策：一、副总统让南方选出；二、内阁由北方组织；三、恢复旧约法，新旧国会同时解散，再根据旧约法所定选举法选举总统，组织正式国会⁽⁵⁵⁾。这样可以使北方选出的新国会不负违法的名义，从而免得新国会选出的总统因株连关系而为非法之总统⁽⁵⁶⁾。徐世昌对此主意颇加赞赏，便以促进和平之责委托梁士诒⁽⁵⁷⁾。徐、梁因此互相结合，“成为不可分离之局”，“梁得徐而胆益壮，徐得梁而志益坚”⁽⁵⁸⁾。

10月23日，钱能训致电西南，声称“欧战现将结束，行及东亚问题，苟内政长此纠纷，大局何堪设想？”提出“先就事实设法解纷，而法律问题俟之公议”，作为和议的步骤⁽⁵⁹⁾。这是第二次南北战争发生以后，北京政府第一次直接向西南去电并表示和平的姿态。

10月24日，徐世昌又下了一道和平命令。令文说：“夫以欧西战祸，扰攘累年，所对敌者视若同仇，所争持者攸关公义，一经息争弭乱，遂若众口同声。况吾国二十余省同隶于统治之权，虽西南数省政见偶有异同，而休戚相关，奚能自外？既无南北之判，安有畛域之分？试数上年以来，几经战伐，罹锋镝者，孰非胞与？糜饷械者，皆我脂膏。无补时艰，转伤国脉，则何不释小嫌而共匡大计，蠲私忿而励公诚，俾国本系于苞桑，生民免于涂炭。平情衡虑，得失昭然。……本大总统不惮哓音瘏口，以着重和平之主旨告我国民，固渴望我东亚一隅与世界同其乐利。”⁽⁶⁰⁾

钱能训的和平通电和徐世昌的和平命令，是徐上任后谋和采取的第一个实际步骤。

为了促使南北接触议和，徐世昌一面多方与段派疏通，争取他们的同意；另一面派出特使赵炳麟到广西，与岑春煊、陆荣廷接洽，谋求和平。赵随后复电说：岑、陆“皆甚倾向和平，政学会运动和平尤为奋进”⁽⁶¹⁾。10月30日，岑春煊等致电北京政府，主张南北两方各派同数代表，开对等会议。徐世昌原拟请著名的主和派领袖人物之一李纯出任调人，全权代表北方，与西南商洽办理和平妥协有关事宜，而不采南北两方会议的形式，后因西南方面认为这样做无法促进和平，坚持需双方派出代表召开和平会议而作罢。

与此同时，梁士诒也派林绍斐和亲家吴伯珩到广西与陆荣廷联系。和平期成会也派出代表，分赴广西、广东、云南等地，向西南各实力派陈述和平意见。蔡元培和熊希龄还派王铁崖持函到广州会见孙中山，征询他对和平的意见，恳请他“大力匡勷，随时指导，俾和平目的克期可以达到”⁽⁶²⁾。蔡元培还在致孙中山的另一封信中阐述了他对和平的看法。12月4日，孙中山复信指出：“国民所蕲望之平和，为依法之平和，为得法律保障之平和”⁽⁶³⁾；认为和平必须实行法治，尊重国会。

徐世昌和平命令发表后，南北主和领袖和人士都请求政府下停战令，因为停战是和平解决时局的先决条件。和平期成会成立后，首先也以速开南北对等会议为请。徐世昌和钱能训虽然放弃了前此中央与地方不能对等的主张，表示赞同召开对等会议，并经11月初的内阁会议通过，但要开对等会议，必须先停战，要停战又必须以停战命令作为北京政府表示的保证。而停战命令不是徐世昌一人所能决定的，他需要征求北洋各督军的同意。

11月上旬，徐世昌召集各督军来京会商。他先以国际国内形势和实现和平的必要性，逐日向各督灌输疏通，然后，15、16日，徐在公府集灵囿四照堂召开督军会议，与会者有曹锟、张作霖、倪嗣冲、孟恩远、赵倜、王占元、陈光远、阎锡山、卢永祥、蔡成勋等及全体国务员，参战督办段祺瑞亦出席。会议讨论停战议和、外交等五案。段祺瑞声称“和战均总统之命令是听”⁽⁶⁴⁾，但表示不同意牺牲新国会和召开南北对等会议。张作霖也持相同意见。其他各督表示，如果“南方无过苛刻条件，愿服从总统方针”⁽⁶⁵⁾，同意发表停战令。以前几次天津督军会议，均是研究军事问题，只有这次讨论和平问题，这标志着时局开始由战争向和平的转折。16日，徐世昌发表了停战令。全文引述欧洲战事业已停止，国内人民渴望和平，应即实行停战议和；要求“所有前方在事各军队，务当即日罢战，一律退兵。其各处地方治安，责成该管区军民长官派队接防，妥筹布置”⁽⁶⁶⁾。这是徐世昌谋和采取的第二个实际重大步骤。《字林西报》评论称：“近来南北间趋向和平，各事中当以此为最著。”⁽⁶⁷⁾

北京政府停战令公布的同一天，和平期成会熊希龄、蔡元培致电广东军政府，希望南方“同声相应，使国民知此后永永弭兵，止戈为武，德莫大焉”⁽⁶⁸⁾。

广东军政府为响应北京政府停战令，也于11月22日通令前敌休战，与北方依法和平解决。令文指出：“自从南北开战以来，全国陷于穷乏，国力疲惫，元气损伤。军政府兴护法之师，原为保全国本起见，业已再四声明，依据法律之和平及永久之和平，此志永远不变。苟和平而能贯彻护法之主张，何忍重烦国民。北方既已发表停战令，军政府本爱和平，更何乐而必欲用武力之事乎？兹特通令前敌各军着固守现在防地，静待后命。北方而可以言和，自当依正当方法从事解决也。”⁽⁶⁹⁾

北京政府的和平方针，遭到安福系的抵制和反对，主和派和主战派仍在暗中进行激烈斗争。在徐世昌发表停战令的前后，安福俱乐部又掀起了一股政潮。由于钱能训接任内阁总理后，竭力主和，和平的声浪日渐增高，和平团体纷纷出现，从前段内阁的政策被一脚踢翻，使一些主战派人物也不得不虚与委蛇，发抒和平议论。同时，因南北议和，北方还有解散新国会的传言。安福系因此对钱能训恨入骨髓，大有誓不两立之势。

安福系先是威吓，说新国会将不通过钱内阁，并且重新提出选举曹锟为副总统，以此作为对钱阁同意案的交换条件，随后又扬言要提出对钱阁的弹劾案。11月24日，北洋督军为了巩固北洋团体，在北京组织“戊午同袍社”，选举曹锟为社长（后改为“参战同志社”，拥段祺瑞为社长）。这显然是与安福系选举副总统的谋划相配合的。11月27日，徐世昌与段祺瑞会见时，段说：“钱内阁对南方表示退让，实属毁我北洋派之体面。”徐为钱辩护说：“钱氏之意，大致与余之意见相同。从大局上打算，忍一时之苦痛，以期将来集大权于中央，并不违背阁下统一之希望。”⁽⁷⁰⁾段虽然没有再说什么，但仍露不满之色。安福俱乐部于是决定立即对钱阁提出弹劾案。当晚，钱能训去见徐世昌，提出辞职。徐安慰他说：“若汝果辞职，则余亦将辞总统之地位，以后收拾时局，一任诸段祺瑞。”⁽⁷¹⁾11月30日，张作霖、倪嗣冲和曹锟又要求徐世昌让段祺瑞再次出来组阁，张作霖还为曹锟任副总统向梁士诒进行游说⁽⁷²⁾。安福系则提出副总统如能照该派的主张速行选出，则不仅对钱阁的弹劾案可以取消，而且同意案也予以包办⁽⁷³⁾。因此，一时又出现主战派重新抬头、段内阁即将复活的迹象。

形势逆转刚刚露头，立即引起驻京外交使团的关注和干预。如前面所说，12月2日英、美、法、日、意五国公使联合劝告北京政府和南方速谋和平统一的觉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五国劝告提出后，徐世昌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立即于次日（12月3日）在公府召开会议，段祺瑞和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等各督军及全体国务员均出席。徐介绍了五国劝告内容后，声称：“欧战既终，外交纷来沓至，我国实不能不亟谋统一，以求振兴国是而资对外。”⁽⁷⁴⁾段祺瑞此时看到洋人出来说话表态，形势对自己不利，立即起来表示：“予本主战之一人。予之主战，实为统一国家起见。今既情移势变，为谋对外起见，予亦绝无坚持从前政策之理。深望大众嗣后务应本总统政策以行，借谋国家长治久安之计。”倪嗣冲也说：“关于军事各问题，前此业经定有办法，自当遵照办理。至选举副座及内阁改组两问题，系政府与国会之事，非吾等职责所关，吾等大家理宜依元首之谕而行。”⁽⁷⁵⁾其余各督都表示赞同。徐世昌最后说：“余本不愿出山，只以时局无法收拾，国家陷于危险，故不得已而徇众人之请，任兹艰巨。乃余就职以后第一事如组织内阁问题，即似有人不甚曲谅苦衷，迁延未决。若事事皆然，余何能负此重任？”⁽⁷⁶⁾发言时声色颇厉。会议决定允许同西南开对等和平会议，副座问题暂搁置，内阁同意案即行提出。这次会议正式决定了和平方针，是北方由主战最后转向和平的一次关键性会议。

会后，段祺瑞立即召集王揖唐、曲同丰及安福系六人在府学胡同私邸开会，声称他对徐总统的和平政策，前经宣言决不反对，现在协商国公使团又提出劝告，“更宜辅助元首，力维大局”⁽⁷⁷⁾。他要求王揖唐等对所有足以阻碍和局的问题，不要再事争执。王等唯唯，不得不表示同意。12月9日，王揖唐召集安福系国会议员开会，主张通过钱能训内阁。12月14日，众议院开会通过钱内阁案。参议院也于18日通过。在通过之前，安福部与徐世昌、钱能训订有下面四项口头契约，作为同意案的交换条件：“一，欧战告终，和议开始，吾国为国际团体员之一，应以国民总意共谋对外，故永久和平必须兼顾统一。政府能本此义以与西南有责任者妥协时局，实为吾人所赞同；二，现在元首依法就任，不惟国内所赏戴，且为列邦所钦崇，国本所关，岂容置议？故对元首应绝对维持其地位；三，现行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因旧法两院性质混同，员冗议滞，为世诟病，经临时参议院修正，认为适当，非宪法制定有所变更，不得加以修正或废止；四，宪法为全国根本大法，不宜有所偏执，亦不容有所垄断。故对于重重问题，学理国情，均应斟酌地方意见，并须容纳，以达改良约法之目的。”⁽⁷⁸⁾这四条，特别是后面三条，后来成为南北和议中，安福系压钱能训向其屈服的一种把柄。

主战派破坏和平的计谋未能得逞，一阵风波很快平息，时局继续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12月11日，北京政府阁议通过参加南北和平会议的名单，随即发表了委任令。代表姓名及其所代表的党派和方面如下：

朱启钤（总代表，代表徐世昌）

吴鼎昌（代表安福系）

方　枢（代表段祺瑞和安福系）

汪有龄（代表旧交通系梁士诒）

施　愚（代表直系李纯）

刘恩格（代表奉系张作霖）

王克敏（代表直系冯国璋）

李国珍（代表研究系）

江绍杰（代表安福系）

徐佛苏（代表研究系）

在拟定名单时，安福系因其首领王揖唐未获选，大发牢骚，向徐世昌提出必须将他补进去。徐因不满意王的所为，表示朱启钤已答应担任首席代表，不便更改；如果派王为普通代表，则又与王的众议院议长地位不相称。安福系无可奈何，又推荐普通代表多人如王印川、郑万瞻等，徐世昌无法应付，只好让安福系最初所推荐的江绍杰加入⁽⁷⁹⁾。研究系以李国珍非其嫡系，要求改为籍忠寅。和平期成会则极力反对刘恩格为代表。徐世昌均不同意更动。

随后，12月16日，南方也决定委派西南七总裁之一、前不久从日本回国的唐绍仪为总代表。

继对等会议问题解决之后，在当时南北开始对话接触过程中，还出现了南北会议地点问题、名称问题以及陕西剿匪问题的争论。

关于会议地点问题，北京政府主张在南京开会，南方则要求在上海。11月30日，西南七总裁致电徐世昌说：“执事既令所部停战，本军政府亦令前敌将士止攻，惟彼此未实行接近，和平谈判，玩日废时，殊属无谓。煊等特开诚心，表示真正和平之希望，认上海租界为适中之中立地点，宜仿辛亥前例，双方各派相等人数之代表，委以全权，克日开议。一切法律政治问题，不难据理而谈，依法解决。”⁽⁸⁰⁾12月5日，徐世昌复电表示，他对会议有关问题一无成见，办法由国务院另电答复⁽⁸¹⁾。

同日，钱能训在致七总裁的复电中声称：会议代表人数，论省区版籍，不能无多少之分，但为迅速解决纠纷，可以不拘成见，由双方各派同等代表十人，临时推定主席，公共协议。至会议地点，原定南京本属适中之地点，认为京沪同属国土，何有中立之可言。且会议商决内政，不宜在国家行政区域之外，所举辛亥前例，当时因国事问题而有两种国体，今则双方一体，论对内则同系国人，协商国政，固无畛域之分；论对外则国际交涉，只有一个政府，更不可以辛亥时期进行类比⁽⁸²⁾。后西南方面唐绍仪又提出“南京为驻兵地点，万难适应”⁽⁸³⁾，“舍上海租界外，实无安全领土之可言”⁽⁸⁴⁾。12月17日，钱能训复唐电中说：“若以安全而论，则南京秩序安宁，未必不如沪上，且李督夙重和平，众所共喻，必能妥为维护，负保安之全责，似可毋庸过虑，务请立照前议就宁定期开议。”⁽⁸⁵⁾因西南方坚持会议地点须在上海，北京政府最后不得不让步，放弃在南京开会的主张。

关于会议名称问题，北京政府为了避免对等之名，开始提出善后会议名称而不用和平会议，曾托李纯转告西南。西南认为“善后”二字含有对待土匪的语气，表示反对。12月中旬，唐绍仪致电钱能训要求以会议地点作为会议名称，称上海会议，其所举理由是：“吾国向例，肃清土匪始有善后问题，今以对等会议而有善后名称，是直以土匪视西南耳，西南宁甘受此善誉？”⁽⁸⁶⁾钱能训12月17日复电表示：“中央于会议名称本无成见。善后二字，亦系普通名称，初非义有专属。且会议既由双方组织，岂有南方独蒙恶名之理。惟尊意既拟以会议之地点为会议之名称，当可照办。”⁽⁸⁷⁾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关于陕西问题，比上面两个问题要复杂得多，解决也很费周折，曾一度使后来召开的议和会议中断，并且最终成为导致和议破裂的因素之一。

1918年1月下旬，陕西陆军第三团胡景翼所部在三原举兵讨陈树藩，宣告独立，成立靖国军。8月8日，于右任、张钫被靖国军将领胡景翼、曹世英、郭坚、卢占魁、高峻、樊钟秀等推举为总副司令，占领了三原、兴平、盩厔、郿县等地区，并加入了护法军，迫使陈树藩退出渭南。

陕西属关中地区，在地理占有重要位置，它是我国北方到西南的通道，也是北方的屏障。因此，段派军阀决不能容忍让南军占领。北京政府因为段派所挟制，在颁布停战令时，曾规定陕西和福建为“匪”乱区域，不在停战范围以内，并且派张锡元、许兰洲重兵攻陕，李厚基攻闽。陕西、福建两省有土匪活动滋扰，固然是事实，但是，把于右任所辖的一部分靖国军也看做匪军，把民军所占领的地盘一律视为土匪区域，派兵进行清剿，显然是段派军阀打击和削弱南军的一个阴谋。因此，这个问题引起西南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认为这是北方没有和平诚意的表现。

11月29日，岑春煊致电钱能训说：“李厚基猛攻不已，明明在尊处下令停战后，是否李厚基原不奉命令？……张锡元逼西安，晋军进宜川，张联陞入白河，陇军攻凤宝，许兰洲入关，四面攻陕，是否陕不在停战之列？请明白电示。”⁽⁸⁸⁾12月9日，广东军政府开政务会议，议决有关和议事项共十二条，其中关于陕、闽问题的有：陕西南北各军应各守现驻地点，北方不得藉口讨伐土匪，阴行攻击南军；陕西、福建问题为和平问题之先决条件；北京政府如不将陕、闽两境确实停战，则认北方政府无和平之诚意⁽⁸⁹⁾。西南方面认为：北方强以陕西、福建两省民军占领的地域为剿匪区域而出兵进攻，其居心是要先除民党，使北方占得有利之地位，然后议和。此种心理，实与历来段之宗旨无异。故除非先由北方完全停止闽陕方面之军事行动，则和议不能实行。如北方再不改变现有计划，南方则唯有固结团体，再事进行战争⁽⁹⁰⁾。还声称，陕西原为护法省份之一，果有和平诚意，则南北两军，应指定驻兵地点，万一各辖区内有土匪滋扰，则应责成各自肃清，不应进攻南方民军所占领的地区⁽⁹¹⁾。

但是，北京政府坚持陕闽两省为匪祸地区，力主清剿。12月16日钱能训致电岑春煊：“陕省免划匪域，则揆诸人民心理及友邦言论，固有万难办到者。此节仍赖吾公悉力疏通，勿使剿匪计划有所牵碍。”⁽⁹²⁾同日，他还致电西南七总裁，认为“陕省匪患经年，如卢占魁、樊老二（即樊钟秀）、郭坚等积年巨匪，肆行抢掠，人所共知，近且屡陷城邑，警报迭告。故由中央派许、张各军驰往协剿。至闽省匪氛遍地，双方驻兵之处均有土匪，无可讳言。……如因渴望和平之故而纵匪不办，是坐视两省糜烂而不恤；如因剿匪之故而和平忽生障碍，谓为表面言和，阴行作战，群公设身处地，何以处之？……倘终不见谅于群公，亦惟有听诸国民及友邦之公论。所谓迁延时日，益陷闽陕两省于不可收拾者，咎将谁归？”⁽⁹³⁾

由于闽陕问题特别是陕西问题，南北双方各执己见，成为和平前途的一大障碍。12月17日，熊希龄、蔡元培为了促成和议的早开，和平的早日实现，代表和平期成会特致信北方议和总代表朱启钤，主张双方划界停战，希望朱从中斡旋。信中说：

陕闽问题，内容复杂，而陕尤特甚。昨国务院电复南中，认陕闽为剿匪区域，在当局虽自具苦心，而内容问题，实非如是单简。陕乱经年，兵匪糅杂，人民疾苦，地方糜烂，诚如院电所云。惟查该靖国军本部曾经南方承认，其总副司令于右任、张钫曾受南方任命，现既南北停战而独对陕闽用兵，则南方所争，似亦不能全置之不顾。闽事纠纷，稍逊于陕，然协商解决，要亦宜速。伏念中国今日，处不得不和之势，有外人干涉之危，无论南北均宜觉悟大势，先决根本。会议早开一日，则危机减少一分，对局部问题，总宜舍弃成见，顾全大局。敝会斟酌各方情形，以为剿匪安民，为大局善后要政，而划界停战，则目前待决之亟务。拟恳我公毅力主持，商请政府暂令停战，一面电商南中，会同派员至两省监视划界，暂维现状。其靖国军区域中之土匪，即责成该总司令负责剿办，静候解决。如是既便大局和议之进行，且无碍地方善后之计划。为大局计，似莫逾此。⁽⁹⁴⁾

信中所提陕西问题与和局的关系是中肯的，其解决办法也是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的，后来事实上为双方议和代表所采纳。

朱启钤对熊、蔡的意见表示赞同，但当熊希龄本着上述主张去见钱能训，劝政府对陕闽两省让步，曲从西南时，钱答称：福建问题好办，只要南军不进攻，即可划线互守。“陕中遍地皆匪，中外咸知，若认此为护法军，未免贻外人笑。且纵匪不办，问心难安。请转西南谅政府苦衷，勿过坚持。”⁽⁹⁵⁾随后，蔡元培、熊希龄又致信钱能训为于右任说项。钱复信说：“于既非土匪，应令先行离陕。”⁽⁹⁶⁾

南方原来在对待和议上意见就有分歧。孙中山和旧国会内的一部分人坚持护法，主张除非北方能完全满足南方的护法要求，不同意与北方议和。诚然，孙中山是真护法，他要求维护民主共和原则，并力求实现这个原则来改造中国，但他这个主张在当时是脱离实际的，很难行得通。他在南方又是属于少数派，没有实力。岑春煊、陆荣廷和政学会温和派（军政府包括在内）赞成护法，是为了自身及本派系的私利。他们鉴于国际国内形势，和平为大势所趋，加上南军将士也不愿再战，因此赞成同北方有条件地实行议和。他们属于多数，又是实力派。在南方与北方关于陕西、福建问题争论展开以后，南方内部的分歧，也开始加大并表面化。

北方议和代表派出以后，已于12月29日离京南下，1919年1月2日抵达南京。而南方则因陕闽问题与北方僵持，代表迟迟未能派出。人们殷切希望南方也即速派出代表，以便和议早开。1月7日，和平期成会熊希龄、蔡元培致西南各总裁电说：“南北双方及各和平团体所愿促进和平者，其意无非为欧洲和会将开，我国不能不速谋统一，以冀国际上得列席发言之地位。今若失此千载一时之机，将使吾国吾民永无出死入生之日。时会迫促，宁忍因循？及今不图，万悔莫及。……现幸北方代表已抵南京，同人抱其促进和平之夙愿，冀效奔走之微劳，亦于四日到宁。顾以南方代表诸君姓名尚未宣布，何时到会亦未得知……务乞电促军政府即将各代表姓名电布，并促即日首途，克期集会，俾和议早开一日，国家人民即早安一日。”⁽⁹⁷⁾这些意见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这样，舆论转而对南方不利，无形中给南方以一种压力。

1918年12月中旬，西南内部两派因陕闽纠纷在派遣代表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岑春煊及政学会一派主张代表不妨先遣，等陕闽问题解决后再行开议，或是等开议后再来解决这些问题。旧国会林森、吴景濂、孙洪伊、张伯烈等表示反对。12月19日，旧国会开会议决两条：一、非至北京政府将陕、闽、湘、鄂军队概行撤退，一律停战，军政府不得派代表；二、军政府应向外交团声明北京政府藉口讨伐土匪，派兵赴陕、闽、湘、鄂各省以阻挠和议进行之罪状⁽⁹⁸⁾。12月30日，军政府招待参众两院议长，协议陕闽问题和派遣代表问题，因旧国会方面坚持反对意见，未获结果。

1919年1月初，岑春煊发表对时局的谈话，就速派代表问题提出七条理由：一、北方代表已经南下，并要求南方派遣代表，如不答应，则内外将误解南方无和平诚意，殊属不利；二、目下外国报纸均说陕、闽问题应让诸议和会议解决，时间迁延之罪在南方；三、国民厌乱已达极点，如各省省议会、总商会等要求解决时局，以去商业上之障害而恢复秩序，若放任不管，则民心将去南而附北；四、军政府以护法各省之军民为基础，今陆荣廷及其他各省军队均希望速派代表，唐绍仪总代表亦主张速派，军政府现如与之意见相左，将陷于困难境地；五、开对等会议以外，所谓不派总代表和其他代表等，均属毫无意味，且如此停滞，不特不能解决陕、闽问题，如兵端再启，则对于陕、闽、湘、鄂各省殊为不利；六、北方对于陕、闽军队称作土匪，南方称为南军一层，亦决非仅恃电报所能解决，如辛亥革命时袁世凯认陕西军民为土匪，嗣后在会议上经民军代表抗议，终归屈服。前例俱在，彰彰可考；七、北方既已派遣代表，南方如不派遣代表，则议和不成功之罪将转嫁于南方，如藉口继续进军，不容易解释各国之误会⁽⁹⁹⁾。

1月6日，军政府召开政务会议，邀请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出席，对于选派代表问题虽再力谋疏通，而旧国会方面仍不肯变更其主张。军政府遂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不经国会同意径行选派代表。1月9日，军政府以七总裁名义将所派定的十名代表及总代表正式电告北京政府。其名单如下：

唐绍仪（总代表）

章士钊（代表岑春煊，政学会）

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国民党）

李曰垓（代表云南唐继尧，随后改为缪嘉寿）

曾　彦（代表广西陆荣廷，政学会）

郭椿森（代表广西莫荣新，政学会）

刘光烈（代表四川）

王伯群（代表贵州）

李述膺（代表陕西，政学会）

彭允彝（代表湖南，政学会）

饶鸣銮（代表福建及海军）

随后，由于以下几种原因，旧国会也表示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同意军政府派遣的代表：一、唐绍仪曾电告旧国会，说代表派出于议和无大影响，宜速派遣军政府所希望之代表，因之国会、军政府之间的意见得以疏通；二、北方关于议和地点已经让步；三、军政府同意付与唐绍仪以议和全权，各代表不过有局部之发言权；四、陕闽问题未解决以前不开会议⁽¹⁰⁰⁾。

南方代表派定后，由于政学会有五名议和代表，占有很大比例，因此旧国会议决代表条例共五条，交军政府实行：第一条，和平会议之代表，由护法政府（1月11日，旧国会开两院联席会议，决议军政府改名为护法政府）选拔总代表一名、代表十名，但总代表之选定须得国会同意。第二条，总代表代表护法政府，握办理和平会议事项之全权。第三条，代表受总代表之指挥（后改为代表赞助总代表），处理议和事项，但代表有违反护法之主张，总代表得停止其代表资格，由护法政府改派他人。第四条，和平条件之决定，须得国会同意。第五条，本条例至和平会议终了之日即行废止。⁽¹⁰¹⁾这些条例的规定，显然是对代表的权力起一些约束作用，以保证能按旧国会的旨意行事。

1月中下旬，南方代表先后赴南京（后到上海），等待和议的召开。

关于陕西、福建两省问题，李纯根据南北双方以及和平期成会等团体的意见，经过多方斡旋，往返磋商，于1月中旬提出五条，并征得南北当局同意，作为双方商定的解决办法，于2月7日通电全国。五条办法是：

一、闽、陕、鄂西双方一律实行停战。

二、援闽援陕军队即停前进，担任后方剿匪任务，嗣后不再增援。

三、闽、鄂西、陕南由双方将领直接商定停战区域办法，签字后各呈报备案。

四、陕西内部由双方公推德望夙著者前往监视，以杜纠纷。

五、划定区域，各担任剿匪卫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国人共弃之⁽¹⁰²⁾。

2月13日，北京政府以上述停战办法五条电令陕西督军陈树藩遵照执行。

唐绍仪推荐张瑞玑为双方派往陕西办理划界事宜的大员。张为旧国会山西众议员，曾在陕任职多年，情况比较了解，北京政府亦表示同意。

这样，陕闽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其他有争论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一些准备工作大体上已经就绪，和议就要召开了。会议地址选定在上海仁记路黄浦滩口前德国总会。北方代表住在哈同花园，南方代表住在愚园路九十号。

双方还未涉及关系重大、南北根本对立的有关国会、宪法等法律问题，只是就某些局部和会议枝节问题交换意见，各自就表现出强硬的立场，僵持了两个多月，预示着和议凶多吉少，前途不妙。

二　南北和会的召开和中断

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会在上海前德国总会开幕，双方代表均出席。唐绍仪和朱启钤两总代表在会上各自发表了宣言。南方代表对于法律问题及陕西问题略有表示，北方代表亦说及西南五省取消独立和陕闽南军纵匪骚扰问题，决定次日正式开议。

2月21日，和会正式开会。首先讨论陕西问题。唐绍仪发言说：“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徐东海所发表之停战命令，所有军事省份均包括在内，然北方竟将陕西、福建两省划出停战范围，指为土匪，屡次进兵攻击。后以福建一方北军武力稍弱，且离北京较远，不如在陕北军武力充足，且距离较近，故以全力攻击陕西。旋经南方力争，陕民反对，江苏李督出面调停，于是乃有五条办法之调处。按五条办法实根据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之命令而来，未尝非解决陕事之一办法。乃南北一面磋商解决办法，而北军仍陆续暗中进行，则虽有办法亦等于无办法。”⁽¹⁰³⁾他要求徐世昌命令许兰洲退回原驻地，并撤换陈树藩，以解决陕民困苦。

朱启钤发言说：“陕西党派甚为纷杂，剿办土匪，已非一日。当时并无明了之护法军，而土匪遍地，该省长官告急请兵，故闽、陕不在停战区域范围之内。旋因军政府屡次抗议，往返商讨，有直接电致中央者，有由李督转达者，电文具在，此事实在派遣代表之前，甚有因此不派代表之传说。嗣后李督从中调停，提出五条办法。自提出后，又复往返磋商，在此期内，两方军队或不免有冲突之事。现在李督提出五条，中央政府及军政府业已同意，而五条中之公推监视员一条，商明由代表开议后实行。至停战一层，中央政府已于十三日通电，其电文已转达唐总代表。现在监视员张瑞玑已来，应相接洽，令其速赴陕西，遵照五条办法实行，监视划界事宜，以纾民困。”⁽¹⁰⁴⁾关于撤换陈树藩问题，朱表示不同意，认为“此时尚在两军对峙之时，当求息争之法。若先更调军事长官，转恐另起波折”。他还说：“今日讨论五条办法，自是正当，倘及其他，急剧辩论，转失感情。”⁽¹⁰⁵⁾

因为上年11月16日停战命令公布后，至2月13日五条办法宣布，北军在陕西继续发动进攻，占领了南军一些地盘，唐绍仪根据这一情况提出，实施五条办法应按11月16日命令为标准。朱启钤则坚持要根据2月13日五条公布后以电文达到之日为标准，不然又将引起纠纷，并声称自此以后如再有战事，他当负责。争论未得结果。最后商定请张瑞玑迅速赴陕与双方将领接洽，实行五条办法。张瑞玑于先一天由广东抵上海，21日分别走访唐绍仪和朱启钤，商讨赴陕事宜。

2月22日，和平会议继续讨论陕西问题。双方代表商定按照停战划界五条办法，由和平会议两方代表会请张瑞玑赴陕逐一实施，俟得张报告后，再作定夺。接着讨论军事外交问题，实即国防军（参战军）的取消与停支参战借款问题。因国防军及参战借款问题关系对日外交，故双方协议，以军事外交为议题，谋求根本解决办法。

国防军原名参战军，是段祺瑞为了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以便消灭异己，实现武力统一中国，假借“参战”、“国防”之名而建立的一支武装力量。参战军于1918年7、8月间开始筹备成立，计划编成三师四混成旅；同年12月，因欧战结束，无战可参而改名国防军。

与参战军的成立有密切关系的是参战借款的签订。1918年9月28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帝国朝鲜银行总裁美浓签订了一笔二千万日元的借款，供段祺瑞编练参战军之用。其借款合同原文如下：

中华民国及日本帝国，依据两国陆军协同防敌军事协定之宗旨，中华民国政府（以下略称为甲）为充编练得为完全协同动作之国防军队及参战所需各经费，特与日本帝国朝鲜银行所代表之日本帝国朝鲜银行股份公司、日本兴业银行及股份公司、台湾银行共三银行（以下略称为乙）订立借款合同如左：

第一条：日本借款金额为日币二千万元，以中华民国政府国库证券交乙承受。

第二条：前条国库证券之发行，其期限一年，按年行息七厘，以贴现之方法发行之。外加佣费一厘，由该国库证券之金额内扣除。期满之日，得由当事者双方协定，照上列所定同一条件换给发行。

第三条：甲受领本借款金额时，应存于乙。乙对此存款按年付息七厘。

第四条：前条存款甲有提用必要时，乙应依另行协定之手续交付于指定之受取人。

第五条：本借款所需之国库证券制造费、印花税及其他杂费归乙负担。

第六条：甲将来如有与本借款同一目的更欲借款时，应先向乙协议。⁽¹⁰⁶⁾

参战借款合同签订后，共已支付给中国政府三百万日元，尚存一千七百万日元。欧战结束后，参战已不成为理由，参战军应予裁撤，参战借款应予取消或停支。但因段签订参战借款、编练参战军的目的是想扩充兵力作为消灭异己之用，故仍继续向日支领借款，将参战军改名国防军（参战督办处相应地改为国防军督办处），继续进行扩充编练，并且按照《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规定，聘请了一些日本军官。国防军和参战借款问题，为当时中外人士所关注的一大问题，尤其为南方所忌，是南北和平会议能否成功的一大关键。

在和议预备阶段，南方就有电致北京政府，对继续扩充编练国防军、支取参战借款表示抗议，要求取消参战借款，首先是取消国防军。2月初，南方一个重要人物在上海就此问题向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一）裁兵之议，现已蔚然成为国论，此时即不能一时尽数裁去，而分期裁撤，必须实行，国家始有生机。乃国防军现方从事召募，是裁兵之善议尚未行，而增兵之恶例已开始。各省若相率效尤，何以善其后。（二）全国陆军，无不为国防之用，今忽于全国陆军之外，另创一国防军之名，是限定某人某派所募之兵，始得称为国防，外此一切陆军皆不得谓为国防，顾名思义，实不可通。（三）袁世凯时代，设置统率办事处及编练模范团，皆轶出陆军行政之范围，彼时段祺瑞曾力持反对之议。今国防军亦模范团之类。（四）国防军督办处为参战处之改称，参战处又基于中日军事协定，故国防军督办处中有外人十数人执重要职务，目之者已不禁骇诧。现德国亦既降服，无战可参，军事协约当然在解除之列。而因一派人保存国防处之故不肯裁撤，是予外人以操纵吾国军事之机会。以上四端，皆国防军万不能存在之理由。不惟南代表所视为要案，想北代表亦必表同情。”⁽¹⁰⁷⁾

因为国防军的成立，与参战借款有密切关系，而参战借款的签订，又来源于中日军事协定，要取消国防军，必须先取消国防军赖以存在的参战借款；而要取消参战借款，又必须先取消中日军事协定。《申报》当时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自有中日军事协定，而后有参战处借款之约。有参战处借款之约，而后国防军乃得成立。此三者，其事有相联者也。今欲取消国防军，必以取消参战借款之约为先决问题。欲取消参战借款之约，尤必以取消军事协定为先决问题。此三者，其势又相因者也。盖中日军事协定而能废者，则由军事协定而生之参战借款，自然根本废除。参战借款既废除，则国防军自无力存在，而取消不取消，自不成问题矣。是故不谋解决于根本，而仅仅以国防军之存废为争，已末矣。若不能废，而更仅仅劝以军权移转于他人，不末之又末哉？”⁽¹⁰⁸⁾

所以，在2月22日南北和平会议上，唐绍仪在提出裁撤国防军的建议时，要求停止支取参战借款，公布中日军事协定。他说：“目下关于裁缩军队、整理财政，以为急须进行。姑无论国防军与日本有种种秘密关系，固当裁撤。即无上列各种关系，然此际扩充军队实与此次和平会议之本旨违反，与友邦忠告之善意违反，与全国人民希望之心理违反。况国防军原于中日军事协约发生者，近北京有令使赴欧特使将中日密约随时宣布。既可宣布于外人，自可宣布于全国，毋使切肤之国民，茫然不知本国国权丧失何等程度。此事应由双方代表迅电北京政府，要求将中日军事协约及一切附件宣布于国民，使全国国民得以研究救亡之法。”⁽¹⁰⁹⁾朱启钤对唐绍仪的提议表示赞同。

是日，唐绍仪致电徐世昌，就北京政府准备支取参战借款余额提出质问，说：“本日路透电载北京国务院通告日本使署，愿接受参战借款余额一千七百万元。查欧战已停，参战不成理由，前已有电抗议。况现时和议已开，若再提取外款，是否欲和议进行，抑欲横生障碍？请即核夺。”⁽¹¹⁰⁾

这一天会议商定，以后会议，星期一、三、五为正式会，二、四、六为茶话会，均上午9时开会。

2月24日，开第三次正式会议。首先由朱启钤说明北京政府复电内容：一、中日军事协定日内可以抄寄和平会议阅读，并声明该约并无附件；二、参战军和参战借款来源于欧洲战争，欧战虽停，但和议尚未签字，各国军队亦未完全撤回，参战军纯系对外性质，此时未便解除；参战借款现尚在条约效力拘束中，不能中途变更⁽¹¹¹⁾。唐绍仪对于北京政府拒绝南方代表所提解除参战军的要求大为不满，复电提出抗议，指出：“欧洲既无战事，则参战机关不能存在”；中日军事协定事项，应交付和平会议解决，因为国民已将讨论国家大计之权，付托于本会⁽¹¹²⁾。他要求朱启钤再去电声明。

接着，唐绍仪提出，2月15日于右任从陕西来信，陈树藩所部旅长仍在进攻，南军所占领之乾县、盩厔被困，要求北方代表履行诺言，对陕西战事负完全责任，万一和议因此破裂，南方不负责。当时北京政府正发行民国八年公债5600万元，并已提交新国会讨论，唐绍仪认为此等有关人民负担之巨款，不应由北京政府擅行募集；国会问题尚未议及，竟提交新国会，是对和议绝无诚意的表现，他要求北方代表去电阻止。关于陕西事，朱启钤答应再致电政府，请严令前方将领遵照五条办理。关于公债问题，他认为假如政府因有事实上之必要，亦应先将计划告知代表，表示要向政府陈述一切。

南方国会与军政府对北方在陕西进攻和在国防军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迅速作出了反应。2月23日，国会参众两院就陕西问题特开联合会议，议决三条，请军政府实行：一、陕西北军如不完全撤退，即行中止和议，并召还代表；二、请军政府即开紧急会议，以准备军事上之进行方法；三、通电中外，宣布北方破坏和平之罪⁽¹¹³⁾。军政府亦连日开会，七总裁随即联名致电徐世昌及各督军，指出：“北京政府输送军器于陕西，仍取攻击态度，是对于和平会议无异于南辕北辙，此不可解者一。内外舆论俱希望裁兵，今藉国防之名，而为军队之扩张，此不可解者二。如陕西不停战，国防军不取消，则议和破裂之罪，北方应负担之。”⁽¹¹⁴⁾

2月25日，开第四次正式会议，讨论陕西问题。唐绍仪发言说：据于右任函告，13日、14日、15日、16日、17日，每日均在战斗。盩厔之靖国军因无力抵抗，已退至郿县。“陕西虽系一部分事，然南方军政府认为先决问题；只因为大局起见，故委曲求全，11月16日以后、2月13日以前之事，姑不苛求，暂按五条办法商榷。今并此五条尚未实行，如何解决？当初本席要求撤换陈树藩，原是一种根本解决方法。今既若此，非即将陈树藩撤换，北京命令必不能行，陕战亦无解决之法，惟有极力要求即将陈树藩撤去。如此事不解决，和议必不能进行，我等固难负此责任，恐贵代表等亦不能负此责任。”⁽¹¹⁵⁾他声明，在撤换陈树藩的命令未下以前，南方代表每天到会只询问是否已撤换陈树藩，此外不讨论别项问题。

朱启钤发言说：“陈树藩之不洽舆情，本席亦非为之辩护。即北京政府对于更换军事长官，亦非不可能之事。不过，此事重在息争，不可激起反动。贵代表连日所得于右任信，系属一方之报告，似亦不能据为定案。本席所接政府之电，谓已严饬停战，而双方将领奉到之后，情形如何，尚不可知。或者须候张君瑞玑到后，方有划界互守办法。昨日本席又有电致政府，措词尤为恳切。俟此次复电到后，情形如何，再行酌定办法。”⁽¹¹⁶⁾

唐绍仪接着指出：“陈树藩在陕，全陕人民固欲去之为快，即北京政府亦不以此人为然。今以袒护一人之故，与全陕人民心理违反，障碍和议，困苦人民，殊为不值。且本席主张撤陈，盖深知其不遵守北方政府命令，特为陕民代达痛苦之要求，绝非与陈个人有何种关系及为靖国军谋地盘也。”唐绍仪认为，陕事为大局一部分最要紧之事；陕事不决，其他关系重大之各事，只有暂不进行，“惟有通电中外，布告吾等为陕民疾苦起见，专候陕事解决，然后进行而已”⁽¹¹⁷⁾。

朱启钤认为：从前因政治之纠纷而启争端，在后因国民之催促而开和议。和会一方面在解除纷争，一方面在筹议建设，似未可因陕事遂至停顿。唐绍仪说：“停战公例，万国所同。今因陕西不停战，我南方自当主张公理。在公理未白之前，不能讨论他事。此等主张，理由极充分，无论中外不能加以责备。如谓主张错误，我南方完全负责。此刻除每天到会静候撤陈树藩之外，余事均暂不议。”⁽¹¹⁸⁾

至此，会议陷于僵局。后由两方总代表商定本日正式会改为谈话会。谈话时，南方代表提出三事：一、先停战，后划界；二、不必等张瑞玑到陕始实行停战；三、须于右任有电正式证明战事已停，三事办妥，方能继续开议他案。朱启钤答应电北京照办⁽¹¹⁹⁾。

2月28日，开第五次会议。朱启钤报告《中日军事协定》全文已由北京寄到，计《中日协定文书》一件，《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条文》一件，《陆军共同防敌协定条文》一件，《解释欧战终了文书》一件，共四件，此外别无附件。并声明，寄交欧洲和会专使者亦只此四件。唐绍仪提出，现据北京政府声明，宜由本会双方代表郑重向中外宣言，除上列四件外，如别有私定关于《中日军事协定》之附件，全国人民不能承认，将来不能发生效力。至对于该协约如何办理，暂时不能讨论。

接着，唐绍仪询问北京对于陕事有无解决办法之复电。朱答称，此刻尚未接到。唐说：自2月13日五条停战办法宣布后，每日均接有于右任报告陕军攻击详情函件。昨日又接19日由陕来函，报告连日战事剧增，北军各部移其东路向相桥、交口、红崖头、兴市、关山等处攻击，与三原相距仅数十里，三原亦恐难坚守。“是非北京政府威令不行，即系无议和诚意，实属不顾议和前途，不恤陕民呼吁，与世界和平宗旨大相违反。”⁽¹²⁰⁾唐问朱启钤：“贵总代表所谓负完全责任，究竟如何担负之法？”他说：“两方总代表本有‘全权代表’字样，当然有全权解决之权，不必与北京往返文电后，方能发生效力。若听北京命令，必无办法。除非（一）决裂和议；（二）贵代表向北京声明，陕战不停，即不能再负代表之责；（三）双方代表一致向本国人民及外交团声明北京处理陕西之不当。舍此以外，恐别无办法。”⁽¹²¹⁾

朱启钤答称：关于陕事，经多次切实电京，请以严厉办法防止陕西军队进攻，如政府无确实办法，必当以去就力争。“至向外交团声明一层，以为尚须考虑，未便同意。”⁽¹²²⁾

唐绍仪最后声明，从本日起，四十八小时内，北京如无满意答复，南方代表当单独向中外宣布和议停顿，并申述其理由⁽¹²³⁾。

当日会后，朱启钤即将会议情况电呈北京政府，并以“材辁任重，（和议）无法进行，请另简贤，以免陨越”为词，全体代表列衔提出辞职⁽¹²⁴⁾。

北京政府认为，国务院2月13日电报究竟到陕西前线否，尚不清楚，南方代表遂以于右任的来信为据，说北京对和议无诚意，未免过于苛刻；同时还认为朱启钤对国务院致偏远之陕西省电报，从发电之日起，即对于南方誓言停战，也是错误的。关于陈树藩问题，北京政府指出：“于右任与陈树藩交恶，两不相容。于右任对陈树藩不能有好话，犹陈树藩对于右任不能有好话也。今凭于右任之言撤陈，不足以昭公允。两方既公推张瑞玑，自应静待张氏到陕查明再定，此时唯一办法在催张氏速行。”⁽¹²⁵⁾北京声称：“尚有无数重大问题须待依次协议之和平会议，竟因此等一地方之问题而致停顿，实属遗憾。”⁽¹²⁶⁾

朱启钤为了挽救和局，曾向北京政府提出三项要求：第一，由陈树藩电告于右任，由于通电上海，证明陕战已停；第二，在划界未定以前，暂缓剿匪；第三，由徐世昌明令实行停战。3月1日，钱能训在复朱启钤电中指出：第二、第三项可以照办，惟第一项很难办到。“陈、于本有宿怨，未必能互通款曲”⁽¹²⁷⁾；“陈固不能与于接洽，于亦岂肯为陈证明”⁽¹²⁸⁾，只能由陕西公共团体及闻望夙著之绅耆，电述停战实情以为保证。但事情较繁重，非限期所可能办到。钱表示，今后如果陕西再有战事发生，当由他负责。他还说：唐绍仪声称四十八小时如无满意答复，即向外交团声明停止和议，“此系外交界最后宣战之名词，同属国内，何必如此，此间无法承认”⁽¹²⁹⁾。

随后，北京政府于3月3日发表了由徐世昌签署的陕西前线停战的明令。3月4日，国务院又发一训电致前线各将领，令停止剿匪。

3月2日上午，唐绍仪会见朱启钤后，得知北京对所提要求迄无复电答复，南方代表团因已超过四十八小时的期限，遂于下午3时全体齐集愚园路寓所开紧急会议，议决将和议停顿原因通告中外。当即拟就《致北京外交团电》和《对各省宣言》两文发表。《对各省宣言》主要内容有三点：一、陕西问题，不独不停战，反而继续进攻；二、国防军问题，不独难望停募裁撤，反而利用国防之名，行增兵之实；三、中日密约问题，北京政府仅寄正文而无附件。其画龙点睛之语为：“盖所议者和也，和战不能并立。今一面言和，一面主战，此非北京政府谋和之无诚意，即其威信之不能行。有一于此，和必无幸。”⁽¹³⁰⁾

这样，和议开幕不到十天，正式会议不过五次，就因陕西停战与国防军停募两件事横生梗阻而宣告停顿，致使其他一些带根本性问题如国会、宪法等，均未及讨论。

事情很清楚，和议停顿的责任主要在北方。如果简单说北京政府没有和平诚意，那当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如上所述，徐世昌和钱能训都还是希望和议成功，实现南北的和平统一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段派从中作梗，徐、钱的威令不能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北京政府并不能独立地作出决断。

陕西问题，北京政府先后以徐世昌和国务院的名义，连续下了几道停战命令，但陈树藩等北军将领拒不听命。其所以如此，就因为他们暗中得到段祺瑞的支持。在和议开始以后，北京段派军阀还不断将军火武器运往陕西，供进攻南军之用。因此，陈树藩才有恃无恐，不遵令停火。《字林西报》有一篇文章指出：“北军司令之违背总统命令，破坏和会约言，决非出于自主，自必由北京有势之员暗中授意所致。”⁽¹³¹⁾关于南方提出撤换陈树藩问题，徐世昌对陈原无好感，为了和平，撤换他也是可以同意的。他曾说：“和平会议如主张撤销，则我当将他撤销。”⁽¹³²⁾但陈树藩是段派的一名重要藩将，段祺瑞不同意，他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的。而段是决不肯屈从南方，按照他们的旨意随意将自己的重臣予以撤换的。因此，徐世昌和钱能训都奈何陈不得。3月4日，北京政府要求陈树藩等遵照五条办法实现停火停剿的命令发表后，朱启钤和张瑞玑都认为太轻，太不严厉，表示不满意。钱能训则表示“无法严厉”⁽¹³³⁾。熊希龄因陕事致和议中断，以和平期成会会长名义致电徐世昌，主张撤换陈树藩。徐复电说：“撤换陈督，现尚难办，希商之唐绍仪让步，暂时勿提。”⁽¹³⁴⁾

国防军和参战借款问题也是如此。一切军阀都是爱兵如命，他们都懂得“有军则有权”的道理。段祺瑞把参战军（国防军）视为命根子，他几次辞内阁总理，但是始终抓住军权不放，从不愿意卸去参战督办、国防督办的职务。因此，要取消或停募国防军，或者将国防军移归陆军部管辖，段祺瑞是绝不会答应的。这实际上是给北京政府出了一道难题。参战借款原是段内阁主持办的，现在留待钱内阁来处理，也有他的为难之处。徐世昌对借外债来打内战，作为进攻陕西的张本，并不赞成⁽¹³⁵⁾。但是要取消参战借款原约，不但日本未必应允，要偿付已交付之三百余万元，就当时中国财政状况来说，也不容易办到。而参战借款如一旦取消或是停支，国防军就无法生存了。因此，北京政府只能维持国防军和参战借款的存在，无法满足南方的要求。为了消除国人特别是南方的担心和外国人的怀疑，只好一再声明，它绝不会用于内争。其实这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

北京政府的这种处境，当时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3月2日，唐绍仪将和议中断情形电告吴佩孚，吴复电说：“陕省停战及国防军停募两条，中央延迟多日，迄未正式答复，并非言和无诚意，系因某党派从中作梗。东海受困，威信不行，故致停滞。亟应共谋良策，破除障碍，以维和局。”⁽¹³⁶⁾这里所说的某党派，就是指的段派。其实，唐绍仪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在谈判中，他曾对朱启钤说：“陕军究竟为谁管辖，其直辖于国务院，抑直辖于其他政府？”“现在北京政出多门，如最近借入外债一千七百万，余知实非东海本意，尚有一政府操纵于其间。”⁽¹³⁷⁾

段派军阀和安福系政客，本来就不愿意同南方讲和，只是为内外形势所迫，才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要损害自己一派系的根本利益，并让南方占据上风，成为谈判桌上的获胜者，是他们所绝不答应的。徐世昌、钱能训和段祺瑞虽有矛盾和不同，但又有利害一致的地方，也不会牺牲北方去迁就南方。因为如果那样做，他们本身的地位就会立刻动摇；因而只能以段祺瑞所能容许的某些妥协让步去同南方进行讨价还价。和议是这样开始的，也将这样收束。

三　南北和会的恢复及其破裂

北京政府电令陈树藩等切实遵令停战后，陈于3月5日复电国务院表示，他和前敌将领一体遵照执行⁽¹³⁸⁾。但南方代表完全不相信陈的表态是出自真意。

陕西问题成为南北和议的一大障碍。南北双方以及一切关心和局的人们，都期待张瑞玑早日赴陕，执行停战划界任务，解决善后问题。张瑞玑从2月26日由上海晋京后，和政府有关人士多次磋商赴陕事宜，等待陕西停战和陈树藩、于右任赞同欢迎他入陕划界的来电，直到3月12日始离京赴陕。行前，张对人说，他入陕是勉为其难的。“余此时为情势所迫，不能不去。其实，陕西事情非常困难，该省南北两军颇极复杂。陈树藩不能代表北军，于右任亦不能代表南军，将来划界问题必甚棘手。”⁽¹³⁹⁾他还表示，他赴陕不受任何一方约束，“与南北两方政府均不发生直接关系，将来所有划界情况，只报告于沪上和会”⁽¹⁴⁰⁾。

3月18日，张瑞玑到达潼关，20日抵渭南，先后电和会报告：红崖头、相桥、兴市、交口一带，张锡元旅长与靖国军岳维峻、曹世瑛均经奉令停战，现正与两方会商各后退四五里，以免冲突⁽¹⁴¹⁾。3月22日，张瑞玑到达西安，23日又发来一电，报告双方均已停战，并痛陈陕西人民历经兵匪之祸的惨状。电文说：“养日抵西安。陕省双方军队刻俱停战，前蒲城小有冲突，今已平息。……统计南北主客驻陕军约十三万，八省之兵，合数省之匪，星罗棋布于关内一隅，纵卸甲坐食，秦已不堪。瑞玑入关，所经市阛，比户墟落断烟，闻西路尤甚。陕南已收括无遗，陕北则糜烂殆尽。父老相见，捁手失声，咸谓兵火之惨，十倍回乱。但愿自今以后，再勿多生伟人英雄，使愚民得稍稍安集，于愿已足，若欲恢复元气，非三十年后未易言也。其言甚怆，闻之恻然。”⁽¹⁴²⁾他告和会说，拟定一二日内亲赴兴平、三原各战线，与许兰洲、于右任各军接洽会商停战划界事宜，务求两免冲突，暂息民喘，并说：“和议既开，则是非曲直，听之南北公判。陕人受祸较烈，故陕人希望和平之心，较他省尤为迫切，此电入览，八百万呼吁之声，隐隐纸上矣。”

3月下旬，因和议中断已二十余日，国内各方面人士迫切要求继续开议。上海五十三个商业公团联合会于3月19日召开紧急会议，并致电南北政府及两方代表，请求在七日内开议，“以定人心，而维大局”⁽¹⁴³⁾。全国和平联合会、和平期成会联合会等团体也通电要求恢复和议。同时，美、英、法等国驻华公使又几次开会，准备提出第二次劝告。英国公使朱尔典并将此事非正式地通知了外交部⁽¹⁴⁴⁾。张瑞玑抵陕后拍发的电报，证明陕战已停，给恢复和议提供了可能。因此，北京政府和其总代表朱启钤一再催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继续和议。3月27日，朱启钤往访唐绍仪，说迭接张瑞玑来电，证明陕西战事已停，希望能于31日（星期一）开会，以慰全国人民之望。唐绍仪以陕事真相尚未明了，前向政府提出之各项要求迄未答复，亦无相当办法，此时难以开议；表示须俟张到三原后，于右任来电证明陕战已停始能作准，然后才可提及开议问题⁽¹⁴⁵⁾。

4月1日，北京政府致电朱启钤，指出：张瑞玑几次来电，均系亲自拍发，现又由三原来电，告以已发密电致唐绍仪，望即敦促开议⁽¹⁴⁶⁾。是日，张瑞玑从三原返回西安，又致电南北两政府及议和代表，报告陕西停战情况，说：“与陈督商，乾县战线均退后五里，关山军退至关道及下邽，兴市军退至荆西北各村堡。晨，晋督及郃阳县公民电报高峻侵扰郃阳一事，已由于右任飞饬高峻速勒部下谨守原防矣。三原密电亦通。”⁽¹⁴⁷⁾4月2日，北京政府再次电劝朱启钤、唐绍仪：“倘再停顿，于国际和会必生碍障，中央准实践前言，完全负责。”⁽¹⁴⁸⁾

4月1日，直系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和吴佩孚联名致电朱启钤、唐绍仪及全体代表，要求速开和议。电文说：“自中央颁布严令一律停战，陈督军固已通电声明遵令实行。虽于右任尚无证明文电，而划界员张君瑞玑行抵陕省，陕已一律停战，有张君迭电可证。是则陕省方面解决有期，自非传闻异辞。……当此时机危迫，一发千钧，潮流所趋，实为公理，人心所向，咸在和平。众欲未可拂逆，武力断难存在。故非迅速开议，无以慰中外之望；非慎循轨辙，无以救国家之亡。”李纯等提出三点希望：一、即日继续开议；二、双方议题以一次提出为一定范围；三、提出议题，以合乎今日时势及事实所必要而确能办到者为标准，“总期早日解决，免致徒托空言”⁽¹⁴⁹⁾。军事实力派的主张，较商民呼吁强而有力，何况长江三督和吴佩孚与南方的关系密切，他们出来说话，显然是起作用的。

4月4日下午，南方代表齐集老靶子路唐绍仪寓所开紧急会议，根据张瑞玑几次来电，陕西已经停战划界，讨论是否应行开议问题。会上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三原于右任、张钫均无来电证实已停战，且于右任来信说3月28日尚未停战，今专恃西安来电，不能为凭，不主张开议。另一派则认为，陈树藩不能撤换，陕西终在其权威之下。三原电报前既阻隔不通，今电线杆修好，陈仍多方阻止，不能使用，北京命令又不能行。张瑞玑已由三原到西安，张自三原来电已经不能，想于右任自三原发电恐亦无望。国人不明此中真相，仅凭单纯判断，出于哀痛心情，迫切希望开议，吾辈不得不特别谅解，尤其不可拂逆民意，致令误会。据目前情势观察，惟有顺从舆论，继续开会。北方代表已声明，陕西问题尽可在会上解决，倘以后仍如从前纠纷不已，则曲在彼而不在我，国人自有公论。且长江三督来电要求速开和议，并主张另派大员查办，辨明以前是非，保障以后避免冲突，此亦可以认为解决陕事之切实方法⁽¹⁵⁰⁾。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开议，商定4月7日（星期一）继续开会。

4月7日上午9时，南北代表在德国总会开谈话会，停顿了一个多月的和议又得到恢复。是日第一项议题为陕西问题。因先一天张瑞玑又有两电到上海，一是致和议各代表及全国和平期成会、和平联合会，电文说：“陕战已停，屡经电闻。前者右任所争，在乾县围兵退驻地点之远近，本非争战与不战也。今则郭坚指乾县为渠旧部，请许兰洲赴乾收抚，是乾县又为许有矣。其余各处，更无战事可言。事实昭然，非可饰言。”⁽¹⁵¹⁾另一密电指出：“江电敬悉。三原电已通，查询电局，由粤沪致右任电已照转，而右任迄未去电，想不久亦有电去也。战事确已停止。”⁽¹⁵²⁾故会议讨论陕西问题时，没有发生争执。南方代表希望实行长江三督的主张，另派大员赴陕西查办，辨明以前的是非，保障以后避免冲突。

接着讨论其他议题，唐绍仪提出：一、取消中日军事协定；二、裁撤国防军机关及所属兵士；三、参战借款不得提用；四、和平会议未终了以前，双方不得借入外债及发行公债；五、陕西问题；六、湖南问题共六项问题，并逐一诘问朱启钤如何办法。朱答称：关于军事密约，北京政府本拟宣布，因和议停顿，以致延搁；参战借款因日本已交付政府存汇业银行，本可自由提用，已屡电阻止，迄无效果；八年公债不仅南方反对，北方亦有人不赞成，亦已迭电劝阻。其他如国防军停募等问题，均应确实商量解决方法⁽¹⁵³⁾。最后协议开会方式，双方决定，各种议案一次性提出，并议决限两星期完结。

和议恢复时，南北两方部分代表如章士钊、郭椿森、汪有龄、王克敏、徐佛苏、吴鼎昌等，以和议往往容纳会外人意见，各代表实际上处在群众包围之中，不能自由发表意见，主张开“扃门会议”（即秘密会议），不公开会议内容，以免受各方之干扰，但遭到南方多数代表和舆论的反对。结果，双方相约负责保守秘密，不开关门会议。

4月9日，开正式会议，首先由双方总代表将具体议案提出。唐绍仪除承前续议问题六项外，另提出议题十三项：一、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二、实行军民分治，确定地方制度；三、废督裁兵，划分军区，厘定军制，实行征兵制，开通全国道路及修浚河道，以安插兵士；四、补充西南各省各军及海军军费、军实；五、善后借款，南北共同办理；六、输入外资，发展各种实业；七、军政府一切命令认为有效；八、指定的款，实行强迫国民教育，及鼓励社会教育；九、整理财政，免除厘金；十、贩卖人口，贩卖烟土、吗啡，栽种罂粟及一切赌博，严行禁绝；十一、惩办祸首；十二、各省治安善后问题；十三、整顿海军问题。朱启钤提出的有：第一，军事问题：甲、拟留军队之编制问题。乙、额外军队之收束问题：一、裁减标准与其方法；二、安插方法；三、裁减费用。丙、军需独立问题。第二，政治问题：甲、军民分治。乙、厘定地方制度：一、省之改革；二、道之改革；三、裁减中央各署冗员，增设地方佐治官吏；四、扩充全国教育；五、推行全国警察。丙、地方自治：一、县自治；二、省自治；三、振兴自治事务办法。丁、发展国民经济：一、兴筑国道；二、改革币制；三、废除恶税；四、革除条约及习惯之束缚。戊、善后借款问题：一、借款额数；二、借款用途⁽¹⁵⁴⁾。可以看出，北方代表所提出的议题，完全是属于具体事实问题，琐碎而不着边际，避开了南方代表提出的法律、军事等重大问题。

在讨论中，双方就一些有重大分歧的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唐绍仪指出，他所提议案中，第一条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问题是根本问题。“盖既为民国，自不能无国会。此条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第十一条惩办祸首问题，“追原祸始，一年以来，国家何以陷于危险，人民何以受此痛苦，责有攸归，孰尸其咎，想全国人民亦不肯放任不问也。虽本会不能遂作执行机关，然本会此时不能不申明公理”。朱启钤说：“国会问题，本为此次南北争持之起点，若各抱一种学说，各持一方意见，极端主张，必无结果。现为消弭国内之纷争起见，不应有极端的主张，方有解决。”至于惩办祸首属于对人问题，朱认为和会讨论极不相宜，亦不在职权范围以内，不应议及，要求唐绍仪撤销。唐说：今日南北之所以形成对抗局面，追本溯源，是从解散国会开始的。“国家根本在此，战争原因在此，若此等重大问题可以不议，则南北代表所议者何事？盖未有重于此者。”他还表示不同意朱提出的和议不能讨论祸首问题的说法。朱启钤坚持不主张将祸首问题列入议题，国会自由行使职权问题即使列入议题，也应改称“国会问题”。他说：“此次南北争持，皆由于此一国之内，不幸而有两种国会。试问去某一国会留某一国会，是否本会所能主张？只可协商双方对于国会之意见。”⁽¹⁵⁵⁾唐绍仪表示同意改为“国会问题”列入议题。惩办祸首问题，按照会议规则第三条“议题由双方总代表协定”，即有一方不承认，不能成为议题的原则，唐也赞成不将它列入议案。最后会议改为谈话会，由唐、朱两总代表逐项讨论双方提出的议题，合并为六大纲，即：第一国会，第二财政，第三军事，第四政治，第五善后，第六承前续议案。

因为国会问题是和平会议最为棘手的问题，双方商定作为最后议案。但因其他议案已陆续分别审查，意见不难趋于一致，国会问题很快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和议恢复后，朱启钤即在努力寻求一条根本解决的途径，并在秘密中与唐绍仪接洽。4月初，朱启钤派吴鼎昌回京，与北京政府商讨国会等问题。4月9日，朱致吴的密电中说：“国会问题，现已接洽，定为最后商议之案，除根本解决外，几无别法可想。然少川心中最近抱何主张，尚难捉摸。中央各方既赞成我辈主张，不惜点缀，请兄与府院预商办法，俾临时应手。”⁽¹⁵⁶⁾4月16日，又密电吴说：“军事案就我范围，他事不难归束。法律密与唐交换意见，另电紫公（钱能训）请趁兄未行时，密为计划。此等事此间无人可以参预。电文在寓自拟，如有不明了语，想兄可以意会，代为解释。少川屡以执事不回为问，其意可知。就目前接洽而论，作用在先定办法，不必急需实质。安福部状况如何，盼示一二。”⁽¹⁵⁷⁾

关心和平的人士，曾就解决国会问题想出种种方案，但均未得多数赞同。当时比较有力的主张有两种：一为民国六年6月13日解散时之国会重行集会于南京，组织宪法会议，将二读会通过之宪法继续完成，并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总统；俟总统选出，宪法公布，南北两国会同时消灭，再根据宪法规定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选举新国会。在广东的旧国会议员与军政府多数赞成这一主张。另一主张为民国六年之宪法会议继续开会于南京，将从前二读会通过之宪法案继续完成，追认徐世昌为总统，新旧两国会同时解散，再根据宪法选举新国会。北方各派包括直系、旧交通系、研究系、己未俱乐部⁽¹⁵⁸⁾（安福俱乐部除外）及未赴广州的旧国会议员，多表示赞同。岑春煊、陆荣廷也倾向此说。两说彼此不同之处在于：赞成第二说的，认为总统既已选出，则元首地位业已确定，当然不成问题。赞成第一说的，认为总统系由北方新国会产生，手续合法与否，姑且不论，而新国会既无西南五省代表，终属一方之国会。国家元首不能由一方国会选出，故必须再选一次，方为圆满。但两说也有两点趋于一致的地方，就是：一、以宪法解决国会问题；二、承认从前二读通过之宪法案为有效。

北京政府在和议恢复前后，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国会问题上，并倾向于上述第二种主张。4月8日，吴鼎昌致朱启钤的密电中说：“国会问题，日昨讨论最久，府院甚以根本解决之法为然。纵有牺牲，亦属值得。”⁽¹⁵⁹⁾同日另电中说：“府院均以整理二读会条文宣布，为根本解决之法，极表赞同，主座谓，即牺牲金钱亦无不可。”⁽¹⁶⁰⁾吴主张在同南方谈判国会问题时，要软硬兼施，态度要强硬一些，“力往决裂一方面做去，再以金钱为饵”，以使唐绍仪就范，并暗示政府已买通陆荣廷。“陆要1，500，000元，先给500，000，中央已允汇往”⁽¹⁶¹⁾。9日，吴又连发电致朱启钤：“本日在院与揆席详细讨论法律问题，决定采根本解决之法，不必迁就两会，致遗后患。”⁽¹⁶²⁾“法律问题，决不迁就两会。议宪之说，已详□（疑为“庚”）电，府院意照此决定。”⁽¹⁶³⁾这里所谓“不迁就两会”，“根本解决”，以及上述朱启钤电文中提出的“根本解决”，就是要继续完成从前之二读宪法条文，将新旧国会同时解散，不迁就任何一方。4月18日，钱能训在给朱启钤的密电中说得更明白：“法律问题，顷与达铨（吴鼎昌）熟商，渠尚有一种计划，拟将两国会宪法起草分子约计各七十人左右，召集完成二读旧案，并修正选举组织各法，在代表无议宪之嫌，而法律有下台之地，用意不无可采。达铨归时，当可详陈。鄙意此事最好仍用简捷办法，一了百了。……欲照法律会议办法，则事前必有先决问题。一则新、旧两国会须同时闭会，以俟解决。一则须认为统一已成，元首业经全国承认，西南一律取消独立。果如是，则法律问题虽暂时解决，尚不致发生意外之变化。”⁽¹⁶⁴⁾南北双方代表多数也倾向赞成这一种方案。

安福国会是安福系议员的安身立命之所，是其生死攸关的问题，也是段派军阀统治的一个重要职能机构，是不容任何人碰它一下的。关于上海和会讨论国会问题以及南京制宪、重选或追认总统、新旧国会同时解散之说一传到北京，立即遭到段派和安福系的坚决反对和猛烈攻击。4月12日晚，段派在段祺瑞寓所开秘密会议，由安福系报告，说明上海和会对于国会问题，双方多数代表赞成先恢复民国六年宪法会议，在南京开三读会，将宪法完成，克期公布，一切问题不解自决；此主张一经提出，必当通过，形势非常危急，宜速筹挽救办法。经与会者讨论很久，决定一致反对，如无效时，将派员赴巴黎和会控诉，求列强公开裁决，并运动日本先行出面干涉⁽¹⁶⁵⁾。

安福系议员因去年12月通过钱能训内阁时，曾与徐世昌和钱能训订有口头契约，对南方议和不越出安福部四大主张范围，现在听说和局将成，形势大变，违反前诺，非常激愤，纷纷谒钱诘责，并语侵徐世昌，斥为“卖友”。4月12日晚，安福部召开紧急会议，有人在会上提出，上海和议所提国会议案，完全是大政方针，而不是和平条件；朱启钤已与南方联成一气，想瓜分政权，目前对付方法，只有将朱的总代表职务撤销。会议主持人认为事关重大，应从长计议。最后决定，一面飞电因丁忧回徐州的徐树铮速示决策，一面密电陆徵祥在巴黎和会上，在所有与日本争持的案件上即行让步，以争取日本的支持；同时还做出了以下几点决议：一、依照上次决议之宣言，认为大总统地位不能因和议而动摇；二、国会非依宪法不能改组，南京制宪之说及两国会同时取消、按旧法重新召集国会之议，系动摇元首地位，违反北方二十省之民意，皆绝对不能赞成；三、和平会议中，如有人因企图瓜分政权之故，为不公正之主张，其所议决者概不承认；四、国会问题，若赞成南方一偏之主张，使中央及北方各省军民及政府冒违法之名，概不承认⁽¹⁶⁶⁾。

4月13日上午，安福系召开大会，议决两项：一、推两院议长会见钱能训总理，叩询所派总代表等是否能不违背他赞成的安福系四大主张，及最近和议情形与政府之方针；二、两院开会时，请全体国务员出席，依法质问⁽¹⁶⁷⁾。下午，参议院议长李盛铎⁽¹⁶⁸⁾、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去见徐世昌，陈述安福系开会决议，反对上海和会所提的南京制宪、追认或重选总统、修正国会组织法等主张，希望得到徐的支持。徐世昌不满于安福系的专横跋扈，知道它所谓“维护大总统地位”，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把他抬出来作为挡箭牌，实际上是想维护他们一派的私利。因此，他并不买安福系的账，回答说：“余无成见，但既予代表全权，未便有所表示。”⁽¹⁶⁹⁾李、王以徐答复不得要领，声明两院下次开会，要求全体国务员出席质问。徐沉默不语，未表示赞成与否。

与此同时，段祺瑞致电张作霖，请他速赴天津，倪嗣冲亦将赶至。他们又准备在天津开督军会议，并由段亲自任主席，动员督军出面对上海和议进行干涉。后因曹锟不赞成在天津开会，张等才中止入京，改派代表来京请示，并主张改在奉天开会。

一连几天，安福系拼力活动，历访各当道要人，谋求贯彻其保存新国会的主张，“再呈现其盛旺之状态”⁽¹⁷⁰⁾。安福系对国会之主张，据该系一个重要人物所谈，就是依现行国会组织法、选举法，从西南五省选出议员，以完全新国会，然后由新国会制定宪法。如果这个办法不行，则由新国会修正约法，而以国民会议为制定宪法之机关，另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除上列两办法外，无论依旧约法召集新国会，或恢复旧宪法会议等，都绝对不赞成⁽¹⁷¹⁾。这就是说，安福国会是万万不可动摇的。

4月14日，王揖唐、李盛铎会见钱能训，陈述安福系对时局主张，并询问政府对于国会的意见。钱表示三点：“第一，国会为选举大总统及通过内阁之机关，故国会、总统、内阁三者有相连之关系，根本问题，万难摇动；第二，新旧并废，用旧法召集新国会之说，政府亦不赞成，诚以修改两法，召集国会，政府已依法宣布命令。若云解散新国会，如何解散？又应如何下命令？要用旧选举法，有种种困难，故难施行；第三，南京制宪之说，原非政府之政见，乃王家襄（原为旧国会参议院议长）君等之主张，政府已由朱总代表表示否认之意旨。”⁽¹⁷²⁾

钱能训在安福系的猛烈攻势和强大压力下，显然有些胆怯，开始后退，不敢坚持前此解散新国会的主张。同日，他在给朱启钤的电报中说：“南中近日盛传南京制宪之说，无论旧会开幕后行使职权难于限制，即就制宪而论，新会完全撇开，势必激起反动。日来新会亦开议讨论，并质诘政府。故南京制宪之说，中央已难赞同。……能否由两代表将宪法草案及选举组织法核定后，仍交两国会通过公布。但得新会公布，则法律上手续已可自圆其说，旧会布否，不妨听之。”⁽¹⁷³⁾

4月17日，安福系在太平湖开会，议决：一、联名致电朱启钤，声明总代表性质为两院通过的国务总理委任，等于行政委员，法律问题无权解决；二、对全体国务员质问，宜取和平态度⁽¹⁷⁴⁾。当即由安福系议员王郅隆等三百三十余人致电朱启钤并通电全国，指出：朱总代表“系受国务院委任，其权限不能出乎行政范围。国会系国家立法机关，断非行政委任人员所能议及。倘若越权擅议，则紊乱国宪，摇动国本，必有尸其责者”⁽¹⁷⁵⁾。

4月18日，众议院开质询会，钱能训率国务员出席。钱发言要点有三：一、不使北方政府陷于违法之地位；二、维持新国会；三、不赞成以旧约法召集新国会及在南京开旧国会⁽¹⁷⁶⁾。安福系议员刘映奎发言说：“代表受政府委任，系一种行政委员，议及法律，即为违法，请问政府从前委任时，曾否授以此权？”钱不同意安福系认为代表无权议及法律的说法，但他对这个问题未正面回答，只是说：“南方如提恢复旧会，北方不能不加以讨论；北方如提保存新会，则南方亦不能不加以讨论。”议员吴文瀚问：“政府是否承认新国会无磋商之余地？”钱答：“政府承认新国会无磋商余地。”⁽¹⁷⁷⁾安福系议员表示满意，请钱退席。

安福系所谓议和代表无权讨论法律问题，完全是一种强词夺理的狡辩，其目的是为上海和平会议设置障碍，阻挠和破坏和议的进行。因为正是由于法律上的见解不同，才出现南北对立纷争的局面，解决这个问题，实现南北的和平统一，不是任何一方单独所能决定的，而只能通过双方平等协商的方式，求得一个比较公平合理大体能为双方接受的妥协方案。和平会议的主旨之一也即在此。当时《申报》曾刊载北方政界某要人的谈话说：“和会之设立，不独国会问题可以解决，即总统问题亦应由其解决也。盖政变以还，南北两方对于行政首长及立法机关，因法律上见解之不同，遂发生两重之组织，彼此对峙，不能立于国家统一权之下，乃有南北分立之现象。而此种问题又非一方政府所能解决，故始有南北对等和议之举。是和平会议正惟解决此种问题之纠纷而设，欲使不统一之政象而期于统一也。倘一方固执己见，不稍变通，即不啻抹杀相手方之人格与意思，又何所谓对等议和哉？至于北方代表虽经国务院委任，则对于疑难案件固不妨电京随时商洽。谓竟无权解决，则委任代表，所司何事耶？况外交内政危迫至此，倘不从国家根本着想，徒逞一二人之私心，致妨碍统一，阻挠和平，殊为舆论所不容。”⁽¹⁷⁸⁾

安福系议员联名通电发表后，朱启钤于21日电京询问：“安福派假参众两院名义阻止和议席上提议国会问题一事，总统是否赞成，请即刻详复，否则贻误和局，不能负责。”⁽¹⁷⁹⁾钱能训认为此事于和议前途关系重大，随即一面致信众议院，予以解释澄清，一面通电全国加以辩明，说：“此次上海会议，本为解决国内纷争问题，法律问题亦其一端。所派代表负有解决时局之责，对于此项问题，自不能存而不论。”⁽¹⁸⁰⁾同时，他还复电朱启钤：“新议员联名筱电，由政团名义拍出，不足以代表政府，故政府对该电不负何等责任”⁽¹⁸¹⁾

安福系的阻挠和破坏，给刚刚恢复的上海和平会议又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在安福国会对北京政府及其议和代表施加政治压力的同时，南方旧国会中的一部分人，也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坚持国会必须完全自由行使职权，非法的新国会必须解散，丝毫不能让步，以维护法主旨。

原来唐绍仪在和平会议上提出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后，看到北方很难接受，舆论也并不积极支持，担心和议难以进行，曾拟同南方代表协商变通办法，谋求一个互相妥协的方案。4月13日，朱启钤致吴鼎昌的密电中透露说：“昨日少川表示，国会问题应由各代表互相接洽。……少川见我方对于国会问题屡屡表示决绝态度，故恢复民国六年国会之主张，亦知其难。又知国会在广州开会，人数日益寥寥，补选制宪，决办不到，故对于国会一事，益觉束手无策。此后会议国会问题时，究竟如何情形，现实不能预定。微观其隐，希冀之心甚切，而又不敢放胆做去。”⁽¹⁸²⁾4月19日，朱又电钱能训说：“唐少川对国会拟有变通办法，与我中央所定者，似觉相近。”⁽¹⁸³⁾

但唐绍仪对如此重大问题，自己一人不能做主，需要请示军政府。4月17日，他电呈军政府：“连日会议情形，经已电告。计军事、财政、自治各案，彼此当无大出入，易取一致。惟法律案第一日提出以国会完全行使自由职权问题，北方代表即抗议，改为国会问题。默察彼方情形，恐不能同意于我之主张，而此案为彼此争持之要点，内外注目。万一正式讨论及此，意见牴牾，强硬到底，恐使和议不能进行；而放弃主张，则重违护法之本旨。究竟应如何对付，关系最大，请由军政府确定方针，拟示办法。专候速复，俾有执持。”⁽¹⁸⁴⁾

4月18日，广东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褚辅成发表通电，指出：“和议续开，国会问题已经唐总代表提出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窃以今兹之役，既以毁法启其端，当以复法为其钥。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实为和议中之根本问题，若不待完满解决，则其他问题纵能如我要求，亦不过敷衍苟且，决非长治久安之计。我辈既以护法为职志，对于法律问题，非一致主张，坚持到底，诚恐稍纵即逝，致违初衷。事机急迫，立盼卓裁。”⁽¹⁸⁵⁾接着军政府于4月21日又复电唐绍仪：“铣电奉悉。国会问题，关系护法主旨，务恳依照前所决定议和大纲，毅力坚持，以维法治，是所切盼。”⁽¹⁸⁶⁾后来国会又电告南方代表团：“拥护国会执行职务之绝对自由，实为诸代表应尽之唯一责任。如法律问题不能满意解决，则议和全案将归无效”；并警告代表不要做牺牲国会的想法⁽¹⁸⁷⁾。

南方坚持护法，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他们在国会问题上的主张，事实上也很难行得通。因为：

第一，北方新国会虽是不合法、不完全的，但毕竟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这个国会选举了总统徐世昌，尽管南方认为不合法，但他是由北方各政派所共同推戴的，并为各国政府所承认，南方也有一部分人表示拥护他。因此，完全不顾这一客观存在，要求存其一，废其一，单单要求将新国会解散，而让旧国会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是通不过的。既然是通过谈判来消除纷争，求得和平统一，而不是征服了对方迫令其投降，就只能双方都从实际出发，作出妥协让步，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见办事。当时并不赞同安福系死硬主张的北方代表吴鼎昌说：“新旧国会议员各有其主张，其主张之属绝对的者，在各议员原为正当。然双方果欲贯彻绝对的主张，则除非南方攻取北方，北方侵略广东，而后能如意之所欲为。和平会议原为不能如此彻底的解决而设，则双方应有互让之精神，以行其协议之必要。”⁽¹⁸⁸⁾陈独秀还在和议开始时就指出：要使和议能有成就，先决条件就是双方都要有所让步：北方不要固执“中央威信观念”，南方不要固执“单纯的绝对的护法观念”。他说：“想想除了法律问题以外，有无关系国家存亡的政治问题比护法更加紧要？又再想想现在既不能达‘武力解决’的目的，那‘政治解决’的方法，是否应当采用？……况且世界上一切的争端，到了双方都承认议和，便双方都到了半降服的运命，双方都默认了有让步的条件。若是双方都执要完全贯彻自己的主张，还是要武力解决，这和平会议便没有成立的理由。”⁽¹⁸⁹⁾

第二，恢复旧国会，让它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仅段派万难同意，北方其他各政派也不会赞成，而且一般舆论对旧国会也漠然视之。他们认为旧国会成立时间已久，分子又复杂，有的议员并不怎么真正考虑国家人民的利益，并且早已将民主共和原则抛到了九霄云外（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本人就是一个投机政客），不能代表今日真正之民意。同时舆论还认为民国元年制定的《临时约法》，“有不适宜于今日之中国者”⁽¹⁹⁰⁾。1918年12月27日，蔡元培、王宠惠、陈启修等二十人联名发表宣言，发起国民制宪倡导会，就是一个例证。就连广东军政府内，也有人对恢复旧国会不太热心。军政府在1918年5月就已将孙中山排斥去职，而为西南军阀所把持。西南军阀虽然打着护法的旗帜，但他们所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地盘问题。岑春煊认为北方对于恢复旧国会绝难同意，如南方坚持到底，则和议势必决裂，而西南各省均有厌战之心，故表示可以让步⁽¹⁹¹⁾。上述唐绍仪的思想，也多少反映了岑春煊的思想。陆荣廷始终就不曾以恢复旧国会为主旨。他自国会解散以后，在对北方的通电中，只说国会不可不召集，而并无应复旧之说。相反，他主张对旧国会进行改组。梁启超就曾以陆的态度作为他反对恢复国会，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组国会的凭借之一。岑、陆两人早已同徐世昌、钱能训暗通声气，寻求妥协。他们公开宣言表态，不能不打护法的旗帜，而背地里的主张和活动，却是另一回事。唐继尧开始主张不可牺牲旧国会，后因鉴于形势，也无绝对保存旧国会的意思⁽¹⁹²⁾。这些西南军阀首领们，都对旧国会中的强硬分子表示不满。

第三，让旧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如何行使法？旧国会自身几乎四分五裂，在广州的国会议员人数不过半数左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约有一百五十余人）是国会南迁后由候补议员递升的。内部又各自为派，有丙辰俱乐部及孙洪伊派（进步党之激进派）一大派，政学会、民友社及研究系之南下派一大派。党争未尝一日止息，意见很不一致。那些新递补的议员，甚至不赞成恢复民国六年被解散的国会，而提出要求保存现在的广东国会；因为如果复旧，他们所得的正式议员资格就要丧失了。广东国会前以补选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就因意见不同，几经难产，最后始达成协议。后来开两院联合会，又因故大起冲突，一片混乱⁽¹⁹³⁾。按照民国元年8月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民国二年10月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制定宪法和选举总统，都需有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并有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投票赞成，始能认可通过。要凑足这个法定人数，是完全不可能的。所谓国会制宪行宪，选举总统，自由行使职权云云，就不免是一种纸上空谈，无法实现。

所以，单纯就事实而论，无论存新废旧，或是废新存旧，都是各走极端，绝难行得通。当时南北多数不存党派成见的人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新旧两国会共同制宪，两会同时解散，依宪法另行召集新国会。“法律问题，新旧议员各有建议，多主张就两会折衷合开会制宪，无绝对保存说”⁽¹⁹⁴⁾。“国会问题，各派主张不同，以两会共同制宪，依宪法另召新会说最有力”⁽¹⁹⁵⁾。但这一说不能为新旧国会两方所接受。

南北都认为国会问题是双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和议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讨论审查即使有结果，也是等于零。但因“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¹⁹⁶⁾，和“彼此地盘之争”⁽¹⁹⁷⁾，而没有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在这个问题上各固执一端，距离太远，无法接近。南北和议两方代表中，由于分别代表各自派系，也是意见纷立，不能统一。4月28日，双方代表开会讨论国会问题，争执不休，没有结果，和议实际上又趋于停顿，成为僵局了。

鉴于法律问题上的根本对立，加上南方所提停募八年公债、取消参战军、罢免张敬尧、陈树藩等要求，北方均未应允，唐绍仪认为和议成功无望，即使能达成协议，也难以厘定与实行，旷日持久，徒耗时间与精力。同时他受到了旧国会中以孙洪伊为代表的一派的攻击，不堪忍受。于是，他不得不准备和议的破裂了，这也是他自己准备借此下台，谋取脱身之计。

5月初，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北京爆发了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段派的卖国外交，受到学生及全国舆论的猛烈攻击，民心激愤，使他们处境十分不利。唐绍仪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就有关法律问题及国家应办之事，列为八条，于5月10日送交朱启钤。12日，南北代表各自开会讨论八条。5月13日，和会开第八次正式会议，唐绍仪将八条在会上宣读，并逐条加以申述如下：

第一条，“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表示不承认”。理由是外交问题，国家应以一种宣言或明令或公文的方式，向世界各国为坚决正当的表示，不徒电止专使签字而已。如无此等不承认之表示，此后即无办法。

第二条，“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立密约关系之人，以谢国人”。理由是中日一切密约辱国丧权，未经正式国会同意，如按约法，当然不能成立。订约者引入特殊势力，以便私图，贻祸国家，至今为梗。非取消密约，惩办订约有关系之人，不足以谢国人。

第三条，“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理由是参战军、国防军皆由中日军事协约发生，倚赖一种特殊势力，为患无穷，应即一律裁撤。

第四条，“恶迹昭著，不洽民情之督军、省长，即予撤换”。理由是此等害民长官当道，应不俟和会呼吁，早予罢斥。

第五条，“由和会宣布前黎总统六年6月13日解散国会命令无效”。理由是约法无解散国会明文，不依据法律之命令，是为违法。违法命令，当然无效。况黎之解散，系被逼所致，当时黎已通电自认违法。至以步军统领代理总理副署命令之江朝宗，亦通电自认违法。违法命令，当然取消。且年来中国外交失败，皆由国会解散而来。凡年来丧权辱国之事，无一非于国会解散后次第成立。国人痛定思痛，愈知国会恢复为救亡最急最要之图。

第六条，“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理由是国会未开会，正式内阁无由产生，故设此为临时机关，至内阁成立之日撤销。

第七条，“其他议定及付审查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理由是此乃结束各案当然之事。

以上七项，北方如一一同意履行，南方本互让精神，为承认统一，表示订立。

第八条，“由和平会议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之日为止”。理由是此为谋互让与统一起见，始有此最大牺牲。但须郑重声明：第八项与第一至第七项有连带关系，互为因果；如第一至第七项不能办到，则第八项无效⁽¹⁹⁸⁾。

唐绍仪表示，上述之八项条件，为南方的最后让步。

显然，这八项强硬条件，是北方所不能接受的。讨论结果，南方代表以北方代表不能容纳其主张，尤其是第五项认为绝对无磋商余地，于是本诸责任问题，向军政府提出总辞职。

当日，唐绍仪总代表及各分代表联衔致电军政府说：“本日即开正式会议，将八条详细说明，并表示此为最后让步。朱总代表声明，第五条由和会宣布黎令无效，北方万难照办；此项不易，他项终无可议；并言南方如此主张，北方惟有请西南五省补选议员，加入新国会云云。法律问题，两方意见太远。其他政治改革诸条，证以会中状况及北京政情，厘定与实行，终无希望。陕西乾县至今尚未停战，四月初间，尚有大批军火输入。如张敬尧、陈树藩且几于撤换无方。仪等智尽能索，愧恨交并。自以才力不胜此任，谨即申述愚情，恳将仪等总代表及分代表各职一律开去。”⁽¹⁹⁹⁾

接着，朱启钤等北方全体代表，也于5月14日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

5月14日，徐世昌在总统府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上海和平会议问题，钱能训及各部总长、段祺瑞及参众两院议长均出席，决议拒绝南方代表所提出的八项条件⁽²⁰⁰⁾。5月15日，钱能训连发两电给朱启钤，准许北方代表辞职，即日返京，并驳斥了南方代表提出的各条。电文指出：“以上各端，此间公同筹议，均认为毫无理由，必应坚拒。南代表既以和平为重，乃以此等不可能之事实列为条件，其侈语和平，非出诚意，无可讳言。务希切实驳拒，要求将所提条件即日撤回。倘仍胶执前见，则是彼方于和平问题已无磋商余地，我代表等应克期回京，另筹解决。”⁽²⁰¹⁾

艰难而曲折的和议，在人们的期待和失望中，最后终于破裂了。

————————————————————

(1) 《东京通信》，《申报》，1918年10月25日。

(2) 《外人劝告息争之传说》，《申报》，1918年10月20日。

(3) 叶恭绰：《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之经过及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4) 《专电》，《申报》，1918年9月27日。

(5) 《美总统望中国息争之表示》，《申报》，1918年10月19日。

(6) 《冯徐交替与时局》，《申报》，1918年10月13日。

(7) 《外电》，《申报》，1918年10月20日。

(8) 《欧战变化与中国时局关系》，《申报》，1918年10月19日。

(9) 《专电》，《申报》，1918年11月1日。

(10) 《和平之声》，《申报》，1918年11月7日。

(11)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3月2日。

(12) 《东京通信》，《申报》，1918年10月3日。

(13) 《东京通信》，《申报》，1918年10月1日。

(14) 《东京通信》，《申报》，1918年10月1日。

(15) 转录自《日本之对华特殊地位放弃论》，《晨报》，1919年1月16日。

(16) 《日本对我内争之态度》，《申报》，1918年10月23日。

(17) 《东京通信》，《申报》，1918年10月25日。另见《申报》，1918年10月20日《外电》。

(18) 《东京通信》，《申报》，1918年11月13日。

(19) 《新日使之对华意见》，《申报》，1918年11月27日。

(20) 《五国劝告南北调和》，《晨报》，1918年12月3日。

(21) 《五国劝告南北调和》，《晨报》，1918年12月3日。参见《时报》，1918年12月3日；《民国日报》，1918年12月4日。

(22) 《请看吴佩孚之主和电》，《晨钟报》，1918年8月23日。

(23) 《前敌将领之两大主张》，《晨钟报》，1918年8月25日。另见《申报》，1918年8月25日。

(24) 《专电》，《申报》，1918年9月3日。

(25)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9月1日。

(26) 《各省省议会代表之宣言》，《申报》，1918年6月10日。

(27) 《张季直主和通电》，《民国日报》，1918年10月6日。同见《申报》，1918年10月6日。

(28)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29) 《京津间之和平声浪》，《申报》，1918年10月25日。

(30) 《北平和平声浪之一斑》，《申报》，1918年10月26日。

(31) 《申报》，1918年10月24日第3版。

(32)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1月4日。

(33) 《和平会发起之经过》，《申报》，1918年10月29日。

(34) 《熊希龄等拟组和平期成会电》，《民国日报》，1918年10月26日；《申报》，1918年10月26日。

(35) 《和平期成会之自白》，《民国日报》，1918年10月27日；《申报》，1918年10月27日。

(36) 《北京运动和平之两会》，《申报》，1918午11月1日。

(37) 《运动和平之新消息》，《时报》，1918年11月3日。另见《申报》，11月3日。

(38) 《运动和平之新消息》，《时报》，1918年11月3日。另见《申报》，1918年11月3日；《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1月1日。

(39)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1月1日。

(40) 《军政府又一表示对和意见电》，《申报》，1918年11月9日。

(41) 《旧国会坚持法律》，《申报》，1918年11月13日。

(42)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30日。

(43) 《北京之和平声》，《申报》，1918年11月3日。

(44) 《全国和平联合会宣言》，《晨报》，1918年12月22日；《民国日报》，1918年12月25日。

(45) 《和平联合会之成立会》，《民国日报》，1918年12月15日。

(46)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30日。

(47) 《晨钟报》，1918年6月11日。

(48)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11日。

(49)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0月23日。

(50) 《徐东海今后之两大问题》，《申报》，1918年9月14日。

(51) 《徐东海今后之两大问题》，《申报》，1918年9月14日。

(52)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0月23日。

(53)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25日。

(54) 《徐东海与新时局》，《申报》，1918年9月19日。

(55) 《今后南北妥协问题之观察》，《申报》，1918年10月21日。参见《申报》，1918年10月22日、23日。

(56) 《今后南北妥协问题之观察》，《申报》，1918年10月21日。参见《申报》，1918年10月22日、23日。

(57)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439页。

(58)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0月23日。

(59) 《钱内阁之主和通电》，《申报》，1918年10月26日。

(60) 《命令》，《申报》，1918年10月27日。

(61)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30日。

(62) 孙常炜编：《蔡元培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114页。

(63)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1页。

(64)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1月24日。

(65) 《专电》，《申报》，1918年11月17日。

(66) 《专电》，《申报》，1918年11月18日。

(67) 转引自《南北议和之外评》，《申报》，1918年11月20日。

(68) 《专电》，《申报》，1918年11月19日。

(69) 《中国特约电》，《申报》，1918年11月25日。

(70) 《中国各电》，《申报》，1918年11月29日。

(71) 《中国各电》，《申报》，1918年11月29日。

(72) 《副总统问题复活》，《晨报》，1918年12月2日。

(73) 《副总统问题复活》，《晨报》，1918年12月2日。

(74) 《昨日之公府大会议》，《晨报》，1918年12月4日。

(75) 《昨日之公府大会议》，《晨报》，1918年12月4日。

(76) 《劝告后之公府大会议》，《申报》，1918年12月7日。

(77) 《段邸之会议及晚宴》，《晨报》，1918年12月4日。

(78) 《安福部之议员会》，《晨报》，1918年12月10日。

(79)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2月14日。

(80) 《国内和平之三大要电》，《晨报》，1918年12月7日。

(81) 《国内和平之三大要电》，《晨报》，1918年12月7日。

(82) 《钱总理致七总裁电原文》，《晨报》，1918年12月8日；《申报》，1918年12月9日；《时报》，1918年12月3日。

(83) 《国内和平进行中之唐绍仪》，《晨报》，1918年12月16日。

(84) 《钱总理与唐绍仪往还要电》，《晨报》，1918年12月21日。

(85) 《公电》，《申报》，1918年12月20日。

(86) 《钱总理与唐绍仪往还要电》，《晨报》，1918年12月21日。

(87) 《钱总理与唐绍仪往还要电》，《晨报》，1918年12月21日。另见《申报》，1918年12月30日。

(88) 《西南诘问北军不停战》，《申报》，1918年12月8日。

(89) 《南方各总裁致电总统内容》，《晨报》，1918年12月15日。

(90)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8年12月18日。

(91) 《陕闽问题障碍和局》，《申报》，1918年12月18日。

(92) 《关于国内和平之两要电》，《晨报》，1918年12月20日。

(93) 《专电》，《申报》，1918年12月18日。

(94) 《熊蔡对于闽陕问题之主张》，《晨报》，1918年12月19日；《申报》，1918年12月22日。

(95)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8年12月19日。

(96) 《闽陕问题两方似接近—步》，《晨报》，1918年12月24日；《申报》，1918年12月27日。

(97) 《和平期成会致西南电》，《申报》，1919年1月10日。

(98) 《闽陕问题中之西南态度》，《晨报》，1918年12月22日。

(99) 《军政府与旧国会之两歧》，《晨报》，1919年1月7日。参见《申报》，1918年1月10日。

(100) 《南方代表决定之由来》，《晨报》，1919年1月18日。

(101) 《旧国会果将为和平之梗矣》，《晨报》，1919年1月20日。

(102) 《专电》，《申报》，1919年2月8日。参见《晨报》，1919年1月30日。

(103)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46页。

(104)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46页。

(105)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50、151页。

(106) 《申报》，1919年3月18日、4月10日。按此系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的文件。

(107) 《南北和议之昨讯》，《申报》，1919年2月9日。

(108) 《杂评·国防军》，《申报》，1919年2月19日。

(109)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57页。

(110) 《和平会议纪事（三）》，《申报》，1919年2月23日。

(111)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58、161页；《和平会议纪事（四）》，《申报》，1919年2月25日。

(112)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63页；《和平会议纪事（四）》，《申报》，1919年2月25日。

(113) 《和议中之陕西问题》，《晨报》，1919年2月27日。

(114) 《和议中之陕西问题》，《晨报》，1919年2月27日。

(115) 《一九—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68—169页。参见《和平会议纪事（五）》，《申报》，1919年2月27日。

(116)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69页。

(117)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69页。

(118)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70—171页。

(119) 《国内和议竟因陕事停顿矣》，《晨报》，1919年2月28日。

(120) 《和平会议纪事（六）》，《申报》，1919年3月1日。

(121)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82页。

(122) 《和平会议纪事（六）》，《申报》，1919年3月1日。

(123) 《和平会议纪事（六）》，《申报》，1919年3月1日。

(124) 《和议停顿后时局益险恶》，《晨报》，1919年3月2日。

(125) 《和议停顿与陕西问题》，《晨报》，1919年3月1日。

(126)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3月2日。

(127)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84页。

(128)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85页。

(129) 《国务院致朱代表电》，《晨报》，1919年3月8日。

(130) 《和平会议停顿矣》，《申报》，1919年3月3日；《民国日报》，1919年3月3日。

(131) 《关于陕西问题之外讯》，《申报》，1919年3月9日。

(132)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51页。

(133)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3月6日。

(134) 《和议仍无进步》，《晨报》，1919年3月13日。

(135)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49页。

(136) 《和议停顿中之消息（七）》，《申报》，1919年3月9日。

(137)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49页。

(138) 《和议停顿中之陕西问题》，《晨报》，1919年3月7日。

(139) 《张瑞玑本日出发》，《晨报》，1919年3月12日；《申报》，1919年3月15日。

(140) 《张瑞玑之行止》，《晨报》，1919年3月1日。

(141) 《专电》，《申报》，1919年3月22日；《晨报》，1919年3月22日。

(142) 《和议停顿中之消息（二十五）》，《申报》，1919年3月26日；《晨报》，1919年3月26日。

(143) 《商业公团联合会呼吁之函电》，《申报》，1919年3月22日。

(144) 《公使团将提劝告与抗议》，《申报》，1919年3月24日。

(145) 《和议略有转机》，《晨报》，1919年3月28日、29日。

(146)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2日。

(147) 《和议停顿中之消息（三十二）》，《申报》，1919年4月3日。

(148)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3日。

(149) 《和议停顿中之消息（三十二）》，《申报》，1919年4月3日。

(150) 《和议停顿中之消息（三十四）》，《申报》，1919年4月5日。

(151) 《和议续开前一日之消息》，《申报》，1919年4月7日。

(152) 《和议续开之第一日》，《申报》，1919年4月8日。

(153) 《和议续开之第一日》，《申报》，1919年4月8日。

(154)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24页。

(155)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25—227页。

(156)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1页。

(157)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7页。

(158) 己未俱乐部为北方一个小政派，成立于1919年初，表面上主持人为内务次长于宝轩，实际党魁为徐世昌、钱能训。它赞成解散新国会，并对重新选举新国会已做有准备，但以不妨碍徐世昌的总统地位为条件。见《申报》，1919年4月16日《北京通信》。

(159)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29页。

(160)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0页。

(161)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0页。

(162)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1页。

(163)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1页。

(164)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43页。

(165) 《专电》，《申报》，1919年4月14日。

(166) 《专电》，《申报》，1919年4月14日。

(167) 《专电》，《申报》，1919年4月14日。

(168) 1918年12月，梁士诒因同安福系政见不同，与之决裂，辞参议院议长职务，由李盛铎继任。李为安福系重要骨干。

(169) 《专电》，《申报》，1919年4月14日。

(170)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16日。

(171)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16日。

(172) 《安福派国会问题之波浪》，《申报》，1919年4月20日。

(173)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6页。

(174) 《专电》，《申报》，1919年4月19日。

(175) 《公电》，《申报》，1919年4月20日。

(176) 《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20日。

(177) 《北京通信》，《申报》，1919年4月22日。

(178) 《和议正式续开之第十一日》，《申报》，1919年4月20日；《和议中之国会问题》，《晨报》，1919年4月22日。

(179) 《京华短简》，《申报》，1919年4月24日。

(180) 《政府声明和会法律权责》，《申报》，1919年4月25日。

(181) 《专电》，《申报》，1919年4月23日。

(182)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4页。

(183) 《专电》，《申报》，1919年4月21日。

(184) 《国内和局最近形势》。《晨报》，1919年4月20日；《和议正式续开之第十九日》，《申报》，1919年4月28日。

(185) 《广东参众两院议长之通电》，《申报》，1919年4月26日。

(186) 《和议正式续开之第十九日》，《申报》，1919年4月28日。

(187) 《专电》，《申报》，1919年4月29日。

(188) 《吴鼎昌之国会谈》，《晨报》，1919年4月26日。

(189) 陈独秀：《我的国内和平意见》，《每周评论》第7号，1919年2月2日。

(190) 蔡元培等：《国民制宪倡导会宣言书》，《晨报》，1918年12月28日。

(191) 《国会问题之西南观》，《申报》，1919年4月29日。

(192) 《国会问题之西南观》，《申报》，1919年4月29日。

(193) 《纪旧国会之党派》，《时报》，1918年10月24日。

(194) 《申报》，1919年4月22日。

(195) 《申报》，1919年4月24日。

(196) 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每周评论》第20号，1919年5月4日。

(197) 张一麐：《直皖秘史》，第5页。

(198) 《和议又将决裂》，《申报》，1919年5月14日。参见《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0—261页。

(199) 《和议再停后之第一日》，《申报》，1919年5月15日。

(200) 《申报》，1919年5月16日。

(201) 《北代表撤回之经过》，《申报》，1919年5月19日。

第七章　五四运动

第一节　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自北洋军阀政权建立后，中国在政治上进入了一个黑暗的历史时期，但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却出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以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为主要内容，而后期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个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一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人们习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启蒙运动，并把它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拟。的确，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批判封建文化，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然而在形式上却相反，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思想准备，而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之后的思想补课。

前期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这个运动的发生，是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大多从政治上思考这一问题，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头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指出：“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¹⁾因此，“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²⁾。“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³⁾。通过共和思想来赢得共和国体，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走了一段同西方前辈们相反的路程，这个迟到的思想运动，决定了下面这个历史特点：它一面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一面又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障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文学革命。这三个基本内容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较，反映出东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追求，也反映出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具体差异。

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以《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这个杂志的主编是陈独秀。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1896年中秀才，翌年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未中，但自此开始接受康、梁的影响。1901年留学日本，因参加革命活动，1903年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1904年，陈在芜湖办了一个《安徽俗话报》，以后他又和柏文蔚等人组织了“岳王会”，该会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地区重要的革命组织。辛亥革命后，陈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帮助同乡汪孟邹筹办亚东图书馆。1914年夏，应章士钊之邀到日本，帮助章编《甲寅》杂志。1915年6月回到上海，同年9月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从第2卷第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

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举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当时，民主称作“人权”。陈独秀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陈独秀这段话，概括地阐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的，即求得政治、经济、信仰、妇女的解放，总之，要同欧洲一样，在中国全面完成一番“解放历史”。“天赋人权”，是东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共同的基本口号。关于科学，陈独秀指出：科学的重要性不在人权说之下，“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谓，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强调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陈独秀高声疾呼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民主和科学，当时也称作“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这两面旗帜，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帜。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袖是李大钊。李大钊生于1889年10月，河北乐亭人，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是年冬，由汤化龙资助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1916年归国，8月，应汤化龙等人邀请，在北京创办了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并担任编辑主任。9月，因政见不合，李脱离该报。在留日期间，李开始从事反袁革命活动，并和《新青年》建立联系。在日写成《青春》一文寄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

李大钊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撰文强烈抨击封建专制，尖锐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⁴⁾此外，他还写了很多文章，宣传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

在中国，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是孔孟之道，封建文化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反对封建主义，就必须反对纲常名教。陈独秀曾深刻地指出，封建伦理与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拥护共和国体就必须反对封建伦理。他说：“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⁵⁾在这里，陈独秀精辟地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文化思想，新国体与旧文化绝对不能调和。辛亥革命忽视了这个问题，重视前者，轻视后者，陈独秀作为辛亥革命的参加者，通过失败后痛苦的反思，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把这个认识称作是“吾人最后之觉悟”。

基于上述认识，新文化运动向封建伦理发动了猛烈的批判，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⁶⁾忠、孝、节的封建秩序，和天赋人权所提倡的人格自主是根本对立的。

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学说表现出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表示：“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都写出了一批战斗性很强的文章抨击儒学。在鲁迅的笔下，封建礼教被斥为“吃人”。吴虞也写道：“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⁷⁾同时，他们还撰文抨击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陈独秀坚定地表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⁸⁾这些“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彻底反封建的批判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这个运动的首倡者，是年轻的留美学生胡适和《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胡适，安徽绩溪人，1891年生于上海，是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1910年至1917年，先后入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哥大时师从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7月归国，由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2月，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书，这是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名著，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产生过启迪心智、开扩思想的作用。

1916年10月，胡适在美国致函陈独秀，倡议改革文体，并提议从八个方面着手改革，而后将这些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1917年1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这八个问题是：“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这个意见，立即得到陈独秀的支持，并把它提到“文学革命”的高度。陈独秀随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以他特有的勇猛的性格和笔法，宣布：“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⁹⁾胡适的倡议主要是讨论新文学的形式，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则触及到了新文学的内容。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战斗队伍中，又增添了一支生气勃勃的“文学革命军”。

文学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当时被钱玄同斥之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旧文学。对此，陈独秀曾以无所畏惧的气概宣称：“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¹⁰⁾又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¹¹⁾陈独秀这种坚定的态度和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对文学革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若干年后，胡适对此仍给予高度评价。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最显著最普遍的成果。1920年，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文的语文教材。

第一个把新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的是鲁迅。鲁迅生于1881年9月，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1898年5月，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开始接受《天演论》的影响。1902年留学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转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以后开始了文学活动。1909年归国，在杭州任教。民国成立后，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至北京。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抨击封建制度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文学作品，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

文学革命的实质，是民主的文学反对封建的文学。胡适没有触及这个问题，陈独秀也没有深入地展开论述这个问题。因此，最初关于文学革命的争论，大多集中在语言的技巧和风格上，如胡适所说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¹²⁾。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¹³⁾，从而把新文学理论提高了一大步。他强调：新文学应当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而这一点恰恰是民主文学和封建文学的本质区别。

把文学革命概括起来看，胡适首倡白话文，陈独秀高张文学革命大旗，鲁迅率先把新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周作人则具体而深入地阐述了新文学理论。同时，钱玄同、刘半农等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特别是宣传白话文方面，也有所建树。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都是应该肯定的。

新文化运动既是文化运动，也是政治运动。最初，陈独秀曾表示不干预时政，不久，随着洪宪帝制的发生，这一运动的政治色彩也随之浓厚起来。陈独秀指出：“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则开宗明义之第一章，即为决择政体良否问题。”又指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¹⁴⁾公开宣称要参预“抉择政体”，要把个人政治改变为“国民政治”，这就公开宣布了新文化运动的政治目的。

实际上，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活动，都是围绕其政治目的而展开的。陈独秀说：“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¹⁵⁾这表明，他们所提倡的新思想，目的都在于“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文学革命同样如此：“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据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¹⁶⁾可见文学革命也被纳入了“革新政治”的范围。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深知，建立西洋式国家，必须使国民参预政治，打破少数政党垄断政治的局面。他们指出：“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因此，强调国民必须参政，“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¹⁷⁾，力图把党派政治改变为国民政治。的确，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进步青年，在它的旗帜下，集聚了一支中国最进步的政治力量。当然，这个“国民运动”实际上是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还不是真正的国民运动。然而这个进步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本身都是非常激进的，他们不承认任何传统的权威和因袭的教条，礼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乃至汉字、中医、京剧等传统文化，都遭到无情的批判。“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正如陈独秀所说：对于一切问题，都要“诉之主观之理性”，否则，“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¹⁸⁾。这个勇猛的、也是简单而绝对的批判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形式主义的偏向，但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行将到来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二　百家争鸣和新旧思潮的激战

新文化运动是在百家争鸣的形式下进行的，反过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典型场所是北京大学，其倡导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于1917年1月初就任北大校长。针对中国文化思想界“好同恶异”的劣根性，蔡元培提出了著名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¹⁹⁾这个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实际上是对封建的思想专制的否定。

根据“网罗众家”的原则，蔡元培就职不到十天，就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蔡元培又聘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鲁迅此时仍在教育部任职，但和北大进步教授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人士都是《新青年》的主要编撰者，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新青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

同时，蔡元培还留聘、新聘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得到陈独秀的充分肯定。陈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这话我却不以为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瑾】（崔适字怀瑾）、辜汤生（辜鸿铭）、刘申叔（刘师培）、黄季刚（黄侃）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戏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学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对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做法，陈独秀表示反对，认为：“像董仲舒那样的专制办法，大背讲学自由的神圣，实在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蔡先生兼收并蓄主义，大约也是不以这种办法为然。”⁽²⁰⁾

陈独秀这封信，提出了学术争鸣的重要意见。自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步形成万马皆喑的专制局面，直至五四时期才真正撞击了这种封建专制，再度呈现百家争鸣的自由学风。陈独秀反对董仲舒那种强行压制某一学派的做法，主张“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同时，陈独秀也指出，蔡元培的兼收并蓄是“很有分寸”的，并不包括扶乩剑侠、丹田术数等在内。这种既有自由，又有分寸的方针，是正确开展学术争鸣的典范。可以认为，提倡民主自由的思想争论，也是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的专制学风的批判。

值得称道的是，某些新旧学者，尽管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尖锐对立，但并未因此产生个人恩怨。陈独秀赞成辜、刘、黄、崔都有讲学自由，同样，当陈独秀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后，刘师培也领衔率北大及各界人士约四十人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陈独秀。

在兼容并包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北大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各类社团纷纷成立，著名的有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平民讲演团、新闻研究会、静坐社、雄辩会等等。各类刊物也很多，著名的有《新潮》、《国民》等，属于保守势力方面的则有《国故》等。民主自由的学风，一扫沉闷、颓废的旧习气，这时的北大，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批青年正在觉醒，努力探索着救国真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大激战。总的来看，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旧势力对它的攻击还不很激烈，所以，《新青年》还要用“双簧戏”⁽²¹⁾的办法，来引起新旧思潮的争论。然而到1918年底至1919年初，情况就不同了，封建卫道士们纷纷出来抨击新文化运动，大骂它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这场谩骂的高潮，是林琴南（林纾）写的一篇名为《荆生》的文言小说，发表在1919年2月17日的上海《新申报》上。小说塑造了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另有三位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田其美（指陈独秀）、金心异（指钱玄同）、狄莫（指胡适）。荆生对三人怒斥道：“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最后，田、金、狄三人被“伟丈夫”赶走。小说实际上是旧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情绪的发泄。

在保守势力的进攻面前，新文化运动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旧势力的挑战。他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坚定地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²²⁾《荆生》小说发表后，李大钊在《晨报》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他正告林琴南等人道：“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²³⁾

通过这场激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对封建文化与反对军阀统治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过，怎样才能推翻军阀的统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些仍旧是人们探索中的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后，就以其真理的力量传播于全世界。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后，中国人王韬随即将有关报道编成《普法战纪》一书，其中用诋毁和偏见的言词，介绍了巴黎公社及其斗争。

还在上个世纪，马克思的名字就出现在中文报刊上。1899年，由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上，登载了一篇题为《大同学》的文章，其中这样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该文作者是英国人颉德，译者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中国人最早谈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1902年，梁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文中附带提到马克思：“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²⁴⁾二十世纪初，由于新刊物增多，不少文章开始谈论马克思。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日本学者的社会主义著作。

这段时期，某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开始谈论马克思及社会主义。1905年初，孙中山在欧洲曾专程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并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²⁵⁾同年，朱执信撰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以及《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²⁶⁾。朱执信的介绍并不准确，而且目的在于防止社会革命，但这却是中国人第一次较多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学说。

1911年，江亢虎组建了一个中国社会党，标榜“社会主义”，鼓吹遗产归公、地税归公等。1912年10月14至16日，孙中山应邀到中国社会党本部，连续三日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演说，听众上千。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为人人心中应有之理想，故孕育于数千年以前，然无专门之名词为之表示。”“其后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以三十年之心力，成一社会学名著，曰《资本》者。于资本之来历、性质、流弊、结果，均详述无遗。于是社会主义别开生面，二三十年来，学者渐多。”他又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之福音也，主张平等、博爱，即人道主义之根本也。”⁽²⁷⁾这就是孙中山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社会主义本来是无产阶级争取建立的社会制度，然而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却成了它的介绍者。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从事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但帝国主义时代所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使他们一面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一面又对它的某些方面采取批判态度，孙中山就是典型。问题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如何，重要的是，人们已经开始懂得，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主要思潮之一。中国革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旧有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不能承担起这一任务了，因此，中国人不得不转而求助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并在五四爱国运动以后逐步形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这个思潮的形成，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使之发生了质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们增加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李大钊在一篇文章中向青年们号召道：“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²⁸⁾然而这新的径路是什么？人们还不清楚。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爆发了，发生在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把一个崭新的社会现实地摆到了中国革命者面前。鲁迅后来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²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欢迎和歌颂十月革命的人便逐渐多起来了。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第一篇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他指出：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性质是不同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伟大革命，“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他强调：“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³⁰⁾

随后，李大钊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演说和文章。在举国上下均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的时候，李大钊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这场战争。他认为：“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他指出：布尔什维克看到了这一点，反对“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主张“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布尔什维克的目的是：“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使“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他热烈地欢呼道：“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³¹⁾当然，这段时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较为粗浅的，但他已明确表示拥护十月革命，因此，李大钊成为我国最早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总的来看，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和了解还是很有限的，相当多的人对帝国主义还抱有幻想，特别对巴黎和会抱有很大的幻想，然而问题是，不彻底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就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以及中国外交的失败，进步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也就随之而破灭。

第二节　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

一　协约国胜利在中国的反响

北洋政府自1917年8月14日宣布对德奥宣战后，因旧国会已于6月解散，而安福国会又未成立，因此对德奥宣战案一直未经国会正式通过。1918年10月，德国向协约国方面提出停战请求，战争的结束已指日可待。10月27日，徐世昌匆忙向众议院提出《对德、奥宣战咨请同意案》。11月2日，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亲至众议院对该案作了说明，众议院在经过简短辩论后，随即以二百四十四票赞成，全体通过该案⁽³²⁾。11月5日，参议院以一百零四票赞成，一致通过该案⁽³³⁾。六天后，即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方面签署了停战协定，持续五十一个月又两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欧战告终，国内南北战争趋于停顿；欧洲将举行巴黎和会，上海将召集南北和会；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徐世昌的罢战退兵命令，这一切似乎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一片光明，人们对于战后时局充满着乐观估计。

威尔逊在1918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对战后的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包括国与国之间不得订立任何秘密协定，外交活动必须公开，并倡议设立国际联盟，以维护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同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威尔逊又说：“此次战争，非国际政客之战，系人民之战。将来议和，应以无偏倚之公道为原则。”他为战后议和提出五条大纲，第一条便是“各国人民权利平等，待遇毫无轩轾”⁽³⁴⁾。

威尔逊的上述言论，引起中国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反响，钱能训在众议院演说指出：“我国所主张，即以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为主张，亦即以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为主张。此次战后外交情形迥异曩昔，凡损人利己之外交一定失败，且凡阴谋诡密之外交，亦无良好之结果。”⁽³⁵⁾威尔逊的言论，甚至中国思想界最先进的人士也为之迷惑，陈独秀就公开称其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总之，人们都庆幸着中国能够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随着战争结束，举国上下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庆贺战胜的热潮。

徐世昌在11月16日的命令中声称：“我协商国士兵人民，不惮躬冒艰险，卒以公理敌强权而获此最后之胜利。吾国力排众难，加入战团，与兹盛举，是堪欣幸。”⁽³⁶⁾钱能训在众议院的演讲中也颇为欣慰地说：“此次欧战，中国幸能随同最讲公道、最爱和平各友邦，以与专尚武力、凭凌弱小之国角斗，是为我中国最有荣幸之事。”⁽³⁷⁾11月20日，参、众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分别致电美、英、法、意、日等国国会，祝贺胜利。国务院于23日发出通告：“本月二十八日，庆祝欧战完全胜利，所有各机关应放假一日。”⁽³⁸⁾28日，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举行盛大阅兵式，美、英、法、意、日等国士兵参加受阅，中国士兵以段祺瑞为总指挥。同时，内务部发出训令，要求各类宗教团体均于12月1日按各自教规举行祈祷仪式。训令说：“欧战告终，各协约国教堂皆行祈祷之礼，吾国对德宣战，与各协约国立于同一地位，各省区宗教团体届期亦应一律举行祈祷。”⁽³⁹⁾从始至终宣而不战的北洋政府，厚颜地分享着“战胜国”的喜悦。

同样，各界人士也普遍认为，欧战结束是公理战胜强权，兴奋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北京大学在天安门搭台演讲数日，蔡元培校长发表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他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蔡元培的理论依据是，战争的爆发，是由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所导致，而今后取而代之的是互助论的进化思想。他说：“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⁴⁰⁾这在当时是一种极普遍的思想。

在一片欢呼声中，当年力主参战的段祺瑞似乎成了一位英雄，以他为首的皖系势力再一次嚣张起来。1919年1月18日，众议院有人提出《请以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案》，提案人声言：“马厂誓师，推倒复辟，实可为三次恢复共和之纪念日。如无此日，试问中华民国何能存在于今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期，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倡义之期，均已定为纪念日，马厂誓师，关系尤为重大，岂可即不定为纪念日乎？”湖南籍议员罗正纬反对，认为民国纪念日不宜过多。有人反驳道：“段前总理马厂誓师，再造共和，与黎前总统武昌起义事迹相同……当然应定为纪念日。”又有人说：“至此次复辟事起，首都陷落，若不有段前总理马厂誓师，国体几将变更，是其关系之重大，无异于武昌起义、云南倡义之事。”⁽⁴¹⁾当日，众议院以多数票赞成通过该案。2月7日，徐世昌发布命令：“国会议决，以七月三日马厂首义再造共和之日，为民国纪念日，兹公布之。”⁽⁴²⁾这样，便出现了三个民国纪念日并存的现象。

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中心。人们既然把中国摆到了战胜国的地位上，当然就指望享有战胜国的权利，指望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和会上一举改变八十年来受屈辱的历史，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司法部曾急电各省，征求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意见，国会中也有人提出收回山东权利的议案。各界人士纷纷围绕巴黎和会献计献策，甚至连参预张勋复辟的康有为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写了一封长函，提出中国应争取废除庚子赔款，收回胶州湾等租借地，废除二十一条，改订关税，收回治外法权，等等。

此外，被排挤下台的梁启超等研究系政客，则决定亲赴巴黎，协助中国代表团。在宪法研究会为他举行的饯行会上，梁启超表明此行的目的在于：“欧战和议关系于吾国利害者至巨，由国民分子的义务而言，则凡有利于吾国而为鄙人力之所能逮者，必当竭诚有所贡献。”⁽⁴³⁾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一行由上海登舟赴欧，同行者有张君劢、蒋方震、丁文江等。行前，他们“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⁴⁴⁾。然而不久在巴黎，他们又一次卷入到政治漩涡中。

二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

为处理巴黎和会所带来的日益繁重的外交事务，1918年12月18日，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设立了一个外交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为总统和政府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等咨询及建议，并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该委员会设在中南海集灵囿，其成员均为政界知名人士，计有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张国淦、周树模、周自齐、朱启钤、沈瑞麟、靳云鹏、陆宗舆、王宠惠、高而谦、陈箓、张志潭、孙宝琦，后又加派了王揖唐、刘式训、许士熊三人。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任事务主任，事务员有叶景莘、梁敬等四人。以上人员多为挂名，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汪、林二人。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一个为研究系所掌握的机构。

徐世昌在外交委员会成立时发表演说，认为：巴黎和会的召开，“将确定国际间将来之一切局面，解除国际间一切易生危险之要点，是国际间将开一新纪元”。“吾国国民深幸有此次之参战，不能不希望于此次和议之结果。……诸君子研究有素，阅历较深，务希各竭心力，为我增益”⁽⁴⁵⁾。

在当时，人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威尔逊关于成立国际联盟的倡议，而且舆论界对国际联盟有一种奇特的理解。近代大同学说倡导者康有为，立即将国际联盟和世界大同联系起来，认为国际联盟的成立，是世界大同的到来。为响应威尔逊这一建议，1919年2月9日，北京成立了一个“国际联盟同志会”，梁启超任理事长，汪大燮为代理理事长，理事有熊希龄、王宠惠、蔡元培、李盛铎、王揖唐等，林长民为总务干事，胡适等任干事。显然，这又是一个以研究系分子为主体的团体。该会在发起宣言中声称：“中国之政治思想，夙以大同为至善，大同者天下一家，即国际联盟圆满之境也。中国民族好和平、恶战争，盖涵濡于数千年圣哲教训之所致，尤与国际联盟之精神相符也。”⁽⁴⁶⁾人们喋喋不休地论证着国际联盟的设想渊源于大同学说，无非是要证明，中国古代圣哲是世界文明和人类进化的先知，其实这恰恰表明中国上层人士对于帝国主义政治的无知。

为了在对外方针上取得较自由的发言权，2月16日，张謇等人又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由张謇、熊希龄、王宠惠、林长民等七人任理事。该会在成立宣言中指出：“中国向无外交政策，亦无所谓国民外交作用，每度交涉发生，政府临事仓皇，不知如何应付……吾人追源祸始，误于政府之无外交政策者半，误于国民不解国民外交作用者亦半。……同人不敏，爰设斯会，一方表示公正民意，一方力为政府后援。”⁽⁴⁷⁾该协会日后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政团。

上面几个官方和非官方机构，都是针对巴黎和会的召开而设立的，又均由研究系控制。随着欧战结束，在内政上失意的研究系，却立即在外交上活跃起来，他们将围绕外交问题而展开自己的政治活动。

外交总长陆徵祥是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1918年12月1日，陆徵祥偕其夫人乘火车启程离京，外交部暂由次长陈箓负责。陆徵祥的行程是，从东北经朝鲜至日本，再由美国赴法。由于当时巴黎和会还在筹备中，列强对于各国全权代表的名额尚未确定，因此中国代表的名单也未公布，但国务会议已内定由陆徵祥、驻法公使胡惟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此时尚未任命）五人为中国全权委员，当时一般称作“专使”。

陆徵祥行前，徐世昌曾召集会议讨论方针。段祺瑞发言，认为此次参战，宣布过迟，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取消其在中国的权益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以及修订海关税则；至于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声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当时政府的态度是“随机应付，没有确定”⁽⁴⁸⁾。后来由外交委员会拟出一个方案，包括破除势力范围，统一管理铁路；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该方案后由国务院电致中国代表团。由此可见，政府在讨论和拟订方案时，山东问题并不占重要地位，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12月9日，陆徵祥在驻日公使章宗祥陪同下，在东京拜会了日本外相内田。会谈中，“内田颇主张两国步调一致……至青岛问题，内田谓日政府将来必照前定交还中国之精神进行，惟照法律手续，形式上须俟日本向德取得后，再行交还中国”⁽⁴⁹⁾。对此，陆徵祥没有明确表态。日方提出青岛交还手续问题，其实质是企图继续保持其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强调“步调一致”，其实质是防止英美插手中国问题而由日本来包办，并约束中国方面的行动。总之，这次会谈一开始就给山东问题的解决投下了阴影。陆徵祥一行，于12月10日离日赴美。

顾维钧于1918年12月10日抵达巴黎。顾维钧，字少川，191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当年归国，任袁世凯和外交部秘书。1915年出使华盛顿，任驻美公使。在欧战期间，他密切关注着远东国际关系的演变，他曾在一份致政府的密电中指出，日本已构成对中国的最大威胁，英、法已没有力量顾及其远东利益，“英、法等国遇有中国事，往往先商日本，势若默认日本为东亚霸主”。他环顾中国的国际环境，认为：“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而美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因此他力主中国应追随美国参战，“若我助美入战，美国谊当还助，且有余力顾我防患未然”。他预料，美国“战后于国际上势力必更见扩充”，因此，“我助彼作战，将来国交上获益实属不浅”⁽⁵⁰⁾。显然，还在战争期间，顾维钧已确立了战后“赖美为助”的基本思想，他此次奉命出使巴黎，正是抱着这一基本思想前往参加和会的。

驻英公使施肇基晚顾维钧一日抵巴黎。施肇基，字植之，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后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洋务文案。民国成立后，曾任唐绍仪内阁的交通总长，1914年出使伦敦，任驻英公使。

王正廷于1919年初到达巴黎。王正廷，字儒堂，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辛亥后，曾任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民国二年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张勋复辟解散国会后，他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时任广东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他奉广东军政府之命前往美国办理外交事务，在陆徵祥逗留美国期间，为向国际社会体现国内南北一致，陆和王私下接洽后，王被陆接纳为中国代表，并由王取代驻法公使胡惟德的代表职位。

魏宸组于1919年1月5日被任命为驻比利时公使。他于清末留学法国，民国成立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后任唐绍仪内阁秘书长。他较早参预战后议和的准备工作，且擅长起草各类电文，因此陆徵祥选择他作为中国代表。

中国代表团其他主要成员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以及参事严鹤龄等，代表团秘书长是驻法使馆参赞岳昭燏。以上成员只限于参加代表团内部讨论。从代表团的整个组成阵容看，确是集中了清末民初以来一代外交人才，他们大多与欧美方面有着程度不等的历史关系，显然“亲日派”不占优势。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后，国内各界知名人士纷纷云集巴黎，他们当中有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张静江、徐谦等；研究系方面的梁启超、蒋方震、张君劢、丁文江等；还有旧交通系首领叶恭绰等，叶因不满于中日山东换文，愤而辞职，出游巴黎，经中国代表团聘为顾问⁽⁵¹⁾。他们都是来窥探和会进展情况的，都企图对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施加各自的政治影响，不论他们的派系与政见如何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他们都是皖系的政敌。

对于巴黎和会这样重大的国际外交活动，广东军政府是不甘心于被排斥在外的，必须争取参加和会，以向国际社会体现它的存在，争取列强对它的合法地位的承认。

1918年12月中旬，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致电南北和会主要斡旋者李纯，建议巴黎和会“由南北会同遣派代表，即为适当。例如北派若干人，南亦派若干人。此双方合派人员，北方一律正式任命发表。同时，南方亦一律正式任命发表”。他认为：“鄙意此项办法，原为求形式上统一之唯一良法，仍乞我公加电促成。”⁽⁵²⁾岑春煊提议南北政府分别任命代表，是要表明军政府的独立性，表示北方无权单方面任命代表。

为了造成一种南北和解的气氛，为即将召开的上海南北和会铺平道路，北洋政府决定接纳南方人士参加中国代表团，此时，陆徵祥已在美国和王正廷进行接洽。但是，由南北政府双方任命代表的建议，北京方面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一来，无疑向世界表明，北洋政府不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李纯也致电政府表示：“岑电调停之策，拟双方正式任命，殊属不妥。”⁽⁵³⁾然而就在函电交驰之际，军政府单方面任命了它的五位代表，他们是：大使伍廷芳、孙中山，特使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⁵⁴⁾。军政府这一举动，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孙中山致函谢持表示不能担任该职，他说：“南方派遣特使，未得国际承认，断然不能代表发言。且文亦不能受北方伪政府所委任，此事当然无从进行。若明知其不能代表、不能发言，而贸然前往，亦甚无谓。”⁽⁵⁵⁾此外，伍廷芳年事已高，本不便远赴巴黎，而北方的王宠惠当然也不会接受南方这一任命。但伍朝枢乐意受命，他于1919年3月抵法，他的到来及其身份问题，在中国代表团内部引起一场风波。

伍朝枢最初提议由北洋政府加派他为全权代表，理由是葡萄牙与中国地位相同，而全权代表却有六名。但北洋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尔后伍朝枢又提议，在原有的五名代表中抽换一人，由他顶替，但再次遭到拒绝。最后，为敷衍南方，北洋政府任命伍朝枢参加代表团内部讨论，但为伍拒绝。这样，伍朝枢实际上始终未能参加代表团，南方代表仍为王正廷一人。

三　巴黎和会开幕与山东问题的提出

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法国外交部大厅举行开幕式，陆徵祥和王正廷代表中国出席。会议选举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为大会主席（当时中国方面多称为会长或议长），美国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日本公爵西园寺公望四人为副主席。和会最高机构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各派二名代表组成，称作十人会议或五国会议。他们是：美国的威尔逊和蓝辛，英国的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贝尔福，法国的克列孟梭和外长毕勋，意大利的奥兰多和外交大臣索尼诺，日本的牧野伸显男爵和新田子爵。

会议规定美、英、法、意、日五国各为五名代表，巴西等国三名，中国二名，而古巴等国则仅一名。由于中国内定的五名代表均已到达巴黎，不便安排两名，因此陆徵祥仍旧将五名代表上报和会，但每次会议仅由其中两名出席。其他弱小国家大多也采取这一办法。中国代表排列顺序是：陆、王、施、顾、魏。

在中国代表中，较早注视并深入研究过山东问题的，是那位名气不大、资历甚浅的青年外交官顾维钧。还在战争期间，顾就在驻美使馆内设立了一个由他主持的研究小组，着重研究战后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山东主权等问题⁽⁵⁶⁾。1919年1月23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第三次会议，陆徵祥简要报告了中日山东换文的情况。他说：顺济和高徐两条铁路案，“系去年经阁议议决向日本借款建筑，于九月间签定预备合同。其内容我国政府准日本发行公债，先由日本银行垫款二千万元。当有交换条件，日本允将山东军队调回（现在移驻青岛），民政署撤废，警察归中国自办”，等等。在这里，陆徵祥讲得很清楚，政府是以顺济和高徐两条铁路的路权作为日本部分撤军的“交换条件”。铁路合同既然是作为“交换条件”而提出，那么也就不是一项孤立的经济合同，而含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北洋政府默认了日本势力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山东，否则日本决不会自行撤兵的。显然，铁路合同和日本撤军这两项于1918年9月24日同一天签订和商订的文件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而曹汝霖等人后来在为自己辩护时，均回避了这两项文件之间的联系这一关键问题，孤立地谈论两项协定。

在陆徵祥发言后，顾维钧当即发言说：山东问题、铁路问题以及中日间许多条约，“均由欧战发生，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现在和会已开，一切由欧战发生之问题，正须求永久之解决，我国山东问题，亦可公诸大会议决”⁽⁵⁷⁾。顾维钧的发言，实际上是否认了中日政府关于山东的各项换文，统统称之为“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因此必须在巴黎和会上重新提出、重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和会开幕之初，五强国在如何分配德国殖民地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在1月27日上午的十人会议上，临时改议日本代表提出的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要求，美国代表表示应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会议决定中国代表当日下午出席十人会议。

这天中午，中国代表们同往常一样，在顾维钧房间内共进工作午餐，只是陆徵祥称病卧床没有参加。1时许，顾维钧忽然接到美国远东司长密告，下午3时中国代表将出席十人会议说明山东问题。据顾维钧回忆，“这消息对每个就餐的人来说，都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⁵⁸⁾。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十人会议，时间紧迫，责任重大，由于陆徵祥称病卧床，已不能赴会，根据代表席次顺序，顾维钧提议王、施二人出席，施则推顾，王又推顾发言，最后决定，王、顾出席，而由顾代表中国发言。

当王、顾二人赶到会场时，十人会议成员均已就座。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首先发言，提出：“胶州租借地、铁路及其他德国在山东所享有之各种权利”，“要求德国以无条件之手续让与日本”⁽⁵⁹⁾。而对于山东“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⁶⁰⁾。由于事情来得突然，中国方面尚不及准备。顾维钧接着发言说：“此项问题关系中国利益甚大，深望联邦各国俟中国方面之意见表示后，再行审查定议。”⁽⁶¹⁾于是十人会议决定，翌日再度听取中国代表发言。

势态骤变，中国代表团陷入了困境。陆徵祥途经日本时，内田外相提出的是山东由德国交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就在数日之前，内田于1月21日在日本众议院演讲外交问题时还说：“即如胶州湾租借地，帝国政府从德国获得自由处分权时，自当遵行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关于山东中日条约关系交换公文条项，将该租借地还付中国。”⁽⁶²⁾而现在，日本代表发言却是“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

27日晚，陆徵祥与顾维钧约请美国远东司长密商对策，美方极为注意胶济铁路问题，一再询问中日间有无秘密协定，陆徵祥只得承认。美方表示惋惜，说：“二十一条之签字，为强力所迫，世界共知。至胶济铁路之成议，出于中国自愿，势难更改。”⁽⁶³⁾表示美方无力协助。

28日，王、顾二人再度出席十人会议。山东问题的突然提出与辩论，是中日两国间一场遭遇战，顾维钧在没有充分时间作准备的情况下，果断地采取了一项对策，即撇开中日间一切密约的束缚，而从山东的历史、文化等方面阐述中国对于山东的不容争辩的主权，从而冲破密约的束缚，争取列强的同情。他沉着镇定，不亢不卑，侃侃陈词：“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也……于国防上中国亦断然不容他国之争执也。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其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固无讨论之余地。是以如就本会承认之民族领土完整原则言之，胶州交还中国，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他感谢日本驱逐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但又指出：不能以“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最后，顾维钧坚定地表示：“本全权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接着，牧野发言，以“日本占领胶州湾后，迄至今日，事实上已为领属”为理由，企图让各国承认青岛已为日本“领属”的既成事实。牧野又说：中日两国“已有交换胶州湾交还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此等之公文，对于四国间亦认为有注意之价值也”。他是在向其他四强示意，中日政府对于山东问题已有协定，不必插手这一问题。然而威尔逊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他紧接着说：“日本代表将前项公文于会议时有无提出之意向？”意思是要求公布中日密约，因为他的十四条宣言，第一条就是反对签订密约。为此，牧野答称：“日本政府对于此事，决不至于反对，惟须待请训。”顾维钧深知，要借助欧美力量破除密约，首先必须公布密约，他当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中国政府极愿提出。”于是，会议主席克列孟梭决定：“中日两国务须将交还青岛之条件向大会声明。”这时，牧野改变昨日只字不提将山东交还中国的态度，转而表示：日本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须先由德国交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顾维钧针锋相对，立即表示对牧野这一姿态“尤为喜悦”，“但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他着重指出：“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顾维钧最后强调：德国没有将山东“转交他国之权”⁽⁶⁴⁾。辩论至此结束。

顾维钧的发言，立即引起热烈反响，美国方面威尔逊与蓝辛，英国方面劳合—乔治与贝尔福，相继走上前去，与顾维钧握手道贺，克列孟梭也声言道贺，意大利的奥兰多后来向陆徵祥表示，对顾维钧的发言“极赞美”。据顾维钧回忆，事后他还收到过徐世昌、钱能训及外交部的贺电。辩论获得成功。

顾维钧的发言，起到了以下四个作用：第一，迫使日本代表在交还山东问题上，由“一字不提”到表示愿意交还，只是在交还手续上继续纠缠。第二，迫使中日政府不得不考虑公布各项密约。第三，为中国争取收回山东主权奠定了法理依据。以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山东问题说帖，以及国内的广大舆论，大都以这一发言的基本精神为指导。第四，最重要的是，这场辩论使山东问题顿时成为中国方面最严重的问题，引起举国关注。山东问题成为中日两国斗争的焦点，中国在出席和会之初所准备的其他议案，现在统统让位于本不占重要地位的山东问题。

顾维钧这次发言，是中国代表在整个巴黎和会期间最重要的发言，一度赢得西方列强的同情，暂时扭转了中国方面的被动局面。他的发言叙述清晰，论证有力，措词得体，内容涉及山东的历史、现状、国防、地理、交通、经济、文化、宗教、俗尚等方面，表现出他的才干和胆略。顾氏本人也因之一举成名，成为民国一代著名外交家。这一发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积极维护了民族利益，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也是少有的一次机智勇敢的表现。

顾维钧的发言，使日本政府大出所料，立即指示驻华公使小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1月31日，小幡要求拜访外交部次长陈箓，因当日为中国旧历除夕，外交部放假，陈箓未见。后因小幡多次催问，陈箓只得于2月2日会见了小幡。

小幡首先说：“顾氏在会议席上并未与日本代表接洽，遽告各国新闻记者谓：关于山东之各项问题，中日两方面所订之秘密文件，无论何时可以发表。……顾氏此举是漠视日本之体面，且违反外交之惯例，兹奉本国政府之训令，嘱唤起贵国政府之注意，一面并请以此意电知贵国代表。”陈箓答称：“大总统注重两国邦交，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勿得过于激烈。今贵使既来提及此事，本国政府当更注意。”但小幡仍不罢休，继续对顾维钧进行指责说：“今顾氏并未得日本方面之同意，竟向新闻记者言明可以发表，日本政府殊不愉快。”陈箓以“本国政府亦未训令两代表（指顾、王）等言及此事”作了解释，小幡转而说：顾维钧指责二十一条为强迫签订，“抑知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中日约定关于合办胶济铁路及该铁路之延长，何尝非出中国之自由意思？……乃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显然，日方已看出顾维钧此举是企图以欧美势力破除中日密约，因此，小幡对陈箓表示：“总之，中国代表欲假借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无论日本能否受此抑压，而中国代表所恃之英国势力，已不可靠。”⁽⁶⁵⁾所谓英国方面不可靠，是暗示英日双方已有密约，英国不会支持中国。

小幡与陈箓会谈一事，并未就此了结，而是立即引起舆论界强烈反响，特别是英美在华舆论机关纷纷报道此事，并且大肆渲染，抨击日本。社会上且谣传小幡曾要求撤换顾、王二人。在国内外舆论抨击下，日方为避免事态扩大，请求中国外交部将会谈情况公之于众。为此，外交部于2月9日发表正式声明，否认撤换顾、王二人，并表示：“各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席上顾本国之利益，为正确之主张，为今日国家独立自存应有之义，他国绝无干涉之理。”⁽⁶⁶⁾

这时，公布中日密约问题，成为中外舆论和各界人士关注的中心。2月5日，和平期成会主席熊希龄密电唐绍仪，提议：“弟拟请双方各代表，目前将内政□□（暂缓）商议，以此次外交为第一问题，赶开临时紧急会议，联电政府，速照陆使（指陆徵祥）等所请，概将密约宣布。”⁽⁶⁷⁾同日，唐绍仪致电徐世昌，要求：“中日一切秘密条约得由我国全权代表随时提出，诉之万国公论。”⁽⁶⁸⁾2月8日，上海的南北和会尚未开幕，南北两位总代表即联名致电巴黎王、顾二人说：“闻在和会力争主权，至理名言，举国嘉许。……国土存亡，关系甚大，除电致东海一致主张外，望勿稍瞻徇，以竟全功，四万万国民自能为君等后盾也。”⁽⁶⁹⁾

在各方面催促下，政府同意公布密约。2月23日，钱能训致电朱启钤：“欧会主张国际公开，我政府亦决将各项密约提出大会，此项军事协定条件业经电达陆使，属其相机提出。”⁽⁷⁰⁾随后，政府陆续向南北和会提交了山东换文以及各项军事协定等密约。后来又经徐世昌和外交部批准，自3月14日起，向全国公布中日密约。是日，外交部将各项密约的印刷品交付各报馆陆续公布。

公布中日密约，无疑是对皖系势力的一次政治打击。这样，皖系势力和徐世昌、钱能训政府的冲突势必日益加剧。

自1月28日十人会议上辩论之后，中国代表团着手起草了山东问题说帖，并将中日密约附于说帖之后，准备一并提交和会。说帖由顾维钧执笔起草，2月11日，代表团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了初稿，在13日的第十六次会议上，代表团通过了说帖，同时决定先将说帖及密约分送美国、日本等国。

中国代表团之所以急于提出说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倚为靠山的威尔逊将于2月中旬暂时离法返国，因此必须赶在威尔逊离法之前提出说帖，以争取美国的支持。于是，中国代表团在说帖正式提交大会之前，“将说帖等件先密交美总统一份，据美国看法，谓为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和平，颇为满意”⁽⁷¹⁾。

但是，当中国方面按照惯例将准备提交和会的密约送往日方时，却遇到麻烦。2月15日上午，中方参事严鹤龄奉命前往日本代表团送交密约，日方由驻意大利大使伊集院、驻英大使珍田先后接见。日方问：这些文件“贵处系定今日送会，抑明日送会？”严答“不知”。因密约已译成英文，日方提出，要将英文密约和日文原件校对后，再答复中方，并说：“中日两国前有约定，凡交会文件，必由两国全权委员先行接洽。”严答“不知”。日方说：“阁下不知，陆总长必知。”⁽⁷²⁾意思也就是说，必须由日方答复并同意后，中方才能提交和会。

严鹤龄回来报告后，在当天中午召开的中国代表团第十八次会议上，针对日方一再提出中日双方遇事先予接洽一事，顾维钧向陆徵祥问道：“究竟政府有无与日本约定之事？”“前月英、法报上，载有总长过日本时，曾与日本政府接洽，对于和会之事，中日两国一致进行。”对此，陆徵祥否认道：“过日本时，与彼政府往来，全属礼节上之周旋，并无何种接洽。”顾维钧接着说：密约“当初送日本之意，本不过为手续上之圆到，并不待其答复。……所谓接洽二字，亦有界限，将文件送彼阅看，即可谓之接洽，不得谓接洽二字须得其同意也”⁽⁷³⁾。最后，陆徵祥决定：将山东问题说帖及中日密约，当日下午5点由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送交和会。

然而就在当日下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派其秘书官吉田茂⁽⁷⁴⁾来到中国代表团，先由严鹤龄会见。吉田茂重申：“两国订立密约，如有一方欲宣示第三人，当得他方同意”，企图阻拦中方提交密约。随后，顾维钧出面会见吉田茂，吉田茂说：“当日贵全权向五国会议陈述山东问题，若能于未陈述之前，向牧野男爵预为接洽，岂不甚佳？”责问顾维钧为何不“预为接洽”。而顾维钧则接过预先接洽这一话题，机智地反问道：“当时牧野男爵向五国会议提出山东问题，余等极不知悉，待临时会议电话通知赴会，始知牧野男爵已将此问题提出矣……阁下所谓接洽，即使欲接洽，何从接洽起？”⁽⁷⁵⁾言外之意是，日方口口声声说两国遇事先予接洽，而牧野在提出对山东的要求之前，为何不与中国方面接洽？吉田茂无言以对。这样，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及有关中日密约终于冲破日方的阻拦，于当日提交和会。

该说帖全称是《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说帖》，并附各项密约、条约、外交文书十九件。这是中国向巴黎和会提出的最重要的一项文件。说帖再次强调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同时，为了赢得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说帖特意将山东问题和西方各国在华利益联系起来，提出在山东“维持门户开放主义以普益各国”⁽⁷⁶⁾的基本方针，企图以此打破日本独霸山东的局面。“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是旧中国这个有着多种外国势力并存的半殖民地的外交特征，这一政策在某种情况下，也能够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如清末的“三国干涉还辽”即是如此。但是，这一政策的产生与实施，毕竟是无权掌握国家命运的表现，因此，这一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取决于列强间的斗争与妥协。现在，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又一次采用了这一政策，山东的命运将如何呢？

中国代表团于2月15日提出山东问题说帖之后，又陆续向和会提出了三个主要说帖。3月8日，提出对德、奥要求条件，其中对德提出九项要求，第一项即表示：“中国政府愿助长国际贸易，并推行各国在山东及中国他处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立意于收回胶州租借地之后，立即开放青岛及山东省内他处合宜地方，俾外人贸易居住。”⁽⁷⁷⁾可见该文件仍旧采取将各国势力引入山东的办法来排除日本势力。此外，还提出了归还德国在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的要求，等等。

4月15日，代表团提出废除1915年中日协定说帖，指出：“二十一条”的签订是日本强加于中国的，因此，“论其性质，应视为一种单方面之条约。”由于巴黎和会原则上只讨论战争期间的问题，为使和会有充分根据研究这一问题，说帖强调说：“此条约之全部，自直接发生于战争，研究此案，自当为和会职权内之事。且和会亦有修订其条文之资格也。”说帖还指出：1917年2、3月间日本和英、法相继签订密约，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意、俄两国也承认这一点。但这些均发生在中国宣战之前，而中国宣战之后的情况，“自与协约国允诺日本之时绝对改变，所处地位亦完全不同。有此理由，则英、法、意三国更无所用其联合赞许日本关于中国事务之要求，而其种种诺言，自当视为破毁矣”⁽⁷⁸⁾。这就是说，中国认为英日等密约，应随着中国对德宣战而作废。

在此之后，中国代表团还向巴黎和会提出了一项重要文件：《中国希望条件》。该文件的实质，是希望改变中国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文件在绪言中指出：“中国代表爰提出说帖，胪列诸问题，冀依主权国所不可少之土地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由诸原则而加以纠正，庶障碍消除，而发展得遂其自由，幸甚。”不难看出，该文件希望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使中国能够独立地自由地发展。文件提出七项希望：放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然而提出这七项希望的根据是什么呢？是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是对战后建立“新世界”的幻想。正如文件在结论中所说：中国方面知道所提希望条件，并非发生于战争期间，“然和平会议之目的，固不仅与敌国订立和约而已，亦将建设新世界，而以公道平等、尊敬主权为基础”⁽⁷⁹⁾。这就是中国方面提出希望条件的全部依据。但是，不是自己去挣脱锁链，而是指望系链者帮助取下锁链，其结果只能是彻底的失败。

5月14日，巴黎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复函陆徵祥，对于中国废除“二十一条”和希望条件两项说帖答复如下：“本议长兹代表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声明：再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充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⁸⁰⁾，拒绝予以讨论。

四　山东问题的交涉和失败

3月中旬，威尔逊返回巴黎。这时，五强国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激烈，巴黎和会的帝国主义性质日渐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各弱小国家的民族利益，统统成为列强斗争中的交易品而从属于列强的政治需要。中国的山东问题，于是也成了一个小小的砝码，被强迫放到了列强间权衡利益的天平上。

陆徵祥预感到情况不妙，他在致北京政府的密电中忧心忡忡地说：“各界人物对华议论观察之轻慢，种种情况，江河日下。关于我国山东问题，除某国（指美国）善意维持外，各国要人对我态度虽无不表示同情，然每以种种事实之关系，口吻多欲吐而仍茹。”陆徵祥从种种迹象中看出一个道理：“总之，强权利己之见，决非公理正义所能摇。”⁽⁸¹⁾他能够看到这一点，表明中国代表开始从“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中慢慢地清醒起来。

4月8日，陆徵祥会晤了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再次说明，“中国欲直接交还收回胶澳，并非含有拒绝日本，屏诸门外之意，不过愿于收回后实行开放门户主义，使欧美各国共享其益，不为日本一国独占。”⁽⁸²⁾他仍企图以维护欧美各国在山东的利益为招牌，争取列强支持中国的立场。然而用利益均沾来实施“以夷制夷”的方针，在巴黎和会上却难以奏效，因为列强间有更大的利益要交换，比较起来，山东问题是次要的。在1917年2月订立的英日密约中，英国承认日本继承山东以及赤道以北各群岛的德国权利，而日本则回报以支持英国对赤道以南的德属岛屿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小幡才得意地对陈箓说：中国代表想假借外国势力以抑压日本，但中国代表所恃之英国势力并不可靠。

4月16日，五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被排斥在外，未能参加。美国国务卿蓝辛提出一个新方案，内容是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先由巴黎和会暂时接管，俟山东开作商埠后，再归还中国。日本代表牧野起而抗议，认为山东问题中日政府已有协定，应由日本转交中国。对此，英、法、意三国代表均沉默不语，蓝辛方案未能通过。17日，在对德和约起草会议上，美国方面转而提议将山东问题由巴黎和会暂管改为由五强国处置，又遭日本反对。美方声称：“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一国独为处置。”结果，该方案经提交五国外长会议，将该条通过⁽⁸³⁾。这样，山东问题初步定为暂由五大国共管，但日本代表仍表示反对。显然，美国先后提出由和会及五国暂管山东，都是旨在反对日本独霸山东，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益均沾的方案。考虑到直接归还山东事实上已难以办到，北京政府复电陆徵祥，同意在山东必须交还中国的前提下，暂由五国共管。

但就在此时，意大利提出的对阜姆的领土要求为各大国拒绝，于是意大利首相宣布退出巴黎和会。意大利这一举动给巴黎和会造成一次小小的危机，同时却给日本带来良机，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态度立即强硬起来，并向和会施加压力，声称如不答应其要求，将随意大利之后退出和会。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只得重新权衡利弊，为使和会免遭破产，决定牺牲中国，满足日本要求。向为中国倚为靠山的威尔逊突然改变立场，意味着世界列强将采取一致立场对付中国，中国将单独承受东西方帝国主义联合的压力，这无疑使山东问题陷入了更加困难、复杂、严峻的境地。

4月22日，陆徵祥、顾维钧应邀出席五国会议，这是继1月27日、28日之后，中国代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最高会议。这时，日本提出在对德和约草约中，将山东问题单列一条，目的是要把山东问题从有关中国的条款中分列出来，使之不从属于中国问题范围。威尔逊首先发言，他一改同情中国的论调，认为：“中国、日本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之条约换文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之续约于后，而英法等国亦与日本协定条件，有维持其继续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此次战争，本为维持条约之神圣。”威尔逊在十四条宣言中，头一条即反对密约，现在却提出“维护条约之神圣”，而他要维护的这些“神圣”条约，大多是密约。顾维钧起而解释说：1915年条约为强迫所订，1918年条约是根据前约而来。这个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威尔逊反问道：“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⁸⁴⁾顾维钧只得含糊其词，因为他无法说出段祺瑞政府为借二千万日金而与日本“欣然”订约的实情。英国首相接着发言，他提出两个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一是按中日条约办理，二是按对德和约规定，由德国移交日本，要求中国从中选择一项。顾维钧表示反对。自这次会议后，山东问题的交涉急转直下。

4月24日，意大利首相离法返国。列强为使和会免遭破产，急于达成协议，以尽快完成对德和约的起草工作，互相作了一些让步，同时进一步排斥各弱小国利益，一切均由三国会议裁决（意大利退出和会后，五国会议改为英、美、法三国会议）。

4月29日，三国会议在讨论山东问题时，美国方面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因为日本方面多次口头表示将来把山东交还中国，因此蓝辛提出应以文字声明作为保证。日本代表珍田发言说：“欲得文据，是明明对于日本为无信用。”蓝辛说：“确系不敢相信。”珍田说：“此与日本国家体面有关。”蓝辛说：“国际予一文据亦寻常事，何与体面有关？”最后，珍田仍坚持不允而止⁽⁸⁵⁾。自意大利首相退会后，日本方面有恃无恐，得寸进尺，而美国则是步步退让，拆除了它的全部防线。

4月30日，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决定在对德和约中，将山东问题从中国问题中单列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山东问题共有三项条款，即有名的第一五六、第一五七、第一五八条⁽⁸⁶⁾，规定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均让与日本。由于日本代表的反对，三条款中没有写上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的字样。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

自山东问题交涉发生后，中国始而提出直接归还，继而退为五国共管；美国则最初提议和会接管，次而提出五国处置，最后仅要求日本以文字声明将来交还山东。但是，所有的妥协方案均为日本拒绝，山东问题完全按照日本的意愿而做出最终裁决。

4月30日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当日即探听到会议消息，并立即报告北京政府。但和会方面秘而不宣，没有将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立即公布。

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召见施肇基、顾维钧，通告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的决定。贝尔福说：“查山东问题，议决办法大致不外两端，政治权交还中国，经济权给予日本，谅中国必可满意。”⁽⁸⁷⁾将经济权和政治权分别而论，是不能成立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对此评论道，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政治控制名义的政治控制。

是日，中国代表团向三国会议提出强烈抗议：“查德人在山东权利，原于一八九七年之侵暴行为，今如是决定，是以暴易暴。日本在满蒙势力已极重大，若再益以山东半岛，则北京咽喉之渤海湾完全为日本所扼，而政治中心之首都，悉为日本势力所包围矣。”“三国会议欲维持和会不生破裂，竟以中国为殉，是中国运命反因参加联合国之故而为联合国之利益交换品。此种不信不义之处置，实属万难缄默。”⁽⁸⁸⁾

5月3日，陆、王、施、顾、魏五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请求辞职，指出：“总之，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祥等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谨合呈大总统，请即开去全权。”⁽⁸⁹⁾国务院随即复电一律挽留。

经过长时间激烈的讨价还价，对德和约草约总算起草完毕，列强决定5月7日将草约交付德国代表，而仅仅于前一日，即5月6日才正式公布于五强国之外的其他协约国成员。5月6日，陆徵祥与王正廷出席协约国大会，在看到对德和约全部文本后，陆徵祥当即发言抗议：“中国代表团对于三国会议所拟关于胶州及山东问题之办法，不得不表示其深切之失望之情。”“现中国代表团业已向三国会议提有正式之抗议，反对其所拟之办法，深望得以修正。倘竟不能如愿，则自今以往，本代表团对于上述条款，实有不能不保留之义务。”⁽⁹⁰⁾会议主席克列孟梭同意将这一发言载入会议记录。至此，中国代表正式提出对山东条款的保留意见。

5月7日，对德和约草约交付德国代表，并允许德国方面于十五日内可要求和会对草约作出解释。对此，陆徵祥致电政府说：“查此次和会办法，种种情形，实堪愤懑。……且对于敌国尚有十五天限期，准其质疑问难，而对五国外之各国，定稿以前秘不肯以示人，定稿后并无时期可以讨论，其对我情形，实为可慨。”⁽⁹¹⁾这正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充分暴露。

对德和约草约向各国公布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以失败而告一阶段。山东交与日本的条款已难以改变，但中国代表并不甘心就此签字，于是提出一个新方案，即和约可以签字，但必须加入中国对山东问题不能承认的保留意见，即“保留签字”。此后，中国代表团围绕“保留签字”这一方案，展开了困难的、长时间的交涉。

中国代表们所没有料到的是，由于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导致国内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

第三节　五四爱国运动

一　各界对山东问题的关注

当时身居巴黎的梁启超，对于山东交涉的种种内情自然是了解的，他一面在巴黎撰文向国际舆论呼吁，同时将各种情况迅速通报国内。3月9日，梁启超在巴黎发表文章，指出：“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还中国，日本不能借口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⁹²⁾3月11日，梁启超又致电国内的汪大燮、林长民，指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查自日本占据胶州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根本。去年九月，德军垂败，政府究何用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⁹³⁾这就明确地将矛头指向了皖系军阀。

与此同时，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联名致电中国代表，表示：“我等已再电和会，要求青岛等一切权利直接交还，及取消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一九一八年关于山东铁道各密约，请公等尽力主持。倘公等不能尽此职，请勿返国。”⁽⁹⁴⁾梁启超与国民外交协会之间，函电交驰，内外呼应，颇为引人注目。

随着山东交涉的步步失败，国内各群众团体纷纷发表通电或召开集会，向巴黎和会表示抗议。同时，随着外交失败原因的披露，人们立即将矛头指向签订各项中日密约的皖系政府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诸人。章宗祥于4月间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曾赶到东京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地向车中掷去”⁽⁹⁵⁾。上海的几个群众团体通过一项决议，指出：“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靳云鹏等种种卖国行为，日益加厉，为全国所不容，应请决议惩办，以除祸根。”⁽⁹⁶⁾4月20日，山东群众十万人在济南举行大规模集会，大会在致中国代表团的通电中表示：“现闻我国军阀及二三奸人阴谋卖国，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愤激……誓死抗争，义不反顾。”⁽⁹⁷⁾上述情况表明，各界群众正在自觉地紧张地动员起来。

在朝野各界人士中，研究系显得最为活跃，最为敏感。他们充分利用其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身份以及手中的舆论工具《晨报》，与巴黎的梁启超等人一道，不断报道山东交涉的种种最新动态。

4月30日，国民外交协会接到梁启超24日来电报告：“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⁹⁸⁾梁氏此电有两个意思，一是督促国民外交协会将山东问题已经失败的最新消息公之于众，二是公开呼吁拒签对德和约。林长民接电后，立即起草了一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文章，由外交委员会事务员梁敬交晨报馆发表。5月2日，《晨报》在头条位置以“代论”的形式，用大号字体登载了林长民署名的这篇文章。林长民在文中大声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⁹⁹⁾林长民此文不长，但文字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以他特有的身份，透露山东问题确实失败的消息，进而指出失败的原因为中日各项条约，呼吁四万万同胞起而抗争。该文发表后，向各界敲响了警钟，立即引起北京朝野人士极大关注。

5月2日下午，众议院在王揖唐主持下召开会议。安福干将光云锦发言说：“青岛问题各报登载有五国共同管理之说，宜电致和平会议时，加入直接交还中国字样，方保无虞。”⁽¹⁰⁰⁾王揖唐随即将这一动议付诸表决，多数赞成通过。

5月3日下午，国民外交协会做出几条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我国的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当夜，北京大学校园内一片沸腾，在法科礼堂聚集着千余名学生及外校学生代表，共同商讨行动方案。会议气氛异常激昂，有一学生当众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会议最后决定：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每周评论》后来评论道：“三日的一天，北京市民——政界、商人、学生，还有少数的军人——集了许多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外交会，一个是学界大会。前一个会议，决请政府在外交上取最强硬的态度……更于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个国民大会。后一个会议，决于次日（四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因为等不及五月七日了。”⁽¹⁰¹⁾这两个会议，一个以上层政界人士为主体，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这两部分力量都准备对山东问题公开采取行动，一页激动人心的历史篇章就要揭开了。

二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和各方面的评论

5月4日，因章宗祥刚刚回国，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设宴款待，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就在他们举杯投箸之间，五四运动爆发了。

1时许，北京十余所学校的三千多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他们手执书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标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面大白旗上写着的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¹⁰²⁾

爱国青年在天安门聚会的消息，立即报告到正在与曹、陆、章等人欢宴的徐世昌那里，徐世昌随即下令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妥速解决，不许游行。席散后，陆宗舆先行离去，大约在2时半左右，曹汝霖偕章宗祥一同乘车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这时，警察厅估计到学生将来曹宅示威，派了三四十名警察前来保护，但警察队长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

学生们在天安门举行集会后，决定到东交民巷向各国驻华使馆请愿。据《每周评论》记载，学生们来到东交民巷后，“先是打电话给美、英、法三国使署，他们都说很欢迎的，到西口的时节，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要让我们从美兵营和美使馆的里〈面〉经过。只有巡捕房坚不让走。大家只好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¹⁰³⁾因当天是星期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到门头沟旅行，学生们推举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福鼎四人为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一份说帖，内容是：“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¹⁰⁴⁾随后，学生们退出东交民巷，向曹汝霖住宅进发。

当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宅大门紧闭。据曹汝霖回忆：这时，“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章宗祥字）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涌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学生们到处寻找曹汝霖，曹躲在箱子间内甚至可以听到学生与其妾苏佩秋的谈话。曹汝霖接着回忆说：“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¹⁰⁵⁾未找到曹汝霖，愤怒的人群便放起一把火，章宗祥见事不妙，立即从锅炉房中跑出，被学生发现，将他痛打一顿。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人马赶到，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中国各阶层人民大众奋起发动的一场伟大爱国运动的开端。陈独秀在五四当天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文，集中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醒。他在文中指出：“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¹⁰⁶⁾他提醒人们这两个会议实质都是“分赃”，不能指望这两个会议给人民带来幸福与和平，必须抛弃对帝国主义和南北军阀的幻想，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自己起来担负救国责任。五四运动正是人民群众自己站起来向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展开的示威行动。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历史性的觉醒。

五四运动爆发后，立即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响，纷纷撰文、通电，对内外时局发表评论，重新认识欧战后的世界与中国。

5月9日，《申报》发表主笔陈冷血所写题为《图穷而匕首见》的时评，其中说：“欧洲和会之始，所谓公理之战胜也，所谓密约之废弃也，所谓弱小国之权利也，所谓永久和平之同盟也，今和会之草约已宣示矣，其结果如何？所谓中国之主张者，今犹有丝毫存在者耶？由此可知，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有成，自作其孽者，终不能幸免。……若不能自谋、自助而欲望诸人，则终归于空想而已。呜呼，国人其自奋。”⁽¹⁰⁷⁾严峻的现实使人们意识到不能依靠帝国主义解决问题，“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成”，而必须“自谋”“自助”。这个论点，同巴黎和会召开前的舆论相比，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国民外交协会原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耻纪念会，因五四运动刚发生，政府深恐再度引起动乱，下令禁止召开。国民外交协会当天就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长篇宣言：“青岛何地也？山东何地也？此邹鲁之名邦也，此孔孟之圣迹也。以我国之耶路撒冷，为数千年民族信仰之中心，文明吐露之源泉；……无端而有德国之豪夺于前，有日本之巧取于后，侵犯我文化之发祥地，弥天大辱，九世深仇，凡有血气，谁能忍此！”同时，宣言将矛头直指签署山东换文的皖系军阀：“因此换文曾借日本金圆二千万，此则应由当局者设法清还，与我国家何与，与我国民全体又何与也？”最后，宣言责问西方列强说：“公等既日以正义人道标榜于众，今乃许野心之国犹为侵略之举动，然则巴黎之和平会议，直无正义可言耳。威尔逊之种种宣言，直当视同取消耳。……若仍以野蛮之举动，而偏悬文明之招牌，竟容受此横暴侵凌之所为，则殊有损文明国家之声价，正义和会之威严，使人觉所谓正义云者，人道云者，其实际不过尔尔，则人类对于大同之理想，将绝望于今后之世界。”⁽¹⁰⁸⁾该宣言从列强对山东问题的处置中，看出“大同”理想的破灭，看出巴黎和会“直无正义可言”，应该说，这反映出中国某些上层人士也在一定意义上有所觉醒。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许多言论，是中华民族政治觉醒的集中体现。《每周评论》特辟山东问题专栏，李大钊在该栏撰文指出：“威尔逊君！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¹⁰⁹⁾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曾经是最动听的言论，现在，他以自己的行动揭穿了自己的谎言。《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更怒斥道：“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¹¹⁰⁾在他们的推动下，“五四”火种广泛而深入地燃烧起来。

综上所述，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置，深刻地教训了中国各阶层人士，从陆徵祥到陈独秀，都从不同的认识角度，程度不等地否定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个爱国运动，爱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具有最广泛的政治基础，爱国运动往往能够赢得最广泛的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曾经发动并领导过著名的“公车上书”的康有为，于5月6日迅速表态支持学生。他指出：“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举国愤怒，咸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太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希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他接着说：“在今政府或上承从前专制之旧，或以学生擅殴大僚为应有之罪，而忘今之为民国，政府只有奉行民意，而不得专擅也。”对于学生此举，康有为高度评价道：“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最后，他呼吁：“吾全国人宜唤醒以救被捕之学生，而日请诛卖国贼。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国贼。”⁽¹¹¹⁾康有为把五四运动看作是北宋末年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抗金的爱国行动的继续，或者看作是“公车上书”的继续，这说明他对五四运动的实质是不理解的。康有为尽管在政治上已堕落为保皇党人，但仍旧执著地保持着青年时代“公车上书”时那样的救国热忱，这在他晚年的历史上，还是值得称道的一页。

与广大进步舆论相反，皖系势力则充分调动其舆论机关，对五四运动大肆攻击。5月5日，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发表一篇题为《昨日北京各校学生之大捣乱》的评论文章，公开为曹、章二人辩护，并哀叹道：“吾人骤闻是种消息，几疑法兰西革命史所记载恐怖时代一般乱民之暴动，及路透电所报告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为之太息不已。”文章还指出：“当兹社会主义思想输入，民情易于激动之际，一任血气未定之青年为此无意识之纷扰，教育当局实不能不负相当之责任也。呜呼！曹、章所受之损害固为无妄之灾，而世道人心之变，已有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之势。吾书至此，不觉悲从中来也。”⁽¹¹²⁾

《公言报》这篇评论，反映出统治当局对于五四运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们所哀叹的，并不只是曹、章二人的焚屋被殴之祸，而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导致“世道人心之变，已有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之势”。他们凭着统治者所特有的政治嗅觉，察觉到这次事件非同寻常，而是“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

此外，梁漱溟在《国民公报》上撰文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¹¹³⁾梁漱溟的论点，试图脱离五四运动爆发的政治背景，孤立地从法纪的角度看待这一事件，实质上站到了人民运动的对立面，说出了反动当局不便说、不敢说的话。这篇文章当时就遭到进步舆论的猛烈抨击，是理所当然的。

三　五四爱国运动引起的政治波澜

在5月4日被捕的三十二名学生，因各方面出面保释，于5月7日上午全部释放。这时，教育界成为反动势力攻击的主要对象。在各种压力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5月9日晨不辞而别，离京出走。蔡元培临走前留下一个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¹¹⁴⁾

同时，教育总长傅增湘也提出辞职，经徐世昌于5月15日下令批准任命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暂行代理部务⁽¹¹⁵⁾。傅增湘辞职后，教育总长一职，政府提出由众议院副议长田应璜继任。5月16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大会，王揖唐发言说：教育总长继任人选，“大总统及钱总理亲对鄙人谈及，拟以田君应璜担任之。鄙人询及田君之意思，初不肯就，后以为既是本部党员，应听同人之公决。好在此举非本部所要求，乃大总统之意思”⁽¹¹⁶⁾。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听任政府处置。也就是说，田应璜准备走马上任，安福系企图染指教育大权了。

但是，田应璜将出任教育总长的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各界人士强烈反对。5月17、18两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连续召集会议，决定向政府提出挽留蔡元培、傅增湘等要求，如不获准，则于19日举行总罢课。19日，总罢课开始了，学联发表了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要求拒签对德和约，惩办曹、陆、章，同时指出：“教育总长傅公，大学校长蔡公，学问道德，中外推重，近来教育界有发皇振励之气，皆分二公之赐。而傅公则无端免职，蔡公则被迫远引，以致各校校长联翩辞职。日内复盛传政府将以品卑学陋之田应璜继傅公之后，似此摧残教育，国家之元气可伤。”⁽¹¹⁷⁾张謇也通电谴责说：“报载将有安福派继长教育之说。安福何派？派有何人？江海野人，无暇闻此。惟闻前此出钱收买议员，即此派人；则扫荡国人之廉耻者，此派人也；煽播政争之酷毒者，亦此派人也。若以此派人主持教育，岂将夷全国于牛马襟裾之列乎，抑将熏学子以犬豕盲躁之臊也。”⁽¹¹⁸⁾慑于舆论，政府只得悄悄撤销这一任命。袁希涛在5月21日致黄炎培的一道密电中称：“今日政府已声明撤回田教长之同意案。”⁽¹¹⁹⁾

蔡元培出走后，北京各校学生及校长纷纷督促政府挽留，同时，各校校长也纷纷提出辞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安福系大肆攻击蔡元培，但徐世昌、钱能训仍决定挽蔡。5月12日，袁希涛密电沈恩孚：“九日，大学蔡校长辞职，径行出京。直辖各校长亦遂辞职。各校员生，纷起请留。……涛昨见首揆，顷谒元首，均嘱部速留蔡。”⁽¹²⁰⁾13日，袁希涛再电沈恩孚道：“北京直辖各校长继续辞职者，因留蔡未有结果，均尚未允回校任事。各校学生代表每日开会。现状如此，深以多延时日，无法维持为虑。”⁽¹²¹⁾

显然，蔡元培的去留，在北京教育界造成极大影响。为尽快平息这一风潮，徐世昌于14日发布命令挽留蔡元培，命令说：“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¹²²⁾该令发表后，袁希涛于15日致电黄炎培说：“政府留蔡指令已发表，直辖各校长亦多允仍任职。蔡公已否过沪？倘对于挽留一节遽仍表示决绝，则风潮难息。”⁽¹²³⁾可见北京教育界风潮，与蔡元培的去留有着一定的直接的关系。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发生后，立即得到各地青年的响应，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救国十人团等团体，举行罢课，抵制日货，上街演讲，组织游行。天津、上海、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爱国运动都十分活跃，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签对德和约。

这时，北京、上海学联决定筹备成立全国学联，以便统一领导全国的学生运动，并派遣代表前往各地联络。6月16日，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河南等地的数十名学联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代表段锡朋当选为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为副会长，学联会址设在上海。全国学联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件大事，爱国学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极大地增强了全国青年的团结。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曹汝霖立即提出辞职。他在呈文中首先对学生的举动大肆诬蔑，随后对签订“二十一条”和铁路借款两问题作了辩解。关于铁路借款一事，他蓄意将责任推给徐世昌。他说：“至于济顺、高徐各路借款，汝霖比时兼长财政，适逢我大总统就职之初，政费军储，罗掘罄尽……而欧美各国战事方酣，无力接济。汝霖仰屋旁皇，点金乏术，因与日本资本家商订济顺等路借款预备合同。”接着，他又对铁路合同的性质解释如下：“此项合同内亦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果系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则此项铁路本属德国权利之内，何须另行垫款始能允此路权？”他认为，山东问题的失败，原因完全在英、法维持日本继承德国权利的密约，“汝霖决难分过”⁽¹²⁴⁾。

5月10日，曹汝霖又通电申辩：“中国铁路，除京绥一线外，均系借款修造，管理权自我操。该项合同（指顺济、高徐铁路合同），亦与现在已成借款各路合同性质相同，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他进而又说：“近年财政困难，借款为国家不能免之事实，而外交借款久为众矢所归，汝霖所自信者，历来经手借款，均无丝毫回扣……不特先例所无，窃恐后来借款未必有此优点。”为此，他申辩道：“名誉为第二生命”，“惟是他人嫁祸，重诬卖国，实难忍受”。最后他表示：“至青年学生不明事实，不辨是非，血气未定，受人煽惑，轶越常轨，其行为虽触犯国法，其心迹亦自可悯。所望嗣后主持教育者，补偏救弊，尽心启牖，不至以学生为党派私人供政争之用……则汝霖今日虽因误会而牺牲身家，章公使因误会而几濒于死，对于青年诸生，尤为厚望于将来也。”⁽¹²⁵⁾曹汝霖把学生运动认作是党派“政争”所引起，他所说的党派是指研究系。曹在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仍然坚持认为五四学潮是研究系挑动起来的。

5月9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提出辞职，在辞呈中解释了签订“二十一条”的经过，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撤销第五号条件，既保持了和平，又“俾我国权得以保全”；反之，“但若使臣只知意气而战祸顿开，抑或听其要求而国权尽丧……则今日和会有无列席之资格已属疑问”。接着，他同曹汝霖一样，将攻击矛头直指研究系。他说：“至于币制总裁任内，惟阪谷顾问一案关系日人。但阪谷系汪大燮上年赴日为专使时所面请，而又为梁启超财政总长任内所约订。……论以亲日资格，汪、梁为优，而陆、曹媚日头衔，日人方面或恐未愿容许也。”⁽¹²⁶⁾尔后，陆宗舆又在另一辞呈中辩白说：“况自通海数十年来，凡当外交之冲者，几悉为众矢之的。其间经历不得已之情形，非至时过境迁，事实渐著，则功罪无由而分。”他同样认为，五四学潮是“党争”的结果，说什么“始则由党争以引重外力，终则因外力以颠覆国家。以名爱国，实为祸国，以此救亡，实为速亡，朝鲜覆辙，痛史具在。”⁽¹²⁷⁾

章宗祥于6月初提出辞职，并在后来撰写的《东京之三年》书稿中为自己作了辩护。他同样指出，济顺、高徐铁路借款的原因在徐世昌，其借款背景是：“徐东海选任总统，南北罢兵，非巨款无以善后”，因此提出了这一铁路借款。中国当局原先考虑到，这两条铁路已于民国三年与德国订立了借款条约，日本占领青岛后，政府深恐日本有继承德国权利的意思，因此始终不与日本交涉。自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均废除，这两条铁路与德国已无关系，因而才与日本商谈两铁路借款问题。他认为，“在中国方面不过昔日借自德国者，今日借自日本，从新订立合同”，“与承继德人权利无涉”⁽¹²⁸⁾。

章宗祥对山东换文的辩解是，胶济铁路原为德国控制，现在与日本订约，由中日合办，“则中德旧案尽行撇开，完全为中国允许日本合办之新事业，与承继德人权利绝对不同。”“综观换文全体，在欧战未停之时，中国当局为补救临时及预防将来起见，与日本协定实为有利国家之事。”对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质问“欣然同意”一语，章宗祥反驳道：“在威尔逊之作此言，不过自卸其责，断章取义，初无价值。”⁽¹²⁹⁾

综上所述，曹、陆、章三人均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竭力辩解，但是，山东换文并不是孤立的协定，而是作为顺济、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交换条件提出来的。这一点，在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交的山东问题说帖中讲得很清楚：“一九一八年九月与日本订立草合同，借款筑路二道，此二路者，即一自胶济线至徐州连接津浦、沪宁铁路，一连接京汉铁路者也。日本政府以此合同之故，乃于同月二十四日换文中，允将胶济沿路日军除济南留一支队外，余均撤回青岛，并裁撤山东省内之日本民政各署。”⁽¹³⁰⁾陆徵祥在中国代表团第三次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这两项协定是“交换条件”。而曹、章的辩护均回避了这一点，而是孤立地解释两项协定。曹汝霖在其晚年的回忆中还申辩道：山东换文的核心是解决日本部分撤军问题，所以中国方面才有“欣然同意”一语，认为“欣然同意”这句话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指撤军等问题）。……哪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¹³¹⁾。

然而问题就在于，日本是以铁路借款换取部分撤军的，既然是交换条件，中国方面就必须付出代价。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是以两条与山东主权密切相关的铁路路权，换取日本部分撤军，并借得二千万日金，其实质就是，承认日本势力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山东。中国方面的解释是，两项协定均签自中国对德宣战之后，与日本继承德国权益无关。而日本的解释则是，胶济铁路与顺济、高徐铁路借款，原均属德国权益，而现在则均由日本接替，这就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益。巴黎和会基于帝国主义的种种考虑，支持了日本的论点，因而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遭到彻底失败。

鉴于曹、陆、章参预签订的各项中日条约，均与政府有着直接关系，特别是铁路借款更是与徐世昌上台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局势的发展还没有严重到舍车保帅的程度，5月8日，徐世昌下令慰留曹汝霖：“该总长从政有年，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流言诋毁，致酿事端，驯至毁屋殴人，扰害秩序。该总长因公受累，实疚于怀。……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所请应毋庸议。”⁽¹³²⁾5月14日，徐世昌又发布命令挽留陆宗舆说：“其于二十一条案件，与前外交次长曹汝霖协力挽救，所全尤大。……该总裁等相从办事有年，勋勤夙著，未可以流言附会，致掩前劳。……所请免职之处，着毋庸议。”⁽¹³³⁾但是，徐世昌的命令，终究无法挽救曹、陆、章的下场。

五四运动爆发后，安福系与各方面的矛盾也随之激化，《每周评论》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亲日主战派因为他们的爪牙受了委屈，便迁怒到林长民、蔡元培、吴炳湘三人身上。他们的机关报说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他们恨吴炳湘，是说他袒护学生，要政府把吴炳湘付惩戒……他们恨蔡元培，是把所有学界的举动，都归到北京大学。”⁽¹³⁴⁾

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是皖系骨干人物之一，但在学生问题上，他反对采取强硬手段。五四当天，他曾制止段芝贵出兵镇压，后又迅速释放被捕学生，为此他也遭到斥责。5月6日，徐世昌发布一道指责警察厅的命令说，5月4日，“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¹³⁵⁾

对于吴炳湘及警察厅的指责，不过是表面文章，因为对其“调度失宜，殊属疏误”，不能不有所表示。然而安福系对研究系的抨击便不同了，几乎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

研究系与皖系的矛盾由来已久，1918年9月，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因透露段祺瑞向日本借款一事遭到封闭。同年12月，改名《晨报》继续发行。《晨报》在12月1日的《发刊词》中愤然表示：“军阀干政，计吏卖国，持权者专恣宰割，而不顾民生民意……此诸病者有一不除，国家亡矣。”总之，他们将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对皖系实行政治报复，而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机会。

从现象上看，研究系在五四运动中的确是极为活跃的，据《每周评论》报道：五四发生后，“国民外交协会里，无日不开会，无会不激昂”⁽¹³⁶⁾。所以皖系也始终认为五四运动是研究系煽动起来的，是两系“党争”造成的。

自五四运动爆发后，安福国会准备提出一系列攻击研究系的弹劾案，对研究系的抨击达到了顶点。安福干将光云锦等人曾拟提出一个《请惩办妨害外交无责任之官僚政客建议案》，内称：“查自欧洲议和以来，大总统为慎重外交起见，于公府特设外交委员会，以为咨询机关……乃汪大燮、林长民等擅用职权，径电欧使，借破除势力范围之名，不惜将全国铁路置于各国共同管理之下。铁路为国家之命脉，汪大燮等宁不知之？乃不惜倒行逆施，倡此亡国之谬说，虽其计划未成，然彼等卖国营利之心，固已昭然若揭矣。又如梁启超者，自命名流，实同妖孽，趁欧洲和会之际，为自身活动之谋，领政府巨金，冒称以个人之资格为议和委员之后盾。梁启超自到巴黎之后，谬托政府委任，遇事干涉，并受外人贿使，不惜卖国求荣。……又煤油督办熊希龄，与汪大燮、林长民、梁启超等勾通把持，狼狈为奸，其罪尤不可逭。今国事败坏至于今日，可谓极矣。此种卖国求荣之辈，若不严加惩办，则何以彰国法而正人心？应请政府将上列诸人严行查办。”⁽¹³⁷⁾这份弹劾案，字里行间杀气腾腾，把安福系对研究系的愤恨发泄无遗。

同时，还有人准备提出《裁撤公府外交委员会建议案》，抨击该会委员滥用职权，遇事干涉，贻误外交，“今青岛失败之警报已见告矣，国民愤激同深，不可遏止。该委员会对于政府之外交方针毫无建白，惟以少数人之私利是图，坐视外交失败至于此极，其罪可胜言哉。应由本院决议，咨请大总统即日裁撤外交委员会”⁽¹³⁸⁾。实际上，不待这份弹劾案提出，汪大燮、林长民自知情况不妙，于5月3日自行解散了外交委员会⁽¹³⁹⁾。

同时，钱能训内阁和中国代表团也成为安福系攻击对象。有人企图对钱能训和陆徵祥等提出弹劾案，指责政府任命赴法全权委员未经国会通过，钱能训“违法失职，辱国丧权”，还谩骂“陆徵祥庸碌无能，依庇外国妇人以自重⁽¹⁴⁰⁾；顾维钧少年轻躁，略善英语；王正廷卑污龌龊，才可传教。政府不察，乃以此辈为专使”，斥责政府“昏庸错乱，轻举妄动，竟演成今日之失败”⁽¹⁴¹⁾。反映出安福系和钱能训内阁的尖锐对立。

但是，罗正纬等少数有正义感的议员，也准备提出《弹劾交通总长曹汝霖案》，指出：曹汝霖在辞呈中“仅言个人之私，横加学生之罪，无一词片语怜其冒难救国之情。只知有身家，不知有民，不知有国。”“该总长辞呈内，备述借款有功，以为国家筹借外款事项，非我莫属。是欲借外人之势力挟制政府，盘据要津，情词毕露。”“拟请政府立即免职，并从严查办，以张国纪，而顺舆情。”⁽¹⁴²⁾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固有的矛盾也随之尖锐化、公开化，互相指斥“卖国”“失职”，均欲置政敌于死地，其谩骂和愤恨的程度，几乎超过了对青年学生的攻击。统治阶层内部的这种公开化的分裂状态，造成他们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来镇压群众运动，并且极大地制约着政府当局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种种决策。

四　北京政府应付山东问题的初步方针

五四运动是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各派系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北京政府对于山东问题的考虑与处理也颇感棘手，未敢轻作决定。

自袁世凯死后，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是，中央政府权威甚小，各地区、各派系实力人物握有很大权力，因此政府在做出一项重大决策之前，往往先征求各方意见，以取得实力派的支持，山东问题也是如此。

5月12日，政府邀请参、众两院议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开茶话会，商讨对德和约签字问题。众议院秘书长王印川发言说：“在印川个人之意，与其签字而断送青岛，不如不签字之断送，他日尚可设法，故绝对主张不能签字。”⁽¹⁴³⁾这次茶话会，政府仍未拿定主意。13日，政府再次邀集两院议员商讨，议员们再次主张拒签和约。当日，国务院密电各省督军、省长：青岛问题，“此事国人甚为注重，既未达最初目的，乃并无交还中国之规定，吾国断难承认。但若竟不签字，则于协商（指协约国）及国际联盟种种关系亦不无影响。故签字与否，颇难决定。本日招集两院议员开谈话会，佥以权衡利害，断难签字为词，并谓未经签字，尚可谋事后之补救，否则铸成定案，即前此由日交还之宣言，亦恐因此摇动。讨论结果，众论一致。现拟以此问题正式提交国会，一面电嘱陆使暂缓签字。事关外交重要问题，务希卓见所及，迅赐教益，不胜祷致”⁽¹⁴⁴⁾。该电反映出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对巴黎和会的决定表示愤慨，“断难承认”，另一方面又担心拒约将危及与列强的关系，因此政府方面“颇难决定”。但安福国会则不同，而是“众论一致”地反对签约。安福国会之所以“众论一致”地反对签约，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南北和会期间，徐世昌、钱能训企图解散安福国会以达成与南方的妥协，因此国会与政府的矛盾相当尖锐，所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国会都采取了不与政府合作的态度。于是，国务院一面致电各省实力派继续征求意见，同时准备将山东问题“正式提交国会”，也就是将这一棘手问题推给国会去处置。

该电发出后，国务院陆续收到各方面回电。15日，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复电说：“阮电敬悉，极佩卢怀。窃谓青岛问题，关系国家之存亡甚重。又当此群情激昂之际，倘遽签字，国内或有沸腾之虞。若因此演出别项交涉，则办理将更棘手。故权衡轻重，似以暂不签字，徐图事后补救之说为较善。”⁽¹⁴⁵⁾湖南督军张敬尧复电说：“日本所谓继承权利，系衔接德国租约而言，殊不知租约已完全失效，继承之说根本上不能成立。……务祈钧座始终俯采民意，毅力坚持，无论外交如何变幻，不达收回目的，决不可迁就签字，自行断送。”⁽¹⁴⁶⁾

田、张二人均为皖系将领，那么直系态度又怎样呢？16日，江西督军陈光远致电国务院：“吾国为参战团一分子，并非征服降国可比，青岛为吾领土，关系国家主权，岂能不容我代表主张，和会遂自由处置？是不能施之于敌者，竟施之于我。……得失直关国家存亡，自当誓死力争，不能丝毫让步。如果抗议无效，惟有严拒签字。”⁽¹⁴⁷⁾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致电政府：“请速致电欧会陆、王两专使，对于日本要求单独解决青岛领土问题，誓勿签字。”⁽¹⁴⁸⁾

与此同时，安福俱乐部于16日召开全体大会，王揖唐发言说：“欧会如此主张，未免藐视公理，袒护强权，无论如何不能签字。”⁽¹⁴⁹⁾

北京政府一方面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派人士均反对签约，同时又考虑到完全拒约将不能参加国际联盟，担心被排斥于国际社会之外，并且还将失去一些有利条件，因此接受了中国代表团的“保留签字”的建议。5月20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国会提出山东问题咨文，表明政府方针：“现由专使等在会提出抗议，如果无可转圜，政府熟权利害，决定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已电饬陆专使遵照此旨提出声明。”⁽¹⁵⁰⁾

按例，对外条约应由政府签署之后再送国会审批，而钱能训政府这次却破例地先将山东问题咨文送交国会议决，其用意显然是要让国会来承担这一问题的责任。这时，上海的南北和会已经破裂，徐世昌、钱能训企图取消安福国会以达成与南方妥协的计划已经暴露，因此，国会与政府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钱能训内阁已成为安福国会的眼中钉，不可能得到国会方面的合作。

5月26日，众议院在讨论政府送交的山东问题咨文时，只是表示赞成政府提出的“保留签字”方案，但以该咨文并非条约，难以开议为由，拒绝列入议案，随即将该咨文退还政府，迫使钱能训内阁去独自承担这一棘手问题的全部责任。

五　五月下旬政局恶化

五四运动发生后，其范围逐渐由北京扩向全国，由学界扩大到各界，由下层扩大到部分上层，由自发性行动发展为有组织的行动。特别是南北和会破裂后，安福系分子猖獗一时，一再公开指责政府的内外政策，不断向徐世昌、钱能训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决定调整对内政策。此外，在对外政策上，北京政府在对德和约是否签字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尽管举国舆论均反对签约，但是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作了一番权衡后，决定服从帝国主义的意志。这样，在5月下旬，北京政府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公开主张对德和约应签字；二是严厉镇压学生运动。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在下令停止南北议和，单方面撤回北方代表的同时，还加强了对舆论界的控制。

5月23日，北京《益世报》被封闭，原因是该报曾转载一份山东第五师官兵反对出卖山东的通电，而山东督军兼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否认该师曾发此电，于是该报被封，总编辑潘智远等人并被逮捕。尽管研究系律师刘崇佑为他们作了长篇辩护，但他们仍以妨害治安罪、侮辱官吏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该报总发行人李雪舫等，也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

23日晚，京师警察厅开始派专人对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实行新闻检查。

21日，徐世昌下令，任命王怀庆任步军统领，替换了镇压学生运动不力的李长泰。

这时，日本官方也改变了五四运动爆发以来相对沉默的态度。5月21日，日使小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一份抗议照会，其中指责道：“外交委员会委员，干事长林长民君，五月二日，晨报、国民公报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内有：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似有故意煽动之嫌。此事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生酿成纵火伤人暴动之事，本公使之深以为遗憾者。”⁽¹⁵¹⁾

5月25日，北京日本人所办的《顺天时报》公布了小幡照会。同日，林长民向徐世昌提出辞职。辞呈中说：他撰文“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务乞大总统准予开去外交委员，暨事务主任兼差，俾得束身司败，以全邦交”⁽¹⁵²⁾。林长民的辞职书，不如说是抗议书，不少报刊予以转载，并就此发表评论，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同日，徐世昌对学生运动下达一道措词强硬的命令，禁止集会、游行、演说、散布传单，否则就要实行镇压。令文说：“着责成京外该管文武长官剀切晓谕，严密稽察，如再有前项事情，务当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¹⁵³⁾

在这期间，北京政府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主张对德和约应当签字。政府的考虑是，签字是有害的，而不签字也是有害的，两相比较后，认为签字的危害轻一些，于是决定签字。驻法公使胡惟德等人也力主签字。

5月24日，国务院致电各省，通告政府签约的决定，同时再度征求各地意见，意思是希望支持政府的决定。电称：“经熟思审处，第一步自应力主保留，以俟后图；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当经征询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及前段总理意见，亦属相同。因时期促迫，已于昨日电复陆专使照行。”⁽¹⁵⁴⁾同日，为配合政府这一决定，段祺瑞亲自出马，致电各省军政高级官员，力主签约。他说：“欧洲和约事，当局最后主张，业经电达。青岛问题，顾、王两使争执直接交还，国家有力，未尝不是……以英日现在之国力，我欲一笔抹煞得乎？”“欧约如不签字，国际联盟不能加入，所得有利条件一切放弃”。他还攻击爱国学生运动是“借爱国以祸国也”，要求各地维持治安，“赞襄政府”⁽¹⁵⁵⁾。这是段祺瑞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头一次公开表态。他公开宣传失败主义论调，甘认我国无力直接收回青岛，无力与英、日对抗，因而只能俯首签约。

以上两电发出后，一时间泛起一股浊浪。5月25日，安徽督军倪嗣冲复电响应政府决定，他首先重复段祺瑞的论调，认为我国国力弱，因而无法直接收回青岛，最后表示：“今但以青岛之故拒绝签字，若将来争执无效，或反将其他有利益之条件同归消灭，则失败更甚于今日，而挽救亦绝无希望，固不如断之于先之为愈也。”⁽¹⁵⁶⁾倪嗣冲的电报，把失败主义理论发挥到了一个高峰，他们看问题的出发点，不是怎样去争取成功，而总是考虑如果失败怎么办。

但是，这段时间大多数实力人物要么不表态，继续沉默，要么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河南督军赵倜就是一个典型。他于5月26日复电段祺瑞表示：“倜一介武夫，智识短浅，事关国际，唯一听政府之主持。”⁽¹⁵⁷⁾

北京政府在5月下旬对内采取的一系列强硬措施，造成全国的政治气氛更加紧张。但是，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仍然在向前发展，运动的广泛性达到了空前规模。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有时甚至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例如，直系、研究系同皖系的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他们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因此，统治阶级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来镇压群众运动。局势的发展究竟有利于何方，决定于下一阶段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

六　六三运动和罢免曹、陆、章

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继续上街演讲，警方根据徐世昌5月25日命令，逮捕了一百七十余人，均监禁在北大法科。但是，爱国青年没有被武装镇压吓倒，6月4日，他们仍旧上街演说。这一天，警方出动马队冲撞学生，并逮捕七百余人。因北大法科校舍已收容不下，警方便将马神庙理科校舍也用作临时监狱。同时，警方在法科校舍外东、西两侧搭起二十多个供军警驻扎的帐篷，将法科校舍紧紧围住，如临大敌。

军警连续两日的大逮捕，没有使爱国学生畏缩。5日，他们再度冲破阻挠，勇敢地走上街头，分路演讲。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向全国各界发出宣言，坚决要求罢免曹、陆、章，指出国贼不除，挽救外交则无希望。在学生们的不懈斗争下，北京政府为避免事态更加激化，于同日释放了被捕的近千名学生，并撤走了包围北大的军警。然而北洋政府的这一暴行，早已激怒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于是上海爆发了伟大的六三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后，上海学生随即行动起来。当6月3、4两日北京军警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学生纷纷罢课，以示声援，并分头动员工界罢工，商界罢市。5日，上海的部分工厂、商店举行罢工、罢市。这样，加上学生的罢课，开创了史无前例的“三罢”斗争，声援6月3日大批被捕的北京学生。所以人们把上海的这次斗争和由它掀起的全国斗争称作六三运动。六三运动把五四运动发展到了最高峰。

5日这天，上海的许多商店门前贴着“不诛卖国贼不开市”、“要求政府夺回青岛”等标语，其中也有劝告群众“切勿暴动”的。在一家书局门前贴有一副对联：“罢课救亡，罢市救亡，我两界挺身先起；民心不死，民国不死，愿大家努力进行。”三罢斗争表明，各界群众的救亡运动正在融为一体，人民的力量得到空前的增强。

6月5日以后，上海参加罢工的，计有纺织、机器、印刷、电车、汽车、码头、轮船、烟厂等行业的工人。6月10日，沪宁铁路工人也开始罢工，从而把罢工运动推向高潮，使沪宁线处于瘫痪状态。六三运动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中国无产阶级出于政治要求而自觉地举行政治罢工，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开始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这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不久，“劳工神圣”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

对于上海的六三运动，安福系的机关报《公言报》发表评论说：“北京学生酿成风潮后，上海方面继以罢市风潮，此二风潮表现后，已将此次骚动全系借对外问题以实行对内之内幕，次第暴露。吾人对于学生、商界之真爱国者，固只有馨香膜拜，而对于黑幕中之唆动人物，与夫一切过激自扰之举动，则良心上实不能赞成，且亦不能效研究派报纸之一味火上浇油。”⁽¹⁵⁸⁾安福系总是站在派系立场上，用派系眼光看待一切，因而也把一切事件看成了派系斗争的产物。他们既把五四运动认作研究系所为，现在又把六三运动归之于研究系的“唆动”。

与《公言报》相反，研究系的《晨报》对于六三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该报以《破天荒之工人总同盟罢工》为题，发表特约通讯，指出：“工界罢工实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又为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足见我国工界业已觉醒，且有相当团结力，此诚最近所最可注意、最可特笔之事实也。”⁽¹⁵⁹⁾当大多数报刊，甚至包括一些进步报刊，尚未对上海的工人行动的历史意义做出评价时，研究系已经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觉醒，工人阶级参与政治已经开始，并认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件，可见研究系的政治眼光是相当敏锐的。

在上海燃起的“三罢”斗争烈火，迅速烧遍各地，特别是天津、汉口等大城市，“三罢”斗争均形成相当规模。各地许多商会组织了不少大规模的罢市活动，如天津总商会于6月10日举行全市罢市，使得京、津当局极为恐慌。商界运动除了政治要求外，其一大特点是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与学界的联系也比较密切。强大的六三运动，压倒了北洋政府与皖系的嚣张气焰，一举扭转5月下旬以来的不利局面，迫使当局不得不再度考虑调整其内政方针，以平息事态。同时，由于群众运动的声势再度高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随之更加复杂化、尖锐化。

六三运动发生后，各地局势发生了激剧变化，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特别是各地直接面对群众运动的军政官员，感觉继续维护曹、陆、章已经得不偿失，部分地方军阀在镇压群众运动的同时，又向当局进言，要求罢免曹、陆、章，以平息事态。

身处“三罢”斗争中心的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于6月8日联名致电徐世昌等人：“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处，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永祥等伏查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集，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现上海学界既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商界亦曾有电请求，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亦不敢壅于上闻。可否查照上海总商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一并免职，明令宣示，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力顾大局之意。”⁽¹⁶⁰⁾

在全国一片诛讨声中，曹、陆、章也是如坐针毡，自知不能恋栈下去了。6月4日，章宗祥向徐世昌提出辞职，自称“一月以来，伤势虽渐平愈，旧恙日形增剧。伏思驻日使职殷繁，断非孱病之躯所能胜任，惟有恳乞钧座俯念下情，准予免去驻日本全权公使本职，俾得侍奉老父，退居田间。”⁽¹⁶¹⁾6月9日，陆宗舆也再次提出辞职。5月20日左右，曹汝霖曾再次辞职，北京政府仍表示“所请辞职之处，仍毋庸议”，同意给假二十日。6月9日，曹汝霖假期已满，当日《公言报》披露一条消息：“交通总长曹汝霖氏给假二十日现将届满，闻已拟就辞呈，决意引退。政府方面亦有照准消息云。”⁽¹⁶²⁾显然，这是《公言报》有意放出风声，为曹、陆、章下台作舆论准备。

鉴于局势日益严重，北京政府最终决定“舍车保帅”。6月10日，徐世昌发布如下数道命令：“交通总长曹汝霖呈请辞职，曹汝霖准免本职。”“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因病呈请辞职，章宗祥准免本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因病一再呈请辞职，陆宗舆准免本职。”⁽¹⁶³⁾罢免曹、陆、章，是五四运动取得的头一个直接的胜利。

徐世昌的三道免职令，均说曹、陆、章呈请辞职，但曹汝霖在其回忆中却否认此事。他说；徐世昌“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他认为，徐上台后，一直企图“抑制合肥势力”，上海的南北议和就是这个意图。“适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即利用此机以剪除合肥羽翼……不先设法令我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¹⁶⁴⁾。但是曹汝霖这段回忆不尽符合事实。如前所述，五四运动发生后，他们三人先后提出辞职，但政府均予挽留。情况大约是这样的：在政府挽留他们之后，由于局势激剧发展，十分紧迫，于是徐世昌不待曹汝霖再度辞职，即下令辞职照准。此外，陆宗舆于9日辞职时，已当即获准。因此，三人下台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

曹、陆、章免职令下达后，段祺瑞即怒气冲冲到团城对曹汝霖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段大骂徐世昌，说曹汝霖等“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¹⁶⁵⁾说罢即悻悻而去。平日极少作诗的段祺瑞，后来曾写下五言长诗一首赠曹汝霖，以掩饰自己，其中有句曰：“不佞持正义，十稔朝政里。立意张四维，一往直如矢。”⁽¹⁶⁶⁾此外，他还为曹汝霖作了种种辩护。

曹汝霖从此退出政界，自号觉盦，据说是取古人年至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意思，不过从他年近九旬写下的回忆录来看，他仍然不知自己一生之非。

第四节　继续动荡的政局

一　北京政府的政治危机

北京政府罢黜曹、陆、章，不是孤立的事件，必然引起政治上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北洋政权内部发生了一次不小的政治危机。

徐世昌是在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即将开幕时登台的，当时他也曾一度踌躇满志，企图借助两个和会推行其内外政策，以此奠定其统治基础，然而半年来，两个和会相继失败，使他陷入内外交困之中。

6月11日，即罢免曹、陆、章的次日，徐世昌向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辞职，其主要原因就是两个和会牵涉到的内外政策问题。他在辞职咨文中说：关于对德和约，“原拟全约签字，惟提出关于胶澳各条声明保留，此项原属不得已之办法。但体察现情，保留一层，已难办到。……内审国情，外观大势，惟有重视英、美、法各国之意见，毅然全约签字，以维持我国际之地位。……惟是国内舆论，坚拒签字，如出一辙……欲以民意为从违，而熟筹利害，又不忍坐视国步之颠踬。此对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关于上海的南北和会，他说：“乃沪议中辍，群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决之方；在中央欲进和平，而终乏积极进行之效。……此就对内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¹⁶⁷⁾

与此同时，内阁总理钱能训也提出辞职。

徐世昌选择这个时候辞职，以及辞职咨文中反复谈论的两个基本问题，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其实，他并不准备“引咎”，在他的6月11日日记中，对辞职这样重大的事只字未提。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总统一职非己莫属，是没有别人可以替代的。因此，他的辞职必然引起各界人士纷纷挽留，他企图通过挽留来换取各界对其内外政策的支持。徐在辞职咨文中清楚表明，他是因其内外政策无法推行而辞职的，因此，挽留他也就必须支持其内外政策，从而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以退为进，后发制人，是徐世昌惯用的权术韬略。

果然，徐世昌辞职立即引起震动。尽管安福系对徐极为不满，但如徐倒台，势必导致更大的政治危机，因此，当徐世昌的辞职咨文送到国会后，当天便由参、众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亲自登门退还，李、王二人并联名发表通电：“查现行约法，行政之组织，系责任内阁制，一切外交、内政，由国务院负其责任，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规定。且来文未经国务总理副署，在法律上不生效力。当由盛铎、揖唐即日躬赉缴还，吁请大总统照常任职。”⁽¹⁶⁸⁾是日，段祺瑞也亲至徐宅挽留，接踵而来的便是全国性的挽徐浪潮。

各地挽徐电甚多，基本内容不外三条，一是挽徐，二是表明对德和约签字的态度，三是表明对再开南北和会的态度。其中一、三两条均不难表态，关键是第二条。在挽徐通电中，支持对德和约签字的有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树元，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福建督军李厚基、山西督军阎锡山、四川督军刘存厚、甘肃督军张广建、凇沪护军使卢永祥。一度反对签约的江西督军陈光远、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又转而支持签约。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今保留一层，既万难办到，则两害取轻，不得已签字，亦无不可。”一时间，“两害取轻”、“全约签字”的叫喊甚嚣尘上。前一阶段出现过的“如出一辙”的拒约呼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但是，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不少实力人物的通电，或仅言挽徐，不谈其余；或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奉系张作霖、豫督赵倜、湘督张敬尧、浙督杨善德等，在他们的通电中除对徐恭维一番“负亿兆付托之重”不能去职外，其余皆敷衍搪塞之语。

当不少人郑重其事地通电挽徐时，安福系早已识破徐世昌的意图。就在徐世昌提出辞职咨文的第二天，《公言报》发表安福系“某君”的谈话。“某君”以讥讽的口吻说：在当前的局势下，“想大总统亦不忍拂衣而去，以负天下苍生。此种咨文表示，只可当一种发牢骚之文字观也。”⁽¹⁶⁹⁾

在各方面挽留下，徐世昌当然懂得适可而止，于是乘势收兵，再不言“引咎”了。

然而徐世昌可以挽留，钱能训则不能挽留。参、众两院议长早已讲明：现在为责任内阁制，一切问题由内阁负责。因此，钱能训的倒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6月13日，徐世昌下令：“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钱能训，迭呈辞职，情词恳挚，钱能训准免本职。此令。”⁽¹⁷⁰⁾但是钱能训去职，并未使局势稳定下来，在继任总理人选问题上，安福俱乐部与徐世昌的斗争几乎白热化。随着继任总理一再难产，徐世昌由辞职而换取的“两害取轻”的微弱支持，又顿时化为泡影。他所换得的，是山东请愿团进京，和吴佩孚的一系列强硬通电。

当钱能训提出辞呈时，全体内阁成员均照例提出辞职。由于事情发生突然，难以立即组成新内阁，徐世昌仅同意钱能训一人辞职，其余阁员一律暂时留任。徐世昌决定先组成一个临时性内阁，同时尽快决定继任总理人选。然而在当时那种局面下，没有人愿意出任代总理一职。为此，徐世昌决定，按现任内阁成员的席次顺序，由排列在前者出任代总理。北洋时期内阁成员的席次排列，首为外交总长，但陆徵祥远在法国；次为内务总长，而该职为钱能训兼任，已连同总理一并辞去；再次为财政总长，于是时任财政总长的龚心湛被指定为代总理。

龚心湛是无可奈何而主持这个看守内阁的，就职当天，他立即通电各省表示：“比者幹揆（钱能训字幹臣）坚辞引退，心湛迫于主座重委，辞不获已，于本日到院暂任维持，声明十日为期，务希公推贤能继任揆席，斡旋大局，是所至跂。”⁽¹⁷¹⁾

按照规定，国务总理人选应由总统提名，再经国会通过。为此，身为总统的徐世昌和盘据国会的安福俱乐部，都在考虑他们认为适当的人选。

徐世昌清末任东三省总督时，幕下有两位颇为倚重的心腹，一位是奉天右参赞、后任顺天府尹的钱能训，一位是奉天左参赞、后任黑龙江巡抚的周树模，两人形同徐世昌的左右臂。钱能训既下台，徐便有意由周树模接替钱任总理，以便于继续操纵国务院。

安福系的考虑是，徐世昌上台后处处和安福系作对，因此钱能训下台后，他们决不容忍再由徐世昌的人继任，决意由皖系人物出任总理，以控制政府。安福系考虑的总理人选是当时任农商总长的田文烈。田久在袁世凯幕下任职，为老北洋系军人，清末曾任陆军部副大臣，民国后曾任河南都督。

但是，田文烈坚决不肯出任总理，同时龚心湛代职十日已满，急于求去，为尽快结束内阁危机，徐世昌决定将周树模、田文烈两人选公开提出，正式征求安福俱乐部意见。6月28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议员大会，徐树铮也出席坐镇，并对周、田二人作了介绍。接着王揖唐宣布进行辩论，安福干将克希克图发言说：“南北议和，北则北洋派为政治中心，南即滇、桂两派是也。内阁总理为解决时局之中坚，自以与北洋派关系较深者为适。田君为北洋名宿，故鄙人赞成田君。”⁽¹⁷²⁾对此，附和者甚多。最后，王揖唐宣布进行表决，表决结果，赞成周树模的仅两人，其余全部赞成田文烈。周树模为安福俱乐部否决，实际上等于非正式地被国会否决。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田文烈仍坚不肯上台组阁，于是又有人秉承徐世昌之意，再度游说周树模组阁。但是，安福系决心与徐、周对抗到底。因当时盛传徐世昌执意提名周树模，《公言报》于7月8日发表某议员谈话，声称：“或曰总统已拟定周树模，或曰国务院已准备咨文提出，吾人则极为疑虑，以为大总统既征求意见于先，多数既赞成田而反对周也，何以大总统必欲提出吾等已经表决少数之人，强求同意？要知当议员者，当日之我万不能与昨日之我挑战，既经表决，当然服从党议，头可断，志不可夺。……如强迫横来，则吾人牺牲地位，在所不辞矣。”⁽¹⁷³⁾这番谈话，俨然要同徐世昌决战到底。结果，周树模最终未能获得提名。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继任总理问题，长时间未能解决。

问题不在于继任总理问题解决与否，而在于龚心湛这个看守内阁是个权威甚小、地位十分软弱的过渡性政府，对任何重大问题均无力做出决定。在龚心湛主持下，北洋政府在对德和约签字问题上，演出了一幕幕荒诞的笑剧。

二　英美在华势力对山东问题的态度

关于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置，英美在华势力同各自政府之间持有不同政见，其代表人物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

芮恩施于1913年出使中国，在历时六年的驻华公使任内，竭力维持“机会均等”、“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芮恩施焦虑地注视着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一再提请美国政府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他始终鼓励美国加强对华投资并提供贷款，以便让中国从对日本的依赖中摆脱出来，但成效甚微。

战争结束后，芮恩施在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日本“利用大战和协约国自顾不暇情况，使中国落入与它缔结秘密军事同盟的圈套”。他明确指出：“只有拒绝承认日本过去四年来在中国秘密操纵的种种结果，特别是日本在山东建立的政治势力和特权地位，才能避免这样一个结果：要末使中国成为一个军事独裁国家的附庸……要末引起列强在华因建立势力范围和地方特权而不可避免地进行军事斗争。”⁽¹⁷⁴⁾同中国广大舆论一样，芮恩施也认为，随着中国对德宣战，日本无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在巴黎和会前期，英、法、美、意驻华公使曾一致采取行动，抵制日本继续单方面向中国贷款，单方面向中国提供军火，以防止中国进一步倒向日本。正当欧美在华势力为抵制日本而积极活动时，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处置的消息传来了，芮恩施十分懊丧，他认为：“这个决议使人们丧失了对国际联盟的一切信任，因为它把这样一种丑恶行为做为它的重大决策。”⁽¹⁷⁵⁾他还认为，威尔逊和毫斯上校对日本退出巴黎和会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毫斯上校错误估计了这一点。

当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竭力想把这一运动说成是排外行动，与义和团相提并论，企图怂恿英、美共同镇压运动。当芮恩施得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准备对六三运动采取严厉措施时，立即指示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不要介入，让日本单独去承受运动的打击。因为他看出：“这个运动是单只反对日本的，幸而与我们无关，也没有排外的意思。”

芮恩施甚至对五四运动作出这样的评价：“从巴黎和会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¹⁷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是同情的，认为：“对学生们正在为祖国的自由和复兴而奋斗的目的和理想，没有一个人会不表示同情。我对此也寄于深切的同情。”⁽¹⁷⁷⁾芮恩施作为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代表之一，他所认识到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基本上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而言的，与中国人民真正的民族觉醒是有区别的。但是，他能够看到中华民族正在觉醒，并寄予同情，因此也不失为一位资产阶级有识之士。

6月6日，北京英美侨民协会召开会议，芮恩施和英使朱尔典均出席。会议最后通过一项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指出：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必将造成严重后果，“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罪恶的后果不但破坏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而且也否定了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如果中国的近邻日本现在代替了德国（其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心在地球的另一边），那么这种罪恶的后果还将会大大地加重。因此，我们北京英美侨民协会的全体会员决定向英美政府建议，主张凡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应该拟订和贯彻一项不会危及中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公正的解决办法”⁽¹⁷⁸⁾。这个决议，可以说集中代表了英美在华势力对山东问题的意见。直到8月22日，天津英国商会还致电英国外交部，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芮恩施由于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政府的意见分歧日益加深，6月7日，他向威尔逊提出辞职，并在辞呈中提醒美国政府，如不改变对华政策，“美国将要不可避免地丧失在中国一百四十年来工作的成果”。

从总体上看，欧美方面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基本采取旁观的态度，即如芮恩施所说，“既不要鼓励也不要反对这个运动”。在山东问题上，英美在华势力与各自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态度有着明显的意见分歧。

三　一个独特的军阀——吴佩孚

直系和皖系的矛盾早已存在，在护法战争和新国会选举中，两系公开发生冲突，南北议和破裂以后，其矛盾又进一步激化。五四运动的爆发，无疑为直系提供了一次打击政敌、捞取政治资本的时机。

直系的主体“长江三督”，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是皖系的对立面，不满皖系的内外政策，力主南北议和；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参预镇压群众运动。特别是湖北督军王占元，曾制造“六一”大惨案，军警刺伤示威学生多人⁽¹⁷⁹⁾。因此，在护法战争中因主和罢战而名噪一时的“长江三督”，这时被戴季陶斥为“长江三毒”。总之，他们并未因与皖系的对立而站到人民群众一边。

六三运动爆发后，李纯的幕僚白坚武力劝李“应时而起”，借助运动的波澜，促成直系崛起，然而李纯却没有这种胆略。7月初，全国学联代表许德珩等到南京要求会见李纯，他称病不见，将学联代表拒之门外。但是，直系诸将领中，却有一位才略和胆识颇为与众不同的将领吴佩孚，他应时而起，介入了五四运动。

吴佩孚基本上是在南北议和破裂之后才开始介入五四运动的。作为一个手握重兵、驻戍南北交战前沿的北洋高级将领，吴佩孚的言行确有不少独特之处。

6月9日，在三罢斗争的高潮中，当各地大肆镇压群众运动之际，吴佩孚向徐世昌拍发了一份电报，公开站到爱国学生一边，表示支持。他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要求释放学生，收回青岛⁽¹⁸⁰⁾。他还含蓄地批评了徐世昌5月25日逮捕学生的命令，指出大狱之兴，定招大乱。

罢免曹、陆、章之后，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集中为拒签对德和约。如前所述，在徐世昌提出辞职咨文后，“两害取轻”、“毅然签字”的叫嚣声时有所闻，当时各派军阀的基本状况是：皖系主签，奉系旁观，直系动摇，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签约的几乎没有。就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接连发出一系列措词强烈的反对签约的通电，打破了北洋军界相对沉寂的局面。

6月15日，吴佩孚致电南方将领，建议驻湘南北将领联名通电反对签约，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删电”。吴佩孚说：“顷接京电，惊悉青岛问题有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徐世昌等主张签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拒约会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对此，吴佩孚驳斥道：“如谓不签字则失英、法、美诸国之感情，亦未闻有牺牲本国绝大之权利，而博友邦一时之欢心者。”他还驳斥了两害取轻的论点，最后以极为尖锐的措词痛斥日本侵华野心，再次表示军人的卫国之责，不惜对日背城一战。他说：“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敌忾。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¹⁸¹⁾该电后又略作修改，于7月1日以谭浩明、谭延闿、赵恒惕、冯玉祥等南北六十一将领的名义联名发表。

吴佩孚“删电”对日本侵略者的抨击，反映出他这个封建军阀强烈的民族意识，既赢得对内主张南北和解的各界人士的赞扬，又赢得对外主张拒签德约的广大群众的支持。抓住对内主和、对外抗争这两个时局核心问题大做文章，敢言他人之不敢言，敢为他人所不敢为，这就是吴佩孚不同于其他军阀之处。

不仅如此，当李纯将全国学联代表许德珩等拒之门外后，吴佩孚却在衡州会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盛称此次全国学生之举动”，同时表示愿作“学生保障”。

当包括南方桂系在内的各派军阀对五四运动或镇压或诋毁或回避的时候，吴佩孚却能够明确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山东问题上，坚决主张抵抗日本，拒签对德和约，他的这种态度赢得各界的广泛称赞，并且博得了“爱国将军”的美名，从而一举奠定日后发迹的政治基础。

四　西南方面对五四爱国运动的意图及镇压

西南方面最初是全力支持五四运动的。运动发生后，广东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率全体议员通电谴责北京政府，表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甘为外人鹰犬，密与日本勾结，外而阻挠赴欧代表之要求撤销中日密约及交还青岛，内则企图破坏上海和议，以遂卖国阴谋。罪状昭著，天人共愤。京津学生怵于国亡之惨，目击贼党横行，奋不顾身，义气勃发，焚灭曹宅，痛击章獠，有史以来，无此痛快。”⁽¹⁸²⁾参、众两院于5月9日召开两院联合会议，一致议决，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维持各校现状，惩办曹、陆、章。

广东军政府也致电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指出：“青年学子，以单纯爱国之诚，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要亦情有可原。”“倘不求正本之法，但借淫威以杀一二文弱无助之学生，以此立威，威于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¹⁸³⁾从表面看来，军政府似乎完全站到了人民群众一边，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上，仍旧是“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在军政府七位总裁中，发电最多、态度最为活跃的是唐继尧。他曾通电要求惩办卖国贼，指出：“故使卖国诸人未能摒弃，则此后卖国之事，将续而无穷，而国内之和平，亦终无由恢复。当此国势岌岌，应请北京当局惩前毖后，将卖国诸人严行惩办，以谢天下。”⁽¹⁸⁴⁾他并且通电要求拒签对德和约，认为青岛交与日本，“此不独山东问题，实国家存亡之关系。现唐总代表（唐绍仪）已通电巴黎陆专使等，请其力争，勿予签字，尤冀我国上下一致坚持，为议和专使之后盾”⁽¹⁸⁵⁾。总的来看，在罢免曹、陆、章和拒签对德和约两个问题上，西南方面和全国广大进步舆论是一致的。

但是，西南方面对五四运动的支持，是抱有自身的政治目的的，简言之，就是借助群众打击北京政府。5月18日，孙洪伊致电曹锐、卢永祥、王占元、吴光新、陈光远、吴佩孚、张敬尧、阎锡山等三十多名北洋高级将领，煽动他们和徐世昌、段祺瑞决裂。他说：“夫大义可以灭亲，岂私交即可废公。……徐、段并非中国皇帝，公等并非徐、段臣子，乃甘举公众托命之国家，徇彼一二人之私图而不悔。……请速脱离卖国党羁绊，宣布徐世昌、段祺瑞及其徒党徐树铮、靳云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诸贼人之罪状，兴师致讨，先除内奸，然后合力对外。”⁽¹⁸⁶⁾

5月16日，唐绍仪在上海会见群众代表时，首先高度评价学生运动。他说：“此次北京学生怒潮，实为吾国政治史上放一异彩……所可惜者，学生所揭橥之卖国诸人，仅仅指为曹、陆、章等，不知曹等犹为附从，真正祸首，则固另有人在。”⁽¹⁸⁷⁾

军政府作为北京政府的敌对政权，它的一切言行必然围绕其政治目的而展开。军政府的中心任务是护法，护法的核心问题是国会；而当时人们所最关心的政治问题，是山东问题、外交问题；把外交问题和国会问题联系起来，从而使外交问题服务于护法的政治目的，这是西南方面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5月15日，唐绍仪通电全国，公布他在南北和会第八次会议上提出的八项条件。关于第五条国会问题，他强调指出：“且年来中国外交失败，皆由国会解散而来。如民国二年袁世凯解散国会，而中日密约以成，二十一条款以定。六年黎元洪解散国会，而中日密约陆续缔结，可知恢复国会为救亡最急要之图。且今后所恃以取消一切不平等契约之一线希望，只有以未经正式国会通过为理由。”⁽¹⁸⁸⁾5月14日，南方代表秘书处致函北方代表秘书处，同样强调了这一点。

六三运动爆发后，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云集上海的广东非常国会的两院议员，早已看出群众运动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非常国会众议员张瑞萱等立即和商界、学界进行接洽，并于6月6日密电吴景濂：“可否由议会通电劝勉全国商会并再声明：订卖国条约，由于国会解散导其由；惩办卖国贼救国，进而主张维持法律救国。”⁽¹⁸⁹⁾所谓“法律”就是国会问题。

上述函电将外交失败和国会问题联系起来，无非是向全国各界表明：旧国会的解散，是一系列外交失败的根源，因此，要收回山东主权，救亡图存，也就必须支持恢复旧国会。可见，他们是力图把广大人民群众的五四爱国运动纳入到他们的护法运动的轨道上，服务于护法的政治需要。

西南方面也是一个十分松散的政权，政府、国会、督军、政客，都是各自为政，互不相谋。对于五四运动，他们大都自行通电，发表意见，其议论也十分庞杂，难以给予统一的评价。单就军政府本身来说，态度并不十分积极。

从总体上看，西南方面对五四运动的支持，基本上以其自身政治利益为转移，因此，这种支持的局限性是很大的。他们可以怂恿、煽动北京政府统治区域的群众运动，并给予某种意义上的“高度评价”。但是，当五四烈火燃烧到他们自己的辖区时，军阀的本质便原形毕露，再也不把五四运动视为“吾国政治史上放一异彩”的美好事物了。

广州的五四运动，突出表现为抵制日货。5月下旬，广州市民一再宣传抵制日货，许多商号接受了学生的检查，不再买卖日货。当时广州有三家最大的百货公司——长堤的先施公司，西堤的大新公司，以及真光公司，这三家公司均不理会学生的劝告，继续经营日货，人称“三大亡国公司”。

5月30日，广州全市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先施公司时，群众高呼“打倒亡国公司”等口号，并冲进公司。这时大批警察赶来镇压，先施公司乘机将商店大门关上，三百名学生被困在公司内，第二天才放出，警方并逮捕了数名学生骨干。翌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太田喜平致函广东督军莫荣新抗议道：“风闻近日本地各学校学生，因政治问题，遂欲抵抗日货，并运动排日。事果属实，恐将来于中日邦交大有影响……兹为防备未然起见，特请贵督军预为遏止，免成事实。”⁽¹⁹⁰⁾

当日，莫荣新和广东省长翟汪联名发布布告：“本月三十日晚，惠爱街及长堤等处，聚有多数匪徒，借端滋扰，实属妨害社会康宁。本督军、省长有维持治安之责任，断不容此等乱民扰乱秩序，亟应严行禁止。……倘敢仍纠众肆意骚扰，定予严拿，尽法惩办，决不姑宽。”⁽¹⁹¹⁾他们把爱国学生称作“匪徒”、“乱民”，这是北京政府尚未敢说出的话。同日，翟汪在另一布告中宣称：“至政治问题，应听政府解决，断不能有妨碍邦交之举动。”⁽¹⁹²⁾这里说的“邦交”，就是军政府和日本的关系，军政府可以斥责北洋政府勾结日本卖国，但不能容忍辖区内抵制日货的爱国行为，不允许损害它和日本的“邦交”。

7月10日，广州召开国民大会，对外交失败和国内政局表示不满。会后举行游行，到军政府请愿，要求下令讨伐卖国贼，废除一切密约，并要求伍廷芳任广东省长（翟汪于6月20日辞职）。军政府未置可否。请愿群众立即前往广州总商会，请其罢市。总商会当即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商号于7月11日早一律罢市。14日后，工、商、学界和政府方面多次发生流血冲突，军警枪伤学生多人，并逮捕大批学生。这样，西南军阀制造了五四运动以来军政府辖区内最严重的政治事件。

7月19日，唐绍仪致电军政府政务会议及莫荣新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说：“当五月初间北京学界风潮，北京政府对于所捕学生亦随即释放，不复诛求。况广东为护法政府所在之地，文明宽大更应过之，此为内外视线所集，不可不慎。敬请就于此事取宽和之态度，将所拘学生人等即予省释，无俾他人借为口实，是所切盼。”⁽¹⁹³⁾五四运动发生之际，作为军政府总裁之一的唐绍仪，曾义正词严地发表通电或谈话，斥责北洋政府反动，他对于军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暴行，却无一语谴责之词，仅仅要求军政府效法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无俾他人借为口实”而已。

事实证明，孙中山关于“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第五节　拒签对德和约及其他

一　拒签对德和约

如前所述，北京政府于5月中旬曾决定在对德和约问题上，采取“保留签字”方针，并电令陆徵祥执行。陆徵祥等人随即就这一问题和英、美、法三国代表磋商，希望得到支持。5月19日，法国外长毕勋对陆徵祥说：保留签字，“万办不到”⁽¹⁹⁴⁾。25日，威尔逊对顾维钧说：“至于约上保留办法，予亦不主张。”⁽¹⁹⁵⁾22日，王正廷与顾维钧会晤英国方面代表，英方称：“此事关系极大，和约为协商及共事各国对于敌国之约，不但无不签字之理，抑亦无保留办法。”⁽¹⁹⁶⁾列强一致拒绝保留签字的理由，是因为不愿开此先例。26日，毕勋对陆徵祥说：“中国如开保留之例，义国于飞乌满问题亦欲保留（指意大利对阜姆的领土要求）。此外，各国不满意者甚多，倘使纷纷援例办理，岂非和约将不完全乎？”⁽¹⁹⁷⁾

尽管保留签字一开始就遭到列强拒绝，但中国代表团仍竭力争取。5月26日，陆徵祥向北京政府报告：“现已备就公函正式致英、美、法三国，将非保留不能签字情形显明表示，以观其后。总之，无论如何，对于保留一层，必再竭力办理，至最后之时而止。”⁽¹⁹⁸⁾这样，中国代表团于5月26日再次向和会提出保留签字的要求。

北京政府考虑到保留签字实际上难以办到，于5月23日电令陆徵祥，如不能保留，即全约签字。28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和约签字问题。王正廷首先发言，明确反对签约，并指出：“中国从前外交皆主逊让，遂损失种种权利。今则让无可让，不得不改变方针，各国屡欺中国，不可再受其欺。”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发言主张签约，认为如果拒绝，日本若以武力威胁，无法得到其他列强的援助。他认为王正廷的发言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南方政府和此事关系不大。他说：“就今日外交情形言，签字则南方人民责备北方太弱，倘将来国际巨害发生，则北方人民亦将责备南方不审国势。”这番话是针对王正廷及其军政府讲的。某参议接着发言说，如不签字将失去许多有利条件。显然，他认为签字是有利的。顾维钧明确反对签约，他说：“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夫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驻法公使胡惟德是代表团中主张签约的代表人物，他表示：“签字一层，苟利于国家，毅然为之，不必为个人毁誉计。”施肇基最后发言说：“此次和约，各小国均不满意，恐不能永久践行，中国亦可以不签字。”⁽¹⁹⁹⁾陆徵祥和魏宸组没有明确表态。这次会议表明，在五位全权代表中，有三位明确反对签字，拒约的意见略占优势。

这次会议是中国代表团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此后，在国内外严峻的局势下，代表团逐渐解体。6月初，施肇基以陪同梁启超访英为名，擅离职守，返回伦敦。其他驻欧使节也相继返回任所。身为外交总长兼代表团全权委员长的陆徵祥，在签约问题上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不能违抗政府的签约决定，另一方面，他本人则不愿签约。他曾致电政府表示：“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指签署“二十一条”），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²⁰⁰⁾为此，陆徵祥一再向政府提出辞职，但均未获准，于是他便以“旧病骤发”为由住进医院，不再主持代表团日常交涉工作。

6月17日，陆徵祥致电政府，声称医生意见现在不能用心，须将公事一切放下，提出“届时祥如果不能行动，拟即派顾使在会签约”⁽²⁰¹⁾，将签约一事推给了顾维钧。在这种极其困难的局面下，顾维钧勇敢地承担起最后的艰苦的交涉工作，顽强地继续交涉保留签字，成为中国代表团后期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北京政府在5月24日的电报中，曾表示保留如不能办到，即全约签字，该电发表后，遭到安福国会猛烈抨击。6月9日，在李盛铎主持下，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议员大会，安福干将光云锦拿出一份他起草的电稿征求意见，指出：“查日前政府提交众议院请求同意之咨文（指5月20日咨文），对于青岛问题曾经郑重声明，主张暂行保留，以为异日挽救地步。……今国务院敬电所云，是青岛问题亦在签字之列，与政府提交众议院咨文全然不符，殊堪骇异。”该电稿最后表示：“上次众议院开会，对于青岛问题已有明确之表示，今后政府外交计划纵有变更，［议员］等一日在职，绝对不能承认。”⁽²⁰²⁾该电稿当即经表决通过，以安福俱乐部全体国会议员的名义拍发。该电发于六三运动高潮之中，钱能训内阁风雨飘摇之际，其目的之一是借此推倒钱内阁。但另一方面，该电也对日后政府在签约问题上的决定造成一定的压力。

如前所述，徐世昌曾以他的辞职换得了部分督军对其“两害取轻”的支持。但他没有料到，钱能训下台后由于安福系的对抗，继任总理迟迟不能产生，而龚心湛政府又是个十分软弱无能的看守内阁，根本无法对签约与否做出任何决定，正如北京政府后来编撰的《巴黎会议关于胶澳交涉纪要》中所说：“政府以民意所在，既不敢轻为签字之主张，而国际地位所关，又不敢轻下不签字之断语，左右掣肘，而地位日臻困难矣。”⁽²⁰³⁾左右掣肘，不能做任何决定，这就是龚内阁的真实状况。

龚心湛在接见《华北明星报》外国记者时，就其代总理一职以及对德和约签字问题进行了交谈，报载如下：“无如现今继任总理究属何人尚未确定，渠对于时局不得不勉为支持。……龚氏引中国俗语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正渠现今代理总理之谓也。”关于对德和约问题，龚说：“巴黎和会，英、法委员暨美大总统威尔逊氏，既担保归还胶州与中国，中政府对于和约签字问题，则决定按照协约国所建议者办理，故近日政府电饬巴黎各委员，对于和约签字问题，令其审度情形自酌办理。”⁽²⁰⁴⁾这是一个十分周到圆滑的谈话，既表示按列强的意见办理，以讨好列强，又不给中国代表任何明确指示，而令其“自酌办理”，以避免承担任何责任，这便是龚心湛应付时局的基本方针。

随着对德和约签字日期的迫近，全国学联等群众团体纷纷通电要求拒签和约，安福国会也于6月25日通过一项给政府的建议案，要求拒约。6月19日，山东省议会、省商会、省学联等七团体，选派了一个八十五人的请愿团进京请愿，提出三条要求：第一，拒签对德和约；第二，废除高徐、顺济铁路合同草约；第三，惩办卖国贼。20日，请愿团由北京山东同乡会会长、军警督察长马龙标陪同，整队来到总统府。徐世昌派秘书代表他对请愿团说：“我国现在系取责任内阁制，此种重大问题皆听阁议解决，余（元首自称）实毫无主张。”⁽²⁰⁵⁾不久前，徐世昌还在辞职咨文中坚持“两害取轻”，现在则表示“毫无主张”，将一切推给责任内阁。由于请愿团坚持要见徐世昌，徐最后答应，21日由龚心湛接见，22日再由徐接见。

21日，龚心湛在国务院接见山东请愿团。请愿团代表发言说：“东人此次所以愤激，原因实为总统辞职电中主张签字，并闻政府曾训令专使，不能保留则相机签字，是政府已有主张签字之表示。故东人特举代表等来京，请政府垂怜东人，容纳民意。”对于山东代表拒约的要求，龚心湛答复道：“今日为签字之期，不知我专使已否签字。”⁽²⁰⁶⁾25日，龚心湛在接见北京学联代表时，又以同样的言词说：“据路透电，和约于二十五日签字，我国专使签字与否，今尚未知。”⁽²⁰⁷⁾徐世昌表示“毫无主张”，把一切推给责任内阁，然而这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责任内阁则干脆答以“不知”、“未知”。徐、龚二人推诿责任敷衍舆论的技能，可谓不相伯仲。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徐、龚在这一时间，迫于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再未敢公开坚持“两害取轻”、“毅然签字”的主张。

23日，徐世昌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由马龙标、吴炳湘陪同前往的山东请愿团。关于对德和约问题，徐说：“政府亦系主张保留山东三条，与诸君意见相似，前已去电，令驻欧委员相机图保留方法。惟此次欧洲和议，各国意见纷歧，利害冲突，无论何国不能贯彻其主张。以美国之强，威尔逊总统执和议之牛耳，犹不免有失意之事，而况弱国外交，安得必求其有圆满结果？”⁽²⁰⁸⁾徐世昌的谈话，实际上是宣传了一番弱国无外交的失败主义理论。问题的实质，现在已经不是“保留签字”，而是保留不能办到时，是签字还是拒约，但徐世昌回避了这一点。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北京政府的态度最后有所松动。27日，国务院对山东请愿团的要求做出一项批示，其中说：“所有各代表等陈请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等情，昨亦电达专使遵照在案。国家领土主权，断难丝毫放弃，政府与国民主张初无二致，无论如何必将胶澳设法收回，此则夙具决心，可为国人正告者也。”⁽²⁰⁹⁾

当日，山东请愿团、北京学联、京师总商会、陕西学联等七八个群众团体约四五百人，集体到总统府请愿，提出三项要求：一、不保留山东条款，和约决不签字；二、废除高徐、顺济两铁路草案；三、立即恢复南北议和；并表示，如无切实答复，誓死不离开总统府之门。徐世昌答应第二天接见，四五百人竟在新华门露宿一夜。

28日，徐世昌在怀仁堂接见群众代表十人，其中陕西学联代表屈武原受陕西学联委派，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后因经费不足，辗转来到北京。十位代表向徐世昌重申三项要求，徐一一做了答复。关于第一项，徐说：“不能保留山东则拒绝签字问题，政府已电令陆使切实保留山东，否则勿签字。”⁽²¹⁰⁾这时屈武“突出发言，言较激烈，言毕即长跪痛哭，以首触地有声”⁽²¹¹⁾。屈武此举，一时传为美谈，当时的舆论界称之为“颈血溅总统之举”。

国务院的批示和徐世昌的谈话表明，北京政府曾于6月26日电令中国代表团，如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但是，这一电令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因为当时向巴黎发电需数日才能收到，此时发电为时已晚。北京政府选择这个时候发电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既发出该电，可以敷衍国内舆论；又不让中国代表团及时收到，可以避免承担拒约的责任。由于政府早已电令陆徵祥“自酌办理”，因此，签字与拒约的决策者，已不是北京政府，而是中国代表团了。

如前所述，中国代表团的后期工作，实际上由顾维钧主持。顾维钧事后回忆说：“对巴黎中国代表团来说，直到6月28日前夕，北京政府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是耐人寻味的。”顾维钧还说：“6月24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约，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这自然把中国代表团团长置于极为严峻的困境。”⁽²¹²⁾

6月24日，顾维钧会晤了巴黎和会秘书长吕达斯达，声明：“兹遵政府训令，愿于德约签字时，将关于山东条款声明保留。”当日下午，吕达斯达约见顾维钧，告知：“贵国所愿将山东条件保留一层，已达会长，据云势不能行，只有签字或不签字之办法。”顾维钧立即又提出另一方案：“譬如不在约内注明，而另筹一正式手续，于开会数分钟前，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留。”但该建议又遭拒绝。25日，吕达斯达再次约见顾维钧，他说：“会长嘱告贵使，保留一层实不能行。”顾维钧问道：“会长之言，是否专指欲在约中保留者而言？”秘书长答：“系指各种保留。”⁽²¹³⁾

26日，顾维钧又前往会晤法国外长毕勋，再次表示：“此次和会解决山东问题，我侪认为不公道。……中国委员并非不愿签字，惟对于山东几款必须保留。”毕勋说：“贵使所云山东问题解决之不公道，亦可如此说，惟约内保留一层，殊多未便。”顾维钧坚持道：“如果山东问题不能保留，欲中国全权签字，十分为难。”这时，毕勋提议：“贵使如在约外有所声明，并无不可。”顾维钧于是表示，中国方面可以勉强同意将保留意见作为附属文件，载于对德和约正文之后。但毕勋蛮横拒绝道：“附于约后，仍为条约之一部分，亦万难办到。本外部愿闻中国代表究竟是否签字。”鉴于约内各种保留方案均遭拒绝，顾维钧只得再度让步。但他仍然强烈地提出：“鉴于国内民意，不能不设法保留。……如果约内保留万做不到，则约外保留非办不可。”⁽²¹⁴⁾约外保留，即顾维钧前日提出的在对德和约签字之前，由中国代表向和会提交一份正式公文，声明保留山东条款。对此，毕勋表示报告列强首脑后再予答复。

27日下午，顾维钧再次前往会晤毕勋，毕勋说：“昨嘱转达备函交会一层，兹会长嘱告中国，当在签约后酌备一函交会。”也就是仅允许中国代表在签订对德和约之后，提交一份保留山东问题的公文。顾维钧问为何不能在签约之前提交？毕勋答：“会长言，未签之前，不能允许有提出保留之事。”这样，约外保留方案实际上也遭到拒绝。顾维钧对此表示遗憾，并向毕勋暗示中国可能拒绝签约。他说：“中国为顾重和会全局，已一再让步至于极点，会中尚不能承认，深为可惜。准此情形，恐中国委员团未能签约。”⁽²¹⁵⁾

中国代表团的一再交涉，并未引起列强的重视。据顾维钧回忆，当时和会方面，“普遍产生一种印象：即北京政府已经训令签字，只不过某些中国代表依然在坚持要使中国在和会上得到更好的待遇而已”⁽²¹⁶⁾。因此列强根本不把中国代表的抗议放在眼中。列强全然不知，昏庸无能的北京政府，已将签约的决定权完全推给了中国代表团。

自巴黎和会开幕以来，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先后提出多种方案，计有直接归还；先由五大国共管，而后交还；在条约内注明保留意见；将保留意见作为附录载于条约之后；签约之前发表一保留意见的正式文件，然而所有的让步方案均遭拒绝。

27日晚，在对德和约签字前的最后时刻，顾维钧拟定了最后一个让步至于极点的妥协方案，以争取签约。考虑到列强一再拒绝任何保留方案，该方案避开保留二字，仅提议在和约签字之前，由中国代表发表一个口头声明，声明签约之后，不得妨碍将来重新提议山东问题。该声明全文如下：“今日在签订对德媾和条约之前，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因该约第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款竟使日本继承在山东之德国权利，不使中国恢复其领土主权，实不公道，兹特以其政府之名义声明：彼等之签字于条约，并不妨碍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因对中国不公道之结果，将妨碍远东永久和平之利益也。”⁽²¹⁷⁾陆徵祥当即批准了这一声明。

6月28日，巴黎和会经过半年多的争吵，这一天将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签字仪式。是日晨，驻法公使胡惟德将中国这一声明带至和会磋商，结果是：“候至午间，该会秘书长以函稿送还，仍完全拒绝。”这样，拒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中国代表团随即“公同决定，不往签字”⁽²¹⁸⁾。

当日，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施肇基早已离法）联名致电政府，报告拒约情况，指出：“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由于拒约的决定并非政府的指示，因此，中国代表团“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等语，姑留余地”⁽²¹⁹⁾。最后，四位全权代表以“奉职无状”为由，请政府罢免职务，“交付惩戒”。

然而在28日下午，对德和约签字结束之后，中国代表团收到北京政府来电，“这一电报实际上是指令代表拒绝签字”。这个时候才来电报，顾维钧感到“实可惊异”⁽²²⁰⁾。顾维钧回忆道：“我们代表团内的某些人也在揣测，或许北京政府并不想由自己来决定。北京很可能是在得知最后会议已经召开之后才发出电谕的。”⁽²²¹⁾这个推测，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秘笈录存》的编辑者曾在一段按语中注明：5月下旬，“是时中央政府及国内要人讨论一致，并向外交团各方面考询结果，议决签字，并通电全国。……遂致学界发生激烈运动，演成全国罢学、罢市风潮。国务总理钱能训引咎辞职。继任代阁以迫于群众，遂电令专使仍非保留不签字，而专使团已于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拒绝签字矣”⁽²²²⁾。该按语反映出钱、龚内阁在签约问题上态度的变化，证明政府电令确在中国代表拒约之后才到巴黎。同时表明，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是促使北京政府改变签约决定的根本原因。

拒签对德和约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中国外交开始冲破近代以来“始争终让”的惯例，开创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这一先例对以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明显的积极的影响。

二　对奥和约的签订

对德和约的全称为《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也称凡尔赛和约，共分十五部，四百四十条。中国问题列在第四部第二编，共七条，其中规定德国放弃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归还庚子年间掠夺的古代天文仪器等。山东问题列为第四部第八编，共三条，规定德国在山东的铁路、矿产等等经济权益让与日本。

由于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从法理上讲，中德战争状态便未终止。6月28日，陆徵祥致电北京政府，提议：“德约我国既未签字，中德战事状态，法律上可认为继续有效。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布中德战事状态告终。通过后即用大总统明令发表，愈速愈妙。”⁽²²³⁾北京政府接电后答复说：“至所拟咨由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争状态告终，俟通过后明令发表一节，片面宣布，究竟有无效力？抑或外交有此先例？所有对德国种种关系，将来如何结束？统望速筹详复。再奥约必须签字，务即照办。”⁽²²⁴⁾该电反映出北京政府在拒约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

尽管帝国主义出卖了中国的民族利益，徐世昌仍分别致电英、美等国，对德约签字表示“最恳切之贺忱”。直至7月10日，徐世昌才发布一道命令，正式公布拒签对德和约一事。该命令以徐世昌特有的含糊其词的腔调表示：接到陆徵祥拒约电后，“披览之余，良深慨惋”，“旷览友邦之大势，返省我国之内情，言之痛心，至为危惧。推究此项问题之由来，诚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今日决定签字与不签字即可做为终结。”⁽²²⁵⁾

根据陆徵祥的建议，徐世昌于7月23日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份《对德恢复和平案》咨文，指出：“此次德约未经签字，系因约内关于山东三款未能赞同，其余各款，我国与协约各国始终一致承认。现在协约各国对德战争状态既已告终，中国为协约国之一，对德所处地位当然相同。查各国对德状态和好日期，系以六月二十八日为始，兹拟宣告：自六月二十八日起，中德战事状态终止。”⁽²²⁶⁾8月1日，众议院以二百二十七票赞成，通过该案。8月2日，参议院以九十九票赞成，通过该案。9月15日，徐世昌发布布告，正式宣布：“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应即宣告我中华民国对于德国战事状态一律终止。”⁽²²⁷⁾

在此之前，广东军政府于7月16日通告对德国恢复和平，表示：“今因我专使提出保留山东问题无效，未签字于和约，此系我国保全主权万不获已之举，对于协约各国，实非常抱歉。而对于德国恢复和平之意，则亦与协约各国相同。”⁽²²⁸⁾未签和约竟然要向协约国表示“非常抱歉”，似乎是我国对不起协约国，军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然后，经广东非常国会议决，10月25日，军政府宣布终止对德战争状态：“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对德战争状态应即宣告终止。”⁽²²⁹⁾

遵照北京政府训令，9月10日，陆徵祥和王正廷在圣日尔曼宫签订了《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奥地利和约》，又称《圣日尔曼条约》。该条约共十四部，三百八十一条；中国问题列在第四部第四编，共五条，规定奥地利放弃在中国的各项权益。该条约于1920年5月26日、29日，先后经国会众、参两院通过，徐世昌于6月18日下令批准。

1919年9月18日，徐世昌发布命令：“对德战争状态终止，业于九月十五日布告在案。兹据专使陆徵祥电称：奥约已于九月十日经我国签字等语。是对德、奥战争状态，业已完全解除。”⁽²³⁰⁾这样，中国自1917年8月14日宣布对德、奥宣战以来，历时两年多的战争状态全部终止。

由于战争状态宣布终止，北京政府在对德、奥宣战后设立的督办参战事务处已不能继续存在。由于该机构并非简单地督办参战事务，实际上已成为皖系军事力量的核心机构，因此也无法将其简单地裁撤。7月20日，徐世昌命令：“现在欧战告竣，所有督办参战事务处应即裁撤。惟沿边一带，地方不靖，时虞激党滋扰，绥疆固圉，极关重要。着即改设督办边防事务处，特置大员，居中策应。”同时，徐世昌下令特任段祺瑞督办边防事务⁽²³¹⁾。这样，督办参战事务处便改头换面，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继续作为皖系势力的核心。

由于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中断两年多的中德外交关系一时未能恢复。到1921年5月20日，德国政府代表卜尔熙在北京发表正式声明：“允认取消在华之领事裁判权。”同日，根据这一声明，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和卜尔熙签署了《中德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人民于生命以及财产方面，均在所在地法庭管辖之下。”“关税税则等事件，完全由该国之内部法令规定。”⁽²³²⁾从此中德外交关系宣告恢复。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形式上平等的条约。

三　几段尾声

五四运动结束后，一度作为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逐渐恢复正常秩序。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20日，北大师生三千余人为蔡元培返任开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会。首先由学生代表致欢迎词说：“当此秋光宜人之际，吾人得会集一堂，重睹我校长慈蔼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情与莫大之感兴。”“五四以来，为国家争外交，为国民争人格，备历诸人间辛苦、亡国先味。有受逮捕而入监狱者，有被罗织而受审问者，有蒙殴击而丧生命者……四月之间殆无日匪困苦悲剧之生活。生等并非以此哀诉于先生、于国人而自馁也……自经历此四月困苦悲剧之生活，对于本身而得有许多之觉悟，对于人世而得有许多之了解。”最后，学生代表以深厚的感情对蔡元培说：“回忆反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校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生等于此有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健康！大学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接着，蔡元培致答词说：“四月不见，今日相聚，殊觉愉快。但我想自我出京以后，诸君数月以来，所处境遇日在困苦艰难之中，而我乃卧病乡里，甚为抱歉。吾以为诸君甚恨我，而不愿与我再见，不料叠被催促，勉强北来，今日复得闻此最恳切的谈话，非常惭愧。”⁽²³³⁾

21日，北京各校教员举行欢迎蔡元培的茶话会，蔡元培在会上致答词说：“我从五月九日出京以后，这几个月之中，学界发生种种艰难困苦的事，都是诸位先生身当其冲，我没有帮着一点忙。今天反受诸位先生的欢迎，真是惭愧得很。”他接着说：“这回学生举动对不对且不论，但因此可以证明，学生很有自动的精神。我们应该维持他们这种很好的自动精神，我们更应该自勉。”⁽²³⁴⁾尽管蔡元培因学生之举也遭到当局的指责和打击，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学生们的行动，但他仍旧保持着他那可贵的开明的教育指导思想，爱惜保护学生的积极主动精神。

五四爱国运动虽然告一段落，但是，爱国救亡的火种在中国青年中一经燃起，就再也不会熄灭，中国青年运动一经发生，就再也不会中断。不久，青年运动又转向了对鲁案和闽案的抗议声援活动。此后，在中国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青年运动始终是一支十分活跃的政治力量，并且始终保持着爱国救亡的基本精神。

五四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次全民族的觉醒。巴黎和会惊醒了许多上层政治家，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被彻底摒弃，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梁启超在赴欧之前，对巴黎和会抱有极大的希望，曾预言人类将进入一个互助进化的新纪元。随着中国外交的失败，他在英国写了一篇《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的文章，他说：“当知国际间有强权无公理之原则，虽今日尚依然适用，所谓正义人道不过强权者之一种口头禅，弱国而欲托庇于正义人道之下，万无是处。……当此吁天不应，呼地不闻之际，苍茫四顾，一军皆墨，忽然憬觉环境之种种幻想，一无足依赖，所可依赖者，惟我自身耳。”⁽²³⁵⁾这个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帝国主义是世界救世主的幻想。

康有为曾把国际联盟的成立认作世界大同的到来，并为能亲眼见到这一天而“欢喜距跃”。但到1919年7月，他致函日本友人犬养木堂，请其将他归还山东的要求转达日本政府，同时对战后的国际关系做了重新认识。他说：“诸国未平等，国际同盟惟强者马首是瞻，必不能即见大同之盛。”⁽²³⁶⁾尽管他仍旧保留着不少的糊涂观念，尽管他仍旧瞩望着世界大同的到来，但他毕竟意识到，世界大同“不能即见”。

国民党人一方面仍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主要是对威尔逊还有幻想，另一方面也对巴黎和会表示愤慨。《星期评论》于7月6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德国停战那一天，凡是世界上参与战事和中立各国，没有不庆祝公理战胜的。”“大会（指巴黎和会）是什么东西？事实上就是强国的会议。所以这欧洲的讲和会议，所标榜的‘自由’‘正义’‘人道’‘民族自决’，都是虚伪的宣示，那些强国政治家的根本观念，仍旧不外‘强权即正义’。这样看来，靠‘国际联盟’来改造世界，竟【只】能做一种空想。”⁽²³⁷⁾

以上言论表明，巴黎和会之后，各界人士都在程度不等地反省，尽管他们不可能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那样彻底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但能够否定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这也是一定意义上的觉醒。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于6月7日提出辞职后，便准备离华。8月18日，芮恩施接到电报，威尔逊批准其辞职。随着芮恩施即将离任，北京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一系列的饯行宴会和欢送会。9月6日，国民外交协会等六团体为芮恩施饯行，芮恩施作了长篇讲话，后由胡适译成中文发表。他说：“今年中国发生了一种国民舆论的大警觉，即以这事本身而论，已是一大进步。”“这一次有许多少年学生很出力做事，帮助舆论的发展。他们的爱国心使人对于中国前途很可乐观。”“这一次中国民意的大觉悟，总括看来，可以使我们断定中国将来的重要国事必须要先得国民的意见，必须要合于国民的需要。……一个政府若没有国民的公意与帮助作一个基础，决不能做一个强有力的政府。”⁽²³⁸⁾这篇讲话，再次体现出芮恩施这位资产阶级外交官的比较开明的政治见解。

行前，芮恩施还特地约请北京学联代表前往谈话。9月9日，张国焘、傅斯年等五人应约来到美国使馆，芮恩施对他们谈道：“此番学生运动发生后，我实敬佩，中国当此时会，自必有此类之提醒作用。”张国焘代表学联向芮恩施递交了一份《北京学生联合会送别美使书》，表达了对芮恩施的惜别之情，其中说：“敝国现当内忧外患交乘纷逼之秋，将欲藉重于先生之明教者，视前尤为恳切。则先生此次离华归国，实令吾人懊丧之情靡有止际。”⁽²³⁹⁾

最后，徐世昌于9月8日设午宴为芮恩施饯行，徐说：“中国人都希望您做他们的朋友和指导者，我希望您的行动和影响会延续好几十年。”⁽²⁴⁰⁾上述种种临别赠言表明，芮恩施所坚持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美国对华政策，由于直接针对着当时中国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因此芮恩施也给中国各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9月13日，芮恩施接受北京政府的聘请，担任政府顾问，并签订了顾问合同，随即到总统府向徐世昌辞行，二人做了长时间交谈。当晚，芮恩施乘火车离京返国，后于1923年去世。

陆徵祥自1918年12月出使欧洲，历时一年。1919年12月11日，陆偕夫人由马赛登轮归国，王正廷、魏宸组等同行。然后王正廷返回广东，陆、魏等人于1920年1月22日抵达上海。当轮船驶入吴淞口后，数千群众沿岸举着标语欢迎，上书“欢迎不签字代表”等等。船靠黄浦码头后，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等，代表各团体登轮拜访了陆徵祥。当晚，陆乘火车北上返京。24日晚，陆徵祥回到北京，前往迎接的有美、法、比等国外交官员，日本使馆没有派人前去。各群众团体万余人聚集车站表示欢迎，手执“欢迎不签字之陆专使”等标语，并高呼“尊重民意”、“公开外交”等等口号。人民群众将陆徵祥视为拒约的英雄，但是他却有自知之明，一言不发，匆忙离去。

鉴于国内外严峻的形势，特别是拒约后国际局势难以预料，2月13日，陆徵祥提出辞职呈文，声称：“病难骤痊，恳准开缺。”陆徵祥使欧一年，几乎也辞职一年，这回总算如愿。这位民国以来曾十度出任外交总长，两度出任国务总理（其中一次为国务卿）的外交元老，自此基本脱离仕途。1927年，陆徵祥进入比利时布鲁日本笃会圣安德修道院，1949年1月15日病逝于布鲁日。

四　山东问题的继续

中国拒签对德和约后，得到西方舆论广泛同情，特别是得到美国国会的同情。美国各界舆论对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向日本让步极为不满。7月，北京政府顾问美国人福开森致电政府，报告美国舆论情况。因为当时盛传中国将补签和约，他建议说：“据美国人之感想，以威总统对于山东问题让步于日本，以期日本加入国际联盟，实属铸成大错。现在群情忿慨，甚为反对。欲图补救，惟有中国绝对拒绝签字之一法而已，若拒绝签字，则较诸保留为尤善，且有助于中国之国际地位甚大也。”⁽²⁴¹⁾

美国政府虽签订了对德和约，但必须经美国国会通过才能生效，然而该条约遭到国会特别是共和党议员的猛烈抨击，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山东问题。一位参议员表示：“中国加入欧战，系因美国劝告，并允在和平大会上维持中国权利。今以山东畀日，无异卖友。故宜将德约内关系山东一款删除。”⁽²⁴²⁾7月15日，美国参议院在辩论对德和约时，又有一议员发言说：“日本曾以秘密运动得英、法、意、俄四国之保证，允于战后和会将德人在山东所享之一切利益转移于日本。……日本此种预备媾和之举动，行同贿赂，实属不顾名誉。”⁽²⁴³⁾

由于受到国会和各界舆论的压力，美国国务卿蓝辛于7月提出一个调停山东问题的八条措施，其中规定：“山东省内日本无主权”，“日本归还胶澳租权，并除铁路外，凡租借地内日本获得之权利、物权及特权，均向中国放弃之。”⁽²⁴⁴⁾为此，美国方面于7月25日会晤了日本牧野男爵，“告以美上议院反对德约内山东条款，甚为激烈，如日本不允照蓝辛外部所提八款重具宣言，恐全约将为美议院拒不批准。”⁽²⁴⁵⁾

这时，日本方面多次催促中国和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芮恩施建议北京政府不予理睬，因为直接交涉无异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主权。他建议：“美民以为山东事宜，中国政府现以完全不问为上策。在中国承诺德约以前，日本仅能要索，而不能谓在山东已得有何等权利。”⁽²⁴⁶⁾

与此同时，国内舆论也强烈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反对补签对德和约。9月5日，吴佩孚发表通电，指出：“前据鲁省会皓电称，有中日直接交涉补签德约消息。当即电询中央，据养日院电文曰：‘吴师长鉴：马电悉。德约现无补签之事，鲁电失实，希释疑虑。院养’等语。师长以‘现无’二字语涉含混，复电请示，其文曰：北京国务院龚代总理钧鉴：养电敬悉。德约现无补签之事，已据情答复鲁会……惟细味原电‘现’之一字，似有含蓄未尽之余意……可否由钧院将‘现无’二字易为‘决不补签’一语，宣示全国，而定人心。”⁽²⁴⁷⁾

此外，广东军政府六总裁也于9月5日以“歌”电致龚心湛：“据谭湘督延闿等沁电，略谓：顷闻北方将与日人直接交涉补签德约，人心愤激。……前次拒绝签字，深合人民公意，且得友邦同情，今若补签，将何以自解于天下？”9月9日，龚心湛复电说：“歌电悉。德约并无补签之事，湘电系出传讹。”⁽²⁴⁸⁾

在国内外人士的建议和反对下，北京政府没有补签对德和约。同时，由于对德和约未能确立美国在战后的世界霸主地位，该条约最后未能得到美国参议院通过，实际上为美国国会否决。

中国拒签对德和约，给予一向藐视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次教训。日代表牧野伸显由欧返日途经上海时，曾在船上对上海日侨谈道：“世人不察，以为在巴黎之中国委员，为血气所驱使，为功名所激发，致有此等行动。而余观察则不如是。余深信此种感情早已浸润于中国一般国民，酝酿已数年之久，有触即发，巴黎和会不过其表现之机会耳。”“此次中国委员既非激于意气，出于偏爱，而为代表国民全体之活动，则留意中日根本关系而欲图永久亲善者，又乌可漠然视之乎？我国或因中国问题而陷入意外之难境，未可知也。”⁽²⁴⁹⁾显然，牧野已意识到，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之举，并非个人行动，而是中国国民酝酿已久的民族主义意识的爆发；日本如不认识这一点，可能因中国问题而陷入困境。这种见解不失为有先见之明。

为应付美国参议院和中国的反日情绪，8月2日，日本外相内田发表山东问题正式声明，要求将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无赔偿、无条件引渡之于日本，同时信守一九一五年与中国所结之誓约（指“二十一条”），宜将该租借地全部还附中国，俟议和条约批准之处，即当从速实行”，实际上是重申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的要求，即德国租借地先交付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所不同的是，以往对此只作口头声明，现在则改为正式声明。内田还表示：“中、日两国商议胶州湾还附之协定成立之后，所有现在该租借地及胶济铁路日本之守备军队，当即全部撤去。”⁽²⁵⁰⁾这实际上是在诱使中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内田声明发表后，美国方面曾征询顾维钧意见，中国是否可以补签对德和约。顾维钧认为，内田声明措词空泛，缺乏明确保证。对于内田提出信守1915年条约，交还胶澳租借地的许诺，顾维钧深刻指出：“日本似欲以承认二十一款之条约为交换条件，果尔，中国更难与议。”⁽²⁵¹⁾8月14日，顾维钧致电北京政府，建议：“就目下情形，在我仍以暂不补签为宜。”⁽²⁵²⁾

由于对德和约为中国政府和美国国会所拒绝，这样，山东问题便成为中日两国间和世界列强间一个悬而未决的严重的政治问题，这就为在1921—1922年召开的以解决远东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会议上，重新提出、重新解决山东问题，准备了条件。

第六节　“五四”前后的孙中山

一　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五四运动的全过程，包括“五四”与“六三”两个阶段，而国民党人在这两个阶段有着鲜明的两种不同的态度。

五四运动发生后，5月7日，《民国日报》发表叶楚伧署名的社论，标题是《五月七日之神》。他指出：“在万钧压力下，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来，这是五月七日之神，这是中国的恩人，这是山东问题濒危中救命的丹方，这是留得一分两分良心的国民的模范，所以我应该代表国民，向北京学界，伸一百二十分的谢忱，并且誓与被捕的学生同生共死。”⁽²⁵³⁾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叶楚伧把北京学生称作救亡雪耻的“五月七日之神”，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5月8日，张继、戴季陶等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日本各通讯社、各报社驻上海的新闻界人士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对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的要求表示愤慨，指出：“最近欧洲讲和会议开始以来，中国国民因日本坚持其侵略山东之主张，于是对日本之恶感更达沸点。苟日本政府及人民对中国之政策与心理不根本更易，则两国国家与国民将无并存之余地。”由于国民党人大多与日本各方面有着长久的历史关系，张继等人最后表示：“予等因个人与日本国民间之友谊，谨以至诚恳真率之言，为日本国民告，深望贤明之日本国民以自由、平等、互助之精神，自根本上改造其政治组织，罢除其传统的政策，以与世界民主的文明潮流俱进。爱和平、重德义，为中国数千年之德性，他日必能弃旧恶，以与日本国民相友善也。”⁽²⁵⁴⁾

就像许多西南护法人士那样，国民党人也总是不失时机地尽可能地把五四救国运动和他们的护法运动联系起来。南北和议破裂后，叶楚伧随即发表题为《和议争点之第五条》的社论，集中对唐绍仪提出的八条件中的第五条即国会问题作了阐述。他说：“卖国之贼，与依法召集之国会，势不两立者也。有国会则贼虽欲卖国，国会得扼其吭，使不吞吐国脉。”“自国会非法解散以来，卖国之贼，大行其志，送路、送矿、送主权、送土地之事，不绝发生。国民含一泡眼泪，见其脔割出卖于人而无可如何。呜呼！假令有国会在，诚何至于此。”⁽²⁵⁵⁾

如果说国民党人对于五四学生运动还能够给予一般性的支持，那么当六三运动发生后，他们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就不同了。

6月9日，《民国日报》发表题为《罢工问题的商榷》的社论，对于工人运动一开始就表示出一种“商榷”的保留态度。社论说：“工人的生计，是很窘的，今天罢工，明天没有饭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又说：“我们自家办的工厂、工场，如确有振兴国货挽留利益的功效，非但不应该罢工，并且还要加工……因为能多出产许多国货，即所以抵制许多日货。”还说：“中国的工人还没有良好的组织，如大家罢了工，那缺乏智识的，不免有妨害秩序的举动，这是最可忧虑的。”⁽²⁵⁶⁾

在国民党人眼中，无产阶级仅仅是“很穷”的受苦的一群，对于工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吃饭，救国并非他们的职责。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基本估价，表现出一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他们所担心的是，罢工会影响他们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要求多产国货以抵制日货，总是拿自己的利益去要求工人阶级服从。对于知识分子的学生运动，他们赞之为“中国的恩人”、“国民的模范”，而对于“缺乏智识”的工人爱国行动，则只是表示“忧虑”。

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也曾对学生问题和山东问题发表意见。7月中旬，当广东军政府大批逮捕学生时，孙中山曾致电军政府要求释放学生。他说：“闻警厅因国民大会拘捕工、学界代表，将加以殊刑。……我粤为护法政府所在之地，岂宜有此等举动？”⁽²⁵⁷⁾另外，在对德和约签字前夕，孙中山发表了一份关于山东问题答日本记者的书信，谴责日本对山东的权利要求。他指出：“夫中国尚未隶属于日本也，而日本政府竟已对中国擅行其决否之权，而且以行此权而得列强酬偿矣，此非卖中国之行为而何？”他最后表示：“是日本今日之承继德国山东权利者，即为他年承继德国败亡之先兆而已。东邻志士，其果有同文同种之谊，宜促日本政府早日猛省。”⁽²⁵⁸⁾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山东应归还中国的种种理由。

上海的工人运动发生后，孙中山于6月中旬和戴季陶做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是专门讨论劳工问题的。戴说：“那些工人本身，多数是不曾受过教育，几十人中找不出一个识字的来，所以他们阶级的自觉，是一点也没有的。”戴季陶在谈到六五罢工斗争时说：“当时上海有知识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对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但就这次的现象看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危险的。”以上就是戴季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估价。但他从六五罢工中敏锐地觉察到，工人阶级直接参预政治活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为此，他向孙中山建议，应加强对工人的指导和领导，否则是很“危险”的。孙中山接着问：“你是想要直接去指导他们呢？还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工夫呢？”戴答是后者。孙说：“你这个意思很好。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我们要晓得，群众的知识是很低的，要教训群众，指导群众，或者是教训指导知识很低的人。”⁽²⁵⁹⁾

中国无产阶级一向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追随者，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从来是指导和被指导、教训和被教训的关系。但是，随着六三运动的爆发，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摆脱对资产阶级的追随地位而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国民党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提出要加强对工人的指导，以防止无产者脱离对他们的政治追随。

总之，国民党人对于工人运动的态度，既不同于一般舆论的同情，也不同于一般舆论的抨击。这种态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褒或贬，而是中国无产阶级以磅礴的气势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性时刻，中国资产阶级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思想状态。这当中，包括几分惊讶，几分茫然，几分同情，当然也包括几分恐惧，几分敌视。

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²⁶⁰⁾事实正是如此。这表明，在新、旧民主革命开始发生转折的历史关头，国民党人也开始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他们的历史地位，正在为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取代。

二　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和中国国民党的建立

在五四运动前后这段时间，孙中山以主要精力从事于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这就是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为其制订新的政治指导纲领，即著名的《建国方略》。

护国战争结束后，中华革命党本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这时，黎元洪继任总统，表示遵行《临时约法》，并恢复了国会。因此，孙中山在取消中华革命军的同时，也取消了中华革命党。1916年7月25日，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各分、支部发出通告：“奉总理孙先生谕：本党成立，实继癸丑革命而起，其重要目的，在推翻专制，重造民国。迨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就职，因令各省党军停止进行。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将来如何改组，有何办法，应征求海内外各支、分部之意见。”⁽²⁶¹⁾这篇通告，实际上宣告了中华革命党的结束。

考虑到国民党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同时由于中华革命党在国内影响甚小，于是孙中山准备恢复国民党名称，以便增强在国会的地位，同时也便于扩充党务。1916年10月13日，孙中山致函全国各同志，表示：“日前在京议员及各埠同志，每有规复国民党之议，而国会议员隶国民党籍者尚居多数”，“现弟为党务之扩张计，应徇众议，为复党之准备”。⁽²⁶²⁾

但是，孙中山对于简单地重组国民党并不热心，不仅不参预组建，而且曾表示不愿加入。1917年1月27日，孙中山在致友人信中写道：“关于改党之组织，弟并非不赞成……然弟以自身不欲入政界，故虽甚赞成组织政党，而决不加入。所有办党之事，悉以委之唐少川君。唐少川君本拟将旧国民党重行收集，立一新大政党。”⁽²⁶³⁾可见孙中山最初曾将重组国民党的工作委托唐绍仪办理，而唐的基本方针是恢复旧国民党。

在重建国民党的方针上，孙中山和唐绍仪不同，他赞成恢复国民党名称，但不赞成简单地恢复旧国民党，更不赞成放弃中华革命党的基本原则。1916年10月25日，孙中山致信郭标，指出：“今日巩固共和，端赖吾党，故百【凡】凡【百】事业，须从整顿党务入手。承询组党办法，现方编订党纲及重订规程，所有党纲未寄到以前，请以国民党名义招人入党，其手续则参酌中华革命党各章程办理，而不用中华革命党之名耳。”⁽²⁶⁴⁾

1916年岁末，改组工作在迅速进展。12月10日，孙中山致函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说：“各埠屡有函来问，满任职员应否改选？查本党改组在即，若重新逐一选举，反形烦琐。”⁽²⁶⁵⁾不久，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在1917年第二号通讯中指出：“恢复国民党名称……已经拟定章程，俟商诸各同志，征求各方面同意，再为发表。”⁽²⁶⁶⁾数月后，1917年3月3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向党员发出通告，准备改用中国国民党的名称。但是，不久由于张勋复辟和护法战争等事件发生，中华革命党改组一事不得不暂告停顿。

尽管中华革命党没有正式改组，但孙中山已开始用国民党的名义任命干部。另外，缅甸支部在1919年3月的一份通告的附则中写道：“本支部自去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惟历接上海本部来件，印章俱用中华国民党，故本支部亦当从之，以昭划一。”然而新加坡支部1918年5月所发一份函件，则仍用“中华革命党新加坡支部”名称⁽²⁶⁷⁾。可见这段时期名称的使用比较混乱，中华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两种名称曾同时并用。

1918年6月，孙中山因护法战争失败，回到上海。如果说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起到过一定作用，那么，在护法战争中，由于孙中山几乎完全依靠滇、桂军阀，国民党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护法战争的失败给予孙中山一次深刻的教训，他开始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不能依靠他们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必须依靠革命党。他决心著书立说，整顿党务，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增强党的建设，重振国民革命。于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再度提到议事日程上。

1918年8月30日，孙中山发表《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他感慨地说：“伏念文行年五十有二，奔走国事者垂三十年，无非欲奠定邦家，使臻强富；此心此志，为公为私，当为吾党所共喻。近虽屡遭挫败而得百折不挠者，此非尽文一手一足之烈，纯恃吾党诸君子竭力相维。”从不断的失败中，孙中山看到只有一些国民党人能够追随他奋斗，深感只有国民党能够肩负起救国重任。他说：“故文深信吾党实系于中国之存亡。使吾党弛而不张，则中国或几乎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向海外同志表示：“归沪而后，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²⁶⁸⁾

为发展党务，孙中山改变了中华革命党只对海外招收党员的做法，开始在国内公开组织并吸收党员。许崇智等率粤军援闽后，有人致函孙中山请示可否在闽建立党部，1919年8月23日，孙中山批复道：“自本党本部成立以来，只对于海外招徕新党员，对于内地尚未举行，以不在吾人范围也。……以后凡在吾人势〈力〉所到之地，皆当仿行就是。”⁽²⁶⁹⁾

孙中山是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环境下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引用西方通讯社消息，迅速报道了十月革命消息。1918年1月1日，《民国日报》发表孙洪伊署名的元旦社论，写道：“爱自由、爱平和之俄国国民，其对于罗马诺夫皇家之革命，与吾国辛亥义师同一意义也。然新政府（指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之组织甫成，而外患内忧益加强度，里昂失陷，彼得城之危险更急，新政府颠覆，全国重陷于无政府之状态，其乱今未艾也。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所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国民亦又经验之。”⁽²⁷⁰⁾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对于俄国二月革命的理解是比较准确的，认为和中国的辛亥革命意义相同，但对于十月革命的认识则比较模糊，竟然把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垮台和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之后的一系列失败做简单的类比。

但时隔不久，孙中山对俄国革命逐渐有所认识，1918年夏，他曾致电苏维埃政府，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²⁷¹⁾该电虽未找到原件，但确曾拍发，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载：“总理电祝苏俄布尔塞维克党革命成功。其时欧美各国，皆仇视苏俄甚，得此一电，列宁大为感动，乃乐与本党携手。”⁽²⁷²⁾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书中也记载了此事。孙中山当时对俄国革命的理解究竟如何，目前尚缺乏材料，但该电至少表明，孙中山已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引为革命同志。

由于孙中山专心致力于党务和著述，因此对时事政治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1918年10月3日，他在一封复函中说：“文返沪以来，专理党务，对于时政，暂处静默，以避纷扰。”⁽²⁷³⁾1919年8月28日，他又在一份复函中写道：“文近时观察国事，认为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故近仍闭户著书，冀以学说唤醒社会。政象纷纭，未暇问也。”⁽²⁷⁴⁾正因为孙中山采取闭户著书、专理党务而对时局暂守静默的态度，因此他没有能够给予五四运动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但是，五四运动不论文化运动，或是爱国运动，都曾给予孙中山以很大影响。

首先是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9年6月18日，孙中山在《复蔡冰若函》中说：“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正【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熔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²⁷⁵⁾不久，他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又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²⁷⁶⁾

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孙中山不仅加紧了自己的著述、研究工作，而且积极指导他的战友办理《建设》、《星期评论》等刊物。

其次就是爱国运动的影响。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中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²⁷⁷⁾正是爱国运动的影响，促进了孙中山关于组建中国国民党的工作。

经过长时间筹备，1919年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八周年纪念日，国民党发出通告，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规定：“从前所有中华革命党总章及各支部通则，一律废止；所有印章图记，一律照本规约所定，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以昭统一。”⁽²⁷⁸⁾国民党之前再加上“中国”二字，为的是在名称上区别于民初的旧国民党，而且其性质也和旧国民党不同。旧国民党由五党团合并而成，而中国国民党则直接由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新党章第四条规定：“凡中华革命党党员，皆得为本党党员，以中华革命党证书，领取本党证书。”这就在组织上保证了中华革命党的基本精神得以延续。

10月13日，原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主任居正呈请任命中国国民党各部主任，孙中山以总理身份当即批令委居正为总务主任，谢持为党务主任，廖仲恺为财政主任⁽²⁷⁹⁾。

与此同时，还公布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第一条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曾经以排满为主要目标，因此辛亥以后，革命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认识一度模糊起来，中华革命党党章干脆取消了民族主义，从而放弃了反对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的纲领。这次重新恢复三民主义，表明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1920年11月4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发表演说，指出：“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即如我们所住的租界，外国人就要把治外法权来压制中国人，这还是前清造的恶因。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所以我们还是三民主义缺一不可。这是确定不能改易的。”⁽²⁸⁰⁾孙中山对民族主义所作的这一解释，表明他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是民族问题的基本问题，表明中国国民党党章是在对帝国主义做出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恢复三民主义的。这是一个进步。

为了更广泛地吸收党员，中国国民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的秘密组织形式，转为公开。同时，新党章放宽了入党条件，规定凡赞成党的宗旨，经党员两人介绍，交纳党费十元者即可入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所规定的入党须按指模，并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等带有封建性的苛刻条件。应该说这也是一个进步，使国民党更加具备现代政党的面貌。“五四”以后，国民党“大量吸收青年入党”⁽²⁸¹⁾。

尽管中国国民党在10月10日的通告中要求即日停止使用中华革命党名称，但两日后，孙中山在给福建方面的一封复函中指示道：“又闻拟重新结合党人，以发展党势，切实进行，此诚今日切要之图。惟国民党分子太为复杂，非仍用中华革命党名义不能统一号令，发扬革命原始之精神。”⁽²⁸²⁾可见中国国民党成立之始，由于影响有限，仍要以中华革命党名义区分从前的旧国民党，党的名称并未立即统一。

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他的建党思想的根本点，即是要把国民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全面建成一个有战斗力的政党，以肩负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重任。1920年5月16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阐述党的责任问题。他说：“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是我以为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九年以来，我们得了许多经验，许多教训。以后我们要把三民主义的精神，同【传】他到全国，完全靠在这党的作用上面，我们同志非拿全副精神来办他不可。”⁽²⁸³⁾在这里，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再进行“一番大革命”，以建立一个真中华民国，并且要把三民主义的精神传向全国。

孙中山一生重视党的建设，在每个历史阶段，除了进行组织整顿外，都制订了相应的思想、政治指导原则。同盟会时期，他制订了《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华革命党时期，他制订了《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现在，为组建中国国民党，他精心撰写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两篇著作，后与《民权初步》合并，这就是著名的《建国方略》。可以说，《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为中国国民党制订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面对革命的不断失败，孙中山认为革命党人应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为此，他撰写了《孙文学说》，又称《心理建设》，提出了“知难行易”这一著名命题。这不仅反映了孙中山的认识论和宇宙观，更重要的是，它是直接服务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的，具有很强的实际指导性。它是孙中山在护法战争失败后，为清算党内消极思想，为推行其建国方略，再建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提出的理论基础。因此，孙中山将“心理建设”放在《建国方略》之首，作为“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先导。

孙中山所说的“知”和“行”都不是抽象的。“知”实际上是指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行”即实行革命之意。孙中山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而中心思想是强调“行”。他反复告诫革命党人，“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他自信地宣称：“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孙文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孙中山是第一个为解决自身的革命实践而自觉研讨知行关系的革命家。《孙文学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哲学史上最先进的认识论思想。

如果说《孙文学说》主要是解决革命实践的认识问题，那么，《实业计划》则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设事业勾画出了具体而宏伟的蓝图。《实业计划》的撰写表明，孙中山是把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建设两个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的。他的设想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尔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孙中山并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而是要建立起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

《实业计划》全面提出了在中国实现工农业现代化的设想，按照这个设想，中国将进行铁路、港口、水陆运输、电力、石油、矿业、钢铁、建筑、机械、纺织、粮食加工等等大规模工业建设，同时兴建水利，移民垦荒，改良种籽，广泛造林，实现农业现代化。孙中山还提出了开放门户、吸引外资、培养建设人才等重要思想，反对闭关自守的小生产思想，这也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中国的实际需要的。

此外，还有不少具体建设方案，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总的来看，《实业计划》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例如，在当时就不可能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利用外资。这些宏伟的设想，只有在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能逐步变为现实。

如前所述，孙中山这次组建中国国民党的根本目的，是要把它建成为一个富有战斗力的政党，使之担负起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但是，这次改组并未能实现孙中山的上述意图，相反，国民党的历史局限性却愈来愈大了。除了种种具体原因外，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历史潮流并没有按照孙中山所指示的方向发展。五四运动以后，人民革命的主流，正如早期共产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开始走向另一条救国之路——俄国人的路。《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的发表，没有代表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因而也不可能将广大革命人民吸引到国民党的周围。实际上，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之后，孙中山的学说便逐渐失去了在思想界的吸引力。

1920年11月，粤军驱逐桂系，孙中山回到广东，开始组织第二次护法战争，重新踏上和军阀争地盘，利用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旧路。历史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已经改变方向，开始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

第七节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如前所述，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两个阶段。“五四”前是启蒙运动的性质；“五四”后，这一性质虽仍然存在，但是，它已增加了新的因素，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综合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情况来看，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他在1918年的几篇论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还只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的话，那么，他在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了。李大钊这时已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即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号”⁽²⁸⁴⁾。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曾连载两期。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从“马克思研究号”出版以后，《新青年》曾连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

著名的国民社出版的《国民》杂志，在“五四”前并没有发表过专门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在“五四”后，这类文章增多了。例如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登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的译文；第2卷第2、第3号连载有《马克思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译文；第2卷第4号载有《苏维埃俄国底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等。

除《新青年》、《国民》外，许多报纸的副刊也从不同的角度大量登载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晨报》副刊是在1919年2月7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实现改组的。改组的第一天，就登载了李的论文：《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和无血的社会革命》。论文指出：“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了一派滚滚的潮流……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

1919年5月1日，《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开始。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五一节杂感》，预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他说：“听说俄京莫斯科的去年今日，格外热闹，格外欢喜。因为那日正是马克思的纪念碑除幕的日子。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在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一周年纪念日（1919年5月5日）的时候，李大钊不但在《新青年》上编了一个“马克思研究号”，而且也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这个专栏共发了五篇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

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1919年8月7日至11日，副刊以《新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有一个猛烈的发展，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1919年内）达数百种之多。在这些新刊物中，不断出现关于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等方面的言论。

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同时，实用主义也在中国流传开来。由于杜威亲自来华宣讲⁽²⁸⁵⁾和胡适的鼓吹，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很时髦的思潮，不仅被引进到学术领域，也被引进到政治领域。

胡适为了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第31号提出了他的政论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中以教训的口吻说道：“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文中说的“这种主义”、“那种主义”，主要是指的马克思主义。

胡适的挑战引起了李大钊的反击。李在《每周评论》第35号（8月17日出版）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问题”和“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公开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并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

在“五四”当年（1919），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还有一些国民党人，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但是，他们都是三民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可以避免阶级斗争，中国革命可以举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他们虽研究和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学说，却只是徘徊在门口而未登堂入室。而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时，他们不仅却步不前，而且站到它的反面去了。

在“五四”当年，真正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是李大钊等少数几个人，在青年学生中则几乎没有⁽²⁸⁶⁾。

不可否认，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在当时已成了时髦的名词。在1919年出现的不少刊物上，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或数篇专门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多数青年学生都还没有科学的了解，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当时除科学社会主义外，以下各种学说都是被当作社会主义流派介绍到中国的：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各种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等等。

学说流派，五花八门，使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眼花缭乱，莫知所向。这种情况，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²⁸⁷⁾

在各种新思潮中，对青年学生影响最大的是互助论、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把以上各种思潮加以综合提炼而创造了一种“中国式……主义”⁽²⁸⁸⁾。这种主义，我们可以名之为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王光祈最初的设想，是想仿照日本的新村，在北京郊区建设“菜园”，企图通过一种美妙的没有剥削的菜园子生活来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

但是，知识分子既无土地，也不熟悉农村生活，“菜园”的空想无法实现。王光祈不得不把这种“新生活”移植到城市中来。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并把这种城市“新生活”的小组织定名为工读互助团。这个倡议，受到思想、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列名为募款发起人的有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

这样，在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于1920年上半年，就出现了一场工读互助运动。北京的互助团建立有四个组，此外，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扬州等也先后成立或筹备成立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实行公有制，“打破私产制度，实行共产”。它的理想社会是：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们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用工读互助团去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结果，就是一个顶大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的社会”⁽²⁸⁹⁾。

工读互助团的理想是很美好的，但却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一群血气方刚的激进青年，脱离家庭，脱离婚姻，脱离学校，都躲进工读互助团这个美妙的“世外桃源”过着共产生活，这能够行得通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不科学的理论或措施，不论它是怎样用激情，即使是带有群众性的激情伴随着；不论它是怎样地受到鼓吹和赞扬，甚至是由衷的歌颂，都不可能逃避失败的命运。工读互助团运动由于它的空想，仅仅几个月就暴露出经济危机、人心涣散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并导致它的失败。中间，这种激情表现的最高昂、步子迈得最猛的，它矛盾也就暴露得最早、最严重，失败的也就最早。北京互助团第一组就是这样。第一组解散后，第二组也跟着解散。大概第三、四组还继续了几个月，但没有多久，也就销声匿迹了。至于其他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到1920年下半年也都进入尾声，有的则还在筹备期间便无下文了。

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思想界，特别是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即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从而形成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并以他们为桥梁，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所以在这样的时间形成这样的一种热潮，其因素是：

一、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破产，教育了人们必须追求科学。

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胜利。俄国在1917年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个政权还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武装叛乱的困扰，那时还不能说这个政权是巩固的，因此中国人所听到的俄国革命的消息也是纷乱的。1919年下半年，盘踞在远东的高尔察克军被消灭，局势稳定下来了。到1920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在全俄巩固了。这就使中国人民不仅产生了希望，也看到了榜样。

三、和上面一个因素相联系的情况是：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就正式对中国发布了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但由于俄国当时被封锁，这个宣言直到1920年3月才传到中国。这给了中国人民以很大鼓舞。三四月间，全国三十一个社会团体，都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谢电。

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六三运动中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各界人民对工人阶级非常重视，“劳工神圣”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在日益加强。1920年5月1日，中国工人和学生比较广泛地纪念“五一”劳动节，上海和北京的纪念规模都是相当大的。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隆重地纪念“五一”劳动节。《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李大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蔡元培、孙中山都为该号题了字。蔡元培的题字是“劳工神圣”，孙中山的题字是“天下为公”。除名人题字外，还约了十三位工人题字。该号还发表了各国劳工运动情况的介绍及国内北京、天津、南京、唐山、山西、江苏、长沙、芜湖、无锡等地工人劳动状况的调查。许多调查报告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写成的。这反映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已经开始结合，因为知识分子如果不深入工人群众，这些调查报告是写不出来的。

五、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包括列宁的一些著作，在这时也开始流行。

六、中国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引起了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1919年3月成立）的重视，因此在中俄交通已经打开的时候（1920），便急速派代表到中国了解情况并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

基于以上各种因素，这样，到1920年下半年，在新文化运动著名领导人陈独秀及李大钊等的发起下，上海、北京等地便出现了一些共产主义组织，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准备。

————————————————————

(1) 高一涵：《非君师主义》，《新青年》第5卷第6号。

(2)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3)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4) 《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

(5) 《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6)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7) 《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

(8) 《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

(9) 《新青年》第2卷第6号。

(10) 《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

(11)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

(12)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3) 《新青年》第5卷第6号。

(14) 《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15) 《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

(16)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

(17)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18) 《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19)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1月），《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1页。

(20) 《关于陈独秀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21) 1918年3月，《新青年》导演了一场著名的双簧戏，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发表通信，以封建文人的口气抨击新文化运动，同时发表刘半农作的一篇近万言的文章，逐一驳斥了“王敬轩”的论点。

(22) 《新青年》第6卷第1号。

(23) 《李大钊文集》上，第661、662页。

(24) 《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

(25) 《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3页。

(26)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2、3号。

(27) 《孙先生之社会主义讲演录》，《民立报》，1912年10月15、18日。

(28) 《新的！旧的！》，《李大钊文集》上，第539、540页。

(29) 《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卷第18页。

(30) 《李大钊文集》上，第573、575页。

(31) 《李大钊文集》上，第594、599、600、603页。

(32) 《众议院速记录》，第二届第一期常会，1918年11月2日。

(33) 《参议院公报》，1918年11月5日。

(34) 《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0页。

(35) 《众议院速记录》，1918年11月2日。

(36) 《政府公报》，1918年11月17日。

(37) 《众议院速记录》，第二届第一期常会，1918年11月2日。

(38) 《政府公报》，1918年11月23日。

(39) 北洋政府内务部礼俗司档案。

(40)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41) 以上均见《众议院速记录》，第二届第一期常会。

(42) 《政府公报》，1919年2月8日。

(43) 《宪法研究会之梁任公饯别会》，《晨报》，1918年12月21日。

(4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4页。

(45) 《总统在外交委员会之演说》，《晨报》，1918年12月20日。

(46) 《国际联盟同志会缘起》，《晨报》，1919年2月7日。

(47)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会纪事》，《晨报》，1919年2月17日。

(48)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46页。

(49)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62、63页。

(50) 均见顾维钧1917年4月9日致政府密电，《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4、185页。

(51) 《叶遐庵年谱》，第68页。

(52)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74页。

(53)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75页。

(54) 《革命文献》第49辑，第259页。

(55)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页。

(5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2—164页。

(57) 以上均见《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三次会议。

(58) 《顾维钧回记录》第1分册，第183页。

(59)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四次会议附录。

(60) 陆徵祥1月27日致政府密电。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63页。

(61)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四次会议附录。

(62) 《日本对华外交之宣言》，《晨报》，1919年1月23日。

(63)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64页。

(64) 以上所述1月28日的辩论，均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64—267页。

(65)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68、269页。

(66) 《外交当局对于中日问题之声明》，《晨报》，1919年2月10日。

(67) 《—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29页。

(68)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第124页。

(69)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第158页。

(70) 《—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59页。

(71) 朱启钤存稿，这是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致朱启钤的密电。

(72)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十八次会议。

(73)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十八次会议。

(74) 吉田茂是牧野伸显的女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任日本总理大臣。

(75)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附录。

(76) 金问泗编：《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第25页。

(77) 《对德奥提出之要求条件》，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78) 《秘笈录存》，第196页。

(79) 北洋政府司法部档案。

(80) 北洋政府司法部档案。

(81) 《秘笈录存》，第117页。

(82)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89页。

(83) 陆徵祥4月18日致北京政府的密电，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5页。

(8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6页。

(85) 《秘笈录存》，第136、137页。

(86) 三条款全文如下：

第一五六条：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条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名义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

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中包含支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场、铁路设备及车辆、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一切附属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自青岛至上海及自青岛至烟台之德国国有海底电线，连同一切附属之权利、特权及所有权，亦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一五七条：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一五八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地契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条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在同样期间内，德国应将关于以上两条内所指各项权利，所有权名义或特权之一切条约、协议或契约通告日本。

以上均见《国际条约集》（1917—192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37页。

(87) 《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

(88)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册，第39、40页。

(89) 《秘笈录存》，第146页。

(90) 《秘笈录存》，第152页。

(91) 《秘笈录存》，第204页。

(92) 《梁任公在巴黎时报之言论》，《晨报》，1919年3月30日。

(93) 《梁任公之重要来电》，《晨报》，1919年3月22日。

(94) 《国民外交协会之来往电》，《晨报》，1919年3月25日。

(95) 《每周评论》第18号。

(96) 《七团体和平决议》，《民国日报》，1919年4月18日。

(97) 《上陆顾王三专使电》，《晨报》，1919年4月27日。

(98) 《山东竟如是断送耶》，《晨报》，1919年5月2日。

(99) 《晨报》，1919年5月2日。

(100) 《昨日之众议院》，《公言报》，1919年5月3日。

(101) 《山东问题》，《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02) 曹瞒指曹操，历史上认为是奸臣，这里是指曹汝霖。章惇，《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这里是指章宗祥。

(103) 《山东问题》，《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04) 《学生团上美公使说帖》，《晨报》，1919年5月6日。

(105)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3页。据京师地方检察厅5月5日的调查报告，曹汝霖当时躲在浴室。另据该检察厅对曹宅佣工的调查，章宗祥当时躲在地窨。

(106) 《每周评论》第20号。

(107) 《图穷而匕首见》，《申报》，1919年5月9日。

(108) 《国民外交协会宣言》，《晨报》，1919年5月7日。

(109)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22号。

(110) 《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第22号。

(111) 《公言报》，1919年5月13日。1126年，金兵初围汴京，宋钦宗罢免李纲，对金求和。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痛斥投降派，要求复用李纲。高宗即位后，李纲再度被罢，陈东与进士欧阳澈再次上书，文词激昂，结果被杀。

(112) 《公言报》，1919年5月5日。

(113) 转引自《每周评论》第22号。

(114)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0日。

(115)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6日。

(116) 《昨日安福俱乐部之议员会》，《公言报》，1919年5月17日。

(117) 《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上大总统书》，《晨报》，1919年5月20日。

(118) 《张謇最近之主张》，《晨报》，1919年5月27日。

(119)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7页。

(120)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35页。

(121)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35页。

(122)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5日。

(123)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36页。

(124)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1日。

(125) 《曹汝霖氏声明受害被诬之通电》，《公言报》，1919年5月11日。

(126)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29页。

(127)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0页。

(128)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79—81页。

(129)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52、53页。

(130) 金问泗编：《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第23页。

(131)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46页。

(132)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0日。

(133)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5日。

(134) 《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35) 《政府公报》，1919年5月7日。

(136) 《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37) 《公言报》，1919年5月10日。熊希龄1914年曾任煤油督办。

(138) 《公言报》，1919年5月10日。

(139) 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140) 陆徵祥夫人为比利时人。

(141) 《公言报》，1919年5月10日。

(142) 《公言报》，1919年5月11日。

(143) 《公言报》，1919年5月13日。

(144)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0、321页。

(145)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2页。

(146) 《张督军复国务院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5月18日。

(147) 《陈光远力争青岛电》，《申报》，1919年5月27日。

(148) 《王占元来电内容》，《晨报》，1919年5月16日。

(149) 《昨日安福俱乐部之议员会》，《公言报》，1919年5月17日。

(150) 《晨报》，1919年5月21日。

(151)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01、202页。

(152) 《晨报》，1919年5月27日。

(153) 《政府公报》，1919年5月26日。

(154) 《公言报》，1919年6月8日。李盛铎、王揖唐私下是赞成签约的，但在公开场所又表示反对。政府这一密电声称，签约的决定得到两院议长的同意，然而李、王二人后来均公开予以否认。私下一套，公开一套，这是政客惯用的手段。

(155) 《公言报》，1919年5月28日。

(156) 《公言报》，1919年6月2日。

(157)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3页。

(158) 《公言报》，1919午6月9日。

(159) 《晨报》，1919年6月12日。

(160) 《护军使、道尹请免曹、陆、章电》，《申报》，1919年6月10日。

(161)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1页。该辞呈未署日期，据《公言报》6月5日消息，系6月4日提出的。

(162) 《曹汝霖再辞与政府》，《公言报》，1919年6月9日。

(163) 《政府公报》，1919年6月11日。

(164)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6页。

(165)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6页。

(166)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陈孝威序。

(167) 《晨报》，1919年6月12日。

(168) 《晨报》，1919年6月12日。

(169) 《安福系某君关于政局之谈话》，《公言报》，1919年6月12日。

(170) 《政府公报》，1919年6月14日。

(171) 《龚兼总理就职后之通电》，《公言报》，1919年6月17日。

(172) 《昨日安福部之议员大会》，《公言报》，1919年6月29日。

(173) 《安福部某议员对于内阁问题之谈话》，《公言报》，1919年7月8日。

(174)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57、258页。

(175)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75页。

(176)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5页。

(177)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7页。

(178)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6页。

(179) 5月31日，武汉学联决定6月1日举行总罢课，声援北京、上海的总罢课。王占元立即宣布全城戒严，阻止学生上街游行。6月1日，各校学生不顾警方阻拦，冲出校门，军警用刺刀、枪柄对学生大打出手，数十名学士被刺伤和逮捕，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六一惨案。

(180)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51、352页。

(181) 《吴佩孚反对签字要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7月2日。

(182) 《广东参众两院通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5月18日。

(183) 《请释讨贼学生之要电》，《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

(184)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336、337页。

(185)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近代史资料》总24号，第220页。

(186) 《孙洪伊请北洋诸将讨贼救亡电》，《民国日报》，1919年5月19日。

(187) 《唐少川与无锡代表之谈话》，《申报》，1919年5月17日。

(188)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第51号，第147、148页。

(189) 《吴景濂函电存稿》，《近代史资料》第42号，第129页。

(190) 《广东公报》，1919年6月。

(191) 《广东公报》，1919年6月。

(192) 《广东公报》，1919年6月。

(193)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第51号，第150页。

(19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8页。

(195) 《秘笈录存》，第221页。

(196) 《秘笈录存》，第212页。

(197) 《秘笈录存》，第212、213页。

(198) 《秘笈录存》，第213页。

(199) 以上均见《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

(20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7页。

(201) 《秘笈录存》，第219页。

(202) 《昨日安福部之特别大会》，《公言报》，1919年6月10日。

(203)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56页。

(204) 《龚代阁与西报记者谈话》，《申报》，1919年6月26日。

(205) 《请看山东代表之热烈行动》，《晨报》，1919年6月21日。

(206) 《山东代表谒见总理情形》，《晨报》，1919年6月22日。

(207) 《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见总理详情》，《晨报》，1919年6月27日。

(208) 《鲁请愿团谒见总统详情》，《晨报》，1919年6月24日。

(209) 《政府对鲁代表呈文之批词》，《晨报》，1919年6月28日。

(210) 《昨日各界代表请愿详情》，《晨报》，1919年6月29日。

(211) 《公言报》，1919年6月29日。数日后，由北京学联贷款，屈武等离京赴沪，参加了全国学联的工作。

(21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06页。

(213) 《秘笈录存》，第219—221页。

(214) 《秘笈录存》，第221、222页。

(215) 《秘笈录存》，第222、223页。

(21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06页。

(217)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52页。

(218) 《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

(219) 《秘笈录存》，第223页。

(22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09页。

(22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10页。

(222) 《秘笈录存》，第215页。

(223) 《秘笈录存》，第224、225页。

(224) 《东方杂志》第16卷第8号，第222页。

(225) 《政府公报》，1919年7月11日。

(226) 《公言报》，1919年7月27日。

(227) 《政府公报》，1919年9月16日。

(228) 《东方杂志》第16卷第8号。

(22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1月—12月，第323页。

(230) 《政府公报》，1919年9月19日。

(231) 《政府公报》，1919年7月21日。

(232)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67、168、169页。

(233) 《北大欢迎蔡校长之盛况》，《晨报》，1919年9月21日。

(234) 《晨报》，1919年9月22日。

(235) 《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页。

(236) 《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22卷。

(237) 《拒绝签字》，《星期评论》第5号，1919年7月6日。

(238) 《美使芮恩施君的临别赠言》，《晨报》，1919年9月14日。

(239) 《美公使与学生代表之谈活》，《晨报》，1919年9月11日。

(240)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94页。

(241) 《秘笈录存》，第226页。

(242) 《秘笈录存》，第226页。

(243) 《秘笈录存》，第230页。

(244) 《秘笈录存》，第237页。

(245) 《秘笈录存》，第239页。

(246) 《秘笈录存》，第280页。

(247)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248)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249) 《牧野之中日关系谈》，《晨报》，1919年9月13日。

(250) 《秘笈录存》，第240页。

(251) 《秘笈录存》，第243页。

(252) 《秘笈录存》，第245页。

(253) 《民国日报》，1919年5月7日。

(254) 《张继、何天炯、戴传贤告日本国民书》，《民国日报》，1919年5月9日。

(255) 《和议争点之第五条》，《民国日报》，1919年5月16日。

(256) 《民国日报》，1919年6月9日。

(257) 《致广东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84页。

(258) 《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3、74页。

(259) 以上谈话均见《星期评论》第3号。

(260)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261)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民国日报》，1916年7月28日。

(262) 《致全国各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7页。

(263) 《复宋元恺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6页。

(264) 《复郭标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82页。

(265) 《通告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01页。

(266) 《革命文献》第49辑，第5页。

(267)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编，第412页。

(268) 《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99、500页。

(269) 《批赖□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0、101页。

(270) 《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民国日报》，1918年1月1日。

(271) 《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0页。

(272)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编“韬养时期”。

(273) 《复阮伦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5页。

(274) 《复廖凤书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3页。

(275) 《复蔡冰若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6页。

(276) 《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9、210页。

(277) 《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0页。

(27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7月—12月，第215页。

(279) 《批居正呈文》，《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6页。

(280)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4页。

(281) 《邹鲁全集》第3卷，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版，第303页。

(282) 《复宋渊源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6页。

(283)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2、263页。

(284) 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期，实际出版日期晚于5月（在9月），但有些文章的写成却早于5月。

(285) 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到上海，在中国逗留两年零两个月，到过十一个省。《杜威五大讲演》，在他未离开中国以前，就已出了十版。

(286) 根据目前查到的资料，只有当时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学习的十九岁的张闻天在1919年8月19日—21日出版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的《社会问题》一文，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观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问题。文章的最后，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这是在十月革命后继《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之后第二次公开介绍《宣言》的十条纲领。

(287)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3—24页。

(288) 王光祈说：“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的词，就叫他为中国式……主义。”见《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报告》第4期。

(289)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第7张，1920年5月1日。

第八章　直皖战争

第一节　直皖矛盾的激化

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战争结果，皖系军阀失败，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取得胜利，导致了皖系军阀操纵控制的北京政府倒台，罪恶昭彰、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安福系被解散，直系和奉系掌握了北京政权，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影响甚大。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同一定的阶级和军事政治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直皖战争是直系和皖系这两派军阀势力争夺权势与地盘的矛盾和斗争进一步激化的结果。

一　吴佩孚的撤防北归和西南军阀“联直制皖”的策略

如前所述，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逐渐分化为直系和皖系两派。皖系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主张用军事讨伐手段削平因护法问题而崛起的西南军事割据。直系在以北洋为中心来统一全国，继续他们的军阀统治这个根本问题上，与皖系没有分歧，但反对对西南用兵，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维护西南军阀的地位和地盘，以换取他们对北洋政府的承认，并且时与西南军阀暗通款曲，达成默契。直皖两派的矛盾和斗争，当时表现为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的明争暗斗，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南北之间斗争的一种反映。

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继起成为直系领袖，直皖之间的矛盾并未和缓，斗争并没有止息，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激化了。皖系以冯国璋既死，直系失去了中心，北洋首领只有段祺瑞一人，于是提出“重振北洋系问题”，“亟图北洋系之统一，以期发展今后北方之新局面”⁽¹⁾，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然而却遭到直系的抵制和反对。直系方面，特别是吴佩孚这个直系的“后起之秀”和急先锋，利用五四运动后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向皖系军阀统治冲击的有利时机，对段祺瑞控制的亲日卖国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吴佩孚自湖南前线撤防北归，更是直皖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突出表现，是两派军阀势力从政治角逐走向军事冲突的一个重要步骤，“实为直皖战争的起点”⁽²⁾。

吴佩孚由于直皖之间的矛盾，自从1918年4月占领衡阳后，即按兵不动，与南军划界而守，成立停战协定，并且公开发出“罢战主和”的通电，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已如前述。

1919年5月南北和议破裂后，吴佩孚以“前方经济困穷，官兵苦不堪言”为由，屡次致电曹锟转请中央俯准撤防，北京政府不予理睬。此后，吴为了做好撤防准备，防备撤防时皖军的袭击，便加强了同西南的联系和结合，把此前同西南军阀形成的同盟关系发展成正式的军事同盟，并用条约形式确定下来。

8月下旬，由吴佩孚起草，正式提出了一份《救国同盟军草约》（军事密约），通过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转致西南各派军阀首领，征求意见。《草约》共一千余字，分为四个部分，全文如下。

第一条总纲　本约为平息内争，力谋统一，合力对外起见，并非有党见性质。

第二条宗旨　军人以卫国保民为天职，无论何时，国内战〔政〕争不得牵动武力，惟须弭患无形，以尽保民之责务，并须保全现在之主权，兼收回已失之主权，为卫国之主旨。

第三条条目　（甲）对内主旨。查近世以来，国内政争牵动武力，其咎不在政客善于鼓动，而实在军人程度过于卑劣。自草约定后，如再有此等情事发生，凡在约军人均应起而理喻之，排除之，决不为政党所利用。如有未在约军人盲从者，亦应理喻之，或刬除之。其办法手续如左：（一）维持现状。现在和局混沌，无论如何困难，须协力促成之。（二）和局成功。如扫除内奸，废弃密约，选举良善国会，组织不党内阁等条件，均取一致之态度；至必要时，得干预而纠正之。（三）和局破裂。如再起兵端，本团体攻守同盟，若有害甲，则乙援之；害乙，则甲援之。任至何地，彼此援助，不得坐视。（四）和平善后。即目前和成，而内奸余孽未清，则和平仍不能永保；对于非法机关巧立名目，凡未经正式国会通过，而私图扩张军阀势力，为将来和平障碍者，均取一致之反对，必达取消之目的。

（乙）对外主旨。（一）现在对外之意见。无论对于任何一国，有与吾国牴牾而侵占我国领土，妨害我国权利者，应合力争执，一体响应，以作外交之后盾，而促外人之猛省。（二）将来对外之实力。如至外交决裂，应付乏术，凡我军人均应同仇敌忾，以洗国耻，而为东亚吐气。除由与外人接近之军队出其全力对待外，凡同盟各军，应各出全力接济援助，以期最后之胜利，而博军人之荣誉。

（丙）附件。（一）凡属同盟军遇有危迫时，接近者应有实力之援助，不接近者亦应有函电之响应，或转托他军之援助。（二）如同盟军有意见时，得联合同志调解之，不得自起冲突。（三）如有扩张私人权利，破坏大局，或私通奸人，局部分裂者，应由同盟军摈诸团体之外，或驱逐之。（四）凡属南北将领，对内对外心理相同者，皆可联结同盟。惟必须主持和平，宗旨正大，而无权利思想，经本约同盟人认可者，方可列盟，不得以地区限制之。（五）以上各条，由同盟人署名盖章后，永久发生效力。

第四条结论　（一）此项盟约，因中央政府不良，元首大权旁落，深恐群奸盘据，延宕和局，实行其困惫南北征人之计，故不可稍事迁延，以期组织将来良好政府，安内攘外。（二）自签约之日起，如一月内和局仍无解决之望，或和议敷衍完结，及取消非法机关诸目的未能达到，应先由同盟军预定办法暨进行手续，另订副约，秘密签字，以期一致行动，贯彻始终。（三）上列对内对外各条，团结一致，好恶同之。有渝此盟，神明殛之。⁽³⁾

《草约》的矛头指向皖系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是十分明显的。

谭延闿在转达吴佩孚提出的《草约》时说，“吴愤于段氏专横，欲结西南，以期促进和平，协谋国是，情意恳切。”⁽⁴⁾他对《草约》各条所示主旨，自然完全予以支持。滇系军阀首领唐继尧也表示赞同，认为《草约》所提条件，与西南所持者基本相同，惟嫌涉及的范围较狭，希望予以扩大。随后，唐继尧派代表韩凤楼（五峰）至衡州（今衡阳），与吴佩孚洽商。10月中旬，吴佩孚又派其心腹石陶钧（醉六）作为全权代表至昆明和桂林，分别与唐继尧和陆荣廷进一步密谈⁽⁵⁾。11月下旬，谭延闿的代表钟才宏、唐继尧的代表韩凤楼、陆荣廷的代表朱兆熊及粤军代表等，齐集衡州，在《救国同盟军草约》的修改稿上签了字，后来川军代表也在这个密约上签了字。

与签约的同时，吴佩孚还与西南各代表在衡州举行了秘密军事会议，讨论了参加军事同盟条约各方下一步的共同行动和步骤，决定：第一步，由谭延闿主稿，联衔致电国务总理靳云鹏敦促南北议和；第二步，由军政府通电主和；第三步，由吴佩孚致电靳云鹏，要求停止内讧，恢复上海和议，实现国内和平；第四步，为防备皖军的进攻，由西南各方“密饬各前线为相当之准备”；然后第五步，由吴佩孚率军由湖南前线撤防⁽⁶⁾。

救国军事同盟密约的签约和衡州会议，把原来直军和南军互相对峙的局面正式变成为同盟关系，并且进入付诸行动阶段。这对直系和西南均具有重要意义，对吴佩孚的决心北撤，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衡州会议后，西南首领唐继尧、谭延闿、林葆怿、刘显世、谭浩明、熊克武、莫荣新七人，即按照会议的步骤，于12月14日致电靳云鹏。唐等由于找到了直系这个强有力的同盟者而有恃无恐，致靳电以强硬措词诘问说：“前屡得来电，一则曰渴望和平，再则曰欲求精神上之融洽，而为日既久，未闻有具体办法，且进行种种借款，此渴望和平者所不当如是。究竟执事主张何在，用意云何，是否无从措手，徒托空言，抑或别有他图，故意延宕？况夫做事当机立断，和战一言可决，军人信义所关，必须以诚相见。”⁽⁷⁾接着，军政府也于12月19日致电诘责靳云鹏。吴佩孚为履行第三步，于12月中旬派代表穆文善、赵中元晋京，赴府院向徐世昌和靳云鹏陈述对于谋和的种种意见，以及驻湘直军困苦情形和撤防问题⁽⁸⁾。1920年1月2日，吴佩孚又致电靳云鹏，请他“急求国内统一，促成和议”，并说：“南北同胞也，强邻仇敌也。同胞之争，无妨相让，仇敌之侮，万难屈从。”⁽⁹⁾与此同时，吴佩孚还再次致电曹锟，恳求他“俯念兵艰，准予撤防北归”，并“转请中央迅赐救济，明令撤防”⁽¹⁰⁾。吴佩孚的举动，得到曹锟暗中的支持。曹锟在向北京政府转呈吴佩孚要求撤防的电文中说：“该师旅长及各官兵等，自湘事发生，苦战千余里，担任防务，已经两载。战死者既作泉下之游魂，而生存者尤为异乡之饿莩。”⁽¹¹⁾言下之意，吴佩孚所部处境值得同情，撤防要求合乎情理，应予核准。

在军事和政治的斗争中，任何一个军事和政治集团，为了保存和壮大自己，孤立并有效地打击敌人，克敌制胜，都需要争取同盟者，那怕是暂时的同盟者。为了促进北洋内部的分化，以利自身的发展，西南利用直皖矛盾，把同吴佩孚的同盟关系进一步扩大为同整个直系的联盟，制定了“联直制皖”的策略。直系则除了同西南结盟外，还提出北结奉系军阀张作霖，并与中央的徐世昌和靳云鹏通气，建立反皖的“三角同盟”。

1920年1月24日，桂系军阀元老、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在给唐继尧的密电中，把联直制皖的策略思想说得最为明确：“河间（冯国璋）新逝，直系骤失中心，段派乘时一面吸收，一面排退。直系恐被压迫，若不自振奋斗，势难自保，现似有此觉悟。直系失势，西南更危。双方处境相同，非彼此彻底联络，无以自存。”⁽¹²⁾岑春煊表示要对吴佩孚撤防加意联络，促其实现，并提出进一步托吴佩孚联络曹锟、李纯及张作霖，以谋共同解决时局的办法。岑春煊将上述联直制皖旨意电告南方驻上海议和代表章士钊，要他迅速进行活动。章随即将西南意见转达江苏都督李纯。李听后，十分欣喜，表示：“苟和非计，徒使安福假借统一名义大借外债，又借政权排斥异己。非有切实之保障，和后仍无益于国。”⁽¹³⁾李纯提出请岑春煊与唐继尧、陆荣廷连结西南诸帅为一团体，他则连结张作霖、曹锟、王占元、陈光远、吴佩孚为一团体，由两团体互商解决时局办法，并且认为必须实行直系与西南及在中央的靳云鹏、徐世昌的“三角同盟，缺一不可”⁽¹⁴⁾。李纯的意见，与西南联直制皖的主张完全合拍，双方决定一致协同行动。后来事实表明，在倒皖的斗争中，这些商订的计划都付诸实行了。

1月下旬，吴佩孚派秘书余道南到广东，与西南军阀进一步磋商撤防具体办法。吴请款六十万元作为撤防费，军政府慨然应允，决定先付给三十万（毫洋），当即由国会议员钟才宏解交与吴，其余三十万留待直军开拔时付清。吴则与之约定，直军开拔时，衡州由湘军填防；撤防时，如遇皖军开衅或直军中途受阻，由同盟军各方恪守协约，极力援助⁽¹⁵⁾。为了诓骗段派，争取撤防的顺利实现，吴佩孚在给北京政府及湖南督军张敬尧的电文中，均一再声称，撤防后由张敬尧的部队接防，他愿竭力负责促进南北两方调停，订立条约，湘南防务不致有虞。

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授意下，对吴佩孚接连不断的撤防恳求一直不予批准，命令他不许自由行动。段祺瑞、徐树铮反对吴佩孚撤防，原因是清楚的：边防军要摆在北方用以自卫，没有足够的兵力接替前方防务；另外，他们需要吴佩孚这支骁勇善战的部队同南军作战，没有吴佩孚，段的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就不能实现。同时他们还担心，吴军北归，将会顺道直取长沙；到北方后，又构成对自己的威胁。但吴佩孚并不理会来自北京的不准命令，他有曹锟和直系长江三督的幕后支持，又找到了西南这个同盟者，表示撤防“志决议定，断无变更”⁽¹⁶⁾。

2月间，在段祺瑞策划下，河南易督问题发生，同时安福系又在北京策划倒靳阁运动（均详后），于直系不利，这样就促使吴佩孚不得不加速率部北撤。从2月底开始，吴佩孚派人将包括自己眷属在内的直军官佐七百余人、家眷约三千人护送北归，并发布撤防布告，禁止士兵随意请假⁽¹⁷⁾，以示北撤决心。曹锟的态度也强硬起来，接连六次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准许直军撤防⁽¹⁸⁾。3月21日，北京政府再次致电曹锟，要他飞电制止吴军开拔。曹锟复电说：“现该军军官眷属等业已北上，归志已决，无法挽回，务请速发欠饷及开拔费，并电湘督拨队接防，迫切待命。”⁽¹⁹⁾3月26日，吴佩孚拍发的最后一个要求撤防电报指出：“我军远戍湘南，瓜期两届，所有必须回防之苦衷，迭经电陈，无事赘述。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同属一家，并非外患仇雠，何须重兵防守。……若谓撤防太速，隳其前功，则三载换防，不可谓速，阋墙煮豆，何敢言功。”⁽²⁰⁾

段祺瑞看到阻止无效，直军撤防势在必行，被迫只好同意撤防。5月18日，吴佩孚接到曹锟转来的允准撤防命令后，即于20日通电撤防北返，开始行动。

5月21日，张敬尧派所部暂编第二师师长吴新田到衡州，会商防务交代事宜。吴佩孚与吴新田及谭延闿的代表萧弼臣在衡州签订了六条协定，规定各守防区，互相不得侵犯。吴佩孚随即率所部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混成旅于5月25日一齐撤出了湘南防地，全体乘船至株洲，再水陆兼程，以期迅速行军。沿途军士们唱着吴佩孚用《满江红》词牌写的军歌《登蓬莱阁歌》：“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²¹⁾

吴佩孚率部由湘江顺流而下，27日经过长沙，29日到岳州，均未停靠，31日抵达汉口。直军到汉口后，由鄂督王占元接济军费六十万元，吴向全军发饷三个月以振士气。吴佩孚一到汉口，即声称：“顺国人之公意，本正义之主张，撤防湘南，集中武汉，以清除奸慝，促进和平，力争外交，以维国体，一俟军队运输告终，即日挥戈北指。”⁽²²⁾这无异是对段祺瑞的宣战书。在武汉休息数日后，吴佩孚率部于6月5日乘车离开汉口，7日清晨到达郑州。吴将第三师全部驻扎在郑州，王承斌的第一混成旅驻许昌，阎相文的第二混成旅驻驻马店，萧耀南的第三混成旅驻顺德、磁州，骑兵团驻黄河桥，步兵八团驻新乡县。

吴佩孚撤防之先，段祺瑞认为这等于是放虎归山，因此与徐树铮等密议决定，一面密电张敬尧迎头截击，一面电令驻在荆州城内的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迅速率师东下集中岳州，准备将吴佩孚部队消灭于洞庭湖中。长江上游暂编第一混成旅旅长赵云龙、北洋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第二混成旅旅长刘海门等部已先赶驻岳州，其余驻沙市、宜昌、宜都等地的第二、第三、第四等旅亦分途开拔，长江上游第二旅旅长刘文明则奉派为前敌军事参赞，驰往长沙与张敬尧联系夹击吴军事宜。湖北都督王占元据报吴光新所部纷纷东开，认为是袭击武汉，急调所部北洋第二师和第十八师宋大霈、湖北第二旅寇英杰、第三旅卢金山，第二十一混成旅孙传芳等部队，沿长江两岸布防堵击。吴光新军第二旅三、四两团渡襄河（即汉水）时，被襄阳镇守使署所属部队迎击，死伤甚多，溃退沙市，第三、四两旅在途中亦被堵不能前进，退驻宜都、宜昌等地。吴佩孚率领全军经过长沙时，张敬尧在长沙城内外及岳麓山布防，但因兵力单薄，不敢冒险截击。吴佩孚的船队到洞庭湖时，吴光新未能赶到岳州，在岳州布防的赵云龙等部皖军，无人敢负代为指挥之责，未向直军开火。因此，吴佩孚率部顺利闯过了两道险关，安全抵达武汉。

吴佩孚在撤离衡州前一天，与张敬尧和谭延闿代表三方签订的南北两方维持原有停战界线互不侵犯的协约，完全是迷惑张敬尧的官样文章。原来，吴佩孚早已秘密与西南达成撤防后由湘军接防，吴军退一步，湘军进一步的协议。因此，吴佩孚一走，湘军就立即行动起来，步步紧跟，抢先接防。5月21日，湘军就将祁阳防地占领。25日，侵夺耒阳。6月7日，进占衡山，并由湘潭、湘乡直逼省垣。张敬尧所部驻湘军队虽有七万人之多，但军纪腐败不堪，毫无抵抗能力，不战自溃。6月11日晚，张敬尧从长沙逃往岳州。次日，湘军赵恒惕进占省城。26日，岳州亦为湘军占领。从此，湖南完全为湘军所有。湖南人民在张敬尧的暴虐统治下，度过了两年零三个月的苦难岁月，对张的暴戾恨之入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驱张运动，最终实现了。6月13日，北京政府以“节节退缩，置原划防区于不顾，又复擅离省垣”为词，褫去张敬尧湖南督军兼省长各职，暂行留任⁽²³⁾。29日，又明令查办。张敬尧的第七师残部退往湖北后，由王占元接管改编。

吴佩孚撤防，直军主力北上，湖南由原来皖系占据的地盘转归直系的盟军所有，不仅加深了直皖之间的对抗，意味着战争迫近了，而且这一变化，从军事形势和力量对比上来说，显然是有利于直系而不利于皖系的。这对后来战争结局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　河南易督和八省同盟的建立

与吴佩孚积极准备撤防的同时，发生了河南易督问题。它与直军撤防有密切关系，是直皖战争前两派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河南地处中原，居南北要冲，有京汉路纵贯其间，在军事上地理上占有重要地位。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1871—1933），字周人，河南汝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隶属于毅军，官至总兵。民国成立后，曾任河南护军使，因镇压白朗起义有功，1914年被袁世凯封为宏威将军，督理河南军务。袁死后，任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虽属北洋派，但不是安福系人，对直皖两系采取中立态度，对于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命令也不愿积极执行。段祺瑞、徐树铮衔恨在心，早有去赵之意。

还在1919年七八月间，段派为了排斥直系，就密谋策划河南易督。因吴佩孚谋任湖南督军，其最初计划，即拟以湘督给吴，将张敬尧调豫，赵倜则调热河。此节做到后，再设法进一步谋去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使南北要区，密布心腹，以力制西南，宰割天下⁽²⁴⁾。但因赵倜反对张敬尧，易督问题未得解决。稍后不久（11月），又提出以吴光新督豫。

吴光新（1886—1939），安徽合肥人，为段祺瑞的妻弟，皖系军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早就想谋得一个督军的位置，占有地盘。1917年8月6日，段政府于任命傅良佐督湘的同时，派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让他率兵两混成旅由岳州入川。段原想以川军为驱逐滇、黔军的先锋，而用北洋军队在后面监视，然后以吴光新督川。不久，段祺瑞对湘用兵失败，傅良佐从长沙逃走。熊克武的川军也乘吴光新不备，把到达重庆的北军包围缴械。吴趁船逃走，重庆为熊克武所占领。段对川省方面的计划归于失败，吴的川督也就随之落空。

1919年11月间，靳云鹏组阁，吴光新为裁兵事回京见靳。靳为了想取得安福系对其组阁的支持，便向吴表示愿以陆军总长让出，请他担任。吴说他“志愿不在中央，如外地一省督军之任，尚可尽力”，并指明想当河南督军。靳未表示同意，说：“赵倜有兵三万余人，恐难收束。”吴答称他自己“有部下一万余人，可以全行携带前往。至豫军各将领，犹可以设法疏通”⁽²⁵⁾。吴一面向靳表白心意，一面即极力与段祺瑞、徐树铮商议谋取豫督。赵倜闻讯后，大起恐慌，即派其弟赵杰晋京运动。赵杰到京后，花了二十万元贿赂段祺瑞及其部下，段始答应暂不更动，但以裁兵为交换条件，故河南督军署于一月以内即全力从事裁兵。

不料裁兵刚刚就绪，尚未编定，段祺瑞又提出撤换赵倜。2月13日，皖派一些重要人物在段宅开会，决定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安福国会众议院秘书长王印川为河南省长。随后，吴光新以平定河南匪患为名，率兵到信阳，大有走马上任之势。吴还密谋与南阳镇守使吴庆桐等河南内部的反赵军采取联合行动。与此同时，徐树铮南下到济南，与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密议，决定如赵倜反抗，则由马良带兵入河南，援吴攻赵。随后徐又到蚌埠，与皖督倪嗣冲会商，牵制苏督李纯，为吴光新后盾。段祺瑞之所以重视河南地盘，迫不及待地想易督，是因为当时吴佩孚在衡州正积极准备撤防，河南是直军撤防北返必由之路，由吴光新接替赵倜任河南督军，就能成功地阻止北返直军通过；同时可以打破曹锟与长江三督的联络，使之首尾不能相接。

易督消息传出以后，河南人心浮动，赵倜部下大哗，群以段祺瑞无信，要与之决一雌雄。河南省议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反对易督，要求吴光新部队撤出河南。赵倜怒不可遏地说：“二十万元只买得裁兵二字！”⁽²⁶⁾他不甘心被逐，当即一面以河南第一混成旅旅长成慎为第一路司令，豫东镇守使兼毅军统领宝德全为第二路司令，宏威军司令赵杰为第三路司令，分驻各处要隘，准备抵抗皖军进攻；一面派其亲信王杰到广东与西南联系，寻求援助，表示倾向西南，一致反皖。2月14日，赵倜给岑春煊的密电说：“时局纠纷，已达极点，非速解决，难救危亡。靳阁现正竭力图豫，计在统一北方，破坏长江，然后进取西南，贯彻主战初衷。刻北方军人多已解体，宜速拒绝和议，联合各省，以定时局。敝省商定，均愿执鞭，强随诸君后，机不可失，祈即图之。”⁽²⁷⁾王杰从广东返回河南后给岑春煊的电报中，进一步指明河南易督与西南的利害关系：“现在吴光新督豫之说，声浪日高，果成事实，则长江必危；长江危，则西南亦难支持。务恳速定大计，一面电商宁督设法阻止，阴电各军一致进行。”⁽²⁸⁾

段祺瑞提出河南易督，以吴代赵，是想切断吴佩孚的归路，破坏直系的兵势连锁。他这一着关系到直系的兴亡盛衰，当时舆论就指出：“豫省为直皖两系生死存亡之关键，为两系必争之点，无论如何，不肯轻易放手。”⁽²⁹⁾因此，除了赵倜进行抵制和反抗外，直系各省督军也一致表示反对。曹锟、李纯、王占元、陈光远都发电阻止。2月下旬曹锟给靳云鹏的电报说，“去赵用吴，北洋解体，万不可办。”⁽³⁰⁾吴佩孚更是怒火中烧，对段派进行了较前更加猛烈的抨击。2月23日，他在一则通电中严词诘质说：“夫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共戴一天。而乃长恶不悛，鬼蜮百出，值兹全国蜩螗之秋，潜为位置私人之计，只知扩张党势，不顾牵动大局，如果一意孤行，势必酿成大乱。……吴光新既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万取千取，法纪荡然，排除异己，人人自危。政府比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赞许者则排击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威权较满清、项城为何如？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家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³¹⁾他要求徐世昌和靳云鹏“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以弭战祸，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

为了防止段派的阴谋实现，吴佩孚派代表赴河南与赵倜接洽，商议共同对付皖系办法，同时加速撤防的进程，决心以实力援赵。吴还与西南互通声气，希望采取一致态度。2月23日和24日，吴佩孚连续给岑春煊发出密电说：“中央决定以吴督豫，虽各方反对，悍然不顾，即牵动大局，亦所不惜，发表命令，即在目前。除由敝处通电全国力争，并派专员赴豫与赵接洽应付外，并希我公密电转达豫督，嘱其抗拒勿交，敝军立即撤防，以实力援助，决不令其蹈吉、鲁两督之故辙也。”他要求岑“联合西南各军全体，警告中央，以破阴谋而杜后患”⁽³²⁾。吴佩孚还介绍赵倜参加了救国同盟军，与西南联为一体⁽³³⁾。

河南易督如果成功，不惟予直系以沉重打击，而且显然对西南也是不利的。西南军阀从保存地盘和向外扩张的切身利害考虑，自然是支持赵倜和直系反对皖系，不同意易督的，况且他们还同吴佩孚签有同盟密约的关系。西南渴望乱中取胜，从北洋内部直皖两派的厮杀中坐收渔人之利，发展自己的力量。2月27日，岑春煊致西南军阀首领陆荣廷、谭浩明、唐继尧、刘显世、熊克武、谭延闿的密电中，把这—意图说得最为明白：“段派阴谋夺豫，藉以控制长江，情势已逼。子玉（吴佩孚）义愤慷慨，既决以实力援助，若能回军武汉，而中原发生剧变，则北部内乱，适予西南以绝好发展之机。此时应请速谋团结内部，预筹战备，迎机速起，以求最后之胜利。”⁽³⁴⁾滇军驻夔州（今重庆奉节县）总司令、襄郧镇守使黎天才认为战端发生，滇军“乘势东下，窥取荆、宜，互相策应，诚属千载一时之机”⁽³⁵⁾。蓝天蔚则说：“吴佩孚撤防不专为湘，亦含有救赵之意。此事与西南作战计划，颇有关系。……前方机会虽好，而施、夔无能战之兵，若能于赵、顾两军中，分一东下捣武汉，直意中事。且武汉谋响应者甚多，一经连络，胜券可操也。”⁽³⁶⁾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也在2月下旬致电徐世昌，以赵倜部下群怀义愤，准备抵抗，北洋因地位争持，牵动大局，将追悔莫及，主张暂不更易豫督⁽³⁷⁾。如前所述，张作霖原本是依附段祺瑞，在直皖两系关于和战问题的争执中是支持段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的。1918年2月间，徐树铮怂恿拉拢奉军在秦皇岛劫械，引奉军入关，胁迫冯国璋对南方护法军作战。随后，张作霖在军粮城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以徐树铮为奉军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并帮助段祺瑞、徐树铮组织安福国会。但不久，徐树铮未经张作霖之同意，随意调遣奉军，并以奉军副司令名义在天津擅杀直军将领陆建章，嗣后又挪用奉军军饷数百万元，张因之对徐产生恶感。同年9月，他解除了徐的奉军副司令职，撤回奉军总司令部，从此张、徐分离。五四运动后，张作霖看到段祺瑞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完全失去了人心，而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经营外蒙，又有碍奉系势力的扩张，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同时直系利用张作霖同徐树铮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联奉制皖”的策略，吴佩孚曾派人对张作霖说，徐树铮谋夺关外利权，劝张勿为徐所利用，以致不利于己⁽³⁸⁾。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张遂转而倾向直系方面，从而在河南易督问题上，与直系持相同的态度。

1920年2月26日，北京政府国务院在安福系的操纵挟持下，通过吴光新任河南都督，王印川任省长。会后，靳云鹏即将两议案送徐世昌盖印发表。徐不同意更动河南督军，只在任命王印川为河南省长的命令上签了字。徐之所以不肯撤换赵倜，是因为一方面他早就不满意安福系的专横，不甘心做段祺瑞的政治傀儡；另一方面徐和赵倜素有往来，关系比较密切，且赵之所部豫军，属于姜桂题的旧淮军，对徐素表忠诚，故人早视河南为徐的势力范围。加上曹锟当时有密电致徐，说先前湖南战后，段祺瑞即以湘督给了张敬尧，致使湖南风潮至今未息，今又为其亲戚谋地盘，使秩序完好之河南濒于战争危险，宁能服天下之心。如吴、赵果有争执，则他将助赵⁽³⁹⁾。徐世昌害怕河南发生战乱，便坚不肯易督，曾对人说：“即不说我是总统，而我以河南巨绅之资格，亦决不能任河南地方发生扰乱，故罢赵用吴，激起反动，我决不为。”⁽⁴⁰⁾

由于赵倜的坚决抗拒，曹锟、张作霖、长江三省以及吴佩孚的声援，加之徐世昌也不同意易督，段派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被迫让步，表示暂时可以不撤换赵倜，但必须立即将移动的豫军一律撤回原防。3月初，曹锟致电北京政府替赵倜的军事调动辩解，提出将吴光新的部队撤离河南境内，作为豫军回防的先决条件。电文说：“豫省此次震动，实因吴军抵境所致，如吴军能即日开离豫省，则豫军亦即日各回原防。”⁽⁴¹⁾随后又补发一电：“吴光新之奉调到豫，原为剿办土匪，现豫省并无匪迹，则吴军自应迅为撤去，以免发生误会。”⁽⁴²⁾赵倜也致电北京政府，声称河南并无匪患发生，“境内弭平，堪纾廑念”⁽⁴³⁾。“豫军回防原无不可，但必俟吴光新军队退出豫境之后，方能遵令办理”⁽⁴⁴⁾。

安福系易督阴谋未能得逞，于心不甘。3月下旬，赵倜因南阳镇守使吴庆桐有叛迹，拒绝让他回任，其时又有驻郑州第八旅旅长靳云鹗（靳云鹏之弟）所部在荥泽县发生兵变。安福系以吴庆桐系中央命官，不得由本省大吏任意进退，今赵拒绝其回任，是大损中央威信，兵变一事，更说明赵无统治能力，再次向靳云鹏提出将赵倜撤换，并拟由安福国会对赵提出弹劾。靳云鹏因与徐树铮的关系早已形同水火（详后），而同赵倜感情颇好，在易督问题上，表面上采取骑墙态度，实际上是支持赵的。因此不同意撤换赵倜⁽⁴⁵⁾。

河南问题发生后，使1919年秋冬间形成的直奉同盟日趋成熟。原来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孟恩远七省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现在又加上豫督赵倜，形成以直系为核心的反对皖系的八省同盟。

4月8日，曹锟在保定发起阵亡将士追悼会，各省区均派代表参加。次日，八省同盟代表，加上吴佩孚的代表共九人，在另一地点开了秘密会议，商讨对付皖系的方策。由于安福系罪恶昭彰，声名狼藉，成为全国人民众矢之的，所以八省在反皖特别是反对安福系的立场上基本取得一致。但参加八省同盟各方的见解不尽相同，因此会议只决定铲除安福系，而避开了段祺瑞这个皖系头目，认为搞垮了安福系，段便不攻自倒。会议当场通过三条：一、拥护靳内阁，但不反对段祺瑞；二、前线各省防军一律撤回，但须保证南军不进攻；三、宣布安福系罪状，通电政府，请求解散⁽⁴⁶⁾。

段派为了破坏八省同盟，3月间曾策划进行选举副总统活动，并内定选举曹锟。他们以为举曹则其余七省必将以为曹与段祺瑞订有密约，由于暂时利益关系结合起来的八省同盟，必因之解体。曹锟在安福国会成立时曾受过一次骗，吃了苦头，这次当然不会轻易再上当了，他拒绝了这种诱骗。参加八省同盟的军阀也指使本籍国会议员不得出席副总统选举会。两次会议均因不够法定人数而流产，因而段派的计谋无法实现。

中止河南易督，是直皖斗争中直系的一大胜利。因八省同盟的建立，直系的声势更增大了，皖系处在直奉南北夹击之中，直皖两派间的斗争因之也更尖锐化了。

三　安福系的倒阁运动和靳内阁去留之争

河南易督问题发生后，不仅加强了直系和奉系及西南的同盟关系，开始实现李纯在1920年初提出的“借张胡（指张作霖）倾安福”，“直系与西南提携，协谋倒段”的策略主张⁽⁴⁷⁾，而且为了利用徐世昌、靳云鹏在中央的地位来抵制安福系，他们把这种同盟关系正式扩大到徐、靳，形成直奉、西南及徐、靳反安福系的“三角同盟”。针对当时安福系发动的倒阁运动，八省同盟作出了拥护靳内阁、解散安福系的决定。围绕靳阁去留问题，展开了反对安福系的激烈斗争，加速了直皖两派的决裂。

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山东邹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学堂监督为段祺瑞），后任清军十九镇总参议，驻守云南。1911年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靳在昆明五华山战败，化装逃走。到北方后，由段祺瑞引荐，袁世凯任命他为北洋军第五师师长，署理山东都督。袁死后，复受段祺瑞重用，1918年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他忠实执行段的武力统一政策，被段倚为左右手，与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同称为段手下的“四大金刚”。即在此时，徐树铮因与靳争权争宠而矛盾日趋尖锐。徐处处揽权，又年壮气盛，仗势凌人，往往故意使靳难堪，靳曾多次负气请假，表示消极对抗。徐是段的嫡系门生，政治关系比较简单，唯一的靠山是段，加上他会玩弄手腕，善于出谋划策，而深得段的宠信，人称为段的“小扇子军师”。靳与段虽然也很接近，且有师生关系，但他和冯国璋是同学同事，同曹锟是把兄弟，又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往来都较密切。因此，段对他不能毫无戒心，对徐的信任就逐渐超过他。靳因之对徐衔恨在心，两人关系更加恶化。

1919年6月13日钱能训内阁总理辞职后，由龚心湛兼代。9月5日，龚又为安福系所迫去职。龚辞职时，徐世昌的夹袋中原有一个周树模作内阁总理的继任人选，但亲日的安福系认为周是英美派人物，反对他组阁。于是由徐世昌提议并征得段祺瑞的同意，由靳云鹏（时任陆军总长）兼代国务总理。靳云鹏组阁时，曹锟、张作霖为了能在中央多找到一个共同对付安福系的同盟者，都对他表示支持。9月22日，曹锟、张作霖联名致电徐世昌，略谓：“国政端在内阁负责，龚代阁久萌退志，继任之人，甚难其选，暂行代理。现闻有靳云鹏总长兼代之说，大总统潜移默化，想已得选。靳总长心地光明，操行稳健，以靳代龚，众望允孚。如龚代总理必欲退职，即请以靳总长组阁。”⁽⁴⁸⁾连一向同北京政府作对的吴佩孚，也表示赞同靳出任内阁总理。徐树铮曾推出皖系安徽督军倪嗣冲等通电反对靳云鹏组阁，但阻挠无效。11月5日，靳云鹏被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旋即为参众两院通过。

靳云鹏上台后，想摆脱段祺瑞的控制而独树一帜，使自己成为各派的中心，以左右政局。他力主与南方议和，反对对南用兵，表示“中央主张所在，惟以和平统一为归”⁽⁴⁹⁾。这一点与直系的主张完全一致。安福系拉他入伙，使其为该党的政治目的效力，他拒绝参加，说：“余系军人，万不能公然加入政党。”⁽⁵⁰⁾关于阁员人选，安福系为了便于操纵内阁，提出以己派人物吴炳湘、李思浩、姚震、朱深、曾毓隽分任内务、财政、司法、交通各部总长及国务院秘书长，靳云鹏起初表示接受。及至国会通过靳组阁案时，靳改提田文烈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张志潭为农商总长，夏寿康为教育总长。靳以为周自齐为旧交通系梁士诒的人（旧交通系1918年底即已与安福系处于对立），由周长财政，可得旧交通系经济上的援助，为中央垫拨军政各项费用。张志潭本任陆军次长，为靳的忠实助手，平日也与徐树铮不睦，靳畀以农商总长，是想利用欧美资本发展国家财源，摆脱金融上的困境，同时拉他以与安福系相抗衡。夏寿康为湖北人，与黎元洪为旧识，关系较深。靳拟请黎出任调停南北和议，由夏任教育总长，便是为了联合黎元洪。

靳阁人选提出以后，11月7日和9日，曹锟、张作霖先后致电靳云鹏表示赞同。张在电文中说，“我公出膺艰巨，定能利国福民。承示各部总长，贤才硕彦，独出冠时，为国得人，共图匡济，逖听之下，极表赞同。”⁽⁵¹⁾安福系则感到上了靳云鹏的当，认为“此项组阁与本系势力之消长至有关系，不可忽视”⁽⁵²⁾，因而拚力反对。尤其是财政总长一席，提出非己派之李思浩担任不可，因为安福系每月十四万元党费要由财政部支付，他们视财政部为命根子，决不肯轻易让给他人。11月16日，傅良佐去公府见徐世昌征求意见，徐不肯迁就安福系，表示不愿更动财长⁽⁵³⁾。靳云鹏引曹锟、张作霖为助，也表示宁可不干，决不更动⁽⁵⁴⁾。安福系无可奈何，不得不稍事收敛。但19日徐树铮从库伦（徐于10月下旬去库伦）打来一电，内有“若有人主张危及国会，某将声罪致讨”的话⁽⁵⁵⁾。在京的安福系分子得到徐的指示，态度复转为强硬，有人主张提出周自齐借款卖国案，以窘政府⁽⁵⁶⁾。曾毓隽则多次游说段祺瑞，请他出面迫靳改变主张。11月22日，段召靳入见说：“财长一席，安福方面绝对不赞同周自齐，为之奈何。余意此时不妨依彼等之请，改提李思浩试办财政，如果实在不能支持下去，再换周自齐，亦不为晚。”⁽⁵⁷⁾

靳云鹏虽然想摆脱段祺瑞的羁绊，但毕竟不敢公然违抗恩师的旨意，不得不屈服。于是，财政总长改提李思浩（后以周自齐任币制局总裁）。对此，安福系自然喜形于色。11月25日，曾毓隽给上海王揖唐的电报说：“阁员已定赞侯（李思浩，字赞侯）长财，吾党完全胜利，未始非合肥主持之力，本星期内可以完全通过两院，知念特闻。”⁽⁵⁸⁾11月28日和12月3日，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开会通过各部总长同意案，靳云鹏提出的教育总长夏寿康、农商总长张志潭又被否决。靳与安福系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失败了，预示着靳内阁的前途不妙。当时有舆论指出说：“李思浩一上台，靳阁的命运决定了，靳得一内阁，不能损安福部的毫末，安福部得一财政总长，却是窘靳而有余。”⁽⁵⁹⁾

12月3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靳内阁阁员：外交总长陆徵祥（陈箓暂代），内务田文烈，财政李思浩，陆军靳云鹏兼，海军萨镇冰，司法朱深，交通曾毓隽，农商田文烈兼，教育总长仍由次长傅岳棻代理。安福系对农教两部派员兼代大不满意，连日开会，企图压迫靳云鹏将两部人选更换，以己派之人充任，同时要几个部的次长。其中李思浩提出与他共事多年关系比较密切的财政部秘书钱锦荪为次长，靳云鹏没有答应。12月初，靳未经李思浩的副署，下令委自己的同乡和好友潘复（馨航）为财政次长，作为自己在财部的耳目，以便对李思浩起一些监视作用。李即愤而辞职，表示抗议，安福系予以全力支持，坚持不令潘复到任，并暗中策划倒阁运动。对此，靳云鹏大发牢骚说：“以正式总理不能用一次长，处处受某派牵制，此等总理，有何趣味。”⁽⁶⁰⁾由于安福系的逼迫，靳又不得不退让，潘复请假告退，由钱锦荪任次长，靳与安福系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又失败了。以后，靳阁便因安福系处处牵制要挟，“一步不能发展，一人不能任用，一事不能顺手办理”⁽⁶¹⁾。

1920年初，河南易督问题发生，靳云鹏对安福系所提撤换赵倜代之以吴光新的计划，采取消极抵制态度，未予支持。加上当时日本向中国提出就山东问题进行直接交涉，安福系为了想获得日本借款，暗中与日本勾结，阴谋出卖主权，满足日本的要求。靳云鹏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八省同盟督军和吴佩孚也通电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表示不同意直接交涉，声称：“中国既在和议席上拒绝签字，早知日本方面必有此举。惟既拒签于前，在理势二方面说，均无今日反接受直接谈判之理。”⁽⁶²⁾他还向山东代表说：“余宗祖坟墓均在山东，余之爱山东，决不后于国人。总之山东一案，本人在阁一日，必不至草草从事，余对此案，已抱定‘尊重民意，保持主权’八字。”⁽⁶³⁾因此，安福系决定发动倒阁运动。

1月间，由于安福系的刁难和作对，即有靳阁不稳之说。2月26日，因徐世昌不同意在罢免赵倜、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的命令上签字，安福系把罪过归咨于靳云鹏的暗中作梗，乘机向段褀瑞进谗说：“靳对公之至戚尚怀排斥，何能保其不叛公而去。”⁽⁶⁴⁾因此，当晚靳云鹏去见段祺瑞时，段斥责靳说：“你如此无用，如何能配做总理。”⁽⁶⁵⁾27日，靳即向徐世昌请假，并于29日以“病迫才拙”为辞提出辞呈。徐世昌对靳辞职表示殷切挽留，当即派秘书吴笈孙将原呈退回。吴向靳转达徐的话说，“同是为国家做事，不必过于坚持”。靳说：“总统好意，固极感激，但某方面有意为难，如不改就妥洽，实难再任国事。”⁽⁶⁶⁾徐还派人请段祺瑞出面挽劝，段也表示希望靳勿辞职。靳在徐劝挽之下，便打消辞意，于3月3日销假视事。但安福系把靳云鹏看成是直系在中央政府的代言人，必欲倒之而后快，于是便以“和议无期，而国会开会后诸端待理”⁽⁶⁷⁾为表面理由，电促上海王揖唐“即日回京”，实际上是要他来主持倒阁运动。

3月4日，靳云鹏一早到院，整理积压案件，预备提交国务会议。开会时，安福系阁员李思浩、曾毓隽、朱深等临时逃席，出席者仅田文烈、萨镇冰及傅岳棻三人。靳多次用电话催促，并派田文烈赴各处劝说，均无效果，直至下午2时，仍只三人，致国务会议终于未能开成。对此，靳云鹏很气愤。徐世昌也认为安福系这样做“殊欠堂皇”⁽⁶⁸⁾，表示不满。在徐看来，维持靳内阁，可以收到府院一致之效，在对付安福系专横方面，靳云鹏可以是自己的一大帮手。因此，3月4日，徐世昌派吴笈孙向安福系斡旋疏通，提出：“时局孔艰，内阁不宜摇动，务须相与维持，免酿政潮。”⁽⁶⁹⁾安福系便提出三条要求：一、更易河南督军；二、山东问题必须按该党方针办理；三、委派该党之人充任外交（总长陆徵祥因外交问题棘手于2月初提出辞职）、农商、教育三部总长；如不满足这些要求，就决不与靳并立。对于这些条件，徐世昌自然不会同意。靳云鹏以阁员中安福系已有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人，如果外交、教育、农商三总长再为其把持，将来阁务更难办理，也表示决不答应，誓将以去就相争⁽⁷⁰⁾。其他两项，也因八省同盟督军和全国人民反对，靳表示不能同意。

为了倒阁，3月9日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人向徐世昌提出辞职，不出席阁议，声称：“靳总理为人过于执拗，共事实难，不如另找合手替代”⁽⁷¹⁾，想以此相要挟，迫靳下台。11日，安福系开会决定对外交、农商、教育三部提人问题坚不退让。安福系之所以如此，不仅是想进一步操纵阁务，其目的还在于：外交部一得手，即可实行其对日直接交涉；掌握了农商、教育两部，便能联络各省总商会、劝学所，可为下次选举提供方便条件，且便于取缔学潮。徐一面对曾毓隽等辞职表示慰留，将辞呈退还，一面劝他们体谅靳的苦衷，勿以意气用事⁽⁷²⁾；而对于安福系提出的要求，则置之不理。靳云鹏由于内有徐世昌支持，外得曹锟、张作霖等的援助，对于安福系的倒阁，也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表示“阁员如必辞职，则先以各该部次长暂代部务，再作计议”⁽⁷³⁾；并说：“他们如同我干不来，只有任凭他去他的，我干我的，我不肯自己塌台，难道说他能把我拆台么？”⁽⁷⁴⁾曾、李、朱看到硬干不行，同时又担心徐世昌另委代理人员，失去了自己固有的职位，于是采取暗中拆台的办法，在靳阁施政方面设置种种障碍。

在这次倒阁运动中，出面站在前台活动的，是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人，而在背后兴风作浪的则是徐树铮。安福系每次阴谋策划会议，均由徐树铮暗中主持。看风使舵的李、曾、朱等人，惟徐马首是瞻。3月28日，由于徐、靳间的斗争激烈，段避居团河，闭门谢客，表示“不管闲事”。就在此时，徐树铮捏造了一封北洋系同人联合署名致靳云鹏的书信，对靳进行恫吓，信中说：“自公莅席总揆以来，吾党谓公必有一番振作，以为北洋系光荣。乃近来举止颠倒，长外藩嚣张之气，生宵小觊觎之心，中央威信，丧失殆尽。以合肥提携，我公方有今日，而我公反令合肥出走，公清夜自思，何以对合肥？何以对吾党？仆等亦无他言，请公作良心上之裁判。”⁽⁷⁵⁾此信辞锋所指，咄咄逼人，不啻一纸逼靳下台的通牒。31日，靳得此信后，即刻驱车前往公府谒见徐世昌，将书信呈徐阅览，并提出辞职。徐阅毕后将书信交还靳，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理他作什么？……倘若足下干不了，难道我又干得了吗？总而言之一句话，足下是不能走的。如万一他们逼迫，我们俩可以同时辞职。”⁽⁷⁶⁾经徐世昌慰留，靳又打消辞意。

如前所述，靳云鹏组阁，是得到曹锟、张作霖赞助的。靳上台后，没有按照安福系的旨意行事，在内政、外交上采取比较独立的立场，而且与直系的主张比较一致，因此直系和奉系对靳阁给予全力支持，坚决反对安福系掀起的倒阁运动。靳云鹏和徐树铮安福系之间的斗争，一变而为直皖之间的斗争，并使这一斗争进一步尖锐化。

靳云鹏提出辞职后，2月28日，曹锟致电劝他“勉力为国，万勿遽萌退志”，并通电各省拥护靳内阁⁽⁷⁷⁾。直系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和河南督军赵倜也都要求维持靳内阁。3月1日，张作霖致靳的电文中说得很恳切：“吾弟综握政衡，全国视线所集，岂宜于一发千钧之际遽萌退志，牵动根本。……务祈以国家为重，早日销假视事，藉副全体上下一致期望之殷，大局前途，实利赖之。”⁽⁷⁸⁾3月15日，张作霖还致书段祺瑞，责备段纵容安福系干涉政权，植党营私，希望他以后“勿纳宵小之言为盛德之累”⁽⁷⁹⁾。所谓“宵小”，就是指的徐树铮。

八省同盟的建立和做出拥护靳内阁、解散安福系的决议，加强了反皖力量的结合，不仅使徐世昌反对安福系倒阁采取了比较坚定的态度，而且使段祺瑞不得不对安福系有所约束，对靳云鹏表示支持。4月1日，当靳云鹏持上述徐树铮捏造的北洋系同人的信件去见段祺瑞，诉说自己难以维持阁务时，段对他说：“你做总理以来，舆论很好，东海（徐世昌）和各省督军对你都很融洽，此是难得之事，何故必要辞职。”⁽⁸⁰⁾他还表示自己并不与闻徐树铮等的主张，要靳不必多心。

4月间，阁潮一度平息，北京政局表面上显得比较平静稳定。但安福系倒阁计谋并未放弃，活动并没有中止。5月初，靳云鹏为财政、外交所迫，再次提出辞职，决心不再干下去。

原来自李思浩、曾毓隽、朱深取消辞职，出席阁议后，安福系改变策略，决定以不筹款困靳。5月份北京政府所需政费六百余万元无着，财政部所存现洋仅十五万元，各方请款之电报如雪片飞来，还有的派专人到财政部坐索。财政部长李思浩一概不管，要求索款者径直向靳索取，并请靳自行筹款，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赶他下台。靳因此如坐针毡，有说不出的苦痛。4月26日，日本政府又送来关于山东问题直接交涉的第二次通牒，催促中国政府迅速答复，措词强硬，语带恐吓。靳云鹏受全国舆论的影响，主张以明令通电全国不直接交涉，安福系不赞成。靳主张答复日本通牒须直截了当地写明不直接交涉，不留丝毫余地，而安福系则要求含糊其词，留有直接交涉之余地。外交次长陈箓（自2月份陆徵祥辞职后，即望坐升总长，倾向安福系，得到日本的支持）所起草给日本的回文，措词含混，与靳意有很大出入。靳云鹏和徐世昌阅后发还外交部，令陈箓大加修改。陈箓大为不满，5月6日阁议即借病不出席，由外交部参事刘崇杰代述修改稿，仍与靳的主张有距离。而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为维持党议，留有机会与日本直接交涉，在会上支持外交部的意见，与靳展开争论，并对靳旁敲侧击，致会议无结果而散。至此，靳云鹏再也不能忍受，当晚召国务院秘书郭则沄起草辞呈，8日正式送呈徐世昌。徐一再慰留无效，于5月14日签发三道命令：一、靳云鹏准假十日；二、由萨镇冰兼代国务总理；三、罗开榜代理陆军部部务⁽⁸¹⁾。由于靳云鹏坚辞而不肯销假，以后徐又连续几次给假。

是否让靳云鹏辞职，靳下台后由谁来继任，是徐世昌所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尤其是直皖两派共同关注的中心，斗争的焦点。徐世昌是挽留靳的，但是他深知靳久为安福系所窘，表示体谅靳的苦衷，万一不可留时，即属意周树模组阁。安福系开始也赞成周组阁，但提出外交、农商、教育三部总长必须由己派的人担任，还须奉行该派的方针大计，作为交换条件。其实，安福系并非真正拥戴周树模，不过是想藉周以倒靳，靳阁倒后周阁亦不令产生，其时内阁当然落在自己手里。徐世昌窥破了这一点，因此他只给靳云鹏一再批假而不准他辞职，也不急于提周，只有等周组阁能保证在国会通过后，才正式提周，并准靳辞职。周树模是个老官僚，有比较丰富的政治经验，他知道安福系的阴谋权术，当然不会轻易上当，也不愿拜倒在安福系门下充当傀儡。有人问他关于组阁的事，他说：“吾若于安福系条件下组阁，是绝不可能之事也。况徐总统亦并无劝我组阁的话。”⁽⁸²⁾他还向人表示：“为维持现状计，不如留靳，为组织内阁计，则不如拥段，故无硬拉余出山之必要。”⁽⁸³⁾

安福系见此计不成，于是又表示反对周组阁，主张由萨镇冰组织过渡内阁。安福系像一股祸水，谁都怕同它沾边，萨闻讯后声称：“如以组阁相强，即当襆被出京。”⁽⁸⁴⁾萨镇冰深知徐树铮、李思浩、曾毓隽等奸险刁恶，难与共事。当徐世昌开始要他代理总理时，他就声明不能长期代理，并不负财政责任。靳云鹏续假十日快满期时，徐鉴于一再代理，于名义上不甚相宜，提出以改代为署的办法和萨商量，他坚决回绝，表示如果改署，就将一走了之⁽⁸⁵⁾。

5月下旬，吴佩孚从湖南撤兵，南军步步紧跟，从张敬尧手中夺去了湖南大部分地方，安福系又几次召开秘密会议，提出请段祺瑞上台，组织“强有力之政府，以靖国内战争”⁽⁸⁶⁾。段祺瑞未尝不想重新粉墨登场，无奈这太不是时候了，由他出来取代靳云鹏，于己不利，也行不通，所以不愿冒此风险。

靳云鹏提出辞职时，曾派秘书到保定与曹锟联系，并和张作霖的驻京代表打招呼，说明自己去志已决，要求他们切勿挽留⁽⁸⁷⁾。但曹锟、张作霖认为安福系逼靳下台，是对自己和民意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示弱。自靳辞职后，曹、张和长江三督等各反皖督军，掀起了拥护靳内阁，反对安福系的高潮，在短短的二十天内，便先后发表了数十份通电，并且开始行动起来。

5月9日，曹锟致电徐世昌，陈述靳阁不宜更动的三大理由：“（一）西南各省首领与靳之联络，颇有进步，倘内阁突然改组，则前功尽弃；（二）和议正在进行之际，倘内阁更动，未免受根本上之影响；（三）若因一党之意见即更换阁揆，将来恐无人敢膺揆席。”⁽⁸⁸⁾同日，曹锟还致电靳云鹏，请靳“勿为浮言所动，俾保阁基”，表示如果安福系再行逼迫，他必有办法对付⁽⁸⁹⁾。5月10日、11日，反皖各省督军代表在天津开会，重申前此做出的拥护靳内阁、解散安福系的决议，并提出各军一律撤防，用某种方法扫除一切时局之障碍⁽⁹⁰⁾。后来又有人提议，这次留靳，“非文电所能为力，必由事实上着手”⁽⁹¹⁾。张作霖一方面派其子持密函送呈段祺瑞，规劝他维持靳阁，“勿轻信佥壬，致失信于天下人”⁽⁹²⁾，一方面电请徐世昌“对于中央阁潮，务速行决然手段办理”，勿再“瞻徇情面，敷衍时局”⁽⁹³⁾。6月13日，吴佩孚在郑州发表一个通电，谴责安福系“毒痡四海，腥闻于天”；说安福当道，国难难平，卖国党不除，不能长治久安，提出“召集国民大会，以真正民意公决”时局问题，“庶可无偏无党，永绝后患”⁽⁹⁴⁾。为了推倒安福系，吴佩孚准备实行兵谏，将部队撤回河南后，布置在京汉铁路沿线上待命。张作霖也准备调遣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入关，6月10日驻独流镇的奉军四营经过天津开往廊坊。6月15日，吴佩孚偕所部第二、三混成旅旅长阎相文、萧耀南及曹锳到保定，参加曹锟的军事会议，张作霖、李纯也派代表前往参加。16日，曹锟电请辞去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17日，徐树铮从库伦返回北京应付时局（徐于4月9日离京赴库）。直皖之间准备诉诸武力了。

赞成维护靳内阁的，除八省同盟外，还有绥远、察哈尔、热河、新疆等省的军民长官，留靳声浪占了压倒优势，但安福系仍坚持倒阁。靳云鹏怕卷入两派的漩涡中，坚不肯复任，从5月初到6月中旬一个多月时间内，连续四上辞呈。被拟定为组阁的那些人，也都知难而退，北京政局陷入严重的内阁危机之中。直皖两派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平日笃信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的徐世昌，也感到左右为难，惶惶然不可终日了。为了想找到一条摆脱时局危机、避免战争的途径，他电召张作霖、曹锟、李纯来京一起会商。

四　张作霖的调停及其失败

6月7日、14日、18日，徐世昌连发三电，邀张作霖、曹锟、李纯等来京磋商挽救时局办法。6月19日，张作霖以“调人”的姿态应召抵京。北京全体军、警、政长官均往车站迎接。安福系希望张作霖保持一个真正调解者的立场，不要完全倒向直系一边，对他的来京，欢迎极其热烈，但张作霖对安福系的热烈表示却反应冷淡。他舍安福系特意为他设置的奉天会馆不住，而住在化石桥奉军司令部。这时，李纯称病不能长途跋涉，派参谋长何恩溥为代表前来。曹锟也未前来参加，派代表王某赴京，向张作霖说：“此次某方面（指安福系）把持政权，未可以理喻，即锟来京，亦无办法。况三军忿激，急需绥抚，故暂留保定，以促某方面之省悟。”⁽⁹⁵⁾

20日、21日，张作霖两次晋谒徐世昌，陈述本人并代陈直系各督军对内阁的意见，认为责任内阁必须各阁员和衷共济，如果同床异梦，则政务难免纠纷，历观以前阁潮，均是如此。因此，他提出“以留靳为唯一解决办法”，同时补提外交、农商、教育三总长，并撤换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总长⁽⁹⁶⁾。徐世昌表示赞同，并请他去劝挽靳云鹏。张随即去棉花胡同靳宅，劝靳销假，不可再持成见，“致使渔人得利”；并说：“总统对执事之诚恳，亦当稍答知遇。”⁽⁹⁷⁾“余奉命劝君销假，君若不销，吾不能复命。”⁽⁹⁸⁾靳云鹏仍以病辞，没有答应。

21日，张作霖去团河会见段祺瑞，提出挽靳复职，劝段不要庇护徐树铮等人，以免发生“意外之事变”，损害自身“半世之名望”⁽⁹⁹⁾。段表示他无意反对徐世昌，不想组阁，也不想当副总统，暗示可以副总统给张⁽¹⁰⁰⁾。关于靳阁问题，段说：已敦劝靳数次，无奈他执意不干，“今当再派人切实请其销假”⁽¹⁰¹⁾。

和张作霖与各方面进行斡旋留靳活动的同时，安福系则在太平湖开会议决，无论如何决不承认靳复职，仍拟提周树模组阁，以抵制各方面留靳⁽¹⁰²⁾。

6月22日下午，张作霖偕同其部属王乃斌、张景惠以及苏、鄂、赣、豫、绥、察、新疆等省代表，乘车前往保定与曹锟磋商。当晚，张作霖、曹锟、吴佩孚及各省代表开会讨论解决时局方案。吴佩孚发言语词强硬，他说：“国事如斯，佩孚身为军人，食国之禄，保国之责，义所难辞。部下士兵，虽不敢谓久经训练节制之师，但亦颇知大义”，如果安福系“不顾国家，徒以破坏大局为事，佩孚虽能容忍，诚恐部下义忿，亦难压抑。”⁽¹⁰³⁾他主张：第一、解散安福系；第二、免除徐树铮之筹边使，卸去其兵权；第三、将上海和议之总代表王揖唐及北京财政、交通、司法三总长均予免职⁽¹⁰⁴⁾。各省代表亦相继发言，讨论结果，决定办法五条：一、靳云鹏复职；二、内阁局部改组，撤换安福系三总长，补提外交、农商、教育三总长；三、撤换王揖唐议和总代表，取消上海和议，由中央与西南直接谈判；四、解散安福系；五、解除徐树铮之兵权，撤销筹边使官制，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张作霖对前三条表示赞同，后两条未置可否。他以此次来京系负调停之责，不愿趋于极端，为了避免纠纷扩大，不使徐世昌为难，决定回京后相机行事；如果前三条能顺利解决，则其余或者暂可不提，等靳云鹏销假复职后再从长计议⁽¹⁰⁵⁾。

6月23日晚，张作霖返京，次日将保定会议情况向徐世昌报告。徐表示可以酌量采纳，但需逐渐办理，万不能操之过急。徐电复曹锟说：“中央自有办法，少安毋躁。”⁽¹⁰⁶⁾接着张作霖一连几天同各方面进行磋商，他认为靳的能否复任，主要关键在于内阁局部改组、安福系三总长出阁是否能成为事实，当即托参谋总长张怀芝把这个意见转达段祺瑞，并亲自去团河劝段动员三总长下野以为转圜。段没有同意，他表示希望各方面不要坚持成见，提出以恢复原状为调解办法，即阁揆仍由靳云鹏复任，而安福三总长也不下野⁽¹⁰⁷⁾，至少也须保留财政、交通两席。安福系死抱住财政、交通不放，是因为两部关系安福系的党费命脉，尤其是交通部包含铁路、航船、邮电、航空四路收入，是安福系的金库和最大财源。曾毓隽曾说：“有交通部，够安福吃十年饭。”⁽¹⁰⁸⁾不仅如此，安福系和政府的账目混在一起，通过两部侵吞了大量公款，仅交通部一部就有二千余万元不能报销的账目。

张作霖去劝靳即日销假，说：“公一日不销假，我即一日不回奉。”⁽¹⁰⁹⁾靳仍不肯答应，以为因自己的缘故，使三总长同时去职，于友谊和面子上均过不去，但若三部不改组，则以后办事仍很棘手，徒拥总理虚名；同时，他感到处在直皖两派的激烈斗争中，左右为难，不好应付，还不如荐贤自代为好。因此，他极力推荐周树模组阁，自己答应继续担任陆军总长，全力协助周内阁。他说：“余非置大总统、诸帅之意于不顾，余销假后，余之政策仍不能行使。余为合肥门下，几无人不知，苟销假后，对于应付时局之处，其有不便于合肥方面者，人将谓我忘恩；其有不便于各督方面者，人将谓我究竟是合肥的人。此种难题，实属无法解决。余之欲贡献于总统者，拟请政府另提周少朴（周树模）组织内阁，既可将前内阁之罪恶作一结束，又可将前内阁引起之政治葛藤一刀斩断，俾新内阁努力于建设之一途，而政潮于以平静，所谓不了了之，此则国与民皆蒙其利。”⁽¹¹⁰⁾

张作霖回京后，各省代表仍留在保定磋商时局，等待北京消息，各督军始终坚持强硬态度。25日至27日，保定方面连续致电张作霖及徐世昌，要求对内阁及时局问题从速解决，至少亦必须先办妥一两件，以安军心，除靳阁复职，撤免安福系三总长外，还必须裁撤徐树铮的筹边使，边防军归陆军部管辖⁽¹¹¹⁾。与此同时，保定还发表了《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指出：“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于阉宦貂珰，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殃民祸国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还说，“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界？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¹¹²⁾直军所采取的仍然是历史上“清君侧”的做法，只提反对安福系和徐树铮，而表示不对“先进泰斗”段祺瑞采取敌对行为。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内部有分歧，张作霖不主张反段，另一方面显然也是为了分化皖系的军事力量。

6月25日，张作霖赴团河见段，正式提出免除徐树铮职务的问题（事先征得徐世昌的同意）。段含糊其词，表面答应让步，实际上是不同意。他说：“安福之坏，我已知之，我非安福，君亦知之。偌大政党，难保无不良分子，无可讳言。”“徐树铮得罪人，我亦知之，我对于国家，始终以直道，绝无权利之私，现在惟望徐总统收拾时局。”⁽¹¹³⁾后又对人说：“徐有功蒙古，为取消（蒙古）独立之经手者，不应遽夺其职。”⁽¹¹⁴⁾

由于靳云鹏坚决不干，并力荐周树模组阁，28日张作霖同段祺瑞达成一妥协方案，并得到徐世昌的认可，即：解散旧阁，改组新阁，靳云鹏不再复任，安福系三总长下野，双方各得其半；由周树模组织新阁，除财政、交通、司法三总长脱离阁席外，其余如内务、海军两部不动，外交、农商、教育三部补提，靳辞职后仍任陆军总长⁽¹¹⁵⁾。关于徐树铮免职，边防军、西北军归部直辖问题，段祺瑞和安福系同意做一种“掩耳盗铃式之让步”，即边防军西北军归段祺瑞节制，徐树铮的筹边使保留，名义上虽有变更，实际上仍然照旧。当日，张作霖将靳云鹏坚不肯复职和上述调停情况电告保定方面。保定电复张作霖并转徐世昌，对于阁揆问题，其措词为“悉凭元首主张”，未表示可否，但仍坚持取消筹边使官制，解除徐树铮兵权，罢免李、曾、朱三总长及其他条件⁽¹¹⁶⁾。电文还举例说：“民国六年，段合肥联合各军，向黎黄陂兵谏，今日各军向合肥兵谏，均是为国，毫无私意。”⁽¹¹⁷⁾与此同时，安福系成员百余人则于6月29日在太平湖俱乐部开临时大会，讨论对付办法，提出周树模如组阁，他们在新内阁中无论如何须保留财、交两部，以维持现有势力，最后通过不保留两部，即不通过周阁的决议⁽¹¹⁸⁾。

6月30日，张作霖赴团河将保定回电报告段祺瑞，段拒绝保定所提条件，态度异常坚决，说：“调停政局，乃极好之事，惟吴佩孚以一师长干预政事，要挟条件，此风一开，则中央威信扫地。”⁽¹¹⁹⁾张作霖立即当面向段表示谢绝再做调人，即日出京，并于当晚即去徐世昌处辞行。时徐已就寝，未接见，但传谕请张务必不可出京。后由于徐坚决挽留，同时段祺瑞和安福系担心张走后，局势发展对自己不利，亦托人劝挽，表示“诸事尚有磋商之余地”⁽¹²⁰⁾，张始答应留下。但声明东三省防务紧张，不可久居京城，只能以五日为期，如届时再不能解决，就将卸责不管。

7月1日，安福系又开会，决定请段祺瑞组阁及惩办吴佩孚两事，作为抵制直系进攻之计。他们认为：直系各督既只反对段祺瑞左右之人，对段本人并无意见，自应由段组阁；吴佩孚以一师长干犯国政，亦应惩办。这两条如能做到，则徐树铮可以解职，安福系愿意解散，三总长亦愿意辞职⁽¹²¹⁾。会后一二日间，安福系对段组阁事便大力进行。

就在此时，徐世昌抢先了一步。7月2日，北京政府发表了批准靳云鹏辞职的命令，同时将徐世昌总统关于由周树模组阁的咨文送至众议院，咨文内容仅提出国务总理一人，并无阁员名单。徐世昌这一着，是同张作霖商量后做出的，一方面是破坏安福系拥段组阁的阴谋，另一方面是为下一步免徐树铮职做准备：先免靳，后免徐，可以减轻安福系的反对。安福系的计谋落了空，自然大不满意。7月3日，徐树铮去见徐世昌，质问为何不疏通各方即提周树模组阁，是谁的主张？徐世昌回答说：“主提周，合肥也，汝若有疑，可询合肥。”⁽¹²²⁾徐树铮无言可对而退。

徐世昌决定由周树模组阁时，周声明并非出于自愿。曾毓隽去见他，请他宣布施政方针，并提出：“新阁成立，须本党阁员有（财交）两部蝉联，国会方面方能担任通过。”周当即回答说：“本人现尚无意出山，说不到宣布施政方针，即使宣布，亦当公诸国人，不能私向个人宣布，亦不能私向一党宣布。至国会通过不通过，与予本身毫无关系，请不必代为费心。”⁽¹²³⁾他还对人说，“现在内阁之地位，实一牺牲人之地位，我固知之，惟以总统交情所关，果非牺牲我不可者，我亦何能坚拒。”⁽¹²⁴⁾他提出组阁三项要求：一、阁员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二、各项行政不受各方面之束缚；三、关于军事、外交与财政各方面，亦不得把持⁽¹²⁵⁾。明白人一听都知道，这些都是针对安福系干政乱纪而说的。安福系碰到了一个比靳云鹏还强硬得多的对手，感到十分沮丧。他们知道周树模其人不好对付，因此国会方面主张通过他组阁的人寥寥无几。而且由于议员出京的也很多，不够法定人数，众议院并没有就政府咨文提付表决。

显然，内阁危机并未得到解决，也丝毫没有满足直系的要求。对周树模组阁，保定方面也不甚赞同，认为他无力解决当前时局问题。吴佩孚曾说：“周树模官场经验，纸片文章，吾人固甚佩服，若当太平无事之时，以为伴食宰相，固甚称职。但当此风雨飘摇之局，而欲责周戡乱致治，吾知其难矣。”⁽¹²⁶⁾

其实，保定方面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内阁问题，而是解散安福系、罢免徐树铮的问题。在吴佩孚看来，只有解散安福系，除掉徐树铮这个罪魁祸首，时局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他实行兵谏的主要目的也在此。北京免靳令下后，曹锟、吴佩孚当即有电到京，指出：西北军不移归陆军部节制，祸根尚在，“归段统率，与归徐统率一也”⁽¹²⁷⁾，坚持要求褫夺徐树铮的兵权。

7月3日，保定方面又发表曹锟致张作霖并转徐世昌的电报，要求罢免徐树铮一切职务。电文说：“安福奸党，倒行逆施，天人共愤，迭经中央申明法纪，迄未奉准。今闻彼党益无忌惮，竟欲拥段组阁，贯彻亡国主义，是皆徐树铮等之鬼蜮伎俩。三军将士，倏闻之下，义愤填膺，甚有直向神京歼此丑类之势。幸请大总统刚断，先行罢免徐树铮各职为入手办法，以平众怒，否则锟实无法排解，惟有不负维系之责。”⁽¹²⁸⁾张作霖是反对徐树铮的，夺去徐的兵权，对他扩张势力，向内蒙与热河发展有利。他在调停开始时没有急于提出这问题，主要是由于策略方面的考虑。因此，他同一天（7月3日）和曹锟、李纯联名通电声讨徐树铮，宣布徐“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权”、“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六大罪状，声称：“为国除奸，义无反顾。谨厉戎行，引领待发，扫清君侧，奠我神京。”⁽¹²⁹⁾

在保定咄咄逼人的形势和张作霖、曹锟、吴佩孚里应外合的配合下，7月4日，徐世昌在公府召集特别会议，参陆处主要成员均与会。讨论结果决定：西北军用陆军部令改归部辖，西北边防司令部撤销；徐树铮开去筹边使，改任将军，遗缺令李垣护理。散会后，随即由公府拟就三道命令，发交阁员副署，同时颁发：一、特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二、徐树铮现经任为远威将军，应即开去西北筹边使，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代理；三、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辖军队由陆军部接收办理⁽¹³⁰⁾。

徐树铮免职令发表后，安福系愤愤不平，要求徐世昌对“干政兵谏，紊乱国宪”的吴佩孚依法进行惩办，以维纲纪⁽¹³¹⁾。徐树铮认为徐世昌此举，并非是针对他一人的，而是助直排皖，一则巩固其元首地位，一则削夺段祺瑞兵权，于是往诉于段说：“树铮之滥借巨款，编练重兵，甘为天下之不韪，无非为督办计耳。今总统惑于佥壬，免去树铮之职，是欲排去皖系也。排皖系，即所以排督办。树铮一身不足惜，其如督办一身之威名扫地何？”⁽¹³²⁾言毕痛哭不已。事实上，段祺瑞同徐树铮是穿连裆裤的，是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当时人们把徐看成是段的灵魂，段是徐的影子。经徐树铮这样一激，段祺瑞压不住心头的怒火，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吾与东海有数十年之交好，故于改选之时，愿与河间同时下野，而以元首之位让之。何意彼年老昏聩，竟出此非法之举动。彼既不念前情，老夫亦顾不得面子，今日誓不与之甘休。”⁽¹³³⁾

由于段祺瑞和安福系坚持要求惩办吴佩孚，7月5日，段并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积极准备对直战争，张作霖以劝阻无效，调停失败，便于7日深夜离京返奉。苏、鄂、赣、绥等省代表亦随即出京。

直皖之间的矛盾已发展成为尖锐的对抗，不可能用调停的办法来解决了。政治斗争无法解决时，必须让位于军事斗争，也就是只能兵戎相见，在战场上决一雌雄了。

第二节　直皖战争的爆发

一　直皖战争前夕双方的备战活动

张作霖走后，段祺瑞于7月8日清晨由团河入京，上午即召集近畿各军重要长官及国务员、参谋总长、卫戍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百余人，在将军府开军事会议。段即席讲话说：“国家以纲纪为重，纲纪不振，则国不存。吴佩孚受贿通敌，无故撤防，以至湖南失败，涂炭生灵。撤防后又在保定兴风作浪，逆迹昭彰。曹锟竟敢以兵力要挟元首，胁迫中央，为种种破坏法律之主张，且要求下令免徐使之职。徐使此次收回外蒙，厥功甚伟，并未用中央之款项而收回数万里之疆宇，曹吴等则要求元首罢免徐使，法纪荡然，是非不明。鄙人为维持国家纲纪及维持元首威信起见，不得不兴师讨逆。现拟呈请大总统将曹锟、吴佩孚、曹锳（曹锟弟，时任蓟榆镇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褫夺官勋，交祺瑞拿办。现已入军事范围，如有不听命令者，当按军法办理。”⁽¹³⁴⁾段讲完后，曾毓隽即站起来发言，宣称：“现时我等惟当知有督办，不当复问政府，督办此言，当一致赞成。”⁽¹³⁵⁾与会者自无不同意见，当即通过，并缮具呈请徐世昌将曹锟褫职留任、吴佩孚褫职拿办、曹锳褫职的呈文，由段祺瑞签名，各军官副署，交代理内阁总理萨镇冰转呈徐世昌。呈文略称：“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参战一役，费尽苦心，我国国际地位始获超迁，此后正当整饬纪纲，益巩国基，何能听彼鼠辈任意败坏法律，牵惹外交，希图摇动邦本。用谨揭明罪状，上请大总统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余众概不株连。……兵队现经整备，备齐即发。”⁽¹³⁶⁾会上段祺瑞任命段芝贵为京师戒严总司令，吴炳湘为副司令，自任讨吴军总指挥，徐树铮为总参谋长。同一天，段祺瑞发表了声讨直系的通电，内容与呈文基本相同。

当天下午，上述呈文送至总统府后，徐世昌即召开全体阁员特别会议讨论。徐起初表示不同意惩办曹吴，希望和平解决。经曾毓隽等再三陈说，徐始答应免吴佩孚一人职。曾等仍坚持要求同时罢免曹锟，徐说：“盖印固易事，但因是使时局益纷扰，人民受战争苦，将谁负责？”曾答称：“总统止顾盖印，一切自有合肥负责。”并且威胁说：“苟总统不盖印者，恐时局益难解决，总统且贻后悔。”⁽¹³⁷⁾徐世昌仍不肯盖印，会后派袁乃宽至团河谒段祺瑞，征询缓和办法。段根本不把徐放在眼里，表示：“非将曹锟免职，吴佩孚惩办，曹锳交法庭，不能缓和。”⁽¹³⁸⁾并要挟说：“总统免曹吴职与否，彼亦自有权衡，我不便干与，亦不必干与。纵彼不下令，我岂遂不能免曹吴而拿办之耶？”⁽¹³⁹⁾段随即派重兵包围公府，对徐进行胁迫，并由边防军传出消息说，如免曹吴令候至晚间8时不下，则皖军将于次日（9日）上午在琉璃河首先开火。徐世昌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将内阁呈送惩办曹吴之命令誊印发表，但声明自己不承担意外之责任⁽¹⁴⁰⁾。令文如下：“前以驻湘直军疲师久戍，屡次吁请换防，当经电饬撤回直省，以示体恤。乃该军行抵豫境，逗留多日，并自行散驻各处，实属异常荒谬。吴佩孚统辖军队，具有责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难辞咎，着即开去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军队，应由部接收，切实整顿。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¹⁴¹⁾

围绕徐树铮和曹锟、吴佩孚免职问题而展开激烈斗争的同时，直皖双方都料知战争将不可避免，彼此都在积极进行备战活动。7月初，徐树铮连续召集所属旅团长开会，讨论对付吴佩孚办法，决定：一、持镇静态度，以避其锋；二、暂取守势，以待动静，三、密令驻洛阳西北军两旅牵制吴军；四、密电吴光新调部队到信阳遥为声势，并令其坚辞湘督，任南军扰鄂侵赣，以分其势；五、遇事请示段祺瑞，以资服从而免遗恨⁽¹⁴²⁾。陆宗舆从中日汇业银行拿出现款二百万元，曾毓隽将交通部所存储之中交钞票一百万元，充作战费，给边防军每师开拔费十五万元。5日，边防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后，即向各军发足军饷与枪弹。6日，曲同丰所部边防军第一师向长辛店开拔。8日，段祺瑞在将军府开完军事会议后，即返回团河，在私邸召集近畿各师长开会讨论出兵计划，决定派出五师，以曲同丰的边防军第一师为第一线，刘询所部陆军第十五师为第二线，陈文运的边防军第三师为第三线，李进才的陆军第十三师为第四线，魏宗瀚的陆军第九师为第五线⁽¹⁴³⁾。随后又划定作战区域，以京奉线一带为东路，以固安一带为中路，以琉璃河至高碑店一带为西路。9日，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坊，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向卢沟桥、长辛店、良乡、窦店、房山、琉璃河一带进发，由于锦统带的南苑飞机队亦处于待命状态。消息传出后，京中大起恐慌，京钞暴落，军政要人眷属纷纷迁徙出京，避往天津使馆区，一如当年段祺瑞讨伐张勋时的情景。

直系方面，驻河南吴佩孚军也开始向北开拔，其前锋已达高碑店。留驻郑州部队，严密监视驻洛阳西北军一、四两旅的行动。曹锟的军队亦由保定开赴高碑店。

自惩办曹吴命令发表后，保定方面军心愤激，一意主战。9日上午，曹锟在天津举行誓师典礼，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所部名为讨逆军，设大本营于天津，司令部于高碑店。吴佩孚兼西路总指挥，曹锳为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

直皖双方一方面进行军事调动，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制造舆论，扬己之长，暴人之短，进行反对对方的战争宣传，都力图证明自己是师出有名的，以求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7月12日，吴佩孚、曹锳、王承斌、赵玉珂、潘矩楹、阎相文、萧耀南等率全体将士发出通电，实际上是对皖系的宣战书。通电一反前此不久曹锟、张作霖等为力求避免“以下犯上”的恶名而承袭“清君侧”的传统手法，露骨地指斥自我标榜“创建民国，至再至三”的段祺瑞暴戾恣睢，与徐树铮狼狈为奸，共同作恶。电文写道：“段氏祺瑞，秉性凶残，专擅恣睢，阴贼险狠。……援引小徐（徐树铮），朋比为奸，购械吞款，庇恶乱法。视总统为赘旒，视国疆为敝屣，视民意为刍狗，视约法为弁髦。以国军为一己之爪牙，以疆吏为一家之私产，以他人之从违为黜陟，以一己之喜怒为祸福。漠视民瘼，轻启兵端，嗜杀以争，残民以逞。……尤可恨者，专横暴戾，性与人殊。用徐卖国筹边，则曰为国进贤；引贼扰乱内蒙，则曰为国启土。森林路矿，则抵押净尽；民膏国帑，则斲丧无余。利用参战以供内争，对外则宣而不战，对内则战而不宣。”“为俯顺舆情计，为保存国民人格计，为培养国家命脉计，不得不整饬戎行，诉诸武力，歼厥渠魁，取彼凶残，攘除奸凶，以纾国难。”⁽¹⁴⁴⁾7月13日，吴佩孚又发表出师讨贼通电，痛斥段祺瑞为卖国的汉奸，略称：“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瑭、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¹⁴⁵⁾

张作霖离京后，在天津附近之军粮城下车，表面上仍宣称“局外中立”，实际上和直系一致采取反皖立场。7月8日，他在天津省公署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对皖战争问题，曹锟、吴佩孚及八省同盟均有代表参加。曹锟当时对于是否能战胜段祺瑞有些担忧，态度游移，认为战争一开，直隶首当其冲，如不能获全胜，徐世昌将“受段之要挟，乘风转船，加以叛乱的罪名，则直省危矣”⁽¹⁴⁶⁾。吴佩孚起来发言说：“共和国家，以法律为根据，违犯法律，即是叛乱国家，此等名词，非他人所能妄加也。段派种种行动，皆越法律轨道以外，我等起与相抗，何叛之有？”接着他分析当时直皖双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指出：“就实际上论，段派所恃者仅边防军，该军成军以来，未经战阵，经验缺乏，且闻所用军官多系学生，颇有思想，决不肯效忠奸党，与同胞为难，一临战地，溃散立见。”吴佩孚还认为，仅他自己所部军队，就足当段祺瑞全部之众而有余，即万一战而不胜，我军扼守京汉路线，联合西南，以直省为前敌，河南为中坚，湘粤为后盾，徐图进取，更有张巡阅使控制东北，则段派直如瓮中之鳖，又何虑哉！”⁽¹⁴⁷⁾这一席讲话，使曹锟疑虑冰释，张作霖及其他与会代表也都表示赞同，直系倒皖的战争，于是就这样决定了。

张作霖回到奉天后，即决心加入曹锟、吴佩孚倒皖战争的行列。7月11日，他召集吉林督军鲍贵卿、黑龙江督军孙烈臣、奉军总司令张景惠及吴俊升、张海峰两师长在奉天省公署开会，决定由二十七、二十八师各出兵一旅入关，保护京奉路，以卫队旅之一部协同二十八师留奉部队，保护关外京奉路，并随即下动员令。二十八师抽编之一旅，已于先一天（即10日）入关，作为前锋部队，二十七师一旅于12日出发⁽¹⁴⁸⁾。

同一天，曹锟致电张作霖，希望在对皖战争中得到他军事上的支持，并和他们联衔发表讨皖通电。张作霖即日复电表示赞同，说：“现在弟处已备二十七八两师步队，兼以马队两旅，当能足用。二十八师先行进关，马队作为后盾。此次出师，由弟亲自带往，现在赶急调集之中，二十八师车到即可全数出发。日前奉军入关者，与贵处军队合计，约有七八万人，如有战事，尽可先行支持。叙五（张景惠）兄即速往前方，与三哥（指曹锟）面商一切，率领第一师并鲍旅许部筹画进行。愚见以兵力论，我众彼寡，以公理论，我直彼曲，绝无不胜之理。彼此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断不能不极力相助，请释厪念。至联衔通电，事已至此，即请拍发为要。刻下战事节节得力，足见天道至公，持强权者终难得善果也。”⁽¹⁴⁹⁾

7月12日，曹锟、张作霖、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等，即联名发表讨皖通电，谴责段祺瑞专横谬妄，“实为全国之公敌”，表示：“对此衅起萧墙，无术挽救，迫不得已，惟有秣马厉兵，共申义愤，解元首之坐困，拯大局于濒危，扫彼妖氛，以靖国难。”⁽¹⁵⁰⁾是日，张作霖还致段祺瑞一电，说他返奉后，拿获胡匪八人，皆持定国军委任状，阴谋破坏东三省秩序，并愤慨地说，“此事公或不知，然群小如此，殊堪痛恨。作霖誓率关外劲旅，入清君侧。”⁽¹⁵¹⁾7月13日，张作霖又向全国发出通电，声称：“作霖奉大总统令入都……哓音瘏口，出为调停。原期暂息争端，借以稍纾国难，无如我则垂涕而道，人则充耳弗闻。……乃甫抵奉垣，即闻京师、保定之间，将欲发生战事，而由京到津避难者已络绎于途，大有琐尾流离之象。……作霖为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用是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其与我一致者，甚愿引为同袍，其敢于抗我者，即当视为公敌。”⁽¹⁵²⁾

段祺瑞也于7月13日发表讨伐曹锟、吴佩孚的传檄通电，指斥曹、吴等“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罪恶确凿，诚属死有余辜”，他义难坐视，要亲自统率定国军，“护卫京师，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歼魁释从，罪止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其余概不株连”⁽¹⁵³⁾。段祺瑞的通电表面上也冠冕堂皇，其势汹汹，实则色厉内荏，自知理亏。当他知道张作霖已完全倒向曹锟、吴佩孚一边，派奉军入关，并且听说皖军有厌战心理，前线直皖两军小有接触，皖军士兵即时有逃亡，眼看战争前景不妙，于是又转而向曹吴乞求和平。他敦请徐世昌于14日下了一道停战令，要求“所有各路军队均应恪遵命令，一律退驻原防，戮力同心，共维大局”⁽¹⁵⁴⁾。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战争已成骑虎之势，欲罢不能。停战令的墨迹未干，战争就爆发了。

二　战争经过

直皖战争是7月14日晚开始的。开战之前，直皖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大致如下，

皖系兵力：段祺瑞的定国军在近畿的军队有五师（并不足额）一混成旅，即边防军第一师曲同丰所部一万一千人，边防军第三师陈文运所部一万一千人，陆军第九师魏宗瀚所部八千人（另宋焕章率一混成团驻守在海参崴），第十三师李进才所部八千人（另有两团，一团在公府当卫队，一团在河南彰德为袁世凯看坟），第十五师刘询所部八千人（另吴长植一旅于1918年赴山东剿匪未回），西北军第二混成旅宋子扬所部八千人，边防军训练处学生队约三千人，共约五万七千人。外省属于皖系的军队有：在山东的边防军第二师马良所部一万一千人和陆军第五师一万余人，在洛阳的西北军第一混成旅宋邦翰部和第四混成旅张亚威部各八千人，驻库伦的西北军第三混成旅褚其祥部八千人，安徽督军倪嗣冲所部安武军及新安武军（张勋旧部定武军改隶）约四万人，浙江督军卢永祥所率之第四、第十两师（一部分驻杭州，一部分驻上海）约二万余人，福建督军李厚基所部二三万人，陕西督军陈树藩所部二三万人，在湖北的吴光新所部四个步兵旅和两个混成旅，实额约二万人，共约十七八万人。

直系兵力：曹锟、吴佩孚在保定附近和天津的讨逆军，有吴佩孚第三师一万一千人和第二、第三混成旅一万六千人（另第一混成旅驻郑州），一个补充旅约六千人，曹锟卫队三千人，直隶警备二十六营约一万三千人，曹锳第四混成旅八千人，共约五万七千人。外省军队属于直系的有驻山东德州商德全第五混成旅约八千人，李纯、陈光远、王占元、赵倜所部士卒总数约十一二万人。站在直系一边的还有张作霖的三师军队三四万人，另外察哈尔都统王廷桢率领的第十六师和绥远都统蔡成勋所部一师共约二万余人，亦倾向直系。

综观上述双方兵力，从数量上来说，无论是近畿还是外省，都不相上下。

双方兵力部署：西路在京汉铁路沿线（京保段）。皖军由段芝贵任指挥，有边防军第一师全部、边防军第三师第五混成旅、陆军第十五师全部、第九师两营、第十三师辎重营，在涿州、固安、涞水以北布阵。主力边防军第一师集中在涿州、琉璃河、良乡一线；左为边防军第三师，驻固安之后；右为陆军第十五师，跨门头沟支路列阵于第一师之后；第十三师沿京奉路向东布置，用以策应边防军第三师。

西路直军以吴佩孚为总指挥，有第三师及第二、三两混成旅，在易县、涞水、涿州、固安以南一线。吴佩孚为防皖军两翼包抄，以精兵第三师第六旅当左翼，第三混成旅及第三补充旅当右翼，而以第一补充旅当正面。以保定第一补充旅、曹锟卫队及新从天津开至保定的六营为后援。西路是皖军的主攻方向，双方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这路。

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京津段），皖军总指挥为徐树铮，有宋子扬之西北军第二混成旅、边防军第三师两个团及第九师一部，列阵于落垡、廊坊一带。直军总指挥为蓟榆镇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曹锳，有第四混成旅、李殿荣的第二补充旅及直隶守备队二十营，驻守杨村，与皖军对阵。

皖军的作战计划是，西路以主力部队沿京汉铁路南下，第一个夺取的目标是保定，然后继续往南，在湖北的吴光新则率部沿京汉路北进，在洛阳的西北军两旅由西向东进攻，以这三支部队围歼直系主力，会师中原。东路沿京奉铁路线向东进攻，第一个夺取的目标是天津，然后继续沿津浦路南下，在济南的边防军第二师则沿津浦路由南往北进攻，与东路皖军会合。直军采取的相应对策是：西路以主力部队坚守住京汉路，阻击皖军南下，湖北由王占元的部队监视并拖住吴光新，驻守郑州、信阳一带的直军和豫军阻吴军北犯。洛阳方面，以观音堂（洛阳西面）的奉军和郑州的直军合围洛阳的西北军。东路由商德全的第三混成旅占领德州，与奉军配合，同徐海镇守使张文生的部队合攻马良。

西路段芝贵的指挥部设在琉璃河附近铁路的一列火车上。车前悬一木牌，上书“总司令处”四个大字，办事人员有百余人之多。车中除军用品外，尚有烟枪、烟盘十四副，嗬水数百打，麻雀牌七副，厨师二十余人。吴佩孚则轻骑简装，在固安以南约三十里的牛驼镇坐镇指挥。他抱着“擒贼必先擒王”的宗旨，计划亲率第三师的第五旅，出奇兵直捣团河（距固安约五十里），捉拿段祺瑞。7月13日晚，吴以便衣手枪队占据固安、涿州两处，将电报通信交通机关控制起来，旋即派大兵赴团河擒段。不意这一军事行动被一电话分机的电话员泄漏给了段祺瑞。段闻讯后，一面飞调救兵，一面向京城逃走，等救兵到时，吴军仅离团河十余里。吴佩孚见擒段之计不成，而固安、涿州已在掌握之中，于是实行分兵三路的战略，坚守中路固安，以涿州、高碑店为西路，廊坊，杨村为东路，迎战皖军。

西路战争情况：

7月14日下午3时，段祺瑞颁发总攻击令。皖军首先在西路向直军发动进攻。晚8时，涿州、琉璃河的边防军第一师第一团马队及第十三师第一营步兵，向直军第三师第十二团第二营开始总攻击，接连不断地以大炮向直军营地猛轰。直军初以皖军来势甚猛，略事退让。边防军前进，刚要夺取第一道防线，直军突然反攻，边防军抗御不及，退回原线。11时，边防军又往攻直军的右翼第三营，直军第二营由边防军右翼抄袭，两路夹攻，边防军败退回琉璃河原阵地，死伤数十人，失踪营长一人；直军亦伤亡数十人。

15日晨6时开始，边防军第三师及陆军第十五师，由俞垡镇至码头镇西列成一字线，向固安及宫村镇附近的直军进攻。直军极力抵御，战至数小时之久，双方阵地均无变动。后皖军连陷直军外围防线数处后，再图前进，皆被击回，致遭受重大损失，声威顿挫。直军乘势进逼，皖军大溃，内有某营只剩数十人，直军亦伤亡不少。随后皖军再次发动进攻，涿州、固安两处均发生激战。边防军第一师前锋部队及陆军第十五师，在大炮的掩护下，占领涿州及松林店，将直军压退至松林店以南五十里的高碑店。中路皖军则以第十三师攻固安，直军由吴佩孚在城内指挥，极力抵抗，皖军猛攻，始终未下。

16日夜大雨，雷电交作，皖军所有榴弹炮、开花炮均失去效用。吴佩孚调二军分由松林店、三家店向皖军第十五师、第一师之后包抄袭击，切断其归路。正面由刚从河南赶到的奉军第一师第一旅邹芬所部加入作战，直军士气大振。皖军腹背受敌，大败，纷纷弃械逃走。十五师有两团人被围困，投降直军。边防军第一师开炮袭击直军，炮弹误落十五师阵地，士兵死伤不少。十五师官兵大愤，亦开炮还击，因不满段芝贵逼令作战，并向段的司令部开炮轰击泄愤。官兵纷纷往琉璃河方向逃跑，夺取列车，逃回北京。边防军第一师亦向后退，军官虽用机关枪在后押阵，亦不能制止。直军乘势克服松林店、三家店及涿州等城镇。十五师从琉璃河溃退时，适值河水暴涨，士兵溺毙不少。师长刘询涉水渡河时，携带现款七千元，全部落入河中。刘幸抓得船桨一副，凫至对岸，为士兵救起，已不省人事。十五师第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三十旅旅长齐宝善备函派执事官送往吴佩孚军中，略称该师“原与直军一致，因在积威下有不得已苦衷，愿以全师来归”⁽¹⁵⁵⁾。吴佩孚当即要齐宝善亲赴松林店面定办法，达成停战协定，十五师遂全部归顺直军。18日，张、齐两旅长又在前线发表罢战通电，指责“段氏不道，容奸卖国”，宣布十五师全体官佐目兵“不受乱命停战”⁽¹⁵⁶⁾。

直皖战争形势图

16日，吴军右翼萧耀南的第三混成旅和彭寿莘的第三补充旅，由固安向北进攻，将边防军的第三师击散，师长陈文运受伤逃走，第十三师一营投降直军，其余溃逃。皖军退至码头镇，直军占领南庄、长安城等地。

17日晨，直军与边防军第一师大战于涿州北面。由于十五师降直，第一师已成孤军，全被包围。经过鏖战，直军大获胜利，边防军第一旅旅长范尚品阵亡，第二旅旅长程长发潜逃，其团、营、连长及士兵伤亡很多。师长曲同丰见全军战斗力已完全丧失，树起白旗，派副官吴敬珉和法国传教士李司铎向吴佩孚乞和。吴当即答称：“和战非我能做主，停战则可，但须缴械。”⁽¹⁵⁷⁾旋曲亲向吴佩孚投降。吴拒而不见，曲被押送保定。边防军第一师粮秣、子弹、重炮等一切军用物资，尽归直军所有。18日，曲到保定光园晋谒曹锟时，解下军刀，双手捧向曹说：“鄙人等今愿在贵使麾下投降。”并宣誓他们在俘虏期间，对于直军宗旨决不敢有所违背。曹锟当即接下军刀回答说：“本使兹承受执事之投降，阁下等勇敢可钦。”⁽¹⁵⁸⁾仍将军刀还给曲佩带，并允许曲等“享受军事惯例优待俘虏之自由”。19日，曲同丰在保定发表通电，敦劝边防军全体与曹锟一致共讨徐树铮。电文说：“此次战争之起，本为驱逐徐树铮及安福部，名义正大，全国共表同情。同丰率队南来，宁不知此。顾以段督办严令驱迫，不得不为一时之服从。及至交战以后，思及此次出师，似为徐树铮及安福部所利用，遂决计停战，俾国贼无所依恃，以延祸端。兹已将全部军械交由四省经略使接管，所有官兵亦极蒙优待。从此大愤既除，大局渐臻统一。我边防军同袍当各晓斯义，立与经略使取一致宗旨，誓驱奸凶，共申天讨。除电知外，拟再派一二军官面往接洽，以期倾陈鄙悃，尚祈鉴察。”⁽¹⁵⁹⁾同一天，曲还致电指责段祺瑞“纵恶养奸，数年于兹，以致国事日非，大局破裂，丛尤聚怨”，希望他幡然悔悟，将徐树铮、曾毓隽、王揖唐等人“速请大总统令交法庭依律研讯，以治其殃民祸国之罪”⁽¹⁶⁰⁾。边防军第一师为皖军主力，曲同丰又是段祺瑞最识拔的弟子，宠遇不亚于徐树铮，而今倒戈相向，遂使皖军全军溃散，不可收拾。

17日，西路皖军三个师全为直军所败，涿州北面完全为直军占领，总指挥段芝贵知大势已去，当晚由琉璃河搭车回京。行至中途，被直军追赶，弹如雨下，车厢内卫兵死伤数十人，段俯伏于车内，才得幸免。车开到良乡附近，枪声未息。段不得已，单身搭摇车逃回北京，形状狼狈不堪。他前往谒见段祺瑞时，跪伏地下，痛哭不已，表示无再战能力，请求段祺瑞转呈总统徐世昌下令停战。

18日，直军第三师第六旅进占琉璃河，双方炮火已停息，西路已无战事，只待办理善后。20日，直军大队抵长辛店和卢沟桥，将溃散的皖军扫清。

东路战争情况：

7月15日夜9时，皖军由徐树铮在廊坊指挥西北军第二混成旅各队、陆军第九师一部、边防军第三师步兵二团，乘大雨之夜，分三路由张庄、蔡村、皇后店进攻杨村直军第四混成旅防线，而以铁路线上张庄一路为主力。每路配备六门大炮，与直军在杨村北面十里开战。皖军多不愿战，只因被上级长官逼迫，于是不问方向，任意放枪，炮队亦分三队轰击。直军士气甚壮，列阵还击，沉着应战。战至深夜2时，双方各有不少伤亡，于是更换生力军再战。16日晨，战斗更加激烈，直军略占优势，但伤亡甚多，援军由韩柳堡、北仓、宜兴埠、军粮城等地纷纷赶至。是日皖军进攻时，直军在杨村站吊桥两旁安设大炮多尊御敌。此地适与该处日本防军驻地毗连，日本军官出面抗议，要求将所有大炮即刻移走，并不准在铁路附近六里以内作战。直军抗辩无效，只好将部队撤离，退出站外，致第一道防线中央开了一道约十四里宽之缺口。皖军乘隙蜂拥前进，突入缺口。直军因左右翼不能联合，只得节节后退，退至北仓及李家咀中间，阵势才稳定。北仓距直军东路据点天津仅十八里，皖军为租界条约所扼，不敢直入天津⁽¹⁶¹⁾。

天津小站原驻有龙济光部队振武军十二营，约二千人。龙支持皖系，皖军派参谋与他联系，想和龙军东西合攻直军。曾毓隽赠款十三万三千元，作为振武军军饷，龙满口答应调部袭攻天津，并与皖军合扑保定。但龙济光将全部款项攫为己有，吝不发饷，士兵怨怒，不肯发难。

当直军与皖军相持于北仓以西时，适有奉军工程兵一营驰来相助，直军士气大振，立即开始反攻。17日，张作霖发表通电，明确表示协同直军作战。电文指出：“奉省侦获由北京派来姚步瀛等十三名，亲笔供认受曾云霈（曾毓隽）等指派，并有定国军第三军委任，给予大洋十二万元，来东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一带扰乱东省，使奉军内顾不暇，牵制奉省兵力。且据曾云霈云：款项如有不足，即由哈尔滨绥北木植公司取用，不拘多少。该公司系曾云霈所开。并说此事详情，已与徐树铮议妥，商承段督办意旨，决定照此办理等语。”电文还说：“近见报载督办呈文，自称‘本上将军’而文内乃痛詈吴佩孚之种种不法。夫对于大总统而称‘本上将军’，民国以来亦尚无此公文程式。此皆奸徒有心构乱，陷督办于不义，祸全国之人民，便逆党之阴谋，逼疆吏以兵谏者也。作霖此次出师，为民国诛锄奸党，为元首恢复自由，拯近畿数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倘国难不解，党恶不除，誓不旋还乡里。”⁽¹⁶²⁾16日和17日，从京奉线入关奉军第二十七、二十八师两旅数千人到达天津附近。奉军因张作霖前年在秦皇岛劫夺了冯国璋从日本购运回国的一批军火，装备较好，配备有威力很大的四十生口径的大炮，机关枪也较多。奉军的参战，大大加强了东路直军实力，并给皖军心理上以很大威胁。直军与奉军并肩战斗，于17日重新占领杨村，直下落垡和廊坊，击毙皖军很多，剩下的逃散大半。徐树铮见战争失利，当晚踉跄逃回北京。20日，京奉线一带皖军已逃走一空。东路战争也以皖军失败直军胜利而告终。

东西两路战争全线溃败，段祺瑞愧恨交加，有如丧家之犬。7月18日，靳云鹏去见段，向他进最后忠告说：“战争已完全失败，边防军战斗力已失，若不从速设法，恐三数日内，京中粮食问题将令全军不战自溃，至兵临城下，为时已晚，追悔莫及矣。”⁽¹⁶³⁾段表示同意，便向徐世昌请求下令停战。是日，徐世昌颁布停战令，责成各路将领迅饬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

7月19日，段祺瑞发表通电，自请罢免官职，解除定国军名义。电文说：“顷奉主座巧日电谕：‘近日叠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战事如再延长，危险宁堪言状。应令双方即日停战，迅饬前方各守界线，停止进攻，听候明令解决’等因，祺瑞当即分饬前方将士一律停止进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初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招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厪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谬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情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共谅寸衷。”⁽¹⁶⁴⁾这个电报文过饰非，掩盖自己的罪责，不承认自己战败，而把停止战争的理由说成是出自外交团的警告和徐世昌的电谕，并且是他主动命令前方将士停止进攻的，真可谓恬不知耻。

直皖战争主要是在京畿一带进行，但其他地方也有牵动和连锁反应。双方都想调派在外地的军队和盟军配合和支持各自在京畿的军事行动，以保证战争的胜利。

湖北方面：战争爆发前不久，段祺瑞即密电在湖北的吴光新调遣驻鄂西的军队集中汉口，沿京汉路北上，以牵制吴佩孚，袭击吴军的后路。北京边防军司令部也有急电致王占元，要求他令已改编的张敬尧第七师“暂待后命”⁽¹⁶⁵⁾，企图恢复张旧部，以配合吴光新的军事行动。为此，吴光新与张敬尧潜居汉口，进行密谋策划。曹锟、吴佩孚则于7月上旬派代表余道南持函分赴汉口和长沙，和王占元、谭延闿联系，要求他们出兵监视吴光新的军队，如有异动，即予以消灭，以解除直军后顾之忧⁽¹⁶⁶⁾。同时吴佩孚还致电陆荣廷，恳请西南各省发表宣言助直反皖，希望桂军一致行动，并另嘱在湘桂军“听候机会随时北上”。陆荣廷复电表示湖南刚刚恢复，宜暂时休养，不可遽然加入，牵动大局，且西南距离直隶太远，行军不易，嘱吴佩孚自己“竭力猛进”，西南只能在旁观察，保持中立态度⁽¹⁶⁷⁾。王占元和谭延闿则从直系和自身的利害出发，对曹吴的主张积极予以支持。王占元派代表到长沙与谭延闿磋商，谭也派代表到郑州和保定，分别与赵倜、吴佩孚联系，并达成组织湘鄂赣豫四省援直联军的协议。

7月11日至13日，吴光新在汉口密调原驻宜昌所部赵云龙第一暂编混成旅和陶云鹤第三旅到汉口，并随即开赴武胜关、信阳一带，准备与河南南阳镇守使吴庆桐的军队联合，继续北上，从后面袭击吴佩孚的直军。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吴光新的一切举动，早被王占元所监视，并做了相应的部署。王将鄂军一些主力部队集结于武汉附近一带，以防备吴的反叛。7月16日，吴光新在武昌直隶会馆邀宴武汉军民两界高级官员，请王占元为首座，借以“离间军队，冀图一逞”⁽¹⁶⁸⁾。候至下午4时，仍不见王来，吴于是亲往省督署面迎，旋即被王占元扣留，押于督署花园内。驻扎在汉口硚口吴光新的卫队千余人，得知吴被扣后，群起骚扰劫掠，当即被包围缴械。张敬尧闻讯后，连夜仓皇逃离汉口。7月16日、17日，王占元接连发表通电，揭露吴光新的阴谋，表示他扣留吴是不得已的。

扣押吴光新的当日，王占元命令直军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原驻通城，12日进抵武汉）迅即于晚间开赴武胜关南北一线待命。李率部于18日抵武胜关，21日占据信阳，吴光新所部赵云龙和陶云鹤两旅被包围缴械投诚。留驻宜昌、沙市的吴部刘文明第二混成旅和张元培暂编第二旅，见形势不利，亦宣告中立。

河南方面：驻守河南洛阳的西北军宋邦翰第一混成旅和张亚威的第四混成旅，原拟配合京畿皖军的军事行动，东攻直军，后鉴于处在直奉军包围中，未敢轻举妄动。直军在京畿战场击败皖军后，7月24日，宋、张为了保存西北军实力，避免被直军改编，采取应变策略，发表通电，表示愿改隶陆军部，而战前（7月初）他们曾通电反对归陆军部节制。7月27日，吴佩孚致电宋、张，勒令其解除武装，指出：“边防西北各军，由外债组合而成，豢养为一家之爪牙，断无存在之理由。且附逆各军如长江上游各旅及第九师，尚皆缴械遣散，况贵旅为小徐手造，何能独异？大丈夫弃暗投明，何时不可为国效力，更何争此一时之去就。贵部素明大义，理应自请缴械，以释嫌疑而去污点。”⁽¹⁶⁹⁾宋、张不愿归曹锟、吴佩孚节制，以“该旅成立之初，与奉军渊源可溯”为辞，提出愿拨归张作霖统率⁽¹⁷⁰⁾。曹锟不允，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前往接收，并由张作霖饬驻扎石家庄的奉军旅长鲍德山派员帮同办理。7月30日，西北军宋、张两旅在洛阳哗变，王承斌率部会同奉军合力围剿，变兵溃散，向西北方向逃窜。

山东方面：在山东与河北交界处，马良所属边防军第二师，以黄河涯（位于德州南约二十五里之津浦线上）为界，与驻守德州的直军商德全第五混成旅对峙。7月18日，马良派兵一支北上，拟夺取德州兵工厂，然后率大队北上天津，与东路皖军会师。兵到德州境内时，为商德全所赶走。商并将德州以南的津浦路铁轨拆除，以防边防军第二师北进。19日，马良亲率边防军发动总攻击，20日夺取德州。与此同时，十五师留驻山东的吴长植旅，则移防济南与德州之间的平原、禹城一带。商德全部退至河北境内桑园（今吴桥，距德州约四十五里）连镇。天津小站龙济光的振武军又蠢蠢欲动，准备前往接应援助马良。但此时皖军东西两路均已失败，大势已去，边防军第二师已成孤军，败局已定。是日，靳云鹏、姜桂题致电马良说：“直皖交战，两路边防军已退至京师附近，曲师长投诚缴械，陈师长受伤，不能动作，全部溃退，伊等自认听候处分。东路奉军大队已到，寡不敌众，人所共知。总之，此后两无战事，胜者让步，败者认罪，自无再行祸民之理。望即收兵勿进，听候办理，决无加罪于执事之理。”⁽¹⁷¹⁾21日，奉军总司令张景惠派员到龙济光军中交涉，阻止他援助马良，并要求他解除武装。龙济光拒不服从。22日，奉军与之开战，龙军溃败，全被缴械，龙济光挈眷逃走。

7月25日，直军商德全旅与曹锳的第四混成旅，在奉军配合下，在连镇举行反攻，马良的边防军第二师恐被包围，迅速从桑园、德州撤退至黄河涯。26日，直奉军再次会同进攻，边防军伤亡甚多，纷纷退至平原、济南一线。战事结束后，边防军第二师被遣散。

三　直胜皖败的原因

在直皖战争中，皖军投入战斗的兵力比直军多，装备也比直军好，战争爆发前，段祺瑞曾号称有“五师听其指挥”⁽¹⁷²⁾；安福系还扬言：“若战，必七日内占保（定）、德（州），十日俘曹、吴。”⁽¹⁷³⁾然而，曾几何时，东西两路战场只打了三、四天，皖军即众叛亲离，全军覆没，一败涂地，直军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其原因何在？归纳起来，不外以下几点：

一、人心向背不同

军阀无义战。直皖战争是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之间争夺权势和地盘的战争，双方都不是义战，因此总的说来，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和直皖双方提出的口号，以及舆论的态度，就不难看出，人民并不是毫无比较选择而一概加以排斥和反对的。

如前所述，自袁世凯死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成为中央的实际统治者。几年来，皖系军阀、安福系政客及其所操纵的北京政府盗卖国权，和日本私订密约，大借日债，培植私党，穷兵黩武，涂炭生灵，阻梗和议，干尽了坏事，恶贯满盈，人民对他们深恶痛绝，大有“时日曷丧”之慨。人们的认识是受历史条件的制约的。恩格斯说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¹⁷⁴⁾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产生，孙中山虽然坚持革命斗争，但提不出正确的革命行动纲领，不依靠人民，而是联合某一个军阀去反对另一个军阀。孙中山从广东军政府内部斗争的需要出发，企图与皖系军阀合作，进行反对直系和桂系军阀的斗争，而这恰恰与国人深恶皖系、左袒直系的想法相径庭。五四时期，人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阻止北京军阀政府出卖山东的权利，但是不能根本推翻皖系军阀的统治。人民要求铲除祸国殃民的安福系的愿望，只能通过北洋军阀内部斗争来实现，通过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结局来实现。诚如当时舆论分析所指出：“国民欲铲除卖国亲日之安福派也久矣。顾国民有心而无力。此出自国民之口，固当自惭，然亦实情，不必为讳。国民对于卖国亲日派虽有铲除之决心，然急切无实力，于此之际，苟有人焉，起而代为国民为之，不问其人为甲乙丙丁，但须不为外人，国民无不乐为赞成。国民之赞成其人也，绝非赞成其前此之行为与此后之期望，乃止断章取义，赞成其铲除卖国亲日者一事而已。故此次国民之赞成直系，乃止赞成其事，而非赞成其人。”⁽¹⁷⁵⁾如同历史上常常有过的人民盼望清官来取代赃官的情况一样，人们希望直系胜利，皖系失败；期望吴佩孚这个当时具有爱国思想，表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勾结外人，不做督军”，强烈反对安福系卖国勾当，同情学生爱国运动，主张和平统一的直系急先锋，来取代段祺瑞和徐树铮这类卖国祸民众矢之的的罪魁祸首。吴佩孚也正是顺应了这种民心，利用了群众对皖系和安福系的强烈不满，打着“锄诛卖国奸党”、“为民除害”、“召开国民会议”等旗号，来进行他的倒皖战争的。吴佩孚受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的影响，他的一些言论和行动，和群众的斗争目标基本一致，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一部分人心，人民给予他从而也给予直军以某种同情和支持。可以说，人民要求推翻皖系军阀统治的意愿，是曲折地通过吴佩孚的行动反映出来的。

直皖战争前后，全国许多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声讨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系的罪行，支持吴佩孚的对皖战争。7月15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等一百一十四个团体致吴佩孚等的电报说：“数年来国人受安福党人祸国殃民之毒害，农工商学，无日不企望国民年出数千万膏血所养之国军，起而为民除害。前读吴子玉师长宣言，虽能如民意之所欲出，犹虑其不能见诸实行。今果誓众兴师，义声所播，河山壮气。使不于此时扫荡妖氛，去毒务尽，贻害国家之罪，诸公亦不能自诿。试观年来对外密约，卖路卖矿，何一非出于安福党人之手。使非绝其根据，国家主权，将永受他人束缚。诸公今日既有自负为国为民之责任，慎毋于堕彼方之诡谋，为感情所牵制，除恶未尽，遽藉口于息事宁人，致重贻国民以痛苦。倘能一本民意，以义始者，亦以义终，四亿同胞，固誓为后盾。”⁽¹⁷⁶⁾同一天，全国和平联合会、和平期成会给徐世昌的电文中指出：“直军驱除安福，深符民意，免徐一令，众论翕然。”要求徐世昌“洞察民心，当机立断，惩办营私祸国之安福首领徐树铮、曾毓隽等，解散安福国会，卸段氏兵柄，彰明正义，与民更始，庶几乱原杜绝，和平可待”⁽¹⁷⁷⁾。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声讨段祺瑞的电文，列举段祺瑞、徐树铮种种罪状，同样表示了支持吴佩孚的直军对皖战争的态度⁽¹⁷⁸⁾。当时一家外国报纸的社论也指出：“北方舆论大多数表同情于吴佩孚，似愿诉诸武力，以期推翻误国已久之人物。”⁽¹⁷⁹⁾战争结束后不久，杭州学生联合会写给吴佩孚的信中还说：“公此次誓师讨贼，救国热忱，歆动寰宇，凡有血气，罔不钦佩。兼旬以来，段党纷纷败溃，联军胜券可操。舆论推公，各界亦愿助公，此固廓清卖国贼之大好机会，吾国前途之一线曙光也。”⁽¹⁸⁰⁾一个著名的新闻记者后来曾做了如下的追忆：“直皖之役，我站在火线外数千里之长沙暗中替吴（佩孚）使着劲。闻吴师胜利则喜，像我自己参加了那次战事一样。”⁽¹⁸¹⁾人们不仅对吴佩孚的反皖战争给以道义上的声援，而且在行动上也给予了支持。当吴佩孚在涿州及琉璃河一带与段军鏖战时，曾有数百名各界义勇队参加吴军，即其一例⁽¹⁸²⁾。

人民对皖系军阀和安福系的痛恨，对吴佩孚倒皖战争的支持，是皖系失败、直系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吴佩孚的取胜，是民众心理倾向的结果。”⁽¹⁸³⁾吴佩孚自己也说：“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¹⁸⁴⁾“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¹⁸⁵⁾

二、两军士气不同

人心的向背，毫无疑问，会直接影响到两军的士气。直皖战争的首先发动者是皖系，但皖军是师出无名的。段祺瑞发布战争动员令后，提出讨伐曹锟、吴佩孚的罪名是“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其目的是“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¹⁸⁶⁾。因此，他把出师的军队称为定国军。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正是段祺瑞、徐树铮一伙是应该铲除的奸凶；“目无政府，兵胁元首”的，也恰恰是他们自己。这种宣传是很难动员士兵，鼓舞士气的。皖军的主力是边防军，边防军建立的主旨是防边御外，现在拿来对内反对直军，这就亏了理，说服不了士兵。

吴佩孚利用段祺瑞的这种弱点，在战争爆发前夕，先后发表了《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直军将士再忠告段军书》，指出：“我国边防军、西北军之设制，为对外御侮之嚆矢，凡属袍泽，畴不以手加额，距跃三百，边防有托，西北无忧矣。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凭藉西北，讨伐西南，直视我堂堂国军，桓桓武士，为一家之鹰犬。……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国军同仇对外，又安有芥蒂之嫌？……此后凡我军人，遐迩一体，披肝沥胆，敌忾同仇，耿耿此心，可对天日。外御其侮，内息阋墙，堂堂男儿，绝不堕其收买离间术中。我军人幡然觉悟，不为利用，而彼术穷矣。”⁽¹⁸⁷⁾又说：“试思南北战争，何人作俑；卖国媚外，何人作伥；国危民病，何人作祟？追原祸始，段为戎首，徐为祸水，而安福则助虐者也。讵以堂堂国军，桓桓武士，而甘为卖国贼作鹰犬耶？彼军阀利用愚民政策，动辄曰‘拥护中央，服从命令’，试问段命徐树铮包围公府，软禁元首，为拥护中央耶，抑危迫中央耶？贵师旅此次出师攻击直军，为元首命令耶，抑为段徐命令耶？徐树铮夺出印信，大总统已失自由，国军处此，应助元首除段徐耶，抑助段徐逼元首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元首幽囚之日，正军人救国之秋。军人坐视不救，已为有负天职；若此军起而救之，彼军则进而击之，有是理耶？自问良知，当能自解。敝军声讨安福，为救国也。贵师旅进攻敝军，亦为救国耶？”⁽¹⁸⁸⁾这种宣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理透辟，颇能击中段祺瑞、徐树铮的要害，相当具有说服力。吴佩孚通过某种渠道将这些宣传品送到皖军中，在当时对瓦解皖军士气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上述情况和原因，皖军士气低落，缺乏斗志，普遍存在厌战情绪。段祺瑞发布战争动员令后，边防军军官及士兵即纷纷提出开往何处、与何人作战的质问⁽¹⁸⁹⁾，并时有离队逃跑的情事发生。皖军“军官皆有智识，决不肯冒助卖国党之罪名”⁽¹⁹⁰⁾。“军官皆曾受教育者，对于无聊之内争，为个人权利而战者，早不谓然。”⁽¹⁹¹⁾段祺瑞在对皖军的训词中，于军官“则告以直派掌权，将并咨议差遣而不可得；于兵士则怵以我一失势，即将解散”⁽¹⁹²⁾。边防军第一师誓师时，曲同丰竟无词可措，仅对兵士说：“这次战争，名义上是说不出来的，不过我们不打过去，人家就打过来。”又对长官说：“这回的打仗，是我们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同那没有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的战争。”⁽¹⁹³⁾理由如此站不住脚，官兵自然无心恋战，在战场上不会拚死效力。魏宗瀚第九师官兵表示“绝不助逆”。7月10日，魏向官兵进行战争动员时，大家以师出无名为词，一致反对，魏当场昏倒，不省人事⁽¹⁹⁴⁾。由于师出无名，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前线“段军部下，大半不肯作战……段军且多与吴佩孚表同情”⁽¹⁹⁵⁾。“各路直皖军队，时有往返，互相嘻笑，感情甚洽，多数皖军不愿作战，以免自伤同类。”⁽¹⁹⁶⁾“边防军将官多属学生出身，明白事理，声言边防军原用以对外，用以对内不肯任命。一日之间，营长、连长、排长逃走者达四五十人，即旅长团长亦有逃走者。段军军心不稳，可见一斑。”⁽¹⁹⁷⁾因此，开战后，经不起吴佩孚的军队一击，皖军即开始溃退投降，倒戈相向。

曹锟、吴佩孚称兵反对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系，自然也是为了直系军阀本身的存在和谋求扩张的自私目的，从根本上来说，和人民的利益无关。但是直系当时没有掌握中央政权，没有干皖系和安福系那么多坏事，人们对它没有像对皖系那样的憎恨。而且如前所述，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打出的是讨逆、铲除卖国奸党的堂堂正正的旗帜，这对士卒确能起到一些鼓动激励作用。吴佩孚的三师三混成旅官兵，曾远离家乡，在湘南戍防两年多，受段祺瑞的压抑，饱尝辛苦，且痛恨安福系的专横，因而在对皖战争中比较能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很少有临阵脱逃倒戈反叛的。

三、两军素质的差异

段祺瑞号称有五师兵力听其指挥，但皖军的素质很差，而且真正能听命作战的，加起来也不过两师人。“定国军之实际战斗力，不过仅有直隶军之半数。”⁽¹⁹⁸⁾

皖军的主力是段祺瑞亲手缔造的边防军，特别是边防军第一师被看成是主力中的主力。但边防军建制不久，兵系新招，未经战阵，缺乏实战经验。边防军第一师上中级军官除部分来自军队者外，多是保定军校的教职员，讲战术原则还可以，一到指挥实战则心中茫然，而初级军官多数是保定军校刚毕业的学生，更没有作战经验。这样一个学生班子率领的军队，与久经战阵，曾在湖南战场上屡建战功，有着比较丰富作战经验的吴佩孚军队相较量，在素质上就差了一大截；何况他们又素来慑于吴佩孚的声威，在心理上早就很有几分内怯，所以临战一触即溃，是不可避免的。

边防军官兵和直军将士，不少“非姻即故”⁽¹⁹⁹⁾，有比较密切的亲属关系。加之，边防军第一师出身于保定军校的下级军官，在校时都曾受到曹锟的礼遇。“曹锟在保，礼军官学校学生甚厚，星期休假，特于各戏园池座中为军官学生备座，而点戏之单，则数日前即送至军官学校，以是凡出自保校者，罔不德曹”⁽²⁰⁰⁾。而且，“边防军多山东人，都赞成吴子玉的主张”⁽²⁰¹⁾。因此，他们都不愿与曹锟、吴佩孚作战。当时一个在边防军中任职、了解内情的日本军官曾断言：“如欲该军作战，除非将军官另换一班。”⁽²⁰²⁾

尤为明显的，是刘询的十五师问题。十五师是由禁卫军改编而成的，原系冯国璋的亲信部队，直系的主力，其前身是直隶第五混成旅。该混成旅1912年驻扎在天津西北韩家墅时，即由刘询统带。刘询为河间人，是冯国璋的同乡。1913年7月，冯在袁世凯指令下，组织第二军镇压二次革命时，该混成旅出力很多。是年12月，冯国璋任江苏都督，调该旅到南京，后刘询被任为淮扬镇守使。1917年8月，冯国璋入京代理总统，改编禁卫军，加入第五混成旅，并以它为中坚，成立第十五师，担任公府警卫，由刘询任师长。1918年冯国璋下台后，十五师仍由冯掌握，购械发饷均听其自由处置，不受陆军部节制。段祺瑞知道冯野心未死，忌恨他兵权在握，一再怂恿徐世昌解除冯的兵柄。徐屡与冯交涉，均未获同意。冯死后，十五师归陆军部节制。刘询为了谋取枪械银饷，不得不依附于段祺瑞，但对段并不忠心效命。十五师官兵多数是河间人，不少下级军官且系冯国璋的亲族，由于这种同直系的历史渊源和血缘关系，他们仍然倾向直系，其“内部团结之坚，无异家人父子”⁽²⁰³⁾。因此，十五师并不为段派所信任。段企图扼杀这支异己军队，曾积欠军饷达七个月之久，并有一部分被改编裁遣回籍。1920年1月4日，十五师曾一度准备哗变，北京戒严，后发饷六十万元始平息。段祺瑞组织定国军时，刘询自告奋勇，表示愿赴前敌讨直，段疑信参半，将十五师作为后卫。当战斗开始前，就有刘询不稳之说。在琉璃河集中时，边防军第一师正式通知各级军官，说刘询部队恐有意外，要严加戒备，监视其行动⁽²⁰⁴⁾。7月16日，十五师调往前线与直军作战，终于不战倒戈降直，最后导致了皖军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西路战场的失败。

四、战略战术的优劣不同

直皖战争爆发前，南面直军扼守了京汉路，保定与河南、湖北、湖南连成一片，并且与西南桂系军阀结了盟；东面直军与奉军占领了京奉铁路，得到张作霖的支持；西北则有倾向直系的察哈尔都统王廷桢和绥远都统蔡成勋，北京实际上是处在直军四面包围之中。其他各地的皖军，也同样被直军所分割包围，后援缺乏。因此，军事形势对直系有利而对皖系不利。段祺瑞鉴于这种不利形势，加上部队士气低落，军心不稳，担心旷日持久，局面更将不利于己，因此在战略上主张主动出击，速战速决。吴佩孚则有恃无恐，采取盘马弯弓，不急进攻，以逸待劳，巧战胜人的方针。“皖派之利在速，直派之利在缓。”⁽²⁰⁵⁾在战术上，皖军凭藉自己的大炮优势，用密集的军队实行正面攻击，长驱直入；吴佩孚则把自己的精兵摆在左右两翼，采取诱敌深入，避实捣虚，两翼包抄，分进合击的战术原则。事实证明，吴佩孚的战略战术比段祺瑞、段芝贵、徐树铮要高明得多，这是他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之一。西路和东路战场，都是直军先退后进，先败后胜。特别是西路，吴佩孚运用灵活的作战方法，不在正面与皖军硬拚，而是乘其不备，分兵两路，包围打击敌军。松林店一役，大获成功，奠定了战争胜利的基础，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另外，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领导者和战斗指挥者，吴佩孚的胆略与精力，也不是段芝贵、徐树铮之流所能企及的。当时一个在吴佩孚军中的目击者说：“延陵（指吴佩孚）用兵，诚有天才，临敌如无事，兼旬不暇而不疲，精力胆量，实少其比。”⁽²⁰⁶⁾段芝贵、徐树铮看到前线战事失利溃败，自己指挥失灵，即闻风丧胆，仓皇逃回北京。此外，吴佩孚不仅深明韬略，而且长于治军，他的军队纪律比较严明，因而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这也是段军所不及的。当时的报纸报道说：“直军士气旺盛，纪律严明，外人赞叹，大胜可必。”⁽²⁰⁷⁾

五、奉军的参战

在当时北方军阀中，除了直系和皖系外，还有奉系军阀的力量比较强大，张作霖也正想乘机向关内扩张势力，因此在直皖对峙、双方力量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奉军有举足轻重之势。好像一架天平，张作霖站在哪一边，哪一边的砝码就会往下降，失去平衡。段派原来指望张作霖保持中立，以便自己和直军单独作战；直系则极力拉拢奉军作为盟军，结成反皖的联合战线。双方都意识到奉军的参战与否，会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对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前途。7月16日和17日，在西路战场和东路战场战斗正激烈，直军处于不利的时刻，奉军大队先后分别赶到高碑店和北仓前线，协同直军作战，对振奋直军斗志，瓦解皖军士气，扭转局势，促成直胜皖败，起了不小的作用。

四　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战争双方的态度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列强角逐争夺的场所。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和取得它们在华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都竞相培养扶植中国有利于自己的势力和代理人。在直皖战争中，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战争双方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从1916年6月到1920年8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及其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直是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支持的。日本通过对皖系军阀的支持，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权益；皖系军阀则通过卖国借款，从日本方面得到了大量的金钱武器，其反动统治才得以维持。段祺瑞和皖系军阀正是依靠其一系列的卖国勾当，取得日本空前的借款支持，建立并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皖系军阀与日本侵略者的关系，徐树铮曾一语道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²⁰⁸⁾在皖系军阀统治时期，日本从中国获得的经济好处，还可以从下面情况中得到说明：1920年下半年，日本海外投资的百分之九十都集中在中国。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中，日本约占一半左右，其中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称为“满蒙”地区）的外国投资总额中，日本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前已述及，寺内正毅下台后，由原敬接任日本内阁首相。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反对日本对中国的独霸局面。原敬被迫采取与欧美各国协调一致的侵略方针，开始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作了某些修正，但并未根本改变它对皖系军阀的支持。

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一切政策均出自军阀元老之手，如寺内内阁时除派林权助为驻中国公使外，复派军国主义分子西原龟三长驻北京，一切借款的穿针引线，都经西原之手，权力远在驻华公使之上。此外还有两人，一为公使馆武官斋藤季治郎少将，一为北京政府顾问坂西利八郎少将，他们周旋于两国军阀之间，干了不少罪恶勾当。1919年春间，日本军部受内外压力，不得已召回斋藤，以避军阀外交之名，而让坂西转任段祺瑞的边防军顾问，以掩世人耳目。由此两国军阀间的联络，系于坂西一人。1920年初，坂西回国述职时，受徐世昌、靳云鹏的委托谒见日本军阀元老山县有朋，陈述北京政府殷切希望日本援助。坂西分析说：“徐、靳均仰助段氏之势力。援靳与援段无异。而以靳较段可以缓和南方之攻击，援靳则北方军阀均托庇日本宇下，日本在中国之活动可以发展，对美外交亦容易就范。”⁽²⁰⁹⁾山县听后，深表赞同，立即指示原敬内阁妥筹办理。原敬受山县之命，开始改变踌躇经年未决的对华借款方针，决定支持四国银行团，自为盟主，拟定借款纲领，通知英、法，求其赞同，并怂恿美国加入，以积极援助中国北方军阀。如美国不肯加入，日本将偕同英法支持旧借款团，实行三国共同对华借款：如英法也不赞同，日本则实行单独借款。2月间，北京政府曾向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要求借款五百万镑，迭次往来磋商条件，后因四国公使答复未能满意，不得不中止。旋即由日本单独借日金九百万元，利息八厘，实收九二，以国库债券为担保，期限六个月，于2月18日签约交款⁽²¹⁰⁾。日本企图通过单独对华借款支持皖系军阀，以取得皖系同意与它就山东问题进行直接交涉，攫取中国的主权。

皖系军阀和安福系由于是日本一手扶植的，所以他们处处依赖并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而直系吴佩孚坚决反对日本的侵华政策和皖系盗卖国权、投靠日本的可耻行径。因此，在直皖战争中，日本从切身的利害出发，支持皖系对直系开战。尽管战争前夕，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对，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训令其驻华使馆严守“中立”，不得参加一方反对另一方⁽²¹¹⁾，但它同皖系军阀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它不可能对这场战争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事实上它完全站在皖系一边，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这场战争。

如前所述，段祺瑞用以对直战争的主力边防军，不仅是用日本的借款建立起来的，其军火装备也由日本供给，而且直接接受日本军官的训练。边防军的最高军事顾问是坂西少将，边防军的一些军事教官大都由日本军人充任⁽²¹²⁾，这种情况一直到直皖战争爆发时均是如此。战争前夕，坂西参与了皖军对直战争计划的拟定，日本借款八百万元给段祺瑞充作战费⁽²¹³⁾，还有一些在华的日本人参加段军对直作战⁽²¹⁴⁾。为此，曹锟曾电请北京公使团注意日本暗中助段这一事实。全国学生联合会致北京公使团的电报也指出：“日人加入段军，事实昭然，此不但助长敝国内乱，抑大背国际成例，除由国民直接提出抗议外，望主持公道。”该会在致日本驻华公使小幡的电报中更加严正地指出：“贵国国民加入段军，业已证实。此举不特有背贵国严守中立之宣言，抑且贻贵国羞。倘不严加取缔，敝国国民自有正当办法，以对此等非礼无法之举。”⁽²¹⁵⁾日本知道奉军参战对皖军极为不利，因此，当张作霖还未明确表示援直倒皖时，它的驻奉领事曾奉令照会张作霖，不准二十七、二十八师开入关内助直⁽²¹⁶⁾。战争进行中，东路战场16日直军在杨村安置大炮抵御皖军时，遭到驻防该地日军的横蛮干涉，以致被迫后撤，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但皖军占领杨村后，在该地架炮等一切军事设施和军事活动，日军却概不过问。两相对比，明显地表现出日本助皖反直的态度。

除了日本外，援助段祺瑞的还有意大利。7月初，意大利私将大炮、炮弹、子弹、炸弹等军火，从山海关运往南苑，供给段军，意大利的飞行员也参加了战争活动。7月12日，曹锟、吴佩孚以此举违背了国际公约中有关各国不得干涉他国内争，和各国外交使团关于中国不统一不售军火给中国的规定，特提出抗议⁽²¹⁷⁾。意大利公使以并未同意外交使团禁运武器的规约为理由，表示拒绝接受曹吴的抗议⁽²¹⁸⁾。

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后，中国亲日派被打倒，日本失去了多年扶植的代理人，其在华利益直接受到危害，因而感到沮丧和担忧。东京《朝日新闻》8月3日发表的社论说：“亲日派既灭亡，于日本的利害，有不能不视为重大。……无论如何，段派比之其他各派，较了解日本所与以中国的利益。何言之，因彼派系有利用日本的势力，以固其立脚地的倾向，此系事实。……其结果至失全国人的信望，单剩因与日本军阀的关系而为列国嫉视之的，终至今日陷于悲惨的败亡。……此次段派势力消灭尽净，亲日派灭亡，世人一般不免叹息，此乃吾人所了解。”⁽²¹⁹⁾文章认为：“段派之武力中心思想，乃与中国之情势相背驰，故助段图谋中国统一之日本，乃陷于非常之过误”；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纠正过去的错误。但是战争结束，日本仍然偏袒皖系军阀余孽，深恐徐树铮等一旦伏法，亲日派势力被彻底铲除，势将丧失其在华利益，因而对安福系罪魁祸首极力予以庇护。

皖系被打败后，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国桢、姚震九人，为了躲避直奉和国人的惩办，先后逃入日本使馆，寻求主子的庇护（李思浩逃入华俄道胜银行内）。7月28日，各国外交使团在法国公使馆开会，讨论是否收容安福系罪犯问题。美、英、法三国公使主张除妇孺外，其他一律不许在使馆居住，但是日本和意大利公使表示反对，认为是违反了人道主义⁽²²⁰⁾，结果决定各行其是。会后，美、英、法三国公使发出训令，告诫各该国旅京侨民应按条约规定，不许华人男子寓于使馆界内，如有私自庇护罪犯情事，限四十八小时以内勒令出境⁽²²¹⁾。日本使馆则将徐树铮等人藏匿在使馆界内的护卫营中，为了避免外泄，将中国男仆全行辞退，一切事务均由日本下女伺候，并在使馆秘书厅“宴以大餐”，“款待周至”⁽²²²⁾。

7月29日，徐世昌根据直、奉方面的要求，发表了通缉惩办徐树铮、曾毓隽等十人的命令。但是，要对他们进行惩办，就必须同北京外交使团和日本公使馆交涉，将徐等引渡归案。因此，8月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北京公使团领衔法国公使柏卜，要求转达各国公使将徐树铮等十人，“切实查缉引渡，以便归案讯办”⁽²²³⁾。

8月9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奉本国政府训令，复照外交部代理总长陈箓，拒不同意交出安福罪犯。复文声称徐树铮等九人，“各自投本公使馆，以求一身之保护，本公使顾及国际之道义及中国之事例（按此指张勋复辟失败后逃入荷兰使馆，使馆曾予庇护），认为不得已而对于以上各人决定加以相当之保护，收容于公使馆护卫营内矣。本馆严重告诫，在收容所内不得干与一切政治，且全然断绝与外部之交通。本公使当通告以上事情于贵代理总长之际，深信贵国政府能十分谅解本使馆之措置全然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现在各氏所受之保护，非依其隶属于某政派而与以特别之待遇，亦如不能因其非属他政派之故而即拒绝收容者也。”⁽²²⁴⁾22日，外交部又照会日本驻华公使，表示不同意9日复照中所述各节，指出我国政府正从事调查各罪犯之罪状，一俟调查完了，即将犯罪证据详细奉复转达，俾将各该犯引渡法办，并要求在此之前不让各犯逃走，或迁移他处藏匿，以期归案讯办⁽²²⁵⁾。27日，日使又复照外交部，再次表示拒绝引渡祸首，认为中国政府7月29日惩办徐树铮等的命令，系以政治为根据，故日使馆即视为政治犯而予以收容保护，并声称：“无论彼等将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诉，敝使不能承认贵总长所说将彼等引渡。”⁽²²⁶⁾

日本包庇安福系罪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全国许多团体发表通电，表示强烈抗议。8月17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日本驻华公使的电报说：“查徐树铮等犯侵蚀国币，骫法杀人，通匪谋乱等罪，均证据确凿，完全为刑事罪犯，绝对无政治性质，苟许容留，适蹈袒庇段党之嫌。敝国人民对此必更加一重遗憾”，要求日本公使尊重中国民意，“将徐树铮等罪犯引渡惩治，以申国法而全邦交”⁽²²⁷⁾。北京学生会的通电指出：“日使小幡此次庇护安福祸首徐树铮等，藉口国际习惯，强词夺理，中外共愤。该祸首等穷凶极恶，杀人赃污，靡所不为，安得与国事犯比。且按诸国际公法，公使馆决不能庇护犯人，其治外法权亦仅限于保护公使与公使馆之公文两者之独立及不受侵犯而已。今小幡滥用公使不可侵犯之权利，以庇护我举国欲甘之罪人，实属破坏国际公法，侵犯吾国主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除一面陈情政府速与交涉引渡外，务望各界厉行抵制日货，以为对待，促其最后之觉悟。”⁽²²⁸⁾8月14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致电日本政府表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将不适任之小幡公使撤回，从速将徐树铮罪魁等九名引渡于我国，以顾全两国邦交，以平我五亿国民之公忿”⁽²²⁹⁾。

11月14日，日本公使馆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掩护安福系罪魁徐树铮从使馆逃往天津，转送至上海公共租界匿居。

段祺瑞、徐树铮倒台后，日本开始物色新的代理人，并且看中了张作霖；而张作霖也想利用日本作后台，来扩展自己的势力。当时的外报指出：“外人界内，皆视张作霖为继段祺瑞而赞助日本军阀者。”⁽²³⁰⁾

美、英、法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日本对皖系军阀的支持，阻挠了南北议和，影响中国的统一，它在中国独霸，损害了美、英、法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因此，英、法特别是美国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对皖系军阀投靠日本，坚持武力统一中国，表示不满。

1919年8月，由于美国人民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和凡尔赛条约中有关中国山东问题条款的规定，同情中国拒签和约运动，美国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通过一项保留案：“美国对德约第一五六条、一五七条、一五八条之规定，不予同意，并保留美国对中日间因此项条款所起争论之完全自由行动权。”⁽²³¹⁾英、法两国对美国参议院的保留案，也表示赞同，决定采取一致态度。11月间，日本为了保持对中国满蒙地区的独占，向美国提出所谓“满蒙除外”条件，美国以其违反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坚决予以拒绝。英国和法国也同美国取一致的步调，反对日本的要求。美、英、法三国还订有中国不统一不售予军火的协约，并拒绝日本提出共同向皖系军阀及其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借款的要求。前述直系特别是吴佩孚提出的一些主张，比较符合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口味，因此在直皖战争中，美英法三国在政治和道义上是支持直系的。

直皖战争前夕，美、英、法驻京公使对皖军发动对直战争即屡有不满的表示。1920年7月8日，法国公使柏卜代表驻华公使团照会外交部，声明倘有外国侨民，因战争“致受性命或财产之损失，公使团应使中国政府担负全责”，要求中国政府“筹设一切妥协办法，以免携械军队进入京城，或使用抛掷炸弹之飞艇于京城空际之上”⁽²³²⁾。这是企图限制边防军的军事行动，是不利于皖军的。英国驻京公使还通知北京政府，要求不用英国飞机参与战争，并将英国技师撤回⁽²³³⁾。一家英国人在中国所办的报纸，从北方舆论大多数同情吴佩孚，反对段祺瑞和徐树铮亲日卖国政策，支持直军倒皖战争的理由出发，甚至认为公使团上述照会，从外国侨民的安全考虑，“固属正常”，但照会中劝止战争的话，“似为保全安福部之间接行为”，“未免有遗憾焉”⁽²³⁴⁾。战争爆发后，7月17日，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参赞马格德和江苏督军李纯督署顾问美国人安德森，曾一同到保定前线观战⁽²³⁵⁾，以表示对吴佩孚的支持。

在如何对待安福系罪犯问题上，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同日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反对日本对徐树铮等人进行庇护。如上所述，三国驻华公使曾指令本国侨民不许罪犯留居于使馆界内，并认为中国政府有权引渡罪犯归案法办。英国《泰晤士报》的文章说：“此次安福党之罪犯，纯属非政治犯性质。该人之行为，实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民国政府应有要求各公使将各犯等引渡，按照中国法律惩办之权。……使署界内，不得为犯罪之逋逃薮。”⁽²³⁶⁾吴佩孚对三国上述所持态度表示赞许，他希望公使团协助捕拿藏匿在使馆界内的安福系祸首⁽²³⁷⁾。

战争结束后，一些英美在中国创办的报纸及其记者，对吴佩孚给予很高的评价，发出一片赞扬之声，并且对他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等主张（吴的主张详见下节）表示支持。《密勒氏评论报》指出：“吴佩孚将军为一时代之人物……公认为中国一国之英雄，与保障人格之伟大，一时人咸注目其身，而叹服其战段之神勇，中外之人，无不皆然。”⁽²³⁸⁾一个英国记者说：“吴佩孚将军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²³⁹⁾另一美国记者说：“吴佩孚之主张大公无私，曹、张两使若能尊重吴将军之意见，唯吴之言是听，则时局必能彻底解决，中国之兴，亦可立待。”⁽²⁴⁰⁾8月中旬，随同美国议员团访华的美国参议院议员、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一份给中国政府的建议书中，认为中国只有像英美那样，实行代议制度，根绝军阀官僚政治，才能解决时局问题，因此他表示赞赏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他说：“就目前中国之情势而论，苟欲解决时局，则不但在理论上应当召集国民会议，征求意见，且在事实上亦系舍此而外，别无他法。”⁽²⁴¹⁾这些看法表明，美英等西方国家开始把吴佩孚看成是它们在中国推行对华政策的合意人选。

第三节　战争的善后处理

直皖战争结束后，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社会舆论一致要求废除安福系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卖国密约，严惩皖系军阀头目和安福系祸首，解散安福系和安福国会，彻底清算安福系的罪行，并且根据中华民国共和政体主权在民的原则，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让国民有处理国家事务的机会。人民指望吴佩孚这个积极倡导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风云人物，能代表民意，出来有所作为。但是，军阀战争本身决定了这场战争必然是一种妥协的结局。吴佩孚虽然表示要遵从民意行事，但他毕竟不能越出军阀的轨范；在同安福系作斗争和对皖战争中，他有着巨大的功勋，但在北洋系军人中，他还是个偏裨后辈，位卑职小，打仗是本分，说话是不能算数的，不能成为左右时局的人物。因此，战争结局是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及其盟友徐世昌、靳云鹏共同分享胜利成果，也即是进行政治分赃。人民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实际上也没有从战争中得到任何好处。

一　直奉间的矛盾开始显露

7月19日，靳云鹏、姜桂题、傅良佐、张怀芝等六人受徐世昌的委派，并携带段祺瑞同意的一、惩办徐树铮，二、解散边防军，三、解散安福系及罢免曾毓隽、李思浩、朱深三总长，四、解散新国会（即安福国会）四项条件⁽²⁴²⁾赴天津与直奉方面议和。当时曹锟不在天津，张作霖也未来津，直系方面的意见，认为“六人之使命，如为总统所派，则督军受总统之调停，名分上实断不敢；如为段派居间，则段派已倒，更无所用其调停”⁽²⁴³⁾。显然，曹锟、吴佩孚他们觉得现在来讲调停，未免太不合时宜，另外这些条件也还嫌低，不能满足获胜者的要求。直隶省长曹锐对代表态度冷淡，告诉他们；“虽家兄（指曹锟）亦无主张可以发表，须俟各省公决。”⁽²⁴⁴⁾傅良佐因替段祺瑞做说客，并随带有武装警卫一百七十余人，被曹锐扣押，其警卫全部被缴械。姜桂题等四人无结果返京，靳云鹏则单独前往奉天与张作霖磋商。

靳云鹏到奉天后，除了转陈上述议和条件外，还替他的恩师段祺瑞求情，希望在处理战争善后问题时，给段祺瑞留点面子，不要使他太难堪，这也是徐世昌的意见。张作霖同段祺瑞的交谊原本不恶，在他看来，段祺瑞之所以不好，不过是被徐树铮这类奸佞包围利用了，现在安福系既倒，这时出面为段转圜，必将可以赢得一部分皖系势力的支持，从而增加同直系抗衡的资本。7月21日，当张作霖接到段祺瑞19日发出的自劾乞和电报时，当即复电说：“引责各节，不忍卒读”，“吾公一世令名，坏于群小之手，言念及之，泪下如雨”，表示“作霖当躬率三军，愿为督办扫除群小。至对于督办，决不稍有侵犯”⁽²⁴⁵⁾。靳云鹏到奉后，7月23日，张作霖马上又给段祺瑞去电安慰他说：“翼卿到奉，业已接洽。窃念此次兴戎，譬如子弟相争，无关长者，为父兄者尽可置之不问，任凭子弟自行设法了结。今日之事，无以异此。伏望我督办切勿介怀，遇事仍襄助元首，维持大局，并救济近畿一带之生灵。作霖日内到津，即当约集曹使，联络各省，筹商善后一切事宜，以资收束。溽暑逼人，尤望勉节忧劳，为国珍摄，无任盼祷。”⁽²⁴⁶⁾这两个电报清楚地表明了张作霖对段祺瑞这个祸国殃民的魁首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实际上也为尔后处理皖系军阀定了基调。

同一天，吴佩孚给北京步军统领王怀庆拍了一个电报，要求严厉处置皖系。电文说：“段氏窃柄，视元首为傀儡者三次矣。以国家为一家之私产，引狼入室，丧尽国权。为拥戴元首计，为保卫国家计，均非将奸党歼除不可。”他提出六项要求：一、解散边防军，取消边防督办官制；二、解散西北军，取消西北筹边使官制；三、安置段祺瑞于汤山，候国民公决；四、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交法庭审办；五、国会停会；六、追缴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及安福系议员证书，永褫公权⁽²⁴⁷⁾。吴请王怀庆将这六项要求汇呈大总统徐世昌核办。曹锟和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等对这六条都表示赞同。因此，7月26日，这六项要求作为保定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的处理善后问题的条件⁽²⁴⁸⁾，吴佩孚还认为：“共和国家，民为主体，凡所设施，苟能以民意为标准，则人心自易翕服。将来各项问题，最好召集全国国民大会以解决之，庶公论得伸，国事可定。”⁽²⁴⁹⁾因此，他再次提出从速召集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的主张。可以看出，在处理战争善后问题上，直系特别是吴佩孚比奉系张作霖的态度要明朗激进得多。

吴佩孚的言论，立即引起张作霖的不满。7月25日，张作霖偕靳云鹏到天津，26日就向外报记者表示，他“不与吴佩孚接洽一切，仅与曹锟接洽”，并指出：“吴不过一师长，不应干涉政治。”⁽²⁵⁰⁾这样，皖系一被打倒，原来共同对敌的直系和奉系这两个军阀集团之间的矛盾便开始显露，摩擦渐次发生。

战后直奉以及徐世昌、靳云鹏之间几个有分歧争执的问题及其协商处理结果，略如下述。

二　内阁问题

7月28日，曹锟应张作霖的邀请到达天津。自皖军战败后，所有在中央的段派势力已扫荡一空。萨镇冰因久代总理，早已感到难以维持，徐世昌为收拾政局，也需要一个适当人物来主持中枢，于是内阁问题被提上日程。张作霖为了把自己的势力早日引入关内，同时他希望有一个“操行稳健”的人来主持内阁，以防止像吴佩孚这样标新立异的人物来干政，也急于想先把内阁组织起来，因此他到天津后，即全力着手进行此事。

当时，在组阁问题上，直系和奉系以及徐世昌之间意见有分歧。吴佩孚主张先和西南实行统一，然后组阁，在正式内阁未成立时，所有一切措施均归军政范围。一般舆论对吴的主张多表同情，以为如此，统一可以促成，并且可以减少许多障碍⁽²⁵¹⁾。但张作霖坚主先行组阁。在总理人选问题上，徐世昌主张仍由周树模担任，因前述7月初直皖两方备战时，他已一度提出周阁同意案于国会。对此，曹锟和张作霖都不赞成。曹锟说：“吾辈今日之战，牺牲许多生命，是为国民争人格，并非为官僚选机会。”⁽²⁵²⁾张作霖说：“与其用周氏组阁，何如使翼青复职，俾各方面均易融洽。”⁽²⁵³⁾曹锟提出由王士珍组阁，理由是王为北洋系老前辈，素无党派，和各方面均能搞好关系，同时，王一向主张和平，出主中枢，南北统一之局可成。张作霖为了使他能控制北京政权，并谋得与包括皖系在内的各派势力妥协，则坚持要由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任总理。由于曹锟、张作霖的反对，周树模一连四次致电徐世昌，请将其同意案撤回，表示“无论通过与否，绝对不就”⁽²⁵⁴⁾。王士珍也表示不愿出山。徐世昌和曹锟只好放弃各自的意见，同意由靳云鹏复职担任总理。徐为了迎合张作霖，还特意派员赴天津致意曹张，说：“翼青如肯担任，自是最好不过”，并亲书手函致靳，促其来京组阁⁽²⁵⁵⁾。靳本人表示“愧对师门”，当时尚不愿意复职，因张作霖极力怂恿，并保证给以支持，才同意组阁。吴佩孚本来不同意靳云鹏组阁，曾对靳说：“闻公不欲组阁，公私两途，皆为最便，佩孚实表赞同。”⁽²⁵⁶⁾这时他也不得不表示服从。

7月29日，张作霖、曹锟、靳云鹏及各省代表在天津曹家花园会商各项问题（即天津会议），吴佩孚在长辛店，没有参加，派张绍曾为全权代表出席。会议决定五项办法：一、国会自行解散，用新选举法或旧选举法另行召集第三次国会；二、内阁问题，由靳云鹏重新出来组阁，并拟定阁员名单；三、取消上海和平会议，另行组织统一会议；四、裁兵问题，用靳云鹏之裁兵减饷计划，略加修正，即日实行；五、财政问题，清理旧债，节减军费，实行开源节流⁽²⁵⁷⁾。

8月4日，曹锟、张作霖进京，进一步与徐世昌等面商解决时局问题。此时，奉军入关的部队已达七万人，部署在京畿一带，张作霖已成为举世侧目、左右时局的中心人物。靳云鹏因吴佩孚主张先统一，后组阁，不赞成他出来组阁，因此对组阁事表现消极，在徐世昌、张作霖的催促下，8月5日始由津返京。因此，6日，将入阁诸人，“非常忙碌，群就张（作霖）商酌，仍向靳敦劝”⁽²⁵⁸⁾。7日，由徐世昌主持在公府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时局问题，与会者有曹锟、张作霖、靳云鹏、张怀芝、萨镇冰、田文烈、王怀庆、吴笈孙、郭则沄等，会上一致同意由靳组阁。因国会中安福系议员已纷纷逃走，提出靳阁同意案不足法定人数，故决定由他先行署理总理。8月9日，徐世昌颁发了“特任靳云鹏署国务总理”的命令。其各部总长人选如下：外交颜惠庆，内务张志潭，财政周自齐，陆军靳云鹏，海军萨镇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农商王乃斌，交通叶恭绰。折腾了几个月的内阁危机，至此得到一个解决。张志潭为直系，王乃斌属奉系，靳、周、叶均倾向奉系，这个内阁的组成，反映了战后直奉特别是奉系在中央势力的增长。

三　惩办祸首问题

直皖战争结束后，从7月下旬到8月初，徐世昌在北京根据形势的需要和直奉方面的要求，采取了一些善后措施：7月22日，派王怀庆办理近畿军队收束事宜。24日，准曾毓隽、李思浩、朱深三总长免职，准段芝贵免京畿卫戍总司令职，由王怀庆代理。28日，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免职，撤消督办边防事务处，其所辖边防军着陆军部即日接收，分别遣散；撤消西北边防军名义，遣散西北边防军。29日，通令惩办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十人（时徐等均已逃匿日本使馆），褫夺吴炳湘官位勋章，免吴光新职。8月3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这些措施，不仅不能平息人民的义愤，满足群众的要求，而且离直系吴佩孚等的要求也有相当大的距离。

直系为了防止段祺瑞、徐树铮等伺机再起，要求彻底铲除段派势力，一是处分段祺瑞，置段于汤山，听候国民公决；一是严惩安福系祸首，其中吴佩孚态度最为坚决。7月底，吴佩孚在上徐世昌的一项条陈中说：“三年来，安福贼党之祸国殃民，实属罪大恶极，种种罪状，罄竹难书，如借外力以压迫国民，卖国产以图饱私囊；任用私人，把持要津；图逞党势，假名练军，此则略举其罪之重者，其余尚难细述。全国人民，恨之刺骨。今幸天诱其衷，群贼畏罪潜逃，虽经明令严缉，过案者尚属寥寥。此种元凶大憝，如无一日逮捕依法严惩，何以正国法而警将来。且祸首等之私产，尤应切实调查确数⁽²⁵⁹⁾，概予查追，不然，恐其携带潜遁，异日借事生端，贻害地方。总期除恶务尽，免致恢复。”⁽²⁶⁰⁾但是惩治祸首问题提出后，遭到徐世昌的多方抵制，他成为皖系和安福罪犯的最大庇护者。

吴佩孚要求首先将段祺瑞安置于汤山，以待国民公决。他曾说：“段总不宜再居京中，如恐汤山时有外人游玩，诸多不便，何妨改驻西陵，我可派一营担任保护。”⁽²⁶¹⁾这一点曹锟表示支持，他在天津向人表示：“段在北京城内，我们不便来，须先请他回避。”⁽²⁶²⁾从人民的眼光看来，如此处置段祺瑞，还实在太轻，未免便宜了他，但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都不赞成。

徐世昌顾念段祺瑞系数十年旧交，以及所谓段“三造共和，参战增高国际地位”⁽²⁶³⁾，“有殊勋民国，朝野属望綦殷”⁽²⁶⁴⁾，主张不为已甚；认为允其辞职，已是办到了极处，坚决不同意再做进一步处置。他提出，惩治祸首一条，须将段祺瑞撇开，无论如何不能伤其体面，宣称：“芝泉由我一人保险，如有伤之者，我愿以全家相保。”⁽²⁶⁵⁾他还表示“绝不能负祺瑞”⁽²⁶⁶⁾，要“以去就争”⁽²⁶⁷⁾。靳云鹏在奉天和天津时，也极力向张作霖、曹锟求情，说如果将来段祺瑞再有轨外举动，他可负完全责任。因此，7月27日北京内阁会议上，已决定不将段祺瑞列入该惩办的祸首名单。曹、张进京后，徐世昌又一再为段说情，并愿担保一切⁽²⁶⁸⁾。靳云鹏也说：“段无寸地，失败至此，已成枯木，若再逐出京华，颜面难堪，彼必死无疑。”⁽²⁶⁹⁾张作霖的态度，已在前述他给段祺瑞的两次电报中清楚表明，他对徐、靳为段求情表示理解和支持，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样，只剩曹锟一个人，他不好再坚持己见，于是处分段祺瑞的问题就搁置不提了。

关于惩办其他祸首问题。7月下旬，直系方面第一次所列名单为十四人，徐世昌只同意惩办五人。天津方面不同意，徐于是改为十人，还加有“此外概不株连”一语，当经天津方面力争，此语始被删去。7月29日，徐世昌惩办徐树铮等十人的命令发表后，紧接着天津方面又提出第二批十三人祸首名单，徐世昌决意不办。7月31日，北京内阁开会时，在徐世昌授意下，专门单独草拟了一纸“十人之外概不株连”的命令。天津方面得知后，颇不高兴，次日即将盖印发表时，传来话说：“北京一味做好人，而令天津唱高调，未免不情。”⁽²⁷⁰⁾“各省讨段，原为恢复总统自由，奈何纵庇罪人，自留后患。”⁽²⁷¹⁾徐始不得不将“概不株连”令撤销，但仍将意思塞进了8月3日颁布的解散安福俱乐部的命令中，在令文最后加了“除已有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²⁷²⁾一句话。

吴佩孚等提出惩办安福系罪犯，原为肃清祸根，以为安福系频年为非作歹，人民深受其害，论其罪恶，实不止已明令所通缉的十人。因此，曹张到京后的第二天（即8月6日），吴佩孚应曹锟之召到北京，研究时局问题，其中决定的第一条就是“铲除安福祸根”，要求进一步惩办安福系官僚、议员及段派的嫌疑犯，开了一张共有三十余人的祸首名单⁽²⁷³⁾。徐世昌自然不同意。吴佩孚以此原因，加上召开国民大会、解散新国会等问题与徐世昌、张作霖的意见相左，当晚即悻悻离京返回长辛店。

8月7日，在徐世昌于公府召开的研究解决时局问题联席会议上，讨论惩办第二批祸首时，曹锟力主按所开名单惩处，徐世昌则要求宽大为怀，认为“此次惩罚，应以定国军祸首为范围，不应多事株连，致开互相倾轧之渐。至安福党员，多系见利盲从，须从宽大为是。”⁽²⁷⁴⁾讨论很久，结果议决通缉王揖唐和安福系议员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褫夺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刘询、李进才、张树元军官军职，交陆军部惩处，即日由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明令公布。令文重申：“其余该部党员，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²⁷⁵⁾

曹汝霖、陆宗舆是段祺瑞的司库、安福健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人民群众恨之入骨，当时舆论认为二人之罪实不减于徐树铮、曾毓隽等人，要求严办。吴佩孚和曹锟等也力主惩治。徐世昌因与曹、陆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关系⁽²⁷⁶⁾，极力加以包庇。直奉方面提出的第一批祸首名单原列有曹、陆的名字，徐世昌亲笔将他们勾去，并传语曹张说，他们已经下台，“此次乱事，二人实无参预的确据”⁽²⁷⁷⁾。第二批祸首名单仍将曹、陆列上，并附有事实，一为在西北军总司令部搜出有关曹汝霖的反直文稿，一为陆宗舆曾向中日银行垫借八百万元（现银三百万，纸币五百万）巨款给段祺瑞作战费。徐世昌不能再为二人说情，于是“以概不株连为概括的拒绝”⁽²⁷⁸⁾。因此，8月7日第二次颁发的惩办祸首令中，仍无曹、陆二人。如此巨奸大蠹居然漏网，引起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南京各界联合会、南京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发表的一项通电说：“安福祸国，于今三载，卖路鬻矿，无恶不作，推厥祸首，实由曹汝霖、陆宗舆等造成。此次近畿战争，曹汝霖阳托调人之名，阴主谋逆之实。陆宗舆私挪汇业存款，接济逆军至三百余万之多。是曹陆之罪浮于毓隽，不减树铮，于理于法，皆应处以相当惩罚。乃拿祸首命令，竟未提及曹陆二人，群情愤骇，罔知所措。去岁各地不惜罢市、罢学、罢工，群起请惩，仅得免职处分。今幸联军战胜，公理昌明，若仍任彼卖国巨魁逍遥法外，既不足以服国人，亦无以解于联军。兹代表民意，请将曹陆二人并案拿办，以清乱源。”⁽²⁷⁹⁾全国和平联合会的通电指出：安福系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可以溯源到曹汝霖、陆宗舆的卖国协约。“不有卖国协约，则参战［军］无从发生；不有参战军，则边防军无从变形；不有边防军，则安福系无从跋扈。然则曹陆等实为胚胎安福之种子，即为祸国之根源。……其罪恶之重大，不减段、徐、曹〔曾〕、李，应请一并拿办，处以极刑，庶乱源可遏，国事得苏也。”⁽²⁸⁰⁾

最后，徐世昌与张作霖、曹锟达成一项交换条件：由徐给曹、张以某种好处，曹、张则负责保全曹汝霖、陆宗舆的面子（详下）。

四　召开国民大会问题

天津会议讨论了吴佩孚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虽未做出正式决议，但曹锟、张作霖、靳云鹏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因此，8月1日，吴佩孚发表关于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通电。电文指出：“九年民国，变乱相寻，追原祸始，军阀与政客，阶之厉也。军阀以政客为灵魂，政客以军阀为武器，伪造民意之术日精，而国民愈无所控诉。迭次政变，委曲迁就，敷衍一时，祸不旋踵，而天下之乱亟矣。比年来安福逆党，朋比军阀，以武力造法律，以外债成国会，遂至二三竖子，颠倒众生，痡毒四海，可为痛恨。幸涿鹿一役，天诱其衷，群丑溃亡，元凶束手，正为拨乱反治之机。”他认为，为了解决历年的纠纷，拨乱反治，“发扬真正之民意，俾军阀无所施其力，政客无所取其巧，奠民国之丕基，而为一劳永逸之计”，只有召开国民大会，一切重大问题，由国民公决。他拟订的国民大会大纲如下：一、名称：为国民大会。二、性质：由国民自行召集，不得用官署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纵把持。三、宗旨：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公决，他方不得藉口破坏。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选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不必以本会为限；如无农工商会，宁阙勿滥。然后再由全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俟各省复选完竣，齐集上海或天津开成立会。五、监督：由省县农工商各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六、事务所：先由各省农工商学总会公同组织为该省事务所，办事细则由该所自订。七、经费：由各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八、期限：以三个月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诸项决议公布，即行闭会⁽²⁸¹⁾。吴佩孚认为实行此八条办法，可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一切纠纷均交国民公议解决，“既可免军阀干政、政客投机之弊，更可免权利冲突、意见争执之嫌”⁽²⁸²⁾。为了表示召开国民大会不是他个人哗众取宠，自作主张，他在电文末尾还特地说明，曹、张两帅在天津会议已对此表示赞同。

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提出来后，立即获得社会各界人士和舆论界比较热烈广泛的响应。人们认为，上述大纲尽管办法未必周全，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对国民大会能否开成也有疑虑，但都一致表示，它反映了群众的呼声，是民意的体现，为解决当前国是提供了一条正确办法，应予赞成。他们说：“对于民国九年以来之感想，得一个最正确之公式，此公式为何，即人心之向背是已。……吴子玉将军主张国民大会，其用意正大深远，吾辈亟应赞成。”⁽²⁸³⁾“这次吴子玉将军主张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颇含职业的民主主义的原理，把这个精神扩而大之，很可以开一个新纪元。”⁽²⁸⁴⁾上海成立了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团体。北京成立了国民大会促成会。北京学界蔡元培、李大钊、孟寿椿、陈启修等发起召集“临时国民大会”，以“解决目前切要事件”，并拟订临时国民大会提案七条：一、解散非法国会，并不承认非常国会继续存在；二、肃清祸国党孽，禁止起用复辟帝制犯；三、裁减军队，废除督军及与督军同等制；四、凡国民应享之一切自由权利禁止侵犯；五、实行地方自治，并得由各地方自行编练民团；六、公布国家会计，禁止秘密借款；七、根据民意决定外交方针，并取消一切卖国密约（七条每条均附说明，从略）⁽²⁸⁵⁾。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颇有代表性的。

首先起来反对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主张的是张作霖。原来张作霖在天津会议上没有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以为这只不过是吴佩孚的一种空谈，说说而已，没有认真看待；现在吴居然用正式文件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颇具号召力，于自己不利，他就不能坐视不理了。8月2日，吴佩孚应曹锟之召到天津谒见张作霖，并陈述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时，张即表示反对。吴退出后，张对曹锟说：“吴某通电，三哥曾否赞成，我则事前并未与知。如三哥任其所为，则我将单独通电反对。”⁽²⁸⁶⁾张作霖还指责吴佩孚“有过激气味”⁽²⁸⁷⁾。曹锟本来胸无主见，开始他同意吴佩孚的主张，现在张作霖站出来反对，他不敢助吴而与张争，只好退让，当即指令经略使署电政科通电各省各机关，并关照电报局：“第三师长吴佩孚通电召集国民大会一节，经略使已认为无效。凡各省机关若接得该电，概不可认为事实，各电报局接得该电，可以随时扣留。”⁽²⁸⁸⁾因此，吴佩孚这一通电，当时天津电报局并未发往全国，只是京、沪一些报纸事先获知电文内容，才予以披载。吴佩孚的电文被扣后，张作霖拟好的通电才予以撤销。张作霖后来一再表示反对召开国民大会。8月13日，他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国民大会，非可为问题也。该会系吴子玉将军所主唱，然其背后，有某国人煽动操纵，吴氏不过为其傀儡耳。就中国现状观之，此事万属不可能。”⁽²⁸⁹⁾

徐世昌也是反对国民大会的。这是因为国民大会一旦召开，他的总统地位就成了问题，徐左右一些人，当时也都向他明白指出了这一点⁽²⁹⁰⁾。8月5日，曹锟晋京同徐世昌谈及召开国民大会时，徐当即表示不赞成说：“国民程度过浅，且此事为吴子玉一人之主张，各省未必全数赞同，究竟能否实行，尚待研究。”⁽²⁹¹⁾

但吴佩孚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8月初，他连续致电北京政府，催促召开国民大会。他提出的主张是：“第一，希望先将此案提出国务会议，以示正式通过，中央决无延缓之意；第二，主张以明令颁布后，凡中央地方行政手续即不能干预，俾听国民之自决；第三，以此项应由人民自定范围，当局不应加以限制。”⁽²⁹²⁾8月6日，他入京和曹锟、张作霖讨论善后问题时，提出“先开国民大会，后议内阁问题”⁽²⁹³⁾。稍后（8月12日），他在复上海商业公团的信中指出：“前所主张国民大会，盖鉴于全国纠纷，解决无术，此疆彼界，难期统一，故愿以全国民意之主张，为解决时局之标准，办法如何，胥赖国人之研究。纵不能全国一致，即由各地国民自由集合团体，发表正大之主张，当于国家统一大有裨益。主权在民，载在我国约法，国民自决，更为世界潮流。”⁽²⁹⁴⁾

8月7日，在徐世昌主持召开的公府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除曹锟未表示反对外，其余各人均持异议，以为决不可行。“故一场会议，殆不啻对于此事为否决之一手续。”⁽²⁹⁵⁾会议最后决定留待新阁成立后解决，而新阁总理靳云鹏就是国民大会的一个坚决反对者。有记者问靳，政府是否认为国民大会有必要并予以承认时，他回答说：只有在大乱之后，纪纲毁坏，法政失效，秩序破裂，没有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条件下，才不得不以国民大会来补救。现在政府尚在，秩序未乱，纲纪法律虽有废弛，但未至失败毁坏的地步，政府可“从而整饬之，自有正轨可循，不当诿其责于国民”，“即不应有国民大会，故当然无从承认也”。关于吴佩孚提出政府应遵从民意的问题，他说：“一般国民，但求安居乐业，而不欲闻国政之何如，此为真正之民意。民无意于国政，而谓解决国政之大会，为出于民意之自动，谓非少数之民假借名义而何？真民意初不能发抒，徒供假借名义者之利用，谅非主张者所乐为也。”⁽²⁹⁶⁾

这样，国民大会就成了吴佩孚的独角戏，而吴佩孚又何尝能代表民意？因此，所谓国民大会在社会上喧腾了一阵之后，不久也就烟消云散，杳无声息了。

五　解散新国会问题

新国会为安福系所一手炮制，完全是非法产生的。现在安福系已倒，解散新国会应当是势所必至的。吴佩孚提出解散新国会的理由是：一、新国会组织之省份不健全，民意与法律二层都说不过去；二、南北统一，有新旧国会同时解散之约；三、新国会几乎完全为安福分子，安福部之罪状昭著，则新国会当然不能存在⁽²⁹⁷⁾。天津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其中之一即为解散新国会。当时一些群众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谴责安福国会，要求立即予以解散。但是这一问题又遭到徐世昌的抵制和反对。

徐世昌因自己的大总统是新国会所选出的，新国会一经解散，本身地位也就从根本上发生了问题。因此，他只答应解散安福俱乐部，不同意解散安福国会，藉口新国会任期已满，人又星散，可以让其自行消灭，并且认为保留它，可为以后“南北议和时索价还价之用”⁽²⁹⁸⁾，作为“取消旧国会之交换条件”⁽²⁹⁹⁾。曹锟到京时，曾向徐世昌当面提出解散新国会的要求，他说：“安福部既经总统以明令解散矣，则安福党员居绝对多数之国会，当然不能任其存在。……解散新国会与解散安福部之意，实相一致，不可偏舍者也。”⁽³⁰⁰⁾他还认为：“苟仍留此安福分子垄断之国会，则解散安福部之命令，不啻一种空谈。所谓解散者，仅去安福俱乐部五字耳，议员仍此议员，国会仍此国会，铲除安福之言，无异自欺。”⁽³⁰¹⁾徐世昌坚决不允，表示在自己任内，不愿“为解散国会之行为而为段祺瑞之第二”⁽³⁰²⁾。靳云鹏是站在徐世昌一边的，声称如果徐下令解散新国会，他不反对，倘使要他“断然以解散新国会为请，彼亦有所不为”⁽³⁰³⁾。张作霖入京后，“对于新国会之命运问题，绝未有所表示”⁽³⁰⁴⁾，实际上他是支持徐世昌的。他认为新国会不久即将改选，如果马上解散，恐另生枝节，同时安福议员已声明与安福系无关，嗣后定能同中央保持一致。“若骤然解散，一切政令由中央命令直行，于共和政治不甚合宜”⁽³⁰⁵⁾。

8月7日，在曹锟、张作霖和徐世昌、靳云鹏等人的联席会议上，除曹锟外，多数均不主张解散新国会，并且做了“类似断不解散之议决”⁽³⁰⁶⁾。至此，曹锟又不得不让步，同意不解散新国会，以免徐世昌为难，增加时局的纷扰。8月19日，安福国会议长李盛铎、刘恩格代表参众两院议员，假江西会馆宴请曹锟、张作霖，并召名伶演剧，表示感谢曹、张主张不解散国会之恩。20日，两院全体议员又公宴一次。对国会议员这种丑恶表演，当时的舆论评述说：“国会议员至招伶设宴以谢曹张两使之不解散，可谓极尽国会之丑态者矣。以如此人格而尚得谓之议员，以如此议员而尚得称之为国会，宁知世间尚有羞耻事耶？”⁽³⁰⁷⁾

当国内一些群众团体要求解散新国会时，还提出一个与之有连带关系的问题，即徐世昌的大总统地位问题。人们认为，安福国会是非法的，由安福国会产生的总统自然也是非法的，现在解散安福系和安福国会，也应该连徐世昌的总统一并取消；还指出，徐世昌与段祺瑞是一丘之貉，依靠他来惩办段党，如同缘木求鱼，是完全不可能的。7月下旬，全国各界联合会致电吴佩孚说：“国人既厌恶安福党人，誓不承认由安福党人一手制造之非法国会与由非法国会产生之非法总统。公等既以讨贼为职志，则讨段之后，应速起而讨徐。非法国会不能听其存在，非法总统万不能再尊为元首。一举而廓请之，庶能就平民政治之轨道，乃不失国人之望。”电文揭露了徐世昌在任袁世凯的国务卿和后来任总统时的种种罪行，然后说：“此等元恶，戴为元首，实污我中华民国国民全体，抑且有危国本之虞。”⁽³⁰⁸⁾杭州学生联合会致信吴佩孚指出：“徐（世昌）段（祺瑞）厥罪惟均，讨段自不应免徐。徐系安福产儿，解散安福国会，戴徐尤无根据。切望徐惩办段党，是恳卖国贼惩其共犯也。拥徐讨段是为卖国之甲党利用以讨乙党也。事理俱不可通，徒为国人所不满耳。”⁽³⁰⁹⁾但这个问题只有吴佩孚表示赞同和支持。

吴佩孚对徐世昌原无好感，在他心目中，徐不过是一个思想陈旧腐朽、毫无原则的昏庸老朽，完全不配担任民国总统的角色，曾在电文中直称徐为“东海先生”、“五朝元老”，而不称之为大总统。直皖战争刚结束时，吴即对人说：“如果战争结束，仍是东海总统，予惟有解甲归田而已。”⁽³¹⁰⁾7月28日，有记者问吴：“战事既定，是否拥徐世昌为总统？”他回答说：“徐乃四肢不全之总统，此问题俟国民大会解决。如国民乐举之续为总统，彼方为完全总统，此时只合算临时总统。”问：“然则吴师长之宗旨，与张作霖对外报记者所说拥护徐总统之言相差矣？”答：“非也。吾人宗旨亦拥护总统，惟拥护全国所承认之总统。今徐未经西南承认，只为半面总统耳。”⁽³¹¹⁾吴佩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国民大会这种组织形式来解散安福国会，取消徐世昌的总统地位。

8月初，徐世昌派代表至长辛店，向吴佩孚征询有关时局的意见，吴未予礼遇，曾向代表宣称，他对召开国民大会、惩治祸首、解散国会等主张决不让步，并且重申：总统选举手续非法，“应由一人民代表之国会重选之，定其去留”⁽³¹²⁾。8月6日，吴进京时，拒不往谒徐世昌。徐指责吴太骄傲，也根本没有把这个后生小子、偏裨牙将放在眼里。

张作霖是拥护徐世昌的。原先安福国会拥戴徐为总统时，他就极力表示赞成。在他看来，徐虽为安福系所选出，但后来受安福系排挤，对安福系的专横也是不满的，并且是直奉方面在反安福系斗争中争取的一个同盟者，现在斗争取得胜利，反而把他撵下台，未免不近人情；让徐留在总统的位置上，对于保护一切旧习惯旧制度，共同压制吴佩孚这样的“危险分子”，也是有好处的。因此，他决不肯让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有所动摇。曹锟是一个无思想、无主见的人，对徐的总统问题所持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³¹³⁾。最后，当然又是张作霖的意见占了上风，吴佩孚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要求。8月15日，吴第二次进京，被曹锟说服于次日去谒见徐世昌，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谈总统问题了。

六　一项政治分赃密约

自从曹锟、张作霖进京以后，一切重大事情均由张作霖做主，曹锟都是惟张是从。当时舆论指出，“溯自曹张入京，所有重大事件，概由作霖主持，故张为自动，而曹则被动，已尽人皆知”⁽³¹⁴⁾。吴佩孚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解散新国会、处分段祺瑞、取消徐世昌的总统资格等重大问题，被张作霖、徐世昌等一一拒绝后，曹锟暗中告诫吴要克制一些，避免发生新的冲突。吴看到张作霖在北京城以战胜者自居，飞扬跋扈，武断一切，对自己极力加以排斥，心虽愤愤不平，但敢怒而不敢言。他作为一个具有浓厚上尊下卑的封建意识的军人，对顶头上司曹锟的旨意也只有服从。8月17日，他离开北京后，就决定不再预闻政事，约集冯玉祥、李奎元等直系将领开始准备在洛阳练兵，扩大直军的势力。他同张作霖的矛盾，成为后来直奉战争的伏线。

曹锟并不是只让步而毫无代价的，如果那样他也是不会干的。北京政府鉴于张作霖原有东三省巡阅使名义，而曹锟当时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也拟委派曹为直鲁豫晋四省巡阅使。后因张作霖只有三省地盘，不愿曹锟拥有四省，同时山西都督阎锡山也反对归曹锟节制，故改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8月20日，北京政府正式发表了由徐世昌签署的任命令（9月2日任命吴佩孚为副使），同时裁撤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巡阅使与经略使不同，对所辖地区有控制实权，对此，曹锟是心满意足的。徐世昌、靳云鹏就是这样以权益为钓饵，取得曹锟对他们的妥协让步和支持的。

8月中下旬，曹锟、张作霖、徐世昌、靳云鹏之间，为了实行政治分赃，在张志潭、叶恭绰、吴笈孙三人的参与斡旋下，进一步多次协商，并签订了包括下面六项内容的密约，一、以后国家大计，须先征求曹张同意而后施行；二、东三省以及直鲁豫巡阅使范围内，用人行政，政府予曹张以方便，不能有所干涉；三，总统地位，由曹张竭力维持，曹汝霖、陆宗舆亦由曹张负责保全其面子；四、靳内阁如有为难之处，曹张予以援助；五、各省如有不服从中央命令，曹张有劝告之责；六、段祺瑞生命财产，曹张予以保全⁽³¹⁵⁾。此外，关于曹张二人之间势力问题，则采取平均分配办法，如西北军之军械归奉军所有，九师、十五师划归直系；在京抄没的段派军实，亦由直奉均等分配；此次讨段之直奉军，以后由陆军部发饷，并且规定每月发饷之准期；直奉两军驻近畿之兵，各为一师；等等。

曹锟和张作霖在北京住了整整一个月，于9月4日出京赴天津，旋各回保定、奉天。直皖战争结束后，上述有关时局的一些重大问题就这样处理结束了。原来由皖系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现在由直系和奉系来共同控制了。原来直皖之间势不两立的对抗状态，由于皖系战败而消失，为新的直奉间的矛盾所取代，军阀官僚的统治依然如故。人们因吴佩孚推翻皖系军阀统治而一度流露的某些喜悦心情和对他的期望，很快就冰消瓦解。他们已经看出，张作霖、曹锟不会比段祺瑞好些，北京政府还是安福系专横时期的旧班底，没有任何新的迹象；依靠军阀的胜败来解决政局问题，寻求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进步，是不可能的。要救中国，只有靠国民自决，奋起自救。《申报》发表的一篇题名为《新旧之北京》的时评说：“北京之内阁曰新内阁，其总理曰新总理，其国会曰新国会，皖直战争之崭然见头角者曰新人物，段派失败后取而代之者曰新势力，今日都中之所见所闻，几无一而不新。……然所谓新内阁总理者，仍是安福时代之内阁总理，所谓新国会者仍是安福时代之国会，所谓新人物者仍是武人，所谓新势力者仍是武人。今日都中所见所闻，实无一而不旧。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此之谓矣。”⁽³¹⁶⁾《民国日报》载文说：“曹锟、张作霖、李纯及彼等同派之各武人，何尝能优于皖派。……今之排斥安福者，因反抗其公敌小徐，故暂时团结一气，并无一定之宗旨及主义。迨小徐既去，彼等将因争夺赃物而起内部之争，则中国政局中之纷乱也，阴谋也，争攘也，仍将如故。久之必再造成一反对党，取今日握权者而代之。”⁽³¹⁷⁾《民国日报》还刊载了7月31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政局的论文，译者在最后指出：“今日欲解决吾国政局，真正救中国……决非任何军阀派的胜败所能生其直接的效果的。因彼等只知有军阀的盛衰，不知有国家的兴亡，那么如何可以靠他为吾国讲救济之策呢？今欲救中国，惟有国民自决，国民奋起自救之一途。吾望有国民资格的诸同胞，急急觉醒，急急兴起，勿再深入迷梦，信赖军阀能救国救民，那是我日夜所祈祷的。”⁽³¹⁸⁾

这不但说明了国民的普遍失望，同时也说明了一部分国民已经开始觉醒。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人民总是要在苦难中前进的。历史也在曲折中前进。

————————————————————

(1) 《神州日报》，1920年1月12日。

(2) 濑江浊物：《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3) 《救国同盟军草约》全文见1919年11月27日《民国日报》，1919年11月30日《大公报》。另见《吴佩孚正传》初编，中央国史编辑社1920年10月第3版，第27—30页。

(4) 转引自《南与北一丘之貉——读新发现的吴佩孚的军事秘约》，《光明日报》，1964年3月12日。

(5) 《吴佩孚代表抵滇》，《时报》，1919年11月14日；《吴佩孚代表由桂回衡》，《大公报》，1919年11月30日。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7) 《谭延闿主稿致靳盐电》，天津《大公报》，1919年12月18日。

(8) 《吴佩孚代表昨谒总统》，《晨报》，1919年12月19日。

(9) 《直皖战争》，第2页。

(10) 《神州日报》，1920年1月26日。

(11) 《神州日报》，1920年1月26日。

(12) 《岑春煊致唐继尧密电》（1920年1月14日），《直皖战争》，第5页。

(13) 《岑春煊密电》（1920年1月19日），《直皖战争》，第4页。

(14) 《直皖战争》，第5页。

(15) 《直皖战争》，第7—8页。

(16) 《直皖战争》，第15页。

(17) 《吴佩孚遣眷回籍》，《晨报》，1920年3月14日。

(18) 《曹吴坚请撤防》，《晨报》，1920年3月14日。

(19) 《吴佩孚撤防消息种种》，《晨报》，1920年3月22日。

(20) 《吴师仍求撤防》，《晨报》，1920年4月3日。另见《吴佩孚书牍全篇》，1926年版，第139页。

(21) 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中华书局1940年版，第30页。

(22) 《吴佩孚战史》，1922年版，第39页。

(23) 《中央对于湘事之命令》，《晨报》，1920年6月14日；《政府公报》，1920年6月14日。

(24) 《直皖战争》，第77—78页。

(25) 《吴光新觊觎豫督》，《民国日报》，1919年12月4日。

(26) 《段派吴光新兵逼赵倜》，《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27) 《直皖战争》，第70页。

(28) 《直皖战争》，第72页。

(29) 《直皖两系大激战》，《民国日报》，1920年3月2日。

(30)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3月2日。

(31) 《吴佩孚为赵倜抱不平》，《晨报》，1920年3月6日。

(32) 《直皖战争》，第71页。

(33) 《直皖战争》，第78页。

(34) 《岑春煊密电》，《直皖战争》，第71页。

(35) 《黎天才密电》，《直皖战争》，第12页。

(36) 《蓝天蔚密电》，《直皖战争》，第77页。

(37) 《张作霖主张暂不更易豫督函》，《直皖战争》，第73页。

(38) 《吴佩孚正传》附录，第3页。

(39)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57页。

(40)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57页。

(41) 《河南易督风潮将平静》，《晨报》，1920年3月6日。

(42) 《河南事件与吴佩孚撤防》，《晨报》，1920年3月11日。

(43) 《河南事件尚难乐观》，《晨报》，1920年3月10日。

(44) 《豫军暂难回防》，《晨报》，1920年3月8日。

(45) 《段氏出京后之阁潮》，《申报》，1920年4月4日。

(46) 《专电》，《申报》，1920年4月11日、12日；《吴佩孚正传》二编，第26页。

(47) 《直皖战争》，第5、8页。

(48)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编，第56页。

(49) 《靳云鹏的三通官电》，《民国日报》，1920年1月7日。

(50) 《组阁停顿中之安福部》，长沙《大公报》，1919年11月21日。

(51) 《张作霖之文章》，《时报》，1919年11月14日。

(52) 《靳云鹏组阁之波折》，《申报》，1919年11月9日。

(53) 《阁员问题有决定说》，《申报》，1919年11月23日。

(54) 《安福派仍在反对阁员案》，《申报》，1919年11月21日。

(55) 《阁员问题有决定说》，《申报》，1919年11月23日。

(56) 《阁员问题有决定说》，《申报》，1919年11月23日。

(57) 《阁员提出与安福成功》，长沙《大公报》，1919年11月28日；《靳云鹏屈服于安福》，《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6日。

(58) 《靳云鹏屈服于安福》，《民国日报》，1919年11月26日。

(59) 《时评·李思浩酣睡靳侧》，《民国日报》，1919月11月25日。

(60) 《安福派逼走靳云鹏》，《民国日报》，1919年12月26日。

(61) 《安福派逼走靳云鹏》，《民国日报》，1919年12月26日。

(62) 《靳总理对于山东案之谈话》，《晨报》，1920年1月25日。

(63) 《靳总理否认直接交涉说》，《晨报》，1920年3月20日。

(6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3月7日。

(6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3月2日。

(66) 《靳云鹏已销假视事》，《民国日报》，1920年3月6日。另见《晨报》，1920年3月4日。

(67) 《安福部催王揖唐归京》，《晨报》，1920年3月4日。

(68) 《倒阁声中之靳云鹏》，《民国日报》，1920年3月8日；《晨报》，1920年3月6日。

(69) 《总理销假与阁员请假》，《晨报》，1920年3月5日；《安靳争哄又一幕》，《民国日报》，1920年3月7日。

(70) 《安福倒靳风潮面面观》，《民国日报》，1920年3月13日。

(71) 《安福倒靳风潮面面观》，《民国日报》，1920年3月13日。

(72) 《安福倒靳风潮面面观》，《民国日报》，1920年3月13日。

(73) 《靳阁风潮又紧迫》，《晨报》，1920年3月10日。

(74) 《起落无定之内阁》，《晨报》，1920年3月15日。

(75) 《最近阁潮之黑幕》，《民国日报》，1920年4月6日。

(76) 《最近阁潮之黑幕》，《民国日报》，1920年4月6日。

(77) 《靳内阁又将动摇矣》，《晨报》，1920年2月29日。

(78) 《靳总理昨已销假视事》，《晨报》，1920年3月4日。另见《民国日报》，1920年3月6日。

(79) 《安福系倒靳风潮始末记》，《民国日报》，1920年3月24日。

(80) 《最近阁潮之黑幕》，《民国日报》，1920年4月6日。

(81) 《内阁问题之小段落》，《晨报》，1920年5月15日。

(82) 《靳倒后之内阁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5月18日。

(83) 《新阁仍难确定》，《晨报》，1920年5月22日。

(84) 《变化莫测之内阁问题》，《晨报》，1920年5月27日。

(85) 《靳总理将再给假》，《晨报》，1920年6月1日。

(86) 《内阁问题尚无眉目》，《晨报》，1920年6月4日。

(87) 《专电一》，《申报》，1920午5月12日；《北京阁潮之混沌》，《民国日报》，1920年5月15日。

(88) 《曹锟电留靳云鹏》，《民国日报》1920年5月12日。

(89) 《曹锟拥护靳阁》，《晨报》，1920年5月10日。另见《曹锟电留靳云鹏》，《民国日报》，1920年5月12日。

(90) 《靳总理辞呈将批准》，《晨报》，1920年5月12日。

(91) 《内阁问题之前途》，《晨报》，1920年6月6日。

(92) 《靳云鹏辞职消息续报》，《民国日报》，1920年5月14日。

(93) 《拥段声中之政局》，《晨报》，1920年5月26日。

(94) 《吴佩孚提倡国民大会》，《晨报》，1920年6月22日；《申报》，1920年6月20日。

(95) 《政潮激荡中之张作霖》，《民国日报》，1920年6月27日。

(96) 《抵京第二、三日之张作霖》，《晨报》，1920年6月22日；《申报》，1920年6月24日。

(97) 《张胡之政潮调和法》，《民国日报》，1920年6月23日。

(98) 《政潮激荡中之张作霖》，《民国日报》，1920年6月27日。

(99) 《到京第四日之张作霖》，《晨报》，1920年6月23日；《申报》，1920年6月23日。

(100) 《专电一》，《申报》，1920年6月26日。

(101) 《紧要新闻——张作霖抵京与内阁》，《中央报》，1920年6月23日。

(102) 《靳内阁之起倒》，《晨报》，1920年6月23日，《张作霖抵京与内阁》，《中央报》，1920年6月23日。

(103) 《张曹吴会晤与政局》，《晨报》，1920年6月24日，《曹张晤面后之政局》，《民国日报》，1920年6月26日。

(104) 《吴佩孚正传》二编，第28页。

(105) 《张作霖由保回京之政局》，《晨报》，1920年6月25日；《吴佩孚正传》二编，第28页。

(106) 《周阁决定之经过与将来》，《申报》，1920年7月2日。

(107) 《三总长出阁消息》，《晨报》，1920年6月28日。

(108) 《北京通讯》，《申报》，1920年6月29日。

(109) 《张作霖斡旋中之内阁》，《晨报》，1920年6月26日。

(110) 《内阁问题解决之别报》，《申报》，1920年7月1日；《张作霖与政潮之昨闻》，《时报》，1920年7月1日。

(11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6月29日。

(112) 《时事新报》，1920年7月2日；《申报》，1920年7月2日。

(113) 《内阁问题解决之别报》，《申报》，1920年7月1日。

(11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3日。

(115) 《内阁变复任为改组之倾向》，《晨报》，1920年6月29日。

(116) 《孕育中之周新内阁》，《晨报》，1920年6月30日；《政局最近之变化》，《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5日。

(117) 《内阁已实行改组》，《申报》，1920年7月5日。

(118) 《孕育中之周新内阁》，《晨报》，1920年6月30日；《北京通讯》，《申报》，1920年7月3日。

(119) 《紧要新闻》，《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3日；《北京政局之最近曲折》，《申报》，1920年7月4日。

(120) 《张作霖之去留与时间》，《晨报》，1920年7月2日。

(121) 《紧要新闻》，《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3日；《内阁已实行改组》，《申报》，1920年7月5日。

(12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7日。

(123) 《周内阁复有周折》，《晨报》，1920年7月1日。

(124) 《靳退周进之内阁》，《晨报》，1920年7月2日；《北京政局之最近曲折》，《申报》，1920年7月4日。

(125) 《内阁实行改组》，《晨报》，1920年7月3日；《申报》，1920年7月5日。

(126) 《孕育中的周新内阁》，《晨报》，1920年6月30日；《周阁决定之经过与将来》，《申报》，1920年7月2日。

(127)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9日。

(128) 《曹锟请罢免徐树铮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11日；《申报》，1920年7月11日。

(129) 《曹张李宣布徐树铮罪状》，《时事新报》，1920年7月4日；濑江浊物：《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130) 《大总统令》，《晨报》，1920年7月5日；《政府公报》，1920年7月5日。

(131) 《紧要新闻》，《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3日。

(132) 强国居士：《徐树铮秘史》，第25页。

(133) 强国居士：《徐树铮秘史》，第25页。

(134) 《紧要新闻》，《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10日。

(135) 濑江浊物：《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136) 《段祺瑞请拿办曹吴呈文》，《申报》，1920年7月11日；《褫曹吴军职之命令》，《时事新报》，1920年7月11日；《直皖战争》，第95页。

(137) 《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笫2期。

(138) 《政潮危急之昨闻》，《时报》，1920年7月11日。

(139) 《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笫2期。

(140) 《段督办之将军府大会议》，《晨报》，1920年7月9日。

(141) 《大总统令》，《晨报》，1920年7月10日；《直皖战争》，第97页。

(142) 《直皖战争》，第91—92页。

(143) 张一麐：《直皖秘史》，上海世界书局1920年版，第26页。

(144) 《公电·吴佩孚等又一通电》，《申报》，1920年7月17日。另见《时事新报》，1920年7月19日。

(145) 《吴佩孚等之涕泣陈辞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16日；《公电》，《申报》，1920年7月16日。

(146) 《补纪吴佩孚决战之言》，《申报》，1920年7月23日。

(147) 《补纪吴佩孚决战之言》，《申报》，1920年7月23日。

(148) 《奉军入关前之计划》，《申报》，1920年7月22日。

(149) 《张作霖要电补录》，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6日。

(150) 《曹张王李等通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14日。

(151)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7日。

(152) 《公电》，《申报》，1920年7月16日；《张胡派兵入关之措词》，《民国日报》，1920年7月16日。

(153) 《段祺瑞声讨曹吴檄文》，《时事新报》，1920年7月17日，《申报》，1920年7月17日。

(154) 《命令》，《申报》，1920年7月18日。

(155) 《专电一》，《申报》，1920年7月20日。

(156) 《高碑店第十五师通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21日；《公电》，《申报》，1920年7月21日。

(157) 《时事新报》，1920年7月20日。

(158) 《国内专电》，《时报》，1920年7月24日，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30日。

(159) 《曲同丰也说讨贼》，《时事新报》，1920年7月25日。

(160) 《曲同丰又发两要电》，《申报》，1920年7月29日。

(161) 1902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时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之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于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

(162) 《公电》，《申报》，1920年7月20日。

(163) 《段祺瑞屈服后之北京》，《申报》，1920年7月27日。

(164) 《段祺瑞引咎求和电》，《民国日报》，1920年7月26日；《段祺瑞自请解职之通电》，《申报》，1920年7月26日。

(165) 《鄂省直皖两军形势谈》，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9日。

(166) 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2、13日。

(167) 《陆荣廷与皖直之争》，《申报》，1920年7月18日。

(168) 《王占元监视吴光新电》，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0日。

(169) 《公电》，《申报》，1920年7月29日；《时报》，1920年7月29日；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3日。

(170) 《直皖战争文牍》，《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第134页。

(171) 《神州日报》，1920年7月29日。

(172) 《李秀山口中之北局》，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5日。

(173)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3日。

(17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

(175) 《时评》，《时事新报》，1920年7月20日。

(176) 《请除安福勿惑调停之两要电》，《申报》，1920年7月16日；《时事新报》，1920年7月16日。

(177) 《全国和平联合会等声讨安福系删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16日；《申报》，1920年7月16日。

(178) 《公电》，《民国日报》，1920年8月3日。

(179) 《外人之南北局势观》，《申报》，1920年7月13日。

(180) 《杭州学生致吴佩孚书》，《民国日报》，1920年8月1日。

(181) 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自序》，中华书局1940年版。

(182) 《字林报之吴张龃龉说》，《民国日报》，1920年8月4日。

(183) 章廷谦：《时局善后的初步》，《晨报》，1920年8月9日。

(184) 《吴佩孚复商业公团函》（1920年8月12日），《申报》，1920年8月17日；《民国日报》，1920年8月17日；《晨报》，1920年8月21日。

(185) 《吴佩孚新近在汴之演说》，《晨报》，1920年8月18日。

(186) 《段祺瑞声讨曹吴檄文》，《时事新报》，1920年7月17日。

(187) 《直皖战争》，第87页；《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申报》，1920年7月2日。

(188) 《直军将士再忠告段军书》，《申报》，1920年7月20日。

(189) 《专电》，《申报》，1920年7月7、8日。

(190) 《李秀山口中之北局》，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5日。

(19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19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193)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20年8月3日。

(194) 《曹锟致曹锐电》，《申报》，1920年7月20日。

(195) 《段军败征之外讯》，《申报》，1920年7月14日。

(196)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5日。

(197) 《昨日所闻之北方战讯》，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7日。

(198) 《段军失败之原因》，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4日。

(199)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200)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18日。

(201) 《北方归客之谈话》，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3日。

(20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203) 《第十五师裁汰之里面》，《民国日报》，1920年1月13日。

(204) 韩世儒：《参战军与直皖战争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20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206) 《张子武上谭督书》，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7日。按张子武即张其锽，原籍广西，与谭延闿同榜中进士。辛亥革命后先后被任为南武军统领，湖南军事厅厅长。直皖战争爆发前夕，谭延闿派他前往保定作联络工作。此信1920年7月20日写于高碑店。

(207) 《专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20日。

(208) 《徐树铮电稿》，第2页。

(209) 《中日军阀之新结托》，《民国日报》，1920年1月7日。

(210)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5页。

(211) 《专电一》，《申报》，1920年7月13日。

(212) 边防军聘请日本教官、下士、助教等计有：军需教练所教官鱼住慎一、卫生教练所教官野崎藤山郎、交通教练所教官近藤全房、教导团教官藤原胜千代、石井巳代吉、下元熊弥、仓崎清、山口卯吉、青原宇市、佐佐木丰臧、遇川弥一、佐藤重臧、小林元吉郎、福山芳臧、佐古永一、荒川武勇、猿渡竹次郎、多田骏、岩松英雄、铃木兵一郎、青岛正智、饭田由夫，此外尚有劈刺体操科助教多名。直皖战后，边防军被解散，上述这些日本教官于1920年8月下旬被解聘回国。

(213) 《吴佩孚战史》，1922年版，第48页；《直皖兵争之外讯》，《申报》，1920年7月12日。

(214) 战争结束后查明，在战场上被击毙伤的日本人有三十人，被俘多人。见《时报》，1920年8月3日；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5日；《晨报》，1920年8月7日。

(215) 以上两电均见《工学界反对助长内乱》，《民国日报》，1920年7月21日。

(216) 《中外新闻》，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6日。

(217)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5日。

(218) 《义使署辩明军械问题》，《晨报》，1920年7月13日；《申报》，1920年7月14日。

(219) 转录自《日人拟改变对华政策》，《民国日报》，1920年8月14日。

(220)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九年，第2册上卷，1972年日本外务省编纂，第191页。另见《外交团决下逐客令》，《民国日报》，1920年8月3日；《本报停刊中大事记》，《晨报》，1920年8月1日。

(221) 《外交团决下逐客令》，《民国日报》，1920年8月3日。

(222) 《法报论日本庇护祸首》，《时报》，1920年8月13日。

(223) 《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224) 《日本承认收容祸首》，《晨报》，1920年8月11日。

(225)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九年，第2册上卷，第546页；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17页。

(226)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17—18页。

(227) 《商业公团请惩罪魁之三电》，《申报》，1920年8月18日。另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九年，第2册上卷，第553—554页。

(228) 《北京学生会之公电》，《晨报》，1920年8月23日。

(229) 《留学界对日政府抗议文》，《晨报》，1920年8月27日；《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九年，第2册上卷。

(230) 《字林西报反难日人之辞》，《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231)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第132页。

(232) 《外交团对于时局之表示》，《晨报》，1920年7月10日；《申报》，1920年7月10日。

(233)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5日；鸿隐生：《安福秘史》，第79页。

(234) 《外人之南北局势观》，《申报》，1920年7月13日。

(235) 《白坚武日记》稿本，第14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36) 转引自西塘野史：《安福部》，日新书局1920年版。

(237) 《时报》，1920年8月3日。

(238) 《西报论吴佩孚》，《时报》，1920年8月21日；《西报揄扬吴佩孚》，《民国日报》，1920年8月21日。

(239) 《外人目中之吴佩孚》，《时报》，1920年8月10日。

(240) 《外人目中之吴佩孚》，《时报》，1920年8月10日。

(241) 芮恩施：《对于中国时局建议》，《晨报》，1920年8月27日。

(242) 《段祺瑞屈服后之北京》，《申报》，1920年7月27日。

(243)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31日。

(24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31日。

(245) 《张作霖之两电》，《时报》，1920年7月30日。

(246) 《张胡致段两电之婉转》，《民国日报》，1920年7月31日；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3日。

(247) 《直奉掌握中之北政局》，《民国日报》，1920年7月28日。

(248) 《本报停刊中大事记》，《晨报》，1920年8月1日。

(249) 《吴佩孚最近之言动》，《申报》，1920年7月30日。

(250) 《字林报之吴张龃龉说》，《民国日报》，1920年8月4日。

(25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5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6日。

(253)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6日。

(254) 《靳阁复活之酝酿》，《民国日报》，1920年8月5日。

(25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6日。

(256)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57) 《天津会议述闻》，《时报》，1920年8月3日；《收拾安福部之京电》，《民国日报》，1920年7月31日。

(258)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59) 战争结束后，奉军会同警察等搜查安福系头目和骨干分子的住宅，所得动产与不动产的数目估计如下：徐树铮，动产一百余万，不动产三十余万；曾毓隽，动产三百余万，不动产三十万；丁士源，动产一百五十余万，不动产八十余万；朱深，动产五百余万，不动产无；李思浩，动产八百余万，不动产二百余万；吴炳湘，动产二百余万，不动产四百余万。所谓动产系指现金及钞票而言，不动产系指股票及房屋而言。（见《北京查拿安福罪魁纪》，《申报》，1920年8月4日）

(260) 《一片捕拿祸首声》，《申报》，1920年8月6日。

(26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6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63)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64) 《段祺瑞辞职之经过》，《时报》，1920年7月27日。

(26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2日。

(266) 《段祺瑞辞职续闻》，《时报》，1920年7月28日。

(267) 《国内专电》，《时报》，1920年7月29日。

(268) 《段合肥之处分问题》，《晨报》，1920年8月10日。

(269) 《段氏不出京矣》，《晨报》，1920年8月24日。

(270) 《曹张入京前之周折》，《申报》，1920午8月7日。

(27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72) 《解散安福部之明文》，《晨报》，1920年8月4日。

(273) 《昨日公府之联席会议》，《晨报》，1920年8月8日。

(274) 《昨日之公府联席会议》，《晨报》，1920年8月8日；《七日之两大会议》，《申报》，1920年8月12日。

(275) 《大总统令》，《晨报》，1920年8日8日。

(276) 曹汝霖、陆宗舆过去的卖国活动，都是在徐世昌手下干的。五四运动中，徐对他们的罪行就极力予以包庇，后来被迫免了他们的职，但一直是自己的亲密顾问。

(277)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78)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79) 《公电》，《申报》，1920年8月4日。另见《晨报》，1920年8月7日。

(280) 《公电》，《民国日报》，1920年8月5日。

(281) 吴佩孚东（1日）电全文见1920年8月5日《民国日报》和《时报》，八条大纲最先发表于《申报》，1920年7月13日。

(282) 《吴佩孚对战后之主张》，《民国日报》，1920年8月5日。

(283) 张一麐：《对于国民大会之商榷》，《晨报》，1920年8月1日。

(284) 李大钊：《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晨报》，1920年8月17日。

(28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26日。

(286)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87) 《本社专电》，《民国日报》，1920年8月4日。

(288) 《曹锟禁国民大会通电》，《民国日报》，8月4日。

(289) 《张使与日本记者之谈话》，《晨报》，1920年8月14日。

(290)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9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1日。

(292) 《吴佩孚催决国民大会》，《晨报》，1920年8月15日。

(293) 《直奉争长中之北政局》，《民国日报》，1920年8月8日。

(294) 《吴佩孚复商业公团函》，《申报》，1920年8月17日。

(29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96)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9日。

(297) 《非法国会之命运观》，《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298)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9日。

(299) 《本社专电》，《民国日报》，1920年8月10日。

(300)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1日。

(301) 《非法国会之命运观》，《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302) 《非法国会之命运观》，《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303) 《非法国会之命运观》，《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30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305) 《张使对于国会之意见》，《晨报》，1920年8月10日。

(306)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307) 《时评·丑态》，《申报》，1920年8月20日。

(308) 《责望曹吴速起讨徐》，《民国日报》，1920年8月2日。

(309) 《杭州学生致吴佩孚书》，《民国日报》，1920年8月1日。

(310) 《非法总统之位置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7月25日。

(311) 《专电二》，《申报》，1920年8月1日。

(312) 《西报论中国政局》，《时报》，1920年8月11日。

(313) 《非法总统之位置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7月25日。

(31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28日。

(31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28日。另见《申报》1920年8月29日。

(316) 《申报》，1920年8月24日。

(317) 《民国日报》，1920年6月30日。

(318) 《日报评战后之北政局》，《民国日报》，1920年8月10日。

参考文献⁽¹⁾

中文档案文献

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江苏督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零散军事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司法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徐树铮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时期档案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北洋时期档案文献，云南省档案馆藏，昆明

文史资料未刊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藏，北京

《白坚武日记》（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贵州民国以来政治大略》，藏地不详

《黎元洪与段祺瑞》，张国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藏地不详

《弢养斋日记》，徐世昌，藏地不详

《文电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忆语随笔》，曾毓隽，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藏，天津

《张勋复辟逸史》，王武，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藏，北京

《赵凤昌藏札》，国家图书馆藏，北京

《郑孝胥日记》，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北京

《众议院速记录》，第二届第一期常会，藏地不详

中文著作

《安福祸国记》，南海胤子著，上海，神州国光社，1920

《安福秘史》，鸿隐生著，上海，宏文图书馆，1920

《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杜春和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蔡松坡集》，曾业英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蔡元培全集》，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蔡元培全集》，孙常炜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

《程璧光殉国记》，莫汝非著，广州，1919

《杜威五大讲演》，出版地、时间不详

《段祺瑞》，沃邱仲子著，上海，广文书局，1920

《盾鼻集》，梁启超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复辟始末记》，上海文艺编译社，1917

《革命缀言》，杨虎著，桂林力报馆，1943

《古宋县志》（四川），出版地、时间不详

《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

《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金问泗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贵州辛亥革命》，冯祖贻、顾大全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李培生编，广州艺苑印刷所，1921

《国父民初革命纪略》，叶声夏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国父年谱》，罗家伦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58

《国父年谱》（增订本），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69

《国父全集》，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国际条约集》（1917—192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湖南省志》，出版地、时间不详

《护国之役》（电稿），出版地、时间不详

《回顾录》，邹鲁著，台北，三民书局，1976

《回忆辛亥革命》，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会泽靖国文牍》，出版地不详，1923

《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蒋贵麟编，台北，宏业书局，1976

《乐斋漫笔》，岑春煊，出版地、时间不详

《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梁节庵先生年谱》，吴天任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梁启超诗文选》，方志钦、刘斯奋编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列宁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著，北京，三联书店，1981

《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杨端六编，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罗戴祸川纪实》，黄绶著，出版地点不详，19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梦痕记》，镜宙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秘笈录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民国川事纪要》，周开庆著，台北，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毛思诚编，香港，龙门书店，1965

《民国政史拾遗》，刘以芬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54

《邱北县县志》，出版地、时间不详

《瞿秋白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曲石文录》，李根源著，出版地不详，1932

《日本外交史》［日］信夫清三郎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风冈及门弟子编，上海，联合书局，1946

《四川军阀史料》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983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1986

《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太平洋会议之参考资料》，项衡方编，上海申报馆，1921

《唐继尧》，东南编译社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

《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著，北京，三联书店，1979

《吴佩孚将军传》，陶菊隐著，北京，中华书局，1940

《吴佩孚书牍全篇》，出版地不详，1926

《吴佩孚战史》，得一斋主人编，出版地不详，1922

《吴佩孚正传》（初编），中央国史编辑社，出版地不详，1920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湘灾纪略》，湖南善后协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新中国人物志》，［日］园田一龟著，黄惠泉、刁英华译，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

《徐世昌》，警民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徐树铮电稿》，北京，中华书局，1962

《徐树铮秘史》，强国居士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黄季陆等编，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5

《叶遐庵年谱》，出版地、时间不详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上海，中华书局，1936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章太炎先生年谱长编》，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

《直皖秘史》，张一麐著，上海，世界书局，1920

《直皖战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中俄关系史料——西伯利亚出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60

《中俄关系史料——新疆边防》，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60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中国国民党史稿》，邹鲁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徐义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中国议会史》，顾敦著，苏州木渎心正堂，193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中心，1974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中外旧约章汇编》，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1962

《邹鲁全集》，台北，三民书局，1976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文公直著，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刘彦著，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

中文报纸

《爱国白话报》，北京

《晨报》，北京

《晨钟报》，北京

《大公报》，天津、长沙

《公言报》，北京

《光明日报》，北京

《国民公报》，成都

《国民日报》，长沙

《护国报》，云南

《民国大新闻报》，上海

《民国日报》，上海

《民立报》，上海

《商务日报》，重庆

《申报》，上海

《神州日报》，上海

《时报》，上海

《时事新报》，上海

《顺天时报》，天津、北京

《义声报》，云南

《粤报》，广州

《中华新报》，上海

《中央日报》，桂林

中文期刊

《北京大学日刊》，北京

《东方杂志》，上海

《广东公报》，广州

《广东文史资料》，广州

《贵州公报》，贵阳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贵阳

《建国月刊》，上海、南京

《近代史资料》，北京

《军政府公报》，广州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昆明

《旅欧杂志》，法国

《每周评论》，北京

《民报》，东京

《内阁官报》，北京

《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南京

《人文月刊》，上海

《商务公报》，哈尔滨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报告》，北京

《文史资料选辑》，北京

《新民丛报》，横滨

《新青年》（《青年杂志》），上海、北京

《星期评论》，上海

《云南档案史料》，昆明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昆明

《政府公报》，北京

《众议院公报》，北京

日文档案文献

日本外务省档案，东京

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东京

日文著作

《安福部》，西塘野史著，日新书局，出版地不详，1920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时间不详

《公爵松方正义传》，德富苏峰编，出版地不详，1935

《原敬日记》，原奎一郎编，乾元社，出版地不详，1950

《贸易与国际收支——长期经济统计》，山泽逸平编，出版地不详，196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出版地、时间不详

《梦的七十余年》，北村敬直编，平凡社，东京，1975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联合国协会，东京，1957

《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务省编纂，大正三、五、六、七、九年，1969-1972

《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臼井胜美著，原书房，东京，1972

《外交余录》，石井菊次郎著，出版地不详，1930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铃木武雄编，东京大学出版社，东京，1978

《小幡酉吉》，小幡酉吉传记刊行会编刊，出版地不详，1957

《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胜田龙夫著，出版地不详，1972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1卷，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朝日新闻社，东京，1963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¹⁾

A

埃尔兹贝尔格

安德森（Anderson）

安迪生

奥兰多（Vittorio Emanuele Orlando）

B

巴枯宁（ Алексáндрович Бакyнин）

白　亮

白坚武

白建勋

柏　卜（August Boppe）

柏文蔚

坂西利八郎

宝德全

鲍德山

鲍贵卿

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

贲克昭

本野一郎

毕　勋

毕桂芳

边守靖

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

卜尔熙（Herbert von Borch）

布赖安（William Brian）

蔡　锷

蔡冰若

蔡成勋

蔡济民

蔡元培

C

曹　锟

曹　锐

曹　倜

曹　锳

曹汝霖

曹世英

曹仲珊　见曹锟

岑伯明

岑春煊

岑西林　见岑春煊

岑云阶　见岑春煊

常赞春

陈　东

陈　箓

陈　善

陈　宧

陈　毅

陈　钰

陈宝琛

陈宝泉

陈炳焜

陈独秀

陈凤石

陈复初

陈光远

陈国祥

陈洪范

陈继祖

陈嘉佑

陈锦涛

陈竞存　见陈炯明

陈炯明

陈冷血

陈启修

陈绍唐

陈树藩

陈廷策

陈文运

陈幼苏　见陈廷策

陈毓沂

陈泽霈

陈曾寿

陈之骥

成　慎

程　克

程　蒯

程　潜

程璧光

程长发

仇元踌

褚辅成

褚其祥

川上俊彦

崔　适

崔怀瑾　见崔适

崔文藻

崔云松

D

大　岛

大　谷

大　隈

戴　戡

戴季陶

戴天仇　见戴季陶

戴循若　见戴戡

邓　铿

邓泰中

狄　莫　见胡适

狄福鼎

狄麟仁

丁佛言　见丁世峄

丁凫严　见丁世峄

丁士源

丁世峄

丁文江

丁泽煦

董　康

董仲舒

窦居仁

杜　威（John Dewey）

杜锡珪

段大信

段合肥　见段祺瑞

段祺瑞

段启瑞　见段祺瑞

段书云

段锡朋

段芝贵

段芝泉　见段祺瑞

E

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F

樊老二　见樊钟秀

樊振声

樊钟秀

范国璋

范尚品

范守佑

范源濂

方　枢

方声涛

芳泽谦吉

冯大树　见冯国璋

冯德霖

冯德麟

冯国璋

冯河间　见冯国璋

冯华符　见冯国璋

冯华甫　见冯国璋

冯司真

冯玉祥

符经甫

符梦松

福　煦（Ferdinand Foch）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傅良佐

傅斯年

傅岳棻

傅增湘

G

高　峻

高　杞

高而谦

高尔登

高时臻

格　林（Green）

耿　直

耿金锡

耿臻显

龚　政

龚师曾

龚心湛

辜鸿铭

辜汤生　见辜鸿铭

谷正伦

谷钟秀

顾　鏊

顾品珍

顾少川　见顾维钧

顾维钧

官有吉忠一

管金聚

光云锦

郭　标

郭　坚

郭　沛

郭　同

郭椿森

郭德修

郭人漳

郭希仁

郭象升

郭则沄

郭重光

郭宗熙

H

哈汉章

韩凤楼

韩五峰　见韩凤楼

毫　斯

何葆仁

何恩溥

何竣业

何麟书

何珮瑢

何香凝

何应钦

何毓章

河上肇

后藤新平

胡　适

胡　瑛

胡柏年

胡汉民

胡景伊

胡景翼

胡瑞霖

胡嗣瑗

胡惟德

胡忠相

黄　侃

黄　群

黄　兴

黄复生

黄季刚　见黄侃

黄培桂

黄绍竑

黄炎培

黄毓成

黄云鹏

J

嵇祖祐

吉田茂

吉田增次郎

籍亮侪　见籍忠寅

籍忠寅

冀贡泉

贾　耕

贾紫绶

江　庸

江朝宗

江亢虎

江绍杰

姜桂题

蒋方震

蒋介石

蒋文汉

蒋雁行

蒋尊簋

蒋作宾

焦　冰

焦易堂

焦子静

颉　德

金　永

金道坚　见金永

金国治

金汉鼎

金心异　见钱玄同

金永炎

靳翼青　见靳云鹏

靳云鹗

靳云鹏

景　云

居　正

菊　池

瞿秋白

K

康　熙

康士铎

康有为

考茨基（Karl Kautsky）

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

克鲁泡特金（П．А．Кропоткин）

克希克图

寇　遐

寇英杰

L

赖心辉

兰承荣

蓝　钧

蓝　辛

蓝公武

蓝天蔚

劳合·乔治（David Lloyd-George）

雷　飚

雷　溥

雷朝彦　见雷震春

雷震春

黎　澍

黎黄陂　见黎元洪

黎天才

黎元洪

李　纯

李　道

李　燮

李　异

李　垣

李安邦

李炳之

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

李长泰

李传业

李存勖

李大钊

李殿荣

李芬圃　见李庆芳

李福林

李根源

李国定

李国珍

李含芳

李厚基

李进才

李经羲

李奎元

李烈钧

李临阳

李庆芳

李绍臣

李盛铎

李述膺

李司铎

李思浩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李廷玉

李完用

李协和　见李烈钧

李燮阳

李雪舫

李雁宾

李耀汉

李友莲

李友勋

李佑文

李雨春

李毓华

李元鼎

李曰垓

李赞侯　见李思浩

李兆珍

李肇甫

李正芳

李仲公

李仲麟

李仲仙　见李经羲

李仲轩　见李经羲

李宗黄

李醉白

梁　济

梁鼎芬

梁敦彦

梁鸿志

梁敬

梁启超

梁善济

梁士诒

梁式堂

梁漱溟

梁万春

梁燕孙　见梁士诒

廖仲恺

列　宁（В．И Ленин．）

烈察臣

林　孚

林　虎

林　森

林　纾

林葆怿

林长民

林建伦

林俊廷

林琴南　见林纾

林权助

林绍斐

林修梅

林祖涵

刘　湘

刘　询

刘　棫

刘　豫

刘半农

刘成勋

刘成禺

刘崇杰

刘崇佑

刘存厚

刘德泽

刘恩格

刘艮生　见刘人熙

刘官礼

刘冠雄

刘光烈

刘海门

刘鸿逵

刘建藩

刘鲤门　见刘恩格

刘懋赏

刘培泽

刘人熙

刘如周　见刘显世

刘绍炎

刘申叔　见刘师培

刘师培

刘式训

刘廷琛

刘统之　见刘官礼

刘文明

刘显潜

刘显世

刘雪亚　见刘镇华

刘映奎

刘云峰

刘镇华

刘治洲

龙　璋

龙济光

龙建章

隆　裕

卢　焘

卢金山

卢师谛

卢永祥

卢占魁

卢仲琳

鲁　迅

鲁赫喧

陆　干　见陆荣廷

陆阿宋　见陆荣廷

陆建章

陆荣廷

陆武鸣　见陆荣廷

陆欣老　见陆荣廷

陆裕光

陆徵祥

陆宗舆

路易加士

吕　超

吕　复

吕达斯达

吕调元

吕公望

吕志伊

罗　诚

罗家衡

罗家伦

罗开榜

罗佩金

罗仁博

罗翼群

罗正纬

M

马　济

马　晋

马　良

马　骧

马凤池

马格德

马君武

马克思（Karl Marx）

马龙标

麦喀士　见马克思

毛泽东

梅倬敏

美　浓

孟恩远

孟庆远

孟寿椿

缪嘉寿

闵文湘

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莫擎宇

莫荣新

牟　琳

牧野伸显

穆　郇

穆文善

N

那彦图

南岳峻

内田康哉

尼　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尼志埃　见尼采

倪鸿钧

倪嗣冲

倪毓芬

钮永建

O

欧　文

欧阳澈

P

潘　复

潘矩楹

潘馨航　见潘复

潘智远

庞全震

庞士俊

裴宝棠

彭　璜

彭光烈

彭寿莘

彭允彝

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溥　仪

Q

戚　扬

齐宝善

齐耀琳

齐耀珊

祁景颐

钱幹臣　见钱能训

钱锦荪

钱能训

钱玄同

钱紫公　见钱能训

秦望澜

覃　振

覃寿堃

青木宣纯

曲同丰

屈映光

犬养木堂

饶汉祥

饶鸣銮

任凤苞

任可澄

任应春

茹欲立

阮毓崧

阮忠枢

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

S

萨镇冰

山　本

山田宪三　见西原龟三

山县有朋

商　震

商德全

商衍瀛

上原勇作

尚镇圭

邵飘萍

神鞭知常

沈宝昌

沈恩孚

沈钧儒

沈铭昌

沈瑞麟

沈寿堃

沈瑜庆

沈曾植

升　允

胜田主计

施　愚

施从滨

施蒂那

施肇基

施植之　见施肇基

石光真臣

石井菊次郎

石敬瑭

石青阳

石陶钧

石星川

石醉六　见石陶钧

舒荣衢

舒云衢

双　清

寺内正毅

松方正一

宋邦翰

宋伯鲁

宋大霈

宋鹤庚

宋焕章

宋学皋

宋子扬

苏佩秋

苏锡麟

孙　文　见孙中山

孙宝琦

孙伯兰　见孙洪伊

孙传芳

孙发绪

孙洪伊

孙剑峰

孙烈臣

孙熙泽

孙毓筠

孙兆鸾

孙中山

索尼诺

T

太田喜平

谭　谌

谭浩明

谭延闿

汤　漪

汤化龙

汤芗铭

汤用彬

唐郛郑　见唐浩镇

唐浩镇

唐继尧

唐蓂庚　见唐继尧

唐纳德

唐少川　见唐绍仪

唐绍仪

陶云鹤

田　桐

田其美　见陈独秀

田树勋

田颂尧

田文烈

田应璜

田中义一

田中玉

田子琮　见田应璜

头山满

托尔斯泰（Л．Н．Толстой）

W

万绳栻

汪大燮

汪精卫

汪可杰

汪立元

汪孟邹

汪士元

汪贻书

汪有龄

汪兆铭　见汪精卫

王　

王　杰

王　彭

王　韬

王　湘

王　樾

王安澜

王宝田

王葆真

王秉钧

王伯群

王承斌

王宠惠

王纯祖

王光祈

王广圻

王怀庆

王家襄

王金镜

王觐墀

王克敏

王禄勋

王懋赏

王明敏

王乃斌

王乃徵

王丕焕

王聘卿　见王士珍

王人文

王儒堂　见王正廷

王汝勤

王汝贤

王善荃

王士珍

王天纵

王铁崖

王廷桢

王文华

王学伊

王一堂　见王揖唐

王伊文

王揖唐

王印川

王有兰

王玉树

王月波　见王印川

王占元

王正廷

王芝祥

王郅隆

王仲芗　见王善荃

王子春　见王占元

王祖同

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

韦洛贝（W．W．Willoughby）

韦荣昌

魏邦平

魏宸组

魏宗瀚

温世霖

文　群

乌泽声

吴　淞

吴　虞

吴炳湘

吴伯珩

吴长植

吴达铨　见吴鼎昌

吴鼎昌

吴光新

吴笈孙

吴剑丰

吴剑学

吴景濂

吴敬珉

吴俊陞

吴佩孚

吴庆桐

吴三桂

吴绍良

吴文瀚

吴新田

吴延陵　见吴佩孚

吴子玉　见吴佩孚

吴宗慈

伍朝枢

伍廷芳

伍廷飏

武树善

武者小路实笃

X

西园寺公望

西原龟三

夏寿康

夏寿田

萧　萱

萧弼臣

萧德明

萧耀南

小幡酉吉

谢　持

解荣辂

解树强

新　田

邢殿元

熊范舆

熊克武

熊其斌

熊其勋

熊树棻

熊希龄

熊正琦

修承浩

须贺野

徐　良

徐　谦

徐　勤

徐东海　见徐世昌

徐佛苏

徐海清

徐世昌

徐世一

徐树铮

徐孝刚

徐又铮　见徐树铮

许　喆

许崇智

许德珩

许兰洲

许士熊

许世英

薛大可

薛其昌

Y

严　复

严鹤龄

阎繁敏

阎繁瑞

阎锡山

阎相文

颜德基

颜惠庆

杨　度

杨宝民

杨伯荣

杨桂堂

杨邻葛　见杨宇霆

杨铭源

杨善德

杨庶堪

杨永泰

杨宇霆

杨增新

姚　震

姚步瀛

姚国桢

叶　荃

叶楚伧

叶恭绰

叶景莘

叶夏声

叶誉甫　见叶恭绰

伊　藤

尹昌龄

永　野

永井松三

由宗龙

于　锦

于宝轩

于右任

余道南

俞作柏

庾恩旸

袁大化

袁光辉

袁金铠

袁乃宽

袁世凯

袁希涛

袁项城　见袁世凯

袁祖铭

原　敬

岳维峻

岳昭燏

Z

臧荫松

曾　彦

曾纪纲

曾继梧

曾毓隽

曾云霈　见曾毓隽

斋藤季次郎　见斋藤季治郎

斋藤季治郎

翟　汪

张　钫

张　弧

张　继

张　謇

张　澜

张　瑞

张　熙

张　习

张　煦

张　宣

张　勋

张　毅

张邦昌

张伯烈

张步先

张承绪

张炽章

张春圃

张广建

张国焘

张国淦

张国溶

张海峰

张怀芝

张汇泉

张集义

张锦芳

张景惠

张敬汤

张敬尧

张静江

张君劢

张开儒

张联陞

张其锽

张瑞玑

张瑞萱

张绍曾

张士钰

张寿令

张树森

张树元

张维新

张蔚森

张文生

张我华

张锡元

张小松　见张寿令

张协陆

张叙五　见张景惠

张学颜

张亚威

张尧卿

张耀曾

张一麐

张义安

张永成

张友桐

张玉庚

张玉昆

张元培

张镇芳

张镇芳

张之洞

张之杰

张志潭

张子志　见张怀芝

张宗昌

张作霖

章士钊

章太炎

章仲和　见章宗祥

章宗祥

赵　杰

赵　倜

赵丙燮

赵炳麟

赵凤昌

赵恒惕

赵鹏图

赵世钰

赵又新

赵玉珂

赵云龙

赵中元

赵钟奇

赵周人　见赵倜

珍　田

郑万瞻

钟才宏

钟体道

钟允谐

周　骏

周　伟

周道刚

周善培

周少朴　见周树模

周绍芝

周树模

周树人　见鲁迅

周西成

周孝怀

周印昆

周肇祥

周震鳞

周钟岳

周自齐

周作人

朱　瑞

朱　深

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

朱桂莘　见朱启钤

朱家宝

朱镜宙

朱培德

朱启钤

朱庆澜

朱绍良

朱泽黄

朱兆熊

朱执信

竹下勇

祝书元

庄思缄　见庄蕴宽

庄蕴宽

邹　芬

邹　鲁

邹宪章

佐藤爱麿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华民国史

第四卷
（1920-1924）

汪朝光　著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研究的是1920年到1924年北洋直系控制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

1920年7月，直系在直皖战争中胜利，北京政治进入直系控制的年代，通常又可称为直系统治时期。不过，因为直系的实力尚有不及，而奉系在直皖战争中又支持了直系，所以，尽管不十分情愿，直系仍然不能不与奉系政治分赃，北京政治在一段时间中处在直奉妥协共治的局面下。

在北洋时期军阀相争的年代，北京的政治难以长久为多个派系所共享。实力优厚者总是想着独占中央政权，或武力或“和平”地实现自己的“统一”大业；而实力不及者则忙于合纵连横，既抵御实力优厚者的压力，又可觅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实现有朝一日争霸中央的“理想”。直奉共治时期的北京政治就处在双方如此这般的矛盾争夺的张力之下，直系势大，自然咄咄逼人，奉系势弱，但也不甘示弱。与皖系独控北京政治时期相比，北京内阁处于两强之间，谁也得罪不起，不能不左右逢迎，而又左支右绌，原本北京政府的力量就有限，此时更受着夹板气，实在难有作为。及至直系自信其武力可以压倒奉系，不愿再陪奉系玩共治的戏码，两强由“文斗”而“武斗”便不可避免。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胜奉败为结局，奉系自然也就退出了北京政治的舞台，直系成为北京政治惟一的主人。

直系独掌北京政治之后，先是力倡“法统重光”，恢复旧国会，迎回“旧”总统黎元洪，一时间似乎民国法统又重归正朔。直系既以此作为己派完全控制政治的过渡，又以此作为打消南方反对派“护法”的说辞。吴佩孚的“国民大会”、“保护劳工”等等高调主张，在坊间也引来不少“好评”，从而使直系在掌政之初，似乎显得有点“另类”，多少给人以“新”感觉。但不旋踵间，京汉路工潮被横暴镇压，“武力统一”的企图依旧，使直系的外界形象被打回军阀原形。尤其是直系出尔反尔，先迎黎后驱黎，操弄政治，公然贿选，虽然最终将曹锟送上了大总统之座，但却使直系的形象一落千丈，成为千夫所指的“恶人”。尤有进者，总统贿选彻底败坏了国会制的基础和西式民主的形象，使民国成立后由于军阀干政而本已非常脆弱的西式民主体制轰然倒塌，不再为多数人所喜所惜并由此而走上不归路，而民国法统的中落也预示着新的革命浪潮正在逼近，旧时代又将走向新选择的十字路口。这些变化大概是贿选进行时的直系所未及预料，甚而是反对贿选的各路力量、外间舆论及社会各界亦未可完全预知者。由此亦可知，历史总是有些关节点在特定的时刻起着特定的作用，后人要做的事或许就是在纷繁的历史表象中发见这些重要的关节点，并予以合理的诠释。

虽然直系也是北洋军系的嫡传，但直系与同为北洋嫡传的皖系段祺瑞和北洋旁门的奉系张作霖有所区别的是，直系的内部关系相对松散，存在北派（直鲁豫）与南派（苏鄂赣）之别，缺少有力的领袖核心。冯国璋故去后，直系虽然形成以北派曹锟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但因为种种内外因素，其领袖构成为曹锟—吴佩孚的双核中心结构，从而使得直系内部的政治关系较为复杂，既有曹锟部属为中坚的保派（后期又结合了津派），也有吴佩孚部属为中坚的洛派，所谓派中有派，彼此间冲突不断，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向心力，由此还导致北京阁潮及政治动荡，也不利于直系统治的稳固。与此同时，奉系却在东北埋首练兵，准备卷土重来，内以“励精图治”，外则结成奉系、皖系、孙中山“三角同盟”，不过两年的时间，直奉两派实力逆转，又一次战争不可避免。及至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不仅在军事上占了上风，而且直系大将冯玉祥背弃直系，发动北京政变，开军阀派系内部大将背叛之先河，原先以地域、部属、出身、亲朋等关系为纽带的军阀派系忠诚也不再牢固，直系乃至北洋军系盛极而衰、终归末路的历史命运也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北洋时期各路曾经执掌中央政权的军阀中，与皖系和奉系比较鲜明的日本背景相比较，直系与列强的关系显得不那么明确。直系既和英美有较多的联系，也和日本维持着一定的往来，直系首领吴佩孚还一度得到苏俄与共产国际的青睐。直系也曾不止一次地利用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对外关系中以“政治正确”的方式攻倒自己的对手，从而显示出其在把握社会大众心理方面较其他军阀的一定长处。

在直系掌控北京中央政权的同时，各地方军阀仍然以割据地方为中心，进则出击，退则自保。他们一度还利用民间舆论，高唱“联省自治”，制订省宪法，以此与控制北京政府的大军阀的“和平统一”或“武力统一”相抗衡。然而，只要军阀的枪杆子不受约束，“联省自治”的结局便不过仍是军阀之治，省宪多有名无实，军阀混战依旧。

面对国内南北当权者“如一丘之貉”的现状，孙中山仍然没有背弃他的理想，虽屡战屡败，但仍不气馁，继续坚持其主张。孙中山通过发动讨桂战争，重回广东，出任非常大总统，但又因陈炯明之变黯然离粤，遭受其革命生涯中的惨重一击。从此，孙中山对其革命前途有了新的思考，其政治选择逐渐转向，开始从传统的西式民主主义者，转向苏俄革命的同盟者，并酝酿国民党的改组并联合共产党一致奋斗。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着力推动的结果，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更有不解之缘。中共的成立，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的工人运动，其后随着工潮的起伏，在寻求新同盟者的过程中，由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作用，中共选择与国民党联手，共同推动国民革命运动。中共成立的意义，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日渐凸显，终至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重大事件。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外交，较前有了一定的变化。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外交由“五四”而开始的对列强强权的抗争得以继续，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中国与德国和苏联签订了平等新约，收回了山东权益，并确立了最终实现关税自主、取消列强治外法权和租界等废除不平等条约内容的目标。这些外交成果的取得，是中国民族主义浪潮高涨和推动的结果，也是以顾维钧为代表的职业外交家群体审时度势、张弛有致、艰辛努力的成果。但是，因为中国分裂的政治格局如旧，中国的实力仍然低落，中国外交取得的成果也仍然是有限的。

从民国成立开始的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波十年左右的高潮，至20世纪20年代初达至其高峰。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金融银行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受制于国内外的诸多因素，国内的政治纷争与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市场分割，国际的列强压迫，缺少自主，受制于人，等等，在在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其现代转型仍然是漫长的过程。

本卷所述内容大体如上，但考虑到民国史的总体格局与风格，本卷仍然以政治史为记述的中心内容，旁及军事、外交、经济、社会层面的叙述。其利在线条清晰，着重阐释历史的政治演进及其大格局，而其弊在忽略了历史的多样化及其互相影响的关系。或许留待今后，我们可以更从容的心态与更多元的思考，探究历史的多样化面相。

本卷运用的史料，以各种档案文献为主，兼及报刊、日记、回忆录，等等，并参考了已经出版的各种研究成果。惟以部分文稿的写作时间稍早，成稿后因为种种原因未及再改，故在史料运用上也还存有一些不足之处，或可留待今后再版时改正。

历史著作的写法当然是多种多样的，然其本质特征总不脱真实两字，因为只有真实的历史，才是可信的历史，也才是对读者有意义的历史。惟什么是真实，其实是有各种不同理解的，或许只有历史事实本身才可以论定其真实或者不真实，而历史的评论与分析，则总是仁智互见、难言惟一者。本着作者的历史认识与一贯原则，本卷以记述为先，也即如实再现历史的过程，并力求其真实，至于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分析与评论，不过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并不奢求读者诸君的认同，而只能是期待读者的理解或者是批评。历史是十分复杂的，历史的评价因此也是十分复杂的，作者只能诚惶诚恐，在文稿完成出版后期待各方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教。

本卷的写作经历了稍为曲折的过程，不必尽述，而作者介入此卷写作前后也有了超过二十年的历史，这段历程正是作者从青年学者成为中年学人的历程，好在全卷终得完成，并且以中年人的成熟，可以稍补青年人的青涩，或可为本卷经历如许时光而最终完成寻得所谓敝帚自珍的借口吧。当然，本卷存在的问题可能仍然多多，这是作者不能推脱责任而归之于任何其他原因者，只能是由作者个人负责，并期待各界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卷写作提纲的拟订曾得孙思白先生的指导，拟出后经李新先生审定，部分文稿完成后亦经李新先生审阅。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历任领导和科研组织管理部门及近代史所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为本卷完成有所贡献的机构和学者良多，难以一一列名，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责任编辑、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欧阳红女士，中华书局及历史编辑室的领导，对于本卷的编辑出版贡献亦多，一并致谢。

2011年5月18日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动荡中的南北政局

第一节　北方的直奉妥协共治

一　第二次天津会议与直奉政治妥协

二　北京内阁改组与直奉分割地盘

三　吴佩孚的政治动向

第二节　南方的粤桂战争与孙中山回粤

一　第一次粤桂战争与桂系退出广东

二　孙中山回粤重建军政府

三　第二次粤桂战争与广西平定

第三节　牵动南北的援鄂战争

一　“鄂人治鄂”与援鄂战争的发端

二　吴佩孚强势介入与援鄂战争的结局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　中共组党的酝酿及其创建

二　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活动

第五节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外交的新变化

一　中国问题与华盛顿会议

二　华盛顿会议的中国问题讨论

三　华盛顿会议的山东问题交涉

四　苏俄对华外交的新姿态

第二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及直系当政

第一节　直奉矛盾的激化

一　靳阁垮台与梁阁登场

二　梁阁被攻的台前幕后

三　直奉两系的战争准备

四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经过与结局

第二节　“法统重光”

一　徐世昌下台

二　黎元洪复职

三　反直阵营对黎元洪复职的反应

四　旧国会的恢复与新阁组成的反复

第三节　直系当政后的南北政局

一　曹吴矛盾与保洛之争

二　罗文幹被捕案

三　“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

四　反直三角同盟的酝酿与行事

第三章　西南的“联省自治”与军阀混战

第一节　“联省自治”的理论与实践

一　“联省自治”潮流的兴起

二　“联省自治”的实践

三　孙中山对“联省自治”的态度

第二节　西南军阀的混战

一　湖南的谭、赵之争

二　川、滇、黔的权力更替

第四章　孙中山的奋斗与转向

第一节　孙中山继续奋斗

一　孙中山的北伐

二　陈炯明发难与孙中山再度离粤

三　南北对福建的争夺

第二节　孙中山的转向

一　孙中山三度回粤出任大元帅

二　孙中山统一广东的顿挫

三　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及其政治转向

第五章　北京政局与曹锟贿选

第一节　直系当政时期的社会状况

一　兵变与匪患

二　临城劫车案

三　京汉路工潮与“二七”惨案

第二节　黎元洪被逐

一　总统任期之争与倒阁风潮

二　黎元洪被逐出京

第三节　曹锟贿选闹剧

一　围绕总统大选的各方博弈

二　贿选告成　法统中落

第六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

第一节　曹锟“当选”后的困窘之局

一　各方因应

二　阁潮纷争

三　内外矛盾

第二节　江浙战争

一　江浙战争的由来

二　江浙战争的结局与孙传芳的兴起

第三节　第二次直奉战争

一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发端

二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进程

第四节　北京政变

一　冯玉祥与北京政变

二　北京政变与奉皖结合

三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终结与北洋军系的走向

第七章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济

第一节　近代工业发展的高峰与起伏

一　近代工业发展的高峰

二　中外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

三　近代工业发展的起伏

第二节　农业经济发展的停滞

一　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

二　农业经济的凋敝

第三节　北京政府的财政与金融

一　北京政府中后期的财政状况

二　新式银行业的兴起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动荡中的南北政局

第一节　北方的直奉妥协共治

一　第二次天津会议与直奉政治妥协

直皖战争结束后，皖系因失败而基本退出北京政治舞台，直系认为己方是战争的胜利者，耀武扬威，表现高调，力图把持北京政治；但奉系亦自认其出兵参战，对直系的胜利出力甚多，同样企图在北京政治中分一杯羹，为己方势力自关外伸入关内并登上中央政治舞台打下基础。奉系首领张作霖与皖系尤其是皖系首领段祺瑞的个人关系一向不错，再加上双方同与日本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所谓同气相通，故在对直皖战后问题的处理方面，奉系的看法显与直系有别，张作霖尤其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高调政治表现颇为不满，北京政治的主要矛盾遂由战前的直皖矛盾逐渐向直奉矛盾转化。只是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直奉双方都需要瓜分战争的胜利果实，调整派系之间及派系内部的利益关系，双方的矛盾尚在隐忍未发之态，北京政府便处在由直奉两系政治妥协所决定的共治状态之下。貌似独立第三方的大总统和内阁，虽然也希望表现自己的独立性，但实际上处在直奉两系争斗的夹缝之间，动辄得咎，难有独立而言。

直皖战后，直奉两系经由天津首脑会议，对若干善后问题作出决定，暂时稳定了被战争打破平衡的北京政局。但因为各方利益不一，天津会议仍然遗留了若干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在直奉两系争斗的背景下，这些未决问题不时对北京政局的稳定构成威胁，尤其使处在对直奉谁都不能得罪、也得罪不起之地位的北京政府总理靳云鹏，深感“小媳妇难当”，大呼头疼。为此，由靳云鹏主动发起，邀请直、奉两系头领曹锟和张作霖二次聚会天津，讨论并解决直皖战后的若干未决问题。为了保持派系之间的平衡，加强自己讨价还价的地位，靳还拉来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参加此次会议。实际上，靳云鹏也知道，会议的主角当然是曹锟和张作霖，他们的决策就是北京政府的行事指南，他不过是恭陪末座，看人眼色，听命而已。

1921年4月25日，曹锟、张作霖、靳云鹏、王占元在天津举行所谓“四巨头”会议，讨论议题包括国会选举、内阁重组、“南北统一”、“援库”，等等。直、奉两系勾心斗角，为各自的利益斤斤计较，不遑相让，惟格于内外环境，一时尚不能决裂，故可维持大体平衡，得出暂时的妥协。

国会问题。经上年天津会议的决定，1920年8月30日，安福国会在常会到期后自行宣布休会。随后，大总统徐世昌在10月31日通令全国谓：“和平、统一、善后各端，亟待次第施行。国会为全国人民代表，关系綦重，所有参众两院，应即重新选举，著内务部即依照元年八月十日公布之国会组织法，暨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督同各省区长官，将选举事宜迅速妥善办理。”⁽¹⁾徐世昌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国会选举，回避新旧国会之争，建立新“法统”，有利于延续其总统地位，同时也杜绝南方的“护法”口实。但南方护法国会以维护民国旧有“法统”为己任，要求恢复旧国会，反对再选新国会。各省北洋督军信奉实力为上，对国会选举这种无味把戏兴趣不大，自然应者寥寥。皖系地方实力派、浙督卢永祥反对举办国会选举，认为“舍本求末，疑问尤多”。刚刚在战争中击败皖系的直系头号大将吴佩孚，认为卢的态度对其废弃南北国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有利，遂大加支持。1921年1月7日，吴致电曹锟，认为“彼既有正大之主张，我即当顺而从之，以表示声气之同。倘执意阻止，见解两歧，不特团体有碍，我将自陷于孤立地位矣”。2月3日，吴佩孚又致电直系山东与河南督军，表示“中央突办不合法之新选举，实别有作用，推测将来，必陷国家于无政府地位，实深危惧”，要他们“各速出电，极力赞成”卢的主张⁽²⁾。在吴佩孚的心目中，北洋“团体”的利益实高于所谓“法统”。由于当事各方对新国会议员选举都不甚积极，除了江苏之外，全国各省在预定时日都没有举办选举。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为了敷衍徐世昌的请求，由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领衔发表通电，催促各省从速办理国会议员选举，并向卢永祥疏通，以打消其反对意见。但说到底，曹、张、王对选举这样“劳民伤财”而又无甚实际效果的事也都不热心，在做足了发表通电的表面文章之后，也就不闻不问了，国会选举事从此不了了之。

内阁问题。上年天津会议决定由靳云鹏出任内阁总理，但靳组阁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不能任由其决定人选，故其属下出身交通系的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与靳不合，他们把持财政，与靳为难，企图以财政困难逼靳下台，然后拥本系首领梁士诒组阁上台。他们的如此作派，自然使其与靳云鹏的矛盾激化，势如水火，而靳又不愿即时下台走人，故不得不向直奉两系讨好求援。虽然张作霖不无支持梁士诒之意，但亦无意在此时与直系搞僵，所以在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曹锟、张作霖、王占元均表示，“默察大势，际兹国家濒危，内政外交非靳莫属”，决定“拥护靳阁勿使遽去，以维大局，除径电劝慰外，各省同胞，咸具爱国热忱，请一致主张拥护靳阁，以奠邦本”⁽³⁾。靳云鹏得到他们的支持，随后在5月中旬进行内阁改组，总算暂时稳固了自己的地位（详见后述）。

“南北统一”问题。在军阀相争时代，军阀们在朝时就高唱“统一”，在野时便声言“自治”，南北无不如此。由于此时南方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统”上亦与北方分裂的客观现实，当军阀们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时，自然就要鼓吹“统一”，而且为解决财政困难，便要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但外国银行团是否借款，又要以能否“统一”为条件，因此，无论直、奉两系何人在北京当家，都得高调推行“统一”。上年的天津会议，决定由靳云鹏致电南方各省，讨论“统一”问题，但结果是空有电文往返，不见“统一”行动。此次天津会议，决定由王占元负责与南方谈商“统一”，因王所占湖北地盘直接与南方各省相邻，而王从自身利益出发，亦有意拉拢南方各省，抬高自身地位。然而，南方军阀割据势力已成，同样不愿归附于他人，所以当第二次天津会议传出王占元将与南方谈商“统一”的风声之后，南方各省的军阀首领便纷纷公开否认有其事。湖南赵恒惕称：“吾人为争人格而驱张，焉肯自贬人格以投北乎？”⁽⁴⁾贵州卢焘亦称，对于“南北均不附和”，“滇黔已宣布联防，与北归无关”⁽⁵⁾。所谓“南北统一”，在“和平”条件下自无法实现，而无论直奉又没有动用武力的实力和准备，最终结果也只能是徒放空言而已。

“援库”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外蒙王公失去沙俄奥援，1919年11月外蒙撤销“自治”，中国军队重入外蒙。1921年，外蒙形势又发生变化。白军恩琴部于2月占领库伦，中国军队被迫撤离。3月21日，外蒙重新成立“独立”政府。值此外蒙局势动荡之际，社会舆论遂有“援库”呼声，希望中国出兵，保持对外蒙的主权。直奉双方对此都在唱高调，摆出势在必行之态，实则各有打算。直系希望由奉系出兵，以此削弱奉系争霸北京的实力，有利于自己控制北京政局。奉系因其地盘和军队靠近外蒙，对出兵似乎责无旁贷，实则是企图以此谋取控制热、察、绥地盘，进而增强与直系争夺北京中央政权的实力。当曹锟征询吴佩孚对出兵外蒙的意见时，吴认为：“小徐（树铮）自去年失败后，无一日不图报复。此次利用寇扰塞北，妄冀调虎离山，乘内地空虚，袭而取之。此声东击西之诡计也。我若出师援库，正堕彼术中矣。”第二次天津会议前，吴又电曹谓：某方“总以激动直军，竭尽全力援库，一出长城，即不能还师内地为得计。此系安福某要人希图一网打尽之毒计。……我帅此次赴津之行，于我军之利害关系至重且大，特恳切禀陈，祈注意以上情形防之。”曹锟接受了吴佩孚的意见，由吴出面恭维张作霖“统辖三省，威名远播，有雄师劲旅，当能为国效命”；建议“长城以北之边防，请雨帅（张作霖）完全负担”；长城以内“应由我帅（曹锟）担任保持”；长江流域“则由鄂赣两督，联合川湘，协力维持”；闽浙方面，“有鄂督负责”；“如此分别负担，实力进行，则中央无北顾之忧，而中原有金汤之顾，防内防外，措置裕如之全策也”⁽⁶⁾。心怀个人打算的张作霖则顺水推舟，表现出乐得接受直系的倡议，第二次天津会议决定由张作霖全权负责“援库”。5月30日，徐世昌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特区，令其“整肃师旅，迅图戢定”，后方策应事项，由曹锟、王占元“随时会商妥善办理”⁽⁷⁾。张作霖随即组织“征蒙军”，摆出出兵架势，实则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借此“向叶恭绰硬敲二百万元”外⁽⁸⁾，始终未曾出动过一兵一卒。6月12日，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谓外蒙匪势已成，今后宜先劝慰王公，严剿余匪，电令活佛归顺，“如其不悟，再兴干戈，以示怀柔而息边患”⁽⁹⁾。“援库”、“征蒙”就此不了了之。而张作霖却以此名正言顺地得到了热、察、绥地盘，并以此为借口，扩充兵力，索取军费，否则即声明“宁为时日上之牺牲，决不冒昧从事”⁽¹⁰⁾。据说，在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张作霖借“援库”讨得300万军饷，而曹锟只得50万，引得曹锟四弟曹锐大骂靳云鹏：“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而靳得张作霖助，不甘示弱，回骂道：“我不当让你来当，谁当总理谁是王八蛋！”⁽¹¹⁾活脱脱表现出军阀治下政治的流氓性和无序性。

4月28日，“四巨头”第二次天津会议结束。经过此次会议的讨价还价，直奉两系达成了暂时的妥协，从而维持了北京政府在直奉共治下的暂时稳定。直奉两系在此次会议上各有所得，曹锟和张作霖都表示满意，但直系头号大将吴佩孚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张作霖排挤吴而向曹锟示好的举动，非但不能拉近他和直系的关系，反而埋下了吴张交恶的种因，成为造成后来直奉关系极度恶化的重要因素。而且，此次会议未能解决直奉双方的基本矛盾，即由谁控制北京政府，进而成为“中央”的代表。直奉共治不过是双方实力大体均衡的产物，但这种均衡是非常脆弱而不稳固的，一旦再遇有双方的利益之争，均衡即易转化为不均衡，当双方矛盾发展到不可缓和的地步时，最终还得靠武力解决问题。由直皖战争和二次直奉战争的进程可知，北京政治的稳定与动荡，在相当程度上即系于北洋皖、直、奉三大派系间的实力均衡与不均衡的关系演变。

二　北京内阁改组与直奉分割地盘

国务总理靳云鹏虽然是第二次天津会议主角曹锟和张作霖的陪衬，但曹、张在会上达成的妥协对靳维持个人地位却是有利的，就此点而言，靳云鹏也算是第二次天津会议的赢家。

靳云鹏内阁在直皖战后的产生，本也是直奉妥协的产物，但靳阁财政总长周自齐和交通总长叶恭绰均为交通系干将，成日图谋本系利益，“百计保持本系势力”，力图拥戴本系首领梁士诒组阁，以更进一步壮大自身实力。偏偏他们所掌握的部门，又是北京政府的软肋，因为“目下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非特不能接济中央，反向中央尽力要索，中央无生财之道，不能不取之于外债。而借用外债，不能不有抵押品，故交通、财政几成内阁养命之源”⁽¹²⁾。他们即利用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和其掌握的财权，频频发难，使得内阁总理靳云鹏的日子十分难过。

在后袁世凯时代，北京政府的权威尽失，进项有限，财政十分困窘，“完全靠借债过日子”⁽¹³⁾，财政总长也就成了政府中最关键也最难当的成员，负有为政府找钱、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的重要使命。靳阁成立后，财政本已很困难，无论是向外还是向内借款，因抵押将尽，债主们都不愿轻易出手。靳云鹏决定实行财政改革，1921年3月5日，由国务院通电各省称：“整理财政计划，决计实行。关于内债一节，已与国内银行界议定具体办法。惟整理财政，皆与军费有关，特交阁议决定召集各省财政军事会议，相应电报查照，希即迅速派员来京参与会议。”⁽¹⁴⁾此次会议的结果，是提出建立“整理内债本息基金”，将政府所发各内债分别整理，以利继续借新债。但此项计划能否实现姑且不论，即便实行也是缓不济急，且因政府债信不佳，市场上的债票价格还在继续大跌。正值此时，张作霖索要“征蒙”军费数百万，各地战争继起，各路军阀催饷电文纷至沓来，靳云鹏应付无术，甚而北京政府各机关亦不能按时发薪水，各部欠薪有多至数月者，其中以教育部最甚，自直皖战争结束后即未从财政部领到分文。面对如此窘境，本负有筹款之责的财政总长周自齐，非但不为靳云鹏排忧，却联手交通总长叶恭绰，“遇事独断，无一项禀呈靳揆”⁽¹⁵⁾，动辄向靳使脸色撂挑子，告其财政不敷甚巨，无法维持，而“无论中外银行，相戒决不投资于政费”⁽¹⁶⁾，企图以此逼迫靳云鹏下台，由交通系另组新阁。靳云鹏忍无可忍，“恨之入骨”，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在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低声下气地恳请曹锟和张作霖出手相助。曹、张都对靳未能满足己方的需索表示不满，但如果更换靳阁，又将牵动各方敏感的神经，引发新的矛盾，是此时曹、张所不愿见者。因此，曹锟和张作霖都对靳云鹏表示安抚，支持他继续主持阁政。有了曹、张的支持，靳云鹏遂不再忌惮于交通系的脸色，为了赶走内阁中的交通系干将，他干脆自导自演，在5月14日宣布内阁总辞，随即由徐世昌下令重新任命他为国务总理，另组新阁。靳云鹏提名李士伟为财政总长，张志谭为交通总长，总算使财政、交通两部的权力回到了自己手中。但是，李士伟曾任中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与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此时日本正在谋划将段祺瑞政府时期所借的日本对华无担保借款，以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实际变为有担保借款，此事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报章仍以其亲日色彩颇有违言”⁽¹⁷⁾，李不敢到任，财政部只能由次长潘复代理部务。

靳云鹏挤走交通系，重新组阁，并得到直奉两系的支持，似乎可以施展一番了。靳云鹏对外公开宣布其施政方针为：一、先谋国内统一，征蒙平粤，接洽湘、滇、川、黔，双管齐下，以期早谋和平；二、整顿全国财政，维持金融，入手办法，仍在整理税则，清理积欠；三、添设各省省长，实行军民分治；四、清偿欠饷，入手裁兵；五、扩充利源，振兴实业⁽¹⁸⁾。虽然如此，上述政见也不过是靳云鹏唱高调而已，实际根本无法实行。“国内统一”遥遥无期，整理财政难以进行，向手握兵权的军阀头领要求“军民分治”、“入手裁兵”，实无异与虎谋皮。而在实际政务方面，直奉两系对靳云鹏的支持都是有代价的，为了满足他们的各种需索要求（如双方都谋求获得更多的军费），靳云鹏实穷于应付，而当他们的要求稍有不合（如双方都谋取同一地盘），靳云鹏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所以，靳云鹏看似是北京内阁改组的受益者，惟其实际究如何，他的内心世界当有更深的体验吧。

直奉两系除了在中央层级的利益争夺外，地方层级的利益争夺也是无处不在，其中尤以对各省督军职务的争夺更为激烈。

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归根到底是地盘之争，有了地盘就有了兵源财源，也就有了军阀赖以为生的实力所在，而各省督军就是军阀争夺地盘最重要的支撑。直皖战后，两次天津会议及其间隙期都讨论了直奉双方的地盘分割问题。“地盘问题，尤为此次解决之重要事件。大约张争热、绥，曹要陕、甘，皆非达目的地不止”⁽¹⁹⁾。直奉两系为此互不相让，有激烈的交锋，最后的结果则维持了大体的平衡，直系在捞取实力、地盘方面略占上风。

安徽督军。在直皖战后皖系余存的地方督军中，皖督倪嗣冲可谓皖系老臣，但因其年老多病，常住天津，与皖政已经疏离，故成为直奉两系都在打主意的对象，而不似其他皖系地方督军，因握有实权而不便遽然下手。张作霖先是保荐自己的儿女亲家张勋出任皖督，曹锟则以张勋为复辟祸首不得人心为由反对之。其后张作霖又保荐自己的另一儿女亲家鲍贵卿，同样为直系所反对，直系实则是不愿看到奉系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就在直奉僵持之际，江苏督军李纯保荐张勋旧部、徐海镇守使张文生为皖督，直奉双方于此都可接受，而李纯则因此将徐海地盘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20年9月16日，北京政府免去安徽督军倪嗣冲的职务，任命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

苏皖赣巡阅使。李纯是直系在长江流域镇守的大将，就其地位、资历和名望而言，实不输于曹锟和吴佩孚。直皖战后论功行赏，北京政府于1920年10月2日任命李纯为苏皖赣巡阅使，与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和王占元的两湖巡阅使可谓平起平坐，还高于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务，而且苏、皖、赣三省的地位及其对外联络的方便，也胜过其他省份，李纯在当时政坛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见。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十天过后，李纯突然在10月11日晚举枪自杀，留下了有待后人解读的谜团⁽²⁰⁾。李纯死后，苏皖赣巡阅使出缺，张作霖再次保荐张勋出任此职并兼江苏督军，力图将奉系势力扩张到长江流域，但从张作霖屡次保荐人皆鄙之的张勋亦可见，其夹袋中实在找不出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干才。然长江流域素为直系势力范围，绝不能容忍奉系插足其间，因此曹锟推出北洋元老王士珍接任。结果，双方“相持不决”，王士珍“表示不就”，张勋则“暗中大施活动”。张的旧部为此“乞援奉天”，奉系高层甚而有“如直派必欲再争三江巡使，即惟有以武力对待”的说法⁽²¹⁾。不过，在直奉相争中，直系还是占了上风。12月3日，王士珍被任命为苏皖赣巡阅使，但江苏各界群起反对，希望由苏人治苏，本已淡出政坛的王士珍遂声明不就职。吴佩孚内心里也不希望再见到有人在如此重要的巡阅使职位上成为未来的竞争对手，便附和苏省舆论，指使名流人士张一麐出面，声言“从官制说，苏皖赣本无此官，只以李纯调和南北，政府嘉之，而畀以此种虚衔，以示荣宠。然李纯未就职而殁，此官并无再设之理”⁽²²⁾。苏皖赣巡阅使职的任命从此被搁置，1921年1月，此职被裁撤。

江苏督军。李纯自杀后，为了向长江流域伸展势力，张作霖还曾表示自己愿任江苏督军，而由张勋任奉天督军，事为直系所反对。此时正值苏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为谋自身利益而极力靠拢曹锟和吴佩孚，吴佩孚即保荐齐燮元为江苏督军。10月15日，北京政府任命齐燮元代理苏督，江苏仍为直系的地盘。

陕西督军。陕督陈树藩为皖系干将，直皖战后直系亟欲获得陕西地盘，将势力伸入西北地域，而陈树藩与陕西民军的纷争，恰为直系去陈准备了口实。吴佩孚电商曹锟，请其“速与中央切实交涉，克日将陈督明令罢免”⁽²³⁾。张作霖也想染指西北，“援库”问题发生后，他以“征蒙”为借口，企图进军陕西，从侧翼牵制北京政府及直系势力。面对张作霖的动向，吴佩孚又表示：“现在陕省内讧未息，故欲平蒙，必先定陕，欲定陕必先黜陈。……陕局定而平蒙计划方能继续着手，陕局未定以前，请张总司令严整所部，持镇静主义，密为防守，以待时机。”⁽²⁴⁾1921年5月，曹锟和张作霖在第二次天津会议结束后入京，与徐世昌继续商讨地盘分割问题。张作霖第三次保荐张勋出任热察绥巡阅使⁽²⁵⁾，曹锟则提出以直系获得陕西地盘作为交换条件。热察绥本已划为奉系的势力范围，张作霖不甘以此已经到手的利益而放弃陕西，遂又保荐奉系将领许兰洲督陕。曹锟本意是将陕西地盘交给自己的亲信、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但与奉系僵持不下。此时王占元提议由驻鄂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督陕，阎与王虽同为直系，但毕竟所处地位不同，王担心阎部驻鄂是对自己地位的威胁，而将阎部调走，既可使王安心，又为直系争得地盘，虽然不是曹锟心仪的方案，但在直奉相争的背景下，曹锟也乐得接受。由于有曹锟和王占元两人的力荐，张作霖终落下风，5月25日阎相文被任命为陕西督军。

陕督风波虽在直奉之间暂告段落，惟陈树藩却不甘就此交权，他一方面以拨付数年欠饷、俟陕军改编后再移交、陕军官佐不得淘汰遣散、新任不得带重兵（至多一师）为交权的条件，以为拖延之计⁽²⁶⁾；另一方面又指使部下多次致电北京政府，声明陕军一致拥护陈树藩，对陈的免职“全体将士誓死不承认”，陕境安危悉视陈去留为转移，务请政府收回成命，否则当惟力是视，不知其他⁽²⁷⁾。由于陈树藩不愿去职的强硬态度，直系和平获取陕西地盘的企图落空，陕督之争成为直系与皖系残余势力赤裸裸的武力较量。

为了解决陈树藩，吴佩孚组织了定陕军，自任总司令，下令阎相文的第二十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和吴新田的第七师，自豫西和鄂西北分路入陕，并得到依附直军的陕西三原民军“靖国军”胡景翼部的策应，陕西省长刘镇华“对于陕局，纯抱观望主意，看风使船”⁽²⁸⁾。6月21日吴佩孚致电曹锟，要求中央“迅速颁发讨伐令，声陈之罪，以锄悖逆，而整纲常”。曹即电致阎相文称：“定陕利在速进，敏捷解决，迟恐旁生枝节，牵动大局。”7月2日，吴佩孚发出总攻令。5日阎相文军进占临潼，陕西省长刘镇华出面调和，吴佩孚以“事已至此，迫于眉睫，尚何有磋商之余地”为由，令阎“刻速进行”⁽²⁹⁾。陈树藩无力对抗优势直军，步步后退，7日阎部占领西安，阎相文随即通电接任陕督，冯玉祥旅则扩编为第十一师驻咸阳，冯以师长兼任陕西剿匪总司令。陈树藩部最终退至陕川边界，背靠四川，联络川军，继续抗直。

陈树藩下台，阎相文就职，直系势力终以武力方式打入西北。但蹊跷的是，8月24日，刚刚出任陕督不过一月有余的阎相文，又突然吞鸦片自戕而死⁽³⁰⁾。冯玉祥随即署理陕西督军，成为冯系势力在西北发展壮大之始。不过，冯玉祥在陕西同样面对地方民军的挑战⁽³¹⁾，主客军常年混战不已。冯虽收编了“靖国军”大部（胡景翼部即改编为陕军第一师，胡任师长），然始终不能完全平定陕西，致冯亦不安于位，颇思另谋发展地盘。冯玉祥与吴佩孚有隙，吴驻节洛阳，距陕西可谓近在咫尺，却对冯的求援请求不闻不问。“冯以陈（树藩）、于（右任）、郭（赫，民军头领郭坚之子）所部愈逼愈紧，竟誓师进攻西安”，“特向中央辞职”⁽³²⁾。直到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率部离豫北上作战，豫督赵倜在直奉之间首鼠两端，直系需要己方人马镇守河南，吴佩孚才同意冯玉祥调河南任豫督。在外界观察，冯玉祥“不去河南洛阳镇守，直军未必能战胜奉军，就是战胜，也未必有如此之快”⁽³³⁾。可是作为当事人，吴佩孚与冯玉祥心结已成，互生恶感，“吴氏嫉冯玉祥与己争名，不能指挥自如，视为傀儡，因而决心去冯，以鄂豫两省连成清一色的地盘”⁽³⁴⁾。这又为其后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倒戈反直埋下了种因。

对皖、苏、陕督的争夺，直系占了上风，而奉系则得到了热、察、绥地盘。虽然热、察、绥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经济不发达，但是地方实力派仍不愿轻易放手。热河都统、北洋老将姜桂题公开反对奉军入据热河，声称“热河的治安，桂题当负完全责任。……奉军第二十八师勿庸来热相助，否则主客两军，因事发生冲突，桂题不负其咎”⁽³⁵⁾。他还下令所部备战。而张作霖据有热河的决心已定，不会退让，遂令汲金纯的第二十八师准备武力进驻，热河战事一触即发。但因姜桂题与曹锟的关系比较密切，张作霖对是否立即动武还是有些犹豫。恰在此时，河南督军赵倜不甘受吴佩孚的压迫，向张作霖求援，张遂请赵劝姜让位。姜桂题在豫置产不少，赵倜是其旧部，对姜的产业多有保护，赵出面说合，姜不能不接纳，兼以姜毕竟年近八十，来日无多，北京政府又答应补发他的军费，并给他地位尊崇的虚职，也使姜的易职颇有面子。如此这般，终使热河易督事在经历了大小军阀之间种种迂回曲折复杂的勾兑之后终有转机。9月11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任命汲金纯为热河都统。21日又将察哈尔都统王廷桢调离，任命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张作霖最终如愿获得热察地盘。

在直皖战后的地盘分割方面，张作霖“分得东三省及热察绥三特区”，“张大帅之实力、地盘，使曹、王二使望尘莫及”；但张作霖却并不满意，认为“曹锟分得直、鲁、豫、秦、陇、晋六省”，得的太多⁽³⁶⁾。如果就省区数量而言，曹锟和张作霖所获在伯仲之间，各有优长。但如就所获省区的经济富庶度、政治重要性及其对军阀执掌中央政权的意义而言，曹锟、吴佩孚的直系确实胜过张作霖的奉系。直系所占各省区，既有比较富庶发达的沿海沿江的苏、皖，又有相邻北京的直、鲁、豫，更扩张到了西北，而奉系的势力范围，基本仍局限在东三省和偏远的热、察、绥，其伸展势力范围到长江流域的图谋，在直系的阻击下终未如愿。直奉双方在地盘上的争夺，被时人认为，“将来争端，恐先由地盘问题而起”⁽³⁷⁾，而双方在地盘、实力上的差距，在不久以后爆发的直奉战争中也将得以表现。

三　吴佩孚的政治动向

作为后袁世凯时代鼎足并立的三大军阀派系之一，直系共奉的首领前有冯国璋，后有曹锟，但与段祺瑞在皖系、张作霖在奉系中的强势地位相比，冯国璋和曹锟的首领地位则比较弱势。冯国璋因其早逝而不论，曹锟作为直系公认的掌门人，在其身前身后，始终晃动着吴佩孚的影子。无论是外界的观察，还是直系内部的私语，也无论是军事作战，还是政治谋略，吴佩孚都可以说是直系真正的灵魂人物。正因为如此，吴佩孚的政治动向也为各方所关注。

吴佩孚的军中升迁过程较为正常，从辛亥年的团长，到1918年初的师长，大约每三年升一级，但其出身第三师，常年追随曹锟左右，可谓直系嫡系正门，在讲究出身和人脉关系的军阀派系政治中，自有其天生的好处。吴佩孚久历戎行，征战南北，对于军事作战确有其长，这也是他能够在众多北洋将领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吴佩孚真正为人所关注，还不全在军事，更在政治，在他经常发表的、有时在军阀主流中显得颇为另类的政治言论。“五四”时期吴支持学生的言论是一例，直皖战后吴主张召开国民大会的言论又是一例。

直皖战争结束后，各方解决善后问题的政治主张多以国会为中心，无非是有恢复旧国会还是召集新国会之别，本质还在于如何在维持民国“法统”的前提下解决各方的利益诉求。然吴佩孚却独辟蹊径，提出召开代表“真正民意”的国民大会，由国民代表集议解决国是的主张，并以此作为“治本”之方。吴佩孚曾经说：“国家政治，既不能为中产阶级以上所操纵，而议会制度，尤不能为中等智识以上所包办。”⁽³⁸⁾因为“主权在民，载在约法，国民自决，更为世界潮流”⁽³⁹⁾。吴的如此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应，一时间还出现了国民大会运动，反映出社会各界对军阀干政的不满，对民主建政的追求。但是，吴佩孚的主张实为另起炉灶，果能实行，则民国“法统”有断裂之虞，对于还需要利用这个“法统”说事的当权军阀并不有利，因此也为他们所反对，“当局赞成者少，在野派赞成者多”，尤以张作霖为甚。据时人称，张作霖对国民大会“虽未明白反对，然不甚赞同”⁽⁴⁰⁾。张作霖甚而还向曹锟进言，挑动曹吴关系，认为吴佩孚不过是个师长，应该谨守分寸，听命上司，政治上的事还轮不到吴随便发表意见⁽⁴¹⁾，结果使曹锟也心怀犹豫，从原先赞成吴的立场后退，表示反对吴的主张。各省督军怀疑吴佩孚是“假公济私”，正在“护法”的西南方面，对吴的主张“无不力肄诋毁”。何况，吴佩孚虽然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但由谁主持召开这个关键问题，吴却从未明言，显见吴亦有其考虑，他也不会真正听由国民自决，说他以此“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也不为无因。因此，吴佩孚的国民大会主张，在喧嚣一时后便归于沉寂。

自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未有下文后，时隔一年，吴佩孚又在“援鄂”战争胜利后，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的主张。不过与一年前有别的是，前此的国民大会主张确有新意，而且出自吴佩孚的主动，并因此而争取到不少社会舆论的支持；而此时的国是会议主张，则是吴佩孚在“援鄂”战争获胜但却引起社会负面反响后的被动应对，是他争取人心的需要，可谓新瓶旧酒。1921年9月2日，吴佩孚授意其儿女亲家张绍曾发表署名通电，对南北政府各打五十大板，指称“北则曰统一必由我就，南则曰改造必遂我意，南责北以非法，北责南以捣乱”；继而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的主张，以“解已往之纷争，消目前之战乱，开建设之程序”。其召开国是会议主张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此会议定名为国是会议，下分为国民会议与国军会议；二、国民会议由各省议会及各法团联合会各推三人、蒙青藏地区各推二人组成，制订国宪，解决时局；国军会议由各省、区、军各推三人，蒙青藏地区各推二人，海军推六人，中央各师旅推六人，议决兵额、军制、裁兵、任免法规等问题；三、国军会议议决之案，须经国民会议通过，如国民会议否决，亦得声叙理由，但否决至二次，应即修正；四、由国军会议暂推一人，以军队保障两会议之尊严，而为议案发生效力，但不干涉会内一切事项；五、此会务于太平洋会议召开前组织，至迟在当年国庆前开会；六、两会议议决之案由国民会议宣布实行，但如全国各省区县议会、各法团有过半数不同意时，得于公布后一个月内提交复议；七、会议以各省区过半数同意即行集会，议事以到场代表过半数同意为通过；八、上述各项俟大会过半数通过后，作为法律案实行⁽⁴²⁾。

张绍曾通电提出召开的国是会议，较上年的国民大会方案更具操作性，尤其是国军会议的设置，为军阀通过国是会议操控政治实开方便之门。可以探知吴佩孚的本意，除了以此争取舆论支持外，也不无以此方式使直系成为各方共主的想法，与上年召开国民大会的“激进”“放炮”主张显有区别。但为争取主动，吴佩孚自己不出面，而是藏身幕后操控，通过张绍曾放出试探气球，观察各方反应。吴佩孚曾经对人表白自己提议召开国是会议的用意：“我虽然德薄能鲜，但爱国之心决不后人，这是可质天日的。偏有许多人把我简单看成是赳赳武夫，骂我做武力统一中国的梦。孙中山整天高唱北伐，难道不算想武力统一中国吗？不过人家政治上总有主张罢了。……我在政治上是有抱负的。推翻安福系之后，我就主张开国民大会来解决南北争端，统筹国是，虽然没有成功，我总认为国家大事尤其是南北争端，应由全国各实力派以及民意机关代表由政治途径和平商讨解决。尤其是我们正在对湘、川作战，更应在政治上有所主张，以免又被人误解为武力统一。能成功，固然国家之幸；不成功，也可表白我心。”⁽⁴³⁾

国是会议的主张提出后，因其牵涉各方政治，北京政府在军阀首领未有明确态度前，反映比较慎重，认为“如南北各方面，果均信任此会议，则中央决不阻止。否则，政府当筹相当之解决办法”⁽⁴⁴⁾。大总统徐世昌电告吴佩孚“慎重进行”，“勿为政客所操纵”⁽⁴⁵⁾。国务总理靳云鹏曾是吴佩孚的师长，告吴“深恐南北问题未能解决，反引起种种争端，使时局益见纠纷”⁽⁴⁶⁾。各地实力派担忧国是会议凌驾于其权力之上，多持消极和反对态度。浙督卢永祥不为苏督齐燮元的游说所动，认为国是会议“言见于此，而意生于彼，恐所期之目的未达，而反攻者已乘于后”；“由各派之觉醒而集议折中则可，由片面之主持而号召附和则不可”⁽⁴⁷⁾。张作霖更以教训的口气说：“和平统一问题，曩日既经中央命令发表，今更以庐山会议解决时局，未免有重复之嫌，勿为奸人利用。”⁽⁴⁸⁾南方“护法”阵营认此为北方军阀所操纵，纷纷表示反对。孙中山表示：“此会议由武人组织，决难得真正民意。”⁽⁴⁹⁾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当权派，对国是会议“一致否认”，认为“此举不过是直系军阀与研究系政客垄断政权之手段耳”⁽⁵⁰⁾。旧国会议员八十四人联名通电反对，称国是会议是“依附军阀，强奸民意，妄称会议，以欺全国，实谋割据，以扩地盘”⁽⁵¹⁾。各方舆论对国是会议的反应亦不佳，多将此视为军阀和政客“包办性质”。时人曾揭露吴佩孚主张召开此会的目的是：“想把偌大的中国，归姓吴的摆布……听说陈树藩和奉系要好，他就夺了陕西。看这王占元和奉系接近，他就半迎半拒的引起援鄂战争，乘势夺了湖北。不到几个月，连得了两省地盘，巧夺了两个督军。正在计划中的陕甘新巡阅使尚未到手，却得两湖巡阅使。……不料湘鄂自治军还未平定，民意却大大的不以他为然。接着南政府讨他，北政府又疑他，川军（熊派）要打他，鄂军要叛他（为王占元不平）。他在四面楚歌中，又要拿奉军的小心。万般无奈，发起个什么‘庐山会议’。……又出这个难题，给奉系去作。奉系要赞成，他的势力更大。……要反对，他便将反对民意的罪名，加在奉系头上。”⁽⁵²⁾语虽不无尖酸刻薄之处，确也反映出部分的实情。由吴佩孚主张在国是会议中加入国军会议，“以军队保障两会议之尊严”，亦可探知吴的真实心态，实有以军事实力而挟持会议为直系当政谋求合法性资源之意。

由于社会各界对国是会议的反应并不积极，吴佩孚一面授意张绍曾致电府院解释召开此会的用意所在，“外传另有作用，确为各方之误会。且该会成立后，由各省公民主持，绍曾等决不干预，故特再电释疑，免由误会，再生枝节”⁽⁵³⁾；一面又运动各地直系军政长官“一律提倡、赞成，通电表示态度”。于是，陈光远、齐燮元、孙传芳、杜锡珪等纷纷发表通电，表示支持⁽⁵⁴⁾。吴佩孚还致电曹锟与张作霖，请他们支持此举。曹、张实际都不以召开此会为然，但为了敷衍吴氏起见，发表通电称：“倾见树威将军张绍曾冬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于庐山，制国宪以定国是。其所列举者，对于立法主体，固无背约法之精神。”⁽⁵⁵⁾时值北京内阁改组之议又起，吴佩孚还曾提出以召开国是会议为新阁成立的交换条件。然以军阀纷争年代的政治实情，在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尚未完全控制中央权力，不能强力主导政治的情形下，此等由各方召开政治性会议的主张无法付诸实施，也就渐渐消失于无形。

吴佩孚的政治另类主张，与其个人出身、经历与交往不无关系。吴佩孚虽然出身军伍，但他早年还中过秀才，笃信孔孟之道，又以“学贯中西”相标榜，“好谈时务，而立治之根本，不外大同思想”⁽⁵⁶⁾。他还不时表现出对文化的偏好和对文人的尊重。与其他动辄以武力为恃的军阀相比，吴在这方面的表现倒也颇显另类。吴佩孚在驻节洛阳时，对政务处长白坚武是“言听计从”，而共产党人李大钊是白坚武在天津法政学堂的同窗，私人关系尚好，互相之间函电往还不少，也有过直接交往。白坚武在思想上多少受到一些李大钊的影响，故李大钊的想法和主张可能也或多或少通过白坚武的途径能够传到吴的耳中，加上此时报刊上传播的各种东西方思潮，介绍的苏俄革命情况，可能对吴佩孚这一时期的思想也不无影响。吴佩孚的一些言论，不仅在旧军阀眼中，即便是在不少社会人士心目中，都显得颇为“激进”。比如吴佩孚主张尊重民意，认为“有违背我中国四万万人民心力趋向的，按已经的历史看，是终久归于失败的”⁽⁵⁷⁾。他也曾主张保护工人运动，甚而“希望大家唤起劳动界之觉悟，不可因彼等无学识、无思想而存鄙视之心，且须加以提倡、劝导，使人人皆有爱国思想，则庶几矣”⁽⁵⁸⁾。吴佩孚的独特个性和言论，一时使他颇著声名，也正因为他的此等表现，使共产国际、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度联吴的行动。然据旁观者的观察，“直派声势似日增月盛，然满损谦益，不知诸公有无戒心也。吴号称得人望，然当此时局，不知其能不贪权势、善全令名否也”？援鄂战争之际，吴佩孚刚刚得到湖北地盘，即“欲强银行借款，横暴情形又见。外人及新学小生不察其底里者多誉之。一得权势反便作威福，马脚已全露矣”⁽⁵⁹⁾。因为吴佩孚终究出身军阀，又是军阀首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也不可能脱离现实的拘束。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激进”主张，一旦回归现实，他还是不能将其“另类”进行到底。不仅国民大会和国是会议的主张如此，其他诸如“保护劳工”等更是如此，二年后的“二七”惨案便充分说明吴佩孚的“另类”和“激进”所可能达到的限度。吴的近身谋臣白坚武有言：“时人泰欲以吴当政治之冲，冀达所谓澄清之望。实则吴固非其人，即令负其才、展其志，主帅之不能容，侪列之忌视，敢断其溃裂之结局尤速也。”⁽⁶⁰⁾以白对吴关系之密、了解之深，此诚可谓持平之论。

第二节　南方的粤桂战争与孙中山回粤

一　第一次粤桂战争与桂系退出广东

1918年5月广州军政府从大元帅制改为政务总裁制后，在七位政务总裁中，孙中山和唐绍仪居留上海，唐继尧在昆明，留在广州的四总裁，伍廷芳和林葆怿较少参与政务，所谓政务会议实际难以举行，军政府的日常事务由主席总裁岑春煊打理，桂系首领陆荣廷则处在幕后，成为军政府实际的太上皇。参加军政府的各派各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只是因为联合应对北洋系的需要，才维持着形式的统一。

桂系以客卿身份得“护法”之便而在袁世凯败亡后占据着广东。广西贫瘠，广东富庶，桂系在广东享受了种种好处，乐不思归，且态度居高临下，不知持重，提出“以粤养桂”，以征服者自居，各级官僚多用桂人，为政苛刻，滥征税收，重重盘剥，与民争利，“虽前清豁免之粮，亦勒令缴纳”；骚扰地方，军纪废弛，倡赌倡烟，流毒甚烈，“鸦片烟勒种遍地，乡人求免，反遭其祸”⁽⁶¹⁾；从而激起广东绅商和民众的强烈不满，桂系因而与广东地方势力积累下重重矛盾，也在广东民间引发了“仇桂”心理。驱逐桂系、“粤人治粤”的呼声渐起，给其时蛰居上海的孙中山创造了重返广东另开新篇的可能。

孙中山既是革命理论家，更是革命践行者，对于被迫离开广东，而由桂系把持军政府，他自然不甘听任。在双方表面维持、相安无事之余，孙中山实际正在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并决意与桂系决裂，再开新局。1919年8月7日，孙中山致电护法国会，认为不法武人“借国会所授之权，以行国民所深恶之政治，移对付非法政府之力，以残虐尽力救国护法之人，毒害地方，结连叛逆，欺骗国会，蔑视人权”；声明“决不忍以之共饰护法之名，同尸误国之罪。兹特辞去军政府总裁一职，以后关于军政府之行动概不负责”。虽然军政府政务会议立即致电挽留，但孙表示“文志已决，义不再留”。29日，孙中山又致函护法国会两院议长林森和吴景濂，表示“鉴于两年来经过之事实及南中不法武人最近阴谋之真相，觉护法之希望，根本已绝，万无再与周旋之余地”，希望“先将军政府取消，使不致为群盗所居奇”⁽⁶²⁾。留在广州的护法国会议员多为国民党出身，他们虽然派系林立，与孙中山的关系有亲有疏，但在反对桂系控制军政府、为国民党谋取发展地盘方面则是基本一致的。在孙中山的号令下，国民党议员在护法国会提出对岑春煊的不信任案，迫其于10月27日提出辞职。此举最后虽未成事实，但国民党议员主导的护法国会实际已与军政府处在对立状态，从而动摇了军政府继续维持的基础。

继护法国会向军政府发难，桂、滇两系又因驻粤滇军统率权问题而生龃龉。驻粤滇军有二个师，其统领李根源因为与政学系的关系较为密切而亲近军政府（政学系是军政府在政治上的支持者），岂料桂系仍不放心，还想进一步掌控滇军。1920年2月，广东督军莫荣新委任与唐继尧无甚关系的杨晋出任滇军师长，使唐颇为恼怒。军队本是军阀的命根子，桂系此举触动唐继尧的敏感神经，使他对桂系生发恶感，立即改令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李烈钧统领驻粤滇军，确保其控制权，并对军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使军政府权威大受影响。国民党方面随之借机与唐继尧商议将护法国会和军政府从桂系控制的广东迁至昆明另起炉灶的可能性，桂系此举实在是表现轻率而得不偿失。

1920年3月29日，军政府政务总裁兼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不辞而别，离穗去港转沪，还随身带走了数额不菲的关余款项。伍廷芳此举不仅影响到军政府的声望，更使军政府因缺钱而难以运转。4月11日，军政府政务总裁林葆怿辞职。4月25日，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正式宣布脱离军政府，军政府总裁去其大半，已不足决策的法定人数。与此同时，国民党组织护法国会议员离粤赴港转沪，众议院正、副议长林森和褚辅成、参议院议长吴景濂与三百多国会议员先后离去（他们之中的大半都到了上海，并在5月间决议护法国会迁往昆明），护法国会议员亦去其大半，“护法”的法理依据成了问题。伍廷芳、唐继尧、林森、吴景濂相继发表通电，以军政府政务会议不足法定人数而否认其法定效力，提出其“所有一切政治行动，当然无效”⁽⁶³⁾。为了应付此等不利局势，军政府匆匆召集留粤议员集议，推举孙光廷为参院主席，陈鸿钧为众院主席，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军政府政务总裁，以使军政府的运作在名义上具有法理有效性。但参加选举的国会议员人数本就不足法定，而被推举的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实际又未就职，广州军政府还是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

随着形势的发展对桂系渐趋不利，居留上海的孙中山频频动作，一方面在政治上否认广东军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布置军事讨桂行动，企望由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打击桂系，为回粤再度开府创造条件。6月2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及唐继尧的代表李烈钧在沪会议。次日发表宣言，责广州“政务会议成立以来，徒因一二人所把持，论战则惟知拥兵通敌，论和则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济其私，以专擅逞其欲，遂有所谓五条办法者。护法宗旨，久已为所牺牲，犹且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宣示“自当同心戮力，扫除危难，贯彻主张”；声明军政府移昆明办公，广州方面的“一切命令行动，及与北方私行接洽之事，并抵押借款，概属无效。所有西南盐余及关余各款，均应交于本军政府。在军政府移设未完备以前，一切事宜，委托议和总代表分别接洽办理”⁽⁶⁴⁾。7月24日，孙、唐、伍、李在上海再次会议，并在28日发表宣言，表示“倘有违背护法救国主张，复假借名义，以谋个人权利者，不问南北，不问派别，当与国民共讨之”⁽⁶⁵⁾。随后，部分到昆明的护法国会议员在8月7日集会，罢免了岑春煊的职务。护法阵营内部已然决裂，但昆明的对外交通不便，唐继尧实际上也不愿军政府和国会迁到昆明，在自己的地盘上养着太上皇，致其统治碍手碍脚⁽⁶⁶⁾，孙中山继续革命的立足点仍然只能放在广东，而要重回广东，就要解决桂系的问题，为此，孙中山着手发动武力讨桂的行动。

孙中山作为“讨桂”主力运用的军事力量，是其时驻扎在闽南漳州、龙岩一带的粤军陈炯明部。陈部原为广东省长朱庆澜的警卫军，约有二万余人，1918年春以援闽粤军的名义进驻闽南，其后陈驻节漳州，经过两年多的整训发展，具备了一定实力，也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可以依靠的惟一嫡系武装力量。为此，孙中山将邓铿、许崇智等派到这支部队任职，并多方为其筹饷筹械，力图直接掌握这支部队并寄予厚望。但因陈炯明为驻闽粤军的直接领导人，部队各级军官多为其指派，故陈炯明对部队的影响力超过孙中山，部队实权基本控制在陈炯明手中，因此，与其说驻闽粤军是国民党的部队，不如说是陈炯明的部队。对于这支部队的使用，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想法实际是不同的，孙中山希望陈回师广东，驱逐桂系，重新建立国民党的根据地，但陈炯明却不愿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行动，以免有损自己的实力，妨碍自身今后的地位和发展。所以在直皖战前，当孙中山认为“讨桂”时机已经成熟，数次动员陈炯明率部回粤“讨桂”时，陈炯明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一再推脱，迟迟其行。

直皖战争的爆发为陈炯明部回粤“讨桂”创造了时机。直皖战前，北方的直系和南方的桂系虽分处“正统”和“护法”的不同阵营，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直桂双方实际达成了默契，彼此暗中互相支持。桂系知其在粤不得人心，为维持其在粤统治，有意寻求与直系合作，共同对付国民党。桂系首领陆荣廷认为：“直系如得胜利，时局庶有转机，我辈夙主联直，尤应乘时利用，援应直系，自属应有之义。”⁽⁶⁷⁾北方的直皖战争打响后，桂系大将、粤督莫荣新随即部署在广东的桂军移师潮汕，出兵闽南，名为“讨伐”属于皖系的闽督李厚基，实则意在消灭对桂系控制广东构成威胁的陈炯明部。1920年8月，在桂系的督促下，岑春煊代表军政府下令分路攻闽，以桂军沈鸿英为总司令，靖国军方声涛为左路司令，桂军刘志陆为中路司令，浙军吕公望为右路司令，林葆怿率海军配合作战，力图一举荡平闽南。与此同时，在上海的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遂派朱执信、廖仲恺等到漳州，向陈炯明反复说明形势，陈明利害，并联合闽督李厚基（孙此时已有建立粤皖奉反直同盟的考虑），由其向陈部拨发相当数量的军费和军械，促其回师广东。而陈炯明此时亦感觉其部长期驻在闽南，四面被围，发展空间有限，不易得到外援，既为李厚基所疑，亦为桂系所忌，不如回到广东，另谋发展，故同意孙中山的回师计划。他派叶举、邓铿、许崇智分任中、左、右路总指挥，自闽南发兵回师广东。8月12日，陈炯明发出粤军誓师回粤通电称：“全军同仁，忍无可忍，乃不得已全体宣誓，冒死杀敌，救我粤人，粉身碎骨，实有荣光。”⁽⁶⁸⁾

因为桂系在广东数年的统治不得人心，陈炯明部回粤得到广东各地民军的呼应和支持，且陈炯明以“粤人治粤”收揽人心，进展比较顺利。8月中旬粤军回师，18日占潮安，20日占汕头，粤军在潮汕地区立下了稳定的根基。9月初，唐继尧和谭延闿分别派出滇军和湘军自西、北方向增援粤军，与东面的粤军共同构成了对广州的三面包围态势。唐继尧且致电陆荣廷，态度强硬地令其速撤驻粤桂军，“还政粤人”。

9月上旬，粤桂两军先是在河源激战，随后在惠州形成胶着。此时各路民军纷起，形势对桂系不利。9月16日，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在朱执信的策动下宣布独立⁽⁶⁹⁾。18日，陈炯明对莫荣新发出最后通牒，令桂军在两个月内退出粤境，桂系军政官员一律免职，并限岑春煊在双十节前离开广州⁽⁷⁰⁾。民军首领李福林与广东地方实力派首领、广东警察厅长兼江防司令魏邦平合作，在广州河南宣布独立，广州桂军已处在四面楚歌之境。在粤军的军事压力下，陆荣廷先还企图“弃惠州各县，麇集省城，稍养锐气，分守兵工厂，俟我桂军到齐肇庆，以全力分路进攻”⁽⁷¹⁾。但形势的发展已不容陆荣廷的拖延之策，9月28日，陆荣廷被迫致电广东方面，表示“为保全地方计，即请粤省诸公公同筹议，妥速选举贤能，继任督军，以维治安，而息纷扰。除陈炯明倡乱逞私，不能交付，此外无论何人出担粤事，桂军在粤一日，无不尽力维持。……一俟粤局底定，桂军即当全数调回，以符不争利权之初心，而顾全唇齿之本旨”⁽⁷²⁾。

为了避免粤、桂两军交战殃及广州市面安定，广东地方士绅出面调停。9月29日，广东省议会议长林正煊面见莫荣新，讨论善后办法。莫虽然知晓桂系已难在广州立足，但仍反对陈炯明接任粤督。林正煊遂与李福林、魏邦平等推举海军次长、广东人汤廷光接任粤督。但莫荣新又节外生枝，索要200万元的巨额开拔费，表示非如此桂军不能撤离。10月初，广东各界维持和平会决定筹款50万元付与桂军，俾其早日撤离。此时粤桂两军在东江前线对峙，莫荣新认为战局有望维持，故又出尔反尔，不愿交权，声明“凡驻粤各军安顿结束事宜，一日未能妥洽，本督军照常维持，断不敢稍弃权责”⁽⁷³⁾。又提出以沈鸿英督粤，桂军留两师长期驻粤，陈炯明部退回闽南，广东承认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的方案。桂系此举无异于继续维持其对广东的控制，引来粤军上下的一致反对及同仇敌忾，双方战火重开，21日粤军攻占惠州，兵临广州城下，桂系方觉大势已去，不能不准备退出。24日，陆荣廷、岑春煊、林葆怿、温宗尧等以护法军政府总裁名义联名发表通电称：“即日自决辞去总裁，解除军府职务，以期回复国家原状，而减愆由于万一。自今以后，当局应从全国军民愿望，依法召集国会，遵循法轨，与民更始。西南诸省亦应顾念全局，迅速促成统一，妥筹善后，苏息民生。”⁽⁷⁴⁾莫荣新则于26日“率同将士宣布取消自主，粤事应听中央政府主持。……一面派出代表切实磋商，一面迭电前方各军相机撤回，赶办收束。兹为保全粤民，减免战祸起见，于中央政府未任专员以前，先率将士让出广州市区，所有维持地方治安事宜，应由粤民所举之新督军负此责任”⁽⁷⁵⁾。随后，莫荣新入广州沙面英国领事馆暂避，马济、林虎收容桂军残部撤离广东。

10月28日，粤军进驻广州，结束了桂系对广东四年多的统治，但陈炯明并不承认先前广东各界推出的汤廷光为督军，孙中山为得到陈炯明对其回粤开府的支持，于11月1日通过广州军政府驻沪办事处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主持广东军政事务，陈炯明从此成为广东的实际统治者。

二　孙中山回粤重建军政府

桂系失去对广东的控制后，为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宣布撤销护法军政府并广东取消自主，又在11月4日由桂督谭浩明宣布广西取消自主，从而在北洋系中引起了对“统一”的鼓噪。10月31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和平统一”令，称“南北纠纷，累年未戢，民生久，国计日殚，国人延颈跋踵，惟日盼统一之日”，令各军民长官“务期导扬文治，康济民生，以巩固我中华民国维新之运”⁽⁷⁶⁾。国务总理靳云鹏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讨论“统一”问题。11月7日，徐世昌主持召开“统一善后事宜”筹备会议，决定在北京国务院设立筹办“统一善后会议”事务处，14日由靳云鹏主持召开了“统一善后委员会”的首次正式会议。不过，北洋系的举动在南方护法各省并未引起应有的反响，显得是自说自话。10月31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发表通电称：“最近粤军回粤，岑、莫败亡，乃相率逃窜之余，辄为取消自主之说，其情可悯，其事可笑。初不意北方竟引为口实，据闻有伪统一之宣布，似此举动，过于滑稽儿戏，直无否认之价值。惟深察北方之用意，实思以伪统一之名义，希图借取外债，以延长其非法政府之命脉。文等用不惮烦，更为正式宣告，须知岑春煊早丧失地位、资格，而军政府依然存在，初不因岑等个人反复致生问题。此次北方宣言，文等绝不承认。”⁽⁷⁷⁾在桂系从广东败退之后，孙中山考虑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因应政治现实，延续护法“法统”，从而与北洋军阀操控下的中央“法统”相抗衡。

为了在广东恢复政权，孙中山需要得到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而在当时南北对立的情况下，为了联合对北，只要不实际干预地方内部事务，西南各省对恢复广东政权也乐观其成，惟有广东的实际当家人陈炯明并不积极，因为广东政权恢复后，具有“中央”的名分，而且又驻留广州，陈炯明实在是不愿意有这个“中央”架在他头上，对其发号施令，妨碍其独断专行，所以他迟迟没有表态，反而电劝孙中山等可以就近在上海处理有关政务。不过，当时国民党内外都有孙中山回粤开府的强烈呼声，陈炯明刚刚回粤，立足未稳，孙中山考虑到陈的情绪，又赋陈以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管理广东军务，全省所属陆海各军，均归节制调遣”的重任⁽⁷⁸⁾。陈炯明不便即时发作，勉强同意了孙中山回粤开府的计划。

11月25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在许崇智到沪敦请后乘轮离沪，28日到达广州，在当晚广东省署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称：“吾国必须统一，惟以民治为统一方法，然后可期长久；武力不过辅助民治之不及，非不得已，不宜轻用”；“此次归来，即本斯旨，于广东实行建设，以树全国之模范，而立和平统一之基础”⁽⁷⁹⁾。

11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军政府，通告称“在广州重开政务会议，继续执行职务”⁽⁸⁰⁾。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发表军政府重建宣言，称“当以护法诸省为基础，厉行地方自治，普及平民教育，利便交通，发展实业，统筹民食，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废督裁兵，进国家于富强，谋社会之康乐”⁽⁸¹⁾。12月7日，军政府各部组成，孙中山兼内务部长，唐绍仪兼财政部长，伍廷芳兼外交部长，唐继尧兼交通部长（未到任前由王伯群署理），陈炯明兼陆军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李烈钧为参谋部长（暂由次长蒋尊簋代理），徐谦为司法部长，马君武为秘书长。

此次孙中山回粤重新开府，因为没有了桂系的掣肘，颇思有所作为。他自兼军政府内务总长，以其先前提出的《地方自治实行法》为蓝本，希望从地方自治入手，推行民主政治实验。孙中山提出的《地方自治实行法》的主要内容是：一、清户口。以现居地为准，一律造册列入自治团体，悉尽义务，同享权利；二、立机关。组织自治机关，使成年人都有选举、创制、复决、罢免权；三、定地价。先定地价，后从事公共经营，庶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四、修道路。凡道路所经之地，则人口为之繁盛，地价为之增加，产业为之振兴，社会为之活动，道路一通，则全境必立改旧观；五、垦荒地。凡山林、沼泽、水利、矿场，悉归公有，由公家管理开发；六、设学校。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学费、书籍以及学童之衣食，当由公家供给。如办有成效，当逐渐推广，及于他事。此后之要事，为地方自治团体所应办者，则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事。“如是，由一县而推之各县，以至一省一国，而民国之基于是乎立”。此次他在广州重新开府，在内政部设立了地方自治、社会事业、劳动、土地、教育、农务、矿务、工业、渔业、商务、粮食、文官考试局和行政讲习、积弊调查所，希望对内政有所革新⁽⁸²⁾。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孙中山的举措多半只能流于形式，而且在其施政过程中仍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其中令他颇为不满的是列强对“关余”问题的处理。

所谓“关余”，是指海关收入在支付各项债务还款及必须开支之后的余额。本来，1919年北京公使团已同意将关余总数的13.7％拨交广州军政府使用，但1920年4月因军政府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出走，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以伍“擅离职守”为由免其职，并请北京政府转告公使团，以后的关余交由岑主持的军政府领取。此后，原本交付广州军政府的关余被冻结。孙中山回粤重建军政府后，财政极为困难，伍廷芳向广东领事团和总税务司多次交涉，要求拨付被冻结的二百余万两关余，但北京公使团以军政府权力仅及广东、孙中山难以代表西南为借口，不同意拨付，使孙中山深受刺激。1921年1月21日，孙中山下令强行接收粤海关管理权，要求“凡在军政府所属各省之海关，须从二月一日起，服从军政府之训令，听其管辖”⁽⁸³⁾。但列强不仅不接受孙中山的通令，而且派出军舰到白鹅潭示威，使孙中山极为愤慨，也使他觉得只有建立正式政府，才能名正言顺地与列强打交道，盖因“时北方徐世昌事事以总统名义行使职权及向外借款，益使南方有成立正式政府之必要”⁽⁸⁴⁾。

1921年元旦，广州军政府举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九周年纪念会”，孙中山发表演说：“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变乱。方针维何？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盖护法不过矫正北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但建议设立正式政府之权，全在国会。国会在北京不能行使职权，而在广州能自由行使，是望国会诸君建议，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东设立一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中华民国前途其庶几乎！余认广东此时实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⁸⁵⁾

对于孙中山的提议，云集广州的各方政治势力有不同的考量。国会议员中有主张选孙中山为总统、组织正式政府者；有主张以委员制建立西南联省政府者，不过主张选孙中山为总统的意见占了上风，其理由仍在于总统代表全国，可获得国际地位与承认，也符合国民心理，否则听由徐世昌“窃据”总统之位，将混淆国内外视听。不过，国会议员的意见对政治运作并不具有根本影响，而实力派的意见则更为孙中山所看重。

在军政府所辖范围内，失掉了广东的桂系仍然控制着广西，四川内部纷争不已，湖南主张“联省自治”，云、贵地处偏僻且对听命于广东不以为然。因此，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的立足点仍在广东，而掌握着广东实权的陈炯明对此不仅不热心而且反对甚力。陈炯明在两院议员招待会上公开声言反对选举总统，理由是在粤议员距开常会法定人数相距甚远，更不足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即令选出总统，仍不得谓之合法政府。如不首先巩固广东自治，再图团结西南，恐难共同对抗直系的武力统一。故当今急务，在保境安民，与邻省联防互保，以免兵祸，不至进退失据⁽⁸⁶⁾。其实，对陈炯明而言，“法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在自己头上再架上位管着自己的“总统”。陈炯明还利用自己掌握的军事实力，嗾使手下军官对选举总统表示异议，提出一旦因选举总统而使广东成为北方的进攻目标，则军事方面能否支持战争实为疑问，以此要挟孙中山让步。孙中山受制于陈，但因陈握有兵权，对他亦无可奈何。据孙中山言：“陈炯明回粤后，对国事则有馁气，对粤事则怀私心。其所主张，以为今之所务，惟在保境息民，并窥测四邻军阀意旨，联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据粤，进可合诸利害相同之军阀，把持国事，可不烦用兵而国内自定。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溃烂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国既不保，吾粤一隅何能独保？……凡此所言，陈炯明虽无以难，而终未肯信。”⁽⁸⁷⁾实际上，陈炯明之所以不愿孙中山出任正式总统，是担心妨碍他在广东的统治，因“陈握广东最高政权，可进可退，于愿已足，匪特不须乎非常总统，即恢复军府，亦属多事，因军府之设，直接则损害其政权，间接则阻碍其南北之地步”⁽⁸⁸⁾。因为陈炯明掌握着广东的实权，孙中山如果在广东建立正式政府，得到陈的支持至少是默认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于陈炯明的反对，孙中山不断向其说服与疏通，并得到了粤军中以许崇智为代表的部分将领的支持。由于陈炯明此时还需要利用孙中山的支持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因此最终同意了孙建立正式政府的主张⁽⁸⁹⁾。

1921年4月7日，在广州的护法国会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因出席人数不足法定人数，遂改开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一、大总统依本大纲之规定行使其职权；二、大总统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三、大总统总揽政务，公布命令，统率陆海军；四、大总统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五、政府设置各部，掌理部务，部长由大总统任免之；六、本大纲自宣布之日实行；七、本大纲自施行之日，军政府组织大纲即废止⁽⁹⁰⁾。当日，非常国会以218票（出席议员二百二十余人）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因其为非常国会所选出，故一般称其为“非常大总统”）。

对于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北京政府及北洋系自然表示反对。4月27日，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发表通电，称孙中山“是少数私党私认之总统，非全数公民公认之总统”；“彼既自绝于国人，当与国人共弃之”⁽⁹¹⁾。在南方阵营内部，陈炯明提出孙中山可暂不就职，或就职后先赴欧美考察，以避免南北矛盾的激化。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在4月9日致电广州非常国会，声明不承认“非法选出”之总统，并在10日致电孙中山，“劝其严词拒绝，勿允轻就”。甚而在表面上对孙中山当选表示支持的唐绍仪和唐继尧，也在私下里对选举持反对态度⁽⁹²⁾。

因为需要疏通己方阵营内部的反对意见，孙中山当选后并未立即就职，直到当选后近一个月，孙中山才于5月5日在广州举行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刘显世于4日发表通电，取消军政府，“所有军政府政务总裁职务，即应解除”）。他在就职宣言中阐述其“拨乱返治”的主张，号召“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主张“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至其内外政策方针为，“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对外“讲信修睦，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和平”⁽⁹³⁾。7日，孙中山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徐绍桢为参军长，徐谦为大理院院长，政府构架的搭建宣告完成。

出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力图在各方面有所作为，诸如刷新政治、发扬民主、厉行节约、致力建设、倡廉反腐、保护华侨等等，希望以此体现新政权的新气象。不过，虽然孙中山有了大总统和正式政府之名，但其政治地位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变化，政府的政令仍只能通行于广东，并由于陈炯明的牵制而难能实行。与那些显得琐碎而不易为、短时间又难收明显成效的举措相比，孙中山上任后的施政方针着重于对外，即通过征讨桂系，平定广西，向外扩张，既可扩大广州政府的基础与影响，打开局面，凝聚人心，团结各方，为实行北伐、统一全国的宏大目标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又可缓解广东内部的矛盾，并以此培养自己信任的军事力量和将领。在这样的思路下，解决退出广东后继续盘踞广西，但却实力下降、内部不稳的桂系军阀，就成了孙中山下一步行动的最佳目标，而桂系在退回广西后，仍然威胁着广东的安全与稳定，并有与北洋军阀联手对抗西南阵营之势，征讨桂系较易凝聚己方阵营内部的共识，得到实力派的支持，因此孙中山将讨桂作为其上任后的首要目标并非偶然。

三　第二次粤桂战争与广西平定

桂系军阀兵败退出广东回到广西后，并不甘于就此蛰伏广西，对他们而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供养自己属下的部队。与富庶的广东相比，广西是贫瘠之地，每年的岁入不过二百余万元，军费支出却占到收入的近半，这还不包括在广东的部队。当广东的桂军退回广西后，军费开支远远超过广西每年的岁入总额，向外扩张实为桂系军阀不得不为之举。何况当经历了广东相对富裕的生活之后，桂军上下对被迫退回广西亦多抱怨连连。所以，桂系在退回广西后无日不在谋划重回广东，并为此而力图得到北洋系的支持。

对于南方阵营内部的分化以及桂系的动向，北洋系自然是乐观其成。从大总统徐世昌到国务总理靳云鹏再到他们背后的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等，都对孙中山在广东重组政府与北方抗衡非常不满，力图打消，而桂系为自身利益而通款北方，当然为他们所喜，正可借此支持桂系反攻广东，推倒孙中山政府，实现南北“统一”。1920年10月30日，北京政府致电曹锟、张作霖及各省督军，表示“西林（岑春煊）引退，军府收束，并经分电西南各省取消自主，由中央分别接管，是军府已将西南统治之权归还中央，统一时机完全成熟，亟应及时妥筹办理，以资收束”⁽⁹⁴⁾。12月29日，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粤桂边防督办，1921年1月9日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5月任命陈炳焜为梧州护军使，摆出了支持桂系与孙中山对抗的姿态。此后，桂系与北洋系信使往还，联络密切，北洋系允诺给桂系以实际的财政和军械支持，从而也对刚刚在广东重新开府的孙中山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促使孙中山下决心对广西采取军事行动。

1921年5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讨桂而后北伐，掌握对北洋系斗争的主动权。北京政府则企图利用粤桂矛盾，挑动桂系攻粤，坐收“统一”之利。桂系在败退广西后颇思回粤，又得到北京政府的支持，自然对攻粤颇为积极。6月13日，陆荣廷下达攻粤令，以林虎、沈鸿英、马济、陈炳焜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司令，由广西出动，分路进攻广东南路、北江、钦廉、肇庆，总兵力有六七万之众。面对桂系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西南阵营各省为自身利益计，对讨桂态度趋向一致，孙中山得以大总统名义号令各军，展开讨桂战争。他以陈炯明为讨桂军总司令，率许崇智第一路、魏邦平第二路、叶举第三路会攻梧州；翁式亮第四路、黄志恒第五路、何国亮第六路出击钦廉；李烈钧率滇、赣军自湖南攻桂林，谷正伦率黔军自贵州攻柳州，形成合击桂军的态势⁽⁹⁵⁾。与孙中山有隙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对此次出师亦态度积极，发表通电称：“桂贼无状，先开兵衅”，“炯明将率三军，保障乡土。……歼除桂贼，以拯救粤人。”⁽⁹⁶⁾

6月20日，粤桂两军在桂东南的粤桂门户——梧州一线展开战斗，粤军士气高涨，连获胜利，对梧州形成包围之势，除了海军之外，粤军还出动了当时少见的空军助战。梧州防卫司令卓伟民、桂军游击司令刘震寰战前即与广东方面有所接洽，此时决定倒戈。25日，陈炳焜见事无可为，放弃梧州，次日粤军进占梧州，打开了入桂的东南大门。与此同时，李烈钧指挥滇军与赣军自湖南出兵桂北，于7月13日占领桂林，打开了入桂的东北大门。驻贺县的桂军沈鸿英亦发表通电称：“自治为近日潮流所趋，联省即将来统一之计”，“鸿英勉循军民之请，即于7月10日就救桂军总司令之职，脱离陆氏命令，与粤军一致行动，并从省议会诸君之后，厉行自治，而与西南各省联合一气，共奠国基。”⁽⁹⁷⁾

桂系自广东退回广西后，陆荣廷的威望受到严重影响，首领地位已经动摇，上下失和，将相猜疑，内部矛盾渐起，影响到桂系内部的军心和团结。在这种情况下，陆荣廷不仅不能有效地整合内部关系，反而轻率决定发动对粤战争，而实际上桂军的作战意愿并不强，统兵将领为保存实力亦不愿力战，当战事初步失利后，桂军不能坚持，显出分崩离析之势，粤军则乘胜而击，扩大战果，各地民军纷起响应，使战争很快呈现出一边倒的势头。桂军先后失守梧州、桂林后，各部纷纷自谋出路，脱离桂系，粤军兵锋直指南宁。陆荣廷于无可奈何之下，7月22日与谭浩明发表通电，称“因年老病衰，久思息影，……倾接总司令沈鸿英等通电，主张自治，荣廷夙持爱民主义，乐于赞同，当即电饬该总司令等维持本省治安，勉负完全责任”；自身“解除兵柄，引退林泉，一切军民各政，概不与闻”⁽⁹⁸⁾。此后，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等及追随他们的桂军残部退居桂南龙州。23日，粤军不战而入南宁。9月下旬，粤军各部进逼龙州，桂军无力抵抗，30日粤军克龙州，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等逃往越南⁽⁹⁹⁾。

孙中山发动的讨桂战争（第二次粤桂战争）为时三个月，虽然粤军兵力并不较桂系为优，但却进展顺利，平定了广西，实现了两广统一，扩大了广州政府的势力范围与影响力，并使孙中山得以集中力量筹划北伐统一事业，但讨桂战争也使陈炯明的实力大为增长，对孙中山的离心倾向日渐发展。8月8日，陈炯明进入南宁后，即利用他“全权办理桂省军事善后事宜”的有利地位，成立广西全省善后督办处，除了在广西的粤、滇、黔、赣诸军均归陈节制外，他还收容散落桂军，扩大自身实力，军事力量渐趋其顶峰时期。陈炯明还在南宁召集广西省议会和各县代表会议，讨论“广西和平秩序及改造方法”，并在8月18日致电浙江督军卢永祥，支持他“先定省宪，以树民治之期，进制国宪，以图统一之效”；“拟请各省区代表集沪开议，协立大法，付诸国民公意”的主张，请卢“领衔通电全国，定期在沪开会。届期当派代表出席，敬随诸公之后”⁽¹⁰⁰⁾。陈炯明的如此主张与孙中山企望通过北伐实现统一全国的宏图显有距离，孙中山仍然面临着整合己方阵营内部关系的艰巨任务。

第三节　牵动南北的援鄂战争

一　“鄂人治鄂”与援鄂战争的发端

1921年下半年在湖北境内爆发的援鄂战争，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规模较大的地方战争之一。卷入战争的除了湖北地方势力及临近省份湖南和四川的武装力量之外，直系吴佩孚的介入，更使战争的范围扩大化，时间延长化，成为牵动南北各方政治力量敏感神经的重要事件之一，并影响到其后南北政治格局的发展。“从整体看，援鄂战争的政治形态表现为，以吴佩孚为代表的主张‘武力统一’的北洋中央军阀为一方，以赵恒惕、刘湘为代表的主张‘联省自治’的西南军阀为另一方，这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一次军事上的较量”⁽¹⁰¹⁾。

援鄂战争的发端，主因在于湖北内部外来军队与本地绅商关系的恶化与矛盾的发展。出身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自1915年12月上任，督鄂有年，基础雄厚，又因在直皖战争期间的“表现”而升任两湖巡阅使，成为与曹锟、张作霖鼎足而立的北洋军系“三巨头”之一。王占元在任期间，为政贪渎，重用同乡，压制党人，与商争利，搜刮谋财，敛财数千万，甚而利用兵变向商民勒索。如时人论，“综揽军民全权，苛政繁兴，秽恶山积。除吞蚀军饷，及北洋督军唯一财源之‘截旷’尽入私囊不计外，如法外剥削，非法侵占，以及伪造湖北官钱局钱票数千万，皆为社会共见共闻之事实”⁽¹⁰²⁾。王之所为引起湖北绅商及鄂人的强烈不满。在当时各省涌动的“地方自治”浪潮的背景下，被不少鄂人认为是“亡省”，提出“鄂人治鄂”的主张。1920年8月，大总统徐世昌在直皖战争结束后下令免除安福系湖北省长何佩瑢的职务，任命王占元推荐的儿女亲家、山东人孙振家署理湖北省长。湖北绅商为抗拒此项任命，发起“拒孙”运动，“誓非请政府收回成命不可”，“力持鄂人治鄂主义”⁽¹⁰³⁾。在湖北绅商的抵制和舆论的压力下，徐世昌在9月又改任湖北人夏寿康为省长，暂时缓解了矛盾⁽¹⁰⁴⁾。不过，湖北绅商并未就此罢休，随着他们与王占元矛盾的发展，他们逐渐酝酿发动“驱王”运动，力图推倒王占元的统治，实行“鄂人治鄂”。1921年年中，湖北的“驱王”运动渐趋高潮。以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会为中心，多次集会，发动请愿，要求罢免王占元的职务，查封其财产，实行“鄂人治鄂”，疾呼“政府如果还不痛快答应，我湖北人死里求生，终究要想几个自治的方法，伸我民气，戮彼凶人”⁽¹⁰⁵⁾。与此同时，在湖北的国民党人亦开始运动民众，组织民军，将“驱王”从舆论层面推向实际层面。

湖北“驱王”运动兴起后，虽有民间和舆论的强烈支持，但是，督军拥有武装，仅凭民意实难撼动其地位，何况撤换一省督军涉及错综复杂的军阀派系地盘之争，北京政府也不敢轻易做主。所以，尽管王占元在湖北非常不得人心，而当湖北绅商提出“驱王”的要求后，北京政府的对策只能是拖延，大总统徐世昌以“责任内阁制”为由将其推给国务总理靳云鹏，而靳云鹏则对湖北请愿代表称：“就法律论，王占元应当罢免；就事实论，尚未到罢免时机。”⁽¹⁰⁶⁾从而又将此事搁置起来。“鄂人以全力逐王，而政府反以全力保王”，和平请愿活动没有结果，使湖北绅商颇为失望。不过，“驱王”运动得到湖北省内社会各界普遍支持，他们在无法依靠北京政府撤换王占元，自身又无实力驱逐王占元的情况下，开始图谋借助邻省力量，实现武力“驱王”。他们首先向毗邻湖北的湖南求援，反复说明湘鄂一家，湖北为湖南之门户，湖南主张自治最力，而自治断非一省所能成功，只有联省自治，自治之基方可牢固，因而鄂人不能不求助湘人，而湘人不可不援助鄂人⁽¹⁰⁷⁾。游说湘督赵恒惕，称湘军出省援鄂，急人之难，一举占领武汉，四方风起云从，联省自治可望成功；汉阳兵工厂可源源供应湘军军火，湘军两师驻防鄂南，军饷亦可由湖北供给大部，财政困难可以减轻⁽¹⁰⁸⁾。当时赵恒惕正谋向外扩张，成立“联省自治”政府，以缓解省内财源枯竭、军饷无着的困窘，鄂人的请求正可给赵以对外扩张的口实，湖北的地盘对赵亦有很大的诱惑力，而且赵还可借出兵缓和省内的派系斗争（谭延闿虽下野离湘，但谭系人马仍在，对赵时有异心）。故“赵之援鄂，非为鄂也，为湘耳”，并且“颇有吞并湖北之野心”⁽¹⁰⁹⁾。赵恒惕本来担心吴佩孚的态度，事先曾派人赴洛阳试探，吴佩孚表示不支持王占元，对其他事项则未置可否，而赵却以为得到吴的默认，因此在1921年6月20日的军事会议上，赵恒惕决策出兵援鄂⁽¹¹⁰⁾。

为了壮大己方出兵的力量和声势，赵恒惕又说动正在长沙的前川军总司令兼川督熊克武在四川运动武装出兵援鄂，并谓“川湘与鄂地域相接，援助鄂人自治，固为义不容辞。……务望同时并举，以期双面夹攻，俾联省自治早日实现”。他建议“湘川各出三师，湘以主力包武汉，川以主力出襄樊宜荆，会师武汉”。熊克武下野后奔波于西南各省，图谋另有发展，对此当即首肯。7月7日，熊密电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言称“大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吾川须从速准备，应此潮流。本军尤宜避去内争，向外发展。现鄂王为众毁所归，已呈不稳之现象，如出兵助成鄂人自治，实为不朽之伟业。昨与炎午（赵恒惕）密商，决定川湘各出五混成旅。请探察甫澄（刘湘），渠如对此意旨赞同出兵，则举办较易，倘尚迟疑，则本军单独亦须进行，武装准备停妥，克期发动，即回川与兄等共办此事。”7月中旬，熊克武回到重庆，部署川军援鄂事宜。四川实力派领袖、川军总司令刘湘考虑到直系的态度，对援鄂本有犹豫，但湖南出兵在前，川军出兵正可顺水推舟，占领鄂西宜昌、沙市地盘后可得实利，故亦“完全同意”，并认为“大局如斯，更难坐视，失此不图，湘军独下武汉，吾川他日对南对北，均无发言之资格”⁽¹¹¹⁾。所以最终也同意出兵。

对于湖北的“驱王”自治运动，直系大将吴佩孚一直予以密切关注，因为湖北处在毂南北、沟通东西的重要战略地位，又是直系已占多年之地盘，直系既不能容忍他人染指，亦不能听任其“自治”，因此，当鄂人向吴佩孚请愿撤换王占元时，为吴所拒，并称：“如果各省都像你们这样，全要求自治，那还要政府干什么？要是各省军政都归各省自己办，那么中国不成了五胡十六国了吗？”⁽¹¹²⁾但王占元虽同为直系大将，却对吴佩孚存有戒心，担心其取代自己的位置，有与张作霖接近的趋势，故吴亦无保王之意。

可是当湖北“驱王”运动由“文斗”发展为“武斗”，且湘、川外省军队准备介入时，吴佩孚则不能不干涉，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维持直系的地盘，而且关系到吴心目中打破西南分离局面、实现由直系主导的“统一”大业。7月中旬，曹锟在保定召集直系将领军事会议，讨论湖北问题，吴佩孚认为：“这不是湖南与湖北问题，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助长南人反对北人的气焰，非把他们赶回去不可。”⁽¹¹³⁾因此，此次会议决策出兵，直系由此成为援鄂战争的第三方。

湘、川、直三方在“援鄂”的名义下，各有各的考虑，各有各的利益，然而当他们摩拳擦掌准备出兵作战之际，颇有反客为主之意，而本来高唱“鄂人治鄂”的湖北各界，当战争来临时，似乎倒成了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局外人，这也是此次战争在“援鄂”名义下的吊诡之处。

湘、川方面的“援鄂”表示鼓舞了鄂人通过“驱王”而争取自治的决心。旅湘鄂人绅商首先行动起来，在长沙组织了“湖北自治政府”和“湖北自治军”，推蒋作宾为临时省总监，“管理全省军民政务，统率全省军队”，孔庚为政务院长，驻长沙的鄂军团长夏斗寅为前敌司令，打出了“声讨祸国殃民之王占元，以铲除自治之障碍”的旗帜。7月24日，湖北各界万余人联名发表通电，痛责王占元“盗鄂七载，痛毒四方”，宣言“今以群策群力，创立湖北自治军。复以集思广益，制定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昭示自治之轨道。”⁽¹¹⁴⁾26日，湘军举行“援鄂自治军”誓师大会，赵恒惕发表誓词称：“我湘之于各省自治，实富有督促进行之责，义至正任至重也。”⁽¹¹⁵⁾为将要爆发的对外扩张、获取地盘的战争涂上了一抹“正义”的色彩。二天后，“援鄂”战争在湖北打响了第一枪。

二　吴佩孚强势介入与援鄂战争的结局

援鄂战争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战争爆发到王占元下台，主要是湘军与王军的战争。

7月26日，赵恒惕举行援鄂誓师式，誓词声称：“我湘之于各省自治，实负有督促进行之责，义至正任至重也。”⁽¹¹⁶⁾28日，赵恒惕发出总攻令，湘军正面以夏斗寅率队为前锋，由岳阳、临湘攻击蒲圻，第二师师长鲁涤平率第一、第二师随后跟进，此路为湘军主力；右路以第一混成旅旅长叶开鑫率部由平江攻击通城，左路以第八混成旅旅长唐生智率部从澧县攻击公安、松滋。第一师师长宋鹤庚统一指挥各部的行动，赵恒惕自任援鄂军总司令，坐镇长沙。对湘军的进攻，王占元亦兵分三路抵挡，其中孙传芳为前敌总司令兼中路司令，刘佐龙为左路司令，王都庆为右路司令，分别阻击湘军的进攻。同时，王占元急电北京国务院、陆军部及曹锟、吴佩孚，声称“前方紧急，亟待增援”，要求曹、吴“电催各援军，迅速南下”⁽¹¹⁷⁾。但王占元又担心吴佩孚借机向湖北扩张势力，所以又要求“政府派遣援军，请从奉、豫两省指拨，不必令吴佩孚派兵赴援”⁽¹¹⁸⁾，寄希望于“诸公义重袍泽，必挽狂澜”，因“此次湘军北犯，实非局部问题，而为大局安危之关键”⁽¹¹⁹⁾。王占元对吴佩孚的戒心也是吴不愿立即伸手救王的原因之一。

湘军与王军交战的主战场在中路，自7月29日至8月5日，两军在羊楼司一线交锋，作战激烈程度为北洋时期内战中所少有，双方屡屡发生肉搏战。结果湘军获胜，连克鄂南重镇，孙传芳部防线被突破。8月5日，王占元发出通电称：“前敌苦战历八昼夜，将士疲劳已极。本省军队无可抽调，萧（耀南）总司令全师来汉已逾五日，经占元渡江两次敦请，萧总司令亦慨允赴援。奈以原定行军计划，非各军到齐，不便前进。……力尽援绝，何能持久？占元识虑弱，纵使勉强支持于一时，而外顾环境，将来必有穷于应付之势。”发了一通牢骚之后，王占元表示“现已电呈中央，坚请辞职”⁽¹²⁰⁾。7日，湘军夏斗寅部占蒲圻，10日占咸宁汀泗桥，距武汉不过百余里，震动武汉三镇。赵恒惕遂于此时致电王占元，劝其下野，电称：“湘鄂唇齿相依，年来联防互保，赖以宁息。……近顷鄂省之议会及各界人士前后来湘历诉，其不慊于我公督鄂之苦衷，抱定自治为救省之方策。……敢请当机立断，顺应民心，敝屐高位，使邻省顺序革新，完成自治。”王占元回复赵电称：“已再电中央，力伸前请，一俟有人接替，当即释戈解甲，归老田园。”⁽¹²¹⁾此时王占元也顾不得此前他不愿吴佩孚出兵的表示，连电向吴佩孚求援，但吴却没有积极反应，“萧师观望不进，闻与鄂自治军暗行接洽，意在共谋逐王，窃据武汉”⁽¹²²⁾。在外有湘军压境，内无救兵相援的情况下，王占元发表通电，声称“默察大势，非实行自治，无以应潮流而救危局。况军阀揽权，久已为世诟病，占元素性淡泊，更何苦以衰病乞退之身，冒拥兵自卫之名”⁽¹²³⁾。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王占元在北京政府已失奥援。11日，王占元遵令解职并离开武汉，湖北的“驱王”运动得到了初步成果。

援鄂战争的第二阶段开始于王占元下台至直湘议和，主要是直军与湘军的战争。吴佩孚对“援鄂”早有准备，但在战争开始后，王占元迭电求援时，吴却一副事不关己之态度。其原因在于，王督鄂多年，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而且王占元因其个人利害关系而有接近奉系的动向，更不为吴佩孚所喜，故吴佩孚有意借机逼王占元下台。但吴佩孚从来也没有考虑任由鄂人“自治”，他认为“鄂踞长江上游，为国家中枢，系中原屏障，一旦有失，则中原动摇，京师危险”⁽¹²⁴⁾，因此为了在军事上占据主动地位，吴佩孚在战争爆发前即派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和靳云鹗的第八混成旅赴鄂，部署在武汉以北，随时可以出动应战，并令赣、豫等省援军准备出动，表面为助王，实际是等待形势变化，占据湖北地盘。8月4日，因王军不支，萧耀南令第八混成旅接防王军防线，吴却电责萧耀南，“现鄂防迭次告急，皆由王督自相惊怯，藉以催援军之急进，代彼负责效力耳”；“支配布置，权衡应由我操，何得听王督随时调动，错误军机”⁽¹²⁵⁾。其借机逼王下台之势呼之欲出。待王占元自请辞职，吴佩孚、萧耀南被任命后，有了名正言顺的地位，吴佩孚立即不避嫌疑，着手控制湖北局势，遏止湘军的攻击势头。他以实力为后盾，主张“和平解决”，提出由湖北“省议会实行宪法，与西南各省为联省之自治，并以种种有利于湘军之条件，予以确切之保证”⁽¹²⁶⁾。实际上，吴佩孚在已获得湖北地盘的情况下，是以允诺湖北“自治”的“大度”之举，谋求舆论的支持并分化湘军的反对，以争取时间，稳固直系对湖北的控制。赵恒惕对吴佩孚的“和平解决”提议本有意考虑，表示将“饬各军停止前进，静候和平解决”⁽¹²⁷⁾。但湘军上下自认“驱王”有功，不甘心胜利果实落入吴佩孚手中，提出和平条件为，裁撤王占元所部军队，撤退部分直军，保证湖北自治，偿付湘军援鄂军费等。吴佩孚已经视湖北为其地盘，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条件⁽¹²⁸⁾。8月12日，吴佩孚以两湖巡阅使身份抵达汉口，他提出湘军应完全撤出湖北，为湘军所拒，而湘军提出的条件亦不能为吴所接受，双方和谈破裂，17日直军与湘军在前线开战。

直军与湘军的战争主要沿湘鄂边境一线展开。吴佩孚自任援鄂前敌联军总司令，由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所部及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在左路攻击粤汉路汀泗桥、贺胜桥、咸宁一线的湘军，这是直军主力所在；第八师师长王汝勤指挥所部为右路，在石首、公安、监利一线取守势，监视湘军行动；吴佩孚指挥两个旅为中路，在金口、嘉鱼、罗山一线出击，居间策应左、右两路⁽¹²⁹⁾。吴佩孚利用海军第二舰队的炮火优势为陆路作战的掩护，同时密令在金口上游掘堤引水，“南军死者数百人，辎重损失尤巨”。17日，直军占嘉鱼。19日，吴“急令直军将蒲、咸间之拦江堤挖断，溃口至四百余丈。湘军防线被水冲动，遂向后退”，沿江北岸为直军所据。此后直奉矛盾激化时，张作霖曾通电揭露吴佩孚在战争中决堤放水，淹毙湘民数十万，损失财产数千万，但吴发表通电认为是“莫须有之谈”，予以否认。而深知内情的吴氏贴身幕僚白坚武在日记中写道：“吴子玉战湘军，决湘堤以灌之，淹没四县。此四县之人民何辜？非万不得已，则决不可用兹毒举。”⁽¹³⁰⁾可见掘堤事并非子虚乌有，不过是军阀战争中为争胜而不择手段之一例而已。此后，直军与湘军在汀泗桥一线激战，湘军一度攻下汀泗桥，吴佩孚乃亲率卫队督导反攻，与湘军展开肉搏战，“肉搏甚久，湘军疲顿难支，渐形后退，直军复夺汀泗桥”⁽¹³¹⁾。25日，吴佩孚下总攻令，“湘军之在前敌者，人数虽达四万，而枪械则甚缺乏，又以强弩之末，与生力军敌，终非易事，以故节节失利”⁽¹³²⁾。28日，直军占湘鄂门户岳州，长沙震动，湖北自治政府和自治军亦无法支持，蒋作宾、孔庚等登轮赴上海。

直军攻下岳州后，湘军无力再战，在直奉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曾令吴佩孚继续南进，以利“统一”大业，但吴佩孚在回电中表示：“中央究竟已备若干兵费，足以进行战争，请先电示。否则兵临前敌，仍如七年佩孚在衡情状，实非能堪。赵恒惕求和是诚，苟粤不来攻，仍可乘势收拾。英美领事，先后面述速息内争。美使晤萧督，亦以息战为请。内察国情，外采舆论，暂约停战，以待和平。”⁽¹³³⁾吴佩孚之所以不主张继续南进，并非其不愿“统一”，而是顾忌湖南乃西南方面必争之地，湘军实力尤在，川军入鄂后与湘军形成对直军的两面夹击之势，再战并无必胜把握；直奉矛盾正在发展，奉系有与皖、粤联手对直之势，直系不能不有所防备；孙中山在粤桂战争中获胜后，有继续北伐之计划；故吴佩孚不主张将直军多数兵力牵制在南方，而主张见好就收，对湖南暂时维持现状，以待情势的发展。“盖吴氏心目中之大敌，在南为粤孙，在北即奉张，其余皆可结交联防协同动作”⁽¹³⁴⁾。如梁启超所论：“湘一旦败归，则湘局已不在现时当局者之手，全湘必折而入粤，而赣亦随之而去，彼时北张（作霖）南孙（中山）皆吴劲敌，……若趁今日与湘提携，则长江指挥若定，南北两政府虽极不愿而不能反对，则大局瞬息而定矣。吴若必欲迫湘军出境，是不异自翦其羽翼以资敌。”⁽¹³⁵⁾有鉴于此，9月1日吴佩孚与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在岳州江面的英国军舰上举行会谈，议定休战协议，直、湘两军大体以汨罗江为界，各自撤归鄂、湘境内，不得再有作战行动⁽¹³⁶⁾。至此，直湘两军的战争结束。

援鄂战争的第三阶段为直军与川军的战争。川军前此虽同意出兵援鄂，但因内部缺乏统一步调，迟迟未能出兵，直至9月1日才开始沿长江南岸进军，攻击川鄂门户——宜昌，此时直军与湘军已经停战，吴佩孚曾致电刘湘提议罢战，但川军已推刘湘为援鄂军总司令，但懋辛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挥，大军出动，成骑虎难下之势，直川间战事仍不可免。不过，川军与湘军本来在战前约定可以由东西两方互为声援，夹击直军，结果因为出动的时间不一，最后成了各自为战，自然对吴佩孚调配兵力、各个击破是有利的。

直军在宜昌的守军只有两个混成旅，由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任鄂西防务总司令，兵力数量远不及当面川军的三个师四个混成旅，故面对川军的攻击步步退却，因“彼众我寡，伤亡相继，现已陆续退却”，开战不多日，宜昌已是岌岌可危⁽¹³⁷⁾。此时驻宜昌的英、日等国领事以保侨为名出面干涉，要求交战双方从9月5日起休战三日，协商和平解决方案，给了直军喘息之机。吴佩孚借此时机，亲率第三师一部与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八师一部及第八混成旅增援宜昌，兵力总数超过了川军。9月16日吴佩孚抵宜昌，正值“川增兵数万，宜沙危急”⁽¹³⁸⁾。川军猛攻，直军“势已不支，纷纷退下，宜城岌岌，正在垂危”⁽¹³⁹⁾。吴佩孚亲率卫队督战，卒使直军转危为安，稳住了防线。此后直、川两军在宜昌周边展开为时十余天的激战，直军中以北方人居多，不习惯山岳作战，而“川军娴习山道，每遇悬崖峭壁，辙以铁钩攀而上，北军莫名其妙，皆甚骇诧，以故崇山峻岭之中，时有川军踪迹，忽隐忽现，川军之敏捷灵变，实较北军为优”。17日至18日，“两昼夜激战，统由吴子玉督率，盖士无斗志，每一临阵，即退却”⁽¹⁴⁰⁾。但由于吴佩孚的战术灵活，并不与川军在正面过多纠缠，而以两翼反击为主，同时调孙传芳部及海军增援，请陕督冯玉祥派兵南下鄂西助战，而川军远道入鄂，军饷军械接济困难，加之孤军作战缺乏友军支持，势渐不支，从9月24日起开始全线退却。此后直军转守为攻，连占秭归、巴东、兴山等地。但川军于节节后退中阵形未乱，仍有与直军对峙的本钱，四川易守难攻，吴佩孚亦暂无图川之心，战事发展至于停顿。10月27日，吴佩孚发表通电，表示谋和之意：“川湘鄂既曾联防，则无宿仇也；鄂未先越雷池一步，则无侵略川湘野心也；鄂省向未干涉川湘内乱，则川湘尤不应有此横逆之来也。自战端开始，以迄于今，鄂省始终谋和，非自逞武力也。”⁽¹⁴¹⁾其后吴佩孚将宜昌防务交孙传芳负责，于30日回到武汉。

直川战事停顿后，双方开始议和，但“川军条件甚苛，如湖北改总司令，荆沙宜汉允驻川军，偿我此次损失等项”，直方不能应允⁽¹⁴²⁾。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讨价还价，直到12月22日，刘湘的代表张梓芳（另一说为宋毅夫）与吴佩孚的代表孙传芳在宜昌拟定议和协议草案，于1922年3月7日正式签字。其主要内容为：直川两军各自退回原驻地，各守边境；川盐运销楚岸，川鄂两省平均分配盐税收入⁽¹⁴³⁾。至此，这场牵动南北多方纠结参与其中的援鄂战争最终结束。

直系及吴佩孚虽不是援鄂战争的发起者，却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吴佩孚成功地利用“鄂人自治”的呼声，假手赵恒惕，驱逐王占元，而后出兵夺得湖北，获得了胜利的果实。湖北政权依旧控制在直系手中，王占元易为萧耀南，虽然在形式上满足了“鄂人治鄂”的主张（萧耀南为湖北人），但不过一个直系督军易为另一个直系督军，还是武夫当政，所谓“鄂人治鄂”空成画饼。但是，吴佩孚也为此付出了损失声誉的代价。“吴自推倒皖系以来，其声誉为北方首屈一指之人物，而十年援鄂之役，军事虽取得胜利，名誉却大受影响。论者谓：吴不要地盘，要的是两省地盘；不做督军，做的是两省巡阅使。过去不投机不取巧，现则借湘军之力倒王，以缓兵之计败湘，而湖北地盘稳稳到手”⁽¹⁴⁴⁾。吴佩孚出任两湖巡阅使，使直系在全国巡阅使中三居其二（另二位是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和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既加强了直系的政治地位和吴佩孚个人说话的分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直奉间原有的脆弱平衡；直军的胜利打破了奉系向南扩张的可能，并占据了“九省通衢”武汉，控制了京汉铁路全线，向北可以呼应中原，向南可以威胁西南，获取了十分有利的战略空间。湘军死伤惨重，未获其利，战后反因直军占领岳州而面临着直系的直接威胁⁽¹⁴⁵⁾。赵恒惕为了缓解湘军内部对他决策参战的批评，倡言“此次之战，虽属失败，然为自治而战，虽败犹荣”⁽¹⁴⁶⁾，也不过是说些大话而已。川军退回川省后，虽然获得了川盐销楚的实际经济利益，但却因各派推卸作战不利的责任，导致军阀战争又起，刘湘、杨森等求援于吴佩孚，使直系触角得以伸入四川，也对直系扩张势力范围有利。总体而言，直军的胜利为其扩张势力，排挤奉系，结束对北京政府的共治局面，从而独占中央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吴佩孚在战争结束登轮回程途中赋诗言志：彝陵风雨洞庭秋，一叶扁舟驶上游。东北烽烟犹未熄，西南鼙鼓几时休。庐山面目真难现，巫峡波涛惯倒流。独坐梢头思逝水，江声咽尽古今愁⁽¹⁴⁷⁾。如时人所论：“吴氏偏师来鄂击退湘军，遂以两湖巡阅使之名义，占有鄂省之地盘，虽王氏肆其远交政策，联奉拒吴，而其结果，吴氏势力益见扩大，奉直冲突又益接近矣。”⁽¹⁴⁸⁾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　中共组党的酝酿及其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最初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其重要性却日渐凸显，并且真正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事件。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的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争取自身权益，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不过，中国在19世纪中叶刚刚被列强以武力打开大门，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很有限，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很有限。目前所知，1899年由李提摩太据英国人企德著《社会进化》编译而成的《大同学》，初浅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并将马克思称为“百工领袖”。因此《大同学》在《万国公报》的连载，可以认为是马克思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开端⁽¹⁴⁹⁾。20世纪初，国人有感于国家危机而纷求救国之道，各种西方学说均成为国人关注介绍的对象，其中经由留日学生通过日文译本和日文著作而引介的马克思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1902年，戊戌维新失败后避难日本的梁启超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其中称麦喀士（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开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之先河。后来他又发表过不止一篇文章，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出他对新知的敏感。此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及其基本观点——唯物论、辩证法、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等，均陆续被介绍到国内，为国人所知。但此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尚不发达，工人阶级仍在成长，马克思的学说被介绍到中国后，主要是作为学理探讨的对象而非斗争实践的指南。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派，在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朱执信、戴季陶等），尤其是在如何改善民生方面，他们因为有欧美各国的生活经历，目睹了资本主义之弊端，因而亦较易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但他们了解与接受的马克思学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的距离，尤其是他们始终主张实行西式民主，反对阶级斗争，从而基本上仍可归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得益于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及其影响，中国民众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对西方列强的普遍失望与拒斥心理，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等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创造了契机。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得其助力仍在发展，各种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数量增加不少，但其主导趋向却有了明显的变化，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蔚为潮流。除了《新青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外，其他一些杂志（如《每周评论》、《国民》、《建设》等）和报纸（如《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等）都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文以至专栏。以1920年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为标志，马克思主义著作纷纷被译介出版，更扩大了其影响。当然，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下，也有不少其他各派的学说被介绍进中国，由于各派学说纷呈，其间还引发了数次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说通过这样的论战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¹⁵⁰⁾。

中共成立的阶级基础被定义为工人阶级。经过民国创立的推动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发展，中国的现代经济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较前有了一定的进步，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阶级的成长。五四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其后各地的工人罢工运动时有发生，其中也包括一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干政的政治性罢工，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在工人中的政治性鼓动与组织。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毕竟还比较弱小，政治诉求的表达与组织程度仍然远远不够成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工人中的影响仍然不大，作为中共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此时多半还是理论上的基础而非实际中的基础。中共的建党活动主要还是由一部分知识分子经由马克思主义熏陶后，在苏俄革命影响下的组织实践。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革命，推翻沙皇政府，成立了由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实即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国家政权层面进入实践过程。俄国革命的消息传至中国，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引起热烈反响。李大钊撰文，鼓吹“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枫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为此，李大钊充满激情地欢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¹⁵¹⁾1919年，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第6卷第5、第6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系统的阐释，并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意义。李大钊的言论，反映了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也是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历程中所走过的共同道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陈独秀，曾经专门阐释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他的回答是：“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他的结论是：“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外国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¹⁵²⁾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中俄间所订之一切密约与协约，放弃帝俄在华所有特权及租界、庚子赔款，将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无偿归还中国，并希望与中国就此进行谈判。次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由加拉罕署名发出《致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函》（中译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宣言》，即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上年声明的主要内容，并向中国政府提议磋商废除旧约事宜，在双方完全平等与互相尊重主权完整的基础上缔结新约，建立外交关系⁽¹⁵³⁾。苏俄二次对华宣言，虽然实际上对旧俄在华利益（如中东路）仍有坚持，但毕竟公开表示放弃旧俄在华特权，显示出与列强在巴黎和会的对华压迫态度非常不同的姿态⁽¹⁵⁴⁾，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为苏俄扩大在华影响添了分，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华的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对十月革命、苏俄影响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关系的形象表达。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的组织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传播进入具体实践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实践过程的发端及其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则为水到渠成之事。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各地已有不少以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名义出现的、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团体。在这些团体联合组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革命成功之后正在广泛寻求盟友的苏俄给予了大力支持。1920年春，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外事处派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华⁽¹⁵⁵⁾，寻求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并探讨建党的可能性。维经斯基来华后，在北京和上海“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年8月，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设立东方民族处，下属机构设置包括了中国科。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成立，负责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并在出版与宣传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¹⁵⁶⁾。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受命抵达上海，帮助中共的建党工作⁽¹⁵⁷⁾。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写道：建党“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也许过上一年就能形成一个真正组织完善的政党”⁽¹⁵⁸⁾。

1921年7月23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现兴业路七十六号）秘密举行。出席此次大会的有各地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日本的周佛海，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以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陈独秀时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两人均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而没有出席。7月30日晚，开会地点突遭租界巡捕的搜查。31日，会议转移到距上海不远的沪杭铁路线上的江南小城——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进行并在此结束⁽¹⁵⁹⁾。

中共“一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组织上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并为新生的中共规划长远纲领和近期工作。大会听取了各地代表对组党活动情况的报告，并讨论了国内形势和中共成立后的任务及组织等问题。有代表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发展还不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范围也不广，因此，中共成立后应该着重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再以此动员工人群众，为此，中共更适合成为公开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更多的代表则认为，共产党应该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目标，为此就要积极领导和参加工人运动，不能以合法和公开作为建党后的目标。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有代表认为，共产党员可以参加选举，当议员做官，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也有代表反对这样的意见，认为是放弃革命原则，对资产阶级有幻想。与此相对应，有代表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定立场，与其他党派斗争，南北政府皆为一丘之貉，另有代表认为，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比北京政府进步，应该支持孙中山，并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马林在会上介绍了列宁关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应与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相结合的理论，但并没有为多数代表所接受，“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思潮对中国的强烈影响”⁽¹⁶⁰⁾。经过激烈的讨论和争论，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宣示中共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出中共当时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精神，不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及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一切宣传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的监督，不得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党中央应每月向第三（共产）国际报告工作⁽¹⁶¹⁾。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共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书记，组成中共领导机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完全新式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发端，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共服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具有和当时中国其他党派所不同的阶级基础、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中共的成立，也是学习苏俄革命经验并得到苏俄帮助指导的结果。中共既与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密切的思想、组织联系，则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也不能不受到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影响，其间既有成功的经验，亦有失败的教训，诚足为后人总结。中共成立之时，人数不多，实力弱小，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尚不引人注意，但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中共的成立对近代中国所走的历史道路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其后有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¹⁶²⁾

二　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活动

中共成立之初，就与当时国内的其他党派有了明显的区别，表现为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和工作的实干性。但是，在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及国内局势的认识和判断方面，中共成立之初也有脱离国情实际的方面，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深不透，忽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的民族矛盾和革命的阶段性，强调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并以此为根据大力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提出的革命纲领和革命任务都有不能切合实际之处，也不能更好地争取同盟军。作为初生的革命党，中共建党之初在理论和实际方面的幼稚不足之处是难以避免的，他们只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¹⁶³⁾。

中共成立初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方面，就是领导工人运动，争取工人利益，表现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共提出，成立第一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同时“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1922年6月，中共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¹⁶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设在上海（1922年7月，劳动组合书记部被租界工部局查封，8月迁至北京），是有严密领导的工人组织，与当时许多有名无实的工会大为不同。张特立（国焘）、邓中夏先后任主任，下设北方分部（北京），负责人罗章龙；武汉分部（汉口），负责人包惠僧；湖南分部（长沙），负责人毛泽东；广东分部（广州），负责人谭平山；山东支部（济南，后合并于北方分部），负责人王瑞俊（尽美）。总部迁北京后，另设上海分部，负责人袁大时。后来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所管辖的全国各铁路工会，亦包括在内⁽¹⁶⁵⁾。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一些工人较多的城市陆续成立了工会组织。除此之外，中共还领导在各地创办了许多工人学校，对工人进行教育和宣传活动⁽¹⁶⁶⁾。

从1922年初至1923年2月“二七”大罢工被镇压，主要是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最初的高潮，其间有三十余万工人参加了一百多次罢工，主要集中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大都市的工厂和湖南、湖北等省的铁路和矿山。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者，如1922年1月到3月的香港海员罢工，8月北京长辛店京汉路罢工，9月湖南安源煤矿罢工，10月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和唐山制造厂罢工等工人罢工斗争，要求提高经济待遇并获得一定的政治待遇，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¹⁶⁷⁾。通过组织与领导罢工，中共不仅在工人中开始建立自己的队伍与影响力，而且锻炼了从事实际斗争的能力，表现出中共的组织力、动员力、奋斗精神、勤于实干等等，也为其后中共在国共合作发起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中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加强和统一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62人，代表十二个城市一百多个工会的二十余万会员。出席会议的代表成分非常复杂，既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又有其他党派及各色人等。不过，中共基本主导了此次会议，中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和“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等都被通过。会议通过的“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承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实际为中共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掌握工运领导权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劳动大会闭幕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根据劳动组合书记部自拟的《劳动法大纲》，其主要内容为：政府承认工人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八小时工作制、接受教育等权利，增加工人工资，改良工人待遇等⁽¹⁶⁸⁾。虽然这个《劳动法大纲》未能提上北京国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但其公开提出和在工人中的宣传运用，成了工人据以要求保护及提高自身权益的参照与目标，为工人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1922年8月，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正值吴佩孚为了凸显个人地位而高唱“保护劳工”，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契机。1922年6月，吴佩孚通过其政务处长、李大钊早年的同学白坚武，约请李大钊在保定晤谈。其后吴佩孚在公开通电中提出四大主张，包括了“保护劳工”。为了控制铁路带来的经济利益，吴佩孚企图排挤一直把持铁路的旧交通系势力，而李大钊则通过白坚武，向北京政府交通总长高恩洪建议，在每条铁路设立密查员。得到同意后，李大钊推荐共产党员担任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主要铁路干线的密查员，在密查交通系职员劣迹的名义下，大大推动了北方地区尤其是铁路系统的工人运动⁽¹⁶⁹⁾。

中共成立初期革命活动的又一重要方面，是寻求革命同盟军，以更好地发展壮大自身力量。而寻求同盟军，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革命性质、革命基础和革命对象等问题的认识，也就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如毛泽东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¹⁷⁰⁾

中共成立后，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国情与他国相比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所在，尤其是在对中国国情特殊性方面的认识，有了迅速的提高。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具体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明确提出中国还没有“脱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的痛苦”，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由此出发，中国首先需要完成的是民族民主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现实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而非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阶层都是革命依靠的基础和联络的力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开始提上革命的日程。“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¹⁷¹⁾。

正是因为对中国国情特殊性认识的提高，中共据此开始有了革命阶段论的构想。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中共当时应当采取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决议案认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决议案强调：“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决议案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实施计划和步骤：先邀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在适当的地点开会商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使倾向共产主义的激进民主派组成“左派联盟”；再与工、农、商、学、妇女、法律、新闻各界群众团体建立联系，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¹⁷²⁾。由此可知，中共成立不过一年的时间，已经通过对中国国情特殊性认识的提高，构想了统一战线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从而为寻求革命同盟军，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尽管有了对中国国情特殊性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必要性的认识，但是，如何在实践中建立统一战线，仍然是中共面临的难题。谁是我们的敌人已然基本明确，但谁是我们的朋友，却因为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远非认定敌人那般清晰。中共成立初期，在选择统战对象也就是自己的朋友方面，孙中山、吴佩孚、陈炯明都曾被考虑，而吴佩孚和陈炯明更因其所处的地位和一时的表现，曾经一度成为中共统战的重要对象。

陈炯明曾经在五四运动后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提倡新文化和新思想。在他驻留闽南期间，会见过苏俄政府的使节。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马林1921年都曾在广州会见过陈炯明，并对他抱有好感。据少共国际代表达林的回忆，当时到过广州的一些苏俄人士，对孙中山反有恶感，“好感完全在陈炯明方面”⁽¹⁷³⁾。陈炯明在广东当政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和统治基础，曾经允许共产党人公开活动，从事工农运动，使得部分中共党人也对陈抱有好感。1920年12月，陈炯明以广东省长的身份邀请陈独秀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8月，他又聘共产党人彭湃为海丰县劝学所所长（后改为教育局局长），并允许他在海丰试办农会，试行减租运动。与此同时，陈炯明还资助中共党员谭平山等编辑出版广东党组织机关报《广东群报》。但是，随着中共与孙中山接触的增多，孙中山和国民党成为中共统战的主要目标，而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则不断发展，中共与陈炯明的关系随之转趋冷淡。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中共与陈的关系也告终结。

中共与吴佩孚的关系，更多来自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为了争取盟友、拓展外交、改变自身在远东国际关系中的孤立地位，苏俄一度颇为看好吴佩孚，认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¹⁷⁴⁾。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首次来华后，“决定联合吴佩孚，发动民主运动”⁽¹⁷⁵⁾。10月间，他还专程到洛阳访问了吴佩孚的亲信幕僚白坚武，讨论中国的政治形势，白认为，“俄之组织统系可为鉴也”⁽¹⁷⁶⁾。维经斯基则认为，吴佩孚是中国政治的主要人物，掌握着军队和财政，“俄国在远东问题上与吴的一致性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¹⁷⁷⁾。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府，苏俄对吴佩孚更为看重，高度评价吴的作用，“多次讨论联合吴佩孚的方针”⁽¹⁷⁸⁾，希望通过和吴佩孚的合作，恢复并稳定中苏关系，实现苏俄的国家利益。“最初苏俄外交是面向吴佩孚的，把他看作是最强大的和比较‘进步的’军事领导人。与这个指导思想相适应，也向中共提出了同吴佩孚合作的方针。同时努力争取实现孙逸仙同吴佩孚的合作，这种合作应该导致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对苏俄友好的联合政府”⁽¹⁷⁹⁾。苏俄与共产国际的联吴政策当然会影响到中共。中共“二大”宣言认为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因为吴佩孚所主张废督裁兵如果实现的统一，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利益而易于发展，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¹⁸⁰⁾。中共也因此一度采取联吴政策，具体表现为中共北方党组织通过与吴佩孚的合作而推动了北方的工人运动。但是，随着苏俄与吴佩孚关系的起伏，苏俄逐渐开始倾向于和孙中山而非吴佩孚合作，如越飞在1923年1月所言：“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逸仙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¹⁸¹⁾中共也随之改变了对吴佩孚的策略。1923年2月，吴佩孚以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表现出其军阀本质和倡言“保护劳工”口号的虚伪，成为中共大力主张的反帝反军阀革命的对象，中共与吴佩孚的接触也由此而基本告终。

经由对陈炯明和吴佩孚统战工作的无果而终，中共寻求革命同盟军的统战对象日渐向孙中山和国民党倾斜，并最终形成为国共两党联手的革命统一战线。

第五节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外交的新变化

一　中国问题与华盛顿会议

因为中国在巴黎和会拒签对德和约，也因为美国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未批准和约，加以美、英、法、日之间既争夺又联合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巴黎和会实际未能解决一战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调整问题。为此，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利益、并希望主导这一地区国际关系发展的美国，于1921年倡议召开各关系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以解决有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各项未决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为德国战败，俄国发生革命，法国在战争中大伤元气，德、俄（苏俄）、法三国对于远东事务和利益的关注度与争夺力都大为下降，其中德国和苏俄的对华外交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表现为退出列强在华利益的争夺，与中国建立基本平等的关系。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随后即主动向中国表示，“愿意放弃治外法权，在处理山东问题上也向着中国”⁽¹⁸²⁾。虽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但并没有影响中德国家间关系的恢复。1920年7月，德国派出专门使节来华，于9月与中方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双方的谈判集中在若干技术性问题的讨论，最终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1921年5月20日，德国政府照会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表示愿意恢复中德友谊及通商关系，声明放弃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同日，《中德协约》在北京签字，双方决定以德国声明文件为根据，订立协约，恢复友好及商务关系，尊重彼此之领土主权，实行平等相互之原则，取消德国的领事裁判权及协定关税权。此外，德国声明以现款400万元及津浦、湖广铁路债券交与中国政府，作为战事赔偿之一部分，放弃庚子赔款，中国同意解禁被查封的德国财产。1921年7月1日，中德双方交换批准书，《中德协约》生效，中德恢复正常关系⁽¹⁸³⁾。《中德协约》在平等基础上界定了中德关系，取消了德国在中国享有的各种特权，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大国签订的首个平等条约，也是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应享的成果，在近代中外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苏俄对华关系的变化详见下节），同时也是民国时期的职业外交家群体审时度势，冷静观察内外环境，抓住时机，妥为因应而得之积极成果。时人论为：“根据于此一纸新约，举凡凡尔赛和约中所规定之一切权利，吾国已安然获得之，且根据新约，吾国得收回其丧失已久之关税自主权及治外法权，使吾国国际地位顿形增高，数十年来吾国外交之足以扬眉吐气者，惟此一事而已。”⁽¹⁸⁴⁾

一战结束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利益竞争者是美、英、日三国，尤其是美、日两国，远东国际关系态势较战前发生了重大变化。美、日都可谓一战的“红利”获得者，基本未受到战争的影响，还通过战争扩大了自身的实力，但日美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却是互为竞争对手的矛盾关系。美国视“远东市场为日美英的未来的希望”，因其超强的经济实力，一向主张实行自由竞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此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与日本追求独占性、垄断性、排他性的大陆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¹⁸⁵⁾。日本对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行动，不仅不符合美国希望主导建立的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新秩序，而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发起召开讨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会议，主要目的就是遏制日本的扩张势头，确保美国利益的不受影响。而为了达成此目的，美国需要拉拢英国，拆散1902年订立的英日同盟⁽¹⁸⁶⁾，以共同应付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对美英利益的挑战。英国在一战中虽然也颇受牵连，但毕竟非主战场，而且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仍有广泛的利益需要维护，与美国又有特殊的关系，也不愿见到出现日本独大的局面，因此也有意结束英日同盟，对日本的扩张势头予以一定的限制。这样，就出现了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趋向以及美英联手遏制日本的可能性，而这对中国在客观上是有利的。同时，《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益转交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的五四运动，迫使北京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山东问题悬而未决⁽¹⁸⁷⁾。这样，不仅中日关系处于紧张之中，而且各国也存在因为这一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如何处理各国在华权益，包括山东问题，以平衡和维持列强在东方的既得利益，是列强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当1921年7月8日，美国向英、法、意、日等国提议在华盛顿召开有关远东及太平洋问题的国际会议时，各国均表同意，惟有日本担心“造成美国对华发展之基础，而将日本之对华进展，给以强制之清算”，希望会议避免讨论“既成事实”（即山东问题），而只讨论与军备有关的问题⁽¹⁸⁸⁾。实际上是不希望会议干涉日本在华的既得利益。但日本此时的实力还不足与英美公开抗衡，其后几经折冲，日本终在7月27日同意参加会议，但仍表示“凡问题之关于任何特殊国家者，或已成为既定事实者，当审慎免除其加入”。由于日本的坚持，美国在会前即与日本达成妥协，会议将不提出违背参加国利益及非关国际问题之议题，山东等问题先由日本与关系国商议后再行解决。随后，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亦被邀参加。中国问题是华盛顿会议将要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中国自然也在被邀之列。由此最后形成了讨论远东及太平洋问题的九国会议⁽¹⁸⁹⁾。

1921年7月12日，美国驻华临时代办芮德克致函外交总长颜惠庆，询问中国愿否参加华盛顿会议。7月18日，颜惠庆会见芮德克，表示“此次会议无论研究限制军备或决定太平洋问题，或系一会抑或二会，本国皆乐愿参与”。8月13日，芮德克将美国总统哈定的正式邀请转致中国政府。16日，北京政府复文接受邀请并表示愿与各国平等与会⁽¹⁹⁰⁾。接着，中国外交部设立以外交总长颜惠庆为首的“太平洋会议筹备处”，筹备赴会事宜。北京政府派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院长王宠惠为参加会议的全权代表，施肇基为首席代表，前外交总长梁如浩和前财政总长周自齐为高等顾问，驻古巴公使刁作谦为秘书长，代表团全部成员包括代表、顾问、咨议、委员、秘书、随员、译员、书记等共143人，规模相当庞大，也可知北京政府对此之重视⁽¹⁹¹⁾。南方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广州军政府声明不承认北京政府派遣代表的资格。孙中山公开声明北京政府“以道德言，以法律言，均无发言之余地，更无派遣代表之资格”。因此，“将来华盛顿会议，苟非本政府所派之代表列席与会，则关于中国之议决案，概不承认，亦不发生效力”⁽¹⁹²⁾。同时，孙中山还派广州政府驻美代表马素向美国国务院递交公文，转达此意⁽¹⁹³⁾。为了对外表示团结一致，北京政府又加派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全权代表，但被其拒绝⁽¹⁹⁴⁾。

华盛顿会议召开及中国将参会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社会各界产生了新的希冀。乐观者认为，既然美国对凡尔赛和约也不满意，此次会议又由美国发起，“会议性质又含有限制日本对华侵略之意，则于会议场中，美人必能赞助我国伸其历年之积愤，不特失之于巴黎和会者可收之于华盛顿会议；举凡有损我国独立主权，如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关税行政、列国在华驻兵及设租界等事皆可由是而取消，并继之以退还庚子赔款焉”。悲观者则以巴黎和会为例，认为此次大会“实权则握于英美日三强之手，虽法意两强尚不能为有力之主张，更遑论积弱之我国。故吾惟拱手以待三强之宰割，或列国共同管理之实现而已”⁽¹⁹⁵⁾。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鉴于上次巴黎和会给国人的教训，明确提出华盛顿会议“乃是讨论列强间尤其是美日间如何均分及防护在远东的利益，免得列强间因利害冲突而决裂”；“并不是列强间都忽然发生慈悲心，愿意抛弃帝国主义经济的及政治的侵略，来讨论怎样解放、帮助远东诸弱小民族”；因此，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列强分管或共管的命运”⁽¹⁹⁶⁾。但无论是乐观、期望，还是疑虑、忧心，各方人士对华盛顿会议的关注，还是反映出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各界人士组织的“后援会”、“同志会”、“研究社”、“讨论会”、“外交协会”等等一时蜂起，以至“各界团体之专为研究太平洋会议问题而设者，殆更仆难数”⁽¹⁹⁷⁾。国人要求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大体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青岛等中国领土，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在华租界，“主张公理，希望世界同胞，尊重中国主权和民意”⁽¹⁹⁸⁾。其中又以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于11月7日通过的《对于华盛顿会议中国提案之意见》表述得最为明确而具体：一、废除1915年5月25日之中日条约及换文；二、日本在胶澳及山东省内占据之土地、铁路、矿山及一切财产应无条件交还中国；三、各国声明废除在中国势力范围之协定，所有特殊权利、让与权、优先权概撤销之；四、各国未经中国同意不得关于中国有所协定，凡类似此项性质之协定，中国概不承认；五、收回各国在中国境内单独经管之铁路（如南满铁路等）；六、恢复关税自由。他们同时还提出了“希望要件”：一、提前退还租界地；二、限期废除领事裁判权；三、撤退外国在华驻屯之军警⁽¹⁹⁹⁾。出于对会议讨论事项的关切和对北京政府的不信任，全国商会联合会、教育联合会还在1921年10月12日于上海召开全国十七省区代表会议，推举余日章、蒋梦麟为民众代表赴美，宣传中国对会议的要求和民众的意愿。如顾维钧所言：“举国上下，忧国忧民者莫不翘首以待，盼望华盛顿会议能解救中国时局，带来和平，使国家能以得到发展。总而言之，这次会议实为各方所重视，中国尤其对会议结果寄予极大希望。”⁽²⁰⁰⁾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亦表示，他感到“一种强大的民族意识，一种有进取精神的爱国主义正在激动着中国的领袖人物和年青一代”⁽²⁰¹⁾。

二　华盛顿会议的中国问题讨论

1921年11月12日，解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问题的九国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会议下设二个委员会，美、英、法、意、日五国委员会，讨论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九国委员会，讨论远东及太平洋问题，但实际上为美、英、日三国所主导。

1922年2月6日，五国委员会讨论通过《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的海军军舰数量之比为5∶5∶3∶1.75∶1.75，美国取得了与英国并列的海上强国地位，日本的海上扩张受到限制，但毕竟被公认为第三海军大国，故对此结果也可以接受。美、英、法、日还经过秘密交涉，于1921年12月13日签订《四国条约》，规定互相尊重在太平洋岛屿属地、领地的权益，维持了四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既存利益，英日同盟亦告废止。

华盛顿会议在讨论远东问题时，中心议题是中国问题。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会议将讨论的中国问题包括：应适用之各原则与适用项目，如领土、行政之完整、商业及实业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经济上之优先特权、铁路发展，现有成约之法律地位等⁽²⁰²⁾。在会议召开前，中方事先对应向会议提出的问题有所讨论。顾维钧认为，“发起太平洋会议一举，虽有英日续盟问题为其导线，惟主要目的在远东问题，而尤以我国为远东问题之中心点，是此项会议与我国前途关系较之巴黎和会尤属重要”。中国应在会上提出的原则为：各国尊重中国主权及领土完全，废弃条约上各种不公平之束缚限制，赞成各国在华工商业均等主义，宣告中国建设计划大纲。应提出的具体问题为：尊重中国主权的办法；解决山东及“二十一条”问题；重提前在巴黎和会提出之希望条件七项，其中废除势力范围、裁撤外国在华邮电机关、关税自由、撤除外国驻华军警可相机坚持；收回领事裁判权与修改条约问题，因情形复杂，至多只可要求各国赞同收回原则，再从长商议；收回租借地问题，恐遽难达到目的，或可商设委员会与我共同讨论；要求退还赔款专办教育，不妨酌量提出。“此外，如种族平等、亚波海线、修理无线电台、整理我国外债及我对四国银团政策等，恐均为他国将提之案，我国亦宜预先研究，决定方针”⁽²⁰³⁾。

根据中国代表团事先讨论的结果，1921年10月31日，北京政府发出致中国代表训令，提出中国应在会上提出的主要提案为：一、英日续盟，应设法他国提出；二、取消势力范围，否认特殊利益；三、取消蓝辛—石井宣言及其他类似之条约、协定；四、与会国共订公断条约；五、关税自主；六、定期召集会议，讨论远东国际重要问题。次要提案为：一、胶澳善后；二、“二十一条”；三、修正不平等条约；四、成约地位；五、外侨纳税；六、裁厘加税；其中最注意者为：一、取消英日续盟；二、取消特殊地位；三、订立公断条约；四、关税自主。与此相对应，日本政府给代表的训令，虽然原则上赞成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却极力要求“既定条约、协约仍须承认”，“既得权必须尊重”，各项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以维持日本的“特殊权利”、“特殊地位”为原则⁽²⁰⁴⁾。这也表明中国向华盛顿会议提出的议案不会轻易实现，中国代表在会上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11月16日，九国委员会开始讨论中国问题，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在发言中首先表示：中国将向大会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其意旨系专在得有规条，俾远东及太平洋方面现存及将来所有之政治经济各问题，可按照该规条有至公平之解决，并一面专在尊重与太平洋及远东有关系各国之权利与正当利益。如此，庶使中国之特别利益与各国之一般利益可得调和矣”。同时特别声明：“照目下情形，中国尤应脱离各国制夺中国自主之行政行为及遏制中国不能得充分国课之一切限制也。”他向大会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是：

第一条，（甲）各国约定尊重并信守中华民国领土完全及政治上、行政上之独立；（乙）中国自愿声明，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之任何部分割让或租借他国；

第二条，中国因完全赞同所称开放门户主义，即与有约各国一律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之故，故自愿承认该项主义，实施于中华民国各地方，无有例外；

第三条，为增进相互间之信赖并维持太平洋及远东和平起见，各国允许除先期通知中国，俾有机会参预外，彼此间不缔结直接关系中国或太平洋及远东和平之条约或协定；

第四条，无论何国在中国或对于中国要求之各种特别权利、特别利益、豁免权及一切成约，不论其性质若何或契约上之根据若何，均当公布。凡此等要求或将来之要求未经宣布者，均视为无效。其现已知悉及将来宣布之权利或特别利益或豁免权及成约当加以审查，以便确定其范围与效力。其经审定有效者，当使与本会议宣布原则相合；

第五条，所有中国政治上、司法上、行政上之行动自由之各种限制，应即时取消，或于情形所许时从速废止之；

第六条，中国现时之成约，其无限期者，概须附以相当明确期限；

第七条，凡解释让与特别权利或特别利益之条文时，应依照通行之解释原则，所谓绝对照让与国利益解释之方法处理之；

第八条，将来如有战争发生，中国倘不加入，则中国处于中立国地位之一切利权，应完全尊重；

第九条，应订立和平解决条文，以便解决沿太平洋及远东地方之国际间争议问题；

第十条，关于太平洋及远东国际间诸问题，应预定将来会议时期之条，以便按期讨论，而为各签约国取决共同政策之基础⁽²⁰⁵⁾。

中国提出的上述原则，几乎囊括了中国希望解决的所有问题，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但其实质仍在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限制以至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中国的压迫和束缚。原则中强调承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显然迎合了美国的要求，而不符合日本的意愿。为了有利于解决问题，中国代表团在内部讨论中还拟订了各项问题应行讨论的先后次序，即关税、领事裁判权、势力范围、租借地、外国驻兵、邮局、电话及无线电问题，而将中日“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置于最后。他们认为，华盛顿会议的主旨是调整远东国际关系，山东问题是影响此一关系的重要因素，故美英等国可能向日本施压解决此事，而关税等问题更有关于中国的整体国家主权，但因其牵涉到列强的共同利益，解决将更费周折。他们并不认为此次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将其重点提出，有利于中国今后继续要求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可以对山东问题的解决形成一定的道义压力。应该说，中国代表团的交涉战略战术大体是得当的。

“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是美国在19世纪末首先提出的，意在挟其经济实力占领中国市场，进而实现对华扩张的目的。提出这样的原则当然非为对中国的“善意”，而是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如时人所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八个大字，纯粹是美国为抵制在中国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国家弄出的，他所要求的只是‘有饭大家吃’，并不一定和租借地或势力范围冲突。如今租借地和势力范围都未废除，我们主张门户开放只不过便宜美国罢了，于日本是毫无所损。”⁽²⁰⁶⁾但是，客观而论，这一原则确实不利于日本对华独占性、垄断性、排他性的扩张政策，从而在客观上对弱势中国抵挡强势日本的扩张又有一定的助力。因此，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这样的原则，固有其不得已而为之被动性，但又表现出争取主动的进取性，即以此争取美英等国的支持，力求以迂回方式抑制日本独占中国的扩张企图。对此，美国自然支持，英法等国也没有反对。对于中国提出的原则，英国认为，“其中有不甚妥当者，然大体尚属可行”；法国认为，“可为讨论远东问题之根据，惟颇嫌空泛，宜更提出具体办法”。日本代表认为，此案“不发自美国，而出自中国代表，颇为惊异。惟云该案概括一切，有日本所甚赞成者”。此时日本独占中国的欲望虽强，但尚无独霸的实力，在英日同盟已被打破、日美矛盾又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日本不能或不便公开反对此项原则，故其在会上一方面表示，“无条件或无保留遵守在华开放门户及机会均等之原则”，“并不要求特别权利或优越权利”，另一方面对此显有保留，提出对一些问题“须从长计议”，并反对“因小事之逐节审查而致讨议无谓之延长”⁽²⁰⁷⁾。同时还大谈“中国为一极富广之国家，……但天然之富源如窖而不发，置而不用，其价值荡然无存”⁽²⁰⁸⁾。但无论如何，“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成为华盛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的总原则。

1921年11月21日，美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一、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维持和巩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三、保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四、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的权利。这个草案的前二条只是敷衍中国的表面文章，而后二条才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当日本代表就其中某些词句进行质询时，美方表示，任何人不得破坏他人已得权利，也不影响各国合法的特别利益。日本对此解释表示满意。决议草案经讨论而获得通过（中国代表因其与中国提出的原则不完全吻合而未投票）。1922年1月中旬，会议主席、美国国务卿休斯又二次提出《在华门户开放案》，要求缔约国不谋求本国人民在中国获取商务或经济之优先权利以及有碍他国人民在中国从事商务实业之权利。这是美国的一贯主张，得到了各国的赞同。1月21日，会议通过提案，表示各国不赞成在中国设立势力范围。但这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提案，对各国在华既存的势力范围毫无影响，实际上，“在华盛顿与会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所关心的既不是中国的发展，也不是对中国的保护，而是主要关心如何在这个国家进行稳定的竞争”⁽²⁰⁹⁾。

1922年2月6日，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各国签订了《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公约全文共九条，包括了前述关于中国的四项原则，以及缔约各国不得订立条约侵犯此四项原则；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各国在中国机会均等；各国不谋求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铁路对各国平等开放；尊重中国战时中立；各国不得订立有损本条约各项原则之条约，未与会各国亦可参加本条约。

在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具体讨论中，中国代表根据事先拟订的方案，陆续向大会提出希望解决的各项问题，其讨论结果为：

一、关于废除“民四条约”问题。中国代表向大会提交说帖，提出废止该约，认为此约“侵略中国主权、妨碍各国机会均等之处，世界莫不周知”，“实为东方骚乱的种子”，提出“请大会公决”⁽²¹⁰⁾。美国为了迫使日本接受限制其海军数量的方案，曾授意中国代表将此问题提交九国委员会，作为向日本施加压力的砝码，但日本代表认为这是中日之间的问题，反对由大会讨论⁽²¹¹⁾。而在日本接受了美英提出的海军数量方案之后，美国对此亦不再热心。1922年1月，在九国委员会讨论该问题时，日方称此约有“合法效力”，废约“必影响亚洲、欧洲及其他各国际关系之安定”，同时为避免与美英的矛盾，承诺将其中的南满东蒙铁路借款权等转移至新的国际银行团，也不再坚持在南满聘用日本顾问的优先权。中方则认为，“民四条约”为全体中国人民所反对，中国人民对该条约始终视为事实上之压迫，不承认其有法律效力，而且侵犯中国与他国签订条约及华会通过的各项原则，必须废止全约⁽²¹²⁾。日本代表的发言被美国代表称许为：“您采取这样的态度，美国方面我可以负责，这个问题不会再提出来而成为喧嚣一时的问题了。”而中国代表的发言刚刚结束，主持会议的美国主席却宣布：“好了，进行下个议题。”⁽²¹³⁾结果，最后只将中日两国代表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了事。

二、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中国代表指出领事裁判权对中国主权的严重危害，并以中国司法制度已有实质性进步为撤废领事裁判权的重要理由。但各国仍以中国法律制度“不完善”为由表示反对，认为不经详细调查，无法“取消现有之条约权”。1921年12月10日，大会通过《关于在中国领事裁判权议决案》，表示“各该国允助中国政府，以便实行其所表示改良司法制度期等于泰西各国之志愿，并宣言一俟中国法律地位及施行该项法律之办法并他项事宜皆能满意时，即预备放弃其领事裁判权”；同时决定组织委员会，“考察在中国领事裁判权之现在办法，以及中国法律、司法制度暨司法行政手续”，建议以“适当之方法可以改良中国施行法律之现在情形，及辅助并促进中国政府力行编订法律及改良司法，足使各国逐渐或用他种方法放弃各该国之领事裁判权”，但各国“可自由取舍该委员会曾建议之全部或任何一部”⁽²¹⁴⁾。中方表示“愿助该委员会予以一切便利，俾得完成其职务”。但此项所谓“考察”迟迟未能进行，而且既然各国“可自由取舍”考察建议，关于此项问题的解决实际仍然遥遥无期。

三、关税自主问题。关税不能自主为妨碍中国独立主权与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如中国代表顾维钧11月23日在会议发言中所言：“世界各国均有自定关税之权，中国现行关税制度实侵犯中国之主权，兹以中国代表团之名义，应请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²¹⁵⁾中方在会上提出，应将现有关税税率立即提高至12.5％，同时为了缓和列强的反对，主动提出实现关税完全自主的年限可以讨论（北京政府提出三年实现关税自主，代表团认为有困难，提议为十年），此前实行的最高税率可由各国商定，现行海关制度暂不变动，中国不干涉作为外债担保的关税收入等。但就是这个非常温和的提案，列强也不同意，他们只同意修正税则与调整税率，但税率调整“应尽力避免扰乱现在之经济情形”及“商业习惯”，“应先确实评定”后再予调整；增加的税金应首先偿还外债或用于建设事业等。日本的反对尤烈，连中国税率增加至实收5％也不能同意。经过激烈争辩，1922年2月6日签订了《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决定中国从速切实实行5％的关税税率（后自当年12月1日起实行）；从速筹备废除厘金，在厘金废除前，可另征2.5％的附加税（奢侈品附加税为5％）；新税则四年后进行修改，此后每七年修改一次；税则修改依照平等待遇和机会均等原则。与会各国同意另行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讨论裁厘加税问题⁽²¹⁶⁾。

四、撤退外国在华军警问题。外国驻华军警严重影响中国主权，其中有些有所谓条约依据，而有些则并无条约依据，中国提出外国应撤走没有条约依据的驻华军警，是非常温和而合理的要求⁽²¹⁷⁾。但是，列强以所谓中国治安状况不好为由而不予同意。日本代表居然说：“日本派驻军队于中国，从未怀有侵略之目的，或任何非法的侵犯中国主权之意思”，“日本警察对于中国警察不能保护之社会且时加保护焉”。美国代表休斯也质问中国代表说：“吾人所欲知者，乃实际上中国能否保护外人生命财产是也。”1922年2月1日，大会通过《关于在中国之外国军队议决案》，授权各国驻华代表，会同中国政府代表，“共同秉公详细调查”有关情况，惟各国“可自由取舍报告书中所载调查结果所有之事实及意见之全部或任何一部”⁽²¹⁸⁾。这样，中国的要求实际被否定了。

此外，中国代表团还提出了取消各国之间或中国与他国之间一切秘密条约、撤销外国在华邮局电台、收回外国租借地等问题。会议议决，所有与中国签订或有关中国的条约、换文、契约等，一律送大会秘书厅存案，并转送与会各国；外国邮局除设在租界者外，在中国继续保持现行邮务行政及外国邮务总办的条件下可以取消；外国电台除有条约依据并得到中国政府同意者外，其他可由中国出价赎回。租借地问题，日本不同意交还旅顺和大连，英国同意交还威海卫⁽²¹⁹⁾，不同意交还九龙，法国同意交还广州湾，但实际上采取了拖延策略⁽²²⁰⁾。

三　华盛顿会议的山东问题交涉

除上述讨论的各项问题之外，华盛顿会议讨论的中国问题中还有不能回避的关键环节——山东问题。巴黎和会结束后，日本虽然以凡尔赛和约为依据，接收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但中国却并不承认，故其仍然是一桩悬案，而且不仅关系到中日两国，还牵涉到美英等国的利益。1921年1月、5月、9月、10月，日本政府先后四次提出与中国直接谈判，解决山东问题，表示愿意按照过去的多次宣言，将青岛胶州湾租借地交还中国，由中国自行开放为商埠，同时日本撤退驻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但却要保留继承德国在山东掠取的一切经济权利，尤其是对胶济铁路及沿线矿山要求中日合办⁽²²¹⁾。日本之所以再三表示愿与中国直接交涉，用意即在于以此诱使中国间接承认《凡尔赛和约》为有效，并避免美英等国插手，使日本“合法”攫取山东权益。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致日本驻北京代理公使吉田伊三郎的电中称：“山东问题，在理论上中国当局者应谅解我国之提案决非无理之要求，始可达双方妥协之希望。然执迷不悟之中国民，专受某国之煽惑，以毫无知识之理由，罗列种种，力迫当局者强行解决，是以反恐惹起意外之问题。”⁽²²²⁾显见日本的意图以及对中国的胁迫心理。

与日本的主张截然相反，中国要求的是无条件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日本倘不同意，则将山东问题提交国际公断。因此，中国政府、民众与舆论均反对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1921年11月3日，中国政府在致日方的复文中说：“山东问题，关系中国利害至巨。中国政府急图解决之诚心，实较日本为尤切，徒以日本政府之所依据，与我人民及政府所期望相距过远，故不得不静待时机，徐冀日本之转圜。”复文就日本的无理要求驳称：胶州湾之租借权，日本认为因和约而转移，中国认为由中国宣战而消灭；中国既未签凡尔赛和约，则该约关于山东问题发生之效果，当然不能强中国承认。关于山东铁路路权问题，胶济铁路建筑在中国领土之内，中国参战后，则在中国领土内之铁路，理应由中国自行处分。为了缓和日本的反对，北京政府还提议，胶济路资产日本可得一半，由中国备款赎回⁽²²³⁾。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日本认为中国势将提出山东问题，乃由驻英、美、法等国公使设法活动疏通，并在会内外多方施加影响，反对将山东问题列入大会议程，而应由中日直接交涉。由于日本的多方活动，美、英当局也都在会外劝说中国，不要“遽行拒绝直接交涉”，否则“将使中国在世界各国心目中染有不光明之色彩”，而且“以后若日本更变其态度，则日人手中之权利更难收回”⁽²²⁴⁾。这不仅是日本“疏通”的结果，也是美英都不愿意因为山东问题而妨碍与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国际关系方面达成更大的妥协⁽²²⁵⁾。1921年11月23日，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山东问题，美英代表均反对将此列入讨论议程，提出山东问题由中日在会外另行会谈的建议。美国首席代表、国务卿休斯警告说：“山东问题如提出大会，恐发生不良结果”；“不特使大会不能解决此案，并将妨害友好解决此案之一切希望”。表示美国与英国将居间调停⁽²²⁶⁾。中国代表又要求先在形式上将山东问题提出大会，然后再行中日直接会谈，后又询问如直接会谈没有结果，可否仍提出大会，但英美代表均不赞成⁽²²⁷⁾。为此，中国代表向北京政府建议，美英既如此态度，将山东问题提出大会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如接受美英意见，于解决问题有利。11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电施肇基，提出“问题解决后，应提交大会备案，亦极重要，因中国观察鲁案乃国际问题，应得关心本问题各友邦之赞同”⁽²²⁸⁾。30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会见英国驻华大使，表示英美“既有此等劝告，而英美两国又为华会最重要分子，自当领解其意”⁽²²⁹⁾。基于美英的态度，中方最后接受了这种可称为“边缘”的交涉方式。

不过，中国民间舆论及社会团体仍然强烈反对这样的交涉方式，认为这仍是变相的直接交涉，于日本有利。11月30日，在美华人团体代表当面质问施肇基，为何接受这样的交涉方式，施肇基回以因有英美代表参加见证，故“此项交涉并不是直接交涉的性质”。在中日交涉开始的当天下午（12月1日），中国留美学生代表又到中国代表团住处，反对与日本交涉，而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坚持赴会，王宠惠对学生说：“不承认英美之斡旋，必失英美两国之感情，强国尚怕孤立，何况柔弱之中国。”⁽²³⁰⁾国内一些城市也有集会游行，表示对此种交涉“誓不承认”。在华盛顿的中国谈判代表感受到相当的压力，一度请求辞职，颜惠庆亦表示：“此次太议开会，英美善意调停，情无可却，势成骑虎。……一俟鲁案结束，太议开会，当即引避贤路。”⁽²³¹⁾为了平息反对声浪，12月1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中日代表在华盛顿交涉的情况，强调无论结果如何，均须交大会公认，并非即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实际上，中日双方都从原先的立场有所后退，最后的结果既非中国要求的由大会讨论，也非日本要求的直接交涉，而是在美英居间调停下，由中日双方举行会外非正式交涉。

12月1日，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会外谈判开始举行。日方代表为外相加藤友三郎、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等，中方代表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英方观察员为前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及驻华一等参赞蓝普森（Miles Lampsen），美方观察员为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局长马慕瑞（J．V．A．MacMurray）与前驻日公使贝尔（Edward Bell）。会议形式为非正式的，无主席，亦无特定议程，而采取自由讨论的方式。根据北京政府外交部拟订的鲁案交涉方针，中国的要求是：胶州湾租借地完全交还中国，由中国自行开作商埠；胶济铁路管理权完全归诸中国，资产由中、日折半均分，日本所占份额由中国定期分年赎回；德国在山东所有条约及合同权利，日本均不为要求；租借地德国官产交还中国；山东境内日军克日撤退⁽²³²⁾。双方在交还租借地及其官产、撤退日军等问题上的讨论尚属顺利，但对胶济铁路路权问题的讨论异常激烈与艰难，成为谈判的重点与难点⁽²³³⁾。日方提出，愿在“最初中德铁路协定的同样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并称“以他们的观点来看，解决方法很简单，在一切有关铁路利益的问题上，只消把日本当成德国的接替者就行了”⁽²³⁴⁾。日方的主张很明确，即要求胶济铁路由“中德合资”改为“中日合办”，同时由日本接替德国取得因筑路而产生之其他各项特权。中方认为，中国既经对德宣战并为战胜国，德国过去从山东取得之一切权益即不复存在，胶济路及有关权益应由中国无条件收回，路矿由中国自办，日本根本没有成为接替者的资格。日方其后提出，中国既不承认中日合办胶济路矿，日本亦愿交还中国，但须由中国备款赎回。此后双方争执的重点在于中国赎款的数额、付款的方式及任用日本技术人员的问题。中方先是同意以半价赎买，为日本所拒绝；继而表示可以偿还全价，但须扣除日人经营期间所得之利益，并应将中国股份加入计算，仍为日方所拒绝。谈至12月13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一、日本应将胶济铁路及其全线一切附属产业移交中国；二、中国应按胶济路产业之实价赔偿日本，折合计算为53，406，141金马克（约合中国银元2500万元）。但如何交付该款项，以北京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实有困难，日方利用此点，主张由日本贷款与中国赎路，贷款期限为二十三年，期间聘用日人为总工程师、车务长及会计长，以图尽量延长对胶济路的控制年限；中方主张自筹现款赎路，于三年内分六期付清，期间聘日人为总工程师；后又提出以十年为期分期付款，惟五年之后可以一次付清赎回。日方代表嘲讽说，中国政府对现有债务已无偿付能力，为什么竟愿筹现款赎路？中国代表则诘问日方，中国无偿债能力，正是中国不能再借外债的原因，日本为什么偏愿借款给不愿再借债的中国呢？双方代表经多次激烈争辩，形成僵持，并于12月20日后一度中止谈判⁽²³⁵⁾。

正当在华盛顿的中国代表坚持拒绝借日款赎路之时，北京政府内阁更迭，12月24日，素有亲日倾向的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27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会见颜惠庆，强硬表示：对于借款赎路事，“倘若中国答以不愿意，则日本政府将必令行代表终止谈判”。29日，梁士诒会见小幡酉吉，表示中国“拟定借款自办。至一切细目，仍由华府商议”。梁士诒虽未提借日款事，实则默认之。此决定于12月31日电告中国代表团，代表团接电后表示对北京情形“不得其详。此间形势危急并极不顺利”。美国代表也对北京政府态度的突然转变颇为不解⁽²³⁶⁾。消息传出，激起国内其他实力派与民众团体的抗议。从广州孙中山政府到吴佩孚等直系将领，从工、商、学各界到报刊舆论界，纷纷通电、集会、游行、示威，汇成讨梁浪潮，结果使借款主张无疾而终，梁士诒也于不久之后下台。

1922年1月4日，中日会谈重开，此时会议的其他议题已基本讨论完毕，只有山东问题还在僵持，因此美英等国急切希望山东问题早日解决。1月18日，美、英提出新的方案，即中国以债券方式偿付路款，期限为十五年，并可在五年后提前付清，期间聘用日人为车务长。日本予以接受。19日和22日，美国代表休斯与英国代表贝尔福分别会见中国代表，他们告诫说，美英已尽其所能，山东问题必须在华盛顿解决，如失此时机，则不知何时方能解决，若不能解决，中国绝不能以武力驱逐日本出山东。25日，美国总统哈定亲自出马会见中国代表，警告说日本是在美国压力下做出让步，已不可能再让，如中国此次不能解决问题，有失去山东的危险⁽²³⁷⁾。中国代表遂电北京外交部请示，称“大会行将闭幕，不能再有谈判及迟迴之余地，窃以为所提解决办法未予中国以完全公道，但可得亦不过如此。”⁽²³⁸⁾1月23日，中国代表又致电外交部，要求“请照通例电予基等以全权，因此案于本星期内必须结局也”⁽²³⁹⁾。在美英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认为如此结局虽“不能完全满国人之望”，但“较之悬案不结，日本仍居胶澳以及路矿等事”不失为可接受的方案，因此于26日训令中国代表，“如实无商量余地”，则接受此方案；并对外界称：“国务会议，郑重讨论，一致议决，再电三代表为前后之争执，万一时不我与，竟无商量余地，亦只迁就定议，并照原议报告大会公认，以图结束。”⁽²⁴⁰⁾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谈判终在列强干涉下结束。

1922年2月4日，在经过两个月另四天、共三十六次谈判后，中日代表在华盛顿签订《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和《附约》，主要内容有：一、日本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由中国开放为通商口岸；二、德国所占之公产交还中国，日管时期各种公产之加修，中国予以赔偿；三、日本于六个月内撤退青岛和胶济路驻军；四、青岛海关交还中国；五、青岛日人开辟之盐场由中国赎回；六、德人旧设之海底电缆交还中国；七、日人所设之电线、电台交与中国，由中国给予赔偿；八、胶济铁路产业于九个月内交还中国，但中国允给日本以53，406，141金马克的铁路资产赎买费；付款办法为，中国政府发行国库债券交付日本，于十五年内赎回该路，但五年后中国如有现款亦可提前一次赎回；在未赎回前，用日人为车务长及中日各一人为会计长；九、德人在胶济路沿线经营之矿产，由中日合资公司接办，其中日股数量不得超过华股。《附约》规定，日本承认在山东放弃前中德条约所给予外人之各项优先权，同时，中国政府允许青岛各项公共事业的管理予外侨以适当的代表权。中日双方商定组织联合委员会，解决协议有关细节问题⁽²⁴¹⁾。经过艰难的交涉，尽管在胶济铁路等问题上还留有遗憾，但中国总算大体收回了山东权益。然以此后出任“鲁案”交涉接收委员的陈幹所论：日本“将青岛空名交还，而借以开放内地；将胶济路空名交还归两国合办，而借以发展高徐、顺济，借以窥取中原而割据江北全部”⁽²⁴²⁾。由此后日本在山东的行动观察，陈幹所论亦为不虚。

华盛顿会议是继巴黎和会之后，列强调整其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利益关系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与巴黎和会一起，形成了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维系列强之间和平竞争关系、减少彼此冲突可能性与激烈性的重要国际关系体系。通过华盛顿会议，列强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大体平衡的竞争发展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可能发生的矛盾及冲突。华盛顿会议对中国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造成的日本独霸远东的可能性被阻止，其对华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有所缓解，“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成为各国对华关系的原则，这主要是列强间势力平衡与互相妥协的产物，但对于中国或多或少还是有有利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当时对中国最具侵略性的日本独占性、排他性与垄断性的侵略势头，尽管这种遏止是十分脆弱而不可靠的；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交涉，争回了部分权益，如提高关税、撤退外邮等，并在山东问题上得到了大体可接受的结果，从而与巴黎和会的空手而归形成了对比，这也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国际地位开始回升的表征，尽管这种回升是缓慢而不稳定的。因此，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所获之成果，应给予一定的积极评价。

华会行将结束时，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在中国报纸上撰文称：“虽然君等之所怀，在诉诸世界公论。……讵不知中有数国在远东问题上掣肘，莫能自由。……然美国当局不惮障碍，极望中国能得妥建公正之待遇”；但“在此幕中国欲完全得公道之解决势所不能。各方面不利之祸根犹牢不可拔；但因此一举，中国问题已引起世界之了解，则不能不谓华会之大有造于中国也”。“此后公论所在，决不容一国之独谋，不利于中华如往者之任意侵食也。”⁽²⁴³⁾此论当然是表白美国对于华会之功，在中国政界和舆论界也有呼应。2月5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哈定称：“此次华府会议，关于山东问题，备承阁下及贵国各代表友谊赞助，得以解决，消除积年纠葛，巩固远东和平。本大总统不胜欣慰，谨代表中华民国全体国民，特申感谢。”⁽²⁴⁴⁾但是，美英等国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仍表现出牺牲弱国利益，达成强国妥协的自私倾向，从而又给部分中国人留下了不佳的印象。会议期间，有位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学者写道：华会“最失败者则为吾中国”，“华会原以‘和平’二字相号召……孰意发起华会之美国，与夫参与之列邦，不过因目前彼此国力不完，求一‘暂时和平’之方法，因是吾国和平永久之希望丝毫不能实现”；会议之决议案，“无非藉‘空名’与‘虚利’之方，为粉饰吾国之计，而仍以各国将来活动之互相谅解为唯一之目标”；“嗣后军国主义之国家自将在被承认之范围之内，奋力实施经济之侵略，以遂政治之野心。长此不已，非仅吾国民生永被剥夺，即门户开放首倡之国家，亦将受人摈弃，酝酿既久，巴尔干半岛流血之惨事，行将再见于东方”⁽²⁴⁵⁾。会后，著名学者周鲠生认为：“我国在华盛顿会议所得之结果，不能达赴会所抱之目的，已为不可否认之事实。列强共奏凯歌，而我无功而返，是不能不归于我国外交之失败也”⁽²⁴⁶⁾。而失败的原因，外为列强“假借和平正义的招牌，给本国图谋经济的利益，……不惜牺牲中国保全本身利益”，“以保持他们的帝国主义”；内为“全国七零八落，没有统一的政府”，“军阀专制影响这次外交也很显著。北京政府被武人勒索得一贫如洗”⁽²⁴⁷⁾。2月24日，上海国民外交大会发表对外宣言，否认北京政府及其代表签订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之决议案，认为机会均等主义“无异在政治上认中国为各国共同保护之地，在经济上认中国为各国共同侵略之场”，此乃中国“最大之危险”⁽²⁴⁸⁾。2月9日和25日，广州政府与非常国会先后否认华会对山东问题条约的有效性。中共则在7月发表的“二大”宣言中批评：“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辣斯的奴隶。因此最近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²⁴⁹⁾列强不能充分估计中国内部情势发展与民族主义成长的短见，将给他们其后的对华关系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研究者有论：“与美国的初衷相反，华盛顿体制建立伊始就遭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拒绝和反叛。特别是列宁理论和苏俄革命模式以其对中国强大的指导和示范作用为中国民族主义者接受后，这种反叛逐渐在20年代中期演变成一场反叛华盛顿体制，要求改变中外关系现状的国民革命。”⁽²⁵⁰⁾而美国学者则这样评价会议的结果：“这一系列协议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里都促进了亲善，但在中国却不然。令中国人感到极为不满的是，这次会议几乎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来削弱现行的外国支配权和废除繁多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大多数政治活跃分子要求列强归还它们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从中国窃走的一切。一项不再窃取的保证只是在既加伤害之后，又加侮辱。”⁽²⁵¹⁾

四　苏俄对华外交的新姿态

1917年11月7日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及随之产生的苏维埃新式政权，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俄国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动自然也为中国各界所关心。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即以“突如其来之俄国政变”为题，报道了有关情况。尽管当时的中国政界及舆论界还不能完全理解俄国革命对中国的意义，但中俄关系其后的变化，却是俄国革命发生的逻辑结果。

俄国革命发生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内有国内反叛，外有列强干预的严峻形势，其地位并不稳固，远东方面的局势尤其堪忧（日军出兵西伯利亚，支持白军与红军对抗）。为了稳定远东的形势，同时打破在国际上的被孤立地位，苏维埃政权希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表现出与前沙俄政权不同的态度。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首次提出，苏俄可以放弃沙俄在中国获得的赔款等权利，并可由中国提前赎回中东路⁽²⁵²⁾。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郑重宣布：废除中俄间所订的一切密约与协约，放弃帝俄在华所有特权，放弃帝俄租界，放弃庚子赔款，将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无偿归还中国，希望与中国就此进行交涉⁽²⁵³⁾。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由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署名发出《致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函》（即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再次重申上年声明的主要内容，并向中国政府提议，磋商废除条约事宜，在双方完全平等与互相尊重主权完整的基础上缔结新约，建立外交关系。苏俄政府在此次宣言中提出了中苏订约的若干具体条件，如中国不应支持俄国反革命派之旧党，并不允许其在中国领土内有所动作；应将反对苏俄之军队及各团体解除武装；驱逐旧俄驻华外交人员；不得将苏俄放弃之庚子赔款付与旧俄人员。此次宣言，苏俄不仅未提放弃中东铁路之事，而且要求两国订立苏俄需用中东铁路办法之专约⁽²⁵⁴⁾。苏俄两次对华宣言表示了苏俄政府的对华外交新姿态，体现了苏俄与中国建立平等关系的愿望，与列强一向以来欺凌中国的态度尤其是巴黎和会期间列强对同为战胜国中国的冷酷态度显出区别。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在苏俄提出放弃沙俄在华特权时，前沙俄政府的在华特权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倒台等因素的影响已所余无几，苏俄宣言的实际目的，实为以放弃此等空洞特权为条件，争取中国对苏俄革命的同情、合作与支持，争取中国站在反帝反日及反白军的立场上，以恢复苏俄对仍在日本和白军控制和威胁下的远东地区的主权。而在苏俄实际利益所在的中东路问题上，苏俄自始就是有保留的⁽²⁵⁵⁾，1920年成立的远东共和国的“独立宣言”甚至将中东路区视为其领土之一部分，遭到北京政府的抗议⁽²⁵⁶⁾。苏俄官员曾经坦白地表示：“俄所深患者，即中东路界内之俄贼，如中国不将霍尔瓦特及旧党一般文武驱除净尽，则俄忧未已，……所谓先订大纲，交换意见，实欲以此事为前提。”⁽²⁵⁷⁾ 北京政府外交部在研究了苏俄宣言后认为，苏俄声明放弃满洲侵略品的表示，“语涉含混，且满洲为我领土，列入放弃权利，尤难索解”；放弃庚子赔款，“目的系在断绝旧党使领接济”；放弃各种特权及租界，“尚难及于在华俄官商，难期见诸事实”；结束俄国及其他国家对华强暴行为并希望中国与俄携手奋斗，“有煽动中国人民仇视协约国及反对政府之意义，不能认为友谊举动”；惟有无条件归还中东路及其附属产业“意尚确定”⁽²⁵⁸⁾。但恰恰是这一项，苏俄俟后在谈判中并不承认。曾有外国学者评论说，俄国人坚持“财政和经济利益”的政策，是中苏外交谈判拖延的主要原因⁽²⁵⁹⁾。

苏俄政府的宣言和提议，由于种种原因一时未能传至中国⁽²⁶⁰⁾。而在外交政策上看列强眼色行事的北京政府，还追随列强之后，参加封锁与干涉苏俄革命的行动。1918年1月11日，北京政府命令张作霖封锁中俄边境，断绝中俄交通；2月随同协约国一起撤走驻俄公使；8月派遣陆军第九师团长宋焕章为驻海参崴支队长，统军四千人进驻苏俄境内尼古里斯克地区，协助白军与日、美联军“驱战过激派”，“参列联军会议”，奉联军总司令大谷大将令，驻守乌苏里铁路，参加了列强对俄国的武装干涉⁽²⁶¹⁾。在国内，北京政府继续承认沙俄外交使团的合法性，并向这个已经不能代表俄国的使团继续支付庚子赔款⁽²⁶²⁾；同时，解除中东路“附和过激党之俄军工人等”的武装，镇压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使中东路“所有沿线路政，悉归我军按段驻扎保护”⁽²⁶³⁾；对于退入东北的苏俄白军谢米诺夫等部，“均为之收容，复许其增募军兵，以图进取，助其运输饷械，以济军用，掩护其侧翼，俾免压迫”⁽²⁶⁴⁾。

1920年春，苏俄远东地区的形势发生变化，白军被红军击败，局势趋于稳定。列强于无可奈何之下，开始酝酿自西伯利亚撤兵。因此，北京政府的对俄态度也开始变化。2月间，北京政府宣布自苏俄境内撤回宋焕章部，并将退入东北的苏俄白军一律解除武装。3月通过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收到了苏俄对华宣言正式文本，并开始通过驻苏俄海参崴等地的领事及驻英国、丹麦等国的使节与苏俄接触。北京政府一方面表示此宣言“果否可凭，尚属问题，现正熟加考察”，要求“遇有此类文件，并应注意扣留，以杜乱源”；另一方面决定探询各协约国对俄态度，并取一致行动，同时派人赴苏考察⁽²⁶⁵⁾。6月，北京政府委派张斯麐为使者，出访远东共和国与苏俄，与苏方进行非正式接触。张在莫斯科会见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和政府首脑列宁。张在向北京政府报告时认为：“劳农极愿与我亲密，麐等到后，备极优待。……据所提取消一切旧约等条，实与我有益无损。设令拒绝，在我则将失时机，在彼必以我懦不足恃，届时另生他策，结合蒙古，并派员与他国订立条约，协谋中国，为害滋大。”因此，张建议“迅筹对待方针，以免贻误”，并倾向于接受苏俄提议，订立协约⁽²⁶⁶⁾。但北京政府此时既有列强的压力，又对苏俄在中东路等问题上的态度不满，尚无意与苏俄建立正式关系，9月28日下令召回张斯麐代表团，交涉没有打开局面。与此同时，苏俄外交代表维连斯基也访问了中国。5月27日，新疆与苏俄地方当局签订通商协议，成为苏俄新政府成立后中苏两国间签订的第一个协定⁽²⁶⁷⁾。

1920年7月直皖战后，苏俄方面认为，亲日的皖系下台对恢复中苏关系有利；而直系吴佩孚为了对抗日本支持的奉系，也想利用苏俄为己所用。中苏关系的改善出现了新的契机。

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国防部副部长优林1920年6月间曾在买卖城申请来华，但被北京政府以担心“惹起国际间之误会”，“于国际上颇感不便”为由拒绝，令其“尽可就近与地方官接洽”⁽²⁶⁸⁾。直皖战后，形势变化，7月21日，中国外交部电告库伦西北筹边使公署，告以如优林“不自居为正式代表，仅以委员名义，与中国接洽商务”，中国政府当予同意。优林获悉此讯后，同意改用“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名义来华⁽²⁶⁹⁾。该使团一行六人于8月26日抵达北京。北京政府对待优林来访议定原则为“表面上则接洽商务，内容则兼及政治”，“政治谈判及完全承认，不能不暂持审慎”⁽²⁷⁰⁾。因为列强担心中苏之间的接近不利于保持他们的在华特殊利益，对北京政府与苏俄代表的接触多次提出劝告，勿与优林使团作政治谈判。迫使北京政府外交部不得不声明：优林既以商务委员名义而来，中国政府当然仅与接洽经济事务；惟承认过激派政府一层，保证当与各国取同一态度⁽²⁷¹⁾。

为了与苏俄的接触和谈判，北京政府也作出了一些姿态。1920年7月，中国方面完全停付向旧俄的庚子赔款。8月，中国政府宣布撤销同日本签订的、旨在反对苏俄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²⁷²⁾。9月8日，外交总长颜惠庆会见旧俄公使库达摄夫，告其久不能行使职务，所辖领馆与俄国侨民也大都不听其命，实际已失去代表资格，授意其自行辞职，同时自行取消所有俄国在华领事资格。库达摄夫仍不愿放弃其职务。9月23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令》，宣布停止旧俄外交人员待遇，同时保护俄侨生命财产，“关于俄国租界暨中东铁路用地，以及各地方侨居之俄国人民一切事宜，应由主管各部暨各省区长官妥筹办理”⁽²⁷³⁾。其后，各地当局派员接收了天津、汉口俄租界；关闭了十九处旧俄领事馆（包括外蒙），并令接收俄人在华特权利益，如封闭旧俄邮局、代管旧俄政府存于中国银行之财产；废除旧俄领事裁判权⁽²⁷⁴⁾。

然而，北京政府的举措却为列强所不满。驻京公使团为了维护列强的特权，要求北京政府“保全中俄条约所有之利益，勿使作废”，并要求“以后各项办法请与有关系之国先行协商，以免误会。”北京政府不得不声明，中国对旧俄利益只是代管，并不影响各国在华利益，并将北京俄使馆交外交团代管⁽²⁷⁵⁾ 。10月11日，日、法公使又向各国公使提出建议：“俄国在华之利益，应暂交列强代为保管”。各国公使多表赞同，并以公使团名义照会中国政府外交部，声称：“中国政府万不能永远取消俄人按约在中国所享之利益”，“请中国政府与外交团商定暂时管理俄人在中国之利益办法”。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如下：“俄国领事裁判权当然中止”，而“俄国已宣布自愿放弃的权利，……自无再与外交团另订暂时管理俄人办法之必要。”⁽²⁷⁶⁾此后，外交团仍屡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交涉，以维护旧俄在华利益，但旧俄在华利益事实上已被中国逐渐清理，外交团最终亦只能作罢。

在列强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对苏俄的态度忽冷忽热，处在矛盾之中。9月16日，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国将与优林商议保护远东华侨办法及商务贸易问题，同时则回避了中国与远东共和国的政治关系问题⁽²⁷⁷⁾。优林在北京见不到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交涉处于停顿中。10月间，北京政府令中国前驻俄公使、现任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主持与优林的交涉。11月30日，刘镜人在首次会见优林时，提出了中苏双方商谈商务经济问题的四项条件，即苏俄不在中国领土内为任何政治行为之鼓吹，赔偿中国在苏侨民自俄国革命以来之损失，保护远东中国侨民之生命财产，明白处理中国人民在新疆边地及后贝加尔湖各地方所遇种种可憾情事⁽²⁷⁸⁾。优林不仅当面承认了上述四项条件，而且于12月13日以公文形式致函外交总长颜惠庆予以承认，但坚持苏俄对中东路的权益⁽²⁷⁹⁾。不过，优林多次求见外交总长而不得，他在给颜惠庆的信中说：“代表团在北京居住三月，其结局距开始公同商议与解决部分问题尚远，并未得有何等效果。”⁽²⁸⁰⁾ 结果他只好转而在民众团体和学者中间奔走活动，以获得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影响中苏关系恢复的重要障碍之一是中东路问题。旧俄中东路总办霍尔瓦特在十月革命后仍居原位，并于1920年1月声明“对于铁路附近地居住俄人之国家统治权完全担负”，形同“独立”。中东铁路中方督办兼护路总司令、吉林督军鲍贵卿为此向霍氏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中东路区为中国领土，“不容有第二国家施行其统治权”，霍氏“断无担负国家统治之权能”⁽²⁸¹⁾。2月28日，北京政府督办边防事务处指示鲍贵卿，“以现在情形，可以督办及护路总司令名义完全处理中东铁路事宜”。3月15日，鲍贵卿通知霍氏，“克日将东路一切政权悉行解除，由中国照约分别办理”，实际收回了中东路区的行政权⁽²⁸²⁾。此后在中东路路区“悬国旗，置军警，表面上似觉完善，然铁路营业权及路线两旁之地亩管理权，完全握于俄人之手”⁽²⁸³⁾。

1920年10月2日，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和华俄道胜银行经理兰德尔签订了《管理东省铁路续订合同》。俄国革命胜利后，道胜银行为了避免被清算，以法国公司的名义注册，并将总部迁到巴黎。依照这个“合同”，中国获得的权益是：一、该行承认按照1896年签订的《东省铁路合同》，自1921年起，将所欠中国的库平银500万两之本利（利息应按息上加息），以铁路债券方式交中国政府，每半年交付一次；二、中国取得中东路的部分管理权，董事会九人中，中方四人，另由中国人任督办，使中方投票权超过董事会半数，同时由中方任该路总稽查；三、中东路限于商业范围内，中国政府得随时取缔路内一切有涉政治事项。但中国所受损失亦十分巨大，因为中国在这个协定中承认，1896年9月7日订立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有效》，即八十年期满时中国才能收回铁路及一切铁路产业，铁路所有决定必须由董事会至少七人同意，方可被执行，这就给了俄人董事以否决权⁽²⁸⁴⁾。在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发表后，中国还和道胜银行签订协定，无异自缚手脚，也给未来的中苏谈判带来了新的问题⁽²⁸⁵⁾。此事经传媒报道后，优林对外公开表示，“中东路为俄国领土之一”，此约“实令人难信”，中苏交涉“此后亦难进行”，苏俄对于该约“不认为有效与合法”⁽²⁸⁶⁾。

1921年2月，北京政府外交部复函苏俄政府，表示对苏俄宣言“本国政府已加注意，而于国际平等及相互之宗旨尤为注意。……本国政府深盼有最早之机会，循此次宣言书中指示之程序，以与贵国直接开议”。复函希望苏俄对中国在俄侨民“认真保护，以礼待遇。倘本国在贵国之人民能令安居乐业者，则本国政府当信昔日之友好恢复，与中俄人民历史关系再有正式基础，必为日益近矣”⁽²⁸⁷⁾。当月，陈广平奉派为驻莫斯科总领事。中国外交部官员在与优林的会晤中，均提出将中东路收回，但优林则坚持中苏合办共管。1921年10月优林回国前，外交总长颜惠庆在会见他时提出：“从前劳农政府首领虽屡次宣言将中东铁路完全无条件归还中国，然在我决不敢抱此过大之希望，故所有前俄帝国政府暨人民所担负该路之建筑费，双方应派专门委员并聘欧美专门人员，会同估定价值，中国政府担任偿付半数。”但优林仍坚持苏俄在该路的“优越待遇”⁽²⁸⁸⁾。

影响中苏关系恢复的又一重要障碍是外蒙问题。自1915年以后，外蒙名为“自治”，中国先后派陈箓、陈毅为都护使，驻外蒙首府库伦，享有对外蒙的宗主权。苏俄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乱不已，远东红、白军及外国军队的争战影响到外蒙，使外蒙局势亦处于动荡之中，同时日本亦在通过其代理人谢米诺夫觊觎外蒙，图谋成立包括内外蒙古的所谓“大蒙古国”，以进一步控制西伯利亚。为保持外蒙局势的稳定，中国决定向外蒙增派军队，筹划恢复对外蒙的完全主权，而外蒙内部亦有撤销“自治”的呼声。1919年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提出西北筹边计划，欲以实力经营外蒙。10月底，徐树铮抵达库伦。11月17日，外蒙呈文撤销“自治”。22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令正式宣布外蒙撤销“自治”，同时声明，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等文件此后“概无效力”⁽²⁸⁹⁾。但北京政府实力有限，鞭长莫及，无法真正在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扶助外蒙，未能在外蒙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而苏俄白军利用外蒙为反对苏维埃革命的基地，苏俄红军不能容忍，双方经常发生冲突，并危及中国在蒙主权⁽²⁹⁰⁾。1919年8月3日，苏俄政府发表《致蒙古人民宣言》，声称“蒙古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有权在没有北京或彼得堡方面的任何监护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同其他一切民族交往”⁽²⁹¹⁾。苏俄同时支持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等人成立蒙古人民革命党，从事蒙古革命运动。担任经营外蒙的徐树铮不能善用时势，令外蒙倾心内附，而是依赖高压政策的压服作用，结果引起外蒙民众的反感，“自治”声浪又起。直皖战后，徐树铮失势下野，徐世昌于1920年8月15日任命陈毅为西北筹边使，下令“无论京外官署，对于内外蒙古，均应加意抚绥”⁽²⁹²⁾。然外蒙地处偏远，民情不洽，格于动荡的政局和软弱的地位，北京政府实不能给予驻蒙军队有力的支持。1921年，外蒙形势发生变化。2月，外蒙王公援引白军恩琴部占领库伦，驻防中国军队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退出，3月21日，外蒙重新成立“独立”政府⁽²⁹³⁾。苏俄红军随之进入外蒙进剿，并称派军入蒙为“协助中国起见，去除匪徒，而保存中国主权”，“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²⁹⁴⁾。但事实说明，苏俄的表示不过为纸面文章。5月，白军进攻恰克图，为红军击败。7月6日，苏俄红军占领库伦，随后于16日扶持成立了外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苏俄军队在“苏俄与远东共和国安全之威胁”未解除前不会自外蒙撤离⁽²⁹⁵⁾。11月5日，苏俄与外蒙签订《俄蒙友好条约》，苏俄承认蒙古现政府为蒙古唯一合法政府，双方互派外交代表⁽²⁹⁶⁾，外蒙从此实际脱离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受外蒙问题的影响，中苏关系一度趋于停顿。1921年5月，优林奉召回国出任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阿格辽夫代理优林在北京的工作。6月3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驻英公使顾维钧，请其通过苏俄驻英外交代表转苏俄政府，表示中国对苏俄出兵外蒙“殊难承认”⁽²⁹⁷⁾。7月下旬，优林再度来华，途中他曾到奉天与张作霖会晤。8月间，优林再赴奉天会晤张作霖，提出承认远东共和国、通商、驱逐中东路旧俄党等问题，张表示这些事权属中央政府，请与北京政府讨论，同时提出蒙古问题应予解决，苏俄军队应撤出库伦，双方接触没有结果。

10月初，优林受命返国。在离华前，与外交总长颜惠庆连续三天会谈，主题仍为互相承认、通商、外蒙、中东路等问题，双方各执己见，中方坚持苏俄先自外蒙撤军并解决中东路问题，然后再谈互相承认与通商问题。会谈没有结果。10月6日，优林离京返国。

优林使团返国前后，中苏两国就苏联直接派外交使团来华事续有接触。北京政府几经反复，考虑到苏俄同南方孙中山军政府日益接近的趋向及解决苏俄红军驻扎外蒙和中东铁路等问题，终于10月15日同意苏俄政府派代表到北京。12月12日，苏俄派遣的裴克斯（又译巴意开斯）使团到京，试图打开中苏谈判的僵局，建立中苏正式外交关系。12月16日，外交总长颜惠庆首次会见裴克斯，双方讨论了外蒙与中东路问题，重点尤在外蒙问题。裴克斯表示，苏俄驻军外蒙是因“蒙古政府请求”，“一俟中政府与蒙古政府协议有结果时，敝国军队，彼时即行撤去”⁽²⁹⁸⁾。1922年3月，俄蒙签订友好通商条约事被证实。4月26日，中国办理接收库恰事宜委员李垣约见裴克斯，表示此事“显系违背信义，并侵犯我领土主权”，要求苏俄立即自外蒙撤军。裴克斯答称，苏俄在外蒙驻扎军队，是因为防范白党，保持外蒙治安，并得蒙人请求；同时声称：“敝政府从前声明，所有旧帝政府时代各条约取消一语，并非谓根本取消，因尚有研究之余地。……而中东路亦归贵国管理，此乃贵国之误会。”李垣据此谴责苏俄方面“屡次失信”，“无诚意”。5月1日，外交部向裴克斯声明：“今劳农政府乃忽背反前言，擅与蒙古私订条约，此等行为直与俄帝政府时代之对华如出一辙。须知蒙古系属中华民国领土，久为世界所公认。劳农政府此次私与订约，既自食前言，复违反公理。本国政府实难容忍。为此，特向执事严重抗议，所有劳农政府与蒙古私订无论何种条约，中国政府绝不承认。”但苏俄方面坚持其与蒙古订约并不违反1915年中、俄、蒙三方协约，如三方协约须修改，可由缔约各方共同与议⁽²⁹⁹⁾。外蒙问题由此成为影响中苏关系最重要的障碍之一。

裴克斯到京后，曾向北京政府递交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信函，表示对中东路苏俄“准备于中国允行若干必要之保障条件下交还中国”，而在此一问题未解决前，“俄国在中东路之一切权利应仍保留不受侵害”⁽³⁰⁰⁾。正因为这些原因，裴克斯使团到京后，虽然中方曾表示可以“不日开议”，但结果“则仍在渺茫之中”⁽³⁰¹⁾。在苏俄方面，此时则声称新约未订以前，旧约仍然有效，企图以此诱使中国订约，但不再提无条件废除旧约的事。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府，苏俄政府对联络吴佩孚颇感兴趣，由此亦推动了与北京政府的谈商。6月29日，苏俄向中方提出派越飞为新任使华代表，得到中方同意。7月间，裴克斯使团结束在华使命。8月12日，越飞到达北京。15日，越飞与外交总长顾维钧首次会见，顾维钧请苏俄撤退外蒙驻军，“如苏俄能迅予办理，则其他各问题，亦必迎刃而解”。越飞强调外蒙问题应与其他问题同样讨论⁽³⁰²⁾。25日，越飞向北京政府提出正式节略，提出“重行磋商关于双方之一切问题，俾两国间成立政治、外交、经济、商务上适当之关系，以符两国人民所互相希望之缔交连合之意响”。节略还表示，两国先应讨论政治、经济关系之根本原则，订立条约，恢复外交关系，其余细则等等，可有特别委员会或使领代表办理。从而回避就具体问题作出承诺⁽³⁰³⁾。顾氏回忆说：“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顾氏向内阁和吴佩孚汇报后答复越飞：“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政策。”⁽³⁰⁴⁾ 北京政府的答复使越飞大失所望。

9月2日，越飞致外交部节略称：“本全权代表现向贵政府再行提议磋商关于双方之一切问题，以期中俄两民国间成立善邻之睦谊，而符两国人民之心理。”同时表示：“今劳农政府主张始终一致，故仍欲悉照以前二次宣言之原则与中国开议。”9月7日，外交部回复越飞节略称：“贵代表拟请会议中俄一切问题，用奠双方邻好关系一节，中国政府可表同意，并准备与执事开议。所望会议时贵代表一本劳农政府迭次对华宣言之精神及贵代表此次节略所述之旨趣，彼此竭诚谈判，俾所有悬案得资圆满解决，一切问题自可顺利进行。”⁽³⁰⁵⁾ 北京政府改变了先前不与苏俄商谈政治问题的立场，同意就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正式谈判。

越飞来华希望达到中苏订约并建交的目的，但顾维钧坚持以苏俄撤退外蒙红军、交还中东路主权为先决条件。在双方商谈中，越飞坚持，中东路主权虽可归还中国，但管理权应归双方；蒙古问题应按1915年三方条约规定，外蒙实行自治，宗主权归中国方面，但双方均不得派兵进入外蒙；庚子赔款事还待解决。上述主张与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相距甚远，中方当然不能满意，表示对俄蒙条约等“概不承认”，谈判没有进展。越飞还声明：“倘以此项宣言为俄国完全放弃其在中国利益之结果，则未免太不公允。盖俄国在其宣言书内虽曾声明抛弃帝制政府之侵略政策，并允抛弃俄国以此项政策在中国所得之权利，惟此项问题未经中俄自愿协商解决以前，则俄国在中国之权利尚未失效，且其合法而且公正之权利亦不能因此项宣言而消灭。即如东路所有权，倘由俄国让与中国人民之时，则俄国对于该路之利益仍不消灭。”越飞还要求中国政府取消中东路管理处，逮捕中东路总工程师，与苏俄协定组织临时管理机关。而中国政府答以“此事根本办法，仍以该路完全移交我国为最扼要”⁽³⁰⁶⁾。苏俄方面多次重申，中东铁路为俄国财产，北京政府如漠视苏俄利益，苏俄政府将放弃以前宣言所提各点，并否认苏俄两次对华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路的说法，北京政府收到的宣言文本为误本⁽³⁰⁷⁾。1922年9月，越飞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中东路“为中俄间主要问题之一”，对中东路股东在哈尔滨开会表示“严重抗议”。北京政府则回答，此事“事关路务，完全为该路内政”⁽³⁰⁸⁾。当越飞见到报载大总统令，中国将于1923年1月起停付俄国庚子赔款时，当即声明：“凡关于中俄间彼此有关系之各问题，若由单方独行解决，绝对不能容纳”；“在中俄会议未开会以前，关于中俄彼此有关系之一切问题，中政府所有议决及办法，俄政府断不承认。”外交部答称，此次停付系根据1920年的成案办理，当时“俄国并未有所抗议”，而且与苏俄宣言精神“亦属完全相符”，俄代表“抗议之理由，本部不能了解，殊难认为充分”⁽³⁰⁹⁾。

10月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大总统提出说帖，认为“苏俄曾迭次宣言，对华表示亲善，越飞此次请求开议，又有一本前项宣言精神会议解决一切问题之声明，揆情度事，似亦未便深拒。……佥谓不如因势利导，试与周旋，先议悬案，再议通好，万一积年悬案，竟获结束，于我未尝无利。”⁽³¹⁰⁾ 但“先议悬案”的谈判方针，显与苏俄的想法距离甚远。9月间，越飞去长春，与日本会谈苏日关系问题。10月初越飞回到北京后，即以养病为由不作公开活动，中苏交涉停顿。11月7日，在北京纪念苏俄十月革命五周年宴会上，越飞发表书面讲话，竟称“为了中俄的共同利益，从库伦撤兵实为不可能的事”；“中东铁路问题乃俄人希求承认其合法权益的唯一问题。……俄人也深盼其在该路的一切权益，将获得中国的谅解与承允，并予以必需的保证”⁽³¹¹⁾。此时，日军已自西伯利亚完全撤退，苏俄在远东的地位得以巩固，也不再如前那般急迫地希望打开中苏关系。

越飞在北京期间，“与各团体联络往还，甚为活动”，宣传苏俄的主张，批评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主张东方民族团结，并暗中津贴报馆，为其宣传。北京政府外交部认为“亟应特别注意，以免煽惑”，并因此密函内务部，要求“密饬京师警察厅，仿照从前优林到京时办法，选派有知识之干探，于该俄人等出入地方，秘密侦查，细心访察，……一面将越飞一切举动，随时报部，以凭查核”⁽³¹²⁾。因谈判停滞和越飞企图联络孙中山的举动，吴佩孚对苏俄提出抗议，还要北京步军统领王怀庆检查苏俄代表越飞在华往来函件，吴佩孚与苏俄的关系似在恶化。而越飞则预备南下会见孙中山，另辟苏俄对华交涉的途径，并以此向北京政府示威。1923年1月13日，越飞会见外交总长施肇基辞行，施希望中苏“即行开议”，而越飞以“医师因本代表久病不愈，力劝赴南养病”为由，表示谈判可在三月以后。实则如越飞对顾维钧所言：“既然中国政府不愿接受苏俄进行合作的建议，即将前往南方与孙中山博士商谈这项建议。”⁽³¹³⁾ 1月16日，越飞离京南下会晤孙中山，随后并与孙中山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表示苏联已将孙中山作为重要的交涉对象。此后，越飞以养病为由滞留日本，其职务由达夫谦代理，他建议将中苏谈判移至莫斯科举行，但为中方所拒，中苏谈判又陷于停顿中⁽³¹⁴⁾。

————————————————————

(1) 《政府公报》，1920年10月31日。

(2) 彭昌鲁编：《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版，第215—217页。

(3) 《群英会闭幕后之所闻》，《顺天时报》，1921年5月6日。

(4) 《湘赵对宪审查表示态度》，《晨报》，1921年5月10日。

(5) 《卢焘自治与他省不同》、《西南现势与统一前途》，《大公报》（天津），1921年6月4日、5月13日。

(6)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20—223页。

(7) 《政府公报》1921年5月31日。

(8)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1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438页。

(9)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95页。

(10) 君侠：《层出不穷之靳揆难关》，《大公报》（天津），1921年7月16日。

(11) 陶菊隐：《吴佩孚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12)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1年5月10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46页。

(13)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页。

(14)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18卷第7号，第132页。

(15)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1年5月10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46页。

(16) 《行将破产之北方财政》，《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12月29日。

(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编：《卞白眉日记》第1卷，1921年5月15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18) 《靳揆宣布大政方针》，《大公报》（天津），1921年6月3日。

(19) 《温寿泉致阎锡山电》（1921年4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26页。

(20) 李纯自杀事先并无征兆，颇为突然，根据其遗书，他自称“纯为病魔，苦不堪言。两月不能理事，贻误甚多。求愈无期，请假不准，卧视误大局误苏省，恨己恨天，徒唤奈何，一世英名，为此病魔失尽，尤为恨事。以天良论，情非得已，终实愧对人民。不得已以身谢国家，谢苏人，虽后世指为误国亡身罪人，但问天良，求心安。至一生为军人道德如何，其是非以待后人公评。事出甘心，故留此书以免误会而作纪念耳”（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011页）。据时人论：“李纯向以谨厚著名，问舍求田，最工心计，厚封殖而长子孙，是其唯一的人生观，……自立遗嘱，处分后事，遣散妾媵，捐出兴学，世人因其措置井然，不类神经错乱忧愤自杀者之所为。”（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71页）又据苏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和江苏省长齐耀琳致北京政府电称：“该巡阅使两月以来卧病奄缠，每以时局纠纷，统一未成，平时述及声泪俱下。近更疚忧愧恨，神经时复错乱，本月十二日忽于卧室用手枪自击，伤及右肋乳下，不及疗治，登时出缺。手写遗书，缕述爱国爱民，夙愿莫酬，不得已以身谢国。”（《政府公报》1920年10月16日）实际李纯自杀究为何因，众说不一。有说法是他患有“精神失常症”，对政局前途感到“悲观绝望”所致。但此时李纯刚刚出任苏皖赣巡阅使，又被授以“英威上将军”称号，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似无自杀之动机。因此，当时也有风传是其部将、苏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阴谋弑上以代之。真相究如何，还待研究。

(21)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0年10月30日、11月9日，1921年1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14、417页。

(22) 《新闻报》1921年4月6日。

(23)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18页。

(24)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23—224页。

(25) 此前，在张作霖的一再保荐下，1921年1月26日，北京政府任命张勋督办热河林垦事宜。但任职令发表后，全国舆论大哗，各界纷纷通电反对。张勋慑于舆论的压力，未敢就职。

(26) 《张培梅致阎锡山电》（1921年6月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60页。

(27)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792、795页。

(28) 《张培梅致阎锡山电》（1921年6月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64页。

(29)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32、237—238页。

(30) 时人谓，“闻阎师长自到潼后，始觉陕局头绪复杂恐不易制，颇抱隐悔”。（《张培梅致阎锡山电》1921年6月26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83—484页）据说阎相文留有遗书称：“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省，无颜对三秦父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第1075页）这是继李纯之后督军自杀的第二件疑案。有关阎相文的死因有多种说法：一说阎诱捕民军将领郭坚，并在8月13日以“啸聚土匪久为民害”为由枪杀之。其后，陕西靖国军逼阎驱逐刘镇华，以于右任为省长。刘已疑阎，因令镇嵩军备战，而靖国军又与各方结合图阎。阎四面受敌，不堪负担，遂自杀。一说冯玉祥在河南不能相容于吴佩孚，吴因令冯随阎入陕，而冯以皖人同乡名义结纳吴新田对付阎相文，阎死与此有关。而阎死后，又是冯得到陕督之职，故有此说。真相究如何，尚待研究。

(31) 陕西民军的发展始于护法运动，以“靖国军”自称，胡景翼、于右任先后任总司令，冯玉祥入陕时，“靖国军”已发展到七路共三万余人。

(32) 剑公：《冯玉祥辞职与陕局》，《大公报》（天津），1921年9月22日。

(33) 《蒋百里在北大演讲裁兵》，《晨报》，1922年5月18日。

(34) 《民国日报》（上海），1922年11月2日。

(35) 《姜桂题反对奉军到热河》，《晨报》，1921年7月17日。

(36) 《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1月8日，《晨报》，1921年5月29日。

(37) 《温寿泉致阎锡山电》（1921年4月16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425页。

(38) 《吴佩孚军略·书牍全编》第3编，世界书局1923年版，“书牍”第21页。

(39) 《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8月21日。

(40) 《商震致阎锡山电》（1920年8月7日）、《葛敬猷致阎锡山电》（1920年8月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385、376页。

(41)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第697—698页。

(4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年（1921）7至12月份，台北“国史馆”1980年版，第284—285页。

(43) 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44) 《对庐山会议之南北态度》，《时报》，1921年9月11日。

(45) 《庐山会议与各方面》，《大公报》（天津），1921年9月9日。

(46) 《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9月15日。

(47) 《卢永祥揭开庐山假面目》，《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9月21日。

(48) 《慎防不露面的人》，《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9月7日。

(49) 《庐山会议与各方面》，《大公报》（天津），1921年9月9日。

(50) 《庐山会议之反响》，《大公报》（天津），1921年9月14日。

(51) 《旧国会议员反对庐山会议》，《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9月7日。

(52) 《讨吴佩孚》，未见出版地与出版者。

(53) 《载沉载浮之庐山会议》，《大公报》（天津），1921年9月16日。

(54) 《吴佩孚力持庐山会议》，《大公报》（天津），1921年9月19日。

(55) 《曹张吴赞成庐山会议之见解》，《晨报》，1921年10月14日。

(56) 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集》上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275页。

(57) 武德报社：《吴佩孚》，第71页。

(58) 《晨报》，1920年8月18日。

(59) 《卞白眉日记》第1卷，1921年8月10日、16日，第156—157页。

(60)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7页。

(61)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1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0年版，第14页。

(62) 《致国会电》（1919年8月7日）、《复林森吴景濂函》（1919年8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5、105页。

(6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690页。

(64) 《四总裁宣言书》（1920年6月3日），《革命文献》第51辑，第295—296页。

(65) 《军政府公报》，1920年12月4日。

(66) 因为唐继尧对护法国会迁滇不积极，护法国会一度又决定迁往重庆，但因四川内战重起，计划告吹。不久，讨桂战争胜利，护法国会遂重回广州。

(67)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革命文献》第51辑，第76页。

(68)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革命文献》第51辑，第14—15页。

(69) 21日，朱执信在调解虎门驻军与东莞民军冲突时以身殉职。

(70) 《陈炯明之哀的美敦书》，《晨报》，1920年9月20日。

(71)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革命文献》第51辑，第101页。

(72) 《陆荣廷关于粤事第二次通电》（1920年9月28日），汤锐祥编：《护法运动史料汇编》（四），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120页。

(73) 《莫荣新声明军事结束前不交卸督军职布告》（1923年10月9日），《护法运动史料汇编》（四），第142页。

(74) 《岑春煊等关于解除军府职务电》（1920年10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75) 《莫荣新关于取消自主率将士退出广州通电》（1920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657—658页。

(76) 《政府公报》，1920年10月31日。

(77) 《军政府公报》，1920年12月4日。

(78) 《军政府特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令》（1920年11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第10页。

(79) 《在广东省署宴会的演说》（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29—430页。

(80) 《军政府通告重开政务会议继续执行职务电》（1920年12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第12页。

(81) 《军政府公报》，1920年12月4日。

(82) 《地方自治实行法》（1920年3月1日）、《内政方针》（1920年11月下旬），《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20—223、432—435页。

(83)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30页。

(84) 《中华民国政府组织系统表附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第18页。

(85) 《在广州军政府的演说》（1921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50—451页。

(86) 《军政府孙陈两派之暗斗》，《晨报》，1921年1月22日。

(87) 《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49—550页。

(88) 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89) 陈炯明此时倾向于“联省自治”，实际即图割据广东，个人专断。他的亲信叶举、洪兆麟等以及国会中的褚辅成派均赞成“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孙中山为摆脱陈炯明的掣肘，将广州划为直辖市，直隶于军政府，任命孙科为市长，并在粤军中培养许崇智的力量。但实际上，因为陈炯明的力量在广东占绝对优势，孙中山上述举动收效甚微。

(90) 《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革命文献》第51辑，第307页。

(91) 《曹锟等反对广州旧国会另拟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总统通电》（1921年4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第21—22页。

(92)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4月14日，唐绍仪和唐继尧在私下会见谈话中，“对这次选举持反对态度”，但因选举已是既成事实，他们均“不愿提出异议”（《孙中山与陈炯明》，《孙中山研究》第1辑，第379页）。

(93) 《就任大总统职宣言》（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1—532页。

(94) 《国务院致曹锟等电》（1920年10月30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4册，第224页。

(95) 《大总统下令荡平群盗》，《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7月6日。

(96)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第149页。

(97) 《顺天时报》，1921年7月22日。孙中山认为沈鸿英是势蹙归降，惟其人“反复无常”，“万难深信”，指示李烈钧控制桂林，对沈保持压力。而沈鸿英此举确非真心投附粤方，实为在粤方大军压境时的缓兵之计，他既未与陆荣廷真正脱离关系，而且还在9月间派代表赴岳州谒见吴佩孚，表示输诚投效（《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58页）。

(98) 《陆荣廷宣言退职之通电》，《大公报》（天津），1921年7月23日。

(99) 陆荣廷虽然下野，但仍然企图卷土重来，并向直系求援，成为直系在南方的政治盟友。1922年7月，陆荣廷由越南重返广西，占据桂西龙州，9月被北京政府任为广西边防督办。吴佩孚称，陆“始终赞成统一，而对于驱孙，则尤愿尽力，虽自出督师，亦所不辞”；认为“欲定粤驱孙，或防止联治，实不无借助于陆之处”；同意陆的要求，资助其款项10万，子弹100万粒，枪2000支，以“督促出师，当可早日助奠粤乱”。曹锟认为，陆“翊赞统一，合驱孙文，不胜欣快”，同意拨付款项及枪弹（《吴佩孚致曹锟电》，1923年7月18日，《曹锟致吴佩孚电》，1923年7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634—635页）。1923年11月，陆自龙州至南宁，就任广西善后督办，1924年1月30日又被曹锟特派为暂署督理广西军务善后事宜（原督办林俊廷于1923年2月19日就任，23日兼代省长，此时调任钦廉边防督办）。3月，陆荣廷与沈鸿英交战。吴佩孚闻讯颇为恼怒，认为沈“不学无术，被人播弄，致其部下有藉口防地开动回桂之事”；“迭经分电两方谅解制止”，以免“牵动大局”。见《吴佩孚致陆锦密电》（1924年4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51页。6月，沈鸿英与陆荣廷停战，23日李宗仁通电要求陆荣廷下野。7月16日，李宗仁就任定桂军总指挥，黄绍竑就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两军组成定桂讨贼联军，与沈鸿英部合作，击溃陆荣廷部。10月9日，陆荣廷通电下野，前往上海，从此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广西形成李宗仁、黄绍竑与沈鸿英对峙的局面。

(10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年（1921）7至12月份，第250页。

(101) 邓野：《援鄂战争之史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02)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268页。

(103) 《鄂人反对省长之激烈》，《晨报》，1920年9月2日。

(104) 夏寿康接任省长，王占元起初“坚不同意，迭电请假，以事挟制”。其后又嗾使部下第一师师长孙传芳等对夏“肆行要挟，声言不准接印，速自为计，否则大兵一到，不可测也”。《湖北旅京同乡会揭发鄂督王占元指使所部孙传芳以武力阻止夏寿康接省长印电》（1920年12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66页。夏因此在湖北不安于位，在任不过半年多，即在1921年3月让位于刘承恩。

(105) 南宫后人编：《湘军援鄂战史》，民强书局1921年版，第2页。

(106) 南宫后人编：《湘军援鄂战史》，第3页。

(107) 《鄂各界代表施洋致湘人泣恳书》，《大公报》（长沙），1921年7月4日。

(108) 彭伯勋：《湘军援鄂的前因后果》，《湖北文史资料》第6辑。

(109) 《直系军人之湘军失败原因谈》，《申报》，1921年9月7日。

(110) 据驻汉口日本总领事报告，王占元曾派鄂军参谋余范传赴湖南，“疏通一切”，“并携带现款十万元，子弹二十万粒，军米二千石，以王督之名义，赠与湖南赵总司令。当经赵总司令明白宣示，湘军决无出兵攻击湖北及有意侵略之举动，务将此意转达王督，万勿疑虑”。《汉口日本总领事向北京日公使报告鄂督王占元与湘总司令赵恒惕互相勾结情形电》（1921年7月7日—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军事》三，第469—470页。

(111) 《但懋辛致张冲、喻培棣等商议援鄂电》（1921年7月8日）、《刘湘致川军将领征询援鄂意见电》（1921年8月3日），《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259页。

(112) 张方严：《1921年直军援鄂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06页。

(113) 张方严：《1921年直军援鄂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06页。

(114) 《湖北自治军将士兵民及各团体代表通电》（1921年7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72页。

(115) 《总司令援鄂之誓师辞》，《大公报》（长沙），1921年7月29日。

(116) 《总司令援鄂之誓师辞》，《大公报》，1921年7月29日。

(117) 《鄂督王占元报告湘军攻鄂应战情况密电》（1921年7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77页。

(118) 《湘军援鄂战史》，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7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119) 《王占元致阎锡山等电》（1921年7月2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500页。

(120) 《王占元通电》（1921年8月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504页。

(121) 南宫后人编：《湘鄂战史》，民强书局1921年版，第23页。

(122) 《温寿泉致阎锡山电》（1921年8月6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505页。

(123) 《王去萧来之鄂讯》，《大公报》（长沙），1921年8月16日。

(124)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39—240页。

(125)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43—244页。

(126) 《湘鄂战争之变幻》，《时报》，1921年8月22日。

(127) 《总司令致黎黄陂等电》，《大公报》（长沙），1921年8月19日。

(128) 彭洪铸：《湘鄂川鄂战争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59页。

(129) 《张国熔报告湘鄂川战争经过及赵恒惕向吴佩孚乞和等情致王怀庆呈函》（1921年9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87页。

(130)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1年8月23日，第326页。

(131) 彭洪铸：《湘鄂川鄂战争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63页。

(132)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4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

(133) 《专电》，《申报》，1921年9月7日。

(134) 《温寿泉致阎锡山电》（1921年9月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526页。

(13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35页。

(136)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56页。9月11日，湘、鄂、赣三省代表在岳州商定，长江上游总司令率本部兵力驻扎岳州，维持治安，一切行政、司法及地方团体事业毫不干预，均仍由湘省主持办理。

(137) 《鄂督萧耀南报告川鄂战争北军由败转胜情况密电》（1921年9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84页。

(138) 《温寿泉致阎锡山电》（1921年9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530页。

(139)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60页。

(140) 《川鄂战争之激烈》，《时报》，1921年9月27日。

(141) 《吴佩孚指陈川湘战事责任呼吁息争电》（1921年10月27日），《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265页。

(142) 《鄂督萧耀南报告川鄂战争北军由败转胜情况密电》（1921年9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85页。

(143) 傅渊希：《川湘援鄂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32页。

(144) 陶菊隐：《吴佩孚传》，第56页。

(145)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开始后，驻岳州直军多被调回北方。战争结束后，黎元洪复任总统，以“统一”自任，6月22日下令：“现在湘岳地方业已安谧，前驻岳州及在湘军队着即撤防，由警察维持秩序，毋庸再行驻兵。”而直军此时亦无意再驻岳州，遂与湖南当局商定，划岳州为中立地带，由警察维持秩序。赵恒惕为此派人赴保定，与曹锟、吴佩孚订立了撤防条约。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81页。

(146) 《总司令部昨日茶话会纪事》，《大公报》（长沙），1921年9月7日。

(147) 张方严：《一九二一年直军援鄂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13页。

(148) 梓生：《奉直战争纪事》，《东方杂志》第19卷第8号，第61页。

(149) 王也扬：《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2期。

(150) 关于“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及其间之论争，请参阅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等论著。

(151) 《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

(152) 《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

(153) 程道德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169页。1919年8月26日苏俄《真理报》与《消息报》发表的第一次宣言，没有将中东路无偿归还中国的内容；但该宣言于1920年3月正式转交中国时，仍有该项内容。在第二次宣言中，苏俄政府提出了若干具体条件，如中国不应支持俄国反革命派之旧党，并不允许其在中国领土内有所动作；应将反对苏俄之军队及各团体解除武装；驱逐旧俄驻华外交人员；不得将苏俄放弃之庚子赔款付与旧俄人员。此次苏俄不仅未提放弃中东路事，而且要求两国订立苏俄需用中东铁路办法之专约。

(154) 1920年3月，中国收回中东路区行政权；7月停付旧俄庚子赔款；9月停止旧俄外交人员待遇，接收天津、汉口俄租界及俄人在华特权，废除旧俄领事裁判权（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正中书局1945年版，第290—291、298页）。这些收回的权益在1924年被中苏条约基本确认。

(155) 维经斯基（1893—1953），曾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

(156) 根据俄方的报告，《新青年》杂志是由俄方资助出版的。《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9页。

(157) 马林到上海前，荷兰当局已将此事通报给驻华使馆，并由他们通报北京政府，马林“系由莫斯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前来远东进行革命煽动的，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务必不使之入境”。《荷兰驻华公使致荷兰外交大臣函》，1921年7月1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158)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9页；《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6、58页。

(159)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一大”的召开，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如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请参阅有关论著。日本学者石川桢浩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有关中共创建的史实、研究中的不同论点及相关资料有详尽之考辩，亦请参阅。

(160)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421页。

(161)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其成立初期，日常经费支出多依靠国际的支持，也有义务遵守国际的决议，听从国际的工作安排。中共成立的第一年，中央机关共支出17655元，其中自行募捐1000元，国际协款16655元。直到中共“三大”时，陈独秀仍报告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7、168页。

(162)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1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49页。

(163) 《发刊词》，《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

(164)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1921年11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6、50页。

(165)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1页。

(166) 五四运动以后，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人运动也有了发展，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工业协进会、中华劳动联合会等，但影响不如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

(167) 在当时规模和影响较大的罢工中也有基本未得胜利者，如1922年10月到11月的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关于2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请参阅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68) 《载德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要求劳动立法等情报告》（1922年9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49页。

(169)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170)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页。

(171)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4—45页。

(172)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5—66页。

(173) 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174)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175)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76)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0年10月10日，第277页。

(177) 《扬松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7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97页。

(178)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页。

(17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6页。

(180)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10页。

(181) 《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96页。

(182) 《颜惠庆日记》第1卷，1918年12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页。

(183) 《中德协约》（1921年5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954—958页。

(184) 罗罗：《中德关系之未来》，《东方杂志》第18卷第10号，第5—6页。

(185) F.M.Simonds：《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东方杂志》第18卷第23号，第17—25页。

(186) 英日同盟原为对付俄德的扩张而订，规定如缔约国与第三国发生战争，双方应互为支援，故就理论的可能性而言，如美日间发生战争，英国将支持日本，这使美国极为不快，故力图拆散。英日同盟于1921年期满，日本希望续约，但未如愿。

(187) 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和约生效，但因中国未签字，故山东问题在法律上仍未解决，正因为如此，日本在1月、5月、6月三次向中国提出直接交涉的要求，并以归还胶州湾、撤退胶济路沿线军队为诱饵，以换取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权，但遭到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因此不敢直接与日本交涉，回文予以拒绝（张一志：《山东问题汇刊》下册，第195—198、208—209、241—245页，引自吴沧海：《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研究生论文，1972年，第41—43页）。而在此前后，皖、直两系关系紧张，北京政局动荡，亦使政府无从考虑交涉事。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败北，直系掌握北京政权，与皖系的日本背景有异，更使直接交涉难以进行。

(188) 李祥麟：《门户开放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04—205页；吴沧海：《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第86—89页。

(189) 盖平、周守一：《华盛顿会议小史》，中华书局1923年版，第8页；黄惟志：《华盛顿会议提倡之经过》，《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合刊，纪事栏。

(190) 《中国被邀参加华盛顿会议有关文件》（1921年7月—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452—454页。

(191) 时人对中国代表团的评论是：“全权代表全向驻外公使里头选择，多半不十分了解本国实际的情形和对外关系的全体。小代表则一味瞻徇情面，帝制派也要，亲日派也要，军阀派也要，官僚派也要。”“中国代表里边，不但熟习美英日各国情形的太少，即真知本国一切实际状况的人也不多。这固是国家人才上一个大问题，然而当局不知延揽人才也是一种毛病。因此临时急抱佛脚，各事都无条理，外面一有风波，更是天旋地转不知何去何从了！”周守一：《华盛顿会议小史》，第324—325页。

(192) 《就出席华盛顿太平洋会议代表资格的宣言》（1921年9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5—596页。

(193) 《新政府否认北庭代表》，《民国日报》，1921年9月8日。

(194) 12月7日，广州政府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解决中国问题计划书，要求列强撤回对北京政府的承认，不干涉中国内政，实行公开外交，保持中国领土、经济与行政的完整，解决山东、满蒙和西藏问题，取消一切租界、租借地和势力范围，撤走一切驻华军队，修改不平等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赔款，取消在华邮局、电台等。除了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之外，上述要求与北京政府向华盛顿会议提出的要求基本上大同小异。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195) 曾琦：《第三国际党之华盛顿会议观》，《东方杂志》第19卷第2号，第111页。

(196) 陈独秀：《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新青年》第9卷第5号。

(197) 黄惟志：《华盛顿会议提倡之经过》，《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合刊，纪事栏。

(198) 《外交大会今日代表会》、《各界联合会致大会电》、《工界无不疾首北政府》，《民国日报》，1921年11月19日、12月3日，1922年1月8日。

(199) 《国民外交联合会对于华盛顿会议中国提案之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油印件，特件外312号。

(20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20页。

(201) 《远东周论》第18卷第1期第3页，引自蒋相泽：《中国与华盛顿会议》，《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202) 《中国被邀参加华盛顿会议有关文件》（1921年7月—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52—454页。

(203) 《驻英顾公使电》，1921年7月16日，《秘笈录存》，第333—334页。

(204) 《外交部致代表团电》（1921年10月31日），《秘笈录存》第388页。

(205) 各论著对各项原则文句之征引互有出入，此处据《外交公报》1921年第6期“条约”第34—37页、谭天凯《山东问题始末》（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秘笈录存》第398—400页的文字互相参照而录引。

(206) 《华盛顿会议小史》，第145页。

(207) 《美京曹参事电》（1921年11月17日），《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1月21日），《秘笈录存》，第402、406页。

(208) 《华盛顿会议小史》，第160—161页。

(209)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64、142页；［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张静尔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210) 《外交部关于废除二十一条问题说帖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612页。该书注明，此说帖原件无时间，根据有关文件对证为1923年3月之件，但根据此帖内容判断，应为成于华盛顿会议时。

(211) 《华盛顿会议小史》，第198—199页。

(212) 《华盛顿会议小史》，第201—209页；《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114—116页。1922年11月和1923年1月，北京国会众、参两院先后议决“民四条约”无效。3月10日，中国外交部向日本声明：“所有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除已经解决及已经贵国政府声明放弃并撤回所保留各项外，应即全部废除，并希指定日期，以便商酌旅大接收办法，及关于民国四年中日条约及换文作废后之各项问题”。3月14日，日本复照声称，中国“违背”国际信义，擅自废除“成约”，日本决不承认。见《外交部为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致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照会》（1923年3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613—614页；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213) 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208页。

(214) 《华盛顿会议小史》，第232页；《华盛顿会议关于远东问题之条约及议决案》（1922年2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60—474页。

(215)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72—73页。

(216)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72—73页；《华盛顿会议关于远东问题之条约及议决案》（1922年2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60—474页。

(217) 1921年12月25日，吴佩孚曾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称：“华会提出撤退驻华外兵案，乃千载一时之机会。现据驻防各军电称，对于外人生命财产担负完全保护责任，敢请贵部转电华会代表，务期达到取消，设立委员会议案，实行撤兵为要。”《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70—271页。

(218) 《华盛顿会议小史》，第260、263、265页；《华盛顿会议关于远东问题之议决案》（1922年2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60—474页。

(219) 威海卫租期至1923年期满，而且军事价值有限，英国再予保留意义不大。因此，英国在1921年12月向中国表示，可以在适当条件下交还威海卫租借地。但在交还前须解决若干问题，如准许英国兵船于夏季不加限制使用威海卫港，存储军需物品，进行海军训练，外侨参与市政，并希望中国政府允准建筑铁路之便利。英国建议设立中英委员会，解决上述问题。《英国代表白尔福关于英国拟将威海卫交还中国事致中国驻英代表施肇基函》（1922年2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913页。1922年9月，中国派梁如浩等代表中方，英国派翟尔士等代表英方，成立中英委员会，商议交还威海卫事宜。因为双方意见不一，迟迟未能定议。威海卫直到1930年才最终交还。

(220) 会后，法国外交部照会中国驻法使馆称：“华盛顿会议时法国代表之倡议，原冀各国一致进行，今日本对于旅顺、英国对于九龙均无交还之意，法国对于本国舆论及在政治与实际上之利益，势须兼顾，容由主管各部详细讨论后，再将交还广州湾条件通知贵使”。《驻法使馆关于法国交还广州湾案致外交部咨》（1922年3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77页。广州湾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最终交还。

(221) 《驻日本胡公使电》（1921年9月16日），《秘笈录存》，第345—346页。

(222) 《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抄存日本驻华公使馆与日外务省互通关于山东问题谈判情况电译件》（1921年8月—10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166页。

(223) 《外交部致施公使朱代办电》（1921年11月3日），《秘笈录存》，第383—385页。

(224) 《驻美施公使电》（1921年9月18日），《秘笈录存》，第351—352页。

(225) 美国曾表示，中日可在会前谈判解决此问题，不必列入华盛顿会议的议题。《驻日本胡公使电》（1921年7月22日），《秘笈录存》，第322—323页。

(226) 《美京施代表电》（1921年11月25日），《秘笈录存》，第409—410页。

(227) 太平洋会议档4732、4725、4994号，引自《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第108页。

(228) 《外交部致施公使电》（1921年11月28日），《秘笈录存》，第411页。

(229) 太平洋会议档岁字第198号，引自《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第109页。

(230) 何思源：《华盛顿会议中山东问题之经过》，《东方杂志》第19卷第2号，第61—63页。

(231) 叶遐庵：《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引自《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第120页。

(232) 《外交部致代表团电》（1921年11月21日），《秘笈录存》，第413页。

(233) 中国代表团顾问黄郛主张先提出胶济路权问题，从难处入手，免为日本的拖延政策所误；施肇基等则主张先从简单的问题入手更为明智。施的意见被采纳。《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26—227页。

(23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27页。

(235) 参见《山东问题始末》第5、6章；《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24—234页。据顾维钧回忆，中国代表当时“在向国内非官方各方面询问，中国能否轻易而迅速筹集此项资金时，答案令中国代表团大失所望”。当时各方承诺募捐数额已超过四千万元，但“有指望得到的总数不会超过两三百万元”，“这些诺言都有政治色彩，向许诺者收集捐款就极其困难了”。“正因为政府自知无法筹措如许款项，才指示代表团原则上接受贷款协定，但要努力协商，尽量缩短期限。”《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28—229页。

(236) 《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2月29日—1922年1月4日），《秘笈录存》，第482—484页。据当事者回忆，其时中国代表不明所以，“接电后张皇失措”。金问泗等：《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232页。

(237) 《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第166、169页；《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22日—25日），《秘笈录存》，第495—497页。

(238) 太平洋会议档第410号，引自《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第170—171页。

(239) 《施肇基等致外交部电》（1922年1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58页。

(240) 《外交部致代表团电》（1922年1月26日），《秘笈录存》，第497页；叶遐庵：《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引自《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第170—171页。

(241) 1922年4月29日中国批准该约，5月23日日本批准该约，6月2日两国互换批准书，条约生效。6月29日，中日联合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中方由督办鲁案善后事宜王正廷负责，日方由驻华公使小幡酉吉负责，12月5日结束。11月5日议定《山东悬案细目协定》，12月5日议定《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规定胶州湾原德国租借地及公产于12月10日移交中国，日本军队于此后20日内撤尽；中国为胶州湾原德国租借地公产及赎回日本盐场，向日本付赎金1600万日元；胶济铁路及支线并一切附属财产于1923年1月1日移交中国，中国向日本付赎金4000万日元；两者均以国库券付之。《外交部存“山东悬案细目协定”》（1922年11月—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179—199页。

(242) 《陈幹致吴佩孚》，陈隽、佟立容编：《陈幹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60页。

(243) 《美国芮恩斯（施）致中国人民书》，《民国日报》，1922年2月1日。

(244) 《大总统致美国总统电》（1922年2月5日），《秘笈录存》，第501页。

(245) 贾士毅：《华会见闻录》，第257—258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9辑。

(246) 鲠生：《华盛顿会议结果》，《太平洋》第3卷第5号。

(247) 《华盛顿会议小史》，第323、329页。

(248) 《电请美参院否决九国公约》，《民国日报》，1922年2月20日。

(249)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06页。

(250) 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有资料可为此论之佐证。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二十五周年，有人就国内外重大问题进行民意测验，其中提出：俄国与美国，谁是中国之友？结果在被调查的1007人中，497人认为俄国是中国之友，107人认为美国是中国之友，认为俄、美均非中国之友者有226人，而认为俄、美均为中国之友者为12人。“它从一个侧面表明，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排美联俄开始成为主流”。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251) ［美］迈克尔·谢勒著，《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8页。

(252) Whiting，Allen S.，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 pp．28-29．

(253)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169页。1919年8月26日苏俄《真理报》与《消息报》发表的该宣言，没有将中东路无偿归还中国的内容；但该宣言于1920年3月正式转交中国时，仍有该项内容。以后越飞与加拉罕来华时，否认苏俄宣言中有该项内容，从而使中东路问题成为中苏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

(254) 《苏俄劳农政府代理外交委员长加拉罕送交关于放弃帝俄与中国所订各约通牒事致中国军事外交代表张斯麐函》（1920年10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30—731页。

(255) 1918年1月18日，苏俄外交部与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的首次正式接触，即提出“清理中东铁路事甚紧要，拟请中国政府组织中俄混合委员会，俾清理中东铁路问题”。24日，刘镜人的秘书与苏俄外交副人民委员兼远东股股长伏时涅新斯基会见，伏氏提出中东铁路“在俄视为政治关系”，“再三筹思，似非两方派员合办不可”（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28、32—33页）。可见苏俄自始即无将中东路归还中国之意。

(256) 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59页。1920年4月，苏俄在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成立名义上独立的远东共和国，亦称赤塔共和国，作为与占领太平洋沿岸的日军之间的缓冲地带。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议，远东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完全服从于”苏俄，“一切原则性外交措施和声明均须经俄共（布）中央或外事人民委员会核准”（见李嘉谷前引书第61页）。1922年日军撤离西伯利亚后，当年11月远东共和国并入苏俄。

(257) 《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濬致外交部电》（1920年4月2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258) 《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濬致外交部电》（1920年4月23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4页。

(259) ［英］麦柯马克：《张作霖在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260) 1920年3月，北京政府收到苏俄宣言的正式文本后，此宣言才为中国公众所知，公众舆论多表欢迎态度，认为这是苏俄对中国的善意，要求北京政府接受苏俄的建议，建立中国与苏俄的新型关系。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2—91页。

(261) 《杨典钦等关于参加武装干涉俄国革命驻崴支队长宋焕章应予褒扬致陆军部呈》，1923年1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714—716页。北京政府曾声明：“此次出兵系赞同联合各友邦之义举，而以尊重俄国领土与主权为目的，决不干涉俄国内政。一俟贯彻此目的，即当撤退全部军队。”《民国日报》1918年8月26日。

(262) 十月革命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12月决定暂缓支付俄国的庚子赔款，但遭旧俄公使库达摄夫的抗议，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驻华公使亦要求中国继续支付该赔款并存于道胜银行。1918年1月，中国恢复向旧俄使团支付庚子赔款。5月，北京政府再次决定暂缓支付该赔款。8月，在旧俄公使和日本、法国的抗议下，北京政府又决定恢复支付。

(263) 十月革命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在中东路沿线组织响应，1917年12月初成立了以柳金为主席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并要求中东路总办霍尔瓦特交出一切权力。12月26日，黑龙江当局派兵将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缴械，递解出境，中国军队进驻中东路沿线。参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28—334页。

(264) 《国务院致外交部函》（1919年2月22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9—50页；《参战处关于日本美国干涉俄国革命发生矛盾中国应行采用政策稿》，1919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01页。

(265)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17卷第8、第10号，第135页。

(266) 《张斯麐等自莫斯科致边防处、外交部电》（1920年9月18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80页。

(267) 根据新疆当局与苏俄签订的协定，商定双方互设商务兼交涉机关；货物进出口照新疆统税章程纳税；人民发生民刑诉讼各事，均以住在国法律裁判。《伊宁会议定案》（1920年5月27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77—78页。

(268) 《晨报》，1920年7月2日。

(269) 《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致中国外交总长电》（1920年7月18日、26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99—100页。

(270) 《外交部俄约研究会第六次会议录》（1920年8月24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02页。

(271) 《代理部务次长会晤法柏使问答》（1920年8月13日），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内幕》，第127页。

(272) 1921年1月28日，中国外交部与日本驻华公使互换照会，声明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以及基于协定续订各附件，“均自是日起，完全失效。”《外交部关于签订及取消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经过致各省通电》（1921年2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644页。

(273) 《外交部关于停止帝俄驻华使领资格及其待遇与俄国使馆等来往文件》（1920年9月—10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42—746页。

(274)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第290—291、298页。

(275) 《外交部关于停止帝俄驻华使领资格及其待遇与俄国使馆等来往文件》（1920年9月—10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47、749页。

(276)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第291—292页。

(277)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137页。

(278) 《驻俄公使刘镜人会晤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1920年11月30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18页。

(27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733页。

(280) 《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致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函》（1920年11月23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16页。直至1921年5月，优林才与颜惠庆首次会见，其时他的使命已近结束。

(281) 《中东铁路督办、吉林督军鲍贵卿致国务院等电》（1920年1月20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42页。

(282) 《督办边防事务处发中东铁路督办吉林督军鲍贵卿电》（1920年2月28日），《中东铁路督办、吉林督军鲍贵卿致大总统等代电》（1920年3月17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47、350页。

(283) 《外交部主事夏维松报告视察中东路情形及意见书》（1920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65页。

(284) 《管理东省铁路续订合同》（1920年10月2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74—376页；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下册，第324—326页。

(285) 经手签订该约的交通部过后亦认为，此约“非根本办法”，“将来俄政府对于此项续订合同难免不生异议。俄国地大物博，虽经扰乱，终必恢复。本部以为，东省铁路问题仍须与俄政府磋商，始有根本解决之希望”。《交通部对中东铁路问题的意见》（1921年），《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79页。

(286) 《晨报》，1920年10月6日第2版。

(287) 《外交部关于复苏俄劳农政府对华宣言书致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电》，1921年2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32页。

(288) 《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会晤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1921年10月5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87页。

(289) 《政府公报》1919年11月23日。

(290) 1920年11月10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以白军窜入外蒙，中国军队不能击退，并请苏俄军队协助为辞，照会中国外交部，谓苏俄将派军队进入外蒙，辅助中国军队击退白军，一俟白军扫除净尽，苏俄军队“立即撤回”。北京政府认为，“蒙疆系我国领土，俄匪窜扰地方，我军已次第进剿，可期肃清，并无向他国请求助剿之举。俄政府借词越俎，从中有何作用，殊可疑虑”，要求外交部对此“严词阻止，并将毋庸请援情形，切实告知，以杜窥伺”。《中俄关于外蒙问题的往来电》（1920年11月—12月），《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32—434页。

(291) 《苏俄政府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宣言》（1919年8月3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59页。

(292) 《政府公报》1920年8月15日。

(293) 有关研究，请参阅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6年版；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5年版。

(294)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致中国外交部电》（1921年6月15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36页。

(295) 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p．169．

(296) 《俄蒙修好条约》（1921年11月5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62—463页。

(297)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246页。

(298)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272页。

(299) 《办理接收库恰事务处关于交涉归还库恰事致外交部有关文件》（1922年2月—5月），《外交部关于俄蒙通商与撤废苏俄在蒙兵卡问题与苏俄劳农政府来往文电》（1921年6月—1922年1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809—810、798—799页。

(300) 《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俄政变》（1921年）中东铁路篇，第482页。

(301) 《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2类《中俄问题往来文件》，第23页。

(302)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323页。

(303) 《劳农代表越飞致外交总长顾维钧节略》（1922年8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34页。

(30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7页。

(305) 《苏俄代表越飞致中国外交总长函》（1922年9月2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77页。

(306) 《外交部关于中东铁路路权交涉与苏俄劳农代表团的来往文件》（1922年11月—1923年8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83—785页。

(307) 《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二类）——中俄问题往来文件》，第87、93—95页；《外交部关于中东铁路路权交涉与苏俄劳农代表团的来往文件》（1922年11月—1923年8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86—788页。中方所引俄方宣言内容系1920年3月3日苏方交中国驻伊尔库斯克领事馆转致北京政府，该宣言为法文，由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西伯利亚及远东事务全权委员杨松签署，并经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证明抄写无误。同时，苏俄还将该宣言递交给中国驻海参崴领事邵恒濬和边防处驻哈尔滨官员张斯麐。但1919年8月26日苏俄《真理报》与《消息报》发表该宣言时，删去了有关归还中东路的内容。苏俄代表团亦称，该宣言俄文原稿、英文译稿及收入公文汇编里的文本均不载归还中东路事。（《外交部关于中东铁路路权交涉与苏俄劳农代表团的来往文件》，1922年11月—1923年8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789、793页；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46—47页）关于苏俄对华宣言的文本问题，请参阅方铭：《关于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薛衔天：《试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内容变化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李嘉谷：《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文本问题》（《北京档案史料》1991年第4期）。

(308) 《劳农代表团与外交部往来节略》（1922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775页。

(309) 《外交部关于庚子赔款事与苏俄劳农代表团交涉的有关文件》（1922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828页。

(310)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371页。

(311)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385页。

(312)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第340—344页。

(31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7页。实际上，越飞曾对苏联政府不承认对华宣言中若干提法的态度提出过异议。他在给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信中说：“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如果我们在对内政策上还交出一些重要经济阵地，那就更是如此。”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仍指示越飞：“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您所提出的问题应作为共同讨论的题目，只能以同中国的总条约形式加以解决。”关于蒙古问题，应由俄中蒙协议解决；关于中东铁路问题，“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我们的一些特权”。越飞还提出，“无偿地”向中国转交中东铁路财产权，但托洛茨基表示：“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放弃帝国主义要以放弃我们的财产权为先决条件。”从而否定了越飞的意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1922年8月31日），《托洛茨基给越飞的信》（1923年1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15、200页。

(314) 关于1920年代的中苏交涉，王聿均的《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8年版）与李嘉谷的《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有详尽之叙述，请参阅。

第二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及直系当政

第一节　直奉矛盾的激化

一　靳阁垮台与梁阁登场

直皖战后，直、奉两系因其势力的大体平衡而形成了共治北京政府的局面，但军阀派系的团体利益和扩张意识，注定这种“共治”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直系以其军事实力战胜皖系，认为奉系的贡献有限，不甘与奉系分享北京政权，摆出了凌驾于奉系之上的态势；奉系亦有问鼎中原的企图，在助直倒皖之后，其向关内扩张势力范围，染指中央政权的野心日渐明显。直奉双方虽然还勉强维持着对北京政府的共治格局，但私下里都在勾心斗角、纵横捭阖、整军经武，各有图谋，力图超越对手，独占中央政权。1921年的援鄂战争，使直奉双方原本脆弱的平衡向着有利于直系的方向摆动。张作霖在援鄂战争期间曾经电请北京政府，请缨南下援鄂，目的就是为奉系“在长江下游树一根据地”⁽¹⁾。但直系岂能容奉系染指长江地盘，直军援鄂的结果，夺得湖北地盘，占据两湖要冲，控制京汉全线，实力大为增长。吴佩孚得到两湖巡阅使的任命，成为同曹锟、张作霖并肩的显赫武人与实力人物⁽²⁾，从而大大增强了直系对于北京中央政治的发言权，也引起了奉系的强烈反应，直奉双方的矛盾由隐而显，逐渐激化。

直奉矛盾发展的最初表现，就是对北京政府控制权的争夺。北京政府靳云鹏内阁是直皖战后直奉双方共治妥协的产物，靳云鹏本与皖系有较深关系，直皖战后因缘际会当上了阁揆，为了维持其政治生命，对直奉双方都不敢得罪，只能看直奉的脸色行事。但随着直奉矛盾的发展，靳云鹏的态度使奉系感觉其对奉“表面虽予尊崇”，但实则有“扶直抑奉”之嫌疑，靳云鹏的处境从此越加艰难，在直、奉两强的夹缝间动辄得咎，左右为难，加以财政困难，无力开支，靳内阁的地位已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³⁾。

北京政府的财政一向不宽裕，靳云鹏内阁成立后，财政状况更是江河日下。国内战争频仍，灾荒四起，各地大小军阀需索无度，用款之处所在多有，催款之电日日发至，就连直接支配着北京政府的直系军人，也在不断向北京政府催款，政府深以为难，应对无门。外债因主要抵押品已用尽而无处可借，内债“合计总额超出三万万元，历年本息积压甚巨”，“各银行饱受旧债之累，不复能承受”。北京政府的财政甚至窘迫到“使馆经费亦久不汇寄，致各外使借债度日，实不成体统”⁽⁴⁾。靳云鹏任内换了三任财政总长，还是无法解决财政困窘之局。值此之际，1921年11月发生的中、交两行停兑风潮，更凸显出北京政府财政之困窘，并对北京政局的演变发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国内成立较早、实力较为雄厚的两家主要银行，并因有较多政府参股而成为准国家银行，担负着为北京政府筹资放款的任务。正因为两家银行的官商特质，时因“筹垫军政各款为数太巨，以致周转不灵”，兼之日本为在华盛顿会议上逼中国就范，有意制造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之谣言，“谓中、交两行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现在政府不能按期付还债款，是政府已不能维持，即两行亦将不能自立。……于是外人共管之说随之而成，外国银行从前收用中交钞票者乃一律拒绝收用”⁽⁵⁾。消息传出后，影响到商家和普通民众对中交两行发行的钞票价值的信心，自11月16日起，主要在北京与天津两地发生挤兑风潮，并波及上海、汉口、济南等大中城市。天津中国银行“提存兑现约百万元，行力不支”。由于事发突然，银行准备不及，中、交两行一度限制兑现，天津每人限兑10元，“人极拥挤”，更增加了市面的紧张气氛⁽⁶⁾。为安定市面，平息风潮，11月18日，北京财政部电令要求“凡中国、交通银行钞票一律收用，毋得拒绝”。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提出紧急办法，要求中、交两行在两星期内恢复无限制兑现，高级负责人不得出京，大额现洋不得运出北京，官家收入发饷概须通用钞票，各界不得散布各种捕风捉影之谣言，“遇有拒绝两行钞票之人，无论何界何人，无不立予严惩”，同时派出警察沿街巡视稽查⁽⁷⁾。经此严厉之动作，人心渐定，风潮止息。

在中、交两行停兑风潮中，掌握着交通银行大权及大量金融资源的交通系起初听之任之，不予置理，甚而主张干脆停兑，以向政府施加压力，不仅反映出交通系对早先靳云鹏排斥己方人物入阁的怨恨，而且背后还有奉系支持的影子，反映出奉系因为与直系的矛盾，正在寻找干预北京政治的时机，而中、交停兑风潮恰时逢际会，成为奉系倒阁之手段。奉系的下一步，则为利用徐世昌与靳云鹏的矛盾，借徐之手赶走靳云鹏，改组北京政府，扶植中意的人物上台。

徐世昌和靳云鹏同与皖系有深厚关系，但靳与交通系有隙，而徐与交通系通好，府院关系时有龃龉，“府院同床异梦，徐氏故无时不欲乘机倒靳也”⁽⁸⁾。徐世昌的总统之位来自于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直皖战后因直奉妥协而得以暂保，但随着直系势力的坐大，对徐的总统之位形成直接的威胁，使徐世昌对直奉矛盾的态度开始偏向于奉系，以延续其权位。当中、交停兑风潮发生后，交通系在奉系支持下据以倒阁，徐世昌也乐观其成，借内阁人事问题向靳发难，从而形成了以奉系为后台，以交通系为吹鼓手，以徐世昌为直接运作者的三方共同倒阁运动，而直系因靳云鹏并非己方人物，本无所爱，靳又对解决直系军饷等等问题无能为力，遂对其不愿施以援手，靳阁倒台的命运由此注定。

12月3日，徐世昌发表辞职通电，向靳云鹏施加压力。交通系干将叶恭绰此前到奉，见张作霖言：“总统本有去靳之意，因靳召集新国会，实为曹谋，如张入京去靳，以梁士诒组阁，则国会召成，张当然被选总统。”⁽⁹⁾ 张作霖为之动，9日电致徐世昌表示支持。12日，张作霖由奉天到天津，14日再到北京，表示“此来绝不干涉政治”，但“对于政局上发生之风潮及政府各方面之一般的意见，彼甚愿斡旋一切而化除之”⁽¹⁰⁾。曹锟闻张作霖到京，亦于19日到京对张言：“内阁不宜更换，我等疆吏不应干预中央之事。”张言：“此系总统意思。”曹邀张同见徐世昌，徐言：“责任内阁，我无成见，惟翼卿（靳云鹏）实不相宜。”⁽¹¹⁾在来自各方的压力下，虽然靳云鹏与张作霖有姻亲关系，与曹锟是换帖兄弟，还是吴佩孚的恩师，但夹在直、奉两大派系的利益诉求之中，左右腾挪无方，实已无法再干，17日辞职赴津，徐世昌遂顺水推舟，于次日任命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阁揆，开始组建新阁的运作。

靳阁垮台后，徐世昌认为，“非于财政上有办法，政治上有手腕之人，不能起死回生”，乃属意由其老关系、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组阁，利用其掌握的金融资源，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交通系一向在政治上野心勃勃，从拥袁世凯称帝，到拥徐世昌为大总统，梁士诒都是主角之一。此时梁士诒亟图入主北京政府，过把阁揆瘾，并得到了奉系的大力支持。“奉张与旧交通，实已联合。奉欲攫交通权，旧交通欲攫内阁权，日内正积极进行”，故张作霖“力荐梁”⁽¹²⁾。不过，早先徐世昌询其意见时，他“以在北方则两大军阀对峙，中部则长江各督不一致，西南又另立总统，此时出而问政，殊非易易也”而“婉谢之”⁽¹³⁾。及至靳阁风雨飘摇，梁认为时机成熟，便在11月10日离香港北上，于月底到京，摆出了接任之势。

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对梁士诒组阁颇不以为然，吴担心以奉系的武力得到梁士诒的财政支持，“将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危及国家”，对直系大为不利，故主张由王士珍组阁，或以颜惠庆代之⁽¹⁴⁾，并告直系各省督军，“慎防梁士诒组阁”⁽¹⁵⁾。但未等吴佩孚布置周全，靳云鹏已经去职，徐世昌即邀梁士诒组阁，并与张作霖共同请直系首领曹锟入京相商，以示对曹之尊重。曹锟的政治敏感度不及吴佩孚，且以为梁士诒组阁事木已成舟，到京后未表反对。12月24日，徐世昌即任命梁士诒为新任国务总理，交通系干将张弧为财政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奉系出身的鲍贵卿为陆军总长，齐耀珊为农商总长，奉系及其支持的交通系显然控制了内阁的大权，从而使直奉矛盾因此而激化。

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之初，因“既握揆席，又占财交两部，踌躇满志，如愿以偿”。他提出了三大政策方针：一、树立外交政策；二、活动金融经济；三、消弭内战⁽¹⁶⁾。但在实行方面，他的做法离此甚远，因为“消弭内战”显然是梁力所不能及者，“树立外交政策”则因其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同意“借日款赎路”的外交决策而广受批评，“活动金融经济”无非举债而已。梁士诒虽有“财神”之誉，但面对北京政府庞大的财政亏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国内主要银行均认为政府“无确立财政整理之计划，惟以滥借为能事，以致各银行号因之资金空乏，受累无穷”，不愿再借款于北京政府，使梁士诒无法靠借内债而解决财政危机。梁士诒只能铤而走险，低声下气地向以外国银行团为主的中外银行团提出巨额借款要求，以盐余为抵押，以新债还旧债，主要是偿还到期的各项短期借款，并以余款作为政府开支。外国银行团提出，“近年以来政府将盐余押借无数小债，抵押无度，致发生紊乱状况。稽核总所及银团方面均感不便，此后不可再蹈覆辙，请备函声明，此后不再用盐余借债”。为北京政府所首肯⁽¹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922年1月26日，北京政府与中外银行团签订“九六公债”借款合同，借款总额9600万元，以未来关税实行切实值百抽五后增加之收入偿还（关税未加前或不敷应用时，仍以盐余偿还），主要用途为偿还各项内外短期公债⁽¹⁸⁾。不过，此项借款虽成，无非以新债还旧债，对直接改善北京政府的财政困境并无多大裨益，反而引来直系的强烈反弹，被攻击为“挖肉补疮”，“丧心病狂”，“为维持私人银行之利益”，并为“垄断政权、植党贿收，而利用此公债以移花接木者”。2月9日，吴佩孚发出通电，直指此债是为“某当局伙开之东陆、大中等银行，历年均经营政府借款，现若如数归还，实不啻收回私债”⁽¹⁹⁾。同时，梁士诒上台后，在政府各部门广为安置交通系人马，把持各个实权部门，在长江以南地方谋划任用奉系人马替代直系，赦免直皖战后被“褫夺官职，免职讯办”的皖系军人如段芝贵、曲同丰等，表现出与奉系合谋并联合皖系与直系对抗的意图。“如此举实行，时局将急转直下，而直系势力，不免大受影响”⁽²⁰⁾。从而引发直系的强烈反弹，也为直系所不能容忍。吴佩孚的心腹幕僚白坚武即认为，“或将以此引起奉直战机”⁽²¹⁾。

二　梁阁被攻的台前幕后

还在梁士诒上台之前，直系首领吴佩孚即表示反对，并威胁“梁阁实现之日，即大局翻腾之时”⁽²²⁾。果不其然，梁士诒上台后的所作所为，验证了当初吴佩孚之担心，“张（作霖）的发言权高到极点，直系在中枢的地位几降为零”⁽²³⁾。这当然为直系尤其是吴佩孚所不能容忍，“大局翻腾”自不可免。吴佩孚先以梁士诒为主要攻击对象，发起倒阁运动，但他深知梁与奉系的关系，故明为攻梁，实为攻奉，反对梁士诒的行动本身已经反映出吴佩孚对张作霖的强烈不满及其准备与奉系决裂的决心。

吴佩孚发起倒梁阁的由头是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日交涉。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有关山东问题的交涉中，强迫中国借日款赎回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占的胶济路，以继续控制这条山东的主要交通干线，然中方坚持自筹款项赎路，以摆脱日本的控制。正当双方争持不下之时，却传出梁士诒在会见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时允其以“借日款赎路”的传闻⁽²⁴⁾，从而给了吴佩孚利用民意倒梁的绝好机会⁽²⁵⁾。

1922年1月5日，梁士诒内阁成立不过十日有余，吴佩孚即发表公开通电（“歌电”），打响了倒梁的第一炮。电称：“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所呼号，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电文表示要与全国父老“群策群力，急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吴佩孚此电既出，轰动朝野，又以其为公开通电，市井皆知，使梁士诒处于不能不辩白的尴尬处境。6日，梁士诒发出“微电”（发电日期倒填为5日），故作姿态，表白自己对胶济路亦“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内外筹款，均以截清先后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7日梁再发通电及声明为自己辩解，称：“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其上固望国人之自筹，否则国内外合筹借款，亦可两害取轻，要未尝言及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也”；“关于山东省问题之中国地位，新内阁完全赞成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至各种悬案，凡曾有不良之影响于邦交者，以公正的办法解决之。”⁽²⁶⁾

梁士诒的辩解非但未发生作用，其倒填日期发表通电的做法，无异于授人以柄，吴佩孚攻其“做贼心虚，恐招全国声讨”，因此“预为立脚地步，以冀掩人耳目，而免攻击。设计良狡，殊不知欲盖弥彰，无异自供其作伪”；“以堂堂国务院，而作此鬼蜮伎俩，思以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自8日起，吴佩孚连连发表公开通电，痛责梁士诒外以借款卖国，“铁案确凿”；内而起用曹、陆，“以辅助卖国媚外之所不及”；声称“各省疆吏及各界团体，既皆有请公去位之表示，公亦必不肯拂逆疆吏与民意，而恋栈贻羞。今与公约，其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也。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剧重演于今日，公将有折足灭顶之凶矣，其勿悔！”“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吴佩孚电中还表示：“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既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为民请命，敢效前驱。”矛头暗指支持梁士诒的奉系，对奉系也构成了挑战与压力。还在发起倒梁运动之初，吴佩孚即密电各地直系将领，请求他们的支持，以形成一定的声势。1月6日，吴佩孚在致苏、赣、鲁、鄂、陕、豫等省督军电中称：“梁阁突然实现，所蓄阴谋甚多，包藏祸心，勾结关外，扰乱长江，设不迎头痛击，则塞上风云，江汉波涛，汹涌而来，后患不堪设想。某因此奋作前驱，首先通电揭示，祈各一致声讨。”⁽²⁷⁾ 故当吴之讨梁通电发表后，直系将领纷纷响应，鄂督萧耀南通电称，吴电“义正词严，切中时弊”，自称“识见浅薄，原不敢越分言事，第以兹事关系国权，未便缄默”⁽²⁸⁾ ；齐燮元等通电称，“梁氏入阁以来，种种倒行逆施，至于此极，不第中外大为失望，亦决非全体初料所能及也”；“若竟悍然不顾，依然恋栈，则是愿与国民宣战，国民虽愚，亦必力筹相当之对待”⁽²⁹⁾。 一时间，梁士诒成为直系必欲推倒的对象。

吴佩孚与梁士诒之间的电报战，你来我往，一攻一守，成为1922年初北京政坛的大事。在吴佩孚凌厉的电报攻势下，民意舆论沸腾，此时，梁士诒究竟对日使说了些什么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吴佩孚成功地利用民意，将自己塑造为“爱国者”，将梁士诒打扮为“卖国者”，使梁处于很难辩白的不利地位，倒梁还是保梁也就成了是否“政治正确”的问题，此对于直系以后用以攻奉，并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进行舆论动员亦有相当之益处。1月13日，梁士诒发出“元电”，称自己向未主张借日款赎路，并未就此事训令华会代表，将外界攻击称为“流言迭起”、“误会滋多”，指责这些言论“以感情之冲动，供他人之利用，为事实之牺牲，牵动政潮，贻误大局”；并表示胶济路即应完全收回，对筹款赎路“誓当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力图共济，以绵力所及，尽当担任筹借国内款项三百万元，以资倡始”⁽³⁰⁾。即便梁士诒如此“慷慨”，但其“卖国”形象已成，此电仍然无法挽回其声誉之损失。

吴佩孚对梁士诒大加攻击，使梁的支持者张作霖再也坐不住了。对吴攻梁之目的，张作霖亦心知肚明。早在1月1日，吴佩孚与梁士诒的电报战尚未开打时，张作霖即致电徐世昌，称华会办法“其间并未参加梁阁之意见。是梁氏对于此案既未有单独之主张，即不得指为有若何之作用”⁽³¹⁾。为以后出面为梁辩解预留余地。吴佩孚发动攻梁后，张作霖先是致电梁士诒，“请其不可灰心”⁽³²⁾。后又特意致电徐世昌，为梁曲加辩解，认为吴佩孚对梁士诒“不加谅解，肆意讥弹”；“不问是非，辄加打击”；请求徐世昌“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事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³³⁾。此时，“吴使（吴佩孚）攻击梁阁日见激烈，决无转圜余地。梁揆意态镇静，作事仍前积极，毫无退志。元首（徐世昌）亦以年关在即，华会将闭，不愿遽易内阁，奉天屡为新阁缓颊”⁽³⁴⁾。梁士诒内阁似乎还有继续维持的余地。

吴佩孚攻梁的本意即为攻奉，故当张作霖出面为梁辩解后，吴佩孚更是不依不饶，在1月中旬发动新一轮电报战，矛头直指梁士诒，要求其立即下野，以此向梁的后台张作霖示以眼色。1月13日，吴佩孚在致鄂督萧耀南的电报中指示：“梁氏如果恋栈，联合各省，所辖之财交，用人行政，收归自主。”⁽³⁵⁾ 19日，吴佩孚与苏、赣、鄂、鲁、豫、陕六省督军、省长联名致电徐世昌称：梁士诒“以洪宪罪魁，为国民共弃”；“孤行己意，罔恤人言，上负元首知遇之明，下违亿兆希望之切。既犯众怒，即属公敌”；“应请我大总统乾纲独振，立罢梁士诒，以谢天下”；进而又威胁说：“倘贤奸不辨，忠悃莫伸，则佩孚等仰体元首苦衷，俯顺国民公意，万不获已，惟有与内阁断绝关系。”⁽³⁶⁾23日，吴佩孚又致电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告其梁氏“非常坚决，万不肯去云云。似此挟制元首，目无法纪，长此跋扈恣睢，势必危及至尊，摇动国本。我公既掌北门管钥，有拥护元首之责，巩固中枢之任，应速行使职权，以武力强迫梁士诒迅速去职，以安元首而定人心”⁽³⁷⁾。可见吴佩孚已下了不得已时以武力倒梁的决心。同时，吴佩孚还给曹锟、张绍曾和直系各督军去电，言称倒阁后“阁事听元首主持，惟命是遵”，表示自己无意对组阁问题说三道四，以减轻倒阁的阻力⁽³⁸⁾。

在直系吴佩孚倒阁的强大压力下，梁士诒备受攻击，无法再干，上台不过一月，即于1月23日称病请假，离京赴津，由颜惠庆再度代理总理职；但梁士诒也未明确表示辞职；显对奉系支持仍持期望，并为自己复出留有后路。梁士诒黯然而去，使其后台奉系大失颜面。面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攻势，张作霖十分恼怒，他不甘就此退让，公开站到前台为梁士诒辩护。1月30日，张作霖公开致电徐世昌，强硬声称：“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如果实有其事，即加以严惩，梁阁尚有何辞。倘事为子虚或涉误会，则锻炼周纳，以入人罪，不特有伤钧座之威信，其何以服天下之人心”；“倘彰纪不明，是非莫辨，国民人心不死，爱国必有其人。作霖疾恶素严，当仁不让，亦必随贤哲之后，而为吾民请命也”⁽³⁹⁾。张作霖此电既出，表明直奉矛盾已趋于公开化，为了准备与实力强于自己的直系决裂，张作霖开始联络皖系与南方广东政府，酝酿成立奉、皖、粤“三角同盟”共同抗直。2月1日，直皖战后皖系仅存的大将、浙督卢永祥发表通电，提出如有梁阁欲借日款之举，“不惟梁总理个人应负责任，即全体阁员亦应公同负责”；要求徐世昌“将总理梁士诒经办鲁案、赎路情形，迅饬查明，详为宣布”；“若不亟为宣布，则外间不明真相，国人何所适从”⁽⁴⁰⁾。此电实际呼应了张作霖的主张，奉皖携手合作以对直的同盟雏形正在形成。

从吴佩孚发动倒梁阁的运动以后，直系对外表示的态度疾言厉色，剑拔弩张，一时间风云四起，大有战端将起之意。但梁士诒有奉系的支持，如何应对张作霖的挑战，对直系亦非轻而易举之事。在直系内部，曹锟的态度一直较为和缓，加上他与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关系，对奉系不似吴佩孚那般强硬外露、咄咄逼人。吴发起倒梁运动后，1月9日曾有电告曹：“梁倒填日期之微电已经自认，我方倒梁原为救济外交，外无意见，请强毅镇静。”但曹锟态度谨慎，并有电致吴佩孚，吴碍于上下关系，只能复电表示，“默体尊指，不为操切”。曹锟毕竟资望高过吴佩孚，而吴对曹也一向表示尊重，曹既主对奉留有余地，故吴在对外猛烈攻梁的同时，也在私下里数次向奉系首领表示，“勿为外人挑拨，疏通误会”；“讨梁原为救国，直奉并无意见，拒听浮言”。吴还向直系各督表示，“奉直亲睦照常”，以释他们可能有的疑义。1月30日张作霖通电发表后，吴特意致电直系各省督军，要求他们不要与张争辩，以免节外生枝。

2月初，曹锟在保定召集直系诸将领集议，不赞成与奉系决裂，并面训吴佩孚谨慎行事⁽⁴¹⁾。3月10日，吴佩孚针对外间“奉直两方将以兵戎相见”之议论，发表通电称：一、反对梁士诒，“乃反对其举国共愤之媚外政策，非反对其组阁”；二、“佩孚服从曹巡阅使，为国人所共知，对于张使抱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能反对也明甚”；三、“内阁失败，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此不能以佩孚之反对梁氏，终为奉直间别有问题者也”；四、“奉直元气也，内阁股肱也。股肱有疾，方欲进药石以救之，讵有自戕元气之理”；五、“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畛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足以证明谣言之不足信，稍有智识之人，当悉为挑拨者另有作用，我奉直当局，亦何至为其所愚耶”⁽⁴²⁾。吴电明示和解，实际不过是敷衍曹锟的面子，并非吴之本意，事实上也不能约束吴的行动。就在吴发出拥曹锟、张作霖电前数日，3月7日吴佩孚上呈大总统并通告各省督军，以财政部长张弧在发行“九六公债”中徇私枉法为由，“请明令罢黜，交法庭严追吞款，没收私产”⁽⁴³⁾。其后直系各督一拥而上，纷纷发出通电，责张弧“处心积虑之阴险，实无有过于此者”；表示“若非立予罢斥，提交法庭判定罪状，实不足以快海内之心”⁽⁴⁴⁾。吴佩孚一手策划导演了打张倒梁攻奉“盐余借款大参案”，在吴支持下，由代理司法总长董康主持对“九六公债”的审核，查出其间弊案重重，梁士诒自然脱不了干系，从而又为推倒梁阁投下了重磅炸弹⁽⁴⁵⁾。

直系虽发动猛烈的倒梁攻势，但梁士诒自恃有奉系的支持，虽不到任却拒不辞职。张弧在被直系攻击后一走了之，司法总长王宠惠和教育总长黄炎培一直未到任，内阁成员残缺不全，无法办事，负责代理的颜惠庆苦不堪言，屡屡求去。徐世昌虽然与奉系和交通系联手驱除了靳云鹏，但他也知道，无论直奉双方谁单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都对他留在大总统之位不利，而直奉共治对他维持现状最为有利。故徐世昌在吴佩孚发动倒梁后，并未站在梁的一方，而是观察形势发展，决定自己的对策。他本有意请奉系首领张作霖的部属鲍贵卿接任阁揆，并已得曹锟之首肯，不料张却坚持维持梁阁。“当年内阁又以武人之喜怒为进退，何以吴以狮子搏兔之力推倒梁阁，一电不能则三电，三电不能则五电，五电不能则七电，而梁阁屹然不为动摇？不用说，梁以奉张为后盾，张叫他‘安心供职’，所以他有恃无恐，要与酸秀才互争一日之短长”⁽⁴⁶⁾。及至直系非去梁不可之意大明之后，徐世昌已经无法两面讨好，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先舍梁以敷衍直系，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张作霖曾致电曹锟，企图以梁士诒为砝码，以吴佩孚辞去直鲁豫巡阅副使作为梁士诒下台的交换条件，结果当然为吴佩孚所严拒⁽⁴⁷⁾。

4月8日，徐世昌不管梁士诒是否辞职，径行任命周自齐为署理内阁总理，免去梁士诒的总理职。至此，喧腾经月的梁士诒组阁风潮总算以直系的胜利而暂告结束（周自齐为交通系，徐世昌任其署理阁务，也有敷衍奉系之意）。但是，梁士诒内阁垮台虽遂了直系的心愿，却被奉系视为莫大的侮辱，张作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直奉矛盾因此而更加紧张，战争的阴影正在积聚。如颜惠庆所论：“梁内阁已然倒了，支持他的张作霖大帅又岂能甘休。北洋直、奉两系军阀，先是相互攻讦，继而剑拔弩张，军事行动如箭在弦上。……两系军阀争雄斗胜，互不相让，皆渴望夺取总统之位，不再有耐心等待一年半后的总统改选。此外，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中取得的某些成果，刺激了这些人的政治野心。两系的某些追随者虽然才智不足论，却极为觊觎内阁席位，或其他政府高级职位，因此煽惑他们的主人发难。而一帮失意政客似乎觉得不把政局搅乱，他们就无法浑水摸鱼，故也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⁴⁸⁾

三　直奉两系的战争准备

吴佩孚敢于发起对梁士诒的攻击，当然知道梁背后依托的奉系势力，他早有准备，不患动武。1922年1月9日，吴佩孚在刚刚发起倒梁运动之初，即在给苏督齐燮元的电报中分析形势，认为张作霖“决不盲动无名之师，再蹈辫帅覆辙”；曹锟“不至为关外（指张作霖）及梁叶（指梁士诒、叶恭绰）所软化”；“川湘感情接近，必不肯甘心为关外与财神作伥”；“粤陈（炯明）已有接洽”；“就事实已表见者，据理辩论，彼亦无可藉口”；“倒阁以救济外交，于元首无涉”；“仅攻击交系阁员，余均维持不动”。有鉴于此，吴佩孚认为倒梁有很大把握⁽⁴⁹⁾。不过为防奉系的武力介入，吴佩孚也进行了一定的军事准备，主要是令两湖直军整军备战，以其中一部由京汉路北上，以备应对奉系可能之行动，另有部队监视湘、川动向；对邻近京畿的直鲁豫各战略要地及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汉铁路精心布防，确保万全；新编若干部队，补充缺额，赶造军火枪械，筹集战费。2月23日，吴佩孚在其驻节地洛阳召开直、鲁、豫、苏、鄂、赣、陕、甘八省督军代表会议，一致主张“对奉坚持到底”，摆出了准备与奉系大干一场的架势。但是，吴佩孚的强硬态度在直系内部也非通行无阻，直系首领曹锟与张作霖为儿女亲家，对张的态度一向较为缓和，不主张与奉系立即决裂，数次派人出关到沈阳，向张作霖疏通，寻求与奉张和解的可能性，直奉关系一时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

直皖战后将势力范围伸入关内的奉系，当然不甘心在直系的武力压迫下再退到关外，因此也在积极准备应付直系的挑战。自2月初起，奉系高级将领即连续开会，讨论应战部署，决定令关外奉军向关内运动，关内奉军进行实战演练，同时备粮备饷。由于奉系的军事实力不及直系，故张作霖更注意寻求反直同盟军。他一方面与残余的皖系势力联络，得其支持，另一方面向南方广东政府及孙中山示好，探寻与孙合作的可能性。1922年1月，张作霖派李梦庚到上海，向孙中山的代表杨庶堪转达：张意甚决，且促我速出师（北伐）。2月21日，李梦庚到桂林面见孙中山，陈述张作霖关于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的主张。对于正在准备北伐的孙中山而言，首要敌人就是控制了北上交通要道的直系，故他对奉系的试探表示积极。3月上旬，孙中山派伍朝枢（外交次长）、朱庆澜（广东省长）、吴景濂（非常国会议长）等赴奉天与张作霖磋商，张作霖对孙中山推崇备至，建议奉、皖、粤三角同盟推倒直系，召开南北统一会议，恢复法统⁽⁵⁰⁾。孙中山设想粤方“先以兵出湖南，与敌战于长岳，胜利可进据武汉，退亦可与相持于衡阳”；奉方则“以大兵，直指京畿，囊括直豫，敌前后受攻，势必无幸”⁽⁵¹⁾。奉、皖、粤“三角同盟”的初步成立，进一步激化了奉直矛盾，对奉系敢于开战也有鼓励作用。“张作霖当初之计划，奉粤皖三系联络，加以复辟派张勋残余之势力，并力齐起，协以攻吴，则洛阳及其关系各省有全被包围之势”⁽⁵²⁾。但皖系惟余浙督卢永祥较具实力，他和孙中山均因受种种因素牵制，未能如预期发动攻奉与北伐，不能担当对直系南北夹击的任务，应付直系武力的主要责任仍须张作霖承担。如时人所论：张作霖“欲联络孙文、段祺瑞、张勋等，以树吴之敌”；“而孙、段等毫不能为一臂之助。奉张骑虎成势，不能不孤军独进，以冀邀幸于万一。而不知其将骄兵疲，不足以致吴氏百战之兵，此又直胜奉败之原因也”⁽⁵³⁾。

直奉矛盾的发展至梁士诒内阁倒台达到高潮，双方关系已接近破裂边缘，各自都在大张旗鼓地准备以武力最后解决问题。2月间，直奉双方都有在铁路沿线扣车之举，“双方均已积极预备”⁽⁵⁴⁾。其后，关外奉军主力开始向关内调动，先期到达关内的奉军部队则集中在军粮城等京畿周边地带，每日操练备战，摆出进攻的军事态势。直军则以主力准备与奉军的交战，同时在南方湖南和四川两个方向部署了专任防卫力量，态势先以防御为重心。

4月3日，吴佩孚以“陕西剿匪事殷”为由，婉拒曹锟令其赴保定相商之电，留在洛阳与以祝寿为由前来的直系将领商讨军事方略⁽⁵⁵⁾。他曾对人说：“张作霖欺人太甚，看来战事不能避免，老师（曹锟）忠厚太过，受曹四（曹锐）蒙蔽，节节退让，时至今日，还犹豫不决，再这样下去，全盘皆成被动。我日内即去保定，军队已经部署，造成箭在弦上之势，老帅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⁵⁶⁾

4月初，关外奉军大举入关，集结于京奉与津浦沿线，后自名为“镇威军”，由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奉系自恃兵强马壮、枪精械足，对直系的态度表现强硬。10日，张作霖致电曹锟，提出三项条件：一、请元首颁令，军人不得干涉中央政治；二、请责令吴佩孚回两湖巡阅使本任；三、允许梁士诒、叶恭绰、张弧自动销假回任。张作霖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引起直系军人的大反感，表示“吾等不能容忍”，即便是本主缓和的曹锟也无法接受，而直系内部此前的和战之争亦因此而消解⁽⁵⁷⁾。13日，吴佩孚致电曹锟，警告“奉军进驻小站、静海、独流，我马厂之二十六师已成包围之势，若不及早准备，必贻噬脐之悔”，望曹“速下决心，有备无患”⁽⁵⁸⁾。曹锟外有奉系动武之压迫，内有吴佩孚等主战之动议，至此已无退路，只能决心一战。当日，曹锟在保定召开直系高级将领会议，决策“放弃天津，固守保（定）、郑（州），衅不我开，取攻势防御”，并授吴佩孚作战指挥全权，并称“本人亦完全听令”。当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称：“奉军入关，逼人太甚，吴佩孚为大局计，不得不有所准备。”⁽⁵⁹⁾ 14日，曹锟下令直军驻马厂、德州的部队撤退至大城、河间，吴佩孚电致曹锟云：“此乃自杀政策，恐系四先生（曹锐）主谋，万不可服从。务祈固守根据，对奉暂行虚与委蛇，立候增援。”⁽⁶⁰⁾ 吴佩孚主导了直系的对奉作战部署。

与直军的部署相对应，奉军自称“镇威军”，张作霖任总司令，将总部设在山海关。4月19日，张作霖发布入关布告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将领则通电指责“奉军队伍，无故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官长”，要求张“迅令入关队伍，仍回关外原防”⁽⁶¹⁾。

与北京政府历次军阀战争相仿，第一次直奉战争实际开战前，直奉双方均以电报战开场，以此指责对方的不道德，并为己方抢占道德制高点，为发动战争寻求合法合道的理由。“宣战的理由都是巨大堂皇的‘法’或‘统’的理论，在好听的话的背后，真正的理由是控制北京政府的政权、财权和合法有道的权威，也是控制地方的资源以养兵，以扩充势力”⁽⁶²⁾。

4月19日，张作霖以“镇威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声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⁶³⁾ 21日，吴佩孚等直军将领通电回应，声称：“彼以武力为后盾，我以公理为前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舆论即为裁判，功罪自有定评。蟊贼不除，永无宁日，为民国保庄严，为华族存人格。凡我袍泽，职责攸在，除暴安良，义无反顾。”⁽⁶⁴⁾25日，吴佩孚等又联名通电，声讨奉系所谓“十大罪状”：一、窥窃神器，障碍统一；二、举荐帝制祸首，起用复辟罪魁，倒行逆施，危害国体；三、祸国通外，断送青胶；四、招匪为兵，“负罪友邦”；五、垄断政权，破坏法纪；六、滋扰京师，纵匪殃民；七、得陇望蜀，黩武逞兵；八、劫掠饷械，行同盗匪；九、招亡纳叛；十、残杀同类；宣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盗阀不去，统一难期”；表示“既负治盗剿匪之责，应尽锄奸除恶之义。爰整义师，奸阙渠魁，以泄公忿，以快人心”⁽⁶⁵⁾。27日张作霖发表回应通电，撇开曹锟不提，专责“吴佩孚者，狡黠成性，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顿衡阳之兵，干法乱纪，致成慎于死，卖友欺心。决金口之堤，直以民命为草芥。截铁路之款，俨同强盗之横行。蔑视外交，则劫夺盐款；不顾国土，则贿卖铜山。逐王使于荆襄，首破坏北洋团体；骗各方之款项，隐鼓动大局风潮。盘踞洛阳，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显为蚕食之谋。迫胁中交两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汉商会，竭阛阓之脂膏。涂炭生灵，较闯献为更甚；强梁罪状，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图，无恶不作，实破坏和平之大憝，障碍统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自不能不简率师徒，相与周旋”⁽⁶⁶⁾。

战前双方发表这些通电“主要是一场心理战，为了孤立敌人，争取中立者。需要说明的是，大多数的谴责侧重于责备敌人违反了传统的个人道德而不是历数他在政治方面的功与过。子女的不孝顺，对友谊的背叛，对上级的不尊重，或违背了家庭关系的准则，为这样的谴责提供大量的弹药”⁽⁶⁷⁾。这些多为旧式文人执笔捉刀而成，套用古文格式，用些四六骈体式的对仗文字，极尽道德煽动之能事，以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⁶⁸⁾。如果不解实情，只看一方文字，便以为天下美德尽在一方，而天下恶德尽在对方。以道德良善为标榜的电报战，亦可谓北洋时期北京政治一景。如后人所论：“大抵民国政争，往往朝为友朋，暮成仇敌，兵戈不足，济以笔舌，彼此相诟，无异村妪乡童之所为，而电文往复诋排，大抵脱胎于《古文观止》，徒为旧日文案师爷舔毫摇笔之资，非彼赳赳武夫所能卒读，一般老百姓亦茫然不知其所云。”⁽⁶⁹⁾

在直奉开战前夕，为了争取舆论的同情，直奉双方都曾作出让步的姿态。张作霖曾在4月16日致电直隶代省长杨以德称：“奉直本系一家，复为本使原籍，断无歧视之理”；“绝不能轻启衅端，致令自相惊扰。”“本使安全大局，必与曹使商定最后之办法，以资解决。”⁽⁷⁰⁾复于21日表示，“吴佩孚复省会电，肆口谩骂，足见从前谣传，皆彼一人嗾使。独惜曹使以老友至戚，听其谩骂，殊不可解。彼方不先开衅，我决不越雷池一步。师发在途，应饬驻守原地，未经出发者停止进行，仍候明教”⁽⁷¹⁾。曹锟亦电徐世昌，表示愿“严束军士，保护人民，静候奉军出关固防，以竟息事宁人之志”。然一论及退兵事，直奉双方又都先人后己，互责对方，不愿自己先撤。张作霖电称，“奉军原驻关内，今年一月决计撤回，乃大总统派鲍总长、曹使遣其令弟曹省长先后东来，谆谆挽回，电牍具在”，责曹锟通电为“不合事实”，“断章取义”。吴佩孚则电称：“退兵非我军片面义务，不敢遵命。”⁽⁷²⁾ 为了避免北洋系之间的又一次内战，北洋元老王士珍等也出面调停直奉关系，尤其希望促成直奉两系的最高首领曹锟与张作霖在天津见面相商，但因直奉双方的矛盾已发展之无可调和的地步，他们的调停没能成功。奉方还有人扬言：“此次胜败，决不足虑，即使败北，究是蹂躏他人地盘，至更不关心，再做我事业，有何不可。”⁽⁷³⁾

还想保住总统之位的徐世昌也在极力调停直奉关系。他有电致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称：“畿辅无曹，孰为重心，蒙疆无张，谁可震慑，长江上游惟吴使赖，若使大局及我身而破裂，惟有引退。与其坐视乱亡，无宁避世而去。”⁽⁷⁴⁾不过，此等酸文假醋的文字打动不了对立的双方。4月25日，徐世昌先是请直奉双方军队各向后退30里，继又提议奉军完全退出关外，吴佩孚回汉口组织巡署，近畿治安及善后诸问题由曹锟完全负责，但根本未得到正在准备打仗的直奉双方的响应。次日，徐世昌徒劳无功地命令直奉“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⁷⁵⁾。但此时直奉战争的炮火就要响起，哪里还有人理会徐世昌的纸上命令。等到战争打响后，徐世昌也只能例行公事，在29日发出三道命令，以“京畿一带，人情惶惑，闾阎骚动，粮食腾踊，商民呼吁情急词哀”为由，令曹锟和张作霖“迅饬所属军队立即停止攻击，仍懔遵前令将移调军队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听候查办”；令京师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督饬所属严重警备，认真防卫，各该管长官等身任地方，责无旁贷”；令京内外军民长官，“对于外人生命财产一律妥为保护，务令安全勿受损害，以重邦交”⁽⁷⁶⁾。北京为外国公使团所在地，京津地区也是各列强的利益所在，无论是曹锟、吴佩孚还是张作霖，对于徐世昌的命令可以不闻不问，但是对于列强的眼色还是不能不看的。他们都表示战火不会波及京津城区。5月1日，吴佩孚还致电北京外交部称：“外国生命财产，已分令所属各军队切实保护。惟此次战事实因奉军入关，越境寻衅而起，推原祸始，则一切应由首难人担负，方符公理。祈转知各使团。”⁽⁷⁷⁾

四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经过与结局

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直军，部署以京汉线北段为作战中心，下分东、中、西三路，东路司令张国熔，率第二十六师及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混成旅，驻防任丘、大城，负责津浦线方向；西路司令王承斌，率第二十三师、第一、第十五混成旅，驻防琉璃河、良乡，负责京汉线方向；中路司令由吴佩孚自兼，吴既为直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全盘战事，同时率第二十四师及第三师一部，驻防固安、霸县，位于津浦与京汉线之间，负责照应东、西两路，机动运用；令鲁督田中玉，“如奉军开徐州，万勿令其通过”⁽⁷⁸⁾，以切断奉军与浙江皖系军队的联络通道；曹锟坐镇保定，镇守后方，往来支援。直军总兵力约十万人，数量少于奉军，为保证作战重点，遂主动放弃津浦线，收缩兵力于京汉线，以保定为中心，成三角阵形，态势稳固，进退有据，确保防御，再图进攻，体现出吴佩孚的军事素养与指挥谋略。时人论之为：“吴氏之作战计划，在缩短战线，以谋交通便利，兵力集中”；“或以为吴氏让津浦路于奉军，未免失策，而不知吴氏固以予为取，将以诱其深入也。”⁽⁷⁹⁾“此次直军防务，布置迅速周密”⁽⁸⁰⁾，是其能最终获胜的重要原因。4月22日，吴佩孚向各部发出号令，“通令各路军队速进，奉军已于二十六号攻击”。25日，吴佩孚自洛阳启程赴保定督战。27日，吴佩孚通告各部，“定二十九日开始运动，已到者准备，未到者速进”⁽⁸¹⁾。28日，吴佩孚向直系各督发出密电，称“奉军坚不撤退，依然节节进逼，不得不实行抵御”⁽⁸²⁾。吴佩孚还向部下军官鼓动说：“此次兴师，纯为抵抗武力之压迫，惟力是视。事成则民国之福，不成则以死继之。若失败之余，托足于异国国旗之下偷生，非吴佩孚也。”⁽⁸³⁾

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副总司令孙烈臣，参谋长杨宇霆，总兵力约十二万人，其部署东线以京奉、津浦线为中心，总司令张作相，下辖第一梯队张作相部第二十七师驻防廊坊，第二梯队张学良部第三、四混成旅驻防静海，第三梯队李景林部第七、八旅驻防马厂；张作霖坐镇津东军粮城，指挥一切；西线以京汉线为中心，总司令张景惠，司令部设长辛店，下辖第一梯队张景惠部第一师，第二梯队邹芬部第十六师及第六混成旅，第三梯队郑殿陞部第二、九混成旅，驻于北京南郊长辛店、南苑等地。奉军人数及装备数量与质量均超过直军，但其部署注重进攻，摊子铺得过大，两线作战，兵力分散，中央空虚，易为对手所乘，且深入直军地盘，后方补给线较长，为直军突破留下了易受攻击的软肋，也为作战失利伏下了隐患。 “所谓入人之地深，为兵法所忌。况千里运粮，于军不利”⁽⁸⁴⁾。

时人论战前直奉双方的军事部署，认为“奉军意在久持，直军意在速战”⁽⁸⁵⁾，而战事的演进，则基本符合直方的预期和部署。惟就直奉双方的战前态势而言，“直军志气激昂，军纪严明，且调动军队非常迅速，三日内即将前线军队调齐。而奉军秩序不整，随意游行，其调动军队甚为濡滞，由奉至前线，十日内仍未布置妥贴，加之军心涣散，有一营开至杨柳青，逃散过半，故人心皆倾向直军。至飞机重炮，两方皆有，军器锐利亦颇相等，惟直所缺者饷项，奉所缺者海军耳”⁽⁸⁶⁾。“直军步兵优于奉，奉之骑兵胜于直”⁽⁸⁷⁾。两相比较，直军在技术方面稍占上风，再加上相对合理的战略战术和吴佩孚的有力指挥，战争的结局偏向于直方并不意外。

直奉两军正式交战前，已有规模不等的接触。4月26日，直军在东路首先发动进攻，与奉军在任丘接战，此后战火扩展到静海、马厂、文安、青县一线。直军初战得手，但旋因奉军李景林部反攻而败退，丢失大城。西路直军则在良乡附近与奉军接战，暂成胶着。29日，直奉两军同时下令发动总攻击，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大幕正式拉开。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战场分东、中、西三路，其中西路京汉线战场为直军布防重点，战况最为激烈，对战局进程的影响也最大。4月28日，直军首先进攻西线奉军司令部所在地长辛店，与奉军展开激战，直军一度攻入长辛店，后因奉军来援而退出。29日，奉军与直军激战良乡，两进两出，直军反败为胜，终保有良乡，并进至长辛店。自30日到5月2日，直奉两军集中西线兵力数万人，在长辛店及其附近地区连续展开三日大战，其间炮火之猛烈、战况之激烈为北洋时期军阀内战中之少见，双方反复拉锯，死伤惨重，各折旅长一人（直军旅长董政国，奉军旅长梁朝栋）。奉军炮兵实力明显占优，炮火较为猛烈，“如此滥用炮火，为欧洲战事中所未见”。但吴佩孚的战术运用较为灵活，注重扬长避短，以步兵进行夜战和运动战，既可避开奉军炮火，又因地利而使奉军处于被动地位；奉军骑兵本为其强项，但在狭窄地域用处不大，而且用于正面作战，难免炮火袭击，结果“直将骑兵作成无用之物，与原计划全相违背”⁽⁸⁸⁾。同时，直军渊源于北洋军系正宗，作战训练、经验与历史均强于出身“草莽”的奉军⁽⁸⁹⁾，从而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直奉双方还出动了当时很少见的飞机助战。“直系利用其航空优势，派飞机在长辛店投掷重磅炸弹，对奉军弹药、给养、车辆等军用物资实施轰炸，炸得车辆翻滚、轨道纷飞，房屋震塌，并引起弹药爆炸和炽烈的燃烧，使奉军的前后方同时受到极大的威胁”⁽⁹⁰⁾。5月4日，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⁹¹⁾，直军向奉军发动多路进攻，并利用奉军邹芬部第十六师原为直系冯国璋旧部的关系，诱迫其降直，致奉军自乱阵线，“骤然退下，致不可收拾”⁽⁹²⁾，战场态势开始对直军有利。奉军“子弹不继，士无战志”⁽⁹³⁾，主帅张景惠信心动摇，未能坚持，先是退往丰台⁽⁹⁴⁾，继又脱离指挥，乘车逃往天津。奉军失去统一指挥后，全线溃退，直军连占长辛店、丰台。5日西路战事以直军获胜而告终。

中路津浦、京汉线之间战场的战斗主要发生在固安。29日大战开始后，直奉双方互有胜负，奉军于29日和5月1日两克固安，但又被直军两度夺回。奉军新锐张学良、郭松龄部加入战斗后，战况愈加激烈，直奉相持不下。为了占得主动地位，直奉双方主将吴佩孚、张作相均亲临前线督战。“奉军对于此路，本抱极大希望，故不惜重大之牺牲，而卒为直军尽力制止，不得逾固安一步”。结果，奉军首先不支败退，5月4日，直军连克永清、杨村、落垡，张作相败逃天津。5日直军占廊坊，中路战事又以直军获胜告终⁽⁹⁵⁾。

东路津浦线战场以大城、马厂为重点。战争开始后，奉军初时在东路占有一定优势，29日占大城。30日，直军后续部队开始反攻，与奉军在大城一线展开反复激战，5月1日夺回大城，此后双方争夺的重点移至马厂。3日，“直军忽得中路胜讯，士气大奋，奉军始不支，向唐官屯、静海败退。直军遂克马厂、青县”。4日，直军在西、中两路连续获胜的消息传至，奉军士气大受影响，主帅“张作霖一日夜连闻中、西两路败讯，知大势已去，遂带六车头，运残部万余人，离军粮城奔滦州”⁽⁹⁶⁾。战局发展至此，奉军一路败退，直军胜势已定，4日占静海，7日追至前奉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军粮城。随后，吴佩孚将司令部移至军粮城，下令直军对奉军溃兵“赶速设法收束，解除武装及枪支，发给川资执照，遣送回籍。如有抗拒，不受收束者，应按照土匪，一律痛剿”，准备一举消灭奉系入关的军事力量，并摆出进窥东北的态势⁽⁹⁷⁾。吴佩孚甚而致电张作霖，奚落他说：“胜败兵家之常，无足介意，退兵须按秩序的退却，如公无力制止，佩孚助送出关。”⁽⁹⁸⁾

直系在军事上获得胜利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奉系的政治清算以及对己方的政治犒赏。5月5日，战争尚在进行中，大总统徐世昌即向直系主动示好，将“此次近畿发生战事，残害生灵，折伤军士”归罪于梁士诒等“构煽酝酿而成，误国殃民，实属罪无可逭”，下令将梁士诒、叶恭绰、张弧即行褫职并褫夺勋位勋章，逮交法庭依法讯办（梁等不能束手就擒，即行离京赴津，7日乘船赴日）⁽⁹⁹⁾。5月8日，曹锟发表通电，故作姿态地宣布，此次战争为张作霖“不惜甘冒不韪，首发大难”，而直系获胜则为“由人心公理战胜强权”，“穷究祸根，皆张使一念，争攘政权所致”⁽¹⁰⁰⁾。吴佩孚也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要求惩处张作霖，褫夺其职务，并威胁非如此即不回洛阳。曹、吴要求惩罚张作霖的表态，容不得还在直系实力威胁下讨饭吃的大总统徐世昌斟酌犹豫。5月10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职，免去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因为东北当时还是奉系地盘，直系势力实际上无法插足，故徐世昌仍任命奉系人马吴俊陞署奉天督军，袁金铠署省长，冯德麟署黑龙江督军，史纪常署省长。这也是直系企图在奉系中打入楔子，以在政治上淆乱奉系阵线的招数。但张作霖虽然在军事上大败，却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地境，以吴俊陞等之实力及其与张作霖的关系，当然不会贸然有代张之心，故他们不仅未接受徐世昌的任命，还发表公开通电，以“北庭乱命”称徐之命令，表示“概不承认”⁽¹⁰¹⁾。

直系碍于种种原因对东北还无力取之，但对紧邻其大本营的河南则是另一种态度。吴佩孚自洛阳北上后，河南督军赵倜暗通奉系，有独占河南之意。5月5日，在奉军已趋败退的形势下，赵却发表通电，宣布河南“严守中立。凡有加入战争之客军过境，均须一律卸除武装。如或不谅此衷，有意破坏中立者，河南为正当防卫计，自当不畏强权，唯力是视” ⁽¹⁰²⁾。其弟赵杰又率部攻击郑州，“起事原因，闻系交系造谣，谓吴使（吴佩孚）遭不测。赵杰认以为真，遂即发难”⁽¹⁰³⁾。由此大大激怒了视河南为其后方根据地的吴佩孚。10日，徐世昌在吴佩孚的压力下，下令免去赵倜的河南督军职，听候查办；调陕西督军冯玉祥为河南督军，刘镇华署陕西督军。赵倜本还不愿轻易离职，但在冯玉祥自陕西向东、萧耀南自湖北向北，对河南两路夹攻的军事压力下，被迫于11日通电遵令下台，河南地盘完全落入直系手中。

奉军在直奉战争中全面失利之后，向关外败退的张作霖先是停留在冀东滦州，并于5月12日宣布“自主”独立，观察形势发展，收束分途向关外败退的部队。“奉天内部甚为团结，此次竭全力由滦至奉，步步为营，似作久战之计”⁽¹⁰⁴⁾。其后，直军继续压迫奉军，5月20日直军占滦州，张作霖随即下令奉军完全退至关外，准备利用关内外相对隔绝的地理形势，拥兵自守。

5月19日，奉天省议会在张作霖的授意下，宣布响应“联省自治”口号，在东北实行“闭关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长（6月4日改称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陞为副司令）。26日，张作霖回到老根据地奉天，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东三省一切政事与东三省人民自作主张，并与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取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铲除强暴，促进统一。”⁽¹⁰⁵⁾虽然吴佩孚希望利用军事上的胜势，直捣奉军关外老巢，直军将领王承斌还请吴佩孚联衔通电讨伐张作霖，但东北毕竟是奉系经营多年的地盘，“张之势力在奉，分毫未减，专制尤烈”⁽¹⁰⁶⁾；且东北为日本经营多年的传统势力范围，日本当时虽对直奉战争保持克制，持中立立场，但也不能容忍有英美色彩的直系势力伸入东北。日本陆军大臣山梨半造曾明确表示：“万一将来战事之结果乱及日本权利有重大关系之东三省……则军事当局实有相当之考虑。”⁽¹⁰⁷⁾ 加之孙中山在南方兴兵北伐，内外形势不容直军再进。吴佩孚遂令前方将领，“莫由海道进攻，因赣事吃紧，前方动作须格外审慎”；“以时机环境察之，不宜通电申讨，宜相机进行。现当徐（世昌）退黎（元洪）来，如黎果以各方面之敦促入京，前提既定，余可易于解决也”⁽¹⁰⁸⁾。因此，直军兵至山海关而不得不停止，与奉军对峙于关内外。

为了解决直奉战争的善后问题，在英国教士杨古、美国教士普来德的调停之下，直奉双方代表自6月9日开始在秦皇岛进行议和交涉。14日，张作霖致电鲍贵卿，表示“元首如诚意息战，宜令彼军停止攻击，议定双方撤退办法。弟必勒令前方将士，撤出关外，以听解决。现已严令前方将士，不准进攻”⁽¹⁰⁹⁾。双方实际达成了不再战的默契。17日，由王承斌、彭寿莘代表直军，孙烈臣、张学良代表奉军，在秦皇岛附近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协定。主要内容为：一、直奉两军同意罢兵；二、奉军撤离直境，直军亦不得入奉境；三、双方军队于18日至20日之三日内撤离前线，脱离接触，奉军撤完前，直军不得有军事行动⁽¹¹⁰⁾。协定签订后，双方划滦州以东、锦州以西为中立区，双方在此驻兵均不得超过一旅。此后，直奉双方如约撤兵，7月4日，直军司令部撤离滦州。次日京奉路恢复通车，直奉战事终告结束。

张作霖退出关内回到关外后，在东北划疆“自治”，埋头练兵。7月3日，张作霖召开东三省军事会议，决定对北京政府守中立态度，不接受任何方面之命令及调解，并认真训练三省军队，准备以后与直系再作军事较量⁽¹¹¹⁾。16日，张作霖将巡阅使署与督军署合并，成立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自任保安总司令，孙烈臣任副总司令，下设参谋、副官、军务、军需、军法、军医、秘书处。25日，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的财政收入全部归三省所有，作为军政费用，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涉，亦不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8月31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拟定联省保安规约，主要内容是：东三省联合为自治区，拟定规约，军民共同遵守；自治权由三省人民共主之；人民权利义务遵照旧约法；实行军民分治；省长由省议会选举；共同立法由三省议会联合会行之⁽¹¹²⁾。对张作霖如此“独立”之举，北京政府亦无可如何，只能听之任之。

与北洋军阀掌权时期的几次大战相似，第一次直奉战争在战前经过较长时间的政治较量与酝酿，但实际的军事作战时间并不长，动员程度也不高，牵涉军力、人力与地域亦有限，军事作战的烈度与战前双方的政治高调并不匹配⁽¹¹³⁾。战争善后及对失败者的处置也无非是走过场的形式，如时人所论：“此次奉直之战，当其发动时，风波激荡，全国震撼，勿论两方遣将调兵，汲汲不遑，即关系各省之互相牵动，举国人民之奔走惶骇，亦大有不可终日之势。及既接战，以两方筹备之久，酝酿之深，大兵接触，亘数日而胜负难分。吾人观其初战斗之猛，死亡之众，大将之在前敌者，频以死伤闻，而后方之调遣，尤汲汲不遑，方以为此次战事，其始既如是其可惊，其后必将有如何震天动地之事，以更令吾人惊骇不置者。而不谓数日之间，胜负立判，奉军仓皇溃退，大有不可收拾之势。”⁽¹¹⁴⁾

就战场表现而言，“此次直军战略多智术，如各小部队之诱敌与埋伏地雷、乔装、暗杀等，奉军每中其计。奉方则马队、炮队均甚得力，且俱勇敢无却，惟智术经验上实逊一筹”⁽¹¹⁵⁾。作为直系的对立面，曹汝霖对此战有持平之论：“双方均拥兵十万以上，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惟将领方面，似直优于奉。况吴自领之第三师，及后编的三混成旅，久经战争，尤善于迂回山岳之战，故开战以后，旗鼓相当，攻击猛烈。初则屡进屡退，不分胜负，奉方恃火力之强，马队之勇；吴方善攻人弱点，乘虚奇袭，加以接济方便，奉方接济辽远，于是吴方占优势，奉方渐渐不支。”⁽¹¹⁶⁾ 不过，奉方自身的总结对骑兵（马队）的评价并不高，王永江认为：“此次最误事者，为骑兵集团。许司令（许兰洲）本不长于骑兵，亦不谙骑兵之作用，而其所用之常参谋长（常荫槐），亦系不晓军务之人，且于总部计划亦不明了故。总部原计划骑兵必须集团者，其目的在绕出敌军战线，或扰其侧面，或扰其后路。今许司令乃用为正面作战，大城白洋淀一役，直将骑兵作成无用之物，与原计划全相违背，岂不可惜！”⁽¹¹⁷⁾ 也有在华的外报将直奉战争比之为“民国第一大战，纪律战术均为进步”。据驻京外国公使团派出的观战人员在战地现场观察的印象：“直军多谋，长于夜战，奉军勇往，长于昼攻，惟直饷械远不及奉”⁽¹¹⁸⁾；“直军战法强于奉军”；“双方军队布置整齐，战斗亦悉合程序，使团观战人员颇为赞美。”⁽¹¹⁹⁾

就政治意义而言，直奉双方虽然在战前的电报战中，都在拼命抬高自身行动的“正义”性，痛贬对方行动的非“正义”性，然军阀对垒，所在多为利益，其实本无所谓“正义”而言。不过，直方以吴佩孚为代表，较谙民众及舆论心理，通过此前声讨梁士诒内阁和战前对奉方的攻击，更善于塑造己方的“爱国”形象，而将对手塑造为“卖国”代表，从而为交战双方划出了“政治正确”的界限。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处在弱势，民众及舆论出于对中国悠久历史及辉煌文明的追忆，天然推崇“爱国”者，而对“卖国”与否则高度敏感，故吴佩孚将对手定义为“卖国”的宣传技巧与成效显较奉方为成功。结果，即便是与奉系为盟友的皖系大将徐树铮也承认，“奉之败退，久在意中，吴胜祸小，奉胜祸大，天下莫不同此心理”⁽¹²⁰⁾。甚而在不少外国人眼中，当时的张作霖是“藉日本的援助以自固其势力的，他在中国是一切保守势力的代表”，而吴佩孚“却被人家认为有自由主义的倾向的人。他是一个能干的将军”⁽¹²¹⁾。这至少说明，吴佩孚的公众形象胜过张作霖，如果追溯到直皖战争时期，以吴佩孚和段祺瑞相比较亦如此，因此，或可以此解释“民意”在战争中的作用⁽¹²²⁾。

第一次直奉战争及此前此后的多次军阀内战，亦反映出北洋时期的军事政治特质。民国年间，中国仍处于现代化转型的艰难过程中，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社会组织、社会参与与民众动员程度均不高，不足以支撑大规模长时间的现代战争。“因为饷械都有限，战争的期限很短，战争本身的破坏性也不很大，死伤的人数远不如投降和逃亡的人数。因此战争的结果总是：（一）控制北京政府；（二）扩充地盘；（三）收编战败者的军队。换言之，这些都是分赃的战争，分赃不公平也就为下一次战争种下爆发的原因”⁽¹²³⁾。战争本来是基于各种利益之上的政治矛盾对抗的激烈化结果，而北洋军阀各派之间系出同门，虽有利益之争，却无本质的政治分野，互相之间并非完全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且在组织架构上间有重合，各级将领互有联系，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谁胜谁负，胜利者都不太可能对失败者痛下狠手，其政治上的清算也多为点到即止。再加上各派实力大体平衡，掌握的政治军事资源均有其限度，内外关系又错综复杂，互相牵制，即便一派控制了中央政权，也无非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能形成为高度集中统一有效的中央权力，控制中央的表面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第一次直奉战争也反映出上述各方面的特点。战争的结果，在军事上，直系获胜，力量发展至鼎盛期，但势力扩张的结果，也隐伏着力量分散、矛盾复杂、恃骄而衰的结局；奉系失败，但实力地盘犹存，并未伤筋动骨，仍存励精图治、卷土重来的可能。在政治上，直系此后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到处伸手，扩张地盘，获取利益，但也由此成为其他各派力量的“公敌”，反处孤立之境；奉系失去了对北京中央政权曾有之影响力，全国性政治地位大为下降，但也由此促成了奉、皖、粤“三角同盟”的加速形成与稳固，政治上反处可以联络各方之主动地位。而且东北特殊的、与关内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较为丰富的物质资源，迅速发展的现代经济与交通，以及日本与奉系较为紧密的利益关系，都有利于此次战争失败后，张作霖与奉系在东北治疗战争创伤，恢复元气，整军经武，为再起创造条件。因此，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奉双方仍然维持着一定的力量平衡，奉系暂避直系锋芒，而直系亦不能将奉系置于死地。直奉战后的国内政局重心，由原先之直奉矛盾转为直系为控制北京中央政府而引发之各种内外矛盾。

第二节　“法统重光”

一　徐世昌下台

直奉战后，直系一时间成为中国实力最强的军阀派系，以南北交通动脉京汉、津浦铁路和东西交通动脉陇海铁路为依托，控制了从北到南十个以上的省份，并实际操纵着北京政治。这极大地刺激了直系各色人等的政治欲和权力欲，直系领袖曹锟开始作上了总统梦，也想过一把总统瘾；直系灵魂人物吴佩孚则膨胀着“统一”全国的野心，企图以此而“青史留名”；其他围绕着曹、吴两人的政客、军人，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各有打算，或拥曹或拥吴，谋名逐利，在北京政治的浑水中搅和。不过在直系战胜奉系之初，对直系而言，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政治善后，解决法统问题，争取全国舆论，获取合法资源，为独占北京中央政权打下基础。

奉系失败后，仍在大总统任上的徐世昌因其拥皖亲奉倾向而为直系所不能容忍，推倒徐世昌、改造国务院是直系的既定方针。张作霖在撤离滦州出关前，曾经有电致吴佩孚，对徐世昌在战争前后的作为颇有揭露，更激怒了直系。张电称：“前总统不愿有人干涉其用人行政，屡派徐世章、吴笈孙请予带兵入关维持，不幸而战而败，退守滦州，本拟收集余部，渐次出关，以保予关外利益。乃徐固派人来滦，劝勿罢兵，予不愿再被人利用，故毅然撤退，此次全系徐作祟，予不能负责。”⁽¹²⁴⁾不过，如何名正言顺地赶走徐世昌，以泄对徐之恨，并利直系扩张势力之私，又要“合理合法”，以避舆论指责而引起他方反弹，却颇费思量。恢复民国六年被“非法”解散的国会、赶走徐世昌的谋划，因此而浮出水面，因为恢复了“旧”国会（民二国会即第一届国会），则由“新”国会（民七国会即第二届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之合法性自然失去，而一向不承认“新”国会合法性之南方广东政府，也将失去“护法”的合理性，如此承续民国法统，可谓一箭而双雕。这种设想最早源出于一帮既不甘心失去政治地位、又不愿附和南方非常国会的旧国会议员。1921年12月，旅京旧国会议员发表宣言，提出了恢复民六国会，完成宪法，促进自治的主张⁽¹²⁵⁾。一班旧国会议员也在日日讨论恢复旧国会的方法与步骤。旧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在脱离南方回到北方后，先是于直奉战前去东北劝说张作霖支持恢复旧国会，接着在直奉战后向吴佩孚游说其主张，引起了吴佩孚的重视。吴既有政治野心与“统一”梦想，又不时表现出讲求“道德”，故倾向于以恢复旧国会作为直奉战后解决政治善后诸问题之枢纽。

5月10日，还在直奉战争余波未了之际，曹锟、吴佩孚即召集直系高级将领在保定开会，商讨如何进行政治善后的问题，旧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也应邀出席。一些急于通过拥戴曹锟而得宠幸进的直系军人政客，提出立即赶走徐世昌，拥曹锟为总统的主张。但吴佩孚及其支持者则主张以恢复旧国会作为过渡，使曹锟的总统经由国会选举“合法”产生。参加会议的吴景濂对总统由谁担任并不介意，他向吴佩孚表白，“君等握实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他最关心的是恢复旧国会，以获得自己的利益，为此，他向吴佩孚进言：“中国数年糜乱，皆由法律无效所致，予等在南方护法，即为此点。故法律问题若能解决，则徐氏之地位系非法选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办法，仍要在北方树护法之旗帜。要知揭出护法旗帜，不但数年护法问题可以解决，则公等与曹巡阅使所处之困难，亦可解决”。他还就进行步骤献计说：“既以揭出护法旗帜为然，予拟在天津先假直隶议会会场及会址，设立第一届国会筹备处，由予通电全国，号召第一届国会议员来津，并将筹办情况由予密电西南护法团体，使之响应”；“公等接吾电报，请联合直系各省军民人员复电响应，并就予之通电再为通电全国，令北京军警对徐不加保护，请其即日出都。”⁽¹²⁶⁾吴景濂的提议颇获主张循“法律途径”行事的吴佩孚之欣赏，“吴云恢复旧会，乃国会本省事，余愿作后盾”。在吴佩孚的坚持下，曹锟也同意先恢复旧国会、赶走徐世昌，作为政治善后的第一步。“曹云，余早主张恢复旧会者，请诸君速进行，有反对者，余当以武力待之”⁽¹²⁷⁾。至于请出黎元洪复职，最初并未在直系首领的计划中，但赶走徐世昌之后，政府总须有人代表，“既恢复旧国会，无不恢复旧会产出之总统之理，而旧会产出之总统，袁、冯二公以外，惟有黄陂，自应请黄陂依法复位。此即保洛方面之本意”⁽¹²⁸⁾。直系于是作个顺水人情，请出黎元洪复职，本意不过当其为可上可下可操纵之傀儡，“为曹过渡”，哪知黎元洪不识相，假戏真做，于是又有了一年后驱黎之一幕，初非直系扶黎复职时始料所及。

直系高层决策先恢复旧国会之后，其实行步骤即如紧锣密鼓，着着进行。第一步当然是制造舆论，这是军阀们的拿手好戏。吴佩孚令其政务处长白坚武为孙传芳代拟电稿，由其打头炮⁽¹²⁹⁾。孙传芳时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在直系将领中排名并不靠前，忽有如此“立功”机会，岂能轻易错过。5月15日，孙传芳率部下联名发表通电称：“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元洪）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即在共弃之列。”孙传芳的通电不仅提出了恢复旧国会，而且提出请黎元洪“复位”，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随后吴佩孚对北京新闻界称，“恢复旧国会及国事会议各问题，现正征求意见，应以多数人心向背为从违，不作成见”，实际是对外放风⁽¹³⁰⁾。19日，曹锟、吴佩孚领衔与直系将领联名发表通电，声称：“近来国内人士有倡恢复六年国会者，有倡召集新新国会者，有倡国民会议，协同制宪，联省自治者，究以何者为宜，特于本日通电各处，征求民意，以为处理善后参考。”⁽¹³¹⁾

曹锟、吴佩孚所谓“征求民意”之电既出，直系各督及不少政界名流，如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钱能训、王宠惠、谷钟秀、张耀曾等，纷纷通电响应，“解决纠纷当先谋统一，谋统一当以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完成宪法为最敏速最便利之方法”⁽¹³²⁾。同时又致电广州孙中山和非常国会称：“公等护法之功，永久不朽，当为国民所公认。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行，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¹³³⁾ 从而给曹、吴的主张抹上了一层民意色彩。与此相呼应，吴景濂、王家襄等如约到天津，筹备第一届国会复会工作。5月24日，旧国会部分议员七十余人（其中一部分是未参加南下护法者，一部分是从广州非常国会脱离北来者）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国会筹备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任主席，讨论复会工作，决定选派委员到上海、广州等地，招揽议员回京，并对外发出通电，声明第一届国会将依法复会。5月28日，曹锟、吴佩孚联名电复国会筹备会，表示赞成恢复国会，支持议员自行复之举。为了促成南方议员的北上，吴佩孚还于6月7日致电交通部，令其对“旧国会议员北上一律免票，以示尊崇”⁽¹³⁴⁾。

有了恢复旧国会与请黎元洪复职的舆论铺垫，直系驱赶徐世昌下台的活动也就顺理而成章。5月10日，吴佩孚密电直系各省督军，“以收束现局分常局、创局两法。常局则恢复法统，即南政府可即时取消，中央可同时改良，副总统可即选出，北洋正统可即巩固，旧会制宪完毕闭会，正式国会、总统即根据新宪成立。创局则召集各省军政代表及省会各法团代表择地开会，共议国是，但事属创格，在常法上无根据。西南以法统说相抗，势必再以武力征伐，且代表集齐期限太长，各省现情太杂，夜长梦多，贯彻不易”。吴佩孚的意见当然是取“常局”而弃“创局”，并特意申明曹锟“尤赞成常局办法”⁽¹³⁵⁾。此电既出，直系各督当然群起拥护，实际也是暗示徐世昌准备下台。28日，曹锟、吴佩孚在天津召开紧急会议，电请黎元洪复职，以谋统一，并联名电复旧国会筹备处，对民六议员自行集会表示支持⁽¹³⁶⁾。孙传芳亦于同日再度致电徐世昌，明白提出请其下台的要求，电称“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旧会召集，新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望徐“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随后，苏督齐燮元也通电呼应孙之主张⁽¹³⁷⁾。

徐世昌本为北洋元老，但毕竟是文人而非武人，没有实力的支撑，自出任大总统后，周旋于北洋各派系军人之间已属不易，而又因拥皖亲奉为直系所忌恨，在直系武人的嚣张面前，自知无力抗衡。吴佩孚、孙传芳等人电发后，徐久居北京官场，自然明白个中奥妙，5月31日即发出通电，称吴、孙等电“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实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表白“一有合宜办法，便即奉身而退，决无希恋”⁽¹³⁸⁾。当然，徐世昌并非愿意痛快离职，他还贪恋大总统的名衔，企图继续干下去，他曾以所谓“新新国会”的问题作为拖延之计。1920年直皖战后，皖系操办的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被迫闭会，徐世昌曾下令依民元选举法进行新一届国会议员选举，筹备召开所谓第三届国会。但因各方意见不一，自1920年秋到直奉战前，选举完成的省份亦不过三分之一，南方省份抵制此次选举自不待言，即便是直系内部对此亦有争议，直隶省即未进行选举⁽¹³⁹⁾。直奉战后，直系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所谓第三届国会（即“新新国会”）已经选出的议员不甘寂寞，发表通电提出，“本届国会，系从旧法改选，在政府既足以维持法统，尊重民权，而被选者亦极自由，绝无党派官厅之操纵”，因此主张未选各省从速完成选举，召开新一届国会，解决“法统”问题。他们还讽刺旧国会议员说，“议员不过人民之代表，断未有十年以前之选举，代表十年以后之人民”⁽¹⁴⁰⁾。但他们势单力薄，没有实力后台，也没有可为直系利用的意义，故其呼吁毫无反响，徐世昌也不可能依靠他们摆脱下台命运。

直系为使徐世昌尽快走人，采取了双管齐下之法。一方面，6月1日由吴景濂、王家襄等领衔旧国会议员发表宣言，责“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声明民国六年解散参众两院的命令无效，徐之总统纯属非法选举，应即宣告无效；自6月1日起第一届国会恢复，完全行使职权⁽¹⁴¹⁾。这就在名义上剥夺了徐世昌再任的“法理”依据。另一方面，吴佩孚也于当日致电在北京的直系干将、交通总长高恩洪，告其“日来各方以敦请元首下野之电，来商者联续日多。大势所趋，心理相同，似应及时自退，以保尊荣。公等宜再进府密陈，速下决心，免风气云发，更难收也”⁽¹⁴²⁾。实为对徐再行威胁。1日深夜，吴佩孚的参谋长李济臣电驻京代表钱少卿（宗泽），谓：“吴大帅发怒，已回洛阳，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注意好好办？”钱聆电话，恐吓失状，次日大早，即以军用电话向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疾声言：“吴大帅有电话来，要徐世昌赶快腾总统府。”⁽¹⁴³⁾当日，钱少卿还数次致电徐世昌，语气强硬地质问他何时离开北京。中午，徐世昌设宴欢迎刚刚返国的驻英公使顾维钧，席间又接到吴佩孚迎黎复职电。至此，徐世昌亦知总统之位不保，北京无法再留，但这位老谋深算的北洋老官僚接电后不露声色，当午宴结束时，却突然当众以“衰病”为由宣布辞职，并令“依法由国务院摄行职务”，然后即乘火车离京赴津，结束了三年多的大总统生涯。由周自齐领衔的北京政府不敢怠慢直系，随即电致吴景濂与王家襄，称“遭逢世变，权领部曹，谨举此权，奉还国会，用尊法统，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而曹锟与吴佩孚也就堂而皇之地令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对北京秩序“务望督饬地方军警极力维持，保安大局”⁽¹⁴⁴⁾。

二　黎元洪复职

徐世昌下台后，直系将领纷纷发出通电，以“国家不可无主，大位不可久悬”为由，“恭请”黎元洪复职⁽¹⁴⁵⁾。吴佩孚发出通电，宣称“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不仅“屡电黎黄陂，早定中枢，以巩国基”，而且“通告各省督军，电促黎黄陂复位”⁽¹⁴⁶⁾。于是，直系治下各省纷发劝进通电，半壁江山处处高唱迎黎之声，大有黎不出山，如苍生何之势。本依附于黎元洪左右的幕僚哈汉章、金永炎等也颇为兴奋，极力劝黎出山，希图攀龙附凤；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同往黎宅“敦请”，北京政府代表高恩洪专程赴津“迎迓”。一时间，“劝驾之代表往来不绝于路”，各方名流政要云集天津，使得因张勋政变下台后在天津蛰居多年、受人冷落的前大总统黎元洪，一时间似乎成了民国政坛众望所归的中心人物。

面对直系敦请复职的举动，黎元洪在内心里当然自鸣得意，而对外则表示出清高之态，一方面称“国家未能统一，不敢冒昧出任”；另一方面又说“既各方面迫于救国热诚，力促余复出任职，余岂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之前途”。但是，为了表示他非为个人利禄权位而出山，也为了在军阀强势下获得一定的活动空间，黎元洪故作姿态，提出以实现“统一”、“废督裁兵”、“整理财政”作为复职条件，其中尤以“废督裁兵”为中心，并声称“非俟曹、吴、国会切实依我条件，决不就职”⁽¹⁴⁷⁾。

6月6日，黎元洪正式发表“废督裁兵”通电称：“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救。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留，即欲划分军区扩大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¹⁴⁸⁾“废督裁兵”就是削弱军阀专权，裁减庞大武力，实现国家在文治下的稳定发展，是多年来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普遍要求，黎元洪此举确也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各地绅商和社团纷纷通电响应，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发出通电，提议召开国民废督裁兵大会，请北京政府下令永远废除督军制及军区制；组织裁兵委员会，限制军饷；督军如不解职实行废督。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以裁兵促进会理事身份，在7月2日具呈黎元洪，建议发明令：一、从是日始，无论如何情形，不得新招一兵；二、巡阅使、督军、护军使等职即日废止，并不得以督军改任省长或总司令；三、即日召集全国裁兵会议⁽¹⁴⁹⁾。而且列强也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向中国施加压力，认为中国财政困难、政局不稳，均由于军队人数过多，因此“切望中国政府应举行迅速暨切实之办法，以期裁减上开之军队与支出”⁽¹⁵⁰⁾。这也给了黎元洪提出裁兵的底气。

但是，黎元洪的裁兵提议却使武装在手、拥兵自据的直系武人颇为恼怒，认为“以裁兵废督法律、政治两无所据，适丧威信，主谋、主稿之人恶不胜诛。”⁽¹⁵¹⁾只是碍于解决“法统”问题，迎黎复职的声势已经造成，他们不便立即发作，而是在7日由曹锟、吴佩孚联名发表通电，表示“锟与佩孚对于元首废督裁兵意见根本表示赞成，决当以身作则，先从直隶做起，并决以诚意助元首进行。一切完全由锟与佩孚负责”⁽¹⁵²⁾。接着，直系诸将齐燮元、冯玉祥、田中玉、萧耀南、陈光远等相继发出拥护“废督裁兵”的通电。张耀曾亦告黎，“外间风云大变，如再坚持，恐失人心，不做总统则可，不做人则不可，前途不堪设想云云。黎似有活动意”⁽¹⁵³⁾。有了曹、吴的上述表示和社会舆论的态度，黎元洪也就有了复出的借口。他不再扭捏作态，于6月10日连发两电，一称曹、吴之表示“体国公忠，立志坚决，天心悔祸，元气昭苏。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于此“群龙无首，京辅荡摇，再任悬延，或生剧变”之时，定次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一称其入都不过暂行总统职权，其他法律问题，俟国会恢复后听候解决⁽¹⁵⁴⁾。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自天津到达北京，中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大总统复职典礼，他在复职演说中称：“出京五载，国家元气斲丧如是；此来因各方敦迫，不得已暂行大总统职权，藉以维持国际上之地位，其余各事，静待国人解决。”其后，他宣布撤销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的命令，任命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¹⁵⁵⁾。为了消弭所谓南北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黎本意想组织南北“混合内阁”（他任命谭延闿为颜阁内务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即有此意），并由南方政府的伍廷芳出任内阁总理，故颜惠庆在任职后对外通电称，“在伍公首途以前，阁席未便虚悬”，自己不过“暂行承乏，维持现状。并经一面电促伍公早日莅驾，藉惋殷望”⁽¹⁵⁶⁾。但因黎之复职不为南方广东政府所承认，谭延闿率先表示不能悖护法立场而就北京政府职，伍廷芳也于6月20日发表通电，拒绝出任内阁总理，并称黎之复职“缺乏法律依据，不敢轻易苟同”。所谓南北“混合内阁”的设想未能实现。

黎元洪在直系支持其复职之初，还是企图有所作为，其间他最为坚持的，应为“废督裁兵”的主张。军阀混战、武力交兵，是民国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也是民众生活困苦的重要因素，“废督裁兵”的主张迎合了社会需要，也得到各地民众团体和舆论的积极响应，当黎元洪上台之初，各地民间团体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声明，要求“废督裁兵”，永远废除军阀干政的基础，舒缓民众养兵并为兵所乱的痛苦。黎元洪以“废督裁兵”为其主要政治诉求，在北京政府设裁兵委员会，希望以此不仅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也为自己在直系武力威胁下当政寻求缓冲。但是，“废督裁兵”却完全有悖于军阀的利益，武力是军阀得以拥兵自重的根本，而且从上至下、从大到小形成为环环相扣的利益，面对社会各界的要求，军阀的利益是一致的，面对他系军阀的裁兵主张，本系军阀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总而言之，“督”的名义可废，而兵的实质万万不可裁，由此注定了“废督裁兵”的主张之不能实现。

当黎元洪提出“废督裁兵”主张之初，曹锟、吴佩孚为笼络人心，在口头上表示支持。6月15日，曹、吴在保定召开的直系将领会议上，呼应“废督裁兵”的主张，提出在全国“废督”，另行设置若干军区以掌兵的方案。7月6日，吴佩孚又在致北京政府电中提出了裁兵具体办法，建议大省置二师，中省置一师一旅，小省置一师，全国共置四十师，余悉裁撤⁽¹⁵⁷⁾。不过，吴佩孚提出这样的主张，主要是为了裁别人的兵，而不准备裁自己的兵，因为“裁兵废督之举，要为百年大计，所关尤须通盘筹划，兹事体大，非俟统一之后，无从着手”⁽¹⁵⁸⁾。而且，当时“北方各省且有添招新兵之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以至惊动外交团在7月20日根据华盛顿会议要求中国裁兵的决议，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质问，宣称“中国近日情形，不但与华府议案大相违背，即与黎总统鱼电主张，亦相径庭，对内对外不符之处甚多。”⁽¹⁵⁹⁾ 直系既如此，刚刚在战争中失败的奉系更是如此，不仅不能裁兵，而且要大张旗鼓的扩军，以备来日再战，其他大小军阀的反应亦可想而知。山西督军阎锡山曾电陈北京政府，认为裁兵是“矫枉过正，徒骛虚名，反滋流弊”，“现有之兵，来自招募，生计艰难，迫而为此，一旦被裁，势必要求恩饷，当此财政奇绌之时，安有巨款遂其要求，稍不如意即哗变。充兵既久，坐食成性，被裁以后，穷无所归，辗转勾结，流而为匪”；“锡山久绾兵符，兼膺民政，熟权利弊，几费筹思，以为欲图根本之廓清，必当有完备之计划”⁽¹⁶⁰⁾。“鲁拟领薪办法十一条，条文迄未到。皖以欠饷太多，无款谈不到裁兵。苏复电赞成，但无办法”⁽¹⁶¹⁾。说一千道一万，兵是军阀的护身符，是万万裁不得的。

裁兵既不可行，废督的名义倒是有了“成效”。6月15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江西督军陈光远本兼各职（因陈当时在江西的地位已不保），其后任命曹锟保荐的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为“督理江西军务善后事宜”。27日，吴佩孚致电陆军部，提出“废督之制甚急，各省宜改以督理全省军务名义为宜”⁽¹⁶²⁾。从此以后，换汤不换药的“督理”名义便代替了已经声名狼藉的“督军”名义。黎元洪还想以省长取代督军，以压抑军权，张扬民权，他上台后曾先后任命高凌霨为直隶省长（后改王承斌），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长，汤芗铭为湖北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韩国钧为江苏省长等。但他的做法首先就遭到直系的反对。6月23日，吴佩孚致电国务院，警告“南北尚未统一，封疆大吏，不宜大肆更张，恐生反动”。8月1日，吴又通过陆军次长金永炎转交黎元洪电，认为“督军一制，在今后万无存在之理，南北统一之后，军制军区如何兴革划分，应由中央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实行。现在新旧交替，各省军队复杂，治安所托，省长往往不能负责。如裁撤督军省份，似宜有督练或督理字样，以维现状”⁽¹⁶³⁾。所以，黎元洪的做法根本行不通，上述经他委派的省长，除了直隶和江苏两省以外，其他省长均未能或未敢到任。黎元洪还曾企图令兼任省长的督军，如山西的阎锡山和新疆的杨增新辞去督军，专任省长，结果为阎、杨所拒；黎元洪又企图将河南督军冯玉祥改派为苏、豫、皖“剿匪”总司令，从而裁撤河南督军，但因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反对而未成。总而言之，黎元洪的“废督”，除了废了几个“督军”的名义或将“督军”易名为“督理”之外，几一无所成。

与黎元洪的“废督裁兵”主张相呼应，不在直系控制下的南方诸省则附和了黎元洪的主张，并与“联省自治”运动相结合，以“废督”而强调“自治”和“民主”。6月15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宣布废去浙江督军职，“惟以尚无合法政府，未便交卸。且仓猝离职，恐滋军佐疑虑，不得已，乃以第十师师长名义，暂行维持原有防地”⁽¹⁶⁴⁾。其后，卢永祥改称浙江“军务善后督办”，20日宣布“善后纲要”：浙江省境内不受任何方面非法干犯；所部各军防地，暂仍其旧；省内各行政机关均仍其旧；裁兵事宜关系重大，俟合法政府成立，全国裁兵计划确定，即时实行；各军饷项及关于军事各项经费，仍在国税项内开支⁽¹⁶⁵⁾。可见卢永祥的“废督”根本不影响其实际权力，无非是从“北京政府任命的督军一变而为团体拥戴的督军”而已⁽¹⁶⁶⁾。8月1日唐继尧出任云南省长，废除靖国军司令名义；12日，袁祖铭出任贵州省长，取消黔军司令名义；10月1日，赵恒惕被湖南省议会推举为省长，取消总司令名义；12月2日，四川刘成勋废除总司令名义，改称临时省长。但这些名义的改动无非是名改而实不改，控制各省实际权力的仍是没有“司令”名义的军阀“省长”。总之，经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黎元洪的“废督裁兵”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三　反直阵营对黎元洪复职的反应

旧国会复会，黎元洪复职，民国政治似乎重回民初轨道，那些从来以枪杆子为后盾、视法治为儿戏、对政治颐指气使的直系军阀们，却发出一片对“法统重光”的欢呼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反直阵营对此却有不同态度。徐世昌下台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于6月3日率先发出通电，反对黎元洪复职。他提出：“大总统对内为国民公仆，对外为政府代表，决不能因少数爱憎为进退，亦不容以个人便利卸责任”；“盖既主张法统，则宜持有统系之法律见解，断不容随感情为选择，二三武人议论，固不足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他认为黎元洪当年下台时所余之一年三个月的总统任期，已由冯国璋代理期满，黎“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则“黄陂复位之说，适陷于非法”；进而声称：“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也”⁽¹⁶⁷⁾。接着，同属皖系的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于7日发表通电，主张以第一届国会从速制宪，“一俟宪法告成，再行依照宪法规定，召集国会，选举总统”；如此，则徐世昌“法律上之地位，固仍然存在，在未经依据宪法，改选总统以前，应仍由现政府维持现状，以免纷更”⁽¹⁶⁸⁾。以徐世昌和皖系的关系，他们有此论并不意外，但此时皖系的实力远不能与直系相比，卢永祥等也不过表示其态度，而无力采取实际行动。及至黎元洪复职成为事实，卢永祥又在6月13日致电表示祝贺，曲以应付，但他只承认黎为“事实上之总统，而非法律上之总统”，声称黎为“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元首地位待诸国会解决”⁽¹⁶⁹⁾。至于奉系的态度，因其军事失败，自知暂时无力干涉北京政治，而求保有其东三省地盘，故对此敷衍了事，态度模糊。6月3日，东三省议会发出通电，表示将“本自决之精神，谋统一之实现”。黎元洪复职后，东三省商工联合会于20日发表通电，表示赞成统一，但同时又声称东三省“伏莽未靖，而沿边防务地方堪虞，……非有重兵，不足以资保卫，东三省原有军队，一时断难遽裁，绝非废督裁兵四字，空言漫能解决”⁽¹⁷⁰⁾。此后，奉系在东北埋头练兵，整军经武，以图再起，对北京政治态度中立，轻易不表明态度。西南各省对黎元洪复职都“表示静默，以待时变”。广东陈炯明“方在避免政治之表示，故对于时局，大有不加闻问之态”⁽¹⁷¹⁾。

对黎元洪复职表示坚决反对者，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与非常国会。因为广东政府与非常国会直接与北京政府对立，如承认黎元洪复职、旧国会复会为恢复法统，则势须撤销己方政府与国会，犹如自废武功，不说孙中山等坚持理想的革命党人不同意，即便是非常政府与国会的不少成员，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也不会同意。因此，当旧国会复会、黎元洪复职酝酿之初，国民党内即有人认为：“北方现在拟恢复之旧国会，多为广州非常国会已经除名之议员所主动，且内幕中不免有为军阀利用之嫌疑，故当以现在广州之非常国会为合法国会，而不宜别有所恢复；且黎元洪为六年六月十二日下令解散国会之应负责者，而其任期已由冯国璋完全代满，在法律事实两方面皆无复职之可能。”⁽¹⁷²⁾ 旧国会宣布于6月1日复会后，广州非常国会于3日召集全体会议，对所谓恢复“法统”的主张表示反对，并通电中外，否认续开民六国会的合法性，声明中华民国合法大总统及合法国会均在广州，法统当由广州国会继承⁽¹⁷³⁾。为了剥夺黎元洪复职的法理依据与道德正当性，6月6日，非常国会通电宣布黎元洪的三大罪状：一、毁法，“六年六月十二日竟下令解散国会，遂启南北连年战争”；二、叛国，“黎氏徇张勋之请，将中华民国统治权交付宣统，签字盖印，首先称臣”；三、辱国，“宣统复辟则中华民国既倾覆，元首有殉社稷之义，黎氏竟逃往日使馆躲避，受庇外人，污辱国体，莫此为甚”⁽¹⁷⁴⁾。非常国会的通电不接受黎元洪复职为合法。

6月6日，广州政府总统孙中山发表《就徐世昌退职对外宣言》和《工兵计划宣言》，表示其对黎元洪复职与旧国会重开的态度。孙中山在宣言中并未明确提及黎元洪复职与旧国会重开之事，但声明“溯自民国六年，武人称兵，国会被非法解散，构成大乱。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统帅陆海军将士以护法戡乱，致力所在，务扫除不法之武力，俾国会得以自由行使职权”。如此则为广东政府和非常国会勾勒出明确的合法性传承路线图，以打消外界对广东政府和国会的质疑，故孙中山对外郑重声明其为“中国事实上、法律上唯一政府行政首领”，“正从事于改造中国旧生活之事业，而使之适合于政治及经济的环境”，并要求列强“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承认“北京之伪新总统”，实际还是否定了黎元洪复职和旧国会重开的合法性⁽¹⁷⁵⁾。

关于如何“改造中国旧生活”，孙中山在宣言中重申其“护法”主张，提出“欲约法之效力不坠，在使国会得自由行使其职权，在扫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则，国会之行使职权，不但徒托空言，抑且供人利用，苟求已乱，适以长乱。故欲使今日以后，国会有自由行使其职权，不再受非法之蹂躏，第一当惩办祸国罪魁，第二当保障国会安全”。孙中山明确申明：“溯自黎元洪于一千九百十七年非法解散国会，全国政治即逞分裂之象。殆徐世昌于一千九百十八年非法就任总统，分离乃益以加甚。更因徐继续在位之结果，政府遂尔解体，国家之威信因亦堕落至往日未有之程度。”既然黎元洪和徐世昌的作为都被定义为“非法”，他们当然可以被合理的逻辑推理为“祸国罪魁”，徐世昌的退位固为正当，而黎元洪的复位亦不具有合法性。

对于如何解决民国政治的诸般问题，孙中山倡议以兵工计划对应黎元洪的裁兵计划，“祸首既惩，则乱法之武力，无自发生，故军队之安置，宜为要图”。为此，孙中山提议：“军兴以来，兵额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来自民间，为不法武力所驱使，非其本意，一旦裁汰，使之骤失所业，亦所未安。宜以次悉改为工兵，统率编制，一切如旧，收其武器，与以工具，每日作工约六小时至八小时，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事。工兵月饷，较现时倍加，将弁月饷百元以上者加五，其百元以下者加倍。此外则其工作所生产之纯利，以一半归于国家，以一半归于工兵，论人数均分，无自差等。如此则一转移间，易战事为工事，兵不失业，无铤而走险之虑，工事日繁，有生产发达之象。然后善用外资，投之实业，以起积年之疲弊，谋社会之繁荣。转危为安，悉系于此。现有兵数，既以次悉改为工兵，征集爱国之士，编制国军，定为义务，两年一易，其兵额以二十万人至三十万人为止。此法既行，即有不逞之徒，亦无武力以为之衅，毁法之祸，不可再作。国家机关，依照法令行使职权，无能妨阻之者，然后政治乃可入新轨道，而国家乃有长治久安之望也。”孙中山的计划看上去似乎颇为周详，但在当时武人当政、军阀视军队为其命根子的情况下，所谓兵工计划亦不过是孙中山的美好理想而已，而在孙中山不具有黎元洪的大总统身份时，他的兵工计划在军阀中得到的反响甚至还远不及黎元洪的裁兵计划。

不过，孙中山之所以为孙中山，在于他始终如一的理想主义精神与不懈的奋斗和追求。所以，他在宣言中仍然坦诚自信地表示：“今者直军诸将领既能知毁法之为非而忏悔之，犹当知护法之为是而服从之。数年以来，国内战争，乃护法与毁法战争，绝非南北战争。苟北方武人赞同护法，即此共同携手，以济时艰。故直军诸将为表示诚意，服从护法起见，应首先将所部半数，由政府改为工兵，留待停战条件。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次改编。直军诸将如能履行此项条件，本大总统当立饬全国罢兵，恢复和平，共谋建设。若进退失据，惟知假藉名义以涂饰耳目，则岂惟无悔祸之诚，且益长诪张为幻之习。本大总统深念民国以来祸乱之由在于姑息养奸，决为国民一扫凶残，务使护法戡乱之主张，完全贯彻，责任始尽。”

孙中山对于黎元洪复职和旧国会复会的反对意见，在直系军人中并未引起应有的反响，他们仍然是我行我素，操办着所谓“法统重光”之举。倒是吴佩孚在6月11日致电孙中山称：“戡乱而来，得仁而止。今当国是已明，山河再奠，东海于二日退隐津沽，黄陂依法复位，同心一德，共图建设，宜取消非常总统，揽辔北来，薰沐以待可也。”⁽¹⁷⁶⁾ 可以想见，孙中山对此亦不会有正面的回应，南北对峙依旧。

就在孙中山刚刚表示了自己对北京政局变动的态度之后，6月中下旬，忽发生陈炯明炮击广州总统府、驱逐孙中山的事件。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¹⁷⁷⁾，广东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非常国会议员在广州感受陈炯明的威胁，不安于位，大部分人出走上海。到沪后，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认为，旧国会恢复是护法的成果，应该参加，但出席者应为参加过护法运动的议员，并应在上海集会，这反映了接近孙中山的部分议员的意见；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旧国会既已恢复，自应赴京参会，至于参加者的资格问题，只能在赴京参会后讨论，这反映了希望保持议员身份以维护其个人利益的部分议员的意见。此后，两种意见未能达成一致，留沪议员与赴京议员各行其是，非常国会无形解体，对黎元洪复职的反对声浪自然销声匿迹。

四　旧国会的恢复与新阁组成的反复

8月1日，经历了解散、复会、再解散、再复会的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复会，由吴景濂担任众议院议长，张伯烈为副议长，王家襄担任参议院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吴景濂在复会致辞中称：“今幸各方悔悟，法统重光，得再聚首一堂，共商国是，此为极可庆幸之事，又为极可痛心之事，以后同人应惩前毖后，一致努力，完成制宪大业，以尽吾人之天职，而慰国民之希望。”⁽¹⁷⁸⁾ 不过，国会两度解散，两度复会，议员们的表现良莠不齐，讲求功名利禄者所在多有，故外界不少人并不看好国会的前途，认为议员们“无远大之眼光，为国家一计久长之策，而惟沾沾于一时之利禄权位以及枝节之细事”而已⁽¹⁷⁹⁾。

国会复会后，首先在“民六”还是“民八”议员何为正统问题上争执不休。1918年7月和8月，南下广州护法的非常国会议员决议，将留在北京不愿参加护法的109名参议员、216名众议员共325名议员予以解职，其后又另行增补若干议员，使广州国会的参议员人数达到212人，众议员人数达到310人，是为“民八”议员。他们认为，黎元洪在1917年下令解散国会是非法的，南下议员在广州为护法而召开非常国会，是为维护法统，主持正义，且合乎法律；当时部分议员因故或不愿南下护法而被非常国会解职另补，亦为根据法律进行；现在国会恢复，“民八”增补的议员当然有资格出席会议，而“民六”议员中被解职者则没有资格出席。“民八”在京议员成立了“法统维持会”，并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向国会争权利。北京的“民六”国会议员则坚持，他们被广州非常国会开除没有法律依据，新增补的议员各项手续不完备，投票者亦不到法定人数，故“民八”增补议员没有资格出席国会⁽¹⁸⁰⁾。国会复会后的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就是当年被广州非常国会除名者，他与吴景濂都坚持“民八”议员不能参会的主张。一方要求参会，一方不让参会，双方剑拔弩张，尖锐对立，甚至动手动脚，发生肢体冲突，以至国会复会后根本无法正常工作。为了防止“民八”增补议员入场滋事，吴景濂等对国会会议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开会时两院会场均须戒严，议员凭证章入内，但仍无法避免参加过护法的非常国会议员的发难。舆论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议员吵闹，实为个人利益，“以此各党互相争权夺利暗斗之故，其结果于立法事业将一无所成，故今日中国之国会，实有不如无也”⁽¹⁸¹⁾。

8月30日，“民八”议员45人赴众议院，要求面见吴景濂，出席会议，结果“初则闭门禁阻，嗣始入院，多数议员允为依法解决”。9月5日，国会召开宪法审议会，焦易堂、邹鲁、谢持等护法议员相继发言，质问王家襄，何以不许护法议员代表进场？王的答辩不得要领，众谓法律不明，制订宪法何能使国人遵信。王谩骂，护法议员哄上殴王。双方动起手来，会场秩序大乱，会议无结果而散。次日，国会开常会，“民六”、“民八”议员又发生纠纷⁽¹⁸²⁾。其后，黎元洪请张伯烈、褚辅成出面调停，但“民八”议员坚持自身地位有效，反对调停，结果致国会第二届常会于9月18日被迫宣告停开。

10月11日，在有黎元洪及北京政府全体总长出席的国会第三届会议开幕典礼上，两派议员又发生激烈争执，护法议员干脆直接质问黎元洪，当年非法解散国会，何以不负责任，今日以何资格出席国会。黎元洪处境尴尬，会场里只好以“鼓奏军乐，以乱质问之声”。不少议员被便衣“如捕罪犯，挟出院外，委弃于城根马路，肆意挤压”⁽¹⁸³⁾。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闹大，影响国会的正常运作，吴景濂遂向黎元洪建议，设立“政治善后讨论会”，以此安置“民八”议员，并且每人每月补助400元。10月28日，“政治善后讨论会”正式成立，黎元洪任命王宠惠担任会长。有了此等安置，多数“民八”议员不再坚持与国会相抗，“民六”与“民八”议员的对峙渐趋缓和。

纯就法理意义而言，“民六”或“民八”议员“合法”与“非法”之争各有其理由，不过如果按选举法的规定，众议院议员任期为三年，无论是“民六”还是“民八”议员，实际任期都超过了规定年限，所谓“合法”与“非法”的争执更多的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与维护个人私利之口实，并不具有其本来意义。旧国会复会后，国会议员历经多年的政治动荡与分化组合，过往之党派特性更模糊不清，各种团体派系组合既有政治主张接近者，更有纯为派系个人利益者，他们对于制宪、组阁等事项各有主张，并为此纵横捭阖，演出了一幕幕政治剧，只是场外的观众对此早已失去了观看的耐心，更不必提军阀只不过将他们当作“民意”的工具。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支柱之一的国会制度，在民初引进中国之后，并无坚实可靠的政治基础，在军阀枪杆子的压迫与操纵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其应有之地位与作用，所谓易桔为枳，此时的国会制度似乎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中，空余那些议员们还在台上表演其无用功。

内阁方面。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复职当天，任命颜惠庆署理内阁总理，因“颜与何人皆能共事，且素无私人”，直系保、洛两派因而“素重视颜，黎据此征颜，颜亦力辞，经强劝而后就”⁽¹⁸⁴⁾。黎元洪企图“笼络”吴佩孚，任他为陆军总长，可是吴佩孚偏不给黎元洪面子，声称“不开军人干政之嫌”，因此“势难兼领”陆军总长。不过，颜惠庆出任总理后，却得不到国会的支持。众议院议长吴景濂野心勃勃，其“为人不学无术，使气逞强”；“遇事把持，意气偾张”；“一面与直系周旋，一面要索以巨额党费及自身组阁为报酬”⁽¹⁸⁵⁾。他对颜惠庆上台很不满意，而且他“有一群新进的国会议员为其羽翼，供彼指挥。内阁的成败，悉视其喜怒而决定。而此一国会，既为产生下届总统的机构，因此更增重了他的牵制力量”⁽¹⁸⁶⁾。由于吴景濂的反对，颜惠庆不敢将内阁名单提交国会通过，他本人也不安于此“临时”身份，急于求去。7月31日颜惠庆请假离职，并表示“决不再代”，内阁由教育总长王宠惠暂代总理。

黎元洪复职后，一直考虑拉进南方知名人士组阁，以实现“和平统一”，加重自己的政治分量。8月5日，他任命南方知名人士唐绍仪署理内阁总理，就是他实现自己政治企图的第一步。黎元洪也知道此事的敏感性，事前专门派下属金永炎（金晓峰）到洛阳征求吴佩孚的意见。但黎元洪的打算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主张相抵触，所以遭到吴的坚决反对。唐阁名单发表后，吴佩孚发表公开通电，指责“唐主上海八年和会，世间啧有烦言”；“金晓峰来，言之再三，不意一回京，卒然发表，显示别有用心，何以惺惺来洛，貌为周施？”⁽¹⁸⁷⁾ 吴佩孚还致电曹锟，称黎元洪“性情仁厚，迩来被奸党阴谋，力拥唐绍仪组阁”，请“通电同志各省，一致主张，径电中央，力攻唐阁不成”⁽¹⁸⁸⁾。唐绍仪知其不能为北洋系所容，故亦迟迟不到京就任。

北京新内阁难产，“因洛阳有异议，根本动摇”，黎元洪“已处绝境”⁽¹⁸⁹⁾。为了解决内阁虚悬的危机，黎元洪只能屈大总统之尊，不断派人到洛阳专门“征求”吴佩孚的意见。吴佩孚所任之直鲁豫巡阅副使，本来的职权“从理论上讲主要只是统率（节制、调遣）区内的军队。实际上则不然，既不以军政为限，也不受地区名义的束缚，形成超省级的太上皇政府”⁽¹⁹⁰⁾。吴佩孚曾经表示反对军人干政，表示“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甚而指斥保派人物，应“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¹⁹¹⁾ 。但他自己却并不如此实行，既然黎元洪前来“征求”意见，吴佩孚也就不客气地表示：“对唐组阁，绝不赞成，以维持现状为宜。如颜不愿谈，以亮畴（王宠惠）代揆，高（恩洪）可不动，张（绍曾）长陆军，余请元首斟酌”⁽¹⁹²⁾。吴佩孚颐指气使地替黎元洪决定了内阁的主要人选，哪里还有黎再“斟酌”的余地。吴佩孚还劝张绍曾“勿组阁，劝王阁勿辞退，愿为其后盾”⁽¹⁹³⁾。并令直系各督“一致主张，径电中央，力攻唐阁，不使成立，请以王宠惠正式组阁，则国计民生，实利赖之，非独团体安危所系已也”⁽¹⁹⁴⁾。在吴佩孚的指使下，直系大将冯玉祥、齐燮元、萧耀南等亦纷纷发表通电，提出王宠惠“才学优迈，与各派初无恶涵，以之组阁最为相宜”⁽¹⁹⁵⁾。由于吴佩孚的坚持，终使黎元洪理想中的南北统一混合内阁流产，黎元洪只能在9月19日任命王宠惠署内阁总理，对内阁组成则“不参意见”。而内阁组成前须“征求”吴佩孚的意见则是黎元洪复职后历次组阁之惯例，于此亦可知黎元洪办事用人的“自由度”究有几何。

新任内阁总理王宠惠和其内阁成员——财政总长罗文幹、教育总长汤尔和，当年5月曾和蔡元培、胡适等共同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所谓“好政府”主张，因此，王宠惠内阁又被称为“好人政府”，一度曾被外界寄予期望，而在实际上，吴佩孚是“内阁的后台”，“如果没有吴的支持，内阁就不能维持长久”⁽¹⁹⁶⁾。但黎元洪任命王宠惠此举却惹恼了保派。因为黎元洪就组阁问题“征求”吴佩孚的意见而未“征求”曹锟的意见，显有不以曹锟为然之“过”，而保派人马在王阁中只有交通总长高凌霨一人，也使保派颇为不满，辄以去王为目标。保派的图谋得到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支持，正是因为担心阁员名单在国会表决中被否决，王宠惠上任后根本就未将内阁阁员名单提交国会。王宠惠对国会的蔑视态度进一步激怒了吴景濂，他在国会与王宠惠多次发生公开争执，致内阁与国会的关系空前紧张。吴景濂曾当面质问王宠惠：“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也怒形于色地说：“难到你就是国会？”接着，吴景濂骂王“混帐”，并说“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王则骂吴不配当议长，“议长怎样可以说出下流话来”⁽¹⁹⁷⁾。两位在外界舆论心目中理应温文尔雅的政界人物，却如泼妇骂街般使横，可见当时两人关系之紧张，人们亦可从中了解到北京政治的多重面相。

第三节　直系当政后的南北政局

一　曹吴矛盾与保洛之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独大，实际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北京政局也因黎元洪之复职一时似又复上正轨，但其内里之矛盾与冲突却一日不复停止。不但旧有的中央与地方、南与北、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间的矛盾依旧，而且新的矛盾还在不断产生，尤其是直系内部因曹锟和吴佩孚的矛盾而形成保洛之争，成为影响此时北京政治的主要因素。　

直系虽为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但在其形成过程中，一直有南（苏、鄂、赣）北（直、鲁、豫）之别，其首领冯国璋较为低调且又早逝，内部关系不似皖、奉两系那般紧固密切。及至曹锟、吴佩孚以武力征讨而崛起，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早逝，苏督李纯自杀、鄂督王占元被逐、赣督陈光远势微，北派力量才在直系中占据了优势。曹锟、吴佩孚统率直系力量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胜利后，直系力量得到大扩张，他们在直系中的领袖地位亦无人可敌。但曹锟虽为直系最高领袖，此时却基本不直接领军，而是依靠吴佩孚为他南征北战，他本人则一心希图成为大总统，过把总统瘾，满足虚荣心。有人论之为：“曹锟一生庸暗，为直系偶像式之首领。然偶像非一无足取也，用不着时并不碍事，用得着时可比一尊活菩萨。盖曹与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等同为袁世凯所办北洋武备学堂学生，资望颇高，为人蔼然可亲，深得直系诸将领之爱戴。”⁽¹⁹⁸⁾ 直系实际领军的吴佩孚，能征善战，有一统天下的野心，但却不能统领直系所有的军事力量，也不是直系共同拥戴的政治领袖。曹锟与吴佩孚在一些问题如推举总统等方面意见并不一致，但格于历史与个性，吴佩孚对曹锟保持以下事上的尊重、礼遇及效忠，而曹锟对吴佩孚也能大度容忍并容纳其不同意见，两人关系的融洽对维系直系团结与团体利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吴之能出奇制胜，要亦由曹之大体信任，故能内外和协，内无问题可以专力作战”⁽¹⁹⁹⁾。

不过，第一次直奉战后，情势有了变化。“直系之权力可以揽持中央政局，曹之总统欲望突生，短期欲其实现；而吴以时局之顾忌，不欲其遽行，于是迎合意旨者又从而为排挤倾轧，分裂之机乃启矣”⁽²⁰⁰⁾。吴佩孚在其驻节地洛阳招贤纳士，插手政治，一方面公开标榜“军人不干政”、“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另一方面则频频对北京内阁之更换以及政府之政策表示意见，俨然政府之“太上皇”，难免有“功高震主”之势，使曹锟心生芥蒂。而且，曹、吴身边左右人等各有企图，各拥其主，都想在政治上发号施令，满足个人及小集团利益，他们在曹、吴身边的挑拨构煽，制造双方的恶感，离间双方的关系，尤其是吴佩孚与曹锟四弟曹锐“意见甚深”，曹锟“夹在中间，不能制止双方，于是影响及于政局”⁽²⁰¹⁾。由于曹锟、吴佩孚分别以直鲁豫巡阅使与副使的名义驻节于保定和洛阳，因此曹、吴身边人的政治集合又被称为保派（保派在结合津派后又称津保派）与洛派⁽²⁰²⁾ 。在第一次直奉战后，保派与洛派之间围绕一系列问题产生矛盾摩擦，暗中以至公开较劲，形成保、洛之争，并直接影响到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局。

直系内部的矛盾分歧自奉系失败、黎元洪复职后便已开始，其中心在于对所谓“最高问题”的态度，而其表现则为愈演愈烈的阁潮。直系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之后，曹锟急于取代黎元洪登上总统宝座，他常对左右说：“北洋系袁世凯、冯国璋都当过总统，现在该轮到我了。”⁽²⁰³⁾ 而吴佩孚虽不反对曹锟当总统，但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认为应俟实现全国统一后，再行此举，俾可水到渠成。直系中的保派多为曹锟的直接下属，他们投其所好，加紧“最高问题”的进行，尤其需要控制北京政府，以利操作。拥护吴佩孚的洛派则对此不以为然，也在积极插手北京政府的组成。而曹锟谋求早日当总统的企图又与还想在总统位上待下去的黎元洪发生矛盾，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黎元洪自然偏向于不主立即选总统的洛派，从而使直系间的保、洛矛盾又渗入府院关系的复杂因素。加以内阁组成循例须国会通过，而国会内部各种集团派系的组合又时时变化。如此种种情况，使直奉战后的北京阁潮发生之频、争斗之烈实为北洋时期之最，从而也反衬出北京政治在武人干政下之特有生态——派系纷争。这种派系纷争，有派系间的，亦有派系内的，但基本上并无政治理念或基本政策的差别，而主要是出于派系自身利益的考量。

直皖战后，吴佩孚便以直鲁豫巡阅副使、巡阅使名义驻节洛阳，对外号称埋首练兵，实则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居中原之地而干预政治、发号施令。吴佩孚对洛阳的评价是：“洛阳地居中州，为九朝都会，可以控制四方。从军事上说，西凭函谷之固，东据虎牢之险，北倚大河，南阻龙门，四塞可守之地也；陇海东西横贯，京汉、津浦南北直达，兵力之运用，朝发夕至，攻势作战之理想根据也。……今欲统一中国，无论练兵或作战，洛阳都是上选。万一对外有事，京、津、宁、沪易受威迫，必要时也须迁都来此。此形胜之地，安可等闲视之！”⁽²⁰⁴⁾ 吴佩孚自命习武而经文，在洛阳网罗了不少军政俊彦人才为其谋划。如政务处长白坚武，为吴“酌剂献替，悉处以中，蓬莱（吴佩孚）倚为左右手，俾总持政务。公亦周详勤恳，裁决当世之务如列掌无遗。……蓬莱在军中久，治事简易。开府后，赖公时为招掖材俊，草创规制”⁽²⁰⁵⁾；“号称吴佩孚之‘小内阁’，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向吴进献武力统一中国之策，由此深得吴之倚重”⁽²⁰⁶⁾。秘书长孙丹林，“是吴佩孚的诸葛亮，吴氏得有今日，大半是孙氏功劳”；“攻段之计，与去徐（树铮）之计，都是孙氏出的主意”⁽²⁰⁷⁾。这些幕僚既富于干才，又心高气盛，较之围绕在曹锟身边的趋炎附势之辈，似乎多出些许“抱负”，因此他们内心里就看不起曹锟及其保派人物，在曹、吴矛盾和保洛之争中，这些人起的作用自不可忽视。吴佩孚驻节洛阳的几年间，京洛道上，各方人士往来不断，上自总理、部长，下至督军、省长，乃至议员政客、各方代表、士绅文人等等，纷至沓来，请示报聘者有之，图谋私利者有之，而无论是什么来头，都使吴佩孚自我感觉好不威风，俨然政治“中枢”。直系中有人捧吴佩孚是“当代英雄，妇孺尽知，综核半生事业，无非为国为民，武穆公不爱钱，不怕死，正吴使之谓也” ⁽²⁰⁸⁾。1923年4月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各方代表极一时之盛，应接不暇”⁽²⁰⁹⁾。康有为送吴的寿联所撰内容，或可谓吴本人的真实心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²¹⁰⁾。

王宠惠内阁得到吴佩孚的支持，虽未因国会刁难而垮台，但对阁员安排，保派“极不满意”，结果是“王阁甫成，又见摇动”⁽²¹¹⁾，王阁面对的各方矛盾并未解决。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很想当总理，他所主持的国会与王宠惠势如水火，随时都在寻机倒阁，内阁诸事得不到国会的合作，举步维艰。王宠惠是在吴佩孚的力挺下上台的，在许多方面对吴自然多所关照，尤其是在军饷供应方面，让保派感觉有些厚吴薄曹，便谋求与吴景濂联手推倒王阁。黎元洪的复职得于直系的安排，故直系对其职位亦有予夺大权，但黎元洪又希望能在总统任上干下去，故对其职位变动的任何可能性都甚为敏感。黎元洪复职后，吴佩孚一直表现强势，虽然吴也提出应“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²¹²⁾。然在实际上，吴佩孚对内阁组成动辄提出意见，使黎元洪内心不无忌惮，而王宠惠得到吴佩孚的支持，与吴佩孚走得比较近，故黎元洪担心因此而碍及自身地位，对国会和保派的倒阁举动虽未深度介入，但也乐观其成。由此使得王宠惠内阁上任后一直处在艰难的处境之中。

在国会与王宠惠内阁的矛盾中，外交总长顾维钧扮演了某种调停角色，因为他刚刚回国不久，从事的主要又是外交工作，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不似他人那般密切，而外交总长是总理之下的首席阁员，正好在发生矛盾时充当“和事佬”的角色。王阁未经国会通过，每当内阁需要向国会报告有关事项、接受质询时，王宠惠不愿面对议员的嘲讽攻击，屡屡缺席。而顾维钧认为，“这是每一个议会制政府必须应付的场面，唯一办法是面对现实，这是无法回避的”。王因而派顾代自己出席。顾维钧对议员的质询回答得很有礼貌，态度诚恳，尽可能说明各种真实情况及正反面理由，议员们也认为他应付质询很得体。顾维钧还常常宴请国会议员，并认为“这是与国会议员处好关系的一种中国式方法”。甚至于，他曾将王宠惠与吴景濂拉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以调解双方关系，但由于双方积怨甚深而收效不大。对于王宠惠迟迟不将阁员名单提交国会通过，顾维钧对王说，“你是个国际知名的法学家，大家都嘱望你在所有人中是最能够严格尊重宪法的人”。他提议，或将名单提交国会，或辞职，或请吴佩孚另外提出人选。他认为第三种办法实际做不到，第一种办法通不过，因此“唯一的办法只有辞职”。但王宠惠不置可否⁽²¹³⁾。可是接踵而来的“罗文幹案”，成为王阁与各方矛盾汇集的焦点，并且将王阁逼到了不得不辞职的地步。

二　罗文幹被捕案

罗文幹（1888—1941），字钧任，1904年留英，获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政府总检查厅检查长，修订法律馆副总裁，司法次长，大理院长，代理司法总长，盐务署长兼币制局总裁等职。王宠惠组阁时，推荐罗出任财政总长。北京政府的财政向来不宽裕，财政总长未必是个好差事。据财政部发表的《中国财政全部之内容》称：“中国财政之困难，固不自今日始，然未有来源涸竭、债务层叠、岌岌可危如今日者。中央各机关及内外债权者之索欠，既以应付俱穷，绝无活动之余地；各省区又以政变迭出，军费日增，截留应解之款，而以为未足，复日仰给于中央。应之则库空如洗，罗掘无由；不应则逐电交驰，追索益急。日处此扰攘纠纷之中，中央与各省区遂交受其困，而无可振拔。”⁽²¹⁴⁾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为了解决军费难题，曾经在其治下的直、豫、鄂三省实行摊派，大县3万，中县2万，小县1万⁽²¹⁵⁾。很显然，这些军费开销，最终还是要落到北京政府的头上。为了解决财政困局，罗文幹上台后，曾经议发“十一年八厘短期公债”1000万元⁽²¹⁶⁾，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仅仅是每月的中央军费开支就远远超过财政收入，更不必提那些非军费开支的支出，如教育经费等等，往往就成了军费开支的牺牲品，欠款欠薪在所难免。而保派为了打击王阁，更借此掀起索饷索薪潮，甚至由曹锟直接出面，索取数百万元欠饷。王宠惠深感难以为继，提出辞职，黎元洪为了自身利益，又不接受其辞职，国会方面则与保派合作，质问黎何不同意王阁辞职，北京政治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辞职既不成，国会不合作，王宠惠干脆让罗文幹以财政困难为由，拒绝支付国会经费，图逼国会让步。吴景濂为求国会拨款，通过外交总长顾维钧向罗文幹疏通，罗不仅不置理，还对顾说“别理他”。最后只能由顾给一家比利时银行写信说明，吴景濂才拿到一笔贷款，得以维持国会的运作。此举使吴景濂极为恼火。据顾维钧称，罗“是王的终生好朋友”，站在王宠惠一边，而王又站在吴佩孚一边，但王“并没有把他们之间的一些政治策划和磋商情况完全告诉我”⁽²¹⁷⁾。11月14日，罗文幹为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而签署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吴景濂即利用此事，与保派联手，指控罗文幹擅订合同、丧权辱国、违背法纪、滥用职权，并有纳贿嫌疑。18日晚，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等至东厂胡同黎宅，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幹，拘押于京师警察厅⁽²¹⁸⁾。

奥国借款本为中国与奥国银行团在民初分次订立的借款合同共475万镑，应在1921年底还清，后因北京政府无力支付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暂缓执行，未还本金约432万镑。战后，债票持有人要求中方继续履约，但奥国借款本已由巴黎和会决定作为奥国赔偿中国之物，实已无效，当然没有签订新约、换发新债票的理由。此次罗文幹为救各处索饷、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并屈服于列强压力，同意续订合同，换发新债票本息合计519万镑（约合四千余万银元），诚有可非议之处，而且合同里有“奉大总统核准，经国务会议通过”等语⁽²¹⁹⁾，但实际上，据王宠惠告顾维钧，罗签协定前告诉了他，但并未经内阁讨论⁽²²⁰⁾。这更为保派倒阁提供了炮弹。

罗文幹被捕，引发北京政坛风潮。国会方面力主查办罗文幹，指罗“丧权辱国，渎职纳贿”，“违背约法，滥用职权”，指罗文幹此次办理失当之处有三：丧失国家权利约五千万元之巨，不先交国会同意、总统批准及国务会议通过，一也；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均须国会议决，载在约法，该总长竟敢私订有负担之契约，并发行以新换旧之公债，二也；据（大总统）云：确无此项批准案件。乃该总长擅敢于十一月十四日已签字合同内，竟有“国务会议通过及大总统批准”之字样，显系违背约法，滥用职权，三也⁽²²¹⁾。20日通过查办罗文幹的动议。王宠惠等则力挺罗文幹，认为总统和国会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违法行为，声称责任内阁对此无法负责，“理应立即引退”⁽²²²⁾。王阁外交总长顾维钧坚决反对逮捕罗文幹，他认为内阁向总统负责，不和政府打招呼就逮捕总长是违法的。“这个事件将在国际上造成很坏影响。作为外交总长，我曾经力图使国际上认为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个法治国家”；“必须把这个事件看成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²²³⁾。

王阁为吴佩孚所支持，“罗案”发后，吴不能坐视不管。他于20日发出通电，为罗辩护，同时训斥黎元洪，称此案“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同时致电曹锟云，此案“荒谬离奇，实所少见”，“请我师就近质讯，以维法纪”⁽²²⁴⁾。但曹锟却不给吴佩孚面子，23日曹发表通电，称“罗文幹身为阁员，丧权误国，……既经拿交法庭，应请大总统毅然独断，组织特别法庭，或移转审讯，彻底根究，期无遁饰，毋令徇纵，以彰国法” ⁽²²⁵⁾。吴佩孚指“违法”者为黎元洪下令捕罗“不成事体”，曹锟则指“违法”者为罗文幹“丧权误国”，于此实将直系内部矛盾公诸于世。其后，直系保派将领连发通电拥曹，而洛派将领出于武人对文人的轻视亦不愿多言，甚而有公开通电拥曹者。吴佩孚既不能得直系诸将之谅解，也不愿使事态扩大，影响直系团体利益，便“顺风转舵，对罗案完全软化了”，向曹锟解释自己“与王亮畴（王宠惠）素不认识，仅于觐谒元首时与之一面，而与罗财长则无一面之缘”；申明“谨遵曹帅主旨，主张依法办理”⁽²²⁶⁾。25日，吴佩孚致电曹锟，说明自己对此案“疑虑冰释，如果确有犯罪证据，自应依法严惩，以昭炯戒”⁽²²⁷⁾。吴佩孚既如此表态，王宠惠也无法再干，只能于11月25日通电辞职，随后黎元洪在29日任命汪大燮署总理。

“罗文幹案”发后，黎元洪夹在曹锟的保派和吴佩孚的洛派之间，哪边也不敢得罪。吴佩孚通电训斥黎元洪，黎受此羞辱，无可奈何，先是复电吴佩孚撂挑子，称“予本不愿干，请即觅定人来，予已准备交替”；接着又少见地发飙，质问吴佩孚，“且言冠冕尊之，而履蕮视之，执事髦下如云，何以临众，不愿执事遥断朝政，轻折元首”⁽²²⁸⁾。吴佩孚见此电勃然大怒，向其左右说：“我们为拥黎之人，我们有错，尽管教训，为什么公开登报？这并不把我们当自家的人。既然如此，以后洛方不准和府方再有电往来。”⁽²²⁹⁾ 罗文幹身为内阁部长而被关押，黎元洪也觉有些过分，所以不几日便派人保罗文幹出狱，并安置在总统府⁽²³⁰⁾。可是出身法学硕士的罗文幹却认为，不能如此不明不白地了事，声明要求法律解决，自愿回狱。黎元洪只能再次让政府派人往迎，同时咨复众议院，以查办罗案违背约法有关规定条文，将案卷退回。黎氏的举动又引起曹锟的不满，保派连日指责有关“罗案”的电报在京不能拍发，向曹锟进言称：“子玉不让老帅做总统，有总统自为之意。老帅不信，人人只知有子玉而不知有老帅了。”⁽²³¹⁾ 曹、吴矛盾有激化之势，时人甚而有保、洛两派决裂，并发生战事之推论，且其“形势已成，将来变化，不可思议”⁽²³²⁾。

1923年1月11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宣告罗文幹“犯罪嫌疑不足，行为不构成犯罪”，予以不起诉处分。但保派抨击检察厅裁决不当，要求重行处理。15日，保派司法总长程克屈服于曹锟的压力，以部令再次将罗逮捕入狱。次日，在内阁讨论此案时，教育总长彭允彝提出，由国务院出面为告发人，向法院申请对“罗案”再议，并自告奋勇起草国务院咨交检察厅的文件，直视庄严的司法为儿戏，从而又引起北京教育界轰轰烈烈的“驱彭”运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17日辞职离京，他还发表宣言，揭露“议员的投票，看津贴的有无；阁员的位置，秉军阀的意志；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²³³⁾。司法界人士亦多为“罗案”抱不平，发起反对蹂躏法权、破坏司法独立的“法潮”。直到当年6月，黎元洪已被赶走，“罗案”作为直系保、洛两派权力斗争的砝码已失作用，而拥曹派急需“好人”出台帮忙，在顾维钧、王宠惠等疏通下，曹锟同意放罗。京师审判厅走了公开审判的过场后，于6月29日判决罗文幹等“伪造文书罪不成立，受贿等情弊均无实据”，宣告罗文幹无罪，恢复了他的自由⁽²³⁴⁾。

“罗文幹案”哄传一时，对北京政治生态造成颇大影响与冲击。“罗案”内情如何姑不论，但罗身为内阁总长，在国会起哄之下，由大总统直接下令逮捕，确乎违反“法律程序”。究其实质，则为直系保、洛两派借“罗案”而斗法，所谓“法律”的意义其实并不重要。“罗案”结果，保派虽获胜利，推倒了王宠惠内阁，但直系内部矛盾因此而加剧，并公诸于社会及舆论，于直系维护自身地位并非有利。据称，吴佩孚对曹锟屈服后，“宴客酒醉，谈忠诚不见谅处慷慨泣下，合座皆悲酸”。吴佩孚之智囊白坚武感叹曰：“曹使受蒙蔽，只知总统热，不知环境危，宵小从而煽之，祸遂作。”“津方宵小以排吴使，不惜种种陷诬破坏，取保方见信仇敌之集于各方者，亦复币重言甘以为饵，恶货驱逐良币，斯真军阀末路之现象也。”⁽²³⁵⁾ 而军阀在“罗案”中表现之强横更引起社会的反感，吴佩孚个人原有之“清誉”亦因此而颇受影响。史家李剑农评为：“在罗案发生以前，有一部分人，觉得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所以和他表同情。自罗案发生以后，吴佩孚为保持直系整个势力的缘故，一意将顺津保派，忍心的望着一班狐狸豺虎的横行；忘却曹锟的势力全在自身，自身的潜势力全在一部分舆论的同情，甘愿曹锟将此一部分舆论的同情毁去，想专用武力来捣乱南方，制服奉系。他的失败，不必等到第二次奉直战争，在他将顺津保派肆行无忌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因为一般国人，已认定他也不过是曹锟个人的走狗，从前对他所表的同情，都是由于希望和平统一太过的大错误。所以曹锟篡夺的计划成功时，便是吴佩孚的势力毁灭时。”⁽²³⁶⁾ “罗文幹案”对北京政治生态的另一冲击是，黎元洪因为在“罗案”中未能顺从洛派尤其是吴佩孚的意见，招致吴佩孚及洛派的不满，使其失去了洛派原本即不坚定的支持，当其后保派为使曹锟出任总统而掀起驱黎风潮时，洛派不愿施以援手而作壁上观，黎元洪的政治生命亦因此而大受影响。“罗文幹案”对北京政治生态的又一影响是，王宠惠内阁以“好人政府”而闻名，然这些所谓“好人”在军阀强横政治的干涉下，不仅做不成什么“好事”，且自己的政治地位尚不能保于朝夕之间，从而也断了“好人”从政为国谋政的念头，于此表明北京政府不能经由政治精英的体制内运作而实现稳定运转，只能经由军阀纷争而致社会失态，最终以革命收拾北京政治混乱的残局。

三　“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

王宠惠下台，汪大燮登台，保派的组阁意愿并未实现，仍继续攻击汪阁成员与“罗案涉有重大嫌疑”，“继任阁员仍复先行派署，并未同时根据约法提交同意”，因此“亟应另行改组，从速解决罗案”⁽²³⁷⁾。黎元洪曾有意请外交家顾维钧组阁，但顾认为，根据宪法规定，内阁阁员负共同责任，因此除非“罗案”得到澄清，他不可能担任政府职务。接着，吴景濂和王家襄亦登门请顾组阁，并表示了国会的支持，顾同样予以拒绝⁽²³⁸⁾。与此同时，因为保派对汪阁大加攻击，致汪大燮不安于位，通电声明，“专为鲁案接收问题暂时担任，现决计辞职”⁽²³⁹⁾。12月11日，汪大燮辞职，改由王正廷代总理，这已经是黎元洪复职不到半年时间里的第四位总理了。直到1923年1月4日，黎元洪任命张绍曾为国务总理，方使如走马灯般更替的内阁总理职务稍有稳定。

张绍曾是王宠惠内阁的陆军总长，早有意谋阁揆职位，以至吴佩孚曾告其“宜专一维持部务，不可蹈干政之嫌”，“热中阁揆，尚非其时，宜远嫌为要”。吴还致电曹锟，告以“唐绍仪组阁不成，各宵小乃欲组变相之唐阁，以张敬舆为傀儡。张不察利害，冒昧弹冠，帅宜于张未组阁之先，以痛切阻止。如张不听，即通电与之断绝关系，以免外人目为直系政府也” ⁽²⁴⁰⁾。但因为张绍曾接近保派，与曹锟是把兄弟，又与吴佩孚是儿女亲家，可为洛派接受，且与吴景濂早有沟通，故一时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也成了黎元洪复职后经国会通过任命的唯一“合法”内阁总理。

张绍曾出任阁揆之初，自恃与曹锟、吴佩孚的关系不错，又经国会正式通过，故踌躇满志，提出实行“裁兵、理财、教育、实业诸大政”，但在这些方面，他都不可能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而其提出实现“和平统一”、先统一后选举、先制宪后选举的主张，既与曹锟急于当总统的想法不合，也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图谋相违。事实上，曹锟对张绍曾组阁“不甚赞成，亦不好明白反对”，而吴佩孚则“反对新阁”⁽²⁴¹⁾，只是碍于种种因素，曹吴的犹豫和反对未公开表示而已，张绍曾不察，上台不久，即与直系保、洛两派均发生矛盾。

张绍曾提出“和平统一”的主张有黎元洪的影子，因为黎元洪知道曹锟急于当总统，为了延续自己在总统位置上的政治生命，只有抓住“和平统一”的旗帜，谋求各方的支持，抵制所谓“最高问题”的进行，而张绍曾企图在总理任上干出点名堂，实现“和平统一”可谓“捷径”之一。因此，黎、张双方互为依靠，实现“府院合作”，提出了“和平统一”的主张与进行步骤。1923年1月9日，张绍曾首先致电南方各省，提出“愿努力促成国宪，对外则完成法律上之统一，对内则先谋事实上之协商”；提出“制宪大权，本属国会，一俟法典告成，自应共同遵守。至一切政局纠纷，则当推诚协议，力图改进”⁽²⁴²⁾。为此，张绍曾派人“陆续南下，向各方疏通，以预备实行他的和平统一的计划”。为了表示其“诚意”和“善意”，张还下令“各军自守防地”，“援闽”直军暂停前进，“妥为协商办理善后”；派章士钊等赴沪，与孙中山接洽，表示“中央对于两广事项，决不过问并不援助何方”。至于实行“和平统一”的步骤，张绍曾主张召开“国事协商会”，“解决一切问题，并有请孙及所谓‘海内有力诸公’，到京去筹备，以便各项会议的组织召集和议案的起草，都可以预先商议”⁽²⁴³⁾。

张绍曾提出“和平统一”主张：“吴佩孚系主张武力统一，当然冲突。其实军事实力完全握在吴手，张阁空洞，吴以为聆命令之人而已，并不重视。”⁽²⁴⁴⁾ “吴不仅干涉江浙问题及湖南问题，对川对闽亦然，他的巡阅使范围无形中扩大到全国。过去他采取‘舍己从人’的态度，恢复法统以求‘和平统一’。乃事与愿违，使他不知不觉地拾起了段的‘武力统一’政策”⁽²⁴⁵⁾。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时，直系实力大长，控制着北京政权，吴佩孚踌躇满志，曾经自信地表示，“此次总统就职，国会恢复，名正言顺，统一不难，孙某（孙中山）一小部分当无甚关系。日内中央下停战令，张某（张作霖）若不服从，惟有讨之而已”⁽²⁴⁶⁾；“余敢保证一年以内，全国即能统一”⁽²⁴⁷⁾。当时，吴佩孚正在南北对峙的前沿地带——广东与福建策划新的“武力统一”行动。吴的计划是，“孙馨远（传芳）发表长江检阅使，以便调防武穴（湖北广济），再备后命（指进攻福建——作者注）”；“萧督军、孙馨远总司令到洛，陈报保定情况，并商酌援闽进行办法”；“张绍曾宣示，助陈竞存（炯明），放弃闽省。吴使大不赞同。余意孙陈之争，另一问题，定闽所以控浙”⁽²⁴⁸⁾。对西南各省，吴佩孚“用以毒制毒之手段，即利用残兵败将，给以饷械，令其反攻。如袁祖铭之收黔（1923年5月），沈鸿英之取粤（1923年3月），林俊廷之督桂（1922年7月），杨森之攻川（1923年2月），无一非出自此种方针。候驱逐孙中山出粤，屈服唐继尧于滇，藉孙传芳入闽而使浙卢孤立，将东西南渐次收归肘下，扫除一切后顾之忧，然后竭全力讨伐奉张，以达其武力统一全国之野心”⁽²⁴⁹⁾。为此，他在广东收买桂系军阀沈鸿英，作为攻粤的前锋，沈鸿英也同意脱离其他南北各方面的关系，军费由吴担负，军事行动听吴指挥。在福建，吴佩孚督导孙传芳率直军“援闽”，企图夺取福建地盘，北可以监视浙江，南可以对付广东。所以，吴佩孚极力要求张绍曾任命沈鸿英督粤，孙传芳督闽，以激励沈、孙两人积极行事。

吴佩孚积极的“武力统一”主张为张绍曾所拒绝，因张认为吴之做法太过“操切”，过于刺激南方，但吴佩孚坚持其要求，并警告张绍曾，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的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发表”，责难张之“统一”主张为“处无责任之地，好为有责任之言；居有责任之地，乃为无责任之论。其得名也以此，其误事也以此”⁽²⁵⁰⁾。在事关直系团体利益的根本问题上，直系对外的态度是一致的。2月17日，曹锟、吴佩孚与鲁、豫、苏、皖、赣、鄂六省直督联名要求北京政府尽快发表沈、孙两人的任职令。直系和吴佩孚的态度给了张绍曾当头一棒，也使刚刚提出“和平统一”主张的张下不了台。“日来保洛连电紧催，并派人坐待，有不能不发表之势。但一经发表，则西南浙卢势必反对，与现阁之统一标榜又不合” ⁽²⁵¹⁾。张绍曾主持阁议，“经长时之讨论，无两全之策，遂提出全体总辞职”。并声称“五不干”：中山不取消大元帅不干；疆吏干政不干；国内自相残杀不干；国会不速制宪不干；不贯彻内阁精神不干⁽²⁵²⁾。3月8日，张绍曾向黎元洪提出内阁总辞职，表示“受任之始，即宣以和平统一为职志，以促成宪法为指归，期以扫除已往之纠纷，企图未来之建设”；但“淹逾两月，心长力短，事与愿违。自维才不足以济变，诚不足以感人。近日以来，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调剂无方”；“惟有援立宪国之成例，全体引咎辞职”⁽²⁵³⁾。黎元洪此时需要借助张阁抵挡曹党，故不允其辞，并责其“岂可因责言之来，遂令作洁身之计”，“敦促阁员，即日视事”⁽²⁵⁴⁾。黎元洪的挽留不过是表面文章，张阁留任的关键仍在直系的态度。经过多次往还交涉，在吴佩孚的压力下，张绍曾最终屈服于直系的武力，同意发表沈鸿英、孙传芳的任职令。3月19日，张绍曾忝颜宣布内阁总复职，并通过以沈鸿英为广东督理，孙传芳为福建督理的内阁令，所谓“五不干”早被其置诸脑后了。从此以后，即便是张绍曾本人也羞于再谈什么“和平统一”，而其关于先制宪后选举的主张仍为正在策划由曹锟继任总统的直系保派所不容，保派又因此而掀起了新一轮更为剧烈的倒阁潮，北京政治又陷入动荡之中。

吴佩孚虽以强力推行其“武力统一”主张，但由于各地武人专政的现实，各拥地盘，各有实力，而吴佩孚的实力毕竟有限，难以扫平群雄，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然却有损于吴佩孚的形象。如著名报人胡霖所论：“自民国成立以还，政治界有两大思想，一主中央集权，一主分权自治。自民国六年以后，政治界又有两大思想，一主武力统一，一主和平统一。当其初主张自治与和平者不过少数政客，寝假而得国民之同情，成为国民之一般心理。袁段之失败，实由于此。吴佩孚之崛起，亦全赖当时迎合国民之思潮，反对武力统一，故得打倒皖派，进握重权。惜乎吴氏一统成功顿改面目，中央集权武力统一之思想，变本加厉。用兵川湘，扰乱粤桂，以无数万人之生命财产，供个人幻想之牺牲。”⁽²⁵⁵⁾

四　反直三角同盟的酝酿与行事

直皖战争前后，为了对付咄咄逼人的直系武力扩张，粤、皖、奉（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方开始酝酿反直“三角同盟”，这本为段祺瑞广结联盟、对付直系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而孙中山也不反对与各派力量建立关系以为己用。早在1919年春夏之际，段祺瑞就曾派人秘密去上海与孙中山联系，表示愿意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合作。孙中山认为，“乱法卖国，直为罪首，皖为附从”⁽²⁵⁶⁾，提出以段赞成革命学说，并放弃与日本订立的军事协约为条件。据孙的回忆，“自沪和议开后，徐、段俱派人来此接洽，予要以完全赞同学说之主张，乃有相商之余地”⁽²⁵⁷⁾。这是孙段接触的开始。之后，“双方接洽将近一年，段终接受先生条件”。所以后来孙中山说：“无分南北，只以主义同者则为同志耳。芝泉近日大有觉悟，先生自乐与共图国事，使真正之共和，能早日实现于中国也。”⁽²⁵⁸⁾ 其后，孙中山和段祺瑞之间保持了个人的接触，孙中山还派人与皖系在长江以南的实力派浙督卢永祥、闽督李厚基等接触，共商合作问题。

孙中山和段祺瑞关系的改善，亦使孙中山调整了对与皖系亲近的奉系之策略，开始与张作霖建立关系，“三角同盟”的雏形初现。1919年秋，孙中山曾派宁武到东北联络张作霖，目的是：“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吴。”1920年夏，宁武借引荐华侨投资事在天津对张作霖主动说：“听说段祺瑞已和孙中山先生接洽好了，合力推翻曹吴，如果各方面能协同动作，安定大局，华侨投资就好说了。”⁽²⁵⁹⁾ 张未表态，但随后即派其副官张亚东携函与宁武前往拜会孙中山，其后宁武与张作霖又有多次接触。

直皖战后，皖系失去了基本力量，但又不甘就此退出历史舞台，遂主动向孙中山示好，双方开始建立伙伴关系。奉系虽然与直系暂时相安，共治北京政府，但与直系的矛盾日渐发展，为准备与直系不可避免的决裂，奉系与皖系和孙中山的关系越走越近。孙中山认为：“今彼派即将段氏打倒，直奉之争乃又继续开幕。盖直曹奉张，其野心皆无底极，而两方势力又莫能相下。徐世昌今已为彼等所卵翼，更无涵盖之能力。由此观之，奉直必因权利而冲突、而决裂，而皖系之余烬，又必不能不附我而图报复。”⁽²⁶⁰⁾ 故孙中山采取了联合皖、奉共同对直的策略，虽然他也明白，张作霖和段祺瑞“对于革命二字是谈不到的”，“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借助外力配合北伐先击败曹吴，打开个新的局面”⁽²⁶¹⁾。

1921年9月，孙中山致函曾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李盛铎，表示“文奔走数十年，只知有国，不计其私”。希望他与段祺瑞疏通意见，“得前途相与开诚，共赴国家之急，则有功于国，名必归之”。12月，段祺瑞派其心腹徐树铮到广州，与粤方讨论对直问题。正在桂林独裁北伐的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汪精卫与徐树铮“切商军事之进行”，“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也”⁽²⁶²⁾。

1922年初，直奉关系恶化，战争正在酝酿，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和张作霖的代表李少白（梦庚）先后在1月和2月前往桂林晤孙中山。徐树铮在见孙后函致段祺瑞，认为孙中山“虽不无疏略之虞，而励精进取，言不及私，因知其屡蹶屡起，自有一种不可磨灭之真力在，与钧座素所叹念甄取者相合”⁽²⁶³⁾。言外之意，自然主张段祺瑞与孙中山联手合作。孙中山的代表伍朝枢也在3月到奉晤张作霖，讨论三方合作讨直计划（已见前述）⁽²⁶⁴⁾。据宁武回忆，他携孙中山函去东北，转达孙的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行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张作霖）一生事业给毁了。张作霖听了颇感动，态度立刻变转过来，毫不迟疑地决定，‘我也派兵入关’，要我密报中山先生。”⁽²⁶⁵⁾但因孙中山阵营内部的牵扯，孙的北伐讨直未能如期发动，对张作霖与直系的战争未起到配合作用，孙中山还为此特意致函张作霖，表示：“前以我军后方问题须先解决，故于上月改道出师，还定粤局，促成北征。乃值贵军已入关，不能同时相应，抱歉之至。事势所拘，当承谅察。”⁽²⁶⁶⁾虽然如此，外人已经看出，粤、皖、奉接近的举动，“不仅在奉直问题，直欲奉皖粤联合，以倒吴佩孚”⁽²⁶⁷⁾。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奉系败退出关，孙中山因陈炯明兵变而退居上海，孙中山和张作霖均有再起之心，客观情势使双方的合作趋向密切。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认为“国事至此，非有确定之方针，坚固之结合，不足以资进行”；提出“今后破敌之策，仍须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公之大任，在于迅取北京津保，使敌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则敌不战而自溃，此为共同动作之必要枢纽”⁽²⁶⁸⁾。其后，孙中山派汪精卫等多次到东北与张作霖会商。10月2日，张作霖宴邀汪精卫和段祺瑞代表吴光新，慨然表示：“中山、芝泉与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余等当协力同心，第一步以驱逐吴佩孚、曹锟为目的，第二步再谋新中国之建设。”⁽²⁶⁹⁾ 汪精卫则对记者称：“余之来奉，因张氏数派使至孙氏处，故特来答礼。次则基于8月15日之宣言，关于统一问题，废督裁兵问题，又求张氏对斯意见。”孙、奉合作已经公开化。根据孙中山与张作霖商订的合作计划：先由南方出兵北伐，以牵制长江以南的直军；而后奉军由东北入关，直捣北京；实行南北夹击，打倒曹、吴；战争发动之后相与一致，不为单独行动；扫除敌人以后，组织合法政府，以协商同意定之。为此，张作霖多次资助孙中山数量不等的军费与军火，孙对与张的合作基本满意，他曾致函张表示：“此后对于大局，无论为和为战，皆彼此和衷，商榷一致行动，决不参差。迄今此意，秋毫无改。凡公所斡旋，文必不生异同，且当量力为助。”⁽²⁷⁰⁾ 孙中山与皖系的关系也在加强，在福建和浙江都与皖系建立了合作关系。1923年1月，孙中山派于右任面见段祺瑞，“晋商要事”。12月，又让叶恭绰与段商洽，“分负建国之责”。段祺瑞的代表邓汉祥则长住上海，沟通孙、段关系。至于皖奉之间，“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²⁷¹⁾。

经过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方协商，“孙、段、张派代表在上海法租界古拔路组织各省代表联合办事处。孙中山的代表为汪精卫，张作霖的代表为姜登选、杨毓珣，卢永祥的代表为邓汉祥（卢是拥段的基本力量，因此邓也就代表段祺瑞），云南唐继尧的代表为王九龄、李雁宾，湖南赵恒惕的代表为吕宓筹，川军总司令刘成勋的代表为费行简，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的代表为赵铁桥。各方代表天天集会，商讨倒曹、吴的办法。凡是指责北京政府一切措施的通电，都由代表会商，经邓汉祥以卢永祥的名义拟好电稿（电文系邓的助手浙江督署顾问李继桢执笔），送杭州拍发，一面由各代表电达其主官，通电响应卢永祥的主张，因之造成反直系的浩大声势。另外，在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每月由孙、段、张各拨经费一千元，以邓汉祥任社长，胡政之任编辑，作为发布反直消息的宣传机构”⁽²⁷²⁾。可以认为，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即正式形成，此后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是“三角同盟”的“蜜月期”。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之后，曾经公开声言，粤、皖、奉“三系已经携手了”，“这三派都已联合”⁽²⁷³⁾。三方代表、信使往来穿梭，沟通信息，商讨计划，在推翻直系统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角同盟”是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三方基于反直需要而成立的松散的军事政治同盟，在政治上并无明确的盟约或纲领，组织上也没有统一的执行机构，以遇事临时协商为主。在“三角同盟”中，张作霖主要以其军事金钱实力，孙中山主要以其政治影响力而居于主角地位，段祺瑞则依靠其在北洋系中的资历和政治资本发挥作用，但需要借助张作霖的实力。不过，张作霖与段祺瑞同为北洋派系出身，在政治上有共同语言，与孙中山的革命历史并非同路，政治主张和看法颇有差异，而在奉皖关系方面，也未必完全一致。奉系官员私下认为，“无论段（祺瑞）也、卢（永祥）也、孙（中山）也，皆不过骗我之钱而又要我而已，毫无可以依赖之处”。“要求接洽者甚多，无非希望我方之钱”⁽²⁷⁴⁾。由于张作霖据有东北地盘，财政方面的活动余地自较孙皖两方为大，孙皖两方自然对张有所期待。第一次直奉战后，孙中山面对陈炯明之变，困居上海，1922年9月曾向张作霖请求经费支持，表示：“文新失策源地，诸君所需维持补充等费，竭蹶应付，拮据殊甚，未审公能有以助之否？”⁽²⁷⁵⁾ 1923年1月，孙中山又派人向张作霖“申请援助。如能照前所拟数，速与汇寄，则士饱马腾，荡平逆氛，可操左券。国步中兴，义师复振，皆悉出闳赐。万一时促不及遽集，亦请量助巨额，俾克有济三军，感激非可言宣”⁽²⁷⁶⁾。当张作霖向孙中山提议，派李烈钧回赣、谭延闿回湘活动，以扰乱直系后方地盘时，孙中山又提出，李需50万元，谭需20万元，“所以迟迟，徒以财政过绌，不能因应咸宜”，“在在需款，仓猝乃无以应之，如公处此时能助此额，协（李烈钧）、组（谭延闿）皆可立发，他无所顾”，并且拟派汪精卫向张交涉⁽²⁷⁷⁾。皖系在财务支持方面同样对奉系有要求。对此，奉方难免有所抱怨。所以，粤、皖、奉三方只是在推倒直系统治方面主张一致，而在倒直的具体安排尤其是倒直后的政治善后与建设方面看法不一，即便是在“三角同盟”结合的蜜月期，他们之间的矛盾纠纷也仍然存在。

在倒直后的政治安排方面，粤方曾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以孙任大总统段任总理，或以段任大总统孙任总理，张作霖任副总统；皖方表示，“当然以孙作大总统为最适当”，实则段祺瑞希望以总理身份掌握实权，一副舍我其谁之概，卢永祥则表示，“赞成孙任大总统，段作国务总理，但必须商得张作霖同意。”对此，奉方先是含糊其辞，表示“只要打得垮曹、吴，什么都好说”，继则“坚决主张拥段拒孙”，“打倒曹吴之后，即拥段上台”⁽²⁷⁸⁾。张作霖还明确告知孙中山的代表汪精卫，“他们是要拥段的”，俾便以自己的实力控制北京政权。对国民会议主张，皖、奉均未明确表态⁽²⁷⁹⁾。1923年冬，孙中山派叶恭绰持其亲笔函北上，与张作霖等商洽合作事宜，并在致张作霖函中说：“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由闽回师，……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²⁸⁰⁾ 12月初，叶恭绰先与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等由沪赴杭，与卢永祥商讨，然后在当月中旬到奉天，与张作霖等会商。奉方表示赞同三方在军事上联手打击直系，并向粤方支付军费现金50万元，但对于粤方所提孙、段合作并由张作霖出任副总统的方案，张作霖却“未置一辞”，而杨宇霆则从“根本上虑无合作之可能，且认为目下无从解决”。12月下旬，叶恭绰离奉回沪，其北行使命遂告中止。叶恭绰感觉“中山热心大局，意图与合肥携手，意极迫切”，“但奉浙至今无开诚之商榷，事实可惜”。他在写给杨宇霆的信中抱怨说：“弟因此焦忧成疾已旬余矣。所谓反直派者，如无一定之方针、目的，谋定后动，窃谓徒予直派以好机会而已。吾人固非徒只主张打倒曹吴，泄此一口气者。如局势变迁后，建设前途了无计划，何须多此一举为？乃最要关键，不能商量出所以然，他复何说。”⁽²⁸¹⁾

对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奉、皖均坚决反对，因此，“三角同盟”并非建立在三方共同的政治理念和谋划之上的战略联盟，而更多的不过是出于推倒共同敌人——直系的暂时合作策略。当直系势力过大，威胁到三方的生存时，自可合作无间。奉方甚而向孙中山表白：“此间完全知中山真意，毫无误会。况将来事实可昭然于世，更无疑虑之可言。中山若另有其他办法，均可随时磋商，必无隔阂。我辈年来苦心经营，所为何事，岂可因少数浮言，致功亏一篑！又何忍坐视分乖于大事未成之日？”⁽²⁸²⁾ 而当第二次直奉战后，直系统治垮台，大事已成之日，“三角同盟”的基础不复存在，也就自然消失于无形。

————————————————————

(1) 《直系竞争地盘之暗斗》，《民国日报》，1921年11月7日。

(2) 北洋武人当政，军阀对地方的控制多以省为基础，“省区军阀继续扩张势力，进一步就要支配两省甚至两省以上，于是又出现了超省级的机关。最常见的是巡阅使”；“巡阅使按其性质来说原属一种临时特殊措施，出于对大实力派的安排，并未形成一种统一的制度。关于它的编制，只能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作不同的规定”；“巡阅使的职权，从理论上说主要只是统率（节制、调遣）区内的军队，实际上则不尽然，既不以军政为限，也不受地区名义的束缚，形成超省级的太上皇政府”（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2—254页）。

(3) 陈冠雄：《奉直战云录》，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4页。

(4) 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叶遐庵先生年谱》，1946年版，第178页；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70页。

(5)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二），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992—993页。

(6) 《卞白眉日记》第1卷，1921年11月16日、17日，第168页。

(7)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二），第989页；《王怀庆以军权干涉提出挽救金融办法警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523页。

(8)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四），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18页。

(9) 《中华民国内阁篇》，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10) 《张胡在北京支配徐靳》，《民国日报》，1921年12月18日。

(11)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282页。

(12) 《徐一清致阎锡山电》、《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1年12月1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538页。

(13) 凤岗及门弟子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655—656页。

(14) 《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656页。

(15) 彭昌鲁编：《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版，第271页。

(16)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77页；《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657页。

(17) 《财政部与银行团商谈发行盐余公债有关文件》（1921年12月—1922年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915、924页。

(18) 《国内盐余借款团成立》，《民国日报》（上海），1922年1月22日；《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19卷第4号，第137页。

(19) 《孙传芳通电》（1922年1月28日）、《吴佩孚通电》（1922年2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财政》（二），第950—952页。

(20)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1年12月2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第542页。

(21)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1年12月24日，第342页。

(22) 《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656页。据梁士诒及叶恭绰言，吴佩孚向梁士诒逼索军饷225万元，梁未应，故吴有这样连珠弹的攻击电文。叶遐庵述，俞诚之笔录：《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的关系》，第225—226页。

(23) 陶菊隐：《吴佩孚传》，第60页。

(24) 1921年12月29日梁士诒与日使小幡的谈话内容，各家说法不一，但当时多数人相信了传媒报道的梁欲“借日款赎路”的说法。颜惠庆在日记中记载，12月27日，“小幡来访，问中国是否同意为铁路借款，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停止谈判”；12月29日，“小幡见梁，表示日本愿意支持他。梁谈起向日本借款，关于借款自办铁路，安福系流亡者等问题”（《颜惠庆日记》第2卷，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104页）。颜的记载似对梁不利。而身历其事、与梁关系密切的叶恭绰则坚持认为，梁士诒会见小幡时提出的是“筹款赎路自办”，相反，外交总长颜惠庆12月27日会见小幡时提出的却是“借款自办”，而小幡为了日本的利益，将两者混为一谈，“藉以哗众取宠，邀功疑敌”，颜惠庆则“嫁祸于梁”，并得到吴佩孚的有力支持（叶遐庵述，俞诚之笔录：《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第227—228页）。不过，即便如叶所言，如何理解“筹款”仍费思量，如何“筹款”可以有多种方式，包括“借款”。其实，这其中的关键不在文字表述，而在如何把握当时的民意所在，塑造出“正”“反”相对的形象。吴佩孚在这方面较梁士诒可谓技高一筹。

(25) 时任外交总长的颜惠庆认为：“尽管某些文章有一些相反的说法，但这位总理抛开我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宣言，径自做主答应日本使节的提议却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引起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并非偶然，他可能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和公众舆论可能的反应。”“其时，公众舆论极其关注山东问题。即使是小有不慎，轻言妄动，便会立刻招来猛烈严厉的攻击。假如这个人本来就不被大家所欣赏，政治上树敌过多，或曾有劣迹授人以柄，则攻击者更容易如愿以偿。”《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4页。

(26) 《吴佩孚通电》（1922年1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75页；《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660、663—664页。

(27) 《吴佩孚通电》（1922年1月8日、10日、12日、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75—180、187页；《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74—275页。

(28) 《萧耀南通电》（1922年1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76—177页。

(29) 《齐燮元等反对梁士诒内阁及劝告阁员洁身自退通电》（1922年1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一），第187页。

(30) 《梁士诒通电》（1922年1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80页。

(31) 《张作霖通电》（192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74页。

(32)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1月1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页。

(33) 《奉天保护梁士诒之原电》，《民国日报》，1922年1月14日。

(34)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1月16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6页。

(35)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86—287页。

(36) 《吴佩孚等关于推倒梁士诒电》（192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88页。

(37) 《吴佩孚电》（1922年1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89页。

(38)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92页。

(39) 《张作霖通电》（1922年1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81—182页。

(40) 《卢永祥电》（1922年2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93页。

(41)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79、287、289—291、293、304页。

(42) 《吴佩孚通电》（1922年3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84—185页。

(43)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04页。

(44) 《冯玉祥通电》（1922年3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85页。

(45) 《董康审查内外债报告》，《民国日报》（上海），1922年4月12日。

(46) 陶菊隐：《吴佩孚传》，第61页。

(47) 《京师稽查处张德恂呈》（1922年4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89页。

(48)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第159页。

(49)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78—279页。

(50)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26页。

(51) 《复张作霖函》（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8—559页。

(52) 张梓生：《壬戌政变记》，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四），第15页。

(53) 陈冠雄：《奉直战云录》，《近代稗海》第5辑，第82页。

(54) 《葛敬猷致阎锡山电》（1922年2月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2—13页。

(55)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13页。

(56) 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第216页。

(57)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72—873页。

(58)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17—320页。

(5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74页。

(60)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22页。

(61) 《曹锟吴佩孚等反对张作霖率军入关通电》（1922年4月21日—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2—64页。

(62)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63) 《张作霖宣布率师入关以武力为后盾解决时局通电》（1922年4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2页。

(64) 《吴佩孚等通电》（1922年4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62—63页。

(65) 《吴佩孚等宣布张作霖十大罪状并对其作战通电》（1922年4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74—75页。

(66) 《张作霖于直奉接触后攻讦曹吴宣战通电》（1922年4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79—80页。

(67) ［美］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

(68) 陶菊隐：《吴佩孚传》，第62页。

(69)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88—589页。

(70)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0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0页。

(71)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3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61页。

(7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77页。

(73)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6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77页。

(74)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3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61页。

(75) 《徐世昌发布奉直移调近畿双方接近地点军队一律撤退令》（1922年4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76页。

(7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734页。

(77)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41页。吴佩孚亦向天津总商会保证：“津三十里内不驻军，不交战，我直军可负保护责任。”（《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38页）

(78)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19—320页。

(79) 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47—948页。

(80)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5页。

(81)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36、338—339页。

(82) 《吴佩孚致陈光远电》（1922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81页。

(83)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88—89页。

(84) 汪德寿：《直皖奉大战实记》，《近代稗海》第4辑，第581页。

(85)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66页。

(86)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30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94页。

(87)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30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99页。

(88) 《王永江信》（1922年5月5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页。

(89) 据时人论，吴佩孚“处事刚愎自用，自信心极强”；“最看不起张作霖，说张是胡子出身，不是正规军人。”（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第224页）

(90) 马毓福：《中国军事航空》，航空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91) 据时人所论，“吴佩孚指挥作战的习惯是，如遇某部在战斗中受到挫折，必躬身驰往战场，调兵遣将，弥补缺陷，因之尚能补救于一时，制胜于一时，使战役稳定，转危为安。因此吴佩孚本人具有极强的威慑控御力量，受挫部队的官长仍能尽力整饬部队，听候使用，决不敢任意放弃职守，临阵脱逃。但这种指挥办法必须是他本人执行，若以他人代替指挥，断无此等威望，势难驾驭；若一旦失利，局势便无法控制，最终导致失败。”（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第76页）

(92) 《葛敬猷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58页。

(93)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6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34页。

(94) 据称，当时有两架直军飞机到长辛店奉军司令部投弹，张景惠十分害怕，当即带上几名卫士骑上快马一口气跑到丰台镇去躲飞机（马毓福：《中国军事航空》，第135页）。另说“直军飞机携带一百八十磅黄色炸药炸弹三枚，直飞长辛店火车站，连续投弹。第一枚炸弹落在长辛店火车站第三股车道上，铁轨、枕木炸得一齐飞上天。第二枚炸弹落在奉军总司令部列车的尾部，三节列车均被炸得粉碎，尾车上装有战马二三十匹，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奉军总司令张景惠立即下令开车，退往丰台，长辛店随即陷入混乱状态。”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9页。

(95) 梓生：《奉直战争纪事》，《东方杂志》第19卷第8号，第83页。

(96)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四），第100—104页。

(97) 《收束溃兵简章》，《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91页。当时规定对奉军溃兵上交枪支者，按章给价洋5—30元，遣散费按级别为10—30元。奉军溃兵扰民尤甚，“溃兵勾结土匪，多则千百成群，少则或三十或五十，盘踞城镇，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宝坻县公民呈文》（1922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00页。

(98)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51页。

(9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758页。

(100) 《曹锟关于直军在长辛店等处击溃奉军及溃退奉军到处骚扰情形电》，1922年5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95—96页。

(101) 《冯德麟等通电》（1922年5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99页。

(102) 《赵倜关于转述河南省议会等指责吴佩孚干涉豫省行政勒令出兵出饷及对直奉战争宣布中立通电》（1922年5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738页。

(103) 《潘连茹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10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63页。

(104)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1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203页。

(105) 《张作霖等通电》（1922年5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88页。

(106) 《副官长张德恂报告》（1922年5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106页。

(107) 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9页。

(108)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57页。

(109) 《张作霖提出直奉双方停战意见致鲍贵卿等电》（1922年6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18页。

(110) 《孙烈臣与王承斌等代表直奉签订“双方罢兵之规定”》（1922年6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19页。

(111)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98页。

(11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04、918页。

(113) 据统计，直军阵亡1498人，战费1740余万元。《直军各师旅直奉战役阵亡官兵抚恤金欠饷数目表》，《总统府军事处关于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军各部所用经费总册给陆军部咨稿》（1923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31、135页。

(114) 梓生：《奉直战争纪事》，《东方杂志》第19卷第8号，第88页。

(115)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50页。

(116)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

(117) 《王永江信》（1922年5月5日），《奉系军阀密信》，第26页。

(118)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11页。

(119)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12页。

(120) 《徐树铮与段祺瑞等书》，《近代史资料》总76号，第181页。

(121) 罗素：《中国的国际地位》，《东方杂志》第19卷第6号，第23页。

(122) 如果从“民意”的角度解释，则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吴佩孚的失败，或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归之于曹锟贿选给舆论和民意带来的恶劣影响。

(123)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57页。

(124) 《潘连茹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2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220页。

(125)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126) 张树勇整理：《吴景濂口述自传辑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127)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1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206页。

(128) 《齐燮元致田中玉等电》（1922年5月3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279页。

(129)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2年5月14日，第359页。

(130)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53、360页。

(131)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144页。

(13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867页。

(133) 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69页。

(134)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0页。

(135)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1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87页。

(136)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87页。

(137) 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55页。

(138) 《徐世昌通电》（1922年5月3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274页。

(139) 顾敦：《中国议会史》，台中东海大学1962年版，第299页。当时已经完成选举的省份和地区有：江苏、安徽、山东、山西、奉天、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新疆、蒙古等十一省区。

(140) 王景濂、唐乃霈：《中华民国法统递嬗史》，第109页。

(141) 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东方印刷局1924年版，后编第2页。

(142) 《吴佩孚电》（1922年6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68页。

(143)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286页。

(144) 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56—58页。

(145) 《王怀庆等拥戴黎元洪复任总统电稿》（1922年6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69页。

(146)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59页。

(147) 《张华堂致王怀庆呈》（1922年6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70页；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58—59页。

(148) 《北洋军阀》第4卷，第221页。

(14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97页。

(150) 《关于裁减中国军队议决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70页。

(151)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2年6月6日，第363页。

(152) 《大公报》，1922年6月12日。

(153) 《潘连茹致阎锡山电》（1922年6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16页。

(154) 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72—73页。

(155) 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73页。

(156) 《颜惠庆等人通电》（1922年6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03页。

(157)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93、899页。

(158) 《吴佩孚致黎元洪等电》（1922年6月2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32页。

(15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03页。

(160) 《阎锡山电告裁兵六营并陈乡兵制办法》（1922年6月14日），《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29册。

(161) 《潘连茹致阎锡山电》（1922年6月1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27页。

(162)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3页。

(163)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9页。

(164) 《卢永祥宣告先废督后裁兵通电》（1922年6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79页。

(165) 《卢永祥宣布善后纲要电》，《申报》，1922年6月21日。

(166) 《浙卢自表废督之别报》，《申报》，1922年6月17日。

(167)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968页。

(16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1010页。

(16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1051页。

(17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1174页。

(171) 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69页。

(172) 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64页。

(17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89页。

(17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90页。

(175) 《就徐世昌退职对外宣言》，《工兵计划宣言》（1922年6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44—147页。

(176)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1页。

(177) 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到上海，其后黎元洪曾派刘成禺等持其致孙亲笔函前往拜见，邀孙北上商谈国事。孙中山告来者，“如若能恢复民国八年的国会，又能恢复当时的非常总统，我的北京之行也许必要；但目前已把民国六年的国会恢复了，我本人就连打破这‘六年国会’恢复‘八年国会’的一点武力都不掌握，所以我之北京之行既已失去必须去的任何理由，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了。”李大钊：《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4页。

(178) 《国会继续开会之第一日》，《申报》，1922年8月4日。

(179) 《国会之前途》，《申报》，1922年8月3日。

(180)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134、160页；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163页。

(181) 《外国对于国会之非难》，《大公报》，1922年9月7日。

(18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17、920页。

(18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719—720页。 　

(184)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287—288页。

(185)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207页。

(186) 颜惠庆：《入阁参政》，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187) 《吴佩孚猛攻唐阁》，《大公报》（天津），1922年8月10日。

(188)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74页。

(189)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8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60页。

(190)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册，第254页。

(191)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57—158页。

(192) 《吴佩孚猛攻唐阁》，《大公报》（天津），1922年8月9日。

(193) 《徐鸿宾致阎锡山电》（1922年8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63页。

(194) 《吴佩孚致阎锡山电》（1922年8月26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70页。

(195) 《齐燮元通电》（1922年9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04页。

(19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5页。

(197)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第1197页。

(198) 陶菊隐：《政海轶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199)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第496页。

(200)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第496页。

(201)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10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93页。

(202) 直隶省长曹锐、王承斌在天津培植亲信，扩张势力，被时人称为与保、洛鼎足而立的直系第三大派系——津派。在对付吴佩孚时，津派与保派目标一致，两派合流，被时人称为津保派。据顾维钧回忆，“当时曹锟在保定，充当他的竞选代理人经常往来于保定、北京两地的是他的弟弟曹锐。曹锐被人们称为曹四爷，在选举前后为曹锟经办了大量政治事务。他很少在公开场合或大型会议上露面，可是却在幕后进行了全部策划。曹锐比他哥哥曹锟受的教育多得多，他是个文人而不是军人，从外貌和举止看比曹锟总统显得文雅，但是行为不大检点，后来因缺乏教养而招致恶果。”而曹锟周围的一批人之所以为曹当总统事如此卖命奔走，也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吴毓麟直率地告诉顾维钧：“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但对我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曹三爷（曹锟）下台，我们就要失业。”《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2—263、265页。

(203) 张同礼：《张弧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204) 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第215页。

(205) 《白坚武自撰小传》，《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111—112页。

(206) 张达骧：《白坚武其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91页。

(207) 《胡适的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2—384页。

(208) 《彭寿莘致李景林信》（1922年4月26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8页。

(209)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3年4月22日，第413页。

(210) 陶菊隐：《吴佩孚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211)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9月21日、10月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87、389页。

(212)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58页。

(21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8—250页。

(214) 《中国财政全部之内容》，《东方杂志》第19卷第23号，第115页。

(215) 《李庆芳致阎锡山电》（1922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82页。

(216)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87页。

(21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7—248页。

(21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7—253页。

(219) 《财政部关于奥国借款展期及取消原订购货合同咨呈》（1922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037—1042页。

(22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53页。

(221) 《吴景濂等列举罗文幹丧权渎职罪行请依法查办致黎元洪电》（1922年11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95页。

(222) 《财政部关于奥国借款展期及取消原订购货合同咨呈》（1922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037—1042页。

(22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53页。

(22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1039页。

(22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1070页。

(226) 陶菊隐：《吴佩孚传》，第80页；《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第1210页。

(227) 《吴景濂等列举罗文幹丧权渎职罪行请依法查办致黎元洪电》（1922年11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95页。

(228) 《徐鸿宾致阎锡山电》（1922年11月2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05页。

(229)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291页。

(230) 据顾维钧称，实际这是为了在问题未解决前，不让罗离开北京，近似软禁。（《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53页）

(231) 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第83页。

(232) 《田应璜致阎锡山电》（1922年12月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08页。

(233) 《蔡元培辞职后之宣言》，《东方杂志》第20卷第1号，第147页。

(234) 朔一：《罗案的第三幕开场》，《东方杂志》第20卷第12号，第13页。

(235)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2年11月26日、28日，第394页。

(236)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7页。

(237) 《吴景濂与张伯烈攻击汪大燮组阁通电》（1922年12月1日），《王承斌反对汪大燮等组阁电》（1922年12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197—198页。

(23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55—256页。

(239) 《葛敬猷致阎锡山电》（1922年12月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11页。

(240)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71、375页。

(241)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12月12日），《赵炳麟致阎锡山电》，1922年12月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16、415页。

(242) 《张绍曾通电》（1923年1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07页。

(24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第53页。

(244)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295页。

(245) 陶菊隐：《吴佩孚传》，第90页。

(246) 《班廷献致阎锡山电》（1922年6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329页。

(247) 《张树帜致阎锡山电》（1922年5月2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226页。

(248)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2年11月14日、12月12日，1923年1月9日），第392、396、404页。

(249) 《武力统一乃扩张地盘别名》，《顺天时报》1923年3月16日。

(250)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3年1月11日，第404页。

(251) 《葛敬猷致阎锡山电》（1923年3月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39页。

(252)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3年3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41页。

(253) 《张绍曾等向大总统呈请辞职电》（1923年3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10页。

(254) 《黎元洪发表敦促阁员视事及要求各省疆吏与张绍曾合作通电》（1923年3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09—210页。

(255) 政之：《战争与国民思想之趋势》，王瑾、胡枚编：《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256) 《孙中山致王文华函》（1920年3月27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四），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805页。

(257) 《批林修梅函》（1919年9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7页。

(258) 《批姚畏青函》（1920年5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4页。

(259) 宁武：《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16页。

(260) 《致何民畏函》（1920年7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8页。

(261) 宁武：《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18页。

(262)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378、1407页。

(263) 《徐树铮与段祺瑞等书》，《近代史资料》总76号，第179页。

(264)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26页。

(265) 宁武：《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19页。

(266) 《致张作霖函》（1922年5月），《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41页。

(267)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2年2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19页。

(268) 《复张作霖函》（1922年9月22日、11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8—559、627页。

(269)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507—1508页。

(270) 《复张作霖函》（1922年11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27页。

(271)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12页。

(272) 邓汉祥：《江浙战争的前因后果》，《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36页。

(273) 《在广州滇桂军欢迎宴会的演说》（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20页。

(274) 《王永江信》（1922年春季），《杨毓珣信》（1924年8月），《奉系军阀密信》，第15、150页。

(275) 《复张作霖函》（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9页。

(276) 《致张作霖函》（1923年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7页。

(277) 《复张作霖函》、《致汪精卫电》（1923年5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423—424页。

(278) 邓汉祥：《我所了解的段祺瑞》，《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125、131页。

(279)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8页。

(280) 《致张作霖函》，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9页。

(281) 《叶恭绰信》（1924年1月25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08—109页。

(282) 《杨宇霆信稿》（1923年春季），《奉系军阀密信》，第55页。

第三章　西南的“联省自治”与军阀混战

第一节　“联省自治”的理论与实践

一　“联省自治”潮流的兴起

“联省自治”是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兴盛一时的政治思潮与实践，发端于湖南，流行于西南，历时数载，喧腾一时，不过除了留下几部未能实际实行的省宪法和若干理论文字，纸面上热热闹闹之外，它在实践层面的成果却乏善可陈，基本上是一场不成功的政治运动⁽¹⁾。

“联省自治”运动发端于湖南。1920年7月22日，湖南督军谭延闿发表通电称：“民国之实际，纯在民治之实行，民治之实际，尤在各省人民组织地方政府，施行地方自治，而后权分事举，和平进步，治安乃有可期。”他在通电中提出：“本湘民公意，决定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行条例，公布实行。在湘人力图善后，认为非以湘政公之湘省全体人民，不足迅起疮痍，速复元气。揆之国人共同心理，必当不约而同，望我护法各省，一致争先，实行此举，则一切纠纷可息，永久和平可期。”⁽²⁾ 谭延闿发表此电之时，正值湖南“驱张”运动胜利不久，“湘人治湘”呼声高涨，“自治的要求，并不止一二个绅士，全体湖南人几乎都有这个倾向”⁽³⁾。而且湖南北受直系威胁，南受广东挤压，处境微妙，官民都有“自治”的驱动力。故谭电发表后，得到湖南各界的支持，湘绅熊希龄、范源濂纷纷发表通电，主张“本自决精神，径由本省制定根本法”⁽⁴⁾，庶可使湖南免“权奸把持”，“亦可以免为南北之战场”⁽⁵⁾。得此支持，11月1日，谭又发表通电，提出“此后各省，以武力戡祸乱，不如以民治奠国基，宜仍互结精神，主张联省自治”⁽⁶⁾。此后，先由省自治进而“联省自治”的主张迅即传扬全国，从理论讨论到实践进行，一时间“联省自治”似已成“大势所至，人心所同，联邦政体已成天经地义之无所用疑”⁽⁷⁾。

“联省自治”口号在20年代的提出及其流行并非偶然。民国以还，军阀混战，民众深受其害，希望有平稳安定的生活，舆论便出而鼓吹“废督裁兵”，并将“地方自治”视为裁兵之根本，以“确立联省自治组织，先使各省各自独立，彼此没有打仗的机会”⁽⁸⁾，而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反映出“联省自治”运动是有广大平民百姓的和平愿望作为基础的。然而，平民百姓在当时并无对政治的发言权，不能对“联省自治”运动有实际的贡献。作为得到广泛传播的政治思潮与实际的政治运动，“联省自治”运动的主要鼓吹者与参与者是民族资产阶级、新式士绅阶层以及他们的代言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民族经济的较快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参与力量，他们厌恶民国以来政治的混乱与军阀当道，希望通过参政议政，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在“联省自治”运动中，特别强调职业代表制的意义，提出“省议会的立法须经职业的各团体所组织的审议机关审查之。因为立法都是关于人民生计权利的，所以非经各职业团体的审议不可”⁽⁹⁾。在“联省自治”运动中最为活跃的职业团体，如商会、教育会、银行公会、律师公会等等，实际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并在推动运动由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联省自治”运动的深层经济动因，还在于民国以来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地域间的利益区别，促成了地方主义的抬头，虽然经济动因在运动中常常为政治动因所遮蔽，但却是客观存在，而对于这种不同地方经济利益的维护与强调，也与资产阶级的态度不可分离。

士绅阶层经由清末立宪运动而走上政治舞台，他们一直主张扩大地方权限，实行地方自治，许多当年活跃于清末咨议局中的人物，也是“联省自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首倡“联省自治”的谭延闿就是当年湖南咨议局的议长。士绅阶层的相当一部分在民国年间已经逐步资本主义化，政治经济利益与资产阶级趋向一致。他们与乡野民间的联系较多，常以民间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有较强的地方自立倾向，对“联省自治”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们认为，“各省人民欲整理或保卫其本省，当于其本省自为之，求诸政府无益也。何也，政府今日之能力，仅求自保尚且无暇，安暇代谋他省之人民，故人民所请求者政府而不纳固不必论，即纳矣亦岂其权力所能行”，故他们极力鼓吹“联省自治”⁽¹⁰⁾。可以说，“联省自治”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清末立宪运动在民国年间的合理延伸。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联省自治”运动的主要理论设计与鼓吹者。他们思想活跃，热情洋溢，许多人曾经留学欧美、日本，较多接触到西方自由民主理念、法治观念和政治理论。他们以知识分子阶层特有的敏感与热情，利用各种舆论阵地，如《时事新报》、《东方杂志》以及自办的《努力周报》、《太平洋》等，为“联省自治”奔走呼号，为运动本身抹上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们中间，人们可以发现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胡适、丁文江等著名学者的名字，而《太平洋》杂志的主编李剑农不仅是“联省自治”的热心鼓吹者，大力宣传“欲废督必先裁兵，欲裁兵必先统一，欲统一必先确定联邦制”的理论⁽¹¹⁾，他还是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实际参加了湖南的“自治”运动。

在“联省自治”的鼓吹者中，梁启超曾有在袁世凯和段祺瑞时代的两次参政经验，但结果都使他颇为失望，因此他又重提“地方自治”口号，认为“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到以对外维持统一之必要点为止”；“各省乃至各县市皆由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¹²⁾。胡适则认为，中国太大，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而“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主张“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今日决不能希望中央来裁制军阀；裁制军阀与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并得出结论说，“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¹³⁾。北京大学的丁燮林、王世杰、李四光、李煜瀛等认为，近数年来，全国已完全陷入无法律无政府状态，若以武力征服南北，宰制全局实不可能，主张“分治的统一”，实行联邦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域，组织一个简单的中央会议机关，进行管理；中央的权力应小，地方的权力应大；联治区应扩大到最大限度⁽¹⁴⁾。一时间，在一些知识分子的笔下，“联省自治”往往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过，知识分子虽然富于理想主义精神，但却往往脱离实际，结果反而不利于“联省自治”由理论而推向实践。

自“联省自治”的主张提出后，得到了各方的热烈反响，各种以“联省自治”为目标的学术或政治团体不断涌现，如北京有十三省区代表组成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上海有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天津有六省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在各方力量的推波助澜之下，“联省自治”开始由政治思潮而成为实际的政治运动，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两件事——制定省宪法与民选省长。

二　“联省自治”的实践

“联省自治”运动的理论潮流兴起后，实践上也很快开始进入操作层面。在“联省自治”运动的发源地湖南，1920年9月和10月，谭延闿两次召集自治问题研讨会，由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社会团体、绅商名流代表出席，并推出代表十人，组成制宪会议，着手起草省宪。然而就在此时，湖南军人中的程潜派图谋倒谭拥程，并得到孙中山部属李烈钧的支持，他们希望“以湘省为根据，并分兵入赣入鄂，实行自治”⁽¹⁵⁾，实际将湖南纳入广州政府的实际管辖范围。程派的举动，得到湖南军人中的另一实力派赵恒惕的暗中纵容。谭延闿在程、赵两派的逼迫下，不得不宣布“还政于民”，废除督军，推赵恒惕担任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本来还想由自己担任省长，但得不到程、赵两派的支持，只能于11月27日黯然离湘赴沪。随后，赵恒惕以实力压抑程派，控制了局势，成为湖南的统治者。

为了寻求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赵恒惕上任后继续推动“自治”运动。12月21日，赵恒惕发表通电，重申实行“自治”的决心，主张“先由西南各省树之风声，推而至于全国”，认为“苟省悉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相联接，即举国有提携并进之道。为今之计，欲顺世界之新潮，解积年之纠纷，舍此几无他途可由”⁽¹⁶⁾。为避免谭延闿时期所谓“官绅制宪”与“公民制宪”的纠葛与纷争，赵恒惕决定走“专家制宪”之路，指令省府订定《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章程》，成立制宪筹备处，由省议会议长彭兆璜任主任。制宪程序是，由省府聘请专家学者拟订宪草，再由全省各县推出的绅商代表组成审查委员会审定宪草，通过后交付公民投票表决，最后由省长公布实施。

湖南省省宪起草委员会的遴选原则是“首重学识经验，无偏无党，超出政潮之外”。十三名委员为李剑农、王毓祥、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石陶钧、向绍轩、陈嘉勋、黄士衡、董维健、唐德昌、皮宗石、张树声，其中留美者六人，留英者三人，留日者三人，国内大学一人；任职为大学教授者八人，各级议会议员三人；主席为李剑农⁽¹⁷⁾。省宪起草委员会委员多为名流学者，对宪政理论多有研究，也都是“联省自治”的热心鼓吹者。他们从1921年3月20日起，在长沙岳麓书院潜心研讨，历时一月，于4月22日完成了《湖南省宪法草案》、《湖南省省议会组织法草案》、《湖南省省议会选举法草案》、《湖南省省长选举法草案》、《湖南省法院编制法草案》、《湖南省县议会议员选举法草案》等文件草案。

湖南省宪法审查会由各县绅商代表共一百五十余人组成，其中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湘省名流熊希龄、仇鳌、刘揆一任会长。从1921年4月起，省宪审查会开始审查宪草等文件，但因种种利害关系，各方意见纷纭，始终无法定案。直到湘军出动援鄂战败后，在吴佩孚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为求湖南自保，9月9日，省宪审查会通过修改后的宪法草案。11月上旬经全省公民投票表决，以1815万余赞成票对57万余否决票的绝对多数通过⁽¹⁸⁾。1922年1月1日，《湖南省宪法》由省长赵恒惕公布施行⁽¹⁹⁾。

《湖南省宪法》是“联省自治”运动中各省制宪的范本。省宪包括序言及13章141条条文，分为人民之权利与义务、省之事权、省政府机关之组织及省政府权力之行使、下级地方之组织、本宪法之修改与解释五大部分，主要内容为：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省议会采取一院制，议员名额以人口为比例选举，任期三年；选举人有资格限制，实际有资格者大多为士绅阶层；省议会非经县议会过半数同意、省务院全体附署、全省公民投票过半数同意，不得解散；省长由省议会推举四人，交由全省公民直选产生，任期四年，不得连任，职权为公布法律、发布执行法律的命令、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文武官吏、可经省议会同意后宣布戒严；省长在未满任前，工作如有失误和叛变行为，可由省议会提议交全民公决，令其退职；省设省务院，设院长一人（由省务员互选并呈请省长任命）及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司法、交涉、军务司，司长（省务员）由省议会推举二人，交省长择一任命；省长和省务院行使省行政权，省长命令须经省务院长及主管司长副署方可生效；全省常备军为一万人，军费不得超过预算支出的50％；人民自六岁起有接受四年教育的义务，教育经费至少须占预算支出的30％⁽²⁰⁾。

湖南省宪体现了西式资本主义宪法的基本特征，确立了以三权分立为中心的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省长类似“国家元首”，省议会仿佛国会，省务院则形同责任内阁，其中以立法权为至高无上，行政权则受到严格限制，省长则接近于虚位“元首”。这是以资产阶级和士绅阶层为代表的社会各界不满军阀专制、要求独立发展的愿望在政治上的体现，也表现了信奉西式民主制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在当时条件下具有保障民权、遏制专权的进步意义。湖南省宪将人民的“政治基本权”、“经济基本权”等以法律形式确定之，人民有选举、罢免、结社、请愿、居住等项自由权利，非依法律不得限制或剥夺；强调民主的全民参与特质，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女有选举权，年满二十五岁的男女有被选举权，规定凡重大问题，如省宪的修正与法律的复决、省议会的选举与解散、省长的选举与罢免等等，均采投票制，“准许公民随时各抒怀抱”，享有“言论思想自由权”、“劳动收益权”和“生存权”。值得提及的是，湖南省宪规定男女平权，体现出起草者尊重女权的民主意识，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湘中一般富有希望知识之女子，俱乘时而起，作参政之运动，纷向各处联络，以冀当选”⁽²¹⁾。当然，湖南省宪对有产阶级的利益也很重视，如规定严格保护私有财产，不允无偿没收、征用、捐输，职业团体可向省议会提出法律案等，都满足了有产阶级的要求。而在民众的政治参与方面，省宪规定文盲无选举权，实际剥夺了占人口相当比例的文盲合法的政治参与权；其后在省议会选举中，又对省议员的竞选资格有严格的限定，实际排除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进入议会的可能，使省议会只能成为有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政治俱乐部。在当时的环境之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利于动员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使所谓“联省自治”最终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因此有评论称：省宪规定的“自由权利，只是中产阶级的权利，不是无产阶级的权利。自然只是有产阶级的专利品，无产阶级无福消受了。”《宪法》关于“自由权”的保障条文“看起来都非常漂亮，其实细细一看，便可以知道也只有中产阶级才能享受，无产阶级仍然毫无关系的。比如言论思想的自由，如果要来享受这个自由，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能生活，假定他求生不得，何能够受教育——强迫教育的规定，也只有中产阶级才能够享受的——没有教育何能够享受言论思想的自由呢！” ⁽²²⁾

虽然湖南省宪的起草者满怀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但军阀拥兵黩武、专权统治的现实，决定了湖南省宪法注定只是纸上谈兵，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军阀割据成为民国政治的现实之后，控制中央的大军阀想的是“统一”，割据地方的小军阀想的则是自保，“联省自治”就是地方军阀自保的政治遮羞布和贞节牌坊，他们以此为自己的拥兵割据抹上“合理”的油彩，因此，“联省自治”主张的流行与地方军阀的私利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地方军阀心目中的“联省自治”与其鼓吹者之设计并不搭界，说到底地方军阀只求“自治”之名，而从不要民主之实，因此，无论湖南省宪规定的程序如何严密，条文如何细致，都不可能改变文人面对武力的软弱无能，更不必提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度远远不能达到省宪制定者的企望。说到底，湖南省宪不过是赵恒惕对付外界舆论和北洋系干涉的政治工具而已。如省宪明文规定，人民有自由表达权及自由结社和集会权；但省宪公布不过两周，1922年1月17日，赵恒惕便“假倡无政府罪名”，封禁湖南劳工会，查禁《劳工周刊》，逮捕并杀害劳工会主任黄爱和干事庞人铨，“惨击纱厂工人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²³⁾。至于所谓选举，也为“城乡劣绅、政治掮客所掌握。其进行交易的票价高达一二元”⁽²⁴⁾。贿选买票等层出不穷，“衡山县投票，并未分发各公民，仅招致小学生数千人，饵以面包，令其书一‘可’字而去”⁽²⁵⁾。湖南省宪的其他条文，也多不过是一纸空文，即如省议会与省长的关系，从来都是省长独大，而不必理会省议会的清谈，军费不得超过预算支出30％的规定也是虚文。因此，湖南省宪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时人论之为，军队“干涉行政官事，自征地方钱粮，实为实行省宪之最大障碍”⁽²⁶⁾ 。

根据湖南省宪的规定，1922年3月，湖南举行省议会选举，选出议员166人。7月完成县议会选举，七十五县共选出议员2761人。“这次空前绝后的选举办得实在不成体统，简直是乌七八糟，乱不可言”。“诡诈、黑幕、丑闻、纠葛等各种各样的舞弊和暴力现象在这次选举中大行其道，无处不有。舞弊的伎俩，无非是以金钱运动和势力压迫相结合，贿托经办选举的官绅包办、造假，或收买地痞流氓强投硬抢”⁽²⁷⁾。8月下旬，省会议进行省长预选，选出赵恒惕、熊希龄、谭延闿等七人为省长候选人。9月10日，由各县议会进行省长决选，在总计2593张选票中，赵恒惕得1581票，当选为省长。11月，省议会选出各司司长候选人各二人，复经赵恒惕圈出一人为司长，各司长又选出教育司长李剑农为省务院院长。12月18日，赵恒惕向省议会宣誓就职，议长林支宇监誓，希望“今后省长，一本民意为从违，依省宪为设施，尊重代议政制之精神，事事与本会开诚相与，则省长宣誓就任之日，则吾湘邦命维新之时”⁽²⁸⁾。至此，喧嚣一时的湖南“自治”运动算是有了个结果。

湖南实行“自治”之后，“民选”省长赵恒惕实际仍享有至高的权力，但是尽管如此，赵恒惕还是觉得省宪碍手碍脚。他曾对人说：“年来湘省交通、教育、实业诸端，未能有所发展，自问甚为惭愧，惟究其原因，虽系环境所迫，实系省宪不善，条文牵掣之故。”⁽²⁹⁾ 所以，赵恒惕早有修改省宪之心。1923年11月，赵恒惕在谭、赵战争中获胜，但因此次胜利部分得益于直军相助，也给了吴佩孚要求赵恒惕取消省宪的借口。一方面因为吴佩孚的压力，一方面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赵恒惕在1924年10月下令召开宪法会议，修改省宪。修改后的《湖南省宪法》大大扩展了省长的权力，规定省长可以连任，并兼省务院长，可任免各司长、县长及法官，取消司长副署的规定，议员由直接选举改为间接选举，并减少了名额⁽³⁰⁾。修改后的湖南省宪较前大为退步，亦可为在军阀统治下民主政治难产之例证。而舆论早有评论，称“省宪对于人民的成绩，只加进几层痛苦。对于政府的成绩，只造就一百多个金钱贿买的议员和几个金钱贿买的司厅院长而已”⁽³¹⁾。即便是赵恒惕本人亦承认，“军费过大，最紧要的自治及建设经费竟至无者，省宪殊无成绩可言”⁽³²⁾。

湖南是“联省自治”运动中唯一一个公布宪法并实行的省份，这与其所处的独特环境有关。湖南位处南北之间，一直是北洋系与西南系和孙中山革命党争夺的重点地区，在北军南进和南军北伐的压力之下，处于夹缝中的湖南提出“联省自治”主张，除了军阀自保的需要之外，也有省内各界抵御并缓解外来压力的客观要求。但湖南办理“自治”的成效远不及倡导者的预期，至于其他各省实行“联省自治”的情形，又远不如湖南，除了轰轰烈烈的纸面文章之外，基本未能进入实践层面。

湖南率先提出“自治”主张后，西南各省纷起响应，以此与北洋系的“武力统一”相抗衡。1920年12月10日，四川刘湘等在重庆联名发出通电，声称四川实行自治，以期速解川局。1921年1月8日，刘湘等又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依据“川省人民公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政权”⁽³³⁾。接着，贵州的卢焘于1921年1月28日宣布“自治”，并组织省宪会议。此后，云南、广西及东南诸省亦纷纷通电响应“自治”倡议，一时“联省自治”成为一股颇为强劲的政治潮流。1921年“援鄂”战争前后，赵恒惕还想以武汉为据点，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成立“联治”政府。8月中旬又通电全国，提议召开国民会议，讨论“联省自治”，只因“援鄂”的失败而未能进行。

浙江也是“联省自治”运动中的积极角色。浙督卢永祥是直皖战后皖系仅存的实力派大将，1921年6月4日，卢永祥发表通电，要求“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继以国宪保统一之旧观”，“由各省区军政长官，选派全权代表，择定适当地点，先筹妥善办法，再付国民公决”⁽³⁴⁾。卢永祥还通电西南各省，请“即日派遣代表来杭，组织联省会议，研究讨论，以期制定适当办法，早日推行”⁽³⁵⁾。他提出的联省办法为：一、联省制系依法则之结合，造成真正统一，不受第三者之牵制。关于中央政令，亦由联省商榷进行；二、联省手续依省宪法案办理之，凡属非法之事，概行拒绝，彼此有互相协商义务及应得各项权利；三、联省法则与规约，以简单易于明了而与约法不相违背为宗旨，免使规定后受人指责⁽³⁶⁾。因为卢永祥出身北洋系，如今却与西南各省同倡“自治”，引起了舆论的较大反响。卢电发后，不少省区表示赞同，一时“南北各省赓续而起，捷如桴鼓相应”。福建李厚基电称，“敝处决与兄一致行动”；广东陈炯明电称，“此后救国方法在分权各省，俾自定省宪，力行自治”⁽³⁷⁾。四川刘湘、贵州卢焘、江西陈光远等均表示赞同卢之主张。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对卢的宣言表示“不刚不柔，决不宣言卢有意外行动，且言所见不为无因，然非其时，中央不能采其建议”。他们派出何宗莲和鲍贵卿先后赴浙，向卢氏疏通，以北洋系之情义感化卢永祥，望其言行不为太过。卢则表示“仍以拥护中央为前提”，并请何宗莲转呈他给徐世昌的密信，坦白表示，“浙江地处南方”，“空气较他省不同”，自己的主张不过是“俾顺多数民意”⁽³⁸⁾。6月27日，卢永祥再发通电，解释前电，谓“省治为统一基础，而与中央各项选政即无妨碍，又于行政方面更无障碍”；“中国幅员宽广，宜与联省自治而便和衷共济，一致拥护中央”⁽³⁹⁾。同时又电致西南各省，请“即日派遣代表来杭，组织联省会议，研究讨论，以期制定适当办法，早日推行”⁽⁴⁰⁾。

由于卢永祥的一度提倡，浙江的自治运动迅速发展。1921年6月，浙江省议会组成55人的省宪起草委员会，由曾参加湖南省宪起草的王正廷担任委员长。7月，十七章一百五十一条的省宪起草完成。8月12日，浙江省宪法会议通过《浙江省自治宣言》，声称：“民国之本位在省，中央不能治则不如近而求之省。自治主权之原动力在人民，统治者不可恃，则不如退而诉之人民自决。此省宪问题所以为今日救亡之急力，亦即将来统一之初基也。”宣言宣布：浙江省基于固有主权之发动，在国宪施行前，所有向属于中央政府之事权在本省范围内一律保留之；自宣言之日起，以中央名义对外对内一切政治行为，关系本省利害者，非至依省宪法所定正式政府决议同意之日，概不认为有效；所有现行法令，违反本省自治主义，或因而妨害公共治安者，本省得以自治权，宣告其失效⁽⁴¹⁾。其后，浙江省宪经宪法会议讨论修改通过（共计十八章一百五十八条），9月9日公布，俗称“九九宪草”，成为在“联省自治”声中各省正式公布的第一部省宪。浙江省宪的条文规章与湖南省宪大体相同，但也有若干相异之处，如省议员不得兼任国会议员或其他地方议员；省长由全省选民分区组织选举会选举，省长的职权则未作具体规定；行政机构为省政院（修正后为省务院），省长兼任省政院长（修正后省务院长由省长提名并由省议院通过）⁽⁴²⁾。11月间，又将省民自行提出的各种宪草案，连同“九九宪草”，交由宪草审查会审查，最后在1923年1月议定三种宪草，分别以红、黄、白三色作为识别，俗称“三色宪法草案”。但是，卢永祥提出“联省自治”，不过是在直系压力下表现自己顺应“民意”，企图以此自保，而省宪一旦实行，规定现役军人不能担任省长，省长职权受到议会的制约，对于如此碍手碍脚的省宪，卢永祥自然无意付诸实行。“九九宪草”甫公布，卢永祥被选为宪法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他声明“鄙人分属军人，且系现职，既为职务束缚，循名责实，未便遽承”⁽⁴³⁾ 。实际表明了他对省宪的态度。如时人所论，“卢是安福俱乐部主要的残存者，他绝非一定赞成自治者，是把自治作为对抗直系控制下之中央政府的一个衬托”。宪草本定于8月1日交付全省公民投票复决，但卢永祥“再三延宕，不肯交付公民票决，致成流产”⁽⁴⁴⁾。“浙江所以闹了许多制宪的花样，终于不曾实行的缘故，并不是浙江人民不热心，只是卢永祥始终没有诚意，恐怕实行起来，要受宪法的拘束，不能专擅自由；原来他的意思，不过借制宪自治，抵抗直系的压迫罢了”⁽⁴⁵⁾ 。至于其他制定宪法的省份，如广东、四川与福建，则多以湘宪或浙宪为蓝本，也都未能通过或付诸实行。如曾经亲历“联省自治”运动的史家李剑农所论：“省宪运动的潮流，可谓激荡全国。但在军阀势力宰制的下面，所有的运动，皆未发生实效，湖南的实行省宪两三年，算是例外。但这种例外的实行，也只有形式，与其他各省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差罢了。”⁽⁴⁶⁾

1922年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后，吴佩孚志得意满，一手策划“恢复法统”，一手准备“武力统一”。对吴佩孚的“武力统一”图谋，西南方面自然非常敏感，唐继尧的幕僚周钟岳认为，“吴既以兵力统一北方，又欲以法律统一南方，以拆西南政府之台，其计甚巧”。为应对吴的政治攻势，周向唐建议，召开各省代表会议，采用联省自治精神制宪，说明此时欲谋和平统一，恢复国会及总统复位不过是治标之策，治本则在制定联治宪法⁽⁴⁷⁾。6月8日，唐继尧即发出通电，赞成恢复国会，拥护黎元洪复职，主张“速集南北各省代表，开一联席会议，解决以前纠纷，筹议建国大计”⁽⁴⁸⁾。29日，唐继尧再发通电，认为“以吾人经验所得，及国民心理所向，集权主义，既不适于国情，民治潮流，复遍输于宇内。此时仍惟有实行联省自治，为救国不二法门。果能由自治而联合各省，即由联省而组织政府，使地方自治，有自由发展之机，而统一国家，亦得免分崩之患，则所以消弭兵祸者在此，即所以建立国基者亦在此也。惟是联省自治，关系国家大计，既非闭关以自守畛域，亦非强人就我范围，诚宜结合同心，共筹办法。如何使制度依法产生，如何使主义免除障碍，不能不望各省之互相提挈，切实进行”⁽⁴⁹⁾。唐电既发，已经实行“自治”的湖南率先响应，赵恒惕于7月1日发出通电，认为“观察现时之潮流，与人心之趋向，非实行联省自治主义，不足以解纠纷而维国是，并宜本此主义以制国宪。至于湘省，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势必抱此宗旨，积极厉行，决不为外界人所摇动”。同日陈炯明发出通电，认为“中国领土广大，民俗各异，仍应仿照美国，建立联省制度。中央集权，适足以肇乱”。他提议组织中华民国联省，以实行统一；各省组织政府，处理本省事务，省宪法自定，但不得与国宪抵触；实行军民分治，政事完全还之各省人民，而军事则超然于各省之外，由中央执掌，各军给养由陆军部担任，不仰给于各省，驻地亦由陆军部统一指定⁽⁵⁰⁾。陈炯明还与湖南的赵恒惕和云南的唐继尧相商，提议在上海召开联省自治会议，并得到四川的刘湘、贵州的袁祖铭、浙江的卢永祥、东北的张作霖的赞成，不过由于直系的强硬反对，会议未能开成。此时，“联省自治”呼声再度高涨，形成继1920年湖南初倡之后“联省自治”运动的又一高潮。

在直奉战后的政治环境下，地方军阀接过“联省自治”的口号，以图对抗直系的“武力统一”，而社会舆论和团体对“联省自治”的热捧，则出于对军阀相争混战的不满。这实际上也是“联省自治”运动自始至终所表现的两种不同趋向：一种趋向是地方军阀的分离主义色彩，这已经为各省“自治”的实践所证明；另一种趋向则是以名流、专家、学者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鼓吹，代表了希望稳定发展的有产阶级利益，也反映了希望生活安定的民众意愿。地方军阀需要借重舆论的鼓吹，有产阶级幻想得到实力派的支持，政治上本为南辕北辙的两股力量却因各有所需而暂时形成了颇为奇特的结合，使直奉战后的舆论界与政界显得颇为热闹。

1922年7月，“八团体联合会”（议会、商、教、农、工、银行、律师、报界联合会）在上海合开“国是会议”，主张由各省先制省宪，然后联合各省再制国宪。7月26日，他们召开国宪起草委员会，议定由张君劢拟订国宪草案。8月15日，张拟订的“国是会议宪法草案”完成公布，其要点重在削减军人干政的可能：一、定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二、列举联省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三、国防军不超过20万人，岁费不超过联省政府岁出的20％；四、各省军队改为国防军；五、限定联省政府收入种类，余为省收入；六、军人解职未满三年者，于政府不得担任官职；七、现役军人不得以文字向公众发表政治意见⁽⁵¹⁾。同期北京有“修正宪法草案请愿团”，主张修订宪法，划分中央与各省的权限，建立联邦制国家。当年8月，梁启超在湖南省议会以《湖南省宪之实施》为题发表演讲，阐述“联邦制”之来历及其在中国之发展，认为“民国成立以来，中央统一与联邦自治主义，彼此都在研究，两方面均有理由。但已经过去之十年均系中央集权，成绩如何？昭昭在人耳目。至于现在，即主张统一集权之人，亦皆转而主张联省自治，可谓全国一致”⁽⁵²⁾。章太炎的意见更为激进，他提议：“今宜先由各省自制宪法，次定联省宪法”；“自此以后，乃设联省参议院，而现式国会可永断”；“大总统之职不废，枭鸷者处之，则有威福自专之患，……今拟废去大总统一职，以委员制行之。”他认为民国以来的“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总统”等于帝王，所以主张弃此“三蠹”，以制定省宪与联省宪法，成立联省参议院，以委员制代而行之⁽⁵³⁾。

“联省自治”潮流的兴起，姑无论其实质如何，但至少对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权是不利的。虽然当时的北京中央政府处于弱势地位，但控制政府的大军阀总是企图有朝一日统一全国，当然反对地方小军阀的“自治”之举。直奉战后，直系对“联省自治”的态度同样如此，吴佩孚甚而干脆指责“联省自治”是“豪强割据，部落称尊，又附会分权之说以自饰其乱”。黎元洪对“联省自治”的态度却有不同。直系虽一手策划了黎的复职，但其拥曹锟出任总统的态势亦很明显，故黎元洪为了在总统位置上多留时日，企望借南方而自重，对以南方各省为主体的“联省自治”运动态度宽容。7月1日，黎元洪发布总统令，表示尊重地方自治，并称“国会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能审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候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在国会内部，也有不少议员对“联省自治”主张颇感兴趣，认为全国各方赞同，合乎世界潮流，俟正式国会召开后应予讨论。8月26日，国会宪法审议会通过制宪原则：“各省于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得自制省宪，地方制度章内应规定关于省宪各原则。”⁽⁵⁴⁾ 可是，他们的主张却遭到曹锟、吴佩孚的强烈反对，曹、吴对“联省自治”明确表示“不予赞同”⁽⁵⁵⁾，由直系“统一”全国才是他们追求的基本目标。因此，7月5日和11日吴佩孚两次致电赵恒惕（后电与曹锟联名）称：“研究联省自治制，与单一国家制相抵触。所谓省区为国之固有版图，若强拟于邦州之列，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我国本属单一国家，数千年因袭已久”；“酌情度势要在扩充自治精神，不宜采取联邦之形式”⁽⁵⁶⁾。7月7日，吴佩孚又致电唐继尧说：“地方制度业有明令附之宪章，权限如何，自有国会为之考订，愚意但求自治之实，不必更鹜联省之名。今若另开联省会议，非徒有蔑视国会之嫌，正恐枝节横生，纠纷益集，且亦非护法诸公所宜出也。”⁽⁵⁷⁾ 在曹锟、吴佩孚的直接控制下，黎元洪对政治的主张不敢越轨，他对“联省自治”的支持也只能停留于一些口头表示。

三　孙中山对“联省自治”的态度

孙中山对“联省自治”的态度视环境不同和他个人思想认识的发展而有变化。对于在中国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孙中山一向主张实行地方自治。1916年7月17日，孙中山在上海张园茶话会发表演说，强调“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观五年来之现象，可以知之。今后当注全力于地方自治”⁽⁵⁸⁾。1920年3月，孙中山发表《地方自治实行法》，详细论述了实行地方自治的方法与步骤⁽⁵⁹⁾。对于“联省自治”，当1920年12月湖南临时省长林支宇致函孙中山，希望孙在广东实行“联省自治”，并谓：“世界潮流日新，民族胥知自决，巩自决之基础，期政化之改进，匪厉行联省自治不为功。钧座返旆珠江，亟宜建立联省政府，促成各省制宪，以新耳目，而彰民治。”孙中山的回应是：“以分县自治为立国基础，联省只能成官治，不能达自治。”⁽⁶⁰⁾

但是，“联省自治”有民意基础，有各方鼓吹，更重要的是，提倡“联省自治”的省份，有些名义上还归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治下，出于联合各方、共同对敌的考虑，孙中山初时对“联省自治”也未表示公开反对，而是采取了模糊态度。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就任大总统职宣言》中声明：“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⁶¹⁾ 孙中山在此肯定了“自治”、“分权”、省宪、民选的意义，但并未明确提及“联省自治”，可知其对“联省自治”仍有保留。

1922年6月，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后，对军阀政治更为深恶痛绝。8月12日，他在由粤至沪的轮船上，对随行人员明确谈到：“以中国各省之土地与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国为大而且多；故各省之自治，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独立之能力。中国此时所最可虑者，乃在各省藉名自治，实行割据，以启分裂之兆耳。故联省自治制之所以不适于今日之中国也。至言真正民治，则当实行分县自治。盖县之范围有限，凡关于其一乡一邑之利弊，其人民见闻较切，兴革必易，且其应享之权利，亦必能尽其监督与管理之责”；“至如今日之所称为联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则其害上足以脱离中央而独立，下足以压抑人民而武断，适足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据之实耳。吾之主张联省不如分县者以此。”⁽⁶²⁾ 他到上海后，也曾对中共领导人李大钊说：“我决不承认现在这样的督军割据的联省自治。”⁽⁶³⁾ 可见，随着形势的变化，孙中山的思想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他对“联省自治”的反对态度趋向坚定而公开。

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大元帅。其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论及对“联省自治”派的评价时称：“此派之拟议，以为造成中国今日之乱象，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过重，故当分其权力于各省；各省自治已成，则中央政府权力日削，无所恃以为恶也。”“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宣言”强调，“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自由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内所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惟有于全国之规模中始能解决。则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⁶⁴⁾。4月13日，孙中山又在《民权主义》第四讲中明确表示：“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像唐继尧割据云南、赵恒惕割据湖南、陆荣廷割据广西、陈炯明割据广东，这种割据式的联省，是军阀的联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联省；这种联省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是有利于个人的，我们应该要分别清楚。”⁽⁶⁵⁾ 由此表明，孙中山已经完全抛弃了过去对“联省自治”的实用主义态度，而以革命建国为奋斗目标。

孙中山对“联省自治”态度的改变，除了他个人由于切身体验而致思想认识的变化外，也与他和共产党人的联系日渐密切分不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度曾经支持过“联省自治”，如毛泽东曾撰文认为，“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决，不能奋起主张，……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提出“超出南北竞争，建设缓冲地带，主张湖南门罗主义”，建立“湖南共和国”。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还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力促谭延闿“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最重要者，废督裁兵”⁽⁶⁶⁾。李大钊也曾认为：“没有联治的组织，而欲大规模的行民主政治，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了联治的主义，那时行民主政治，就像有了导师一般。因为民主政治与联治主义有一线相贯的渊源，有不可分的关系。”⁽⁶⁷⁾ 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共产党人对“联省自治”转而采取反对态度，大力推动民族民主革命。陈独秀认为，“联省自治”“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而决非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不过冒用联省自治的招牌，实行‘分省割据’‘联督割据’罢了。”他的结论是：“若在现时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上有害于国家统一，下无益于民权发展，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铲除这种恶势力的方法，是集中全国爱国家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统率新兴的大群众，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各方面的恶势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⁶⁸⁾ 蔡和森对“联省自治”作了独到而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位置动摇时改称省自治（如浙），或打算取消省自治（如湘赵）……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他总结说，现今的政治问题，既非军阀割据的“联省自治”所能解决，亦非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所能决定，唯一的出路只有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打倒军阀，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⁶⁹⁾。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声明：“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之唯一办法，其实这办法之内容也决不是解决时局的办法”；“因为这种联省自治不但不能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且是明目张胆的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总之封建式的军阀不消灭，行中央集权制，便造成袁世凯式的皇帝总统；行地方分权制，便造成一班武人割据的诸侯，那里能够解决时局？”⁽⁷⁰⁾ 中共对“联省自治”的看法和态度无疑会影响到正在筹划实行国共合作的孙中山的看法和态度。

随着国内政局的变化，黎元洪复职又被逐，曹锟以贿选而出任大总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法统”毁弃，北洋统治渐趋势微，广东革命势力正在发展，加以其他种种错综复杂之情势，“联省自治”的挥洒空间被大大压缩，其思潮与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日渐低落，终至消失于民国政坛，成为历史的名词。

第二节　西南军阀的混战

一　湖南的谭、赵之争

西南各省处在北洋系军阀的控制之外，为了对付北洋军系的扩张与“统一”，西南各省多能联合对外，保存实力，坚持“自主”，互相声援，“联省自治”就是他们对外自保的“护身符”之一。自护法战争之后，西南各省还不时“团结”在“统一”政府（广东护法政府、非常政府、大元帅府）的领导下，对外自成格局，俨然国中有国。但是，西南各省内部从来都不平静，各省与“统一”政府之间，尤其是各省内部派系之间，仍然是矛盾重重，并且内争激烈。各省大小军阀拥兵割据，省中有省，以至县中有县，进则觊觎“统一”，担当霸主；退则割地自保，成“土皇帝”；为了自身派系和个人的利益，你争我夺，从无止息，以致政局动荡不已，民众深受其害；战争是家常便饭，动乱成社会常态。这种矛盾冲突夹杂在北洋系军阀南进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北伐之中，更显复杂多变，头绪纷乱，甚而使研究者企望从中理出一条简单明晰的发展脉络与线索亦非易事。

湖南夹于南北之间，从来就是南北争夺的主战场，南北交锋不断，但自吴佩孚率军北撤后，湖南省内的派系矛盾上升，激烈程度超过南北矛盾，成为湖南局势动荡的主要根源。1922年元旦《湖南省宪法》公布后，根据其规定，省长将由议会选举产生，统领军、民两政，为全省最高长官。正在掌权的赵恒惕视省长之位为其当然之座，但其他政治人物也不甘心就此放弃，其中最主要的争夺者是谭延闿。1920年11月，谭延闿因政争失利而被迫离开湖南，蛰居上海，后投身于孙中山阵营，但他在广东时有寄人篱下之感，对重返湖南政坛当家作主有浓厚的兴趣，如今省长明文规定由民选产生，谭将之视为机会，而且他在湖南还有不少支持者，自认可与赵一争，因此决定参选，从而掀起了湖南政坛谭、赵之争的波澜。

为了对付谭延闿争夺省长之位的挑战，赵恒惕采取的战略是联合林支宇，对付谭延闿。此次湖南省长选举的候选人，以地区分配，结果中路推出谭延闿，西路推出林支宇，南路推出赵恒惕，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各自组成社团为竞选后盾，谭派为民康社，林派为湘社，赵派为民心社。赵恒惕以助林支宇竞选省议会议长为筹码，利诱林支宇放弃参选省长而支持赵恒惕，使三足鼎立成为两强相争，而赵、林结合的实力显然强于谭延闿。1922年5月，湖南省议会选举结果最后揭晓，赵恒惕、林支宇派当选者有一百〇九人，占全部议席的三分之二，形成对谭延闿派的压倒优势⁽⁷¹⁾。

谭延闿在省议会选举中失利，对此心有不甘，遂策动拥己之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驻郴州）发表通电，揭露选举“黑幕”，否认选举有效，并鼓动当选议员到郴州举行“非常会议”以抵制省议会。同时，谭延闿还以孙中山正在筹划之北伐向赵恒惕施加压力，并策动己派军人迎合湘人收回仍在直军手中的岳州之要求，放出出兵岳州的风声，企图以此离间赵恒惕与吴佩孚的关系，挑起湘直战争，以削弱赵在湖南的实力。但赵恒惕与吴佩孚早有默契，为避免与直军冲突而使谭收渔人之利，他派人向吴佩孚交涉，称“直军驻在岳州，破坏湖南自治，如不及时撤退，他将无以约束部下”⁽⁷²⁾。此时吴佩孚正在筹划“武力统一”，南方的赵恒惕和陈炯明为其重点拉拢对付孙中山的对象，因此对赵之要求表示优容。6月19日，吴佩孚致电赵恒惕，告其直军准备自岳州撤防，嘱其“会商陈炯明，将中山余部许（崇智）黄（大伟）等军早行消灭，以免若辈阴谋酝酿，扰乱湘粤，阻挠统一也”⁽⁷³⁾。7月11日，吴佩孚与赵恒惕成立协定，规定岳州为不设防城市，双方不得驻军，而由警察维持地方秩序。27日，直军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由岳州回撤至河南。赵、吴妥协加强了赵恒惕的政治地位，也使谭延闿“借刀杀人”的计谋未成现实。此后，孙中山因与陈炯明分裂而离粤，北伐军事中止，陈嘉祐旅被赵恒惕改编，谭延闿失去军事支撑，省长竞选更无成功希望。9月10日，湖南各县议会进行省长决选，赵恒惕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湖南行宪后的第一任省长。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就任大元帅，任命谭延闿为军政府内政部长，准备继续北伐。湖南为北伐必经之地，谭延闿也不能忘情于湖南。他曾衔孙中山之命，派人入湘劝说赵恒惕与广东一致行动，取消自治，参加北伐，为赵婉拒。随后，谭延闿即联络陈嘉祐与沅陵镇守使蔡巨猷，策划武力倒赵行动。事为赵恒惕所知，他以蔡巨猷“在辖区增兵截税并与反赵势力通声气”，下令调蔡为湖南陆军讲武堂监督⁽⁷⁴⁾，以削其兵权，同时授意部属联名通电，表示“倘有野心家不顾地方糜烂，只图一己之权利，离间内部袍泽，意图推翻省宪，……誓当禀承层峰，合力驱除”⁽⁷⁵⁾。谭则请孙中山任蔡为湘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公开摆出与赵武力抗衡的态势，湘西已处在半“独立”的状态。

7月25日，谭延闿奉孙中山之命离粤赴湘。8月7日，谭延闿在衡阳就孙中山所委之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军总司令，所部湘西镇守使蔡巨猷、宝庆镇守使吴剑学、衡阳镇守使谢国光及陈嘉祐等均改称军长，预备北进讨赵；同时设立议员招待所和省宪修正事务所，准备在讨赵成功后接掌湖南政治。赵恒惕亦不甘示弱，他以维护省宪“自治”为号召，通电责难“一二失意流寓之党徒，拥首倡制宪之人，为根本破坏省宪之举。……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以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⁷⁶⁾。湖南省议会亦于8月11日发出通电，“对外声明，谭延闿以首倡自治之人竟有称兵毁宪之举，除咨请省政府以实力制止外，请各省主持公论；对内请各界奋起护宪”⁽⁷⁷⁾。旋将所部改称“湖南护宪军”，8月11日以省长兼任“护宪军”总指挥，令贺耀组、唐生智旅由益阳、常德攻沅陵，叶开鑫旅由长沙、湘潭攻衡阳，拉开了伐谭架势。

赵恒惕的举措得到了直系的支持，因为直系“以大势观之，赣西如得完全，自非援助炎午（赵恒惕）不可。盖赵存则赣西可固，赵去则湘赣绝无相安之理”。所以，当赵恒惕向直军要求接济军械时，直军同意由湖北萧耀南处“提借”部分军火，使“湘军军实充足，得以拒谭，而炎午地位，因之巩固”⁽⁷⁸⁾。而当湖南战局暂时不利于赵时，吴佩孚又决定出动部署在湘鄂边境的陈嘉谟第五十混成旅和胡念先的第二混成旅入湘重占岳州，以为赵助。如曹锟的参谋长陆锦所言，“赵炎午能否恢复，虽不可知，然必须设法利用，为吾们效用”⁽⁷⁹⁾。

谭延闿决定发动讨赵，“自度之结果，以为在湘熟人较多，毅然回湘，必可不战而解决，不料竟至发生战争，惊动全湘”⁽⁸⁰⁾。赵恒惕亦表现强硬，声称：“恒惕个人，以为只要不失政府威信，个人进退，不成问题。现在既已破坏宪法，恒惕系由宪法产生，当然与宪法相始终，必将此事办了，再言进退，若悍然不顾而去，实为三千万人民之罪人。”⁽⁸¹⁾ 就谭赵双方的军事实力及部署而言，谭方可用的兵力主要为谢国光、吴剑学、蔡巨猷所部，赵方则主要有叶开鑫、贺耀组、唐生智三旅，两军实力大体相当。宋鹤庚与鲁涤平部则宣告中立。双方攻防的重点在长沙。

8月23日，赵恒惕下总攻击令，赵军接连获胜。31日进占衡阳，谭延闿率部后撤。同日，因表示“中立”之湘军二师鲁涤平部团长朱耀华倒向谭方，引谭军自湘潭夜袭长沙，毫无防备的赵恒惕于仓促之间落荒而逃，出城奔醴陵，前线赵军亦自衡山一线后撤，准备回师长沙。9月13日，赵军贺、唐、叶旅分兵攻长，谭军寡不敌众，退向湘潭，赵恒惕重返长沙主政。14日，湘军二师师长鲁涤平发表通电，提议谭、赵两方息兵止战，在长沙召开和平会议。22日续电请双方在其驻地湘潭开会，并建议谭任湖南省长，赵任湘军总司令，修正省宪法。谭赵双方因需要争取时间、准备再战，同意鲁涤平之请，派出代表进行和议。谈判持续了二十多天，双方因对省宪存废问题相持不下，没有达成妥协。其间鲁涤平因其妹夫、南县县长李希尚被赵军所杀而投向谭方。10月中旬和谈破裂，战事又起。赵恒惕因有直军支持（直军一部进驻岳州、常德为赵后盾），没有后顾之忧，得以全力反攻谭军，11月7日再占衡阳，完全解除谭军对长沙的围困与威胁。同时，沈鸿英领吴佩孚令，率部自赣边进击郴州，威胁谭军后方与广东联络的孔道，谭延闿不能不下令回师救郴，赵军声势大震。正当此时，陈炯明部正在广东与孙中山属下之部队交战，孙中山急调谭延闿回师援粤，11月13日谭部回师广东，谭、赵之战结束，赵恒惕控制了除湘西之外的湖南全境。

谭军撤退后，吴佩孚本希望赵恒惕率军跟进追击，将己方势力伸入广东，但赵恒惕不愿直军势力太过深入，影响其“自治”地位，婉拒了吴佩孚的意思。然而，“湘省自谭赵战后，赵氏得洛吴之助，逐去强敌，实际上久已附北，所未取消者，仅自治招牌耳”⁽⁸²⁾。赵恒惕为维持其统治的代价，就是接受直军一部驻湘（岳阳和常德）的事实，从而也使其大力“倡导”的“自治”成为“招牌”。湖南虽然表面上还归属于南方阵营，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已成为直系的附庸。直军不仅重新进驻湖南岳州、常德等地，而且在岳州设立两湖警备司令部，客观上对湖南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1924年初，吴佩孚派人到长沙，要求赵恒惕取消省宪，实行北归。赵恒惕一直打的是“自治”旗号，如果同意吴佩孚的要求，其统治合法性自然丧失，但他慑于吴佩孚近在咫尺的武力，又不敢公然对抗，便虚与委蛇，再三拖延，只是动议修改省宪，以此应付吴佩孚的压迫，同时则利用湖南民气，由省议会出面发表声明“护宪”，并由社会各界发起“护宪运动”。在湖南各界的抗争下，吴佩孚也不希望将赵恒惕推向广东方面，遂与赵恒惕达成妥协，由赵负责修改湖南省宪与国宪抵触的部分（已见前述），湖南的“自治”大体得以继续维持。

二　川、滇、黔的权力更替

四川军阀派系之多，战争之频，为祸之烈，政局之乱，即使在北洋时期也是全国少见。“袁世凯死去以后，四川饱受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之苦，吸毒成风，经济混乱，省级政府腐败无能，形同虚设。变化无常的军事联盟、频繁不止的武装冲突和有增无已的社会混乱，使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变得扑朔迷离，令人头昏目眩”⁽⁸³⁾。1920年，四川省内军队已有三个军（下辖十个师、九个混成旅）及川北边防军和川边军，人数不下十几万。其中有刘存厚的武备系、刘湘的速成系、邓锡侯的保定系、熊克武但懋辛的一军系、刘成勋的三军系等等，由于四川军阀独有的防区制，各军驻防区域俨然独立王国，一切政务均由军人决定，互相之间你争我多，混战不已。据统计，北洋时期四川省内的军阀战争，每半个月就有一次，大战则几乎年年都有。自袁世凯死后，四川政局一直扑朔多变，省内各派军阀明争暗斗，还有外省军阀参与其间，并在护法之役后的一段时间里，反客为主，控制了四川政局，更加剧了四川局势的混乱与动荡。用时人的说法是：“时离而时合，亦友亦仇，随和随战。要之，万变不离其宗者，为扩张私利，保有实力，诛求无厌，剥削地方。”⁽⁸⁴⁾

1920年，先是3月唐继尧免去熊克武的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务，引发川、滇、黔军之间的战争，熊克武部于6月被川黔联军击败，退出成都。其后，因唐继尧企图凌驾于川省当局之上，将川省军、民、财政大权归之于其任统帅的川滇黔“三省联军总部”，以此“存川督之虚名，割地方之大半”，又引起川籍军人的不满⁽⁸⁵⁾。熊克武以驱逐滇黔客军为号召，鼓动川省各派军人联合对滇黔军作战，以刘湘为前敌各军总司令，但懋辛、刘成勋为军长，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等为师长。接战后，川军于9月5日克成都，10月克川南泸州、叙州（宜宾），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于10月8日战死于泸州，滇军退川南永宁（叙永），黔军退重庆。10月，川军杨森、刘文辉等部攻永宁，但懋辛等部攻渝北合川，刘湘指挥邓锡侯、田颂尧等部攻渝南江津，陈能芳、陈国志等部攻渝西永川。15日，川军余际唐师占重庆，16日杨森部占永宁，滇黔军分别退回云南和贵州，结束了外省客军主导四川政局的局面。“综计开战以来，纵横数千里，大小百余战，公私涂地，井里为墟，商缀于途，农荒于野”⁽⁸⁶⁾。

滇黔客军推出四川后，刘存厚在成都就任北京政府委派的督军，熊克武在重庆就任广东政府委派的督军，形成一省两府的局面。川军将领于12月10日在重庆开会，决定成立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暂维政局”，并提出“自治”主张，以“顺应世界之新潮，发达民治之基础”⁽⁸⁷⁾。但刘存厚仍企图掌握四川省政，他鼓动北京政府在12月30日下令任命熊克武为省长，企图以此让熊交出军权，但熊不听命，同日声明解除督军职务，随后并通电声明，不以“非法政府之任官授勋为宠荣”，“川省完全自治，是则北廷命令，在川省无有丝毫效力。……武固甘为平民，厌弃官吏生活，即凡川中有识之士，亦绝非此种滑稽手段所能诱致”。刘湘、但懋辛等川军将领亦于1921年1月8日通电称：“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以省公民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职权。共谋政治革新，普及平民教育，力图振兴实业，并对南北任何方面，不为左右袒。”刘存厚在川省任上，“既无战功之可言，而行事复大背人民之心理，其滥招匪队，更贻地方以无穷之患，故一般舆论，皆致攻讦之词，军界尤甚”⁽⁸⁸⁾。1921年2月，四川各军联合发起倒刘行动，列举刘存厚的“十大罪状”。刘部势单力孤，无力抵御，刘存厚被迫在3月22日宣布解职下野。6月6日，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推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

刘湘上台后，政治上标榜川省完全自治，脱离南北政府；军事上以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熊克武派），杨森为第二军军长（刘湘派），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中立派，力量较弱，实力不及第一、第二军），但尽量扩充己派实力，削弱他派实力；经济上，力图控制四川税收与兵工厂，掌握物质资源。因其种种利己损人之图，很快即引起其他派系的不满，尤其是与偏向于南方广东政府的熊克武（孙中山任命的四川督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熊克武、但懋辛联合刘成勋的第三军及省联军，发起倒刘运动。在各方压力之下，1922年5月14日，刘湘通电辞职，实则心有不甘，如其所言：“任职经年，政令不一，以致办事极感困难，虽欲稍加裁制，又恐人不我谅，枝节别生，不得已……知难而退，不能不为自处之道也。以后情形，当再斟酌应付。”⁽⁸⁹⁾

四川政局的变化，使战胜奉系之后正在积极谋划“武力统一”的吴佩孚感到有机可乘，遂于6月间致电宜昌孙传芳和武昌萧耀南等，要他们对四川“相机援助，以树怀柔之德”。6月19日，吴佩孚在洛阳会见杨森，认为“将来川省内向，当赖此人”。随即致电刘湘，请其“与杨子惠（杨森）团结一致，以资应付，务使奸不得逞，功有所归，川局底定”⁽⁹⁰⁾。有了直系的支持，刘湘自恃可战，声称“胜算要靠北军来援，尚须有待，只能加强准备”。但杨森急欲开战，以此树威并扩充实力，并谋代刘湘而领川政，擅发作战令，甚而派人告刘湘：“杨在为你打天下，如战胜，功归于你；战败，由杨森负责，你又何必大惊小怪哩！”刘湘只能默认，但告诫杨说：“熊、但用兵诡诈，不可轻敌。”⁽⁹¹⁾

1922年7月初，杨森所部兵分两路，由重庆向驻在川东北的第一军发动突然袭击，并在7月9日发表通电，矛头直指熊克武称：“上年援鄂之役，彼犹欲以总司令自居，及后投靠无方，又转而向孙中山悔过，仍遭唾弃，益致途穷。遂复倒行逆施，肆其挑拨手腕，东驰西突，昼伏夜行，使各军时起猜疑，以莠言售其倾轧。”⁽⁹²⁾ 第一军因准备不足，初处守势，主动放弃忠县、万县，旋即反攻，第二军不支而退。8月1日第一军克渠县，2日克达县，第二军退回重庆，又遭到省联军的围攻，杨森被迫于7日率部出渝，节节后撤至川东万县、奉节一带。杨森的失败使吴佩孚颇为焦虑，他认为“渝在虽小挫仍能恢复，渝亡纵苟延亦必终败”，遂急令陕西刘镇华出兵川北绵阳，牵制第一军，策应杨森，“俾杨无后顾之忧”；同时令宜昌孙传芳率队沿江西上，“进驻夔万，以应急援”⁽⁹³⁾。杨森退出重庆后，第一军继续追击，12日克万县，18日克奉节，杨森防备不周，所部大败溃散，本人只身逃出奉节，搭轮到宜昌，投靠吴佩孚，收拾整理残部，出任第十六师师长，从此成为北洋军阀武力图川可用之棋子与先锋。

当第一、第二两军交战时，但懋辛等致电在成都的刘成勋、赖心辉、邓锡侯等，请他们出兵相助。7月10日，第三军军长刘成勋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以邓锡侯、赖心辉分任正副总指挥，率部进攻第二军。第二军腹背受敌而不支，8月7日，与杨森离渝的同时，刘湘亦离渝暂避，并于月底回原籍大邑，四川政局发生重大变化。11月上旬，第一、第三军在成都召开善后会议，决定川省暂取自治态度，推刘成勋为总司令，暂兼摄民政；废除军长制，各师旅原有单位暂不变更，分期实行裁兵，破除防区，统一财政⁽⁹⁴⁾。由于明令废除军制，缩编部队，引起了各军内部的矛盾，各自争防区，争粮饷，所谓裁兵反成了扩军。12月2日，刘成勋废除总司令名义，改称临时省长，并积极筹备制定省宪。此前，四川省议会在8月间通过了《宪法会议组织法》，推刘成勋为宪法会议筹备处主任。10月间，推出戴季陶、谢无量、吴玉章等十三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1923年2月，草拟完成了《四川省宪法草案》、《议员选举法》、《省长选举法》等文件，但旋因内战又起，四川省宪草案尚未交付省宪审查委员会审查和省民投票通过即告夭折。

1923年1月，第三军下属的第七师师长陈国栋与刘成勋发生内讧，引起第一军助刘攻陈，而中立派第三师师长邓锡侯则助陈攻刘，成都、重庆重又陷于混战之中。四川省军的内讧，有利于吴佩孚插手其间，挑动内战，以图其利。在吴佩孚的支持下，驻守宜昌的杨森部与刘存厚老川军系统的邓锡侯、陈国栋部联手，并得到刘湘所部的协助，向但懋辛的第一军、刘成勋的第三军及川北边防军赖心辉、川东边防军石青阳等开战。1923年2月14日，杨森、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刘文辉等，发出讨伐熊克武、但懋辛的通电，随后杨森部由鄂西奔袭川东万县，邓锡侯部在川中围成都，拉开四川军阀又一次大规模内战的序幕。与此同时，吴佩孚下令组织援川军，其中以王汝勤为鄂西总司令，卢金山为总指挥，刘镇华为陕边总司令，吴新田为总指挥，孔繁锦为甘边总司令，袁祖铭为黔边总司令，四路大军在四川周边摆开合围之势，形成对川军各部的压力。

川军内战开始后，杨森、邓锡侯部发起进攻，东西呼应，占据上风。3月8日，东线杨森部占万县，4月6日继占重庆，第一军向永川、合川方向退却；西线刘成勋在邓锡侯等部的压力下于30日通电辞去川军总司令及省长职，率部退出成都，4月5日邓锡侯、田颂尧部进占成都，6日邓锡侯被推为四川联军总司令，并发出讨伐熊克武、但懋辛通电称：“熊克武、但懋辛等现仍盘据东北西路，毫无悔祸之心。道路相传，彼等正勾结外援，意图反噬。”⁽⁹⁵⁾ 其后，熊克武、但懋辛、赖心辉等决定反攻计划，分兵三路，先取成都，再图重庆。5月5日，第一军发动反攻，击败川联军，13日熊克武、但懋辛、刘成勋、赖心辉等又入成都。随后但懋辛部北进占绵阳，刘存厚军及陕军、甘军北撤，邓锡侯、陈国栋部退向通江、南江、巴中方面。为了支援川联军，杨森部由重庆西进，5月底与第一、第三军在资阳、资中、内江等地开战，6月上旬杨军败退，与袁祖铭率领的援川黔军合据隆昌，再败后杨军退泸县，黔军退大足，第一、第三军分途追击，先后占领合川、铜梁、大足、璧山等县，合围重庆。

为了呼应四川的战事，牵制北洋系的力量，6月4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赖心辉为前敌总指挥，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24日，刘成勋通电复任川军总司令，7月25日熊克武通电就任讨贼军总司令，以吕超为讨贼军第一军军长，石青阳为第三军军长，但懋辛仍任川军第一军军长，并发出讨贼军布告谓：“川中历年事变，推其乱源，则曹锟吴佩孚诸人，实尸其咎……总之，捍卫川省，即所以屏障西南；廓清渝夔，即可以进窥武汉。”⁽⁹⁶⁾ 7月30日，杨森、邓锡侯、刘文辉、陈国栋、田颂尧等亦发出通电，拥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内争又以南北对峙的面目复现。

1923年8月以后，四川战事的攻防重点在重庆，攻守双方先在重庆外围反复较量，“鏖战兼旬，死伤近万人”⁽⁹⁷⁾。杨森部渐渐不支，配合杨森作战的鄂军卢金山师亦“损失士兵枪炮，约在三分之一”，“战斗力完全失去矣”⁽⁹⁸⁾。9月下旬，战事发展到重庆城下，双方反复较量，“巷战良久”，“伤亡甚巨”。此时刘湘亦自叙州乘轮赶到重庆，协助杨森的防守计划。此前，一直对四川“情有独钟”的唐继尧，于5月间派胡若愚率滇军第二军再次入川，10月中旬滇军到达前线，熊克武军得此外援，士气大振，一鼓而败杨军，杨森、袁祖铭逃奔万县，袁“仓皇出走，渡过浮桥，即弃舆徒步，履袜脱落，赤足而奔”⁽⁹⁹⁾。10月16日熊军赖心辉部占重庆，但对退走的杨森部未大举追击，致其可以从容整理，图谋反攻。

11月底，杨森、袁祖铭与刘湘、邓锡侯在川东万县会商反攻计划，决定以袁祖铭为前敌总司令，率部由万县沿江西进，邓锡侯、陈国栋部则由梁山趋长寿，对熊军构成两面夹击之势。而熊军在占重庆后内部矛盾又起，赖心辉图省长之位，与熊离心；滇军与川军有过往之隔阂，貌合神离；熊军内部互相猜疑，不能同心协力，结果不战而败。12月13日，杨军与邓、陈等军会师江北，次日再占重庆，其后与刘湘等部分途进军成都。熊克武本计划“东路取守，北路取攻，赶造子弹，强募新兵”⁽¹⁰⁰⁾，继续与刘湘、杨森等部周旋。但刘湘已派刘文辉向赖心辉接洽，“许以保存，令归附中央，不与熊合”⁽¹⁰¹⁾。故赖心辉“意在暂取观望，至不得已时，即归服中央，刘禹九（刘成勋）亦同此态度。熊见势将瓦解，又因省兵不愿纸币关饷，军心涣散，遂以但、张（冲）孤守成都，自率兵两团，并带行李八驮，现款十驮，铣（16）日离省，以赴中江潼川督战为名，究不知其何往”⁽¹⁰²⁾。

1924年1月中旬，刘成勋与赖心辉致电刘湘，表示将劝熊下野，要求刘湘等停止前进。刘湘得知对手阵势已乱，25日令各部发起对成都的攻势。熊军各怀异志，兵无斗志，各部分向川南、川西退却。熊克武集中主力于潼川坚守，但力不能及，28日兵败于此，熊仅以身免。2月9日，刘湘等进入成都，赖心辉投吴佩孚，周西成投袁祖铭，刘成勋投刘湘，四川战事基本结束。熊克武、但懋辛等率部节节后退，由四川退入贵州，最后退到湘西，滇军则退回黔边。“此次战役历时一载有余，兴五省师，动十万众，交绥逾百次，糜烂遍全川，争地争城，动经旬月，此进彼出，迭为攻守。成都龙泉之役，重庆浮图关之役，梁垫之反攻，潼川之决战，师行所至，闾阎为墟。兵匪交侵，流离失所。其幸存者，勒筹饷款，敲骨剥肤。……强派收刮净尽，一县所出，率在数十万元，元气大伤，十年难复”⁽¹⁰³⁾。

此次四川战事，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出力最多，从而摆出了在四川当家的态势。2月18日杨森发表通电，称其奉袁祖铭与刘湘之命，后方防务与前方接济由其“完全负责”；所有后方驻在军队及军属机关，统由其“节制指挥”；成都所有行政司法事务，暂由其“主持”⁽¹⁰⁴⁾。5月，北京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并在此前任命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自认为倒熊立有大功的刘湘、袁祖铭未能当上川督，颇为不满。袁祖铭认为，杨森“为人跋扈专横，器量太小，将士不服，尚难独自称雄”，加以杨之“任性，必遭其他之攻击”；刘存厚“甚不洽人意”；“又以省长畀邓晋康（邓锡侯），完全偏一系，致令他方失望，枝节必多”；川军“各自扩张，互相排挤，毫无顾念大局之心。彼此情形，不乱何待”；因此又种下了次年川军各派联合讨杨的远因⁽¹⁰⁵⁾。

贵州自“民九事变”新派将旧派刘显世赶走之后，王文华出任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但王畏“以下犯上”、“以甥逐舅”之恶名，没有回黔主政，而是指派卢焘为黔军总司令，任可澄代理省长。卢焘在1921年1月28日通电各方，谓“现秩序大定，四境均安，此后施政方针，决当顺应潮流，实行自治。关于制定省宪，刷新政局，悉电民政当局主持。敝军确定军人不干政之原则，惟当整顿军纪，保境安民。”⁽¹⁰⁶⁾ 不过新派虽在贵州政坛获得胜利，然贵州政局并不因此而得安宁，因为新派内部随即分化，矛盾斗争又起。

袁祖铭为刘显世提拔的将领，刘因担心王文华坐大而提拔袁以牵制之。袁祖铭曾任黔军师长、前敌总指挥等职，骁勇善战，在黔军中的地位仅次于王文华，但王文华逐走刘显世后，没有善待袁祖铭，反因担心袁超越其地位，调其为总参军，解除其兵权，使袁对王心怀怨恨，起而与王争夺贵州的领导权，双方的矛盾激化。“王不屡夺袁之兵柄，则不能高枕无忧，回黔统兵主政；袁不图王，终是笼中之鸟，要想振翼雄飞，决不可能”⁽¹⁰⁷⁾。1921年，黔军退出四川后，袁祖铭图谋回黔夺权，因王系谷正伦等之监视、反对而未成，随后袁离队往上海，与同在上海的王文华相遇。王对袁持有戒心，命人暗中盯梢，监视袁之活动。事为袁知后，袁先设计脱离上海，继又令其表弟何厚光布置手下，于1921年3月16日在上海“一品香”旅馆刺杀了王文华。王文华死后，卢焘于4月就黔军总司令，既表示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又赞成湖南的“联省自治”。但卢焘的实力有限，在贵州无力稳定政局，部下五个旅长各据一方，争权夺利，时人“比之齐桓公死后，五公子争立”，其中以谷正伦与何应钦的矛盾最为激烈⁽¹⁰⁸⁾。何应钦是刘显世的外甥女婿，又是王文华的妹夫，刘、王既垮，他自然也待不下去，被逼离开贵州到昆明，后转广东，投靠了他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老同学蒋介石。

袁祖铭离开上海后到了北京，但无权无势，无处伸展抱负，成为流浪军人。由于偶然的机会，他经原在四川相识的友人张英华介绍，拜见了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潘复，声称可以运动黔军归附政府，实际是想依靠北洋势力重回贵州。潘复将其意转报北京政府总理靳云鹏，因此前北京政府试图说服卢焘“北附”未成，今袁既主动投怀送抱，靳云鹏“以其能分化革命势力，扰乱西南后方，大悦之”⁽¹⁰⁹⁾，当即表示可以助袁回黔，以将贵州纳入北洋势力范围，“牵制湖南、四川，不使倒向孙中山方面”。北京政府决定拨款20万元作为袁祖铭运动黔军的费用，再由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拨一旅军队归袁指挥，支持袁打回贵州。1921年4月，袁祖铭在武昌组建“定黔军”，自任总指挥，但假道湖南入黔之议被拒，只能又回北京活动。援鄂战争结束后，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靳云鹏电令吴佩孚，“就近与袁祖铭接洽，设法扶助，俾定黔局”。12月，袁祖铭与吴佩孚在汉口相见，吴“表示尽量帮助”，并拨枪六千支助其武力回黔⁽¹¹⁰⁾。此后，袁祖铭利用他在黔军中的老关系，对黔军进行分化瓦解，拉拢了不少黔军将领包括谷正伦的部下王天培等拥其回黔主政。1922年1月，袁祖铭自湘西洪江统军回师贵州，王天培等在贵州乘势发动政变。4月9日，袁祖铭率军进入贵阳，卢焘被迫辞去总司令与省长职，袁祖铭“定黔”告成。

因为是在北京政府和直系的支持下“定黔”，袁祖铭回黔后，政治态度偏向于北洋系。当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胜出，逼徐世昌下台，扶黎元洪复位，鼓吹“法统重光”时，袁祖铭亦在6月3日发出通电，称“主张恢复法统，召集旧国会解决一切纷棼，至理名言，实中切要，与西南护法本旨洽相吻合。愚以为解散旧国会为违法造乱之主要原因，恢复旧国会即为依法解决时局之唯一方法。”⁽¹¹¹⁾ 8月12日，袁祖铭宣布废除“定黔军”司令的名义，改任贵州省长，且有制宪之议，并大力扩充黔军，成为西南实力军人首领中的“后起之秀”。

1923年2月，四川大规模内战爆发后，袁祖铭被吴佩孚任命为黔边援川总司令，率部由贵州毕节入四川叙府。与此同时，唐继尧利用下野后流亡昆明的刘显世，助其武力回黔推翻袁祖铭，而刘显世亦不甘流亡在外，正谋出路，双方一拍即合，组织滇黔联军，由唐继尧任司令，刘显世为副司令，通电责袁祖铭“对外则阴谋祸国，违反民意，对内则烦兴苛政，暴敛横征”⁽¹¹²⁾。2月中旬，滇军两路入黔，黔军兵力薄弱，不敌滇军攻势，袁祖铭因远在四川，回援不及，只能决定放弃贵州，自任黔军总司令，率部入驻重庆，后以川黔边防督办名义，据有川东南大块地盘，并可窥视贵州。贵州则由刘显世于4月19日复任省长，唐继尧的堂弟唐继虞任贵州军务善后督办，实际掌握贵州的权力。刘显世因受滇军挟制，不安于位，9月辞职由唐继虞兼任，贵州再度沦为云南唐继尧的附庸。

1920年滇黔联军败于四川，滇军内部对唐继尧长年驱使滇军脱离家乡、南征北战颇多不满之情。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与唐继尧有矛盾，不满唐继尧之颐指气使，利用滇系军人内部的矛盾，发动驱唐之役。1921年1月27日，就在顾部自四川班师回滇之际，驻昆明的唐部军长叶荃亦表示响应，他还发表通电，责唐继尧“以土酋政策鞭策云南，我同胞呻吟痛苦于万恶专制淫威之下”。2月6日，邓泰中等滇军军官通电响应倒唐，声称“今幸潮流趋重自治，自应及时与民休息，整理内政，培养元气，暂不虚张联帅职徽，以息内外口实，乃一切悍然不顾，专戾自恣，语语拒人，致无商榷余地。此为吾滇计，不能不请公暂避。”⁽¹¹³⁾ 唐继尧失去部属支持，2月8日被迫匆匆离滇，表示“为免除地方危险起见，不惜放弃个人之权利，决意解职，避让贤能，以舒民困而解内讧。”⁽¹¹⁴⁾ 顾品珍随后以滇军总司令名义实际控制了云南。唐继尧黯然离滇时仍不甘心，曾对人说：“过一两年后，我们再回来跟他们见个高低。同时还要请滇中父老兄弟，慢慢的评断评断，看看究竟谁是谁非，谁善谁恶。”⁽¹¹⁵⁾ 据唐继尧自称：“当离滇之初，本拟周历名邦，藉觇大势，窃不自揣，欲一探其国家盛强之原与夫政治，异日苟有一得之愚，或可以补积年之过。乃舟过香港，即为国会军府暨粤中当局诸公以及地方团体坚招入省，……故拟暂住此间，竭其智能，以为军府及西南各省之助。”⁽¹¹⁶⁾ 但唐继尧不甘失去权力，也不愿屈居孙中山之下，1921年3月到粤后，曾“授意己派议员，组织总统选举会，欲自为总统”⁽¹¹⁷⁾。因得不到支持，又不愿卷入广东政潮，稍后蛰居于香港“养病”。

顾品珍在云南上台后，“议决对北方坚主护法，积极拥护军政府，坚持自治方针”；又致电广东政府，表示“尊重国法，服从民意”；其政治立场在南北之间似显模糊和游移⁽¹¹⁸⁾。而且顾品珍的施政也不理想，干部任用私人，部下争权夺利，各自贪图享受，使滇人大起反感，责其“兼综庶政，黜陟百僚，威福自恣”⁽¹¹⁹⁾。此等反顾心态，为唐继尧回滇创造了条件。1921年冬，孙中山集西南各军会师桂林，准备北伐，唐继尧则策动驻桂滇军不要“为彼辈一二人争夺地盘之工具”，应“先救云南，后维大局”⁽¹²⁰⁾。他将驻桂滇军编为四个军，自任总司令，任命李友勋、田钟谷、胡若愚、杨益谦为军长，声称将回滇“戡乱”，并鼓动滇军官长，“望体察顺逆之分，准备戎伍，共襄盛举，以奠革命根基”⁽¹²¹⁾。为了打消唐继尧回滇的借口，顾品珍在1922年1月委金汉鼎代理云南总司令，刘祖武代理省长，自任北伐滇军总司令，准备率部参加北伐。当年春，唐率军自滇桂边境入云南攻蒙自，另一路则由滇黔边境入云南攻昆明，顾品珍部战败，3月20日顾品珍被土匪吴学显部打死在路南县天生关鹅毛寨。随后唐继尧复入昆明，重掌云南大权，顾品珍余部杨希闵、范石生等则由张开儒统领到广东投奔孙中山。

唐继尧在云南重新当政后，提出“民治潮流弥漫全国，知武力之实为民患，则惟有废督销兵；知集权之不适国情，则惟有联省自治；救国之策实无逾此”⁽¹²²⁾。1922年8月1日，唐继尧在昆明宣布改组省政府，自任省长，撤销原靖国军司令的名义。《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规定，省政府为执行全省政务之最高机关，省长为一省之最高级长官，省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发布命令，省长民选，对议会负责，但在省宪未公布前由现任省长继续行使职权；省政府下设内务、外交、财政、军政、交通、教育、实业、司法司，司长由省长任命；省务会议以省长为主席，多数票决为通过⁽¹²³⁾。虽然如此，云南省宪并未公布，唐继尧在改组后的省政府中还是一言九鼎的独裁者，他人只能仰其鼻息而行事。唐继尧一方面以“联省自治”为名，巩固对云南的统治，另一方面企图重温“大云南主义”旧梦，向川黔以至他省扩张，如唐所言：“我军驻黔，原非久计，总以待机向外发展为宜”；“我军之发展，必先巩固黔局，以免顾虑。”⁽¹²⁴⁾ 唐继尧令滇军二次入黔获得成功，于是又有二年后袁祖铭杀回贵州的滇黔战争。

————————————————————

(1) 关于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请参阅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

(2) 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泰东书局1920年版，第21—22页。

(3) 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第20页。

(4)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39—241页。

(5)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2页。

(6) 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第21—22、58页；《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739页。

(7) 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第58页。

(8) 彭一湖：《我之无识的自白与对于今后时局的真觉悟》，《东方杂志》第19卷第2号，第6页。

(9) 张东损：《宪法上的议会问题》，《东方杂志》第19卷第21号，张文第13页。

(10) 《告各省人民书》，《时报》，1920年12月7日。

(11) 《民国统一问题》，《太平洋》第3卷第7号。

(12) 《发刊词宣言》，《解放与改造》1919年创刊号。

(13) 丁燮林等：《分治与统一商榷书》，《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129—133页。

(14) 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第119—123页。

(15) 《阎相文致靳云鹏密电》（1921年1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44页。

(16) 《总座贯彻联省自治主张》，《大公报》（长沙），1920年12月25日。

(17)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第530—531页。

(18) 《省宪授受典礼志盛》，《大公报》1921年12月12日。据说，这些压倒多数的赞成票，主要是各县知事雇佣书记员代书而得，故时人论为：“大凡国民总投票之制，其施行仅限于地小人稀，或素有组织之社会，知识程度较高之人民。苟其聚无数无知之人民，平日已未参与，临期莫详事由，本无意见可言，近以投票，将茫然不知所为。且吾国各省户口，至今未有翔实之调查，投票尤易于作伪。贪官劣绅，从而利用此机，以实行政治买卖。把持垄断，上下其手。其尤桀者，或且从而欺民窃国焉。此吾于湘省总投票之采用，不能不嫌太早。该宪草交由省民总投票时，已弊端百出，所谓‘公民总投票决定’者，早经以其自身之经验，证明为有名无实之具文矣。”陈茹玄：《民国宪法及政治史》，引自何文辉：《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19) 谭延闿辞职后，先由林支宇担任临时省长。1921年3月初，林支宇因军人逼饷去职，其后赵恒惕被省议会推选兼任省长。

(20) 湖南省宪的内容见《湖南省宪法》，《东方杂志》第19卷第22号，附录第1—56页。

(21) 《湖南选举运动之奇观》，《晨报》，1922年9月1日。

(22) 罗敦伟：《湖南省宪法批评》，《东方杂志》，第19卷第22号。

(23) 《湖南省志》，第434—435页。据陈独秀的报告，黄爱、庞人铨是“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而“被督军所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3页。

(24) 《赵恒惕迷了钱倒行逆施》，《晨报》，1922年2月14日。

(25) 《晨报》1921年12月3日。

(26) 杨端六：《对于湖南自治之希望》，《太平洋》第3卷第9期。

(27) 何文辉：《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第157、166页。

(28) 《赵省长昨日宣誓就任纪盛》，《大公报》，1922年12月19日。

(29) 《章太炎反对湘省改宪》，《申报》，1924年4月25日。

(30) 朔一：《湘宪在兵戈扰攘中修改竣事》，《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号，第6—8页。

(31) 南雁：《湖南的省宪与报馆》，《东方杂志》第20卷第6号，第10页。

(32) 赵恒惕：《民宪与复国》，《湖南文献》第3卷第1期。

(3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754、762页。

(34) 《浙江对中央之重大表示》、《晨报》，1921年6月7日。

(35) 《卢永祥自治尚不寂寞》，《晨报》，1921年7月1日。

(36) 《卢永祥促定联省法则》，《大公报》，1921年7月5日。

(37) 《卢永祥倡自治之虚声与实际》，《晨报》，1921年6月19日；《浙督豪电之应和》，《民国日报》1921年6月19日。

(38) 《浙卢倡言自治后之徐靳》，《浙江自治之真相》，《大公报》，1921年6月16日、23日。

(39) 《卢永祥来电表示态度》，《大公报》，1921年6月29日。

(40) 《卢永祥自治尚不寂寞》，《晨报》，1921年7月1日。

(41) 陈益轩：《浙江制宪史》，引自林孝文：《浙江省宪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42)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册，第244—248页。

(43) 《浙江当局不肯执行省宪》，《晨报》，1921年9月28日。

(44) 刘以芳：《民国政史拾遗》，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54年版，第64—66页。

(45)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15页。

(46)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15页。

(47) 周钟岳：《惺庵回顾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4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91页。

(4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1231—1232页。

(5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4页。

(51)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12页。

(52) 《大公报》，1922年9月2日。

(53) 《大改革议》，《申报》，1922年6月25日。

(54)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第1177—1178页。

(55)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2年7月6日，第367页。

(56)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4页。

(57) 《吴佩孚反对联省会议》，《申报》，1922年7月14日。

(58) 《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说》（1916年7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27页。

(59) 《地方自治实行法》（1920年3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20—225页。

(60) 罗家伦：《国父年谱》，第816页。

(61) 《就任大总统职宣言》（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1页。

(62)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4149页。

(63) 《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4页。

(64)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6—117页。

(65)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四讲（1924年4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4—305页。

(66)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233页。

(67)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1页。

(68) 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第130页。

(69) 《蔡和森文集》上册，第72页。

(70)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9—40页。

(71) 在此次选举中，有两位妇女当选为议员，一为醴陵的王昌国，一为湘乡的吴芝瑛，这是湖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72)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92页。

(73)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3页。

(7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55页。

(75) 南雁：《湖南的湘南湘西两问题》，《东方杂志》第20卷第13号，第13页。

(76) 《湖南省志》第1卷，第523页。

(77) 南雁：《湘战的持满待发》，《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第6页。

(78) 《陆锦致蔡成勋密电稿》（1923年8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32页。

(79) 《胡恩光关于蔡成勋为防备卢永祥与谭延闿攻赣拟调驻赣援粤军增防致陆锦密电》（1923年9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44页。

(80) 《张石侯在总商会之谈话》，《大公报》，1923年9月5日。

(81) 《昨日省署对付湘局之大宴会》，《大公报》，1923年8月11日。

(82) 《湘赵召集军事会议》，《申报》，1924年3月4日。

(83) 罗伯特 A·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84) 吴晋航、邓汉祥、何北衡：《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派系和长期混战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34页。

(85) 《刘湘等通电》（1920年10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59—561、564页。

(86) 《熊克武陈述击破滇黔军经过情形电》（1920年10月21日），《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328页。

(87) 范崇实：《1920—22年的四川军阀混战》，《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4期。

(88) 刘克俊、陈祖武：《驱逐刘存厚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13—15、18页。

(89) 《刘湘表示对辞职问题将再斟酌应付密电》（1922年5月17日），《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271页。

(90)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2—363页。

(91)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1963年第5辑，第85—86页。

(92) 《杨森等发动进攻一军通电》（1922年7月9日），《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282页。

(93)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6、368—370页。

(9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40页。

(95) 《四川文史资料》1963年第5辑，第102页。

(96) 《四川文史资料》1963年第5辑，第106页。

(97) 《重庆浮图关战场记》，《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166页。

(98) 《鄂军师长卢金山报告与川黔军联合作战失败经过致陆锦密电》，1923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70页。

(99) 《赖心辉通报攻克重庆情况电》，1923年10月18日，《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381页。

(100) 《刘存厚转报熊克武在成都造械召兵速饬各路大军进攻省会致大总统电》，1924年1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76页。

(101) 《刘湘致军事处等密电》（1924年1月3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82页。

(102) 《陆军第七师长帮办陕西军务吴新田报告率师援川在梓潼绵阳等地战况致军事处等电》（1924年1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77页。

(103) 《重庆总商会陈述四川兵祸请求善后电》，《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160页。

(104) 《杨森攻占成都后被推为留守主持川省民政的通电》（1924年2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86页。

(105) 《袁祖铭关于成都下后以刘存厚邓锡侯杨森三人中选二人为正副首长主持川局电》（1924年2月26日），《袁祖铭关于四川首长问题认为吴佩孚以刘存厚为主不能保持各派平衡复陆锦密电》（1924年3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87—588、590页。

(106) 《卢焘通告贵州省局势通电》（1921年1月28日），汤锐祥编：《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三），第452页。

(107) 谌志笃：《袁祖铭“定黔”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06页。

(108) 丁宜中：《我所亲见的袁祖铭和“定黔军”》，《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09)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10) 谌志笃：《袁祖铭“定黔”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08页。

(111) 刘毅强：《袁祖铭与吴佩孚的关系》，《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2辑。

(112) 《刘显世声讨袁鼎卿及治理贵州方针通电》（1923年3月23日），《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三），第606页。

(113) 《叶荃通电》（1921年2月5日），《邓泰中等通电》（1921年2月6日），《云南档案史料》第8期，第15—16页。

(114) 《唐继尧卸职离滇后二电》（1921年2月8日），《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三），第457页。

(115) 《李宗黄回忆录》第2册，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版，第296页。

(116) 《云南档案史料》第8期，第19页。

(117) 谢本书：《唐继尧评传》第132页。

(11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769—771页。

(119) 《云南档案史料》第8期，第29页。

(120) 《唐继尧致桂林北伐滇军胡司令张纵队长等密电》，云南省档案馆藏档，119—1—27。

(121) 金汉鼎：《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04页。

(122) 《唐继尧通告改组云南省政府电》（1922年7月27日），《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三），第582页。

(12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212—213页。

(124) 孙代兴：《滇军第二次入黔浅析》，《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

第四章　孙中山的奋斗与转向第四章　孙中山的奋斗与转向

第一节　孙中山继续奋斗

一　孙中山的北伐

自孙中山1920年11月回广东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始终以护法为号召，以发动北伐，推倒军阀政权，谋求全国统一为职志，声言“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总之，北伐之举，吾等不得不行。粤处偏安，只能苟且图存，而非久安长治，能出兵则可以统一中国。”⁽¹⁾ 为此，他在尽力谋求两广统一，联合西南各省的同时，还与皖、奉两系和解，结成“三角同盟”，广集同道，壮大力量，以谋首先推倒在北京当政的直系统治。但是，由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所限，孙中山的北伐征程充满了艰难困扰。

1921年9月，粤军在广西赶跑旧桂系领袖陆荣廷，两广局势的相对稳定为孙中山的北伐创造了条件。当月，孙中山发表《致海外同志电》，号召“凡我国人，务宜合力共进，踊跃捐输以助成统一，毋令全功亏于一篑也”⁽²⁾。10月8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北伐案，得到通过。15日，孙中山离广州，出发巡视广西，拟以广西为基地，集中军队经湖南北伐。12月4日，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任命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秘书长，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再加许崇智、李福林的粤军和熊克武的川军，号称有兵力十万之众⁽³⁾。孙中山的北伐方略是：“吴（佩孚）逆若来，则用小包围之法，击之于衡宝一带。彼若退守武汉，则用大围之法，以荆汴、长岳为正面攻击，由汉水出萍樊为左翼，由赣出九江、黄州为右翼，三路以制其死命。两者皆以有他军为援，应为我之大利。闽王（永泉）攻赣之背面，鄂孙（传芳）乱吴之后方。形势既利，浙卢（永祥）皖马（联甲）即可据长江下游，而豫赵（倜）鲁田（中玉）共起，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⁴⁾关于北伐的进军路线，有人主张先出湖南再下武汉，也有人主张先入江西再下东南，孙中山兼顾两方意见，于1922年2月3日发布北伐动员令，饬令李烈钧率滇、黔、赣军为第一路，自桂林经永州攻赣南鄂东，许崇智率粤军并联合湘军一部，经宝庆、湘乡攻武汉。27日，在桂林举行的北伐誓师典礼上，孙中山颁布誓词谓：“民国存亡，同胞祸福，革命成败，自身忧乐，在此一举。救国救民，为公为私，惟有奋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⁵⁾

然而，在北伐誓师表面的轰轰烈烈之下，孙中山的北伐征程并非一帆风顺。直系对北伐的政治阻挠和军事抗拒自不待言，关键是孙中山阵营内部对北伐的态度并不一致。孙中山本倚为军事主力的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陈炯明（兼广州政府内务、陆军总长及广东省长），对北伐很不热心，公开声称“余之所见，以为北伐云者，尚非时机也”；“虽属传报孙中山部下众皆从事北伐之计划，唯余并无所知”⁽⁶⁾。10月24日，孙中山在南宁与陈炯明会晤，向他陈述北伐的意义，希望能抽调粤军一部参加北伐，并由广东负责北伐军的后勤供应。为了消除陈的疑虑，孙中山对他恳切地说：“吾北伐而胜，固事势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⁷⁾ 陈炯明仍不愿调其部队参加北伐，孙中山既无法说动陈出兵，只能令其回粤筹划北伐后勤与军饷，为陈炯明在广东图谋自立创造了机会，也为北伐留下了隐患。

就在北伐军刚刚出师之际，积极支持北伐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仲元）于3月21日在广州广九车站突遭人狙击（23日身亡），北伐后方顿失依赖，26日，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先行回师广东，稳定后方。惟以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孙中山不愿失去乘直系首尾难顾之机出师北伐的机会，故在4月16日的梧州军事会议上，又决定改道经韶关向赣南进军。当日孙中山电召陈炯明前来会晤，商讨北伐事宜，为陈所拒，孙愤愤而言：“我们已经没有后方了。在桂林时，没有后方；现在到梧州来，也还是没有后方。我们只有以广州做后方，从韶关出兵。他总不能教我不革命。”⁽⁸⁾ 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内务总长职，命广州政府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兼广东省长。5月初，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在进行中，4日孙中山在广州发布《声讨徐世昌令》，声明：“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所认为民贼者，惟徐世昌及共恶诸人。”⁽⁹⁾ 6日，孙中山与胡汉民、许崇智等到达韶关大本营，此时奉军已在战争中失败，但北伐军态势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孙中山致函张作霖称：“此间准备完好，文于六日亲至韶关誓师讨贼，督饬各军急速进行，不变初志，以践前约。贵军精锐，未失所望，乘时反攻，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彼虏既疲于奔命，则最后胜利，仍在吾人也。”⁽¹⁰⁾

经过调整后，孙中山督率北伐的军事部署是：以赣南为进军中心，赣州为夺取目标；以李烈钧任北伐军总司令兼中路总指挥，统领滇军朱培德部、黔军谷正伦部、赣军李明扬部，由南雄进攻大庾（今大余）、南康等地；右翼为粤军黄大伟、李福林、梁鸿楷部、赣军赖世璜部，由南雄进攻信丰、虔南（今全南）、龙南、定南等地；左翼为前敌总指挥、粤军许崇智部，由仁化进攻崇义、上犹等地。三路军队合共四万余人，超过当面的赣军陈光远部⁽¹¹⁾。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派人就商于浙督卢永祥，“切盼浙闽皆与我军同时一致动作”；“浙能于我军攻赣时即攻江苏，据南京为上策。我军得赣后会攻江苏为中策。然中策非我志也。我计由九江夹攻武汉”⁽¹²⁾。

北伐军当面的对手——直系出身的江西督军陈光远部是直系在南方布局的薄弱环节，陈部实力有限，且为粤、闽、湘省三面夹击，态势孤立，陈又不能体恤兵士，缺额扣饷，专饱私囊，部队因此而士气低落，军纪松懈，战斗力不强。陈光远为前苏督李纯的部下，非曹锟、吴佩孚嫡系，与曹、吴关系不深，且在湘鄂战争期间对援鄂态度暧昧，意存观望，令吴佩孚颇为不满。北伐军入赣后，陈光远一面调集部队抵御，一面向北京政府求援，表示“军事方兴，需款万急，请饬财政部速筹拨巨款即汇来赣，以救燃眉”；“现在各军均在前线，后路一空，无队可援。除饬尽力支持相机办理外，请飞速派队来赣援助，方能御此大敌，保全危局”⁽¹³⁾。 但曹、吴虽然令蔡成勋领军援赣，其行动并不迅捷，以至陈光远抱怨，“此系南北兵争，而赣省首当其冲，以赣现有兵力，实苦敌众我寡，有守御之兵，即无策应之师，能顾一路，而不能兼顾各路，两电请援请弹，乃奉院部真寒两电，一无所应。光远惟有殚竭心力，激励部曲，勉尽撑持，至于利钝所不敢计也”⁽¹⁴⁾。

北伐军在江西作战初期的进展较为顺利，自5月中旬入赣后连战皆捷，25日占大庾，29日占崇义、信丰，陈光远部无力抵御。6月上旬，北伐军与陈光远部在赣州连战多日，13日北伐军克赣州，兵锋直指吉安，陈光远自觉无力控制局势，15日弃职逃离南昌。当日，刚刚复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拿陈光远开刀，作为废督裁兵之例，免其江西督军职，由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节制江西军队，免杨庆鋆代署江西省长职，任谢远涵代署江西省长。也在15日，北伐军决定二期作战计划，确定沿赣江两岸向北进击，19日占万安、泰和，直逼吉安，形势似乎大好。不过，为了迅速取得北伐的突破，孙中山将大部分部队放置在前线，广东后方没有足够可靠的留守部队，当陈炯明在后方显露异动之状时，孙中山无力控制，而又存有一鼓而下江西之心，对广东后方情势的演变关注不够，在北伐进军的胜利声中，后方不稳势将影响前方军情，致北伐功败垂成。

二　陈炯明发难与孙中山再度离粤

陈炯明本为孙中山所信赖的粤军将领，其在广东主政也与孙中山的扶持直接相关。如时人所论：“本来，总理对陈炯明，起初是很信爱。同时，陈炯明对总理也同样如此。后来因为彼此间意见渐渐隔阂，同时，又有些人在旁挑拨离间，便渐渐发生裂痕。”⁽¹⁵⁾陈炯明与孙中山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看法不一，时有不同意见，孙中山初不料陈有背离之心，而事实却是陈炯明羽翼渐丰之后，图谋在广东自立，认为孙中山在广东的地位与影响不利其个人利益，遂与直系曹锟、吴佩孚等暗中有所联系。1921年冬，陈“派其私人代表朱兆熊前往北京，与北洋政府频频接触”。1922年初，吴佩孚的代表黄申芗到粤会晤陈炯明，其后，马育航、陈觉民又代表陈炯明到洛阳见吴佩孚⁽¹⁶⁾。接着，双方代表1月29日在洛阳订立言和条约⁽¹⁷⁾。据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的粤海关情报记载：“陈炯明将军正在惠州集结军队，并关注着直奉两派战斗的结果。若吴佩孚打胜仗，陈将回师广州，驱逐孙逸仙；要是吴打败了，陈将固守惠州基地，以待云贵之增援——陈早与吴佩孚、唐继尧结盟。”⁽¹⁸⁾ 因此，当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后，6月2日吴佩孚致电陈炯明，要他“勉为其难，定粤之后，携手定国，所深望也”。5日又电闽督李厚基，要其“援陈去孙，早定粤局，以期统一”⁽¹⁹⁾。北伐军占领赣州后，还曾检获多封陈光远与陈炯明准备联合“夹攻”北伐军的密电，如陈光远给陈炯明电谓：“前与尊处所定夹攻孙军计划皆未照行。……务于本月15日以前，照行所订计划。”陈炯明复陈光远电谓：“贵军宜聚兵三南，予由惠州夹击，必操胜算。对许崇智所部及其本身，务取完全消灭主义；对黄大伟、李烈钧等军，实行缴枪解散。”陈光远的内部通报则谓：“陈部决计先期与我军协同动作。”⁽²⁰⁾ 因此，陈炯明最后的背孙拥直并非完全意外之举。

当孙中山在1922年4月免陈炯明职后，为了稳定后方，对陈还是留有余地，保留其陆军部长，划惠州、潮汕等地为陈军驻地，解决欠饷，还任命其亲信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以安其心。为此，陈炯明还曾致电孙中山表示“感激”，同时他认为对政变尚未准备周全，密告在肇庆的叶举，“拥孙之魏邦平等军均在省，防卫之力不单，而海军已属孙，现在我动，省垣不能固守，许崇智、李烈钧等亦可提兵回战，并受民党群起斥弃，今时机尚未至，切不可轻举妄动，静待我最后之命”⁽²¹⁾。因此，他对孙中山表面敷衍，宣布下野，退居惠州，以示不问政事，私下却秘密联络亲信部下，准备发动政变。在陈炯明的指示下，叶举率部离桂回粤，并于5月中旬不顾孙中山各军不得入驻广州的命令，擅自进驻广州，占据城内外各军事要地，构筑工事，各处布防，为政变创造条件。随后，叶举等即以粤军官兵名义致电孙中山，要求恢复陈炯明原职。5月25日，孙中山回电叶举等，告对陈炯明“每亟欲挽之复出，电报秘叠，信使不绝于道”，表明对陈“始终动以至诚”⁽²²⁾。27日，孙中山迫于情势，任命陈炯明以陆军部长名义“办理两广军务，肃清匪患。所有两广地方，均听节制调遣”。但孙中山的做法已经不能挽回陈炯明的背孙之心。6月1日，廖仲恺函告孙中山，“陈炯明部屯集省城及白云山等处者日谋响应北吴。粤垣人心，一夕数惊”，广州叶举部更日向滋闹粮饷，受逼无已，因请孙暂回广州震慑⁽²³⁾。当日，孙中山自韶关大本营回到广州，图稳定后方形势，但陈炯明及其部将对孙多避而不见，同时紧锣密鼓地策划政变。9日，陈的亲信部下洪兆麟密电致陈，认为“现徐已下野，南方总统亦无存在之必要。否则有此赘疣，实足为南北统一之障碍。若不忍痛割爱于须臾，必贻生灵于万劫不复之痛苦”，提出“商谈一切进行计划，解决危局”⁽²⁴⁾。

6月15日，叶举按照陈炯明的密令，在广州白云山总部召集会议，布置政变计划，决定于16日晨炮轰总统府，发动政变⁽²⁵⁾。当晚，叶举部分头攻击观音山总统府、越秀楼孙中山住宅等处，政变始作。

在陈军发动政变前，孙中山已得到警示，他先怀疑这是“谣言”，其后当部属劝其离开总统府避往安全地带，但他慨然言之：“余负救国救民之责，艰苦不辞，改道北伐，……如陈果率其军以叛，占公府，使广州成为灰烬，置余于死地，余亦身死党国而已，夫复何憾。”⁽²⁶⁾ 直至15日晚夜深，广州各处隐然已闻枪声，孙中山才在宋庆龄和部属恳求下悄然离开住所，潜行至海珠长堤天字码头，由江海防司令陈策和海军司令温树德等陪同，登上海军军舰⁽²⁷⁾，安然脱险。16日凌晨，陈军开始攻击总统府和越秀楼，与警卫团发生战斗，但未能突破警卫团的防线。16日下午，陈军利用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调停之机冲入总统府，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此坚持到最后，由卫兵护卫化装到达沙面，次日登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²⁸⁾。广州市内各政府机关亦被陈军所占。孙中山事后回顾说：“六月十六日之变，文于事前二小时得林直勉、林拯民报告，于叛军逻弋之中，由间道出总统府，至海珠。甫登军舰，而叛军已围攻总统府，步枪与机关枪交作，继以煤油焚天桥，以大炮毁粤秀楼，卫士死伤枕藉，总统府遂成灰烬。首事者洪兆麟所统之第二师，指挥者叶举，主谋者陈炯明也。总统府既毁，所属各机关咸被抢劫。财政部次长廖仲恺，事前一日被诱往拘禁于石龙；财政部所存帑项及案卷部据，掳掠都尽。国会议员悉数被逐，并掠其行李。总统府所属各职员，或劫或杀。南洋华侨及联义社员，亦被惨杀。复纵兵淫掠，商廛民居，横罹蹂躏。军士掠得物品，于街市公然发卖。繁盛之广州市，一旦萧条。广州自明末以来二百七十余年，无此劫也！五年逐龙济光之役，九年逐莫荣新之役，皆未闻有此，而陈炯明悍然为之，倒行逆施，乃至于此！”⁽²⁹⁾

陈炯明发动政变时，拥兵2.5万余人，而孙中山能够指挥的不过是其警卫团数百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孙中山难以军事实力对抗陈炯明。不过，驻粤海军表示服从孙中山，发表《护法讨逆宣言》称：“叶举等包藏祸心，通敌谋利之不已，竟敢犯及元首，破坏政府，纵兵残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罪恶贯盈，当为天下所共诛。我等奉命声讨，先行炮击，冀其私心一悟，改逆从顺，免受天诛。如彼仍顽抗，怙恶不悛，当合各省护法大军，协同扫荡，以免护法大业功亏一篑。”⁽³⁰⁾ 孙中山即以海军为依靠，以永丰舰为指挥部，率海军七艘军舰据珠江黄埔，与拥孙部队占据的长洲要塞炮台相呼应，与陈炯明部对峙。6月17日，孙中山在会见登舰请示的广州政府外交总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时称：“今日我必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否则，中外人士，必以为我已无戡乱之能力，且不知我之所在。畏慑暴力，潜伏黄埔，不尽职守，徒为个人避难偷生之计，其将何以昭示中外乎？”⁽³¹⁾

为了讨伐陈炯明，孙中山令广州卫戍司令、粤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率部收复广州，但魏自称“中立”，态度暧昧，未有动作。孙又令北伐军自江西回师救粤，胡汉民、许崇智等接令后，于27日在赣州决定由许崇智先率粤军与滇军回粤，李烈钧则率其他各部暂时留驻赣南以为策应。7月初，北伐军自赣南回师粤北，沿粤汉路分路进军韶关，与驻守韶关的陈军接战。其后，留守赣南的北伐军在援赣直军蔡成勋部的压迫下退往粤北，亦加入对韶关的攻击。7月19日，回师的北伐军攻克韶关以北之乐昌及其东南之翁源，随后与陈军翁式亮、杨坤如等部在韶关一线激战。北伐军因连日征战，部队疲惫，后勤不继，军心动摇，作战失利，全线退却，滇军退往湘桂边界，赣军、湘军留湘赣边界，许崇智则率粤军退往闽赣边界，准备进军福建。

陈炯明发动政变之初并未直接出面，而以其部属叶举等打头阵，但孙中山坚持不离广州，坚持以武力讨陈，迫使陈炯明不得不走到台前。6月18日，陈致电魏邦平，将事变起因归于“孙公迫成”，明白提出“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戡乱，目的悉达，抑又何争？南政府不早收束，势必使粤再亡而止”，亦即请孙中山下台。同时，陈炯明对粤军将领解释其行动时，声称“若孙先生仍为一班宵小所蔽，不惜违反民意，只知贪恋权位，则必有人起而议其后，南方必从此多事，诸将领不患无立功之地”⁽³²⁾。陈还堂皇地以广东民众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请出各界代表劝孙中山下野离穗，以免“糜烂”地方⁽³³⁾。6月21日，广东省议会在陈炯明的威胁利诱下推陈为临时省长，表示“赞成统一”，希望“双方停止战争”。23日，陈炯明在伍廷芳逝世的当天还有电给伍称：“现惟仗公切劝孙公，敝屣尊号，示天下无私，国会一开，依法再选，得位以正，为期匪遥。”⁽³⁴⁾不过，陈炯明对孙中山表面上仍表示尊重。29日，陈致函孙称：“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³⁵⁾ 只是陈炯明的如此表示并不能改变孙中山的现实处境。孙中山“决定坚持不动之计，无论如何危险，决不轻动也”⁽³⁶⁾。但是，7月上旬，海军司令温树德及长洲炮台司令孙祥夫先后脱离孙中山附陈，永丰舰在珠江中处在陈军炮火威胁下，10日被迫转移锚泊地至白鹅潭，其间“敌炮以全力射永丰坐舰，弹下如珠，船身连中四弹，身动摇”⁽³⁷⁾；但孙中山不为所动，仍留永丰舰“坚忍以待之”。直到北伐军回援失利，永丰舰势处孤立，孙在永丰舰之部属群谓“赣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局必危；总统株守省河，有损无益”，孙中山才决定离穗赴沪，“相与我护法同志讨论善后与中国统一计划”⁽³⁸⁾。

8月9日，孙中山一行离开坚持了五十五天的永丰舰，乘轮途经香港于14日转抵上海。15日孙中山发表宣言，宣示对此次政变主谋及诸从乱者“当群起以攻，绝其本根，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至于国事，则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继此以往，当为民国谋长治久安之道。……如政治问题，则当尊重自治，以发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国人民有共治、共享之谓，非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藉口。”重申“奔走革命三十余年，创立民国，实所躬亲。今当本此资格，以为民国尽力，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友，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义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务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责任始尽。”⁽³⁹⁾

“六一六”广州变作，所谓“任用非人，变生肘腋”，使正处良好发展势头的北伐被迫中止，给孙中山沉重的打击，也使他感受莫大的痛苦。如他事后所痛陈：“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胜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但孙中山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虽然失败如此“惨酷”，但并不能使其放弃对理想始终如一的追求，他坚信“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知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时尤当艰贞蒙难，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者”⁽⁴⁰⁾。如何收拾残局，重上征程，是回到上海暂时安居的孙中山所考虑的主要问题。他在进行新的思索，寻求新的道路，发现新的力量，由此开始酝酿他政治生涯中又一次新的转折。就长期与广大的目标而言，孙中山力求实现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现代中国国家的理想一如既往，但对于实现这一理想的方式方法，除了沿袭联合各实力派的传统做法，着重加强粤、皖、奉三角同盟的合作之外，孙中山开始考虑借重苏俄的力量，引进俄国革命以弱胜强、以小击大的成功经验及其组织与方法，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实行党治，强调组织功用，加强政治宣传等等，一系列新的思路与方法开始在经历了痛苦失败之后静心思索的孙中山脑海中浮现、成形并渐渐清晰。孙中山的思路和可能之转向，得到了正在中国寻求革命力量、力图以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而壮大革命声势与阵营、改善自身革命成功后之相对孤立地位的苏俄的鼓励与激赏，也得到了成立不久、亟欲扩大力量、寻求中国革命成功之路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回应与大力支持。国共两党合作，苏俄、国、共三方携手，共创中国革命新局的情势由此而渐成，孙中山及国民党通过自身改组、实行联俄容共、发动国民革命、实现中国统一的政略策略也因此而在酝酿之中。

三　南北对福建的争夺

对孙中山而言，在广大而长远的目标之外，短期与具体的选择更为迫切，他首先需要为自己的力量寻求落脚点与出发点，以便重组队伍，东山再起，他的眼光仍在广东，而选择的突破口则是福建。

福建原为皖系地盘，督军李厚基自1913年率军入闽，统治福建有年。他“内则恣意挥霍，力事逢迎，外则张皇补苴，尽情搜括。税收不足，继之以募债，募债不足，继之以外资。其间不惜高利或巨额仲金，为吸引之具。以公家为孤注，博其一己短暂时间之荣宠”⁽⁴¹⁾。李厚基的贪婪引起闽人的强烈不满。直皖战后，李厚基因失去皖系依托而渐靠近直系，为吴佩孚所拉拢，以牵制在闽南的广东孙中山和在闽北的浙江卢永祥的力量。第一次直奉战后，李厚基见直系势力更盛，更亲近直系，并削去其手下臧致平的兵权⁽⁴²⁾，又图谋削去王永泉的兵权⁽⁴³⁾，以稳固统治。李厚基的作为使部下与其离心，埋下了倒戈的隐患，加以李厚基在福建当政多年，形象不佳，统治基础薄弱，闽人斥之为“祸闽”，在“联省自治”的浪潮中提出了“闽人治闽”主张，发起驱李运动。福建有较强的民军力量，由于李厚基排挤臧致平、王永泉，两部怨愤，暗中与民军联合，集款购械，日趋活跃，不利于李厚基统治的稳固。此时正值陈炯明在广东发动政变，孙中山的北伐军因措手不及而回师失利，而许崇智领导的粤军早与王永泉建立联系，许崇智本人又曾驻军福建，了解福建情况，并与福建军政界人士常有往还，粤军遂向福建退却，准备与王永泉联手合作驱李，然后以福建为根据地，整军经武，回粤驱陈。

8月中旬，许崇智率北伐粤军进入赣闽边境的会昌，全军人数尚不及万，而且缺械少饷，亟待有稳固的基地休整补充。为了减轻王永泉对客军入闽的疑虑，许电告王：“我军此次主张，纯为开创东南新局面，实行孙（中山）段（祺瑞）携手，闽浙联防。因李（厚基）作梗，故不能不去李。去李以后，闽局自应请伯川（王永泉）主持。”许的设想得到了孙中山的首肯和王永泉的赞同，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专程前往延平（今南平），与王永泉商讨联合行动。9月初，北伐粤军自瑞金启程，“入宁化，经建宁、泰宁、建阳以入建瓯”⁽⁴⁴⁾。在粤、皖、奉“三角同盟”联合反直的背景下，粤军在福建的行动也得到皖系的支持，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带人在9月下旬从浙南潜入延平，协助王永泉策划驱李事。9月27日，王永泉在延平宣布独立，要求李厚基下台离闽。10月1日，王永泉就任闽军总司令。

10月2日，许崇智与王永泉部联合向省城福州发起进攻。李厚基对于王永泉的动向已有所准备，先已派人向曹、吴求援，得吴佩孚下令从江西派兵及海军赴援（只是因为形势的迅速变化，援军未到，李厚基已下台）。但是，李厚基的兵力有限（守福州的只有一个旅不到万人），素质低劣，作战意愿不高。粤军和王军自发起攻击后进展顺利，不过十天时间，10月12日晨攻占延平到福州的咽喉要点水口，逼近福州，各地民军亦纷纷出击，牵制李厚基无法从外地调兵增援福州。12日当天，粤军向福州发动攻势，李厚基见大势已去，仓促避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随后转往闽南厦门、泉州，图谋再起。粤军进入福州后，与李部残余交战两日，至14日完全控制福州。

李厚基下台后，福建的局势一时出现了颇为复杂的状况。10月13日，黎元洪任命前海军总长萨镇冰为福建军务会办，15日又任其为福建省长。萨镇冰为福建人氏，符合“闽人治闽”的要求，能为福建各界所接受；他一直任职于海军，政治态度中立，与南北均有良好关系，故南北各方均未对其上任表示反对。对于孙中山而言，受陈炯明政变之累，需要有一地盘，作为再起出发的根据地，粤军在福建的进展，使孙认为“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之凭借，外交内应，则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亡命客耳，奚足轻重？”⁽⁴⁵⁾ 而皖系对福建地盘也有自己的想法，因为直皖战后皖系所控制的地盘只余浙江一省，而福建是皖系以前控制的地盘，王永泉的第二十四混成旅原为徐树铮统领的参战军一部，故皖系企图利用此次机会，再次控制福建，壮大实力。10月2日，野心勃勃的徐树铮在延平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宣称将“克日移驻福州，处理一切军民诸务，依建国诠真，胪列诸端，切实办理，尽德信威力范围所及，自行其是”。表示“不至通国合一，复设正统政府之日，无论何人命令，树铮概所勿受。惟以至诚至敬，尊奉合肥段上将军祺瑞、中山孙先生文，为领导国家根本人物，服从其谋义，在今之日，我中华民国非此纯洁之二老出任艰巨，国基万难告安”⁽⁴⁶⁾。

10月17日，许崇智、徐树铮、王永泉等到福州。18日，徐树铮根据其《建国诠真官制》所倡之“中枢总管纲要”，“省权上合下分”的原则，以“建国军政制置府”名义，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总揽全省军政。但是，王永泉并不乐意徐树铮凌驾于其上指挥一切，他和许崇智也没有否定萨镇冰的省长地位。福建舆论对皖系在福建的统治本无好感，不愿赶跑了李厚基，又来了徐树铮，“在省绅商耆宿，颇有致疑于新制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乃至皖系人物卢永祥等，对徐树铮如此特立独行的举动也不以为然。在各方反对下，徐树铮不得不在10月30日宣布废除“总抚”职，改任王永泉为总司令，并解释设置制置府的目的是：“建国军政府之设，因国无政府，故立此为发号施令之枢纽，职权略似国务院，负全国建设之责，非为福建而设。福建军民政纲，一经制定，自当移驻他地，别有经营，无常驻福州之必要，且一切经费决不取资于福建。”⁽⁴⁷⁾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影响反直“三角同盟”的内部关系，段祺瑞派原安福国会议员王郅隆到福州，劝徐树铮顾全大局，从速离闽。虽然徐树铮并不情愿就此离去，但王永泉已经稳住阵脚，控制了局面，徐树铮见事无可为，只能在各方压力之下，于11月2日被迫离开福州前往上海，“建国军政制置府”由此结束。

已经被赶下台的李厚基也不甘寂寞，他以闽南泉州为中心，召集旧部谋划在福建复职。此时，被李撤职的臧致平从上海回闽，与王永泉、许崇智等就划分地盘及协助粤军回粤等问题有所谋划。随后臧致平在厦门被旧部推为闽军总司令，李厚基还想借助臧部力量打回福州，不料臧却纵兵向李索饷并围攻，逼迫李厚基先是在11月7日逃到鼓浪屿日租界躲避，后又去广东汕头，向陈炯明求援，陈炯明遂派出钟景棠师入闽援李。臧致平在李厚基和陈炯明的压力下，与许崇智的讨贼军联合，击败钟景棠部。其后，许崇智、王永泉、臧致平及民军张贞部联合进攻闽南，12月18日攻入泉州，李厚基的力量基本被消灭。直系派出的福建镇抚使刘冠雄致电北京政府，认为“李厚基在闽，人心全失，效力已无，万无振刷希望，用之徒滋纠纷。且建国军早经灭绝，情势已迁，请明令取消讨逆名义，并免李之职，请调京位置，并将闽督一缺裁撤，此后闽省善后，即由冠雄会同萨省长，协同各方继续办理，以一事权”⁽⁴⁸⁾。1923年1月，李厚基从闽南到汕头转赴南昌，后到天津定居。

1922年11月7日，由孙中山任命的福建省长林森宣告就职，他和北京政府任命的福建省长萨镇冰各不相属而又相安无事。林森在福建施政，以“自治”为本，而孙中山则希望他多多筹款，以备讨贼军打回广东。孙中山致函林森说：“目前万事，自以筹款为最要，望兄放胆做去，勿庸瞻顾。无财政则军队嗷嗷，无以自守”；“近日西江军事紧急，香港机关乃不名一钱。……孔方困人，遂使西江及闽中军事，俱未能发展，殊可忧耳。”⁽⁴⁹⁾ 不过，林森在福建缺乏实力支撑，政令难以推行，筹款更是困难。许崇智得不到林森的钱财支持，与其关系渐远，王永泉一直谋划由其主政福建，更不会诚意支持林森，处在各种矛盾夹缝中的林森，地位并不稳固。

直系也不能忘情福建，他们通过北京政府派前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同时组织“援闽军”，企图将福建纳入直系的势力范围。“援闽军”从河南、湖北、江西抽调二个师三个混成旅组成，由河南暂编第一师师长常德盛统领。11月中旬，援闽军自赣入闽，随后被王永泉部击退。吴佩孚认为，“闽虽一隅，关系东南大局，设再迁延不决，则乱事蔓延，将无底止”；决定调派驻守湖北宜昌准备“援川”的孙传芳部改而“援闽”⁽⁵⁰⁾。12月，孙传芳率第二师从鄂西宜昌进驻江西。1923年1月21日，北京内阁总理张绍曾为标榜“和平统一”诉求，宣布取消“福建讨逆军”名义，“援闽军”停止前进，所有福建境内主客各军善后事宜，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协商办理，但这个命令得不到直系的支持，无法付诸实施。

1923年2月，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回师广东，林森失去武力依靠。3月，吴佩孚主持在洛阳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川粤闽赣问题及促进南北统一办法，其主张与政府之计划，完全不同，其主旨：一、巩固长江防务。二、窥取闽粤地盘。前者收拾川局入手，再图滇黔。后者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指挥孙、沈，使闽浙粤桂不能联成一气，然后再及西北问题”⁽⁵¹⁾。直系派出的“援闽军”再度由赣入闽，王永泉、臧致平等在武力压迫下倒向直系，林森实无法再执行其省长职权，3月初被迫辞职，结束了在福建二位省长并存的局面，萨镇冰继续任福建省长。3月20日，北京政府在直系压迫下发布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令。4月17日，孙传芳就任闽督。福建的南北之争暂告段落，福建成为直系的地盘。

第二节　孙中山的转向

一　孙中山三度回粤出任大元帅

在发动政变逼走孙中山之后，陈炯明于8月15日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广州，复任粤军总司令，并在18日通过省议会任命香港买办商人陈席儒为省长。陈席儒与孙中山和陈炯明都有联络，曾经捐资支持革命，因为当时广东地方财政困窘，而陈席儒自告奋勇出任省长，谓可筹得贷款，以作军饷，故陈炯明以其为省长。但是，陈席儒在位时间甚短，格于各种内外因素，不能根本解决广东的财政困难，广东纸币贬值，社会动荡，不利于陈炯明稳固其统治。

陈炯明在广东重掌省政后，标榜“军民分治”，提倡“联省自治”，并与北京政府和直系建立了联系。对陈炯明将孙中山排挤出广东，直系是支持的，但对其鼓吹“联省自治”，直系又是反对的。9月5日，陈炯明致函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张绍曾，表示“但使各方调协，则天下事固尚可为。炯虽无似，凡可辅成隆治者，亦极愿竭此绵薄”。张绍曾接信后，向曹锟、吴佩孚报告称：“顷得陈竞存（陈炯明）书，对于统一颇愿赞襄。”又复函陈炯明称：“方今法统虽已重光，全局尚未统一，……鄙意以为非法政府取消之日，正吾共谋建设之时。为今之计，各省惟有一致以尊重宪法，共策政治之改良，为赞襄统一之举。若仍各据一隅，以私见相峙，则国家不可救药矣。”⁽⁵²⁾ 直系希望陈炯明早日归顺北京政府，完成“统一”大业，但陈炯明需要的是直系的实际支持，以加强其对广东的统治，而对完全归顺北京政府，则又心不甘情不愿，双方的关系颇为微妙。　

还不等陈炯明在广东当政有所施展，他的位置还没坐热，又要面临孙中山发动的军事反攻。李厚基倒台后，北伐粤军在福建获得了难得的休整之机。1922年10月，孙中山指示将北伐粤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崇智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在闽粤边界整军经武，准备打回广东。其后，孙中山又指示将驻守粤桂边境的滇军杨希闵、张开儒、朱培德部，桂军刘震寰、沈鸿英（其时尚未投靠直系）部改编为西路讨贼军，准备自东西两路出兵夹击陈炯明，使其“不能有东西兼顾之力量，即为我军恢复百粤最良机会”；“惟有于最短期间，东西并举，使陈贼不能兼顾”⁽⁵³⁾。同时在香港设办事处，以邹鲁为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募集款项支持。

面对孙中山部署以东西两路武力回粤的现实，以陈炯明有限的实力，确实无法“东西兼顾”，他遂将布防重点放在粤闽边境，以洪兆麟为总司令，同时令杨坤如部防守北江，梁鸿楷、熊略等部防守西江，又拉拢旧桂系将领林虎出任援桂司令，并允其事后主政广西。陈炯明的布防计划偏东轻西，为孙中山的军事反攻首先在西线取得突破创造了机会，因为布防在粤桂边境西江方向的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部与陈炯明的关系本不深，其部将李济深、邓演达等因为原师长邓铿的关系，与孙中山有较多联络，在军中密谋发动反陈起事，并得到孙中山的赞助。1922年10月，邓演达作为军中同仁的代表，秘密到上海见孙中山，孙中山指示他：“首先发动现在广西徘徊的张开儒滇军，刘震寰和沈鸿英的桂军，联合可靠的粤军，讨伐陈炯明，夺回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作第二步计划。”其后当他们被调派西江布防后，即与当面滇桂军“暗中与其联络，订定条件，并接济其军饷”，“在后方做内应工作”，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对陈炯明反戈相向⁽⁵⁴⁾。驻守梧州的粤军第四师，其中一部分原为许崇智旧部，对陈炯明派亲信熊略任师长颇为不服，旅长兼梧州卫戍司令莫雄遂秘密联络滇桂军，并派人向在上海的孙中山及其驻港办事处报告，建立了经常联系。陈炯明请旧桂系军人领军的举动，更使驻守西江的粤军上下均不满，坚定了他们反对陈炯明的决心。

1922年12月25日至26日，滇、桂、粤军三方代表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寺开会（即“白马会盟”），商议联合讨伐陈炯明的部署⁽⁵⁵⁾。27日，滇桂军率先发起进攻，粤军主动后退。28日，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进据西江重镇——梧州。31日，滇、桂、粤各军誓师讨陈，然后兵分三路，滇军杨希闵等部沿西江北岸，桂军刘震寰等部沿西江南岸，直进广州，桂军沈鸿英部则向北江方向出动，抄陈炯明部之后。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发布《讨伐陈炯明通电》，声讨陈炯明“半载以来，倒行逆施，纪纲荡然，骄兵悍将，贪官污吏，以百姓为鱼肉；尤复阴弛赌禁，操纵金融，以致民生憔悴，不可终日，祸粤之罪，更不容诛”。号令“诸军将士奋勇杀贼，为民除害，凡我粤人，务宜同仇敌忾，以成拨乱反正之功。……我广东全省人民既备受陈逆之毒害，必深知陈逆之诈伪，际此义师奋发，叛徒丧胆，当急起直前，以人心为士气之后盾，俾肤功早奏，四境又安，有厚望焉”⁽⁵⁶⁾。此后，西路讨贼军顺西江而下，陈炯明急派叶举担任西江前敌总指挥，还向直系曹吴、湖南赵恒惕、云南唐继尧等求援，但因讨贼军进展迅速，各方都未伸出援手，而取观望态度。1月9日，西路讨贼军占肇庆。次日占三水，逼近广州，陈炯明部军心涣散，无力再战，各部纷纷弃陈而去。1月15日，被陈炯明视为心腹亲信的洪兆麟，也在汕头宣告脱离陈炯明，迫使陈炯明不得不在当日发表通电，“宣告解职，完全下野，以谢父老”⁽⁵⁷⁾。随后他离开广州赴惠州，转道于30日到香港。

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出乎意料的顺利，讨陈联军未经激烈战斗即拿下广州，说明陈炯明在广东的统治非常不稳固，但是也为孙中山带来了新的问题。原本被孙中山倚为回粤依靠的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虽然在1月9日通电宣布即日返师回粤讨贼，2月初离闽回粤，却被洪兆麟部所阻，滞留于粤东潮汕一带，未能在讨陈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滇军比较亲近孙中山的朱培德部也还滞留在广西，首先进入广州的是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部和滇军中与孙中山关系相对疏远的杨希闵等部，他们以战胜者自居，在广州占据公产，横行霸道，纪律松弛，扰商滋事，引起广东社会各界、舆论及粤军力量的反感，何况广州民众对桂系在广东多年统治的负面印象难除，对桂军更没有好印象；再者，他们随意扩充军队，扩张个人势力，分割地盘，也为其后广东的稳定带来隐患。当时孙中山在上海还没有做好立即回粤的准备，1月17日，他任命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邹鲁、魏邦平为全权代行大总统职权，希望依靠他们和魏邦平的粤军稳定广州秩序。18日，邹鲁等与粤军、海军首领开会，推魏邦平为讨贼军司令，决定设立海陆军警联合维持治安办事处，推魏邦平为主任，决定已入广州各军由各军长统御而维持治安，军费临时由商务总会及其他各处借入，确定滇桂军驻屯地点，电请孙中山任命各长官。1月21日胡汉民与李烈钧抵广州，25日胡汉民就任省长，惟次日即发生江防司令部会议之变。沈鸿英以杨希闵、刘震寰名义，邀请胡汉民、邹鲁、魏邦平等到滇军驻地长堤江防司令部会议，讨论地方善后等问题，及至胡汉民、魏邦平、邹鲁等到会场后，沈部第一军军长李易标等寻衅生事，诘问：“陈炯明已走，何以又有粤军讨贼总司令之设立？是否以滇、桂军为贼？”一言不合即开枪动武，胡汉民卫士两人被打死，胡汉民和邹鲁在滇军人员护卫下逃出，翌日转赴香港，魏邦平被执扣押。由于事发后孙中山急令许崇智部东路讨贼军和朱培德部滇军速向广州集中，令广州周边粤军严密监视，并争取到广州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的支持，迫使沈鸿英未敢决裂，于2月6日释放了魏邦平，将其部撤出广州。此事凸显了广东政局在驱陈之后的不稳与复杂，并将在不短的时间里始终困扰着孙中山及其继任者。如时论所言：“广东境内之内外政派军阀，其关系似颇复杂，而迭次勃发变乱者，多因军人辈欲自握权势之野心所致。彼辈概系简单之武人，毫无政治思想，原欲藉武力一时镇压反对派，以恣达其政权欲望，并不知现代政治非如斯简单之物也。”⁽⁵⁸⁾

因为广东政局的动荡，各界更期待孙中山速回，以稳定局势。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返粤，17日抵香港，21日到广州，在当晚滇桂军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宣示“要统一滇桂粤诸军，造成统一的中华民国”；“整顿内部，以广东为模范，统一西南；以西南为模范，统一中国”；“我们自今晚起，要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大家向前奋斗，另外造成一个新局面。”⁽⁵⁹⁾

此次回粤，孙中山不再提“护法”，也不再成立政府恢复国会，表示他对“护法”和国会等等的失望。他在3月2日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自任大元帅，任命程潜为军政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大元帅不经国会选举产生，不对国会负责，有权任命官员，发布命令，指挥军队，处理一切重要政务，实际上广州政府的主要权力集中于大元帅一人之手，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因此而翻开了新的一页⁽⁶⁰⁾。

二　孙中山统一广东的顿挫

孙中山出任大元帅之后，着手各项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的部署，首先是指定在粤各军的驻防地，其中粤军梁鸿楷部驻江门、四邑，滇军杨希闵部驻广州及粤汉、广三铁路沿线，桂军刘震寰部驻广州及东莞、虎门等处，桂军沈鸿英部驻肇庆至梧州西江沿岸，滇军朱培德部驻广州河南，拱卫大元帅府（大元帅府设河南士敏土厂），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自福建回粤后，4月下旬到汕头。经过如许安排，广东军事秩序初定，但是，孙中山面前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应对沈鸿英和陈炯明的军事挑战，统一广东，作为革命再出发的根据地。

沈鸿英部在进入广州又退出广州后，与孙中山的感情更恶，更有凭其武力取孙而代之心，而直系曹、吴亦以沈鸿英为棋子，挑动沈挑战孙的权威，意图乘孙中山立足未稳之际，以北军为后盾，支持沈鸿英驱孙占粤，至少可以使广东发生内战，形势不稳，削弱孙中山的地位和对外影响力。故此曹锟和吴佩孚坚持要北京张绍曾内阁发布沈鸿英督粤令，3月19日，吴佩孚致电张绍曾，直言不讳地说：“中枢现在诚意谋和之际，孙文忽又回粤，背道而驰，统一之局重行破坏，迩者孙更庞然自大，野心暴露。中山一日不去，则统一一日无望。迭请电发孙、沈两令，实为大局起见。查沈鸿英在粤驻军有年，情形熟悉，近更实力充足，内则结联陈炯明旧部，外则与林督俊廷共同联防，如督理命令朝下，中山即夕必去粤。”20日，张绍曾内阁复职，作为其复职的条件，张阁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杨希闵帮办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任粤军总指挥，陈炯光为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钟景棠为第二师师长，温树德为驻粤海军舰队司令，从而“可认为实力派向孙派宣战之通告”⁽⁶¹⁾。

沈鸿英出身绿林，辛亥革命后投陆荣廷，成为旧桂系成员，1921年又脱离陆荣廷，依附于直系，1923年借孙中山与陈炯明争夺广东之机入粤。孙中山回粤后，为稳定广东局势，任沈为桂军总司令，以示笼络，同时令沈军移出广州，以为防范。北京政府对沈鸿英的督粤令发表后，沈观察形势，通电拒绝，而又阴与吴佩孚勾连，得其军火财政支持。“三月中旬，吴氏由赣密输步枪千杆，弹药五十万”；“四月上旬，吴佩孚遣间至港，阴为怂恿，鸿英约晤于新街，间者促鸿英就职，鸿英从之，（四月十日）召沈荣光、李易标、李根沄、古日光诸将秘密会议，适得岑春喧【煊】电及汇款，众益为动，欲决一战”⁽⁶²⁾。除此之外，曹锟还令财政部拨给沈鸿英10万元。4月10日，沈鸿英召集部下秘密会议，部署作战事宜。15日，沈鸿英在新街（今花都新华镇）就北京政府委任之广东军务督理，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返沪，明示与孙决裂，并致电驻穗滇桂军将领称：“中山返粤，日言统一，而开府称尊，日言和平，而扩张军备，群小构衅，伐异党同，中山今日，人心已去，大势无可挽回，我滇桂军处此漩涡，惟望同德同心，共维粤事，促进统一，勿为一方所利用。”⁽⁶³⁾

自4月16日起，沈鸿英部向广州发起全面进攻。担任阻击沈军攻击的主要是驻广州的滇军，驻广州之外的粤军和桂军刘震寰部奉令向广州驰援，参加战斗。双方动员的兵力大体相当，都不到2万人，但沈军一线部队的实力不甚强，经过三天的战斗，至19日沈军的攻势被遏制，沈军被逐出广州市区。因为粤、桂间的旧有恩怨及沈鸿英的出尔反尔，此次对沈军作战，得到广东各界的大力支持，沈军被逐出广州后，“原定于新街附近选择阵地，构成第二作战线，以乱军劫掠村市，商团围攻之，故新街遂亦不守”⁽⁶⁴⁾。广东各界“念前敌将士之劳苦，协筹捐款，购物犒师”⁽⁶⁵⁾。其后，广东各军继续追击沈军，吴佩孚令江西直军出兵援沈，并鼓动陈炯明部在粤东再起，合力反对孙中山。5月9日，广东各军攻下韶关，声势大震，北江战事暂告结束。援沈的直军方本仁部曹铁林团，“未战先溃，牵动全线，仓皇奔退，械弹尽弃”，被吴佩孚下令“严加惩处”，交沈鸿英“便宜行事”⁽⁶⁶⁾。18日，广东各军又克肇庆，西江战事亦告段落。但是，沈鸿英不甘失败，他致电曹锟、吴佩孚，声称“感蒙曹、吴两帅知遇，付托之重，无论如何艰苦，此志始终不渝”。表示俟方本仁部再向粤赣边行动时，“即行反攻，务期积极进攻，以报知遇”⁽⁶⁷⁾。6月初，沈军乘陈炯明在东江起事之机，在北江和西江重新开始攻势，6月4日占韶关。广东各军对沈军展开反攻，7月3日收复韶关。18日，李济深率粤军第一师等部，在桂军黄绍竑部配合下，赶走沈军，占领广西西江重镇梧州。随后孙中山任命李济深兼任西江善后督办，黄绍竑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第五师师长，所部归李济深节制调遣。至此，讨沈战事以胜利而告终，广东北路和西路的形势基本安定，不仅有利于广州局势的稳定，也有利于孙中山集中兵力，与东路的陈炯明部继续较量。

孙中山在军事上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来自陈炯明。1923年初陈炯明下野后，他与孙中山的矛盾并未解决，其部数万人也未受到严重的打击，而是以退为进，以惠州为基地，集结在粤东，对广州的安危和孙中山的地位都构成很大的威胁。而且陈炯明出身广东又长期在广东活动，在广东军政界有一定基础，如何从根本上压缩陈炯明的活动空间，对孙中山而言并非易事。

陈炯明和孙中山之间的军事攻守行动集中在惠州及东江流域。陈炯明部编有七个军，其中林虎任第一军军长，指挥所部及刘志陆的第四军和李易标的第七军（李原为桂军，沈鸿英败后投陈炯明），分驻兴宁、五华、龙川；叶举任总指挥，指挥熊略的第五军和杨坤如的第六军，分驻平山（今惠东）、河源、惠州；洪兆麟任第二军军长，指挥所部及尹骥的第三军，分驻汕头、潮安。1923年4月底，陈炯明部将杨坤如将孙中山派往惠州收编陈旧部的招抚使姚雨平迫走。前东路讨贼军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受北廷嗾使，挟陈逆重金，潜伏香港，遣党羽散布谣言，运动军队，希图扰乱治安，破坏大局”。陈炯明、叶举、洪兆麟、黄大伟等在香港几度会议，认为出动之机已至。5月11日，杨坤如在惠州“擅自称兵，进窥石龙”⁽⁶⁸⁾。15日，陈军林虎部占梅县，洪兆麟等部攻潮汕，孙军许崇智部向揭阳退却。陈军由此开始了与广州大元帅府军队的反复拉锯战。

为了应对陈炯明旧部可能的进攻，孙中山着手加强东江前线的兵力。5月11日，他致电在汕头的许崇智，告其“叶举、洪湘臣（洪兆麟）等逆已于十日到惠州，成立粤军总指挥部，现已大举来犯石龙、增城，望为注意”⁽⁶⁹⁾。16日，孙中山亲赴东江巡视，并调西江和北江的军队前往东江增援，任程潜为东江讨贼军总指挥。5月下旬，孙军范石生部滇军、刘震寰部桂军、李福林部粤军分三路向惠州发起反攻，与陈军在惠州周边各处激战。5月30日，孙中山亲赴石龙督战。6月4日，孙军克博罗，其后许崇智率部亦到博罗，“所部先后开到者亦数千”⁽⁷⁰⁾。

6月上旬，孙军发动对惠州的攻击。惠州是广州之东百余公里处的要点，位于东江中下游，虽地处平原，但四面为水网地带，易守难攻。陈军据惠州可以窥广州，孙军据惠州可以进潮汕，故为双方必争之地。守惠州的杨坤如是惠州近邻博罗人，出身土匪，后被陈炯明收编，其部编为四个旅共约五千余人，利用惠州的水网地理环境，筑垒固守，给进攻的孙军造成很大伤亡，就连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也在进攻中受伤，攻势受挫。此时，因沈鸿英在西江和北江的攻势，部分在惠州的孙军被调离，双方形成僵持。

7月间，孙军与陈军在东江的战事又起。孙军集中万余人，猛攻惠州，但陈军坚守不退，双方均死伤惨重。19日，孙中山再赴惠州督战，在组织围攻惠州之外，还调动部队进攻潮汕、兴宁、梅县，以收配合之效。但时值雨季，不利作战，孙军再次无功而返。8月下旬，陈军集中兵力，发动反攻，孙中山自23日起在石龙设大本营，督师作战，为期八十天，是他一生中在前线指挥作战经历最长的一次⁽⁷¹⁾。孙军先是成功地守住博罗，其后在10月3日攻占河源，而在惠州方面，孙中山组织鱼雷局长谢铁良、航空局长杨仙逸等，“特制多量炸弹及鱼雷，运赴前地助攻惠城”。9月20日，孙中山“亲赴飞鹅岭，筹策攻惠城。午十一时到，着桂军各师来迓。至炮兵阵地，为惠城之敌窥见。未几敌炮继续向帅座射击，有距不寻丈者，从者多为帅座危，谕曰：但毋恐。盖敌炮表尺已用尽，纵密发，不相及，其后敌弹密发，果于我无丝毫损也”。但孙中山舟次梅湖时，“杨仙逸、谢铁良取炸弹一枚，详为检视，示吴苏诸人以制造法，偶不慎弹隳及舱，声轰然如奔雷，杨谢诸将随行员兵均被难，电轮民船碎如齑粉”⁽⁷²⁾。孙军攻城计划受挫，惠州仍是久攻不下。

孙军对惠州的攻击屡屡受挫，难免影响士气；陈军又得直系器械资财的支持，信心膨胀。10月间，陈军分路反攻，“敌我兵力遂达六万人以上”。因为滇军纪律欠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敌踪潜近，反攻前之夕犹未知”⁽⁷³⁾，陈军于23日占平山、河源，28日占平湖，进迫大本营所在地石龙。惠州陈军杨坤如部亦出城反攻，围城孙军纷纷后撤。11月8日，陈军占博罗，12日占石龙，孙军全线后退，孙中山及大本营亦被迫撤回广州，孙军遭受重大挫折，惟滇军范石生部“率队来赴，卒破洪逆于石龙，几溺毙之，使敌挫折，不能穷迫我军”⁽⁷⁴⁾。

孙中山退回广州后，收容溃军，整顿军纪，稳定战线。11月14日，孙中山任命杨希闵为滇粤桂联军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广州保卫战，并急调谭延闿部湘军、樊钟秀部豫军自粤北韶关增援广州。陈军则由林虎、洪兆麟指挥，调动各部共约2万人，大举进攻广州。18日，陈军进至广州东郊石牌炮台附近，市区已闻枪炮声，幸得樊钟秀部豫军赶到参战，激战至晚，陈军未能突破广州市区防线。19日，双方仍在激战，孙军各部奋力抗击，渐渐夺回主动，加以谭延闿部湘军赶到参战，终迫陈军后退，广州转危为安。其后孙军继续追击，26日收复石龙，陈军再次退守惠州。就在广州激战之时，曹锟要求吴佩孚“转饬沈（鸿英）、方（本仁）各部火速前进，以赴戎机，而奠粤局”。同时，直系还派人拉拢滇军金汉鼎、杨池生部⁽⁷⁵⁾，只是由于陈军在广州的败退，直系的计划未能实现。

孙中山督率所部与陈炯明部的战争进行了半年，其间有进有退，不断反复，终未能实现击败陈军、统一广东的愿望，于此亦暴露出孙军的重大不足与缺失。在讨陈战争中，孙军缺乏统一指挥，各军各有自己的系统，经常是各自为战，不能形成有威慑性的合力，与联合一体的陈军恰成鲜明对照。虽然孙中山多次亲往前线督导指挥作战，但孙中山是卓越的政治家，毕竟不是卓越的军事家，他缺乏现代军事指挥的战略战术实践，他在前线的作用更多在于鼓舞士气，而非实际指挥。更重要的是，因为孙中山没有自己可以直接统领与信赖的基干部队，也没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大批量的军事干部，其对外作战总是依靠其他派系的部队，依靠这些部队的领导者与军事干部，而这些领导者与军事干部又不似孙中山那样有长期的革命历史和坚定的政治信念与理想，他们与他们的对手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实无本质区别，他们统领的部队士兵也多是当兵为了吃粮，不知为何打仗。以这样的部队，这样的干部，孙中山实在是难以依靠为他开创新篇的基本力量。因此，孙中山的军事实践，更使他痛感需要建立一支从属于理想和信念、能够真正听其命为其用的军队，并且为这支军队培养大批的干部，这也是随后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力求建立党军的直接动因。

三　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及其政治转向

孙中山三度回粤出任大元帅之后，不仅不再提“护法”，不再开国会，表示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践行有新的思考，而且开始接近苏俄，亲近苏俄，学习苏俄，其以苏俄为师的思想渐渐成型，从而预示着孙中山政治态度及其实践的重大转向。

孙中山一直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热诚践行者，但是，在孙中山的奋斗历程中，却并不能得到西方列强对其事业的热诚支持，相反，西方列强政府经常表现出对孙中山事业的冷淡，即便是被孙中山认为是“共和之友”的美国也是如此。1921年3月，哈定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孙中山派驻华盛顿的代表马素致电表示祝贺，却被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慕瑞拒收，理由是美国只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⁷⁶⁾，充分表现出美国的国家现实主义立场以及民主政治理想对现实政治的妥协。因此，孙中山越是在其奋斗历程中受挫，便越是期待外来的支持，而又总是被冷淡被拒绝⁽⁷⁷⁾，使他感同身受，对西方列强越来越感到失望。他曾对外国友人愤愤地表示，“对于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其他强国的援助”，“已经绝望”，不得不寻求从其他途径获得援助的可能⁽⁷⁸⁾。有研究者认为，孙中山本来是“一个言必谈美国，大半生以美国为榜样的政治家”，但是，孙中山与美国多年打交道的经历以及美国对孙中山长期不冷不热的态度，使他对美国民主制的价值产生怀疑，从而反思自己过去的信仰与理念，认为美国与其他西方列强一样“压制中国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谋求美国支持的希望完全不存在，整个西方世界已成为其事业的敌人。孙中山开始重新解释其三民主义，提出了激进的反帝主张”。从此，“孙中山从一个辛亥革命初期中外条约体系的坚守者变成一个决心以革命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列强压迫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正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中国持续不断的压迫使孙中山走向激进，把他和国民党推入了苏联怀抱，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兴起”⁽⁷⁹⁾。

就在孙中山对西方列强日渐失望的过程中，俄国革命的爆发及其新政府对中国的新立场，使孙中山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的眼光开始由向西看而有转变为向东看的趋向⁽⁸⁰⁾。1917年11月俄国革命爆发不久，孙中山即以护法军政府的名义，“特任王孰闻为西伯利亚调查员”，赴俄国调查了解有关情况⁽⁸¹⁾。1918年夏，在苏俄革命处在内外交困的艰难之际，孙中山特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⁸²⁾。列宁收悉此函后，称之为“东方的曙光”，并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于8月1日复信“表示感谢”，不过因为当时中俄两国的政治及交通阻隔，孙中山并未见到列宁的复函⁽⁸³⁾。其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愿意废除中俄间旧有的不平等条约，建立两国之间的新型平等关系。虽然苏俄宣言有宣传的意味，表现为口惠而实不至，但在当时中国备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形势下，确实给中国社会各界带来了新思考，引起积极的反响。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对苏俄革命后的状况有不少新闻和文章，一般而言还比较客观，反映出国民党人和孙中山当时对苏俄革命的看法至少不是那么负面。

苏俄革命成功后，面对国内敌对势力的反叛和西方列强的封堵，也在寻求可能的支持者，并且将目光投向了近邻中国。1920年中俄交通恢复之后，苏俄及共产国际都曾派代表来华，实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寻求对俄国革命可能的同情与支持。这些来华人士在中国接触过北京政府官员，包括吴佩孚在内的北洋军人、陈炯明等地方实力派，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访华观感不一，有人注意到孙中山在中国各地“都有追随者”，“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有资金，许多资本家常常向他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他可以发动起义并能够得到督军朋友们的支持，督军们兵合一处，为他提供一支颇为可观的武装力量”⁽⁸⁴⁾；也有人认为吴佩孚是“进步军阀”，陈炯明是可以依靠的力量。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信中表示：“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称赞吴“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⁸⁵⁾。越飞还曾派人去见吴佩孚，其参观吴佩孚军队后递交的报告中这样评价：“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吴本人和他的政治顾问宣称，“完全同意”越飞信中的意见，并“都说自己亲俄”⁽⁸⁶⁾。俄罗斯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认为，陈炯明“是一名革命者”，是“解放了的年轻的中国的最著名活动家之一。按从政年限、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陈炯明与孙逸仙博士可以相提并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最‘有声望’的人物”，“顺利地进行着反对中国反革命势力和反对封建政权残余的斗争”⁽⁸⁷⁾。正因为有这样的看法，苏俄一度将吴佩孚或陈炯明视为可以联合的对象，对孙中山的实力并不特别看重，这些看法曾经影响到苏俄与孙中山的关系，双方合作的进程起始并不顺利。　

1920年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达上海，经陈独秀介绍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向他表示“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⁸⁸⁾。这大概是孙中山与苏俄方面接触的最早开端，不过，维经斯基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与苏俄政府毕竟有所区别；因此，孙中山或许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他与苏俄方面已经有了接触。1920年10月3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致函孙中山，因为关山阻隔，孙中山直到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这封信，8月28日，孙中山在给齐切林的复函中，明确表示，这是他从苏俄方面“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唯一的一封信”，虽然他在报上也看到有报道，说是苏俄方面向他作过一些建议，“其实任何这样的建议，都没有用信件或其他方式通知过我”。孙中山在复函中，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并且将北洋军阀与反叛苏俄政府的白军相比较，表示“只有在首都实行彻底清洗之后——当我到那里时，这种清洗将会发生——，苏俄才可以期望与中国恢复友好的关系”。而“当我还没有肃清那些在首创的革命后第二天便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莫斯科就应当等待一下。您最近三四年来的亲身经验，会使您能够了解我所面临的是何等艰难的事业”。在这封复函中，孙中山明确表示：“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说明孙中山已经意识到自身政治组织的不足，注意到苏俄革命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组织架构。作为现实的政治家，孙中山也注意到苏俄对东北的利益诉求和历史渊源，并且将张作霖形容为北京政府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⁸⁹⁾。虽然孙中山此时已经和张作霖有了成立反直“三角同盟”的默契，但他向苏俄描绘的张作霖“形象”，却把握了苏俄的内心与利益诉求，说明与孙中山理想主义情怀并存的，也有精明的现实主义考量⁽⁹⁰⁾。

自1921年起，苏俄和国民党即不断有实际的接触，彼此有更多的了解。1921年1月，苏俄代表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上海会见李烈钧，李向他表示，俄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与国民党很相似，“他们试图同苏俄建立亲密关系，最好通过秘密派遣代表互通情报和签订必要的协议来实现这一点”。同时还表示，“他们广州人不知道为什么优林至今蔑视广州”⁽⁹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参加了中共“一大”之后，1921年10月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邀请国民党派人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1月7日，列宁致函齐切林，指示对孙中山“应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尽量秘密进行，要派我们的人去广州”⁽⁹²⁾。其后，马林由共产党员张太雷陪同，于12月23日到达桂林，同正在筹划北伐的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见。马林向孙中山表示，“苏俄坚决支持所谓落后国为政治独立而斗争。基于同样的理由，中国革命政府也应同苏俄合作，并应尽快同苏维埃共和国达成明确的协议，以增强国家的地位”。“如果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至少应立即派一个代表团去同莫斯科建立秘密联系”⁽⁹³⁾。据马林回忆，孙中山认为在北伐胜利前，与苏俄结盟事实上不可能，因为这会招致列强的干涉⁽⁹⁴⁾。

1922年4月，来华出席正在筹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先行到达广州，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孙中山希望与苏俄建立更多的联系，而达林则提出国共两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会谈正在进行中，陈炯明发动政变，孙中山驻留永丰舰时仍与达林保持着联系，直到其离开广州。在孙中山离开广州前，他曾经请陈友仁转告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⁹⁵⁾

1922年6月的陈炯明政变，使正在进行中的孙中山北伐再遭重大挫折，而且陈炯明及其粤军是孙中山曾经鼎力培育并视为其可信赖的部队，如今于旦夕之间叛孙，确实使孙中山内心有深重的失败感。孙中山曾经寄予期望的西方列强，视其为缺乏实权的边缘政治人物，对他并没有多少切实的支持，列强的现实主义态度，反而促使孙中山的反思，成为孙中山放弃其不切实际的“理想”，更多追求“现实”的动力，而苏俄恰恰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提供实际支持的一方力量，孙中山的政治态度由此发生重大转向，更多倾向于和苏俄结盟，以获得实际的支持。在此前后，陈炯明发动政变，吴佩孚镇压工运，而且无论是陈炯明还是吴佩孚，也都没有表露出和苏俄有密切合作的可能性，苏俄对陈炯明和吴佩孚在政治上的期待基本落空，他们的目光也在更多转向孙中山，将孙作为在中国合作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使苏俄与孙中山的合作多了一条可行的沟通途径，较之完全由苏俄出面更有可伸可缩的方便性。孙中山和苏俄两方的现实需要和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决定了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近，双方的合作具有了高度的可能性与相当的可行性，是双方关系发展的逻辑结果。当然，孙中山对这种合作的需要更为迫切，也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1922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向共产国际和苏俄领导人报告其中国之行时，建议中共应“放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放弃独立”⁽⁹⁶⁾。8月，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质并努力创建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⁹⁷⁾，要求中国共产党“正确参与政治斗争”，“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大政党——国民党保持紧密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⁹⁸⁾。8月25日，马林又一次来华后在上海再度会见孙中山。刚刚经受了陈炯明政变的打击、从广州返回上海、正在艰难处境中的孙中山，对马林来访很是欣慰，向他表示“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⁹⁹⁾。马林也向孙中山说明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与国民党共同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¹⁰⁰⁾，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从成立初期“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¹⁰¹⁾，先后调整为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不加入国民党⁽¹⁰²⁾，直至1922年8月下旬西湖会议，决定中共党员视需要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¹⁰³⁾。其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等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有感于革命的屡起屡败，孙中山对国民党的软弱涣散越加不满意，自1922年8月他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即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国民党改组事宜。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改进会议，6日指定丁惟汾、陈独秀等九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1923年1月1日，经孙中山审定，《中国国民党宣言》公开发表。《宣言》回顾了国民党创立的历史，表示“吾党为国致力，虽稍稍有所成就，而挫折亦至多”；强调“吾党名称虽有因革，规则虽有损益，而主义则始终一贯，无或稍改”；“三民主义尚未能完全实现，五权宪法亦未能制定施行，此吾党所为旁皇不可终日者。抚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现存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奋，则惟有夙夜黾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之成功已耳！”重申奉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提出国民党的政策是：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实行普选制度，以人民投票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实行地价税法；铁道、资源及大规模工商业由国家经营管理，并由工人参与部分管理权；制定工人保护法，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等等。同时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党纲》也说明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主要内容⁽¹⁰⁴⁾。《宣言》不提“护法”而强调“主义”，与以往表述有所不同。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会议，在大会演说中，孙中山告诫与会者，“我们自革命成功以来、民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党务反不如前，几成了一盘散沙，把从前革命的精神都无形丧失了”；要求大家“把本党再改进、再扩张起来”；“切实把党务来改良、来扩张，使一日一日的进步才好”⁽¹⁰⁵⁾。这些都表示国民党改组的逐步进行，预示着国民党改弦更张的开始。

1923年1月17日，苏俄代表越飞抵达上海，此后十天中，他与孙中山多次会见，就相关问题有广泛的讨论。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越飞代表苏俄再次声明：“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双方“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状”；“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¹⁰⁶⁾。《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表明苏俄与孙中山的接近与合作初见成效，也表明孙中山着力寻求苏俄援助以完成其革命事业。双方在“宣言”中都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各有所得。苏俄虽然表示“抛弃”中俄旧条约，但在事关苏俄国家利益的中东路和外蒙问题上并未有实质的让步；孙中山得到了苏俄对其革命事业的援助承诺，同时又使苏俄承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¹⁰⁷⁾。所以，双方都可以对“宣言”作有利于自己的解读，双方对“宣言”也都表示满意。“宣言”发表的次日，越飞与孙中山的代表廖仲恺同往日本，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昕夕相聚，议论上下古今”；“对各种问题，互相辩论”⁽¹⁰⁸⁾；就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等问题达成原则意向。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表示孙中山与苏俄建立实际的政治关系，其后苏俄对孙中山的实际援助开始到达广东。1923年5月，苏联政府向孙中山表示，将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炮和2辆装甲车，但请其“严守秘密”。孙中山复电接受苏方的建议⁽¹⁰⁹⁾。在当时，这种援助是孙中山最急切需要的，因为据马林的报告，廖仲恺“经常对我讲，钱的问题是他最大的忧虑，几乎唯一的忧虑，他一筹莫展” ⁽¹¹⁰⁾。苏俄的金钱和物质援助对孙中山而言，实可谓雪中送炭。苏俄还开始向广东政府及国民党派出政治军事顾问，最早的一批顾问在1923年秋季到达广州。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¹¹¹⁾。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他肯定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认为“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¹¹²⁾。同时他也认为国民党存在纪律松弛、党员成分复杂、党内存在异己分子和野心家、党缺乏群众基础等问题，需要努力改进；建议国民党重新研究和审议党纲党章，建立党的核心组织和地方组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新的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机构，等等⁽¹¹³⁾。这些建议为孙中山所重视所认同，并成为国民党改组过程中遵循的基本原则步骤。

鲍罗廷的意见毕竟出自外国顾问，如何让这些意见为国民党内各路人等接受，颇费孙中山的思量。1923年下半年，为了替国民党改组造势，为国民党改组奠定思想认同的基础，孙中山在各种场合频频向党内成员宣传其改组的思想。10月15日，孙中山在国民党员恳亲大会上提出：“许多党员，总是想做大官。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满意足；这些党员的心理，以为达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业便算了结一样。若是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至于热心党务、真正为本党主义去奋斗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因为加入本党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所以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党的分子便非常复杂。”因此，“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设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分子都淘汰完了，留下来的分子自然是很优秀的，大家从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为主义去奋斗。做党员的精神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能够为主义去牺牲。大家为党做事，事无大小，必须持以毅力，彻底做成功。平日立志，应该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¹¹⁴⁾ 11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员大会致训词，认为“本党不进原因，约有二事：组织之未备也，训练之未周也，皆其且大者”。因此，“吾党同人今后当知所鉴，当自信吾党主义固有绝大把握，但能组织完善，则收效正大，否则恐终不能通力合作也”；“吾人既知组织之未完，当思有以改善，务使以前党员活动由上而下的形式，一反为由下而上”⁽¹¹⁵⁾。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演说时进一步告诫党员：“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¹¹⁶⁾

在孙中山与苏俄合作的早期，他派出代表团赴苏考察事占有一定的地位。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由蒋介石领衔、包括共产党人张太雷等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苏俄的政治、军事和党务状况，以期为中国革命寻求胜利的路径。孙中山与蒋介石早有接触，而自1922年6月蒋介石到广州在永丰舰随扈孙中山坚持对陈炯明的斗争之后，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亲近，其后孙任蒋为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大元帅府参谋长等职，派其率团赴苏考察，也说明了孙对蒋的信任⁽¹¹⁷⁾。

经过长途跋涉，海陆颠簸，蒋介石一行自上海乘轮到大连，再转铁路入苏，历时二周有余，9月2日到达莫斯科，停留近三个月，11月29日离开莫斯科。代表团访苏期间，如蒋介石所言：“俄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¹¹⁸⁾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加米涅夫、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等领导人都会见了蒋介石，并讨论了有关问题。在代表团最关注的军事方面，他们提出：一、希望苏联多派人到中国，帮助我们按红军榜样训练部队；二、希望能为了解红军提供方便；三、请求共同讨论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计划。苏方的答复是：可以多派一些中国干部到苏联学习军事，但暂时无法派遣很多人去中国；建议国民党加强政治工作，认为政治准备现在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只有在进行大量的政治工作，待国内具备了足以保证军事工作顺利进行之时，方可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¹¹⁹⁾。11月26日，代表团参加由季诺维也夫主持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蒋介石就中国革命的纲领等问题作了解释。他说：三民主义“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口号。……如果我们根据三民主义口号开展革命工作，那么在中国取得成功是很容易的。我们认为，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也就是中国民族主义革命进行三五年之后，我们就能取得成功，而一旦取得成功，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口号下开展宣传工作。”他希望“共产国际将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中国，仔细研究中国的局势，他们也将领导我们并就中国革命的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¹²⁰⁾27日，在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建议国民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蒋介石则提出由于帝国主义压制革命宣传而造成的“政治活动的困难”，但他仍然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并说“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¹²¹⁾。代表团还考察了红军部队、军事学校与军队党组织的状况，认为苏军军事指挥官与党代表的分工负责制是优点，对苏联红军的严明纪律、文化素养、政治工作留下深刻印象，表示愿意以红军为榜样，创办军官学校，组建军队。28日，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专门讨论中国国共合作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并将其交代表团带回中国。这个《决议》就如何在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重新解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具体明确地阐述了看法，认为国民党要成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必须按照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对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民族主义的含义应是，“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民生主义应包括，“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等等⁽¹²²⁾。代表团在苏俄访问期间得到的意见、建议和印象，都通过考察报告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和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提交给国民党及孙中山的考察报告外，参加代表团的个人，因其具体情况的不同，访苏观感也有不同。蒋介石对苏俄革命经验的一些方面颇为赞许，但对另外一些方面则有不满或心存疑虑。他对托洛茨基的印象是：“其人慷慨活泼，其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相辅并行而不可缺也云。”对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决议则表示不满，认为“普泛不实，其自居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其领袖徐诺微夫（季诺维也夫）似有颓唐不振之气”⁽¹²³⁾。代表团在12月15日回到上海后，蒋介石向孙中山提交的访苏报告倒是反映了苏俄方面的看法，其中说：“我们的国民革命不能带有妥协性质。我们的目标就是同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军阀作斗争。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不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就不能指望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由此得出，我们的任务就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所以我们的国民革命将具有国际性质。”⁽¹²⁴⁾ 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到广州，向孙中山再次作访苏口头汇报，既谈到苏俄建军成功的经验，也谈了自己的疑虑⁽¹²⁵⁾。

孙中山的政治转向既包括他对苏俄的政策，也包括他对中共的政策。在筹备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孙中山和共产党人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不少共产党人被孙中山委派担任国民党的各级职务，得到孙中山的重视和信任，其中包括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瞿秋白等。孙中山尤其着重组织方面的举措，以使改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1923年10月，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4日又委派廖仲恺、邓泽如召集特别会议，商量国民党改组问题，并委派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循序渐进地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¹²⁶⁾。

1923年11月25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同时公布。《宣言》回顾了国民党奋斗的历史，承认“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而“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强调“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中间虽迭更称号，然宗旨主义未尝或离；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吾党有见于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份子淘汰，去恶留良”⁽¹²⁷⁾。《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提出：“吾党之目的，在于中国领域之内，养成一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使全体国民得于国际上、政治上、经济上遂其有价值之生存。本此目的，揭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主张，以奋斗之精神而图其实现。”党纲草案还对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具体内容作了阐释⁽¹²⁸⁾。党章草案共十一章六十六条，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强调上下关系和严密组织、严格纪律，并要求在国民党活动的各团体中组建“党团”，以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26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军军官学校，委派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成为“党军”创立的先兆⁽¹²⁹⁾。这些党政军方面的原则规定显然吸收了苏俄的经验，是孙中山与苏俄关系的发展及其政治转向的逻辑产物，并为其后国民党的改组和政治军事的“以俄为师”准备了前提条件。

————————————————————

(1) 《在广州宴请北伐军将领时的演说》（1921年9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8页。

(2) 《致海外同志电》（1921年9月），《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13页。

(3)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95、1403页。

(4) 《孙文以廖仲恺等为代表商讨对吴佩孚用兵之法电》（1921年12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页。

(5) 《北伐誓师词》（1922年2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90页。

(6) 《广东军阀大事记》，《广东文史资料》第43辑，第155页。

(7)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390页。

(8) 《在梧州军事会议的演说》（1922年4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00页。

(9) 《声讨徐世昌令》（1922年5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12页。

(10) 《致张作霖函》（1922年5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41页。

(11) 《陈光远致大总统等电》（1922年5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685—686页。

(12) 《孙文关于与浙卢商讨会攻江苏事项电》（1922年5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689页。

(13) 《陈光远致大总统等电》（1922年4月23日、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684—685页。

(14) 《陈光远转报孙中山督师北伐向赣南挺进情形电》（1922年5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689页。

(15) 莫世祥编：《马君武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16) 广东省档案馆辑：《孙中山与陈炯明》，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研究》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页。

(17)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92页。

(18) 《孙中山与陈炯明》，《孙中山研究》第1辑，第395页。

(19)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92、358—359页。

(20) 李睡仙、谢盛之、鲁直之编：《陈炯明叛国史》，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版，第169—170页。

(21) 《陈光远转报孙中山准备北伐遭陈炯明等反对情形致参陆部函》（1922年5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691页。

(22) 《复叶举等电》（1922年5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31页。

(23)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53、1455页。

(24) 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页。

(25) 林廷华：《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80页。

(26)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64页。

(27) 孙中山先登永翔舰，16日转至永丰舰。永丰舰在日本订造，1913年编入中国海军，1917年由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南下参加护法，官兵多为粤籍，支持孙中山。1925年改名中山舰，1938年10月参加武汉抗战时沉于长江。

(28) 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胡应球：《孙中山移驻永丰舰的经过及永丰舰以后的活动》，《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219页。6月29日，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从上海到广州，登永丰舰陪孙中山坚持，并护送孙离穗去沪。其后，蒋著有《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叙其事，得孙信任并为其在国民党中获得政治声誉。

(29) 《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2页。

(30) 《海军护法讨逆宣言》，《革命文献》第52辑，第204页。

(31) 蒋中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5—6页。伍廷芳因此突发事变刺激，6月23日发病去世。

(32) 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77页。

(33) 段云章、沈晓敏编：《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7页。

(34) 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上册，第515页。

(35) 蒋中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第15页。

(36) 《蒋介石日记》1923年7月2日。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

(37) 《蒋介石日记》1923年7月10日。

(38)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88—1490页。

(39) 《宣布粤变始末及统一主张》（1922年8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22—523页。

(40) 《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49、554—556页。

(41) 王孝泉：《福建财政史纲》上册，1936年版，第35—37页。

(42) 臧致平1916年领军入闽，后任福建第二师师长兼汀漳镇守使，被李厚基削职后愤而离闽赴沪。

(43) 王永泉时任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兼闽北镇守使，驻延平，其部比较有战斗力，且与许崇智等有联系，为李厚基所嫉。

(44) 《许崇智联王永泉攻闽之经过》，《革命文献》第52辑，第385—387页。

(45) 《致蒋中正函》（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7页。

(46) 《徐树铮在延平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任总领通电》（1922年10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03页。

(47)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859—860页。

(48) 《杜锡珪致高凌霨密电》（1923年1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09—510页。

(49) 《复林森函》（1922年1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25—626页。

(50) 《闽督之争益烈》，《民国日报》1923年3月2日。

(51) 《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民国日报》1923年3月5日。

(52) 《陈炯明与张绍曾秘密勾结来往函件》（1922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00—702页。

(53) 《致张开儒函》（1922年10月23日），《复朱培德函》（1922年12月），《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91、662页。

(54) 李洁之：《“国民革命”运动中的粤军第一师》，《广东文史资料》第4辑；《李济深的略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4—5页。

(55) 莫雄：《白马会盟与滇桂粤联军讨伐陈炯明的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

(56) 《讨伐陈炯明通电》（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0—11页。

(57) 《陈炯明宣告解职离省通电》（1923年1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09页。

(5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第98、118、135—136、138页。

(59) 《在广州滇桂军欢迎宴会的演说》（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19—123页。

(60)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6页。

(6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第378—379页。　

(62)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485—486页。

(63) 《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4月20日。

(64)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492页。

(65) 《大本营内政部批第三号》（1923年4月27日），杜永镇编：《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66) 《吴佩孚致曹锟密电》（1923年5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627页。曹铁林与曹锟“甚有关系”，因此陆锦得知此事后，即令蔡成勋将其“撤差”，“并转饬该团长迅速来保”，没有将他交给沈鸿英“便宜行事”。《陆锦致蔡成勋密电》，1924年5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27页。

(67) 《沈鸿英致曹锟等密电》（1923年5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33页。沈鸿英如此表示，实有借机索要好处之意。在粤汉路作战的方本仁对沈颇有看法，曾电告吴佩孚、蔡成勋等，指“沈军每当进退维谷之时，辄窃布浮词，诱人帮同动作”；沈之为人“向多欺饰”，“所报情形，不尽确实”，“以其遇敌即退，早无战斗能力”。《蔡成勋致保定巡阅使署等密电》（1923年8月18日、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41—642页。

(68) 《大元帅令》（1923年5月10日、22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第54、67页。

(69) 《致许崇智电》（1923年5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444页。

(70)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507页。

(71) 《孙大元帅东征日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25—736页。

(72)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517页；《孙大元帅东征日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31—732页。

(73)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517—518页。

(74) 《孙大元帅东征日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35—736页。

(75) 《军事处致吴佩孚电》（1923年11月20日、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37—739页。滇军为当时孙中山所属军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者，因而一直为直系所欲拉拢。齐燮元认为：“孙之所以不灭，恃有滇军，不速解决滇军，则粤局终不能定。”他提议或将滇军酌编师旅加以任命，或由中央资助其回滇，以收其心。《齐燮元致陆锦电》（1923年12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40页。

(76) 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

(77) 陈炯明发动政变之后，当孙中山提出希望美国出面调停时，为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所拒。参布赖恩·乔治：《美国国务院与孙中山》，曹前译，《新史学》创刊号。

(78) 王耿雄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289页。

(79) 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第241—243、246页。

(80) 就地理概念而言，苏联在中国的西方，故此处的“西方”、“东方”概念并非地理意义的，而是政治意义的，“西方”指代资本主义国家，“东方”则指代社会主义国家。

(81) 《团结报》1985年3月30日第4版。

(82) 《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1918年夏），《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0页。

(83)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476页。

(84) 《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1920年12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85) 《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8月1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99页。

(86)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2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07页。

(87)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1922年3月1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77—79页。

(88)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89) 《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1—593页。

(90) 苏俄在东北有过往的历史渊源和重要的战略利益，对于东北当政者的倾向性向来比较敏感。维经斯基就曾形容张作霖“是日本的走狗，奉行的是日本的政策，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从苏俄方面说，同他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给他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即使是间接的帮助，都意味着加强敌人的力量。”［《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1923年1月2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04页］这也是苏俄一度希望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完成中国革命统一事业的原因。苏俄还曾警告孙说，“削弱吴佩孚，就是削弱正在进行民族斗争的中国，所以最终也就是削弱他自己”。《越飞给齐切林的电报》（1922年10月1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40页。但孙中山不同意越飞的判断，坚持与奉系和皖系的反直同盟，并对越飞表示：“贵国政府如果与我一起行动并通过我采用外交方式，而不是与吴佩孚一起行动并通过吴佩孚使用军事援助和武装力量手段，是能够从张作霖那里取得在理智的范围内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的。”《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1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45页。因此，孙中山对张作霖“亲日”的揭露，也并不妨碍他与张的合作并就此向苏俄方面解释其合作的动机与结果。

(91)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1—62页。

(92) 《列宁给齐契林的便函》（1921年11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7页。

(93)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94)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4页。有资料说，马林曾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与中共合作的建议（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但马林的回忆并未提及这样的建议。

(95) 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26页。

(96)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0—21页。

(9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98)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1922年8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第118—119页。

(99)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4页。此据马林的回忆。据研究，8月25日，越飞亦曾派代表携函与孙中山会见，此人似为苏俄驻上海商务参赞利奥尼德夫（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8年版，第449页）。因此，此日孙中山会见的是马林、或利奥尼德夫、或马林与利奥尼德夫二人，尚待研究。

(100) 中共“二大”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则规定，“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2页。

(101)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页。

(102) 陈独秀曾致函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表示中共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张作霖和段祺瑞的政策与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未发布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被视为争权夺利之政党，在广东内部亦有陈炯明派反对孙中山，如中共加入国民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因此中共各地同志均“绝对不赞成”加入国民党。《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1—32页。

(103) 据陈独秀称：在西湖会议上，马林“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大钊）、张特立（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而据马林回忆，此前中共多数人已接受了他的意见，只有张国焘等一两个人反对，“陈独秀同意我提出的观点。没有要求作补充说明的明确的反对意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7、91页。

(104) 《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5页。

(105)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7页。

(106)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2页。

(107)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52页。苏俄《真理报》、《消息报》等当时在报道《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时，将这段文字完全删去，说明苏俄官方其实并不认可孙的主张，写入这段话只能解读为苏俄当时为了争取孙的合作而作出的某种妥协。1936年，苏联驻华大使曾向蒋介石建议，将孙越联合宣言“作为中苏关系基础”。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给苏联驻华大使的信中认为，因为这个宣言承认苏维埃制度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这样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妥当的”［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259页］；这也说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而在孙中山方面，虽然他与苏俄开始建立合作关系，但他对苏俄仍然存有一些疑虑。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致蒋中正函》（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6—617页］

(108)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8年版，第463页。

(109) 《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的电报》（1923年5月1日），《孙中山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23年5月15日），薛衔天、黄纪莲、李嘉谷、李玉贞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7—678页。

(110)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6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17页。

(11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1923年8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65—266页。

(112)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113)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7页。

(114)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0—281页。

(115) 《在中国国民党广州市全体党员大会上的训词》（1923年11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90页。

(116)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7—438页。

(117) 当时蒋介石对苏联抱有好感与热情，他对孙中山表示，如不允其访俄，则再没有什么事适合他做了（黄道炫：《1923年：蒋介石的苏俄之行》，《南方周末》，1998年11月6日）。

(118) 国防研究院编：《蒋总统集》第1卷，台北1984年版，第268页。

(119)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鲁祖塔克、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7日、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82—288页；卡尔图诺娃：《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军事代表团访俄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6年第4辑，第99—107页。

(120) 《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录》（1923年1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30—338页。

(121)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39—341页。

(12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81—83页。

(123) 《蒋介石日记》1923年11月27日、28日。

(124) 《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01—302页。

(125) 据研究，蒋介石访苏之初，“情绪很高，也很激动”，对“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以及红军的装备很感兴趣”。但他对苏联的不满随后逐渐表现出来，原因一是有留学生批评他过于宣传孙中山，使他得出苏方“诱引青年，自植势力，而不顾党谊”的结论；二是苏方对于外蒙古问题坚持己见，使蒋大为不满；三是苏方对蒋提出的军事援助计划反应冷淡。因此，蒋介石在回国后给廖仲恺的信中谈及此次苏联之行时写道：“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黄道炫：《1923年：蒋介石的苏俄之行》，《南方周末》1998年11月6日）据瞿秋白告鲍罗廷，蒋介石在同托洛茨基谈话后“很生气，说托洛茨基在骗他们”［《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1923年1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83页］。

(126)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10—1711页。

(127) 《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29—430页。

(128)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47—1751页。

(129)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51—1752页。

第五章　北京政局与曹锟贿选

第一节　直系当政时期的社会状况

一　兵变与匪患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军阀连年混战，派系相争，政务不修，财政困难，政府既无心亦无力处理各种既存社会问题，更遑论考虑社会发展之长远规划。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醉心于“武力统一”与“最高问题”（即曹锟一心想当总统），北京政府内部尚且纷争不断，更无暇顾及社会问题，社会的不安与动荡依旧。1920年—1921年，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及西北的陕西连逢大旱，灾区逾三百余县，灾民多达二千五百余万人，死亡五十余万人，可谓哀鸿遍野，亟待救济。据估计，直隶成灾有九十二县，灾民592万，但赈灾款项不过百万（包括政府拨款与募捐）；山东成灾三十二县，灾民380万，赈灾款项只有区区20万⁽¹⁾。“军政各费，在平时已岌岌不继，加以本年军事饷需浩繁，搜罗几尽。借贷俱穷，又复丁此奇荒，库款收入，绝无希望，虽欲挪拨而无从。当告灾之时，驰电各省，吁求赈济。虽军政绅商各界热心善举，分途劝募，汇款尚属寥寥”⁽²⁾。在此情形下，“赤贫者束手待毙，中户人家争鬻子女以求食。青春少妇，十龄幼娃，代价不及十元。甚至专为求食，甘心随人作奴婢，而莫肯收留。每田一亩之价，不能易小米一斗。一家举火，则数十家争往劫餐，于是土匪窜来，非匪者亦变为匪。饿莩满地，无疫者亦染成疫”⁽³⁾。

由于北京政府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力，使其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除了一般性的动荡之外，更突出表现为兵变与匪祸之频仍。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军阀以养兵为头等大事，所谓兵多势众，自然是以枪杆子治天下的军阀所信奉之“真理”。其时中国并无征兵制度，士兵入伍或为强迫拉伕或为自愿投奔，但都需要发饷，所谓当兵吃粮，是为众所公认。而军阀养兵虽多，却因财政困难而无力按时发放足额之军饷，军费支出远远超出财政能够负担的范围，所以吴佩孚“最最注意者，则为将来之军需问题”，“凡关于财政可以活动之机关，皆握住不松一步”⁽⁴⁾。但即便如此，以当时“政府岁入，几以四分之三充军饷，而尤不能餍贪者之望”⁽⁵⁾。据估计，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仅直系军队就有二十三个师三十七个旅近40万人⁽⁶⁾，而当时北京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列的直军经费每月为74万元，直鲁豫巡阅使署每月经费7万元，两者合计不过80万元左右⁽⁷⁾，以80万元的经费维持近40万人的军饷，显然不敷应用，因此直系还要想其他的办法开支军费，如截留税款，擅征税收，扣留收入，硬性摊派，等等。直系如此，其他大小军阀亦莫不如此。但在用尽了这些办法仍然不能足额按时发放军饷时，士兵的离队逃跑以至哗变兵变等现象也就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自1912年至1922年的十年中，全国一共发生兵变一百七十九起，其中以直系当政的1922年为最多，达到四十五起，地域则几乎遍及全国各省⁽⁸⁾；而吴佩孚巡署所在的河南亦不能免，仅1922年7月中旬，“旬日中以兵变告者六次”⁽⁹⁾。

兵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欠饷，因“欠饷过多，迭谋变乱”⁽¹⁰⁾。当时即有论者指出：“国家兵费，支出虽多，地方捐税虽重，而并未能悉用之于兵饷。大抵至少半数以上，皆散入各级军官之私囊。是以国库已竭，而兵饷仍虚，地方凋敝，而兵变不免。”⁽¹¹⁾ 这些兵变虽然因欠饷而对长官发出实际的抗议，有其理所必至之处，但究其过程与结果，总是以烧杀抢掠共始终，给民众带来了许多苦难，“使大多数人民蒙极重之牺牲”，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如1922年5月，因助奉反直的豫东镇守使兼暂编第二师师长宝德全被冯玉祥在开封处死，其留守商丘之部五营于5月17日发动兵变，“肆行抢掠，城内商号无一幸免，并且到处放火，东西南北大街，所有市房，多成灰烬，直至十八日天明，始行捆载而逸。统计城内商民，除焚死数十人不计外，其损失财物，合洋为数实达一百一十余万元”⁽¹²⁾。8月2日九江兵变，“劫全埠商店居户，……纵火焚烧西大街商店百余户，全市精华殆尽，损失三百余万，并伤店主及平民数十人，因伤重毙命者不下十余人”⁽¹³⁾。不仅如此，因缺饷而离队哗变的士兵，因生活无着，许多又沦落为匪，他们与众多流民相结合，使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匪祸”尤为多发并具有破坏性。由兵变与“匪祸”而致之社会动荡，常常因天灾而加剧，又因政府人谋不臧而更趋恶化，不独直系当政时期如此，即北京政府统治时期亦然。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匪祸”表现形式不一，人数众多，全国各省，几无省不“闹匪”，“小股数十人”，“大股数千人”⁽¹⁴⁾，使当局极为头疼。除了一般性“打家劫舍”的土匪之外，还有一些打出政治旗号的武装集团，可以视为历代农民起事的延续，如河南的李明盛“高揭自治军总司令之旗”，贾青云“自称靖国军驻豫总司令”⁽¹⁵⁾；浙江的袁化南号为“民治军”，等等⁽¹⁶⁾。有些武装集团与军政界有某种关系，也是军政界人物或军阀派系争斗时拉拢的对象，如湖北的周孟容自称“援赣游击队”⁽¹⁷⁾。还有些武装集团与外国势力有一定瓜葛，如有传媒揭露青岛有股匪所用枪械“由日人供给”，“掠夺之款，也分给日人”⁽¹⁸⁾。而日本也特别注意扶植满蒙地区的民间武装力量。因此，对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匪祸”不可一概而论，其形成原因是复杂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其中的大多数虽其情可悯，然毕竟不为正常社会接纳；至于其中少数提出了一定政治目标的武装集团，因为其目标的不确定性，更因为其没有坚强的领导与严密的纪律，只能是昙花一现，以悲剧结局告终，不足为训。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匪祸”的又一“时代”特色是，不少土匪特别着意绑架外国人为人质，同时以传媒为媒介，将事态公共化、扩大化，以利用当局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紧张心理，讨价还价，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身份的合法化，其中又以“老洋人”起事和临城劫车案为代表。

直系当政时期发生的“老洋人”起事，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发生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事。“老洋人”名张庆，又名张廷献、张国信，河南临汝县人，1886年出生，曾经参加民国初年的白朗起事，后投河南督军赵倜之弟赵杰所部宏威军，任巡防队长⁽¹⁹⁾。第一次直奉战后，赵倜、赵杰兄弟因助奉反直而被迫下台，所部溃散后形成众多武装团伙，“人数超过原来匪数之大半”⁽²⁰⁾，“老洋人”即为其中的一支。张原本在豫东发展，后由于官军追剿，改奔豫西，联络其他部众，声势迅即壮大，1922年6月底攻下鲁山县城，部属发展到一万余众。“老洋人”起事本无什么政治理念，而是抱着借此被“招安”而升官发财的念头，河南地方的军事将领起初也愿意接纳“老洋人”部以壮大自己的实力，但坐镇洛阳的吴佩孚却力主剿办并督促进行，决定在全省分区清剿，限两个月内肃清，并对外宣称“河南匪患，不须旬日即可肃清。”“老洋人”失望之余，与赵倜、赵杰旧部集合，改称“河南自治军”，“老洋人”自任总司令，打出了反直旗号，而其实际行事风格，仍不过是四处流动作战以获取资财⁽²¹⁾。

“老洋人”部公开打出反直旗号，吴佩孚不能不下令派兵进剿，由豫西镇守使丁香玲督率进行。“老洋人”部行动飘忽，避实就虚，先是在豫西伏牛山一带与丁部周旋，然后乘隙突围而出，乘丁部主力集中前线、后方空虚之际，于8月17日进占豫西镇守使署所在地陕县县城，在大加抢掠之余，强行带走陇海铁路局外籍员工二人。次日，“老洋人”部又占灵宝县城，声势大震，令吴佩孚大丢颜面⁽²²⁾。在吴佩孚加派兵力进剿后，“老洋人”部忽而西进豫陕交界处，忽而东返到其家乡鲁山、临汝一带活动。10月下旬，豫督冯玉祥派出大军进剿，“老洋人”部为避其锋，越过京汉铁路东进，先后攻破新蔡、项城、沈丘等城，并继续东进。11月1日攻破皖北重镇阜阳，城中民众死伤不少，财产损失巨大，精华被劫掠损毁净尽。其后，“老洋人”部重返河南，在攻破息县、遂平后，再度越过京汉铁路，进入豫西。

“老洋人”部窜扰河南，在征战过程中强行带走外国传教士多人（共有七名外国人为其扣押），其所经之处的外国传教士闻之风声鹤唳，纷纷逃往大城市躲避⁽²³⁾，酿成涉外事件。逃亡外国传教士集聚的汉口外国侨民举行“万国居民大会”，请求北京公使团采取切实步骤，保护侨民安全⁽²⁴⁾。11月16日，驻京英、美、法、意、瑞典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递交照会，声称“此等情形，对于中国政府之荣誉，有非常之损害”。顾维钧答称，已发电敦促吴佩孚等将领尽快设法救出被掳之外人，并谓营救工作必先采用和平方法，以免危及被掳外人之生命⁽²⁵⁾。对于外国驻京公使团的态度，北京政府不能不予重视。其后吴佩孚任命靳云鹗为河南“剿匪”总司令，在驻马店设总部，由豫、皖、鄂三省军队联合会剿“老洋人”部。⁽²⁶⁾ 但是，此时的“老洋人”部声势颇盛，官军几次进攻未收成效，又担心大力进剿将危及外国人质的生命安全，遂与“老洋人”部接触，开出“招安”价码，以剿迫降；而“老洋人”亦希望经由“招安”而成官军，升官发财，其方针是以扰求抚。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双方于1922年12月下旬达成协议，“老洋人”部释放全部外国人质，所部被改编为三个支队，分归豫东和豫西镇守使节制⁽²⁷⁾。

“老洋人”部虽被收编，但官军对“老洋人”部并不信任，改编不过是权宜之计。1923年春，“老洋人”部东开受编，正值此时，山东发生临城劫车案，北京政府在列强压力下，决定大举“剿匪”，“老洋人”部虽已受编，但也被暗中列为解决对象，“老洋人”风闻所及，不安于位。10月初，吴佩孚通过河南省当局令“老洋人”部入川作战，图谋借刀杀人。“老洋人”抗命不遵，率部脱离驻地再叛，回到其发家地鲁山地区。其后，河南督理张福来亲临许昌，指挥各部约5万人，对“老洋人”部发起大规模进剿。“老洋人”率部转战于豫西、鄂北、陕南间，受到直军四面围困，层层截击，难以立足，补给困难，部众连年长途征战，军心涣散，怨言四起，“老洋人”众叛亲离，对部众渐失控制。1924年1月上旬，当“老洋人”率部奔回豫西鲁山行至郏县时身亡，“老洋人”部最终溃散⁽²⁸⁾。

就在“老洋人”部刚刚受抚就编后不久，山东又发生了临城劫车案，演成了直系当政时期也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最为轰动、影响最大的一起外国人质劫持案和涉外交涉事件。

二　临城劫车案

一、临城劫车案的发生及列强的反应

1920年春，孙桂枝与孙美珠、孙美瑶叔侄在山东南部枣庄东北的抱犊崮拉起一彪人马，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收拢鲁、豫、苏、皖等地的贫苦农民以及安武军、毅军等军阀部队的流散军人入伙，以孙桂枝为寨主，孙美瑶为总司令，部众陆续发展到数千人。1896年出生的孙美瑶，是抱犊崮武装团伙的核心人物，他曾在皖系张敬尧部服役，被认为“衣服丽都，人亦文雅，固不类山寨中人”⁽²⁹⁾。他们起事后，除了干着劫富掠财之举外，也提出过颇具鼓动性的主张：“近年以来，国事混淆，是非颠倒，一则曰加税，再则曰筹款、派捐、公债、印花、厘金种种苛派，纷至沓来，使农不得耕，工不得造，商不得贩，兼以贪官污吏，干没剥削，劣董恶绅，表里为奸，……吾同仁奋然起义，纵横齐鲁，人强械广，智勇双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平等为主义，均户为目的，志在除尽贪官污吏，杀绝劣董恶绅，将中国之腐败病民政策涤刷一新，熙熙皞皞，打出一个清平世界，为父老兄弟造真幸福。”⁽³⁰⁾ 表现出他们对既存社会秩序的不满以及传统农民起事的平均主义要求，且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此劫车案发后有时论谓：“吾人观察此次土匪行为，显系初步政识之冲动。一般国民对于政治现状与其生活之关系具不得已之要求，而出此不得已之手段，观于匪等迭次之告示与函件可以证之。”⁽³¹⁾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山东督军田中玉派部围攻抱犊崮，因该地易守难攻，双方形成对峙。1923年春，抱犊崮因天旱缺水，坚守甚难，为减轻官军围攻压力，孙美瑶孤注一掷，策划劫持铁路列车，绑架外国旅客，以向政府讨价还价，使己部摆脱被围困境。

1923年5月5日深夜，孙美瑶率部埋伏在沙沟至临城的津浦铁路沿线，并卸下其中一段铁轨，致6日凌晨2时50分行经此处的二次特别快车（俗称“蓝钢车”）出轨，孙部随后劫持了车上的外国旅客二十余人（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籍旅客，其中美国人最多）、中国旅客数十人，英国人洛斯门（Joseph Rothman）因拒捕而身亡，由此酿成中外之间的重大外交交涉事件。据交通部事后的报告，此因“事前疏于防范，临事毫无救援，以致危及外人，损毁国道，……若不速行扑灭，非惟引起重大外交，将国内路权，恐一隳而不可收拾”⁽³²⁾。

在20年代北洋系军人当政时期，中央政府软弱无能，地方军阀豪强横行，“土匪掳人勒赎，在政治组织薄弱之中国是常有的事，掳去洋人也不自今日始”⁽³³⁾。仅1923年在外交部登记的涉及外国人的绑架案就有九十二起⁽³⁴⁾。但是，临城劫车案发生于中国东部最为繁忙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有数十位中外旅客被掳为人质，就绑架人质数量和国籍之多，规模之大，策划之周密，影响之广泛，实前所未有。因此劫车消息传出后，国内外舆论大哗，有关国家立即作出强烈反应。

得知临城劫车的消息后，美国公使舒尔曼（Schurman）在5月6日夜即到达济南，现场处理此案。驻北京外国公使团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Freitas）于7日晚和次日连续召集各国驻华使节会议，向中国政府发出抗议照会，要求：一、限期将被掳外人安全救出；二、死亡之外人应从优抚恤；三、惩戒肇事地方文武官吏；四、切实保障外人生命财产安全。8日下午，符礼德向国务总理张绍曾及交通总长吴毓麟、外交次长沈瑞麟面交抗议照会并严辞责问。张绍曾等除深致歉意外，还保证“以保全外人生命为第一目的”，“克日援救被掳各国人士出险，再派兵痛剿”⁽³⁵⁾。9日，外交次长沈瑞麟会晤各国公使，说明对劫车案的处理方针，表示此案“实属意外事变，本国政府抱歉达于极点”；“已决定采用和平方法，务期先将外人营救安全出险，然后进剿，以免被掳人遭遇不测”。英国公使麻克类（MacLeay）告以，“此事至为重大，尚不知贵国政府已否觉察其中利害，应请贵代理总长转总理暨全体阁员，自从庚子以来，贵国外交事件之重要，诚未有过于此次者，敢请贵国政府急筹相当办法是幸”⁽³⁶⁾。

在华外侨因其切身利益所在，对劫车案的反应更为激烈，“乃至发为共管铁路及联军代剿之论，并认为为与庚子事变相类之事件”⁽³⁷⁾。上海、北京和汉口等地的美国商会及美侨协会提出：一、停止华盛顿会议所给予中国的利益；二、解散中国军队，将过剩军队退伍归农；三、中国政府的财政须受外国监督；四、水陆交通机关均驻扎外国军队；五、以外国警卫队占领中国的军事重地；六、停止退还庚子赔款；七、规定改革中国现状的方法。英国中国协会上海分会提出由外人管理中国铁路及办理护路警察等主张。前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rdan）也提出：“中国遍地皆匪，实为政府失败之结果，解决的第一步，即系组织国际委员团，加以全盘考虑。”⁽³⁸⁾

临城劫车案发后，在事件解决的过程中，驻京外国公使团以其直接关系并依靠其所代表国家之强势，居于十分关键的地位。公使团在一个月中连续召开了不下十次联席会议，发出多份外交照会，向中国方面不断提出各种要求，如放人的期限、索赔的数额、建立铁路护路队、派团考察护路问题，等等⁽³⁹⁾。对于劫车案之迟迟不得解决，公使团甚为不满，认为中国政府对劫车案未尽责任，并一再提出严重抗议。意大利公使的态度最为激烈，甚至提出“中国如无能力办理此事，则我等可以无政府之国待之，将直接与匪人谈判”⁽⁴⁰⁾。9日，公使团提出以12日午夜为最后解决之期限，否则将依时提出加倍赔偿。16日，公使团会议认为，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应考虑向各国政府建议，在塘沽进行联合海军示威，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⁴¹⁾。但是，各国政府对实行此举持不同意见，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持保留态度。18日，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致电美国国务院，认为海军示威将使劫匪认为其行动之重要并提出更多的条件，反而将延迟人质的释放；应由中国政府向劫匪施加压力，以尽快解救人质⁽⁴²⁾。6月1日，美国国务院致电舒尔曼，告以美国总统哈定（Harding）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只有在混乱和无序威胁到整个外国在华利权体制和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时，才可以考虑武力干涉的可能⁽⁴³⁾。在美国意见的主导下，各国协调立场，暂未实行大规模的海军示威之举。但在公使团的强硬要求下，6月2日，由美国少将康纳尔（Cornell）率领的外国武官团抵达临城巡视。他们态度骄横，在会见中方官员时，“近似训话”。正在临城督剿的第五师师长郑士琦感叹：“国权之弱，虽末节亦受影响，为之长叹。”⁽⁴⁴⁾ 外交交涉员温世珍有云：“国未亡，各国对我蔑视如此，真令人伤心，问北京及各省大吏，其稍有心肝者，能不抱头一哭耶！”⁽⁴⁵⁾

除了各国政府和驻华使节对临城劫车案的直接反应外，各国舆论及国联也对临案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外国报纸异口同声，主张关系本案之列国，须力谋适当手段，彻底究问中国政府之责任，以免将来再发生如斯之事变”⁽⁴⁶⁾。据中国驻瑞士公使陆徵祥电称，国际联盟秘书处要求其将每日所得消息通知秘书处；英国、法国、墨西哥均通知国联，要求保证人质安全，从速营救出险，并赔偿损失；意大利“对此案愤激异常，现与各国磋商，拟开国联会议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监督中国铁路”。驻美公使施肇基亦电称：近日欧美及日本舆论，多藉口临案，认为中国已失统治能力，盛倡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监督中国财政之议⁽⁴⁷⁾。由此观之，临城劫车案之突发，使中国政府承受了相当压力，并成为仓促之中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外交交涉。

二、中国政府的对策

临城劫车案本为突发事件，中国政府事前并无任何准备，也就谈不上解决之预案。可是临案反响之大，牵连之广，于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大有影响，从而震动了中央政府，使其不能不有“应变”之举。同时，“临案”发生正值北京政局大变化之前夜，黎元洪的总统府与张绍曾的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颇为激烈；而直系首领曹锟为过其总统瘾，正在谋划废弃黎元洪，进行新任总统大选；北京政局之剧烈动荡，使本已软弱无能的中央政府更成了毫无决断力的跛脚鸭。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事发地的负责官员对如何解决此案看法不一。山东方面的官员，如督军田中玉、第五师师长郑士琦等，因事发于其管辖地，负有直接责任，多主剿以尽快解决此案。案发当天，田中玉要求兖州镇守使何锋钰“亲往查看，并飞派军队追剿”。次日又电告北京国务院：“此案关系重大，闻报后立经飞电各路军队分途追剿，一面设法营救外人，以免发生重大交涉。”⁽⁴⁸⁾与事发地相邻的江苏方面的官员，如徐海镇守使陈调元和外交交涉员温世珍等，则因事发不在本地，没有直接责任，更多主抚，以首先保证人质的安全。北京总统府与国务院方面，因为政坛纠纷所牵制及实际权力之有限，一时无法决断。5月8日，国务总理张绍曾召集国务会议，首先议决将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分别交陆军、内务两部议处，所有肇事地点文武官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同时议决电令山东、江苏两省军民长官，一面设法与孙部交涉，解救人质，一面派人送衣食上山，供人质之用⁽⁴⁹⁾。出席此次会议的部长，除了自兼陆军总长的张绍曾外，只有交通和农商两部总长，其余全部缺席（包括直接负责外交交涉的署理外交总长顾维钧），而由次长代表，显见其决策力之有限。会后张绍曾致电田中玉称：“匪势浩大，非跟踪追剿不能追还被掳之人，而操之过急，又恐于旅客生命发生危险。此事关系外交至为重大，现公使团已当面提出严重抗议，究应如何办理，方为妥善之处，希公同筹划，俾策完全。”⁽⁵⁰⁾张绍曾此电于剿、抚两策之态度模棱两可，未有明确的指示，可见中央政府对解决此案决策之无能无力。相反，劫车案却加剧了北京政坛的派系纷争，因国会方面正在掀起倒阁风潮，“临案”遂成倒阁重磅炮弹。参议员范振绪对国务院提出质问书，众议员张琴对交通总长吴毓麟提出弹劾案，要求追究政府的责任⁽⁵¹⁾。难怪有时论谓：“政府既不死不生，外长复无人负责，而本案之对外方法乃心惊气慑，不复能作一语，良可叹也。”⁽⁵²⁾

真正对解决“临案”具有影响力且有权力作出决策的是坐镇保定的直系首领、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的权势大大扩张，实际控制着北京政治，任何重大决策未得其认可均很难实行。如时论所谓，此案之解决“决难望诸今日毫无能力之中央政府，只有望诸保境安民之直接责任者”；要求曹锟“务宜抛弃从来之侵略主义，以保境安民为天职。关于管辖内之匪祸，务宜根本剿灭，以保护内外人士此后之生命财产，免至再激起国际问题”⁽⁵³⁾。所谓“国际问题”正中曹锟内心焦虑之所在。他正在谋划出任大总统，深知以中央政府内外地位之虚弱和财政支绌之实情，如无列强的支持，即便上台也很难维持，而临城被劫外国人质的生死，以及事件能否顺利解决，将直接影响到列强对华及对他本人的态度。换句话说，他本人和北京中央政府未来的政治前途，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列强的态度。因此临城案发后，曹锟不能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干预，“急欲于举行大总统选举之前将本案告一段落，以全对外之体面”⁽⁵⁴⁾。列强亦深谙北京政治之底蕴，劫车案发后，在与中国政府交涉的同时，还不断与曹锟直接打交道。5月6日，美国公使舒尔曼致电曹锟，要求他采取有效措施，立即解救人质。曹锟于次日回电表示极大的关切，并称已指示地方官员立即派出军队，解救人质⁽⁵⁵⁾。同时，法国公使受各国公使的委托，星夜赶赴保定面见曹锟，要其负责营救被扣外国人质，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⁵⁶⁾。由于列强“希望军队对于匪徒暂缓进剿，以免被掳之人，发生不测情事”⁽⁵⁷⁾；且公使团特别要求曹锟，“凡军事行动，负有与外人生命及安全有关之责任，应请迅为设法撤退官军，以免各国人民之危险”⁽⁵⁸⁾。在内外压力之下，曹锟对临城劫车案作出了以抚为主的决策，企图通过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孙美瑶的要求，解救人质出险。他对外国使节表示，“赞成先用和平权变办法”，并派“干员驰赴济南，帮同田、熊军民两长，商议急救办法”⁽⁵⁹⁾。

负责直接处理临城劫车案的山东督军田中玉为直系干将，在案发后一直主剿，并派兵围困抱犊崮，随时准备动手。但由于曹锟决策谈判解决，5月7日，交通部决定先派遣部员前往出事地点调查，并电田中玉称，“匪众此举因被兵追逃无路，故意惹起外交，以为要挟招安地步”；“务请积极设法，早将中外搭客营救出险”。同时表示，如营救费用不足，交通部可以代筹⁽⁶⁰⁾。9日，国务院和外交部又致电田中玉：“希即暂停追剿，迅筹和平方法，将外人剋日全数赎回。”曹锟随后致电田中玉，令其对该电“务望查照，迅筹赎回办法，俾外人安全出险”。此后“中央迭次来电，兢兢业业不敢说一剿字”。在此情况下，田中玉只能服从，令何锋钰“驰赴临城”，与外领“详细研究，如确于事实有利，不妨于最短期间暂缓进攻，俾外人得以安全出险”⁽⁶¹⁾。临城劫车案的解决进入官府与孙美瑶部讨价还价的谈判阶段。

三、解决劫车案的谈判及结果

北京中央政府以和平谈判解决临城劫车案的方针既定，中外有关人士随后云集临城，通过各种途径与孙美瑶部接触，磋商谈判条件。

干下劫车“豪举”后仍被困于抱犊崮的孙美瑶部，眼见己部以劫持人质而就编“脱困”的想法得以实现，也同意与官府谈判。他们在对外通告中提出：“是役也，非为抢掠财物也，非欲惹出国际交涉也。盖以中国若许政府若许军人，无诚意无统绪，诚不及外人之保其信耳，今已至此，别无可言。若无水落石出之办法，给予正式之条件，许我所要相当之驻点，决不放回西人。”⁽⁶²⁾10日，被扣人质杨毓洵被放下山，带出孙部的开价是：一、不派军队剿攻，围剿官军退归原防；二、其部编为正规军两个旅，并由地方士绅担保，准其自由往来；三、暂以被扣西人为质，剿则撕票⁽⁶³⁾。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孙部陆续释放了被劫中外人质多人。其后，孙美瑶又派多人为代表下山谈判，当局亦派地方士绅李麟阁、外交交涉员温世珍、前总统府顾问美国人安特生（Andersson）、曹锟代表丁宏荃以及与孙部有关系的行伍人士等上山磋商。但因对立双方在孙部改编为两旅还是一旅、官府撤兵与孙部放人孰先孰后等问题上僵持不下，谈判一时未有结果。5月20日，孙美瑶部属一部由山外冲入抱犊崮，与围剿官军发生冲突，谈判暂告破裂。

自“临案”发后，田中玉一直主剿，“积极筹备进剿计划，略已齐全，四面包围防线，亦经布置周密。只以各方人士救票之热心，苟该匪等有一线悔悟之机，多主张委曲求全。玉亦不能独违众议”⁽⁶⁴⁾。在谈判暂告破裂后，田中玉和吴毓麟回京与政府共商对策。一向主抚的吴毓麟此时感觉“实已处于两难之间，本人实不敢更言和平解决”。田中玉则认为：“倘能及时进剿，攻其负固，抚其归诚，当可作速解决。惟旅客尚困匪巢，不无忌器之虞，非得政府主持，使团谅解，亦不敢鲁莽从事。”由于孙美瑶不愿轻易就范，驻京公使团不再坚持反对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曹锟在得悉公使团的态度后，也不再坚持以抚为主的解决方针，改以指示可以剿办。因此，在5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田中玉提出：“先向匪索要最后之条件，俟得其条件后，即由大总统以命令保障此条件之实行。令下，匪如能尽释人票，即可彼此相安，倘仍不允，即用重兵以剿之。”阁议决策为“相机办理”，虽仍未对剿抚问题作出明确决策，但在曹锟示意下，国务总理张绍曾告田中玉，“相机办理四字，范围包含剿抚兼施及其他便宜行事意义在内，尽可放手做去，并允饬派飞机三架，电令直苏两省各派混成一团前往协剿，以壮声威而策万全”。吴毓麟在领会曹锟之意后亦告田中玉：“现在各防官军万不可再行撤退，以致不可收拾。鄙意为今之计，应先剿办附近土匪，断其外援，藉以示威，一面觇其态度何如，再定最后应付之法。”为此，田中玉特意于24日赴保定面见曹锟，请求指示，曹告其“熟权利害，兼顾并筹”，令其与张绍曾“商同办理”⁽⁶⁵⁾。

在官军的压力下，孙美瑶的立场有所后退。5月26日，孙部释放了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威尔（Powell），由其居间联络，与官府重开谈判。经鲍威尔、安特生等从中斡旋，官府与孙部均有让步。31日，双方同意有枪者改编的原则，并由官府派人入山核点孙部人数。几次反复，最后决定收编3000人，番号定为“山东新编旅”，由第五师节制，以孙美瑶任旅长，另由官府给款85000元作为孙部经费。6月12日下午，安特生和孙桂芝在枣庄附近的十里河签订协议，约定官军即时撤防，孙部释放尚被扣压的全部外国人质，中国人质则迟至25日方全部释放。至此，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以人质平安获释、孙美瑶部被收编为官军而告解决⁽⁶⁶⁾。

四、关于铁路护路问题的善后交涉

临城劫车案本身虽以被劫中外人质获释而收场，但有关劫车案的外交交涉却未因此而告结束。相反，在人质获释后，不再有保护人质安全压力的列强，因不甘于此案中之“受辱”，向中国提出了一系列苛刻严酷的善后要求，令北京中央政府及其后台老板——直系面对着列强强大的外交压力，一时处于应对两难之境。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鉴于其负面影响之大，迫于内外压力，中国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姿态。案件解决前，下令将田中玉和熊炳琦交部议处，肇事地官员撤任听候查办。案件解决后，6月26日又下令将对临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兖州镇守使兼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何锋钰免职，听候查办；津浦路警务处长张文通及被劫车巡警队长赵德朝等立予撤职；任用瑞典籍保安队教官曼德视察铁路，调查路政，加强护路工作；8月25日发表《铁路警备规则》，29日发布“诰诫令”，令“各省长官于境内外人切实保护，倘有疏虞，决不轻贷”⁽⁶⁷⁾。但是，列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企图通过“临案”攫取更大的利益，在善后交涉中，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后续要求，尤其是纠缠在赔偿损失、保障铁路安全和惩办责任者三个问题上毫不放松，逼迫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对于“赔偿”和“惩办”，列强的态度基本一致，但在“保障”方面，列强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别。为此，列强在对中国提出正式的善后解决要求前，进行了反复的讨论（本节只论铁路善后交涉，其他交涉详见下节）。

衡诸列强在临城劫车案发生后的态度，英国的反应最为强烈，因为“临案”发生之津浦铁路被认为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也是英国在华投资和经济利益的主要集聚区。“临案”发生后，无论是英国舆论，还是英国在华侨民，都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以保护英国的切身利益。英国政府因此而在“临案”解决前后，领头提出对中国进一步的勒索要求，主要是建立铁路护路警察，并通过财政和人事安排，确保列强在中国铁路沿线的利益不受中国国内局势变化的影响。为此，英国主张于必要时由列强展示武力威胁，准备舰队示威。早在“临案”解决前，英国已经提出这样的主张，但因各国意见不一而未实现。“临案”解决后，英国再度提出这一主张，并将其主要功夫用于说服美国，认为如果英美一致行动，则其他国家也必将加入其中⁽⁶⁸⁾。6月19日和30日，英国两次致函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的局势要求列强采取坚定的行动，以保护在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否则如“临案”之类的事件还会发生，列强所付的代价将更大；如果列强尤其是英美采取联合政策，中国将会让步；英国准备进行海军示威，并增加在华北的军事力量；如果可能，列强应通知中国政府，除非他们建立在外国官员控制下的护路警察，否则列强将考虑自己建立这种力量的可能性。英国强调，考虑到国内舆论之沸沸扬扬，英国政府很难消极无为，但是希望知道美国是否准备在必要时与英国一致采取行动⁽⁶⁹⁾。

对于英国以武力威胁并企图控制中国铁路警察权的主张，美国持有异议，美驻华外交官及其政府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行动。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认为，英国的提议势将在中国激起反对外国人的浪潮，因此保护中国铁路安全最有效的方法，不是由外国人监督其事，而是鼓励中国人自己行动⁽⁷⁰⁾。7月9日，美国答复英国称，尽管美国同意英国的诸多要求，但仍怀疑海军示威的有效性，因为此种行动是有限的；如果可能，美国建议通过撤销对中国现政府的承认以及停付关税和盐税，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⁷¹⁾。美国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并不反映两国对维护其在华特殊利益方面有根本区别，而主要是行事方式的差别。与老牌殖民帝国并惯用炮舰政策等“硬”手段的英国相比，新起之强权美国更多是采用“软”手段，既达到其目的，又可得到被屈服国之人心，从而更有利于其长远利益。正是由于美国在临案中的态度与英国有差别，使不少国人对美国寄予期望。然而正如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慕瑞所言，美国“尤愿她能够有机会使中国政府获得在外国协助下的合作，为了明显的必需目的，增强中国政府对中国国内与外商的大动脉免于被劫掠的护卫能力，并使中国更能保护合法的外国利益，以实现她的国际义务”⁽⁷²⁾。可见美国并不因与英国态度之差别而“忽视”中国的“国际义务”及其需要获得的“外国协助”。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态度。自日本作为强国在远东兴起后，一向视中国为其势力范围，在侵略中国、获取自身特殊利益方面，常常扮演着列强中之急先锋角色；而且作为英日同盟之一方，日本似乎也应该更多地站在支持英国的立场上。但在“临案”善后交涉方面，日本一反常态，不赞成英国的立场，而更多地支持美国的意见。7月7日，日本驻美大使专门造访美国国务院，讨论英国的善后解决条件，表示日本不主张派海军示威，认为那可能导致最终出兵的结果并将使局势更为复杂；日本同意组织护路警察的主张，建议建立如同盐务稽核那样的体制安排，但不赞成由外国组织及控制护路警察⁽⁷³⁾。日本采取如此态度可能有多重原因，一则津浦路等主要为英国利益之所在，日本没有必要为英国火中取栗，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反对之所向，而赞成美国的主张并不妨碍日本的实际利益；二则日本已经在东北铁路有稳固的势力范围，不希望因护路警察问题而影响其自身在东北铁路的利益；三则日本过去在中国的扩张之速，影响到英美利益，因而有华盛顿会议对日本一定程度的约束，时隔未久，日本暂时还不想过于出头。但如同美国的态度一样，日本的这种表态丝毫不妨碍其享受列强从“临案”中可能得到的权益。

8月10日，驻京外国公使团在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正式提出改组铁路护路警察，予以特别编制，由外国武官监督的要求，声称：“倘中国政府继续姑容或放任此种扰害，并不主剿除此项损害在华外人权利与利益之匪患，外交团不得不采用何种方法，以保护外人在华之生命财产权利与利益。”⁽⁷⁴⁾20日，公使团开会讨论护路问题。英国提出，在中国交通部内设护路行政局（铁路警察局），指挥6000人的护路常备队，保护及维持铁路的安全和秩序；该局设立华、洋局长各一人，两者有同等权力，由中国政府商请使团同意后任命，同时还将雇用不超过二十名有经验的外国雇员，作为铁路检查员和巡视员；该局经费由外国总稽查核准，作为铁路日常运营开支的一部分，每年共计160万美元，同时为筹集护路经费，各路会计长及路务总管由外国人担任。英国还提出，在两个月内拟出详细计划，交公使团批准后实行，以十年为有效期。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赞成英国的提议，美国、日本和法国则表示反对，“盖恐因此惹起中国人之排外，及中国之内乱，则于外侨之安全无补，反使之陷于危险”⁽⁷⁵⁾。当天下午，日本驻美大使再度造访美国国务院，说明已接到本国政府的紧急指示，对于英国的提议表示极大的疑虑，提议对英国方案作如下修改：一、公使团只须了解护路计划的细节，而非批准该计划；二、护路警察以中国人为长官，受中国政府管辖，外国官员只作为中国官员之顾问；三、财务和车务官员的任务只限于为护路警察筹集必要的经费，并保护铁路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四、该项计划不必涵盖所有铁路，而只应包括那些目前主要为外国人所利用的铁路。美国国务卿休斯（Hughes）基本同意日本的意见，认为英国方案走得太远，建议驻华公使团应有一致意见，避免提出不同的护路计划⁽⁷⁶⁾。28日，驻京公使团再次讨论护路问题，将英国方案修改为：一、外国人任护路警察长官之副手，但中国官员应在重大事项上征求其意见；二、护路计划提交使团后不必得到批准，但使团仍然保留通过外交手段修改之权利；三、护路计划首先开始于津浦和京汉铁路，其他铁路稍后实行；对于铁路稽查和车务长问题则未得结论⁽⁷⁷⁾。

列强的护路计划遭到中国社会各界及舆论的一致反对，认为此事“辱我国体，丧失主权，且此端一开，祸患将不可底止”。国会议员赵正印等发表通电称：“今英人乘我国内纠纷，以临城事变，应合各国，肆行要挟，破我国权，置国际正义人道于不问，……我全国上下，应同力同心，拒绝交涉。”⁽⁷⁸⁾由于舆论反应强烈，直系首领也表态反对列强的护路计划。曹锟表示，“中外行旅，既可完全保护，则外人实无再干涉铁路根本之理由”，因此“决然反对”列强之干涉铁路。吴佩孚多次指出，“共管中国铁路，即为共管中国之先声，如有一国敢提斯议，吾自有对付良策”。他还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表示“护路办法，关系我国主权，即使外交团循英意通过，亦万难承认，……请外交总长速向外国声明此意，对于护路一节极端拒绝。”⁽⁷⁹⁾9月24日，中国外交部答复公使团关于护路之要求，谓：“护路一事为中国目前内政要举，应负之责未尝放弃”；中国将“自动改良护路之计划，决意极力进行”，于各路险要地点驻扎军队，改良特别路警，并于必要时聘用外国专门人才；但“对于外交团所拟提议之计划，义难承受”⁽⁸⁰⁾。

虽然中国政府拒绝了列强的护路提议，但对列强加强铁路安全保卫的要求则不敢大意。10月1日，交通部召开铁路警务会议，提出“现在护路一事，已为我国上下共认为交通方面惟一之要图，即世界各国对于我国此举，亦均极为注意”⁽⁸¹⁾；决定成立铁路警备事务处及教练所，由交通部次长孙多钰任处长，王赓、梁上栋任副处长，聘曼德为总教练，并规定得用外人为视察及教练。10月15日，外交部复文公使团，表示对于他们的要求“虽难承受”，但“对外交团之关怀路警问题及其襄助之盛意深为纫感”，并表示“本国政府深信所采严厉之剿匪计划与夫新订之护路办法，定能使外人在中国内地旅行及居住之安全益臻巩固”⁽⁸²⁾。10月27日，已经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的曹锟，任命唐在礼为铁路警备事务督办，扩大铁路警务处的事权。11月20日，曹锟令将铁路警务处直属于国务院，派出正规军二个旅担任护路任务，紧急时可由唐在礼调遣指挥。当日公使团开会讨论护路问题，由于中国政府就护路问题作出了若干决定，再经外交总长顾维钧的疏通，公使团表示大体满意。将护路问题暂行搁置。

五、劫车案善后交涉的结束

在有关临城劫车案善后交涉的“赔偿”与“惩罚”方面，列强的态度一致，而中国政府虽基本认可“赔偿”，但对赔偿方式和数额则有不同意见；至于“惩罚”，中国不同意以此名目进行，但表示可以自行处理负有责任之官员。双方就此进行了一波三折之交涉。

8月10日，外国驻华领袖公使照会中国外交部，在“赔偿”方面，要求赔偿被劫者之行李物件损失及医药费，并按天数累进计算赔偿数目，对于死者家属应予厚重赔偿。此外，接济被劫者之一切费用均须赔偿；其他视各人情形有索取额外赔偿之权。在“惩罚”方面，照会援引《辛丑条约》之规定，要求派员前往若干省份实地考察，倘发觉地方官吏不能尽其职务，除处以处罚外，要求适用《辛丑条约》规定之惩罚（即“一概革职，永不叙用，不准投效他省希图开复，亦不得别给奖叙”）；要求以“通匪嫌疑”、“事前疏忽”、“弹压不力”、“事后办理不善”等名义，将田中玉等即予免职，嗣后不得再任官职，并保留饬令在通商口岸租界内不得予以保护之权⁽⁸³⁾。

中国政府收到列强的照会后，决定由外交、内务、财政、陆军、交通五部组织联合办事处，负责处理此案。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认为，“外交团采取的立场似乎是很严重的，因为这是整个外交团第一次联名照会”。但他同时认为，此事实为“偶然事件”，“并不是由中国国内哪一个排外运动引起的”，因此列强“要求所依据的原则是站不住脚的”，“外交团所提的要求是很不公正的”。他在处理此案时强调：“我们做事绝不应有损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也不应违反或超越关于在中国领土上保护外国人的国际法准则。”⁽⁸⁴⁾顾维钧的看法实际也反映了国内舆论对列强干涉的反对之声。8月25日，全国商联会发表声明，要求政府对列强各项条件，除赔偿外概行拒绝，并应公开中外往来文书，以使国民为政府交涉后盾，“对于外力干涉，应全国一致反抗”。上海国民大会发表宣言：“此事件应有该地方责任者负责，其有增加国民负担侵害主权者无论为直接或间接，俱非我国民所承认。”⁽⁸⁵⁾社会舆论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所起之作用，无论为正面或负面，自“五四”以后日渐增强，并已成为执政者可利用之“武器”，“临案”亦如此。

因为“惩罚”问题直接牵连直系大将田中玉，故直系亦借国内舆论的反对而自重，表示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吴佩孚提出，惩处事故负责官吏是中国政府的权限，与外国并无关系，“倒田是为一事，外交又是一事，万不可存幸灾乐祸之心，藉此为倒田运动。纵使田督军即应去职，亦不能于此事此时”⁽⁸⁶⁾。田中玉因解职关系其个人利益所在，对列强照会的反应尤为激昂，声称“若必以外交方式为漫无等差之惩处，恶风一启，不逞之徒或以私仇或以政争随时随地皆可劫持戕害侨民，假乎外交推翻疆吏，势必使中国益增纠纷”。在田的鼓动下，山东各界有致北京国务院电和内务部请愿书，反对列强“用外交方式勒令如何如何，不复稍留余地，地方特任长官，侮辱至此，国家用人行政，主权侵夺殆尽。此种恶例一开，何以立国”；“我政府之处置已极允当，何得再谬引庚子条约，妄干处分大吏之权。且今日中国为内忧外患交迫时期，就国权言，绝对不能以督军田中玉之进退属个人关系，稍事让步”⁽⁸⁷⁾。

本来，外交部已于8月13日草就对公使团照会的复文，但由于舆论反对和直系反弹，遂不得不将复文暂行搁置，在征求意见后，再加修改。28日，阁议讨论通过修改稿，随后派专人到洛阳征求吴佩孚的意见。由于中国的答复迟迟没有送出，9月21日，美国公使舒尔曼就此向顾维钧提出警告，但顾维钧告以他必须考虑中国的公众舆论，就像公使团在作决定时也考虑了外国的舆论一样⁽⁸⁸⁾。24日，外交部正式将复文送致驻京外国公使团，首先辩明临城劫车案“并非排外运动，亦无特别仇视外人之表征”；接着针对列强提出的要求进行答复：1．关于赔偿，因此事“实不能谓本国政府负有赔偿损失之责任，但鉴于外人被掳之情形暨所尝之艰苦，本国政府自愿本优厚之精神，给予公平之偿恤”，数字另议，但个人之“附带赔偿”“在性质上言似属间接损失，或与本案无切近关系，或仅系影响所及者，本国政府碍难一并列为核计外人应得恤偿之根据”；2．关于“保障”，“本国政府碍难同意，深望外交团重加考量”；“引用《辛丑条约》实非正当或必要之保障。倘若坚持非特有牵动中国人民良感之虑，而于外人生命财产之安全亦无所增益也”；3．关于“惩罚”，有关官员“业经按照本国法律分别惩治及交部议处”，但“本国政府所不能允从外交团之要求者，实因按照条约，凡惩处中国官吏、人民，皆须由中国政府依照中国法律办理”。复文最后声明：“本国政府对于外国侨民在中国内地之安宁，素极注重。此次临城案发生之情形，实预料所未及”；“深信在华外人生命财产权利利益之安全，必能益受保障也”⁽⁸⁹⁾。

公使团收到中方复文后很不满意，认为“中国政府似未领会本外交团关于此项紧要之点”，尤其英国认为“复文骨子太硬，不能满意”。9月29日，美国公使邀英、法、日公使会晤，讨论对中国复文的答复，决定考虑以不承认中国新政府的行动，压迫中国作出让步。10月4日，公使团再次提出照会，声明“维持八月十日联衔照会所注意之各点及办法，全部相应照请贵国政府仍按照上述照会所指定各项办法施行为荷”⁽⁹⁰⁾。

公使团的态度使负责处理此案的顾维钧左右为难。他既要顾及中国舆论和社会各界的反应，也要注意不与公使团形成僵局，还要考虑曹锟上任后之对外关系，可谓瞻前顾后，势难三全。10月2日，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告美国国务卿休斯，顾维钧的处境很困难，尤其是对所谓非直接赔偿问题，因为与义和团的赔偿相似，很难同意。休斯却告施肇基，他不认为列强的要求不合理，因为这些损失实际是直接的损失，在任何法庭都会判决给付。施肇基又告休斯，中国政府不会挑动排外情绪，但公众舆论也是重要的因素，基于义和团协议的赔偿，顾维钧不可能接受。但休斯却坚持认为，此案应基于条约范畴加以解决，他的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中国不应该考虑任何改变条件的可能性。休斯的态度充分说明了美国不以暂不赞成武装干涉而放弃自己国家与国民利益的坚定立场。可是，尚未得知休斯态度的顾维钧还在3日电告施肇基，请求休斯的援助⁽⁹¹⁾。可以想见，顾维钧的请求不会得到他所期待的反馈。

10月5日，曹锟通过贿选“当选”大总统。他在到北京上任前，已经考虑到驻京外国公使团是否在他就职时前来觐贺的问题，因为公使团觐贺与否，关系到列强对他的态度，如果列强不承认其政府，他的总统职位也坐不稳。所以曹锟还在未就任时，即派人到公使团接洽，而此举恰为公使团要挟中国接受关于“临案”之条件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所以舒尔曼自信，只要外国以中国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而论事，中国政府势将与列强合作⁽⁹²⁾。公使团在会商后放出风声，称“北方之现状及其发生之种种事件，悉皆由于官场漠视对外条约及义务而来。……而曹锟为此漠视对外条约义务辈之首领，故中国种种罪恶之由来，其首先应负责者，即为曹氏。渠虽被选来京，但其在外交上之身价，并不能因此抬高。”⁽⁹³⁾据此，领袖公使符礼德告曹锟所派之接洽人，以各公使“未奉有本政府训令为词，不予觐见”⁽⁹⁴⁾。果不其然，10月10日曹锟就职当天，外国公使均未露面，以他们的集体缺席给了曹锟严重的警告，即要曹锟从“漠视对外条约之义务”变为“重视对外条约之义务”，即“重视”列强在华利权，而在当时也就是解决临城劫车案的善后问题。

列强的态度不能不引起曹锟的重视，为了获得列强的承认与支持，曹锟只有牺牲他口口声声所要“保护”的国家利益。他首先在“赔偿”问题上松口，同意考虑列强的“间接赔偿”要求。而在最让他头疼的“惩罚”问题上，虽然田中玉是曹锟的拜把兄弟，而且为了曹锟贿选“报效”了数十万经费，但此时曹锟也不得不将其牺牲。10月13日，曹锟将田中玉召到北京，劝其顾全大局，自动辞职。田中玉不能当面违抗，却在事后去天津向曹锟之弟曹锐抱怨，并追索贿选“报效”之款，表示对曹锟的不满。为了敷衍田中玉的感受和面子，曹锐向其兄建议“奖惩两销”之法，即在免去田中玉职务的同时，升其为上将军，以为安抚。其实如果真要论“临案”责任，作为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也免不了受牵连，如参议员张光炜等通电中所谓，“山东系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及巡阅副使吴佩孚属境，既拜兼辖之职，即负共同之责律，以首重从轻之意，断未有部曲获罪，反置长官于不问者也”⁽⁹⁵⁾。如今曹锟成了大总统，却要田中玉当替罪羊，也难怪田中玉心有不服，如果因此而将其逼反，对曹锟以后控制部下亦非益事。因此，曹锟接受了曹锐的建议，以上将军的虚衔授予田中玉，同时免去田的督军职务，以对内对外都有交待。

负责办理外交的顾维钧一直在为外国公使觐贺事伤脑筋，“内迫于要人的敦嘱，外迫于使团的催问”。经过反复交涉疏通，公使团表示，只要中国政府承认“临案”照会的要求，他们准于10月15日前往觐贺，同时声明“非全部承认，不必答复”。待田中玉同意辞职后，列强的要求得以实现，顾维钧即草拟了二次复文，并将所拟稿本先行送交公使团征求同意，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此举如时论所谓：“以外交上非常的屈辱交换元首怀仁堂的一握手。可怜轰轰烈烈的青年外交家，为维持中国国际地位而就职的外交总长，竟办成如此屈辱的外交！”⁽⁹⁶⁾15日，中国复文送达公使团，声明“为看重贵外交团意愿起见”，对“赔偿”问题，原则赞同个人“附带赔偿”，性质及数目留待以后讨论，并告知已将田中玉免职⁽⁹⁷⁾。至此，公使团目的已达，驻京各国公使遂于15日上午10时前往总统府，正式觐贺曹锟“当选”总统。当日下午曹锟发布命令：山东督军田中玉迭电辞职，准免本职，特派郑士琦督理山东军务；特任田中玉为上将军。

曹锟以中国的屈辱而换得外人的“觐贺”，但公使团却以中国政府令称田中玉因表示辞职而被免职，同时又升其为上将军，不是“惩办”而是“鼓励”，实为故意玩弄公使团，毫无诚意，故由领袖公使符礼德于16日下午提出质问，并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撤销提升田中玉为上将军的命令；如无满意办法，当另定对华态度。外交总长顾维钧因国家信用尽失，自己又首当其冲，处境尴尬，故提出辞呈，宣布自次日起不再到部办公⁽⁹⁸⁾。

对于公使团明目张胆之要挟，曹锟纵有不满，亦不敢稍有表示。为了挽回局面，他一面派外交次长蔡廷幹与公使团斡旋，解释上将军是有名无实的虚衔，田中玉是明升暗降；一面又召集部下磋商补救办法。大家冥思苦想，咸认即便同意列强的要求，但如果明令取消授予田的上将军令，实在是太不成话。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国务总理高凌霨提出补救之方，即向洋人解释，田中玉授为上将军，系属大选完成后照例之酬庸；他之免职，则为“临案”交部议处后之结果。一予一夺，为截然两事；而依原定发表之程序，升将令本在免职令前，由于经办人员未加检点，同时也为手续上方便起见，竟将前后两令同日发表，至引起误会⁽⁹⁹⁾。为了敷衍洋人，他们索性假戏真做，由国务院以正式公文送至印铸局并抄送外交部，谓查阅本月15日政府公报及令单，误将田中玉叙升及免职两令列在一日，与原定发表次序不符，应即更正。此举演出了“临案”善后交涉中最为滑稽可笑之一幕。谁知公使团仍然不理这套把戏，非要撤销田中玉的升职令不可。曹锟最后走投无路，只得求告田中玉说：“老弟委屈点，看我的面子。”请其自动辞去上将军，总算了结了此案⁽¹⁰⁰⁾。

临城劫车案虽然最后得以解决，但对中国对外关系与国际地位仍有显明之影响。时任国务总理的张绍曾认为，“此案决不能影响及于中国之国际地位”，“盖外人在中国者，今虽遇此不幸之事，而中国侨民之在外国者，亦何尝未遇此类不幸之事。……然中国初不因此而蔑视友邦自主之精神，故可知友邦亦必不因此而不尊重中国之自主精神也”。“临城案与撤废治外法权乃完全不相关涉之问题，故其解决亦裁判为两事，分别解决，不能混为一谈。尤有进者，中国国民今决不甘居外人之下，务必求得比较的平等待遇而后已，纵万一有一二国不欲以比较的平等待遇予中国人民，而设法使此撤废治外法权一事为无期之延期，全中国人民亦必以全力以争之，因此事乃至不平等之事也”⁽¹⁰¹⁾。此话不过是政客对舆论批评之虚应故事，临城劫车案影响于中国国际地位及对外形象实非浅鲜。就列强而言，由于“临案”而认为中国不能承担所谓“国际义务”，因此提出若干干涉中国内政之要求（如由外人控制护路及路政），并放缓了华盛顿会议后同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国际地位（如关税自主和取消治外法权）之步伐。就中国而言，临案反映出20年代前半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某些基本特征，即每遇有对外交涉，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抗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压力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努力所致，但最后的结果仍多让步，反映出当时中国外交之虚弱地位。由临城劫车案自发生至解决的全过程观之，可以认为，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长期弱势地位以及外交、内政、军事、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牵连到其弱势国际地位回升的过程必然是十分缓慢、有限而艰难的。同时，由于军阀割据造成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分裂，一方面虽然使当时的职业外交家群体有相当程度的活动空间，并可根据国际外交准则和惯例进行一定程度的外交努力；但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与政府的分裂，也使对外交涉不易形成一致看法与统一声音，并给予对外交涉以有力的支持，从而使职业外交家的作用打了不少折扣，加以中国自身的实力所限，使他们在挽回中国国家利权方面的贡献只能是有限的。毕竟，弱国外交有其施展的空间和限度，无法太过超出其自身实力而作为。因此，对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国际地位的缓慢回升以及职业外交家在其中所起作用似不宜估计过高。

三　京汉路工潮与“二七”惨案

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亦逐渐成长，并于“五四”时期开始表现出其阶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工人阶级为其重要的阶级基础，开始在工人中进行组织发展与政治动员，使得中国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并在经济诉求之外，也表现出政治诉求，至1923年2月京汉路大罢工的发生，形成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京汉铁路是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自开通后不仅在客货运输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北京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因为铁路系统的垂直管理特性，铁路工人较其他行业的工人更富于组织性与纪律性，从而也更便于在他们中间进行组织发动工作。从1921年起，在中共及其下属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运作帮助下，京汉路各大站陆续成立工人俱乐部（后改称工会），短短一年有余，沿路各站均成立了工会，会员总数已达1.3万余人，超过全路工人总数的70％⁽¹⁰²⁾，使京汉路成为中共“当时用力最多，工会力量较为雄厚的地方”⁽¹⁰³⁾。第一次直奉战后，吴佩孚为削除长期垄断铁路利益的交通系及梁士诒的势力，对铁路工人运动暂时采取了默认态度，并高唱“保护劳工”的口号。中共借此时机，由李大钊出面，向交通总长高恩洪建议在各铁路派遣密查员，以向政府提供情报信息为名，向铁路派遣工运组织、领导人员，结果得到了吴佩孚同意，中共遂派出何孟雄、张昆弟、陈为人等在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主要铁路线担任密查员，为工人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22年下半年，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活待遇，京汉路长辛店、京奉路山海关和唐山机车厂、粤汉路武长段、京绥路车务段、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京汉路局方面感觉到“工人之权势甚大”，“因其团体甚固，日久恐被推翻，且人多势众，亦无法限制”，因此通过京畿卫戍司令部侦察处长王广宇向总司令王怀庆提出“查办”要求，劳资双方的矛盾逐渐凸显⁽¹⁰⁴⁾。

1922年4月和8月，京汉路工人代表先后在长辛店和郑州召开全路工人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并选出了由中共党员史文彬、项德龙（项英）负责的筹备委员会，通过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1923年1月5日，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会议，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并邀请各省市工会、社会团体及名流参加。1月15日，筹委会致函京汉路局，请求将1月28日的星期日假期移到2月1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并请给予京汉路北段代表免票乘车，南段代表挂专车的优待。筹备工作的进行尚称顺利。

京汉路工人成立总工会的举动并非秘密与非法地进行，而是公开与合法地进行，相关情况均由筹委会通报路局方面知晓，并经路局局长批准。但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本并不愿见到工会的成立，1月25日他致电吴佩孚称：“据报二月一日，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建议吴下令“迅饬预为防范，切实监视”⁽¹⁰⁵⁾。一度标榜自己“保护劳工”的吴佩孚，也不愿见到工人运动的大规模发展，其中不仅有政治理念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因素，因为工人一旦集中在工会组织下，必定要求提高待遇，从而影响铁路收入，触动当局利益。长辛店工人罢工胜利后，全路二万多工人每月加薪三元，每月影响收入六七万元，而京汉路收入又是直军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吴佩孚对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兴起亟思压制。他先是嗾使其部下、京汉路南段段长兼湖北督军署副官冯沄组织“同人通谊会”，拉拢、分裂工人运动；同时派其学兵队员学习火车驾驶技术，以作为必要时顶替开车的准备⁽¹⁰⁶⁾。曹锟对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发展更是主张采取镇压行动。他电令吴佩孚：“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最近全路总工会代表借口开会，群集郑州，据报有潜谋不轨情事，……郑州当南北要冲，设有疏虞，后果何堪设想。应该当机立断，严令禁止。并查拿该部首要分子归案究办，以遏乱萌”⁽¹⁰⁷⁾。同时令吴佩孚增兵京汉路沿线各站，预为准备。

1923年1月29日，吴佩孚电令第十四师师长兼郑州警备司令靳云鹗等称，京汉“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道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会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将误蹈法网，而不自知。瞻顾前途，杞忧无极！”令靳“预加防范，设法制止”⁽¹⁰⁸⁾。靳即派兵分布郑州各街道，阻止工人赴会。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亦奉命到总工会筹委会办公处，威胁筹委会负责人，但都没能使筹委会从命。30日，吴佩孚电召筹委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筹委会当即指派杨德甫、李震瀛、史文彬等五人赴洛，次日吴佩孚在接见工人代表时声称：“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但他强调：“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期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工人代表陈明总工会的成立并不妨碍军事机要，而且大会筹备工作都已就绪，各站代表与来宾已陆续到达，会期势难改动。但吴佩孚强硬表示：“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¹⁰⁹⁾双方争辩多时而未达成妥协。工人代表随后连夜赶回郑州，向已到郑州的十六处分会的六十五名代表报告与吴佩孚的谈话经过，代表均认为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是我们的正当权利，决议仍照原定日期举行成立大会。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当时对吴佩孚的认识还不全面，在罗章龙询问李大钊有关吴佩孚的态度时，李告他：“吴子玉近来正在忙着装点门面，笼络人心，想不致做出什么毁坏自己声誉的事吧！如果有什么事，你去找白坚武谈谈。”⁽¹¹⁰⁾从而未能预先就吴佩孚可能之镇压举措有所布置。

2月1日上午，工人代表及外地来宾分路向开会会场行进集合，当日“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几若大敌即在目前”⁽¹¹¹⁾。待参会队伍行至会场——钱塘里普乐园戏园附近时，被早已守候在这里的军警包围，不能前进。代表与之理论多时不得解决，愤激之下，大家齐心协力冲开包围涌入会场。大会开始后，主席报告了总工会成立的宗旨和筹备经过，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杨德甫当选为委员长。大会进行过程中，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警察多人进入会场，声称奉吴佩孚令，“限五分钟自行解散”，“有反抗的以军法从事”。代表们不予理睬，坚持到下午4时才宣布散会。但大会结束后，军警已经封锁了代表和来宾们所住的各宾馆，监视代表行动，禁止出入。黄殿辰还指挥军警将大会收到的匾额礼物及工会会所内一切文件什物尽行捣毁，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许工人开会。……现在呢，你们快些滚蛋！”⁽¹¹²⁾

面对军阀对工人运动的公然压制，京汉路总工会于当晚召集秘密会议，议决于4日午刻实行京汉路总罢工，同时将总工会移汉口江岸办公，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工人行动。2月4日，总工会发表宣言，谴责“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沄丧心病狂，捏造谣言，唆使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宣言提出撤免赵继贤、冯沄、黄殿辰职务，要求路局赔偿工会损失，所有占领郑州工会会所之军队应立即撤退，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工会会所道歉等作为复工的最低条件⁽¹¹³⁾。罢工的决定与宣言的发表是总工会和工人代表出于对军阀横行的义愤所作的决定，但因为是仓促所为，因此对罢工实行后的后续动作与可能后果缺乏应有的估计，罢工宣言直接点出吴佩孚的名字，并予严厉谴责，也不利于分化与利用直系内部矛盾，更促使吴佩孚毫无顾忌地下令武力镇压。

2月4日中午，根据京汉路总工会的命令，京汉铁路总罢工开始，这条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立刻停止了流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各工团发出通电声明：“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盖军阀今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惟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呼吁“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¹¹⁴⁾。直系军阀方面，对京汉路罢工预有布置，并调派了二万以上的军警分布于沿线各站，然而京汉路罢工实现时日之速，参加人数之多，也大大出乎其意料，而且他们既担忧罢工背后有“赤党”指使⁽¹¹⁵⁾，又担心列强的“质问”⁽¹¹⁶⁾，为此表现出强硬态度。此时正值年关，旅客众多，铁路罢工于交通影响甚大，但吴佩孚毫无退让之意，他于5日致电湖北及京汉路当局称：“日来各路工人，受人煽惑，动以罢工要挟，此等嚣风，若不严加取缔，势将贻患无穷。除电沿线各军外，务希查明严禁。如果不服劝导，立即武力制止，以遏乱萌。”⁽¹¹⁷⁾有吴佩孚的命令撑腰，京汉路局及各地军政当局立即开始了对罢工的镇压行动。当日，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发表文告，对工人施以诱惑，加以威胁：“若你们只就一方面的肆意要求，不替铁路想想，到了那真真为难的时候，路局亦不能一味敷衍你们了。现为路局计，与工人们约限于十二小时内立即照旧上工，恢复交通，所有以前的事情，概不追究。假若有人强迫你们，阻止上工，自有军警保护你们，不要害怕。过了十二小时，不肯回来，是你们自己跟本路脱离关系，则本局只有另筹维持交通办法，另行找人做事了。你们工人可不要后悔啊。”⁽¹¹⁸⁾

京汉路局首先将解决罢工问题的重点放在北段。2月4日，京汉路局派员到长辛店，“慰问罢工工人”，“促令回复工作”，并提出先行分段通车，再讨论复工条件的要求，企图诱惑长辛店分会单独复工。此举遭到长辛店分会的拒绝⁽¹¹⁹⁾。5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上呈大总统黎元洪，称“此次长辛店工人与学生联络，竟敢公然开会运动罢工，显系有人主使，希图扰乱大局。若不迅速防止，诚恐于地方治安前途，将受绝大影响”，因派张国庆率骑步兵各一营，“驰往长辛店沿路一带，切实弹压，相机办理”⁽¹²⁰⁾。6日下午赵继贤到长辛店，先令宛平县知事与长辛店商会会长出面，让分会接受其复工条件，分会代表当即表示：“总工会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样办。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的指挥外，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¹²¹⁾赵继贤闻听之下甚怒，遂令贴出布告，限十二小时内复工，声称对于罢工的领头人，要“严行查究惩办”，“工人如再不及时省悟，当一律解散，押令回籍，并追缴从前所有薪饷”⁽¹²²⁾。当晚，军警开始搜捕工会负责人及罢工积极分子，逮捕史文彬等十一人，转解保定军法处收监⁽¹²³⁾。

直系军阀的镇压行动引起了长辛店工人的抗议，7日上午，长辛店数千工人手持“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等标语，到第十四混成旅旅部示威。“相持不久，军队即向空中放枪示威，工人等大呼不退，于是此等赳赳武夫，乃举其杀贼之利器，向工人轰击”。致数人身亡，数十人受伤及被捕。随后，军警封闭工会，“工人见军人之忍心残杀，方相率逃去，或易服藏匿，或远走他村，以暂避目前之祸。自经此一场惨杀之后，长辛店全市更形凄惨，行人来往，不敢交谈。记者偶叩其何事如此，则谓一概不知。然其神色之间，未尝不呈一种悲愤之相也”。当日，长辛店工会发出通电：“军警似此横暴，不独身受之工人悲愤难堪，谅各界同胞亦不能目睹军阀如此横行，人民如此被难，坐视不救。”⁽¹²⁴⁾当局同时令路局工人于8日起一律回厂工作，同时“出具甘结妥保及永不罢工之悔过书，呈与当局转送路局备案，并脱离工会”；“长辛店工会俱乐部既系与路局捣乱之机关，自应将该会一切文卷书札，由在会责任之工人一律汇齐缴销”⁽¹²⁵⁾。自7日中午起，京汉路北段在军队“分段保护”，“携带全部武装，严阵以待”的监视下，恢复开行火车⁽¹²⁶⁾。

因为京汉路总工会迁移汉口，因此武汉三镇是吴佩孚镇压京汉路工人罢工的重点地区。湖北督军萧耀南是吴佩孚的亲信，罢工开始后，吴、萧间日通电数次，谋划镇压。2月5日，萧耀南先以重兵包围江岸车站，然后派汉黄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到总工会住地，强令交出京汉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等负责人，在遭到拒绝后，张厚生即派部队占领机车厂及车站，与罢工工人对峙。当日，湖北工团联合会发表宣言，表示对京汉路罢工的援助，若不达目的即举行同情罢工。6日，湖北各工团分别派出慰问团到江岸工会住地举行慰问大会，杨德甫报告了此次大罢工的前后经过，京汉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代表总工会致辞，表示“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运命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¹²⁷⁾。会议结束后，与会者举行示威游行。同日，萧耀南电令下属，“京汉车均已开行。惟鄂境因工人坚持罢工，致断交通，妨碍商旅，应即均实劝告，否即以武力对待”⁽¹²⁸⁾。

2月6日，吴佩孚致电萧耀南，令其工人“如果不服劝导，立即武力制止，以遏乱萌”⁽¹²⁹⁾。萧耀南接电后即着手调集军队行事，同时让张厚生在2月7日下午2时派人到总工会，声称“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贵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顷即可来贵会晤谈，并拟穿便衣来，以示诚意。条件六条，均可完全承认，惟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工会负责接待的全权代表李震瀛等觉察来人态度反常，疑其中有诈，虽同意谈判，但未将代表名单交出。稍后，此人去而复来，说是请总工会全权代表于5时半在会所等候，张参谋长按时来会。其实，张厚生此时已在江岸设立指挥处，制定了武力镇压计划。5时许，总工会代表正准备去会所谈判，走到半路忽闻枪声大作，张厚生率领两营士兵分三路包抄总工会，时有工友数百人在工会门前等候消息，躲避不及，三十余人当场被乱枪和马刀杀死，二百余人受伤，同时有六十余人被捕，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亦在其中。张厚生发现林祥谦后，即迫其下“上工”命令，被林严厉拒绝。张厚生立命将林祥谦斩决，并将其首级悬于车站电线杆上示众⁽¹³⁰⁾。在江岸流血惨案发生的同时，2月7日下午，施洋律师在汉口寓所被捕。施洋为中共党员，多年来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为劳动界谋利益，劳动界视之如明星，倚之如保姆。所以军阀官僚资本家忌刻万分，久欲杀之而后快”。自1922年10月起，施洋先后担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出席了2月1日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为筹备总工会的成立以及罢工后的安排，费力劳神地给工人以不少帮助和指导，故萧耀南以“煽动工潮”的罪名将其逮捕，交湖北陆军军法处审判。“当经律师公会武汉商会各团体多方营救，卒未得当局之允可。军法处屡次审讯，均谓其迭次参加工团，公然运动罢工，实有煽动行动，应……从重处以极刑，以昭炯戒，而儆效尤。萧督曾语人云，杀施洋湖北即无工潮之患。洛阳（吴佩孚）方面亦有电到鄂，将施洋就地正法，以清乱源”。2月15日上午，施洋被害，临刑时犹高呼“劳工万岁！”⁽¹³¹⁾林祥谦与施洋遇难时都只有三十四岁。

在血腥镇压了江岸罢工工人之后，萧耀南发布了“特别戒严令”，派军队全副武装轮流梭巡，禁止民众和工人集会，禁止妨碍治安之传单文字图画，禁止拍发“有关治安”之电报，晚11点后轮渡停航，晚12点后无点灯处不准通行，各旅馆不准收留无妥保者，等等⁽¹³²⁾。他还下令封闭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及所有工会，拘捕工会代表数十人及“平时热心工团之人物，通缉湖北工团联合会委员长等十七人，以为斩草除根之计。又仇视报馆，凡对工潮处置表示不满意者，则加以检查或封闭之”⁽¹³³⁾。武汉三镇处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为解释其镇压之举，萧耀南在对外发表的通电中声称：“此次京汉铁路罢工风潮，原系奸人从中鼓惑，别有阴谋。前于支日据报汉口路工一体集会停业，当以工人等受人诱胁，情有可原。迭经责成驻在军警委婉开导，至再至三，迄无效果。虞日午后五时，适有南来列车，将次抵汉，当地匪徒，裹挟工人约共数千名麇集车站附近，势将拆毁轨道，阻止行车，军警长官向前劝说，讵匪徒暗藏手枪，突于人丛中直向劝说官长狙击，并扑夺军队枪支，一时秩序大乱，军警为正当防卫，维持地面起见，不得已开枪格斗，格毙匪徒多人，夺得手枪十余支，余匪惊散。所有工人以匪徒格毙，恢复自由，情愿照常工作，已于当晚开车，地方安静如常。”⁽¹³⁴⁾

在京汉路中段重镇郑州，5日晚，靳云鹗宣布临时戒严，并派“郑埠军警绅商各界人士”，约京汉路郑州分会委员长高斌等到第十四师俱乐部，“提出严重质问”，令其即日开工。高等抗辩说：“除非惩办赵继贤、黄殿辰，赔偿损失，恢复工会”，否则不能复工。况且，“总工会已移至汉口，我们只听总工会的命令”。靳云鹗闻言，即命军警将高等监禁，并逮捕罢工骨干，锁在车站票房门外风雪中示众，但并未能使工人领袖及骨干屈服⁽¹³⁵⁾。6日与7日，靳云鹗继续令军士搜索工人，迫其上车服务，工人皆奔避，偶有被抓获者，也都拒绝开车。此时，吴佩孚派出的临时司机到郑州开行部分列车，但“南行至许昌，例须换水，而各站之水井，均被工人封锁，无处取水，只得中辍。其北开至顺德之车，亦因无法换水而止”⁽¹³⁶⁾。在长辛店与江岸的镇压开始后，靳云鹗亦在郑州展开武力镇压行动，并在8日指使黄殿辰找人在普乐园召开“郑县国民大会”，制定若干以高压胁迫工人复工的条款，如对二十四小时内不复工者，一律驱逐出境，其生命财产军警不负保护责任，并断其供给，退租房屋；有窝藏者，以通乱党论，房屋充公⁽¹³⁷⁾。

“二七”惨案以江岸、长辛店、郑州为主要发生地，但京汉路其他各站，如高碑店、保定、正定、驻马店、信阳等处亦有镇压行动。据不完全统计，此次直接遇害及其后冤死于监狱或非命者共五十一人，其中汉口江岸三十五人，郑州八人，长辛店七人，彰德、顺德、高碑店各一人⁽¹³⁸⁾，受伤者数百人，入狱及被开除流亡在外者人数更多。2月9日，北京政府议决，将罢工“首要”十一人“就近发交军法处从严审处”。同日，内务部向上海、天津、汉口、南京、济南等城市警察当局发出密电，要求“对于聚众讲演过激主义及煽动罢工、罢市等，务须随时切实查察，严密防范，以期消灭无形。如有劝导不服，甚或有轨外行动，应即依法取缔，严重办理，以弭乱萌，是为至要”⁽¹³⁹⁾。11日曹锟致电各地方当局，“务请尊处合力协筹，于暴动工人严重对待。其有加入者，无论何人，一律以暴徒惩办”⁽¹⁴⁰⁾。

在此等高压形势下，为保存元气以图再举，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于9日联合发出复工令，劝告工人暂时忍痛复工，“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至此，规模空前、声势壮烈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以失败而结束。影响所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的部址被查抄，职员被通缉，只能迁往上海；北方各铁路工会及武汉工会一律被封闭，领袖被通缉。“两年来共产党所惨淡经营的工会组织，除广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国职工运动从此便进入消沉期了”。但是，京汉路大罢工以及罢工工人为争取自身应有之政治经济权利所表现出的无畏勇气、昂扬精神、壮烈气概将长留史册，如邓中夏所言：“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这个罢工显然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¹⁴¹⁾而一向保守的《顺天时报》也在时评中认为：“此种运动非仅由他人煽惑所能发生，纵今一时因此发生，亦不得成为有力而且扩大，兹既为有力而且扩大，则其中必有其他原因。其原因为何，即世界的潮流工人之自觉是也。”“新式政治，则不宜仅以被治者阶级之幸福安宁为目的，更须满足其参与政治的欲望”；“现在之政治，须向此圆满时代之道程进行，须令其渐向此目标接近，凡与此相离远之政策，即宜认为时代逆转的政策，亟行敝屣而抛弃之，倘不准此而执行政治，纵握有如何权力者，终亦必败而已。”⁽¹⁴²⁾

京汉路大罢工以其所处位置之重要、参加人数之众多、最后结局之惨烈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社会各界在罢工期间对罢工工人给予不少声援与支持，在罢工失败后则给予他们相当的同情与抚慰。“二七”流血惨案发生后，各地纷纷举行“二七”烈士追悼会，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保障集会结社自由，释放被捕员工，抚恤受害工人家属，严惩杀人凶手。直到3月下旬，北京各界千余人还在高师操场举行了追悼“二七”死难烈士的大会⁽¹⁴³⁾。国会议员胡鄂公等向政府提出质问案称：“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明明载在约法，无论何人，不得侵犯，此次京汉路工人，组织工会，事非违法，何以该地军警横加摧残。而政府不经查办，以致激成罢工风潮”；“风潮既经扩大，政府即应有所觉悟，平心处置，何以荒谬糊涂，竟派军队前往威吓”；“尤足骇人听闻枪击工人者，……按工人亦是人民，上工与否，原系双方对等条件，岂已能因条件未洽，即行残杀。假使政府与人民易地以处，其将如何？”⁽¹⁴⁴⁾2月11日，国会举行临时会议，向北京政府提出建议案，建议政府根据约法承认工会，释放此次工潮的被捕者，抚恤伤亡者，撤退增调弹压的军警。但只能听命于直系军阀威权的国务总理张绍曾却答称：对于释放、抚恤、撤兵等事，“须听各方长官依法处理”，“本人仅可以私函请其从宽而已”⁽¹⁴⁵⁾。2月22日，黎元洪发出《大总统令》，对军阀镇压工人予以辩护，对死伤工人表示“痛惜”，以此敷衍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烈不满之声。令称：“京汉铁路工人，偶因集会细故，卒而罢工，又不服长官劝告，竟与军警冲突，致有死伤，殊深痛惜。查集会自由，为约法所特许，而罢工滋扰，亦为刑律所不容。况铁路所以利交通，一旦停止，国家、人民同受莫大损失。在路工人纵有被抑隐情，亦应禀候政府处置，何得遽以罢工为要挟，妨碍全路交通，置身咎戾所有。此次肇事情由，著由内务、交通两部会同查明，呈候核办，并著主管部妥拟工会法案，咨送国会议决，克期公布，俾资遵守。”⁽¹⁴⁶⁾

“二七”惨案由于吴佩孚下令镇压而演成“中国劳工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吴佩孚的“声望”由此而急剧下跌。吴佩孚曾经因其反皖“爱国”主张与“恢复法统”的高调而在社会各界和知识分子中颇有“声望”；第一次直奉战后他所高唱的“保护劳工”论调，亦引来不少人的好感；共产国际和中共一度也将吴列为革命阵营可以争取的重点对象。“二七”惨案的发生，使曾经环绕在吴佩孚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事实证明，在各派军阀中，吴佩孚不过是与其他信奉武力至上的军阀一样并无二致的军阀，在直系内部，拥吴佩孚的洛派与拥曹锟的保派也并无根本区别，他们对待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的态度如出一辙。社会各界对直系以及吴佩孚的观感从此一变，可以说，“二七”惨案是直系在政治上走下坡路的开端。对京汉路大罢工以及“二七”惨案的全过程有大量报道的《晨报》这样写道：“此次京汉路发生风潮，本报曾据实记载，以告阅者。乃日来警厅方面颇有当局对于本报将有不利之警告。记者天职，本在报告新闻，自不能以势力之加，改吾常度。但终因审慎从事，不能痛快直陈，致难餍阅者之望，或亦难免”；“若徒以防川之术，钳制舆论，恐非国家前途之福，抑岂高拱在位者所能长此安富尊荣耶。”⁽¹⁴⁷⁾其间蕴含之对当局及其后台直系的不满与批评明眼人一望便知，无须多言。

京汉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多为中共党员，尽管中共当时在京汉路工作的党员总数不过五十余人，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担任了与罢工直接相关的领导工作。京汉路罢工的公开领导机构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实际指挥机构则是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中共北方区委与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担任总工会党团书记，党团成员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项德龙（项英）、吴雨铭、李求实等均担任了京汉路各级工会的领导人，罢工中牺牲的二位知名人物——林祥谦与施洋也是中共党员。中共以其参加并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而提升了自身在工人中的影响力，并得出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罢工失败后，中共发表“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谴责吴佩孚“这个冒称‘保护劳工’的军阀便不惜自揭假面具，破坏约法赋予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便不惜血肉横飞惨杀赤手空拳以争自由的劳动者”；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¹⁴⁸⁾。中共也由此加快了与孙中山及国民党组织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军阀的进程。

第二节　黎元洪被逐

一　总统任期之争与倒阁风潮

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以“恢复法统”为旗号，请出黎元洪复职，暂时解决了政治善后问题。但直系并无意让黎元洪在总统位上长期待下去，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推出曹锟当总统，使直系成为北京政坛的完全主人。曹锟则迫切想过把总统瘾，还在第一次直奉战后不久，据报曹锟即“拟乘此危急存亡之秋，占据总统地位，快其大欲。现在暗中派心腹秘密来京，运动议员，联络报馆，苦心孤诣，务以达到当选目的。……闻各方面均已着手进行，并筹妥运动费五十万”⁽¹⁴⁹⁾。曹锟的手下人为谋求个人及集团利益，也不断奉承曹锟说：大帅足可以当总统，更加膨胀了曹锟的总统梦⁽¹⁵⁰⁾。在这个问题上，直系内部并无分歧，只是在曹锟出任总统的时机方面，直系内部津保派与洛派有不同看法，津保派主张曹锟上任越早越好，以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而洛派“固推尊曹，但其始意并未积极拥曹为总统，颇欲利用黎名义，拖延选举时日，以完成其武力统一”⁽¹⁵¹⁾，建立直系的长久功业。据外人观察，“在津派之意，谓时机成熟不可再迟，故进行愈力。殊不知拥曹排吴为各方之政策，拥曹之事进一步，排吴之力亦进一步。现在曹吴恶感已深，决不能相处如初，……保曹攘夺总统之结果，或将为时局纷争之中心点”⁽¹⁵²⁾。对津保派的拥曹之举，吴佩孚“极不谓然，以为首座改选，须俟全国统一告成方可，目下统一未成，遽易总统，必致时局益趋纠纷。而统一问题，愈难办到。若拥曹为局部偏安总统，不特于曹之身份名誉有碍，且于国事前途有关。故当审慎持重，不可轻举妄动，致予各方口实。而天津派另有用意，欲利用老师上登，以达个人做官目的，尤为卑鄙可憎”⁽¹⁵³⁾。津保派和洛派围绕这个问题不断发生冲突，并在对罗文幹案的处理过程中集中爆发。津保派为了实现拥曹的企图，不断向曹锟进言称：“子玉不让老帅做总统，有总统自为之意。老帅不信，人人只知有子玉而不知有老帅了。”⁽¹⁵⁴⁾结果导致曹锟就罗文幹案向吴佩孚发出公开警告，迫吴为了直系团体的利益而不能不后缩。吴佩孚为此专函致曹锟：“披肝裂胆，说明拥曹之诚，请转令左右万勿求进太急，招致反响，转误前程。又谓选举事，宜静待时机，水到渠成，不宜冒险取捷径，并有生我者父母，用我者曹使，苟有贰心，神明殛之等语。”⁽¹⁵⁵⁾不过，吴佩孚也知道，曹锟必欲做总统，而且“统一”是遥遥无期的事，如果等“统一”以后再让曹锟当总统，恐怕他一辈子也干不成了，所以吴佩孚对“最高问题”渐持“不促成亦不阻止”的消极默然态度。

虽然如此，津保派与洛派在“制宪”与“选举”孰先孰后问题上仍有不同看法。津保派主张“先选举”，将曹锟推上总统宝座后再制定宪法，实际也反映了曹锟的意思，并得到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的支持。洛派则主张“先制宪”，俟宪法制定后再选总统。吴佩孚曾经表示，“应促议会先行制宪，宪法一日不成，即一日不提总统选举”⁽¹⁵⁶⁾。洛派的主张更多考虑到社会舆论对制宪的呼声以及选举总统的合法性，担心在现有法制框架及国会残缺的情形下选总统又将为反对派落下“非法”之把柄。国务总理张绍曾在对外通电中曾经表示，“制宪大权，本属国会，一俟法典告成，自应共同遵守。至一切政局纠纷，则当推诚协议，力图改进”⁽¹⁵⁷⁾。毋宁说这也是吴佩孚和洛派的想法，如此则曹锟当选为“水到渠成”。但吴佩孚和洛派的意见既不为曹锟所喜，更不为急于拥曹上台的津保派所体认，事实上也无法阻止津保派拥曹上台的种种运动和策划，因为曹党担心“黎养成势力，转为贿选障碍，急欲去之”⁽¹⁵⁸⁾。何况黎元洪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也主张先制宪后选举，图谋留任大总统，更成为曹锟上台的障碍，直系眼中的敌人，从而必欲驱之而后已。但是，“曹吴历史上渊源既深，合则存不合则亡，津（保）派于此存亡之关键，亦不能不从皇长子视吴，而征其意见”⁽¹⁵⁹⁾。考虑到直系团体的利益，吴佩孚和洛派对于津保派策划的驱黎拥曹的举动不能也不愿明言反对。临城劫车案发后，接近黎元洪的国会议员动议“查办曹、吴”，更是惹恼了吴佩孚，吴的参谋长李济臣为此致电曹锟的参谋长陆锦称：“府派议员提出查办曹、吴两帅案，是何居心，不察可知。似此暗昧伎俩，而欲诬陷两帅，可笑已极。况铁路劫案一事，并非两帅应负之责，因中央向未付予两帅自由任免三省文武官吏及自由调动军队之特权，此时竟责成权力以外之事，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也。然我方可乘此机会，要求以之权力善后，凡任免三省文武官员，须由大帅保荐其使副署，我方可负一切之责任。否则，随意嫁祸，决不任其咎也。”⁽¹⁶⁰⁾本来，在总统选举问题上黎元洪至少还可以利用吴佩孚的默认，先制宪后选举，但因黎之为人处事反而增添了吴佩孚对他的恶感，黎希望延续总统任期的图谋在缺乏实力支持的情况下自成泡影。吴佩孚改而拥护曹锟出任总统，表示“为北部同人计，惟有结合团体，力固中枢，仲帅（曹锟）元老壮猷，袍泽重心，应速定大位，领袖群英，时不可失”⁽¹⁶¹⁾。所以有人说：“最可惜者，吴并非主张贿选之人，却逼成拥护贿选之势，以声罪讨伐而穷兵为戏。他被人称为吴秀才，私生活甚严肃，自拟关岳，对曹锟始终不二。”⁽¹⁶²⁾

为了拥曹锟上台，首先必须赶黎元洪下台，办法无非是“文”与“武”两途，这也是过往军阀曾经交替使用、娴熟于心者。所谓“文”法就是寻法理途径让黎元洪下台，而所谓“武”法则是以枪杆子逼宫，殊途同归，最终目的都是让黎元洪走人。不过，由于黎元洪是被直系刚刚请出来复职的，骤然采用武力直接驱逐的方法即便是拥曹的津保派也觉太过突兀，因此“文”的方法成为津保派逐黎的首选。拥曹干将高凌霨曾经找政学会领袖李根源，请他向黎元洪传话，“最好劝告黎总统不要坚持先宪后选，如果坚持下去，对黎总统是不利的。先宪后选，对黎总统好，对大家也好”⁽¹⁶³⁾。拥曹派以“文”的方式驱黎的切入途径就是黎元洪的任期问题。

根据1913年10月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任期为五年。自1913年10月到1916年6月，由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其后至1917年7月由黎元洪继任，再其后至1918年8月由冯国彰代理，三人任职时间共计四年又十个月。自1918年10月到1922年6月，徐世昌担任大总统，惟因其由安福国会选出，故在第一次直奉战后被直系认为不合“法统”，因此请出黎元洪复职。但黎元洪复职后，其任期究如何则成为众说纷纭的问题，事实上悬而未决。为了给黎之复职寻求法理依据，曾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的张耀曾撰文认为：黎元洪的任期尚有一年三月有余，理由是：根据“约法”及“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在任期中的离职原因只有死亡、弹劾、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故从法律上立论，民国六年七月黎大总统之离职，推之法定三种原因，无一而当。是其离职，乃事实上之离职，非法律上之离职也。非法律上之离职，故不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其离职无效，故冯副总统之代理，乃事实上之代理，非法律上之代理也。非法律上之代理，故亦无法律之效力”。因为当时国会已被解散，因此无论是“离职”还是“代理”，都未经过国会通过的合法手续，因此都不为有效，现在“障碍既去，当然继续任职”⁽¹⁶⁴⁾。而反对者则认为，冯国彰的代理是合法有效的，黎元洪复职后的任期仅能补足袁世凯称帝至死以及张勋复辟的两段时间，故其任期只有六个月。黎元洪本人及其亲信左右当然希望黎在总统位上多留时日，他们对上述两种说法都不满意，几经琢磨后提出，自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就背叛了民国，从而在事实上已不能视为民国总统，因此，自“新约法”颁布之1914年5月1日至袁死之日均应为黎之任期，这样算来，黎元洪的任期还有两年两个月，应任职到1925年8月期满。此等主张确实有些离谱，表现出黎元洪的恋栈心态，但也使津保派感觉夜长梦多，下决心从法理上剥夺黎继续任职的借口。1923年5月，拥曹议员向国会提出解释大总统任期案，提出黎元洪复职任期为补足自袁世凯改元洪宪至其死亡日的任期，总共是160天，而黎自1922年6月11日复职，到此时已有335天，超出其任期175天，应该立即退位，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务，同时从速组织大总统选举。此后，又有二十余起提案附和此议。黎元洪当然知道这些提案背后的拥曹背景，无力正面对抗，遂咨国会两院表示：“元洪复职之初，曾宣言法律问题听候国会解决。嗣两度咨请辞职，未承开议，补任期间，亦未解释。……现在尸素已久，岁序将周，虽议案尚无遵循，而法理究有限制。博考众论，固非一辞。假定长期，亦仅数月。念末日之大难，冀及时之有托。深望转告同人，查照总统选举法，注意准备”⁽¹⁶⁵⁾。但黎元洪虽有这样的表示，却并无实际离位的举动，使得直系中的拥曹派决定对其施加更大的压力，逼其尽速离位。

拥曹的津保派逼黎元洪退位的第一步是制造阁潮，赶走总理张绍曾。因为张绍曾上台后在“统一”问题上与曹锟和吴佩孚的步调不一，早先在粤闽督理任命问题上得罪了直系，颇令曹、吴不悦；张绍曾主张先制宪后选举，更是惹恼了津保派，认为他和黎元洪搞在一起，所以他们首先将攻击矛头对准张绍曾，企图驱张之后由保派组阁，再逼黎退位，准备大选，所谓“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张去而由高、吴等主持内阁，操纵大选”⁽¹⁶⁶⁾。

1923年3月张绍曾内阁复职后，国会拥曹议员随即提出不信任案，集中攻击张阁处理外交问题（如“金佛郎案”）的不是，责其“内政、外交着着失败”，“似此丧权辱国违法溺职之内阁，应早解职，以谢国人。乃犹恋栈复职，国家前途危险实甚，谨依法十九条，提出弹劾，敬候公决”⁽¹⁶⁷⁾。4月11日，参议院以94票对21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对张阁的不信任案。但在该案循程序移送众议院审议时，张绍曾声称此案“违法”，并威胁将以解散国会作为报复，同时向议员大肆封官许愿，收买议员不支持此案。故众议院未与参议院同步行动，25日将不信任案退回，津保派通过国会倒阁的计谋未能成功。

津保派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张绍曾图以“金钱护阁”，津保派则以“财政倒阁”应之。北京政府的财政一直比较困难，张绍曾内阁同样为解决经费问题终日煞费苦心，难成正果，不仅许多机关、学校欠薪，即使表面威风凛凛的军警也时常不能按时领饷，津保派随即以此嗾使北京军警向内阁索饷，给张绍曾施加压力。3月间，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表通电，先称张绍曾对军警“置之不顾”，威胁“倘军警以无饷之故，不能维持其现状，而影响及于秩序之安宁”；继责张之施政“恋栈尤殷，忽东忽西”，“播弄手段，引诱政朝”，甚而指张“以揆席之尊严，而冶游于八胡同大森里之间，挟妓饮博”；表示“不避怨嫌，口笔诛伐”⁽¹⁶⁸⁾。其后，王怀庆又于4月24日上呈黎元洪，请其“即日将怀庆本兼各职一律开去，另简贤能”⁽¹⁶⁹⁾，以甩手不干而胁迫黎免张职。4月26日，张绍曾召开国务会议，王怀庆与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京师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等，率领团长以上军官八十五人到场，以军警经济窘迫为由，要求张绍曾立即筹拨一个月饷银以安军心，逼得财政总长刘恩源当场签发支票以解燃眉之急。当日，王、冯等发出通电，直指“北京政府为万恶之渊薮”，表示“用敢垂涕而道，露电请援，不避出位之小嫌，藉谋救亡之大计”⁽¹⁷⁰⁾。第二天，参谋部部员数十人到财政总长刘恩源家中索取两年之欠薪；第三天，参谋部次长蒋雁行等到国务院，居然当面责问张绍曾长期欠薪该当何罪。津保派步步紧逼的索饷举动，使张绍曾一时不堪其苦。就外界观察，“政局恶化，愈逼愈紧，北方战事已迫眉睫，而要以最高问题为导火线，有必然者。日来津保两派结合吴大头暨大部议员，有于一月内驱黎改选之决议。其条件为曹锟正，唐少川副，中山元老长，合肥副之，组织国会内阁，恢复奉张官职诸节。黎原拟联络张阁，改国会，藉此抵制，顾因张绍曾投诚保方，因包办最高问题为其固位之屏障，大招黎氏反感。黎已与国会合谋倒阁，并派李根源南下，冀与民党同盟打洛直派计划。其能否成功，固不敢必，然张阁既为各方所厌恶，决难达其摄行总统职权之野心，其必倒也殆无疑义”⁽¹⁷¹⁾。

张绍曾以筹款发饷而暂时躲过了津保派的倒阁运动，但津保派并不善罢甘休，随后又发动阁员拆台。张阁成员多数为津保派或亲近津保派的人士，5月3日内阁例会，津保派阁员以一些具体问题为借口给张绍曾使脸色，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扬长而去，表示不再出席内阁会议，使内阁无法正常工作。在此情形下，张绍曾不得不向津保派服软，并以任命保派人物张英华为财政总长而向津保派示好（因其前任刘恩源为免军警逼饷，坚请辞职），使内阁暂时得以维持。但随后在制宪经费问题上，津保派又与张绍曾纠缠不休。

自1923年初新一轮制宪工作开始后，制宪会议便常因出席人数不足而不能正常举行，参加制宪的国会议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表明所谓制宪在他们心目中实在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事。为此，有国会议员提出，对出席制宪会议的人员每次发放出席费20元。看上去这是为了推动制宪的进程，实则也不无以此自肥之意。提案通过后，如何筹款成了国会的难题，他们便向黎元洪求援。刚好黎元洪亦希望先制宪后选举，因为宪法“能由其一手促成，不无有多少之利益，直接则迎合多数心理，间接则缓和最高问题，一旦告成，于本身亦尚有奋斗之余地”⁽¹⁷²⁾。所以黎元洪即召集张绍曾等商定，从海关建筑费项目下每月拨17万元制宪经费，并转知总税务司照办⁽¹⁷³⁾。津保派得知此事后，“以黎元洪此举为见好国会，欲运动蝉联总统”，由吴毓麟在5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发难，提出制宪经费不经国务会议议决，违背责任内阁精神。津保派阁员随声附和，指责黎元洪越权干政，财政总长张英华还以此为由阻止总税务司拨款，使张绍曾在面对国会议员的质询时颇为难堪⁽¹⁷⁴⁾。黎元洪也被迫通电声明：“元洪忧患余生，急于求去。宪法期成，不过两月，制宪以外，绝无所求，耿耿此心，可质天日。”⁽¹⁷⁵⁾津保派与张绍曾和黎元洪的关系愈趋紧张。

经过上述几次倒阁风波，张绍曾内阁已是风雨飘摇，难以维持，但如果张绍曾坚不辞职，而黎元洪也不免张职，津保派暂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为了达成搞垮内阁的目的，津保派又利用张绍曾贪权的欲望，对其表示，只要他同意辞职，则在逐走黎元洪后，立即迎他回京，循例摄行大总统职权。此时的张绍曾因不堪津保派的逼迫，又心存辞职后曹锟或许念其功而仍重用其的幻想，居然钻进了津保派设好的由其自行辞职的圈套，“堕其术中而不能自拔”。6月6日，张绍曾召开特别国务会议，高凌霨首先声称，总统近来对于政务或不经国务会议直接处理，或以命令方式交院照办，违背责任内阁制精神；总统既不信任我们阁员，我们只有告退。吴毓麟、程克、张英华等立即附和高的意见，提出内阁总辞职。还不等张绍曾表示意见，高凌霨又接着逼宫：如果总理不愿辞职，我们就单独提出辞呈。事已至此，张绍曾只能说：我们内阁要采取同一步骤，要辞大家一起辞。高凌霨立即不失时机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辞职呈文和通电稿本，让与会者依次签名，随后发出。通电称：“责任内阁载在约法，今既责任不明，以后危险情形岂可言喻？绍曾等备员阁席，既不欲使一己蒙失职之咎，复不欲陷元首于侵权之嫌，惟有声请罢斥，解除责任。”⁽¹⁷⁶⁾高凌霨还怕张绍曾辞职后留在北京不走，对他们此后的活动不利，又进逼说，我们既然决心辞职，应该离开北京退避贤路。而当张绍曾晚间上车离京时，国务院中只有秘书长张廷谔一人随从，名曰护送，实为押解。张绍曾也无可如何，只得灰溜溜地往天津去了，从此被弃置闲散，谋复职而不得⁽¹⁷⁷⁾。

“张内阁辞职，实为保派所迫去，去张即以去黎，亦即示威于国会也”⁽¹⁷⁸⁾。对张绍曾的辞职，黎元洪当然知道其意味何在，即派其亲信、陆军次长金永炎等持其亲笔信“赴津谢过，分劝就职”。张答以：“此次政潮，苏酿极久，原因复杂，个人力难消弭，只得远避。”金见张“辞意坚决，无法挽回”，遂返京复命。黎元洪为了巩固自己的总统地位，急于组织新内阁。6月7日，他邀请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与政界名流颜惠庆、顾维钧等共商，有意请顾维钧组阁，但顾知此次津保派非逼黎下台不可，而且他预想的阁员名单中与津保派有联系者均不肯合作，“卒以形格势禁，合作难期，谢不肯任”。原先张绍曾令张廷谔回京后将继任之空白命令办好送总统府，谁知张廷谔听从津保派的授意，将空白命令藏匿起来，黎元洪拿不到有张绍曾署名的空白命令，顾维钧的任命令实际也无法发表。其后，黎元洪又约颜惠庆面商，颜“初似肯相助”，但因“逼宫”潮起，亦“不敢担承”，组阁事终告搁浅⁽¹⁷⁹⁾。

二　黎元洪被逐出京

张绍曾内阁既倒，中枢政事无人过问，北京形成无政府状态，津保派即组织军警索饷和“公民团请愿”，掀起了大规模驱黎风潮，以逼宫的方式迫黎元洪下台。6月8日，“有军警、官佐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居仁堂，藉口索饷。经当面再三开导，始各散去”。津保派为了增加对黎元洪的压力，又以“索饷不得，不能枵腹从公”为借口，策动北京警察“形式罢岗”。9日，“城郊警士一律罢岗，领袖公使来宅询问，天安门前复有数十人召开国民大会，散放传单，虚构罪状。新华门外及东厂（黎元洪）住宅守卫尽撤，比午住宅数处电话不通，查系军队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至当晚7时，因驻京外交团质询，并有派外国兵队沿街巡逻的威胁，津保派在压力之下方令警察复岗。10日，军警索饷队伍围困黎之官邸，表示非领得欠饷决不退出，黎欲招财政部官员来宅商议发饷事却被拒。下午，近千人的“市民请愿团”、“公民大会”等“接踵围宅”。这些所谓“市民”实际是穿便衣的军警，他们手持“改造政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呼喝之声响震屋瓦，百般劝喻，均不见听。傍晚并推举军官代表廿余人，守索不退”⁽¹⁸⁰⁾。黎急召北京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前来弹压，但不得要领。此后直到黎元洪出走，对黎宅的滋扰始终没有中断。对此，不仅外界人士多有批评，认为“津保之谋，实极笨拙，而犹自谓巧妙，真可叹也。”“直同儿戏，笑腾中外”⁽¹⁸¹⁾。即便是直系内部也有人不以为然，如吴佩孚的谋士白坚武认为：“军警包围公府索饷，期达最高问题。此等不韪之事如何作得！定欲早选，即促两院速开选举会。足作此笨伯事，正不知何以善其后耶？可怜可叹！”⁽¹⁸²⁾何况如时人所论：“保方派别太多，故作事有同儿戏，所谓文派、武派、津派、保派无论已，即各派中亦多单独行为，军警索饷发于武派，公民团则张月笙（张英华）主之，即王兰亭（王毓之）并不赞成，而又不行阻止，岂非笑谈。”⁽¹⁸³⁾

“逼宫”事初起，黎元洪还强作镇静，不愿下野。10日他致电曹锟、吴佩孚称：“连日留张不获，请人组阁，皆畏不敢就。罢岗开会，全程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函示。”⁽¹⁸⁴⁾或许，黎元洪私心还希望曹、吴能格于外界形象和舆论反应而训示部下有所收敛，但曹、吴对黎之电文装聋作哑，不予理睬。为了逼黎元洪从速下台，12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向黎递交辞呈，声称“呼吁既已无门，实呈待毙之势，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大总统俯赐矜全，立予罢斥，免致恋栈愈久，贻误愈深”。表示不负维持秩序的责任，并且进一步对外声言，“以后苟非饷项有着，不仅王冯辞职，全体军官亦当继其后也”⁽¹⁸⁵⁾。这无疑是对黎的最后警告。黎派参谋总长张怀芝退还辞呈并加慰留，但王、冯拒不接受。黎又不顾脸面致电曹、吴求情称：“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弟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¹⁸⁶⁾但曹、吴仍不置理。至此，黎元洪知大势已去，不可再在北京呆下去了。

6月13日，黎元洪与亲信会议后连发七道命令，准张绍曾辞职，任命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金永炎为陆军总长，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所属军队由陆军部直接管辖，以发泄对“请愿”风波背后操纵之曹锟、吴佩孚的不满与怨恨，同时通电全国声明：“去年复职，历经咨催国会，遴选替人。但得宪法早成，于愿已足。若谓延长任期，竞争选举，匪特毫无是迹，抑且毫无是心。何嫌何疑，而相胁迫？个人自由横被侵夺，更何能执行职务。万不获已，权移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谊。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¹⁸⁷⁾下午，黎元洪在金永炎等几位亲信的陪同下，乘专车赴天津，行前将大总统印信大小共十五颗交其妾危文绣携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暂住。自上年6月11日入北京复职，至此时被迫离京出走，黎元洪在大总统任上又干了一年零两天。

黎元洪刚走，负责北京治安的军警长官王怀庆、冯玉祥、聂宪藩、薛之珩等即于13日下午在卫戍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维持治安、约束部下、拥护国会、保护外侨等项办法，以示恢复正常秩序。在保定的曹锟得知黎元洪离京后，也不再装聋作哑，于当天致电王、冯等军警长官：“连日以来，内阁总辞，今又值元首离京，首都人心，益因此惶恐。国会为国家根本法律所在，务望极力尊崇保护。以及人民治安，使馆侨民，一切交通秩序，均须极力维持，以重首都，而奠国本，是所至要。”⁽¹⁸⁸⁾

在得知黎元洪出走的消息后，津保派人物却发现他未交印信，以为被黎随身带走，高凌霨即于13日下午打电话到天津，嘱直隶省长王承斌设法截留。曹锟亦电王怀庆，指示“所有总统印信及国玺，并希查询明确为祷”⁽¹⁸⁹⁾。王承斌即率警务处长杨以德，随带军警乘车至杨村车站。3时许，黎之专车抵达，王、杨等上车后以军警监守，督车继续开行，并在开行途中向黎索取印信，黎“语意含糊。继云在北京法国医院，由其如夫人保管。乃屡次电示，乞未允交”⁽¹⁹⁰⁾。王又得知黎离京前有致国会公函，说明因在京不能行使职权而移津，认为这表明黎无意真心辞职，对印信追索更急。4时半车抵天津后，王“传令摘去车头，百般要挟，数千军警密布，坚不放行，始则要求交印”。黎元洪气愤已极，拔出随带的左轮手枪欲自杀，为其随行左右所拦阻。黎元洪公子和英、美两国驻津副领事闻讯后赶到车站探视，但均被阻止与黎见面，“英、美领事愤甚，语人曰：中国军阀强暴如此，实为世界所创见云”⁽¹⁹¹⁾。王承斌要黎元洪“移往省公署从容商办，徐图解决。不蒙允诺”⁽¹⁹²⁾。至晚10时许，在王承斌的逼迫下，困坐车站已数小时的黎元洪迫不得已，派人打电话到北京，嘱危文绣将印信交给国会。危氏因总统印玺关系重大，未得总统口谕，不能交出。于是黎元洪在军警重重监视下，到车站电话室与危氏通话，告其交印。因为一直没有接到北京的消息，王承斌仍不许黎回宅，直到14日清晨张廷谔、薛之珩从法国医院取到印信。王承斌得讯后，又将以黎元洪名拟就的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通电交黎，强令其签名，“否则羁禁车内，永不放行”⁽¹⁹³⁾。黎元洪被迫低头，在通电上签字，声明“本大总统现在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其后才被解除羁禁，释放回家，演出了此次“逼宫”案中“古今中外，皆所罕闻”的一幕⁽¹⁹⁴⁾。一年前赶走大总统徐世昌、口口声声高喊“恢复法统”的直系武人，又以这样的方式迫不及待、毫无顾忌地赶走了自己请出的黎元洪，在武力胁迫下北京政治的无序与混乱于此可见一斑，而其给外界留下的恶劣印象，更非短时所可消除，最终仍不利于直系对政治的有效控制力。白坚武认为：“津保措置失当，不守轨范，恐贻人口实，吴使徒唤奈何！”⁽¹⁹⁵⁾

张绍曾内阁辞职，黎元洪被逼离职，津保派倒阁逼宫的图谋先后实现，但是，北京却出现了无政府的乱哄哄局面。内阁解体，政务瘫痪，尤其是国会停转，议员纷纷离京，根本凑不出总统选举需要的法定人数，津保派原先设想在驱黎后立即进行总统选举的计划无法实行，只能又回过头来“补台”，先组织“摄政内阁”，图谋稳定政局后再进行选举。6月14日，留在北京内阁的津保派阁员以黎元洪被迫签发的辞职电为依据，甩开总理张绍曾（张绍曾想回京重掌政府，但被津保派所拒），召开特别国务会议。在原有九名内阁成员中，虽然只有内务、财政、司法、海军总长参加，但仍决定内阁复职，并通电声明由国务院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暂由内务总长高凌霨主持院务。同日，国会召开两院议员谈话会⁽¹⁹⁶⁾，讨论黎元洪离职问题，拥曹议员提出由内阁“摄政”并选举继任大总统。而国民党所属议员认为：此次军警流氓以暴力逼走总统，国会为维护国家纪纲计，须有正当之表示。拥曹议员即“群阻其发言，哗躁叫嚣，秩序以乱”。会议未有结果。16日国会继续召开两院议员谈话会⁽¹⁹⁷⁾，拥曹议员提议“应用快刀斩乱麻方法”处理黎元洪离职问题，动议自黎元洪离职出京之日起，其“所发命令概不生效”，并“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结果在拥曹议员的鼓噪之下，该项动议以超过到会者的半数通过，“摄政内阁”据此而成“合法”⁽¹⁹⁸⁾。但其“合法性”却遭到各方质疑，如论者谓：“公等作为，纯以私意为弃取，毫无法律之准绳，置人身于大海浮萍之上，虽无风波之起，亦难免于灭顶之祸矣。万一因此而引起天下之纷争，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至时之责任果将谁归乎？”⁽¹⁹⁹⁾

当“摄政内阁”在北京紧锣密鼓地重张之际，被逼走天津的黎元洪也不甘心就此退隐。6月13日，他在去天津前曾发布“大总统令”称：“此次京师乱起，显有发纵指使之人。本大总统委曲求全，胁迫愈急。毁法乱政，罪恶昭彰。举国官兵，当同义愤。扶危定乱，愿与天下图之。”14日，他到天津家中后，又发表通电称：“当此政象险恶时，一身去就，关系过巨，决不能率言辞职”；并声言：“现在印被劫夺，所有北京发出之非法命令，概行无效。”“摄政内阁”经国会“认可”之后，20日黎元洪发表通电，称其“离京”为“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并非离职，更不得妄为援引”；“若谓胁迫元首为法律所定因故之故，国会加以承认是不啻奖励叛乱，开将来攘夺之恶例”；因此他“仍为在职之大总统”，所发命令“自应一概有效”，“自今以往，元洪职权，未得国会确当之解免，无论以何途径，选举继任，概为非法”⁽²⁰⁰⁾。

为了表示他仍在大总统任上，黎元洪不断发布各项命令，如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未到任前由李根源署理），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第一路总司令，张作霖为第二路总司令，但黎元洪没有实力为后盾，各方实权派对其命令反应冷淡。为了给曹锟“当选”总统制造麻烦，黎元洪又筹款在天津成立国会议员招待所，以发放出席费的方式，拉拢、利诱部分国会议员离开北京，以使国会不达法定人数，从而使选举自然流产。黎的做法与正在携手反直的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鼓动国会议员离京南下的主张有契合之处。其时“三角同盟”以发放旅费吸引议员离京，“连日各方来接谈者甚多”，“离京者不绝于途”⁽²⁰¹⁾。但黎元洪希望议员在天津集会以为其壮声势的想法和“三角同盟”利用议员在上海召开国会以在政治上打击直系的主张不相吻合。后来，多数在津议员决定去沪，而无论此后的政局向何方发展，自武昌起义起始而“意外”跻身中央政治舞台的黎元洪都无能参与，只能成为政治的看客，两度出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第三节　曹锟贿选闹剧

一　围绕总统大选的各方博弈

倒阁、逼宫、“摄政”步步告成，直系拥曹的津保派最终的目的是尽速进行大选，使曹锟早日坐上大总统之位，而曹锟本人亦迫不及待。黎元洪下台后，曹锟的参谋长陆锦即致函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称：“现在中枢无主，大位久虚，瞻望前途，危险万状。况彼党方在肆意鼓吹，捏造谣言，逞其阴谋，希图破坏。若不设法赶速进行，诚恐夜长梦多，变化无定。我兄成竹在胸，算无遗策，务望鼎力斡旋，商洽同志诸君，一致进行，俾克早日观成，非惟国家安危所系，抑亦我辈荣辱所系也。”⁽²⁰²⁾随后，曹锟亲笔致函吴景濂称：“比值政潮骤起，因应多艰，非得我公之识力过人，随机应付，政像将益不堪言，其中困难万端，弟固早已深悉，现在孝伯（王承斌）润丞（熊炳琦）并已到京，尽可披诚相商，从长筹计，幸勿有所蒂芥，转令同志咸抱不安。”⁽²⁰³⁾但是，黎元洪被逼走后的北京政局却因“摄政内阁”的“合法性”、国会议员离京等纷扰而处在近似于无政府的混乱局面，“摄政内阁”缺乏“合法”认同，而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使总统选举根本无法进行。本来就对津保派急于劝进有所不满的吴佩孚认为：“我方若不捷足先登，咄嗟立办，半月以外，恐拥段之声，纷扰南北，届时再图补救，事已大难。”同时表示：“办大选，须先由两院通过黎辞职书，法律上方有立脚点，否则希望不遂者，日后必借此掀起政潮，要挟我等。故正名定分，最为要务。”⁽²⁰⁴⁾面对如此困局，即便是当初最积极主张驱黎拥曹的激进津保派人物也不得不思有所补救，以尽快稳定局势，尽早进行选举。

直系稳定局势的首要之图是组建完全内阁。黎元洪离职、“摄政内阁”成立后，实际在任的内阁成员不到半数，姑无论其是否“合法”，即就内阁本身而言，以不到半数的成员，也无法名正言顺地召开国务会议，作出相关决策。由于总统缺任，国会流会，加以各派系间的勾心斗角，直系原本希望组成对外充门面的“名流内阁”难产，为了使政府能够正常运转，直系只能勉力为内阁补充阁员，俾其凑够正常人数。

外交总长是除了内阁总理之外的首席阁员，对外交涉也是北京当局的重要任务，此时不仅临城劫车案、“金佛郎案”等需要外交总长出面交涉，而且总统选举问题也需要向列强疏通。早在4月间张绍曾内阁外交总长黄郛因“金佛郎案”而下台时，知名外交家顾维钧即再度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但顾表示：“只要罗文幹的案件一天不澄清，我就一天不任职。”⁽²⁰⁵⁾此后，曹锟频频派人催顾上任，而顾因政局混沌不清，屡屡往西山“避嚣”。7月20日，曹锟亲电顾维钧，请其就任外交总长。22日，吴景濂、高凌霨等约顾会商，催促他上任⁽²⁰⁶⁾。次日顾维钧就职⁽²⁰⁷⁾，为此他颇受反对派的埋怨，所谓“曹逆之必借重足下者，其意果安在乎？以万恶之军阀，见轻蔑于友邦，求为经济与同情之助不可得，乃欲假足下为介绍，奉送主权若干，利益若干，以交换金钱与承认是也”；“足下不外察国情，内审贼势，乃于此之时贸贸然就职”；“甘为非法之阁员，同人等百思不得其解。惟觉令誉顿减，信用浸失，为国家人才计，至可惜耳。”⁽²⁰⁸⁾按惯例，外交总长既为总理之下的首席阁员，在总理缺位时应代行总理职，主持阁务，但这届内阁的大任是操办总统选举等事，曹党自然不放心别人来办，而顾维钧作为职业外交家也不屑办这样的事，故内阁仍由内政总长高凌霨主持，顾维钧只负责外交事务。

对负有解决财政困难并为大选筹集经费重任的财政总长，曹锟本有意由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出任。因为此时的财政“已陷于危境，确呈破产之象”⁽²⁰⁹⁾，何况还有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也要花大钱，而王克敏自命为“财神爷”，又担任国内最有实力的中国银行总裁，曾经自夸“几百万之款，几日间便能筹到”⁽²¹⁰⁾，自然为曹锟所看重。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王克敏对于筹款并无妙计可言，无非是对外承认“金佛郎案”，以获得外国银行团的支持，对内由中国银行印发钞票，而这又将引发舆论的反弹。所以，他的任命令在7月10日发表后，即遭各方反对，认为“金佛朗一案，事关切己，拟欲借此机会，为饥不择食之计，……如冒昧一试，必将集矢一身，曹陆前车，可为殷鉴”；而“各地中行股东函电交驰，交相劝阻。董监事联席会议，亦以地方固当维持，中行尤关重要，力劝暂勿转任”⁽²¹¹⁾。再加上王的任职出自保派推荐，而津派不以为然，王亦畏津派之反对。出于这些原因，王克敏不敢贸然上任，19日即上书请辞。其后，曹锟又在其弟曹锐等建议下提出张弧为财政总长，张弧是亲奉的前梁士诒内阁的财政总长，本为直系的冤家对头及直奉战后被通缉的“祸首”，但其长期负责盐务，自奉理财有方，为了应付时局，曹锟顾不得张与直系的“历史过节”而命其出任财政总长，在8月中旬走马上任。张弧立即布置由王承斌、吴毓麟负责选举筹款事，“进行大选甚急”⁽²¹²⁾。其后，“摄政内阁”在9月初又任命袁乃宽为农商总长，黄郛为教育总长（未到任）。至此，除了陆军总长原由张绍曾兼任，此时不便再找人替而暂时虚悬外，这届内阁经过“修补”，总算是勉强成立，对外可以交代了。

直系稳定局势的又一招是提议从速制定宪法，缓和外界对直系干政、操弄选举、先选后宪的强烈批评。本来津保派一直主张先选总统，但因为国会议员人数不足，因此只好提出“先宪后选”，以参与制定宪法而留名于世诱惑议员回京。7月12日，王家襄等在与吴景濂、王承斌等策划后，提出“先宪后选，为吾辈自来之主张，……深望当局于此，能有彻底之觉悟，勿再漠视一切，专事选举运动。尤望停止选举运动，明白表示，以安人心”。一向主张“先选后宪”的高凌霨等立即回应称：“制宪大选，均为解决时局紧急问题，孰前孰后，众公自有权衡，我等不能过问。”⁽²¹³⁾保派的高凌霨、熊炳琦（山东省长）等“欲改变方略，劝曹锟发一停办大选、促成宪法之电，以羁縻国会议员，勿使南下”。其时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去保定向曹锟请示以承认“金佛郎案”获得列强财政支持问题，高凌霨等即请其向曹锟提出此议。但津派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等“则仍主急进大选，上书曹锟，谓若发停选先宪之电，不啻自招口供，与项城取消帝制，如出一辙，必归失败等语。曹阅之颇为所动”。几经磋商，7月24日，曹锟发表通电，未提总统选举，却大谈“宪法一日不定，国家一日不宁。……盖根本大法先立，则枝叶从而就理，事势困难，皆得据法律为解决。一日宪法昭垂，全国遵守，固为我国家无穷之庆事，抑亦我国会制宪无上之光荣也。”同时声言“服务国家垂十年，民国肇建，未尝一日自逸。私人权利，夙不敢争。耿耿寸衷，惟知有国”，以对外明个人之“心迹”⁽²¹⁴⁾。其后直系将领纷纷发电应声附和，提出“当此外交紧迫，内政纠纷，摄职既有限期，元首安可久缺。更望参、众两院诸公先行完成宪法，继以速办选举，定国家根本大计”⁽²¹⁵⁾。曹党人物还在与国会议员的接触及各种对外场合宣扬此等主张，大谈“尊重国会”，期望早日“制宪成功”，以显示直系并无“私心”。

为了缓和外界的批评声浪，迷惑舆论的视听，直系还对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伸出橄榄枝，故示友好，以达釜底抽薪之效。国会直派议员温世霖等率先提议“联孙”之计，“以打破孙氏与各派之会合”，“实行牵引中山下水之法”⁽²¹⁶⁾。国会直派议员二百余人也发表通电，提出“北方实力派与南方民党首领宜实行结合，共谋和平统一，时局始有平定之望，政治始有刷新之机”。7月2日，曹锟通过在上海的孙洪伊向孙中山发电，表示上年“恢复法统”的主张，与孙“护法之初旨，不约而同”，“拟即依照先生主张，召集南北和平会议，聚全国名流于一堂，共商国事，将一切政治问题，讨论解决，俾国会得以从容言法，树国家万年不拔之基”。8日又致电孙洪伊转孙中山，恭维“中山先生与国家同其休戚，幸与所以为吾国为吾民为促进和平统一者不吝见教。琨虽不敏，窃愿闻之，当本中山先生之意，为国人进一解也”。孙洪伊曾任广州军政府内政总长、孙中山驻沪代表，曾衔孙中山之命，与直系商洽“和平统一”问题，此时又“觊觎国务总理一席，而又恐不见容于民党，乃倡为孙曹联合之说，以眩惑世人，并为之奔走游说孙文数次”，故曹锟发电经由孙洪伊转⁽²¹⁷⁾。但是，在直系支持的沈鸿英军队当年5月兵败韶关时，查得各种函电文件，“证实犯粤之事，曹实主谋，遂与曹决裂”⁽²¹⁸⁾。故此孙中山对曹锟并不信任。12日，孙中山电致孙洪伊代复曹锟，表示“前此我揭出和平统一之主旨，仲珊亦尝赞和。乃其见诸事实者，则乱闽祸川扰粤，以及种种行动，无一而不与和平为敌。今兹云云，其既有所觉悟耶，抑犹是前日之敷衍也？我与人以诚，不能逆億不信，然不直则道不见。主张武力，谁为戎首，咎有所归。徒务空言，天下其孰能听之”。实际拒绝了曹锟的“好意”。曹锟随后复电，亦只能以希望“双方推诚相见，务期贯彻始终，共谋国是”下台阶⁽²¹⁹⁾。在曹锟作出“联孙”表示的同时，还派其弟曹锐向其北洋前辈段祺瑞疏通关系。7月中旬，曹锐在天津面见段祺瑞，态度谦恭地表示：我们弟兄俩过去都受过您的栽培，大恩未敢忘报。前年直皖战争，因迫于形势，并非出于本意。现在仲珊进退两难，恳请您指点指点。段祺瑞答称：现在你们富贵已极，还想要求什么？我劝你们何不急流勇退！假若曹锟自以为有当中国总统的资格，并能行使总统职权，那么无论通过选举手续，或用武力，或使金钱及其他办法，尽可去做，如其不然，那就应该明白表示放弃！⁽²²⁰⁾曹锐碰了个钉子，无以应答，拉段未成。曹锟还通过他人授意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到奉天向张游说，解释直奉之战是出于误会，表示愿意重修旧好，亦未得张作霖的回应。总而言之，曹锟和直系企图通过与孙皖奉表示通好的方法缓和政治紧张局面的做法没有成功。

不过，经过补充内阁成员和准备制宪的运作，黎元洪离职的混乱情势有所改观，但直系如此操作的最终目的仍是总统选举。有鉴于袁世凯称帝功败垂成的经验教训，曹党担心“此项最高问题之解决，速则易于观成，缓则恐生他变。盖两院罗汉至八百尊，其中党派纷歧，言论庞杂，若任其夜长梦多，势且横溢旁出，将演出种种卑劣手段”⁽²²¹⁾。因此，自黎元洪离职后，直系之“宗旨确定，为国为民及我系前途之关系，无论如何必须尽力办理”⁽²²²⁾。此时高凌霨主持“摄政内阁”，“欲讨好于曹，迎合曹意”；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确想以开国元勋之资格，过过未成之总理瘾”；地方大员中，直隶省长王承斌企图在曹锟当选后接其直鲁豫巡阅使职，故对选举颇为积极⁽²²³⁾。即便是不主张速选的吴佩孚此时也认为，“时局纠纷，亟宜速结，务望进行，促成选举，以奠大局”⁽²²⁴⁾。在几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总统选举势成必然。

为了钳制舆论，有利选举的进行，直系控制的京畿卫戍司令部“函请提署、警厅派军警赴电报、邮政各局检查邮电。凡关于某方及某要人之电报，暨与选举有关之电报，一律扣留”；“至若反对之言论，异此之消息，一为披露，即属大逆不道”。如《京报》有关人员被军警当局两次传唤，《国会议员通讯》不准在京发行，等等⁽²²⁵⁾。一面又运动各界鼓吹具总统资格者“直鲁豫巡阅使曹公，其谁与归”？“请求各直省、各特别区域军民长官及全国父老昆弟一致主张，来电赞成，公推曹巡阅使出任临时总统，以奠国本，而安人心。一面仍俟国会定期正式选举”⁽²²⁶⁾。

要将曹锟“选”成大总统，关键在经过国会议员的“合法”投票。但是，驱黎之后国会停转，四分五裂，不少议员离京，如何凑足总统“选举”的法定人数，成了直系曹党最头疼的事。

第一次直奉战后，“法统重光”，国会在北京重开，国会中的议员即分为亲直派与反直派，国民党、安福系、政学系等党派议员多为反直派，与亲直派议员经常处在对立地位，令国会议事纷争不已。直系驱黎之后，反直派议员认为，“国会在北京此时政情之下，其机关已陷于被围状况，其信用已濒于破产地位”⁽²²⁷⁾。因此，由褚辅成、张继等发起，以国民党议员为主体的反直派议员纷纷离京。为了对付直系而形成的孙、皖、奉“三角同盟”亦借此机会，对直系开展“挖墙脚”的工作，以各种手段促国会议员离京，破坏直系原定的选举计划。据段祺瑞的亲信姚震告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连日来各方来接谈者甚多，将来收揽总数，约可得三百人。现在已商妥并领去旅费者，已近二百人。如无意外变故，两星期内外，可扫数离去京津。凡在我处领费者，均由各该政团首领负责，定期陆续南下，彼此以诚信结合，乃能有此成绩。北京三次开会未成（以制宪为名，欲使人数足额，令公民包围，胁迫选举），皆我方设计破坏（因前数日在京者，尚居多数，不能不用计临时破坏）。截至今日止，离京者不绝于途，拆台之事，或可办到。但闻对方有筹巨款买收之说，刻正思紧急对付之法。”但因需要付费拉拢的议员人数“较原额增多一半，则需再寄五万元以上”。“现决定催上海从速实行筹发岁费，并于常会开会后，另筹款项照补从前欠发之岁费。一面调查沪奉实存及由沪奉回京，可以再去上海之人数。如果因回京者太多，不足法定人数时，拟令上海一面准备开会日期，即由京再办成批议员，同时南下到沪，即行开会。庶几不至因相持而误事”⁽²²⁸⁾。南方的孙中山派刘成禺持其手书北上，动员国会议员，“各尽所能，力持正义，其有以兵力、金钱图窃国权者，当以去就相抵抗”⁽²²⁹⁾。6月底，离京到津的国会议员已有近三百人⁽²³⁰⁾。

离京国会议员的第一站多为天津，他们到此之后便成为各方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被赶下台的黎元洪希望利用他们为自己壮声势，再谋复职之机；但他的实力有限，不为一些势利眼的议员所喜，而且“三角同盟”各方也不以黎为能成事然。如时人直白所言：“黄陂此人，并非完全愚笨，在我方为利用废物，但不可为废物所利用。”⁽²³¹⁾故此黎元洪很快便退出了争夺阵营，其后的争夺双方主要是筹划利用议员进行总统选举的直系和反对直系的“三角同盟”。

6月21日，到津的国会议员发表通电，提出因为国会在北京已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可暂移上海开会制宪。23日，皖系大将、浙江军务督办卢永祥随即发表通电，欢迎国会议员南下制宪。在卢永祥和张作霖的接济下，国会议员离京可以拿到一次性旅费500元及月费300元，从而吸引了一些“贪财”议员出走。他们既无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又可对外表示自己的道德立场，不少人便纷纷离津到沪。7月14日，到沪国会议员二百二十余人集会，发表宣言称：“留京议员，陷于强暴，即有议案，不生法律效力。北京武人，如有假借政府名义，与各国订何项条约，磋商何种借款，吾国会概不承认。”⁽²³²⁾

驱黎之后的部分国会议员离京确实给直系围绕总统大选进行的政治运作带来了相当的困扰，对此，直系只能使出金钱计，开出较反直联盟更高的价码，同时提出尽速制宪的主张，内外并举，吸引国会议员留京或返京。6月20日，吴景濂在参众两院议员茶话会上表示，“宪法会议及选举总统应双方并进”；“岁费与出席费俱经国务会议通过，已有切实之保障，不至发生问题”；希望议员“无论政潮形势如何，决不离京。决不作法外举动。不受外界任何之压迫”⁽²³³⁾。曹党中也有人主张使用强硬方法，提议由在江苏当政的齐燮元照会上海领事团，希望他们将在上海租界活动的国会议员驱逐出境，并对安福系议员“惩办一二”，以“惩一儆百，彼辈既有所顾忌，自不敢纷纷效尤，希图非分矣”⁽²³⁴⁾。在南下议员中，旋又有“民六”议员与“民八”议员之争，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刘楚湘等“民六”议员认为，“拆曹锟大选之台，当然以北京国会民六分子为主体。若国会移沪，即改变旗帜为继续广州国会，则留京议员即有所借口，不欲南下。如是南下同人，非为反对曹锟大选，而实促成之”。“南下议员多和刘说”。而“民八”议员自奉为“护法”正统，“否认宣言中称黎元洪为总统之句”。双方协商“迁延未决，内部渐有破裂。而北京吴景濂等，亦以上海开民八国会为辞，煽阻欲南下之议员。”加以离京议员中不乏唯利是图的拜金投机分子，既想领取反直派提供的旅费和津贴，又不愿放弃直系提供的国会出席费，“仅到天津骗取旅费，复到沪赚取月费，踪迹飘忽，来往无定”⁽²³⁵⁾。足可见当时不少国会议员之操守低下，与那些留京“卖身”的“猪仔议员”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因此，留居上海、曾经在孙中山和曹锟间有所沟通的孙洪伊谓，“吾常责北方破坏人之道德廉耻，其反对者之破坏道德廉耻，亦何异于北方”⁽²³⁶⁾。负责对南下议员经费支持工作的奉系首领杨宇霆、王永江等都颇为失望，感叹说：“沪上国会，已成遗蜕，无可发展”；“即安置一二，而不满意者仍多，倘仍故态不改，撤之则愈益仇怨，终无善法。不如向总司令（即张作霖——作者注）说明，任其自由行动，不再干涉为妙。国会议员演至今日，已不堪言，似不如任其仍回北京活动为得计也”⁽²³⁷⁾。8月过后，国会议员出京的势头大减，回京的议员却络绎于途，在沪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无法集会议事，对于北京政治的影响力减弱，直系关注的焦点又转到如何稳定在京议员的多数，从速筹办总统大选方面。

二　贿选告成　法统中落

自黎元洪被逐出京后，围绕总统选举等问题，国会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所在。曹党的意图，是务须在10月10日国庆节前完成选举，让曹锟走马上任。先是8月中旬，众院副议长张伯烈致函，责其“日以宪法会议为事，绝不提及选举总统。虽经两院同人纷纷提案催促选举，足下却置若罔闻。诚不知足下用意之所在”⁽²³⁸⁾。随之吴景濂即表示接受“民意”，在18日对外宣称：“阴历八月十五（即阳历9月25日——作者）以后，定要组织总统选举会，九月里可以选举总统。”⁽²³⁹⁾8月19日，拥曹议员向吴景濂动议，提出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国务院摄行政务时，国会议员应于三个月内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次任大总统，“请速酌定日期，先开一总统选举预备会，以资进行。”吴景濂随即表示：“此事极为重要，诸君即不提及，余亦早拟就商赶快进行之法。”⁽²⁴⁰⁾但此时出京议员已多至近三百人，而留京议员中仍有不少人有离京动向者，如何稳定在京议员并吸引出京议员回京投票，使选举合乎法定程序及有效性，颇费曹党之思量。津保派头面人物在京数次集会讨论“维系在京议员，敦劝南下者回京之方法”⁽²⁴¹⁾。他们起初动议对留京议员发放维持费或顾问费，可是又不放心议员的操守，担心他们领了钱不办事，而且也不能吸引出京议员回京。其后决定对出席国会会议的议员发放“临时”出席费，大约每人每月可得六百多元，超过南下议员所得津贴的一倍，另对南下议员回京者发给高额旅费。8月24日，国会举行议员谈话会，两院合计有一百五十余人出席，吴景濂提出“临时”出席费支给方法：一、两院每周常会，每位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中支给100元；二、每次开会于会场计算人数发给出席证，散会时以出席证换取支给证；三、议员凭支给证于次周一向会计科支取。对于吴景濂此等“公然行求贿赂，损害国家财产”，以金钱收买议员的提议，在场虽有议员以“违法”表示反对，但吴景濂仍然以“多数同意”宣布通过，自8月27日起实行，同时决定在9月13日前举行大总统选举。对此，留京国会议员中也有自爱者觉得领这样的钱烫手。29日众院开常会时，有人质问吴景濂据何法律而有此决定？吴无以作答，显见其亦自知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之举⁽²⁴²⁾。

对于离京的国会议员，曹党开出的价码更高，有发放旅费千元乃至开出万元价码者，或者任满后还可给予其他差事，目的只有一个，只要他们回京参加总统选举投票即可。在那些离京议员中，不少人原本就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无所谓个人操守，而是为了领取旅费和出席费而离京，一旦曹党开出更优厚的条件，他们便再自然不过地登车回京，腼颜领钱了。

除了公然以金钱贿赂之外，曹党又提出延长国会议员的任期，以此拉拢议员，满足他们之中不少人的自肥分润心理。根据《国会组织法》，众议员任期为三年，此届议员任期自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之日起，虽经两次解散，但至1923年10月也到了期满之日。为了延续即将结束的任期，吴景濂在8月底提出：“任期为一问题，解职时日又为一问题，个人地位事小，维持国家之体制事大。所望国家秩序早日恢复，大选早日观成，在新议员未集会之前一日，现议员不容轻言去职。”⁽²⁴³⁾随后有议员提出修正《国会组织法》，将众议员任期修改为：议员职务应俟下次依法选举完成，开会前一日解除之。也就是说，只要新的议员尚未选出，旧的议员就能无限期延任，而在当时情况下，何时能办新一届国会选举完全是未定之数，自然现任的议员便可以此为由赖在国会里不走，享受那些常人不能享的权益了。9月7日，众院常会以308人出席、261人同意的绝对多数票通过此案，引来舆论众口一词的批评，认为这是国会议员自说自话，恋栈自肥，希望参议院予以纠正。但是，为了使参院顺利通过此案，众院提案提议参议员的任期亦照此案实行，以便共同分赃。结果，9月26日的参院常会，此案亦以多数通过。不过，此案送交北京政府后，吴佩孚表示反对，北京政府格于外界的强烈批评，也不敢贸然公布。然而，国会两院议员却以此作为总统选举的交换条件，经多日争执，10月4日，北京政府将此案与众院议员改选令同时公布，以求平衡，并缓解外界的批评⁽²⁴⁴⁾。

尽管直系拥曹派在金钱、地位各方面尽力拉拢国会议员，但是一时间仍然无法凑足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国会两院议员总数为870人，选举总统须有超过三分之二者出席，即最少须有581人参加，否则即不合法，而“合法”是曹锟出任总统的底线。为了对外表示总统选举的“合法”性，直系拥曹派伤透了脑筋，最后只能祭出直接买票的险招。9月初，高凌霨、吴毓麟、熊炳琦、程克、边守靖等津保派中坚人物邀集国会议长、部分议员及政团代表连日会商，讨论总统选举问题，并提出以5000元为最低额，8000元为最高额，收买议员参加总统选举，但是先选后付担心议员不来，而先付后选又担心议员领钱后开溜，最后决定先开选举预备会议，俟得知确切出席人数后再决定发钱方式。9月8日和10日，国会召开二次选举预备会，参加者均不过法定人数，但在10日的会上，曹党找来书记员冒名顶替，并由吴景濂指使众院秘书长郑林皋命令专司稽核出席人数之责的众院秘书孙曜虚报人数，孙不从，郑又转令其他秘书虚报出席人数，使得当日出席人数“达到”了法定人数，遂决定在12日举行总统选举⁽²⁴⁵⁾。但是，9月12日到会的两院议员只有422人，曹党“用尽方法，卒以人数不足而流会，而同时黄陂南下，津派愈无办法”⁽²⁴⁶⁾。选举无法进行，曹党大为失望。

9月12日的总统选举未成，13日晚曹党主干人物在小麻线胡同吴景濂家中开会，讨论以后的大选进行办法，决定：派遣党徒分头疏通反对派，由国会常会再定选举会日期；电请各省督军、省长推定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专事推挽该省议员出席选举会；决定出席始给出席费；分派代表秘密南下，以特别待遇（金钱、入阁或优差美缺）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上述各种办法如进行无效，“则出于最后之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盖非硬达其成功之目的不止”。同日晚，曹党议员在甘石桥议员俱乐部集会，协商票款支付方法，到会者大多主张出席选举会的上午付款，领得款后议员即须集合一处，然后往议场投票。但是，办这些事的关键还在钱，“此种办法，虽经大体议决，惟须待今晚来京之王承斌到后，方能确定，且仍须看随带来京之孔二先生究有若干，方有把握也”⁽²⁴⁷⁾。

王承斌在曹锟贿选的过程中算是最积极的干将之一。他自出道后一直在第三师任职，因“功”而累迁至直隶省长，与曹锟之弟曹锐关系密切，是津派的中心人物。他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捧曹锟“选”总统，是盘算可以借此攀龙附凤，邀功请赏，在曹锟当上大总统后接其任直鲁豫巡阅使，过把“大帅”瘾。办理总统选举，尤其是需要拉人投票的选举，当然得要钱，不仅选举诸事离不开钱，最关键的是收买离京国会议员回京选举更需要花大笔的钱，而北京政府的财政不仅没有余款用于选举，就是对“各部署机关欠薪，及各军欠饷，近畿军警积欠，均已一筹莫展”⁽²⁴⁸⁾。总统选举事之所以在黎元洪离职后未能立即进行，其中原因之一也是需要筹措经费。曹锟信奉“有钱好办事”之言⁽²⁴⁹⁾，一生厚积钱财，本人经各种途径而聚敛的家产并不少，据说多达五千万元，但他生性吝啬，不愿破家财用之收买议员，而是要部下“报效”选举经费，如萧耀南、齐燮元、阎锡山各50万元，田中玉40万元，刘镇华、张福来、马联甲各30万元，张锡元、陆洪涛各20万元⁽²⁵⁰⁾，等等，但仍有很大的缺口。正值此时，王承斌自告奋勇夸下海口，“所有一切应用款项，皆可向予一人索取”⁽²⁵¹⁾。他的做法自然得曹锟的欢心，即令他到京主持选举等事。其实，王承斌筹款并无什么妙法，不过是以军阀武力为后盾，强迫各界捐资而已，其方法一是制造“金丹（鸦片）案”，勒索鸦片贩子；二是以借用军饷为名向各县绅商，“凡银行之分号代理店等皆每家二千，最少亦复数百”。王本拟将此项摊派推之于直、鲁、豫三省，“谁知鲁、豫两省非常反对，保、洛军官，皆怒发冲冠”，只能先在直隶实行⁽²⁵²⁾。因为王承斌的进京主持，拥曹派胆气复壮，又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总统选举事项。

王承斌到京后，“知正式大选不易成功，有先宪之表示，拟先公布一部分，以和缓空气，但各方面仍持怀疑。至摄政非常等名目，曹使亦所不欲，目下实不易解决”⁽²⁵³⁾。经过与各方的讨论，王承斌主持总统选举的招数，先是“兼顾保、洛两方之旨趣”，“容纳研究系及反对派，主张先尽制宪完成为转圜之地步”。他与吴景濂邀国会两院领袖人物张伯烈、王家襄等及研究系人士协商，辩称“时局紧迫，尤盼制宪于最短时期告成大法，而慰全国民望。惟选总统职在国会，挽回时局解决纠纷，实为重大之问题，敢请捐除成见，予其谅解，是某等所仰望者也”。“然反对者以天坛草案，不能不加以修改，纵使从权达变，尤应略予改定。且省宪一章，大有问题，尚未经三读会通过之手续，岂能望其如期告成等语。此一席话说得包办者无辞以对，卒无结果散会。”⁽²⁵⁴⁾王承斌又在宴请反对派议员时直言：“此次选举总统，大家均认仲珊（曹锟）为理想候选人，并非出于私意，良以目下我国情势，非举一拥有最大实力者，使居元首地位，不足以资震慑而谋统一。故舍仲珊外，实无适当人物，愿诸君顾全大局，予以协助。”参加的议员则回应说：“我辈亦并非对于仲珊有何成见，唯因国会历时十载，宪法尚未制定，身为议员，深负疚戾，故主张此时宜专为制宪，不及其他。待宪法告成，再选总统，则对仲珊亦未始不可赞成。”⁽²⁵⁵⁾

拉拢不成，王承斌只能回到老路，两手并用，“秘密协议运动大选，外托宪选并进，为容纳反对派意见及其旨趣为依归，并以藉此为号召各政团之出席。其实际暗中沟通各派中坚，贿以巨款，及从优待遇之条件，敦劝其出席宪法会议。而以各省区实力派为促进大选之急先锋，加以国民团之请愿为内应，以临时动议改开总统选举会，即其选票不足成数，亦决爰照举袁先例，以决选产出之”⁽²⁵⁶⁾。他向参加选举者开出了5000元的选票价码，但须在选后支付；同时许诺助选团体头目以各等官职，结果这些人乘机漫天要价，“所提条件，无不竞争占据阁员之要席，次则要求省长、次长、各路局长、关监督及榷运局盐运使等，亦有请求京内外各部属厅长、道尹，甚至要求保障终身议员，无奇不有”。吴景濂更觉自己出力甚多，“要夺阁揆”⁽²⁵⁷⁾。尽管如此，愿意“卖身”的议员人数仍然迟迟达不到“法定”票数，兼以对能否领到钱款不放行，不少人持观望态度，还有人准备领钱但不准备投票。如议员某所言：“我等此来确是为五千元之票价，……非此绝无仅有之机会，又安能拔其一毫。惟我等有须声明者，即金钱可以要，而猪仔实不可以做，此语在君初闻必以为奇。不知所谓猪仔者，因其甘于卖身而得名。若得钱不卖身，又安能谓为猪仔。故我等决计五千元之款，不能不要，但因此而出席投票，则万万不可能。盖因得钱而卖身，不几自认为猪仔呼。虽此有类于过河拆桥，然取之于盗，不为伤廉。我等以为得钱是一事，投票又是一事也。我等预备金钱一经到手，即当迁眷南下。”⁽²⁵⁸⁾为了凑足投票人数，王承斌还派人“携款十万元赴沪运动南下议员回京，以便凑足其数”⁽²⁵⁹⁾。然如时人所论：“离京议员之拉回，固觉非易；拉回以后，欲其出席，又属非易；纵能出席，欲其投某方之总统当选票，尤属非易。多数回京议员，咸声明除宪会以外，其他各会，均不出席，且领到岁费即行南下者，颇不乏人。”⁽²⁶⁰⁾

为了拉拢国会议员的多数，曹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王承斌、吴景濂、熊炳琦、王毓芝等在甘石桥政团俱乐部，日日应酬议员。除已被收买诸议员仅须略给酒食金钱外，对于留京不出席的，则施尽‘容纳主张’、‘交换利益’、‘津贴巨款’等手段。尚虑人数不足，则又一面电令各省军民长官，迫离京在籍议员北上出席。一面陆续派代表南下，劝诱聚在上海的反直议员回京。此外，熊炳琦、王毓芝向议员担保批准众议院延长任期；高凌霨、吴毓麟向议员担保制宪，使各议员可以安心出席；吴景濂对人发表可以‘出席不选曹’的谈话；叶夏声电致国民党议员出席选孙，则又替反对派议员做一个面子，使易于离沪回京”⁽²⁶¹⁾。

经过多方活动，当在京议员达到一定人数后，9月底，王承斌与吴景濂等商定，在10月初进行总统选举，并先以举行制宪会议为由确定参加人数。10月1日，曹党控制的甘石桥议员俱乐部开始向在京议员发放领款支票，票面注明：凭票交来人大洋五千元，此致某某银行。支票由吴毓麟、王毓芝等亲自办理，分别印有“孝记”（王承斌字孝伯）、“秋记”（吴毓麟字秋舫）、“兰记”（王毓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字洁卿）字样，盖有“三立斋”图记，支付银行有三家，其中以边守靖办的大有银行为最多。“票上未填支付日期。三方约定，将来付款时，须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一图章，方能生效。而此项补填及加盖手续，则必须在总统选出后三日履行”。如此规定，实际反映出买卖双方的彼此猜疑，“故各议员对此，承受态度尚不十分踊跃。不信任保定者，谓此项支票，并不足保障；信任保定者，则谓不必有此支票，尽可空手投票，到将来再行领款，落得做个慷慨云云”⁽²⁶²⁾。支票发放当天，亲往领取者不过一百五十余人，其中还不乏由人代领者。议员高洪魁事后致函吴景濂表示，有人“屡欲代弟取回均婉言谢绝”，但当晚支票又被送到家中，“谓系由台端经手拿来者……乃决定由弟亲手交回”⁽²⁶³⁾。但也有人非现金不要，如吴派有人告吴景濂，谢某“坚持非现不可，弟再三转述尊意，而迄未有效也”⁽²⁶⁴⁾。

曹党办理贿选，虽是在私下进行，但如此大范围的行事，实际早已是满城喧哗，当时报界即有详尽的报道，何况还有反对派的推波助澜。但是，曹党并不以此收手，在消息传开后，反而无所顾忌，放手大干，所谓正义、公平、道德、规则等等民主政治的原则早就被抛到了脑后。他们迷信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支票发出，选举即可告成，可谁知还是有人不买账。浙籍众议员邵瑞彭得到支票后，于10月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等，因运动曹锟当选为大总统，向议员行贿，请依法惩办”，不然“若夫选举行贿，国有常刑，不为举发，何所逃罪？”他还通电各省陈诉此事经过，并将支票正反两面拍成照片，作为贿选证据交各报发表。在直系权力的控制下，京师地方检察厅自然不能受理此案，邵瑞彭为避祸亦随即离京去沪，但他的告发却使总统贿选尚未开张即大白于天下，使曹锟及曹党处于千夫所指之境。而反曹派亦不甘示弱，他们开出更高的价码收买议员，“自六千元开盘以至一万元收盘，并先付半数现款。议员前往交易者，固多至五十余人”⁽²⁶⁵⁾；期使选举不合法定人数，只是因财力不继，他们“拆台”未成。时人论之为，“京方为贿选，沪方为贿不选”，“亦足见当时议员之信誉矣”⁽²⁶⁶⁾。

在直系曹党的重金收买之下，在京国会议员大体达到了进行总统选举的法定人数。10月4日国会召开制宪会议，在驱黎之后国会全体会议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四十四次之后，此次会议的到会者首次接近法定人数，再加上领票而未到会者，曹党认为选举已可成事，吴景濂即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发表通告，10月5日进行总统选举。4日晚，曹党聚集在甘石桥议员俱乐部作最后的布置，“通宵达旦，活动不休，……卒以来者过多，几无立锥之地，喧闹终宵。支票计发出六百零数张，而大选派对于人数一层，始略为放心”⁽²⁶⁷⁾。他们又在各出京车站和路口以便衣军警布控，防止领票议员开溜。

10月5日，国会正式进行总统选举。国会内外戒备森严，北京军警当局首脑王怀庆等都亲临现场指挥，会场可进不可出。不过原定上午开始的选举，因出席者迟迟不够数而不断延时，吴景濂“颇形忧虑之色，急派人分途拉拢。大抵皆由同乡议员及同系议员各一人担任邀请一名议员。大选中坚派议员出入频繁，但见其驱车而出，未几即挟一议员而归，亦可谓卖尽气力矣”。下午1时许，出席者总算达到了593人，超过了法定人数。吴景濂随即宣布开始选举投票，历二小时有余，至4时许结束。结果实际参加投票者590人，曹锟得480票，超过到会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三，“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他还有27人共得98票，其中孙中山最多为33票，另有废票12张，内有孙美瑶一张，“五千元”一张，“三立斋”三张等。即便如此，据时人揭露，此次出席议员人数，“此中有无不实不尽，非局外所能知。吴景濂于甫散会时，即嘱将签到簿密柜中，严戒秘厅人员不许漏泄。签到处及会场执事职员，均先期派定，未派者不许在侧。而签到处有许多大选派议员围绕之。有某议员语人，在场人数大约不缺，惟我于同院人之面目不尽熟悉，是否一一正身，则不能出结云云。签到处曾起哄数次，参众各有蒙古议员一人，非其人本身，经某蒙古议员指出。山西议员某到，亦经人指出非本人。江西某议员代同乡邹某签到，亦经同乡指出。自彼等言之，可谓异常认真，然此外有无未指出者，则不敢知矣”。而“议员因已得贿款支票，恐是日选会不成，贿款无着，即有知者，亦相约为之遮掩，故无人当场举发也”⁽²⁶⁸⁾。据姚震致杨宇霆函称：“此次选举，真正到场者，止五百三十九人，伪冒者六十余人（诈称到会五百九十七人），而尊处款项到后，即拆出四十人。若无此事，则彼方出席人数可得五百八十人，法定之数系五百八十三人，仅少三数人，无论如何，不能得其伪证矣。……不过由上海返京人数太多，我方面子上不甚好看，然于达到打破合法之点，因得尊处款项接济，幸得告成。”⁽²⁶⁹⁾其实，问题的关键并非仅在此次选举是否达到了法定人数，而更在于即便是达到了法定人数，其贿买议员并且多数议员接受贿买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此次选举从程序到实质均难言合法，而只能以其不合法留名于史，声名狼藉，从而彻底败坏了所谓选举和国会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声名。

大总统“选”出来了，制宪亦匆匆走过场而成。10月4日，宪法通过一读，6日通过二读，8日通过三读。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自民国成立之日起历近十二年未能制成，此次经国会三次全体会议、实际只花了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即最后通过，速度不可谓不“快”，效率亦不可谓不“高”。

此次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是北京政府时期制定并经国会通过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正式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共分为国体、主权、国土、国民、国权、国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地方制度、宪法之修正解释及效力共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主要内容为：一、关于国家性质及人民权利，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于法律上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均为平等；非依法律，人民不受逮捕、监禁、审问或处罚，住居不受侵入或搜索；通信、居住、择业、集会结社、言论著作等之自由，不受制限；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人民之自由权除规定者外，凡无背于宪政原则者，皆承认之。二、关于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由国家立法并执行者，为外交、国防、法律、币制、国税、邮电航空铁路、国债、专卖、文武官吏的任用等；国家立法并执行或令地方执行者，为农工矿森林业、学制、银行及交易所制度、水利、移民及垦殖、警察制度、公共卫生、文物古籍保护等（省于不抵触国家法律范围内，可制定单行法）；省立法并执行或令县执行者，为省教育、实业、交通、市政、水利、田赋契税、银行、警察保安、慈善公益等。三、关于地方自治权，地方行政划分为省、县两级；省得制定省自治法，但不得与宪法及国家法律相抵触；省设省议会，由直接选举产生；设省务院，执行省自治行政，由省民直接选举，任期四年，设院长一人，由省务员互选；省不得缔结有关政治之盟约，不得自置常备军，因不履行国法上之义务，经政府告诫仍不服从者，得以国家权力强制之；国体发生变动，或宪法上根本组织被破坏时，省应联合维持宪法上规定之组织，至原状回复为止；县设县议会，于县以内之自治事项有立法权，县长由县民直接选举。四、关于立法权，国会以参、众两院组成，行使立法权；参院由地方议会及其他选举团体选出，众院分区按人口比例选出；议员不得同时兼任两院，不得兼任文武官员，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任期三年；以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者，可弹劾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可对国务员提出不信任案；国会通过的法律，大总统须于十五日内公布，如有异议时，得请求国会复议，如两院仍执前议，应即公布之。五、关于大总统，大总统竞选人资格为年满四十岁以上、居住国内十年以上者；选举程序为国会三分之二以上者出席，其中四分之三以上者通过；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一次；权限为公布并执行法律、任免文武官吏、统帅军队、经国会同意后宣战、缔约、戒严等。六、关于国务总理，国务总理之任命，须经众议院同意，并对众议院负责；大总统所发命令，非经国务员副署不生效力；如众议院对国务员通过不信任案，总统或免国务员职或解散众议院，但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同意。七、关于司法权，司法权由法院行之，最高法院院长之任命，须经参议院同意，法官独立批案⁽²⁷⁰⁾。

与以往拟订的各种宪法草案相比，此次通过的宪法其最大特色是增加了“国权”与“地方制度”两章，对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作了划分，规定国家立法并执行者为十五项，国家立法并执行或令地方执行者为十五项，省立法并执行或令县执行者为十一项；而原草案中“教育”及“生计”两章，则因时间所限没有讨论，也没有包含在最后通过的宪法中。就技术层面而言，这部宪法被认为“是一种联邦宪法”，因其给予地方较多的权力；同时，这部宪法的“精神仍是偏重于责任内阁制的”，有其一定的意义⁽²⁷¹⁾。著名宪政学家张君劢认为：“此项宪法，比较合理。一笔抹杀，国民无此力量，不如赞成之，责以实行。”⁽²⁷²⁾但就其实质而言，该宪法存续的时间不过一年，“即在该宪存续的期内，该宪条文亦大都未及实施；盖当时直系军阀虽假借此宪以相号召，初无实现此宪的诚意；且该宪本文既无实行细则的规定——该宪公布后，国会亦从未另颁宪法实行细则——该宪中一部分条文，实际上或亦无从实施”⁽²⁷³⁾。更重要的是，这部宪法产生于曹锟总统“贿选”的大环境之中，无论其意义如何，都已湮没在声讨“贿选”的声浪之中，虽有若无，完全无法得到其应有之反响与实践。如时人论，这部宪法的通过，“今非其时，国人不特不颂其功，反因而反对声浪大起。且一部神圣的宪法，亦被议员先生所累，得到‘秽宪’两字的徽号了”⁽²⁷⁴⁾。曾任司法总长的知名法学家张耀曾感叹言之：“十年来苦心争持的宪法，竟在这样的时机和环境的里头宣布，真是宪法的大大不幸！这种宪法在当时有实权的人眼中完全等于废纸，那更不用说了。”⁽²⁷⁵⁾

国会“选”出大总统之后，吴景濂立即通告各方，并与张伯烈联名致电曹锟，肉麻地恭维他：“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²⁷⁶⁾吴佩孚亦有电致曹锟，赞其“名高海宇，功在国家，法统重光，遂作华盛顿之第二，共和有庆”⁽²⁷⁷⁾。曹锟循例在7日回电国会和内阁，故示谦辞，先说自己“不胜惊悚”，“实殷惶惑”，继又表示“改选之初，宜为慎始之计，陵坡知畏，孱力难胜，诸公伟略匡时，嘉猷素裕，敬希明教，以启愚蒙”⁽²⁷⁸⁾。当然了，谦辞是说给外人听的，费如此大劲张罗而成的总统是“不敢推辞”的。贿选告成之日，“保定街市满扎灯彩，各大旅馆均为使署所包租”；“四面八方，京内外之官僚政客成群赴保庆贺，保定城内大有满坑满谷之势”⁽²⁷⁹⁾。

1923年10月10日上午，曹锟自保定浩浩荡荡地进京。北京前门火车站“各门断绝交通，警戒极严，除公府人员及特任官外，均不得入门。持参观券者，亦只得在车站门外白吃秋风而已”。“前门至公府沿路即已断绝交通，小民中途被阻者亘二小时之久。清晨寒风侵骨，亦苦矣哉”⁽²⁸⁰⁾。随后，曹锟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总统就职典礼，同时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在“就职宣言”中，以“贿选”而出任总统的曹锟，以“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的姿态，高唱“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他提出推重人才、整理财政、振兴实业、统一全国、维持治安、履行条约、敦睦友邦等政策主张，也多为大而化之的空洞言辞，无甚新意⁽²⁸¹⁾。曹锟由此成为继袁世凯、黎元洪（二次出任）、冯国璋、徐世昌之后的又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曹锟以公然行贿的方式“当选”为民国大总统，遭到了全国各界及舆论的一致反对与声讨。在非直系统治的各省，均有各种声讨活动及否认“贿选”总统合法性的活动。如孙中山所言，曹锟“选举之种种非法与贿赂情形，玷辱有教化之国家太甚也。……国民若默认此种行为，则不复能自号为有人格之国家以生存于世界，所以中国人民全体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之行为，必予以抵抗而惩伐之”⁽²⁸²⁾。反直反曹派更有人力图借力将此等声讨转为实际行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召集各要人会议，连日商洽各种议案”，讨论“组织政府，以为讨贼机关”；“实行各省联合讨曹”；“明令通缉附逆议员”等讨伐方案⁽²⁸³⁾。8日，孙中山以曹锟“贿诱议员，迫以非法，僭窃中华民国大总统，其背叛民国，罪迹昭著”为由，“申命讨伐，我全国爱国将士无问南北，凡能一致讨贼者，悉以友军相视，共赴国难，以挽垂危之局”。同日，孙中山又以参加投票的国会议员“贪污受贿，危害国家，法律纪纲斩焉俱尽，不有严惩重罚，无以禁贪邪而儆淫顽”为由，“着护法各省区长官将此次附逆国会议员一律查明通缉惩办”⁽²⁸⁴⁾。张作霖有电严责曹锟贿选。卢永祥在10月12日通电宣布，停止与北京政府的公文往来，以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但因反直“三角同盟”方面此时尚未有充分的准备与直系武力相向，反对曹锟贿选的舆论声讨未能转化为实际的讨伐行动。

曹锟“贿选”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使以国会制和内阁制为代表的西式“民主”制度由此而声名狼藉，从而在实际上动摇了民国法统的政治基础。本来，民国成立后引入西式民主制度的不成功实践，已经使社会各界和舆论啧有烦言，认为弊端多多，但在此之前，人们对西式民主制度本身还是抱有一定的期望，而将其弊病归之于军阀作乱。然而，此次曹锟“贿选”的情况却有不同。论者曾有如此之疑问：“他们既已如此不要面孔，尽可直截了当的把曹锟抬到总统的椅子上坐了就是，何必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手续，用许多的金钱，买许多的‘猪仔’，投什么选举票呢？”⁽²⁸⁵⁾或许以曹锟为代表的军阀首领对舆论和其他方面的反应仍不无“敬畏”，因此孜孜以求“合法”之手续，以图安然延续“合法”之法统。但是，“贿选的目的在为北京政府找一个合法有道的基础，但结果使直系变成1919年的皖系一样，完全失去了合法有道的根据”⁽²⁸⁶⁾。

然而正因为如此，反凸显出国会制度的重大缺失，因为“大选而非本诸民意，微论产生无自，即令顺利产生，人民之反对，亦不为之少减。而为猪仔者，则有所弗计，以为既一产出，则五千元之代价，即不难满载以去，国人之唾骂，身后之恶名，曾何足动其一瞬”。故此国会议员的表现是此次贿选过程中最为外界所诟病者。如论者所谓：“议员之无耻，与其紊乱国政之罪，可谓至是而极。一般议员复不顾舆论之奚若，而抱定其金钱自金钱之主张，不稍顾虑。是则议员故意与人以不利之心颇为明显，国人对之，无再容忍之余地矣。”“曹锟利议员之可买，以窃大位；议员亦利曹以金钱，达拜金之目的。是曹锟与议员，实系交相为用，其理殆同诸私人间之买卖交易。曹锟与议员之关系，既系如是构成，则凡因此种买卖，而发生之结果，当然亦只能认为私人间之一种交易。与国家人民，绝不能有何种关系。换言之，即国家人民，对于此种行为，并不能予以承认者也。”⁽²⁸⁷⁾即便是“贿选”策动方直系的负责官员，私下里也对国会议员的人格颇为鄙视，认为他们“日日索津贴，要岁费，荐托私人，要求权利，为唯一之要索”。负责贿选的直系官员熊炳琦到了北京后，“至不敢有一定之寓所，日易其地，以为规避，其厌苦尤甚”⁽²⁸⁸⁾。直系首领吴佩孚私下里也骂，“国会如此行动，真是要不了的东西”⁽²⁸⁹⁾。国会议员毫无顾忌毫无廉耻地以钱换票，说明所谓议员的身份和地位，不过是他们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以致时人对国会议员“人皆厌之，至视为炎暑中之蝇蚊，欲挥去之而后快”⁽²⁹⁰⁾。从此以后，时人皆以“猪仔”称呼国会议员，再没有人视国会为庄严的神圣的立法机关。“国会既已实行最后的自杀，从此法统也断绝了，护法的旗帜，也没有人再要了”⁽²⁹¹⁾。当下论者论之为：“国会议员在历经二次解散之后，锐气早已消磨殆尽，十年来南北奔驰，饱经患难，至此不免暮气沉沉，在时局上颇难有所作为。甚且，更有为己图者，欲藉此国会恢复之机，大捞一笔，好颐养天年。既为图谋一己之私，各党派在没有民意作后盾的基础下，只能各自依附具有实力之军阀，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吴景濂乃藉助直系的支持，以国会领导人的身份，恣意拉拢操纵。”“面对暮气沉沉，只谋私利的国会议员，舆论乃代之以嘲弄揶揄，议员之品格日趋低下，国会之威望亦随之下降，所谓的法统象征，也变得无足轻重，不再为人所重视。”⁽²⁹²⁾

作为西式民主制度基础之国会制的坍塌，也使本已逸出其创立者最初设计的民国政治运行轨道再为之而变，向着否定西式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着重统一集权的政治方向急行。此后，国民革命浪潮如狂飙突起，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亦因此而生发，并为多数国人所认同。由此而论，曹锟“贿选”于民国政治及其法统乃至军阀武人统治的影响都不可谓不大。自辛亥革命创立民国而成的民国既有法统，至此已经由其实际运作的失范而无可挽回地处在中落的过程中；依附于民国法统而维系的北洋武人政治，也因此失道而走上衰败之途；直系统治虽经此贿选而达至其对北京政治短暂控制的最高峰，但也因此埋下了其失去民望、内部分化并在次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种因。凡此等等，均与此次贿选大有关系，只是在当时，其深远影响还没有充分表现于外在而已。

————————————————————

(1) 《吕海寰等致内务部公函》（1920年11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一），第390—391页。

(2) 《曹锐等咨呈大总统》（1920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一），第388—389页。

(3) 《胡源浚等致国务总理电》（1920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一），第376页。

(4) 王小隐：《直奉三大秘密》，中国第一书局上海1922年版，中编第11页。

(5) 《董康之北京财政谈》，《时报》，1922年8月26日。

(6) 宗淹：《中国北方军队的概略》，《东方杂志》第19卷第9号，第122页。

(7) 《中国财政全部之内容》，《东方杂志》第19卷第23号，第115页。

(8) 《民国以来一百七十九次之兵变》，《东方杂志》第20卷第1号，第148页。

(9) 《河南增兵声中之兵变与匪警》，《时报》，1922年7月23日。

(10) 《宜昌驻军又哗变》，《民国日报》（上海），1923年10月26日。

(11) 《民国以来一百七十九次之兵变》，《东方杂志》第20卷第1号，第148页。

(12) 《郭树棠等致大总统呈》（1922年8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746页。

(13) 《九江公团痛陈兵变被害情形》，《时报》，1922年8月9日。

(14) 《豫有匪患之难除》，《时报》，1922年8月23日。

(15) 《水深火热之河南》，《时报》，1922年7月18日。

(16) 《浙东剿匪的计划》，《时报》，1922年8月27日。

(17) 《鄂属通山县失守详记》，《时报》，1922年7月1日。

(18) 《西报记鲁匪与日人之关系》，《时报》，1922年3月20日。

(19) “老洋人”外号的由来说法不一。一说是“因其身躯高大，黄头发、黄眼睛、深眼窝、高鼻子，貌似外国人，绰号‘老洋人’”；一说是“有一次他听到别人说洋人厉害，就气愤地说：‘我比洋人更厉害，我是洋人的老子！’遂被称为‘老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21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页）

(20) 《西报之豫省匪乱经过谈》，《时报》，1922年12月24日。

(21) 《豫匪蹂躏河洛之经过详情》，《豫省匪患之难除》，《时报》1922年10月8日、8月23日。

(22) 《陕灵残破后之豫西匪讯》，《时报》，1922年8月25日。

(23) 《张福来到任后之豫局》，《时报》，1922年11月13日。

(24) 《豫匪惹起各国交涉》，《时报》，1922年11月19日。

(25) 《豫匪猖獗与外交团》，《时报》，1922年11月18日。

(26) 《剿匪声中之豫讯》，《时报》，1922年12月5日。

(27) 《老洋人也死了》，《东方杂志》第21卷第3号，第7—8页。

(28) 关于“老洋人”的结局，一说是在战斗中身亡，一说是被其部下参谋长丁宝成刺杀，一说是自缢。《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21辑，第55页。

(29) 《临城案将如何了结耶》，《时报》，1923年5月19日。

(30) 枣庄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临城劫车案》，1996年版，第33页。

(31) 陈无我：《临城劫车案纪事》，1923年版，序言第1—2页。

(32) 《交通部致内务部咨》（1923年5月8日），《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第57页。被劫外国旅客人数诸说不一，二十余人为多数说法所认可。

(33) 独秀：《临城掳案中之中国现象》，《向导》，1923年5月号。

(34) ［美］菲尔·比林斯利著，王贤知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35) 《临城案之重大交涉》，《时报》，1923年5月12日。

(3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台北1979年版，第607—608页。

(37) 陈无我：《临城劫车案纪事》，序言第1—2页。

(38) 坚瓠：《国际共管》，《东方杂志》第20卷第11号，第1页。

(39) 参见《临案调查录》、《枣庄十日记》，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40) 《君山绥抚录》第17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41) The Counselor of Legation at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 after FRUS），1923，Vol．1，pp．639-640．

(42)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8， FRUS，1923，Vol．1，pp．642-643．

(43)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June 1，FRUS，1923，Vol．1，pp．650-651．

(44) 《君山绥抚录》第22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45) 薛城史志办：《轰动中外的临城劫车案》，《临城劫车案》，第251页。

(46) 《津浦劫案与曹吴之责任》，《顺天时报》，1923年5月10日。

(47) 蒋永敬：《临城劫案和文献》，《传记文学》第53卷第3期，第59页。

(48) 《临案调查录》第36—37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49) 《临城案之重大交涉》，《时报》，1923年5月12日。

(50) 《临案调查录》第44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51) 《临城案之重大交涉》，《时报》，1923年5月12日。

(52) 《临案调查录》第47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53) 《津浦劫案与曹吴之责任》，《顺天时报》，1923年5月10日。

(54) 《君山绥抚录》第1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55) The Counselor of Legation at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9，FRUS，1923，Vol．1，p．632．

(56) 《临城案之重大交涉》，《时报》，1923年5月12日。

(57)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第607页。

(58) 《外交部致曹锟急电》（1923年5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16页。

(5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第607—608页。

(6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第607页。

(61) 《临案调查录》第38—39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62) 《临城劫车案》，第34页。

(63) 《临城土匪大掠津浦车》，《东方杂志》第20卷第8号，第5页。

(64) 《田中玉致外交部等电》（1923年6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219页。

(65) 《君山绥抚录》第3—7页，载《临城劫车案纪事》。

(66) 1923年12月19日，山东督军郑士琦指使苏皖鲁豫剿匪副司令张培荣以“杀人越货，罪恶贯盈”；“抗不遵令，自由行动，显露反谋”为由，将孙美瑶诱杀于枣庄。参见《郑士琦致国务院等密电》（1923年12月20日），《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第63、80页。

(67) 《外交部复外交使团照会》（1923年9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30页。

(68) The Counselor of Legation at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4；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5，FRUS，1923，Vol．1，pp．637，659-660．

(69) The British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19；The British Charg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30，FRUS，1923，Vol．1，p．661，673-674．

(70)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6，FRUS，1923，Vol．1，p．653．

(7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British Charge，July 9，FRUS，1923，Vol．1，pp．675-677．

(72) 刘师舜：《关于临城劫案国民外交之一页》，《传记文学》第17卷第5期，第20—21页。

(73)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July 9，FRUS，1923，Vol．1，pp．677-678．

(74) 《外交使团致外交部照会》（1923年8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23—227页。

(75) 南雁：《铁路共管与护路警备》，《东方杂志》第20卷第16号，第5—7页；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1，FRUS，1923，Vol．1，pp．689-690．

(7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August 25，FRUS，1923，Vol．1，pp．690-692．南雁：《铁路共管与护路警备》，《东方杂志》第20卷第16号，第5—7页。

(77)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9，FRUS，1923，Vol．1，pp．692-694．

(7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318页。

(7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211、275、322页；南雁：《铁路共管与护路警备》，《东方杂志》第20卷第16号。第5—7页。

(80) 《外交部复外交使团照会》（1923年9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27—230页。

(8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468页。

(82) 《外交部复外交使团照会》（1923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231—232页。

(83) 《外交使团致外交部照会》（1923年8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223—227页。

(8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8—329页。

(8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293页；《临城劫车案》，第24页。

(8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256页。

(87) 《田中玉致外交部电》（1923年8月14日），《山东省各界代表张思伟等请拒驳临城劫车案通牒以重主权致内务部总长高凌霨请愿书》（1923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222、233页。

(88)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28，FRUS，1923，Vol．1，pp．694-695．

(89) 《外交部复外交使团照会》（1923年9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27—230页。

(90) 《外交使团致外交部照会》（1923年10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31页。

(9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October 4，FRUS，1923，Vol．1，pp．702-704．

(92)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23，FRUS，1923，Vol．1，p．646．

(93) 《使团态度变化之经过》，《民国日报》（上海），1923年10月20日。

(94) 《曹锟当前之难关》，《民国日报》（上海），1923年10月14日。

(9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年1至6月份），第637页。

(96) 南雁：《临城劫车案的对外屈服》，《东方杂志》第20卷第21号，第3页。

(97) 《外交部复外交使团照会》（1923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231—232页。1924年4月3日，驻京外国公使团照会中国外交部，提出临案赔偿共计35万元。外交部认为这与中国的赔偿抚恤方案相差太大。22日复照公使团，要求共组委员会调查损失。6月5日公使团覆函拒绝调查。其后，此案赔偿不了了之。

(98) 南雁：《临城劫车案的对外屈服》，《东方杂志》第20卷第21号，第4页。

(99) 《曹锟辱国如此》，《民国日报》（上海），1923年10月22日。

(100)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288页。

(101) 《张绍曾答美国记者问》，《临城劫车案》，第9页。

(102) 中夏：《我们的力量》，《中国工人》第2期。

(103) 史文彬：《二七的精神是什么》，《中国工人》第6期。

(104) 《王光宇呈王怀庆》（1923年1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55页。

(105) 《吴佩孚致靳云鹗电》，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编：《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北京1983年版，第716页。

(106) 邓中夏：《京汉路大罢工——“二七”惨杀》，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页。

(107)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北京1984年版，第243页。当过后中共领导人发现吴佩孚有镇压图谋时，有人又建议罗章龙找白坚武向吴进言，罗认为：“事到如今，已不是口舌所能争的了。”大家因此赞成以实力与吴周旋。《罗章龙教授谈二七大罢工》，《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4期。

(108) 《吴佩孚致靳云鹗电》，《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16页。

(109) 《京汉工人流血记》，《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120页。

(110) 《罗章龙教授谈二七大罢工》，《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4期。

(111) 《二月一日军阀进攻》，《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121页。

(112) 《长辛店分工会之两通电》，《京报》，1923年2月5日。

(113) 《京汉路罢工之起因》，《晨报》，1923年2月11日。

(114)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134页。

(115) 2月5日，河南督军署参谋处李炳之在给直鲁豫巡阅使署参谋长陆锦的信中表示了这种担心。信称：“此次京汉工人开会一节，固暗中有人主使，希图扰乱破坏，而各处与会来宾赠送匾额文词尤堪注意，其中有‘劳工神圣’、‘总会无敌’、‘健者先进’、‘前途胜利’等句。其最荒谬者，如谌家矶扬子厂工会送‘赤焰辉煌’，武昌高等师范学生……送‘大地赤化’各匾额，实具有赤党共产之恶思潮，如不严加制止，设法惩除，则邪说谮润，鼓惑工人，群焉骚动，渐及军警各界人士，则国家秩序曷堪设想。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河南督军署参谋处李炳之关于京汉路工人开会及地方动荡情况致陆锦函》（1923年2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57页。

(116) 在罢工高潮前后，“据外交界消息，公使团以各路罢工风潮，外商受绝大影响，昨已照会外部，质问有无消弭及取缔方法。政府已预备答复，其措辞大约以京汉工潮既经解决，交通即可恢复原状云”。《各路工潮未息中之各方面》，《晨报》，1923年2月12日。

(117) 《汉口警察厅之通传》，《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33页。

(118) 《京汉铁路管理局布告》，《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14页。

(119) 《京汉路罢工不难解决》，《益世报》，1923年2月6日。

(120) 《王怀庆呈文》，《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第24页。

(121) 《京汉路罢工风潮将不可收拾》，《晨报》，1923年2月7日。

(122) 《长辛店兵工之大激战》，《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253页。

(123) 《京师宪兵司令部关于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情况报告》（1923年2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59—60页。

(124) 《京汉路罢工中之惨剧》，《晨报》，1923年2月8日。

(125) 《直鲁豫巡阅使参谋处关于解散长辛店工会应迅速办理函件》（1923年2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66—67页。

(126) 《长辛店兵工之大缴战》，《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253页。

(127)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向导》第20期。

(128) 《京汉路工潮之汉口惨剧记详》，《大公报》，1923年2月12日。

(129) 《汉口警察厅之通传》，《新闻报》，1923年2月9日。

(130)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向导》第20期；《江岸惨剧》，《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212—215页；《京汉工人流血记》，《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第466—468页。

(131) 《施洋遇难》，《施洋枪毙情形补志》，《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235、第251页。

(132) 《萧耀南宣布特别戒严令》，《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42页。

(133) 《鄂萧惨戮工人之隐患》，《晨报》，1923年2月23日。

(134) 《萧耀南关于汉口镇压铁路工人通电》（1923年2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62页。

(135) 《京汉路罢工风潮之豫闻》，《新闻报》，1923年2月10日。

(136) 《请看郑州绅士不许工人饮水》，《京报》，1923年2月12日。

(137) 《郑县国民大会决议六条办法》，《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50页。

(138) “二七”惨案死难人数说法不一，此据平汉铁路各工会联合办事处事后调查所得之《平汉铁路“二七”事件死难工友姓名及事实调查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89页。

(139) 《国务院议决逮捕罢工工人交军法处从严处理密电》（1923年2月9日），《内务部关于严防过激党鼓动罢工罢市密电》（1923年2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64页。

(140) 《曹锟致阎锡山等电》（1923年2月1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32页。

(141)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103、105页。

(142) 《京汉铁路工人之罢工》，《顺天时报》，1923年2月8日。

(143) 《昨日施林及二七遇难工人追悼会》，《晨报》，1923年3月23日。

(144) 《京汉路工潮昨日之形势》，《晨报》，1923年2月9日。

(145) 《京汉工人流血记》，《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第563页。

(146) 《大总统令》，《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20页。

(147) 《京汉路工人在汉又遭惨杀》，《晨报》，1923年2月10日。

(148)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向导》第20期。

(149) 《王光宇报告曹锟暗派心腹进行贿选活动情形呈》（1922年9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05页。

(150) 王坦：《曹锟贿选总统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21页。

(151)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

(152) 《温寿泉致阎锡山电》（1923年1月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23页。

(153) 愚公：《吴佩孚最近之态度》，《晨报》，1922年11月19日。

(154) 陶菊隐：《吴佩孚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155) 《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8月8日。

(156) 《吴佩孚反对总统选举》，《晨报》，1922年11月3日。

(157) 《张绍曾通电》（1923年1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07页。

(158) 汪建刚：《国会生活的片断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190页。

(159) 《津派攫夺政权之因果》，《申报》，1923年8月7日。

(160) 《李济臣复陆锦密电》（1923年5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385—1386页。

(161) 郭剑林：《吴佩孚传》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页。

(162) 《亦云回忆》上册，第183页。

(163) 李根源：《我与政学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96页。

(164) 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165)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48—149页。

(166) 李根源：《我与政学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97页。

(167) 《国会弹劾张绍曾内阁案件》，《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16页。

(168) 《王怀庆为北京军警薪饷积欠无着指责张绍曾内阁电稿》（1923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10页。

(169) 《王怀庆请准予开去本兼各职等情胁迫黎元洪去位呈》（1923年4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81页。

(170) 《王怀庆冯玉祥历数政府之罪意逼黎元洪去职电稿》（1923年4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84—1385页。

(171) 《温寿泉致阎锡山电》（1923年5月23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49页。

(172) 《制宪前途之一线希望》，《申报》，1923年5月24日。

(173)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163页。

(174)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61—162页；梓生：《北京的政变》，《东方杂志》第20卷第10号，第2—3页。

(175)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163页。

(176) 《张绍曾内阁为助曹倒黎集体辞职通电》（1923年6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88页。

(177) 张绍程：《张绍曾事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221页。

(178) 《田子琮致阎锡山电》（1923年6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56页。

(179) 《黎元洪关于被逼出走通电》（1923年6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91页。

(180) 《黎元洪关于被逼出走通电》（1923年6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91页。

(181) 《卞白眉日记》第1卷，1923年6月10日、11日，第249页。

(182)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3年6月9日，第421页。

(183) 《田应璜致阎锡山电》（1923年6月1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56页。

(184)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299页。

(185) 《〈京兆时报〉报导直系索饷逼黎元洪去职等情》（1923年6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86—1387页。

(186)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301页。

(187)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67页。

(188)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68页。

(189) 《曹锟查询总统印信及国玺致王怀庆密电》（1923年6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93页。

(190) 《王承斌报告在津向黎元洪追索总统印玺未果等情电》（1923年6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94页。

(191)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75—176页。

(192) 《王承斌报告在津向黎元洪追索总统印玺未果等情电》（1923年6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94页。

(193)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77页。

(194) 《王承斌等关于黎元洪被迫辞职赴津及办理总统印玺电》（1923年6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395页。

(195)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3年6月13日，第422页。

(196) 当时参众两院议员共有870人，而当日出席人数只有467人，不足讨论重要事项须有五分之三（522人）出席的法定人数，故只能开谈话会。

(197) 为了拉拢议员出席国会会议并疏通他们的意见，曹党决定向每位议员致送端午节“节敬”500元，未领者派人送至其宅。

(198)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86—188页。

(199) 《郭同反对黎元洪离京后阁员非法摄政函稿》（1923年6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19页。

(200)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74、205—206页。

(201) 《姚震信》（1923年6月22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页。

(202) 《陆锦就大选事致吴景濂函》（1923年7月7日），李家磷、郭鸿林、郑华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51—352页。

(203) 《曹锟致吴景濂函》（1923年7月14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367—368页。

(204) 郭剑林：《吴佩孚传》下册，第565、569页。

(20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0页。

(206) 本来吴景濂有意“游说双方，令顾维钧组阁，保派不欲受骗，故未成功”。《田子琮致阎锡山电》（1923年6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56页。

(207) 据顾维钧回忆，他不就职是因为罗文幹案未解决，而游说者同意，只要顾就职，就释放罗文幹。顾表示他将在罗被释放的当天就职。最后双方达成妥协，顾先就职，接着由内阁批准司法总长下令放罗。顾当场同意，并于第二天到部视事。（《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59—260页）实际上，此时“罗案”已经解决，可能顾将此前关于“罗案”的争执误记于此。

(208)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352、354、357页。

(209) 《伪阁将因穷拆台》，《民国日报》，1923年7月23日。

(210) 《王克敏登台包办伪选》，《民国日报》，1923年7月12日。

(211) 《各方面警告王克敏从速辞职》，《民国日报》（上海），1923年7月17日。

(212)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3年8月1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90页。

(213) 《曹派伪选已绝望矣》，《民国日报》1923年7月16日。

(214)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294—295页。

(215) 《王承斌通电》（1923年7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10页。

(216) 《津函中之直派阴谋谈》，《民国日报》，1923年7月11日。

(217)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300—303页。

(218) 《联曹说无稽之明证》，《民国日报》，1923年7月11日。

(219)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301页。

(220) 《段祺瑞与西报记者谈话》，《民国日报》，1923年8月14日。

(221) 《姚锡光筹组国民促进选举会以监督两院确保曹锟当选电》（1923年6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07页。

(222) 《王毓芝等致刘楚臣密电稿》（1923年8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11页。

(223) 《国会议员通讯》第78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43、1446页。

(224) 郭剑林：《吴佩孚传》下册，第568—569页。

(225) 《国会议员通讯》第81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57—1458页。

(226) 《陆锦关于取缔北京公团联合会所发黎被逼出京等情与王怀庆往来函》，《孟效曾等推举曹锟出任临时总统快邮代电》（1923年7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00—1401页。

(227)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210页。

(228) 《姚震信》（1923年6月22日、7月2日），《奉系军阀密信》，第67、70页。

(229)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300页。

(230) 《离京议员再揭曹派阴谋》，《民国日报》1923年7月6日。

(231) 《杨毓珣信》，1923年9月，《奉系军阀密信》，第83页。

(232)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166页。

(233) 《吴景濂在参众两院议员茶话会上的讲话》（1923年6月20日），汤锐祥编：《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二），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553页。

(234) 《张书元致陆锦函》（1923年8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14页。

(235)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248页。

(236) 《孙洪伊反对议员南行》，《申报》1923年7月9日。

(237) 《杨宇霆信稿》（1923年7月27日）、《王永江信》（1923年8月），《奉系军阀密信》，第74—75页。

(238)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320页。

(239) 《起劲拥曹中之两吴》，《民国日报》，1923年8月25日。

(240) 《金钱支配之政客拥曹声》，《民国日报》，1923年8月23日。

(241) 《铜臭熏天之大选》，《民国日报》，1923年8月27日。

(242) 《彭养光告发吴景濂》、《臭气熏天的北京政讯》，《民国日报》1923年9月1日、2日。

(243) 《臭气熏天的北京政讯》，《民国日报》，1923年9月2日。

(244)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167—169页。

(245) 9月10日的预备会会后查明被冒签的议员至少在15人以上，被冒签的议员张瑾雯致函吴景濂，质问“此等伪造行为，实已入刑事范围，议长自不得辞其责任。且到会人数既发生伪造问题，若不切实查究表明事实，则当日人数多寡，已属不能确定，选举预备会勿得遽认为成立”。孙曜亦发表通电，揭露吴景濂预选舞弊之黑幕。曹党遂派警察监视张瑾雯和孙曜的活动，张被迫逃往天津，孙曜亦潜行离京南下。此后，吴景濂将众院议事科科长及两院管理签到之职员概行更换，代以亲信。对于反直派议员，“一为监视；二为迫害；三为保护。美其名曰保护，实为拘留形式”。《国会议员通讯》第70、78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33、1442页。

(246)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3年9月13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93页。

(247) 《国会议员通讯》第70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33页。

(248) 《伪阁将因穷拆台》，《直系筹款借款之进行》，《民国日报》，1923年7月23日。

(249) 据时人言说：“曹锟任直隶督军时，鄂籍某要人往贺。曹曰：‘何足贺，谁有钱，谁做官。’”（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64页）由此可见曹锟对政治与金钱关系的理解。

(250)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160页。

(251) 《国会议员通讯》第80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49页。

(252) 《国会议员通讯》第70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35页。

(253)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3年9月1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495页。曹党曾有动议，如果国会选举实在不成，则拥曹锟以“合法”方式为国务总理，再以“摄政”名义出任总统，不过曹锟对此等过于盲干的方法并不认可，遂搁置不论。

(254) 《国会议员通讯》第80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50页。

(255)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256) 《国会议员通讯》第81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55页。

(257)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386页。

(258) 《国会议员通讯》第82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60页。

(259) 《拥曹派可以休矣》，《民国日报》1923年9月26日。

(260) 《国会议员通讯》第68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28页。

(261) 梓生：《大选与反对运动同时急进》，《东方杂志》第20卷20号，第2页。

(262)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396、399页。

(263) 《高洪魁就甘石桥分发支票事致吴景濂函》（1923年10月11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481—482页。

(264) 《陈子斌就贿选议员谢某坚持以现索酬事致吴景濂函》（1923年9月30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449—450页。

(265)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402—403、414页。

(266)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4页。

(267)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405页。

(268)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407—408、412、416页。

(269) 《姚震信》（1923年10月9日），《奉系军阀密信》，第96页。

(270) 《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347—360页。

(271)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下册，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71页。

(272)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273)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9页。

(274) 朔一：《宪法匆促造成后的反对声浪》，《东方杂志》第20卷第21号，第7页。

(275) 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第74页。

(276)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409页。

(277)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84页。

(27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488—489页。

(279) 《攀猪附狗之热闹》，《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2日。

(280)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51页。

(28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562—563页。

(282) 《致列强宣言》（1923年10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4页。

(283) 《大元帅对北方贿选之表示》，《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4日。

(28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二年（1923）7至12月份，第494页

(285)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56页。

(286)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287) 《国会议员通讯》第70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37—1439页。

(288) 《留京议员之白头吟》，《申报》，1923年8月8日。

(289) 《国会议员通讯》第81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54页。

(290) 《留京议员之白头吟》，《申报》1923年8月8日。

(291)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57页。

(292) 管美蓉：《吴景濂与民初国会》，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第205—206、248页。

第六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

第一节　曹锟“当选”后的困窘之局

一　各方因应

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大总统，但他在“就职宣言”中称自己“初无政治经验”倒是大实话，就曹锟起家的个人经历而言，他不过是一介武夫，而且还是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武夫，在北洋派系中的资历与辈分也不算很高，对于北京政治的复杂关系以及所须解决的种种难题，曹锟并无多少准备，也没有能力处理，在这方面，他甚至不如其北洋前辈段祺瑞和徐世昌。银行家卞白眉曾经在怀仁堂见过曹锟，他对曹锟近距离观察的印象是：“彼招众人坐，谈其发表对于财政等意见。东拼西凑，似是而非，然彼较介弟曹四（曹锐）先生似较真朴，比之张雨庭（张作霖）则逊其机警，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全在左右之待人否耳。”⁽¹⁾另据时人所论，“曹膺选后，对其左右谈话，固喜不可言，但及其大政设施，则自觉全无准备，不知总统应如何做法，大有手足无措之象。幸某方代表告以现为内阁制，一切由内阁负责，总统但择任总理，即可端居无事，曹始放心”⁽²⁾。“某次长对曹条陈时事，曹不纳，某言大帅连庸医多不请，如何医病”⁽³⁾。言外之意，对曹锟的政治能力表示严重的怀疑，这些都与卞白眉的观察大同小异。故此，当曹锟坐上总统之位后，尚不及体验个人的虚荣，却需要面对内外种种令其焦头烂额、穷于应付的难题。

以民国年间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处之弱势地位，得到列强的承认是历任北京当政者上任前后不能不看重的重要环节，曹锟同样如此。他在到北京上任前，就考虑到外国驻京公使团是否在他就职时前来觐贺的问题，因为此事关系到列强对他的态度，如果列强不予承认，他的总统地位也不会稳固。当时，正值“临城劫车案”的交涉期间，列强即以此为由表示是否觐贺须视该案如何处理，给了曹锟一个下马威。在曹锟“忍辱负重”，对列强作出诸多让步之后，列强总算是没有再为难曹锟。10月15日，外国驻京公使集体前往总统府怀仁堂，正式觐贺曹锟“当选”总统（详见本卷第五章第一节）。

有关临城劫车案的对外交涉刚刚了结，“金佛郎案”之交涉又起（佛郎是法国货币法郎当时的译法）。“金佛郎案”的由来与“庚子赔款”有关，1917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协约国成员，因此对协约国的“庚子赔款”延期五年支付。1922年，“庚子赔款”恢复支付，但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其时佛郎已经严重贬值，其实际价值仅及其纸面含金量的三分之一（佛郎当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因此如何赔付这笔款项即大有文章可作，关键在如何规定中法两国货币的兑换率。以当时的市场纸面价，中国货币1元可兑换8佛郎左右，而如果以其含金量换算则只能兑换2佛郎70生丁左右。因此，如果照其纸面价赔付，自于中国有利，而如照其所谓含金量赔付，则中国将吃大亏⁽⁴⁾。1922年6月，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谈到庚子赔款之各项账目和应付款项时，第一次出现“金佛郎实与纸佛郎有别”之语，从而埋下了其后中法双方争执的起因⁽⁵⁾。7月9日，中法订立协定，法方允将其应得之庚子赔款未付部分退还中国，用于办理教育事业、清偿中国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股金及作为中法实业银行远东存户存款五厘金券基金。但是，该项协定中提及佛郎时均写为“金佛郎”，显见法方有意为此埋下“伏笔”，而中方对此注意不够，未有明确回应。12日，法国公使傅乐猷向北京政府外交部递送照会，正式提出中国向法国交付的庚子赔款“仍以金佛朗计算”，并称这“不过纯系履行辛丑条约而已”⁽⁶⁾。如照法方的提议，则中法协定中的各项数字均自庚款而来，自应以金佛郎计算，中方估计损失将高达6500万元，这不仅是将佛郎贬值的损失无理转嫁给中国，而且如果中国同意此案，则不仅所谓退款全成虚数，反要平白无故为此付出巨款，“似此增加中国经济上巨额之负担，实可骇异也”⁽⁷⁾。北京政府财政部经研究认为，法国的要求，“本诸辛丑条约精神，似亦不能谓为毫无理由，惟如果准予照办，则不但以佛朗计算之各国部分赔款，均须一律办理，即中政府所欠佛朗债款，亦难保不援例，要求以金佛朗交付，一出一入之间，关系国家利益颇巨”。为此，财政部将皮球踢给了国务院，表示“究竟如何核定办法之处，本部未敢擅决，理合呈候总理批示只遵”。国务会议讨论后，考虑到如果接受法方要求中国将受的巨大损失和各方的强烈反对意见，在12月15日议决，“以纸佛郎计算”⁽⁸⁾。28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照会法国驻华公使，据理驳回法国方面关于“金佛郎”的各项要求。

但是，法方并不因中国的拒绝而退让，而是节节进逼，毫不放松。1923年2月，法方以其控制的东方汇理银行扣留盐余和拒绝参加关税会议相威胁，限北京政府于10日午前答复法方提议。中方部分官员尤其是与中法实业银行有密切利害关系的王克敏等人，主张接受法方要求，实则是以此谋中法实业银行早日复业（该行于1921年6月倒闭），图谋个人私利。在法方的压迫和内部妥协的态度之下，2月9日张绍曾内阁会议，认为如果不同意法方要求，则法国庚款不能退还，中法协定势必推翻，中法银行存户受损，缓付五年之款必须在五年内分期摊还（原定可以延期之1945年），故“斟酌各项情形”，决定同意法方要求，以金佛郎定案，经大总统黎元洪批“可”，并在法方限定的时限前照会法国公使⁽⁹⁾。消息传出，引起舆论大哗，在习见之爱国与“卖国”的舆论交战之外，“金佛郎案”也被直系津保派用以为倒张阁的重磅炮弹。3月间，比利时等国亦援法国前例，要求他们所得的庚子赔款改以“金佛郎”计算，中国如接受，损失更大，更凸显北京政府同意法国要求之轻率。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金佛郎案”在国会搁浅，北京政府也不敢再轻易应承法方，中法间的“金佛郎案”又成悬案。

1923年6月黎元洪被逐，7月曹锟任用王克敏为财政总长，希望通过王这样的“财神爷”筹措总统选举经费。王克敏随即鼓动曹锟承认“金佛郎案”，如此则中法实业银行立可复业，他即可“报效”大选经费200万元，加之“东方汇理银行扣存三个月盐余约百余万元，可以放还”，大选自不成问题⁽¹⁰⁾。但在外界反对下，王克敏未能就职，“金佛郎案”仍然拖延不决。

曹锟“当选”总统后，法国以承认“金佛郎”为退还庚款及参加关税会议的先决条件，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且联合英、美、日、意等国，多次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催促解决“金佛郎案”。10月3日，国会众议院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反对“金佛朗案”。11月，财政总长张弧因对此案消极而被免职，王克敏接任财政总长，他因为在中法实业银行的投资而与法国有密切关系，一直主张接受法方的要求。据舆论揭露，他上任后与法国公使就此谈判，双方达成默契，由政府绕过国会，秘密接受法国要求，为此，“法人所扣盐余，即陆续放还”⁽¹¹⁾。其时正值吴景濂与高凌霨争夺阁揆，吴得知王克敏正与法方秘密交涉“金佛郎案”并将接受法方的要求，立即以此为借口，在国会对高阁发起猛烈攻击，责其“违约坏法，卖国营私”⁽¹²⁾。事情闹大后，全国舆论和反直派起而责北京政府及曹锟“卖国”，迫使政府不敢再有动作。12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向法、英、美、日等国公使递交照会，再次拒绝“金佛郎案”。1924年2月11日，法、英、美、日诸国公使再向北京政府递交照会，施加压力，但慑于社会各界及舆论的强大反对声浪及压力，北京政府对“金佛郎案”始终未敢承认。直到曹锟因第二次直奉战争下台，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李思浩担任财政总长，再与法国谈判，法方仍以解决此案为落实华盛顿会议对华各项决议的先决条件。在法方的压力下，1925年4月，中法签订协定，规定法国退还庚款时以金佛朗折合为美元，再以美元折合中国货币计算，总数约为7556万美元⁽¹³⁾。中国实际上还是变相承认了法国早先提出的要求，以中国之财，让法国之利，又一次说明了面对强势列强的中国外交之弱势和无奈。

曹锟当政期间唯一的外交“亮点”，或可谓“中苏协定”的签订及中苏邦交的恢复。1917年苏俄爆发十月革命，苏维埃新政权成立后即不断表示愿意放弃过去帝俄在华享有的各项特权，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但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中苏双方的交涉一波三折，迟迟未能达成结果。曹锟当政后，经过中苏双方的艰难谈判，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俄关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有关文件，规定废止中国与帝俄所订之条约协定，归还帝俄在中国的租界，放弃帝俄之庚子赔款，取消帝俄之治外法权，等等（详见第五卷第五章第二节）。“中苏协定”签订后，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邦交恢复，并升格为大使级。7月31日，苏俄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向曹锟递交国书，这也是近代以来外国派驻中国的首位大使。“中苏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外交取得的重要成果。尽管“中苏协定”在实际上对中国国家利益仍有维护不及之处，如默认了苏俄对外蒙和中东路的实际占有⁽¹⁴⁾，但“中苏协定”毕竟是中国与其他大国达成的完全平等的条约，较那些近代以来中国被列强所逼迫达成的不平等条约自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此前在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也是中外之间订立的平等条约，但因为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中德协约》的签订有其特殊性。“中苏协定”则是两个主权国家出于自主自愿原则而订立的平等条约，对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更具示范意义，是中国在近代以来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打开的又一重要缺口，也是“五四”以后中国国家主权地位缓慢回升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外交交涉因其专业性而有职业外交官群体应付，且在程序方面相对规范，尚无须曹锟亲力亲为，与之相比，内政方面更是问题多多，尤其是如何对拥戴他上台的亲信左右论“功”行赏，安排位置，实在是困扰着当政后的曹锟，使他不能不细加考量，躬亲过问，疲于应付。曹锟曾经自嘲说：“至北京后，一事未作，只终日下命令，某也将军，某也将军耳。”⁽¹⁵⁾人事位置的变动实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牵涉到各个派系集团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利益关系，其重新洗牌的过程，就是各个派系集团为此你争我夺、明争暗斗的过程。直系内部的津、保、洛三派，原先是津保派合流，力推曹锟上台，位于舞台的中心，但曹锟上任后，津、保两派即互相争功，争夺位置，势成水火，洛派自居重要地位，形成津、保、洛三派鼎立、混战不已的局面。一时间，北京政坛闹得风生水起，争得不可开交。

10月15日，曹锟宣布封荫昌、刘冠雄、张怀芝、田中玉、马联甲为上将军，晋升令刚刚发布，便招来外交团对田中玉受封的质问，逼得曹锟只能劝说田中玉主动请辞，以敷衍外交团，好不狼狈。好在上将军不过是虚衔，并非实职，真正令曹锟费思量的是如何安排那些手下的实权派。

曹锟出任大总统后，他所任的直鲁豫巡阅使不能再由自己兼，循例应由副使吴佩孚递升，但是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却很微妙。一方面，吴佩孚是曹锟的头号大将，也是直系打天下的头号功臣，曹锟不能不倚重；但也正因为如此，吴佩孚对曹锟又难免功高震主之势，而且吴关心政事，干预人事，有其主见，给人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之感，洛阳巡阅使署久有“第二政府”之讥，又使曹锟不无疑虑。曹锟曾经对人说：“吴佩孚干政过勤。如中俄交涉方有端绪，彼竟通电反对，甚至海军亦问，萧珩珊（萧耀南）亦问。库伦则拟保都护使，西蒙则拟保屯垦专使，京畿卫戍总司令方欲更动，渠即来电保奖张子衡（张福来）、王孝伯（王承斌）、萧珩珊之遗缺。”⁽¹⁶⁾加以吴佩孚自视甚高，为人自傲，比较清廉，在直系内部并不受待见，甚而有被同僚孤立之势，津保派对吴明面上敬而远之，内心里实图限制其发展，并不断在曹锟耳边说些吴的闲话，以引起曹的反感。第一次直奉战后，吴佩孚主张亲浙疏奉，准备未来对奉作战，津保派的多数则主张亲奉疏浙，目的是希望将吴的势力以对付皖系为名引向南方，减少其在北方说话的地位。因此，津保派不希望吴佩孚接任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而提议任他为粤桂滇黔川湘鄂经略使，移驻汉口，专事对南。不过，吴佩孚毕竟是直系当政的“功臣”和支柱，也是未来直系可能与敌对各方交手时曹锟赖以为依靠的股肱之臣，曹锟不能不考虑疏远吴可能引致的后果，反复思虑，还是在11月11日任命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同日又任命齐燮元为苏皖赣巡阅使，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王承斌为直鲁豫巡阅副使。14日又晋升王怀庆、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萧耀南、阎锡山为上将军。虽然曹锟煞费苦心，在晋升吴佩孚的同时，也安置了齐燮元、王承斌等人，但王承斌等并不满意。王承斌自认对于曹锟“当选”立有殊功，而曹锟确实也不想亏待他，本来内定由他接田中玉任山东督军，但由于山东将领的反对而未成。过后，王承斌虽出任直鲁豫巡阅副使，却是吴佩孚的直接下属，吴对他抱有戒心，吴的亲信左右也都听命于吴，不拿他当回事，使王承斌对吴佩孚心生怨言。在直系内部，冯玉祥本因河南督军问题与吴佩孚不睦，埋怨曹锟“不知礼贤下士，老者以为老而无能，少者以为缺乏学问经验，致使谗谀之辈，乘隙幸进，遮蔽聪明”⁽¹⁷⁾。齐燮元地处南方，自成势力，有意自立门户。王承斌、冯玉祥、齐燮元都对吴佩孚不满，在此基础上结成了直系内部的“三角同盟”，他们的结合影响到直系团体的稳固，成为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重要远因。

武人的安排之外，文官的位置也令曹锟终日不得安生。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位置，是各派系集团争夺的焦点。自张绍曾内阁垮台、黎元洪被逐后，北京政府总理位置一直空缺，而以“摄政内阁”的名义处理政务。曹锟上任后，“摄政内阁”于法理已不合，决定辞职，但前总理张绍曾又在其中搅局。因为张绍曾从未辞去其总理头衔，此时尚有复职的幻想，因此不愿在辞呈上署名，理由是“此回是摄政内阁辞职，不是张阁辞职，焉有我署名之理？实际上张阁于六月十三日即已中断，六月十三日以后之事，非我所得闻，我未就摄阁职，亦不用辞。否则我若列名辞职，是我已认曾遥领摄阁，而六月十三日以来，摄阁所干之勾当，均将由我负责，我岂有如此笨法？且我于三爷（曹锟）交情，并未丧失，我上辞呈，三爷必一度挽留，届时我不回来，对不住三爷，我若回来，又不成话说，所以我只有不署一法”⁽¹⁸⁾。如此江湖语言，倒也表明张绍曾的“实在”。不过，张绍曾此时已是闲人，高凌霨等自奉曹锟亲信，哪里还有兴致陪他玩，所以干脆不理张绍曾，而在10月10日曹锟就任的当天径递摄阁辞呈，“摄政内阁”从此终止。

二　阁潮纷争

“摄政内阁”结束后，总理位置再不能空缺，但由谁出任总理却成了曹锟的头号难题，并由此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剧烈的拥阁与倒阁潮。

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自恢复法统后，即以包办曹锟大选为己任，……日与直系要人蝇营狗苟，以徼私利”⁽¹⁹⁾。他为的就是总理职位，而曹锟也曾表示，“如大选成功，余必借重阁下，秉政中枢”。再加有津派的全力支持，吴景濂因此而踌躇满志，内定阁员人选，筹措组阁经费，对总理职位势在必得，每每与人言：“恐怕免不了出来牺牲一下。”⁽²⁰⁾但是，“摄政内阁”存立期间一直由内务总长高凌霨主持，高自认对曹锟“当选”总统及处理国务有“大功”，对出任阁揆自然当仁不让。高凌霨不似吴景濂那般高调，而是暗中与亲近曹锟的保派要员勾连，采用迂回之法，向曹锟建议，“正式内阁，须容纳南北人才，以示无把持政权之野心。且于国会闭会期间，组织正式内阁，似有不尊重国会之意”⁽²¹⁾。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由高凌霨暂代总理，阻止吴景濂上台，再伺机扶正。

直系津、保两派在总统选举问题上态度一致，共同对外，但对于总统“选”出后如何组织新政府，却为了各自派系的利益而产生尖锐的矛盾，津派支持吴景濂，保派支持高凌霨，两派互不相让，使曹锟难以取舍。吴佩孚及洛派对津保派在总统选举一事上的操切之举向有不满，吴佩孚曾经拍案大骂王承斌、吴景濂等“陷大帅于不法，此一般非法劝进之徒，非严惩不足以谢天下”⁽²²⁾。因此，吴佩孚“极为反对”吴景濂组阁，甚而批示云：如改吴姓（吴景濂）则不过问⁽²³⁾，以示其决绝态度，以此给曹锟施加压力。吴佩孚还联合齐燮元、冯玉祥等实力派，提议由职业外交家、政治态度比较中立的颜惠庆组阁，以解决外交、内政种种难题。

面对此等矛盾重重的派系纠葛，曹锟亦觉无奈，又难下决断，只能采取回避矛盾、维持现状的办法，在上任后于1923年10月12日令高凌霨暂代总理，作为新阁成立前的过渡。

吴景濂企望出任总理而未成，颇为不满。吴的左右认为，“非取得内阁大权直可谓之根本失败，前功尽弃而已。……苏洛两方对兄均无善念，而某派人运动反对为自取计者则尤力也”⁽²⁴⁾。其实，所谓旁观者清，早有人告诫吴景濂，“曹家成功，兄未必能见容于直派，观高（凌霨）、吴（毓麟）、熊（炳琦）、王（承斌）之内讧，即可以测将来，兄势成骑虎”。⁽²⁵⁾但吴景濂并不甘心如此，为达组阁目的，他利用自己控制的国会左右开弓，一方面散布如提名颜惠庆组阁国会决不通过的舆论，另一方面又利用“金佛郎案”等猛力攻击高凌霨。吴的做法引来高凌霨的反弹，他在保派支持下，“吸收反吴派诸议员，停止各小政团津贴，俾令窘迫来归”，并成立宪政党，由王毓芝任理事长，高凌霨等任理事，以入党者每人每月津贴200元的代价，诱惑议员参加，“主要目的，则在推倒吴景濂，使并议长而不可得，丧失国会之地盘”⁽²⁶⁾。为了推倒吴景濂，保派议员还提出议长三年任期已满，应予改选，以收釜底抽薪之效。吴景濂则依据新宪法提出，总统应在国会正式开会后七日内提出新任总理人选，逼曹锟表态。

津、保两派争斗愈演愈烈，令曹锟实在头疼。吴景濂已成众矢之的，仅仅是吴佩孚的反对，就难以起用；高凌霨和颜惠庆有吴景濂把持的国会作梗，也难通过。曹锟最后只能决定并弃吴、高而不用，在颜惠庆的推荐下，改请技术官僚、曾在袁世凯时代担任过外交和财政总长及代总理、时任税务督办的孙宝琦出任阁揆。孙与贿选及派系相争无关，长期浸淫政坛，资格老到，为人温厚，关系圆滑，对他的提名比较便于通过。10月30日，曹锟将孙宝琦组阁案提交国会，津、保两派争斗的战场又因此而转到国会。

11月5日，众议院开会讨论孙宝琦组阁案。保派的意图是，拖延国会对内阁案的表决，尽量延长高凌霨的代理任期，再作打算。“因国会自身在众议院议长改选问题未解决以前，不能讨论总理同意案。故此案至于最后之可否决定，尚须经过相当时日，而曹、高亦并不切望孙宝琦之通过，即正式内阁成立愈迟，则高凌霨代理之局愈可继续维持现状也”⁽²⁷⁾。吴景濂自然洞悉高凌霨的用心，便反其道而行之，令己派议员猛烈攻击高凌霨的劣迹，并同意孙宝琦组阁，俟搞垮高凌霨之后，再见机行事。当天开会时，吴景濂提议投票表决孙宝琦组阁案，但反吴议员提出吴景濂的议长任期已满，要求先行改选议长。结果，反吴与拥吴议员均言辞激烈，直至演出全武行，吴景濂亲率院警参与殴击反吴议员，致会议无法正常进行。8日，“吴景濂求见曹锟，诉说其帮助大选之苦及始终拥护总统之诚，请曹设法清弭院内推翻议长之风潮，曹以院内事‘无权干涉’答之，吴悻悻退出”⁽²⁸⁾。

此后，众议院多次开会讨论孙宝琦组阁案，但皆以拥吴与反吴议员的激烈对峙而流会。12月18日，众议院再度开会，拥吴议员借“金佛郎案”猛攻高凌霨并提议通过孙宝琦组阁案，而反吴议员则认为吴景濂已失议长资格要求他退出主席位置，双方最后大打出手，吴景濂被投掷的墨盒击伤头部，反吴议员多人被院警拘禁并殴打。随后，反吴议员向京师地方检察厅起诉吴景濂，并要求高凌霨保护议员安全。还有人煞有介事地提出，“院内屡次飞掷墨盒，意气用事，人人自危。请将议席所有墨盒尽行撤去，易以铅笔、硬纸，遇投同意票时，用点喝法令议员就国务委员席上写票，可以免去危险不少”⁽²⁹⁾。19日，高凌霨下令撤换原派院警，另行派员接替⁽³⁰⁾。吴景濂及其同党认为：“政府既下如此强辣手段，我方非谋最后办法，则同人已无在京立足之余地。”⁽³¹⁾遂于21日离开北京到天津，并通电声明“对于本院职务既不能行使，个人行动亦复失其自由，爰于本日往津调养，惟自出京以后，众院一切行为皆属非法”⁽³²⁾。经过此番争斗，本已因“贿选”而声名狼藉的国会形象更是江河日下，而吴景濂与高凌霨双方互相攻击，大揭老底，也可谓两败俱伤，形象与做派较为“超然”的孙宝琦得到多数国会议员的认可，1924年1月9日孙宝琦组阁案在众议院被通过，阁揆争夺在曹锟上任并历经三个月的激烈政潮之后总算暂告一段落。

孙宝琦上台后，在曹锟的授意下，组成以保派人物为中坚的内阁，并发表其政见为：一、以宪法统一中国，着手内政之清明；二、增加二五关税，以从事内债之整理；三、收回领事裁判权，以增加国际之地位。但孙宝琦发起召开的“和平会议”，未得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等反对派领袖的回应，所谓“宪法统一”自无可能；增加关税与收回领事裁判权均需列强点头，诚非短时可办，3月12日驻京公使团开会讨论中国财政问题，决议要求中国速行整理无担保及担保不确实之外债，迅速偿还逾期外债本息，在中国未整理外债以前不给予财政援助⁽³³⁾。列强的态度对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孙宝琦提出的三项政见实成空文。

孙宝琦内阁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财政困难。北京政府的财政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无时不在困窘中度日，而直系当政时期的财政困难尤甚，借债无方，加税无术，只能靠临时借支和滥发钞票维持一时。曹锟上台后，“原欲军警及机关满发一个月薪饷作面子，讵筹划多日，今日支配军警十成，机关只二三成，大失所望，财源之竭，可见一斑”⁽³⁴⁾。孙阁上任时恰逢1924年年关，官吏欠薪“无术支配发放”；军警饷项“现已积欠六个整月之久”；“他如各军来京索饷代表，仍困居旅馆，因川资告罄，均有不能出京之势也。猪仔两院议员岁费，经秘书厅及行政委员会推出索薪之代表，向中央屡次交涉，均归无着”⁽³⁵⁾。就连一向筹款有方、号称“财神爷”、被曹锟寄以厚望的财政总长王克敏，对此等困境也无可奈何。他就任后，几项筹款计划均因内外反对而搁浅，财政只能靠借支和发钞解决。王克敏又与孙宝琦不甚睦，“连日孙请王发院费十万元，王无以应，孙不得已，拟自向银行暂借十万，以盐余作抵，王亦不允，孙恐不能维持”⁽³⁶⁾。结果，“因院中经费无着，诸事停顿，无法进行”⁽³⁷⁾。双方的矛盾为阁潮重起埋下了根子。

王克敏缓解财政危机的招数是解决德发债票案。虽然孙宝琦慑于外界舆论反应，担心又有“卖国”的嫌疑，对此持有异议，而王克敏担心受孙宝琦和国会的掣肘，不能自主行事，固示辞职，又向曹锟“对于财政上尚有切实陈说，并虑及疆吏对彼之态度，及国会间感情之恶劣”。曹锟则担心财政问题不能解决，政府即不能维持，对王克敏表示支持，一方面派人向孙宝琦疏通，一方面对王克敏“慰藉之者甚至”，使王可以放手去作⁽³⁸⁾。

德发债票是德国持有的湖广铁路、津浦铁路、续津浦铁路和善后大借款德国债票的总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国德国拟将湖广、津浦、续津浦债票等作价赔偿战胜国中国，双方自《中德协约》签订后，即为此续有交涉，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因为“中国要求德国赔款甚巨，德国所承认者甚少，因相差甚巨，当局者不肯负责交涉，致令久悬不决”⁽³⁹⁾。王克敏就任后，希望通过承认德国的条件得到这笔款项，缓解财政困难，但国内舆论认为，此案“一为便宜德国，二为徒供军阀内争之用”⁽⁴⁰⁾，表示异议。而且王克敏行事隐秘，对外不公开，对国会不报告，更引起国人过度的警惕，担心其间别有条件，又将使中国吃亏。国会不少议员以德发债票案“牺牲太大”，承办此案的德华银行代表菲格与王克敏关系暧昧为由，强烈反对此案，多次提出质问，认为“赔偿问题为我国对德取得债权，收回债票问题，为我国对德免去债务，皆为参战应享之权利。今政府交涉结果，所谓取得债权，既如彼所谓免去债务。又如此处置失当，万口莫辞。政府办理此事，类皆严守秘密，故无论损失至如何程度，人民无从得知。即有起而质问者，事非亲历，言之必不能详，政府即可拾一二与事实不尽相符之点，加以否认，以为搪塞之计。此种情形，皆政府对于国会无诚意之表现。事关国家前途甚巨，议员等为维持民国利益起见，难安沉默，特提质问，希将所列各点，迅予答复，或将全案披露，以释群疑”⁽⁴¹⁾。眼见此案在国会难以通过，王克敏准备绕过国会，直接由政府签约。得知王此议后，国会于5月16日通过决议案：德发债票应依法先交由国会核议，政府不得擅与德国缔结关于本案之任何协约⁽⁴²⁾。

正值围绕德发债票案的争执趋于激烈时，王克敏与孙宝琦的关系也在恶化。王克敏自恃有曹锟作后台，一手包办德发债票案，从来不向孙宝琦通报；及至出席国会时，王克敏又避而不往，结果使孙在国会大受责难。孙不肯替人受过，力主将德发债票案提交国会通过后再由政府签约，却遭到阁员的反对，但孙宝琦“主张坚定，不少迁就，且谓予主张坚定，不少迁就，且谓予已暮年，不能作政治上之牺牲”。又称“此事与叔鲁（王克敏）无伤，不妨试演一番，以敷衍国会”。孙宝琦希望借此打压王克敏的气势，但却遭到阁中保派成员的反对，内务总长程克认为，“此例一开，则国会议员，将寻常事故，以生风浪，不但我辈危险，即总理亦时有受查办之虞”。因为孙宝琦与王克敏的矛盾，致曹锟对孙宝琦也日渐冷淡，乃至孙“入府晤曹，每不获见，白有要公，则答以且候电话，而候电话之结果，亦仅能会晤王毓芝，请其将事转达而止。孙以为一责任内阁总理，常请命于一府秘书长，一怏怏不快”⁽⁴³⁾。一怒之下，5月29日和6月2日孙宝琦两上辞呈，对曹锟和阁员施加压力。曹甚不满，“谓其无能”⁽⁴⁴⁾。但孙宝琦同时却又出席众议院，担保将德发债票案交国会核议。阁员们对他这种举动大为不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顾维钧领头，以“现在国务总理业经辞职，一切枢要无人主持”为由，跟随孙宝琦同时提出“共同引退，免误大政”。惟孙宝琦和阁员均非真心辞职，而在争德发债票案之责任。经过斡旋，6月3日内阁会议议决，将德发债票案向国会报告而不交议，由阁员出席说明政府办理经过，“希望国会与政府共同合作，俾得立时解决，以免被人破坏”⁽⁴⁵⁾。并以事成后补发国会两个月岁费为钓饵，疏通议员勿再反对此案。

1924年6月7日，中德两国订立《解决中德战争赔偿及债务问题换文》（即“德发债票案”）及《结束放发中国扣留之德侨私人财产换文》、《解决德华银行事务换文》等文件⁽⁴⁶⁾。据此，中国获得德国赔款4400万元，再加清理德侨财产及德商债务由德国政府代为清还，赔款总数约为8400万元，但实际所获多为债票、息票，现金赔款有限⁽⁴⁷⁾。此事以中德双方各自让步而告最终解决，中国毕竟通过德国的赔款而获得了一定的补偿，也为北京政府提供了一定的财政经费，所谓“参战而后，未发一兵，未遣一夫，得此巨数赔偿，不可谓非意外。”⁽⁴⁸⁾

王克敏以解决德发债票案提供财政经费见好于曹锟，却使孙宝琦以内阁总理名义承受国会议员的责难，两人关系因此而极度恶化，无法共事，致政潮再起。孙宝琦称病避居京郊私宅，王克敏也不到部视事，但两人都照常批阅公文，可见他们都希望赶走对方，而并无自己下台之意。内阁停摆，政务停滞，曹锟既对之不满，又颇感无奈，既不能偏王压孙，让好不容易组成的内阁垮台；又不能偏孙压王，放弃已经到手的金钱实惠，只能左右支应，撮合双方。在曹锟的授意下，内阁成员外交总长顾维钧、农商总长颜惠庆、交通总长吴毓麟、教育总长张国淦于6月13日往孙宅见孙宝琦，调停孙、王之争。张国淦告孙宝琦：“主座慰留，实系诚意，某等奉喻前来，特请总理回京。府方对于叔鲁之所为，已大不满，但为大局起见，殊不便更易生手，仍望大家合作。叔鲁经各方之责备，亦已悔过，以后当到部负责办事，并随时出席阁议，某等担保，必可听总理指挥。”他们代表曹锟来此并有此言，也算是给足了孙宝琦面子。但孙宝琦却不买账，大发牢骚说：王克敏“决难共事”，因其“不到院不到部，实际上议员攻击责任内阁，而予为之作箭靶矣。最近如德发债票，若何重大，彼乃一手办理，事前毫不通知予等，及出席国会，彼反不往，令予一人负责。此种行为，施之友朋私交，尚属不可，而况阁员对于总理。予忝居揆席，以责任内阁言之，事事须负责，而叔鲁对于内阁，则适自视为局外之人。今后财政上之措施，一言蔽之，功在彼而过在我，我老矣，岂能永作叔鲁之牺牲品乎”。因此，他强硬地表示：“非免我职，即免叔鲁职，斩钉截铁，言尽于此，此外若有所言，即画蛇添足矣。”⁽⁴⁹⁾四位阁员闻此，颇觉尴尬，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好，但也因此对孙有了反感，其实不利于孙宝琦在与王克敏的争斗中争取盟友。不过，在他们的极力说和下，孙宝琦总算是同意回城，却又坚持以王克敏到部视事及出席内阁会议作为双方和解的先决条件。16日，王克敏在城中设宴，邀集孙宝琦及阁员参加，意在缓和关系，但孙宝琦却未出席。王克敏以退为进，干脆在次日向曹锟提出辞呈，孙宝琦不甘示弱，也在21日向曹锟告假。

在孙、王相争中，吴佩孚认为，孙宝琦“比较的总算忠厚老成，确曾隐示拥护，王克敏则素非洛吴所喜”。当曹锟向他征求意见时，吴谓“主座于此若不秉公主持，殊无以白于天下”；并有电致孙，“语多称誉，仍劝即速回京视事”，表示推重⁽⁵⁰⁾。吴佩孚的态度本对孙宝琦有利，但孙宝琦似乎不及王克敏的身段柔软。26日，孙宝琦面见曹锟，曹锟劝慰他，“担保王克敏到部视事，出席阁议，并奉承总理，在现在无适当继任人时，务请维持其一两月。且王筹款不无辛劳，德款甫决，似不便即挥之而去”。还说：“王当亲谒总理，说明一切，以后当无隔阂，我因此事近日颇为焦急，望以国事为重。”孙宝琦却不知进退之道，不仅没有答应曹锟所请，反而请曹锟准许他出洋，游说列强同意召开关税会议，增添了曹锟对他的反感⁽⁵¹⁾。同日，吴毓麟宴请孙宝琦、王克敏及内阁成员，调解孙、王矛盾，王克敏向孙宝琦当面致歉，孙则称“我对君个人并无恶感”，但这种表面的敷衍远不足以消除双方内心的芥蒂。事后，孙宝琦仍请总统府秘书长王毓芝转告曹锟，“如借重王克敏，请免予职，否则请准予假”⁽⁵²⁾。其实，“府曹之对孙殷勤，本非诚意，徒以孙既不能走，又不能免，长此相持，财王反受其影响，……是以亟拉孙归，冀以化除财王之困难也”。孙宝琦则以为，“我看他人既必须叔鲁，叔鲁又恋恋不舍，则我亦何必过为已甚，贻世人以热中之诮。”⁽⁵³⁾他这种执拗的态度使曹锟及其左右大为不悦，曹嘱人告孙：“请勿赶王克敏走，王走我亦走。”⁽⁵⁴⁾至此，孙宝琦知道自己这个总理实在干不下去了，遂于7月1日向曹锟提出辞呈。曹锟本拟照例慰留，其左右却乘机进言说，孙宝琦辞呈中“头晕目眩，肝胃不和，即明指元首不明左右蒙蔽，致内阁不和，曹一听大恼，遂曰王叔鲁非留不可！孙非免不可！不问其他”⁽⁵⁵⁾。“府派早有去孙决心，难得其自行呈辞，即立准所请也”⁽⁵⁶⁾。7月2日，曹锟准免孙宝琦职，特任外交总长顾维钧暂行兼代国务总理。时年方三十六岁的外交家顾维钧由此而第一次出任总理要职。

顾维钧代理总理，本为暂时性质，曹锟属意于由颜惠庆出组新阁，因为颜系老资格外交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过去曾两次组阁，具有行政经验，与保、洛两派关系良好，且颜与孙宝琦有亲戚关系，可以借他平息拥孙派议员的反对。但国会中的反对派议员仍然借此发难，声称“国务总理既经免职，其国务员之资格，当然因连带关系同时消灭”；何况“今孙已免职，既无总理，所代为谁？”“宪法未推行于全国，而先破坏于北京，同人本护宪之主旨，难安缄默”；要求曹锟“迅将违宪代阁撤销，并将所有孙阁阁员一律免职”⁽⁵⁷⁾。他们还声称“非收回顾代阁令，不议颜阁同意案”⁽⁵⁸⁾，结果形成政治僵局，顾维钧这一代就是两月有余。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经过各方疏通，国会才作出妥协，于9月12日通过了颜惠庆组阁案，顾维钧卸下总理职务，仍然担任外交总长⁽⁵⁹⁾。

直奉战后的北京阁潮，反映了北京政府时期政治的典型生态之一——派系纷争。这种派系纷争，有派系间的，亦有派系内的，时急时缓，时疏时紧，有时到了恶质化的程度，但基本上是党同伐异，而又你中有我，其间并无严格的政治分野，没有政治理念或基本政策的差别，而主要是出于派系集团自身利益的考量。自袁世凯败亡之后，北洋军系没有了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以地域、出身、教育背景等等为结合的派系崛起，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争夺中央和地方权力，阁潮就是这种争夺的突出表现之一。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的职位，其实际职权究有多大是一回事，但其名义却关乎政治合法性的诉求，是各派系集团都很看重的。再加上国会制度的设计，国会议员对内阁的同意权，成了看上去似乎在政治上无所事事的国会最具实效的权力之一，议员们自认为可以摆布阁员，在组阁问题上屡屡翻云覆雨，议员的态度也是与各政治派系集团结合的产物。然而，由阁潮所代表的国会政治，只是派系政治的结果，却与民众生活少有交集。当议员们在国会里慷慨激昂地论辩，甚而演成全武行时，民众对此却冷漠旁观，难有感动。不久之后，这个在民众眼中失去政治信用、在军阀眼中失去利用价值的国会就成了历史的过客与陈迹。

外交交涉或许是20年代北京政治中比较特殊的领域。派系集团的政治纷争与不稳定的北京政局，构成了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职业外交家的活动舞台与政治背景。如顾维钧所言，在外交政策与实践方面，这一代职业外交家经常看法一致，即坚持维护中国主权，愿意尽最大努力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平等地位；有关主权问题，中国不应该屈从外国⁽⁶⁰⁾。但是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的理想与努力经常受制于派系纷争，“金佛郎案”和德发债票案都可为其中例证。受过西方政治文化熏陶的顾维钧等，对此深感不满而又无可如何。顾维钧坚持，“我一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感到兴趣，我的夙愿是实现修订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无意于卷入政治活动和政治竞争”⁽⁶¹⁾。然而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与现实政治作必要的妥协，仍是顾维钧等无法避免的选择。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顾及另一方面的事实，即在北京政治最为纷乱的20年代前后，是民国年间中国职业外交家比较能发挥所长、从而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历史时期。他们在中国的弱势地位下，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运用自己的外交谋略，挽回了一些过往失去的权益。之所以能够如此，与当时北京政治的运作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北京政治的后台老板——军阀派系，更关心于他们生死攸关的派系间或派系内的争斗，而将外交事务留给了职业外交家们，从而使他们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曹锟曾对其亲信之一吴毓麟这样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何况在当时情况下，自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以来，中国外交家已经建立了相当声誉，任何派别当政，都不会忽视利用这样的政治资源。吴毓麟曾对顾维钧说：“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⁶²⁾正因为如此，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可以比较放手地处理外交事务，他们也真正懂得如何在时代环境下办理外交。同时，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的聪明之处也在于，他们抱定这样的宗旨：把非职业之外的事情“留给政客们去干，我们决不插手，以免被外界误解为我们属于任何军事集团或政治派系”；我们“一直努力保持我们的独立地位，我们自己没有分外之想。也正因为外界认为我们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军事集团，所以他们都愿意接纳我们”⁽⁶³⁾。虽然顾维钧等无法完全避免卷入国内政治斗争，但是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超然于政治纷争之外，从而保证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活动空间。所有这些，发生于动荡不已的北京政治生态环境下，不能不令后人深长思量。

三　内外矛盾

与其他北洋军系相比较，直系的内部关系有其自身特色。在北洋三大军系中，奉系以张作霖为绝对领袖，说一不二；段祺瑞在皖系亦比较强势，基本可以控制下属；而直系在其形成期的领袖冯国璋即比较弱势又早逝，及至曹锟兴起，虽然被奉为直系领袖，但其能力和控制力又有限，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吴佩孚为其打天下，因此，直系的内部关系相对比较松散，形成了曹锟—吴佩孚的双核中心体系。曹锟有名义，吴佩孚有实权，又各有拥戴者，形成所谓保派（包括津派）和洛派之别。随着南方齐燮元力量的不断坐大，在直系中又隐然有新中心形成的趋势。因此，在曹锟出任总统之后，围绕各种权力与利益之争，直系不仅与外部同时也在内部形成复杂的矛盾关系，曹锟面对的困窘之局很大程度上系出于此，并较其皖、奉对手更复杂难解。

曹锟到北京就任总统之职，吴佩孚则以直鲁豫巡阅使的头衔驻节洛阳。吴佩孚对于曹锟始终保持着下对上之礼，有相当之尊敬，并无取而代之的想法和行动，这也是曹锟对吴佩孚比较放心，和吴佩孚之间维持着大体说得过去的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况吴佩孚也确实对于维持直系地位和实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并不说明吴佩孚对曹锟完全毕恭毕敬，相反，他倒是常常对曹锟的决策表示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在政治决策方面。曹锟曾经在和冯玉祥谈话时发牢骚说：“入京以来一事办不动，洛吴事事干涉，我派四弟曹钧赴洛，告诫子玉，四弟回京，谓子玉说生平对总统唯一忠诚，苟有献替，动关大局与元首人格，始终处于长子的地位，不认干政为错。”⁽⁶⁴⁾曹锟此语倒是反映出吴佩孚的某种真实心态和做派，即他自认对曹无二心，所以自居“长子”，“不认干政为错”。但是，对曹锟而言，吴佩孚的做派毕竟使他不能自如地行使权力，感觉不舒服，甚而觉得自己处在有职无权的尴尬地位，再加上其左右时时播弄是非，恃骄争宠，曹锟不胜其烦。“吴屡为曹氏立大功，羽翼丰满，功名已驾曹之上，历来不世之功，震主之威，为一姓之主人所大忌，况复骄慢士大夫，屏绝政客，于是奔竞左右及失意不逞之徒，不得不另谋结合。闻有人献策直派组织新联合，虽未即明言防制洛吴，而此种新联合成功之日，则旧有之直派势力自必受一种甚大之打击，是则自然之理之势，不能幸免”⁽⁶⁵⁾。因此，对于这个好不容易靠贿选得来的总统职位，曹锟其实当得并不十分愉快。据外人观察，当北京阁潮频发，“内阁摇动”，曹锟“忧闷，患滞食症”。曹锟与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署的经费问题“发生意见，曹派李彦青赴洛疏通，闻不得要领。又陆锈山（陆锦）与王兰亭（王毓芝）互相倾轧，不易疏解，曹忧闷不乐”⁽⁶⁶⁾。

既然吴佩孚自居“长子”，“不认干政为错”，对北京政府和各地长官动辄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干预他们的事务，从而常常引发与他们的矛盾，北京阁潮的剧烈，与吴佩孚的干政也不无关系。何况作为在现实政治中活动的人物，吴佩孚对自身的地位也很敏感，对于他人的上升内心深处也不无嫉视，“吴派亦言吴常发牢骚，部下一当督理省长，即要胡为，奈何”⁽⁶⁷⁾。

为了“统一军权”，更便于控制部队，吴佩孚曾经提议将直军各师改由陆军部直接统辖，各巡阅使、各省督理等一律不兼任师长⁽⁶⁸⁾。曹锟出任总统后，北京政府先后下令免去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兼任的第二十五师师长，以陈嘉谟继任；免去直鲁豫巡阅副使、直隶军务督理王承斌兼任的第二十三师师长，以王维城继任；免去陆军总长陆锦兼任的第九师师长，以董政国继任；免去河南军务督理张福来兼任的第二十四师师长，以杨清臣继任；免去安徽军务督理马联甲兼任的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长，以张克瑶继任；免去山东军务督理郑士琦兼任的第五师师长，以孙宗先继任。上述接任的师旅长多由本部下级长官升任，以防被接任者抗拒不交，乘机煽惑闹事。然而，军队和地盘是那个年代维持权力最重要的基础，自然也就是大多数掌权者都不愿意交出的，上述不再兼任师长者，多为吴佩孚可以直接控制的人。当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和陆军检阅使冯玉祥被要求辞去兼任师长时，都遭到他们的坚决拒绝，北京政府自然也没有实力强迫他们辞职。即便是吴佩孚自己，也没有辞去兼任的第三师师长职。

吴佩孚的骄横做派，在直系内部引起很大的反弹，尤其是那些与吴佩孚本就在资历和地位方面不相上下之人，更是对吴佩孚打击别人而扩张自身势力的做法心怀怨恨并保持警惕。齐燮元和冯玉祥曾经联络发起“疆吏会议”，意在促成各派联合，打击吴佩孚的独断专行，结果因吴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接着，齐燮元与吴佩孚因“海军风潮”而矛盾再起，一度更发展为激烈的冲突。

海军因为其技术方面的特殊性，向为闽、粤、鲁等省籍人所把持，尤以闽系势力最大，而各派系间的矛盾甚深。海军总司令杜锡珪为闽系，因其时驻留南京，又与苏督齐燮元关系不错。原广东政府海军司令温树德在广东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中不安于位，经吴佩孚派人运动，率舰六艘北归附直，1924年1月到达青岛驻留。因温树德与吴佩孚是山东同乡，吴佩孚对其多方拉拢，提供经费，觅取驻地，并允诺将其部编为渤海舰队，独立于海军部而直属北京政府，实则企图建立自己在海军的势力范围，“以打破闽人独占海军之局面”。温树德及其部属多为鲁籍，在海军内部的派系之争中比较受强势的闽粤籍人士排挤，如今虽然加盟北洋阵营，但也不愿受闽籍的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统辖，而且有吴佩孚的支持，自然也没有将杜锡珪太当回事。2月13日，温部海军陆战队二百余人携械强占烟台海军基地，杜锡珪闻讯极为恼怒，致电北京政府称：“查温树德此次率舰北归，是否自承归顺，似此行动，目无法纪，岂归顺者所应为？”要求政府“整饬纪纲”，“申斥制止”，并坚决反对任命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⁶⁹⁾。杜锡珪的背后有齐燮元的支持，温树德又自恃有吴佩孚撑腰，事情便由海军内部之争演化为直系内部两大实力派吴佩孚与齐燮元的矛盾。

温树德与杜锡珪的矛盾初起，海军部为息事宁人，拟改任温树德为渤海防御使，既敷衍了杜锡珪的要求，又使温树德实际上仍可自主，“管制上仍受总司令节制，而事实上则归洛吴支配，使双方面子上皆可以过得去”⁽⁷⁰⁾。但是，杜锡珪不愿就此收手，又致电国务院称：“该舰队粤居多年，毫无法纪，背叛是其习惯，野心难驯，罪无可逭，请严惩以遏乱萌”⁽⁷¹⁾。海军部不敢得罪双方背后各自的后台老板，对此也感棘手，不能轻易决断。

曹锟对海军内部原先的派系矛盾心知肚明，虽然他对吴佩孚运动温树德率舰北归表示满意，但也提醒吴，“须先与海军各方面接洽妥协，方可进行无阻。否则，粤舰北来，北舰又生枝节，反多不便”⁽⁷²⁾。果如曹所担心，温树德率舰北归后，不仅横生“枝节”，而且激化了直系内部的矛盾。曹锟深知温树德与杜锡珪之争的背后实为吴佩孚与齐燮元之争，吴、齐都是他手下的大将，轻易也不能为左右袒，遂派交通总长吴毓麟南下，前往吴佩孚所在的洛阳和齐燮元所在的南京调解。吴佩孚极力袒护温树德，主张“杜防东南，温守北洋，划明界限，不相侵越。特为顾全杜之名义起见，于舰队调动，可呈报总司令处备案，或遇重大战事，允听杜之调遣”。他还保荐亲信高恩洪为胶澳督办，以为温树德部筹谋饷需，并强硬表示：“政府绝不可心存瞻徇，必须照此办理。”齐燮元明面上表示他本人对此并无成见，却又支持杜锡珪提出：“海军系统编制不可破坏，使温自为统属，将来必影响海军军事前途。故温必须归本人节制。”同时提出“军饷分配，亦贵得平”，如温树德部得胶济路收入接济饷源，北京政府原允从盐余项下每月拨给杜部的40万元，“亦须按月付清，不得时有间断”，否则“本人不负维持之责”⁽⁷³⁾。其后杜锡珪又两次致电北京政府，声称“如彼方不顾大局，锡珪对于所属舰队之行动，实不能负责”⁽⁷⁴⁾。杜锡珪之举得到齐燮元和闽系海军人士的支持，齐燮元强提两淮盐余为杜部经费，海军练习舰队司令杨树庄推出代表到北京请愿，向政府施加压力。

虽然杜锡珪在齐燮元的支持下，对温树德表示了强硬态度，但是吴佩孚却毫不退让，坚持己见，逼使曹锟在吴、齐之争中作选择，而曹锟权衡利弊，还是不能不迁就吴佩孚。3月18日，北京政府任命高恩洪为胶澳督办，22日任命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吴佩孚大获全胜，齐燮元则大失面子，由此而加深了直系内部的裂痕。曹锟为此感叹说：“我为子玉，既得罪杜锡珪，又得罪齐燮元。”⁽⁷⁵⁾

海军风潮刚刚平息，王承斌、冯玉祥的辞职风波又起。冯玉祥在驱黎、王承斌在贿选中都可谓有“大功”于曹锟，满心希望在曹锟上台后以“功”请赏。但是，吴佩孚对王、冯却一直心怀戒心，认为王承斌与奉系关系暧昧，“王籍隶奉天，为对奉主和中坚人物之一”；认为冯玉祥不可靠；故电请北京政府免去王承斌兼任的第二十三师师长职，使王失去了直接的武力支撑，即便王亲自出面要求将第二十三师仍归其节制，也被吴所阻止；而冯玉祥在担任河南督理后不久即被排挤，失去地盘，到北京当了个有名无实的陆军检阅使。王承斌和冯玉祥对吴佩孚满腹牢骚，认为曹锟“为人毫无定见”，“事事惟洛吴之马首是瞻”。曹锟上台后，他们不仅未得回报，还屡屡遇到经费欠缺，部队催饷的难题，更是心怀不满。王承斌在贿选时为曹锟筹得经费甚多，曹锟上台后却不提返还之事，“王氏一再催促，政府方面简直无人理会，如何补偿更提不到”⁽⁷⁶⁾。王承斌一怒之下，于4月底和5月初两次请辞。与此同时，冯玉祥也向曹锟请辞，理由是“军饷积欠十七个月，个人私产及外边拉拢，已垫二十余万”⁽⁷⁷⁾。王承斌和冯玉祥在直系内部都是有影响的大将，他们的请辞震动甚大，齐燮元亦提出辞职表示声援，甚而吴佩孚亦以“德不足服人，才不足任事”云云提出辞职，以退为进。为此，曹锟心烦恼怒，对亲信左右发牢骚说：“不如大家一齐辞职，我也不干。”⁽⁷⁸⁾话虽如此，曹锟还是不得不亲自出马，先是致电王承斌表示慰留，又允诺将王的亏欠之款如数归还；同时在总统府接见冯玉祥，表示“我不愿闻你辞职的事，你要走同我一同走”；“我之难处，你当谅解，况财政竭蹶，不限一隅，所望共勉，你饷当饬财部筹拨，不愿闻你辞字”⁽⁷⁹⁾。当然，武人请辞不过是撒娇或者负气，谁都不会当真，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不过，这场风波以及此前此后发生的直系内部各种矛盾却反映出直系内部的政治生态。吴佩孚虽然坐拥大权，却也成为直系内部的众矢之的，吴佩孚对他人的颐指气使，成为直系内部离心倾向的催化剂。此等矛盾的发展激化，大不利于直系与其对手随后而至的决斗，“直系内部之不和，关系大局甚大”⁽⁸⁰⁾。曹锟亦知此，所以他虽然对吴佩孚不满，但又不时替“吴佩孚排解”，甚而对部下言吴的所为是“子玉饮酒过量所致”⁽⁸¹⁾。但曹锟的排解和解释显有矫情不实之处，如舆论所言：“吴佩孚近年来囊括中原，声势煊赫，早为一般人所共知，然自海军北归，滇军投降，实力既重，嫉者甚多，且吴自信太深，每予人以可乘之隙，于是逐渐入四面楚歌之境矣。”⁽⁸²⁾

在外部矛盾方面，直系需要因应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关系。

自第一次直奉战后孙、皖、奉形成反直“三角同盟”，其内部关系比较松散，同盟各方对于国内政治的看法及其应对未必一致，甚而是同床异梦，但面对直系“武力统一”的压迫，三方还是维持了大体合作的关系。进入1923年，先有京汉路工潮流血惨案，继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接着是曹锟贿选，直系被各方舆论所指责，政治上陷于孤立，为“三角同盟”创造了联手反直的良机，三方互动也因此而渐趋活跃。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东建立大元帅府，重新有了实力地盘，其后，粤、奉间互通信息，信使往还不断。4月12日，孙中山致电张作霖，希望张“本爱护共和之初衷，进而为解决大局之盛举”⁽⁸³⁾。张作霖回复建议粤方派兵实行北伐，和奉军形成对直系的南北夹击之势。5月3日，孙中山派汪精卫持其亲笔信赴奉，表示张的主张“乃与鄙意不谋而同，所以迟迟，徒以财政过拙，不能因应咸宜”⁽⁸⁴⁾，希望张作霖援助军费70万元。张作霖慨然应允，除了钱款之外，还拨出部分枪械，经海路运至广东。交通系要角叶恭绰担任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专为孙中山筹措饷费，而他与奉系渊源甚深，他在大元帅府任职，表明孙中山有意借重其人脉关系，与张作霖联络。与此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也在同年7月入粤，充当孙段间的联络人，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曾毓隽、曲同丰、陈文运等和卢永祥的代表范毓灵、邓汉祥等都在频频活动，希望“三角同盟”在政治上更进一步。

与“三角同盟”内部的密切互动相对应的是，直系也在对“三角同盟”各方采取分化拉拢之策，其中主要又是对皖、奉两系的拉拢。因为直、皖、奉均源出北洋军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勾连一体，虽然屡屡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那也不过是利益之争，而无关政治理念，实际仍有许多共同之处，未必是那样你死我活。为了摆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被孙、皖、奉三方包围的不利处境，直系在无损本派利益的大前提下，对皖、奉两系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分化拉拢手法，其中曹锟主“和奉”，吴佩孚则主“和皖”。

曹锟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双方本就有亲缘关系，尽管在第一次直奉之战中翻了脸，但曹锟还是希望能够重修旧好，缓和矛盾，减轻直系面临的压力。从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奉系是“三角同盟”中最具实力的一方，对直系造成的压力最大，离北京的距离也最近，如果能够与奉系缓和关系，无疑对直系在北京当政是最有利的，所以，曹锟坚持“和奉”比较而言在当时对直系应该是上策。

1923年夏，张作霖的儿女亲家、曾任吉林督军和陆军总长、时正赋闲的鲍贵卿，受曹锟之托两度赴奉，向张作霖转达曹锟的和解之意。曹锟表示可以恢复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原职，今后组阁可征求张的同意，甚至在必要时奉军还可入关驻屯等等，并表示“我能为力者，无不尽力”。不过，这些在曹锟看来已经是委曲求全的条件，却被张作霖拒绝。贿选告成后，鲍贵卿与天津镇守使赵玉珂衔曹锟之命再度赴奉见张作霖，赵对张说：“我奉曹三爷（曹锟）之命，来奉请大帅帮忙，谋以后之统一。”张答：“前者他等调和，是为大选之事叫我帮忙。今大选已经告成，我不反对即是帮忙。今后调停系直奉之事，曹三爷已为全国之元首，以后对于直奉之争，当然与曹三爷无关。”张作霖实际婉拒了曹锟的和意。赵玉珂又通过吉林督军孙烈臣向张作霖表示，如果直奉和解，热河和山东长官可以由奉系的张景惠和鲍贵卿任职，企图以地盘利益诱使张作霖入榖，但张仍不理会。曹锟让步的底线是由张作霖出任副总统，因此，在未得张作霖应有回应的情况下，赵又告张：“曹三爷情愿大帅为副座（副总统）。”张的回应是：“全国有名望有才干者甚多，况副座乃出自民意，亦不是他给我的，亦不是我要的。”并明言：“直系能人甚多，此是先礼而后兵也。”⁽⁸⁵⁾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曹锟也没有完全放弃“和奉”的想法，但张作霖却始终不予回应，而是表示“纵然恢复官职，在予并不感谢”；“奉直和议，无何等考虑，纵或直隶派向予提示如何有利条件，予断袍决心，不与之应。实际上予亦认为无有与以接应之必要”⁽⁸⁶⁾。作为武人首领，张作霖当然希望有地盘有地位，但是副总统这样的虚职，却未必能满足其完全掌控北京政治的“抱负”，在直系因为贿选而大失民心的情况下，张作霖已经看到了他重返北京当政的希望，不会轻易对直系让步，而且因为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关系，他对直系也不敢轻易信任，何况他与吴佩孚结怨甚深，知道吴佩孚在直系中的分量，担心即便是曹锟有意言和，也未必能得吴佩孚的首肯，因此，曹锟的“和奉”主张在张作霖不软不硬的态度前碰了壁，本来对直系是有利的“上策”却在复杂的派系政治博弈中未能成为现实。

“和奉”既不成，吴佩孚力主“和皖”。吴佩孚本就看不起张作霖，认为张是“胡匪”出身，上不了台面，而段祺瑞出身北洋正统，资历深厚，在北洋军人中比较有威望，再者皖系此时只控制着浙江，实力有限，而且与直系控制的核心地区距离较远，所谓远交近攻，结交皖系对直系当政的风险比较小。吴佩孚在曹锟“当选”后特意致电，请其对段表示尊崇，电称：“我公就职，政尚宽大，段合肥虽与我不合，然究为北洋耆宿，功高望重，不可掩没，应请特加优崇，并将其应得年俸，议定数目，从速支发，以示国家尊重贤劳之意。”⁽⁸⁷⁾在吴佩孚的坚持下，曹锟又转而“和皖”，向避居天津的段祺瑞发出和解信号。贿选告成后，曹锟在11月派人赴天津见段祺瑞，向段转达曹意：“曹仲三（曹锟）对于时局无正当之方法，惟有仰望督办（段祺瑞）出山，尚可维持大局”；“曹仲三、卢永祥皆为督办旧属，仲三欲以副座予之（卢永祥），因未得督办同意，故不敢擅专，对于外交之办法，亦惟督办之命是从”。但是，段祺瑞不接招，答称：“我现在为一平民，所有政治，无过问之必要。”给曹锟吃了个软钉子⁽⁸⁸⁾。其实，曹锟对段祺瑞并不感冒。贿选结束后，曹党曾密查反直“三角同盟”的活动，向曹锟建议：“段氏非黎氏（黎元洪）可比，亟以严行监视。当请保定迅饬杨以德严密监视，因杨有地方之责也。”⁽⁸⁹⁾只是因为吴佩孚的坚持，曹锟不能不免允其请，而段祺瑞的拒绝，又使曹锟对吴佩孚有所不满，认其“和皖”主张为失算不智之举。曹锟曾经对人说：吴佩孚“尊段”“此不过子玉一种策略耳，如属真诚，不但子玉对不起我，就是子玉自计，亦大失算。况我已告知子玉，如表面上有太过分处，我亦不能答应，不然，就请他先取消我的总统云云”⁽⁹⁰⁾。

自1920年直皖之战段祺瑞下台后，已经离开政治舞台中心有年，手头可以依靠的力量不多，在以实力说话的年代，段祺瑞也知道自己对政治的发言权实际有限，与其从直系所请蹚浑水，用自己的“名望”为直系创造北洋和解的表象，不如静观待变，谋求将来更好的机会，所以他断然拒绝了直系的拉拢。但是，吴佩孚却并不死心，联段不成，他又主张尊段联卢（永祥），力推卢永祥为副总统，企图在皖系仅存的实力派大将身上打开缺口。他屡屡对人称：对于副总统，“惟有段合肥、卢子嘉（卢永祥字）二人足膺是选，但合肥资望过深，似不能屈就副座，以年龄资格才具论之，惟有卢子嘉合式耳。”⁽⁹¹⁾

吴佩孚的“联卢”之举，除了以“和皖”因应反直“三角同盟”的挑战之外，还兼有“制齐”之意。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坐拥江南地盘，颇具实力，为直系内部可与吴佩孚争胜的大将。为了拉升自己的人气和地位，齐燮元亦也有心谋副总统职。为了压缩齐燮元的上升空间，吴佩孚以卢压齐，声称副总统“与其属于新进，招各方之不平，毋宁畀诸老成人物，尚可以老面子维系局面”。并主张卢如任副总统，可以卢的亲信何丰林督浙，而何所遗之淞沪护军使职，“以不偏于齐、卢两方者继任”⁽⁹²⁾。在吴佩孚的推举下，曹锟也不便表示反对，只是说：“子玉既有此项主张，我甚赞成，但此事由国会办理，如何选举，选举何人，以我之地位，不便发言。诸君依法办理可耳。”吴佩孚遂派人在1924年1月下旬去天津，向段祺瑞疏通，段声称：“我素不闻政事，今在病中，尤不愿多言，请与我左右商之。”而段之左右的答复甚妙：“合肥决不愿就副席，若对卢子嘉，此间亦未便代作具体之答复。然以意思想像得之，官不打送礼的。”⁽⁹³⁾随后，吴佩孚的代表在1月底到杭州，向卢永祥转达吴佩孚的推重之意，但卢亦表示拒绝，同时致函吴佩孚，表示“迩日盛传尊意，过为推重，以私谊言，固自可感，而以此为解决大局枢纽，则不但与素志相违，恐即以人格言，亦为高明所不取矣。”⁽⁹⁴⁾直系的“和皖”之策由此而告失败。

至于“三角同盟”中的孙中山一方，在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政变、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之际，直系曹锟、吴佩孚曾经与孙有所联络。8月29日，曹锟、吴佩孚致电孙中山，对孙中山15日的宣言表示“敬领宏旨”，“倘承不弃，时惠教言。则谋国有老成，匪独一二人之幸也”。31日，孙中山在答“东方社”记者问时说：“北方武人与余之主张接近，确为事实，但余非知其诚意如何，决不与之联络。苟有诚意，不论为张作霖，为吴佩孚，均可引为同志，国会问题，余主张恢复民八国会，至对陈炯明，余必按宣言膺惩之。”9月3日，孙中山电复曹锟、吴佩孚，重申“化兵为工之策，为今时救国不二法门”，对曹吴“至冀守正不阿，一切依法解决，不为少数政客私见伪行所蔽。法统成立，纠纷自解，而国乃有可为”⁽⁹⁵⁾。孙中山曾经希望在曹锟和吴佩孚之间打入楔子，予以分化，派人争取过吴佩孚，但吴佩孚认为孙中山太过理想，政策难以实行，尤其不满孙中山与俄国的关系，不愿与孙合作。吴佩孚曾经对孙中山的使者徐绍桢说：“吾观孙先生过去之经历，虽可认为一伟大人物，然彼之知识与言论，与其谓为中国之固有，无宁称为祖述泰西之为愈。……甚至联络日本，因无结果乃转而欲利用俄国，不图反为俄国所利用。然其所标榜于外者，则仍为救治中国数千年之痼疾也。彼不求传统之药方而强用辛辣强烈之俄国猛剂，其失亦甚。”⁽⁹⁶⁾直系与孙中山不仅有政治理念和历史渊源的重大差异，而且在实际上支持广东陈炯明和福建李厚基与孙中山对立，双方很难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

曹锟“当选”为大总统之后，内外纠葛不断，基本无所作为，而在种种内外矛盾之中，对直系当政前途最具影响和杀伤力的还是直系内部的矛盾。在直系内部，津、保、洛三派各据地盘，在政治上互争短长，以派系利益为至上，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力量。直系最主要的军事领袖吴佩孚，在曹锟出任总统后，继任其直鲁豫巡阅使职，开府洛阳，主张武力统一，干涉北京政治，颇为人所侧目。直系其他各派，如以王承斌为代表的津派，高凌霨为代表的保派，地方的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两湖巡阅使萧耀南等，对吴均有戒心，他们或极力发展自己的派系力量，或令人在曹锟身边播弄是非，离间曹、吴关系，使吴在直系处孤立之境。吴佩孚本人心高气傲，对本派内部关系的处理不甚注意，尤其是夺去河南督军冯玉祥的地盘，使冯对吴衔恨甚深，实为吴的失策，也种下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背直联奉，致直系失败下台的远因。总而言之，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力量发展到其巅峰时期，独占北京政府，然而其后直系种种作为，不仅不能“一统天下”，反使其“声望”大跌，尤其是总统“贿选”丑闻，更成为直系发展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再加其内部矛盾纷繁复杂，各派争斗不已，又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力量。不等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直系已是外强中干，其独霸北京政治的地位已然动摇。

第二节　江浙战争

一　江浙战争的由来

江浙战争是1924年秋发生在江苏实力派、直系军头齐燮元和浙江实力派、皖系余党卢永祥之间的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战争的结局不仅造成了江浙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皖系失去了最后的地盘，而且也使直系内部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孙传芳势力的兴起，成为直系集团后期最主要的支撑。因此，江浙战争在北洋时期的军阀战争中自有其重要意义，非一般地方军阀之争可比。

江浙战争的对立双方是齐燮元和卢永祥。齐燮元出身于北洋新军第六镇，一路升迁至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与吴佩孚和萧耀南同为直系中巡阅使级别的实力派大将，而且坐镇江南富庶之地，领有数省地盘，与直系中央的关系稍有疏离。卢永祥比齐燮元年长十八岁，在北洋军系中辈分甚老，清末已经当上了协统，“在北洋军人中，年龄历史，均居前辈地位，应与冯（国璋）、段（祺瑞）齐名，只因民二征蒙受挫，怏怏而归，遂致落后”⁽⁹⁷⁾。1919年，卢永祥出任浙江督军，在浙江多年经营，根基深厚。在皖系于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失败后，卢永祥成为皖系仅存的保有地盘和军队的实力派大将。

齐燮元和卢永祥分别任职于江苏和浙江，地域相邻，经济相依，利害冲突自不可避免，“江浙军阀因地盘之冲突，双方秣马厉兵，已非一日”⁽⁹⁸⁾，而引起他们之间矛盾激化的主要问题在于淞沪地区的归属。

淞沪地区一般指上海及其外围县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对外交往最重要的中心，从而也是重要的税源地，向为军阀所垂涎。就地理和行政管辖关系而言，淞沪地区归属于直系控制的江苏，但是，淞沪地区的实际主政者——淞沪护军使，却从袁世凯死后即为皖系军人把持（卢永祥即曾任淞沪护军使），他们自然听命于皖系中央，而对直系控制的苏省当局则不以为然，淞沪地区从而成为皖直在地方争夺的焦点之一。1919年8月，卢永祥接病逝的杨善德出任浙江督军，直系本想让第六师师长齐燮元接卢永祥职，但皖系却坚持由本系的第四师第八旅旅长何丰林接卢为淞沪护军使。为此，双方一直冲突不断，并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期间几至兵戎相见。只是因为上海为中外观瞻所系，外国公使团对在上海打仗屡有警告，直、皖双方才被迫收手，达成和平协议，维持了淞沪地区的现状。

直皖战后，卢永祥在浙江提倡“自治”，与孙中山和奉系联手，成立“三角同盟”，力图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齐燮元在江苏实力渐增，势力坐大，对淞沪地盘抱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之心，与卢永祥形成矛盾冲突关系。反直“三角同盟”形成后，上海在卢永祥的荫庇下，成为反直活动的重要基地，各方势力都在此活动，更招致直系的不满。1923年6月，黎元洪被逼出走，曹锟贿选之声甚嚣尘上，卢永祥通电坚决反对，并出资运动反直议员移驻上海，另开国会，从而引发与直系的尖锐矛盾。齐燮元遂联络直督王承斌、闽督孙传芳、皖督马联甲、赣督蔡成勋等，图谋发起对浙战争，彻底解决与卢永祥的矛盾。江浙绅商闻之纷起反对，担心战火破坏江南富庶之地的经济社会生活，他们组成“苏浙和平协会”，奔走斡旋，反对战争。英、美、法、日公使也联合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表示淞沪地方外人有重大利益，“若发生战争，此项利益势不免受无限之损失”；中国政府对此“有不能诿卸之责任”；“如中政府或该省长官，保全此项利益有不周之处，所有一切损失，中政府应担负完全责任”；否则，“当采用一切适宜方法，自行保护侨居上海及附近地方外人生命财产及其商务”⁽⁹⁹⁾。

直系内部对于卢永祥的态度并不一致。极力主张攻浙者主要是齐燮元，目的是夺得淞沪乃至江浙地盘，壮大自己的实力，“先取两浙，自建大功，而又成于吴氏（吴佩孚）取奉之前，以为驾吴而上之计”，成为东南各省的盟主，并可进而觊觎中央副总统位置。当时，吴佩孚和卢永祥都有出任副总统的传言，而齐燮元“对人表示，则副选一事为卢为吴，皆认为不宜，隐隐中有舍我其谁之意”。而吴佩孚对此实不以为然，反倒担心齐燮元的力量坐大后，成为自己的对手，所以，“齐欲去卢，吴则联卢，使齐攻浙之谋不得逞”⁽¹⁰⁰⁾。“不得吴之同意，不独齐不敢擅动干戈，即曹亦不能遽下命令”⁽¹⁰¹⁾。因为直系内部意见不一，齐燮元不敢贸然行事，而且他对战争的准备也不周全，在各方斡旋下，遂与卢永祥达成妥协。1923年8月20日，江浙两省军民长官齐燮元、韩国钧、卢永祥、张载阳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等签署《江浙和平公约》，规定“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在两省辖境毗连之处，如有军队换防之事，足以致人民之惊疑者，两省军事长官须避免之。其两省以外客军，如有侵入两省或通过等情，由当事之省负防止之责任”；“对于外侨力任保护。凡租界内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一律避免之”⁽¹⁰²⁾。随后，江浙当局又在10月8日和12月6日与安徽、江西省当局签署了同样内容的公约，满天的战争风云总算暂时消退了。

虽然江浙两省暂时握手言和，但齐、卢双方的矛盾依旧，“齐、卢早积不相能，其所以未开战者，因双方预备未周”⁽¹⁰³⁾。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樑遇刺身亡，由谁接任再起纷争，齐燮元和何丰林都认为这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各自委派了接任者。为了解决淞沪之争，齐燮元还密电北京政府，要求调动何丰林的职务，并保举陈调元为淞沪护军使。但曹锟和吴佩孚都不主张此时对浙用兵，认为“现大局趋势，实以赶行收束西南各省为必要，对浙似应先之以和缓感情，继之以和平解决”；“不可衅自我开，遽生枝节”⁽¹⁰⁴⁾。事情遂以何丰林胜出而告段落。

齐燮元几次谋浙都未成，对吴佩孚满腹怨气。齐燮元转而在直系内部勾连保派，向曹锟陈词攻浙如何有利，既可得浙江大笔钱款，并且表示吴佩孚不同意其计划，实未悉真相，此时正可乘势解决浙江问题，以防其与奉粤结合。1924年1月，“苏齐请白宫（曹锟）下令讨卢，何曹电洛吴征求意见，吴复电不主用兵，曹颇为难”⁽¹⁰⁵⁾。3月，“洛坚执江浙不能开衅，齐力主中央下令讨浙，吴不能决，允回京请示”⁽¹⁰⁶⁾。在齐燮元的大力游说之下，保派极力向曹锟陈情，还向吴佩孚疏通，以攻浙成功后浙督及省长保荐洛派人物作为吴佩孚支持攻浙的交换条件。考虑到和曹锟、齐燮元及直系内部的关系，吴佩孚的态度已有松动，又因为自己“和皖”的主张未得皖系回应而失望，遂对攻浙事不再反对，取听之任之之态。直系内部的对浙方针渐趋一致，江浙之间的战云密布。

江浙战争发生在江浙两省之间，其导火线却源于并不与江浙两省直接相关的孙传芳入闽和福建局势的变化。

1923年4月，孙传芳出任福建军务督理，但闽省军队派系混杂，互不相属，直系的闽北护军使周荫人据延平，皖系的兴泉永护军使王永泉据泉州，第十混成旅旅长臧致平据厦门，李厚基旧部王献臣据汀州，还有其他各支部队分据省内各地，皖系军队残余还有不小的力量，王永泉以福建军务帮办的身份握有闽省实权。孙传芳虽为闽督，然其坐困省城福州一隅，发展空间有限，亟谋另外的出路。他先是“处心积虑，不能忘赣”⁽¹⁰⁷⁾，但赣督蔡成勋对之存有警惕，且为同系，难以下手。孙传芳继而注意到浙江，一则其为皖系控制，便于在直系内部动员力量，一致对外；二则浙江为富庶之地，对孙传芳也有不小的吸引力。为此，他致电曹锟，提出“浙省反抗中央，已非一日，近更购械增兵，结合奉粤，待时而动，情迹昭然，失此不图，为患滋大”，并主动请缨，“躬率所部，自闽北进讨，以四省之兵力，共同迫卢，则其内讧立起，不出旬日，浙事自可戡定，使长江流域呵成一气”。曹锟令吴佩孚“酌核盼复”。吴态度谨慎，回以“为闽省计，应以先肃清厦门为是，遽议图浙，事实上亦非甚易，且东南大局，中外瞩目，由我开衅，是犯天下大不韪，而引起全国震动也”⁽¹⁰⁸⁾。不过，吴佩孚向视福建为进攻广东之跳板，此时他仍然企图实现“武力统一”之谋，便暗中支持孙传芳、周荫人合力驱逐王永泉，统一福建，使福建成为直系稳固的南进基地。

在得到吴佩孚的支持后，孙传芳着手准备在福建生事。1924年2月27日，孙传芳忽然将其督理职交王永泉代理，自己离开福州去延平，并令驻福州的部下卢香亭、李生春旅同时开动。一时间，孙传芳的动向颇引人关注。孙传芳离开福州，王永泉以为孙是图谋向外发展，不料留守福州的周荫人却突然发难，3月5日派兵将王永泉新购的枪械扣留⁽¹⁰⁹⁾，并将护械的王部官兵缴械。孙军卢、李两旅也于行军途中得令回师福州。在直军的突然攻击下，王永泉措手不及，3月7日逃往泉州。周荫人则以王永泉“操纵闽局，罪大恶极，命将其新械扣留，以消隐患”，而他自己则“迫于公谊，既无法两全，只得挥泪会师，以期绥定闽疆，维护大局”⁽¹¹⁰⁾。王永泉见大势已去，无意再行抵抗，12日将所部交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杨化昭统领，自己离开泉州转道厦门前往上海。随后，曹锟在3月17日下令免去王永泉本兼各职，4月8日任命周荫人为福建军务帮办。

王永泉虽然下野，与王关系密切的臧致平、杨化昭部还有实力，因此而为孙传芳、周荫人所嫉，成为他们的下一个攻击目标。4月中旬，臧、杨部队与孙、周部队在同安等地交战十余日，因实力不济，节节败退，弃守厦门、漳州等地，5月间经闽西退入江西。福建的其他派系部队在孙传芳、周荫人的军事压力下，亦基本就范，闽局初定。

臧致平、杨化昭部退入江西后，因江西为直系控制，不能久留，遂与同属皖系的浙督卢永祥互通声气，继续向浙江进军。直系担心臧、杨所部与卢永祥结合，壮大皖系力量，吴佩孚有令赣督蔡成勋，调兵对臧、杨所部围追堵截，但蔡成勋虽不愿臧、杨所部扰乱江西，也不愿闽军借此入境，有碍自己的地位，故对臧、杨所部“并无阻截”，却以防止臧、杨所部“回窜”为由，要求闽军和赣军分在闽赣边界布防，各守其境，被孙传芳指为“似有疏敌防我之意”，“意在阻止我军出境”⁽¹¹¹⁾。由于蔡成勋对臧、杨所部未穷追猛打，臧、杨所部突破赣军围堵，在6月初进入浙江境内，被改编为边防军，臧致平任总参议，杨化昭任司令，驻防闽浙边界。

臧致平、杨化昭部与浙江卢永祥部合流，不仅使久欲对浙动武的齐燮元找到动武的借口，即卢永祥收容臧、杨所部违反了《江浙和平公约》中防止客军入境的规定，而且使吴佩孚也大为不满，本来他还想说动卢永祥让步，遣散臧、杨所部，但卢永祥却答称：“臧、杨在闽，分属国军，闽、赣以十万之众，未能剪除，浙为自身安全计，为大局和平计，更无遣散之必要。”⁽¹¹²⁾卢的态度更惹恼了吴佩孚，他认为“此两部军队不除，终必为皖、赣祸，令闽、皖、赣三省围击，勒尽缴械”⁽¹¹³⁾。福建方面，王永泉出走后，周荫人接任军务帮办，与闽督孙传芳产生了新的矛盾。为了化解孙传芳和周荫人的矛盾，5月13日曹锟任命周荫人为闽督，改任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令其屯兵闽南，准备入粤，支持林虎、洪兆麟等部攻击孙中山，“激励奋发，迅图进行，为林、洪一张声势，则粤事自易奏功”⁽¹¹⁴⁾。但孙传芳知道此举成败难言，并不热心，而在福建又不安于位，遂对攻浙十分热衷，以谋取浙江地盘。这样，齐燮元、孙传芳、周荫人在攻浙问题上达成一致，齐燮元意在淞沪，孙传芳意在浙江，周荫人可以避免与孙传芳争夺福建的地位。如时人所论：“孙传芳以闽督予周之后，无聊已极，亟思得一地盘，却好臧、杨情事发生，于是，于吴、齐两大之间，极力怂恿。而齐与卢恶感素深，已非一朝一夕，又难得闽孙首先犯难，愿为前驱，推波助澜，不谋而合。在洛吴早冀申涨势力于长江下游，无如东南和平，无机可乘。今有可乘之机，故对齐不惜以重兵为后援之举，使其鹬蚌相争，坐收渔人之利。……此次内容虽复杂，要之不外纵横捭阖，互有私心而已。”⁽¹¹⁵⁾

自1924年中起始，江浙地区形势紧张，战云密布，双方都在厉兵秣马，准备战争。当时齐燮元属下的苏军计有五个师六个混成旅，近四万人，另有皖督马联甲出兵三个旅，赣督蔡成勋出兵一个师，孙传芳出兵六个混成旅，约有2.5万余人。吴佩孚又调豫军、鲁军一部至江苏填防，鄂军一部候调，以补齐燮元兵力之不足⁽¹¹⁶⁾。海军长江舰队和闽海舰队亦站在直方。卢永祥属下的浙军计有四个师二个旅及臧致平、杨化昭的边防军、何丰林的沪军等，约计6.6万人。就双方兵力的数量而言，江浙大体相当，“苏军有优点二，一则后援多，二则财政裕。闽、皖、赣既与齐取同一态度，而洛吴复为攻浙主动，则齐后援之多，自不待解说。至于财政方面，齐素有准备，江苏民政实际上即隶属于军政。频年以来，增加及吸取之军费实不在少。……至于军队方面，亦不无优点之可言，近来苏省军队多已更调，老弱均被淘汰净尽，……至齐之弱点只有一事，即少得南方舆论之同情”。反观浙江方面，地处直系各省的包围之中，与其盟友北方的奉系、南方的孙中山都远隔重重，“一则孤立无后援，二则财力不充。浙地理一面濒海，三面受人包围，军力粮饷须恃诸本省。粤省虽素有来往，然而自顾不暇；奉天虽利害相同，顾远水不就近火。本省精锐之师，在战争启初之时，固未必即弱于人，然若战事延长，则持久究非力所能逮。……至于其优点，则以浙省处包围形势之下，及上海向表示同情于南派，舆论较宁易得同情。军士战斗锐气或可较他方为强”⁽¹¹⁷⁾。就实际论，江、浙两方各有短长，然就大势论，浙方在战略上似处于劣势。战前江浙两方都在调兵遣将，力图以己之长克敌之短。7月间，齐燮元电吴佩孚，讨论对浙问题，吴佩孚告，“分路同时动作，皖亦应附，可计日而决也”⁽¹¹⁸⁾。8月下旬，“苏浙形势日亟，吴使飞电促孙馨远迅速出兵，免有被各个击破之虞。抚万函电交驰，仓皇矣”⁽¹¹⁹⁾。皖系人物徐树铮、吴光新等以卢永祥胜败关系皖系实力存亡，“屡次密议，决定竭力援助浙卢”。他们在上海召集曲同丰、马良等皖系旧将会议，决定“各自暗中召集旧部，编练新军两师以备援助浙江”⁽¹²⁰⁾。战争的机器既已开动，则一发而不可止，中国最富庶发达的淞沪地区即将被笼罩在战火之中。

二　江浙战争的结局与孙传芳的兴起

1924年8月中下旬，江浙双方各自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战争动员。江苏方面，齐燮元自任总司令，驻苏州指挥作战，下属江宁镇守使宫邦铎和江苏暂编第三师马玉仁部为第一路，以沪宁线为中心，自正面分左中右三路攻击上海；江苏第五混成旅陈调元部为第二路，驻宜兴担任对浙防御；安徽第三混成旅王普部为第三路，由皖南攻浙江吴兴；闽军孙传芳和赣军孟昭月、卢香亭、谢鸿勋部为第四路，自南向北进攻，对浙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¹²¹⁾。浙江方面，卢永祥自任总司令，坐镇杭州指挥作战，其部署为，何丰林、臧致平的第一军重点防守沪宁线；陈乐山、杨化昭的第二军自浙北攻苏南，力图拊苏军之背，断其后路；张载阳、潘国纲的第三军驻防浙南，阻击孙传芳部北进⁽¹²²⁾。

8月下旬，江浙双方军队在前线对峙，沟通江浙及东南沿海地区的铁路交通动脉——沪宁、沪杭铁路运输中断，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将战争的责任推之于对方，双方循例在战争爆发前大打电报战。9月1日，孙传芳发表通电，称其“躬率三军，为民除暴，助我则友，逆我则仇。……倘其悍然不顾，甘为罪魁，则大局之破裂，地方之糜烂，正名定罪，责有攸归”⁽¹²³⁾。3日卢永祥发表通电回应，声称“彼方已明白挑战，和平希望业经断绝，惟保境安民，责无旁贷，亦非空言所能补救，自当整我军旅，为国锄奸。……推厥祸始，实由齐燮元为赞助曹氏贿选最力之人，故不惜残民以逞，助桀为虐，淫威所及，安有底止！”⁽¹²⁴⁾同时又发表讨曹通电，历数曹锟贿选卖国诸罪是“假共和政府之名，行武力专政之实”，宣传其“乱国之罪，事迹昭然，法所不容，义应申讨”⁽¹²⁵⁾。4日齐燮元通电责卢永祥“反抗中央，招聚乱党”，浙军“先施攻击，希图掩袭不备，肆其凶残”，声称“苏省防御疆土，素守和平，今逆寇相逼而来，自应悉力捍御，以期达保安之宗旨”。6日，吴佩孚、齐燮元又联名发表通电称，卢永祥“包藏祸心，阴窃自主之名，隐行割据之实”，“在刑典为不赦，对全国为公敌”，要求政府“明令讨伐，同仇敌忾，歼此大憝”⁽¹²⁶⁾。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赣督蔡成勋、鄂督萧耀南、豫督张福来、皖督马联甲、甘督陆洪涛、直督王承斌、鲁督郑士琦等直系高级将领也同声相应，先后发表讨卢通电，表示直系对外之同仇敌忾。9月7日，曹锟下讨伐令，以卢永祥、何丰林等“公然首先破坏治安，违背全国人民爱护和平宗旨”，“均著褫夺官勋，并免去本兼各职，由齐燮元督率部队，相机剿办”⁽¹²⁷⁾。曹锟同时还任命齐燮元为讨逆北路总司令，马联甲为副司令；孙传芳为讨逆南路总司令，蔡成勋、周荫人为副司令。江浙战争终至无可避免地爆发了。

江浙战争发生在中国最发达富庶的江南地区，尤以沪宁铁路沿线为中心，以上海近郊及外围地域为作战的主要战场。9月2日，苏军袭占安亭，拉开战事序幕。3日，苏军猛攻沪宁线安亭、南翔间的咽喉要点黄渡，浙军则反攻安亭，战况颇为激烈，双方互有进退，战线形成胶着。与此同时，苏军于4日在上海西北的浏河开辟新的战场，以图收侧翼包抄之效。浙军兵力不足，退守待援。随后，苏浙双方均加派援军，在浏河战线续有激战，但历一周之久，两军均无法突破对方的防线而隔河对峙。与浏河相邻的上海近郊嘉定，也是苏、浙两军作战的重要战场。苏军力图拿下嘉定，遮断浏河与南翔间的浙军联络线，各个击破，浙军则要保守己方战线，苏、浙两军在此激战多日，战线并无明显变化。为切断沪杭线交通，切割上海浙军与浙江后方的联系，苏军还向上海西南青浦一线发起猛攻，但浙军坚守不退。总体而言，面对苏军的大力进攻，浙军在沪宁线取守势，但在苏南方向则取攻势。浙军自浙北出苏南宜兴，进可以下常州、无锡，切断沪宁线，东向上海，西向南京，攻守自如；退可以拱卫浙江，呼应上海，具有战略的意义。9月上旬，浙军与苏军以宜兴城攻防为中心，发生激战，苏军不支，连连后退，后在援军支持下方得反攻，击退浙军，至9月中旬，苏、浙两军各守其防，战线大体稳定。

江浙战争发生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周边地区，对上海的社会生活有明显的影响，也引起列强的关注。8月下旬，驻沪领事团通过决议：一、请驻京外交团照会外交部，设防保护苏浙及上海一带外人生命财产；二、如决裂后，各国将自行派舰保护；三、沪宁路运兵设防阻止；四、临时维持上海治安，并召集商团外舰人员，为万一之设备。29日，驻京英、美、法、日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今得悉江浙间将有战事，恐危及各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故特郑重声明，如外人之生命财产因此战争而有受伤害及损失情事，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之责任。”⁽¹²⁸⁾30日，四国使节又访问外交部，主张上海周围30英里内划为“中立区域”⁽¹²⁹⁾。自8月下旬起，英、美、法、日等国以“护侨”为由，纷纷调遣军舰至黄浦江及吴淞口海面游弋。9月2日，上海领事团举行会议，决定：一、通告江浙当局，不得将军队调入租界或作军事行动；二、严防败兵入界内；三、请万国义勇团下令，准备随时出防；四、请各国驻沪军舰编练、戒备。同日，各国海军组成联合舰队，推举英国人安特生为领袖总司令。各国还议定派出海军陆战队登陆，会同租界外侨组成的万国义勇团，共同担负租界防卫。4日，驻京公使团训电驻沪领事团：“吴淞附近，如有战事，各国舰队务实力制止。”⁽¹³⁰⁾由于列强的态度和干预，江浙战争终于没有发展到上海市内。

自9月初苏、浙两军开战后历半个月的时间，苏军得直系各省之助，前线兵力的数量超过浙军，但在各线战场始终未能取得根本突破，反与浙军形成胶着局面。如时人所论：“苏齐历来轻视浙卢之实力，以为不足与己抗，故敢倡议图浙。今双方决战将迩，方知浙卢之实力亦不为弱。”⁽¹³¹⁾究战略层面而言，江浙战争虽为地方战争，但却牵动直、奉、皖、孙（中山）各方利害，反直“三角同盟”在战争爆发后即行动员，孙中山在南面动作，牵制了江西直军，而奉系更是在北面大举动员，有入关南进之势，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在即，令直系不敢掉以轻心，不能出动更多的兵力支持齐燮元。在战术层面，浙江方面视此次作战为生死战，没有退路，不敢懈怠，使此次江浙战争不似过往多次军阀混战，“文战”更甚“武战”，而是真打实战，战况激烈，苏军对此明显准备不足，兼以臧致平、杨化昭部退入浙江后，因本无根基，为了生存的需要，不能不拼死抵抗，而苏军将领各有私图，都希望由别人出力作战，自己得胜利实惠，不愿牺牲自己的实力，为他人火中取栗。结果，战事发生后半月，双方的战线各有进退，但都没有根本的变化，战事成僵持状态。直到9月中旬，孙传芳率闽军自福建北进攻入浙江，战局才有急转直下的变化。

孙传芳因在福建不安于位，对浙江早有觊觎之心，因此对攻浙十分积极。江浙战争爆发后，淞沪附近成为主战场，吸引了浙军主力，南线浙军实力空虚，为孙传芳造成可乘之机。孙传芳指挥所部六个混成旅在闽北延平集结后，于9月初分兵三路攻浙，8日越过仙霞关，一路北进，16日占江山，18日占衢州，浙南重镇尽入孙军之手，杭州震动。与此同时，赣军和皖军亦自赣北和皖南入浙，协同孙军对浙军进攻。在浙军不利的局势下，浙江省城杭州的地方势力，以浙江省警察厅长夏超和警备总参议周凤歧为代表，图谋“浙人治浙”，开始与孙传芳秘密接洽对浙江未来的安排。面对对手的南北夹攻之势，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及后方不稳的不利局面，争取时间，等待局势变化，卢永祥主动在9月17日宣布将浙省交还浙人，“实行自治”，省长兼浙江第二师师长张载阳亦同时卸职，省长职交夏超代行，浙江第二师师长职由周凤歧代理。9月20日，夏超和周凤歧致电吴佩孚、齐燮元等，报告浙江局势的变化，称“浙省素日服从中央，此次构兵非浙人志愿，现卢永祥已离杭，张载阳亦赴沪就医。超等职应维持地方，力图善后。现已电令所有军队退回原防，扫境以待后命”⁽¹³²⁾。同日，曹锟任孙传芳为督理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兼闽浙巡阅使，22日任夏超为浙江省长。22日，孙军进入杭州，25日孙传芳到杭州走马上任⁽¹³³⁾。

浙江局势丕变，但淞沪战场的战事并未停止。9月18日，卢永祥一行抵达上海，宣布“现因鼓舞军队士气，将总司令部移至龙华”⁽¹³⁴⁾。此时第二次直奉战争已在北方爆发，南下援苏的直军部队正纷纷被调回北方，卢永祥召集下属会议，认为事尚可为，决定集中兵力于淞沪地区，以沪宁和沪杭两线为防御重点，固守待变，并可配合北方战局。其时卢永祥方面对淞沪作战已有不同意见。据苏方探报：“卢永祥在龙华开会议时，何丰林主张，我方兵力及后援均不易与苏军抗卫，且近日战斗亦不见得手，不如我辈少数人引退，静待时宜。臧致平闻之大怒，破口谩骂，欲饱以老拳，卢乃急起对双方求情，竭力排解，何、臧二人均悻悻怒目，遂无结果而散。”⁽¹³⁵⁾

浙江形势的变化使齐燮元看到了胜机，他随即在9月19日下总攻击令，苏军及直军援军向沪宁线正面的黄渡、浏河、嘉定、南翔等地发起全线进攻，与卢军发生激战，卢军拼死抵抗，方才稳住战线。25日，卢永祥到南翔视察，决定以反攻遏止苏军攻势，两军战况空前激烈，伤亡惨重。战至9月底，两军均感筋疲力尽，一时无力再战，战事稍有沉寂。

就在沪宁线大战、两军胶着的同时，沪杭线战况却出现对卢永祥不利的变化。9月下旬，卢永祥调整部署，将原在浙北的第二军主动后撤至淞沪地区，孙传芳的军队则一路跟进，22日占湖州，25日占嘉兴。随后，孙传芳亲往嘉兴督师，孙军沿沪杭线节节进军，卢军则节节退却，10月7日，孙军进攻松江，并经激战于次日攻克松江，卢永祥在沪杭线的防线出现缺口。9日，卢永祥调何丰林到沪杭线，令其督率第三军恢复松江。但何丰林对此并无信心，前此当沪杭线军事吃紧时，“臧致平特为此与何丰林筹划补救策，但何已惊悸万分，诡与臧云，现有病恙，军事方面任公一人主持，欲借此而卸责。臧听其语未竟，大怒拍案詈何，并以手枪向之，大叫以此与君共休戚。幸其时卢氏之军务处长范毓灵座，奋力夺下，其内部之紊乱于此可知”⁽¹³⁶⁾。

卢永祥在上海两面受敌，缺少外援，形势不利。10日，苏军攻占青浦，又克嘉定，孙军进逼龙华，战线已推进至上海近郊，卢永祥部备受打击，军心不稳。据齐燮元称：“黄渡、嘉定、浏河各处之敌，连日复被我军痛击，昨晚今晨全线表示投诚，并派代表多人来输，恳切之意，当饬我军前线，一律停战，现正办理缴械给资遣散事宜。”⁽¹³⁷⁾

面对不利的局势，10月13日凌晨，卢永祥召集臧致平、杨化昭、陈乐山等各路指挥官及幕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形势及应对（何丰林因在前线指挥而没有出席）。陈乐山提出，“目今子弹缺乏，粮饷不足，且将士苦战累月，恐难久持，目今即处于四面楚歌中，不如请卢公顾全地方大局，急流勇退，即日下野，以保留将士元气，亦即以保留卢公令名。述毕，列席诸人无不愕然。”臧致平、杨化昭等“均有激烈之辩论”，仍然极力主战，但“卒以第四师不愿加入作战，实力已去，无可挽回”。双方争论良久，卢永祥“亦以饷械告缺，与其坐守绝境，不如放弃淞沪，另图发展”。遂决意下野，即席拟通电，宣布“解除兵柄，放弃淞沪”。何丰林闻讯返沪，“与卢面商机密。结果何氏亦以大势已去，遂声明绝对服从卢氏，同时下野”。当天，卢永祥与何丰林将浙沪联军总司令及淞沪护军使关防交上海防守总司令刘永胜暂管，并委马葆珩为上海宪兵司令，负责维持地方秩序，随后乘日本轮船“上海丸”号离沪赴日。临行发表通电称：“此次江浙用兵，齐为戎首，于犯众怒，曹实罪魁，义愤所致，遂动天下之兵。……现虽士气奋发如故，而子弹已罄，肉搏相持，复令师徒牺牲，心实不安。爰毅然放弃淞沪，洁身下野。……兹于本日解除兵柄，对国民引咎自劾，所部兵士谨均已付托有人，必能守秩序以完天职。”⁽¹³⁸⁾当日孙传芳发电称：“一面指定地点，收容溃兵，一面饬所属军部，在距上海十里外地方停止候令。传芳即日自带卫队进驻龙华，维持地方秩序。”⁽¹³⁹⁾同时派苏军第一师师长白宝山为上海防守总司令，办理地方善后事宜。

卢永祥、何丰林虽然通电下野离沪，但驻留上海的皖系人物徐树铮等对此并不甘心，认为卢、何不负责任，他们“尚有精兵三万，大可一战，何必仓皇如此”⁽¹⁴⁰⁾。臧致平、杨化昭不愿就此收手，放弃其自身利益；陈乐山虽然曾表示不愿再战，但又拥兵自重，在与苏军接洽停战不得要领后，也不甘就此放弃权力。徐树铮遂集合他们的力量，决定继续抵抗，以待北方战局的变化，徐自任总司令。但他们在上海市内筑工备战之举有将战火引至市内的可能，严重影响租界的安全，为列强所不允，公共租界巡捕房出动人马，于15日扣留并软禁在租界活动的徐树铮、陈乐山等人，“缴其卫士武装”，不许他们自由行动。21日，徐树铮和陈乐山被租界当局迫令登轮离沪，徐去香港，陈去日本，皖系最后的抵抗企图烟消云散。

卢永祥敢在苏、皖、闽、赣包围、环伺浙江周边的形势下，与直系诸省相对抗，最主要的支撑在于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支持。江浙战争爆发后，“三角同盟”立即展开行动。9月5日，孙中山发表《讨贼宣言》，宣布“克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民国存亡，决于此战。其间绝无中立之地，亦绝无可以旁观之人”。他还发表《告广东民众书》称：“浙江上海，实为广东之藩篱，假使曹、吴得志于浙江上海，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¹⁴¹⁾但孙中山的援浙之举未待开始即因广州商团事变而中辍。

对卢永祥更有实质意义的援助来自奉系。张作霖的头号军师杨宇霆在江浙战争爆发前致函卢永祥，指出“军事问题，窃以为愈迟愈妙，盖彼方非战无以维系内部人心，且尤利在速战。故尊处若干发动，彼必先下手。届时动在彼方，而公之筹备，又必较目前为周。……目前但观各方接洽者，动作之情形如何，苟能有效，亦不妨临时斟酌机宜。”其后又明白向卢表示：“若攻浙无异攻奉，必须加以援助。惟浙亦应有相当之抵抗，否则，直方主力未稍移动，而浙已不支，我虽欲助浙，亦不可得。”⁽¹⁴²⁾正因为有奉方的承诺，卢永祥才敢于向奉方表示，“决心坚决非干不可”⁽¹⁴³⁾。9月1日，卢永祥之子卢筱嘉专程赴奉见张作霖，陈述江浙形势及浙方困难。他告张，浙方“陆战可操胜算，海上尚无把握，但苏齐亦不见有完密布置。以两军大势相较，浙方似占优势，但苏齐援军多，急遽间似难遂驱除之愿。”他认为，“战期延长，浙军将不免有四缺点：（一）不易得援军之力，前线军队日事转战，不得休息，将即疲老；（二）子弹仅足两月之用，战期延长，将告匮乏；（三）军费浩繁，开战后地方上不易筹拨，粮饷两事均足为虑；（四）齐得北京之飞机，借力不少，浙方飞机为数不多，恐不能敌，且人才缺乏，急遽间不易物色”。他“请奉天早日出兵，以作声援”，并对浙方贷给款项、供给军械、借给飞机。张作霖“一一首肯，并谓我必当出以相当协助，断无坐视之理”。次日，张作霖召集奉系高级将领“会议多时，均主张以实力援助”⁽¹⁴⁴⁾。江浙战争爆发后，张作霖实践前言，调集大军准备入关，向直系施加强大的军事实力，并最终导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但是，缓不济急，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未能坚持到最后，当他下野后不过十天，冯玉祥即在北京发动政变，北方战局出现对直系不利的重大变化，但皖系余党终于没能等到形势对他们有利的那一天。虽然奉系在北方最终战胜了直系，皖系首领段祺瑞依靠各方博弈又回到北京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的失败，却使皖系失去了最后的地盘，也因此而使段祺瑞在北京缺少实力的支撑，皖系重回北京政治舞台更像是回光返照的昙花一现。

江浙战争最有力的推手齐燮元，虽然也是这场战争的赢家，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淞沪地盘，看似如愿以偿；但是，齐燮元的部队在作战中并未显示足够的实力，而是依靠孙传芳出兵才勉强获胜，齐的“威望”因此而大受影响，并不利于他在直系内部的地位，加以战后在地盘分割等方面出现的内部矛盾，部将离心离德，齐燮元对下属的控制反不及战前。因此，就实际而言，齐燮元在江浙战争中可谓是得不偿失。其后，随着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奉军南下，不出两个月，齐燮元就丢掉了苏督之职，接替他的正是他在江浙战争中的对手卢永祥（其间经过江苏省长韩国钧的过渡），齐燮元也因此而退出了直系实力派的队列。

江浙战争最大的赢家是孙传芳。本来不过偏处福建、实力有限的孙传芳，在此战中攻取浙江，控制了这块沿海富庶之区的地盘，又通过扩军和收编，使部队实力大大扩张，一跃而成为直系内部不容小觑的实力派。其后，孙传芳合纵连横，积极经营，又联合东南直系各省，成功地击退了奉军南下扩张的势头，成为东南苏、浙、皖、赣、闽五省盟主，也是直系后期最大的实力派。

江浙战争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枪炮的子弹纵横突飞，军队于决生死争地方以外，行有余力，则以抢劫，就地土匪，乘机大起，人民的生命财产真是不堪闻问了”。江浙战地“本来民物殷阜，为江南富庶之地，但经过这一次战争，已变成为‘闾里为墟居民流散’的情形了。战事初了时，黄炎培等为救济的预备，曾巡行战区，其报告书中有一节说：‘……无辜良民，死于战时之炮火，已属可怜，困于战后之劫掠，尤为奇惨。其间如浏河全市，弥望瓦砾，方泰一镇，洗劫殆尽，……流亡间有归来，无衣无食，垂涕悲号，全无人色，而骸骨转于沟渠，……妇女迫于奸淫……。’这种伤心惨目的情形，不仅以所举两地为限，战区各地，大抵如此，举一反三，殊可概见。……一揣想其惨状，当无不热泪横流而痛心疾首于杀人为快的两军首领！”⁽¹⁴⁵⁾正是因为江浙战争与随后而至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战事较前此的军阀战争为惨烈，对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更大，所以更激起社会各界及舆论对军阀派系当政的愤恨与反省，从而为其后的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推倒北洋军系的统治准备了舆论和民众的基础。

第三节　第二次直奉战争

一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发端

江浙战争的爆发牵动各方利益，引起反直各派的强烈反应，国内政治局势陡然紧张，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实践前言，着手策划将反直军事行动付诸实施。因为孙中山受制于广东商团事件等内部矛盾，粤方未能出兵给予反直派以实际的支持，反直的主要力量还是张作霖统领的奉系，第二次直奉战争由此爆发。

直、奉两系为争夺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早就积不相能，经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实力较量，奉系失败，被迫退守关外，割据自保。奉系之败，“盖奉军在对直作战以前，尚未脱前清绿营气习，官佐起自马弁，兵士目不识丁，吴佩孚以秀才资格，稍知军学，军中人才，确非旧奉军所能敌”⁽¹⁴⁶⁾。经此失败，张作霖不能不反思过往之失，“知兵在精而不在多，乃立改其计，务求精炼，一洗散漫无律之弊”⁽¹⁴⁷⁾。他听从身边新派人物的意见，着手整顿军队，编练新军。

奉系内部早有新旧派系之争。旧派多出身行伍绿林，与张作霖共打天下，性相投习相近，传统守旧，如张景惠、吴俊陞、孙烈臣、张作相、汤玉麟等；新派则多出身国内外军校，年轻气盛，锐意进取，懂得现代军事，他们拥“少帅”张学良为领袖，核心人物为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包括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李景林、臧式毅等。因为旧派人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失败，新派人物迅速崛起，成为奉系军队的中坚，也是张作霖整顿军队倚重的主要力量。张作霖在东北整军经武，“事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且逐步伸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所以全部整军经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新派抬头和壮大的过程”⁽¹⁴⁸⁾。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精干尤过乃父。盖以一身兼数职，凡事必躬亲，夙夜勤劳，刻无暇晷亟欲领袖青年派之军人成一劲旅，以作三省之模范”。张学良认为：“老将之无学识，不如新将官之多韬略，师编制不如旅编制之运用灵活，旧军制不如新军制之组织完善。老军队之积习深，难于指挥，新军人之性刚猛，而易于策用。张氏（张作霖）深以为然，遂决定依此计划渐次实行。”⁽¹⁴⁹⁾张学良在张作霖整理军队、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2年7月，张作霖组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统一奉军指挥权，同时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以孙烈臣为统监，姜登选、韩麟春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陆军整理处“是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凡属部队的整编及人事的部署和升迁等都由这里主办。除了最高决策由统帅部直接掌握之外，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情，都要通过这里”。张作霖又将原来的东北讲武堂加以扩建，他自兼堂长，张学良为监督，“是军官的教育和训练机构”。其主要措施是：“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副全数改由军校出身的人充任”，“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副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军需、军械和军法等都做到了独立，补充也是统一的，并且按季校阅评分，升迁有严格的规定，经常以部队与部队间对抗演习和实弹射击作为主要训练课程”。经此整顿，奉军部队的各级军官老旧者被逐步淘汰，新进者多具有现代军事知识，军制统一，训练严格，在当时北洋军系中，达到了较高水准⁽¹⁵⁰⁾。而且，张作霖比较注重新式军械的运用，“全军各师旅，均添招技术队，设立军事教导团，教授技术和掷弹、炸弹之使用，毒瓦斯之放射，火焰喷射器之用法，以备作战”⁽¹⁵¹⁾。

对于当时还属于新生事物的空军，奉系比较重视。1923年，张学良出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兼航空学校校长，主持奉系空军的编练。奉系空军成军后，拥有百余架飞机，装备较新，人员训练有素，实力明显超过老旧的直系空军。“奉方之飞机，外人常称其性能优良。张作霖致曹信中，有‘以飞机候起居’之语，其以此自豪，可以想见”⁽¹⁵²⁾。奉系还由航警处处长沈鸿烈主持，组建了海军，并通过哈尔滨和葫芦岛航海学校，培训海军人员。

奉系的军工生产也超过直系。“奉系首领张作霖之重视军火远在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之上，而其获取军火的手段亦首屈一指”；他“几乎倾其全力来获取金钱和军火以扩充其军队，而用军队为夺取地盘和权力的工具”⁽¹⁵³⁾。为了在军火供应上有充足的准备，少求于人，“张氏既购得大批军械，诚恐不足以杀进直系，且鉴于直奉战争之结果，决计自行供给军械子弹等项，将奉天兵工厂实行扩充”⁽¹⁵⁴⁾。1920年，奉天军械厂被扩建为东三省兵工厂，陶治平、韩麟春先后任总办。全厂历经扩建，设施齐全，包括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兵器厂、火药厂、铸造厂等分厂，并得到日本的技术支持，可以生产各种口径的炮、枪、弹，年产炮150门，炮弹20万发，机枪1000挺，步枪6万支，枪弹1亿多粒，年经费超过百万元，“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完善，不只全国第一，即日本人也为之侧目”⁽¹⁵⁵⁾。奉军还尽量从外国采买军火，进口军工器材，雇佣外国军工人才⁽¹⁵⁶⁾。东北相对发达的铁路交通网络，为奉军的军事调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奉系的财政经过整顿亦较为充实。1923年东三省的军事支出3600余万元，而当年奉天的财政还有820万元的盈余⁽¹⁵⁷⁾。

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到第二次直奉战前，奉军共有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总兵力二十五万余人，还配备有一定数量的辎重兵⁽¹⁵⁸⁾。“经过这样的整军经武，仅仅两年功夫，就改变了全军的面貌，由过去绿林式的乌合之众一跃而为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比起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确有一股朝气蓬勃的气象”⁽¹⁵⁹⁾。

第一次直奉战后，与奉系结下怨仇的直系也不敢大意，在军事方面对奉系保持警惕，扩充军力，而且因为直系把持了北京中央政权，在获取整军经武的合法资源方面，有奉系所不具备的各种有利条件。例如，直系可以利用北京中央政府的对外国家代表地位，向各国交涉购买军火事宜，其中数量最大的一笔，是在1922年8月订购的价值564万元的意大利军火，包括步枪4万支，子弹30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48门，炮弹2.4万发⁽¹⁶⁰⁾。只是因为直系财政困难，筹款不及，这笔军火迟迟未能交付，奉系为此还活动将其转售奉方，对直系釜底抽薪。吴佩孚电曹锟称：“查此事为直奉势力消长之唯一关头，倘为我方弃之而为奉得，资盗粮而长敌气，奉张死灰复燃，实有无穷隐患。”⁽¹⁶¹⁾最后费尽周折，直系才勉强筹得款项，以分期付款方式，购得这批军火。再如，直系控制着关内汉阳、巩县、德县三大兵工厂，具有相当的枪弹生产能力。在第二次直奉战前，曹锟通过总统府军事处，特别命令三厂提高生产能力，以应战时之需，并规定如能照数完成，技师工匠等可领奖，员司等“无实官者准予从优保官，有实官者准予从优进级”⁽¹⁶²⁾。

直系的海军实力明显强于奉系，直系控制的长江和渤海舰队拥有巡洋舰、驱逐舰、炮舰、运输舰多艘，吴佩孚亦拟重点运用，自海上攻击并登陆包抄奉军后方，只是因为战局的变化，使吴佩孚此计不克实行。而对于陆地作战有重要帮助的空军力量，直系空军显然弱于奉系空军。直系空军共有四队，分驻北戴河、滦县、朝阳、南苑，所用飞机老旧，数量不足，战力有限。1922年秋，吴佩孚在洛阳成立航空队，并将其规模扩大到三十余架飞机，但无论是数量和质量还是人员素质和训练水平，直系空军都不及奉系空军⁽¹⁶³⁾。

第二次直奉战前，直军总数有二十五万余人，编为十三个师、二十七个混成旅、两个骑兵旅及其他单位⁽¹⁶⁴⁾，与奉军兵力大体相当。但是，因为直系是第一次直奉之战的胜利方，直系的陆军在北洋军系里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不太看得起出身旁门的奉系，因此，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后的整军经武方面，显然不及奉系有直接的动力，效果也就打了折扣。尤其是直系内部因为种种原因，又分化出各个不同的派系，有些派系有实力，但因资源分配的“不公”而对曹锟吴佩孚不满，有些派系贪污腐化，并无多少战斗力，但因其传承关系，又把持着不少资源，派系之间矛盾重重，上下失调，将帅失和，指挥难以统一，财政非常困难，难能支撑直系的军事，从而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实力。如时人所论，第一次直奉战后，“奉军经此大创，回去日夜筹划，练兵筹饷，预备复仇，而直军战胜而骄，以为从此无事矣。不但不知防范，而吴亦不然其事。大将战胜而骄，为兵法所忌，况不闻不问耶”⁽¹⁶⁵⁾。“这时直系的军队，实际上有战斗力而又完全听吴指挥的不过是少数的几师，比起第一次直奉战争时那种同仇敌忾、上下一心的气势，迴然不同了”⁽¹⁶⁶⁾。然直系内部舆论尤其是吴佩孚等直系高级将领，仍然满足于前次战胜奉系的经验，以老眼光看奉系，认为“西南六省袒直，绝不助奉”，“皖系袒奉，无能为力”；“奉方旧日师旅长尽绿林出身，有勇无谋，不待论矣。”……新招目兵未经战事，就令训练有素，尚不适用，何况仓促成就者耶！“至于饷械，奉不逮直。直论饷有财、交部，有京汉路，有直豫鄂，并有他省接济。论械，有汉阳、德州、巩县三兵工厂。奉则何如乎？饷源仅恃东省，械须购自日本”。所以，直军上下盲目自信，认为“就种种方面推测之，奉军再战，必败无疑。”“无论何时再战，奉方万无幸胜之理。”⁽¹⁶⁷⁾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奉直关系陡然紧张。支持卢永祥抵挡齐燮元攻击的动力之一，便来自于奉系可能的武力支援，而奉系也确实着手实践前言，开始军事动员，因为“奉方不速入关，诚恐直方再有增援，浙其危殆”⁽¹⁶⁸⁾。9月4日，张作霖发表通电，痛责“曹、吴罪恶山积，悉数难终，……卖国丧权，穷兵黩武，语其罪状，早为天下所不容”；声称“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仗义誓众，义无可辞，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挽人民垂绝之生机。”⁽¹⁶⁹⁾7日，张作霖邀见英、美、日、德等国驻奉总领事，声明：“近者北京政府欲贯彻其武力统一之迷梦，突命苏、赣、皖、闽四省联合攻浙，……观其行动，恐不能忘情于奉，奉为自卫起见，不得不作相当之抵抗。”“直方现举重兵，分路侵奉，奉为自卫计，决计举三省精锐，尽力防卫。事出万不得已，希予谅解，幸勿误会。”⁽¹⁷⁰⁾虽然奉系内部的旧派军人主张谨慎行事⁽¹⁷¹⁾，但新派军人的主战意见终占上风，张作霖决策出兵攻直⁽¹⁷²⁾。

根据奉系的军事作战方案，奉军被编为六个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汲金纯；第五军，军长吴俊陞；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其中第一军和第三军约共6万人合编为联军，担任山海关方向的主力作战任务；第二军3万人担任热河作战任务；第六军近万人以骑兵为主，担任赤峰方向西北侧翼的策应任务；第四军万余人担任总预备队；第五军万余人，担任东北后方防务。空军三个大队，配属一、三联军和第二军作战，海军则以海岸防御为主。奉军总兵力约为25万人，参战兵力约12万人⁽¹⁷³⁾。

9月15日，张作霖宣布就任“镇威军”总司令，对外公布军事将领的任命，并致电曹锟，口气强硬地声称：“四省图浙之举，弟曾切进忠言，兄复函力主和平，方深感佩，乃墨沈犹湿，而战令已颁，同时又向敝处分路进兵，榆关扣车，交通顿阻，甘为戎首，是何用心？”⁽¹⁷⁴⁾17日，张作霖前往锦州坐镇，主持军事行动，行前发表谈话称：“予此次出兵，非在报复往昔战败之耻，实为国人请命，要求曹锟退位，以谋南北统一，至于继任之人选，则以南北公意所推，应请段合肥出任巨艰。惟吴佩孚如尚拥其兵力而不释，则绝对不能赞许，故吾不能不以武力解决之。”“直既攻浙，已不啻间接攻奉，奉为遵守盟约起见，决不能袖手旁观也。”“吾必与吴佩孚一较手段，成败在所不计”⁽¹⁷⁵⁾。

奉系态度明朗，奉军陆续南进，曹锟得到有关报告后，急令吴佩孚入京，准备军事因应。在未入京前，吴佩孚已经有所部署，重点在将分散的直军各部收缩集中，并在山海关前线抢占有利位置。他令直军南下援苏的第十四师和二十四师立即回撤京畿，令第十五师等部立即进驻山海关一线，令第二十三师等部赶速向山海关、秦皇岛一线集结，中断关内外京奉铁路交通，成功地阻止奉军获得出发的先机之利。9月17日，吴佩孚乘专车自洛阳到北京，随即进见曹锟，讨论局势，“决先兵力对奉，南京暂取守势”⁽¹⁷⁶⁾。曹锟即命吴佩孚主持对奉军事。18日，曹锟发表讨伐令，声讨张作霖“野心未戢，复乘东南多事之秋，为扰乱中原之计。证以近日所传通电各方，益见破坏大局，蓄谋已久，实难再事容忍，不得不以国家权力强行制止。除派总副司令并分派各司令外，即责成各该将领督率所部，相机剿办，剋日肃清”⁽¹⁷⁷⁾。

根据直系和吴佩孚的军事部署，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任副总司令，其编制为：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副司令王维城、董政国，下辖三个师三个混成旅，兵力约四万人，担任山海关正面作战任务；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副司令米振标，前敌总指挥刘富有，下辖一个师一个旅及毅军等部，兵力约二万余人，担任热河东朝阳方向作战任务；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下辖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兵力约2.5万人，担任热河北开鲁方向作战任务；第四军，总司令曹锳，下辖一个师一个混成旅，兵力约万人，担任后方守备任务；援军总司令张福来，下辖十路部队，计六个师八个混成旅，兵力约七万人，主要部署在豫、鲁两省，随时准备增援前线。直军总兵力约25万人，参战兵力约十余万人，略少于奉军⁽¹⁷⁸⁾。

直系主帅吴佩孚对于战胜奉军充满自信，“明白表示与张作霖决一胜负之决心，且更切实表示其确信必能战胜张作霖”。“极觉与所有主要反直派为最后的战争之时期亦至。……谈及张氏时，其语调顿变激烈，彼意盖以为除非东三省完全投降，彼绝无与张和解之余地，彼拟亲自指挥讨张军事，尽其全力，以观其最可恨之敌人被逐”⁽¹⁷⁹⁾。19日，吴佩孚在北京约见中外记者，声称“张作霖乃藉故兴兵，截断京奉路，率兵攻击朝阳，事已至此，中央忍无可忍，所以命令予实行讨伐。然中央雅不欲穷兵黩武，贻关外人民以痛苦。最小限度，使张作霖解除兵柄，伊子学良出洋留学，三省服从中央命令，徐图办理善后”。时有路透社记者提问说，现在关外天气甚冷，出兵是否已晚？需多长时间可攻克奉天？吴佩孚颇为自信地宣称，“军士御寒衣具完全准备，天气无关”，并夸口两个月即可攻克奉天⁽¹⁸⁰⁾。不过，以后战事发展的进程却表明吴佩孚说的是大话。即就吴曾信誓旦旦宣称已“完全准备”的御寒衣具而言，实际情况则是直军士兵在口外的严寒中，多着单衣作战，各部怨声载道，战斗力大受影响，其间暴露出直系在此次直奉战争中的重大软肋——财政困难以及由此而致的后勤供应跟不上。

北京政府的财政一向困难，而又以直系当政期间为甚，财政入不敷出，只能靠借债应付。但是，因为偿还能力的问题，外债和内债都不易借到；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威日渐下降，原本还能救急的地方解款和银行垫借，也渐至于无⁽¹⁸¹⁾。1924年，北京政府借外债1620万元（其中还本付息1330万元），借内债530万元，银行短期借款18.5万元，再加上数目不明的银行短期垫款，估计可支配款项的余额不会超过2000万元⁽¹⁸²⁾。而据总统府军事处的预算，对奉作战的军费至少需要2250万元，其中仅部队开拔费即需400万元⁽¹⁸³⁾，其间的缺口可想而知。对直系而言，真可谓是山穷水尽，罗掘俱穷。曹锟在位多年，善于搜刮，据说其家族家产不下8000万，但曹氏个性悭吝，不愿散财，吴佩孚为此甚感头疼不已。为了让曹锟及其家族能够体恤前方官兵的急迫需求，吴佩孚特意提出由曹锟四弟曹锐担任兵站军需总监，“希望其先行垫款，以便赶制寒衣运往前线。以此曹氏得讯后，不敢遽决，连日踌躇，始行就职。但吴氏以曹军需总监者，以曹四长直时卖官鬻爵得贿甚厚，故特加以尊号使其垫办军饷”⁽¹⁸⁴⁾。然就战争开打后直军后勤供应的实情而言，吴氏此招的效果似乎十分有限，直军的后勤供应始终跟不上前方战局的发展。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吴佩孚在军事部署大体完成后，留在京城，“迟迟未发，虽以后方尚待布置，实亦因军饷尚未筹足，催促至急”。他令素有“财神爷”之称的财政总长王克敏“每日须筹50万，解交总司令部，王氏至此更觉进退两难”⁽¹⁸⁵⁾。“谓非无办法，但缓不济急，苟能再缓二个月打仗，则两千万可以筹到，但暴露于前线，集中于后方之军，非食不能动作，故决定先办短款，筹多少发多少”⁽¹⁸⁶⁾。不过，他提出的若干筹款方案，均为缓不济急，无法解直系急等用钱的急迫之用。白坚武抱怨说：“大军陆续出发，而财部近尚塞绝一切财源，置他人于火炉之上，而促成二三私人富家翁之金佛郎案。军政不能合作，为害于军事前途，亦见内阁不得人。相不称职，将不能图功。”⁽¹⁸⁷⁾其后，经过与总税务司安格联的再三交涉，北京政府方得以德国庚子赔款退还支付后的剩余款项为担保，于10月7日发行库券420万元⁽¹⁸⁸⁾。虽然总税务司指定此款“只作京畿治安暨政费”，“明定不作战费”⁽¹⁸⁹⁾，但仍被直系挪用。不过即便如此，此款拨放尚待时日，而山海关前线战事吃紧，九门口要塞失守，吴佩孚不能久留京城，而欲赴前线督战，为此，在吴的许可下，其幕僚谢宗陶于9日约见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和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强逼两行将未发行的新钞各200万元加印“军”字交付直军使用，但被拒绝。谢宗陶在降低勒逼数字仍被拒后厉声言：“两君有款可去，无款则留，愿三思之。”⁽¹⁹⁰⁾直系就是用这样几近于扣人的逼迫手段，从中、交两行搞到了各60万元现金，至此，吴佩孚方能在当晚坐车离京赴山海关督战。故时人有论云：“吴佩孚挟雷霆千钧之力，出而与奉张一战，决心已久，但自来都之后，前方军事，尚无进步，后方征调，煞费筹划，荏苒兼旬，尚不能出国门而临前敌，以现状测之，即可知此次作战，纵旷日持久，恐亦未必有结果也。”⁽¹⁹¹⁾

二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进程

1924年9月14日，奉军第二军首先在热河方向向驻守朝阳县的直军发起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大幕由此拉开。战争的基本进程表现为，“直军主守，奉军主攻”，战场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正面京奉路沿线和侧翼热河方向。由于吴佩孚的预先部署，直军在京奉路沿线高度设防，奉军在开战之初未能占到便宜，两军形成对峙局面。而在热河方向，奉军的攻势却屡屡得手，使得原本是偏师侧翼的热河战线，在开战之初反成为直奉两军交战的主要战场。

担任热河战线作战任务的直奉两军，番号都是第二军。奉军第二军由李景林指挥，他毕业于保定军校，受过新式军事教育，其后一直在黑龙江军中任职，1917年随许兰洲投奉军，参加过第一次直奉战争，是奉军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直军第二军由王怀庆指挥，他比李景林大十岁，行伍出身，前清时期已经做到协统、总兵职，1918年帮办直隶军务，1920年任热察绥巡阅使兼热河都统，是直军中的老资格将领，但他缺少实战经验，军才平庸，又长期住在北京养尊处优，对战事并无准备。及至战争爆发，王怀庆方才在9月19日仓促出京奔前线，作为热河方向的最高指挥官，他对如何作战心中无数，甚而连像样的司令部都没有组织，随身只带着少数参谋及幕僚，以仪仗队开路，摆谱乘轿，大摇大摆，缓缓行进。所辖部队平日缺乏训练，装备陈旧，开拔时各项军需饷械都未领到，官兵士气低落，纪律松弛。“自出发到作战，王怀庆始终没有对官兵宣布为什么要打仗，开向什么地方去打，打的对象是谁”，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开上了前线⁽¹⁹²⁾。以如此老朽无能的将领指挥直军作战，可见直军准备不足，吴佩孚对侧翼战线重视不够，未及有更周密的筹划。

王怀庆领命担任热河方向的作战任务时，曾经大言不惭地拟订分兵五路攻奉的计划：“一路进攻新立屯，截断新民；一路急取九关台，进攻义州；一路经女儿河，进据锦州；一路出梨树沟门，截断榆关后路；一路令林西、赤峰毅军速行东开，为开鲁、绥阜后援。并令地方团警，保卫沿边，策应各路。”而在实际上，这些都是说给外人听的大话，他实则将后续战事全寄希望于外援，出发前即电告吴佩孚称，“度德量力，兵弹两缺”，“一旦猛攻，朝发夕至，即使拼命鏖战，子弹能支数日，而后方援军，非十数日决难赶到。全军存亡，在所不计，贻误全军，悔恨何及。战机紧迫，不得不报”。“除电饬热河沿边各军，严加戒备，暂取守势外，昨经呈明大总统，预备分路应援。查现在热河防务万急，所有援军出发，应行筹备一切事宜，不容稍缓，尚乞我公统筹全局，速示方略，至深祷盼”⁽¹⁹³⁾。王怀庆的保守迟缓，正给奉军以战机。王的对手李景林认为，“敝军进攻之日，正热河电令调动军警团甲之时，倘再晚攻三日，不易为计矣。弟力持急进猛攻之意，即预防敌人有此谋也”⁽¹⁹⁴⁾。

奉军在热河战线的作战重点是热东重镇朝阳。第二军下属的第三旅张宗昌部、第二十三旅李爽垲部、第二十四旅邢士廉部，二万余人分兵三路会攻朝阳，而直军只有刘富有的第二十六旅和张林的热河第一混成旅及朝阳镇守使龚汉治的巡防营防守，兵力不及奉军之半，且准备不周，疏于防备，致奉军并未用大力，即于9月16日占阜新，19日又占北票，随后开始合攻朝阳。直军巡防营系属老旧部队，作战不力，拖累大局，刘富有和张林部见此情形，亦无心力抗，主动撤退，奉军遂于22日占朝阳，热河门户洞开。此战直军因“军队复杂，人各一心”，热河军队“向不守纪律，只除一意奔逃，不可制止”⁽¹⁹⁵⁾。据奉方观察，“观吴之意，似仍其故智，以为一扑即下，故不注意于热河，而以全力注山海关。我但坚持，使彼三扑两扑，终攻不开。彼计穷，必悔其放弃热河之失计，自然意乱智穷矣”。“现在朝阳已下，热河东部险要，足为我军屏障。……倘能一鼓而下，进据喜峰口，则敌军左翼一失，榆关不攻而自破矣”⁽¹⁹⁶⁾。

奉军攻下朝阳，“一着争先，全盘得势”⁽¹⁹⁷⁾，遂乘势一路进击，扩大战果，29日攻占建平（叶柏寿），30日攻占凌源。直军节节败退，全无战斗力，王怀庆虽亲率部队往援，但亦未能挽回局面，只能退守待援。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认为，第二军“恐前缩后，涣散已极，影响本军士气甚大。民意军心，情现于此，拟请转请资深望重，素抱热诚之大员，予以大权，赶赴凌源，维持军纪，督催作战”。“第二军既退守凌源，倘再不设法维持，大局实不堪设想，惟有恳请转饬第二军王总司令，赶速前进，以便督饬各部，相机攻守”⁽¹⁹⁸⁾。吴佩孚眼见王怀庆难当大任，遂改变指挥系统，免去作战不力的第二军前敌司令刘富有、副司令龚汉治职，在热河首府承德设前线司令部，由“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全权负责，将第二军、第三军全部交由王承斌指挥，并调第一军第九师董政国部增援热河，令王承斌发动反攻，扭转热河战局。然而第三军冯玉祥部却在离开北京后，以交通困难、行进不便为由，徘徊于热河后方不前，并表示除非他部增援及猛攻当面之敌，“否则，敌众我寡，胜负之数，实不可知”⁽¹⁹⁹⁾。由于第二军并未倾力参战，热河方向的直军面对奉军的攻势仍然不占优势。

奉军攻下凌源后，直奉两军在凌源附近接续有战斗，尽管王怀庆亲临前线督战，董政国师前往增援，但直军士气低落，不能持久，防线一退再退。王怀庆见不能抵挡奉军的攻势，无心恋战，索性退往平泉驻守，由此而致热河北境的赤峰态势孤立，面对奉军第六军许兰洲、吴光新部进攻的压力。10月初，直奉两军在赤峰周边及城下激战，死伤甚众，直军董政国第九师及毅军等部，难以抵挡奉军的攻势，最终弃城而退，10月9日奉军占赤峰（14日直军寻隙重占赤峰）。此时直军第三军冯玉祥等已暗中通款奉方，为了拉拢冯部，热河奉军未再向平泉进击，而将兵锋直指长城各口，直接威胁到山海关正面的直军后路，战局重心由热河向山海关方向移动。

位于长城东端尽头的山海关，依山面海，地理形势重要，内有京奉铁路经过，外有天然良港秦皇岛，是连通关内外的咽喉要点。直、奉两方以此为界，各据关内外，平时相安无事，战时则为必争之地。奉军希望突破山海关要隘，长驱直进关内，直取北京，逐鹿中原；直军则希望在山海关正面坚守，辅以热河和海岸两翼包抄，歼灭奉军主力，奠定胜局。因此，直奉双方都在山海关战线投入重兵，战局发展左右战争的进程，对直奉双方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第二次直奉战争开战之初，吴佩孚就特别关注山海关战线，令直军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着重在山海关沿线布防，成功地阻止了奉军企图以突袭而致守军措手不及从而轻取山海关的企图。因为直军的严密布防，使得奉军不能不改取强攻战术，这就注定了山海关战役的激烈程度。

直军在山海关的布防阵地自北面山地逶迤而至南面海滨，部署了三个旅的兵力，奉军则由第一军和第三军组成的联军担任主攻，其中第一军姜登选、韩麟春部攻直军左翼北线，第三军张学良、郭松龄部攻直军右翼南线。自9月中旬起，直奉两军已不断有火力接触，10月初直奉两军开始交火，7日奉军对直军发动全线总攻，“山海关战线有猛烈之炮火，历二十小时之久”，双方指挥官均亲临前线督战⁽²⁰⁰⁾。奉军利用炮火为掩护，猛攻正面直军阵地，直军亦利用炮火覆盖前沿，予奉军重大杀伤，奉军历数次冲锋，终未能突破直军防线。因为直军对山海关正面防线较为重视，事先已有周密防备，“防御工事，或依山势深挖洞，或修盖板壕沟，掩体工事做得极其坚固，特别是机枪掩体不仅坚固，而且遍布全线”⁽²⁰¹⁾。而在战线北侧外围的九门口一线，山峦重叠，不及山海关正面地势平坦，本对守方直军有利，但担任防守任务的直军第十三混成旅非直军嫡系，旅长冯玉荣又非将才，“自到九门未至前线视察一次”。奉军利用山势，避开直军炮火，分进合击，取得突破，九门口告急。冯玉荣急电彭寿莘，“乞就近派队援助，乞今日赶到”。彭急调部队驰援，但等增援部队赶到九门口时，“即见大部队伍纷纷退却”，“且山上所设之炮完全弃去”，冯部全军正在溃败中，局势已难以挽回。9日，九门口失守，冯玉荣服毒自杀。其后，奉军继续扩大战果，驻守九门口至义院口一线的直军第十二混成旅旅长葛树屏亦向彭寿莘告急：“敌突进长城以内，致将职旅右翼及侧背包围，万分危急，请速派员抵御。”⁽²⁰²⁾奉军的进展势将威胁山海关正面的直军安危，彭又急调陕军第二师张治公部往援。10日，奉军突入石门寨直军阵地，“势甚危急”，直军经苦战“始将原有阵地完全恢复”⁽²⁰³⁾。

直军在山海关前线表现不佳，而直军统帅吴佩孚却因为筹款问题在北京迟迟不能启程往前线，直到勒逼款项稍有眉目，又接到山海关前线的告急电，吴佩孚方才在10月10日晚离开北京，11日到达山海关前线，同时还带来了直军嫡系精锐部队第三师。吴佩孚到达山海关后，在列车上设立大本营，指挥作战，又在彭寿莘等陪同下视察前线，决定对九门口奉军发动反攻。然而，奉军的攻势步步紧逼，一点不给吴佩孚面子。13日，陕军张治公部原非劲旅，在石门寨难以支持，被迫后退，14日石门寨失守，奉军距秦皇岛不过咫尺之遥，京奉路有被奉军切断的危险，直军后路受到严重威胁。彭寿莘与其参谋长李藻麟认为：“奉军由沙河寨南行经安民寨，可直攻秦皇岛；如沿高山（塔山）西麓山沟经刺儿沟、魏家沟转东，出二郎庙西方山口，可以直捣山海关之背后，对战局影响极大。”⁽²⁰⁴⁾

吴佩孚原先的作战方案是在山海关正面吸住奉军主力，以冯玉祥部出击奉军侧后，威胁其后方锦州，然后以直军精锐主力海运在奉军后方葫芦岛登陆，三面合围奉军。“直军之目的，本欲以海陆军相连之势，一鼓而下绥中，聚军舰于葫芦岛，则朝阳奉军顾虑后路，当不战而退。今奉既为先发制人之策，愈引起直军之奋斗，遂以后方所有之实力，悉加援于此，此山海关战事之所由剧烈也”⁽²⁰⁵⁾。战局的发展迫使吴佩孚改变原定的反攻方案，首先部署稳定山海关前线的直军防线。10月15日，直军第三师到达前线，加入战斗，遏阻了奉军的攻势。其后，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展开反复的拉锯战，战事之激烈创北洋时期内战之最。吴佩孚“每日必亲赴前线督饬作战，往往直达火线之下”⁽²⁰⁶⁾。奉军将领韩麟春、郭松龄等也亲临前线指挥。前线炮火连天，两军死伤惨重⁽²⁰⁷⁾，阵地反复易手，但都未获突破，战事发展进入胶着状态。为了维持攻势，张作霖决定将奉军总预备队投入山海关前线作战，而吴佩孚则命令还在热河的第二军等部，“火速前进，以资牵制”⁽²⁰⁸⁾。19日直军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部反攻九门口，20日直军攻占刺山，21日奉军反攻夺回刺山，直军第十四师旅长王乔阵亡。“直军屡失前进时机，皆因军费不畅，接济不匀所致。”⁽²⁰⁹⁾

直、奉两军胶着于山海关前线，奉军第一军在山海关北线略占优势，而在山海关南线正面的奉军第三军，因攻击地域地形的限制，仍“处于不易发展地位”。杨宇霆根据“日人探报”，向第一军军长姜登选提议：“敌军拟以有力部队，攻击榆关内北方高地，使石门寨处于孤立地位，故不若合我军关内外之有力部队，先行夹击榆关，俾三军得进关内，与贵军联为一气，声势既大，敌即为之气馁。且榆关能否陷落，极为各方所注视，一旦归我占领，敌方内部之变化，即必随之而起，不但战略上可占胜利，且较稳妥。”⁽²¹⁰⁾随后奉军决定从第三军抽调一部，由副军长郭松龄率领与第一军会合，集中突破北线直军防线，然而第一军副军长韩麟春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郭松龄在山海关正面毫无进展，现在改由九门口出击有邀功之嫌。郭闻言大怒，拂袖而去，并将部队撤回，致奉军的进攻计划延搁⁽²¹¹⁾。恰于此时，张作霖在10月22日接到段祺瑞的密电，称冯玉祥、胡景翼等直军将领，“明早入都……主持正论，并派人进据军粮城”，“合肥已告胡（景翼）部在唐山邀截”，吴佩孚“出重赏，反攻无进步，力已竭”⁽²¹²⁾。未待奉军反攻，直军内部已发生重大变化，战局遂进至转折点。如时人所论：“当吴佩孚未出京以前，群以吴氏一至山海关，必能大破奉军。及吴氏既至，直军亦仅能固守阵地，使奉军不再进步。盖直军昔以十三旅守九门口，一战而为奉军所夺，遂致山海关形势完全动摇。此实为最初失败之点。其后陕军第二师师长张治功，在石门寨督战，失守阵地，又给直军以重大之打击。此一师一旅之失败，吴氏虽欲挽救阵势，逐奉军于关外，实力已有所不能。迨冯、胡返旆，停战令下，而山海关之直军，益岌岌乎其危矣。”⁽²¹³⁾

第四节　北京政变

一　冯玉祥与北京政变

就在直奉两军在山海关激战之时，直军变起肘腋，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自前线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北京政局为之一变，直军后方成为他人地盘，前线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冯玉祥十五岁即入伍当兵，行伍出身，1913年三十岁刚出头就升至旅长，1921年升至师长兼陕西督军，成为方面大员。1918年，冯玉祥在担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南下参加北洋军与护法军的战争，他违抗段祺瑞的命令，发出主和通电，结果被北京政府免职，后因曹锟从中缓颊，改为“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暂准留任”处分⁽²¹⁴⁾，冯玉祥因此而成为直系成员，与吴佩孚“党系既同，私交固亦至相得也。及吴为直系之狄克推多，二人始因威望关系，发生龃龉”⁽²¹⁵⁾。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自陕西率兵入中原，为直系战胜皖系立有很大功劳，随后驱走豫督赵倜，于1922年5月出任河南督军。但是，冯玉祥与开府洛阳的吴佩孚同处河南地界，“冯虽督豫，而吴固仍驻洛阳也。物莫能两大，况吴素性又颇傲慢，以冯久隶属下，遇事多自主裁，不加谘商，冯亦不愿一味仰承意旨，久之，彼此之间自难免各不愉快”⁽²¹⁶⁾。还在冯玉祥刚上任时，吴即保举与冯积怨甚深的河南第二师师长、归德（豫东）镇守使宝德全任河南军务帮办，并保宝德全“向守服从，能负完全责任”，要冯“请勿疑虑误事”⁽²¹⁷⁾。冯不满吴以此牵制其行事自由，遂以宝德全在冯军进入开封时“公然抗命”为由，于5月13日将宝德全公开枪决，如此决绝的举动自然惹恼了吴佩孚。对于吴佩孚保举到河南任职的人员，冯玉祥概置不理，同时不断扩充实力，增编部队。吴佩孚自认在直系中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而冯玉祥不仅对其种种主张不买账，甚而屡屡给其脸色，让其下不了台，很没有面子，从而被吴佩孚视为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冤家对头。

1922年9月15日，吴佩孚致电曹锟称，“冯督在汴，人地不宜，赶时调为热河都统，加以东蒙招抚使名义，以示优崇。如此，则北门有干城之选，中州无隐患之虞”⁽²¹⁸⁾。所谓“干城”云云，不过虚语，热河地处偏僻，没有河南任职的实惠，吴佩孚提议将冯玉祥调往热河，实际表示他已视冯为“隐患”，担心其“不受指挥，深恐盘踞中州，尾大难制，是以密行计划，移调他处，另置心腹。一可借经济以牵制，二可便自己之方策”⁽²¹⁹⁾。对此，冯玉祥自然心不甘情不愿，而又不能与势大力强的吴佩孚硬抗，只能“无论如何，吾定服从”，“取服从主义”⁽²²⁰⁾。曹锟既不能不给吴佩孚面子，也不愿让冯玉祥成为“怨妇”，为平衡冯、吴关系，决定将冯玉祥调离河南，安置在北京，出任陆军检阅使。这个职位看似位高，实则“有虚职而无实权，其不能满冯之意可知”⁽²²¹⁾。冯玉祥在豫督之位坐了还不到半年便失去了河南地盘，在直系中被边缘化，内心本已对吴佩孚十分不满，而其军队第十一师随他调到北京后，原本由吴佩孚承诺的河南每月协饷20万元，却被河南省当局以河南丁漕田赋“业经冯使任豫督时预征”，省银钱局现款也被冯“罗括一空”，财政十分困难为由，拒绝兑现，使冯部常常陷于饷械无着的窘境，更增添了冯对吴的怨气⁽²²²⁾。然“冯素深沉，时机未至，绝不少露词色，故逼宫夺印一出，冯仍任一重要角色，迨大选告成，禄仍弗及”。曹锟上台后，对“有功”部下一一封赏，而对在驱黎中“有功”的冯玉祥则未见有实质性关照，“诸将尽得遍沾实惠，独冯为吴氏所扼，竟不得丝毫实利。而逼宫恶名，复又归之，冯氏因之既怨且恨，而对于曹吴，常思所以报复之者矣”⁽²²³⁾。不仅如此，冯玉祥调到北京后，“非但地盘问题不得解决，且‘所部欠饷甚巨，既不稍有补贴，以后月饷曹又不肯发足’。冯因而对吴佩孚更为不满，对曹锟也大失所望，‘其愤激之情，殆不可遏’”⁽²²⁴⁾。这些都为其后直系的分裂埋下了隐患，“识者早知冯之不复为曹、吴用矣”⁽²²⁵⁾。

冯玉祥在直系内部郁郁不得志，便成为反直“三角同盟”的拉拢和争取对象。冯玉祥出身下层穷苦之家，笃信耶稣基督，具有为穷人请命的朴素平等情感，不满北洋时期的乱象，为粤方孙中山认为可以争取，以爱国和革命的名义，与其建立联系。还在孙中山刚刚开始护法不久，冯玉祥于1918年2月在前线发出主和通电，孙中山即致函冯称：“热诚护法，努力救国，不胜为民国幸。昨冬以降，南来国人，无不盛称执事为爱国军人模范，……徒以云海揆隔，不能时通声息为歉耳。……濒危之民国国脉，得以主持正义如执事者扶持之，俾免于亡，则国民必感伟功于永久矣。”⁽²²⁶⁾不过，冯玉祥当时并无回应，直到1920年秋，冯玉祥才首次致函孙中山，表示“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厉，无论如何失败，我行我素，始终如一。”表示“今虽扼于环境，未能追随，但精神上之结合，固已有日，……乞多指示”。孙接信后，即派徐谦、钮永建为代表，携亲笔复函前往汉口看望冯⁽²²⁷⁾。从此，孙冯之间建立了个人联系，“信使往还，络绎于途”⁽²²⁸⁾。孙中山热诚希望冯玉祥“用革命手段以救国”，且“能本此意与民党携手”⁽²²⁹⁾。为了呼应南方的革命运动，国民党人认为，“要革命彻底成功，便要实行中央革命，在北京发生一个大变化”⁽²³⁰⁾。冯玉祥由此成为国民党在北方运动的主要对象。

1923年秋，孙中山命孔祥熙携其亲笔手书《建国大纲》转交冯氏，并指示马伯援专做冯玉祥的工作，马表示：“中国革命，尤其是北方革命，非他（冯玉祥）不可，且他的行为与热心，已感动了陕西胡景翼，冯胡必合作革命，请先生北上。”孙中山表示：“这是一件大事，出诸你口，入于我耳，须去问问冯焕章的意思，他有没有这种计划与决心，若有，我必舍却广东，到北方去革命。”⁽²³¹⁾但是，冯玉祥当时身处北京，兵力有限，无力控制全部大局，而且形势也不明朗，不敢轻举妄动，便通过马伯援回复孙中山：“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有冒险行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²³²⁾此后，国民党人徐谦、王正廷与冯玉祥、于右任与胡景翼、张继与孙岳等都建立了个人联络关系，“所有孙先生的亲笔函件以及口述的各项事情，通过以上这些代表随时代交或传达给冯、胡、孙三人”⁽²³³⁾。时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的黄郛系老同盟会员，与国民党渊源甚深，也在策动冯玉祥倒直的过程中担任了重要工作。

如果说，孙中山对冯玉祥的工作主要建基于道义与情感，张作霖和段祺瑞对冯玉祥的工作则主要建基于财政金钱的支持。张作霖和段祺瑞都曾通过私人关系与冯玉祥建立联络，进行拉拢⁽²³⁴⁾，并乘冯部财源困窘之机，施以援助，建立感情。“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默契，则极秘密，奔走者多皖人。张、冯两方，均以段合肥为中心”⁽²³⁵⁾。1924年2月，段祺瑞的谋士姚震致函奉方说：“二马（冯玉祥）接洽，亦待专款到后再办。”⁽²³⁶⁾3月，段祺瑞派人到奉天，取回张作霖开出的奉天正金银行汇票200万日元，在天津正金银行兑取大洋162万元，交付冯玉祥。段祺瑞透露：“这次的钱给冯玉祥一百五十万元，是三个月军饷用的。”⁽²³⁷⁾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冯玉祥毕竟是个现实主义者，需要考虑个人及其派系集团的利益，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在直系内部的发展空间受限，自然难免对“三角同盟”的拉拢心动，寄希望于倒戈政变成功后可以有更多的个人政治施展空间，再加上从“三角同盟”方面还可以获得实际的金钱支持。所以，在第二次直奉战前，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已经发生一定的变化，对直系的效忠已然动摇，他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寻求合适的盟友，以达到个人和集团利益的最大化。

冯玉祥在直系内部寻得的同盟者，是其时驻守河南的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和驻守河北的冀南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胡景翼和孙岳早年都曾参加过同盟会，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尤其是胡景翼，在陕西护法运动期间领导靖国军，与靖国军总司令、国民党人于右任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他曾对孙中山表白附直“不过一时权宜”，对孙是“人远心近，始终如一”⁽²³⁸⁾。胡景翼和孙岳在直系内部非主流派，个人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还在1923年直系筹办“贿选”时，“三角同盟”方面即与胡景翼有所联络，计划以大笔款项策动胡部倒直。皖方表示：“接济款项一节，系分为两次。第一次系现在先给以数万元，为该师军官佐搬家之用；余则动手后再付。”⁽²³⁹⁾但因胡军声明“非俟余款二十五万到津后不能实行（因移动军队、添办军需，无款可垫）”⁽²⁴⁰⁾，加以时机不成熟，策动胡军倒戈之举未成。胡景翼投靠直系，与冯玉祥督陕不无关系，双方也因此而有联络，对时局的看法“意见日近”。

当直奉关系紧张、战争阴云聚集之时，胡景翼特意在9月7日前往冯玉祥驻地，探询冯的意见。冯对胡说：“前天我问总统有何预备，曹总统言，冯焕章、胡笠僧（胡景翼）二人拱卫京畿，不啻吾之二虎，即不预备，谁敢侮我？余曰虽有二虎，不与之食，其将何以噬人也？”⁽²⁴¹⁾由此可知，冯已向胡透露其不愿为曹卖命的心态。9月10日，孙岳亦前往南苑冯玉祥驻地晤冯。冯对孙表示：“现今曹吴专政，国乱民愁，余本早下决心，为国除害，只以势单力薄，迄未敢下手耳。”孙岳提议：“胡笠僧（胡景翼）早已不满意于吴，可引为臂助，共图大事。”⁽²⁴²⁾孙并自愿担任与胡的联络工作。经过冯、胡、孙三方的互通声气，取得一致意见，即利用直奉战争之机，发动政变，推倒曹、吴，然后请孙中山北上，解决政治善后问题⁽²⁴³⁾。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吴佩孚已经意识到冯玉祥的态度可能对直系的不利影响，特意致电曹锟的身边人王毓芝和陆锦，提出“鄙意只要冯使果敢有为，至时拟以东三省全权付托之。请密询其意向何如”⁽²⁴⁴⁾。但吴、冯心结已深，故在外人看来，这是“以画饼饵虎豹，欲求其唯命是听，吴之疏愚固极可哂”⁽²⁴⁵⁾。为防冯可能之变故，吴佩孚也作了相应的布置，令冯玉祥统领第三军出古北口，走北线经热河，自西北方向袭奉军后路，并令胡景翼部跟进，对冯部有所监视。此线路途遥远，地瘠民贫，离正面战场较远，或许吴佩孚认为可以减少冯部出工不出力对正面战场的影响，殊不知，吴此举反固冯倒戈之心，因为“行军千余里外荒寒之地，一不给钱，二不给弹，一旦遇敌，不战自溃，岂非故将我军置之死地耶？”⁽²⁴⁶⁾而且胡景翼与冯玉祥已有举事的默契，令胡监视冯，无异使冯先就知晓吴之用心，对吴更增反感，亦说明吴佩孚太过自信，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变生肘腋，冯玉祥敢于倒戈相向。如时人论：“吴氏对于诸人，本不十分信任，故全行调至远地，以免发生后路之危险，一面希望从速克生张作霖，纵使诸人有不利之行动，势已有所不能。”⁽²⁴⁷⁾“推吴用意，对冯疑忌已久，胜不过与以吉林，割绝边地；败则必牺牲其队，更免后忧。冯亦早悟及此，故当令下即向曹婉辞，请另派大军前往。经曹力劝，始开拔北上。而吴不知冯、胡、孙间已有密契，且嘱胡、孙监视冯军，如有越轨行动，并可便宜行事。胡等尽泄于冯。”⁽²⁴⁸⁾当胡景翼部奉命由河南作为援军北上经过通州时，特意将李虎臣旅作为总预备队留驻通州，以随时呼应冯玉祥的行动。

就在吴佩孚全心部署战事之时，“冯玉祥与其同志屡开会议，同时张作霖又与段祺瑞有所磋商，或于军队离京前，双方已具大体协定，虽未决其必然，但一大部之军队，未赴热河，逗留后路一事，确为事实。军队落后，名为筑路，实未前进，以便离京相近也”⁽²⁴⁹⁾。冯玉祥为起事作了周密的准备，他以京畿防务空虚为由，向曹锟建议任命孙岳为京畿警备副司令，并将孙部一个团调进城内驻防，便于起事时里应外合，控制京城；同时派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留住京郊，负责后方安排兼通消息；又将招募新兵编练的三个补充旅，以训练为名留驻后方，便于届时增加己方力量，控制局势。有意思的是，这些在曹锟和吴佩孚眼皮底下的准备行动，却没有引起曹、吴的相应警惕。

冯玉祥的部队因为冯的有意而迟迟其行，9月21日起方从北京陆续启程，23日冯亦离开北京。不过，冯部成一字长蛇阵，且行且止，逶迤前行，移动甚慢，每日行程不过数十里，9月底到达古北口以后即不再动，理由是筹措给养，实则是观察形势，等待时机。冯令沿途各县“修理道路，以备行驶汽车输送军需”，保持道路通畅；又令部队每日演练行军，保持机动，便利随时行动；还派员严查当地向外发出的邮件、电报，“凡关于时事概不能涉及”，以免走漏消息⁽²⁵⁰⁾。在外部联络方面，冯玉祥与张作霖的使者秘密会见，表示“不拟与奉军作战”，“请奉军万勿入关”，并相约“于两星期内回信，在此期限内冯当按兵不动”⁽²⁵¹⁾。冯玉祥与“三角同盟”的另一主角段祺瑞，则通过黄郛和贾德耀保持联络。段祺瑞曾有信给黄郛称：“大树（冯玉祥）沉默，不敢稍露形迹，是其长，亦是短也。现在纵使深密，外人环视，揣测无遗。驱之出豫，已显示不能共事，猜忌岂待今日始有也？当吴到京之时，起而捕之，减少杀害无数生命，大局为之立定，功在天下，谁能与之争功也。现尚徘徊歧途，终将何以善其后也？余爱之深，不忍不一策之也。一、爆之于内，力省而功巨。二、连合二、三两路，成明白反对，恰合全国人民之心理。奉方可不必顾虑，即他二、三处代为周旋，亦无不可。宜早勿迟，迟则害不可言。执事洞明大局，因应有方，尚希一力善为指导之。”⁽²⁵²⁾此函实际是明白告知黄郛如何做冯玉祥的工作，也可知黄郛是冯玉祥举事过程中的深度参与者。段祺瑞的使者、时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的贾德耀与冯部一路同行，也在不断做冯的工作，冯玉祥向他表示“拟请段芝泉（祺瑞）、张敬舆（绍曾）诸位重出，维持大局”，请其“往天津疏通”⁽²⁵³⁾。10月18日，段祺瑞的另一使者宋子扬（曾任第一混成旅旅长）到滦州见冯玉祥，转告段意，“现在乃最须改造之时，若能办到，即当一共和国民于愿以足。”冯回应“若团结力量，可以为之”⁽²⁵⁴⁾。冯玉祥还利用王承斌对吴佩孚剥夺其师长职权的不满，将其计划告知王，“王对冯的主张表示同情，但不愿与冯采取一致的行动，同时声明决不将冯的秘密泄漏给吴佩孚，仅只取得了相互之间的谅解而已”⁽²⁵⁵⁾。10月9日，冯玉祥致电曹锟及直系各将领，指责曹锳、李彦青、王毓芝、王克敏等“朋比为奸，炀灶蔽明，致兵革遍于全国，人民沦于水火，欲靖国事，非将此辈小人一律驱逐不可”⁽²⁵⁶⁾。作为直系的大将，冯玉祥为何在此时以如此直白的语言发出此电颇堪玩味，是他希望以此透露某种信息吗？还是以此有意扰乱各方的视线？值得注意的是，此电并未发给吴佩孚，而对冯玉祥与己方立场如此背离的电文，曹锟和吴佩孚仍未有足够的警惕与因应。据说，电中指责的诸人见到此电后，李彦青谓：“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他要这样同我们过不去。”王克敏云：“不是同我们过不去，他不过借我们发泄罢了。”曹锟看到电报后对他们说：“你们何以同他斗到这个样子，今天子玉又走了，这事怎么办呢？”吴佩孚“亦有所闻，颇为着急，然竟无完善办法以相对付。”⁽²⁵⁷⁾

10月11日，吴佩孚离开北京前往前线督战，同日冯玉祥亦将其总部北移滦平，摆出对奉进攻的态势，实则密切关注战局的走向，选择对发动最有利的时机，确保起事的成功与己方利益的最大化。此时，直奉两军在山海关前线反复厮杀，相持不下，直军渐有不支之势，尚未投入作战的冯玉祥部生力军成为直系取胜的重要砝码，吴佩孚的参谋长张方严向冯发电，告“此间战事紧急，均由二、三军延迟不进所致，倘仍逗留不发，大局不堪设想”⁽²⁵⁸⁾。由此而使冯玉祥判断战局已至最后关头，加以留守京城的蒋鸿遇向冯密报，吴佩孚的嫡系第三师已调至山海关，也使冯玉祥判断其部回师京城不至遇到有力的阻碍。因为“事情很显明，冯玉祥本有倒戈准备固是事实，但起始也不无观望之意。若吴佩孚能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得手，或者葫芦岛登陆成功，则冯的倒戈未必真能实现，甚至可以断定他不会实现。”⁽²⁵⁹⁾至此，冯玉祥遂下定决心，倒戈相向，北京政变的大幕即将拉开。

二　北京政变与奉皖结合

10月18日及19日，冯玉祥连续召集部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开秘密紧急会议，决定行止，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等亦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前方的军事形势和倒戈政变的有关准备事项，冯玉祥正式宣布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推倒曹吴的计划，得到与会将领的一致支持。随后冯玉祥令在大队后方密云的鹿钟麟旅回师京城，会同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旅控制北京；李鸣钟旅回师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路交通，稳固京城外围；在大队前方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旅回师京城接应；胡景翼部自通州进至军粮城、滦州方向，截断山海关直军的退路；孙岳在京城监视曹锟动向并作好内应准备；封锁北京至热河道路，切断两地电话通信联系，扣留吴佩孚派到冯部监军的北京宪兵司令兼前敌执法总监车庆云，以保持行动的隐秘性⁽²⁶⁰⁾。

10月21日，冯玉祥部根据计划开始行动。22日晚，鹿钟麟旅抵北苑，冯玉祥率刘郁芬旅抵高丽营，并在此与应约由北京城内赶来的黄郛会面，商讨政变后的政治善后方案。22日晚，鹿钟麟部已有一团进城，会同孙岳部于当晚12时占领电报局、电话局和火车站，切断了北京与外界的交通通讯联络。23日晨，鹿钟麟部主力入城，在孙岳部的接应下，依序控制了京城各要点。因为事发突然，曹锟完全没有准备，在冯玉祥部队行动的过程中，局势平和，秩序如常，未发生武装冲突。曹锟的总统府卫队及直系其他留城部队被包围后解除武装，曹锟本人被留置在总统府，不能外出，形同软禁。曹锟的四弟、兵站军需总监曹锐和曹锟的亲信、公府收支处长兼兵站军需副监李彦青被捕（曹锐于11月30日服毒自杀身亡，李彦青于12月15日被处决），财政总长王克敏被冯部搜捕，但侥幸脱逃，避入东交民巷使馆区⁽²⁶¹⁾。

10月23日凌晨，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于北苑会商政变诸项事宜。政变成功后，他们在当天联名发表致段祺瑞、孙中山、王士珍、岑春煊、唐绍仪、熊希龄、梁启超、张謇等大老名流及各省军民长官并报馆、社团等通电谓：“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休战之主张。爰于十月二十三日决意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如有弄兵而祸吾国，好战而殃吾民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首都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最关重要，自当负责维持。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²⁶²⁾冯玉祥还发表布告，强调“对于地方之秩序力予维持，而外人之生命财产，更当特别保护。倘有无知之徒，妄加揣测，生事造谣，希图煽惑，定当严密查访，重惩不贷”⁽²⁶³⁾。

冯玉祥发动政变，北京政治变天，曹锟被困总统府，外界无法得知其反应。据时任国务总理的颜惠庆回忆：“9月23日（此处似为颜惠庆记忆错误或译者翻译错误，应为10月23日——作者注），早7时，门房惊慌地将我叫醒，报称：街上不满士兵，据悉为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他曾给警察局打电话，但是电话线已被切断，他深感事态极为严重，故前来通报。我以最快速度起床，试着与警察局、卫戍司令部及内阁同人分别联系。同时遣仆人出门打探消息。仆人从附近探询以后，回来报告，冯玉祥将军回师北京，发表和平宣言，并包围了总统府，请求大总统同意他们的政见。此时，毋庸置疑，‘基督将军’已然发动了他一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政变。这一判断迅速被证实，一位内阁同僚数小时后前来拜访，并希望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²⁶⁴⁾颜惠庆还能做什么？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枪杆子决定他们这些笔杆子该做什么。

果不其然，当天上午孙岳前来拜见颜惠庆，“解释了冯将军回师北京的理由，称冯将军此举是为了国家利益，阻止不必要的流血战争，等等”。孙岳向颜惠庆“严厉要求：必须对吴佩孚大帅撤职查办”。颜惠庆“感到不妥”，认为应给吴体面的闲职。在随后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上，与会者对冯玉祥的“突然倒戈，甚为震惊”，但是“内阁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冯将军的全部要求”。因为“内阁会议尚在进行，突然闯进六七名冯军将校，催逼我们立即颁布命令，声言士兵长途跋涉三天三夜，已疲惫不堪，情绪甚坏，因而，任何的拖延不决，都将给大局带来更为不幸的灾难，枪炮已陈于公府门前，他们只能保证所控军队在下午两时以前不闹事，过此期限，他们不再认为部队还能保持京城的平静与秩序”⁽²⁶⁵⁾。颜惠庆还在24日专门入府，向曹锟“详陈一切，谓熟计利害，只有依允焕章之要求，下停战令与免吴子玉职”。曹锟回应称：“对奉作战，虽系子玉主张，予实成之，要办子玉，先办曹某。”继而孙岳到，向曹锟表示可以保其安全，并可通融给吴佩孚一名义下台，但命令必须发。曹锟无奈，只能对颜惠庆表示：“责任内阁，一切可负责办去，予听君等办理可也。”⁽²⁶⁶⁾颜惠庆遂召集内阁会议，通过各项命令，请曹锟盖印发表，内阁亦向曹锟提出辞职。

10月24日，曹锟通电全国，声明“本大总统受任之初，即以振导祥和为职志，耿耿此心，久经宣示有众。此次用兵东北，实出万不获已，而蕲望和平之志，未尝一日或逾。……兹特申令停战，自下令之日起，两方军事着即停止进行，各守原防，听候中央筹议结束办法，其有抗令不遵者，仍当强行制止，以期促进和平，与民休息。”同时发布总统令：讨逆军总副司令等职，应即撤销，所有山海关一带军队，责成王承斌、彭寿莘妥为维持；吴佩孚免去本兼各职，特派为青海垦务督办⁽²⁶⁷⁾。

关于政变的政治善后，冯玉祥根据其事先的筹划，在政变后即着手进行。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出席者有胡景翼、孙岳、王承斌、黄郛、贾德耀等高级军官和政治幕僚。会议决定：一、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二、召开元老会议，解决国是问题，电邀孙中山、段祺瑞、王士珍、赵尔巽、田文烈、唐继尧等来京出席（其后又加入岑春煊、张謇等）；三、组织临时内阁，摄行国政；四、大政方针，决取新临时政府制，公推临时执政，再召开国民会议，修改约法，不承认国会，不承认曹锟宪法，对曹锟向国会辞职取不理态度⁽²⁶⁸⁾。次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致电段祺瑞称：“惟当军事时期，戎机重要，瞬息万变，督率指挥，宜立纲纪。谨先组织国民军总办事处以统辖，祥等勉从众望，分任总、副司令，专为布置各部队伍。本军大元帅一席，非公莫属，万恳俯念国难方殷，国民属望，即时就职，命驾来京，表率一切，俾祥等有所遵循”⁽²⁶⁹⁾。冯玉祥还在25日发表通电，提出其所定建国大纲：一、打破雇佣式的体制，建设极清廉政府；二、用人以贤能为准，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务；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务求民隐；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谊为根基，扫除一切抢夺欺诈行为；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²⁷⁰⁾。不过，冯玉祥的上述政治主张比较抽象，并无多少可行的内容，难以发生实际的政治效用。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动摇了直系统治的根本，反直“三角同盟”自然是欢迎的。26日，张作霖率先表态，他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言北京政府之收拾，当令段老当之。余将取消东三省之独立，与冯玉祥共辅佐段老”⁽²⁷¹⁾。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等，贺其“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同日孙中山致电段祺瑞，表示“大憝既去，国民障碍从此扫除，建设诸端亦当从此开始。公老成襄国，定有远谟。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藉慰渴慕并承明教。”⁽²⁷²⁾而各方属望的政治中心人物段祺瑞则态度谨慎，“据接近段祺瑞者云，段氏此时将自重，必待各省一致推戴，然后出山”⁽²⁷³⁾。直到29日段祺瑞才电致冯玉祥等，恭维其“所见远大，洞中机宜”，表示“非有彻底改革之决心，焉得民国本来之面目”⁽²⁷⁴⁾。

冯玉祥本为武人，此前并无多少高层政治经验，他的倒戈相向，虽不无政治理想与热情，也有对自身和集团利益的追求，但对于政治的复杂与派系的纠葛，他欠缺实际的体验，政治的本质在于利益的平衡与交换，故当政变后冯遇到实际的问题时，做事的方法和内容都很难行得通。颜惠庆内阁提出辞职后，冯玉祥本意由颜惠庆留任总理，但提出旧阁中的直系成员不能留任，被颜“断然拒绝”。其后他属意的王正廷和张绍曾，也都担心在政治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出任总理将是吃力而不讨好，婉言谢绝。最后才由各方妥协，请与闻政变事的教育总长黄郛出面组阁。10月31日，黄郛组阁告成，黄自任代总理兼教育和交通总长，王正廷任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奉系人物王永江任内务总长，王乃斌任农商总长。但因为张作霖对冯玉祥控制北京政府人事不满，王永江和王乃斌都未到任，内阁人事缺乏代表性，不过临时安排而已，其职权实际有限。

黄郛内阁成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摄行总统职务，二是驱逐溥仪出宫。

曹锟自北京政变发生后即被软禁在总统府，不能与外界联络，只能听命在各种需要以总统名义发布的文件上盖印，扮演着傀儡总统的角色。不过，因为吴佩孚还在领兵坚持，新阁尚未成立，大局似仍处混沌之中，故曹锟没有立即请辞，仍表现出恋栈之意。而冯玉祥毕竟出身直系，曾受惠于曹锟，曹于冯有知遇之恩，故考虑到各种内外因素及人言可畏，冯玉祥起初也没有下决心剥夺曹锟的总统职位。在直系内部，冯玉祥主要是对吴佩孚不满，视曹锟为“忠厚长者，但左右均群小耳”。“总统不看报，所以有人骂他亦不知也”⁽²⁷⁵⁾。冯玉祥在政变前对曹锟还没有完全打倒的决心。政变发动前夜，黄郛到密云高丽营与冯玉祥密商有关事项时，冯玉祥所拟之文告通电，“仅将内战罪名加在吴佩孚一人身上，对曹锟仍称总统。”黄郛认为：“国民军倘不过为清君侧，未免小题大做了。”“冯以为然，临时请另拟稿。”⁽²⁷⁶⁾然而这份黄郛所拟的通电文稿，也没有点出曹锟之名，可见冯玉祥还是为曹锟留有余地。23日政变发动之后，冯玉祥在个人署名发表的布告中，还称呼曹锟为“大总统”，称自己是“为国除暴，不避艰危，业经电请大总统明令惩儆，以谢国人，停战言和，用苏民困，起国内之贤豪，商军国之大计，和平解决，指日可待”⁽²⁷⁷⁾。直到形势发展渐趋明朗，新阁成立，特别是担心吴佩孚借曹锟名义继续生事，扰乱政局，冯玉祥方认为：“总统就任以来，除祸国殃民外，无可述者，今又为吴佩孚号召之资，已成将来乱源，是为人民与国家计，非将曹氏推倒不足救国也。”遂改变对曹暂不置理的态度。10月31日，黄郛内阁组成的当天，冯玉祥对王承斌言：“曹氏不去，吴终拥之以号召各省；吾作此事，明知未免逼曹太甚，论私交则有不安，然为救国救民，又不得不以公废私也。”冯玉祥授意王承斌往见曹锟，“请其宣言退职，内阁另行改组”⁽²⁷⁸⁾。

冯玉祥在政变后控制着北京，他对曹锟态度的变化，曹锟自不能不感知并遵从。11月2日，直军已经全线溃败，退到天津的吴佩孚难以支持，形势的发展已不容没有了武力支撑的曹锟继续赖在总统之位，曹锟才不能不向国会觍颜提出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称：“本大总统谬承国民付托之重，莅职以来，时切竞竞，冀有树立，以慰国人之望。无如时局多艰，德薄能鲜，近复患病，精力不支，实难胜此艰巨之任，惟有请避贤路，以谢国人。”⁽²⁷⁹⁾此等辞职通电不过是例行公事文章，也根本没有经国会讨论，因为政变后的国会已经在声讨贿选的谴责声中失去其合法性存在的空间，也没有人还拿国会当回事，冯玉祥已决定“不承认国会”，曹锟向国会提出辞职，只是为自己的下野寻求个人面子的合法性解释而已。但是，辞职下台并不能恢复曹锟的自由身，曹锟下台后与其妻妾、子女、仆役等全部移住南海延庆楼，由陆军部与京师警察厅派出军警严密监视，实际仍处软禁状态中，直到1926年4月10日重获自由。也就是说，曹锟花了大笔的钱财、靠着武力的支撑才当上的总统，结果因此而失去自由的时间比他当总统的时间还要长若干时日⁽²⁸⁰⁾。从上台到下台，曹锟在总统任上做了一年又二十四天，他也因此成为北洋时代最短命的一任总统⁽²⁸¹⁾。曹锟的上台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贿选，他的下台仍是以武力为后盾的逼迫，枪杆子的支配性始终如一，不同的是，与过往拥戴总统上台和逼迫总统下台至少还是不同阵营所为相比较，拥曹锟上台和逼曹锟下台的，都是同一阵营的成员，说明北洋时代军阀政治无序化的恶性发展，曾经的派系忠诚和首领忠诚亦不复牢固，军阀统治的派系基础已然动摇。

曹锟辞职后，黄郛内阁摄行总统职务，在各派系尚未建立相对稳固的平衡关系之前，北京政府的地位亦不稳固，可做的事有限，新政府做成的仅有的大事，是驱逐前清废帝溥仪出宫。

民国成立后，根据清帝退位时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以废帝溥仪为代表的前清王室仍然留住北京紫禁城前清皇宫，继续保留宣统皇帝的尊号和小朝廷的威仪，各路遗老遗少络绎不绝来此对废帝顶礼膜拜，甚而演出过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的闹剧。冯玉祥入都发动政变后，为了凸显政变的“正义”与“合道”，决定立即驱逐溥仪出宫，以免段祺瑞“来后重生枝节”⁽²⁸²⁾。

11月4日，摄政内阁通过修改后的《清室优待条件》：一、大清宣统皇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二、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三、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清宫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²⁸³⁾。5日上午，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会同社会名流李石曾等，带同军警前往紫禁城，召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传达《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要求溥仪废除尊号，即日出宫。溥仪没有能力拒绝这些条件，只有全盘接受，于下午3时许在鹿钟麟等陪同下出宫，移居后海前清醇亲王载沣府邸。6日，摄政内阁决定设立由各界知名人士及学者名流和清室代表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李石曾为委员长，负责清理接收清宫文物、档案、财产，以便以后“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重久远”⁽²⁸⁴⁾。

驱逐溥仪出宫事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多数社会舆论表示支持，但也有清室遗老表示不满，并通过溥仪的洋人教师庄士敦向外国驻京公使团说项，意图缓和。驻京外交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与英、日公使遂于5日晚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总长王正廷答称，政府将保护溥仪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天津来人说，段祺瑞听到此事，气得将身边痰盂一脚踢翻，大骂摄阁不解事，将公开反对”⁽²⁸⁵⁾。其后段祺瑞致电冯玉祥，责以“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往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条件不无剌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议之可也”。冯玉祥复电辩称：“清室为帝制封建余孽，复辟之祸，贻羞中外，张勋未伏国法，废帝仍存私号，均为民国之耻。留此孽根，于清室为无益，于民国为不详。此次移入私邸，废去无用之帝号，除去共和之障碍，人人视为当然。除清室少数人仍以帝号尊荣者外，莫不欢欣鼓舞。”张作霖亦声言将会同提出此事，询冯真意所在，再定处置方针。11月8日，摄政内阁通电全国，说明原委，解释误会，电称：“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沿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列为笑柄。……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密保护。从兹五族一除，共和基础，固如磐石。”⁽²⁸⁶⁾

驱逐溥仪出宫事虽然得以顺利进行，然而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质疑态度，却说明冯玉祥在反直阵营内部并无特别的权威，摄政内阁的地位并不稳固。11月14日，黄郛循例宴请驻京外交团，意图得其祝贺和承认，但除苏联之外的各国使节均未出席，致宴会不得不临时取消，也说明列强对北京政治的走向仍在观望之中。北京政变发生前，反直各派在推倒直系统治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政变成功后，如何处理政治善后事宜，则各派各有其利益，各有其主张，对于这样复杂的政治局面，实际是本为武夫出身、军事实力尤其是政治实力有限、也欠缺政治经验与手腕的冯玉祥难以把握和控制的。

直系在北方的军事失败之后，张作霖一跃而为北洋军系中实力最强者，奉军收编直系部队，实力大增，而且违反与冯玉祥达成的不入关前诺，大举入关，控制了天津及北京周边地盘和交通线，实力超过冯玉祥的国民军，并有向北京发展的强烈动力，因而对冯玉祥构成相当大的压力。只是因为政治上的考虑，张作霖暂时还无意直接走上前台，而是力推段祺瑞出山，执掌北京大权。作为反直“三角同盟”的主角之一，段祺瑞在直皖战后即长居津门，间或操弄政治，因为其军事实力有限（卢永祥刚刚在江浙战争中失败，使得段祺瑞更无可依凭的军事实力），段祺瑞主要是以其北洋资深经历和广泛人脉关系发挥作用，从黄郛和贾德耀在冯玉祥政变过程中的参与度，亦可知资历和人脉对政治运作的重要性。北京政变发生后，段祺瑞表面淡定，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欲望，而且故作姿态，向冯玉祥表示，“鄙人野居四五年，识见尤为不广，恐无补于时艰，希努力策划，以竟全功”⁽²⁸⁷⁾。但在实际上，皖系下野军人政客纷纷发出通电，推举段祺瑞“德望崇降，举国成钦”；“再造民国，万流宗仰”；“务望一致电催出山，速解纠纷，共谋善后”⁽²⁸⁸⁾。实则为段祺瑞复出造势。张作霖需要利用段祺瑞作为政治缓冲和过渡，冯玉祥需要借重段祺瑞在北洋军系的资望，即便是南方各省的直系部将，如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等，出于因应变局、暂求自保的目的，也推崇段“勋望德业，久为中外所推崇，亟应恳请出山，以维大局，而定人心”，希望“段吴合作”，维持大局，而对北京摄政内阁则取不承认态度⁽²⁸⁹⁾。一时间，段祺瑞似乎成了不能不出山以解决时局的各方属望的中心人物。如时论所言：“段祺瑞蛰伏多年，在这次政变后，忽又成收拾时局的惟一人物，政变主动诸人拥段，张作霖拥段，中立各省拥段，甚至失败而去的吴佩孚也有对段屈服的表示，长江各省本为吴系，亦乱言尊段，照这情形看来，在今日实有非段出山不可之势。”⁽²⁹⁰⁾其因如上海日文《日日新报》所分析：“冯玉祥虽一时入京握有中央政权，然拥兵数万，仅限近畿地方而无地盘，知难长久维持，乃求段氏出山，权依其名以号令天下，俾早日收拾时局。张作霖之目的，在于歼灭直系势力，不与吴佩孚以再起之余地，其所惧者为吴纠合长江之势力，出于拥段之态度，而贻留他日之祸根。冯等欲利用段氏以固本派之地位，奉张亦欲利用段以收战胜之全攻。而段则乘张冯之拥戴，而握天下之实权，表面均标榜和平妥协，而实则角智以竞取权势。”⁽²⁹¹⁾

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政治主张似奉鲁近合肥，冯胡孙近中山”⁽²⁹²⁾。孙中山虽为反直“三角同盟”的一方，在北京政变成功后却被边缘化，只是受到表面的尊崇，实则并不能与闻北京核心政治。故孙中山在应邀由广州北上途中，在日本神户欢迎会上演说时曾表示：“当北京初次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像真有革命的色彩。后来我由韶关到广州，由广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到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像革命的运动。到上海住几日之后，北京情况更为之一变。”⁽²⁹³⁾在此情况下，段祺瑞似乎自然成为解决北京政局的中心人物，对此他一方面表示：“至余个人，纵令反直派全获胜利，余亦无违反平生素志，即入京指挥一切之意，世人往往传说，曹锟一倒，余必入京，是诚出于本人意外。”另一方面又表示：“惟是余亦国民之一分子，如中国舆情非要余出庐不可，余亦不辞为最后的牺牲，而与南北同志努力共图时局之安定，盖此实国民之义务。惟在今日遽行发表，似嫌尚早耳。”⁽²⁹⁴⁾显然，段祺瑞已经做好出山的准备，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博弈则决定着段祺瑞的政治命运，不过至少在北京政变成功之初，段氏还是为张、冯两方共同接受的人物，然就段祺瑞而言，则又亲奉而远冯。据时人观察，“合肥对冯颇不满意，一时暂不入京，独守九门，对于冯代表曾发一问题，焕章此举是革命抑政变？冯代表不能答”；“合肥刻下态度外似旁观，实则积极进行”⁽²⁹⁵⁾。“奉恃胜而骄，嫉冯派据京发令，隐蓄入京排冯意。冯在津虚与委蛇，内已暗有戒备”⁽²⁹⁶⁾。张、段、冯三方在政变刚刚成功之时即已暴露出政治的裂痕。

11月10日，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在天津段宅会议，讨论善后安排。段与张主张趋近，而冯玉祥原本在政治上并无坚持一贯的主张，摇摆不定，面对段、张联手，自己势孤力单，不得不放弃原先迎孙北上、孙段合作、召开和平会议等主张，改拥段祺瑞出山。15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与张作霖、卢永祥联名发表通电称：“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推戴，业经一致从同。合肥虽谦让未遑，然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公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²⁹⁷⁾其后，张、冯、卢等又多次表示，请段入京，主持一切。经此一番周折，段祺瑞算是为自己挣足了面子，不再故作姿态，而是于21日通电全国，表示“革命既已，百废待兴，中枢乏人，征及衰朽。祺瑞自顾疏庸，讵胜大任。乃电函交责，环督益坚。不得已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入都，就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职，组织临时政府，斯维秩序”。至于其后之措置，则“拟组织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针为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援美国费府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期以三个月内齐集”；“会议完成之日，即祺瑞卸责之时”⁽²⁹⁸⁾。

11月23日，摄政内阁辞职。24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不设国务总理，由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召开国务会议议决即行。段祺瑞在就职通令中表示，将“刷新政治，整饬纪纲，所望官吏士民，协力同心，共臻治理”；“所有从前行政、司法各法令，除与临时政府制抵触，或有明令废止者外，均仍其旧”；“所有京外文武官吏，均仍旧供职，共济时艰”。张作霖亦于当日入京，同时有大量奉军随同入京，使冯玉祥备受压力，他“要抵挡撤回的直军，周旋进关的奉军，和打隙的皖系。……三军各有弱点，而二三两军为其累多而助少，二军的纪律与欲望尤可议。对方乘其弱点，弄得国民军本身秩序渐乱”。因此，冯玉祥“从天津回京，闷不作声，他有拿不起放不下之苦”⁽²⁹⁹⁾。24日，冯玉祥发表通电，表示“平和可望，改革可期”，“宣告解除兵柄，决心下野”，以此暂时回避现实的矛盾，并对外表示发动政变并不为个人谋利⁽³⁰⁰⁾。至此，经过政变后的一番纵横捭阖，各方政治力量形成新的组合，奉系和皖系携手主导北京政治，张作霖拥有最大的话语权，段祺瑞走上前台，孙中山被供为元老，冯玉祥退居幕后，也就是在这样的暂时平静之中，酝酿着新的矛盾和战争。

三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终结与北洋军系的走向

10月23日冯玉祥部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时在山海关前线的直军仍在与奉军作殊死战，并未得知消息。当天下午吴佩孚获悉政变消息时，“尚疑而未信，以为诸将皆在前敌，何此电自京拍来，定为他人所捏造，即电冯探寻真相”。冯玉祥回电云：“民六以还，战事迭兴，民生日蹙，国计日艰，揆诸事实，不忍再战，故有联衔通电，主和停战。惟为一时权宜计，事先未及电商，殊为抱歉云。于是吴氏之态度，弥为惶恐不安矣。”⁽³⁰¹⁾

得知北京政变的实情后，24日，吴佩孚在秦皇岛直军总部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因应方略。吴佩孚对冯玉祥此举极为恼怒，决定亲率直军主力第三师及曹锳第二十六师一部火速转往天津，进行讨冯作战，并急电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等南方直军将领，调集直军增援北方；至于山海关前线作战，决定由援军总司令张福来代理直军总司令，部队采取守势，不主动出击，亦不主动撤退，俾拖住奉军，争取时间，以利再战。对于吴佩孚的决策，与会将领不无异议，盖因当时直军与奉军经多日苦战，已显疲态，如果北京政变消息传开，而主帅又离队，则部队群龙无首，将致军心动摇，势将牵动全局，有失败之虞。负责山海关前线作战的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的参谋长李藻麟提出：“在此危急关头，全军主帅万不可离开部队，应当集中兵力迅速将当前的敌人击溃，然后挥师南下，以天津为根据地，召集各省援军，以解决北京问题。”但吴佩孚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他对冯玉祥倒戈的仇恨超过了对奉作战的急迫，在他的坚持下，诸将领对其作战方案卒无异议⁽³⁰²⁾。不过，此后战局的发展说明，吴佩孚此举确为导致直军在山海关前线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

10月25日，吴佩孚在秦皇岛发表通电，声称曹锟“由京特派密使来岛，述同前情，并传谕语，冯玉祥已派兵包围公府，本大总统受暴力围逼，完全失其自由，特命吴总司令佩孚，星夜率兵入卫，号召全国忠义会师讨贼，匡复京国。所有一切征讨事宜，均著吴总司令承制处分，便宜行事”。通电责冯“未闻遗矢相加，先已倒戈相向。朋友之交，犹耻二三其德，况以身所尊事之中央，法所产生之元首，视等弁髦，放肆幽迫，在国法为大逆，在个人为不义”；声明“奉元首密令，剪除凶逆，必不使艰难恢复之法统，合法建置之政府，任一二人颠覆以尽。所有冯玉祥之倒行逆施，反道败德，应与张作霖同科。爰一面激励前敌将士东讨外叛，一面分领大军，会师畿辅，清除内奸。”吴佩孚还以曹锟名义任命李景林为东三省巡阅使兼奉天督军，胡景翼为热察绥巡阅使兼第三军总司令（此时吴尚不知胡也参加了政变），刘镇华为陕甘新巡阅使，王怀庆为陆军检阅使兼西北边防督办。对于曹锟在北京所发停战令及免吴职等令，吴佩孚通电指“其为捏造，不辨自明。且该伪令首尾皆与程式不符，显由伪造者不明公式，尤不啻自逞供状。佩孚既奉元首密使传谕便宜行事，贯彻戡乱，对于此等伪令，理合声明，以彰逆迹”⁽³⁰³⁾。其实，曹锟所发各令，虽为被迫，却非“捏造”，事有各方资料回忆所证，倒是吴佩孚所言曹锟“密令”是其自说自话，有“矫诏”之嫌，因为曹锟当时已在冯部严密看管之下，不可能再派密使外出传旨。

25日晚，吴佩孚率部离秦皇岛，26日午抵天津，在北仓车站设司令部，部署讨冯军事。不过，此时吴佩孚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缺兵少将，直军北方主力集中在山海关，南方主力距离遥远，他能够动用的兵力只有从山海关带来的第三师和第二十六师一部及临时征调的潘鸿钧第一混成旅，总数不到两万人。为了增厚兵力，准备决战，吴佩孚下令调驻保定的曹士杰第十六混成旅北进驰援，同时令调江苏、浙江直军一师二旅沿津浦路北上、河南、湖北直军一师二旅沿京汉路北上。为了稳固直军军心，吴佩孚还致电直系各省，通报“此间前方战事连日极称得手，可勿顾虑。当经通电各省，一致申讨”⁽³⁰⁴⁾。

但是，形势的发展完全不似吴佩孚预期的那般乐观。北京政变和吴佩孚离开山海关的消息传开后，山海关前线的直军军心涣散，阵脚大乱，奉军乘隙在直军后方发动攻势，胡景翼部配合奉军行动，奉军一路进展顺利，直军防堵失利，步步后退，26日奉军占迁安，28日入滦州，直军“弃械奔逃，全部溃散”。奉军控制了京奉路，切断了直军后路，山海关方向直军陷入重围，上下均惶恐不安，防守已有崩溃之像。

10月30日，奉军第三军张学良、郭松龄部在山海关前线发动总攻，直军官兵无心再战，丢兵弃甲而退。奉军由后路突破至秦皇岛直军总部，代总司令张福来率先登轮而走，山海关正面直军腹背受敌，防线土崩瓦解，彭寿莘等亦登轮出走。山海关战线的直军全线溃败，除了四千余人随张福来出走之外，十余万部队都被奉军缴械，状似“全然无指挥之乌合之众，将校兵卒均面庞瘦窭，形如饿鬼，步履不整，踉跄而行，睹其现状，令人追想其累日恶战苦斗，饥寒交迫之窘状，而为之心悸也”⁽³⁰⁵⁾。热河方向的直军更无战斗力，王怀庆早无心抵抗，将所部交奉军收编，自己只身下台去天津闲居。

山海关前线直军崩溃，奉军和国民军分路进迫天津，吴佩孚统率的驻津直军陷入两面夹攻，态势不利。前内阁总理张绍曾在27日到访天津吴佩孚总部，意欲调停，他对吴佩孚言：“君与冯同为中国军人模范，且同为我亲家，万一冲突，必有一伤，殊非我所乐闻。且曹系无聊之徒，拥曹徒失人心，勿效妇人之仁，矧又师出无名。”曹锟之弟、第四军总司令兼二十六师师长曹锳亦主张言和。但是，张绍曾转达的冯玉祥停战条件是曹锟下台及吴佩孚率第三师赴青海任职，不为吴佩孚所接受，张绍曾的调停未果，吴佩孚与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恩怨仍然只能交由武力解决⁽³⁰⁶⁾。

自10月30日起，直军与国民军在京、津间开始接战。31日，奉军及国民军向直军发动全面攻势，面对对手的四面围攻，直军力渐不支。吴佩孚调动的直系北上援军，因山东和山西当局态度的变化而无法赶到前线。山东督理郑士琦和山西督理阎锡山与张作霖和段祺瑞秘密勾连，背直而投奉、皖，他们出兵切断了津浦路和平汉路，分别堵塞了直系苏浙援军和豫鄂援军的北上通路。面对如此险情，吴佩孚虽图继续抵抗，无奈前方直军已呈瓦解之势，11月2日国民军攻占杨村和北仓，吴佩孚自海上后撤的通路也受到奉军威胁，曹锟已在前一日宣布辞职下野，列强驻津领事团警告吴佩孚不得在天津周边20里以内作战。国民军攻下北仓后，吴佩孚设在新车站的总部已闻炮声，“其部属各军官及参谋等均劝其逃，反为吴所申斥，大骂各人无用，并声宣无论如何，必不逃走，且定须见冯一面，纵被枪毙，亦所不惜云云。然而劝吴先行逃避再筹办法者，不胜之多。吴更怒不可遏，即向众人曰：‘汝曹怕死可各自逃生，予不追究。’说毕即命总司令部所属之八大处各办事人员自行漫散。至晌午时候，仍留车中吴之作陪伴者，只有蒋方震及白坚武等十数人而已，其余所谓戒严司令部与各路之司令办公处等，皆一哄而散，门外所挂之牌照亦皆不翼而飞矣”⁽³⁰⁷⁾。

当吴佩孚处在危急状况时，11月2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访吴，提议“调停直奉之道，莫便于请段祺瑞之援助。……段氏与吴将军本有师生之谊，吴将军为国家前途计，应一扫从来隔阂之感情，投入段氏之怀抱，以发现彼此之妥协点，请将军慎思之”。吴回应称：“若从贵总领事之言，为一时之权宜计，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之谓何？且臣节由此而坏，何得任国家之重寄乎？”吉田茂又通过吴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劝吴避入日本租界，吴则答称：“战败而逃入外国租界，偷安一时，实与余平时主张相反，且有辱国家体面，尤为余所不取，纵余不幸玉碎于此，亦毫无托庇租界以谋瓦全之心”⁽³⁰⁸⁾。不过，吴佩孚虽有意坚持，无奈大势已去，无可再战。11月3日晨，吴佩孚被迫率直军残部数千人，转移至塘沽，下午登轮南下。“当吴佩孚离新站前，曾用电话召直军在津各重要将领，及杨以德（直隶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长）、卞月庭（直隶商会会长）诸人，无一至者。车至老站后，又派人召曹锳（直军第四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六师师长）、靳云鹗（直军第十四师师长）、杨以德，均未至”⁽³⁰⁹⁾。于此也可见形势比人强，以吴佩孚之强势，最终也只能落荒浮海而逃⁽³¹⁰⁾。其后奉军进驻天津，历时五十天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至此结束。

时移势易，第二次直奉战争奉胜直败的结局与两年前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结局正好相反，其首要原因当与冯玉祥倒戈直接相关，正是因为冯玉祥在直、奉两军僵持不下的关键时刻，临门一脚，改变了战场形势及双方心态，将奉军送进了胜利的大门。冯玉祥此举背叛了北洋军系内部以地域、部属、出身、亲朋等关系划界而形成的派系分野，背叛了此前北洋军人对于本系统大体仍能保持忠诚的传统，模糊了系别的界限，也开以后北洋军系内部更为机会主义的派系分化组合之先河，从而为北洋军系的命运带来了新的变化。此固与冯玉祥个人经历与性格有关，也与吴佩孚的识人与因应有关。冯玉祥出身贫寒，历经戎马，具有强烈的个人进取心与对人事的个人好恶，并为适应形势的需要，而有权变之性格。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人固不可不忠厚，但太忠厚亦不能成功，盖战争之事不可以厚道待敌也。”⁽³¹¹⁾北京政变时期的外交总长顾维钧认为，“那次政变是冯玉祥将军受个人野心驱使并掺杂了他对吴佩孚将军的某些宿怨而贸然作出的行动”；“像那时期中国所有的实力雄厚的军阀一样，冯玉祥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将军，极欲获得政权，以统治中国”⁽³¹²⁾。诚为持平之论。然冯玉祥之倒戈亦表明，吴佩孚欠缺识人之明与用人之能，当冯玉祥已经与吴佩孚心存芥蒂、矛盾日深且并无明显变化之际，吴佩孚仍然令其统率大军、独当一面，并不说明其胆大心细、知人善任，而只能说明其自我膨胀、太过自信，因为他“认为战胜奉军如操左券，更以为其间纵有心怀异志之人，赖有曹锟德信维系，料无易动也”⁽³¹³⁾。结果为此而受牵累致全军溃败亦不为过。

不过，在冯玉祥倒戈的过程中，最令时人困惑不解的是，为何直系方面无论是曹锟还是吴佩孚事先未得任何警讯，致北京城一夜变天。据曹锟下属特工人员的情报：“据与段祺瑞有密切关系的人语，冯玉祥昨派密使赉亲书谒段，谓老师之言均铭膈肝，此次战争，全因子玉一人骄傲所酿，子玉不除，则北洋派团体难成。北洋派不团结，则中央政治根本不能确立。予际此机会，受公民之付托，愿率三军为讨伐吴子玉之先驱，惟此亦不易，需费甚多，前次李氏携来之款，不敷分配，拟请再备数十万分之，以应急需，……又胡将军（胡景翼）及王将军（王承斌）均以默然，再已奉闻。”⁽³¹⁴⁾于此说明，曹锟和吴佩孚事先应能够得知冯玉祥动向的有关情报。何况即便是冯玉祥刻意保守秘密，但事先的策划难免有所泄漏，而举事时数万大军历数日的行军，何以能蒙住多方的众多耳目，有待更多的资料释疑解惑。时任国务总理的颜惠庆认为：“显然，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降临，完全出乎意外。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大队人马从热河返回，内阁竟然没有得到卫戍司令的任何通报，冯军就已开进北京城。事后，卫戍司令（时任京畿卫戍总司令聂宪藩）自称，他事前也全然不知，只是当日早晨起床后，在他家附近的墙上看到冯军士兵张贴的告示，才得知事变。他的情报系统就是这样的无能！”⁽³¹⁵⁾又如时任国会议员的刘以芬认为：“冯既失欢于吴，何以竟能使之不疑而重用之，及稍被疑，何以又能使之，不加防范而纵任之，且由前线返京，全师移动，历时四日，曹、吴岂无耳目？何以能一手障天，漫无人觉，则冯之倒戈伎俩，亦可谓出神入化矣。”⁽³¹⁶⁾

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原因，除了冯玉祥倒戈之外，军事上的技不如人和战略战术的失误亦不在小。

据时人的分析，第二次直奉战前，直、奉两军人数“在前敌者两军大约相等”；军械“两方情形，均甚复杂”，“两方供给之能力，似无大差别”；奉厂“能力实出直军各厂之上”，“奉军能从大连输入日本军火，其便利亦非直军所能与比”；空军，直军“旧式小机为多，未必全能适用，其战斗之能力，或不及于奉军”；总体而言，“军队之训练，军械之供给，两军相等，后方组织之不备，侦探之不灵，两军亦相等，军饷之丰裕，直不如奉，统帅之威信，奉不如直，胜败之数，半在地势之利用，半在攻守之得宜”；“直军经济较窘，利在速战”⁽³¹⁷⁾。此言大体不虚，直奉两军实各有优长，然据后人研究，直奉“双方对军备的重视显有差等，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时，奉军军火无论种类、数量及品质均超过直军”；“虽然军备问题并不是直系失败的唯一原因，但无疑地它是直接影响了直军的战力”⁽³¹⁸⁾。在军械供应方面，直军“不特枪炮诸感不足，尤其子弹更形缺乏，除向汉阳、巩县两兵工厂尽量调拨外，又向晋阎索得子弹六十万发”⁽³¹⁹⁾。尤其是炮兵和空军，直军与奉军更有差距。当直、奉两军交战时，“讵料奉方炮队之精良，乃为吴氏梦想不到者”；“奉方炮队所以如此厉害者，因其射击力比直方炮队远一英里也”；“只见山崩地陷，血肉纷飞，一片火光，直冲霄汉。直军将士面如土色，勇敢如吴氏，一时亦手足无措”⁽³²⁰⁾。奉军用飞机向直军撒放传单，对于瓦解直军士气亦有成效。故杨宇霆认为，“飞机辅助作战，于必要时用之，效验甚大，兹在榆关、秦皇岛所用，即其明证”⁽³²¹⁾。

如就纯军事作战的得失观察，“奉胜而直败，据参观山海关战线之外国武官所言：（一）奉张作战，纯采新式，吴佩孚仍用旧式战法。（二）关于器械粮食，奉方皆准备于年前，均无断绝之虞，而吴佩孚皆临时采购。（三）奉军迫击炮极多，用高弧线之瞄准法，成三角形而射入直军战壕。（四）奉军所用之飞机，翱翔空中，声浪极微，所用之机关枪大炮均系新从俄、德两国购买，而直军多系中国汉阳兵工厂所制。（五）吴佩孚所招募之少年军，皆在阵后掘小战壕，用炮轰击退却之直军，故直军死亡倍于奉军。（六）奉军人人耐寒，棉衣被囊一一齐全，而直军反之不能忍冻。有此六因，纵无冯玉祥之倒戈，直军亦殊难获胜云。”⁽³²²⁾

直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始终受困于经费困乏，后勤不继。“曹但知招吴出战，所有军需军械略无准备，一及战令齐下，各军出发，既无开拔之费用，复鲜补充之械弹，一视奉军之素有余财，又得外援，而甲坚兵利，士饱马腾者，不可同日语”；“吴来京二十余日，终日忙于筹款，徒生滋扰，无补拮据。正在焦灼间，而九门口军事失利之耗传来，总司令立须赴前线督战，苦于纵有萧何，关中亦实无饷可转”⁽³²³⁾。据彭寿莘报告，“军兴以来，视察沿途情况，一般农民，悉畏惧而逃亡，地方亦不出而帮助。究因于兵站，设未完备，粮秣不完，就地购办，设任非其人，则强派夺取，情所不免，仍属供不给求。而军队宿营，难望士饱马腾，势必四出搜求。兼之大车出口，道路困难，大车车卒，均不敷用，沿途拉夫牵畜，搜罗食物，种种情形，民不堪命，民心一失，前途何堪设想”。他建议“速派妥员，携带巨款，广设兵站，多备粮秣，以免军队之扰民”⁽³²⁴⁾。直军最后的失败亦说明军械及后勤供应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意义。

作为直军的主帅，吴佩孚确实曾经表现出北洋军人中难得的军事作战和指挥才能，而且讲究身先士卒，历经护法、直皖、援鄂、直奉等大小诸役的考验，并非浪得虚名。然凡事皆有两面性，正因为此前吴佩孚身经多战，胜多负少，也养成了他自信傲慢、刚愎自用的个性。如时人所论：“吴氏在直系中，虽俨然有首领之资格，操有支配全局之实权，本系诸将，皆屏息听命，不敢有所抗，然此特表面上之情形耳。实则吴氏平日待人过严，常予人以极不堪，诸将中怨之者颇不乏人，惟以伏处积威之下，莫如之何。今兹直奉战事既再作，吴氏有不能兼顾之势，实天赐彼等以一修怨雪恨之好机会，因之群相连合，推冯氏为盟主，而向吴发难矣。”⁽³²⁵⁾在战事进行的关键时刻，冯玉祥倒戈，吴佩孚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对冯玉祥的仇恨压倒了对大局的把握，轻率地率部离开前线，分兵出击，导致直军兵力分散，顾此失彼，且直军主力在山海关前线失去主帅，被各个击破，土崩瓦解。如果吴佩孚当时能应部下所求，在山海关前线收缩战线，坚持待机，或可赢得一定的转机。而且吴佩孚对于直军周边的大态势事先关注亦不够，及至战事危殆之时，直系甚而连近在咫尺的山东和山西两省都不能控制，致其出兵直军后方，切断直军后援通路。这也说明吴佩孚或许是不错的军事战术家，但不是优秀的军事战略家。

吴佩孚的谋士白坚武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评论是：致败之远因，因内部分裂，不谙远交近攻之方略，用人治军不明新陈代谢之旨。“然使当时内部无失策之表现，山海关激战之结果，再有二三日直军一出关，而全局解矣。不幸而参谋长张方严告急二三军之电私行发出，自有此一电，而冯之倒戈意向始定，祸机一发，全局遂不可问。……实则当时战情并不如电所言，三军观望本意中事，视正面战事进退以为变化。设无此电以为制命伤，奉军损耗十有七八，再战二三日直军出关，则百无问题。功败垂成，斯非人谋不臧，抑或有天意存焉？当吴返节天津之时，全军实力俱在，前方藉使将领稍尽职责，即不能攻犹可言守，保持实力正有其法。乃吴返津数日，各将领俱擅离军位而逃，至使全军一溃而不可收拾，以是可窥直军乏新陈代谢之改革，内先自腐矣”⁽³²⁶⁾。吴佩孚的对手对吴的评论则是：“吴佩孚指挥作战的习惯是，如遇某部在战斗中受到挫折，必躬身驰往战场，调兵遣将，弥补缺陷，因之尚能补救于一时，制胜于一时，使战役稳定，转危为安。因此吴佩孚本人具有极强的威慑控御力量，受挫部队的官长仍能尽力整饬部队，听候使用，决不敢任意放弃职守，临阵脱逃。但这种指挥办法必须是他本人执行，若以他人代替指挥，断无此等威望，势难驾驭；若一旦失利，局势便无法控制，最终导致失败。山海关战役，张福来代替指挥，正中此弊。张为人敦厚和蔼有余，而才干魄力则不足，至于威慑控御力量更是谈不到；是以吴佩孚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不肯采纳部属意见，转守为攻，反而轻率离开战场，致使几十万大军群龙无首，士气顿然涣散，一败涂地，全军覆没。”⁽³²⁷⁾两方面的评论对吴优长与不足的分析大体相同，诚为持平之论。

不独吴佩孚，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直军将领，除了彭寿莘、冯玉祥等“有勇善战”，余“每多庸懦无能，不堪一击”。而且直军来自各个不同系统，临时调集行动，平时甚少协同训练，素质参差，“各有利害，皆不足恃”；“同床异梦，坐观风色。故而今日之事，惟期旗开而得大胜，尚可随处逢源，锦上添花，否则即将瓦解沙散，一败涂地”⁽³²⁸⁾。由此而观之，直军在此战中的表现恰似两年前的奉军，而与奉军两年以来的整军经武、力求精进、团结一致确有差别。如后来研究者所论，“在一系列的川、湘、闽、浙、苏、粤战争之后，直系是一支疲惫、穷困、内部分崩离析的军队，饷械和斗志都很缺乏”。“奉军的军械充足，装备训练都比较好，斗志也比较高，这是张作霖两年以来蓄意报仇的结果”⁽³²⁹⁾。

直系内部的凝聚力本就不及皖、奉两系，控制中央政权后，因为政治利益的分割不均，直系内部更是矛盾四起，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矛盾斗争不断，尤其是津、保、洛三派围绕在曹锟中央的周围，争权夺利，倾轧不已，内耗巨大，更有损于直系的团结和凝聚力，第二次直奉战前已呈败象。直系双巨头——曹锟与吴佩孚，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相互牵制，曹锟庸碌颟顸，吴佩孚自大跋扈，两人不能互补而形成合力，却因牵制而形成分离，不能构造直系强有力的稳定而统一的领导核心，不能有针对性地确立本系的战略方针，有效地分化对手联盟，无力控制和引导局势的走向，终至失控而败。白坚武认为：“北洋派之军事，犹如家族之传统，曹、吴之间，为主体者既不明，所以成功，又无良相为之调和。吴爱惜名节，亦不肯揽大权于一身。平时则竭力倾陷，战期则故施以束缚驰骤，以如斯之形格势禁而遇大敌，揆之原则，万无成功之理。然吴之不肯，固也，纵令勉强图之，以北洋群帅之心地卑隘，目光浅近，知有身而不知有国，知近利而不知远虑，结果亦溃裂已耳。”⁽³³⁰⁾而如后人所论：“曹锟的势力全在吴佩孚，吴佩孚的潜势力，全在他取得一部舆论的同情；自吴氏将顺驱黎贿选以来，他所取得舆论的潜势力已经完全毁灭了。他必定失败，已经很明白，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³³¹⁾

在政治方面，如同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皖、奉两系被攻击为“卖国”，从而在政治上没有还手之力，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直系最大的政治软肋就是曹锟贿选，其所给直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使直系声名狼藉，丧失民心，无论如何洗刷也难以漂白自身。再加上财政困窘、水旱灾害、临城劫车等等，直系控制的中央政权，不仅没有为本系增添多少实力，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直系沉重的负担。

论及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优势，不能不提及的是奉系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向视东北为其势力范围，而且还有其直接控制的关东州和其驻扎的关东军，摆出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势。1924年5月，日本外务、陆军、海军、大藏省制定《对华政策纲领》，提出“满蒙与日本的领土接壤，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方面，比中国其他地方，存在更深的特殊关系。值此之际，要确保帝国在该地域的地位和势力的扩张”；“对于现在东三省的实权者张作霖，应按既定方针，继续予以好意的援助，维护其地位。……必须使他认识到，他握有实权，毕竟是以日本在满蒙的实力为背景的，因此应使他以友善的态度来回报日本”⁽³³²⁾。而就张作霖而言，“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以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³³³⁾。日本和张作霖双方的互有需要，决定了双方的利益关系。

与第一次直奉战争在北京周边进行所不同的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主战场是紧邻东北的山海关—秦皇岛、长城沿线和热河地区，便利日本居地利之便对奉军的支持、援助和呼应，也不至于引起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应，这也是日本当时并不支持张作霖过于向关内扩张的原因之一。奉系可以利用此等地缘政治的优势，而直系却无法在中央层面获得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实质支持。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1924年9月5日，日本加藤高明内阁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决定采取措施保护满洲方面，“无论战事开展至何种程度，决定以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为止，严守中立，不加干涉，至保护日侨，陆海军须有相当准备”⁽³³⁴⁾。10月27日，日本首相加藤高明在演说中称：“我国在满蒙之权利利益，为关系我国生存之要件，所以眼前之奉直战争，倘延及满蒙，侵迫我之权利利益，以致我国之生存要件竟受威胁时，我国不得不作相当之考虑。”⁽³³⁵⁾实际上，日本采取的对策是，表面不予干涉，采取中立态度，而又“不失时机地利用张在东三省完成称霸的心愿，或明或暗地支援和援助他，采取一种形影不离的态度，为帝国将来着想乃上策也”⁽³³⁶⁾。因此，就目前披露的史料看，日奉双方在战时确有种种私下的秘密勾连，主要是奉系向日本要求军事物资的支持和情报的提供。在军事物资方面，杨宇霆电致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告其“应增枪支，本在筹虑之中。已密派员向关东军司令官及儿玉长官方面设法通融，如有效，必尽先补充”。又电致第三军张学良军长，“借用旅顺重炮，未易办到，因此系该国军队现用品，不易外借。稍一不慎，恐惹起国内外之责难。容再从长与之计议”。“枪弹一节，除兵工厂每日可赶制十万粒以上外，刻仍向他方面尽力设法，必不使兄独任其难。”在情报方面，杨宇霆电致第一军军长姜登选，谈到“最近据日人探报”的种种情报信息⁽³³⁷⁾。正因为如此，奉系才能在开战时自信地声称：“去岁所购枪械、飞机等物，皆陆续到齐。俄约已定，日谊亦密。金融粮食，均有持久之设备。”⁽³³⁸⁾

由冯玉祥倒戈而形成的国民军系脱离了直系，另成一派，占据北方（西北）；早先孙传芳在江浙战争中崛起，屯兵江南，虽被归于直系，而实亦自成一派；直系因此而分裂，传统意义的直系力量残留在鄂、赣、豫等中部地方。皖系在第二次直奉战后回光返照，不仅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执政，在南北地方似均有卷土重来之势，但最后终因实力欠缺而成昙花一现，旋又退出政治舞台。惟有奉系成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最大赢家，势力再度伸入关内，甚而一度发展到长江流域，故随后的北京政治亦可称为奉系控制时期。“然稍一潜心推究，要皆各个军阀递趋于灭亡之途，此则治民国史者所不容忽视也”⁽³³⁹⁾。

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北洋时期动员规模最大、涉及地域最广、作战力度最烈的一次内战。此战对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破坏，令舆论痛责；冯玉祥的倒戈，为北洋军系传统的派别忠诚打上了重重的问号；直败奉胜的结局及其后的政治善后安排，不脱北洋武人政治的老套。经如此惨烈的战争，却没有为中国带来什么新的变化，这本身就使众多社会有识之士不能不反思军阀战争的意义和中国的出路何在，从而引致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新思考。著名报人胡霖认为：“自民国成立以还，政治界有两大思想，一主中央集权，一主分权自治。自民国六年以后，政治界又有两大思想，一主武力统一，一主和平统一。当其初主张自治与和平者不过少数政客，寝假而得国民之同情，成为国民之一般心理。袁段之失败，实由于此。吴佩孚之崛起，亦全赖当时迎合国民之思潮，反对武力统一，故得打倒皖派，进握重权。惜乎吴氏一统成功顿改面目，中央集权武力统一之思想，变本加厉。用兵川湘，扰乱粤桂，以无数万人之生命财产，供个人幻想之牺牲。”“直系对国事之罪恶，在狃于皖直、奉直两役之利，欲以一系军人把持全国政权军权，而终之以贿选总统，诬蔑法律，其覆败固势所必至。虽然，彼反对者，果能反其道而行之乎？吴佩孚在前此两役之后，大增军队，广储军实，竭国家地方之财力以养兵。今变起萧墙，一朝瓦解，在吴固有必败之道，而国家数年来所受之损害，则已莫可挽回。而今兹诸人，或专制数省竭财练兵，迷信军权，等于吴氏；或则向与曹、吴共事，而今偶倒戈者也。假令无革新之诚意，徒为权势之竞争，则今后之事，可预卜以知。盖依然将争地盘，增兵队，或养成第二之曹吴，成为无数之具体而微者。然后再剥削国库，再武装竞争，再爆裂，再作战，然后再倒戈内讧，再兴衰易势。为此辈军人计，固极可危，而劫后之邦国，能再禁几度之摆布耶？”⁽³⁴⁰⁾士人的思考，又将以各种方式传导到社会，引发社会各个层面对军阀武人政治的重新思索，从而为中国社会的更新重组带来新的动力。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前此的曹锟贿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具有北洋时代前此各次战争和政治事件所不具有的特殊意义。

北洋时代，自袁世凯死后，皖、直、奉系轮番登台，控制北京中央政治，然其终不脱四年周期的时间轮回，其因颇值得后人深长思之。“盖北洋派自袁死后，已成瓦解，其中若有一人思设法先统一北洋派，然后统一中国，其人必败。须知统一北洋派之法虽有两种，而实仅为一。即一种为调和，此路久已走不通，无待赘言，以设能调和，早不致分裂也。一种为并吞，吴所取者自为后一种，此种方法段祺瑞固已尝试而失败矣。其故乃由北洋派决不愿见其中有一人，势力特别强厚，将有支配全国之势，若为此兆，则必先群起暗中结合，谋有以推倒之。段之倒即倒于此，今吴之倒亦然。吾人明知此路不通，而吴犹坚欲一试，安得不以昏愚目之耶”⁽³⁴¹⁾。曹、吴之后，张作霖又何能逃脱其败亡之宿命，事实说明，北洋武人经历多年争斗，其内部已无法产生新的因子，助其完成脱胎换骨的变化，改变自身也改变中国的命运。武夫治国，各以其派别为后盾，亦各因其派别而争斗，然又因种种内外因素，无论何派，始终不能成就一统天下之功业，后人思之，各持其说，惟以时人所论，“自民元以降之政团无不为北洋武人所牺牲。假令当日各政团领袖，不急功近利，始终接近民众，对政府则等于甘地之对英，坚持不合作主义，未尝不可减少政府罪恶。在北洋武人，如果与各政团优秀分子，诚意提携，实际从事政治改革，亦不致腐恶丛集，造成革命对象。十五年内乱因果，军阀政客，均应分负其责，史实具在，宁可讳饰耶”⁽³⁴²⁾。只是如此具有理想色彩的评论，未必合乎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因为如果当时的武人和政客能有这样的认知，接近民众，彼此提携合作，诚意进行政治改革，内乱无序的北洋时代也就不存在了。不过，就在北洋武人因循旧路，仍然孜孜于你争我夺、混战不已之际，中国政治的新因素正在滋长，南方的新势力正在兴起，并且很快就将以席卷中国的气势而发动国民革命，改变军阀武人相争的现实。

————————————————————

(1) 《卞白眉日记》第1卷，1924年4月19日，第290页。

(2) 赵晋源：《贿选记》，《北洋军阀》第4卷，第471页。

(3) 《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8月8日。

(4)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中国每月偿还法国庚款约98万法郎，约折合规平银30万至36万两；至法国提出偿还金佛朗要求的1922年，中国每月偿还法国庚款约120万法郎，约折合规平银11万至16万两。见《庚子赔款法国所得部分历年付款汇价对照表》，《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78—285页。由此可知法国要求偿还金佛朗的用意所在。

(5) 《外交部为法国公使要求以金元交付法国庚款致财政部咨》（1922年6月28日），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页。

(6) 《法国公使要求中国偿付庚款仍用金币致外交部函》（1922年7月12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65页。

(7) 《程锡庚认为法国要求以金法郎偿还赔款毫无理由意见书》（1922年11月8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73页。

(8) 《财政部为法比等国要求以金法郎付还事致国务院节略稿》、《财政总长关于国务会议议决以纸法郎计算交付批示》（1922年12月15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74页。

(9) 《国务院及财政部关于法国庚款决定以金法郎支付缘由致各部院等电》，1923年2月18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92页。

(10) 《曹党自相倾轧记》，《民国日报》，1923年8月22日。

(11) 仲云：《王克敏长财与金佛郎案》，《东方杂志》第20卷第23号，第7页。

(12) 《众议院指责政府对于金法郎案违背该院决议快邮代电》（1923年12月18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328页。

(13) 《各国庚子赔款说明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148—1149页。

(14) “中苏协定”规定，中苏双方在签字后一个月内开会讨论外蒙问题，并在会议开始后六个月内商订苏俄从外蒙撤兵的办法。但中国政局不久因第二次直奉战争而发生变化，苏联也一直没有履行其撤军诺言。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但中国未予承认。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92年版，1924年5月1日，第556页。

(16)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5月1日，第556页。

(17)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5月1日，第556页。

(18) 《伪内阁问题解决难》，《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5日。

(19)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207页。

(20) 《伪内阁问题解决难》，《伪内阁问题迄未解决》，《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5日、16日。据顾维钧回忆：“吴景濂是个野心家，一直想当内阁总理”；当时的政界人士都知道有这样的谅解，“待曹锟选上总统后，吴景濂就出任总理组织内阁”。《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6页。

(21) 《伪内阁问题迄未解决》，《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6日。

(22) 《国会议员通讯》第80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49页。

(23)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3年10月16日，第442—443页。

(24) 《郭同为陈说组阁策略事致吴景濂函》（1923年10月14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489—490页。

(25) 《韩玉辰就包办大选、浮报两院代表人数及贿选后果事致吴景濂函》（1923年9月11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489—490页。

(26) 谢彬（谢晓钟）：《民国政党史》，1925年上海学术研究会版，第115页。

(27) 《曹锟以孙宝琦为傀儡》，《民国日报》，1923年10月31日。

(2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98页。

(29) 《黄攻素为避免院内会议再次发生飞掷墨盒事致吴景濂函》（1923年12月19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527—528页。

(30)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115—117页。

(31)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67页。

(32) 《吴景濂从北京出走天津的通电》（1923年12月21日），汤锐祥编：《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二），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643页。

(3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123、144页。

(34)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3年11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00页。

(35) 《北京之一片哭穷声》（1924年2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财政》（一）第208—209页。

(36)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3月3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08页。

(37)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4月3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10页。

(38) 《王克敏有下星期复职说》，《申报》，1924年4月30日。

(39) 《院交抄杨汝梅呈》（1923年2月24日）外交档案，引自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

(40) 《德发债票案之民意》，《申报》，1924年6月15日。

(41) 《国务院为议员质问对德索赔事致财政部公函》（1924年4月23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卷，第275页。

(4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167页。

(43) 《孙宝琦突然辞职之前后》，《申报》，1924年6月1日。

(44)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5月2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12页。

(45) 《孙阁员总辞职之内幕》，《申报》，1924年6月6日。

(46)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2—450页。

(47)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第133—134页。对于此案较为详尽的研究，请参阅唐著第4章第2节。

(48) 《财政部、交通部关于中德战事赔款及债务问题提交国务会议议案稿》（1924年6月3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卷，第279页。

(49) 《四阁员劝孙之经过》，《申报》，1924年6月17日。

(50) 《王克敏呈辞之前后》，《申报》，1924年6月21日。

(51) 《国内专电二》，《申报》，1924年6月27日。

(52)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6月29日。

(53) 《孙氏归来态仍消极》，《申报》，1924年6月29日。

(54)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7月2日。

(55)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7月5日。

(56) 《孙免顾代之一刹那》，《申报》，1924年7月5日。

(57) 《张益芳等反对非法代阁建议大总统收回成命提案》（1924年7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22页。

(58)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7月10日。顾维钧自认为，他出任代总理的原因，是他与国会的关系一直处得比较融洽（《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1页）。国会之所以反对顾阁，非出于反对顾个人，而是对曹锟不满。

(59) 颜惠庆本意由自己兼外长，顾维钧则担任财政总长或农商总长，但曹锟坚持要顾维钧留任。曹认为，顾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并干得很好，没有理由调开。颜和曹一度均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当然是颜作让步，顾再任外长。《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2页。

(6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3页。

(6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1、254页。

(6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8、265页。顾维钧与曹锟和吴佩孚均维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在其回忆录中，顾“对曹锟作为一个领袖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虽然受教育不多，却具有领袖的品格”。同时，顾认为吴佩孚“是个第一流的军人。他执法严明，办事公正”；“操守廉洁，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9页。

(6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6页。

(64)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5月4日。

(65) 《背道而驰之和平计划》，《北洋军阀》（四），第625页。

(66)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3年12月18日、1924年1月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04—505页。

(67)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2月18日。

(68) 当时也有人向曹锟献策，认为“疆吏之职务不应过多，督长两席，尤不应任意听疆吏兼任，盖军民分治，省长虽难免受督军督理之指挥，然职权一分，究可互制，而于中央提款一层，尤有莫大关系”。（《鄂萧津王辞去师长之内幕》，《申报》1924年3月3日）

(69)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2月16日。

(70) 《调解中之海军风潮》，《申报》，1924年2月21日。

(71)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2月21日。

(72) 《曹锟致吴佩孚密电》（1923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23页。

(73) 《败兴归来之吴毓麟》、《海军风潮不易平息》，《申报》，1924年3月4日。

(74) 《海军鲁闽之争愈烈》，《申报》，1924年3月9日。

(75)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5月4日。

(76) 《王承斌辞职续闻》，《申报》，1924年5月5日。

(77)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5月4日。

(78) 《吴佩孚亦有辞职说》，《申报》，1924年5月15日。

(79)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5月4日。

(80) 《王承斌辞职与洛吴》，《申报》，1924年5月5日。

(81)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2月18日。

(82) 《团结直系之新政策》，《申报》，1924年2月21日。

(83) 《复张作霖电》（1923年4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315页。

(84) 《复张作霖函》（1923年5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423页。

(85) 《张华堂报告》（1923年10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二档”），一〇二四—82。

(86) 《张华堂给王怀庆呈文》（1924年8月7日），《张作霖之谈话》（1924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40—242页。

(87) 郭剑林：《吴佩孚传》下册，第571页。

(88) 《张华堂报告》（1923年11月15日），二档，一〇二四—82。

(89) 《陆金圃致王怀庆禀呈》（1923年10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第207页。

(90) 《曹锟口中之吴佩孚尊段解》，《北洋军阀》（四），第629页。

(91) 《筹办副选之内幕》，《申报》，1924年1月27日。

(92)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月27日。

(93) 《筹办副选之内幕》，《申报》，1924年1月27日。

(94) 《卢永祥致吴佩孚书》，《申报》，1924年2月18日。

(95)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17、918、920页。

(96) 《吴佩孚先生集》，《北洋军阀》第4卷，第840页。

(97)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46页。

(98)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43页。

(99) 《外交部致内务部函》（1923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0页。

(100)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72—273页。

(101) 《背道而驰之和平计划》，《北洋军阀》（四），第625页。

(102) 《张书元致陆锦等函》（1923年8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13页。

(103)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91页。

(104) 《总统府军事处致齐燮元等密电》（1923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4页。

(105)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1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8—9页。

(106)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3月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9页。

(107) 《胡恩光致陆锦密电》（1923年10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44页。

(108) 《总统府军事处致吴佩孚、孙传芳密电》（1923年12月17日、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6—147页。

(109) 据王永泉称，此项军械为“就军费节省项下备款，商由孙督理，电托苏皖赣齐巡阅使代购直存枪支，并由直鲁豫王副使呈准中央，填给海关及陆军部验发护照，以及大总统在巡阅使任内拨发之枪弹十万，炮弹五百颗，一同取道豫省运闽”。《王永泉致大总统等电》（1924年3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24页。

(110) 《孙传芳通电》（1924年3月10日），二档，一〇〇三—144。

(111) 《孙传芳致大总统密电》（1924年6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35页。

(112)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61页。

(113)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84页。

(114) 《陆锦复孙传芳签呈》（1924年5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50页。

(115) 《黄琨致王怀庆函》（1924年8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58页。

(116) 《吴佩孚致陆锦等密电》（1924年8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61页。

(117)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03—305页。

(118)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7月9日，第481页。

(119)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8月25日，第488页。

(120) 《刘汉超探报》，1924年9月2日，二档，一〇二四—79。

(121) 赣督蔡成勋与齐燮元关系不好，蔡曾向曹锟抱怨“齐使意存倾陷，百计为难”。战事爆发后，吴佩孚令蔡“增兵助苏”，蔡表示“此次准备三旅，已属精疲力竭之势，……此外又无他队可以腾挪”，并以对粤为由，婉拒增兵。《总统府军事处致吴佩孚密电》（1924年9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75页。

(122) 《齐燮元致王毓芝等密电》（1924年8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60页。

(123) 《孙传芳通电》（1924年9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65页。

(12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336页。

(125) 《卢永祥通电》（1924年9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68页。

(126) 《齐燮元通电》、《吴佩孚、齐燮元通电》，二档，一〇〇一—78。

(127) 《政府公报》，1924年9月8日。

(128)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9月1日。

(129) 《外使对江浙问题之责难》，《申报》，1924年9月1日。

(130)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9月5日。

(131)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94页。

(132)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27—328页。

(133) 其时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退据浙东宁波、台州一隅，倡议“浙人自治”，企图实行地方割据，并敦请旅沪浙籍人士蒋尊簋、吕公望、屈映光等于10月初筹组浙江省临时自治政府，但在孙传芳的威胁利诱下，潘的割据企图未能持久，很快即告瓦解。

(134)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26页。

(135) 《江苏督署参谋处报告》（1924年10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15页。

(136)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28—329页。

(137) 《齐燮元致曹锟等电》（1924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18页。

(138)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第336—337页。

(139) 《孙传芳致国务院等电》（1924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20页。

(140) 《江浙战史》第4册，第63页。

(141) 《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告广东民众书》（1924年9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5—17页。

(142) 《杨宇霆信稿》（1924年7月24日、8月26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48—149页。

(143) 《杨毓珣信》（1924年8月），《奉系军阀密信》，第150页。

(144)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09页。

(145) 《战后的江南》，《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号，第5页。

(146)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51页。

(147)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13页。

(148)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5页。

(149)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15—216页。

(150)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5—7页。

(151) 郭剑林：《吴佩孚传》下册，第598—599页。

(152) 《吴佩孚先生集》，《北洋军阀》第4卷，第918页。

(153) 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3年版，第195—196页。

(154)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10页。

(155) 胡玉海：《奉系纵横》，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156) 据研究，第一次直奉战后，日本先是在“为应付直系的进攻而供给张作霖武器”的借口下，秘密向张作霖提供武器，包括以京奉铁路、四洮铁路警备队的名义，“无税免减”地把大量武器运入奉天。而到第二次直奉战前，日本决定对华政策“要根据帝国利害关系适当加以调整，要继续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友好援助的既定方针，并支持其地位”。因此，日本人帮助奉系改组军队，采用新法练兵，帮助奉军构筑工事。战争爆发后，虽然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公开宣布日本采取“不干涉”方针，日本军部与驻华官员则主张支持张作霖。陆相宇垣一成决定给张作霖“以优先和无形的相当的支持”。日本军事顾问在前线参加指挥奉军作战，提供军事情报。日本供给奉军步机枪弹药4000万发，炮弹10万发。（《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220—221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94页）但另据研究，列强自1919年5月起对中国实行军火禁运，影响到中国军火进口的数量。根据海关统计，从1920年到1923年，中国年均进口军火约59万两，其中德国最多，年均为69万两，日本其次，年均为37万两；从1920年至1928年，日本平均年输华军火33万两，占外国年均输华军火数的9％，其中大部分还是在华日军所需，显示奉系并未从日本得到大批军火。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第67、172、197页。

(157) 郝秉让：《奉系军事》，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2页。

(158)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312—315页。

(159)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5—7页。

(160) 《赵玉珂致曹锟电》（1922年8月30日），二档，一〇二〇—103。

(161) 《曹锟致吴毓麟电》（1923年1月27日），二档，一〇二〇—103。

(162) 《大总统府军事处函稿》（1924年9月16日、28日），二档，一〇〇三—546、552。

(163) 不过，据实地参战的外人观察，空军“是中国军队中一支全然新型的兵种，尽管已为它花费了大量金钱，但它并非是一支特别有实力的队伍。……双方军队都未能充分利用耗费巨资所建立的航空部队。虽有飞机，但对军队或百姓的士气来说，也未能起到任何鼓舞的作用”。《中国军队的军事力量——军阀统治时期》，《北洋军阀》（四），第856—857页。

(164)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307—312页。

(165) 汪德寿：《直皖奉大战实纪》，《近代稗海》第4辑，第582页。

(166) 王维城：《直系的分裂和二次直奉战直系的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43页。

(167)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32—233页。

(168) 《姚震信》（1924年9月5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52页。

(169)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16页。

(170) 《直奉军事亦紧迫矣》、《奉张表明对直态度》，《申报》1924年9月13日。

(171) 当直系了解到奉系内部的情况后，吴佩孚曾建议曹锟，“对奉策略，中央仍须主张容纳旧派，设法运用，以资和缓。”《吴佩孚致陆锦电》（1924年8月19日），二档，一〇〇三（2）—34。

(172) 据报，直奉战前，张作霖还曾派人奉手书见曹锟，表示“必去吴氏，关以东唯命是听。此等条件，强人之所以不能为，曹置而不复”。《东北战事之各面观》，《申报》1924年10月12日。

(173)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319—321页；《直奉兵力之比较》，《申报》，1924年10月9日、10日、11日。

(174) 《张作霖致曹锟电》（1924年9月15日），二档，一〇〇三—96。

(175) 《开战后之张吴态度》，《申报》，1924年9月24日。

(176)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9月1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21页。

(177)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19页。

(178)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316—318页；《直奉兵力之比较》，《申报》，1924年10月9日、10日第2张第5版。

(179) 《吴佩孚对中西记者之谈话》，《申报》，1924年9月24日。

(180) 《洛吴对中外记者之一席话》，《申报》，1924年9月25日。

(181) 1924年7月，新四国银行团在伦敦开会，认为“今中国统一未成，财政紊乱，武人割据，苟无几张条约及盐税关税监督，北京早无政府。今后投资仍趋严格的监视用途方针，勿使用于军费。苟违此旨，宁不投资”。（《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7月16日）直系也曾强令中国银行用公债及他行借款垫付直军军饷，但银行家们认为，“此事可议之点甚多。夫军饷非不可垫，然必实有余款，且手续完备也。直军缺饷应向部索，部中无款应由部商行垫，行视自身实力如何酌定允否，今暗输直军，不无左右袒之嫌，以金融机关冲而牵入政潮，殊为非福，……筹得款项不以济本行，而以输军饷，此政客之行为，非银行家之正轨”。（《卞白眉日记》第1卷，1922年5月18日，第200页）正因为如此，直系向国内银行借款并不方便易行。

(182)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2、27页。

(183)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9月28日。

(184)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30页。

(185) 《军费之概算与筹划》，《申报》，1924年10月10日。

(186)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0月6日。

(187)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5日，第494页。

(188) 《吴佩孚出发前之北京》，《申报》，1924年10月6日。

(189)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0月6日。

(190)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8页。

(191) 《东北战事之各面观》，《申报》，1924年10月12日。

(192) 李纶波：《王怀庆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17页。

(193) 《王怀庆致吴佩孚密电稿》（1924年9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58页。

(194) 《李景林信》（1924年9月25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73页。

(195) 《刘富有致曹锟电》（1924年9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67页。

(196) 《王永江信》（1924年9月），《李景林信》（1924年9月25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72—173页。

(197) 《杨宇霆信稿》（1924年10月1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74页。

(198) 《军事处转送彭寿莘为直军不设兵站致使军队沿途扰民等情给兵站总监部函稿》（1924年10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88—289页。

(199) 《冯玉祥致曹锟吴佩孚密电》（1924年10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87页。

(200) 《北方战讯》，《申报》，1924年10月9日。

(201) 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第48—49页。

(202) 《彭寿莘致曹锟、吴佩孚电》（1924年10月8日），二档，一〇〇三（二）—35。

(203) 《张治公致曹锟等密电》（1924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92页。

(204) 李藻麟：《二次直奉战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46页。

(205) 《甲子奉直战史》，《北洋军阀》第4卷，第907页。

(206) 《曹锳、张佐民、白坚武致王毓芝、陆锦电》（1924年10月20日），二档，一〇〇三（2）—37。

(207) 据报，仅在山海关、九门口两地，奉军伤亡就达1.3万余人，而开战以来的总伤亡约在2.5万人左右，实较直军伤亡为多。（《奉直战况之外讯》，《申报》1924年10月22日）

(208) 《吴佩孚致陆锦电》（1924年10月19日），二档，一〇〇三（2）—37。

(209)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0月22日。

(210) 《杨宇霆电稿》（1924年10月19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86页。

(211)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1页。韩麟春与郭松龄虽同属奉军中的新派，但韩是新派中的“士官派”（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郭则是新派中的“陆大派”（即毕业于陆军大学），双方对待旧派的态度大体一致，然其内部又存有门户之见，此亦为其后郭松龄起事反张作霖的远因之一。

(212) 《杨宇霆电稿》（1924年10月22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91页。

(213) 《甲子奉直战史》，《北洋军阀》第4卷，第907—908页。

(214) 陈晓清：《从武穴主和到五原誓师》，《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第62页。　

(215)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73页。

(216)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5页。

(217)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52—353页。

(218)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76页。

(219) 《刘汉超致王怀庆密呈》（1922年11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748页。

(220)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1月14日，第506页。

(221)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5页。

(222) 《刘绍曾致李彦青密电》（1923年3月26日），二档，一〇二〇—74。

(223)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74页。

(224) 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225)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5页。

(226) 《致冯玉祥函》（1918年3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72页。

(227) 海振忠、井振武：《孙中山与冯玉祥的一段交往》，《津报网——天津日报》，2008年5月10日。

(228)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229) 杨雪峰：《国父给徐谦几封未见发表的函电》，《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

(230) 《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07页。

(231) 马伯援：《民初人物印象记》，《传记文学》第44卷第3期。孙中山本人的说法印证了马伯援的回忆。孙在1924年11月12日广州各界欢送其北上的会议演说中说：“这几年以来，那几位同志苦心孤诣，总是在北京经营。于六个月以前，便来了一个报告，说在北京布置已经有了很好的成绩，军队赞同的很多，力量也是很大，中央革命马上可以发动，要我先到天津去等候机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大相信能够有这种事。只可对他们说，你们何时有事变发生，我便何时可以到北方去。但是在事变没有发生以前，我便不能前去。后来江浙战争发生，他们更催迫得很急，一定要我到北方去，说中央革命的机会已经到了，要我赶快去首先发动，才有好结果。我在那个时候，还是说要事变发动以后才能够去，还是不相信他们能够得这次的好结果。到了前十几天，他们果然有很大的变动，推倒曹、吴。”《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07页。

(232) 徐锡祺：《冯玉祥参加国民党的经过》，引自刘敬忠、田伯伏：《国民军史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33) 鹿钟麟等：《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页。

(234) 1923年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张作霖特意派张学良往贺，联络感情。

(235) 胡晓：《段祺瑞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236) 《姚震致李维一的信》，1924年2月10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12页。

(237) 于立言：《张作霖通过段祺瑞瓦解直系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50页。这笔钱的数字各人说法不一。据松室孝良回忆，张作霖对是否付款犹豫不决，后在日本顾问的鼓动下同意，并向“满铁”贷款，经三井银行汇给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吉冈显作，由吉冈交段祺瑞，再由段派松室孝良等交给冯玉祥。因此，这笔钱实际上是由日本人提供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222页）据研究，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林弥三吉在1924年2月向东京密报冯玉祥有可能反吴佩孚的情报，随后，日本退役陆军大佐寺西秀武前往奉天，向张作霖游说拉拢冯玉祥，并在天津与段祺瑞商讨拉拢冯玉祥的具体方案。林弥三吉得知冯玉祥选定黄郛充当其政治谋士后，即派与黄郛熟识的铃木贞一和总统府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手下的土肥原贤二与黄郛接洽，与冯居间联络。10月中旬，日本已得知冯玉祥即将发动政变的情报，因此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政策可以游刃有余。《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221—223页。

(238) 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引自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239) 《杨毓珣信》（1923年9月），《奉系军阀密信》，第83页。

(240) 《姚震信》（1923年10月20日），《奉系军阀密信》，第98页。

(241)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9月7日，第612页。

(242)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9月10日，第614页。

(243) 鹿钟麟等：《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页。

(244) 《吴佩孚请密询冯玉祥若果敢有为拟将东三省全权付托致王毓芝陆锦密电》（1924年9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58页。

(245)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5页。

(246)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9月21日，第619页。

(247) 《冯氏推翻政局之内幕》，《申报》，1924年10月31日。

(248)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北洋军阀》（四），第335页。

(249) 《冯氏推翻政局之内幕》，《申报》，1924年10月31日。

(250) 《京畿卫戍司令部侦察处长王光宇报告》（1924年10月），二档，一〇二五—135。

(251) 马炳南：《二次直奉战前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拉拢》，《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5页。

(252) 沈亦云：《首都革命》，《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第19页。

(253)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12日，第629页。

(25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237—238页。

(255) 鹿钟麟、刘骥、邓哲熙：《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页。

(256)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587页。

(257)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76—377页。

(258)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第498页。

(259)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0页。

(260) 鹿钟麟、刘骥、邓哲熙：《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3—14页。

(261) 这三人都对冯部请领的军饷军需“多方刁难”，甚而“虽有曹锟亲笔批示，他们依然拒不发给”，故冯玉祥“对他们早已恨之刺骨”，此次入京发动政变必欲索之。鹿钟麟、刘骥、邓哲熙：《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3—14页。

(262) 《冯玉祥等通电》，《申报》，1924年10月28日。

(263)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18页。

(264)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4页。

(265)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第185—186页。

(266)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0页。

(267) 《政府公报》1924年10月25日。

(26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682页。

(26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688页。

(27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682—683页。

(271)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6页。

(272) 《致冯玉祥等电》，《致段祺瑞电》（1924年10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51—252页。

(273)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6页。

(27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244页。

(275)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2月12日、9月2日，第525、608页。

(276) 沈亦云：《首都革命》，《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第20页。

(277)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18页。

(278)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31日，第641页。

(279) 《政府公报》，1924年11月3日。

(280) 《李寿金报告遵令监视曹锟情形呈》（1924年12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81页。

(281) 北洋时期历任总统在位时间，袁世凯四年有余，黎元洪两次出任共两年有余，冯国璋一年两个月有余，徐世昌三年八个月，曹锟不到一年一个月，故以曹锟为最短。

(282)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11月4日，第646页。

(283) 《政府公报》，1924年11月6日。

(28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786页。

(285) 《亦云回忆》上册，第205页。

(28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773、786、799—800页。

(287)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19页。

(288) 《刘镇华、陆洪涛、郑士琦等通电》（1924年11月5日、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75—1476页。

(289) 《孙传芳佳电》（1924年11月9日），二档，一〇〇一—88。

(290) 《北京政局的变化》，《东方杂志》第21卷第21号，第3页。

(291)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250页。

(292) 《苏体仁致阎锡山电》（1924年11月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89页。

(293) 《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1924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8页。

(294)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11页。

(295) 《潘连茹致阎锡山电》（1924年11月1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142—143页。

(296) 《温寿泉等致阎锡山电》（1924年11月1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153页。

(297) 《张作霖等通电》（1924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477—1478页。

(298)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并发表国是主张通电》（1924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78—1479页。

(29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939、945页。　

(300) 《冯玉祥通电》（1924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311页。

(301)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8页。

(302) 李藻麟：《二次直奉战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0—51页。

(303)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9—390、419—420页。

(304) 《吴佩孚致阎锡山电》（1924年10月2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51页。

(305)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46页。

(306)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92页。

(307)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50页。

(308) 《吴佩孚先生集》，《北洋军阀》第4卷，第930—931页。

(309)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50页。

(310) 吴佩孚登轮南下后，因为山东当局的态度变化，不能在山东靠岸，只能开进至长江口，再溯江而上先后到南京和汉口，进入直系控制的地盘。但是，吴佩孚建立“护宪军政府”的提议被苏督齐燮元和鄂督萧耀南婉拒，齐、萧等且有拥段通电发表，吴在手头无兵的无奈之中，复自汉口沿平汉路北上，辗转于郑州、洛阳等地，12月初到信阳鸡公山，对外宣称“避居鸡公山，不问国事”。《孙传芳致张树元电》（1924年12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313页。据两湖巡阅使萧耀南报告，吴佩孚抵信阳后，“鄂豫各军将领婉劝下野”，“综合各方情形，吴使已失指挥能力，鄂省军队严守武胜关，实行保境安民，不患客军侵入。唯鸡公山地方，关系鄂豫疆界，易生各方误会，为玉帅安全计，为地方秩序计，均觉上地非宜。前经电劝出洋，以玉帅倔强，不肯听许。现拟设法令离出鄂豫，先住庐山或迁居上海，以免存为目标。”《萧耀南致执政府军务厅密电》（1924年12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313页。

(311)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2月12日，第525页。

(31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6、336页。

(313)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4页。

(314) 《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引自刘敬忠、田伯伏：《国民军史纲》，第11页。

(315)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第185页。

(316)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7页。

(317) 《直奉兵力之比较》（四），《申报》，1924年10月12日。

(318) 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第189、195页。

(319)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6页。

(320)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38页。

(321) 《杨宇霆信稿》，1924年9月24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59页。

(322) 《吴佩孚先生集》，《北洋军阀》第4卷，第928页。此处的得失分析，其第五点的意义不甚明确，何谓“吴佩孚所招募之少年军”，其如何“用炮轰击退却之直军”，待考。

(323)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5、148页。

(324) 《军事处转送彭寿莘为直军不设兵站致使军队沿途扰民等情给兵站总监部函稿》（1924年10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88—289页。

(325)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75页。

(326)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第498页。

(327) 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第76页。

(328)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4页。

(329)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330)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第497页。

(331)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59页。

(332) 车维汉、朱虹、王秀华：《奉系对外关系》，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333) 后藤新平：《日中冲突之真相》，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55页。

(334) 《日本阁议对江浙战事之态度》，《申报》1924年9月10日。

(335) 《日首相对华政变演说》，《申报》1924年10月28日。

(336) 胡玉海：《奉系纵横》，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337) 《杨宇霆电稿》（1924年10月2日、13日、19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77、182、185、186页。

(338) 《杨宇霆信稿》（1924年10月14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83页。

(339)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54页。

(340) 政之：《战争与国民思想之趋势》，《北京政变后之时局》，王瑾、胡枚编：《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18页。

(341)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33—434页。

(342)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80页。

第七章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济

第一节　近代工业发展的高峰与起伏

一　近代工业发展的高峰

自民国成立后，兴办实业的风气盛行一时。1916年以前，北京政府曾制定了一些奖励与保护发展实业的法规、章程、条例等，对中国工业的发展起了一些有益的作用，加上其他一些内外因素，中国近代工业自民国成立后，始终保持着上升的趋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中国工业的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机会。西方列强忙于战场上的厮杀，对华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均大大减少。由于进口量的剧减，国内市场陡然扩大，市场商品价格的上扬，又使工业利润大增，刺激各界竞相投资。这样，长期困扰中国工业发展的市场狭小和资金短缺问题有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在这种有利环境下，国内资本投资踊跃，近代工业得到空前发展⁽¹⁾。这个过程自1914年开始，前期较为缓慢，1917年后开始加速。虽然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告结束，但列强在战后初期尚需喘息休整，再度东来需要时间，同时中国战时新增资本开始投产，工业企业自国外购买的机器设备因停战得以源源入口，新增生产力多在1918年以后方始发挥作用⁽²⁾，整个工业发展继续成惯性运动，速度较前更快。1918年—1921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高峰时期。

据估计，1913年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共有698家，资本总额33,082万元，工人总数27万人。到1920年，近代工业企业达到1759家，资本总额50,062万元，工人总数56万人。即整个近代工业规模大体增长了一倍左右⁽³⁾。另据估计，中国近代工业1914年—1920年间的总平均增长年率为13.8％，其中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有发展，轻工业发展速度更快，有的部门（如面粉、卷烟等）年增长率超过了20％⁽⁴⁾。应该说，无论是用中国自有近代工业以来的发展速度，还是同期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作比较，这样的发展都是相当快的。

中国近代工业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也是大战前后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之一。战前，纺纱本为赔本生意。大战期间，由于进口锐减，平均下降了一半左右，造成纱、布市价大涨，纱价上涨一倍，为所有棉纺企业带来高额利润（生产一包十六支纱，最高可获利润50两），几乎达到了无厂不盈的地步。突出的例证之一是，原已无法维持的宁波和丰纱厂，1919年竟然以90万元的资本获净利125万元，利润率高达139％⁽⁵⁾。如此厚利，使投资者趋之若鹜，纱厂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0年至1922年，华资新开纱厂三十九家，超过战前二十余年中外资本开设纱厂的总和（三十一家）。纱锭数每年以20万枚的速度增长，1922年达到151万锭，为1913年的三倍，同期布机数也由2016架增加到6767架⁽⁶⁾。1925年的棉纱产量比1915年增长了两倍以上。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导致进口棉纱数量持续下降，1925年大约只有战前的四分之一左右。长期高居中国进口货品价值前列的棉纱，1924年已退居到只占进口总值的3％左右，国内棉纺织工业用纱实现了大部自给，1921年棉纺织业消费的进口纱只占总消费量的20％左右，也即自给率达到了80％左右⁽⁷⁾。与此同时，1915年以前几近于无的棉纱输出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1924年达到了14.7万担，价值751万关两⁽⁸⁾。据统计，1920年全国有纺织厂475家，资本总额8275万元，工人36万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工业第一大部门⁽⁹⁾。

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二个重要部门是面粉工业。面粉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向为入超，1914年进口220万担，价值914万关两⁽¹⁰⁾。欧战爆发后，进口来路断绝，1915年的进口量尚不及上年的十分之一，面粉又为西方各国主食，需求甚大，战时及战后一段时间内供不应求，需要多方寻求进口来源，由此刺激中国面粉工业的飞速发展。1912年以前，国内面粉工厂不过三十七家，而1920年一年之内就成立了二十家。1921年，全国面粉工厂总数达到了一百二十三家⁽¹¹⁾。尤以东北、江苏、湖北、山东设厂最多，哈尔滨、上海、青岛、汉口、天津、无锡等地的面粉工业较为发达，大厂的日产量已超过一万袋。从1918年起，中国面粉贸易连续四年大量出超，年输出均在200万担以上，最多的1920年，出口396万担，价值1825万关两⁽¹²⁾。

轻工业部门之一的火柴业有了较大发展。1914年以后，火柴进口不断下降，1923年的进口数量只有战前1913年的8％左右。尤其是以往进口量最大的日本火柴，受到“五四”以后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1923年的进口数量还不到1919年的3％。火柴工业市场扩大，利润增加，发展很快。1920年即开办火柴厂二十三家，资本184万元。中华、鸿生、熒昌等厂出品的国产火柴已开始在市场上居于优势地位⁽¹³⁾。

除了上述工业部门之外，缫丝、卷烟、榨油、针织、食品等轻工业部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都有了长足发展。同时，一直是中国工业薄弱环节的重工业，在大战前后也有了一定发展。

钢铁工业，除了原有的汉冶萍公司之外，此一时期建立的铁厂中最重要的有两座，1917年建立的上海和兴铁厂和1918年建立的武汉扬子机器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前者有12吨和35吨高炉各一座，40吨平炉二座，年产钢3万吨；后者有100吨高炉一座，年产生铁3.6万吨。本在生铁生产中微不足道的机械炼铁，猛增到占生铁产量的58％。1919年全国生铁产量为41万吨，1921年的钢产量达到7.68万吨，成为1935年以前中国钢产量的最高峰⁽¹⁴⁾。受欧战影响，本来极为薄弱的中国钢铁工业，1918年的出口值居然达到了1673万关两，位居当年出口货品前十名之列⁽¹⁵⁾。

采矿工业，煤炭工业向为中国采矿业的支柱部门，发展较快。1918年的产量比民国初年已翻了一番，1924年产量达到2578万吨，比1918年又增长了40％，其中机械开采已占到总产量的72％⁽¹⁶⁾。同期煤炭出口也在稳步增长，1924年为320万吨，价值超过2000万关两，已成为大宗出口物资之一⁽¹⁷⁾。铁矿石产量1924年达到177万吨，机械开采占70％左右，均比民初翻了一番⁽¹⁸⁾。由于战争使需求增加，有色金属开采中，云南的锡，湖南的锑、铅、锌，江西的钨产量均有较大增长。因为这些产品大多供出口，所以受国外市场影响较大，战后产量普遍回落，此后一直起伏不定。

水泥工业，作为重要原材料工业部门之一，水泥工业本有一定基础，大战前后更有较大发展。1924年七大主要华资水泥工厂的资本总额为1440万元，年产能力为316万桶，其中唐山启新洋灰公司一家资本就有880万元，年产能力137万桶⁽¹⁹⁾。

机器工业，中国资本机器工业可谓所有近代工业部门中最薄弱的环节。大战前后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带动了以修理为主的机器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与纺织业相关的机器制造与修理业务发展更快。上海民族资本开办的机器工厂，1913年为91家，1924年达到了284家，增长了两倍以上，其中一半左右已使用电力⁽²⁰⁾。动力、纺织、缫丝机器制造都有较大增长，以前根本没有的工作母机制造工厂开始出现，国产车床还一度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由官僚资本开办的江南造船所的业务在此一时期有了相当进步，技术亦有所突破。1912年—1926年共造船369艘，计14.4万吨。1914年—1925年经营均有盈余，1921年的盈余更高达216.7万元⁽²¹⁾。在所造船舶中，千吨以上船已占到总吨位的一半以上。1918年该所接受美国政府订货，建造4艘14,750吨的大轮船，下水后引起中外关注。尽管这几艘船的主要技术与装备均来自美国，但它们的下水毕竟是中国造船史以至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值得记载的大事。可以说，无论在造船总吨位及单艘船重上，江南造船所都不亚于当时在上海居于垄断地位的英商耶松船厂。

相对于其他工业在大战前后的快速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相对较慢，因为铁路建造与轮船航运均需要较大投资，而此时外国在华投资受大战影响有所减少，同时运输量的增长尚未达到大规模刺激投资的程度，因此这两业虽有发展，但在发展速度上略显逊色。1912年—1926年铁路共通车3723公里，年平均通车里程不到250公里，其中重要者有，粤汉路武昌至株洲段（1917年—1920年完成）、广州至韶关段（1914年完成），陇海路新浦至开封段、洛阳至灵宝段（1915—1926年完成），平绥路阳高至包头段（1914年—1923年完成），上述路段共1765公里，占此一时期总通车里程的近一半⁽²²⁾。东北地方铁路建设在此一时期有了较大进展，建成了一千余公里，减轻了东北交通对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的依赖。虽然铁路建设的总体进展不够快，但它仍然是北京政府财政的摇钱树和交通系官僚资本赖以存在的基础。据统计，1921年的铁路盈余高达四千余万元，而当时北京政府的年收入不过四亿多元⁽²³⁾。轮船航运业，中国资本拥有的轮船吨位虽然翻了一番还多，从1913年的八万余吨增加到1921年的十八万余吨⁽²⁴⁾，但在总航运量中所占比例变动不大，自1916年—1924年，各通商口岸进出船只总吨位中，中国船只始终占不足四分之一的比例。

大战前后中国工业的发展，不仅在量上有了重要进步，在质上也有了一定变化。除了前述重工业及生产技术的某些发展外，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大型工商业企业集团的出现。资本50万元以上的公司，1920年比1912年增长2.5倍⁽²⁵⁾。这些企业集团的出现，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商界为应付战后经济危机而产生的保护性反应。荣家企业集团的发展就是其中的代表。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以面粉业起家，起初发展并不顺利，年年亏损。世界大战爆发后，逢此经年不遇之机，荣氏兄弟以超过常人的眼力、气魄与才干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他们采用欠款购机、分期付款、控制原料、提高代销佣金等手段发展面粉生产与销售，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1912年—1921年，荣氏企业的福新面粉一至八厂陆续开工，茂新粉厂也从两个厂增加到四个厂，面粉日产能力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几乎操纵了全国粉麦市场。1915年荣氏兄弟又开始涉足纺织业，创办申新纱厂，资本30万元，当年即有赢利。从此，申新纺织系统犹如滚雪球般发展，十年间成立了六个厂。到1922年，荣家企业集团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已拥有十二家面粉厂和四家纱厂（另有两家纱厂在建），自有资本1043万元，固定资产总值达到1959万元，为初创时的392倍，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7％，远远超过同期其他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也为实力雄厚的外资及官僚资本企业所不及。而且荣氏企业的这种发展，是在内无特权，外有压迫的情况下取得的，由此也可见当时民族资本企业的活力与效益。1925年荣家企业集团拥有粉磨319台，年产能力2586万包，纱锭18.46万枚，年产纱9.7万件，布机1615台，年产97.64万匹，成为名副其实的面粉与棉纱大王和首屈一指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²⁶⁾。除此之外，老的如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新的如郭乐兄弟的永安企业集团等大企业集团，在大战前后也都有了相当发展。大生纱厂一厂在1917年—1924年间新增纱锭5万枚，比自建厂到1917年的总和4万枚还多出1万枚。永安纺织公司的初创资本达到了600万元。这些大企业集团的出现，它们在管理与技术上的创新，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二　中外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经济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东西方列强都卷入了大战的旋涡，无暇顾及对华经济扩张，从而使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在大战前后的几年时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很久，资本的本性之一就是其扩张性，战后不久，曾经因为大战而放缓的东西方列强的对华经济扩张又纷纷卷土重来，并且其广度与深度较之战前更有增加。

列强对华经济扩张的卷土重来首先表现在商品贸易上。1928年以前，中国外贸入超最少的年份为1919年，当年外贸总值12.8亿关两，入超1619万关两，占外贸总值的1％略多。1920年外贸总值为13亿关两，其中出口54,163万两，进口76,225万两，入超猛然达到22,062万关两，较之上年猛增12.6倍；1921年外贸总值为15亿关两，其中出口60,125万关两，进口90,612万关两，入超则达到创纪录的30,487万关两。从1920年到1926年，中国外贸入超总计16.64亿关两，占北京政府时期外贸入超总数的70％，列强商品倾销势头之猛烈于此可见一斑⁽²⁷⁾。海关税务司在其年度报告中认为，1921年“中国贸易大都不佳，实为商业史上最劣年度之一。上年所记之贸易颓败景象，本年开始，宛在目前。市场存货过巨，已为进口货流入之梗，而内地各大区域又复不宁，益以雨水时节，洪流暴发，出口货又复受制，于是购买力因而减少，观于存货日难脱售，即可了然。进口商人负累甚重，于战后最盛时所定之巨量货物，几于求其脱售，而能不受重大之损失，殊不可得”⁽²⁸⁾。如此数量的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对本已苦于市场狭小、资金不足的中国工业无疑是重大打击，1921年以后中国工业发展的趋缓、停滞与危机与此有很大关系。外国商品对华输出依靠种种优越条件，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最典型的事例当推煤油输入。美国石油巨商美孚石油公司为了向中国推销煤油，在中国大城市设立了五个分公司，中等城市设立了二十个支公司，县城设立了五百个经销店，代销店则遍布城乡。通过这种全国范围的推销网，美孚公司得意地夸耀，“虽穷乡僻野向不知煤油为何物者，今亦无不需用吾人之产品矣”⁽²⁹⁾。1922年，中国进口煤油的数量急剧增长到价值6344万关两，位居进口物品的前三位。在外国商人的强力推销下，煤油成为国人不可或缺的用品，美孚也因而成为煤油的代名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对华经济扩张较之过去出现了两个新特点。首先，由于大战的影响，德国战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这两国基本退出了在华经济角逐。旧有经济强国英国与法国在战争中大伤元气，对华经济扩张的速度有所放缓。而后起经济强国美国与日本则咄咄逼人，成为对华经济扩张的主角。尤其是日本，挟其天时地利之便，开始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对华经济扩张的领头羊。20年代初，日本对华商品输出与自华商品输入总值均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近30％，跃居各国首位，英国则退居第三⁽³⁰⁾。从1912年到1928年，日本对华借款总数达到53,558万元，占外国对华借款总数的40％，超过英、法、美三国的总和⁽³¹⁾。日本在华经济势力的急速膨胀，不仅对列强在华势力格局与中外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国内政局与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如皖系在北京政治中所据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就与日本的经济支持有不解之缘。

战后列强对华经济扩张的第二个特点是资本投资的迅速膨胀。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列强对外经济扩张的一般规律，资本输出更有利于就近利用被输入国的廉价原料与劳力，赚取高额利润，在中国更可以利用其特殊身份，避开此起彼伏的抵制外货运动的打击。如日本对华火柴输出，1920年代中叶由于中国抵货运动的打击，下降到不足最高年份的3％，但同期在华日资火柴厂的产量已接近其对华最高出口量。外资企业在华享受一系列特权与优惠，拥有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所不具有的种种有利生产条件。如同样是20支纱，日本本土工厂的生产成本为42日元，在华设厂则只需22日元，便宜近一半左右。因此，外资企业的利润率普遍较高。据统计，1914年—1922年外资在华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在27％左右，高的如怡和纱厂可以达到65％⁽³²⁾。在重利吸引之下，外资在华企业的发展相当迅速，1920年在华外资企业共有7375家，比1913年增长了近一倍，其中包括许多外国知名大公司。这些外资企业的总资本达到了166,746万元，占中国产业资本总额的70％，相当于华资产业资本的2.38倍⁽³³⁾。英美烟草公司可作为在华外资企业发展的典型例证。1902年它刚成立时，资本不过21万元，职工170人，而到了1919年，其资本达到了12,479万元，十七年间增长了593倍，相当于每年增长三十五倍，其产品实际利润率超过50％，成为其资本能够如此大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它生产的香烟年销售三十余万箱，占全国总销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几乎垄断了中国卷烟市场⁽³⁴⁾。它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从烟叶的生产与收购、到卷烟的生产与销售，形成了庞大的全国性网络，一般华资企业很难与之竞争。1921年8月，北京政府更明文下令，外资企业只要交纳2.5％的内地税，其余税捐全免，难怪身受重重税捐负担的中国工商企业家们为此而怨声载道。

在华外资企业中，以日资企业发展最快。1914年—1921年，日资在华设厂共222家，遍及各个工业领域⁽³⁵⁾。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中，日资企业拥有的纱锭数量的增长比中国企业快一倍，日资日华纺织公司在上海有八个厂，内外棉纺织公司在上海有九个厂，青岛有四个厂，大连有三个厂。1925年日资纱厂已有纱锭127万枚（占全国总数的38％），布机7205台（占全国总数的35％）⁽³⁶⁾。不仅如此，日资企业资本雄厚，效率高，成本低，出品优良。当时日资工厂每锭平均日产十六支纱1.25磅，缴费20两，同期华资工厂每锭平均日产十六支纱0.75磅，缴费30两⁽³⁷⁾，两相比较，优劣自明，因此，在华日资棉纺织业的发展对华资棉纺织业的前途构成了相当的竞争压力，以至当时人惊呼：“我之廉价工人，彼亦得而使用；我之丰富资源，彼亦得而购买；就地制成，旧地卖出，运费既省，关税无多，资本较吾雄厚，技术较吾高深，……言念前途，不寒而栗。”⁽³⁸⁾在重工业行业，日本势力更大，尤其是重工业的核心部门煤铁业，从东北的抚顺、鞍山，到华中的汉冶萍，无一不在日本资本的控制下⁽³⁹⁾。1919年，日资与中日合资煤矿的资本总数已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⁴⁰⁾。

由于外国资本的不断对华扩张，1920年，外资企业的产值已占中国近代工矿交通业总产值的55％，中国许多重要经济部门被控制在外资手中。以中国近代工业中最为发达的棉纺织工业为例，1925年，全国纱锭数的44％和布机数的46％为外资企业所有⁽⁴¹⁾。重工业因为需要投资较大，因而外资所占比例更大。以1922年为例，中国机械采煤的78％、发电装机容量的71％、机械开采铁矿和生铁生产的100％，由外资控制⁽⁴²⁾。这些外资又多集中在一些大型企业，如中国年产100万吨的煤矿没有一家是华商独资；日资开办的鞍山制铁所，建有当时中国最大的400吨和500吨高炉各一座，经过不断扩建，到1936年年产钢能力已达到45万吨，成为中国以至亚洲的大型钢铁企业之一。上述种种，使得本已极为薄弱的华商重工业企业在外资的挤压下，仰给于人，发展更为艰难。现代交通的支柱铁路业，至20年代中期全国通车里程不过1.3万余公里，其中完全自主经营的只有区区8％⁽⁴³⁾。由于当时的大环境，华商与外资之间的竞争是在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外资企业不仅拥有许多经济方面的特权，而且更利用各种政治手段排挤、打击中国民族工业，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更形艰难⁽⁴⁴⁾。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由于其现代经济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不能完全由内资满足，外资的进入有其必然性。事实上，民国政府也曾提倡并鼓励外资进入中国，“以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计”。张謇在论及外资对矿业的影响时有言，“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正当，权限分明，既藉以发展地质之蕴藏，又可以瞻贫民之生活，其由钢铁而生之机械铁工厂，亦可听欧美人建设，于工业可省远运之资，于工学尤得实习之地，计所获益，良非浅鲜”⁽⁴⁵⁾。外资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工业发展资金不足尤其是需要大量资金的重工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难题，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方式，提供当时国产工业还不能生产的货品，对于中国现代经济的成长自有其意义。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在当时中国还不能实现完全的国家独立与自主发展的情况下，外资的进入托庇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享受到一系列超国民特权与优惠待遇，一些外资企业还可以利用特殊的政治关系，得到中外双方政府的保护，从而使外资企业在与内资企业的竞争中具有内资企业所不具有的种种有利条件，双方的竞争关系并非完全平等，所谓“条约正当，权限分明”，只是理想，而非实际。因此，华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外资亦为不争之事实。

就外国在华投资的收益而言，1914年—1927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为78,250万元（约合40,760万美元），政府借款为40,440万元（21,060万美元），总计为118,690万元（61,820万美元）；从中国获取企业利润为178,410万元（92,920万美元），债务本息为95,210万元（49,590万美元），总计为273,620万元（142,510万美元）。两相比较，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约为228％，政府借款的收益率约为235％，平均约为230％⁽⁴⁶⁾。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外国资本之所以竞相涌入中国，由上述统计可知，其本质仍在于获利而已。

三　近代工业发展的起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工业较为迅速的发展，使全国工商界欣喜至极。正当大小实业家们准备进一步扩大投资，兴办更多实业之际，突如其来的经济萧条又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再度陷于艰困之境。诚如时人所论：“欧战既终，险象即生，九、十两年（即民国九、十年——作者注）实为中国工业恐慌时代。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至于闭炉停机；纱厂结账大都无利；上海数十年之三大油厂竟同年倒闭；其他工业亦皆消沉。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败重入旋涡者，乃时有所闻，吾国工业因参战所得之利能永久存在不为昙花一现者，窃恐甚少也。”⁽⁴⁷⁾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列强对华经济扩张、市场狭小与资金短缺，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还维持着全国统一的局面，在拟定法规、劝奖实业方面，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及至后袁时期，表面的统一也不复存在，各路军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霸一方，争权夺利，根本无心再去顾及工商业的发展，更不必说什么扶持了。北京政府主管经济的主要部门——农商部，随着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部长犹如走马灯般更换。从1916年6月到1927年6月，在11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八任总长（包括兼代与暂署），平均任职时间不过七个月有余，其中时间最长者田文烈干了两年三个月，时间最短者章宗祥只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二十四天。在这种情况下，何谈对经济的长远规划。“况农商当局，每每牵入政争漩涡，去留靡定，等职官于传舍，虽有贤者，亦往往以多种不幸关系，卒之无所建白以去”⁽⁴⁸⁾。因此，这一时期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对工商业的管理，除了“少许官制变更外，竟无政策可言”⁽⁴⁹⁾。当时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之中央政府，老气衰颓，能力薄弱，日浮沉于政治风潮之中，求其澄心静思，为商人谋一生路，益为必不可能之数。”⁽⁵⁰⁾1924年9月1日至15日，北京政府召开全国实业代表会议，与会代表有来自各省区商会、农会、渔会、矿业联合会以及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大商埠的实业界代表八十人，外交、内政、财政、交通、农商及税务处派出二十一人，以国务总理颜惠庆为议长，李士伟、穆藕初为副议长。此次会议为1913年全国工商会议后第一次召开有关实业发展的会议，会议提出议案一百七十余件，议决者一百五十八件。此次会后，本应在10月召开由各省区实业厅长参加的实业行政会议，但“因近时时局不靖，交通或多困难”，而暂缓举行。此次会议通过各案，本应提交行政会议，“分别咨询审核，再为施行”。结果亦束之高阁。难怪颜惠庆在闭幕词中说，多年来“内因时局之不靖，外受国际之竞争，实业界所受痛苦更在在皆是。其所以谋救济而图改进者，自既殷且切”；“惟言易行难，自古所戒。当此时局艰难，一切政事尤不能不酌分缓急”。他只能寄希望于“即使以一时事实上之阻碍难尽实行者，倘能朝野一心，通力合作，悬的以赴，继续努力，自必有能实行之一日”⁽⁵¹⁾。不过，颜惠庆言犹在耳，直系政权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垮了台，所谓“必有能实行之一日”，终成难有“实行之一日”也。

在中国这样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现代经济基础薄弱、而又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后发展国家，近代以来面临着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艰难过程，外有强势外国资本的压迫，内有封建经济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列强环伺、国力衰颓，既不能对外扩张，又没有充足资本和统一市场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发自生的发展路径，中国难以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经济转型，所以政府在确立经济法制、开拓商品市场、保护内外投资、引导生产发展、调节市场秩序等方面的责任和作用是不可缺少的。而事实表明，北京政府的弱势地位及其政策导向，不能承担导引中国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责任。北京政府无法维护中国国家的政治独立与经济主权，无法改变中国对列强的政治经济依附地位，而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方面，北京政府在多数情况下也无能无力制定合适的政策并督导进行，对于经济发展只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诚如时人所论，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对于工商实业除了“少许官制变更外，竟无政策可言”；“今日之中央政府，老气衰颓，能力薄弱，日浮沉于政治风潮之中，求其澄心静思，为商人谋一生路，益为必不可能之数”⁽⁵²⁾。

中央政府无心也无力关心工商业的发展，各地军阀更是把工商业视为财源。民国年间，战乱不已，军队众多，军费浩大，从中央到地方，为了应付军费开支，无不滥征各种苛捐杂税，成为工商业发展的严重阻碍。当时一般国货的落地税率为3％，但每过一关要抽2％的厘金，货物自出厂到运销各地，所过又何止十关，再加上其他各种巧立名目的捐税，各种税负总值往往已占到货品价值的一半。这种税卡林立、市场四分五裂的局面，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如四川成都与重庆间相隔仅四百余公里，永久税卡却有近二十处，每担物品收税18元，加上临时收税，要超过20元，已经超过该担物品的原值⁽⁵³⁾。“昔日军队，各有防区，已属弊习，今尤变本加厉，一地而驻数种之兵，一地而供数种军之饷。或以原有税收为不足而增设特别捐税，或此军已收于前，彼军又收于后。或各就地设立关卡……障碍交通，妨害商旅，莫此为甚”⁽⁵⁴⁾。如此盘剥之下，国货与洋货相比，自然失去了竞争力。军阀混战，更给工商业带来直接祸害。战争一起，交通阻塞，军队所到之处，筹款、拉伕，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如时人所论，“各省被兵害之区，皆聚匪之地，其直接、间接所受之损失，不可缕计。军民长官煌煌先令，对于所部曰保卫地方，对于土匪曰尽力剿办，究其实际，匪则烧杀奸淫，绑票勒赎，兵则勒捐借饷，占住民居，派役拉车，藉端敲索。兵匪交乘，民何以堪”⁽⁵⁵⁾。河南与安徽为小麦主产地之一，两地所产小麦本可从津浦路直运上海，供应面粉工业所需的原料，但如从蚌埠起运，每担运费二两，且时间无保证，长者竟达一年之久。而越太平洋而来的美国小麦，每担运费不过四钱，以至“商人欲求铁路货车运输原料小麦，此乃绝无仅有之事”⁽⁵⁶⁾。江西萍乡煤矿在战乱中屡次受扰，最长一次交通断绝达八十天之多。仅此两例，可知军阀混战带给中国工业发展何等沉重的负担，更不必提那些赤裸裸的敲诈勒索了。

欧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经济扩张的势头更胜以往。铺天盖地的商品倾销，使原本有所扩张的国内市场再度缩小。与国货相比，洋货质高价低，竞争力处于绝对优势。北京政府不思保护民族工商业，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更使洋货处于压倒国货的优势地位。洋货入口只需交纳7.5％的关税与子口税，由于进口物价的上涨，实际税率较名义税率为低，最低的年份只有3％左右（1921），税负重重的国货自然无力与之抗衡。曾有人就国产与进口食糖的价格两相比较后，不无辛酸地说，国产食糖“陆运有厘金之恶税，海运又课二重之关税，与日本之糖相较，成本乃相悬殊。就令有爱国心者，亦未必能常食贵糖而不食贱糖”⁽⁵⁷⁾。随着列强资本输出的扩大，在华外资厂矿越来越多，它们规模大，设备好，享有一系列特权，因而对中国工业的发展更具威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给北京政府财政部的信中就曾抱怨说：“今则外商烟厂林立于内地，就地行销，俱无征税，……敝公司烟草既纳进口正税，复纳子口半税、杂捐、附加等税，负担既重，成本加多，虽出品优美，诚难与外货竞卖。”⁽⁵⁸⁾颇具竞争实力的山西保晋煤矿，吨煤成本为2.021元，税捐1.731元，占成本的85.7％，而英商开滦煤矿，吨煤成本为1.5元，税捐只有0.2675元，仅占成本的17.8％。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的势力日渐扩张，华资工商业的发展日趋艰难。

以往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老问题这一时期仍然存在。列强的大量商品输入挤占了民族工商业的市场，余下有限的市场容量又因为军阀混战、土地占有不均、水旱灾荒连年发生而导致的农村萧条，农民购买力有限而大受影响。因为军阀割据，国内币制不一，且各地滥发通货，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出省一步，如履异邦，旅行已不胜其难，营业更为棘手”⁽⁵⁹⁾。这种四分五裂的市场状况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极其不利。更严重的是资金缺乏。欧战前后一时的高额工业利润促使社会闲置资金流向工业，而工业萧条刚一露头，利润的下降立即导致这些资金的流出。虽然20年以后中国现代银行业颇为繁荣，但它们多出于投机心理，担心对工业的放款有去无回，操作较为谨慎，数量不能满足需要，已放出的贷款利率也较高，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对接受贷款者反而形成压力。为了得到周转和投资资金，一些厂家不得不转而求助于钱庄，然钱庄放款利率奇高，期限又很短，几近于高利贷，致使“厂商辛苦经营，谋偿银行钱庄欠款之子金犹虞不足。日积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于售厂之一法”⁽⁶⁰⁾。向外资借贷，更是饮鸩止渴。1917年—1931年间，由于向外资借贷无力偿还，华商纱厂被外国债权人吞并了十八家，纱锭共76万枚，占1922年华商纱厂纱锭总数的一半⁽⁶¹⁾。工业资金的缺乏，并不完全是社会资金缺乏造成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工业经营要担风险，利润得不到保证，因而大量资金流向商业、金融业与公债的投机，对原本缺乏资金的工业更是雪上加霜。当时人就说，“资本非不充也，无法律以拥护之，致使信用堕落。城市之资财，寄于外人；乡里之现金，藏于地窖。转令外人长袖善舞，而以重息折扣，剥夺吾人之脂膏”⁽⁶²⁾。

由于上述原因，自1922年起，中国工业在经过前此相对高速的发展阶段后，转而进入缓进与停滞时期，尤以前一阶段发展较快的部门为甚。中国工业的支柱部门棉纺织业首当其冲，1922年起纺纱已无利可图，次年更转为亏损，一包纱要亏十几两，以致“每纱一箱，须亏一箱之本；每纺一日，须负一日之累”⁽⁶³⁾。1923年、1924年，申新各厂亏损高达131万元，许多在建厂高潮中开工的纱厂，刚投产即面临亏损倒闭的风险。从1923年到1931年，华商纱厂新建扩建二十五家，同期出售、停工、出租者则多达五十二家⁽⁶⁴⁾。聂云台集资280万开张的大中华纱厂，开业不久即售予他人。曾经占据中国棉纺织工业重要位置的大生纱厂第一、二厂，因负债额大大超过资本额，不得不在1925年被债权人接管。加之此时国内棉花生产减产，出口增加，形成花贵纱贱之局面，更加重了棉纺织业的困难。为了挽救棉纺织业的困境，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破天荒地在1922年12月议决，自12月18日起，三个月内停车四分之一，到期如仍不景气，再行续停四分之一。同时要求政府禁止原棉出口，豁免花纱税厘，以保障原料来源及利润，但并无结果。

欧战前后发展极为迅速的面粉工业，此时也到了“盛极而衰时期”。“出口之粉渐少，外粉又复侵销”，“原料缺乏，价格腾贵，而制成面粉为洋粉所牵制，不能随麦价俱增。营业困难情形，为从来所未有”⁽⁶⁵⁾。面粉进口，1921年尚只有76万担，次年即猛增近四倍，达到361万担。1924年更达到创纪录的668万担，值3020万关两⁽⁶⁶⁾。中国面粉大量出超的景况犹如昙花一现，1923年起出口每年均不足百万关两，还不到进口数的二三十分之一。面粉巨子荣氏兄弟于1925年9月向同业提出，面粉进口，“因外侨食品关系，例不征税，迨进口后，运销内地，在在免厘。年来麦价昂贵，交通阻梗，粉厂获利殊难；推销外洋，则税则繁苛，如运往日本，每包征收洋七角；……外粉输入则通行无阻，华粉输出则例须稽征，税则至不平等，莫此为甚”。因此，荣氏兄弟建议同业向政府要求采取优惠及保护政策，“洋货进口一律征税，外侨食品不得除外”；“洋粉进口，如须运往内地，一律征收落地税。”但亦未见下文⁽⁶⁷⁾。

虽然经过大战前后较为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业的一些固有弱点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展不平衡。首先是轻重工业发展的不平衡。轻工业因投资少，见效快，市场大，发展相对较快，重工业则远远落后于轻工业的发展，从而无法形成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以最为薄弱的机械工业论，多数厂家为修理、装配厂，规模小，平均每厂只有工人二十五人；设备简陋，平均每厂使用机床不到六台，使用五台机床以下的工厂占总数的74％；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工厂使用人力⁽⁶⁸⁾。经济萧条开始后，为棉纺织业服务而开办的机器厂家纷纷倒闭，其中还包括像上海中国铁工厂这样拥有几十万资本与几百名工人的大厂。其次是轻工业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棉纺业发展迅速，织布业虽有发展，但仍赶不上需求，每年进口的棉布都在六七千万关两左右，大致与战前持平或略有下降，仍居中国进口物品前列，同时也显示轻工业的发展还处于低附加值的初级制成品阶段。第三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主要工业集中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尤以上海、天津、武汉、无锡等地为发达。1922年，上海、天津、武汉、无锡、南通、青岛六城市拥有纱锭120万枚，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四，其中上海一地即占42％⁽⁶⁹⁾。广大内地工业发展则极为落后，极端的如云南、贵州、青海，迟至1919年尚无一家注册工厂。第四是大小发展的不平衡。由于资金短缺，中国工业向来以中小企业为主，1912年万元资本以下的小公司占公司总数的一半以上，1920年仍占近三分之一。资本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1920年只有五十七家，只占工厂总数的3％左右⁽⁷⁰⁾。相比较而言，外资棉纺织厂的规模一般要比华资企业大一倍左右，机器厂规模的悬殊则更大。小企业本小利薄，抵御各种风浪袭击的能力更差，一有风吹草动，只能关门了事。此外，中国工商企业自身管理水平的落后，设备的陈旧，缺乏政府的有力支持等等弱点，几乎是其一出世就打下的印记，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根本改变。

从1922年起，中国工业的发展与前一阶段相比，速度趋缓，许多部门停滞不前，进入相对萧条时期。但对这种萧条的程度似也不宜过于夸大。应该看到，即使是1922年以后，也不是所有工业部门都停滞不前，有的部门保持了原有态势，有的部门还有所发展。棉纺织业尽管受影响较大，但1925年纱锭总数仍达到187万枚，布机11,121台，分别比1921年增长了50％和91％⁽⁷¹⁾。上海棉纺、缫丝、面粉、卷烟四大工业部门的企业总数，1921年为109家，1924年增长为132家，1927年更达到315家，增长了近两倍⁽⁷²⁾。1921年—1926年，中国近代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仍达到8％⁽⁷³⁾，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工业经过几年的较快发展，实力有所增加，对各种困难的抵御能力也随之增强。一些大企业集团资力较为雄厚，暂时的亏本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消化，最后仍能扭亏为盈。如荣家企业的面粉厂，1922年亏本50万元，但这只占荣家企业系统固定资产总值的2.5％。经过一番努力，次年即转亏为盈，1924年的盈余又达到了86万元⁽⁷⁴⁾。大企业集团还借此时机兼并弱小企业，扩大自身实力，这种分化改组本身也是工业发展进步与活力的表现。二是此起彼伏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抵制外货运动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大有裨益，扩大了民族工商业的市场。1925年工业生产的短时高涨，“虽为时不久，然关系甚巨”，而这与当年五卅运动后抵制英日货的运动是紧密联系的。仍以荣家企业为例，申新各厂1925年的纱产量比1922年增长20.7％，布产量则大增1.7倍，福新各厂的盈余达到了244万两⁽⁷⁵⁾。更突出的事例是卷烟工业，1924年上海华商烟厂为十六家，次年猛增到五十二家，最大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24年的销售额为2521万元，次年一跃为3646万元，增长了45％⁽⁷⁶⁾。因为“国人提倡用国货，热度日高。我公司近来销场过大，供不给求。各局索货万分急迫，各处正当团体以我无货应市，责备不堪”⁽⁷⁷⁾。就连库存霉烟都一销而空。它的最大对手英美烟草公司，经此打击后，直到1927年的销售都未能恢复到1924年的水平。

总体而言，中国工业在民国成立后始终保持着上升态势，速度有快有慢，也有过停滞与困难，但毕竟还是在发展。据估计，1920年前后，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约为219亿元，其中近代工业产值约为10.66亿元，占总产值的4.87％，工场手工业产值12.95亿元，占总产值的5.91％，两者合计23.61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78％，比清末民初提高了一倍左右，而制成品的出口已占出口总额的39.5％，超过了农产品的出口额⁽⁷⁸⁾。这或可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在北京政府时期发展的大致总结。

第二节　农业经济发展的停滞

一　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

自列强侵入中国后，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即开始逐渐解体，商品化进程逐渐加速。这一方面表现在农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在农家经营的商品化。民国年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而且由于中国工业在欧战前后的较快发展，带来了对农产品原料的更大需求，促使这一商品化进程的发展势头更为迅速，但外国列强的优越政治经济地位，使中国农村商品化经济在更大程度上受着世界市场的支配。

据调查，20年代全国主要农产品的平均商品率已达到一半左右，其中华北、西北偏低，华东、华南沿海则偏高⁽⁷⁹⁾。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江浙部分地区，农家生活资料一半以上购自市场，农产品的四分之三通过市场出售⁽⁸⁰⁾。由此可见，农村商品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欧战前后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作物的发展与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其中尤其突出的是经济作物的发展。

棉花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欧战前后，受国内棉纺织业发展及国外需求增加的影响，棉花生产有了较大发展。“植棉之地，年有扩张”，棉田面积迅速扩大，产棉区域几乎遍及全国，以至“从前素不产棉之地，亦以产棉闻矣”⁽⁸¹⁾。其中直隶、江苏、湖北、山东等为产棉大省，美棉种植发展也很快，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直隶五省的美棉产量，已占1921年全国棉花总产量的11％⁽⁸²⁾。为了鼓励棉花生产，北京政府农商部公布了《植棉奖励条例》，设立棉业试验场与棉业督办。棉花生产除自用外，还可出口一部分。1918年—1922年，棉花平均年产800万担，最高的1918年，产量达到1096万担，其中出口132万担，价值3811万关两，成为主要出口物品之一⁽⁸³⁾。

大豆生产异军突起，发展十分迅速。20年代中期，大豆年产超过1200万吨，比十年前增长两倍以上，中国因而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⁸⁴⁾。1924年，大豆、豆油、豆饼出口合计价值13,671万关两，比1916年增长164％，占出口总值的17.7％，在国际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并已取代生丝，成为中国第一位的出口物品⁽⁸⁵⁾。大豆及其制成品生产的发展，使其主产地东北成为中国唯一的外贸出超地区，1920年—1927年，东北外贸出超高达54,600万关两，大连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二大外贸港口⁽⁸⁶⁾。东北大豆播种面积已占农田面积的30％左右，商品率高达80％，成为中国商品化比率最高的农作物。

花生从19世纪末开始种植，民国年间发展较快，产品大多供出口。20年代花生平均年产850万担，1924年花生及其制品出口价值3024万关两，已成为主要出口商品之一⁽⁸⁷⁾。烟草生产的发展与外商英美烟草公司的活动有直接关系。英美烟草公司为推广美烟，1915年开始在山东、安徽、河南等地试种美烟，因产量高，公司又采取优惠条件诱使农民种植，发展颇快，不久即占领了烟草市场。1915年美烟收购仅49万磅，1924年达到5780万磅，十年增加了117倍⁽⁸⁸⁾。

与上述新兴经济作物生产迅猛发展的势头相比，一些传统经济作物的生产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反而呈现衰落之势。茶叶本为中国传统出口产品，19世纪末起，受后起的印度、锡兰（今译斯里兰卡）茶的竞争，茶叶产量及出口量均趋于下降，民国年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1920年茶叶出口30万担，价值885万关两，只有1916年的五分之一左右。茶叶在中国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最高峰时的50％跌落到2％左右，已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⁸⁹⁾。生丝及其制品长期居于中国出口物品价值的首位，民国以来，由于日本生丝生产的迅速发展（产量已超出中国一倍以上），以及人造丝的兴起，中国的生丝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年产量徘徊在1万吨上下，出口值虽有提高，但发展速度显然不及上述几种新兴经济作物。1924年，生丝及其制品（包括绸缎）出口价值12,921万关两，已从向来的第一位退居于大豆及其制品之后，在世界生丝及其制品市场上的占有比率也在不断下降⁽⁹⁰⁾。

经济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一些专业化生产区域的形成，这也有利于技术的发展与产量的增加。如棉花生产集中在长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苏、湖北、河北三省，江苏南通地区的棉花产量占到全国总产的七分之一。大豆种植基本上在东三省，山东一省占了花生产量的五分之四，烟草生产主要在山东、安徽、河南，茶在安徽、江西、浙江，蚕桑在浙江、广东、江苏。

粮食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有增长，大致达到了20％左右，但受经济作物发展的影响，粮食播种面积在下降，即便是“昔多稻作”的苏南常熟地区，也“已大都改植棉作”⁽⁹¹⁾。1920年代中期，粮食作物产值大约仍占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左右，全国稻麦杂粮的总产量约为二十五亿余担⁽⁹²⁾。但中国人口众多，1920年代已超过四亿人，人均耕地只有三亩多些，加上城市化的发展和经济作物产区的扩大，使得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要，正常年景也需进口部分粮食，以补国内生产之不足。遇有天灾人祸，“粮荒”更频频发生。如上海的米价，欧战前只不过5元一石，1921年上涨了两倍还多。大米已成为中国第一位的进口物品，1923年进口数量2244万担，价值9822万关两。如再加上小麦和面粉的进口，数量高达3087万担，价值13457万关两⁽⁹³⁾。此后，大米、小麦、面粉、杂粮等粮食及其制品的进口，每年总数都在数千万担以上，成为影响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问题。

民国年间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质上仍受列强操纵的国际市场支配，既未解决国内民众的温饱问题，也未满足近代工业发展对于原材料的需要。相反，广大的中国农村仍是列强控制下的商品市场与原料基地。列强通过种种手段推销剩余产品，获取廉价原料。欧战前后发展迅速的几种经济作物，大豆和花生五分之四以上供出口，棉花的相当一部分也是供出口和外国在华企业所用。英美烟草公司直接插手烟草生产，更是列强操纵国内农业生产的典型例证。中国农业商品化生产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使其极易受国际市场需求的影响，旋起旋落。茶生产的兴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广大农民的命运实际操纵在国际资本财团手中。

由于“剪刀差”的存在，中国出口物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低于同期进口物品价格的上涨。出口物品的购买力指数，20年代平均比十年前下降了十个百分点左右⁽⁹⁴⁾，列强因此以相同的代价，获取了更多的产品。与此同时，国内工业发展所需原料得不到保证，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即使是国内生产较多的棉花、小麦等也不例外。国产棉花本可大体满足国内棉纺业的需要，但每年出口在百万担以上，其中绝大多数运往日本，加上在华日资纱厂用棉，“几占全额的二分之一而弱”⁽⁹⁵⁾。华商纱厂联合会曾于1922年底上书北京政府，说明国产棉花外运“源源不绝，原料乃愈见缺乏”，“循至棉花求过于供，其价日昂”，要求政府禁止棉花出口⁽⁹⁶⁾。1923年初，北京政府决定，自3月1日起禁止棉花出口，但立即遭驻京公使团“抗议”，随后又被迫宣布放弃禁令。华商纱厂联合会数次要求恢复禁令，终不见下文。国内棉纺业不得不大量使用进口棉花，从1921年起，棉花进口每年都超过百万担，1925年达到181万担，价值6997万关两⁽⁹⁷⁾，位居中国进口物品的前三名。这是中国农业经济受列强摆布的例证之一。号称以农立国的中国，国内工业所需农产原料，除“榨油之大豆，国内差堪自给外，余则几无一能完全脱离舶来品而独立者”⁽⁹⁸⁾。事实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就是如此不利。

二　农业经济的凋敝

如果说，一战前后中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的话，农业则连这一点都得不到。中国农民面对的外部环境，除了生产力水平低下，频繁的天灾与列强的经济扩张外，更有军阀统治的横征暴敛，军阀混战的破坏摧残，与一战前后的工业相对高速发展相比，农业的发展速度仍然较慢，农业的凋敝成为无可逃避的现实。

农民以土地为本，土地的占有权始终是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重要问题。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不少军阀官僚出于置产的传统，都置有大量田产，大凡大军阀大官僚多是大地主，从段祺瑞、曹锟到张作霖、徐世昌等几乎无一例外。他们占有的土地少则几千亩，多达几万、十几万亩，张作霖及其亲属在东北占有不下160万亩土地，他的亲信杨宇霆、吴俊陞也都占有一百多万亩土地⁽⁹⁹⁾。军阀官僚占有土地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以权势低价购进，如王占元在山东只花二元钱就可买进一亩好地；更多的是强占，有枪便是王，谁也奈何不得。除了军阀官僚外，许多工商业者以及一般社会游资也都加入到土地买卖之中。因为土地被视为稳定的产业，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越是动乱年代，有钱人越不愿意进行工业投资，而是“争买田产”，以求资金安全。这既加剧了农村土地占有的不平衡，也妨碍了迫切需要资金的工业发展。当时的大资本家张謇、聂云台等人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缺地少地的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阻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技术的进步与生产率的提高。

与传统的土地所有制相适应，实物地租仍是主要的地租形态，租率一般要占到收获物的近一半，变相加租、押租、预租以及种种额外勒索更是司空见惯。除此而外，农民还要忍受高利贷业者的重利盘剥。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民的温饱尚成问题，购买力甚低。据估计，拥有20亩以上的农户可以略有剩余，其他农户只能靠家庭副业或手工业维持生计。许多农户没有耕畜，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中国的农业生产始终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循环往复，生产技术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生产力水平低下。到20年代中期，稻麦杂粮的平均亩产量只有二百三十余斤，不仅低于清代的水平，甚而低于两千年前汉代平均亩产264斤的水平，实在是令人感叹不已。

军阀的横征暴敛与混战不已，是造成农村经济凋敝的主要原因之一。北京政府时期，各地大小军阀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军费支出，无不把搜刮的重点放在千百万农民身上。田赋易于估计，征收方便，纳税人无处逃避，向来是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从而也成为军阀的重要财源。北京政府时期，“田赋名称括以地丁、漕粮、租课三种。其征收机关，则县知事公署设总柜为总机关，四乡分设分柜，以科员或左理员董之，为分机关。从前胥役把持之弊渐次剔除，并通令各省区完纳丁课，概以银元计算，漕粮、兵米亦次第改征折色”⁽¹⁰⁰⁾。田赋正税年约八九千万元，数量较为稳定，但田赋附加税则层出不穷，多数省份在十种以上，税额也年年增加，大多超过正税几倍。最坑害农民的是所谓田赋“预征”，少者几年，多者十几年，四川梓桐县1926年已在“预征”1957年的田赋，整整“预征”了三十年⁽¹⁰¹⁾。农民名义上要负担的税为七种，实际各种税负则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从人头税一直收到牛捐、狗捐。以河南为例，1926年田赋、厘金、契税等正杂税收入为1100万元，而田赋预征达1400万元，占总收入的41％，超过田赋正税收入的至少一倍以上⁽¹⁰²⁾。由此可知，农民的实际负担远远超过名义上的田赋数，他们哪里还有余力去进行扩大再生产。军阀的横征暴敛主要落在自耕农身上，也促使自耕农向半佃农以至佃农的转化，从而又促成了农村经济的凋敝。

军阀混战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更是难以尽述。民国年间，大小军阀的混战经年不断，他们以军用票、军需券支付战争需要，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文明”之举了，更经常、更直接的是毫无一定之规的摊派与强占，无偿的征用民伕、拉走牲畜。“大军过境，米面柴草，均由各区供应，遂至谷物一空”⁽¹⁰³⁾。而且一遇战争，胜方以抢掠为刺激士兵的手段，败方的逃兵溃将更是无法无天，“兵车所至，亦鸡犬一空”，“村舍荡然，流离载道”，所有灾难都是农民承受⁽¹⁰⁴⁾。直皖战争时，皖系马良部在山东德县获胜，即“鸣枪入街，肆行抢掠三昼夜之久”。战后，据京兆所属各县初步统计，损失高达345万多元⁽¹⁰⁵⁾。再如1924年的江浙战争，“战区内耕牛、农具损失极多，有至十分之六者，少者亦十分之二三”；“棉田受损最巨，收获多者仅及六成，余则二三成左右”⁽¹⁰⁶⁾。兵祸之外，伴以匪祸，许多地方土匪“横行乡曲”，搞得“赭垣斗立，鸡犬不闻”。说到底，兵与匪互为表里，都是军阀统治的产物。

天灾伴随着人祸，人祸又加剧了天灾。这一时期水旱连年，1920年至1921年间，北方的旱灾和南方的水灾都很严重，灾民数以千万。据估计，1920年—1921年的华北旱灾，波及317个县，死亡人数高达一千余万人⁽¹⁰⁷⁾。大小军阀终日忙于争权夺利，根本无心顾及防灾救灾，各地水利废弛，围堤失修，以至小灾成了大灾，无灾也能成灾。更有甚者，敌对双方在军事行动中决堤放水，给无辜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如吴佩孚南下与湘军作战时，“决湘堤以灌之，淹没四县”，实乃人祸胜于天灾⁽¹⁰⁸⁾。民国年间，为逃避战乱，大量农民或闯关东，或漂洋过海去外国，或流入城市，从事种种低贱职业。据当时日本人在苏、浙、皖、冀、鲁五省调查的结果，农村的平均流亡率为4.8％⁽¹⁰⁹⁾。况且流亡者以青壮年劳力为主，他们背井离乡，造成大量土地抛荒，导致农村经济的恶化，而这种经济恶化又迫使更多的人流亡，形成恶性循环。

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突破性进展，资本主义式的农牧垦殖公司和富农经济，只不过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农村传统经济的点缀。农牧垦殖公司一度有所发展，据八个省份的不完全统计，20年代初已有一百余家，尤以江、浙两省居多，但这些垦殖公司多为“招佃代种”，“坐收田租”，经营收入比重不大，甚而有的公司完全靠出租维持。张謇办的通海垦殖公司，占地10万亩，大部分仍分租给佃农，收取地租。富农经营占农业经济的比重一般都未超过10％，而且规模也都不大，大致也就几十亩地，为了少担风险，还有不少人出租部分土地，坐收地租，少数人更进一步转化为地主。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都是艰难的，何况在农产品价格低、税负重、经营农业风险大，而出租土地倒可以坐收高额地租的情况下，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

总体而言，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业，虽然经济作物有所发展，但农业中的现代经济成长十分有限。广大的农村既不能成为中国工业发展最广大、最稳定的销售市场与原料来源，中国工业化的进步自然也将是十分艰难的。

第三节　北京政府的财政与金融

一　北京政府中后期的财政状况

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财政，虽也相当紧张，但勉强可以维持。袁死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为削弱，群雄割据，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的中央财政收入大受影响，而支出尤其是军费支出不见稍减，北京政府的财政可谓捉襟见肘，度日如年。

北京政府的财政收支向来是一本糊涂账。1917年—1927年间，只有1919年编过正式的财政预算，并经国会议决，公布施行。“其余各年度，或以法定手续未能完备，或因时局影响造报未齐，均未成立”⁽¹¹⁰⁾。以1919年预算为例，经常岁入40,984万元，临时岁入8058万元，合计49,042万元，其中岁入最多的三项为（经常与临时合计，下同），盐税9882万元（占总岁入的20％，下同），关税9396万元（19％），田赋9055万元（18％）；经常岁出27,129万元，临时岁出22,447万元，合计49,576万元，其中岁出最多的三项为，陆军经费20,783万元（占总岁出的42％，下同），债款支出12,796万元（26％），内务经费4817万元（10％）⁽¹¹¹⁾。根据这个预算，赤字不过534万元，占预算总岁出的1％略强，但所谓债款支出实际即为赤字，赤字占预算总支出的比例已为27％，而这也不过是纸面上的数字，其间缺漏甚多，实际亏空无疑大大超过预算数字。还以1919年为例，因为“财源枯涸，入少出多，每月支款不敷已达千万元以上。外债既无可借，但恃国内华商各行号设法筹挪，还期之促，利率之高，所指抵押品之严重，实为历来所未有”⁽¹¹²⁾。因此，当年财政部计划发行国债2亿元，结果招致南方政府的抗议，英、法、日等国公使也反对以盐税为该项借款之担保。最后，北京政府决定改以田赋为该项借款之担保。

在所有政府支出中，军费高居首位。北京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军费开支平均为预算数的39％，“实支之额，犹远过于预算之数”⁽¹¹³⁾。1918年中央财政每月支出约1195万余元，其中普通军费570余万元，特别军费302万余元，边防及协款16万余元，合共888万余元，占总支出的四分之三左右。即便如此，仍欠军费940万元，其中仅欠曹锟所部的军费即高达241万元⁽¹¹⁴⁾。这只是中央政府的支出，至于各地军阀的军费开支就更难于计数了。北京政府时期，兵连祸结，战争连年皆有，大小军阀们的军队需要成千上万的金钱去养着，财政部实际成了军阀们的后勤部。

与庞大的支出相对应的，是北京政府有限的收入。作为农业大国，田赋是稳定而又最为重要的收入，但此时这笔收入基本为各地军阀所把持，曾为中央专款的田赋附加自袁世凯逝后即“解者甚属寥寥”，不能不改列本省预算。清末以来多遭诟病的恶税厘金，数额不小，1920年—1922年，各省区实收厘金税捐13,410万元，年均4470万元⁽¹¹⁵⁾，但同样到不了中央手中。各省对中央的解款以及袁世凯时代曾颇为兴盛的中央专款（即各省代收但专归中央使用的税款，如烟酒税、契税、印花税、牙税等），年收曾达三千余万元，自袁死后，随着地方离心倾向的增强，解送中央的税款一天少于一天，至20年代初期，两项合计预算数额不过一千万元左右，实际解送数额则几近于无。这两项收入已是徒有虚名，不复存在⁽¹¹⁶⁾。实际上，北京政府能够掌握的收入主要是关、盐两税。关、盐两税民初即已落入列强的控制下，税款存入外国银行，征收、管理及支配权掌握在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手中，大多用于各种内外债的担保，中国政府只能得到还债后的余款，即关余与盐余。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因为列强的插手，使得各地军阀不敢轻易截留这两种税款，才使北京政府可以仰列强之鼻息，得到一笔稳定而可靠的收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关税税额逐年增加，从1917年的4935万关平两，增至1925年的8974万关平两，增长82％。同期关余每年均在数百万关平两左右，其中最多的1924年为1752万关平两，约占当年关税总收入的22％。1917年—1926年，关税总收入为66,503万关平两，关余总数7225万关平两，约占总收入的11％⁽¹¹⁷⁾。盐税收入较为稳定，大抵在年收入八九千万元左右，最多的1922年为9680万元，1925年以后则有明显下降。盐税抵押借款较关税为少，因此盐余也较关余为多，最多的1918年为5280万元，占当年盐税收入的59％。1918年—1926年，盐税总收入为77,430万元，北京政府得到的盐余为30,920万元，约占盐税总收入的40％⁽¹¹⁸⁾，可算是一笔大宗收入了，但仍无补于浩大的支出。

在军阀们的压迫下，北京政府的财政毫无章法可言，为了满足军阀的需索，财政不是量入为出，而是量出为入，但收入如此之少，支出又如此之多，如1918年，北京政府每月收入为422万元，只有支出的35.3％⁽¹¹⁹⁾。北京政府借以填补财政亏空的唯一办法就是借债，从外债借到内债，从发行短期国库券到向银行借款，可谓窘相百出。如时人所论，“民国三年以前，恃长短期外债；民国五年以前，恃内国公债；民国六年以前，恃日本债，历史昭然。迨八年以后，则各债之路俱穷，于是内国各商业银行之借款如云而起”⁽¹²⁰⁾。

袁世凯统治时期曾经大借外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欧美各国由于战争因素及战后重建的原因，对华借款减少，而且北京政府缺少权威，财政收入有限，欧美各国亦不愿轻易借款，只有日本出于政治目的，在1917年—1918年间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府。1917年—1924年，北京政府实借外债46,409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偿还旧债本息，对于缓和其财政困难于事无补⁽¹²¹⁾。

外债既无法弥补财政赤字，北京政府的日常开支实际主要依靠内债及银行借款解决，“几乎无一用款，不仰给借贷”⁽¹²²⁾。内债自袁世凯时代开始发行，起初发行数量并不大。1917年以后，在收支差距日渐增加的情况下，北京政府把发行内债视为挽救财政危机的唯一办法，内债越发越多，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18年—1922年，发行公债48,827万元，占北京政府时期公债发行总数的五分之四，其中有三年的发行额超过了1亿元⁽¹²³⁾。公债的滥发，最终造成债信大跌，偿还困难，不得不进行整理。1922年以后，长期公债已无人问津，发行额剧降为几百万元，北京政府只能靠发行各种短期借款，如国库券、盐余借款等维持。这些短期借款名目繁多，多不过一二百万元，少则几十万元，乃至几万元。为了应付急需，北京政府还不惜饮鸩止渴，向银行高利借款，或由银行短期垫款。“财政部每逢付息还本，即向银行商量借款，然往往不能如约清还，致银行拒绝再借。此种竭蹶情形，传播遐迩，政府信用日堕”⁽¹²⁴⁾。这类借款条件苛刻，月息高达2分，借垫数在10万元以下的占这类借款总数的三分之一，最少的垫款只有千把元，可见北京政府的财政已困窘到山穷水尽，过一天算一天的地步了。所谓“短期借款，利重期迫，转瞬即须归还，军事各费，短欠既多，又须设法给付，左支右绌，周章万状”⁽¹²⁵⁾。1922年10月，十八家银行共向北京政府垫款3144万元，其中中国银行为2795万元（占总数的89％）。1925年10月，二十家银行共向北京政府垫款3033万元，其中中国银行为2373万元（占总数的78％）⁽¹²⁶⁾。中国银行已经成了北京政府的提款机。到1925年底，北京政府共欠国库券5911万元，盐余借款4411万元，银行短期借款3890万元，垫款3033万元，共17,246万元⁽¹²⁷⁾，积少成多，总数仍然相当可观，等于北京政府时期公债总数的28％。此外，北京政府还借有大量无确实担保的内外债，至1923年，此类债务总数达39,300余万元，“借款户数竟有数百起，债权者之国籍，除本国外，亦有七国之多。至其债额，有达数千万元者，有仅数万元者。其债款之担保，或以税收，或以产业，或用证券，或用期票，虽各不同，而不确实则一。所以到期本息无款可付，或临时罗掘，酌还一部；或另立合同，作为新借。以至债务愈积愈多，头绪愈变愈繁”⁽¹²⁸⁾。北京政府为此多次提出整理内外债，但旧欠未还，新欠又至，在当时出大于入的情况下，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不能根本解决债务问题，最多也就是借新债还旧债而已。

在这样的财政状况下，北京政府的日常行政开支都难于维持，更不用说扶持工商，发展文教了。据统计，从1912年—1926年，北京政府所借外债总数为133,700万元，其中用于发放军饷、购买军械的费用占22.8％（1918年最高为近40％），而用于航运、电信、工矿等用途的费用只占7.8％⁽¹²⁹⁾。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北京政府也曾筹备成立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和财政整理会，提出各种整理财政案，以讨论中央财政方针，整理全国财政计划，审核并研究整理内外债的办法，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预算⁽¹³⁰⁾。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北京政府既无统治权威，也就没有整理财政与编制并严格实行中央财政预算的能力，所有整理财政的计划与方案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二　新式银行业的兴起

中国新式银行业的发展迟至清末方才开始。民国建立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不断发展，新式银行业也日渐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国内工商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剩余资金与对资金的需求都急剧增长，银行业亦随之得到空前发展，其后北京政府的公债政策又进一步刺激了银行业的兴盛。1919年—1923年，每年新设银行数均超过二十家，1922年达到创纪录的36家。到1925年，全国共有银行一百五十八家，实收资本16,914万元，比1912年增长了五倍还多⁽¹³¹⁾。虽然这其中不乏旋起旋散的投机银行，但一批声誉卓著、资力雄厚的大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四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银行）、“南三行”（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开始崛起，它们当中既有民国以前成立的银行，也有民国年间成立的银行。中、交两行经几次增资，股本已超过1000万元。1925年，前十家大银行纸币发行量超过2亿元，其中中国银行12,709万元，交通银行4834万元，开始在关内金融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它们的存放款业务也有较大增长⁽¹³²⁾。可以说，中国近代新式银行业已经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银行业的发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商办银行的发展超过了官办银行。本来，中国的银行一直以官办或官商合办为主，1912年底，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共二十四家，实收资本1966万元，占全国银行总资本的70％左右。袁世凯死后，政局多变，以政府为后台的官办银行不能不受影响，加上官办银行人员冗杂，经营不善，因此除中国、交通两行外，官办银行的发展趋于停滞，在全国银行业中的地位也有较大下降。1925年底，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共有二十八家，占全国华资银行总数的17.7％，实收资本7605万元，占全国华资银行总资本的45％⁽¹³³⁾。与此相反，由于民族工商业在这一时期的空前发展，资本赢利率急剧增加，多余的资金急需寻求出路，工商业的发展又带来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同时由于大战和抵制洋货运动的影响，外资银行的压力有所减轻，这些都大大刺激了商办银行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1925年新开业的商办银行达到87家，而同期新开业的官办或官商合办银行只有五家⁽¹³⁴⁾。1925年，全国商办银行总数已达到一百三十家，实收资本9309万元，比1912年增长十一倍还多，超过了全国华资银行实收资本总额的半数，而同期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资本资本总额只增长了不到三倍⁽¹³⁵⁾。著名的“北四行”都是在1915年—1921年间成立的，而发展最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1915年—1926年，资本增长二十四倍，存款增长五十五倍，位居商办银行存款前列，工商业放款超过了放款总额的四分之三。在商办银行中，工商业与金融界投资的比例在上升，即使在军阀官僚买办投资为主的银行里，工商业者的投资比重也在增加。以金城银行为例，1917年开办时，军阀官僚的投资占90％，到1927年已下降到50％。一部分投资银行的军阀官僚下台后，亦逐步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家。以北京政府为后台的官办银行的实力下降，商办银行尤其是江浙系商办银行的发展，不仅影响到银行业自身的势力格局，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格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时期银行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参与公债投机。1918年以后，北京政府为缓和财政困难，大发公债，短短几年即以数亿元计。这些公债利率少者二三分，高者达五分，加上各种折扣，“直接间接所获之利益固较任何放款为优也”。加之公债还可充作发行准备及借款担保，偿还有总税务司保管的内债基金，因而成为各银行竞相追逐的对象。20年代初银行业的繁荣与公债买卖的投机有很大关系。1921年—1925年，仅北京就有十七家银行开业⁽¹³⁶⁾。作为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的北京，集中了如此多的银行，至少表明银行业的发展有着经济以外的因素在起作用。当时有的银行完全不事经营，专事公债投机，即使是历史较长、资力较为雄厚的中国、交通两行，也不能置身于公债投机买卖之外。银行的大量资金集中于金融投机，势必影响它们对工业以及其他事业的放款。不过，以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对此可能不无夸大之处。实际上，承购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获利虽大，但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政局不稳，购买公债的风险也大，“往往基金流用，本息无着”，百元公债的市价最低时尚不足原价的四分之一，因此公债买卖被时人认为是“纸上富贵”。因此除一些企图乘机捞一把、旋起旋落的投机银行外，一般大银行对购买公债仍较为慎重。据已知二十八家银行的统计，有价证券的投资只占它们资产总额的6％—7％左右，不到放款总额的10％。即使是官僚投资较多的金城银行，对政府的财政放款和投资占其放款总额的比重，也从1919年的55％下降到1923年的22.3％，而1923年其工商业放款已占放款总额的38％。私人工商业者投资为主的浙江兴业银行，对政府的财政放款则只占其放款总额的4.7％⁽¹³⁷⁾。

总之，1918年以后的中国现代银行业有了较大发展，而且这一发展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对工商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据估计，1925年二十五家主要银行的放款数已达到76,000万元⁽¹³⁸⁾，如果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工商业放款，一年也可为工商业提供25,000万元的资金。但是，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一样，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同样存在着先天不足。大多数银行的资本薄弱，存款来源和放款规模都很有限。1921年—1925年新开业的商办银行中，实收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小银行为五十八家，占同期新开业商办银行总数的67％⁽¹³⁹⁾。1925年，实收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小银行有九十四家，占银行总数的近60％，但只占资本总额的14％。1926年，二十四家主要银行的存款总数为91,767万元，而英资汇丰银行的存款即为61,607万元。正因为资本小，对市场风险的承受力也很低，倒闭率很高。1921年—1925年，倒闭银行占到新开银行总数的55.6％⁽¹⁴⁰⁾。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外资银行与旧式钱庄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1925年，在华外资银行有六十三家，中外合资银行十七家，资本总额大大超过华资银行。以英国汇丰银行为代表的外资银行，除了办理银行的一般业务外，还承办借贷，管理关税，进行投资，垄断国际汇兑，控制对外贸易，在中国金融业中处于优势地位。钱庄经营方式虽然陈旧，但熟悉行情，信用好，周转快，为中小工商业者所欢迎，以至“商家不与银行往来者甚多，而不与钱庄往来者绝少”⁽¹⁴¹⁾。1912年—1924年，上海钱庄从二十八家增至八十九家，资本从149万元增至1926年的1876万元⁽¹⁴²⁾。当时有人认为：“钱庄倘使全体停了业，的确可使上海的商界完全停顿，而银行停了业，恐怕倒没有多大影响。”⁽¹⁴³⁾1925年，在国内银行业实收资本与公积金总额中，外资与中外合资银行占44.2％，华资银行占37.5％，钱庄占18.3％。如果除去中、交两行及各省地方官办银行，则全国商业银行的资力与钱庄不相上下。商办银行本身资力有限，对工商业放款虽呈上升趋势，但比重始终不大，这就注定国内银行业的发展对本国工商业的支持是有限的。

————————————————————

(1) 本节所称近代工业系指所有中国资本投资的工业，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工业。有关两者间的关系及其具体发展情况，请参阅本书第二卷有关章节。

(2) 中国进口棉纺织机械的价值，1920年为690万两，1921年猛增为2670万两。《税务司呈拟1921年华洋贸易总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4页。

(3)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56页。陈著关于资本总额的估计可能偏低。据吴承明估计，1920年中国产业资本总额已经达到七亿余元。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4)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5页。

(5)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85—186页。

(6)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8页。

(7) 吴承洛：《今世中国实业通志》下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05—106页。

(8) 工商部编：《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1928年版。出口量包括外资企业所产纱。

(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10) 工商部编：《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1928年印本。

(11)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92页。

(12)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13)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0页。

(14)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2—104、141页。

(15)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16)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02—104页。

(17)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18)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02—104页。上述钢铁和煤炭业的统计均包括外资企业。

(19)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页。

(20) 上海市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03页。

(2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南造船厂厂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111页。

(22) 周开庆：《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下册，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7页。

(23) 陈灿：《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71页。

(24)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227页。

(25)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119—120页。

(26)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265—266页。

(27) 《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1920年和1921年外贸入超的猛增，原因之一是战时对外订货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得以入口，而这又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增长，因此对此种贸易逆差的影响尚需全面评估。

(28) 《税务司呈拟1921年华洋贸易总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二），第1276页。

(2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332页。

(30)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77—178页。

(31)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4页。

(32)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846—847页。

(33)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41、127页。

(34)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

(3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421页。

(36)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77页。

(37) 李炳郁：《论日人在中国棉业之势力》，《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5卷第4期。

(38) 汪树磐：《华商纱厂与日厂之比较》，《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3卷第1期。

(39) 汉冶萍公司因为几次向日本借款，实际已沦为日本钢铁业廉价原材料的供应基地，自1912年到1927年，共运往日本铁矿石426万吨，生铁78万吨，而且价格被压得远低于一般水平，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武汉大学经济系编：《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2—1123页。

(40)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32页。

(41) 《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8页。

(42)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24、127、129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971页。发电装机为1923年的统计，机械开采铁矿为1924年的统计。所谓由外资控制，包括外资直接投资和提供贷款，因为外资一旦提供贷款给某企业，则其对该企业的生产运营就拥有了发言权。如1922年的机械产铁业总资本中，外资直接投资占29.2％，贷款占70.8％，故其100％控制在外资手中。1924年这两者的比例已成为78％和22％，这种外资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说明外资介入中国重工业程度之深。《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27、129页。

(43)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90页。

(44) 除了在金融、工矿、运输、贸易等方面的直接投资外，外国在华还有大量的间接投资—借款。这些借款很多名为实业借款，实际上是政治借款，是帝国主义操纵军阀政治的手段之一。详见本书各卷有关章节的叙述，本节不再详述。

(45) 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0页。

(46)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57页。

(47) 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刊）。

(48) 穆湘玥：《藕初五十自述》，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14页。

(49) 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刊）。

(50) 《论上海丝厂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之办法》，《民国经世文编》第37册，实业三。

(51) 《颜惠庆闭幕词稿》（1924年9月15日），《全国实业会议筹备处呈》，1924年9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第172—174页。

(52) 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最近之五十年》；《论上海丝厂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之办法》，《民国经世文编》第37册，实业三。

(53) 曹鸿儒：《中国农业经济之发展》，三民学社1930年版，第180—181页。

(54) 《重庆总商会陈述全川兵祸请筹善后电》，《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161页。

(55) 《全国实业代表会议审查报告稿》（1924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二），第888页。

(56) 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84页。

(57) 《筹设商会统计案》，《民国经世文编》第37册实业三。

(58)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3—64页。

(59) 《中国工商业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方法》，《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6号。

(60) 《华商纱厂联合会宣言》，《国闻周报》第4卷第19期。

(6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99页。

(62) 《欲恢复信用宜组织债务专律论》，《民国经世文编》第37册实业三。

(63) 《为实业致吴季诚函》，《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八。

(64)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7—188页。

(65)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65页。

(66) 《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

(67)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66页。

(68)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304页。

(69)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08—109页。

(70)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120—121页。

(7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8页。

(7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73)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版。

(74)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67、171页。

(75)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73、266、181页。

(76)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254—255、220页。

(77)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46页。

(78)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7页，《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72—73页。据另外的估计，1920年近代生产总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6.21％，近代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9.8％。（王玉茹：《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目前尚缺乏1925年前后的统计数字，但有理由相信，其绝对数字和相对比例较之1920年前后又有所增长。

(79)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0页。

(80)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328页。据另外的估计，1920年农村的商品经济比例大致为38％左右。（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这个估计包括粮食，如果不计粮食，则商品化程度为一半的估计大体可信。

(8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99页。

(82) 《商品陈列所撰中国棉业之状况调查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一），第360页。

(83) 《商品陈列所撰中国棉业之状况调查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一），第360页；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由于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以及进出口比价的原因，棉花在出口的同时，也有大量进口。1921年进口棉花达168万担。《税务司呈拟1921年华洋贸易总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二），第1296页。

(84)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181页。

(85)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86) 阿瓦林（苏联）：《帝国主义在满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09页。

(87)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196、198页。

(88)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册，第12页。

(89)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90)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9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11—215页。

(92)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339页。

(93) 《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

(94)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89页。

(95)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85页。

(96)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50—153页。

(97) 《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

(98) 《我国工业原料之调查》，《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20号。

(99) 吉迪：《北洋军阀政客资产记闻》，《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

(100) 《1912—1918年各省区田赋情形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252页。

(10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577页。

(102)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103) 《简鹤年等呈》（1920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

(104) 《山东省议会等通电》（1920年8月7日），《直皖战争》，第274页。

(105) 《京兆战后损失统计表》，《直皖战争》，第284—288页。

(106)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611页。

(107)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1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277页。

(108) 《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921年8月23日，第326页。

(109) 曹鸿儒：《中国农业经济之发展》，第86—87页。

(110) 《财政整理会暂编1925年度国家预算表》（1925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786页。

(111) 《1919年度国家预算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598—606页。

(112) 《国务院等通电》（1919年5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907页。

(113) 《民国财政史》，第13页。

(114) 《财政部意见书》（1919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78—192页。

(115) 《1920—1922年各省区厘税比额及实收数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486—1491页。此表1920年实收数1586万元系统计错误，实应为4583万元，此处据后数。

(116) 《民国财政史》，第10—12页。1918年中央财政除盐税以外的全部收入每月仅约72万元，每年不到1000万元，而1919年财政预算仅烟酒公卖、烟酒税、烟酒牌照税三种税收就列入3662万元。《财政部意见书》（1919年5月），《1919年度国家岁入岁出预算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78、600页。

(117) 《1912—1927年海常各关税收总数收支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338、1358页。据吴兆莘的研究，1917年—1926年，关税收入从6192万元增至11,927万元；同期关税收入总计为88,431万元，关余为5296万元，占收入总数的约6％；关余最多的1919年为2175万元，占收入总数的近30％。见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04—205页。杨荫溥所用数据与吴著相同，但他认为，由于北京政府发行内债时，“关余几尽数作抵”，“所以从1921年起，北洋政府事实上就没有什么关余可收”（《民国财政史》，第7页）。这不过是统计方法的不同而已，因为北京政府发行的内债，实际就是当年北京政府的收入。

(118)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8页。据盐务稽核总所的统计，盐税收入呈稳步增长趋势，1918年—1926年间，盐税总收入为95,680万元；其中除1918、1920两年外，其余年份的收入均超过1亿元，最多的1926年已达12,276万元。《1912—1930年盐税收入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419—1425页。

(119) 《财政部意见书》，1919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80页。

(120) 《卢学溥致大总统等电》（1922年3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948页。

(121)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240页。

(122) 《银行月刊》第一号，国内财经消息栏。

(123)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页。

(124) 《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一），第544页。

(125) 《财政部意见书》（1919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88页。

(126) 《李景铭报告》（1923年3月9日），《内国各银行垫款欠数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989、998—1000页。

(127)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11页。

(128) 《财政部整理内外债提案》（1923年7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189页。

(129)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240—242页。

(130) 《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章程》（1922年7月7日），《财政部财政整理会章程》（1923年8月10日），《临时执政交议整理财政案》（1925年2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9—269页。

(131)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32) 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台北1986年版，第173页；《中国银行历年发行数额表》，《交通银行编历年兑换券流通额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第552—555页。

(133)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34) 《北洋政府时期全国银行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第556—589页。

(135)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36) 《北洋政府时期全国银行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第556—589页。

(137)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38)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1册，第114页。

(139) 《北洋政府时期全国银行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第556—589页。

(140)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41) 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66—67页。

(14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8、191页。

(143) 章乃器：《金融业之惩前毖后》，《银行周报》第16卷19号。

参考文献⁽¹⁾

中文档案文献

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直鲁豫巡阅使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热察绥巡阅使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时期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奉天省公署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

云南省政府档案，云南省档案馆藏，昆明

蒋介石日记，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USA．

中文著作

《白坚武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李玉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京出版社，1981

《北洋军阀》，来新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北洋军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武汉出版社，1990

《北洋军阀史》，来新夏等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北洋军阀史论稿》，潘荣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北京，三联书店，1983

《北洋政府简史》，郭剑林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钱实甫著，北京，中华书局，1984

《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唐启华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卞白眉日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陈幹集》，陈隽、佟立容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

《陈炯明集》，段云章、倪俊明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陈炯明叛国史》，李睡仙、谢盛之、鲁直之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

《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陈定炎编，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

《椿园载记》，罗章龙著，北京，三联书店，1984

《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帝国主义在满洲》，［苏］阿瓦林著，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俄语教研室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

《第二次直奉大战记》，无聊子编，上海，共和书局，192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段祺瑞年谱》，胡晓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对华回忆录》，［日］东亚同盟会编，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3

《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美］迈克尔·谢勒著，徐泽荣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

《风雨漫漫四十年》，张钫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冯玉祥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冯玉祥自传》，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奉系对外关系》，车维汉、朱虹、王秀华著，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

《奉系军阀密信》，辽宁省档案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奉系纵横》，胡玉海著，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

《奉直战云录》，陈冠雄著，天津，新民意报社，1922

《福建财政史纲》，王孝泉编著，出版地不详，1936

《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稿本），彭昌鲁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

《革命文献》第51、52辑，黄季陆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台北，1970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李培生著，广州艺苑印刷所，1921

《国父年谱》，罗家伦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台北，1969

《国民军史》，王宗华、刘曼荣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国民军史纲》，刘敬忠、田伯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胡适的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胡政之文集》，王瑾、胡玫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湖南省宪法》，长沙，湖南省宪筹备处编印，1921

《湖南制宪报告书》，长沙，湖南省宪筹备处编印，1922

《湖南自治运动史》，王无为著，上海，泰东书局，1920

《护法运动史》，莫世祥著，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

《护法运动史料汇编》，汤锐祥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华盛顿会议小史》，周守一著，上海，中华书局，1923

《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金问泗等著，台北，文星书店，1962

《回忆辛亥革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记者生活三十年》，陶菊隐著，北京，中华书局，2005

《江南造船厂厂史》，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蒋百里传》，陶菊隐著，北京，中华书局，1985

《蒋介石秘录》，古屋奎二编著，《蒋介石秘录》翻译组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蒋总统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84

《今世中国实业通志》，吴承洛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近代稗海》，荣孟源、章伯锋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987

《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徐勇著，北京，中华书局，2009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千家驹著，北京，中华书局，1984

《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沈家五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陈志让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李宗黄回忆录》，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

《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何文辉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联省自治思潮研究》，谢从高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张朋园著，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陈存恭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3

《临城劫车案》，枣庄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出版地不详，1996

《临城劫车案纪事》，陈无我编，出版地不详，1923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编，北京，三联书店，1980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杜永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马君武文集》，莫世祥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李玉贞主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王立新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门户开放与中国》，李祥麟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秘笈录存》，天津历史博物馆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胡春惠著，台北，正中书局，1983

《民国财政简史》，贾德怀著，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

《民国财政史》，杨荫溥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凤岗及门弟子编，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

《民国时期的土匪》，［美］菲尔·比林斯利著，王贤知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民国续财政史》，贾士毅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民国议会制度研究（1911－1924）》，薛恒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民国政党史》，谢彬著，上海学术研究会，1925

《民国政史拾遗》，刘以芳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你所不识的民国面相：直隶地方议会政治1912－1928》，刘建军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藕初五十自述》，穆湘玥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荣家企业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周开庆著，台北，京华书局，1967

《山东问题汇刊》，张一志著，上海，欧美同学会，1921

《山东问题始末》，谭天凯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山东悬案解决之研究》，吴沧海著，台北，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1972

《上海金融组织概要》，杨荫溥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海市机器工业史料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66

《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上海之工业》，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中华书局，1929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邵元冲日记》，王仰清、许映湖标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严泉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双清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美］罗伯特·A·柯白著，殷钟崃、李惟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蒋中正著，南京，正中书局，1937

《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美］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

《孙中山集外集》，王耿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

《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孙中山研究》第1辑，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叶遐庵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唐继尧评传》，谢本书著，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李家磷、郭鸿林、郑华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外交部编，北京，1923

《外蒙古撤治问题》，李毓澍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6

《外蒙主权归属交涉》，张启雄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5

《王宠惠与中华民国》，虎门镇人民政府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伟大的开端》，李新、陈铁健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我的北洋军旅生涯》，李藻麟，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

《我的回忆》，张国焘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李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1980

《吴景濂与民初国会》，管美蓉著，台北“国史馆”，1995

《吴佩孚军略书牍全编》，上海，世界书局，1923

《吴佩孚先生集》，赵恒惕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

《吴佩孚研究》，唐锡彤、吴德运、蔡玉臻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吴佩孚传》，郭剑林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吴佩孚传》，陶菊隐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吴佩孚传》，章君毂，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71

《五四运动史》，彭明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杨琥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新民学会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徐世昌评传》，沈云龙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台北“国史馆”，2003－2006

《颜惠庆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叶遐庵先生年谱》，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编印，上海，1946

《“一大”前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张国淦文集》，杜春和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沈家五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张作霖》，常城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

《张作霖在东北》，［英］麦柯马克，毕万闻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浙江省宪研究》，林孝文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政海轶闻》，陶菊隐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直奉大秘密》，王小隐编，上海，中国第一书局，1922

《直皖战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美］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苏］贾比才等著，张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石川桢浩著，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苏］切列潘诺夫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中国回忆录》，［苏］达林著，侯均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卓遵宏著，台北“国史馆”，1986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等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严中平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许道夫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章有义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徐义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中国军事航空》，马毓福著，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4

《中国棉纺织史稿》，严中平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张朋园著，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中国农业经济之发展》，曹鸿儒著，南京，三民学社，1930

《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杨玉圣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中国商业史》，陈灿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中国输入、输出贸易指数表》，工商部编，北京，1928

《中国税制史》，吴兆莘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中国外交史》，傅启学，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3

《中国外交史（1911－1949）》，吴东之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册，彭明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龚骏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中国议会史》，顾敦著，台中，东海大学，1962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中国政府》，陈之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

《中国政坛上的桂系》，［加］戴安娜·拉里著，陈仲丹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邓中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吴承明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中华民国法统递嬗史》，王景濂、唐乃霈著，出版地不详，1922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正中书局，1981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

《中华民国立法史》，谢振民编著，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4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0－1924），台北“国史馆”，1980－1983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中华民国外交史》，张忠绂著，上海，正中书局，1945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程道德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中华民国宪法史》，吴宗慈著，上海，东方印刷局，1924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徐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中美关系史》，陶文钊著，重庆出版社，1993

《中苏关系（1917－1926）》，李嘉谷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薛衔天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中苏外交的序幕》，王聿均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文公直著，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刘彦著，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社编印，1922

中文报纸

《晨报》，北京

《大公报》，天津、长沙

《华北新闻》，天津

《华字日报》，香港

《京报》，北京

《民国日报》，上海、广州

《民信日刊》，上海

《南方周末》，广州

《群强报》，北京

《申报》，上海

《时报》，上海

《顺天时报》，北京

《团结报》，北京

《新闻报》，上海

《益世报》，北京

中文期刊

《百年潮》，北京

《北京档案史料》，北京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北京

《党史研究资料》，北京

《党史资料丛刊》，上海

《东方杂志》，上海

《工商半月刊》，上海

《国会议员通讯》，北京

《国闻周报》，上海

《湖南筹备自治周刊》，长沙

《湖南文献》，台北

《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上海

《解放与改造》，北京

《建设》，上海

《近代史研究》，北京

《近代史资料》，北京

《军政府公报》，广州

《历史档案》，北京

《历史研究》，北京

《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

《努力周报》，北京

《上海总商会月报》，上海

《少年中国》，上海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

《四川文献》，台北

《太平洋》，上海

《外交公报》，北京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及各省市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贵阳

《先驱》，上海

《向导》，上海

《新青年》，上海

《新史学》，台北

《银行月刊》，上海

《银行周报》，上海

《云南档案史料》，昆明

《政府公报》，北京

《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

《传记文学》，台北

英文著作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Eudin，X．J．，North，Robert C．，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1920-1927，Stanford，1957

Macleay，R．China Annual Report，1921

Whiting，Allen S．，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New York，1954

Willoughby，W．W．，China at the Conference： A Report，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22

Wou，Odoric Y．K．，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Canberra，1978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¹⁾

A

阿格辽夫（A．Ф．Агарёв）

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

安特生（Johann Gunnar Andersson）

B

巴意开斯　见裴克斯

白坚武

白宝山

坂西利八郎

包惠僧

宝德全

鲍贵卿

鲍罗廷

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

贝　尔（Edward Bell）

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

币原喜重郎

边守靖

卞白眉

卞月庭

C

蔡成勋

蔡和森

蔡巨猷

蔡廷幹

蔡元培

曹　锟

曹　锐

曹　锳

曹汝霖

曹士杰

曹铁林

曹仲珊　见曹锟

岑春煊

常德盛

常荫槐

车庆云

陈　策

陈　幹

陈　箓

陈　毅

陈炳焜

陈调元

陈独秀

陈公博

陈光远

陈广平

陈国栋

陈国志

陈鸿钧

陈嘉谟

陈嘉勋

陈嘉佑

陈竞存　见陈炯明

陈炯光

陈炯明

陈觉民

陈乐山

陈能芳

陈树藩

陈树人

陈潭秋

陈为人

陈文运

陈席儒

陈友仁

程　克

程　潜

褚辅成

D

达　林（С．А．Далин）

达夫谦（Я．Х．Давтян）

戴季陶

但懋辛

邓　铿

邓宝珊

邓恩铭

邓汉祥

邓晋康　见邓锡侯

邓泰中

邓锡侯

邓演达

邓泽如

邓中夏

邓仲元　见邓铿

刁作谦

丁宝成

丁宏荃

丁惟汾

丁文江

丁香林

丁燮林

董　康

董必武

董维健

董政国

杜锡珪

段合肥　见段祺瑞

段祺瑞

段芝贵

段芝泉　见段祺瑞

E

恩　琴（О．И．Угерн）

F

樊钟秀

范石生

范毓灵

范源濂

范振绪

方本仁

方声涛

费行简

冯　沄

冯德麟

冯国璋

冯焕章　见冯玉祥

冯玉荣

冯玉祥

伏日涅新斯基（А．Н．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符礼德（Batalha de Freitas）

傅乐猷（Aime Joseph de Fleuriau）

G

冈野增次郎

高　斌

高恩洪

高洪魁

高君宇

高凌霨

葛树屏

宫邦铎

龚汉治

古应芬

谷日光

谷正伦

谷钟秀

顾品珍

顾维钧

郭　赫

郭　坚

郭　乐

郭松龄

H

哈　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

哈汉章

韩国钧

韩麟春

何丰林

何锋钰

何国亮

何厚光

何孟雄

何佩瑢

何叔衡

何应钦

何宗莲

贺耀组

洪湘臣　见洪兆麟

洪兆麟

胡　霖

胡　适

胡鄂公

胡汉民

胡景翼

胡笠僧　见胡景翼

胡念先

胡若愚

胡政之　见胡霖

黄　爱

黄　郛

黄大伟

黄殿臣

黄绍竑

黄申芗

黄士衡

黄炎培

黄志恒

霍尔瓦特（Д．Л．Хорват）

J

吉田茂

吉田显作

吉田伊三郎

汲金纯

季诺维也夫（Г．Е．Зиновьев）

加拉罕（Л．М．Карахан）

加里宁（М．И．Калинин）

加米涅夫（О．Д．Каменев）

加藤高明

加藤友三郎

贾德耀

贾青云

姜登选

姜桂题

蒋方震

蒋鸿遇

蒋介石

蒋梦麟

蒋雁行

蒋尊簋

蒋作宾

焦易堂

颉　见企德

金汉鼎

金晓峰　见金永炎

金永炎

靳云鹗

靳云鹏

瞿秋白

K

康纳尔（Cornell）

康有为

孔　庚

孔繁锦

孔祥熙

库达摄夫（Р．А．Кудашев）

L

赖世璜

赖心辉

兰德尔

蓝浦森（Miles Lampsen）

老洋人

黎黄陂　见黎元洪

黎元洪

李　纯

李　达

李　垣

李炳之

李大钊

李福林

李根源

李根沄

李汉俊

李厚基

李虎臣

李济臣

李济深

李继桢

李剑农

李景林

李烈钧

李麟阁

李梦庚

李明盛

李明扬

李铭钟

李求实

李少白　见李梦庚

李生春

李盛铎

李石曾

李士伟

李守常　见李大钊

李爽垲

李思浩

李四光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李希尚

李彦青

李雁宾

李易标

李友勋

李煜瀛

李藻麟

李震瀛

李宗仁

利奥尼德夫（Леонидов）

梁朝栋

梁鸿楷

梁启超

梁如浩

梁上栋

梁士诒

廖仲恺

列　宁（В．И．Ленин）

林　虎

林　森

林葆怿

林俊廷

林弥三吉

林祥谦

林育南

林拯民

林正煊

林支宇

林直勉

铃木贞一

刘　骥

刘　湘

刘成勋

刘成禺

刘承恩

刘楚湘

刘存厚

刘恩源

刘富有

刘冠雄

刘镜人

刘揆一

刘仁静

刘文辉

刘显世

刘以芬

刘永胜

刘禹九　见刘成勋

刘郁芬

刘震寰

刘镇华

刘志陆

刘祖武

刘佐龙

柳　金（Рюкин）

龙济光

卢　焘

卢金山

卢香亭

卢筱嘉

卢永祥

卢子嘉　见卢永祥

鲁涤平

陆　锦

陆洪涛

陆荣廷

陆锈山　见陆锦

陆徵祥

鹿钟麟

吕　超

吕公望

吕宓筹

罗文幹

罗章龙

洛斯门（Joseph Rothman）

M

麻克类（James William Ronald Mac-Leay）

马　济

马　良

马　林

马　素

马葆珩

马伯援

马格斯　见马克思

马君武

马慕瑞（MacMurray John Van Antwerp）

马克思（Karl Marx）

马联甲

马玉仁

马育航

麦喀士　见马克思

曼　德

毛泽东

孟昭月

米振标

莫　雄

莫荣新

穆藕初

N

内田康哉

尼科尔斯基（В．А．Никольский）

倪嗣冲

聂宪藩

聂云台

宁　武

钮永建

O

欧登科（William James Oudendijk）

P

潘　复

潘国纲

潘鸿钧

庞人铨

裴克斯

彭　璜

彭　湃

彭程万

彭寿莘

彭允彝

彭兆璜

皮宗石

普来德

溥　仪

Q

齐切林（Г．В．Чичерин）

齐燮元

齐耀琳

齐耀珊

企　德

钱能训

钱少卿

钱新之

乔巴山

丘渭南

仇　鳌

曲同丰

屈映光

R

任可澄

荣德生

荣宗敬

芮德克

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

S

萨镇冰

山梨半造

邵恒濬

邵瑞彭

绍　英

沈鸿烈

沈鸿英

沈荣光

沈瑞麟

施　洋

施肇基

石青阳

石陶钧

史纪常

史文彬

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斯托莫尼亚科夫（ТБ．С．Стомоняков）

寺西秀武

松室孝良

宋鹤庚

宋焕章

宋庆龄

宋毅夫

宋哲元

宋子扬

苏赫巴托尔

孙　科

孙　见孙中山

孙　曜

孙　岳

孙宝琦

孙传芳

孙丹林

孙多钰

孙光廷

孙桂枝

孙洪伊

孙良诚

孙烈臣

孙美瑶

孙美珠

孙祥夫

孙馨远　见孙传芳

孙逸仙　见孙中山

孙振家

孙中山

孙宗先

索科洛夫（К．Н．Соколов Страков）

T

谭浩明

谭平山

谭延闿

汤尔和

汤廷光

汤芗铭

汤玉麟

唐德昌

唐继尧

唐继虞

唐少川　见唐绍仪

唐绍仪

唐生智

唐式遵

唐在礼

陶治平

田颂尧

田文烈

田中玉

田钟谷

土肥原贤二

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

W

汪大燮

汪精卫

王　赓

王　瑚

王　普

王　乔

王伯群

王承斌

王宠惠

王都庆

王广宇

王怀庆

王家襄

王尽美

王克敏

王兰亭　见王毓芝

王亮畴　见王宠惠

王乃斌

王汝勤

王瑞俊　见王尽美

王士珍

王世杰

王叔鲁　见王克敏

王孰闻

王天龄

王天培

王廷祯

王维城

王文华

王献臣

王孝伯　见王承斌

王永江

王永泉

王毓祥

王毓芝

王占元

王正廷

王郅隆

危文绣

维经斯基（Г．Н．Войтинский）

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В．Д．Виле-нский Сибиряков）

魏邦平

温世霖

温世珍

温树德

温宗尧

翁式亮

吴光新

吴笈孙

吴剑学

吴景濂

吴俊陞

吴佩孚

吴铁城

吴廷康　见维经斯基

吴新田

吴学显

吴雨铭

吴玉章

吴毓麟

吴子玉　见吴佩孚

伍朝枢

伍廷芳

X

夏　超

夏斗寅

夏寿康

向绍轩

项　英

项德龙　见项英

萧珩珊　见萧耀南

萧耀南

小幡酉吉

谢　持

谢国光

谢鸿勋

谢米诺夫（Г．М．Семёнов）

谢铁良

谢无量

谢英伯

谢远涵

谢宗陶

邢士廉

熊　斌

熊　略

熊炳琦

熊克武

熊润丞　见熊炳琦

熊希龄

休　斯（Charles Evans Hughes）

徐　谦

徐国樑

徐诺微夫　见季诺维也夫

徐绍祯

徐世昌

徐世章

徐树铮

许白昊

许崇清

许崇智

许兰洲

薛之珩

Y

阎锡山

阎相文

颜惠庆

杨　古

杨　晋

杨　森

杨　松

杨池生

杨德甫

杨化昭

杨坤如

杨清臣

杨庆鋆

杨善德

杨树庄

杨庶堪

杨希闵

杨仙逸

杨以德

杨益谦

杨宇霆

杨毓洵

杨毓珣

杨增新

杨子惠　见杨森

姚　震

姚雨平

叶　举

叶　荃

叶恭绰

叶开鑫

叶夏声

荫　昌

尹　骥

优　林（И．Л．Юрин）

于右任

余范传

余际唐

余日章

宇垣一成

袁大时

袁化南

袁金铠

袁乃宽

袁世凯

袁祖铭

越　飞

Z

载　沣

臧式毅

臧致平

曾毓隽

翟尔士

张　冲

张　弧

张　继

张　謇

张　林

张　琴

张　见老洋人

张　勋

张　贞

张伯烈

张方严

张福来

张光炜

张国焘

张国淦

张国庆

张国熔

张国信

张厚生

张怀芝

张嘉璈

张瑾雯

张景惠

张敬尧

张敬舆　见张绍曾

张君劢

张开儒

张克瑶

张昆弟

张培荣

张其锽

张绍曾

张树声

张斯麐

张太雷

张特立　见张国焘

张廷谔

张廷献　见老洋人

张维玺

张文生

张文通

张锡元

张学良

张亚东

张耀曾

张一麐

张英华

张雨亭　见张作霖

张月笙　见张英华

张载阳

张之江

张志潭

张治公

张子衡　见张福来

张梓芳

张宗昌

张作霖

张作相

章士钊

章太炎

章宗祥

赵　杰

赵　倜

赵德朝

赵尔巽

赵恒惕

赵继贤

赵铁桥

赵炎武　见赵恒惕

赵又新

赵玉珂

赵正印

郑殿陞

郑林皋

郑士琦

钟景棠

周凤歧

周佛海

周鲠生

周孟容

周西成

周荫人

周钟岳

周自齐

朱尔典（John Jordan）

朱培德

朱庆澜

朱耀华

朱兆熊

朱执信

诸葛亮

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卓伟民

邹　芬

邹　鲁

————————————————————

(1) 人名索引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华民国史

第五卷
（1924-1926）

罗志田　杨天宏　冯筱才　何艳艳　著

中华书局

前言

黎澍先生曾总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四个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些方面追随“国民党观点”，表现为不从历史实际出发，不充分研究材料，而以领袖、党派划线，跟着国民党人云亦云⁽¹⁾。实际上，追随“国民党观点”这一倾向在西方也多少存在（未必是有意的），在其民国史研究中尤其明显⁽²⁾。更广义地看，也许是受到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也可能是受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都相对更注重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简单一笔带过，或竟视而不见⁽³⁾。

这样一种研究倾向形成思维定式后，即使是最注重史料和讲究“客观”的史家，无意中受此影响，其重建出的史实反可能距原状更远。本卷的研究和撰写，特别注意到黎先生上述睿见，希望能对类似的“国民党影响”稍有突破；在布局上较既存研究更多论及北方的军政演变，特别是北洋体系文与武两方面的内在变化。整体而言，本卷重点梳理北伐前数年中国政治军事的变化，其核心内容是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的兴起，而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与五卅事件为中转。

在国民党象征性地统一全国之前，对当时大多数关注政治的中国人来说，政治军事方面主要的区分恐怕是北南即北京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对立，这也是那时中外舆论关注的重点。然而，不少关于这一时段的既存中外研究，却较多倾向于从后来国共两党成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的角度来反观历史，仿佛20世纪20年代一直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力量在进行斗争。实际上，国民革命运动内部的国民党派系之争和国共之间的斗争，只是在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后才引起外间关注，到1927年武汉与南昌及南京的对峙明显后逐渐广为人知；此前既不为许多人所了解，也未引起时人的充分注意。

只有对北洋和国民党（在一定时期内包括与之联合的共产党）双方的心态、观念、行为及其互动有比较深入而接近原状的认识，我们才能对以北伐为表征的国民革命这一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转折有更为清晰的了解。而且，对失败的北洋军阀一方作深入的考察，予其以发言权，反可以对北伐如何发生、国民党何以能在短期内以弱胜强等问题得到更接近原状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历史上政治竞争的胜败是治史者研究和论述的对象，而不是其历史叙述的取舍标准；胜者固以其取胜而赢得在历史叙述中的一席之地，败者却不必因其败落而失去其在历史叙述中的地位。

因此，本卷的论述乃从当时的北京政治运作入手。在军人当政的时代，行政的变化、文武之间的关系及各类党派团体的具体政治活动，我们过去的通史相对较忽略；尤其是当年议会之中的政争，论者或以其“肮脏”、或以其受军人控制而无关大局，较少深入认真的探讨。然而马君武在北伐后感觉到：“当日有国会时，我们只见其恶；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究竟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多多。”⁽⁴⁾这类当事人的后见之明固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即针对国民党的新型政治模式而反思过去，仍值得后之研究者深省。本卷特设“北京政治”一章，以较多的篇幅论述时人关心的法统、政制以及国会的演化，惜对行政一方各部会实际怎样“执政”这一大领域几未涉及，将来仍需继续探讨。

不过，本书毕竟是断代通史的一卷⁽⁵⁾，且多少带有“一家之言”的意味，至少许多技术性的考虑应遵循总主编李新先生的设想。这样，对于这段历史不可不述的“国共合作”这一内容，本卷注意到也为李新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之《国民革命的兴起》一卷已用了八万字的篇幅论述同一主题⁽⁶⁾。因两书主编同为一人，凡与该卷见解相近的内容，本卷皆简略出之；而更多利用后出的原始资料，尽量多从国共两方面而不是从共产党一方面去考察，同时较多侧重苏俄带来的新型政治运作方式对中国政治的整体影响。

如果说1924年至1926年见证了北洋体系的崩溃和南方新势力的兴起这一南北军政格局大转折，第二次直奉战争就体现了北方局势的逆转。不仅战争的规模扩大——动员的兵力是此前战争的数倍，而实际伤亡数量则达数十倍；在作战的方式上，从兵员、装备的运输、使用武器的种类到战术的运用，都呈现明显的“现代化”，特别是海、空军实际参与作战的程度为前所未有。但是，正因战争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省区，致使这些中国最富庶的地区遭受战争重创，民生被严重扰乱，社会元气大伤，这对掌握着全国和多数地方政权的北洋体系非常不利。

假若大规模战争的结果是一方取胜，预示着此后的相对安宁，则主政者或可为战争的正当性申辩，而民众虽勉强然尚可能接受这一代价。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确可以视为北方进行武力统一的最后一次尝试，却未能产生出一个明确的赢家，这就意味着战乱的延长并且可能进一步扩大，其自然的后果便是民心的不稳。吴佩孚督师北京之时，黄节曾赋《甲子中秋》一诗：“云意深阴失月明，始知兵气满秋城。十年北客唯伤乱，双柝南街不断声。”⁽⁷⁾诗中实际描绘和隐喻兼具，表明士人已因当下致乱的“兵气”反思到十年来京城的不安宁，中央政府渐失其应有的权威，中国政治权势的空缺日益明显。

北方武力统一的失败提示出南北和平统一的可能，1925年的“善后会议”正可视为朝着这一方向的努力。以前对“善后会议”的研究明显受到后来国民党观念的影响（尽管可能是无意识的），其预设的负面评判常先于研究的结果，述及此事往往简单带过，认真具体的研究实不多见。如果视其为南北和平统一的最后一次努力，则“评判”或会不同。盖后之北伐不论具有多强的政治正当性，大型战争对一般百姓而言终属“生灵涂炭”。史家固不能自诩其所述为“千秋定评”，总宜多以其研究时段的人民为念，至少当尽量再现和平的可能性及各方为此付出的努力。

本卷第二章对“善后会议”的论述已可见对既存研究模式的明显突破，但仍有不少可以深入发掘的余地。重要的是，善后会议所包容的政治力量越广泛，对时任执政的段祺瑞就越有利，故其希望会议成功的动机及其为此做出的让步，似均超出既存的认知。而孙中山以病危之躯携国民党众多要员长途跋涉，当然也不会仅仅为了“揭露”北京政府的缺乏诚意，实具有为人民争安宁的苦心。从现存阎锡山档案的大量文献看，当时段、孙妥协似已基本达成，而孙中山忽然弃世，其余在京国民党人的威望恐怕对内对外均不足以确保与北方的协议得到落实，其中一些人的个人态度也不倾向于和平解决问题，终使这一和平努力未获成功。

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凸显出北洋体系在收拾政局方面已呈技穷之相，也使时人感觉到北京政府统治正当性的丧失⁽⁸⁾。在政治局势逆转的同时，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一个组成部分，外国在华势力的构成也发生了激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与中国之间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已被中方废除，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表示愿意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已经运作多年的“条约体系”出现了巨大的缺漏。实际上，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在整个20年代也确实推行着相对独立的中国政策，对“条约体系”形成了有力挑战⁽⁹⁾。

1921年5月，德国与中国在战后签订了平等的《中德协约》，这虽仅临时协定而非正式条约，毕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大国签订的首个平等条约，也是中国与他国签订的条约中对中国最有利的一次。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等系列文件，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两个条约都是通过基本平等的谈判所缔结，可以说开启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德、苏两大国对领事裁判权的放弃，以及苏联承认与中国订立关税条约时采用平等互让的原则，大大强化了中国与其他列强谈判的立场。

由于条约性质的关系，德、苏两国在北京外交使团中的地位已与前不同。更具象征性的是，一向被激进者视为北洋“太上政府”的外交使团中首次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且因苏联派驻的是大使，而其他国家皆公使，理论上苏联应为外交使团首领。这样，驻华外交使团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已很难继续。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外国在华势力不复为一个整体，中外关系的格局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两政府努力修订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基础。

不过，当年中苏条约的谈判进程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苏俄代表加拉罕曾提出以“中国人民”为外交对象这一违背国际外交谈判常规的口号，却相当符合当时中国各界民众要求参与外交的心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从激进到保守的各类中国人士的应和，使本来处境艰难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氛围下进行外交谈判⁽¹⁰⁾。因此，中苏谈判不仅是一次外交活动，谈判进行中各方面的社会反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激进化已走得相当远，这样的世风必然影响到此后的政治运作。

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中，上海的五卅事件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的规模，从参与的人数、波及的地域和持续的时间等方面看，都是前所未有。但更重要的新事物也许是运动的方式，即政党组织正式参与，既“发动群众”，更在运动进行中实际维持参与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以保障运动的进行⁽¹¹⁾。同时，这一事件和运动所牵涉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外交涉及其对中国内部政治的影响都极为广泛，既可见民族主义情绪的自然迸发，也可见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的政治性运用，而中外交涉的成败又直接影响到国内的政治的演变。

梁启超当时就指出：“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划，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君劢、百里辈不说话，就是为此。但我不能不说，他们也以为然（但嫌我说得太多了）。现在交涉是完全失败了，外交当局太饭桶，气人得很。将来总是因此起内部变化。”⁽¹²⁾当时人所说的“共产党”，含义并不精确，常常是包括（或根本就是指）左派国民党人及苏俄在华的影响。张君劢和蒋百里等，在民族矛盾与其本派势力及观念发生冲突时，显然更多顾及其利益与观念，而梁启超作为一国之士，却不能不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说话。

当时反对联俄的章太炎，其心态和见解与梁启超相近，他在给黄郛的信中说，“（孙）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引为同族，斯固大谬。惟反对他国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大抵专对英人，勿牵他国”，以争取交涉的胜利。他最担心的，一是“当局藉交涉为延寿之计，国民军恃交涉为缓兵之策，惟以延长时日为务”⁽¹³⁾；二是“学子受赤化煽诱，不知专意对付英国，而好为无限制之论”。由于整个事件中上下未能一致，中外交涉进展不大，“徒伤无事之人，而赤化家乃得阴受金钱，真可恼亦可丑也”⁽¹⁴⁾。

章、梁两人都感到说不出口的“气人”和“可恼”之处，即明知五卅事件引起的群众运动中有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努力，且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因此运动而得势，但作为“国士”，在中外矛盾之前只有义不容辞地站在祖国一边说话，结果等于间接支持国民党或共产党。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至为复杂，章太炎最不欣赏的“赤俄”同样希望将中国的反帝运动引向“专对英人”的方向，故太炎对中外“赤化”力量的无意识支持恐怕超出其所认知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已看出，若对外交涉不成功，“将来总是因此起内部变化”，亦即中外矛盾的缓解或激化都可能引起中国内部政争的不同变化。

北京政府在对外交涉方面的无力表现再次凸显了其难以行使中央政府的职能，给试图填补权势空缺的各政治派别提供了机会。本来中国民族主义就有对外抗议和民族国家建构的两面性，一旦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与新兴的群众运动方式相结合（这一结合可以是但不必是人为推动的），又恰遇上前述中国政治权势的明显空缺，三个因素的关联互动，将使中国政治运作方式产生极大的改变。而中国政治运作的变化本由从苏俄传承了政治动员和组织方式的国共两党所推动，它们显然表现出比北方更能适应变化了并仍在继续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情势。

这一发展趋势要稍后才变得明显，像梁启超那样能看到外交对内部政治影响的人尚少，更多的人此时看到也更关注的还是怎样解除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仅国共两党认为五卅事件的根源在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整体上确如章太炎所说，“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一向被认为不怎么反帝的胡适就提出，应“要求于最短时期内开一个根本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会议，以铲除一切冲突的祸根”。这一要求不仅是“极正当的”，“在理论上事实上”也都有必要，应尽快落实之。他认为全面修约不仅“很有可能的性质，而时机还算成熟了”。这部分因为“美国也有人主张修改条约，而俄国自是赞成的了”⁽¹⁵⁾。

胡适提到俄国恐怕是一种惯性思维，因为中苏条约一年前已经签订，此时“赞成”中国修订与他国之约正是苏俄反帝主张的一部分，然他表述的口吻则说明苏联政策和宣传的成功仍在继续。美国方面在五卅事件后确实有新表现，美国在华各教会团体及燕京大学全体教授都发表声明，指出解决中外紧张局势的唯一办法是修改不平等条约。在美国国内，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liam E．Borah）于6月正式声明赞成尽快撤销治外法权。以传教士和教授为主的三百多在华美国人以署名电报和信函支持波拉，而汉口美国商会则对其声明提出抗议。波拉的反应是指出在华美国商会本是“帝国主义集团的一部分”，正是“目前中国动乱的真正原因之一”⁽¹⁶⁾。

可以看出，此时中国朝野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外关系的思考与前已有很大的不同。列强在一定程度上已承认中外关系中存在不平等成分并表示愿意修订之，但各国之间以及各国政府内部对怎样修订及修订的限度等仍存较大的歧异。中国各政治力量及舆论界思想界对同类问题的观念歧异也不稍减，各方的共识大体上仅达到章太炎所说的“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至于怎样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则言人人殊。而中苏谈判时已出现的“国民外交”势头仍在增强，各社会团体和政治力量在中外关系方面的“参与意识”空前高涨。具体的中外交涉正是在这样纷歧的中外观念竞争下展开，的确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外交⁽¹⁷⁾。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列强于1925年9月照会中国政府，同意召开关税会议和治外法权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治外法权”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挑战的严重性显然超过关税的不平等，当时中国朝野却相对更重视牵涉到直接和实际利益的关税会议；而列强明显更愿意在关税方面做出让步，对于治外法权的放弃则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双方可能达成协议的领域相同，其所重视的方面却截然相反。从10月到12月，关税会议通过以裁除厘金为条件给中国以关税自主后休会。次年2月复会讨论具体事宜仅一个多月，段祺瑞政府即被推翻，与其有关系的中国代表大半逃往租界，会议实际中止。后来虽有复会的尝试，但列强间并不能就具体条款达成一致，中国关税自主仍悬而未决⁽¹⁸⁾。

1926年1月召开的法权会议面临着更为动荡的中国政局，而各国的态度也明显更消极，只有美国比较认真，向会议提交了482项涉及美国在华权益的案例，英国只提出了很少的案例，日本则根本没有提交任何具体案例。会议决定5月间到中国各地调查司法情形，实际上调查委员们尚未出发，美国代表史注恩（Silas Strawn）已于4月16日基本根据美国的材料起草了一份报告纲要，后来委员会的决议报告即按此纲要写出，一向对外交条款斤斤计较的英、日外交官并未提出多少修改意见。报告更多是关于中国改革现状的建议，以此为列强取消治外法权的前提⁽¹⁹⁾。

两次会议虽然未能产生实际的结果，却揭示了列强之间的明显歧异，从1922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以来西方列强间合作共同对付中国的局面已被打破。同时，中国内政的不稳定也是导致会议流产的重要因素，顾维钧稍后指出：“对外交涉，固恃有激昂之民气为后援，尤赖有健全之政府为主宰。今日中央政局瑟缩飘摇，不言可喻。在我纵欲粉饰高墉，而在人早已洞穿后壁。一遇交涉发生，每致恃为口实。例如关税会议，各方久愿观成，迄今尚难就绪。推厥原因，无非借口于政局无常，号令不一之故。维钧口虽博辩，心实怀疑。”⁽²⁰⁾顾氏自己也“心实怀疑”一点尤其说明当时谈判的难度，中国之外交官恐怕也只能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继续努力而已。

从中苏条约、五卅事件到关税、法权会议，处处可见内政与外力的纠结与互动，最能体现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方的联俄及此后的南北之争，皆与此关联密切。本卷最后一章的写法与前几章不甚同，它带有一些总结的意味，又不全是总结，既要叙述不少前面未曾述及的内容，又不时涉及前面各章已有所陈述的内容。不过后者不是“重复”，而更多类似章学诚所说的“互见”；前后所述不仅详略不同，有时所持见解也未必一致（对此后面还要论及）。

大体而言，1924年至1926年间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出现了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类似趋向也体现在北洋体系演化的地缘分布之上，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倒戈促成直系垮台，吴佩孚稍后复出，却挽救不了直系的崩解；段祺瑞虽出山，皖系也未能再起；北洋体系中原较边缘的西北各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应运而出，一度颇能影响国是，而后起的奉系和新兴的国民军渐成政治军事的大主角。北伐结束后还能长期存在的北方军事力量，正是北洋系统内非正统的东北军、西北军和晋军三部分，故后来的北方军事格局其实先已奠定。

五卅后出现的“反赤”倾向，一度给北洋体系提供了新的整合机会。在“反赤”旗帜之下，北方政治和军事皆曾有实际的整合尝试，但基本未能成功。与此同时，南方的局势也发生较大变化。1925年3月孙中山弃世意味着国民党革命事业之孙中山时代的结束，经过一年多“后孙中山时期”的短暂过渡，开启了蒋介石时代，确立了以孙中山的少壮幕僚和亲属为核心的派系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的领导地位。

当时广东的权势竞争固然包括过去较重视的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左右派之争，而各类“土客矛盾”更相当严重，从英、俄两国到众多“客军”等饱含冲突对立的外国和外省新老因素聚集于广东一隅，彼此相互缠斗，复与原处竞争中的各类新旧本土成分竞争，地方意识和国际冲突的奇特结合使广州政局的纠葛至为错综复杂。各方的矛盾显然更多是实际利益的冲突，但权势争夺的表述却往往回避实质性内容，而诉诸民族主义等更为高远的政治理念，是为当日政治运作的特色。

从地缘角度看，唐生智武装盘踞湘南，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成功控制广西；两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而层次相对偏低的新兴少壮军人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面目一新的广西进而与刚获统一的广东实行两广结合，复与湘南一起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形成一个国民政府治下的数省势力范围，提示出武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对久乱思安定的中国社会颇具吸引力。适逢北京政府表现出明显的“失道”现象，反衬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遂为后来北伐的取胜打下了基础。

以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我们对20世纪20年代人与事（特别是人）的认识仍停留在相对浅表的层面，最多可以说是骨干已粗具而血肉尚模糊；对那段时间社会的动与静、各社群的升降转换、人们的生活苦乐（尤其一般老百姓在干什么及关心什么）、不同人物的心态、思潮的兴替（特别是相对边缘者）以及学术界的主流与支流等面相，我们的了解都还相当不足。

当时的社会变迁、集体心态和思想、学术等方面的演变，其实都与政治活动关系密切。民国前期政治参与者的更易，即商人和边缘知识青年在政治活动中的兴起，显然是以社会演变为基础的；而苏俄新型政治运作方式的引进所带动的政治运作方式的变化，尤为醒目。这些均为影响此后许多年中国政治行为的要素，也是理解国民革命何以能够得到支持及其在全国范围内实际得到多少支持的重要面相。不过，为了不与整个《中华民国史》的体例和论述重心疏离，本卷对这些因素基本略过，偶有述及，也仅点到为止⁽²¹⁾。

就是在相对狭义的政治层面，本卷也有未写到或虽写而尚可进一步论述的部分。如联省自治运动以来地方意识的进一步兴起（北伐前“保境安民”口号的蜂起与此直接相关），就提示出中国政治的区域化走向，与希望统一的强烈社会要求相辅相成，到北伐之后一段时间仍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演变。另外，对于当时试图填补政治权势空缺的各政治力量的努力，如影响较大的国家主义派和其他较小党派向往权力核心的活动，本卷也基本未能涉及。甚或郭松龄反奉这样影响重大的事件以及广州国民政府镇压商团的活动，所论也远不够详尽。

昔章太炎论著史说，读“纪事本末比看编年体更简便”；问题在于，“要紧的事，并不在事体大小；纪事本末只有大事，没有小事，就差了”⁽²²⁾。这真是卓见！历史上“事”的重要与否本不取决于其“大小”，且什么事“重要”，甚至事的“大小”本身，也都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的人，其眼中的大小轻重，固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同代的研究者，其视野中研究对象的大小轻重，也可能有较大的不同。所以至少相对而言，纪事愈多，则愈能兼顾事的大小轻重。本卷纪事或有明显的“遗漏”，这是必须向读者致歉的。

出现这样的情形，部分由于本卷是集体写作，各章作者对“通史”的写法显然有着自身的理解，写作风格也不尽相同。是否对其进行整合性的“通稿”，颇费斟酌。盖各章文风固异，识见亦深浅不一；若要“统一”，是“就高”还是“就低”？前者或势有所不能，后者恐情有所不甘。且本书不过是阶段性的研究结果，原不奢望为这段历史下定论。根本是盖棺也难论定，历史事件可以有边界有始终，而历史研究和史学表述则似无涯之旅，惟期于茫无垠际间渐入佳境而已⁽²³⁾。故只要不涉及与史实相关的重要冲突，编者对各章陈述，基本不作大的处理。好在读者既知此为集体著作，则各有其特色反体现出史学表述的多样化。

尽管许多学者主张通论性著作的撰写应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但20世纪中国新史学则可见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现象，即通史常领先于专题论著⁽²⁴⁾。在新学术典范草创的初期，出现这样的现象可以理解；以后当如何做，似乎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答案问题。就像穷尽史料几乎不可能一样⁽²⁵⁾，先完成“所有”的具体人物、事件的研究再进行通论性陈述固然显得更理想，在操作上实不可能；但如果没有相当数量具体研究的积累，便贸然进入通史的写作，一般人恐怕也难有所成。

我的想法，通史著作与一般专著和论文都不同，要尽可能充分容纳既存的学术成果，但又不能止于仅仅整合既存研究，因为它本身也是一项研究性的工作，应当言人所未言，针对学界忽视或重视不足的面相写出研究者自身的见解，以补充、推进和发展现有的学术见解。对具体人物事件的表述，通史应尽可能铺陈那些基本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内容，但也不妨提出一些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思路，为有兴趣的读者或潜在的后之研究者提供思考的余地。

另一方面，通史的写作更要为读者考虑。陈训正以为，“纪事之作，要以文不亡质、朴不失陋为贵”。史作“为行远计，不可入俚语；为通俗计，不可使奥辞”⁽²⁶⁾。这是针对非专业读者的美意，但从研究的角度言，若所及对象本身或常用俚语（如民众生活史或像元代这样的特定时段）、或习于奥辞（如治经学、小学及思想史、学术史），则回避俚语、奥辞的结果似可能造成后之史著与所述时代之人、事的疏离。故陈寅恪提出，“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²⁷⁾。

为忠实于往昔之人与事，当尽量接近历史原状；但为读者特别是后之读者计，又应争取超越撰史者所处之当世。今人不能离今世，故史家面临的现实是不能不运用后起概念作为诠释历史的工具，但必须强调以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和当时的概念工具为基础。同时，任何著作都不能避免所处时代的印记，若放眼未来，多为后之读者着想，又似应从主观层面尽量争取少受研究者时代学术观念的束缚；比较理想的是在充分整合既存成就的基础上写出具有“跨时代”意味的历史叙述，以延长史书本身的生命力。这或者即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

本卷的作者是：前言、第五章第一节、第七章为罗志田，第一至第三章、第五章第三至第五节、第六章为杨天宏，第四章冯筱才，第五章第二节为何艳艳。

本卷的前期编务，从章节设计到联络作者，我个人参与较多。此后的联络、推动工作，包括不少文稿的审订修改，则基本由汪朝光先生一手操办。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章节的写作迁延时日，此时撰写序言，颇感分寸较难把握：因为是集体合作，且个人在其中所占比重不甚大，自不能不代言各作者之成绩，似不应太过谦退；然自己毕竟是参与者，且比本卷多数作者参与时间更长，又不宜有较多的“豪言壮语”。上面若有“大言不惭”之处，敬祈见谅；所述若有违各作者之原意，自然由我负责。各位作者皆受到不少学术机构和学人的鼎力相助，谨申谢忱！至于具体的机构和学人，则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各作者在其所撰章节中业已鸣谢。

我可以说的是，每一位撰写者皆相当认真努力，但每一特定章节都不过是阶段性的尝试结果，不仅资料远未能穷尽，国外的相关论述参考明显不足，就是海峡两岸一些新近的研究成果，我写此序言时已看到，也未及吸纳（本卷大部分章节完成较早，本次出版时未及再改），可以说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本卷若能真正起到引玉之砖的作用，推动学界对这一重要转折性历史时段的关注和研究兴趣，相信参与者都会感到欣慰。

2010年10月谨序

————————————————————

(1) 黎先生的原话是：“不充分地研究材料，人云亦云，国民党反对立宪派，也跟着反对立宪派，以领袖划线，以党派划线，不从历史实际出发。”引自耿云志：《回忆黎澍同志》，收入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2) 参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3) 中国史学中早有不以政治竞争的胜负为叙述之取舍标准的传统，观司马迁对“灭秦”这一政治鼎革中陈涉、项羽和刘邦的处置，可知他在承认竞争结果的同时，更重视的是历史进程中各参与者的实际作用和影响。

(4) 马氏进而提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胡适补充说，民初贿选，至少还看重和承认议员“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参见《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929年4月26日，第5册，第402-403页。

(5) 在章学诚看来，“通史”就是区别于断代史的。这里所谓“断代通史”，更多是区别于“专著”意义而言的通论性史著。

(6) 参见李新主编、萧超然等编著：《国民革命的兴起，1923-1926》（《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2页。

(7) 黄节：《甲子中秋》，转引自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8页。

(8) 更详细的讨论参见本卷第七章。

(9) 参见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20-21；Warren 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New York：John Wiley，2nd ed．，1980，pp．105-107．

(10) 参见本卷第五章第二节。

(11) 从社会史角度重建各类“群众”怎样被动员，他们如何“运动”，特别是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平日的生活及具体活动等，似尚未见令人满意的研究。窦红玉的未刊论文稍微涉及了一点这方面的内容，参见其《上海民众在五卅运动中的具体活动述略》，四川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3年5月。

(12) 梁启超：《给孩子们书》（1925年7月10日），收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8页。

(13) 章太炎致黄郛，1925年7月3日，收入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版，上册，第232-233页。并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26-227页。

(14)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778-779、794-795、808-811页。

(15) 胡适：《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1925年6月），《胡适全集》（2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347页。

(16) 参见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Macmillan，1947，pp．20-28，68-94；Warren I．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Greene，Thomas W．Lamont，George E．Sokolsky and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pp．121-131；Marian C．McKenna，Borah，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1，pp．233- 234．

(17) 曾在欧洲长期受教的国际法专家周鲠生，后来正式提出不按既存外交规则行事的“革命外交”口号，主张“利用民众势力”，以“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为外交的“要诀”，认为“流氓的方法，实在是对待帝国主义列强政府最有效的外交方法”（周鲠生：《革命的外交》，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1-11页），大致即是这一趋势的自然发展。

(18) 参见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chapter 6；Thomas Etzold，“In Search of Sovereignty：The Unequal Treatie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1925-1930”，in F．Gilbert Chan and Etzold，eds．，China in the 1920s：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New York：New Viewpoints，1967，pp．176-231．

(19) 参见Strawn to Kellogg，May 12，1926，the John V．A．MacMurray Papers，the Seeley G．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Wesley R．Fishel，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2，p．112；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chapter 8．

(20) 顾维钧致张作霖等电报，1926年11月9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5卷，第386页。

(21) 本卷的最初设计包括稍多思想、社会、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内容，但李新先生在1996年面示：本书只写政治，其余留给别的专史去论述。我的理解，李新先生所说的“政治”不是从文化、社会、思想、行为等视角进行观察的广义政治，乃将相关的五章尽行删去，今后或当以专书形式陈述之。

(22) 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章太炎的白话文》，陈平原选编，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梁启超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仅关注大事，盖“社会活动状态，原不仅在区区数件大事”，故纪事本末体“纪事纵极精善，犹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34页。

(23) 章开沅先生多次说过：“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见《章开沅学术论著选·自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4) 参见罗志田为其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所写的《编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这样一种由通向专的发展趋向在该卷的《史学学术编年》中可以清楚看到。

(25) 唐以前的古代史或能相对地“囊括”所有史料，宋以后到近现代史则少有人敢作此想。当然确有人不仅敢想，而且敢说，或不过体现其胆量过人而已。

(26)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未著出版年），第3页。

(27) 陈寅恪：《“蓟丘之植，植于汶湟”之最简易解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2页。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北京政治

第一节　变动不居的中央政相

一　中央政府及政制的更迭

二　段祺瑞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

第二节　国会制度在中国政治中消亡

一　贿选之后国会的党派构成及运作状况

二　实力派的政治决断与国会议员的抗争

三　民初国会制度消亡的政治语境

第三节　直奉战后政治格局的变化

一　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二　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

三　外交与内政混一政治格局的形成

第二章　善后会议：和平统一的最后尝试

第一节　善后会议的由来及各方的立场

一　直奉战争“善后”问题的提出

二　实力派的态度及社会各方的立场

三　国民党方面欲迎还拒的姿态

第二节　善后会议的召开

一　善后会议的筹备工作

二　善后会议正式召开及通过的主要议案

三　联治派在善后会议中的活动

第三节　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

一　善后会议面临的困境及最后结局

二　国民会议运动

第三章　初期国共合作

第一节　国共合作局面的成立

一　“联俄”与“容共”实际步伐的迈出

二　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的开展

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二节　初期的国共合作与冲突

一　初期的国共合作

二　国共两党矛盾冲突的逐渐公开化

三　国民党组织的正式分裂

第三节　蒋介石政治立场明朗化及中共的反应

一　中山舰事件及其善后处置

二　整理党务案的通过

三　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

第四章　五卅事件及其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第一节　五卅事件的发生

一　上海日纱厂二月工潮

二　顾正红案及反帝宣传运动的发起

三　5月30日的南京路事件

第二节　北京政府对五卅事件因应及交涉之经过

一　事发后执政府的内部反应

二　外交抗议与初期交涉

三　北京公使团的分歧与单独对英策略的提出

四　“沪案重查”与交涉的悬搁

第三节　五卅运动的形成与扩散

一　上海“三罢”运动的发起

二　上海罢工工人的维持

三　运动在外地的扩展

四　运动的衰退与中止

第四节　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运用及走向

一　五卅运动中各种势力的利用

二　民气可恃：国民外交的巅峰

三　革命与“反赤”：群众运动的影响

第五章　北伐前中外关系格局的演变

第一节　条约体系与中外关系

一　条约体系的文化解读

二　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内争与外力的纠结互动

第二节　中苏建交谈判

一　加拉罕来华及中俄初期交涉

二　王正廷与加拉罕再度谈判

三　王加草案的签订及内阁的否定

四　国民外交的展现

五　中俄协定的签署及其对双方的影响

六　归还俄使馆和中苏会议的召开

七　奉俄协定

第三节　关税特别会议

一　北伐前中国的财政状况

二　各国对关税会议的态度及“金佛郎案”的议结

三　关税特别会议的召开

第四节　法权会议

一　法权会议召开的背景

二　北京政府促成法权会议召开的努力

三　法权会议与《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

第五节　北京政府的修约活动

一　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及各国对华方针的调整

二　民族主义高涨和北京政府的修约活动

第六章　南北军阀混战与北京临时执政府的垮台

第一节　浙奉战争与孙传芳势力的兴起

一　浙奉战争的背景与原因

二　战事发动与奉方应对

三　战事的进展与停滞

四　北方冯张妥协与孙传芳撤兵

第二节　北京临时执政府的终结

一　大沽炮击事件与中外交涉

二　“三一八”惨案与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

第七章　南北军政格局的攻守势易

第一节　北洋军阀的新陈代谢

第二节　北方边缘挑战中央的地理态势

第三节　反赤旗帜下北方军政的整合尝试

第四节　南方新兴武装势力的整合

第五节　中山舰事件与广州政局的新陈代谢

第六节　南北统一的愿望与可能性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北京政治

1924年春至1926年夏是近代中国政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北、南两方的政治军事力量在此期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曹锟以贿赂当选总统，取得统治的“合法”地位之后，直系的统治地位得到加强。自是以还，吴佩孚依靠英、美借款的帮助，整军经武，扩充实力，进一步实施“武力统一”的政策。但反直浪潮亦随之而起，并演化成奉张、浙卢、粤孙“三角同盟”共同推倒曹、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在中央的统治结束后，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运而出。段氏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曾企图通过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试图利用军阀之间的暂时“均势”，对北洋体系从内部作一番整合。在此期间，中国政治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要变化：由于段祺瑞在否定旧的“法统”和国会之后未能如愿召开国民会议，实现国会制度的新旧过渡，民元以来国人追求的议会民主制度寿终正寝。中国政治中的文武关系亦呈现出弛张变化，既存政治力量中的“文治派”逐渐兴起，军人不得干政的呼声越喊越响亮，“武力中心主义”开始失去信仰。随着中央政权支配力量减弱，地方意识逐渐增强，中国政治呈现出区域化的明显特征，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中央政府曾做出努力，试图改变这一状况，但事与愿违。由于段祺瑞政府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未著成效，“和平统一”失败，军阀间又重启战端。国民党在这一阶段的国内战争中基本上置身事外，致力于自身的建设及根据地的巩固，养精蓄锐，而北方军阀却因征战而彼此削弱，逐渐走上末路⁽¹⁾。后来国民党以相对弱小的军事力量取得北伐的巨大成功，大致可以从这一阶段中国政治的变化中得到解释。

第一节　变动不居的中央政相

一　中央政府及政制的更迭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祸起萧墙的北京政变而告结束。政变之后，冯玉祥即按照北苑会商之法，筹组摄政内阁。但冯氏对于政治并无明确主张。政变之初，冯与英文导报主笔柯乐文谈话，曾表示发动政变系“革军权万能之命，非革政治之命，故曹总统之地位，吾并未推翻”⁽²⁾。在中枢无主的情况下，主张由现内阁摄政。但商之国务总理颜惠庆，颜不之许，且辞总理职。冯玉祥只好决定由与冯夙有联系的黄郛暂行组阁摄政，阁员包括黄郛、王正廷、杜锡珪、李书城、王永江、易培基、王乃斌、李烈钧等，仍以曹锟总统“任命”的方式发表⁽³⁾。以冯作后盾的黄郛摄阁显然只是政治上的短暂过渡。时人批评冯氏，说他“对付政局之手续，始终承认历年之法统”，故将政变之后的北京政局弄得“似革命非革命，似依法非依法”⁽⁴⁾。奉张则自恃“百战入关”，对冯氏“未折一矢，……反占中枢，发号施令”表示不满，谋“有以挫折之”⁽⁵⁾。在奉张的压力下，黄郛摄阁成了名副其实的过渡政权，存在时间只有24天。曹锟在黄郛摄阁成立之后三日被迫辞职。取代曹、吴统治的政治形式是由“执反直同盟之牛耳”⁽⁶⁾，在当时最具实力的奉张在天津会议上操纵决定的。

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之后，曾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孙接到邀请，复电允即北上。但当时的局势似乎对段祺瑞更加有利。多数地方实力派都把收拾局面的希望寄托在段身上，造成一种“非段莫属”的政治气氛⁽⁷⁾。对于段祺瑞出山，冯玉祥与奉张也示以支持，不过用心颇为复杂。时论尝分析说：冯玉祥虽一时入京握有中央政权，然只拥兵数万，且仅限于近畿地方而无支撑地盘，知难长久维持，乃求段氏出山，权依其名号令天下，俾能收拾时局。张作霖之目的，在歼灭直系势力，不予吴佩孚以再起之余地，其所惧者为吴氏纠合长江势力，持拥段之态度。冯等欲利用段氏以巩固本派之地位，奉张亦欲利用段以收战胜之全功⁽⁸⁾。因此，政变之后不久，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即电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而张作霖、卢永祥以及镇威军各将领则联名发出通电，推段为联军统帅。

由于各方“拥戴”，段祺瑞表示愿意出山收拾局面，各政治军事势力的代表遂云集津、沽，天津一时成为中国“政治重心”之所在。政制问题的讨论很快提上议程。1924年11月13日，天津会议召开，列席者有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李景林、吴光新、张宗昌、贾德耀、陆宗舆、王芝祥、陈宧、章士钊、段芝贵等四十余人。会议讨论了包括国会存废、战争善后等问题，但与会者首要关注的则是“将来政府之组织，采何种制度”⁽⁹⁾。

在这个问题上，各方意见分歧颇大。政变之初，北方国民党人徐谦等曾提出废除总统制，改行委员制的主张，得到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赞同⁽¹⁰⁾。唐绍仪也主张实施委员制，由各省区“各举一人，组织委员会”，然后由委员互选一人为委员长，主持政务，但其职权较总统为小⁽¹¹⁾。与唐联系密切的章太炎从言论上予以配合，发表《改革意见书》，认为实施委员制，“以合议易总裁，则一人不能独行其北洋传统政策”，有利于结束北洋派的武力统一政策，实施“分立数国”的地方自治主义⁽¹²⁾。当时曾议及一旦实施委员制，当以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为骨干，再加入若干社会名流，共同执政⁽¹³⁾。

段祺瑞、孙中山等人的意见则相反。天津会议上，段身边的人曾主张实施总统制，甚至提出“推孙为总统出洋，段为副座兼阁”的意见⁽¹⁴⁾。推孙为总统虽未必出于真意，欲维持总统制则是事实。孙中山及南方国民政府亦主张实施总统制。早在反直军事行动开始之前，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就曾与在段祺瑞身边担任联络工作的邓汉祥，为曹、吴倒后究竟由孙中山还是段祺瑞担任总统进行磋商。当时曾提出两种方案：一是孙中山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一是段任总统，孙任总理。邓汉祥的意见是“孙先生任大总统最为合适”，他曾承诺将国民党的意见转告段⁽¹⁵⁾。在孙命胡汉民起草的致段祺瑞的电文中，有“国以内，兄主之；国以外，弟主之。在津候弟到，同入北京，商定国基”之语⁽¹⁶⁾，与段氏左右之言异词同义，可见南方国民党人亦主张总统制。

不过，两种政制的实施均有困难。总统制容易导致集权，与甚嚣尘上的自治思潮颇显枘凿，被滇唐等联治派称为国之“祸水”⁽¹⁷⁾。另外，在国会已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合法”总统如何产生也是问题。一些国会议员召开非常会议，企图选举临时总统未能遂愿⁽¹⁸⁾，即表明了这一点。委员制的实施障碍亦复不少。由于国民党“联俄”政策已大白天下，冯玉祥与北京俄使馆人员的联系为人所知；而苏俄政府的组织形式，按照时人的理解，正是一种委员制⁽¹⁹⁾。于是反对该制度的人便利用人们畏惧“赤化”的心理，说主张委员制的人有“赤化”倾向。西方国家外交团出于反对苏俄的政治需要，亦如此认识问题，致使主张委员制的人士不敢坚持此议⁽²⁰⁾。

政制问题的解决因此陷入两难境地。此时孙中山尚在北上途中，段氏为争取西南方面支持，曾作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的表态⁽²¹⁾。但曹锟去位之后长江流域各督的态度，使政制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11月10日，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周自齐与蔡成勋、马联甲、刘镇华、李济臣、杜锡珪等联名通电拥戴段氏。13日，该各督再次通电，声言中央政府已经中断，对北京所发命令，概不承认。从而形成“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的局面。这就迫使天津会议必须尽快解决政制问题，以便建立为各方承认的中央政府。由于不慊于委员制，总统制又因缺乏国会，无由产生，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等人乃决定采取“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名目，以为过渡⁽²²⁾，得到段祺瑞首肯。所谓“执政”，按照李剑农的说法，一方面是表示已废除崇高的大总统，一方面又表示不是委员制⁽²³⁾。

段氏表示同意接受“临时执政”职，却不愿立即晋京就职，而是故作姿态，“不得全国一致之拥戴，决不率尔登台”。直到“拥戴之电文，如雪片飞来，迎驾之代表，亦联翩莅止”⁽²⁴⁾，方于11月22日晋京。晋京前一日，段祺瑞发表“马”电，标示政见。宣称曹锟贿选，已将“法统”破坏，无可因袭，惟有“彻底改革，方足以定一时之乱，而开百年之业”。基于这一考虑，段提出召开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开国民会议以解决“一切根本问题”的主张⁽²⁵⁾。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在就职宣言中，段作出“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的表态。随即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规定国家政权由临时总执政、国务员、国务会议组成。临时总执政总揽军政、民政，统帅陆海军，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国务员由临时执政任命，分掌政府各部，襄赞临时总执政处理国务；国务会议由临时总执政召集，临时总执政发布命令及国务文书，由国务员副署。根据这一政制，段祺瑞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总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吴光新为陆军总长，林建章为海军总长，章士钊为司法总长，王九龄为教育总长，杨庶堪为农桑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另外，在宣布“革新政治，与民更始”的同时，还规定“所有从前行政司法各法令，除与临时政府制抵触或有明令废止者外，均仍其旧”⁽²⁶⁾。

为筹备建设，厘定制度，段祺瑞就职之后，于12月4日下令设立临时法制院，任命姚震为院长。临时法制院由院长、评议、参事组成，内设事务厅及四处两股，负责有关法规命令的拟订，审查条议有关宪政的制度、典章及临时政府特交审议的事项，收受审定有关法制的条陈，以及保存临时政府发布的有关法规性质命令的正本，等等⁽²⁷⁾。

1925年4月7日，段祺瑞召集国务会议，制定《临时参政院条例》，随后颁布《各省区法定团体会长互选参政程序令》，规定了临时参政院的职能及“参政”的选举办法。临时参政院的权限主要有两项：一是议决权，包括省自治促成及国宪实施前规定省自治条例，善后会议及军事、财政两善后委员会决议执行事项，调停各省间及各省内部的纷争，对外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募集内外债及增加租税，等等。一是建议权，将行使上述权限时所议决者，向临时执政建议，经采纳后交主管机关执行⁽²⁸⁾。

段祺瑞就任执政之初所作政治建设，将民国肇建时所设政制中的府、院权力集于执政一身，体现了一定的集权倾向。段在“马”电中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承乏，一旦收束局面的善后会议结束，自己就将“卸责”⁽²⁹⁾。似乎也承认临时执政只是政治上的一种过渡。但就职将近一年，执政集府、院权力于一身的局面仍未改变。这使执政府招致许多批评，褚辅成等在善后会议上甚至提出《修改临时政府制》议案，非常国会亦频繁活动，企图恢复“法统”，给段祺瑞政府造成极大压力。

1925年12月下旬，迫于浙奉战争郭松龄倒戈后国民军控制直隶全省的形势，在社会各界纷纷提出恢复责任内阁的呼声中，为争取冯玉祥的支持，段祺瑞被迫宣布改组政府，修订《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国务会议改由国务总理主持，国务文书改由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副署。12月31日，段任命许世英为国务总理，王正廷为外交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寇遐为农商总长，龚心湛为交通总长。国民党人于右任、易培基、马君武分别被任命为内务、司法、教育总长。由于孙中山去世前曾发布国民党人不得出任临时政府职务的命令，于、易、马等人未就职，许世英也不愿就任国务总理，只好由陆军总长贾德耀代理。此外，段祺瑞还指示国宪起草委员会拟订国会组织法、总统选举法和宪法。国会拟采参、众两院制；总统选举法规定以县为基本选区，由省选举会选举总统；宪法亦在国宪委员会三读通过⁽³⁰⁾。

这次改制，恢复了民元以来府、院分立的政制，对于国会政治的价值重新予以承认并作出重建国会、实施宪政的姿态，民国政制史上短暂的没有分权制衡机制、被批评为“狄克推多”的政权形式似乎又出现了为“民主”政制取代的可能。但是，由于这次改制发生在执政府统治已经日暮途穷之时，很大程度上已被执政府当成应付统治危机的手段，而导致危机的内外因素并没有排除。在政权生存已成为问题的情况下，改制措施的命运前途，可想而知。段祺瑞之后主政的颜惠庆、杜锡珪及后续内阁均受直、奉军阀左右，有职无权，且因时值非常，在政治上仍然只能起过渡作用，没有建树。

二　段祺瑞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

直系控制的北京政权倾覆之后，反直三角同盟不复存在。此时国内政治、军事力量形成相对独立的五支：一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二是冯玉祥及其国民军，三是长江一线的旧直系残余，四是滇唐为代表的西南势力，五是孙中山领导的两广革命势力⁽³¹⁾。就相互关系而言，本来奉张、国冯及孙中山领导的两广革命势力系反直战争中获胜的一方，与战败出亡的吴佩孚及其亟欲联络的长江各督处于敌对位置。但是就政治分野及派别的历史渊源而言，奉张、皖段、旧直系以及从旧直系分离出来的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均属北洋统系，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之间又有着某些共同利益。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政府以及滇唐、湘赵、粤陈等“联治派”，则属于（或至少是被时人视为）“国民党系”⁽³²⁾。两派相争具有政治上新、旧之争的色彩，但有时出于利益的需要，不仅新、旧内部发生分裂，即新与旧之某一部分亦可能暂时结成同盟，反对共同的政治敌人。这就使得中国政治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之后面临的最大政治难题，是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北伐之前，由于国民党人在事实上未能占居政治中心地位，加之民众尊崇正统的心理作祟，北洋势力依然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重心所在。所谓“北洋为世所重，民党为俗所轻”⁽³³⁾，即客观反映了这一政治形势。因而对段祺瑞而言，实现统一的基本前提，就是对早呈四分五裂之像的北洋集团进行整合，使之集于自己麾下，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和权势中心。这样，占据两广的国民党和僻处西南一隅的唐继尧等将不难对付。

为达到这一目的，段祺瑞作出的第一个表示就是摆脱安福系的政治窠臼，使自己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出而治世。安福、政学两系曾经是段祺瑞重要的政治力量，“段氏入京后，安福系、政学会等〈政团〉人物，集于其左右”⁽³⁴⁾。段祺瑞曾多次电请安福系政治首领王楫唐来京，“倚王为东南锁钥”，并有由王氏组阁之议，后来又任王氏为安徽督办⁽³⁵⁾。以致时论有“段派除以全力占领北京之各部署局所，以期恢复安福全盛之势而外，并无深合于人心之设施”的尖锐批评⁽³⁶⁾。张作霖对此也深为不满。为摆脱政治窘境，段派要人在段就职后不久公开通电，作出取消安福系的表示⁽³⁷⁾。

接着，段祺瑞开始以超党派政治领袖的姿态处理政务。首先是平衡各实力派之间的关系，避免冲突的发生。其中最麻烦的是处理国民军与奉张的关系。国、奉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两派，均力图左右中央政治，使段深感棘手⁽³⁸⁾。段氏曾向各方作出驻守原防，保土安民的要求。但奉张以齐燮元通电长江各省独立，且需护送倒直一役在江南发难有功的卢永祥南归就任苏皖宣抚使为由，力主沿津浦线南下，驱齐刻不容缓⁽³⁹⁾。虽奉系内部“稳健派”如王之江等持“自重主义”，但“激烈一派”则主张“乘此机会，最少限度，亦须将黄河以北，收归奉天范围之内”⁽⁴⁰⁾。国民军不甘落后，也借机向河南等地扩充势力。迫于压力，段祺瑞同意了奉张等提出的重新划定各方军队驻防区域的要求。其区划大致为：京奉线、奉天廊坊间、津浦全线归奉军守备；京绥线、京汉线、廊坊北京之间，则暂归冯、胡、孙各军驻守⁽⁴¹⁾。这就打乱了段氏最初的设想，为奉军沿津浦线南下山东、安徽、江苏，最终引发新的军事冲突埋下隐患。只因国民军控制着政治中枢北京，且军队数量已大大扩充，国、奉之间的平衡尚暂时维持着⁽⁴²⁾。

在对待吴佩孚及长江各督的问题上，奉张、国冯均主张用武，以便彻底打垮曹、吴⁽⁴³⁾。奉军在吴败退之后，仍不废军事布置，大举入关，即出于这一考虑。冯玉祥甚至悬出赏格，无论军民，凡活捉吴佩孚，赏10万元，击毙赏5万⁽⁴⁴⁾。尽管在对待吴的问题上，奉张与国冯曾有一段时间的“弃嫌结合”⁽⁴⁵⁾，但段祺瑞却有自己的打算。一方面，由于尚未占据稳固地盘的国民军在力量上不足与奄有富庶的东三省作为根据地的奉张长期抗衡，国冯与奉张之间暂时的平衡势必很快被打破。在奉张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冯玉祥被迫三上辞呈，即平衡将打破的最初表征。在这种情况下，段不得不寻求新的政治平衡机制。另一方面，就个人的历史记录而言，冯氏曾数次反戈，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他的“拥戴”是否可靠在时人看来也成问题⁽⁴⁶⁾，因而不能不加防范。此外，由于直系将领普遍将己方的失败归咎于冯“背信弃义”，坚持对任何人均可宽恕，唯独不宽恕冯的立场，冯在段氏身边的活动遂成为旧直系及吴佩孚承认中央政府的一大障碍。反过来说，冯提出辞职，也就向吴等提供了拥段的机会⁽⁴⁷⁾。段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层，在冯氏数次递交辞呈之后，同意“给假一个月”，之后又尽量避免让冯氏身居要津，从而为接近吴佩孚及长江各督铺平了道路。

段祺瑞对付吴佩孚及长江各督的手法可谓刚柔并济。就职不久，段曾做出“强硬”姿态，令刘镇华、憨玉琨部“以兵逼吴”⁽⁴⁸⁾。与此同时，段又“迭与吴佩孚信使往还”，主动进行联络。吴为保存实力，争取地盘，派代表进京请段将河南军政民政，交其掌管。段虽未应允，但派人向吴表示，“除地位问题外，举凡生命财产自由等，允为充分之保障”，且邀其来京，以面商善后。对于吴之过去，仅责以“拥戴非人”，而未及其他。段祺瑞的软硬两手，使业已穷敝的吴佩孚不能不暂时就范。11月24日，吴复电政府，表示“解决大局办法，当与芝老（段）共趋一致”⁽⁴⁹⁾。而其他直系将领，慑于奉张之威，以为曹、吴虽败，北洋领袖尚有段在，可借以自存，又何必陪曹、吴同归于尽⁽⁵⁰⁾？故苏齐（燮元）、赣蔡（成勋）、闽周（自齐）、浙孙（传芳）、鄂萧（耀南）、鲁郑（士琦）陆续表态拥段。尽管这些表态大多停留在口头上，但也加重了段祺瑞制衡奉张的政治砝码⁽⁵¹⁾。

完成“以直制奉”的部署之后，段亟须对付的是西南实力派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西南实力派力量小而分散，滇唐（继尧）、湘赵（恒惕）、粤陈（炯明）在地理上彼此相隔较远，难以在军事行动上相互配合，“会师武汉”之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⁵²⁾。孙中山穷于应付商团的敌对行动，且与陈炯明关系紧张，自顾不暇。纯粹从力量上分析，西南实力派受中央重视的程度应稍逊北方实力派。但西南方面注重打政治牌。滇唐、湘赵、粤陈极力鼓吹“联治”，与上海方面的唐绍仪、章太炎等在政治主张上同调⁽⁵³⁾，政治影响力不小。孙中山在反直军事行动中虽作用不大，但毕竟是构成反直三角同盟的一方，加之曾任临时大总统，又有“三民主义”相号召，政治影响力实不在段祺瑞之下。这就使得段祺瑞不能漠视西南实力派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的存在。

应付西南的功夫是从孙中山及国民党方面做起的。天津会议上，段祺瑞曾表示一切大政方针须待孙中山进京后共同商议决定。后因形势急迫而提前登上临时执政位置，在安排政府各部官员时，段亦充分考虑了孙派代表。在政府新设立的九个部当中，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的有唐绍仪、杨庶堪、叶恭绰三人。李烈钧被任命为参谋总长，更是段政府对国民党作出的一种姿态。段氏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实施安抚，乃是出于争取西南实力派支持的考虑。时论曾明确指出：“惟统一西南事，须征中山意见，元帅推重中山以此；在中山未到津前，一切事未能决定，段颇为然。”⁽⁵⁴⁾这一做法的“示范”效果很快显示出来。当孙中山表示出与段“合作”的意向后，西南实力派的表态也都差强人意。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一度因内部分歧而呈现乱象，内部关系亟须整合，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亦因此削弱。段祺瑞遂将重点移至维系与滇唐及四川实力派的关系上。

与平衡各派势力相关的政治举措是大批疆吏的任命。围绕这一问题，各方明争暗斗异常激烈。执政府成立之初，张作霖曾声言，“对于执政府，不荐举奉系一人”。但实际上，其向执政府举荐之奉系官员为数不少⁽⁵⁵⁾。冯玉祥不甘落后，也尽可能地举荐自己的人，主张胡景翼、孙岳等，“必尽先与以好位置”⁽⁵⁶⁾。不过，由于多数省区表示拥戴中央，执政府又颁布了“文武百官照旧供职”的命令⁽⁵⁷⁾，故争夺范围主要集中在原先由直系控制的直隶、江苏、安徽、陕西、甘肃五省。

直隶屏蔽京师，在中国政治中地当冲要，历来都是政治家必争之地。该省在战前系由直系将领王承斌控制。王的督办位置虽系曹、吴安排，但王毕竟与冯玉祥一起发动了北京政变，系推倒曹、吴的有功人员⁽⁵⁸⁾。但直省这样重要的位置，奉张不放心让王继续留任，加之王与冯关系密切，故奉张千方百计进行排挤。王对此不能没有感受，遂以收束军事为名，召集残部，驻扎天津，以谋抗争。正当王氏收编残部时，张作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兵压境，勒令王部缴械。王不安于位，于11月11日避入日租界，通电辞去本兼各职⁽⁵⁹⁾。

王被迫辞职，对冯是一个明显信号。冯在日记中写道：“因张雨亭将王之军队解散，王即通电辞职。张之背约负友，其端已见，余亦寒心矣。”⁽⁶⁰⁾随后，奉张与国冯为直省督办一职展开了激烈争夺。本来冯玉祥之意，是要让孙岳接替王承斌长直，段似已同意，故有派人向奉张疏通之举⁽⁶¹⁾，但未得奉张方面同意。张作霖最初曾有以张学良督直之议⁽⁶²⁾，后出于与国冯竞争的考虑，又打出“直人治直”的口号，企图以此作掩饰，将奉系骨干、时任奉军陆军第二军军长的李景林安置在直隶督军兼省长的位置⁽⁶³⁾。段不得已而偏袒奉张，使李得补直督缺⁽⁶⁴⁾。好在李与冯关系尚可，而奉张不知，故能接受这一安排。后来郭松林与国民军联合发动反奉战争，李倒向郭、冯一边，其与冯早有接洽，或即原因之一⁽⁶⁵⁾。

安徽省长一职最初蚌埠诸将拟推倪道烺出任，但段不之许，而任命王揖唐担任，并以王兼督办军务善后事宜⁽⁶⁶⁾。段氏此一任命，用意甚深。盖王氏控制皖省军、民两政，可以为段在其家乡植一稳固地盘。且皖省位于苏、鄂之间，于长江统一前途，关系甚大。王与长江各督一向颇有联络，以王长皖，可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⁶⁷⁾。这一任命没有遇到多大麻烦。但王任职不到半年即辞职，幸其后任吴炳湘仍属皖系骨干，尚能贯彻段之旨意。

江苏军、民长官的任命相对棘手。先是卢永祥由奉军“护送”，以宣抚使名义南下驱齐，段对卢曾有苏督的任命。但卢表示不要地盘，且发表废督主张，故于苏省督办一职迟迟不就。至于省长一职，奉张早有以郑谦担任之议并征得段同意。嗣因郑一时难以南下，卢之左右遂联络苏绅，主张以卢代理⁽⁶⁸⁾。直至段祺瑞以政府命令，敦促卢氏就职，卢方遵命兼办江苏军务。但在郑谦南下接替韩国钧任江苏省长之后不久，卢又辞去本兼各职。卢被时人视为“军人中之一政治家”，颇具时望，反直战争以来，注重调停奉张与皖段之间的关系，他的引退，使“此后可当疏通执政府与奉天间意见者，不复有其他适当人物”⁽⁶⁹⁾。

8月底，执政府又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孙岳为陕西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以填补卢永祥辞职之后形成的空缺，姜登选为安徽督办，以接替前任皖督⁽⁷⁰⁾。加上早些时候作出的张作霖、张作相、吴俊陞等分任督办奉天、吉林、黑龙江军务善后事宜，以及李烈钧长赣、方本仁督赣等决定，段祺瑞初步完成了战后疆吏的人事调整。

段祺瑞对北洋体系“整合”的基本手段，是利用北洋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促成各派之间形成“均势”，并利用势均力敌造成各派力量之间的制衡，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段苦心为冯、张分配地盘，将苏、皖畀张，陕、甘畀冯，目的全在于此。在段的政治棋盘上，不能没有冯，否则无以制张；也不能没有张，否则冯将无法驾驭而对自己构成威胁。但又不能过于接近张、冯，近冯则长江方面将为之却步，如是，则统一将化为泡影；近张则难免为其傀儡，且可能与控制京师的国民军发生对抗，从而祸生肘腋。而长江、西南各方，也都成为砝码，被段氏用来搞政治平衡。段氏为维持各方关系，煞费苦心，但其效果，正如吴虬分析的那样：“俨比老妇分苹果饵，务求燕雀均衡，以免群儿相斗。谁知国库帑藏有限，疆圻究有肥瘠，虽予取予求，不敢瑕疵，而馋吻并张，焉能悉偿其愿？”⁽⁷¹⁾

问题的症结在于，段祺瑞虽然得到多数省区实力派的通电拥戴，组成了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但其政治权势的中心地位并未形成。

奉张系反直三角同盟中“执牛耳”一方⁽⁷²⁾，战胜之余，当然不愿听命他人。其表示“拥段”，不过是因为自己在政治上缺乏号召力，推出段氏，既有利于稳定局势，又便于奉方幕后操纵。国民军方面拥段，系感受到奉张的压力所致，联段则可造成国、奉之间的平衡，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其在联段同时，极力渲染与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关系，亦同出一种考虑。长江各督的“拥段”则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盖长江各督多属直系，曹、吴倒后处于难以自立门户又无所归属的游离状态。吴佩孚在白坚武的策划下，打出“护宪军政府”的旗号，企图将长江各督纠集在一起⁽⁷³⁾。而齐夑元、孙传芳、萧耀南、周荫人等，既不愿降服于奉张，又感到吴佩孚的实力已被抽空，不足依靠。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兼顾维持各方关系并能顾全面子的办法就是“拥段”。至于吴佩孚，以直奉交战故，视奉张为“公敌”，复以冯玉祥背叛曹、吴，反目倒戈，视之为“私敌”⁽⁷⁴⁾，因国、奉两大敌对势力的存在，自然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待段。对段表示“拥戴”，可以借段之斡旋暂时避开奉张、国冯的军事压力，并借此寻求新的生存空间。

段的尴尬地位，与其手中缺乏实力有关。盖“段在今日，可谓毫无凭藉，其部下只有德州胡翊儒之一旅，兖州吴长植之一旅，为心腹军队”⁽⁷⁵⁾。可以说，蛰居复出的段氏，已近乎“手无寸铁”⁽⁷⁶⁾。奉军将领何柱国说：“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那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⁷⁷⁾所谓“罩得下”，是说在特殊情况下各方均能接受他；所谓“吸不住”，指自身缺乏实力的段祺瑞，已经不能臂使指应地调度指挥各路人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段政府成为袁世凯政府那样可以对全部北洋军人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中心，几乎不可能。

国内各实力派之间的“均势”被段祺瑞维持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局部的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其中包括南下奉军与浙江方面的矛盾，国民军与奉军在京津地区的争夺，河南的胡、憨之争，西南的滇桂战争，等等。虽然这些军事冲突尚未严重到足以动摇执政府统治的地步，其中一些冲突，如河南的胡、憨之争和奉、浙之间形成的紧张局势，经斡旋与调停，也平息下来，但导致国内武装冲突的因素依然存在。尤其是浙、奉矛盾及国民军与奉军的矛盾，稍有处理不慎，就可能牵动全局。段祺瑞为平衡各方关系，绞尽脑汁，但收效甚微。

1925年10月，以孙传芳为总司令的浙、闽、苏、赣、皖五省联军，以“拥段反奉”相号召，不顾段的调停，断然向奉军发起总攻击，浙奉战争爆发。国民军方面以为时机已到，开始与孙传芳密商反奉计划。不久又与奉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订约，建立反奉同盟，并暗约李景林加盟。奉张为对付国民军，决定暂弃前嫌，与吴佩孚结成直奉联盟。之后各派政治势力怀抱不同目的，彼此大动干戈，战场上的形势变化莫测，政坛局面亦波诡云谲。浙奉战争的爆发，宣告了段祺瑞整合北洋体系努力的失败。建立在各方“均势”之上的执政府的生命，也因这场战争的爆发临近结束。

第二节　国会制度在中国政治中消亡

一　贿选之后国会的党派构成及运作状况

1923年秋，曹锟以重金贿赂议员，当选总统。内幕揭开后，讨伐之声腾起，国会地位一落千丈，社会舆论中甚至出现了解散国会的声音。尽管全国范围盛极一时的反贿选运动未能改变曹锟当选总统的既成事实，但国会因此蒙受的损失却是巨大的⁽⁷⁸⁾。

贿选对国会的直接影响是导致其内部分裂。当贿选紧张进行时，参、众两院部分议员，鉴于北京已成直系的势力范围，发起“国会南迁运动”，以为阻止直系操纵大选之计。于是国民党、政学系、安福系多数议员及民八护法议员，相继离京至沪，以上海湖北会馆为国会移沪集会筹备处，以“大寿第”为办事处，展开政治活动。反直议员本欲使北京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会，并以此阻止直系控制总统选举，但因南下议员人数有限，且一些议员南下之后复被拉拢北上，未能遂愿⁽⁷⁹⁾。其在南方从事政治活动的初衷亦没能实现，因为江浙人士担心在上海从事反直政治活动，将招致战祸，出面反对，松沪护军使何丰林亦不赞成在上海从事组织政府的活动。结果，“国会南迁运动”只是部分议员南下，没有获得预期成功⁽⁸⁰⁾。

留在北京的国会议员在曹锟贿选之后，继续其政治生涯。此时，由于曹锟控制操纵，国会内的政党及政治团体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组合。变化的契机在于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失势。在曹锟贿选过程中，吴景濂出力甚多，选举前曹曾有将第一任正式内阁总理许与吴氏之表示。但贿选成功之后，曹锟却幡然变计，提名颜惠庆与孙宝琦，令与吴斗。嗣又散布由孙洪伊组阁，助长王家襄、王湘、牟琳选任议长之空气，挑起吴派内争。与此相配合，保派党徒更于甘石桥组织宪政党，以推进实施宪法为名目，吸收反吴派议员，甚至采取停止各小政团津贴的办法，“俾令窘廹来归”。其目的在于推倒吴景濂，使之非但不能担任阁揆，且连议长席位亦不保，丧失在国会的地盘。吴派则拉拢政团协商会中各中立派别，不遗余力，如励治社之叶夏声、法治促进社之李载庚等，允力予维持。吴氏还有组织统一党之准备，力图形成与宪政党对峙的局面，但未著成效⁽⁸¹⁾。当时国会内的政党构成状况大致如下：

贿选之后国会内政党构成状况表

党派名称 | 领袖 | 关系人 | 政治关系分析
石驸马大街三号 | 吴莲炬、赵时钦 | 王毓芝 | 左列五团体与保派联系密切，系宪政党的骨干人物。
宪友俱乐部 | 王谢家 | 陆锦
报子街十八号 | 常　璋 | 王毓芝
宪法学会 | 邓毓怡 | 刘梦庚
化石桥五十六号 | 彭占元 | 刘梦庚
漠南寄庐 | 诺门达赖 | 原属保派 | 左列七党团系保派极力接洽的社团。
西北议员俱乐部 | 董士恩 |
宏庙二十三号 | 李春荣 | 原属保派
新民社 | 张伯烈 |
颐园 | 黄赞元 | 原与黎元洪接近
壬戌俱乐部 | 张汉、冯振骥 |
政社 | 恒诗峰 |
均社 | 钱崇恺 | 全民社分裂 | 左列各政党团体以保派为后盾，但因人数较多，欲独立撑持门面，不愿并入宪政党。
全民社 | 温世霖 |
宣外二百号 | 任焕黎 |
观音堂十号 | 董庆余 |
西河沿一百八十六号 | 景耀月 |
香炉营头条十六号 | 易次乾 |  | 吴景濂以民宪同志会为基本力量，左列党团系其可拉拢者。
西交民巷七十四号 | 籍忠寅 |
诚社 | 骆继汉 |
匡庐 | 叶夏声 | 后分裂为励治社
民治社 | 王湘 | 孙洪伊 | 左列党团与匡社分裂后叶夏声新组建的团体联络。
南庐 | 杨诗浙 |
顺城街三十三号 | 刘可均 |

说明：1．此表系据谢彬《民国政党史》（《近代稗海》第6辑）第92—93页所列1923年11月底党派变迁表改制。2．一些党团当时系以其活动场所为人所知，未见打出政党招牌。3．由于表内多数政党均在国会内占有席位，故可据此略窥国会内党派的构成状况。

除了表列各党派之外，尚有群治社、法治统一会以及由研究系分裂的小团体如适庐、乐园等，数不胜数。但因力量微弱，贿选成功之后，保系津贴停止，无法维持独立，不得不另谋出路。

不难看出，在贿选之后的国会内，吴派实力相对弱小。面对党派分化组合的新形势，吴景濂与内务总长高凌霨“各挟其财力，竞争组党，各党首领人物，认为奇货可居，狡猾者且向两方活动，一如市场之标卖底货，故其态度游易不定，最后仍看两派财力之贫富如何耳”⁽⁸²⁾。不过吴派终难与有保派作后盾的宪政党抗衡，结果吴景濂不仅没有当上内阁总理，就连众议院议长之职，亦不被继续承认。1923年12月18日众议院召开临时会议时，反吴派借口议长资格问题，发难攻吴，演化成众议院内的大斗殴。内务部遂以众议院警卫受吴控制为由，下令强行解撤众议院警卫，逼走吴景濂。吴之出走，表明津派在政治上的失势。其后，众议院事实上已为保派支持的宪政党控制，众议院秘书厅也为宪政党接收⁽⁸³⁾。

宪政党在国会中绝对优势地位的确立，使曾经存在于国会内的政党相互制衡机制开始丧失。这对国会的存废影响甚大。因为在民初国人的政治理念中，国会政治应当是政党政治，而政党政治应为两党或多党在制衡的形势下共同维持的民主政治⁽⁸⁴⁾。如果说民初国会政治尚能勉强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会内已初步形成两大对立的政党。袁世凯破坏国会，正是从取消反对党或将反对党的力量削弱到不能与政府党相互制衡开始的。梁启超等人捍卫国会政治，亦紧紧抓住保存反对党这一关键⁽⁸⁵⁾。民初的“超然内阁”难以长期存在，其原因亦在于此。现在，经曹、吴操纵控制，国会内党派构成丕变，出现宪政党独领风骚而其他政党几无立足之地的局面。这不仅使国会的运作失去政党政治的必要内涵，更重要的是，它使“立法”在很大程度上与“行政”在人员构成上连为一体，严重削弱了国会自身存在的基础。

1924年元旦，曹锟政府正式颁布下届众议员改选令，规定各省众议院议员初选于4月14日举行，复选于5月14日举行，蒙、藏、青海于5月20日举行⁽⁸⁶⁾。改选令颁布后，不少议员回到原籍活动新一轮选举，本届众议院的工作因此大受影响。参议院也因议长出缺，陷于无休止的纠纷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参、众两院对于政府的监督职能受到严重干扰，涉及政府监督方面的立法工作更是难以正常开展。以参议院的运作为例：从1924年1月1日到5月31日，将近五个月的时间，该院共召开临时会议十五次，院内临时委员会会议二十九次，发出公文四十九件，其中就政治、法律、外交等问题向政府提出的“质问文”二十六件。另外，参议院在这一时期还提出法律案十件，提议案五件，建议案五件⁽⁸⁷⁾。兹将参议院这一时期在立法及政府监督方面所做工作择要著录于下：

（一）制定弹劾总统及国务员的审判程序，确立立法机构对于行政的监督制度。参议院弹劾总统及国务员的权力，早在民国建立之初制定《临时约法》及《议院法》时，就有明确规定，曹锟当选总统后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亦重申了国会这一权力⁽⁸⁸⁾。国会有权弹劾总统与总统有权解散国会，是立法与行政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以前《临时约法》只制定出国会对于行政领袖的弹劾权，未对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作出相应的规定，造成立法与行政权力失衡，曾遭到一些政治学者的批评⁽⁸⁹⁾。《中华民国宪法》对两方面都作了规定，在法理上应为一种改善。但“宪法”与“院法”对于总统及国务员的弹劾及罪名认定程序均无明确规定。在不具备程序法的情况下，实体法亦无由生效。故当众议院对内务总长王克敏实施弹劾之后，制定审判程序的问题便提了出来。

1924年2月18日，由议员黄佩兰提出，并有三十六名议员连署的《参议院审判规则案》交参院审议。稍后，又有议员萧辉锦提出的《参议院审判委员会组织规则案》和议员何畏提出的《参议院审判法案》。三个法案对审查国务员的“特别法院”或“特别审查委员会”的组织、职能，被弹劾者的申辩权利，特别审查委员会的内部监督以及相关审判程序等作了规定⁽⁹⁰⁾。虽然这些法案在交付法制股审查之后未提出表决，但参议院议员力图实施国会对政府监督的意图，却通过这些议案的提出，得以表露。

（二）提出《省议会议员选举法案》。该案提案人为楚纬经，有二十一名议员连署。其基本理由在于，既有的省议会选举法系复选法，与宪法规定的直接选举法相抵触。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新宪法公布之后，制定省议会议员选举法之“立法权”应属于中央抑或地方。宪法虽未对此作明确规定，但按照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各省得自制定省自治法”的规定，附属于省自治法之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自应由制定省自治法之机关制定。但提案人认为，多数省区并不具备组织自治法会议的条件，且各省省议会会期大多届满，无法制定省议会选举法，“而各省立法机关又不可一日中断”，故提出该项法案⁽⁹¹⁾。一些议员欲省自治法成立，甚至有恢复县议会的主张⁽⁹²⁾。4月9日，参议院召开会议，会上展开激烈讨论。争论的焦点在立法权的归属上。意见未能统一。后经表决，议定将该法案交付法制股审查。

（三）反对政府对“金佛郎案”的处理，并就该案质问政府。“金佛郎案”在中国政坛早已激起波澜，在舆论的强烈谴责下，主张接受法国要求的外交总长黄郛被迫辞职⁽⁹³⁾。曹锟当上总统之后，迫于列强压力，曾打算绕过国会，通过秘密谈判承认此案，因遭到国会议员的反对和质问，未能遂愿。1924年2月8日，各国公使联合驳复中国方面拒绝各国关于“金佛郎案”处理办法的照会，对北京政府进行恐吓与劝诱。曹锟为寻求各国支持，乃密电各省直系军阀通电赞成政府承认“金佛郎案”，并企图收买议员通过此案。结果遭到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反对和质问⁽⁹⁴⁾。

国会议员从两方面对政府进行了抨击：一、指出政府若承认“金佛郎案”，“在政治上说，是卖国行为”；二、强调政府对国会要求总理及国务员出席国会会议接受质询置之不理，“在法律上说，是违法行为”⁽⁹⁵⁾。为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国会议员坚持政府必须出席国会并就此问题接受质问，主张“以后本院开会一次，即咨催一次，非出席不可，……不能听政府始终如是之违抗宪法也”⁽⁹⁶⁾。在国会议员的压力下，新任国务总理孙宝琦到参议院对政府行为作出解释，表示“绝无承认金佛郎之事”⁽⁹⁷⁾，此案方暂时搁置。

（四）提出《片马救济建议案》咨达政府。片马问题是中、英两国外交上搁置多年的悬案。早在1894年，中英双方就开始为片马问题展开交涉。1911年，英国殖民者不顾成约，强占片马⁽⁹⁸⁾。民国以还，中国政局动荡，片马问题虽经数度交涉，一直未能解决。参议院认为片马问题关系重大，故重提该案。提案人认为，解决片马问题须从外交和内政两方面入手。外交方面，片马交涉应根据光绪二十年中英续议滇缅条约第五款，向英方索还被强占的北丹、科干、孟连、江洪各地；滇缅界务须重新勘定，以保全领土主权。内政方面，主张设立边务督办，实施屯垦，以阻止英人由片马入藏；滇西各属土司宜改设县治；滇西应另设行省，省会设在大理⁽⁹⁹⁾。议案提出后，得到多数议员支持。1924年2月18日，议案在参议院表决通过并咨达政府⁽¹⁰⁰⁾。参议院的议案，受到政府和社会舆论的重视和支持，加上当地民众武装抵抗，1926年英国被迫承认片马属于中国⁽¹⁰¹⁾。

上述议案的提出表明，国会议员特别是非政府派议员在曹锟贿选之后一年多时间里，为履行国会的立法监督职能，曾做出努力。一般而言，国会就外交问题发表的意见大多产生了一定效果。片马问题的初步解决和促成“金佛郎案”搁置就是显例。但国会就内政问题发表的意见则收效甚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会内部党派构成变化，主要派系已基本为政府控制，失去了原先的制衡机制，反对派难以继续对政府实施有效监督。《参议院审判规则案》没有顺利通过就明显受到这一因素制约。当时，参议院会议已表决将议案交法制股审议，但法制股多次召开选举委员长会议，均因人数不足而流会，该议案的审议因此搁置。据时论分析，这一结局的造成，与参议院弹劾国务员王克敏引起政府不满，支持政府派的宪政党议员多不愿出席有关⁽¹⁰²⁾。

国会在内政问题上难以发挥立法监督作用，表明其职能已严重削弱。而国会议员自身的缺陷也在此时充分暴露出来。以参议院为例。由于内部没有约束机制，每次开会，都有众多议员迟到、早退、缺席。一些议员到会，只是为了领取“岁费”，报名之后，便提前退席。以致秘书厅不得不采取发放“出席证”和“支付证”的办法，以维持开会人数⁽¹⁰³⁾。有时出席人数不足法定的三分之二，秘书厅做了手脚才使会议得以召开。社会舆论因此对议员的人格表示蔑视，一些正直的议员也深感痛心，主张取消“两证”。为此参议院多次开会研究办法，均因担心与会人数不足而不能决断⁽¹⁰⁴⁾。国会运作到了靠支付“岁费”来维持的可悲地步，其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二　实力派的政治决断与国会议员的抗争

1924年10月直奉战争爆发之后，曹、吴政权崩溃，段祺瑞重新执政，国会的命运因此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直系的政治统治业已推倒的形势下，废除旧国会，对反直各方而言，本是顺理成章之事，当时舆论也不乏这样的主张⁽¹⁰⁵⁾。然而，在联合推倒曹、吴之初，反直各实力派领袖对国会存废问题，大多举棋不定。

冯玉祥在政变之初，曾打算将国会一举扫灭，故其第一次通电，并无参、众两院之衔。起事当天下午，冯派兵驻守两院之侧，跃跃欲试，做好了取缔之准备。嗣经商询王正廷、张耀曾等，究竟可否解散。王、张皆主慎重，认为此番班师主和，当以改良政治为立足点，不可自居“革命”地位，认为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府，将面临外交承认问题。如果对于政府只采取政治改良的姿态，对于政府所由产生的国会，自应保全。至于国会是否过期或是否合法，那属于法律问题。“如欲加以解散，无论如何借口，必须正式政府，始有此权力。否则只凭武力之强迫，则国民军无异自承为革命，此诚不可鲁莽轻率，致招外交上之烦扰也”⁽¹⁰⁶⁾。冯氏闻之，认为有理，乃命将主和通电补送两院。后来黄郛代阁成立，仍经曹锟任命，而胁迫曹锟退位，亦令其向国会辞职，均系采纳王、张意见的结果。

段祺瑞对于国会问题最初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其左右多主“迁就法统之说”，并以此向段进言。段受其影响，表现出模棱两可的姿态⁽¹⁰⁷⁾。段出山时之“马”电，有“法统已坏，无可因袭”一语⁽¹⁰⁸⁾，表明段氏最初并不承认旧国会的合法性。但段氏在会见拒贿议员范熙壬、彭养光等时，又强调对国会问题“不偏于法律，须与政治相提并重”⁽¹⁰⁹⁾。同时考虑法律与政治，表明段氏在国会问题上游移不定。段后来认定“革命、改造”四字，与张作霖极力主张否定法统有关⁽¹¹⁰⁾。在对待国会问题上，张作霖最有实力，态度也最为强硬。政变不久，他便主张将包办贿选的吴景濂捉拿归案，予以严惩⁽¹¹¹⁾。当时报上多见“天津某强有力人物”反对恢复法统的记载，所指即张作霖。但段、张主张废除旧“法统”，目的在于建立自己的新“法统”，殊难据此得出欲根本废除国会制度的结论。

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人大多倾向解散旧国会。孙中山北上途中，在回答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对北京国会的感想”的提问时说：“余对于现在北京之国会主张解散，因年来所有战事皆为不良国会所酿成。非去此不良之国会，中国殆无统一之希望。”⁽¹¹²⁾他在给徐谦的电文中指示：“旧国会须解散，宪法须改订，革除弊政宜严，对待政敌宜恕。”⁽¹¹³⁾孙氏认为，国会之所以不良，在于“选举议员的方法太草率”，议员道德低下，只顾私利，不顾公利，闹出贿选丑闻，致使国民对议员完全失望。“要解决国事，便不能靠那些议员，要靠我们国民自己”⁽¹¹⁴⁾。因此孙极力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取代既有国会。

反直各实力派领袖虽未明确提出废除国会制度，但对既存国会所持否定态度及在国会制度应否继续存在问题上的暧昧表示，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旧国会和国会制度的未来命运。

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国会参、众两院为维持自身的存在作了最后的努力。此时的国会实际上已分裂为留在北京的旧国会议员和因反对贿选而南下驻沪的议员两个部分。在举国上下对贿选的讨伐声中，拒贿议员为避免玉石俱焚，一方面极力与曹锟划清界限，一方面设法活动反直各方实力派，寻求支持。1924年11月4日，参、众两院拒贿议员吕复等八十余人，在聚会之后发出通电，声称曹锟贿选，“论法律则干犯国家刑章，言道德则破坏社会廉耻，此次擅开战祸，牺牲国家人民生命财产，更难数计，仅令退避，不足蔽辜，应行严加监视，依法诉追，方足以伸纲纪而正人心”⁽¹¹⁵⁾。10日，移沪国会议员召开会议，作出三项决议：一、贿选分子及“伪会”应即驱除；二、在津速设反对贿选议员办事处；三、响应天津同志会电召，陆续北上⁽¹¹⁶⁾。23日，国会反贿选议员在北京召开非常会议，推章杭时、范熙壬、彭养光、张瑾雯、王家襄、韩玉宸为代表，谒见段、张、冯等，表示：“当此政变之际，非有一民意机关，不足以维持一切。将来临时政府与国民会议之组织法，希望由非常国会制定，纵或不能，亦须经国会通过。庶政府一切行动，尚有轨范。”主张由非常国会“选段为临时总统”⁽¹¹⁷⁾。

北京的旧国会议员因涉嫌受贿，对自身命运更为关注。政变不久，众议院便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国会自卫”问题⁽¹¹⁸⁾。“议员为保持饭碗计，一方主张选议长，以固对外势力，一方主联络南派议员，在条件中互相迁就”⁽¹¹⁹⁾。11月5日，众议院召开紧急会议，出席议员共301人，会议提出由两院院内行政委员会先行商定召开两院协商会的建议。因曹锟辞职文到院，讨论总统去留问题须合法议长主持会议，而吴景濂因躲避缉拿出走，会议讨论了议长问题，因内部分歧，无果而终⁽¹²⁰⁾。次年1月中旬，众议院因拒贿议员领到400元补贴，而一般议员的“岁费”未能发给，遂推举代表向政府索取。其理由是，国会乃一国之最高机关，既然“未经明令解散，当然照各机关一律发款”，经交涉未获结果。由于政府未拨经费，众议院被迫“仿照参议院秘书厅一律自十四年一月一日停止薪俸，以期告一结束”。22日，众院职员、警卫、茶役等约四百人，包围秘书长李汝翼办公室，要求再与政府交涉。李遂致函财长李思浩，详陈各种艰难情形，要求拨给六万元经费，以作结束众议院秘书厅之用，未获照准⁽¹²¹⁾。

尽管国会作了最后的努力，仍回天乏术。1924年11月19日，参与天津会议的反直各实力派代表议决解散旧国会，决定“现在将办未办之选举，一律停止，并议剥夺第一届贿选议员选举权与被选举权”⁽¹²²⁾。与此同时，临时执政府司法部敕令逮捕贿选议员。11月30日，地方检查厅派出大批司法警察，分头会同各区巡警大捕贿选议员。受贿议员，人人自危，纷纷逃避。被出票捉拿者，共百余名，已有彭汉遗、陈家鼎等十余名议员被捕⁽¹²³⁾。12月8日，地方检查厅检查官率同法警至众院搜索贿选证据⁽¹²⁴⁾。12月14日，北京临时执政府会议正式作出推翻“法统”的决定，并拟就三项命令：（一）“去年十月所公布之伪宪法，兹撤销之”；（二）“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失其效力”；（三）“参、众两院除拒绝贿选议员，参与建国大计外，所有两院机关，应即消灭”⁽¹²⁵⁾。

但上述命令未能即时发表，原因在于各方反对意见十分强烈。执政府内亦有不少人感到事关重大，主张交由将来的国民会议解决，“不必由临时政府负此重大责任”⁽¹²⁶⁾。12月15日，段祺瑞在吉兆胡同召集临时法律会议，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列席者有司法总长章士钊、财政总长李思浩、法制院长姚震、前司法总长朱深、前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汤漪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等。所有列席者均发表了意见，分歧颇大。章士钊认为，“国会、宪法、约法三者，在现时革命政府之下，无一可以倖存。如稍持调停迁就说，或变相保留之说，则现在革命政府，失法律上之根据，非驴非马，徒与反对者以口实。故为巩固现政府地位起见，非首先打破法统不可。欲打破法统，则国会、宪法、约法三项，绝对不可存在。”李思浩力持异议，反对废除“法统”，认为现在的执政府系临时性质，“并非国家之主人”，譬若看房人，断无主人外出未归即越俎代庖，主动更改房内陈设布置之理。认为此事“须决之于国民会议，以免徒增纷扰”⁽¹²⁷⁾。

在取消法统问题上，当时国内政治力量已形成“绝对主张公布与绝对反对公布两派”。段派要人王印川曾晋谒段祺瑞，“陈说利害，力谏勿发表此三项命令”。许世英在天津致函段祺瑞，反对公布三项命令。在天津的国民党人士，亦持此意见，彭养光甚至致电政府，阻止发表命令，并表示要进京面陈理由。其实，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不少人士所争只在约法是否废除。对于曹锟宪法，一般都指为“伪宪法”，应该废弃，自不待言。第一届国会早已届满，且多数议员参与贿选，不应继续存在，也无太大争议。但约法系规定中华民国国体与政体的根本大法，若轻易废除，在反对派看来，则不仅“中华民国”四字不能继续使用，即根据约法产生的政府各部及国务会议等，亦不能继续沿袭。此外，考虑到国民党方面视约法为生存依据，曾数度发动“护法”运动，反对派担心若执意废除约法，势必再次激起运动，“则于时局收拾上益增一层困难”⁽¹²⁸⁾。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调停派”，主张不明言解散国会取消约法宪法，“只以此次临时执政府，既由革命成立，则以前之行政权立法权，当然失其效力立言”⁽¹²⁹⁾。然而，由于政府内外反对公布者占相对优势，推翻法统命令的发表搁浅。直到1925年4月24日，因善后会议通过国民会议条例，国民会议的筹备工作已提上议事日程，执政府才最后下令取消法统，明确宣布“民国法统，已成陈迹”⁽¹³⁰⁾。约法既废，旧议员的法理依据不复存在，国会非常会议亦因政府压迫陷于停顿⁽¹³¹⁾。不久，参、众两院院址，由内务部接收，移交法政大学作为校址，随后又将参议院院址拨给女子大学作为校址⁽¹³²⁾。

尽管如此，执政府的举措，也只在废除既存国会，并不具有废除国会制度的含义。段祺瑞在执政之初，曾宣告将通过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根本建设问题，并任命林长民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制定新的宪法。之后又设立了参政院，作为临时立法机构。1925年12月11日，国宪起草委员会以逐条表决的方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案》，并咨达临时执政府，提交国民会议讨论通过。由宪法草案可知，在未来的正式国家机关中，国会制度仍将保留。未来的国会“仍采两院制，然参议院颇近似与普通上院性质迥异之德国新宪法之联邦参议院”⁽¹³³⁾。1926年以后，段祺瑞政府面临统治危机，国民会议没能如愿召开，新宪法无法通过，从而形成旧国会废除，新国会的产生没有法理依据的局面。“至是人琴俱亡，议会完全消灭，民国初期之议会政治，乃告一段落”⁽¹³⁴⁾。

三　民初国会制度消亡的政治语境

段祺瑞曾有制定新宪法并依法重新组建国会的打算，其他政治家虽对旧国会持否定态度，却没有明确主张废除国会制度，只是由于段祺瑞政治统治面临危机，无暇他顾，国会制度才消亡于无形。从这一事实看，民初国会制度消亡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段祺瑞之后的北京及南京政府都没有致力于国会的重组工作，这样的事实能够为国人安然接受，其中又包含了国会制度不得不走向消亡的必然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当时一般国人对国会的认识与国会的存废关系最为密切，它成了政治家可以任意处置国会的思想及政治语境。

贿选被揭露之后，国会很快成为众矢之的。当时国人对国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腐败问题上，认为贿选乃国会腐败的露骨表现，因而对之大张挞伐。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建立之后，舆论对国会的攻击更呈现高潮。《国闻周报》当时曾发表社评，主张对受贿议员从国家和社会两方面予以制裁。“关于国家者，司法官厅于检查之后，自应次第逮捕，依法审判，分别定罪，褫夺公权，追缴所受之贿赂……。至于社会方面，则有更严之制裁方法：贿选议员徒刑期满，释放回里之后，凡社会上之各种公私团体，概不许其揽入，公共事业，概不令其参加。如是贿选议员在政治上社会上，乃绝无活动之地”⁽¹³⁵⁾。上海总商会在其时局通电中指出，贿选议员，“长恶助乱，百喙难辞，应予按名诉追惩治，借伸法纪”⁽¹³⁶⁾。北京公联会更是历数国会十大“罪恶”与“万万不能存立”之十大理由，主张此番推翻曹、吴之后，“国家所有政治事项，宜从根本着手，必须恰乎人情，当乎事理，庶足以收拾人心，完成伟业。国会既为祸乱之媒，最好乘此机会，任其消灭”⁽¹³⁷⁾。

国会政治是一种民众普遍参与的政治，当多数本应参与其中的人形成国会“万万不能存立”之共识，国会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变得十分薄弱。民初国会制度消亡，此实关键因素。这种共识的形成，既与民初国会政治实验不成功有关，也与当时国人思想日趋激进，对于在中国仅仅试验了十三年的议会民主政治的可期成效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有关。清季以还，国人思想日趋激进。与此同时，西方各种政治思潮大量涌入，让人目不暇接。于是“专制”变成立宪，立宪变成共和，向西方学习变成了“走俄国人的路”。当时国人急于向国外学习“最新最好”的东西，出现了被学者称为“新的崇拜”的思想及政治权势转移⁽¹³⁸⁾。在此特定语境下，一切新的东西尚未发展成熟就被视为落伍陈旧而遭抛弃。

在国人从政治上追求“新事物”的过程中，1924年堪称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苏俄与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表示放弃帝俄时代所获得的条约权利，得到国人的极大好感。列宁在国人（至少是知识精英）心目中的地位一举超过威尔逊，跃居“世界伟人”之首⁽¹³⁹⁾。与这一转变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国人在政治上对西方的疏离和向苏俄的接近。主张废除旧国会并且对国会制度消亡应负重要责任的国民党领袖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与苏俄接近并效仿其制度的倾向⁽¹⁴⁰⁾。就是段祺瑞左右，亦不乏极力主张采纳苏俄制度者⁽¹⁴¹⁾。以后，在苏俄影响下，激进化的步伐越迈越大，“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越喊越响，以英、美作为样板的“西方的”代议制度的价值自然会被国人“重新估价”。　

国人政治思想激进，在审视政治现象时，很容易简单地将人的问题当成制度的缺陷，从根本上予以否定，而不知道一种制度从建立到成熟完善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国会政治的弊端并非中国独有，在世界政治史上，各国代议制的实施也都出现过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¹⁴²⁾。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意识到有严重弊端，西方国家仍通过改良，保留并完善了代议制度。中国政治家和民众对议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人的道德这一层面，基本没有就制度的弊端作深刻分析，却率尔废除既有国会，并在事实上否定这一制度。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在当时便曾受到质疑⁽¹⁴³⁾。

其实就是人的问题，也应具体分析，未便一概而论。揆诸史实，当时确有不少出卖道德良心，接受贿赂，甘当曹锟政治工具的议员。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议员，以为曹氏既无袁、段之凶，亦无袁、段之才，推为总统，有利于国会对政府的监督，并借此完成制宪，将国家带入宪政轨道⁽¹⁴⁴⁾，其“选”与“贿”没有多少关系。在这些议员中，有一部分人系不满政府多年欠其“岁费”，希望有所补偿，将所得“行贿”经费当成了政府补发的“岁费”⁽¹⁴⁵⁾。

国人因议员个人行为不端而对国会制度加以否定，明显暴露出对国会在近代民主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缺乏认识。顾维钧对此深有感触，他回忆说：“（当时）我的同事们——有些是我的至交好友，有些亦曾在国外留学——一般地不像是能理解国会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必要部分，而且它的地位为宪法所保证。相反，他们把国会看作是令人厌恶的东西。”他特别就国人公开称议员为“猪仔”提出批评，将这种做法视为不能理解“国会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必要部分”的例证⁽¹⁴⁶⁾。顾氏所言，对于认识民初国会制度消亡的原因，应有所启发。

正是在一般国人对国会乃近代民主制度的“必要部分”缺乏认识这一思想及政治语境下，当时的政治家得以毫无顾忌地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处置国会，国会制度在民初政治舞台上消亡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力派考虑政治利益得失的结果。

从反直各方政治关怀角度观察，段祺瑞具有集权倾向，向来不喜欢国会捆绑手脚。担任临时执政之后，为解决财政困难并示好各国，段曾在答应法国要求的前提下解决“金佛郎案”并召集关税会议，但遭到国会议员反对。一些议员甚至反对段祺瑞担任执政，认为段氏执政“在国法上毫无依据”⁽¹⁴⁷⁾。段氏最终决定以“革命”手段解决国会问题，议员的“不合作”应是重要原因。孙中山在经历长期“护法”之后，此时已放弃“法统”论，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寻求“根本解决”。孙氏之所以放弃“法统”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的人数已十分有限，国会议席对国民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已无多少价值，而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则可用党团操纵的方法，对之加以控制⁽¹⁴⁸⁾。因此，孙中山对国会持极力否定的态度。奉张则于此问题，素不十分重视，其看重的是实际政治权力，无国会可随心所欲，有国会亦可凭借实力实施操纵。反直三角同盟首脑的利益关怀，从政治上决定了旧国会的命运和国会制度的前途，而在舆论上对这一政治决策提供支持的，则是民众业已形成的国会当废的认知。正如国会议员刘以芬事后分析的那样：“三角同盟之领袖，其态度既已如此，即令无贿选罪名，而国会能否保存，尚属疑问，况自贿选以后，又为全国所共厌弃乎？”⁽¹⁴⁹⁾

不过在近乎举国一致的对国会的唾弃声中，也偶尔可以听到一些“国会改良”的议论。1924年初出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面对国会摇摇欲坠的形势，曾明确表示，“立宪国家断不能无国会”⁽¹⁵⁰⁾。就连早就“逆知代议制度不适于中土”，认为“今国会恶名，播于远近，亦无再成之势”的章太炎，亦不以废除国会为是，而主张“改革国会”⁽¹⁵¹⁾。他们的主张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上一些知识人士的思考。他们不满意无所作为、名存实亡的国会，但是又担心没有国会更不利于宪政，不利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所以主张改良国会而非废弃国会。

在当时国人有关“国会改良”的议论中，毛以亨的主张最具代表性。1924年11月，毛氏发表了《代议制革新议》一文。该文首先分析了代议制面临的风雨飘摇的政治形势，对其弊端进行了批评。指出：“代议制之在今日，已岌岌不可终日，革新之议大起。……代议制之见采于吾国，十数年于兹矣。民意既不能代表，徒为少数人捣乱政局之机关与夫升官发财之利器；遂令一般顽民，重兴故国之思，因以启复辟之祸。代议制之飘摇于风雨中也，有自来矣。”但毛氏并不主张废除代议制度。他认为，代议制日久弊生，无可讳言，但是代议制仅仅是一种政治形式，其内容实质是民主政治。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上看，民主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它所体现的基本政治原则，“不容立异”。“苟欲废民主而返诸君主或采无产阶级专制则已；若仍欲保持民主主义也，则舍保留代议制外，实无它法可以代之者”。毛氏专门就人们仰慕的苏俄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苏俄的制度绝不可取。因为俄国的共产制度已告失败，现在实施的以无产阶级操纵政权，以政党机关代行议会职能的统治形式，不过是一种“狄克推多”制。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氏提出了他的议会革新方案：一是被选举人的资格宜加限制，以改变议会成员不良的状况；二是放宽选举人资格，使妇女劳动二界，均得参与；三是议会应按各种专门议员，分股组织，以便提高议事效率；四是设立立法行政委员会，以寻求两者之间的一致⁽¹⁵²⁾。

毛以亨曾是北大学生并留学国外，和梁启超有一些接触，政治上受过梁启超的影响。刊登其文章的《东方杂志》在政治立场上相对“保守”，就是毛所推崇的梁启超，此时也因政治上“落伍”而不被看好。因此，毛氏的“国会改良”主张没有得到政治家和一般社会人士的重视。孙宝琦因曾任前清官员，其主张无人理会，自不待言。就是在舆论界有一定影响的章太炎，亦被多数政治上的新进视为古董，加之章以古代职官来代行国会议员职能的办法，不伦不类，因而其“国会改良”主张，也没有引起共鸣。而另一方面，国会自身的缺陷，国人急激躁进的政治要求，以及实力派的现实政治关怀却在当时的思想及政治语境中被格外凸显出来，形成对国会生存极为不利的政治条件。于是，仅断断续续在中国进行了十三年的国会政治实验也就被淘汰出局，而为内容和形式都截然不同的其他政治实验所取代。

第三节　直奉战后政治格局的变化

1924年初至国民革命军北伐前的两年半时间里，中国政治呈现极其复杂多变的状况。这期间，段祺瑞被推到权力中心的重要位置，又从政治的中心，再度推向边缘。从某种意义上讲，段之显隐起落，成了这两年半中国政治变化的晴雨表。段氏个人在政治上的起落，事事关乎奉张、国民军及旧直系力量的消长，关乎北、南两方及各自内部的形势变化，关乎中央与地方关系及文武关系的变动。段祺瑞不能很好地处理所面临的复杂政治关系，而外国势力深深卷入中国政治，成为中国政治变动的重要因素，又大大加深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凭借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仓促地结束自己的政治使命，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一　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在政治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重文轻武、标榜文治的国家，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丰富了这一传统的内涵与底蕴。清季内忧外患频仍，国人亟欲寻找应付方略，尚武倾向开始出现。甲午战争以后，国民性改造主张在中国兴起。在稍后的改良运动中，“鼓民力”开始与“开民智”、“新民德”一样受到重视，从而开启了20世纪初国人鼓吹“力本论”的先河。为找回国人丧失殆尽的尚武精神，梁启超专门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希望中国的武士“魂兮归来”⁽¹⁵³⁾。此后二十余年里，中国人从观念到行为方式都发生了近乎根本性的变化，尚武之风盛行，军人地位飙升。1914年11月12日，原先只是为民间崇奉的关羽、岳飞正式被北京政府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同列。与此相对应的，是文人实际地位的下降。20年代初，鉴于文武关系变化的现实，于右任尝对冯玉祥感叹说：“在中国，只有在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¹⁵⁴⁾

然而，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政治语境出现了新的变化，文武关系在清末民初走了一段脱离传统的“新路”之后，明显表现出回归传统的迹象。

首先是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国人普遍产生了厌战甚至反战的情绪。通常，战争的破坏程度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成正比。第二次直奉战争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作战手段而且规模宏大，给社会造成的灾难空前严重。《国闻周报》当时的一篇社评揭露说：“此次东南东北之战事，杀人盈野，耗财千万，历时及两月，牵动遍全国。人民穷于供应，输卒毙于转徙，加以战地人民生命财产之丧害，与商业交通机关之损失，综其总数，殆不下数亿万元，元气丧，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复。”⁽¹⁵⁵⁾

其次是直系在战争中的失败使人们对“武力统一”政策能否产生预期效果产生了怀疑，有了新的觉悟。当时有人这样分析：“自民国成立以还，政治界有两大思想，一主中央集权，一主分权自治。自民国六年以后，政治界又有两大思想，一主武力统一，一主和平统一。当其初主张自治与和平者不过少数政客，寝假而得国民之同情，成为国民之一般心理。袁段之失败，实由于此。吴佩孚之崛起，亦全赖当时迎合国民之思潮，反对武力统一，故得打倒皖派，进握重权。惜乎吴氏一统成功，顿改面目，中央集权武力统一之思想，变本加厉。用兵川湘，扰乱粤桂，以无数万人之生命财产，供个人幻想之牺牲。今且以一念之私，蹂躏东南，破坏东北，连天烽火，举国骚然。武力统一之妄想，为祸之烈，至于如此。袁世凯地下有知，当亦自悔作俑之罪也。”⁽¹⁵⁶⁾

在这种语境下，文治主义思潮再度兴起。本来，北洋集团中就有主张“文治”的一派。“语其渊源，则肇始于北洋幕府”。袁世凯当政时，标榜“军人不得干政”，遂使幕中有政治才干者得以登进⁽¹⁵⁷⁾。王士珍、徐世昌就被视为北洋集团中“文治派”的代表⁽¹⁵⁸⁾。不过因为军阀实力过于强大，王、徐辈即便是在被推上总统和总理位置的情况下，也未能真正主政。现在，武力统一政策遭受重大失败的现实终于使国人认识到国家实施“文治”的重要性，偃武修文的呼声由是再度高涨。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武关系的变化。不仅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时期明显壮大，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已经具有鲜明的“国民教育”特征，它在给学生传授现代科学及人文知识的同时，亦注重近代民主意识的培养。从观念更新的角度分析，军阀统治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基于武力的政策，但由于思想意识领域“大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也带来了相对理性的争论与宣传。大量的报纸杂志得以发行流通，民主政治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吴虬“中外大学专门学生，年有增进，革命性的人物日多，即北洋派潜势力日减”一语⁽¹⁵⁹⁾，清楚说明了当时文武势力消涨变化的原因。

这种文武观念变化的特殊语境使军阀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身份认同，避免给人造成“干政”的印象，主张由政治家来决定国家政治问题。例如，曾经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军人”的吴佩孚，就一再宣称自己“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主张将政治问题交由政治家解决。1924年10月，正当势力如日中天之时，吴在参议院的宴会上表示，愿国会为之记名“入武庙”而不入“文庙”，以示不争政权之意，其军人的身份认同十分明确⁽¹⁶⁰⁾。正因为如此，在对奉张作战过程中，“洛阳的军事领袖极力证明汰除军人政府、恢复议会控制下的文官政府这一努力的正当性”⁽¹⁶¹⁾。值得注意的是，军人注意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人都有类似表态⁽¹⁶²⁾。

国人在观念上由一段时间极度“尚武”到“右文”转变或回归的趋势，从这一时期军阀的大量通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几乎没有哪个军阀在攻击自己的对手时会为军人干政辩护，而拥护民主共和、要求实施宪政、呼吁文官政治、反对“黩武主义”、要求废督裁兵、呼吁国家统一则成了军阀“电报战”的主题。美国学者拜耶（Lucian W．Pye）曾经对当时督军相互攻击的三百份通电、公共演说、公告以及谈话的内容作了分析统计，其中呼吁道德规范的有三十份（次，下同），拥护民主共和的有三十七份，要求实施宪政的有十九份，反对专制独裁的有二十六份，主张联省自治的有十一份，呼吁文官政治的有十份，反对“黩武主义”的有三十二份，要求废督裁军的有二十七份，呼吁国家统一的有三十八份，主张建立法律秩序的有三十七份，主张实践民权的有九份。总计可以划归“文治”类的主张交叉重复出现了近三百次，也就是说，几乎每次“军阀”的通电、布告、讲话，都在攻击对手的同时提出某些属于“文治”的政治主张⁽¹⁶³⁾。

一般认为，军阀往往是赳赳武夫，穷兵黩武，然而一个颇为诡谲的现象是，此时军阀似乎更加注重“文斗”。每次对其他军阀作战之前，都要打很长时间的“电报战”，攻击对方。如直皖战争实际战事不过数日，但战前双方的口舌笔墨之战却长达数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战事也不过月余，但如果从曹锟贿选开始算起，“文斗”的时间至少延续了一年半。攻击对手是为了“师出有名”，而这个“名”被落实在维护“文治”上，且经常出现“文斗”比“武斗”更加激烈、持续时间更长的现象，这就有些耐人寻味。它说明至少在观念上，被称为“军阀”的地方实力派不得不以“文治”为国家政治的正常操作模式。

军阀在公开场合承认军人不宜干政，原因十分复杂。中国悠久的文治传统的作用与影响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些“军阀”毕业于国内外近代军事学堂，受到西方军政分途制度及观念的影响，亦有以致之。军阀具有左右局势的实力，其是否真正愿意超越于政治当然存在疑问，但既已公开承认这一政治游戏规则，“文治主义”就不可能没有相应的实际内容。

在地方层面，“文治”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湖南，赵恒惕为“澄清吏治，昌明内政”，在长沙举行县长考试。初试科目为宪法大纲、现行行政法令、设案判断、草拟文牍四项；复试由主试委员任意口试。特邀章太炎担任考试委员长。初试题目之一是：“联治实行，制定国宪，对于国会制度，应采两院制乎？抑采一院制乎？试说明之。”体现出明显的“文治”意图⁽¹⁶⁴⁾。在四川，刘湘于1925年岁末召开了著名的成都会议，除军界人士参加之外，会议章程还规定四川148个县每县都有一个文职代表与会。会议最后通过的一项重要决议规定，省内实施文武分途、军民异治，军事领袖不能干预民政，并限制军人以各种借口对人民的自由权利横加干涉。会议虽然没能限制作为军人的刘湘本人对政治的“干预”，但至少对其下属作了某种限制，从而助涨了“文治”的空气⁽¹⁶⁵⁾。就是在奉张当道的东三省，从1925年2月起亦宣布实行“军民分治”⁽¹⁶⁶⁾。

中央虽然无力实施像省级政权那样的对于基层政权的控制，但也尽量作出姿态，采取措施，恢复“文治”。1925年2月，执政府通饬各省长官严格考核吏治，规定按《县知事任用条例》，对县知事进行考试，以觇学识，表示“果能认真甄别，不难拔选真才。地方长官用人行政，本有专责，其他军事机关，非职权内所应管者，一概不得干预，以清权限”⁽¹⁶⁷⁾。对于国家根本建设问题，段祺瑞力主采取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就是基于对文武关系变化的认识。他在一份通电中说：“历年屡试屡败之武人中心主义，心劳日拙之命令政策，愚者犹知其不可，于此而欲改弦更张，别辟径途，以挽末流之失，用成中兴之治，则舍会议解决而外，无他道也。”⁽¹⁶⁸⁾旨在处理直奉战争遗留问题并谋求和平统一的善后会议之所以能召开，这应该是重要的原因。

在用人方面，这一时期多数军阀都比较注意网络知识人才，为其所用。例如1924年至1925年进占成都，担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兼摄民政的杨森，“其用人也，喜欢用一般持手杖穿洋服的青年，只要说是何处毕业，便可立地收入夹袋”，挂上秘书职务，进入智囊团⁽¹⁶⁹⁾。在浙江，孙传芳礼聘丁文江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全权总办之职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中央，政府各部更是充斥着众多的专业人才。例如外交部，就几乎一直是由在国外接受过现代教育，谙习外交事务及外交技术的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唐绍仪、黄郛等人主持部务。顾维钧能够在民初七届内阁中担任外长，并能被不同的政治家接受，显然与他的“专业人才”身份分不开。顾氏记录吴毓麟对唐绍仪的一段谈话，用以说明顾氏自己，也大体适合：“少川，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但对我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曹三爷（曹锟）下台，我们就要失业。”⁽¹⁷⁰⁾

军阀任用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精英人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代外交、经济等方面的事务极其复杂，非单纯具有军事实力的人所能应付。曹锟在一次政治会议上反对吴毓麟等政府成员插手某驻外使节之任命时说：“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来干预？这件事应该完全由顾总长决定。”⁽¹⁷¹⁾

不过军阀任用知识分子，大多只是看重他们的一技之长，将他们当作“技术型”人才，安排在专业性很强的部门，而不大愿意让他们参与政治。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知识分子发挥自己才智的机会。有意思的是，被军阀任用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却与军阀对他们的看法相近。顾维钧就承认：“这些年来，像我、王宠惠博士、汤尔和先生、罗文幹博士这样的人一直努力保持我们的独立地位，我们自己没有分外之想。也正因为外界认为我们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军事集团，所以他们都愿意延纳我们。”⁽¹⁷²⁾超出这一领域，情况就不一样了。例如，当丁文江担任淞沪总办时，孙传芳“居然能完全信任他，给他全权，在他八个月任内从没有干预他的用人行政”，大体接受了他提出的建设“大上海”的计划。但当丁向他提出改革中国高等军事教育的建议时，孙传芳却拒绝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¹⁷³⁾

更有甚者，一些军阀在公开场合主张恢复文治，实际上仍牢牢操纵着政治的决定权。临时执政府建立之初，不断唱军人不干政高调的张作霖，在现实政治中始终是“外避干政之名，阴行干政之实”。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之后，“奉张虽宣言不干涉政治，但彼之意旨，又处处托卢（永祥）转达，请段依照施行，致段每生困难之感”⁽¹⁷⁴⁾。因此尽管文人成为军阀延揽的对象，也能够被任用，但所从事的工作却难著成效。文人以超越政治的姿态去为政府效力，“并不能制止那些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的军事集团”⁽¹⁷⁵⁾。而政府中的文职人员为协调与军阀的关系，也尽可能地对他们实施优待。例如，1925年夏秋之际，政府财政困难，支出告竭，军人索饷风波迭起。中秋前，政府通过几家银行筹集到一笔款项用于支饷。在分配这笔钱时，政府部门只得到应得款项的40％，而军人则得到应得款项的70％⁽¹⁷⁶⁾。

这种状况的存在，说明对这一时期文武关系发生的变化，尚不宜估计过高，至少在军阀统治区域内是这样。在军阀统治区域内任职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即便是其中最优秀者如顾、王、丁、颜之流，也只不过相当于旧时官僚机构内“吏”的角色，而不是能够对政治作出最终决策的“官”，等而次之者则只能充当类似“幕僚”的配角。因而，尽管文武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弛张变化，文治呼声日益高涨，甚至有人提出“以文吏驾武人”的主张⁽¹⁷⁷⁾，但许多人仍不敢奢望通过政治家或通过国民会议的方式完全实施文治，因为武人在中国政治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仍十分突出。

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作“中国当今十二位伟人”（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问卷调查，结果侧身前十二名的人当中竟有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黎元洪等四位军阀出身的人。陈炯明排名第十五位，段祺瑞排名第十六位。进入前十二名的尚有孙中山、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蔡元培、张謇、胡适、余日章等八位文人及政治家⁽¹⁷⁸⁾。这次调查表明，虽然国人在观念上已更加认同文士，但武人的地位仍不可低估。章太炎在给《癸亥政变纪略》一书写序时说：“承平者尚文，处乱者任武，无中坚爪牙之力，而倔居于骄将乱卒之上，虽唐尧不能终日安也。”⁽¹⁷⁹⁾这应该是比较现实的考虑。

这就提出了废督裁兵、实施文治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的问题。从政治运作的角度分析，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军人干政的政治局面形成之后，有时军人暂不干政，政局尚有难以维持之虞⁽¹⁸⁰⁾。另外，主张文治者提出“废督裁兵”，用意虽好，但被裁之“兵”通常都转变成匪。兵虽作恶，毕竟有所节制，若沦为匪，危害更大。尽管主张文治者提出了“化兵为工”的办法，但限于资金及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可操作性也不大。

于是主张文治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实施文治的希望寄托在一些多少具有书卷气的军阀身上，企图通过这些介于文武之间的政治角色，达到实施文治的政治目的。在湖南，从20年代初开始，人们经常可以听到“三个秀才携手合作，可以统一中国”的说法。三个秀才分别是指具有“秀才”和“军阀”双重身份的吴佩孚、赵恒惕和陈炯明⁽¹⁸¹⁾。杨荫杭曾把尚文的军人称作“有力之优秀分子”，认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除南北两方有力之优秀分子互相提携外，实无他法”⁽¹⁸²⁾。当时不少文人都在致力于争取“有力之优秀分子”，像胡适、丁文江等人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很明显就包含了这样的用意。甚至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示下，在南、北分别做吴佩孚和陈炯明的工作。

而军阀也纷纷做出“文”的姿态，以争取得到社会舆论的青睐。张作霖、张宗昌等没有现代文、武学堂背景的武夫固然无法附庸风雅，稍有这方面背景者，都尽量表现自己。例如段祺瑞当上临时执政之后，曾作《内感篇》，用半文半白的语言，表明政见及心迹，虽然遭到一些人挖苦嘲笑，但也赢得了慷慨赠送谀词、称之为“武人中之能文者”的个别捧场者⁽¹⁸³⁾。

这种情况自然的逻辑结果，是中国政治出现了军阀、政客两相勾结，共同为恶的局面。《国闻周报》发表社评指出：“今蠹国之物有二，即军阀与政客是也。军阀已至末路……而政客之掀风作浪，尚未有已。政客依军阀为活，复乘军阀之弱，利用甲军阀打倒乙军阀，而居中渔利焉。东南之事，自齐夑元投奔上海，本可暂告段落，孙传芳苟延浙江，亦不至遽敢兴戎，而彼辈政客，日事包围怂恿，……于是无端风浪，复起上海。人民罹难，政客实为之祟。……军阀政客，相依为命，我民苟能致力于推倒军阀，则政客亦将失所凭依，而欲速推倒军阀之成功，则政客毒物，尤当有以惩创也。”⁽¹⁸⁴⁾这段评论的提示性含义在于，中国革命不仅要打倒军阀的黩武政治，对于“文治”，也应当在内涵上有所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南、北两方在这一问题上已开始出现某些重要差别。在北方，在旧北洋系统的权力范围内，尽管文治呼声再度兴起，但文武关系并没有转变到政治可以由政治家来讨论决定的程度。然而在南方，尤其是在广东国民政府的统辖区内，情况却有异于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大多被委以重任，直接参与政治军事决策。正如任职北方的顾维钧所言：“作为对手的国民党方面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是文武双方密切配合，都是同一党派的一部分。”⁽¹⁸⁵⁾

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文武合流”这一变化的出现，使“文治”开始有了某些实质性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国民政府已设法改变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一支承认中国文官政治传统，在体制上从属于文官政府的军队，将“武功”仅仅视为恢复“文治”的手段。为区别于军阀单纯的军事力量，“民军”、“党军”乃至“国军”的概念被郑重地提了出来。

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他在一次演说中强调，要“使军队受党的指挥，使军事的训练和政治的训练并重，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结合”。在稍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军人必须“无条件的听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¹⁸⁶⁾。李宗仁在九江牯岭与蒋介石讨论革命方略时，亦申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主张“扫除中国军队传统以个人为中心的恶习，使全国军队一元化，使革命军成为单纯党的军队，庶几将来可蜕变为国家的军队，为三民主义建国而奋斗”⁽¹⁸⁷⁾。为实施党对军队的领导，国民革命军推行了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设立了政治部。虽然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南方军队始终未能真正如李宗仁所愿，由“党军”蜕变为“国军”，但“党军”较之同时代军阀的私人武装，差异亦是实质性的。

当然，国民党意识到这一点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国民党一直将大部分精力用于从事军事行动。在“联俄”过程中，孙中山曾希望说服苏俄支持其在蒙古建立反对军阀的根据地，组织新军，但遭到苏俄拒绝。莫斯科甚至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军事斗争的失败是中国国民革命的“福音”，要求孙中山将主要精力用于从事“政治斗争”⁽¹⁸⁸⁾。俄国的意见，虽然有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毕竟说到了中国国民革命的要害，是符合当时中国文武关系转化的特殊语境的。受苏俄影响，也鉴于单纯军事斗争一再失败的教训，国民党最终接受了苏俄的意见，在从事军队建设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政党建设和“主义”的宣传。这一变化，使南北双方斗争的整体态势为之改观。

如果单就军事力量而言，广东国民政府方面显然居于劣势。但北伐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较量，在北伐的刀光剑影背后，还隐伏着一场激烈的政治上的高下之争，这就是近代的“黩武主义”与传统的“文治主义”的较量。南方要想在军事力量不及敌军的情况下获胜，其克敌制胜的“法宝”显然只能到军事领域以外去寻找。在这方面，国民党人实实在在地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一类宣传，不仅使国民革命军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有主义”的军队形象，而且起到了动员民众的社会效果。北伐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可以从南、北双方在这一问题的差别上获得部分解释。

二　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

清季以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家深感棘手的问题。清末实施立宪，地方成立咨议局议决地方事务，使乡土观念本来就很强的国人愈发看重地方利益。武昌起义发生后，各省以宣布“独立”的方式响应，事后虽建立了临时中央政权，但各省的“独立”已显示出地方意识的潜滋暗长。民国肇建之初，因袁世凯北洋势力强大，中央积极有为，地方势力暂时受到压抑，没有多少表现自身意志的机会。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分裂，强大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地方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自行其是，呈现出类似“五代”时期的分裂局面，而掌握中央权柄的军阀政客又不甘心政权虚设，极力奉行不同形式的“统一”政策，致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呈现极其复杂的局面。

1923年10月，曹锟以贿赂当选总统，使本来就存在的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且不论不承认曹、吴统治合法性的奉张、浙卢、皖段和广东国民党政府（曹、吴将他们视为“地方”，力图将其纳入统治的范围；他们却自视为“敌体”，试图取而代之，根本就没有将曹、吴政权视为中央政府），就是暂时聚集在直系麾下的各省军阀，亦各自为政，不听中央使唤，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倾向十分明显。

为了安抚内部，同时为了对付东北及西南等方实力派，就任之后，曹锟即“重以职权”，将酝酿多日未决的直鲁豫、两湖、苏皖赣三巡阅使分别让吴佩孚、萧耀南、齐燮元担任，加上同年任命的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闽浙巡阅使孙传芳等，直系的统治区域实际上已形成“列土分封”的局面⁽¹⁸⁹⁾。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每个巡阅使都力图对中央行政具有一定的支配权，也就是说，他们都希望成为政权中枢的主体。但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又独自构成一个政治、经济及军事单元，彼此为发展势力而争夺，各自确定势力范围。1924年直系统治范围内的吴佩孚、齐燮元之争即凸显了这样的特征。《甲子内乱始末纪实》的作者分析说：“吴氏握有黄河流域，而扩其实力于长江上游，日为武力统一之计划，对西南做功夫，谋粤、谋川、谋湘，到底不懈。齐氏以后起之人，欲加吴而上之，故年来对闽对粤下功夫不少。前此王永泉在闽，齐为援助，今又谋利用孙传芳，而陈炯明方面齐亦与往来，匪伊朝夕者。其欲与吴平分西南之功业所不待言，而其对浙计划，则一面谋扩张长江上游之势力，以与吴抗衡；一面有以今之反直者为浙与奉，奉事吴任之，而急切不能下手且奏功较难，齐遂欲先取两浙，自建大功，而又成于吴氏取奉之前，以为驾吴而上之计。江西一隅既划入彼之巡阅区内，亦欲实行统一，以与吴氏属下之湖北划一鸿沟。此齐不甘居吴下之雄心，即吴之所大忌也。”⁽¹⁹⁰⁾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曹锟统治被颠覆，段祺瑞在反直三角同盟的“拥戴”下登上临时执政的位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变化。这时，段祺瑞已丧失早先所具有的军事政治实力，拥戴他的各方也没有一方像吴佩孚对待曹锟那样有着至少能尽其“愚忠”的“臣属”的自我定位。所谓“非段莫属”的表态很大程度上乃各方相持不下时达成的妥协。因而段祺瑞当上临时执政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类似他人政治傀儡的尴尬地位。段具有政治抱负，当然不甘受人支配，曾竭尽全力确立中央政权的名份与地位。召开善后会议就是他整合北洋各派系使之重新纳入自身权力体系的一次努力，但未著成效⁽¹⁹¹⁾。此后段氏只得依靠实力派之间的“均势”来维持统治，这使中央政府进一步丧失了对地方政权的支配力量，形成中央权力弱小而地方权力偏大的政治格局。

在此政治格局下，中国的政治权力重心发生转移，北京所具有的俯视天下的崇高地位迅速下降，国内政治家对它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前。过去北京乃京师重地，是中国政治权力的重心所在，一切上升性的社会流动都指向北京。到北京去的人总不免怀着某种“朝圣”心态，历朝历代的“觐见”制度，就是利用臣民对于“圣上”和“京师”的敬畏而制定的。然而这种状况在几年间就变成了昔日的辉煌，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已经暮色笼罩，紫禁城更是夜色惨淡。唐绍仪1924年11月27日的一次谈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北京所发生之事实，于全国无重大影响，北京乃一隅，而非全国，且不能统治全国。当今急务，在乎联合各省成就一种结合，庶日后渐能遵从合宜之当轴。历来北京政府从未为此，且亦未尝图及，不过推翻某某军阀，迎入某某军阀，以暴易暴，徒事激起内争而已。”⁽¹⁹²⁾

与北京地位下降相对应的是地方在国家政治中发言权的扩大。其中东北地位的上升尤为引人注目。控制东北的奉系原先不过是直系旁支，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一跃成为最大的实力派。张作霖在战后虽曾表示，“既〈负〉助段氏出任以收拾时局之责，则三省之取消独立，服从中央，是当然之事”⁽¹⁹³⁾，并作出返回奉天，避开政局中心的姿态。但他对中央政局的操纵控制是路人皆知的。首先是派奉军入关，并指示高维岳统帅的第七师进驻北京，名曰“拱卫京师”，实则要挟中央⁽¹⁹⁴⁾。其次是对中央财政实施监督控制。先拟改组财政中枢，以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未成；又以东北“某案”为借口，提出收回巨额现款的要求，甚至向中央提出“彻查收支”的恐吓，迫使财政总长李思浩托曹汝霖“携带财政部帐簿赴奉”，说明情况，以求奉张谅解⁽¹⁹⁵⁾。加上早先就已存在的对于中央的“司法独立”⁽¹⁹⁶⁾，事实上出现了东北可以干预中央，而中央却不能反过来过问其境内事务的局面。邓如琢通电指责奉张“挟执政以令藩封”⁽¹⁹⁷⁾，堪称言中窾要。

其他地区的实力派亦纷纷实行与中央若即若离的区域性统治，所提口号体现了强烈的地方意识。例如，孙传芳曾以“尊重浙人公意”为由，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作为地方建设的一部分，孙传芳还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大上海计划”，要将租界之外的上海地区建设成一个可供其他地区效法的“模范城市”以及远离国内战火的“非战区”⁽¹⁹⁸⁾。在四川，至迟在1926年，青年军人及知识界人士提出的“川人治川”口号得到了实现。“虽然不能说四川人完全统治了自己的省份，但至少那些掌权者都是四川人。自治理想已成为现实：四川出生的领袖确实掌握了本省事务，并且将这一权力行使近十年之久，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四川已从中国的国家政治中正式退出”⁽¹⁹⁹⁾。担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此时亦积极致力于筹划地方建设，奉行“大西北主义”，力图将陕甘建成独立行使权力的区域⁽²⁰⁰⁾。一些地方实力派为寻求统治的稳定，要求各方严守疆界，公开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²⁰¹⁾。更有甚者，由萧耀南、岳维峻等发起召开的旨在洽商“联防”的鸡公山会议，打出“保境安民”的旗号，居然被北京国务会议视为“宗旨正大”，主张“不必干涉”⁽²⁰²⁾。

作为中国政治区域化的重要表征，政治权力分配上的地域排他性也逐渐凸显，一些实力派人士提出的“由某省人督某省”的口号开始在较大范围内被接受。北京政变不久，陕督刘镇华即致电段祺瑞，请调河南，而以胡景翼督陕，其理由是自己为河南人，胡为陕西人。另外，李景林继王承斌督直，亦以其为直隶人。张作霖派张宗昌赴山东接受德州兵工厂，因张宗昌系山东籍，故张作霖决定以之督鲁⁽²⁰³⁾。这种观念甚至在孙中山身上也有体现。在与方本仁争江西时，孙派江西籍的李烈钧“回赣”主持军政，理由是李与“赣中诸将甚稔”⁽²⁰⁴⁾。这表明他多少认同（或是有意识地利用）了当时人们的地方意识。这种“由某省人督某省”的主张及其在政治中的实施，对旨在加强中央集权、避免因裙带关系而产生政治腐败的传统“避亲避籍”制度，是明显的突破，它有利于地方势力的增强，却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就软弱无力的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一些有“问鼎”之志的“地方政权”完全独立于中央之外，更加剧了这一时期政治区域化的特点。广东是在1925年7月1日宣布成立“国民政府”的，虽然在此之前，它“没有明明白白与北京脱离关系”，实际上仍然处于“地方政府”的地位⁽²⁰⁵⁾。但是，广东政权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已经完全自行其是。此后直至1926年北伐之前，国民政府都一直致力于两广地区的建设，使该地区在事实上脱离了中央政府。顾敦说，当时“不但独立各市，在事实上都脱离中央政府的关系，而以省政府为最高的监督机关，在法律上也进一步取得同样的地位”⁽²⁰⁶⁾。这种说法，可以通过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之后一年多时间里的政治状况，得到证实。

随着地方势力日益强大，中央权力逐渐被抽成真空。此时，严格意义上的中央军权已不存在，掌握军权的是分散各地的实力派。陆军部和海军部不仅没有直接统辖的军队，对各省军队也没有调度指挥权。孙中山指示李烈钧不就执政府的参谋总长职而争江西地方职务⁽²⁰⁷⁾，充分说明中央军事职能部门在地方实力派人士心中的地位。

地方权力的分配也体现了实力派的操纵控制，争执异常激烈。像苏、直、豫、鲁、赣等省军民两政长官的任命，与其说是中央的安排，不如说是地方实力派意志的体现。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实力派无视中央，自我委任，陈调元宣布自任苏督，王桂林宣布自任江苏省长就是典型事例⁽²⁰⁸⁾。在财政方面，地方更是自行其是。1925年1月，段祺瑞通电各省，要求务于旧历年内酌解款项至京，以济中央要需。除了山西的阎锡山汇解60万元，山东的郑士琦承诺“即解数万”之外，多数省份对电令都置之不理⁽²⁰⁹⁾。不仅如此，地方实力派还纷纷截留本应交纳中央的税款，段政府虽甚为不满，却无计可施⁽²¹⁰⁾。到了这年年底，财政部穷敝到了连“一百元之款亦不能开出”的可悲地步⁽²¹¹⁾。

中央政府处于虚置状态，国家政局遂以地方实力派的意志为转移，直接受到地方的支配。在北方，近两年的时间里政治的焦点都集中在张作霖与冯玉祥的关系上。冯玉祥为反张而运动郭松龄倒戈，同时欲与吴佩孚捐弃前嫌，共谋大计。出于“非倒段释曹，不足以迎合吴氏而得其欢心”的考虑，冯采取了包括政变在内的一系列“倒段”措施，殊不知却促成了奉张与旧直系的“合作”⁽²¹²⁾。在南方，则有孙传芳起兵讨奉。这两起事件，使标榜和平统一的段祺瑞执政府威信扫地。萧耀南鉴于段不能继续利用，对于吴佩孚不再继续排拒，吴遂得以从岳州而至汉口，在查家墩设立“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借此东山再起⁽²¹³⁾。之后，直系政客形成“拥曹”与“护宪”两派。吴派政客提出“大帅所在，即中央所在”之说⁽²¹⁴⁾，使原先就复杂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加复杂化。吴佩孚采纳护宪之说，与张达成“吴不拥曹，张不戴段”之约⁽²¹⁵⁾，于是形成冯玉祥和奉张都不再拥段的局面。显然，北京政变后两年的中国政局，都是在地方实力派的操作下发生变化。本应在政治上“执牛耳”的临时执政段祺瑞，此时只能依违在各地方实力派之间，作需要他人驱动的木偶式的政治表演。

如果说，19世纪末，中国的地方主义是一种“分”在客观上有利于“合”的“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center oriented regionalism）⁽²¹⁶⁾，那么此时的地方主义显然已经偏离了以前具有的“中央方向”。这使政局呈现极为动荡不稳的状况。大局变化的周期由民国初期的三四年变成两年甚至一年⁽²¹⁷⁾。段祺瑞很快陷入统治困境。执政不到两个月，便有人将其与徐世昌相比，指出段氏“已入十年东海境地”⁽²¹⁸⁾。时论也将北京政府视为“世界政治史上……最无权能之政府”⁽²¹⁹⁾。以后段的处境越发困难。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北京频频发生民众“驱段运动”，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南方国民党人开始利用时机，以实现自己的目的⁽²²⁰⁾。“三一八”事件之后，段祺瑞的执政府统治更加穷途末路，中国事实上已处于无中央政府状态，成为地方实力派的天下。1926年4月20日，临时执政府统治宣告终结。

段祺瑞临时执政府被推倒之后，张作霖、吴佩孚暂时保留了临时执政府的统治形式。北伐前夕中国的政治格局，就派系而言主要有奉张、冯玉祥及其国民军、重新崛起的旧直系，以及占据两广的国民党系四支力量的对垒；就政权而言，除了由颜惠庆主阁、被奉张操纵的“中央”政府之外，尚有江苏的孙传芳政府、武汉的吴佩孚政府、湖南的赵恒惕政府，以及广东国民政府等多方政府、多种政治力量。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养精蓄锐，广东国民政府逐渐巩固了后方，力量壮大。而北方军阀则在频繁的战争中消耗了实力。南北对峙的局面再度形成。此时，北方政局之支离破碎，达到民国以来最甚程度，这为国民政府北伐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盖不待北伐军起，北洋军人政府，已自行瓦解矣”⁽²²¹⁾。

三　外交与内政混一政治格局的形成

北伐前夕，中国政治形成外交与内政交织甚至混一的特殊格局，外国势力的存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变化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利益上的关联。北京《远东时报》主笔当时所说的一句话，“如在中国的中心要开一枪，没有不射着外国的利益的”⁽²²²⁾，堪称这一政治现象深刻而又形象的说明。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列强新一轮争夺的场所。当时在华争夺的国家，“大抵英、美为一团，日、法为一团，俄国则异军突起，另造一特殊地位”⁽²²³⁾。日本与英、美利益不能协调，是当时列强在华争夺的症结所在。日本在经济上将中国东北三省作为根据地，却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华南和长江流域它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在北部“政治中心”地区则与美国是“死敌”。日、美两国在诸如移民问题上的矛盾，以及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几年以来曾经有好几次的显露冲突，常引起世人所谓‘太平洋上之大战的幻想’”⁽²²⁴⁾。俄国则因革命后在政治上自成一体，与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存在矛盾和利益冲突。

这种本属各国之间在华的外交争夺，很快就演化到中国的内政上。1924年9月发生的江浙之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曹锟贿选之后大约一年时间里，江苏虽在直系支配之下，但上海却为日本支持的浙江军阀卢永祥控制。这显然是英、美和直系都不能容忍的⁽²²⁵⁾。卢永祥兵败之后逃到日本，随后张作霖入关与直系争雄，于是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关于这次战争的爆发及其结果与参战双方背后列强之间争夺的联系，中国共产党1924年9月发表的时局宣言指出：“我们可以推定这次战争之结果：第一，直胜，则美国将扶助直系在中国政治的统一压制，以成就美国在中国经济的统一侵略。第二，直败，则为日本势力结合安福奉张，支配中国的政治经济。”⁽²²⁶⁾

事实上，不仅战争的结局会造成列强中的一方支配中国政治，在整个直奉战争中，列强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按照赵世炎的看法：“北京事变明明是日、法帝国主义外交之胜利，是日、法与英、美两派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战争，继而因日、法援助张作霖军事而得胜利，结果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法妥协，弄成了现在的局面。”⁽²²⁷⁾作为战败的一方，吴佩孚辗转退到长江中游一带，最终也在英、美支持下，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对此孙中山分析说：“吴佩孚这次在山海关打败仗之后，退到天津，本是途穷末路，国民军本可一网打尽，战事本可以结束。但是有某国人对吴佩孚说：‘长江是我们的势力，如果你再退到那里，我们帮助你，你还是很有希望。’所以吴佩孚才再退回长江。”⁽²²⁸⁾

事实表明，军阀之间的争斗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列强之间的争斗。时人批评中国军阀驱使士兵在战场上交锋“公然像‘两国相争，各为其主’”⁽²²⁹⁾，言词虽稍嫌激烈，却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事实。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段祺瑞组建临时执政府时，外国因素的影响亦十分明显。政变不久，列强就在巴黎开会，“讨论中国新政府问题”⁽²³⁰⁾。段祺瑞后来以临时执政身份入主北京，身后就有日本支持，英国方面也是默认了的。差别在于日本人所需要的是段祺瑞的“狄克推多”；而英国人则倡导“和平会议”，亟欲使“道威斯计划”在中国实施⁽²³¹⁾。在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之后的“外交承认”问题上，列强插手中国内政的意图更加明显。曹段代谢本来只是政权转移，并非国体变更，中华民国依然存在，原无所谓外交承认问题。外交团所谓“承认”，是企图要挟中国对“金佛郎案”作出让步。恰恰孙中山此时应段祺瑞之邀北上，极力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声望日高，形成在政治上压倒段祺瑞的优势。列强虽不愿失去要挟段祺瑞的机会，但更不愿孙中山掌握政权，于是本来准备采取拖延方式以要挟段祺瑞的“承认”问题，遂因孙中山宣传“反帝”而得到顺利解决。其间外国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十分明显⁽²³²⁾。

后来郭松龄反戈之“奉变”发生，在冯玉祥的主张下，段祺瑞拟修改临时政府制，设责任内阁，并做出准备“通电下野”的姿态。在此形势下，委员制呼声又起。因委员制多少带有“苏俄政制”色彩，列强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外交团对黄郛声明，如中央政府采用委员制，即下旗回国”⁽²³³⁾，致使委员制主张很快销声匿迹。就是直接导致段祺瑞政府垮台的“三一八”事件，也是因为列强在国民军与奉、直军阀的战争中，支持后者，引发大沽炮击事件，八国公使团联合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激起中国各界的愤怒，与执政府卫队发生冲突所致⁽²³⁴⁾。

中国政治中外交与内政交织甚至混一的特征，《国闻周报》当时的一篇社评分析得十分透彻：“民国十三年，战乱相寻，杀戮无穷，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国人但知由于军阀之攘权夺利，而不知尚有由于外人之竞争势力；但知军阀与军阀相争，而不知尚有某国与某国暗斗；但见国内军阀之此起彼仆，而不知尚寓有外国势力之互为消涨。……即如最近战事，说者谓江浙之役，促成于导淮借款，金佛郎案若成，曹吴之败，不至若是之速。北方局面之变换，无异于某国战胜它国。扬子江流域，以英人之势力范围，而竟成护宪政府之策源地。战事中，英美与日法新闻机关之针锋相对之宣传，无不显示列强对华外交方针之分歧。而内争中搀杂外交意味最浓者，亦当以此次为甚。外人既亲投火种于中国，致招焚如，则复转而科主人之责任，勒索其赔偿，要挟其利权，既乘风打劫于烈焰之中，复多方刁难于灰烬之余。……民国以前之痛史，无不因内乱而招外侮，民国以来之痛史，则因外交而致内乱不戢，复因内乱而致外侮迭来。外交乎，内乱乎，国人固当知所注意，而今后政府之外交政策如何，尤当为将来内乱与否之关系所在矣。”⁽²³⁵⁾

外国因素在中国政治中的存在从两个方面导致了中国政治内涵的改变：一方面是外国极力干预中国政治，将列强的意志强加于中国政治的实践；另一方面，由于力量有限，中国政治家在实际政治中往往寻求外国的支持与帮助，南北皆然，于是造成外交与内政混一的奇特状况。《市声周报》时评结合郭松龄倒戈后日人助张抑郭，致使张作霖转败为胜一事，将此情状一语道破：“吾人以帝国主义存在，改革内政必无希望。盖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²³⁶⁾

这种外交与内政“打成一片”的特殊政治语境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使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意识到“反帝”对于中国命运前途的重要性。“五卅”前后一波接一波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即其表征。当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反帝问题上表现最为激进。从发表《北上宣言》起，直到去世，孙中山北上途中所发表言论的基调几乎都是“反帝”，并明确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变更外债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外债将中国置于“次殖民地之地位”等具体主张⁽²³⁷⁾。

由于外国势力对不同政治军事集团的支持，当时中国已呈现类似五代的分裂气象，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成为急务。于是“攘外”与“安内”或“废约”与“统一”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国人面前，引出各种不同的回答。《国闻周报》社评指出：“近代国家，内政与外交常互相维系，不能分离。故善于谋国者，首务修明内政，然后折衷撙俎，乃有所恃而立于不败之地。”⁽²³⁸⁾孙中山也主张先安内后攘外，这一权衡使他不惜在谋求统一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寻求外国尤其是俄国和日本的援助。

章太炎一类思想家却选择了借“攘外”以“安内”政治取径，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攘外”，因为这一努力的成功有助于在国内建立统治威信。章氏很早就意识到，在列强环伺的形势下，中国国内处于角逐状态中的实力派不用说将列强全部打倒，只须战胜其中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²³⁹⁾。这一思想被章氏贯彻始终，但其“安内”的手段不是实现大一统，而是地方自治。“五卅”之后，章氏将“攘外”上升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以致为达目的不惜暂时支持自己并不拥戴的中央政府及段祺瑞。当唐绍仪与章太炎商量倒段时，章太炎态度十分明确：“外交紧急，须外人承认者方能与开谈判。若贸然倡议倒段，人将以不恤外患、好兴内争相訾，必无与吾党表同情者。”⁽²⁴⁰⁾

由于国民党方面在高扬打倒帝国主义旗帜的同时，积极从事“联俄”的工作，这就在“攘外”与“安内”孰先孰后的讨论中派生出一场有关苏俄问题的争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苏俄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中国究竟是应该“联俄”，还是应当在“反帝”的口号下将苏俄一并加以反对⁽²⁴¹⁾。

苏俄很明显已深深介入中国事务。据学者研究，20年代初，苏俄对华外交经历了由重视吴佩孚轻视孙中山，到同时联络吴孙、争取二者合作，再到弃吴取孙的转变⁽²⁴²⁾。在谋求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与北京政府举行谈判过程中，苏俄曾赤裸裸的干涉中国内政。例如在蒙古问题上，中国外长顾维钧坚持要俄军立即撤出蒙古，否则双方不展开谈判。苏俄代表越飞利用洛派对北京的影响，向吴佩孚表示顾维钧是无法对话的谈判代表，要求吴对政府施加影响，撤掉顾维钧，“起用另一个更适合的部长去代替他”。与此同时，苏俄又利用中国的南、北矛盾，加紧与在广东开府的国民党方面接触，希望孙中山“在尽快开始俄中谈判方面行使自己的影响”⁽²⁴³⁾。双管齐下的结果，迫使北京政府作出不将苏俄从蒙古撤军作为谈判先决条件的重大让步。

这一事实，使章太炎等强调民族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认为有理由将苏俄视为“攘”的对象。由于当时不少人认为苏俄的“帝国主义”色彩是赤色的，故又引发了中国政治中“赤化”与反“赤化”之争。所谓“赤化”的内涵就是苏俄的“共产”制度，就是共产党正极力宣传的种种主义。由于国民党实施“联俄”与“容共”的政策，故国民党也沾上了“赤化”嫌疑。此外，同苏俄多有接触的国民军也被目为“赤化”。蒋介石与冯玉祥则被视为“南北二赤”，就连张作霖对他们的攻击也打着反赤的旗帜：“冯玉祥、蒋中正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是石敬瑭何异。蒋中正复甘受鲍罗廷之指挥，则并石敬瑭而不若”，“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信奉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²⁴⁴⁾。

章太炎等人没有看清楚，其实“赤化”在多数国民党领袖那里，也不被认同。孙中山与越飞发表的联合宣言曾明确宣称，苏俄的共产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因而国民党的“赤化”，最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国民党表面上的“赤化”，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构成对自身的伤害，故其自我保护手段之一就是为自己的“赤化”辩诬。但“赤化”的形象和色彩，又会对众多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不得志的阶层（包括南方下层社会成员及青年学子，以及北方的部分知识精英）产生亲和力，从而造成“国内许多思想较新的人”“集中在党军旗帜之下”的局面，这是北方实力派及反“赤化”人士始料未及的⁽²⁴⁵⁾。

不管各方存在多大分歧和误解，在外交与内政混一局面形成，民族主义高涨的形势下，中国需要“反帝”已成为社会多数群体的共同认知，少有歧议。而对当时国内政治力量中的任何一方来说，仅仅依靠自身的微薄力量去实现“反帝”和“统一”都不现实。因此，如何在“反帝”前提下争取来自境外的支持，处理好坚持“反帝”立场与争取外援这一矛盾也就成了问题的关键。这好比是一块政治平衡木，谁能在上面立住脚跟，谁就可能成为国内政治军事角逐中获胜的一方。

在这个问题的把握上，孙中山显得技高一筹。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俄曾两次宣布将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这些外交宣言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京大学所作民意调查中，列宁取代威尔逊成为被调查者心中的“世界第一伟人”，清楚显示了这一做法的效果⁽²⁴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鲜明地打出了“联俄”旗帜。鉴于多数国人并不能将“联俄”的政治行为与军阀援引列强的举动加以区别，孙中山在实施“联俄”政策时十分小心。其具体做法是强调苏俄主张“废约”的一面，宣称苏俄是“平等待我之民族”，并高喊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以此淡化“联俄”在国人心目中的负面影响，同时又不至影响与苏俄的关系。

这一做法成效显著。众所周知，反对“帝国主义”不只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苏俄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项重要选择。苏俄谋求与广东国民政府“联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借中国的外交承认来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并向其境外推进“世界革命”计划。因此，苏俄愿意有条件地向国民党提供经济及军事援助。孙中山准确把握了苏俄的意图，推出“联俄”政策，也就收到一举两得的功效，实现了坚持“反帝”立场与争取外来援助的统一。

但对其他政治力量来说，在将苏俄排斥在一边的情况下，将面临两难境地：要想得到外国人的支持援助，便可能因不能坚持“反帝”立场而丧失民众支持；而坚持“反帝”立场，又难以得到期望的外国援助。即便不将“外国”看成一个整体，而实施联络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以反对另外的列强的策略，也同样会因为实际已丧失“反帝”立场而不能得到国内笃信民族主义的力量的同情，在实现统一的民众动员方面居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既有“反帝”口号作动员并因此得到民众拥护支持，又有苏俄经济、军事援助的国民党在各派政治力量角逐中占据优势，是不难预见的。

————————————————————

(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602页。

(2) 《冯玉祥与柯乐文谈话》，《申报》1924年11月8日。

(3) 沈亦云著：《亦云回忆》上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02-203页；《袁良致褚辅成函》，《申报》1924年1月22日。

(4) 《易培基长教之由来》，《申报》1924年11月16日；《北京通信》，《申报》1924年11月13日。

(5) 尧日：《天津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7日。

(6) 《东三省要人为张办寿》，《大公报》1925年3月6日。

(7) 如山西的阎锡山，广东的陈炯明，西南方面的唐继尧、熊克武、石青阳、但懋辛、刘湘、刘成勋、赖心辉，甘肃督军陆洪涛，陕西的刘镇华，山东的郑士琦，浙江的孙传芳，湖南的赵恒惕，安徽的马联甲，热河的米振标，察哈尔的张锡元等，都电请段祺瑞出山。当时的一篇报道曾明确指出：“此后可代曹吴政府之联合势力中心人物，除合肥之外，当无它属。此乃中外所公认者也。”（《段合肥与本报记者论时局》，《顺天时报》1924年10月24日）

(8) 《论段张冯的外交战》，《日日新报》（日文）1924年11月19日，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0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1页。

(9) 《政治重心之天津》，《申报》1924年11月18日。

(10)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日。

(11) 《唐绍仪主废总统制》，《顺天时报》1924年10月31日；《唐绍仪对于时局之谈话》，《申报》1924年11月5日。

(12) 《章太炎再发表改革意见书》，《申报》1924年11月15日。

(13)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654页。

(14)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1月13日。

(15) 详见季宇著《段祺瑞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页。

(16)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1页。

(17) 《滇唐对于时局之谈话》，《申报》1924年11月27日。

(18) 《国会开非常会议之猛进》，《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4日。

(19) 《天津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7日；《执政府与委员制》，《申报》1924年11月26日。

(20)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54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0辑第202页。

(22) 《张作霖等人通电》（1924年11月1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1478页。

(23)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55页。

(24) 截止11月6日，已有21省区疆吏通电拥戴段祺瑞出山，奉张、国冯及其主要将领，亦通电敦促，造成在拥段问题上“全国一致”的形势。（尧日：《段祺瑞应时而兴》，《申报》1924年11月14日；费保彦：《善后会议史》，第20-21页，北京寰宇印刷局1925年版）

(25)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并发表国是主张通电》（1924年11月21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78页。

(26)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北洋政府公报》1924年11月25日。

(27) 《临时法制院官制》，《北洋政府公报》1924年12月3日；《临时法制院办事细则》，《北洋政府公报》1925年1月12日。

(28) 《临时参政院条例》、《修正领事参政院条例》、《各省区法定团体会长互选参政程序令》，《北洋政府公报》1925年4月14日，5月2日、4日。

(29) 费保彦：《善后会议史》，第23页。

(30) 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6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267页。

(31) 参阅诚夫《收拾时局与环境》，《国闻周报》第2卷11期，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5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14页。诚夫将孙中山的革命势力与唐继尧等为代表的西南军阀视为一派，似不恰当。本书根据派系分野的实际情况，作了适当调整。

(32) 《王吉占之〈对时局下一观察〉》，《国闻周报》第2卷7期，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5辑，第97—98页。

(33)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82-283页。

(34) 《奉张对中央政局之悲观》，《顺天时报》1925年1月18日。

(35)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2月26日。

(36) 《时局中之悲观》，《益世报》1924年12月4日。

(37) 《王楫唐通电取消安福党》，季啸风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册，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38) 这一点，连冯玉祥自己也有所感受，他在日记中写道：“段公上台对军事不敢以命令式指挥，所以他夹于两大势力之间，凡事均不好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67页）

(39) 《张学良对日记者团之谈话》，《申报》1925年2月13日。

(40) 《天津会议正讨论军事》，《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5日。

(41) 《王楫唐通电取消安福党》，《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册，第239页。

(42) 据丁文江统计，截止1925年9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已达8万，加上岳维峻及孙岳部下，全部国民军的人数，应不下30万人，而奉军8部，共计35万人，从数量上看双方已较为接近。（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407页）

(43)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8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44) 《捉拿吴佩孚之代价》，《顺天时报》1924年10月31日。

(45) 《北京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4日。

(46) 冯玉祥亦意识到张作霖对自己不放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吴佩孚与我为良友，我既将其推倒，张雨亭何能放心于我？若不放心，将来尚不知发生何事。”（《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659页）

(47) 《吴佩孚致冯玉祥书》，《申报》1924年11月29日；《冯辞后之中国时局观》，《申报》1924年11月29日。昔日吴虽参与倒段之役，“然平居恒认段为中国唯一之当国人物”，其效忠曹锟，系束缚于旧礼教之缘故，而非敬重曹之才能。故只要冯辞职，其拥段是完全可能的。

(48) 《段对吴刚柔并施》，《晨报》1924年12月6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8册，第274页。

(49) 《吴佩孚对于时局之表示》，《晨报》1924年11月28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8册，第251页。

(50) 杜春和等整理：《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9页。

(51) 《最近的政局》，《中国青年》第54期，1924年11月。

(52) 诚夫：《西南大局之趋势》，《国闻周报》第2卷7期。

(53) 滇唐、湘赵等与在上海的唐继尧、章太炎等在联治问题上的呼应，可参阅汤志钧著《章太炎年谱长编》中收录的有关章氏的言论及时论，见该书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9—804页。

(54)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6日。

(55) 截止1925年1月上旬，奉张向段政府举荐之人有：于冲谟，荐为驻日公使；朱庆澜，荐为直省省长或京兆尹；王大中，周大文，所荐职官不详，然其受张推荐则属实。参阅《张作霖向段举荐之人员》，《申报》1925年1月10日。

(56)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月1日；《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645页。

(57) 《昨日之三道执政命令》，《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5日。

(58) 公展：《北京政变记》，《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册，第972—973页。

(59) 《北京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2日。

(60) 《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654页。

(61)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月1日。

(62) 《奉张无更易直督意》，《顺天时报》1925年7月20日。

(63) 《北京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2日。

(64) 《张宗昌督直与李景林长直》，《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4日；《李景林就任直长》，《益世报》1924年11月18日。

(65) 《李景林作战之前因后果》，《市声周报》第4卷第1期，《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280—281页。

(66)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407页。

(67) 《新皖长王楫唐昨日抵京》，《顺天时报》1924年11月30日。

(68) 《苏长问题内容尚极复杂》，《晨报》1925年3月21日；《苏绅之拥卢电》，《顺天时报》1925年3月22日。

(69) 《卢永祥辞呈昨日送府》，《顺天时报》1925年7月15日。

(70) 《大批疆吏发表之经过》，《晨报》1925年8月31日。

(71)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56页。

(72) 《西报论中国内乱》，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2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48页。

(73) 《白坚武日记》第1册第499页。

(74) 《旧直系之现在与将来》，《顺天时报》1925年8月19日。

(75) 随波：《段祺瑞入京前之津讯》，《申报》1924年11月25日。

(76) 《北京通讯》，《申报》1925年1月16日。

(77)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8册，第28页。

(78) 管美蓉：《吴景濂与民初国会》，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第230页。

(79) 《褚辅成等出京之宣言》，顾敦《中国议会史》，《民国丛书》第3编第21辑，上海书店据苏州渎心正堂1931年版影印，第368页。

(80) 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209—210页；陈九韶：《众议院十二年亲历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237页。

(81) 谢彬：《民国政党史》，《近代稗海》第6辑，第91—94页。

(82) 谢彬：《民国政党史》，第94页。

(83) 《内务部强制执行撤换众议院警卫》，北京《晨报》1923年12月21日；《吴景濂昨日出京》，《顺天时报》1923年12月22日；《吴景濂出京》，《益世报》1923年12月22日。

(84) 宋教仁：《致北京各报馆书》，《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1页；梁启超：《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

(85) 杨天宏：《梁启超与宋教仁议会民主思想异同论》，《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第91—99页。

(86) 《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政府公报》1924年1月6日。

(87) 根据《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19册“议事录”、“委员会记事”、“速记录”、“公文”、“建议案”、“法律案”、“提议案”统计。

(88)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议院法》中有关国会弹劾总统、国务员的规定，以及《中华民国宪法》对于议会这一权力的重申，见《北洋军阀》（1912—1928）第1卷，第682、707、737页。

(89) 梁启超：《同意权与解散权》，《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90) 《参议院审判规则案》，《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法律案”，第1—4页；《参议院审判审判委员会组织规则案》、《参议院审判法案》，《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6册“法律案”，第1—8页。

(91) 《省议会议员选举法案》，《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法律案”，第9—22页。

(92) 《张树枏议员之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法律案”，第9—22页。

(9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0页。

(94) 当时的国会文件表明：“参、众两院对于此事，均提有质问书，而国务院迄未答复。”《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记录”，第31页。

(95) 《陈寿如议员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记录”，第14页。

(96) 《郑江灏议员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记录”，第16页。

(97) 《国务总理孙宝琦答国会质问》，《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记录”，第32页。

(98) 《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7页。

(99) 《片马救济策建议案》，《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建议案”，第1—8页。

(100) 《咨国务院送达议员何畏等片马救济策建议案文》，《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6册“公文”，第3页。

(101) 参阅刘培华：《近代中国外交史》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292页。

(102) 《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速记录”，第5页。

(103) 《议员潘江、陈铭鉴、郭步瀛等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速记录”，第19—22页。

(104) 《议员龚焕辰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速记录”，第29—30页。

(105) 诚夫：《处置贿选议员之我见》，《国闻周报》第1卷第19期。

(106) 《冯玉祥对国会之措置难》，《申报》1924年11月16日。

(107)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25日。

(108)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并发表国是主张通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78页。

(109) 《段合肥对非常会议之意见》，《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7日。

(110) 《段祺瑞就职情形》，《申报》1924年11月30日。

(111)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4日。

(112) 《与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0页。

(113)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9日。

(114) 《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3页。

(115)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号，第139页；《国会议员请监视曹锟》，《申报》1924年11月13日。

(116) 《移沪国会议员昨日开会》，《申报》1924年11月11日。

(117) 《国会开非常会议之猛进》，《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4日。

(118)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7日。

(119)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2日。

(120) 《众院紧急会议无结果》，《申报》1924年11月14日。

(121) 《北京电》、《众院向财部索薪》，《申报》1925年1月15日、31日。

(122)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9日。

(123) 《昨日大捕贿选议员》，《晨报》1924年12月1日。

(124) 《法庭昨日实行检查众院》，《顺天时报》1924年12月9日。

(125) 《执政府表示革命行为》，《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5日。

(126) 《推翻法统之三令尚难即下》，《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6日。

(127) 《取消法统命令已搁浅》，《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7日。

(128) 《取消法统命令已搁浅》，《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7日。

(129) 《取消法统令解决有待》，《晨报》1924年12月3日。

(130) 《政府公报》1924年4月25日。

(131) 《非常国会不能自由开会矣》，《晨报》1925年4月28日。

(132) 顾敦：《中国议会史》，《民国丛书》第3编第21辑，第407—408页。

(133) 《林长民之宪法起草谈话》，《顺天时报》1925年10月15日。

(134) 顾敦：《中国议会史》，《民国丛书》第3编第21辑，第407—408页。

(135) 诚夫：《处置贿选议员之我见》，《国闻周报》第1卷第19期。

(136) 《总商会对于时局之两电》，《申报》1924年11月17日。

(137) 《北京公联会对于国会问题之通电》，《申报》1924年11月27日。

(138) 参阅罗志田著《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1页。

(139) 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在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得51票居第二。这一投票结果很能反映出中国思想及政治权势的转移。北大民意测量的情况参见上引罗志田书第72页。

(140) 例如，国民党元老胡汉民1925年12月12日在莫斯科与拉菲斯谈话时，曾明确指出“君主制度”与“议会共和制”均不适合中国，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人民专政”的政权统治形式：“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有点像苏维埃，但它所包容的阶层比苏联的苏维埃所包容的要多一些。”胡氏在国民党内属于政治立场偏右的一派，尚且如此，其他国民党人士可想而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65-766页）

(141) 《天津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7日。

(142) 以选举为例，就是在代议制发展最为成熟的英国，也一度出现“贿赂公行”，选票“涨价”的现象。参阅邱昌渭：《国会制度》，上海书店据世界书局1933年版影印，第81-82页，第399—402页；（美）威尔逊著：《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5、130页。

(143)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144) 陈九韶：《众议院十二年亲历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238页。

(145) 汪建刚：《国会生活的片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191页。

(14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71页。

(147) 《汉口国会议员反对段祺瑞出任执政并对其私自与外国缔结之各项条约概为无效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482—1483页。

(148)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60-661页。

(149)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8—49页。

(150) 《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记录”，第28页。

(151) 章太炎：《与章行严论改革国会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88-792页。

(152) 毛以亨：《代议制革新议》，《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号，第17—26页。

(153)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1页。

(154)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页。

(155) 诚公：《国人对时局应具之感觉》，《国闻周报》第1卷第16期。

(156) 政之：《战争与国民思想之趋势》，《国闻周报》第1卷第10期。

(157)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72—273页。

(158) Wou Odoric Y．K．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78，p．83．

(159)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83页。

(160) 鲍威尔著、邢建榕等译：《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白坚武日记》第1册，第494页。

(161) Lucian W．Pye 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124，Praeger Publishers，Inc．，1971．

(162) 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p．123-124；《张作霖关于政府主政人选问题主张军人不干政公开讨论为原则通电》，1926年5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502—1503页。

(163) 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p．115-116．

(164) 《湖南考试县长之初复试》，《申报》1925年10月5日。

(165) 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p．21-23．

(166) 《东三省实行军民分治》，《大公报》1925年2月16日。

(167) 《通饬各省长官考核吏治》，《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9辑，第195页。

(168)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9辑，第141—142页。

(169) 《杨邓交恶之由来》，《申报》1924年9月3日。

(17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6页。

(17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8页。

(17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4页。

(173) 胡适：《丁文江传》，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页。

(174) 《冯玉祥辞职之原因》，《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8辑，第1613-1614页。

(17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97页。

(17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90页。

(177)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52页。

(178)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January 6，1923．pp．224-226．

(179) 章太炎：《癸亥政变纪略序》，《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

(180) 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65—66页。

(181)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页。

(182)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601页。

(183) 《段祺瑞作内感篇》，《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23辑，第626-632页。

(184) 慎之：《军阀之崩溃》，《国闻周报》第2卷第3期。

(18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97页。

(186) 引自曾宪林等：《北伐战争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187) 《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311页。

(188)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322—324页。

(189) 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76页；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61页。

(190)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72页。

(191) 参见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详见本书第四章《善后会议》。

(192) 《唐绍仪与外报记者谈话》，《申报》1924年11月27日。

(193) 《张作霖关于时局之谈话》，《申报》1924年11月9日。

(194) 《奉军将实行拱卫京师》、《奉军拱卫京师之实现》，《顺天时报》1925年5月13、24日。

(195) 《奉方监视中之中央财政》、《财部帐簿出关》，《顺天时报》1925年5月21、22日。

(196) 《奉天对北政府实行司法独立》，《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8册，第1069页。

(197) 《邓如琢通电》（1925年10月24日），《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261页。

(198) 胡适：《丁文江传》，《胡适文集》第7卷，第477页。

(199) 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21．

(200) 《国民军欲夺陕西地盘》，《顺天时报》1925年9月7日。

(201) 《鄂督通电辟谣》、《姚震口中之时局形势》，《顺天时报》1925年10月2、10日。

(202) 《昨日国议内容》，《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8册，503页。

(203) 《占领地盘之新标帜》、《刘镇华谋督豫》，《晨报》1924年11月13、18日。

(204) 《孙段电商赣局》，《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2月25日。

(205) 孙中山：《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2页。

(206) 顾敦：《中国市制概观》，《东方杂志》第26卷第17号。

(207) 参阅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第106—108页。

(208) 《陈调元自称苏督说》，《益世报》1925年10月22日。

(209) 《国内专电·北京电》，《申报》1925年月18日。

(210) 《浙孙强截税款》，《顺天时报》1925年5月5日。

(211) 《冯玉祥派员来京接洽与奉合作》，《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9册，第490页。

(212)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56页。

(213) 《白坚武日记》第1册，第500-501页。

(214)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58页。

(215) 政之：《北京政坛蜕嬗纪》（下），《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355页。

(216) Harold Z．Schiffrin，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China：is the Warlord Model Pertinent？Asia Quarterly：A Journal from Europe，3（1975），pp．196-197．

(217) 《暂时的相忍为国之政局》，《申报》1925年1月16日。

(218) 《国内专电·北京电》，《申报》1924年1月7日。

(219) 《王吉占之〈对时局下一观察〉》，《国闻周报》第2卷第8期。

(220)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221)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58页。

(222) 孙铎：《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向导》第29期。

(223) 政之：《世界大势之逆转与中国之国际环境》，《国闻周报》第2卷第2期。

(224) 士炎：《国际情势与中国时局》，《政治生活》第22期，1924年11月23日。

(225)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8-189页。

(226)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宣言》，《向导》第82期。

(227) 《冯玉祥配称革命么》，《政治生活》第20期，1924年11月7日。

(228) 《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340页。

(229) 《国际情势与中国时局》，《政治生活》22期，1924年11月23日。

(230) 《国内专电·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22日。

(231) 《国际情势与中国时局》，《政治生活》第22期，1924年11月23日。

(232) 《外交团与临时政府》，《国闻周报》第1卷第21期。

(233) 《北京政局》，《国闻周报》第2卷第47期。

(234) 段永林：《三·一八惨案与执政府的垮台》，王维礼等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379页。

(235) 天生：《外交与内乱》，《国闻周报》第1卷第19期。

(236) 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报》4卷2期（1926年1月3日），《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255—267页。

(237) 《北上宣言》、《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95、337页。

(238) 政之：《对内乎对外乎》，《国闻周报》第2卷第38期。

(239)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25页。

(240) 章太炎：《致李根源书》（1925年7月11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第144页。

(241) 参阅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242) 参阅杨雨青《国家利益：苏俄对在华合作者的选择》，《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43)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106、156—157页。

(244) 《张作霖宣言》（1926年12月6日），《北洋军阀》第5卷，第383—384页。

(245) 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晨报副刊》1926年10月5日。

(246) 朱悟禅：《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调查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第1—8页。

第二章　善后会议：和平统一的最后尝试

第一节　善后会议的由来及各方的立场

一　直奉战争“善后”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的失败、反直军事同盟的胜利而告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讲，直系并非败在军事上，而是败在政治上。若从单纯军事上观察，江浙方面卢永祥的实力，实不足与吴佩孚较量；东北的张作霖较之直系亦略逊一筹；而广东方面相隔遥远，且因陈炯明及商团叛乱，有后顾之忧，一时也难抽出多少力量北伐。直系之败实败在冯玉祥的倒戈上，而冯之倒戈，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原因。直奉战争这种出人意料之外的结局，宣告了“武力统一”的中止。随后，以政治手段谋求战争“善后”问题的解决提上了议程。

北京政变之后，反直军事同盟取得胜利，但直系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被歼灭。冯玉祥入京后，段祺瑞念北洋旧情，对曹、吴的处置难免手软。盖段之对吴，本主不为己用，但得彼表示拥护即可罢手，“有谓段顾全北洋统系，欲抚直系残部为己势力，以图国力之均势者”⁽¹⁾。故吴佩孚虽败走，但仍手握重兵，“长江势力未损秋毫”，不久即成卷土重来之势⁽²⁾。而奉、浙、粤三角同盟在对直军事结束之后，内部矛盾急剧上升。广东方面亟欲将统治区域扩大到江西等省，这与段祺瑞分割地盘的初衷相忤。奉系企图染指苏、浙，又与卢永祥的利益发生冲突。冯玉祥虽然控制北京，并推出黄郛摄政，但冯与奉张有着尖锐矛盾。国民军势力逊于奉军，这使冯处于张作霖的军事压力之下；但国民军控制着北京，加之得到广东方面的响应，因而对奉系直接控制中央政权造成一定阻碍。冯、段之间也存在矛盾。“段于地方势力久已根绝”，“非冯之所重”⁽³⁾；而段则利用奉张与国民军的矛盾压制冯，黄郛摄阁为许世英取代，即为明证。被推到政治前台的段祺瑞与奉张亦存在利益冲突，所谓“张作霖与段干木貌合神离”⁽⁴⁾，应为符合两者关系实际的观察。段既与冯、张不协，又缺乏实力，只好“听信目光短浅之策士所谋，欲在‘冯、张均势’之下，维系中央体面，以图自保”⁽⁵⁾。虽然“冯、张均势”未必真正存在，但彼此制约则是事实。在这种特殊形势下，任何一方要用单纯军事力量来解决时局纠纷，实现“武力统一”，均难操胜券⁽⁶⁾。

在武力自身不能统一的情况下，要实现武力统一自然成问题。而武力自身不能统一的原因，在于袁世凯之后陷于四分五裂的北洋派“决不愿见其中有一人，势力特别强厚，将有支配全国之势。若为此兆，则必先群起暗中结合，谋有以推倒之”⁽⁷⁾。是以主张“武力统一”之军阀，屡致颠仆。段祺瑞如此，曹锟、吴佩孚也是如此。武力统一政策失败之后，段祺瑞曾表示，“纷争既久，渴望统一，革命告终，宜有建设，亦即全国憬悟，心同理同矣。而历年屡试屡败之武人主义，心劳日拙之命令政策，愚者犹知其不可，与此而欲改弦更张，别辟径途，以挽末流之失，用成中兴之治。则舍会议解决而外，无他道也”⁽⁸⁾。冯玉祥亦有所觉悟，他在给段祺瑞的信中写道：“当代军人，非有真正之觉悟，不能祈向真正之和平，即无由措国家于治理。觉悟维何？即武力终不可恃，当艰苦卓绝，就民治痛下功夫是也。”⁽⁹⁾就是“野心甚炽”，暗中积极备战，“仍思继承吴佩孚之武力政策”的张作霖⁽¹⁰⁾，对于“和平统一”主张，亦不便公开反对。

从政治运作角度分析，倒直的胜利乃奉张、浙卢及粵孙三方联合加上冯玉祥倒戈的结果。此役既以数方合作而获胜，善后问题当然只能由各方共同协商解决。从段氏个人的处境来讲，他能够受到各方“拥戴”，除了再造民国“元勋”的旧招牌外，主要还在于他体验了“武力统一”政策的失败，且已丧失实力，除实施“和平”之道外，别无选择。《申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写道：“段祺瑞之被推（戴）也，则以标榜和平之故。以各方信其前此武力之失败，足以醒其（武力）统一梦之故。则段之不能再谈武力统一，非独以道德信段，实亦于事实可以信段也。”⁽¹¹⁾“段在今日，可谓毫无凭藉，其部下只有德州胡翊儒之一旅，兖州吴长植之一旅，为心腹军队”⁽¹²⁾。失败的教训与无实力以为凭藉，使段不能不选择政治解决的方案。当时王士珍曾规劝段说：“君之得各省之拥戴者，以不拥兵也；国民军之受人民欢助者，以标榜和平也。长江及吴既尊重君，君宜摒除武力，则统一可期。”⁽¹³⁾此时已经“手无寸铁”⁽¹⁴⁾的段祺瑞，岂能不听从王士珍劝告。这是其召开天津会议，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直奉战争善后问题的重要原因。

善后问题在吴佩孚乘舰出走之后很快被提上日程。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一为收束军事，一为整理财政。军事问题虽因“均势”之出现而暂无在全国范围内重开战火之虞，但局部冲突仍难以避免。问题的关键在于未形成各方认同的权势中心，虽直奉战争结束，却未实现统一，重启战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财政问题更加棘手。1924年，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战争的费用也标志了一个分水岭。盖此前的战争，参战人数有限，敌对活动持续时间一般较短，且往往在战后有一较长的和平时期。但1924年以后，战争连续不断，规模亦不断扩大，军费支出急剧上升，在地方及全国岁入中所占比例已经高到国家经济不能支撑的地步⁽¹⁵⁾。然而，地方军阀割据称雄，各自为政，要解决如此拮据的财政问题，极为困难。盖各地军阀为谋自身的发展，均以扩军为手段。兵多，必致军费增多；而兵多则战事必频，战争费用亦必剧增。财政上“入不敷出举债养兵”的状况在分裂割据的形势下是不可能解决的，故解决财政问题的先决条件为实现统一。

此外，执政府与地方的关系，国家的和平建设与发展，以及倒曹之后新中央政权的外交承认等问题，在在需要及时解决。在此情况下，决定出山的段祺瑞，于入京之前发出“马”电，标举宗旨，提出召开善后会议的政治主张。电文如下：“共和肇造，十有三年，干戈相寻，迄无宁岁。驯至一国元首，选以贿成，道德沦亡，法纪弛废，诛求无厌，户鲜盖藏，水旱交乘，野多饿殍。国脉之凋残极矣，人民之困苦深矣。法统已坏，无可因袭，惟穷思变，更始为宜。外观大势，内察人心，计惟彻底改革，方足以定一时之乱，而开百年之业。……现拟组织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为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援美国费府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以三个月内齐集，其集会会章，俟善后会议议定后，即行公布。”⁽¹⁶⁾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入京就职，宣言于一个月内，召开善后会议，解决与时局相关的一切重要问题。随即谕令临时法制院院长姚震草拟《善后会议条例》，并在吉兆胡同宅邸召开专员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商议。会议就善后会议组织大纲草案展开多次讨论。其间经历反复，系因“天津方面之某实力派，对于草案之第二条所定委员资格一项，提出修改意见，拟将该条第二项（该项原文为‘民国十二年大选守正议员互选十人’）根本推翻，不承认拒选议员有列席之资格，并主张以此次讨伐贿选之各军首领，作为委员资格之一”⁽¹⁷⁾。最后达成妥协，在条文中取消了拒选议员的列席资格，但实际上仍准参加，其办法系由拒选议员互选十人，由执政聘任⁽¹⁸⁾。

与此同时，按照12月2日阁议，善后会议组织大纲须待孙中山同意后公布⁽¹⁹⁾，许世英遂将草拟的《条例草案》送往天津，呈孙中山“核阅”。孙未置可否。12月20日，经过修改的善后会议条例提交国务会议讨论⁽²⁰⁾。23日，送交孙中山审阅的《条例草案》携回。当天下午五时，北京吉兆胡同段宅召集会议，与会者有善后会议筹备处长许世英与各部部长及林长民、汤漪、朱深、曾毓隽、姚震等。会议由段祺瑞主持，讨论修正《善后会议条例》，主要就善后会议权限及列席代表资格进行磋商。

会议最后商定《善后会议条例》十三条。第一条阐明了“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案”之会议宗旨。第二条规定了会议之人员构成：“一、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之资望及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第五条对会议“应行议决事项”作了如下规定：“一、国民代表会议之组织方法；二、关于改革军事事项；三、关于整理财政事项；四、其他各案由临时执政交议者。”其它各条分别对会期、会址、议长副议长之选举、出席及投票之有效人数、秘书处之设置、议事细则等作了规定⁽²¹⁾。

12月24日，段政府以孙中山未表示反对为由，将《善后会议条例》明令公布。

二　实力派的态度及社会各方的立场

《善后会议条例》公布后，很快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善后会议“无一真正人民之代表议员，而为四种特殊阶级之会议。从实质言，以执政一人而有操纵此项会议之可能。以此项会议而不必有强制各派军事之能力，则所谓解决时局纠纷之意，或不幸而为时局增长纠纷，亦未可知耳”⁽²²⁾。故《善后会议条例》公布之初，社会各界“大半取静观态度，毫不表示，而咸料其不能有成”⁽²³⁾。

地方实力派对召开善后会议之提议则反应不一，有反对的，有支持的，有抵制的，有“婉拒”的，也有抱着怀疑与希望，参与“尝试”的。大体言之，实力派中，奉张、滇唐，晋、鲁、苏、浙、皖、赣各省军政长官，以及四川之刘湘，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代理库乌科唐镇抚守使李垣等，对善后会议持赞成态度。其他实力派人物或依违两可，或表示有条件的赞成，或明确表示反对。

张作霖对善后会议最初不感兴趣，“以为此种组织，人数较多，彼之有力主张不易实现，而疑段之有意缩减其发言权”。但段以为“‘善后会议’四字，在就职前之马电，即已发表，不便自食其言”，坚持己见。于是出现了“六头会议”之插曲。所谓“六头会议”，即段祺瑞、孙中山、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五人，加唐继尧共同会议⁽²⁴⁾。此议在12月10日之前，已即将实现。时段拟“以六头会议解决一切重要事件，而于善后会议为形式之通过，则所谓善后会议者，又以六头为预备会”。但此议发出后，孙中山首不赞同，唐继尧复通电反对，西山之冯玉祥，亦不愿参与。六头而去其三，所谓“六头会议”只好作罢。最后在条例组织法中加入第二项，将张、卢、冯置于其中⁽²⁵⁾。

对此，张作霖显然并不满意。其左右曾为之力争，“谓张作霖在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上，固居第一功，而在历次有意义之战争上，亦未尝无功，故应将其列入有大勋劳于国家者”⁽²⁶⁾。张氏亦公开表示不满。就在段祺瑞筹备善后会议期间，张由京返津，“谒孙谒黎，且发出我系抬轿，任谁可抬之语”⁽²⁷⁾，对段进行威胁。不过张作霖也不能无所顾忌。段系其领衔推出，在奉系力图控制段的同时，冯玉祥也十分注意与段的关系。若奉张过分与段为难，则段可能会倚重冯玉祥甚至孙中山，这对奉张显然不利。故在善后会议问题上，张作霖对段的安排也不得不稍事迁就。1月12日，即《善后会议条例》公布半月之后，张作霖致电会议筹备处，允派代表出席。与此同时，奉系另一核心人物杨宇霆致电许世英，称“善后会议东三省军民长官应派代表，日内雨帅回奉，即行会商遣派，准于开会期到京，特先奉闻”⁽²⁸⁾。奉系表态支持，为善后会议的召开，创造了重要前提。

国民军方面态度则比较暧昧。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之后，即提出各方会议，解决国是。后来费保彦纂《善后会议史》，站在拥段之立场，述会议颠末，冯玉祥曾为之作序，序文曰：“共和而无宪法，非国矣；宪法而不出于民意，非宪矣。客岁以不得已之苦衷，改组临时政府者，实欲得真正民意之宪法，以为遵循之正轨耳。盖国民代表会议者，民意宪法之母；而善后会议者，又国民代表会议之母。兹幸以短少之时间，克成国民代表会议之条例。无此是彼非之私争，有和衷共济之公德，不可谓非会议诸君之热心毅力也。”⁽²⁹⁾观此序文，可知冯氏于善后会议，并无不慊，且能像多数实力派人物一样，不将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摆在截然对立之位置。

但冯却不愿参与善后会议。尽管“段执政以特别请书致冯玉祥，邀其参与善后会议”，冯仍表示拒绝⁽³⁰⁾。段曾嘱薛笃弼探其缘由，冯称：“此事吾不能与闻，吾今唯知五次六次以至十次之辞呈，向段执政辞职耳。”⁽³¹⁾冯氏自1924年11月25日起，七上辞呈，并致电吴佩孚，请同时下野。究其原因，与发动政变之后冯之处境有关。盖政变之后，“社会上谅之者甚少”，而在天津会议上，“冯奔走段、张之间，其中殆有不可告人之苦痛”⁽³²⁾。可见冯本人拒绝与会，系出于政治上另谋出路的考虑，而不是针对善后会议作出的表示。时论称冯氏在观念上与善后会议处于“不即不离之间”⁽³³⁾，应为中肯之评价。后来冯氏派出陈金绶为代表与会⁽³⁴⁾，证明冯于善后会议，并不根本抵触。国民军重要将领胡景翼派代表与会，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³⁵⁾。

西南方面立场较为复杂，报载消息亦比较混乱。自段任执政以来，西南各省虽多持沉默，但滇唐代表王九龄始终未就教育总长之职，此中消息，可见一斑。故善后会议能否得到西南方面赞同，颇为各方关注。

为开成善后会议，段极力争取西南方面的支持，曾致刘显世“勘”（12月28日）电，请其表示同意。然刘之复电中，有“俟商取蓂赓（继尧）、竞存（炯明）诸公同意，即行通电表示”之语⁽³⁶⁾。嗣因陈炯明于“冬”（1月2日）日通电反对善后会议⁽³⁷⁾，刘遂与唐继尧、谭延闿、熊克武四人联名通电，示以反对。“该电大意，以为善后会议不脱民六徐州督军团会议之形式，不足以代表民意，且此项会议，类多军阀代表，发言吐语之间，更无民治观念，应请当局，从速召集国民会议，以定国是等语”⁽³⁸⁾。《申报》亦载文指出：“滇唐反对善后会议，理由谓临时政府为少数军人所戴，一切尚待国民会议。今发号施令，究少根据。唐以国民会议方拥戴中央。”⁽³⁹⁾

其实，西南各实力派的立场并不一致，一些人的表态甚至前后矛盾，声明与实际行动亦往往牴牾。据报载，西南代表曾在上海静安寺路贵州旅馆开会，商量赴京与会，列席者有云南、广东等省代表共十余人。陈炯明的代表刘亮称此次倒直成功，实南北统一之良好机会，现段氏召集善后会议，西南方面对此应竭力赞助，并声明“陈总司令对此会议，十分赞成”。云南方面的代表王竹村表示“绝对赞成此项会议，现在被邀之列，自当扶病出席”⁽⁴⁰⁾。另据报载，四川的刘湘曾通电赞成善后会议，刘文辉则慷慨解囊，汇出四万元，以示赞助⁽⁴¹⁾。后来，包括滇唐代表在内的多数西南代表都赴京与会。但因步调不一，其与段、张立场难以协调，已露端倪。

与西南方面态度暧昧不同，晋、鲁、苏、浙、皖、鄂、直、闽、赣、湘等省实力派对善后会议大多表示支持。阎锡山、郑士琦、王揖唐、萧耀南、胡思义、孙传芳、卢永祥、杨以德、萨镇冰、赵恒惕、方本仁、龚积柄、韩国钧等先后致电善后会议筹备处，允将到会或允派代表出席。张学彦代表萧耀南致电段，表示“鄂萧对中央服从，善后会议解决时局”⁽⁴²⁾。萧的慷慨解囊，更表明了对会议的支持态度⁽⁴³⁾。尽管这些“支持”往往附有条件，有时甚至被当成自我保护的手段，但他们的表态，无疑壮大了善后会议的声势。

此时在政治上仍具潜在影响力的黎元洪、王士珍、唐绍仪、岑春煊等人的态度也受到广泛关注。黎对段祺瑞的邀请明确表示拒绝，但措词委婉，自称“坠露”，不必附丽“龙、凤之会”，在流露出政治上失落感的同时，力图表现其影响力犹在⁽⁴⁴⁾。王士珍系北洋元老，与段关系甚深，曾亲临善后会议筹备处访许世英，允届时出席，这对段是很大的支持⁽⁴⁵⁾。蛰居上海、被段政府委以外长职务（未就任）的唐绍仪则不愿北上赴会。段派员持亲笔函至沪敦请多次，唐均表示拒绝，且对善后会议“用意不善”进行抨击⁽⁴⁶⁾。曾经在政坛显赫一时的岑春煊，接到邀请后，致电段氏，主张“集各省区代表于一堂，雍容而议改定军制，裁兵理财”⁽⁴⁷⁾。岑氏对善后会议的态度反映了政学系的立场，有时亦倾向西南方面，处于不稳定状态，故时人称之为“消极赞成”者⁽⁴⁸⁾。

受“特聘”的会员有社会名流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三十人。章太炎拥护黎元洪的“法统”，政治上视黎之显隐为进退，此时固不愿意放弃拥黎，却同时站到了西南实力派的立场。1925年1月1日，段祺瑞致章“东”电，“以善后会议相招”。6日，李根源由天津来电劝进，章氏复函拒绝。在曾云沛前来为段说项时，章明确表示了与西南方面反对派一致的立场：“今之政府，本无法律根据，则与西南无异，西南、北京两政府乃敌体，而非主属，吾参与西南事已久，今日不能去一政府，就一政府也。”⁽⁴⁹⁾26日，章氏接善后会议筹备处邀其“速驾”之“宥”电后，再次复函表示反段、拥黎、支持西南反对派的立场，只是对西南一些人首鼠两端的做法，略示不满⁽⁵⁰⁾。

胡适乃新文化健将、学界领袖，在政治上亦颇具影响力。以其对政治的理解，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并非方枘圆凿，故在受聘国民会议促成会任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同时，又接受了段祺瑞参加善后会议的邀请。按他的说法，他是希望作一番和平解决时局问题的“尝试”，在给许世英的信函中他这样写道：“执政段先生的东电，先生的毫电，都接到了。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⁵¹⁾

梁启超曾经与段祺瑞合作，且有研究系背景，政治影响在章、胡之上。段召集善后会议，自然对梁期待甚殷。但梁氏归国后历尽宦海风波，壮志难酬，早已发表宣言，“毅然中止政治生涯”⁽⁵²⁾，潜心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此时虽议政癖好未改，但已不愿继续与闻政事。故对段之邀请，婉言谢绝。

尽管目的各不相同，响应方式与程度也有差异，但大体言之，多数受邀会员对善后会议都表示赞同，他们或亲自莅会，或委派代表参加，从而造成一定声势。段祺瑞政府对拟开之善后会议亦“颇抱乐观，盖因全国实力派已十九与会”⁽⁵³⁾。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态度与立场也就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三　国民党方面欲迎还拒的姿态

（一）孙中山应邀北上及其主张的变化

直奉战争开始不久，孙中山即起兵讨伐直系，开始了第二次北伐。这表明此时国民党走的仍是“武力统一”路线。但是，要以武力完成革命大业殊非易事。由于军事力量薄弱，成败利钝难以逆料，加之广东根据地尚不巩固，商团的敌对态度，陈炯明的反目为仇，使国民党时有萧墙之虞、后顾之忧。国民党所处艰难地位，使之在实施武装革命手段的同时，也有谋求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对于段祺瑞政府拟议召开的善后会议，国民党反应十分复杂且几经变化，并非一开始就走到对立面。据《许世英传略》记载，1924年，当反直三角同盟酝酿倒曹之初，段祺瑞曾密派许世英南下赴粤，在韶关惕园谒见孙中山，提出“先开善后会议，继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国父）嘉公（许世英）忠恳，欣纳其言，谓如芝泉朝有电来，夕即北往”。黄伯度《笃行实践的许静仁夫子》一文中有许氏“秉承国父指示，对韶关晤谈约定之善后会议国民会议，竭力规划，务求实现”一语⁽⁵⁴⁾，表明孙、许当初确曾谈及善后会议，且已取得共识，亦表明孙中山最初是赞成善后会议的。故当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通电主和，邀请段、孙“入京主政”，孙中山很快表示“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⁵⁵⁾。对于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推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孙中山虽未必能欣然接受，但其正式的表态则为：“现在除合肥外，实无第二者可当此任，今后可全委诸合肥办理。”⁽⁵⁶⁾而段祺瑞对孙中山北上也寄予厚望，在天津会议上，曾明确作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的表态⁽⁵⁷⁾。可见双方尽管有着潜在矛盾⁽⁵⁸⁾，但最初的合作态势尚属良好。

孙中山决定北上之后，于11月19日发表《北上宣言》，明确表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开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⁵⁹⁾并就代表人选提出具体意见。孙中山此时不提善后会议，意味着对韶关之约，国民党已单方面作了改动。

11月24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随即依“马”电之承诺，筹备善后会议，任命许世英担任善后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并谕令临时法制院院长姚震草拟《善后会议条例》，未理会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发表的政见。

《北上宣言》的发表和《善后会议条例》的拟订，使国民党与段祺瑞的分歧开始凸显。分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议的“名目”，即究竟是召开“善后会议”还是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二是会议的人员构成，即会议究竟是以“实力派”为主还是以“人民团体”代表为主。

在会议名目问题上，段祺瑞坚持冠以“善后会议”。依其设想，善后会议可兼顾直奉战争军事及财政的后续事项处理和国民会议的组织筹备两方面，其职能范围应较单纯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宽泛。但国民党方面认为，既然段氏主张以国民会议“治本”，则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为之作准备即可，没有召开善后会议的必要。在会议的人员构成上，段祺瑞政府偏重实力派的参与。而国民党方面则偏重“人民团体”代表，主张国民会议预备会议由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曹吴各军及政党九方面代表组成。尽管双方存在差异，但由于尚未看到《善后会议条例》草案，不清楚段祺瑞究竟将如何筹划善后会议，国民党方面最初只是正面阐述国民会议主张，对善后会议未提出批评意见。

12月10日，段祺瑞派人将《善后会议条例》草案送交孙中山参酌。18日，许世英、叶恭绰等谒见孙中山，征询意见，孙仅对段政府“外崇国信，尊重条约”的外交保证表示不满⁽⁶⁰⁾，未对善后会议提出异议。同日阅李烈钧带来的《善后会议条例》草案，作出暂缓入京的决定，但对条例内容也未置可否⁽⁶¹⁾。孙未就《善后会议条例》及时发表意见，可能因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一时难以统一认识所致，也可能是碍于韶关之约，不便公开提出异议。富于政治经验的段祺瑞抓住机会，于24日公布《善后会议条例》，随后通电全国，宣布于次年2月1日正式召集善后会议，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动。

《善后会议条例》公布后，国民党发现已经处于被动地位。为改变局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敬告国民书》，说明解决国是须以人民团体广泛参与之预备会议为前提，用以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随侍孙中山的在津国民党要员汪精卫、邵元冲、戴季陶、张继等十一人亦召集会议，作出“一切善后问题应由国民会议解决，无必要另行召集善后会议”之决议⁽⁶²⁾。12月26（寝）日，国民党通电反对段政府召集善后会议，表现出与段祺瑞政府分道扬镳的倾向。

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的分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当时，社会舆论更多是站在同情孙中山及国民党的立场。段祺瑞筹备善后会议期间，各地成立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大多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对段祺瑞政府形成巨大压力。但是也有人注意到，国民党的主张虽然迎合了“民众”的心理，也符合“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却没有注意辨析两种会议的不同性质，也较少考虑政治操作的可行性。北京律师公会会长、法律专家陈炳堃曾发表通电，认为站在国民会议的立场批评善后会议，系未辨两种会议的性质所致⁽⁶³⁾。从会议的性质上分析，国民会议主要解决制定宪法等有关国家根本建设的问题，有类美国的费城会议，具有“立法会议”的性质。而善后会议主要解决时局纠纷及直奉战争之后国家所面临的军事、财政善后问题，具有“行政会议”的性质。借用《大公报》当时一篇评论的话来说，“善后会议从事实上谋收束，国民会议从法制上以图创造”⁽⁶⁴⁾。两个会议性质互不相同，所欲解决的问题各有侧重，并不一定构成对立关系。

还有人从政治操作的角度对国民党的主张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虽然国人已经认识到国家混乱与军阀政治的关系，但在军阀未被彻底“打倒”之前，欲将其撇开，而以“人民团体”为主，召开会议，解决国是，未必现实可行。《大公报》一篇署名文章就提出质疑，认为若不屈就现实，先召开以实力派为主的善后会议，使实力派之间达成妥协，“岂国民会议以一纸决议，遂能强某某军阀裁兵若干万乎？遂能令某某各省不得截留中央款项乎？……遂能举军民分治之实乎？……遂能期废督裁兵之效乎”⁽⁶⁵⁾？

段祺瑞政府对善后会议偏重实力派的原因曾作出与上引《大公报》评论类似的解释。当国民党通电反对善后会议之后，段祺瑞紧急召集许世英、林长民、汤漪、章士钊、屈映光、龚心湛、梁鸿志等开会，商量对策。会后汤、梁等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了以下意见：其一，《善后会议条例》未公布前一旬，段执政曾先后命李烈钧、许世英、叶恭绰赴津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彼时中山虽无赞成之表示，但亦无反对之表示，可见中山彼时实曾默认善后会议之条例，中山彼时既默认之，则此时实无提议修改条例之余地”；其二，国民党称段祺瑞派人送呈《善后会议条例》供斟酌时，孙中山因病不能考虑，故未发表意见，“然中山彼时对于李烈钧回赣一事，既能有所主张，则可见中山彼时尚能考虑，且确已加以考虑者”；其三，善后会议筹备多日，“已成将熟之饭”，断难另起炉灶，修改条例，将国民党所主张的九法团代表同时纳入会议成员之理。因此，段政府认为，若孙中山不能谅解，对善后会议固然是一种遗憾，“而责任固不全在政府也”⁽⁶⁶⁾。段政府的强硬态度，当然无助于化解分歧，争论很快陷入僵局。

（二）善后会议背后的权力之争

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的分歧，就其反复强调会议应当具有社会团体参与系本于民国应当“主权在民”而言，可以说具有某种“主义”之争的色彩。在不具备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以“主义”来邀结民心，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该党后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宣传⁽⁶⁷⁾。

但是，如果仅仅从政治主张的异同去诠释国民党与北方实力派就善后会议所发生的争执，问题的研究将流于表浅。事实上，在围绕善后会议不同“主义”之争背后，有着十分尖锐表现却异常隐曲的利益之争。对于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利益，国民党方面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对“主义”的重视。当时一些揣测，有堪记录以备参考者：“或谓段本自恃不菲，安福系又欲大有为于将来，因中山在民众方面之势力不可侮，恐国民会议召集之日，即中山被推为总统而率其党员占领政治舞台之日，故殊不欲见国民会议之开幕。……至于反侧（民党方面），则亦有其计划。一则以段乃一军阀之领袖，在民众方面全无潜势力之可言。故国民会议之列席者资格愈泛，国民会议之任务愈重，则民党在会议席上即可愈得势。而未来之组织政府者，亦除却国民党而莫属。因之对于本问题，乃不惜力持到底，以博全国之同情，为将来挟国民作后盾，以组织民党政府之计。故双方目下之所争，质言之，乃争组织未来之政府耳。”⁽⁶⁸⁾

从反直各方领袖的地位与政治影响来看，孙中山是最有资格在倒曹之后出任总统的人选之一。奉张虽于推倒曹吴有“武功”，且最具实力，但只一介武夫，缺乏政治号召力。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虽直接控制北京，但政治影响最多不过等同奉张；且因数次“反戈”，在操守上颇遭谴责，“社会上谅之者甚少”⁽⁶⁹⁾，不至遽有总揽国家政治的奢望。黎元洪在反直军事行动中置身事外，虽有主张恢复“法统”的章太炎等捧场，但于善后事宜，亦基本无与。真正有资格与孙中山竞争总统者只有段祺瑞。段氏为“北洋三杰”之一，且有“三造共和”的声誉。如果曹、吴倒台系中国政治在广泛的社会层面变革的结果，当然孙中山是最理想的总统人选；但如果仅仅是一次北洋军阀政治权力体系的重新“整合”，则段祺瑞出而执政应当是合适人选。

当是之时，中国的政治统治已严重失序，呈现出“五代”式的分裂局面，寻求和平统一成为中国政治的急务⁽⁷⁰⁾。但是，由于中国政治并未形成一切推倒重来的格局，北京政变之后的变化就只能是北洋军阀权力体系的重新“整合”。事实上，也只有这种局部动手术的方式，才可能将分散的军阀派系暂时维系在一起，尤其是使已经退到长江、企图卷土重来的吴佩孚表态“拥护”中央，不至重启战端。在当时，能够膺此重任者，非段莫属。孙中山在段就执政之职后说，整理时局之人，“除段祺瑞氏而外，无适当人物”⁽⁷¹⁾，应为审时度势的表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没有领袖全国和为国民党谋求参与全国政权的深谋远虑。在天津会议上，段祺瑞只是被推举出任“临时执政”，并未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其职责也仅仅是“善后”而已，故其“马”电中有“（善后）会议完成之日，即祺瑞卸责之时”一语⁽⁷²⁾。孙中山对段的承认，也仅限于出任“临时执政”。中华民国的合法“总统”，按照多数国人认同的程序，应根据国民会议通过的总统选举法由国民选举产生。段祺瑞当然想在就任执政之后顺利地登上总统位置，他极力将善后会议开成实力派控制的会议，并企图以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这应当是原因之一。但如果以国民党设想的程序召开国民会议并选举总统，曾经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则更有可能当选。

国民党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可能的机会。故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不久，广东方面便有不少人认为，孙中山这次进京，“一定可以握大政权”⁽⁷³⁾，并对此寄予厚望。在天津会议上，段之左右也曾提出“推孙为总统出洋，段为副座兼阁”的建议⁽⁷⁴⁾，两者若合符节。

孙中山的公开表态则比较低调。针对他一定可以握“大政权”的说法，他表示说：“其实我并没有想到握大政权，就是他们要我办，我也是不能答应的。”⁽⁷⁵⁾但这并不表明孙中山没有出任总统的想法。退一步说，即便孙中山没有为自己谋求总统位置的想法，作为国民党领袖，他也不能不为国民党的利益及前途设想。他之所以坚持以国民会议决定国是，反对以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就是出于在政权问题上为国民党争一席之地的考虑。

其实不独国民党欲争未来合法政府的控制权，皖段奉张亦无不争。争乃政治斗争中的正常现象，不争倒才不可思议。对国民党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争还是不争，而在如何去争才对自己有利。在“联俄”、“容共”的过程中，国民党积累了政党建设和民众动员的经验⁽⁷⁶⁾。相对国内其他政党或社会团体而言，此其优势，当然会想方设法加以运用发挥。李剑农对此所作分析颇具启发性，他认为，说善后会议系以军阀实力派为主要成分，国民会议预备会则以公民团体为主要成分，这只看到了事物的表象。“骨子里面，中山是代表当时有严密组织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的潜势力已经钻入各公民团体中，若依中山的组织，国民党用党团操纵的方法，这个会议便可由国民党宰制；执政政府的生命，托于实力派的军阀，对于各公民团体无深切的关怀，岂能容纳中山的主张”⁽⁷⁷⁾？李氏所言，堪称切近事理。

国民党与段祺瑞的矛盾不仅表现在中央政权的组建上，在地方权力分配尤其是地盘划分问题上，双方同样进行着激烈的争斗。自段祺瑞入京主政之后，各实力派便开始争夺地盘，并形成“临时防区”之协定⁽⁷⁸⁾。对此，段政府分别给予了承认。孙中山作为三角同盟的一方，局促广东一隅，难纾抱负，故继续挥师北伐，亟欲夺得江西。但在北伐军进入江西时，段政府却致电孙中山，内有“南军师出无名”之语，请电令北伐各军停止攻赣，并任命方本仁督办江西军务，主持赣事。方素与国民党方面不协，曾四次发兵犯粤。孙中山对方受命督赣极为不满，在方本仁击退谭延闿所部北伐军，重新占据吉安之后，孙中山要求段任命李烈钧为江西省长，以抵制部分拒贿议员以方取代省长胡思义的企图，段未照允。孙旋命李烈钧回赣，与“赣中诸将”共同应付局面，是即举国关注的“江西地盘之争”⁽⁷⁹⁾。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要求李烈钧长赣受阻之后，国民党对段祺瑞政府及善后会议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段祺瑞与孙中山电商赣局是1924年12月17日的事。19日，孙中山即特派宣传员赴北方十三省区宣传国民会议，表示出欲自行其是的政治倾向。20日，国民党党员接到不得在段政府下取得任何职位之训令⁽⁸⁰⁾。26日，国民党首次发出反对段祺瑞在京召集善后会议的通电。这一系列非常举措均在段、孙电商赣局之后一周内发生，其间的逻辑联系清晰可见。对此，当时有人分析说：“善后会议问题，只可谓为表面的，实则孙文方面最重视者，仍为江西地盘问题也。盖孙中山曾要求执政府任命李烈钧长赣，执政府方面对之以目下情形，万难即允。执政府倘因孙之要求，即任命李烈钧长赣，势必遭方督之反对，且与方督有联络之陈炯明，亦必继起反对也。”⁽⁸¹⁾

（三）国民党内部分歧的表面化

尽管善后会议遭到国民党通电反对，段祺瑞政府仍然争取到多数实力派的“支持”，并最终造成“全国实力派已十九与会”的局面⁽⁸²⁾。在多数实力派已决定参与善后会议的情况下，国民党方面若为会员构成及江西问题与段政府僵持，结果对自己并不一定有利。段政府方面则作出姿态，不将国民党的通电反对视为决裂的表示，再三邀请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左右分野再次凸显。

黄郛（膺白）称：“随中山先生北来的同志，其时亦左派右派各不相容。北京城里从来少有如此多的同志，亦从来未有如此多的龃龉。”⁽⁸³⁾张继、孙科与汪精卫等“积不相能”，“愤然去津南下”⁽⁸⁴⁾，即国民党内出现裂痕的例证。而孙中山病重不起又加速了国民党的分裂⁽⁸⁵⁾。在是否出席善后会议问题上，国民党内部众说纷纭：“反对参加者以此会与真正民意无涉，吾党不宜参与；主张参加者以必须加入方可防止其包办国民会议，且对各省军事财政为报告之性质，亦有益。”⁽⁸⁶⁾激进的左派人士主张对段、张强硬，坚决抵制善后会议，而温和派则希望维持与段、张之关系，参与善后会议。孙中山的秘书黄昌谷在回忆此事时说：“当时最大的时局问题，就是本党是否加入善后会议。因为善后会议不久就要召开，所以本党是否加入的态度，应该要赶早决定。为这个问题，有许多人和大元帅研究过，总是主张加入的多。”⁽⁸⁷⁾

其实不仅国民党内多数人主张加入善后会议，就连孙中山本人对于段祺瑞亦不抱成见，“仍期贯彻段孙合作之旨”⁽⁸⁸⁾。当孙进京时，一些国民党人在欢迎队伍中散发传单，鼓动“打倒某某”，孙获悉后，立即训令国民党北京党部严加制止，称此番进京，对于段、张、冯均注重保持友谊，“若对于友军人物不能以诚恳之辞互相勉励，良非本党应取之态度”⁽⁸⁹⁾。后来孙身边的激进派人士又以江西问题、善后会议条例及段承诺遵守条约三事为口实，“颇多劝中山南回，中山则不谓然”⁽⁹⁰⁾。孙科自京返粤后发表谈话，亦称其父坚持国是唯有通过“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解决，“段执政对此完全同意，并无异议”；至于善后会议，其父只是“因病体荏弱，不能活动参与”而已⁽⁹¹⁾。可见，孙中山在善后会议问题上实有与段继续合作的倾向。

在国民党出现严重分歧的形势下，作为领袖的孙中山不能不作出最后裁决。孙是讲求原则性但更加务实的政治家。“主义”使他坚持政治原则，但党的利益又使他对于“原则”的把握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时论尝以“绝对不妥协，又不决裂”来概括孙中山的态度⁽⁹²⁾，但最终孙中山还是为了不“决裂”作了一些“妥协”。1月17（篠）日，孙中山复电段祺瑞，表示可以接受善后会议，但提出如下先决条件：“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中国历来会议，人民无过问之权，故无良结果；此次善后会议构成分子偏重实力派一方面，忽略民意代表，恐不能矫往辙，成新治。……文筹思再三，敢竭愚诚为执事告：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于国民会议。”⁽⁹³⁾

20日，汪精卫发表谈话，对孙的“篠”电作了详细解释。要旨有二：其一，国民会议的构成，应以士、农、工、商为主，方可名副其实。故产生此国民会议之会议，不应均为军政界及执政府指派之人，至少须令少数法团代表参与其间。其二，无论整理军政或财政，皆与人民负担有关，既谋解决人民负担，即不可不征求人民之意见。“质言之，即谓欲中山赞成善后会议，则必先修正善后会议条例”⁽⁹⁴⁾。

国民党的上述表示无异赞成了段的主张。因为尽管该党要求人民团体代表参加，却并未提出代表人数的比例，因而即便获得采纳，未必能改变善后会议的性质。至于军政、财政诸问题留待国民会议作最后决定的要求，则主要是为了使广东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时遭受打击而已⁽⁹⁵⁾。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显然是一次重大让步。当时《申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评论说：“篠电所言，将预备会议与国民会议冶为一炉，实已迁就段氏，表示让步。在数十日【年？】笃信所抱主义之中山，向无所谓迁就者，今已有破觚为圆之意，洵属难得。”⁽⁹⁶⁾

段祺瑞接到孙中山“篠”电后，连日召开会议，筹商办法。但此时执政府内也形成了不同的意见：一派以许世英为代表，为“调停派”，“绝对不欲段孙破裂”，主张部分采纳孙中山的意见，将各省垣教育会、农会、商会等“法定团体”的会长吸纳入会，而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因尚未成为法定社团，暂不加入。另一派以林长民、汤漪为代表，力持异议，认为这样做，会使加入善后会议的法团代表多达一百三十余人，占全部与会人数之半；这与善后会议偏重实力派以维持局面的做法颇形凿枘，势必引起“对于现在组织尚嫌人多”的奉张的反对⁽⁹⁷⁾。由于两派背后分别有段祺瑞和张作霖的支持，意见相持不下，只好采取疏通民党人士、寻求共同对手让步的办法。

在与国民党人士的晤谈中，许世英听取了汪精卫的陈述，发现并无转圜余地，遂将该党意见报告段，“请容纳孙意”⁽⁹⁸⁾。21日上午，段祺瑞与许世英召集林长民、章士钊、屈映光、龚心湛、梁鸿志等开会，确定了“中山既有明白之表示，自不能不予以尊重；但中山之意见，固须尊重，而执政府之威信，亦必须保全”的原则⁽⁹⁹⁾，并在激烈争论之后，最终采纳了许世英的折衷调和处理办法⁽¹⁰⁰⁾。29日，段祺瑞复电孙中山，正式表达了21日会议的意见。段在解释了不便修改条例、延缓会期的原因之后，允聘各省及特别行政区议会、教育会、总商会、省农会四会长，以及京、津、沪、汉四大商埠商会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¹⁰¹⁾。同日，段政府通电各省区四法团，请迅速赴京与会。30日，下令于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善后会议开幕之后，法团代表的“表决权”问题，也以替补缺席会员的方式，部分（或象征性地）得到解决⁽¹⁰²⁾。过去论者多谓以“四法团”代替“九法团”，是对国民党要求的敷衍。其实，如果考虑到政府内部的严重分歧，段祺瑞能做到这一步，已属不易。

段祺瑞政府作出的让步，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善后会议的社会基础，用当时汇丰银行主席的话来说，这次会议“根据较从前所有之会议广大”⁽¹⁰³⁾。但条例文本未改，允添四法团代表为专门委员与孙中山九法团代表作为正式会员的要求尚存在距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段未接受所提出的先决条件，遂于1月30日发表宣言，命令全党抵制善后会议⁽¹⁰⁴⁾。2月10日，国民党再次发出通电，主张由人民团体构成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反对以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并号召由人民团体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¹⁰⁵⁾。国民党的这些做法，完全否定了善后会议，孙、段合作至此结束。

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并未消除。后来，一部分“急欲接近政权”的国民党人仍然参加了善后会议。从有关善后会议的报道来看，实际出席者计有彭养光、冯自由、马君武、石青阳，以及熊克武的代表张铮、樊钟秀的代表唐瑞铜、杨希闵的代表卢启泰、范石生的代表邓之诚、胡思舜的代表李岳渊等九人⁽¹⁰⁶⁾。黄郛称：“国民党议决该党党员概不参加善后会议，实则温和派之不遵命而依然出席者，固大有人在也。”⁽¹⁰⁷⁾所言大体符合事实。

在国民党就善后会议与段祺瑞周旋期间，孙中山已卧倒病榻。由天津到北京之后，病势更显严重，难以亲自过问政事。这使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益为明显，更难就善后会议达成共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临终留下由汪精卫等代拟、有亲笔签名的国事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¹⁰⁸⁾孙中山去世后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左派”实际操持党务，继续实施抵制善后会议的政策。

就段祺瑞方面而言，尽管遭到国民党的抵制，但多数地方实力派的表态仍差强人意。到会议开幕前夕，各方所派或允派之代表达一百三十余人。在全部拟聘会员中，段最为看重、认为最不可少的有七人，即代表国民党的孙中山，代表镇威军的张作霖，代表国民军的冯玉祥，代表西南联治派的唐继尧，代表旧直系的萧耀南，代表政学系的岑春煊，以及代表研究系的梁启超⁽¹⁰⁹⁾。在这七人中，梁启超拒绝与会系已宣布脱离政治之缘故，并非故意与段为难，故于段氏方面并无影响。唐继尧虽曾表示不满，但因欲“平分政权”⁽¹¹⁰⁾，故仍允派代表出席。岑春煊虽不主动，亦能“消极赞成”。而且，“关于人的问题者，中山虽决计不加入，各方面虽亦未表示十分热烈之欢迎，而在目下，亦并无一人欲出积极之手段，以破坏之”。这说明时人虽颇怀疑会议的最终结果，但抱尝试而“乐观阙成”心理的人确实为数不少⁽¹¹¹⁾。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终于可以抛开国民党，独行其是，按照预定计划召开善后会议了。

第二节　善后会议的召开

一　善后会议的筹备工作

《善后会议条例》公布之后，段祺瑞特派与之有“金兰之交”的许世英办理筹备善后会议事宜⁽¹¹²⁾。许受命之后，即在北京西堂子胡同设立筹备处，置总务、文牍、交际三股。各股设股长一人，下置主任、办事员及交际员若干，以张轸、费保彦、骆通、廖熙元、李其荃、邓子诚、李庆芳、乌泽声等八人为秘书。组织既定，乃召集职员会议，筹商一切，并编订筹备处章程七条，分别就筹备处的设立、隶属关系和权限、组织机构、文电处理、办事细则、竣会后器具之移交、章程实施日期作了具体规定。关于筹备处的隶属关系和权限，章程明确规定：“本处直隶于执政，凡一切筹备事务，由处长秉承执政行之；遇有重要事件，由处长呈请执政，派员会商决定后呈核实行；关于善后会议各种议案，应请执政指定主管机关，或派员办理；善后会议条例发生疑义时，由临时法制院解释。”⁽¹¹³⁾

筹备处成立后，即根据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开始邀请会员。最初拟定的会员合计一百三十二名，但因条例细则规定兼省长之督办及兼督办之省长等会员可派代表两名与会，全部应出席的代表为一百六十六名⁽¹¹⁴⁾。各军首领以及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大多派代表列席，特聘会员则亲自参会。

从政治关系上分析，善后会议列席者可分为四大派系：其一为安福系。这主要是段祺瑞系统的人，另外还包括段欲拉拢或借重的人，计有赵尔巽、王士珍、熊希龄、乌泽声、周学熙、胡适、周作民等十余名，时人称之为“准段系”。其二为奉天系。凡东三省、直隶、热河之代表，皆包括其中，总数约在三十人上下，领袖人物为张作霖的秘书长郑谦及参谋长杨宇霆。东三省代表二十余人，与会前曾先在沈阳集合，召开预备会议，然后来京，足证奉天方面对此会的重视。其三为国民军系。包括察哈尔、绥远、京兆、河南省区代表，以及冯、胡、孙三部之军官代表，人数约有十八名，在三系之中势力较小。至各人之行动，则大体以薛笃弼为标准。其四为西南联治派之代表，约十余人，进退大体视唐继尧的立场为转移。其他各省区代表，皆不能团结一致，而往往附属于某一派。西藏的达赖喇嘛以及班禅额尔德尼的代表以西藏地区行政及宗教领袖代表的双重身份应邀，虽无派系分别，也十分引人注目⁽¹¹⁵⁾。

依《条例》规定，“特聘会员”系由临时执政聘请或选派有特殊资望及学术经验者担任，且人数不得超过三十名，颇不易确定，直到1925年元旦才最后落实。三十人中，十人为拒贿议员，其入选系奉张与各方妥协的结果。其余二十人，或代表各实力派，或代表各政党，或为商学界之闻人⁽¹¹⁶⁾。

自1924年12月30日段政府发出致各军首领及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通电，“请躬自出席善后会议或派代表出席”，迄于次年2月1日，筹备处接各方派代表或允亲自出席之函电，“计有三百四十六件之多”，“函电答复到会及派代表与会者，共计一百四十八人”⁽¹¹⁷⁾。

经费的筹集是颇让筹备处伤脑筋的事。为使会议顺利召开，许世英于1925年1月26日，缮具善后会议经费概算书，呈请段祺瑞提交国务会议议决。经费指拨分开办费和经常费，两项概算约五十万元⁽¹¹⁸⁾。经费来源一为执政饬财政部拨放，一为各省协济。然而，筹备处最初仅收到财政部拨发的开办经费二万元，实收各省协款，亦只七万元。临近会议开幕，会员纷纷由各地赴京，车马食宿，所费不赀，“告贷频繁”。许世英“苦无以应”，再三呈文段执政，请饬部紧急拨放经费，但部拨经费一直难以落实。经筹备处与财政部反复筹商，最后谈妥拨款，但此笔部拨“的款”仍须俟交通部允为代垫，始能兑现。在这种情况下，许世英只好让会计科向盐业银行“商垫”、“暂借”，以救燃眉⁽¹¹⁹⁾。

二　善后会议正式召开及通过的主要议案

经紧张筹备，善后会议于1925年2月1日如期开幕。会场设在以前的总统府大礼堂。上午10时许，俄大使馆参赞伊凤阁、美国使馆参赞斐克、英国使馆参赞台克海、法国使馆参赞韩德威、德国使馆参赞师谋、日本使馆参赞岩持成见等二十余人，“各以私人资格至会参观”。另有英、日、法及中国新闻记者若干人赴会采访。10时30分左右，段祺瑞着大礼服莅会，随同与会的有侍从武官长卫兴武、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军务厅长张树元、编译处主任吴南如等。内务总长龚心湛、财政总长李思浩、海军总长林建章、司法总长章士钊、外交次长沈瑞麟、教育次长马叙伦、农商次长刘治洲、交通次长郑洪年等先后到会，签到会员共八十六名⁽¹²⁰⁾。

10时50分，善后会议正式开幕。西藏民政代表朱清华建议推举赵尔巽为临时主席，主持开幕式，获大会通过⁽¹²¹⁾。会议首先由许世英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段祺瑞及内务总长龚心湛分别致颂词。⁽¹²²⁾颂词致毕，由主席赵尔巽致答词。上午11时零5分，开幕式结束。

同日，段祺瑞发表《建设宣言》，分发各会员并电达全国，提出“彻底改革中华民国之程序”。《宣言》重申“马”电提出的由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共谋和平统一，以及由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的主张；申论了辛亥革命的意义，革命延长导致的危机，制定国宪促成省宪，善后会议与统一，国民代表会议与制宪，以及建设责任等问题⁽¹²³⁾。

2月3日下午，善后会议召开第一次谈话会，代表邵瑞彭建议先起草议事细则，再开正式大会。会议遂指定熊希龄、林长民、杨永泰、薛笃弼、汤漪、黄郛、胡适等七人为起草员，专司其事⁽¹²⁴⁾。因善后会议已开幕，而各省区军事行动并未完全停止，这与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案的宗旨不相符合，经邵章提议，由与会74名代表签名，向政府提出意见书，请段执政于会议正式开议以前，“明令全国，所有各方一切军事行动，及其他敌对行为，均须完全停止。各方如有争执意见，均应由各方正式提出善后会议，听候解决，不得擅用武力，以滋纠纷，而长祸乱”⁽¹²⁵⁾。

这次谈话会，与会代表仅七十七人。后经政府方面极力罗致，到9日召开预备会议时，列席代表达一百一十九人，已足法定人数（当时会员总数已增至一百七十人，三分之二法定人数为一百一十二人）。至13日召开第一次大会时，因国民党人马君武等到会，出席人数增至一百三十二人（会员总额此时已增至一百七十五人）。大会通过议事细则，推举赵尔巽为议长，汤漪为副议长。善后会议遂得以按照议程，渐次进行⁽¹²⁶⁾。

善后会议从2月1日开幕，到4月21日闭幕，断断续续进行了两个多月。除去休会，正式会期为五十天。其间共召开大会二十二次，谈话会两次。会议共收到临时执政府提交的议案十四件，会员提议案二十五件，会员修正案六十二件，意见书三十一件⁽¹²⁷⁾。正式列入议事日程的议案为十五件，其中两件在会议期间由提案人申请保留，三件被撤销。有关国民代表会议的议案和修正案单列，共十四件，列入“交付审查各案”一类⁽¹²⁸⁾。会议主要对收束军事大纲案、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和整理财政案进行了讨论。

（一）收束军事大纲案

段祺瑞政府最初提出的军事方面的议案为《整理军事大纲案》，该案被列入2月19日召开的第二次大会议事日程。但是会议秘书处分发的提案仅为《最近全国岁入数目与军费支出之比较表》⁽¹²⁹⁾，并无议案本身。陆军部次长贾德耀在呈表时称，向善后会议呈递此表之目的，是为了“定将来议案之范围，而为讨论之标准”，显然也未视之为“议案”。故开议之后，即遭到林长民、张仁等代表非议。认为《整理军事大纲案》与该《比较表》，“标题与内容，完全不合，无从讨论”，且“观比较表之内容，多半根据民国八年之预算，而民九、民十一与民十三，三次皆发生国内战争，经此种变故之后，其军额军费两者之变动，当不可究诘，故此表仅可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准据”，建议将此“提案”暂时保留，俟政府提出具体议案，再付讨论。

因遭到非议，执政府不久又提出《收束军事大纲案》⁽¹³⁰⁾。其纲要如下：（一）根据财政状况量入为出制定军费之标准；（二）依民国八年预算案以岁入三分之一之比例为军费；（三）暂定全国兵额为五十万人；（四）设立收束军事委员会，按上列各条，妥议办法，次第施行⁽¹³¹⁾。执政府以“理由书”的形式对大纲作了若干说明。关于军费标准之确定问题，“理由书”指出，各国财政收支，皆以量入为出为原则，中国财政状况恶劣，若不确定标准，将军费控制在一定范围，必然增加国民负担，窒碍难行⁽¹³²⁾。

从3月3日召开第五次大会开始，与会代表就《收束军事大纲案》和朱清华提出的《整理现时陆军国防案》等议案展开讨论。到召开第七次大会时，部分与会者以“整理各案之手续”未能完竣为由，提议休会，以便利用一段时间，就有关问题进行协商。此时会议进行弥月，原定会期已满，经研究决定休会两周，并延会二十天。

休会期间，与会代表改以谈话会形式继续就整理军事案进行讨论。鉴于执政府已提出军事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与财政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准备成立收束军事与整理财政机关，与会者认为下一阶段的会议只需讨论通过两委员会组织条例，“将来一切关于军事财政之案件，可由该委员会议决”，并建议将会员分为法制、军事、财政三组，分头进行。又因有关军事议案和修正案需相互容纳，谈话会决定由原提案人与修正者及自由认定之会员负责整理军事各案。

3月31日复会后召开的第八次大会集中讨论了有关军事各案。按照议程，需要审查的议案包括执政府提出的《收束军事大纲案》、《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以及会员提出的议案及修正案共十七项。因议案众多，且交叉重复，张凤翙等建议将各案合并，分为两类，以执政府提出的《收束军事大纲案》、《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为“讨论之标准”，融汇各修正案。然而，讨论中意见歧出。西南代表反对将军事纲要并入军事善后委员会议案，但林长民等认为“会议有规定军事善后纲要，并有规定军事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之必要”。东三省代表对此不满，“相率退席”，致使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为应付局面，许世英请王士珍出面调停，未能奏效。嗣由邵章提议将有关收束军事各案，作为“大体成立”，合并审查表决，终以多数通过⁽¹³³⁾。

4月2日，大会召集军事专门委员审查大会讨论之相关内容，并指定11名委员组织特别审查会。3日，特别审查会将全案审查完毕。4日复开审查大会逐条议决审查修正理由。4月15日，召开第十八次大会，决定将军事各案合并讨论，将合并后的议案改名为《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经逐条审查表决，条例获得通过。条例共十六款，确定了军事善后委员会的组织、应行议决事项、议事程序、会期、财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的方式、事务处的设立等。然而，究竟怎样确保军事善后委员会解决收束军事的问题，会议并未讨论。事实上，在与会各方各自为政、政治军事力量重心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即便会议作出有关规定，也难以解决军事善后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善后会议只是将军事善后这一难题，移交给了段政府拟成立的军事善后委员会，至于该机构能否完成会议赋予的使命，也就无暇顾及了。

（二）整理财政案

财政是执政府亟待整理解决的重大问题。因历经战乱，中央及地方财政已陷入严重困境。各省岁入之状况，由民国八年“全国岁入数目与军费支出之比较表”所列数据中，各省军费占了全国岁入之56．9％，财政入不敷出的省份多达十七个，可推知大概。中央财政状况因地方截留等因，极显拮据。就在善后会议开会期间，据段政府方面透露，“各机关各军队新欠旧欠，统计已有七百余万元之巨”⁽¹³⁴⁾。当时舆论批评政府“恃债为生”⁽¹³⁵⁾，实则连债也无可依恃。为解决燃眉之急，段政府拟发行2000万元“十四年八厘公债”，但发行之时，却因担保、利息、折扣等问题，屡遭反对。最后通过强摊各银行勉强发行出1500万元公债，但可以用作政费的只有620万元⁽¹³⁶⁾，而这笔款项尚不够还清政府的新旧欠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整理财政的问题提上了善后会议议程。

整理财政案在2月27日召开的第四次大会上开始提出讨论。最初的议案共九项，皆由临时执政提出。在第九次大会上，该九项议案被归并为《整理财政大纲案》与《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另外，会员熊希龄、李垣、任可澄、钟才宏、邢端、周钟岳等先后提出新议案或修正案七项，也一并加以讨论。财政总长李思浩到会接受质询⁽¹³⁷⁾。初步讨论之后，议决交财政专门委员会审查。专门委员会在接到议案之后即开审查会，并依议事细则规定，指定七人开特别审查会审查。结果议定以段政府提出的两案为纲领，将各修正案中相关内容归并其中，其不能归并者另立一类，以免重复。会上各方争执不休，虽多次集议，均未获结果。

直到善后会议召开最后一次大会，才对这一问题作出裁决。鉴于讨论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时，系将军事整理大纲及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并为一案讨论，会议决定将整理财政大纲案，并入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会议对议案逐条讨论，最后将全案表决通过。所通过的《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共十六条，规定了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委员会由财政总长、交通总长、审计院长、税务督办、烟酒事务督办、盐务署长、各省区军民长官，以及由临时执政派充之“具有财政学经验”者十至十六人组成，设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条例还规定了委员会的“应行议决事项”及议事程序。

被并入该案的《整理财政大纲草案》提出了整理财政的基本设想，内容包括：（1）根据量入为出的原则，就现实收入实数支配用途；（2）编制中央暂行概算，方针为：收入方面须专列属于中央的款项，支出除国债之外，以民国八年度预算为标准，所有各机关经费八年度预算已列者，参照该年度预算办理，其未列者按照现行实支数目分别核减；（3）调查各省区财政状况，作为编制新预算之预备；（4）公布历年财政状况，及临时政府每月实收实支状况；（5）筹划裁减军费；（6）筹备划分国家地方税收及国家地方之支出；（7）商定中央与各省区协解款项办法；（8）统一国库，整理币制；（9）整理内外债款，并宣布历年所欠内外债确数及用途；（10）筹备裁厘加税；（11）厘定财政暂行法规⁽¹³⁸⁾。

从内容上看，善后会议通过的财政议案是比较全面的，涉及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指出了解决国家经济困难的关键所在。例如，议案特别强调财政之“公开”。这是针对民国以来“纷争不已，其重大原因，莫过于财政不能公开。握有财权者，事事不敢公开；希望握财权者，每借口财政不公开，为争权之利器。所以公开二字，实为整理财政之重要关键”的现实特别强调的原则，值得注意。

另外，条例规定财政善后委员会成员包括“各省区军民长官”，也十分瞩目。最初政府提出的议案与会员提出的修正案，均规定财政整理委员为“民政长官”。后来考虑到各省区财政之收入支出，均与军政有关，“既欲期整理财政方法通行，即不能不使军事长官与闻”⁽¹³⁹⁾。然而民国以来中国财政混乱，很大程度上正是“军政长官”所造成。要整理财政，从根本上说，就应改变军人干预财政的现状。善后会议无法改变这点，却迁就现实，寄希望于本不应该掌握国家财权的军人与之合作，自然事与愿违。

（三）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

国民代表会议是段祺瑞政府标榜用以制定宪法，解决根本建设问题的重要会议。按照段祺瑞的说法，召开善后会议只是为了治“标”，而国民会议则是治“本”。故对于列入善后会议议程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与会者十分重视。但是，由于理念差异和利益争执，国民党在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宣布抵制善后会议，并号召国民组织召开国民会议以制宪，这就将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置于截然对立的位置。另外，已经参加善后会议的人，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及所代表的派系差异，在会上也都各执己见。这种政治上的差异在讨论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时充分表现了出来。

《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是由临时政府法制院起草，以段执政的名义提出来的⁽¹⁴⁰⁾。会议进行中，不断有会员提出修正案。截至3月16日，已收到张凤翙、汪声玲、江亢虎、于宝轩、那彦图、王运孚、胡适、赵从轺、顾鳌等提出的修正案十二件⁽¹⁴¹⁾。从第二次大会到第二十一次大会，会员倾注精力对该条例草案进行讨论。在国民代表会议的权利是否应该受到限制，会议的人员组成及各省区代表的名额，宪法应该是由政府指定的专门人员起草还是应交国民代表大会起草等重大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

关于国民代表会议的权限，条例草案表述为：“国民代表会议，以议决中华民国宪法及关于宪法实施之附则，为其职权。”《法制院呈稿》亦称：“国民代表会议，既以商定国是为主旨，则制定根本大法，自为其唯一之职权。至其他政治善后问题，应委之与善后会议，普通立法事项，胥让诸根据宪法产生之立法机关。”⁽¹⁴²⁾但是在会议逐条讨论草案时，代表金兆棪认为，国民代表会议是为“国家最高的及无上的机关”，是国家的“主体”，应否对其加以限制，值得怀疑。即便应该限制，谁具有这样的权利，亦属问题。代表寇遐对限制国民代表会议职权从根本上持反对态度，认为共和国家根本主权在于国民，除了国民代表会议自身可对其职权加以限制外，其他任何人均无此权力。

金、寇二人的意见反映了西南联治派的立场以及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对于民主共和的理想观念。林长民则站在政府派立场及政治实践角度反对金、寇的主张。他认为，宪法问题乃国家的根本问题，宪法实施之附则，应能包括一切问题，因而限定国民代表会议这一“职权”，实际上已规定了会议至高无上的权利，这与金氏所称国民代表会议系无上之机关，并不矛盾。林尤其不赞成寇遐的意见，斥之为“纯系一种理论”，认为事情若纯依理论研究，则会议可以不必讨论此案。事实上，要做到对国民代表会议的职权毫无限制，几乎是不可能的。林氏举例说，“试思本案规定之会期三个月、名额若干人诸条文，若依此说绳之，何尝非限制之意”，如果依寇氏之意，此皆不必加以规定，“则一切条文，皆无准据”。因此，林氏极力主张维持原案⁽¹⁴³⁾。双方就此争论不休。

宪法应该由政府指定的专门人员起草，还是应交由国民代表大会起草也是争论异常激烈的问题。在善后会议第十九次大会上，林长民提出增加“中华民国宪法案及实施附则之起草，由国宪起草委员会行之”的条文。遭到寇遐等人反对，寇等主张于条例草案第一条之后增加“宪法之起草，由国民代表会议互选委员若干人行之”。认为宪法具有一定的“民约”性质，应体现主权在民之意；而林氏之办法，系“假政府官吏之手，根本上即违反民与民相约之意”。林长民反驳说，宪法起草委员会虽由段执政及各省区军民长官推举，但宪法之最后决定权仍在国民会议，即便不妥，亦“有纠正之余地”。至于宪法的价值，应决定于其内容实质，而不是决定于“起草之机关”。但寇遐坚持认为，宪法系国家根本大法，其起草权应该操之于民，否则所产生的宪法只能名之为“政府宪法”或“官僚宪法”。由于双方互不相让，大会最后将各自的主张付诸表决，结果寇遐的主张被否决⁽¹⁴⁴⁾。

国民代表会议的人员构成，各省区的名额及选举办法亦是会议争论不休的问题。关于人员构成及名额，段政府最早提出的条例草案规定为京兆四人，各省区每道三人，内外蒙古八人，西藏六人，青海两人，华侨十六人，全国各大学区、各商业区、各实业区每区一至二人，拒贿议员之当签者及担任宪法起草委员者。其有关选举的规定为，凡中华民国年满二十五周岁以上之男子，具备关于理智各条项，并无条例第十五条至第十九条情事者，均有选举及被选举为国民代表会议议员之权⁽¹⁴⁵⁾。对于上述规定，会议提出众多修正案⁽¹⁴⁶⁾，形成以省区和以人口划分国民代表会议名额两种意见。大体言之，“小省区之代表，咸主张以省区为单位；大省区之代表，咸主张以人口为比例。双方争执，纷扰不已”⁽¹⁴⁷⁾。经反复讨论修改，会议最后以中国人口缺精确调查，邮政局的统计数据亦颇多不实不尽之处为由，否定了“人口主义”。但会议听取各方意见，对国民代表会议代表名额作了调整，其人数增加为534名，取消了有关大学区、商业区、实业区及拒贿议员单独配给名额的规定，黑、吉、闽、陕、甘、云、贵、桂、新等省选出十六人，其他省份所选代表自十八人至二十七人不等。选举方法实行单选复选制，各省区议员选举，以复选制行之；蒙古、西藏、青海、华侨的选举，以单选制行之，得票较多者当选。

1925年4月18日善后会议召开第二十一次大会，在此前对条例草案所作逐条表决的基础上，就业已修正之议案开“三读会”，并将全案付表决。结果，“全场起立，主席宣告全案成立，鼓掌之声雷动”⁽¹⁴⁸⁾。至此，历经种种艰难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终于通过。

政府派副议长汤漪曾声明说，善后会议议案众多，但真正重要的议案只有五个：（1）国民代表会议条例，（2）整理财政案，（3）整理军事案，（4）修正临时政府组织案，（5）联省自治案。在汤漪看来，“二、三两案较易通过，第一案虽多争议，亦有解决希望；惟第四案的进行，妨碍正式政府的成立，及宪法的产生；第五案则善后会议无权解决，须于将来国民代表大会时提出”⁽¹⁴⁹⁾。经过会议各方努力协商，汤漪所列五项要案中，前三项至少在形式上已得到解决。这样，善后会议最为棘手的议案实际上只剩下与西南联治派相关的修正临时政府组织案和联省自治案两大议案了。

三　联治派在善后会议中的活动

善后会议期间，联治运动在西南实力派的鼓动下再度兴起。如前所述，西南实力派曾对参加会议持犹豫态度，他们之所以参加善后会议，唯一的理由在于会议可能向他们提供宣传实施联治主张的机会⁽¹⁵⁰⁾。故会议开始不久，唐继尧、赵恒惕便发出通电，主张联治⁽¹⁵¹⁾。钟才宏、萧堃、郭同等随即在会上提出《确立联治政制为改革军财各政之标准以解纠纷而谋统一案》。该案由若干具体议案组成，其要旨有三：一、欲谋求国家的真正统一，亟应着眼于军政、财政，谋根本之改革；二、欲改革军财两政，“不可不先将中央及地方权限确定，以为标准，而欲划分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以吾国土地之广大，民族之殊异，除采用联治制，使地方得自由发展，而各区仍互相联结，以成复合之绝大共和国外，无他道也”；三、设立临时联立参政院，以各省区之“公意”，取代临时政府的“独裁”⁽¹⁵²⁾。

与此同时，褚辅成提出了善后会议五个重要议案中的第四项议案，并征得费行简、周钟岳、彭养光、马君武等十二人连署，原案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顾鳌等提有修正案。该案之要旨，在于不满现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主张设国务院，执行国家最高行政权，并将由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集总统府和国务院权力于一身的集权制，改为国务院所由构成的三十三位执政的“合议制”⁽¹⁵³⁾。褚案与联治案可说是相互支持的议案，该案的提出，显系对段政府的挑战，其要害在于以分权取代集权。诚如《晨报》评论所言，褚案“使果实行，则现当局地位直从根本推翻”⁽¹⁵⁴⁾。

议案提出后，联治派为谋求会议通过作了大量努力。褚辅成等在京联治派人士，除向善后会议递交提案外，还研究制定了实施联治的方法：（1）宣布提倡联治与政局攸关，所标名目，为确立联治政制及改革军财各政之标准。目的在于解决纠纷，谋全国统一，解除南北误会，共定国是。（2）所定联治方法，将来在善后会议或国民代表会议提出讨论，征得多数意见，方能表决实行。（3）联络各省会员时，先征求其对联治的意见，敦劝加入或赞助实施。（4）在征得九省以上会员同意后，即在京召集联治讨论会，共同组织此项机关，以为急办联治之表示。（5）与各会员接洽妥当后，即向中央方面疏通⁽¹⁵⁵⁾。与此同时，在京联治派与各地联治派密切配合，共谋进行。上海部分联治分子，就曾在“一品香”集会，提议以滇、黔、粤、桂、湘南五省区为联治试验区，与北方划界而治。试验期限为三年，如行之有效，即请东北加入，为西南东北之大联治。如行之无效，亦可免北伐南征阋墙相斫，以保国家元气⁽¹⁵⁶⁾。

3月22日，因湖南省议会代表王克家来京，在京联治派代表沈钧儒、褚辅成、张耀曾、钟才宏、潘大道、朱清华、谷钟秀等五十余人聚会中央公园水榭，商议联省自治运动方法及组织进行事宜。议决组织“联治同志会”，并起草简章九条，以利进行⁽¹⁵⁷⁾。与此同时，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根据省议会决议，发起组织“全国各省省议会联合会”，嗣以“省联”名义，向善后会议提出以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纠纷促进全国统一的方案。3月24日，各省省议会联合会在北京成立，随即开始政治活动⁽¹⁵⁸⁾。

联治派虽力谋实现其主张，但内部亦出现裂痕，有所谓“军人派”与“政客派”之分。军人派有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政客派有唐绍仪、褚辅成、杨永泰等。二者利害不同，行为取径各异。军人派如滇唐、湘赵之代表出席善后会议，以及王九龄就中央教育部长之职，皆系向中央表示有合作之可能。“故彼等无推翻现政府之决心，只有未来之希望而已”。后者唯一的目的，在于设法掌握中央政柄，“故于现政府，当然采取攻击态度。思借此联治二字，以为武器”。两派标识虽同，目的实异，这直接影响到联治运动的发展⁽¹⁵⁹⁾。

对于褚辅成的议案，政府派人士极为敏感，主张涉及改制问题，“与其由善后会议提出议决，不如由政府自动的拟一大纲，提交该会同意，借以表示善后会议不能有此提案权”。奉张对褚案亦不以为然。在善后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因褚案列入议程，东三省代表以不出席会议加以抵制，致使大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召开，显然是贯彻奉张意志的结果⁽¹⁶⁰⁾。《顺天时报》的文章称褚案为善后会议的“暗礁”，颇能揭示其间的关系⁽¹⁶¹⁾。在善后会议第十三次大会上，经政府派会员提议，按照议事细则第十六条之规定进行表决，结果褚案以超越善后会议权限而被搁置⁽¹⁶²⁾。

对于旨在加强地方权力的自治运动，段祺瑞本无不慊，其就职时的“马”电，有“促成省宪”之语。段既赞成省宪，当然没有理由反对地方自治⁽¹⁶³⁾。惟此次联治案之提出者“均为西南实力派代表”⁽¹⁶⁴⁾，也就引起了段祺瑞的警惕。

为对付西南联治派，段祺瑞及其同僚可谓煞费苦心。西南代表共计九人，若不将褚辅成算在内，则其代表只有八人⁽¹⁶⁵⁾。其人数虽仅八人，“而段祺瑞视之，则不啻数千人，所以欢迎之者，较欢迎孙中山，殆有过无不及”。除饬沪宁、津浦、京奉三路特备专车迎迓外，并饬沿途军警加以保护。且令所过地方之长官如卢永祥、王揖唐、郑士琦等，于其经过之际，为之照料一切。同时并着齐岳英、沈成栻、任传榜与之同行，护送进京，以示优异⁽¹⁶⁶⁾。

段祺瑞之所以“居滇黔桂代表为奇货”，据《申报》记者分析，原因有三点：第一，当时联省自治运动，发展迅速，虽在北京以政学会为中心的联治党，其背景不全在西南各省，然其运动之起点，则确以湘鄂粤桂滇黔川赣为之，其中最有可能被运动者，则为湘桂滇黔。为阻止联治运动进行，必须竭尽其力拉拢。第二，滇黔桂等省，位在西南极端，若不拥戴段氏，“则段氏虽有长鞭，亦不及马腹，驭之以刚，既非势之所能，则怀之以柔，情殊不能自已。今滇黔桂之代表，既应招联袂而来，自不能不加以異款，使其心悦而诚服”。第三，滇唐会师武汉之说，虽半含宣传性质，而鄂萧川熊联唐以解决坐镇武胜关的王汝勤之风闻，则不可轻视。故为阻止滇川鄂联络以倒王起见，亦不能不特别重视滇黔代表。“质言之，段之重视滇黔桂代表，半为打消西南各省之联治计划，又其半则为维持王汝勤之地位。打消联治计划，乃为未来统一全国巩固中央政府权力计，而维持王汝勤，则为监视豫胡与鄂萧之联络，及鄂萧与西南之联络计也”⁽¹⁶⁷⁾。

段祺瑞对联省自治的态度，从湖南省议会代表王克家在善会期间与许世英的一席谈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窥见。王问：“合肥对于联省自治的问题，意见到底怎样？”许答曰：“合肥对于联省自治四字，是很怀疑的。他的意思，说省自治可，县自治可，镇乡自治也可。惟于‘省’字头上冠一‘联’字，是不懂得的。怕的说联省，是省与省联变成兼并割据。怕的说联省自治，只管各省，不管国家，只管地方，不管中央。若说联省便是为国家，为中央，可以办到统一，这个当做注解，说明白，不若用联自治，反为好些。”⁽¹⁶⁸⁾

不过与褚辅成提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相较，联治案已属温和，对段政府构成的威胁亦相对较小。故段政府对于联治主张最初只是设法疏通。3月29日晚，许世英、姚震、章士钊、王九龄、段宏业、汤漪、陈宦、张树元等联名邀请联治派在绒线胡同“某宅”会谈，表示政府方面亦赞成联治主张，“但以兹事体大，未便在善后会议中解决，仍留待国民会议较为上策，以为缓兵之计”⁽¹⁶⁹⁾。

30日，段祺瑞复电滇唐、湘赵，解释不在善后会议中讨论联治问题的原因：“联治之论，实获我心，此次政局改造，其唯一途径，在使国宪省宪，同条共贯。祺瑞于去年十一月来京就职，即经马电明揭此义。今年二月，于善后会议开会之日，复经郑重宣言，并条举促成省宪方法，期于次第实施，与来电主张，初无二致。但盼制宪机关，早日成立，根本大法，早日观成，吾辈协力改造之精神，亦早日实现。则长治久安之局，将从此奠其始基。否则纵横捭阖，所谓联治者，非形同割据，即互相侵扰，末流之失，变本加厉，亦所当防。”⁽¹⁷⁰⁾

直接出面反对将联治案列入善后会议议事日程的是汤漪。汤氏素主联治，曾与张耀曾等发起筹组联治同志会⁽¹⁷¹⁾，但此时却站在段政府立场。他在对电通社记者谈及此事时称：“第五案（联治案）为本人民国十一年以来所主持者，自欲早观其成。但本人以为现在之善后会议，无权议决此案。须于国民代表会议时，提出讨论，较为得当耳。”⁽¹⁷²⁾汤漪虽未就联治案的内容加以评论，但其从会议权限角度提出的意见，对于搁置或否定联治案，无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联治案遭到反对，除上述原因外，尚与吴佩孚有一定关系。吴迷信武力统一，对于联治，本不赞成。兵败之后，感叹夙志难以实现，不得不接受主张联治的湘赵等人庇护，以谋再起⁽¹⁷³⁾。他曾明确表示：“中国欲求治理，武力统一外，即联省自治之一法。”而联治派有感自身力量薄弱，极力联络南北军阀，作为后援。在军阀心中，联治乃割据之谓，担心自身地位不稳固的军阀，“既闻可以公然割据，岂有不赞许之理”⁽¹⁷⁴⁾？双方一拍即合，暂时走到了一块。

然而，联治主张与张作霖不甘只作“关外王”的野心是冲突的。吴氏欲借重湘赵等联治派，谋求东山再起，更使奉张别无选择地站到与联治派对立的立场。而奉张的反对，则成为联治案在善后会议获得通过的最大障碍⁽¹⁷⁵⁾。联治案提出不久，对该案持反对态度的奉、吉、黑、热及卢永祥方面的代表就曾公函赵尔巽，请勿提交大会议决，得到赵的支持⁽¹⁷⁶⁾。加之国民党方面因唐继尧等借联治之名，“冀攘夺地盘，殊与民党主义背驰”⁽¹⁷⁷⁾，亦持反对态度，使联治派感受到巨大的外在压力。

由于联治派内部军政两系的分野及外部反对，联治案虽经提出，其在善后会议通过的前景已十分暗淡。为改变窘境，西南代表竭力对政府方面进行疏通，但未见效果。在此情况下，西南方面提出联治问题未解决前，不能开议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甚至提出以联治案与国民会议条例交换的计划，即以通过联治案为条件，换取联治派对通过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的支持，否则将不投票支持国民代表会议条例⁽¹⁷⁸⁾。奉天及政府方面代表则合力反对，甚至不容联省自治案列入议事日程⁽¹⁷⁹⁾，致使联治案未能在善后会议上获得通过。

修正临时政府组织案和联省自治案被否决，意味着西南联治派未能实现参与善后会议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联治派一方面电催唐继尧在滇组织联治政府，对执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则以退出善后会议南下相要挟⁽¹⁸⁰⁾。组建联治政府的计划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退出善后会议的要挟，因西南联治派的代表不过寥寥数人，即便全都退出，也不会对会议产生多大影响，故“政府方面对此并不十分重视”⁽¹⁸¹⁾。因而，对西南实力派来说，怀着推进联治的目的参加善后会议，无异参与了一场只会输不会赢的政治赌博。

第三节　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

一　善后会议面临的困境及最后结局

善后会议在直奉战后国内政治军事力量暂时出现“均势”的形势下召开，所标榜的目的为解决时局纠纷，谋求国内和平统一，并为国民代表会议召开作准备。然而，善后会议的人员构成及段祺瑞政府宣示的由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的做法，激起国民党方面抵制，使善后会议尚未召开便蒙上一层阴影。另外，参加会议的地方实力派怀抱的目的也各不相同，顺其意则设法维持，拂其意则竭力拆台。这样，开幕伊始，会议便已遭遇重重暗礁，不用说通过会议解决直奉战争善后问题，就是善后会议能否自善其后，也开始让当事人怀疑⁽¹⁸²⁾。

善后会议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停止国内军事行动。会议既以谋求和平统一为目的，因而结束国内军事行动成为会议成功召开的前提。为建立这一前提，会议开幕后的第一次谈话会，与会代表便向段祺瑞提出通电全国停止军事行动的意见书⁽¹⁸³⁾。

当时国内已经发生战事或正在准备军事行动的计有浙江、河南和江西等处。浙江方面的战事系张宗昌奉张作霖及卢永祥之命，入沪“办理肃清溃军及上海善后事宜”，与齐燮元发生冲突所引起；河南方面的冲突系胡景翼前往“驻防”与憨玉琨不愿回陕所引起；江西方面则因方本仁抵制广东的北伐所致。段祺瑞政府接到善后会议代表意见书之后，即发出通电，要求所有各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员前往浙江、河南等地调解。浙江方面的冲突，嗣因张作霖暂时不准备在东南用兵，加之驻上海外交团的干预，很快达成妥协。江西方面的冲突，因孙中山去世，国民党亟须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不得不暂时中止北伐而化解。这样，真正在军事上成为善后会议“暗礁”的，只是河南的胡、憨之争。

还在善后会议即将开幕之时，因胡、憨相争，河南便已战云密布⁽¹⁸⁴⁾。其所以致此，与陕西督军刘镇华不无关系。盖豫省自吴佩孚下野入山之后，群雄逐鹿，各自为王，陷于纷乱状态。刘镇华恃其实力，为拓展地盘计，派遣憨玉琨、张治功两部入豫，收拾局面。并致电段政府，报告憨军克服郑州、洛阳情形。及段政府特令胡景翼、孙岳办理河南军务善后，不惟憨氏自恃“克服”豫西有功，不肯相让，即刘镇华方面，亦以曾奉政府密令讨伐吴氏，主张豫西防地应由陕军驻守。由此形成胡、憨相持之局面⁽¹⁸⁵⁾。

段政府为平息事端，曾严令胡、憨两军各守原防，但未生效。2月22日，双方终于爆发战争。当时，双方各有军队数万人，虽然战场在豫西，却有牵动全局之虞。段祺瑞急派孙岳前往战地调停。与此同时，冯玉祥、阎锡山等也通电调停，劝告胡、憨双方停战议和。在荥阳激战之后，孙岳艰难地将双方聚集在偃师举行和谈。但因刘镇华支持憨玉琨继续与胡景翼对抗，调停失败⁽¹⁸⁶⁾。此次调停，孙岳在段政府支持下，既利用了与胡、憨双方的私人关系，又采取了武装调停手段，甚至派出飞机前往战地向双方散发传单⁽¹⁸⁷⁾，均未著成效。直到胡军攻入洛阳，憨军失利退出豫西，河南的紧张局势才趋于缓和。

由于河南战争发生在善后会议开会期间，故颇为各方关注，成为检验善后会议能否“善”时局之“后”的试金石。3月10日召开第六次大会时，会员任可澄便对会议的作用表示怀疑。认为会议本为解决时局纠纷而召开，故开会伊始，即有息争休战之通电，“乃会议甫开，战事于起，荏苒既已经旬，各方殊无悔祸之意，执政府亦不闻有制止之方。似此矛盾情形，会议宁非虚设”？因而建议休会一周，以促各方反省。大会休会后于3月18日召开第二次谈话会，会员再次呼吁，“应设法使各战区之军事行动，一律停止”。若这种“与会议宗旨完全相背”的状况继续存在，则会议将没有价值⁽¹⁸⁸⁾。

善后会议面临的另一困难为废督裁兵问题。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废督裁兵”至迟在1920年便已被关心时政的人士提出。善后会议召开后，国人似乎看到了实施这一主张的曙光，再次提出“废督裁兵”。1925年2月27日，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发出废督之“感”电，并主张首先在苏省实施。卢永祥的通电发出后，很快在善后会议激起反响。在3月3日召开的第五次大会上，严端临时动议，由善后会议致电卢氏，表示赞同。并请执政府即日实行废督，以收束军事⁽¹⁸⁹⁾。

3月13日，会员熊希龄正式提出废督裁兵案，主张先从江苏入手，废除督军，并由中央设立元帅府，以安置释去兵权的督军⁽¹⁹⁰⁾。然而，要将废督裁兵主张付诸实施并非易事。陆军次长贾德耀解释不能照即办理的原因时说，废督裁兵，“兹事体大，非简单方法所能决，又非一二人同意，即能办理”⁽¹⁹¹⁾。后以废督裁兵属于军事性质，遂将熊希龄的议案并入军事大纲案和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一并讨论。但最后议定的《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仅规定委员会具有议决“缩减军队”、安置“溢额官兵”等权力，并未就废督裁兵作出相应规定，实则熊案已消匿于无形⁽¹⁹²⁾。废督裁兵的主张未被采纳，表明段祺瑞政府没有能力消除军阀祸乱，而善后会议“善”时局之“后”的能力，也因之受到怀疑。

此外，善后会议还面临如何确定“专门委员”权限的难题。善后会议即将召开时，孙中山提议会议应有各法团代表参加。段祺瑞不便反对，但又不愿改变已经拟订的《善后会议条例》，遂聘请各省议会议长、教育会会长、农会会长、商会会长为“专门委员”。其职权为审查善后会议所交议案，并得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没有表决权⁽¹⁹³⁾。

然而，段祺瑞政府所定专门委员的聘任方式及职权范围从一开始就遭到各方批评。批评者认为，善后会议具有国民代表会议预备会性质，将为国民代表会议制定组织条例，若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具有“钦定”色彩，则会议将难以反映民意，也就没有资格制定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故反对专门委员由政府指定，要求工会、学生会等团体也有代表与会。另外，批评者认为，专门委员没有提案权和表决权，则其与会只具象征意义，而无实际价值，故开会之后，争取专门委员的提案权与表决权便成了舆论关注的一大焦点。关于接纳工会与学生会代表为专门委员的问题，段政府以其尚未成为正式“法团”为由，加以拒绝，而专门委员的提案权与表决权问题则迭起风波。

先是与会专门委员欧阳振声等致函段祺瑞，请求以会员资格加入善后会议，取得提案权与表决权。段随即将该函咨送善后会议议决。会议经讨论表示不反对法团代表成为会员，但仍请段氏自作决定，实际上是将难题送还段氏。3月21日，执政府召集赵尔巽、汤漪、许世英、林长民、屈映光、陈宧及各阁员开会，讨论此事。由于“政府之意，始终不以法团加入为然”，加之会议已开月余，中途修改条例，殊为困难，故决定拒绝法团代表成为正式会员取得提案权与表决权的要求，并对之进行疏通⁽¹⁹⁴⁾。但法团代表态度坚决，表示非加入会议取得提案权与表决权不可⁽¹⁹⁵⁾。

这就使段政府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同意法团请求，则后一阶段的善后会议将更加难以控制；不同意其请求，则很可能招致拂逆民意的指责。最后采取敷衍办法，即在否定法团代表修改会议条例，取得正式会员同等权利要求的前提下，允许各法团于来京代表中，推举四人，以补充正式会员中“有特殊资望与学术经验者”未能全部到会的缺额⁽¹⁹⁶⁾。由于僧多粥少，法团代表不愿接受这一决定。政府方面遂采取分化法团代表的办法，同意法团中省议会代表的要求，作出省议会议长为拟议中的临时参政院当然成员之规定，使之独得其利。结果导致法团内部的争执，执政府渔翁得利，勉强渡过难关⁽¹⁹⁷⁾。

善后会议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实力派从中作梗。例如军事议案，依段祺瑞之意，系以《收束军事大纲案》为整理军事之标准，但奉天代表极力反对段拟订的办法，甚至全体不出席，以为抵制，致使会议两次流会。后经顾鳌提出折衷办法，将《收束军事大纲案》并入军事委员会条例，而将军事整理委员会之“整理”一词，改为“善后”，示以不必马上对军事问题作实质性改动，以迁就奉方。“奉方代表因据以电告奉张，张复电认为可行，命代表即日出席，故该条例案之十六条条文得以通过。而其军队应如何裁汰，以及军额军费，等等，究应规定若干，则毫无下文。与段执政当初提案之原意，大相违背”⁽¹⁹⁸⁾。

善后会议既面临如此多的困难，主持者自不敢对会议抱过高期望。汤漪曾表示，对会议收到的五项主要的提案，只希望其中的军事、财政、国民会议条例三项能通过。然而在政府人士心中，就是这三项议案能否顺利通过，亦没有把握。故曾提出最低限度的设想，“即于延期二十日内无论如何须将国民会议组织条例通过”，将通过三项议案的目标缩减为一项⁽¹⁹⁹⁾。段祺瑞在会议弥月之际，面对提交各案无一议决的局势，不得不知难而退，将中央政府提交的议案，除正待集议者外，全部撤回⁽²⁰⁰⁾。

后经王揖唐、屈映光等多方疏通，奉天方面与政府派就军事整理案达成妥协，善后会议才出现转机。4月14日召开第十七次大会之后，出现了段、张联合控制会议以对付西南联治派的局面。从这一天起，善后会议先后通过了汤漪所说的三个主要议案。4月21日，善后会议结束议程，正式宣告闭幕。这样，备受时人关注的善后会议能否自善其后的问题，总算有了一个可令段祺瑞政府释怀的结局⁽²⁰¹⁾。

善后会议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段祺瑞政府实施和平统一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段氏整合北洋势力，以便建立权势中心地位的一次努力。对于善后会议，时人褒贬不一，从会议召开之日起，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认识评价。这与评论者的立场不无关系。一般而言，政府派人士对善后会议多褒扬，非政府派人士则多贬斥，而以反政府派人士为甚。

龚心湛在为费保彦《善后会议史》作序时称，善后会议将天下之大兴大革，悉付之舆论，深得民为邦本之义。会议五旬，议决众多议案。“自有代议制以来，未有若是之迅疾详慎者也”。叶恭绰称，善后会议，与民更始，“一时海内贤达之士，靡然向风，相与挟策，来会兹土，阅时凡五十日，而内政改造之方，国家大法之的，罔不具备。虽其间论见不无异同，大抵出乎探讨之意，谋国之诚，非徒向之借邀功利者可比也”。田中玉称，善后会议旨在“结束十四年来争法之嚣拏，复以国宪之成，责之行将召开之国民会议。所以继往开来，致我国于升平之域，开后世专法之基，固莫善于此也”⁽²⁰²⁾。

与龚、叶、王等“政府派”人士的认识及评价相反，非政府派和反政府派人士则对会议展开了猛烈抨击。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代表系由执政府指定，具有“御用”性质；二是善后会议不是国民会议的预备会，却要越俎代庖，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三是违反民主制宪的原则，将宪法起草权交与由各省军民长官推举之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四是所通过的议案对各方没有约束力，因而无法实施；五是派系之争激烈，致使会议难以自善其后。

平心而论，在直奉战争结束，国家百废待举的形势下，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图谋和平统一，应为顺应时势之举。作为武力统一的对立物，以会议的方式谋求国家统一，反映了当时多数国民及政治家的愿望。当时批评善后会议最主要的理由是，善后会议已经成为段祺瑞政府抵制国民会议的一种手段。其实国民会议在当时只是一种政治理念，是一种待证的假设，与善后会议一样，其可行性尚需政治实践来证明。因而即便段祺瑞有抵制国民会议的主观意图，也不能简单的以后者来否定前者。作为一种改革现实政治的尝试，无论善后会议结果如何，均具有意义。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尝试，国家政治的发展路径才能逐渐确定。孙中山应邀北上，各方面人士的积极参与，都是抱着对和平统一的一线希望所作的积极的政治“尝试”。

从会议的过程及会后中国政治的实际来看，段祺瑞并没有达到预定的政治目标。1925年9月，浙奉战争爆发，宣告段氏和平统一政治努力的失败。但这样的结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出，难以未卜先知。对会议能否产生积极建设性成果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却应聘成为“特聘会员”的胡适，就是通过“尝试”，看到善后会议并不能制止国内战争之后，才获得“此路不通”的认知，表示不愿意继续出席善后会议的。他在《割据》一文中写道：“今日善后会议至少也应该有全国停战的条件作开会的基础，若各方的争执仍须靠武力来解决，则是各方参加善后会议为毫无诚意。……若本会议不能作局部军人争执的仲裁机关，更有何面目高谈全国的军事善后？所以我们主张，当此战祸重开之时，善后会议应该停止开会。若在战事中继续开会，我们只好不出席了。”⁽²⁰³⁾胡适与会时所抱“尝试”想法以及“尝试”之后感受的失望，是当时社会心理较为典型的反映。

二　国民会议运动

善后会议面临的另一严峻挑战是当时蓬勃兴起的国民会议运动。

召开国民会议几乎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都曾提出过的主张。共产党从1923年起曾多次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实现统一及和平建设⁽²⁰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放弃护法立场之后，也明确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国是的主张⁽²⁰⁵⁾。段祺瑞在酝酿反直时派许世英与孙中山联络，曾提议倒曹成功后，先开善后会议，继开国民会议，并将后者视为治本之策。就连吴佩孚，对国民会议亦主张甚力，表示召开国民会议是其“一贯主张”，反复倡导⁽²⁰⁶⁾。

但是在对“国民会议”内含的理解上，各方差异甚大，其中段祺瑞政府与国民党（包括正与之合作的共产党）的分歧最为明显。段祺瑞主张的国民会议，其组织法由善后会议制定，善后会议的会员又多由政府指定，未能真正容纳社会团体参加。国民党主张的国民会议，是制定宪法的最高机关，因而要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预备会议亦应有众多人民团体参加，不能由政府操纵控制。尽管存在分歧，但各方均认同国民会议是解决国是的根本办法，这就为国民会议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就在善后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国民会议运动在各地迅速开展起来。北京、上海、天津、张家口、山东、湖北等地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女子参政协进会等召开大会，在对善后会议表示反对的同时，积极响应孙中山的时局宣言，发表函电，促成召开国民会议⁽²⁰⁷⁾。3月1日，由孙中山和李大钊等联名倡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到会代表共八十余人，代表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²⁰⁸⁾。大会揭露了善后会议由军阀操纵的“反人民”性质，对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并通过了决议。会议持续一个多月，于4月16日闭幕。

段祺瑞对社会各界发起的国民会议运动虽不以为然，但因标榜善后会议兼具国民会议预备会性质并议决《国民会议组织条例》，故善后会议闭幕之后，也就不能不将所承诺的国民会议提上政府议程。这与国民党及社会各界呼吁召开的国民会议构成了冲突，致使段祺瑞亟谋解决之道。

1925年4月27日，京师警察厅咨陈内务部，以“现在国民会议条例业奉临时执政明令公布实施，并已着手筹备。所有前项组织各团体，自难再任其成立，致滋纷扰”为由，规定“倘再有假借（国民会议）名义聚集开会情形，显系别有企图”，将“通令各警察署随时注意依法查禁”⁽²⁰⁹⁾。

在查禁国民会议运动的同时，段祺瑞开始了“国民会议”的筹备工作。此事直接关系到段能否实现由临时执政到民选总统的政治过渡，因而政府方面异常重视⁽²¹⁰⁾。1925年5月3日，段祺瑞任命许世英负责筹备国民代表会议事宜，不久又任命林长民筹备“国宪起草委员会”⁽²¹¹⁾。6月3日，段政府公布《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程序令》，预定11月1日正式开会。10月30日，执政府发出命令，规定“国民代表会议议员应于十五年一月十五日以前齐集京师，定期开会”⁽²¹²⁾。

但是段祺瑞禁止国民会议运动的做法不仅使其尊重民意的表态信誉扫地，也为召开国民会议设置了障碍。会议尚未召开，反对的声浪已经高涨。

首先是拥黎派代表人物章太炎、唐绍仪表示强烈反对。8月5日，正当政府派人士开始为国民会议的前景感到乐观之时，唐、章二人发出通电，主张保存约法，反对国民会议。电文指出：“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程序令，皆已次第公布。按组织法乃善后会议所定，选举程序令则临时政府自为，二者皆非执法机关，无为民国制法之权，执事为此，与向之召集安福国会无异也。执事秉钧以来，十有余年，毁法丧权，疵累恐多。……执事果有靖谳之心，则宜保存约法，勿自创制。速将国民代表会议之伪法、伪令，一切取消。……他日盖棺论定，犹不失为瑕瑜不掩之人。若乘急难之时，以行劫制之术，万目睽睽，岂可尽掩。”⁽²¹³⁾

其实在政治理念上，章、唐并不一定以国民会议为非，但出于拥黎的考虑，则非出此举不可。因为段氏是在否定旧“法统”的基础上确立临时执政地位的，其所以急不可待要召开国民会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借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章、唐既“主张拥黎出山，以正法统”⁽²¹⁴⁾，当然不愿意看到段氏召开国民会议。

章、唐的通电反对得到了湖北方面的响应。10月12日，湖北省议会议员维杜发表通电，认为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国民议会为国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应由国民自动组织，“非彼所谓善后会议所能代庖”。表示湖北为民国首义之区，该省议员受民意所托，“对于此种无法无据、于理未顺之国民代表会议，根本认为不能成立”，故特通电反对⁽²¹⁵⁾。

其次是作为国民会议基础的地方议会选举遭遇意想不到的麻烦。入秋之后，各地根据政府颁布的《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程序令》，开始国民会议议员选举。选举分初选与复选两阶段进行。然而，两个阶段的选举均因舞弊和各种丑闻被舆论曝光而招致反对，引发纠纷。例如南京于9月10日初选投票，运动当选人纷纷“密设机关，实行贿选”，有被查获证据，提起诉讼者，有被抓获扭送省宪，由郑谦亲自审讯者，甚至出现初选监督、户籍主任被控告，户籍事务所被砸毁的事件，公民要求宣告选举无效⁽²¹⁶⁾。湖北的初选自王揖唐当选之后，已露出安福派从中操纵的痕迹。原定8日举行复选，但十八位代表的名单，不待投票，已先期揭出，且公然见诸文电。其具体办法，系由安福派驻京头领联络武汉军方及“省议会之某派”，共同成立“公司”，操办其事。所选者“均系某某官署之重要职员，并闻指定人各出银一万五千元为该包办人之交换费”。消息传出，全鄂震惊，选民立即发出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要求政府“彻查”。该省复选被迫展期⁽²¹⁷⁾。江苏的复选因王景常以三千五百元贿选，引起诉讼及王的反诉，迫使选举监督郑谦宣布停止选举。而郑谦此举，复引来违反民会选举法的指控，弄得郑进退维谷，无以收场⁽²¹⁸⁾。其他地区如河南、青海及华侨社团的选举，也因故展期⁽²¹⁹⁾。

由于地方议会选举遭遇麻烦，临近国民会议开会，各省区选出的议员，尚未及应选人数的五分之三，奉命前往京师与会的各地议员，仅有五六十人。到京的议员要求先颁命令举行开幕式，筹备处以到会者不够法定人数，先举行开幕式不符合条例规定为由，未予应允，只同意安排招待处以接待来京代表及发放旅费。对此，一些代表强烈不满，表示非先举行开幕式不足以促各省选举之进行，“甚至有谓即使段执政下野民会仍须进行，不能与段执政同时消灭者”⁽²²⁰⁾。执政府既不能在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开会，又无法促成地方议员选举以凑足法定人数，国民会议的召开也就失却了起码的组织基础。

另外，一直站在后台操纵执政府的奉张态度移易，亦成为段祺瑞难以如愿以偿召开国民会议的重要因素。例如，在地方议员的选举问题上，奉天方面曾因对国宪起草委员会持怀疑态度，迟迟不愿举行选举⁽²²¹⁾。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国民会议难以成立，主要原因在于“奉方对于该会议之不甚热心故也”。9月，在政府派人士梁士诒前往疏通之后，舆论又认为由于奉张态度发生变化，对于国民会议如期召开“已无可虑之必要”⁽²²²⁾。当时舆论对于奉张态度移易的判断是否正确并不重要，惟其指陈的国民会议能否开成须视奉张的态度为转移，则是客观事实。这样，当奉张的态度果真发生不利于执政府的重大变化时，国民会议的召开也就面临无法逾越的障碍。

奉张与段虽同为反直三角同盟成员，政治主张和利益却各不相同。两者最后分道扬镳系多种原因所致。先是郭松龄倒戈反奉，1925年12月3日兴城一战，奉军张作相部失利，张作霖施缓兵之计，称愿和平交出政权，段祺瑞不知有诈，拟命郭为奉天督办，触犯到奉张的根本利益。此事为段、张关系破裂埋下了隐患。次年1月5日，出于防止国民军与直系联合的需要，张作霖致电吴佩孚，主张恢复约法以解决国是。17日，张再电吴，称关内事请吴全权处理。此举不仅否定了段政府刚刚通过的宪法草案，否定了段氏所欲建立的新“法统”，而且在治权上蔑视了段的存在，使双方既有的关系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力图通过改变临时政府政制，设立国务院，以缓解矛盾。但双方关系已无法继续维持。1926年1月11日，张作霖宣布与段祺瑞政府断绝关系。25日，张作霖召开会议，议决东三省独立，并就任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兼军务总统官⁽²²³⁾。

在此情况下，段祺瑞按照《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增设的国务院，一开始运作即步履维艰。在许世英内阁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国务会议上，于右任等国民党阁员坚持以段祺瑞下台为就职条件，致使许不敢待在国务总理位置上，结果以陆军总长贾德耀代理⁽²²⁴⁾。此时，段政府自身的继续存在已经成为问题，也就无暇顾及国民会议的召开。国民党和南方的国民政府虽然宣称要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召开国民会议，但也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宣传。随着“三一八”事件之后国内形势的变化，段祺瑞下台，国民政府的北伐进入准备阶段，两种不同政治取径的“国民会议”均不再为人提及，解决中国问题的和平会议手段又重新为武力统一所代替。

————————————————————

(1) 《段祺瑞与张作霖意见之冲突》，《重庆商务日报》1924年12月23日，《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18册，第1580页。

(2)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38页；《西报论中国内乱》，《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23辑，第749-750页。

(3)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38页。

(4) 古蓨孙：《乙丑军阀变乱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486页。

(5)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56页。

(6)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30-431页。

(7)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34页。

(8) 《重庆商务日报》1925年3月12日，《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19辑，第141-142页。

(9) 《冯玉祥函段陈时局意见》，《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28辑，第655-656页。

(10)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11) 心史：《此后政府亦欲财政统一否》，《申报》1924年11月23日。

(12) 随波：《段祺瑞入京前之津讯》，《申报》1924年11月25日。

(13)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1月20日。

(14) 《北京通讯》，《申报》1925年1月16日。

(15) ［美］齐锡生著，杨云若等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16) 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五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17) 《昨日段宅之特别会议》，《顺天时报》1924年12月24日。

(18) 《急起直追之善后会议》，《顺天时报》1924年12月25日。

(19) 《时事日志》民国十三年12月2日条，《东方杂志》第22卷第1号。

(20)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称条例草案“几经讨论，几经修改，始于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提交国务会议通过”，未言及23日段邸会议的修正。

(21) 《善后会议条例》，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5-27页。

(22) 《善后会议条例之一部观》，《益世报》1924年12月25日。

(23) 《暂时的相忍为国之政局》，《申报》1925年1月16日。

(24) 《善后会议》，《东方杂志》第22卷第1号。

(25) 《善后会议前途之暗礁》，《申报》1925年1月4日。

(26) 《善后会议之前途》，《申报》1925年1月10日。

(27) 《暂时的相忍为国之政局》，《申报》1925年1月16日。

(28) 《实力派之赞成善后会议》，《顺天时报》1925年1月13日。

(29) 冯玉祥：《善后会议史序》，见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

(30) 《外电之北京政局》，《申报》1925年1月8日。

(31) 《善后会议之前途》，《申报》1925年1月10日。

(32) 《冯玉祥辞职原因》，《申报》1924年11月13日。

(33) 《段派激进之善后会议》，《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5册，第70页。

(34) 《善后会议昨日公布之电文》，《大公报》1925年2月17日。案：冯氏先是派薛笃弼为代表，后因薛君“政武力殷繁，不能兼任，爰特改派陈君金绶接充斯席”。

(35) 《胡郑龚虞与善后会议》、《又一批善后会议之各省代表》，《大公报》1925年1月11、16日。

(36) 《刘显世与唐陈一致行动》，《益世报》1925年1月7日。

(37) 《陈炯明反对善后会议》，《益世报》1925年1月7日。

(38) 《善后会议之进行空气》，《顺天时报》1915年1月8日。该则报导称：“闻执政府业已接到此项来电，以关系重大，决定暂不发表，秘而不宣云。”

(39) 《国内专电》，《申报》1915年1月7日。但据《顺天时报》载，唐继尧曾于1月11日通电，对善后会议“表示赞成之意”，史毓琨亦称“唐蓂赓（继尧）赞成此项会议”。（《实力派之赞成善后会议》，《顺天时报》1915年1月13日）

(40) 《西南与善后会议》，《顺天时报》1915年1月22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88页。

(41) 《关于善后会议之消息》，《大公报》1925年1月12日；《筹备处所接之函电》，《大公报》1925年2月21日。

(42) 《面对善后会议之态度》，《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5册，第75页。

(43) 《萧耀南筹助善会经费四万元》，《大公报》1925年3月1日。

(44) 《辞谢之各电》，《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5册，第76页。

(45) 《善后会议筹备处消息汇录》，《大公报》1925年1月13日。

(46) 《唐少川对于善后会议之观察》，《申报》1925年1月10日。

(47) 《北京通信》，《申报》1925年2月5日。

(48) 《岑春煊致段祺瑞电》，《申报》1924年11月26日。

(49) 章太炎：《致李根源等书四九》，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卷5，第789页。

(50) 《章太炎反对善后会议》，《申报》1925年1月28日。章氏复函称：“往者黄陂复位，法统昭然，以暴人把持国政，西南不肯从其命令。今之执政府，依法律既无依据，铢两相衡，视西南未有高下。是中国之在今日，实已有两政府也。故欲开善后会议，当择两政府交界之地，如武昌、岳州者，庶乎其可。若直开于北京，是乃曲一就一。纵西南诸省，或有一二卑屈者，亦非鄙人所敢附和也。”

(51) 《致许世英》，《胡适书信集（1907-1933）》上，第354-355页。

(5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8页。

(53) 《善后会议与国民党》，《大公报》1925年2月5日。

(54) 黄伯度编：《许世英先生纪念集·传略》，商会衡：《许世英书生本色》，黄伯度：《笃行实践的许静仁夫子》，分别见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49集，第2、284、252页。

(55) 《致冯玉祥等电》，《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52页。

(56) 《与张作霖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51页。孙中山北上途中经过日本，谈及国内形势时亦称：“至于目下之北京政府，段祺瑞既出任执政，其资格良宜。予舍推崇之外，别无他存见也。”北京《晨报》1924年12月5日。

(57)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0辑，第202页。

(58) 在启程北上之初，孙已经意识到，自己到北京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版，第90页，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69页。

(59) 《北上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94-298页。

(60) 《与叶恭绰许世英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500-501页。

(61)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2月30日，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096页。以下《民国日报》消息皆引自陈锡祺同书，不再一一注出。

(62)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091页。

(63) 《陈炳堃解释善后会议之通电》，《大公报》（天津）1925年1月14日。

(64) 春木：《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大公报》（天津）1925年1月10日。

(65) 春木：《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大公报》（天津）1925年1月10日。

(66) 《善后会议与孙中山》，《申报》1925年1月28日。

(67) C．Martin Wilbur，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1922-1937，in Ho P'ing-ti and Tsou Tang，eds．China in crisis，vol．1，p．221，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8．

(68) 《段孙意见不同之点》，《申报》1925年1月6日。

(69) 《冯玉祥辞职原因》，《申报》1924年11月13日。

(70) Harold Z．Schiffrin，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China：is the warlord mold pertinent？Asia Quarterly：A Journal from Europe，3（1975）pp．199-200．

(71) 《广东七十二行商报》1924年12月22日，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082页。

(72)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3页。

(73) 《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11月5日、6日。

(74)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1月13日。

(75) 《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11月5日、6日。

(76) Donald A．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pp．5-6，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Honolulu，1976．

(77)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60-661页。

(78) 《天津通信》，《申报》1924年11月30日。

(79) 《孙段电商赣局》，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25日；《时事日志》1925年12月27日条，《东方杂志》卷22第2号；《赣局收拾之不易》，《申报》1924年2月9日；《李烈钧即日入赣》，《晨报》（北京）1924年12月21日。

(80) 于右任就曾遵命拒绝段祺瑞要其担任内政部长之请，详见许有成、徐晓彬著《于右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81) 《民党对执政府不满之内幕》，《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58页。

(82) 《善后会议与国民党》，《大公报》（天津）1925年2月5日。

(83)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244页。

(84) 《张继孙科南下之原因》，《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311页。

(85)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7，p．91．

(86)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109-2110页。

(87) 黄昌谷：《大元帅不北上患病逝世以来之详情》，尚明轩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657-658页。

(88) 尧日：《曹园张园之新讯》，《申报》1925年1月7日。

(89)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2月18日。

(90) 尧日：《曹园张园之新讯》，《申报》1925年1月7日。

(91) 《孙科之谈话》，《申报》1925年1月11日。

(92) 罗敬：《北方最近之政情》，《向导周报》第98期。

(93) 《孙中山先生篠电》，善后会议秘书处编：《善后会议公报》第1期“公文·电三”。

(94) 《善后会议与孙中山》，《申报》1925年1月28日。

(9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80页。

(96) 《段侧对中山篠电之办法》，《申报》1925年1月31日。

(97) 《段侧对中山篠电之办法》，《申报》1925年1月31日。

(98) 《善后会议增添会员问题》，《顺天时报》1925年1月21日。

(99) 《善后会议与孙中山》，《申报》1925年1月28日。

(100) 当晚，记者采访许世英，问及执政府会议是否决定采纳中山意见，许答曰：“本日在执政府会议，对于中山之建议，大多数主张为相当之容纳”，并详述了容纳方法。（《许世英关于善后会议之谈话》，《申报》1925年1月31日）

(101) 《段祺瑞复孙中山之艳电》，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30-31页。

(102) 《各法团代表之暗潮》，北京《晨报》1925年4月14日。

(103) 《汇丰主席论中国事》，《申报》1925年2月23日。

(104) 《民国日报》（上海）1925年2月5日。

(105) 《国民党正式否认善后会议》，北京《晨报》1925年2月11日。

(106) 《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大公报》（天津）1925年2月3日；《善会预备会开会纪》，《大公报》（天津）1925年2月10日；《国民党决定出席善后会议》，《顺天时报》1925年2月11日。

(107)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29页。

(108) 《国事遗嘱》，《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39-640页。

(109) 《善后会议之人的问题》，《申报》1925年2月5日。

(110) 罗敬：《善后会议中的北方政局》，《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111) 《北京通信》，《申报》1925年1月10日。

(112) 黄伯度编：《许世英先生纪念集·传略》，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49集，第1页。

(113) 《善后会议筹备处章程》，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7-28页。

(114)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51页。

(115) 遏密：《善后会议会员一览》，《申报》1925年2月7日；随波：《正式开会中之善后会议》，《申报》1925年2月12日；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二章第五节“会员”，第37-44页。

(116) 时人曾将全部特聘会员的派系作了如下分析：（1）民党派三人（汪精卫，“新文化健者”；杨沧白、彭养光，拒贿议员）；（2）段祺瑞派三人（刘振生、乌泽声、潘大道，拒贿议员，潘为章太炎弟子）；（3）张作霖派三人（赵尔巽、杨宇霆；邵瑞彭，拒贿议员）；（4）冯玉祥派二人（黄郛、张绍曾，原系直系，后因失意，立于冯系旗帜之下）；（5）黎元洪派二人（李根源，原属政学系；饶汉祥）；（6）唐继尧派二人（王九龄；褚辅成，拒贿议员）；（7）熊克武派一人（李肇甫，拒贿议员，亦属政学系）；（八）研究系三人（熊希龄、梁启超、林长民，“准段系”）；（九）旧交通系二人（朱启钤、梁士诒）；（10）政学系一人（杨永泰，拒贿议员）；（11）联治派一人（汤漪，拒贿议员，“准段系”）；（12）“西南名宿”三人（唐绍仪、章太炎、岑春煊）；（13）北洋名宿一人（王士珍）；（14）遗老一人（严修）；（15）学界一人（胡适，新文化健者）；（16）商界一人（虞洽卿）。（遏密：《善后会议之特聘会员》，《申报》1925年1月11日）

(117)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37、51页。

(118)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45-49页。

(119)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49页；《善会之二月份经费》，《大公报》1925年3月2日。

(120)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三章“善后会议之开幕”，第51页。《申报》引东方社北京电文称与会代表共96名。（《北京善后会议开幕》，《申报》1925年2月3日）因费保彦氏为善后会议筹备处秘书，所录应较为准确，故从其说。

(121) 赵之被“推举”虽以“年长”为理由，实则另有原因。赵世炎在分析善后会议与北方政局之关系时引用时人之议论说：“善后会议……虽是段祺瑞的御前会议，内幕亦有困难。溥仪的臣子赵尔巽之所以成为善后会议议长，便是老奸巨猾的段祺瑞对付张胡子的手段。当初要使奉派代表早出席，现在要使奉派代表肯服从。原来‘赵大人’是张胡子当初的上司，受招安的恩官。去年张来北京，即登门拜谒行三跪九叩礼。故现时善后会议在奉张虽觉纯粹成为段氏的御前会议，但也只好暂忍着。这话言人凿凿，虽觉偏僻，但善后会议之不能满张意是不可讳言的。”（罗敬：《善后会议中的北方政局》，《赵世炎选集》第231页）另外还有“段意甚希黄陂（黎元洪）被举为会长”之说法。（《善后会议明日行开幕式》，《申报》1925年1月31日）

(122) 段祺瑞的颂词曰：“群治循化，环若转轮，挈其机括，厥为平均。惟十四年，万象璘斌，涤瑕荡秽，咸与更新。济济一堂，全国缙绅，综合群议，开心见诚。譬植嘉木，萌芽于春，柯条万亿，根本在民。”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三章“善后会议之开幕”，第52页。

(123)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三章“善后会议之开幕”，第52-58页。

(124) 《善后会议谈话会记》，《申报》1925年2月9日。

(125)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三章“善后会议之开幕”，第58-59页。

(126) 《善后会议开会》，《东方杂志》第22卷第3号。

(127) 《善后会议议事日程》，《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84-1491页。

(128) 《善后会议议案总目》，《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92-1495页。

(129)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71-75页。

(130) 北洋政府筹备国会事务所等单位档案所藏《善后会议议事日程》中，同时列入了《整理军事大纲案》和《收束军事大纲案》，而所藏善后会议议案总目仅将《收束军事大纲案》列入，可见前者已被否决。详见《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92-1495页。

(131)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96页。

(132) 《收束军事大纲案》附“理由书及执政府秘书厅公函”，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19-120页。

(133)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09-110页；《善后会议之第八次大会》，《晨报》1925年4月1日。

(134) 《中央财政之现状》，《大公报》1925年3月9日。

(135) 《恃债为生之中央财政》，《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382页。

(136) 《目前财政上之两大案》，《顺天时报》1925年3月12日；《新公债条例昨晚明令发表》，《顺天时报》1925年3月17日。

(137)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91、123页。

(138)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27—234页。

(139)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27—234页。

(140) 参阅《法制院呈稿》，载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87-89页。

(141) 《善后会议议案总目》（1925年3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492-1494页。

(142) 《段祺瑞与张作霖意见之冲突》，《重庆商务日报》1924年12月23日，《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18册，第1580页；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88-89页。

(143)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70-173页。

(144)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99-205页。

(145) 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有左情事之一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一、褫夺公权尚未复权者，二、经证明为癫痴者，三、于本国日用通行文字，不能解说并写作者，但蒙藏青海及华侨依第四十二、四十五条有关规定，不受此条限制。

(146)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43页；《昨日善会要闻种种》，《大公报》1925年3月5日。

(147)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12页。

(148) 《国民会议条例完全通过》，《顺天时报》1925年4月1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61页；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20页。

(149) 《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东方杂志》第22卷第8号。

(150) 《联治派与联治案》，《晨报》1925年3月30日。

(151) 《政府对于联省案之态度》，《大公报》1925年3月25日。

(152) 五个议案分别为：（1）《中华民国国权分配大纲草案》；（2）《各地方制宪规程草案》；（3）《临时联立参政院制草案》；（4）《临时军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5）《临时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具体内容详见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74-185页。

(153) 《褚辅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10-119页；旨微：《所谓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案》，《益世报》1925年2月25日。

(154) 《执政府将自动的提出临时政府组织法》，《晨报》1925年3月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15页。

(155) 《联治派之活动》，《顺天时报》1925年3月30日。

(156) 《上海对联治运动之猛进》，《顺天时报》1925年3月29日。

(157) 《联治派昨开会》，《顺天时报》1925年3月23日。

(158) 陶菊隐著：《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5-106页。

(159) 《联治派在京之积极搏战》，《顺天时报》1925年4月3日。

(160) 《善后会议昨日大会流会》，《顺天时报》1925年4月5日。

(161) 《善后会议昨日大会流会》，《顺天时报》1925年4月5日。

(162)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63-164页。

(163) 《关于时局前途之联治问题》，《顺天时报》1925年3月26日。

(164) 《联治案在善会形势》，《晨报》1925年3月27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12页。

(165) 西南的九名代表为唐继尧的代表周钟岳、徐之琛、马骢，唐继虞的代表李华英，刘显世的代表刘燧昌，沈鸿英的代表岑德广，李德麟的代表严端，赵恒惕的代表钟才宏，褚辅成系自以会员资格赴京与会。

(166) 《善后会议与西南代表》，《申报》1925年2月27日。

(167) 《善后会议与西南代表》，《申报》1925年2月27日。

(168) 《段祺瑞怕联省自治》，《晨报》1925年4月13日。

(169) 《联治派与联治案》，《晨报》1925年3月30日；《政府仍疏通联治派》，《益世报》1925年4月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40页。

(170) 《段合肥复滇唐湘赵联治电》，《顺天时报》1925年4月1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38页。

(171) 《联治同志仍开会》，《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24页。

(172) 《汤漪与联治案》，《顺天时报》1925年4月4日。

(173) 陶菊隐：《吴佩孚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174) 《失意军阀利用联治政策》，《顺天时报》1925年4月1日。

(175) 曾经以记者身份采访善后会议的陶菊隐称：“我在北京采访善后会议新闻，发现张作霖反对‘联治’最力。……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曾经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如今他又痛斥联治派为‘地方分裂主义者’，指使出席会议的东北代表，此后‘联治建国案’如果列入议事日程，你们即以不出席为抵制。因此，善后会议出现了西南联治派与东北反联治派的斗争。”（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105-106页）

(176) 《失意军阀利用联治政策》，《顺天时报》1925年4月1日。

(177) 《联治案之现势》，《顺天时报》1925年3月28日。

(178) 《善会前途与联治案》，《晨报》1925年4月7日。

(179) 《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东方杂志》第22卷第8号。

(180) 《联治派之计划》，《顺天时报》1925年4月13日；《褚辅成之谈话》，《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66页。

(181) 时人在评论西南代表退出善后会议一事时说：“惟闻政府方面对此并不十分重视，据其所计算会议中之确属联治派分子者，仅褚辅成周钟岳马聪等六人，即便全不出席，亦不生重大影响。”（《西南代表将退出善后会议》，《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50页）

(182) 参见《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东方杂志》第22卷第8号。

(183) 《赵尔巽等意见书》，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59页；《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2月5日。

(184) 《胡憨已入交战状态》，《申报》1925年2月27日；《疑云疑雨之胡憨战事》，《大公报》1925年2月23日。

(185) 《胡憨争潮之由来》，《大公报》1925年2月22日。

(186) 《孙岳鱼电》，《大公报》1925年3月8日。

(187) 《孙岳调停豫局之表示》，《大公报》1925年3月7日。

(188) 费保彦：《善后会议史》，第98、105页。

(189) 《严端等提议由本会议去电赞成卢宣抚使感电并催执政立决照办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善后会议》，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190) 《熊希龄提出废督裁兵案》，《大公报》1925年3月14日。

(191)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95页。

(192)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89-198页。

(193) 《善后会议条例》，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6、256页。

(194) 《法团代表加入善会问题未解决》，《晨报》1925年3月24日；《段邸昨日下午之特会》，《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25页。

(195) 《善后会议难关愈多》，《晨报》1925年3月29日。

(196) 《昨日国务会议之重要消息》，《顺天时报》1925年4月3日。

(197) 《各法团代表之暗潮》，《晨报》1925年4月13日。

(198) 《善后会议纪要》，《重庆商务日报》1925年5月7日；《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9册，第556-557页。

(199) 《善后会议最近形势》，《晨报》1925年2月23日。

(200) 所撤回的议案共七项，计有：（1）教育经费独立案；（2）教育基金指定专款案；（3）小学教员应由国家补助薪金案；（4）规定各省区拨解烟酒税款办法案；（5）提议寓兵于工修筑全国道路案；（6）提议寓兵于工实行修治河道案；（7）声请保留之禁烟案。（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129页）

(201)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242-244页；《善会正式结束》，《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174页。

(202) 以上分别见龚心湛、叶恭绰、田中玉为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所写的序言。

(203) “胡适存件”第1643号，转引自白吉庵著《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22页。胡适不再出席善后会议一事，颇受世人关注。北京《晨报》曾报道说胡适已辞去善后会议会员之职，胡适本人则对《大公报》英文部记者否认此事，称自己只是考虑到若不能结束战争状态，善后会议实无继续开会之必要，意指不出席并不意味着辞去会员资格。（《大公报》1925年3月7日）

(204)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先驱》第24号。

(205) 《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97页。

(206) 陶菊隐：《吴佩孚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1、128页。

(207) 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第5-15页。

(208) 《向导》第113期。

(209) 《京师警察厅查禁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东团体咨陈》，《善后会议》第407页。

(210) 时论甚至认为：“自现政府之地位言之，大可以该会议之成与不成，以试验各省拥护段执政之程度。故现政府极力督促，以期其成立。”（《国民会议与时局关系》，《顺天时报》1925年8月21日）

(211) 《明令许世英筹备国民会议》，《顺天时报》1925年5月3日；《筹备国宪起草委员会已定林长民为主任》，《顺天时报》1925年5月13日。

(212) 《命令》，《益世报》1925年10月30日。

(213) 《唐绍仪章炳麟主张保存约法反对国民代表会议代电》，《善后会议》，第415-416页。

(214)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1919-1936），第833页。

(215) 《湖北省议会维杜议员反对成立国民代表会议电》，《善后会议》，第416-417页。

(216) 《宁民会初选怪象百出》，《晨报》1925年9月12日。

(217) 《鄂人反对湖北贿选》、《鄂代表复选展期》，《顺天时报》1925年10月9日、12日。

(218) 《苏民会复选纠纷未已》，《晨报》1925年10月8日；《苏省民选纠纷》，《顺天时报》1925年10月12日。

(219) 《民会选举延期消息》，《顺天时报》1925年10月25日。

(220) 《民会来京议员昨日见许提出四项要求》，《顺天时报》1926年1月6日。

(221) 《奉天允办民选》，《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200页。

(222) 《国民会议有成立之希望》，《顺天时报》1925年9月29日。

(223) 《北洋军阀大事要录》，《北洋军阀》（1912-1928）第6卷，第266—271页。

(224) 李进修：《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页。

第三章　初期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中的一件大事，虽然其重要性最初并未彰显。国民党自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一直处于逆境之中。孙中山因屡遭挫折，开始向政治上并不完全认同的苏俄靠拢。苏俄出于国家利益及实施世界革命目标的考虑，亦改变以往支持吴佩孚甚至陈炯明的做法，开始做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的工作，国民党的“联俄”政策由是开始形成。要“联俄”则不能不“容共”，从逻辑上讲，“容共”乃“联俄”自然的内涵延伸，而俄国方面也有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要求，因为苏俄希望通过向国民党内输入共产党人的方式来改变国民党的政治色彩和人员构成。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既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政治安排，也需要通过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来扩大政治影响，于是国共合作得以成为现实。这一时期国共合作最主要的成果是促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国民革命因此逐渐形成新的浪潮，国民政府北伐的后方逐渐巩固。但是，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并不牢固。两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分歧十分严重，即便孙中山在世时也是如此，因而在合作过程中，又时常发出不和谐的声音。

第一节　国共合作局面的成立

一　“联俄”与“容共”实际步伐的迈出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是从“联俄”开始的。孙中山是一位具有英、美教育背景的政治家，他从事革命的经费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海外华侨（主要是美洲和东南亚的华侨），这两方面的因素使他从开始革命起，就将争取外援的重心放在欧美，其政治理念也基本是欧美式的。对于与广州毗邻的港英政府，孙中山亦十分重视，他任命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担任外交部长，就是因为他“需要伍朝枢来同英国人打交道”⁽¹⁾。

正因为如此，在苏俄及共产国际谋求与国民党建立关系之初，孙中山态度十分审慎。在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孙中山强调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适合中国，并对中东铁路和俄国在外蒙驻军问题表示了严重关注⁽²⁾。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到中国来行使其使命，并征询孙中山对实施苏维埃政权的意见时，孙中山曾向达林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建议：“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教化的县。那里住的是苗族人，他们比我们城里人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到那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制度。”⁽³⁾

孙中山在政治思想上与苏俄存在差别，致使酝酿已久的“联俄”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共合作一直没有实际动作。国民党及孙中山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走出关键一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直皖战争之后，英、美等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支持获胜的直系中央政权及其实施的武力统一政策，争取英、美方向的外援已经不再现实。对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在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报告中有明确的表述：“促使国民党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过去半年内发生的事件。在这个期间里，美国在华中和华北的势力不仅实际上而且表面上都开始压倒日本的势力。曹锟（现在的中国总统）的当政得到美国的支持，它不仅意味着美国势力的增大，而且意味着中国最大的军阀派系——直系的加强。这一事实迫使国民党更加迅速地表态和更加公开而真诚地联合苏俄。”⁽⁴⁾共产国际作为极力促成国民党“联俄”的一方，其判断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从苏俄方面观察，十月革命之后该国一直处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为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境地，也亟须谋求中国的“承认”并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为达到这一目的，苏俄并不因为英、美支持曹锟政权便置北京政府于不顾，相反，在苏俄谋求建立的中苏关系中，北京的位置最初是远远高于广州的。对于北京政府，孙中山曾要求苏俄方面不予承认，但苏俄没有采纳其意见。因为在苏俄看来，“不管北京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终归是中国的正式政府”，因而将“力图同它建立正常关系”视为理所当然之事⁽⁵⁾。苏俄与北京政府的接触曾经引起孙中山的严重不安⁽⁶⁾。只是在与北京的谈判中，王正廷、顾维钧等坚持将解决外蒙撤军等问题作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与苏俄方面先建交后谈判解决两国间“悬案”的立场相忤，谈判一时陷入僵局，广州的地位才因此而提高⁽⁷⁾。后来北京方面同意与苏俄妥协，正是出于阻止加拉罕南下与孙中山联系这一策略的考虑⁽⁸⁾。不过孙中山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是苏俄方面始料未及的。

在意识到广州的地位与作用之后，苏俄方面决定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几乎同时，孙中山派出其军队参谋长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苏俄对国民党的经费和军火援助问题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鲍罗廷是促进国民党联俄的十分合适的人选。他为人“谨慎周到，态度和蔼”，不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关系”，而且“与孙中山先生相处甚得”⁽⁹⁾。他的到来，对国民党实施“联俄”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蒋介石率团访苏，获得的总体印象并不佳好，在外蒙驻军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的感受尤其如此。在归国之后给廖仲恺的信中，蒋写道：

尚有一事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之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¹⁰⁾。

蒋介石回国后向孙中山递交书面报告，并于1924年1月中旬国民党一大开幕前夕将访苏的结果向孙中山作了口头陈述⁽¹¹⁾。

尽管对俄国有所警惕，蒋介石率团访俄期间形成的某些印象和所获得的具体成果却加强了孙中山“联俄”的决心：莫斯科对代表团最高级别的接待，为国民党培训军队干部协议的签订，以及关于俄国政权及军队强大和巩固的印象，关于红军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培训经验对国民党的重要性的认识，关于党和共青团的集中组织对组建有效国家政治结构的意义等，都增强了孙中山对于苏俄可引为中国革命之臂助，苏俄经验可以为中国革命参考的认知。

对于蒋介石的顾虑，孙中山有着自己的处置之道。据蒋介石称：“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宜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分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¹²⁾

真正构成孙中山实施“联俄”政策的理论障碍是苏俄的共产制度。虽然孙中山常说自己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根据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理论，民生主义当然与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但孙中山始终认为，共产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至少在现阶段是如此。因此，尽管有“联俄”的现实政治需要，要与实施共产制度的苏俄实施联合，孙中山在认识上是难以融通的。加之当时共产制度被西方国家视为“政治瘟疫”，受此影响，国人避之惟恐不及，国民党自然要顺应舆情，注意与之划清界限。

但是，自从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共产制度”已不再构成孙中山实施“联俄”政策的障碍。孙中山是通过马林的介绍获知俄国“新经济政策”实施情况的，他在致廖仲恺等的电报中称：“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行共产主义，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划相差无几，至为欣慰。”⁽¹³⁾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从1921年开始，一直实施到1927年，而孙中山在1925年便去世。也就是说，终中山之世，国民党都可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为理由，为“联俄”的政治行为作出至少自己认为合理的解释。

当然，孙中山更关心的是获得实际的经费及军火方面的援助。在这一点上，苏俄出手虽算不上慷慨，但对国民党而言却能收到雪中送炭的效果。1924年，苏俄在黄埔军校缺乏军火，难以开办的情况下，运来8000支俄式步枪，每支配有500发子弹，并资助现金200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解决了军校的燃眉之急。1925年苏俄一次向广州运送了价值56．4万卢布的军火；1926年又分四批向广州运送军火，共计2．3万支步枪，90挺机关枪，1000把军刀，子弹1200万发，大炮24门，炮弹1000发⁽¹⁴⁾。

苏俄向国民党提供援助有三个附加条件：其一是要求国民党进行改组，其二是实施国共合作，其三是修改国民党的纲领。苏俄要求国民党改组的目的是想改变国民党尚未形成“强大的政治组织”的状况，使之“处在我们（苏俄）的影响之下”，“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¹⁵⁾。国共合作是苏俄改变国民党的一项重要措施，就像掺沙子一样来改变国民党既有的人员构成。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要“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¹⁶⁾。苏俄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曾经发出与国民党合作的指令。对于国民党，苏俄方面曾明确暗示，能否得到所期望的援助，取决于它与中共的关系⁽¹⁷⁾。至于修改纲领，则完全是要按照俄国人的意志来改造国民党。

很明显，这些条件如果被接受，完全可能将国民党改造成类似共产国际支部似的组织。对国民党提供援助的条件，苏俄态度十分坚决。当孙中山与马林就“南方迫切需要财政援助”进行磋商时，马林明确表示：“如果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¹⁸⁾

孙中山并非不愿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政治军事斗争的一再失败使他对国民党组织的散漫与无力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如果完全接受苏俄的条件，国民党是否会改变自身，甚至会成为苏俄的“工具”。围绕这个问题，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作为一个有几十年革命斗争经历的党的领袖，孙中山当然不愿意看到他所缔造的党发生分裂，不愿意失去自己对于全党的领导地位，降格成为某一派的领袖。但是，现实政治、军事斗争中一再失败的艰难处境，使孙中山不得不淡化在“联俄”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可能出现的组织分化，将争取援助这一功利主义的考虑放在首位。

直接促成孙中山联俄的事件是陈炯明反目。陈炯明是孙中山扶持提拔起来的，孙中山曾对之寄予很大希望，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之前陈已升任广州政府陆军部长。由于政治上的分歧，加之英国的支持，陈炯明在1922年6月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走上海。在孙中山前往停泊在白鹅潭的军舰上避难时，英国人竟以白鹅潭接近沙面租界，担心牵动外国兵舰为由，要求孙中山离开广东。部下反目为仇，英国人“助纣为虐”，给孙中山以强烈刺激，使他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最终将目光转向苏俄。他在离粤赴港时对随行人员说：“中国革命，许多地方须借镜于俄国。”并让陈友仁转告达林说，他已深信，“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¹⁹⁾。由此可见，陈炯明兵变之后国民党的艰难处境是孙中山决定“联俄”并作出“容共”决策的一大关键。

作为被“容纳”一方的中国共产党，其多数领袖最初对国共合作尤其是“党内合作”并不赞成。陈独秀1922年4月6日致维经斯基的信对“党内合作”所持否定态度，反映了中共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多数人的意见。但由于共产国际在1923年1月12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²⁰⁾。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组织，不能不表服从。加之马林在中共内部作了大量说服工作，中共在西湖会议经过激烈争议之后，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但只同意少数共产党领袖加入国民党。直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罢工被镇压，鉴于血的经验教训，中共才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只能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应由工人运动转变为国民革命。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承认：“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因此，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提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大会还特别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与《宣言》相呼应，提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因此，中共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²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施国共“党内合作”，成为中共的重大决策。

可见，尽管有些勉强，国共双方毕竟都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令作出了配合或接受的决定，国共合作在酝酿多时之后，终于迈出实际的政治步伐。

二　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的开展

国民党改组与“联俄”有连带关系，“联俄”又与“容共”有连带关系，既已同意“联俄”、“容共”，则改进国民党组织也就势在必行。

实施改组之前，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国同盟会虽有近二十年的政治斗争历史，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但组织涣散，政治纲领模糊，内部派系分野严重，整个党全靠孙中山的崇高地位和威望来维系。“二次革命”之后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盖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的做法，甚至一度使党带上秘密社会的组织色彩⁽²²⁾。斯内夫利特曾撰文分析国民党的状况，认为“国民党不能算一个政党”，他引用“一位北方的著名军阀”的话说：“中国没有国民党，只有孙中山党。”⁽²³⁾所言大体符合改组前国民党的实际状况，并说明了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923年10月6日，苏俄政府应孙中山邀请派驻广州的代表鲍罗廷（Borodin．Michael）到达广州。18日，孙中山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希望鲍罗廷用俄国的方法“训练吾党同志”。孙明确表示：“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习他的方法。”⁽²⁴⁾不久，孙中山又聘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则公开将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表示：“将来引导中国国民运动以致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²⁵⁾于是，国民党的各项改组筹备工作便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全面展开。

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宜。24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胡汉民、林森、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谭平山、孙科、吴铁城九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全面负责改组工作。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分别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说明国共已在政治上开始合作。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由廖仲恺主持，鲍罗廷在会上作关于改组和制定新的章程草案的报告，强调革命力量联合对于被压迫民族自由解放的重要性。会议通过了改组计划。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成立之后，全力以赴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共议决包括全国代表案、国民党改组宣言案、党纲和党章草案、广州区党部和区分部案、筹办军官学校案等重要议案和决议四百余件，并决定于1924年1月5日在广东召开国民党“一大”⁽²⁶⁾。

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12月，孙中山连续发表三次演说，阐释国民党改组的必要和实施“联俄”、“容共”政策的主旨，表示：“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之所以以苏俄为模范，是因为从俄国人那里可以学到政党组织的方法。“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则由于我党组织之方法不善，前此因无可仿效。法国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国革命血战八年而始得独立，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²⁷⁾。孙中山强调学习俄国人的政党组织方法，却闭口不谈俄国党的主义，为国民党的改组定下了政治基调。

为推进改组筹备工作在各地展开，孙中山委派廖仲恺、胡汉民到上海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委派李大钊在北京从事国民党党务改组工作。改组工作的重点在广州、上海两大城市。筹备改组的第一步是在各地进行党员登记。广州的党员登记尤为严格，同时开展市党部、区党部和区分部的组织建设，统一宣传机关，并将大本营党务处、大本营直辖委员会、广东宣传局裁撤，归并于临时执行委员会。为统一思想，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限制党员对外发表关于党务的意见，并设讲习所以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到1924年1月12日，广州成立了九个正式区党部、三个代理区党部、六十六个区分部、三个特别区分部，党员登记人数达8218人，两个月内增加党员4569人。在上海，截至1924年1月10日，总共正式成立一个区党部、三十三个区分部，此外尚有三个未编次序的区分部。上海的工、商、学界也建立了国民党基层组织⁽²⁸⁾。

在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做了大量的工作。1923年9月，李大钊与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组织，清洗参加贿选的国民党党员，同时吸收“激进”青年加入国民党。据张国焘称，到11月，“北京国民党组织的人数增至一千余人，可以说大多是北京的优秀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占三分之一”⁽²⁹⁾。湖南原先没有国民党组织，国民党中央派覃振到湖南去筹建，在毛泽东、李维汉、何叔衡、夏曦、刘少奇等人协助下，筹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夏曦、刘少奇还受国民党中央之命，担任湖南第一、第二分部筹备主任⁽³⁰⁾。其他地区（如四川、山东）的共产党人也与国民党人相互配合，使地区国民党的改组筹备工作开展起来。

1923年11月下旬，中共在上海召开三届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总结了各地贯彻党的“三大”有关国共关系决议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并通过《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明确了“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决定将“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作为国民运动的“首要工作”，并确定了扩大国民党组织的三项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决议明确规定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合作”中的关系：“一、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二、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³¹⁾中共中央的决议案，旨在促进国民运动的开展，但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党员的一切政治言论与行动，须服从共产党的指挥，又给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士提供了口实。

不仅如此，共产党人为“矫正”国民党的政治观念，还对国民党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其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对待军阀政策的批评。认为孙中山只注意在军阀之间周旋，而不敢提出打倒一切军阀的口号是一种政策性错误。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甚至宣称：“国民党一直所采的方法和一切混蛋的政团如安福系、交通系、直系、奉系等的无甚差别。”⁽³²⁾二、对国民党对工人运动态度的批评。认为国民党为避免“赤化”、“过激”嫌疑，无视资本家阶级对工人的压迫，甚至为了避免激怒英国人，对吴佩孚制造京汉铁路惨案，亦“一声不响”⁽³³⁾。三、对孙中山外交政策的批评。一是批评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不够热情主动；二是批评孙中山为争取外国援助而对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常常缩头缩脑，不敢出面领导群众，有时且故意躲避”⁽³⁴⁾。

中共上述决议案以及对国民党的批评，与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三大”的指示有关。该指示中一些关键性的政治表述，如共产党人应该在国共合作的同时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吸收国民党左派分子加入共产党等，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国民党内以“秘密组织”形式活动的依据。一些国民党领导人得到了这份文件，深感不满。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吴荣新、林直勉、邓慕韩等11人联名向孙中山递交《检举共产党文》。邓泽如等人上书的主要内容与《向导》批评国民党所涉内容大体相同，而政治立场则截然相反。认为《向导》对国民党联络国内实力派共同反直的策略及对外政策的批评，目的在于使国民党“丛国际之仇怨”，“在国内绝实力派之协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想利用国民党的躯体，“注入共产党的灵魂”，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的性质⁽³⁵⁾。

孙中山接到上书后很快作出批复。针对邓泽如等人“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的说法，孙中山解释说：“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同时，孙中山再次阐明自己的立场。他认为，陈独秀等人对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批评，体现了“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针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从事“秘密组织”活动的现象，孙中山强调“彼等”既加入国民党，就必须“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关于联俄问题，孙中山因重视苏俄援助，故告诉邓泽如等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我党，故资本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只有俄国及被压迫之国家与被压迫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但孙中山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斗争。那些“中国少年学生”确实曾经“竭力排挤而疵毁我党”，以便“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从整个批文的内容及口气上看，孙中山是在调和当时国共之间存在的对立情绪，因而他要邓泽如等人宽大为怀，捐弃前嫌，团结共产党人，不要因陈独秀等人“往时反对吾人，而绝其向善之路”⁽³⁶⁾。

孙中山为国共合作所作的调解工作，为国民党改组及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内部条件。

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海内外代表总数为198人，实际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73人。中共代表为24人，比较著名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等⁽³⁷⁾。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提出了这次大会的两项重要任务：“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³⁸⁾开幕会之后，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等五人组成主席团，值日主持会议。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中国国民党章程》、《出版及宣传问题案》等十一个重要决议案，并通过了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种具体办法。新通过的国民党章程制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完整的组织系统。党章规定在保留“总理”的前提下实施委员制。孙中山为国民党总理，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无须选举产生。总理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有提起复议之权，对中央委员会决议有最后决定权。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但在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委员24人组成，包括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戴季陶、林森、邹鲁、谭延闿、于右任、叶楚伧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由17人组成，包括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林祖涵（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等。执行委员会之外复设监察委员会，选出中央监察委员及候补监察委员各五人，包括邓泽如、张继、吴敬恒、蔡元培、许崇智等。地方则各省设省代表大会和省执行委员会，各县设县代表大会和县执行委员会，各区设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和区执行委员会；区分部为基层组织，设分部党员大会和执行委员会⁽³⁹⁾。

“一大”闭幕翌日，孙中山主持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设立中央党部。中央党部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调查部、军事部等机构⁽⁴⁰⁾。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还决定在各地建立地方执行部，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实际建立的有北京、上海、汉口三个执行部。

经过国共两党共同筹划和努力，国民党组织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国民党已有正式省党部十二处，特别市党部四处，临时省党部九处，全国除云贵、新疆等少数省份之外，绝大多数省区都建立了国民党组织。1926年初，党员人数达到50万，正式登记的有20万。党员的构成也发生变化。以广东为例，1926年2月，省党部报告的党员人数已由九个月前的1．5万人增至4．8万人。其中农民占40％，学生占25％，工人占25％，商人占10％，军、政、法、报、自由职业和其他人员共占百分之几。很明显，经过改组，国民党不仅扩充了党员人数，而且改变了组织成分⁽⁴¹⁾。

“一大”经过激烈争论，在对诸如将大土地收归国有一类具有“共产”色彩的内容作了删改之后，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⁴²⁾。

《宣言》分析了“中国之现状”，认为自辛亥革命之后，军阀专横、列强侵略的形势日益加剧，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深渊。因此，进行国民革命，实施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

对于“国民党之主义”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言》重新作了解释。民族主义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要实现前一目标，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要实现后一目标，就必须“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后，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民权主义旨在赋予国民更多的民主权利。规定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针对“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的情况，《宣言》主张，“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民权实施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之中，以孙中山创制的“五权分立”，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作为原则，以济代议政治之穷，矫选举制度之弊。民生主义的内容乃孙中山一贯主张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项。国家应制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以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凡具有垄断或规模过大之企业，应“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及苏俄“指导”的结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曾经明确表示，三民主义将通过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所作解释，来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⁴³⁾。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几乎在所有各点上都对国民党行动纲领作了十分重大的修正”，“实际上，（共产国际）向国民党推荐的纲领与中共的最低纲领几乎没有区别。这些坚持不懈的推荐意见表明，共产国际竭力想把国民党变成‘中国的雅各宾党’”⁽⁴⁴⁾。

尽管因联俄、容共立场的确立，《宣言》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较之以前有所不同，但国民党的基本政治立场仍然没有变化。例如，以前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在主张实现民族独立自由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现在因联俄需要而将这一口号写进《宣言》，但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与苏俄并不完全相同，它不包含“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内涵，最多只是过去指斥的“外国列强”的代名词；对于苏俄在中国推动“世界革命”，国民党也有所警惕。在民权问题上，以前对西方政治制度颇多赞词，现在虽然出现了指斥代议制度下民主为“资产阶级所专有”的言论，却不主张用“无产阶级民主”而主张用超阶级的“平民”、“国民”的民主取而代之。这体现孙中山力图对西方近代政制进行改良的一贯立场。

《宣言》还明确规定了“国民党之政纲”，内容包括对外政策七条和对内政策十五条。对外政策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特权，对内政策主张制定划分中央地方权限、实施省宪并制定具体政策，以保障民权、民生主义的实施。《宣言》明确宣称，上述内外政策，为国民党“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⁴⁵⁾。

国民党“一大”取得的另一重要成果是通过改组方式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国民党“一大”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11％。当时共产党员总数不过四百余人，而国民党的人数仅广州一个城市登记注册的就有8218人，广东全省党员人数将近四万人。全国的总数未见确切统计，但即便没有蒋介石在苏俄考察时所夸张的60万人⁽⁴⁶⁾，也应当不会少于十万人。若以十万计，则共产党的人数仅为国民党人数的4‰，但出席“一大”的代表则占了代表总数的11％。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不仅如此，在“一大”会议上，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党员的地位与作用也十分突出。李大钊是孙中山亲自提名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担任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谭平山担任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于树德担任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大会的各项组织领导工作。瞿秋白参与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并以此资格出席大会。

在“一大”期间，代表围绕是否允许共产党员“跨党”的问题产生争议。1月28日，在讨论党章修正案时，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发言，称“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在第一章第二条之后，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如果这一提议得到通过，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么必须退出国民党，要么必须脱离共产党。方瑞麟的提议得到十人以上附议，大会因此展开了讨论⁽⁴⁷⁾。李大钊以章程审查委员的身份登台发言，并递交书面声明。他在发言中表示：共产党人是经过反复研究思考才决定加入国民党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为国民革命作贡献，而不是为了与国民党争夺小团体的利益。既然孙中山先生已允许共产党人“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则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同时“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为了释疑，他特别表示：“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⁴⁸⁾

叶楚伧、李永声等人对方瑞麟的主张也表示反对。而江伟藩则赞成方氏的提议，略谓凡加入国民党者，都应信仰党的主义，从事国民革命事业；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包含于民生主义，但实施途径相差太远，故反对“跨党”。对此，汪精卫不以为然，他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指出：过去吴稚晖、李石曾、张浦泉等人都曾以无政府党党员身份被接纳为国民党员，有此先例，国民党已无拒绝共产党加入的理由。他认为，国民党章程上订有纪律专章，对于党员违反党义有所制裁，因此，对于“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黄季陆表示相对赞成方瑞麟的提议，主张对于跨党“应有一种明文规定”，盖既入此党，又加入他党，若无“适宜之规定”，恐造成组织上的混乱。

廖仲恺在会上发言，反对方瑞麟的提议，认为只要对于国民党的主义能真正服膺，能彻底革命，则跨党应不成问题。对于加入国民党的人，只应问他是否诚意加入，其他皆不必多问。他特别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的一个新生命”，共产党“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功夫的”。胡汉民发言认为，大会争论的焦点，是担心跨党之党员违反党德、党章，“但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既然党内已有纪律专章，便不必在章程上规定取缔条文。随后，毛泽东提议将“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申明纪律可也”的意见付诸表决，多数人举手赞成，方瑞麟的提议遂遭否决⁽⁴⁹⁾。

关于方瑞麟提议被否决一事，胡汉民后来有一个说明。他说当时孙中山不在会场，由他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如果反对“跨党”案通过，他将无法向孙中山交代⁽⁵⁰⁾。这表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以及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政策的决心，是国民党“一大”实现国共合作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意味着，如果孙中山的作用不复存在，国共合作将面临严峻考验。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为国共合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二节　初期的国共合作与冲突

一　初期的国共合作

张国焘说：“初期的国共合作，确是鉴于大敌当前，为了共同目标，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向前奋斗，两党间的摩擦那时还未暴露出来，即使有，也是很轻微的。我目击当时北京国民党发展的情况，又证以广州的实情，也觉得中共党员跨有两党的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的纠纷。”⁽⁵¹⁾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国共合作政策之后，在大敌当前的特殊形势下，两党曾一度以国民革命的大局为重，求同存异，进行了一段卓有成效的携手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内涵是极为广泛的，包括通过国民党改组实现的政治方面的合作；通过建立黄埔军校，平定商团叛乱，讨伐刘、杨，东征陈炯明，以及筹划北伐而实施的军事方面的合作；通过支持和指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而实现的在发动并壮大工农群众运动方面的合作；通过争取冯玉祥及阎锡山实现的在北方的合作，等等⁽⁵²⁾。其中军事领域的合作尤见成效，而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则是国共合作最重要的成果。

1923年11月底，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提出并议决筹建军官学校。“一大”期间，孙中山将拟建的学校命名为“陆军军官学校”，任命蒋介石为该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选定了校址，并邀请苏俄军事顾问小组参与军校筹备工作。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宣告正式成立，孙中山任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是孙中山颇为信任的军事干部，他任校长后，亲力亲为，对军校的初期发展贡献良多，他也通过军校培养的军事干部及以此为基础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掌控了国民党的军权，并因此而崛起，成为国民党新一代领袖人物。

为办好军校，孙中山制定了办学宗旨，并亲自为学校制定了校训：“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驱，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⁵³⁾从此，以“主义”建军成为军校建设的一条重要原则。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演说中表示，创建军校，“就是仿效俄国”“组织革命军”的办法，以夺取国民革命的胜利⁽⁵⁴⁾。在黄埔军校的实际创建过程中，俄国人的“办法”通过蒋介石建议实施“政治工作制度”和“党代表制”，得到充分展现。

黄埔军校着重于初级军官的养成教育，因革命形势的需要，学制不过半年，故就军事教育而言，未必强于其他军校。但黄埔军校的最大特色是俄式政治工作制度，政治训练在军校教育中占有特殊地位。

军校创建之后，即按照苏俄的办法，设立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和宣传。曾以戴季陶、汪精卫、邵力子等为主任。为加强政治部的工作，廖仲恺等要求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党员张申府向军校推荐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张申府推荐了周恩来等人⁽⁵⁵⁾。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戴季陶等扈从至京，周恩来继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后军校扩大政治部组织，分别设立前、后方政治部，周恩来为前方政治部主任，随军参加第二次东征；包惠僧为后方政治部主任，留校工作。由于前、后方政治部均由共产党人担任主任，中共对政治部的控制影响大大加强。1926年中共党员熊雄担任主任之后，为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又在政治部增设政治指导员，制定了《政治指导员条例》、《政治教育大纲》、《官长政治教育计划》、《政治部服务细则》等。出任过军校政治教官的有胡汉民、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于树德、高语罕等人，恽代英曾任政治主任教官。

军校的政治教育也因此带上鲜明的“国共合作”色彩，对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军校中的政治课程及出版宣传刊物，几乎都充斥着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内容。政治教育大纲规定的政治课程有二十六门，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中国国民运动》、《三民主义浅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内容涉及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苏联研究等众多方面。1925年10月27日公布的军校党代表训令规定：“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⁵⁶⁾这使军校政治教育的马列主义色彩得到进一步加强。1924年11月和12月，香港报纸屡屡发表文章，称黄埔军校是“好战的布尔什维克老巢”，黄埔军是“共党布尔什维克赤色军队”⁽⁵⁷⁾。这些文章虽有站在英国立场攻击中国革命的色彩，但也道明了黄埔军校建校之初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特征。

党代表制经蒋介石提议之后，由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明确规定：“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由应管官长执行。军中党的决议，其执行亦须遵照此程序”；“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⁵⁸⁾。这一规定明显是对苏联红军建军原则的学习效仿。此制确立后，廖仲恺任军校第一、第二期党代表，汪精卫任第三、第四期党代表。党代表不仅在校一级设立，校属各部门也设立。军校内还建立了国民党的各级组织，所有学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以保证学员的组织性和政治忠诚度。军校所设国民党组织——黄埔特别党部直属中央党部，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等五人担任执行委员，其下设分部和小组。中共也在军校内建有黄埔特别支部，是秘密组织，在军校内秘密发展党员，隶属中共广东区委。　

1926年3月，国民政府以黄埔军校为中心，统一其他军校，成立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仍由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

在建立军校的基础上，国民革命军亦随之建立。1925年4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建立党军案。13日，廖仲恺提请中央下令将军校教导团第一、第二团组建成党军第一旅。不久，蒋介石受命为中央党军司令。7月3日，为统一军事，成立了国民党指挥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为最高军务统辖机关，委员为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汪精卫为主席，加伦为顾问。同时决定取消以省为别的军队名称，改称国民革命军，并陆续组建了八个军，沿用黄埔军校的治军原则，“党军”体制基本确立。黄埔党军及部分原来的粤军所组成的第一军是其基干队伍。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李朗如、林祖涵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五、第六军的政治部主任。

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作用不可低估。关于中共党员在国共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国军政工史稿》一书作了如下描述和分析：

中共分子由党部进入军校，既取得可为本党党代表的资格，深知当时本党缺乏此类人才，乃装出技术人员的姿态，借以冲淡政治色彩。在本党或军校的邀请敦促下，始勉为其难，加入军校政治部工作。在工作当中，又表现出几种态度：（1）争事不争权。愿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将握有实权之党代表职位尽量让与国民党党员担任。（2）你不干我干。凡某一政工职务，为国民党党员所不愿为，不屑为或不能为者，他们欣然接受，全力为之。（3）不信任不休。对于国民党党员之为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者，恭顺备至，每有所使，必达成任务，对其职务内应办之事，则全神贯注，力求表现，以时间和事实来换取主官的信任，非至主官全无戒心全权信托不止。（4）看后不看前。前一段完全在表现能力表现服务精神，劳苦毁誉，在所不计，待取得主官完全信任后，则关键不放松，不顾一切地贯彻共党所指示的原则，达成共党所赋予的任务。如汪兆铭继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即将党代表职务，交政治部代拆代行，事前不指示原则，事后不检查结果，其时政治部而正为共党分子把持包办，故（军校）三期以后的政治训练，几乎是共产党在主持。由军校渗入军队，从军校、党军至国民革命军，经第一次东征，讨伐杨刘，而至第二次东征，每次都有共党籍的政工人员参与，而且在作战中特别卖力，特别勇敢，尤其对于民众的策动工作，做得格外彻底。而每次领导前线政工，指挥政工作战的，好像都是周恩来，可说以共党分子为主体⁽⁵⁹⁾。

1926年5月，张国焘在广州会晤鲍罗廷。在谈到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时，鲍罗廷说出一句人所共知的名言：“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⁶⁰⁾联系上引书稿中“你不干我干”，“劳苦毁誉，在所不计”的客观评价，不难看出中共及其党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国共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国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孙中山说，国共合作之后一年国民革命工作的进展，可以抵得上此前十年之总和。1925年7月1日，酝酿已久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许崇智、谭延闿、胡汉民、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下设外交部、财政部、军事部，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分任部长，鲍罗廷为顾问。广州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其组成、人事、施政等均由国民党决定，“党治”精神由军扩大到政。这一政权的建立，使南方的革命力量表现出力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自己政治统治的气象和抱负。

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5年10月发动第二次东征，11月中旬解决盘踞东江的陈炯明部；同时发动南征，1926年2月中旬解决盘踞广东南路的邓本殷部。孙中山多年苦心经营但始终四分五裂的广东实现了统一。1924年12月，经与广西的李宗仁等接洽，国民政府任命李为广西绥靖督办，支持其统一广西。1926年3月，国民政府与李宗仁商定两广统一办法⁽⁶¹⁾。此后，广西统一于广东国民政府治下，两广成为国民革命的重要基地，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及其胜利进军奠定了基础。

二　国共两党矛盾冲突的逐渐公开化

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军阀这一国民革命目标下实现了合作，但双方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并不稳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其民主革命的目标虽与国民党国民革命的目标有吻合之处，但其进一步的奋斗目标是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强调阶级、国际、共产、专政不同，国民党标榜的是全民、民族、私有、民主。国民党从不认为自己仅仅代表哪个特定阶级的利益，宣称自己是各个阶级共同利益的代表，因而它不主张实施某个特定阶级的“专政”，而主张以“民主”的方式实施社会统治。在对外问题上，它所信奉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尽管孙中山意识到私有制的种种弊端，却不主张用公有制度取而代之，只主张对之进行改良，以救其弊而存其利。孙中山主张“联俄”时曾有一句名言：“非言主义，乃言组织。”⁽⁶²⁾之所以不言“主义”，就是因为在主义上双方差距太大，难以谈拢。当时《向导》连篇累牍地刊登批评孙中山的文章，正是导源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主义”的分歧。

在组织上，国民党“一大”虽然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但共产党始终强调组织上的独立性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坚持在国民党内从事秘密的党团活动。当时除居于中央位置的少数中共著名人士为人所共知的中共党员之外，其他一般党员的身份，并不向国民党方面公开。国民党人只知其为国民党党员，而不知其同时为共产党员。这种“共产党居于暗处，国民党居于明处”的状况，为相当一部分国民党人所不能容忍⁽⁶³⁾。

一些共产党领袖也为跨党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两难选择感到无所适从。在中共中央一次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曾谈到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的问题。“他说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他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融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员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认为这是无法解决的。他感慨的说，如果他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⁶⁴⁾。

由于思想及组织上的分歧无法弥合，国共双方的矛盾冲突很快就发生了。

（一）谢持、张继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继国民党广州党部执行委员黄季陆、孙科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制裁共产党活动的“检举案”之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于1924年6月18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弹劾书指控说：“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

弹劾书的主要依据是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共三届二中全会《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议决案》、青年团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以及《新青年》、《向导》、《觉悟》刊登的一些文章。这些议决案和文章大多强调共产党和青年团成员在国民党内应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如中共三大议决案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⁶⁵⁾

弹劾书据此认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之后，仍然在从事“党团活动”，这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所作声明是矛盾的。弹劾书引证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时提出的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书：“我党之加入本党，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我们对于本党，实应负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通的责任；一种是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诡计的举动。”弹劾书认为，共产党和青年团的议决案规定在国民党内从事秘密的“党团活动”，与李大钊所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声明相互矛盾。

弹劾书最后提出了以下意见：（1）非反对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2）非反对或排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个人；（3）完全为本党之生存发展起见，认为绝对不宜党中有党；（4）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纯系共产党在本党中之一种党团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弹劾书认为“非速求根本解决，不足以维持本党之存在及发展”。因而要求孙中山“督促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⁶⁶⁾。

一周之后，谢持、张继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前往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广州东山的寓所，与之辩论国共合作的问题，议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国民党内的派系分野问题。谈话中，谢、张质问鲍罗廷是否承认党中有党。鲍罗廷回答说：“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如方瑞麟等对中俄协定之宣言，可认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谢、张称，共产党实际已将国民党视为“对相”，以如何对付国民党为切要目的，国民党不能不视共产党团为国民党“本体上之大问题”。鲍回答说：“无妨，凡党皆有左右派之分。”谢、张驳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只能说是两党，不能说是两派，君如认之为合理，吾不料所谓组织者竟如斯，直欺人之谭耳。”

二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的问题。谢、张问共产党是否应该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鲍罗廷回答说：“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谢、张质问说，既然称国民党为腐败的党，共产党是新生的党，两党性质不相容，分道扬镳岂不更好。鲍罗廷回答说：“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故使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全部加入国民党，如有不奉命者，则认为违反命令。”谢、张表示国民党不能容忍共产党在其党内的“党团作用”，鲍罗廷称：“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

三是国民国革命的宗旨及国民党内是否有保留共产党组织的必要问题。鲍罗廷承认：“中国国民党宗旨最适用，中国尚可应用一百年。假使国民党改为共产党，吾亦不赞成，只有提皮包离广州耳。”谢、张说：“诚如君所言，在中国行共产主义，尚需待至一百年之后。共产党全体既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革命主义，又何必另挂中国共产党招牌，保留共产党组织耶？”鲍回答说：“国民党中央干部尚未能组织完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又未能对全国最有关系之问题，时时有所主张，共产党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鲍又曰：“国民党依多数决议，可自由的驱逐共产党员出党，但不希望如此作。”⁽⁶⁷⁾

这次谈话本来应是消除双方分歧及误会的一次机会，但却成了一次严厉的政治交锋。鲍罗廷在谈话中直言不讳地称国民党“已死”，说国民党是一个“腐败”的政党，并流露出由共产党取而代之的意向。这无疑对谢、张一派国民党人士构成了感情伤害，双方没有达成任何谅解，会谈不欢而散。

（二）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的发表及廖仲恺遇刺

谢、张等人的弹劾案提出之后，上海、北京、汉口、广州、港澳等地的国民党右翼分子纷纷响应，上书攻击“跨党”的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要求孙中山命令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并对倾向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予以纪律制裁。借此形势，谢持、邓泽如等又联名上书孙中山，要求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共产党实施弹劾。

从7月3日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孙中山没有出席会议，与会者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邵元冲、林森、张继、林祖涵、邹鲁、柏文蔚、谭平山等十人，鲍罗廷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争论激烈。7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由汪精卫、邵元冲主持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这是一份旨在调和国民党内部关系的文件，反映了孙中山处理党务的一贯立场。首先，《宣言》强调国民党“负有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明确了国民党在国民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其次，《宣言》强调：“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运动中唯一之根据；三民主义之革命，为中国革命运动中唯一之途径。”重申了国民党联俄、容共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前提，《宣言》强调：“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与此同时，《宣言》对国民党内对“容共”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提出规劝，指出：“数月以来，党内党外，间多误会，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趋之倾向，于反对派得肆其挑拨，同志间遂于怀疑而发生隔阂。”⁽⁶⁸⁾

8月13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两天后，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弹劾案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谢持、张继以原提案人身份列席。张继发言重申了弹劾案的意见，提出国共“分立”，其主张得到覃振的支持。瞿秋白就监察委员所指控的“党团作用之嫌疑”问题作了答辩，指出：“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即以本党之纪律绳之。……如此次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之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⁶⁹⁾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李石曾等也对国共“分立”表示不同意见，加上廖仲恺、汪精卫等人的作用，反对“分立”的意见占了上风。8月2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议案。该两案在次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上获得通过。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上述两案发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训令》重申国民党“一大”宣言精神，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辩。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训令要求党员以革命大局为重，加强团结，求同存异，将以前的争议，加以淡忘，共同努力，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⁷⁰⁾。

《训令》的发表，使弹劾案风波得以暂时平息。从事件的处理过程来看，国民党中央基本上采取的是调和国共关系的做法。即一方面指出主张国共“分立”如何“匡谬极戾”，坚持国共合作的方针不变；另一方面，又采纳了张继、谢持等人的意见，在党内对共产党的活动实施种种限制、防范措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一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尤于本党之党务进行、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⁷¹⁾为此，会议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职责是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络。按照国民党“中派”的想法，该委员会“应得到第三国际的所有指示，这样就可以切断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使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受到监视，并使中共的活动受到限制⁽⁷²⁾。

但调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努力未著明显成效。当时国共两党以及国民党内围绕联俄、容共的斗争无日或息，以致发展到使用暗杀手段的地步，结果廖仲恺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廖仲恺是国民党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曾担任财政部长、广东省长。他积极赞助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政策，在国共合作中被视为“左派”领袖。国民党改组之后，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兼任国民党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要职。由于他坚定执行改组国民党及联俄、容共的政策，因而成了一部分人的眼中钉。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身亡⁽⁷³⁾。

廖仲恺遇刺事件对国共合作是一次严峻考验。事件发生之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指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负责“廖案”及时局的处理。在“廖案”的处理上，蒋介石与汪精卫默契配合，蒋介石支持汪精卫驱胡（汉民），汪精卫支持蒋介石倒许（崇智），同时从文、武两方面向自己的政治对手发起攻势。8月24日，蒋介石就任广州卫戍司令，两天后又就任新编组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9月1日，蒋介石控制的特别委员会决定对“廖案”严厉处置。20日以武力逼许崇智（时任国民政府常委、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出走上海，接过了许氏手里的“军权”。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常委兼外交部长胡汉民因与“廖案”有牵连，一度被蒋介石拘留，9月被迫“出使”苏联，离开了广东权力中枢。通过“廖案”的处理，被视为“右派”的国民党势力受到一定的打击，而蒋介石的地位则明显提高。从前孙中山的麾下“三杰”，廖、胡二人一死一走，只剩下汪精卫一人。于是，蒋介石解决与汪精卫矛盾的时机逐渐成熟。

（三）戴季陶对孙中山学说的阐释及有关论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失去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领导核心开始多元化⁽⁷⁴⁾，对“三民主义”的“权威解释”也因此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双方在政治上及思想理论上的斗争更加激烈。所谓“戴季陶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在“一大”会议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被陈独秀等中共领袖视为国民党“左派”。但他对按照俄国人的意图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曾就“三大政策”与廖仲恺“争论累日”。1925年5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会后，他相继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连同当年5月在广州发表的《民生哲学系统表》，构成了孙中山学说的一套解释体系。

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是中国自孔孟以来正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固有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他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说：“先生的全部思想，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完全表明他，就是‘天下之达道三：民族也、民权也、民生也；所以行之者三：智也、仁也、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诚也。诚也者，择善而固执之也。’”根据“仁爱”是革命道德基础的理论，戴季陶对共产党信奉的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中国社会生产不发达，尚未形成明显的阶级区分，现实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不是阶级对立，而是觉悟者与尚未觉悟者的对立。因此，他反对在中国从事“无产阶级革命”，坚持主张国民革命，认为通过国民革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不能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实施全民政治，“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⁷⁵⁾。他批评共产党“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⁷⁶⁾。

戴季陶学说一个鲜明的政治立场，是反对孙中山提出并经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联俄、容共政策，主张以他所解释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理论基础。在组织上，他认为改组国民党，吸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使统一的革命政党内形成互不相容的两个中心，这是造成国民党思想及组织混乱的根本原因。他根据“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的理论，认为不同的政党团体因缺乏“共信”，在组织上具有“排他性”，因而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提出：要么退出国民党，要么放弃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改信三民主义，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不要“秘密的对中国国民党员予以怀疑三民主义的暗示”⁽⁷⁷⁾。

“戴季陶主义”的产生，对国民党内反对联俄、容共的分子提供了理论支持，不少被视为“右派”和“中派”的人士纷纷聚集在“戴季陶主义”的旗帜下，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呼声高涨一时。

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共的警觉。戴季陶的小册子印行不久，陈独秀就在《向导》上公开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从“理论”和“态度”两方面对戴季陶的“主义”展开驳斥。在“理论”上，陈独秀以马列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批判了戴季陶“只看见民族斗争的需要而看不见阶级斗争的需要”，认为这是一个“根本错误”；因为不从事“阶级争斗”，就不能促成工农群众力量的集中与发展，“民族斗争”也会因此缺乏社会基础。在“态度”上，陈独秀以具体事实驳斥了戴季陶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的指控。针对国共两党没有“共信”因而必须分立的说法，陈独秀指出：既然国民党标榜自己是各阶级联合的政党，则于“共信”之外，应当有“别信”的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实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因为在他的组织成份之数量质量上，都没有那一阶级的群众能够站在绝对主体地位，使党中他阶级的分子自然与之同化”⁽⁷⁸⁾。瞿秋白则撰文指出：“戴季陶主义”的实质，是要“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认为沿着戴季陶的路走下去，国民党将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⁷⁹⁾。

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士（如何香凝）也对戴季陶的学说提出批评。一些地区党部（如江苏）曾根据共产党员的建议，对戴季陶的学说展开批判。广州、武汉、北京等地，甚至出现大量焚毁《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本小册子的现象。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要求党员非经党部议决，不得发表关于党的主义与政策的根本原则的言论，表明了中央对于此事的立场。“戴季陶主义”的宣传因此偃旗息鼓。戴季陶事后感叹说：“在这一个小册子发行以后，果然生出很大的攻击和迫害来。共产党的人一致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这是必然的命运，也是当然的行动，无足怪的。然而国民党的当中许多被革命副产品的群众狂热醉倒，以及被对革命势力作投机运动的商业性迷倒的人，亦复一样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这一本小册子当时竟不能收圆满的效果，不能引起同志的回心转意，造成真实的三民主义的信仰。”⁽⁸⁰⁾

三　国民党组织的正式分裂

（一）共产国际及苏俄分化国民党的政策

政党内部总是难免出现因思想及政治立场歧异而导致的派系分别。国民党创建伊始，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两个因素淡化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一是严峻的政治斗争环境，迫使党员求同存异，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二是孙中山作为全党领袖的崇高威望，在关键时刻能化解矛盾，有效维持党在组织上的统一与团结。

然而，随着国共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不断升级，国民党由政治思想分歧发展到了组织分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部分国民党人士顽固反对国共合作激化了内部矛盾，一些共产党人在处理两党关系时表现的“左”倾幼稚的行为倾向，以及孙中山的去世使原有的内部矛盾调解机制不复存在之外，苏俄及共产国际实施的分化政策以及中共对这一政策的实践，应该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苏俄及共产国际分化国民党的具体做法，首先是在国民党内区分不同派别。在国共合作期间，苏俄及共产国际涉及国民党的文件，很少笼统地称谓“国民党”，而大多是具体的将其区分为左、中、右三派。左派主要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国民党的成员大多属于中派和右派。鲍罗廷给苏共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中的一段话，清楚地体现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派别划分：“自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即左派取胜以来，国民党右派在党内开展了反对左派的运动，他们希望孙逸仙仍然忠实于同他们的老关系，帮助他们把不合他们心意的人驱逐出党。但是，孙逸仙自己反而越来越左倾，特别是当他确信，只有同左派在一起才能有所作为的时候。因此，国民党右派除了离去，别无出路。……当我们谈论中派时，必须注意到，实际上他们至少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方面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的中派分子。不能说中派分子已经完全转到我们方面反对整个右派。不，他们仍然希望同右派中的那些他们认为不是自己的思想敌人，而是不理解孙逸仙的真正主义的人和解，对这些人应当加以教育。”⁽⁸¹⁾这些看法明显反映出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派别划分及其不同政策，即坚定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

共产国际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主要是对待苏俄及共产党的态度，及其对待帝国主义、军阀和工农群众的态度。其中对待苏俄的态度至为关键。鲍罗廷称方瑞麟为右派，理由就是方反对中俄1924年5月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左、中、右派区分出来之后，苏俄主张实施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以便通过左派来支配控制国民党。鲍罗廷曾表示，苏俄在中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把国民党的一切地方组织都掌握在我们手中”⁽⁸²⁾。为此，他明确主张“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⁸³⁾，并将在国民党内建立左翼势力视为俄国人在中国的一项使命。1925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问题以及我方（苏俄）支持以孙逸仙为首的左派的必要性问题，在全会工作中占据突出位置”⁽⁸⁴⁾。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指出：“我们现在需要坚持加强国民党左派（中派）的方针，因为右派正在加紧组织起来，并把国民党以外的反民族分子网罗在自己周围。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全会可能迫使我们同右派分道扬镳，应当对此做好准备。”⁽⁸⁵⁾

俄国人甚至企图改变孙中山的立场。孙中山本人虽然采行了联俄容共政策，但他的想法是丰富复杂的，他的行动受到国民党内外环境的影响，反映出一定的摇摆性。这既使苏俄不满意，也让苏俄感到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与方式影响甚至改变孙中山的立场，从而有利于苏俄在中国的长远布局，也有利于中共革命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加强他自身的左派倾向”，并“利用他的左倾”，实现俄国在中国的目的⁽⁸⁶⁾。

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中国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乃是苏共及共产国际在其内部划分左、中、右不同思想及政治派别政策与实践的延伸。苏俄及共产国际为维持其政党的政治“纯洁性”，强调党内斗争，定期清洗门户。这种政策在中国首先延伸到中共党内，而当苏俄企图按照苏维埃路线改造国民党时，又自然延伸到了国民党内。列宁逝世之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也有反映。《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指出：“外国人知道中共的背后，存在着俄国人的影响，但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中国的斗争，不过是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所作生死斗争的一部分。这场斗争关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目标。”⁽⁸⁷⁾

在国际政治背景上，托洛茨基是鼓吹世界革命，力图使中国“共产主义化”的重要角色。在“赤化”德国、奥地利和英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领袖转而谋求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发展。其目的在于通过瓦解英、美和欧洲其他国家控制的远东殖民地，与列强竞争。如果他们在中国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世界上又有了一个共产党国家，共产国际也就可以在斗争中成为赢家，并因此多少挽回在欧洲实施共产革命惨遭失败所失去的面子。而且，如果共产国际在中国推广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对于斯大林也将是一大打击。因为斯大林坚决反对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计划，主张先集中精力于本国，镇压或封锁自己的反对派人士，不让他们大量逃到中国去⁽⁸⁸⁾。

中共显然已卷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政争。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托洛茨基问题的决议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机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1917年以前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⁸⁹⁾

在卷入苏俄及共产国际内部斗争的过程中，中共早期领导人甚至在理论上还有某种程度的“创造性发挥”。例如，早先尊崇托洛茨基的瞿秋白在翻译介绍斯大林的有关论著时，就采用“改译”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将斯大林并未点名批判的托洛茨基直接冠以“托洛斯基派”即“托派”名称，并将其作为列宁公开批判的对象。另外，瞿秋白以斯大林的理论为依据，反复强调列宁对托洛茨基“无间断革命论”的批判，并在自己的有关文论中，将其置于苏共党内展开的“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大战的政治背景中加以分析发挥。这“表明瞿秋白改变了原先尊仰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从此坚决站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内‘正统’派别这一边，不断地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等”⁽⁹⁰⁾。

在国共合作的实践中，中共自觉地执行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的政策。从1924年4月开始，共产党的舆论刊物《向导》登载文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划分，宣扬打击右派的政治主张。在一篇题为《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的文章中，中共人士指出：“凡是一个大党，内中总难免含有若干派别，简单的分左、右、极左、极右及中央五派，这是主义及政策实施时自然的结果。”文章认为，虽然在实际政治运动未展开之前，国民党内还说不上有真的左、右派的意见发生，但“将来国民党在政治上实际运动丰富时，左、右派政见不同，也是不能免的事”⁽⁹¹⁾。实际上，无须“将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当时已经在对国民党作左、中、右的划分了。这年7月，陈独秀在致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指出，国民党内基本上只有“右派反共分子”，“左派”仅戴季陶一人，但也只是一个空头理论家，孙中山及其身边的人全是“中派”⁽⁹²⁾。

次年5月，《向导》刊登了《何谓国民党左派》一文。文章认为，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出现了一个“最好的现象”，这就是“党员群众之左倾”。文章表示，“我们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准备帮助国民党左派的，并且希望全体忠实的国民党员都是左派”。文章提出了“左派”必须具备的四个基本标准：彻底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及其附属军阀、买办阶级；恪守孙中山确定的“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苏联携手的方针”；与一切反革命右派分子决裂；实施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政纲⁽⁹³⁾。

当戴季陶出面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之后，中共批判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加剧。迨西山会议召开，国民党正式分裂，而戴季陶因与西山会议派有瓜葛，他连同他的同情者均被指为“新右派”。陈独秀在《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一文中对国民党历史上的派系区分作了陈述。他认为，国民党内早就存在左、右派之分别，只是于今更甚罢了：“最初是孙、黄分裂，右派由欧事研究会变为政学会；其次便是孙、陈分裂，右派变为联治派；再其次便是去年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右派变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最近从中山先生死后到现在，又渐渐形成戴季陶一派。每逢分化一次，党内之阶级的背景都更明显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帜都更鲜明一次。戴季陶派或者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在思想上最后完成了。”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重新提出了划分左、右派的标准：在理想上，左派将帝国主义当作一种制度来反对，右派仅仅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左派在推翻军阀之后是要建立民主国家，右派则只是建立现代的贤人政治。在策略上，左派实施联俄，与共产党合作，保护农工权益的政策，右派则反对这一政策。文章最后表示，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必须赞助国民党的左派而反对右派”⁽⁹⁴⁾。

孙中山及国民党内一部分领袖并不认同对国民党作左、中、右的政治派别划分。作为全党领袖，孙中山显然不能仅仅以某一派的首领自居。如果说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相对居“中”或偏“左”，这是对的；但若说他是“中派”或“左派”，则很明显是对其思想政治立场的误解。其他一些国民党领袖为避免国民党组织上的分裂，也尽量在言论及行动上采取调和的态度。如蒋介石于廖仲恺遇刺之后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就明确指出：“我们学校里，我们党军里，没有什么共产派与反共产派，完全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完成国民革命。”⁽⁹⁵⁾同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黄埔对党员发表演说，再次声称：所谓“左派”、“右派”都是“我们的同志”，表明了反对在党内区分左、右的立场⁽⁹⁶⁾。

事实上，国民党内部政治思想分歧虽日益严重，但左、右两派共同之处仍然不少。如汪精卫，当时被视为左派领袖，但骨子里仍然具有人们指斥的“右”的倾向，不然就不会有后来的宁、汉合流了。就是对于自己极力主张的接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汪精卫仍然保有政治思想防线。他曾说：共产党如果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生命定要发生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⁹⁷⁾。

尽管如此，苏俄及共产国际分化国民党的政策仍然发挥了相当明显的催化作用。在其他一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国民党内部很快也有了左派、右派的说法。“左派”具有褒义，是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联合的对象；“右派”具有贬义，是打击的对象。而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也逐渐公开化、白热化。胡汉民访俄与拉菲斯谈话时承认：在左、右分野日渐明朗化的形势下，“国民党不是把党内的右派分子看作在孙中山旗帜下进行斗争的同盟者，相反，是把他们作为叛徒看待。因此，国民党左派主张开除他们”⁽⁹⁸⁾。这就不可避免导致了国民党组织的分裂。

（二）西山会议与国民党的组织分裂

1924年10月，利用直奉战争之机，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曹锟，直系统治崩溃。不久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乃宣言北上，途经上海、日本、天津，于12月抵达北京。孙中山北上，国民党干部扈从者甚众，一段时间内，北京俨然成为国民党领袖聚集的另一个中心。而聚集北京的又多为被共产党视为“右派”的人士，于是反共活动得以迅速开展。

1925年1月中旬，冯自由、谢英伯、马素、邓家彦等在北京组织“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他们上书孙中山，历数国共合作以来国民党内信仰不一、组织混乱的现象，并提出“挽救方法”七项⁽⁹⁹⁾。与此同时，邹鲁、谢持等成立“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发出通告，公布弹劾共产党的宣言。该两个组织于3月8日召开合并大会，宣布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与会者共二百余人，唐绍仪、章太炎等十六人被选为理事。俱乐部成立后，发表宣言，称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国民党的形势日益恶化。指责共产党“欺蒙总理，佯称归顺国民党，实则利用本党名义，自图发展，为祸本党。彼等接受俄国运动费，收买青年，欺骗劳工。彼等百计谋不利于本党，高唱放弃外蒙，作俄人走狗，阻碍党务，骂本党最大多数同志为反革命、非党人，以赤化本党”⁽¹⁰⁰⁾。俱乐部成立于孙中山病危之时，明显表现出在组织上与国民党“左派”分庭抗礼的姿态。

针对这种情况，汪精卫等于3月10日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将冯自由等三百二十名党员开除党籍。两天之后，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以后一段时间，“反共”的鼓噪暂时平息，左派势力增长，国民党出现了明显的“左”的倾向。6月3日，国民党中央声明，实施联俄、容共政策并不意味着“赤化”。7月1日，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遂有“党国”之称。而在京的“同志俱乐部”则宣称：在共产党存在于党内期间，广东政府一切政令无效；在共产党问题未解决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切职务，由同志俱乐部代理。

1925年11月23日，林森、谢持、邹鲁、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等八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等两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以及张继、谢持两名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大会”。因会议在西山召开，故又被称为“西山会议”，与会者及其支持者则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广东方面认为，当时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委员及候补委员总人数为五十一人，而这次号称“全会”的会议只有十三人与会，未达到法定召开“全会”的人数，因而斥之为“非法”。

邹鲁对于会议是否够法定人数有另一种算法，即不将候补中执、监委员计算在内。他说，当时中执委共二十四人，胡汉民被放逐在俄，熊克武被捕在狱，不应计算在列；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等，因本身系共产党人，自不许列席。这样，实际委员只有十八人，而十八人中已有十人出席，故在中执委中，出席者已居多数。中监委共五人，已有谢持、张继出席。吴稚晖署名召集会议，并出席了第一次预备会议，担任主席，吴也称自己是“西山会议派”。邓泽如虽未到会，却赞助过经费。监察委员五人中，除了蔡元培在国外与会议没有关系外，其他人都与会议有关。他的这种算法，暗示会议是合法的，至少是得到多数中央执、监委的支持的⁽¹⁰¹⁾。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共产派”问题。经过四十三天讨论，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及一系列决议案。《宣言》称：“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党团之作用。”“共产党员忠于共产党主义，虽违信誓，原无足责。在本党则自有主义，自有工作，虽推倒帝制，扫除压迫，与共产党同其步趋，然中俄之历史不同，社会之情状亦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势不并行。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斩然以明，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¹⁰²⁾。为“彻底解决”共党分子在国民党内的“跨党问题”，会议作出取消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将他们开除国民党的决定。

对于联俄政策，会议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会议通过《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告同志书》，指出：对于“在国际上互以平等相待的国家”，国民党当然和他携手，“但是携手并不是卖身投靠式的”，而是以平等的地位相互协助。“若是苏俄采用帝国主义手段”对待中国，那他就是“本党的敌人”⁽¹⁰³⁾。会议特别指控鲍罗廷“挟其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又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使本党之组织为之崩溃”，提出并通过了解雇苏俄顾问鲍罗廷的议案⁽¹⁰⁴⁾。

对于左派领袖汪精卫，会议作出开除党籍六个月的处分决定。有关“判决书”指出：“汪精卫违反总理容纳共产派归化本党之本意，与顾问俄人鲍罗廷朋比为奸，扰乱本党组织，破坏本党纪律，以致客卿专政，共产党入揽大权。”“判决书”列举了汪精卫“罪孚叛党，行同卖国”的九个方面事实⁽¹⁰⁵⁾。与此同时，会议还作出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取消政治委员会，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广州移至上海，恢复孙中山逝世后因反共而被开除者的党籍，《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应由党审定决议发行等一系列决定。

针对这种情况，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召开第十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授权国民政府全力制止“西山会议派”召开“二大”，并“下令通缉叛党分子归案严办”⁽¹⁰⁶⁾。共产党则通过《政治周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批判“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言行。

1926年1月1日，西山会议尚未结束，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二百七十八人。会议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主持下，作出接受总理遗嘱，完全继承“一大”制定的政纲，修正党章，发布宣言，整饬党纪的决定。会议决定坚持国共合作的方针，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对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龙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十二人提出书面警告，责其改正。戴季陶以个人名义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造成不良影响，由大会予以恳切训令，促其反省。会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除戴季陶继续当选之外，所有“西山会议派”成员都被剔除。在新当选的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人有谭平山、李大钊、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恽代英、彭泽民等七人；在三十二名候补中执、监委中，共产党人有毛泽东、韩麟符、路友于、邓颖超、詹大悲、江浩、谢晋等七人。在新组成的中央党部中，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彭泽民任海外部长，汪精卫任宣传部长而以毛泽东代理，李大钊任北京政治分会主任。另外，与共产党关系甚密的陈公博、邓演达、徐谦、顾孟馀、甘乃光、宋庆龄、何香凝等也纷纷当选。很明显，经过“二大”，被视为“左派”的国民党党员及共产党人已经在“一大”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¹⁰⁷⁾。

“西山会议派”则在上海另立中央，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抗衡。1926年3月29日，该派人士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宣言，继续坚持反共立场，主张用“全民政治”取代共产党主张的阶级专政的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合于吾党在理论上之主张与方法”，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理论上无资本主义之立足点，即事实上亦无发展资本主义之可能。……故由资本主义形成之阶级，不复能显著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主张阶级斗争，实不合社会之需要，盖阶级斗争之说，至易破坏国民革命。吾人为统一国民革命阵线之故，势必截断其主张”⁽¹⁰⁸⁾。

西山会议以及广州、上海两个国民党“二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在组织上的正式分裂。由于在人数上占多数，加之据有两广地盘，有地方政权及军权的支持，有俄国人作后盾，广州方面在多数国民党人的心目中，仍然居于“正统”地位。

第三节　蒋介石政治立场明朗化及中共的反应

蒋介石在国共合作之初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重要成员。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很多言论都给人以积极支持联俄、容共政策的印象，而最能表现其“左”的倾向的是他在苏俄考察期间公开发表的大量言论。

1923年8月底至11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访问，以考察苏俄的政治、军事和党务。访俄期间，蒋介石与苏俄有关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

9月2日，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向蒋介石表示，国民党的精神与俄共（布）非常接近，希望两党、两国加强联系。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并补充说：“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可能对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很有教益”⁽¹⁰⁹⁾。11月26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介石发表的谈话甚至使人怀疑他的国民党员身份，或者怀疑国民党的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蒋介石首先从主义上对苏俄表示认同。他明确表示，“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当前中国革命的政治口号虽然不是共产主义，但当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宣传共产主义原则的工作”。接着他称赞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表示国民党正在从事的国民革命“是进行世界革命工作的一部分”。鉴于“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具有“领导革命运动的责任，特别是领导那些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责任”，他希望共产国际“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中国”，“领导我们并就中国革命的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¹¹⁰⁾。

虽然蒋介石在苏俄公开发表的言论十分激进，但他始终没有认同苏俄的政治制度。在后来回忆俄国之行时，他曾明确指出：“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¹¹¹⁾

对于“联俄”可能造成的对中国利益的损害，蒋介石也始终持防范态度。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说：“至其（苏俄——引者）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绝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¹¹²⁾

很明显，蒋介石在苏俄发表的大量具有“左”倾色彩的谈话并不能反映他的真实政治思想，至多只是在受到高规格接待的特定场合下，对东道主表示礼貌的赞美之词，而给廖仲恺的信才真实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一般认为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前后逐渐变化，思想由“左”转“右”，成为国民党内的“新右派”。实际上，蒋介石只是将其本来就有的防范苏俄和共产党的思想政治主张，由早先的暧昧，逐渐公开化、明朗化而已。

蒋介石思想政治主张逐渐明朗化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一　中山舰事件及其善后处置

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在容纳共产党的同时，对军校内的共产党员采取了防范措施。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蒋介石是“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立场偏“右”，他就可以放心地用周恩来担任党代表。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是接近汪精卫的“左派”，周恩来推荐共产党人鲁易担任党代表，就不为蒋介石接受，而将鲁易安排到第三师担任党代表，因为该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当黄埔军校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后，蒋介石又授意反对派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¹¹³⁾。

西山会议之后，国民党组织分化，蒋介石虽然在公开场合对“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举动表示反对，但排斥共产党的倾向也日渐突出。1925年11月，在东征途中召集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时，他曾公开要求将所有黄埔军校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包括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人）的名单都告诉他。当时，周恩来以事关重大须请示中央为辞，暂时搪塞过去。后来蒋再次向周恩来提出，为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共产党，要么退出国民党和黄埔军校，二者必居其一⁽¹¹⁴⁾。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及苏俄顾问季山嘉等人的矛盾也在此时露出端倪。先是因“廖案”缘故，胡汉民、许崇智迫于压力，一出走，一放洋，造成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独揽军政大权的局面。国民党“二大”会议时，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身当政治冲要，使蒋介石开始面对如何处理与汪的关系问题。当时，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主要是因北伐决策而起，与汪精卫的矛盾则主要反映在对待苏俄顾问的态度上。

在“二大”会议上，蒋介石提出北伐主张，得到鲍罗廷的赞同。会后不久，俄军事顾问季山嘉却在军校会议上，极言北伐必败，以后又不断对北伐军事计划表示反对。蒋与季的关系开始紧张。季山嘉与蒋介石会晤时，总是“语多讽刺”，但“又若甚疑惧公（指蒋）者”。与此同时，国民党内开始出现大量的反蒋舆论，甚至有人“以油印品分送，作反蒋宣传”。当时蒋介石曾对人说：“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劫而心志益加坚强。”“近来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是何异佛入地狱耶”⁽¹¹⁵⁾。作为应付之举，蒋介石向汪精卫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的请求，未获批准。2月27日，蒋过访汪氏，谈论要事及对季山嘉的处理意见，力陈季氏专横，认为如不免去其职，“非惟危害党国，且必牵动中俄邦交”。提出如不准其辞职，则应令季山嘉返俄。3月8日，蒋再次访汪，表示“一切实权非可落入外人之手，虽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定一限度”。这两次秘密谈话的内容，居然很快为季山嘉“闻之”⁽¹¹⁶⁾。蒋介石由此获知汪精卫与俄国人关系甚密，不可共谋大事，汪、蒋关系也因此而紧张。

在蒋与汪、季矛盾斗争的背景下，共产党欲发动暴动的说法到处流传，气氛十分紧张。3月18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称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向其传达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¹¹⁷⁾李之龙遂于19日晨将“中山”及“宝璧”二舰装足燃料，由广州驶至黄埔。适蒋介石不在黄埔，李乃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并请示任务，邓称不知此事。19日午，李之龙打电话给蒋介石，问是否可将中山舰开回广州。在得到蒋同意之后，李将军舰开回广州。20日，蒋介石以“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有“异动”嫌疑为由，宣布省城戒严，令陈肇英、欧阳格解除中山舰武装，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多人，同时命令吴铁成率公安部队包围苏联顾问与共产党人住宅及全市共产党机关。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中山舰事件”。

关于这一事件，蒋介石于3月22日在军校召集官佐学生训话时说：“19日正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命令开去的，他答的话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后来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来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熄火，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行动，所以即刻派了兵登舰监视。”⁽¹¹⁸⁾在4月21日对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训话时，蒋介石又透露：“至于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但是如果真有这事情的话，我想李之龙本人亦是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他不过是执行他人的命令而已。”⁽¹¹⁹⁾

不难看出，事件从一开始就疑团重重⁽¹²⁰⁾。李之龙是否“矫令”，是否真有“异动”嫌疑？有关研究表明，当时确实有人“矫令”调动军舰，但此人不是李之龙，而是欧阳格的侄子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欧阳钟。3月18日下午，因“定安”号商船在虎门海域被海盗抢劫，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饬令军校管理科长赵锦文速派军舰一只前往保护，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因军校无船可派，即电请驻省办事处派一艘“输送兼巡弋之用”的“小军舰”前往黄埔，以应急需。欧阳钟便借此机会，前往海军局，以军校后方办事处的名义，“请即派有力战斗军舰两艘前赴黄埔听候差遣”。时李之龙因公外出，欧阳钟只见到作战科科长邹毅，邹面允请示李代局长，设法派舰。随后邹根据欧阳钟传达的命令，给李之龙留下一函称：“军校办事处欧阳钟秘书来局，谓接黄埔邓教育长电，谓奉蒋校长面谕，命海军局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交蒋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龙舰可派，请就此两舰决定一艘。”李之龙当晚见到该函，“恐黄埔或有别的意外事发生，急需用舰”，准备派“自由”舰前往，因该舰正在修理，乃派“中山”舰升火前往，并补签了调派“宝璧”舰的正式命令⁽¹²¹⁾。

显而易见，所谓李之龙准备“异动”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如果说是蒋介石“主谋”了这一事件，也缺乏证据。不过蒋介石利用了这一事件则是事实，通过对事件的处理，蒋介石成了国民党内激烈政治角逐中的最大赢家。

首先，通过这一事件，蒋实现了排斥汪的目的。事件发生之后，汪精卫很快不安于位，但又不愿轻易放弃。他在与陈公博等人的谈话中愤愤不平地表示，自己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如此重大的事件蒋介石居然不向他汇报，这不是造反吗？他向陈等表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与历史，不是蒋所能轻易反掉的⁽¹²²⁾。为维护自己的地位，汪曾寻求军方的支持。当时担任参谋部长的李济深回忆说：“汪精卫请我和朱培德及各军长谈话，说蒋介石迟早造反，希望大家把军队撤出广州，以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搞法。但我们当时认为团结要紧，要请蒋介石来商量，因而不欢而散。”⁽¹²³⁾汪精卫得不到军方的支持，只得出走。这样，汪、蒋矛盾就以蒋介石的胜利告一段落。

其次，通过这一事件，蒋介石打击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势力。事件发生之后，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党员退出了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包括季山嘉在内的部分苏俄顾问被辞退回国。同时，蒋以加强军人团结为由，下达《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解散了黄埔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又在军校宣布，将第一军党代表全部调回政治部再行训练。通过这些措施，共产党在军校及第一军的势力严重削弱，蒋介石完全控制了军校及第一军。

不过，即便找到了借口，此时的蒋介石尚有所顾虑。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蒋介石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可以率尔与苏俄及共产党决裂的程度。他的北伐计划，需要依靠苏俄的军事援助；既要接受苏俄援助，就不能断绝与共产党的联系。因此，事件发生不久他就上书军委，自请处分，做出与苏俄及共产党缓和关系的姿态⁽¹²⁴⁾。事件发生当天下午，蒋介石还向季山嘉派来询问事件真相的鄂利金表示，“一切都是违反他的心意的”，并对冒犯了苏联顾问“表示歉意”⁽¹²⁵⁾。3月22日，当苏联领事问他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是“对人”还是“对俄”时，他回答说是“对人”，并希望鲍罗廷“速回”广州⁽¹²⁶⁾。同日，又表示，对李之龙的处置只涉及李个人，与共产党无关。他甚至派邵力子作为国民党及他个人的代表前往莫斯科，“表示接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领导”⁽¹²⁷⁾。

对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也注意划清界限。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以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致电蒋介石加以“奖勉”，结果被蒋“大骂一顿”⁽¹²⁸⁾。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对部分国民党“右派”实施打击。4月2日，他以“联合右派，不利于党”为由，下令逮捕欧阳格。4月5日，又指示吴铁城制止“右派”准备召开的广州市党部大会。对于事变之后由苏俄回到广州准备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胡汉民，蒋也不予理睬，迫使胡再度离粤。1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谭延闿、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分别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通过中山舰事件的处置，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提高。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给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呈文中表示“此事起于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又声称“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而张人杰在获知蒋介石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情状之后，“极称为天才”⁽¹²⁹⁾。这是事件研究中十分值得玩味的史料⁽¹³⁰⁾。

二　整理党务案的通过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10日，鲍罗廷自俄国返回广东，多次与蒋介石会商国共合作问题。为“整军肃党，准备北伐”，蒋介石向中央提出召开二届二中全会的建议，得到采纳⁽¹³¹⁾。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整理党务的问题。会议期间，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和改善国共关系为由，与谭延闿、孙科、朱培德、宋子文、陈公博、甘乃光、伍朝枢、程潜、经亨颐、林祖涵等人，提出四份议案：其一是整理党务案；其二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案；其三是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其四是国民党全部党员重新登记案。

第二项议案是蒋介石单独提出来的，内容主要包括：（1）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2）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3）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4）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5）凡属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6）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7）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8）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离党籍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9）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即取消其党籍，或依所犯之程度，加以惩处。（10）为处理此项问题，设一联席会议，由国民党五人、共产党三人参加⁽¹³²⁾。

在这次会议上，四项议案均获通过。会后，中共在国民党中央各部任部长者纷纷离职。组织部长谭平山离职后，其部长职务由蒋介石继任，不久又改由张人杰担任；顾孟馀继毛泽东之后担任代理宣传部长；甘乃光代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宣传部长由邵元冲继任；秘书长在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三人去职后，由叶楚伧担任。在新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蒋介石任主席，后因出师北伐，将主席职务分别请张人杰、谭延闿代理。在张人杰任组织部长期间，陈果夫任秘书，不久代理部务。时部中职员为二十九人，跨党党员有二十六人，其他各部及各级党部共产党员人数也不少。经陈氏按二中全会决议“整顿”，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的人数被严格限制在三分之一以内，各部部长则共产党人无与焉。　

为了向党内外说明整理党务之目的，会议发表了《整理党务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最大障碍，不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制，而是“内部的冲突与纠纷”。为增强自身力量，中国的革命势力必须“严密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改组国民党，与一切革命势力合作，是孙中山具有“历史价值之决定”，它使国民党成为“中国最大之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军阀与帝国主义“散布谣言，以引起吾人内部之纠纷”，主要手段就是“宣称国民党为共产主义之集团”，致使国民党内部产生疑虑。若不消除疑虑，则国民革命运动将蒙受损失。因此，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致接受整理党务案”，以消除疑虑，减少冲突与纠纷。宣言最后指出：“若帝国主义者、军阀与反动派对于此规定合作原则之整理党务案遽引为庆幸，实为大愚。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深信此次决议案，决非对任何方面表示无意识之妥协，而实为排除障碍，团结革命分子，以与世界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作更有力之战斗。革命分子之团结愈坚固，即国民革命之力量愈增进也。”⁽¹³³⁾以后一段时间，国民党内部“冲突与纠纷”有所减少，但这是通过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方式来实现的。

三　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

苏俄与共产国际对待国民党的态度十分明朗：一是将国民党视作中国国民革命最重要的力量，并利用国民党领袖希望获得援助的心理，引导该党走上联俄的道路；二是不满国民党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希望通过与共产党合作的方式，逐渐改变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与组织结构，使之最终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三是将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内部划分左、中、右的政策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实行分化甚至分裂国民党的政策，打击右派，争取中派，壮大左派，使国民党成为实现苏俄在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目的的工具。可以说，至少在理念上，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中是偏向维护中国共产党的。

但从实践层面考察，苏俄与共产国际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并没有袒护中国共产党，因为苏俄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国家利益。由于要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因而当国共两党发生冲突时，苏俄往往迁就的是更加可能在将来左右中国局势、相对有实力的国民党一方，而较少因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这是苏俄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或不一致之处。

这种矛盾在国共两党关系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例如，“廖案”发生后，经过对与事件有牵连人员的清查制裁，右派势力受到压抑，左派势力抬头。当时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定在国民党“二大”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党籍，争取在选举中执委时，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并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但驻上海的苏联领事却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主意，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一道，去与参与过西山会议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谈判，结果达成妥协，表示中共没有包办国民党党务的企图，且通知各地党部多推举国民党人出席“二大”，不希望在中央委员的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当选人数，并要求孙科等回广州参加“二大”会议。以后，国民党中央同意戴季陶返回广州。而张国焘到广州之后，也反对共产党“包办”国民党左派，主张将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这样，当“二大”选举时，在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七人，比计划的三分之一少了将近一半。在十二名中央监察委员和八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占绝大多数。会议虽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部分人士予以了处分，但妥协的倾向已十分明显。

在中山舰事件的处理上，这种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事件发生时，鲍罗廷已离粤，陈延年刚从上海回来一天，在广州的共产党人陷入手足无措的状况。远在上海的中共领袖陈独秀、张国焘等一开始甚至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获得确切信息之后也没有提出任何处理意见。只有周恩来和正在广州的毛泽东、陈延年、聂荣臻等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并具体分析了反击的各种有利条件⁽¹³⁴⁾。

但是，苏俄方面却有自己的认识及主张。穆辛在一份标记“绝密”的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提纲中承认，中山舰事件无疑是由“俄国同志即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以及在军队中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促成的。他举例说，军队集中管理进程的加速，政委制的过快推行，过于粗暴的政委制条款，和对这一条款的粗暴运用，对中国将领的过多监督，共产党人的过于突出，他们过多地占据重要职位，以及对中国将领（包括对蒋介石本人）常常采取没有分寸的“同志式的”无礼行为，所有这一切，都加快了事件的发生并使矛盾激化⁽¹³⁵⁾。罗加乔夫关于中山舰事件的报告也承认，突出共产党人的地位与作用，军队集中统一工作速度过快，忽视为蒋介石这样的军队将领“提供服务”的必要性等，是“我们的错误”⁽¹³⁶⁾。这一切，无疑会影响作出反击的决策。

在广州的共产派力量弱小是苏俄不赞成反击的重要原因。苏联顾问季山嘉曾明确表示左派无力与蒋介石对抗，不赞成反击。正在广州的苏联视察团团长布勃诺夫则担心与蒋介石对抗会影响未来的中苏关系，认为反击会“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激起在‘打倒赤祸’口号下的反共浪潮”，并且为共产党“完全力所不及”⁽¹³⁷⁾。尽管他认为中山舰事件“无疑是一次针对苏联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半暴动”⁽¹³⁸⁾，但他却认为事件处理并不过分，“无杀人之事”，共党方面并未“丧失任何一个重大的革命成果”，因而主张对蒋介石让步⁽¹³⁹⁾。

苏俄顾问的意图，在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中表示得最为明白。他指出：“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我之所以赞成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军事工作人员太冒进了，忘记了他们只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我深信，迄今为止，我指的是近几个月，或更为确切地说是近一个月，我们作出了种种使蒋介石与我们和与国民政府疏远的事情。现在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¹⁴⁰⁾既要准备将来除蒋，又要考虑当下的利益，这充分展现了苏俄在处理国共关系时面临的矛盾。苏俄的这一决策，决定了国共合作局面的继续存在，也预示了双方关系必然彻底决裂的发展方向。

在苏俄的影响下，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继续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对此，张国焘解释说：“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¹⁴¹⁾为执行对蒋妥协的政策，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广州。张到广州后，召开了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要求广东区委执行。张在会见蒋介石时，向蒋“说明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¹⁴²⁾。这就在事实上接受了蒋介石对于中山舰事件的处理。

这种暂时妥协的策略直接影响到后来对待“整理党务案”的立场和态度。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一月之后，鲍罗廷回到广州，很快同蒋介石达成三项协定：1．共产党接受蒋介石关于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建议；2．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反击右派的措施；3．鲍罗廷明确表示支持北伐战争。鲍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示说：“中共应接受三月政变所造成的局势，承认蒋的军事独裁，接受他的《整理党务案》，同时协助他领导北伐。”⁽¹⁴³⁾有此指示，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很难拒绝接受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有关整理党务的决议，结果“整理党务案”“丝毫没有什么争执”，便获得通过⁽¹⁴⁴⁾。

不仅如此，中共方面还对接受提案的“正确性”作了一番论证。会后，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整理党务案，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有所规定，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分子，对于此项议案并没有表示异议。所以没有表示异议者，因为共产党员以为如果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此种办法能减去国民党内疑虑与纠纷，而又于国民革命有所裨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是不宜有所顾虑的。共产党员并不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共产分子的议决，包含着侮辱的意义。”⁽¹⁴⁵⁾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中央的函件中更是明确表示：“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¹⁴⁶⁾

不过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除妥协之外，也拿不出更妥善的解决办法。周恩来记述说，国民党二中全会期间，中共党团研究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的问题。中央专门派去指导与会中共党团的彭述之引经据典，证明不能接受，但问他不接受又该怎么办，他却没有一点办法，只好让大家讨论。但讨论了七八天，仍然毫无结果⁽¹⁴⁷⁾。尽管最后张国焘用了周恩来说的“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求大家签字接受，但与会中共党团成员拿不出适当办法应付局面，也是促使张国焘作此决定的重要原因。

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共的妥协态度，蒋介石对苏俄军事援助迫切的现实需要，以及出于这种需要所作出的承诺，使国共合作的局面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内因共产党跨党并从事党团活动而产生的矛盾冲突表面上得到了缓解，这对解决当时国共两党共同面对的主要矛盾即两党与外国列强和北方军阀的矛盾具有一定的作用。在处理国民党内复杂关系的过程中，蒋介石的实力与地位得到上升，这虽然包含了最终消灭异党，实施集权专制的严重隐患，但客观上却有利于对北方的军事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的妥协对于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是有贡献的。正是在妥协换来的继续合作的背景下，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正式通过出师北伐的决议。一年以后，国共两党的密切配合促成了北伐第一阶段的胜利。不过，在获取这一胜利之后，维系两党关系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分道扬镳也就在所难免。

————————————————————

(1) 季诺维也夫等《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451页。

(2)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52页。

(3)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1982年莫斯科第2版第86页，引自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6年版，第121-122页。

(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摘录）》（1924年1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564—565页。

(5)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5卷第84页，引自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117页。

(6) 《契切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307页。

(7)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后来冯玉祥发动政变，国民军成为中国政治中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并显露出与苏俄友好的态度，苏俄曾一度将联络中国政治力量的重心放在冯玉祥身上。1926年初国民军遭受严重挫折之后，莫斯科才对起中国政策作出修正，“面向国民党及其在华南的力量的方针又上升到首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554页。）

(8) 《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0辑，第25页。

(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316页。

(10) 蒋中正：《与廖仲恺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68页。

(11) ［日］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5卷，台湾“中央日报社”1976年版，第213页。

(12) 《蒋总统秘录》第5卷，第266页。

(13)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17页，引自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09页。

(14) 黄修荣：《国民革命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01页。

(15)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414页。

(1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437页。

(1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279页。

(18)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418页。

(19) 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26页，转引自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5页。

(2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77页。

(2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46-148、165-166、169、171页。

(22)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12—613页。

(23) 孙铎（斯内夫利特）：《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523页。

(24)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8页。

(25) 《向导》第45期，转引自《国共两党关系史》，第33页。

(26)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概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纪事录》，广州1924年印本，第54-55页。

(27)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00—506页。

(28)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概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纪事录》，第54—55页。

(2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12页。

(3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51页，转引自《国共两党关系史》，第36页。

(3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32) 和森：《羞见国民的国民党》，《向导》第29期，第219页。

(33) 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第170页。

(34) 以上共产党对国民党批评的论述参见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296-299页。

(35) 邓泽如等人的上书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321页。

(36) 《批邓泽如等的上书》，《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459页。

(37) 陈独秀因未办好入党手续未出席大会。毛泽东加入国民党之后很少在湖南从事公开活动，其国民党身份鲜为人知，故其被选为会议代表一事引起湖南籍国民党党员的异议。后经林祖涵、谭平山等斡旋，以“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为附加条件，准许出席大会。参见《蒋总统秘录》第5卷，第272页。

(38)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号），《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6页。

(39) 《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91-101页。

(40) 中央党部的构成大致如下：秘书处：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组织部：部长，戴季陶，秘书杨匏安；宣传部：部长，戴季陶，秘书，刘芦隐；青年部：部长，邹鲁，秘书，孙甄陶；工人部：部长，廖仲恺，秘书，冯菊坡；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妇女部：部长，曾醒，秘书，唐允恭；调查部：部长，未定；军事部：部长，许崇智。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284-285页。

(41)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1926年12月），参见苗建寅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894—1988），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42)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2页。

(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547-550页。

(4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280页。

(45)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80-90页。

(46) 《有国民党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334页。

(47)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号，《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0-54页。

(48)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49)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号，《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0-54页。

(50) 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台北1984年版，第196页。

(5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13页。

(52) 有关国共合作积极成效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新近出版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国共关系七十年》（黄修荣主编，两卷本，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可资参考。

(53) 《陆军军官学校训词》，《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300页。

(54) 《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290-300页。

(55)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

(56) 《汪代表训令》，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57) 《加伦手稿〈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节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659页。

(5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59) 《国军政工史稿》上卷，第220页，转引自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编，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17页。

(6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19页。

(61) 《筹议两广政治军事财政统一委员会议决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10-911页。

(62) 转引自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277页。

(63) 参阅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编，第111页。

(6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07-316页。

(6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47页。

(66) 《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23页。

(67)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4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577-580页。

(68) 《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30页。

(69) 瞿秋白：《对于监察委员弹劾案之答辩词》，转引自王功安等编《国共两党关系史》，第110页。

(70)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73-75页。

(7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73-75页。

(72)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讨论与共产党人关系问题情况通报》及附录一《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517-523页。

(73) 行刺廖氏的主谋，迄今未能判定。有称廖氏系为“一些右派分子”密谋杀害的。被指为谋刺的嫌疑犯有林直勉、胡毅生、朱卓文等。因胡毅生系胡汉民的堂弟，林直勉素与胡汉民亲近，故胡汉民“有参加暗杀的嫌疑”（亦农：《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向导》第130期），成了“假定嫌疑主谋者”。胡汉民自己在向汪精卫、蒋介石分析此事时提出三种可能：一是军阀作乱。认为被打倒的滇桂军阀不甘心失败，未被打倒的军阀又不安于位，遂以刺杀领袖的举动，以混乱粤局。二是“同志反共”，认为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共党猖獗，盘踞党部，干预军政，一般同志，或疑仲恺亲共，愤激之极，故思有以对付之”。三是“自相疑忌”，认为党内有人受共党“催眠”，愤极难泄，作出蠢事，“而共党可以借此铲除异己，破坏革命”。蒋介石在听了胡汉民的分析之后表示：“胡先生的三点意见，我以为第一点尤属事实。办理这一案，对于军队反侧，不能不特别注意。”后来在处理涉嫌人员时，胡汉民未被处置，而仅仅是放洋出国，显然是因为对他的指控证据不足。而朱卓文的一段自我表白倒是可以让人看出其中一些缘由。朱氏在1936年创办《中山日报》，曾与报社编辑谈及廖案。据称：“国共合作后，共党包藏祸心，……维余等一般老同志，在广州南堤有一俱乐部，名曰南堤小憩。余蹴居其间，大家对此赤焰甚为切齿，酒酣耳热之际，骂座不已。后来众意为抽薪止沸计，决议歼其渠魁。习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仑与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机以炸弹机枪袭击之，务使群凶同归于尽。下手前一日，余戒起义诸死士，当熟勘地形，以利进退。讵此辈血气之俦，于东山茶寮中，竟将此谋泄闻于卫戍部某侦缉员，某急上闻。时吴铁城任卫戍司令，闻讯大惊，即以电话向余诘询，严责顾全大局，切勿使伊为难，反复以公私情谊相劝止。余以事既如此，知不可为，遂亦作罢。然大家恨共之积忿迄未稍消，而一时对鲍罗廷、加仑将军诸俄寇又无可奈何，乃转而埋怨亲共之汪廖等人，大骂还是自家人不好，引狼入室，但亦止于口头谩骂，初无若何锄奸计划可言也。一星期后，某日余方午睡，陈瑞同志匆匆自外归来，言杀廖事，神色自若。余知事非寻常，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币二百元与之，促其离穗。世人所谓朱某杀廖，如是而已。”（蒋永敬编著：《胡汉民先生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12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7-345页。）

(74) 当时，国民党内实际存在着以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为首的三个领导集团，分别掌握着党、政、军大权。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实行委员制，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原先任广州军政府代理大元帅的胡汉民则改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尽管如此，领导集团多元化的格局仍然没有大的变化。

(75)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2-418页。

(76)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72页。

(77)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73—476页。

(78)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导》第129—130期；另见任建树、张统模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5-916页。

(79)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80)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重刊序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43-444页。

(81)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598页。

(82)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601页。

(83)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609页。

(84)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1925年5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619页。

(85)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1925年2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579页。案：引文中“左派”后面括号内的“中派”系原文注释。

(86)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433-487页。

(87) ［美］鲍威尔著、邢建榕等译：《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88)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41页。

(89) 《中共“四大”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1925年1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609页。

(90) 参阅丁言模著《沉重的感情纽带——瞿秋白与斯大林》，收入孙淑等主编《瞿秋白与他同时代的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91) 《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向导》第62期。

(92)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507页。

(93) 《何谓国民党左派》，《向导》第137期。

(94) 独秀：《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向导》第113期。

(9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第411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96)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226页。

(97) 胡汉民：《革命与反革命最显著之一幕》，《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3册，第87—88页，转引自闻少华著《汪精卫传》，台湾李敖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98)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谈话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755页。

(99) 这七项挽救方法是：（1）将中央党部及执行部的共产党员一律撤职；（2）停发与共产党有关之党内印刷所、新闻杂志、学校、宣传机关之津贴；（3）现在一切有关政治问题，由总理指定无共产嫌疑之纯粹党员三人以上，负责办理；（4）派至各省国民会议宣传员，其有共产党籍者，一律撤换；（5）于最短期间内在北京召开二全大会，共产党代表不得出席；（6）由纯粹党员组织特别裁判委员会对各地党员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进行裁判；（7）本党一切大小事权，以后不准外国人干预。

(100) 见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编，第130页。

(101) 邹鲁：《西山会议》，《邹鲁文存》，北华书局1934年版。亦见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2-533页。按：既不算候补中执委，则出席北京会议的中执委只有前列8人，不知邹鲁说有10人出席的根据何在？

(102) 《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56—357页。

(103) 《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告同志书》，《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86页。

(104) 《决定本党今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清党实录》，1925年12月9日；《顾问鲍罗廷解雇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58页。

(105) 《开除汪精卫党籍案》附《开除汪精卫党籍案之判决书》，《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58-360页。

(106) 《中国国民党对于上海伪中央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处理》，《政治周报》第8期。

(107) 《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名单》，《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172页。

(108)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403页。

(109)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鲁祖塔克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7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282-283页。

(110) 《有国民党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330-338页。

(111)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5卷，第207页。

(112) 蒋介石：《与廖仲恺书》，《蒋介石年谱》，第167页。

(113)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118页。

(114) 马维政：《中山舰事件前后》，王维礼等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事本末》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382页。

(1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44、547页。

(116) 《蒋介石年谱》，第540页。

(117)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第321页。

(118) 《蒋介石年谱》，第549页。

(119) 《蒋介石年谱》，第576页。另外，蒋介石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曾收到一封据罗加乔夫判断是伪造的由李之龙署名的信，信中建议蒋介石在三天内通过政府把广东企业收归国有，并威胁说，如果蒋不这样做就逮捕他，把他流放到俄国去。罗加乔夫认为，右派利用了这封信，促成了事件的发生。见《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辑，第232页。

(120) 李之龙拿不出下达的令状，蒋介石要说他“矫令”，他确实难以为自己辩解。但如果他真的准备“异动”，为何他到黄埔后要向邓演达报告？又为何要请示蒋之后才将军舰驶回广州？如果他真准备“异动”，为何中山舰回到广州后，他要回家睡觉，而不留在停泊在省河里的中山舰上坐镇指挥？但如果没有矫令异动，为何事后他要写“悔过书”？如果他是真心“悔过”，为何几年后他写事件经过时，又会改口指责蒋介石的“阴谋”？这些问题，至今未能找到合理解答，成为悬案。

(121) 《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附件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7页。

(122)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0页。

(123) 《广东文史资料》第26辑，第36页，转引自王功安等著《国共两党关系史》，第130页。

(124) 蒋介石：《呈军事委员会文》，见《向导》第148期。

(125)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2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73年版，第492页。

(126) 《蒋介石年谱》，第548页。

(127) 参见《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128) 邹鲁：《西山会议》，《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35页。

(129) 《蒋介石年谱》，第550-551页。

(130) 关于中山舰事件及其前因后果，请参阅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31) 在1926年5月22日会议闭幕时，蒋介石说：“此次会议本为予所提议召集，但予之提议，系党员的资格，决不是以军人、以有带兵的资格来干涉党政。如果存心以军人的威力而来提议的，则完全失了此会议之意义。所以予实系以党员的资格，鉴于时间及环境之需要，而有此提议。”（《民国日报》（上海）1926年5月31日）

(132) 《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233-234页。

(133) 《整理党务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228-231页。

(134) 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卷，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135) 《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136) 《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辑，第233页。

(137)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辑，第163页。

(138)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258页。

(139) 致中：《依文诺夫斯基对本报记者之谈话》，《向导》第158期。

(140)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辑，第177-178页。

(141)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105页。

(142)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106页。

(143) 《彭述之为〈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所写的〈导言〉》，《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第18期。

(144) 赵世炎：《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向导》第157期。

(145) 《政治周报》第14期。

(146) 《向导》第157期。

(147)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第四章　五卅事件及其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直奉战争结束后，在张作霖、冯玉祥支持下，段祺瑞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并随即召开善后会议，试图解决时局之纠纷，并为国民会议的举行作好准备。但是善后会议刚结束不久，国民会议还未及开幕，“五卅惨案”便突然发生，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外交与政治事件以及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以此为契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历史亦有了一个大转折。

第一节　五卅事件的发生

一　上海日纱厂二月工潮

所谓“五卅事件”一般系指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公共租界巡捕开枪射杀中国平民、学生及相关案件，其直接原因则是当年2月开始的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及“顾正红案”。

1922年7月，劳动组合书记部被封闭后，上海的工人运动趋于低潮。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吴佩孚镇压，中共的工人运动工作更是陷于沉寂状态⁽¹⁾。国共合作成立后，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即成立农工部，下辖工人运动委员会，进行工人运动宣传⁽²⁾，并以组织工友俱乐部、开设平民学校等形式发动工人⁽³⁾。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该会决议强调“劳动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此次会议通过的“工会运动问题决议案”，特别指出“纺织业工人的组织不能再缓了”⁽⁴⁾。会后，中共中央调李立三、项英等人来沪，旨在加强工会运动。8月，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成为中共发动工运的重要基地。

1925年1月11日，中共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东方部派维经斯基（Voitinsky，Grigori）出席，会议就工人运动的方针与策略作出决议。2月，中共中央及其上海地方委员会开始组织罢工委员会，成立指挥机关⁽⁵⁾，开始发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

二月罢工的缘起，据共青团上海地委之报告，本为（上海日商内外棉厂第八厂）“资本家开除男工以养成工替换”，而“沪西工人俱乐部的工人，对于此次罢工煽动实颇有力”⁽⁶⁾。罢工于2月9日先从内外棉东西五厂与七、八、十二厂开始，后波及内外棉其他各厂及其他日商纱厂，到19日，已有二十二个日商纺织厂，3．5万余名工人卷入了罢工运动⁽⁷⁾。各厂罢工工人均提出了罢工要求，从六条到九条不等。其内容各厂大致相似，其中都提到“不准打人”、“每人工钱按照原数加十分之一”、“罢工期内工钱照常发给”等⁽⁸⁾。而沪西工友俱乐部号召工人罢工传单中所提要求更有“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增加十分之二”，较各厂所提条件高出一倍，同时又要求“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等，应属于政治性要求⁽⁹⁾。

罢工一开始，在沪西工人俱乐部领导下，纱厂工人组织纠察队、“打厂队”等，以暴力手段扩大罢工范围⁽¹⁰⁾，招致日纱厂业主的怨恨，事态亦趋于严重化。2月10日，内外棉九厂、十三厂和十四厂有十六个日本人在与工人冲突时受伤⁽¹¹⁾。15日，在丰田纱厂更发生工人殴伤日人案，七名日人受伤，其中一名日人原田于3月1日死亡，引起重大反响⁽¹²⁾。上海的外国媒体多肯定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人其实得到了工厂较好的待遇，而对共产党势力煽动操纵罢工表示不满⁽¹³⁾。

应日商之要求，日本外务当局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认为上海纱厂罢工已“暴动化”，并且“已非专对资本家之单纯劳动争议，而带有排外之性质”。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罢工，保护日本人之生命财产安全⁽¹⁴⁾。同时，日政府准备派遣日驻沪海军陆战队上岸⁽¹⁵⁾。上海日商纱厂联合会亦直接要求中国政府取缔“教唆煽动罢工之团体”。在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给公共租界当局的信函中，日商更认为“此次工潮之全部过程，证明其为具有周密计划之运动之第一步，该项运动系在苏俄以及与苏俄保持密切联系的国民党过激分子之影响下”⁽¹⁶⁾。租界当局则表示对罢工已给予“严重关切”⁽¹⁷⁾。26日，因罢工工人冲击租界，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逮捕了五十多名所谓“煽动分子”和“胁迫分子”（邓中夏亦在内）⁽¹⁸⁾。

在日本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外交部于2月21日致电上海特派交涉员陈世光，要求认真查办此次纱厂工潮案⁽¹⁹⁾。淞沪警察厅随即下令，自17日起对罢工煽动者实施逮捕政策，并在二天内逮捕十六人⁽²⁰⁾。罢工运动受到严重打击。

由于形势对罢工不利，自20日起，一些罢工工人开始自动回到工厂上工。22日，在罢工运动趋于疲软的情形下，罢工工人与各路商界联合会代表集会商讨，准备让步⁽²¹⁾。25日，大康纱厂罢工工人绝大多数已自动复工，裕丰纱厂、同兴纱厂也先后开工，多数内外棉纱厂工人也来厂登记⁽²²⁾。25至26日，日本纱厂主代表与工人代表在总商会谈判，交涉员陈世光与警察厅长常之英出席，最后议定条件四项⁽²³⁾。27日，纱厂工会开始动员工人复工，罢工遂告结束。

此次日本纱厂罢工，中共原将其视为“生死关头”⁽²⁴⁾，因此作了各方面的部署动员。尤其邓中夏、李立三等人负责的罢工委员会，在罢工的发动与组织上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这次罢工运动评价甚低⁽²⁵⁾。然而，经由此次罢工，中共在工运中的影响扩大了，尤其是沪西工友俱乐部得到锻炼，为此后上海工运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　顾正红案及反帝宣传运动的发起

二月罢工后，中共一方面在上海健全各厂基层工会组织，筹组纱厂总工会；另一方面则在酝酿新的罢工运动⁽²⁶⁾。在沉寂了几个月后，上海日商纱厂的罢工运动于5月初再次爆发。

先是青岛日商大康、内外棉、隆兴等各纱厂工人在有中共背景的秘密工会领导下，于4月中旬相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优待工人。既是在中共的统一领导下，青岛与上海的罢工运动遂密切相连。4月17日，沪西工友俱乐部派江银卿到青岛了解情况，随时向上海报告⁽²⁷⁾。4月24日，青岛工人派出代表到上海，寻求上海工人的罢工支援，沪西工友俱乐部的负责人之一刘华在工人集会上呼吁如果青岛罢工事件不在五一节前解决，上海工人应以罢工相援助⁽²⁸⁾。不过，由于其他几位工运领袖均赴广州出席5月1日开幕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²⁹⁾，因此，刘华等人似乎想等到15日从广州回来后再决定是否罢工，暂时赞成采取轮流怠工的手段以打击厂方⁽³⁰⁾。

4月30日及5月1日，内外棉十二厂、七厂工人因厂方推迟发放工资而停工抗议。在随后的几天内，内外棉八、三、四、十五等厂及同兴纱厂、日华纱厂等厂工人因为工资发放制度及工人解雇等原因而有分散的怠工与罢工行动，罢工工人与日商间的对抗渐渐升级⁽³¹⁾。然在5月8日的中共上海地委会议上，留在上海的工会领导人李立三认为，基于时机及他种原因，当时“无相当罢工之必要”⁽³²⁾。因此沪西工友俱乐部力劝罢工工人回厂上工⁽³³⁾。10日，内外棉三厂、四厂与十五厂的罢工工人均复工。就在这一天，青岛纱厂工人经调停也复工。

上海日商纱厂主断定罢工运动是沪西工友俱乐部在背后操纵，决定对受其影响的工会采取强硬态度⁽³⁴⁾。日商在沪各纺织会社相互约定，凡关于工人与公司间纠纷，决不与工人以外的人交涉。7日，上海日本纺织厂同业会决定不承认“不纯之劳动组合”，同时表示如因此而引起罢工，则立即关闭工厂，并要求工部局与中国官方严厉取缔工会活动⁽³⁵⁾。

5月14日，内外棉第十二厂复有七名工人被解雇，引起工人骚动，该日夜班工人以怠工表示抗议⁽³⁶⁾。内外棉厂方即贴出通告，称自15日夜起至16日，第十二厂与第七厂停工。但15日晚，仍有工人五六百名到厂门口要求上工，否则应领取半数工资，遭厂方拒绝。这批工人遂开始捣毁机器间与厂门，与厂方人员及维持秩序的日、印巡捕发生冲突，日人开枪，工人伤七人，其中重伤三人⁽³⁷⁾，第七厂工人顾正红因伤势过重于17日晨在同仁医院死亡⁽³⁸⁾。是为影响深远的“顾正红案”。

顾案发生后，中共上海地委即接到报告，同时作出三点决议：一、控告东洋人致死工人二名，提起诉讼；二、发宣言；三、宗旨以不扩大罢工为要。先以东洋人惨杀工人问题，要求群众各团体援助，做一个群众反对东洋人的运动⁽³⁹⁾。次日，上海地委又召开三十五个团体集会，决议成立“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⁴⁰⁾。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第三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同志对于此事，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一、由各团体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这些宣言、通电，在当地各报并直寄京沪各报发表；二、由各团体发起，筹募捐助上海纱厂工人捐款；三、由各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欺压中国人之事实，造成排货运动”⁽⁴¹⁾。

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向全国各地党团员发出动员令，号召发动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要求“各地应即邀CY组织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⁴²⁾。在当天举行的中共党团宣传联合会议上，李立三并提出，应“极力宣传运动，联合各学校，各团体作一有力的运动，作一大示威运动”。会议就此作了相应的初步部署⁽⁴³⁾。不过，由于当时发现已有的宣传“未能冲动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之同情起来援助”，担心极明显的“纯粹无产阶级大活动”会招来政治压迫，并恐无法控制群众的情绪致酿事端，22日的会上决议取消游行大示威⁽⁴⁴⁾。

基于二月罢工失利的经验，李立三等人在五月工潮来到时，主张缓进，“以免政治上之压迫和经济上的恐慌”⁽⁴⁵⁾。“顾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及上海地委主要的计划似是先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引起各界同情，以争取经济与政治上的援助。宣传的主力则是各校学生，同时与国民党密切合作⁽⁴⁶⁾。而对于已罢工之工人，则以分发“罢工维持费领取证”的形式，先稳定其心理⁽⁴⁷⁾。

为扩大宣传，5月24日，中共以内外棉厂工会的名义为顾正红举行追悼大会，《警务日报》称参加者在五千人以上⁽⁴⁸⁾。淞沪警察厅、奉军第一军、闸北保卫团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区、四区、五区、九区、妇女部及各分部均有代表参加⁽⁴⁹⁾。

2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上海日商纱厂工潮发表宣言，“对于日人在中国境内无理由枪杀中国人民之暴举，表示严重抗议”，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及领事裁判权等⁽⁵⁰⁾。国民党上海市第四区党部拟与沪西工友俱乐部合作，并向工人宣传罢工运动已得到国民党的大力支持⁽⁵¹⁾。姜维新亦在回忆中称：“顾正红案”发生后，国民党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开过一次几百人的会，内容是动员上海各校学生支援工人斗争⁽⁵²⁾。其他以积极行动表示对“顾案”声援的还有中华救国十人团前团长唐豪、中华民国各团体联合会前会长周霁光、奉记玻璃厂经理陈翊庭等人⁽⁵³⁾。

到26日，形势似乎较前几日有利，中共决定发动学生在6月2日前到租界上“做一次很大的游行演讲的示威运动”⁽⁵⁴⁾。27日，共青团宣传部长、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恽代英召集宣传委员会会议，与会委员均系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学生，会议决定援救罢工工人及被捕学生，并着重提出反对工部局“三提案”，以争取工商界对工人、学生广泛的支持⁽⁵⁵⁾。

“三提案”是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准备提请纳税外人会讨论通过的修正印刷附律案、增收码头捐案、交易所领照案。此三项提案与取缔雇用童工案也合称“四提案”。修正印刷附律案中规定：凡印刷或发行任何报纸、小册、传单等新闻、宣传纸类者，需向工部局或其本国领事注册姓名、住址；并将印刷者之姓名地址载明于页首末，否则处以300元以内罚金或者三个月监禁等。增收码头捐案规定：租界内之人，如将货物过海关或在码头上起卸转运，需抽捐，捐数以该货关税3％为限。交易所领照案则规定：凡华人在租界内开设交易所，均须向工部局登记领照，否则不许营业⁽⁵⁶⁾。工部局提出这些提案，其目的可能是在增加收入，并加强对租界舆论的控制。由于宣传自由度的关系，中共对印刷附律特别反对。上海学联在4月间曾与上海市民协会等团体曾组织“上海市民反对印刷附律协会”，并组织了演讲队⁽⁵⁷⁾。而工商界由于经济利益所系，对“三提案”及限制雇佣童工案等纷纷表示反对。于是公共租界工部局成了党派与工商团体共同反对的对象。而中共与国民党方面亦抓住此一时机，利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机关媒体及其他形式积极发动宣传运动⁽⁵⁸⁾。4月15日的纳税外人年会因外界反对声浪剧烈，加之法定人数不足，未能成会。但是工部局仍在筹备召集纳税外人会临时特别会议⁽⁵⁹⁾。矛盾趋于激烈化。

28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地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将经济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发动各校学生上街演讲⁽⁶⁰⁾。上海学生联合会也开始动员各校学生进行募捐支持罢工工人⁽⁶¹⁾。

一般认为，“顾正红案”的消息被租界当局有意封锁，外界不知情，当工人向学生请求援助时，学生便开始募捐演讲⁽⁶²⁾。但征诸史实，“顾案”发生后，5月16日至19日，上海几大报纸连续几天有相关报道，“顾正红中四枪毙命”亦被列为标题以引起读者注意⁽⁶³⁾。不过，由于驻沪军警因贩卖鸦片产生严重冲突，以致发生炮轰海关巡艇、奉军军官开枪哄斗等要案，这些消息便成为同一时间内上海各报关注的大新闻⁽⁶⁴⁾。因此，当时各大报纸的版面被“烟土案”占据大半，而日纱厂工潮案无形中便不大被人所关注。在此情势下，中共党团组织为引起群众对工潮的注意与同情，便集中主要精力发动学生上街演讲⁽⁶⁵⁾。而当时上海华界实际上处于江浙战争之后的过渡性无政府状态⁽⁶⁶⁾，所以中共党团的发起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并没有受到当局多少干扰。

正如古鸿廷所指出的，尽管顾正红的死在中国工人与日本工厂经理的冲突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在中共党支持下的群众干部，却抓住了这个机会，把它发展成了一个要求日本经理作出许多让步的大运动⁽⁶⁷⁾。

三　5月30日的南京路事件

5月30日上海学生到公共租界演讲，既是出自中共的决定，亦与30日前发生的其他几项重要事项相关联。

（1）援救被捕学生。5月23日，文治大学学生施文定、谢玉树因在租界为救济罢工募捐而被捕。次日，又有两位上海大学学生因参加顾正红追悼会，持旗路过租界时被拘捕。30日正好是会审公廨开庭审判被捕学生之日⁽⁶⁸⁾，所以，到公共租界演讲及去“新衙门”声援被捕学生为学生上街的重要原因之一⁽⁶⁹⁾。

（2）呼应上海各界对工部局“三提案”的新一轮抗议浪潮。4月底经工部局的活动，公共租界纳税外人会决定于6月2日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讨论印刷附律、增收码头捐、交易所领照及取缔童工四提案，引起上海华人社会各界的抗议。自5月29日起，报端便可见到许多团体公开抗议工部局“三提案”的消息，特别是总商会与纳税华人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均有函电反对⁽⁷⁰⁾。因此，学生上街与当时上海正在形成的抗议租界当局“三提案”运动有重要关系。后来在宣传中，学生也是将反对“三提案”与抗议“顾正红案”，援救被捕学生等要求合在一起，其目的在增加宣传的效力，以争取社会各阶层的同情支持⁽⁷¹⁾。

（3）声援青岛日商纱厂罢工工人。5月25日，青岛大康、内外棉、中日各纱厂七千多工人因当局下令解散工会而全部怠业，并拒绝出厂。驻济南日本领事要求地方当局取缔此项行动，山东督办张宗昌即以“工人恃众妄动，已属妨害治安，法所必惩，况与外营业安全有关”，下令严厉处置。29日派海陆军警同时前往，以武力压迫，将该厂工人驱逐出厂，工人持械抗拒，军警当场击毙工人一名，伤十余人⁽⁷²⁾。中共决定发动学生示威运动，与青岛罢工工人处在紧急情势之中应有一定关系⁽⁷³⁾。

（4）除响应中共的决定外，学生上街似与上海国民党人的幕后运动亦有关系。马超俊即称，上海学生的上街是由他在获知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召集孙文主义学会与上海各工团干部商讨，并与上海各绅商团体协商，决定于30日发动各校学生与工人商民等合组宣传队，揭发日工厂枪杀工人暴行⁽⁷⁴⁾。实际上，当时上海各校学生中，国民党员占多数⁽⁷⁵⁾，许多学生对国民党的力量较为看重，如5月24日发生学生被捕情事后，林钧等人便去找叶楚伧想办法⁽⁷⁶⁾。

30日，按照规定的计划，上海各校学生共三千多人到租界，手持“反对越界筑路”、“实行经济绝交”、“反对印刷附律”、“反对码头捐”、“抵制日货”、“援助被捕学生”等字样的旗帜传单，以“上海学生会”的名义，沿途分发演讲，张贴传单⁽⁷⁷⁾。按照公共租界当局1923年8月公布的法令，政治性集会是被禁止的⁽⁷⁸⁾。所以演讲一开始，租界巡捕便予以干涉，学警间的冲突随之发生。

30日下午1点钟左右，演讲已在南京路附近到处举行。三人一组，一人演讲，两人在旁挥动旗帜分发传单⁽⁷⁹⁾。当演讲者与挥旗者被租界巡捕扣押送至巡捕房时，其他学生则随之跟进，要求一同被关押，这是指挥者特意安排的，目的是使租界警务当局无法应付⁽⁸⁰⁾。到2点45分左右，形势愈趋严重，一名英国巡捕在试图驱散人群时受到攻击，随之有六名中国人被捕，而大批人群又涌进了巡捕房的审判厅。当警方好不容易将人群驱赶出去，外面的人流拥堵在永安公司附近，混乱中，又有两名巡捕遭到攻击，甚至有人试图抢夺他们的手枪，巡捕则开始用警棍与警棒为自己开辟一条路回到巡捕房，他们称有中国人已在叫喊“杀死外国人”。英籍捕头爱活生（Everson，Edward William）在此种情形下，遂下令开枪，以恢复秩序。当场打死四人，多人受伤。在六名送到山东医院的伤者中，又有三人不久死去⁽⁸¹⁾。

在随后的几天内，事件继续恶化。5月31日，继续有学生成群结队地到租界南京路上分发传单，呼吁店铺主响应总罢市总罢工。6月1日，复有群众到南京路，租界当局声称有人在攻击警察并破坏汽车与电车。尤其在南京路与浙江路的交叉处，人们掀起了路石，扔向正在努力驱散人群的警察与消防队员。巡捕遂又开枪，当场打死一人，十七人受伤⁽⁸²⁾。租界当局立即宣布戒严。2日，又有人在柏克路与“新世界”附近与商团队员发生冲突，两名美国商团队员受轻伤，巡捕遂开枪，又致一名华人被击中死亡。其他示威群众与租界巡捕及外人间零星的冲突则不断发生⁽⁸³⁾。4日，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被工部局警务处封闭。形势异常严峻。

第二节　北京政府对五卅事件因应及交涉之经过

一　事发后执政府的内部反应

“五卅事件”发生前夕，执政府正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段祺瑞解决“金佛郎案”的办法引起舆论的广泛抨击；教育总长章士钊因对北京学潮之强硬处理被全国学界攻讦而自请辞职；宣传已久、饱经挫折的“关税会议”之召开又似遥遥无期；5月28日，张作霖因对“金佛郎案”的处理不满，通电带兵入关，意在改造政府。舆论多认为执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中，似已无法继续其统治，如何维持其政权诚属疑问⁽⁸⁴⁾。然而，“五卅事件”的突然爆发却给了执政府一个极佳的可以继续维持其统治的机会。

5月30日事发当天，特派江苏交涉员陈世光即向北京报告⁽⁸⁵⁾。执政府对事件迅速作出反应，其措施对内主要是安抚民众的激动情绪，避免因攻击外人而导致事态的恶化，同时将上海已形成的罢工局面尽量设法导入控制轨道；对外则以强硬态度表示抗议，并藉“民意”作后盾，以迫外人让步，而获内部转机。

6月2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讨论沪案，通过四项决议案：一、各阁员对租界当局以武力摧残手段对付无辜学生，多表示愤慨，认为有辱国体，要求政府应即时彻查，秉公交涉；二、当即向驻京使团领袖意使表示严重抗议；三、速派曾宗鉴、蔡廷幹等赴沪查办；四、急电该地军警长官镇扶商民，切戒越轨行动，免贻外人口实⁽⁸⁶⁾。

6月6日段祺瑞发布执政令，对国民宣告政府对五卅事件之态度：“此次上海租界事变，市民激于爱国，自徒手奋呼，乃垒遭枪击伤杀累累。本执政闻之深滋痛惜。除饬由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外，已遴派大员驰赴上海慰问被害人民，并调查经过事实，期作交涉之根据，而明责任之所属。政府视民如伤，维护有责，必当坚持正义，以慰群情。尚冀我爱国国民率循正轨，用济时艰。本执政有厚望焉。”⁽⁸⁷⁾

对上海罢工工人安顿问题，段祺瑞似乎倾向于依靠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料理⁽⁸⁸⁾。虞氏此时正在北京参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之会议。段祺瑞在接获“沪案”消息后，即派虞以“淞沪市区会办”的名义返回上海调处。为协助虞处理“沪案”之交涉与善后，段又命令在教育部精选职员数名，6月1日随同虞洽卿乘专车南下⁽⁸⁹⁾。

北京公使团认为，“沪案”发生的关键在于上海地方无负责之高级长官，以致“毫无毅然处置之法”，因此要求执政府派重要官员前往弹压，或派兵前往上海⁽⁹⁰⁾。6月5日，段祺瑞向领袖公使意使翟禄弟（Cerruti，Vittorio）表示，以前正是因为上海有军事长官及军事设施，所以内争频生，故最后宣布裁撤；但他同时表示，要陆军总长吴光新考虑办理派兵一事⁽⁹¹⁾。不过，由于江苏和上海当时实际是奉系的势力范围，所以派兵的主动权最后落到驻节天津的张作霖身上。11日，张作霖派其子张学良率奉军赶赴上海⁽⁹²⁾。13日，张学良带领“东北陆军教导团”二千二百余人抵沪。此前，江苏省长郑谦已奉段祺瑞与张作霖命令到达上海。

为表示对民众爱国热情的支持，“沪案”发生后，北京政府一些要员甚至也参加群众游行，或者吊祭五卅牺牲者的仪式⁽⁹³⁾。据英国方面的情报，学生的四处串联宣传活动得到政府免票待遇⁽⁹⁴⁾。正如索克思（George Sokolsky）评论的那样：中国政府的动机从总体上来看无疑是有政治用意的，只要罢工与混乱还在继续，北京的现政府便能暂保其统治，因为没有谁愿意来处理这种乱局⁽⁹⁵⁾。不过，对此时的执政府来说，其行动更多的是维持各种势力间的平衡，以从中得到实际的政治利益⁽⁹⁶⁾。

二　外交抗议与初期交涉

“五卅事件”对北京执政府而言，正是增强其声望的良机。值此中外关系的危机存在之际，执政府的地位便于无形中得到巩固，而当外交谈判进行时，政府的威望可能会随着民族主义情绪滋长扩散而提高，因此，段祺瑞政府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对此一事件的恰当因应而增强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⁹⁷⁾。

在1925年年初几个月内，执政府外交部一直在与驻京公使团代表讨论条约义务的法理承认问题⁽⁹⁸⁾。5月28日，外交部还照会外交团，要求训令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废除“治外法权”⁽⁹⁹⁾，敦促有关国家考虑讨论条约修改问题⁽¹⁰⁰⁾。但中方的呼吁并未得到列强的实质性答复。南京路枪杀事件爆发后，北京政府以此为契机，似乎有望在外交方面获得某些进展。

5月30日南京路枪杀案发生后不久，即有学生到江苏交涉公署，向特派交涉员陈世光报告事件经过，并要求陈氏出面交涉。陈即偕同交涉公署科长杨筱堂赴领袖领事馆，表示口头抗议，并至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31日，陈奉江苏省长电令向驻沪领袖领事递交了第一次抗议书。6月1日，因枪击案仍在继续，陈再次递交抗议信。此后，陈世光因病恳请辞职，段祺瑞即任命许沅为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赶赴上海处理对外交涉⁽¹⁰¹⁾。

6月2日，北京外交部送出第一次抗议照会，表示对此事“至深骇异”，认为“该学生等，均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之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劝阻，遽用最激烈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向贵公使提出最正式之抗议，并声明保留，俟查明详情后，再提相当之要求”。照会要求北京使团“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地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¹⁰²⁾。6月4日，外交部不等外国公使团之答复，又因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发生枪杀案，提出第二次照会，谴责租界当局“蔑视人道”，应对其开枪行为及其后果完全负责⁽¹⁰³⁾。两次照会均对学生行动表示维护与支持，对租界当局开枪镇压之举予以谴责。

6月5日，段祺瑞接见驻京领袖公使、意使翟禄弟，称他感到“至深痛苦”，认为“上海巡捕如此对待学生，使中国对于国际地位攸关体面”⁽¹⁰⁴⁾。8日，外交部长沈瑞麟在会晤英国代理公使时，亦明确表示：“此次各地市民激以爱国热诚，毫无排外性质，执政日前所颁昭令，劝慰国民已有率循政轨之语，余看沪事现时最紧要者，莫过于恢复市面平时原状，即如取消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巡捕之武装，释放一切被拘人等，发还被封或占据之各学校房屋，只要租界当局有所觉悟，措置公道，公愤自易平息”⁽¹⁰⁵⁾。

此四项实际上即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十七条”之先决条件⁽¹⁰⁶⁾，由该会于6月7日面交刚抵上海的特派交涉专员蔡廷幹、曾宗鉴等人，蔡、曾等人即以全文电告外交部⁽¹⁰⁷⁾。外交部对“十七条”，初拟分层次处理：“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永远撤退驻沪英日海陆军”两条因关系中外已签条约，故决定不提出；而先决条件四项，及惩凶、赔偿、道歉等项则在沪提出；撤消公共租界工部局“三提案”及制止越界筑路、收回会审公廨等由外交部催办；至于“代工部局投票权”一条另与外人定洋泾浜章程；其余各条视情形“相机提出”⁽¹⁰⁸⁾。

是故，沈瑞麟在10日会见法使时，又重提四项先决条件，认为如能做到，上海秩序或可恢复⁽¹⁰⁹⁾。使团方面则要求执政府命令学生返校，静候政府解决。沈对此屡次表示拒绝，认为“政府断不能以压力禁阻学生”⁽¹¹⁰⁾。11日，中方发出第三次照会，声明对于“五卅”及“六一”惨案，上海租界官员应负责任，再次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四项先决条件全部提出⁽¹¹¹⁾。

6月4日，公使团在对中方第一次照会的答复中，否认上海租界捕房当局应负沪案责任，认为中方照会内所述并不完整⁽¹¹²⁾。两天后的第二次复牒，仍认为中方所得报告不甚完全，同时又照会中方，公使团已组织调查委员团，并决即派赴上海调查⁽¹¹³⁾。10日，该委员团抵沪，开始调查工作。中国外交部亦即令曾宗鉴对沪案中伤毙华人情形作“精确详尽”之调查，以备提出要求之依据⁽¹¹⁴⁾。

13日，国务会议讨论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之四先决条件，同意先由外交部上海特派员向领事团提出。不过，在上海的蔡、曾、许等人似乎觉得“十七条”中有些条件“太过火”，经政府同意，上海总商会托谢永森修订“十七条”，政府方面亦同意在仔细斟酌的基础上照此提出。随即，蔡廷幹与曾宗鉴又电告北京，总商会已与工商学联合会“商议妥协”，决由其另提修正案交交涉员提出。外交部即电令许沅等修正案商定，再提出⁽¹¹⁵⁾。可见，执政府有意借民众团体提出对外交涉条件，并在暗中直接介入“十三条”之形成过程。而学界多将“十三条”视作是由上海总商会或者虞洽卿个人擅改十七条而提出，实未了解其中之内情。

此时，就地尽速了结此案表面上视之似乎是中外交涉双方的愿望⁽¹¹⁶⁾。6月13日，使团方面在接到赴沪委员团之初步报告，对工部局的观感趋坏，决定不让领团参加，而授权委员团就地与中方交涉⁽¹¹⁷⁾。15日，北京公使团电令在上海之六国委员团，正式组织沪案委员会，与中国委员迅速开议。执政府即任命郑谦、蔡廷幹、曾宗鉴、许沅、虞洽卿等人为谈判代表，授与就地交涉之权，与六国委员接洽开议⁽¹¹⁸⁾。

6月16日，沪案交涉会议在江苏交涉公署举行，列席使团参赞六人，中国则有特派员蔡廷幹、郑谦、曾宗鉴、许沅等四人参加⁽¹¹⁹⁾。17日，中外委员开始第一次谈判，中方即以“十三条”为交涉根据，但祁毕业则表示“中国政府向使团抗议，仅提出四项问题为本团所知，其余均未知悉，无从商量。……当请示使团后方可开议”⁽¹²⁰⁾。不过，当天双方仍就中方所提条件稍作讨论，第二天仍就此继续磋商。当时六国委员似乎设想在赔偿牺牲者，同时将华界中国负责警长与租界捕头爱活生撤职，终止罢工与撤去外国军队几项条件基础上与中方达成初步的解决方案⁽¹²¹⁾。但此方案显然与中方要求相距甚远。

18日，六国委员因奉使团训令，限三日内讨论完毕，故将其所拟往来函稿交中方代表，作为讨论之基础，其中尤其强调“五卅事件”盖由于华界警察怠于职务之故。而中国委员经讨论表示不能接受，认为“十三条”中许多条均为事件之肇因。六国委员表示仅能讨论外交部所提四条，遂完全取消前议，交涉遂告中止。六国委员发表宣言，声明中国要求条件在该委员团职权范围之外，随后他们即返京⁽¹²²⁾。上海交涉遂告破裂。

19日，北京公使团就“沪案”谈判破裂发表宣言，表示“应以正谊与公平为基础，将沪案速行解决，至中国委员所提上海公共租界改组，及收回界内行政事件，应由中国要求关系国代表，再向各关系国政府要求”。为重开谈判留下了余地。同时，驻京公使团会议决议，将“沪案”移京办理，并以意使翟禄弟、法使玛太尔、美代使迈尔为交涉专员。21日，蔡廷幹、曾宗鉴等人回京复命。

2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公使团：一、“沪案”移京交涉，正式提出十三条为交涉根据；二、提议依公平主义修正中外条约⁽¹²³⁾。美国外交官迈耶（Mayer）在给本国外交部的信中认为，中国政府此种举措实一石两鸟，既欲藉此来强化中国的国家尊严与地位，亦表示准备在尊重国际法的友好态度下开始条约修改的谈判，而淡化激进的立即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宣传⁽¹²⁴⁾。26日，意使翟禄弟代表公使团答复外交部照会：一、“沪案”十三条请派专员分别办理；二、修改不平等条约表同情，惟须候各国政府训令。同日，执政府公布“外交委员会条例”，成立外交委员会，任孙宝琦为委员长，颜惠庆等十八人为委员⁽¹²⁵⁾。次日，正式发表以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幹办理“沪案”交涉。7月1日，颜提出所谓“治标治本”说，对“五卅”一案，决定分阶段办理⁽¹²⁶⁾。

上海交涉破裂后，“速了”之愿望既无法实现，而列强因内部意见不一，谈判重开亦遥遥无期，执政府方面转而采取长期交涉的计划。29日，段祺瑞通电各省，告诫防范假爱国名义实行破坏主义，表示在沪案交涉停顿后，政府开始转变对群众运动之运用策略。实际上，挟“民意”与列强周旋正是当局用心采取的政治策略。而当时局变化，策略亦随之发生改变。如据李健民之分析，政府的一部分外交行为其实并非自动自发，心甘情愿，如政府因为民众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便照会外交团，请求“修正”不平等条约，但同时亦向外交团人员暗示不要太认真了⁽¹²⁷⁾。7月15日，北京政府再次训令民众，保持平静，以利交涉进行，各省官员均应制止任何不法举动的尝试。

对初期“沪案”交涉的失败，多有人认为是与上海总商会擅改“十三条”，与“十七条”形成两种意见，而让外人发现国人的不团结，影响其态度⁽¹²⁸⁾。但丁应求的研究表明，交涉中止其实与此关系不大。丁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外人明了中国内部的混乱，即使他们发现两种要求之间的悬殊差异，他们也不会重视，因为第一次谈判时总商会提出的“十三条”，已使他们十分惊骇。外人对中国的全盘性要求，事先全然没有准备。华人欲把握此一机会，扫除经年累月引起其愤怒的外人特权，但外人却将协商的范围限于纯粹的“五卅事件”，是故谈判无法继续⁽¹²⁹⁾。曾宗鉴在事后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则根据所得情报称，六国委员态度突然变化，是由于“英、日以汉、浔、镇江交涉纷起，认为不宜退让，电召参赞回京，并谓伦敦态度强硬，将向中央通盘交涉”⁽¹³⁰⁾。可见谈判破裂的主因实在于外人一方。

上海总商会提出交涉条件十三条，实已包含工商学联合会代表之意见在内⁽¹³¹⁾。张国焘在回忆中亦称，中共方面为了以免“联合战线”的破裂，对总商会修改的十三条确已表示同意，虽然在工商学联合会中，此种妥协态度亦曾遇到激烈的抗议⁽¹³²⁾，各团体内部的争论亦一直存在⁽¹³³⁾。但上海谈判失败后，尤其是19日上海总商会决定21日开市时，运动出现了重大的裂痕，中共开始谴责总商会的妥协政策，其中“反对总商会篡改交涉条件”便是改组后由左派学生控制的上海学生联合会重要的口号之一⁽¹³⁴⁾。他们似乎欲藉此打击总商会，而影响其开市的决定。对“十三条”，民间倒有一些舆论表示不满，认为北京当局“太不注意外交战略了”，“外交部只等于邮政箱传话机”⁽¹³⁵⁾，十三条“毫无价值杂乱无章”，“反使各国疑虑”。所谓由特派员、交涉专员、外交部构成的“三重外交”，各层次之间往往不能协调，显示出中国外交当局的步骤混乱⁽¹³⁶⁾。

三　北京公使团的分歧与单独对英策略的提出

“沪案”发生后，各国反应并不一致。而在具体交涉过程中，各国间的分歧更趋明显，这一方面使中国的外交策略能获一定成功，另一方面亦迫使英国方面的对华政策发生改变。

英国在事发后力图拉近与各国的关系，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英国外长张伯伦在6月30日接见葡萄牙驻英大使时曾表示，中国正在发生的运动不是什么单独反英、或者反葡、反日的运动，而是一个排外运动。因此他认为各国政府应该诚意地合作以保护外人在华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并站在一起来面对这些混乱⁽¹³⁷⁾。但其他列强并不愿意帮助处在困难中的英国，以维持英国在华的优势地位。

日本在交涉中取双重政策，一方面，面对中国国内民众运动的高涨，与英国联合要求中国政府制止；另一方面，则以其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单独解决日本纱厂案⁽¹³⁸⁾。当时日本正处于“币原外交”时期，非常清楚中、美两国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变革⁽¹³⁹⁾。因此，当时日本外交路线似有对华缓和之倾向。事发之初，日人曾有袒护租界工部局之意，但是在10日左右，日政府即训令其驻华公使及上海日领事，要求对沪案暂持旁观态度，而对于日纱厂案，则准备单独解决⁽¹⁴⁰⁾。

美国方面，认为“五卅事件”牵涉到列强在华共同利益，故取与英、日两国协调的政策，不想单独行动，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其态度较英缓和得多⁽¹⁴¹⁾。而法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中国的态度较为缓和，法公使玛太尔自“沪案”开始，其态度即较友好⁽¹⁴²⁾。

6月2日，工部局会审公廨对5月30日及以前被拘学生进行审判，结果法、美法官均宣告学生无罪，引起英人之不满⁽¹⁴³⁾。13日，六国委员团在调查时发现一份1919年以来即已存在的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制订的秘密动员令，使得英国以外的其他各国委员对租界工部局的观感顿时趋坏⁽¹⁴⁴⁾。是故有15日北京公使团排斥上海领事团参与中方交涉之电令。而中国方面则利用“英捕射杀无辜学生”的宣传，采取有效的分离策略，使英国孤立化⁽¹⁴⁵⁾。

6月19日，北京使团曾经发表意见，表示愿意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其余的条款，英国代表将不能担任谈判委员会的主要负责者。但是在华英人认为其他列强想牺牲英国的利益来谋求与中国的和好，日本亦不同意其在北京代表的意见，表示不参加交涉委员会。而中方则立即成立了一个“强大”的委员会与各国谈判⁽¹⁴⁶⁾。

23日，六国委员在返回北京后，将调查结果撰成报告书并经使馆会议通过，但英国恐报告书的发表将证实其责任，极力阻止公布。然法国公使玛太尔仍将报告原文寄往巴黎公布，引起英国的不满⁽¹⁴⁷⁾。7月6日，在使团会议上，意、日、美等国公使均同意对中国稍作让步，遂根据六国委员之报告，通过三项决议：一、上海工部局总巡麦坚应即免职；二、工部局董事会应严加谴责；三、开枪之捕头爱活生应依法严办。并即以使团名义训令上海领事团饬公共租界工部局即日实行，否则“得解散董事会，予以相当处分”。但英外长张伯伦获悉后表示强烈反对，并力阻其实行。在7月9日的使团会议上，英公使为工部局尽力开脱，且对法使公布报告表示不满。于是法使玛太尔遂藉工部局不听命令表示辞去交涉代表一职，使团分裂遂公开化。此前，英政府曾经草拟了一个“九国宣言”，请求各国签字，以对中国的事态表示一致的意见⁽¹⁴⁸⁾，但是没有成功。即使是英方提出的第二步替代方案，即请美、日两国与他们一起发表这个宣言亦没有实现。

集中目标于英国似是执政府外交当局在交涉之初便已采取的策略。6月10日，英国方面即发现“排外运动变为专门排英运动，日渐蔓延”⁽¹⁴⁹⁾。13日，外交部致英国代使的照会亦暗含单独对英交涉的意味⁽¹⁵⁰⁾。汉口事件与沙基事件发生后，单独对英的呼声更高⁽¹⁵¹⁾。正如外交部调查“汉案”专员邓汉祥所称，单独对英，一、可使范围缩小，易于持久；二、能使英人直接感受痛苦，不难就范；三、政府与人民亦能趋于一致，政府对外既坚持到底，不稍退让，则人民自然谅解，乐为后盾；四、利用外交生政治作用者。政府人民能沟通一气，亦无间隙之可乘⁽¹⁵²⁾。

使团分裂后，“单独对英”之主张遂由外界之呼吁正式成为执政府运用的策略⁽¹⁵³⁾。据英使白慕德（Charles Michael Palairet）抗议照会称：“上海县告示抄录政府电令内有英国系沪案唯一负责之人，对于其他各国，人民不得扰搅等语，此项用意无异告知华人，得与英人为难。”外交部对此消息并不否认，只是对上海县知事将政府电文录入告示表示要查办⁽¹⁵⁴⁾。形势似乎正如瞿秋白所说，“五卅运动的发展到七月中便完全陷于‘单独对英’的对日妥协运动之宣传里”⁽¹⁵⁵⁾。

日外交当局在“五卅”事发后即有将“顾正红案”与南京路巡捕枪杀案分开讨论的企图⁽¹⁵⁶⁾，而中国外交部在外交程序上一开始亦将两者分开处理⁽¹⁵⁷⁾。奉命返沪调处沪案的虞洽卿一回到上海，强调要将日本纱厂问题与英租界开枪事件分开处理⁽¹⁵⁸⁾。6月8日，蔡廷幹与曾宗鉴二人访日本驻沪总领事，表示希望日纱厂问题早日解决⁽¹⁵⁹⁾。10日，执政府亦曾通过中华汇业银行总理章宗祥向日方表示，如内外棉纱厂能尽早将顾正红等死伤者的抚恤费交付，则“顾案”即可告结束⁽¹⁶⁰⁾。上海谈判失败后，日纱厂案单独解决之舆论更炽⁽¹⁶¹⁾。不过，6 月下旬具体谈判开始后，当事者内外棉纱厂及日本在华纱织同业会似乎态度较强硬，但在日外务省努力斡旋下，日本纺织同业会于7月21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作一定让步。中方即提出解决条件，经双方反复会议磋商，执政府为尽速解决此案，同意贴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三个月共15万元⁽¹⁶²⁾。8月12日，解决条件签字。25日后，日纱厂先后复工⁽¹⁶³⁾。

当时执政府集中对英之政策，不仅在日纱厂案中可以看出，亦能从其处理苏俄逮捕中国驻俄使馆职员一事中看出。7月26日发生了莫斯科中国使馆馆员彭昭贤等四人被苏俄政府违反惯例逮捕之事，而中国外交部与驻京俄使馆则极力否认，盖欲隐藏事实以利当时之对英、日交涉以及中俄会议之举行⁽¹⁶⁴⁾。

四　“沪案重查”与交涉的悬搁

英国既然对六国委员之调查报告表示不能接受，遂提出司法重查之主张，认为对工部局之处理属于法律问题，应由司法手续来解决。但在8月初的两次使团会议上，法国公使对此仍表反对，并宣告退出会议。而中国朝野的反对声浪更烈。7月31日，北京政府公开表示反对沪案重查⁽¹⁶⁵⁾，9月1日又由驻英代办公使朱兆莘向英国外交部声明反对。6日，外交部又训令驻外各使，表示我国誓不承认沪案司法重查，英方如邀请参加，则将断然拒绝，要求各使向各驻在国政府切实声明⁽¹⁶⁶⁾。

9月9日，在英国公使的要求下，使团会议终于议决“由英美日三国先行派遣司法官组织委员团从速实行调查，沪案开议须俟司法调查后始能举行”。三国司法委员并不由使团派出，而是由各该国政府指派⁽¹⁶⁷⁾。15日，领袖公使荷使欧登科（W．R．Oudendijk）照会中国政府，正式提出重行司法调查，希望中国亦能予以赞同，并派代表参加，中方即复照表示坚不承认，但使团决定司法重查仍然进行。

10月3日，日、美、英三国法官均到沪就任，司法调查委员会遂组成⁽¹⁶⁸⁾。调查自10月12日开始，于11月10日结束。使团方面本想三国委员能联合提出报告，但他们的意见相差甚大，故报告于12月23日分别发表，英、日两国委员的报告仍强调工部局行为正当合理，开枪乃形势所迫，爱活生没有责任。但美国委员约翰逊的报告则认为，“直至开枪瞬息之前，均不信所谓暴徒有损害人身财产之意”，并指责“捕房未于预知有事变之后，增加在职巡捕以图防止之”，“一部分西捕对群众不能行充分的人道”，“总巡麦高云既深知当时情形，不应离职三小时”。该报告同时认为在华外人，多没有认识到近十多年来中国人对政治及个人权利意识的进步。在其提及的二十五点事件爆发的原因中，强调日纱厂案与“沪案”的重大关联⁽¹⁶⁹⁾。

司法调查报告发表的同一天，工部局总董费信惇致函许沅，表示：“各委员之判决书，多数不归咎于捕房，然总巡麦高云、捕头爱活生业已辞工部局职务，工部局为谋此案早日解决计，亦决定加以核准，惟对于该两职员以往之劳绩，表示感忱而已。工部局并欲对五卅遭难者更表示惋惜之意，谨奉七万五千元支票一纸，烦转递中国交涉员，俾得散给各被难者家属，以作抚恤之费。”⁽¹⁷⁰⁾

重查报告的发表及工部局的通函，从其立场看，似乎意味着沪案交涉到此结束。但执政府方面，对此结果则不予承认。接获许沅之报告后，外交部乃训令许氏将工部局之支票退回，认为这仅是工部局之单方面意见⁽¹⁷¹⁾。此后，五卅事件的交涉便成为悬案，虽然在1926年4月执政府结束之前，还有几次催促开议的照会给使团，但最终除了会审公廨的谈判与工部局华董问题有所进展外，其余条件便多湮没于累累的外交公文之中了⁽¹⁷²⁾。

第三节　五卅运动的形成与扩散

“五卅事件”发生后，上海即有规模空前的“三罢”运动举行，而在全国范围内，也随后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帝情绪弥漫各地，民族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似达到一个高峰，此即通称的“五卅运动”⁽¹⁷³⁾。

一　上海“三罢”运动的发起

5月30日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上海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并决议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同时与中共上海地委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以统一运动的领导⁽¹⁷⁴⁾；工人、学生的发动工作则由相关负责干部进行。下午4时，刘华、陶静轩等人即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集工会代表开会，号召工人起来为被枪杀的学生报仇⁽¹⁷⁵⁾。恽代英在上海市学联以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的身份召集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会议，决议各校自次日起一律罢课，并要求全市工商界罢工、罢市⁽¹⁷⁶⁾。

是晚，国民党方面叶楚伧、马超俊、刘庐隐等人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决定支援惨案办法”⁽¹⁷⁷⁾。6月2日，又有约十五名“右翼”国民党员在居正住宅开会，讨论办法⁽¹⁷⁸⁾。其他团体，如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各工会、市民对日外交大会等均有会议召开⁽¹⁷⁹⁾。国民党人指导下的上海工团联合会对“三罢”运动之发起也起到一定作用。6月1日，上海工团联合会曾聚集二十余团体代表，举行紧急会议。3日该会又成立临时专门委员会，应付时局变化⁽¹⁸⁰⁾。在多方动员下，上海的“三罢”运动很快实现。

（1）罢工

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无疑是罢工运动发起的主要力量。正如郑超麟所说：比屠杀和罢市更出人意外的，就是次日忽然出现一个“上海总工会”向全上海工人发施号令了。……它成了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¹⁸¹⁾。南京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经紧急筹备，便在次日正式成立“上海总工会”，6月1日公开登报。同时该会发表告全体工友书，“从六月二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¹⁸²⁾。

6月2日，罢工首先自公共租界之外国企业开始，罢工人数超过5万，随即范围扩大。5日，租界之服务性行业工人亦加入罢工行列，罢工人数日益增多。华资企业工人自5月31日起在中共党员的发动下亦渐有罢工，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恒丰纱厂等，因此规模益加扩大。到6月8日，已罢工之外国工厂及机构共一百〇八处，计十三万余人，加上华资企业，罢工总人数达15．6万之众⁽¹⁸³⁾。据《五卅运动史料》所统计，五卅运动期间上海罢工、停工案共二百〇六起，涉及工人201，978人，其中华商三十五起，共33，868人参加罢工⁽¹⁸⁴⁾。

（2）罢课

5月30日晚，上海学生联合会召集各校代表会议，决定致电各地学生会，并派人到北京等处动员，同时规定次日学生出发到大马路，要求罢市⁽¹⁸⁵⁾。3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议决，自6月1日各校一致罢课⁽¹⁸⁶⁾，并继续发动罢市及工部局华捕罢岗运动⁽¹⁸⁷⁾。6月1日，全国学生总会在恽代英领导下成立⁽¹⁸⁸⁾，并即通电各地学生会及各团体，号召学生罢课演讲，举行示威运动，致力于将罢课运动扩展到全国范围⁽¹⁸⁹⁾。16日上海学联又通告各学生会，强调“在沪案交涉未了以前，各校一律不准上课”⁽¹⁹⁰⁾。18日，因各校为避免引起事端，多有提前放假之举动，全国学生总会为此特致函全国各学校校长，希望各校本期免放暑假⁽¹⁹¹⁾。上海参加罢课的学生人数据称有五万多人⁽¹⁹²⁾。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因参加罢课及运动，该校校长遂宣布放假一周，后以发生卜舫济校长禁止学生集会升旗，并夺走学生手中国旗之情事，因此，该校学生及附属中学学生多声明脱离该校⁽¹⁹³⁾。

6月2日，因租界戒严，中共决定不再组织学生到租界演讲，而是将运动扩展到全国⁽¹⁹⁴⁾。全国学生总会与上海学生联合会派代表计划分八路去作宣传募捐工作，每路三名学生⁽¹⁹⁵⁾。不过，6月中旬后，上海各大中学校负责当局多宣布放暑假，罢课遂在无形中结束了。

（3）罢市

三罢运动中，难度最大的便是罢市，因为此举与商人利益攸关。5月30日晚，上海学生联合会即决议次日发动学生上街动员商人罢市⁽¹⁹⁶⁾。31日上午，学生们便在租界中心区域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要求店员们打烊，但应者寥寥。下午3时左右，学生、工人等一千五百余人，聚集上海总商会要求宣布办法⁽¹⁹⁷⁾。男女学生把总商会会所包围起来，会所礼堂里亦挤满了学生与工人等，并在台上不停地发表演说，高呼罢市⁽¹⁹⁸⁾。正在三楼出席总商会会议的会董看到群众愤激的情形，多数退场，明显表示出消极反对之意，剩下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与会董邬志豪两人应付场面。直到方椒伯被迫签字同意次日即罢市，群众才散去。在当时的情形下，方如不签字，似乎无法下台⁽¹⁹⁹⁾。

群众大会后，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即印发总罢市通知⁽²⁰⁰⁾。晚间，谢永森代表上海总商会紧急约见工部局警务处总巡麦高云，解释方椒伯是受民众胁迫在宣布总罢市决议上签字的⁽²⁰¹⁾。但是上海租界当局认为方椒伯有布尔什维克主义倾向，所以并不相信方氏在宣布罢市后的报告⁽²⁰²⁾。方本人也拜见工部局总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声明总商会并无排外之意，总罢市完全是强迫与威胁的结果，并保证对运动不会同情⁽²⁰³⁾。

相似地，6月4日晚，上海法租界商联会在议决不罢市后，即有数百人立即闯进商联会会长叶贶辰所开商店打砸一通。次日法租界各商店亦只有罢市⁽²⁰⁴⁾。可见在当时情形下，一些不愿停业的商人实际上已失去行动的“自由”，而不得不考虑外界的威胁。上海银钱业在各业罢市后仍照常交易，后来由于“外界压迫”，方宣告停业。但还是有人指责钱业交易实际上仍未停止，而英商银行亦依靠钱业的接济而渡过挤兑期⁽²⁰⁵⁾。

罢市之后，如果有商家开门，即使是食品店，亦会遭到袭击，而不得不闭门。江苏交涉公署交涉员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上海“各街道皆有流氓附和，每一店关门则拍手欢声四起” ⁽²⁰⁶⁾。在此情形下商家欲不罢市势所不能。6月1日，公共租界华人开的商店都上起了排门板，不过多数店家仍然通过门洞继续营业⁽²⁰⁷⁾，彻底的罢市在上海从未实现。

上海三罢运动的实现既与中共的号召有关，亦有国民党及各团体力量的介入。像对日外交市民大会、闸北保卫团、南市保卫团、店员联合会，甚至一些地域性的社团，中共均有联络，而这些团体在三罢运动的发起中似乎亦起到一定作用⁽²⁰⁸⁾。运动中一些恐怖手段的频繁出现，似乎暗示帮会势力在其中的作用⁽²⁰⁹⁾。如当时便有人以“铁血团”的名义对反对罢市者实施恐吓⁽²¹⁰⁾。“锄奸团”则散发激进的传单，表示要“干掉”不肯罢工的人以及无视民众意见的卖国贼、工贼等人⁽²¹¹⁾。而罢工运动中，上海工团联合会似乎亦在扮演一定的角色⁽²¹²⁾。

另外，三罢运动的形成，执政府及地方当局在开始阶段并未干涉⁽²¹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也与“军阀袖手旁观”有一定关系⁽²¹⁴⁾，此不能不是运动得以形成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上海罢工工人的维持

在上海的三罢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且影响波及全国的是罢工，因此，罢工工人之维持关系到整个运动的走向。

上海工人罢工之维持费用数目甚巨。事后虞洽卿曾称：“自五卅事起，所有接济工人之费，总商会经募者，凡二百二十余万，学生联合会及济安会方面经募者，六百余万元（注：似为六十余万元之误）。”⁽²¹⁵⁾9月底，虞又称：“昔以全民之力，坚持抵抗，需费三百万，坚持四阅月。”⁽²¹⁶⁾英文《中国年鉴》报道：总共各方面的罢工基金，合计有五十万至一百万的银元⁽²¹⁷⁾。而据《上海总商会经收五卅捐款收支报告册》统计，自1925年6月至1926年6月，上海总商会经收的捐款共二百四十余万元⁽²¹⁸⁾。李键民经多方考证，认为上海得到的募捐款项总额大概在三百余万元，这其中，多数用于罢工工人维持经费之开支⁽²¹⁹⁾。

罢工维持费的发放是关系到罢工运动能否坚持的最关键因素⁽²²⁰⁾。上海罢工实现后，罢工工人每天可以领到二角钱的维持费，其发放或者是半月一次，或者一月一次，也有五天或十天发一次的，但发放标准基本一致⁽²²¹⁾。如果担任“纠察”或做“工会代表”，则另外领取薪水⁽²²²⁾。但如果工人不去报到则要扣钱⁽²²³⁾，有时罢工工人还可以领到馒头等食物⁽²²⁴⁾。据工人回忆，罢工前女工每天工钱也就是二角多钱，做了几年才能有三角多钱一天⁽²²⁵⁾。男工每天可拿三角一分或三角二分⁽²²⁶⁾。1924年英国“商务官”布雷特（Brett）的调查显示，上海纺织工人日平均工资在三角到四角之间⁽²²⁷⁾。因此，罢工期间歇业工人所得维持费约相当于70％的正常工资。

罢工维持费的来源广泛，但商界之募款及垫借无疑最重要。当时在上海指挥运动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承认：“上海的总罢工和其他地方的部分罢工有十分之九的经费是靠资产阶级提供的。”⁽²²⁸⁾上海总商会是五卅期间罢工经费筹募的主渠道⁽²²⁹⁾。由于其在国内商界及社会上的信誉与号召力，所以各地商界、学界多将筹集到的捐款汇寄到上海总商会。运动初期，外人曾对上海十多万罢工工人是否能保持镇静而不引起混乱表示怀疑。然段祺瑞对此则表现得很有信心：“上海罢工已派虞洽卿赴沪，大致无妨。”⁽²³⁰⁾这点显示上海总商会之维持罢工经费，似得到执政府的认可。

在商界的捐款中，海外侨商及本国企业的捐助尤其引人注目。虞洽卿曾承认，“捐款中以南洋华侨所助之款为最巨”⁽²³¹⁾。而在本国企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²³²⁾。运动开始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宣布捐献一万元作罢工基金，并将该厂工人在运动期间加班劳动所实现的利润，移交罢工工人⁽²³³⁾。此种利润，大约为每天一千元⁽²³⁴⁾，南洋公司还另外向总商会捐十万元，表示其支持态度，有时该公司还直接将款项给总工会，以解决经费支拙的难题⁽²³⁵⁾。上海工团联合会给工人发放罢工维持费，亦得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支持⁽²³⁶⁾。

在罢工维持费无法发出时，商界的垫款便异常重要。7月1日，总商会秘书徐可升曾在总商会会董会上表示，罢工维持费只能维持一二天，是次会议决定向各华商银行借款10万元，待各地汇款寄到即归还⁽²³⁷⁾。正因为商界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所以英国方面因无法结束罢工而攻击上海总商会，指责总商会胁迫自愿复工的工人⁽²³⁸⁾。英国驻沪领事巴尔敦（Barton，Sir S·ney）则指斥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为排英运动的第一号祸首。至八月间，美日英三国领事甚至报告公使团，虞氏该负起此次上海罢业及对中外关系产生恶劣影响之一切责任⁽²³⁹⁾。

执政府的经济支持亦值得一提。据李健民统计，北京政府财政部前后共汇拨上海25万元⁽²⁴⁰⁾。如7月12日，报载消息称财政部汇款5万元给上海总商会，并指定发给受伤华人与死者家属，此点经租界警务处查证属实⁽²⁴¹⁾。7月30日，上海已收到北京政府汇来的10万元罢工维持费，半数交总商会，半数交工商学联合会⁽²⁴²⁾。英《泰晤士报》亦称“罢工能持久，由于中国政府拨款资助，邮电路中外雇员已奉交通部通告，每员以每月一日之工金捐助上海罢工，此为中国政府力助排外举动之确证。”⁽²⁴³⁾此消息系指交通部电政司6月26日要求“交通界同人，各捐本月份薪水之三十分之一”之饬文。英使为此特照会外交部表示抗议⁽²⁴⁴⁾。

值得注意的还有苏俄的经费援助。据现有资料，1925年6月-8月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从苏联国库寄给上海的经费是20万卢布⁽²⁴⁵⁾。6月1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拨款5万卢布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处理，立即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名义电汇上海⁽²⁴⁶⁾，并决议开始为中国工人募捐。6月13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再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补充拨款5万卢布，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处理⁽²⁴⁷⁾。8月5日-7日的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上，重又决定“建议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紧急汇款10万卢布交由上海、香港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罢工者支配”⁽²⁴⁸⁾。另外，据称俄总商会亦有3万金卢布汇给上海总商会⁽²⁴⁹⁾。而以冯玉祥等人的名义及广州方面的捐款似乎亦与苏俄有些关系⁽²⁵⁰⁾。在国际赤色工会的号召下，据称德国柏林工会募集到5万金卢布，而法国工会则汇给上海工人4万法郎及5000卢布⁽²⁵¹⁾。

由于罢工工人众多，因此罢工经费的接收与发放便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亦直接与工人秩序之维持相关连。当时具体负责此事的主要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总商会、学生联合会会、总工会，以及由上海各慈善团体组织的临时济安会。6月4日，由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工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四团体组成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为工、商、学三界联合办事机关。6月10日，上海总商会设立“五卅事件”委员会，以专门办理沪案之相关问题，尤其是罢工工人救济。上海学生联合会设有筹款部，主要负责募款收支管理工作。上海总工会则有经济科负责此事，但其经收的捐款与会费并不作区分⁽²⁵²⁾。临时济安会成立于6月9日，上海各慈善团体发起，主要负责工人救济款项的给发⁽²⁵³⁾。

三　运动在外地的扩展

陈叔谅将五卅事件后的民众运动按形式分为四种：宣传、罢工、抵制英日货、济工⁽²⁵⁴⁾。相似地，李健民亦将反英运动概括为三个部分：反英宣传；罢工及抵制英货、提倡国货；募捐运动。三者彼此运作，形成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²⁵⁵⁾。据统计，至1925年底，中国各处因“五卅案”而发生同情罢工者，共一百三十五起⁽²⁵⁶⁾。至于以各种形式直接参与运动的人数，刘少奇估计有一千二百万人左右⁽²⁵⁷⁾。

5月3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起来响应，掀起一个全国性的反帝运动⁽²⁵⁸⁾。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宣言《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指出“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场了”，号召民众起来“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²⁵⁹⁾。在地方的响应上，中共地方党团组织及其控制下的学生联合会及国民会议促进会等团体扮演主要的推动作用。北方运动发起的重心在中共北方区委，而中共上海地（区）委下属支部的活动则是江浙一带运动高涨的重要诱因⁽²⁶⁰⁾。

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后，规模较大的示威运动出现在北京、广州、南京等地，而引起严重交涉及后果的则主要有汉口事件、沙基事件及南京、九江、重庆、镇江等地发生的冲突案。

“五卅事件”消息传至汉口后，民众情绪便趋激烈。自6月2日起，学生开始罢课游行，并动员工人罢工及商人罢市。6月11日，汉口码头工人2千余人因前一天“太古”轮船管栈印捕殴伤码头工人一名，结队游行，向该公司理论，湖北地方当局即派军队维持秩序，群众向租界奔避，英国租界义勇队及海军陆战队即开机关枪，毙八人，伤平民十一人，以及巡士十三名。扰乱中有日商店数家被毁，日商水谷洋行业主水谷邦次于混乱中被殴打重伤致死⁽²⁶¹⁾。次日，汉口租界戒严，外舰陆战队登陆防守，中国当局亦派兵保护街市。

5月31日，中共广东区委接获中共中央来电，并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实行办法⁽²⁶²⁾。但当时由于广州正发生刘杨战争，故群众运动无法发动。不过，中共方面仍派邓中夏、杨殷及李森、刘尔崧等人分赴香港与沙面开始发动工人罢工⁽²⁶³⁾。刘、杨战事结束后，6月1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即发表启事，设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并致函香港各工团，要求立即罢工。在苏兆征、邓中夏等人的发动下，全港工团联合会得以成立。该会并派人到广州接洽，得到了广东政府的全力支持⁽²⁶⁴⁾。19日，在中共指挥下的香港海员、电车及印刷等行业工会首先宣布罢工，洋货业、装卸业、煤炭业及其他各业工人亦相继罢工。前后15日，香港工人全部罢工，并有工人开始分批返回广州⁽²⁶⁵⁾。21日，广州沙面英租界华工也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一致罢工，退出沙面租界。省港罢工完全实现。

23日，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广东国民政府的支持发动下，广州工、农、学、商、军各界共五六万人举行援助沪案示威运动大会。会后列队游行，并有飞机散发传单⁽²⁶⁶⁾。经过沙基租界时，对岸沙面英、法等国外兵，突向人群开枪，继以机关枪扫射，英法等国军舰亦发炮射击，当场死伤群众近百人⁽²⁶⁷⁾。

在镇江，则因为6月5日学生及其他各界人士之游行示威，而引起租界内不稳之迹象，界内游民与工部局之职员发生冲突，而英人担心发生“排外暴动”，将所有妇孺送上轮船，地方驻军亦开进租界进行弹压，故风潮未致酿大⁽²⁶⁸⁾。6月13日，九江因工人与租界巡捕冲突，英、日驻浔领事馆受到冲击，久已歇业的台湾银行亦突然起火，经地方军警维持，秩序始靖。南京下关则发生英商和记洋行工人罢工被枪杀案⁽²⁶⁹⁾。

运动中，亦出现激进者，如主张暗杀外人、练学生军、对英宣战的都有⁽²⁷⁰⁾。有地方甚至出现了“英国人、日本人和狗不得进入中国公共场所”的标语⁽²⁷¹⁾。骚动中，外人死伤的消息亦不时出现⁽²⁷²⁾。

四　运动的衰退与中止

上海交涉会议开始后，群众运动实际便开始步上衰退之途。

对上海总商会而言，罢市之举既是出于被迫，而亦有做交涉后盾之考虑⁽²⁷³⁾。但罢市给上海商界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²⁷⁴⁾。加之，端午节即至，商家按惯例需结清账务，因此一些大的商家希望尽早开市。基于此，上海谈判失败后，商界随即决议开市。6月19日，即上海中外委员谈判破裂的次日，上海总商会召集七十六个团体集议开市日期⁽²⁷⁵⁾，决定自6月21日起开市。同一天，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也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要求与英国的谈判须于6月24日前结束⁽²⁷⁶⁾。但各商家或由于怕外力干涉，或由于想回避债务，对21日开市的决定，响应者寥寥⁽²⁷⁷⁾。而上海各团体外交后援会则公开反对⁽²⁷⁸⁾。为了早日实现开市，23日，总商会与工商学联合会举行联席会议，终于决定26日开市⁽²⁷⁹⁾。

驻扎淞沪地区的奉军对运动的态度亦与上海谈判密切相关。6月18日，交涉还在进行之时，张学良曾发布通告，称：“公众所提各项要求已提交谈判会议，务望各位静候和平解决。凡假借某工会或联合会所赋予权力，扰乱治安或危害外侨生命财产者，均将依法惩办。”⁽²⁸⁰⁾该布告似乎是应上海外人的要求所发，目标直指上海总工会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19日，《警务日报》消息称，张学良应上海领事团要求，已向张作霖要求调徐州邢士廉旅来上海应付局势⁽²⁸¹⁾。22日，张学良离沪，由奉军第一旅旅长邢士廉接防，并以江苏省长郑谦名义布告上海华界戒严，委邢为戒严司令，常之英为副司令。邢抵沪后即发布布告，称“嗣后无论何种团体，务须认清题目，沪案交涉为一事，而利用机会自便私图者，又为一事，总之题目以内之事，行动不加干涉，题目以外之行动，即属越轨”⁽²⁸²⁾。

同时，公共租界当局亦采取措施对罢工运动施加压力。7月4日，租界工部局电气处以工人罢工电力缺乏，通告各大工厂六日起停给马达电力。7月6日，工部局决定中断租界区域内华商纱厂之电力供应。据称仅中国工厂因电气供应中断，而陡增失业工人四五万人，而自来水断绝之传言更让民众惊慌⁽²⁸³⁾。

中共在工会运动中曾利用青帮力量，但这种关系到7月底趋于破裂⁽²⁸⁴⁾。以“各省旅沪公民会、五卅救国同志会、上海工界自卫团”署名的传单《揭破上海总工会的黑幕》亦被人大量散发，攻击上海总工会与李立三⁽²⁸⁵⁾。6月26日，又有2千多名“浦东的失业工人”到总工会要钱，当总工会拒绝发钱时，即开始抢劫附近的商家，殴打总工会职员⁽²⁸⁶⁾。这些人似乎不是真正的工人，公共租界警务处与淞沪警察厅均怀疑他们与青帮有关系⁽²⁸⁷⁾。27日，继续有四五百人以工人身份去总工会领罢工维持费⁽²⁸⁸⁾。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淞沪戒严司令部以“利用时机，擅刊印信，发行捐照，鼓动风潮，阻止工人上工”、“假工会会之名，敛钱自私”等理由查封⁽²⁸⁹⁾。

上海领导运动的团体内部亦出现问题。首先是学生联合会发生分裂，上海学生联合会本身因国民党的分化而存在左右两派⁽²⁹⁰⁾，运动发起后，他们之间便出现了矛盾与斗争。6月22日，上海法政大学与浸会学院的学生为抗议上海学生联合会“贪污成风”断绝与联合会的关系。据称支持运动的七十五所学校中后来有三十五所退出。到7月初，上海学生联合会裁员30％⁽²⁹¹⁾。恽代英称“五卅运动”发展到后期，学生自身亦存在种种缺陷，直接影响到学生会的力量⁽²⁹²⁾。邓中夏则指出，学生放假，纷纷回籍，学生联合会的力量便形削弱。等到假期结束学生回校，“他们已如隔世人，热度冰消。学生生活本来富于浪漫性，热度当然难以持久。故在运动的后半期，学生便毫无力量表现了”⁽²⁹³⁾。

7月中旬，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亦出现分裂，部分会员指责邬志豪因为贪污罢工维持费而积累了大量财产。浙江路、云南路、吴淞路等十五路的代表，“鉴于该总联会已不再代表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观点”，决定与其脱离关系，并成立一新的总联会——淞沪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²⁹⁴⁾。

导致运动渐渐进入低潮的更重要原因，在于罢工经费无以为继。在7月初，临时济安会的一些人便希望停发罢工维持费⁽²⁹⁵⁾。7月5日，临时济安会因王一亭等人以办事棘手辞职，该会遂停止工作。8日，在总商会的推动下，复由该会与总工会、学生会等团体重新组织，以作为工人救济之总负责机关⁽²⁹⁶⁾，然经费问题仍未有妥善解决办法。7月30日，刘贯之在上海总工会的会议上称手头已无救济款，而接下来半个月的救济金尚需要40万元，不知如何筹措⁽²⁹⁷⁾。到8月初，工人似乎已开始衡量继续罢工与复工间的利益大小。一些工人已开始放弃总工会的领款甚至退回工会发的钱，自动复工⁽²⁹⁸⁾。虽然总工会有重新发动总罢工的企图，但工部局估计已不可能成功⁽²⁹⁹⁾。在28日上海总工会会议上，代理委员谢文近表示救济金已将告罄⁽³⁰⁰⁾。尽管在群众会议上，刘少奇、李立三等人仍在尽力为工人鼓气，表示有许多新的罢工经费来源⁽³⁰¹⁾。但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上海总工会似乎有“适时停止罢工”的倡议⁽³⁰²⁾。实际上，此时日本纱厂案的解决与总工会所遇到的罢工经费困难有莫大关系⁽³⁰³⁾。

8月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告全国工人兵士学生》书，正式提出改变罢工策略，以工人的经济要求和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复工条件，至于全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工商学界提出的条件，工人当以全力继续奋斗⁽³⁰⁴⁾。同时，上海总工会提出九项复工条件：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廨；二、租界内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五、工人一律上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六、发给罢工期内工资百分之五十；七、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五；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³⁰⁵⁾。这九条不但比起“十七条”是大让步，而且比上海总商会提出的“十三条”亦要低调得多，但这些条件因种种原因最后亦未能实现⁽³⁰⁶⁾。

上海交涉中止后，执政府对苏俄之有意“赤化”亦甚在意。7月2日，与外交部关系甚密的中华工会负责人孙宗昉、朱锡麟等人在给沈瑞麟的信中表示：“中英交涉无论胜利或失败，将来尚有挽救之时，若赤化问题一经传染，祸更烈于洪水猛兽。”⁽³⁰⁷⁾24日，北京政府内政部密令各地“严防共产运动”⁽³⁰⁸⁾。8月底后更日趋于妥协。基于其对10月份即将开幕的关税会议的期望与交涉的停顿日久，而民众运动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影响下日益膨胀，8月20日，执政府通电保护工业，取缔煽惑罢工⁽³⁰⁹⁾。18日，执政府将邀请英、美、日、法、意、比、荷、葡八国参与关税特别会议通牒送各使馆，同时奉军开始对上海的各激进团体采取措施。9月19日，段祺瑞发布命令，宣布总工会为非法团体，应予立即解散，并通缉李立三等人⁽³¹⁰⁾。至此，执政府对“民气”的战略运用因目的基本达到而告一段落。

不过在9月5日，上海总商会还在发起“中华爱国募金大会”，以救济仍在罢工之工人，但成效有限。其实，该运动的发起，更真切的原因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及虞洽卿等人为“五卅”一案垫款甚巨又无处得到补偿，而欲藉此得些经济上的弥补⁽³¹¹⁾。

第四节　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运用及走向

一　五卅运动中各种势力的利用

正如丁应求所论：“五卅事件”并非外人在华所引起的第一次华人流血案，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但以其抵抗规模为最大，大部分的外国人不了解为何罢工发生于日英纱厂，而不是工作条件更为低劣的华人纱厂⁽³¹²⁾。其实一个历史事件及群众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发动者宣称的理由真的非常充分，而主要是看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相关各方面对此是如何反应及利用的。“五卅事件”发生后，中外各方面的反应意义重大，盖它们从各个方面塑造了此后中国历史的面貌⁽³¹³⁾。

（1）苏俄

“五卅事件”一发生，即有人指出此案与苏俄关系密切。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报告中提到，5月31日苏联驻沪领事馆曾召开会议，决定向莫斯科请求指示，并指示利用此事进行宣传，鼓励工人全面罢工⁽³¹⁴⁾。6月10日，英大使馆参赞告诉中国外交部，该馆“已得确实报告，证明俄国驻京大使正从事煽动”，要求中国方面设法制止⁽³¹⁵⁾。英国伦敦《每日新闻》甚至称，英国对华抗议暴动之照会，应直接交递莫斯科，不宜照会北京政府⁽³¹⁶⁾。对运动背后苏俄势力的存在，英人似乎掌握了相当的证据⁽³¹⁷⁾。中国国内亦有类似舆论，如江亢虎在事发之初，即直称“此事起因与内幕，全由俄共产党人向学界、工界煽动而起”⁽³¹⁸⁾。

苏俄在中国的宣传，无疑是“五卅事件”发生的背景之一，特别是在日本纱厂罢工运动中，其角色异常重要。但是如果认为苏俄在上海刻意直接煽动而发生“五卅事件”，似还缺乏明证⁽³¹⁹⁾。3月21日至4月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只是指出被压迫国家的共产党如果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那么他们是有着“巨大可能性”的。然而正如郭恒钰认为的，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有着决定意义的⁽³²⁰⁾。“五卅事件”发生后，苏俄针对“五卅运动”拟订策划宣传纲领，在宣传上推波助澜；在军事上则加快对南北亲苏军事势力的援助，以达到改变中国政治现状之目的，则是不争的事实。故鲍罗廷说“我们未曾造成五卅惨案，而五卅惨案乃为我而造成”⁽³²¹⁾。

苏联学者认为：“据现有文件判断，共产国际与‘五卅运动’爆发毫无关系，该运动对它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事件。”⁽³²²⁾但俄共与共产国际在了解已经形成的局面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6月25日决定派维经斯基去中国，并采纳斯大林“务必推进，不要害怕加剧”的指示，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的形式进行中国革命运动。同时莫斯科建议中共提醒运动的所有参与者，不要采取可能引起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行动，又命令所有在华苏联工作人员言行要格外小心谨慎，不要显出苏联参与中国事件的痕迹。指示中建议对“帝国主义者手中的主要工具”张作霖发动“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同时要求对执政府从各方面施加压力，直至把它“驱散”，并且建立“有国民党人参加、依靠冯玉祥部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新政府”⁽³²³⁾。

“五卅”罢工的结束，更直接与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命令相连。7月底，在接获中共关于运动衰退情形的报告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作出决定，认为：“无论如何要把罢工斗争与召开中国社会团体全国会议联系在一起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只有在近期即8月初召开全国会议的情况下，才能把罢工拖延到会议召开前结束。”同时，该委员会根据来自中国的报告及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既然“运动正在走向低潮”，那么“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有组织地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并“要提出据以可能有利地结束罢工的具体要求”⁽³²⁴⁾。

因此，尽管维经斯基与加拉罕等人认为，在当时“前景可观”的情形下，“想把上海的罢工运动尽可能地拖下去，以期出现进一步扩大和高涨的局面”⁽³²⁵⁾。但是在接到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后，他们即制订了一个将上海与香港的罢工运动“刹车”的行动纲领，要求中共放弃全国性口号，转而采用地方性与经济性口号，为与外国企业主的谈判和缩小罢工规模创造条件。他们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想保存已经发展起来的上海工会组织，亦即在运动的低潮时期如何组织退却，否则可能会走入一条死胡同⁽³²⁶⁾。同时鲍罗廷亦在1925年9月22日的广东政治与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中止省港罢工运动⁽³²⁷⁾。

（2）中共

1925年的上海，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对民众运动的竞争，后者显然已占据优势地位。国民党除马超俊在上海建立的“孙文主义学会”有些活动外，其重心系在广州⁽³²⁸⁾。但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共重视程度并不够。维经斯基在4月22给加拉罕的信中，曾抱怨鲍罗廷最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的通报，对在中国解放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共产党几乎未曾注意到⁽³²⁹⁾。然而，“五卅事件”为共产党人提升自己的地位，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³³⁰⁾。有学者认为，“五卅运动”就是陈独秀撇开国共党内合作而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这次运动使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小团体发展为在全国有政治影响的无产阶级政党⁽³³¹⁾。

事件发生后，中共从多方面开始其宣传运动，争取运动的领导权。筹备中的“国民通信社”及“热血日报”被提前成立⁽³³²⁾。许多学生被派到全国各地去进行宣传活动，中共与青年团组织都在酝酿扩大。中国共产党人亦从莫斯科赶来上海参加领导工作⁽³³³⁾。在苏联学习了许多工运经验的何今亮则从海参崴赶到上海，主持上海总工会的工作⁽³³⁴⁾。

运动一开始，中共强调“五卅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在6月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中，认为这次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为这次事变是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对援助工人的民族运动的铁血镇压政策。”⁽³³⁵⁾到了运动后期，如在8月18日的宣言中，中共则直接了当地将运动与中共的领导联系起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最觉悟的工人所组织者，永久领导着工人奋斗，不论是成功是失败。工人们！赶快加入共产党罢！共产党能领导你们的斗争达到最后的胜利。”宣言还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公开宣告于世人：“各国革命的工人联合——共产国际，指导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大家赶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证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³³⁶⁾

不过，中共中央在南京路事件发生后，对民众运动的突然高涨亦有点感觉意外。张国焘回忆说，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既不能对北京段政府有所期待，唯有“增强民众的力量，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决对外对内的根本问题”。但又认为，如果口号提得太激进，对普通民众而言，则可能适得其反。所以直到6月5日，中共才发表告民众书，但并未说明用政治解决此一事变的具体方案和可能的发展前景。张认为这个文件清楚地说明了当时中共力量的局限性⁽³³⁷⁾。

（3）国民党

“五卅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反应常被人忽视，然而在一些地方的群众运动中，其角色实不容忽视，而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利用亦有相当之成果⁽³³⁸⁾。

如论者所注意到的，国、共两党在上海虽有摩擦，但“对外反帝则目标一致”⁽³³⁹⁾。6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五卅事件”发表宣言，称：“国民党愿助全中国之爱国爱平等自由之民众，对此惨无人道之行为及其所代表之武力侵略政策，以全力奋斗，伸张主义，恢复国威。”⁽³⁴⁰⁾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议，要求惩罚暴行巡捕，抚恤死伤，表示谢罪，保证此后永无此等至无人道之行为”。并呼吁“凡我党员应一致援助国民，以与英帝国主义相搏”⁽³⁴¹⁾。4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表第二次沪案宣言，吁请国民根据公理要求赔偿，惩凶以及取消与英、日缔结之一切不平等条约；未达目的之前，举国实行与英、日经济绝交，以示我国民主张之坚决⁽³⁴²⁾。7日，又有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广东省长”的名义代表南方政府发表宣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并攻击张作霖之“倚赖帝国主义”，亦为“造成此次暴行之原因”⁽³⁴³⁾。

据当时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邵华之回忆，当时学联的活动亦主要是受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之指导。尽管中共在“暗中操纵”，但“公开号召，都是用国民党名义”⁽³⁴⁴⁾。在上海三罢运动进行之初，广州方面似亦派人到沪活动。京师警察厅情报称，蒋介石曾派军官学堂秘书刘翔恕来沪，携有款项，有鼓动学潮之性质⁽³⁴⁵⁾。在北京6月10日的雪耻大会上，国民党重要人物李石曾、于右任、顾孟馀、朱家骅等人均担任主席台主席，对民气尽力鼓动⁽³⁴⁶⁾。“五卅运动”之形成，与国民党之关系实为深远。

6月4日，杨希闵、刘震寰之滇、桂军在广州对国民党军发动战事。到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讨平刘、杨之乱”。次日，国民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议决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将建国军及党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23日，“沙基事件”发生，国民党发起反英、法帝国主义之运动⁽³⁴⁷⁾。26日，蒋介石在致加伦函中称：“在沙面开炮射击事件尚未发生以前，余即曾拟具计划书。刻下与英国人奋斗一节实为必要之举。余于计划书中关于军事建筑所提各节据现在大局观之亟应即日实行……政府方面亦应于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将一切军事预备妥协，以便与英国人为武力上之奋斗。”⁽³⁴⁸⁾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9月，国民政府派林森、邹鲁、徐谦、陈友仁等人为北上宣传代表，组织各界代表三十余人赴北方宣传，一路反响甚大⁽³⁴⁹⁾。

国民党“右翼”的活动也值得关注。戴季陶在“五卅事件”发生后，便试图将此作为实践其“纯粹三民主义”的机会。7月，戴便发表《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希望能够对“国民革命运动起指导作用”⁽³⁵⁰⁾。而林森、邹鲁、谢持、叶楚伧等人在赞同反帝口号的同时，更以此机会加快其党内反共势力之联合⁽³⁵¹⁾。

除共产党与国民党外，“五卅”案发生后，中国青年党等其他党派亦趁机发展组织、公开活动。武汉则有国家主义团体“国铎社”四出活动，公开揭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口号。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湖北团部亦宣告成立，以吸收信奉国家主义学说之青年加入⁽³⁵²⁾。

（4）国内各军事派系

“五卅事件”爆发后，国内各军事派系要人对此多不能无动于衷，或者通电声援，或者在强调秩序至上的名义下，对趋于激烈之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对当时运动有重要影响力的主要是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孙传芳等人。

如前所述，张作霖在5月28日通电入关，宣布检阅京奉沿线奉军，其背后则是为“金佛郎案”，要求改造执政府。张刚抵天津，上海便发生南京路枪杀案，张在事发时曾有电报抗议南京路的枪击，并有1万元捐助给罢工工人⁽³⁵³⁾。但是如论者所指出的，这是显示他支持运动的唯一证据。他事后曾对外国顾问表示，在此时他不能置之事外，而把展现民族大义的机会全让给他人⁽³⁵⁴⁾。

由于当时苏、沪皆在奉军的势力范围之下，故张作霖对上海的秩序非常关注。接获消息后，张派江苏省长郑谦赴沪“严重交涉”，11日复派其子张学良率东北陆军教导团，以“卫国卫民，和平处世”为名，赶赴上海“帮同郑省长办理”交涉⁽³⁵⁵⁾。在上海交涉破裂后，张作霖更调奉军第一旅到淞沪实施戒严。6月29日，晨报有消息称奉军前后增兵，使上海的驻军人数达到2万余人。奉系此举，起初虽有为上海交涉压阵的意味，但更深层的动机，似乎也在藉机加强其对上海的控制，并威胁浙江孙传芳⁽³⁵⁶⁾。

奉张也在利用“五卅”一事来和列强拉近关系。张作霖曾经派兵保护北京的使馆区，又在上海六国委员中止沪案谈判时，派兵送他们返回北京。奉张派兵上海得到旅沪外人的热烈欢迎⁽³⁵⁷⁾。张曾反复向英国表示，冯玉祥正在幕后操纵运动，请求英国支持他⁽³⁵⁸⁾。有消息称，张实际上已从香港与上海的外国银行获得了大量的贷款。邢士廉奉命到沪后，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渐渐加强。7月23日，淞沪戒严司令部查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等三团体。此举无疑得到了张作霖的命令，且与英人之要求有关⁽³⁵⁹⁾。几乎同时，张宗昌在青岛镇压工潮，封闭青沪惨案后援会，枪决《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及工会领袖李慰农⁽³⁶⁰⁾。不过，张作霖对苏俄乘机扩展势力亦极感不安，其压抑民众运动与此有相当关系。而民众在反英的同时，渐趋反奉，并且声势愈来愈大，在此情势下，张曾经流露出非常悲观的情绪⁽³⁶¹⁾。

在各派系中，冯玉祥无疑表现最为激烈。“五卅事件”发生后，他即发表对沪案宣言，称：“卫国保民，责无旁贷，……与其忍气吞声受强权之宰割，何若同心戮力，为最后之奋争，……惟有枕戈待命，剑及履及，为政府作后盾，为国民平积愤，肝脑涂地在所不辞。”⁽³⁶²⁾冯并且在其军队中多次作反英演讲，并指示部下排演有关“五卅惨案”的戏剧，向士兵宣传英帝国主义的残暴⁽³⁶³⁾。运动中，冯曾在俄国人的帮助下，在绥远创办了一所军校，并招收了六百至一千余名学生，其中有近三分之一倾向于国民党⁽³⁶⁴⁾。在运动高潮时，冯玉祥还没收了英国商人的2．7万头羊⁽³⁶⁵⁾。冯的激进态度不但引起国人之瞩目，亦为英人高度关注⁽³⁶⁶⁾。“五卅”以后，冯玉祥虽然表达了对外国人强烈的敌意，但是正如其传记作者谢里登指出的，冯的这种敌意是有选择性的。冯在5月初正面临奉张的威胁，当时张作霖宣布要驱逐国民军，保卫首都⁽³⁶⁷⁾。为巩固势力，他正在一面争取苏俄的援助，一面向日本示好⁽³⁶⁸⁾。

冯的反英表现既为他赢得了民众的好感，更重要的是让苏俄方面增强了对他的信任，加快了对冯大规模援助的计划。4月中旬，俄共中央政治局已在考虑向冯提供军火援助的方案⁽³⁶⁹⁾。29日，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决定在冯玉祥、岳维峻及广东三方设军事小组，并准备将大量军火运送到冯手中⁽³⁷⁰⁾。6月5日，中国委员会又决定在蒙古境内组建一支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³⁷¹⁾。“五卅运动”期间，正是苏联答应给冯玉祥的援助大量兑现的时候，而冯玉祥在运动中的一些表示，可能亦受到苏俄指令的影响⁽³⁷²⁾。

相似地，8月初，吴佩孚在汉口亦趁机向英国提出，如果英国政府不向他援助400万元，那么他将乐意看着中苏联盟的实现，而一个反英政策亦将随之而来⁽³⁷³⁾。孙传芳的表现，显示出其对群众运动的政治性运用。孙在6月2日致电段祺瑞表示。参加群众爱国运动乃民众应尽之天职⁽³⁷⁴⁾。5日，孙又向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捐款1000元，表示支持态度⁽³⁷⁵⁾。10月，孙传芳在发动驱奉战争时，更以奉系在沪镇压民众爱国运动为出兵的理由⁽³⁷⁶⁾，但孙氏到沪后，也立即对高涨的民众运动采取高压手段⁽³⁷⁷⁾。

其他各省军人对运动的态度多类似，都知道既不得罪“民意”，又要极力维持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统治秩序。对他们而言，“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于政治之中”⁽³⁷⁸⁾，似已是一种政治运作的常识。湖北的萧耀南一面打电报表示支持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亦镇压罢工运动以向英国政府示好⁽³⁷⁹⁾。湖南的赵恒锡一面严厉镇压群众示威运动，一面宣称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³⁸⁰⁾。运动之初，张宗昌通电表示声援，并着奉军上海司令部及淞沪警察厅垫款2000元交总商会救济罢工工人⁽³⁸¹⁾；但张氏在青岛对本地日本纱厂罢工工人的镇压则严厉异常。

二　民气可恃：国民外交的巅峰

中国外交在1920年前后开始有重大变化。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官向与会列强提出归还租界、撤消治外法权、关税自主及取消其他外国特权等要求。论者提出：“五四”前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能以“软弱外交”名之，无论是对无约国人民在华必须遵守中国法令的命令，还是中德平等条约的签订、废止中日军事同盟、反对英日同盟续约等等，均显示中国外交领域出现的新趋向⁽³⁸²⁾。这种变化的另一个方面便是政府开始在对外交涉中有意识地利用“民气”，所谓“国民外交”亦勃然兴起。“五卅运动”时期，这种趋向似乎达到一个高峰。

5月10日，临时执政段祺瑞曾为前一天北京学生冲击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一事，下令斥责学生，并责成教育部严申告诫，嗣后学生务应专心向学，勿得旁涉他务⁽³⁸³⁾。然而，“五卅事件”爆发后，执政府在开始阶段（尤其是上海谈判破裂前）对学生运动却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据说教育部甚至“给予学生乘车免票，四出鼓动”⁽³⁸⁴⁾，以致英国政府坚信，执政府与排外运动的煽动有密切关系。他们认为，与中国政府谈判关税及法权问题，是华盛顿会议上各国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只是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相关会议未能及早举行，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列强的诚意；中国方面有意造成有组织的排外运动，以逼迫列强无条件地放弃在中国的权利与利益；如果中国国内正在蔓延的危及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煽动性运动还在继续，双方的合作便不能尽快实现⁽³⁸⁵⁾。

6月16日，段祺瑞在接见英国驻北京公使白慕德时，曾表示列强在同中国政府谈判时，以前多没有将中国全体民众考虑在内，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公众舆论是中国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忽略的⁽³⁸⁶⁾。交涉开始后，北京政府并未提出具体条件，只是“把群众的话承转到敌人”罢了⁽³⁸⁷⁾。20日，外交部长沈瑞麟在回答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代表时称：“十三条件，为上海工商联合会所提，换言之，即上海各界之全体意思，亦即与我国有重大关系之条项，政府当然据理力争，无论如何，非与国民一致坚持到底，非达到目的不止，使团方面，如果秉公承认，政府当有关于主权之办法，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划。”⁽³⁸⁸⁾有研究认为，交涉初期，北京政府之外交受到民众运动的影响，甚至“以民意为依归”⁽³⁸⁹⁾。汤尔和则称：“头脑最不冷静的，就是政府。自从沪案发生到现在，没有看见他们有一定的步伐，只看见他们顺着群众‘打民话’（不是打官话）。很好的机会，睁眼错过，跟着潮流，漂到那里是那里。”⁽³⁹⁰⁾但这种“无步伐”的背后却深藏着“以外交生政治”，策略性运用民众运动的一面。

“五卅事件”后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势，多有人强调其“国民外交”的一面。对此，外人无法不面对，但未必有妥实的办法来应付。刘大钧将6月17日上海谈判前的中国外交称为“国民外交的时期”，并指出此种“国民外交”已取得三个胜利：中国国内民气“激昂万分”、“举国一致”，迫使一些重要的英政府官员考虑对华政策及手段的变化；国际上亦出现了同情中国民众，甚至表示声援的舆论浪潮；北京的外交使团与日本政府的态度亦有所缓和⁽³⁹¹⁾。林语堂强调：“这回运动的中心应在国民群众而不应在官僚与绅士。……要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办法，及其他外交问题须在国民群众中解决，不在外交官解决。在于唤醒民众作独立的有团结的战争，不是靠外交官的交换公文。”⁽³⁹²⁾日本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亦表示：“此次中国各地所起之运动，与从来之暴动，性质迥异。其真因乃在中国一般国民之觉醒，可称为巨大之国民运动。”⁽³⁹³⁾美国法官约翰逊在“沪案重查”报告中称：“近十年来华人对于公民常识颇有进步，并对于政治原则及个人权利均有较明了之理解，若与一百年前相比，大相悬殊。……旅华外人对于该辈自己输入外国并充满中国全土之自由与独立原则未曾重视。”⁽³⁹⁴⁾外人这种反应在此前似乎并不多见。

按照华盛顿会议所签订之关于中国关税税则条约第二条，关税特别会议应于该条约实行后三个月内，由中国政府指定日期、地点、在中国开会。1925年8月8日，美国预先通告执政府，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将在下个月的5日被该国政府签署，要求中国政府确定一个日期，以便开始关税会议的谈判⁽³⁹⁵⁾。18日，北京政府即照会各国，请其派员参加定于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关税特别会议⁽³⁹⁶⁾。26日，英代使告中方，奉其政府令赞同中国政府邀请参加关税会议。意、荷、比各使亦向外交总长口头表示赞成。30日，日使亦表赞成。于是关税会议的召开终于将演成事实。8月21日，公使团告中国外交部，拟先议上海会审公廨与工部局加入华董两项。9月17日，公使团决定再次召开上海谈判，就“十三条”分为两部分解决：对与司法无关者，先行开议；至于具有司法性质之各项内容，则俟调查完成后再协商解决。

有学者认为，“五卅运动”是中国外交关系史上的转折点，是中国力图摆脱不平等条约，而迈向独立自主的重要里程碑⁽³⁹⁷⁾。虽然北京临时政府并未能因外交上的局部胜利而稳固其政权，反而因“五卅事件”而招致了北方军阀的大混战⁽³⁹⁸⁾，执政府亦因此而宣告结束。但是“五卅事件”带来的外交遗产并未因此而消失。10月26日，关税会议举行。11月19日，与会各国公开宣布，承认中国自1929年1月1日起可以享受关税自主⁽³⁹⁹⁾。1926年8月31日，江苏省代表与驻沪领事团签订《收回会审公廨暂行章程》，基本收回了久为国人诟病的租界会审公廨的主权。1926年1月，召开法权调查委员会。藉此，“废除不平等条约，已开始露出端倪”⁽⁴⁰⁰⁾。

“五卅事件”后，中外条约体制开始发生变化。学者认为，“五卅运动无疑标志着条约口岸时代纪元结束的开始”⁽⁴⁰¹⁾。列强突然发现，它们正处于守势，而不是处于攻势⁽⁴⁰²⁾。英国由于“五卅事件”的刺激而被迫考虑修改其对华政策⁽⁴⁰³⁾。8月底，上海英国商会及英国中国会社支部会员联席会议，议决赞助实行华盛顿会议议决案，工部局加入华董和中国收回会审公廨案等，并主张向中国表示友善，获得英国政府之默许。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等呼吁逐渐放弃对上海的控制权⁽⁴⁰⁴⁾。1926年12月，英国政府公布《英国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十六条，向中国示好⁽⁴⁰⁵⁾。

“五卅运动”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对于国人而言，无疑亦是精神上与心理上的一次重要胜利⁽⁴⁰⁶⁾。此后全国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得益于“五卅运动”及其交涉的力量不少⁽⁴⁰⁷⁾。继之兴起的所谓“革命外交”亦能因此而大行其道，并且获得一定的成功，与“五卅”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策略实有某种贯通性⁽⁴⁰⁸⁾。

三　革命与“反赤”：群众运动的影响

“五卅事件”及其所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无疑带来了许多历史后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其重要意义⁽⁴⁰⁹⁾。当然，不同的人物对此会有不同的观感。江亢虎在“五卅事件”发后曾对段祺瑞说，“天下将从此益多事矣”⁽⁴¹⁰⁾。胡愈之则敏锐地指出，“五卅事件”是“近年政治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和中华民族命运最有关联的事件”。5月30日这一天，是“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开始的日期⁽⁴¹¹⁾。在上海英国总领事巴尔敦的眼里，“五卅事件”发生时，公共租界是“文明”对抗“野蛮”的一个前哨站⁽⁴¹²⁾。但比较起来，“五卅事件”最为重要的一面则在于其对中国革命的意义。

国民革命及其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自20年代中期广泛流行。但正如张国焘所指出的：“五卅运动”使中国的反帝运动，由一般的宣传走到了实际行动的边缘⁽⁴¹³⁾。唐心石（译音）在运动一开始，即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信》上撰文，将其视为“中国民族革命开始的信号”⁽⁴¹⁴⁾。1925年6月17日，瞿秋白在《向导》第119期上发表《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国民革命》一文，指出：“五月卅日，这确是中国国民革命开始的一天！”⁽⁴¹⁵⁾1926年，苏联中山劳动大学副校长米夫曾著有《上海事件的教训》，强调“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开端⁽⁴¹⁶⁾。潘公展认为“五卅事件”最能代表近世中国民族运动的伟大精神，是“近世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开端”，亦是中国民族运动与世界反帝国主义大潮流结合的发端⁽⁴¹⁷⁾。

据郑超麟回忆，当时共产国际即有人认为世界各国革命史上配得上称为“大革命”的，只有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现在的中国革命⁽⁴¹⁸⁾。瑞典学者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曾在他的书中引用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话表述此种意思：“就如欧洲史上的巴士底监狱事件般，1925年5月30日是远东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尤氏认为：“五卅运动开启1925至1927年的狂飙阶段”，“使中国革命由原本无序的不满情绪发泄，转变为有目标、有组织的行动”⁽⁴¹⁹⁾。

“五卅运动”中，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精神评价尤高，认为：“在此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占领导地位，且开东方各国革命史中一种空前的发展之动力”，并预言：中国工人阶级“能够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中国整个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指挥者和领导者”⁽⁴²⁰⁾。维经斯基当时即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这几天里进入了这个广大国家解放运动的新阶段，一个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向帝国主义发动新决战的阶段⁽⁴²¹⁾。共产国际主席季维也诺夫认为，这个事件使得中国工人认识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政治、血腥帝国主义政治的关系。“现在，中国工人成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事件会对东方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其他殖民地国际和依靠英帝国主义的国际产生巨大的革命作用”⁽⁴²²⁾。斯大林亦因此认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⁴²³⁾。

“五卅运动”使共产国际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共产国际对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大大”增加了，共产国际相信，中国工人阶级在有利的条件下将成为“整个中国伟大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⁴²⁴⁾。即使在8月底运动进入低潮后，共产国际亦没有降低它的积极评价，并不认为运动已经失败⁽⁴²⁵⁾。1926年2月，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上，季维也诺夫高度评价了中共所取得的胜利：“我们到一九二五年才第一次发现中国有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可以说这是始料所不及的。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进攻力量正在加强，一个震撼整个中国的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成熟”；“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思想对于中国事态的发展无疑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影响。” ⁽⁴²⁶⁾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对“中国问题”不仅表示了很大的关注，而且还作出了《中国问题的决议》，这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其原因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25年取得了巨大的、出乎共产国际意料的胜利⁽⁴²⁷⁾。

正如苏联学者所分析的，中国1925年的事件加剧了苏联对中国事务的干预，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之后⁽⁴²⁸⁾。而这种改变对20年代的中国来说，实具关键性影响。因为，“国民革命”亦不再仅仅是党人的口号，而真正具有颠覆既有政权及武装势力的能量了。“五卅”后，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称：“北京政府依附帝国主义以生存，本党已与绝交，嗣后唯有根据大元帅遗训挞伐军阀以竟全功。”⁽⁴²⁹⁾国民党与北京政府间已无联合的可能，而与其他“军阀”联合亦不再出现。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在苏联的援助下，苏俄大量军援与经援的输入壮大了国民党的实力，而能不再依赖与“军阀”的联盟。而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实际就是五卅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结果”⁽⁴³⁰⁾。

对中共而言，“五卅”后的时局，极有利于其发展。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当时“确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扩大的极好的动机。四个月来革命潮流的膨胀，差不多遍及全国各地。”⁽⁴³¹⁾也有学者认为，“五卅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得以公开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帜，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中共“四大”之后，中共在组织上迅速发展。从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党员由423人只增加到900人，不过一倍稍多。而从中共“四大”至1925年10月召开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时，不过九个月的时间，党员的人数就增加近两倍，达到了2428人⁽⁴³²⁾。如张国焘所说，在运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共逐渐走出了小团体的狭隘范围，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⁴³³⁾。

革命运动取得的胜利加强了国民党左派分子的地位⁽⁴³⁴⁾。但是，与中共的壮大相伴而来的更直接问题，则是国共两党的矛盾趋于尖锐化与公开化。“五卅运动”爆发前夕，共产国际远东部已认为“国民党看来在走向正式分裂”⁽⁴³⁵⁾。上海二月日本纱厂罢工时，国民党“右派”便以“护党同志会”、“反对共产同盟”等名义散发传单，鼓吹劳资谅解，攻击共产党煽动工人罢工⁽⁴³⁶⁾。“五卅运动”发动之后，国民党内防范和遏止中共的倾向更趋明显。1925年 7月底，戴季陶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强调信奉一个主义的团体应该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⁴³⁷⁾。他对“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上的余地”之现象深表不满⁽⁴³⁸⁾。戴氏的言论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弹，陈独秀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企图加强自己力量，以便控制无产阶级，转向反动的标志⁽⁴³⁹⁾。

“五卅”运动后中共的迅速发展亦伏下国民党清党之机⁽⁴⁴⁰⁾。居正曾称：“我党本主张为号召，以主义为依归，往者不追，来者不拒，从未有以清党闻。有之自民国十四年冬始。”⁽⁴⁴¹⁾他所指是192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一名委员公开其反共态度，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举行“第一届第四次中央全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等决议案。虽然“西山会议派”的行动在当时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谴责，但实际上是1927年国民党大规模“清共”、“分共”的先声。

在社会上，由于苏俄势力渗入中国政治已成为公开的事实，尤其是以实力援助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及北方的国民军势力，在一些人眼里是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五卅运动”后期，在“联俄”舆论盛行的同时，“反赤”亦成为知识界保守一派中的一股潮流⁽⁴⁴²⁾。1925年10月，陈启修便称当时“各新闻上反俄反共产的宣传，多于反帝国主义的宣传者数倍”⁽⁴⁴³⁾。“反赤”论者如章太炎，发表通电主张讨伐“与俄通款”的冯玉祥，提出“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⁴⁴⁴⁾。

此后，“反赤”不但是在知识界流动的某种思潮，而且成为军阀们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口号。由于“五卅运动”中冯玉祥等人倚苏俄力量而壮大，故反冯者便以讨赤名义与其作战。孙传芳、张作霖等人亦大揭反赤旗帜。虽然后来随着国民党北伐的推进，一些反对赤化的军阀势力纷纷崩塌，但是北伐还未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则公开其反共政策，放弃“联俄”方针，其实与“反赤”潮流合二为一了。

————————————————————

(1)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48页。

(2) 据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之报告，1924年5-6月份工农部主要工作是为工人党员开设特别班，教授政治经济常识、劳动常识、工会组织法、合作浅说等课程，以及平民学校之教学。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一般类，439．2/1；参见俞昌时：《五卅运动与恽代英同志》，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1985年编者印行，第135页。

(3) 《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

(4) 《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4年5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192页。

(5) 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罢工委员会之组织参见《杨之华同志关于上海大学师生参加二月罢工的片断回忆》，《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64页；《五卅运动中的中共上海地（区）委》，《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96页；又参见姜维新：《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182页；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56页。有消息称该举得到苏俄方面3000元之救济金，以维持罢工工人生活。《上海纱厂罢工之内幕》，《顺天时报》1925年2月22日；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中文部分第6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6) 《共青团上海地委关于小纱渡杨树清日商纱厂工人总同盟罢工经过情形的报告》，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7)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20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7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3辑第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第187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8) 其中内外棉工厂罢工宣言中所提者，共有七条：以后不准打人；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加给十分之一，并无故不得克扣；恢复第八厂被开除之工友，并立即释放被拘押之工友；以后两星期发工钱—次，不得迁延期；以前所有储蓄金，扫数发还工友，储蓄赏算为工钱，按期发给；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罢工期间以内的工钱，厂里须照常发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04-318页。

(9)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02-303页。

(10) 关于工人以暴力“打厂”促使罢工实现，可参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3页；《五卅运动》第1辑第3页，第2辑第2-3页、10页；《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3页。当时在内外棉工厂做工的工人陈良元也于回忆中称“摇班（即罢工）的时候，东洋人进来就用筒管打，不过不能让日本人看见，工人都是躲在车弄内砸他们。”《陈良元同志回忆之工厂史记录》，1959年7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11) 《五卅运动》第2辑，第510页。

(12) 据外交部上海特派员陈世光报告，2月15日的丰田纱厂骚乱中，日人有八人受伤。实际上当时受伤者七人，其中重伤三人，一名叫原田的日人则因伤势过重，不久死亡。执政府对此非常注意，唯恐日方藉机提出要求，但当时日外务省似无表示。（《收上海陈特派员（世光）电》，1925年2月19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中华民国八年至十五年），第410、415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年版；《五卅运动》第2辑，第550-551页）。关于此事，亦可参考《时事新报》与《字林西报》的报道，见《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10-312页。1925年8月6日工部局公报上关于五卅事件的警务报告亦对此事有详细记载，认为这次是日纱厂工潮冲突中“第一次流血”。（《五卅运动》第3辑第34页）该案在上海日商及日本国内均引起了重大反响，可参见《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54页、357页；《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辑，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1925年版，第25―26、73-74页。

(13) 如《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1925年2月18日社论《布尔什维主义在纱厂》称：“罢工的整个过程证明，罢工是煽动分子和狂热分子制造出来的，而且，虽然可能并没有俄国的直接影响在起作用，但是根据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含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那肯定是有的。”《大陆报》（The China Press）1925年2月27日社论《纱厂罢工的教训》称：“在一天之内，不下于二万七千名的纱厂工人参加罢工的景象，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侵入中国，那是决不会在实际政治领域里出现的。”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1925年2月12日社论《纱厂罢工的重要意义》称：“工人是煽动经分子煽动起来的，这些煽动分子一部分据了解是从广州来的具有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中国人，一部分是那个布尔什维克主义温床-所谓上海大学-的学生。”（《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79-386页）据外人观察，五卅前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待遇，其实比华商纱厂工人的待遇要好。而像童工问题，日商纱厂主多主张坚决取缔，华商则多持反对态度。参见Rigby，Richard W．The May 30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0），pp．9-10；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pp．13-14．

(14) 《收日本使馆节略》，《收部长会晤日本太田参赞问答》，1925年2月19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10-411页。

(15)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41-343页。

(16) 《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公布〈上海纱厂罢工之内幕〉》，《顺天时报》1925年2月22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8册，第87页。

(17)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44页；《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51-352页。

(18)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9页。

(19) 《发上海交涉员（陈世光电）》，《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12页。

(20)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30-32页。

(21) 《五卅运动》第2辑，第21页。

(22) 《五卅运动》第2辑，第23-26页。

(23) 即：一、工人一律照常优待，如有虐待情形，准可禀告厂主秉公办理；二、工人能回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三、储蓄奖金满五年发还，未满五年而被开除者，如平时在厂有成绩亦可发还；四、工资每两星期发一次。另有不列入条件之要求“被捕工人均可释放”则由总商会设法。（《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15-416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29页）

(24)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6页。

(25) 当时直接领导罢工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事后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汇报中则表示：“罢工是一种无组织的造反，由于这次工人没有取得胜利，他们还不很信任工会。”是故，加入中共的罢工工人亦仅五十余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592页）邓中夏也表示二月罢工的最后解决条件对工人来说是“完全失败”。（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62页）

(26) 《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第197-199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35-36页。

(27) 《五卅运动》第2辑，第55、57-58、61页。

(28) 《五卅运动》第2辑，第59页。刘华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沪西工友俱乐部委员会宣传委员及教员，实际上担任俱乐部日常负责工作，其对外公开身份是上海大学学生。《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90页。

(29) 《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第201页。出席广州劳动大会的上海工运领袖主要是邓中夏、刘贯之、孙良惠、陶静轩、张佐臣等人。

(30) 《五卅运动》第2辑，第73页。

(31) 据工部局警务日报记载，5月8日上午有三名日本人遭到工人袭击，而同时刘华亦在沪西俱乐部报告有几名工人遭到日本人殴打。（《五卅运动》第2辑第71页）

(32) 《五卅运动》第1辑，第12页。

(33) 《五卅运动》第2辑，第64-71页。

(34)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17-118页。

(35)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21-122页。

(36) 《五卅运动》第2辑第511页。据说这七人可能是工会代表。参见《内外纱厂工潮酿成血案》，《申报》1925年5月16日。

(37) 事发后，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陈世光急电北京：“十五日晚，租界内日商纱厂工匠与日人冲突，被枪伤工人一名，刀棍伤六名，内重伤三名，已送医院，光派员赴院查明，并知照警厅对于华界各日厂特别注意，以免风潮扩张，谨先电陈。”（《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19页；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513页，《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60页）

(38) 据称，时年二十岁的顾正红是江苏阜宁人，1921年入内外棉七厂夜间部做工，是沪西工友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在二月纱厂罢工风潮中曾参加工人纠察队，是“把口子”、“打厂子”行动的骨干成员，并在工潮结束后加入了中共。（《中共党史人物传》第9卷，第109-1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说顾正红之中共党员身份是其死后追认的。参见王宗华主编《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页。

(39) 《五卅运动》第1辑，第13页。

(40) 《纱厂工潮昨讯》，《民国日报》1925年5月20日；陈企荫：《“会审公堂”上的斗争》，《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45页。

(41) 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42)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4页。

(43) 《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记录》，《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96-198页。

(44) 《五卅运动》第1辑，第16页。

(45) 《五卅运动》第1辑，第13页。

(46) 5月19日，在中共中央的33号通告中，规定“此项演讲并应设法令民校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4页，民校即指国民党）同日，中共上海地委宣传联合会议决议，应“运动国民党应努力宣传，指导作种种援助运动”；“运动国民党宣传队及各团体露天演讲”。（《五卅运动》第1辑，第14-15页）

(47) 杨之华也在5月20日的工人集会上向工人宣布，学生不久将为工人进行宣传和募捐。（《五卅运动》第2辑，第83页）为维持罢工工人的生计，5月19日开始，沪西工友俱乐部开始向工人分发罢工维持费领取证，但是换取现金的时间似乎要到一周以后。（《五卅运动》第2辑，第80、84页）28日，刘华承诺“沪西工会已搞到足够款项，将于六月五日向罢工工人发还”。（《五卅运动》第2辑，第94页）

(48)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32页。

(49) 《追悼顾正红纪》，《申报》1925年5月25日。

(50) 《国民党对沪日纱厂工潮表示》，《民国日报》1925年5月28日。

(51) 《五卅运动》第2辑，第83-84、86页。

(52) 姜维新：《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185页。

(53) 《五卅运动》第2辑，第76、78、80页。

(54) 恽代英：《五卅运动》，《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页。这个时间与当时中共对商界的估计有关。

(55) 《五卅运动》第2辑，第93页；萧楚女：《民族革命运动史大纲》，第56-57页，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633页。

(56)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16页。

(57)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19页。

(58)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17-523页。

(59)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24-525页。

(60) 《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记录》，《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99-200页。据李立三1935年的回忆，30日的反帝示威是由蔡和森提出的，蔡并主张同时反对四提案与支援沪西工人罢工。（李立三：《纪念蔡和森同志》，《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0页）但是据参加会议的黄旭初回忆，陈独秀认为上海党团员不足二百人，宣传应与反对四提案结合起来，才能广泛发动各阶层参加。（联文：《访五卅前夕一次重要会议的参加者》，《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3期，第27页。）

(61) 《五卅运动》第2辑，第89、91页。

(62) 胡愈之：《五卅事件记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6页；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5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6年版。

(63) 如报上的下列报道：《内外棉纱厂风潮扩大》，《民国日报》1925年5月17日；《内外棉纱厂风潮扩大（二）》，《民国日报》1925年5月18日；《追悼顾正红大会》，《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内外纱厂工潮酿成血案》，《申报》1925年5月16日；《内外纱厂工潮之昨讯》，《申报》1925年5月17日；《内外纱厂工潮三志》，《申报》1925年5月18日；《工人顾正红伤毙之检验》，《申报》1925年5月19日；《追悼顾正红纪》，《申报》1925年5月25日。

(64) 如《民国日报》的下列报道：《各团体反对华界卖土》（5月20日），《反对中之华界卖土》（5月21日），《各界反对华界卖土》（5月22日），《各界反对卖土渐弛缓》（5月24日），《反对中之华界卖烟》（5有26日），《又有军人公然劫土》（5月27日），且有连续数天为本埠消息之头条新闻。

(65) 联文：《访五卅前夕一次重要会议的参加者》，《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3期，第28页。

(66) 自江浙战争结束后，1925年1月，北京政府宣布裁撤淞沪护军使一职；将上海兵工厂改成商业工厂，由总商会接管；上海永远不得驻兵及设置何种军事机关。（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60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当时背景亦可参考冯筱才《江浙商人与1924年的“齐卢之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

(67) Hung-Ting Ku，Urban mass movement：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 on Shanghai，Modern Asian studies，Vol．13，No．2，1979．p．211．

(68)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23页。

(69) 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第138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100页。当时上海民众称当时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为“新衙门”。

(70) 《各团体抗议工部局三案》，《民国日报》1925年5月30日；《各团体力争工部局三要案》，《申报》1925年5月30日；《商总联会致交涉署函》，《申报》1925年5月30日。又见上海31个商业团体反对四提案之广告。（《申报》1925年6月2日）日人分析总商会其实亦在利用学生会的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1页）

(71) 《五卅运动史料》，第1册，第631-632页、653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07页。当时在《向导》工作的郑超麟在其回忆中便称：“这次惨案发生得很巧，恰好触发了积聚下来的火药。并非惨案能爆发革命，比此次更惨的案，历史上还多呢，但并未爆发革命，革命能借1925年5月30日的上海屠杀而爆发，一者因为此时上海资产阶级对租界当局赌气，资产阶级成了反对派，提出种种要求。”（《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一般著述均写成是抗议“四提案”，但查阅当时史料，笔者发现“取缔童工案”多不在抗议的范围之内，因为该案吻合人道主义原则，不好加以反对，虽然工部局是将“四提案”一并提交纳税外人会审查。

(72) 《发山东督办、胶澳督办公署电》，《收山东张督办电》，《收胶澳温督办电》，《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29-430页；《特约路透电》，《申报》1925年5月30日。

(7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65-17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7页。

(74) 中国劳工福利社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378页，引自丁应求《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运动的研究——以中日关系为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第92页。

(75) 以上海大学为例，中共支部的人数为120人，占全校学生的四分之一，但是国民党支部人数在300人以上，占四分之三弱。（《共青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关于五卅期间上海学生运动情况的报告》，1925年10月，《五卅运动》第1辑第96页）

(76) 《上海大学史料》，第136页。

(77) 《昨日学生演讲之大风潮》，《申报》1925年5月31日。

(78) 《费信惇的证词》，1925年10月25日，《五卅运动》第3辑，第58-59页。恽代英亦称“租界上是不许游行演讲的”。（恽代英：《五卅运动》，《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页；另参见《郑超麟回忆录》，第102页）

(79) 分发传单与旗帜似有专人负责。（姜维新：《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二十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186页）当时参加指挥的上海大学学生黄旭初称：“指挥部设在望志路（兴业路）永吉里三十四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由恽代英、侯绍裘负责指挥。高尔柏则坐镇在环龙路上海执行部，负责对外联络工作，有三十个学生用自行车担任交通，传达命令与传递消息。”（《上海大学史料》，第139页）

(80) 对此，李立三曾有具体回忆：“五卅指挥部（秘密的）设在二马路一个旅馆里。三十日工部局一抓人，我们就号召跟上去，一下子把老闸捕房围起来了，要求释放被捕者，巡捕房用自来水枪也冲不散，就开枪，这样就造成了五卅惨案。”《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4页。

(81)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41，174；《南京路发生惨案后之昨日形势》，《申报》1925年6月1日；《五卅运动》第2辑，第98页。据上海学生联合会调查，先后死11人。死难者姓名职业如下：陈虞钦（南洋附中学生）、尹景伊（同济大学学生、中共党员）、何秉彝（上海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唐良生（电话局接线生）、王纪福（裁缝）、姚顺庆（漆工，一作“姚福庆”）、谈金福（食品店伙计）、陈兆富（厨役）、邬金华（新世界员工）、石松盛（电器行商人）。（国际问题研究会编：《五卅事件》，第21页，国际问题研究会1927年版；《五卅运动史料》第1册，第720-721页）又据《申报》事后披露，5月30日因枪击而致死者尚有陈兴发（包车行车匠）与徐落逢（洋货业商人）等二人。《五卅运动史料》第1册，第721页。

(82) 《五卅运动》第2辑，第110页。

(83) 《五卅运动》第2辑，第110-111、118-119、122-123页；《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324-344页。

(84) 《内外时评——临时政府的延长问题》，《东方杂志》第22卷第7号，第1页；颂皋：《奉张入关与北京政局》，《东方杂志》第22卷第13号，第3页；《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2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编·大事记》第11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6页。

(85) 陈电云：本日下午二时余，南洋、法政、同济、复旦、上海等大学学生因工人受伤、学生被捕两事，在公共租界散布传单，被捕四十余名，人数愈聚愈多，捕房开枪击毙五名，伤八名（据续电登毙命者四名，又赴医院查明受伤学生六名，已死二名，路人十七名，已死三名）。（《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26页。）

(86)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91页。蔡廷幹当时是财政部税务处督办，曾宗鉴则是外交部次长，两人均被认为是亲英派。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Ⅱ，Vol．29（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p．175；The May 30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p．86．

(87) 《临时执政令》，《政府公报》第3299号，第1页。

(88)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段曾对翟使说：“上海罢工已派虞洽卿赴沪，大致无妨。”（《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9页）

(89) 《公共租界罢市之第二日》，《申报》1925年6月3日；《临时执政令》，《政府公报》第3299号，第2页。

(90) 《刘秘书（锡昌）赴义馆会晤义翟使问答》，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4页；《总长会晤法使问答》，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5页；《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

(91)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

(92)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稿》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0页。

(93) 《朱兆莘为沪案与安格联辩论电》，1925年7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184页。

(94) 《朱兆莘关于英外相谈论中国现状电》，1925年7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81页。

(95) Woodhead，H．G．W．，ed．，China Year book，1926-1927（Tientsin：Tientsin Press），p．1001．工部局警务处已有情报来源称北京政府的存在要靠目前的排外运动长期持续下去，运动已形成反对内讧的强烈舆论，而没有领袖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向此种情绪挑战。（《五卅运动》第2辑，第362页。

(96) 里格比认为执政府是处在学生、冯玉祥、张作霖以及列强等势力之间调停的位置上。（The May 30 movement，pp．86-87．）

(97) The May 30 movement，p．87．

(98) The May 30 movement，p．85．

(99) 《东方杂志》，第22卷第13号第15页；The May 30 movement，p．85．

(100) The May 30 movement，pp．150-151．

(101) 《政府公报》，第3294号第1-2页。许在此前似乎已担任该职务较久时间。（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39．）

(102) 孔另境：《五卅外交史》，第17-18页，永祥印书馆1946年版；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5．由于31日是星期日，各国驻京公使馆休息，故第一次照会上虽书“六月一日”，但送出该照会已是第二天。（《五卅事件》第51页）

(103) 《五卅外交史》，第19页；《五卅事件》，第51页。

(104)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7页。

(105) 《总长会晤英白代使问答》，1925年6月8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54页。

(106) “十七条”包括四项先决条件及十三项正式条件，内容如下：先决条件四项：一、立即取消戒严令；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正式条件13项，主要内容如下：一、惩凶；二、赔偿；三、道歉；四、撤换工部局书记鲁和；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六、优待工人；七、分配高级巡捕；八、撤消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九、制止越界筑路；十、收回会审公廨；十一、工部局投票权案；十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其各条之下多有细目说明。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20-22页。

(107) 《新闻报》1925年6月8日，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279-280页；《收上海交涉员（沅）电》，6月12日到，《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0页。

(108)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6页。

(109) 《总长会晤法玛使问答》，1925年6月10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64页。

(110) 《总长会晤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12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3页。

(111) 该照会指出：“惟查当初租界官吏所采取对于学生和平行动之取缔办法，系属失当，毫无疑义。故欲以上星期惨事之责任，诿之一般和平行动并不携带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负之，本总长绝对不能承认，仍当继续抗议。中国政府鉴于此次案情之严重，民情之悲愤，佥以为租界官吏至少须自动取消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五卅外交史》，第23-24页。

(112) 所谓不完整即指中方照会中“仅言英捕击伤若干华人，并未提及日本人为华人掷于沟中，及新世界枪伤美商团之事。”《刘秘书（锡昌）赴义馆会晤义翟使问答》，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4页。

(113) 该调查委员团由法国驻华公使馆参议祁毕业（S．Trebier）、英国头等参赞魏礼克（G．G．M．Vereecur）、美国头等参赞顾尔霖（E．Grewy Graene）、日本头等参赞重光葵、比利时二等参赞于兰斯（J．Ullens de Schootun）、意大利参赞斯嘉图（G．Seaduto Mendola）组成，以祁毕业为主席委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版，第236页；《五卅外交史》第21页，《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75-76页。

(114) 《发上海曾次长（宗鉴）函》，《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3页。

(115) 《发上海许交涉员（沅）电》（一）、（二）、（三），1925年6月13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5页-476页。

(116)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一开始中方准备由特派交涉员与上海领事团商办解决此案，而工部局亦在6月5日向上海总商会提议各派代表协议善后办法。蔡廷幹、虞洽卿等人曾拟定初步交涉条件为：惩办开枪巡捕、工部局道歉、 抚恤死伤者、取消印刷附律、取消码头捐等，与工部局交涉，要求工部局先道歉并开除开枪西捕，即开市上工，再商议其他问题。但是工部局主张以先开市上工为谈判之前提。结果双方辩论后无果而散。晨报编辑处、清华学生会编：《五卅痛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69-70页；《五卅外交史》，第26页。

(117) 《执政接见义翟使问答》，《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0页；《发上海许特派员（沅）电》，1925年6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1页。

(118) 对执政府来说，最开始派蔡廷幹、曾宗鉴二人到沪，其使命限于慰问和调查。后来忽然令其在上海就地交涉，据胡愈之分析可能出于奉方的主张。（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19页）此处提醒我们要注意奉张与段政府间差别，而不能将政府决策完全视为执政府自主制订的产物。然据笔者对外交部来往文电的分析发现，政府态度改变，主要还是与使团之决策变化有关。参见《发上海许特派员（沅）电》，1925年6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1页。

(119) 虞洽卿以总商会会长职务关系，后来未就交涉代表。《五卅外交史》，第28页。

(120) 《特派江苏交涉员许沅检呈使团派沪调查委员与中央特派员交涉会议记录致外交部函》，1925年6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57页。

(121)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6．

(122) 《特派江苏交涉员许沅检呈使团派沪调查委员与中央特派员交涉会议记录致外交部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64-265页；《京师警察厅关于交涉中断外委返京密报》，1925年6月19日，《中华民国史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63页。

(123)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Ⅱ，Vol．29（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pp．131-132．

(124) The May 30 movement，p．89．

(125) 《顺天时报》1925年6月28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46页。

(126) “治标者，系就沪案而言，似即执政钧令内指明之交涉事宜，外交部所提出之办法十三条是也。治本者，系就修正条约而言，可以息嗣后一切纷纭之变，似即钧令内指明之善后事宜，外交部所提出之修正条约是也。” 《颜王蔡何故为变相之辞职？》，《晨报》1925年7月3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79页。

(127)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82页。

(128) 如《五卅外交史》第34-35页；《五卅事件》第34-35页；方椒伯：《回忆“五卅”罢市》，《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192页。

(129) 丁应求：前引文，第136-138页。丁在此指出谈判失败的原因有三点：上海特派员的步调与外交部不一致；外人坚持华官应负维持治安之责；上海中外人民对交涉员所施加的压力。英国官方认为上海谈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抗拒民众的压力，而将一些与公共租界地位有关及其他额外的条件放在谈判桌上。（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87．） 实际如丁应求指出，六国委员团亦受到上海外人舆论的包围，而感受到重重压力，其态度的突然变化与此关系甚大。

(130) 《曾宗鉴致沈瑞麟电》，1925年6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65-266页。

(131) 参见上海总商会五卅委员会1925年6月12日第三次会议记录。《五卅运动》，第3辑，第439页。

(13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437-438页。从某种角度来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甚至比中共更加激进，工商学联合会亦未必完全受中共的指挥。《革命文献》第18辑，第3289-3292页。如瞿秋白在6月8日第5期《热血日报》上发表《工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对该会提出的要求条件表示不能满意；12日他又发表《警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133) 《收上海许交涉员（沅）电》，《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0页。

(134)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4页。

(135) 《晨报》1925年7月1日，引自《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74-75页。

(136) 《收黄增生函》，1925年月14日到，《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32页。

(137)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p．142-143．

(138) 九国公约第二条曾有规定：不得彼此单独或联合任何一国或多国，订立条约协议、谅解，足以妨害第一条所称之各项原则（实业机会均等）。但是中国先与日本协议解决日本工厂罢工问题。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92页。

(139) 丁应求认为“币原外交”所宣称的主要内容是：中日共存共荣、不干涉中国内政，尊重中国合理的立场；对中国国民之努力，以同情、忍耐与希望的态度观望之，中国若要求友好协助，则尽量提供之；根据机会均等主义，图谋日中的经济提携。丁应求：前引文，第64-65页。

(140) 《五卅痛史》，第89页。

(141) 丁应求：前引文，第142-143页。

(142) 《总长会晤法玛使问答》，1925年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5-437页。当时的外交总长沈瑞麟是留法出身，似乎与法使间关系更加密切。

(143) 《五卅痛史》第89页。

(144) 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19，39．

(145) 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p．39-40．

(146)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6．

(147) 《五卅外交史》，第38-39页。

(148)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86．

(149) 《黄秘书宗法接见英馆台参赞谈话记录》，《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65页。

(150) 该照会称：“此次上海各校学生因学生被捕及工人受伤实施游行、演说、散布传单，既非越轨举动，且未携带武器，乃捕房总巡Everson氏遽行发令开枪，伤毙华人多名，至再至三，贵国在公共租界既处特别地位，而首先发令开枪又为捕房总巡，此案现定在上海就地商议办法，相应照请贵代理公使查照，电饬在沪贵国官吏，对于华官所提各条务以公允态度容纳，俾得早日商结，是所至盼。”《发英白代使照会》，1925年6月13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8页。

(151) 关于汉口事件及沙基事件，参见本章第三节。

(152)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661-662页。

(153) 事发之初，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即提出缩小范围的主张。如6月3日，江亢虎代表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发表宣言，反对全体罢市罢工罢课，而主张“对外人尤其英人所设立之学校公司银行工厂，一律停止交通”。（《本埠各团体之函电》，《申报》1925年6月4日）6月8日，邵飘萍在《京报》提出“与英国单独交涉”。（《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54页）北京大学校方似乎并不赞成学生发起反日运动。（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15．）戴季陶亦公布其单独对英的主张，呼吁“大家要彻底认识英帝国主义是中国一百年来的国仇，抗英是中国的国是，才是承继中华民国创造者意思的真正爱国者，也才不是暴虎冯河的盲汉。”他希望日本人民“回东方来”。（戴季陶：《中国独立运动的基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1925年版，第2-3页、6-7页、插页；《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21页）冯玉祥则是单独对英提倡最力者。6月28日，冯玉祥的代表在总商会会议上要求与会者把仇恨集中于英国人身上。（《五卅运动》第2辑，第253页；《冯玉祥主张专抵制英国》，《顺天时报》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67页）冯此种主张，可能既与其当时对日联盟的政策有关，亦与正在向其提供军事及经济援助的苏联的态度有关。据韦慕庭的观点，苏联当时恐英日联合以对付其本国以及中国革命，所以最好的策略便是分化帝国主义阵营，孤立英国而暂时放过日本。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p．154-155，290；Martin C．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1923-192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45-47；参见刘珍编著：《国耻史纲》，台北正中书局1974年版，第200页。）

(154) 《发江苏省长（郑谦）电》，1925年7月7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07页。

(155)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1925年》，《新青年》第3号，1926年3月，第10页。

(156) 《总长会晤芳泽公使问答纪略》，1925年6月6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42页。

(157) 《发日本芳泽公使照会》，1925年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9-440页。

(158) 《虞洽卿在6月7日上海总商会临时会董会议上的发言》，《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078页。亦可见虞氏给日本上海总领事的信。（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16．）

(159) 《总长会晤太田参赞问答之附件》，《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37页。

(160) 中村隆英：《五·三〇事件と在华纺》，《近代中国研究》第6辑，引自丁应求：前引文，第179 页。6月20日，内外棉纱厂将一万元请日驻沪领事转交中方交涉员许沅。丁文中称抚恤费是“美金一万元”，似有误。确数应是中国大洋一万元。参见《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37、556-557、560、562页。

(161) 《日纱厂案将先解决之倾向》，《顺天时报》1925年6月25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30页；《上海事件筹备续开谈判》，《顺天时报》1925年6月25日。

(162) 《收江苏省长（郑谦）代电》，1925年8月1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59页。

(163) 《五卅外交史》第87-96页；丁应求：前引文，第180-181页。条件共包括正式条件6条，附议3条，全文如下：一、工厂俟治安维持确定后，得承认遵照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二、罢工期内之工资不便发给，惟对于良善工人因长期失职所受困苦，各厂表示怜惜同情，当予以相当之帮助；三、各人之工资除依照技术进步之程度，当然予以增加外，其余应斟酌工人生活情形，与中国纱厂协议办理；四、工资向以大洋计算，惟其零数照习惯以小洋交付，以后将零数滚入下期，一律付以大洋，赏金登记工摺者亦付大洋；五、工厂日人平日入厂当然不带武器；六、工厂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并留意优待工人。（附则：各厂自有电机者，一律先行开工，其余复工须在工部局送电开始以后。）又正式条件外三项：一、内外棉纱厂抚恤伤亡洋一万元，由日本总领事署送交江苏交涉公署收转，交由上海总商会支配给发；二、内外棉纱厂职员元木等二人由该厂自行撤换，将办理情形禀由矢田总领事转函许特派交涉员备查；三、罢工期内各厂应给工人补助金，其总数约洋十万元左右，至如何分配发给，手续另商。（《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61-562页）

(164) 一谔：《含羞忍辱之中国外交》，《国闻周报》第2卷，第30期。

(165)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5页。

(166)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64页。

(167) 《五卅外交史》，第55-56页。

(168) 司法调查团由日、美、英三国选派法官组成，日本为须贺喜三郎、英国为戈兰（Henry Gollan）、美国为约翰逊（E．Finley Johnson）。此前租界工部局总巡麦高文已应日美两国的要求先行辞职。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21．

(169)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97-606页；《五卅外交史》，第69-70页；《五卅事件》，第66-68页。

(170) 《五卅外交史》，第70-71页。

(171) 《五卅事件》，第70页。

(172) 1928年底，上海总商会又致电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等人，重提五卅惨案交涉，要求政府与有关系各国从速交涉，达十三条要求全部履行之目的；并有“五卅惨案烈士家属会”等团体呈文呼吁；国民政府外交部覆函承认此案“已为中英间悬案之一，本部对于该案正在积极整理，以备严重交涉”。但当时仅留于空文，而发起者的目的也似在向政府申请抚恤款项，最后财政部为此特拨款5万元。（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0620．01/1044．01-01，“五卅惨案”，第2、5、7、12-13页；《五卅惨案烈士家属会代表胡长生等代电》，1929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204页）1930年2月，工部局将抚恤金增加一倍，五卅惨案烈士家属会认为“前总商会所提五卅惨案十三条要求，大部已履行，如收回会审公廨，增设华董等，英人态度，似已改善。现为表示合作，该项恤金，当予受领”。由此观之，该案似乎最后经由民间途径不了了之。（《五卅惨案代价以十五万元了事》，《大公报》1930年2月6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402页）

(173) 陈叔谅称：“五卅运动系指全中国民族援助五卅事件（包括各处惨杀事件）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决不是一部分人的一时的反抗行为。”陈叔谅编：《五卅事件》，国际问题研究会1927年版，第4页。

(17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4-25页；姚守中、马光仁、耿易编著：《瞿秋白年谱长编》，第16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傅道慧：《五卅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上海大学史料》，第140页。

(175) 《五卅运动》第2辑，第99页。

(176) 俞昌时：《五卅运动与恽代英同志》，《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38页。

(177)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年9月，第170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8页。不过当时国民党之工会运动者，似乎正在倾其全力于港粤大罢工之发动及支持，中共在上海方面则趁势占据主动地位。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108页。

(178) 《五卅运动》第2辑，第120页。

(179) 《新闻报》1925年5月31日，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29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98、112页。

(180) 《五卅运动史料》第2册，第112-115页；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2册，中国劳工运动编纂委员会编印，第344页。转引自王章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3年6月，第376页。

(181) 《郑超麟回忆录》，第103页。上海总工会是5月2日由中共影响下的24个行业工会开始筹备的，在向地方当局呈请立案文中宣称已于18日成立。参见《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第225页。不过，按照李立三1960年的回忆，上海总工会是在5月24日左右成立的。（《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4页。在5月1日-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的《上海问题决议案》对成立“上海工会之总联合机关”曾予以特别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

(182)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5页。

(183)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355-364页。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106页；《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61-65页。

(184)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70页。

(185) 《五卅运动》第1辑，第21页。

(186)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16-117页；《五卅事件》，第30页。

(187) 《五卅运动》第2辑，第98-99页。

(188) 刘珍编著：《国耻史纲》，第200页。

(189)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15页。

(190) 《南京路惨案开始交涉》，《申报》1925年6月17日。

(191)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18页。

(192) 阮渊澄：《五卅惨案》，大成出版社1948年版，第16页。

(193) 《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学生声明脱离宣言》，《申报》1925年6月4日。

(194) 《上海大学史料》，第140页。

(195) 八路包括：津浦京奉线、长江线、杭甬线、闽广线、沪宁线、沪杭甬线、京汉线，另一路似是西北线。或者将南洋线包括在内。《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57、166-169页。

(196) 《上海大学史料》，第140页。

(197) 关于31日晚总商会集会人数，说法不一，此据6月1日公共租界《警务日报》，《五卅运动》第2辑，第101-105页；又参考《执政府秘书厅为上海巡捕枪杀学生情形致内务部函》，6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20页；《南京路发生惨案后之昨日形势》，《申报》1925年6月1日；《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233页。

(198)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46-747页。

(199) 方椒伯：《回忆五卅惨案》，《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9-20页。

(200) 各马路商联会用总商会名义发布传单号召罢市。《五卅运动》第2辑，第105、107页。

(201) 《五卅运动》第2辑，第105页。

(202) Nicholas R．Clifford，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Hanoven，New England University Press，1991），p．21．

(203) 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3，1925．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25，Volume 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0），pp．648-649；又《五卅运动史料》第1辑，第753页。

(204)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203-204页。

(205)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200页。

(206)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26页。

(207) 《五卅运动》第2辑，第113页。小商店此种营业方式似乎持续到6月26日开市。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225页。

(208) 《五卅运动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97-201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147、150、158、166页。

(209) 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在其研究中强调帮会在“五卅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她指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帮会方面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得以将五卅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裴氏因此认为“五卅运动”并不是共产党单方面取得的完全胜利，将它归为一个结构松散而脆弱的联盟的产物可能更为贴切。（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116-117页，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李立三等中共干部依靠青帮发展上海工运之记载，可参见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1页；《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8页。亦可参见《顺天时报》8月14日新闻：“上海三日路透电云，据报告称，以犯罪人阶级为主所组成之两处秘密结社，已与华界之罢工煽惑者提携合作，华工方面凡著名之罢工首领，悉皆加入，据闻其目的系在胁吓华商之贩卖洋货者，与洋人之雇佣华人者。”（《上海秘密机关》，《顺天时报》192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291页）当时的公共租界警务处对此亦似有情报。警务处的报告称：“‘青帮’、‘红帮’这两个秘密组织现已与闸北工人煽动分子沆瀣一气，并向臭名昭著的工人领袖李立三效忠。现有理由担心，这两帮人的意图是，向经营英、日货店铺、商行以及为这两国侨民工人而挣大钱的华人进行绑架勒索。众所周知，‘青红帮’大部分会员是犯罪分子。”《五卅运动》第2辑，第369页。

(210) “铁血团”曾经向各洋行买办寄恐吓信，并在虞洽卿寓所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五卅运动》第2辑，第146、148页）

(211) 《五卅运动》第2辑，第173页。

(212) 《五卅运动史料》第2册，第112-115页。

(213) 不过，5月30日下午，上海华界地方当道对罢市将发生之传言表示担忧，曾致函总商会及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请劝导商界。《张寿镛等致上海总商会及上海各路商总联合会函》，《革命文献》第18辑，总第3277页。

(214) 《朱兆莘致外交部电》，1925年6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73页。

(215) 《爱国募金团成立大会纪》，《时报》1925年10月11日；《国庆日爱国募金大会成立纪》，《申报》1925年10月11日。

(216) 《讨论爱国募金之大会》，《申报》1925年9月28日。

(217) China Year Book，1926-1927，p．1005．

(218) 《上海总商会经收五卅捐款收支报告册》，《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875页。

(219)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68页。

(220) 刘少奇于1925年9月10日在英国工厂代表会议上曾承认，“罢工就得有救济费，无救济费就难实现罢工，就是很明了的”。（参见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资料》，人民出版社1967年印本，第71页）当时纱厂老工人也回忆道：“不是党的领导，罢工是罢不起来的。工人都穷得厉害，一天不做工就是一小荒，两天不做工就是一大荒。党、刘华向各方面去募捐。我们那时罢工期间，开始每月发六元，后来发三元，最后钱没有了，把中国厂里的黑布白布发给我们。”《周高升在退休老工人座谈会上的发言》，1960年2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221) 《访刘龙标有关五卅运动》，1960年2月21日，王光荣整理；《卞小妹在退休老工人座谈会上的发言》；《上海国棉二厂部分退休工人座谈会记录》，1960年2月20日；《正红里老工人座谈会》，1960年3月2日，王克礼回忆；《访问老工人座谈会记录》，1960年2月22日；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又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174-175、184-186、189页。

(222) 纠察每天可拿到16个铜板（1角钱可换30个铜板）。（《访问杨阿巧同志记录》）一说1角钱可以换11个铜板。（《徐书林谈五卅前后情况》，1960年2月15日）工会代表每天可领到120个铜板。（《正红里老工人座谈会》，1960年3月2日，万阿珍回忆）

(223) 《老工人座谈会》记录，1960年2月21日，《大革命时期情况》（9），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224) 《老工人座谈会记录》，1960年2月29日，陈翠珍发言。

(225) 《访问杨阿巧同志记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226) 《徐书林谈五卅前后情况》，1960年2月1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227) 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1编劳动状况，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43页。

(22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54页。

(229) 李立三曾说：“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五卅运动史料》第1辑，第147页。

(230)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

(231) 《虞和德来电》，1925年8月10日，引自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63页。

(232) The May 30 movement，p．145．

(233) 《五卅运动》第2辑，第153页。　

(234) 《五卅运动》第2辑，第195页。

(235) 《五卅运动》第2辑，第212页。6月20日，南洋公司送6万元到总工会，盖后者正因当天无法发放维持费而将发放日期推迟一天。《五卅运动》第2辑，第222、225-226页。

(236) 《五卅运动》第2辑，第260-261页。

(237) 《五卅运动》，第264、268-269页。但此案由于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反对似乎并未能实现。《五卅运动》第2辑，第326-327、362页。

(238) The North China Herald，Aug．1，p．135．

(239) Nicholas R．Clifford，op．cit．，p．58．

(240)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58页。

(241) 《五卅运动》第2辑，第306页。

(242) 《五卅运动》第2辑，第361页。

(243) 《朱兆莘致外交部电》，1925年6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71页。

(244) 《英国使馆关于交通部电政司所属人员募款接济上海罢工工人事致外交部照会》，1925年10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78页。

(24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546页。不过从4月到10月，苏联向中国冯玉祥及国民党等势力提供武器的经费是460万卢布。

(24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32页。关于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名义的汇款，亦参见北京《晨报》6月12日及6月14日电。（《五卅痛史》，第121页）

(24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635页。沪西工友俱乐部6月22日曾在向9000名工人发放罢工维持费（每人1元）时，同时分发标题为“俄国工人对中国同事们的慰问”的传单，似乎证明该款与全俄工会有关。（《五卅运动》第2辑，第232页）

(24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48页。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曾在6月5日对五卅事件有声援性质的宣言发表。参见《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201-202页。

(249) 《五卅痛史》，第121页。不过，在7月16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感谢俄商会捐款时，数额只有62944．6元。《五卅运动》，第318页。

(250) The May 30 movement，p．77．《五卅运动》第2辑，第198、253页。冯玉祥前后送过2万元，但同时他得到苏俄大量的军费援助。（《五卅运动》第2辑，第367、383页）

(251)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58页。

(252)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45-151页。

(253)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304-305页。

(254) 《五卅事件》，第39-40页。

(255)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11页。

(256)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2编劳动运动，第448页。

(257)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68页。

(258) 禤倩红：《国共两党与省港罢工》，《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258页。

(259) 《五卅运动》第1辑，第25-29页。

(260) 江浙一带的支部直属于上海地委（后改为区委）的指挥，如杭州、嘉兴、宁波、温州、南京、苏州等地。《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地委改组为区委及中央指派区委委员的通告》，1925年8月22日，《五卅运动》第1辑，第55页。

(261)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29页；《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697-698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103页；《外交部为汉口惨案向英公使单独提出之抗议》，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654-655页。

(262) 禤倩红：《国共两党与省港罢工》，《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258页。

(263) 1925年5月19日，本来参加广东政府之刘震寰桂军及杨希闵滇军乘党军东征之机，在广州对政府发动军事进攻，并占领电报局与火车站等要地。战事一直继续到6月12日，回师的东征部队方将刘杨部队击溃。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1-2页。

(264)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55-257页。

(265)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56页。

(266) 《省港大罢工资料》，第133-135页。

(267) 据《五卅外交史》一书，当时调查统计死亡者有44人，受伤者51人，具体名单见该书第44-45页。一说死52人，重伤170余人。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58-259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116页。

(268) 《五卅惨史》，第41-42页。

(269) 《五卅事件》，第27-29页。

(270)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9-20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142页。

(27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36页。

(272) 《五卅惨史》，第15页；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241．

(273) 方椒伯1964年曾在回忆中表示“当时我是竭诚希望罢市成功的，因为如果罢市不成，首先暴露出商界不能团结一致，贻笑外人，对交涉前景不利，这是中国商人对外交涉的第一炮，不能不打响”。方椒伯：《回忆五卅惨案》，《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20页。

(274) 当时，马寅初即认为上海不宜继续罢市，他表示“虽然罢市可暂而不可久，况上海为全国金融之中心，商业之枢纽，一旦罢市，不啻全国罢市，影响于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至深且大。马寅初：《上海不宜继续罢市》，《晨报》1925年6月24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58页。

(275)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1页。

(276)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0页。因为25日即是端午节，按惯例商家须于此前结清账务。

(277)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5页。学生联合会与沪西工会曾向商家寄恐吓信，反对21日开市，据称天津路某钱庄便收到47封恐吓信。《五卅运动》第2辑，第241页。

(278)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9-230页。该委员会似有国民党右翼支持之背景，且与广东商人以及南洋公司有关。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189-190、197、204、209-210、254页。

(279) 《五卅运动》第2辑，第235页。李立三及林钧等人均出席该次会议，他们的让步似是在得到上海总商会每天给总工会拨款3万元救济罢工工人的承诺后。《五卅运动》第2辑，第244页。

(280) 《五卅运动》第2辑，第218页。

(281) 《五卅运动》第2辑，第215页。

(282) 《驻沪奉军镇压罢工团》，《顺天时报》1925年7月25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206页。

(283) 松涛：《五卅事件的北京交涉》，《东方杂志》第22卷第14号，第1页。

(284) 《五卅运动》第2辑，第335-336页。

(285) 《五卅运动》第2辑，第350-353页；沈移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经济·社会》，1997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8期。

(286) 《五卅运动》第2辑，第248-249页。

(287) 《五卅运动》第2辑，第248、第250页。

(288) 《五卅运动》第2辑，第251页。

(289) 《戒严司令部解散总工会布告》，《申报》1925年9月19日。

(290)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32-233页。

(291) 《五卅运动》第2辑，第233-234、283-284页。

(292) 恽代英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指出：“一般学生会检查仇货很勇敢、很热心，但是亦有些毛病，有些人是乱七八糟的，比方扣留水果，他们自己拿来吃了，不能久贮的货物，他们任其腐败，有些货物亦不管是否确系英货，随意扣留。并且学生会无专人办事，商人有事要接头，感觉非常麻烦，自然很不高兴。有些学生会的职员，喜欢坐汽车，吃西餐，尤其是爱与女学生讲交际，更引起一般无聊腐败的人的评议。加之学生内部又常常发生问题，如查帐，争位置等，以后学生会力量亦成有限了。”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页。

(29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33页。

(294) 《五卅运动》第2辑，第313-314页。

(295) 《五卅运动》第2辑，第283页。6月份已发40万元。

(296)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426-428页。

(297) 《五卅运动》第2辑，第362页。当时商会向会董强制捐款未能兑现，而招商局与南洋公司每月5万元的捐款，亦只收到一个月，故是次会议有准备向华界房客强制收取半数房租的计划。

(298) 《五卅运动》第2辑，第381页。

(299) 《五卅运动》第2辑，第380、385页。虽然英日商公司的码头、货栈的罢工在8月10日实现，然而在两天后，由于罢工维持费的发放可能出现阻滞，上千名码头工人开始冲击上海总工会与总商会，并在南市等地区抢劫商店。（《五卅运动》第2辑，第397-400页；《上海罢工团之激烈行动》，《顺天时报》192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293页）8月15日，临时济安会发表《告码头工人》，表示已无钱可发。

(300) 《五卅运动》第2辑，第438页。

(301) 如李立三在7月31日的上海各工会代表会议上称，工商学联合会驻北京代表已建议政府开办彩票，每月可得百万元；另外将江南制造局房屋抵押中国银行，可得300万元。而且俄国的劳工领袖已到沪，表示将尽力援助罢工工人；英国工党亦将给予其协助，等等。《五卅运动》第2辑，第364-365页、391页。

(30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645页。

(303) 《收江苏交涉员（许沅）代电》，1925年8月11日到，《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57页。

(304) 《向导》第125期。

(305) 《总工会最近之宣言》，《民国日报》1925年8月12日。

(306) 英国海员罢工由于广东当局控制了海员工会，亦由于虞洽卿个人能从罢工中获得利益而继续支持，得以维持更久的时间。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30．

(307) 《收上海朱锡麟等函》，1925年7月11日到，《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21页。孙、朱等人曾试图调解顾正红案，但最后失败。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299页。

(308) 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第259页。

(309)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54页。

(310) 《五卅运动》第2辑，第481-482页。

(311) 《五卅运动史料》第1辑，第122-123页。

(312) 丁应求：前引文，第135页。刘少奇曾说“华商纱厂对于我们工人差不多比帝国主义者还要厉害”，参见刘少奇《在上海召集各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5年8月29日，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资料》，第69页。

(313) 执政府对五卅事件的运用及在运动中的角色，前节及下节均有述及，本节主要讨论其他势力对运动的利用及效果。

(314) 《五卅运动》第2辑，第109-110页。

(315) 《黄秘书宗法接见英馆台参赞谈话记录》，《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66页。

(316) 《五卅痛史》，第104页。

(317) 《收驻英朱代办电》，《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7页。

(318) 《江亢虎污蔑五卅爱国运动函》，1925年6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319) 曾有传言称30日学生包围老闸巡捕房是28日由在上海的苏联顾问安排的计划，该计划是冯玉祥与莫斯科及国民党为打击张作霖与北京政府，激起外国干涉，以使北京转为“三头统治”的整个大谋略的一部分。（The May 30 movement，p．76．）

(320) ［德］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李逵六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05页。

(321)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51页。

(32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550页。

(323) 参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6号、67号、68号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632-637页。

(324)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43页。

(32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45页。

(32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46-647 、653页；М．С．贾比才：《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张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79页。据说，李立三等人在运动发展绝望的情形下，曾欲鼓动工人发动武装起义，而被维经斯基等人制止。（《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79页）

(327)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政治类，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摄影，京师警察厅编译会1927年版，第18页。

(328) 丁应求：前引文，第81页。

(32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辑，第607页。

(330) 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113页。

(331) 姚金果：《“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32) 《郑超麟回忆录》，第105页。

(333) 叶人龙：《浦东CY组织在斗争中成长》，《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43页。

(334) 《郑超麟回忆录》，第106页。

(335)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1页。

(336) 《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1925年8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445-446页。

(33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9-40页。

(338) 在当时一些地方的国民党党部中，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控制。所以一些活动虽是挂“国民党”招牌，但实际却是共产党在起主导作用。不过，我们仍需注意所谓“国民党右翼”的表现。

(339) 王章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第383页。

(340)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90页。

(34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革命文献》第18辑，总第3279页。

(342)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95页。

(343) 《广州革命政府宣言》，《革命文献》第18辑，总第3288页。

(344) 王章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第383页。

(345) 《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第15页。

(346)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宣传》，第28-29页。

(347) 《革命文献》第18辑，总第3359页。

(348)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7-8页。有趣的是，据租界之《警务日报》，在此前一天，李立三在沪西工会对工人发表演讲时，告诉大家“广州的学生军和工人军已在沙面同外国人开仗，后者败北投降，并同意和广州当局进行谈判。广州军政府已将上述情况电告沪西工会，并说他们将于一周内派工人军和学生军前来上海支援此间工人。”《五卅运动》第2辑，第243-244页。

(349)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宣传》，第41页；邹鲁：《回顾录》，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170-175页。林森等人北上亦有廖仲恺被刺案后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及鲍罗廷驱除“右派”策略之背景。然却促成国民党反共派的加速联合及西山会议的举行。参见邹鲁《回顾录》，第169-172、176-179页。

(350) 罗苏文：《“五卅”期间的戴季陶主义》，《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1期第37页。

(351) 邹鲁《回顾录》，第171页。

(352)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卷增订本，香港明报月刊社1979年版，第188页。

(353) 《五卅运动》第2辑，第198页。

(354) The May 30 movement，p．78．

(355)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稿》第2册第160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187页；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72页。

(356) 《上海开市与奉军调沪》，《晨报》1925年6月2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65页。

(357) The May 30 movement，p．79．

(358) The May 30 movement，p．79．

(359) Nicholas R．Clifford，op．cit．，p．63．

(360) 参见山东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青岛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青岛惨案史料》，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250页。

(361)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74页。

(362) 《五卅惨史》，第70-71页。

(363)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p．172-173．

(364)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p．168．不过这所学校因学生思想激进，几个月后便被关闭。

(365)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157．

(366) 《收驻英朱代办（兆莘）电》，1925年6月11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69页；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7．英国舆论认为中国“现政府在冯势力范围下，而冯与学界联合，且与俄过激党通”。《收驻英朱代办（莘）电》，1925年6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3页。

(367)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179．

(368) 冯在1925年7月，表示欢迎日本人来帮助他开发西北。并表示要派10000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学习。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p．154-155，290．

(36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02-604页。

(37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23-627页。

(37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30-631页。

(372) 如9月24日，联共政治局便授权加拉罕（Karakhan，Lev Mikhailovich）采取措施，让冯玉祥公开表示支持上海工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682页〕当时在开封的岳维峻也有通电主张“收回英国租界及领事裁判权，并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惩办肇事外人，以绝祸根。”为又一较激烈者。不过，岳的国民军第二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正接受苏俄之军火及军费援助，在其军中且有苏联顾问小组，可见其态度实际上仍是反映苏俄的观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24页。

(373) The May 30 movement，p．82．

(374) 《五卅惨史》，第65页。

(375)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922-923页。

(376) 《东方杂志》第22卷，第22号时事日志，1925年10月11日。

(377) 《五卅运动史料》，第723-724页。

(378) 关于此点，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

(379) The May 30 movement，p．82．

(380) The May 30 movement，pp．83-84．赵曾通电对“在沪学生再遭惨劫”表示悲愤。《五卅惨史》，第66页。

(381) 《五卅惨史》，第68页。

(382) 参见丁应求：前引文，第31-32页。

(383)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17页。

(384) 《朱兆莘关于英外相谈论中国现状电》，1925年7月23日，《中华民国史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81页。

(385)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94，240．1925年7月7日，Mr．Chilton 在给 Mr．Grew 的信中，便直接表达了英国政府的意见，即除非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将排外运动平息下去，否则关税会议等均无从谈起。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86．

(386)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240．

(387) 梁启超：《答北京大学教职员——谁说沪案单是一个法律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42，引自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11页。

(388) 《外陆两长对学界之表示》，《顺天时报》1925年6月21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13页。

(389)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82页。

(390) 汤尔和：《不善导的忠告》，《晨报》1925年 6月27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25页。

(391) 刘大钧：《经济战争和武力战争的比较》，《晨报》1925年6月2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48页。

(392) 林语堂：《丁在君的高调》，1924年6月25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34页。

(393) 《日田中总裁之中国运动观》，《顺天时报》1925年6月25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43页。

(394) 《收美日英三国委员调查沪案报告》，《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98、601页。

(395) The May 30 movement，p．94．

(396)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681-682页；《颜惠庆自传》，第143页。

(397) 丁应求：前引书，第188页。

(398)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551页。

(399) 丁应求：前引文，第144页。

(400)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94-195页。

(401) N．R．Clifford，op．cit．，p．71．

(402) 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p．1．引自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17页。

(403) 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p．33-34．

(404)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85页。

(405)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13页。

(406) The May 30 movement，pp．168-170．

(407) 《五卅事件》，第87页。

(408) 按周鲠生的提法，革命外交的特点首先是“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即不必太考虑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以及条约的束缚，其次便是利用民众势力。周认为近世外交已由宫廷外交，政府外交，进于国民外交，而不是全靠外交家折冲工夫。拿民众运动做对外的武器。周鲠生：《革命的外交》，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2-6页。

(409) 李健民将五卅后反英运动对政治的影响归结为：一、协助广东统一；二、引起军阀大混战；三、赞助国民革命成功；四、伏下国民党清党之机。（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71-181页）

(410) 《江亢虎污蔑五卅爱国运动函》，1925年6月3日，《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第10页。

(411) 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1-2页。

(412) Nicholas R．Clifford，op．cit．，p．6．

(41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5页。

(414)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4页。

(415) 《瞿秋白年谱长编》，第169页。

(416)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86-87、91-92页。

(417) 国际问题研究会编：《五卅事件》“序”。

(418) 《郑超麟回忆录》，第165页。

(419) 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中国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朱章才译，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页。“狂飙”一说在华冈的《中国大革命史》及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著作中均有采用。

(420)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第50、55、106、107、108、110、139、138、274、278页。

(421) 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4页。

(422) 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5页。

(423) 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5-116页。

(424) 语出季维也诺夫，此观点亦见唐心石：《中国工人是中国解放斗争的领导者》，《国际新闻通讯》第124期，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6-117页

(425)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7-118页。

(426)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55页。

(427)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56页。

(42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545页。

(429)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20页。

(430) 阮渊澄：《五卅惨案》，第28页。

(431) 《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96页。

(432) 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3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页。

(434) 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9页。

(43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548页。

(436) 《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1925年5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3页。

(437)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上编，季陶办事处1925年印本，第3-4页。

(438)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上编，第50-51页。

(439)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5册，1985年版。

(440) 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80页。

(44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清党实录》，江南晚报社1928年版，第1页。

(442)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84页。

(443) 陈启修：《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第137页。

(444)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90-291页。

第五章　北伐前中外关系格局的演变

第一节　条约体系与中外关系

要理解北伐前几年的中外关系格局，首先要对不平等条约体系这一最体现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特征的背景有所认识。过去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明显侧重于实施侵略一方，而相对忽视侵略行为实施的场域以及侵略在当地的实施（通常述及被侵略地区的是特定的“反帝”活动）。然而，不论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取向还是区域研究领域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¹⁾，都提示着应当更注意被侵略区域的当地因素。同时，任何侵略至少是两个或更多落实在特定地域上的文化、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在重视这些体系所在空间因素的基础上，还要从时间视角去认识其多元互动的过程本身。另外，至少在中国，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传统强项在经济层面，而文化层面相对薄弱⁽²⁾。下文主要立足于帝国主义侵略所及的中国当地条件，更多从文化视角考察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及其发生作用的进程，大致形成一个中外关系的认识框架，并据此简析1921年-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中外格局的变与不变，以为后面的叙述略作铺垫。

一　条约体系的文化解读

近代西潮东侵，中国士大夫多以为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迄今仍常被引用的名言当然不甚符合史实，却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即不少中国士人逐渐认识到入侵的西人并不十分想亡中国，却立意要亡中国人的“天下”⁽³⁾。用今日的话说，这个“天下”就是中国文化；西方入侵者的目的主要不是变中国为殖民地，而是要在文化上征服中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以全面控制中国⁽⁴⁾。

从根本上言，帝国主义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之间最关键的实质问题是对被侵略地区的全面控制。只要能达到实际的控制，是否直接掠夺领土是次要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侵略，但具体的侵略方式则千差万别。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中国朝野对外国入侵的持续有效抵制⁽⁵⁾，再加上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相互竞争造成的均势，这些因素迫使列强逐渐认识到全面的领土掠夺既不合算也不可能。故其退而采取一种不那么直接的侵略方式，即以条约体系巩固其非正式的间接控制⁽⁶⁾，同时寄希望于文化渗透⁽⁷⁾，以为长久的经济利益铺路。

近代中外条约基本是武力威胁的结果，故所谓“间接控制”并未改变其帝国主义性质。而条约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条文上，首先就体现在其主要反映战胜者的意志这一基本精神上。早期的帝国主义研究较多侧重实施侵略的一方，但恐怕更多是被侵略所在地的现实条件，而未必是侵略者的主观意愿，制约甚或决定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和特性。如罗宾逊（Ronald Robinson）所说：“有多少被侵略的地方，就有多少种歧异不同的帝国主义。”⁽⁸⁾

从入侵者视角看，在中国实施“间接控制”是依据实际情形最可行也是效益最高的取径。在被侵略方面，中国除一些割地和少量租界外，领土基本得以保持完整；不平等条约固然侵犯了部分中国主权，但基本的主权仍在中国人手中。若返回当时人的认知，我们今日注重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类近代传入的西方观念对晚清中国人似不十分要紧，他们更看重的恐怕是基本的纲常礼教和政治体制这一“国体”仍依其旧⁽⁹⁾。这个重要因素的意义是多重的：

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所至，总要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一般是以贬低、打压甚至清洗等方式破除本土文化。在中国，因为没有直接的领土占据，不存在像殖民地那样的直接政治统治，西方更需要不仅在物质上，恐怕更多是在文化上表现其优越性，以建立起文化权势。同样，西方既然不能像在殖民地那样直接地破除中国的本土文化，只能采取间接的渗透方式来获取文化控制。故对文化控制的竞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西人对此是有备而来，且有着特别针对中国纲常礼教的持续努力⁽¹⁰⁾。

另一方面，恰因上述因素的影响，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仇视和抵制通常较殖民地人为轻。国体的持续和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应该是士人确信中学可以为体的根本基础。由于不存在殖民地政府的直接压迫和文化清洗，中国士人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显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更多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更能去主动接受和采纳外来的思想资源。故中国士人学习西方的愿望和实际行动都远比殖民地人要主动得多⁽¹¹⁾。更由于中国士人未能认识到对文化控制的竞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轻视了文化竞争的严重性，有些人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日渐主动地破除自身的传统，实际成为西方打压中国文化的工具而不自觉。

再者，正是通过条约体系所建构的间接控制，外国在华存在（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既体现着一种外在的压迫，其本身又已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这一点越来越为中国人所认识到，清政府史无前例地援引义和团这一民间异端力量来对抗外国势力，部分即因其感到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过分深入⁽¹²⁾。当孙中山在美国获悉辛亥革命的消息时，这位革命家不是疾速返国，而是转往英国以寻求可能抑制日本的帮助。詹森（Marius B．Jansen）敏锐地指出，这表明在中国领袖人物的认知中，外国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意义⁽¹³⁾。

若从文化视角看条约体系，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订立，毋宁是开创了一种中外交涉的“方式”：简言之，即炮舰出条约，而条约代表胜者的意志；所能谈判的，只是反映胜者意志的程度而已。这才是最深层的也是最根本的不平等之处。早年中外谈判中道光帝觉得最不能忍受的，正是这种不平等的方式⁽¹⁴⁾。此后的中外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修改以至取消这一方式的长期斗争。然而，不平等的中外交往方式既然由战争确立，实际上意味着条约的修订或废除多半需要诉诸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此后列强扩张权益的历次修约或订立新约是如此，中国方面亦然。

对清廷而言，每次条约修订，基本是外国利益的增强和中国权益的进一步损失，故其甚少主动提出修约。不过，费正清认为，这主要反映出所有的中外条约并未从根本上打破中国的政教体制，所以清廷既不看重条约，也不认为有必要修约⁽¹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国朝野皆不断提出修约以回收主权。这表明中国人已逐渐接受西方思维，注重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远胜于往昔的“国体”；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承认条约这一形式的重要性，也试图以西方外交的常规方式来进行修改⁽¹⁶⁾。

但条约体系确立的中外交往方式即使以西方常规价值观念看也不平等，故中国在谈判桌上的成功极其有限。到中国战场上已在使用飞机的北伐之时，北方首次以废除的方式终结中国与比利时的条约，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更以武力为基础收回部分租界。或许这就是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之一：它不仅开启了一个时代，也设定了结束这一时代的方式。

从更深层次言，条约缔结方式和维护方式的不平等确立了西方在东亚外交的双重标准，即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西人可以不按西方自身的价值标准行事。章太炎就注意到，西方这些“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¹⁷⁾。只有在坚持欧洲文化优越观的基础上，才可以对“劣等”民族实施不同的准则而不觉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心态⁽¹⁸⁾。如柯亭（Phili PD．Curtin）所指出的，对非西方地区采取例外法则（exceptionalism）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差不多所有分支的共相”⁽¹⁹⁾。

类似的心态和行为在中国租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或可说已形成一种“租界行为”或“租界意识”。自己游历过欧西又久居上海这一租界集中地的王韬深有感触地说：“西人在其国中，无不谦恭和蔼，诚实谨愿，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为，竟有前后如出两人者。其周旋晋接也，无不傲慢侈肆；其颐指气使之慨，殊令人不可向迩。”⁽²⁰⁾

这样的“租界行为”表现出的“租界意识”，不仅对中国一方有所谓“东方主义”式的偏见⁽²¹⁾，其对西方基本价值观念也未必全面体认，实际已形成一套与西方基本价值时相冲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些人虽是西方在中国实际存在的代表，表述着“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²²⁾；若以“租界意识”的产生地域看，指导这些西方代表行为的准则甚至可以说是“非西方”的⁽²³⁾。

王韬尝解读“租界行为”说：“彼以为驾驭中国之人，惟势力可行耳，否则不吾畏也。”⁽²⁴⁾这的确是近代在华外国人一条共享的“常识”，类似“武力是中国人唯一能理解的术语”这样的表述不断重复出现。据米勒（Stuart C．Miller）的研究，许多传教士不仅赞同这一观念，且他们自己在此观念的形成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²⁵⁾。主张学西方的郑观应承认传教士到中国意在“传教济人”，但以“救世之婆心”而造成大量教案，更常借条约和炮舰之“势力”以压官民，则“大失其传教劝善之本心”，也未必合于“上帝之心”⁽²⁶⁾。

传教士之所以能不顾基督教反暴力的基本准则而在中国认同于炮舰政策，部分因为传教的最终目的正是精神征服，更主要还是其有西方文化优越观的支持，故能公开支持使用武力而不觉于心不安。传教士在意识层面未必都认同帝国主义，不少人来华传教确出于善意，但当中国士人对此好意反应冷淡甚而抵制时，传教士的文化优越感使其不能接受这样的态度。有传教士以为，中国人视西方为夷狄的作法是公开违背了“爱你的邻居如你本人”这条戒律，西方有义务“说服”中国人走到更加“符合其权力和义务”的方向上来。如果说服不生效，就必须强制⁽²⁷⁾。似乎中国人“犯规”在先，西方人也就可以不按其自身“规矩”对待中国人⁽²⁸⁾。

一旦基督教爱邻如己的准则成为动武的基础，传教士也就走到其教义的对立面了，可知他们有意无意间也分享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例外法则。另一方面，在后来不少中外冲突中，传教士和构成租界主要成分的商界又常常有着不同的主张；正因部分西人、特别是其文化先锋传教士不完全认同于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约体系，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远比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侵略更成功，其成功的程度基本上与其疏离于炮舰和条约的程度成正比。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凡可能说服时皆说服，不得已则强制”的方略⁽²⁹⁾。这当然只是一种日后的理想型诠释模式，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整体“西方”事先就预定有这样清楚的谋略。不同国家不同的人可能根据不同的时势采取不同的对策。很多时候，强制和说服只是偶然地互补，而非事前预谋。

实际上，在华列强之间也有相当激烈的竞争，既为经济利益，也为势力范围，以及含义宽泛的文化“影响”。正是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潜伏着列强间分裂的隐忧。盖欧洲列强才真正分享着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不但日本常被排斥在外，就连俄国甚至美国有时也带有不够正统的意味。当自由主义者罗素（Bertrand Russell）告诉胡适专制比民主更适合于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农业国时，胡适感觉到这对其自身信仰有些不够“忠恕”⁽³⁰⁾。 实行于英国的制度可能真不适合于俄中两国，但罗素的主张仍隐约可见“例外法则”这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子⁽³¹⁾。

几年后，进步主义思想家比尔德（Charles A．Beard）将“东方”视为英、法、俄、美四个“西方帝国”纵横捭阖的场域⁽³²⁾。 这位著名的帝国主义批判者将社会主义的苏联纳入批判对象，却未包括正挑衅甚或颠覆东方既存格局的日本；他所批判的实际是一个作为侵略者的白种西方，而另一边则是作为受害者的黄种东方。日本在日俄战争击败沙俄之后便希望自己成为世界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³³⁾，但东西文化差异及其伴随的歧视一直妨碍日本被西方强国真正接受，这样一种连批判对象都不计入的“不平等”待遇或者出于善意，却触及到也揭示了日本长期对西方的不满之所在。

在处于中国这一文化悠久的异国时，列强或更容易感到上述潜在的文化隐忧；作为共同的外来者（outsiders），它们似较别处更强调团队精神和相互依赖性⁽³⁴⁾。这就进一步促成了东亚（时人多遵欧洲习惯称为“远东”）在国际政治中那特殊的“例外”之处：在欧洲处于敌对关系的国家在亚洲却可以联合贷款给中国，这一现象被入江昭（Akira Iriye）称为“世界政治中远东的隔绝”⁽³⁵⁾。 换言之，由于列强和中国这一似乎更明显的“区分”，在欧洲的敌对关系到了亚洲即因此而暂时化解。这还只是出于谋利的主动一面，当条约体系面临中国挑战之时，列强为捍卫这一体系更容易联合在一起。

二　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内争与外力的纠结互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国际政治秩序的大转变，列强势力因战局而改变，巴黎和会提供了一个按势力消长来重新划分各国世界地位的机会。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苏联的出现，对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构成有力的挑战；新俄国虽未参加巴黎和会，却存在于多数与会者的头脑中。当列宁对全世界劳动者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时，威尔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两人都提倡民族自决思想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故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³⁶⁾。

国际秩序的新观念由威尔逊和列宁来提出，体现出西方范围内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态势，即原处边缘的美国和俄国向原居中央的西欧挑战。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范围言，至少在思想上，说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大致是不错的。但中国的情形有其特殊之处：正因为以条约体系为表征的帝国主义体制以非正式的间接控制为主，其帝国主义性质相对更隐蔽；更由于西方在中国推行例外法则，西方通行的处事方式并未全用于中国，在华帝国主义一直有其特异之处，故帝国主义在欧洲的“结束”并未迅速触及中国。

相反，尽管中国在巴黎和会没什么进一步的具体损失，至少在认知的层面，对中国人来说，和会结果提示的是帝国主义更明显的存在。在中国人心目中，帝国主义不仅未曾“结束”，实有加剧之势。威尔逊和列宁提出的国际秩序新观念对被侵略各国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关键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³⁷⁾。对中国受众而言，威尔逊正是在这里开始输给列宁。这一转折影响中国思想甚大⁽³⁸⁾，与本文相关的直接后果是苏俄的反帝主张特别容易为中国人接受。

为解决巴黎和会关于东亚的遗留问题，1921年-1922年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国际会议。美国长期提倡的门户开放，包括尊重中国的完整，被正式写入《九国公约》，在法律上成为列强认可的原则；《公约》也正式否定了在华“势力范围”这种帝国主义行径（但不追溯既往），在法理上使列强不得增强旧势力范围，也不得谋求新势力范围；中国收回了山东的主权并可以赎回胶济铁路的所有权，取消了外国邮政电信，关税虽未自主，但可有提升，列强并同意考察中国司法状况以决定是否取消治外法权⁽³⁹⁾。

这样的收获在近代中外条约史上可说是前所未有，在一定程度上对积弱的中国有所保护。以中国当时的国情，取得这样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但中国在会上将各条约的不平等处尽行提出修改，却大部分均未实现。这就体现出华盛顿会议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列强基本上没有把中国作为东亚国际政治的一个正面因素来考虑，因而也就低估了民国代清以来中国内部革命性政治变动的重要性。

民初的中国局势确实继承了清季混乱多变的特征，其变化的突然和急剧并不比前稍减。而列强间一个传统的看法是中国应先实施内政特别是法律改革，维持（西方标准的）“正常”社会秩序，然后才谈得上考虑条约的修订⁽⁴⁰⁾。华盛顿会议一如既往地坚持了这样的基本见解，其惟一的新意是要求列强予中国以安宁（即不以威胁方式扩充帝国主义权益），以便其实施内政改革⁽⁴¹⁾。

然而，正如前文所引“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所揭示的，入侵的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秩序紊乱的主要造因之一⁽⁴²⁾。更关键的是，任何大规模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改革必然意味着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当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时，复因其依“例外法则”在中国实行双重标准，列强自身也是按西方标准不那么“正常”的中国政治法律秩序的构建者和维护者。在中国实行大规模的全面改革必然要涉及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此时列强是继续扮演改革推动者的角色？还是转换为既存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当列强要求中国实行内部改革时，其依据的“国际准则”源自常规的“西方”；而外国在华存在本身行为的指导原则，又往往是类似租借意识等非常规的“西方”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非正式方式支撑了东亚国际秩序的“例外”或“特殊”，而隐伏于其间这一观念和利益的既存冲突也造成了列强身份的困窘和错位；后者复使不同国家在特定具体场合可以采取未必一致的政策，预示了列强间合作的难以维持。

在列强方面，华盛顿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修复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改变的东亚国际关系。过去西方的研究对华盛顿会议形成的列强在华合作的取向强调稍过，实则所谓“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合作取向一开始就颇有缺陷，到1925年“五卅运动”后的关税、法权会议期间已基本消失殆尽。应该说，20年代以中国为场景的列强国际关系是典型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而合作更多是在防卫和限制的一面，即每逢中国方面向条约体系挑战时⁽⁴³⁾，列强便易合作；实际上，不少次列强的“合作”原本旨在遏制列强之一采取“过分”的行动以扩大某一国的势力⁽⁴⁴⁾。

同时，“华盛顿条约体系”并未充分体认到外国在华势力构成所发生的激变：德国和苏联未曾参与华盛顿会议，这两个大国在整个20年代推行着基本独立的中国政策，对“条约体系”形成了有力挑战⁽⁴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与中国间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中德两国在1921年5月以新条约的形式确定了德国放弃原有的条约权利，而中国则予德国以最惠国待遇，使其仍享有他国所具有的利益。没有了治外法权保护，德国人在中国不仅比他国人安全，且成功地恢复了不少在一战期间失去的经济利益，复因放弃条约权利而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为其后来与国民党建立密切关系打下了基础⁽⁴⁶⁾。

战后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开始就表示愿意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意识形态和具体作为都使其对条约体系的挑战更明显也更具冲击性。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等系列文件，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苏联对领事裁判权的放弃和承认与中国订立关税条约时采用平等互让的原则，大大强化了中国与其他列强谈判的立场。此前的中德条约多少是战争的遗产，中苏条约基本是通过平等的谈判所缔结，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他国签订的条约中对中国最有利一次，可以说开启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新的一页⁽⁴⁷⁾。

这样，一向被激进者视为北洋“太上政府”的外交使团中首次出现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苏联向中国派驻大使级驻华代表更凸显出这一象征性变化的实际意义：此前各国所派使节皆为公使级，按照外交惯例，在华使节中层级最高者应为外交使团的当然领袖，这就意味着苏联大使将成为驻华外交使团的代表。结果，所谓“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很难再集体行使其惯性权势⁽⁴⁸⁾，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外国在华势力已不复为一个整体，中外关系的格局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两政府修订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基础。

中国与德、苏的新条约意味着已经运作多年的在华“条约体系”出现了巨大的缺漏⁽⁴⁹⁾，同时也反映出中外关系可调适的余地甚大。德国人在中国的经历说明外国人无须治外法权的保护而生活得很好，经济上也能获利⁽⁵⁰⁾。凭借其建立的平等新关系，苏联可以在中国公开鼓吹和支持反帝运动⁽⁵¹⁾，然其通过中苏条约以及此后的奉俄条约实际保留了几乎所有的具体利益。后者提示出中国方面的修约要求可以是有限的和非常灵活的：中国朝野寻求的是主权，有时甚至可以是象征性的主权，而在具体利益上则可以做出较大的让步⁽⁵²⁾。

在一定程度上，既然多数列强（日本除外）渐已放弃直接掠夺中国领土的取向，中国获得至少象征性的主权而列强基本维持其实际利益大致符合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在华帝国主义秩序。但一向被认为最重实利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似乎迟迟不能认识到中国修约要求的灵活性，恰揭示出中外交涉方面的文化意义有多么深厚。

列强对领土掠夺的放弃使外交谈判的重要性大增，涉及具体利益时，任何列强都不会轻易放弃对其有利的条约权利。然所谓“有利”，包括实际有利和以为有利（imaginary advantages），20世纪上半叶中外交涉的大量史实证明，即使是那些早就对外国在华利益不起实际保护作用的条款，列强也不轻言放弃。由于许多条约“利益”已是想象多于实际，中外修约谈判中双方所争的常常不是具体利益的得失，而更多是中外交往应奉行怎样一种“方式”。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竞争。那时的中外谈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来极细小的问题而搁置，就因为对谈判双方来说，这些细小问题都有着深远得多的文化含义。

文化因素的影响虽深远却不甚明晰，各国外交更直接受到本国政治体制的约束。在西欧和美国，政治体制比较稳定，但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对外交有着明显的限制，内部的不同意见强烈影响着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许多时候外交策略的思考其实是在因应国内的党派政治需要。而俄国、日本和中国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旧政治体制已去而新政治体制尚未充分确立的状况。政治体制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动荡程度，动荡的社会反过来又为形成中的政治秩序增添了变数⁽⁵³⁾。

在这样的社会里，新思想的产生更少限制，其发展有着更广阔的空间，但不同思想观念的竞争也通常更加激烈。更重要的是，超常规和非常规的主张和行为很容易出现，而相关职能机构按常规制定决策和推行其策略反不时被忽视甚至颠覆。本来任一大国的内部政治激变都会影响到其所在地区的国际秩序，在20世纪20年代的东亚，不仅中国和日本都不同程度地处于政治大变动之中，横跨欧亚的苏俄也尚未结束其内部政治秩序的调整，这就大大增强了这一区域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而中国的乱相又特别明显，不仅政治和社会的“革命性”（主要指既存规范的失效）超过日、俄两国，甚至不时缺乏一个名副其实的有效中央政府。当时中国各军政力量基本重在内争，其首要目标是扩充自身势力甚至统一全国，与历代中原逐鹿并无大的差别。但是，这一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政治竞争是在与历代大不相同的背景下进行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改朝换代”，任何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都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实际也构成对条约体系的冲击，致使中国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和互动远甚于他国。

这样复杂的局势困扰着中国思想界，杜亚泉在1918年已虑及外国势力可能不容中国平静地改革，他在讨论中国新旧势力之争时说，“武人官僚，倚仗旧势力，以斫伐国家生命，惟恐其勿尽”；同时可能“将有外来之势力，加于吾国之上，以绝吾国之生命；不能更有机会，容待吾国发生新势力，以营代偿作用⁽⁵⁴⁾。今日一般视为“保守”的杜氏在“五四”学生运动前已观察到“武人官僚”、“旧势力”和“外来势力”的关联及相互支持的一面，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当年中国思想界的确趋向激进。

这也说明，一些中国读书人对那时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已有较清晰的认知。陈独秀在未成马克思主义者时已注意到因交通发达而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⁵⁵⁾当时的“全球化”程度与今日相比所差甚远，很可能是外国在华势力深入中国权势结构的现象让陈独秀在八十多年前就思考到“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变更与“世界”的关联。

当中共于1922年发出反帝为主旨的“二大”宣言时⁽⁵⁶⁾，胡适撰文回应说，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改变，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不仅“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且“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故中国人可以不必担心列强的侵略，且“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若国内政局纷乱，列强自然也不会放弃其权益。一句话，内部“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⁵⁷⁾。

胡适的主张相当接近华盛顿会议的精神，但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因素，即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的努力，只要含有对既存权势结构挑战之意，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他自己稍后就发现，连谈“全国会议、息兵、宪法”这类具体的“问题”，都“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⁵⁸⁾，可见“外人”在中国涉足极深，已全面“介入”到中国权力结构之中。故有人明确指出：“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⁵⁹⁾

中共方面随即由张国焘发表长文对胡适进行系统反驳，张氏也注意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已由19世纪的武力为主转变为经济侵略为主，后者“既省钱，又省力，还不易引起重大的反感”；但他认为经济侵略比武力侵略更危险，因为列强对中国市场的竞争已造成一种“相互竞争的侵略”。且帝国主义是军阀政治的后台，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敌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非急速打倒他不可”。若不“打倒英美日等国的对华侵略主义，不足以改造国内政治”⁽⁶⁰⁾。

不论先反帝还是先实施内政改革，双方的共同点是承认帝国主义侵略方式有所变更，而中国的内政与外国在华存在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双方的分歧更有相当的代表性，体现出中国社会或思想界对“外国在华存在”那双重身份的困惑：胡适等人或者更多看到其作为改革推动者的一面，而从杜亚泉到中共这些人则明显将其视为中国既存秩序的维护者⁽⁶¹⁾。

要求中国先改革内政然后考虑条约修订的“华盛顿会议精神”反映出列强仍更多看到中国的乱相，却未能仔细观察和认真考虑与此相伴随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疾速变化⁽⁶²⁾，特别是中国民族主义那御外和内部整合并存的两面性（许多知识精英及其民众追随者既要求国内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愈来愈强烈地希望中国完全掌握自己的主权）⁽⁶³⁾。中国政府或任何中国政治力量必须先给人以“得道”的形象，然后才能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并整合离散中的社会秩序。修订不平等条约以恢复中国主权恰是“得道”的最佳方式之一，也渐成必需的步骤⁽⁶⁴⁾。

这样，华盛顿会议上中国虽颇有所获，但已不能满足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那些收获因法国以“金佛郎案”迟迟不批准《九国公约》而名至实未归，使中国方面的外交成就感日益淡薄，对列强的不满却与日俱增⁽⁶⁵⁾。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协调不合作阻碍了华盛顿会议精神的落实，并进一步打击了巴黎和会后已大为削弱的中国“自由主义派”在国内政治上的发言权，此派言论的缺乏说服力当然也就使中外关系方面更为激进的主张得以扩大影响⁽⁶⁶⁾。

北伐前夕中外关系就是处于这样复杂多变的混乱格局之中，在此情形下，列强间的合作既难以维持，任何外国也很难有多么具体的政策，尤其不可能有预先制定的长远政策。正如帝国主义侵略所及区域限定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一样，中国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走向。面临新的问题和变幻莫测的局势，各国只有不断调整其原有的政策原则，故当时主要列强的具体对华政策与中国局势颇相类似，也以多变为特征。

第二节　中苏建交谈判

20世纪20年代，苏俄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扶植中国革命力量推翻北京政府，建立亲苏政权；但在这个目标未实现以前，同北京政府及地方军阀进行谈判，以恢复中俄之间由地缘政治关系所决定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苏俄陆续派出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巴意开斯代表团、越飞代表团赴中国进行接触和谈判。其中越飞代表团人数众多、规模庞大，在华活动极为频繁，与中国各界人士密切接触，虽然未能与北京政府就恢复国交达成任何协议，但越飞在华期间与当时中国的军事领袖吴佩孚和政治领袖孙中山保持了密切的书信来往。一方面他极力促成孙吴之间的联合，另一方面他就中俄之间最重大的两个问题，即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同孙、吴交换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在这方面越飞是成功的，他基本上说服了孙、吴支持他的立场，并借孙中山之口进一步申明苏俄的谈判立场。

苏俄这一时期的对华外交呈现出两大特点：一、由重宣传转向重实利。正如苏俄外交委员会所强调的：“我们当今的政策具有更少的宣传性质，而更加务实。”在对外谈判时特别关注“每一寸苏维埃土地、每一个苏维埃卢布”，决不轻易向其他国家“让一分利”。在1923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其对华政策的这一特征更为明显⁽⁶⁷⁾。二、苏俄对华政策往往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和自身力量的消长，随时改换策略，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利用各种关系之间的矛盾与纠葛，采取灵活多变的手段去达到外交目的。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和竞争很激烈，苏俄力图使中、日互相牵制，越飞即肩负着同时与中国和日本进行外交谈判的双重任务。他在与北京谈判进展不大的情况下，转向日本，进行日、俄长春会议，长春会议破裂后，转而又谋求与北京政府谈判。在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军阀分立、南北对峙，苏俄即利用各种复杂关系，造成对苏俄有利的局势。突出表现就是越飞在华时一面联络吴佩孚，一面联络孙中山，寻求他们对于苏俄谈判立场的支持，最终在与北京政府谈判无望的情形下，与孙中山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⁶⁸⁾。

加拉罕作为越飞的继任者，其任务是继续越飞未完成的使命，因此其交涉循着越飞的路线进行。此时中俄复交的时机较为成熟。中国方面已派王正廷督办中俄交涉事宜，加拉罕作为1919年、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签署人，在华有良好口碑。更重要的是，越飞在华所作的大量工作为加拉罕的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1923年秋天加拉罕在有利的条件下开始了对华谈判。

一　加拉罕来华及中俄初期交涉

1923年6月下旬，驻京苏俄代表团接到越飞奉调回国，代理外交人民委员长加拉罕被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的训令⁽⁶⁹⁾。加拉罕时年三十七岁，是苏俄1919年、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的签署人，非常熟悉远东情形，被称为“远东通”。他的名字在中国早就广为人知，舆论普遍认为加拉罕对华抱有好感，故对他的来华寄予厚望⁽⁷⁰⁾。加拉罕一行于8月12日抵达满洲里，13日抵达哈尔滨，18日到奉天，所到之处，“其欢迎盛况，为从来所未有”⁽⁷¹⁾。

对于中俄间最为关注的中东铁路问题和蒙古问题，加拉罕在各种场合解释了苏俄新立场。早在1923年8月初，加拉罕与驻莫斯科东方通信特派员谈论中东路问题时就表示，由于中国对当初俄国所发出的第一次、第二次对华宣言没有作出回答，现在国际形势变了，所以俄国不能受宣言的拘束。对于中东铁路问题，俄国应尊重铁路沿线中国的主权，但是铁路的权利应归俄国掌握⁽⁷²⁾。8月15日加拉罕在哈尔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对于中东路问题更明确提出“俄权在路，中权在土地”的说法⁽⁷³⁾。加拉罕还说：“俄国对于中东路之权利，乃无可疑，中国之优秀分子对此深为明了，且不能予以反对。”对于俄国以往所发表的对华宣言的有效性，加拉罕认为仍持续有效的是宣言的基础与原则，但中东路之重要利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苏俄都不能抛弃，并且中国方面也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⁷⁴⁾。当有人指责苏俄占据外蒙时，加拉罕说：“赤军出动外蒙之目的，非在侵占领地，实因驱逐白党之不得已行动。”他提出外蒙撤军的条件是：“设中国能充分保守，不令白党进入外蒙、胁迫赤塔，赤军自无久驻之必要。”⁽⁷⁵⁾

加拉罕的这些说法表明了苏俄政府在这两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即不能完全兑现苏俄在1919年、1920年宣言中所作的许诺。其理由：一是苏俄的许诺不能无限期的有效，当初的许诺是以苏俄方面一系列的让步为条件的，但中国不仅没响应苏俄的呼吁——恢复中俄关系，签定条约或协议，而且对当时的照会也未予理会，所以苏俄“不得不极其慎重地，有保留地对待我们的许诺”；二是“中国目前没有巩固的政府，因为中国政府不是中国局势的主人。而且，任何一个与中东铁路有关、保障我们利益的协议，非但不能指望其实现，甚至都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信任”，故苏俄不能放弃中东铁路⁽⁷⁶⁾。

加拉罕此次来华本负有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使命，但在8月15日当俄记者问他各国多不承认北京政府，与之缔约是否有效时，加拉罕回答说他将与之缔约的是中国人民，既然是与人民缔约，则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当然应该承认条约的有效性。翌日，加拉罕在哈尔滨各地方团体的招待宴会上重申了此点。加拉罕这种面向人民大众的外交手法，虽然不甚符合国际外交惯例，却相当适应五四运动后“人民外交”呼声高涨的中国政治环境，这样的方式他在以后还有多次运用⁽⁷⁷⁾。

在与中国各界人士应酬之际，加拉罕与奉天方面就东路地亩、中俄边境各悬案以及外蒙古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8月19日张作霖为加拉罕所开的欢迎会上，加拉罕有三项声明：（一）他此次来的任务是进行中俄会议，而东三省与俄国土地接壤，关系密切，希望能互相提携，承认苏俄。（二）切实商议东三省与俄国通商问题。（三）与奉天当局商议中东路问题并请当局承认在东三省管理下主要都市，设置俄国领事馆⁽⁷⁸⁾。加拉罕在此已明确提出以奉天当局为苏联的谈判对象。他虽然在奉天逗留了两周之久，也与奉天当局进行多次秘密磋商，但最终双方未达成谅解。而中俄交涉事宜公署督办王正廷派专人赴奉迎接加拉罕来京，加拉罕遂于9月1日起程赴京⁽⁷⁹⁾。

1923年9月2日加拉罕抵京。9月3日，王正廷与加拉罕会晤，加拉罕表示中俄问题“实有不容延搁之处”。但当王正廷建议“早定日期开议”时，加拉罕表示“一则须略事休息，二则须将种种问题加以研究方可办理”⁽⁸⁰⁾。

9月4日加拉罕对报界发表声明，这也就是通常所称的苏俄第三次对华宣言⁽⁸¹⁾。这次宣言与前两次对华宣言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宣言除重申1919年、1920年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仍是苏俄对华关系的指导原则外，明确声明“我们绝不会放弃我国在中国的利益”，其不放弃的理由是因为这些利益“并不侵犯中国人民的主权”，并且这些利益“很容易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主权协调一致起来”。

（二）将各国对华政策与苏俄对华政策作了对比，更以临案通牒一事⁽⁸²⁾，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情绪。

（三）提出中国政府数年以来“每月有对俄施以非友谊措置之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是敌视苏俄的外国列强操纵、施加压力，有时是直接使用暴力的结果，并不真正反映中国民意，从而将人民与政府区别言之⁽⁸³⁾。

同日下午，王正廷在北海养心斋第一次招待加拉罕。席间王正廷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为例，希望苏俄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加拉罕立即反驳说，俄国才是首先完全放弃庚子赔款的国家，各国不过追随俄国之后而已。他表示：“俄国决不追随美国，更决不签署某一牒文若临城通牒者，俄国决不要求治外法权及强迫订约，或在中国组织司法行政机关。凡损及中国主权之种种利益，俄国皆愿放弃，俄国与中国将建设绝对平等之关系。”⁽⁸⁴⁾联系加拉罕在同一天所发出的对华宣言可以看出，加拉罕一开始就放弃了诸如庚子赔款、治外法权，以及在中国组织司法机关等权利，苏俄在华利益应得到保留的部分主要集中在蒙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

9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会晤加拉罕，加拉罕告知其此番是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之资格而来，其委任状过几天就会送达外交部，并询问中国现在有没有总统，委任状应呈递何人？顾维钧回答说，送到后再行通知办理的方法⁽⁸⁵⁾。9月9日，加拉罕致顾维钧节略，通告其已于本日就职，并附送国书副本。

9月14日，王正廷与加拉罕第一次正式会晤，双方即出现分歧，加拉罕坚持首先恢复两国国交，而后解决悬案；王正廷则坚持先谈判解决重大悬案，再正式承认苏俄。双方均坚持己见，不肯让步。后来王正廷作了让步，同意只要在会前签订一个解决悬案的原则性协定，两国即可恢复邦交。加拉罕要求王正廷详告具体提议，以便请示政府。9月24日王正廷因病入院，中俄交涉延搁⁽⁸⁶⁾。

加拉罕到京后广泛与中国各界人士接触，酬酢往还了解情况。这中间既有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及黄郛等人，也有众院议长吴景濂，还有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等。此外，北京学生联合会、国民外交同志会、京师总商会、中华西北协会等北京各团体或开会欢迎或设宴招待，一时中俄亲善的空气相当浓厚。大家除了一致表示希望中俄速复邦交外，各方面还有自己关心的具体问题。冯玉祥谈到自己身负西北边防督办一职时，加拉罕表示中国边境“决不至受俄方之压迫”。吴景濂则表示希望中俄两国携手抗击侵略主义国家，并说中国国家虽然不统一，但是外交上则是一致的，而外交当局也不能不尊重多数民众的意志，加拉罕对此表示赞同。教育界提出将俄国退回庚款充作教育基金。学生们则主要表示应与苏俄共同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商会代表一致表示中俄之间商务关系极为重要，并质问加拉罕华侨在俄受虐待的情况。加拉罕表示，“环顾中国，愿与俄国了解者，不独北京一隅，全国各派皆具此意”，因此他对中俄问题更具信心⁽⁸⁷⁾。

9月10日，国民外交同志会设宴招待加拉罕，国会参议员雷殷专门提出蒙古问题，“中俄两民族希望亲善之心虽切，而终未能成为事实者，则因俄国兵队尚驻扎外蒙古所生之障碍也”。雷殷说帝国主义惯于利用武力作为外交的后盾，中俄之间讲亲善就应排除以武力为后盾的嫌疑。加拉罕则称，俄国政府派兵入蒙，乃出于不得已的自卫之举，其目的一为防卫俄国之安全，二为保障中国之主权。俄国无侵略蒙古之野心，驻外蒙的俄军人数很少，只有三百余人。他进而指出“中俄两国人民亲善之障碍，亦不在外蒙之驻兵，而在中国政府四周之空气也”⁽⁸⁸⁾。

在9月18日的各团体招待会上，加拉罕对于中东路问题有详尽的叙述。他指出，白党盘踞中东路对俄国安全造成威胁。最近白党又公然请求外人干预中国收回东路地亩处⁽⁸⁹⁾，因此苏俄认为列强对中东路有共管的野心。加拉罕认为，“中东路只应由中俄两国共谋解决，并以为此乃应首先解决之问题”。俄国要将中东路改为商业性质，使其成为沟通中俄文化及增进两国友谊的工具。对于蒙古问题，加拉罕坚持申明俄方驻蒙之目的在于清剿白党，并提出撤兵条件“一俟中国对俄有充足之保证，俄兵即可退出蒙境”。此外，加拉罕认为中俄交涉阻滞的责任并不在俄方，而在于中国外交部追随帝国主义，想以承认问题压服苏俄。苏俄已答应中国提出条件的十分之九，只须将两国关系签订条约使其具体化，则两国之间就没有其他问题了。加拉罕表示中俄正式国交恢复固然可喜，然而更为可喜的是中国国民可持此项宣言与列强斗争，从而博得自由与独立。他强调“在此奋斗中，能协助中国者，唯有苏维埃政府”⁽⁹⁰⁾。

与此同时，加拉罕还积极与孙中山联络。9月8日，加拉罕致电孙中山，说明他此次来华是希望实现两国的共同利益，并使之建立在牢固坚实的基础上，期待孙中山能给予帮助⁽⁹¹⁾。9月16日和17日，孙中山连续发出电报和信函给加拉罕，指责北京政府为“不独完全不能代表民意，且已失去国家政府的外貌之政治团体”，其外交政策“实际上仰列强之鼻息，远甚于根据独立自主的中国之利益”。因此，孙中山建议加拉罕到广州同他的新政府进行谈判⁽⁹²⁾。10月6日，加拉罕写信给鲍罗廷，他说孙中山提出的关于在广东进行谈判的建议“为时尚早”，并希望鲍罗廷能寻求孙中山对中东铁路问题的支持。此外他还流露出不信任王正廷的情绪，称王正廷“已开始摇摆并在日前居心不良地试图挑动我召开正式会议”⁽⁹³⁾。

10月2日，加拉罕致函上海国会代表，表达其对北京会议的看法：“我既不确知何时开议，也不确知我们能否在这方面取得良好的结果。”他再次重申俄国公开外交的原则，指出“即使中国有某些当权者迫于外来压力想同中国人民交恶，并准备把类似中国与其他列强签订的那种条约强加于中国人民，那么诸位也可以放心，你们在那个条约上也绝找不到我们的签字，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苏联代表的签字”。加拉罕并再次承诺放弃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⁹⁴⁾。同一天外交部颁给王正廷全权证书，指派王正廷为全权谈判代表，与俄代表开议协商所有中俄间一切悬案，其权限为“有以中华民国国家名义商议议决之权”，但其议决事项须由政府批准，“将来议决事项如经本政府准其签字批准，必予施行”⁽⁹⁵⁾。

10月6日，曹锟当选总统，批准李家鏊为驻俄外交代表⁽⁹⁶⁾。在莫斯科，苏联外交委员会对中国政府派李家鏊任驻俄代表表示欢迎，但指出鉴于两国邦交未成立，苏俄不能以外交代表之资格而只能以正式代表之资格接待李家鏊，并指出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加拉罕呈递国书一事受到阻碍⁽⁹⁷⁾。

10月13日，王正廷向加拉罕提出中方十三点草案。17日加拉罕对之几乎全部驳回。双方分歧最严重的集中在外蒙问题与中东路问题。对于外蒙问题，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俄蒙间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对于中东路问题，双方意见截然相反。中方要求苏维埃政府将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一并完全归还中国，俄方同意将铁路所有权移交中国，但中国必须出资赎买，关于赎路的具体事项须待将来召开会议商定。在此之前，苏联保留其在铁路上的一切权利，1896年中俄密约和合同继续有效，只是在铁路路区内尊重中国政治上的主权，并同意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铁路行政管理⁽⁹⁸⁾。

11月初，加拉罕以王正廷企图在恢复邦交前解决所有悬案为理由，不接受草案，并拒绝将中国提案报告莫斯科政府⁽⁹⁹⁾。中俄交涉陷入僵局，随即加拉罕公开表示不信任王正廷，声称王正廷所出示的大纲并非中俄会议所依据的真正原则，而真正的条件已从东交民巷传出，所以加拉罕认为王正廷以前的接洽都是“故意派人刺探，非出诚意”⁽¹⁰⁰⁾。苏俄对华的宣传机关华俄通讯社称：“中俄交涉诚有种种障碍，但若归咎王君，殊属不当，盖障碍之势力，较王君之能力为大也。”⁽¹⁰¹⁾《晨报》称：“今日中俄间之障碍，不在东堂子胡同，亦不在退思堂，又不在居仁堂，实在东交民巷。”⁽¹⁰²⁾中共机关报《向导周报》也称，中俄交涉不能顺利进行的原因在于：中国现在未有统一的政府；北京政府的外交受东交民巷太上政府的拘束，不能实行独立的从本国利益出发的外交政策⁽¹⁰³⁾。在列强干预中俄交涉一点上，中国舆论与苏俄观点接近。

王正廷则于11月9日赴洛阳与吴佩孚协商，且拟赴日本征求意见⁽¹⁰⁴⁾。11月21日王正廷致函加拉罕通告他赴日之事，并表示希望加拉罕能决定正式会议开会日期，以便他回来后，双方可以进行有效的磋商⁽¹⁰⁵⁾。加拉罕于23日复函，指出中国政府对于苏俄代表递交委任状问题迄今未答复，可由此判定，中国政府认为“中苏复交的时机未到”⁽¹⁰⁶⁾。由于中俄意见相去太远，加拉罕退回到一开始的立场，即先恢复邦交再开会谈判。

王正廷于11月28日复函，认为以往双方交涉已经就“恢复邦交应与其他悬案大纲一律在会解决”达成一致认识，除了中东铁路问题外，双方其他意见已趋于一致。而中东铁路问题，双方的分歧在于苏俄仅承认中东铁路所有权属于中国，交还及管理该路的条件，应在大纲签订后，再行讨论；而中方则主张中东铁路问题应与其他问题一并解决，不应被排除在外。王正廷认为加拉罕的做法“反使已渐接近者转而趋远，于中俄两国均无所利”⁽¹⁰⁷⁾。

加拉罕在两天后复函，申明他的观点并强调这也是苏联政府的官方观点。首先，加拉罕声明苏俄坚持在开议前恢复两国关系，是因为“恢复苏中正常关系将是中国真挚友好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对苏政策的最好证明，也将是会议取得成功和圆满结果的最好保证”。其次，加拉罕指出中俄之间的实质性分歧，“不在于我们对某个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而在于您建议在初步协定中立即解决一切问题，用协定偿还中国对苏联的承认。我要求恢复两国间的正常关系，而不要付任何专门报酬”。再次，加拉罕申明：“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可能说中东铁路的一切权利皆归中国所有。”他声明中东铁路作为商业企业，所有权应归苏联；中东铁路问题，“应在会议上解决，而不能在您建议我签署的那个协定中解决”。最后，加拉罕将1919年、1920年勘正后的宣言附本，送交中俄交涉事宜督办公署，正式否认了1919年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文字⁽¹⁰⁸⁾。

苏俄驻京代表团随即公开对报界声明，路透社所发表关于苏俄1919年、1920年宣言英译本是伪本，应以俄国政府公报所载为准，并全文公布了两次宣言。其实国内报纸所登载的译文与俄文原本译文，就1920年宣言而言只是文字略有不同，实质并无差别；而1919宣言国内各报所载均有苏俄抛弃中东铁路一节，华俄社所发稿中并无此节。华俄通讯社略去内容如下：“劳农政府愿将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他种产业由俄皇政府与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而恰克等贼徒与从前俄国军官商人及资本家等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¹⁰⁹⁾

11月30日，王正廷离京经沈阳赴日，其官方使命是调查旅日学生华侨在日本9月1日震灾中受害情形⁽¹¹⁰⁾。至此，中俄交涉完全陷入停顿的局面。

从9月3日至11月30日，王正廷与加拉罕之间共计有八次谈话，双方已达成一致的问题有：（一）俄国放弃租界、领事裁判权以及庚子赔款。（二）俄国承诺以平等相互的原则订立通商新约。（三）根据以往宣言，重新勘定疆界。（四）所有在中俄公界之河湖并其他流域及下海处，由中俄船只行用。（五）恢复中俄正式邦交，并将俄国使领馆屋由中国交付苏俄。（六）禁止凡有仇视各该政府之机关或团体在各对方境内存在。（七）彼此不为与两国公共秩序或与社会组织相反对之宣传。

双方仍存争执的问题主要是：

（一）会议手续问题。中方本坚持将一切悬案均由会内讨论解决，俄方坚持两国先恢复邦交，然后开议。双方折中的办法，是先开会讨论解决悬案大纲所依据的原则，协定签字后，立即召开正式会议，协商细目。双方本来就此点，已达成谅解，但加拉罕在11月底又退回到原来的立场。他反复强调说“我要求恢复两国间正常关系，而不要付任何报酬”。

（二）取消旧约问题。王正廷表示凡系中国与旧俄帝政时代订立之一切条约、公约、协定、议定书等概行无效，另由双方本平等、相互、公允之原则及1919与1920年苏俄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定。加拉罕赞成取消旧约，但有关中俄界务者应除外。

（三）外蒙问题。加拉罕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并将在外蒙所驻俄国军队撤退，但对于王正廷所提议六个月内撤尽，还在犹疑。

（四）赔补及偿还问题。王正廷要求苏俄政府赔偿中国人民因为俄国政变所受的损失，加拉罕对此项要求提出限制条件：仅限于中国人民；限于中俄断绝邦交期内；此项损失须系因违犯苏俄法令而波及者。

（五）中东铁路问题。俄方在1919年宣言中曾允将该路无条件交还中国，现在则坚持由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此路，赎路的条件及手续应在大纲协定签字后，开会讨论。在此之前，苏俄政府保留对该路的一切权利，并且1896年章程继续有效。中方为了谋取双方谅解，已放弃要求俄方无条件交还的主张，答允估价赎回中东路，并且王正廷提议发行国库券，以中东路财产作担保，在中国未赎取国库券前，俄方享有债权者之权利。双方在中东路问题上争执最为激烈⁽¹¹¹⁾。

王正廷于12月底归国后，留在上海。到1924年1月9日，王正廷致函加拉罕，指明中国官方所收到1919年宣言与加拉罕11月30日所抄送的宣言前后不符，认为“自应以本国政府所收到者为准”。并对加拉罕执意以中俄恢复邦交为先决条件，“殊不敢赞同”。继而指出俄兵驻扎外蒙，可见苏俄对于中国“尚未完全尽其诚意”，中国人民不能满意苏俄的态度：即急谋恢复邦交而缓图解决悬案⁽¹¹²⁾。

1月17日，加拉罕复函重申了双方的分歧。对于1919年宣言前后文本不一致，他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指责北京政府在苏俄1919年宣言发表后，以武装干涉的方式拒绝了苏俄的建议，而五年后，又坚持以昔日拒绝的宣言作为争取某些权利和要求的根据。此外加拉罕列举了诸多“事实”，如中国武装干涉苏俄；将庚子赔款付给白匪组织；庇护保皇党和白匪组织控制俄国公使馆、领事馆以及中东路；迫害在东北及铁路地带的苏维埃公民等等，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无权向苏维埃政府提出要求，无权批评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无权谴贵苏维埃政府没有诚意。因为“在苏维埃政府的行动上是不可能找到一件仇视中国人民这类事实的”。在他对蒙古问题以一贯的口径作了解释之后，甚至发出武力威胁说：“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自由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¹¹³⁾

二　王正廷与加拉罕再度谈判

1924年2月初英、意相继无条件承认苏俄，世界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苏俄国际地位急速上升。受此影响，中国国内无条件承认苏俄的呼声再度高涨。《晨报》发表社论，呼吁中国无条件承认苏俄，中俄之间的局部问题，如中东路问题、外蒙古问题，“尽可于承认之后，从长磋商。万不可抄袭帝国主义外交之蓝本，以此为卖买”⁽¹¹⁴⁾。北京大学教授蒋梦麟等四十七人致函顾维钧、王正廷，要求即行恢复中俄国交⁽¹¹⁵⁾。国会参议院议员雷殷，众议院议员胡鄂公等提出议案，主张无条件承认⁽¹¹⁶⁾。奉张方面也主张从速承认苏俄⁽¹¹⁷⁾。2月27日，青年国民俱乐部、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北京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六团体致函王正廷，促其承认苏俄。熊希龄分别访问顾维钧、王正廷，主张英意承认于前，我国应追加承认于后⁽¹¹⁸⁾。

这一时期国内局势也发生了变化，南方广州政府已在苏俄帮助下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舆论要求承认苏俄的空气日益浓厚之时，俄代表团方面传出加拉罕将南下游历的消息，又有奉张应俄国劳农政府的要求于2月15日在奉天与俄代表开始松花江航权交涉的消息⁽¹¹⁹⁾。

2月19日王正廷与加拉罕会晤，双方集中讨论了中东路问题。加拉罕声明苏俄不能放弃中东铁路，其理由是“因敝国之势力在贵国不愿比他国较弱故也”。他表示“关于东路财产不能与贵国平分半数，但管理东路董事会会员中俄各派其半数，惟财产一层未赎回以前全归敝国所有”。此外，加拉罕强调俄国给予中国之利益“无论何国皆办不到”。王正廷反驳加拉罕说：“至东路问题，不但贵代表上次之意见书允中国赎回，甚至于1919年宣言书中并有无条件归还中国之语。退一步言，照中东铁路公司章程满三十六年后准中国赎回，现距三十六年尚有十余年之期，届时想贵国必尊重国信，履行前约。”王正廷并举胶济铁路为例证明中国有能力维持东路秩序。最后加拉罕答应在开会时解决赎回中东路问题。在未开会以前，照该路之现状归中俄合办，将在该路服务之白党人员更换成苏俄政府所派的人员⁽¹²⁰⁾。

2月22日王正廷与加拉罕再度会晤，双方讨论中东铁路未赎回时的管理办法。加拉罕明确提出：（一）由于中东路由俄国出款造成，所以中东铁路局局长由苏俄委派，并且局长归董事会节制，不受督办直接管辖。（二）中东铁路路局现有之章程保持不变，即维持现在中俄两国共同管理中东铁路的状态。（三）苏俄保护它在中东铁路的权利，并且不干涉中国主权，至于中国要求归还中东路主权，鉴于中国目前的形势，苏俄不能实行。王正廷试图为中国争取利益，如要求由督办管辖局长，要求苏俄归还中东铁路的主权，但加拉罕态度十分强硬，对王正廷要求置之不理⁽¹²¹⁾。

2月25日，在王、加会晤时，王正廷提出了中方解决悬案大纲草案暨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双方主要就中东铁路和蒙古问题再作讨论。关于中东路局局长问题，加拉罕要求局长归俄政府委派，并且有实权；王正廷则认为局长可由俄方派，副局长要由中方派，督办由中国政府派，俄方派会办，且该路正副局长须受督会办指挥（以前督办仅有监督权）；关于铁路预算决算问题，加拉罕要求铁路预算决算只能由俄政府批准，王正廷则坚持预决算由理事会通过后，请两国政府备案；关于铁路旧有章程问题，加拉罕坚持东路现有章程不能变更，要将白党改换成苏俄政府人员，其实质是苏俄力图派人取代白党控制现在掌握在白党手中的中东路，而王正廷则始终坚持督办有指挥权；关于东路股票及赎路款问题，加拉罕认为，对于东路实价应改为赎回该路之价，并且赎回时只能用中国本国之款。关于蒙古问题，加拉罕只承认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退兵及取消俄国与蒙所定之条约，须在开会时再讨论⁽¹²²⁾。

3月1日，双方再度晤谈时，加拉罕提出了俄方的最后修正案。在解决悬案大纲中，双方就两国恢复使领关系，开正式会议解决悬案，互相不为反对对方之宣传，达成一致。其他如中方提出的废弃中俄旧约、勘定疆界、江河航行问题、抛弃庚子赔款问题、取消领事裁判权和赔偿损失问题，俄方只承认在大纲签订后的正式会议中解决。此外，双方分歧较大之点在于：

（一）蒙古撤兵问题，中方提出“苏联政府因视外蒙为完全中国领土内之一部分，现已准备将一切军队立即尽数撤退，并声明与外蒙所订各项协约等等概行废止”。而俄方则提出“苏联政府视外蒙为完全中国领土内之一部分，并声明撤兵之条件（即期限及制止白党之担保）一经于会议中商定后，即将一切军队尽数撤退”。苏俄一方面对于废弃俄蒙间条约避开不谈，一方面提出俄军撤退是有条件的，即中国政府应担保制止白党，撤兵期限应于会议中商定。

（二）解决中东铁路问题所应依据的原则，中国要求苏联政府对中东铁路的所有股东及债权者负一切完全责任，并在会议中制定详细办法。俄方只承认对1917年2月革命以前的中东路股东及债权者负完全责任。在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中，加拉罕坚持添设俄人占多数的监察局，以使俄方在理事会与监察局联席会议时占有优势，并坚持中东铁路的预算决算应由理监联席会议核准，同时加拉罕对王正廷提出督办有指挥局长之权的要求置之不理⁽¹²³⁾。

三　王加草案的签订及内阁的否定

3月1日双方会晤之后，王正廷缮备公文四份，分送总统府、国务院、外交部、交通部，报告与俄代表谈判经过，并请示最后办法⁽¹²⁴⁾。3月8日，中俄问题第一次提交阁议讨论。王正廷报告其与加拉罕会谈结果：对于外蒙问题，王正廷认为中国“所不放心者为俄不撤兵及不废弃苏蒙协定”，而俄方则担心红军撤出外蒙后白党重新占领。至于苏蒙协定，苏俄表示可公布苏蒙协定，蒙古问题应由中蒙商量，“无论何种规定，苏联必然尊重而不加干涉”。王正廷得出的结论是：“总而论之，蒙古问题为双方相信问题也。”对于中东铁路问题，王正廷报告说由于俄国已否认1919年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提法，我国不得已提出估价收回的办法，而加拉罕只允许在正式会议内由中国备价赎回，且赎回必须用中国自己的资本，最后双方仅确定了解决中东铁路问题所依据的原则。王正廷认为，加拉罕提案“乃该政府最后之修正”，虽然与中国提案有较大出入，但本国已经收回不少权利，“故主张容纳之，因恐迟则生变也”。并且担心此次如不接受俄国提案，苏俄会进而要求无条件承认⁽¹²⁵⁾。

3月8日晚，王正廷与加拉罕会晤，对于王正廷提出的租界、领事裁判权、退还庚款充教育费等问题，双方略加讨论后，即达成谅解。但涉及两国的旧条约问题，双方讨论颇久。对于俄蒙协定，加拉罕态度强硬，声明，“在中俄及中蒙关系未确定以前，欲取消俄蒙协约尚不可能”。加拉罕劝告中国，“俄国既已承认外蒙为中国完全领土之一部分，可不必再虑其他矣”。对于俄国与第三者所订关于中国的密约废止问题，加拉罕认为可用函声明废止，但他否认俄国与他国订有反对中国之约，指责中国与第三国反而订有反对俄国之约，并举中日密约为例⁽¹²⁶⁾。对于中俄间旧约废止问题，王正廷坚持即时废止，而加拉罕坚持在会议中废止，其理由是：“所有旧约若在会前废止，则将来会议中必无好希望，因中政府除贵督办外，其余各部长将提出无限之要求，且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经过争论，双方达成一致：“双方允废止旧约，并根据一九一九及一九二零年两次宣言在会议中订立新约代之，苏俄政府声明在未订新约以前，旧约中有违反一九一九及一九二零年两次宣言及有损中国主权者，概不实行。”对于中东路督办问题，加拉罕对于王正廷所提出的“在双方理事不能同意解决时，由督办加一表决权”表示不能同意。对于铁路预决算，双方决定仍归理事会监察局联席会议核准⁽¹²⁷⁾。

3月11日，王正廷出席阁议报告与加拉罕商议之最后情形。关于废弃旧约问题，经过力争，加拉罕已同意废弃旧约。关于俄蒙条约问题，“俄国除承认外蒙完全为中国领土内一部分外，可尊重中国主权，即全苏联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协约等有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亦可以换文形式声明作废”。关于撤军问题，陆军部主张于本约签字后三个月内，将所有在外蒙境内各种军警全部撤尽，其撤兵接防手续，由中俄主管人员预先协商，王正廷认为这一点也许能办到，答允再与加氏商议。国务总理孙宝琦表示大体可以照此决定，条文一层，可再斟酌⁽¹²⁸⁾。

3月13日，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致牒外交部，指出道胜银行所拟关于中东铁路的“种种手续”，“如不取得道胜银行之许可，不得有所变更”；否则“必为法国公使馆或其他代表中东路各股东与其债权人之他国使馆所抗议。同时，各项债权之要求，及其他关于利息上损失之要求，必相继而至，则中国财政状况将愈趋于纷乱”⁽¹²⁹⁾。法国的声明使中国政府所处境地更加困难，此后苏联一直以此作为指责中国政府没有自己外交政策的藉口。

3月14日内阁开会时，内阁坚持废除苏俄与第三者所订之条约。对废止中俄之间旧约试图作补充，规定如下：“为免除日后误会或争执起见，苏俄政府声明：如有与第三者订定了一切条约、协定、合同等等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此外，内阁除了坚持对外蒙撤兵的条件进行修正，还坚持苏俄从外蒙撤兵的原则。对相关条款则拟修正如下：“苏俄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声明将一切军队尽数撤退，其撤兵之时期及其关于双方边界安宁之问题，于会议中商定。”⁽¹³⁰⁾

王正廷未奉内阁的最后决定，即于14日晚在中俄协定草案上签字⁽¹³¹⁾。3月15日晨，王正廷将草案分别呈交总统府和国务院。当日内阁开会，阁员对于草案中的俄蒙条约、外蒙撤兵、中东路估价，以及交还在中国俄国教堂的动产与不动产问题，认为不能满意，理由如下：废止旧约中涉及的苏蒙条约问题，苏俄只废止有害中国主权的部分，其余部分须等到正式会议讨论；蒙古撤兵问题，俄国虽已承认分期撤退，但附有条件，内阁认为不妥；中东铁路只订了估价赎回原则，但估价范围未定，内阁担心双方将来意见会有很大出入；声明书中同意归还俄国在中国的教堂动产与不动产，而各国教堂所占土地原属于租借权性质，这无异于表示苏俄政府在中国内地有土地所有权，如果其他国家援例要求，中国无应付办法，且动产与不动产范围太广，此项义务在履行上有极大困难。但是对于第三条，因为当初没有提到中东路估价范围，所以这一条可以留到正式会议时讨论，对其他三条应该坚持。王正廷认为草约已经签订，不能反复，所以拒绝内阁的主张，不肯再与加拉罕谈判。16日避往汤山⁽¹³²⁾。

3月16日下午，加拉罕向王正廷发出第一次限期签字照会：“本代表自本日起，限期三日，候中国政府在此期内承认双方同意之协定。如过三日，本代表对于该协定所规定各节，不受若何之拘束。”同时声明：“倘因双方交涉决裂，协定破坏而发生一切事项，本国政府认为应由中国政府担任完全责任。”⁽¹³³⁾王正廷于当日将照会转外交部。而苏俄外交委员长齐契林立即邀请李家鏊晤谈，声称苏维埃政府认为局面异常严重，请李家鏊向北京政府转达苏俄政府的严重抗议，并警告北京当局苏维埃政府之忍耐并非无限制⁽¹³⁴⁾。

3月17日内阁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加拉罕照会，并于当日复函王正廷，认为中俄商议未结束，王正廷未奉令签字而俄代表忽然发出限期签字的照会，“不特与彼历次宣言力谋亲善之旨不符，且反足为促进中俄邦交之障碍，政府实深诧异”。对于俄代表来函，“我国碍难承认”。内阁还声明，交涉破裂的责任应该由俄政府来负。此外内阁要求王正廷将政府意见转告俄代表，并照阁议最后的条件，再与俄代表切实磋商⁽¹³⁵⁾。王正廷则认为，内阁将应在会议中所讨论之问题，提前于协定大纲时规定，前后态度反复，坚决不愿再进行磋商⁽¹³⁶⁾。

3月18日，王正廷对来访的《晨报》记者表示，中俄交涉现状“不能谓为绝望，亦不能谓为有望”，加拉罕的限期答复“属加氏片面意思，当然不能拘束我国”。并且强调他确实曾与内阁商定交涉方针，且商定的范围与草案“完全相符”，对于为何在商定方针后，内阁又提出三点，王正廷认为责任在内阁，并且内阁所坚持的三点，“俟将来会议讨论，似亦无妨”。此外王正廷坚持认为草约不过是议定，外间所传闻的签字是错误的，并且认为即使已经缔结的条约还有修改的余地，更何况仅仅是议定的草约。王正廷特地提醒中国不要以战胜国的态度对待俄国，“吾侪对俄，不宜以城下之盟相待，此所宜注意也”⁽¹³⁷⁾。

与此同时，华俄通讯社的声明表明了苏俄代表团的态度。苏俄代表团除了坚持认为双方已经签字的协定，中国政府应予以批准外，对于王正廷已签字的草约认为无修改或讨论的余地。对于中国政府拒绝签字的原因，认为“中国政府自不竟行暴露，故引蒙古问题为藉口，实则法国及某某数强国之压迫，以及中国阁员中有虑道胜银行倒闭者，即问题破裂之真因”⁽¹³⁸⁾。

3月19日是加拉罕限期签字的最后一天，加拉罕再次致函王正廷，认为协定“不过为将来会议之一种根据而已”，苏联也认为其中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也有一些解决而未得圆满结果的问题，但苏联愿意将这些问题放到将来的会议中解决；比较中俄协定与其他国家所签之协定，中国与任何第三国所签的协定都没有获得这么多利益。对于国务院所说苏俄限期三日违背了以前宣言宗旨，苏方称“中国政府在道德上、政治上、事实上皆无责备我苏联政府之权”，因为“中国政府对于苏俄最亲善之提议竟答以助推翻苏俄政府及扼制俄国国民自由独立之举动……用种种方法援助白党，容纳白党在三省存在，且任其侵略苏联领土”。加拉罕进而对中国人民表示，尽管苏俄对中国政府取消一切交涉之结果表示愤懑，苏俄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之罪恶，并未要中国人民负其责任，而仍旧将以前允诺放弃的利益让与中国，并且订入大纲。他指出，华盛顿会议虽同意组织委员会审查治外法权和增加关税，但由于法国未批准条约，这些权利中国至今并未真正获得。而苏俄在这次协定中不但抛弃领事裁判权，规定中俄平等协商关税，且对于蒙古问题，苏俄“切实声明尊重中国主权，并准备一俟在会议中商定期限及保障即将军队撤退”；对于中东路问题，苏俄“所让于中国政府者，较中政府所能正当要求者实多”。加拉罕声明，苏联政府认为谈判已终了，拒绝继续讨论3月14日协定，并提出3月14日所签之协定不能拘束苏联，中国要想谈判，必须先承认苏联，同时警告中国政府，“勿铸成不可补救之错误，勿破坏已告成之协定”⁽¹³⁹⁾。同一天，加拉罕照会中国外交部，重申以上声明。

3月20日，北京政府颁发大总统令，由外交部取代王正廷办理中俄交涉事宜⁽¹⁴⁰⁾。此举一是因为王正廷越权签字，已无法再任谈判代表；二是因为苏俄态度强硬，中国欲借更换谈判代表以图转圜。同一天，国务院发电向各省通报与俄代表所争论的三个主要问题，并申明政府之所以坚持这三点的理由：

关于俄蒙协约，政府主张将俄蒙协定立刻废止。俄代表只答应废止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条约等有伤中国主权者，对于苏俄与所谓“独立外蒙”所签条约不肯明白取消。外交总长顾维钧认为，对这一重要问题中国政府绝对不能轻易让步；并且苏俄在外蒙驻兵派使的行为，显然与苏俄所声称的尊重中国主权相抵触。

关于撤退外蒙俄军，中国政府主张外蒙俄军即行撤退，俄代表则坚持要在正式会议中确定撤兵条件即限期及制止白党办法后，才能撤军。中国政府为变通起见，提出先声明一切军队应尽数撤退的原则，至于撤兵期限及关于双方边界之安宁办法于会议中商定。在顾维钧看来，苏俄坚持这一条款的第一层含义是中国承认苏俄撤军是有条件的，这样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苏俄则可以以中国所提条件无法接受为由拒绝撤兵；其更深层含意是中国承认苏俄在蒙古驻军是合法的，并且承认苏俄有权提出撤兵条件，故中国政府坚持确定苏俄应从外蒙撤军的原则。

关于移交俄国教堂财产，中国政府担心的是其他各国援此例要求在内地置产，因为以往的条约未在法律上准许外国使团、宗教团体以及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置产，并且中国政府也无法确定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所拥有土地的数目及位置，因此履行这一义务有困难⁽¹⁴¹⁾。

中俄谈判中争执最多的中东铁路问题，却未见政府对其提出修正意见，实际上当时内阁对此问题曾多次讨论。1924年3月8日王正廷出席国务会议报告说：“中东路问题，查一八九六年协定只规定股票为五百万卢布，惟实费七万万。其铁路之现值实价约在三万万卢布左右。我国本依1919年宣言要求无价收回，被苏方拒绝，我国不得已提出估价收回，加氏仍不肯，只允备价赎回，较中国主张出入甚大，并要求用中国资本赎回。”⁽¹⁴²⁾报纸报道也称，王正廷对内阁说，“中东路问题，议定由我国备价赎回自办，加氏先索价一万万，后减为七千万，我国方面只承认估价三千万。接手后之铁路管理人，加氏主张将全路之二十一个正区长，十五个副区长（俄人）完全保持地位，我国方面主张中俄各半，并须将中东路与俄政府缔结之条约，根本撤消”⁽¹⁴³⁾。当时就有阁员提出，为了避免今后有反复，中东路赎回问题应将“备价”赎回改为“估价”赎回，因为“‘备价’二字，字义本不明了，不如用‘估价’较有标准，盖‘估价’可由该路现有之财产估出总价，其价格中俄两方当不止有异外之差异”⁽¹⁴⁴⁾。到3月12日特别阁议开会时，阁员对中东路备价收回问题又讨论良久，对于“估价”二字虽已决定，而有的阁员进一步主张先将估价价格定入大纲，但讨论结果，多数阁员认为，由于事情过于复杂，不能立刻估定的话，恐怕发生变化，故决定留待将来组织专家委员会估计⁽¹⁴⁵⁾。

至3月15日，阁议席上阁员对中东路又提出：“赎回原则虽定，而如何估价则一字不提。估价须有一定范围，若就东路公司所费之资本而言，则包括移民开垦、建筑市街等项费用，我国如何能依此价格赎回？故最好能明定依铁路自身建筑费估价，则界限既定，争议自息。”后经争议，阁员认为由于当初对于估价范围没有提及，故不便重新提议，只得留待将来会议时再说。政府对于中东铁路的大体意见是：中东铁路赎回办法，应以现时估价为标准；中东铁路暂时归两国共同管理；至于中东路理事会议决事项，如遇可否同数，应用仲裁方法解决之。其他事项均等到中俄正式会议开会时详细讨论。由此可见，时人将解决中东铁路的希望完全放在不久将召开的正式会议上。故最后政府的修改意见由四条改为三条，即只坚持对交涉中的废止苏蒙条约问题、蒙古撤兵问题，以及归还俄教堂财产问题必须作出修正⁽¹⁴⁶⁾。

外交部接收办理后，外交总长顾维钧于3月22日答复加拉罕的照会，对苏俄所称谈判已完结“深为诧异”，对于限期承认“尤难承认”。他指出，王正廷签字草约事先未请示政府，所以中国政府认为商议并未终了，并提醒加拉罕检阅王正廷的全权证书。顾维钧并进一步说明，中俄交涉不受他国干涉，表示希望继续商议，“总之，中俄间关系极为重要，中国政府仍不变更愿与苏俄恢复邦交之诚意，深盼迅速继续谈判，俾得早日解决”⁽¹⁴⁷⁾。

3月25日加拉罕答复顾维钧，重申“此项交涉于三月十四日既已告竣，……本全权代表不得已声明断然拒绝上项交涉之任何进行”⁽¹⁴⁸⁾。同日下午，孙宝琦在国务院招待两院议员，说明政府对中俄交涉的意见，王正廷也出席了，但他坚持认为内阁所提出的三点是在交涉完结后提出的⁽¹⁴⁹⁾。

中俄交涉暂时中止后，王正廷在3月21日发电，报告交涉经过并为自己声辩。王正廷认为，13日阁议给出的二项修改条件为中俄旧约应先行废止、将外蒙撤兵条文中制止白党之担保改为双方制止白党之办法。他本着这两项条件与加拉罕磋商，得到加拉罕的同意后，因为“案经久悬，英意两国既承认于先，诚恐迁延贻误；且国人亦同声主张从速解决；外察大势，内审国情，觉此案不能再事迟疑”。所以将议定草案双方签证，以便报政府批准后，再正式签字⁽¹⁵⁰⁾。

两日后王正廷继发“梗”电，对政府“号”电中所列三点逐一反驳：（一）废弃俄蒙协约问题。王正廷认为由于此项条约未经中国政府许可，苏俄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分，苏俄尊重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所以俄蒙条约的废弃属于“原始无效”，政府的做法“反若先已承认苏俄与外蒙所订条约为有效，而今日始议废弃之也”。（二）外蒙撤兵问题。王正廷认为政府的主张既非“从速”，又非“无条件”，“不过是文字上的推敲颠倒，对于撤兵的缓急实际上并无丝毫影响”。（三）对于俄国教堂财产问题。王正廷认为俄国教堂属其国家所有，两国邦交恢复后，所有国家财产当然应该移交。政府担心的他国援例在内地置产的想法“殊为过虑”，其理由是只有俄国教堂是国家拨款建筑的，其他国家的教堂不是国家拨款修建的，不能援俄例向我国提出要求，即使其他国家援例向我国提出要求，我国也可以以俄国为例向他们提出要求。王正廷着重指出：“此次中俄协定之例，先将领事裁判权取消，关税规定平等，租界、租借地，庚子赔款概行抛弃，旧约之损害我国主权及利益者均行废止，而各国与第三国所订立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协定等项一概无效。”如果各国真的援例要求，我国正是“欢迎之不暇，又何必鳃鳃过虑也”⁽¹⁵¹⁾。

3月28日王正廷发表第三次通电为自己表白，他认为中国已收回领事裁判权，规定关税平等，这是中国所获得的大利益。中俄如果早日复交，中国可以进而推翻各国对中国的压迫，使中国与各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此举关系之大，非特中俄两国邦交之恢复，抑亦吾国解除世界压迫之枢机。吾国于此即稍有牺牲犹当暂忍一时，以易此空前国际上之大利”。由于政府诸公没有看到苏俄给我国的重大利益，反而于小节上斤斤计较，所以导致中俄交涉事败垂成⁽¹⁵²⁾。王正廷与当时大部分人的心态是一致的，即认为外交部所坚持的三点乃是小节，并对外部能否较现在取得更优越的条件缺乏信心⁽¹⁵³⁾。

此时外间传闻政府迫于压力，将照原协定签字，并普遍怀疑外交部能否较王加协议草案为中国取得更大利益⁽¹⁵⁴⁾。3月27日内阁开会制定办法如下：（一）中俄交涉应由外交部全权办理，设法进行。（二）对加拉罕照会，暂时持冷静态度，等外交部有具体办法后，再进行讨论。（三）向各界人士分别解释误会，免得被外人挑拨。（四）请曹锟致电各省疆吏说明情形，请他们不要再发电报干涉外交⁽¹⁵⁵⁾。

此时外交部派李家鏊接洽莫斯科政府的努力遭到拒绝⁽¹⁵⁶⁾。政府还尝试通过非正式途径寻求对中俄问题的解决，国务总理孙宝琦请议员何雯、饶孟任、陈铭鉴、张益芸任调解人。四人于28日拜访加拉罕，饶孟任对中国政府的立场以及国会对内阁的支持等情况详细向加拉罕作了解释。加拉罕在解释他所发出的三日限期签字照会时说：“予并非以外交战胜国对战败国，为权利之要求，今俄国乃系放弃权利者也。然予今亦觉此办法不甚和平，又此协定为他人从中破坏，予仍当遵守俄国历次宣言，及政府训条办理，将来会议本此进行。”对于原来的协定，加拉罕说两国订约本来各有不足之处，如中国在会议中提要求争权利，俄国也可以提要求争权利；中国政府对于白党态度为苏俄不满，苏俄在外蒙派代表，也无可掩饰，今后俄国会撤回代表，另定办法⁽¹⁵⁷⁾。加拉罕口气中已有松动迹象。

四　国民外交的展现

在中俄交涉濒于破裂的时候，国内各界纷纷作出反应。1924年3月18日，《晨报》发表社论，讨论补救中俄间僵局的办法，认为三方对交涉破裂，均应负相当责任。加拉罕限期答复“于国际礼仪上，殊欠慎重”，而王正廷“明知内阁意见尚未一致，擅行签定草约”，因为王加草约对俄蒙条约应即废弃，外蒙撤兵应有明确期间两条没有规定，对声明书中交还俄国教堂动产及不动产问题规定而未作修改，所以《晨报》认为内阁所提出的三点“皆极正当办法”。但是目前的局势是协定已经签字，俄国认为中国全权代表既然已经签字，条约当然不能随便取消，而王正廷则以他所处的地位关系认为不能再与俄代表磋商，内阁则认为草约内容诸多不妥，不能通过。对于中俄交涉的僵局，《晨报》建议：“我国可以无条件先行承认，但于照会中声明恢复邦交后一切问题，如何解决，请俄国速派大使前来磋商（照英国办法）。而王加草案暂行保留，一切悬案，悉待会议解决，不必先议原则。俄国方面得我好意的承认，当可照办，否则其曲在彼矣”⁽¹⁵⁸⁾。

3月18日，吴佩孚发电，催促政府签字协定。他说：“详绎草案各条，大体均尚妥适，不悖平等相互之精神。……伏恳当机立断，原订各条件，早日妥为缔定，以利国交，而敦睦谊。”吴佩孚认为：“外交最重时机，时机一至，稍纵即逝。以此次对俄交涉而论，中东路一项，在先俄方本宣称无代价交还，外蒙撤兵及边境各问题，迟速先后之间，亦有难易损益之不同，今既得相当公平结果，往者已不必说，来者犹可直追。”⁽¹⁵⁹⁾20日吴佩孚又发电催促签字，“此事关系国信国权至巨，深望毅力主持，仍本原旨，将协定即行签字，勿扰浮誉”⁽¹⁶⁰⁾。24日吴佩孚发电，批评政府，“为推敲文字中无关轻重之点，而引起停顿，权衡得失，可惜孰甚”，表示了对政府能否较王加草案取得更多利益的疑虑⁽¹⁶¹⁾。吴佩孚的态度也体现了直系内部的保洛之争。在曹锟派出专人劝解后，吴佩孚的态度逐渐平和，不再就此事发表通电⁽¹⁶²⁾。直系其他干将，如齐燮元、萧耀南、张福来、刘镇华等均发出电报，均催促内阁迅速签字。《晨报》对这种现象评论说：“疆吏对于外交问题，本鲜研究，而此次居然态度一致，诚堪令人注目。”⁽¹⁶³⁾驻美公使施肇基也致电政府，催促迅速承认苏俄，“免失时机，倘各国均承认后，则我国更难得美满之协商”⁽¹⁶⁴⁾。

3月1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干事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各团体联合会等二十余团体联名致函加拉罕，希望他采纳民意，延长期限，以便这些团体警告北京政府早日承认苏俄。与此同时，各团体又各派代表一人访问加拉罕，加拉罕表示其“拟日内即行出京，与贵国各地国民一亲良晤”。代表们劝加拉罕暂缓南下，留在京中，“视国民督促政府如何，再定行止”⁽¹⁶⁵⁾。

3月20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讨论中俄交涉一事时，学生代表意见大体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联合各团体和市民，举行一种积极的表示，敦促政府从速批准协定。一派则主张郑重考虑，因为俄政府并未抛弃侵略主义，其所作所为与1919年及1920年宣言前后矛盾。双方争论颇久，最后表决如下：（一）以公函警告顾维钧，勿作外交团之傀儡，为批准协定之障碍。（二）用公函警告俄代表加拉罕，勿以战胜国态度自居，而视我国为战败国。（三）发表宣言，表明下列各要点：说明中俄邦交急宜恢复之重要；揭破外交团从中阻碍中俄恢复邦交之黑幕；说明现内阁阁员不明中俄恢复邦交之益处。（四）组织演讲团在各城演讲中俄关系⁽¹⁶⁶⁾。在随即发出的警告顾维钧函中，学生们态度极为激烈，他们指责中国外交“内听一二不肖政客之指使，外受法美各国之播弄，致失外交独立之精神，并以贻误国是”。因此该会决定，只要“一息尚存，誓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¹⁶⁷⁾。上海全国学生总会也派代表与会，决定与北京当地学生联合，督促当局承认苏俄，表示“上海方面学生界新闻界工界皆一致主张承认苏俄”⁽¹⁶⁸⁾。

3月21日，北京教育会、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中华教育改进社、北京青年国民俱乐部、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各团体联合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国立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中俄协进会九团体发布正式宣言，指责当局“追步帝国主义国家之丑行，以市侩论斤较两之需索，为两国亲善友好之卖价”，认为当局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外力压迫及当局私利之争执。这些团体呼吁全国同胞及各团体努力：“（一）反抗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外交之压迫，（二）督促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¹⁶⁹⁾北大教授亦发出宣言：“除一方警告我国办理外交者，立为无条件之宣告承认，一方要求俄代表仍行保持十三日之协定为中俄正式会议之根据。”⁽¹⁷⁰⁾

在中俄交涉陷入困难的时候，国会议员们纷纷活动，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中俄交涉发表看法，其中有一部分人欲借外交问题作为党争的武器，掀起阁潮⁽¹⁷¹⁾。议员们对于中俄交涉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两派：一派以法治共进会为代表，主张政府对于协定速予批准。指责政府对草案态度“咬文嚼字，多所挑剔……虽坐失时机，亦所不惜”⁽¹⁷²⁾。另一派以议员俱乐部为代表，主张政府不应贸然订约，因为王正廷与加拉罕所订条件有损国权。20日，该派议员八十二人提出质问书，指责王正廷与加拉罕私订草约，无签字之权而擅行签字，所以其责任“重于伊犁事件之崇厚”，而政府默认王正廷的所作所为，“纵容属吏，大权旁落，铸错误国”，其责任“重于同光间之清廷”⁽¹⁷³⁾。

3月22日，《晨报》发表社论讨论政府的责任。社论指出，内阁应负之责任在于没有一定政策，最初分部签注，后又各自修改，举棋不定，致失全局。王正廷应负之责任在于身为代表，在内阁所提条件未议妥以前，轻率议定，其失职行为也无可争辩。加拉罕身为外交家，对于订立协定的手续，应该极为明了，但其在中俄协定议定之后，立即报告莫斯科政府说已签字，致使苏联举国庆贺。这一误报的结果，致使苏联政府在得知中国拒绝批准已签字之协定时，非常愤慨，所以训令加拉罕发出限期签字的照会。苏俄这一照会类似哀的美敦书，不符合两国谈判修好的本意，同情苏俄的人尚且对这一照会不满，反对苏俄的人就更找到了反对的借口。况且照会中限期三日签字，事关两国体面，终于造成今日相持不下之局面。对于俄国只承认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并尊重中国主权，不肯明白声明废弃1921年俄蒙密约一事，社论认为：“我政府之坚持此点，甚为正当，而俄国之始终拒绝，殊欠理由。”社论最后忠告中俄当局：“双方仍宜开诚相见，从长磋商，断不可因小小误会，影响及于未来邦交。”⁽¹⁷⁴⁾

3月24日，《申报》发表文章讨论中俄交涉破裂的内幕，指出阁议中所争三点只是表面文章，其中内幕，一是顾维钧与王正廷对俄主张不同，“王主张一定大纲后即予承认，再开正式会议，议定细目；顾主张俟时机成熟，再行开议，不必亟亟承认”，顾王之间有私利之争。二是以财政总长王克敏为中心的政治势力，欲借中俄交涉达到推倒孙宝琦内阁的目的；由于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均想将外蒙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故陆军总长陆锦在外蒙撤兵问题争执最力。三则为教育界与加拉罕关系密切，其声援加拉罕的举动，“大为军阀财阀官僚所疑忌，盖恐智识阶级赤化，不利于若辈也”。此外加拉罕宣言中抛弃的庚子赔款规定用于教育经费，军阀财阀官僚多不乐意。四是北京外交部的外交“向系他动的而非自动的，此人所共见。此次反对承认苏俄的阁员，辄称交民巷空气不佳”⁽¹⁷⁵⁾。

但是也有人站在政府立场说话，陈霆锐发表《外交形势论》，指出目前的局势是“王与顾分裂，府与院分裂、疆吏又与政府分裂”；而我国的一部分国民“反以客体之口吻责备政府为苏俄助张声势”的举动实在是“可异”，我国对外应团结一致，才能“壮使者之胆而寒敌人之心”。他认为我政府对中俄交涉应当“坚持勿为所动”⁽¹⁷⁶⁾。

《盛京时报》于3月25日发表社论《中俄会议观》，集中批评俄人对华的蛮横态度。该报认为“苏俄驻兵蒙古，毫无情理，应立时完全撤退，以示中俄邦交之接近”。因为外蒙向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点“毫无疑义，何用声明”。至于苏俄指责中国袒护白党更是“荒谬绝伦之议论”，原因是“无论事实上白党已无活动之余地，即令白党蠢然有所活动，而以中国现时兵力，制止彼辈，尚觉绰然有余，何用俄人过虑”。苏俄只不过允许中国以中国资本赎还中东铁路。其他旧条约之废止，俄蒙密约之存在，都未获真正解决。故北京政府的态度“审慎考虑，未为不足”。而加拉罕的态度“傲慢无礼，一至如此”，其之所以采取这种无礼的态度，目的在借口取消苏俄1919年、1920年之宣言，故俄方应对交涉破裂负责⁽¹⁷⁷⁾。

一些议员也发表宣言要求撤换俄代表。3月29日，群治社议员雷殷、刘哲等开会讨论，认为国人对外应取一致态度，无论王正廷与加拉罕所签草约内容如何，无论内阁所坚持的三点能否取得胜利，无论现政府是否使人满意，但俄国限期签字之通牒，“俨然战胜国之哀的美敦书”，是对中国的极大侮辱。中国内部虽然“连年内争，四分五裂”，北京政府对外还是代表了中华民国的名义。现在一部分人和舆论“必将其信用完全毁灭之，使世界咸知中国仅有疆吏而无政府然后快意”。恐怕中国今后之外交“将由北京而移诸各省，因是而豆剖瓜分，至亡国将由斯始矣”。一致主张通电中央，请求向苏俄政府提出撤换加拉罕的要求，另派代表继续开议⁽¹⁷⁸⁾。

由于苏俄在中俄交涉中持强硬立场，而中国外交部则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各界对政府的谅解，中国一部分人士对于加拉罕的态度产生反感。3月2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表示中国政府固然对中俄交涉破裂负有责任，而俄代表限期签字，亦大失国际礼仪。此外对俄方坚持保留俄蒙密约和移交俄国教堂地产的立场他们表示遗憾。他们希望，“俄代表千万不可误会者，吾人对于中国之督促，并非为俄人之后援，乃希望中俄两国早日恢复邦交而两国国民早日得其亲善携手之利益也”⁽¹⁷⁹⁾。一些地方团体也发表宣言表明自己的态度。哈尔滨团体联合会及滨江道区自治协进分会、自治协进支会、自治励行会分别致电中国政府与加拉罕，要求政府不可放松交涉，劝告加拉罕不要一味图谋优胜⁽¹⁸⁰⁾。浙江民生协进会、杭州青年协进会、芜湖青年进德会指责北京当局不顾大局，挟私嫉功，听任外人干预中国内政⁽¹⁸¹⁾。4月2日，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讨论中俄问题，有人主张发电报给加拉罕，促其反省。有人对此次交涉的有效性表示疑问，有人主张不要滥发议论，取静默态度，如非发表意见不可，要郑重研究。最后表决结果，多数人主张致电俄代表加拉罕，请其勿过意骄横，致伤两国人民感情，应该退让，依法签约，并通电全国各界作一致表示⁽¹⁸²⁾。

4月1日，中国对俄发出最后照会，表示对于内阁所坚持的三点可以王加草案为基础而加以修正，只须附加换文声明，即可签字。《晨报》认为，外交部此种态度“诚为至当”，“为今日转圜之唯一机会”；并进而指出，俄国如果仍然坚持不让步，就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先与华人以不可磨灭之恶印象；而俄尊崇正义，服从公理之心，亦无以自白于天下。恐窃笑于后者，不独怀抱帝国主义之国家已也”。俄国是否让步已成为“中俄交涉能否实行互让平等公正原则”的检验石，俄国是否有诚意，在此一举。“俄若一味以外交上之空言来相诘责，则吾侪同情于苏俄者，亦不能不怀疑苏俄之诚意矣。愿苏俄政治家其三省之”⁽¹⁸³⁾。

加拉罕对于这个照会，始终不作公开答复。俄国试图利用中国知识分子和部分舆论界对俄的好感，以及吴佩孚等疆吏的签约主张，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方面作出让步，所以苏俄表面上始终持强硬态度，而暗中则多方活动，积极进行局部接洽。苏俄派鲍罗廷联系广东当局，派达夫金、伊万诺夫与奉天当局接洽，而对于新（疆）俄局部通商条约也加紧进行。与此同时，日俄交涉也在不间断地进行，其目的都是为了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让步，以便保留更多的苏俄在华利益。北京政府则一面积极与加拉罕接洽，解释政府立场，一面派驻莫斯科代表李家鏊与莫斯科政府直接交涉，对于各地疆吏则派人疏通解释。在这种情形下，苏俄代表团派达夫金回国报告中俄交涉全过程，请示最后的办法，莫斯科政府也派出陆军次长安德诺夫来华调查情况⁽¹⁸⁴⁾。

五　中俄协定的签署及其对双方的影响

中俄交涉的破裂实与双方的本意不相符。俄方于草约签证后，立即向莫斯科政府报告交涉成功，而莫斯科政府立即向外发布这一消息，致使各国驻莫斯科代表前来道贺。此后又有加拉罕限期签字的照会，这都是为了造成一种声势，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交涉而不是破坏交涉。中国方面在尽量维持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前提下，也为两国交涉的成立作出了种种努力。因此交涉双方表面上虽然相持不下，实际上均在等待机会，以图挽救⁽¹⁸⁵⁾。

在这一时期，外交部与俄代表团之间仍有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在顾维钧的秘书和加拉罕的秘书之间进行⁽¹⁸⁶⁾。直至5月下旬，双方加紧谈判，往返磋商不下二十余次，最后对修正各点与商议条件达成一致认识。5月30日，顾维钧出席内阁会议报告交涉结果，阁议一致通过。5月31日，顾维钧奉大总统命令，作为正式全权代表，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上签字。国务院随即通电各省交涉成立，同时照会俄代表，说明两国邦交，即日恢复⁽¹⁸⁷⁾。

这次交涉的特点在其秘密性。对照王加草案与正式的《中俄协定》，可以看出《中俄协定》对于草案第四条有修正。草案中，中国方面声明：所有“中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苏联政府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而苏联政府仅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协定条约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并无现任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对等声明，故《协定》取消了中国这一单方面声明，而修正表述为“中国政府对于俄国自帝俄政府以来凡与第三者所订定之一切条约协定等等，其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无论将来或现在，均不承认为有效”。中国政府认为，“所谓‘帝俄政府以来’，即包括俄临时各政府及苏联政府而言”。但从字面上看，俄蒙协定的废弃问题并没有解决。政府却认为“如此措辞与我国所争之国际平等，相互主义及拥护蒙疆主权之宗旨，均属相符，就此照允”。关于外蒙问题，《中俄协定》中仅将原协定中“蒙古撤兵之条件”改为“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之军队问题”，并没有规定俄军即行撤退之原则。关于移交俄国教会在中国的动产不动产问题，《中俄协定》中规定按中国内地有关置产之规定办理，至于须先行移交的俄教会房屋及地产则指明了具体的地点是在北京和八大处。

总而言之，北京政府在3月20日号电所坚持的三点取得了大部分成功，但俄代表也提出两项条件：（一）鉴于法国对汉口俄租界提出要求，为了防范第三国或外国组织，侵占俄国所放弃的租界，苏俄对《大纲》第十条作出补充规定，中国政府不将苏联所抛弃的租界及各项特权转移给第三国或任何外国人组织的团体。（二）苏俄担心其放弃的庚子赔款被挪作他用，双方商定，除了将该项赔款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外，余款全部拨作教育基金⁽¹⁸⁸⁾。

《协定》签订后各方的反应热烈，正如顾维钧指出，新闻界和广大公众对这一结果喜出望外⁽¹⁸⁹⁾。国会议员胡鄂公等一百三十多人发表宣言，认为此次中俄协定“匪特应视为中俄永久关系之要纲，且应视为中国外交之砥柱”。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应本此公平之原则，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夺回同等之权利。且“帝国主义者一日不觉悟，一日不倾倒，吾等反帝国主义之精神，亦必一日不止息”⁽¹⁹⁰⁾。上海闸北市民也发出通电，认为协定为中国外交开一新纪元，并提出此时一方面要一致庆祝中俄邦交，另一方面要向帝国主义列强收回治外法权、庚子赔款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在中国内地的外国军队，谋求中国独立⁽¹⁹¹⁾。《晨报》认为，《协定》“虽将中俄邦交正式恢复，然签字者仅其大纲，而有待于会议之事项尚多”。该报指出：“我国之当局能否诚意办事，吾侪可于将来之会议是否顺利而不致于延长期间断之。”并且“愿俄国能一如其宣言者忠实履行，使我国民有以致其信用也。”⁽¹⁹²⁾唐绍仪认为《中俄协定》“中国所得甚多，俄国自未始丝毫无利，而其比例殆六与四耳”⁽¹⁹³⁾。

广东当局及奉天当局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协定》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孙中山在与“广州新闻社”记者谈话时表示，苏俄与他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如同两个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非常和睦，不需要诸如承认这样的形式”。他的政府不会以“专门的、形式上的承认”来恢复与苏俄的关系，是因为他的政府“实际上已毫无条件地承认了俄国”。对于北京政府承认苏俄，他表示“南方政府将欢迎这样的承认”⁽¹⁹⁴⁾。7月中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发表宣言，主张对俄国“当感其厚意，此后两国人民益当互相了解，以共同努力于互尊主权互助利益之途”；对北京政府则“此后益当以国民之力锄而去之”⁽¹⁹⁵⁾。

谈判还在进行中，奉天当局的几个重要人物在不同场合对中俄交涉表示了意见。中东铁路督办王景春表示，中国收回权利已不少，应早日签字⁽¹⁹⁶⁾。中东铁路护路司令、东三省特别行政区长官朱庆澜表示“中俄交涉，东三省当与北京取同一之步骤也”⁽¹⁹⁷⁾。曾被奉张派为东省参与中俄交涉之代表的杨卓认为：“奉省与北京当局政治上久无关系，独以中俄交涉关系甚巨，对外理应一致。……奉方对于王加议定之协定，当然赞成，并无反对。”⁽¹⁹⁸⁾由此可知，奉天方面对中俄交涉持赞成态度。

《协定》签署后，据说张作霖父子认为受到顾维钧、加拉罕的愚弄，在《协定》签字前没有告知他们，所以他们的态度由原先的赞成变为反对。王永江、王景春、袁金铠等人均认为：“此项协定，断送东省利权太大，曹锟为图固位，欲藉苏俄为外援，遂将东省权利让与俄人，藉以买好。”所以他们对中俄协定力加反对⁽¹⁹⁹⁾。6月14日，东三省省议会、教育会、商务会、农务会发表通电，表示东三省人民对于中俄邦交，并不反对，但具体到《中俄协定》，因为北京“既不知三省边界与俄毗连之利害得失，又不知东路航权与我国关系之重要。凡关于我之利权，皆置之于将来不可知之委员会，而独于东路利于俄人者，竟签字即欲实行”。故“为三省及国家权利计，举财产生命皆可牺牲，独此项协定，断难承认”⁽²⁰⁰⁾。后经中央政府派人对张作霖进行疏通，奉天对《中俄协定》大体上表示赞同，但坚持在开中俄会议时对于东三省有关的中东路及中俄划界问题应采纳奉天的意见⁽²⁰¹⁾。

外国报纸对此事的反应相当歧异。《字林西报》认为，苏俄已放弃其在华一切大事物，如治外法权、租界及拳乱赔款，而仅得一空洞之承认。《大陆报》认为，《中俄协定》其中有利益交换之处，俄国几乎抛弃一切，以换得外交承认和中东铁路之主有权。而《大阪每日新闻》则猜测，《中俄协定》中可能藏有中国方面日后向英、美、日有所要求之伏线，提示了列强对《协定》的关注和担心之所在⁽²⁰²⁾。

《中俄协定》究竟给予中俄双方哪些实际利益呢？这需要仔细甄别。《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无疑是中国自与他国通商以来所签定的最好的条约，条约中基本上采取了平等及相互让步的原则，对中苏关系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当时普遍认为《中俄协定》中最令中国满意的条款有以下五点：（一）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放弃租界。（二）中俄两国规定新关税税则时采取平等及相互让与的原则。（三）中俄两国声明采取平等及相互让与的原则，重新缔结条约及废止旧约。（四）将中东铁路化为商业铁路。（五）抛弃庚子赔款以补助教育。在这几点中时人尤认为以中国收回领事裁判权和租界以及关税平等为获得利益。

毋庸讳言，收回领事裁判权及关税平等确是中国自华盛顿会议以来一直努力争取的外交目标，因此苏俄放弃这些权利，一般民众皆认为从《中俄协定》中得了大恩惠。但实际上，自从1920年9月23日中国政府停止旧俄使领的待遇后，俄国侨民已归于中国法权之下，领事裁判权已自动归于消灭。1921年-1924年俄国并无正式驻华外交代表，旧俄的租界自然也已收归中国政府。关税平等双方亦只定了原则，其细则并未订立。至于俄帝国与中国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自1917年旧俄帝国灭亡之后，这些条约已不再为中国所承认，纵使这一次苏俄政府不肯放弃前俄帝国与中国缔结的条约，苏俄也较难使中国继续承认条约的有效性。此外中东铁路的警备权1917年已由中国方面收回，庚子赔款俄国部分早已停止付给，因此苏俄政府纵使仍不肯放弃这些权利，也无法在中国享有这些权利⁽²⁰³⁾。

《中俄协定》中于中国不利者有两点：（一）中东铁路管理权由白党手中转移到苏俄政府手中。对于中东铁路财政的管理，如预算决算，《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规定必须由理事会和监事会联席会议核准。但理事会人员组成中俄各五人，监事会都是俄三中二，俄人占多数，当然于中国有所不利；中东铁路日常事务的管理由中东铁路路局负责。中东铁路路局设局长一人，由俄人充任，副局长两人，华俄各一，俄人仍占多数。此外对于中东铁路人员，规定由中俄两国人民平均充任，但第七号声明书中对此作了补充规定，说“各项位置，应照谋事者之能力、技术及教育资格补充”。俄人管理中东路既久，其人员素质显然高过中国人员。这条规定实际上推翻了铁路人员平均充任的原则而维持俄人对中东路的操纵状态。

（二）苏俄撤退外蒙古驻兵问题仍旧不能得到解决。加拉罕空许中国政府在两国会议时解决撤兵问题，而对会议又采取拖延战术，最终的结果是，1924年6月13日，即《中俄协定》签订后不足半个月，外蒙古当局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直至1925年3月，苏联政府照会北京政府，“苏联政府已进行撤退外蒙红军，并现时已完全撤尽”⁽²⁰⁴⁾。

《中俄协定》给予俄方的利益体现在对其承认上。当时苏俄亟欲获得中国的承认，以便加强其在远东的国际地位，这一点在大纲签订后即行实现，两国恢复了使领关系互派大使，并移交了旧俄使领馆。同时通过1924年9月的《奉俄协定》及其后中东路的改组，苏俄终于控制了中东铁路。

大纲中规定有关两国悬案的解决办法将召开正式会议具体商定，将要在会议中解决的问题有：废除前俄帝国政府与中国政府间所订的一切条约及重订新约；苏联从外蒙古撤军问题；划定疆界问题；两国边界江湖及其他流域上的航行问题；中东铁路的赎回问题；订立商约问题；讨论赔偿损失问题；对俄国教会房屋及地产的处置问题；取消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之后苏联在华人员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协定条款要在中苏正式会议中落实，而这一会议本应于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召开，六个月内开完。但延至1925年8月26日中苏会议才举行开幕式，此后时断时续，到1926年10月，会议无果而终⁽²⁰⁵⁾。

六　归还俄使馆和中苏会议的召开

《中俄大纲协定》第一条规定：“两缔约国之平日使领关系应即恢复，中国政府允许设法将前俄使领馆舍移交苏联政府。”⁽²⁰⁶⁾1920年9月，中国政府停止旧俄代表的使领待遇，当时柯达次夫公爵托九国公使代为保管俄公使馆及其财产，而中国政府亦有照会致九国公使，请暂行代为共同保管，现在中俄邦交成立，俄使馆自然应该交还新代表。1924年6月，《中俄大纲协定》刚签订，北京政府外交部即照会外交团，要求将九国公使代管之俄国前公使馆及其附属财产交给苏联驻京代表加拉罕⁽²⁰⁷⁾。6月11日，外交团领袖公使欧登科复文，对交还俄使馆提出条件，即只有等到各关系国承认之俄国正式驻华外交代表直接向使团提出交还的要求，使团才会考虑交还。使团的这种态度实际等同于拒绝交还⁽²⁰⁸⁾。

加拉罕对使团的这种态度非常愤慨。6月13日加拉罕照会中国外交部，提出在中国派驻大使的要求⁽²⁰⁹⁾。李家鏊亦报告外交部，苏俄外长齐契林曾当面催促两国立即互派大使。外交部一方面不愿意拒绝苏联政府的好意，一方面又怕引起国际间之纠葛，所以向各国提议将各国驻华公使升为大使⁽²¹⁰⁾。

外交团对于苏俄要求派大使一事反应强烈。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后，势必成为使团领袖，让一个与自己的体制不相容的国家代表来领导外交团，是列强不愿看到的。6月23日使团开会的结果，共同推举日本尽快与中国接洽，赶在苏俄之前派出大使，这样日使将充任使团领袖，以抵御俄大使之地位。之所以推举日本，因为日本距中国路程最近，国书可以最早寄至北京⁽²¹¹⁾。

6月17日，外交部答复荷使欧登科11日的照会，指出“使馆地界虽照辛丑和约尽归使团管辖，乃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俄馆地址虽在使馆界内，亦不受他国代表之管束”。中国政府要求将俄馆交给苏联并愿意在这一问题中“居间设法”，不过是“对友邦尽国际上应有之礼遇予以便利”。照会“切望贵领衔公使设法照办，否则不独中国政府欲照国际习惯予友邦代表以种种礼遇与便利之志愿，难以贯彻，即他国在中国领土上派使驻节之权利‘除应得中国政府之允许外不受他项条件’一层，亦将有所侵损焉”⁽²¹²⁾。

外交团在接到此项照会后，7月1日开会时态度已有所缓和。在意大利等国公使的坚持下，外交团对拒绝交还俄使馆照会中的激烈措辞进行修正。7月12日，使团第二次照会送达外交部，提出四点要求：（一）八国公使认为中俄两国政府间缔结的种种协定，“决不能挫抑或侵害中国对八国中之各个或全体早已约定担负之各项义务”。（二）使馆所在区域及其各项房产，均隶属于一种特别地役权制度之下，并提醒中国外交总长注意此项国际地役权的范围与性质。（三）现在各国代表不得不将此项房产，交还于俄国政府之代表，但首先该代表应该保证维持使馆区域之各种规章。（四）目前各国政府中，仅有两国承认苏维埃政府，其余各国政府，只能委托与俄建交的中国政府向其通告情况⁽²¹³⁾。

由于各国对升公使为大使事犹疑不决，而苏联政府却屡屡催促，7月14日外交部照会加拉罕，认为“互派大使一节，政府认为可行”⁽²¹⁴⁾。翌日，加拉罕正式照会外交部通告其被任命为驻华全权大使，并请求向中国总统呈递国书⁽²¹⁵⁾。外交团本以为中俄交换大使必定要等外交团与中国政府达成谅解之后才能实现，但中国政府此次采取断然措施，外交团才开始急起直追。日本决定不管其他国家态度如何，率先升公使为大使，自1925年4月起开始实施。其不立即实施的原因是升公使为大使必须追加使领经费，此项预算案已来不及提出特别议会讨论，所以要等到第二年通常议会开会时讨论通过。日本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主要是担心中国人的同情心全都倾向苏联，对日本商业上有所不利，同时也不愿在博取中国人好感上落后于其他国家⁽²¹⁶⁾。

7月20日，与加拉罕关系很僵的荷兰公使欧登科离开北京，赴日避暑，陷于僵局的俄使馆问题出现转机。公使团推举美国公使任使团领袖⁽²¹⁷⁾，24日，加拉罕与美国公使舒尔曼在顾维钧家里就交还俄使馆问题正式会见。加拉罕的身份是驻京苏俄代表，舒尔曼的身份是签字于《辛丑条约》之外交团代表，双方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晤。舒尔曼代表外交团的同僚，要求加拉罕接受使馆区内原有的体制，并保证将遵守有关规定，如保卫、纳税、自治权等。加拉罕则指出苏联政府决不会抛弃他们在条约中（1901年《辛丑条约》）得到的权利和利益，苏联作为《辛丑条约》连署国的地位仍然继续。他表示希望进入使馆区并维持良好的邻里关系，遵守共同的规章，并且承诺一旦他的政府决定放弃条约中的权利，将按国际惯例通知其他各国，红军将不进入使馆区。加拉罕同时表示，其他缔约国无权为他规定条件，他的陈述仅作为其个人意见的表达，不能认为是迎合其他国家提出的前提条件⁽²¹⁸⁾。

此次会见名为调停，实际已进入不完全的直接交涉阶段。中国外交部由当事人退居介绍人之列，不过外交团与加拉罕之间的函件往来还需顾维钧从中传递。此时加拉罕实际上已接受使团条件，而使团中人“态度也大为缓和”⁽²¹⁹⁾。7月26日，加拉罕致函舒尔曼，正式请求归还俄使馆。至此使团所提条件均已满足，归还一事已到无可推托的地步。7月下旬，中国政府任命刘镜人为第一任驻俄大使，未到任前，由现驻莫斯科代表李家鏊代理。7月29日，加拉罕致外交部函件已改用苏联大使名义。31日，加拉罕晋见曹锟，呈递国书，两国使领关系正式恢复⁽²²⁰⁾。

1924年8月1日，公使团在美使馆开会，各国均主张交还，但还须请示本国政府。8月8日，日本政府训电首先到达，其他国家政府的训电也陆续到达。8月11日，使团开会决定答复加拉罕照会，实行交还俄使馆⁽²²¹⁾。

8月18日，新任使团领袖、日本公使芳泽将交还俄使馆照会交给加拉罕，同时交给加拉罕的还有美国的附加声明书，内容是：“承认交还俄使馆之行动，并不能解作含有美国政府承认苏俄政府之意。”⁽²²²⁾翌日，加拉罕退还美国附加声明书，并指责日本未能拒绝美国委托。加拉罕引用国际法及国际习惯解释日俄交涉说，“敝使亟望若苏联政府承认日本政府及日本承认苏联政府之时，不至解作含有苏联政府承认日本资产阶级之资本主义统治或日本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之社会主义统治之意义”⁽²²³⁾。日本对苏联的指责深感不快，此后双方为此事往返磋商，交还俄使馆事无形延搁。

8月25日加拉罕照会英国公使麻克类，催促移交俄使馆，并表示“目前意见之歧异，不至阻碍订立俄大使馆与各国使馆间在使馆界内之临时办法”⁽²²⁴⁾。使团此后连开会议，对辛丑条约国所怀疑之各点，向加拉罕提出质问。9月10日八国公使照会加拉罕，仅简单声明八国公使已一致愿将旧俄使馆财产移交于加拉罕，并未向加拉罕有所质疑或争辩，美使声明书问题亦不了了之⁽²²⁵⁾。9月24日加拉罕迁入俄使馆，10月5日苏联大使馆举行升旗仪式⁽²²⁶⁾。

加拉罕迁入东交民巷俄使馆后，使团又对加拉罕是否能列席使团会议和是否为外交团当然领袖有所讨论，决定如下：因为使团目前认为加拉罕仍然为辛丑条约国代表，所以加拉罕可以参加使团会议并可以参加辛丑条约国会议，但是因为加拉罕为不能贯彻辛丑条约精神之苏联政府代表，所以他不能为使团之当然领袖，而仅于外交宴会上承认其为使团领袖，若正式会议时，仍照旧例轮流推举各使主持一切⁽²²⁷⁾。

归还俄使馆本来是中苏两国为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采取的必要步骤，但是却引起了东交民巷外交团、中国政府和苏俄代表团之间的外交较量，三方各有得失，最终的结果是加拉罕入主俄使馆并成为外交团领袖而旧外交团逐渐走向解体。在这一事件中，苏俄对华外交重实利的取向非常突出，加拉罕为了谋求与外交团的妥协，自称其为《辛丑和约》签字国之一员，并且坚持不放弃他们在《辛丑和约》中所得权利，这是明显与中俄协定精神相违背的做法。

《中俄协定》第二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于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商订一切悬案详细办法，并认为会议应于六个月内开完⁽²²⁸⁾。外交部为会议的举行作了一系列准备，专门设立中俄会议办事处，并任命刘镜人为中俄会议办事处秘书长，还训令李家鏊向齐契林催促速开会议⁽²²⁹⁾。而苏俄对中国履行协定的能力始终持怀疑态度，认为俄领馆交还问题久延不决，互换大使一事也未解决，所以借口莫斯科政府所派之代表尚未抵京，不能开会。会议最终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召开⁽²³⁰⁾。

1924年7月30日，苏联政府所派的商务、法律等七位专门委员已由莫斯科出发。外交部闻知此消息，于8月5日致函加拉罕，表示希望苏联政府所派专门委员抵京后，立即召开中俄正式会议。加拉罕于第二日答复外交部，要求延期开会，其理由为一切布置尚未就绪。后来又传来消息说，不能开会的理由是因为中俄协定未经苏联委员会批准，不能发生效力⁽²³¹⁾。中国外交当局迭催加拉罕开会，而加拉罕藉口推宕，措词虽然很委婉，但事实上不能不引起中国对于苏俄诚意的疑虑。此时苏俄暗中积极进行奉俄协商，自然不急于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同时苏俄又借口遣送俄旧党，发还俄使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对会议采用拖延战术⁽²³²⁾。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加拉罕也抓住时机与奉天当局签定了《奉俄协定》（详后）。10月，中东铁路管理当局改组，苏联政府派出的新局长伊万诺夫取代了旧局长渥斯特罗马莫夫，苏俄在中东铁路的利益得到了落实，对中俄会议的召开更加不以为意。

进入11月，外交部委派严鹤龄筹备中俄会议，加拉罕亦派其秘书向外交部声明已着手准备审核中俄往来文件及档案，与中国政府开议。同时又声明道胜银行问题，不能于中俄会议中解决，因该行现不在俄国掌握之中，加拉罕无权讨论此事⁽²³³⁾。其后中国方面决定设专门委员会讨论划界、赔偿、蒙事、中东路、松黑航行问题，并认为委员会应采取一切平等的原则，由双方派同等委员组织，如果委员长派华人，则副委员长派俄人，如果委员长派俄人，则副委员长以华人充任，务必求得最善之结果⁽²³⁴⁾。此时中国国内政局不稳，直奉战后成立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外长未就职，加拉罕乘此机会表示希望中俄会议从速举行，李家鏊亦报告俄政府希望速开会议之意。而中国政府只能一面作开议的各种准备，一面等候外长到任⁽²³⁵⁾。

1925年1月，日俄交涉成立，俄国在远东的地位益臻巩固，其与中国解决悬案之心更加迁延。2月26日，加拉罕照会中国代理外长沈瑞麟，询问中国政府是否愿开中俄会议，并请指定日期。此后中国政府任命王正廷为中俄会议督办，设立中俄会议督办公署，于5月准备就绪后，外交部照会加拉罕，提议于6月1日开议⁽²³⁶⁾。加拉罕对这一提议迟迟未答复，其暧昧态度无非在于有意延宕会议，希望中国对于各问题让步，以减轻在基本协定中俄国所许诺担负的各项义务⁽²³⁷⁾。

直至1925年8月26日，在王正廷的反复劝说下，加拉罕才答允在外交大楼举行中俄会议开幕仪式，但此后中俄会议仅仅是若断若续的进行，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1926年10月，在北京政府已受到广东北伐军威胁的形势下，中苏会议最终不了了之⁽²³⁸⁾。北京政府欲借此会议解决中苏之间悬案的希望落空，而中苏大纲协定的实际作用也仅剩骨架，几无内容。

七　奉俄协定

在中俄大纲协定签订后不久，1924年6月13日，加拉罕晤见外交总长顾维钧，曾提出“对东省用兵力恫吓为军队之集中，俄国方面亦行同样之示威”，以及“拟与东省另缔结关于中东铁路及一二其他次要事件之协定”两个方案，试探北京政府对于奉俄局部接洽的态度。而顾明确表示反对，“中国于内政上或有分歧，而对于外交则属一致，往事可征。故本总长对于能得奉省了解一层，颇为乐观，至于奉省另缔协定一层，实不以为然”。加拉罕则辩白说“如不得已，在奉另签协定时，本代表仍认在京签字之协定为有效”。同时表示奉俄协定“其内容亦与业已知晓者大略相同”。加拉罕进一步指明奉俄协定与中俄协定的关系“除关于黑龙江及松花江航行事件外，并无甚出入。即关于黑松两江航行事件，亦将与条约相同。至关于中东路之修改，实无关轻重”⁽²³⁹⁾。7月7日顾维钧会晤加拉罕时，仍声明中央政府不赞成奉俄另签协定，“贵代表倘一日不杜绝与奉省另缔协约之门径，即一日不能解除履行协定之困难。即现时余仍未失望，倘苏联政府之政策仍以与奉天另签协定为可以赞成，则迟缓实行中俄协定之咎，不能归诸中国政府”⁽²⁴⁰⁾。

7月下旬东三省设立外交处，29日正式任命丁干青为处长，自8月1日起，开始办理东三省外交事宜⁽²⁴¹⁾。中央政府派人向张作霖解释中俄协定，但收效不大。8月10日，顾维钧继续劝告加拉罕：“与奉天别开会议与事无补，反添纠纷。所有此项事件，中央政府即经尽力及注意，协定之履行惟有任由中央政府办理为最妥。”⁽²⁴²⁾12日，加拉罕晤见顾维钧时，通报奉俄之间约文已定，只待签字，苏方暂不签字以静待北京政府的疏通结果。加拉罕说：“倘贵总长赞成在奉签字，即请声明赞成，无任感荷，盖如此则协定之签字，系贵长所与知焉。”顾维钧回答说“余意凡有趋向与地方订约之举动，均足使中央政府难以履行中俄协定。……如贵使一日继续存有缔结另约之希望，则中国政府一日不能易于履行协定。”加拉罕说：“本使以为此项协定当可允许，只须北京政府与闻耳。”顾维钧则声明，奉俄之间缔约开启国家可与地方办理外交的恶例，“盖此项地方协定之缔结，无异表示，关乎中国之外交贵使可径与地方官办理，而开不良之先例”⁽²⁴³⁾。8月19日，外交部秘书朱鹤翔在会晤加拉罕时，加拉罕主动提出将中东路赎回期限减少二十年，并表示其让步目的是为了帮助顾维钧与奉方解决关于中东路上双方的分歧，而不是以之作为促进履行中东路暂行协定之代价⁽²⁴⁴⁾。

1924年9月中旬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20日《奉俄协定》告成。9月24日，外交部令李家鏊向苏联政府口头抗议。第二天，外交部正式照会加拉罕，对奉俄协定表示严重抗议：“查张作霖背叛中央政府，已明令申讨，乃忽于此际，贵国代表与之签订协定，诚所骇诧；况各省对外一切协定或契约非得中央政府事先核准，不能有效，因是本部对于上项传闻之协定，如果确有其事，不能不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否认。”⁽²⁴⁵⁾加拉罕对外部照会不予理睬，而对报界声明苏联与奉天订立协定的理由：（一）是顾维钧允许苏俄与奉天方面交涉，以使奉天承认中俄协定；（二）是政府与奉天接洽久无结果；（三）是中国内部发生战乱，为了防止法、美等国干涉中东路⁽²⁴⁶⁾。

9月26日，奉天任命鲍贵卿为中东铁路督办兼理事长，以袁金铠、吕荣寰、刘哲、范其光为理事⁽²⁴⁷⁾。10月3日中东铁路董事会成立，苏联派伊万诺夫为局长。同一天法国驻华代办、华俄道胜银行向中国外交部抗议奉俄协定⁽²⁴⁸⁾。10月11日，外交部为奉俄协定事向加拉罕再提严重抗议。加拉罕对此仍然未作回答，华俄社的声明非正式地表达了苏联的态度，声称由于“北京政府势力未能管辖东省，《中俄协定》中与东省有关之部分不能实施，始有缔结奉俄协定之必要”。对于《奉俄协定》的性质，华俄社认为：“纯为地方性质”，因为“东省当局以省当局资格订定此项协定，亦至属明显”。对于协定的内容，华俄社认为：“奉俄协定不独未抵触中国主权，且对中国主权完全尊重。……协定内容，并提及中俄协定，益可证明该协定乃随中俄协定而生。即奉天当轴，亦未尝目之为独立协定。”⁽²⁴⁹⁾

直奉战争结束后，奉系联合皖系控制北京政府。1925年1月19日，张作霖将《奉俄协定》呈送段祺瑞政府，称“在前《中俄协定》虽经北京签字，惟关于东路航权各部分尚多遗漏，当由东省另订奉俄协定以资补救，业于十三年九月二十日签字批准”⁽²⁵⁰⁾。中俄会议会务处开会讨论此事后，认为《中俄协定》与《奉俄协定》，条文本旨“大致相同，且奉协条文中数处似更觉进步，将来开会时根据进行，不无裨益”。所以决定将《奉俄协定》归并于《中俄协定》之中，以示中央与奉天一致对外，并提交外交部、交通部讨论⁽²⁵¹⁾。3月12日，临时执政府发布第三百四十六号指令，将奉俄协定追认为中俄协定之附件，并于18日将此事照会加拉罕⁽²⁵²⁾。

在《中俄协定》之后不久签订的《奉俄协定》，其内容是否较中俄协定有更多的进步呢？分析可知，两者不同之点在于：（一）《奉俄协定》是奉天当局以东三省自治省政府名义与苏联政府所签的协议，规定中东铁路由奉俄双方会商解决。而《中俄协定》则是中国与苏联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协议，规定中东铁路由中俄双方规定解决。（二）关于东省铁路的赎回期限两协定有较明显的差异。《奉俄协定》第一条第二项规定：“一八九六年九月八日（俄历八月二十七日）订立之建筑经营东省铁路合同第十二条内所载之期限，应由八十年减至六十年。此项期满后，该路及该路之一切附属产业均归为中国政府所有，无须给价，经双方同意时，得将再行缩短上述期限即‘六十年’之问题提出商议。”《中俄大纲协定》第九条第二项规定：“苏联政府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第三项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允在本协定第二条所订会议中解决赎路之款额及条件暨移交中东路之手续。”而《奉俄协定》规定：“自本协定签订之日起，苏联方面同意中国有权赎回该路。赎时应由双方商定该路曾经实在价值若干，并用中国资本以公道价格赎回之。”

一般认为这一点《奉俄协定》较中俄协定实有进步。但仔细考察可知，这一款前半部分规定，将中东铁路赎回期限由八十年减为六十年，并可将六十年期限再提出讨论，确实为俄国的让步，但这一条款的后半部分，却将本应在正式会议开会后即解决的中东路赎回款项及手续问题推延到赎路时再进行讨论，在这一点上《奉俄协定》有所退步。同时，苏俄清楚地知道中国的财政状况，坚持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路，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日本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据时任东三省交涉总署交际处长张国忱事后回忆，当时张作霖主要想利用谈判达到要挟苏联不再援助冯玉祥的目的，而苏联谈判代表库质臬佐夫也口头答应了这一条件，因此张作霖与苏俄签订了这一协定⁽²⁵³⁾。俄方的目的则在接收中东路，《奉俄协定》成立后不足半个月，10月3日中东铁路就进行改组，逮捕了旧局长渥斯特罗乌莫夫与旧地亩局局长关达基等多人，任命伊万诺夫为局长，中东铁路控制权由旧董事旧督办之手移交于新董事新督办。10月13日中东铁路专门委员会改组成功，中俄协定成立四个月后仍不能解决的中东路问题告以解决。由此可以看出，《奉俄协定》签订的重要性不在协定本身有何进步之处，而在于苏俄与奉张达成一致后立即进行的中东路改组行动⁽²⁵⁴⁾。

加拉罕此时的身份是苏联驻华全权大使，他在与各国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订立了《解决两国悬案大纲协定》后，又以国家名义与反抗中央政府之东三省自治政府订立协定，是苏联对中俄协定的公然违背。国会议员们认为，加拉罕的做法“认东三省为独立国，蔑视中国主权已达极点”⁽²⁵⁵⁾。苏联这种言论与行动大相违背的做法，逐渐引起部分中国人的警惕，1925年10月在《晨报》副刊上展开的联俄与仇俄的大讨论，就反映了这部分中国人的心态。

综观1923年-1924年间中苏建交谈判的全过程，可以看出，苏联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其在华外交体现出重实利的取向。一方面，苏联最先放弃了其他国家都还在坚持的领事裁判权，并承认与中国订立关税条约时采用平等互让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华盛顿会议后中国民众力争收回这些权利而终未如愿的心理，实际上也强化了中国与其他列强谈判的立场。同时，在与中国的实际谈判过程中，加拉罕一如既往地运用苏俄外交政策中的“制衡政策”和“分离主义运动” 的策略⁽²⁵⁶⁾，力图利用中国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以获得对苏联权益的落实。

在与北京政府谈判期间，加拉罕曾与孙中山积极进行联络，以获得孙对苏俄谈判立场的支持并以与孙签订协定给北京政府施压，但最终因孙中山未取得实际权力，加拉罕认为与他签订政治协议无异于一纸空文，所以打消了这一念头。为了切实落实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利益，在《中俄协定》签订不足四个月时，加拉罕以苏联驻华全权大使的名义，又与东三省地方当局签订《奉俄协定》。这样一种单独与地方政权交涉的方式，实等于把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并列对待，相当不符合外交常规，但当时中国舆论对此并无太大的异议，很能揭示中国政治氛围的特殊之处。

应该指出，东交民巷公使团对于中国政府外交的影响多少是存在的，但在中苏建交谈判过程中，这种影响被苏俄作为宣传手段多次使用。到中俄交涉的紧要关头，在法、美、日等国对于中东铁路问题多次向中国政府致牒表明立场后，苏俄更加认定列强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是导致中俄交涉破裂的根本原因。当时中国社会舆论也普遍如此认为，各界人士多因此指责政府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国内社会舆论与苏俄的观点相呼应，使北京政府的谈判地位愈形困难。

更重要的是，加拉罕一开始就提出“与中国人民缔约”的口号，在谈判中多次采用将政府与民众区别对待的新型外交手法。他在宣传对华友好的口号下，实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沙俄留下的在华利益。这种做法虽不符合外交惯例，却相当适应那时中国较为激进的社会心理，“国民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实际呼应了苏俄的新外交方式。包括知识精英和学生群体在内的“民众”积极要求参与外交自然是爱国表现，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外交谈判的正常进行，尤其当“民众”的立场恰与政府的谈判对手接近时，就给本来处境艰难的北京政府的外交谈判增加了难度。不过，在这种不符常态的外交环境下，历来被指为“卖国”的北京政府，尤其是外交部，虽然实际只为中国争取了平等解决中苏两国关系的若干原则性规定，但在当时国家贫弱、民众情绪“激进”、外交不甚符合常态等种种不利情况下，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所作出的努力，仍应给予足够的肯定。

第三节　关税特别会议

一　北伐前中国的财政状况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中国，不仅政治失范，而且财政经济也异常紊乱。由于政治上未能真正统一，地方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政令往往不出京城范围，地方财政税收多被地方实力派截留，不上缴中央，致使国家税收锐减。加之军事行动频繁，军费开支巨大，国家财政陷入极度困境。

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有田赋、关税和盐税。这三项税收中，田赋系传统税种，其在全部税收中所占比例自清季以还便逐渐减少，20年代中期约占全部税收的20％左右，基本上被地方截留。盐税系一相对稳定的税种，其在全部税收中所占比例与田赋大体相当。1913年以后该税种开始为外人掌握，作为外债抵押。抵押所余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其中一部分归中央，一部分归地方。如1918年至1928年这十一年间除1923年缺乏具体数据外，其余十年共征盐税6．4亿余元，其中中央政府所得为3．3亿元，地方所得为3．1亿元。关税则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在全部税收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1918年，中国海关税收为5960余万元，1926年则上升为1．192亿元，1917年至1927年这十一年内，中国的海关收入合计达9．93亿元，平均每年0．9027亿元。关税收入在国家总预算中所占比例1916年为15％，1919年为19％，到1925年则上升为26％，已经超过盐税和田赋，居于国家各项税收之首⁽²⁵⁷⁾。

但是海关税收并不能支撑国家财政，北洋时期，海关税收除大约20％留作“关用”即海关经费之外，大部分都被用于偿还内外债务，尤其是外债。有关数据清楚显示了这一点：1923年，中国关税总收入为98，706，234元，外债偿还额为56，991，960元；1924年两者分别为106，905，885元和55，283，832元，1925年分别为108，331，789元和82，209，421元，1926年分别为119，272，387元和75，413，315元，1927年分别为108，779，232元和81，612，925元。总计五年内关税总收入为541，995，527元，其中用于外债偿还部分为351，511，453元，占这几年关税总收入的64．85％。偿还外债并将一部分留作关用之后，所剩寥寥无几。在1912年至1927年之间，北京政府仅得到“关余”1．3亿元，只占关税总额的18％⁽²⁵⁸⁾。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债务压力一度有所减轻。原因在于中国应协约国要求参战，得到庚子赔款往后暂缓五年，至1922年11月之后再行续交的交换条件。由于加入协约国，与德、奥构成交战国关系，该两国战败后，中国所欠赔款自然取消。另外，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自愿放弃尚未偿还的庚子赔款。这三项赔款占庚款总数的49％。总计1917年底至1928年这十余年间，中国缓付和停付庚款达2．1096亿两，财政负担得以暂时减轻⁽²⁵⁹⁾。

尽管如此，地方和中央财政仍十分困难。1924年底，财政入不敷出的省份多达十七个。中央财政状况因地方截留等因，更显拮据。就在善后会议开会期间，据执政府方面透露，“各机关各军队新欠旧欠，统计已有七百余万元之巨”⁽²⁶⁰⁾。据1922年的《中国年鉴》报告，当时中央政府每月所需军政各费为920万元，全年所需经费约为一亿零八百万元，但当时实际月收入却远远低于这一数字⁽²⁶¹⁾。1912年至1927年中央可以用作政费的全部关税收入仅1．3亿元，1918年至1928年（1923年缺乏具体数据）中央政府所得为3．3亿元。据此推算，作为中央政府主要收入的关税和盐税平均每年只有3381万元，仅及所需经费总额的31．3％，但支出却有增无已。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预算严重不足。1919年，财政预算尚能大体维持平衡，收入为4．9041亿元，支出为4．9576亿元，收支额差仅535万元。但到1925年，政府预算岁入只有4．7164亿元，岁出则高达6．3436亿元，出入额差高达1．6272亿元⁽²⁶²⁾。为弥补预算不足，北京政府采取大量借债的办法。其借债方式繁多，有政府正式发行的公债，有短期的国库证券，有向各银行、银号举借的短期借款。借款中又分盐余借款、内国银行短期借款及各银行垫款三种。据统计，民初十五年间，北京政府总共发行了27种内债，预计总额达876，792，228元，实际发行额为612，062，708元，其中1924年至1926年三年共发行35，600，000元⁽²⁶³⁾。

由于缺乏财力，也无足够信誉，在国内发行公债时，北京政府不得不将本可用作政府各项财政支出的停、缓赔付庚款用做担保基金。据统计，在北京政府举借的十八次有基金担保的总额达3．5亿元的公债中，以庚款或关余做担保的有九次，国库劵六次，两者债额达2．3亿元。其中仅1922年至1926年发行的公债就有123，834，910元⁽²⁶⁴⁾。这样，从1917年开始停缓赔付的庚款，对于北京政府就有了双重意义：它既使政府的外债压力得以减轻，又可用作举借内债的担保，取得内债收入，使关税、庚款、内债和财政构成连锁关系⁽²⁶⁵⁾。

除了内国公债之外，北京政府还大量举借外债。据财政部和交通部报告，截止1925年，北京政府所欠外债已高达22亿元，这些外债多数是向日本借贷，其次是向英国借贷，再其次是向美国借贷，其中一部分有担保，一部分没有担保。

但举借债务也面临严重问题：外债以海关和常关税作为担保，外债越多，中国的关税主权丧失就越严重，收回就越困难；而内债靠关余和缓付庚款作为担保，也容易给外国人干预中国经济提供方便，形成外国人不断通过关税来强化控制中国财政的恶性循环。

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所借内、外债大多不能用于经济建设，而是被用作军费。在所借外债的使用上，军政费占60％，铁路用费占35％，其余的用于工业。当时的舆论批评政府“恃债为生”⁽²⁶⁶⁾，实则连债也无可依恃。1925年，段祺瑞政府拟发行2000万元“八厘公债”，以解燃眉之急，但进行之时，却因担保、利息、折扣等问题，“屡触种种暗礁”⁽²⁶⁷⁾，遭到内外反对。最后通过强摊各银行勉强发行的1500万元公债，政府可用作政费的只有620万元⁽²⁶⁸⁾，而这笔款项尚不够还清政府的新旧欠款。1926年底，财政部已穷敝到连“100元之款亦不能开出”的艰难地步⁽²⁶⁹⁾。时人尝忧心忡忡地指出：“吾国所兴之债，大半用于军事之途，非特不能生利，而军队日益增多，为祸将无底止。甚至借债还利，层层加重，势非举全国所入，尽充债款利息不止。如此则破产之祸，岂俟数年后哉？”⁽²⁷⁰⁾

在财政极端困窘的形势下，关税会议自然对政府当局产生了吸引力。

二　各国对关税会议的态度及“金佛郎案”的议结

1922年11月，北京政府成立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1924年3月，北京政府外务部分别致电与华盛顿会议有关各国公使及驻京外交团，正式提出召开关税预备会议的要求，遭到各国拒绝。“法国谓本国尚未批准华府条约，故认此时尚非可开预备会议之时机。意、比两国谓，……中国政府未允解决金佛郎问题，……他日如开正式关税会议，本国自当参加，但此时则并无开预备会议的必要。英、美、日、荷等，则谓本使无反对关税会议之意，但因法国尚未批准华会条约，手续未臻完备，故不能开会，如法国加以批准，则固不必待商榷，即可开正式会议也”⁽²⁷¹⁾。关税会议的召开因此再度推迟。

1925年4月8日，段祺瑞政府向法国驻华公使发出照会，希望法国政府批准华府会议公约，使关税特别会议能“克期召集”，“至于解决（金佛郎）赔款问题，系另属一事，与本案绝对不能牵连”⁽²⁷²⁾。与此同时，段祺瑞政府还向各国递交了迅即召开关税会议的照会。

对于段祺瑞政府的请求，华盛顿会议有关各国态度不尽一致。

（1）美国　对中国邀集各国召开关税会议，美国并不反对。如前所述，华盛顿会议是在美国的策划与领导下召开的，会议成立的条约大抵以美国的提案为基础。关税会议召开的依据系华会有关协定，美国自然要促成这一会议召开。对于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要求，美国有时也能表示同情理解。《纽约时报》社论指出：美国愿意“于拟议中国关税会议之中，扩充议程，使包括其他议题，或将有继续华府会议之举。华人领袖亦知其欲完全摆脱外人干预之愿望，将得美国人之赞助，且知一俟有撤销外人特权之时机，美国将运用势力，使其有成”⁽²⁷³⁾。但美国对华政策的立足点仍然是自身的利益，在实现这一利益的过程中，与英国形成明显的竞争关系。1925年夏发表在报章上的一段评论，颇能说明这一点：“美国甚愿取得中国经济政治之利益以消灭英国优越之权利，英国借不平等条约之力取得之利益甚多，美国现财力雄厚，欲利用时机取消不平等条约，取英国之地位而代之。英国有多数殖民地及岛屿，与美国有密切之关系。美国因财源兴旺，又有巴拿马运河之联络，极希望利用此时机，以取得种种利益，近来对于中国自然竭力相助，但将来对于中国更较他国为危险，因其资本之大、机器之良，更优胜于他国。”⁽²⁷⁴⁾

（2）英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美、日势力增长，英国力量相对削弱，国际地位有所下降，其在华权益亦受到美、日两国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在广泛掀起的反帝运动中，老牌的在华拥有特权最多的英国成为中国民众反对的主要对象。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同年6月23日发生的“沙面事件”，更是激起普遍的反英浪潮。在这种情况下，为保护自身利益，缓和中国民众与英国的敌对情绪，英国政府需要提出关于中国关税问题的新方针。正如英国首相张伯伦所言：“要消灭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最好是召开关税会议，增加税率，使中国财政有办法。”⁽²⁷⁵⁾中国海关监督、英国人安格联也主张在关税等问题上对中国让步，他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基本上，有关列强应该了解，数十年来用武力造成并维持的地位，已不再能由渐缩的声明保持。……欲恢复秩序，条约各国应该召集一个会议以修改条约，并且列强应有做大让步的准备。……取消1898年的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应有华代表，关税应增加。”⁽²⁷⁶⁾

（3）日本　就列强在中国的利益而言，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赢家。战后日本不仅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而且对华贸易有了极大的发展。从1919年到1925年7年内，日本对华外贸输出额在其全部输出额中所占比例平均每年为29．76％，而美国只占到4．6％，英国只占到2．17％。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关税税率变化对于英、美两国不会造成多大影响，但是对于日本却关系重大。日本的商品输出大国主要是美、中两国。1924年东京大地震之后，日本对外贸易严重入超，但其对华贸易常有巨额出超，因而中国市场对于日本意义重大。从经济角度分析，日本是反对中国关税自主、不满美英两国在中国关税问题上妥协的。但是从政治上看，日本十分担心中国政局不稳会损害其在华利益。日本币原外相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如果仔细观察中国时局发展，不能不考虑近来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假使忽视中国情况的变化，将是很大的错误。军人可能随着战乱起伏不定，但国民自觉一旦发生，却不容易消灭，如果受外方压迫，将会愈发强烈。中国国民自觉的要求之一即为恢复关税自主的渴望，我们应该特别觉察这种情势。”⁽²⁷⁷⁾如果因为关税问题导致中国政局不稳，日本在华利益会受到直接损害，因此，币原主张基于中国政局稳定的大前提，来考虑是否给予中国关税自主权。

此外，日本在作政治决策时，还必须顾及美、英的立场及相关利益。在“五卅事件”之后广泛开展的反帝运动中，英国首当其冲，但日本也是中国民众反对的重要目标。这种利益关联使日本在英日同盟终止之后，仍然要与英国在对华问题上协调。因为如果英国在“五卅”之后陷入孤立，其在华租界或其他特权丧失，在华拥有十二个租界的日本也会受到连带影响。对于美国，日本已与之形成竞争关系，不愿意美国独立实施为中国人欢迎的政策，独享其利，因而在对华问题上具有与美国持相近立场的可能性。不过日本对华立场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关税税率变动所涉及的日本的经济利益，因而在谈判过程中，日本基于政治作出的表态往往让位于经济的考虑，其对中国关税问题的态度立场也因此表现出复杂性与多变性。

（4）法国　在关税会议问题上，中、法之间的最大障碍是“金佛郎案”。如前所述，曹锟通过贿赂当上大总统后，因各国公使联名照会，要求以金佛郎偿付法国赔款，曾打算通过秘密谈判承认此案，不再提交国会审议。但秘密谈判的消息传出后，各界反应强烈，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分歧，国会议员纷纷对内阁提出质问。在这种情况下，曹锟政府被迫照会有关各国，回绝了以金佛郎偿付法国的要求。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此时，列强为促使段祺瑞履行“外崇国信”即继续履行条约义务的诺言，表示愿意按照华盛顿会议决议，同意中国召开关税会议，实现二五加税，帮助段政府解决各种困难。而段政府为增加关税，缓和财政危机，亦准备召开关税会议。但是，由于法国尚未批准《九国公约》，关税会议因此无法举行。法国批准《九国共约》的先决条件为中国承认“金佛郎案”。为达到这一目的，法国政府提出愿意退还比、意、西、法四国扣留的两年关余和盐余。以此为前提，中法两国举行了秘密谈判。1925年4月11日，段政府国务会议通过该案并于次日与法国签署协定⁽²⁷⁸⁾。协议成立后，法国国会两院于同年7月7日和10日先后批准《九国公约》⁽²⁷⁹⁾。关税会议召开的外部条件因此具备。

段政府在发布的通电及有关文件中，对该案的解决作了如下解释：1．中国对外经济政策，首在保全华府会议精神，华府会议除收回青岛及对德取得各项优越条件之外，其于中国利益最关重要者，尤在关税会议，此案不解决，法国拒绝批准九国公约，关税会议不能召开；2．关税会议不开，二五附加税不能实行，仅此一项，中国每年至少损失2400万元，而法、比、意、西四国所扣关余一千五百余万元也不能收回，且将继续扣留，致使一切财政计划无法执行；3．法国方面作了按照1905年所用电汇方法计算的让步，等等⁽²⁸⁰⁾。

段祺瑞政府的决定遭到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旅津、沪、汉参众两院议员发表宣言，表示对“所有段祺瑞发布之伪法令及私自缔结之对内、外一切契约，同人概不承认”。北京国会亦发表通电，反对“金佛郎案”，认为政府此举是在“欺骗国人”，所谓新协定，不但不能挽回中国的损失，反而会使中国“损失更多”⁽²⁸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浙江、湖南等省议会，均发表反对“金佛郎案”的通电，北京各界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请愿。中共也通过《向导》周报，分析议结“金佛郎案”对中国的危害，指出政府此举的目的主要是“为奉张筹备战费，此案朝解决，奉张与国民军之大战夕就要爆发”，号召国民“立即起来反抗”⁽²⁸²⁾。由于各界强烈反对，北京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提出检举案。6月17日，总检察厅指派检察官翁敬棠从事调查。10月2日，翁提出检查理由书，指控财政总长李思浩、外交总长沈瑞麟在“金佛郎案”交涉中触犯刑律，应“侦察起诉，以彰国法”；司法总长章士钊“越权揽办”，“促成其事”，应并案办理，以肃法纪。此事迁延数月，李、沈、章等人虽未受到起诉，造成的社会影响却十分巨大⁽²⁸³⁾。在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各界坚决反对下，“金佛郎案”虽经段政府与法国正式签订协议，却未能付诸实施。

总之，各国对于中国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的态度，与其自身利益及“五卅”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有密切联系。由于列强普遍认为，中国新一轮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要求各国兑现华盛顿会议维护中国主权承诺的一种表示，因而仍然愿意按照华盛顿会议的逻辑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关税会议最终得以召开的重要原因。

三　关税特别会议的召开

（1）会议的召开及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

法国政府批准《九国公约》，使关税会议召开的最后一道障碍不复存在。1925年8月5日，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九国代表在华盛顿交换1922年2月6日所签各约的批准书，华府条约正式生效。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公使照会中国政府从速召开关税会议。8月18日，段祺瑞政府照复各国，宣布关税特别会议拟于1925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邀请各国政府派代表与会⁽²⁸⁴⁾。关税会议进入筹备阶段。

关税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传出之后，国内舆论很快出现反对和赞同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上海因直接受“五卅事件”影响，舆论较为激进。上海学生联合会获知关税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立即发表宣言，指出关税会议是“五卅事件”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政策”，认为这次会议“于外国债权者有利益，于武人政治有利益，绝无丝毫补益于国民”。宣言明确表示：“一国之关税，主权所有，岂容外人置喙其间而逞其损人利己之私欲。职此理由，无论关税会议是否要借端议及共管，关税会议即以纯然有利于中国为目的，吾人亦绝端反对。”⁽²⁸⁵⁾但北京的舆论却不同于上海，虽然也有一些反对意见，但赞成者似乎更多。《关税会议专刊》刊登的一篇讲演稿曾这样评论关税会议：“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在北京可以说是最漂亮不过，大家喜欢听关税会议——不只是学校里的学生喜欢，医生、女学生、老年人，社会上的各种人——也都喜欢。”⁽²⁸⁶⁾

在多数情况下，国内政治家、民众、社会团体及海外华人组织赞成召开关税会议，但却主张通过会议实现关税自主，不赞成以“二五增税”为中国与会之目的。中国驻外各使节联名来电指出：“历年海关统计，输入远过输出，工艺衰落，商业永无起色，皆此苛则悬为厉阶。此次会议应以自主为要，应由我自定税率，不能听他人以五改七·五。倘囿于目前之小利，祸必延及子孙。”⁽²⁸⁷⁾华侨组织神阪中华会馆致书段祺瑞，指出：“关税束缚，亘八十年，主权生计，两被侵剥，今幸关会开幕，务乞劈头要求完全关税自主，克日收回。二五加税，终属枝节。若以条件交换，则直售主权耳。……恳据理力争到底，毋稍退让，侨胞誓为后盾。”⁽²⁸⁸⁾一些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及思想家也发表文电，宣示主张。赵恒惕在一份通电中强调：“关税自主，为独立国家应有之主权，亦即行政完整所必争。……现会议即开，就对外言之，进行之步骤，固可协商，自主之精神，不容稍损。……深望我国委员，努力壇坫，毋轻受外国之欺以欺我国人也。”⁽²⁸⁹⁾陈独秀在《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五卅以来参加民族运动的民众，对于此次关税会议，应取何种态度呢？会议是定要开的了，我们不必根本反对这个会议。我们要在这个会议废止现行的协定关税制，中国的海关，应归中国国家自主。我们反对继续现行制度、在现制度下要求加税。”⁽²⁹⁰⁾显然对会议抱有一定的希望。

与关税利益联系最为紧密的商会组织对关税会议亦普遍赞同，但强调必须坚持关税自主立场。例如，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在致外交部的电文中指出，在关税会议问题上，中国应有“自主之精神，以拥护国体之尊严”，绝不能“仅以二五税开议”，希望政府坚定立场⁽²⁹¹⁾。上海银行公会在致段祺瑞及财、外等总长的电文中，提出包括“关税定率应力争自主”在内的四条建议⁽²⁹²⁾。上海总商会王晓籁、劳敬修、陆伯鸿、闻兰亭等列席关税会议，他们带有上海总商会的提议案及各种文件，宣称“此行目的，即在达到关税自主。倘此次关会结果，仅得增收二五率，而不能贯彻自主，则同人誓当力争”⁽²⁹³⁾。华商纱厂联合会甚至主动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关税会议能“加入全国纺织工业参议三四人”，结果政府同意聘该会推荐的代表担任关税特别会议顾问⁽²⁹⁴⁾。

在舆论影响下，北京政府决定“以关税自主并裁厘为确定政策”⁽²⁹⁵⁾，如期召开关税会议，并为会议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首先是就中国出席会议代表作组织安排。9月5日，段祺瑞特派沈瑞麟、梁士诒、颜惠庆等十二人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10日，执政府议决，十二个委员中，由沈瑞麟、颜惠庆、蔡廷幹、施肇庆、黄郛、梁士诒等七人为出席会议代表。不久又决定分为三组：1．关税自主组，梁士诒任主任；2．裁厘加税组，颜惠庆任主任；3．税款存放及其他问题组，黄郛任主任。作为段政府拟任命的关税自主组主任，梁士诒为段祺瑞拟订的关税修正提案丝毫不涉及国人最关心的关税自主问题，遭到国人强烈反对。10月22日，段祺瑞以素主关税自主的王正廷替换梁士诒，并对中国政府的提案作了修改⁽²⁹⁶⁾。10月24日，北京政府公布《关税定率条例》，宣布进口货物除烟酒外最高税率为40％，最低为7．5％。同日又公布《烟酒进口税条例》，规定烟酒进口税率为50％—80％。所有外国货物进口均按“本条例所定课税办法征收进口税”⁽²⁹⁷⁾。这两个条例，系北京政府抛出的自主关税即国定税则条例的标准。北京政府这样做，既是对国内舆论的积极响应，也是试探各国反应的一种手法。

1925年10月26日上午10时，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居仁堂正式开幕。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为沈瑞麟、颜惠庆、王正廷、黄郛、施肇庆、蔡廷幹，秘书长为严鹤龄，汪大燮、胡惟德、林长民、罗文幹等三十九人为高等顾问，张竞仁、虞和德、胡筠、马素等十五人为参议，唐在章、陈恩厚、贾士毅等七十三人为专门委员。其他各国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分别为：美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马慕瑞·司注恩；比利时，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华洛思；丹麦，驻华特命全权公使高福曼、北京丹麦公使馆参赞狄礼慈；法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玛德；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麻克类、上校皮乐、曼彻斯特商会会长史图德；意大利，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翟录弟；日本，特命大使日置益、驻华特命公使芳泽谦吉；荷兰，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欧登科；挪威，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米赛勒；葡萄牙，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毕安祺；瑞典，驻日本与中国特命全权公使艾维娄福、驻北京公使参赞雷尧武德；西班牙，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嘎利德。除了全权代表之外，各国还派有专门委员与会⁽²⁹⁸⁾。

会议由中国外交总长沈瑞麟主持，段祺瑞代表中国政府向各国代表致欢迎词。在欢迎词中，他阐述了“我国民全体之希望”，重申了中国政府坚持“关税自主”的立场，强调关税会议系根据华府会议精神召开，华盛顿会议签署的《九国公约》声明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希望关税会议成为实现《九国公约》的机会⁽²⁹⁹⁾。段祺瑞致词毕，沈瑞麟以中国外长身份致词，着重强调了外交上“因时制宜”的原则，主张条约规定可以而且应该随着“变更之情势”，“随时修正”。明确指出：“中国协定关税制度，创始于八十年前，原为适应彼时之情况而设，现在该项情况既已消灭，则此种制度实属不合时宜，自不应任其存在”，希望会议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设法改善中国关税诸问题，俾中国得以早日行使其关税自主权”⁽³⁰⁰⁾。

段、沈致词完毕，中国政府全权代表王正廷宣读《中华民国政府对于关税自主之提案》，郑重宣布：鉴于1922年1月5日远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宣言讨论中国实施关税自主的“适当机会”已经到来，中国政府特根据《九国公约》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之精神，拟定除祛现行条约上税则上各种障碍，推行中国关税定率条例与实施关税自主之办法五条：1．与会各国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尊重关税自主并承认解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2．中国政府允将裁撤厘金与国定税则条例同时施行，但至迟不得超过1929年1月1日；3．在未实行国定税则条例之前，中国海关税则照现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之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即烟酒）加征值百抽三十之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之临时附加税；4．前项临时附加税应自条约签字之日起三个月后即行征收；5．关于前四项问题，应于条约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³⁰¹⁾。

中国政府虽大体是在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的原则框架内作出上述表示的，但在某些方面又有所突破。第一，各国并无在关税会议上讨论中国关税自主问题的打算，而中国政府却在承诺中国裁厘的同时，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第二，中国主张过渡时期普通商品附加税加增5％，超过各国认可的2．5％的标准一倍；第三，过渡时期奢侈品附加税大大超过了华盛顿会议确定的5％的标准。这些变化表明，中国政府已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作为在谈判桌上向各国讨价还价的砝码。

（2）有关关税自主与裁厘问题的争执

10月27日，关税特别会议会务委员会在居仁堂召开第一次会议。王正廷任会务委员会主席，会议对中国政府为支配会议程序于事前拟订并送呈各国代表的议事日程进行了讨论⁽³⁰²⁾。由于中国代表据理力争，加之自会议决定召开以来国内民众要求关税自主呼声高涨（10月26日会议开幕当天北京各大、中学校即举行大规模的要求关税自主的示威游行），给各国代表造成一定压力⁽³⁰³⁾，各国代表被迫同意将（甲）关税自主问题，连同（乙）过渡期间之临时办法，以及（丙）与关税会议相关事项一道，列为会议“应行讨论之问题”，并组织关税自主、过渡办法、有关事件三个委员会，分别处理相关事宜，另成立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会议文件。

10月30日，关税自主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王正廷首先重新宣读中国代表团在26日大会上提出的关税自主议案中的五项条款。他特别申明中国政府欲通过会议，修改华盛顿会议所定国际条约具体内容的立场，强调：“中国在华会固与各国订有条约，中国虽无蔑视条约义务之意，然现今情势变迁，前订条约，大有不得不请修改之势。”他指出，华府条约之精神，值得赞赏，但华府条约的“条件”却难以为中国接受，“盖华会之精神与其条约上之文字或条款迥乎不同”，希望各国尊重中国国情民意，促成中国关税自主⁽³⁰⁴⁾。

对于中国关税自主的要求，各国态度不尽相同。日本代表日置益认为中国可以自行“创制适用于一般之国定税率”，但国定税率的制定“不得妨碍中国与各国之通商关系”。外国对于中国的财政及司法上的“片面束缚”虽然应当解除，但外国强加给中国的这些东西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原因是中国“本国之缺点”，如果“不先除去其原因，纵如何欲纠正其结果终属徒劳”。基于这一认识，日置益主张中国效法日本1894年与各国改订条约“至签约五年后方发生效力”的做法，推迟实施关税自主的时间。主张废除旧约和实施国定税率均须通过“一定之程序”，反对“列国即时并无条件的放弃现有条约上之权利”⁽³⁰⁵⁾，不主张中国立即实施关税自主。

美国代表司注恩表示，关税自主是主权国家的权利，当实施关税自主“与其本国人民之权利及其有约外国人民之权利俱无抵触时”，中国“自得享有关税自主”。美国政府愿意促使这一时机的早日到来，但在时机成熟之前，美国只能按照华盛顿条约的规定行事。司注恩特别强调关税自主与裁厘增税的“连带关系”，表示中国“如不将关税自主何时及如何实行与厘金是否裁撤及如何影响有约各国明白见示，仅由各国分别声明愿将中国所希望之关税自主让与中国”，美国方面将不会感到满意⁽³⁰⁶⁾。

英国公使麻克类更是极力主张将裁厘作为中国实施关税自主的前提。他指出，中国现在是两种税率同时并行，其一为海关税率，尚有若干限制；其二为内地税率，随时变更，任凭课税当局之意，毫无限制，致使“外人商务极感困难”。在此情况下，“尽裁厘金实为讨论恢复中国关税完全自主之重要关键，盖如照通义，承认关税自主为国家主权，则不能承认各省施行完全税率自主，亦为其主权也”。

意大利、荷兰、葡萄牙、丹麦、比利时等国也都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国关税自主，承认这是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但同时强调，“此项权利并非谓可以蔑视与其他各国所订之各条约也”。在中国国家主权受到不平等条约严重侵害的情况下，要求中国以不“蔑视”中外条约的方式去获得充分主权，这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会议议程，各国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不赞成将关税自主（第一项议程）与裁厘（第二项议程）分别讨论，认为“裁撤厘金与关税自主乃相连之问题，故视裁撤厘金应在完全关税自主之前”，要求中国政府将“裁厘之确实计划”向大会说明⁽³⁰⁷⁾。

在当时，裁撤厘金是一个相当敏感又极为困难的问题，因为中国并无能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实施治权的中央政府，段祺瑞也仅仅是“临时执政”，中国就政局而言，已形成南北对峙、军阀割据的态势。由不能有效实施治权的中央政府裁撤厘金，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列强即便没有以裁厘来阻碍中国实施关税自主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为中国要求关税自主设置了障碍。

在11月3日召开的关税自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美国和日本就关税自主、裁厘及过渡办法等分别正式提出议案。日本的提案要点有二：其一，中国在裁厘之后，始得实施国定关税条例；其二，在实施国定税率准备期内，中国与关系国订立取代现行关税条约的新约，须与国定关税条例之实行同时。日本的议案表面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实则故意与中国为难。因为若日本真承认中国能实行国定税率，则不当要求中国在准备期内先定新约；既要求协定税则于前，复同意国定税则于后，于情于理，均属不当。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国定税率条例须与新协约同时实行，如果中外互惠协定不能成立，中国的国定税率岂非永无实施希望？因而，日本的提案，无异以片面的协定、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强加于中国，根本谈不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

美国提案条件较日本为多，表面同意中国关税自主，实际上对中国要求关税自主亦甚刁难。美国提案对中国最为不利的，为原案第三条第四款。该款将中国大部分内地税视为厘金，要求废除，这就大大扩展了厘金的范围，使中国实施国定关税的前提条件更难具备。此外，美国提案第三条第五、七两项规定了中国增收关税的用途，此事本应由中国自行作主，美案作此规定，无异干涉中国内政。其第十项规定召集缔约国代表会议审查厘金是否业已裁撤，又构成一种新的约束，足令外人遇事要挟，以展缓中国关税自主之实行⁽³⁰⁸⁾。

13日，关税会议第二（过渡）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中国委员将中、日、美三案胪列说明，表示对该两国提案不能满意。英国代表在比较中、日、美三案的基础上，提出十三条“节略”，表面折衷，实际偏向日、美，强调附加税问题，“有将自主问题无形打销之势”⁽³⁰⁹⁾。针对这一情况，中国代表王正廷在次日会上，提出三点声明：第一，关税自主应明白规定于条约内；第二，裁厘系中国改革内政的主动表示，并非关税自主的交换条件；第三，中国参与会议，意在收回关税自主权，裁厘纯属中国内政，将二者相提并论，中国碍难承认⁽³¹⁰⁾。

实行关税自主之前过渡时期应行筹备事宜表 ⁽³¹¹⁾

与此同时，中国代表提出实行关税自主之前过渡时期应行筹备事宜具体方案，以证明中国政府能够在两年内完成裁撤厘金的工作（见上表）。

在中央与地方利益不能协调一致的情况下，要使裁厘工作顺利展开，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向地方政府提供抵补金。为此，中国代表王正廷提出如下设想：“厘金既为各省进款大宗，为裁厘计，自不能不筹一宗款项，以抵补各省因裁厘所受之损失，故中国政府一方面欲详查征收厘金各局卡之数目，而他方面欲筹一宗款项，以抵补各省一年间之损失，而实行裁厘亦在此年内举行，庶若干厘卡一经裁撤之后，所有各省在厘金项下之收入得由此筹备款项内抵补，过此时期以后，应由关税项下拨出一部分以抵补逐年厘金之收入。”⁽³¹²⁾基于这一设想，中国代表表示，中国准备在1928年2月底之前分两期完成裁厘，对于各省在裁厘后财政上遭受的损失，在第一时期由增收关税附加税项下划出一部分，作为抵补；在第二时期，即已经实现关税自主之后，直接由关税项下拨付。

对于中国的立场，英国代表皮乐极力表示反对。皮乐强调，由于“宪法惯例之拘束”，与会各国代表并无宣布废除中国所受条约束缚的权力，所有有关中国享受关税自主权的要求，均需各国代表团“向各该国政府建议”，订立条约，方可成立。在新订条约中，须写明“中国国定关税税率条例应于裁撤厘金时实行”，坚持以裁厘为中国享受关税自主权力的先决条件。美代表马慕瑞附和英国代表的主张，表示如果会议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议案，不但超越了美国代表团作为议约人的权力，“即美国行政元首亦无权办此。唯有大总统咨询上院并经其同意后方能行此权力，因此，本代表团万难依提出程式赞同此案”。会议形势顿时对中国不利，第二委员会亦因此出现“无限延会”的局面⁽³¹³⁾。

在这种情况下，荷兰代表欧登科出面调停，建议会议“于中、英两案以外，另拟条文，其首句当能尽如中国之意，而一方面至少可祛除某某代表团因宪法上理由所表示之困难”。与此同时，王正廷以主席身份提出组织“小委员会，试为融合各种意见，再行提交本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丹麦代表高福曼及其他国家代表的赞同。于是决定在第二委员会中设立“小委员会”，抛弃各案，另行起草具体方案。当即指派王正廷、欧登科、司注恩、麻克类、日置益等五人为小委员会委员⁽³¹⁴⁾。两天后，小委员会开会草拟关税自主条文，英国仍坚持诸案并列以无形取消中国关税自主要求的态度，中国代表据理力争，最后采纳美国代表的折衷提议，仍以中国所提原案加上日本代表团的方案，提交第二委员会讨论。

11月19日，关税会议召开第一、第二委员会联合会。在比、法、意、西等国声明赞同但须报经本国政府批准的前提下，一致通过中国关税自主并裁厘的议案：“参与本会议各国代表，议决通过下列所拟关于关税自主条款，以便连同以后协定之其他各项事件，加入本会议将来所缔条约以内：除中国外各缔约国兹承认中国有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力，应允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条约内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中华民国政府声明裁撤厘金应与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同时施行，并声明于民国十八年1月1日（即1929年1月1日）实行裁厘。”⁽³¹⁵⁾

此项议案基本接受了中国方面的主张，它的通过，是中国朝野一致力争的结果。颜惠庆在其《自传》中指出，协定关税严重伤害中国主权，中国虽曾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先后提出交涉，但列强不加理会。“现在国内舆论对此种国际无理压迫，既然表示愤慨，而政府中主持外交的人员，对于国际法的认识，又远较过去清楚正确，同时兼具勇气和决心，敢于与帝国主义挑战，指责其昔日束缚中国的阴谋，违背正义，必须改变态度。故此次我国代表在关税会议中的战略，不似过去华盛顿会议时，仅凭过去的条约加以修正，而系跳去往日的樊篱积极的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无论如何，我国关税自主，在原则上，既于此次会议中得着列强的共同承认，虽实行之日期未经确定，但不难依法推动，以求能于短期内实现。一百年来，我国财政和经济上，在关税方面所遭受列强不公平的桎梏，现在总算得到解除。”⁽³¹⁶⁾关税自主议案的通过，系关税特别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取消协定关税的条约规定提供了国际协约的依据。

（3）关于过渡时期加增附加税的问题

关税会议第一项议程即有关中国关税自主的讨论以上述议案的通过告一段落，但有关过渡时期加征附加税问题的谈判却一波三折，极为艰难。

关于“附加税”问题，早在1900年准备与列强谈判修约时，清政府便已提出以“裁厘加税”为基本内容的主张，参与谈判各国原则上接受了这一意见，只因税率未能达成一致，谈判无果而终⁽³¹⁷⁾。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上，中国问题成为中远东问题之重心，中国代表先后两次向国际社会公开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要求实现关税自主。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要求自1922年1月1日起，将名义上的5％的协定关税率提高到12．5％，并在承诺取消厘金的前提下，征收附加税，作为实现关税自主的第一步。然后制定税则，最终恢复关税自主权。但会议通过的决议只同意使税率达到切实的5％，并同意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讨论裁厘加税问题，在中国废除厘金之前（即过渡时期），准许对一般进出口货物增收2．5％的附加税，对奢侈品增收5％的附加税⁽³¹⁸⁾。这就是关税会议讨论“附加税”问题的由来。

按照会议议程，11月6日，关税特别会议召开第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附税增加和税率提高问题。王正廷主持这次会议。中国代表颜惠庆在会上提出《中国关于进口货物临时附加税税率的提案》及附属文件，主张在实行国定关税税率条例之前，中国海关税则在现行的值百抽五之外，普通进口货物加征值百抽五的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烟酒）加征值百抽三十的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化妆品、丝织品、珠宝等）加征值百抽二十的临时附加税。蔡廷幹宣读了中国政府关于过渡时期征收各种附加税及税率的理由书，主要内容如下：（1）关于普通进口货物加征值百抽五临时附加税，理由书指出，华府条约规定中国税率加征2．5％，系四年前的规定，现今中国财政枯涸之状况，已远非华府会议时所能比。对于华府会议，需要贯彻的是精神，而欲贯彻其精神，则“非暂行加税，俾裁厘易于进行，债务得就清理，建设可有的款，政费得所补助不可”。（2）关于奢侈品的税率，理由书指出，从国际贸易的现状看，各国无不对奢侈品课以重税。以烟酒为例，日本的烟税为值百抽三百三十五，意大利为值百抽三百，英国烟叶值百抽四百六十，烟丝值百抽五百，白兰地酒值百抽八百，就是中国各省征收本国烟酒税也有值百抽八十以上者。中国现行烟酒进口税率，较之日本仅五十分之一，较之意大利仅四十分之一，较之英国仅八十分之一，较之中国本国所产烟酒也仅十分之一。中国税率之轻，“甲于天下”，致使外国烟酒“运销内地，通行无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适当提高税率，无可厚非⁽³¹⁹⁾。

中国增加临时附加税的意见，遭到日本代表强烈反对。早在第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前数日（即10月30日），日本公使重光葵就向颜惠庆表示，解决中国政府财政危机有3000万元便已足够，无需加征附加税。颜惠庆当即予以严厉驳斥⁽³²⁰⁾。当第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宣读《提案》并申述理由之后，日本代表表示反对并提出如下主张：（1）华盛顿会议规定中国在实施国税法之前的过渡时期只征收2．5％的临时附加税，此一税率为与会各国政府承认，若提高税率，须另立协定，窒碍难行；（2）实施高于2．5％的附加税“必致扰乱中国与各国之贸易关系，而影响日本之工商业为尤甚”；（3）征收2．5％的附加税所得款项，连同其他来源所得税款，已“足以使本会议能筹划一可以实行之计划，以应付中国之需要”，并“促进中国财政之总行善后也”；（4）附加税之用途应限制在抵补裁厘、整理债务及各项行政经费范围；（5）中国债务整理应将“外债一并整理”，筹款偿还之法为“发行联合债券，以关税为抵押”⁽³²¹⁾。日本的用意，实际上是想维持其对华贸易的有利地位并将附加税之一部分划出，以偿还诸如西原借款一类无担保借款。

其他各国也分别就附加税的用途及税率问题发表看法。美国代表认同中国代表团作出的3000万元不足以抵补裁厘损失，实际需要不下7000万元的估计，但不赞成中国政府提出的税率标准，主张突破华盛顿会议划定的二五附加税范围，“以五厘为最低税率，十二·五为最高税率”，中国政府可在此范围内将各种货物分别登记征收关税，认为照此办法，“大约中国每年立可实收一万万元之谱”。但中国应“申明陆海边界须有划一税率之必要”，并规定“凡由实行此项规定所增收之关税，应由海关存储”，以用于“指定之用途”⁽³²²⁾。英国代表皮乐赞成美国方面的意见，认为美国的方案“程式最臻完备”，“可为讨论最良之基础”，并提请中国代表团“将提案之各部分汇集”，使之与美国提案“程式”相同，以“调和会议开始时所必有的各项异议”。丹麦代表高福曼表示，在中、日、美三国方案中，美国的方案最为完备，丹麦对“该项方案之原则表示完全同情”。意大利代表翟录弟表示，在中国国定税率实施前的过渡期内，应给予中国相当之附加税，以足供清理借款、抵补厘金及民政费用，“其税率应高于华盛顿条约第三条所规定值百抽二·五及抽五之税率也”⁽³²³⁾。

美、日、中三国提案有共同之处，但也有重要的原则分歧。在临时附加税问题上，日本坚持华盛顿会议二五税率，美国虽主张突破这一限制，但却提出以十二·五作为最高税率。对于增收之关税，美国主张应由海关存储，美、日两国均主张将所得关税用于“指定之用途”。这与中国政府的期望差距甚大。

为寻求讨论的共同基础，根据会议代表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在11月13日召开的过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交《中日美三案比较表》并发表了四个重要文件：（1）中国代表团对于临时附加税用途之宣言；（2）拟征进口洋货附加税收数表；（3）临时关税附加税基金委员会组织大纲；（4）中国代表团对于美日两提案之见解。会议就中国代表所提四个文件涉及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王正廷态度强硬，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如果不能达成协议，会议将无限期推迟。但日、美等国代表丝毫不愿让步，会议因此出现僵局。

11月21日，第二、三委员会继续就此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由王正廷换成了曾宗鉴和蔡廷幹⁽³²⁴⁾。11月23日，关税会议税率小委员会开会，中国代表提出附加税率具体方案，大略为普通商品值百抽五，年约三千万元，甲种奢侈品值百抽三十，年约三千二百万元；乙种奢侈品值百四十，年约五千万元。中国代表提出的这一方案，“普通品增加税率较之华会原议增加一倍，奢侈品附加税率增加四至六倍，各国以此项税率过高，未肯赞同”⁽³²⁵⁾。关于普通商品，英日主张仍以华会二五为限；关于奢侈品，各国大多反对中国的主张。为使主张获得通过，在开会的同时，中国代表频繁展开会外活动，约见各国代表，向他们阐述中国政府及人民的立场，说明关税问题解决对于中国国家命运前途的意义。中国代表的努力收到一定成效，如意、法两国代表就表示不赞成利用关税会议来解决债务问题。但在税率问题上，各国均坚持原议不改，美国代表特别强调债务须有担保，附加税的一部分须用于此⁽³²⁶⁾。

就在会议紧张进行的11月22日，北京三十余团体发起“关税自主示威运动大会”，决议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权，列国若不承认，即解散关税会议，自行宣布废除一切关税条约，实行关税自主，与会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关税会议形势，顿受影响。与此同时，各地“反奉倒段”运动高涨，北京政局动荡，中国委员常不到会，各国借此机会，“更力持华会二·五附税之议”，形势急转直下，会议遂呈无形停顿之势。为扭转局面，段祺瑞政府作了新的人事安排。12月2日，特派龚心湛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24日，又特派陈锦涛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越三日，复任陈为全权代表⁽³²⁷⁾。与此同时，北京政府通过私人接洽途径，极力向各国疏解，“冀双方接近妥洽”。

在此期间，日本委员佐分利回国磋商日本政府对关税会议的政策后返回北京，提出以订立中日互惠条约为条件承认加增二·五以上附加税方案。其主要内容为：（1）关税会议完竣时，即承认加税；（2）加税货物分七种，税率由附加二·五至二十五；（3）日本输华之棉纱、棉布、砂糖等类重要商品，只允征二五附税，加工制造之棉布可酌增若干；（4）日本撤回延期支付案；（5）税率提高后，中国每年约增加七千万元，以四千万元还内外债，二千至二千五百万元作裁厘基金，五百万元为政费；（6）中国要求增加税金修筑铁路，日本不予承认⁽³²⁸⁾。日本这一方案，将其主要输华商品列入仅加增二五附加税的范围，其余商品虽可加至二五以上，因其非输华商品之大宗，中国从中获利甚少，不能达到拟定的附加税增收标准。但该案毕竟突破了华盛顿会议的税率标准，故中国表示可以商议。美国、法国见此，亦向中国提出订立互惠条约的要求⁽³²⁹⁾。嗣因中国政治形势变化，这些互惠条约均未议定。

1926年2月18日，关税会议重新开会，继续讨论附加税问题。中国代表在小组委员会开会时提出新的税率，“主张分七级税率，最高二成七分五厘，最低二分五厘”，将最初提出的最低值百抽五、最高抽三十的附加税增收标准适当下调。对此，各国大致没有异议，“惟级数主少，英提案主三级，美案日案均主五级”，所争已不带实质性⁽³³⁰⁾。28日，关税会议过渡办法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颜惠庆代表中国再次就附加税总额和分配比例提出议案，主张临时附加税预计增收之数，应在九千万至一万万元之间（较上年11月23日提出的方案减少一千二百余万），全部增收关税按照3∶3∶3∶1的比率，分别用于抵补裁厘、整理无确实担保之内外各债、建设事业费和紧要政费。与此同时，中国方面还提出《整理债务办法》，以示诚意⁽³³¹⁾。对于中国的方案，与会各国代表经多次讨论，并改定税率，重分货类，最后初步达成妥协，“允将附加税增至七千余万元至九千万元”⁽³³²⁾，但外国代表不赞成将预计增收的附加税数额载入议案⁽³³³⁾。尽管尚未完全实现中国代表预期的增税目标，关税会议能够在附加税问题上初步形成大大突破华府会议决定的倾向性意见，应该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成果。

不过这一意见并未成为会议正式决议，原因在于“此项税率超过华会税率范围，须俟各国批准方能实行”，而要得到各国政府批准并付诸实施，按照中国关税委员估计，至少要等到次年春季之后⁽³³⁴⁾。在未获批准实施之前，如果仍用值百抽五旧率，中国将蒙受巨大损失，而二五加税系华会条约的规定，无需再经各国政府批准，只要关税会议议定具体实施办法即可。因而会议在就中国代表提出的新税率及增税总额大致达成妥协之后，又专门就二五加税的实施展开讨论⁽³³⁵⁾，并决定由英、美、日、法、荷、中六国代表组成临时附加税分股委员会，协商审核议案。

1926年3月12、18两日，关税会议临时附加税分股委员会召开第四、五次会议，继续讨论征收二五附加税议案。对于开征附加税的时间，英、法等国代表以货运费时为由，坚持主张“自本议案签字日后三个月起”（即自7月1日起）施行。中国主张自4月1日起征收二五附加税；奢侈品再加二五，不超过6月1日起征收，以便编制奢侈品表。荷兰代表出面调停，主张改为6月15日，未有结果。对于所征税款的保管问题，中国的提案为“暂由海关保管，不受一切干涉，其用途与条件由本特别会议议决之”。日本代表日置益提出“但书”，主张所征税款应“存放各保管银行”。法国主张“各项附加税之税收应存放于保管银行，由中国海关税务司负责管理，其用途与条件由本会议议决之”。美国的提案与中国类似，但当发现其议与日本相左时，又依违模棱，表示“日本草案美国亦可赞同”⁽³³⁶⁾。但各国代表大多认为“保管银行”易生歧义，主张将日本提案的措词改为“应存于银行，以便保管”，或干脆将“保管”二字删去，只云“应照……方法存放于各银行”。对于日本的“但书”及某些国家代表的附和，中国代表极力反对，提出《对于日本代表团提出但书之修正案》，因日本及其与国坚持其议，讨论没有结果⁽³³⁷⁾。

嗣因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及国民军与奉军之间发生战争，国内局势动荡，关税会议时断时续。1926年4月，段祺瑞政府倒台，出席会议的部分代表逃离北京，一些与会的外国代表相继回国，关税会议被迫停会。7月3日，各国代表发表宣言，决定“暂时”停止会议，“俟中国代表能正式出席与外国代表复行计划时，当立即继续会议”⁽³³⁸⁾。以后，中国方面曾作出复开关税会议的积极努力，但因政局进一步变化，始终未能如愿。

第四节　法权会议

一　法权会议召开的背景

领事裁判权是列强在近代中国建立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撤废领事裁判权过程中，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是较为重要的一个阶段。1926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法权会议是北京政府为撤废领事裁判权所进行的一次重要努力。

早在巴黎和会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就为废除领事裁判权进行了交涉。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的《中国希望条件说帖》明确表示，中国将在1924年以前颁布五种法典，完善法律及司法制度，以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要求各国届时一并放弃领事裁判权⁽³³⁹⁾。在稍后的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提交了关于撤废领事裁判权的议案。1921年12月10日远东委员会会议通过《关于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议决案》，以中国司法制度改良为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先决条件，决定在华盛顿会议闭会之后3 个月内成立专门委员会，以调查中国司法现状，并根据调查结果，由各国政府自行决定中国是否具备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条件。因中国政局不宁及译印各种法律文件需时等，法权调查迟迟未能展开⁽³⁴⁰⁾。

“五卅运动”爆发后，国人郁积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得以释放，反帝运动空前高涨，召开法权会议的条件逐渐成熟。

1925年5月30日，张作霖抵达天津，欲意对中央政权重新洗牌，北京临时执政府危在旦夕。就在这一天，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5月31日晚，段祺瑞召集许士英、姚震等商议对策。与会者均谓“接上海电，民气激昂已极，无论如何，此事理直气壮，交涉可望胜利，政府在此风雨飘摇之际，正可借此机会，以搏国人同情”；“段深然之”，“遂决定对沪案取严重态度”⁽³⁴¹⁾。北京政府外交部在6月1日至6月11日连续发出三次抗议照会，并派蔡廷幹、曾宗鉴等会同交涉员许沅办理沪案。张作霖“虽明知段方之用意，然其目的固不错，殊亦无法以应之”，遂“自行决定稍缓数日，再定行止”⁽³⁴²⁾。

突如其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对临时执政府有如天降良机，使之既可暂时扭转在国内政争中处于劣势的局面，还可以外交为突破口，重塑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³⁴³⁾。1925年6月24日，正当“沪案”紧张交涉之时，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外国公使团发出照会，正式提出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照会指出：不平等条约“是在特种情形下，未曾有充分自由之机会，以讨论规定中外间应守普通永久之原则”，故“不能继续有效”。今日中国“环境业已大变，而外人所享受政治经济之非常特权，依然永久存在，实与现法不合”。照会最后指出：“中政府深信非常权利一经消除，不仅各国权利利益更得好保障，且中外友谊也必能日益进步。为彼此利益计，甚望贵国政府重视中国人民正当之愿望，对于中政府依照公平主义修正条约之提议，以满意之答复。”⁽³⁴⁴⁾这是继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之后，北京政府又一次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提议，废除领事裁判权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与北京政府处于对立状态的国民党（包括一部分共产党人士），主张采取强硬手段应付局势。惨案发生第三日，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电：“号召中国全国人民，一致抗议，要求惩罚暴行巡捕，抚恤死伤，表示谢罪，保证此后永无此等至无人道之行为。凡我党员，应一致努力援助国民，以与英帝国主义相搏。”⁽³⁴⁵⁾6月4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表宣言指出：“此次上海之惨剧，乃英帝国主义者，泛用强权威胁而得之不平等条约……之缩小写真”，提出“应以取消中国与英日缔结之一切不平等条约为赔偿此次死伤污辱与损失之最低代价”。稍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又致电英国下院，指出“沪案”不过是“外人在中国各地假治外法权实行残酷行为之无数显例中之一端而已，此实为吾人被缔结之一切不平等条约存在之自然结果”⁽³⁴⁶⁾。6月22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宣言，“主张全体国民应一致督责北京临时政府，迅速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仿照前年中俄协定之例，另与各国重订双方平等互（惠）主权条约”⁽³⁴⁷⁾。国民党提出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口号独具特色，成为民族主义运动中一面鲜明的旗帜，对民众颇具吸引力。

知识界对此也迅速作出反应。临时执政府6月24日递交“修约”照会后，“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立即成为知识界关注的焦点。学者纷纷就不平等条约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发表看法。马寅初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演讲指出：“不平等条约中影响我国经济最大的是（1）领事裁判权，（2）对外贸易取缔权”，两项特权若不废除，中国的现状难以改观⁽³⁴⁸⁾。上海著名律师姚公鹤撰文指出，“因不平等条约造成租界，复因租界而不平等条约之势力愈扩张”，对中国造成严重伤害，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应从修改不平等条约入手⁽³⁴⁹⁾。学者们还对如何交涉“修约”提出了看法。此时已退出政界，仅以学者身份参与社会活动的梁启超在上政府书中主张，目前对外交涉“沪案”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了结本案；第二步，防止同样事件再发生。对于第二步他又提出“治本办法一条：定期开改正条约会议”；“治标办法三条：（1）上海公共租界内纳税华人应有选举权；（2）收回会审公堂；（3）租界内外之工厂，宜遵守中国之劳工律并受监督”⁽³⁵⁰⁾。梁启超的意见在知识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时人普遍认为，“沪案”解决后，中国应收回上海公审公廨，最后通过“修约”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含领事裁判权）的目的。总之，“五卅惨案”发生后，知识界相当一部分人士都支持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谈判修约以废除领事裁判权，不赞成以对外宣战一类极端手段来废除不平等条约。盖“今日中国，自非义和团之流亚，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之徒，必不应为开战之选择”⁽³⁵¹⁾。

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事件的处理虽有“修约”、“废约”两类主张，政治行为大相径庭，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思想主张及政治行为已形成明显的互动。对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当时一位“观察者”著文指出：“所谓自动宣布废约，宣布之任由谁当之。唯革命势力握有政权而无虞乎本国之分裂与牵制时，始克举此痛快之改革，也唯自身拥有号令统一之军队，遇必要时有不辞一战之决心与准备，而后始可制对手国之顽抗。若在中国，政权军权，均感割裂破碎之痛苦，如宣布而不执行，固何贵乎宣布；反之若竟自动收管各项已失之主权，则力不讲理之列强，且不必以坚甲利舰驱我，只须结合部分之藩阀，与之缔结新关系，已足陷我于困境矣。故中国今日恢复国权之运动仍不能不借径于通常方式之外交。”但这位“观察者”也意识到：“民众要求，虽或过分而发之必，以其真。然也唯其为真情之流露，故不遑有周至之考虑。此在因应外交者神明利用，不拘一格。一方面不必以贪恋虚誉与权位之故，而对群众作不负责之诺言；他方面则当竭力使群众激昂之情形，畀对手方以充分之认识，更须慎密观察民众表示与外国态度变迁之关系而善为因应。”⁽³⁵²⁾

事实上，无论是“北京大学教授宣言”、“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宣言”、“梁启超等宣言”，还是“章炳麟等通电”，“皆不过欲为政府外交后盾”⁽³⁵³⁾。就是国共两党看似激进的主张及行为，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北京政府的对外交涉。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卅”之后中国社会在与列强关系问题上已达成前所未有的一致，这为开展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斗争提供了有利的国内环境。

二　北京政府促成法权会议召开的努力

在“五卅”之后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下，列强不得不考虑适当改变对华政策，法权会议召开的外部条件渐趋成熟。1925年9月4日，各国驻华公使正式照会北京政府，表示愿“将华会第五议决案所规定之委员会派遣来华，庶几可冀该会调查成绩，或可为有约各国之一指南，以便对于领事裁判权或逐渐取消或以它法之放弃，应否当时进行及如何设法进行之问题，得所决定”⁽³⁵⁴⁾。北京政府接到照会，立即委派代表，任命全权，划拨经费，开始了法权会议的筹备工作。

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政府拟于明年（1926）二月二十日请各国委员在华聚集”⁽³⁵⁵⁾。但驻美公使施肇基不同意这一安排，他电告政府：“据密告，美既得各国同意，早日开会，则中国应指定日期答复九月四日照会。现各国几已全数派定开关税会议代表并令参加调查司法委员会，最好由中国定耶稣圣诞节前为调查司法委员会开会日期。似此，则该会实行开始办事当至明年一月矣，二月二十日似为期太晚。”⁽³⁵⁶⁾随后，施肇基奉命与美国方面就开会日期进行磋商，并电示外交部：“葛洛（亦译凯洛格）决邀各国赞同于十二月十八日召集调查司法委员会于北京，并问上述日期大部能否合意，乞即示复。葛氏先提十二月十一日，基云太早。遂改十八日。”⁽³⁵⁷⁾后因“中国国内战争，铁路不通，有数国委员不能依期到京”，会议推迟到次年1月12日召开⁽³⁵⁸⁾。

为保证会议顺利召开，北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早在1920年11月6日，北京政府便公布了《法权讨论委员会条例》，设立法权讨论委员会。其任务主要是讨论收回法权的准备实行和善后事宜。讨论问题有需特别调查的，委员会得指定专员调查。讨论完毕，应提交报告书，分送外交总长、司法总长认可后施行。华盛顿会议后，北京政府又于1922年5月20日颁布《修正法权讨论委员会条例》，规定法权讨论委员会直属外交部。当中外就法权会议召开初步达成协议后，北京政府于1925年12月8日公布《调查法权筹备委员会章程》，成立调查法权筹备委员会，以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外交总长、司法总长、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为委员。另置办事处，设处长、副处长各一人，秘书十二人，分置总务、编译、接待、议案四股办事⁽³⁵⁹⁾。王宠惠任出席会议的中国全权代表。

北京政府还在全国政府机构进行广泛动员。1925年8月27日，司法部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咨行各省长、都统，要求各地改良司法，以达收回领事裁判权之目的⁽³⁶⁰⁾。9月，司法部颁布命令：“为令行事，各国派员来华调查司法，为期不远。本部有督促整饰司法事务之责，所有与举事宜，在此短期能举办者，着参事厅及各司科各陈所见，详具说帖，由部务会议讨论进行。”司法总长杨庶堪特咨各省民政长官，希望“同念收回国权至关重要，转饰财政厅将法庭监所经费，按时发放，以策进行”⁽³⁶¹⁾。

司法调查委员来华前夕，北京政府决定对司法环境进行整饬。为此，临时执政府电召王宠惠回国担任修订法律馆总裁。9月18日，法权讨论委员召开专门会议，司法总长杨庶堪、次长王文豹、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张耀曾及法部各司长均到会，会议议定：“未公布之法律，决由修订法律馆整理条文，先行公布。”“刑法商人条例民刑诉讼及民法物权，本已实行，其他民法部分，业已编成，惟以尚未经过国会通过，搁置至今。政变以后，自不必拘泥，决由法部呈请执政公布。”“关于各省各级司法衙门监狱改良事宜，由法部主管各司，通令切实办理。”另外，杨庶堪还“拟设一法律编译会，聘请曾在欧美研究法律专家，对司法行政文件，大加整理”⁽³⁶²⁾。这些措施虽系应急，但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法律编译会编译成英、法文的中国法律文件被提交法权会议，成为中国司法改良的重要证据。

为重塑形象并表达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决心，临时执政府还通过多种渠道展开宣传。在国际上，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对华会议为媒介，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及公众表达了自己的要求。此次会议于9月17日召开，参加会议者包括美国工商界、知识界、宗教界在内的各界知名人士。议题有三项：（1）中国现在情形；（2）中美邦交；（3）美国对华外交方针。由于美国各界知名人士之言论足以影响一部分美国舆论，故中国方面十分关注此会。驻美大使施肇基应邀莅会，同时被邀请者还有中国“民间”代表郭秉文，留美学生代表以及美国华侨商界代表数人。施肇基在会议发言时告诫列强，中国“于列强之对华政策，注意尤切；而其对于他国乘机漠视其权利与正当利益之希图而致愤慨”。“今日中国现状之所难解释者，就直接关于外邦者言之，其主要有二：一则列邦人民之侨华者，藉逼迫中国定立之条约，与条约所许范围以外之扩张，致其地位，就大体而言，超出于中国法律及可管辖之外”。施氏要求霍普金斯大学对华会议“应以异常之审慎，考察当时列邦强加此种限制之环境”，进而“考虑此项特殊情形，今日是否应依然存在，以及此项条约规定今日是否仍属公允；倘其不然，则此类条约，应有若何修改”⁽³⁶³⁾。郭秉文的发言显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警告列强，如不满足中国之要求，将产生下列影响：（1）现在风潮，势必加长增高；（2）中国的稳健派必被激烈派融化；（3）中国如被压太甚，则恐铤而走险或竟开世界大战之局；（4）排斥外货，转前更甚⁽³⁶⁴⁾。

施、郭两人的演说直接影响到美国舆论，《申报》转载的一则美国报刊评论指出：“施氏代表政府，郭氏代表人民，凡所发言，总必出之有因，故不能轻视。国家主义已深入中国人脑海中，当国家主义最盛之时，即感情冲动最高之时，其势滔滔，不可制止。譬如洪水逆行，则泛滥中国，其影响于世界和平，显而易见，故不能轻视。”⁽³⁶⁵⁾

三　法权会议与《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

（1）会议开幕及大会对中国法律文件的审阅

1926年1月12日，法权会议在北京南海居仁堂开幕。计有美国、英国、中国、法国、日本、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挪威、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与会。中国参加开幕式的政府官员为全权代表王宠惠、国务总理许世英、外交总长王正廷、司法总长马君武及其他官员。按照议程，法权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1月12日至5月13日，为京内审查中国法律条文阶段（实际上3月中旬已基本结束）；5月13日至6月中旬，为京外实地考察各省司法状况阶段；7月中旬至9月16日，为起草会议调查报告书阶段。

开幕式前，围绕会议主席一职，中外即发生分歧。中国方面坚持按国际惯例，由东道主担任会议主席。列国代表认为，此会议系由美国根据华盛顿会议条约发柬召集，主席理应由美国担任；另外，此次会议性质为调查中国司法状况，并非一般国际会议，不宜援东道主担任会议主席之例。中国方面作出妥协，同意由美国代表可托恩担任主席。为敷衍中国面子，会议特设名誉主席一职，由中国司法总长马君武担任⁽³⁶⁶⁾。

法权会议的权限是各界首先关注的问题。发表在《晨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吾人以此种办法（指在华盛顿会议划定的范围内讨论中国的治外法权问题——引者），徒费时日，无裨事实。我之法律内容如何，司法制度如何，监狱现状如何，皆为各国所昭知，若云调查，则不查已明，奚必多一会。各国果有撤废之诚意，则兹会一面调查事实，一面磋商撤废办法，同时并进。何必坚守华府议决案之范围，借此以为拖延之口实邪？领判权之必须即日撤废，已无讨论之余地。”⁽³⁶⁷⁾基于这种认识，社会舆论强烈主张改变会议性质，扩充会议权限：“法权会议者，并非与中国谈判之机关，不过为各国准备撤废领判权之一种步骤而已。吾人谋速达撤废领判权之目的，非要求各国扩充该会议之权限，授以与我国谈判缔约之权，则所谓收回法权者，不知尚须经过若干次之调查委员会，始能贯彻。第一次只调查尚且历三年之岁月，始获成会；第二次三次，乃至十次八次，恐非拖至二三十年，彼必不肯轻轻抛弃也。”⁽³⁶⁸⁾“省会议联合会”通电全国，主张扩充范围，改为国际会议，解决收回法权一切程序问题⁽³⁶⁹⁾。“法权自主协进会”于2月15日召集会议，司法、外交两部也派代表参加。会议认为，“各国对于扩充范围一事，据云尚未有答复，足证明其无诚意，则将来调查报告，危险实甚”。会议最后声明：“于最短期间内开国际会议，修改此项片务条约。”⁽³⁷⁰⁾

社会各界要求“扩权”的呼声，正中政府下怀。早在法权会议开始前的1925年9月，北京政府就曾电示施肇基：“政府对于该会范围意欲加以扩充。即委员会权限不仅限于报告意旨。”⁽³⁷¹⁾11月，北京政府照复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本国政府提议该委员会范围应请加以扩充，即委员会权限不仅限于报告建议，应议定一实行废止之办法。故我国特派全权代表。应请贵国政府向有关系国政府提商，对于所派委员，予以全权，俾此项委员会得有相当效果。”⁽³⁷²⁾北京政府在交涉召开法权会议过程中提出“扩权”，表明其对撤废领事裁判权的期望，比一般人想象的要高。但北京政府的“扩权”努力遭到列强拒绝。美、英、日、法等国在提议召开法权会议时，已决定有关中国领事裁判权事项严格按华盛顿会议议决案进行，此时自然不愿更改，北京政府在法权会议上的第一次抗争遭到重创。

“扩权”失败后，在法权会议整个法律审察及司法调查阶段，北京政府所能做的就是极力证明中国司法已取得较大改进，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条件已经具备⁽³⁷³⁾。1926年1月至5月为法权调查委员会审查中国法律阶段。1月15日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时，王宠惠将已译成英、法文之各种中国法律文件悉数提交各国代表团审阅。译成法文者有：（1）刑事诉讼律；（2）民事诉讼律；（3）商律；（4）暂行新刑律；（5）大理院判决例辑要（第一二两卷）。译成英文者有：（1）商律；（2）刑事诉讼律；（3）中国大理院判决例；（4）暂行新刑律；（5）民事诉讼律；（6）中国监狱制；（7）关于司法行政之各项法令规则；（8）商标法；（9）中华民国约法及附属法令；（10）中华民国宪法（附中文原文）；（11）大理院民刑案件统计比较表；（12）刑事案件统计报告；（13）民事案件统计报告；（14）森林法；（15）修改国籍法（附中法原文）；（16）华洋诉讼程序及审理案件数目表；（17）中国现在司法情形之大概说明；（18）民国十二年司法所属北京及各省司法机关之司法经费表⁽³⁷⁴⁾。

北京政府司法部为表示中国正努力改善司法，还在法权会议期间废除、颁布了一些法令。所废法令中最引人注目者为《惩治盗匪法》。该法案于1914年11月27日由袁世凯命令颁行。其中规定“强盗及匪徒犯本法中所规定特别重罪者，得处死刑”，“高级军官于所辖军队之驻在地内，发现该法所规定之犯罪时，以具备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为限，得自行审判之：一、驻在地与审判厅或兼理司法之县知事之所在地相距百里外，而交通不便者；二、事机紧迫，恐酿重大变乱，或有劫囚及脱逃之虞者”⁽³⁷⁵⁾。对该法案的弊端，马君武认为，“此种条例，若不取消，各地方之有权者，凭之以滥杀人命，而反谓为依据法律”⁽³⁷⁶⁾。因此，他曾特拟提案递交阁议，要求废除，并称：“法权会议，各国委员正在审查调查之中。若不呈请废止，则暂行新刑律强盗罪之规定，将永远形同虚设。其影响于领判权撤废者至大。”⁽³⁷⁷⁾北京政府新颁法令有：1926年1月26日司法部订定公布的《法官考绩条例》、《地方检查厅法官员缺序补规则》；9月3日司法部制定公布的《甄拔律师委员会章程》第一、三、五、二十九等条文。这些努力，为中国谋求通过法权会议废除领事裁判权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截至3月26日，法权会议共开全体会议十二次。会议审查中国提交法律文件的方式为：各国委员先研究各种法律文本，开会时把一切疑问，逐一提出质询，王宠惠为之解答。若遇较复杂的问题，则由有疑问之各国代表以书面形式提交王宠惠，王宠惠仍以书面为之解答。审查中国法律阶段，各国委员对中国法律文件只提出一些疑问，并未指出存在的问题。中国方面对审查法律表现出充分的自信，马君武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法权会议讨论的并“非法典问题，乃是政治问题。外人对我国各法典，尚无不满意之处”⁽³⁷⁸⁾。实则外国委员对中国法律及司法制度现状的认识，与马君武的乐观估计，尚存在很大距离，接下来的法权调查及其报告，即证明了这一点。

（2）调查法权委员会对中国司法状况的调查

法权会议的第二阶段为对中国部分地区司法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外方代表比较看重法律的实际应用而不是法律文本本身。史托恩曾对记者表示：“惟现时最宜注意者，即该项法律应如何施行是也。盖有法律而不能施行，或施行而未尽完善，而仍不免有觖望。”⁽³⁷⁹⁾为配合调查委员会赴各地调查，北京政府作了精心准备。审查法律文件未毕，临时执政府即电示拟被调查各省督办及省长：“调查法权委员会外国委员限定本月中旬出京，分组往各省参观法院监狱。到时希酌量接待，其旅舍及车辆等项，并希饬妥为预备。”⁽³⁸⁰⁾要求电令各省特派员及交涉员，“其有法院请求协助事件及应由该交涉署筹备一应各项，仰克悉心计划，勿稍大意，并随时就所闻见报告本部及调查法权筹备委员会为要”⁽³⁸¹⁾。

3月23日，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对于在中国治外法权现在实行状况之意见书》，认为所有“损伤中国之主权与完整、违背华盛顿（会议）之精神”的治外法权，均应列入考察范围。意见书分八个方面逐条阐述了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实行，指出其后果“不啻于一独立国之主权中发生无数独立国之主权，实于中国主权损害甚大”。各国代表经讨论，决定同意中国意见书所列前四项，对后四项，多数国家代表反对列入调查范围⁽³⁸²⁾。26日，王宠惠代表中国提出《补充意见书》，坚持法权会议必须讨论并调查中国所提方案的全部内容，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4月初，各国代表分为若干组，拟赴各地进行法权状况调查，因北京临时执政府垮台、北京政局动荡而延期。5月10日，各国代表离开北京前往各地。5月13日法权调查团到达武汉，展开调查。随后调查的地区依次为九江、南昌、芜湖、安庆、南京、镇江、苏州、上海、杭州、青岛、奉天、长春、哈尔滨、吉林和天津。上述地区，驻留时间长短及考察详略不一。其中，武汉、南京、上海、奉天、哈尔滨五处停留时间较长，考察较详。调查方式为参观各省法院、监狱、高等地方审检两厅及中国司法制度之实行情况。兹以调查团在武汉的工作日程为例，将调查情况略为展示：

5月13午前一时，由京汉铁路到武汉；午后三时全体委员谒吴佩孚；午后八时吴设宴款待全体委员并发表演说，司法调查委员屠僧代表全体委员致答词。

5月14日午前十时，视察湖北第一模范监狱；正午十二时全体谒见督理兼省长陈嘉谟；午后一时，陈嘉谟宴请全体委员并发表演说，英国委员特那致答词；午后三时视察高等审检两厅、武昌地方审检两厅及看守所。

5月15日午前十时，视察英领署会及英租界巡捕房；午前十一时，视察洋务居留所；午后三时，视察法租界巡捕房；午后三时半，视察夏口地方审检两厅及看守所。

5月16日午后九时半，全体委员（比利时委员除外）乘瑞和轮离汉⁽³⁸³⁾。

其他地区的调查日程亦大抵如此。不过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计划并未全部实施，其原因在于：1．广东国民政府通令抵制。国民政府对于法权调查持根本反对的立场。曾于法权调查即将开始的4月10日，通令国民政府外交部及司法行政委员会转电各埠交涉员暨各级法庭，对此次调查法权外国委员来粤，决定不予接待。⁽³⁸⁴⁾2．“太原、张家口、归化、包头及宁夏各处，均因政潮不定及交通不便，不能前往”⁽³⁸⁵⁾。6月中旬调查结束，全部调查工作历时一月有余。

在法权会议开会期间，美国代表史陶恩与其他国家代表进行了非正式晤谈，认为中国政治及法律均存在严重问题：1．中央政府虚有其名，仅数个省份承认。2．军阀掌控中央政府各部门，而军阀间恶斗不止。3．法律荡然无存，律令实行，全凭执政当局之好恶存废。4．缺乏胜任或训练有素的法官，司法受制于政军界的影响。5．中国财政混乱，没有条款承担司法事务的合理补偿。他们认为，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如果各国在治外法权方面作出让步，不仅会使各国在华侨民的人身财产陷于危险，对中国人亦极为不利，并将因此延迟中国人民呼吁的司法事务完全自主的时间。基于这一认识，外国代表确定了法权会议的基本方针，即反对在当时的状况下废除治外法权⁽³⁸⁶⁾。

在法权会议第一和第二阶段，即审查中国法律条文阶段和京外司法调查阶段，各国法权调查委员并未对中国司法状况表示不满。“自出京调查以来，途中从未发表意见，以至好劣令人莫测。惟在奉天演说席上微露意见”，也基本是在称赞⁽³⁸⁷⁾。这给北京政府和舆论界造成一种幻觉，即调查委员对中国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设施等印象不错。对于在京审查法律文件的结果，北京政府和国内舆论界的感觉是各国委员“均表满意”。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将各国委员会上言论汇总的结果⁽³⁸⁸⁾。法权调查团在京外司法调查期间，在对一些地区司法设施进行考察后发表的只言片语，也使国人相信调查团已认同中国的司法制度。在南昌考察时，“英委员致答谓南昌司法成绩优美，足以代表全国”⁽³⁸⁹⁾。在奉天，调查团对该省拥有十六个审判厅及十六个改良监狱表示称赞，仅对监狱中罪犯之刑具和卫生，不太满意⁽³⁹⁰⁾。

各国法权调查委员之所以在审查中国法律文件及调查中国司法制度与其实施状况阶段尽量沉默，不明确表示态度，是因为法权会议的召开很大程度上是列强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回应，目的在于缓解国人的反帝声势。法权调查委员的任务是把调查程序完成，若一开始就对中国的法律条文、司法状况表明其真实态度，将得不到北京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合作，最终势必草草收场。这是列强所不愿看到的。法权委员会在中国的调查活动之所以进行得较为顺利，和它自始至终得到北京政府、多数省区军事集团首领及社会有关团体的协助密不可分，因为他们对通过司法调查来实现废除领事裁判权寄予厚望。

但是在反映调查最终结果及调查委员真实意见的《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里，人们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对于中国法律制度及司法状况的表述。

（3）《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指陈的中国法律及司法状况

1926年6月中旬，当结束在天津的考察并稍事休整后，法权调查进入第三阶段——起草调查报告书阶段。所拟报告书长达数万字，分四编：第一编为报告书序言，包括治外法权在中国的实施现状等章节，第二编为中国之法律及司法制度，第三编为中国施行法律之情形，第四编为委员会之建议。

报告书首先指出治外法权在中国的客观存在并承认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曩者，因中外法律及司法观念之根本不同，设治外法权制度，原为一种临时办法，以调和中外关系，俟中国法律及法律观念逐渐演进后，始不适用。由历史方面观之，治外法权之制度，其与一国主权之关系，前后之观念不同，现在则视为限制该让与治外法权国之主权。故中国近年以来，非常注意，亦由此观念而发生。其原因多由于中国国民国家观念之发达，及与外人之关系日渐增加，遂使此制度之奇异状态，格外显著，可无疑也。”

报告书承认中国政府为改良法律制度作了切实努力。明确指出：“中国为实现1902年及1903年条约中所表示的愿望，晚近以来，于司法制度之发展及法律之草拟，努力进行。本委员会在详细评论中国法律之前，不能不加以赞美也。其努力之成绩，业已昭著者，即法院之组织，民刑诉讼条例及其它实体法之制定是也。委员会对于此种法律中之普通原则，甚为满意。”

在承认中国法律制度有所改良的前提下，报告书以大量篇幅指陈了中国法律及司法制度的缺陷。关于法律制度，报告书首先指出中国没有“根本法律”即宪法。虽然民国肇建以来曾颁布若干宪法性质的文件，显示了这方面的进步，但“此项进步因内国战争大受阻碍。此种内国战争，民国成立后不时发生，自1924年以来，各种宪法悉行废弃，中央政府之权力因之减缩。在上述情形之下，中国人民之权利义务，立法、行政、司法官吏权限之分立，及立法、行政、司法权之本体，现均无稳固之宪法以为根基。结果所至，立法权及司法权恒为更易频繁，听军人之行政官吏所蹂躏。同时，人民尊重法律及司法行政之心为之减少。更进一步而言，军事法令及军事审判机关声势日彰，以苛刻之罚则及程序，取民事法令及普通法院而代之”。

关于刑法及相关条例。报告书认为，中国于1909年公布的《暂行新刑律》虽冠以“暂行”字样，但已实施十五年之久，其缺陷“为众所公认”。即将公布的第二次修正案虽然纠正了《暂行新刑律》的缺陷，但仍有不少具体条规欠完备。具体表现为：“对于逮捕及保释之规定，似应修改，使稍从宽大，而又分别情节，为确切之规定；对于轻微罪犯可处罚金者，及犯人有固定住所者，此种案件，尤应从宽。至于受六十日拘役判决之案件，不准上诉，略嫌过当。……依《处刑命令暂行条例》之规定应处五等有期徒刑之案件，亦得以命令处刑。被告人虽有于接受处刑命令之日起七日内得声明异议之权，究于被告人之利益，未能予以充分之保障。”等等。

关于民法、商法及相关条例。报告书指出：“从前中国立法家不以刑法、民法判然分离为必要，大清律例并合民律、刑律于一法典，即其例也。中国采用新司法制度垂十五年，尚未制定民法典。其已经公布者，只有少数关于民事之法令。关于商法，其情形亦同。”“业已公布之法令，多有预行援引尚未产生之法令者。例如1914年所公布之公司条例，述及破产之处颇多。但该条例公布后已历十二年之久，而破产法尚未颁行。”此外，各种自治法令“均以无实行细则，未能施行”。

尽管民国以来中国政府制定并公布了大量新法律，但有关法律仍不完备。报告书指出：“中国仿照泰西法规修订法律，虽进步甚速，而与人民之权利义务有密切关系之法令，尚付缺如者仍属不少。欲使司法收效较多，则下述缺而不备之法令均在必须修订之列：（1）普通在民律中规定之事项如总则、债务、物权、亲属、继承等；（2）普通在商律中规定之事项如票据、银行、海商及保险等；（3）破产；（4）专利之特许；（5）药业；（6）人事注册；（7）精神病；（8）土地测量；（9）公证人；（10）土地收用。”虽然民律、商律（票据法及海商法部分）及破产法草案已经修订，等待公布，但与第四至第八项相关的法律，“即草案亦仍复缺如”。可见法律仍不健全。

报告书特别指出了中国新旧法律同时适用造成的混乱状况：“中国施行新法令为日尚短，故国民与新法令融化之速度，实不及于立法之速度。职是之故，司法制度有两种紊乱之现象：1．旧法律、旧法理继续有效，与新旧法律同时适用。因此，新法律中一部分之法理及优点，为旧法律所淹没。大清律例中多数条例如娶妾、卖子等关于人事之条文，及授县知事以大权之规定等，虽与新法律之精神相违背，然亦继续有效，其一例也。惩治盗匪法授军事长官以极广之权，审讯盗匪案件，不依普通审判条例，其例二也。2．多数新法令之适用于其条文、或适用之区域加以限制。例如民刑诉讼条例、完全适用之区域以新式法院为限。即就此项新法院而言，亦当时适用与诉讼条例中新法理相违背之追加法令，如拘押民事被告人暂行章程等。至若可处五等有期徒刑之案件，得以命令处刑，则更予诉讼条例中之新法理以限制矣，……与新式民刑诉讼条例之字面及精神，均不堪符合也。”

报告书在详述中国司法制度之后，就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看法：“大体言之，近代中国司法制度（及法律制度），照原定计划，本以欧洲大陆及日本制度为模范，本意甚善。但自新制度成立后诸多变更，遂使司法与行政之界限，及初审管辖与第二审管辖之界限，渐欠清晰。”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一是“行政官管辖及处理司法事务”，如“省长以行政官支配省内之司法事务”；二是“上级法院兼理下级管辖案件”；三是“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行使行政官不应掌管之司法职权”，“现在中国诉讼之大部分，仍受此等县知事公署之管辖，故此种现状亟应改良”；四是县司法公署系一种临时的过渡性质的法院，“自不能视为妥善”；五是海陆军军事审判机关的权限缺乏限制；六是警察官署的处分不能上诉，警察在中国占有特殊地位，其职权“较各国之警察为大”；七是接受不服违法行政处分陈述的平政院难以兼顾全国，“人民对于行政官之违法行政处分，如有不平，颇难补救”；八是无领事裁判国人民诉讼适用“各种特别法令”。

关于监狱制度。报告书指出，“中国为改良监狱制度起见，自前清末年，即已开始设立新式监狱，1912年司法部成立后，对于监狱益加注意。……自是年起，截止现在，此种监狱（新式监狱）已设六十三所，其旧式监狱仍存六百余所”，“新式监狱及看守所之组织、监所职员考试及选择之方法及监犯管理规则，大致是属妥协。如评判亦只能对于其实际上之行政，不能对于其制度上有所臧否”，“但新式监狱及看守所，不过为中国全数监所之小部分”，虽堪为模范，但不能代表全部。

关于中国“施行法律之情形”。由于中国政纲紊乱，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结果导致司法行政的一系列不正常现象：一是政权操于军人之手，军人则凭借实力，操纵行政、立法与司法事务，“几致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有失其界限之倾向”。二是国库空虚，司法及警察官吏的薪俸往往不能发放。三是不承认中央的地方政府自立法律自设法院，法律与司法系统渐受破坏。四是阻碍新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发展完善。

报告书用大量篇幅分析了军人对司法的干涉。指出：“现在中国普通法律之施行，其重要之障碍，军人干涉政府机关，其一端也。此等军人之领袖，常统率所属军队，从事于国内战争。对于其所管地方内之人民生命、自由、财产，几操有无限之权。除少数特别机关，例如海关，委托外人管理者外，其余中央及各省机关官吏之任免，军人得直接或间接为之”。“军人干政及于司法，以致司法独立为之危害。此种异常举动，常借戒严以为口实。但戒严每不依戒严法所规定之手续，有时并不宣告戒严，而公然为之。此外政府财政权为军人所握，法院经费遂不能不仰给之矣”。“依中国法律，军人在法律上之地位，不受普通法院之管辖。事实上，则因其势力则无何等法院足以管辖之。此种不受法律制裁之特权，旁及于军人之朋友。……军人往往犯罪，而逍遥法外”。“军人与警察官吏对于应归普通法院裁判之案件越权受理”。

报告书列举法权会议在北京开会前后，各地“处人死刑及其他事情而不依通常法律”的大量案件，证明军人对司法的干涉与破坏。这些案件包括山东高等审判厅长张志在家被“军政长官”命令逮捕，谓有“通敌”嫌疑，“不经审判程序，立予枪毙”的案件；有徐树铮被杀，现役军人陆承武承认以报杀父之仇为由杀徐，而“官厅对于该案并无查究，且未缉拿凶手，亦无向法院告发等事”一案；有《京报》记者邵飘萍被警察逮捕，移交军事机关即被枪毙，司法机关并无调查一案；有北京卫戍总司令不经过法律程序即告示凡商人操纵军用票，一经拿获，即依戒严令“立予枭首”一案；有韩得凝案、朱铁夫案、林白水案、成舍我案、德人阿图汉孙案、俄人鄂斯特罗乌莫夫案，等等。

此外，报告书还就法律与适用、司法经费、司法制度及实施情形、监狱制度及实施情形、警察及“其他可议之点”提出了意见。

根据以上意见，报告书提出若干具体建议：（1）普通人民之司法事项须归法院掌管，但法院须有确实之保障，不受行政或军政、民政机关不正当的干涉；（2）中国政府须采纳报告书提出的计划，改良现有法律、司法与监狱制度，完成及公布民法、商法、刑法第二次修正案、银行法、破产法、专利法、土地收用法、公债人法等，确定并实行划一的法律制定、公布与废止的制度，推广新式法院、监狱及看守所，以裁撤县知事审判制度与旧式监狱及看守所。（3）在上述各建议实行至相当程度之前，如主要部分已经实行，“关系各国应中国政府之请求，可商议渐进撤消治外法权之办法，或分区，或部分，或以其他方法，可由双方协定”。（4）在治外法权撤消之前，各国政府应容纳报告书第一编的意见，改良现行的治外法权制度及习惯，内容包括：（甲）适用中国法律；（乙）华洋诉讼案件原则上归中国新式法院审理，会审公廨的组织与程序，应在租界“特别情形”允许的范围内加以改良，使之与中国司法制度渐趋一致；（丙）享有治外法权国应革除华人所有之商业或航海业受外人保护之流弊等；（丁）中国与享有治外法权各国及各该外国之间，应协定办法，司法互助；（戊）治外法权未撤消之前，关系各国人民对于中国政府该管机关，依法定程序公布法令之捐税，经关系各国认为适用于其人民者，应负纳税之义务。

1926年9月16日，法权调查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参加法权会议的各国代表均在《报告书》上签字。但中国代表尚有保留意见。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签字时特别声明：“署名于本报告书不能认为对于第一、第二、第三编所载各节悉表赞同。”在正式签名之前，王宠惠发表宣言书，表示对各国未能即时放弃领事裁判权“殊形失望”，声明中国政府将继续改良司法，“即调查法权委员会建议内所列诸项，大致亦在改良计划之中”，认为《报告书》建议取消条约以外所发生之不良惯例，及其他改善中外关系的办法，“为关系各国善意之表示”，希望各国在中国实行司法改良计划时，“即行商定撤消治外法权之确定办法”，使中国“正当之愿望”，“能早日实现”⁽³⁹¹⁾。王宠惠的宣言书被列为《报告书》附录。以《报告书》的通过为标志，法权会议宣告结束。

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愿望，没有通过法权会议的召开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权会议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尽管如此，为促成会议召开，中国政府做了大量改良法律制度的工作。在法权会议上，中国代表向世界表达了强烈的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正义呼声。而各国参与司法调查，有助于国人清楚认识中国既有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状况。这一切，为后来中国政府彻底废除领事裁判权奠定了基础。另外，法权会议未能实现废除领事裁判权的目的，使中国外交家认识到，以“万国会议”的交涉办法去争取国家民族的利益是很难成功的。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到关税及法权会议，中国与众多条约关系国聚于一室，谈判修约，形成各国联合对付中国的局面，多数会议都以牺牲中国利益为结局。这使中国外交家产生了以“国别谈判”方式进行对外交涉的设想，并在推行“修约”运动期间作了一些积极尝试，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就采用了“国别谈判”的方式⁽³⁹²⁾。

第五节　北京政府的修约活动

一　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及各国对华方针的调整

1917年初，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德国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美国与德国绝交，准备参战之时，梁启超受刚从欧洲回国的张君劢影响，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以协约国的胜利和同盟国的失败而结束，认为中国欲争取独立的地位与资格，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参加对德战争实为千载难逢的机会⁽³⁹³⁾。梁启超设想，中国若能像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卡富尔那样具有外交远见，以参加英、法对俄战争换取国际社会对意大利独立的支持与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大大提高。盖“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力”⁽³⁹⁴⁾。在梁启超等人的说服及美、日等国极力鼓动下，中国国会通过了对德宣战案。中国也因适时参战，很快与协约国伙伴一道，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尽管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遭受严重的外交失败，未能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收回，而让日本揽尽外交成果，但中国政府毕竟第一次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较完整地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向全世界公开表达了要求民族独立自主的愿望，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因此有所提高。1921年及1922年国际联盟两次大会，中国均当选理事国，派代表出席国联理事会⁽³⁹⁵⁾。正因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华盛顿会议上，中国问题成为拟议中的远东问题之重心，中国代表遂有机会再次向国际社会公开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议案，并获与会各国代表比较详细的讨论。会议通过了由美国代表提出的以“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为主旨的四项原则⁽³⁹⁶⁾，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

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成为世界强国，遂致力于远东势力的发展，以后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扩张其在华势力，力图造成独霸亚洲的局面，打破列强在中国的力量均势。对于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中国已有所认识，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削弱日本，其手段是终止英日同盟。当中国代表团启程之时，中国外交部曾以“宙字第一百三十一号极密电”指示中国与会的主要目的，其中第一条即是：“我国今日自卫力之薄弱，已属无可讳言。欲防止侵略，不外将他方结合先行解散，由我另组团体。……惟英日同盟仍得以继续，则中日之接近，不易达到，自应竭力设法，先将该同盟解散为第一步办法。”⁽³⁹⁷⁾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立场上看，英日同盟也不宜继续维持。英国鉴于日本在远东势力的膨胀已威胁到自身利益（例如，在对华商品贸易方面，如果不将香港计算在内，英国已经落在日本后面），开始重新考虑自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缔结以来实施的“联日制俄”这一远东政策。美国此时也感受到日本的扩张直接威胁到菲律宾的安全，不赞成英国继续支持日本侵华的政策和行动。中、英、美三国对日外交方略的接近，致使维持了近二十年的英日同盟最终废除，这是华盛顿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成果⁽³⁹⁸⁾。

英日同盟终止的影响很快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反映出来。虽然日本坚持以强硬态度对待中国，中国复因顾虑英、美的立场，没有将构成中日间最大争执的山东问题和“二十一条”提出会议讨论，而是接受英美调停，改由中日两国在会外“直接交涉”解决。但在这次会议之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秘密协定，“事实上已取消了其中的十七条”⁽³⁹⁹⁾，这应该是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积极收获。

当然，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的外交所得距离国人的期望尚相距遥远。美国提出的四原则仅仅是原则，至于中国提出的具体要求，列强多藉词延宕或加以修改，致无多大结果。例如，对于中国提出的关税自主要求，由于日、英表示反对，结果决定先在上海召开修正税则税率会议，并由中国与各国组织“关税特别会议”，筹备裁厘，增抽2．5％的附加税，但海关行政，无庸改变。关于取消领事裁判权，会议决定须经特别会议委员会考察中国司法现状之后再定办法。大会决定，关税、法权两特别会议在各国批准及大会闭幕之后三个月内召集。虽因“各国批准”未能如期获致，关、法两会被迫延宕，但华盛顿会议无疑为后来条件成熟时召开这两个会议，铺设了道路。

这一时期中外关系一个重要的聚焦点是中俄邦交新局面的出现。苏俄在十月革命之后，为摆脱西方国家的孤立政策，急于寻求中国这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外交承认；而中国为反对列强侵略，也亟须寻求外来支持。双方一拍即合。1923年8月，加拉罕来到北京，宣称其目的一为订立平等条约，二为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派王正廷与之谈判。1924年5月，中俄恢复邦交，正式成立友好协定。通过这一协定，苏俄宣称将帝俄时代在华享有的种种特权一律取消，将中俄邦交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中俄协定缔结之后，苏俄政府为表示尊重中国国际地位，特派加拉罕为驻华大使。加拉罕是外国派驻中国的第一位大使，中苏协定是中国第一次以和平方式与欧洲强国订立的对等条约⁽⁴⁰⁰⁾。

中外关系发生的上述变化导致了远东关系新格局的出现：一方面，英日同盟的终止暂时遏制了日本在华势力的恶性膨胀，使远东国际关系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得以重新调整，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拓展势力破坏了的各国在华力量“均势”，现在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复。另一方面，中国与苏俄的接近则在“帝国主义”国家和“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造成某种力量制衡。这种新的“均势”，使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保持了近十年的安宁。

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在1923年以后再度下降，国联第四次大会之后，中国每次都落选，失去了列席联盟理事会的资格⁽⁴⁰¹⁾。 相应地，列强对华政策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稳定性：随着政权在不同军阀之间转移，各国对北京政府的亲疏亦不时发生变化，有的甚至游移于南、北两政权之间。另外，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帝浪潮，尽管已经意识到有改变既存条约体系的必要，但几乎所有国家的对华方针都仍然以保护其在华利益为前提。

总之，华盛顿会议闭幕之后几年，各国对华外交方针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纽约外交政策协会调查部在华调查时作了如下概括：“一、各国对华条约已预备为深远的变更；二、各国认中国目前无单一的政府，与中国谈判颇感困难；三、各国于必要时将用武力保护在华利益。”另外，有不少美国人认为，召集中国南、北两政府代表与美国谈判条件已趋成熟，美国方面的积极努力可使中、美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⁴⁰²⁾。但中国力图改变既有中外关系的努力又与列强的在华利益发生新一轮冲突。在中外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五卅事件”竖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事件发生和处理中坚持强权政治立场，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帝”运动持续高涨。以此为凭借，北京政府展开了颇具规模的“修约”活动，延误已久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得以召开，这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由于北、南政府对关税会议、法权会议有不同的政治认知，前者主张在既存条约体系下进行“改良”，后者强调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前提的“革命”，思想主张及政治行为的歧异，耗散了中国对外交涉的能量，加之段祺瑞政府未能稳固自身的统治，就中国方面而言，会议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但从历史影响上看，由北京政府积极参与的这两次会议，却为极力反对关税和法权会议的南方国民政府在北伐成功后开展废约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　民族主义高涨和北京政府的修约活动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五四运动掀起了以反对列强侵略、捍卫国家民族主权为内涵的民族主义第一波浪潮。1925年的五卅运动，则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乃是列强激发出来的。1925年6月，胡适在中国少年卫国团演讲，当讲到“五卅”惨案之后中国的“排外”运动受到六国使团的攻击时，他略带感情地表示：“说我们有排外的运动，他们发生最大的恐怖。我试问这恐怖哪里来的，完全由于他们基于不平等的条约，享有特殊的权利而来。”⁽⁴⁰³⁾胡适的演讲，道明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产生的外在原因。

“五卅”之后不久，中国发生了著名的省港罢工，同时各地广泛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以及非基督教运动。这些运动均凸显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五卅”之后全面高涨可以从时人所编《文献期刊读者指南》提供的统计数据得到证实。1924年，该“指南”中国项下尚未列出“民族主义运动”的分类标题，但是到了1925年，该书中国项下不仅设置了“民族主义运动”栏目，而且开列的有关文章目录已多达一百五十五篇⁽⁴⁰⁴⁾。这些文章目录广泛取自各种期刊，就连一向以稳健甚至保守著称的《东方杂志》，也推出《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登载大量揭露英国人暴行，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留下了相关的目录记载。

在20年代中期如日中天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政党的作用开始变得突出，其中国、共两党扮演了关键角色。对国民党领袖来说，不平等条约是其作出外交决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日本威胁变得严峻之前，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从未向任何一个条约国家寻求援助。1925年-1926年间，蒋以联俄为其外交“全局中心之著眼处”⁽⁴⁰⁵⁾。与苏俄决裂后，蒋则向当时唯一与中国没有条约关系的大国德国寻求援助⁽⁴⁰⁶⁾。与国民党处于联合战线中的共产党对民族主义运动也贡献良多，以致几乎所有激进的“排外”思想和行动，都被戴上“赤化”的帽子。国共两党的协同努力，有力推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在民族主义普遍高涨的形势下，北京政府亦表示出对不平等条约的强烈不满，加之抵制广东国民政府政治影响的迫切需要，北京务实的外交家很快作出切实努力，力图通过修改而非废除中外条约的方式，取消有关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的条约规定。北京政府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从顾维钧就任国务总理之后召开的一次内阁会议的讨论中可以清楚窥见。与会者一致认为：“内审国情，纷纭多故；外察友邦，趋势日非”，若不顾情势，“昌言废约”，势必引起列强的“重大反感”，招致联合干涉。因此，政府的外交方针应该“重在将来新约结果消除一切不平等之内容”⁽⁴⁰⁷⁾。这一外交方略虽然迟至顾氏组阁时才明确提出，却是北京政府自巴黎和会之后处理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北京政府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修改中外条约。虽然没有达到目的，却为召开旨在修改中外条约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作了铺垫。

除了积极筹备召开关、法两会，为修改并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付出艰辛外交努力之外，个别情况下，受高涨的反帝废约运动鼓舞，北京政府亦果断作出单方面废约的外交决定。废止《中比通商条约》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例。

1926年初，《中比通商条约》第六次届临十年期满。同年4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胡惟德照会比国驻华公使，示意中国将终止旧约，以便在平等基础上缔结新约。27日，比公使复牒中国外长，援据条约第四十六条规定，称条约可以修改，但仅比利时方面享有“修改条约之权”，且旧约修改须待“中国政局稳定”以及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结束之后，方可进行⁽⁴⁰⁸⁾。

在随后展开的正式谈判中，比方不仅坚持单方面的条约修改权，主张修约期间旧约继续有效，而且以诉诸国际法庭谋求列强干涉相威胁。中国为寻求问题的解决，提出“临时办法”五条，内容涉及彼此承认关税自主，缔结新约时应废弃领事裁判权，现行的领事裁判权可以“暂予容受”，但临时办法的实施期限为六个月⁽⁴⁰⁹⁾。中国方面提出临时办法的意图，是想通过六个月的外交磨合，双方能顺利完成缔结新约的谈判。这已经是一种妥协了，但比方却表示“完全不能接受”，主张“临时办法”必须原则上“维持旧约”，在新约缔结之前，比国将仍旧享受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⁴¹⁰⁾。中国方面则坚持旧约到期失效，新约须在六个月内订立，最惠国待遇应该双方共享，领事裁判权另议⁽⁴¹¹⁾。而比方10月26日提出的备忘录则企图通过无限期延长“临时办法”，维持旧约特权。由于双方均坚持各自的立场，交涉历时半年，仍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比利时方面在作外交决策时并没有正确估计所处的内外形势。英、美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虽有物伤其类的担心，却对实施联合干预是否明智表示怀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比国实业界对其政府采取强硬手段解决中、比争端也表示不满，认为这样做会给比国的在华企业带来“悲惨恶果”。显然，这种形势并不利于比国正在进行的对华交涉。

而中国外交却有自身的凭借。当时，上海总商会发出通电，主张“以实力为后盾”，“宣告废约”，以“内保国威，外御强侮”⁽⁴¹²⁾；全国商联会复电上海总商会，协商与比国“经济绝交”的办法⁽⁴¹³⁾；孙传芳复电总商会，对所作“化私斗于阋墙，作干城于卫国”的呼吁深表赞同，表示对比国交涉，中国“宜作破釜沉舟之谋”⁽⁴¹⁴⁾；以孙传芳为首的东南五省军政首脑还发表通电，力主利用“群情激愤”的形势，“单独宣布废约”⁽⁴¹⁵⁾。其他“各实力派首领，亦迭次电促单独宣告旧约失效”⁽⁴¹⁶⁾。全国学生总会在中比条约到期这天发表宣言，呼吁“全国朝野上下，敌忾同仇，步伐一致，对于本日期满之中比商约，以不妥协之态度，宣告无效”⁽⁴¹⁷⁾。《国闻周报》甚至发表时评，正告政府当局不得以“过渡”名义对比国妥协：“若擅与商定过渡办法，无论措词如何，均与卖国同科。”⁽⁴¹⁸⁾中国驻美、日、英、法、意、葡、比、荷、瑞士、日内瓦公使及代办均致电本国外交部，支持政府的立场。

与此同时，海外华侨尤其是旅比华侨掀起一场颇具声势的废约运动。提出废约运动大纲，成立废约后援会，并联络旅欧各国华侨，组织废除中比条约代表团，召开代表大会，并在中比条约期满这天组织游行示威。比国警方出动警力，逮捕参加废约游行的学生三十余名，造成流血事件⁽⁴¹⁹⁾。

国内广泛开展的废约运动，有力地支持了北京政府的对比交涉，而比利时发生的流血事件则激起社会舆论的极大义愤。在这种形势下，北京政府外交当局态度逐渐变得强硬。在比约期满后的首次谈判中，中国外长顾维钧与比国驻华公使华洛斯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谈判，逐条驳斥了比方的无理要求。尽管华洛斯理屈词穷，无法反驳中国方面提出的意见，但仍然不同意中方限期订立新约的主张，企图通过无限期推迟新约订立的办法，维持旧约特权⁽⁴²⁰⁾。11月5日，华洛斯面见顾维钧，递交拒绝限期修约的备忘录，并表示要将中比争端上诉海牙国际法庭⁽⁴²¹⁾。

比方的态度，使中国除单方面宣布终止旧约，已别无选择。备忘录递到之后，中国外交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草拟废约文件。次日经阁议，决定以摄行大总统令宣布中比条约失效。顾维钧很快向张作霖呈交报告，并附上一份说明谈判原委和终止旧条约理由的总统法令草稿。1926年11月6日，张作霖发布终止中比条约法令。同日，外交部发表终止中比条约宣言。宣言指出，自民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即抱一种果决愿望，使中国在国际团体中得与其他各国处于平等地位，并使其得尽一部分能力”，但“近百年来，中国受压迫而订立不平等条约，于中外人民之间造成歧异不同之待遇，至今日实为对于各国种种不满及胶葛之原因”。宣言指出，中国自巴黎和会以来，“屡次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同时坚持新约订立必须“以平等相互主义及彼此尊重领土主权为原则”，否则“概不允订”。依此原则，中国政府“对于现行各约大概得于期满时通告终止者现正努力设法改订，俾于各约期满时，所有一切不平等及陈旧之条款不使复见于新约”。因此，中国政府对于中比通商行船条约，“经先期六个月之通知，予以终止”⁽⁴²²⁾。

宣布终止中比商约之后，北京政府内务部着手筹备接管天津比租界。不久，又公布《管理无治外法权国人民民刑案件审判条例》（修正案），要求各省交涉署关于比人案件适用这一新条例，并准备停止比国领事在上海会审公堂的陪审权。

中国方面的决定，触动了比国在华的殖民特权，比国政府除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之外，复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起诉。12月13日，海牙国际法庭通知中国驻荷公使王光圻出席答辩中比条约交涉案，声称“如不到庭答辩，将受缺席裁判”⁽⁴²³⁾。中国方面经研究，决定拒绝海牙应诉，认为此项案件“应照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一条提出于国际联盟大会”解决，比方则反对中国提出的解决办法⁽⁴²⁴⁾。

不久，由于中国国内反帝废约形势高涨，比国被迫作出妥协，表示将中止海牙诉讼，并将天津比租界的特权交还中国，海牙国际法庭也应比国请求撤消了控诉中国案。以后，由于北伐成功和中国政权更迭，中比谈判搁置下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比重开谈判缔结新约。因中方实施“妥协的政策”⁽⁴²⁵⁾，比国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并未完全废除。但北京政府废除中比条约引发的有关交涉，终因新约的缔结画上句号。

终止中比条约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一重要事件。路透社发自北京的专电指出：“外交界视取消中比条约为中国多年来最重要之事。”⁽⁴²⁶⁾参与这次对外交涉的顾维钧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面对缔约国公开、正式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彻底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国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因为中国根据情况变迁原则在国际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⁴²⁷⁾

比利时条约的废除确实开了一个先例。中比条约宣布废除之后四日，北京政府又照会西班牙驻华公使，要求修改1864年签订的《中西和好贸易条约》。不久中国驻西班牙公使又照会西班牙政府，修约期限为六个月，中西之间应废止旧约，另立新约。1927年11月10日，当中西条约到期时，北京政府毅然决定废止1864年条约⁽⁴²⁸⁾。在北伐前和北伐时期，北京政府还采用大体同样的方法，与日本、墨西哥等国开展了修改条约的谈判，并向各国驻北京公使馆提出天津各国租界应收归中国管理的问题。1927年4月22日，中、英两国就天津租界问题签署了一个类似《中英关于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的协定，呈请本国政府批准。此外，继与德国签订中德协定之后，中国又与一战战败国奥地利订立新约。不久中国又与芬兰签订《通好条约》。这两个条约都取消了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的规定。另外，北京政府还分别与法国、西班牙等国就终止越南商约进行交涉。这些交涉尽管未能取得多少实质性成果，却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主的信心和决心，使北伐前几年间，中外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

(1) 参见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83；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

(2) 参见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57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3卷，人民出版社1985-1993年；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96年7版。在西方，文化冲突和文化误解一直是解释近代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取向，特别反映在牵涉到传教的题目上。由于这一趋向通常隐含了西方文化优越的预设，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反对。但从文化视角诠释中外关系这一取向基本未在中国生根，不论是从前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冲突说”还是新近得到提倡的“现代化取向”（隐喻着传统与现代的对立），都更侧重经济和政治因素。

(3) 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正始》）

(4) 清季士人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和表述，他们认识到，此前也有异族入侵，然皆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传统的华夏文化，即昔人所谓“窃学”；但近代入侵的西人则不仅无意“窃学”，根本有“灭学”之图，欲尽可能打压或铲除中国文化。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9-69页。

(5)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一类表述已渐成套话，但在这里的意义非常实际具体，正是这些要素构成了近代中国朝野抵抗外国入侵的有效性。一般多见中国在近代中外竞争中屡战屡败，或忽视了中国朝野持续抵制外国入侵的效力。正像宋朝虽被蒙元所灭却是世界范围内抵御蒙古入侵时间最长者一样，从世界范围看，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印度等都大致具有和中国一样的地大物博特点，却未能免于沦为殖民地的处境，足以反证出中国虽屡败而不亡，且失地不甚广，主权基本保持，已是相当有效的抵抗了。从这一视角看，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在抵抗侵略中的作用和效能还可进一步深入探索。

(6) 这里的讨论受到“非正式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由John A．Gallagher和Ronald Robinson在1953年提出，参见其合作的论文“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815-1914，”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I：1（Feb．1953），pp．1-15．关于这一理论的争论，参见William R．Louis，ed．，Imperialism：The Robinson and Gallagher Controversy，New York：New Viewpoints，1976．后来Robinson自己又有所发展，见其“The Eccentric Idea of Imperialism，with or without Empire”，in Wolfgang J．Mommsen and Jurgen Osterhammel，eds．，Imperialism and After：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London：Allen and Unwin，1986，pp．267-289．不过这一理论主要着眼于经济层面，很少涉及文化。

(7) 萨义德（Edward W．Said）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指出了文化因素对帝国主义扩张以至构成帝国主义概念那不可缺少的作用。参见其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Knopf，1993（本书有中译本《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particularly pp．267-268．

(8) 参见Ronald Robinson，“The Eccentric Idea of Imperialism，” 引文在p．273；并参见其“Non-European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Sketch for a Theory of Collaboration”，in R．Owen and B．Sutcliffe，eds．，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London：Longman，1972，pp．117-140．David Fieldhouse从另一取向强调帝国主义行为实际发生作用地区的重要性，参见其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London：Weidenfield & Nicolson，1973．

(9) 由于“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西方观念不过新近才传入，近代中国人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有个过程，时人更看重的恰是今日中外研究皆不那么重视的纲常礼教和国家（政治）体制的维持。晚清政治文献中一个频繁出现却难以精确译成西文的“国体”一词，就很能反映甚至代表中方的主要思虑。今日不少以中文为思想和表述工具者，也甚感难以界定“国体”一词，恐怕即因为这些人的思维和想象能力（或其使用的概念工具）已部分被“西化”了。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如果不移位到具体时段里在中国之人的所思所虑，则不论发现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被“发现”的或仍是带有异国眼光的“历史”。

(10) 从晚清到今日，试图淡化西方入侵之帝国主义性质者每强调西人来华意在“通商”，若以之与掠夺领土并论，这大致不甚差；但叶德辉已指出：“通商之士，一其心以营利，不能分其力以传教。”西人对后者的注重揭示出其目的不仅在于“通商”，而是远更广泛（叶德辉：《郋园书札·西医论》，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版，44页）。并参见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09-111．

(11) 近代中国与一般殖民地还有一大不同，殖民地的反帝运动往往是留学生领导，很多时候运动的领导中心正在所谓宗主国之内，与帝国主义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间接联系；而中国的反帝运动除早期与日本有着较密切的关联、一度中心也在日本（但同时更反中国政权）外，大部分时候是相对“独立”的（其思想资源主要是西方的，但运动本身与西方的联系则少）；在20世纪20年代虽与苏俄有非常直接的联系，但当时苏俄的地位相对特殊：它在中国仍然维持着某些沙俄的帝国主义利益（例如中东路），然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又有着巨大的差别。

(12) 关于清政府支持民间异端力量，参见罗志田：《异端的正统化：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的历史转折》，收入其《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2页。

(13) 詹森：《国际环境》，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7页。

(14) 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

(15) 参见John K．Fairbank，“The Early Treaty 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in idem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57-275．晚清中国官民当然也有过修约的想法，或以修约为抵御西方进一步要求的权宜之计，然基本未成为一项有意识的国策。附带地说，费正清此文应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它可以说是“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观的早期尝试；这说明“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研究模式与“中国中心观”未必势不两立，只要更加凸显“反应”的一面，也能走向“在中国发现历史”。

(16) 王韬早就指出，治外法权“不行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其、日本与我中国”。他认为这是有“忠君爱国之忱”的“我国官民在所必争”，且“必屡争而不一争”，盖“国家之权系于是也”。具体的争法，则“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冲于坛坫之间，雍容于敦槃之会而已。事之成否不必计也，而要在执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所谓以其矛陷其盾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除额外权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横排本，第73-74页。不过王氏未曾理解到条约的不平等也体现在缔结和修改的方式上，很多时候“执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未必有效。

(17) 章太炎：《五无论》，《民报》第16号，第7页。

(18) A．E．Campbell，“The Paradox of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Case”，in Mommsen and Osterhammel，eds．，Imperialism and After，pp．33-40，particularly pp．35-36．陈垣已见及此：《资治通鉴》卷286载后汉天福十二年契丹军克相州后，“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陈先生以为，此“非必其生性残忍也。蔑视之甚，故以非人道待之”（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夷夏篇第十六》，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6页）。盖战争之残酷固易导致敌视而影响人的行为，然以杀婴为乐殊过分，那些胡人只有不视汉人为“人”，始可出此“非人”之举。

(19) Philip D．Curtin，“Introduction：Imperialism as Intellectual History”，in idem，ed．，Imperialism，New York：Harper & Row，1971，p．xiii．

(20)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传教下》，第54页。

(21) 关于“东方主义”，参见Edward W．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

(22) 反之，近代来华西人所接触的中国人所表现的或者也非纯正之“中国”，至少在传述中国上层文化方面不够正宗。柳诒徵指出，西人来华所接洽之华人，“或呫毕腐儒，或无赖名士，或鄙俗商贾，或不学教徒”，经由这些人“传译”的中国学术，“最易失真”；但西人却认这些言说“为华人自信之真义”，恐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柳诒徵：《中国文化西被商榷》（1924年），《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柳曾符、柳定生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23) “租界行为”的持续性非常明显，到20世纪20年代，曾留学日本、美国而久居上海的杨荫杭观察到：西人“凡曾受教育者，皆讲求礼仪，言动无所苟”。但其“一旦移居东方，则视人如豕。偶不如意，即拳足交下。其意若曰：‘此乃苦力国也。殴一苦力，与殴一人类不同。’于是积习成性，居中国益久，离人道益远。此不特未受教育者为然，即在本国曾受教育者，亦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有西人为余言：凡久客东方者，归时多不为国人所欢迎；以其性情暴戾，异于常人也。”（文载《申报》，1923年5月8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42页）可知租界意识和租界行为确类一“染缸”，久居便被同化；这一同化对西方而言则为异化，故异于西方之“常人”。不过，正如萨义德反复指出的，作为“他人”的殖民地之存在既区别于宗主国的“自我”，却也是构建宗主国“自我”认同的要素（参见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由此视角考察租界意识和行为的异化于西方常规，可更深入地认识帝国主义的复杂一面。

(24)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传教下》，第54页。

(25) 参见Chinese Repository，III：9（Jan．1835），p．413；VI：10（Feb．1836），p．446；IX：1（May 1840），p．2；Stuart C．Miller，“Ends and Means：Missionary Justification of For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in John K．Fairbank 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249-282．

(26) 他说，依基督教本义，即使教士因卫道而受辱，也当“如耶稣所云‘披左颊，转右颊向之可也’。苟能含忍包容，人心自服，又何必力为较量”？但列强对传教事业恰是“合举国之权力以庇之”，结果是“庇之愈甚，而冀传教之广播愈难。何则？传教先贵乎化导，化导在身心，不在乎势力也”。参见郑观应：《传教》（先后两篇），《郑观应集》上册，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5-412页。

(27) Chinese Repository，III：8（Dec．1834），p．363．

(28) 关于传教士方面更详细的讨论，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6期。

(29) 这一概括在观念和句式上都受到著名的Gallagher-Robinson formulation的影响，他们曾提出 “informal control if possible，formal rule if necessary”一说，参见Gallagher an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815-1914”，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I：1（Feb．1953），p．13．

(30) 参见《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926年10月17日，第394页。

(31) 罗素稍早曾赞扬胡适那本英文的《先秦名学史》在西方汉学界起着典范转移作用，并说胡适具有像美国教授一样的良好英文表述能力，这恐怕也是褒中略带贬义，多少体现出看不起美国人的传统英国心态。参见罗素为胡适书写的书评，载The Nation（Sept．23，1923），胡适1923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剪贴有全文。

(32) Charles A．Beard，“Introduction，” in idem，ed．，Whither Mankind：A Panorama of Modern Civilization，New York：Longmans，Green，1929，p．5．

(33) 这样一种不平的情绪长期存在于日本是其不断发动战争的一个潜在但不可轻视的因素，参见Marius B．Jansen，Japan and Its World：Two Centuries of Chan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此书有中译本：《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转变》，柳立言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34) 关于列强作为“外来者”的一面，参见Rhoads Murphey，The Outsiders：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不过，西方以及日本卷入中国的程度，特别是其通过条约体系直接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及其在中国经济和文化方面留下的更带永久性的印记，都提示出这些外来者已部分内化成“近代中国”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了，其一个明显表征就是当时中国反帝者所秉持的思想资源基本是西来的。说详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

(35) 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88．

(36) 入江昭就认为，华盛顿会议后，以美、英、日三国合作为基础，列强试图在东亚建立一种不那么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国际新秩序，参见Iriye，After Imperialism．

(37) 参见N．Gordon Levin，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美、俄两种民族自主的观念在中国都甚得人心，不过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要讲的是欧洲（理论上当然可放之四海，惟其真正的关怀是欧洲），而列宁的民族自决却更多讲到了亚洲。威尔逊能在巴黎和会放弃支持中国，部分也与其实际关怀所在相关。当时的中国人或未必已在这个层面理解和认识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但明确感到他不能实行自己的诺言。

(38) 说详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5页。

(39) 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4-234页；叶遐庵（恭绰）述，俞诚之笔录：《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自印本，香港，1970年，179-277页；Roger Dingmen，Power in the Pacific：the Origins of Naval Arms Limitation，1914-192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Thomas Buckle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1922，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70；Noel H．Pugach，“American Friendship For China and the Shantung Question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LXIV（June 1977），pp．67-86．

(40) 这一思维也被正式纳入中外条约之中，较早的表述见于1902年订立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其第十二款指出：中国愿意“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而英国则“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即允放弃治外法权（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0页）。

(41) 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Macmillan，1947，p．12．

(42) 连一向“温和”的胡适在“五卅事件”后也说，列强对中国的排外运动“发生最大的恐怖。我试问这恐怖哪里来的？完全由于他们基于不平等的条约，享有特殊的权利而来”。因此，不平等条约就是“一切冲突的祸根”。参见胡适：《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1925年6月），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册，第723页。

(43) 中国方面的挑战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中央的和地方的以及有意的和无意的，如1923-1924年的广州关余事件对列强而言乃是地方政府的作为，而1923年的“临城事件”则明显不具备挑战条约体系的主观意识，列强处理这两次事件皆颇能合作。

(44) 与前引入江昭的看法不同，普嘉锡（Noel H．Pugach）和孔华润（Warren I．Cohen）等认为华盛顿会议后列强间的合作仍比较有限，且更多体现在相互限制的一面，参见Noel H．Pugach，“Anglo-American Aircraft Competition and the China Arms Embargo，1919-1921”，Diplomatic History，II（Fall 1978），pp．351-71；Roberta A．Dayer，Bankers and Diplomats：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Totowa，N．J．：Frank Cass，1981；Warren I．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Greene，Thomas W．Lamont，George E．Sokolsky and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pp．51-70，97-119．

(45) 参见Iriye，After Imperialism，pp．20-21；Warren 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 American Relations，New York：John Wiley，2nd ed．，1980，pp．105-107．

(46) 关于中德谈判及德国恢复其在华经济利益，参见William C．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23-28；Robert T．Pollar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17-1931，New York：Macmillan，1933，pp．100-104；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2-13．

(47) 不过，当年中苏条约的谈判却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氛围下进行的，苏俄代表加拉罕曾提出以“中国人民”为外交对象这一违背国际外交谈判常规的口号，却相当符合当时中国各界民众要求参与外交的心理，在不同程度上实际得到从激进到保守的各类中国人士的应和，使本来处境艰难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在谈判中让步。参见何艳艳：《1924年中苏建交谈判述论》，四川大学历史系未刊硕士论文，1999年5月。

(48) 例如，“五卅事件”后的中外交涉中，英、日、法、美、意、比形成一个临时性的“六国集团”共同行动，最能说明原有“外交团”的常规集体行为基本不复存在。

(49) 这一体系的缺陷也包括对华武器禁运的突破，国民党正利用了这一缺陷，先后从俄、德两国获得主要的军事援助。

(50) 实际上，治外法权对外国人的保护远没有一般认为的那样有效，北伐时期的经历更说明这一条款对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连象征性保护能力都不具备：整个北伐战争期间，唯一在中国活动频繁而又没有人员伤亡的主要列强就是在一次大战后失去了治外法权的德国。

(51) 当然，列强也会利用意识形态来认识和处理苏俄在华行为，参见Martin Mun-Loong Loh，“American Officials in China，1923-1927：Their Use of Bolshevism to Explain the Rise of the Kuomintang and Chinese Anti-foreignism”，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84．

(52) 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解决已开先例，即日本在政治上从山东退出，但涉及实质性利益的日本势力仍留在山东（中国以为期15年的国库券向日本赎回胶济铁路，在未清偿期间用日本人为车务长、中日各一人为会计长）。但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的让步是在列强压力下做出，而中苏条约中的让步却是在内部“国民外交”压力下做出，更能说明中国外交的灵活性。

(53) 关于日本，参见Jansen，Japan and Its World；Jean-Pierre Lehmann，The Roots of Modern Japan，London：Macmillan，1982；关于俄国，参见Hans Rogger，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1881-1917，New York：Longman，1983；Roberta T．Manning，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in Russia：Gentry and Govern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Adam B．Ulam，The Bolsheviks：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riumph of Communism in Russia，New York：Macmillan，1965．

(54) 杜亚泉：《中国之新生命》（1918年），《杜亚泉文选》，田建业等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55)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第4页。

(56)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人民出版社，1979年重排本，第3-16页。

(57) 胡适：《国际的中国》，《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亚东图书馆1931年8版，128a-128i页。

(58) 胡适：《与一涵等四位的信》，《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43页。

(59) 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刊》4卷2期（1926年1月3日），转载于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

(60) 国焘：《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向导》6期（1922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向导周报社汇刊本，第45-50页。更详细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3年4期。

(61) 这是近代中外交往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西方给中国带来许多可借鉴的新思想资源，但其既然以入侵方式进入中国，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士人接受这外来的思想资源。同时，外来者的双重角色也使得在中国的“西方”不能不“分裂”。（参见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日本在这中间的地位相对特别：在西方思想资源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自身也可以说是新思想资源的提供者；然而在处于社会、政治秩序大调整中的日本国内，主张采取直接领土掠夺政策的一派始终活跃于政界和军界，故日本对以间接控制为表征的在华帝国主义秩序也存在挑战的一面。

(62) 部分可能因为其自身仍处革命后社会、政治秩序的大调整之中，苏俄显然更能领会中国内部激变那突破常规一面的革命性意义，其提出以人民为外交对象的主张非常具有想象力，与那些试图维护既定秩序的西方列强相比，体现出相当充分的“思想解放”。

(63) 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收入其《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第104-128页。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本文所说的“民众”和“大众”通常不出城镇的范围，即使在城镇中也更多指的是多少识字且对“国是”保持兴趣的一部分，其实际数量可能不甚大。

(64) 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倾向，美国驻华使馆中文秘书裴克（Willys R．Peck）稍后观察到，“在政治中引起民众关注的最简易、最保险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排外，所有的中国政治派别都以此策略来“确保民众的支持”。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eck and Wellesley，Dec．9，1926，U．S．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tates，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41，893．00/7981．

(65) 加拉罕在1924年就提醒中国：华盛顿会议关于审查治外法权和增加关税等权利，“以法国之反对”，迄今未能实行。（加拉罕致王正廷，1924年3月19日，收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MacMurray）在1925年也已注意到法国迟迟不批准《九国公约》对列强利益和中外关系的损害（MacMurray to Hughes，Nov．17，1925，John V．A．MacMurray Papers，Seeley G．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66) 前述“保守”的杜亚泉与激进的中共观点相近，就极具启发性。一般不视为激进的张君劢就说，巴黎和会后，“我心中大为不平，觉得协商国政治家之所谓正义人道者，皆不过欺人之词；因而想及所谓国际法者，实等于国际的非法”。由于对其所研究的国际法失望，他不久即放弃修习国际政治。参见张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改造》，4卷5号（1922年1月），1页（文页）。张氏自己后来在中苏谈判期间就要求加拉罕本着外交公开的宗旨，将其对中国政府所提出之条件公示于中国国民，国民必能秉公道正义以赞助加拉罕。（《晨报》，1923年9月11日，6版）再后来留学欧洲专习国际法的周鲠生提倡流氓式的“革命外交”，（参见周鲠生：《革命的外交》，收入其同名论文集，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1-11页）其潜在造因大概也源于此。

(67) 引自林军：《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内部分歧》，《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第49—51页。

(68) 参见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497—509页；《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9—218页。

(69) 苏俄代表团致中国外交部节略，1923年6月27日，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署会务处编：《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2类，《中俄问题往来文件》，第140页，见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以下凡出现此书仅引书名、页数）

(70) 朔一：《加拉罕东来及中东路地亩交涉》，《东方杂志》，第20卷，第15号（1923年8月10日），第10-11页。

(71) 《盛京时报》1923年8月14日、15日、17日，均为第2版；8月18日、19日，均为第4版；《晨报》1923年8月17日第3版。

(72) 《盛京时报》1923年8月7日第2版。

(73) 《盛京时报》1923年8月19日第3版。（这一提法与《民国日报》1923年8月24日第6版记载有出入，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92-193页，《民国日报》未见此种提法，时间亦记为8月16日）；《盛京时报》1923年8月19日第4版。

(74) 《晨报》1923年8月23日第3版。

(75) 《盛京时报》1923年8月22日第4版。

(76) 参见林军：《苏俄政府在归还中东铁路问题上口径的变化——加拉罕给越飞的信》，《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引文均转引自第38-40页。

(77) 《晨报》1923年8月21日第3版。

(78) 《晨报》1923年8月22日、23日均为第4版。

(79) 《晨报》1923年8月29日第4版。

(80)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会晤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1923年9月3日，北洋政府外交部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档案，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198-199页。（以下凡引自北洋政府外交部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档案，不再注明）

(81) 这一声明曾在中国报界代表中广泛散发，登载于《晨报》、《京报》、《时报》、《顺天时报》，1923年9月5日。

(82) 临案通牒指1923年5月6日在山东临城车站发生了劫车案后，英、美、法、日等国向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抗议照会。

(83) 宣言内容译自《苏俄对外政策文件集》第6卷，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193- 196页。

(84) 《晨报》1923年9月6日第3版。

(85) 外交总长顾维钧会晤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1923年9月6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199-200页。

(86) 详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80页。

(87) 《晨报》1923年9月8日第3版、第6版；9月10日第6版；9月13日第2版、第6版；9月16日第3版；9月18日第6版。

(88) 本段与下段，《晨报》1923年9月11日第6版。

(89) 中东铁路地亩交涉，指张作霖因不满中东铁路地亩处的作为，派张焕相为地亩局局长于1923年8月1日接收地亩处，而俄铁路局局长渥斯特罗乌莫夫与地亩处处长关达基拒不交代，并运动当时驻哈的英、美、法、日四使出面干涉。

(90) 《晨报》1923年9月21日第3版。

(91) 加拉罕致孙中山博士的信，1923年9月8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二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31-532页。

(92) 孙中山复加拉罕电，1923年9月16日；孙中山致加拉罕的信，1923年9月17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二辑，第532-533页。

(93)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辑，第296页。

(94)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6卷，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197-198页。

(95)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全权代表王正廷全权证书，1923年10月2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03页。

(96) 参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80页。

(97) 《晨报》1923年11月3日第3版。

(98) 参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81-83页。

(99) 参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83页。

(100) 《晨报》1923年11月3日第2版。

(101) 《晨报》1923年11月6日第2版。

(102) 《晨报》1923年11月6日第2版。

(103) 仲平：《中俄交涉的近况》，见《向导周报》第45期，1923年11月7日，第344-345页。

(104) 《晨报》1923年11月14日第3版；11月15日第2版。

(105) 《晨报》1923年11月16日第2版。

(106) 译自A．伊文：《中国和苏联》，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04页。

(107)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月14日第6版，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05页。

(108) 译自A．伊文：《中国和苏联》，第111-115页，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07-209页；加拉罕此函登于1924年1月11日《晨报》第3版。

(109) 《晨报》1923年12月3日、5日，均第3版；《关于中俄交涉重要公文及舆论》，《东方杂志》，第21卷，第8号，1924年4月25日，第125-132页。关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文本问题的探讨，参见朱正：《解读一篇宣言》，《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212-223页。

(110) 《晨报》1923年11月15日第2版；《晨报》1923年12月8日第2版。

(111)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判节略，1924年9月3日至11月30日；译自A．伊文：《中国和苏联》，第111-115页，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05-209页。

(112)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月24日第六版，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24页。

(113) 苏联驻华特命全权代表加拉罕致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正廷函，1924年1月17日，译自《苏中关系（1917-1957）》（文件集），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24-225页；《晨报》1924年1月19日、20日、21日均为第3版。

(114) 渊泉：《英国无条件承认苏俄》，《晨报》1924年2月3日第2版社论。

(115) 《晨报》1924年2月16日第2版。

(116) 《晨报》1924年2月16日、20日均为第2版。

(117) 《晨报》1924年2月18日第2版。

(118) 《晨报》1924年2月28日第2版。

(119) 《晨报》1924年2月12日、14日均为第3版，2月17日第2版、第3版。

(120)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判记录，1924年2月19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28-229页。

(121)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判记录，1924年2月22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29-231页。

(122)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判记录，1924年2月25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31-236页。

(123) 中国提出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1924年2月25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苏联最后修正案，1924年3月1日，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会务处编：《中俄协商文件》，第1-8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12-217页；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判记录，1924年3月1日，第236-241页。

(124) 《晨报》1924年3月4日第2版。（注《晨报》3月7日第2版，又说四份中有一份为呈内务部而非交通部）

(125)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出席国务会议第一次报告，1924年3月8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41-242页。

(126) 中日密约即指1918年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127)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判记录，1924年3月8日晚九时，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42-249页。

(128)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出席国务会议第二次报告，1924年3月11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49-250页。

(129) 《晨报》1924年3月15日第2版；《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3月17日第3版，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87-288页。

(130) 阁议拟补充第四条声明书，阁议拟修正第五条协定，北洋政府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会务处编：《中俄协商文件》，第22、23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会编（1917-1924年）》，第250页。

(131) 王加草案具体签字时间说法很多。《晨报》3月16日报道为14日夜十一时左右；顾维钧说是在14日上午8时；加拉罕在3月16日，19日两次照会都称签订协定时间为14日午前；华俄通讯社所发表的王加协定大纲所署日期为14日；而3月20日《晨报》又称孙宝琦检阅交涉记录的结果是王正廷于13日签字；林军的《中苏外交关系》称双方谈判签约时间从13日晚8时至14日清晨4时。（参见《晨报》1924年3月16日、20日、22日，4月10日均为第2版；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致国务院咨呈，1924年3月16日，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致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函，1924年3月19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3-256页；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89页。）

(132) 《晨报》1924年3月16日、18日均为第2版。

(133)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致国务院咨呈，1924年3月16日，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会务处编：《中俄协商文件》第24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1页。

(134) 《晨报》1924年3月19日第2版。

(135) 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会务处编：《中俄协商文件》第25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3页。

(136) 《晨报》1924年3月18日第2版。

(137) 《晨报》1924年3月19日第2版。

(138) 《晨报》1924年3月19日第2版。

(139) 本段与下两段，参见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致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照会；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致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函，均为1924年3月19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3-256页。

(140) 大总统令，1924年3月20日，北洋政府《政府公报》，1924年3月21日，第2873号，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9页。

(141) 本段和下三段，国务院致各省通电，1924年3月20日，北洋政府热察绥巡阅使署档案，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7-258页；并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34-335、第396页。在号电发出之后，国务院续发哿电，将加拉罕19日照会中所提的五点声明向各省再作通报。国务院致各省通电，1924年3月20日，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会务处编：《中俄协商文件》，第40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8-259页。

(142) 北洋政府外交部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档案，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42页。

(143) 《晨报》1924年3月9日第2版。

(144) 《晨报》1924年3月12日第2版。

(145) 《晨报》1924年3月13日第2版。

(146) 《晨报》1924年3月11日、13日、18日、4月10日，均为第2版；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3月18日第2版，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0-251页。

(147) 外交部复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节略，1924年3月22日，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会务处编：《中俄协商文件》，第31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59页。

(148) 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致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节略，1924年3月25日，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会务处编；《中俄协商文件》，第32-35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60-263页。

(149) 《晨报》1924年3月26日第2版。

(150)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通电报告交涉经过，1924年3月21日，北洋政府热察绥巡阅使署档案，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67-268页。

(151) 本段与下段王正廷三月二十三日对国务院号电自辩通电，《东方杂志》第21卷，第9号，1924年5月10日出版，第133-134页。

(152) 王正廷的第三次通电一覆各省的最后通电，见《东方杂志》，第21卷，1924年5月10日，第9号，第134-135页。

(153) 参见仁静：《中俄交涉杂评》，《向导周报》，第60期，1924年4月2日，第479页；《晨报》1924年3月28日第2版。

(154) 《晨报》1924年3月26日第2版。

(155) 《晨报》1924年3月28日第2版。

(156) 《晨报》 1924年3月22日第2版。

(157) 《晨报》1924年3月29日第2版。

(158) 《晨报》1924年3月18日第2版社论。

(159) 《晨报》1924年3月21日第2版。

(160) 《晨报》1924年3月23日第2版。

(161) 《晨报》1924年3月28日第2版。

(162)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41页。

(163) 《晨报》1924年3月23日、25日，4月1日均为第2版；《申报》，1924年4月5日第6版。

(164) 《晨报》1924年3月29日第2版。

(165) 《晨报》1924年3月20日第2版。

(166) 《晨报》1924年3月21日第2版。

(167) 《晨报》1924年3月22日第3版。

(168) 《申报》1924年3月23日第7版。

(169) 《晨报》1924年3月22日第3版。

(170) 《晨报》1924年3月22日第3版。

(171) 《申报》1924年3月20日、21日，均为第7版；《晨报》1924年4月4日第2版。

(172) 《盛京时报》1924年3月21日第1版。

(173) 《盛京时报》1924年3月23日第1版；3月25日第7版。

(174) 渊泉：《中俄交涉破裂之责任者》，见《晨报》于3月22日第2版社论。

(175) 《申报》1924年3月24日第7版

(176) 《申报》1924年3月25日第4版。

(177) 召召：《中俄会议观》，《盛京时报》1924年3月25日、26日，均为第1版。

(178) 《晨报》1924年3月31日第2版。另据《晨报》4月2日第3版，群治社中潘乃德，黄金声、黄伯耀、陆竣云、郑宗荣等未曾到会，对列名之事不予承认。

(179) 《晨报》1924年3月29日第2版。

(180) 《晨报》1924年3月30日第2版；《申报》1924年4月1日第7版。

(181)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3月23日、27日均为第7版，4月3日第6版，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97-298页。

(182) 《申报》1924年4月4日第13版。

(183) 渊泉：《忠告苏俄政府》，见《晨报》1924年4月1日第2版社论。

(184) 张梓生：《中俄复交之经过》，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13号（1924年7月10日），第41-42页；朔一：《中俄协定突然签字》，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12号（1924年6月25日），第3-4页。

(185) 《申报》1924年3月23日第7版；3月25日第4版。

(186)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46-347页。（关于这一秘密谈判的过程未见档案资料的记载。）

(187) 大总统令，1924年5月31日；国务院及外交部致各省区通电，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政府公报》1924年6月1日，第2944号，6月2日，第2945号，《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79-281页；《晨报》1924年6月1日第2版。

(188) 外交总长顾维钧出席国务会议的报告，1924年6月5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80-281页。

(189)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47页。

(190) 北京议员维持中俄协定宣言，见《向导周报》第71期，1924年6月25日，第571-572页。

(191) 上海闸北市民庆祝中俄邦交恢复之通电，见《向导周报》第71期，1924年6月25日，第570-571页。

(192) 《晨报》1924年6月1日第2版。

(193) 《盛京时报》1924年6月17日第4版。

(194) 孙中山与“广州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24年3月，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08-710页。

(195)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7月22日第3版，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86-287页。

(196) 《晨报》1924年4月1日第2版。

(197) 《晨报》1924年4月5日第2版。

(198) 《晨报》1924年4月2日、3日，均为第2版。

(199) 《申报》1924年6月11日第6版，6月27日第10版。

(200) 《盛京时报》1924年6月17日第4版。

(201) 《盛京时报》1924年6月28日第1版。

(202) 《申报》1924年6月4日第7版；《晨报》1924年6月11日第2版。

(203) 曾友豪：《中俄协定给与中国之利害》，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20号（1924年10月25日），第27-34页；《中俄协定之正式公文》，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13号（1924年7月10日），第139-146页。

(204) 曾友豪：《中俄协定给与中国之利害》，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20号（1924年10月25日），第27-34页；参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99-100页。

(205) 参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118-119页。

(206)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编：《中外约章汇编》（七）中俄部分，第709-715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71-272页。

(207) 《晨报》1924年6月5日第2版。

(208) 《晨报》1924年6月13日第2版。

(209) 《晨报》1924年6月15日第2版。

(210) 《晨报》1924年6月20日第3版、7月12日第2版、7月14日第3版。

(211) 《晨报》1924年6月22日，7月1日均为第2版。

(212) 《晨报》1924年7月1日第2版。

(213) 《晨报》1924年7月16日第4版；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致美国国务卿的信，1924年7月12日，见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24年Ⅰ卷，第445页。

(214) 外交部发全权公使衔驻俄外交代表李家鏊电，1924年7月14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00页。

(215) 《晨报》1924年7月17日第4版。

(216) 《晨报》1924年7月18日、21日均为第3版。

(217) 《晨报》1924年7月20日、27日均为第3版。

(218) 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致国务卿的信，1924年7月25日，见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24年Ⅰ卷，第448-449页。

(219) 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致国务卿的信，1924年7月25日，见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24年Ⅰ卷，第451页；《晨报》1924年7月30日第3版。

(220) 《晨报》1924年7月26日，8月1日、12日均为第3版；《申报》1924年8月5日第7版。

(221) 《晨报》1924年8月9日、11日、13日均为第3版。

(222) 《晨报》1924年8月19日第3版。

(223) 《晨报》1924年8月20日第3版。

(224) 《晨报》1924年9月4日第3版。

(225) 《晨报》1924年9月6日、7日均为第3版，9月12日第2版。

(226) 《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9月26日，10月6日均为第1版，转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06-307页。

(227) 《晨报》1924年10月8日第2版。

(228)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编：《中外约章汇编》（七），中俄部分，第709-715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271-272页。

(229) 北洋政府《外交公报》，第39期，第1页；驻俄李代表晤齐总长问答——中俄问题事，1924年8月17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转引自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117页。

(230) 《晨报》1924年7月14日第2版。

(231) 《晨报》1924年8月6日、7日均为第3版。

(232) 《晨报》1924年8月16日第3版。

(233) 《晨报》1924年11月5日、10日均为第2版；11月13日第3版。

(234) 《晨报》1924年11月19日第2版。

(235) 《晨报》1924年12月3日第2版，12月5日第3版。

(236) 参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118页。

(237) 幼雄：《中俄会议难产》，见《东方杂志》，第22卷，第13号（1925年7月10日），第5-6页。

(238) 参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第118-119页。

(239) 北洋政府筹办中俄事宜公署：《中俄会晤录》，转引自林军：《中苏关系（1917-1927）》，第105-106页；外交总长顾维钧会晤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1924年6月13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15页。

(240) 外交总长顾维钧会晤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1924年7月7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16页。

(241) 《晨报》1924年7月16日第3版，8月6日第4版。

(242) 外交总长顾维钧会晤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1924年8月10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16页。

(243) 外交总长顾维钧会晤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1924年8月12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1917-1924年）》，第316页。

(244) 外交部秘书朱鹤翔会晤苏联大使加拉罕，1924年8月19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17页。

(245) 外交部发全权公使衔驻俄外交代表李家鏊电，1924年9月24日，9月25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22-323页。

(246) 《晨报》1924年10月5日第3版。

(247) 《晨报》1924年10月4日第3版。

(248) 法国驻华代办致中国外交部照会，1924年10月3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华俄道胜银行代表向中国官署递交抗议书，1924年10月3日，《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0月6日第1版，均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24-325页。

(249) 外交部发全权公使衔驻俄外交代表李家鏊电，1924年10月11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22-324页；《晨报》1924年10月14日第2版。

(250) 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致临时执政段祺瑞函，1925年1月19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25页。

(251) 临时执政府秘书厅致外交部公函，1925年1月19日后；中俄会议会务处说帖，请商交通总长应否将奉俄协定归并中俄协定并通知苏联大使由，1925年2月3日；交通部致外交部函，1925年2月25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26页。

(252) 临时执政指令第346号令外交总长沈瑞麟，交通总长叶恭绰，1925年3月12日，北洋政府：《政府公报》1925年3月13日，第3214号，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26-327页；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1925年3月18日，见《东方杂志》第22卷，第8号（1925年4月25日），第150页。

(253) 张国忱：《张作霖父子对苏关系和中东铁路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66-867页。

(254) 奉俄协定内容《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亚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编：《中外约章汇编》（七）中俄部分，第734-744页，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317-322页；中俄协定内容见《有关中俄交涉的重要舆论与公文》，《东方杂志》第21卷，第13号（1924年7月10）日；同时参见《奉俄协定与中东路改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9号（1924年10月10日），第10-13页；《晨报》1924年10月15日第2版。

(255) 《盛京时报》1924年10月9日第1版。

(256) 参见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第503-507页。

(257) 1925年中国盐税收入在国家总预算中所占比例为21％，田赋所占比例为19％。参见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册，第204—205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贾士毅《民国财政简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697页附表。

(258) 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册，第204—205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案：关税总收入不包括常关税，外债偿还额包括庚子赔款在内。

(259)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第1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54页；陈向元：《中国关税痛史》，台北学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106页。

(260) 《中央财政之现状》，《大公报》1925年3月9日。

(261) 台北党史研究会编：《革命文献》第8辑，第125—126页。

(262) 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3—15页。

(263)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1页。

(264)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1页。

(265) 参阅马振举：《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关税与财政》，《南开学报》1987年第4期，第38页。

(266) 《恃债为生之中央财政》，《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五册，第382页。

(267) 《目前财政上之两大案》，《顺天时报》1925年3月12日。

(268) 《新公债条例昨晚明令发表》，《顺天时报》1925年3月17日。

(269) 《冯玉祥派员来京接洽与奉合作》，载《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页。

(270) 贾士毅：《整理外债问题》，《东方杂志》第19卷第5号，第6页。

(271) 《八使拒开关税预备会》，《申报》1924年6月12日。

(272) 《北京政府未关税特别会议致法国公使照会》（1925年4月8日），载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77-78页。

(273) 《驻英朱代办致外交部电》（1925年7月18日），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关税特别会议档案（以下简称“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15—（2）。

(274) 转引自《李代表赴俄外部与齐外长会晤问答》（1925年7月31日），“关档”，03—25 / 9—（1）。

(275) 杨幼炯：《近时国际问题与中国》，第191页，转引自李光一《1925年至1926年的关税会议与法权会议》，载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讨论文集》（中国现代史第二次学术与教学讨论会，1981年），辽宁师范学院铅印本，第280页。

(276) 转引自李健民著《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版，第184页。

(277) 币原平和财团编：《币原喜匆郎》，东京币原平和财团出版，昭和30年，第278页，转引自韩姜文求《从关税特别会议召开的背景看其失败的原因》，载《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第91页。案：本节涉及各国对关税会议的态度部分参考并利用了姜文求先生论文和资料。

(278) 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1．法国政府承诺将法国部分庚款余额退还中国，用于促进于中法两国有益之事业；2．中国政府承诺将“上项应付而已退还之赔款余额，按照1905年所采用之电汇方法计算，并加以汇兑或有之盈余，一并折合美金，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与中法实业银行（中法合办），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债之担保。”见《外交总长致法国公使文》，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9号，第133—135页。

(279) 《法国批准华会公约》，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15号，第7—8页。

(280) 《段祺瑞通电》（1925年4月21日）、《北京政府财政部请求批准金佛郎案呈文》（1925年4月11日），见《北洋军阀》（五），第152—155页。

(281) 《国会议员宣言》（1925年4月1日）、《国会议员致法公使及法政府宣言》（1925年4月）、《北京国会反对金佛郎案电》（1925年4月），见《北洋军阀》（五），第157—160页。

(282) 和森：《卖国备战的金佛郎案》，《向导》第110期，1925年。

(283) 《检举金佛郎案犯罪理由书》，见《北洋军阀》（五），第166—178页。

(284) 《北京政府照会各国派员参加中国关税特别会议》（1925年8月18日），见《北洋军阀》（五），第78—79页。

(285) 《时事新报》1925年8月12日，转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779—780页。

(286) 《关税会议与出口税》，载经济学社编《关税会议专刊》，收入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编第43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版，第1页。

(287)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7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26页。　　

(288) 《神阪中华会馆致外交部》（1925年10月17日），见“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 / 7—（1）。

(289) 《湖南赵省长电》（1925年11月7日），见“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 / 8—（1）。

(290) 陈独秀：《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向导》周报，第131期，1925年9月25日。

(291) 《民国日报》1925年8月14日。

(292) 《民国日报》1925年10月8日。

(293) 《总商会出席关税会议代表赴京》，《新闻报》1925年10月22日。

(294) 《纺织时报》1925年9月28日、10月19日。

(295) 《驻英朱代办电》（1925年10月4日），见“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 / 23—（2）。

(296) 完颜绍元：《王正廷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页。

(297) 《关税定率条例》（1925年10月24日）、《烟酒进口税条例》（1925年10月24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33—35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 / 21—（1）。

(298) 《参加关税特别会议各国代表团衔名录》，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16—21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 / 21—（1）。

(299) 《关税特别会议第一次大会议事录》，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22—23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 / 21—（1）。

(300) 《中国外交总长沈瑞麟致词》，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23页。

(301) 《中国政府代表王正廷提案》，《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24页。

(302) 陆宇光：《民国史要》，民国十六年版，收入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丛刊》三编，第26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33页。

(303)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2页。

(304) 《关税自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1925年10月30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47—50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 / 21—（1）。

(305) 《日本代表日置益君演词》，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28—29页；《特约路透电·关于中国近事之外电》，《申报》1925年11月5日，第5版。

(306) 《关税自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1925年10月30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52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 / 21—（1）。

(307) 《关税自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1925年10月30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52—56页。

(308) 武育幹：《中国关税问题》第四章《特别关税会议与中国关税自主运动》，转引自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67—69页。

(309)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册，第102页。

(310)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311) 《裁厘说帖》，《中国外交史（1911—1949）》，第56—57页。

(312) 《裁厘说帖》，第57页。

(313) 《过渡办法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事录》（1925年11月14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132—134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 / 21—（2）。

(314) 《过渡办法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事录》（1925年11月14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135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 / 21—（2）。

(315) 《过渡办法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事录》（1925年11月19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136—138页；《外交公报》第54期，专件，第17—18页。

(316) 《颜惠庆自传·都门万象》，转引自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317) 商约谈判中，中国代表主张“将进出口货一面照时价核估，扯平修改，一面专指洋货援照洋药税厘并征办法，于核估时价值百抽五后，并连子口半税二五，统加厘一倍，共总值百抽十五（即正税加子口半税等于7．5％，再加7．5％的厘金，即等于15％），俱在海关并征。”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尝极力支持这一办法，认为这是“财政改革的开端，是中国复兴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在稍后中外进行的商约谈判中，各国所议“皆以加税免厘一事为主脑”。可见在裁厘加税问题上，中外并无原则分歧。但由于各国在税率上各持己见，庚子之后的商约谈判未能就裁厘加税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参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硃批盛宣怀等折，转引自罗玉东著《中国厘金史》第一册，第137页，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12册，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式印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卷9，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7页。

(318) 《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1922年2月6日），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220—224页。

(319) 《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公布文件》，外交部编《外交公报》第54期（民国十四年12月）专件，第1—7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57册，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320) 上海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2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321) 《日本代表之声言》，《外交公报》第54期（民国十四年12月），专件，第11—13页。

(322) 《过渡办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1925年11月义日），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81—83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 / 21—（2）。

(323) 《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86—92页；《义代表宣言》，《外交公报》第54期（民国十四年12月）专件，第14—16页。

(324) 这一重要的变动很可能与王正廷的南方背景有关。完颜绍元对此有如下分析：王氏之所以被换，是因为（1）浙奉战争已经以奉系势力被驱逐出东南地区宣告结束，国民军乘机反奉倒段的态势已相当明显，以冯玉祥为后台的王正廷自然没有增加附加税为执政府开辟财源的积极性；（2）国民党已经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声望日隆，作为与国民党关系深远的王正廷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利用供职外交委员会之便，以调查沙基惨案为名，将孔祥熙派往广州，已很明显是在为自己谋求后路；（3）尽管关税自主案获得通过，但中国政府“自动”声明裁厘以谋求关税自主的做法，仍旧不为要求无条件实行关税自主的激烈舆情所谅解，而附加税问题不妥协则难以达成协议，妥协则非王氏所愿。参阅氏著《王正廷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325) 《中国关会委员通电报告会议经过情形》（1926年5月11日），《晨报》1926年5月13日。

(326) 1926年1月8日，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幹邀请各国专门委员开茶话会，表示关税用途按税率统计每年增收九千万元，计划以三千万元还债，三千万裁厘，二千万用于建设，一千万为紧要政费。详见上海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2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287页。

(327) 《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2页。

(328)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9—30页。

(329) 凤岗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第465—466页，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第85辑。

(330) 武育幹：《中国关税问题》，1926年版，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331) 颜惠庆：《关税会议之始末》，见《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60页。

(332) 《中国关会委员通电报告会议经过情形》（1926年5月11日），《晨报》1926年5月13日。

(33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大事记》第12辑，第33—34页。

(334) 《中国关会委员通电报告会议经过情形》。

(335)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第474页。

(336) 美国的议案原文如下：“又议决所有由征收各该附加税所增收之税款，应由海关保管，不受一切干涉，以备日后照本会议议决或本会议商订条约内规定之用途与条件支配之。”见《临时附加税分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事录》（1926年3月18），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348—350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 / 21—（2）。

(337) 美国的议案原文如下：“又议决所有由征收各该附加税所增收之税款，应由海关保管，不受一切干涉，以备日后照本会议议决或本会议商订条约内规定之用途与条件支配之。”见《临时附加税分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事录》（1926年3月18），见《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第348—350页，“关档”，筹备召开关税会议案乙—（1），03—25 / 21—（2），第348—357页。

(3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3页。

(339) 《中国希望条件说帖》，北京政府司法部档案，转引自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161页。

(340) 外交部档案：《法权讨论委员会议决案第二号》、《收驻美施公使电》（1923年5月31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案卷号：03-34 / 3-（1）。

(341) 随波：《国内要闻·北京通信》，《申报》1925年6月10日。

(342) 随波：《国内要闻·北京通信》，《申报》1925年6月25日。

(343) “至于此次政府对外交涉，总算敏捷强硬，一洗向来濡迟怯弱之弊。外交部为五卅事件于十天内连续提三个抗议，措辞都极强硬，在中国的外交习惯上，倒是不多见的”。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增刊。

(3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17页（注：以下简称《大事记》）。

(345) 《中国国民党通电》，《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增刊。

(346) 《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增刊。

(347) 《大事记》，第11辑，114页。

(348) 马寅初：《不平等条约于我国经济上之影响》，《东方杂志》，第22卷16号。

(349) 姚公鹤：《上海空前惨案之因果》，《东方杂志》，第22卷15号。

(350) 《梁启超上段执政书》，《申报》，1926年6月29日。

(351) 天生：《不平等条约如何废除乎》，《国闻周报》，第2卷24期。

(352) 布雷：《中国今后之外交》，《国闻周报》，第3卷8期。

(353) 《重要函电汇录》：《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增刊。

(354) 孔另境：《五卅外交史》，第56—57页，转引自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355) 台北中研院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以下简称外交部档案）：《发驻美施公使电》（1925年9月9日），编号：03-34/4-（1）。

(356) 外交部档案：《收驻美施公使电》（1925年9月12日），编号：03-34/ 4-（1）。

(357) 外交部档案：《收驻美施公使十一日电》（1925年9月12日），编号：03-34/4-（1）。

(358)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载《中华民国史纪要》（初稿），第800页，

(359)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7页、177页。

(360) 《大事记》，第11辑，152页。

(361) 《京法界收回领判权之准备》，《申报》1925年9月21日。

(362) 《召集调查司法委员会之筹备》，《申报》1925年9月19日。

(363) 《国外要闻·美国通信》，《申报》1925年10月31日、11月1日、11月2日（连载）。

(364) 《国外要闻·美国通信（三）》，《申报》1925年10月19日。

(365) 《国外要闻·美国通信（四）》，《申报》1925年10月21日。

(366) 《法权会议开幕之预讯》，《大公报》（长沙）1926年1月19日。

(367) 《领判权与警权及课税权》，《晨报》1926年1月13日。

(368) 《法权会议之重要前提》，《晨报》1926年1月12日。

(369) 《省联会对法权会议之主张》，《申报》1926年2月5日。

(370) 《法权自主会招待当局》，《申报》1926年2月25日。

(371) 外交部档案：《发驻美施公使电》（1925年9月9日）。编号：03-34/4-（1）。

(372) 外交部档案：《大美国特命驻扎中华全权公使马为照会事接准》，编号：03-34/5-（1）。

(373) 将中国废除领事裁判权与改良法律制度联系在一起在主张由来已久。早在1902年9月5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英国第一次在条约中有条件地表示将放弃其在华领判权。“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列，以期与各国律列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列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1903年10月8日，中美间签订的《通商行船条约》也有类似的提法。从此，中国废除领事裁判权与中国司法“皆臻妥善”联系在一起了。引文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9页。

(374) 《外交公报》第55期，第5页。

(375)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6年9月，第819—820页。

(376) 《马君武关于司法观事件之谈话》，《大公报》（长沙）1926年2月11日。

(377) 《法马撤废惩治盗匪法之提案》，《大公报》（长沙）1926年1月25日。

(378) 《马君武对法权会议之谈话》，《大公报》（长沙）1926年2月11日。

(379) 《调查法权会议议长史托恩之谈片》，《晨报》1926年1月17日。

(380) 外交部档案：《会稿》，编号：03-34/6-（2）。

(381) 外交部档案：《代拟外交部致各省特派员及各埠交涉员》，编号：03-34/6-（1）。

(382) 这八个方面分别是：1．临时裁判权；2．华人与享受领事裁判权之外人案件之审判；3．享受领事裁判权之外人与无领事裁判权国之外人及与中国无条约关系国之外人案件之审判；4．会审公堂；5．外人房屋及船舶内之庇护权；6．给予外国国籍证书于中国人；7．外人免除租税权；8．租界、租借地、北京使馆界、铁路附属地等特殊区域。见《法权委员会报告书》附录。

(383) 令文曰：“国民政府唯一之职责，在奉行先大元帅之遗嘱，其最先着手，即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当然收回，无须由外人调查。故对于此次调查法权外国委员来粤，决定不予接待。”外交部档案：《法权委员团在鄂参观各厅监所程序》，编号：03-34/7-（1）。

(384) 《中华民国史纪要》（初稿），第314页，1926年4月10日条。另见《东方杂志》第23卷第10号，第5页。

(385)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载《中华民国史纪要》（初稿），第802页，

(386) Form 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 on Ex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China，Apr．16，FRUS，1926，Vol．I，p．973．

(387) 《司法调查之演说》，《盛京时报》1926年6月8日；《司法调查之经过》，《盛京时报》1926年6月9日。

(388)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6年9月，第834-837页。

(389) 《法权委员赴赣经过》，《晨报》1926年5月29日。

(390)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6年9月，第856、868-869页。

(391)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6年9月，第876—877页。

(392) 参阅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

(393) 毛以亨：《一代新锐梁任公》，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

(394) 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参战问题）》，载《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3页；《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1页。

(395) 周鲠生：《中国的国际地位》，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第7页。

(396) 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四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620页。

(397) 《外交部致施、顾、王三代表宙字第131号极密电》，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四卷，第615页。

(398) 阎沁恒：《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中对于处理几项有关中国问题之态度》，载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五），台北1985年再版，第60—69页。

(399) 《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五），第68页。

(400) 胡秋原著：《近百年来中外关系》，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62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版，第171—175页。

(401) 周鲠生：《中国的国际地位》，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第7—16页。

(402) 纽约外交政策协会调查部：《外人在华利益的调查》，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1927年4月10日出版），第32页，倪文宙节译。

(403) 胡适：《对于沪汉事件的感谢》，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3页。

(404) 林霨：《战争、民族主义与基督教高等教育：1924—1925》，载章开沅等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405) 蒋介石日记，1926年12月22日，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影印1936年版，第978页。

(406) Cf．William C．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38-53．

(407) 《外交部致驻比王公使电》（1926年10月28日），《北洋政府档案》一〇三九（6），案：以下涉及废止中比不平等条约所引北洋政府档案均转引自习五一著《论废止中比不平等条约：兼评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82—201页。

(408) 《外交总长胡惟德致比华使照会》（1926年4月16日），《比华使复外交总长胡惟德照会》（1926年4月27日），《北洋政府档案》一〇〇一（2）1435。顾维钧已指出，比国的做法，是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来讨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内容，这本身就是极为荒唐的。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8页。

(409) 《临时办法》（1926年8月2日中国外交部提出），《北洋政府档案》一〇〇一（2）1435。

(410) 《外交部收驻比王公使电》（1926年9月7日），《北洋政府档案》一〇三九（5）。

(411) 《比华使致外交部备忘录》（1926年10月23日），《北洋政府档案》一〇〇一（2）1435。

(412) 《沪总商会再争废比约》，季啸风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中文部分），第7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392页。

(413) 《商联会主张以经济绝交为废约之后盾》、《商联会筹划对比经济绝交》，《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9册，第393-396页。

(414) 《中比商约问题：孙传芳陈陶遗电复总商会》，《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9册，第394页。

(415) 《东南五省当局主废约》，《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9册，第425页。

(416) 《比约岂真须延长九月耶》，《益世报》1926年11月5日。

(417) 《全国学生总会废除中比商约宣言》（1926年10月27日），《民国日报》（广州）1926年11月6日。

(418) 政之：《生死关头之废约问题》，载《国闻周报》第3卷第41期“时评”，1926年10月24日。

(419) 《外部令王景歧对比严重抗议》，《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9册，第423页。

(42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55—357页。

(421) 《比方答复修约节略比使昨日面交外顾》，《顺天时报》1926年11月6日；《比华使致外交部备忘录》（1926年11月5日），《北洋政府档案》一〇〇一（2）1435。

(422) 《外交部对于交涉终止中比条约之宣言》（1926年11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外交，第962—966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57页；《政府宣告比约失效》，《晨报》1926年11月7日；《以大总统指令昨竟宣布中比商约失效》，《顺天时报》1926年11月7日。

(423) 《东方杂志》第24卷第3号，第111页。

(424) 《我国对比提议提交国际联盟大会》，《晨报》1926年11月20日；《政府驳复比使照会认比约不应提出国际法庭》，《益世报》1926年11月20日；《比国反对提国际联盟》，《晨报》1926年11月29日。

(42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 359—360页。

(426) 《申报》1926年11月8日、27日。

(42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 357—558页。

(428) 《中国与西班牙关于修约交涉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28页。

第六章　南北军阀混战与北京临时执政府的垮台

第一节　浙奉战争与孙传芳势力的兴起

江浙战争后，由于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化，江浙和平并未能持久，导致1925年内先后发生了第二次江浙战争和浙奉战争。尤其是浙奉战争后，孙传芳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到东南半壁，国内政治格局亦发生巨大的改变⁽¹⁾。

一　浙奉战争的背景与原因

第二次直奉战后，奉系势力大大扩张，张作霖有意让奉军南下，占据富庶的江浙地盘，而刚刚在江浙战争中败北的皖系卢永祥则企图借奉军力量重出，双方由此有了合作的契机。张作霖决定让卢永祥打头阵，先通过他驱逐直系苏督齐燮元，再谋江苏。12月11日，在张作霖的压力下，段祺瑞政府下令罢免苏督齐燮元，裁撤江苏督军，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此举虽受到江苏地方士绅的抵制，但齐燮元为暂避其锋，遵令解职去沪。卢永祥随即于1925年1月10日入宁，奉军亦沿津浦线大举南进。

奉系的举动，自然引起浙江实力派孙传芳的高度警惕，为了保持自己的地盘不被奉系侵吞，孙传芳决定出而反击奉系。1月11日，孙传芳联合齐燮元发表通电，组织江浙联军，反对奉军南下。而卢永祥也在南京备战，任奉军军长张宗昌为总司令，战火一触即发。上海为繁华都市，地方士绅为免战火之袭扰，倡议中立，双方都不在上海驻兵，得到段祺瑞的首肯，段以孙传芳续任浙督，以安其心。在段祺瑞和奉系的软硬兼施之下，孙传芳态度软化，对军事行动趋于消极，齐燮元势单力孤，军事失利，28日自上海东渡日本。2月3日，张宗昌与孙传芳在沪上签订和平协定，双方同时从上海撤军。第二次江浙战争以齐燮元失败，孙传芳和奉系各有所获而告终。

战后，卢永祥以督办江苏军务的名义驻苏，郑谦为省长，与浙省间尚能保持一定的和平局面。孙传芳亦派人赴北京与段祺瑞修好，表示拥戴之意⁽²⁾。但是对奉系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终究不能释怀。据孙传芳身边重要人物杨文恺回忆，1925年四五月间，孙曾派他到张家口、开封与冯玉祥、岳维峻会面，表明攻奉之决心，商议合作计划⁽³⁾。

“五卅事件”的爆发使得江浙一带的均势渐被打破。事件发生后，由于列强认为中国政府在上海缺乏镇慑力量，故段有派兵到沪的拟议。6月13日，张学良奉张作霖之命带领“东北陆军教导团”二千二百余人抵沪⁽⁴⁾。后来，张学良又应上海领事团要求向张作霖要求调徐州邢士廉旅来上海应付局势⁽⁵⁾。张学良离沪后，即由邢士廉接防，并以江苏省长郑谦名义布告上海华界戒严，委邢为戒严司令，常之英为副司令⁽⁶⁾。

奉张此举，虽然主要是为应列强要求压抑上海工人运动，但更深层的动机，似乎也在藉机加强对上海的控制，并威胁浙江孙传芳⁽⁷⁾。奉军抵沪后，上海海口便操于奉军之手，孙传芳之军械接济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后来，邢士廉旅在沪扩编成第二十师，对浙孙而言，威胁更甚。

另一方面，邢士廉奉命到沪后，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渐渐加强。7月23日，淞沪戒严司令部即查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等三团体。三团体后经人疏通重新启封，但到9月18日，上海总工会终被淞沪戒严司令部以“利用时机，擅刊印信，发行捐照，鼓动风潮，阻止工人上工”、“假工会会之名，敛钱自私”等理由查封⁽⁸⁾。奉军的举动无疑引起中共及当时对国民革命运动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共产国际的不满。

“五卅事件”后，奉张在北方与得到苏联支持的国民军间的对抗态势无疑加大。6月25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即有决议，认为张作霖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的主要工具。斯大林提出要“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张作霖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并有“依靠冯玉祥军队和国民革命军队驱散现政府，成立有国民党人参加的新政府”的计划⁽⁹⁾。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后，在沪指导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指出：“张作霖准备在从天津到上海的整个沿海地带采取军事行动，急于在其军队驻扎的各个地区，而首先是在上海着手镇压工人运动，因为上海在作战期间将会起突出的作用。” ⁽¹⁰⁾在此情形下，中共便在全力鼓动各地的反奉运动。而孙传芳为稳固其地位，对南方国民党以及苏俄方面亦有意加以联络⁽¹¹⁾。

同时，因“五卅事件”及对外交涉的运用，英、美、法等国政府终于同意中国召开关税会议的要求。但是对于直系而言，关税会议的举行，将使得奉张有可能得到大笔新的收入，而执政府亦会藉此而更趋稳固⁽¹²⁾。8月18日，执政府已将邀请英、美、日、法、意、比、荷、葡八国参与关税特别会议通牒送各使馆，会期最终定在10月26日。浙孙在此前发动战事，无疑便暗含破坏关税会议的意义在其中。

但以上均为远因，而引发浙奉战争的直接导火线则是苏皖二省易督问题。

1925年7月13日，卢永祥北上调停段祺瑞与张作霖之意见发生严重冲突，未有成效，即宣布辞去苏皖宣抚使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职务⁽¹³⁾。8月3日，执政府以江苏省长郑谦暂兼苏督。29日，段祺瑞特任奉军总参议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同时，有奉军大举南下，准备就绪后再图进占闽浙的消息，奉系势力似有席卷东南之趋向⁽¹⁴⁾。

在此情形下，浙孙乃积极运动，他派两浙盐运使王金珏作为全权代表到张家口再与冯玉祥会面，同时探听各省消息。复派代表分赴其他各省联络反奉，晓以利害，并表示愿为前锋之意。9月6日，孙在杭州举行第一次军事会议，主守与主战者皆有，于是孙表示等王金珏回杭再定。是月下旬，王返浙，陈明与冯氏接触经过及各省对奉态度，并称杨宇霆督苏已成定局。其他各省代表返回，表示对反奉多表支持，并愿意签约组成联盟⁽¹⁵⁾。孙传芳感到时机已迫，不得不先发制人。

9月14日，杨宇霆、姜登选南下分别到江苏、安徽就任⁽¹⁶⁾。22日杨正式接任苏督后，向外界竭力表示和平，并默认浙军对松江四县之占据。姜登选也致电孙传芳，称杨宇霆决无犯浙之意，请孙传芳宣布态度，以安人心⁽¹⁷⁾。孙传芳于是暂撤一部分驻松部队，作和平表示。但到9月22日，因奉军南下消息传来，苏浙战云又趋紧张。同时，传皖督姜登选亦有三师部队拟由皖经浙边过宜兴，直达南京，归杨宇霆节制的计划，浙军遂积极在长兴布防⁽¹⁸⁾。孙传芳、夏超等一面发布安民公告，一面调兵运械，积极准备⁽¹⁹⁾。西北方面的消息表明此时孙氏已下定驱奉决心⁽²⁰⁾。

杨宇霆督苏也引起江苏本省军人的极度不安。杨宇霆到苏后，传将对苏军实行裁并改良，所以白宝山、马玉仁等均不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而南京、镇江等地的驻军，与奉军也多不能相容或者抱警戒态度⁽²¹⁾，对孙之反奉则表示欢迎并愿意配合。广东方面，因陈炯明正四处联络，准备攻击广州，所以国民革命军苦于应付，据说鲍罗廷有“对粤取守势，以休养实力，另出奇计以促他方之内战”之计划，所以也愿意支持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²²⁾。而正得到苏联大量军援的岳维峻部与孙氏无疑有配合的承诺⁽²³⁾。

但对执政府而言，显然不愿意在关税会议即将开幕前看到内战再起。10月7日，临时执政段祺瑞以苏省已决定撤回驻沪各部，电令孙传芳各部各回原防。8日，陆宗舆奉段祺瑞命南下赴苏、浙。劝孙传芳、杨宇霆各自谅解，并欲促进苏、浙、皖三省重订和平公约。他又派陆宗舆南下，向杨、孙等人游说和平。陆氏先到南京与杨宇霆协商，正准备启程赴杭。不料浙之动员令便已下达⁽²⁴⁾。

二　战事发动与奉方应对

1925年10月初，英、美、日三国“沪案”司法调查委员抵达上海，准备对“沪案”重行司法调查。唐绍仪通电主张关税自主，反对关税会议；段祺瑞以吴景濂、张英华等人在汉口“谋乱”，着令褫夺官勋，缉获法办，引起直系之反弹；而南方蒋介石正在率队出发东征。这些表面看来琐碎无关的事情，其实均为孙传芳发动战事酝酿了一个较好的时机。

10月5日，孙传芳在杭州其督办公署召集重要军官开军事会议，议决一切作战计划。7日，皖、赣、苏、闽、浙五省代表在杭州复开会议决五省联盟，举孙传芳为五省联军总司令，“拥段反奉”，分兵五路：第一路司令陈仪、第二路司令谢鸿勋、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第四路司令卢香亭、第五路司令周凤歧，定名 “浙闽苏皖赣联军” ⁽²⁵⁾。

10日，孙传芳即以准备秋操为由，下动员令。其公开发表的致各军电表示：“此次校阅，调动队伍，专为举行秋操，可以此意宣示人民，以免误会为要。”孙并通知省署，谓“兹因陆军第四期教育终了，照例应行校阅，以觇成绩，特定于日内举行秋操”。同时，以财政厅名义向杭州总商会借100万，以为作战经费⁽²⁶⁾。

孙氏为了给自己的反奉军事行动制造藉由，11日，通电指斥奉军压迫上海罢工工人复工，听任各国重行司法调查，反对关税会议之召集，赞成唐绍仪关税自主之通电⁽²⁷⁾。但此时浙方并不对执政府直接攻击，意在留有余地⁽²⁸⁾。同时，孙开始向前线输送部队，到14日，长兴与松江两方面，兵力集结已达一个师以上。孙致电奉系的淞沪戒严司令邢士廉：“沪不驻兵，早见明令，贵部久驻沪江，用意何居？”限邢部24小时内退出淞沪⁽²⁹⁾。15日，浙方多数部队已完成部署⁽³⁰⁾。

奉系方面，当邢士廉接到孙的最后通牒，乃急电杨宇霆请示。杨令邢部撤退至苏州，并取消淞沪戒严司令名义，以免除“破坏淞沪不驻兵”之舆论攻击⁽³¹⁾。15日，驻沪邢士廉部奉命率部开往苏州，通告将戒严司令部取消⁽³²⁾。杨此种安排无疑是形势所迫。当时在苏奉军仅驻沪邢士廉之第二十师与驻宁丁喜春第八师，总兵力只有二万余人，且部署于宁沪一线，抵抗力甚弱。而苏军对奉军多有不满，尤其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部态度暧昧，实际上与孙早有约定，故奉军若不快速撤退，“为苏浙包围，非便不能战，可能全军均覆” ⁽³³⁾。杨宇霆曾表示，在当时，“集中关内奉军扼守山海关为上策，保守直鲁与联军在徐州相持为中策，与孙传芳在苏皖浪战为下策”⁽³⁴⁾。北京亦有外国武官认为“退徐与奉军实力毫无损失，既与后路相联，是为上策，若主守苏则下策”⁽³⁵⁾。对于奉方来说，“在保全山东安徽直隶及晋省之阎锡山，其视北方，实较保留南方狭长地带为重”⁽³⁶⁾。

是故，奉方对孙之挑战不作应答，只是一味高调表示为和平退让之诚意。杨声言“决不衅自我开”⁽³⁷⁾，张作霖则在沈阳表示，“每次内战，为首领者必先吃亏，为戎首者必先败，予不受挑衅”⁽³⁸⁾。外间舆论似以为如果奉不回应，孙也“不敢冒中外之大不韪，甘为戎首”。14日，奉命南下调停的陆宗舆告段祺瑞“和平有望”，孙要求将上海附近奉军撤退，而杨宇霆已表示“只要中央下令，必照办”⁽³⁹⁾。所以执政府在奉军撤沪后，认为“大局可从此转危为安”⁽⁴⁰⁾。

对奉军的退让，孙传芳并不理会，盖出师是否有名此时已无关紧要。浙方也清楚主动撤退是奉军作战之策略，故决定于其抽调未完成前，迅速发动攻击⁽⁴¹⁾。15日，正当邢士廉部撤退之际，孙传芳通电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下达总攻击令，令第一、二路军向上海，第四、五路军向宜兴进发，对奉军发动袭击⁽⁴²⁾。

在南京，杨宇霆正召集奉军姜登选、丁喜春、郑谦等人开紧急军事会议，决令邢部快速退回镇江，丁喜春之第八师则开出南京，免为苏军所困，计划集中两师于浦口、蚌埠一带⁽⁴³⁾。16日，联军之第二路谢鸿勋部由松江进占上海。奉军淞沪警察厅长常之英部宪兵第一营，未及撤退，被全部缴械，常亦被扣留。孙传芳委严春阳为淞沪临时戒严司令。第四军卢香亭部则占领宜兴。

同时，孙传芳、夏超等公开通电讨奉，指斥奉张“以江南为私有，拥政柄以自恣”，违反淞沪永不驻兵之规定，以至“喋血贩烟，腾笑中外”，并宣称“万恶实由戎首”，“惟彼祸首张作霖一人是讨”⁽⁴⁴⁾。段则在北京发布通令，表示邢部既已撤退，要“孙传芳所部应即回原防，以符本执政爱护和平之心，慰东南人民之望” ⁽⁴⁵⁾。但是并无效果。

17日，浙军暂编第七混成旅杨镇东部及陆军第二师师长李俊义部，开抵苏州，奉军第六十九团，则急速撤退⁽⁴⁶⁾。按照约定，江苏第一师师长白宝山、第三师师长马玉仁、第四师师长陈调元、第十师师长郑俊彦、江宁镇守使朱熙等苏军将领通电响应孙传芳反奉，表示“全苏将士愿听指挥”⁽⁴⁷⁾ 。19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也随后通电响应。湖北督军萧耀南并率全省军官电请吴佩孚出山领导反奉。

浙江方面，15日，孙传芳令宁台镇守使孟昭月由宁波到杭州担任省防治安，任卫戍司令一职，后又兼全省警备总司令。自17日起，宣布全省戒严。孟以骑兵团长高建勋所部为守备军，与省署之保安队，负责治安。同时，闽军之一部已抵杭，加强防守⁽⁴⁸⁾。宁台方面，由第十混成旅第一团韩光裕部负责。各县则要承担代募夫役及招募新兵的紧急任务⁽⁴⁹⁾。

由于苏军公开反奉，18日，杨宇霆离开南京，并令奉军第八师北返。驻宁之陈调元、郑俊彦等部立即发动攻击，未及撤出之奉军第八师部队被其全数解除武装，师长丁喜春，旅长田得胜等被俘⁽⁵⁰⁾。孙军第二路谢鸿勋部在苏军陈调元部的配合下，占领镇江。奉军第二十师，则在丹阳遭到孙军之堵截，损失较重⁽⁵¹⁾。

20日，孙传芳抵南京，令联军第二军渡江追击奉军。而奉方对孙之通电及进军，仍表示“不变更政策”，“决不因少数未及退尽之兵被缴械，而穷天下之兵”⁽⁵²⁾。诚如时人所云：“孙之入苏后一泻千里，实非战争之力，盖对方之杨宇霆决计自行退兵，故孙军如入无人之境。”⁽⁵³⁾

三　战事的进展与停滞

10月20日孙传芳等通电，特设“讨贼联军总司令”一职，推吴担任⁽⁵⁴⁾。21日，吴佩孚乘舰至汉口，通电全国，受十四省推戴，任讨贼联军总司令，通电讨奉。继而任命萧耀南就任鄂军讨贼军总司令。稍后又任寇英杰为鄂军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陈嘉谟为第二路总司令，卢金山为第三路总司令，马济为桂军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并决定假道河南会攻徐州。萧耀南、白宝山等人复通电推齐燮元为讨贼联军副司令。而江西邓如琢在九江就赣皖联军前敌总指挥，准备入皖助皖军攻姜登选部奉军。浙奉战争有发展成为第三次直奉大战的趋势。25日海军杜锡珪亦通电讨奉，海军第二舰队集中南京，接受孙传芳指挥。

奉系对大江以南既决定放弃，准备集中姜登选部与张宗昌部于蚌、徐之间，等待时局之变化。然21日皖军倪朝荣部由泗县开至临淮关，电告姜登选部，已与孙传芳取同一行动，要姜自动解除武装。23日，姜登选率部离蚌埠北上。张宗昌则率师抵徐州，以白俄军加奉军，共十万人，分三路备战，东面守邳县，西面守砀山，南面置于宿县、夹沟一线。张作霖旋任命张宗昌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杨宇霆抵奉后，即召集军事会议，决派四师二混成旅进关，守京奉、津浦两路。而以吉、黑两省军队集中奉天，以十至十五师兵力分十七队应敌⁽⁵⁵⁾。

北京方面，和平的呼声仍未中断。21日，赵尔巽、王士珍及临时参议院发表和平通电⁽⁵⁶⁾。赵并分电孙传芳与张作霖，想作个人调停。孙提出只要张作霖率军出关，即可息战⁽⁵⁷⁾。而张在复电中则斥孙“名为对奉宣战，实则与国为仇”，“祸国之中，实含有卖国意味，蛛丝马迹，线索可寻”。似乎暗指孙传芳与苏俄之联络⁽⁵⁸⁾。对立如此，赵尔巽的调停便无甚希望。

10月22日，孙传芳渡江督战，联军司令部移浦口。31日，孙传芳进临淮关，对奉军发动总攻击令。战事在南宿州附近开始。但因奉军主力在南宿州夹沟中间，两军屡进屡退，没有进展。

11月1日，孙传芳急电河南岳维峻，催促其下动员令，协攻徐州⁽⁵⁹⁾。但是岳维峻并没有按照约定加入，暂时表示中立⁽⁶⁰⁾。对吴佩孚表示要假道河南会师徐州，岳更不允，传闻战事初期有“浙孙攻其头，豫岳攻其腰，西北攻其尾”的计划⁽⁶¹⁾。但是到徐州之战爆发，此传闻并未证实。吴佩孚在汉口除了发布一些空头任命外，没有办法筹措到军费⁽⁶²⁾。在一筹莫展之际，外界便有吴佩孚赴南京坐镇指挥联军之说，但孙传芳可能不大能真正同意，故吴最终未能赴宁。在此种情况下，徐州之战最后便成为孙传芳之联军与张宗昌率领的奉鲁军之间的对抗了。

11月2日，联军与奉军在固镇发生激战，孙军截断张宗昌之白俄车队，奉军第一军军长施从滨被俘，解至南京斩首，奉鲁军退据乾山、鹤口、夹沟一带。3日，在津浦路一线，两军复有激战。5日孙传芳下第二次总攻击令，联军迫夹沟，两军复有大战。奉鲁军方面，兵力主要有四混成旅及白俄军千人，张宗昌亲出督师。联军第一、第五两军为右路，第二军为左路，第四军及第三军之一部，直冲正面。激战经一昼夜，奉鲁军之防线被联军冲断，遭其优势兵力合围，遂大败，被俘者约三千余名⁽⁶³⁾。随后，张宗昌部队所退守之宿县也失去。张宗昌下令奉鲁军全部撤回山东。11月7日，五省联军第一军即陈仪部兵不血刃攻占徐州。

11月9日，孙传芳进驻徐州，即召开军事会议。当时奉军正向韩庄、兖州方向退却，联军决定以五万人正面攻击，而请豫军进攻曹州、兖州奉军后路。但由于国民军冯、岳两部态度均不明朗，岳维峻部迟迟没有出兵，前线军事便开始呈现停滞。而北方的和平运动则正在加紧进行。

四　北方冯张妥协与孙传芳撤兵

浙奉战争一开始，便有人在报纸上撰文指出“战事的范围不仅止于江浙，主力的决战亦不必为孙、杨两军，这是明白形势的人都能知道的”。认为战事胜负的关键实际上操于冯玉祥之手⁽⁶⁴⁾。第二次直奉之战后，国民军与奉军虽然有和平协议，但是两者在北方利权与地盘的争夺始终没有停止，而国、奉开战的谣言亦一直在坊间流传。

孙传芳在发动浙奉战争前，在与广东方面联络的同时，与冯玉祥、岳维峻等人曾再三接洽⁽⁶⁵⁾。事实上，孙之举兵后来亦似乎成为苏联在中国极力推动的反奉运动的组成部分。10月22日与26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两次决议，先后拨给孙传芳德国型子弹300万发⁽⁶⁶⁾，给予孙传芳反奉战争直接的军火援助。10月底，冯玉祥在张家口曾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苏联驻华北军事顾问团的负责人H．M．沃罗宁、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三名代表等举行了一次绝密的军政会议，表示要“从政治上来实现它们同直隶盟军的军事联系”，对孙传芳和萧耀南进行援助。然而冯把苏联方面想加以联络利用的吴佩孚仍看作敌人，不同意与吴建立联系⁽⁶⁷⁾。冯的坚决反对也许是吴后来没法动作的根本原因。

但是，冯玉祥无疑在观察当时的风向，选择最佳时机加入战争。孙传芳与奉鲁军作战时，冯玉祥正在与郭松龄等人谈判从内部合作倒奉的更为惊人的计划⁽⁶⁸⁾。所以，冯在此际，一面向外界表示对浙奉双方力持中立，一面准备利用浙奉战争的时机同张作霖达成暂时的妥协，逼迫奉张对国民军自动作重要让步。

而沈阳方面的军事会议上，奉系首脑已明白“此次反难者虽长江直系，但国民军已加入”，所以奉张派代表与冯玉祥协商，“许以极优厚之条件”，准备将热河、山西、京兆之统治权交冯支配，但奉方的要求是冯必须通电与张合作，并且拒绝吴佩孚与岳维峻部联络，给奉系在军事行动上提供便利⁽⁶⁹⁾。在此情形下，冯表示愿意与奉方合作。19日，冯电张作霖，表示自己“惟盼和平”，请其主持中原各事⁽⁷⁰⁾。21日，冯玉祥又向外界表示希望和平，依段祺瑞所请，电张作霖、孙传芳调停战事。24日，张作霖派代表到包头向冯疏通。冯也派人到奉天，双方开始了讨价还价的谈判。

冯、张之和谈与段祺瑞政府中和平派的竭力劝说亦有一定关系⁽⁷¹⁾。1924年底，段祺瑞出山时，其政府中人即分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两派，武力统一以奉军规取江浙，国民军规取豫鄂；和平统一派以善后会议治标，以国民会议治本。浙奉战事发生后，和平派遭到武力派猛烈抨击。但仍未放弃努力，并且得到段本人的尽力支持⁽⁷²⁾。段请双方息战，当然也有不愿当时各派的势力均衡被打破的企图，而“谋使临时政府长久站立在各派均势的三脚架上”⁽⁷³⁾。11月1日，在段系和平派之工作下，张作霖、冯玉祥、岳维峻三方各派代表同段政府之姚震等在北京开会磋商和平问题。国民军代表在会议中提出会勘两军现有防地，避免冲突；奉军自保定、大名等地撤防等条件。

会议进行的同时，张作霖为防御计，亦开始作战争准备。6日，任李景林为第一方面军团司令，警戒近畿及直隶南部；张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团司令，警戒徐海经砀山至曹州一带；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团司令，警戒京通及直隶口北一带；姜登选为第四方面军团司令，警戒津浦路北段并援助第二方面；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司令，警戒热河西部至古北口一线。

11月12日，张学良奉动员令入关。但当日夜，张作霖忽令张学良收回动员令，在天津的奉军军事会议中，有撤兵之决议作出，与李景林、郭松龄态度变化有密切关系⁽⁷⁴⁾。13日，段祺瑞下令孙传芳停止军事行动。并责成冯玉祥、岳维峻、张作霖、李景林等人解决兵争⁽⁷⁵⁾。15日，张、冯、李等电段，表示服从命令，李景林并报告已撤退京汉路一部奉军。孙传芳代表亦表示可以和平⁽⁷⁶⁾。16日，奉、国两军签订八条和平协议，以免除战事为宗旨，并合组北京办事处。当时舆论猜想，冯、张可能是均从关税会议着想，不愿因战事而使关会停止，收入没有希望。而且冯因去年倒戈在国人眼中声誉极坏，也不想再与奉军作战⁽⁷⁷⁾。但从后事来看，实际上冯此时是以退为进，只等郭松龄先起事了。

徐州攻下后，孙传芳集中徐州附近的联军统计不下七八万人，包括第一军司令陈仪部，第二军谢鸿勋，第三军孙总司令，第四军卢香亭，第五军周凤歧，炮兵张国威，苏军第一支队陈光祖部，皖军第四混成旅高世读所部等⁽⁷⁸⁾，做好三路攻奉之准备，能否大战，则视北京冯、张妥协能否成功⁽⁷⁹⁾。另一方面，孙传芳亦向岳维峻表示愿助其协攻山东，以为东南屏障⁽⁸⁰⁾。

但冯、张既趋向和平，互相撤兵，孙传芳之战略随之发生变化。联军乃以徐州为界，不再进攻，同时将徐州以南军队，抽调三分之一于宁、沪、松、杭等地，以巩固江浙。徐蚌一带由邓如琢负责，山东战事则准备交岳维峻军负责⁽⁸¹⁾。除冯、张妥协外，据说孙之自动转圜亦与段祺瑞承诺苏督一席将任命孙氏有关，而章太炎分析孙可能是怕广东蒋介石入闽⁽⁸²⁾。但从当时战情而言，事实上与孙军江浙后方受到奉军攻击也有密切关系。

10月28日，张宗昌之东路军邢士廉部与海军合作由山东曾攻入江苏海州，联军第六军白宝山部疏于防范，败退大伊山，邢士廉部及海军占领海州，直攻清江浦，苏沪震动。海军方面，东北海军沈鸿烈部镇海舰队自10月底起，南下攻击苏浙沿海。先是炮击吴淞，“连续轰击，威力颇巨”，驻沪港之南方军舰“应瑞”、“建康”两舰未出来迎战，仅通电淞沪军事机关准备。11月初。沈鸿烈部开到浙江洋面舟山附近，10日再至临近杭州之乍浦，刚好浙江兵轮海靖、超武两舰在此备战，两军即接火，沈部击沉海靖轮，复重创超武舰。据沈鸿烈报告，“现浙海无船可守”，准备运兵自吴淞乍浦登陆，“俾敌军后方动摇”⁽⁸³⁾。奉军对联军之后方攻击，无疑使孙传芳感到不安，而急急于调兵加强防守了。

11月15日，岳维峻至徐州，与孙传芳暗商军事，讨论国民军第二军出兵及换防事项。当天，孙传芳即抽调徐州前线浙军一部回防沪杭。16日，岳军出兵，北路占直隶邯郸，中路已过大名，东路过曹州、济宁。随即，国民军第二军北路与李景林军发生冲突，李军退让，国民军占保定；东路王为蔚部开抵徐州，接替孙传芳部队担任向津浦路正面攻山东。

21日，孙传芳通电即日由徐州过宁回杭州，前线委总指挥卢香亭、白宝山担任，徐州防务委陈仪担任。次日，奉军郭松龄部发动兵变，通电请张作霖下野，冯玉祥亦趁势向奉军发动攻击。北方局势发生剧变。但孙传芳却已回到南京，将视线转向其内部，准备先消化其胜利成果了。临时执政段祺瑞承认孙传芳获胜的既成事实，11月25日任命孙传芳为江苏军务督办。当月底，孙传芳在南京宣布出任苏、皖、赣、闽、浙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北洋时代后期新崛起的控制东南，实力与北方的张作霖、冯玉祥和退居长江中游的吴佩孚等比肩的军阀派系首领。

第二节　北京临时执政府的终结

一　大沽炮击事件与中外交涉

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统领的国民军成为北方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在苏俄的支持下（苏俄希望利用国民军的力量平衡亲日的奉系并稳定蒙古边境的形势，向国民军派出顾问，提供了数量不菲的军事援助），利用各地反奉倒段运动高涨的形势，到1926年初，国民军的力量发展到鼎盛，数量达五个军30万人，以西北为中心，控制或影响着河南、陕西、甘肃、察哈尔、绥远、热河等西北和华北省份（这也是以后以国民军为中心演变而成的所谓西北军的由来）及京津地区。此时，国民军开始与国民党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国民党政工人员在国民军中担任部分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中共也认为国民军表现“进步”，开始争取国民军的工作，以冯玉祥为北方地区可能的合作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的民众运动在国共两党发动下日渐高涨。奉军将领郭松龄因奉系内部矛盾，抑郁不得志，乃利用高涨的反奉形势，与国民军联络，率部倒戈。郭松龄属奉系新派将领，该派在第一次直奉战后渐渐取代老派在奉系的地位，郭松龄在其中风头甚劲，并与张学良关系甚笃，手中掌握着奉军的精锐部队。冯玉祥利用奉系内部矛盾，疏通与郭松龄的关系，许其利益，促其倒戈。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发出倒张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由张学良继任奉系领袖，随即督率所部大举出击奉天，势头甚猛。25日，冯玉祥通电呼应郭的主张，但未按事前承诺及时出兵支援，反而部署所部攻击郭的盟友、驻津奉军李景林部。面对郭军的攻势，张作霖手足无措，奉军无力抵挡，只能以出让东北权益，乞求日本援助。在日本驻东北部队的干预和支持下，郭军反胜为败，郭松龄被捕，12月24日，郭松龄夫妇同被处决。郭松龄起事的失败对冯玉祥颇为不利，冯部虽然通过驱逐李景林在华北尤其是京津地区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却在郭失败后受到强势奉系的挤压与威胁。

北方形势的发展，使直奉各派军阀感到“赤化”的威胁，而国民军及其首领冯玉祥则被视为重要“祸源”。直、奉之间曾两度发生战争，吴佩孚与张作霖结怨甚深，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实败于冯玉祥倒戈，因而吴仇冯更甚于怨张。而张在浙奉战争中惨败，几至覆没，亦与冯玉祥暗中联络郭松龄倒戈有关，故张对冯亦极为仇视。对冯的共同仇恨以及对“赤化”的一致担忧，加之各自力量严重削弱，迫使吴、张走上“释嫌修好，合力对冯”的道路⁽⁸⁴⁾。1926年1月，奉张、直吴化干戈为玉帛，达成谅解，开始联合对付国民军。

为暂避奉直联盟之锋镝，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请辞本兼各职，通电下野。9日，执政府通令派冯往欧美考察实业，任张之江接冯的西北边防督办职。但张作霖和吴佩孚均不原谅冯玉祥。1月中下旬，张作霖的奉军、吴佩孚的直军和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分三路向冯部发动攻击。3月初，国民军在河南失败，丢失开封、郑州，18日，直军又进占石家庄。与此同时，直鲁联军突破马厂，逼近天津。3月初，奉军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军舰五艘、商船八艘运送张宗昌部，企图在大沽口登陆，随即袭击北塘。这两次军事行动导致了国民军与奉直军队的直接军事冲突⁽⁸⁵⁾。为防备奉军军舰从海上进攻，3月9日晨，国民军“敷设水雷十个于河口，完全将河口封锁”。奉鲁军舰则于当日驶近海岸，向大沽炮台开炮，国民军起而应战，“该地全然化为战场，轮船航行极感危险，交通杜绝”⁽⁸⁶⁾。同日上午，驻津英、日总领事会商，决定向鹿钟麟提出抗议，鹿表示只须奉舰退出，“所埋水雷，即可起出”。驻津英、日总领事复致电两国驻奉领事，“嘱其向张作霖交涉，劝张即日撤回军舰，俾交通得以恢复”。下午4时，毕庶澄因北塘陆路战事不利，“知事不可为”，率舰队离开大沽，返回青岛⁽⁸⁷⁾。10日，驻京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交抗议书，抗议国民军封锁大沽口，抗议奉军与国民军在天津至秦皇岛一带交战，致使“北京与海道之交通已完全拆断，实违反《辛丑条约》之规定”，要求北京政府“迅即制止中国之交战军队，停止阻断经行大沽海口之海道自由交通之行动”。抗议书威胁道：“设中政府未能进行完成此种目的，以符《辛丑条约》之规定，则各代表保留保护外国船只及维护天津港口出入自由之讨论权。”⁽⁸⁸⁾当天，鹿钟麟通告在津各国领事，大沽河口所埋水雷已全部起出⁽⁸⁹⁾。

3月12日，国民军致电北京国务院，对封锁大沽口的原因作了以下解释：“查国际惯例，对交战团体，素以平等待遇为主。近乃迭据报，敌军每倚畀外人，在天津沿海地方，对于国民军有种种危险行为，甚至外舰运兵，由北塘上陆，外交团迄未加制止。国民军迫不得已，暂将海口封锁，以为自卫之计。”⁽⁹⁰⁾国民军同时表示：“为尊重邦交条约起见，将以自动的开放大沽口岸。”但提出三项条件：“一、外轮通行海口时，必须有一引水船为前驱，此引水船行近炮台时，须吹哨为号，向国民军示意；二、外船出入必须悬持其本国国旗，不可混淆；三、入口轮中之华人，须经国民军一度检查，方许通过。”⁽⁹¹⁾

同日，日本驻天津领事与鹿钟麟交涉，称日本第十五舰队驱逐舰“藤”号行将入港，请转饬驻防塘沽之国民军，得到鹿氏同意。鹿并电饬炮台驻军遵照放行。日领嗣派驻塘沽的日总领事馆员藤井书记生于12日午前（7时）协同驻大沽的日本陆军运输部员杉本少佐前往塘沽炮台接洽。国民军则派军官一名前往日舰具体交涉。双方商定了入港的时间、旗号，并约定入口时须先停靠某地，入口后须缓行，以便炮台士兵辨认。下午3时40分，日舰“藤”号与“吹雪”号驶近大沽口，该两舰“俱悬有日本军舰旗及鹿钟麟所预定之暗号C旗”，但炮台士兵认为舰数不符（认为只谈妥“藤”号一艘入港），时间不对（认为商定的入口时间为上午10时），且入口时又不暂停，“乃发空炮警告，令其停止，盖炮台守军深恐另一舰系奉舰尾随其后，若任其驶入口内，必酿成重大事变也。讵料日舰以机关枪应战，致炮台愈形恐慌，惧有或种企图，不得已亦用实弹还击。日舰见炮台强硬禁止，始退出口外”⁽⁹²⁾。此次双方炮击的结果，国民军方面受伤十余人，日军受伤四人。

事件发生后，鹿钟麟即电告外交部，嘱令速向日本公使提出严重抗议。外交次长曾宗鉴乃于当晚7时派秘书沈觐鼎赴日本使馆，向芳泽公使口头提出抗议。17日，发表《国民第三军情报课告日本人士书》，详述事件经过，宣称这次事件“日本应负完全责任”⁽⁹³⁾。日本方面对事件作出更加强烈的反应。炮击事件发生次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声称日本军舰进入大沽口，是为了“保障船只航行之自由”，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最有效之手段”，“遏止这种不祥事件之再发”⁽⁹⁴⁾。16日下午4时，日本联合英、美、德、意、荷等《辛丑条约》签字国，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中国：一、停止自大沽口至天津一带的一切战斗行为；二、拆除该区域内的所有水雷、地雷及其他障碍物；三、恢复所有航路标识，保证不再发生妨碍轮船航行之行为；四、所有作战船只须驻泊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外国轮船的行动；五、除海关官吏之外，对外国船舶的一切检查，均应停止。上述各条，限中国方面在3月18日正午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以除去其阻碍天津及海滨间之航海自由及安全上一切障碍，或其他的禁止与压迫”⁽⁹⁵⁾。同日，驻津各国海军司令向国民军和奉军发出警告，“限于一二日内，设法保证外轮在白河航行之自由，若届期无何答复，则将采取自由行动”⁽⁹⁶⁾。与此同时，各国军舰二十余艘，结集大沽口，进行武装恫吓。中外关系顿行紧张。

八国通牒发出次日，北京外交部致函各国公使，一方面表示将按《辛丑条约》规定，设法“恢复由京通海之自由交通”。另一方面又表示，在中国正致力解决问题之时，各国公使“竟令驻津海军司令官提出限期答复之通牒。阅该通牒内容，各国驻津海军司令官所采取之态度，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和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希望各国公使“转行驻津海军司令官与地方军事当局，从容妥商，维持至海通道之稳妥交通办法，勿取激切之措置，以重亲睦之邦交”⁽⁹⁷⁾。北京政府的立场，是在《辛丑条约》框架内谋求问题的解决，但民众却不愿接受这种解决办法，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很快展开。

二　“三一八”惨案与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

大沽炮击事件及八国公使的最后通牒，在中国社会各界激起强烈反应，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很快在各地展开。大沽炮击事件发生次日，北京举行了有25万人参加的国民反日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3月16日，即最后通牒发出当晚，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召开宣传会议，决定在3月18日中午最后通牒期满前，召开国民大会，督促段政府严厉驳复八国通牒。会议决定由市党部联合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团体，登报发出召开北京各团体联席会议的通知，商量抗争的具体办法。与此同时，中共北京地委在北大一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各界投入抗议斗争，鉴于组织活动尚未公开且中共党员已加入国民党，决定由国民党出面组织这场运动。3月17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总工会等一百五十余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商定次日上午10点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并推举国民党人徐谦、顾孟馀、黄昌谷、丁惟汾，共产党人李大钊以及学生总会、总工会、总商会代表共十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会后，与会代表除留十五人筹备国民会议之外，其余代表分两路前往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⁹⁸⁾。

赴国务院的代表未能如愿见到临时执政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反而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大门外与卫兵冲突，多人被打伤。赴外交部的代表几经周折，见到外交次长曾宗鉴，并通过曾联系上贾德耀，随后前往贾宅交涉。贾出示政府驳复八国通牒的文稿，代表认为过于软弱，不能承认。离开贾宅时已是18日凌晨5点，交涉未果。两组代表返回国民大会筹备处之后，相互通报情况，一致认为政府已不足依靠，不动员民众的力量，断难获得外交胜利。遂决定倾全力开好国民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并推举徐谦、陈日新、陈资一三人为游行总指挥⁽⁹⁹⁾。当天清早，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联合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外交代表团等一百八十余团体在《国民新报》上刊登紧急启事，决定当天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誓死反对此帝国主义第二次八国联军之暴行”⁽¹⁰⁰⁾。

上午10点，各方人士渐集天安门前，与会者有北大、师大、法大、女师大、女大、中大、朝大、艺专等八十余公私立大中小学校学生，以及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市总工会等数十团体代表共五千余人，其中多数是学生⁽¹⁰¹⁾。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昨日在国务院门前被卫兵打伤的杨伯伦的血衣，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示威”两条横幅，群情激动。10点多钟，大会开始。先由徐谦说明会议宗旨，继由徐季龙、顾孟馀演讲抗议理由。徐、孟俱言《辛丑条约》是列强压迫中国的工具，各国要求中国遵守，但日本援助奉军在山海关内与国民军作战，各国默不作声，表明列强“已默认辛丑条约无效”。现在各国反过来以大沽事件为由，指责中国破坏条约，并提出最后通牒，实属无理之尤。因而号召国民群起反对⁽¹⁰²⁾。接着辛焕文、赵晋三等报告17日前往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的经过。最后，大会宣读并通过大会议决案八条⁽¹⁰³⁾。

当各界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时，贾德耀正召集政府要员开国务会议。会议进行中，贾派往天安门“慰问”的代表潘某回国务院陈述天安门情形，谓国民大会议决解散执政府卫队、驱逐八国公使等。贾德耀感觉事态严重，当即会同财政总长贺得霖电话询问李鸣钟是否已派兵弹压。贺得霖表示若无法维持秩序，则内阁唯有总辞职，李鸣钟亦同此议。午前，有学生代表六十余人赴院请愿，面呈答复外交团通牒之请愿书一件。国务会议遂将请愿书会同17日王一飞等所提意见，一并在会中讨论。关于如何答复外交团之通牒，“众意可以由外交部提出”。关于如何应对前来国务院示威的群众，与会者“佥谓去年学生至吉兆胡同数次，皆经鹿总司令派兵居间不使接触，未酿成大事，此次仍可照办”。按照此议，贾德耀即与贺得霖电催李鸣钟派兵并接洽答复使团抗议之事。国务会议很快结束⁽¹⁰⁴⁾。

中午，天安门国民大会议程完毕，主席宣告游行示威开始。因游行总指挥徐谦称“痔疮大流血”，提前离去⁽¹⁰⁵⁾；顾孟馀、黄昌谷等领袖亦接踵而去，游行总指挥一职遂由广东外交代表团团长王一飞接替⁽¹⁰⁶⁾。对于后来的事态发展，北京《时报》作了如下报道：当时，在王一飞的带领下，游行群众约两千余人，“狂呼口号，散发传单，直趋铁狮子胡同”。行至国务院，已是下午1时20分。众推丁惟汾、安体诚、陈公翊等五人为代表，要求入见总理贾德耀。卫兵见群众至，即将栅门紧闭，“群众立门首大呼见贾德耀，卫队长官自门内答贾总理不在院，众大哗”。“当是时，忽有人在群众后大呼‘冲锋！’‘杀进去！’于是后面群众向前猛拥。……卫队与群众既逼，始则互报以恶声，俄而冲突愈烈，卫队向空鸣枪，群众仍奋勇向前，不稍畏缩。至是，卫队乃实弹开枪，向群众射击，而空前惨剧遂开幕矣”。此乃第一次开枪。“时应弹而倒者数人，群众大扰，纷纷后退”。“群众既退，乃有人在后大呼‘不要散！’”群众又重新回到国务院门前，且愈聚愈众，渐逼栅门。“遂又与卫兵发生冲突，卫队复开枪，弹丸纷飞，有如雨下”，群众“遂纷向东门狂奔逃避”，“而卫兵枪弹向群众继续轰击至十余分钟之久”。“一时国务院门前及东门口外，血花飞溅，陈尸累累”⁽¹⁰⁷⁾。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此次惨案，当场死亡二十六人，因伤势过重在医院陆续死亡二十一人，共计四十七人，伤约二百人。死亡的四十七人中，有三人系混杂在游行队伍中被误杀的警宪，三人系中流弹致死的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四人身份不明，其余三十六人为游行请愿者⁽¹⁰⁸⁾。

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对段祺瑞政府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当晚，即有二百余团体在北大一院召开联席会议，公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广东外交代表团、中国济难会、国际工人后援会、国民新报社、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七团体，组织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负责办理善后事宜。19日，北京各学校一律停课，抗议执政府暴行。22日，全国学生总会致电北京卫戍司令李鸣钟，要求“迅即扣留京案首犯段祺瑞及其爪牙章士钊，以凭尽法惩办”⁽¹⁰⁹⁾。23日，北京各界群众在北大三院举行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到会近千人。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决定通电全国，发表宣言，组织演讲队进行宣传，派代表慰问死伤者家属。24日，国会非常会议通电宣布段祺瑞“十大罪恶”，主张“所有此案，政治责任，应由段祺瑞一人担负，听从国民处分；其刑事责任，应由法庭分别首从，依法审判”⁽¹¹⁰⁾。25日，参政院提出《为惨案质问贾德耀意见书》，要求贾德耀到院就事件进行说明并提供证据⁽¹¹¹⁾。同日，清华大学包国华等350名学生对贾德耀及全体国务员提起诉状，并要求京师检察厅对全体国务员，“不问自然人为谁，一并提起公诉”⁽¹¹²⁾。北大学生也就惨案向段祺瑞、贾德耀等提起诉状，由著名律师潘大道草状，认为段、贾诸人，均应同负“造意杀人之责”，要求检察厅对之提起公诉⁽¹¹³⁾。与此同时，北京各界成立“起诉委员会”。一些地方实力派人士也参与其间。例如孙传芳就曾致电总检厅，要求检举证据，依法对“凶犯祸首”提起公诉，“以平民愤”⁽¹¹⁴⁾。

也有人对徐谦等国民党“左派”在事件中的表现提出批评。周传儒在《三月十八案之责任问题》中引用“外间传闻”说：事变的发生，是“群众领袖”早就料及并渴望者；天安门大会时，主持人曾告诉群众，卫队已解除武装，去国务院游行示威，毫无危险，有欺骗群众的嫌疑；事变既出，领袖无一人受伤，亦无一人自首者。本来，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以群众运动作为手段亦无不可，但须谨慎从事。特别应当有牺牲精神，“果实临阵上前，遇难留后，与一般人共生死，则责言自少矣”⁽¹¹⁵⁾。梁启超也提出类似意见。事件发生时，梁正生病住院，在他隔壁的病房里，“就躺着一个半死的青年，胸膈间中着子弹”，尚未取出。在病房里，梁启超听参加请愿的学生讲述了事件的经过。对段祺瑞政府残害学生的暴行，他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同时，他认为，“那天主席报告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也是惨祸发生的“一个关键”。认为这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井”。如果自命领袖的人能“领袖到底，同生同死，也还是一个说法，何况临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又听说那位主席先生的报告是根据李鸣钟的一封信。假定那封信是真的，那就是相信人造谣陷害的责任；若不是真的，那主席的责任就不可逃”⁽¹¹⁶⁾。对此，被批评一方以徐谦的女儿及李大钊等均参与游行，进行辩解⁽¹¹⁷⁾。

政府方面亦很快作出反应。惨案发生后，因事件异常重大，贾德耀于当日下午3时在吉兆胡同段宅召开紧急会议，并邀李鸣钟出席。段祺瑞亲自到会，力言非从严惩办，殊难维持政府威信。“讨论结果，大家均觉此事倘非有一卸责方法，则死者如是之多，责任所在，无以自明。遂决定将历次在天安门以‘群众领袖’自命之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明令通缉，加以‘共产党’尊号，此事便算有了归结”⁽¹¹⁸⁾。3月19日，国务院发出“临时执政令”，通电缉拿徐谦等人。电文如下：

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发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伏各省区，迭有阴谋发见，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卫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军民长官，督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并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此令。⁽¹¹⁹⁾

但政府的说法与京师检察厅侦查取证得出的结论不能吻合。事件发生当天下午，京师检察厅即派检察官前往案发地点勘察取证。获取大量警方人员的供词：内左四区巡长赫长山19日供称：“昨日我在国务院门前石狮子旁边指挥，在卫队开枪以前，学生仅喊口号，没有别的动作。”同日侦缉分队侦探赫良玉供称：“我从天安门跟着学生赴执政府，混在学生队伍中间，只见学生拿着喇叭、旗子、传单，没有别的东西，凶器及放火的东西，都没有看见，我们是随学生去的。”巡警赵德顺、聂森、尹文海，巡长孔忠秀、张纪宽及保安队排长张辅臣的口供，亦复相同。“之数人者，皆属警察官员，或系在场照料，或系沿途探察”。另外，写真新闻馆摄影师陆世益供称：“那日，我没看见学生有手枪，放火的东西亦绝对没有。我在学生卫兵中间，往来照相看得很清楚，那日秩序，亦甚整齐。”关于死伤情况查验，检察厅指出：“查验断书所载，仰面枪弹伤痕，多系皮肉向外，足见从后身穿入者居多。此项枪击行为，似不生防卫问题。”虽然执政府20日函送手枪、木棍等“凶器”到厅，但“据前述在场弹压之警察官员等供述，学生方面除木棍所粘旗子、号筒、传单外，别无凶器及放火物件。反复质询，众口一词”。据此，检察厅在致陆军部的公函中作出如下结论：

总之，学生人等少不更事，平日言行容有轻躁失检之处。然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一十一条之重大嫌疑。惟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陆军刑事条例第一条，应归军事审判机关审理……。请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国务总理贾德耀等，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办理⁽¹²⁰⁾。

20日，贾德耀内阁因惨案发生，事关重大，“联带引咎”，向段祺瑞提出“总辞职”。24日，段祺瑞令贾德耀等妥筹善后，不允辞职。但政府的行政职能已难继续发挥。

在事件的发生和善后处理问题上，国民军的态度至为关键。前已述明，国民军因接受苏俄的援助，曾遭到激烈的“赤化”攻击。为了自身利益需要，1925年7月13日，冯玉祥曾通电所部防范“赤化”，以避开舆论批评。1926年元旦，冯玉祥通电辞职，将国民军指挥权交给张之江。3月6日，张之江致电段祺瑞和贾德耀，希望设法制止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以整顿学风。3月18日国民大会召开时，担任代理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师警察总监的国民军高级将领李鸣钟曾致函为17日的事件向群众道歉，表示今后将尽保护之责。但国民军并没有履行诺言。惨案发生后，李鸣钟又曾张贴告示，禁止群众集会。国民军的做法，遭到各界的谴责。

值得注意的是，当惨案发生时，国民军正与奉军及直鲁联军展开激烈战斗。奉军李景林部在天津部署进攻北京，国民军表示要固守京畿，决不放弃。奉军及直鲁联军围攻北京不下，乃以飞机向城内抛掷炸弹。形势对国民军不利，国民军遂提出罢兵求和并于3月20日通电撤兵。在国民军将领中，鹿钟麟反对和奉，认为与直系和解较为有利。国民军第三军将领何遂亦主张和直并为之作出努力，但吴佩孚反应冷漠。何与第三军其他将领“佥以非倒段释曹，不足以迎合吴氏而得其欢心”。而张绍曾的策士张延谔则以“倒段释曹”劝鹿，谓如此即可动吴，即或不能，亦可借曹锟、张绍曾之力，缓和吴氏。此外，段祺瑞以北京警卫司令一职为诱饵，诱使唐之道脱离国民军，以及将担任执政府卫队长的戴光升调回北京准备对国民军采取非常手段的传闻，对国民军亦是一大刺激。在此情况下，国民军逐渐形成“倒段和直”的政治谋略⁽¹²¹⁾。

奉、直两方的态度对形势变化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3月29日，张作霖抵秦皇岛，召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褚玉璞等会议，讨论形势与对策。对于中央政权，张作霖主张推王士珍为总统，靳云鹏为内阁总理，但形式上仍由吴佩孚主持改造政局，以符合直奉同盟协定⁽¹²²⁾。4月8日，奉军与直鲁军在黄村与国民军交火，国民军败退，奉军与直鲁军占领南苑三间房和长辛店等处，进逼北京。同日，吴佩孚派蒋百里赴奉，磋商国民军求和问题，吴提出的媾和条件主要包括：一、恢复约法；二、释放曹锟；三、国民军全体改编，将领由吴任命；四、以王士珍为临时海陆军大元帅；五、限五个月内召开新国会，七个月组织大选会。对此，张作霖表示大致赞同⁽¹²³⁾。

在奉、直两方均主张“改造”中央政权，而国民军又希望通过迎合奉直以改变自身处境的情况下，段祺瑞执政府的命运，可想而知。4月9日，北京发生政变。是日夜，鹿钟麟派兵包围执政府，段祺瑞及安福系要人逃入东交民巷。执政府卫队被鹿钟麟改编。10日，鹿钟麟发布警备司令部布告，称段祺瑞“祸国殃民，无所不至”，“迫不得已采用严正办法严行制止。一面恢复曹公自由，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节入都，主持一切”。

尽管国民军作出倒段放曹的非常举动，吴佩孚并未改变对国民军的成见。11日，吴致电张学良、张宗昌：“国民军无和平诚意，请按照原定计划从速进兵，扫荡赤巢。”13日，李景林、张学良、褚玉璞联名通电，指斥鹿钟麟“前日拥段，今日驱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一年之间，一人贤否前后大异，一日之间，两公地位彼此互易。好恶无常，恩仇不定”⁽¹²⁴⁾。在奉直两方巨大的军事及政治压力下，国民军被迫于4月15日撤出北京。国民军撤离之后，段祺瑞回到吉兆胡同私邸并于17日宣告复职。18日，奉军及直鲁联军开进北京。同日吴佩孚表示，段祺瑞毁法，包庇“赤化”，无可维持，决定委任王怀庆为京师警备总司令，并命令拘留安福系人士，监视段祺瑞。20日，北京临时执政府改组，段祺瑞被迫下野离京。临行前下令准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本兼各职，任命胡惟德兼署国务总理，并下令由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权。胡“未敢奉命”。26日，吴提出由颜惠庆“摄政组阁”的主张。5月1日，曹锟依吴佩孚之意，宣言“下野”。13日，颜惠庆内阁在北京怀仁堂复职，颜复就国务总理，摄行总统职务。但奉方则反对颜惠庆等人以“复职”方式到任。这使多数内阁成员都不愿或不敢就职，国务院政务无法正常进行。6月22日，颜惠庆获准辞去国务总理兼代外交总长职，海军总长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8月15日，张宗昌致函吴佩孚，指责杜锡珪无能，推荐孙宝琦继任内阁总理。10月1日，北京政府改组，国务院以摄行大总统令准免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职，特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之后一段时间，北京又先后产生了靳云鹏、潘复两届内阁。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职。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宣布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成为北洋时代的末代统治者。

————————————————————

(1) 关于浙奉战争的主要研究文献有：张安庆《浙奉战争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杨同慧：《孙传芳与五省联防》，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4年；王维礼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鸿宾主编，《张作霖和奉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5-918页。

(2) 杨文恺：《孙传芳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3) 杨文恺：《孙传芳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第2辑，第81页。

(4) 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电稿：奉系军阀密稿》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0页。张此次目的亦有调解此前上海发生的奉军军官哄斗及为沪案上海谈判助阵的意味。

(5) 《五卅运动》第2辑，第215页。

(6) 《驻沪奉军镇压罢工团》，《顺天时报》1925年7月25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206页。

(7) 《上海开市与奉军调沪》，《晨报》1925年6月2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65页。

(8) 《戒严司令部解散总工会布告》，《申报》1925年9月19日，第13版。

(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37页。

(10)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87-689页。

(11) 杨文恺：《孙传芳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第2辑，第87页。

(12) 《孙传芳复赵尔巽等电》，《申报》，1925年11月1日，第5版。

(1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第377页。

(14)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52-253页。

(15) 《浙孙作战之由来》，《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4版。

(16)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4766页。

(1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第377-378页。

(18) 《战谣中之浙省军事行动》，《申报》1925年10月15日，第5版。

(19) 松涛：《战事发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0号，1925年10月25日，第1-3页。

(20) 《东南急变中之北京观察》，《申报》，1925年10月20日，第4版。

(21) 《江苏军事之近状》，《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4版。

(22) 《东南急变中之北京观察》，《申报》1925年10月20日第4版。这种传闻与已经披露的前苏联档案记载相吻合。10月22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拨给孙传芳德国型子弹100万发的决议，条件是在他管辖的地区工人运动合法化。但是与孙合作的计划应在此前便已由其在中国的代表鲍罗廷等人向莫斯科汇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25页。

(23) 《关于时局之本埠消息》，《申报》，1925年11月2日，第9版；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61页。

(24) 《东南急变中之北京观察》，《申报》，1925年10月20日，第4版。

(25) 《浙孙作战之由来》，《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4版。

(26) 《浙省军事行动消息》，《申报》1925年10月14日，第6版；《国闻周报·国内外一周间大事记》（3卷1期至3卷50期），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370页。杭州商界后来勉强承认50万。

(27) 其政治表态，也是在与各方约定的一个步骤。按照孙传芳与各方的约定，以反对关税会议为题目，第一步，孙示威；第二步，孙洪伊在津发电；第三步，唐绍仪在沪发电；第四步，章炳麟在汉发通电，并计划豫浙同作。但孙示威、唐发电后，应者寥寥，故孙只有自己发电。《孙传芳反对关税会议电》，《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4版；《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3版；《国闻周报·国内外一周间大事记》（3卷1期至3卷50期），文海出版社，第369-370页。

(28) 松涛：《战事发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0号，1925年10月25日，第1-3页。

(29) 《奉军消息》，《申报》1925年10月17日，第9版。

(30)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7日，第3版。

(31) 《国闻周报·国内外一周间大事记》（3卷1期至3卷50期），文海出版社，第370页；《奉军消息》，《申报》1925年10月17日，第9版。

(32) 《邢部昨日开拔情形》，《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9版。

(33) 《江苏军事之近状》，《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4版。

(34) 松涛：《战事形势与和平运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10日，第3-5页。

(35)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7日，第3版。

(36) 《浙方军事行动之外讯》，《申报》1925年10月17日，第6版。

(37) 《战谣中之苏杨言动》，《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4版。

(38)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5日，第3版。

(39)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5日，第3版。

(40) 《东南急变中之北京观察》，《申报》1925年10月20日，第4版。

(41) 《昨日浙方军事行动之严重》，《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9版。

(42)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3版。

(43) 《江苏军事之近状》，《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4版。

(44)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693-694页。

(45)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8日，第4版。

(46) 《浙军抵苏情形》，《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4版。

(47) 《江苏陆军第一师师长白宝山等为响应浙军会师浦镇驱逐奉军通电》，1925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第378-379页。

(48) 《浙军抵苏后之浙讯》，《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5版。

(49) 《浙军抵苏后之浙讯》，《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5版。

(50) 《郑俊彦等关于解除南京奉军武装及杨宇霆郑谦潜逃暂由陈调元维持秩序等情通电》，1925年10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第380页。

(51) 《要电》，《申报》1925年10月20日，第3版。

(52)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3版。

(53) 公展：《东南风云与全国大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

(54) 《孙传芳等通电》，《申报》1925年10月26日，第4版。

(55) 张安庆：《浙奉战争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第101页。

(56) 松涛：《战事形势与和平运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10日，第3-5页。

(57) 《孙传芳关于举兵讨奉问题复赵尔巽等电》，1925年10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第391页。

(58) 《张作霖复赵尔巽等电》，《申报》1925年11月1日，第5版。

(59) 《关于时局之本埠消息》，《申报》1925年11月2日，第9版。

(60)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61页。

(61) 《东南急变中之北京观察》，《申报》1925年10月20日，第4版。

(62) 松涛：《战事形势与和平运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10日，第3-5页。

(63) 《孙传芳击溃张宗昌占领徐州通电》，1925年11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第393页。

(64) 《昨日浙方军事行动之严重》，《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9版。

(6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3号记录，1925年10月1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719页；《浙孙作战之由来》，《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4版。

(6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725-727页。　

(67)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11月1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35页。

(68) 刘敬忠、王树才：《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271、275页。

(69) 《东南剧变中之北京观察》，《申报》1925年10月27日，第5版。

(70) 《中华民国资料丛稿——电稿·奉系军阀密电》第2册，第193页。

(71) 松涛：《战事形势与和平运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10日，第3-5页。

(72) 《东南战起后之段方政策》，《申报》1925年11月4日，第5版。

(73) 松涛：《战事形势与和平运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10日，第3-5页。

(74)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270-271页。

(7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5年9月-11月，第531-532页。

(7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5年9月-11月，第531-532页。

(77) 《冯张两方隐忍言和之原因》，《申报》1925年11月19日，第5版。

(78) 《联军攻奉之最近消息》，《申报》1925年11月19日，第6版。

(79) 《联军三路攻奉之形势》，《申报》1925年11月18日，第5版。

(80) 松涛：《时局的转变》，《东方杂志》第22卷第22号，1925年11月25日，第1-4页。

(81) 《关于时局之本埠消息》，《申报》1925年11月17日，第13版。

(82) 《关于时局之本埠消息》，《申报》1925年11月17日，第13版。

(83) 《奉舰窥伺淞乍之告捷电》，《申报》1925年11月19日，第6版。

(84)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见荣孟源等主编《近代稗海》第六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

(85) 《北塘方面昨日续战》，《顺天时报》1926年3月10日；《塘沽大战与国际交涉》，《益世报》1926年3月10日。

(86) 《国民军水雷封锁大沽口》，《顺天时报》1926年3月10日；《奉军各队上陆均被阻》，《晨报》1926年3月10日。

(87) 《塘沽大战与国际交涉》，《益世报》1926年3月10日。

(88) 《驻京外交团为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致北京政府抗议书》（1926年3月10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第178—179页。

(89) 《大沽河口水雷昨日已启出》，《顺天时报》1926年3月11日。

(90) 《国民军致国务院急电》（1926年3月12日），《京报》1926年3月14日。

(91) 《国民新报》1926年3月19日；《京报》1926年3月14日。

(92) 《大沽口炮击事件真相》，《晨报》1926年3月14日；《大沽事件之经过详报》，《顺天时报》1926年3月14日；《日舰炮击大沽炮台》，《晨报》1926年3月13日。这次冲突，日本方面认为炮台守军首先实弹射击，击伤日军数人，并非空炮警告。参见《日本公使为大沽口事件抗议书》，《时报》1926年3月19日。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也声称“确由炮台先射击”，日舰主计上尉“当场……负重伤”，日舰“不得已，乃行还击”。详见《大沽事件之经过详报》，《顺天时报》1926年3月14日。

(93) 《国民第三军情报课告日本人士书》，《国民新报》1926年3月19日。

(94) 《日本公使为大沽口事件抗议书》（1926年3月16日），《时报》1926年3月19日。

(95) 《八国通牒》（1926年3月16日），《顺天时报》1926年3月17日。

(96) 《驻津各国司令官向国奉双方警告》，《顺天时报》1926年3月16日。

(97) 《执政府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1926年3月17日），《顺天时报》1926年3月19日。

(98) 《国务院门前伏尸遍地》，《时报》1926年3月26日。另参阅共青团北京市委青年运动史研究室编《北京青年运动史（1919—1949）》，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99) 陈日新时为留日学生讨张反日归国代表团总负责人，国民党员，“三一八”事件之后加入共产党；陈资一时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员。

(100) 《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紧急启事》，《国民新报》1926年3月18日。

(101) 关于集会人数，段永林《三一八惨案与执政府的垮台》一文说是两万多人（见王维礼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而《北京青年运动史（1919—1949）》一书则称仅有三千人（见前引该书第118页）。两说俱未提供资料来源。不敢引为依据。五千人说见《国务院门前伏尸遍地》，《时报》1926年3月26日。

(102) 《徐季龙、顾孟馀演说词》，《国民新报》1926年3月19日。

(103) 其内容包括：一、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反对八国通牒；二、通电各国，一致反对八国进攻中国；三、督促北京政府，严重驳复八国通牒；四、将署名最后通牒的八国公使驱逐出境；五、宣布《辛丑条约》无效；六、驳复八国通牒最后的要求：1．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2．立即撤退驻在京津及各地之外兵外舰；3．惩办大沽口肇事祸首；抚恤大沽国民军伤亡将士及其家属；为死亡将士建立纪念碑；在被难将士出殡日，八国驻华各机关下半旗志哀；各国政府向中国道歉。七、严惩17日执政府卫队枪伤各团体代表之祸首；八、电勉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载《京报》1926年3月19日。

(104) 《贾德耀关于惨案的谈话》（1926年3月20日），《顺天时报》1926年3月21日。

(105) 徐英：《我的父亲徐谦》，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4页。

(106) 《北京青年运动史（1919—1949）》，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107) 《国务院门前伏尸遍地》，《时报》1926年3月26日。

(108) 参见《三一八惨案死亡人数和党团员牺牲人数考证》，载《青运史研究》1985年第1期。“三一八烈士墓表”及“烈士名单”记载死亡烈士为三十九人，加上误伤者八人，全部死亡者为四十七人。详见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127页。

(109) 《全国学生总会致李鸣钟请速扣段等罪犯电》（1926年3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3月23日。

(110) 《国会非常会通电宣布段祺瑞十大罪恶》（1926年3月24日），见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98—100页。

(111) 《参政院为惨案质问贾德耀意见书》（1926年3月25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100—101页。

(112) 《清华大学学生控告贾德耀及全体国务员诉状书》（1926年3月25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101—102页。

(113) 《北大学生对惨案诉状书》（1926年4月6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109—112页。

(114) 《孙传芳致总检厅请检举电》（1926年3月29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113页。

(115) 周传儒：《三月十八案之责任问题》，《清华周刊》第25卷第5号，1926年3月26日。

(116) 《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徐志摩记），《晨报》1926年3月31日。

(117) 李灿辉：《是不可不辩》，《清华周刊》第25卷第6号，1926年4月2日。

(118) 《国务院门前伏尸遍地》，《时报》1926年3月26日。

(119) 《政府公报》命令第3570号，1926年3月20日。

(120) 《京师检察厅公函》（1926年4月3日），《京报》1926年4月3日。

(121) 政之：《北京政坛蜕嬗纪》（上），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第343—349页。

(1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7页。

(123)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二辑，第63页。

(124)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二辑，第67页。

第七章　南北军政格局的攻守势易

1924年至1926年三年间是南北武装力量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的时期，北伐时南北双方的主要军事将领至少有一半都是在这两年才崛起。北方的张宗昌和孙传芳大约即在这两年才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就是冯玉祥也基本是在这段时间才成为中国军政不可或缺的要角，所谓国民军体系同样是在此期间形成并壮大；而南方的唐生智、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李济深（李济琛）等更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在其所在区域树立其地位，到北伐时暴得大名而成为全国性人物。就是后来长期维持国民政府领袖地位的蒋介石，也是在这段时间才逐渐广为人知。如果在1923年底综论中国军政局势，上述人中除冯玉祥外恐怕很少会出现在讨论之中，而当时的冯玉祥也还不具备左右局势的实力。

这些新兴军人中的大部分也是在这两年中因确立实际控制的地盘而得区域军事领袖的认同。冯玉祥的国民军逐渐向西北发展并最后获得“西北军”的区域称号，孙传芳以江浙两省为核心的五省联军防区，张宗昌那半独立的鲁军及稍后的直鲁联军，唐生智的盘踞湘南，李、白、黄的掌握广西而成为“新桂系”，以及国民党黄埔系的党军和许崇智、李济深部粤军通过两次东征真正控制广东（从而奠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体系中的地位），大多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间。

当时一位高级将领魏益三后来回忆说：“1926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而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魏氏本人在“这一年中间的变化也是极为复杂剧烈的”，其所辖部队在一年之内先后五次转换隶属关系：在这年的1月，参与郭松龄反张作霖失败的魏部退出了奉军，在山海关接受“国民四军”的番号；到3月间又改组为半独立的“正义军”；再到5月间又投到吴佩孚“讨贼军”的麾下，随后即参加了打国民军的战役；到这年年底，又因北伐军的胜利而参与国民革命，转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三十军⁽¹⁾。

如果不计“军阀混战”的定义⁽²⁾，魏氏所述大致不差。而且除“正义军”那次改组外，魏部每次转换隶属关系都是倒戈转向敌对方面，这样一种“离合拥拒的形势”的确已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北伐前两三年间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化如此曲折复杂，显然值得专章讨论。而所谓军政格局，主要指因军事的发展演化而导致的相对宏观的政局转变，故下面的具体讨论将以军事为主。在北伐前后的数年之中，北伐前一年和北伐第一年的局势变化又可以说最为剧烈，本章仅侧重考察北伐前一年的情况，北伐第一年的变化将在下一卷里讨论⁽³⁾。由于内容的特殊性，本章的表述方式与结构与先前各章叙述的风格或有所不同，相对偏重分析，但所有分析仍会落实在叙述之上。

第一节　北洋军阀的新陈代谢

《申报》主笔杨荫杭在1920年说，中国传统“右文而贱武，故成文弱之国”。自甲午为日本所败，国人为矫文弱之弊而大声疾呼“尚武”；但民国后的共和制却导致军阀割据，国人乃“知右文之说，尚未可厚非”，又大声疾呼曰“文治”！不过问题不在是否应该尚武，在于“当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而其国乃强”⁽⁴⁾。文武关系的转变，尤其军人地位的上升，是近代中国较大的变化之一，而“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的确是北伐前许多国人特别关注的问题。

中国虽然有“教而后战”的古训，不过更多是指一般参与作战者；同时也有所谓“出将入相”的传统典范，理想的读书人应能“上马杀贼下马做露布”，但通常似不以为军人非读书不可。关羽燃烛读《春秋》的形象画面能够长期流传，正反映出某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因此，军人特别是军官应受系统的军事教育而后能胜任，大致是近代从外国传入的新知，多少带有把“教而后战”的古训缩小范围而直接落实到带兵者身上的意思。

在清季“兵学”大兴的影响下，军官须受系统教育的观念日益普及，从“讲武堂”到武备学堂的各类速成军事培训机构遍及全国。近代多数西方事物引进到中国后都有所调整改变，从清季到民国建立的保定军官学校及其配套教育系统的产生，正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保定生入学前要求五至七年的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教育（毕业后随营实习半年到二年），入校后要学习二年整⁽⁵⁾。从陆军小学开始到军官学校毕业，不计随营实习也有七至九年的在校军事教育（若加上陆军大学系统历时更长）。尤其正规军事教育从“小学”阶段（当然和今日的小学概念有所不同）开始，具有相当的独特性⁽⁶⁾。虽然具体的年限在执行中或有缩短，足量完成设计学制的或并不多，仍充分体现出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

不过，与多数近代中国的改革相类，越是成系统而健全的设计就越不适应当年各方面变化皆剧烈而频繁的时代特征。从清季开始的北洋军事教育体系，其设计者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然这样长久的训练，待稍具规模初见成效时已是进入民国十年以后，北洋体系本身也已接近崩溃，实非草创者始料所及。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北洋军事教育体系之设计虽充分体现出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北洋军事领袖的发展恰反之，后来明显是武力越来越操于无教育者之手（这只是就北洋最上层的发展倾向言，同时当然也有一些受过军事教育的将领在兴起）⁽⁷⁾。

通常所谓“北洋军阀”中，最早一批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毕业于李鸿章在光绪十一年（约1885年）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他们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新军的主要操控者，此后才是保定北洋速成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堂培训的军人，再后又有民国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但北洋内斗的结果，在小站系统和保定系统之间出现了某种断层，在最上层是军校毕业一辈老成凋谢，到20年代新兴起来一批基本未受过教育的特殊军人，不仅行伍出身的老北洋曹锟做了总统⁽⁸⁾，更有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新兴者。这与晚清从湘军到淮军的发展稍类似而不全同，淮军将领的科举功名远逊湘军将领，然多少还受过正规教育（以当年标准言）；北洋后起的二张与冯则或识字不多，或竟基本不识字，结果出现“绿林之剧盗通电而论时事”的情形⁽⁹⁾。

这样的情形也有其内在的原因，早期的北洋军事首领虽多受过西式或日本式的军事训练，实际掌握军权者多数并未接受“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的观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曾任保定军校队长的日本士官生何柱国回忆说，“当时北洋军阀一般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参谋之类的幕僚”。而北洋派系争斗也直接影响到保定军校的命运，民国保定军校历任校长多是日本士官出身的人，1922年直系控制局面，改派北洋老武备出身的张鸿绪为校长。据说因张氏排挤士官派激起风潮，“大部分士官派的教官和队长离职他去。他们一般都是从人事关系即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选择去向，其中钱大钧和黄奇翔等少数人去广东，戴联玺、杨正治、赵巽、梁济和毛福成等二十余人则去东北投向奉军”，何本人即后者中的一个，而保定军校自身也在次年即告结束⁽¹⁰⁾。

排斥军校毕业生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北方，在南方的两广及湖南，保定军校及与之相关的所谓“四校”系统的毕业生在既存军事系统中不仅不易得到升迁，有时甚至找不到工作，即或找到也多非实际带兵的工作⁽¹¹⁾。这样一种体制和实际社会需求的疏离正是南北“旧军阀”系统的问题所在，也是南方新军事力量得到整合的契机。前述钱大均和黄奇翔稍后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将领，黄埔军校许多教官即来自保定军校。而湖南的唐生智，广西的黄绍竑和白崇禧也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另一广西主要军事首领李宗仁则是陆军小学堂毕业，他们的主要干部队伍即是在既存体系中受到排斥的“四校”系统毕业生（详后）。

不过，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特点即多歧性，北洋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身处南方的北洋孙传芳部将领马宝珩就强调，孙军战斗力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各部重要军官，多是保定军校出身的青年军官”⁽¹²⁾。据何柱国观察，东北军中也有以日本士官生杨宇霆为首的新派，“大量吸收各国陆军留学生和国内陆大、保定军校等出身的军官，特别是原籍东北而散在关内各方面担任军职的人”。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即整军经武，“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管教育的中校团附全数改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军校各期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内的各国陆军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并且，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与其他北洋军中军校毕业生多只能作幕僚不同，奉军中“很多学生出身的人都直接带了兵”⁽¹³⁾。

孙传芳军，特别是奉军，在后来北伐战争时期都是北洋方面以能战著称的部队。相比之下，有些北方军队则大不同。据苏联顾问勃拉戈达托夫观察，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里，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将军和军官一个也没有，只有不多几个人是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在这几个人中，鹿钟麟将军和唐之道将军的军事知识出众。总的来说，冯军军官们文化水平都很低，只能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吸取军事知识。他们都不会独立研究作战方针或制定战斗计划，因此总是同意那些从军校毕业出来的参谋人员的意见”⁽¹⁴⁾。最后一语可能还需要界定，所谓“总是同意”大概仅指狭义的“制定战斗计划”而已，在具体指挥作战时“计划”常常不起作用，勃拉戈达托夫自己便经常抱怨这一点。

在实际作战中，行伍出身的指挥员往往回避其所不擅长者，有时甚至对其有利的条件也不加利用。例如，当时许多军队中炮兵的作用便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部分或即因为炮兵官长“须略具军事学识”，行伍出身难以胜任，故各部炮兵官长皆军校出身⁽¹⁵⁾。尽管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均已较多使用大炮和机关枪，甚至飞机也用于投弹⁽¹⁶⁾，但重兵器的使用与否及是否得法，很多时候仍视指挥官而定。直到北伐时，汉阳湖北守军的仓库里放着“十二门连同全份炮弹的日本坂野炮（七十五毫米）”，这样的重火力竟然并未用于作战，在汉阳失守后被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全数缴获。极有意思的是，这批大炮同样没有用于北伐军稍后进攻武昌的战斗⁽¹⁷⁾！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到北伐前夕，已是保定毕业生鼎盛之时。那时保定毕业生任职于全国，保定二期的何遂在1926年春的通电中便说“国内袍泽，半属同年学友”⁽¹⁸⁾。但这更多是各军队的中高层，最上层则不然；在有些军队如国民军中，连下层也不然。需要说明的是，军队首领的“出身”未必就决定了其所辖队伍的行为，比如“绿林之剧盗”领导的奉军就是北方装备最好可能也是军事观念最“现代”者（即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作战观念），实际战斗力大概也最强⁽¹⁹⁾。但北洋体系老成凋谢、未受或少受教育及职业军事训练的一批新军人的兴起，终意味着行为准则的转变。

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甚顾及北洋自身的传统行事准则（关于二张详后）。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对几乎所有的上司和同盟者，皆有不同程度的倒戈行为，他自己最后也因部下倒戈而失势。刚到中国的苏俄顾问“感到奇怪的是，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冯玉祥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将军，然而却称自己是孙中山的信徒，他同中国人民的公敌张作霖签订了协议，反对自己的上司吴佩孚”。这位顾问发现，“冯经常在琐事上耗费精力”，他“不仅经常出尔反尔，而且还像罗马的太阳神一样耍两面手法”。因此，“任何时候你都说不清楚他明天会有什么举动”⁽²⁰⁾。

这样的行为方式可能为当时变动剧烈的时局所促成，同时又反过来推进了军政局势的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还比较适应当时变化频仍的军政格局。冯玉祥和国民军的兴起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本来缩居山西一隅而进退于各派军事力量之间的阎锡山在北伐结束时地位和影响都明显上升，一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则是另一类型的例子。

这一变化若置于北洋内争发展史中考察当更为清晰，简单回顾北伐前数年各地军阀，特别是北洋体系内部的争斗历程，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北洋内斗较前远更激烈。以前北洋军阀内斗向有“电报战”之称，战争双方通常是雷声大、雨点小，通电多于交战。杨荫杭在1920年即注意到，当时战事“直与演戏无异”，各方并不“出其全力以从事于战”，反倒是“用其全力于打电报”。实是“诸公好‘滑稽’，以国事为儿戏”⁽²¹⁾。西人稍后亦尝称之为“天朝滑稽剧”⁽²²⁾。但两次直奉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则动员的兵力是以前战争的数倍，而伤亡则数十倍之。不仅战争的规模扩大，作战的方式也更现代化，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省区。致使自太平天国以后基本未受战争骚扰也是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遭受战争重创，民生被严重扰乱，社会元气大伤⁽²³⁾。

同时，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出现了民国政治史上一个崭新的现象，即中央政府第一次在军阀战争中正式站在其中一方（直系）的立场上。当时吴佩孚要求内阁在其司令部召开办公会议，并在会上对政府总理和部长随意指示，使与会的部长顾维钧得到“一番新的阅历”⁽²⁴⁾。这个现象的表面含义是中央政府对派系政争态度的转变，但还有更深远的意义：直系以中央名义讨奉，乃使中央政府从虚悬在各派系之上的象征性权威移位到为一派所利用，大致类似于古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或增强了这一战争的正当性，实际却从根本上损毁了中央政府自身的统治合道性（political legitimacy）⁽²⁵⁾。

在整个北洋体系的发展之中，自有派系产生，皖系早败而奉系后起，唯一一个自始至终参与竞争北洋控制权的大派就是直系。从字面意义看，北洋体系本诞生于直隶，直系的形成虽较皖系为后，实际是最“正宗”的北洋嫡派。皖系需要自创所谓“参战军”（后改边防军），奉系则基本自建于边远地区，若以狭义论恐怕算不得北洋军，两者不同程度上皆具边缘挑战正统的意味⁽²⁶⁾。同时直系领袖的代际传承也较为成功，产生出吴佩孚这样的后期领袖，在当时军阀中的确可以说是文韬武略兼具的佼佼者。直系打败皖系后又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期并不居劣势，其利用海军攻奉的战略也相当有见地，如果不是冯玉祥的倒戈，也许直系真能统一中国，亦未可知，至少或能统一北洋控制地区⁽²⁷⁾。

假如直系后来真能统一全国并控制之，则其统一可以说在战前已开始。如果从直系最终失败的角度看，则其失败即始于破坏了北洋军阀自身的政治伦理和政治体制：袁世凯去世后逐渐形成的在地方割据基础上维持“虚”中央政府这一北洋体制在第二次直奉战前已经崩溃了。以前中央政府能相对独立，即因其不全为一派势力所造成。而1924年时中央政府已公开为一派所造成并控制，行事既没有以前那么多顾忌，其名义上的合道性也不复存在，为后来的北伐预留了“有道伐无道”的先机。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因冯玉祥的阵前倒戈而以直系失败告终，但整场战争未能产生出一个确定的赢家，反呈现出北洋体系的崩裂之相：以冯玉祥部为中心的国民军体系的形成和稍后奉系主力郭松龄部的倒戈反奉，使奉系战胜的意义大打折扣；奉系乘战胜之机向东南扩充的努力并未成功，然张宗昌、李景林部却因此而形成实际的半独立状态（不久联合成为直鲁联军，北伐将结束时张宗昌部欲退入东北而为张学良拒之门外）。更重要的是，直奉双方冯、郭这样的高级将领先后率大部队倒戈而试图组合成新主流的尝试虽未成功，却有力地揭示出北洋体系中强烈的不稳定因素⁽²⁸⁾。

对北洋体系来说，没有确定赢家的结果或可说是毁灭性的，即北洋内部对于一个有力军人可武力统一中国的信心基本丧失。孙传芳稍后曾说：“中国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者，皆蒋介石、吴子玉二人之过。”⁽²⁹⁾盖蒋、吴均有武力统一中国之决心⁽³⁰⁾，而北洋方面自吴佩孚式微之后，即不复有任何军阀仍有统一全国的雄心⁽³¹⁾。不仅统一全国已不再是北洋目标，即使统一北洋体系自身，也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了。北京政府既已失去实际的统驭能力和名义上的正当性，北洋体系实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结果，各地中小军阀也频繁互斗，使北洋体系进一步分裂，阀下有系，系下有派，各不相让⁽³²⁾。有些军阀并不想争独霸之地位，但也不能让别人有此地位（直奉战争后渐成多数军阀的共同心态）。各方所争，不再是要争取一人一阀独大，毋宁是防止任何一人一阀独大⁽³³⁾。北京的社会学教授许仕廉1926年观察到，“目下中国心理的环境，最为悲惨，其原因就是无英雄可崇拜。现在一般大头目小头目，谁也不崇拜谁”⁽³⁴⁾。如许氏所具体指出的，“谁也不崇拜谁”的心态主要存在于各大小头目之中⁽³⁵⁾。

这样的风气形成后，相互的猜忌甚于合作。结果是乱象更甚，而竞争各方又都受到这种混乱局势的影响。证以前述魏益三的回忆，1925年-1926年间军事局势的确变化极快，各势力之间的分与合有时真是仅以日计。那时一般所谓军阀似乎相当盛行先联合共除一敌，旋即内斗；其间又有分合，又重组一联合体共除一敌，再继续争斗。其联合时期或反复的周期都不长，且临阵倒戈现象相当频繁；每一力量均思随时利用当下局势以利己（退则自保，进则扩充自身实力），而不甚考虑自己五分钟前的立场。冯玉祥支持郭松龄反对其上司而合作不成的过程，就可以说是上述心态比较典型的表现（详后）。

这是一幅均势已去，故任何一股力量均可影响大局的典型图像。在北洋体系控制了全国多数地区而南方（西南）在全国事务中渐无足轻重时，北洋军阀内部的皖直或直奉两极均势既予以各中小军阀依附一派的便利，也给予其在体系中不时转换立场或保持相对中立的实际选择，局部的争夺即使诉诸战争，也不一定会危及整体局势。一旦均势开始崩溃，一支小部队的立场转换就可能发挥影响全局的大作用。比如，江浙战争的导火线即是驻闽军臧致平、杨化昭不足万人的残部投奔占据上海的皖系卢永祥，而本可视为直皖之争余波的江浙战争随即引发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国民党当时即注意到这一变化，其1925年5月的时局宣言在指责“中国之内乱，由依赖帝国主义以为生存之军阀所造成”后说：“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其名义虽不同，其为造成内乱则一。本党向持根本解决之旨，对于把持中央之大军阀，从事挞伐；其割据地方之小军阀，有敢凭陵自恣及窥伺革命政府根据地、受帝国主义者之嗾使以图倡乱者，本党必联合国民痛击之。”⁽³⁶⁾这样一种试图区分大小军阀并拟采取不同对策的努力恰反证出北洋军阀的分化，也意味着“小军阀”作用的增强。

对民国前期的实际作战情形而言，直到北伐时每一具体战役所涉兵员多不过数万，战斗规模并不甚大。故那时只要有万人甚至数千人的军队且敢战肯战，就是非常重要或至少不可忽视的力量⁽³⁷⁾。这大概是卢永祥不惜冒战争风险而收编臧、杨余部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名义属国家的军队已出现向区域化甚至个人化发展的趋势，万人规模的军事力量必须有自己控制的“地盘”以养育和补充队伍；如果没有，则只能投靠已有地盘的更大军阀，否则就不得不尝试以武力开拓自己的地盘。在当年的军政术语中，“地盘”算得上一个关键词，出现频率非常高。北洋军阀的各大派系本身即依地域命名，从地缘分布视角看北洋体系的后期演化，或能有较前更深入的认识⁽³⁸⁾。

第二节　北方边缘挑战中央的地理态势

民初交通已成为军事要素，地理分布对军事的重要因此而凸显，交通不甚便之西南（指四川、云南和贵州，非时人口中的“西南”）、西北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基本未入北洋主流。西南之中，最接近中原的四川向有“军阀混战”最剧的不良声誉，表面上的特征之一是军队人数居全国各省之冠而几乎足不出蜀，更实质性的缘故则因川省久为南北双方所持续争夺，川军间错综复杂的内斗往往不过是南北各方之争的反映，结果整体的四川或南或北的认同始终不那么明显⁽³⁹⁾。而热、察、绥和西北则因与中原接近，通常成为北方无地盘而有实力者首先争取的地区，从地域言也可说很早就有一个据边缘以挑战中央的意思。

当时热河、绥远、察哈尔一方面成为中央用以安插无地盘者之处所，同时也是各类无地盘者欲借以发展的基础；如徐树铮、冯玉祥等皆先后试图以热、察、绥为基地，冯在得察、绥后又致力于陕甘，终获得“西北军”的认同⁽⁴⁰⁾。这一趋势既可说是边缘挑战中央，也可说是礼失求诸野，就看从哪方面立言。北伐后实际留存的北方军队除较特殊的阎锡山晋军外，恰即所谓东北军和西北军，提示着这一地域发展趋势似还值得思考和探索。

实力不甚强却能长期维持其地盘者，派系不明朗的山西阎锡山是个典型的成功代表。尤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失败、冯玉祥下野、张作霖出关那段时间，阎锡山成为北方唯一的不倒翁，其重要性可见明显的增加⁽⁴¹⁾。山西距北京甚近，阎锡山多次坐观他人争斗的结果是自己的地位逐步提高，到1926年初已大致达到几乎可据京师的程度。这样一种战略性的地理优势，承平时作用不明显，乱世则可能有大用。后来阎锡山甚晚参加北伐方面，却成为四大集团军之一并首先进据北京，实非偶然⁽⁴²⁾。

这一特殊的战略性地理优势在冯玉祥军队崛起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最初不过是偶然形成而已。1922年冯玉祥被取消河南督军，授陆军检阅使，包括冯本人在内的一般人皆视为吃亏，然冯部因此而驻北京南苑，稍用其兵力即可挟制中央政府，造成了超过其军事实力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影响，对国民军以至“西北军”的崛起帮助实大。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那几年北洋统治的急速崩溃实超出多数人的预料，盖局势大体稳定时很少有人会考虑一支有力部队驻扎京畿的战略作用；另一方面，此前较出格的政治军事行为多是倪嗣冲、张勋这样的旧军人所为，北洋军人自有其行事准则，当时的主政者恐怕也低估了冯玉祥挑战北洋传统的胆略⁽⁴³⁾。

这样，冯玉祥军队实创北洋新典范：一方面军事力量不断壮大，同时却几乎没有自身的地盘，复因其驻扎区域的战略性地位而获得意料之外的回报。当然，冯部寻求地盘的愿望和努力是持续的，也是促使这一军事力量发展壮大的主要动因，其最终成为“西北军”尤说明固定的地盘意识并未因国民革命这样的政治鼎革而改变，而是相当持续有力（“西北军”认同的取得在北伐前夕，而其确定则还在北伐结束之后）。简单回顾冯部从直系到国民军再到“西北军”的兴起进程，应有助于了解北伐前北方军事格局的突破性演变，这一进程又与原处西北的各军事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冯玉祥早在1914年随陆建章第七师入陕西，后升第十六混成旅长于1916年率部入川，到1921年再入陕西时已是第十一师师长，任督军约一年，收编的陕军编成胡景翼、田维勤、曹士英三个混成旅，1922年夏冯督豫时带入河南，然三人皆有部属留陕。故冯部与陕西本有较深的渊源。继冯玉祥任陕西督军的刘镇华本豫人，1918年率所部镇嵩军入陕，任陕西省长，然陕西驻军复杂，刘之权威常受挑战，故其势力增长后反欲回乡督豫。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刘部受吴佩孚命出入陕、豫，甚为活跃，直系战败后刘又借驱吴之名进兵河南，但作为战果的河南地盘却为国民第二、第三军所得，于是形成镇嵩军与国民军第二、第三军争夺河南、陕西的持续战争⁽⁴⁴⁾。

二次直奉战后，冯玉祥在1924年11月的天津会议上分得向京汉铁路沿线发展的权益，但由于奉军实力太强，终迫使他将主要发展方向定在西北。1924年12月，冯玉祥通电取消国民军称号⁽⁴⁵⁾，被段祺瑞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1925年初，段祺瑞复任命孙岳为豫陕甘剿匪司令。这些任命显然不会是执政府的一厢情愿，而是顺应国民军方面的意思。不久冯部先后得察哈尔、绥远，并使之纳入“西北边防”辖区，冯玉祥乃移驻张家口，国民军渐被称为西北军⁽⁴⁶⁾。此后陕西的争夺主要在镇嵩军和国民军第二、第三军之间进行。段祺瑞任执政之时，国民军常能迫使中央颁布对其有利的命令，其在陕西初胜后即曾试图罢免刘镇华而由孙岳继任陕督，因张作霖反对而未果（但冯部向陕西开拓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奉方的鼓励或容忍，因为国民军第三军原驻直隶的保定、大名，若无处发展便不会“让防”）⁽⁴⁷⁾。

由于山西与陕、豫临近，阎锡山又是执政段祺瑞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晋阎在双方的争斗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双方也都努力争取山西的支持。阎一方面与国民军胡景翼互派代表联络，并表示“赞成晋豫两省携手合作”⁽⁴⁸⁾；但基本站在刘镇华一方，不仅代其向执政府说项⁽⁴⁹⁾，且以子弹接济，盖阎自认“与陕联合，自属胜着”，惟对镇嵩军进一步的参战要求，又以“无中央命令不好出兵”而推托⁽⁵⁰⁾。

阎部晋东盐运使马骏当时分析陕豫之争说：“刘胜则中央可将陕付吴（新田）、孔（繁锦），败亦可付吴、孔。如能乘胡疲竭时中央明命鄂皖鲁苏陕各省以讨其破坏大局，一鼓歼之，最好。上策即以豫畀冯。胡胜后颇可虑。”⁽⁵¹⁾按马氏较有战略眼光，其实就是希望刘、胡两败俱伤，给山西一个相对安宁的周边环境；其最后提到的“各省”讨胡竟然不包括晋省，甚能得阎锡山不主动干预外事之宗旨。且胡本陕人，若胜而据豫又兼领部分陕地，则对山西形成夹击态势。战事的结局正是马骏所忧虑的，不过胡景翼新胜据豫后，本可大展宏图，却于1925年4月因病身故，使时局发生相当大的变化⁽⁵²⁾。

陕豫间的战局刚告一段落，奉军于1925年四五月再次入关，张作霖到京，确定“政局商定后再讲地盘”的方针，试图“先恢复国务院，以新旧交通系为阁员”。段祺瑞虽“态度消极”，仍不能不勉予同意。而冯玉祥则“一味退让，希图保存”⁽⁵³⁾。实际上冯玉祥大体仍在实施其主要向西北发展的既定政策，故在“商定政局”的同时，基本维持着奉向东南发展而冯向西北开拓这样一种各忙其事的态势。不过，奉系在东南的发展最初虽较顺利，迅速取得数省地盘，却遭遇到远更强有力的抵抗，盖东南久为北洋所据，其对手皆驻扎于此的正统北洋部队；而西北本未入北洋主流，国民军所遭遇的主要是北洋边缘部队，相较而言，国民军的西北开拓更具实际成效。

胡胜刘败后陕西的结局确如马骏所料，段政府准战败的刘镇华辞职，以吴新田继任督办。惟吴部实力不够，始终未能真正控制陕西局面，不久陕西也为国民军第三军所得。1925年8月执政府正式任命孙岳为陕西督办，冯玉祥兼任甘肃督办，在名分上和实际上进一步确认了冯部在西北的地位，惟陕西之外的西北“地盘”还须继续开拓⁽⁵⁴⁾。国民军既得陕、甘、豫，北有察哈尔、绥远，形势看上去甚好，但其并未集中全力于巩固在西北的地位，而是更有所图，其拓展方向又回向山东和直隶，甚至可能包括山西。

因奉系对东南的占据显现出较大野心，引起各军阀不快，终推动新据江南五省的孙传芳与其余直系剩余力量的联合，吴佩孚乃乘间而再起，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以攻奉⁽⁵⁵⁾。孙传芳讨奉时，国民军第二军曾参与攻鲁；战胜后的徐州会议，岳维峻也曾出席。这就使国民军和奉军终难共处，国奉之间战争很难避免。同时，整个国民军与山西的矛盾也日趋激烈。盖国民军既得陕、甘、豫、察、绥，北京也有驻军，在地缘分布上已置山西于其夹击态势之下；不论其在山东、直隶的进展如何，国民军若图将地盘连成一片，最容易也最可能的下一兼并对象就是山西。晋阎欲图自保，就只能联奉。在国民军又将李景林逐出保定、大名后，奉张决定联吴佩孚打击冯玉祥。1925年11月22日，阎锡山驻汉口吴佩孚处的代表报告说：“奉派某要人来汉协商解决〈国民〉第一军，此间令其先行攻击。”⁽⁵⁶⁾

且国民军内部并不团结，前引晋东盐运使马骏将国民军之冯、胡二部分别看待，并非无因。冯玉祥就曾自别于国民军第二军，他致电阎锡山说，“二军分子复杂，唯利是图，久为世人所诟病”，与冯氏自己“十数年心血教练而成”的第一军不可同日而语；并力辩自己不仅未参与国民军第二军对山西的军事行动，且曾屡次劝阻之⁽⁵⁷⁾。另一方面，胡景翼、孙岳皆曾参与同盟会反清革命，自视与纯北洋出身的冯玉祥不同，反与也曾加入同盟会反清的阎锡山同属“民党”。就在国民军与奉、晋开战前不久，国民军第二、第三军的代表谷仲言曾与阎在北京的代表联络，对“山西与冯合作而不与民党之二、三军携手，深致不满”。他强调，第二、第三军的“军队虽极复杂，军官确系民党主义，以主义与之拉拢，必可奏效”。故“山西应以民党关系，脱开冯方，与二、三军切实合作”⁽⁵⁸⁾。

可知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之间的关系确不十分和谐，而胡景翼去世后接掌国民军第二军的岳维峻与“民党”无瓜葛，他不仅联孙传芳讨奉，且亦公开列名于拥戴吴佩孚出山的通电之中⁽⁵⁹⁾。这样，国民军内既不和，外将面临与奉、晋、直三方同时作战的不利局面，形势相当不妙。恰在此时，奉军郭松龄于11月22日（即阎锡山得知直、奉联合的当天）正式发出反奉通电，此举对国民军的存亡有重大意义。据勃拉戈达托夫对国民军第二军的观察，该军“只能对付土匪”，实“无力同正规军作战”。若与奉军战，恐难取胜。“多亏郭松龄采取了行动，才将部队从困境中拯救了出来”⁽⁶⁰⁾。这一观察或许有些过分，第二军中李济才、李云龙部皆甚有战斗力⁽⁶¹⁾；且如冯玉祥所言，国民军第一军的战斗力应超过第二、第三军；但总体上国民军并不具备同时多方作战的实力。

尽管郭松龄反奉对国民军非常有利，冯玉祥仍拒绝了苏俄顾问提出的以骑兵援助郭松龄的建议，认为郭“自己完全能应付”。此时国民军的所有军事行动均涉及地盘：国民军第一军出兵接管了热河，这还算是对付奉方地盘；同时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又联合进攻支持郭松龄的李景林“地盘”，这一“违约”行为导致李部由支持郭而转向“中立”，继则转向支持张作霖而向冯宣战。勃拉戈达托夫认为冯玉祥“没有充分利用”郭松龄反奉的“有利局面”而在作战上“及时援助郭松龄”，冯后来也承认“他低估了自己敌手李景林的力量”，竟将一半的军队留在远距离的后方⁽⁶²⁾。

其实冯玉祥和苏俄顾问所认知的大到战略利益小到“有利局面”皆不一致⁽⁶³⁾，冯恐怕恰是在“充分利用”他眼中的“有利局面”，试图占领与自己最接近的地盘，以解决其兵多地少的矛盾。从冯部与奉军终不能不一战的战略眼光看，若冯玉祥真出大力援郭而推翻张作霖，则不论是郭松龄拥张学良主政或其自主，皆必致力于巩固东北，暂无暇顾及关内，国民军在华北的地位会相当优越。直鲁联军南有孙传芳虎视眈眈，是否能自保尚成问题，不能对国民军构成太大的威胁；此时以优势兵力再图直隶地盘不迟，并挟中央政府以与势力尚松散的吴佩孚战，胜负实难逆料。

不过，冯玉祥那时仍在强化其对西北的控制。1925年8月执政府刚任命他兼任甘肃督办，冯即派主力之一的刘郁芬师出征甘肃⁽⁶⁴⁾。10月间，阎锡山派往冯部的代表观察到，“冯军连日向西开军队甚多，向东开只昨日有骑兵二连”⁽⁶⁵⁾ 。究竟冒险逐鹿华北还是确立其对西北的控制，这恐怕才是冯玉祥面临的最大战略抉择。郭松龄不过奉军之一部，其反奉能迅速取胜大概很少会在时人事先意料之中，故真正援郭反奉可能需要倾国民军全力以赴，而胜败尚难逆料，具有相当的冒险性；若进兵西北则所遇对手实力相对较弱，且冯具有中央任命的督办职务，可以说是在自己属地进行“内部清理”，以当时军政运作规范言，颇具正当性。比较而言，在其他主要军事力量竞争华北甚至东北之时，倾全力以控制西北，是比较稳妥的现实选择。

然冯玉祥计不出此。他不援郭或因其对全国性战略地位竞争的冒险性考虑较多，但他又不想放弃当时华北的有利局面，也没有真正全力西进。也许他想让郭松龄与张作霖两败俱伤，自己则一面巩固西北，同时抓住可乘之机在华北据地（以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之间的矛盾及各自意图的不同，此时或也不完全能由冯决策）。这一战略选择的结果几乎是毁灭性的，郭败而国民军不得不面临奉、直两系的夹击，而且还加上新近转向的阎锡山。山西的总兵力并不甚强，却最接近国民各军的实际地盘，具有非常直接的威胁；阎的出兵随时可将国民军在华北前线和陕西、河南的部队分隔开来，使其无法集中兵力对付奉、直任何一方，而不得不同时分别与奉、直、晋三方作战。国民军处于这样的劣势，很大程度上实因冯玉祥在郭松龄反奉时缺乏战略眼光而太顾及眼前地盘利益所致⁽⁶⁶⁾。

在郭松龄兵败被杀的1925年12月24日，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联合进攻李景林取胜，并占领天津。次日，段祺瑞循冯玉祥之意任命孙岳为直隶督办，据说引起国民军第一军内部不满，数日后冯玉祥通电下野，移居平地泉，拟赴苏联考察⁽⁶⁷⁾。勃拉戈达托夫多次表述了对冯玉祥在部队面临奉、直夹攻而最吃紧时宣布脱离军队远赴苏联一点不理解，然冯或自有其算计，他认为“吴佩孚和张作霖是‘死敌’”，不可能有认真长久的合作；他显然希望这两个“死敌”面对面的接触会导致实际利益的冲突，从而爆发战斗，自己则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待其两败俱伤后再回来收拾残局⁽⁶⁸⁾。这也不无所见，但当时奉直双方恐怕都已视冯为更可怕的敌人⁽⁶⁹⁾，如果不是北伐这一新因素的迅速改变局势，直奉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多半只会爆发在冯部被基本“解决”之后。

对国民军尚有利的，是奉、直、晋三方内部也有类似国民军的自身困难，其相互配合显然不足。先是李景林由中立转而通电讨冯后，阎锡山即连电其驻汉口代表探询吴佩孚是否真与奉方结合，不久即得“津李、鲁张、汉吴、苏孙确已联络对付国民军”的确信。阎锡山于是提出，冯李既然开火，“玉帅非速动不可，否则张（宗昌）、李（景林）不支，更无办法”。但他很快发现吴佩孚其实指挥不动其名下的军队，尤其实际控制湖北的萧耀南与吴之间“感情日恶”，萧并不实际支持吴的对北作战⁽⁷⁰⁾。不过，这一障碍因萧耀南在1926年2月中旬突然因病逝世而解决。

更直接的困难是已表示接受吴统辖的岳维峻在河南不动，盖当时欲谋豫督地位者众，在岳氏看来，“战之胜败，豫之地盘均非所有”，故不欲北上。“吴对岳极悲观，无办法。吴之鄂豫旧部以岳失信，欲以兵力压迫，吴不允”⁽⁷¹⁾。这一困难竟由国民军无意中代为解决：那段时间段祺瑞几次试图下野不成，执政府益受占据京津的国民军操纵；在萧耀南病逝后，吴佩孚任命了临时继承人，段则循冯意另任卢金山、刘佐龙为湖北军民两长，并正式下令卢、刘讨伐吴佩孚，命岳维峻等“督饬部队会同进剿”⁽⁷²⁾。此前吴佩孚的部队“借道”河南北上不成，直接攻打岳维峻又显得正当性不足，此时反有直取河南的理由了。

在各方的夹击攻势下，国民军与直奉晋三方皆边打边谈，在作战的同时尝试与各方和平解决的联络始终不断，景象相当奇特⁽⁷³⁾。1926年3月中旬王士珍等北洋大老提出和平息争主张（详后），冯部将领迅速在3月20日通电表示接受，愿意“将所部队伍撤回原防地，专力开发西北，不欲内争”⁽⁷⁴⁾。国民军并于4月上旬在北京逐段祺瑞而释曹锟，希望获得吴佩孚谅解；直系内部也有主张容纳冯部的主张和实际的努力，但遭吴拒绝。此时军事上集中于消灭冯玉祥已成为直奉晋三方高层的共识，阎锡山连电吴佩孚，主张迅速合力灭冯，他说：“合肥既去，政治上不成问题。鄙见根本上歼敌计划，总应贯彻到底。极盼转电雨帅，迅电前方各军，戮力同心，灭此朝食。”在得到吴、张“所见相同、主张一致”的确讯后，阎一面指出“敌虽狡猾善变，必无幸存之理”，一面更强调“彻底灭敌，务绝根株”的必要性，希望吴佩孚“旌麾北上，就近指挥，于战胜攻克，收效尤大”⁽⁷⁵⁾。

4月中旬，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但各路军队围剿国民军的战斗并未停息。稍后张学良到京，再次“向齐燮元陈述目前先急军事，政治后题”的方针⁽⁷⁶⁾。5月17日，冯部将领又一次宣言表示愿意保境安民，努力开发西北⁽⁷⁷⁾。次日却以晋军阻断其退路为由，分六路大举攻晋，占据了晋北大部分地区，至6月在雁门关一带与晋军形成相持局面⁽⁷⁸⁾。5月底至6月底，直奉双方分别罢免了各自内部倾向于联合国民军的靳云鹗和李景林，吴佩孚和张作霖于6月底在北京会晤，由吴佩孚亲自指挥南口一线直奉联军与国民军的决战。至8月底，国民军全线溃退，各军星散⁽⁷⁹⁾。

就在国民军前途堪忧之时，北方不甚重视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却取得了超出多数人预料的迅速进展，结果不仅冯部未能彻底消灭，直奉集全力于北方战事的方针反成为战略上的败笔，确非先前所能逆料。国民军充分利用了南军北伐的机会，在败退中尚能肃清甘肃，保存了再起的基础；尽管直奉夹击之下的国民军主力出陕使刘镇华复起占据陕西大部，国民军李云龙（字虎臣）、杨彪（字虎城）仍能固守西安，直到北伐开始后冯玉祥从苏俄返国，1926年9月誓师五原，新的国民联军逐渐重新据有陕甘⁽⁸⁰⁾。

细核国民军1926年春夏各通电，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即其一再表示愿致力于“开发西北”。这意味着他们终于有了自己后退的“地盘”，并在此基础之上确立了他们的区域认同——当时的谈判和各方往来电报中，不仅国民军自身以“西北方面”自称，他方也多以“西北军”称之，报刊舆论亦然。在陕甘再起的冯部虽一度自称国民联军，不久且正式并入国民革命军，后来一般仍称其为“西北军”，就是其自身军人也如此⁽⁸¹⁾。

简言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倒戈促成吴垮台后，段虽出山，皖系并未能再起，北洋中后起的奉系成为大主角；而原较边缘的西北各军也应运而出，一度颇能影响国是，阎锡山的晋军也在这段时间日益活跃。吴佩孚的复出未能挽救正崩解中的直系，此时中原争夺的主要角色是奉军（北伐后改称东北军）和国民军（形成中的西北军）。北伐后还能长期存在的北方军事力量正是东北军、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三部分，在北洋系统内可以说皆非正统。故北伐结束后所发生的情形其实早已形成势头，说此后十年的军事格局大体奠定于此时，或亦不为过。

第三节　反赤旗帜下北方军政的整合尝试

在此混战期间，“五卅”后出现的“反赤”倾向一度给北洋体系提供了新的整合机会，在此旗帜下北方政治和军事皆曾有实际的整合尝试，但基本未能成功。尤其奉军利用“五卅事件”这一机会进驻上海，破坏各方原先达成的上海不驻兵的协议，凸显了奉方觊觎江南的野心，是江浙反奉战争的直接起因之一，也使北方在“反赤”旗帜下实行非武力整合的希望相当渺茫。不过，在政治活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渐成当时中国政治的一个倾向。杨荫杭在1922年就注意到，“近人滥用‘卖国’字，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各派军阀所发文电在“攻击他党”时，便常指责对方“卖国”⁽⁸²⁾。由此视角看，“反赤”至少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政治口号⁽⁸³⁾。

1925年12月4日，正与冯玉祥争夺京、津地区的军阀李景林通电讨冯，说冯“利用赤化邪说，以破坏纲常名教之大防”；其“助长赤化风潮，扰乱邦家；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而李本人则“荷戈卫国……不为党争，不为利战，惟持此人道主义，……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坠落”⁽⁸⁴⁾。这里“赤化”与“纲常名教”的对立更多隐喻着中外矛盾，时服务于逊清朝廷的郑孝胥立刻注意到“此极好题目，惜吴佩孚不解出此”⁽⁸⁵⁾。此后各军阀的通电中以“反赤”为其军事行动正名者便日见增多。

那时“反赤”舆论在北方也确有一定的威慑力，国民军就一方面努力从俄国获得武器弹药，一方面试图淡化其“赤色”。国民军第二军的岳维峻在1925年底对苏俄顾问斯卡洛夫说：“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原文如此，盖表执笔者之疑问态度也］，这对工作是有害的，会使敌人借口同以我和冯为代表的‘赤色危险’做斗争来网罗反对派。”若说岳维峻本非民党，身为国民党员的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也对俄国顾问说，我“不能让你们到部队中去，因为人们可能猜疑我这个直隶督军同情红党。你们是不是最好去北京”？他明言：“我们在思想上是朋友，但现在不是表露这一点的时候。”故孙岳也曾拒绝出席苏联驻天津领事的宴会，并对苏俄顾问利沃失解释说“这是因为不想让敌人找到攻击我们亲近的借口”⁽⁸⁶⁾。

有时“讨赤”似有助于反国民军各方的军事整合，据说直奉晋等各方5月10日在北京成立了“讨赤各军联合办事处”，各派驻一全权代表，以“谋军事上之统一，以期彻底的讨伐赤化”⁽⁸⁷⁾。由于直奉双方基本认可先军事后政治的方针，故军事整合相对容易，而政治整合就困难得多了。先是段祺瑞政权因与国民军过于密切的联系而渐失直奉两方的拥戴，尽管本来也更多是名义上的，张作霖在1926年初已正式宣布不受命于执政府，实行东三省自治⁽⁸⁸⁾；在段祺瑞在2月下令讨伐吴佩孚后，吴氏也于3月通电讨伐段祺瑞和冯玉祥。但真要达成政治解决，段祺瑞的政治地位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国民军自己驱段释曹，为各方的政治解决扫清了一个障碍。

在这样的思想环境和政治背景下，北洋元老王士珍等在3月中旬曾出面发起全国和平会议，倡导北洋内部息争，各军停战后退，划直隶、京兆、热河为缓冲区，各不驻兵。处于劣势的国民军一再表示接受响应和平通电，但张作霖要求国民军还直隶、热河于奉，方可停兵。由于各方反应并不理想，国务总理贾德耀率阁员于3月25日再次通电主和。这一通电经王士珍等修改后发出，有意思的是内阁通电初拟递达者有冯玉祥而无吴佩孚，电文中并有“雨帅焕帅，国家柱石”等语。王士珍等认为冯已下野，不应列名，吴则应加入，遂改电文为“雨帅玉帅，国家柱石”；原电说“执政委托聘老诸公主持和议”，亦以免除“其他误会”为由删去“执政委托”四字⁽⁸⁹⁾。

一日之间的电文更易，最足见当时势力消长盈虚之瞬息万变。冯、吴的一退一进，直接反映出军事形势的异变。而贾德耀本出身皖系，王士珍等却有意要切断与段祺瑞执政府的关联；尤其贾氏不久前曾附署讨伐吴佩孚的通电，今忽又通电改称其为“国家柱石”，不仅贾氏个人甚感难堪，当时“内阁”之几无地位亦可见一斑。

王士珍等和平息争的主张终因各方实际利益冲突太甚而收效甚微，这批元老只是在国民军退出北京到新内阁成立期间起到了维持治安的作用。且“其他误会”也未能免除，段祺瑞的影响虽被删去，吴佩孚又猜测和议是出于冯玉祥的主张，以为“聘老言和，系受赤党所包围，非其自由主张”⁽⁹⁰⁾。的确，在直奉晋三方联合讨冯之时提倡北方息争，当下的实际受益者首先是国民军，吴佩孚有此认知实不足怪；但这也可能只是他拒绝息争而不正面对抗王士珍等大老的推托之辞而已。

直奉双方对政治问题也一直在讨论，但在“护宪”还是“护法”这一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使政治解决的达成相当困难⁽⁹¹⁾。当时的政治情形相当复杂，直系主张“护宪”，即承认曹锟时所颁布的“宪法”，然可以接受让曹退位，即所谓“旧法新选”；另有不少人主张以更早的“约法”为国家基本法（当然也就不承认“宪法”），是谓“护法”；两者都进而牵涉到已不存在的国会问题⁽⁹²⁾。奉系先前曾“讨伐贿选”，现在若承认曹锟宪法，则与此前的行为有冲突，故张学良对阎锡山的代表“面称护法不护宪”，致后者得出“政局恐一时难有办法”的结论⁽⁹³⁾。

昔日的老民党章太炎此时也颇致力于“恢复法统”，试图拥黎元洪复位。盖黎氏为武昌首义正宗，又是当选副总统，其复位后再据《约法》新选国会，最能体现“法统”之恢复。从这个角度言，太炎与不赞成“护宪”的奉系主张相对接近。他曾于1926年4月下旬函杨宇霆商拥黎事，杨复函支持，但不愿公开主张，仅欲“观成”。太炎以为即此也足，故觉“甚为满意”⁽⁹⁴⁾。其实黎元洪能否重新出山正取决于究竟有无实力派的真正支持，在直系明确主张“护宪”之时，奉系虽主“护法”，其仅欲“观成”的态度显然不足以恢复黎元洪的地位，结果吴佩孚坚持的以颜惠庆内阁摄政获得成功。

颜内阁摄政虽然只是个过渡性的安排，仍表明直奉双方在政治上确实有所合作。在北京地区奉系军事实力远大于直系的形势下，奉系在政治方面对直系显然有所退让。的确，若将南方发展中的变化计入长远考虑，北洋系统此时真能携手，其实对大家都有利。但那时北方尚少有人认真顾及南方军事格局的变化，他们的眼光仍多关注于北方，且各方成见皆已较深而相互信任不足，其大致共同之处，即集中全力先消灭国民军。

章太炎反对颜内阁摄政而未果，其设想的由黎元洪任命一新国务总理在南方摄政也不为北方有实力者所接受，但他仍强调继续反赤的优先性，以为国内各事可于“南北二赤次第荡定”之后徐议之⁽⁹⁵⁾。盖太炎以为，中外矛盾大于国内政争，“今日国内问题”，已不在什么护宪护法，“而在注意如何打倒赤化。护法倒段题目虽大，而以打倒赤化相较，则后者尤易【宜？】引人注意。十余年来之战争，尚系内部之争；今兹之事，则已搀入外力。偶一不慎，即足断送国家主权，此与历次战争绝对不同”⁽⁹⁶⁾。

到1926年四五月间，章太炎与各类在野士绅组织起“反赤救国大联合”，要联合全国各界同志起来“共除国贼”。从“赤化”角度看，当时本存在所谓“南北二赤”，即北方的国民军和南方的国民党，后者“赤化”的程度远超过前者。当时直奉之反赤者地域意识甚强，更多瞩目于“北赤”；太炎与这些北方军人最不同之处即在于他将“南北二赤”共同看待，实际越来越更看重“南赤”上升中的力量⁽⁹⁷⁾。

或许预见到其“拥黎”的努力难以成功，章太炎从1925年末就提出，处于“赤化时代”的中国大势“宜分而不宜合”，故“不如废置中央，暂各分立”，分别反赤⁽⁹⁸⁾。他在1926年初解释“恢复法统”之义说，“吾所主者，不在去段一人，而在否认北京之政府”。自袁世凯以后，“国政听于骄帅之言”渐成北京政治常态，“所谓政府者，即近畿军阀之差遣”。本来“总统国会，法之所当有；而非法之总统国会，则法之所不许。故暂缺中央政府者，所以尊法，非违法毁法也”。只要大家都反赤，实行区域分治或者比有名无实的统一更有效率⁽⁹⁹⁾。到1926年5月，章仍主张：“以事势观之，吴（佩孚）处果能退让无过，暂缺中央，任王士珍等维持治安，即所谓三分之局也。若南北二赤果尽解决，彼时或再有可议尔。”⁽¹⁰⁰⁾

这样一种先解决“南北二赤”再及其余的主张与奉直双方先军事后政治的方针在思路上有接近之处，但许多实际掌军权者并未接受“先反赤后内争”这一次序，他们在落实“先军事”之时甚至可能藉“反赤”之名而争夺地盘。太炎认为，吴佩孚坚持颜惠庆内阁摄政，就是置内争于“讨赤”之先，他电驳吴氏说：“方今赤党犹存，军事未了；山西有累卵之危，湖南有舐糠之急。为将帅者，不以此时戮力救国，同恤简书，而欲树置官僚，宴安鸩毒，吾辈当责其根本之误。”稍后他又痛责颜惠庆道：“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救国，非以营私。今赤军在郊，而种种借款政策，授赤党以有词；种种揽政行为，开赤军以生路”；实已构成“误国之罪”⁽¹⁰¹⁾。

既然中央政府也以讨赤而“营私”，则讨赤之不能成功地整合北方，已可见一斑。故反赤运动不仅没有让太炎得出需要统一的认识，反成为他主张分治的新理由。不过，即使各地分别“反赤”也需要较大规模的跨省跨派系军事行动，这与区域分治多少有些矛盾。随着“反赤”的重点逐渐从言论口号转向实际的行动，这些问题迅速凸显出来。到北伐军已占据江南、直逼北方后，奉直各方的关注开始越来越转向南方，直到吴佩孚在湖北大败于北伐军，所有剩余的反赤力量才真正开始联合起来；但反赤方面联合的一个重要基础，倒未必是章太炎所期望的“以夏攘夷”，恐怕更多是中国国内的南北之分⁽¹⁰²⁾。

若简单总结1924年-1926年间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第二次直奉战争是一个转折的关键。共产党人瞿秋白稍后即认为那次战争表现出军阀“开始分化和崩溃”，而北方国民军的形成则是“中国军阀战争史中最重要的现象”。在“中国军阀之中，居然发现一派较与民众接近的武力——虽然他们不能直接算是国民的武力，然而他们在四围复杂的环境里，全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要求里，不能不如此表示，始终可以说：即使不是民众武力的形成，至少也是军阀武力的崩溃；即使不是民众方面增加一部分武力，至少也是军阀方面减少一部分武力”。因此，“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较重要的关键”⁽¹⁰³⁾。

前面说过，在北洋两大派系相持的均势下，各中小军阀虽不断转移其立场，却无伤大局；同理也适合于南北双方的均势。冯玉祥和郭松龄的先后倒戈直接导致了北方均势的瓦解，到两极体系中一方优势明显时，居弱势的一方会在体系内外有意识地努力寻求（长期的或暂时的）同盟，以取得平衡或优势。同时，危迫的局势也可能促使居弱势的一方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动方式。惟政治规则即使在对付敌手时也不宜随意“突破”，只要开了先例，则对敌之方略也可能随时转而对己。

南方固然曾试图在北洋体系中寻找可以联络的对象，北洋人也可能往南方寻求支援。在直系倒段祺瑞时，吴佩孚等已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南方军阀的力量，这就在北洋体系的内争中引入了外力，增加了北洋内斗的复杂性。后来直系占优势时，奉、皖两系也联络在南方开府的国民党孙中山系，同时吴也曾试图联合与孙对立的陈炯明⁽¹⁰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毁掉了北洋体系的元气，此后新主政的段祺瑞和张作霖不得不将国民党视为重要力量而加以联络，邀请孙中山北上谈合作，使当时所谓“三角同盟”进入实际运作层面。外间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的认真注视，多半自此始（国民党以东征确立其在广东的军政控制，还在此后）。此时南北虽仍对立，但已互相援引利用，南北均势已逐渐是名义多于实际了。

在一定程度上，第二次直奉战争可以视为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参见本卷前面各章的讨论）。国民党1925年5月发表的《时局宣言》说：“总理既怀与人为善之诚，躬自北行，与之商决国事。倘使北京临时执政肯以诚意与本党合作，接受总理所提倡之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原则，本党敢信，不但中国之政治的统一早已实现，而国民革命进步，亦必以一日千里之势克底于成。”⁽¹⁰⁵⁾孙中山的逝世可能是这次和平统一努力不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¹⁰⁶⁾，没有南方参加的善后会议本已大减其影响力，而会议始开，河南镇嵩军和国民军已经开战，自然很难再谈什么和平建国。于此益可见那时原较边缘的“西北”对大局的影响。

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不仅促成北洋体系的崩散，也更使时人感觉到北洋政府统治合道性的丧失，故后来的北伐军在长江流域取得出人意料的大胜后，不少读书人便产生出“有道伐无道”的想法⁽¹⁰⁷⁾。同时，北洋新陈代谢的结果和南北既对立又互相利用这一局面的出现，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北伐前夕的一般舆论所说的“北方”实与前已有较大的差异，而“南方”的变化或者还更大，至少是更明显。可以说，北伐前数年的“南北”双方都有些今非昔比，下面就考察一下南方军政局势的发展演变。

第四节　南方新兴武装势力的整合

南北军事系统的一大差异是对军校毕业生的态度有别（此仅就倾向性的态度大体言之，具体到特定军队则各有异同）。前面说过，北洋系统（包括南方一些“旧军阀”）的一个具体问题是体制和实际需求的疏离，即现代军队需要训练有素的带兵者，而军校毕业生实际又受到排斥。但许多北洋体系的“弃才”却为南方各新兴军事力量所充分利用，北洋系统自身不甚重视的军事教育实际起到了为南方培训军事骨干的作用。

孙中山很早就注意到保定军校的作用，1916年夏，孙中山在上海与任职滇军的革命党人李宗黄谈话，希望李氏将保定军校学生组织起来，由他们练成一支劲旅来推翻北洋军阀。李介绍说，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中学等学生多文武兼资，且不少向往革命，入民国后更经保定军校系统培训，必堪大用，而北洋军阀则对军校生嫉视和排斥。孙乃提出可将陆军小学、中学和预备学校学生一并包括在内，于是李宗黄开始筹组“陆军四校同学会”，后于1918年2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然该会主要的发展却不在北方而在西南各省⁽¹⁰⁸⁾。

在孙中山和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反对直系而有所谓“三角同盟”期间，段祺瑞派前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到广州联络，李宗黄在广州四校同学会（成立于1923年3月）举行的欢迎会上说，北洋政府以十一年的时间和大量人力财力，训练出六千余名军官，但由于北洋军阀对保定生不予重用甚至排斥，而孙中山却对他们信任关怀，结果这些学生泰半投向革命阵营，以与北洋军阀战，真是莫大的讽刺⁽¹⁰⁹⁾。“泰半”或不必是准确数字，但保定生在北洋体系中少得重用而在南方却能迅速崛起这一基本事实大致不差，且李所指出的北洋斥资训练大量军官而自身不用，反为对手所用以与己战，虽带讽刺意味，的确有据可立。

苏俄顾问勃拉戈达托夫稍后即注意到保定军校毕业生在北伐军中的影响，他发现，“由于保定军校的关系，第四军同第七军互有来往。新建的第八军加入了这一派”⁽¹¹⁰⁾。鲍罗廷在1926年5月也承认，第四、第七和第八军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保定派”⁽¹¹¹⁾。第四军主要是许崇智、李济深等指挥的建国粤军改编而成，据李宗黄观察，其“团以上的军官，几于无一不出身陆军四校”。第七军即“新桂系”部队，从军长、纵队司令以下，“所有的团、营、连长，一律全是四校同学”。而第八军则为湖南唐生智部，其军官也从上到下几乎全是四校同学。这些新兴军事力量皆非黄埔系统，是北伐的主力。其实黄埔军校不少教官即来自保定军校，且在黄埔系统的第一军中，上级军官也“俱为四校出身”，只有中下级干部才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¹¹²⁾。

不过，上述军校学生带领的南方新兴武装也大多是在与当地既存军事力量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1925年-1926年间，仍居正统的北洋体系在内争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因久战无胜者而有人提倡内部息争讲和；在基本处于“争天下”地位的南方，似更流行以新兴者挑战既存势力为特征的武力整合方式。北洋军既无暇顾及南方，国民党及亲近的粤军乃能从容以新武力统一广东。李宗仁等新桂系以武力取代旧桂系控制广西后，两广新兴军事力量进而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适唐生智在湖南驱逐赵恒惕，虽未得全省也占有湘南，并与两广势力联合。结果，南方形成比原来集中得多的三个新兴政治军事集团，并造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与北方的四分五裂适成对照⁽¹¹³⁾。

这一北分南合的趋势是后来北伐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南方”自身权势转移的结果。从地理视角看，民初北洋的对立面有一个从“西南”向“南方”转换的过程，这一应该说是显著的转变过去却不十分受人注意。若仔细考察，稍早的“西南”称谓实际地反映了其实力的构成，即以滇、黔、桂三省的军事力量为主（四川部分因为其与滇黔驻军的矛盾，稍后起者更多偏于北洋一边），而国民党所在的广东虽然也在“西南”集团之中，却不仅有互不统辖的各类粤军，还多为“西南”范围内各省失势军队的避难所（当然也就意味着广东地盘的进一步划分），实在只是所谓“西南”的外围而已⁽¹¹⁴⁾。

上述粤、桂、湘三省的军事整合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的军政格局，基本统一的两广和湘南三者都拥戴国民党的新领导核心，大致成为一体，并于1925年击退滇军的进犯，意味着“西南”之中的“西部”衰落而“东部”兴起⁽¹¹⁵⁾。最能追随时势的舆论之表述即明显可见在“西南”范围内由西向东移动，逐渐以“南方”代替“西南”来称谓北洋的对立面。三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都由当地层次相对偏低而又较“新”的力量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此前的“西南”无论怎样与北洋系统对立，其上层人物与北方仍有许多割不断的联系。新兴的“南方”少壮领袖与北洋较少瓜葛（两广尤少），南北军政联系远不如前，利于战而不利于和。下面即简单考察导致南方局势转折的湘、桂、粤三省军事整合进程。

1920年湘军在直系吴佩孚的默许下驱逐皖系张敬尧，实现所谓湖南自治。谭延闿短暂掌权后于年底被部下赵恒惕所迫出走，由赵接任湘军总司令，实际控制湖南直到1926年初，赵又被其部下唐生智迫走。两次权力转移的共同特点是最具军事实力的部下迫走上司而自己基本以和平方式接任。这样一种相对和平的权力转移大概因为20年代前期的湖南主要为湘人自治，省内各地则实行半独立的防区制，各镇守使在其防区内握有大权，省最高领导的易位对各防区实际控制的转换影响较小⁽¹¹⁶⁾。

这段时间湖南权势争夺情形比较复杂，其中当然包括参与者政治观念的差异；且湖南虽然“自治”，仍一直受到南北两大势力对峙格局的影响（湖南提倡“自治”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希望避免成为南北交锋的战场）；同时流亡在外的老革命将领程潜也不断纵横捭阖其间，遥控其所属派系参与竞争。可以说湖南省内的权力争夺主要在程潜、谭延闿和赵恒惕三派军人中进行，尤以曾同属一派的后二者势力较强，其间的斗争也更激烈。

当事人赵恒惕后来回忆说，“湘军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¹¹⁷⁾。此说大致不误。时任职湘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李品仙也说军官分新旧两派，“高级的将领以旧派居多，拥谭就是这批人物。新派大部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多数担任旅、团、营长”，都是拥赵的。盖赵恒惕为部下信赖，湘军军官多是“经他手里训练乳育起来，旅团长以下的干部大多数都是拥戴他的”⁽¹¹⁸⁾。

另一位任职湘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龚浩的回忆稍不同，赵、李所说的“旧派”在他看来是“士官派，都是年纪较大的军人”。而新派又可细分为二：一是“保定派，都是保定学生”；一是“干部派，是广西干部学堂出身，赵恒惕的学生”。保定派和干部派联合拥赵，士官派及其他无所属的则拥谭。龚浩特别指出，保定派“当时已有十六个团长，此外都担任营连长等中级干部”，而拥谭派则“部下官佐素质较差”⁽¹¹⁹⁾。若不计细节的差异，当时湖南军官有新旧之分，且新派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是大家的共识。

赵恒惕以为，当年“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遂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1923年谭延闿受南方政府命由粤入湘，旧派谋拥谭重握政权，唐生智等新派中坚认为，“如以旧派军官为中心，拥谭出任省长，则新派军官必遭排除”。事实上“湖南历次之得以靖乱自保，多赖新派军官之效力，旧系军人实不足以言安定内部而御外侮也”。后两派终开战，是为“护宪战争”或“谭赵之战”，由于“新派军官之学识较胜于旧派”，战争以新派获胜结束，拥谭的鲁滌平等退出湖南撤到广东⁽¹²⁰⁾。

此次战争后湘军重新整编，由二师扩为四师，唐生智升任第四师师长。赵恒惕似将其注意力集中于“省内的各项建设，主要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军事方面未曾继续“扩充部队，武器装备也没有什么增购”。但唐生智则不然，他先已在龚浩建议下联络全省十六位担任团长的保定同学，结拜兄弟，所有同谱兄弟家庭无论本省外省都由他接济，已形成以唐为领袖的团体，“有举足轻重之势”。此时更致力于军队的训练和充实。整编后湘军各师均辖二旅，独唐生智的第四师辖三旅，“在兵力上比其他的师几乎多一倍”；其他三师各只有枪七八千支，而唐部有枪一万多支；再加上驻防衡阳，“防地广、财源足（军饷有廿多万，其他各区不过十几万）”，又尽量从各处添购武器，终“成为湖南最大的势力”⁽¹²¹⁾。

赵恒惕已指出新派军官“学识较胜于旧派”，而唐部军官更是“清一色保定同学”，并因此与保定前校长蒋方震（百里）结下长期的联系，蒋百里本认为“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对唐生智也特别看重，因唐的关系而成为“湖南新力量的指导，大家奉之若神明”。实际上唐生智还真求助于神明，他“在军队中宣扬佛法作为精神教育，并令全体官兵一律入教”，尊奉顾和尚为师。长期任其参谋长的龚浩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唐信任顾，也是少读书之故。最初的动机，只想效法北方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也来个佛教将军”，以巩固其对军队的控制⁽¹²²⁾。

湖南地处南北之间，不仅北方的冯玉祥成为效法对象，南方的两广也成湖南模仿的榜样。为打破湖南的防区制，时任赵恒惕参谋长的龚浩“建议仿照广西办法，将军财统一”。赵表示只要唐生智赞成就可以办。于是龚浩找到唐，得其同意后召开会议，“决定军队核实点验，每师派一团到省城接受训练，并仿行广东革命军的办法，请刘文岛为政治部主任。税收方面，由省统一办理，第一个月各师由省发饷，第二个月起由省收税发”⁽¹²³⁾。

龚浩本是唐的谋士，拟请来的刘文岛亦保定毕业生，曾受过唐的馈赠，后来更任唐生智驻广东代表。当时赵恒惕已有让位于唐的表示，若唐接位，这些“军财统一”的措施也对他控制全省有利，但赵唐之间的互不信任已较强，唐在会议之后又违反前言，两人之间的冲突乃无法避免。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即唐已和两广、特别是广西新政权有了较密切的接触。

先是赵恒惕派旅长叶琪于1925年冬访问广西，意在居粤之湘军程、谭两部，希望进则助广西攻广东，顺便消灭在粤湘军，退亦求广西在以后湘粤交战中保持中立。但此时广西已正式加入国民革命阵营，故一面以各种“新气象”予叶琪以深刻印象，一面四处散布叶琪是代表唐生智来商谈湘粤桂合作的消息⁽¹²⁴⁾，并拉叶琪参加广西方面在梧州为国民政府代表汪精卫、谭延闿举行的欢迎会，最后叶还与谭一起访问广州。叶琪也是保定军校学生，此行本带有唐的书信，一些人大概也就弄假成真。其实在1926年2月中旬，唐生智自己也秘派代表至粤，与国民政府联络。不久唐正式电请广西方面在他进兵讨赵时派兵遥相呼应，并得到广西的允诺⁽¹²⁵⁾。

赵恒惕外受南北压力（在双方对立日益明显的情形下湖南要保持“自治”并置身事外越来越困难），内为强势部下之“兵谏”所迫，乃于1926年3月初下令任命唐生智代省长；但长沙随即出现国民党推动的要求废除省宪、彻底改造湖南政局的市民游行。游行的举措提示着两广的新兴政治方式已传入湖南，也表明唐生智不接受“不彻底”的安排⁽¹²⁶⁾。赵恒惕终不得不辞职出走，唐生智于三月中旬入主长沙。在下旬的军事会议上，唐生智逮捕第二、第三师师旅长等五人，杀其中三人，终导致湘军其他师的军事反弹。复因唐生智公开联合广东政府（3月25日两广代表白崇禧、陈铭枢已到长沙公开活动），反唐湘军得到吴佩孚的军事支持，唐生智在夹击下迅速败退，在广西援军的支持下才立足衡阳，保持其对湘南的控制直至北伐⁽¹²⁷⁾。

当时广西全境已在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控制之下。李是广西陆小毕业，黄、白皆保定军校毕业，三人在旧桂系军队中仅至营连长级，不甚得志。后李、黄各带千余人的小部队起家，两次结合，其部军官以陆军四校同学为骨干，作战能力强，发展壮大较快。其势力兴起的转折点在1923年，先是黄绍竑部于1923年春与广东革命政府联络，受任为广西讨贼军，是年冬李宗仁部改称定桂军，两者名义上都以广西全境为目标，气魄上已非小区域割据之主。当年末，两军在驻防西江的粤军李济深部支持下消灭陆云高部，控制邻近广东的西江上游地区，成为沈鸿英和陆荣廷两大势力外的广西第三大力量。1924年春，陆荣廷和沈鸿英为争广西而战，李、黄、白等采取联沈倒陆的策略，乘陆、沈激战于桂林方向时一举占据南宁，不久肃清陆荣廷残部，正式组成统一的定桂讨贼联军，据地颇宽，在广西形成与沈鸿英对峙的局面⁽¹²⁸⁾。

然而孙中山在北上与段祺瑞会谈前于1924年11月任命在粤桂军将领刘震寰为广西省长，令其率部返桂。李、黄、白等派胡宗铎赴广州向代元帅胡汉民表示强烈反对，黄绍竑也于11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胡汉民乃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督办，黄绍竑为会办，白崇禧为参谋长。实际上，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不仅使广州政府号令不行，名实不副，更是广东不能安宁的重要原因：滇、桂、湘等省主政的军人都因有该省失势军队在粤而觊觎广东，总思一举解决后患。刘震寰和杨希闵两部是击退陈炯明拥孙中山返回广州的主力，故与孙关系密切，但他们与少壮新领导的关系就相对疏远。胡汉民告诉胡宗铎，对刘震寰的任命“不过是名义而已。我们不让他去，你们不让他来，就行了”。而驻扎西江的粤军李济深部本是李、黄、白的后盾，刘虽有图桂之心，却不能越李部而过，于是一面联络沈鸿英，一面邀约云南唐继尧。

唐本有意出兵广东解决（征服或收服）当地滇军，更思在孙中山北上后控制大元帅府，遂决定进兵广东，曾数派代表与李、黄、白部联络“借道”之事，并许以厚报，未得同意。沈鸿英则于1925年初主动向李、黄、白部发起进攻，反被后者于2月中旬攻占桂林。3月中孙中山逝世后，唐继尧通电就任广东政府副元帅，号称要到广州视事。先期入广西的滇军龙云部已于2月下旬不战而据有南宁。至4月下旬李、黄、白部基本肃清沈部，乃回师攻击龙云，经昆仑关激战后将南宁包围。此时滇军唐继虞部又逼近柳州，李、黄、白部主力转向柳州迎击，于6月4日在沙埔血战，击溃唐部主力。滇军兵力虽众，然两路不能结合，终被各个击破；到7月下旬滇军全部退出广西，至此广西全境为李、黄、白部所控制。

“新桂系”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以少胜多、屡破强敌而统一广西，出乎多数人的意料。广东方面此前除粤军李济深部对“新桂系”的军事行动一直予以实际支持外，大约并未十分认真对待这支力量⁽¹²⁹⁾。广西统一后，湖南赵恒惕和贵州袁祖铭的代表迅速到达广西，广东也于1926年1月派出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和谭延闿、甘乃光为首的高规格代表团到梧州“慰劳”，与“新桂系”领导人会谈。这次“梧州会议”外间传言甚多，各人所见不同，李宗仁等散布叶琪代表唐生智来谈合作的做法虽较成功；但在广东方面看来，这恰证实了“新桂系”倾向联省自治的印象（据说叶琪随汪、谭到广州后还因鼓吹联省自治与三民主义的共性而遭其保定同学邓演达面斥）⁽¹³⁰⁾。

在叶琪和非国民党势力看来，这样的讲话应代表着湘、粤、桂三省合作的意向，而在邓演达等广州国民党人看来，这显然意味着不够革命的妥协倾向。的确，广西新当局在1925年曾专门派副官长吕竞存到北京联络段祺瑞，李宗仁也多次坚持要求“督办”的头衔，这都让广州的少壮国民党人感觉其与旧式军阀的接近⁽¹³¹⁾。但“新桂系”也确有其“新”，如叶琪对广西的群众运动便甚感新颖，尤其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获得热烈掌声和欢呼，使他颇受感动，体会到了什么是“革命运动”⁽¹³²⁾。可知当时从“旧军阀”到激进的革命“新军人”之间有许多层次，在广东革命军人眼中仍偏“旧”的“新桂系”，在湖南军人眼中已相当新奇了。

“新桂系”之“新”更多表现在军事方面，即各级军官以军校毕业生为主，注重军事训练和战术运用。这是他们与旧桂系最大的区别，也是广东方面一些人从很早起即对其另眼相看的重要原因。李、黄、白在广东的主要支持者是李济深部粤军，尤其是其中的保定等四校同学⁽¹³³⁾。李宗黄说，白崇禧等最初到广州谒见孙中山，“从事前的联络，届期安排，一切都由四校同学会为之代办”。广西驻粤代表陈雄便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也是广州四校同学会会员⁽¹³⁴⁾。邓演达在黄绍竑部初下梧州时即向孙中山报告说，该部“虽原有基干仅千余人，而其干部均系学生为多，皆青年有志之士，自命为广西陆军正派，目沈鸿英、林廷俊【俊廷】等人直为土匪流氓而不肯与为伍”⁽¹³⁵⁾。

这样的身份认同和强烈的“正邪之分”感觉固因其所接受的新型军事教育，也源自旧桂系对他们的排斥。正因此，“新桂系”在推进军队新陈代谢方面有着较强的主动感，他们还在与滇军作战时就多次致电广东国民党中央领导，要求以军事手段取缔在粤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并表示愿抽调军队入粤助战。后广州的杨、刘之役出乎意料的在数日内顺利解决（详后），广西军队又协助广东以武力解决了由湘西转入广东的建国川军熊克武部⁽¹³⁶⁾，并积极参与对粤南邓本殷和驻钦廉之桂军申葆藩之战，协助以少壮派为主的新广州政府确立对广东的全面控制⁽¹³⁷⁾。

在此基础上，白崇禧和黄绍竑在1926年初先后到广州谈判，终于在3月中旬达成协议，正式对外公布了两广的统一，使刚刚获得对广东真正控制的广州国民政府管辖范围扩大到两个省。两广的统一与北方的混战适成鲜明对照，其实也是象征意义超过实质意义。广西方面成功地保持了军事、党务、政务的基本独立，但其希望与广东实行财政统一借以“沾光”的设想也被否决，同样不得不“自理”。后者使广西方面相当失望，因广西的天下基本是他们自己打下的，现在拱手“送”给中央，所得回报甚少。被任命为广西军务督办的李宗仁后来认为，迫使广西财政自理的先例使“国家法度全失”，此后经济丰裕的省份如湖南等在纳入国民政府治下时也循例要求自理，“闹出各省割据之局”，而始作俑者竟是中央政府自己⁽¹³⁸⁾！其实党政等自理对以党治国的国民政府“法度”至少是同样的挑战，李氏晚年的总结更多反映出其当年失望极深，也伏下“新桂系”后来与中央疏离的潜因。

在各自都外临强敌的情形下，两广的统一对双方的自保都有明显的好处；从南北对峙的视角看，两广统一对外的象征性威慑作用尤其不可低估。不过，那时大概很少有人能预计到不久后国民政府北伐能迅速取胜，所以广州未必具有充分的中央政府心态，仍更多关注广东一省，而广西也并不完全服从和依赖其拥戴的中央。在正式参与国民革命的同时，广西方面也在努力与云南唐继尧修好，并联络自1926年春实际执政贵州的周西成，在湖南则“因唐方多是同学”而明确支持唐生智⁽¹³⁹⁾。广州的新政权也正在努力巩固其对广东的控制，这一控制的取得主要通过两次东征陈炯明及肃清杨、刘等客军。

在过去明显受国民党意识形态影响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作战都是以“革命”讨伐“反革命”为基调的；其实从陈炯明到刘震寰、熊克武等，皆从同盟会时代就参加“革命”，杨希闵也从“二次革命”时便进入革命阵营，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其革命资格并不算浅⁽¹⁴⁰⁾。与“新桂系”在广东革命者和湖南将军叶琪的眼中的新旧差距相类，这些“反革命”力量虽不时与北洋方面联络，然在外间特别是北方人看来，恐怕还是“革命”的一面偏多。杨、刘等以客军身份驻扎广东，时常不免因资格老势力大而以客凌主，且其治军方式偏旧，故若将东征、杨、刘事件，驱逐熊克武，讨伐邓本殷等一系列作战合观，其一个共相便是以军校学生为核心的新兴军队以武力取代旧式军队，或也可视为南方革命阵营自身的军事新陈代谢。

国民党在1923年末改组联俄以后，军事上最大的变化是在苏俄顾问的提议和资助下开办了黄埔军校，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国民党自己的武装。在此之前，从同盟会时代以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主要采取的是“运动”会党和既存军队的方式，并不十分成功。蒋介石在1923年8月以为，中国革命“不能藉今日南方之革命军为主力军”，因为这些军队“囿于一城，已成为地方军队，不惟无革命之精神，而且借革命名义以谋其私人之权利。流弊至极，其障碍革命之为害，实甚于北方军阀之抵抗吾革命”⁽¹⁴¹⁾。孙中山也分享着既存“革命军”不可靠的观念，他稍后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说：中国革命十多年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尽管“现在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并不少，他却“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¹⁴²⁾。

孙中山决心通过黄埔军校的开办“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他特别指出，作革命军“不是专从学问中求出来的”，盖“革命是非常事业，不是寻常事业，非常的事业决不可以寻常的道理一概而论。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孙承认，就军事因素言，黄埔军校不能与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比，故要战胜北洋军阀，“根本上还要有革命精神”，而革命精神之“秘诀就在不怕死”。人人都要作“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视死如归，立舍身成仁之志，就“能够一百人打一万人，用一万人打一百万人。假若我们现在有一万人的革命军，马上便可以定中国”。这样的革命奋斗，“是古今中外各国兵法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历史中才有这种创例”。

这的确是黄埔精神的鲜明写照。黄埔生多系各地主动投军的热血青年，并不要求入校前的军事教育，入校后只半年就毕业，其在校半年间学习也不十分正规，故其特有的素质正体现在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这也是黄埔军与其他军队的重大差别。民初社会变动甚剧，当兵“吃粮”已成为一条生活的重要出路。但当兵既为“吃粮”，则作战时必以自保为目的。以北伐前后的军事装备和技术而言，尤其在多数领军作战者常怀保存实力之心时，“不怕死”常是决定胜负的第一要素，在此基础上树立起来的“能战”之名往往能够起到使对手“闻风丧胆”的作用。黄埔校军首次作战即1925年初的第一次东征，正是在那次战斗中树立起了不怕死的名声。

陈炯明在孙中山北上后有意重返广州夺权，广州大元帅府决定主动实施东征。作战开始前孙中山尚在世，杨希闵素得孙信任，其所部滇军实力也最强，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担任左路进攻，桂军刘震寰担任中路，而许崇智部粤军和黄埔校军为右路军。因左、中两路并不积极，实际作战主要在右路进行。正像那时多数人没有预料到“新桂系”能以少胜多击败军威甚壮的唐继尧军一样，东征时大概也很少有人想到小规模的黄埔校军和部分粤军竟能大破陈炯明军主力⁽¹⁴³⁾。

参加东征的黄埔校军仅两教导团及学生队约三千人，据文公直观察，官兵皆“怀抱为主义而奋斗之决心，以为能杀敌，虽死亦不足计”。尤其在2月15日冒死进攻淡水，一战闻名，“黄埔两教导团能战之名自此始”。香港《华字日报》也说：“此次蒋介石督率学生军二三千人，长驱攻入潮汕，观者皆叹学生军临阵骁勇，而不知淡水、揭阳两役，学生军葬身枪炮之林者，已逾千人。盖蒋每次作战，皆驱学生军打前锋，故死伤独多也。此等少年军人若确自动的为主义而死，本来值得褒赞。惟闻其中十之六七，皆强迫入伍者。”⁽¹⁴⁴⁾该报亲陈炯明的倾向明显，虽欲否定学生军是“自动的为主义而死”，终不能不承认学生军“不怕死”这一事实⁽¹⁴⁵⁾。从1月下旬到3月下旬，右路军连战连捷，基本控制了东江地区，蒋介石被任命为潮汕督办，是为国民党中央真正“染指”的第一块“地盘”。黄埔校军也正式扩编为国民党“党军”第一旅，何应钦升任旅长。

杨希闵和刘震寰长期以来对陈炯明部采取的是养虎自重策略，故多次参与讨陈而屡不积极。然而这一策略的要点是“虎”的存在，一旦陈部受重创而虎威不再，则杨、刘本身的存在价值也就锐减。东征初胜，以黄埔校军和粤军结合的右翼东征军声威大震，适孙中山逝世而“三角同盟”废，继任的国民党新军政领袖不仅与北方的军政联系剧减，其与驻粤客军的关联也相对疏远，乃挟战胜之威，回师攻击杨、刘。后者本是1922年击退陈炯明拥孙中山返回广东的主力，孙若在世或不致决裂；反过来，杨、刘自恃功高势强，孙在世时已呈尾大不掉之相，对孙之继任者更不放在眼里。其东征之役采取引而不发之势，已是无视大元帅府之举；更重要的是在唐继尧表明入粤夺权之意后，刘震寰公开表示了对唐的支持，希望能借此返桂掌权⁽¹⁴⁶⁾。

本来杨、刘对唐继尧入粤夺权态度不同，杨希闵是滇军顾品珍的部下，原与唐继尧对立，且解决杨部恐怕还是滇唐入粤的重要动机。然而在国民党内部却始终担心杨部会与刘震寰部一起在广州以政变方式夺权，然后配合唐继尧（以副元帅身份）统治广东，对杨、刘有着整体的不信任。本可分而对付甚至使杨、刘对立的局势却未加利用，也表明国民党新领导群在东征初胜后自信上升。在4月底的讨论中，蒋介石和廖仲恺都主张与唐继尧妥协，让其入主广州，而将革命根据地东迁至粤东，以巩固新获得的地盘（蒋明确指出让已得地盘的将领离开防地去打一次无希望的仗非常困难），并向闽南发展。待唐继尧与留驻广州一带其余客军和粤军发生内讧时，再回来收复广州。但鲍罗廷反对这一计划，主张在唐继尧逼近广东前倾全力击溃在粤之滇桂军。蒋、廖被说服后，许崇智又反对，仍主向福建发展。但鲍罗廷的意见最后获得通过，并确定了此役由蒋介石指挥⁽¹⁴⁷⁾。

正像杨、刘讨陈不积极而丧失其地位一样，许崇智对讨伐杨、刘的消极态度成为其后来失去军事指挥权的重要潜因——蒋败自然无话可说，许既得地盘也保留了与各方斡旋的余地；若蒋胜则功勋与声誉俱增，局势就将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所有各方皆预计唐继尧会轻易消灭广西军队并迅速抵达广州。可知“新桂系”击败滇唐大军是整个南方局势至关重要的大逆转，它决定了北洋的对立面由“西南”向“南方”的地域转变，促进了广东新兴力量解决杨、刘的决心并确保其在没有外敌威胁的形势下完成。到5月初，范石生发回的电报表明广西军事发展与所有人预料的相反，“新桂系”正取得胜利。在唐继尧的威胁不复存在后，苏俄顾问及其支持者提出肃清客军以扩大地盘、增加税收、实现广东人统一广东的口号，以区域意识和物质利益为讨伐杨、刘的驱动力⁽¹⁴⁸⁾。

鲍罗廷注意到粤籍军政人物中一个长期流行的观点，即“广东人的广东”。孙中山和陈炯明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孙始终考虑全国问题，而陈则侧重广东一地，主张先把广东建成模范省，然后再考虑其他地区⁽¹⁴⁹⁾。蒋介石更早在1924年即看出，“今日驻粤客军，日谋抵制主军，以延长其生命，跋扈之势已成”。对此“如不谋所以消弭之道，未有不可为吾党制命伤者”。故粤局“不患在外敌之强，而患在内部之杂”；国民党“不患在对外之难，而患在治内之艰”。他那时向孙中山提出的对策与陈炯明的先内后外取向实相近，即“姑不必就全国着想，而当为粤局急筹补救之方”⁽¹⁵⁰⁾。既存此见，蒋此时自能赞同利用广东地方意识讨伐杨、刘之策。

蒋、鲍二人确有所见，6月初开始的讨伐杨、刘之役顺利得出人意料，实际战斗不及十天就以大元帅府方面的完胜结束⁽¹⁵¹⁾。杨、刘两部本身未必行动一致应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地方意识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黄埔校军的宋希濂观察到，广州市民久受客军盘剥，闻其败而奋起，“多有持铁棒、菜刀、扁担等为武器，将其击毙，为数颇多”。身逢其事的滇军将领李宗黄更形象地描述说，广州市民因“近几年了受够了客军盘踞欺凌压榨的恶气，一旦有了可乘之机，无不怒眉横目……揭竿而起，但知泄忿雪耻，见到了戴红边军帽的滇军是一拥而上，挥刀猛砍，甚而至于用牙齿一口口咬死人”⁽¹⁵²⁾。

杨、刘的覆灭使广东军政局势发生根本的改变，党军利用杨、刘溃散后的兵员军械，一举由一旅扩编为两个师。有此基础，大元帅府随即要求统一广东民、财两权（即要各军交出其所控制的地方行政权和财权），并正式决定成立掌管全国政务的国民政府、废除地方军称号而改组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于7月1日正式成立，得到苏俄顾问支持的汪精卫担任主席，对讨伐杨、刘不积极的代元帅胡汉民退居外交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然已失去实际统兵权。数日后成立了由八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仍是汪精卫⁽¹⁵³⁾。以具有正式国家政府名义的国民政府取代临时性的大元帅府当然有其长远的建设性意义，但在当时恐怕也是着意于告别“大元帅”体制的一种权宜举措——“大元帅”体制既然不复存在，唐继尧欲以副元帅入主广东之正当性也随之而逝。

不过，统一财权对参与讨伐杨、刘各军来说意味着原来用以作为驱动力的税收等物质利益落了空，而杨、刘的消失使作为另一驱动力的地方意识也转换了针对目标，因为“客军”的定义可以是广泛的，与其讨伐对象陈炯明粤军相比，黄埔军本身也不脱“客军”意味，只是没有其他客军那样鲜明的地域色彩罢了⁽¹⁵⁴⁾。未曾参与讨伐杨、刘的许崇智已基本失去兵权，他和梁鸿楷、魏邦平等原在孙、陈之间亲孙中山的本地土军将领都具有危机感，遂在“土军排斥客军”的口号下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再次东征陈炯明并不积极（这也可能是师法杨、刘“养虎自重”的策略），甚至不排除与陈炯明部联合的可能，因陈部亦土军也⁽¹⁵⁵⁾。

在此背景下，我们一般史学论述中主要视为国民党左、右派斗争的廖仲恺被暗杀事件就与土客军之争发生了密切关联，而争夺的核心利益正是消灭杨、刘之后如何支配广东的“财权”。当时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土客矛盾”及财权问题的鲍罗廷说，梁鸿楷等粤军将领为实现“广东人的广东”，自消灭杨、刘后即“试图夺取政权。对他们来说，政权首先表现在财权上。政治委员会任命的财政部长是廖仲恺，这就是说需要排除廖仲恺，于是他们就把他干掉了”。但“客方”在这一次的权势争夺中显得更高明，他们利用许崇智和胡汉民两位粤人的矛盾，以放逐胡的方式换取许对解除粤军梁鸿楷部的默许，于1925年8月成功地将梁部缴械⁽¹⁵⁶⁾。

梁鸿楷部有上万人的兵力，是当时国民政府治下粤军中最强者。与此同时，黄埔军在李济深部粤军的配合下，将东莞郑润琦部、石龙莫雄部、广州梁士锋部粤军缴械；梁、魏等被捕，失去基础的许崇智被迫出走。党军利用粤军力量再次扩编一个师，不过数月的时间，黄埔军从东征开始时的两个团扩充为三师九团⁽¹⁵⁷⁾。许、梁、魏等的失势意味着广东驻军的新陈代谢以激烈的方式又迈进一大步，当地军事形势完全改观。梁鸿楷部等被缴械后数日，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正式组建国民革命军五个军，党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除李福林军之外的粤军组成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这两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

1925年秋，以第一、第四两军为主进行了二次东征，至年底完全占领东江地区，陈炯明余部溃退入福建。其间国民政府在新桂系军队支援下首先解决了熊克武的建国川军，10月，又以朱培德第三军、第四军陈铭枢师和谭延闿第二军一部组织南路军和广西军队一起讨伐邓本殷，至1926年初南征结束，国民政府第一次真正控制广东全省。不过，黄埔军在某种程度上是地域色彩不明显的“客军”这一点并未改变，也意味着其走出广东的潜在必要性。稍后包括黄埔军在内的所有“客军”皆参与北伐，先后离开广东寻求发展，多少也受到上述土客矛盾的影响。

以两次东征为核心的一系列争战在许多方面都是重要转折点，最能体现广东革命阵营内部的新陈代谢。从地域视角看，它代表着地域色彩明显的“客军”从广东军政事务中淡出（余下的区域“客军”基本不具备挑战政府的能力，多半也无此愿望，但图自保而已）；从军事角度看，它标志着黄埔军声誉的确立和一批军校训练的广东少壮将领的兴起⁽¹⁵⁸⁾。就国民党及其主导的整体革命事业言，它见证了孙中山时代的结束（这一结束是广泛的：孙本人的弃世及国民党新领导层的形成是一方面；更直接的转变是孙的最大挑战者陈炯明势力的终结以及与孙陈相争有关的一系列反陈军人、包括粤军内部的许崇智和客军的杨、刘，皆随之退出权势争夺第一线）和后孙中山时代的开始。所有这一切转折中的新兴因素都与蒋介石多少相关，他不久即在国民革命事业中疾速上升，显非无因而至。

东征结束后不久，陈潜、李宗仁、唐生智部先后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六至八军，各军基本受国民政府节制。两广和湘南的结成一体意味着南方的军事新陈代谢告一段落，随着各地新兴少壮军人的崛起，过去的“西南”色彩也基本褪去；广西已无旧桂系，有功劳势力大的在粤客军纷纷被灭，过去作用不大力量较弱者反得以保存（主要是湘军，然后来也均逸出广东，且因与唐生智有约在先，皆未能染指湖南）。粤军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类似的演变，许崇智所属各部除一直亲黄埔的陈铭枢旅成建制地转入第四军扩充为第十师外，余多被“消化”，反倒是非核心而实力有限的李福林部保存较久⁽¹⁵⁹⁾。

大体而言，南方的军事新陈代谢中，广西和湖南的军事领导人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且作用明显。广东也有相当数量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发挥实际指挥作用，但作战方面的作用或相对不那么明显，或较少为当事人所述及⁽¹⁶⁰⁾；这里除黄埔军校的作用外，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有苏俄军事顾问在起作用⁽¹⁶¹⁾。与此同时，国民党本身的新陈代谢也围绕着新领导中心之确立在进行，苏俄顾问和当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仍有不少超出国民党左右之争和国共之争的因素需要考察⁽¹⁶²⁾。

第五节　中山舰事件与广州政局的新陈代谢

孙中山的逝世和广东两次东征的胜利加速了国民党内派系的新陈代谢，更早的转折点是1923年末开始的联俄与国共合作。国民党在1916年后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民党也大体上在运动之外⁽¹⁶³⁾。其在地域上既未能偏安于一隅，思想上亦基本疏离于新文化运动这一主流，实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地位⁽¹⁶⁴⁾。正是1923年-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转变了国民党在全国的形象及其在全国思想言说中的地位，尤其联俄一点恰是胡适等一些西化自由主义者肯定国民党之处，知识精英的认可使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部分汇合⁽¹⁶⁵⁾。

国民党的成员组成和领导核心也因改组而有较大的改变。国民党第一次在中央委员会里设置了青年部，凸显了对知识青年的重视，在接受共产党集体加入的同时成功地吸收了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¹⁶⁶⁾。由于国民党元老大多反对联俄容共，故主动或被迫逐渐疏离于党的权势核心。结果在广州出现一个由孙中山的文武幕僚及亲戚组成的新领导核心：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和邓演达均是孙的文武幕僚，孙科、宋子文和孔祥熙则是孙的亲属。在联俄容共之前，这些人除资格较老的胡、汪外大多不过是孙中山身边工作人员而已。其在党内的地位，多因与孙的关系而致。

广东的局势有其特殊的复杂之处：毗邻的香港在经济上与广东已渐成一体，然港英当局又提示着帝国主义的具体威胁；苏俄的顾问和援助是外国势力在广东的直接体现，并带来明显的“世界革命”意味。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沙基惨案”影响了广州的政局，外患的深化增强了“一致对外”的必要性，促使国民党的权势竞争尽快达成一个结果⁽¹⁶⁷⁾；两次事件促成的民族主义情绪显然有助于国民党权力争斗中偏于激进的一派掌权——反帝的要求愈迫切，苏俄援助的重要性就愈得到凸显⁽¹⁶⁸⁾。另一方面，大量边缘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入广东这一革命基地固然增强了国民党的全国性，也使前述广东“客籍”成分林立的状况进一步复杂化。这么多饱含冲突对立的外国和外省的新老因素聚集于广东一隅并相互纠缠争夺，使广东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他人之战场，凸显出外来者的“客籍”共性，又与原处竞争中的各类新旧本土因素产生了矛盾。

当年的“土客矛盾”中隐伏着一个潜在但至关紧要的大问题，即究竟哪一方面才具有统治广东的正当性。大元帅时代的广东是所谓非常时期，可以不言法度。而国民政府却正式举起“国家中央政府”的大旗，以中央政府名义而号令不过刚及广西，且因不允广西在财政方面“沾光”而自失“国家法度”（前引李宗仁语），其统治的正当性原本有限。当时又是各省“自治”主张流行的时代，广东人的地方意识决不弱于他省。国民党曾利用这一地方意识讨伐客籍的杨、刘，但当其需要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时，广东地方意识却成为其统治正当性的一个强力障碍。

蒋介石1925年7月在军事委员会分析当时的局势说，全国整体上有南北之分，在南方有革命军与反革命军阀之分，在广东内部还有真革命军和假革命军之分。帝国主义惯用其买中国人打中国人之策，当时已“愈用愈精了，不但是他们买北军来打南军，买反革命的军阀来打革命军，还要买假革命军的军队，来打真革命军”⁽¹⁶⁹⁾。从国民党立场言，这一分析对各种力量的划分可以说相当清晰，却未曾述及至关紧要的土客因素（也可能是正式演讲中不便言及）。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大半年中，广东权势演变的大趋势即以国民党和黄埔军为核心的新型“客籍”势力击溃相对偏旧的“客军”和本土军，用蒋介石的词汇表述就是“真革命军”打垮了“反革命军”和“假革命军”。

然而这一权势转移实在太快，数月间权力核心的人事更迭和军事将领的新陈代谢频繁得使人眼花缭乱，其一个直接社会后果即造成大量从政者和军人突然“失职”，尤其是军官（数万客军和数量相近的粤军在短期内“消失”，积累下来的“闲散”军官为数甚众）。许多客籍军政人士本避难于粤土，不易返回故地；更重要的是不论本土还是客籍，这些人鲜有其他谋生特长，主要的希望就是以某种方式“复职”。更因“世界革命”落实在广东一隅，港英方面非常乐于以各种方式支持这批“失职”军政人员，以扰乱甚至威胁新兴的国民政府，后者支持的省港大罢工直接影响着香港经济，且有着鲜明的共产革命色彩，在港英当局眼中多少代表着苏俄利益。

这样，后孙中山时代的广州政局并不稳定，1926年初南征结束后的几个月间，广州一直处于相当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持不同观念的各种团体或派系的关系至为曲折，而其分合也常常转瞬即变；主要特征是各方都既联合又斗争，每次联合或斗争多是相机而动，未见十分明显的持续性。这里当然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即“主义”的分歧和冲突，这也是过去史家关注较多者；但左、右两派的主义之争并不能涵盖当时权力斗争的全部，有时甚至不一定是主导因素。关键是新从杨、刘和陈炯明等手中夺来的广东仅一省之地，而各方皆欲染指，或试图掌握全部权力，或至少分一杯羹；不仅失意或失职者力图恢复昔日的地位，新兴者或仍在努力想要兴起者为数并不更少。

这些权力斗争的一次大爆发就是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已较深入⁽¹⁷⁰⁾，但整体上都相对忽视那些不能以“左右之争”来涵盖的因素，比如前述的“土客矛盾”及以此为基础的“蒋李交恶”，便应得到进一步的重视⁽¹⁷¹⁾。当年京沪各报如《晨报》、《时报》和《申报》上常见关于蒋介石和李济深“交恶”的报道，其具体的陈述或时有误差（特别是因对广东复杂的派系关系认识不足而区分双方的“敌友”失误）⁽¹⁷²⁾，惟“蒋李交恶”之事大致是存在的⁽¹⁷³⁾。

两次东征胜利后，蒋介石的个人地位有了根本的提高，他自己说，东江打下之后，“从前许多学生敢来规劝我、责备我的，现在都没有了，当作我是一个特殊阶级看待。所以我想以党来做中心的，而今反以我一个人来做中心；所谓团体化、纪律化的方针，完全做不到，这是非常惭愧的一件事。大家要晓得，我们革命党的危险就是在这个地方！要是大家不赶紧觉悟，仍旧是认人做中心，那末，校长一死，这中心就失掉了”⁽¹⁷⁴⁾。这一新出现的“个人中心”最初主要还是在党军系统之中，在整个广东党政军体系中，蒋的资望实不够。不过，每次清洗掉一些老资格，他的地位就提高一次，到中山舰事件前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已实际居于第二位，这样的快速窜升引起许多人的侧目⁽¹⁷⁵⁾。

其实李济深也是新近才疾速窜升为粤军领袖的。广东久为革命根据地，本土革命军在此长期奋斗；尽管粤军自身的争斗不断，但各次内斗主要是将领的兴衰，下层的兵员仍多在内部“消化”（讨伐“反叛”粤军时往往有另一部粤军参加，通常比他部更易接收本土溃兵），特别是与许崇智长期不和的李济深，其部在讨伐杨刘后历次解决“反叛”粤军（尤其是第二次东征和南征）都积极参加，所获最丰，实力陡增数倍，已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兵力最强的一军。李氏以广西人而任职粤军，在粤军内部多少也有些“客”的意味，但在粤军与中央政府的“土客”竞争中，李济深此时已成长为本土军的代表人物。再加上李因其广西人的关系长期支持新桂系，广西统一后屯兵西江上游的新桂军反过来又成为李氏的有力后盾，更强化了其在广东的地位⁽¹⁷⁶⁾。

作为东征主力的黄埔军和粤军，在联合中也有竞争，取胜之后权力分配问题更日益凸显。国民党新中央真正控制广东后，在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都提出“统一”的要求，这对基本据有防区全权的粤军是直接的“侵犯”；过去中央政府和梁鸿楷等的矛盾再次出现，不过这次落在李济深身上了。东征后何应钦以军功升第一军军长，蒋介石被任命为革命军总监，军事“统一”对他有利，当然支持；蒋既身处中央，其余的“统一”他也不能不支持。有时李济深等既得权力受到的挑战并不直接来自蒋，但也往往被认为与蒋一致。比如宋子文试图“统一财政”，意味着李部交出驻区财权，就并非蒋欲得利⁽¹⁷⁷⁾；又如汪精卫任全军总党代表，并命令各军一律由中央党部派任权限甚大的党代表，也是蒋表面支持而暗中头痛的问题⁽¹⁷⁸⁾；而南征后原邓本殷的地盘现为李济深掌管，中央所派南路行政委员甘乃光以“统一政治”之名撤换李所任命之县长而代以新人，甘本亲汪，从派系言也更多反映汪的扩充势力而已⁽¹⁷⁹⁾。

军事方面的蒋李之争，蒋也不很占先。尽管李济深在东征时曾为蒋之下属，据说他对蒋被任为总监颇感不服和不满，谭延闿、朱培德也不表态支持蒋⁽¹⁸⁰⁾。国民政府面临的困难在于，黄埔军虽是国民党之党军，其他各军利益也不能不考虑。曾负责参谋团的苏俄顾问罗加乔夫分析说，“为了所有其他军的利益，就不能允许蒋介石搞独裁”。他特别指出，各军之中最需要顾及的是“由广东人组成的第四军”，盖在广东人眼中，“蒋介石本人及其军队都是北方人”。故中央政府在推行“军事集中管理”时相当注意“土客矛盾”和平衡各方利益，军事委员会即在这样的原则下调整：参谋团改为参谋部，李济深任总长；升军需监为部，朱培德为部长；谭延闿则自许崇智离粤后即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他们担任中央级职务后皆仍兼军长，独蒋基本为空衔（总监虽预示着可能改为总司令，然其职责及管辖范围当时并不明确），仅兼广州卫戍司令。罗加乔夫承认，蒋在此前一直受到俄方特别优待，这次的安排却“使蒋介石权力受到削弱”⁽¹⁸¹⁾。

有报道说，“蒋李交恶”的一个原因即蒋认为参谋部隶属总监，而李则认为两者平级⁽¹⁸²⁾。实则只要没有隶属关系，即使蒋的总监等级更高，也因不直接带兵而多少有些失势的感觉。这样的“军事统一”显然使蒋不满，他一面设法扩大卫戍司令部规模，希望以此为基础改编为总监府（此虽报纸传闻，大致可信。2月6日，由粤军改编的黄埔教导师改称第二十师，划归卫戍司令指挥）⁽¹⁸³⁾；同时于1926年2月9日辞去黄埔校长外一切军职，正式表达其不快。但蒋以辞职表抗议的方式未得预期反应，其辞呈被汪精卫留中不退⁽¹⁸⁴⁾。2月22日，蒋介石又单独呈请解除东征军总指挥职，这或有暗示李济深的南路总指挥亦不必存在之意，同时又似乎意味着前之总辞职已部分取消，仍可以总监身份执事⁽¹⁸⁵⁾。

2月24日，国民政府与广西达成两广统一事项，在原有的六个军的基础上，留出第七军名义，而改编广西军队为第八、第九军⁽¹⁸⁶⁾。此时广东方面若组建第七军，以卫戍司令部所辖第二师和第二十师为宜，两师皆有较大的粤军成分，则以本为粤军出身的第二师师长兼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王懋功任军长似较顺理成章。但在外间纷杂的传言中，王懋功已被卷入“蒋李交恶”的漩涡之中。有说李济深部下师长陈济棠反蒋甚力，曾拟联合王懋功部反，因谭延闿、朱培德中立，李不肯发；有说王联络何应钦欲反，被周恩来告密⁽¹⁸⁷⁾。更复杂的是王懋功同时还牵涉到国民党和黄埔军队内的左右之争，以及蒋介石和苏俄顾问季山嘉的矛盾。

蒋在中山舰事件后就指责汪精卫和季山嘉试图诱王叛蒋⁽¹⁸⁸⁾。其实汪等试图拉拢扶植王懋功大约是实，然看不出有倒蒋之意。就王本人而言，他较早参与黄埔军校事务，从入伍生总队长做起，其后颇得蒋信任，屡膺重任。王本许崇智部下，时人多认为他积极参与倒许，他自己也承认蒋在倒许前“曾一度见商”，他“力劝慎重，并言须得政治同情”，可知确曾出谋划策⁽¹⁸⁹⁾。以此背景看，那时若在蒋、汪之间选择，他未必肯定站在汪一边。不过，有实力的部下“叛上”已成当时南北军界的流行模式，王虽未必有意背叛，外在诱惑力若增强，难保其不受影响。同时王在第二师内部也坐不稳，那时该师内孙文主义学会反王倾向很甚，已导致部队的不安定⁽¹⁹⁰⁾。重要的是黄埔军主力在东征后仍留潮汕，仅王懋功率领的第二师留驻广州。蒋当时已辞广州卫戍司令职，虽未批准也未不准，身份尴尬，而王以参谋长身份理论上还可指挥最近划归卫戍司令属下的第二十师。

在这样的情形下，王懋功一身实为许多不稳定因素的结合点，尤其黄埔第二师和卫戍司令部是蒋在广州唯一可依靠的力量，也是蒋继续发展壮大其势力的凭借，不能不予以特别的重视；若去王，则各种可能致乱的因素皆散而难聚。蒋介石于2月26日断然撤去王之第二师师长职，以副师长刘峙接任，次日即将王押送上海。蒋在将王懋功押送上海后自认：“凡事皆有要着。要着一破，则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心坎憧忧，至此略定。”⁽¹⁹¹⁾其实这一“要着”只是稳定本阵营的预防性措施，它并未使外在的“纠纷不解自决”，但毕竟为蒋采取进一步行动奠定了基础。

蒋的另一预防性措施也与防止“叛上”相关，即落实何应钦的态度。以潮梅绥靖委员身份率第一军主力驻防东江的何应钦那时也算获得了“地盘”，一定程度上面临与李济深等相类的问题，他恐怕未必欣赏“统一”民、财两权的措施。当时各报言反蒋事扯上何应钦的不少，何对蒋个人态度虽不必与李济深等同，从那时起多少有些若即若离则不差。时任何部秘书长的李仲公说，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前曾密电何应钦，说广州有要人联合重要方面反对他，欲避而无容身之地，愿何赐教。何乃誓言忠诚，为蒋后盾，必要时请蒋到汕头指挥⁽¹⁹²⁾。这一密电往来恐不像李仲公诠释的那样两人“完全一致”，而是意味着蒋对何不放心，两人之间的关系已到需要“核实”的程度⁽¹⁹³⁾。

逐去王懋功及何的表态为蒋可能采取的行动增加了安全系数，后防基本稳定的蒋介石当时可以有多种选择，首先他可以进一步联俄。苏俄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影响有目共睹，同时意味着当下和以后源源不断的物质援助，其在军事技术方面的指导正使中国与欧洲的新战术“接轨”⁽¹⁹⁴⁾；更重要的是面临帝国主义威胁的中国革命必须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俄援乃是后者最鲜明的体现。此前蒋一直被认为是联俄最积极者之一，其部所得到的俄援也最多。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前夕就认为蒋不但左，甚至可说“极左”。反之，李济深长期驻扎西江地区，不仅个人显露头角稍晚，且显然与苏俄顾问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致鲍罗廷到1926年2月似乎根本不知有此人，他在一份重要报告中两次把李济深说成是另一粤籍将领吴铁城⁽¹⁹⁵⁾。

但蒋若强化联俄，需要苏俄方面也有类似意向的“配合”，季山嘉在苏俄顾问内争中的胜出基本断绝了这一可能性。与久在欧洲帝国主义阵营里进行革命的鲍罗廷不同，季山嘉倾向于苏联红军那种更加直接的处事方式，且在与鲍罗廷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而蒋最能接受的加伦先已离开广东⁽¹⁹⁶⁾。当时苏俄明显在加强对谭延闿和朱培德之第二、第三军的工作，这意味着物质援助的分享，蒋对此也不满意⁽¹⁹⁷⁾ 。联系到上述军事委员会的人事安排，1926年初苏俄工作的整体形象是对黄埔军的重视较前降低，而更注重其他各军。在这样的情形下，进一步联俄显得不那么切实可行，何况还有蒋与季山嘉的个人恩怨横亘其间。

然而，在一般人眼里，蒋介石又恰是联俄的主要象征之一。在3月20日行动相对准确的消息披露之前，京沪各报关于蒋捕王懋功的传闻大都说王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可知蒋被外间视为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面。也有说陈济棠联合李福林、吴铁城、何应钦等通电要求蒋宣布反赤宗旨、召回胡汉民、裁削赤俄军官实权、释放反赤政治犯等。甚至有报道说蒋拟辞职赴港，而俄籍军官和军校学生劝蒋以武力解决，蒋为所动，乃在黄埔设行营，集中各处党军准备采取行动⁽¹⁹⁸⁾。这些虽为传闻，多少也事出有因，尤其最后所述蒋几乎赴港事，陈立夫曾多次述及，视为秘闻⁽¹⁹⁹⁾；要么蒋类似的反复有多次，要么此事在中山舰事件前早已外传，故为报人所探知。这一传闻说蒋之几乎出走是为右派所迫而得到左派及俄方支持，相当能体现广东以外地区对蒋介石政治倾向的认知。

外在的认知当然有来自广东本地的渊源，既然鲍罗廷也视蒋为极左派，在李济深等人眼里，统一财政等强化中央权力的举措多少与蒋相关，也较正常。当时广东关于“蒋李交恶”的谣言颇盛，到3月上旬已出现第四军的讨蒋文电，兼及李济深部下师长陈铭枢（据说陈与李不和而亲蒋），至少以传单或揭贴形式在广州一带散布，上有第四军主要军官姓名，李济深本人未署名，然在广州政府说李部通电是挑拨时，李初不表态。后经汪精卫调停，同意李部所辖西江和南路之财政行政暂不“统一”，仍由李支配，李部党代表由其荐任等。陈铭枢本人也到广州面见李济深，李遂表示要通电辟谣。此意甫露，《广州民国日报》立即以社论方式宣布蒋、李或李、陈“交恶”乃失职军人之谣言。数日后李济深正式率第四军将领（包括陈铭枢）通电，电文历数一、四两军的友谊，宣称“只知有革命反革命之分，并不知有军与军之别”⁽²⁰⁰⁾。

“蒋李交恶”的化解当然只是表面的妥协⁽²⁰¹⁾，此事的产生、发展及“解决”却透露出不少当日政治运作的消息：各方的矛盾显然更多是实际利益的冲突和权势争夺，后来的妥协也侧重于此；但其表述却基本回避实质性的内容，而是诉诸民族主义等更为高远的政治理念，在思想上与当时北方的“反赤”运动隐相呼应（作反蒋宣传者与北方实际的联系或不能说没有，然更多仍只是观念上的借鉴）。苏俄及其“赤化”的外国特性被有意渲染，提示着以香港为基地的港英舆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赤化”既是外来的，联俄也就随之带有不够“独立自主”的潜义，后一观念的兴起却是在中国鼓吹反帝的苏俄所促成。这样，以实际利益为基础的“土客矛盾”因俄、英的卷入而国际化，地方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奇特结合使广州政局的纠葛更加错综复杂，而其解决似也不能不与外国在粤存在相关⁽²⁰²⁾。

现在尚不清楚汪精卫对李济深的让步是否得到蒋介石的赞同，但从后来蒋指责汪“离间各军感情”看⁽²⁰³⁾，汪的处置显然让蒋不满，尤其在他渐悉广东出现“反蒋运动”之时。还在送走王懋功的次日，蒋即注意到“忽又发生一件戒心事，无法解决，最后决用强制手段，否则为害于党国，不可名状”。此事究何所指尚待考证，观其次晨即“与邓演达议处置军械办法”，则多半与军事相关⁽²⁰⁴⁾。现虽不清楚蒋拟实施的“强制手段”是什么，但他此时应已准备做出较大的举动。3月7日，蒋从刘峙和邓演达那里得知“有人以油印传单分送各处，作反蒋宣传，此心反得安适”。这应非故作镇定，此前数日他曾感自身处境如“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后两三天他发现，“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显明”⁽²⁰⁵⁾。则其心“反得安适”或是弄明白了反蒋者究为何人之后的感觉。

这样，2月底那件“戒心事”有可能指各方的“反蒋运动”。今日不少史家多据蒋介石后来的叙述，似接受这些反蒋宣传来自中共方面⁽²⁰⁶⁾。其实由上文可知，应基本来自粤军方面。而广州更早就出现过指责蒋左倾的“倒蒋口号”，更可能出自孙文主义学会方面⁽²⁰⁷⁾。有意思的是蒋从“反蒋运动”中认识到，从前在政治组织方面不曾用心，“完全信任同志”，如今始知“事事非精明审虑，皆为人之傀儡”⁽²⁰⁸⁾。这时他已有“上当”的感觉，且其不满并非指向反蒋者，却是让他作“傀儡”的汪精卫。这一思路预示着他后来以相当奇特的方式处置“反蒋运动”，即先不直接反击“作反蒋宣传”之人，而是釜底抽薪，使反蒋者不再能攻击他亲俄左倾。

由于黄埔系统内左右矛盾日益尖锐，在季山嘉主政的前提下，进一步联俄对蒋又不够现实（这也意味着他无法依靠中共），在当时的状态下他就不能不向右派靠拢了。鲍罗廷后来也说，夹杂在左派、中派和右派之间的蒋介石那时处境“极为困难，他必须对孙文主义学派或对共产党人采取措施”⁽²⁰⁹⁾。研究北伐的朱丹以为，中山舰事件时蒋若不出而站在右翼一方发挥领导作用，则年轻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也会照样动手，甚至可能连蒋一起扫除⁽²¹⁰⁾。按朱丹未作进一步分析，亦未引证材料，似有些夸大孙文主义学会的力量，然其大致把握到当时那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情景⁽²¹¹⁾。

这样一种紧张的态势部分是人为所造成。从杨、刘之役到梁鸿楷部等粤军解散后之失职军人甚众，成为出产谣言的温床。广州当局在中山舰事件前就已采取措施，大量拘捕失职军人，并将非粤籍者押登沪轮，递解出境。唯利用和传播谣言造势似已成为当时广东政治的一个特色，邹鲁就曾告诉陈公博，中山舰事件前蒋对汪的猜疑是伍朝枢有意编造谣言所促成⁽²¹²⁾。其说未可全信，但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造谣传谣是当时广东政治运作的一种流行方式。到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与蒋介石再次合作，仍感觉有必要就此达成协议，“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手段，根除有人经常在省内散布恶毒谣言，以破坏政府的威信、稳定和财力的现象”。其具体做法就包括逮捕吴铁城和驱逐伍朝枢，这或者是伍朝枢始料未及的⁽²¹³⁾。

蒋介石在事后认为，汪精卫“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某党、欲叛政府”⁽²¹⁴⁾。这里最核心的两点就是“各军感情”已不佳，而蒋与“某党”的关系也可能出问题。蒋并正式指责说：汪在三月初旬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员训话时，曾说“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功，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三月二十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道”⁽²¹⁵⁾。杨奎松以为，“不得不出于自卫”一语“表面上是说各军官，其实正是蒋这时心理的写照”⁽²¹⁶⁾，确有所见。

一方面来自各方的压力确实很大，另一方面蒋也做了采取行动的准备，中山舰的调动乃成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既存的研究已不少，尤其近十多年的研究使我们对史实的了解进一步深入⁽²¹⁷⁾，但现在仍不能确证究竟是谁发动了这一事件。看来事件因误会而起的可能性极大，然既不排除确有针对蒋的某种阴谋存在⁽²¹⁸⁾，也不排除蒋介石利用中山舰的调动以发难⁽²¹⁹⁾。事从海军而起似也有些前因，据陈洁如回忆，她处理的蒋介石密信中有一函称，对蒋的“快速窜升”取敌视态度的人中，以海军司令部之人为最。海军曾由苏俄人员直接管理，在被中国军官替换后又是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斗争冲突最激烈的场所之一，从3月上旬起海军主要领导更迭频繁，与“蒋、李交恶”一起成为各报最关注的两个焦点⁽²²⁰⁾。

3月20日事件过程各家叙述已详（并请参阅本卷三章三节），此不赘。当时上海各报对事件的认识进程却值得关注：《申报》到3月30日（据3月23日港讯）仍说事件乃李之龙试图组织工人政府失败⁽²²¹⁾，次日发表毅庐发自3月21日、23日、25日三封长篇通信，算是了解到事件乃是“民党左派分裂”，蒋介石转变了信任共产派态度，依靠左派打击极左派⁽²²²⁾。《时报》之报道则仍说何应钦和王懋功是孙文主义学会首领，并联络李济深、朱培德、谭延闿等欲采取行动，蒋为其所迫，乃派兵搜索各右派要人住宅。但因党军中本有两派，出发后各派均借机搜捕对方（故实际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左派和苏俄顾问的行动，皆被说成是孙文主义学会矫令行事），及搜得之文件表明左派将在北伐开始后发动政变夺权，“蒋氏察悉共派阴谋，态度复立变”而转为反共⁽²²³⁾。这些本非“事实真相”的叙述说明，对一般外人而言，要接受一贯亲俄左倾的蒋介石突然反共，实在相当困难，故不得不努力搜集各方传言，以圆其说。

事稍平息后，3月22日召开的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议令俄顾问主动引去，第二师党代表撤回，对不规军官查办”⁽²²⁴⁾。这是一个妥协的决定，最后查办“不规军官”一条至少部分是针对包围苏俄顾问团等行动，它既可为逮捕李之龙的行为正名，也为后来逮捕欧阳格埋下了伏笔⁽²²⁵⁾。从国民党改组以来，蒋介石的一贯态度就是革命阵营内部应尽可能妥协⁽²²⁶⁾，尤其黄埔系统内左右双方都是他借以兴起的部下，俱难轻易舍弃。蒋在3月21日即觉“人才缺乏，实无改造一切之工具，孤苦伶仃，至于此极，可堪痛心”。二十天后，他仍感“对于退出军队之共产分子甚难为怀”，因为这牵涉到“以后政治方针究应如何决定”。但蒋也认识到，自3月20日的行动后，“团体分裂，操戈同室，损失莫大焉。二年心血尽于此矣”！这应是发自内心的老实话。团体已分裂的现实迫使蒋不得不在二者中选择依靠其一，鲍罗廷以为，蒋在采取了3月20日行动后就“只能（违背自己的意志）反共”，这一观察大致接近真相⁽²²⁷⁾。

此前苏俄推动的军事改革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这一次蒋也借中山舰事件削弱苏俄在军内的实际控制权。对此苏俄方面基本接受，苏共中央代表布勃诺夫到广东后承认，中山舰事件的确有苏俄方面的错误，特别是“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设置参谋部、军需部和政治部等“军事集中管理搞得太快”，引起军官上层暗中反对。他认为，上述三部及党代表和顾问就像“给中国将领脖子上套上了五条锁链”，当俄国（即外国）顾问对中国将军表现专横时，等于提醒中国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过去曾发生让中国主官或军校校长在队列前向俄国顾问报告的情形，实在过分，简直是“反革命行为”。布勃诺夫强调，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国民革命军不是工农红军”⁽²²⁸⁾。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国委员会后来也同意，“蒋介石将军的3月30日行动是由我们军事顾问们的错误引起的”⁽²²⁹⁾。

在这样的认识下，苏俄方面自然希望继续与蒋介石合作。一度担任广州苏俄临时负责人的索洛维约夫从北京到广州前已与加拉罕取得共识，“蒋介石能够留在国民政府内，也应该留在国民政府内；蒋介石能够同我们共事，也将会同我们共事”。他注意到，蒋在3月20日态度不很合作，但在24日得知布勃诺夫使团要走而鲍罗廷尚不知何时返回后，主动表示要与布勃诺夫面谈。谈话的结果强化了上述共识，尽管“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索洛维约夫却以为，既然错处主要在苏俄方面，“现在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这需要人际关系中的“个人威望”，只有鲍罗廷具有这种威望，因为“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信任他，他能胜任这个任务”⁽²³⁰⁾。

索洛维约夫反映的是不少在粤苏俄人员的共识，美国记者索克思恰在中山舰事件后不久到广州，他在舞会上与俄国人交谈，后者以为一切都完了，中共党人多藏匿或逃逸，反共势力兴高采烈，扭转局势的唯一可能是鲍罗廷返粤⁽²³¹⁾。鲍罗廷受命立即从北方返粤，这意味着他在与季山嘉的竞争中最后胜出。4月29日鲍罗廷抵达广州，未见中共而先往见蒋。张国焘闻讯到鲍府等候，显然不满鲍罗廷的态度。数日后鲍罗廷告诉张，蒋介石和孙中山都是国民党中派，且都有较强的反共意识。若孙中山在，也会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张国焘发现，鲍罗廷最关切的是苏俄与国民党的关系及苏俄是否会因此被迫离开广东，而视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地位等为次要问题。鲍罗廷并确信自己有维持与国民党关系的办法，那就是他手中有钱⁽²³²⁾。

在以往蒋介石与在粤各军的资源争夺中，鲍罗廷始终支持黄埔军，后者是俄援的主要接收者⁽²³³⁾，这是蒋、鲍关系尚好的基础。同时老革命家鲍罗廷算计甚深，他带回了久已离粤的胡汉民⁽²³⁴⁾。胡在莫斯科时屡有相当激进而左倾的表述，若蒋介石不与苏俄妥协，鲍罗廷也可尝试拥胡汉民任领袖；若蒋逼俄退出而使国民党右转，他本人将立刻面对资望高于他的胡氏，后者本国民党右派代表，在反左派方面尤具“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同时，包括物资弹药和军事技术的俄援是黄埔军力量的重要支柱，失去俄援则黄埔军力量顿减。而中共和左倾的青年军人在黄埔军中的潜势力仍不可小视，宋子文、谭延闿等新老中间派均持调和态度。这样，不论文斗武斗，蒋在中山舰事件后均无独自胜出的把握，除联俄外也别无出路。

其实蒋介石在逐王懋功后与汪精卫谈季山嘉专横时，已“料其为个人行动，决非其当局者之意”。3月22日，当苏俄参议来问蒋中山舰事件的作为是“对人”还是“对俄”，蒋“答以对人”。俄参议表示“只得此语，心已大安”，并称要将季山嘉等遣送回国⁽²³⁵⁾，结果双方很快达成继续合作的协议。

蒋介石与苏俄的妥协当然不仅着眼于权势之争，他是那时较少认真考虑了帝国主义威胁和攘外与安内关系的国民党领袖。如果中国革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甚至正面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任何一个革命领导人都不能忽视苏俄援助的重要性，包括物质的和心理的。蒋介石早在1925年7月就认为，沙基惨案的发生表明“英帝国主义者与我实际上盖已入于交战状态”，故“我政府亦惟有认英帝国主义为当前之大敌”⁽²³⁶⁾。在面临帝国主义近在咫尺的直接威胁时，革命事业也有邻近的大国援助这一象征作用并不低于物质的和军事技术的援助。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原本较强，他在1924年谈及联俄时就对一些“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表示不满⁽²³⁷⁾。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既可针对俄国人，也可针对任何外国人。对多数中外观察家来说，蒋本人正是联俄的主要推动者和直接受益者。他自1925年以来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及其对收回主权的激进主张颇令各国担心，美国亦其一。1926年初，美国《国民》杂志记者根内特（Lewis S．Gannett）在广州采访蒋介石，蒋在得出根内特尚属“真诚”的结论后，宣称要告诉根内特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真话：“中国有思想的人恨美国更甚于恨日本。”因为美国人是两面派，虽然甘言笑脸，却和日本人行动一致⁽²³⁸⁾。由于蒋介石至少认为他自己是中国有思想的人，这个信息是非常明显的。

在中山舰事件后的几个月中，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Douglas Jenkins）对蒋的认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²³⁹⁾。到1926年6月，精琦士终于有了初步的结论，即蒋就是“广州的政府”，他不会容忍“不管来自温和派还是激进派的干涉和反对”。精琦士认为，蒋与共产党人和俄国人的暂时联盟不过是为了得到军火和资金。但他也在那次报告中明确指出，蒋本人恰以“排外而特别是反美”著称⁽²⁴⁰⁾。《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亚朋德（Hallett Abend）后来回忆：“1926年时的蒋介石是以从内心里讨厌所有外国人而著称的。”⁽²⁴¹⁾这或能反映那时多数外国人对蒋的观感。

蒋的表现与五卅事件后全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外在大环境非常合拍，在政治活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一个日渐流行的倾向。1926年初即有人指出：“郭松龄打张作霖便是打日本。无论中国怎样一个军阀，敢和外国抵抗，是我们十分钦佩的。不幸抵抗外国而失败，是我们十分惋惜的。”⁽²⁴²⁾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时代，能与外国人一战，即可得民心，胜负还是其次的问题。那时北方一般军阀对此显然认识不足，南方的蒋介石却表现出明显更敏锐的政治识力，已意识到对外作战即使不胜，仍可得人心。

据报载，1926年2月，广东政府因粤海关案与列强成对峙之势，在决策会议上，蒋介石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与外人一战。他分析说：“外国对粤用兵甚难，未必因此即以武力为后盾。就令用武，而广东全省新胜之兵，不下六七万；且有俄员之指挥，俄械为之接济，大可以拼命而战。若幸而战胜，则东方第二土耳其，匪异人任矣。若不幸而败，极其量亦不过将广州政府退移于韶州。外兵人地生疏，万不敢深入国内，终须退出。然因此一战影响，已博得全国排外者之同情，目前虽稍吃亏，而将来声势，必从此更为浩大。盖能与外国人开仗，其地位已增高不知几许也。”谭延闿和孙科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若谓藉一战以博取国人之同情，则将来之价值未必得，而目下之地盘先不保，岂非以大局为孤注”。陈公博和谭平山等支持蒋，而李济深、伍朝枢、宋子文等则附和后一见解。汪精卫初偏于蒋，后“为谭、孙所战胜，亦表赞同”。结果会议决定向海关税务司妥协，蒋即“突然辞职，宣言不问政治”⁽²⁴³⁾。

这一会议的情形目前虽仅见于报纸，但与蒋介石那时的一贯识见相通，他更早就认识到攘外可以安内，主张在政治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蒋在1925年7月初上书国民政府说，“中国革命，其浅近目标，固在军阀。舆论皆谓内政不修，无以对外。实则内政之坏，大半由于军阀得帝国主义强力之助，方敢肆行无忌。”故“今后革命目标，应注重此点，认定帝国主义为当然大敌，誓与奋斗。盖必先杜绝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之途径，则军阀不攻而自倒。故今日革命，以对帝国主义为主要目的，而对军阀不过为一枝叶问题耳”。他特别指出，与英帝国主义战，“无论胜负谁属，皆足引起全国及全世界革命群众之注意”⁽²⁴⁴⁾。

到7月下旬，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讲演中进而阐述说，打倒帝国主义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即使英帝国主义真与我们开起战来，我们据大陆与他相持，他未必能离开海岸线制胜我们。”英国所恃为军舰大炮，只要离海岸线一百里，军舰即失作用；除铁路沿线外，中国一般道路狭小，大炮难以移动，其余军用品也输送不便，只要再离开铁路，英军便难取胜。有意思的是蒋的表述中也有一些晚清观念的“再生”，他列举的英军可以战胜的原因也包括吃面粉的英军不能在吃米的南方持久，以及英军“穿不惯草鞋，走不了山路蹊径”等⁽²⁴⁵⁾，大致是当年夷狄离不开大黄，腿直不便走山路等说法的现代翻版。

在蒋看来，中国革命“是今日世界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一场最后的大激战”，军阀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吾党革命目标，与其革军阀的命，无宁先革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命。擒贼先擒王，所以吾党革命当自打倒帝国主义始”。只有“我们能打倒帝国主义，才为革命的真成功；我们敢同帝国主义作战，方为革命的真起首”。他说：“人之爱国，谁不如我？北方军人必有爱国者，西南军人亦必有爱国者。”若大家团结在国民党周围“共同救国”，就可以逼迫帝国主义“本国自己的军队直接来同我们打仗”，革命军就是“希望同外国帝国主义者直接来打一仗”！到“外国与我们革命军开仗的时候，我们革命军成功的日子就不远了”。这是因为，无论中国“哪一省一处与帝国主义开仗，就是燃着了中国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亦就燃着了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世界革命一起，帝国主义再没有幸存的道理”。

从这些言论看，前述报载关于粤海关案的争论中蒋介石的发言基本符合其一贯主张，他的确希望通过与帝国主义直接开战而获取全国的支持。并且他也认为，如果在中国内地打持久战，帝国主义未必不可战胜。苏俄带来的“世界革命”观念进一步武装和提升了蒋介石的思想，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之战，则中国任一军队与帝国主义开战，不仅可以博得全国同情和政治支持，更能点燃“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这就意味着世界革命基地苏俄的卷入和参与。由此看来，国民党领导的革命不能没有苏俄的援助，蒋介石此时不与苏俄决裂，所思虑者应较为深远⁽²⁴⁶⁾。

若前述关于粤海关案的争论属实，则不仅与中山舰事件有所关联，且反映出广州当时权势之争的某些面向，尤其各类人物的分野值得注意。在讨论中支持蒋的谭平山和陈公博皆粤籍少壮新锐，谭乃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仍未失势（直到整理党务案提出后才与其他共产党一起退出政府）；而陈也是前共产党，他回忆说，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蒋介石让邓演达找到他，“说要组织一个左派的核心，因为一面要防备右派，一面限制共产党，因此不能不有一个坚强的组织”。其成员有十二人，蒋、邓、陈外，还有谭延闿、朱培德、何香凝、陈果夫、邵力子等，并在何香凝家里开过一次会⁽²⁴⁷⁾。

不过这一“左派核心”还缺少当时广州政治中一个重要团体，即作为孙中山亲戚的宋氏家族。不久孔祥熙夫人宋蔼龄第一次请蒋介石夫妇吃饭，陈洁如多年后仍记得蒋对此大感兴奋，表现得非常激动，盖其“从未想到”能有机会与这样的名流共餐，真是“妙得难以置信”。蒋告诉陈，“这些年来我与领袖（孙中山）的关系一直不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密切”，现在终有机会接近他的亲属；与宋氏家族的亲近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建立“重大功业的开端”⁽²⁴⁸⁾。此事若与前引陈公博说蒋组织“左派核心”的聚会共观，则其重要性更高，两次聚会都参与者确有一直左倾的何香凝。从陈洁如对当时气候甚热的描述中，可知这次吃饭应在前次“左派核心”的聚会之后。在旁人看来已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尚乏充分的自信，他也相当清楚广州的实际权力核心在哪里。

若把中共及其在国民党中的同情者作为左派，则陈公博所说的“左派核心”加上宋氏家族，恰好是那时广州温和而偏左的中间派⁽²⁴⁹⁾。可见此时温和而偏左的中间派已隐居主流，中山舰事件后正是这些人出来收拾局势，调解各方。其中谭延闿、朱培德和宋子文三人是那段时间几乎每份关于广东局势的苏俄文件都要提到的人，既说明三人的活跃，也无意中印证了苏俄对第二、第三军的持续关注。在蒋介石自己的日记中，那段时间他也不时与谭、宋、朱三人议事。在3月26日蒋又一度辞职出走时，就是宋子文漏夜赶往虎门将其挽留⁽²⁵⁰⁾。这里一个重要的例外是第四军的李济深，他在苏俄文件中仅偶尔被提到，在蒋的记述中更几乎不及李济深，偶尔碰面也只说点场面话，体现出“蒋李交恶”其实余波未息。

不过，上述温和而偏左之人虽已显出结合之势，其思想观念和实际利益等各方面都差距甚大，更群龙无首。正因此，蒋才得以倚靠此派力量分击左右两派，同时将此派逐渐置于其控制之下。周恩来后来总结说，中山舰事件时，鲍罗廷和加伦均离粤，陈独秀也不在，左派除汪精卫外群龙无首，当时各方军政力量皆不欲蒋得势，惟无人牵头，致蒋坐大，并击败左右两方，其权力基础乃得以巩固⁽²⁵¹⁾。此说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特别凸显出汪精卫临阵逃避对事态发展的影响。

蒋介石早就感觉到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有着与“旧势力”瓜葛太深和魄力不够等“书生”缺点。事发后汪隐匿不出，蒋即认为“此种不负责任之所为，非当大事者之行径也。无怪总理平生笑其为书生”⁽²⁵²⁾。不过，汪精卫那时也有其困窘之处。索洛维约夫一面指出汪有遇事不够理智的性格弱点，同时也承认，在汪已感觉在蒋介石面前丢脸之时，苏俄向蒋让步更使汪感到受委屈，尤其循蒋之意召回汪竭力要保留的季山嘉使他感觉受了侮辱，故而隐匿不出⁽²⁵³⁾。

汪精卫在3月20日当天曾说：“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²⁵⁴⁾蒋在4月给汪的信中也承认：“一年以来，吾兄对党对国之功绩，为总理逝世后之第一人，此不论何人不能否认。”⁽²⁵⁵⁾关键在于当时广东政治行为模式已大变，党内的“历史”早已不那么受重视，基本被当下的事功所压倒：不过几个月前，是否积极参与东征决定了杨、刘的命运，是否积极参与讨伐杨、刘更决定了胡汉民、许崇智等几位在党内同样有“地位和历史”之人的退隐。汪本人正是在这讲究事功而轻视党内“地位和历史”的趋势中上升到党政军第一的位置。然若论那段时间的具体事功，汪似不如蒋，其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俄的支持。一旦苏俄据事功之需而定取舍，失去支持的汪精卫自然也难以仅靠革命“历史”以维持其地位。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期间的作为似乎也不能完全视作个人争权，对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事业来说，蒋确实代表着国民党改组以来相对蓬勃向上的少壮力量，而且是那时位居前列又不具地方色彩的领导人当中唯一的军人。蒋介石并不欣赏的罗加乔夫就看到了蒋的独特之处：“作为同孙逸仙联系最密切的人和作为最有军事素养的人”，他是“指挥北伐的唯一候选人”，故应该“为国民革命运动留住蒋介石”⁽²⁵⁶⁾。尽管苏俄方面一直注重对第二、第三、第四军的工作，他们仍然清楚，论及与孙中山的关系，谭、朱、李均不能与蒋竞争，而汪、胡则缺乏军事素养。在“革命”主要意味着武装夺取政权时，军事知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

鲍罗廷敏锐地观察到，“对蒋介石来说，北伐是他3月20日行动的基础。他指责汪精卫反对北伐”，以此为“汪的主要罪状”。在看见蒋“已把自己的命运同北伐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之后，鲍罗廷也只能一面指出北伐的不易成功，一面表示将给蒋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助其北伐成功⁽²⁵⁷⁾。1926年初蒋介石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将北伐列为最近就要实施的要事恐怕还可推敲，但这无疑有助于使军事总监变为总司令。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事成为中央政府主要的政略，就必然大大增强军方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包括对财权的整体支配。这就牵涉到当时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文武之争，在这方面蒋介石和李济深利益基本一致，故李在事件中既不支持蒋，也不支持汪精卫。

蒋介石自己就发现，事前并不赞成他对苏俄顾问采取行动的谭、朱、李各军长，在3月22日获悉他对俄顾问及共产党的处理后，“皆赞成余意”⁽²⁵⁸⁾。这里各军长赞成的大概就包括前述限制党代表权限的内容。其实蒋、李之争仍在继续，蒋对握有军权的“地方主义”也不能不有所让步。他在4月11日呈请设置中央军校副校长，以李济深兼任。同日日记中便“深思广东现局甚难处置，党务军事裂痕已明，右派与共产派两者之间固难调融，土匪与地方主义更难消除，实无善后之策”⁽²⁵⁹⁾。这里很明确地将“地方主义”作为比左右派分裂更难解决的困难，非常能呈现他内心关注之所在。

不过，蒋至少在文官方面成功地打击了广东的“地方主义”，经过3月的中山舰事件和5月一般认为向右派妥协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实际的结果是：张静江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为江浙籍且曾参与西山会议的邵元冲、戴季陶、叶楚伧等参与广州政权的领导工作；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关系密切的广东人伍朝枢、吴铁城等或被逐或被捕，孙科在表态与这些人分手后才免于放逐的命运（当然也因为他是孙中山之子）。用朱培德的话说，以广东人为主的既存政治“重心”已失。鲍罗廷更明言：“除少数例外，广东人不适合作革命者；其他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东的基地，把广东本地人排除在外。”⁽²⁶⁰⁾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成功地利用中山舰事件事件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左倾的汪精卫被驱逐，右倾的胡汉民一度返回广州又失意离去，在逮捕吴铁城驱逐伍朝枢等偏右领导人后，国民党有竞争力的主要领导人都从广州“消失”，蒋的地位明显提高⁽²⁶¹⁾。1926年4月，谭延闿致信蒋介石商量军事预算问题，蒋复函说：“本月预算似应确定，请由吾公主持一切，不必事事商量，使弟更不安于心。”但蒋随即“贡献”了三条具体处置意见，虽然他最后又说“未知尊意如何？请与益之、任潮二公核定，弟无不遵照决议”，然前面三条口气相当直接，并无太多商量余地⁽²⁶²⁾。可知蒋此时已大权在握，代理汪精卫的谭延闿宁愿“事事商量”（几天后蒋才于4月16日正式当选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当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到5月下旬，蒋自己也忍不住说：“我近来听许多同志谬奖说，黄埔军校已成为党的重心。”⁽²⁶³⁾黄埔军校与蒋的个人关联众皆知晓，“近来”二字尤说明问题。

1925年3月孙中山弃世意味着国民党革命事业之孙中山时代的结束，经过一年多“后孙中山时期”的短暂过渡，中山舰事件最重要的后果是开启了蒋介石时代，确立了以孙中山的少壮幕僚和家属为核心的派系在党和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不久前获得正式领袖地位的胡、汪转瞬即淡出权力中心是非常重大的代际转折，后来所谓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此时皆开始出现在前台；他们中除蒋介石外皆能说英语，故能与仍处权力核心的鲍罗廷直接交流，孙科和陈友仁以同样原因此时至少与宋、孔一样重要，邓演达则能操德语故可与苏俄顾问中高阶的铁罗尼对话，也是权力核心的成员，凸显了俄国顾问的势力仍相当强大⁽²⁶⁴⁾。这些皆是孙中山的幕僚和亲戚，绝大部分相当年轻，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他们基本偏左⁽²⁶⁵⁾。

但蒋介石掌权的道路还不平坦，鲍罗廷观察到，蒋提出“整理党务案”，本希望“使军队保持平静，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左派更生气了”。而孙文主义学会则要求蒋采取进一步措施来限制共产党；蒋“成了他们的俘虏”，以“保持军内团结”为由要求军内共产党人退党，以国民党身份工作，于是共产党更怀疑他右倾。蒋介石“每天都向我抱怨，说什么共产党人和左派都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愿意为革命而献身的”⁽²⁶⁶⁾。其实蒋在与鲍罗廷达成妥协后，即以捕吴铁城逐伍朝枢并公开宣言反对西山会议派表明其已再向左转，鲍罗廷的回报是承认蒋所获取的权力并支持北伐。

此时新败于湖南的唐生智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外在形势的变化促使北伐进入实施阶段。盖唐部若被消灭，则两广将立刻受到北军威胁；唐如果退入广东或广西，这一新增的“客军”会使当地形势更为复杂。从全国看，北洋军正倾全力攻冯玉祥，在南方的兵力较弱，此时不出兵则冯败后南方亦势孤。这些因素都使本可安居广州以巩固其地位的蒋介石做出迅速进兵的决定。如前所述，战事既然成为主要政略，军方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即大大增强。蒋在6月5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个月后即出任国民党中常会主席，正式确立其领袖地位。

尽管广东政局仍不稳定，但局势最不利时蒋也可率军打出广东另谋发展。不过在北伐之初，蒋并未让黄埔军出击⁽²⁶⁷⁾，而是派出李济深的第四军和广西第七军先行⁽²⁶⁸⁾。素以不怕死著称的黄埔第一军并未安排在北伐第一线是个相当耐人寻味的现象，它提示着蒋介石一直鼓吹北伐或不过希望借此营造一种引而不发的态势，或并未充分认识到战机已至，仍试图进一步巩固其在广东的领袖地位，然后再定是否北上⁽²⁶⁹⁾。大体而言，北伐虽然经过相当时间的准备和计划，其最后的决定更多因为唐生智的突然加盟，并非完全是谋定而后动的有计划的作战。而且，对那时国民革命阵营各方面言，北伐本身有着颇不相同的意义。

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分析说，对蒋介石而言，北伐有利于其大权独揽；而“广东的政治工作也都是由其余所有人以准备进行北伐的这场革命进攻战的名义进行的；我们在邻近省份的组织也都在等待广州军队的到来，要反对这种情绪将是极其困难的”。在广州，不同的人围绕着北伐都有着自己的打算：“右派希望蒋介石率领军队北上，部分左派和部分共产党人鉴于有必要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幻想把恢复原来局面的希望同战争联系起来。蒋介石则指望利用这场战争把反对派将领派到华北去和筹集资金”。中共中央对北伐的“态度一度摇摆不定”，直到派往广州调查中山舰事件的使团6月返回，其“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认为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²⁷⁰⁾。

以北伐求生存乃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个长期存在的思路，孙中山1924年北伐的主要考虑即是“在粤有三死因”，故不得不“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有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²⁷¹⁾。中共中央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即主张广东政府“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²⁷²⁾。蒋介石自己在许多年后也回顾说，当时俄共谋夺在广州的政权，“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这限于广东一隅的危局，实行出师北伐”⁽²⁷³⁾。双方所认知的在广州的危险虽迥异（一为“反动势力”，一为“俄共”），其以北伐求生存的思路则相同。且其忧虑的重点，都在革命阵营自身⁽²⁷⁴⁾。故北伐的发动，实亦有不得不为的苦衷。

在国民党对外宣传中，北伐是以统一全国为号召的，然而所有上述具体思虑没有一种与“统一”相关，当时国民革命阵营中恐怕很少有人真以为近期即可统一。李品仙后来回忆说：“国民革命军誓师之初，虽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不过五六万人。而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后不过八个月的时间，领有长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²⁷⁵⁾李氏的话，颇能代表当时南北多数人的共识⁽²⁷⁶⁾。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当时已分析说：“在中国的军事角逐中，兵员和装备的优势未必是决定的因素。”⁽²⁷⁷⁾若不仅仅看兵员装备，则北伐军能以弱胜强的一个重要制胜因素，恐怕恰是国民党长期坚持对武装统一的正面提倡，适应了久乱思安定的社会需求。

第六节　南北统一的愿望与可能性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近代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中央政府渐失驾驭力，而南北大小军阀已实际形成占地而治的割据局面。尽管武力统一在北方已被表述为破产的“迷梦”，对久乱的中国来说，统一又是代表着许多人愿望的广泛社会要求，成为温和、保守与激进的社会各阶层和各政治流派一个相对共同的目标。故对统一的提倡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全社会的时代要求，并影响着此后数年以至许多年中国政治局势的演变⁽²⁷⁸⁾。

在一般人心目中，相对宁静安定的生活乃是一统局面下的题中应有之义，至少来自“兵”或“匪”方面的骚扰可以大大减轻。中共在1922年就提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²⁷⁹⁾

到北伐前两年，以北洋内斗为主的军阀混战进一步加剧，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方式也日益现代化，故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和中部省区。结果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受战争之创伤也最重，民生被严重扰乱。胡政之在北伐开始后得出与中共几年前的见解非常接近的看法，他分析说，过去多年“虽乱而未甚，虽恶而可忍”，各行业之人尚能苟安。至内乱加剧，“商不能商，工不能工，农不能农；甚至官亦不能官，教亦不能教，于是全国各业之人虽欲偷生苟安。忘大义取小利而不可能”。结果“全社会之态度一变”，而“统一意识与全国意识兴矣”⁽²⁸⁰⁾。

中国传统向主“思不出其位”，但其前提是至少要有可以苟安于其位的社会条件。到天下大乱，则庶人要议政，匹夫有责于保天下，是思不出其位而不可能。这样一种因思出其位而产生的全国意识，乃是一种思变求变且极富能动性的焦虑思绪。其建设性的一面，是促进了全国性思想言说的形成，并寻求一种全国性的解决；其破坏性的一面，是对既存政权的否定性判断（即判定其已“失道”或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这对于任何当局者都是不利的）。

时人对怎样获致统一怀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武人当政是造成民初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故文人多倡“弭兵”；但要想统一，历史上最常见也有效的方式正是使用武力，这又可能意味着武人当政的延续。一些读书人或仍主“弭兵”，而厌乱者已思能以任何方式统一之人。杨荫杭在1920年已提出，若能统一全国，军阀也可接受：“使段家将而果有统一全国之武力，段家将亦未可厚非。”他分析说：“不战而能统一者，上也；战而后统一者，次也；既不能战，又不能和，而苟延残喘者，下也；既不能战，又欲强战，战线延长，民不聊生，又其下也。”⁽²⁸¹⁾

对不少人来说，久乱之后，目的渐重于手段，统一是否以武力达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当时武力统一的主张在北方不得人心，更多是因为持此论者无此能力。力既不足，在此寻求全国性解决的思绪形成之时，北洋军阀恰失去了统一全国的信心。由于中枢的自毁，遂给处于边缘者造成了机会。如前所述，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其后的善后会议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为此后的北伐预留了先机，主张且能够实行武力统一的新来者仍有尝试的余地和成功的机会。

北伐前既有统一愿望又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恐怕只有国民党：1923年底开始的国共合作引进了苏俄式的紧密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使中国整个政治运作状况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改变。改组后的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既定意识形态，又有接近苏俄模式的政党组织扮演动员民众及沟通军政、军民等因素的整合角色；新型政治带来的动员整合力量大大推动了国民革命军这一新型军事力量的形成，也提示了武力解决统一问题的可能性。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未必像以前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其反帝的一面，而恰在其强调统一，并以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²⁸²⁾。

前引国民党《时局宣言》已指出：“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稍后的《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就职宣言》又说：“中国军阀，凭藉帝国主义之后援，割据自雄；或揭武力统一之名，或标联省自治之号。”⁽²⁸³⁾可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充分认识到“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都是能够迷惑国人的口号，由于北伐实质上仍是一种“武力统一”，广东当局既要针对带有“西南”特色的“联省自治”（介乎于蒋介石所说的“反革命”和“假革命”之间），又要区别于北方的“武力统一”，故特别致力于树立其“革命”的合道性⁽²⁸⁴⁾。

北伐出师前，国民党“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说：“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²⁸⁵⁾蒋介石也强调，中国统一，“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也再无别个团体可以胜任”，因为只有国民党是有“主义”的团体⁽²⁸⁶⁾。他稍后就任总司令时进而说，“曩昔革命之失败，皆由于我军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战争之目的，不求牺牲之代价，尤不知主义为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为统一中国之张本，受军阀至微薄之豢养，而甘为帝国主义者效死命”。如今，“国民革命以主义为依归，绝不同于军阀武力统一之梦想”。⁽²⁸⁷⁾

同样是“武力统一”，有“主义”的一方便既正确也能够胜任，“主义”的功用真是神奇。从实用层面看，民初的中国社会，因政治鼎革造成整体性的制度转换，加上传统的崩坏，一统的意识形态不复存在，结果是各种新兴的“主义”起而填补思想领域的空白，并出现各类西方主义以中国为战场的现象。⁽²⁸⁸⁾当年比较成功的军阀，多少也有些“主义”用以整合其部队。与思想界多采西方观念不同，军阀中除冯玉祥以基督教统一部属外，吴佩孚是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唐生智则有“佛化”的军队，到北伐时还曾临时出现孙传芳军系的“三爱主义”和奉鲁军系的“四民主义”⁽²⁸⁹⁾。后两种“主义”显然是模仿三民主义，提示出国民党运用“主义”的成功。

这的确是那时南北双方治军方略不同之所在，1924年初伍朝枢代表孙中山访奉时，曾问担任接待的何柱国：“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何答曰否。伍乃“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何追问，“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何回答说，“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一样能打仗。张学良知道后，“满不在乎的说，‘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各不相干’”⁽²⁹⁰⁾。各有各的“一套”是个很形象的说法，但后来北伐时北方试图学习南方的现象说明国民党那“一套”似更起作用。

蒋介石就认为，“军阀有必败之道，致败的原因甚多，最大的，就是他们内部自相冲突”。这都是“因为无主义做中心，一切都以自己利害作主体。所以无论军队，无论什么，都须有主义、讲主义”⁽²⁹¹⁾。除了“主义”的有无，南北军队另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南方有仿苏式的国民党组织，这一新因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南方的政治复杂化，同时对整合军队也起了较大作用。蒋稍后解释“为什么要有党”说：“党是有主义的，运用主义的。没有主义，固然没有党；没有党，也不能运用主义。”⁽²⁹²⁾党的存在，有助于消弭当年南北皆存的文武之间的紧张和疏离，起到整合文武双方的功用，促进了南方的军政结合，使北伐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军事政治并行的军队⁽²⁹³⁾。

不过，主义、政党一类新因素的效力当时还在证明的过程中，国民革命的“合道性”很大程度上毋宁是由北洋方面的“失道”所反衬而成。前面说过，伴随着北洋体系老成凋谢和未受或少受教育及职业军事训练的一批新军阀兴起的，是行为准则的转变。特别是张宗昌、张作霖等一反北洋对文人忍让的旧则，随意捕杀记者、学生，严重损毁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基础⁽²⁹⁴⁾。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26年3月的“三一八”惨案，不论此事究竟该由哪一部分军警负责及其负有多大的直接和间接责任⁽²⁹⁵⁾，若将其与稍后4月间《京报》被封，名记者邵飘萍被负责治安的奉军杀害联系起来共观，便体现着某种类似而连续的行为模式。

关于“三一八”惨案可参见本书第六章，学生运动是民国的新事物，中央政府以这样的方式杀学生前所未见，连江南的北军孙传芳也认为政府应为此负责。他和陈陶遗联名通电说：“政府早日既疏于化导，临时又过于张皇，枪杀多命，演成惨剧。谁无子弟，能不痛心！”且“年来政府对于学界举动，禁纵无常：利用则借为前卫，反对则视同大憨”。这是相当敏锐的观察，日益热心政治的学界当时已成为一股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和政治势力，连中央政府有时也试图利用而使“是非淆乱”，故“邪说异端，相因而至”；这一次就是因为“兵争不戢，驯至与学子为仇”。孙、陈希望“当局诸公，早知改图。平时教督防护，当负相当之责任；对于此次主使及行凶两方，必须实行公平之惩罚，勿徒以一纸空文，涂饰耳目”。若处置不当，则可能导致“上下乘【乖】离，祸至无日”的结果⁽²⁹⁶⁾。

孙氏等对学生运动的主使一方也主张实行惩罚，多少还站在北洋体系的立场上。他们对政府的批评虽已相当严厉，毕竟仍承认既存中央政府的地位。梁启超则认为，“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故必须“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²⁹⁷⁾。这已露出否认执政府之意了。上海商界表述得更直接，其致全国公电明言：“自段氏窃据首都，述其所为，对外则一味奉承，对内则动辄压迫；今竟听令卫队惨杀爱国运动者至百余人之多，如此媚外残民，罪恶滔天，实全国之公敌，亦法律所不容。除即应驱令下野外，我全国人民宜急起监视其行动，或设法拘禁，以待国民会议之公判。”⁽²⁹⁸⁾

梁启超与上海商界的表述虽稍异，其观念大致相类，即基本否定执政的段祺瑞，然尚大致承认民国这一法统。北京国家主义派的立场则更进一步，他们认为，过去的“军事协约、参战借款、唆使和利用国奉的战争等等事件”已证明，“段祺瑞和他的爪牙媚外卖国，残民以逞”。此次更“穷凶极恶，用枪炮大刀将无辜民众杀死了这样多，这种样人不但是毫无法律，简直是毫无天良”！该派明确宣布：“我们不去希望法律式的制裁——固然被难的家属们仅【尽】可以去告状，——因为法律对于军阀早已失了效力；并且法律式的解决究使生出效果，也不痛快。”⁽²⁹⁹⁾

此次事件本因外国军舰封锁大沽口而起，孙传芳和陈陶遗已注意到外侮与内争的关联，他们就认为这次“外侮之来，亦由内争所召”⁽³⁰⁰⁾。重要的是这使一些人将此次惨案与不久前的五卅事件相比，结果更凸显出北京政府的失道。梁启超评论说：“试想去年五卅的血案还是现鲜鲜的放着，那时我们全国人民怎样一致的呼吁反抗，我们也取得国际间一部分真挚的同情。谁知紧接着英国人的残杀行为，我们自家的政府演出这样更荒唐的惨剧！这正当各国调查法权的时候，我们这国家此后还有什么威信可讲，什么脸面见人？”⁽³⁰¹⁾

北京国家主义派更认为，这样的人在中国当执政，“不但是国家之羞，而且是人类之耻”；必除掉以“为国家人类雪了羞耻”⁽³⁰²⁾。当时正被国家主义派攻击的中共，其见解也非常相近，中共告全国民众说，“爱国同胞死于帝国主义者之手，已足使人愤不欲生；今爱国同胞为爱国示威而死于自称中国执政之手，全国民众又将何如？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的执政，现在又变成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这样“杀人的卖国凶犯”当然应该讨伐⁽³⁰³⁾。

爱国者死于本国政府之手，且其惨烈更甚于帝国主义，这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对北洋统治合道性的打击实在太大。梁启超等还希望依靠既存体系的法律制裁，国家主义派和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立场对立，却皆得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政权的结论。这两个政治团体在当时都没有足以将造反落实到行动上的军事力量，结果这一局势最有利于正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后者不仅有自己的军队，且已取得区域性的政治控制。

北洋政权的“失道”行为从反面衬托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使北伐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汤武“革命”那种“有道伐无道”的意味。当年一些知识精英的态度颇能提示出国民党在几年间从政治边缘走向中心的进程。任职清华的张彭春在1925年分享着社会对“统一权力”的期盼，他对“国家到这步田地，没有创造的、中国的、可以统一全国精神的方略和领袖人物出现”甚为感叹，认为“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社会这样不安宁，什么实业、教育都不能发展”。到当年11月张氏已发现“北京国民党得势”，这大概与冯玉祥对北京政局的影响相关；不久他进而感到“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于是“专看俄国革命书”⁽³⁰⁴⁾。

张彭春或因当时国民军利用郭松龄反奉攻占天津而感觉共产主义将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方“反赤”的部分“成功”——即学界中有人已接受冯部“赤化”的宣传），故预为适应“新朝”作准备。但国民军之得势带有回光返照的意味，其很快就败退西北，倒是更加“赤化”的南方国民党愈来愈显现出“得道”的趋势。倾向自由主义的胡适在1922年尚与人共同表示：“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他后来却承认：“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³⁰⁵⁾胡适自己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那时对“新俄”和国民革命的积极赞许恐怕还超过一般读书人⁽³⁰⁶⁾。

对相当数量的新老知识精英来说，20世纪20年代实未出现一个足以使其从内心折服的政治力量。他们此时的心态，大约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来形容。据沈刚伯回忆，胡适1926年秋在英国大说国民党的好话，即因为他本人虽“反对武力革命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支持的”⁽³⁰⁷⁾。

最初反对后又转而支持北伐的共产党人陈独秀也分享着类似心态，他认为，“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些”。陈氏知道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而“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但一个由武力统一的中国至少可以结束战乱的局面，为一个“民主的中国”打下基础⁽³⁰⁸⁾。

简言之，中国当时政治局势的错综复杂有增无减，实处分裂的南北双方虽皆主张南北应统一，其实自身也很难统一。当时的情形是谁能先统一内部，始可言统一全国。苏共中央考察中国状况的布勃诺夫使团总结其对中国的观察说，北方（包括华中）和南方“存在着两种基本上不同的政治局势”：南方“已经度过了某些中国军阀（军事买办）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时期”，日益强化的国民政府在发生作用；而北方的情形正“与此相反”，那里作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仍接连不断”⁽³⁰⁹⁾。这一观察基本看到了北分南合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两广和湘南的结合已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而其政府的领导作用也强过北方。

当然，南方的军事政治整合虽皆取得一定成效，仍尚不足以结合成一个相对稳固的整体，北伐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解决内部矛盾的权宜之计；但这一权宜之计能够提出并付诸实践，正因国民党尚存统一全国的愿望。后来北伐渐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即因其提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此时南北双方又一区别在于，北方共同的“反赤”较多停留在口头上，而南方共同的北伐却进入实际操作；北洋已消极，而国民党正积极（皆相对而言）；北洋的失道，更使国民党的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成为有道伐无道。攻守之势既易，北伐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本章所使用的一些资料，承汪朝光、谢国兴、杨奎松、王奇生、冯筱才指点，特致谢忱！也非常感谢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特别是万仁元馆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特别是馆长马若孟教授）、台北国史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特别是庄素华小姐）、中研院史语所图书档案馆的热情帮助！中研院近史所张淑雅教授的研究助理林志菁小姐拨冗协助复印资料，极为细致周到，亦甚感激！

————————————————————

(1) 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我所用的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第51辑，215页。

(2) 比如1929年-1930年间中原大战的主要人物也曾被称为“新军阀”，那次大战动员的人数就远超出这一次的混战，涉及的地域也相当宽广。

(3) 关于北伐，也可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225页。

(4) 1920年12月24日《申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5) 参见张力云：《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收入河北省和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下径引书名），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下面关于北洋军事教育的内容也多本此文。

(6) 陆军小学的设置大体是仿照日本军事教育体制中士官学校前的初级军校，这一点承徐勇教授指教。

(7) 也有人认为“拔差弁为军官”是袁世凯有意为之，盖其以为“到底不识字的人靠得住”。参见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海天出版社，1937年，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22页。

(8) 据说曹锟1890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6页），也有人说曹锟早年曾任塾师，而顾维钧则以他的亲身经历婉转印证曹锟是文盲的说法（《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6页）；大概曹所受军事教育不够系统，故本文暂采用“行伍出身”的一般说法。

(9) 1920年12月29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173页。

(10)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3页；直系要员白坚武稍后在总结直系失败原因时也表示，他即曾闻“陆军学生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关者相继不绝”。《白坚武日记》，杜春和、耿来金整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927年8月补录1924年日记，第498页。参见张力云：《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4-35页。

(11) 所谓“四校”，即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拟设四所：一北京清河、二西安、三武昌、四南京，然西安实未办），入民国后各地陆小停办，已办的陆军中学改为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再加上保定军官学校。这“四校”皆清季开始创立的新式军校系统，注意其有意识地区别于各地讲武堂、武备学堂一类军事培训机构的自我认同，其实讲武堂等也是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的产物。

(12) 马宝珩：《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70页。

(13)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3、6页。并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影印，第53-54页。按当时军中分新旧两派的似不少，湖南亦同，详后。

(14) 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李辉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5页。

(15) 于学忠：《我在北洋时期与直系奉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194页。

(16) 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第115-132、180-199页。

(17)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203页。按唐生智不使用这批大炮或许出于保存自己力量的考虑，或许因为进攻武昌的战斗由蒋介石指挥，唐无意配合，当然也不排除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唐氏也并不重视炮兵这一因素。

(18) 《晨报》1926年3月26日，第2版。

(19) 然而，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张钫观察到，吴佩孚“有着浓厚的北洋陆军正统观念，一向把张作霖不当作北洋正统”。在这样的正统观念影响下，别人“对他说张作霖如何延用人才，精练军队，他都不相信，说张胡子懂得什么练兵”。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20)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48、52、55页。

(21) 《申报》1920年8月27日、11月12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95、126页。

(22) Ethel A．Munphy，“Celestial Opera Bouff，” Travel Magazine（Floval Park，N．Y．），40（April 1923），p．15．此文出处承林霨（Arthur N．Waldron）教授指点。

(23) Hsi-sheng Chi（齐锡生），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135-141，此书有中译本，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127-134页。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除本卷第一章外，并参见Arthur N．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91-118．

(24)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74页。

(25) 章太炎稍后即指出，“自袁世凯以后，北京久无政纲。财政操于外人之手，国政听于骄帅之言。所谓政府者，即近畿军阀之差遣”。但他也注意到，起初政府也还“微有主权”，后来则黎元洪被逐，曹锟被囚，而段祺瑞被软禁；这些主政者的法律地位虽有真伪之别，其受军人凌犯则同。“是北京之有政府，只为乱人俎上肉耳”（“太炎论时局”，《民国日报》1926年1月21日，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以下仅引书名］，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846-848页）。有势力的军人干预政治甚至操纵中央政府是袁世凯之后北洋政象的一个常态，且愈演愈烈，但在军队司令部由军人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这样前所未有的事仍可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后来军人自己执政，复出现囚曹锟释曹锟、拥段祺瑞驱段祺瑞的现象，大致也是逻辑的发展。

(26) 参见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其作者增订本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第293-306页；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第10-12页。由于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北洋体系的实际主持人，也有学者认为“皖系军阀在北洋各派军阀中资格最老、势力最大”（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第47页）。“资格最老”自然无问题，“势力最大”或主要是从其控制中央带来的综合实力着眼，若以军队特别是当年极重视的“地盘”言，皖系显然一开始就不如直系。虽然西北和东南沿海一些省份之军政领袖被视为皖系，然其真正的嫡系，如所谓“四大金刚”的靳云鹏、徐树铮、曲同丰和傅良佐，除傅良佐短暂据湖南外基本无其“地盘”，且徐、曲二人的主要带兵经历也限于参战军。作为北洋体系的整体领袖，段祺瑞本应具有相当程度的超越性，但一方面他明显感觉到无自身实力则地位不稳固，同时他试图建立自身军事派系的努力也削弱了其作为整体领袖的超脱性，这一难以解决的矛盾只能另文分析，有一点可以肯定，与北洋六镇自然扩展产生的军队相比，“参战军”是后起的新事物；从历史渊源看，两者的正统和边缘地位大致可立。

(27) 按：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各家所述颇不一致，文公直的叙述似乎自始至终都是奉军在取胜（《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第191-199页），来新夏等也持基本相同的看法（《北洋军阀史》，第802-811页）。丁文江的叙述稍更平实，指出了直军的准备不足和初期作战不利，然承认在冯玉祥倒戈前战局已成胶着状态（《民国军事近纪》，第321-327页）。近年林霨对战争前期的论述所见又不同，他以为冯玉祥倒戈前直系更具战略优势，参见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pp．115-118。林霨所见不可谓无据，奉方傅兴沛的记述是在奉军在热河一线取胜，但在山海关主战场则形势对奉军不利（傅兴沛：《第二次直奉战争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35-37页）；直方李藻麟的结论是“自十一月上旬起，直、奉两军在山海关战场上基本上打成了对峙局面”（李藻麟：《二次直奉战争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49页）。且美国军事情报人员的报告也认为直系此时形势占优，若冯玉祥一线进兵则直系可能胜利攻入满洲（引自林霨书117页）。应该说吴佩孚的战略计划似较高明，后来郭松龄反奉，文公直即认为其“似有与前岁奉直战争时之直军敷设同一计划”（文公直书第三编，第209页）。郭部兵力远逊于直军，且无海军支援，而能一度取得超过直军的胜利，似提示着若无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取胜的可能性也较大。本卷第一章的叙述较中立，可以参看。

(28) 吴虬已注意到北洋“纲纪”不再，“倒戈”已成流行的行为模式这一现象，参其《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第284页。

(29) 《晨报》，1927年7月20日，第3版。

(30) “九一八”后某次蒋介石到北平，各界的欢迎会上有吴佩孚，并请吴佩孚讲话，他说，“说起来我和蒋委员长可算是志同道合，完全一致。因为我讲的是武力统一，他也接受了武力统一”。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51页。

(31) 比如，后来实力最强的奉系张作霖虽控制北京，其心目中仍以东北为第一考虑，并不曾摆脱客居的性质。张作霖虽开府于北京，其子张学良则公开表明，张之所以任大元帅而不就总统，“即表示其为临时的位置”。《晨报》，1927年7月20日，2版。北伐时及北伐后的不少军事领袖可以说都曾有“问鼎”的机遇，但他们大多数与张作霖一样仍偏于地方意识，并无太大的“野心”，故往往不能充分利用其所遇到的崛起时机。他们在时势运会所推之时，一度也曾有主持全国之念，但正因其在很多方面缺乏为此而做的准备，因而所措多差。北方的阎锡山、南方的李宗仁便有类似经历。在后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里，两人都是所谓“带艺投师”，代表着非正宗的国民党势力，也都有在国民政府体系内争取“独立”的愿望和努力，并部分取得了成功，但确实少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愿望及为实现此目标的准备。李阎的第一次“合作”在北伐后的中原大战期间，差一点推翻蒋；第二次合作则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李任代总统而阎任行政院长，一度真正成为国民政府的主持人。对于后者，过去一般皆从蒋实际并未放权来认识这一“过渡阶段”，故未见深入有力的研究。其实观李阎的实际举措，的确缺乏主持全国事务的气度和能力，毕竟还是没有“问鼎”的准备。

(32) 古蓨孙在1924年出版的《甲子内乱始末纪实》中已描述当时情形为“一系之中分为数派，一派之中分为数党；各私其私，无复有国家观念”。该书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

(33)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长S．P．Waterlow当时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参见William R．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Oxford：Clarendon，1971，p．110．

(34) 许仕廉：《再论武力统一》，《晨报副刊》，1926年5月11日，7版。

(35) 与此相伴随的现象是这些拥有地盘者又相对缺乏自信，故一些基本失去武力也无地盘者反可能受到表面的拥戴，如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冯玉祥拥段祺瑞出山，北伐前孙传芳等要讨奉时竟有十四省共举吴佩孚为总司令。对段、吴二人言乃其一生地位最高的时段，但真正的权力皆不如以前，两人的实际操控能力均有限，尤其涉及被指挥者自身权益的时候就更有限；拥戴者主要是尊其历史形成的名位，希望其更多作“虚君”式的“共主”。

(36) 《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37) 张国焘从另一侧面观察到，尽管旧官僚仍“盘据中国政治舞台”，但他们当时已“不是政治上的真正有力成分”。而是军队“把中国的政治夺在手里”，有时“一个拥有万数并无战斗力的军官便能在政治舞台上横行”。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12期（1922年12月6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向导周报社汇刊本，第98页（以下所引该刊页码均汇刊本页）。

(38) 齐锡生已注意到那段时期地理与军事政治的关系，参见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pp．143-149，中译本，135-140页。

(39)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407-428页。关于四川在南北之间的地位，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7-29页。

(40) 岑春煊于1924年11月21日和25日两电段祺瑞等，主张以“移军殖边”和“军工筑路”为解决裁兵废督的方式，并明确建议雨亭、焕章“分任东、北两方开拓富源大任”；而吴佩孚则让其实行移兵实边的素志，以“开拓西北”任之。岑春煊致段祺瑞等，1924年11月21日、25日，《申报》，1924年11月23日、26日，均13版。东三省固久为张作霖所据，这一建议很能体现热、察、绥这类边缘地带在解决军政问题中的用处，而“西北”尚可供重新布局，也得以凸显。

(41) 当时已无兵力的段祺瑞一度想组织一支第三势力，而以阎部为首，参阎锡山档案，台北“国史馆”藏（以下径引档名），微卷7，第548页。

(42) 按阎锡山能确保其地位当然与其无意参与外在竞争有很大关系，同时其治晋也确有特色。据文公直说，山西是当时全国唯一实行按人口定额之征兵制者，即实行“寓兵于农”的所谓“乡兵制”，每年“向各县征募，同时按年编老兵入后备。军械则与时俱增，储之库中”，故战时能用之兵较多。同时“阎锡山对于军队教育，素极注重”。不仅“以孔教部勒军队，更使全军学生化，所有士兵均须补习国民教育，以二年为期，毕业后，再授以普通科学及军事教育”。若文公直的观察不错，山西是少数真正贯彻实施儒家“教而后战”思想的区域。实际上，阎锡山的“保境安民”政策的确给山西人带来差不多二十年的和平，这在北洋时期是非常罕见的。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第124-128页。关于阎锡山的研究，参见Donald G．Gillin，Warlord：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1911-194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曾华璧：《民初时期的阎锡山，民国元年至十六年》，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81年，后者使用了前引阎锡山档案，惜所用不多，所论也不详。

(43) 到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班师回京改变中央政府这一新举措后，许多人才领会到驻军京畿的作用，此后各大军阀关于划分实力范围的谈判中，京兆不驻兵成为一个常见的条款。

(44) 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第96-110页。这段历史的基本轮廓似已清除，然其中各方面曲折复杂的相互关系，还有不少需深入探索之处，拟另文探讨。

(45) 《冯玉祥致段祺瑞电》，1924年12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46) 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44-45页；刘敬忠、王树才：《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47) 李庆芳（山西驻京代表）电阎锡山，1925年3月22日（本文电报日期均取发报人所署日期，这样更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也更能与电文相符合。然因电报为二十四小时发出，半夜发出者电报局已署次日日期，且有时写完并未马上发出，到实发报时日期或也有变，故电报局实发日期或稍异），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623页。按段祺瑞有对刘镇华不利的政令也不完全因冯玉祥的压迫，时在陕西的中央第七师吴新田部大致属皖系，实力虽不足，亦久欲督陕，刘去则利吴也。

(48) 胡景翼电阎锡山，1925年3月5日、1925年3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1300、第1351页。

(49) 阎锡山电温寿泉（山西驻京代表），1925年2月9日、1925年2月1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716、764页。

(50) 阎锡山电马骏（晋东盐运使，时驻翼城，常与陕方联络），1925年2月27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924页。实际上“中央”即使内心偏向镇嵩军，也不可能明令支持；相反，正如瞿秋白指出的，“照理段氏应当下令讨伐憨玉琨，因为胡景翼是他正式任命的河南督办”。但执政府对这样明确挑战其权威的军事行动却“只说调停”，充分体现其对局势已失驾驭能力。参见双林（瞿秋白）：《胡适之与善后会议》，《向导》106期（1925年3月14日），第884页。

(51) 马骏（晋东盐运使）电阎锡山，1925年3月13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985页。

(52) 国民二军的新首领是非胡系的岳维峻，与直系的关系尚好，也非民党出身，但他在军内并不具备胡的威信，似也不如胡那样敢作敢为，故其后来使山西及其他方面“可虑”的并非有多少特别进取性的作为，而是其态度的犹疑不定。

(53) 钱桐（孟材）电阎锡山，1925年5月2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1645页。按本卷第一章认为增设国务院，由国务总理主持国务会议是迫于国民军控制直隶全省的形势，段祺瑞为了争取冯玉祥的支持而被迫如此。国务院究竟是张所要求还是冯所要求，抑或两人均要求，尚可探索。

(54) 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59-61页。

(55) 吴佩孚再起，段祺瑞立刻感到威胁，其子段骏良说，虽“杨文恺日前来电谓吴只讨奉，决不反对执政，万勿信挑拨等因。但吴屡次通电均带护宪彩色，此话亦难遽信”。苏体仁、潘连茹电阎锡山，1925年11月3日1点40分发，阎锡山档案，微卷9，第441页。这里所说的“护宪”，指的是曹锟任总统颁布的宪法，从法理上当然针对着段的“临时执政”之正当性。有意思的是，段的支持者吴新田和刘镇华余部柴云陞、张治公两师也联名通电参与讨奉：“我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由孙总司令统率首先发动，义旗一举，薄海歌呼；桴鼓之声，万方同应。新田等屯兵秦陇，夙赋同仇，愿竭驽骀，共脆凶逆。”（吴新田等讨奉通电，1925年10月2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1938-1940页）。吴新田此举未必代表段祺瑞态度，但多少反映出许多军阀对奉系的不欣赏，一因张作霖出身“胡子”，二因其与日本明显的关系。

(56) 汉口曹步章（倬云）、梁汝舟电阎锡山，1925年11月22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1926页。一般多说张作霖因郭松龄反戈而与吴佩孚联合，看来双方的联合要更早也更主动。

(57) 冯玉祥致阎锡山，1925年3月7日，阎锡山档案，转引自曾华璧：《民初时期的阎锡山》，第110页。

(58) 温寿泉、苏体仁、潘连茹电阎锡山，1925年11月3日，阎锡山档案，微卷9，第421-422页。但当时不久就有“陕县敌军约近一师，刻以山西军务长景梅九名义密印安民布告”（马洪电阎锡山，1925年12月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1964页。按马洪似为茅津县知事，确否待考）；旋有属于国民二军的樊钟秀大举攻晋，而景梅九、樊钟秀亦皆老“民党”，故阎锡山此时对这类历史联系不能有太多的实际考虑。另一方面，尽管国民二、三军的主官皆出身同盟会，理论上应与南方更亲近，但在苏俄眼里（或许也反映部分国民党人的观念），却是比一军更不可靠的部队。莫斯科一度相当担心广东方面北伐可能导致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军事冲突，驻华武官处的特里福诺夫曾问加拉罕，“一旦广东军队向北推进”，他是否确信国民“第二军和第一军不会进行抵抗”？加拉罕认为，当有着共同的敌人吴佩孚和张作霖时，至少国民一军和广东军队“会找到共同语言并创造一些因素和条件，使他们能够避免发生这样的冲突”。但北伐军与国民二、三军相遇，则“可能发生误会”，也许需要像解除许崇智粤军武装那样将二、三军缴械。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以下径引书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上册，第90页。

(59) 按冯玉祥也暗中与孙传芳联络，赞成其反奉，然自己不出兵，参见杨文恺：《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04页。

(60)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88-90页。

(61) 参见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第360页。

(62)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90、99页。冯玉祥虽支持郭松龄反对其上司，双方的合作却不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实即因打李此举。这一点冯玉祥自己也承认，他后来也说这次进攻友军是“反友为敌，以私演公，开出了一场莫明其妙的战争”。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41页，转引自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115-116页，关于冯玉祥不援助郭松龄而打李景林，参见《国民军史》第108-115页。

(63) 郭松龄反奉一事涉及复杂的国际关系，过去一般多注意日本在此次战斗中扮演的角色，其实郭松龄反奉大概也与苏俄有关，据北伐前夕被任命为驻日使馆代办的白思多夫斯基说，远东司长梅尔尼科夫1926年4月告诉他，郭松龄的妻子是哈尔滨贸易学院（俄办？）的学生，加拉罕曾许诺支持郭松龄。后郭军事吃紧时加拉罕要求苏俄出兵齐齐哈尔以逐吴振中（音）回沈阳，得到梅尔尼科夫支持，因政治局怕触怒日本而不批准。张作霖逮捕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时，加拉罕又要求苏俄出兵哈尔滨，并得到伏罗希洛夫支持，兵已发至中苏边境，但齐切林在征询了驻日大使意见后，估计日本会立即占领长春并派兵至哈尔滨，政治局乃决定撤军。参见Grigory Bessedovsky，Revelations of a Soviet Diplomat，Tr．，by Mathew Norgate，Reprint ed．，Westport，Conn．：Hyperion Press，1977，pp．123-124．到1926年5月，驻日大使卡普（Kopp）也告诉白氏，苏俄支持了郭松龄反奉及其与冯玉祥的联合，参见《国民军史》，第134-135页。

(64) 曹之杰：《冯玉祥部国民军入甘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21-23页。

(65) 孙焕崙（道尹）电阎锡山，梅焯敏参谋电阎锡山，1925年10月21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2452页。

(66) 即使不从战略角度而仅从地盘角度看，由于郭松龄失败后其残部魏益三军转为国民四军，必须有地方安置，冯玉祥反不得不将保定一带让给魏益三部，使原已不够的地盘更加吃紧。且魏部无论在对直对奉的战事中都未必能起实际作用，也未必愿意卖力拼命。

(67) 冯的战略眼光似较其一军部属为高，盖国民军即将面临各路围攻，若此时多顾一军利益，必影响其整体团结，难以共同对敌。退而言之，此时直隶乃众矢之的，直接面临各军之锋矢，能否守得住还是个问题。真能稳据，孙岳也不能不倾其全力，则国民一军很有可能从甘肃入据陕西；若战而不胜，孙岳本曾隶属于直系，似较易解决善后问题，受损失的也是国民三军。三军的何遂曾说，他和孙岳早就认为直隶、河南皆四战之地，乃各方争夺的焦点，三军实力不足以据之，而“甘肃以西没有一支新式军队”，易于发展，故拟定了向西北发展的计划。但这一计划与冯玉祥自己的西北计划冲突，盖“冯把甘肃当作他发展势力的地区”，反对三军向西北扩张，故力促孙岳重返直隶。后来国民二、三军皆瓦解，结果使“国民军变作冯玉祥的西北军”。参见何遂：《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73-75页。

(68)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109页。并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110-114、125-131页。

(69) 据说吴佩孚和张作霖由敌手变为同盟并全力灭冯，即因吴从郭松龄联冯反奉这一“叛乱相寻”现象看出反叛上司已成北洋趋势，乃提出与奉方对反叛者“共张挞伐”。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台北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1971年，第83页。李剑农也有类似记载，参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73页。

(70) 阎锡山电汉口曹步章，1925年12月6日、1925年12月9日，阎锡山电贾济川（镇嵩军师长，时在运城），1925年12月9日，汉口曹步章电阎锡山，1925年12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1965、1967-1968、1974、2000-2001页。当然，萧虽不欲实际支持作战，大概仍希望吴能离鄂北上，免除其对湖北的辖制，故其对吴之北向作战，恐怕是取一种“半肯半不肯”的态度。

(71) 汉口曹步章电阎锡山，1925年12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2000-2001页。

(72) 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册，第434页。

(73) 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152-167页。这段时间国民军与直奉晋三方的谈判和文电往来以及直奉晋三方自身的文电往来未必仅限于当时当下的实际利益，更揭示出各“军阀”对实际政治军事及更一般的政治军事“规则”的一些常规认知，还可深入挖掘，特别是两方文电中对第三方的描述（因“第三方”随时在转换中，可资对比处极多），非常有提示性。

(74) 张之江等通电，1926年3月20日，原载《国闻周报》，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45页。

(75) 阎锡山电吴佩孚，1926年4月13日、4月1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323、334页。按一旦国民军与直系或奉系和解，则热河、直隶、河南皆将归奉、直，山西靠近察、绥和陕西的地盘很可能成为各方与国民军妥协的筹码，晋阎大概也了解这一可能，故如此积极也。

(76) 钱桐电阎锡山，1926年5月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2206页。按钱氏的报告中也说到“直方甚不满意”，但此“直方”或齐个人意见，盖吴佩孚正有类似主张，而齐则已无兵力，自多着眼于“政治”也。

(77) 《西北将领之宣言》，《申报》，1926年5月20日，第4版。

(78) 苏联方面认为国民军进攻山西有物质利益或地盘方面的动机，因为从战略上言，“向山西进军只会促进中国反动势力的结合”，加拉罕曾千方百计不厌其烦地劝说冯玉祥的外交代表唐悦良，希望能“放弃这次进攻”。但“丧失富饶都城地区的国民军的极其困难的物质状况迫使它不顾各种劝告”仍然进军山西。参见索洛维约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的书面报告》，1926年7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30页。按直奉双方皆有主张与国民军妥协的一派，国民军攻晋有可能得到其默许，徐新六1926年6月报告说：“西北军事当有一番表示，终恐仍归于和。大概大同入于西北之手，京绥在握，暂行实做‘西北’二字，对方恐亦只能就此了事。”徐新六致丁文江，1926年6月12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丁文江档案，卷10，件5，承杜正胜所长惠允使用。按此系徐从上海到天津搜集消息后的报告，或者更多反映与孙传芳较接近的主张。

(79) 参见《国闻周报》第13卷12-31期关于这段时间战局的综述，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32-345页；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175-181页。

(80) 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203-249页；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第1008-1015页。

(81) 如冯部的凌勉之和孙桐萱在后来回忆中原大战时，对已成国民革命军一部分的冯玉祥部，皆以“西北军”称之。参见凌勉之：《中原大战之前的冯玉祥》、孙桐萱：《韩复榘叛冯投蒋纪略》，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134-140、141-150页。

(82) 《申报》，1922年2月26日、12月21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530、696页。

(83) 民初的中国，列强实际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年即有人指出：“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刊》，转载于《北洋军阀》第5卷，第300页）。1925年的“五卅事件”向国人提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现实存在，本有助于正在中国大力鼓吹反帝的苏俄；但苏俄本身首先也是个外国，当时一般人并不很能区分“反帝”与“排外”的差异，强调反帝很容易使人产生排外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北方舆论对国民党和国民军的联俄予以较前更多的关注。说详罗志田：《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81-288页。据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观察，反赤是在1925年春兴起的，他注意到反赤与民族主义的关联：“几个月前由帝国主义者、军阀和部分中国民族主义分子（买办分子、国民党右派和具有沙文主义情绪的青年）发起的大规模反赤色运动现在几乎销声匿迹。”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信》，1926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45页。非常有意思的是，具有阶级分析思想武器的维经斯基把“买办分子”算作“中国民族主义分子”的一部分，而一般中国人眼中，买办显然是个最不具民族主义的社群。

(84) 《李景林讨冯通电》，1925年12月4日，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19-320页。

(85) 《郑孝胥日记》第4册，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75页，李电录在第2075-2076页。

(86) 孙岳并对苏俄顾问允诺，“等我们打败了敌人，我们在北京举行一个盛大宴会，庆贺我们的友谊”。有意思的是，河南督军岳维峻甚至对苏俄顾问说，“等战事结束以后，俄国顾问就能够开展工作”。这是单纯的往后推托还是真认为俄国人将来在非军事领域可以有所作为，待考；但他们都不愿张扬其与苏俄的关系，认为这会招致攻击的意思则非常明显。参见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71、104-105页。

(87) 《申报》，1926年5月12日，5版。这是该报引东方社电，机构名原译为“赤化讨伐各军联合办事处”，与当时通行中文不顺，故改。按《申报》本身在此前后并无相关报道，疑此机构即使存在，也最多是联络性质，不具有多大的实际作用。

(88) 张作霖通令（大意），1926年1月25日，收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400页。

(89) 《晨报》，1926年3月26、27日，均2版。按段祺瑞在1925年12月底已被迫改组临时执政府，增设国务院，由国务总理负责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内阁制。而其善后会议系统中有军事善后委员会，王士珍即任职其间，这一委员会也成为这段时间主和的主要推动机关。

(90) 吴佩孚电阎锡山，1926年4月4日支，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209页。

(91) 关于这段时间北京政局的演变，胡霖（政之）当时有较仔细的描述，参见政之：《北京政局蜕嬗记》，原刊《国闻周报》，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43-368页。

(92) 关于这方面的背景及一些具体运作，参见本书第一、第四两章。据说吴佩孚本不赞成曹贿选，吴再起时已被释放的曹有意复位，吴却要求其主动辞职，王士珍即指出，“这个门楼虽然破旧，可是，一经拆除，再想盖起来就不容易了”（李炳之：《吴佩孚之再起与溃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68页）。按王有识见，曹锟任总统虽出于贿选，至少名义上是选举出的总统，多少有其象征意义。此后直到北伐统一，北京政府再无总统名目。到1927年6月，张作霖开府北京，任海陆军大元帅。郑孝胥注意到：“宪法、约法皆废除，共和民国以今日亡。”《郑孝胥日记》第4册，第2149页。

(93) 钱桐电阎锡山，1926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2149页；李庆芳电阎锡山，1926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2165页。关于当时的“护法”与“护宪”之争，还有许多可深入探索之处，其中也包括明显的国际影响，法国因“金佛郎案”、日本因西原借款等案，皆牵涉到实际利益，故不欲倾向直系的政府上台。参见徐新六致丁文江，1926年6月12日，丁文江档案，卷10，件5。

(94)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6年5月7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64页。

(95)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5年12月6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第146页。

(96) 《申报》，1926年1月31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49页。

(97) 章太炎这段时间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即非常强调“反赤”的重要性和优先性，说详罗志田：《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88-295页。

(98)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5年12月6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第146页。

(99) “太炎论时局”，《民国日报》1926年1月21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46-848页。按太炎所谓“政府即近畿军阀之差遣”其实是稍晚近的事，至少当在徐世昌被迫退位之后。关于在中华民国名义下可以“割据”一语，部分也可视为太炎的雄辩之辞，实际他后来也劝孙传芳应回避割据之名。

(100)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6年5月4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第148页。

(101) 致吴佩孚电，1926年5月9日，致颜惠庆电，1926年5月18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66、870页。

(102) 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93-203页。

(103)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新青年》第3号（1926年3月），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第2-3页。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此时仍将国民军视为“军阀”的一部分，实际上他对国民军的正式表态是否代表其“衷心”尚持怀疑态度。

(104) 吴佩孚与陈炯明的“联合”究竟到何种程度，还可以深入探讨。陈炯明特别提倡联省自治，而吴佩孚主张武力统一，两人在政治观念上有根本的冲突。陈炯明在1924年5月对吴稚晖说，当时的军事形势，国民党“本来具有与敌对抗之局势及其能力（即反直派大联合，最少限度亦以西南奉浙为主干）。惜孙先生不取，必以广州局面而当之，不独徒劳无成，行且同归于尽。孙先生及其谋者如果觉悟，及今图之，尚未为晚”（陈炯明答吴敬恒书，1924年5月13日，收入陈定炎编：《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7-1158页）。似乎三角同盟事本陈所提出，孙初不赞成，后来才接受。无论如何，陈炯明此时仍提倡“反直派大联合”则不误。

(105) 《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118页。

(106) 从阎锡山档案中的许多文电看，段孙妥协当时似已基本达成，而孙中山已逝世，其余在京国民党人的威望恐怕对内对外均不足以确保与北方的协议得到落实，其中不少人的个人态度似也更不倾向于和平解决问题。关于“善后会议”请参见本卷第二章，该章论述已有明显的突破，似仍有可深入发掘的余地。

(107) 详后，并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91、214-215页。

(108)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八十三年奋斗史》（二），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第324-328页。按：孙中山重视军校学生的一个例证是，当时广州大总统警卫团的三位营长薛岳、叶挺和张发奎皆四校同学。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3页。

(109)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二），第333页；《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6页。

(110)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190-191页。

(111) 他将新加入的贵州袁祖铭部也算入此派之中。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1页。

(112)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8页。李宗黄注意到，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李福林的第五军和程潜的第六军就较少任命四校同学。这四个军并非北伐主力，战斗力较弱且组织方式也相对偏旧，可知当时北伐军内部的新旧之分也是很明显的。

(113) 这主要是指发展倾向而言，即南方比过去呈现出更集中的态势，而北方则明显较前更趋于分裂。其实南方内部自不免矛盾重重，而北方也不乏“集中”的因素。从表面看，北方形成了各辖有数省地盘的几大势力集团，且各自的兵力多胜过整合后的南方全部；然奉系甫经郭松龄反叛的打击，直系吴佩孚虽受拥戴而号令难行，新兴的孙传芳部看起来最具朝气，惟其外来征服者的“暴发户”意味太明显，辖区内的地方军队与其貌合神离，后来成为致其败落的重要因素。重要的是，北方此时仍具有中央政府的名号，理论上正应号令行于天下，若号令不行则罅漏立显；而南方虽也自诩正统（许多受国民党影响的史学论述实际也如此叙说），时人一般仍多视其为“造反”者，地位完全不同，其整合的成功处反易为人所见。同样，我们不能据国民党的后见之明把冯玉祥部视为“南方”势力之一部，时人当然已注意到“南北二赤”的共性，然冯部固北洋正宗（其正统性还超过奉系），也一直被视为“北方”之一部分（实际上北方尤其是直系内一直有“收回”冯部的主张）。可以说，冯玉祥部对北洋体系的挑战及其引发的大战正是北方“分裂”最明显的表征。

(114) 陈训正描述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说：那时广东不仅有正宗的革命党，“凡富有革命性或与革命领袖有渊源之军队，亦相率而来此土；甚至假革命反革命之部队，亦冀暂图生存，徐谋发展，揭革命之旗帜而来，混迹其间。以故同一区域，同一革命队伍，乃竟有粤军、湘军、滇军、桂军及鄂军、豫军等等不同之旗帜”（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未著出版年，卷二，第35页）。这一概括已相当形象，实际情形还更复杂，在这些以地域命名的客军中，来自同一地域者也常有不同系统不相统辖的军队，如驻粤湘军便有程潜系和谭延闿系两部。后唐生智加入则北伐军中湘军凡三部，各立一军，因唐拒绝程、谭部入湘，乃不得不令此二军指向江西。

(115) 这一格局的形成还受到另外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原来在“西南”中最活跃也最具军事实力的云南因唐继尧、顾品珍内部争权之战而实力大损；在联省自治运动兴盛而“西南”各省纷纷宣布“自治”时，云南也曾有类似宣告，此虽无实质性的约束力量，多少也使其干预他省事务不那么名正言顺；当然最关键的转折还是1925年的滇桂之战。关于联省自治，参见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年版；胡春惠：《民初的地方意识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

(116) 参见姚大慈：《赵恒惕上台的阴谋和血手》，《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45-156页；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113页；黄士衡：《赵恒惕的省宪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57-164页。

(117) 郭廷以等，“赵恒惕（炎午）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赵恒惕先生档案”，档号58-003-002-001，第23页。

(118) 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56页。时在湖南任记者的陶菊隐也回忆说，“当时论者认为，谭派军人多为师长或镇守使级”，而“赵派军人多为旅团长级”。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95页。

(119) 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第7期（1996年6月），第89页。

(120) 郭廷以等，“赵恒惕（炎午）先生访问纪录”，“赵恒惕先生档案”，第24-25页。

(121) 本段与下段，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58-59页；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第89-91、103页。

(122) 按唐生智后来投入国民党仍主张“佛化革命”，其军队号称“大慈大悲军队”，有“佛化省政府”、“佛化省党部”之说，曾引起教育会和通俗报馆等机构的反弹，此事尚未见专门研究，可参见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59-62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卷三，三联书店1983年重印三卷本，第1589页；《晨报》，1927年7月15日3版，10月18日6版，12月20日6版，12月27日6版，1928年2月24日6版。

(123) 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第91页。

(124) 这一宣传大致是成功的，《申报》1926年3月5日9版一篇署名铜驼的广州通信（2月24日）就说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陶菊隐即说当时“我们在长沙所闻，叶琪确系唐生智的秘密代表”。参其《记者生活三十年》，第108页注二。但叶琪的访问和所谓梧州会谈都比李宗仁所述更为复杂，后面还会论及。

(125)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第276-284、290-292页。李宗仁并说，复起于湖北的吴佩孚对唐生智讨赵也持默许态度。以蒋百里与唐的特殊关系，当时又任职吴之总部，应能撮合此事。关于唐生智秘派代表至粤，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重印本，第620页。

(126) 《赵恒惕出走前之湘局》（3月10日长沙通信），《申报》，1926年3月15日，9版；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109-113页。不过，蔡和森则认为，国民党提出废除省宪的口号不但没有帮助唐生智，反而可能将唐“推向反动派方面”。参见蔡和森：《在远东书记处1926年4月27日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0页。

(127) 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66-70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92-295页。关于白崇禧、陈铭枢在长沙的活动，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版，第1-9页；《各公团欢迎陈、白两代表盛况》，《大公报》（长沙），1926年3月29日，第6版。

(128) 本段与下两段，参见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165-272页；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1-63页；尹承纲等人的多篇回忆文章，收入《新桂系纪实》（《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上册，第18-132页；郭廷以等：《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第63-68页；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35-105页；Diana Lary，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p．43-63；Donald S．Sutton，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 Army，1905-25，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0，pp．284-285．

(129) 蒋介石在1925年4月27日即认为，由粤入桂与唐继尧军作战的滇军范石生部将“全军覆没。唐可能取胜。范军残部有的将投诚唐继尧，有的将四处逃散。李、黄二将军的队伍，其命运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士兵有的将解甲归田，有的将加入土匪群”。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径引书名），第670页。

(130)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35-37、49-50页；陈雄：《新桂系形成时期亲历忆述》，《新桂系纪实》上册，第95-96页。

(131) 尽管黄绍竑已在1924年11月亲赴广州参加国民党，苏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在1925年初仍视其为军阀，他的军事报告说，“广西东部为两个军阀所瓜分，一个在西江以东，一个在西江以西，双方对广州都持友好中立态度”。这“两个军阀”即是李宗仁和黄绍竑。加伦：《军事政治形势》，1925年1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636页。

(132)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78页。

(133)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2-4页；尹承纲：《李宗仁起家经过》，《新桂系纪实》上册，第18-20页。

(134)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7页。

(135) 邓演达致孙中山，1923年7月29日，转引自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第54页。

(136)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5年4月底广东国民党核心圈子的讨论中，老同盟会员熊克武率领川军入粤被认为是唐继尧图粤的第五纵队。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678-679页。

(137)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58-261页；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 45-47页；郭廷以等：《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第67-68页；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第106-113页。鲍罗廷充分肯定了广西军在南征中的作用，他认为如果没有广西援助，“结局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凄惨的”。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1页。

(138)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51-57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84-289页。

(139)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62页。

(140) 曾济宽当时即说：“我曾记得我们做留学生的时代，也曾听见熊克武、余际唐这一般忘〔志？〕愿陆海军的人，抱匡时救国之志，加入推倒满清之同盟会。曾几何时，自许为革命军人之熊、余，遂以反革命之罪名见弃于国民。即如今日大多数之军阀，曷尝不是当日高唱爱国的志士，何前后竟判若两人！”曾济宽：《读过了日本东京寄来一封信后的感想》，《国民革命汇刊》，孙文主义学会编，第1卷（1926年1月），第99页。曾氏的出发点虽不同，其所云却表明这些人本是“革命军人”，不过最近才成为“见弃于国民”的“反革命”。

(141) 蒋介石：《致苏俄党政负责人员书》，1923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以下简作蒋中正档案），档号2010．10/4450．01-001-1。

(142) 本段与下段，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10），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1-299页。

(143) 本段与下两段，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第233-252页（下段引文在第234-235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一，第125-292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70-425页。

(144) 《蒋介石招学生军之内幕》，《华字日报》1925年3月23日，转引自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第888-889页。

(145) 按东征一役，黄埔生（一至三期）2327人中战死者即达217人，约近十分之一。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11页。

(146) 本段与下段，Sutton，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 Army，1905-25，pp．285-287．

(147) 本段与下段，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669-691页。

(148) 过去国民党及受国民党影响的史学叙述多称杨、刘“叛乱”，实际上讨伐杨、刘的决策早在4月初已制定，实在杨、刘有“叛乱阴谋”之前，此役更多可视为革命阵营内部的新陈代谢和权势转移。蒋介石当时说：打倒杨、刘，“岂止为他们把守地盘，把持财政，最要的原因，他最大的罪恶，还是因为他们联络北方军阀段祺瑞、勾结云南土酋唐继尧，还要与香港政府勾通，甘心做卖国奴，服从香港帝国主义者命令来推翻我们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收入贾伯涛编《蒋中正先生演说集》，上海三民出版部1925年版，第100-101页。其实主要是因为杨、刘不听命于新政权，刘震寰也有配合唐继尧夺权之意，再次则确为把守地盘和把持财政。其余两项是今日多数史学论著关于此事的基调，然而香港不过为这些人开会的地点，联段则孙中山比杨、刘有过之而无不及，谈不上多大“罪恶”。

(149)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08-110页。按鲍罗廷是个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者，他虽然认为实行“广东人的广东”这一口号是“堕落”，但并不影响他利用这一口号来吸引粤军参与打击杨、刘（参见前引加伦的叙述）。

(150) 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蒋介石致廖仲恺，1924年3月14日，均收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38、242页。

(151) 参见《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14号的各项文件，收入黄季陆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印，1969年，第12册，第6549-6748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一，第298-301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29-451页。

(152) 宋希濂：《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第96页；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112页。按李宗黄时任滇军范石生部参谋长，留守广州。因范石生部主力在广西参与对抗唐继尧之战，李部本身未受打击，但李还是在事变后随即避难上海。毛思诚所编书也记载了类似情形，黄埔军本也结红领带，因避民怨株连乃不得不取消。蒋介石对此甚为愤怒，与宋希濂基本以赞扬的口吻叙述此事态度相当不同，他或许已感觉到广东地方意识同样可以延伸到针对黄埔军。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51页。

(153) 关于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组建的一系列相关法令均收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1号（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秘书处编、文官处印；并参见陈公博：《苦笑录》，李锷编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第22-29页；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41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一，第301-303页。

(154) 陈独秀在解释广州讨平杨、刘之战并非“粤军排斥客军之战争”的“误解”时举例说，这次“参加讨伐杨、刘的，不但有谭延闿所统率的湘军和蒋介石所统率的教导团，并且还有朱培德所统率的滇军，这绝对说不上是什么排斥客军的话”（陈独秀：《广州战争之意义》，1925年7月，原载《向导》，收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889页）。此语实已明确了黄埔军的“客军”性质。

(155) 本段与下段，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08-116页，下段引文在第111页。

(156) 尽管廖仲恺亦粤籍，但他此时更多代表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央”的利益，亦即在“土客矛盾”中站在“客”方一边。

(157) 关于土客矛盾及解决粤军，并参见宋希濂：《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第98-104页。

(158) 北伐时期粤军出身的名将如邓演达、陈铭枢、张发奎、叶挺、薛岳等在东征时为旅团长级骨干，然皆未见于丁文江叙述到1924年底的《广东军事纪》（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第431-458页）。

(159) 最缺乏“革命”性的李福林部从未得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信任，从1925年讨伐杨、刘之前开始，长期被列入拟缴械消除的名单之中，然因其实力太有限，每次都因重要性不足而暂予保留，直到北伐仍存在。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1925年9月（罗按：据内容看，写作时间应为6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97-202页；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同前书上册，第109页。

(160) 前引广西、湖南两省军人的回忆录基本是一开始就叙述旧军队与军校生的矛盾，但党军体系的军人则较少述及其与四校的关联（其实蒋介石也有保定渊源，而早期党军高级将领也多四校同学），或因北伐及其后具有“天子门生”认同的黄埔系与其他系统军人之间的持续矛盾致使其历史记忆的无意识压抑，当然也不排除有意不述。

(161) 具体有多大作用尚待考，盖作为东征主力之一的粤军似较少得到苏俄顾问的具体指导，但整体的作战部署有苏俄顾问参与是无疑的。孙科在很多年后认为，当年苏俄援助的顾问（咨询参谋）作用超过其军火及货币的物质支援（这是孙科在1966年一次采访中对研究北伐的美国学者朱丹所说，参见Donald A．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6，p．302，note 6）．

(162) 尽管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在当时言说中和后来的研究中都是非常习见的标签，但在当年苏俄、中共和国民党本身三方的认知中，包括领袖层次在内的“左派”和“右派”的人员构成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一直处于波动变化之中。在承认其确实存在的前提下，使用这类术语尚须谨慎。同时还要认识到，那时的“左”和“右”本身就是相对的和多层次的，即使在特定一方的认知中，通常“左派”和“右派”的内部也都还可有进一步的左右之分。

(163) 参见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97-98页。

(164) 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那时也拟对时局“取消极态度”而“暂不过问”。参见孙中山致孙科、汪兆铭致梁士诒，均转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9年，第22页。

(165) 参见罗志田：《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33-238页。

(166) 边缘知识分子恐怕是20世纪20年代唯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其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强而数量有限，工农人数多而参与意识不甚强）。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收入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237页。

(167) 陈独秀当时就注意到，革命阵营内对讨伐杨、刘之战有不少“误解”，在此基础上“发生一个共同的错误见解，即是：五卅惨变起广州政府即应停止内争一致对外”。持此主张者并进而“拿一致对外的理由来非难广州政府讨伐杨、刘”。他解释说，“当外人压迫我们之时，在理论上，我们一致对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这时不去对外，反以武力对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地盘，当然是万分混账”；但杨、刘等“在内的敌人”却“要勾结外人一致对内”，如果“杨、刘叛军得了胜利，迎来滇唐占据广州，即是英日势力占据了广州，则南方的爱国运动不是根本消灭，便是大受屠杀”；只有平定杨、刘，“国民党政府才能够支配广州，广州才能够变成了与上海同样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两个重镇”。故此时说“什么‘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帝国主义奸细的宣传”。这样费尽周折地陈述“攘外必先安内”，恰凸显出“一致对外”口号在那时造成的压力。参见陈独秀：《广州战争之意义》，《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889-891页。

(168) 蒋介石对此有充分而清晰的认识，他在1926年初论联俄的意义说，“现在中国问题，完全是一个世界问题”，故“中国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们要中国革命成功，一定要联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才能打倒世界的帝国主义”。由于“苏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点”，故联俄就是“联合世界革命党”。蒋介石：《再论联俄》，1926年1月10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广州）中央政治军事学校，1927年，第13-14页。

(169) 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收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100页。

(170) 关于中山舰事件，参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1-5月，《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10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17-658页；周恩来：《关于1924至1926年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124页；包惠僧：《中山舰事件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40-53页；陈公博：《苦笑录》，第57-78页；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489-526页。相关专题论文有Tien-wei Wu（吴天威），Chiang Kai-shek's March Twentieth Cou PD'etat of 1926，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7（May 1968），pp．585-602；蒋永敬：《三月二十日事件之研究》，《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年，第159-184页；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2期；裴京汉：《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和汪精卫出洋的原因》，《民国研究》第4辑（1998年6月）；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4期（2000年12月）；杨奎松：《走向“三·二〇”之路》，《历史研究》2002年6期；相关著作较多，主要有Leang-Li T'ang，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E．P．Dutton，1930，pp．241-249；Harold R．Iss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p．91-96；Chung-gi Kwei，The Kuomintang-Communist Struggle in China，1922-1949，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0，pp．37-42．本卷三章也从国共合作的角度述及此事，可以参阅。

(171) 黄埔军和粤军之间的“土客矛盾”一直延续下去，1927年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粤方委员”支持张发奎所致，此后1930年蒋介石在南京扣留李济深解除其兵权，终造成李济深在1933年末联合粤籍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以及1936年陈济棠反蒋的两广事件，多少都与此相关。这一矛盾直到抗战爆发才在外患的压力下缓解，但日渐边缘化的粤军那不平之气仍未熄灭，可参见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第四军纪实》，广州怀远文化事业服务社，1949年。

(172)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晨报》和《时报》的报道相对近真，《申报》的则参差不齐。当年沪报的外埠通讯员各色人等都有，有的确实能获悉当地内情，有的不过据道听途说以为谋生之计，且某地通讯员未必即驻当地，如驻汉口者即可能兼顾湖南、四川（参见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27-28页），故所报消息未必准确。如《申报》一位署名铜驼的虽专言广东事，其人似乎并不在广州，语多隔膜，他于3月21日首次报道中山舰事件时仍不清楚蒋介石同时针对俄人，到3月25日的通信虽已改述为左派和右派之争，仍说王懋功是孙文主义学会首领。参见《广州政局骤变之内幕》（铜驼3月21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8日，7版；《广州事变之经过与内幕》（铜驼3月25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31日，第9-10版。但道听途说亦不妨其时有所得，至少可告诉我们当时传言如何，这也同样重要。同时，《申报》也有一些通讯员的报道大致准确，基本经得起今日后见之明的检验。

(173) 沈雁冰回忆说，毛泽东在中山舰事件后主张对蒋持强硬态度，其依据之一即第二至第五军“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还有宿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2版，第342页。从毛思诚所编蒋介石年谱摘录的蒋日记看，蒋对李济深其人印象相当不佳：1926年2月21日，与李济深谈两广统一事，“客去，惝恍殊甚。既而曰：‘人惟在于自强。安乐难共，乃人情之常，吾何怪彼哉’”（按次日李济深就被正式任命为参谋总长，这次很可能谈及此事）。同年4月4日，“黄绍竑、李济深来辞行。公谓：用人难，察言尤难。天下惟狡诈人不可用，察狡诈人之言更难，吾为之惧”。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20-621、642页。按此句原稿为“天下惟狡诈人不可用，听狡诈人之言更宜注意，否则未有不为所败者，吾为此惧”。则原稿对李之猜忌更加明显，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以下径引书名，按本书是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的稿本，以下凡内容相同者仍引正式出版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59页。

(174) 蒋介石：《黄埔同学会成立纪念训话》，1926年6月27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第123-124页。

(175) 陈洁如在其回忆录中有多次述及蒋的快速窜升以及他人的敌视态度，参见Chen Che-yu，My Memoirs，collected in the Chang Hsin-hai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pp．259-260，278-279，294-296．这一回忆录有中译本，名为《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6年，相应内容在第167、179、191-193页）。该书“出版说明”称此书是从得自陈洁如女儿的英文原本全文译出，然前面的中文书名却很可能是译者妄加，中译本的内容与我所用的英文本偶有不甚同处，不排除是另一文本，但有些几乎可肯定是有意的（也许是善意的）修改，如回忆录中将邓演达和徐谦误忆为黄埔学生（第258-259页），中译本将students译为“助手”，并将young men径译为“人”而略去“年轻”二字（中译本第165页），译者大概是希望这样更接近“历史真相”，却反使“回忆”本身异化了。

(176) 在两广统一的谈判中，原定广西组建两个军，后改为仅组一军，部分或亦因“蒋李交恶”，广西力量大则意味着李的后盾强；前之谈判无蒋参与，而后一次谈判则蒋的影响非常明显。参见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54页。

(177) 罗加乔夫稍后认为，“把从军队手中接管的整个财政机关移交和集中到财政部手里”这一措施受到商界的欢迎，并以对广州政府“给予全面的支持”作为回报。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5页。但此举显然使新获得“财权”的李济深等军人极为不满。

(178) 鲍罗廷后来发现，蒋介石削弱党代表在军队中的地位得到军官的支持，因为“指挥官一直讨厌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和一切其他‘人手’”，他们对蒋介石的行动感到“非常高兴”。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1-282页。

(179) 又如实行军民分治，很可能就反映先后主持广州市政的伍朝枢和孙科支持之意，仍与蒋无关。所有这些矛盾参见执中：《粤省蒋李交恶之因果》，《晨报》，1926年3月25日（3月12日稿）；执中：《蒋李交哄与粤局》，《晨报》，1926年3月28日（3月15日稿），均第5版；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第1版。《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也指出，在军政、民政、财政统一等“革命之形势进展”下，“失败军人和无聊政客”等反革命派深感不幸，乃制造蒋李交恶的谣言以“挑拨离间”。献声：《可哂之无意识的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0日，2版。可知上述矛盾的主要渊源正是军、政、财的“统一”。

(180) 维岳：《粤省最近之政局》，《时报》，1926年3月8日，第1版。

(181) 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3-234页。按参谋团改组时撤换了过去直接担任长官的俄人，蒋介石将此作为他主导的一项措施记录在案（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19页），但从蒋、李竞争看实际获利的是李济深。在中俄关系方面，由于俄人在很大程度上仍以顾问身份掌握着总部各部门，苏俄方面对此无强烈反应。并参见执中：《粤军界四头争雄》，《晨报》，1926年3月18日（3月4日稿），第5版。

(182) 《粤省北伐声中之暗潮》，《申报》，1926年3月16日（木庵3月9日通信），第6版。

(183) 《申报》，1926年3月3日（约2月24日通信），第9版。

(184) 蒋介石对其辞职未得到他所期望的关注和反应耿耿于怀，且辞职后身份尴尬，倘不管事非其所愿，继续管事又似乎不那么名正言顺。他在3月9日即发现，“吾辞职已认我军事处置失其自动能力，而陷于被动地位者”（《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9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页）。稍后在其1926年4月9日致汪精卫函中，再次指责汪对其辞职“滞迟延搁，既不批准，使弟不能辞责引退；而又留中不发，使弟又不能负责整理。卒之军纪废弛，整顿无方，以致三月二十日之事，一发而不可收拾”。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

(185) 本段与下段，参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17-621页；《申报》，1926年3月3日（约2月24日通信），第9版；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79-81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第488页。

(186) 关于两广统一议决事项，参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第124号（1926年3月19日），收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27号，第23-25页。

(187) 关于王懋功与何应钦相关而不稳等说法，可参见《时报》1926年3月12日“本馆专电”之香港3月9日电，第1版；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第1版；《晨报》，1926年3月11、12、13、17日，均2版，3月28日（执中3月15日稿），第5版；《王懋功解职后之东江问题》（3月10日铜驼通信），《申报》，1926年3月20日，第9版。

(188) 蒋介石在1926年4月9日致汪精卫函中，举例十项指责汪精卫受季山嘉影响而不能自主，其中两项涉及拉拢王懋功叛蒋，一是预留第七军长一缺以为报酬，一是更改军事委员会议决的经费预算，从黄埔军校经费中减去三万元而拨给第二师，当蒋提出质问时汪则顾左右而言他。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稍后在对第一军党代表的演说中，蒋又不指名地重复了这两项指责。参见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代表演说词》，1926年4月20日，收入《蒋介石先生最近之言论》，北京民社1926年版，第20-22页。

(189) 王懋功致张静江，1926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60页。

(190) 鲍罗廷即注意到孙文主义学会在第二师中力量甚大，与一些团、营长相关。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0页。王懋功自己也说，孙文主义学会曾劝说他入会，王未允，该会“继则散布非学会份子不能指挥第二师之言”，与其极为对立。参见王懋功致张静江，1926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58-360页。

(191)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21-622页。

(192) 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208页。

(193) 按据蒋日记，他在3月19日确曾“准备回汕休养”，半路上想到“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容身无地”，又决定回去采取镇压行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19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这说明蒋介石大致信任何应钦，但在路上想到“容身无地”而折返，仍有些耐人寻味。

(194) 勃拉戈达托夫考察国民二军河南军校时发现，学员们进行军事训练所依据的规章还是辛亥革命前制定的，“很明显，这些规章都是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规章翻译过来的，因此，它们没有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83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中国军校训练的确特别受日本影响，而日本基本未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也就缺少直接的“经验”，更多是间接获得欧洲新的军事观念。恰好中国此后较多依赖自身的军校，于是连间接的新军事观念也接受较少。遍观当年苏俄军事顾问的回忆录，一个最显著的观点即中国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方式基本仍受日本过去的影响，在战术上已落后于欧洲；相反，在改造沙俄旧军队基础上组建的苏联红军则充分吸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型战术，故苏俄顾问所带来的训练和作战方式的确更“先进”。

(195) 鲍罗廷1926年2月说，放逐胡汉民和许崇智后，广州政权的首领是“始终最忠诚最积极的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左派信徒，甚至可以说是极左派信徒的蒋介石、和湘军将领谭延闿”。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16页；关于鲍罗廷把李济深说成是吴铁城，参见同一文件，第113、141页。按鲍罗廷等对蒋的认知不能说是“受蒙蔽”，蒋那时思想上确实左倾，1926年3月初，当邓演达表示中国革命的结果是“本党必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吾军惟有领导青年左倾，共图国民革命之成”时，蒋“亦以为其判断之有所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4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页）。另外，当时为争取苏俄信任（其潜在因素当然包括俄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革命性”方面竞争渐成常态。苏俄的穆辛即担心“极左倾向不仅可能在中国共产党中存在，而且也可能在国民党左派的某些人士中存在”，后者实际上“多多少少已有表现”。他观察到，“国民党左派首领经常热衷于玩弄左的和极左的革命词藻，似乎试图以此来表明自己在‘革命性’上超过中国共产党”。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13页。其实岂止“国民党左派”如此，一般认知中的“右派”胡汉民在莫斯科主动提出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更是显例。

(196) 可以认为鲍罗廷在1926年初的北上（原拟回国述职，后因中山舰事件返回广东）是为季山嘉所迫，后者在1926年1月自称近来与鲍罗廷“很少争吵，因为他在我的强大攻势下认输了，基本不再干预我的工作”。但他仍以为鲍罗廷能力已尽，“以后会跟不上事态和形势的发展”，主张将其撤换。古比雪夫（季山嘉）：《给叶戈罗夫的信》，1926年1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5-16页。而鲍罗廷自己则拟回国寻求支持，他强调，尽管当时的实际工作的确已军事为主，但还是应该有“一个人为全部工作负责”。他在行前明确对汪精卫保证，谁是苏俄在粤领导这个问题会在一个月后得到比较确定的解决。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2-144页。按苏俄在粤顾问的内斗牵涉至为宽广，非本文所能详述。它首先与苏联驻华使馆中加拉罕与武官处之间、再往上则更涉及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局势的观念歧异。大体而言，尽管加拉罕和鲍罗廷也有不少矛盾，他们仍共同代表着一个从“世界革命”即国际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取向，其一个代表性的表述即加拉罕指出的，当土耳其的凯末尔枪杀共产党人时，苏联仍对其提供物质援助，因为凯末尔正在反帝；也应该以同一思路来处理中国问题（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69-70页）。根据这一思路，广东不如北方重要，国民革命军不如国民军重要。这一取向为苏共中央派出的布勃诺夫使团首肯（虽然布勃诺夫尽量采纳了从使馆武官处到驻粤军事顾问团的主张），也大致得到斯大林的支持。这是莫斯科一再反对广东北伐的重要出发点，因为北伐非常可能导致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军事冲突，而在国民军打败后又可能妨碍苏联正与张作霖进行的谈判（这可以从前书整个“第一部分”的一系列文件中看出，参见第13-297页）。关于莫斯科反对北伐，并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第74-78页。

(197) 过去俄援基本为黄埔军所垄断，蒋介石明显不愿他军多得。斯切潘诺夫曾说季山嘉负责时苏俄曾秘密帮助云南、广西，并保守秘密不令蒋介石知，然终为蒋所悉，并以此责备季山嘉反对北伐。按此若指杨、刘，时间稍早，且与其他文献所述冲突，疑翻译有误，大概是指对朱培德军等帮助较多，待考。参见斯切潘诺夫：《关于三二〇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1926年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国民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198) 《王懋功解职后之东江问题》（铜驼3月10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0日，9版；《晨报》，1926年3月12日、3月17日，均第2版。

(199) 最近一次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52页。

(200) 献声：《可哂之无意识的谣言》（社论），《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0日，第2版，相关报道在第3版，李之通电全文载该报1926年3月15日3版。并参见《晨报》，1926年3月11、12、13、17日，均第2版，3月28日（执中3月15日稿），第5版；《粤省军界暗潮续闻》（木庵3月11日通信）、《粤省军界暗潮又趋和缓》（毅庐3月15日通信及铜驼未署日期之通信），《申报》，1926年3月18、21日，均第9版。陈铭枢可能叛李之事又是那时南北皆流行“叛上”行为模式的一例，不论陈是否有意，当事人及解读时局者多会有此想。此事当时流传较广，俄人勃拉戈达托夫也提到蒋介石试图拉拢“右派”陈铭枢。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190页。

(201) 如前所述，黄埔军和粤军时隐时显的矛盾至少持续到抗战爆发。

(202) 部分由于“世界革命”直接表现在广东一隅，当时广东政治的“国际化”已深入不少人的思维之中。从蒋介石在那段时间的日记、演讲以及他人对蒋的观察可以看到，他相当关注法国大革命和不久前的土耳其革命，不时借助这两次外国革命的现象对比和思考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详另文。

(203)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8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9页。

(204)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0-541页。据当时任海军民生舰舰长的舒宗鎏说，该舰在中山舰事件前确曾受命到黄埔将大宗苏俄援助的军械（计三八式步枪一万枝和俄式重机枪二百挺）搬运上舰，蒋介石亲往察看，并指示无其本人命令不得交给任何人。这大概即此前蒋与邓演达所议之事。参见覃异之：《记舒宗鎏等谈中山舰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54-55页。

(205)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7日、5日、10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8页。

(206) 曾庆榴是少数持不同看法者，他认为“这类传单不可能是中共方面散发的”。参见其《广州国民政府》，第343-344页。

(207) 王懋功在1926年3月给张静江的信中说，孙文主义学会曾拟鼓动军人武装游行，反对国民党二大选出不少中共党人，同时“广州市内发现倒蒋口号”。时东征刚结束，蒋尚未回到广州，王以师长兼代卫戍司令部事，乃奉蒋、汪命采取“严重制裁之手段，解此危难”（王懋功致张静江，1926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58-359页）。从王信看，此“倒蒋口号”当然是指责蒋左倾，大致应出自孙文主义学会方面。按：孙文主义学会在中山舰事件前活动确实非常积极，尤其在第二师中力量甚大，但该学会起初本未必具有反共性质，与其对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最初也不是纯“左派”组织。当时情形相当复杂，以黄埔学生为主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本是面向驻粤各军的讲武堂学生，原来所针对的大概是“四校同学会”那样的组织（后来成立的黄埔同学会也因实际停办的四校同学会试图复起而不得不解散），蒋介石自己最初也很支持，后来黄埔生中又有孙文主义学会产生，鲍罗廷说其一个主要领导人（编者注说可能是贺衷寒）曾八次申请加入共产党，皆遭拒绝。鲍罗廷向中共询问原因，也没有获得令他满意的答复。他认为“这是个错误。如果让他加入共产党，他会对这个学会产生另一种影响，然而他却被拒之门外”。可知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演变成左右冲突有一个过程。参见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6-8页；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169、182页；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0页。

(208)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10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

(209)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2页。

(210) 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p．40．又朱丹相当看重省港罢工在国共关系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共视罢工委员会为基地以与国民党争，故这是中山舰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pp．35-39）。此说或无意中受索克思影响，后者认为十万有组织、有政治理念并被中共领导的工人已成为广东具有控制性的政治力量，中共常利用此力量来操纵广州政府（George E．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32，pp．334-335）。但目前所见中共领导人关于此事件的论述，似未将省港罢工放到这样重要的地位，后之革命史史家亦然。

(211) 对蒋来说威胁更大的恐怕仍是各军不稳的传闻，主要的当然是李济深部的敌视传单，同时也包括李福林和吴铁城等粤军拟以武力支持反赤，以及广西李、黄屯兵梧州阴助李济深等（参见前引京沪粤各报的通讯）；与作为“北方人”的黄埔军相比，所有这些军队都带有本土性，这样的一致性在“土客矛盾”尖锐化时更会得到凸显。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黄埔军内部的“统一”就更为急迫了。

(212) 陈公博：《苦笑录》，第77-78页。按邹鲁之说的核心是关于蒋介石访俄事，此事现有蒋介石日记及其致汪精卫书等众多材料，可证明邹说不确，至少漏洞颇多。

(213) 《广州市之弭谣办法》（铜驼3月18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6日，第9版；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75页。

(214)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8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9页。关于“利用教育长陷害”一事尚不清楚，既存研究中山舰事件各家对此也语焉不详，待考。

(215) 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不知蒋介石是否熟知苏联对凯末尔的政策是即使杀共产党人也要支持，若已知，则其所为正可检验苏俄是否对中国也如此；若不知，则他实在是“歪打正着”，后来的发展表明，苏俄对中国革命采取的是同样政策。

(216) 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〇”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6-7期连载，我看到的是作者的原稿，谨向杨先生致谢。

(217) 特别值得提请注意的是前引杨天石、裴京汉和杨奎松的研究。

(218) 陈洁如说事前陈璧君多次打电话确有其事，使蒋介石感到有阴谋。Chen Che-yu，My Memoirs，pp．300-301；中译本，第193-195页。而陈公博的叙述提示着陈璧君确有嫌疑，因为汪精卫虽然身体不好，但3月18日晚还表示不会请假休息，次日却因陈璧君不肯放其出门而不再办公。这正是事件的前一日，即汪的突然不出门还在蒋采取行动之前，多少让人怀疑。后来蒋介石明确对陈公博说汪精卫那次是要谋害他，陈不久“将此事面质汪先生，汪先生愕然了半天，只能答：‘公博，你信不信？’”如果这是汪的全部回答，似不能像陈自己那样理解为“极力否认”。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58-59、72-73页。

(219) 尽管陈公博试图暗示蒋介石策划和“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他所举出的依据并不能证明其假说。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73-76页。

(220) Chen Che-yu，My Memoirs，pp．278-279；中译本，第179页。并参见前引京沪各报的通讯报道。实际上关于海军的纠葛还有超出左右之争的复杂因素，它牵涉到黄埔系统这一陆军试图控制海军的努力以及久已自成系统的海军对此的抵御，这些问题只能今后再详考了。

(221) 《广州政局急变之内幕》（3月23日港讯），《申报》，1926年3月30日，第9版。

(222) 《广州事变之经过与内幕》（毅庐3月21、23、25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31日，第9版。按毅庐明确了李之龙是在睡梦中被捕，可知消息来源相当可靠。

(223) 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1版。有意思的是当时各报刊载关于中山舰事件之内容甚众，独此一篇被全文收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五年）》（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委会编，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8年，第247-249页）之中。按：此文所说党军各部矫令行事也非全然无据，蒋介石自己就承认，“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动即不能事事制止，必有自由及不轨之行也，以后戒之”。《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1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

(224)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

(225) 两人后均释放也说明中山舰事件偶发的可能性甚大，即使真有“阴谋”或“预谋”，不论出自哪一方，应都不在海军和中山舰这一层次。

(226) 蒋在1924年国共合作之初就对孙中山进言：“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于不顾乎？”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35-236页。

(227)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1日、4月10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9页；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2页。按蒋介石稍后对汪精卫说，黄埔出身之军官对共产党行为固多不满意，“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知革命战线之不能撤〔拆〕散，与其杀共产党，不如谓其自杀也”。参见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这话在那时不能认为是虚伪，蒋确实希望黄埔学生能超越于国共之上，以收鱼与熊掌兼得之效，他后来要黄埔军中的共产党员退党而以国民党左派身份继续效力就是这一愿望的体现；但早已不满的共产党方面决不会接受这一方式，尽管蒋与中共的合作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双方的矛盾却不能不以决裂告终。

(228)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68-172页。按这里所说的参谋部原书译为“司令部”、军需部原书译为“后勤部”，据内容看应是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部和军需部。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同前书，第186-187页；苏俄内部相反的观点则见于拉兹贡：《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5日，同前书，第222-225页。关于布勃诺夫使团对事件的看法，并参见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376页。

(229) 除季山嘉等的过火行为外，俄方承认的“错误”还包括在黄埔军校讲授马列主义而不讲授三民主义。这些行为造成的“满腔怒火被国民党右派所利用，蒋介石这时就成了他们的客观工具”。索洛维约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的书面报告》，1926年7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32页。类似的见解也见于穆辛在关于中共在广州任务的提纲，参见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同前书，第210页。

(230)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77-179页。索洛维约夫的意见得到布勃诺夫使团的确认了，参见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同前书，第188页。

(231) 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p．336．

(23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512-515页。按：物质援助的确是任何国民党主政者之所必需，不过以此为基础的关系，其延续性也视双方在供需上的相互满足而定，一旦鲍罗廷的钱不足国民党所需或其找到足以取代的财源，这样的关系便未必能持久。

(233) Vera V．Vishnyakova Akimova，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25-1927，tr．by Steven I．Levin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20．

(234) 据伴随胡汉民的朱和中回忆，莫斯科最初打算将胡汉民召回苏联，是鲍罗廷决定将其带回广州。但胡汉民在广州日子并不好过，观望月余，其外交部长职也被陈友仁代理，遂于5月11日避走香港。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78年版，第373-378页。

(235)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2月27日、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第8页。陈洁如则说，事发后俄方曾有人来问蒋介石此举是针对汪精卫还是针对苏俄，蒋介石答是针对汪精卫。Chen Che-yu，My Memoirs，pp．302-303；陈洁如：《陈洁如回忆录》，第195-196页。

(236)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64页。

(237) 蒋介石致廖仲恺，1924年3月14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44页。

(238) Lewis S．Gannett，Looking at America in China，The Survey，L（May 1926），pp．181-182．根氏后来成为名记者，当时虽尚未成大名，已初具影响。他与蒋的谈话发表在颇有影响的《概览》杂志1926年5月的东西方专号上，自然不会不引起美国国务院有关人员的重视（实际上此文正收在美国外交文件中）。据蒋介石自己的记载，他在1926年1月7日曾接见美国记者，谈约两小时，“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基督教之虚伪”（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94页），或即指此次见面。

(239) 参见Jenkins to Kellogg，Mar．27，Apr．7，May 19，May 25，1926，U．S．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29，（hereafter as SDF，including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39） 893.00/7358，/7400，/7469，/7473；MacMurray to Kellogg，May 4，1926，SDF 893.00/7439。此后的几个月中，精琦士对蒋介石的观感仍维持摇摆不定的状态。

(240) Jenkins to MacMurray，June 11，1926，SDF 893．00/7522．

(241) Hallett Abend，My Life in China，1926-1941，New York：Harcourt，Brace，1943，p．20．

(242) 杨汝楫：《奉告东省同胞》，《现代评论》，第3卷56期（1926年1月2日），第19页。

(243) 维岳：《粤省最近之政局》，《时报》，1926年3月8日，第1版；执中：《粤战未起前之局面》，《晨报》，1926年3月16日（3月1日稿），第5版。两则报道内容相近，后者较详。

(244)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64-465、468页。

(245) 本段与下段，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收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99-112页。

(246) 到国民党占领长江流域大部之后，一方面其控制地域的广阔使得苏俄物质援助显得数量渐少因而也就不那么重要（同时国民党也开始从中国金融中心上海以各种方式直接摄取钱财），另一方面列强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竞相做出亲南方的政策转变，致使实际层面的“帝国主义威胁”大大减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派系乃能决定与苏俄以及中共决裂。详另文，一些初步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311-335页。

(247) 陈公博：《苦笑录》，第66页。按邵力子似与鲍罗廷同时于4月29日抵粤，则此会召开应在此后。

(248) Chen Che-yu，My Memoirs，pp．305-318，引文在pp．305-306；中译本，第197-208页。

(249) 在穆辛当时的分类中，就视蒋介石为一方，而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和宋子文为另一方。他虽认为双方的关系已破裂，但仍将两者皆看作“国民党左派”，主张“客观地把蒋介石看作是革命运动方面的一个重要力量”，以团结包括汪、蒋在内的整个左派。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10-211页。但穆辛认知中双方关系的“破裂”显然有误，破裂的只是蒋、汪关系，蒋成功地维持了与其余诸位的合作关系。

(250)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6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9页。

(251) 周恩来：《关于1924至1926年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第119-121页。

(252)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31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9页。反之，蒋自己早在1924年尚未得势时就表示，他“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致临时纷乱，以陷危境”。参见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35页。

(253)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178页。并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5期。

(254) 陈公博：《苦笑录》，第60页。

(255) 但蒋同时又指出汪的“优柔寡断”使其“大权旁落，竟使事事陷于被动地位”。蒋介石致汪精卫，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

(256) 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4页。

(257)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69页。

(258)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据蒋日记，谭延闿在3月20日明确对他的举动不以为然，蒋则认为这是其“书生浅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0日，同前刊前页。

(259)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4月11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9页。毛思诚所编书改为“广东现局，右派与共产两者之间显树敌帜，土匪与地方主义常伏暗礁，深用焦虑”。《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45页。

(260) 邵元冲等的回到中央是蒋介石和鲍罗廷妥协的后果之一，当邵受命担任国民党青年部长、戴受任中山大学校长时，大多数“国民党左派”试图抵制，而许多共产党人则因略知真情而先有了思想准备。参见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72-278页。按本段所说广东，原件均译为广州，疑为误译，径改。又孙科一度被派往浙江联络孙传芳，蒋介石告诉未及与闻此事的谭延闿，此事“是弟提议，彼即赞成，并催其速行”（蒋介石致谭延闿，1926年4月10日，蒋中正档案，2010．10/4450．01-001-6），但在驱逐伍朝枢后得以继任其遗下的广州市长。

(261) 关于蒋介石这段时间的作为，还可参阅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5期；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〇”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6-7期。

(262) 蒋介石致谭延闿，1926年4月11日，蒋中正档案，2010．10/4450．01-001-7。

(263) 蒋介石：《中执委全会闭会演词》，1926年5月22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第81页。

(264) 李宗仁于1926年5月到广州，仍发现那里崇俄风气仍甚，“俄国顾问们在广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鲍罗廷的公馆，大家都以一进为荣。一般干部如能和鲍某有片语交谈或同席共餐，都引为殊荣”。（《李宗仁回忆录》，第322页）李宗仁的观察相当敏锐，实际上这个权力核心本身也是一个不随意开放的社交圈子，得以参与其中确实有助于政治竞争的上升，参见前引陈洁如所述宋蔼龄第一次请蒋介石夫妇吃饭使蒋大感兴奋事。

(265) 相对而言，这些人中只有孙科通常被认为是右派，然孙科多次主持广州市政，在民、财两权的“统一”方面主要是站在中央政府一边。而且，在所谓右派之粤籍人士中，向有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之分，两者势同水火。“太子派”的聚会地是当时广州有名的南堤俱乐部，胡汉民派不敢入内，而廖仲恺和宋子文倒是常客。可知少壮的“太子派”本相对亲近左派。参见赖泽涵：《孙科与广州市的现代化》，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7辑，第97-98页。

(266)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2页。

(267) 第一军的第一、第二两师作为总预备队留在蒋身边，这既增强了蒋的安全感，也削弱了军长何应钦直辖的力量。何应钦只能率领第一军余部驻守其潮汕地盘，同时防备可能来自福建方面的攻击；后因北伐出乎意料地顺利，在整体格局激变后改为向福建、浙江方向主动进攻，是为北伐的东征军。参见《东路军北伐作战纪实》，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1年，第10-15页。

(268) 据李宗仁的回忆，第四军先出兵是在他鼓动下由李济深主动提出的，而其动员李济深的言辞相当值得玩味：“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李济深听了不禁“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李宗仁回忆录》，第310页）。这一分析的思想基础正是广东的“土客矛盾”，主人出省乃是迫使客军离粤的先发制人手段，很能体现一些时人的心态和思路。

(269) 这一方略后来证明对蒋介石相当不利，他大约未曾预料到湖南作战取胜会那样神速，故长沙攻克时他的总司令部尚滞留广州未发。待蒋急趋长沙时，则发现唐生智已在那里巩固自己的势力。身为总司令的蒋，不久即被迫放弃胜算在握的湖北战役的指挥权，不得不领偏师去进攻江西实力更强的孙传芳部。

(270)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1926年7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20-321页。

(271) 孙中山致蒋介石，1924年9月9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01页。

(272) 转引自顾群、龙秋初：《北伐战争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273)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再版，第168页。

(274) 勃拉戈达托夫从另一侧面观察到，“所有的人都把北伐看成是缓和广东紧张的经济局势的机会”，这仍是一种借北伐以解决其他问题的思路。（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198页）

(275) 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83页。

(276) 北洋方面即因不重视南军北伐而错过了战机，文公直认为，吴佩孚在北伐初起时“藐视革命军，轻离其根据地之武汉，率其比较能战之直系旧军北上而攻南口，舍己耘人，其愚孰甚”（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第255-256页）。文氏本站在南方立场上写作，无意中却说出了吴氏“舍己耘人”的真相。

(277)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1917-1927，multi-volumes，with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D．Challener for each volume，New York：Garland，1978，vol．26，p．11821．

(278) 自袁世凯弃世后出现的分裂局面，北伐前大约有两三次真正实现统一的机会，主要因各方面“存异”的实际考量超过了求同的愿望而错失（有时也受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然而统一的社会要求始终存在。从长远看，北伐的进行以及此后的蒋、桂战争和蒋、冯、阎大战恐怕都是袁世凯弃世后为填补中央权势空缺的各军政势力较量的继续。这其间有两个关键性的变化影响了竞争的进程，一是国民党在改组后成为一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政治力量，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入侵造成外患压倒内忧的大格局。

(279) 《本报宣言》，《向导》1期（1922年9月13日），第1页。

(280) 记者（胡政之），《国庆辞》，《国闻周报》，1926年10月10日（该刊无统一页码，故不引页数）。

(281) 1920年6月14日、1921年8月25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17、393页。

(282) 过去许多中外研究，尤其是西方的中国研究比较重视国民党的民族主义面相，而说到民族主义时则多想到其因抵御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但民族主义从来就还有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一面；自北洋时中国处于实际的分裂局面后，中国民族主义这建构一面的主要反映就是国家的统一。

(283) 《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就职宣言》，1925年8月1日，均收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120、41页。

(284) 当时一位热血青年曾广棻看到“中国现时专凭武力以征服敌人，不是以武力扶持正义，以致世道人心只知趋附强权而蔑公理”，乃决定弃医改学军事，希望今后能“以武力扶持正义”，大致体现了社会上对武力正当性的某种期望。参见曾广棻致曾济宽，约1925年秋冬，引在曾济宽：《读过了日本东京寄来一封信后的感想》，《国民革命汇刊》第1卷，第98-99页。按：曾广棻应为四川人，是郭廷以在河南念中学时的同学，关于曾从日本读士官回来后的经历，参见张朋园等：《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7年，第182-186页。

(285) 《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1926年7月4日，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2辑，未著出版机构，1956年，第51页。

(286)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公宴上的演讲》，1926年1月4日，节录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88-589页。

(287) 《蒋总司令就职宣言》，1926年7月9日，《革命文献》第12辑，第56页。

(288) 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

(289) 参见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54-56，95-100，115；唐生智事详后，余可参阅《晨报》，1927年5月6日2版，6月15日2版，6月16日3版，7月18日7版，8月7日3版，12月2日3版，1928年1月1日2版。

(290)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9页。按何柱国并非信口开河，北伐时奉军方面确曾提出“爱国党主义”，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12页。

(291)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公宴上的演讲》，1926年1月4日，节录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89页。

(292) 蒋介石：《在湖南省党部欢宴大会讲演》，收入《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下册，文砥编，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299页。

(293) 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国民党以政治组织支持军事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因素”，极大地决定了北伐的胜利（《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97、303页）。并参见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4期。

(294) 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告诉胡适，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胡适以为，“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胡适的日记》，1921年6月27日，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6页）。此语很能表明几年前的民国政府大体尚秉承着历代朝廷对读书人的“忍让”，与此时直接捕杀的行为方式大不相同。

(295) 该案的直接行为者虽然是段祺瑞的执政府卫队，当时北京的治安却是由冯玉祥部负责的。“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当时即提出，“北京现状，完全在冯系军人控制之下”，故“冯系军人对北京治安应负绝对的责任”。该会注意到“在此事发生前一星期，冯系军人张之江曾有‘整顿学风’的通电；所谓‘整顿学风’，实即防止赤化，取缔共产的修辞。该电由章士钊转段祺瑞，冯系军人李鸣钟亦表示赞成，愿以军警为后盾，故段氏始有屠杀民众的决心”。参见《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原载上海《商报》1926年3月25日，收入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以下径引书名），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209页。今人刘敬忠、王树才也认为国民军此时“追随段祺瑞政府公开反对群众革命斗争”，对“三一八”惨案负有一定的责任。参见其《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05-106页。关于“三一八”惨案，可参见李健民：《北京三一八惨案（民国十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6期（1987年6月），第297-319页。

(296) 《孙传芳、陈陶遗对惨案通电》（1926年3月23日，原载《益世报》，1926年3月26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5-216页。

(297) 徐志摩记：《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1926年3月30日，原载《晨报》，1926年3月31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21页。按梁启超当时正住院治病，他也审慎地指出了其评论和判断是据其听闻而出。

(298)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全国各公团电》（1926年3月22日，原载《申报》，1926年3月23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4页。

(299) 《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部对惨案宣言》（1926年3月28日，原载《国魂周刊》第10期，1926年3月25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09-210页。

(300) 《孙传芳、陈陶遗对惨案通电》，《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5页。按这一判断与胡适、丁文江等的观念接近，或受丁之影响。

(301) 徐志摩记：《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21页。

(302) 《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部对惨案宣言》，《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0页。

(303) 《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1926年3月20日，原载《向导》147期，1926年3月27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143页。

(304) 张彭春：《日程草案》（即其日记，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1925年6月29日、10月25日、11月30日、12月27日。

(305) 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2期（1922年5月14日），1版；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9页（两刊皆用岳麓书社1999年影印本）。

(306) 说详罗志田：《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26-238页。

(307) 沈刚伯：《我所认识到的胡适之先生》，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修订版，第664-665页。

(308) 陈独秀：《革命与武力》（1926年11月），原载《向导》，收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144页。

(309) 《布勃诺夫使团的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1926年5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46-247页。

参考文献⁽¹⁾

中文档案文献

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中研院近代史所藏，台北

丁文江档案，中研院史语所藏，台北

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中研院近代史所藏，台北

蒋中正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阎锡山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赵恒惕先生档案，中研院近代史所藏，台北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南京

中文著作

《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黄嘉谟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4

《白坚武日记》，杜春和等整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河北省和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美］鲍威尔著，邢建榕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

《北伐战争在湖南》，顾群、龙秋初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北洋军阀史》，来新夏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北京，三联书店，1983

《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钱实甫著，北京，中华书局，1984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任建树、张统模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陈定炎著，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

《从容共到清党》，李云汉著，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

《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第四军纪实》，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编，广州，怀远文化事业服务社，1949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奉系军阀密稿》，辽宁省档案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冯玉祥自传》，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风雨漫漫四十年》，张钫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吕芳上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广州国民政府》，曾庆榴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国共关系七十年》，黄修荣著，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国民军史》，王宗华、刘曼荣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国民军史稿》，李泰棻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沈云龙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记者生活三十年》，陶菊隐著，北京，中华书局，1984

《近代稗海》第5、6辑，荣孟源、章伯锋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987

《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李振华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5辑，沈云龙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蒋中正先生演说集》，贾伯涛编，上海，三民出版部，1925

《蒋校长演讲集》，蒋介石著，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

《蒋总统秘录》，［日］古屋奎二编，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

《苦笑录》，陈公博著，李锷编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

《老圃遗文集》，杨荫杭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李品仙回忆录》，李品仙著，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

《李宗黄回忆录：八十三年奋斗史》，李宗黄著，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

《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著，南宁，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罗志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民国军事近纪》，丁文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民国政史拾遗》，刘以芬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毛思诚著，香港，龙门书店，1965

《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

《上海大学史料》，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上海工人运动史》，沈以行、姜佩南、郑庆声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汪敬虞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孙中山与共产国际》，李玉贞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6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我的回忆》，张国焘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我的生活》，冯玉祥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五卅痛史》，晨报编辑处、清华学生会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五卅运动史料》，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出版地不详，1985

《吴佩孚传》，陶菊隐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新桂系史》，莫济杰、陈福霖主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亦云回忆》，沈亦云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

《饮冰室文集》，梁启超著，北京，中华书局，1989

《章太炎政论选辑》，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

《章太炎年谱长编》，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张作霖和奉系军阀》，王鸿宾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杨天宏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杨奎松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王亚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王宗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美］齐锡生著，杨云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苏］A．B．勃达戈拉托夫著，李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

《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王健民著，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黄季陆著，台北，198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荣孟源主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中国国民党史》（1894-1988），苗建寅著，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苏］切列潘诺夫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李剑农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中国税制史》，吴兆莘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中华民国大事记》，李新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中华民国史料丛编》，黄季陆著，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中文第68册，季啸风、沈友益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23辑，万仁元、方庆秋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4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五年）》，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委会编，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8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薛衔天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王聿均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63

《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章开沅等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文直公著，台北，文星出版社，1962

中文报纸

《晨报》，北京

《重庆商务日报》，重庆

《大公报》，天津、长沙

《国民新报》，北京

《华字日报》，香港

《京报》，北京

《民国日报》，广州、长沙、上海

《申报》，上海

《时报》，上海

《市声周报》，武汉

《顺天时报》，奉天

《益世报》，天津

中文期刊

《政府公报》，北京

《参议院公报》，北京

《东方杂志》，上海

《国闻周报》，上海

《近代史研究》，北京

《历史研究》，北京

《民国研究》，南京

《南开学报》，天津

《文史丛刊》，台北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及各省市

《武汉大学学报》，武汉

《向导》，上海

《新青年》，上海

《政治生活》，北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

英文著作

Abend，Hallett，My life in China，1926-1941，New York：Harcourt，Brace，1943．

Akimova，Vera V．Vishnyakova，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25-1927，tr．by Steven Levin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Buckley，Thoma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1922，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70．

Chen Che-yu，My memoirs，collected in the Chang Hsin-hai Paper，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Chi His-sheng，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7．

Chung-gi Kwei，The Kuomintang-Communist Struggle in China，1922-1949，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0．

Clifford，Nicholas R．，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Hanoven，New England University Press，1991．

Dingmen，Roger，Power in the Pacific：the Origins of Naval Arms Limitation，1914-192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Fairbank，John K．，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Fitzgerald，John，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Geertz，Clifford，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83．

Gillin，Donald G．，Warlord：Yen His-shan in Shanxi Province，1911-194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

Iriye，Akira，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Issacs，Harold R．，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

Jordan，Donald A．，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Honolulu，1976．

Kapp，Robert A．，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Kirby，William C．，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Lary，Diana，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Levin，Gordon，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Loh，Martin Munloong，“American Officials in China，1923-1927：Their Use of Bolshevism to Explain the Rise of the Kuomintang and Chinese Anti-foreignism”，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84．

Louis，William R．，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Oxford：Clarendon，1971．

Miller，Stuart C．，Ends and Means：Missionary Justification of For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in John K．Fairbank 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Murphey，Rhoads，The Outsides：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Pye，Lucian W．，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raeger Publisher，Inc．，1971．

Schiffrin，Harold Z．，“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China：is the warlord Model Pertient？” Asia Quarterly：A Journal from Europe，3，1975．

Sheridan，James E．，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Sutton，Donald S．，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 Army，1905-1925，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0．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E．P．Dutton，1930．

Ulam，Adam B．，The Bolsheviks：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riumph of Communism in Russia，New York：Macmillan，1965．

Waldron，Arthur 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Wilbur，Martin C．，“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1922-1937”，in Ho P'ing-ti and Tsou Tang，eds．China in crisis，Vol．1，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8．

英文报刊

Ku Hung-Ting，Urban mass movement：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 on Shanghai，Modern Asia studies，Vol．13，No．2，1979．p．211

Pugach，Noel H．，“Anglo American Aircraft Competition and the China Arms Embargo，1919-1921”，Diplomatic History，II，Fall 1978．“American Friendship for China and the Shantung Question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LXIV，June 1977．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¹⁾

A

爱活生（Edward W．Everson）

安格联（F．A．Aglen）

安体诚

B

白宝山

白崇禧

白坚武

白慕德（Charles Michael Palairet）

柏文蔚

包国华

包惠僧

鲍罗廷（M．M．Бороди＇н）

弁　琳

勃拉戈达托夫（A．B．Благодатов）

布雷特

C

蔡成勋

蔡廷幹

蔡元培

曹　锟

曹汝霖

曹士英

岑春煊

陈　复

陈　潜

陈　仪

陈　宧

陈炳堃

陈调元

陈独秀

陈公博

陈果夫

陈嘉谟

陈金绶

陈锦涛

陈炯明

陈铭鉴

陈铭枢

陈世光

陈叔谅

陈树人

陈延年

陈友仁

程　潜

褚辅成

褚玉璞

D

达　林（С．А．Далин）

戴季陶

邓汉祥

邓慕韩

邓如琢

邓演达

邓颖超

邓泽如

邓中夏

邓子诚

丁惟汾

丁文江

丁喜春

丁应求

杜锡珪

杜亚泉

段宏业

段祺瑞

段芝贵

F

樊钟秀

范其光

范石生

范熙壬

方本仁

方椒伯

方瑞麟

斐　克

费保彦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冯国璋

冯玉祥

傅汝霖

G

甘乃光

高建勋

高语罕

龚　浩

龚积柄

龚心湛

古鸿廷

古应芬

谷钟秀

顾　鳌

顾孟馀

顾维钧

顾正红

郭秉文

郭松龄

H

憨玉琨

韩德威

韩国钧

韩麟符

韩玉宸

何　雯

何叔衡

何香凝

何应钦

何柱国

贺得霖

胡　筠

胡　适

胡汉民

胡景翼

胡思舜

胡思义

胡惟德

胡翊儒

胡愈之

黄　郛

黄伯度

黄昌谷

黄季陆

黄佩兰

黄绍竑

J

季诺维也夫（Г．Е．Зиновьев）

季山嘉（Н．В．Куйбышев，Кисанька）

加　伦（B．K．Блюхер）

加拉罕（Л．М．Карахан）

贾德耀

江　浩

江伟藩

江银卿

姜登选

蒋介石

蒋梦麟

金佛庄

靳云鹏

经亨颐

居　正

瞿秋白

K

柯乐文（Clark Grover）

孔庆睿

寇　遐

寇英杰

L

劳敬修

黎时雍

黎元洪

李　垣

李大钊

李富春

李根源

李济臣

李济深

李家鏊

李剑农

李健民

李景林

李朗如

李立三

李烈钧

李鸣钟

李其荃

李庆芳

李汝翼

李石曾

李书城

李思浩

李维汉

李永声

李岳渊

李之龙

李宗黄

李宗仁

梁鸿楷

梁鸿志

梁启超

梁士诒

廖熙元

廖仲恺

列　宁（В．И．Ленин）

林　钧

林　森

林伯渠

林长民

林建章

林语堂

林直勉

林祖涵　见林伯渠

刘　华

刘　亮

刘　湘

刘　哲

刘庐隐

刘少奇

刘文辉

刘显世

刘震寰

刘镇华

刘治洲

龙　云

龙定一

卢启泰

卢香亭

卢永祥

陆伯鸿

陆建章

陆兴祺

陆宗舆

鹿钟麟

路友于

吕荣寰

罗　素（Bertrand A．W．Russell）

罗宾逊（Ronald Robinson）

罗加乔夫（В．П．Рогачёв）

罗文幹

骆　通

M

马　骏

马　林

马　素

马超俊

马君武

马联甲

马叙伦

马玉仁

毛以亨

毛泽东

茅祖权

孟昭月

穆　辛

N

倪朝荣

倪道烺

倪嗣冲

聂荣臻

O

欧登科（William J．Oudendijk）

欧阳格

欧阳振声

欧阳钟

P

潘　复

潘大道

潘公展

彭汉遗

彭养光

彭泽民

Q

齐燮元

齐岳英

钱大钧

覃　振

屈映光

R

饶孟任

任传榜

日置益

S

萨镇冰

邵　章

邵力子

邵元冲

沈定一

沈刚伯

沈钧儒

沈瑞麟

师　谋

施文定

施肇基

施肇庆

石　瑛

石青阳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宋庆龄

宋希濂

宋子文

孙　科

孙　岳

孙宝琦

孙传芳

孙洪伊

孙中山

孙宗昉

索克思（George E．Sokolsky）

T

台克海

谭平山

谭曙卿

谭延闿

汤　漪

汤尔和

唐继尧

唐瑞铜

唐绍仪

唐生智

陶静轩

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

W

汪精卫

王　韬

王　湘

王承斌

王宠惠

王法勤

王怀庆

王家襄

王景春

王九龄

王克家

王克敏

王懋功

王乃斌

王士珍

王晓籁

王一飞

王揖唐

王印川

王永江

王永泉

王正廷

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维　杜

维经斯基（Г．Н．Войтинский）

卫兴武

魏益三

闻兰亭

乌泽声

邬志豪

吴　虬

吴炳湘

吴长植

吴光新

吴景濂

吴敬恒

吴俊陞

吴南如

吴佩孚

吴荣新

吴铁城

吴玉章

吴毓麟

吴稚晖　见吴敬恒

伍朝枢

伍廷芳

X

夏　曦

项　英

萧楚女

萧辉锦

萧耀南

谢　持

谢　晋

谢鸿勋

谢英伯

谢玉树

邢士廉

熊　雄

熊克武

熊希龄

徐　谦

徐世昌

徐树铮

许　沅

许崇清

许崇智

许世英

薛笃弼

Y

严春阳

严凤仪

严鹤龄

阎锡山

颜惠庆

杨　森

杨匏安

杨庶堪

杨文恺

杨希闵

杨以德

杨荫杭

杨永泰

杨宇霆

姚　震

叶楚伧

叶恭绰

伊凤阁

伊万诺夫

易培基

于方舟

于树德

于右任

余日章

虞和德

虞洽卿

袁金铠

袁世凯

岳维峻

越　飞

恽代英

Z

曾云沛

曾毓隽

曾宗鉴

翟禄弟（Vittorio Cerruti）

詹　森（Nelson Johnson）

詹大悲

张　继

张　謇

张　仁

张　勋

张　轸

张　铮

张伯伦（Chamberlain，Austen）

张福来

张国焘

张鸿绪

张瑾雯

张竞仁

张静江

张彭春

张浦泉

张秋人

张人杰

张绍曾

张申府

张树元

张学良

张耀曾

张益芸

张英华

张知本

张治功

张宗昌

张作霖

张作相

章杭时

章士钊

章太炎

章宗祥

赵尔巽

赵恒惕

赵锦文

郑　谦

郑超麟

郑洪年

郑俊彦

郑士琦

钟才宏

周恩来

周凤歧

周学熙

周荫人

周自齐

朱　深

朱　熙

朱培德

朱清华

朱锡麟

朱兆莘

邹　鲁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华民国史

第六卷
（1926-1928）

扬天石　主编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所述，大略从1926年5月北伐先遣队入湘，到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京津，时间约两年多。其间，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由并肩对敌到彼此刀兵相见，盛极一时的北洋军阀由撑持半壁江山到终于覆灭收场。这是风雷激荡、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空前高扬的时期，也是风云变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因而内涵极为丰富、复杂的时期。

北伐反映了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统一、独立、富强的伟大愿望。辛亥革命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和支持下，中国出现了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的局面。孙中山为了完成从兴中会开始的未竟之业，备经困顿，屡蹶屡起，不幸赍志而殁。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正是这位先行者和许多英烈未竟事业的继续。它的战略目标是消灭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和其他小军阀集团。由于它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心所向，由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并有苏联援助，因此进展迅速。在8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克两湖，下江西，平定福建、安徽、浙江、江苏，先后击溃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集团，西南、东南的小军阀们纷纷望风归顺。中国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然而，北伐又是在相当复杂的矛盾和背景中进行的。

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振兴中华，这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奋斗目标，北伐统一战线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前途、领导权、方针、政策、思想理论以至北伐的时机等问题上，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又存在许多分歧。北伐前夕，发生中山舰事件，反映出国民革命阵营内部争夺领导权的尖锐斗争。共产国际、苏联顾问以退让求团结，支持蒋介石达到了他前此未曾达到的权力高峰，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接受了这一现实。但是，在北伐开始后，共产国际、苏联顾问、中共中央又感到对蒋介石策略的不当，企图限制和削弱他的权力。为此，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胜利，但是，蒋介石已经军权在握，左派和中共的胜利并不巩固。

列强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权益，因此，一直关注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和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变化。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列强逐渐感到，单一的武力镇压未必可行，也未必能取得最佳效果。他们倾向于软硬兼施，怀柔与威胁并用。在次要权益上，可以作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在主要权益上，则竭力加以维护。在他们逐渐看清了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着“激进”与“温和”两派的分歧后，便企图利用矛盾，施展各种手段，分化、软化中国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由于实力下降，不得不逐步后退，日本由于实力上升，日渐发展为侵略中国的头号力量。

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重要特征。北伐期间，爱国官兵，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但是，当时统一战线内部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却相当复杂。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反对群众运动，部分人并因运动中群众的失序与过火而仇视群众；另一种是全盘肯定群众运动，忽视必要的领导和政策、策略的指引，从而使失序与过火现象不能得到及时而有力的纠正。1927年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部分地区的农村革命由减租减息突然跃进到重新分配土地。这一跃进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动，扩大和加深了本已存在的各种分歧和裂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参加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时本来就是顾虑重重的，当群众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的时候，他们便转而向革命阵营中的“温和”派寻求保护。

国民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在1927年春演变到了白热化阶段。在列强的诱迫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实行暴力“清党”，随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接着，武汉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中共则在南昌发动起义，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道路。曾经并肩作战的国共两党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令人为之扼腕的变化。“清党”和“分共”的结果使国民党失去了大量精英，也失去了工农群众，国民党内的专制与腐化现象与日俱增。

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在群众运动、军队政治工作、部分国民党地方党部中取得了领导权或支配地位，为前期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共当时正处在幼年时期，还不能制订出正确的战略与策略，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下，右的、“左”的错误都有。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还需要历史的长期磨炼。

国共两党分裂后，国民党内部经历了宁汉对立与合流等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北方的张作霖集团也粉墨登场，建立安国军政府，成为北洋军阀的末代王朝。1928年，国民党内部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派系获得暂时妥协。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日本帝国主义不愿中国顺利统一，悍然出兵济南，蒋介石下令部队忍辱绕道，继续北进。此时，张作霖集团已经成了孤军，被迫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解决办法”，退出关外。1928年6月，日本侵华激烈分子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同月，北伐军和平进入北京和天津。自1912年袁世凯上台开始，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终于结束。自此，中国历史即进入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时期。

为了写好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尽可能地收集、研究了这一时期各方面、各种类型的公私档案和文献，中国的、日本的、美国的、英国的、前苏联的，只要我们力所能及，都加以收集、利用。我们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记述、揭示历史的客观运动进程，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此基础上，解释、分析以至评价历史。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客观的史实只能有一个，解释、分析、评价却可能多种多样。写历史要尽量减少主观性，力求最大限度地符合实际。历史学家要为读者，特别是后代的读者、研究者作出正确结论提供必要的条件。基于此，我们将清理、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作为第一任务。我们不指望读者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希望本书所阐述的史实能经得起各个时代、各种读者的推敲和质疑。我们的写法是以叙述为主，适当加以分析、评论，有时则只叙事实，不作评论。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上的政派和人物尤为复杂。中国戏曲常常喜欢将人物脸谱化，忠奸分明，美丑立判。社会生活里也往往有类似现象，扬之则上九天，抑之则入九渊。历史学不能采取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方法，而要从历史真实出发，写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和多姿多彩的特点。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固不足取，对反面势力、反面派别、反面人物所做的好事，视而不见，一概骂倒也不可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是为正道。北洋内阁是为军阀处理内政外务、治民理财的机构，本书在指出它的这一特质的同时，也充分肯定它在“修约外交”中的作用。对北洋系人物维护民族利益的言行，本书也如实作了叙述。爱而知其过，憎而知其善，仍然是应该提倡的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忠于史实，言所当言，既不为权势所屈，利害所动，也不为派别所囿，风向所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学家写的虽然大都是过去的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下笔时总不能不有所避忌。距离现实愈近，这种避忌也就愈多。例如：过去讲共产国际，只讲其正确，不讲其失误，所有的板子都打在陈独秀等人身上。又如，对1927年的南京事件，只讲帝国主义炮轰，不讲此前中国士兵（包括北伐军散兵）对外人在宁机构、人员的抢劫，而在中国军民死伤人数上，又采用当时为了宣传而大大夸张了的数字。如此等等，例子不少。这样的写法，自然很难成为信史。

既要充分掌握史料，又要善于运用。史料常常有片面性，甚至虚假不实，轻信就会走向谬误。因此，我们在写作中，力求参稽、比较各方面的史料，加以淘筛分析，以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譬如报刊，既读革命一方的，也读北洋一方的；既读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也读东北、四川、河南、陕西等地方的；既读国民党的，也读共产党的；既读中国的，也读外国的。总之，史料掌握得多一点，全面一点，片面性就可能少一点。有些史料，真伪混杂，就更加细心地考订鉴别。1927年，张作霖集团查抄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事后将所得文件汇编成书。其中有篇文件，被海外的有些历史学家视为共产国际指使中共制造暴乱和排外事件的铁证，但是，也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篇文件可疑。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已经查明：此文是根据张作霖的指示伪造的，其他文件的翻译虽不可靠，但并非赝品。苏联政府当时否认全部文件的真实性，不过是一种姿态。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文学是人学，历史学也是人学。两种“人学”有共通点，也有相异点。其共通点是都要求“人”有性格，有血肉，其相异点是：文学家可以集中，可以想象，可以夸张，使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即鲁迅所说的“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只要生活中可能有，而不必求其实有。历史学家则不能像文学家那样自由，他所写的一切，连细节在内，都必须是历史上实有的。历史学家要把人写“活”，只能依靠历史人物自身实有的思想和行为。本书努力这样做了，但远未能将人写“活”。比之中国古代的某些史学名篇来，我们于惶愧之余也有一点困惑，在当时的条件下，古代的历史学家是怎样掌握那些使人物“活”起来的资讯的？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中国古代的史书大都讲求文采。我们当然也希望自己的书能写得生动一点、活泼一点。但是，我们主张无一事无来历，而且必须是可靠的来历。我们决不做因文伤真，以文害意的事。我们不敢以想象来填补史料的空白，不敢想当然地猜度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动机，不敢编造细节来塑造人物，渲染气氛，那种以牺牲真实性来换取可读性的做法，不是严格的历史学的方法。科学和文学有别，不加区分，会造成历史学的灾难。

写战争，可以从军事学的角度写，也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写。前者着重兵力配备、作战过程和战略战术的运用，后者着重战场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战场上的人物活动。本书企图将这两种写法结合起来，在大的政治背景中表现北伐战争的各主要战役。是否有当，尚祈读者鉴定。

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国内政坛的风云变幻常常和国际舞台声息相关。为了深入地揭示这一时期列强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我们在研读日本外务省文书、美国国务院档案、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书和内阁档案上下过较多功夫，因此，本书的相关论述也就多一点，希望它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一时期的许多重大外交机密。

唐人贾岛诗云：“十年磨一剑。”修史如同磨剑，不能急就。本书从准备资料到定稿付印，已经超过十年。当然，其中插进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大部分执笔者在完成初稿后也都离开了编写组，但是，我们用在这本书上的时间仍然是不算很短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也一定会存在某些疏漏和讹误。如果我们有机会读到台湾大溪和前苏联的档案，我们是乐意进行一次大的修订的。

本书各人执笔章节如次：

　　杨天石：前言
　　　　　　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目（部分）、第三目；第三节；第四节
　　　　　　　　　第一目、第二目（部分）、第三目；第五节
　　　　　　　　　第六节第一目、第二目（部分）
　　　　　　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一目（部分）；第四节（部分）
　　　　　　第三章第六节
　　　　　　第四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第二目（部分）、第三目
　　　　　　　　　第六节
　　　　　　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三节（部分）
　　牛大勇：第三章第一节至第五节
　　　　　　第四章第二节；第五节第一目、第二目（部分）
　　习五一：第二章第二节
　　　　　　第四章第四节
　　　　　　第五章第四节
　　徐　焰：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目（部分）、第二目；第二节
　　　　　　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三节（部分）
　　周兴旺：第一章第六节第二目（部分）、第三目、第四目
　　　　　　第二章第三节第一目（部分）、第二目；第四节（部分）
　　张学继：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三节（部分）
　　任建树：第一章第四节第二目（部分）
　　　　　　第二章第三节第三目、第四目

杨天石拟订纲目，主持全书编写，整理、修改各章初稿，对其中若干章节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或补充。李新审阅全书。王学庄参加设计过纲目草案。王贤知提供了第五章第六节第六目和第五章第三节第二目的初稿。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外交史料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也得到韦慕庭（C．Martin-Wilbur）、狭间直树、汪荣祖、顾廷龙、方行、万仁元、陈兴唐、陈铁健、李玉贞、薛衔天、杨奎松、吴永清、柴寿安等学者的各种各样的帮助，谨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北伐初期的胜利与东南、西北、西南的形势变化

第一节　北伐的决策与出师

一　南北形势与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加剧

二　叶唐之战与国民革命军先遣队入湘

三　北伐出师及其论辩

第二节　攻克两湖

一　占领长沙

二　长沙会议与汨罗江会战

三　汀泗桥、贺胜桥大捷

四　攻克武汉

第三节　江西、福建之战

一　孙传芳出师援赣

二　国民革命军进军江西

三　福建战场

第四节　苏、浙等省的自治运动

一　浙江夏超独立

二　上海自治运动与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三　陈仪自治

第五节　国民联军在西北的崛起

一　五原誓师

二　西安解围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的成立

第六节　西南军阀的归附与分化

一　泸州、顺庆起义

二　四川军阀的归附

三　黔系军阀的分化

四　“二六”政变与唐继尧统治云南的结束

第二章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与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

第一节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一　迎汪运动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二　迁都之争

三　恢复党权运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第二节　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

一　杜锡珪、顾维钧内阁的交替

二　天津会议与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三　奉鲁军南下与吴佩孚集团的分化

四　顾维钧内阁的改组

五　奉吴河南战争

第三节　北伐军东下与工人占领上海

一　东进决策与占领浙江

二　收复安徽与攻克南京

三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四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胜利与市政府的诞生

第四节　各地群众运动的高涨

一　农民运动

二　工人运动

三　妇女运动

四　学生运动、商民运动、华侨运动

第三章　列强分化中国革命与蒋介石发动政变

第一节　二十年代列强的对华政策趋向

一　列强角逐的新格局

二　列强对华政策的经济动因

第二节　北伐战争发动前列强对华政策的调整

一　“五卅”惨案后列强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二　对南方国民革命阵营的窥测

第三节　省港罢工的谈判与收束

一　中英省港罢工谈判及其中断

二　英国的胁迫与罢工排货的收束

第四节　北伐进军中列强对革命阵营的分化

一　调整同中国南北政权的关系

二　维护重要权益与分化革命阵营

第五节　汉浔英租界事件与列强的两手政策

一　中国人民占领汉浔英租界与英国的对策

二　列强的两手

三　南京事件与汉口“四三”惨案

四　列强对蒋介石的诱迫

第六节　蒋介石发动政变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一　赣州惨案与南昌、九江、安庆事件

二　蒋介石等在上海策划清党

三　汪蒋会谈与汪陈联合宣言

四　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应变方略

五　“四一二”政变

六　四川、浙江、福建、江苏、广东等地的拥蒋反共活动

七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八　“二期清党”

第四章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与汪精卫集团分共

第一节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政

一　财政经济措施

二　司法改革与文教事业

三　土地委员会工作经过

第二节　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

一　武汉国民政府前期的外交

二　宁案交涉与分离英日政策

第三节　汉宁对峙下的北伐军事

一　武汉国民政府的讨蒋活动与决策北伐

二　唐生智率军北上与冯玉祥东出潼关

三　阎锡山易帜

四　吴佩孚势力的败亡

五　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北进

第四节　奉鲁军阀组建安国军政府

一　查抄苏联使馆与镇压革命党人

二　安国军政府的成立

三　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与东方会议

四　胶州事变与苏鲁前线的拉锯战

第五节　武汉国民政府的“战略退却”与中共“五大”的召开

一　列强对宁汉分裂的态度

二　武汉国民政府的“战略退却”与政策调整

三　中共“五大”的召开

第六节　汪精卫集团分共与中共发动武装起义

一　杨森、夏斗寅叛乱与武汉政府的平叛军事

二　马日事变

三　江西遣送共产党人

四　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与蒋冯合作

五　汪精卫集团分共

六　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第一节　蒋介石下野与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一　苏皖溃败与蒋介石下野

二　孙传芳反攻与龙潭之战

三　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第二节　宁汉粤之争与冯玉祥、阎锡山的讨奉军事

一　南京特委会讨伐唐生智

二　宁粤之争与广州政变

三　冯玉祥军与南京北伐军会师徐州

四　阎奉之战

第三节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

一　蒋汪合作反对特别委员会

二　中共广州起义与汪派的挫败

三　蒋介石复职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四　蒋介石整顿内部

五　奉军反攻与国民党军合力北进

六　济南惨案

第四节　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一　奉系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发展

二　奉军北撤与皇姑屯事件

三　北伐军进入京津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附录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北伐初期的胜利与东南、西北、西南的形势变化

第一节　北伐的决策与出师

一　南北形势与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加剧

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统一了广东省。在国民革命的影响和广东国民政府的争取下，以李宗仁、黄绍竑等为首的广西当局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并希望从广东方面得到财政支援。2月间，两广几经磋商，达成统一协议。拥兵近四万的广西军队编入国民革命军，连同广东方面原有的9万军队，使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达到十三万余人。两广的统一和当地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改变了中国南部的形势，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创造了后方基地。

同年初，国内其他地区的形势也有了很大变化。五卅运动后，全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北方的国民军趋向进步，并开始与“联合讨赤”的奉系和直系军阀作战。2月间，国民二军和国民三军在直、鲁、豫失败，退往陕西，但是仍牵制着吴佩孚的部分兵力。4月间，国民军主力撤出京、津，退守察、绥，抵御吴佩孚、张作霖和阎锡山三派的联合进攻。国民军在北方作战，对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配合作用。

全国各派军阀经过多年混战和内部分化，到1926年初，还有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大集团，各自称雄数省。此外，还有些军阀，控制一省或一省内某些地区。

奉系军阀张作霖集团控制东北、山东和京、津地区，拥兵约三十五万人，内部比较巩固，是这一时期实力最强的军阀集团。其中，山东督办张宗昌和直隶督办褚玉璞的直鲁军则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直系军阀吴佩孚集团控制鄂、豫两省和直隶、陕西的一部分，拥兵约二十万人。吴佩孚虽以直系领袖自居，并受西南和东南地区军阀表面上的拥戴，但自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这一集团已元气大伤，所部多系地方部队拼凑而成，内部不稳。吴佩孚还在察东、陕西对国民军作战，在南方与国民政府敌对，处于多面受敌的不利境地。直系军阀孙传芳集团控制着苏、浙、皖、赣、闽五省和上海，拥兵约二十万人。由于孙传芳集团从吴佩孚统辖下取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不久，控制东南地区的时间仅一年多，其自身基本部队不多，所部多系刚刚依附的东南各省的军阀部队，因而统治地位也很不稳固。

除了上述三大军阀集团外，地方系的各个军阀集团都以保存和扩大自身实力为目的，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持观望和投机的态度。自辛亥革命后一直割据山西的阎锡山集团拥兵约十万人。阎锡山既同张作霖、吴佩孚联合进攻国民军，又同国民党保持联系。长期想称霸西南的军阀唐继尧集团割据云南，拥兵约六万。唐继尧虽仍与两广敌对，但因为1925年进攻广西兵败，部属又在积极酝酿倒唐，已不能掀起大的风浪。四川和贵州境内的军阀多达十几个派系，各自拥兵万人到数万人不等。他们对内互相争斗，对外则政治态度游移，大都在吴佩孚和广东国民政府之间伺机投靠。

国内的三大军阀集团和其他中小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长期实行封建割据，相互间又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得国内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热烈盼望结束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和平，因而欢迎国民政府的北伐。各军阀集团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也削弱了他们自己的统治，为国民革命军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败各军阀集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总的形势对北伐有利，但是，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却日渐尖锐。

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蒋介石赶走了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汪精卫，打击并限制了中国共产党，扩大了个人权力。6月1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掌握了党权。5日，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握了至关紧要的军权。其后，蒋介石又陆续取得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升到了此前从未达到过的权力高峰。

根据《整理党务案》，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退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但蒋介石不以此为满足，又超出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范围，进一步提出新的反共要求。5月27日，他在由退出军队的共产党人组成的高级训练班讲话中，宣称革命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党、一个主义来专政”，要求共产党员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同时，他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以便“集中革命势力”⁽¹⁾。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受第三国际指导，但他同时声称，只有中国国民党才是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统一革命势力的“唯一的党”。他并称：为了“辅助国民党强大起来，小党就不能不暂时牺牲”；因此，他再次要求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暂时退出共产党，纯粹做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免得中国国民党同志的猜忌、猜疑”⁽²⁾。8日，他向鲍罗廷（M．M．Бородин）明确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能跨党。”⁽³⁾蒋介石的这些要求，完全违背了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政策。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鲍罗廷继续采取以妥协求团结的方针，力劝共产党人接受《整理党务案》。他认为：“绝对团结，于革命方有希望。现在四面八方均是敌人，各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敌人既推倒之后，方再讨论革命的原理。否则先事分裂，必影响于革命前途。”⁽⁴⁾当时，中共内部虽仍有不同意见，但总体上已经同意鲍罗廷的方针。5月23日，中共广东区委为《整理党务案》发表宣言，认为“为巩固革命基础和为革命前途起见，需要一部分革命利益牺牲”，“如果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此种办法能减去国民党内疑虑与纠纷，而又于国民革命有所裨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是不宜有所异议的。”⁽⁵⁾6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中央，强调联合战线的重要，说明现时中国革命势力，实在危险至于极点，两党共同的职能，在于努力巩固革命战线，肃清内部，反抗以至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函件表示：《整理党务案》与中共的合作政策并无根本冲突⁽⁶⁾。

在宣布接受《整理党务案》的同时，中共也通过陈独秀致函蒋介石，批驳他的关于中山舰经过事实的讲话，说明共产党并无“倒蒋阴谋”，“我们的革命工作，好像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乞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舱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信件反驳蒋介石所称国民党内不能有两个领袖、两个主义的说法，说明国民党是多阶级合作的党，除“共信”之外，应该容忍有多阶级的“别信”⁽⁷⁾。陈独秀此函算是表达了中共方面的一点微弱的抗议。

陈独秀长期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形式想不通。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联合向会议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合阵线。会议否定了陈、彭二人的建议，认为这一主张“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但会议同意将建议提交共产国际考虑。其后，共产国际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⁸⁾。会议认为，当时国民党有四种力量：共产派；以冯自由为代表的右派；以汪精卫、甘乃光为代表的左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新右派）。会议指出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积极进攻的局势，但认为其原因是此前指导国民党的方式有包办代替等错误，因此提出今后应积极发展国民党左派，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联合，共同应付中派，公开的反对右派。会议提出；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必要时还要扶助中派。会议同时提出，今后“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⁹⁾。但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议并没有提出在这一形式中取得领导权的具体途径和办法。在整个国民革命期间，中共始终未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同样，会议也未能明确提出对蒋介石的方针。会议认为，当时的紧要任务在于开展反右斗争，通过斗争，使中派与右派隔离。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В．К．Блюхер）请周恩来转问上海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上海中央的回答居然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¹⁰⁾

蒋介石要求跨党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的主张受到抵制，因此，他不得不貌似公正地作了某种程度的让步。7月26日，发表《留别本校全体官长学生书》，提出以后共产党员不得批评三民主义，而国民党员亦不得有排斥共产党之态度。他声称与共产党合作的原则不变。无论退出CP，而为纯粹国民党员，或退出国民党，而为纯粹CP，都“一视同仁，无分畛域”⁽¹¹⁾。同年8月，他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要求国际接纳国民党，同时命邵转达：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但共产国际应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不需要的”。邵并带着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要求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互派代表⁽¹²⁾。

以蒋介石为一方，以中共党人为另一方，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领导权问题，但是，蒋介石已经权力在握，而共产党人则还在纸上谈兵。这样，北伐战争的形势就变得分外艰难、复杂起来。

二　叶唐之战与国民革命军先遣队入湘

1926年春，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统治被推翻，为国民政府的北伐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早在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党员夏曦就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到湖南办理党员登记，于4月间成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夏曦为委员长。湖南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省党部内起了领导作用。1925年5月，国民党第一次湖南省代表大会在长沙秘密举行，成立以夏曦、李维汉、李荣植三人为常委的省执行委员会。会后，正值“五卅”惨案发生，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在全省发动反帝爱国运动，部分掌握了由省内各界团体组成的雪耻会。1925年底，又掀起要求驱逐赵恒惕的运动，使得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省内赵恒惕反动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1925年底至1926年初春，在全国革命形势影响和省内革命运动的冲击下，赵恒惕军阀集团内部的矛盾骤然激化。

赵恒惕自1923年驱逐谭延闿取得湖南统治大权后，由于自身缺乏基本部队，对省外一向标榜联省自治的中立政策，借以阻南拒北；对省内则依靠几个手握兵权的将领，并在他们中间维持平衡。他把湘军编为4个师，以贺耀组、刘铏、叶开鑫、唐生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师长。第一师贺耀组部驻扎在益阳、常德一带；第二师刘铏部驻扎在华容、澧县、慈利一带；第三师叶开鑫部驻扎在湘潭、邵阳一带；第四师唐生智部驻扎在衡阳、郴州一带。除唐生智拥兵三个旅外，其他各师均只有两个旅。他们各自把持驻地的政权、财权，在省内形成几个独立王国。其中，第三师师长兼湘西善后督办叶开鑫比较认真地听命于赵恒惕，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利用控制水口锌矿，财源丰厚的有利条件，大力购置武器，扩充军队达两万多人，使第四师成为省防军中人数最多，装备和训练最好的部队。

唐生智实力增强后，滋长了取代赵恒惕的念头；同时，赵恒惕也加紧了对唐生智的防范和限制。唐生智感到，省内群众运动高涨对他驱逐赵恒惕有利，因而在他控制的湘南地区对民众团体的活动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1925年底至1926年1月，中共湘区委员会先后派夏曦和王基永，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秘密与唐生智联络，要求唐在政治上与广东政府一致，和省内人民共同驱赵（恒惕）反吴（佩孚），唐生智表示大体赞成⁽¹³⁾。与此同时，唐生智命令第四师官兵一律摩顶受戒，皈依佛教，企图以佛教教义加强对部属的控制。他还同南北两方都进行联络。一面私下向吴佩孚表白，不想改变原湖南省当局的政治态度，以求吴不干涉他驱赵；同时又秘密向广东、广西当局表示他倾向革命，希望两广方面予以援助。1925年底，和唐生智关系十分密切的湘军第二师旅长叶琪以省亲之名回到广西。次年1月27日，以唐生智代表的名义出席广西当局和各界民众的集会，会后又赴广州参观，从而使唐生智倾向广东政府的态度公开化⁽¹⁴⁾。

1926年2月2日，长沙发生英国人殴打雪耻会纠察队员事件。同月10日，中共湘区委员会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发动各界成立“湖南人民反英讨吴委员会”，要求驱逐英国领事，通电讨伐吴佩孚，并吁请广东国民政府北伐。3月2日，反英讨吴委员会三千余人在长沙集会，会后举行游行，并到省长公署呈递警告赵恒惕书⁽¹⁵⁾。面对这种形势，唐生智认为倒赵时机已到，马上动员全师部队出动。3月6日，致电赵恒惕，声称湘南米贵，给养困难已极，特调所部第十五团移往衡山就食⁽¹⁶⁾。3月8日，唐部三个旅分三路自湘南向北推进，前锋直指长沙。

自1926年2月起，赵恒惕即多次派人赴衡阳疏通，说明省长任期即将届满，自己无意蝉联，拟帮助唐竞选成功，和平移交。2月下旬，蒋方震应赵恒惕之请，并受吴佩孚之命，前往衡阳，重申前意，并劝止唐和广东的联系。蒋是唐在保定军官学堂读书时的校长。唐生智在他的老师面前信誓旦旦，表示绝不利用外力，扰乱湘政⁽¹⁷⁾。3月8日，唐生智出兵后，赵恒惕再次派人到衡阳商谈。唐生智却回答说：“要么我来，要么赵去。”毫无通融余地⁽¹⁸⁾。

为了配合唐生智武力倒赵，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于3月9日在长沙举行有3万人参加的示威大会，谴责赵恒惕祸湘的罪恶，通过24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有：打倒赵恒惕、废除省宪法、取消省议会、组织代表民意的政府、请国民政府北伐、恢复被赵恒惕封闭的一切团体、改良农工待遇、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等⁽¹⁹⁾。会议决定组织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推举王基永、周以栗、酆述庭、张唯一、缪伯英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最初，赵恒惕企图以强力镇压。3月10日布告称：要“严密缉拿，尽法究办”，并恶狠狠地称：“倘竟恃强抵抗，准军警当场格杀。”⁽²⁰⁾但是，赵在长沙只有卫兵2000人，拥赵的湘军第三师的实力远不及唐的第四师，驻湘西的湘军第一、第二师又态度不明，赵恒惕虽有镇压之心，而无屠戮之力。3月11日，他向省议会辞省长职，推举唐生智为内务司长，代理省长职务。13日，赵恒惕离开长沙，经武汉转赴日本。14日，唐部第九旅旅长何键率部抵省。16日，唐生智进入长沙。

唐生智进入长沙之初，态度极为谨慎。他邀请湘军师长贺耀组、刘铏、叶开鑫和各旅长到长沙共商湘政，表示自己只是暂来维持省会安宁，不就代省长之职，仍拥护“省宪”，一切政务，萧规曹随。3月18日，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及各团体向唐生智请愿，周以栗（中共党员）要唐生智对24条签字表态。唐称：湖南有特殊情形，自难一步登天。但他又表示：要“走完十万八千里路，决不向后转”⁽²¹⁾。他一面派人赴汉口向吴佩孚解释，驱赵乃迫不得已，自己并无反吴之意；一面又向两广联系，希望必要时能给予支持。

吴佩孚虽得到唐生智的解释，但仍然十分担心他倒向广东政府。3月18日，再派蒋方震赴湘，动员唐生智“讨赤讨粤”。唐对他的昔日老师仍然虚与委蛇。22日，蒋电吴报告说：“唐极愿与大帅携手。”⁽²²⁾3月25日，长沙各界为大沽口事件及“三一八”惨案游行示威，参加者达四五万人，群众要求立即出兵讨吴，并再次向唐生智请愿。唐表示：“所请各条，将来必促其实行。”⁽²³⁾同日，刘文岛偕广东政府代表陈铭枢和白崇禧到达长沙。陈、白都是唐生智保定军官学堂的同学，二人向唐提出：请湖南政府服从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指挥之下，出兵讨吴；承认国民党在湘自由发展，且须绝对保护人民自由⁽²⁴⁾。陈、白表示：广东革命政府愿意提供支援；保证与唐生智有旧怨的谭延闿的第二军、程潜的第六军不进入湖南。唐生智同意陈、白所提要求，表示服从国民政府。陈铭枢随即电广州报告称：唐生智“对于政府意思，完全接受”，“结果之佳，出于意想之外”⁽²⁵⁾。在这种情况下，唐生智决定采取激烈手段，控制湘局。当晚，唐生智正式宣布就任湖南省代省长之职，还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赶到长沙的第二师师长刘铏、第二师旅长唐希忭、第二师秘书萧汝霖、第三师旅长刘重威、原省府高级参谋张雄舆逮捕，随后又将刘重威、张雄舆、萧汝霖处决。与此同时，唐生智命令其部下何键旅向驻扎在岳阳的湘军第三师叶开鑫部进攻。叶开鑫迅速率部退向湖北，正式投附吴佩孚。3月27日，何键部占领岳阳。

当时，吴佩孚还是庞然大物，唐生智决定以卑词恭礼为缓兵之计。3月29日，致电吴佩孚，说明湘事为湖南内部问题，湘军决不出境⁽²⁶⁾。4月1日，派警察厅长欧阳任等携函赴汉，声称湘省保境息民，决无联粤北伐之事，所有赵恒惕与吴所签各种盟约，一律有效⁽²⁷⁾。当时，吴佩孚正要北上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还不想以主力南下，他限唐生智于24小时之内撤退岳州驻军，并于次日派军舰到岳阳示威。唐遵命惟谨。3日，何键旅撤回长沙。其后，吴佩孚的态度愈来愈傲慢，要求唐生智回驻衡阳，让叶开鑫回任湘西督办，恢复赵恒惕出走以前的状态。同月，吴佩孚派谭道南到长沙谈判，逼迫唐生智接受吴的任命，讨伐广东，至少也要发表一项“反赤”通电，表示心迹。唐生智愤然拒绝说：“吴子玉不要小看湖南，他如进攻长沙，我就直取武汉。胜则饮马长江，败亦不住租界！”说毕，掏出手枪，激动地说：“我唐生智的命运，就交给它了。”⁽²⁸⁾至此，谈判完全破裂，吴佩孚遂决意对湖南用兵。他一面接济叶开鑫部，委任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贺耀组为副司令，利用投附他的湘军打头阵；一面又调集自己的部将宋大霈、余荫森、孙建业、王都庆及江西总司令邓如琢的部属唐福山部、陈炯明的旧部粤军谢文炳部，组成“援湘军”，以李倬章为总司令，在湘军后面跟进监督，并策应支援。4月19日，叶开鑫通电声讨唐生智。同日，率部进占岳州，并分路向平江、湘阴进攻，吴佩孚派来的军舰数艘也进入洞庭湖助战。4月21日，叶开鑫通电就任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叶唐战争就此开始。

由于叶唐战争不仅是湖南的内争，而是旧北洋军阀势力和广东革命政府支持下的进步力量之间的战争，国共两党在湖南省的组织大力支持倾向革命的唐生智。唐生智就任代理省长后，有限制地允许各进步团体活动。中共湖南区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仅4月份一个月即在27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同时工人运动也得到很大发展，从而为支援唐生智作战和后来支援北伐奠定了有力的基础。4月21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织长沙5万市民举行反吴示威大会，夏曦演说，号召全省人民援唐反吴，“一致合作为政府后盾”⁽²⁹⁾。大会推选夏曦、缪伯英（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兼妇委书记）、张汉藩、邱维震等十余人组成湖南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会后，委员会组织讲演队、慰劳队、救护队、工人运输队等支援唐生智部。唐生智在民众团体的支援下也提高了应战的决心。4月23日，唐生智发出对叶开鑫的讨伐令，同时布告省民，声称“誓以身家性命，保此河山，城存与存，城亡与亡”⁽³⁰⁾。他随将所部三个旅投入汨罗江一线，迎击叶开鑫的进攻。

叶唐之战开始时，唐生智部原有的三个旅，加上4月中旬投附唐生智的鄂军混成旅夏斗寅部，总兵力虽号称五万，实际上不足三万人，少于叶开鑫的湘军和吴佩孚的援湘军的总数。这时，驻在湘西的湘军第一、第二师的态度，成为影响双方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对于唐生智控制省政和驱赶叶开鑫的第三师，湘军第一、第二师开始持中立观望态度。叶唐之战开始后，唐生智为拉拢湘军第一师，任命第一师师长贺耀组为湘军总指挥，贺耀组见叶开鑫势力强大，不肯接受，反而组织“护湘军”，于4月27日通电讨伐唐生智，并向长沙进兵。与此同时，湘军第二师也驱逐唐生智派来的师长叶琪，由澧县向东推进，参加讨唐。4月25日，唐生智部在湘阴、平江、浏阳一线击退叶开鑫部，但是，湘军第二师和叶开鑫部北撤时留在湘西的第六旅邹鹏振部已经出动，邹鹏振旅并于4月28日攻占宝庆，威胁唐生智的后方衡阳。同时，赣军唐福山部也向湘东醴陵一线进攻。面对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唐生智于4月30日下令放弃长沙，全军南撤醴陵、湘潭一线。他一面急电广西当局求援，一面派刘文岛为代表赴粤，表示愿加入国民革命军，作为北伐前驱，请求广东国民政府出兵。

5月2日，叶开鑫率“讨贼联军”进占长沙，随即向湘潭、株洲追击。唐生智率军后撤衡阳，并于5月6日向抄袭衡阳的叶开鑫部邹鹏振旅反攻，一举夺回宝庆。唐军撤退时，中共湖南区委派出夏曦、何叔衡、郭亮、王基永、熊亨翰、曾三、曹羽仪、凌炳组成的八人代表团随军南撤，以八人代表团为主组成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唐生智本人也参加了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一面在唐军官兵中进行政治鼓动，一面通过湘南地区的国共两党组织动员民众支援唐军。因此，唐军撤退途中虽有部分倒戈、逃亡，但是基本保全了主力退到湘南。

广东国民政府原则上同意援唐，但对于出兵问题，各军领导人意见并不一致。与唐生智有旧怨的谭延闿、程潜主张暂不出兵，坐观唐生智失败。蒋介石、李济深则主张出兵援唐。李济深并表示愿派第四军独立团先行出发，随后再派出第十、第十二师。5月11日夜，军事委员会开会，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程潜、白崇禧等出席，新自广西来粤的李宗仁和湖南请援的代表刘文岛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出兵入湘⁽³¹⁾。其后，又陆续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兼理湖南民政事宜及第八军军长等职。北伐战争的序幕逐渐揭开。

叶唐之战开始后，李宗仁即命第八旅钟祖培部向湘桂边界的黄沙河进发，同时，命令全省动员，各地部队向桂林集中。5月12日，第八旅第十五团尹承纲部赶到衡阳，正值衡山前线吃紧，唐生智马上将该团调往衡山参战，巩固了涟水前线的阵地。吴佩孚得知广东政府出兵援唐后，增派鄂军三个旅入湘作战，并调拨大批枪械弹药支援叶开鑫部。5月20日，唐生智部反攻湘乡、湘潭，叶开鑫调集援军由宁乡向湘乡包抄。23日，唐生智部被迫向衡山、宝庆撤退。叶开鑫部和吴佩孚的援湘军随即再度向衡山一线进攻，遭唐生智部和广西援兵抵抗，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叶开鑫指挥下的原粤军谢文炳部和赣军唐福山部共六个团向唐生智部的右翼攸县、长岭一线包抄进攻。由于当地守军只有六个连，难以抵御，唐生智的湘南交通线面临被切断的严重威胁。29日，叶开鑫部又攻占衡山，向唐生智部的主要基地衡阳推进。

5月20日，正当唐生智亟需援助之际，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担任广东政府援唐北伐的先遣部队，奉命出动⁽³²⁾。

第四军独立团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1925年11月组建于广东肇庆。起初番号为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全团共有2100人。团长叶挺、团政治指导员吴季严、团参谋长周士第和大部分军官都是共产党员。它虽属第四军建制，在作战上归第四军指挥，但是团内的干部都由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调配，并建有中共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该团由于从建团起就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教育，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良好的官兵关系并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独立团出发途经广州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鼓励独立团“饮马长江”，“武汉见面”⁽³³⁾。5月27日，独立团越过南岭，进入湖南。

5月31日，叶挺率独立团进抵湘南永兴。同日，因原粤军谢文炳部已迂回到攸县，唐生智电催独立团赴援。6月1日，独立团改以强行军前进，次日赶到安仁。3日，叶挺率团主力进入渌田、龙家湾前线。该处守军兵力薄弱，在北军六个团的进攻下已丢弃阵地后逃，因此，独立团刚进入阵地，第二、第三营即遭北军包围，激战至天黑，给北军以大量杀伤。北军进攻连连受挫后，发现守军是广东政府的援军，且战斗意志十分顽强，深感震惊，慌忙于午夜撤退。4日拂晓，独立团向逃敌发起猛烈追击，北军仅作了轻微抵抗即逃向茶陵、攸县。5日，独立团在当地农民武装引导支援下占领攸县。

此役为北伐军出师的第一战，第四军独立团凭借旺盛的士气和良好的军事素质，仅以63人伤亡的代价，即取得了胜利。

在衡阳正面战线上，援湘的第七军第八旅钟祖培部会同唐军何键部也于6月1日反击叶开鑫部，在金兰寺一带激战获胜。6月3日，唐军刘兴、周斓部继起反攻。叶部退守涟水以北。

先遣队初战告捷，不仅稳定了唐军湘南战线，也提高了广东方面各军首领出师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三　北伐出师及其论辩

北伐是孙中山的遗愿。东征结束后，蒋介石即有意于举起北伐旗号，1925年12月28日日记云：“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³⁴⁾1926年1月4日，他在国民政府春酌中发表演说称：敌人“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³⁵⁾两天后，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声称“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³⁶⁾4月3日，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以三个月为准备，6月底出兵北伐⁽³⁷⁾。

苏联在华顾问反对过早行动。还在1926年初，苏联军事顾问团就向苏联驻华使馆报告说：“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又说：“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³⁸⁾3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广东政府应该竭其全力进行土地改革、财政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加强自卫能力。决议明确声称：“在现时期，应当着重抛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³⁹⁾鲍罗廷积极贯彻苏共中央的这一决议，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力陈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以保证北伐的结局有利于革命。5月1日，他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达四小时的谈话，对北伐多所争执。但是，蒋介石坚持己见，争论仍然以鲍罗廷的妥协告终。

蒋介石的主张得到部分中国将领的拥护。当年3月18日，军事委员会即议决进行北伐准备。同月30日，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到达广东，表示国民军愿与国民党合作，希望集中革命力量，向长江发展。此事加强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决心。4月10日，国民政府复函冯玉祥，表示正“积极筹备北伐，期能于相当时期，与贵军会师中原。”⁽⁴⁰⁾其间，江西方本仁的代表蒋作宾也到达广州，声称国民政府倘能于近期北伐，江西可不劳而获⁽⁴¹⁾。16日，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议决，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筹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垧。同月20日，陈铭枢、白崇禧回粤，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赴湘联络唐生智成功：“将来实行协同出师北伐，当收事半功倍之效。”⁽⁴²⁾这些使原来对北伐持谨慎态度的将领也乐观起来。29日，李济深、陈铭枢催请出兵。5月10日，李宗仁自广西来，参加讨论北伐计划，李宗仁也积极主张迅速出师。29日，李宗仁又面见蒋介石，批评“北伐出师迂缓”，而蒋介石则认为李宗仁“不识政治复杂情形”⁽⁴³⁾。当日，军事委员会开会，李宗仁、刘文岛再次强烈要求出师北伐，会议决定先拨给广西军费20万元，命第七军克期出发援湘。

尽管北伐大计已决，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尚未确定。中山舰事件之后，苏联军事顾问团即决定满足蒋介石追求个人“尊荣”的欲望，协助他取得“比较现实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其具体位置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⁴⁴⁾。二届二中全会后，由蒋介石掌握包括军权在内的各种权力的局面已经形成。6月3日，蒋介石与张静江、谭延闿商量总司令人选问题，张、谭二人推蒋，蒋则推谭，谭自然不肯应允。蒋介石再与鲍罗廷商量，鲍力劝蒋介石“勉担艰巨”，并称：如蒋不出任，他将辞去总顾问一职⁽⁴⁵⁾。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奉命后，即着手组建总司令部：参谋长李济深、副参谋长白崇禧、秘书长邵力子、兵站总监俞飞鹏、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其他人员为：参谋处长张定璠、副官处长张治中、秘书处长马文车、参事局长钮永建、政务局长陈公博、审计处长徐桴、军法处长戴任、训练处长严重。

6月23日，蒋介石对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人员讲话，提出战事期间，“无论前方后方，通用集中的原则来办理”，一切团体组织、言论，都必须受总政治部的指导和监督，“不准他们自由”。同时，他并宣布：“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⁴⁶⁾2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第37次会议，同意蒋介石的要求，决定赋予总司令部以特权，可以监督、检查、支配宣传、印刷、运输机关，指导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等各团体。7月2日，公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大纲规定：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归总司令统辖；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各事⁽⁴⁷⁾。这样，蒋介石就建立起以他个人为中心的军事独裁体制。

从1926年初起，蒋介石就在考虑北伐战略问题。他在1月11日日记云：“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进规中原为上乎？抑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长驱中原乎？殊难决定也。”⁽⁴⁸⁾最初，他倾向于同时攻占湖南和江西，但加伦将军则主张各个击破，先取两湖。6月9日，蒋介石与张静江、加伦商谈北伐战略。21日，军事委员会接受加伦提出的北伐计划⁽⁴⁹⁾。7月1日，蒋介石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声称“继承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命令宣布其进军计划为“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⁵⁰⁾。随令颁发《集中湖南计划》，规定以第七军李宗仁部、第八军唐生智部、第四军陈可钰部集中于永丰、衡山、攸县一线，相机进攻长沙，以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集中于酃县、茶陵、安化，防备江西，以第一军何应钦部集中衡阳，为各方策应。

7月4日至6日，根据张静江提议，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有：一、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因足疾请辞，改选蒋介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在北伐期间，仍由张代理。二、承认蒋介石任党的军事部长，具有指挥各军的全权。三、补选何香凝、彭泽民、于树德、顾孟馀、李济深、王法勤、丁惟汾7人为常务委员。此外，会议讨论并大体通过了《出师宣言》及对全体党员训令等文件。9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总司令就职及北伐誓师典礼。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孙中山遗像、党旗、国旗，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授印。各界参加者五万余人。据报道，“欢声雷动”，“民众拥护政府，渴望北伐成功之热情，蒸若霞蔚”，“军容甚盛，为民国以来绝无仅有之盛典”⁽⁵¹⁾。蒋介石在就职宣言中称：“以三事为国人告：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第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⁵²⁾在《告全体将士书》中，蒋介石并称：“如中正有一毫自私自利类于军阀之行径，则凡我将士咸得举发其事实，中正甘受党与政府极严厉之制裁。”这一时期，蒋介石如愿以偿，春风得意。25日晚参加中央党部欢送宴会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演讲略带骄矜之色，戒之！”⁽⁵³⁾7月27日，蒋介石率领总部第二组人员离开广州，赶赴韶关。

尽管北伐已经见之于实际行动，但是，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意见仍然不一致。1926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曾议决，当时的第一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⁵⁴⁾。这一时期，由于南方革命阵营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有些共产党人主张首先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陈独秀则主张趁吴佩孚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以阻止其南伐。为此，他多次致电致函汪精卫和蒋介石，详陈此计。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文章，认为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的全部意义。他说：北伐“必须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文章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当前的问题是防御吴佩孚南伐，防御反赤军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文章并批评广东国民政府“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以及“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⁵⁵⁾。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认为“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广东国民政府出兵，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⁵⁶⁾。

陈独秀的文章引起了部分国民党人的不满，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竟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告，指责该文“有碍革命前途”，并禁止同学购阅《向导》。8月13日，张静江根据国民党中央第六次政治会议决议，致函陈独秀，提出北伐是“国民革命的唯一先着”，批评陈文对北伐军出师“加以投机权位的恶名”，将在民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张函并称：“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⁵⁷⁾蒋介石对陈独秀的文章也很反感，他于8月23日日记云：“阅《向导》报，陈独秀有诽议北伐言论，其用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也。”⁽⁵⁸⁾24日，他致电国民党中央：指责陈独秀“反对本党北伐”，“中国共产党当负其责”；“值此严紧时期，发此言论；显然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他要求中共中央负责答复⁽⁵⁹⁾。9月13日，陈独秀发表答辩文章，说明北伐成熟的标准，一为“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文章特别提出，孙中山“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⁶⁰⁾

北伐是广大群众和进步人士长期以来的要求，陈独秀对实现这个要求的迫切性估计不足，因而，对北伐未能持鲜明的支持态度，这是一个错误，但是，陈独秀提出仓促北伐的危险则又是有见地的。

第二节　攻克两湖

一　占领长沙

广东国民政府在委任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的同时，又积极给予物质支持，送去军费毫洋10万元⁽⁶¹⁾。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宣布就职。所部共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教导师和鄂军第一师，由何键、李品仙、刘兴，周斓、叶琪、夏斗寅分任师长。同时，唐生智还受命统一指挥在湘南作战的第四、第七、第八军的部队。

6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自广州出发。其后，各部陆续北上。这时吴佩孚正以主力在南口方面对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对北伐军的实力估计不足，因而他命令叶开鑫的湘军和李倬章的援湘军在湖南暂取守势，确保两湖。叶开鑫部自衡山，渌田作战失利后，即以主力沿涟水、渌水布防，抢修工事，并以部分兵力袭扰北伐军两翼。当时，叶开鑫、李倬章指挥下的各色部队还有十多万人，但是内部派系复杂，湘军各部都力图自保。援湘军和原粤军等部又想乘机占据湘南地盘，统一调度指挥十分困难。而且，北军大都已欠饷数月，其后方又有中共组织领导的工农群众进行袭扰破坏，加之北军抓夫抢粮，造成民众逃避，各部供应困难，军心动摇，士气十分低落。

6月下旬，北伐军第四、第七、第八军主力已集结到湘南前线。计有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独立团叶挺部、第七军第二旅李明瑞部、第七旅胡宗铎部和第八旅钟祖培部，以及第八军的6个师，总兵力约六万余人。各军将领因大敌当前，还能够互相协助。第四、第七、第八军训练有素，经初战告捷，士气高涨。湘南地区山峦起伏，湘粤间的运输主要靠肩挑人抬，给北伐军的供应造成很大困难。在中共湘粤两省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两省的工农群众掀起支援北伐的热潮。广东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数千人的运输队和卫生队，随军行动，湘南各县也发动数万农民挑担运输，终于使北伐军的后勤供应得到保障。和北军比较，北伐军的战斗力已明显占有优势。

为了乘当面之敌内部混乱，吴佩孚主力远在南口之机尽快夺取湖南，唐生智于6月21日提议，不待各军全部到达即发起总攻，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等人表示赞同。经蒋介石同意后，自6月29日起，湘南的北伐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向前沿推进，7月5日发起进攻，主攻目标直指长沙。

攻势开始后，第七军和第八军一部组成的左路军向娄底一线进攻。当时洪水猛涨，涟水江面船只又被北军控制，左路军得到当地民众提供的30艘木船，在火力掩护下强渡成功，于7月6日攻占娄底。以第八军主力组成的中央军向潭市、湘乡一线进攻。因该处地形复杂，又为叶开鑫部的中心防区，中央军何键师进展缓慢。在刘兴师的增援下，终于在7月9日突破敌军防线，占领潭市、湘乡，叶开鑫部纷纷向湘潭、长沙败退。

右路军由第四军组成。7月9日，进攻由赣军唐福山、粤军谢文炳部据守的渌水防线。张发奎率第十二师主力在右翼主攻醴陵，叶挺率独立团在左翼泗汾镇助攻。同日晚，独立团向泗汾桥守敌唐福山部一个团发起突袭，当地农民武装同时袭扰敌阵和后方。经激烈夜战，于10日晨夺取了泗汾桥和泗汾镇。独立团随即向醴陵追击，沿途又击溃敌军两个团。同时，第十二师主力攻占楚东桥。此际，中共湘东地方组织动员的运输队、侦察队、向导队、救护队、疑兵队纷纷参战，株（洲）萍（乡）铁路工人则破坏湘赣交界处的铁路，断绝赣军唐福山部的后援。面对北伐军的正面进攻和工农武装的后方袭扰，醴陵地区的北军迅速陷入混乱，于7月10日下午放弃渌水防线，向东北方向撤逃。叶挺率独立团急追30里，于当日下午占领醴陵。

北伐军突破涟水、渌水防线后，北军主力虽因撤退迅速而未遭歼灭，但其内部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原归附于叶开鑫的贺耀组、邹鹏振、林拔萃等率部退往益阳、常德一带，赣军唐福山部逃回江西萍乡，吴佩孚所派的各部援湘军先行撤到湘东北。叶开鑫率所属部队撤入长沙，也无心据守，溃兵在市内大肆抢劫，造成城内一片混乱。

为了迎接北伐军和保护长沙市民，中共湖南区委领导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迅速组织起一千余人的工人保安队，在市区缉拿溃兵，维护治安，并动员民众欢迎北伐军。这些使叶开鑫部更为惊恐。7月10日夜间，离城北逃。工人保安队控制了市区。11日晨，北伐军第八军第三师李品仙部在工人保安队和市民的欢迎下进入长沙。同日，第八军追击部队在长沙水陆洲将叶开鑫下属的第二旅包围缴械，俘虏旅长刘雪轩以下两千余人。第七、第八军随即分兵向北追击，至7月12日，占领浏阳、宁乡、湘阴、益阳等城。

7月14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长沙市党部和长沙工会、农会、教育会和学联的代表赴湘潭迎接北伐军将领入城。16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举行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大会，有二百多个团体，五万多群众参加。唐生智和第七军第二路指挥胡宗铎等将领也参加了大会。会议高度评价湖南各界人民支援北伐的功绩，胡宗铎说：“唯以此次经过情形而论，进驻长沙，并未战争，完全民众力量得到。”“叶部之跑，不是打跑的，是民众在其后防，故意恐吓赶走的。”⁽⁶²⁾

7月25日，湖南省政府成立，唐生智任主席兼军事厅长，宣布废除赵恒惕主政时期的省宪法，解散省议会。同日，湖南人民讨吴委员会恢复。8月3日，广东国民政府根据唐生智的呈请，任命了省政府的其他成员：民政厅长冯天柱、财政厅长刘岳峙、教育厅长周鳌山、建设厅长邓寿铨、秘书长修承浩。8月16日，国民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会议通过了扶助工农运动的宣言。在当选的29名执、监委员中，有共产党员夏曦、周以栗、易礼容、熊亨瀚、谢觉哉、何叔衡等十余人。

唐生智看到工农运动的巨大威力，想借助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势力，公开表示支持省内工会和农会的活动，并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进步要求，同时还请中共向第八军派遣政工干部。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动员民众，“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北伐”，“使北伐更多具有革命的意义”⁽⁶³⁾。根据通告精神，中共湖南区委利用省内的有利形势，加快开展工农运动。在以郭亮为委员长的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湖南省内迅速组织起有十余万工人参加的76个工会联合会。中共湖南区委又继续派出农运特派员深入农村各地，大力组织农民协会。从7月下旬到9月上旬，湘中、湘南和湘北各县农民协会发展迅速，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达到四十余万人，能够直接领导农民200万以上。

中共湖南区委在开展工农运动时，把支援北伐战争作为重要内容。为了支持北伐军向湖北推进，湖南工团联合会组织五批运送队，供北伐军差遣，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也组织有数千人参加的运输队、铁路破坏队和侦察队，随北伐军一起向武汉推进。在北伐军尚未到达的湘北地区，当地农民协会也组织起宣传队、慰劳队、向导队、运输队、暗探队、疑兵队、破坏队等，积极准备迎接北伐军，并对北军的后方进行袭扰破坏。工农群众对北伐的大力支援，为下一期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　长沙会议与汨罗江会战

入湘告捷坚定了广东国民政府首脑们的胜利信心，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政府和北伐军的声望。原先游移于南北之间的西南各派地方势力，这时的政治态度迅速发生变化。6月下旬，贵州军阀袁祖铭、王天培派代表赴粤，与国民政府洽谈，声言愿加入北伐。7月27日，袁祖铭致电国民政府，正式表示愿出发湘、鄂，效力党国，讨伐吴贼。随后，接受国民政府委任的左翼军总指挥职务。袁部彭汉章、王天培也分别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第十军军长之职，统归袁祖铭指挥。同月，驻赣南的赣军第四师赖世璜部正式投附国民政府，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湘军贺耀组部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刘成勋等也派人和国民政府联系，表示愿参加国民革命，并于8月13日通电讨伐吴佩孚。

长沙既克，下期作战方略成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思考和辩论的主题。7月16日，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致电蒋介石、李宗仁，分析形势，建议迅速进取武汉，对江西暂取监视态度⁽⁶⁴⁾。24日，唐生智在长沙召集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唐生智、李宗仁主张同时进攻鄂、赣，胡宗铎仍坚持原议。会议通过唐、李主张，随即电告蒋介石，并草拟意见书，派专人送蒋⁽⁶⁵⁾。

7月27日，蒋介石偕苏联顾问加伦和行营参谋长白崇禧等总部人员由广州出发，赶赴北伐前线。8月3日，抵达湘南郴州，一路受到民众和农民协会的热烈欢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鞭炮毕剥之声联珠裂帛，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甚可感。农民协会组织尤为发达。将来革命成功，当以湖南为最有成绩”。⁽⁶⁶⁾8月5日，蒋介石与加伦、白崇禧等会议，研究下期作战计划。加伦顾虑到武昌时会遇到帝国主义的阻碍，主张多加兵力，先攻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蒋介石赞成加伦的意见⁽⁶⁷⁾。会议决定，以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军担任洞庭湖以东之线，为主攻，以第十军担任洞庭湖以西之线，为助攻，仅以少数兵力监视赣西⁽⁶⁸⁾。10日，蒋介石会见来访的李宗仁，觉得李是一位“血心军人”，与他结为把兄弟⁽⁶⁹⁾。12日，蒋介石抵达长沙，当晚即召开有加伦、白崇禧、唐生智、李宗仁、邓演达、朱培德、陈可钰和黔军袁祖铭的代表等二十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会上，蒋介石重提攻鄂、攻赣先后问题，征求与会者意见。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仍依出师前原定方案进行⁽⁷⁰⁾。

在长沙期间，蒋介石先后发布进攻训令及《讨吴宣言》、《对外宣言》等文件，号召军民各界“奋我戈矛，挞彼国蠹；牺我生命，救我民生”。同时，要求各国“扶持正义，赞助我国民革命”⁽⁷¹⁾。一场与直系军阀的大决战即将开始。

8月14日，蒋介石检阅第七、第八两军。当检阅到第八军时，乘骑受惊乱跑，将蒋介石摔到地下，使蒋非常难堪⁽⁷²⁾。15日，蒋介石又专程到株洲，检阅作为总预备队的第一军第一、第二两师。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被排挤，该军取消了政治工作，入湘途中拉夫骚扰，军纪极坏。蒋介石对此烦恼之极，曾于7月26日致电指挥官王俊等人，要求严肃行军纪律，但并无效果⁽⁷³⁾。在株洲，蒋介石作了长时间训话，以至“喉为之哑”。

蒋介石到长沙后即企图掌握湖南各方面的权力，他向唐生智表示：“现在是党权高于一切，政治、军事等都要由党来决定。”⁽⁷⁴⁾当时，唐生智正盛气十足，岂肯向蒋介石低头。自此，蒋唐矛盾日深。后来在武昌攻城战期间，蒋唐之间更闹到不能并立的地步。

唐生智的第八军迅速扩充至六个师，共二十多个团。为了制约唐生智，重振第一军，蒋介石一度向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表示，希望维持第一军，维护总司令威信，并招请被迫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回去工作。8月25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称：“能与帝国主义者对抗的，国内的革命同志只共产党，国外的革命同志只苏俄。所以要想革命早日成功，应联络共产党与苏俄共同奋斗。”⁽⁷⁵⁾当时，中共中央采取的态度是：“现时对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维持中，还可迫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⁷⁶⁾

根据长沙会议决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北伐前线各军编为左翼军、中央军、右翼军和总预备队，仍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其战斗序列如下：

左翼军：由新归附的黔军编成的第九、第十军组成，袁祖铭任总指挥，受命从湘西常德一带向鄂西宜昌、沙市进攻。

中央军：由第四、第七、第八军组成，唐生智兼任总指挥，全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受命从湘东北汨罗、平江一线向岳州、蒲圻进攻，然后向武汉推进。

右翼军：由第二、第三军和新归附的赖世璜的独立第一师、第五军的第四十六团组成，朱培德任总指挥，受命警戒江西方面。

总预备队：由第一军的第一、第二师和第六军组成。

进攻开始后，由于孙传芳坐山观虎斗，右翼军8月间未进行战斗。左翼军方面，黔军将领袁祖铭、彭汉章等拥兵观望，只有编为彭部第一师的湘西地方武装贺龙所部作战努力，于8月15日攻占临澧。在汨罗江前线担任主攻的中央军，事实上成为这一阶段作战的主要力量。　

北伐军中央军当面之敌为叶开鑫、李倬章指挥下的湘军和护湘军，连同吴佩孚派来的各路援军，总兵力号称10万人。北伐军攻占长沙虽使吴佩孚感到震惊，但是因南口战事紧张，吴佩孚一时难以抽调主力，只调出豫军、鄂军各一部南下增援。北军以汨罗江为第一道防线，以羊楼司、五里牌、云溪为第二防道线，并以汨罗江北岸的平江城作为第一道防线中的核心据点。虽然北军在汨罗江一线经营工事达一月之久，但是因接连战败，又受驻地民众的敌视和袭扰，士气十分沮丧。北军内部派系复杂，相互不能很好联络，无法形成统一有力的指挥，与北伐军相比，已明显居于劣势。

8月19日，北伐军第四、第七、第八军在汨罗江前线向湘北发起总攻。第八军在左翼担任牵制助攻，先行于白水至新市一线强行渡河，以吸引北军。第四、第七军在右翼担任迂回主攻，总攻开始后即分别向平江和牛车铺、桃林方向进击。为了配合北伐军，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大批工农群众参加运输支前，并在敌后开展广泛的破坏活动。

在平江方向，北伐军以第十、第十二师和独立团共一万余人发起攻击，守敌为援湘军第五十旅旅长兼平（江）通（城）防御司令陆沄所部和桂军韩彩凤部，共计6个团，总兵力也有一万余人，第五十旅又系湘北守敌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8月19日拂晓总攻开始后，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缪培南部在平江以南发起正面进攻，因守敌顽强抵抗，未能突破阵地。同日上午，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得到中共平江地方党组织派遣的民团队引导，突破敌军阵地，迅速迂回到平江城北，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黄琪翔部也在农民向导队协助下，突破汨水，和独立团会合，包围平江城。同日中午，叶、黄两部发起进攻，经一小时激战，占领全城。黄琪翔率军直捣敌司令部，敌主将陆沄仓皇自杀⁽⁷⁷⁾。与此同时，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蔡廷锴部也在汨水上游的三眼桥渡河，占领平江东北的中洞岭，并夺取了当地敌军兵站。至此，第四军在兵力、火力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凭借顽强的攻击精神和农民武装的协助，仅以一天的时间和官兵173人伤亡的代价，就夺取敌人中心据点，击溃敌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俘敌一千五百余人。随后，北军残部溃逃途中又被平江农会组织的农民武装杀毙二百余人。平江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北军防线的右翼，形成了包抄汨罗江沿线敌军并予以歼灭的有利态势。

第七军以第一、第二路共四个旅八个团在8月19日发起进攻，于黄塘、浯口市渡过汨水。在进攻中，第七军也得到当地农民武装的大力协助。李宗仁电称：“敌人曾在阵地前埋伏地雷甚多，我军得农民引导，悉数将其破坏，故得安全通过。”⁽⁷⁸⁾第七军渡河后，在第四军的左侧向前推进，经激战后攻占将军山。第四军攻占平江后，北军纷纷后撤，第七军即以第八旅为前锋向堤头方向追击。

第四、第七军突破汨罗江右翼防线后，第八军当面的北军叶开鑫、宋大霈部面临被包围的威胁，慌忙于8月19日晚炸毁汨罗江桥，向岳阳方向退却。20日，北伐军第八军主力在唐生智指挥下渡过汨罗江，沿武（昌）长（沙）铁路向北追击，于当日夜间占领黄沙街，21日占领桃林街。北军的汨罗江防线至此全线崩溃。

汨罗江败后，北军试图在岳州、五里牌、通城一线固守，但是官兵已无斗志，内部更加混乱。北伐军根据预定计划，以右翼第四、第七军向通城、蒲圻追击，准备断敌退路，再会同沿武长铁路追击的第八军，将北军歼灭于黄盖湖以南地区。

8月21日，第四军以第十师为先导，向通城、蒲圻发起追击，第七军则向南冲、长安桥追击。与此同时，第八军主力向岳阳发起进攻。叶开鑫的湘军和宋大霈等部援湘军见正面和侧后都受到威胁，慌忙向临湘、蒲圻实行总退却。是时，各路北伐军全线猛追，“血肉相搏，炮声隆隆，四处民众更群起响应，敌军不知虚实，无心恋战，乃弃城而逃”⁽⁷⁹⁾。

湘鄂边界多崇山峻岭。第四、第七军官兵来自南方，习惯于山区作战，又有当地民众送水送饭和引路，因而前进迅速。北军官兵大都不习惯山区环境，当地民众因历年来受北军烧杀淫掠之祸，到处袭击溃败的北军。北军感到四面受敌，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8月22日，北伐军第四军第十师攻占九岭高地和通城，切断北军退往湖北的重要通路。然而，由于北伐军各部在进展中联络困难，第七、第八军将领又急于争先抢功，任意发展，未能和第四军很好协调，结果，第四军因孤立突出，兵力不足，未能封锁通城至羊楼司之间近百里的空隙地带，溃败的北军大部由此逃走，全歼敌人于黄盖湖以南的计划因而未能实现。

8月22日，北伐军第八军占领岳阳，并以一部追击至五里牌、羊楼司。鄂军宋大霈部抢夺火车北逃，一小部分被截阻后投降。未能抢到火车的叶开鑫部湘军一部乘船逃向洞庭湖西的华容、安乡，一部向第八军投降。至8月23日，汨罗江会战基本结束。

在历时五天的汨罗江会战中，北伐军击溃叶开鑫的湘军和吴佩孚的援湘军主力，俘敌七千余人，吴佩孚的势力基本上被逐出湖南，进军湖北的大门由此洞开。

三　汀泗桥、贺胜桥大捷

北伐军取得汨罗江会战的胜利后，前锋直指吴佩孚的统治中心武汉。刚被吴佩孚重新任命为湘军首领的赵恒惕和吴佩孚留守两湖的部将陈嘉谟、李倬章接连致电吴佩孚，报告败绩，并说：“非帅座亲临，万难挽回。”⁽⁸⁰⁾吴佩孚和张作霖自8月14日联合攻占南口，打败国民军后，正围绕着北京政权问题进行势力争夺，得知湖北告急后，吴佩孚被迫于8月21日离长辛店南下，只在该地设留守司令部，留齐燮元主持北方事务，将北京城让给了张作霖。吴佩孚的精锐刘玉春、陈德麟等部也南调湖北。8月25日，吴佩孚到达汉口，翌日召开将领会议，决定以宋大霈、董政国率前线退军固守汀泗桥一线，以刘玉春等部随后赴援，必要时准备开掘金口大堤，水淹北伐军。同时，吴佩孚又电催孙传芳由江西出兵湖南，攻击北伐军的右翼。

北伐军根据长沙会议确定的直捣武汉的目标，于汨罗江会战胜利后迅速向北进击。8月23日，第四军在通城截获吴佩孚密电，知其已率部南下增援。同日，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党代表廖乾五等在通城召集第四军各部指挥官开会，一致认为应乘敌主力未到前抢占天险汀泗桥。会后，叶挺率独立团作为第四军前锋，于8月25日抢占中伙铺车站，将乘火车向北撤退的敌人一个团截住，俘敌四百余人。蒲圻方面之敌因后路被截断，被迫向尾追的第七、第八军投降。同日晚，第四军主力赶到汀泗桥当面。全军经过七天连续作战，在崎岖山间追击四百多里，官兵已十分疲劳，为了不失战机，全军未经休息即于8月26日拂晓向汀泗桥发起攻击。

汀泗桥为粤汉铁路上的重镇，距武昌约六十公里，西北端是湖泊，因夏季水涨，其外围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又是崇山峻岭，仅有百余米的铁路桥从镇西南的河面上穿过，因而成为武汉以南最险要的门户。当北伐军赶到汀泗桥西南端时，宋大霈、董政国已纠集湘鄂军残部和来援的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多人，占领汀泗桥东北的险要地段，并抢修了工事。宋大霈被吴佩孚任命为总指挥，设司令部于贺胜桥，统一指挥前线守军。

8月26日白昼，北伐军第四军分路进攻汀泗桥正面阵地，因地形险要和敌军火力猛烈，均未得手。傍晚，陈可钰到火线视察，感到正面攻击夺桥困难。当时，敌军援兵很快就要南下，情况紧迫，独立团团长叶挺和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建议夜袭，经陈可钰和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等研究决定：陈可钰率主力利用夜色由正面攻击，张发奎率独立团和炮兵营由东侧迂回，插向敌后重镇古塘角。

当日午夜，黄琪翔率第三十六团一部偷渡过河，迅即以猛烈的冲击，夺取敌中央阵地赤岗亭等处制高点。至27日拂晓，第二十九、第三十团也由正面突入敌军阵地，和反扑之敌反复争夺。此时，独立团由右翼迂回，插入敌军侧后。汀泗桥前线吴军因前后受敌，很快发生混乱，第三十五团乘机于27日上午7时半冲过汀泗桥铁桥，攻入汀泗桥镇街区。吴军各部丢弃阵地，纷纷向北溃逃，其间因混乱拥挤，许多人落水。逃窜不及者则纷纷向北伐军投降。

27日上午9时，叶挺率独立团攻占敌后重镇古塘角，因溃逃的吴军大部已越过该处，沿武（昌）长（沙）铁路北窜，独立团遂跟踪向咸宁方向猛追。张发奎要求独立团追击不得超过15里，叶挺在追击中发现，汀泗桥至咸宁一线地形险要，铁道两旁均为水淹，如不迅速追击，待敌在此狭路上组织防御，将会给攻击造成极大困难。因此，叶挺率独立团冒险前进，在两小时内追击30华里，于上午11时占领咸宁，俘虏城内尚未撤退的吴军。这一见机进取的果敢行动，事后受到陈可钰和友邻部队的赞扬⁽⁸¹⁾。

第四军在吴佩孚主力南下前，以万余人的兵力向数量占优势的汀泗桥守军进攻。两日之内，夺占汀泗桥和咸宁，并毙敌千余人，俘敌二千四百余人，缴获大炮4门，步枪三千余支、自身仅伤亡379人。这一胜利，打开了武汉以南鄂境内最险要的门户，为北伐军在贺胜桥同吴佩孚主力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军在汀泗桥战斗时，第七、第八军也在其后沿武长铁路推进。第七军于8月27日占领崇阳，28日占领蒲圻，并前进到咸宁和第四军会合。第八军第二师何键部于8月26日至28日在岳州下游的临湘地区渡过长江，占领新堤。第八军下辖的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也继何键部之后渡江。当时，吴佩孚集中兵力于武汉以南，长江左岸兵力空虚，吴军在长江中的舰只也撤往武汉附近，因此，第八军渡江部队未遇到有组织的抵抗，顺利由江左湖泊地带向汉阳推进。

北伐军占领汀泗桥、咸宁之后，前锋已接近贺胜桥。贺胜桥西濒黄塘湖，东依遍布蒿草丛林的杨林塘，四周为波状地和小湖沼，不便于作战双方发扬火力，但对攻击精神旺盛、擅长于短兵相接的北伐军是有利的。吴佩孚因汀泗桥天险已失，只得选择贺胜桥作为决战战场。8月27日，吴佩孚亲率其精锐第十二、第十三混成旅、军官团和刘玉春的第八师、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主力，分乘火车赶到贺胜桥，又纠合汀泗桥败退下来的宋大霈、董政国等部，总兵力号称十万人，并配有铁甲列车和野炮、山炮数十门。吴佩孚命所部配置两道防线，根据丛林港汊的地形抢修工事，同时布置刘玉春、陈嘉谟各备大刀队在前线押阵。吴自己乘坐竖着“吴”字大旗的专列巡行督战，“限三日夺回汀泗桥”⁽⁸²⁾。

8月27日，蒋介石到达蒲圻车站。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建议尽快乘胜进攻武汉三镇，蒋介石表示赞成，随即下令进攻贺胜桥。28日，唐生智赶到咸宁，要求乘吴军阵地未巩固之前，迅速行动。经与前方将领商讨，最后决定：第四军一部沿武长铁路，一部在铁路左侧，为主攻；第七军在铁路右侧助攻；第一军第二师和第八军第八团为总预备队，确定8月30日凌晨开始总攻。

总攻开始前，第四、第七军进行了热烈的政治动员。部队因连战连捷，士气高涨，纷纷求战。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组织的担架队、运输队，中共湖南区委组织的武长铁路工人交通破坏队等络绎赶到前线。当地农民因连日遭到北军抢掠，愤而为北伐军充当向导。北军虽有吴佩孚本人督战，但败退下来的各军已无斗志，新调来的部队则为北伐军的威势所震慑，十分恐慌；内部的派系又难以协同。因此，第四、第七两军的攻击部队虽然只有二万多人，但战斗力则远优于吴军。

8月29日，第四、第七军攻击部队向贺胜桥敌前展开，吴军也以一部自阵前出击。下午，第七军前卫第八旅钟祖培部进至袁家铺时，与吴军遭遇，吴军依靠铁甲车作掩护反攻。钟部得到第七军第二旅李明瑞部增援，击退吴军。

同日下午，第四军以第十二师和独立团为前卫向横沟桥推进，晚七时，进至吴家湾、大路廖一线，遭到吴军火力阻击，被迫停顿。到午夜时，吴军仍持续猛烈射击。张发奎、叶挺分析敌情，认为久滞不利，决定利用夜色和地形复杂的情况，展开部队，坚决进攻。8月30日拂晓前，第十二师和独立团迎着吴军的密集火力，全线发起冲锋。由于夜暗和通讯设备落后，各部队之间的联络和指挥十分困难，只能各自为战。官兵们以高昂的斗志自行向前方目标猛冲。与此同时，第七军在第四军右侧发起全线冲击。当面的吴军本已十分恐慌，夜暗中又难以协同和指挥，在火力阻击无效并遭到北伐军猛烈冲击后，各部纷纷自行放弃前沿阵地，向后溃逃。至8月30日拂晓，第四、第七军突进到吴军第一线主阵地杨林塘、桃林铺、王本立等地。

吴佩孚见第一线主阵地危急，于8月30日拂晓集中其精锐第十三混成旅、第八师和第二十五师一部，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反扑。突进到北路学校附近的独立团首当其冲，一时三面被围。独立团在叶挺指挥下顽强抗击，顶住了吴军的反攻。第四军指挥官根据独立团当面的敌情，以预备队第十师投入火线。双方在阵前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第四军官兵以高昂的斗志，很快杀退了吴军，于上午7时许冲破铁路沿线吴军的第一道防线。

吴佩孚见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急令刘玉春、陈嘉谟率卫队制止所部后撤，违者格杀勿论。同时，出动铁甲车沿铁路线攻击北伐军。此际，铁路工人组织的交通破坏队冒着吴军炮火，破坏铁路，使吴军铁甲车被迫后退。第四军各部乘势冲击。上午9时，独立团首先抢占杨林塘，随即在第七军出击部队的策应下，直逼吴军第二道防线的主阵地桃林铺。攻击中，独立团第二营营长许继慎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部队前进。吴佩孚见主阵地受到威胁，命刘玉春率精锐第八师再次反扑。叶挺所率的独立团因冲在最前面，又一次遭到敌优势兵力的三面攻击，但独立团官兵就地防御，顽强地顶住了吴军的反扑。第四军第二十八团在蔡廷锴率领下随即赶来增援，其余各团也向吴军第二道防线发起攻击。同时，李宗仁指挥第七军主力攻击贺胜桥东侧的石南山、余家坪，并以一部插入吴军侧后，攻击南桥。在第四、第七两军的猛烈攻击下，吴军各部无心再战，纷纷向贺胜桥铁桥及其以北地区溃逃。上午10时，吴军第二道防线崩溃。

吴佩孚在贺胜桥铁桥上督战，见各军蜂拥后退，怒不可遏，命督战队、大刀队在桥上截杀。他并手刃退却的旅长、团长十余人，在电线杆上悬首示众。但是各部已不听命，溃兵们纷纷射击督战队、大刀队。一时互相混杀，吴军更形混乱而无法控制。北伐军第四军先锋乘势冲到贺胜桥铁桥边，弹中吴佩孚所乘列车。吴急令开车，向武昌逃跑。此时，数千吴军官兵正拥挤在铁路桥和桥北端一带，火车从人群中碾过，大批官兵被压死或被挤落水淹死，桥上、桥下积尸累累，许多未逃过铁桥的吴军被迫向北伐军投降。第四军随即冲过铁路桥，完全占领了贺胜桥主阵地。

第七军在石南山、余家坪一线的进展较为迟缓，经反复冲击，至30日黄昏仍未攻入余家坪。入夜后，第七军当面吴军因贺胜桥主阵地已失，遂向武昌、金牛镇撤退。同日，作为预备队的第一军第二师和第八军第三、第四师奉命向贺胜桥推进，未及到达，夺桥战斗已经结束。

8月30日下午1时，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到达贺胜桥，为扩大战果，陈可钰发出追击命令。因第十二师和独立团伤亡较重，暂留贺胜桥休整，以第十师沿铁路线向北追击。同日晚，第十师进抵绛仙桥。

8月31日晨，贺胜桥一带的吴军已全线溃逃。第四军第十师和第七军第二路向武昌追击前进，第七军第一路向金牛镇追击前进。同日晚，第四军第十师进抵武昌城郊的洪山。吴军沿途丢弃枪械弹药，一部逃入武昌城，一部逃过长江，贺胜桥战斗至此结束。此次战斗中，吴军死、伤、被俘和逃散的官兵总计在二万人以上，北伐军仅伤亡830人。

汀泗桥——贺胜桥之战是两湖战场上一次决定性的会战。通过会战，吴佩孚军阀集团受到了致命打击，北伐出师时预定的首先打倒吴佩孚的任务接近完成了。

四　攻克武汉

8月30日，吴佩孚由贺胜桥逃回武汉。31日晚，北伐军第四军进抵武昌城郊，攻取武汉的作战就此开始。

武汉是华中的政治经济中心，拥有全国著名的汉阳兵工厂，是吴佩孚统治华中的重要据点。31日，吴佩孚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坚守武汉三镇。吴佩孚任命靳云鹗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鄂军将领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陈嘉谟为武汉防御司令，刘玉春为武昌守备军总司令；命陈嘉谟、刘玉春率贺胜桥败退下来的吴军精锐一万多人守卫武昌，刘佐龙率其所部鄂军第二师一万余人守卫汉阳，高汝桐、宋大霈等部守卫汉阳。同时，在长江和汉水水面布置军舰和炮艇。吴佩孚本人坐镇汉口查家墩司令部。为了加强兵力，吴佩孚并决定放弃保定地区，将驻守当地的田维勤、王为蔚、魏益三各部抽调南下。此外，吴佩孚又电催孙传芳尽快出兵湘鄂。

北伐军第四、第七军主力于9月1日抵达武昌城下，第七军第一旅于9月2日进抵樊口、鄂城，切断武昌守敌与外界的陆路联系。同时，第八军主力由长江左岸逼近汉阳。为配合北伐军，中共湖北区委领导下的武汉工代会发动各行业工人群起策应。铁路、轮船工人破坏和阻碍吴军交通。汉阳兵工厂工人于9月1日开始总罢工。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还秘密策动湖北地方系将领刘佐龙归顺北伐军，刘佐龙也表示愿在北伐军抵达汉阳时反正。武汉三镇中，只有武昌守军兵力较强。武昌城墙高厚，城内又有蛇山居高临下，宜守不宜攻，因而夺取武昌的任务倍加艰难。

北伐军抵达武昌城下后，城上的吴军一面不断向北伐军射击，一面抢修环城防御工事。9月2日，出师以来一直作为预备队的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也赶到武昌城下。同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在武昌城外的余家湾召集李宗仁、陈可钰等将领开会，决定乘吴军防御工事未固和孙传芳援军未到，迅速攻城。当日深夜，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军第十师、第七军第二师各奋勇队奉命向城下隐蔽运动，准备用长梯爬城。9月3日凌晨3时左右，第一军第二师在忠孝门附近开始架梯，然而因事先准备不周，从居民中临时征集的梯子大都过短，登梯士兵无法爬上城堞。守城吴军发现北伐军爬城，立即以步、机枪射击并投下大量手榴弹和燃烧物，使第二师官兵在城下伤亡累累。与此同时，第四、第七军隐蔽接近城下的部队也被吴军发现，遭到密集火力的攻击。吴军还以蛇山上的火炮和长江中军舰上的舰炮向武昌城外的北伐军射击。北伐军因掩护火力不足，无法压制吴军。天亮前，暴露在城墙下的攻城部队不得不撤出战斗。

9月3日，蒋介石偕白崇禧、加伦等人乘车到达余家湾，随即至洪山麓视察城墙及城内敌情。蒋介石自恃有惠州攻城的经验，对唐说：明天拂晓，第一军第二师将“带头冲锋”，要求各军“跟着冲上去”⁽⁸³⁾。当日，召集各将领紧急会议，蒋介石未仔细分析敌情和了解攻城的困难，就下令再度强攻，确定由李宗仁、陈可钰担任攻城正、副司令。唐生智对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已丧失信心，坚决要求蒋介石将该师调赴江西，蒋介石认为唐“以下凌上”，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奇辱”。”⁽⁸⁴⁾他训斥刘峙说：“尔等如再不争气，何以立世见人！虽至全军覆没，积尸垒丘，亦非所恤！望奋勇拼死，维持尔等光荣之历史。”⁽⁸⁵⁾

9月4日晚，第一、第四、第七军仓促准备。各师都挑选奋勇队300至500人，配备云梯、手枪、手榴弹、绳索等，作为攻城部的先导。9月5日凌晨3时，蒋介石颁发第二次攻城计划，指示各将领“肉搏猛冲”⁽⁸⁶⁾。北伐军炮兵当即向武昌城内和城墙上的吴军阵地开火，攻城士兵齐呼“革命万岁”，向城墙下冲击。第四军担负忠孝门、宾阳门、通湘门一线的攻城任务，独立团第一营作为奋勇队进攻宾阳门。该营营长曹渊（共产党员）指挥部队迎着城上吴军的火力，涉过护城河，冲到城脚下，挂梯多具，奋勇攀登。但是吴军火力密集，第一批爬城官兵全部牺牲，后续人员仍前仆后继，爬梯攻城。20分钟内，独立团第一营奋勇队几乎全部覆灭。营长曹渊指挥所剩十余人坚持战斗，也中弹牺牲。同时并肩攻城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黄琪翔部伤亡二百多人，第十师奋勇队伤亡过半，进攻被迫停止。

第七军以第二路的两个旅向中和门、保安门和望山门发起进攻。当地因城外民房靠近城墙，第七军奋勇队大都将云梯架于民房之上，然后登梯爬城。城上的吴军准备了许多炸药包、燃烧罐和手榴弹，这时一齐抛下，城外民房一片火海，第七军奋勇队随即后撤。第一军第二师进攻忠孝门至武胜门一线，其奋勇队虽几次冲到城墙下，都被城上守军的密集火力击退。师长刘峙唯恐其他部队已攻城得手，为抢夺头功，竟通报称，第二师第六团已攻进城内⁽⁸⁷⁾。第四、第七军得讯后，调动预备队再次进攻，结果又付出许多伤亡。9月5日天亮后，第四军已冲到城墙下的奋勇队在敌军火力下进退不得，只得暂伏于城壕之中待天黑撤出，后续部队因无法再攻，暂时退向安全地带。在城墙下牺牲的官兵遗体，也无法收取。当日上午，蒋介石得到第二师入城消息，信以为真，非常高兴。后从白崇禧处得知，消息不确，“愁急不知所为”⁽⁸⁸⁾。

北伐军两次攻击武昌失利，伤亡二千余人。9月5日，蒋介石和李宗仁、陈可钰等到前线视察后，也感到硬攻无望。6日，蒋介石和各军将领在洪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少数兵力在城外对敌保持警戒，主力撤到城外较远的地区集结整顿。

武昌攻城战虽受挫折，但唐生智的第八军却以四个师迅速攻下汉阳、汉口。9月3日，第八军逼近汉阳城郊，守敌刘佐龙召集鄂军第二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归顺革命军。5日，鄂军第二师调转炮口，轰击汉阳龟山上的吴军高汝桐师的指挥所，北伐军第八军第一师何键部乘势冲进汉阳城。中共湖北区委领导下的汉阳工人武装也起而响应，解除汉阳兵工厂内吴军的武装，并用厂内的武器向吴军阵地射击。吴佩孚忙令守卫汉口的靳云鹗率兵过汉水向汉阳反扑。不料吴佩孚在汉口查家墩的司令部又遭到刘佐龙部的炮火袭击，吴佩孚惊恐之下，立即乘火车北逃，汉口、汉阳的吴军顿失指挥，陷入混乱。9月6日晨，吴军高汝桐师放弃龟山阵地，渡汉水向汉口逃窜。由于溃兵在浮桥上和渡船上混乱拥挤，上千人溺水淹死。同日，北伐军第八军完全控制汉阳。当晚又强渡汉水，攻入汉口市区，吴军各部纷纷向城外逃走。7日上午，北伐军完全占领租界区以外的整个汉口。长江中的吴军舰船不得不向下游逃遁。至此，武昌城内吴军与外界的联络完全被切断，陷入四面被围的困境。

吴佩孚从汉口逃走时，命令陈嘉谟、刘玉春在武昌固守待援，随后又设司令部于武汉以北的孝感，急调北方援军南下准备反攻。为了不使吴佩孚站稳脚跟，9月8日，唐生智命第八军第三师李品仙部、第四师刘兴部和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进攻孝感。9日，吴佩孚将司令部移往河南信阳，第八军随之向鄂北追击。14日，第八军进抵广水以北，击退吴军以铁甲车为掩护的反扑，于15日进攻鄂豫两省之间的交通要冲武胜关。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第八军以一千二百余人伤亡的代价，击毙吴军七百多人，俘虏五百多人，缴获铁甲车三列，攻占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鸡公山一线，吴军残部逃往河南。

北伐军主力向武汉进攻时，北伐军左翼战场上的袁祖铭、彭汉章等黔军将领仍拥兵观望，只有第九军第一师贺龙部作战积极，于9月上旬在湘西慈利、澧县一带击溃湘军叶开鑫、刘铏在当地的部队。9月13日，北伐军左翼贺龙、吕超、杨其昌各师由澧县誓师出发，向鄂西的石首、公安推进。14日，贺龙部击溃吴佩孚属下的鄂军王都庆部，占领公安。9月下旬，贺龙、杨其昌部又在沙市以南击退吴军“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所率第二十六师于学忠部和王都庆部的反扑，于28日攻占沙市，卢金山率部退往宜昌。作战中，当地民众积极支援北伐军。贺龙在报告中称：此次作战“竟能以少胜多，固由于士卒猛勇敢战，而农民暗中援助，如报告敌情，向导追击等，收效亦宏”⁽⁸⁹⁾。左翼北伐军攻占沙市，从西侧掩护了北伐军对武昌的围城战。

9月上旬，北伐军第七军第二路占领鄂东数县，使固守武昌的吴军更为孤立。同月15日，为了迫使守城吴军尽快投降，北伐军发布封锁令，禁绝武昌城内外的一切水陆交通，同时，北伐军还以苏联飞行员驾驶的两架飞机连续向武昌城内吴军营地投弹并散发传单。其间，因北伐军开辟江西战场，第七军和第一军第二师相继调往江西，围城任务由第四军、第八军一部和刘佐龙部编成的第十五军担任。17日，蒋介石任命邓演达为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陈公博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另设湖北临时政务会议，主席由蒋介石自兼，入赣期间，由唐生智代理。同日，蒋介石离开湖北前线，将该省军事交唐生智办理，同时升任陈可钰为攻城司令。

在北伐军围困下，自9月中旬起，武昌城内开始出现粮荒，吴军士兵在城内挨家搜掠民粮，各商号存粮也被封作军粮，不许市民购买，武昌市内20万居民大都靠树叶、草根充饥。陈嘉谟、刘玉春却遵照吴佩孚的命令，坚持顽抗。为了保存力量和争取时间，陈、刘二人又通过武昌文华大学的美国人和武昌商会作为中间人，向北伐军交涉，要求暂停攻城，允许守城军领饷20万元后携带武器，整队撤退。北伐军坚持要求守军无条件投降，磋商没有结果。

9月21日，北伐军再度向武昌城发起试探性攻击，吴军的抵抗仍很顽强。北伐军随即挖掘坑道，以爆破攻城。第四军独立团、第二十九团、第三十六团等部在赶到前线的安源矿工和黄埔军校工兵营的协助下，在通湘门、宾阳门和武胜门外多处挖掘坑道。经旬日顽强挖进，至10月1日时，各坑道都已接近城墙。

9月25日，孙传芳军队一部于鄂东黄石港登陆，向大冶前进。刘玉春闻讯后立即组织奋勇队，企图乘机出城，破坏坑道，抢粮，并和孙传芳部取得联系。10月1日清晨，在火炮和机枪掩护下，吴军精壮二千余人分别由通湘门、中和门、望山门冲出，第四军各部当即予以迎击。经过一上午激战，独立团将通湘门冲出的千余名吴军消灭大半，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也将中和门、望山门冲出的吴军大部消灭，残余吴军逃回城内。10月3日，吴军再度冲出城外，仍被击退。5日，进犯大冶的孙传芳部乘舰东逃，武昌守军苦守待援的希望破灭了。这一时期，北伐军的飞机连续轰炸吴军司令部、电台和蛇山炮台，加之城内缺粮，民众反抗日增，吴军军心动摇日甚，各部多自行向北伐军洽谈投降。

10月7日，北伐军攻城司令部向守城吴军提出条件，限于10月10日开城，由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收编。对此，守军大都表示同意，但刘玉春却阻止各部接受这一条件。吴军第三师师长吴俊卿等遂单独与北伐军接洽，于10日凌晨4时打开保安门。于是，唐生智、陈可钰指挥第四、第八军各部同时向武昌城发起总攻。攻城部队以一部冲进保安门后，为了不误战机，还从多处城墙用绳梯攀登而入，随即打开中和门、通湘门，后续部队纷纷涌入。守城吴军因惊恐和饥饿，纷纷缴械投降，只有刘玉春率其第八师的部分部队，在蛇山一带继续抵抗。

第四军独立团由通湘门冲入城内后，首先向蛇山发起进攻，第四军主力随后也赶到蛇山脚下。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独立团首先冲上山顶，吴军纷纷投降。

第四军破城时共俘虏吴军军官740人，士兵9495人。武昌守城主将陈嘉谟、刘玉春化装潜逃，由于北伐军搜索严密，陈嘉谟在准备出城时被第八军查获，刘玉春被第四军搜出。至此，历时40天的武昌攻城战结束。同日，在汉口华商跑马场召开国庆纪念会。会上，宣布武昌克复的消息时，群情沸腾，据郭沫若记载：“十万人以上的群众一时轰动了起来，脱帽，摇旗，挥拳，鼓掌，破命的高呼。那宏大的怒涛，就像要卷成海啸，把那十几万的群众都卷到天空里去。”⁽⁹⁰⁾次日，邓演达率总司令部行营人员进入武昌，救济灾民。

从北伐出师至攻克武昌，第四军一直担负最艰巨的任务，官兵作战英勇，被人民誉为“铁军”。其独立团和第三十六团战功卓著，团长叶挺、黄琪翔被破格授予少将军衔⁽⁹¹⁾。

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极大地推动了两湖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不久，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由广州移到武汉。

第三节　江西、福建之战

一　孙传芳出师援赣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向为富庶之区，孙传芳于1925年11月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后，便提出“保境安民”口号，一以杜外人觊觎，二以迎合东南资产阶级的愿望。还在北伐军入湘前，孙传芳就声明：“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如贪婪窃发，抉我藩篱”，“亦惟有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而已”⁽⁹²⁾。北伐军入湘后，孙传芳又于1926年6月12日召开军事会议，宣布“不加入任何漩涡”⁽⁹³⁾。吴佩孚曾派人到宁，要求孙传芳援湘，但孙企图坐山观虎斗，在两败俱伤后占领两湖，坐收渔人之利。7月27日，孙传芳接见国闻社记者时，以一付悲天悯人的姿态说：“循环无已之战争，国人孰不痛心？天下无可以杀尽百姓之英雄，是以平日持论，治军必先爱民。”⁽⁹⁴⁾28日，孙传芳命亲信、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杨文恺赴长辛店，向吴佩孚进言，将北方之事完全交给奉方主持，刻日南来，对付湘粤。但吴佩孚正热衷于指挥南口之战，完成包围国民军的计划，无意立即南下。他要求孙特别设法，加强“讨赤军”的团结，对湖南战事“多为帮忙”，“量力予以相当之接济”⁽⁹⁵⁾。对此，孙传芳的答复是，“无力遥顾湘战”⁽⁹⁶⁾，他仍然要求吴佩孚“督饬各军，迅扫西北之敌”，然后“回师南下，坐镇长江”⁽⁹⁷⁾。当北伐军节节前进之际，孙传芳却在南京优哉游哉地修明礼乐。8月6日，举行投壶新仪，声称：“吾国以礼乐为文化之精神，今欲发扬文化，非以修明礼乐不可。”⁽⁹⁸⁾同时，又组织修订礼制会，聘请章太炎、沈彭年、汪东等一批名流为会员，以章太炎为会长。孙传芳称：“此次举行投壶典礼，看似迂阔，实则君子礼让之争，足以感人心而易末俗。”⁽⁹⁹⁾

当时，江浙地区正在掀起和平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社会成分很复杂。部分绅商既害怕国民革命军进入东南，也反对孙传芳出师援助吴佩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江浙地区的组织及其影响下的进步力量则企图以此牵制孙传芳出兵，争取民众同情⁽¹⁰⁰⁾。8月初，苏州、无锡、武进、镇江、淮阴以及上海县的商会会长联名致电孙传芳，对所谓“援湘”准备表示惊疑，要求孙传芳“熟筹全局，慎于一发”⁽¹⁰¹⁾。11日，上海全苏公会召开特别大会，议决七项，其要者为：一、电致孙传芳，赞成“消极的增防”；二、警告北伐军总司令部，请其严饬所部，绝对不得越闽、赣省境一步；三、通电本省及浙、闽、皖、赣四省各团体，共作和平运动；四、通电全国军事当局，请停止战争，共谋国是⁽¹⁰²⁾。9月8日，全浙公会常务董事会紧急会议，公推蒋尊簋、殷汝骊、沈田莘三人赴宁，向孙传芳请愿。13日，又决定派蒋尊簋、魏炯二人赴汉口，和蒋介石接洽。其后，江苏派出袁观澜、黄炎培、赵正平，福建派出方声涛、史家麟，安徽派出许世英、王龙亭，江西派出徐鹤仙等人，参加和平运动。一时间，各种名目的和平组织纷纷涌现。有一个名为“五省和平祈祷会”的组织，甚至致电张天师，邀请他莅沪“设坛酿醮”。⁽¹⁰³⁾

进步力量企图以和平运动牵制孙传芳出兵，乖巧的孙传芳则将和平的口号接过来，作为阻拦北伐军的口实。8月11日，他复电各商会，声称：“逞能肆态，驰骋角逐，以较一日之胜负，残民、蠹财、溺国，芳虽愚，绝不为也。”他表示：“金革之声频惊，不能不稍事整备，俾固疆圉。”⁽¹⁰⁴⁾9月10日，他在会见全浙公会代表时说：“破坏和平，在蒋不在我”，“只须蒋中正将入赣境之部队完全退出，我决不追赶一步”⁽¹⁰⁵⁾。20日，会见江苏、上海和平代表时他又进一步提出三项条件：一、撤退入赣党军，停止湘鄂战争；二、组织内阁，各方自由推戴人选，取决多数；三、召集南北和平会议，划分军区，匀配财权⁽¹⁰⁶⁾。

尽管孙传芳故作从容，高谈和平，但是，北伐军的进军脚步毕竟不能使他平静，特别使他系念的是势力范围之内的江西。早在7月上旬，就传出他要派安徽混成旅长王普率部援赣。不过，由于江西总司令邓如琢拒绝，王普迄未接到动员命令⁽¹⁰⁷⁾。邓虽然是五省联军成员，但始终依违于吴佩孚、孙传芳之间，不愿轻易让别人插足境内。7月31日，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决定合力对粤。会后，孙传芳即调兵遣将，部署援赣。自8月17日起，谢鸿勋的第四师、杨镇东的第七混成旅、孟昭月的第十混成旅陆续出发。19日，孙传芳通电称：此举纯系防御性质，“我军此后行动，仍本素日宗旨，坚守疆界，禁暴息争”⁽¹⁰⁸⁾。20日，谢鸿勋部抵达九江，由邓如琢指定，驻扎赣北修水、铜鼓两县。其后，陆续到达赣境的孙军有卢香亭第二师、周凤歧第三师、郑俊彦第十师、彭德铨第六混成旅等，共五师八旅，约十余万人。月底，孙传芳任命原浙江总司令、第二师师长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同时下达援赣进攻计划：以皖军王普部为第一军，进攻通山、岳州；以苏军为第二、第三军，进攻平江、浏阳；以邓如琢部进攻醴陵、株洲；同时命闽南周荫人部进攻广东潮州、梅县⁽¹⁰⁹⁾。9月2日，吴佩孚所派告急使者到宁，孙传芳爽快地表示：“即日电令各军火速出发，实行进攻湘、粤。唇亡齿寒，智者皆知。”⁽¹¹⁰⁾

部队虽然出发了，但孙传芳仍然在观察风色。他一面和蒋介石的代表频频谈判，一面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

孙传芳和广东国民政府之间早有联系。1925年12月，孙传芳曾派王季文为代表到粤会见蒋介石⁽¹¹¹⁾。次年2月、5月，两次派人赴粤与广东国民政府“修好”。7月，孙传芳派人赴沪，和粤方代表商洽，并致电蒋介石，希望不用北伐字样，不侵犯闽赣⁽¹¹²⁾。8月12日，蒋介石致电孙传芳，要求他不受吴佩孚“伪命”，并称：“对于全国军人，力求团结”，“志同道合，直可联为一体”，倘孙传芳能“顺应革命潮流”，则可代为向政府请求，承认孙传芳为五省总司令⁽¹¹³⁾。8月，孙传芳派人到湘，和蒋介石联系，同时运动唐生智，以湖南地盘为条件，诱使唐“拒绝革命军”⁽¹¹⁴⁾。蒋介石估计孙传芳的内部发生变化，指令驻沪代表何成濬和孙传芳接洽，“于此倒吴之时，须要孙有确切表示，或加入国民政府，应有具体条件也”⁽¹¹⁵⁾。何成濬与孙传芳原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二人于8月下旬在南京两次会谈。第一次，何成濬提出：一、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传芳为东南五省首领，保持五省治安；二、孙传芳与革命军一致动作，革命军自湖南北上，孙军自江西西进，双方夹击湖北，会师武汉。孙传芳提出：国民革命军应停战并退出湖南，“湘交湘人自理，作缓冲地”。对此，何表示：“停战未始不可，但必须吴军退出鄂境，以两湖作缓冲地方能商议”⁽¹¹⁶⁾。第二次，孙传芳要求北伐军在岳州停止前进，“以和平手段处置国事”。何则要求孙先促吴佩孚下野，“担保吴不复在政治上活动”⁽¹¹⁷⁾。会谈中，孙传芳只表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亦表赞同，惟共产主义深所反对”⁽¹¹⁸⁾。对何成濬的具体意见则始终不答复。9月初，蒋又派张群赴宁。孙传芳强烈地表示，不能接受国民政府任命，但又同时声称：愿保持和平与中立。孙的左右手杨文恺则提出办法三条，其内容为：革命军在现下不犯入其辖境；将来与广东国民政府立于对等地位，“商量收拾全局”；粤方“须表明非共产”等⁽¹¹⁹⁾。

除代表之间的磋商外，孙传芳、蒋介石等人的函电联系也很频繁。9月6日，孙传芳致电谭延闿、蒋介石等，声称粤军进攻江西萍乡，已命部队后退百里，请粤军亦迅速撤退⁽¹²⁰⁾。7日，再电限24小时退回粤境⁽¹²¹⁾。蒋介石则提出由原江西军务督办、国民政府新委任的江西宣慰使兼第十一军军长方本仁主持赣政，要求孙传芳撤退驻赣各军。此后，蒋介石一直坚持要孙传芳以此点来表示“诚意”，并称：“本军决不扩大战区，即使占领了江西，亦可如前议归还。”⁽¹²²⁾谈判一直若断若续。

孙传芳和张作霖、张宗昌之间长期存在仇隙，不久前还是生死冤家。他在出兵援赣之际，不能不调整关系，以免后门失火。

9月7日，五省联军训练总监王占元由天津到达南京。王南行的任务是动员孙传芳与张作霖抛却前嫌，合作援吴。8日，孙传芳致电张作霖，表示“备悉我公恳恳关垂之意”，“今赤焰枭张，势将燎原”，“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¹²³⁾。9日，张作霖复电：“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弟但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付东流。”⁽¹²⁴⁾在王占元南行之后，提倡大北洋主义的靳云鹏也于11日接踵而至。靳于8日到奉，参与军事会议，建议张联孙制蒋。当时，张宗昌也在奉，经靳劝说后表示：“馨远若能断然出兵打蒋介石，山东有一兵一卒走入江苏，算我姓张的不够朋友！”⁽¹²⁵⁾靳、孙会谈结果，孙传芳表示，将亲率13万大军进驻江西。11日，孙传芳致电张宗昌称：“效帅忠勇奋斗，肝胆照人，请联合出兵，共同讨赤”，“传芳诚意与奉鲁合作，此心可质天日。”⁽¹²⁶⁾14日，靳云鹏、王占元联翩到济，转达孙传芳的“合作”之意，请奉鲁军速由京汉路进攻武汉，孙方将由赣进攻党军侧面，同时保证孙军在苏鲁交界不驻重兵。当日晚，张宗昌即派潘复等三人为代表赴宁，会见孙传芳，潘复表示：“效帅为直接了当之人，非尔虞我诈者可比”，“一俟苏鲁妥协，即行出兵。”⁽¹²⁷⁾16日夜，双方协议：江苏徐州、山东兖州双方驻兵不过一旅；遇必要时，鲁军得假道徐州陇海东站入豫，但徐州以南五省势力圈内的军事，鲁方决不干预⁽¹²⁸⁾。

经过王占元、靳云鹏的斡旋，苏孙、鲁张、奉张之间的联盟初具雏形。9月19日，张作霖派人赴宁答谢，携带共同出兵计划及解决内阁方案，征求孙传芳意见。同日，杨文恺等赴济，代表孙传芳和张宗昌交换了兰谱⁽¹²⁹⁾。

在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的同时，孙传芳还于9月14日派出密使会见英国驻沪领事，以“中国的安全岌岌可危”，“英国利益同样受到威胁”为理由，要求英国给以任何形式的合作。密使表示“只要能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孙传芳准备冒奉军赖在长江一带，以及被指责“向外国人出卖祖国的风险”⁽¹³⁰⁾。15日，英国公使麻克类（Sir James William Ronald Macleay）向外交部建议，由驻沪领事向孙传芳保证，视孙军与广州军队作战情形，予以“最适当、最有效的援助”。但是，英国政府对沉浮变幻的中国军阀不放心，担心孙传芳的失败会使英国的处境“更为难堪”，因此仍持观望态度⁽¹³¹⁾。

尽管如此，杨文恺的济南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孙传芳的后顾之忧。21日晨，孙传芳乘江新轮赴赣，发表谈话说：“余此次出师，抱定三爱主义，曰爱国，曰爱民，曰爱敌。”“誓本此旨，为此次作战主义。大局定后，即以三爱为我党之党纲。”⁽¹³²⁾到九江后，即以江新轮为总部，指挥江西战事。同时命皖军陈调元部驻扎于湖北武穴，准备上窥武汉。

二　国民革命军进军江西

北伐最初的战略是各个击破，集中力量首攻吴佩孚，因此军中有“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8月12日，长沙军事会议再度肯定了在攻克武汉后乘胜入赣的方针，决定以第二、第三、第六各军监视江西，防御后方。但会后不久，蒋介石即企图改变这一决定。14日，电告何应钦、赖世璜、谭道源第二期作战计划，对江西暂取“攻势防御”⁽¹³³⁾。26日，再电何应钦，声称“武汉或不日可下”，催促赖世璜速占赣州⁽¹³⁴⁾。27日，电告程潜，决于9月1日，对江西实行攻击，先取赣州⁽¹³⁵⁾。29日，蒋介石决定亲自指挥江西战事，并于31日和加伦商量，加伦当时在攻克武汉后是进取河南还是回兵江西问题上方针未定⁽¹³⁶⁾，因此有犹豫之意，但蒋介石则决心已下⁽¹³⁷⁾。9月2日，命第二军鲁涤平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协同动作，三天后进攻。

这一决策的改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孙传芳出师援赣。孙军谢鸿勋师、杨镇东旅入赣后，即向赣西北的武宁、修水一带进军，其目的在于进扰浏阳、平江、通城等地，威胁国民革命军的侧背，阻止其进取武汉。

其二是和唐生智的矛盾。长沙军事会议后，由唐生智指挥主力第四、第七、第八军夺取武汉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一路节节胜利，出现了“武昌指日可下”的形势，蒋介石急于另辟战场并迅速取胜，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他29日的日记说：“余决心亲督江西之战，以避名位。”⁽¹³⁸⁾正是这一心情的曲折表现。

其三是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猜忌。这一方面，他的日记多有记载。8月20日云：“得粤电，知后方有迎汪之谋，代行者亦有此意，或另有他图，以为倒蒋之伏线。”⁽¹³⁹⁾他觉得，自己已经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必须“奋斗自强”⁽¹⁴⁰⁾。这种情况，也增强了他另图表现的决心。

当时，第二、第三军集中醴陵，第六军集中通城。为了加强力量，蒋介石并调第一军第一师至浏阳，为总预备队。9月2日，蒋介石电告程潜，在他本人未入赣以前，第六军暂归朱培德指挥。5日，国民革命军开始进攻。邓如琢本来和孙传芳有矛盾，又新遭父丧，曾于8月20日致电吴佩孚、孙传芳辞职，吴、孙不允，孙并授以第一方面军司令之职，于是邓便“墨绖”出师。他采取诱敌深入策略，节节撤退⁽¹⁴¹⁾。9月6日，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军占领萍乡。7日，赖世璜部及谭道源师收复赣州。11日，第六军占领修水。在胜利的鼓舞下，蒋介石于12日电令朱培德，要求他从速督军，“猛进南昌”⁽¹⁴²⁾。

由于敌军主力正在樟树布防，与第二、第三军相持，南昌城内只有邓如琢的骑兵团和少数警察部队，不过六百人左右，因此，程潜决定变更原定攻击德安和涂家埠的计划，抢在朱培德之前奇袭南昌。苏联顾问康奇茨（Н．И．Кончиц）劝他等一等，与朱培德协调行动⁽¹⁴³⁾，但程潜本来和朱培德有矛盾，不愿受其指挥⁽¹⁴⁴⁾。他听从总参议杨杰的建议，命令十九师星夜兼程前进，抢先占领南昌⁽¹⁴⁵⁾。

9月19日，第十九师便衣队二百余人潜入南昌，在工人、学生和省长公署警备队的响应下，向邓如琢的骑兵团发动攻击。同时，第五十六团张轸部爆破惠民门，进入市区。南昌警备司令刘焕臣、省长李定魁闻讯后越墙逃跑。

南昌既克，程潜在凯歌齐奏中跃马入城，受到市民热烈欢迎。22日，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到会一万余人。当时，正值中秋前两天，市民杀猪宰羊，抬着月饼劳军。中秋之夜，政治部派出宣传队，挂起煤油灯在街头演出，南昌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人场景。

继第十九师之后，指挥总预备队的王柏龄也率领部分人员进入南昌，同时向总部报功。朱培德指挥的第二军、第三军本已离南昌不远，因听说南昌已下，便勒兵不前，在原地休息了一天⁽¹⁴⁶⁾。

按程潜原计划，当第十九师奇袭南昌之际，王柏龄所率第一军第一师王俊部应向城西南浔铁路上的牛行车站急进，夺取该站，向北警戒。但直至20日晚，第一师仅有两营到达。次日，进攻牛行站，守敌为维持交通线，顽强抵抗。第一师战斗力不强，几乎无法支持，倚靠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十九师的支援，至22日才逐渐得手⁽¹⁴⁷⁾。

邓如琢获悉南昌失守，即由丰城回师。卢香亭也命郑俊彦率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约两万人，由九江南下驰援⁽¹⁴⁸⁾。孙军以优势兵力、火力反扑。王柏龄在进入南昌后，就进入妓院作乐，军中无主⁽¹⁴⁹⁾。程潜感到孤城难守，下令撤离南昌。23日晨，在万河一带被邓如琢部包围。经苦战，24日突围，渡过赣江，在万寿宫附近收容残部。其间，王柏龄及一军党代表缪斌不知去向，程潜因失去部队掩护，只好疏散随员，剃须化装，倚靠江西老表的领路，才得以摆脱敌人。事后，白崇禧讥笑程潜的这次遭遇为“曹孟德潼关遇马超”⁽¹⁵⁰⁾。此次战斗，第六军第十七师、十九师、第一军第一师损失了大部分兵力。

邓如琢军入城后，闭城大抢三日，任意杀人，以杀取乐。因为学生曾欢迎北伐军入城，所以凡学生装打扮者，均有性命之忧。据记载：“数龄小儿，亦被其砍作多块，满挂街衢”⁽¹⁵¹⁾。

第六军首攻南昌失利，但是第七军李宗仁部、第三军朱培德部却接连在箬溪和万寿宫两地奏捷。

蒋介石于9月19日到达江西萍乡。此前，他虽然早就下了亲自指挥赣战的决心，但还是于9月3日到了武昌城下。在进攻武昌过程中，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第二师的腐败暴露得更加明显，他本人和趾高气扬的唐生智之间的矛盾也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他于8日日记云：“接孟潇总指挥函，其意不愿余在武昌，甚明也。”14日日记云：“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殆尽。”⁽¹⁵²⁾这样，他终于在17日离开湖北前线。25日，指令李宗仁率第七军由兴国乘虚猛攻九江，断敌归路，并设法与程潜取得联系。但李部遵命进入赣境后，却不知第六军去向。李宗仁感到如继续向九江进军，将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中。他决定改变战略，舍弃九江，移师南向，找寻第六军。苏联顾问马迈耶夫（И．К．Мамаев）坚决反对，声言“在苏联，指挥官如擅改作战计划或不听命令，是犯死罪的”，但李宗仁执意不变，结果，在箬溪与孙军谢鸿勋部相遇。9月30日，李宗仁下令全军出击，鏖战近一日，谢军全线崩溃。李部俘获二千余人⁽¹⁵³⁾。谢鸿勋受重伤，不久在上海死去。谢本人是孙传芳的心腹，谢部是孙传芳的精锐，此役为国民革命入赣后的第一个大胜仗。10月3日，第七军乘胜进攻德安。德安位于南浔路中心，是敌人补给要站，有重兵驻守，且构筑有坚固工事，经激战后于当日攻克。

第三军自第六军退出南昌后，即驻扎于万寿宫附近。朱培德与程潜等会议决定，各军后退，诱敌前进，相机聚歼⁽¹⁵⁴⁾。9月30日，孙军第二方面军郑俊彦部一万余人挟南昌战胜余威，向第三军阵地进攻。朱培德以第七师王均部任正面防御，以第八师朱世贵部迂回敌后，攻击侧背，并以预备队第九师作为增援力量，激战至10月2日，占领万寿宫。江西总司令邓如琢由于近在樟树，坐视不救，被孙传芳于10月3日撤职，以郑俊彦继任⁽¹⁵⁵⁾。

第七军、第三军先后告捷，蒋介石估计歼灭孙军约过半数，便于10月中旬，以自湖北调来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第二次进攻南昌。

第二军原处赣江西岸，与驻守樟树的邓如琢部隔江对峙。9月底，各部陆续渡江。30日，蒋介石亲赴清江督师。10月5日，第一军第二师占领樟树⁽¹⁵⁶⁾。6日，占领丰城。9日，第一军第二师与第二军第五、第六两师到达南昌城下，敌军退入城内固守，使守城部队达到五六千人之数。为了使北伐军在城外失去进攻屏障，岳思寅、唐福山、张凤岐等赏洋2万元，命令工兵营在城外纵火，延烧了两天。惠民门、广润门、章江门、德胜门外不少繁华地区成为焦土，名胜滕王阁也在这次大火中被毁。12日晨，各师同时开始攻击，第六师各团并组成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奋勇队架梯登城⁽¹⁵⁷⁾，守军在城上以火力防守，进攻受挫。同日，蒋介石赶到南昌，与白崇禧、鲁涤平会商。南昌城垣坚固，白崇禧反对围城硬攻，但蒋介石求胜心切，亲往北门第二师阵地，决定于夜12时爬城。

当夜，第二师第六团正在作攻城准备之际，敌军敢死队从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袭击攻城部队。时值黑夜，不辨虚实，第六团秩序大乱。蒋介石几次抓住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怎么办？”白崇禧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两座浮桥，便下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由浮桥渡江，退往西岸⁽¹⁵⁸⁾。蒋介石自感指挥无方，既烦恼，又紧张，“终夜奔走，未遑宁息”⁽¹⁵⁹⁾。混战中，团长文志文等阵亡，部队及装备受到很大损失。13日，蒋介石下令撤围。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余之疏忽卤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¹⁶⁰⁾在损兵折将的严酷现实面前，蒋介石多少表现了一点自我责备的意思。

蒋介石进攻南昌失利，孙军小胜。10月15日，孙传芳的联军总部参谋处通电称：“据俘虏及百姓均称，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鲍罗廷、加伦等亦受伤，均抱头鼠窜而去”云云⁽¹⁶¹⁾。紧接着，孙传芳、吴佩孚等纷纷通电庆贺，声称“伫看楼兰将灭，痛饮黄龙”，他们忘记了这条消息只是“俘虏及百姓均称”，并未核实，就匆匆忙忙地宣传起来了。

再攻南昌的失利使蒋介石冷静了下来。10月14日，他通知各军，暂取守势。同时，决定调第四军及贺耀组的独立第二师来赣。

这时，蒋介石的威望更为降低。唐生智多次向苏联顾问铁罗尼（Теруни）表示：“蒋介石太累了，他不可能在江西完成任何事情，最好还是休息，假如我来指挥，将不仅夺取江西，南京也不在话下。”⁽¹⁶²⁾10月中旬，加伦亲赴武汉求援，说明江西战场的失败将威胁湖南、广东，北伐甚至可能因此垮台⁽¹⁶³⁾。中国共产党人也极力向各方陈说利害，希望他们放弃目前的小冲突，迅速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¹⁶⁴⁾。结果圆满。20日，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自武昌乘轮东下。蒋介石得到有关消息后“如获至宝”⁽¹⁶⁵⁾。

第二次进攻南昌失利之际，第七军又在赣北打了一次胜仗。攻克德安后不久，孙传芳命卢香亭等以重兵反攻。第七军因补给中断，并探悉敌人有包围之势，为避免腹背受敌，于7日退至箬溪休整。孙军第八混成旅旅长颜景宗因此被升为第六方面军司令。10月12日，李宗仁在王家铺一带发现皖军陈调元部。陈部依山布守，第七军自下仰攻，进展艰难。李宗仁考察地形后，改取中央突破，反扑两侧办法，又经第一军第一师增援，于次日攻克王家铺。　

第七军入赣后，三战连捷，屡次击败强敌，对于江西战场形势的转变，有很大作用。后来，陈调元曾表示佩服，称之为“钢军”⁽¹⁶⁶⁾。

除王家铺之役外，江西战事一时处于沉寂状态。

早在国民革命军第一次进攻南昌失利之后，孙传芳便提出双方于10月3日停战，恢复原状。10月14日，蒋介石复电孙传芳代表葛敬恩、徐培根，要求孙传芳先行确定撤退援赣军队日期，同时邀请江浙和平代表蒋尊簋、史家麟、赵正平、魏炯诸人到前方面商。23日，葛敬恩、魏炯在奉新会见蒋介石，声称孙传芳“可放弃闽赣，惟须保江浙皖，暗中结约，共同对奉。商妥后，即由赣撤兵”⁽¹⁶⁷⁾。加伦主张“表面答应，实则准备总攻击”。蒋介石与邓演达商量之后提出：一、浙江归国民革命军；二、江苏、安徽作为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但应允许国民党自由宣传；三、孙传芳撤退援赣之兵前一日为停战之期⁽¹⁶⁸⁾。28日，蒋尊簋自南昌抵达蒋介石行营所在地高安，表示只要保持孙传芳的五省总司令的头衔，其余皆可商量。蒋介石要求孙传芳首先确定撤兵日期，限于11月1日前答复⁽¹⁶⁹⁾。11月1日，蒋介石读到蒋方震复葛敬恩函。当时，蒋方震正在孙传芳军中参赞军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极为不满，在日记中写道：“敷衍油滑，是诚军阀走狗不若矣，其人之肉不足食也。”⁽¹⁷⁰⁾同日，战事再起。

国民革命军自放弃南昌后，主力集结于南浔路以西地区整顿，同时，白崇禧、加伦、蒋介石等积极制订计划，准备第三次进攻。

鉴于孙军主力集中在南浔路九江、德安、建昌、涂家埠等地，得交通之便，可以及时转移兵力，相互增援，因此，第三次进攻以截断南浔路，歼灭孙军主力为主，而不急于夺取南昌。在兵力配备上则分为三路：右翼军，由第二、第三军等组成，朱培德任指挥。中央军，由第六军组成。左翼军，由第七军及新近调赣的第四军与独立第二师等组成。此外，另设总预备队，由第一军及炮兵团组成，刘峙任指挥。总攻击时间订为11月1日拂晓前。11月2日，第二军第四、第五两师从东、南两面进逼南昌郊区，陈兵城下。

右翼军左纵队以蛟桥为进攻目标。3日，第二军第六师、第三军第七师、第八师等联合攻占该地。4日，攻瀛上、牛行。孙军自乐化来援。5日，第三军左翼阵地动摇，蒋介石命补充第四团、警卫团加入战线，仍感不足，又致函程潜、刘峙，调第二师增援，加伦认为不必要。在加伦的镇定面前，蒋介石“甚惭自信力薄弱”⁽¹⁷¹⁾。果然不出加伦所料，阵地迅速稳固下来。7日，占领瀛上、牛行，切断南昌地区孙军主要退路。

中央军以乐化为进攻目标。11月3日，占领芦坑车站，并将铁道破坏。4日，蒋介石致电张发奎、李宗仁等，指出涂家埠为敌军主力所在，要求他们迅速南下，与第六军一起夹击孙军。当晚，第六军在总预备队第一、二两师与炮兵团支援下，占领乐化⁽¹⁷²⁾。5日晚，第六军与南下的第七军联合攻占涂家埠，残敌向鄱阳湖畔的吴城溃退。6日，第二师追击至吴城。

左翼军以德安、涂家埠为进攻目标。11月2日，第七军逼近德安，与孙军第六方面军三千余人发生激战，占领该城。同日，独立第二师贺耀组部在德安北部的马回岭与孙军交火。马回岭驻有重兵，战况激烈。在第四军十二师张发奎部及第七军第一旅增援下，于3日占领马回岭。4日，孙传芳乘决川舰赴武穴，意在促使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按兵不动，孙又返航九江⁽¹⁷³⁾。5日，贺师乘胜北上，占领九江、瑞昌。孙军见败局已定，失去斗志，于6日鼓轮东下，返回南京。周凤歧部不战退回浙江，陈调元、王普部退回安徽。

至此，南浔线及南昌城郊的孙军已全部被击溃，城内仅余唐福山等残部二三千人。他们表示要归方本仁收编，企图迁延时间。11月8日，蒋介石下令攻城，城内残敌投降。革命军入城后，“民众欢腾，往日萧条寂寞景象陡变为热闹市场，男女老幼，拥挤道途，争相瞻仰革命军旗帜之飘摇”⁽¹⁷⁴⁾。同日，白崇禧率领由第二、第三、第七各军组成的追击部队，进至滁槎以东的汊口附近，孙军主帅郑俊彦只身逃走，下辖旅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请降⁽¹⁷⁵⁾。

11月9日，蒋介石进入南昌，江西战役胜利结束。此次战役，歼灭了孙传芳的大部分精锐部队。据朱培德电称：仅7、8、9三日，右翼军即缴获敌枪三万余支，各种大炮二十余门，机关枪三十余挺，俘获师长唐福山、岳思寅、张凤岐3人，团长以下官兵5万人。左翼军、中央军在建昌、吴城方面缴枪二万余支，机关枪二十余挺，大炮数门，俘虏2万人⁽¹⁷⁶⁾。至此，孙传芳的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歼灭殆尽。但是，国民革命军也损失严重，下级干部牺牲者约占百分之七十五，团长牺牲者占半数，士兵伤亡约1．5万人⁽¹⁷⁷⁾。

江西之役是国民革命军继两湖之后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它使湘鄂得到屏障，同时打开了向长江下游进军的大门。

三　福建战场

当国民革命军在赣西北初次与孙传芳军接触时，在福建的周荫人接受孙传芳指示，积极企图进扰粤边。9月5日，周荫人宣布就任五省联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15日通电称：“即日誓师南下，为国除奸。”⁽¹⁷⁸⁾17日乘舰抵达漳州，召开军事会议，声言陆军将于23日攻粤，海军则联合陈炯明由潮汕进攻广州⁽¹⁷⁹⁾。当时，国民革命军驻防潮州、梅县一带的军队，仅有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部、第十四师冯轶裴部、独立第四师张贞部等，计枪6000支，炮8门，而周荫人动员的部队则有第一师张毅、第三师李凤翔，第十二师第二十四旅刘俊等部，计枪三万余支，机枪六十余挺，炮二十余门⁽¹⁸⁰⁾。双方力量悬殊，因此，蒋介石确定作战方案时，力主稳健，要求采取攻势防御，不可急切进攻。9月13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指示其对周荫人声明：“如闽不派兵侵粤与赣，则闽、粤仍敦睦谊。”⁽¹⁸¹⁾但是，何应钦则认为，由于北伐军在鄂、赣节节胜利，周军士气已馁，又多为北方人，不善山战，更兼竭力搜括，闽民恨之入骨，因此，致电蒋介石，详细罗列周军弱点，要求率师入闽作战。何的要求得到蒋介石同意，福建战役于是开始⁽¹⁸²⁾。

周军的南犯计划分三路。东路第一师张毅部由福建漳浦、云霄、平和地区出动，企图进攻广东北部的饶平；中路第十二师第二十四旅刘俊等部由福建永定，经峰市进攻广东松口；西路第三师李凤翔部由汀州、上杭向粤北蕉岭推进。周荫人采取声东击西策略，公开的目标为饶平，而其攻击中心则为松口。在这三路中，西路和国民革命军有联系，国共两党均曾派人去活动。中国共产党所派为李清泉⁽¹⁸³⁾，国民党所派为孙祥夫⁽¹⁸⁴⁾。经过活动，有起义可能。因此，何应钦决定东路由独立第四师张贞部采取攻势防御，而将主力集中于中路。其布置为第三师谭曙卿部驻扎松口，第十四师冯轶裴部及第五十八团驻扎于高陂附近。9月28日，何应钦由汕头到达高陂，设立大本营。30日，至三河坝，与电约输诚的周部李凤翔师曹万顺、杜起云两旅代表协商，得悉敌人的作战计划，作了相应部署。

10月5日，周荫人率卫队千余人到达永定，设立司令部，下令全线总攻。6日，周部主力到达闽粤边境的峰市。7日，占领松口，周荫人喜出望外，永定防备因而松懈。何应钦判定永定为薄弱点，决定以主力首先击破该地之敌。8日，曹万顺、杜起云在蕉岭起义，分别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一师、第二师师长。由于曹、杜起义，进犯闽粤边境的周军就失去了犄角之势。9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师与敌孙云峰部在永定城南接触，经激战后，敌退入城内。10日，敌由峰市来援，第三师几乎不支，何应钦亲率总预备队参战。当地人民由于痛恨周军，自动割电线，破坏交通。周荫人与各部失去联络，于当日下午率亲信十余人越城逃跑。余部竖白旗请降，北伐军入城，俘虏官兵一千四百余人。

永定既克，何应钦决定迂回敌后，歼灭松口之敌。11日，占领峰市，随即以谭曙卿师为右纵队，冯轶裴师为左纵队，将军队展开于大岭、狗尾岭一带。这样，刘俊部即处于前后被夹击的境地。12日，开始攻击，右翼先胜，左翼在右翼支援下，继获胜利。13日拂晓，两翼协同进攻，双方反复冲锋、肉搏，刘俊部逐渐不支。适值国民革命军第八团到达，当即加入火线。同时，第九团于拂晓从松口上游渡河，进击松口附近之敌。刘俊部不得不向松源溃逃，进入福建后又遭到新起义的第十七军堵截。刘俊仅率二百余人逃出，至连城，被民军击毙。刘俊所属的第十二师系袁世凯时期以模范营为基础编成，据说大小十余战中，从未战败，至此全部被歼。

综计永定、松口之役，生擒敌师长李宝珩，击毙击伤敌军官兵千余人，俘敌四千余人，缴枪约四千支，炮十余门。国民革命军伤亡亦达千余人。

由于何应钦将主力集中于中路，东线兵力薄弱。10月12日，张毅部攻占诏安、饶平⁽¹⁸⁵⁾。但因周荫人兵败，张毅下令退却。独立第四师张贞部迅速追击，粤东境内肃清。

福建初战告捷。10月15日，蒋介石电任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18日，指示何应钦乘胜平定闽南。同日，何应钦通电就职，移驻大埔。19日，蒋介石再电何应钦，告以和加伦研究结果：“如我力能胜张毅，则速进取，否则暂守边境，以待赣局发展”，但蒋介石表示，相信以第一军之力，“必能胜周克闽，新开东南之局”⁽¹⁸⁶⁾。20日，三电何应钦，认为“此刻对闽作战，我已处于主动地位”，要求何“相机处理”⁽¹⁸⁷⁾。何应钦接电后，即积极计划，做入闽作战的准备。

兵败如山倒。周荫人逃出永定后，退驻龙岩，所部已不能成军，再退永安。10月下旬，联络汀州李凤翔师，调集延平等处军队，在湖塘至龙岩的铜鼓山一带掘壕布防。不久，第十七军杜起云师进占龙岩，周荫人率卫队退往延平，重设第四方面军总司令部，企图保守闽北⁽¹⁸⁸⁾。11月，致电孙传芳乞援，孙已自身难保，复电称：“实难兼顾，倘有余力，决不坐观失机，请固守勿攻，待时再举。”⁽¹⁸⁹⁾

李凤翔师因曹、杜两旅起义，元气大伤，退守汀州。下旬，曹部奉何应钦命沿汀江两岸进攻。此际，第十四军赖世璜部因已取得赣南，奉蒋介石命派谢杰师入闽协助作战，也已到达汀州城下。两师协同围攻。29日，占领汀州，李凤翔部弃城，逃向清流、宁化。

张毅部是唯一未遭严重打击的部队。在退往漳州途中，何应钦派人与张接洽，拟改编张军。张也虚与委蛇，派人与何谈判，且谈且走。到漳州后，确定一面佯守，一面与何谈判，以便争取时间，相机行事⁽¹⁹⁰⁾。11月中旬，周荫人拟退往浙江，命张毅退驻福州。19日，张毅召集各界谈话，声称：“漳州余不啻视为第二故乡，决不坐令赤潮侵入。”⁽¹⁹¹⁾但会后不久即退往泉州。11月8日，冯轶裴师不战而取漳州。21日，占领泉州。

张毅继续采取且谈且走策略。11月19日，派总参议许仁寿到同安会见何应钦，要求收编。何应钦提出照党军编制，设党代表及政治部等6项条件，限22日答复，张以“过苛”为理由拒绝⁽¹⁹²⁾。下旬，张毅部进抵闽江下游地区，受到海军的截击。

在国民革命军不断取胜，北洋军阀败局已定的情况下，闽系海军不能不考虑出路问题。当时，海军总长杜锡珪避居上海，与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会商之后，决定由杨树庄出面，与广东国民政府驻上海的代表钮永建联系⁽¹⁹³⁾。在此期间，闽系海军首领、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也与何应钦信使往还，达成归附革命军的协议。原海军陆战队的团长林志棠、林寿国被何应钦委任为东路军新编第一、第三师长。陈季良一面与福州城防司令李生春联系，表示愿全力确保福州，不许张毅部窜扰，一面出动舰艇及海军陆战队防堵。11月底，张毅部窜抵闽侯地区的乌龙江南岸，受到海军炮击，改由闽清方向北进，在瓜山地区为何应钦尾追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包围。12月9日，势蹙请降。张部一万余人被分割改编，张毅本人因纵兵扰民，残杀俘虏，被何应钦软禁，不久解往汕头，因企图逃跑，被枪决。

李生春和周荫人有矛盾，中共福州地委通过国民党福建省临时省党部进行活动，12月2日，李生春表示接受福州保安司令一职。3日，新编独立第三师入城，东路军兵不血刃地收复福州⁽¹⁹⁴⁾。

为了消灭闽北敌人，原在江西的第二军第六师戴岳部于11月下旬奉调入闽，占领闽西北的建瓯⁽¹⁹⁵⁾。12月初，赖世璜部攻占建阳、顺昌、将乐。在此情况下，周荫人于12月3日致电孙传芳表示：“环境受迫，孤军支撑极危，拟赴浙江与戎帅联成一气”⁽¹⁹⁶⁾。孙传芳也命周“避免冲突，保全实力，相机撤往浙西”⁽¹⁹⁷⁾。周接电后，即率残部经松溪、政和逃入浙境。

周荫人督闽期间，福建民军蜂起，聚集各处者近万人。其主要者为闽北指挥卢兴邦部、第二路指挥高义部、第五路司令叶定国部、第二路司令陈国辉部、第一游击司令陈烈臣部、第二游击司令罗伟部、第三游击司令林志民部、第四游击司令林朝冠部、第五游击司令吕渭生部等。国民革命军入闽前后，各地民军纷纷前来联系。为了统一指挥，何应钦要求各路民军各派一人，组成参谋团，悉同动作，协助国民革命军作战，福建战场之所以进展迅速，和这支活跃在敌后的民军不无关系。

12月14日，蒋介石电告何应钦：“李生春应根本解决。”⁽¹⁹⁸⁾18日，何应钦进驻福州，随即调集各路民军，编为新编第一军，以谭曙卿为军长。李生春于次年1月奉调率部北上，半途被缴械。

第四节　苏、浙等省的自治运动

一　浙江夏超独立

1926年9月初，国民党中央根据吴稚晖、钮永建、叶楚伧三人的建议，决定成立江苏特务委员会，以侯绍裘、吴稚晖、何成濬、朱季恂、张静江、叶楚伧、钮永建七人为委员⁽¹⁹⁹⁾。其后，钮永建即到上海工作。他商请驻沪全浙公会负责人褚辅成等协助，企图利用浙江省长夏超和上海工人等方面的力量，在东南地区打开局面，截断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后路⁽²⁰⁰⁾。

夏超一向主张“浙人治浙”，不满意外省人统治浙江，对孙传芳委派的浙江总司令卢香亭尤为反感，因此，他利用自己长期在浙江警务部门工作的便利，积极扩展警察总队，企图形成一支可以和卢部相抗衡的力量。1926年春，孙传芳拟将夏超调至江苏，此事加深了二人之间的矛盾⁽²⁰¹⁾，促使夏超向国民党方面找寻出路。他一面派人赴广州联系，要求派军事干部来杭⁽²⁰²⁾，一面通过其驻北京代表和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洽谈。9月，北京政治分会派许宝驹赴广州报告，同时派马叙伦回杭州进一步协商。马叙伦和夏有旧谊，很快取得信任，作为夏超的代表前往广州，和张静江议定，委夏超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理民政事宜⁽²⁰³⁾。10月初，马叙伦偕许宝驹返浙，途经上海，和钮永建会商，决定由夏超提供10万元，作为上海起义经费，夏超在杭州发动起义后，即进军上海。中国共产党也支持夏超独立。中共中央主张在北伐军占领两湖后，继续进取河南，长江下游则促使各军阀分头独立，形成纷乱局面，使帝国主义无法一致对付，并使民众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²⁰⁴⁾。中共中央计划在起义胜利后，由沈钧儒出面组织浙江省政府，沈雁冰为秘书长⁽²⁰⁵⁾。

当时，浙江地方武装分三部分：一是夏超的保安队，约八千人，分三个总部，由其亲信吴殿扬、章燮、章培分任团长；一是陈仪的第一师，驻防徐州；一是周凤歧的第三师，大部分随孙传芳出征江西，少部分留驻南京与杭州。周凤歧和夏超关系比较密切，在开赴九江前，与夏超有过秘密协议，约定如孙传芳在南浔路不稳，周即通电回浙⁽²⁰⁶⁾。周凤歧开赴九江后，夏超又派人以劳军为名，赴江西与周凤歧商量起义计划及撤军回浙日期⁽²⁰⁷⁾。10月12日，夏超致电周凤歧，声称由于褚辅成的多次斡旋，“与蒋方已无若何隔膜，拟即乘时举事”⁽²⁰⁸⁾。夏超并要周凤歧和陈调元共策进行，同谋倒孙。14日，第三师在南京的留守部队奉周凤歧命离宁回浙，在赣部队也曾计划横渡鄱阳湖东返，但旋即变卦⁽²⁰⁹⁾。其原因，固在于孙传芳监视极严，也在于当时江西战场形势一度不利于北伐军，周凤歧又观望起来。与此同时，陈仪派乃兄陈威到宁，向联军参谋长刘宗纪表明心迹，声称“所部驻徐，为江苏保门户，即为浙江保门户，决不移动。”⁽²¹⁰⁾这样，浙江地方武装的两支主力部队都无法寄以希望了。

10月15日，杭州军政当局及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律师公会等在前省长张暄初（载阳）宅召集会议，决定致电孙传芳，要求允许第一、第三两师刻日开拔回浙，以卫桑梓⁽²¹¹⁾。当日，中共杭州地委通过杭州学生联合会和杭州总工会，在街上组织突击宣传，高呼“打倒军阀孙传芳”、“拥护北伐军”等口号⁽²¹²⁾。16日，浙江各界在省长公署紧急会议，议决浙人治浙，随即将孙传芳在杭卫队及宪兵数百人缴械，资遣出境。同日，夏超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民政长职务，并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声言“斟酌情形，暂行组织委员会，处理政务”⁽²¹³⁾，其人选有张暄初、夏超、周凤歧、蔡元培、戴季陶、朱家骅等。17日，夏超派章燮率第二总部2000人进军苏浙边境的枫泾，准备袭取上海。

孙传芳很快得知夏超独立的消息，立命驻防南京的孟昭月部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宋梅村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前往镇压。夏超因已得知周凤歧的在赣部不能如约返浙，留驻杭州的第十团又不愿出战⁽²¹⁴⁾，先自气馁。他命章燮退守嘉兴，命章培率第三总部前往增援，同时致电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声称应商民要求，仅派少数保安队在浙境以内巡缉，要求宋军退回龙华，表示浙中绅士已派陈其采赴沪谈判。但丁文江答称，宋梅村系奉“联帅”命令移防，要夏超直接和孙传芳交涉⁽²¹⁵⁾。在致孙传芳电中，夏超声称此举纯为维持治安，“然轻举妄动，实为惶愧之至”。这一切自然都不能遏阻宋军前进。20日，宋部进占嘉善。21日，双方交火。同日，夏超亲率吴殿扬的第一总部赴前线作战。由于夏部均为警察，缺乏实战经验，战况不利。夏超晕倒咯血，被随从接上火车，驶返杭州。保安队见主帅已离，纷纷溃散。章燮诡称受伤，逃至嘉兴避匿；章培独力难支，于同日下午返杭，夏超要他收拾残部到富阳、桐庐待命，所部仅剩500人。

夏超败退杭州之后，召集紧急会议，说明前线失利情况，意图再举，但与会诸人均劝夏超离杭暂避。夏知大势已去，交出省长印信，请张暄初维持地方秩序，于当夜出走。22日午，宋军进入杭州。

孙传芳当时正在江西与北伐军苦战，夏超独立，宛如刺向身后的一把刀子，其恼怒是可以想见的。20日，孙传芳任命陈仪为浙江省长。22日，通电指责夏超“不忠、不仁、不义”，宣布“罪在夏超一人，他无所问”⁽²¹⁶⁾，但悬赏缉拿者除夏超外，仍有马叙伦、许宝驹、宣中华等人。夏超本拟在富阳一带收拾残兵，未成，即拟赴沪，转道赴日。10月23日，在西湖附近被捕，旋被杀，孙部对外则声言被击毙⁽²¹⁷⁾。

二　上海自治运动与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江浙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阻挠孙传芳出兵江西并援助吴佩孚，自北伐军入赣和孙军交火之后，这一运动已失去意义，继之而起的是自治运动。参加自治运动的社会成分同样复杂，目的也有很大不同。

上海自治运动的酝酿始于1926年9月。当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首次讨论武装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书记罗亦农提出，“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我们应提出“人民自治”口号，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会议决定加紧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各团体联合会的工作，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从虞洽卿一直【到】工人都去联合”⁽²¹⁸⁾。6日，中共上海区委发表《告上海市民书》，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根本推翻现存的统治”，“毁弃孙传芳、丁文江的大上海计划，建立上海人民自治的上海”。区委并向上海市民提出了16项斗争要求，如：租界内的居民应一律有平等的参政权；南北市的市政府由民选的自治机关管理；保障市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反对一切苛捐杂税等⁽²¹⁹⁾。此后，中共上海区委即通过汪寿华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虞洽卿等联系，相约在孙传芳江西败绩，不遑回顾之际，即发动工人罢工、商民罢市、学生罢课，树起自治旗帜，从而推翻孙传芳的统治⁽²²⁰⁾。由于孙传芳的主力已进军江西，驻防上海的只有步兵1000人，警察2000人和内河小军舰两艘。这就为上海自治运动和工人武装起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上海国民党当局和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虞洽卿等都支持中共上海区委的计划。

北伐战争的胜利诱发了部分上海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负责人推翻孙传芳统治，获取政权的要求。虞洽卿自1923年起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1926年7月，总商会改选，亲近孙传芳的傅筱庵（宗耀）当选会长。虞洽卿的上海商埠市政会办被孙传芳取消，南北市保卫团也被解散。因此，虞洽卿极力联络共产党，表现左倾⁽²²¹⁾。

当时，上海国民党当局“主张由国民党取得政权”，国民党特务委员会军事特派员钮永建“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动作”，表示事成后，国民政府“当然保护工人”。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多次分析、研究有关情况，制定了《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区委认为：“资产阶级虽急欲获得政权，却时时动摇与畏缩”，企图坐待孙传芳溃败，乘机以最小限度的暴动取得政权。他们既要利用工人罢工，又不愿工人有武装的组织和暴动。但是，区委又认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和战斗力还不强”，“不便猛烈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因此，决定“一步步”推动资产阶级前进，以便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的自治政府”。在这个政权之下，达到三项希望：“工会组织事实上的存在；一般市民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相当自由；以及反抗租界帝国主义之根据地”。

区委提出，现在“不宜在上海一角之地，即时拿出国民党的旗帜。即以后北伐军主力到达上海，亦不能反对市民自治运动和拒绝商人参加政权”。区委主张：“国民党左派和商人合作”，“在中小商人中发展左派的势力，以牵制大商虞和德（即虞洽卿）等将来对帝国主义及奉系军阀过分的妥协。”⁽²²²⁾区委表示，对此次武装起义并不抱“奢望”，只当作“初步暴动的尝试，不拿政权，得到自由”⁽²²³⁾。

区委关于上海资产阶级的认识符合实际，主张“国民党左派和商人合作”的意见也正确，但区委的领导权和政权观念却很模糊。相反，钮永建等倒很明确。钮在上海并没有多大实力，不得不承认起义的“根本势力在工人、学生”，但特别强调起义“须受党部指挥”。国民党驻沪特派员吴稚晖不赞成区委提出的自治口号，主张用“上海和平维持会”的名义掌握政权。这些，区委都同意，只要求少数工人、学生加入和平维持会即可⁽²²⁴⁾。“不拿政权，得到自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奢望”。

在筹划起义过程中，钮永建与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长夏超密谋，由夏在适当时机宣布浙江独立，向上海进军；钮在上海组织暴动，里应外合，夺取上海。

10月16日，夏超宣布独立。17日，派人率保安队2000人，由杭州向上海进发。夏超的独立，加快了上海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夏超向上海进军的当日，上海区委临时主席团决定，提出“上海市民自治”、“上海市民武装自卫”、“组织上海市民自治政府”等口号⁽²²⁵⁾。同日，国民党市党部发表宣言，呼吁召集市民会议，“实行市民自治”。上海总工会虽在当年6月被淞沪警察厅查封，但仍坚持斗争，召开工会代表会议，表示全市工人为实现自治，“愿为前驱”。全国学联命上海学联统率全体学生“切实参加”自治运动。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也表示要“联合上海各有力团体，组织淞沪和平维持会，谋自救之策”⁽²²⁶⁾。

18日，区委召开特别活动分子会议，由罗亦农作武装起义的动员报告。确定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为罗亦农、赵世炎和李震瀛。20日，区委再次发布《告上海市民书》，谴责孙传芳的罪恶统治；批判全浙公会等团体要求孙、蒋“先行停战”，是在军阀宰制下的“幻想”，是“为孙传芳维持势力的和平运动”。区委指出，上海市民“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只有一条路，即是市民自己武装起来”，“推翻一切军阀政权，建立市民政权。”⁽²²⁷⁾

孙传芳不允许后门失火。18日，任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宋梅村为前敌总指挥，率部迎战夏超：任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李宝章为驻沪各军总指挥兼淞沪防守司令，率部进驻龙华、松江。22日，孙传芳部占领杭州，夏超独立失败。

夏超的失败使上海武装起义面临着极为不利的形势。23日，区委得到消息，但又得到误传：“九江已克服，叶开鑫部已倒戈”。⁽²²⁸⁾于是，仍决定起义⁽²²⁹⁾。当日下午5时，下达动员令，约定以同情革命的一艘军舰开炮作起义的信号。

24日清晨三四点钟，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开始。但是，军舰却始终没有开炮。闸北区的工人队伍四五十人，因为没有听到炮声，自动解散。浦东区因消息泄露，起义尚未发动时，领导人陶静轩、江元青等六人即被捕。南市区约有三十多人袭击二区警署的一个派出所，但因其他地区的起义均已失败，区委立即通知他们“赶快停止行动”⁽²³⁰⁾。至于钮永建的队伍，在徐家汇整队向高昌庙进发时，被警署发觉，立即逃散。埋伏在南洋大学的队伍，也因被发觉而逃跑⁽²³¹⁾。总之，这次起义，除了在南市闹了一下，其他各区都没有发动起来。在起义中牺牲的有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陶静轩（化名陶鑫元）和南市区工人自卫团指挥奚佐尧（化名李左人）等十余人，被捕者百余人。

起义失败后，区委于24日、25日连续召开会议总结。区委认为，起义失败主要有以下三条教训：一、起义时间选择不当。夏超独立后的第一二天，敌人的力量还没有集中，是发动的良好时机，但区委“态度犹移”；待夏失败后，各方面情况都不利时，区委反而“模糊决定”举行起义⁽²³²⁾。二、过于看重资产阶级力量，过于依赖国民党。“初以虞（洽卿）为中心，后以钮（永建）为中心。”虞在起义前，“革命情绪很浓，结果到暴动将发时”，“不干了”⁽²³³⁾。钮永建也没有实力，“买空卖空”⁽²³⁴⁾。三、没有广泛地进行宣传和发动群众，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队伍也缺乏训练。起义前，预计工人队伍有350人，国民党方面有千余人，而实际参加起义的，工人不过二百多人，钮永建的队伍也仅一二百人。

区委认为，这次起义“只架了一个势子”，作了一次小小的“尝试”⁽²³⁵⁾，但得到了许多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认识到今后武装起义和自治运动都应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团结其他阶层人士共同进行。区委表示，“要利用这个经验，准备第二次更积极而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动”⁽²³⁶⁾。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自治运动有过短暂的沉寂，但是，随着孙传芳在江西战场的失败，自治运动再度活跃起来。

北伐军平定江西以后，没有立即东下追击，孙传芳需要重整部队，也无力反扑，交战双方一时处于休战期。中共上海区委鉴于北伐军离上海较远，决定暂不发动起义，即使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也只作准备，抓紧恢复经常工作，“做一和平的自治运动”⁽²³⁷⁾。当时，张宗昌正以援助孙传芳为名，准备派大军南下，乘机扩充地盘。因此，自治运动的任务，较第一次起义时所提出的，又增加了一项：“拒绝奉鲁军南下！”

11月9日，上海区委提出，国民党工作应注重联络市民团体，鼓动与组织中小商人，“要他们都起来要求孙传芳‘下野'，反对奉鲁军南下，主张自治的通电与宣言，总要使每天报上连续不断的揭载出来，造成全上海极浓厚的自治空气”，在此基础上，准备新的武装起义⁽²³⁸⁾。同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发表《告民众宣言》，号召“合二百万市民之力，本市民自决之精神，以上海市政还诸上海市民，拒绝奉军南下，永远脱离军阀之统治”⁽²³⁹⁾。

上海各界响应号召，迅速行动。11月10日，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举行紧急会议，发表宣言，提出三项要求：1．划上海区为特别市，永不驻兵，并本主权在民之义，以上海市民组织市民会议，管理上海市政；2．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3．拒绝奉鲁军南下⁽²⁴⁰⁾。14日，沈钧儒、黄炎培、褚辅成、许世英等五十余人组织皖苏浙三省联合会，通过沈钧儒起草的简章和通电。简章规定，该会“以人民直接负责，速行实现民治为目的”。通电要求：划皖、苏、浙三省为自治区域，一切政治应即由人民分别推举委员，组织委员会参加处理。通电并要求“三省以内军事行动应即日停止”⁽²⁴¹⁾。该项要求初稿为：“三省军事当局，应即请其停止一切战争行为”⁽²⁴²⁾，是对当时统治皖、苏、浙三省军阀，而修改稿则包括一切方面，连北伐军的东进也在反对之列了。

三省联合会的成立得到了新苏公会、安徽民治协进会等团体的拥护，但是，它笼统号召停止“三省以内军事行动”的主张也受到了批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党部联合致函质疑说：“党部等固愿北伐军以守株待兔之精神，以俟公等之和平主张得以实现民治，然吴、张之军连袂南下，则未识公等将以何辞反对北伐军之入境？”⁽²⁴³⁾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则指出，欲实现民治，“必先除民治之障碍”，“首当拒绝奉鲁军之南下”⁽²⁴⁴⁾。三省联合会很快接受了这些意见，将自己的行动纳入了各进步团体的共同轨道。

江西战败后，孙传芳于11月18日秘密赴津，参加张作霖召集的蔡园会议，觍颜卑词地向宿敌乞援。会议决定由张宗昌率直鲁军15万人，携带军用票1000万元，南下援孙。三省人民大为震惊，军用票尤使商人闻之失色。23日，三省联合会发表通电，声明孙传芳以后的行动与三省无涉，三省既已声明划为民治区域，“此后主体即为人民，奉、直、鲁首领如有对三省军事行动，即为对人民作战，吾三省人民誓以民意抵抗之”⁽²⁴⁵⁾。28日，三省联合会与上海总工会、商总联会、学联等四百余团体联合召开上海市民反对奉鲁军南下大会，蔡元培慷慨陈词：号召市民起而组织“人民政府”⁽²⁴⁶⁾。蔡元培没有参加三省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后来被推为委员，他表示“责任所在，自当勉任”⁽²⁴⁷⁾，勇敢地走到了斗争的第一线。在会上演讲的还有褚辅成、杨杏佛、杨贤江等。会议通过的宣言号召上海人民武装自卫，由工商学各界组织自治政府，宣布上海自治。会后，由总工会纠察队作前导，举行游行示威。当天晚上，上海总工会自动启封。30日，发表公开启事，表示将“率领全沪工友，追随各界之后，参加自治运动”⁽²⁴⁸⁾。

五卅运动中，上海曾有工商学联合会的组织。12月3日，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代表集会，商谈恢复该组织问题，但经过讨论，议决组成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²⁴⁹⁾。6日，市民公会成立，选举沈钧儒、王晓籁、林钧、汪寿华等11人为常务委员。中共上海区委旋即在市民公会里建立了党团，以加强领导。12日，召开上海特别市自治运动各团体代表大会。会议提出，如不划上海为特别市，实行市民自治，即以不纳租税相抗⁽²⁵⁰⁾。会议决定由市民公会筹备组织上海特别市政府。蔡元培再次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呼吁“有助于市民之军队”起来“驱逐横暴之军阀”⁽²⁵¹⁾。这实际上是在号召武装起义。

当时，浙江自治正在加紧进行。12月16日，市民公会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一、致电孙传芳，请其即日解除军职，否则即有严重之对付；二、通告各界，积极筹备罢工、罢学、罢市、罢税；三、公请唐绍仪、褚辅成、王正廷、蔡元培四人向外交及军政各界接洽，筹组淞沪特别市政府⁽²⁵²⁾。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企图以此将自治运动向前推进一步，但是，上海资产阶级主张和平进行，对罢工、罢市态度消极，市民公会开会时经常不足法定人数，无法正常工作。倒是三省联合会由于内部较为一致，仍然相当活跃。12月中旬，孙传芳向外商密购军火，三省联合会即致电驻京各国公使，严正抗议⁽²⁵³⁾。同月，英国代理公使欧马利（Owen St．Clair O'Malley）在北京公使团会议上提出《英国对华变更案》，拟允许中国海关征收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二五附加税”。三省联合会于12日再次致电各国公使，说明中国北方被军阀控制，“断不能与以财政上之便利，以助长动乱”⁽²⁵⁴⁾。24日，通电谴责孙传芳镇压浙江自治，号召三省人民“一致奋起，铲除摧残自治之暴军，以期人民最后之胜利”⁽²⁵⁵⁾。

当自治运动猛烈展开的时候，鲁军南下，接防津浦线，联军驻防阵地收缩，以守沪宁线为主。孙传芳多次命令淞沪戒严司令李宝章、警察厅长严春阳，严加防范民众运动，“提倡自治即是赤化”。于是上海总工会再次被查封。12月26日，孙传芳在上海《申报》刊登启事，指责“沪上有人假借苏、皖、浙三省公团名义，希图破坏三省之安宁，离间芳与三省父老昆季之感情”。启事恶狠狠地宣称：“军法所在，绝不宽贷。”⁽²⁵⁶⁾三省联合会不为所屈，在《申报》、《民国日报》连续登载《启事》，宣称本会“光明磊落，天日俱昭”，要求孙传芳明白回答：“所谓有人假借，人系何人？假借何事？”“所谓少数奸人，系何姓氏？”启事并针锋相对地以“否则民意所在、绝不宽贷”作结，末列三省联合会委员32人的名字。这一行动表现了蔡元培、沈钧儒等人的凛然正气⁽²⁵⁷⁾。

由于孙传芳不仅以刊登启事相威胁，而且下令缉拿蔡元培等五十余人，“格杀不论”⁽²⁵⁸⁾，因此，蔡元培等不得不暂时走避。1927年1月8日，市民公会被孙传芳查封。

在孙传芳的高压下，上海自治运动再度沉寂，但是，地火仍在运行，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积极准备条件，酝酿新的起义。

三　陈仪自治

浙江自治的酝酿晚于上海，其发动者也和上海明显不同，它是浙江军阀陈仪和各派力量合作的结果。

夏超独立时，陈仪被孙传芳委任为署理浙江省长。11月1日，到杭接印视事。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陈仪很为难。当时，有人曾询问陈的施政方针，陈答：“为政以静。”⁽²⁵⁹⁾但是，国民革命军正在步步向浙江省境逼近，孙传芳也正调兵遣将，力图加强对浙江的控制，陈仪根本不可能“静”下来。11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王均、薛岳两师进至浙江常山。12月9日，蒋介石电令何应钦迅速率师入浙。11日，从江西战场撤退、辗转回浙的周凤歧师在衢州起义，周宣布接受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的委任。与此相对，孙传芳于13日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将卢香亭、彭德铨、白宝山、冯绍闵、孟昭月、李宝章、王淼、李俊义等八个师的兵力约七八万人，集中于宁、沪、杭三角地区，同时命孟昭月、白宝山、冯绍闵等率部入浙。孟昭月的司令部就设在松江，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杭州的变化。

陈仪到任后，征得孙传芳的同意，逐渐将第一师自徐州调回浙江，分驻于宁波、绍兴等处。他表面上仍然拥戴孙传芳，但暗中却频频和国民革命军联系。早在江西战事初起之际，他就派参谋长葛敬恩偕徐培根赴鄂、赣了解情况，安排退路。10月26日，葛敬恩在江西奉新会见蒋介石，蒋同意陈暂取中立态度，并在致陈的亲笔信中，“勉其道义在国家，忠于个人非道义”⁽²⁶⁰⁾，意在动员陈摆脱对孙传芳的个人关系。11月，陈仪再派陈其采与蒋介石磋商。蒋介石表示；“若不表明态度，行见日被侵逼，恐非混沌所能解决。”⁽²⁶¹⁾12月，葛敬恩再度赴赣，要求给以“名义”。17日，蒋介石电任陈仪为第十九军军长，要他和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联络一致，共赋同仇”⁽²⁶²⁾。但是，陈仪始终没有公开表明立场。他当时的企图是，竭力避免战事，以自治的名义争取撤销孙军在浙江的司令部，既拒孙，也拒绝革命军。

陈仪的态度受到浙江部分士绅的拥护。12月9日，省议会、杭州总商会分别致电孙传芳、蒋介石、周凤歧。致孙电称：“我公视浙为第二故乡，爱护之忱，定必始终如一，乞筹避免兵戎之策。”致蒋电要他命令革命军“仍驻赣边，以待商榷”。致周电要他“坚阻婉商”，阻止革命军入浙⁽²⁶³⁾。对上述电报，蒋介石的回答是：“舍加入革命合作，无他途。”孙传芳由于军队战斗力不强，力图利用自治的口号阻挡革命军，因此答复得极为豁达，声称：“但得避免兵祸，芳无不乐从”⁽²⁶⁴⁾。在陈仪向他请示时，他更表示：可以“便宜行事”，“只要党军不入浙，自治可，独立可，即将联军撤出浙江亦无不可”⁽²⁶⁵⁾。

为了反对孙传芳和奉鲁军南下，在革命军到来之前形成缓冲地区，中国共产党赞成“苏人治苏，浙人治浙”的口号。11月30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即提出：“我们要设法使浙江独立。”⁽²⁶⁶⁾因此，浙江自治运动中也有一部分中共影响下的急进团体参加。12月9日，由浙江学生联合会发起，邀集杭州各团体筹组浙江各界联合会，学联代表李庄甫称：“敝会历受军阀政治之压迫，誓愿摆脱此恶劣政治，实行人民自治。”⁽²⁶⁷⁾向会议提出的《组织大纲草案》规定，“以联络各界，实行真正人民自治为宗旨”⁽²⁶⁸⁾。10日，推省议会议长沈钧业为联合会主席。13日，联合会通过致省长函：“无论齐楚，均不迎事。凡为浙江人所反对之军队，一概不得驻入。”函件要求陈仪“俯顺舆情，克日脱离孙氏，宣布自治”⁽²⁶⁹⁾。同日，陈仪召集军队长官、法团代表及绅商领袖六十余人紧急会议：陈仪称：“现在衢州方面党军不再前进，则松江方面联军亦可不再进，此时正为浙江人民实行自治之好机会。”他并称：“只要双方军队不来，鄙人以为集全浙人材以谋自治，成绩当有可观。”⁽²⁷⁰⁾会议一致决定实行省自治，同时决定一面派代表赴南昌，请蒋介石退兵，一面请浙江总司令部参谋长冯家骏交卸。

沈钧业当选为联合会主席后，于12日与中国银行行长金石顺、兴业公会会长王钧荣赴沪邀蒋尊簋回省。14日，浙江各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68个团体的代表二百余人，选举蒋尊簋、沈钧业等人为委员。

19日，杭州各界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蒋尊簋草拟的《浙江省政府组织大纲》，选出蒋尊簋、陈仪、周凤歧、蔡元培、褚辅成、黄郛、周承菼、陈其采、张暄初等九人为省务委员会委员，以陈仪兼民政部长，蒋尊簋兼军政部长。会议通过《浙江各界联合会第一次宣言》，提出自治“最低限度”条件六项：一、浙人治浙，组织真正的人民自治政府；二、反对任何军阀假自治美名，从事割据；三、所有政治均须公开，不得再由少数官僚绅士垄断把持；四、浙省现有师旅，均须隶属浙江省自治政府之下，服从指挥；五、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自由；六、废除一切苛税杂捐⁽²⁷¹⁾。它由学联起草，在当时是相当急进的纲领。20日，联合会召开第五次委员会，通过致全国及全省电文两则。致全国通电称：“从此境求自保，民冀相安，以自决之精神，行真正之民治。凡浙省以外问题，任何方面，绝不参加。一俟国是奠定，中央政府足以代表人民利益，即当仍归统治，与全国同胞，共图进步也。”⁽²⁷²⁾

正当蒋尊簋、陈仪准备于元旦就职之时，孙传芳急不可耐地下手了。对浙江自治，他在公开的场合表示宽容，而在暗中却盘马弯弓，准备“鞭指湖杭”⁽²⁷³⁾。12月14日，孙传芳任命孟昭月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要他在浙江政情发生变化的时候，“疾调大军，迅往前方迎堵”⁽²⁷⁴⁾。16日，孟昭月在嘉兴就职。22日，浙江代表周承菼抵宁，商请孙传芳撤退嘉兴一带联军，孙传芳信誓旦旦地表示：“本人决不破坏浙省自治。”也就在这一天，孟昭月发表通电及布告，指责自治诸人“捏造民意，胁迫士绅，阳托自治之名，阴行攘夺之实”⁽²⁷⁵⁾，表示要“誓本联帅讨赤精神，躬率将士，彻底讨伐”⁽²⁷⁶⁾。随即悍然进军杭州，包围省政府，收缴第一师驻杭部队枪械，陈仪仓猝间无以应付，下令部队不予抵抗。25日，陈仪被押赴南京解释“隔阂”。当时，陈部部分官兵集中绍兴，与孙军对立，孙传芳企图利用陈仪收抚这一部分军队，移驻扬州，因此将其释放。1927年1月6日，陈仪携眷迁居上海。

浙江自治失败前，上海学联曾致函浙江各省联合会，指出孙军徘徊嘉、宜，有直捣杭州之势，希望该会准备实力遏阻，否则，“强暴横来，则壮志未遂，而祸难已将生临”⁽²⁷⁷⁾，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第五节　国民联军在西北的崛起

一　五原誓师

为了学习革命办法，冯玉祥在李大钊的安排下，于1926年3月16日由山西平地泉启程赴苏。23日，抵达蒙古库伦。4月5日，与鲍罗廷、于右任会见，详谈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问题⁽²⁷⁸⁾。鲍罗廷动员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对他说：“公之救国大策，如有优于国民党者，敝等当离国民党以援公；倘竟无之，请公速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与政策，联合一致，共计革命之大成。”⁽²⁷⁹⁾同月，徐谦到达库伦，也劝冯加入国民党，并随冯赴莫斯科。

5月9日，冯玉祥等到达莫斯科。苏联政府特派曾任加伦参谋长的乌斯曼诺夫（Усманов）为顾问，为冯讲解辩证法唯物论。冯玉祥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兵营，特别留心考察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其间，还分别会见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Г．В．Чичерин）苏联政府主席加里宁（M．И．Калинин）以及伏罗希洛夫（К．Е．Ворошилов）、托洛茨基（Л．Д．Тродкий）、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К．Б．Радек）、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Н．К．Крупская）等。冯玉祥初步认识到要革命成功，必须有“旗帜鲜明之主义”及“正确革命党为之领导”⁽²⁸⁰⁾。同时，共产国际也委派刘伯坚做冯玉祥的工作，逐渐取得冯的信任。冯要求“介绍CP与之谈话”⁽²⁸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随即派蔡和森去冯处，向冯及其随行将领作了三天报告。不久，蔡和森又派中山大学中共负责人朱务善等为冯讲解中国革命问题。冯玉祥表示，对“中国CP五年来之主张非常满意，对CP更深一层的认识”⁽²⁸²⁾，声称要走十月革命的路，要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红军学习，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后来蔡和森曾写信向李大钊报告，冯玉祥在苏联“进步甚大，颇可乐观”⁽²⁸³⁾。其间，冯玉祥经徐谦介绍，填写了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并于随后谕令国民军全军加入国民党。

6月初，谭延闿、蒋介石致电冯玉祥，邀其赴粤会谈。11日，冯复电提出：武汉为南北枢纽，“戡救国难，军队非速会师武汉不可。”⁽²⁸⁴⁾17日，冯派李鸣钟、刘骥二人为全权代表赴广州接洽。在致蒋介石、谭延闿手札中，冯称：在莫斯科每日考察政治、经济、军事等项，“与平素所服膺之三民主义相印证，愈为佩仰”，表示愿“与诸同志联合战线，共同奋斗”⁽²⁸⁵⁾。刘骥抵达广州后，与国民政府商定：冯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从北方协助北伐；国民政府给予国民军以巨额接济⁽²⁸⁶⁾。同年8月，国民党中央任命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刘骥等的南行使命虽然完成得不错，但北方国民军的处境却日益不佳。7月，奉直联军加紧进攻南口。为了解救被困的国民军，策应广东方面北伐，李大钊决定派于右任赴苏敦促冯玉祥回国。于右任到达莫斯科后，“觉冯思想更进步”⁽²⁸⁷⁾。他向冯转达李大钊的意见并与之商定了具体计划。

冯玉祥归国之前，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苏共和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季诺维也夫（Г．И．Зиновъев），要求提供援助⁽²⁸⁸⁾。其后，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决定为冯提供40万人的军事装备⁽²⁸⁹⁾。8月17日，冯玉祥离开莫斯科回国，乌斯曼诺夫、刘伯坚等随行。途中，冯玉祥接受刘伯坚建议，亲笔致函陈独秀，表示对中共的“敬慕”，称赞中共的理论“非常正确”，主张“极其持平”，“越想越佩服”。冯玉祥要求中共帮助物色人才，到国民军中办政治画报，并任择两地，开办报馆，作为国民军的宣传机关。信中，冯玉祥并表示，希望中共以后能不断来信，指导工作⁽²⁹⁰⁾。

9月16日，冯玉祥抵达五原。当时，国民军自南口败退已一个多月，境况极为困窘，官兵服装褴褛，面有饥容。除驻甘肃者外，不满五万人；驻五原者，不过四五营人。官兵听说冯玉祥归来，欢欣雀跃。17日，冯玉祥被推为国民联军总司令，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各军。同日，举行就职誓师授旗典礼，宣布国民军“与国民党结合为一”⁽²⁹¹⁾。冯玉祥发表了由刘伯坚起草的宣言，自称“走到苏联，看到了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宣言并称：“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当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表示将遵奉孙中山遗嘱，实行三民主义，接受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进行国民革命⁽²⁹²⁾。19日、20日，连续召开军事、政治、经济各项会议，提出三个口号：一、全军政治化、革命化；二、打倒官僚式之军队，建设同志式之军队；三、拔除虚伪恶根。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任命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刘伯坚为政治部副部长，以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同时并选派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担任军内党务、政治、训练、宣传及民众等方面的工作。9月27日，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全军代表大会开幕，成立特别党部，选举方振武、刘伯坚等十一人为执行委员，冯玉祥、徐谦、于右任等五人为监察委员。30日，阅兵，行授旗礼。冯玉祥接过国民党党旗后再次表示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词毕，冯玉祥向众高呼：“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众答：“我们是为革命服务！”据冯玉祥日记记载：“大有气壮山河之概。”其后，冯玉祥接受乌斯曼诺夫的意见，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冯玉祥每天集合各部讲话，又命政治部编了许多有关三民主义的歌词，教育士兵。刘伯坚每日工作18个小时，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10月，制订《国民联军政治工作大纲》39条，提出“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重要的事上”，规定军和独立师以上设政治部，要使每个士兵懂得战争的目的，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²⁹³⁾。自此，国民军的政治工作逐渐制度化、正规化。同时，冯玉祥并颁布了若干纪律条文，以严明军纪。鹿钟麟、宋哲元亲自带队巡查，防止扰民。方振武部有一士兵吃了百姓的西瓜没有给钱，即被方查实枪毙⁽²⁹⁴⁾。

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心并支持冯玉祥重建国民军的工作。10月18日，李大钊主持制订了《北方区对于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认为“冯之左倾”是“我们不可放弃的机会”，提议选派“得力的同志”去建立“得力指导机关”⁽²⁹⁵⁾。11月初，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国民军工作方针的决议》，共12条，从政治宣传、政策掌握、工作态度、活动方法等多方面，对如何争取冯玉祥，改造国民军提出了细致、具体的意见。9日，又致信刘伯坚，要他十分谨慎地工作。信称：“若果我们现时工作不好，可以使以后工作发生不良影响，甚至影响老冯之失望，改变其左倾观念。”⁽²⁹⁶⁾本来，在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就有一百七八十人。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又从北方区委和莫斯科、广州、上海等地抽调了邓希贤（小平）、李林、王炳南、刘志丹、阎揆要等四十余人到国民军中工作。

五原誓师标志着国民军的新生，自此摆脱北洋军阀的控制，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它牵制北方反动势力，呼应广东北伐，大大改变了力量对比，促进了北伐和革命形势的发展。

二　西安解围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的成立

南口战败后，国民军退据绥远、包头、五原等地，东零西散，濒于瓦解。五原誓师之后，国民军得到整顿，旧部陆续来归，战斗力大为提高。当时，国民军有两条作战路线。一条是由南口进攻北京，一条是进攻陕西而后东出潼关。由于西安已被刘镇华的镇嵩军包围达8个月之久，军民都处于极度的窘困中。粮食吃光，大量市民靠豆饼为生，后来豆饼也成了珍品，市上甚至出现出卖人肉现象。冯玉祥每天都收到求援电。这样，援陕就成为摆在新成立的国民联军面前的最为紧急的任务。其间，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研究，主张冯部入陕，直扑潼关，一可以阻断吴佩孚败退之路，一可以解西安之围⁽²⁹⁷⁾。中共中央同意李大钊的意见，认为冯部占领陕西后，进可东下河南，与北伐军联为一气，退亦暂可自保⁽²⁹⁸⁾。10中旬，李大钊派人送去密信，建议出西安会师郑州。这样，冯玉祥遂决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取道甘肃，兵分七路，迅速进解西安之围⁽²⁹⁹⁾。

甘肃原来是国民军刘郁芬所部的地盘。1926年4月南口大战期间，吴佩孚委任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为援甘总、副司令，命二人进攻兰州。当时，国民军驻甘部队仅有孙良诚的第二师和张维玺的第十三师，总计不过万人。刘郁芬不得不缩短战线，退保兰州，以深沟高垒对付敌军围攻。6月下旬，吉鸿昌旅自绥远来援，国民军士气为之一壮。8月15日，张维玺奉命反攻，于19日占领天水，将孔繁锦逐出甘肃。21日，孙良诚部率师进攻张兆钾部，于30日攻克平凉。陇东、陇南各县，次第收复⁽³⁰⁰⁾。在这一过程中，吉鸿昌旅以其突出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³⁰¹⁾。

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所部三个师在南口兵败后为阎锡山部商震收编。10月初，冯玉祥即通过商震，向阎锡山表示“合作救国”之意⁽³⁰²⁾。10月8日，冯玉祥、刘伯坚亲赴包头，将韩复榘等三个师收回建制。11月18日，离开包头，转进甘肃，解除了阎锡山的戒心。晋军曾参加“讨赤联军”，对国民军进行围剿。两军关系的改善消除了冯玉祥入陕的后顾之忧。

西安守城军分三部分：杨虎城的国民三军第三师、李虎臣的国民二军第十师和卫定一的陕西陆军第四师。杨虎城为了团结李、卫两部共同对敌，统一指挥，主动提出一律称为陕军，公推李虎臣为总司令，杨自任副总司令。他在中共西安地委负责人魏野畴的支持和帮助下，领导西安军民坚守城池，顽强抗击镇嵩军。

10月上旬，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援陕军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以下各路司令依次为弓富魁、孙良诚、马鸿逵、石友三、韩复榘等。孙良诚统率前方各军，由邠州大道，向西安攻击前进，驻天水的张维玺师进取陇县、阳（今千阳），掩护大军右翼。11月4日，国民第二、第三军将领在三原召开军事会议，于右任被史可轩（共产党员）等推为陕西国民二、三军联军临时总司令⁽³⁰³⁾。同月17日，冯玉祥致电孙良诚，声言“西安之围一日不解，余心便一日不安”。他悬赏10万，要孙“斟酌情形，有机可乘，即猛烈进攻”⁽³⁰⁴⁾18日，又致电子右任、邓宝珊，要求“陕中各部，即每人只有二三粒子弹，亦应帮同进攻；虽投石呐喊，亦可助威。”⁽³⁰⁵⁾23日，孙良诚部进抵兴平、醴泉一带，围攻咸阳，敌闻风远遁。援陕军随即兵分三路：方振武为左路，向泾阳进发，攻击西安城北之敌：马鸿逵为右路，向酃县东北进发，攻击西安城南之敌；孙良诚自任中路，由咸阳进攻长安⁽³⁰⁶⁾。敌集中力量进攻中路，孙良诚部一度处于危急状态，适值刘汝明、孙连仲部开到，分由左右两翼攻击镇嵩军后背十里铺、临潼、蓝田等处。26日，全线总攻。镇嵩军发现后路被袭，全线动摇，分向潼关、同州、武关一带溃退。27日，西安围解，蓬头垢面的市民们欣喜若狂，纷纷跪迎国民军。

西安解围后，国民军乘胜前进，12月8日，刘汝明部追出潼关，一直进抵河南阌乡（今灵宝）。

此次西安解围战役，国民联军共俘获镇嵩军3万人，缴枪二万余支。

1927年1月1日，国民联军驻甘总司令刘郁芬参加国民党，同日组织特别党部。9日，他通电全国，宣布“自今以后，勉励自矢，与我全国同志一致奋斗，贯彻中山先生之一切主张。”⁽³⁰⁷⁾

西安之围既解，国民军得到了一块发展基地，百废待兴。但是，冯玉祥、于右任之间却产生了矛盾。冯不愿权力分散，对于右任就任国民二、三联军临时总司令不满。因此，西安解围后，于右任隐居耀县药王山⁽³⁰⁸⁾。中共西安地委不愿使冯玉祥成为西北的唯一霸主，想以于右任来制约冯玉祥⁽³⁰⁹⁾。12月3日，西安召开市民大会，议决《对陕局宣言》等电文，充分肯定于右任的功绩，认为“靠死不觉悟的军人拥护是错误的见解，只有民众联合起来拥护才是真正的拥护”。会议致电于右任，要求他速来西安，“治理一切”，同时要求冯玉祥迅速来陕，与于右任合作，解决陕局⁽³¹⁰⁾。同月22日，于右任接受拥戴，出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任副司令。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等一批共产党员分别在总司令部里担任重要职务，实际发挥领导作用。驻陕总部设民政、教育、司法、建设等厅，成为事实上的省政权。

于、邓就任后，旋即提出整顿陕西军事政治计划12条，包括宣布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扶助并发展工农及各种人民组织，循序废除苛捐杂税、改革法律等内容。计划特别提出“军人不得干预民政”⁽³¹¹⁾。1927年1月21日，国民党陕西全省代表大会与列宁纪念会同时在由皇城改名的红城举行。会议充满了热烈的革命气氛。于右任报告称：列宁“本人虽死，主义却没有死，而且他的主义将特别的进展到世界。”苏联顾问谢夫林（А．Лапин）以“列宁党的同志”的身份欢迎大会参加者，表示要按照列宁“不要忘记东方革命”的遗嘱进行工作⁽³¹²⁾。刘伯坚代表冯玉祥参加了会议，他提出，单纯军事运动不能成功，必须使士兵政治化、民众化、党化；党的责任在于引导贫苦的落后群众⁽³¹³⁾。同时他宣布，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直接指导国民联军区域内的党与政治工作。会议选举邓宝珊、史可轩、魏野畴等十三人为执行委员，组成省党部。其中，共产党员十一人。在此前后，共产党人还“包办”了不少机构和国民党县党部。会议特别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规定农民协会有直接参加地方行政，协助政府铲除恶霸、劣绅、土豪、土匪之权，要求各地政府惩办贪官污吏，扶持农民组织的发展，明令保障农民协会及武装团体⁽³¹⁴⁾。会后，陕西各地的工农运动逐渐展开。

中共北方区委不同意西安地委的原定策略。还在12月5日，李大钊即致函魏野畴，指出“国民军此时必须诚意合作”，“统一于冯玉祥总司令指挥之下”，“不可号令歧出不相下”⁽³¹⁵⁾。后来，共产国际代表和在国民军中工作的中共党人也坚持以冯为西北的唯一军事领袖，而以于右任为陕西政治和党的领袖。1月26日，冯玉祥抵达西安，受到军民的盛大欢迎。他在会上目睹“旌旗蔽日，戈矛森严”的盛况，发表演说称：“感激之余，更加十分的胆怯。我们要怎样地战战兢兢，努力我们的责任，为民众谋利益。”⁽³¹⁶⁾同月30日，召开军事会议，取消原来的一、二、三、五各军名目，统一编制，指定防地。1927年2月，制订并公布《国民军管辖区域军政时期临时行政大纲》，规定一切军政设施，对内对外，一切政务，均由联军总司令统一并主持，从而确立了冯玉祥在西北的最高地位⁽³¹⁷⁾。同月22日，冯制订诰诫十条，通令军政人员警惕“数千年专制遗毒及仕进恶习”，不可向长官馈送礼物，不可互相请托，不可随便宴会，不可需索财物，企图建立新的机关风气。此后，在共产党人推动和支持下，陕西各项工作蓬蓬勃勃，颇有生气。

192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区委，以耿炳光为书记，魏野畴、李子洲等为委员。3月14日至17日，在西安召开陕甘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中共陕甘区委认为，西北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帝国主义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也没有树立封建军阀和右派的基础，充满了革命的主力农民，易于开展革命工作，因此，准备造成“革命的西北”⁽³¹⁸⁾。

3月初，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召开政务会议，由魏野畴报告，重点研究农民问题。同月，先后颁布保护工人利益的《临时劳动法》，保护人民，镇压反革命的《新公安法原则》。后来，还制订并通过了《陕西暂行婚姻条例》和《陕西暂行婚姻条例细则》。此外，驻陕总部在铲除贪官污吏、惩办土豪劣绅、禁止缠足、革新吏治、实行强迫教育、推广白话文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出现了不少新气象。3月4日，西安全市开展清洁运动。冯玉祥“手推大土车一辆，运输污秽，来往甚忙”；于右任“抱长帚一柄，沿街扫除”⁽³¹⁹⁾。民政厅长因开会迟到、工作拖拉，两次受到公开申斥。

为了培养干部，国民联军驻陕总部于3月10日创办中山学院，以刘含初为委员长，刘伯坚、杨明轩、李子洲、薛子良等为委员，设立军事训练、组党、农民运动、妇女运动、教育人员养成等训练班。同月31日，又成立中山军事学校，以史可轩为校长，邓希贤为政治处主任，李林为教务处主任。该校重点培养军事人才和军队政治工作骨干，曾被誉为“第二黄埔”。

这一时期，于右任和冯玉祥之间的矛盾继续发展。冯玉祥以国民军西北总党代表和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主宰一切，于右任虽是国民党元老，但只能屈居冯下，受冯牵扯。3月12日前后，矛盾激化，于右任一度想撒手不干。中共陕甘区委认为必须“维持冯、于合作，使他们本革命的精神合作”，经中共劝说，于对冯迁就了事⁽³²⁰⁾。

尽管于、冯间存在矛盾，但是，这一时期，二人的革命热情都很高。于亲书“一切权力属于党，一切利益归民众”十四个大字，刻石嵌入省党部大门墙壁；又亲录《列宁主义的战术》十八条印成小册子到处送人。冯也经常发表拥护工农利益，进行世界革命的言论，不少话使共产党人也感到“过于激进”⁽³²¹⁾。自3月8日至5月30日，西安共召开大型群众会议20余次，标语满城，连商品包装纸上都印着革命口号。当时，西安尚红，不仅皇城改为红城，钟楼四壁涂以红色，而且影响所及，连警察的帽顶和指挥棍都改为红色。冯玉祥云：“政治化即革命化，革命化即流血化，血色赤，故政治即赤化。”⁽³²²⁾一时之间，几乎使人感到西安成了“赤都第二”。但是，西安也患有那个时期许多地方都存在的通病：轰轰烈烈，却华而不实，完全经不起风雨的吹打。

在西安围城之役中，军民饿死、病死、战死共五万余人。1927年3月12日，西安各界在红城举行革命大祭，将死难士兵、人民葬于两个大冢中，与祭者负土成坟，同时决定建立革命亭、革命纪念馆、革命公园以为纪念。

第六节　西南军阀的归附与分化

一　泸州、顺庆起义

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原为西山会议派掌握。1926年2月，国民党中常会批准吴玉章提议，决定进行改组⁽³²³⁾。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成立地方委员会，以杨闇公为书记。3月，吴玉章回到重庆，临时省党部改组工作完成，以杨闇公、李筱亭、邓劼刚为常务委员。在全部执行委员中，除两名左派外，其余均为共产党员。由于该党部在重庆莲花池办公，因此被称为莲花池省党部；西山会议派分子石青阳等另行树帜，成立四川特别临时党部，在中营街总土地办公，被称为总土地省党部。

1926年4月，中共重庆地委开始在川军中进行工作。同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提出，在民主革命中，中共“应该参加武装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的武装势力”⁽³²⁴⁾。会后，吴玉章、刘伯承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提出发动部分川军起义，建立左派武装的初步设想。8月3日，中共重庆地委致函中共中央，报告四川军阀动态和军事工作情况。同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重庆地委，同意发动四川军阀倒戈，借以“分裂军阀的势力”，“加速军阀政治之崩坏”，但又指出，不可希望过高，过于信赖，应借此机会扩大民众运动，插入军队中从事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中共中央同时提出：“我们自然很希望川中发生一个左派队伍。”⁽³²⁵⁾此际，重庆地委对川军的策动已有成效。9月10日，地委委员童庸生专程赴沪，报告中共党员秦汉三、黄慕颜所掌握的武装和袁品文等左倾队伍的情况，提出争取广东政府的政治力量，集中左倾军队，在顺庆（今南充）起义的初步计划。中共中央同意这一计划，认为“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的可能”⁽³²⁶⁾。其后，重庆地委即派出三十余人，深入川军工作。　

吴玉章、刘伯承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后，即前往广州。8月21日，吴玉章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应仿照湖北之例，组织四川特务委员会，从事支援北伐及策动川军等工作⁽³²⁷⁾。吴玉章当时的想法是：在四川建立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川军起义，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必要时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境，北出西安，接应冯玉祥的军队，配合北伐⁽³²⁸⁾。同日，政治委员会根据吴玉章函请，任命李筱亭、刘伯承、吴玉章为特务委员会委员⁽³²⁹⁾。10月，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又根据吴玉章建议，任命刘伯承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全面负责四川的军事运动。

在深入川军进行工作的基础上，杨闇公于9月28日以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在顺庆和泸州发动起义。会议推举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各路总指挥，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11月中旬，重庆地委成立了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军委经多次研究，确定由驻防顺庆、合川的三个旅首先发动，驻防泸州的两个旅响应，到川北汇合，组建成军，策应武汉或西北国民军。其后，刘伯承即前往合川，对黄慕颜部作具体部署，确定于12月5日起义。11月25日，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至12月4日闭幕。杨闇公、刘伯承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军事报告。会议选举杨闇公、朱玉阶（朱德）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共产党员仍占多数。

就在代表大会进行期间，起义被迫提前爆发。

泸州、顺庆都是军阀赖心辉的地盘，当地驻军有第二混成旅李章甫、第四混成旅袁品文、第十混成旅陈兰亭等部。其中，李章甫是赖心辉的心腹，袁品文积极准备起义，陈兰亭则左倾。赖心辉对袁、陈的情况已经察觉，计划将袁品文旅调防江津，使之与陈兰亭旅隔离，然后分而治之。袁品文了解到这一情况，决心提前发动起义。12月1日，袁品文与陈兰亭合作，借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之机，捕杀李章甫，派兵进攻驻泸各部。2日，起义军占领泸州，陈兰亭、袁品文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四、第五路司令。

顺庆驻军为第五师何光烈部，下辖秦汉三、杜伯乾等三个旅。秦、杜原拟12月5日趁何光烈举行例行检阅时将其生擒，但何事前得悉，取消检阅，通知各军官于12月3日午后到师部紧急会议，企图将秦、杜等一网打尽。当日午后4时，秦汉三、杜伯乾率部进攻何光烈的师部，击溃其卫队，于4日占领顺庆。何光烈纵火烧城，乘机潜逃。8日，秦、杜二人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二、第三路司令，宣言赞扬孙中山“确定‘联俄'、‘容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等功绩，表示服从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和四川省党部⁽³³⁰⁾。

顺庆起义的第二天，秦汉三、杜伯乾即急电莲花池临时省党部报告，同时催促合川黄慕颜部来顺庆汇合。12月5日，黄部起义。其间，刘伯承兼程赶到合川，率领黄部于9日到达顺庆，与当地起义部队汇合。10日，召开誓师大会暨军民联欢会，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就任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指挥。

四川军阀这时虽然正竭力向广州国民政府“输诚”，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容忍川军发生内变。12月8日，邓锡侯命驻广安的川军第一师师长罗泽洲、驻遂宁的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刻日戡定”。起义军和罗泽洲等部相比，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13日，刘伯承决定撤出顺庆，东进攻击军阀刘存厚部，按预定计划向川陕边境发展。但是，杨闇公送来密信，声称已严令泸州起义部队火速到顺庆汇合；秦、杜两部又恋乡恋家，力主坚守。15日，双方激战。李家钰借秦部某连倒戈之机，冲入顺庆。16日，起义军决定东移。22日，到达杨森防区的开江，原来八千余人的部队仅剩2000人。同月26日，莲花池省党部致电杨森，希望杨协助解决粮秣、驻地⁽³³¹⁾。杨森则于次日复电，表示“当益尽力”，自此，顺庆、合川起义军即驻防开江。

在顺庆起义军东移的过程中，莲花池省党部曾于12月19日急电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说明秦、杜等部“现为本党系统下之部队”，希望倾向革命的部队加以援助，并望各方停止军事行动⁽³³²⁾。同时，杨闇公急派李嘉仲前往武汉，争取武汉国民政府支持，并向中共中央汇报。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尚未正式迁来，由先期到达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办公。临时联席会议认为四川各军将领都已归附，彼此同属革命旗帜之下，于29日致电刘湘等，要求双方相互尊重和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³³³⁾。同时派吴玉章入川调解。1927年1月3日，刘湘回电称，军事行动已经停止，川军“一轨同趋”，问题不难解决⁽³³⁴⁾。因此，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命吴玉章停止入川。

杨森当时正积极表现其进步。12月24日，邀请刘伯承到万县面商，同时邀杨闇公等到万县主持党务，又派人赴武汉请朱德回来工作。1927年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议决定刘伯承去泸州，全权指挥泸州起义军。

泸州起义军始终不肯到顺庆集中。为此，重庆军委派陈毅专程到泸州工作。但是，绿林出身的陈兰亭迷恋当地的盐税收入，不愿离开。袁品文及莲花池省党部多方设法，均无济于事。其间，赖心辉以师长的位置为饵，企图诱使陈兰亭叛变，消灭袁品文部。刘伯承到泸州后，首先撤消原来的第四、第五路联合办事处，成立总指挥部。接着，整编部队，增调政工人员来军工作。同时，刘伯承又大力整顿财政、税收、治安，地方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3月18日，在泸州文庙举行纪念巴黎公社大会，刘伯承发表演说，鼓励大家发扬公社精神，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顺庆、泸州两支起义军虽然都暂时保存下来了，但是，四川军阀仍然虎视眈眈，时刻准备消灭这两支革命力量。

二　四川军阀的归附

四川军阀派系复杂，人数之多，甲于全国。北伐战争初期，川军有7个首领、44个师、30个混成旅、19个独立旅、16个司令、1个汉军统领，号称50万人以上⁽³³⁵⁾。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杨森、刘湘、赖心辉、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刘成勋、刘存厚等。他们内则互相排挤，钩心斗角；外则趋南附北，有奶便是娘。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后，除老牌的武备系军阀刘存厚抱残守缺，始终挂着督军行署的招牌，以五色旗偏安于川东绥定（今属达州市）一隅外，其余军阀目睹革命形势的发展，纷纷看风使舵，陆续“左”转，换汤留药地投靠革命。

杨森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同学，故称速成系。但他与刘湘互争雄长，各不相容。他以万县为中心，据有上至长寿下至巫山的沿江二十多个县，拥有十师兵力，顺流而下可直趋武汉三镇。约在1926年5月间，杨森派秘书到北京，会见李大钊，表示愿参加国民革命⁽³³⁶⁾。李大钊决定派彭泽湘赴万县谈判。彭到万县后，与杨森签订协议：国民革命军到达湖南时，杨即出兵进攻鄂西⁽³³⁷⁾。同时，杨森又派陈抱一为代表，到广州向国民政府表示，允许国民党在他的军队和辖区工作，并表示愿加入国民革命军⁽³³⁸⁾。7月中旬，陈独秀建议朱德到杨森处工作。朱德和杨森是护国军时期的同事，他欣然接受任务。8月11日，朱德抵达万县，但杨森不听朱德劝告，反于同月15日通电接受吴佩孚委任，就四川省长职。其间，陈毅也受李大钊委派，到万县工作⁽³³⁹⁾。

自1926年6月起，英轮在万县等地多次荡沉中国木船。8月29日，英国万流号轮船在四川云阳江面荡沉中国木船3只，杨森部押运饷款的官兵58人及民夫十余人被淹死，银元8．5万元及枪弹等失落江中。事后，万流号逃之夭夭。8月30日，在朱德、陈毅鼓励下，杨森扣留英轮万通号及万县号，要求英商赔偿损失。同时，致电英国驻重庆领事抗议。9月4日，陈毅与中共万县地下组织一起，组织万县英轮惨毙同胞雪耻会，提出不供给英人油盐米炭，不与英人贸易往来等“六不主义”，同时又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大要求”⁽³⁴⁰⁾。5日，英军实行武力劫轮，遭到杨森部士兵还击，英舰即炮轰万县南津街、李家花园杨森总部及万县中学等处，并发射燃烧弹。朱德指挥杨森部炮兵开炮，英舰被击中起火后逃跑。事后调查，军民死亡604人，伤398人，被毁房屋上千间，财产损失约计2000万元。全国人民纷起抗议，形成强大的反英浪潮。

万县事件为杨森赢得很大荣誉，连中共中央都认为杨“有一点中古时代爱国英雄的感情”⁽³⁴¹⁾。但是，杨森和国民党方面的联系却不很顺利。彭泽湘在万县和杨森谈妥后，即携带协议书赶赴广东，通过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办理。张静江等怀疑是共产党的“把戏”，也怀疑杨森的诚意，准备联合刘湘打击杨森，因此，不予置理⁽³⁴²⁾。8月，杨森再派傅振烈（子东）为全权代表前往广州谈判⁽³⁴³⁾，也未达成协议。9月中旬，朱德自万县赴鄂，对邓演达称：杨森“说干就干，颇与革命军相近”。邓演达遂向蒋介石建议，任命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军司令，以朱德为党代表⁽³⁴⁴⁾。同月24日，邓演达派出20人的宣传队，随朱德回川，企图对杨森部进行政治改造。

但是，杨森为人投机善变，反复无常，谁给钱和枪弹便投靠谁。8月15日吴佩孚攻下南口之后，杨森认为“粤蒋甚危”，同时又得到孙传芳给的百万发子弹，即准备联孙⁽³⁴⁵⁾。8月下旬，汀泗桥战役打响之后，吴佩孚急电杨森，火速“援鄂”。9月7日，北伐军攻克汉口。14日，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贺龙所部占领公安，直逼荆州、沙市。吴系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一再败北，致电杨森乞援。杨森既历受吴佩孚扶植，又企图攫取鄂西。当时，部分川军将领正倡议组织川康联军，参加北伐，推刘湘、杨森为首。杨森即借此机会，以参加北伐为名，组成援鄂川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自9月下旬起，陆续派兵沿江东下⁽³⁴⁶⁾。10月中旬，进抵湖北荆州、沙市，随后又进至监利；与此同时，吴系卢金山、于学忠、关得胜、张福臣等部也由沙洋进至潜江。双方配合，组织川鄂联军，企图偷袭武汉⁽³⁴⁷⁾。

在一段时期内，人们摸不清杨森的真实意图。9月底10月初，中共中央分别指示鄂区区委和重庆地委：“对杨森政策须十分谨慎”，“杨东下究竟和哪一方面合作，须有切实消息。”⁽³⁴⁸⁾同月上旬，中共中央致函在蒋介石身边的加伦，要他劝蒋，不可对杨“峻拒不纳，逼他无可通融”，只要杨表明态度，即可给予自新之路⁽³⁴⁹⁾。同月15日，杨森在万县致电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朱德就任党代表⁽³⁵⁰⁾。但是，一直拖到孙传芳江西兵败，杨森才于11月21日在宜昌通电就职，宣称自此以后，要“以党义为依归，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³⁵¹⁾。24日，在当地设立川鄂边防司令部。

邓演达向蒋介石推荐杨森，本为牵制鄂西的卢金山、于学忠等吴佩孚余部，杨森在东下前也向北伐军方面表示，要解决卢、于等部，但不久邓演达即发现杨、卢等人之间的暧昧关系。10月19日，邓演达致电卢师谛、朱德，要他们就近催促杨森：“扑灭卢、于，否则无以塞人之口。”⁽³⁵²⁾但杨森始终与卢、于等部和平共处。11月18日，蒋介石电令唐生智酌留第八军一部防守武胜关，以其余各师，并从第十五军中抽调一师进取鄂西，同时电令袁祖铭率兵协助唐生智。杨森坚决反对北伐军进兵鄂西。11月下旬，杨森先后派曾述孔、朱德去武汉，为卢金山等要求“名义”，企图保存卢金山等部⁽³⁵³⁾。卢金山也派员向蒋介石“输诚”，表示愿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夹击在湖北的刘玉春等残部。武汉方面一面要求杨森等退出荆州、沙市，鄂西行政、财政完全由湖北省政府支配，一面决计向鄂西用兵。

12月6日。唐生智指挥各部队分由长江两岸进攻。7日，卢金山通电，声称愿解甲归农⁽³⁵⁴⁾。9日，蒋介石致电唐生智称：“只要击破其一点，其余皆不难解决。对杨、卢、袁仍须运用政治方法，以扶助军事之进行。”⁽³⁵⁵⁾在北伐军的锐利攻势下，杨森害怕归路被截断，于14日率部逃回万县。15日，刘佐龙部克复荆、沙。17日，第十军王天培部与第九军第一师贺龙部克复宜昌。张福臣、何金鳌、魏楷等部相继溃逃万县。21、22日，王天培部占领秭归、巴东，鄂西肃清⁽³⁵⁶⁾。

杨森于12月19日返回万县后，即忙于改头换面，命各军更换党军旗帜及符号，并命所辖各县知事，赶制青天白日旗和革命口号标语，张贴大街小巷。21日，致电莲花池省党部，声称“奉政府令返万，努力革命工作”⁽³⁵⁷⁾。接着，又派人到重庆迎请省党部执行委员杨闇公、邓劼刚赴万县主持党务。24日，邀刘伯承到万县会面。1927年1月初，多次致电武汉方面，请党代表朱德回万，并增派政工人员，同时撤回驻北京代表刘英⁽³⁵⁸⁾。此后即整编军队，筹设特别党部，规划政治训练，似乎真要弃旧图新了。

杨森的这些做法，蒙住了不少人。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命正在万县的刘伯承调查，刘于1927年1月9日回电报告说：“子惠近来认识较明”，“各事均节节进行”云⁽³⁵⁹⁾。

刘湘在四川军阀中，资格最老，所部驻扎重庆，防区狭小，所辖地盘一度仅巴县、璧山县，被讥为“巴璧虎”。他亲近皖系的段祺瑞，对吴佩孚常存不满。1926年5月，吴佩孚任命邓锡侯为四川军务督办、杨森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康督办、袁祖铭为川黔陆军检阅使，对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则未加任命。同年6月，准备调刘湘到北京临时执政府任参谋总长，削弱他在四川的势力。在四川内部，邓锡侯与杨森联合，企图迫使刘湘下野。因此，刘湘一度企图反吴，其叔父刘文辉曾加入过国民党，刘湘即指使其接近广东国民政府⁽³⁶⁰⁾。

8月初，刘湘与刘文辉及历史上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赖心辉一起，派代表张伯常⁽³⁶¹⁾到长沙，与唐生智商谈合作，同时致函蒋介石，表示愿共同反对吴佩孚，出兵参加北伐⁽³⁶²⁾。13日，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联名通电，声讨吴佩孚祸国乱川，坏法乱纪，表示今后北京政府一切措施，均认为无效⁽³⁶³⁾。9月6日，刘文辉等又派傅岩为代表到广州，与四川特务委员会驻粤特派员廖划平（共产党员）等会谈，签订六条协定，规定川军将领加入国民党，出兵参加北伐；国民政府则给予川军将领以相当名义，并予以充分的援助与接济⁽³⁶⁴⁾。

其后，部分川军将领推刘湘为北伐川军总司令，呼吁出川参战，但并无实际动作⁽³⁶⁵⁾。10月21日，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告以杨森与刘湘等不睦，关于刘湘等人的任命，暂缓发表，看杨森以后态度再定⁽³⁶⁶⁾。11月26日，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分别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职。27日，蒋介石任命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川康绥抚委员会委员，以刘湘为主席⁽³⁶⁷⁾。刘湘嫌国民政府给的职务小，没有达到总管四川军民两政的目的，继续沿用北洋政府加委的“川康督办兼四川军务督办”的名义。直到杨森进犯武汉失败，国民政府责成刘湘的驻武汉代表返川查询，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又以大义及利害相责时，刘湘才于12月17日宣誓就职。

刘湘一度表现得很革命，就职后即召集政治讨论会，讨论军队政治工作，电邀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在莲花池省党部和总土地省党部的对立中，刘湘支持左派省党部，用武力解散右派组织，逮捕了该党部执行委员王岳生等人⁽³⁶⁸⁾。同时解散的还有军人青年团、武士会、国家主义研究会等。不仅如此，刘湘还查封了《长江》、《江洲》、《中山》等右派刊物。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的工作和组织日益发展，而总土地国民党省党部则日形冷落。

刘文辉部驻扎成都、叙府、荣县、乐山等地。他与邓锡侯、田颂尧同为保定军官学校学生，故称保定系。他一面联合邓、田威慑刘湘，一面利用和刘湘的叔侄关系牵制邓、田。邓时任四川清乡督办，所部驻成都及川西、川北各县。他善观风向火色，被称为“水晶猴”。田时任四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所部驻绵阳等地，被称为“田冬瓜”，两面滚。1927年12月，刘文辉电邀驻潼川的田颂尧到成都，同邓锡侯一起商量，决定成立三部联合办事处，以刘文辉为处长，邓、田二人为副处长。同月27日，联合办事处宣告成立⁽³⁶⁹⁾。

邓锡侯、田颂尧一面酝酿三部联合，一面派原保定军官学堂教员刘鸿逵（介藩）向蒋介石乞求军长职务，因四川特务委员会不同意，拖延未成。12月9日，邓、田再次派人到蒋介石处请求委任⁽³⁷⁰⁾。24日，刘文辉也致电蒋介石称：“我公包举宇内，何所不容？”⁽³⁷¹⁾

次年1月1日，刘文辉在成都就任第二十四军军长职。邓锡侯、田颂尧也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委任，于3月1日联名通电，分别就任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军长。自此，保定系联合到一起，刘文辉实力大为增强，其防区以成都为中心，遍及川南、川北、川西，与以重庆为中心，盘踞上、下川东地区的速成系军阀刘湘一起，并立而为左右四川的两大军事集团。

三　黔系军阀的分化

黔系军阀分兴义系和桐梓系两大势力。1926年以后，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取代以袁祖铭为首的兴义系，统治贵州。

1926年5月，川军杨森部赶走占据重庆的黔军。6月，袁祖铭率部退至贵阳。贵州省长周西成唯恐出现一山二虎的局面，一面对袁优礼有加，一面解囊相助，送袁20万元旅费，送袁部20万元军饷⁽³⁷²⁾，怂恿袁“问鼎中原”。袁祖铭以投靠吴佩孚起家。他采纳周西成的意见，遂以“吴玉帅有援湘之命，湘人亦自动表示欢迎”为由，于7月派主力部队进入湘西⁽³⁷³⁾。实际上，袁祖铭离川时，即曾拟定“援湘”办法，派人呈递给吴佩孚，要求吴给予装备补充。但吴对袁已失却信任，批示道：“大江南北，兵至百万，足供讨冯，所请率兵援湘之处，暂勿庸议。”⁽³⁷⁴⁾当时，直军在湖南一败涂地，惯于见风使舵的袁祖铭转而投向国民政府，派代表张其煦到广州“输纳款诚，恳予收容”⁽³⁷⁵⁾。

当袁祖铭还在四川的时候，吴玉章即对袁进行工作。袁派代表到广州谈判⁽³⁷⁶⁾，国民政府随即派人联络⁽³⁷⁷⁾。北伐开始时，蒋介石对西南军阀的战略主要是：与四川、贵州的军阀合作，以防止唐继尧扰乱后方。袁部有彭汉章、王天培、何壁辉三个军、李燊师和第六七、第六八等直属旅，号称十万之众⁽³⁷⁸⁾。7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彭汉章、王天培为第九、第十军军长。8月初，彭、王分别在湘西就职，通电讨吴，王自任由荆州、沙市进攻⁽³⁷⁹⁾。同时，国民政府委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率领第九、十两军赴前线作战。然而，黔军始终停留湘西，“中立观望”⁽³⁸⁰⁾。

8月中下旬，吴佩孚南下武汉，布置反攻湖南。袁祖铭即恢复黔军番号，将所部重编为20个师，设五路总指挥，分驻湘西及湖北荆州、沙市地区。同时，派代表与吴佩孚勾结，企图配合吴部直取长沙、岳阳，截断北伐军后路⁽³⁸¹⁾。10月，又串联杨森、唐继尧，组织川、滇、黔联盟，准备分途进攻湘、粤等地⁽³⁸²⁾。直至吴佩孚败局已定，袁祖铭才于12月3日在湘西辰州（今沅陵县）就左翼军总指挥职，表示要“驰赴前方，努力工作”⁽³⁸³⁾。

不仅如此，袁祖铭还在驻地常德开设烟土公司，独霸鸦片特税，拉兵派款，私委官员，引起湖南党政当局不满。12月16日，唐生智电告袁祖铭，要求袁部从速退出湖南，进取湖北荆州、宜昌⁽³⁸⁴⁾。袁祖铭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将贵州的部队调入湖南，要求将湘西税收的五分之三划为黔军军费⁽³⁸⁵⁾。

袁祖铭的作为迫使唐生智以武力解决。1927年1月30日，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在常德商业研究社设宴，邀袁祖铭等黔军高级将领联谊，暗中布置武装，将袁祖铭及其参谋长等人诱杀。教导师各团按预定计划突袭市内袁军各部，部分黔军被歼或缴械，部分退向桃源、澧县等地⁽³⁸⁶⁾。

吴佩孚南下武汉时，彭汉章公开“声明附吴”。武汉被北伐军攻克后，彭徘徊于荆州、沙市地区，同吴佩孚、孙传芳“往来不绝，且有异图”⁽³⁸⁷⁾。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曾与王天培相偕在鄂西与吴佩孚残部卢金山等作战。2月6日，彭汉章在汉口被捕，押解至长沙受审。8月，唐生智通电申斥黔军祸害湘西的罪行。不久，彭汉章被处死，所部由师长李燊率领，移驻鄂西宜都。

在兴义系中，王天培比较“左倾”。1926年春，吴玉章在袁祖铭军中活动，王天培即接受影响，自此积极主张归附国民党⁽³⁸⁸⁾。9月21日，王天培由湘西进抵鄂西津市，同时派周仲良、阎崇阶为代表驻粤⁽³⁸⁹⁾。此后，曾在国民革命军中打过一些仗。

周西成在礼送袁祖铭部队出境后，即着手解决省内问题。当年，贵州大旱，经济凋敝。周西成一面收编、剿灭各地土匪，稳定社会秩序，一面整理财政。8月7日，下令成立财政厅查案委员会，彻查该厅历年积弊。其后，周西成采取裁并各地局卡，加重鸦片税的征收，加强货币管理等多种措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³⁹⁰⁾。同时，注意兴办实业。1926年10月，兴建全省第一座发电厂⁽³⁹¹⁾。1926年以前，贵州交通依靠古驿道和人行小路，周西成主政后成立路政局，兴修公路。此外，并设立矿务局，发展采矿业，兴办造纸厂、造币厂、印刷厂、玻璃厂；架设电话，开办无线电通讯等。至1926年底，全省财政收入达到990万银元，其中田赋仅56万元。

周西成虽注意整顿和发展经济，但政治方面却异常保守。7月12日，蒋介石派李仲公赴贵州招抚周西成⁽³⁹²⁾。同年12月18日，周西成在贵阳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通电称：“敬当整饬师徒，听候驱策。”⁽³⁹³⁾但是，周西成尽量不让国民党染指贵州，既不许设省党部，也不设党代表⁽³⁹⁴⁾。同月，国民党中央派遣张道藩、商文立、李益之等到贵州筹办党务。次年春，周西成借口张、李不肯交出密电码，将二人拘捕，严刑逼供，最后将李益之暗杀⁽³⁹⁵⁾。后来，国民党中央续派王度、黄乾坤为贵州省党部筹备委员，再到贵阳，周西成仍然加以阻止，声称：“贵州一切未上轨道，地方秩序尚待整顿，若即时筹组党部，麻烦更多。”他表示每人可赠大洋200元作旅费，“如无异议，即此结束”⁽³⁹⁶⁾。

周西成对军队和官吏的控制也极其严格。各营部队直属军部管辖，各师、旅长除一个护卫连外，平时无一定所属部队，有事临时调拨；凡任命局长以上官员，须周西成目测审定。至于高级文武官员，则非桐梓人不用，“有官皆桐梓”的嘲讽流传一时。

四　“二六”政变与唐继尧统治云南的结束

滇系唐继尧在西南军阀中势力最大，自称“东大陆主人”，他对国民革命军的迅速推进深感不安，适逢吴佩孚派刘震寰携函来滇，推举其为西南的最高元帅，要求他派兵直下两广，夹击国民革命军。当时，唐继尧也正有此意，便派王九龄、张淮翰等为代表，分别与吴佩孚、孙传芳联络，企图再次颠覆广州国民政府⁽³⁹⁷⁾。8月12日，唐继尧复电吴佩孚，表示对其“讨赤”计划的赞佩，声称愿与吴“相与戮力神州”⁽³⁹⁸⁾。其后，唐即迅速召集会议，讨论行动计划，但当时控制滇军实力的是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和大理镇守使李选廷，他们对1925年进攻广西失败一事记忆犹新，不愿再为唐继尧卖命。唐大失所望。10月，蒋介石通过何应钦与唐继尧的代表王绳祖联系，国民党中央并准备任命唐为国民政府委员，但唐要求给以“总制”的头衔，没有结果⁽³⁹⁹⁾。

多年来，唐继尧一直标榜国家主义和民治主义，特意重金聘请国家主义分子到滇，组织人员编写《国家主义十讲》，创办、出版宣传国家主义的刊物《滇事旬刊》。1926年12月25日，唐继尧借护国运动十周年纪念会之机，成立民治党，声称以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内谋统一，外谋独立”相号召，签名入党者有两千多人。他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为“卖国政蠹”，企图仿效德国的独裁者俾斯麦（Bismarck）和土耳其的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⁴⁰⁰⁾。

为了保证庞大的军费并满足穷奢极欲的挥霍，唐继尧军阀集团以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滥发纸币、统运大烟等手段搜括百姓，使得云南民穷财尽，经济萧条。1926年，唐继尧命云南富滇银行增发纸币3860万元，省府借用2940万元，造成币值跌落，金融混乱。为摆脱金融危机，唐继尧又强制发行地方公债。其范围包括盐税、锡税、铜税、茶税、厘金、田赋等，一律以原征数为准，加一倍征收。初定加征两年，以后逐年发还一成，20年还清。这种并非志愿认购的公债，省府文件中也承认实际是预征借款。当预征钱粮课税案提交省议会讨论时，部分议员反对，但唐继尧强令照办，引起省内各界人士不满。

此时，滇军内部在职位升迁、财源分配方面的矛盾日愈激烈。滇系实力派龙云、胡若愚、张汝骥等人的兵权都被削弱。各级军官的例行收入和空领兵饷等生财门路被唐继尧以明定缺额、点名发饷等方式堵塞，但唐继尧本人则通过亲信，控制金融、税收，随意收支，大烟税、烟酒税均有一部分交进唐继尧的私库。只要是亲戚、同乡，唐继尧不论资历、功绩，大加提拔。这就使非嫡系的军内外官员对唐继尧的不满日趋严重⁽⁴⁰¹⁾。

早在1926年春，胡若愚、张汝骥就密谋反唐。二人于夏、秋两季同龙云反复磋商，龙云表示同意。10月3日，云南迤西各界要求联县自治，推举龙云、胡若愚主持军、民两政⁽⁴⁰²⁾。在广西的原滇军将领范石生见形势可为，便一面和龙云、胡若愚的代表秘密接洽，一面发表讨唐宣言，招募兵员，组织定滇军，准备回乡⁽⁴⁰³⁾。当时，蒋介石正专注北伐，劝范“暂时忍耐”⁽⁴⁰⁴⁾。

1927年初，云南民众反对唐继尧统治的斗争日渐高涨，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由云南内部力量自行倒唐。以李鑫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和以李伯东、张若谷等五人为委员的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相互合作，加紧策动胡若愚、龙云、张汝骥等人。2月6日，士兵索饷，龙云趁机派兵堵截昆明各城门要道，密电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及驻省各军围逼，一面派出代表，到省公署面见唐继尧，提出与国民政府联合等十二项条件。同日，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人联名通电，指责唐继尧“全出独裁，势同专利”，表示愿“外应潮流，内顺舆情”，拥护国民政府。通电邀各界代表至宜良协商善后，改组省政府，改良政治⁽⁴⁰⁵⁾。唐继尧自知大势已去，被迫答应交出政权，改组省政府，查办宵小，解散民治党。史称“二六”政变。

2月28日，四镇守使提出：改省长制为委员制，要有一个民意机构产生委员会；唐继尧不进委员会，但要予以安排。3月5日，有各界团体和有关人士参加的各界联合会，推举唐继尧为省务委员会总裁，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王人文、王九龄、周钟岳、马聪、张耀曾为省务委员会委员；顾视高、吴锡钟、尹守善、彭加猷、杨西敏为监察委员会委员。8日，云南省务委员会集体宣誓就职，推举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兼军政厅厅长。唐继尧处于有名无实的地位。他在云南的个人军事独裁统治自此结束⁽⁴⁰⁶⁾。不久，唐继尧“忧懑吐血”，“偃卧月余”，于5月23日不治身死。

————————————————————

(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1937年版，第74—75页。

(2)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6日—30日。

(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79页。

(4) 《鲍顾问演词》，《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17日。

(5) 《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

(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页。

(7) 《向导》周报第157期。

(8) 《革命的兴起——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冲突》，《彭述之选集》第1卷，香港十月书店1983年版，第73页。

(9)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175—176页。

(10) 《关于1924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页。

(1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53—54页。

(12) 列兹尼柯夫：《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40页；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文史资料选集》，第60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4—185页。

(1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14) 《李宗仁回忆录》（上），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第276—284页。

(15) 《长沙最近之市民游街大会》，《申报》，1926年3月8日。

(16) 长沙《大公报》，1926年3月9日。

(17) 《蒋百里述调停湘省赵唐之经过》，《申报》，1926年3月12日。

(18) 唐生智：《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10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19) 长沙《大公报》，1926年3月15日。

(20) 长沙《大公报》，1926年3月11日。

(21) 长沙《大公报》，1926年3月19日。

(22) 《申报》，1926年3月26日。

(23) 《申报》，1926年4月1日。

(24) 《湘省输诚国民政府》，《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4日。

(25) 《申报》，1926年4月2日。

(26) 《申报》，1926年3月31日。

(27) 《申报》，1926年4月8日、9日。

(28) 《申报》，1926年4月26日；参见唐生智：《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6页。

(29) 长沙《大公报》，1926年4月22日。

(30) 长沙《大公报》，1926年4月24日。

(31)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3日。

(32) 《叶挺同志参战报告》（1926年9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33)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

(34)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未刊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下同。

(35)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7日。

(36)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18号，1926年1月9日。

(37)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4—6页。

(38) C．M．Wilbur and J．L．How，Report o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rmy and the Kuomintang，Early 1926，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613-614．

(39) Problems of Our Policy with Respect to China and Japan，Leon Trotsky on China，Monad Press，New York，1976，pp．107-108．

(40) 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第71页。

(41)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9日。

(42) 《赴湘代表陈铭枢、白崇禧回粤》，《申报》，1926年4月28日。

(43)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

(44) 斯切潘诺夫报告，张国忱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线装本，第36—38页。

(45)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

(46) 《战时工作会议之第三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6日。

(47)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4日。

(4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

(49)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417页；关于军事委员会的开会日期则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88页。

(50)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页。

(51)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16日。

(5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7—18页。

(53)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

(54) 《国民党工作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55)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第161期。

(56)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向导》第163期；《中央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165页。

(57) 《向导》第171期。

(5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

(59)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21页。

(60) 《向导》第171期。

(61) 唐生智：《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7页。

(62)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7月30日。

(6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68页。

(64)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第79辑，第77页。

(65)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北伐阵中日记》（1926年8月2日），《近代稗海》第1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66)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3日。

(67)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5日。

(68) 《北伐阵中日记》（1926年8月6日），《近代稗海》第14辑，第64页。

(69)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10日。

(70)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第81—83页。

(7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02、109页。

(72) 蒋介石日记云：“到湘初次阅兵，有此玩失，未免愧惶也。”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14日。

(73) 蒋介石8月10日日记云：“本军精神堕落已甚，恐难救药。”

(74) 唐生智：《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文史资料选集》总10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75) 《黄浦潮》周刊第3期，1926年10月17日。

(76)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71—72页。

(77) 黄琪翔：《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78) 《申报》，1926年8月26日。

(79) 《湖南民报》，1926年9月6日。

(80)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8月21日。

(81) 《叶挺同志参战报告》（1926年9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邓演存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

(82)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3日。

(83) 唐生智：《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文史资料选辑》总103辑，第177页。

(84)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9月4日。

(8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14页。

(86)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15页。

(87)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8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9月5日。

(89) 《贺师长进攻荆沙之又讯》，长沙《大公报》，1926年9月29日。

(90) 《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91) 《第四军叶、黄团长晋升》，《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2日。

(92) 《孙传芳抵沪后之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3日。

(93) 《孙传芳又开军事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6日。

(94) 《孙传芳在南京发表之谈话》，《晨报》，1926年8月1日。

(95) 《杨文恺将出京赴宁》，《申报》，1926年8月1日。

(96) 《孙传芳仍持保境安民态度》，《申报》，1926年8月6日。

(97) 《孙传芳致吴电之真相》，《申报》，1926年8月4日。

(98) 《孙传芳提倡之投壶新仪》，《申报》，1926年8月2日。

(99) 《江苏修订礼制会成立纪详》，《申报》，1926年8月12日。

(100) 张曙时、侯绍裘：《江苏最近政治、党务简单报告》，油印本；韩觉民：《上海特别市党部报告》，油印本。

(101) 《各商会关于时局通电》，《申报》，1926年8月9日。

(102) 《各团体运动和平》，《申报》，1926年8月12日。

(103) 《各公团呼吁和平》，《申报》，1926年9月5日。

(104) 《孙传芳复各商会电》，《申报》，1926年8月13日。

(105) 《全浙公会奔走和平之趋势》，《申报》，1926年9月12日。

(106) 《南京和平会议消息》，《申报》，1926年9月22日。

(107) 《何成濬致谭延闿等密函》（1926年8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芜湖快信》，《申报》，1926年8月12日。

(108) 《苏省援赣之先声》，《申报》，1926年8月21日。

(109) 《孙传芳世电》，《申报》，1926年9月19日；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19页。

(110) 《孙军第一目标在浏阳》，《晨报》，1926年9月7日。

(111)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2月3日。

(112) 《苏粤代表会晤》，《晨报》，1926年8月1日。

(11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77页。

(114)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17日。

(115) 《蒋介石致何雪竹电》（1926年8月18日），台湾《近代中国》第23期，1987年6月30日版。

(116) 《何成濬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粤蒋代表何成濬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何成濬：《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

(117) 《何成濬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粤蒋代表何成濬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何成濬：《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

(118) 《粤蒋代表何成濬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

(119) 《何成濬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0) 《东南局面将有大发展》，《晨报》1926年9月9日。

(121) 《南京孙传芳通电》，《申报》，1926年9月9日。

(122) 《蒋介石复张群书》，《申报》，1926年9月12日。

(123) 《孙传芳联张讨蒋电》，《申报》，1926年9月12日。

(124) 《奉张电孙表示合作》，《申报》，1926年9月13日。

(125) 《奉张电孙表示合作》，《申报》，1926年9月17日。

(126) 《奉鲁苏联合对粤之形势》，《申报》，1926年9月15日。

(127) 《孙传芳出发有待》，《申报》，1926年9月18日。

(128) 《苏鲁合作问题》，《申报》，1926年9月20日。

(129) 《杨文恺、张学良先后抵济》，《申报》，1926年9月22日。

(130) Foreign Office Archives，Public Records Office，London，405 Series，Further Correspondence，China，以下简称FO，405，Vol．252A，p．218．

(131) FO，405，Vol．252A，pp．218-223．

(132) 《孙传芳三爱主义》，《晨报》，1926年9月27日。

(13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89页。

(134)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8编3，第130页。

(13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33页。

(136) 《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68页。

(137)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31日。

(13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9日。

(139)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0日。

(14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3日。

(141) 参见《孙传芳鱼电》，《申报》，1926年9月9日；《浙中所得卢香亭捷电》，《申报》，1926年9月28日。

(14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29页。

(143)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8页。

(144) 蒋介石1926年9月5日日记云：“少顷，程潜又来辞职，以不愿受益之指挥，且入他人萋菲【斐】耳。”

(145) 吴宗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北伐及其解体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184页。

(146) 方之中：《回忆北伐——南昌之役》，《天津文史资料》，第14辑，第46页；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41页；《中央局报告》（10、11月），《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08页。

(147) 程潜对蒋介石的报告，见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第198页。

(148) 马葆珩：《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和消灭》，《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页。

(149) 《李宗仁回忆录》，第28章，第408页；韩梅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片断回忆》，《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5页；吴宗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北伐及其被解体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186页。

(150) 《李宗仁回忆录》第28章，第408页。

(151) 《平赣右翼军总指挥部政治部行军通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9日。

(152)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

(153) 《李宗仁回忆录》第26、27章，第392—396页。

(154) 雄鸷：《平赣右翼军总指挥部行军通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6日。

(155) 《本馆要电》，《申报》，1926年10月5日。

(156) 《第二师刘师长报告》，《北伐阵中日记》，1926年10月8日。

(157) 萧劲光：《北伐纪实》，《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179页。

(158) 《李宗仁回忆录》第28章，第409页。

(159)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11日。

(16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13日。

(161) 《孙军总部捷报》，《晨报》，1926年10月19日。

(162) Document 44，Wilbur and How：Documents on Communism、Nationalism、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p．145．

(163) 《张国焘回忆录》，第12篇第1章，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53页。

(164) 《中央局报告》（10月、11月），《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16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92页。

(166)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820页。

(167) 《特立同志由汉口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16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23日；参见《蒋介石致张静江、谭延闿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109、117页。

(169)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29日。

(17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1月1日。

(171)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1月5日。

(172) 《呈报攻克芦坑、李庄、乐化作战经过状况文》，欧振华：《北伐行军日记》，1931年版，第69—70页；《蒋介石致李宗仁、白崇禧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6，第7页。

(173) 杨文恺：《孙传芳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第2辑，第91页。

(174) 《朱培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9日。

(175)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43—44页；下册，第828—829页。

(176) 《朱培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9日。

(177) 《飞同志报告》，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第34页。

(178) 《闽粤军日内开始大战》，《晨报》，1926年9月18日。

(179) 《闽周水陆进攻计划》，《晨报》，1926年9月22日。

(180)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记略》，汉口武汉印书馆1930年版，第19页。

(18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32页。

(182) 《国民革命军东路战史纪略》，第21—22页。

(183) 温长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在上杭》，《闽西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按：李清泉（1884—1959），原名振坤，北伐时改名清泉，三十年代改名木庵，湖南省桂阳县人。1925加入中国共产党，其经历详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8卷。

(184)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版，第101—102页。

(185) 《张毅致九江联军总司令部电》，《申报》，1926年10月16日；参见阮镇秋：《北洋军阀张毅》，《福建文史资料》第4辑，第71页。

(186)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92页。

(187)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98页。

(188) 杨廷英等：《周荫人事略》，《福建文史资料》第9辑，第48页。

(189) 《申报》，1926年11月11日。

(190) 阮镇秋：《北洋军阀张毅》，《福建文史资料》第4辑，第72页。

(191) 《申报》，1926年10月29日。

(192) 《张毅亦有与何默契说》，《申报》，1926年11月26日；参见《我军克复福州之经过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2日。

(193) 李世甲：《我在旧海军亲历记》，《福建文史资料》第1辑，第59页。

(194) 《福州昨晨有党军入城》，《申报》，1926年12月4日。

(195) 萧劲光：《北伐纪实》，《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80页。

(196) 《本馆要电》，《申报》，1926年12月11日。

(197) 马宝珩：《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198)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35页。

(199)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记录》（1926年9月4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

(200) 杨一民：《北伐期间浙军第一、三师起义和战斗始末》，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01) 宣中华、丁济美：《浙江政治党务报告》，油印件，1926年10月16日。

(202) 刘劲持：《夏超独立失败记》，浙江文史资料未刊稿。

(203) 《谭延闿报告》，《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记录》（4），油印件；参见《易培基出京抵汉》，《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6日；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

(204)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许玉芳、卞杏英编著：《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52页。

(205)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页。

(206) 杜伟：《回忆夏超的独立》，《浙江文史资料》第1辑，第45页。

(207) 章培：《我所知道的夏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08) 《陈调元、周凤歧将继夏超而起》，《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11日。

(209) 樊崧甫：《二十六军成立前的周凤歧》，《浙江文史资料》第7辑，第83页。

(210) 《南京快信》，《申报》，1926年10月24日。

(211) 《浙省各团体致孙传芳电》，《申报》，1926年10月18日。

(212) 江天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活动和斗争》，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13) 《夏超卒附粤》，《晨报》，1926年10月23日。

(214) 虞元伯：《夏超出兵时的浙军第三师第十团》，《浙江文史资料》第1辑，第91—93辑。

(215) 《丁夏往来要电》，《申报》，1926年10月22日。

(216) 《九江来电》，《申报》，1926年10月24日。

(217) 关于夏超之死，诸说歧异，此据章培：《我所知道的夏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参见《九江来电》，《申报》，1926年10月20日。

(218)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原件，上海市档案馆藏。

(219)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220) 韩觉民：《上海特别市党部报告》，油印件。

(221) 《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222) 以上引文，均见《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10月17日），《教育杂志》第2期，油印本，1926年10月25日。

(22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0、22页。

(224)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1、12页。

(225) 《上海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75页。

(226) 《申报》，1926年10月18日。

(22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2、33页。

(228) 克服九江是11月5日，叶归顺国民政府是1927年3月的事。

(229)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2、33、47页。

(230) 周国强：《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23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4页。

(232)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6页。

(23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53页。

(234)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6页。

(235)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65页。

(23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61页。

(23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89页。

(238) 《中共上海区委通告》（第86号），《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84页。

(239) 《市党部告上海民众宣言》，《申报》，1926年11月10日。

(240) 《各路商联会昨晚开紧急会议》，《申报》，1926年11月11日。

(241) 《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正式成立》，《申报》，1926年11月15日。

(242) 《皖苏浙三省将组联合会》，《申报》，1926年11月12日。

(243) 《各团体致三省联合会函》，《申报》，1926年11月18日。

(244) 《各团体发表时局意见之昨闻》，《申报》，1926年11月16日；《各团体致三省联合会函》，《申报》，1926年11月18日。

(245) 《三省联合会二次委员会》，《申报》，1926年11月24日。

(246) 《昨日公共体育场之市民大会》，《申报》，1926年11月29日。

(247) 《浙皖同乡已推出三省联合会委员》，《申报》，1926年11月22日。

(248) 《上海总工会公开启事》，《申报》，1926年11月30日。

(249) 《各团体讨论恢复工商学会》，《申报》，1926年12月4日。

(250) 《昨日各团体代表大会纪》，《申报》，1926年12月13日。

(251) 《市民代表大会决定上海自治》，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3日。

(252) 《市民公会昨晚之紧急会议》，《申报》，1926年12月17日。

(253) 《防止孙传芳购军火入口》，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6日。

(254) 《三省联合会阻止助军阀款项》，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3日。

(255) 《反对孙传芳破坏浙自治》，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5日。

(256) 《孙传芳启事》，《申报》，1926年12月26日。

(257) 《皖苏浙三省联合会启事》，《申报》，1926年12月28日。

(258) 《孙传芳密令拿办团体领袖》，《申报》，1926年12月25日；《孙传芳密令逮捕之人员》，《申报》，1926年12月30日；《孙传芳通缉令原文》，《申报》，1926年12月31日。

(259) 《陈仪接浙省长篆》，《申报》，1926年11月2日。

(26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26日；参见葛敬恩：《大革命时期的陈仪》，《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26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6，第98页。

(26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46、52—53页。

(263) 《党军入境后之浙人表示》，《申报》，1926年12月11日。

(264) 《浙局紧张中实行自治运动》，《申报》，1926年12月14日。

(265) 《孙蒋军队迅速集中》，《晨报》，1926年12月20日。

(266)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11月30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77页。

(267) 《杭州各界联合会成立》，《申报》，1926年12月11日。

(268) 《杭州各界联合会成立》，《申报》，1926年12月11日。

(269) 《浙江各界联合会三次筹备会》，《申报》，1926年12月15日。

(270) 《孙蒋军队迅速集中》，《晨报》，1926年12月20日。

(271) 《浙江正式宣布自治》，《申报》，1926年2月21日。

(272) 《浙江各界联合会通电》，《申报》，1926年12月23日。

(273) 《孙传芳铣电》，《孙蒋军队迅速集中》，《晨报》，1926年10月20日。

(274) 《孙传芳军实入杭州》，《晨报》，1926年12月24日。

(275) 《孙传芳军实入杭州》，《晨报》，1926年12月24日。

(276) 《联军大兵开杭记详》，《申报》，1926年12月25日。

(277) 《学联会电》，《申报》，1926年12月22日。

(278) 《冯玉祥日记》（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279)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版，第355页。

(280)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281) 《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282) 《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283) 《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284) 《冯玉祥致谭延闿、蒋介石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8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86) 《谭延闿致蒋介石函》（1926年8月20日），台湾《近代中国》第23期；刘骥：《南行使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64页。

(287) 《守常政治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288) 陈天秩：《共产党对冯玉祥的影响》，《河北文史资料》第12辑。

(289)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年版，第200—201页。

(290)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291) 《各军将领推冯公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26日。

(292) 蒋鸿遇：《国民军二十年奋斗史初稿》第33章附录。

(293)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294)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0页。

(295)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296) 《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6年11月14日。

(297) 《守常政治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

(298)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30页。

(299) 《我的生活》，第495页。

(300) 《刘郁芬之两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11日。

(301) 《国民军入甘战史》，第23—24页。

(302) 《阎伯川锡山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96页。

(303) 《于右任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7日。

(304) 《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卷13，上海军学社版。

(305) 《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卷1。

(306)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7—98页。

(307)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15日。

(308) 《宋嘉禾关于西北军事财政给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1990年版，第2页。

(309)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陕西党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7页。

(31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9日。

(31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4日。

(312)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22日。

(313)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25日。

(314)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29日。

(315) 《国民二军中工作应注意之事》，《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316)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30日。

(317) 《国民军政报》第1号。

(318) 《宋嘉禾关于西北军事财政给中央的报告》，《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3、10页。

(319)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3月5日。

(320) 《西安地方目前工作计划》（3月至5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第16页；《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报告》，《陕西党史资料》第1辑，第8页。

(321) 《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党务报告》，《陕西党史资料》第1辑，第39页。

(322) 《国联总部各级政治代表大会之开幕式》，《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4月19日。

(323)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次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页。

(32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27页。

(325) 《中央政治通讯》第2期，1926年9月8日。

(326) 《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327) 《国民党中常会第五十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647页。

(328) 吴玉章：《顺泸起义和杨闇公同志》，《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

(329) 《第十次政治会议议事录》，油印件。

(330) 《新蜀报》，1926年12月2日。

(331) 《新蜀报》，1926年12月29日。

(332) 《国民革命公报夕刊》，1926年12月27日。

(333) 《国民公报》，1927年1月13日。

(334) 《新蜀报》，1927年1月7日。

(335)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8日；《四川军阀纷争之原因及其现状》，《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13日。

(336) 据《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工作报告》称：杨森“妙想天开”，竟“请求加入共产党”，见中共四川党史资料丛书：《泸顺起义》，第32页。

(337) 彭泽湘：《自述》，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

(338) C．M．WiLbur and J．L．How，Summary Report by“Seifulin”o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anton in May1926，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720．

(339) 陈毅：《早年回忆》，聂元素等编：《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340) 《万县各界抗英之激昂》，《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日。

(341) 《中共中央听童同志报告后的结论》，《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342) 《中共中央听童同志报告后的结论》，《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343) 《第十一次政治会议议事录》，油印件。

(344) 《粤区军事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9期，1926年10月25日；参见邓演达：《致杨森函》，《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国民公报》，1926年12月10日。

(345) 《童庸生同志报告川中情形》，《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346) 《万方出川部队已开拔》，《新蜀报》，1926年9月26日。

(347) 《唐总指挥肃清鄂西总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9日。

(348) 《中共中央致鄂区信》（1926年9月27日）；《四川工作》，《中央政治通讯》第6期，1926年10月7日。

(349) 《中央给加同志信》，《中央政治通讯》第7期，1926年10月13日。

(350)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18日；《中央军事特派员一飞的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351) 《新蜀报》，1926年11月25日。

(352) 《新蜀报》，1926年10月24日。

(353) 《新蜀报》，1926年12月16日。

(354)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4日。

(35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21页。

(356) 《王天培克复巴东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31日。

(357) 《新蜀报》，1926年12月23日。

(358)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2日。

(359)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8日。

(360) 《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工作报告》，《泸顺起义》，第32页。

(361) 唐生智的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同学，且有私谊。

(362)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7日、30日

(363) 《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292页。

(364) 《粤区关于四川军事运动的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7期，1926年10月13日；参见《川省代表傅岩同志抵粤》，《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8日。

(365) 《本周国内军事政治概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6日。

(366)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104页。

(367)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4日。

(36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1日。

(369) 《新蜀报》，1927年1月1日。

(37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

(371) 《新蜀报》，1927年1月6日。

(372) 《王文华、袁祖铭、周西成以及李燊的兴起和覆亡》，《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17页。

(373) 《袁军五路入湘》，《晨报》，1926年7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8月4日。

(374) 《国民公报》，1926年6月25日。

(375) 《时事新报》，1927年2月15日。

(376) C．M．WiLbur and J．L．How，Summary Report by“Seifulin”o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anton in May1926，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720．

(377) 《袁祖铭来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9日。

(378) 《吴佩孚经营黔省方略》，《晨报》，1926年8月1日。

(379) 《王天培大告奋勇》，《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11日。

(380) 《最近全国政治形势》，《中央政治通讯》第2期，1926年9月8日。

(381)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0页。

(382) 《川、滇、黔新联盟》，《晨报》，1926年11月5日。

(383) 《出师讨贼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30日。

(384) 《唐生智压迫袁祖铭》，《晨报》，1926年12月29日。

(385) 长沙《大公报》，1926年12月17日、26日。

(386) 长沙《大公报》，1927年2月12日。

(387)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412页。

(388)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36页。

(389)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5日。

(390)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59页。

(391) 张肖梅：《贵州经济》，第12章11节，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铅印本。

(39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78页。

(393)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8日。

(394) 周素园：《贵军陆军史述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395) 王家烈：《桐梓系军阀统治贵州的回忆》，《贵州文史资料》第2辑。

(396) 黄乾坤：《贵州军阀桐梓系》，未刊稿。

(397) 张若谷、李表东：《1926年“倒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398)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21日。

(399)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6，第12页。

(400) 《民治党成立日省长演说词》，《云南公报》，第1275册，1927年1月20日。

(401) 谢崇文：《云南“二六政变”的前因后果》，《云南文史资料选集》第2辑。

(402) 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19日。

(403) 《范石生将率川桂黔军攻滇》，《申报》，1927年1月1日；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7日。

(404)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46页。

(405) 《云南省政府省务委员会布告》，《云南公报》第52册。

(406) 张若谷、李表东：《1926年倒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第二章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与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

第一节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一　迎汪运动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被迫“请假”离国。此后，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日渐涣散，蒋介石的权力则不断膨胀。为了抵制并改变这种情况，左派及其影响下的群众迫切希望汪精卫销假回国。5月25日，彭泽民在中常会上提议：汪精卫病仍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¹⁾。随后，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省党部陆续通电，要求汪精卫归国，主持北伐大计；于右任、经亨颐等并电请中央催促⁽²⁾。7月9日，蒋介石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党权、政权、军权集于一身，左派的迎汪要求因而更为迫切。8月19日，何香凝在中常会上临时动议，要求国民党中央对各方通电作出答复，并将有关函电转交汪精卫⁽³⁾。次日，吴玉章由沪到粤，何香凝一见面就哭道：“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⁴⁾自此，二人即不断联络左派，商量对策。

最初，左派计划在攻克武汉后召开国民党三大或临时代表会议，借以实现迎汪打算。9月4日，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十六次会议，决定于10月1日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执行委员联席会议。此后，左派即决定开好这次会议，顾孟馀自任联络北方左派，拟派吴玉章到长江一带活动。他们制订的宣传原则是：一、说明本党现状及3月20日事变真相；二、口号为：“巩固左派与CP谅解合作”与“恢复党权，拥汪复职”。中共中央认为“第一项太厉害了”，怕刺激蒋，要求“含浑一点”⁽⁵⁾。

蒋介石对迎汪运动愈来愈疑惧不安。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蒋介石曾经表示：要请汪精卫、胡汉民出来，“尤其是汪先生，我们必须请他赶速销假，主持党务”⁽⁶⁾。但这不过是故意作出来的高姿态。事实上，他强烈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8月20日，他从广东来电中得悉迎汪情况，即武断地认为其目的在“倒蒋”⁽⁷⁾。21日，中央军校全体党员电请汪精卫销假，中云：“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彷徨歧路，莫决南针。”⁽⁸⁾这尖锐地刺激了蒋介石的神经，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决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⁹⁾由此，他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憎恨：“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¹⁰⁾但是，这一时期，他因嫡系部队作战无能和进攻武昌失利，受到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正处于困境，对共产党硬不起来。

9月中旬，蒋介石派胡公冕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声称汪精卫回来，将被小军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国民革命势力⁽¹¹⁾。蒋介石这里所指“小军阀”，显然包括唐生智在内。蒋介石担心，汪回来，会受到唐生智等人的拥戴，成为他政治上的劲敌。蒋介石要求中共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要挟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¹²⁾同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会议认为：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纵容各县知事及驻防军与土豪劣绅所控制的民团相勾结，摧残农会，杀戮农民，包庇工贼，打击左派学生，苛取商民捐税，压抑民众自由，迫切需要从政治上恢复左派的指导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迫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为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但现正处于北伐期间，采用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继蒋而起的李济深、唐生智可能比蒋还右；第三个办法进行起来有很多困难；比较好的是第二个办法⁽¹³⁾。会后，陈独秀对胡公冕表示，汪回有三种好处。第一，攻下武汉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汪回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第二，新起来的小军阀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可以和缓一些；第三，张静江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陈独秀并称：中共只是在以下三个条件下赞成汪回。一、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¹⁴⁾。当时，蒋介石邀请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Г．Н．Bойтинский）赴鄂商谈。9月21日，中共中央与吴廷康会议，研究如何在汪、蒋、唐之间进行权力分配以避免冲突⁽¹⁵⁾。但吴廷康和张国焘赶到湖北时，蒋介石已经赴江西指挥作战。　

在苏联顾问中，蒋介石比较相信加伦，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常常通过加伦转达。9月27日，加伦劝蒋介石请汪“出任党政”⁽¹⁶⁾。两天后，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的来信，其中心意思是解释中山舰事件，“声明前事无嫌”⁽¹⁷⁾。10月3日，蒋介石发出迎汪电报，内称：“本党使命前途，非兄与弟共同一致，始终无间，则难望有成。兄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于此。兄可敝屣尊荣，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该电表示，特请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前来劝驾，希望汪精卫与之偕来，肩负艰巨⁽¹⁸⁾，从电报字面看，确能给人一种情意诚挚的感觉，但是，张静江长期瘫痪，他又怎么能远涉重洋，去向汪精卫“劝驾”呢？

对于蒋介石的意图，张静江心领神会。还在联席会议筹备期间，他就千方百计阻挠迎汪问题的提出。政治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之后，曾经成立过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成员为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鲍罗廷、顾孟馀等7人。从9月14日至29日，共开过6次会。其间，左派曾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将中常会、中政会合并，另选13人组织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可以包括左、中、右三派，但主席及秘书必须是左派。张静江蛮横地表示，这次大会不能提到主席问题，不能反对蒋做主席，声言“请汪复职”就是“拥汪倒蒋”，“誓以去就争”⁽¹⁹⁾。会下，他又以“前方战事紧张”为理由，对鲍罗廷说：“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的。”⁽²⁰⁾这样，终于迫使议案起草委员会未能提出该案。

联席会议（全名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于10月15日开幕，28日结束，共开会12天。出席者中央委员34人，各省区党部代表52人。由于中共中央会前指示各地组织，务必“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实在不得已再派我们同志去”⁽²¹⁾，因此，会上共产党人占四分之一，左派占四分之一强，另有一些半左派，中派和右派仅占四分之一。会议主要讨论了下列问题。

一、国民政府发展案。9月9日，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中称：“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也。”⁽²²⁾18日，再电张、谭，声称：“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²³⁾蒋介石的意图是运用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中共中央看出了这一点，但担心国民政府迁武汉后，“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因此，对之持反对态度⁽²⁴⁾。会议讨论这一议案时，谭延闿作了说明，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基础，这种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迁到北方将与奉系发生冲突，“目前无急迁之必要”，“与其忙于迁移，不如先把各省的基础巩固起来”⁽²⁵⁾。会议一致决定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

二、迎汪案。这是会上斗争最激烈的议案。事前徐谦曾要求张静江早日发表蒋介石迎汪电，但张坚持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并称：“汪系个人的事，不用过事张皇。”右派并扬言，要提出欢迎胡汉民案以为抵制⁽²⁶⁾。18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等四个党部将该案作为临时动议提出，内称：“当此党政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同志主持军事于外，一切建设政治与党务，非有能提纲挈领如汪同志者主持大计于内，不足巩固革命基础，实现党政真精神。”⁽²⁷⁾该案有山西、山东等25个党部附署，声势浩大，在此情况下，张静江才无可奈何地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但又表示，不知何处可以寻汪，受到与会代表的嗤笑⁽²⁸⁾。会议决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褚民谊五人会同张静江、李石曾即日前往劝驾。随后，江苏代表张曙时提出：此时非汪、蒋合作不可，应表示对汪、蒋同样信任，以免人家挑拨，甘乃光等附议，于是，会议又决定电蒋，“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²⁹⁾。

三、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案。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后，即指示广东区委，“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³⁰⁾联席会上通过的《最近政纲》即体现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意图。《政纲》共105条，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教育、行政、军事、妇女待遇、工业家、商人、学校教职员、各机关职员及雇员、农民、工人、军人等多方面的问题，在实际上规定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内外奋斗目标。如对内提出：“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之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对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行缔结尊重中国主权之新条约”。在妇女待遇上，规定“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社会上一切地位与男子有同等权利”；在农民问题上，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在工人问题上，规定“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自由，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等⁽³¹⁾。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精神而又能为各派所接受的纲领。

四、民团问题案。当时的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团大都掌握在土豪劣绅及不法地主手中，成为镇压农民运动，威胁国民政府统治的反动武装。会上通过了甘乃光、毛泽东等提出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案》，规定民团团长须由乡民选举，禁止劣绅包办；不得受理民刑诉讼；已有农民自卫军之地方不得重新设立民团；凡摧残农民之民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等。这就为改造民团、限制民团权力提供了根据，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

五、执行本党纪律及肃清反动分子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决定向西山会议参加者叶楚伧、邵元冲、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林森、张知本等提出警告，责令改正，限期两个月具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联席会议上，左派认为叶、邵二人虽有申明，但已超过期限，并系为到粤做事，不能相信，经共产党人转圜，未予议处⁽³²⁾。石瑛等八人因迄无表示，均开除党籍。同时决定“本党统治之地域内，不许西山会议叛党分子居留”⁽³³⁾。

六、请办沈鸿慈案。沈鸿慈原为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反共团体“司的派”，声言“预备从广州出发，再冲锋到全省全国去”，“打杀了假革命的CP”⁽³⁴⁾。左派学生将沈扭送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但张静江则认为“案情并不严重”，他把持下的监察委员会则认为沈“反对CP之假革命者则有之，仍未达到反对本党之程度”，仅予警告处分。联席会议期间，广州市警察特别党部所属组织纷纷要求惩办沈鸿慈，提案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等袒护反革命⁽³⁵⁾。会议要求张静江就沈案作出说明，张委托陈果夫报告。在张曙时、孙科二人责问下，陈表示“自应从严办理”⁽³⁶⁾。结果，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沈鸿慈的党籍，驱逐出境。

会议最后一天，丁惟汾突然提出，联席会议只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不能变更或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必定是无效的”，于是发生会议权能问题的激烈质辩。吴玉章提出：“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实行，只有第三次全国大会方有修正之权”，得到通过。

联席会议以左派的胜利结束。中山舰事件后，左派士气不振。此次会上，左派扬眉吐气，屡次向右派进攻，而右派则处于完全无力抵抗的地位。但是，由于未能改组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和权力结构，因而，左派的胜利只能停留在书面上。很快，陈独秀就慨叹：“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惟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顾忌⁽³⁷⁾。

二　迁都之争

尽管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地点暂不迁移，但蒋介石仍然提出，希望“中央党部移鄂”。10月22日，他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力陈理由，说明“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³⁸⁾。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但10月底，在武汉的顾问铁罗尼（Теруни）向他写了一份报告，陈述对唐生智的忧虑，认为唐“像是一个卖弄风情（武装力量）的女人，谁给她最多，她就将自己出卖给谁”。铁罗尼说：“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与他对抗的只有陈公博这个懒虫和邓演达。”铁罗尼提出：“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或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³⁹⁾与此同时，张国焘也致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明唐生智“太聪明，野心也大，各方不满其态度”，须请粤方速派徐谦来⁽⁴⁰⁾。这样，鲍罗廷对迁都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日本和张作霖的关系紧张，清浦奎吾子爵在北京和李石曾、易培基谈判，询问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派代表到日本会商。广东国民政府的领袖们认为，“在这日本同张作霖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因而消除了迁都武汉会与奉系发生冲突的顾虑，并决定派戴季陶使日⁽⁴¹⁾。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宋庆龄等以调查各省党务、政务为名，自广州启程北上，拟经江西赴武汉，筹备迁都。

蒋介石闻讯，非常兴奋，于11月19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声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他并表示，在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自己不到武汉，因为“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⁴²⁾。同日，他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Schwartz）时说：“新国都将设于武昌，且将为中国永久之国都。国民政府由粤迁鄂，虽不能决定期限，但在最近期内必能实现，鄙人将于两星期内，由赣赴鄂，参与盛典。”⁽⁴³⁾22日，他派邓演达、张发奎二人飞粤催促。26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重要人员于12月5日第一批出发。这样，迁都武汉问题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中共中央仍然反对迁都。11月9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认为此举系蒋介石反对汪精卫回国的策略，倘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昌，则不仅汪不能回，左派势必相随赴鄂，使广东成为“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的计划必将成为泡影⁽⁴⁴⁾。12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批评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贸然主张马上迁移”⁽⁴⁵⁾。次日，在《政治报告》中指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⁴⁶⁾直到次年1月，迁都已成事实后，中共中央才决定支持武汉临时联席会议⁽⁴⁷⁾。

鲍罗廷等一行于12月2日到达南昌。6日晚在庐山会谈。蒋介石报告党务、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由于缺乏准备，蒋介石自觉“语多支吾”，“致启人疑”⁽⁴⁸⁾。7日，继续会谈，讨论外交、财政、军事各方面的问题。其内容，据蒋介石记载：一、对安国军问题，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二、工运主缓和，农运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发言说：“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连带解决。”会议中，有人提出取消主席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的，但他却立即表示附议，并进一步提出，请汪精卫回国，得到一致赞同⁽⁴⁹⁾。会议自然也谈到了迁都。这时，蒋介石还是积极主张迁鄂的。他在电复朱培德、白崇禧二人时曾说：“政府迁鄂，有益无损。”⁽⁵⁰⁾他并表示，在前方军事布置稍定后也要前赴武汉⁽⁵¹⁾。

12月10日，鲍罗廷等到达武昌。当时，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鲍罗廷等感到，没有中央机关，许多事都无法办理。13日，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举行谈话会。会上，根据鲍罗廷提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⁵²⁾。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其成员除上述各人外，特准湖北政府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用威（必武）二人参加。会后，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⁵³⁾。蒋介石迟至20日才复电表示赞成。

从提出迁鄂之议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执掌大权。1月24日，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至武昌，喜惧交集。惧者，责任加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者，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⁵⁴⁾这里所说的“责任加重”，显然是指他自己。现在临时联席会议居然没有他的位置，这使他很不高兴。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之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以反对“左稚病”，维护“联合战线”为主题。《政治报告议决案》称：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益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之勃起而恐怖而日益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⁵⁵⁾。陈独秀认为，当时“左稚病”有六种表现：一、看不起国民党；二、包办国民党；三、包办民众运动；四、否认左派存在；五、误解党的独立；六、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⁵⁶⁾。这次会议的中心口号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其办法主要是：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改善我们和国民党之关系”，“扶助左派势力的发展”，“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首领的文人政府”，确定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等⁽⁵⁷⁾。其中最核心的是扶持和援助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会议在《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的议决案》中提出，我们必须从上、中、下三层“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其内容为：一、帮助左派的上层领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结合，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二、在社会下层中，即手工业工人、店员及农民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使左派领袖有左派的群众，并且要使社会下层的民众团体接近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使他们有党外的左派群众。三、帮助左派造成中层势力，做上层左派和下层群众间之链锁⁽⁵⁸⁾。

应该承认，支持和扶植左派的想法并不错，问题是：第一，左派必须看准，不能是软弱的动摇不定的左派，或假左派。第二，不能把希望只放在左派身上，必须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有必要的应变准备。

在土地问题上，陈独秀和鲍罗廷有分歧。当时，鲍罗廷主张以对农民问题的态度作为识别真假左派的标准，陈独秀不同意。他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取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中央特别会议完全接受陈独秀的观点，把土地问题列为“研究室中”的问题。决议规定：“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办而孤立。”⁽⁵⁹⁾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以国民党左派为主，以徐谦为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精神一致，但是，特别会议没有讨论临时联席会议的有关问题，显然，不论是陈独秀，还是鲍罗廷，都没有估计到，由此会引发一场剧烈的争论。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人员为张静江、谭延闿、顾孟馀、何香凝、丁惟汾等。12月6日，张静江等自广州出发。同月31日，抵达南昌，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就西上武汉。但蒋介石却于1927年1月3日，突然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出席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邓演达、宋子文、林祖涵、朱培德、柏文蔚、何香凝、顾孟馀、陈公博等人。会后通告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⁶⁰⁾。关于这一次会议的情况，陈公博回忆说：“虽说是讨论，但实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机会。”⁽⁶¹⁾4日，上项决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通过，随即在南昌设立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7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上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十三人为分会委员，同时通过组织湖北省政府案，以邓演达等五人组织之。这些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武汉方面接到南昌的通知后，徐谦、孙科曾于1月6日致电蒋介石等，询问不迁汉理由，要求暂保守秘密，认为“如宣布，民众必起恐谎，武汉大局必受影响”⁽⁶²⁾。7日，鲍罗廷也致电蒋介石，要求缓迁南昌⁽⁶³⁾，同日，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开会讨论。当时，正值武汉各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会议认为：“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⁶⁴⁾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之前，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会后，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并称：“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⁶⁵⁾10日，再次开会讨论，陈友仁提出，如果将临时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对英交涉将立即停顿，“于外交前途殊属不利”。会议决定，仍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蒋介石对武汉左派的意见置若罔闻。1月12日，蒋介石偕彭泽民、顾孟馀、何香凝以及加伦抵达武汉，与鲍罗廷、徐谦等人晤谈，要求在鄂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武汉给了蒋介石以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一时间，“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武汉也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在人海旗林的群众集会上，或在觥筹交错的宴席中，便免不了出现与气氛迥异的插曲。当晚，在欢宴蒋介石时，鲍罗廷犹豫再三，终于说：革命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到武汉，“乃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他并说：“以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CP，欺压CP，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那我可不答应的。”第二天，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交谈，并且写了一封长信，和孙科一起交给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的理由。蒋介石以为“很对”，但表示须一星期后回南昌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他对鲍罗廷昨日晚宴时的讲话耿耿于怀，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并说：现在“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他指责鲍罗廷“跋扈横行”，声称：“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⁶⁶⁾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本来还过得去，自此，双方就都难以相容了。

15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是否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一事。徐谦说明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和经过，认为“已无继续之必要”。鲍罗廷提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过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⁶⁷⁾经过讨论，决定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当晚，蒋介石宴请各界代表。各代表发言中，“一致恳切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迁鄂”。蒋介石无法，只能表示：“我当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⁶⁸⁾

蒋介石在鄂期间，街上已经出现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他曾先后会见陈铭枢、何成濬、周佛海、叶楚伧等人，这些人都对武汉群众运动和中共力量的发展不满。蒋对何成濬说：“此间形势不可久留，我去矣，汝亦速去为好。”⁽⁶⁹⁾1月18日，蒋介石返赣。

事实表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返赣途中，他在牯岭与张静江商量，提出驱逐鲍罗廷。21日、22日，又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致电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命令联席会议毋庸继续，立即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武汉方面再次经过讨论，回电表示：“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

为了迫使蒋介石同意照原议迁鄂，武汉的左派们决定动员群众的舆论，并施加财政压力。当蒋介石还在武汉的时候，湖北省党部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会议发表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深滋疑虑”，要求蒋介石“根据前议，定鼎鄂渚”⁽⁷⁰⁾。17日，发表第二号通告，指示各级党部、各团体共同通电要求⁽⁷¹⁾。此后，省总工会、省学联、汉口市商协陆续发表通电：2月5日，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又联合呼吁全国各级党部一致电请。与此同时，宋子文则将蒋介石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扣不发，急得蒋介石不能不派徐桴到武汉催领。宋子文称：“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⁷²⁾徐桴无奈，只好电劝蒋介石：“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⁷³⁾4日，宋子文亲赴江西斡旋。群众的舆论蒋介石可以不理，但军费不能不要。2月8日，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昌。但是，同时决定，派徐谦赴美，戴传贤赴俄。这一决定貌似公正，而实际上是打向临时联席会议的一根棍子。至于中央全会，则被推迟到“俟东南战事告一段落”以后。

在经历了重重风波之后，迁鄂之议再次定下来了。2月9日，宋子文自南昌致电武汉，说是谭延闿等三人数日内即可莅鄂。20日，南昌各界召开了欢送党、政府迁鄂大会。会后，仍不见人员启程。武汉方面真是望眼欲穿了。21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一、结束联席会议；二、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办公；三、中央执行委员会3月1日以前在武汉召开全体会议⁽⁷⁴⁾。

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但是，谭延闿等还滞留在南昌，风波并未平息。2月22日，南昌方面声明：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反应的迅速和强烈预示着更大的风波还在后边。

三　恢复党权运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为了改变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情况，1926年10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即拟提出恢复党权问题，但由于张静江的抵制，未能成功。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专制跋扈有了进一步的感受，因有恢复党权运动的展开。

徐谦接到蒋介石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职务的电报后，非常紧张，立电在宜昌工作的吴玉章回武昌商量，吴玉章表示：“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⁷⁵⁾2月9日，部分在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集会，决定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馀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从事党权集中”⁽⁷⁶⁾。2月11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要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⁷⁷⁾13日，湖北省市两党部召开会议，宛希俨提出，党已经出现了一种“危机”，“失去民主集中制性质，而且有一种独裁的趋势”⁽⁷⁸⁾。会议通过“恢复党权，统一党的领导机关”等党务宣传四大要点。14日，颁布全省民众欢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委员全体迁鄂口号，其中提出的要求有：“提高党的威权”；“打倒党内、党外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反对个人独裁，实现党的民主化”；“实行清党运动”等⁽⁷⁹⁾。15日，湖北省党部发表《为欢迎谭主席迁鄂告民众》，内称：“如有不受党的指挥，违反党的政治，以及一切不利于党的腐化分子，我们要努力的铲除他；如果有使汪主席不能复职的障碍，我们要尽力的消除他。”⁽⁸⁰⁾同日，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出席邓演达、顾孟馀、张太雷、叶楚伧等三十余人，由顾孟馀报告党务宣传情形，会议通过《党务宣传要点》：一、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二、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四、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五、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六、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七、军队在党的指挥之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的武装决斗⁽⁸¹⁾。在此前后，安徽临时省党部代表团、第七军政治部等纷纷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一时舆论沸腾，群情激昂。

在恢复党权运动中，孙科、邓演达、徐谦尤为活跃。孙科曾激愤地对陈公博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⁸²⁾他于2月19日发表文章，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总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⁸³⁾。继孙科之后，邓演达也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作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⁸⁴⁾他要求大家认识目前斗争的性质，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

孙科、邓演达的文章反映出武汉左派们的普遍情绪。2月22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五次会议，通过于树德提议，决定接受21日扩大联席会议的要求，即日以中央名义通电各地中央委员如期到会，推徐谦、孙科、顾孟馀、宋子文、吴玉章、陈友仁七人为提案委员会委员。23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以监察委员代理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使党的意志无由表现，造成“朕即国家”的状况⁽⁸⁵⁾。次日，武汉三镇1．5万人集会，拥护恢复党权运动。会议由董必武主持，徐谦讲话提出“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台下群情激昂，大呼打倒张静江口号⁽⁸⁶⁾。下午，续开庆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鄂办公及上海大罢工示威大会，到会群众达20万人。

尽管武汉的恢复党权运动如火如荼，左派们也义愤满腔，但是始终没有正面批判蒋介石，并且仍然期望他勒马回头。2月5日，根据邓演达的提议，派陈铭枢、谢晋二人，携带徐谦等26人的联名信件和拟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的《议案大纲》前往南昌，征求蒋介石的意见，并邀请他到武汉参加会议。函件表示，相信蒋介石“在此军事上屡建奇功之时，定能体现总理建党之意与北伐将士为党效死之决心，使本党威权普及于军事势力所及之地。”⁽⁸⁷⁾同行者还有蒋介石派到武昌来刺探情况的陈公博。

对武汉左派的恢复党权运动，蒋介石恼怒异常。2月19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自称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如果中正想成为一个独裁制，把持一切，操纵一切，如果中正有这样要做一个军阀的倾向，岂但本党各同志可加中正以极严厉的处分，中正随时都可以自杀的”。他又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⁸⁸⁾两天后，他在南昌再次发表演讲，声称：“现在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限有冲突的”，“就是现在汉口的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还说：“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制。”讲话中，他一方面表白：“中正是向来援助共产党的。”但又说：“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⁸⁹⁾这些讲话，透露了他心中秘藏的杀机，预示了他将要采取某些行动。26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撤回鲍罗廷⁽⁹⁰⁾。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财政问题还未解决，不具备和武汉左派彻底决裂的条件。因此，在谢晋等人到达南昌后，他的态度不得不作某种“转变”。

在听取陈公博的汇报后，蒋介石即命陈替他起草拥护中央的通电。2月27日，他发表《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虽然语中含刺：“个人之左右，固须严防；党团之操纵，尤须注意”，但还是表示，希望各同志“一致接受”⁽⁹¹⁾。28日，致电宋子文、孙科，声称“各同志所拟提案，皆中正夙昔主张，完全同意，深望党中同志共体党之存亡，一致团结”⁽⁹²⁾。他要求展期一星期开会。同日，武汉方面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决定将会议延至3月7日。

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二届三中全会问题。谢晋和谭延闿有旧谊，此时谭已为谢晋说动⁽⁹³⁾，何香凝、陈公博等也都主张赴鄂与会。经长时间讨论和诸人苦劝，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全体在赣委员6日启程，但第二天，蒋介石随即表示，通电服从中央并非他的“本意”⁽⁹⁴⁾。他再次要求会议展期，表示谭延闿等五人可以先行，自己须待朱培德去樟树镇检阅军队后一起动身。5日，在为谭延闿等饯行时，蒋介石慷慨地表示：“党部、政府迁鄂，南昌同志誓拥护到底。”⁽⁹⁵⁾但又说：“他们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⁹⁶⁾他终于没有到会。

3月7日，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到达武汉，受到伫立在滂沱大雨中的十万市民的热烈欢迎，随即被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场。当日到执、监委员25人，以孙科为临时主席。首由谭延闿报告南昌方面情况，声称蒋介石、朱培德11日可到鄂。要求稍等一两天，“候其亲来则两方意思可以调和”⁽⁹⁷⁾。李烈钧则表示：“希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同志捐除意见。”⁽⁹⁸⁾徐谦报告联席会议的成立经过，说明中山舰事件以来，党出现了迁就军事的不正常现象，他说：“为今之计，须赶紧纠正。此非对人问题，乃改正制度，使革命得最后之胜利而已。”⁽⁹⁹⁾会议就是否等候蒋、朱二人，延期至11日召开进行讨论。彭泽民、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顾孟馀等认为到会人数已足，不能再延，一致要求当日正式开会。彭泽民说：“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又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¹⁰⁰⁾吴玉章说：“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¹⁰¹⁾谭延闿再次发言，声称：“南昌要求展期之理论上固不足，可是事实上亦须顾到。”“延闾不愿党有裂痕，南昌之请求，请大家须注意！”⁽¹⁰²⁾此后，会议就是否已足法定人数进行讨论。谭延闿认为，须中央委员19人出席方可，徐谦则认为到会中央委员16人，已足法定人数。谭称：“西山会议不足法定人数，吾人即以此驳斥之，请注意！”谭延闿的话受到吴玉章的强烈反对，他质问说：“西山会议，是根本的不对，还是人数的不对？（谭插话：人数亦不对。）今日会议绝对不能与西山会议相提并论。此种说话，甚为妨害彼此感情。”至此，会议气氛已经相当紧张。在主席询问是否付表决时，李烈钧宣布退席，这使会议的气氛更形紧张。休息后，徐谦提议将当日会议作为预备会，孙科提议8日开提案委员会，9日开全体提案审查会，10日开全体会议，得到通过。会议同时选定徐谦、谭延闿、孙科、宋庆龄、顾孟馀五人为主席团，陈其瑗为秘书长。

二届三中全会筹备期间，陈铭枢准备利用第十一军的力量发动政变，逮捕与会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但由于邓演达、唐生智防范严密，未敢动手⁽¹⁰³⁾。6日，陈铭枢声称到外国一换环境，补充革命学识，辞去武汉卫戍司令及第十一军军长职务，潜往南昌。

3月10日，会议正式开幕，詹大悲、经亨颐、谭延闿、恽代英、谢晋、丁惟汾、孙科、周启刚、朱霁青、徐谦、夏曦、宋庆龄、于树德、毛泽东、陈其瑗、王法勤、吴玉章、丁超五、林祖涵、董用威、宋子文、陈友仁、顾孟馀、邓懋修、何香凝、李宗仁、陈公博、彭泽民、江浩、邓演达、许苏魂、王乐平、柏文蔚等33人到会，其中中央执行委员18人，候补中委11人，候补监委4人。左派占压倒优势。会议至17日闭幕，共通过决议案二十项，宣言及训令三份。

一、充分肯定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必要及其工作成绩。会议明确指出，该会“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认为它领导群众进攻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因而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的权威⁽¹⁰⁴⁾。这就针锋相对地否定了蒋介石对“临时联席会议”的指责。

二、恢复和提高党权，采取了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政的新的集体领导体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实行主席制，蒋介石借此集权于一身。此次会上，主席制成为集矢对象。徐谦批评其“只见个人权利，不见党的威权”⁽¹⁰⁵⁾。孙科称：“以主席为唯一领袖，并且兼为军事领导，此种封建思想对于党内党外皆有影响，渐次便成独裁制度。”⁽¹⁰⁶⁾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与安徽、直隶、山西、河南四省党部代表联合提出《请取消主席制度案》，认为“有主席一日，党内就一日不宁，革命前途有很大之危险。”⁽¹⁰⁷⁾会议通过的《统一领导机关案》确定不设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前后，由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同时设立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由全体常务委员及全体会议选出之执行委员6人组成，并指定其中7人为主席团，审议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¹⁰⁸⁾。会议通过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须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人组成，前者9至13人，后者6人，其中7人为主席团；主席团之决议及命令，须有4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须军委会提出，由中央委员会任命⁽¹⁰⁹⁾。为了防止个人干预外交，会议通过的《统一外交决议案》规定：党员不得擅自变更外交主张或直接与列强接洽任何条件；政府职员不得私自与帝国主义接洽或进行秘密交涉；所有外交人员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¹¹⁰⁾。为了防止个人干预财政，会议又通过《统一财政决议案》，规定“集中各省财政管理权于财政部”，在正式省政府未成立前，各省财政主管人员由财政部选任，对财政部完全负责；非经财政部许可，各省不得征收新税、改变税率、组织新银行、发行新公债、新钞票⁽¹¹¹⁾。此外，为了改变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的状况。会议还通过了由彭泽民提出的《关于军事政治学校之决议案》，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¹¹²⁾。

三、坚持并重申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前所未有地提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曾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席会议，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与“纠纷”，一直未能召开。会议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规定：该项联席会议“须立时开会”，但其目的则与前迥然不同，旨在“讨论一般的合作办法”，“共同指导”农民与工人运动⁽¹¹³⁾。《决议案》实际上否定了二届二中全会作出的限制，达到了使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及各种政治组织、民众组织的预期目的⁽¹¹⁴⁾。《决议案》表示，本党应第三国际之邀请，应即派代表三人出席第三国际会议，接洽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决议案》甚至提出，应由第三国际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省政府。

北伐出师之后，群众运动有了迅猛的发展。会议通过的《对全国人民宣言》提出：“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宣言》表示，将设立农政部及劳工部，“实现本党的农工政策”⁽¹¹⁵⁾。在讨论中，孙科说：“革命根本问题为农民解放问题。中国人民中百分之七八十为农民，如农民解放运动做不到，国民革命即难成功。”⁽¹¹⁶⁾邓演达说：“乡村农民之兴起，参加政治斗争，打碎封建思想，其结果非常伟大。”他热情肯定了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农民运动的成绩，认为“如旁观或制止即系自杀”，主张“令农民放胆去做”⁽¹¹⁷⁾。会议除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外，又通过了《对全国农民宣言》。《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当时应立即实行的十条事项，如：建立区乡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在本年内完全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依法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明令禁止高利盘剥、赋予区乡自治机关管理粮食出境的权力等⁽¹¹⁸⁾。《对全国农民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肯定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转移到农民手中。《宣言》表示，为保障胜利，农民“应得到武装”，“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¹¹⁹⁾。《农民问题决议案》与《对全国农民宣言》均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提出，又经会议指定徐谦、恽代英、王法勤、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顾孟馀、邓懋修、毛泽东组成审查委员会修订，其中不少观点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一致，显然有他的手笔在内。

为了镇压农村反动势力，会议批准了董用威（必武）代表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与《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四、否定非法选举，打击了右派势力。1926年12月，广东省党部召开代表大会，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在陈果夫操纵下，以中央名义指定若干人加入预选，然后再以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名义圈定15人，结果，使右派当权。其后的江西省和广州特别市党部选举都存在类似情况，为此，会议不顾陈果夫的抗辩，通过了张曙时等人的提案，指出上述选举“违背总章，应由常务委员会令其从速改选”⁽¹²⁰⁾。会议并接受暹罗支部控告，批评萧佛成的言论与行为，决定停止其中央委员职权，解除其在暹罗的一切职务。

五、改选并组成了新的党、政领导机构，其结果为：

常务委员九人：汪精卫、谭延闿、顾孟馀、徐谦、蒋中正、吴玉章、陈公博、孙科、谭平山。

中央各部长：组织部部长汪精卫、宣传部部长顾孟馀、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工人部部长陈公博、商民部部长陈其瑗⁽¹²¹⁾、妇女部部长何香凝、青年部部长孙科、海外部部长彭泽民。

政治委员会：宋子文、宋庆龄、王法勤、林祖涵（伯渠）、陈友仁、邓演达。

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馀、徐谦、谭平山、宋子文。

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冯玉祥、唐生智、程潜、李宗仁、何应钦、李济深、朱培德、张发奎、谭延闿（以上为军人）、汪精卫、孙科、徐谦、邓演达、顾孟馀、宋子文。

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汪精卫、徐谦、谭延闿、蒋中正、邓演达、唐生智、程潜。

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谭延闿、于右任、程潜、孙科、李宗仁、黄绍竑、徐谦、蒋中正、宋子文、朱培德、李济深、唐生智、冯玉祥、陈友仁、顾孟馀、谭平山、孔庚、杨树庄、柏文蔚、钮永建、何应钦、彭泽民、经亨颐、宋庆龄、王法勤、吴玉章、陈调元。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

根据上述名单，蒋介石虽然还担任常务委员、军事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四项职务，但已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而汪精卫则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3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誓词为：“余敬谨宣誓，余将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忠心并努力于本职，并节省经费。余决不雇用无用人员，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¹²²⁾至此，新的一届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二届三中全会似乎功德圆满了。

二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空前的胜利。它完成了1926年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纠正了二届二中全会所作出的许多错误决定，使它成为一大、二大以后国民党史上又一次充满革命热情和气氛的会议。但是，兴高采烈的左派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胜利远不是巩固的，因为蒋介石还掌握着军权。当纸上的宣言和决议与枪杆子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显然不能与后者较量。

第二节　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

一　杜锡珪、顾维钧内阁的交替

北洋政府内阁生存的关键是必须得到军阀实力派的支持。随着吴佩孚军事上屡屡败北，势力日衰，替他支撑政局的杜锡珪内阁日益凋零，难以继续。实力雄厚的奉系虽有谋求北洋盟主宝座的意愿，但认为直接出面问鼎中央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这种青黄不接的局面促成了顾维钧内阁的产生。

8月中旬，国民革命军渡过汨罗江，进逼湖北。21日，吴佩孚从长辛店匆匆启程回鄂。他命齐燮元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北方军事；命田维勤等部扫数南下。同日，刚上任两个月的国务总理杜锡珪通电辞职。8月底，北伐军勇克汀泗桥、贺胜桥，吴军溃退武昌，从此一蹶不振。9月4日深夜，张宗昌突然颁布北京戒严令，吴佩孚委派的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被迫出走，卫戍军被缴械。张作霖指派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为卫戍司令，直系完全失去控制北京的权力。接着，吴军搜括军饷的重要地区保定、大名也落入直鲁联军手中。张作霖早已垂涎于吴军控制的保定、大名地区。17日，张作霖密令张宗昌、褚玉璞：“时机已至，亟应依照原定计划，相机前进。”⁽¹²³⁾25日，张、褚以援鄂为名，令直鲁军分六路向保定、石家庄一线出兵。吴佩孚派人前往交涉，仅得到维持现状，暂缓增兵的允诺。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吴军败退河南。三日之后，褚玉璞指挥约四个师兵马开抵保定。保、大地区的行政权、税收权全部转落褚氏囊中。

吴佩孚军事上的惨败加重了杜锡珪内阁的信誉危机。以借债度日的内阁几乎告贷无门。为应付中秋节关，财政总长顾维钧四处奔走，筹措经费。当时，“民九内债”行将期满。海关偿付该项内债的年例为1100万元。北京内阁计划以此款为担保，发行“十五年公债”2500万元。这一计划立刻遭到列强的反对。8月24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V．A．MacMurray）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民九内债”还清后的款项，应用以偿还积欠已久的美债，中国政权“无权”利用此款作新内债的担保⁽¹²⁴⁾。数日之后，英、法、日公使相继表示抗议。北京内阁无奈，决定缩小公债的金额及用途，改名为“秋节库券”。为此，顾维钧专门宴请银行界巨头，进行推销，但众人因总税务司安格联（Sir F．A．Aglen）不允担保，不肯承募。9月16日，财政部硬着头皮宣布，发行“十五年秋节库券”300万元。该库券一反惯例，没有总税务司提供的保管基金，不经银行承销，而作为现款支付中秋节军政费。历来节关，财政部至少要筹到三四百万现款。但这次除难以兑现的库券外，仅仅筹到现款一百余万。怎样应付各方的索薪索饷，度过节关，成为杜锡珪内阁焦虑的中心。

之后，果然发生了军警闹饷的风波。9月18日，国务院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中秋节军政费分配方案。顾维钧提出，由于所筹现金有限，各机关薪饷只能发现金四至七成不等，不足之额，以国库券凑数。正在磋商之际，京畿宪兵司令王琦率领大批军警到会索饷。他声称，节关已届，京师军警须开饷80万，并坚请财长面洽。持枪荷弹的军警们把国务院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大吵大闹，要支全薪。交通总长张志谭、内务总长张国淦自愿出面斡旋。二张往返周折，巧言相劝，但军警们一口咬定只要现金，不要国库券。僵持到夜深，全体阁员“被困于内阁会议室，饮食俱无”⁽¹²⁵⁾。顾维钧踌躇再三，勉强应允筹足警饷，阁员们才得以脱身出院。

虎视眈眈的军警们紧随顾维钧回寓，守候财长签发支票。顾维钧请杜锡珪出面疏通，恳求周转时间，但武夫们仍不肯通融，扰攘不休。20日，杜锡珪搬动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交通银行副总理卢学溥出面解围，决定由中、交两行开库兑现，当场签发支票75万元、国库券25万元，军警们才悻悻而去。

财政部罗掘到的现款一多半被京师军警强行索去，余额扣除必须支付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三处协饷若干万元，所剩无几。以此分配各行政机关政费，仅敷一二成。连京官的度日费用都难以支付，北洋内阁的财政确已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

这场军警索饷的劫难，使早萌退意的杜锡珪决定立即辞职。他几次三番劝说顾维钧出面收拾残局。顾维钧先派人赴沈阳探问奉系意图。奉系主要谋士杨宇霆、郑谦主张对中央不取虚名，专收实权；对各省得寸进尺。张作霖采纳此议，表示对中央政治仍守盟约，不便过问。顾维钧又派人与吴佩孚商量。吴佩孚正当兵败之余，听说接替人选是与直系素有渊源的顾维钧，自然没有意见。

10月1日，北京政府再次改组，国务院以摄行大总统令特任顾维钧代国务总理。顾维钧对原内阁进行了局部更动，外交部：原总长蔡廷幹“对南方局势的进展甚为敏感”，以入院就医表示决绝⁽¹²⁶⁾，顾维钧兼任外长。财政部：特任张宗昌保举的潘复署总长，潘复未到任前，派财政次长夏仁虎暂行代理部务⁽¹²⁷⁾。顾维钧对人说，以潘应付直鲁联军，以夏交涉奉系，“如两无办法，政府亦可告无罪”⁽¹²⁸⁾。内务部：总长张国淦因节关发薪，大受部员纠缠，坚辞不干，任命顾维钧的密友汤尔和署总长。其余人选未动。当时的北京内阁，各方都视为无足轻重的摆设。只因它维持外交，对内藉以筹饷，所以一息尚存。

顾维钧决定出马接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修约交涉已进入关键时刻，不容政府中断。顾维钧在就职演说中说：“现在外交格外困难，既有要案当前”，“不得不勉为支撑一时”⁽¹²⁹⁾。当时，清政府同比利时、日本、西班牙等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先后满期。北京内阁的外交官们试图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解除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束缚。

在期满各约中，《中比通商条约》首当其冲。该约签署于1865年，规定每十年可修改一次。到1926年10月27日，时届第六次十年期满。当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曾照会比利时政府，声明旧约到期失效，要求缔结平等新约，但交涉一直进行得很不顺利。顾维钧主阁后，于10月17日召开国务会议，研究对策。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提出废约，可能引起列强“重大反感”，促使它们联合干涉。因此，政府应“重在将来新约结果消除一切不平等之内容”；修约期间可以实行“临时办法”，同时限期订立新约，以免殖民特权无限期延长⁽¹³⁰⁾。北京政府随即照会比利时政府，要求6个月内订立新约，但比利时政府立即拒绝，声称“临时办法”的有效期必须延至新约实行之日。比方声色俱厉地威吓道：如遇不测，比国将以《辛丑条约》及华盛顿会议签字国资格，对华“继续维持旧状”⁽¹³¹⁾。10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最后修正案，比方迟迟不予答复，双方交涉告危。其焦点最后集中于是否限期订立新约。比方企图延宕新约订立，继续维持其殖民特权；中方力求限期订立新约，废除比方在华特权。

在北京政府的外交家们苦心竭虑，从事秘密外交的同时，民众的废约运动日益激昂喧腾。率先奋起抗争的是以比利时华侨为首的海外同胞。10月20日，旅居德、荷、奥、比等国的侨民代表53人集会比京，决议组织旅欧华侨废除中比条约代表团，召开旅欧华人废约代表大会。代表团呼吁全国同胞“于比约期满之日，即实行示威、抵货，并督促政府执行国定税则，收回法权”⁽¹³²⁾。27日，中比条约期满，代表团及旅比侨胞在布鲁塞尔举行游行示威。比利时当局派出大队武警，拳棍交加，横加拘捕，但侨胞们前仆后继，英勇抗争。

比京爱国侨胞游行的同一日，全国学生总会发表《废除中比商约宣言》，号召全国朝野上下，敌忾同仇，以不妥协之态度，宣告条约无效⁽¹³³⁾。30日，全国商会联合会议决“旧约须完全作废”，“新约草案须彻底公开”，“反对临时协定”⁽¹³⁴⁾。31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声明“北京政府与比公使秘密交涉，希图延长”，“誓不承认”⁽¹³⁵⁾。一时间，各界民众团体函电交驰，群情激愤。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大量报道、评论民众废约运动，同时抨击北京政府外交方针“一味秘密”⁽¹³⁶⁾，“软弱无能”⁽¹³⁷⁾，“丧权媚外”⁽¹³⁸⁾，“欺骗国民”⁽¹³⁹⁾。就连以稳重著称的《晨报》也要求北京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否则“将为国家之罪人”⁽¹⁴⁰⁾。

在形势逼迫下，北京外交官们的态度渐趋强硬。10月30日，外交部训令驻比公使，对比利时当局镇压侨胞的暴行提出严重抗议。同时针对比方久不置复的延宕策略，议决作最后催促。11月4日，照会经阁议通过，当日送达比使馆。外交部秘书奉命声明：“如一日之内无答复，或答复不能满意，中国当自行宣布条约失效”⁽¹⁴¹⁾。翌日，比利时公使特访外长顾维钧，面递拒绝修约的备忘录，宣告“中止”谈判，将争议提交海牙法庭⁽¹⁴²⁾。这样，北京政府就被逼上了梁山。

外交部接到比方备忘录后，立即紧急行动，草拟废约文件。外长顾维钧等通宵达旦，彻夜未眠。6日上午，内阁开会，经长时间讨论，决定以摄行大总统令宣布中比条约“失效”⁽¹⁴³⁾，并将中比交涉案一系列主要文件公布于众。随后，北京内阁陆续颁布了一批法令，废除比利时在华特权。但是，这些措施基本上是纸上谈兵，摇摇欲坠的北京内阁已无力付诸实施。

废止中比条约成为轰动一时的要闻。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官方第一次不顾另一缔约国的危言恫吓，毅然决定废止一项旧的不平等条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路透社发自北京的专电报道说：“外交界视取消中比条约为中国多年来最重要之事。”⁽¹⁴⁴⁾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焦虑不安，主张干涉。他认为，北京政府“实际上开始撕毁条约”，条约所规定的领事裁判权将“如同废纸”。他建议，国务卿以个人身分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制止”废约运动⁽¹⁴⁵⁾。马慕瑞的态度在列强驻华使节中很有代表性，反映了殖民统治者对即将丧失侵略特权的恐惧和恼怒。英国官方则公开表示不满。外交次长蓝普森（M．W．Lampson）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称根据中比条约，“中国政府无提议修改该约之法律上权力”⁽¹⁴⁶⁾。日本外相币原虽然拒绝对中国提出强硬的联合抗议，但仍然希望国际联盟能发挥制裁作用⁽¹⁴⁷⁾。可见，顾维钧废约之举确实触及了列强的痛处。

中比《通商条约》虽然废除了，但是，修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却毫无成效。该约签署于1896年，至当年10月19日期满。当月16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拜访顾维钧，探询中方意向。19日，北京政府举行国务会议，讨论谈判原则。与会者认为：旧约的关税法则、领事裁判权、航权等项条款，未能互惠平等，应于期满失效。双方应依据邦交平等原则，即日商定新约。会议原则通过外交部拟定的废除期满旧约的照会。翌日，外交部官员一再润色文稿，力求措辞委婉。

2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公使芳泽，提议“根本改订”两国商约，在六个月修约期内，“如新约不能如期成立，中国政府保留对于旧约表态之应有权利”⁽¹⁴⁸⁾。对此，已经取得在华重大经济权益的日本当然不肯轻易让步。29日，芳泽夜访顾维钧，提出质询。11月上旬，北京政府宣布“终止中比条约”，并设立以顾维钧为会长的外交部条约研究会，专门研究修改不平等条约。10日，芳泽照会外交部，声明日本政府同意开始修约谈判，商议改订税率及某些通商条款，但拒绝对条约进行根本修正，否认中国政府的保留权。次日，北京政府将中日双方照会公布于报端，以期唤起公众舆论的声援。

然而，日本政府已将谈判眼光转向南方。11月底，日本内阁派外务省条约局长、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的代表佐分利出京南行。12月1日，佐分利在上海邀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中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及各青年团体代表，征询政见。

面对强国日本的冷遇，北京内阁束手无策，中日修约谈判被搁置一旁。与此同时，中国与西班牙、法国等国的修约交涉均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废除中比条约和修约外交是复杂的历史因素交叉影响与相互制约的产物。顾维钧等人不赞成反对帝国主义，不赞成以革命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交的孱弱地位。从这一点看，他们与国民革命倡导的废约运动有区别。但是，他们的修约活动毕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愿望。在北洋政府残破不堪的困境下，他们折冲樽俎，努力从列强手中收回失去的民族权益。应该承认，这是爱国主义的行为。

二　天津会议与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的力量迅速扩张，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奉系觉得有机可乘，一面暗中和广州国民政府联络，希望假手北伐军打击吴佩孚和孙传芳，一面以“反赤”为名，作出援助姿态，力图抢夺吴、孙二人的地盘。

1926年7月，奉方向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的李石曾等人提出：“粤中宜采远交近攻之法，与奉联合。”⁽¹⁴⁹⁾同时，谭延闿也派杨丙赴奉联络。1922年至1924年期间，孙中山曾和张作霖、段祺瑞等缔结反直同盟，杨丙到奉后重提旧事，希望建立新的联盟，声称“此番用兵之原因，只全在吴一人”⁽¹⁵⁰⁾。8月17日，蒋介石又派蒋作宾赴奉谈判。奉方表示：“绝不援吴”，“绝不援孙”，“无论如何，不使孙全部力量对北伐军作战”⁽¹⁵¹⁾。9月下旬，蒋作宾南归，杨宇霆、张作霖分别致函张静江、蒋介石、谭延闿等人，追述奉粤合作历史，声称“时事益棘，非得海内二三豪杰出而合力挽救，不足以奠国本”⁽¹⁵²⁾。一时间，奉系与国民党的关系似乎再次热络起来。

奉系联络广州国民政府的话说得虽很甜美，但提出的条件却很苛刻：一、南北将领联合拥戴张作霖为总统，取消国民政府；二、粤、贵、川、黔、湘、鄂、闽、赣、浙、滇十省归粤，苏、皖归奉；三、川、滇由蒋介石自由解决，冯玉祥、吴佩孚由奉方自由解决⁽¹⁵³⁾。这些条件中，取消国民政府，听任奉系解决冯玉祥都是广州国民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共中央也认为该条件“十分奸险”，主张一面拖延时间，一面增兵入赣，迅速解决孙传芳之后再与奉系谈判；后来又建议：1．在奉系势力之下，各地一切政治设施，奉张均可自由为之，即张要做总统也不反对；2．奉方如不进攻国民军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也不反奉。3．江苏、安徽地盘归属问题，视哪方面的军队先取为断。如奉方先取，可以属于奉方⁽¹⁵⁴⁾。谈判久拖不决，双方都虚与委蛇，希望争取时间，实现各自的计划。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吴佩孚已一蹶不振。11月初，孙传芳又在江西大败，狼狈逃回南京。在吴、孙都遭到沉重打击的情况下，张作霖于11月11日入关，抵达天津，邀请北洋各派代表聚会津门，商讨对策。13日，张宗昌应召到津，谒见张作霖，提出“援孙”、“援吴”应当双管齐下。14日，张宗昌、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吴俊陞、汤玉麟等奉鲁系将领及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等人的代表出席，到会者二百余人。张作霖主持会议，声称“北赤虽灭，南赤未除”，我辈“仔肩尚未能尽卸”⁽¹⁵⁵⁾。15日，奉鲁要人二十余人在蔡园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南方军事，直鲁联军援孙，奉军援吴，但出兵之前应征得吴、孙同意；西北军事，协同阎锡山，箝制冯玉祥军队在甘、陕的活动；中央政局，仍采取不干涉主义。会议表明，奉系对待时局的方针仍是先军事，后政治，而其军事重心，自国民军从华北败退后，已转向南方。虽然张宗昌等人对南下扩张地盘早已跃跃欲试，可是张作霖感到，北伐军气势逼人，奉鲁军不宜与吴、孙残部硬撞，自伤元气。他采纳杨宇霆等人的建议，以联合抗敌为号召，兼并北洋各派。因此，天津会议的关键议题之一是争取吴、孙对奉鲁军南下的赞同。

吴佩孚在天津的代表有三四人之多，但张作霖觉得他们不足以决定大事，于是，一面致电吴佩孚，要求迅速派全权代表来津，一面集中主要精力，规劝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杨文恺携有孙传芳的亲笔信，经过济南时首先拜会张宗昌，表示“请效帅同心合力，加以援助”⁽¹⁵⁶⁾。到津后，立即拜见张作霖，说明孙传芳实力尚存，“目下所需，首在饷械，不在兵力”；倘若反攻无效，再请予以实力援助⁽¹⁵⁷⁾。可见，杨文恺的使命是借饷不借兵。天津会议开始后，奉鲁系将领气焰嚣张，杨文恺见此，知道奉鲁军南下已如箭在弦上，不敢再拦，便以讨论南下手续为题进行商谈，同时，密电孙传芳，请速择高策。

18日晚，孙传芳轻车简从，微服抵津，立召杨文恺同赴蔡园，拜见张作霖。当时，张宗昌等人也在座。张作霖与孙素未谋面，张宗昌与孙虽曾互换兰谱，也始终没有见过。孙传芳的突然到来，一座皆惊。一年前，孙传芳曾在江南发动反奉战争，对此，孙传芳首先表示歉意，向张作霖深鞠一躬，表示“对不起大帅”⁽¹⁵⁸⁾。接着陈述说：“党军势日猖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此次北上，一方面系当面负荆，自承贻误大局有负诸公之罪；一方面请诸公彻底解决，尽力对南。”他表示，愿督率士卒，与党军决一死战⁽¹⁵⁹⁾。在讨论军事部署计划时，孙传芳婉言提出：苏、浙、闽、皖尚有大兵二十余万，希望奉鲁在饷械上予以充分接济，以便反攻⁽¹⁶⁰⁾。孙的意见遭到张宗昌的强烈反对，张称：“敌已升堂，若待其入室，则事不可为。鲁军因合作关系，义难坐视，应出兵援助，戡定长江。”⁽¹⁶¹⁾孙传芳见势难再挡，退步答道：“如果鲁军决定仗义南下，本人当率所部，暂退回浙，庶鲁军可以事权统一。”⁽¹⁶²⁾这时，张作霖转圜说：“鲁军南下，系善意之援助”，“只能担任后方应援，不能为苏军担任前线。否则鲁军宁可不动，以免误会。”⁽¹⁶³⁾孙传芳解释说：“本人对于鲁军南下十分谅解。惟因军权上指挥统一起见，故请鲁军到苏独当一面，本人率部在浙江独当一面，以收协攻之效。”⁽¹⁶⁴⁾此议正中张宗昌下怀，他提议就此表决。但张作霖不愿当场拍板。拦阻说：“效坤勿性急！大举动员，尚应从长商议。鲁军南下，地理不熟，只能担任二线，第一线仍请苏军任之。”⁽¹⁶⁵⁾最后，张作霖劝孙立即返回南京，迅速布置，奉鲁大军将随之南下。孙传芳告辞后，奉鲁首领连夜开会，商议出兵办法。张作霖电召杨宇霆来津，参与最后决策。

20日，再次在蔡家花园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又一次当众引咎自责，声称本人决不回任，将浙江委托陈仪，江苏委托卢香亭，安徽委托陈调元，“此后东南大计，悉听雨、效两帅主持。”⁽¹⁶⁶⁾张作霖假惺惺地拍案起立说：“吾辈同心讨赤，系道义结合，岂肯利人之危，图得地盘！”⁽¹⁶⁷⁾张宗昌也随声附和。接着，孙传芳提议，“联合讨赤”不能群龙无首，应推举张作霖为北洋首领。张作霖故作谦虚，但众将领一致拥护。会议决定，公推张作霖为全国讨赤联合军总司令，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决议先派人征求吴、阎的意见，再发通电。关于奉鲁军南下问题，会议决定：津浦线，由张宗昌、褚玉璞担任，张宗昌率队行先南下，赴宁坐镇，布置作战上一切计划，鲁军一二日内即行发动；京汉线，请吴军从速向前反攻，奉军由韩麟春统率，陆续南下援助；海路方面，渤海舰队、东北舰队当同时出动，将来须封锁海口，断绝国民革命军外援⁽¹⁶⁸⁾。

至此，天津会议暂告段落，张宗昌于22日回济南调兵南下，孙传芳借口养病，留滞津门。此次，他亲自北上乞援，拥奉为主，被奉鲁将领夸为“能屈能伸，识时务之俊杰。”⁽¹⁶⁹⁾其实，他也有难言的苦衷。孙传芳败回南京后，曾邀请段祺瑞、吴佩孚的代表到南京聚会，企图策动“段、吴、孙三角联合，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¹⁷⁰⁾。会议上，段、吴代表相互攻讦，结果不欢而散。这样，他才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

正当张宗昌得意洋洋调兵遣将之际，杨宇霆应召到津。他认为，南下出兵必须十分审慎。其理由：第一，仅由津浦路出兵，孤军深入皖、赣，侧翼有被袭之虞，非同时由京汉路进兵不可。然而，吴佩孚对奉军假道京汉线尚无赞同表示。吴系大将靳云鹗、田维勤等态度更为暧昧。如果强行由京汉线南下，恐怕引起意外。第二，即使能由京汉线进兵，京汉、津浦两路相距太远，战线过长，以现在奉鲁军的兵力、财力，难敷分配。因此，以休养兵力、相机进取为上策。第三，奉鲁军进取过急，东南联军将领为自身利害计，可能有意外变化。第四，阎锡山骑墙已是众人皆知，奉方应有相当的防备⁽¹⁷¹⁾。25日、26日，各方接连在蔡园会商。张作霖、孙传芳一致同意杨宇霆意见，决定鲁军负责保守安徽及长江北岸，孙传芳克日回宁，严守苏、浙两省。深夜，张作霖急电张宗昌，南下鲁军以浦口为止，切勿渡江，并命他迅速来津，指授方略。27日，鲁军前锋渡江，开到南京下关。28日，又遵命撤回浦口。这样，孙传芳不仅保全了苏、浙两省，而且暂时保全了皖南，为说服皖军南撤，留下了缓冲余地。奉系主要谋士杨宇霆的参与，重新调整了孙传芳与奉鲁军的关系。孙传芳对联合作战的积极性顿时高涨。他决定积极进行捧张作霖为北洋盟主的效忠活动，以换取奉系对自己的真心援助。

29日，张宗昌返回天津后，蔡园会议继续召开。关于联军名称问题，杨宇霆认为，“讨赤”二字，范围太狭，建议改称“安国”⁽¹⁷²⁾。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都表示赞同。于是，由孙传芳草拟推戴电稿，分电各省。奉鲁将领及孙传芳的部将纷纷复电赞成，但是，吴佩孚及部下各将领，除寇英杰派代表星夜赴津签名外，均置之不理。张作霖见此，有些犹豫。孙传芳、张宗昌二人交口劝进，张作霖便点头应允。30日晚，孙传芳领衔通电，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该电声称：“赤逆披猖”，“邪说横行”，“仗义讨贼”，“自非有统一指挥之谋，难收提纲挈领之效”云云⁽¹⁷³⁾。电报上列名的还有：吴俊陞、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寇英杰、陈调元、张作相、卢香亭、韩麟春、高维岳、周荫人、陈仪、褚玉璞、刘镇华共16人。被列名的将领并非全是竭诚的推戴者。以投机善变著称的阎锡山，正在盘算押宝的方位。商震、陈调元、陈仪等人也都各有打算。

12月1日，张作霖在蔡园举行就职仪式。他身穿礼服，向天跪祷，由郑谦宣读“告天文”，随即启用印信，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并于当日发表就职通电称：“凡有敢于危害我国家安宁者，愿与同人共诛之，以全我安国军保安国家之夙志”⁽¹⁷⁴⁾。通篇没有“讨赤”字样，显然采纳了杨宇霆的建议。但是，张宗昌、孙传芳并不把杨宇霆的主张奉为神明，张宗昌返回济南后，在就职通电中就说，“当克日兴师，协力讨赤”⁽¹⁷⁵⁾。孙传芳也在南京就职演说中发誓：“虽有一兵一卒，亦当讨赤到底！”⁽¹⁷⁶⁾数日之后，张作霖也感到自己的就职通电语义含糊，便于6日发表宣言，声称：“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¹⁷⁷⁾。一时成为军阀们的“名言”。

安国军是军事联盟，可张作霖却摆出了一副问鼎政府元首宝座的架势。12月10日，安国军总部发表总司令部组织机构和人事名单，杨宇霆为总参谋长，下设三厅八处。这个庞大的机构，俨然像是只待挂出招牌的军政府。

张作霖认为，若要再高升一步，应当争取列强的支持。于是派出代表与英、法、美等国驻华使节频频接触。16日、17日，安国军总司令部的外交处长吴晋接连访问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吴表示：张作霖不赞成民族主义者撕毁条约的企图。“他认为，根据现实条件不应该完全废弃外国人在华特权”，仅须作某些修改。张作霖希望“列强以公道、诚恳的精神对待他”⁽¹⁷⁸⁾。然而，尽管这位安国军总司令极力向帝国主义邀宠，但是，列强对其统治能力却越来越表示怀疑。就连一向支持奉系的日本也认为，“奉天派卤莽无谋，只知扩张势力”，财政穷窘，政治腐败，危机四伏⁽¹⁷⁹⁾。因此，列强公使团仅对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表示了有限的善意。

张作霖在争取列强垂青的同时，尽力拉拢圆滑世故的阎锡山和高自标榜的吴佩孚，以便真正造成北洋各派“共戴一尊”的局面。12月8日，张作霖宣布特任阎锡山为安国军副司令⁽¹⁸⁰⁾，阎锡山表面上声称愿追随张作霖，复电表示：“俟令文奉到后，即行就职。”⁽¹⁸¹⁾实际上，自此即无下文。

对于吴佩孚，张作霖没敢贸然请他屈就副司令，而是特派张景惠为专使，前往郑州商谈。奉方提出三种方案，请吴佩孚择一而行：一、统兵反攻武汉；二、出兵援助陕甘；三、赴京主持中央政局。吴佩孚表示：反攻武汉，自己任前敌总司令，请张作霖担任后方总司令；援陕军事应责成阎锡山出兵；北京政局听凭奉系主持⁽¹⁸²⁾。但是，吴佩孚仍然拒绝奉军染指河南。12月9日，他致电张作霖，祝贺他荣升，表示自当竭力之所及始终合作，丝毫没有归顺安国军麾下之意⁽¹⁸³⁾。张作霖无奈，只好暂时听任吴佩孚独扛“讨贼联军”的旗帜。

其实，吴佩孚“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头衔早已徒有虚名。与天津蔡园会议同时，吴佩孚也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除嫡系将领王为蔚和主张联奉的寇英杰等人外，盘踞河南的主要实力派靳云鹗、魏益三等人均借故不肯出席。当时，河南境内已四分五裂，各派拥兵割据，心怀异志。头号实力派靳云鹗与魏益三串通一气，早在九十月间就与北伐军秘密联络。11月间，武汉方面两次派代表到信阳谈判，因靳云鹗坚持以索取有利地盘为归顺条件，未能达成协议。其后，靳云鹗又与陈调元暗通声气，企图组织第三势力，相约“取同一步调”，“对付南北双方”，共同抗拒奉鲁军南下⁽¹⁸⁴⁾。当时，靳云鹗想进一步占据河南全省。但是，在没有与国民革命军达成正式协议并取得饷械援助之前，他不敢过早地行动。所以在表面上，仍与吴佩孚、张作霖虚与委蛇。整个河南，战云越来越密，终将导致硝烟再起。

通过天津会议，北洋将领在“安国军”旗号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张作霖登上盟主宝座，向着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一“联合”并不巩固，由于内外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张作霖升任大总统的“好梦”一时还难以实现。

三　奉鲁军南下与吴佩孚集团的分化

天津会议使北洋军阀中两个主要实力派——奉鲁军与孙传芳联军实现了联合。从此，北洋军阀纠集在安国军的旗帜下，开始了覆灭前的最后挣扎。

为实施天津会议的南下方针，筹措军费成为北京政府的首要政务。秉承张作霖、张宗昌的旨意，北京政府财政部先后决定印发奉天军票、直鲁军票各1000万⁽¹⁸⁵⁾。以贪婪残暴著称的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趁机在直隶、山东两省横征暴敛。在直隶：一、发行善后公债1000万元，其中长期600万元，由各县摊派，短期400万元，由各银行、公司、盐商分担；二、举办第六次公债600万元，向各县派销；三、预征明年钱粮400万元；四、按亩抽“讨赤”特捐400万元；五、令开滦公司代筹军费100万元。以上五项，共达2500万元⁽¹⁸⁶⁾。在山东更是征税机关，林立如麻；催租之吏，不绝于途。仅在丁、漕两项中就附征“讨赤特捐”1600余万元⁽¹⁸⁷⁾。同时，强行向各县摊派盐税国库善后公债2000万元⁽¹⁸⁸⁾。这样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财，在北洋诸军阀中也不多见。

按照天津会议议定的军事部署，奉鲁军兵分两路。东沿津浦，西顺京汉，向中原、江南扩展。津浦一线，在天津会议期间已经出动的直鲁联军，暂以浦口为限，继续南下。由于孙传芳的合作，直鲁联军主力约六万余人顺利开抵皖北。

直鲁军南下，引起了江南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抗议。当天津会议中有关消息刚一传出，江浙各团体便纷纷集会、通电反对。孙传芳于一片抗议声中返回南京，宣布就职后，立即召集苏、浙军政要人会议，再三强调与奉鲁军合作的必要性，下令浙、皖、苏三省各筹款50万，资助奉鲁军。他并且颁布军令十三条，规定凡阻止奉鲁军南下者，以“赤党”论罪⁽¹⁸⁹⁾。

最令孙传芳感到焦虑不安的是安徽总司令陈调元。陈惯于看风转舵，素以倒戈将军著称。奉鲁军南下，安徽首当其冲；北伐军东进，安徽也是必争之地。面对南北大军压境的局势，他不得不力谋自保。11月23日，陈调元致电张宗昌，表示“听候驱策，一致对敌”⁽¹⁹⁰⁾。同时，又派参议唐养吾携带亲笔信赴九江向北伐军输诚⁽¹⁹¹⁾。孙传芳为控制皖军，电召陈调元到南京参与军事会议。陈不敢不来，但绝口否认正在与北伐军联络，声称愿与北洋派合作，并命蚌埠皖军向芜湖撤退，以示欢迎奉鲁军诚意。

就在孙传芳千方百计牢笼陈调元之时，浙江自治运动正紧锣密鼓，发动在即。孙传芳感到江南时局日趋紧迫，自己顾此失彼，力难从心，便邀请张宗昌速至南京，商议对策。12月18日，张宗昌抵宁，与孙传芳共同召集军事会议。陈调元、卢香亭、许琨等将领出席。经过数日磋商，决定陈调元部开往皖南，截断北伐军在赣、浙两省的联络线；直鲁军由皖北进驻芜湖、安庆；孙传芳军以全力对付浙江。张宗昌还贪心不足地要索沪宁路，被孙传芳拒绝⁽¹⁹²⁾。尽管张宗昌口头上天天叫嚷进攻北伐军，实际上只等孙传芳失败，乘机抢占江浙，坐收渔人之利⁽¹⁹³⁾。

在津浦线上，直鲁军南下一帆风顺。而在京汉线上，奉军主力的进展却遭到阻碍。

战争时期风云多变，天津会议接近尾声时，西北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军胜利解围西安，刘镇华的镇嵩军全线溃退。12月3日，国民军越过潼关，进入豫西。国民军向中原挺进的消息使奉系首领大为震惊。6日，再次在蔡园举行军事会议。奉军将领一致认为，时局严重，万难坐视，决定将驻守保、大地区的褚玉璞军全部调往徐州，在北京一带的奉军即行南下，相机入豫⁽¹⁹⁴⁾。南下奉军以荣臻部为先锋，以于珍部为续进，任命韩麟春为总指挥。自8日起，驻扎在京畿地区的奉军精锐第三、第四军团相继开拔，源源不断地沿京汉线南下。

吴佩孚仍然拒绝奉军入豫。12月6日，他致电奉方说：“奉军入豫增援，将领主张尚不一致，当再事疏通，借图圆满。前敌虽紧迫，尚堪支持，勿劳过虑”⁽¹⁹⁵⁾。张作霖为尽量避免与吴军冲突，决定奉军暂缓入豫，改派于珍任总指挥，将重兵集结于直隶、河南交界的磁州。至此，直隶全境都被奉军占领。

吴佩孚退守河南后，四面受敌，特别是豫西，警报频传。豫西安危关系中州全局，吴佩孚不得不在郑州召集会议，与寇英杰、齐燮元、王为蔚、田维勤等商议援陕问题。12月14日，吴佩孚下令，派田维勤为援陕总司令，命他率领王维城、王为蔚等部火速西援；同时责成靳云鹗、魏益三等防守豫南⁽¹⁹⁶⁾。命令发布后，各军皆置若罔闻。当月6日，靳云鹗公开发表《上吴佩孚书》，大谈“饥军不能应战”的种种内幕⁽¹⁹⁷⁾。此时，连吴佩孚的嫡系王维城、王为蔚两部也声称，必须发放军饷才能开拔。一向刚愎自用的吴佩孚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整顿军纪。25日，他在郑州总部再次召集寇英杰、田维勤、王为蔚等将领密议，下令免去靳云鹗本兼各职，派寇英杰、田维勤、王为蔚等率部，星夜驰赴信阳明港一带，包围靳部，迫其缴械⁽¹⁹⁸⁾。28日，吴佩孚宣布其罪名是：“使总前敌，时将两月，进取无闻”，“故鸣穷困，诉诸途人，足懈军心”⁽¹⁹⁹⁾。但是，最令吴佩孚愤怒难容的还是靳云鹗与北伐军关系日密，正谋划归顺南方。24日，吴佩孚致电齐燮元说：“豫南靳军甘图附逆”⁽²⁰⁰⁾，这才是吴佩孚下决心解决靳部的真正原因。

早在11月中旬，靳云鹗就对左右说：“消极而言保存，积极而谋发展，皆有与党方携手之必要。”⁽²⁰¹⁾此后，他一面优礼唐生智派来的代表，一面派代表去汉口，磋商条件，准备在适当时候抗奉反吴。12月5日，李大钊致函中共中央，认为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²⁰²⁾李大钊建议，中共中央去函汉口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然而，靳云鹗此时还不愿意以本人的名义公开反对吴佩孚。他接到免职通电后，于12月29日复电称，愿遵令交卸，归省老母，“从此优游事外”⁽²⁰³⁾。但是，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背地里，靳云鹗指令心腹猛将第十四师师长高汝桐等人密谋反抗。30日，高部第二十七旅旅长刘培绪率先发难，通电河南全省，号召“共举义旗”，驱除吴佩孚、寇英杰⁽²⁰⁴⁾。其后，第十师任应岐所部第十九旅发动突然袭击，一度攻占郾城。面对反叛四起的局势，与寇英杰同赴豫南，执行缴械任务的田维勤中途告辞，表示中立。企图借机扩充军权的寇英杰反倒陷入困境，被迫退避襄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7年1月14日，与靳云鹗相从甚密的魏益三致电吴佩孚，要求与北伐军“暂为议和”⁽²⁰⁵⁾。吴佩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令王维城部南下，协助田维勤等部，解决魏益三。魏益三则公然调兵遣将，站在靳云鹗一边，与吴军相抗。

吴佩孚对靳云鹗、魏益三大动干戈，加速了靳、魏向北伐军的靠拢。靳云鹗通电卸职后，便秘密潜往武汉，要求“接济饷械”，以便联合魏益三，“肃清吴佩孚”，“直捣幽燕”⁽²⁰⁶⁾。随后又赶赴南昌，与蒋介石密谈驱吴反奉计划。北伐开始后，蒋介石一直对策反北洋将领十分热衷，曾任命靳云鹗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兼豫鄂边防督办，任命魏益三为第三十军军长。靳云鹗志在取得河南，不愿困守豫鄂边境，因此只受命，不任职。吴、靳冲突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靳部师长任应岐于1月10日正式通电，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职，公开标榜愿“追随蒋总司令”“讨灭国贼”⁽²⁰⁷⁾。靳云鹗返回豫南后，加紧同魏益三、任应岐、高汝桐等人密谋策划。不过，表面上仍只是声讨寇英杰，并无一字攻讦吴佩孚。

这时，整个河南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各找出路，官吏幕僚纷纷准备逃亡。吴佩孚的高级幕僚杨云史有感时诗云：“西风摇落日，吹角闭孤城。举国催筹饷，诸侯但拥兵。乱山围客梦，残月带鸡声。道路皆归计，萧萧我北征。”⁽²⁰⁸⁾确实，赫赫一时的吴佩孚的势力已经分崩离析，离末日不远了。

四　顾维钧内阁的改组

顾维钧内阁是以杜锡珪内阁代理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没有取得北洋军阀主要实力派奉系的切实承认之前，它难以安居其位。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仅一个月，便于11月9日致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等，表示难以支撑，愿即引退，请各方“共发宏谟，早戡国是”⁽²⁰⁹⁾。11月28日，顾维钧内阁全体阁员联名通电总辞职。19天之后，再次通电辞职⁽²¹⁰⁾，这一时期，北洋政权更形衰败，连装饰门面的内阁会议都难以凑集。

由于吴佩孚已明确表示，中央政权听凭奉方主持，因此，张作霖认为，组建新内阁责无旁贷。12月22日，蔡园会议决定，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任命靳云鹏为内阁总理，内阁成员以奉鲁系为主干。张作霖之所以选中“儿女亲家”靳云鹏，除了靳与奉系素有渊源外，主要是想利用他拉拢其弟靳云鹗。靳云鹏提出，以北方各将领联电公推的形式产生内阁，而不由安国军总司令直接任命。张作霖对此也不反对，因此，靳云鹏兴致勃勃地拟定就职宣言，列举《施政大纲》十六条⁽²¹¹⁾。他声称：“苟能出山，则当彻底的发挥国家主义。”⁽²¹²⁾

不料平地起波澜。12月27日，张作霖由天津抵达北京时，得知靳云鹗已被吴佩孚免职，利用靳氏兄弟牵制吴佩孚的计划成为泡影。他一时“心乱如麻”，电召杨宇霆入京，讨论改组内阁问题⁽²¹³⁾。杨认为，目前时局的关键仍在军事而不在政治，主张“继续维持顾内阁”，“以表巩固与吴佩孚方面提携之意”⁽²¹⁴⁾。张作霖的想法与杨宇霆不同，他属意于梁士诒，希望由梁出任内阁总理。然而，梁始终不肯出任。他向张作霖献策说：“若事机未臻纯熟，袖手且处旁观，亦未尝非制胜之道。”⁽²¹⁵⁾最后，奉系决定采纳杨宇霆的建议。1月7日，张作霖通电表示维持顾维钧内阁，并且劝顾：“缺席阁员，补充足额，积欠政费，设法通筹”⁽²¹⁶⁾。8日，吴佩孚致电赞成。这样，顾维钧内阁得以蝉联。

奄奄待毙的内阁出现了一丝生机。顾维钧经杨宇霆再三劝驾，开始张罗改组。他认为，北洋各实力派均应派代表入阁，以便协调政局。他首先请奉方推荐阁员，奉方表示无此必要，请他自行接洽。此时，署理陆军总长蒋雁行来电辞职，顾维钧认为，陆军总长本为奉系代表张景惠，决定请张复职。最令人头痛的是财政总长一席。张宗昌的赌友潘复觉得筹款实在艰难，要求转任交通总长。顾维钧只好另觅财长。他先同罗文幹商议。罗文幹认为“筹款毫无把握，且年关在即，尤觉不易”，因此坚决不干⁽²¹⁷⁾。顾维钧再向其密友汤尔和求援，经再三敦劝，汤勉强应允。汤尔和调任后，内务总长出缺，顾维钧请阎锡山的代表田应璜补缺。不料，田以年老体弱为辞，坚决拒绝。顾维钧知道不可强求，便改派胡维德。其余五席原封不动，即：外交总长顾维钧、海军总长杜锡珪、司法总长罗文幹、教育总长任可澄、农商总长杨文恺。七拼八凑，新内阁班子总算凑齐。

1月12日，停顿了一个月之久的内阁终于重新开议。顾维钧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名义，一连发布了五道命令：“准免”颜惠庆内阁阁员职；“准免”杜锡珪、顾维钧两届代阁阁员职；“特任”顾维钧新内阁阁员职；“准免”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职；“特任”顾维钧“兼署国务总理”⁽²¹⁸⁾。从法律上讲，原顾内阁系代理杜内阁，杜内阁又系代理颜内阁，而颜内阁是依据曹锟时期的宪法复职的。对曾副署过讨伐奉系命令的颜内阁，张作霖一直心怀芥蒂。顾维钧改组内阁时，罗文幹主张彻底撇开颜内阁法统，奉系自然乐从。毁阁、造阁的命令同时发表，可见阁员们期望建造一个新壁垒，能得到奉系的真心支持，使此届内阁长寿。

其实，在奉系首脑心目中，支持顾维钧内阁改组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时机成熟，便自己登台执政。为培植奉系的政治势力，杨宇霆提出：“新旧交通系及银行界宜为一致团结，标榜主义，共助安国，其余不妨多延陪客，以示宽大。因南方有主义，得多助，北方亦应站在拥护国权与资本线上，俾使资产界助我”⁽²¹⁹⁾。这一意见深受张作霖称许。1月20日，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致函国务院：表示为“礼罗耆硕，集思广益”，“赞助政府挈领提纲”，特设立外交、财政、政治三个讨论会，聘孙宝琦、陆宗舆为外交讨论会正副会长，曹汝霖、叶恭绰为财政讨论会正副会长，梁士诒、曾毓隽为政治讨论会正副会长⁽²²⁰⁾。三会共聘委员65人，“由杨宇霆、赵欣伯等多次商议，开列名单，请张作霖圈定”⁽²²¹⁾。所罗致的人员，以新旧交通系、安福系为骨干，其他分子从金融老板、外交名流到民党右派，五光十色，莫不齐全。多数人愿意为奉系捧场，少数委员，如：京津银行巨子张嘉璈、外交名流王宠惠等人，事先并未与闻，事后也不到会。三个讨论会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拉拢各方”，并不切实议事⁽²²²⁾。

实际上，为奉系办理外交和筹措军饷的政府机关还是顾维钧内阁。内阁改组的当天，便以大总统令的名义宣布：自1927年2月1日起，征收华盛顿条约附加税，即普通进口货“按值百抽二点五”，奢侈品“按值百抽五”⁽²²³⁾。北京内阁不再等待遥遥无期的关税会议的批准，独自决定开征附加税，此事引起了列强的争议。当时，美国正在酝酿赞同英国的建议，提议由列强驻华公使联合声明：“立即无条件允许征收华盛顿条约附加税”⁽²²⁴⁾。但是，日本政府强烈反对此议。1月24日，它警告美国政府：“此声明将意味着华盛顿条约的废弃”。“日本政府反对未经华盛顿条约规定的谈判，便同意中国实施附加税的提议”⁽²²⁵⁾。

1月31日，就在列强为协调政策，勾心斗角之际，北京内阁宣布将总税司安格联免职，改派易纨士（A．H．F．Edwards）代理⁽²²⁶⁾。这道突如其来的罢免令，是由于安格联拒绝通过海关，为北京政府征收附加税所引起的。南方国民政府成功地征收新关税后，北京政府便开始筹划在其控制区内，征收华盛顿条约附加税。他们认为，“时机已至”，既然英、美愿后退一步，日本也未必肯孤军抵抗⁽²²⁷⁾。至于征收办法，顾维钧内阁认为，如果设立专职机构，容易被地方各省控制，不如通过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统一征收⁽²²⁸⁾。但是，一向专横的安格联坚持认为，“海关不能征收未经条约列强批准的外贸税”⁽²²⁹⁾。他向财政总长再三声明，除非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列强一致批准，否则，“无论政府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海关都必须独立孤行”⁽²³⁰⁾。　其后，他竟离京南下，与武汉政府频频接洽。当他在汉口收到北京内阁征收附加税的指令后，立即回电表示“不能从命”⁽²³¹⁾。对于安格联这种倨傲固执的态度，顾维钧内阁“极为愤慨”。他们认为，作为中国政府的雇员，安格联“无权使自己处于可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地位上”⁽²³²⁾，当时，张作霖急于用附加税增补庞大的军费开支，赞同顾维钧内阁采取强硬手段。他对日本公使芳泽解释说，征收附加税是“为讨伐南方”，因财政困难而采取的“万不得已之手段”⁽²³³⁾，在政治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并当众表示：“安格联为中国官吏，不服从命令，故我赞成将安免职”⁽²³⁴⁾。就这样，赫赫有名的总税务司安格联被革职了。

安格联免职令的发表扳倒了一位操纵金融、左右财政的洋巨人，是总税务司任用外国人以来的头一次。《晨报》评述说：“安格联向有太上财政总长之称，既握海关全权，又负保管内外债之责，操纵金融，左右财政，历来当局，无不仰其鼻息。而安格联之允诺，可以生死内阁；安格联之言动，又可以高低公债。虽安之滥用职权有以致此，而官僚、财阀迷信外人，实为主因。举国人心之愤慨，已非一日。此次当局毅然罢免，无不痛快！”⁽²³⁵⁾

罢免安格联的命令使列强驻华公使大为震惊。英国公使蓝普森闻讯后，四处奔波，先后拜访顾维钧、张作霖和税务处新任督办罗文幹，极力迫使北京内阁收回成命，但毫无成效。于是，他便转而怂恿列强公使联合行动。

2月4日，列强公使与匆忙赶回北京的安格联一起商议对策。安格联再次重申不能奉命的理由，同时强调说，1月21日，他在汉口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已经收到北京政府征收附加税的严令，后者当即警告说：如果海关遵命征收，那么国民政府“将视其为战争法案，并将竭尽全力摧毁海关机构”⁽²³⁶⁾。与会公使一致认为，“海关机构的完整濒于危险”⁽²³⁷⁾。根据英国公使的建议，会议决定向北京内阁递交联合抗议照会。7日，荷兰公使欧登科（W．J．Oudendijk）以领袖公使身份与英、美、日、法、意使节联袂拜访顾维钧。照会称：未经所有列强的一致批准，命令总税务司执行征收附加税，“将对海关机构的存在和职能构成威胁，从而影响所有外国商业贸易，并损害中国契约债务的担保”⁽²³⁸⁾。起初，顾维钧态度强硬，答复说：“中央政府能处理这种行政琐事，不必大惊小怪。”但他得知安格联所称国民党人的态度后表示说，北京政府极愿维持必不可少的海关，内阁将重新考虑全部问题⁽²³⁹⁾。

在英国公使策动列强联合干预的同时，英籍总税务司把持下的海关继续抗命。易纨士不仅迟迟不肯出马接管新职，而且以总税务司主任秘书的名义，威胁财政窘困的北京政府。他致函税务处宣称：“如果南方口岸停止向中央金库付款，在北方控制下的口岸将拖欠外债达550多万海关两。”⁽²⁴⁰⁾

迫使北京内阁重新考虑的另一个巨大压力来自国内金融界。罢免安格联的命令公布后，各项公债暴跌，靠经营公债发财的银行家们如坐针毡。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等立即拜访顾维钧，声称这个“前所未闻的行动，在全国金融市场，特别在上海，孕育着严重的后果”。他警告顾维钧：“中国银行界的意见是，如果政府不准备有效地应付局势，最好是辞职。”⁽²⁴¹⁾同时，上海银行钱业公会也致电北京，要求内阁“收回成命”⁽²⁴²⁾。

在内外交加的强力压迫下，北京内阁意识到，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从速解决这场危机。顾维钧与罗文幹商议后，决定请王宠惠出面斡旋。2月8日，王宠惠以政府调停人身份拜访英国公使，表示：“虽然内阁确实不能撤回罢免安格联的命令，但是它渴望找到办法，摆脱它造成的使海关难以继续其职能的困境。”⁽²⁴³⁾英国公使欣然接受调停。因为他一直担心，持续不决的僵局可能会激怒北京内阁，导致它任命一个非英籍的总税务司。在蓝普森的安排下，安格联直接参与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2月9日，双方达成协议：“政府不强迫海关执行征收附加税的命令。”⁽²⁴⁴⁾同时，以税务处名义致函安格联，嘉奖其任职期内的“劳绩”，准假回国，一年内仍予以总税务司待遇⁽²⁴⁵⁾。于是，安格联向易纨士移交工作。在第二天召开的关税会议上，顾维钧报告说：“目下外交、内政因此事转多纠纷，不得不变通办理。”⁽²⁴⁶⁾会议决定另立征收附加税处，附设于海关内，由海关与财政部会同办理⁽²⁴⁷⁾。

2月11日，安格联正式将海关总税务司职权转交易纨士。一场来势汹汹的危机，轻描淡写地结束。

维护现存海关制度是双方根本利益所在。对于列强，海关是其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关键之一，进可操纵财政金融，干预政治，退可确保条约赔款，强索各项债务。对于北京政府，关余是其苟延残喘的主要财源之一。双方都不希望破坏海关的现状。北京内阁在颁布罢免令的时候，就特别声明：“所有以关税作抵之借款、赔款，应各依原条约合同照旧履行”，各项“国债券还本付息事宜”，“继续原案，妥慎负责办理”⁽²⁴⁸⁾。这一训令意在向中外宣告，此次人事变动决不伤害现存海关制度。当它发现这场海关危机有可能成为南方革命势力摧毁现存海关制度的导火索时，便动手掐灭了自己点燃的火头。

五　奉吴河南战争

1927年初，酝酿已久的奉吴河南战争终于爆发。

以南下抗击北伐军为名夺取河南，是奉系的既定方针。1月26日，张作霖在北京召集奉鲁军高级将领密议，决定分兵两路南进，一路派褚玉璞由陇海线进攻开封，一路派张学良、韩麟春为“援鄂军”总、副司令，沿京汉线渡河，攻打郑州。命令下达后，奉鲁军相继开拔。5日，鲁军先锋孙殿英率第三十五师开进河南东部的归德（今商丘）。6日，奉军前锋荣臻率第十七军进占河南北部的彰德。战争的序幕由此揭开。

奉军主力兵进河南，企图实现三个战略目的。第一，与沿津浦路南下的张宗昌部队互相策应。第二，牵制国民革命军东进，减轻东南战场上孙传芳部队的压力。第三，避免河南落入国民军手中。2月8日，在奉鲁军两路进入河南后，张作霖通告称：吴佩孚自任反攻之责，但时过半年，豫军尚未进展一步，以致北伐军势焰日张，他不能坐视这种情况，已命部队分途前进，“誓收武汉，进取粤湘”云云⁽²⁴⁹⁾。同时，他又致电河南主要将领寇英杰、米振标、田维勤、靳云鹗等人，声明此行“专为讨赤”，所有河南将士，只要宗旨相同，就一视同仁，“从前地位军号，一仍其旧，并望协同动作”⁽²⁵⁰⁾。

张作霖又打又拉的策略加速了吴佩孚军队的分化。一向亲奉的寇英杰率先归顺，为沿陇海线西进的直鲁联军敞开了豫东大门。2月初，寇英杰以迎母回鲁扫墓为名，轻车简从，抵达徐州，先后会见褚玉璞、张学良，表示欢迎奉鲁军入豫，愿率师前驱⁽²⁵¹⁾。其后，又转途入京，拜会张作霖，恭维奉军入豫，帮助吴佩孚“讨赤”，“实属大义昭然”⁽²⁵²⁾。在寇英杰的影响下，驻军归德的豫东镇守使郭振才，占据开封的河南军务帮办米振标，先后通电宣布与奉方“合作”。张作霖随即任命米振标为第十八军军长、郭振才为暂编第一师师长。2月14日，鲁军先锋部队未经一战，抵达开封。

正当鲁军在侧翼战场顺利伸展之时，正面战场上的奉军主力也已将战线推至黄河北岸。奉军入豫后，在彰德收编了齐燮元的部队，又在新乡缴了王为蔚军的械。2月13日，奉军完全占领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14日，齐燮元在郑州通电下野，宣布自行开除讨贼联军副司令职责，“决不复问国政”⁽²⁵³⁾。

为了捍卫自己的地盘，靳云鹗等被迫抉择，以武力抗拒奉军的兼并。2月12日，魏益三领衔通电，公推靳云鹗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统帅各军反奉⁽²⁵⁴⁾。在推戴电上列名的有：骑墙观望的田维勤、吴氏嫡系王维城、靳军猛将高汝桐等九人。靳云鹗自己也陆续通电，指责奉军“此次出动京汉，名曰合作讨赤，实则野心勃勃”。他声称：“河南为联军根据之地”，“岂得被他人攫占”！⁽²⁵⁵⁾

靳云鹗的抗奉得到了北伐军的支持。蒋介石任命靳为河南方面北伐军总指挥⁽²⁵⁶⁾。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也大张旗鼓地号召河南各界人民支持豫军的反奉战争，先后拨款数十万元⁽²⁵⁷⁾。

靳云鹗在积极运动豫军将领联合抗奉的同时，极力疏通自己与吴佩孚之间的僵局。他密电吴佩孚，表示愿继续拥戴，建议吴与国民军捐弃前嫌，和北伐军订立两不相犯的条约，同时联合晋阎、皖陈，开创新局面，中兴直系⁽²⁵⁸⁾。此时，吴佩孚虽坐镇郑州，但手下可用之兵已不多。他要求张作霖速令奉军停止前进，警告说：奉军入豫，若“以威力行之”，恐“救鄂未及，糜豫先成；讨赤未逞，绝友先见”⁽²⁵⁹⁾。张作霖自然不听这一套。吴佩孚于无可如何之中，不得不听任靳云鹗出面，组织抗奉的“新局面”。

2月15日，靳云鹗就任河南保卫军总司令。19日，通电谴责张作霖“破坏统一，蔑视中枢，谋复帝制，密约卖国，蹂躏民权，摧残同胞”等六大罪状，正式向奉军宣战⁽²⁶⁰⁾。列名的有：河南保卫军副司令米振标、田维勤、魏益三，镇嵩军总司令刘镇华，建国军总司令樊钟秀，军长王为蔚、庞炳勋、陈文钊、梁寿恺、王维城、于学忠、任应岐、贺国光、陈德麟、贾万兴、张治公、柴云陞、王振等26名将领。除铁杆降将寇英杰等人外，河南各路首领均列名其间。就连宣布接受奉方委任的米振标也榜上有名。张牙舞爪的奉军使河南将领人人自危，靳云鹗反奉既得到吴佩孚的首肯，又得到北伐军的支持，因此，能在短短数日之内，将一向矛盾重重、号令难一的河南将领连为一体。

正当靳云鹗树起河南保卫军旗帜之际，北伐军利用军阀内讧，长驱直入，开进杭州。2月20日，张作霖召集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等人密议，决定奉军专负解决河南之责，直鲁军集中津浦线，全力南下，援助宁沪⁽²⁶¹⁾。会后，奉军武汉卿旅进驻开封，接管陇海线战事，鲁军孙殿英部奉命由汴赴徐南下。2月27日，奉系首脑再次聚会，商议入豫军事部署。与会将领一致主张迅速进军，由京汉、陇海两路双管齐下。同时，调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入关策应⁽²⁶²⁾。

为了抗御奉军渡河，深入河南腹地，靳云鹗率师北上，将嫡系高汝桐、任应岐等部布防于荥泽、郑州、新郑一带，意在与奉军相拼⁽²⁶³⁾。他公开表示：“生死存亡，在此一举。”⁽²⁶⁴⁾

正是这种危亡感推动吴佩孚与靳云鹗站在一起。2月25日，吴佩孚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靳云鹗任北路，守京汉线，巩固黄河；田维勤任东路，由陇海路进展；王为蔚任后方，策应两路；魏益三任南路，维持信、郑间交通；张治公任西路，严守陕洛⁽²⁶⁵⁾。3月1日深夜，靳云鹗微服抵郑，在吴佩孚面前声泪俱下，慷慨陈词，表示“愿以一死报大帅”，但他声称“行军在统一指挥，目下我军兵械既弱，若再不能团结，前途实鲜乐观”⁽²⁶⁶⁾。在吴佩孚的准许下，靳云鹗改编河南直系各军为16个军，自己仍任河南保卫军总司令，以魏益三为副司令，王为蔚、田维勤、张治公等分任各军军长。这样，就形成了吴佩孚全军与奉军决战的态势。

奉军在军事行动之前，首先以电报展开政治攻势。2月17日，张学良率先领衔声讨靳云鹗“负恩叛上，纵敌误国”⁽²⁶⁷⁾。20日，褚玉璞接着指责靳云鹗“阴结赤党”，“盘踞中州，翻令赤贼猖炽，屠毒长江”⁽²⁶⁸⁾。3月3日，奉系老将张景惠、张作相、吴俊陞联名警告吴佩孚，“勿袒靳云鹗，以妨合作”⁽²⁶⁹⁾。6日，张宗昌又单独电劝靳云鹗“悬崖勒马”⁽²⁷⁰⁾。一时间，电报满天飞，大有先礼后兵之势。其实，奉军迟迟末动，主要是想争取阎锡山协同作战。为此，前敌主将韩麟春亲赴太原游说，但阎已看准方向，准备择机易帜。因此，韩麟春游说无效。3月5日，他复电张作霖说：“冯玉祥、蒋介石、靳云鹗、阎锡山共同一气。奉军此时若入豫，晋军将由娘子关冲出，断我归路。必须分前队一部守石家庄，以防晋军。”⁽²⁷¹⁾韩麟春使命的失败，标志着奉、吴、阎“三角讨赤联盟”的完全崩溃。

争取盟军的计划落空后，奉军只好单独作战。3月5日，张学良奉命抵达卫辉，召集前线军事会议，研究渡河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三路：东路为荣臻第十七军，自阳武渡河，进攻阳桥、惠济桥一带；西路为赵恩臻第十一军，自修武渡河，进攻虎牢关；中路为于珍第十军，在黄河铁桥北岸集结，相机渡河，直扑郑州⁽²⁷²⁾。7日，下达总攻令，张学良亲临前敌指挥。东路因米振标的合作，进展顺利，中路、西路均遭到吴军的抗击。中路战事尤为激烈。战斗打响之前，驻守黄河铁桥的吴氏嫡系王为蔚军，奉命将铁桥拆毁，并在南岸构筑工事，严阵以待。7日，于珍指挥中路大军搭浮桥抢渡，被吴军的猛烈炮火击退。张学良立即调上重炮部队，狂轰吴军阵地。两天过去了，只闻奉军炮声隆隆，不闻吴军回击枪响。张学良推测吴军已后撤，下令于10日晚乘夜色偷渡。奉军渡至中流时，突然南岸枪炮齐鸣。在探照灯扫射下，居高临下的吴军炮无虚发，打得奉军舟洞人溺，损兵折将达3000人。11日晚，天色突变，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而来。张学良再次下令冲锋渡河。军至半渡，吴军故伎重演，奉军再次溃败，死伤又达3000人⁽²⁷³⁾。

败报传回北京，张作霖等人决定，中路暂缓急进，集中兵力向东路发展⁽²⁷⁴⁾。于珍以前敌总指挥身份，率军驰往东路。3月11日，东路奉军自阳武渡河，冒雪挺进，13日攻占中牟，威胁郑州。黄河铁桥北岸的吴军担心后路被断，弃阵撤退。14日，中路奉军在张学良、韩麟春的指挥下，乘势渡河，向郑州追击⁽²⁷⁵⁾。16日，西路顺利渡河。在三路大军合围的形势下，郑州无险可守，吴军只能弃城出走。17日，荣臻第十七军占领郑州。吴佩孚逃往巩县，靳云鹗率部退往新郑。

正当奉军摆酒庆功之际，靳云鹗开始集结队伍反攻。

3月16日，正当奉军围攻郑州之际，已经投降奉军的米振标所部突然由前方自行撤退。张学良急令驻开封的三个混成旅火速赴前线应敌。奉军当即与靳军主力高汝桐、任应岐两师接火，激战约6个小时，靳军诈败。奉军穷追不舍，至白沙车站附近，误入靳军所设的地雷阵。奉军二名旅长、三名团长当场阵亡，士兵损失达两千余人。靳军乘机回戈反攻。奉军纷纷溃退，行至开封车站，侦探报称，魏益三军绕道由朱仙镇攻来。正在此际，米振标的毅军又在中牟响应河南保卫军。在靳军、魏军、毅军的合围进攻下，奉军残部沿陇海线退往归德。战斗中，于珍负伤。17日，靳军完全占领开封⁽²⁷⁶⁾。

东路反攻获胜后，靳云鹗力主乘势反攻郑州，魏益三则坚持不能孤军行动，必须配合北伐军，共同作战⁽²⁷⁷⁾。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靳云鹗决定独自率军反攻。他下令以高汝桐为前敌第一路指挥，任应岐为第二路指挥，全军连夜出发，于20日开始总攻。

郑州反攻战前后持续五天。双方在郑州以南小李庄车站东西一带激战。靳军数次突破，逼近郑州，都被奉军拼力击退，双方均伤亡惨重。24日拂晓，靳军再次发动凌厉攻势。前敌总指挥高汝桐亲率敢死队，乘装甲车三辆，从正面冲锋，同时命步兵自两翼出击。奉军亦以铁甲车出战。因车行太猛，无意之中车前挂钩将靳军铁车挂上，一时无法拆开。双方都开足马力猛曳。奉方急中生智，对靳军铁车开炮，平射贯入，洞穿三车，靳军机车被毁。奉军将车拉回。靳军中锋失利，两翼接连败退⁽²⁷⁸⁾。事后，奉军开车检查，方知高汝桐亲自在车内指挥，已中弹身亡，参谋长沈其昌等人奄奄待毙。张学良对此十分感慨，特地为高召开追悼会，致挽联云：“陷胸断脰是男儿，死非其所，痛矣；沐雨栉风先士卒，事不得人，惜哉！”⁽²⁷⁹⁾

高汝桐是靳云鹗所倚重的心腹勇将。高阵亡后，靳军群龙无首，全线溃退。奉军乘胜追击，连克重镇。其后，靳云鹗又组织过几次反攻，但都没打出声色。奉军渐次控制河南干线。3月26日，于珍部在直鲁军的配合下，复克开封，打通陇海线。31日，荣臻部占领许昌。4月中旬，南下奉军抵达漯河，与入豫的北伐军对峙。

奉吴河南战争是北洋军阀史上最后一次较具规模的混战。战争的挑动者奉系打着“讨赤”的旗帜，兼并异己，争夺地盘；战争的另一方，河南直系将领的状况虽较复杂，但仍未能脱出军阀的窠臼。保卫军主将靳云鹗基本上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旧式军阀，对于北伐军委任的军职，只肯暗中受命，不肯公开就职。直到最后被迫与奉军决战时，为争取国民政府的援助，才宣称“彻底改革，厉行民治”，“以三民主义为信条”⁽²⁸⁰⁾。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靳云鹗从未实施过任何改革，依然横征暴敛，欺压民众。这也是河南保卫军不可能以弱胜强的根本原因。

河南战争加速了北洋军阀的崩溃。吴佩孚的直系残余自此土崩瓦解，从军阀的行列中消亡；奉系虽然依靠自己的优势兵力和利用吴军裂隙，取得了胜利，但是也受到了重创。战争的结局使奉、吴、阎“三角讨赤联盟”解体，奉系成了孤家寡人，同时使南北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奉系必须与北伐军刀枪相见了。

第三节　北伐军东下与工人占领上海

一　东进决策与占领浙江

按照北伐出师前的决策，打下武汉之后，本应北上河南，与国民军会师。对于长江下游地区，中共中央为避免和英帝国主义发生剧烈冲突，主张使该地区“成为纷乱局面，各军阀分头独立，帝国主义无法为一致的对付”，使北伐军能专力于向北发展⁽²⁸¹⁾。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守住武胜关以南，不轻易与孙传芳开衅，也不轻易进入河南，而以主要力量统一西南，准备进攻奉系之军力⁽²⁸²⁾。11月8日，蒋介石与加伦商量向长江下游进军问题，加伦认为：“如果现在继续向安徽、江苏前进，这事现在不是时候，并且危险。”加伦建议：利用夏超、周凤歧占领浙江，使江苏、安徽成为缓冲地⁽²⁸³⁾。11月9日，中共中央与远东局讨论，决定改变攻克江西后不再东下的意见，主张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至于前进至浙江、安徽为止，抑直到江苏，则应视北伐军的实力及奉军南下的迟速而定”⁽²⁸⁴⁾。但是，这以后，中共中央的主张仍然动摇不定。

1927年1月1日至7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会上，蒋介石提出向长江下游进军问题。邓演达认为此举是蒋介石“欲在东南别开局面的政治问题”，因此持反对态度。加伦也表示：“用兵东南实在毫无把握，我也不知怎样计划才好！”⁽²⁸⁵⁾但由于蒋介石的坚持，会议决定对河南吴佩孚部暂取守势，对浙江、江苏、安徽的孙传芳等部取攻势。会议同时决定将北伐军分编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三个作战序列。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下辖第一、第十四、第十七、第十九、第二十六等军，分为六个纵队，分由闽、赣入浙。以主力进至浙西，一部集中浙南，进取上海，夹攻南京。

中路军：总指挥由蒋介石兼任，下分江右军、江左军两路。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下辖第二、第六军及独立第二师等三个纵队，由赣东北进取南京（第六军由赣东入浙西，协助东路军）；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下辖第七、第十、第三十三军三个纵队，由鄂东北进取安庆、合肥，侧击津浦路敌军。

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下辖第四、第八、第十一、第十五军等四个纵队，主力集中于鄂北及京汉路南段，一路集中于鄂东北，牵制河南方面敌军。

另以第三军为总预备队，主力集中于南昌，一部集中于九江附近，留守江西，策应全局，指挥官为该军军长朱培德。

首先告捷的是东路军。

东路军的作战部署是：在浙西，以主力由钱塘江西岸向杭州及余杭之敌进攻；另以一部在浙东由处州、温州方面消灭闽军周荫人残部。

还在1926年12月中旬，起义不久的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即奉命由衢州向富阳推进，以掩护东路军主力进入浙江。同月29日，孟昭月因镇压陈仪自治有功，被孙传芳任命为浙江总司令。他一面率领3个师向富阳逼进，一面派兵越过钱塘江，进攻第十九军陈仪余部；自福建败退浙江的周荫人则率领残部从处州进驻金华策应。当时，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主力尚在福建，在优势敌军进攻下，周凤歧部作战失利。1927年1月5日，被迫放弃富阳，退至龙游、衢州。同月，第十九军余部与周荫人等部作战不利，于14日在宁波附近突围，辗转向温州集结。

衢州位于钱塘江上游，扼浙、赣、闽、皖四省交通要枢，是浙江通向闽、赣两省的门户。1927年1月中旬，孟昭月等部分三路向兰溪、龙游、衢州方向推进，企图围攻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孟昭月亲到严州（今建德）督战。为此，东路军入浙部队不得不电请总司令部迅速增援。

何应钦接获浙中作战失利、敌军乘势西进的报告后，即电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告以须待2月初旬，肃清福建残敌后才能进军浙西，在不得已时，可退守浙、赣边境仙霞岭之线，在江山、常山一带择要固守，待本部主力到达后，再采取攻势，以免为敌各个击破。当时，白崇禧已进抵江西横峰县南的河口镇，接电后即令前方各部集中龙游、衢州之间，后续的第四、第二十一师集中于常山附近。同时复电何应钦，请速率在闽各部队进兵浙江⁽²⁸⁶⁾。

1月20日，白崇禧到达衢州，召集在浙各将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敌军节节进迫，已深入金华、兰溪、龙游地区，衢州无险可守，为使东路军安全集中，必须占领严州以西地区。如久处衢州附近，坐等闽中部队到达，不免坐失良机；而且，众多部队云集，给养负担日益沉重，也非久计。会议期间，蒋介石来电告知：皖南陈调元、王普已表示与我合作，侧背威胁减轻，尽可全力对付当面之敌⁽²⁸⁷⁾。蒋介石还表示：衢州为战略要点，战守由白崇禧自决⁽²⁸⁸⁾。

为此，东路军前敌指挥部决定：不待由闽入浙部队集结，即转守为攻，分兵三路，以一部沿衢江南岸，而以主力沿衢江北岸，攻击金华、兰溪方面的敌军，将其主力包围于兰溪、寿昌地区间消灭，进而占领浦江、严州。

1月27日，进攻开始。中路第一军刘峙部第二师占领衢江南岸的龙游。29日拂晓，三路同时动作。右路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攻占汤溪；中路第一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占领衢江北岸的洋埠、游埠；左路第二军鲁涤平部则在永昌、诸葛、寿昌之间与敌军形成胶着状态。2月1日，中路军先遣部队占领兰溪。2日，周凤歧部占领金华。同日，白崇禧亲率第一、第二、第二十一师增援左路军，守敌退却。3日，各军相继占领浦江、严州，淳化、桐庐等地，向杭州推进。

孟昭月由兰溪败退杭州后，整饬部队以谋反攻，孟本人亲至富阳督战。11日，分两路向东路军反击，一路进攻桐庐，一路进攻诸暨。经五昼夜激战，孟昭月部误以为内部反戈相向，故“向后崩溃，自相践踏”⁽²⁸⁹⁾，纷纷向富阳方向溃逃。16日，中路军击败孟昭月部，进占富阳。与此同时，左路鲁涤平部进占临安、余杭，右路周凤歧部占领诸暨、萧山。此役俘虏敌军八千多人，并缴获大量军用品⁽²⁹⁰⁾。

富阳、余杭、诸暨等地相继被东路军占领，杭州失却了保护屏障。孟昭月从前线逃回后，勒索钱款三百余万元。17日晨，同周荫人、孙传芳的总参议王葳桐、代理浙江省长蔡朴率万余人仓促撤离杭州，退往松江、嘉兴一带⁽²⁹¹⁾。18日，东路军克复杭州⁽²⁹²⁾。

浙江战事紧张进行之时，何应钦指挥东路军第四、第五、第六3个纵队由福建进入浙江，分左、中、右三路向江山、处州（今丽水市）、温州进兵。第四纵队于2月17日抵达江山。第五纵队于17日进抵金华，继续向诸暨推进，协同第二十六军占领绍兴。第六纵队于2月12日进抵温州，随后，又到达台州、奉化。21日，占领浙东水陆交通中心宁波⁽²⁹³⁾。

至此，浙西、浙东之敌基本上被消灭。东路军仅用了约二十天时间，即占领整个浙江。孟昭月等部主力的被打垮，使孙传芳联合奉、鲁，以浙江为基地实行反攻的计划彻底粉碎，为北伐军进攻江苏、安徽，夺取上海、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即已议决于浙江设立临时政治会议，并任命张静江、周凤歧、韩宝华、陈其采、经亨颐、宣中华、蒋梦麟、蔡元培、褚辅成、戴任、马叙伦等11人为委员，以张静江为主席。张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未到任前，由蔡元培代理⁽²⁹⁴⁾。1927年1月3日，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在宁波成立，因孙军进袭宁波而暂时疏散。东路军克复杭州后，各委员陆续抵达。3月1日，通电各界，宣布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开始执行职权⁽²⁹⁵⁾。

二　收复安徽与攻克南京

东路军占领浙江后，孙传芳以其残部二万余人部署于松江、青浦及吴兴、宜兴一带，企图守住江苏，与国民革命军作最后较量。奉军、直鲁军为确保上海、南京，也兼程南下，增援孙传芳。张学良亲率奉军到徐州，以为策应。2月23日，张宗昌抵达南京，与孙传芳商定：孙部担任松江前线防务，直鲁军以3万兵力进驻南京、镇江、常州一带，防守沪宁线西段，协同孙军扼守淞沪，并设安国军苏鲁联军总司令部于南京⁽²⁹⁶⁾；张宗昌另命直鲁军第五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舰队到上海，以增强防卫力量。

2月25日晚，孙传芳、张宗昌在苏鲁联军会议上决定：孙军已苦战数旬，士卒劳苦不堪，即日起调回后方休整，由直鲁军担负淞沪前线防务⁽²⁹⁷⁾。27日，孙传芳、张宗昌同赴松江前线视察，商讨苏、鲁军反攻事宜⁽²⁹⁸⁾。

当时，孙军内部已呈严重不稳和分裂状态：第十五师师长刘宝题于2月20日在徽州起义，就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军军长兼江右军第四纵队指挥官职；第六师师长陈调元、第三旅旅长王普在皖南加紧同北伐军联系⁽²⁹⁹⁾，上海防守司令、第九师师长李宝章派员赴杭州输诚，接受第十八军军长的委任；驻沪海军宣布与孙传芳脱离关系，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³⁰⁰⁾。这种情况，说明孙传芳军阀集团已经处于日暮途穷的境地。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于2月23日到达杭州。同日，北伐军占领嘉兴。25日，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以及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А．И．Черепанов）等人出席。与会者认为，苏、鲁军云集沪宁线，恃铁路运输之便，可以东西照应，因此应首先截断沪宁线，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并造成北伐军东可攻上海、西可袭南京的有利态势。基于上述分析，会议决定：一、以白崇禧所属第一、二、三各纵队沿沪杭路，攻取上海；二、以何应钦所属第四、五、六各纵队及拨归东路军指挥的中路军第二军，自浙江长兴进入江苏，进攻沪宁线上的常州、丹阳，然后以一部东攻无锡、苏州，以主力西向，与江右军会攻南京⁽³⁰¹⁾。

3月10日，何应钦赴浙、皖边境的泗安督师。孙军郑俊彦、白宝山部在江苏宜兴、溧阳等地布防。16日，东路军第四纵队冯轶裴部占领溧阳。17日，第五纵队赖世璜部攻克宜兴。21日，占领常州，切断沪宁线，同日，何应钦命赖部东攻无锡、苏州，会合白崇禧所部进攻上海；命冯轶裴等部西攻南京。

当东路军节节胜利之际，中路军也势如破竹，顺利进展。

2月中旬，中路军江左、江右两军同时东进，分别向皖南、皖西进军，其战略目标是：夺取安庆，攻略芜湖、合肥，会攻南京。

江右军按原计划分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指挥官由程潜兼任，下辖第六军的第九、第十七、第十九各师；第二纵队指挥官为鲁涤平，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各师，暂归东路军指挥，由赣东攻击浙江，会攻沪宁线。第三纵队指挥官贺耀组，下辖独立第二师。

江左军也分三个纵队。分别由李宗仁、王天培、刘佐龙兼任指挥官。

2月15日，江右军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分别自九江和景德镇出发。20日，江右军推进至安徽至德（今并入东至县）祈门一线。同日，江左军的第七军自鄂东抵达皖西的太湖。两路军队都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陈调元和孙传芳貌合神离。安徽名义上属于五省联军统治，而实际上自成体系⁽³⁰²⁾。孙传芳在江西战败后，陈调元即向北伐军方面谋求出路。1926年11月24日，陈调元密派代表到南昌与蒋介石接洽⁽³⁰³⁾。1月27日，第十五师师长刘宝题向革命军输诚。革命军入皖后，刘即于2月20日在徽州率部起义，被任命为新编第三军军长兼江右军第四纵队指挥官。安徽形势的变化引起张宗昌的惶恐和不安。2月28日，张与孙传芳商定：孙军撤往江北，以后前线军事由直鲁军负责；命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郑俊彦为安徽总司令（未到任前由直鲁军第七军军长许琨代理），以加强该省军事防务⁽³⁰⁴⁾。3月1日，张宗昌、孙传芳因陈调元、王普两军态度不明，将陈在浦口、蚌埠的部队缴械。4日，陈调元、王普、叶开鑫相继易帜，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分别就任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总指挥、第二十七军军长及新编第五军军长等职，至此，长江北岸重镇安庆及皖南大片地区不战而定⁽³⁰⁵⁾。

芜湖、当涂系皖南交通枢纽，通往南京的要道。3月6日，程潜指挥第一、第三纵队由水陆两路进攻芜湖。当日下午4时许，前锋抵达芜湖附近，直鲁军未敢阻击，即向当涂方向撤退，江右军占领芜湖⁽³⁰⁶⁾。15日凌晨，程潜继续指挥第一、第三纵队进攻当涂，直鲁军第四军第五师孙宗先部三个旅八千余人扼河防守。16日，程部水陆并进，迅速肃清当涂外围据点。17日，直鲁军败退，江右军占领当涂，打开了进入江苏的大门。

与此同时，由李宗仁指挥的江左军也推进到皖中，控制津浦南段及合肥、六安、蚌埠等城市。

这样，东路军、中路军从苏南、皖南、皖北方向直接威胁南京，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当时，张宗昌正在徐州、蚌埠间指挥作战，坐镇南京的孙传芳见形势危急，将其总部移往扬州，由第六军军长褚玉璞指挥直鲁军十万余人及白俄兵一团守卫南京⁽³⁰⁷⁾。

东路军和江右军共同担任会攻南京的任务。3月20日，程潜命令所部发起总攻。21日，贺耀组部攻克秣陵关、陶吴镇；第一、第二纵队分别攻占江宁镇与龙都镇。22日，第二纵队攻占淳化镇。同日，东路军占领镇江⁽³⁰⁸⁾。至此，南京外围各重要据点的敌军基本肃清，兵临石头城下。

23日，程潜率江右军各纵队乘胜围攻南京城。第二纵队第四师进迫中山门、光华门；第三纵队击溃将军山、牛首山、韩府山之敌后，向武定门、通济门进攻。第一纵队占领雨花台后乘胜进逼中华门⁽³⁰⁹⁾。褚玉璞眼见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敢再行抵抗，决定放弃南京。当日中午时分，直鲁军由下关抢渡，撤往浦口，遭到北伐军截击，死伤甚多。由于混乱拥挤不堪，许多官兵堕水溺毙。直鲁军大刀队在溃退时，沿途砍杀居民，将头挂在电线杆上，惨不忍睹⁽³¹⁰⁾。同日午后6时，第六军第十九师突破中华门，冲入南京。次日晨，程潜指挥第二、第三纵队占领南京全城，俘虏直鲁军四千余入，缴获步枪三万余支，大炮、机枪约百门、挺⁽³¹¹⁾。

南京攻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24日通过吴玉章、林伯渠的提议，成立江苏省政务委员会，推举李富春、侯绍裘、张曙时、李隆建、江董琴、顾顺章等11人为委员。

三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7年1月上旬，北伐军制订出对长江下游的作战方针。东路军由赣东、闽北进入浙江，攻打沪、杭；中路军由长江两岸进攻皖南、皖西，而后会师南京。中共上海区委为配合北伐军，于2月16日开始，积极准备以工人为主体的第二次起义，健全和充实职工运动委员会、学生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等组织，以加强对工运和民众运动的领导。17日，北伐军进逼杭州，守敌望风披靡，弃城而逃。捷报传来，上海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租界当局和防守司令部加强戒备，从下午6时起实行戒严，节日期间民众燃放鞭炮也被禁止。

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为总同盟罢工的通告》：宣布经代表大会决定，于19日起，举行总同盟罢工，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通告》宣称：“此次总同盟罢工，全系政治性质，而非经济斗争，故在此次行动中，绝对不能有经济要求之提出，同时我们的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即希将此意通告全体工友为要。”⁽³¹²⁾19日，下达总同盟罢工令，要求全市工人在“令到之时，即刻行动，须有秩序、有组织的听候总工会指挥，无复工命令不得复工”⁽³¹³⁾。同日，总工会又发布《总罢工宣言》，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势力；建立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利等17项最低限度的总要求。

19日晨6时起，总同盟罢工开始。当天罢工人数约15万以上。20日，增至27．5万余人。21日，增至35万人。22日又增加万余人。罢工人数达到36万人以上。

据施英（赵世炎）记载：“罢工实现后，仅仅在六小时以内，繁华富丽的上海，顿变为死气沉沉的区域。全市电车停驶，轮船不开，邮局闭门，繁盛的百货公司停止贸易，一切大的制造厂停止工作，工场与作坊的汽笛回声唤不进一个工人入厂，只令马路上的巡捕与军警打起寒噤来。统治阶级由恐怖而愤怒了，于是屠杀的政策开始。”⁽³¹⁴⁾上海防守司令布告：“遇有煽惑罢工或阻止上工以及扰乱地方秩序者，一律格杀勿论。”⁽³¹⁵⁾华界和租界到处军警密布，李宝章的大刀队沿街梭巡，任意搜查行人，滥捕滥杀，将被斩决者悬首于电线杆上，或暴尸于地。浦东小贩口呼“卖饼”，兵士误听为“打败兵”，即用刺刀乱刺。这时的上海，一面是以工人为主力的广大市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奋不顾身，流血牺牲在所不辞；一面是封建军阀疯狂挣扎，杀人如麻。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又一次在十里洋场展开了激烈的生死搏斗。

这次总同盟罢工并未由中共上海区委正式决定，而是上海总工会自行宣布的，也没有把这次罢工作为“暴动的开始”⁽³¹⁶⁾。因此，罢工开始以后，没有指明这就是“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没有把这种思想在民众中做广大的宣传，甚至于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³¹⁷⁾。有整整两天，手无寸铁的工人、学生在街头横遭屠杀。工人死伤达百余人。

屠杀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在罢工的第三天（21日），工人区里的工人自发地同军警展开搏斗。也就在这一天，区委才决定“积极准备广大的群众的市民暴动”⁽³¹⁸⁾。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是罗亦农、赵世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周恩来也参加了暴动的领导工作。起义的时间约定为22日晚6时，由海军先开炮，浦东工人上船拿取枪械，然后攻打兵工厂。正午12时，区委宣布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由汪寿华、罗亦农、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11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四名，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强。

22日下午5时50分，停泊在高昌庙江边的建康、建威两炮舰开炮20余响，但因准备不周，没有几人去舰上拿取武器。在闸北和南市区，工人纠察队同军警发生了零星的战斗。

区委在发动罢工时，号召全市罢市，但遭到商界的拒绝。小商人害怕，大商人虞洽卿“一方面表示勇敢，一方面不满意”把他的名字列入革命委员会公布于报端⁽³¹⁹⁾。国民党党部也没有力量，至于三省联合会的那些知名人士这时已躲的躲，逃的逃，不见踪影。只有工人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然而，工人本身的组织与团结也不够，罢工后有许多工人回家去了，而敌人的力量却非常强大。总之，各种迹象表明，第二次武装起义不可能取得胜利。

23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工。复工宣言明确地指出“现在的复工，非因退让而复工，是为准备更大的争斗而复工！”山雨欲来风满楼，1927年初的上海滩越来越骚动不安，“更大的争斗”即将呼啸而起。

四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胜利与市政府的诞生

当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的时候，东路军节节前进，于2月23日占领嘉兴，先头部队抵达松江附近。张宗昌和孙传芳急令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部南下，驻防沪宁线。毕氏的陆战队因受到北洋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驻沪舰只的阻挠，未能到达上海。3月初，驻防安徽的联军将领陈调元、王普等倒向国民政府，安庆、芜湖一带归入北伐军范围，联军内部瓦解，致使直鲁联军不能大批南下。9月，张宗昌、孙传芳共同委任毕庶澄为淞沪防守司令，李宝章部让防，开往江北通州。其后，因铁路工人罢工，毕氏在沪宁线上的部队首尾不能呼应，防务相当虚弱。

此间，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增派军舰来沪。到3月中旬，黄浦江停泊外舰多达39艘，官兵8200余人⁽³²⁰⁾，随时准备登陆，以加强租界的殖民统治。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于下令复工，结束第二次起义的同时，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扩大并充实市民公会，并宣传市民政权”。尤其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成立了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等八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也称特务委员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五人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五人宣传委员会⁽³²¹⁾。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心再接再厉，借助于北伐军进军上海的声势，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市民政权。因此，第三次起义依然沿用了响应北伐军这一口号。

当时，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等都保持着警惕。罗亦农认为：“北伐军一来，江浙两省必有绝大反赤局面。”⁽³²²⁾蒋介石、白崇禧“一定要特别联合所有大资产阶级、银行买办、流氓、政客等攻击CP”⁽³²³⁾。因此，怎样防止将来的“反赤局面”，怎样对付“已成为反动势力的中心”的蒋介石，是共产党人在推翻封建军阀政权时所面临着的另一严峻课题。上海区委认为，现在如果公开倒蒋，蒋必益发反对CP⁽³²⁴⁾，因此，应“不使这个争斗简单成为CP与KMT的争斗，无论在任何争斗中都要拉出左派，与左派联合进行”；而且共产党要“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现在“只能在口头上宣传”反蒋，“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名字”⁽³²⁵⁾。陈独秀认为，“将来上海的局面，必为右派与民众争斗剧烈之地，我们要能拿住中小商人，为将来争斗时之具”⁽³²⁶⁾。总之，共产党希望尽力团结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实行武装起义，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市民政权，使北伐军一踏进上海，便面临着既成的革命局面，从而遏止蒋介石的反动。可见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自治运动，含有互相矛盾的双重任务，即既响应北伐军，又防止蒋介石、白崇禧所率领的北伐军反赤。后一任务隐蔽在前者中，统一于当前的推翻孙传芳统治这一中心任务。

特别委员会是第三次起义和市民自治运动的最高决策机关。从2月24日至3月30日，它先后召开了31次会议，及时地汇总、分析上海党务、工运、青运、工人纠察队、国民党党务、资产阶级、帮会、军阀部队的兵力部署和对敌策反工作等各方面的情况，并迅速地制订出政策和策略，然后分头贯彻。

26日晚8时，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对第三次起义和市民自治运动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他说：现在“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和“群众的开代表大会”具有同等意义。陈独秀认为：“市民代表会议，要各地方各区域都成立，成为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陈独秀还针对上次总同盟罢工开始后未迅速转入武装起义的缺点，指出应该“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一旦开始起义，“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枪】，一支二支都夺取”。根据这些意见，特别委员会经过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议⁽³²⁷⁾。

关于市民政府问题，陈独秀在28日的特别委员会上又指出：“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的选举工作……预先选好，然后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政府。”⁽³²⁸⁾陈独秀并提出，在市民代表会议里，“起码一半工人代表”。周恩来提出：“各产总都要派代表，且组织党团。”⁽³²⁹⁾中国共产党决心要在市民政权中争得它的领导地位。有关市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及市政府委员的人选，都是由共产党提出初步方案，与有关方面协商确定的。

在拟定市民代表会议组织法时，区委与上海国民党当局发生了争论。国民党人士认为“现为军政时期，人民未训练”，“主张以市、省党部为市、省议会，不必再有代表大会”⁽³³⁰⁾。即使选举代表，也应“以区域为单位”进行，反对以职业为单位的选举法。他们惟恐“工人人数之众多，将来必难制胜”。共产党主张市民代表会议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代表与民众应有直接的关系”，“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的民众应该是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³³¹⁾。两种不同意见，反映出了国共两党对市民政权领导权的争夺。经过反复协商、讨论，由于共产党的方案已在着手实行，国民党的一些负责人才勉强同意了。

3月7日，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制订市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市代会分市、区两级组织。无论市或区代表均须由各工厂、各手工业工会、各店员大会、各农会、各商店、各学校、各自由职业团体直接选出。“非职业团体，均不得选派代表”。市代表会议的职权为：议决特别市市制；选举市执行委员；议决市捐税、预算、决算等事项。市执行委员选出常务委员，组织常务委员会，“总揽全市政务：执行市代表会议议决案，并分局办事”。区代表会议的职权为：选举区执行委员会，“议决本区一切应兴应革事件”。区执行委员会选出区常务委员，组织区常务委员会，处理全区事务⁽³³²⁾。

12日，上海市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二百余团体，代表三百余人，推举孟心史、汪寿华、林钧等为大会主席。大会首先议决：“凡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工贼学阀、洋奴土贩以及曾效忠于帝国主义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均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然后选出执行委员31人，其中共产党员11人。大会宣言称：本会“受国民政府之节制，建设民选市政府”。“本会之责任，即在执行全市市民之意旨，接收上海政权”。本会对于反革命分子必“为民除害，决不宽容”⁽³³³⁾。

在市代会召开前后，南市区、浦东区、沪东区等也相继召开了区代表会议。

市代会的成立，不啻是对现政权的否定。但市代会若成为真正的政权机关，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旧政权，并有雄厚的武装作支柱。因此，在广泛宣传市代会的同时，上海区委还在夜以继日，或公开或秘密地准备武装起义。

这些工作有：

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充实各级工会的领导力量，为武装起义奠定坚实的阶级基础。区委将全市产业工会划分为17个产总，加强统一领导。到3月中旬，有组织工人又增加10万人，新工会可成立150个。

建立上海总工会纠察委员会，统一领导纠察队的扩充和训练工作，教育队员明确起义的政治目的；训练队员应具备的条件，如随机应变、坚守任务、态度镇静、动作敏捷等；掌握巷战技术，如怎样联络、冲锋、缴械；懂得各种武器的使用及效力等等。到第三次起义之前夕，纠察队员发展到约五千名。

秘密购置枪械弹药。

联络商界保卫团和帮会势力，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各区制定详细的巷战计划。

建立宣传队，进行广泛的宣传。区委通过四百个演讲队⁽³³⁴⁾、《区委每日通讯》和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秘密地或公开地向工人、市民讲解革命形势，宣传党的任务和政策。

迅速地发展共产党员，壮大党的队伍。自1月10日到3月14日，上海市共产党员从3075名猛增至4400名⁽³³⁵⁾。

改组国民党省、市党部，大力发展国民党员，壮大左派队伍。

千头万绪、繁重异常的起义准备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分工领导下进行的。5日，周恩来向特别委员会汇报，武装起义的“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随时随地夺取武装”。但究竟哪一天起义，对此，特别委员十分慎重，多次讨论。最后，由陈独秀归纳了三条：“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今汇丰路）与北站兵向苏州撤退。三条有一条就决定发动。”武装起义由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陈独秀指挥⁽³³⁶⁾。

19日午后1时，北伐军进逼松江，武装起义时机成熟。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也越发感到北伐军来后可能出现的危险局面。陈独秀说：“将来上海武力是蒋介石【的】，民众是CP【的】……现在我们只有工人群众，尚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等很多群众未发展。我们如果有很大多数的民众对他示威，他也或许能够让步。所以我们在这一礼拜以内要特别发展国民党员”，以便“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³³⁷⁾。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坚决起来做民众政权的运动，能拉住民众自己的力量，与武汉的民众遥为应援，共同合作，未始不可以抵制右倾力量的开展”。又称：我们在民众政权中，“应完全取得领导的地位，丝毫不能退让，以为革命成功之保障”⁽³³⁸⁾。

同日下午3时，罗亦农召集各部委、产总负责人联席会议，下达第三次武装起义预备动员令。起义的总口号是：罢工罢市；响应北伐军；建立上海市民革命政权；打倒一切反动派等。

20日晚，北伐军占领近郊龙华镇，奉令停止前进，期待直鲁军投降。

同日午夜十二时，上海总工会主席团召集特别紧急会议，一致决议于21日正午12时开始总罢工。各工会“因准备之长久，宣传之普遍，工友之觉悟”，在接到命令以后，于短暂的3小时内便实现了全市总同盟罢工，参加工人不下80万。各商店也同时休业⁽³³⁹⁾。

工人罢工以后，立即拥向街头，租界里的工人迅速进入华界。武装工人在前，徒手工人随后，按既定的作战方案，勇猛地冲向各敌占据点。伟大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

起义在7个区同时举行。南市区：以法商电车公司和铁路工人为主，以救火会的钟声为信号，首先打下警察厅，再攻南火车站，然后集中力量攻打兵工厂，缴获了大批枪械弹药。虹口区：首先由电力、纺织与金属工人发难，夺得警署及枪械，继而镇压捣乱的流氓。浦东区：各厂工人群起响应，先扑攻残害工人的第三警察署，然后扫除游巡队，收缴由前线溃败下来的鲁军枪械。吴淞区：由铁路工人、铁工厂工人和纱厂工人围攻溃逃的毕庶澄败兵。在沪东区、沪西区、闸北区，也都以工人的队伍为主，他们首先攻打的也是各区的警察署。

在巷战中，市民积极支援工人。或直接参加战斗，或主动借木板、砖头、布袋，与工人一起构筑街垒。小饼店店员做馒头供应工人。当天晚上，7个区的警察署都被工人拿下，俘获2000名警察。这时，只有闸北区的敌人尚在负隅顽抗。于是沪东、沪西工人纠察队纷纷向闸北集中，进行支援。

闸北区的敌人是正规军，武器配备齐全，有机枪、大炮、装甲车，还有一支精于作战技术的白俄雇佣军，伙同军阀部队固守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天通庵车站三个据点。北火车站的南面是公共租界，由帝国主义军队把守，工人无法从正面进攻。附近的民房也被敌人烧毁，工人在进攻时没法得到掩护。这时，周恩来将总指挥部迁到闸北第五警察署的所在地，亲临火线指挥。他针对三个据点采用不同的战术。对北火车站，暂取守势；对商务俱乐部，围而不打；先解决天通庵的敌人。22日下午4时，工人先后攻克天通庵和商务俱乐部，然后集中全力，猛攻火车站。到下午6时，终于拿下了火车站，约二千名鲁军逃入租界，后被缴械遣散。经过28小时的激烈巷战，上海工人全部占领华界地区，赢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川沙、南汇、奉贤三县的起义也同时取得胜利。

22日上午9时，当闸北巷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开会，“出席代表非常拥挤”，“到会团体千余，代表四千余人，公推王晓籁、汪寿华、林钧三人为主席团”。会上由临时执行委员会推举白崇禧、杨杏佛、虞洽卿、罗亦农、汪寿华等19人为市政府委员，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汪寿华在会上提议“请北伐军火速来沪，剿灭直鲁溃军”。当日下午2时，上海市民召开欢迎北伐军大会，到会50万人，公推代表赴龙华，请白崇禧火速派出部队⁽³⁴⁰⁾。白崇禧按兵不动，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自动请缨，但当薛岳部队到达闸北时，巷战已接近尾声。

23日，市政府委员召开第一次会议，选出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五人为常务委员，同时发布第一道命令：除武装工人纠察队外，24日上午10时全沪工友一律复工。

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在巷战中诞生，是上海工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因此在这个政权机关里不能不反映工人阶级的地位。十九名市政府委员中有九名是共产党员。它是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它的上层）的联合政权。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及市政府的诞生，都是在北伐军兵临城下、直鲁军败北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取得的。这种情况，一方面为武装起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却使资产阶级的态度发生变化。在第一、二次起义时，资产阶级还比较积极，他们有夺取政权的热情。但北伐军越逼近上海，他们的态度便越冷淡，认为大局已定，犯不着再去冒起义的风险。钮永建称：“松江已下，这样暴动就无对象”，“不要徒然牺牲”⁽³⁴¹⁾。中小商人的团体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议董也表示“不需要夺取政权”⁽³⁴²⁾。南市商会告诫称：“商家应守镇静态度，处此时局，任何政治行动，概不加入。”⁽³⁴³⁾有些人“不敢【做】市代表”⁽³⁴⁴⁾，认为如果要做代表，也得“俟党军来后做，否则恐引起误会”⁽³⁴⁵⁾。他们认为市民代表会议“是CP的”，“北伐军来时要解散的”。因此，有的当上了代表，也觉着是共产党把他“抬举出来的”⁽³⁴⁶⁾，心里既高兴，又害怕，不晓得将来究竟是祸还是福。共产党既然决心发动武装起义，而且所推翻的是封建军阀政权，所以资产阶级也就附合共产党的主张，但他们三心二意，左顾右盼，不时地把视线转向北伐军。

起义胜利以后，工会拥有一支两千四百多人的武装纠察队，这使资产阶级不禁毛骨悚然。在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上海总商会、南市商会、闸北商会及银钱公会等举行联席会议，棉纺业巨子荣宗敬在会上说“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与会者一致赞成⁽³⁴⁷⁾。武装起义的胜利，使上海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固有的矛盾突出了。于是，资产阶级对市政府采取拆台手法。他们的代表人物虞洽卿和国民党人士钮永建、杨杏佛等先后有七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或执行委员的职务。

26日下午，蒋介石来到上海。沪上商界表示对蒋氏“一致拥戴”，“希望蒋氏对于商业有维持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要求蒋氏实现关税自主和取消厘金。至于劳资问题，“惟求商界与总工会平等待遇，免受压迫”⁽³⁴⁸⁾。总之，资产阶级把他们对外对内的要求都寄希望于蒋介石。共产党在发动起义和筹组市政府的过程中，曾试图拉住资产阶级，而现在资产阶级却完全倒向了蒋介石一边。

29日，临时市政府召开成立大会，市政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当到会代表正在讨论“召集盛大之代表大会，欢迎蒋总司令案”的时候，收到了蒋介石的一封信，内称：“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前，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务望暂缓办公。”⁽³⁴⁹⁾蒋介石的恐吓和资产阶级的拆台，使市政府各委员“不能实行职权”⁽³⁵⁰⁾，市政府完全瘫痪，动弹不得。

武汉国民政府虽然承认上海市政府的合法性，但不过是道义上的支持而已。武汉国民党中央通电蒋介石及各军事长官，如有希图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者，即以反革命论，但鞭长莫及，无济于事。上海工人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乔装打扮的“友军”，内有资产阶级叛离，外无农民群众援助，又一次地陷入孤立的困境。上海工人用生命换来的市政府，当它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便面临着被扼杀的命运。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领导人认为：“在此时期，决难避免冲突。”我们“严取防守态度，无论他们怎样进攻，我们决不投降与退却”⁽³⁵¹⁾。工人纠察队孤守在湖州会馆，严阵以待，面对着一支更为强大的武装势力。

历史前进的步伐，有时缓慢呆滞；有时迅疾猛烈；有时迂回曲折。1927年上半年的中国政局正处于变幻多端、扑朔迷离之际。为时不久，上海就发生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

第四节　各地群众运动的高涨

北伐期间，群众运动以空前的规模和水平发展起来。它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反过来，北伐战争的胜利又大大推动了全国群众运动的高涨。

一　农民运动

国民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都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

北伐战争开始时，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贫、雇、佃农，只占有耕地的百分之六；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一的中农，占有耕地的百分之十三；仅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四的地主、富农，却占去农村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一⁽³⁵²⁾。封建地主凭借土地，残酷剥削农民。田租额极为苛重，全国各地都不少于百分之五十，有的地方竟达到百分之七十或八十。遇到灾荒，农民往往全部收获还不够交租。同时，农民还受着庞杂的捐税剥夺。1926年时，河南省钱粮已征到1929年，陕西征到1931年，四川省竟征到1933年⁽³⁵³⁾。加之兵灾频繁，军阀除直接酿成战争，祸害百姓外，更滥发军用票、金库券以至勒种鸦片，加以剥削，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

发动农民革命，必须首先改变极不合理的租佃制度，减轻农民所受的剥削。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根据中共建议，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严禁对农民之高利贷”、“规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等意见⁽³⁵⁴⁾。大会还决定在农民部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作为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机构，以毛泽东、林伯渠、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萧楚女等九人为委员。同年7月，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会议提出，要“团结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使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中立，只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如成为劣绅土豪者”。会议制定的《农民运动议决案》提出：“限定最高租额，农民所得至少要占收获百分之五十”；“限制专利盘剥，每月利息最高不能过二分五厘”⁽³⁵⁵⁾。8月17日，在中共领导下，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议决目前农民最低限度的要求为：经济方面，田租至少减去原额的百分之二十五，杂捐苛税均须废除，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二分，废除佃业一切不平等契约。政治方面，乡长由乡民大会公举；县长暂由政府指派，但人民有撤换权；凡已有农民自卫军的地方，不能再有别的武装团体成立。

广东国民政府对发展农民运动持积极态度。9月7日，发表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保证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当遵先总理之遗嘱，设法解决土地问题，务使农民能自由使用田土，同时政府当援助农民奋斗，使其能减低借贷之利率，以免除不合法之盘剥。政府复当援助农民反对贪官污吏，参加乡村统治权，以改善农民之政治状况”⁽³⁵⁶⁾。10月15日至28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通过的《最近政纲》中，对农民经济斗争中最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共22款。主要有：减轻佃农田租25％，统一土地税则，废除苛例；遇饥荒时免付田租，禁止先收租；禁止重利盘剥，利息不得超过20％；“禁止预征钱粮”、“禁止包佃制”。《政纲》并规定农民有设立农民协会的自由，保障农会的权力、农会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自由等⁽³⁵⁷⁾。1926年底至1927年初，湖南、江西、湖北、广东等省农民代表大会和省政府，先后都通过了减租问题的决议案，或颁布了减租条例。

为了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于11月在上海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毛泽东、阮啸仙、彭湃等七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到任后，即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强调除广东外，应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为重点，同时在安徽、浙江、陕西等七省展开，并建议在武汉设立农委办事处。此后，农民运动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

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开展工作。1924年7月至1925年12月，在广州开办过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5月至9月，又在广州番禺学宫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毛泽东为所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每月提供五千余元办学经费。

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共327人，来自全国20个省区，大多是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教员23人，其中16人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恽代英讲授《中国史概要》；彭湃讲授《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李立三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人陈其瑗、陈公博、甘乃光也在所里任教。此外，瞿秋白、陈延年、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谭平山、汪精卫、何香凝等都先后到所作过报告。为了开展调查研究，农讲所将全体学员按省区分成13个研究会，引导学员研究各地农村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非常重视学员写的材料，选出一部分编进《农民问题丛刊》，出版发行。在序言中，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³⁵⁸⁾他主持农讲所期间，共编辑出版了52种《农民问题丛刊》。此外，在黄埔军校师生的帮助下，学员们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还在萧楚女等人带领下前往韶关、海丰等农村参观。这些学员毕业回省后，绝大多数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骨干。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毛泽东又倡议在武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积极支持这一倡议，并联络湖南、江西两省省党部，提议联合开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³⁵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武汉办公后，决定将它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周以栗为教务主任。该所共招收900多名学员。此外，各地、各省也办过不少农运讲习班。其中举办最早、影响较大的是广西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韦拔群、陈伯民开办，完全按中央农讲所的模式教学，为右江十几个县培养了近六百名既有农运经验，又懂农运理论的骨干，使东兰农运成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锋队。

这一时期，还专门培养了一部分农运武装人员。1926年11月至1927年4月，中共在广东开办北江农军学校，培养出农民武装斗争干部259人，毕业后担任乡、区、县的农民自卫军干部。4月1日，湖北省农民自卫军养成所在武昌设立。同月，湖南省农民协会和省总工会合办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学员达300人。

通过上述农讲所等培养出来的学员，迅速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据统计，1927年3月，仅湖北省就有2106名农运特派员在全省41个县工作，领导各级农协的建设。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许多省份的农民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了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北伐战争前，广东农民协会会员为64万余人，到1926年9月，增加到83万人。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湖北农运迅速发展。1926年12月末，已成立和正在成立的县农协组织34个，会员28．7万人。1927年3月4日至22日，在武昌召开了湖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841人，代表36个县农协的有组织的农民81万余人。会议通过了铲除封建势力等议案，全省农运形成高潮。到5月前，全省69个县中，组织农协的有54个县，会员总数250万人以上，平均每天增加5000人。

河南虽然还处在军阀统治下，农民运动也在暗暗发展。1926年4月18日至20日，河南省农民代表大会在省会开封秘密召开，正式成立省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约27万人，参加农民自卫军的约10万人。1927年3月15日至21日，在武昌又召开了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出席69人，代表45个县40万武装农民。4月底，有组织的农民发展到100万人。当时，红枪会正在直、鲁、豫等省发展，中国共产党四届三中全会专门为此作出《对于红枪会运动决议案》，指出要团结、争取他们，共同反抗军阀。

据1926年10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报告，江西十多个县有农民协会的组织，全省农协会员在6000人以上。1927年2月20日至28日，在南昌召开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54个县的农民代表141人，正式成立江西省农民协会。方志敏等人当选为负责人。大会通过26项决议，提出各县农协与县政府、县党部和民众团体共同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组织农民自卫军；“田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地主不得任意收回租地”。6月，全省农会会员发展到38．2万人。

湖南省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1926年11月，全省75个县中已有58个县建立农民协会，下属463个区农会，6867个乡农会，会员人数达136．7万余人。同年12月，在长沙召开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70人，宣布成立湖南省农民协会。中共湖南区委向大会提出了湖南农民目前最低限度的28项要求。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或是发展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到1927年3月底，全国已有5个省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在武汉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农会组织遍及粤、湘、鄂、赣、豫、陕、皖、川、浙、闽、苏、直、鲁、桂、热、察、绥等17个省，有组织的农民达915万人。有200多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3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农民部计划，决议组织全国农民协会。邓演达在会上报告，再次提出“中国革命，即是农民革命”，并重申要武装农民，他说：“农民能够打倒劣绅，各县农民便都要武装起来。”⁽³⁶⁰⁾30日，邓演达在武昌主持召开湘、赣、鄂、豫4省农协执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彭湃、方志敏、毛泽东、谭平山、张发奎、孙科、谭延闿、徐谦、唐生智、易礼容、陆沉、萧人鹄等13人为临时执行委员会；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邓演达、陆沉等5人为常务委员。毛泽东并被选为临时执行委员会总干事兼组织部长，主持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工作。　

各地农会成立后，农运如火如荼，一场翻天覆地的农村革命在湖南等地掀起。

首先，各地农会积极支持北伐。这一方面，蒋介石、李宗仁和不少国民党军官都有好感。

农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农民起来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根据其罪行大小，分别采取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吃大户）、强迫劳动、审问、戴高帽游乡、打屁股、送入县监狱、驱逐、没收、枪毙等办法惩治。1926年12月22日，湖南旅省各界反土豪劣绅大联合向省党部、省政府请愿，要求用革命手段肃清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次年1月4日，成立由谢觉哉、易礼容等人组成的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28日，省党部通过《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自此，惩治土豪劣绅运动遂普遍展开。在运动中，由农民与各界督促政府枪毙的土豪劣绅有宁乡杨致泽，岳阳周嘉淦，华容傅道南、孙伯助，浏阳邱少瑞；由农民围住县政府，强迫县长交人，直接枪毙的有湘潭晏容秋；被公审枪毙的有长沙叶德辉、黄道生、俞诰庆、徐国梁，湘潭张茂钦，浏阳杨凤韶、萧绍荣；公审后被农民用梭镖刺死的有常德杨仲达；被农民直接打死的有宁乡刘昭，湘潭汤峻岩。这一时期被处决的土豪劣绅还有华阳县张柞荫，汉寿县梅实，省议员周嘉淦、夏炎，长沙县保产党头目朱葆生，衡山县非法组织假农会、杀害民众的反动分子单化民、单姬南等。原赵恒惕省政府的军务司长、杀害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的主谋李佑文也于4月5日被判处死刑。据调查，常德地区土豪劣绅被镇压的18人，游斗的134人，关押的7人，罚款、罚粮的118人，被以其他形式斗争的39人，约占当地地主豪绅总数的82％⁽³⁶¹⁾。慑于农民的强大声势，土豪劣绅们纷纷外逃，没有逃的则只能在乡里向农民投降。据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报告，“在湖南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农民已完全获得胜利，一切乡村政治都归到农民手里”⁽³⁶²⁾。

经济上，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规定实行二五减租；湖南衡阳的田租减到五成以下⁽³⁶³⁾。桂阳农民由交租六成减为五成⁽³⁶⁴⁾。醴陵、浏阳、永兴等县实行二五减息运动，年利由七八分减到四五分。湖北黄冈规定利息不得超过2％。农会势力强盛的地方，不仅旧债要减息，甚至连原本也不能追还。浏阳、岳阳等县的减押运动，攸县、醴陵、宜章、安乡等县的减税运动也取得了成绩。此外，湖南各地还普遍地开展了平粜和阻禁谷米运动，以解决荒月贫农缺粮和粮价暴涨的问题⁽³⁶⁵⁾。各地农会建立了平粜局或平粜委员会，规定本乡谷米外运，必须有区、县农会命令，还在码头、车站等交通要道设专人检查，严禁地主将谷米运往他乡，搞粮食投机，牟取暴利。为了解决贫苦农民的吃饭问题，有的地方组织“民食委员会”，实行粮食平粜，以乡为单位调查谷米数量，按人口和年龄分配粮食。有的地方则开仓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封门没收其财产。湖北黄冈县就分了大地主刘维贞的3万担谷。

为了斗争需要，各地农会普遍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湖北省农协在全省有枪两千多支，但更多是以刀、矛、梭标等武装起来的梭标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县形成了制造梭标的热潮。1926年冬，仅湖南湘乡就有梭标10万支。1927年4月中旬，湖南省农民协会通令各县成立农民自卫军，湘潭、平江、岳阳、宁乡、邵阳、汝城以及长沙远郊农会，纷纷夺取地主武装团防局的枪支，组织起数百以至上千的农民武装。衡山县农民纠察队达到2万人，有枪五百余支。农会力量强大的县份，如湘中、湘东各县，已经摧垮了封建统治。县衙里的公事，都取决于县长和以农会为主体的群众团体联席会议，县长唯农会意见是听⁽³⁶⁶⁾。凡破坏农会的行为，均予以严厉制裁。湘潭县马家河有几个劣绅勾结起来，收买打手，冲击农会，绑架干部。马家河区农会立即组织一两万会员进驻他们的宅院，收缴武器，打开谷仓，分给农民。劣绅们不得不赔礼认罪，用红绸扎轿，将绑架的农会干部送回。醴陵有个大土豪易萃轩，原来是个“乡里王”，农会势盛时，拼命巴结农会，送谷送猪，还送了一块“革故鼎新”的金字匾。

在文化方面，许多地方办起农校和夜校，免费吸收农民学习。同时破除迷信、禁止赌博。妇女们摆脱了“三从四德”等旧思想的束缚，放足、剪发、争取婚姻自由，有的还走出家门，参加农会。

有些地方的农会还建立了农民银行，并发行货币。1927年1月，湖南济阳县东郊左港、高坪等六个区的农民协会联合设立浏东平民银行，发行临时兑换券12万元。湖北成立了许多信用合作社，发行流通小票，信用很好。孝感县农会成立饥民借贷所，使农民免受高利盘剥。

农会的发展激起了反动派的强烈仇恨。不少地方的农民被残害。湖南安化县一地被杀戮的农民就有200人之多⁽³⁶⁷⁾。1927年2月23日，湖北阳新县土豪劣绅勾结红枪会，包围县城，搜杀农会会员及工会干部，用煤油活活烧死省农会特派员成子英等九人，将县党部抢劫一空，造成阳新惨案。2月底，湖南湘阴县土豪劣绅煽动六百多名农民围攻县农会，残杀农会会员。其后，各地陆续出现枪杀农会干部、捣毁农会和打死农民的事件。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还成立了许多反动组织，从事破坏活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刘岳峙，暗地组织“左社”，与农民运动抗衡。

农民运动得到了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保护。1926年8月，湖南省党部召开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宁乡县土豪劣绅杨致泽、刘昭等人破坏农协，杀戮农会委员等问题，要求政府严惩土豪劣绅，并发表宣言表示：“吾湘全体同志均须下一决心，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均须拥护农民利益。凡摧残农民者，即以反革命论。”省党部、长沙市党部查封“左社”，将刘岳峙等开除出国民党，省政府并通告缉拿左社分子。3月15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丁超然报告阳新惨案详细情况后，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会同省党部、农民协会等共同处理。会议同时批准湖北省党部呈报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草案》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草案》，由省党部函请省政务委员会即予公布，通令各县县长、司法委员一律遵照办理。解决阳新惨案委员会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处决了首犯朱仲炘等反动分子⁽³⁶⁸⁾。

为了批驳反对派的各种议论，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发表过一批文章。毛泽东经过32天的调查，于1927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满腔热情地讴歌正在三湘大地上开展着的农民运动，认为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历史的使命”，“乃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他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乃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农民在几个月内挥动他们的铁锄，挖去了这个墙脚，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是“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³⁶⁹⁾。这就有力地肯定了农民运动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保护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但是，这篇文章完全否认农民运动中有“过份”问题，全盘肯定农民在乡村中的各种作法，将“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一律视为“革命先锋”⁽³⁷⁰⁾，强调矫枉必须过正，必须造成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未能从无产阶级的战略高度，指出掌握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这就影响了农民运动中存在问题的及时纠正⁽³⁷¹⁾。

当时有一种说法：“有土必豪，无绅不劣。”有的地方把凡拥有50亩者一律当作土豪，将穿长衫者视为劣绅⁽³⁷²⁾；处分又常常不经过必要的法律程序和审核，而是诉诸群众的情绪。所谓“土豪劣绅往往不问姓名，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也有当场经群众审判后立即枪决的”⁽³⁷³⁾。据统计，到4月中旬，湖南农民直接枪毙的土豪劣绅约在30人以上⁽³⁷⁴⁾。有些人，虽有劣迹，但学术上有贡献，以不杀为宜，例如袁世凯时期湖南的筹安会会长叶德辉等。有的地方，对北伐军军官家属、亲戚的土地和财产，也不加区分地没收，对他们同样实行逮捕、游街。即使普通士兵寄回家的少数钱款，也往往被农协没收。许多农民协会还以“不交租不还债来代替减租减息”⁽³⁷⁵⁾。

农协在改革社会风俗中禁赌、禁鸦片，这是完全正确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报告说：“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凡有农民协会之地，鸦片与赌博均行绝迹；江西赣县、大庾等县并禁绝娼妓。”⁽³⁷⁶⁾但是，不少地方，禁止唱花鼓戏，禁煮酒熬糖，限制喂养猪畜鸡鸭，禁杀牛，禁止吃笋、海带、南粉，禁买南货斋果，禁止请春客，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宴席。某地有家娶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们涌进去，把席面“搅得屎烂”。这些，就都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此外，农协在反对迷信的斗争中也有过分行为，如围攻、拆毁设在乡镇的福音堂，勒令教士当众悔过；砸佛像和祖宗牌位，往素食的斋公口里灌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争取社会广大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1927年初，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关于开展土地革命的精神传到中国，中共部分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决议，从主张减租减息跃进到主张立即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左派中也有部分人受到影响。同年3月，孙科在湖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说：“中国土地全在百分之五的少数人手里，我们统统拿回来，公公道道的分配。”⁽³⁷⁷⁾同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和《对农民宣言》，认为“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27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邓演达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民所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³⁷⁸⁾。4月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开始工作。

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农民逐渐不满足于减租减息。1927年3月，在湖北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汉川、黄梅、黄安等县农民代表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罗田、阳新等县农民代表赞同。中共湖北区委表示支持。会议强调指出：“现在横在农民协会面前的有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土地不受地主支配。”⁽³⁷⁹⁾大会宣言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充分发挥农民协会作为乡村政权的职能；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大力武装农民。”4月3日，中共湖南区委发表宣言称：“农村中革命斗争的发展，已将土地问题列入议事程序的第一项。”⁽³⁸⁰⁾同月10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指出农运的目的不仅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尤在打倒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不在减租减息，而在解决土地问题⁽³⁸¹⁾。随后召开的国民党长沙市党部执委会建议省党部，将所有土地没收归公，分配给农民⁽³⁸²⁾。从此，农民运动迅速进入要求分配地主土地的斗争阶段。

四五月间，湖南农民运动首先行动。长沙霞凝乡农民以人口为标准，每个成年男子可分得产8石谷的好田，未成年的依年龄大小给予产谷4至6石的土地。浏阳则以平均每人分6石谷田为标准⁽³⁸³⁾。湘潭、醴陵等县也有类似情况发生⁽³⁸⁴⁾。此外还有其他几种斗争方法：一是平均佃权，由佃农互相将租种的田亩平均耕种，不准有耕多耕少之别。二是清丈田亩，农会清查地主为多收租虚报的田地面积，改照实际面积纳租。三是插标占田，将田地耕种权重新分配。如益阳、衡阳、衡山、长沙、湘潭、湘乡、醴陵，都有此类做法。

湖北农民提出土地问题虽早，但斗争规模不及湖南。黄安县城关区牌坊店农会“分种良田”，没收了大地主李严谋的9石良田。黄梅县蔡山农会烧毁地主的田契债约。其他有的地方干脆不付租息。黄冈等县有的地主向农会献出全部土地，乞求保全生命。省农会规定，已没收或自愿交来的土地，由原佃耕种，向政府交纳百分之二十五的租税。

此外，赣西一带的农民也开始行动⁽³⁸⁵⁾。

上述情况表明，部分地区的农民运动已进入了新阶段，即土地革命阶段。

农民运动的发展深刻地震撼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土地革命的发展更空前地加强了震撼的力度，前所未有地激化了本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要顺利地推进土地革命，不仅需要革命阵营内部思想上的一致和细致的政策、策略和干部的准备，而且必须有巩固的政权和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保证。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分歧，国民党内部在要不要实行土地革命和如何实行土地革命，何时实行土地革命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在这样一个时刻将农民运动推进到土地革命阶段，必然会遇到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

国民党左派和中派支持农民减租斗争，赞成以和平的方式实行孙中山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一般不赞成对地主进行人身斗争，更不赞成以斗争方式夺取地主的土地；国民党右派则仇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随着农民运动的激烈化和土地革命的发展，国民党中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右派一边，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二　工人运动

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迅速发展。1926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99个工会组织，会员达124万余人。

为准备北伐战争，进一步发动群众，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刘少奇、苏兆征分别作了《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和关于省港大罢工的报告。会议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经验，通过了《中国职工运动总策略》等决议案。会议提出“拥护革命军北伐”和“拥护国民政府”两个口号，并专门起草请愿书，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向国民政府请愿北伐⁽³⁸⁶⁾。会议同时提出，政治上争取最低限度的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经济上要求最低限度的工资和最高限度的工作时间的规定。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的新的执行委员会。7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工人“站在一切民众之前，引导一切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使之得到胜利”。

广东工人带头响应号召。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北伐运输队特别委员会，动员3000名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广州铁路工人组成工程队、电讯队；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饬令粤汉、广三、广九、株萍铁路工人联合组成北伐交通队。10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停止封锁宣言》，表示为“尽全力援助北伐，求得最后胜利与获得人民胜利”，决定停止对香港的封锁。11日，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国民政府在广州海关附近共设一个征税机关，以所征“二五附税”作为结束罢工的费用。至此，坚持达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结束。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拥有十多万会员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发动全省工人大力支援北伐军，组织三千余工人分批随军出发，供北伐军差遣。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委员长郭亮致书北伐军称：“敝会率领所属工会工友参加讨吴工作，以尽工人阶级应尽之责任。值此战争正烈，输送重要，特组织大批运送队，以备军需。”运送队并带有宣传品，沿途散布⁽³⁸⁷⁾。北伐军在湖南境内几次大的战役，都得到了工人群众的援助。长沙战役中，一千多工人臂带“工人保安团”或“国民革命军”的袖章，在郭亮的指挥下，用炸弹、斧子、大刀、梭标和溃军丢落的枪支守卫城内外重要街道、路口，维持秩序，使长沙城区免受蹂躏，并且缴获了五千七百多条枪⁽³⁸⁸⁾。铁路工人则四处拆毁铁轨、割电线、阻截敌军列车，破坏北洋军的行动。安源矿工和水口山矿工成批参军。围攻武昌时，安源工人组成“工兵大队”，日夜不停地挖地道，一直挖到城脚下。

北伐军进入湖北后，继续得到工人的有组织的援助。湖北工人纷纷组织运输队、铁路破坏队、随军爆破队和武装纠察队。北伐军进攻武汉时，汉阳兵工厂全体工人实行总罢工，不为吴佩孚制造枪炮。汉阳克复后工人们立即复工，为北伐军生产。

北伐军所至之处，工人获得了集会、结社的自由。受军阀赵恒惕、叶开鑫摧残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和新化锡矿山工会先后恢复。8月26日，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³⁸⁹⁾。12月1日，在长沙召开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75人，代表会员32．6万人。1927年初，又发展到四十多万人，仅长沙市就有工会一百三十多个。

武汉总工会成立于9月14日。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的同一天，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北全省总工会⁽³⁹⁰⁾。12月12日，武汉总工会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训练工会干部。1927年元旦，召开湖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当时工会会员发展到三十多万，工会组织由北伐前的12个发展到340多个（一说200个）。

北伐军占领江西后，南昌总工会筹备处和73个行业大会迅速成立，发展会员四万多人。11月，赣州总工会成立。1927年元旦，南昌总工会成立。2月23日，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成立江西省总工会。

为了适应北伐节节胜利的形势，刘少奇、李立三奉全国总工会之命，于9月17日在武汉成立办事处。1927年2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到武汉。20日，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等文件。会议选举李立三为代理委员长，秘书长由刘少奇连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分别为袁大石、邓中夏⁽³⁹¹⁾。到1927年二三月，全国总工会会员已由北伐战争前的120万人增加到二百多万人⁽³⁹²⁾。

各地工人群众在工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政治、经济斗争。

1926年“五卅”运动一周年纪念时，上海工人、学生6万人举行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6月27日，淞沪警察厅以“调停工潮不力”为借口，悍然封闭上海总工会。次日，上海总工会发表紧急启事，宣称“本会为上海30万工人托命所在，责任重大”，“仍本我工人阶级谋福利之初衷继续奋斗”⁽³⁹³⁾。7月11日，上海总工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代表大会，决定向市政当局要求启封总工会，同时提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最低限度总要求11项。会议选举李立三为委员长，宋林（汪寿华）等为常务委员。8月4日，日轮万里丸水手殴杀中国小贩陈阿堂，引起公愤。18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各工人区举行追悼大会，抵制日货。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随即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加以领导。同日，上海纱厂总工会发布罢工令，13家日厂相继罢工。9月7日为《辛丑条约》签订日，当天，上海总工会联络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等各团体召开市民大会，纪念国耻，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³⁹⁴⁾。通过这些活动，上海工人得到了锻炼，为三次武装起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万县惨案，四川工人反应尤为强烈。9月9日，重庆总工会代表所属38个工会及11万工人发表通电，呼吁全国工人及同胞奋起抗争。28日，重庆为英人工作的工人二千余人全体罢工。10月20日，成都受雇于外侨的工人六百余人声明：“不能再给仇人做工，立即自行解雇。”⁽³⁹⁵⁾次日，公布《罢工公约》，宣称：“罢英国人的工，如我们向英国人安设大炮。”⁽³⁹⁶⁾

在北伐军占领区，工人运动的规模、次数都大为增加。自1926年8月下旬湖南全省总工会成立至12月中旬，湖南工人参加政治运动235次，参加人数三十三万余人⁽³⁹⁷⁾。9月25日，长沙工人和各界人士三万余人为万县惨案举行集会，通过对英经济绝交办法5条：一、不买英国货；二、不坐英国船；三、不为英人做工；四、不供给英国人粮食；五、不供给英国人制造原料。10月1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共为反英之运动”⁽³⁹⁸⁾。1927年1月3日，汉口各界人民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北迁，遭到英水兵袭击，死伤三十余人。6日，英兵又在九江枪杀中国工人。此举激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两地工人和各界人民团结一致，掀起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16日，为声援汉口、九江人民，湖南工人联合各界，组织湖南人民对英罢工委员会，扩大对英经济绝交。2月9日，英国水兵在长沙登陆行凶，追击在河岸值勤的工会纠察队，打伤8人。湖南总工会立即组织10万人进行反英示威。28日，为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增兵中国，全国有7个省、二百多万工人，响应全总号召，在同一时间举行了一小时罢工。其他一些省份也举行了盛大的反英示威运动。

在斗争中，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成了工人纠察队。湖南省工会规定纠察纵队的任务为：“巩固工会、保障工人利益，培植武装自卫之精神。”⁽³⁹⁹⁾纠察队下辖三个大队，分驻长沙、益阳等地。此外，并成立了一支女工纠察队。武汉工人纠察队最早的负责人为朱菊和，其后为蒋先云、项英、李立三等。在吴玉章、林祖涵、邓演达等人支持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拨出部分枪支交付纠察队使用。至1927年四五月间，武汉工人纠察队有队员五千余人，枪两千余支。

除工人纠察队外，湖南、湖北还成立了劳动童子团，吸收12至16岁的男女青年工人、学徒、艺徒及工人子女参加，其宗旨为“教导劳动儿童，予以劳动阶级的知识及各种游技，养成团结生活的习惯，训练勇敢奋斗的精神，替劳动阶级服务”⁽⁴⁰⁰⁾。其口号为“准备起来，一致团结，努力工作，勇敢向前”。1927年夏斗寅叛变时，武汉市内军队都调往前线作战，劳动童子团参加维护市内治安，每天出动400名左右团员在街道站岗警卫。北伐军进攻河南时运回伤病员五千余人，童子团员承担了看护任务。

上海是我国工人运动中心。上海工人不仅走在政治斗争的前列，而且也走在经济斗争的前列。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6至9月，上海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抗议资本家虐待工人，举行夏季罢工133次，参加人数达21．3万人次。这些罢工主要是经济斗争。7月11日，上海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最低总要求11条中，即包括每月工资不得低于15元，每日工作不得超过10小时，不得打骂工人，滥罚工资等内容。但是，由于当时上海还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这些罢工只有部分得到胜利。

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北伐军占领地区，工人经济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较多：1926年8月下旬至12月中旬，湖南工人举行经济罢工108次，获得胜利的工人147，090人，工资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五十⁽⁴⁰¹⁾。同年10月以后，武汉地区爆发罢工三百余次，参加者数十万人，持续数月之久。湖北省总工会会同国民党省党部、总商会等组成湖北省解决劳资问题临时委员会，与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等一起，共同调解了110起劳资纠纷。结果，废除了资本家随意打骂、开除工人的权利；每日工作时间减少到8—10小时；每人平均月工资增加5元，部分人增长一倍左右⁽⁴⁰²⁾。

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也出现了某些错误倾向。如湖南、湖北地区的有些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擅自抓人，拘捕厂主、店主，随便断绝交通，擅自封店，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甚至封闭涉外企业⁽⁴⁰³⁾。在经济上提出过分要求，如“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等⁽⁴⁰⁴⁾。在不能如愿时，有的地区和行业即举行罢工。武汉地区由于频繁地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有的月份开工只有十四五日。还有些工人，不遵守必要的厂纪店规，不服从资方的正当管理，相互斗殴。

1927年1月初，在李立三、刘少奇主持下，湖北省总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注意解决工人运动中的过“左”倾向。2月6日，中共湖南区委通告称：“工人的经济要求，不能超过现在商人（包括厂主、店主等）的经济能力所能担负的范围”，“须知不顾客观的情势而一意孤行，则商人必被逼而反动，工人更有失业之虞。”⁽⁴⁰⁵⁾其后，武汉店员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相继作出了整饬纪律的规定，反对轻率罢工，自由行动，任意打人抓人、绑人游街等现象⁽⁴⁰⁶⁾。

工人经济上的过急、过高的要求，工厂开工的严重不足，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使生产额大幅度下降。根据国民党中央工人部1927年3月的调查，申新纱厂生产额比1926年9月降低百分之三十，第一纱厂降低百分之五十五。商业的凋敝则更甚。据1926年6月统计，营业额与过去相比为一比十五⁽⁴⁰⁷⁾。为纠正偏差，1927年2月下旬，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扩大会议通过并颁布的《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未将国民政府管辖地区和北洋军阀统治地区加以区别，在工资、工时、工会、罢工、劳资等方面提出同样要求，影响了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偏差的纠正⁽⁴⁰⁸⁾。

三　妇女运动

国民党中央妇女部成立后，至1927年3月上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等19个省、特别区、特别市陆续成立了妇女部，妇女运动逐渐展开。

（一）动员广大妇女支持并投入北伐战争。1926年7月，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领导下组成北伐女子救护队和北伐女子宣传队，随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她们受过政治训练，“对于工作颇肯努力，深得军士之信仰”⁽⁴⁰⁹⁾。同月，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妇女部组织的女子北伐工作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从桂林出发，一直北上到安徽。国民部湖南省党部组织的“行动委员会”，下辖50个宣传队、14个慰劳队，有许多妇女参加。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先后招收210名女生，成立女生队，宿舍门前写着“斧钺纲常”四个大字，表达了女兵们与封建礼教决裂的信念。武汉民众收回英租界时，中央军校女兵和湖北省总工会女工纠察队上街演讲、演出，散发传单，湖北省妇女协会徐全直带人划木船驶向停泊的英国兵舰，将英文抗议传单撒到军舰上。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商务印书馆的女工和纱厂女工积极担当侦察、运送军火，宣传、救护等任务。“即十余岁之女童工，亦直立街心，高呼口号，以壮声威”⁽⁴¹⁰⁾。

（二）培养妇女干部。1926年9月，根据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意见，区委妇委书记蔡畅和妇委委员邓颖超联合向何香凝建议，并经国民党中央批准，以中央党部妇女部的名义，在广州开办妇女运动讲习所。9月15日，讲习所开学。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兼任所长，蔡畅为教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恽代英、邓中夏、彭湃、周恩来、邓颖超、谭平山、陈其瑗以及鲍罗廷夫人都曾到所讲课。全所学员一百多人，来自全国各地，以广东籍学员最多。除学习革命理论和妇女运动常识，交流工作经验外，学员还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斗争，援助当地妇女运动。10月11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也与中山大学特别党部共同开办妇女运动人员训练所，邓颖超担任所长。招收学员60人，白天在原单位工作，晚间学习，3个月毕业。周恩来、何香凝、恽代英、萧楚女、邓颖超、陈其瑗先后到所作报告或授课⁽⁴¹¹⁾。同月，广州市妇女部举办妇女运动养成所。1927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汉口开办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招收学员一百多人。以宋庆龄为主任，刘清扬主持日常工作。该班宗旨是使妇女“了解革命意义及世界趋势，养成革命实用妇女人材，备充各机关及党部工作职员之用”⁽⁴¹²⁾。此外，李大钊领导下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于1926年9月在北京由郭隆真、张挹兰主持创办了缦云女校，该校实际是国共两党团结各界妇女、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

（三）建立和发展妇女组织。北伐战争中，妇女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广东女界联合会由女校、女团体、女工会等六十多个单位组成。其中，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有分会三十多个，会员五千余人，以农妇居多，其次为女工⁽⁴¹³⁾。其他如车衣、解丝、火柴、电话局等行业，都有专门的女工会；解丝女工会有会员万余人。湖南有五十多个县成立女界联合会。1926年12月，湖南劳动妇女大会开幕，到会团体35个，二千余人。次年1月26日，湖南全省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两次会议都要求加强劳动妇女工作，建立各阶级妇女的联合战线，为完成国民革命尽责。湖北有妇女协会236个，会员8．7万余人。3月8日，湖北全省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53个县和各机关团体的代表五百余人出席会议。蔡畅作了《中国妇女运动状况》的报告。共产国际妇女部代表向大会授旗，旗上写着“妇女不能解放，则革命不能成功”⁽⁴¹⁴⁾。其他如四川、广西、福建、浙江、河南、江西、山东、北京等省、市，也都有各界妇女联合会、妇女解放协会、女界联合会、妇女之友社一类组织，但人数不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艰难。

（四）提出妇女解放要求。1927年3月8日，广州4万多名妇女集会，日本、苏联、美国等国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会后列队向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及政治分会请愿，要求迅速制定男女平等法律及妇女劳动法、保障女子享有财产继承权和受教育权，实行一夫一妻制，婚姻自由，禁止童养媳制等。同日，武汉各界20万人在汉口举行纪念会，有10万妇女参加。会议提出湖北妇女总要求13项，要求国民政府制定男女平等法律，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原则制订婚姻法，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以及从严禁止买卖人口、蓄婢纳妾，废除娼妓，严令各地官吏禁止缠足等。会议又提出湖北劳动妇女目前总要求13项，如：男女工资平等，产假两个月，在工厂附近设儿童寄养所，给妇女哺乳时间，设立农村妇女补习学校等⁽⁴¹⁵⁾。会后，群众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等处请愿，都得到满意答复。当时，中国不少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还饱受缠足之苦，因此，湖北省妇协把发动放足、剪发，作为妇女解放的一项内容。同日召开的湖北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特别通过了放足决议。3月23日，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公布《取缔女子缠足条例》，命令各县县长同各县党部妇女部、妇协，在三个月内劝导妇女放足，15岁以下要立即放足。其后，成立了全省放足委员会，开展大规模的放足运动。武汉市接受放足者每天不下千余人，至当年5月，放足妇女已达十分之九。

帮助受婚姻迫害的妇女争取婚姻自由，是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斗争的重要内容。湖南浏阳全吉区女界联合会支持一个17岁的女孩子解除了同60岁丈夫的婚姻关系。湖北省妇协明文宣布取消“敬节堂”。在西安妇女协进会的推动下，陕西制订《暂行婚姻条例》和《暂行婚姻条例细则》，规定结婚由男女双方自行决定，有配偶的男女双方均不得再行结婚，妇女受虐待或受重大侮辱者可提出离婚，离婚后女方可以收回自己的财产。

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已超出以往女权运动和女子参政运动的水平，形成具有一定群众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广大妇女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地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运动的主体由女学生向女工和农村妇女发展；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妇女组织广泛成立。这些，都是此前运动中不曾出现或很少出现过的情况。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团体也被团结到革命洪流之中，如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广东女界联合会等团体等。但是，这一时期，始终未能建立全国性的妇女组织。1925年4月在北京成立的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已经停顿，各地妇女组织名目不一，各树一帜。1926年6月，中共中央妇女部为统一全国妇女运动，曾提出召集全国妇女团体联席会（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组织中国妇女运动（或团体）联盟。同月，由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出面倡议，但因基督教妇女团体抵制和右派反对，会议一直未能开成⁽⁴¹⁶⁾。

四　学生运动、商民运动、华侨运动

“五卅”运动后，学生运动发展迅速。至1926年6月止，全国已有16省成立学联，所属市县学联320多个，刊行《中国学生》、《上海学生》、《北京学生》、《湖北学生》等刊物30多种。当年7月23日，中华全国学生第八届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17省代表54人。会议通过《统一学生运动决议案》等文件，号召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民众运动，完成中国学生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自身解放运动的历史使命。会议同时通过《拥护国民政府并赞助北伐决议案》。7月26日，全国学联通电拥护国民政府北伐。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党中央成立青年部，甘乃光、邵元冲先后出任部长。1926年7月19日，丁惟汾继任。出版机关刊物《革命青年》。为了加强对各地学生组织的领导，青年部会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订立学生会党团组织条例，8月28日，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此后，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陆续指派人员到广州、上海、北京、南京、武昌等地，指挥当地学生会党团工作⁽⁴¹⁷⁾。各地学生会陆续建立国民党党团组织。不过，正像其他群众运动一样，各地学生运动实际仍由中共领导。

万县惨案发生后，全国学生总会与上海学联分别通电抗议，要求国民政府“严重抗争”，根本取消英国在华权利；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对英实行经济绝交⁽⁴¹⁸⁾。9月12日，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总会发出紧急通告，呼吁各地各界开展收回航权运动，坚持对英经济绝交⁽⁴¹⁹⁾。18日，重庆学界和各界十余万人一起举行水陆游行示威大会，提出惩凶、赔款等6项要求。9月28日，全国学生总会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向各地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知：动员全国商人、劳动者、学生于10月5日一律休业，举行大规模示威；自10月5日至12日为反英运动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厉行抵制英货⁽⁴²⁰⁾。同月3日，上海各团体代表18人在全国学生总会开会，筹组万县惨案后援会。孙传芳出动军警包围会场，以“现值军事戒严期内”为由逮捕与会代表及新闻记者。10月5日，悍然封闭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的会所，但“学总”不畏强暴，仍然积极进行活动，领导青年运动的开展。

在皖、苏、浙三省自治运动中，东南地区的学生也英勇地站在斗争前列。自11月8日起，上海学生每天出动250个宣传队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反对孙传芳的统治，号召上海人民组织市政府。5天之内，共散发传单70万份。17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致函上海皖苏浙三省联合会，要求农工商学各界一致行动，逼迫孙传芳交出三省的军政与民政。26日，再次在全市进行大规模演讲，反对奉鲁军南下。12月9日，杭州市学生联合会邀请杭州各界领袖讨论江浙时局，决议组织杭州各界联合会，以实现人民自治之宗旨。1927年1月26日，上海学联发表宣言，代表4万名上海学生，提出了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自由，争取参加爱国运动自由等28项要求⁽⁴²¹⁾。2月20日，上海大夏大学学生陈骏、陈亮等在沪西演讲，被大刀队逮捕，英勇就义。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复旦大学等校组织纠察队，和工人纠察队共同进攻闸北。

武汉、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了全国学生的积极支持。全国学生总会派出代表与上海总商会、总工会、三省联合会等团体接洽。主张“全国联合，一致厉行排货救亡之策”⁽⁴²²⁾。不久，该会又致电英国自由党、工党及英国民众，表示在英国未改变其侵略政策之前，中国人民为求生存，“自当继续采取合理手段，厉行经济绝交”⁽⁴²³⁾。

北京学生总会在“三一八”惨案后被北洋政府武力解散，但各校学生代表不屈不挠，积极图谋恢复。1927年3月12日，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适应斗争需要，全国学生总会应各地学生联合会请求，于1927年3月迁到武汉。4月1日，各团体在湖北省党部开会，庆祝该会在武昌开始办公，到会各界代表二千余人，唐鉴委员在演说中声称，中国革命以农工为主力，学生运动须与农工及被压迫民众相结合，方有成效，他勉励学生“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

国民革命期间，有不少青年学生报考黄埔军校，参加军队或投身工农运动。在武汉创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招收学员810人，其中青年学生约四百人。在广东工农运动中活跃的风云人物阮啸仙、刘尔崧、周文雍等都是学生出身。有不少人，还为国民革命献出了生命。

商民运动是国民革命期间新起的一项群众运动。

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将实业部改为商民部，着手开展商民运动，但由于缺乏正确的策略，进展缓慢。1926年1月18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八条。其中指出：“商民为国民之一份子，而商民受帝国主义与军阀直接之压迫较深，故商民实有参加国民革命之需要与可能。”⁽⁴²⁴⁾同年7月，中共中央第一个商民运动决议案曾特别指出：“我们商人运动之对象，正是中小商人的群众，他们是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中一重要成份。”⁽⁴²⁵⁾自此，商民运动逐渐受到重视。

国民党在各重要省市党部设有商民部，并在商民中发展党员。据1926年的统计，汉口有商民党员600人，北京有商民党员二千余人，占党员数的百分之十五⁽⁴²⁶⁾。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陆续成立商民协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商民部并出版《商民运动》旬刊。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有一定积极性。8月20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因日人惨杀小贩陈阿堂案，全体罢工，呼吁各界声援。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起而响应，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声明此案“非特辱我国体，抑且藐视人道。鄙会等膺市民付托之重，不得不严与交涉，以求公理之伸”⁽⁴²⁷⁾。9月4日，英舰驶入广州省河，并在西堤码头强行登陆，激起广东各界强烈愤怒。6日，决议组织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14日，广州总商会、广州市商民协会、广州市市商会、广东商会联合会会同广东农工商学联合会共同布告，不买英货。22日，召开广州商民大会，决定在上述四商会基础上，成立广东商界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⁴²⁸⁾。

万县惨案也在商民中激起了强烈波澜。9月7日，重庆匹纱绸缎同业公会及糖帮业全体为万县惨案致电上海同业，要求“严禁购运仇货”⁽⁴²⁹⁾。次日，重庆商民协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加入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实行对英经济绝交。19日，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电请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就万县惨案向英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一、惩办凶手；二、赔偿损失；三、保障将来无野蛮举动；四、向吾国政府道歉⁽⁴³⁰⁾。10月4日，南京商会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要求“放胆力争”，表示“愿为后盾”⁽⁴³¹⁾。

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商民们普遍表示赞成。9月11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临时会议，议决对与各国签订的商约，凡期满者，一律声明无效。会议并推派代表，分头研究中法、中俄、中美、中日、中荷、中英、中比各条约⁽⁴³²⁾。16日，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夏布公会等21个商人团体集会，要求北京政府迅速照会日本等国，废除旧约，另订平等新约⁽⁴³³⁾。11月13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五届评议会第六十一次例会时，就比利时在重订新约问题上的蛮横态度，通电国际法庭，请求维持公理。会议并致电各省区总商会、商联会事务所及上海21个公团，要求一致声明，如比利时仍固执不悟，则应与其经济绝交。电报并提请国人注意日本对于中国修约照会的恶劣态度⁽⁴³⁴⁾。

广大商民不仅对外争取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还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2月12日，上海商民同工界、学界一起，举行上海特别市自治运动各团体大会，反对奉鲁军南下，要求“自治”，成立特别市⁽⁴³⁵⁾。当时，孙传芳征用招商局商轮9艘，其中江永轮被毁，招商局要求发还船只，赔偿损失，孙传芳不予理睬。1927年2月2日，招商局以全部停航的办法表示抗议⁽⁴³⁶⁾。当孙传芳命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镇压工人、学生时，华界商人便举行局部罢市，表示反对。

上海市党部商民部积极在商民中工作。当时，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与孙传芳关系密切，支持孙的统治。上海市党部商民部联络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商民组织，计划打倒上海总商会，另行成立“左派的商联组织”。1927年3月23日，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等联合总商会以外的19个团体，成立亲国民党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但该会不久即倒向蒋介石一边。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不仅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而且在发展生产、活跃经济、促进产品流通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严重的妥协性，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如何正确掌握团结和斗争之间的关系，这在国民革命时期是一个比较难以处理的问题。1926年10月20日，广州总商会、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广州市商会、广州市商民协会召开代表会议，联合致函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联席会议，反映当时广州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提出8条改进劳资关系的意见。内称：“近来工人运动对于商民资本阶级动辄宣传打倒，引起劳资间之冲突及仇恨，以致两方情感被其离间。”函件要求“设法促进劳资协作，使工商联合，一致救国，以图发展”⁽⁴³⁷⁾。同月，陈其瑗、简琴石向会议提出《商民运动提案》，重申“我们应打倒者是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之走狗的资本家。中小商人同是被压迫阶级，应受本党保护”⁽⁴³⁸⁾。该案有孙科、毛泽东、邓泽如等联署。10月23日，毛泽东提出“重订适合一般商人利益之商会法”，得到通过⁽⁴³⁹⁾。会议在《最近政纲决议案》中并规定：“设劳资仲裁委员会，以调处雇主与雇工间之冲突。”同年11月，上海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批评汉口工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之后，“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希望委员会能使工人“勿趋极端，为实业家稍留余地”，从而出现“劳资两利”的局面⁽⁴⁴⁰⁾。但是，这一问题在以后并未能很好解决。随着工农运动的日益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逐渐发生变化。

北伐战争也得到了素有爱国传统的海外华侨的积极支持。

国民党中央设有海外部，专门从事华侨运动。1926年9月，广东国民政府设立侨务委员会，以李禄超为主席。同年10月，国民党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在《最近政纲决议案》中特别提出：一、设法使华侨在居留地得受平等待遇；二、华侨子女归国求学，须予以相当便利；三、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务须予以特别保护。

祖国关怀华侨，华侨支持祖国。

国民革命军誓师的第二天，华侨协会召集驻广东各华侨团体，成立华侨北伐后援会，确定该会的主要任务为：筹款接济北伐军饷；宣传北伐意义；慰劳前敌将士。日本、古巴、墨西哥等地的华侨闻风响应，到当年9月，共成立后援会达524个，会员约一百万人。

7月24日，国民政府首先收到了澳大利亚普扶地区华侨社团汇寄的第一笔捐款。其后，华侨中的富绅巨贾、店员、教师以至小贩、车夫，都踊跃捐输。到1926年底，北伐军共收到海外华侨捐款一百余万元。各地华侨还捐献了大量军用物资，如枪支弹药和救护物品等。越南西贡几个华侨集资捐购一辆铁甲车，支援北伐军。暹罗华侨陈公侠，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汇成《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并在报上连载。许多华侨还毅然返回祖国，入伍从征，建立华侨炸弹敢死队、北伐军海外工作团、华侨特别宣传队等组织。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李海涛担任叶挺独立团第八连连长，在攻取武昌战役中率部冲锋在前，不幸牺牲。

为培养海外党务活动骨干和华侨运动的积极分子，国民党中常会第六十五次会议还通过了海外部建议，决定在广州开办中国国民党党立华侨运动讲习所⁽⁴⁴¹⁾。讲习所所长由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彭泽民担任，中共党员张航声任教务主任，教员大部分来自农讲所。当年12月开学，共招收学员70多人。学员除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外，还到广东省华侨协会去听取各地开展华侨工作的经验，研究海外华侨工作的有关问题。他们还经常去华侨团体进行宣传，激励华侨的爱国主义思想，支援北伐战争。

————————————————————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549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575、586、590、599、600等页。

(3)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635页。

(4)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36页。

(5) 《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议的意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1989年版，第321页。

(6)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71页。

(7)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0日。

(8)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23日。

(9)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5日。

(1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5日。

(11) 《中央给广东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25页。

(12) 《蒋介石最近对于我们的要求》，《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13) 《中央致粤区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14—316页。

(14) 《中央给广东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25—326页。

(15) 《中央给广东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61—262页。

(16)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9月27日。

(17)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9月29日。

(18)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5页。

(19)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00页。

(20) 《陈果夫回忆录》，见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05页。

(21) 《中央通告第17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11页。

(2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22页。

(2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55页。

(24) 《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28页。

(25)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录》，油印件。

(26) 《K．M．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6页。

(27)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3号。

(28)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3号。

(29)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3号。

(30) 《中央致粤区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17页。

(31) 《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油印件。

(32) 《K．M．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647页。

(33) 《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油印件。

(34) 《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12号。

(35) 《警察特别党部会议议事录第八分部提案》。

(36) 《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12号。

(37) 《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561页。

(38)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105页。

(39) Wilbur and How，Document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Document 44，pp．413-421．

(40)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41) 《中共广东区委政治报告》（2），《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79—482页。

(4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6，第60页。

(43) 《革命军日报》，1926年12月1日。

(44) 《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44页。

(45) 《中央致粤区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71页。

(46) 《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15页。

(47)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页。

(48)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12月6日。

(49)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12月7日；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18页。

(50)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15页。

(51) 《蒋总司令12月3日复武汉各界团体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0日。

(52) 《通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3月17日。

(53) 《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54)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1月24日。

(55) 《政治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569页。

(56) 陈独秀：《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562—565页。

(57) 陈独秀：《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565—568页。

(5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575—576页。

(59) 《关于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580页。

(60) 《中央党政府暂设于南昌》，《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8日。

(61) 《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第67页。

(62) 《徐谦等为政府不迁汉消息暂宜秘密致蒋介石等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63) 《鲍顾问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1927年1月（上），抄本。

(64) 《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一次会议记录》。

(65) 《陈友仁等为不宜变更中执会迁鄂决定致蒋介石等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75页。

(66) 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的讲演词》，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67) 《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三次会议记录》。

(68) 《蒋总司令昨晚欢宴各界代表纪盛》，《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69) 何成濬：《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台北1981年6月30日。

(70) 《省党部代表大会欢迎中央政府迁鄂》，《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7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1日。

(72) 《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1月29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73) 《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1月31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74) 《中央党政府电告开扩大联席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日；《党政府扩大联席会议纪》，《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1927年3月8日。

(75) 《吴玉章回忆录》，第141页。

(76) 《陈铭枢致蒋介石密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参见《陈铭枢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的军政大事》，《武汉文史资料》第4辑，第25页。

(77) 希俨：《时局进展与吾党目前之责任》。

(78) 《省市两党部昨日党务问题之重要会议》，《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4日。

(79) 《全省民众热烈欢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委员全体迁鄂》，《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4日。

(8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5日。

(81) 《中央宣传委员会通过之党务宣传要点》，《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

(82) 《苦笑录》，第73页。

(83) 《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0日。

(84) 《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3日。

(8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3日。

(86) 《武阳夏党员大会庆祝示威大会之热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

(8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蒋介石书》，《国民军政报》，1927年4月12日。

(88)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

(89)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

(90) 《中华民国史事记要》，1927年2月26日。

(91)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3日。

(92)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5日。

(93) 谢宣渠：《国民政府迁都侧记》，《武汉文史资料》第4辑，第46—48页。

(94) 《苦笑录》，第75页。

(95) 《蒋总司令欢送党政府迁鄂》，《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

(96) 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陈果夫的一生》，台北版，第107页。

(97)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743页。

(98)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744页。

(99)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746页。

(100)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748页。

(101)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748页。

(102)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749页。

(103) 《陈铭枢告四军十一军将士书》，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9日。

(10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16页。

(105)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756页。

(106)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809页。

(107)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38页。

(10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16—317页。

(10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21—324页。

(11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19—320页。

(111)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18—319页。

(112)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26页。

(113)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17—318页。

(114) 《徐谦在武阳夏党员大会上的演说》，《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

(115)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06页。

(116)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830页。

(117)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845页。

(11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28—330页。

(11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08—311页。

(12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38—339页。

(121) 后改选王法勤。

(122) 《国民政府委员前日就职》，《汉口民国日报》，1926年3月22日。

(123) 《张作霖致张宗昌电》，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电》第3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4页。

(124) U．S．Dept．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26，Vol．1，Washington，1941，p．959。

(12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1页。

(12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6页。

(127) 《政府公报》第3767号，1926年10月7日。

(128) 魏元晋：《曹锟贿选前后北洋政府财政状况》，广东政协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8辑，第250页。

(129) 《申报》1926年10月6日。

(130) 《外交部致驻比王公使电》（1926年10月18日），《北洋政府档案》，1039，6。

(131) 《比华使致外交部备忘录》（1926年10月26日），《北洋政府档案》，1001（2），1435。

(132) 《旅欧华侨废约代表团宣言》（1926年10月21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30日。

(133)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28日。

(134) 《晨报》，1926年10月31日。

(135) 《上海总工会废除中比商约宣言》，《申报》1926年10月31日。

(136)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要》，《国闻周报》第3卷第42期，1926年10月31日。

(137) 《大公报》，1926年10月26日。

(138) 《商报》，1926年11月3日。

(139) 《中南晚报》，1926年11月1日。

(140) 《晨报》，1926年10月25日、31日。

(141) 《时报》，1926年11月10日。

(142) 《比华使致外交部备忘录》（1926年11月5日），《北洋政府档案》，1001（2），1435。

(143) 《政府公报》第3796号，1926年11月7日。

(144) 《申报》，1926年11月8日。

(145) FRUS，1926，Vol．1，pp．996-997．

(146) 《申报》，1926年11月27日。

(147) FO，405，Vol．252A，p．148．

(148) 《东方杂志》第23卷第23号，第144页。

(149) 《陆山致畏公（谭延闿）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0) 《杨丙致谭延闿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1) 《蒋作宾致蒋介石函》，革命文献拓影，北伐时期第5册，台湾大溪档案。

(152) 《杨宇霆致张静江等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台湾大溪档案。

(15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19、478页；参见《张静江、谭延闿致蒋介石函》，1926年9月10日，革命文献拓影，北伐时期第5册，台湾大溪档案。

(15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08、419—420页；参见《张静江、谭延闿致蒋介石函》，1926年9月10日，革命文献拓影，北伐时期第5册，台湾大溪档案。

(155) 《晨报》，1926年11月16日。

(156) 《晨报》，1926年11月15日、18日。

(157) 《晨报》，1926年11月15日、18日。

(158) 杨文恺：《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11页。

(159) 《晨报》，1926年11月21日。

(160) 《申报》，1926年11月24日。

(161) 《申报》，1926年11月24日。

(162) 《申报》，1926年11月24日。

(163) 《申报》，1926年11月24日。

(164) 《申报》，1926年11月24日。

(165) 《申报》，1926年11月24日。

(166) 《新闻报》，1926年11月25日、26日。

(167) 《新闻报》，1926年11月25日、26日。

(168) 《顺天时报》，1926年11月22日。

(169) 《新闻报》，1926年11月26日。

(170) 杨文恺：《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10页。

(171) 《晨报》，1926年11月28日。

(172) 《新闻报》，1926年12月6日。

(173) 《晨报》，1926年12月2日。

(174) 《北洋政府档案》，1039，8。

(175) 《北洋政府档案》，1039，8。

(176) 《时事新报》，1926年12月6日。

(177) 《世界日报》，1926年12月8日。

(178) FRUS，1926，Vol．1，pp．685-686．

(179) 《关于奉天派进入江北的对策文件》（1926年11月26日），《关于中国时局的对策文件之二》（秘密）1926年底。均见《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180) 《世界日报》，1926年12月10日。

(181) 《申报》，1926年12月13日。

(182) 《新闻报》，1926年12月12日。

(183) 《吴佩孚致张作霖电》，《世界日报》，1926年12月11日。

(184) 《北京政治分会关于军事、政治、外交之最近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00页。

(185) 《申报》，1926年11月27日、12月9日。

(186) 《商报》，1926年12月6日。

(187) 《向导》第177期，第1840页。

(188) 《申报》，1926年11月30日。

(189) 《申报》，1926年12月6日。

(190) 《陈调元致张宗昌电》，《新闻报》，1926年11月24日。

(191) 《时事新报》，1926年11月28日。

(192) 《晨报》，1926年12月23日；《申报》，1926年12月23日、25日。

(193) 《北京政治分会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11—1012页。

(194) 《申报》，1926年12月11日。

(195) 《吴佩孚致张景惠电》，《申报》，1926年12月10日。

(196) 《世界日报》，1926年12月17日。

(197) 《靳云鹗上吴佩孚书》（1926年11月7日），《大公报》，1926年12月6日。

(198) 《世界日报》，1926年12月29日。

(199) 《吴佩孚再免靳云鹗职通电》，《大公报》，1926年12月30日。

(200) 《吴佩孚致齐燮元电》，《晨报》，1926年12月31日。

(201) 《北京政治分会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00—1001页。

(202) 《守同志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203) 《靳云鹗解职通电》，《益世报》，1926年12月31日。

(204) 《刘培绪讨吴通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

(205) 《晨报》，1927年1月19日。

(20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207) 《任应岐致蒋介石、唐生智、邓演达、鲍罗廷等电》（1927年1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1日。

(208) 谭志清：《我所知道的靳云鹏和靳云鹗》，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244页。

(209) 《顾维钧致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电》，《顺天时报》，1926年11月10日。

(210) 《顾维钧内阁全体阁员辞职电》（1926年12月17日），《晨报》，1926年12月19日。

(211) 《新闻报》，1926年12月23日。

(212) 《大公报》，1926年12月24日。

(213) 《北京政治分会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19—1020页。

(214) 《杨宇霆接见日本记者谈话》（1927年1月7日），《顺天时报》，1927年1月8日。

(215) 《梁士诒致张作霖电》，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册，第504页。

(216) 《张作霖致各方电》，《益世报》（北京），1927年1月9日。

(217) 《顺天时报》，1927年1月13日。

(218)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3855号，1927年1月13日。

(219) 《申报》，1927年1月24日。

(220) 《安国军总司令部致国务院函》，《益世报》（北京），1927年1月21日。

(221) 《新闻报》，1927年1月24日。

(222) 《时事新报》，1927年2月6日。

(223) 《政府公报》第3855号，1927年1月13日。

(224) FRUS，1927，Vol．2，p．374．

(225) FRUS，1927，Vol．2，pp．377-378．

(226)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3874号，1927年2月1日。

(227)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册，第496页。

(228) Stanley F．Wright，China'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1843-1930，Shanghai，1938，p．618．

(229) FO，405，Vol．253，pp．10-11．

(230) FO，405，Vol．253，pp．10-11．

(231) FO，405，Vol．252A，p．447．

(23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06页。

(233) 《申报》，1927年1月19日。

(234) 《新闻报》，1927年2月8日。

(235) 《晨报》，1927年2月8日。

(236) FRUS，1927，Vol，2，p，458；FO，405，Vol．252A，p．447

(237) FO，405，Vol．252A，p．465．

(238) FRUS，1927，Vol．2，pp．459-460．

(239) FRUS，1927，Vol，2，p，461．

(240) FO，405，Vol．252A，p．448．

(24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07页。

(242) 《顺天时报》，1927年2月12日。

(243) FRUS，1927，Vol．2，p，462．

(244) FRUS，1927，Vol．2，p，462．

(245) FO，405，Vol．252A，p，468．

(246) 《顺天时报》，1927年2月12日。

(247) 《海关进口附加税征收章程》，《政府公报》第3890号，1927年2月19日。

(248) 《大总统训令第一号》（1927年1月31日），《政府公报》第3874号，1927年2月1日。

(249) 《张作霖致孙传芳、阎锡山等电》，《顺天时报》，1927年2月10日。

(250) 《张作霖致寇英杰、米振标、田维勤、靳云鹗等电》，《顺天时报》，1927年2月10日。

(251) 《晨报》，1927年2月13日。

(252) 《世界日报》，1927年2月20日。

(253) 《齐燮元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0。

(254) 《魏益三、田维勤、王维城等通电》，《大公报》，1927年3月3日。

(255) 《靳云鹗通电》，《顺天时报》，1927年2月18日。

(256)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15日。

(257) 《大公报》，1927年2月28日。

(258) 《顺天时报》，1927年3月14日。

(259) 《吴佩孚致张作霖电》（1927年2月10日），《新闻报》，1927年2月16日。

(260) 《靳云鹗等致张作霖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3日。

(261) 《顺天时报》，1927年2月22日。

(262) 《晨报》，1927年2月28日。

(263) 《益世报》（北京），1927年2月28日。

(264) 《晨报》，1927年3月2日。

(265) 《晨报》，1927年2月27日。

(266) 《时事新报》，1927年3月14日。

(267) 《张学良等通电》，《顺天时报》，1927年2月23日。

(268) 《褚玉璞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0。

(269) 《张景惠、张作相、吴俊陞致吴佩孚电》，《顺天时报》，1927年3月5日。

(270) 《张宗昌致靳云鹗电》，《顺天时报》，1927年3月9日。

(271) 《韩麟春致张作霖电》，《申报》，1927年3月8日。

(272) 《晨报》，1927年3月8日。

(273) 《新闻报》，1927年3月21日；《晨报》，1927年3月12日、13日。

(274) 《晨报》，1927年3月12日。

(275) 《张学良、韩麟春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1。

(276) 《申报》，1927年4月8日；《新中州报》，1927年3月18日；《晨报》，1927年3月18日。

(277) 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50页。

(278) 《张学良、韩麟春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1；《顺天时报》，1927年4月11日；《益世报》（北京），1927年3月31日。

(279) 《益世报》（北京），1927年3月31日。

(280) 《靳云鹗通电》（1927年3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8日。

(281)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知识出版社版，第150页。

(282) 《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36—337页。

(283) 《加同志报告》，《北伐战争（资料选辑）》，第28—29页。

(284) 《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41页。

(285) 陈铭枢：《我为什么要打倒共产党》，《中央》半月刊，1927年6月15日。

(286) 《北伐战史》（二），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618—622页。

(287) 《北伐简史》，台湾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105页。

(288)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50页。

(289) 《东方杂志》第25卷第15号。

(290)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第381页。

(291) 国闻周报社辑：《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57页，上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292) 《白崇禧电告收复杭州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

(293)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第382—384页。

(294) 《东方杂志》第24卷第9号，第89页。

(295) 《东方杂志》第24卷第9号，第89页。

(296) 《晨报》，1927年2月24日、25日。

(297) 《晨报》，1927年2月28日；《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314页。

(298) 《东方杂志》第24卷第8号，第109页。

(299) 欧振华：《北伐行军日记》，光东印务局1931年版，第104页。

(300) 《东方杂志》第24卷第8号，第107页。

(301)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第385页。

(302) 《安徽省政治及党务报告》，油印件，1926年10月。

(30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6，第88页。

(304) 《东方杂志》第24卷第9号，第90页。

(305) 《蒋作宾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4—45页。

(306) 《北伐战史》（二），第648—649页。

(307) 《北伐行军日记》，第110页。

(308)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下），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299页。

(309) 《北伐行军日记》，第109—110页。

(310) 《革命军占领南京之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311) 《第六军进攻南京经过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北伐行军日记》，第110页。

(312)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313) 施英：《上海同盟罢工的记录》，《向导》第189期。

(314) 施英：《上海同盟罢工的记录》，《向导》第189期。

(315) 《申报》，1927年2月19日。

(31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54页。

(31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31页。

(31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32页。

(319)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10页。

(320) 《申报》，1927年3月18日。

(32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36、137页。

(322)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2月9日。

(323) 《民校（指国民党）扩大党团会议记录》，1927年3月9日。

(324)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2月9日。

(325)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20、122页。

(32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01页。

(32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91、192页。

(32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27页。

(329) 《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3月8日。

(330)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00、304页。

(33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27、328页。

(332) 《申报》，1927年3月8日。

(333) 《申报》，1927年3月12日

(334) 据1927年2月29日和3月6日《区委每日通讯》所载数字统计。

(335) 《中共中央、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1月10日）；《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3月15日）。

(33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81—282页。

(337) 《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3月17日。

(33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19、322、323页。

(339) 《申报》，1927年3月22日。

(340) 《申报》，1927年2月23日。

(34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79页。

(342) 《各党团会议记录》，1927年2月25日。

(343) 《申报》，1927年3月6日。

(344) 《各部产总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3月2日。

(345) 《各党团会议记录》，1927年3月3日。

(346) 《特别委员会议记录》，1927年3月15日、16日。

(347)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2、193页。

(348) 上海市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71页。

(349) 《申报》，1927年3月30日。

(350) 《时事新报》，1927年4月4日。

(35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9页。

(352)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4页。

(35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354) 《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

(35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143页。

(356)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资料》，第42页。

(35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及决议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1927年印行。

(358)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35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3日。

(36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6日。

(361) 常德县农民运动调查办公室：《常德农民运动史略》，油印本，1980年版。

(362) 《全国农民运动现状报告》，油印本，1927年3月。

(363) 《湖南的农民运动》，《向导》周报第181期。

(364) 《桂阳县农民运动报告》，《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10期。

(365) 《湘乡县农民运动纪略》，第28—30页；《浏阳农民运动史纪略》油印本，第47页；《长沙县、省会近郊区农民运动史略》，第18—20页。

(366) 《湘乡县农民运动纪略》，第26页；《浏阳农民运动史纪略》油印本，第42页。

(367) 罗难：《农民运动与反宣传》，《战士》第31期。

(368) 《解决阳新惨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油印件，1927年3月16日。

(369) 《战士》第35、36期合刊。

(370) 《战士》第35、36期合刊。

(371)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02页。

(372)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02页。

(373) 胡愈之：《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人民日报》，1981年4月25日。

(374) 李维汉：《湖南革命的出路》，《战士》第41期。

(375)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32页。

(376) 《全国农民运动现状报告》，油印件，1926年3月。

(377) 《农民协会代表大会重要演说词》，《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7日。

(37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日。

(37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2日。

(380) 《中国共产党湖南区为召集省民会议之宣言》，《战士》第39期。

(381)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版1988年版，第256页

(382)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版1988年版，第725—726页。

(383) 《浏阳农民运动史纪略》，油印本，第54页。

(384) 《湖南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

(38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48页。

(386)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387)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388) 参见湖南总工会等编印：《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2册，1984年版，第218页。

(389) 《中国工运史料》总第16期，第166页。

(390) 《中国工运史料》总第18期，第14页。

(391) 《湖南民报》，1927年3月20日。

(392) 《中国工运史料》总第18期，第72页。

(393)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6月28日。

(394)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8日。

(395) 《四川教育公报》第10期，1926年10月。

(396)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万县九五惨案》，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

(397) 《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2册，第622页。

(398) 《工人之路》特号，1926年10月20日。

(399) 《纠察队组织大纲》，《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2册，第391页。

(400) 《劳动童子团的组织大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41页。

(401) 《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2册，第622页。

(402) 参见《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403) 参见1926年11月14日湖南《战士周报》第24期；《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日；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4页。

(404)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405) 《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2册，第464—465页。

(40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8日、3月9日。

(40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49页。

(408)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1921．1—1927．7），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364—365页。

(409) 《中央妇女部妇女运动报告》（1926年5月15日至1927年3月10日），油印件。

(410) 《申报》，1927年3月22日。

(411) 《妇女部妇女运动报告》，油印件，1926年10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27日、30日，10月14日。

(41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1日。

(413) 《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工作报告》（1926年7月——1927年2月），《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7页；参见邓颖超：《关于妇女运动的报告》，《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第510页。

(414)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

(41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10日。

(416) 《中共中央妇女部通告》第16、22号，《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86—490页。

(417) 《中央青年部过去之工作及今后进行计划》，油印件，1926年10月。

(418) 《向导》第173、174期合刊。

(419) 《国民公报》，1926年9月12日。

(420) 《中共中央通知——钟字第19号》，《万县惨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全国学生总会通告》，《向导》第173、174期合刊。

(421) 《教育杂志》，第19卷第1期。

(42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42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5日。

(424)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一分册），第77页。

(42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219页。

(426) 《汉口特别市党部党务报告》，油印件，1926年10月；《商民部工作报告》（1926年2月1日至10月15日），油印件。

(427) 《时报》，1926年8月21日。

(428)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23日、10月4日；《商民部工作报告》（1926年2月1日至10月15日），油印件。

(429) 《国民公报》，1926年9月10日。

(430)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20日。

(431) 《申报》，1926年10月4日。

(432)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16日。

(433)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19日。

(434) 《时报》，1926年11月18日。

(435) 《时报》，1926年12月11日、13日。

(436) 《东方杂志》第24卷第3号。

(437) 油印件。

(438) 油印件。

(439) 《联席会议议事录》第8号，油印件。

(440) 《纺织时报》，1926年12月13日。

(441)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4日。

第三章　列强分化中国革命与蒋介石发动政变

第一节　二十年代列强的对华政策趋向

一　列强角逐的新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侵华阵容发生重大变化。沙俄已被本国人民推翻。德、奥等国丧失了从前攫取的权益，被挤出争霸中国的竞赛。法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损失惨重，在列强的侵华角逐中已力不从心。意大利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有限。只有日本实力猛增，后来居上，且占地利之便，遂与英、美在远东形成鼎足之势。它们既争夺又联合，力谋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协调行动，结成联合战线，以对付中国革命，建立侵华“新秩序”。

英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力地位下降。巨额的战费开支严重地削弱了它的财政力量，在远东的传统势力范围又遭到美国和日本的渗透，丧失了原有优势。但英国仍是仅次于美国的强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着广泛而牢固的财政金融网络，掌握丰富资源，并且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中国国民革命所要实现的一切对外目标，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收回外国租界和租借地、恢复海关管理权、撤消会审公廨等等，几乎都与英国侵华特权有关。因此，国民革命兴起之初，英国本能地采取支持北洋军阀，敌视广州阵营，镇压人民革命的政策。可是，事与愿违，铁血镇压非但未能扑灭国民革命，反而激发中国人民的更强烈的反抗，使英国在华利益受到更沉重的打击。华南是英国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保全这些利益的唯一现实的办法是同当地政权沟通关系。而南方阵营已露端倪的裂痕，令英国当局产生新的希望。1926年1月，在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大讨论中，素持强硬方针的驻华公使麻克类认为：“我们最聪明的方针是就此住手，静观其发展，以期中国即将来临的事件导致广州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削弱，更温和的党派在那里占优势。”⁽¹⁾这种意见体现了英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最多而损失最小，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它控制着世界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黄金储备，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它还拥有一支在大战中迅速成长起来的海陆军。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开始谋求世界霸权，并力图在对华外交中发挥主导作用。

战后美、日两国在远东和中国的争夺十分激烈。美国力图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凭藉经济优势完整地控制中国。英、美两国在中国的竞争虽然也很激烈，但它们之间互相利用的需要更多一些。英国需要美国援助以实现经济复兴，美国向世界扩张也需要英国财政金融网络的大力协助。面对日本在东亚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英、美都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必须予以遏制。于是，美国纠集列强召开华盛顿会议，拆散英日同盟，以国际公约的形式确认了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暂时抑制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恢复了若干帝国主义国家协同侵华的局面。美国在华既得利益比英、日少得多，没有独占性势力范围和租界地，所以其对华政策便从长远的扩张利益出发，除在一定限度内用武力维护其重要权益外，其政策重心一般放在政治诱导、经济渗透、文化传播等方面。国民革命高潮涌现后，美国统治阶层普遍认为，不宜出面实行武力镇压，而应尽量用“温和”的方式加以消弭。1927年1月4日，即中国民众冲占汉口英租界的第二天，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特（Stephen G．Porter）提出一项议案，力主美国应援助和鼓励中国建立一个巩固的政权，能够有效地统治全国各地。议案特别提出，为了防止四亿中国人民放弃传统的中庸之道，转而崇尚暴力，“实有必要消除中国人民方面现存的误解和不满的根源”。议案吁请美国总统采取“独立于其他列强的行动”，立即同有权代表全体人民发言的中国政府谈判，商订“平等互惠”的新条约⁽²⁾。这项议案在美国众议院以42票反对、262票赞成的压倒优势获得通过，充分显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动机。

日本抓住欧美列强陷入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的“天佑良机”，加紧侵华，妄图独占中国、称霸东亚。它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日运动，也同英、美侵华利益发生抵牾。日本由于在贸易、资源和国际信贷等方面要仰仗美、英的扶持，不得不在华盛顿会议上妥协，接受了否定其在华独占地位的九国公约，退出在山东的大部分的权益。20年代，日本经济发生慢性萧条，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关东大地震又给日本造成严重灾难。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日本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有良好的对外经济关系。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日本藩阀官僚政治暂趋衰落，“政党政治”繁荣一时。某些政党内阁力图用和平方式扩大国外市场，缓和同英、美的紧张关系，也缓解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于是，它们暂时收敛日本军国主义一贯奉行的武力征服中国的政策，实行与欧美各国协调，推行经济扩张与政治怀柔并重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因其得力推行者而被称为“币原外交”。

1924年6月至1927年4月，币原喜重郎第一次担任日本外务大臣时，正值中国国民革命潮流高涨。他一再宣称日本对华方针是：第一，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保全，对其内争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第二，期望两国共存共荣，经济提携；第三，对中国国民的合理愿望持同情与善意，协力助其实现；第四，对中国现状尽量持忍耐与宽容态度，同时尽量用合理手段维护日本正当且重要的权益⁽³⁾。“币原外交”的实质是，尽可能用较为隐蔽的“软性”手段瓦解中国革命，保障日本在华经济权益的顺利扩张。

这一时期，军部势力仍在日本对外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有时同外务省协调行动，有时则自行其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务省往往只能追随军方的行动。例如在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和1925年底郭松龄反奉战争中，币原不仅不能约束日本军事当局的武装干涉，而且还要出面为其进行掩饰和辩解。因此，国民革命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存在着“双重外交”。这是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一定时期特有的现象。

二　列强对华政策的经济动因

列强对华政策的原动力是其经济利益。

经过世界大战和整个20年代的角逐，各国在华投资此消彼长，变动显著。从1914至1930年，英国对华投资增长70．5％，其数额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从31．3％，略升为33．2％，但其座次却从对华投资大国的第一位降到第二位。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投资增长388．3％，从原来的第四位跃居首位，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从12．8％升至38．8％，来势凶猛。美国对华投资增长183．6％，速度超过英国而逊于日本，但所占比例并不大，仅从4．6％升至8％，在对华投资大国中的座次，因俄、德出缺而从第六晋至第四。法国这时期的对华投资始终多于美国，但已呈停滞之势。德国因战败，元气大伤。（参见本书附录表一、表二）

值得注意的是，列强对华投资的比例与增长速度虽能表明它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却不足以说明中国在它们的对外扩张中的重要性。判断中国在某一强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中所处的地位，主要应依据该国的在华利益在其海外全部经济利益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列强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别：美、英、法等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拥有巨大的投资利益，而日本则不然。

20年代，美国对华投资仅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1％左右。这对美国来说，当然是很小的一个份额。而且这份投资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传教布道和开办医院、学校等，注重在思想文化领域播下久远的影响。1914—1930年，美国海外投资增长330％，而同期对华投资额仅增长183．6％。两相比较，中国投资场所在美国对外经济扩张中的地位相对降低了⁽⁴⁾。

英、法两国20年代的对华投资总额在其海外投资总额中约占5％—6％左右⁽⁵⁾。比重不算大，但政府借款在其对华投资中占了相当份额，企业投资也多为铁路、矿山、工厂等难以转移的不动产⁽⁶⁾。这些特点决定了英、法两国政府同中国统治集团的关系比较密切，中国作为一个投资场所，对英、法两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只有一个国家的在华投资对该国具有至关紧要的意义，这就是日本。日本在华投资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90％左右，其中仅在中国东北的投资即占70％。它还控制了中国近一半的煤、铁矿产量，这是其现代工业迫切需要而其本土又极为缺乏的资源。这部分投资的丧失，对于日本尤如人之断血。尽管这时的日本仍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大债务国，但它对中国的投资、借款额却在突飞猛涨，1927年在华投资总额便已高达25亿日元。因此，人们将之喻为倾家荡产、孤注一掷的投资⁽⁷⁾。这种状况，导致日本对中国革命风暴的承受力十分脆弱。

国民革命兴起后，英国及其殖民地香港所受的打击最为沉重，对华贸易迅速下降。日本对华贸易反而乘机扩大，挤占了英国在华南和长江流域的部分市场，成为中国商品市场上最大的外国盘剥者。英国本土对华贸易额虽小，但若将其附属地印度和香港计算在内，仍能紧追日本之后，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对华贸易发展平稳，没有大起大落，在中国贸易市场上占居第三位，但其贸易额同英、日两国相比，尚有相当差距。这是它在列强干涉中国革命时总不愿打头阵的重要原因。法国、意大利等国在中国的贸易利益同英、日、美三强相比，差距更大，它们在对华政策上也往往追随三强行动。（参见附录表三）

这一时期，中国在英国海外商品市场上的地位具有相对的重要性。20年代，除1925年和1926年因中国民众抵制英货而情况特殊外，中国一般都能排进英货输出对象国的前十名。棉纺品是英国最大的出口货，中国在其输出对象国中占第二位；钢铁是英国第二大宗出口货，中国居第十位上下；机器为英国第三大宗出口货，中国居第六位上下。毛纺品是英国第四大宗出口货，中国居第四位上下⁽⁸⁾。这说明，中国是英国轻纺工业的重要市场之一，在其重工业品的海外市场中，也有一定地位。但是，英货在出口总额逐年增长的同时，对华出口额却呈下降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此时已失去在华经济扩张的势头。（参见附录表四）同时，英国的主要商品市场是欧洲和美洲，而在亚洲的主要市场是印度及缅甸，中国市场对英国商品输出的重要性毕竟是相对的和有限的。因此，当英国在华利益受到中国革命风暴的猛烈袭击时，劳师远征的武装干涉究竟效益如何？应控制在什么程度上才值得？能否找到比简单的“炮舰政策”更好的手段来应付这场危机？这些都是英国统治者不得不苦心谋算的问题。

1922—1926年间，美国对华出口额仅占其对外出口总额的3％左右。（参见附录表四）在美国的各项出口货中，只有香烟一项大部倾销中国。但香烟在美货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大。此外比较值得留意的便是石油。这期间，美国对华出口额略有增长，但其对外出口总额增长更大，四年间增长25％，因此使对华出口额在其对外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这说明，美国虽然继续对华扩大商品输出，但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相对地位却在下降。据美国官方统计，20年代美国对华进出口额仅占其同期进出口总额的2．9％，不及美国对日本进出口额的一半，在美国对亚洲的进出口额中也只占六分之一⁽⁹⁾。结合上述美国投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美国在中国的既得经济利益并不大，中国尚未成为美国的重要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但是，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广阔扩张领域，比较注意在精神文化方面施加影响，美国已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经济实力，自信只要能维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就能最终取代英、日而在中国称霸。由于美国在华既得利益小，长远野心大，当它面对汹涌的国民革命高潮时，自然感到武装镇压弊多利少，得不偿失，而设法分化革命，诱导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走上反共道路，才是其最佳选择。

日本对华贸易情况与英、美等国大不相同。它的各项主要出口货都以50％—99％的高比例向中国倾销。对华出口约占这一时期日本出口总额的30％。国民革命兴起时，日本对华贸易正呈扶摇直上之势。（参见附录表四）据当时日本官方统计，1925年，日货对香港和东北以外的中国地区的输出额达到战后的最高水平，约为4．6亿日元，1926年仍保持在4．2亿日元的高水平上⁽¹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对外贸易连年入超的情况下，对华贸易却始终出超⁽¹¹⁾。这意味着中国市场对日本财政和国际收支平衡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另一方面，20年代日本外贸对美国的依赖性很大，出口货约40％以上输往美国，进口货25％—32％来自美国，所以日美贸易关系十分密切⁽¹²⁾。“币原外交”正体现了日本资产阶级在稳定环境下既要对中国进行经济扩张，又要取得美国支持与配合的需要，是日本在侵略中国与敦睦美国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然而，由于中国在日本“称霸亚洲，争雄世界”的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可以观望于一时，终不能坐视太久。当北伐战争迫近日本利益范围，迅速加剧其经济危机时，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抛弃以“不干涉”相标榜的“软弱外交”，再次走上以强硬手段干涉中国内政，进而武力征服中国的老路。

第二节　北伐战争发动前列强对华政策的调整

一　“五卅”惨案后列强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英、日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斗争纲领。在中国革命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英、日、美等国纷纷调整其对华政策，以图缓解中国人民的革命情绪，迎合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民族要求，稳定北洋军阀“中央政府”的统治秩序，从而维护其在华利益。

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列强目标相同，但手法各异。

美国政府于1925年7月抢先提出“准许中国完全关税自主”、“逐步放弃治外法权”两项主张，吁请各国响应北京政府的要求，速派代表召开拖延已久的中国关税特别会议，同时组织考察治外法权问题委员会。除兑现华盛顿条约的诺言，批准中国对进口货征收2．5％的关税附加税以外，还应制定允许中国关税自主的方案，提出逐步废除治外法权的建议⁽¹³⁾。美国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Kellogg）称：“我相信这类行动会比任何事情都更能有效地缓和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当然，我不打算说立即宣布无条件放弃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对于我们是明智之举。但是，我们各强国若不愿作出适当让步，就会处于被迫让步的境地。”⁽¹⁴⁾列强对此心领神会，两会遂于1925年10月26日及1926年1月12日先后在北京举行。

日本在“五卅”惨案后采取了回避锋芒、甩开英国、争先脱身的方针，诱使北京政府同日本单独解决上海事件。6月20日，日方先赔偿伤亡工人1万美元。7月25日，又付给日厂罢工工人每人10美元补偿损失，解雇了两名民愤很大的日本职员，允许以后按照北京政府颁布的条例，在日本人开办的工厂里建立工会等⁽¹⁵⁾。于是，日本纱厂的罢工宣告解决，中国人民的斗争矛头集中到英国身上。英国对日本此举深感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接着，日本又在关税问题上争取主动。关税特别会议刚一开幕，日本代表团就按照币原外相精心策划的方案，率先声明，对中国关税自主问题愿马上予以“友好的考虑”⁽¹⁶⁾。币原本人透露，日本担心的是：中国青年一代目前普遍要求恢复关税自主权，此次会议若不能打开解决这一问题的通道，段祺瑞政府将遭到国内舆论反对，迅速垮台，文武官员无人能继其后，中国必将陷于无政府状态。这对中国和各国都有害，“故目前以中国政局的安定最为紧要”⁽¹⁷⁾。基于上述考虑，关税会议终于在11月19日作出决议：“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¹⁸⁾

英国由于制造了一系列侵华暴行而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尤其是以省港大罢工为核心的华南排货运动，严重打击了英国利益，迫使英政府不得不考虑新对策。1925年8月，英国外交部驳回了伦敦“中国协会”⁽¹⁹⁾关于武装封锁广州的建议，指出此举将促使整个中国一致反英，排货将进一步扩大⁽²⁰⁾。英国政府还向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施加压力，促其交还会审公廨，允许华人董事加入工部局。公共租界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1926年一二月间，英外交部围绕对中国革命的政策问题组织了一次讨论。驻华使领馆官员、海陆军指挥官、港英当局纷纷献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国际封锁、援助反共军阀、向苏俄施加压力、怀柔等五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论证结果认为：前两种方案后患无穷，适得其反，而且难于取得其他列强的支持；第三种方案的困难是：找不到英国中意的“铁腕人物”；第四种方案不会有什么成效；只有最后一招怀柔，似乎切实可行并富于“建设性”⁽²¹⁾。英国对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远东司高级官员蓝普森和外交副大臣韦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极力赞成怀柔政策。韦尔斯利宣称：“我们应做之事就是用同情来俘虏国民运动，努力将其引上正路。”⁽²²⁾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也反对一切拟议中的行动，支持对广州继续忍耐，等待反共情绪发展和国民党“温和派”得势。于是，英国外交部就倾向于采取软化、分化政策，待机观变的方针了⁽²³⁾。

这一时期，英国在关税会议上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它主张承认北京政权已无力统治全国的现实，同意中国立即征收二五附加税和“关余地方化”（即由各口岸海关征税后将关余直接交给控制该口岸的地方当局支配），企图以此保全由英人操纵的海关机构，促使各地裁撤不利于英国贸易的厘金和地方税，换取广州政府解决省港罢工。1925年12月31日，英外交部将这一新立场通知其关税会议代表⁽²⁴⁾。次年5月28日，又照会美国政府，说明“英国最关心的是关税会议的某些行动应给中国公众留下良好印象，使反外情绪及由此派生的现存反英情绪不再增长”。因此，“应立即准予征收附加税”，否则，“可能造成非常危险的形势”⁽²⁵⁾。

列强在试图软化中国革命的同时，并未放弃以武力保护基本权益的原则。例如日本对于在东北、华北的既得权益，始终采取强硬手段加以保护。1926年春，冯玉祥国民军封锁大沽口，以抵抗奉鲁军进攻，日本军舰带头挑衅，日、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一同提出以武力为后盾的最后通牒。在华南，英、美军舰到处游弋，不时威胁和干涉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

帝国主义的这些手段并不能瓦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不能巩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6年春，段祺瑞政府垮台，张作霖、吴佩孚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一时无法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南方国民革命势力却日渐强盛，广州国民政府的权威在不断增强。在这种形势下，列强，尤其是在华南有较大利益的英、美两国，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越来越感兴趣，并企图加以利用。

二　对南方国民革命阵营的窥测

国共合作以后，列强根据国民党人对反帝和联共的不同态度，将他们大致划分为左、右两派，通常称前者为“激进派”或“极端派”，后者为“温和派”或“稳健派”。列强认为，国共合作的基础是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国民党与苏俄结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联姻，因而国民革命阵营存在着裂痕⁽²⁶⁾。

日本在广东的利益相对少些，因此对这里的政局不多插手。它一面标榜“绝对不干涉”甚至“同情”国民革命，一面抓住广东民众排斥英货之机，大量倾销日货，挤占英国市场。但是，它也对国民党内的“温和派”予以一定关注。1926年2月，日本外务省已看出国民党“温和派”将来有可能支配全中国，特意告诫陆军省，约束土肥原等人勾结北洋军阀的活动：“帝国军人无论如何不可有同我对华不干涉政策背道而驰的举动。”⁽²⁷⁾在此之前，陆军省已派佐佐木到一常驻广州，窥探军政情况。佐佐木很快就同蒋介石建立了个人联系。他在北伐战争期间，力主日本政府支持蒋介石集团，并著书宣扬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和蒋介石的真面目⁽²⁸⁾。

英国对华南革命阵线内部的动态一向十分关心。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英国外交部即认为其权力结构呈三元制衡状态，即以汪精卫为首的政府，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当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²⁹⁾。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出现，公开要求蒋介石反共。这种情况给了英国政府以希望，开始考虑蒋介石成为“温和力量”的可能性，期望他能恢复广东全省的秩序，严厉对付省港罢工委员会，甚至“清除俄国势力”⁽³⁰⁾。

1926年初，英国外交部在研讨对付中国革命的政策时，曾有过同蒋介石谈判解决省港罢工的设想。为此，特意询问驻北京公使麻克类，有无可能通过谈判或京沪国民党右派的影响，使蒋介石同共产党人分裂；又询问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James William Jamieson），是否仍然存在蒋介石镇压罢工委员会和共产派的机会。英国外交部所得答复都不乐观。不过，杰弥逊还是提到：“蒋可能不久就会出于自己的意志同布尔什维克争吵。”⁽³¹⁾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夕，英国情报机关便已侦悉，广州不久可能发生军事政变⁽³²⁾。事变发生后，英、美政府很快判明这场政变的反共性质，深感欢欣鼓舞。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公开宣称：蒋介石已采取反措施，镇压“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政变将促使排货告终⁽³³⁾。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Douglas Jenkins）认为：“蒋不再要俄国顾问了”，“政府中的温和派看来支持蒋，他们似乎期望采取更保守的政策”⁽³⁴⁾。

然而，广州的形势并未如列强想象的那样急转直下。蒋介石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立即同苏俄、中国共产党决裂，也没有抛弃国民革命的旗帜。他先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利用左派的妥协来抑制右派。帝国主义虽难免有些失望，但通过这次事变，对国共统一战线中的深刻裂痕和蒋介石的特性，毕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中山舰事件至北伐前夕，美国当局对蒋介石的基本立场和两面策略，判断大体准确，情报比较灵通。而英国当局则感到对革命营垒的情况若明若暗，蒋介石的真正面目时隐时显。

美国总领事詹金斯4月7日向国务院报告：“现已证明，政府中的保守派尚未强大到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足以轻而易举地处置俄国人和共产党人的地步”，“蒋介石已发觉，自己的部队出乎意料地倾向于过激，蒋将军不得不首先处置军内，然后才能支持政府再次发动反俄国人的政变”。这位多情的外交官甚至担心蒋介石再次行动的准备时间过长，使共产党人得以重新组织自己的力量⁽³⁵⁾。4月14日，他在致马慕瑞公使的公函中再度表示了这种忧虑，同时又满怀希望地宣称：“从美国人的观点看来，如果国民党内的温和派一旦获得完全统治，整个形势将大为改善。”⁽³⁶⁾

詹金斯对国民党“温和派”和蒋介石寄以厚望是有根据的。当时，蒋介石等正在谋划进一步排斥共产党人的方案，同美国官方有密切联系的“记者”索柯尔斯基（George Ephraim Sokolsky）⁽³⁷⁾来到广州，企图拜会蒋介石。蒋连忙托人秘密点拨这位冒失的记者：蒋本人目前不宜接见外国记者，因为这会造成他“正在同帝国主义勾结”的印象。不过，两个月内他将平定本地局势，届时一定“很高兴地请索柯尔斯基来会见他”⁽³⁸⁾这份宝贵情报立即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案头同时飞向北京美国公使馆和大洋彼岸的白宫。美国官方还探悉：国民党将于5月份召集特别会议，“那时将提出从国民党中驱逐共产派的问题”⁽³⁹⁾。直至6月初传出吴铁城被拘，伍朝枢离粤的消息后，美国官员仍认为：“蒋中正就是广州的政府，他既不能容忍温和派，也不能容忍激进派的干涉和反对”；“目前蒋中正与共产派和俄国人携手共事，但可以相信，这仅仅是因为他需要俄国人提供的军火和金钱”⁽⁴⁰⁾。美国还注意到“温和分子”张静江的崛起，获悉他出任国民党领袖是由于蒋介石的影响，蒋希望张静江采取同自己的计划和思想一致的政策⁽⁴¹⁾。

这一时期美国最为关注的是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会议开幕前两天，为蒋介石和温和派效力的美国人柯亨（Morris Cohen）⁽⁴²⁾向詹金斯交底：“有一切理由希望，温和派在即将来临的同共产派和极端激进派的斗争中获胜。”⁽⁴³⁾5月15日，全会刚一召开，美国海军当局便将当日情况逐级报往华盛顿。电文强调：“温和派得到蒋介石和军队将领的支持，已通过严斥党内共产派的议案。虽然将有人事变动，但政府现行政策不会改变。”⁽⁴⁴⁾詹金斯随后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逐款报知美国政府，兴高采烈地欢呼“蒋中正将军似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共产党人表面上似有妥协，因而未遭驱逐。但是，如果国民党切实贯彻蒋将军议决案中的具体条件，两党便简直不能继续和睦共事”⁽⁴⁵⁾。5月下旬，詹金斯建议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和温和派“稍加鼓励”，“伴以多少慷慨一点的财政和军火援助”，使其同共产党人彻底决裂⁽⁴⁶⁾。

当年春，广东部分地区出现过群众自发占据美国教会机构情况。詹金斯曾于4月向美国政府提议，若想有效地干预，就应尖锐警告，必要时甚至以武力胁迫国民政府，出面反对共产派和激进分子所“煽动”的此类行为⁽⁴⁷⁾。马慕瑞公使对此颇感踌躇，他觉得难以判断的是，靠强化炮舰政策能不能使广州派“醒悟过来”？会不会反而激怒广大民众，致使美国武力保护伞外的侨民受到危害？因此他没有力主使用武力，而是建议派公使馆参赞麦耶（Ferdinand L．Mayer）前往广州考察，一面与当地美国官员磋商，为美国政府提供参考意见，一面相机劝告广州政府的官员们改善对美国人的态度⁽⁴⁸⁾。国务卿凯洛格批准麦耶立即南下，并叮嘱：“如果难题仅涉及外国人开办的医院或学校，则应从更广阔的角度考虑在此类问题上使用武力所可能引起的后果。”⁽⁴⁹⁾这表明美国决策者对实行武装干涉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担心此举会影响复杂微妙的中国政局，不利于美国。

麦耶于6月11日到达广州，很快探知，蒋介石等只是“在同供给他们武器弹药和经费的那些人做游戏”，因而十分愿意同蒋一晤，但经试探后，马上意识到这种要求“未必合适”，遂放弃同蒋直接联系的打算，转而同国民政府各要员广泛接触。谈话中，他时而追述“美国对中国从未间断过的同情态度”，时而倾诉传教团体的慈善动机，又将话锋一转，指向两广人民“袭击”美国教会机构的事件，表示“难以理解广州政权为什么会容许这种事态的存在”。詹金斯则称：“最重要的是广东当局与美国官方之间的气氛应该是最友好性质的。”当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表示希望和解后，麦耶指责广州政府被罢工工人“操纵”，别有用心地询问：究竟是广州当局控制罢工工人还是相反？陈友仁希望美国暂持忍耐态度。麦耶不失时机地示意：“忍耐是有明确限度的。”美公使称赞麦耶的这些活动，“其价值在于给广州政权造成印象，必须或至少更愿意考虑美国的权益”⁽⁵⁰⁾。

6月17日，麦耶取道香港北返，五天后出现于小城汕头。驻扎当地的何应钦立即倩人求见。麦耶听说他是“蒋介石将军的亲密战友和朋友”，欣然赴约。何应钦向麦耶表白：“国民党不是‘赤党'，没有同苏俄人牢不可破地连在一起”，“虽然共产主义可能是政治家们的玩物，但它在军队中的势力小得很”。他并举蒋介石清除黄埔军校留下的121名共产党员为证。麦耶则表示，尽管非常乐于倾听何将军及广州各位官员表示的对美友好感情，“但坦率地说，我们想要的是具体成果，是这些感情的实际运用”⁽⁵¹⁾。

麦耶在汕头还了解到，国民党所说的废除条约并不意味着立即全部废约，而只是要求列强方面采取步骤，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完成对华条约关系的调整，尤其希望美国能带头。麦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其他列强一道，按实际情况部分地调整条约关系，要待中国出现一个“负责任的中央政府”以后，才能作根本性调整。他又针对国民党接受苏俄援助一事警告说：“玩火是危险的！”麦耶由于发现可以同何应钦“相当坦率地谈话并产生良好的效果”，遂介绍何同美国驻汕头副领事张伯伦（Culver Bryant Chamberlain）建立了“私人关系”⁽⁵²⁾。

麦耶离开汕头之后到了上海，由索柯尔斯基牵线，会见王正廷和伍朝枢。伍向美国乞援，麦耶含蓄地答道：“我们政策的既定部分是不站在任何政党或派系一边，但是当然另有一些援助中国人民的合法办法。”⁽⁵³⁾

美国决策当局显然不愿意操之过急，揠苗助长。他们继续观察革命营垒的内部矛盾以至整个中国政局的发展，要待“尘埃落定”之后，再对确能统治全国的政权承担明确的义务。美国对蒋介石和温和派的政策是，既不号召他们放弃反帝、反军阀的旗帜，也不公开表示对其反共事业的支持与期望，而试图通过各种迂回的途径同他们联系，不露声色地推动他们反共。北伐前夕，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称：“蒋介石将军几乎使自己成为那里的独裁者，并当上激进集团的领袖”，“尽管苏维埃政府及其政治原则不可爱也不可信，倒也不难诱使蒋将军和国民军首领接受其援助，因为那个政府乐于施舍。受益者当然自信能在自己所希望的任何时候摆脱苏维埃的桎梏”⁽⁵⁴⁾。

相比之下，英国表现出较多的困惑和反复。

英国外交部在中山舰事件后期望蒋介石彻底反共，但并不相信蒋的实际意图是驱逐共产党人。3月底，关于蒋介石政变真相及其意义的情报和传闻纷纭而至，各执一说，外交部只能认为广州的形势仍像以往一样模糊不清⁽⁵⁵⁾。4月中旬，外交部承认，“广州形势仍很混沌，不像我们最近估计的那么乐观”，“据信广州共产派与温和派势力的冲突近在眉睫”⁽⁵⁶⁾。5月间，英国新任驻广州代总领事白利安（J．F．Brenan）、香港总督金文泰（C．Clementi）先后多次向国内报告广州情况，但英国政府只能判断“蒋介石将军打算当广州的铁腕人物”，其他均不甚了了⁽⁵⁷⁾。

7月初，为了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解决省港罢工和排货问题的正式谈判，英国外交部全面分析了广州阵营内“温和派”和“极左——共产派”的情况，认为在对外，特别是对英关系方面，两派都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都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但温和派私下里或许准备接受“公道的、渐进的让步措施”。英国外交部认定：“在变幻不定的政治局势中，蒋介石的影响是最有力、最卓绝的因素。”“我们如果希望他们打发俄国人走路，也许不得不准备为广州办点事。”“例如，过去当广州有所请求时，我们曾拒绝由香港向广州提供帮助。但将来如果广州派要求技术性借款，我们应重新考虑我们的态度”⁽⁵⁸⁾。

大量事实表明，北伐战争前夕，列强虽然在认识的深浅程度上有差异，但是都已知悉国民革命阵营内客观存在的深刻裂痕，并注意到蒋介石集团的崛起及其政治立场。如何利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斗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已成为列强探索的问题。

第三节　省港罢工的谈判与收束

一　中英省港罢工谈判及其中断

持久的罢工和排货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经济上，据英国官方估计，1925年的对华贸易额比1924年减少21％，香港对大陆的贸易额减少近23％；同期英国和香港对华贸易商品价值合计损失32％⁽⁵⁹⁾。政治上，数万有组织的罢工工人对香港构成直接的威胁，英国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权威发生动摇。因此，英国和香港政府把解决罢工和排货列为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希望通过谈判化解这场风暴。

罢工和排货提高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外交地位，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因此，广东国民政府中的左派支持罢工，对罢工工人有好感。但是，罢工对广东的经济也有不利影响，长期资助罢工工人更成为广东财政一大负担。左派又觉得，罢工委员会是“第二政府”，纠察队是“第二武装”，加之右派拨弄，政府与工人间渐生鸿沟。当时，国民政府正准备北伐，担心英国借机制造事端，进行武装干涉，骚扰后方，因此，希望以谈判解决罢工。

罢工委员会鉴于五卅怒潮已趋低落，省港罢工呈孤军奋斗之势，罢工工人生活困苦，斗争环境日趋险恶。长期封锁香港，排斥英货，固然重惩了英帝国主义，然而对广东经济也有不利影响。商人贸易不自由，农产品销路堵塞，工人与农民、商人的关系渐趋紧张，与国民政府的矛盾也日趋表面化，加上为了全力支持北伐，罢工委员会也愿通过谈判，在一定胜利条件下结束罢工。

港英当局首先伸出触角。从1925年9月开始，香港的中国商人代表即在港英当局指使下往返奔波于省港之间，谋求谈判解决。广东四商会也于11月派代表团赴港接洽。罢工委员会当时的立场是，政治条件可另觅途径去争取，只要香港当局解决经济条件即可复工⁽⁶⁰⁾。港英当局的对策却是，不接受罢工委员会的任何条件，也不同罢工委员会磋商，只要求同广州政府谈判，以图借广州政府之手压迫罢工组织，平息工潮，解除封锁⁽⁶¹⁾。当时的广州市长伍朝枢迫于罢工工人的强大压力，答复港商代表称：香港政府须与罢工工人磋商，广州政府只能“居间调停”⁽⁶²⁾。尽管如此，广州国民政府同港英当局间的“非正式磋商”却从此开始明来暗往地进行起来。

12月间，港督金文泰委托廖仲恺的妹夫、香港名医杜应坤往见汪精卫，转交一封邀请信，请汪派高级官员赴港一晤。汪精卫立即派宋子文去香港。12月19日，宋子文与金文泰初步会商。次日，港督又派代表陪宋返粤，继续同国民政府磋谈。港方完全回避政治条件，在经济条件方面，则回避罢工赔款问题，拒绝恢复罢工工人原在香港的工作，而向国民政府抛出“借款”诱饵，声称愿意帮助国民政府兴办对省港贸易有利的实业，使组织在革命旗帜下的罢工工人分散就业⁽⁶³⁾。国民政府在此诱惑下，立场有所松动，表示欢迎借款，也可代工人组织磋商政治条件，但香港方面仍应考虑赔款问题；若能补偿罢工者工资，广州政府可劝工人放弃复职的要求；若港方能答应赔款、复职两项要求，广州政府可劝工人早日结束罢工⁽⁶⁴⁾。当时英国殖民部给香港的300万英镑借款尚未生效，香港中国商人怵于年关清账，愿以30万元赔款换取事态了结。12月30日，8名华商代表经香港政府允许，到广州同罢工委员会讨论赔款事宜。伍朝枢却通知港商代表：有关沙基惨案的政治要求极为重要，必须由香港政府与罢工委员会直接谈判此事。香港政府坚持原来的立场，港商代表无功而返，谈判中断⁽⁶⁵⁾。

此后，省港罢工委员会加紧排斥英货，严查一切入口货物。港英当局也进行反扑。经过一番密谋，粤海关英籍税务司卑路（F．Hayley Bell）借口罢工纠察队扣留数只未经海关查验的货艇，使他不能执行职务，悍然于1926年2月22日命令海关停止验货起卸。卑路采取这种强硬的行动，目的之一是迫使广州政府干预罢工工人的活动。这一着果然奏效。国民党左派大骂罢工工人不对，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通告，不许工人干涉海关职权。纠察队遵令将扣留的船货交还海关。卑路遂于26日开关⁽⁶⁶⁾。

封关事件使国民党要人深感震动，决心加快谈判进度，早日了却罢工排货这桩心病。2月23日，汪精卫致函香港政府代表周寿臣等人，邀请他们到澳门与广东省交涉员傅秉常秘密会谈。3月2日，双方代表会面。傅秉常表示，汪先生派他来，是为了“努力消除一切误会，找到解决当前工潮的办法”。他承认，若听任罢工纠察队走向极端，对广州是很危险的。广州政府在自己希望的时候一定能控制住罢工者，但不想对他们过于严厉，因为这是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全国性运动。傅还暗示，港方若肯付出适当赔偿，广州政府将放弃政治要求。周寿臣却声明：香港当局从未在原则上同意赔款，香港华商现在也未必还肯拿出钱来。傅再度退让，表示虽要求赔款，但对此不抱多大期望。他要求港府提供“铁路借款”，声称“香港对广州修建铁路、公路的实际援助，将导致友好关系的重建，无疑比香港付给罢工者财政赔偿要好”。他还透露，罢工工人的全部条件都是自己拟定的，广州政府事先并不知情。港方代表认为这一点值得重视，在以后的谈判中对罢工委员会的要求概不理会。傅还透露了罢委会面临的经济困境，保证只要港方提供数额适当的金钱，汪精卫就能够平息罢工风潮。傅并称：汪精卫愿意在广州会见参加此次会谈的香港政府代表，“以便亲自同他们彻底讨论，能以何种方式协助达成满意的解决。”港方则表示非常感谢傅的“友好行为”⁽⁶⁷⁾。

经过这次秘密接触后，汪精卫与港督金文泰之间信使往返，频频磋商。这时省港大罢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英国对香港的贸易贷款已发生效力，“输血”后的香港经济开始稳定，商人们顺利度过了年关。随着“五卅”运动的退潮，英国在华北、华中的贸易状况有所改善，在华南也找到了许多同广东贸易的秘密渠道。港商不再愿付罢工赔款。罢工委员会在香港发动二次罢工，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卑路事件中又受到压抑。香港当局一面不时施放武装干涉的空气，一面顽固地坚持苛刻的谈判条件，如：不以罢工组织为对手，不赔款，借款的前提条件是完全取消排货运动和罢工委员会，由港方控制和监督借款的用途，以确保其用于兴办实业，而不分给罢工工人⁽⁶⁸⁾。汪精卫一再妥协，终于决定将罢工委员会撇在一边，答应由国民政府出面，直接同香港当局举行正式谈判⁽⁶⁹⁾。

3月20日，即发生中山舰事件的同日，港督密使携函到达广州，会见当时正卧病在床的汪精卫。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港督来函，并由汪精卫签署了回函。汪托来使捎去口信说：“正式谈判应在广州举行”，“罢工结束时工人应获赔偿”⁽⁷⁰⁾。24日，金文泰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所鼓舞，急电伦敦，力陈现在正是取代俄国影响的机会，请求授权讨论借款。英政府迅即回电，授权他在广州政府结束拒货和担保用途的前提下，从香港资金中拨款，援助广州市政改良。香港当局内定借款数额为一千万元左右。

省港罢工委员会坚持以获得适当赔偿为收束罢工排货的最低条件，发起广东工、农、商、学联合运动，促使革命气氛再度高涨⁽⁷¹⁾。在这种形势下，广州政府既不能向英方彻底屈服，又担心在正式谈判中争执不下而公开破裂，便一再要求先进行“非正式磋商”。4月上旬，港督代表明确表示，香港当局不仅不同罢工委员会谈判，不付赔款或罢工费用，而且也不允许香港英、华商人作出这类赔偿⁽⁷²⁾。由于在赔偿问题上毫无妥协余地，省港间的正式谈判只得无限期推迟。

此后一段时间内，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一直期待着国民党温和派在广州进一步得势。英国外交部认为，最终解决的前景“将取决于温和派与共产派之间政治斗争的发展，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前者真诚地希望取得解决”⁽⁷³⁾。金文泰甚至相信，一旦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圆满成功，共产派罢工委员会将不复存在，排货运动会自行停止⁽⁷⁴⁾。当然，广州形势的变化并未使他们如愿。由于温和派一时受到抑制，港英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下一步对策。

正在这时，前广东交涉员、省港谈判的重要人物傅秉常于6月2日逃往香港，向港英当局透露：蒋介石本人希望一举解决省港间的纠葛，但共产党人不赞成在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收束。尽管现在许多右派已经离开广州，但国民政府仍可能尽量设法，解决这场纠葛，因其持续时间太久，给政府造成极大麻烦和开销。傅并称：蒋介石独到的策略是，先巩固自己的军事地位，以便能够最终在全中国实行他所信奉的政策。只是因为需要苏俄的援助，蒋才同鲍罗廷妥协，但“蒋介石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党人分裂”⁽⁷⁵⁾。港英当局了解上述内情后，更加不肯让步，坚持诱迫国民政府收束省港罢工。

陈友仁于1926年5月底就任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6月4日、5日，他分别通知白利安和金文泰，表示准备与英国和香港当局公开谈判罢工事件，请英方派出全权代表。陈向白利安强调，罢工排货的起因在于英国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必须以赔款作为解决前提。白利安避而不谈赔款，却表示香港政府愿为广州建设省港互利的项目提供1000万元借款，条件比一般情况宽大，但将以分期付款和监督的办法来保障其用途。陈友仁提出，若以借款取代罢工赔偿费，则将用于军事项目，而且不能接受外国监督。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⁷⁶⁾。

英国驻北京公使麻克类反对同正在积极准备北伐的国民政府谈判，认为这将损害吴佩孚等北洋将领的利益。参赞欧马利却认为，从解救英国在华南的利益出发，“与广东谈判是最迫切、最紧要之事，不应服从华北、华中变幻不定的形势”。金文泰指出，吴佩孚、张作霖的表现很令人失望，而广州政权的支配者是蒋介石。谈判很可能出于蒋的要求，蒋需要钱，也需要解除广州工人纠察队对其基地的威胁。因此，金文泰主张立即与广州方面正式谈判⁽⁷⁷⁾。英国决策部门也将解救英国利益和分化革命阵营作为主要考虑，期望“随着排货的解决，英国与华南的关系将得到全面而显著的改善”，“罢工组织被解散”，“保守、温和分子们得到加强，俄国的影响相应地减少”⁽⁷⁸⁾。6月11日，张伯伦下令参加谈判。他授权英方代表酌情提出三项反要求，以拒绝广州方面为沙基惨案遇难者和罢工者提出的赔偿要求，但他同意向国民政府提供实业借款。17日，张伯伦训令驻华使领官员：“解决排货必须是我国政策的首要目标。”⁽⁷⁹⁾

谈判开始前后，广东工人和各界民众连续集会，表达实现罢工要求和支持、监督政府外交的意思。6月19日，罢工委员会宣布：罢工工人将团结一致，以反对英帝国主义，直到罢工工人提出的解决条件为港府接受为止。22日，农工商学联合会决定，支持罢工到底⁽⁸⁰⁾。罢工领导者之一、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说，批驳英方的各种狡辩和谬论，为国民政府谈判代表提供论据⁽⁸¹⁾。舆论界也广泛认为，应以沙基惨案五项条件和省港罢工各项条件为解决问题的根据，不容修改⁽⁸²⁾。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和民众的多方支持，国民政府代表才能在谈判桌前，以较为坚定的立场同强悍的英帝国主义相周旋。

7月15日，国民政府与英港政府的正式谈判在广州举行。国民政府全权代表为陈友仁和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顾孟馀。英港政府全权代表为白利安、香港律政司凯普（J．H．Kemp）、华民政务司哈利法克斯（E．R．Ha1ifax）。16日，陈友仁宣读了一份关于排斥英货运动原由的意见书，指出排货是华南人民有组织的爱国运动，其直接原因是沙基惨案，间接原因是“五卅”惨案，两案皆为英国参与制造。香港政府先对广东实行封锁，尤为激起和延长对英杯葛的有力辅因。19日，英方代表书面答复，为“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辩护，并称香港先行封锁广东是“自卫政策”。当日，陈友仁邀白利安到另一房间进行“私人谈话”，要求香港政府从财政上帮助广州政府解除“失业者”负担。白利安称，无论是以赔偿罢工者的形式，还是以可充军费的自由资金形式，香港绝不会付一分钱。中方若坚持这种要求，香港政府宁愿同排货对抗到底。但他表示：为使广州政府能够在人民面前不显得完全失败，并为恢复省港友好关系，香港当局可借款帮助广州的建设性项目。陈友仁则重申，拒付赔款将使解决难以实现⁽⁸³⁾。

7月21日，第四次会议，陈友仁逐条驳斥英国代表19日的答复意见书，提议由两方协力分任：一、为使沙基惨案不致重演，整顿沙面海陆军，限制英舰停泊内河；二、赔偿惨案受害者；三、筹款解决“失业”问题。英方声称：只有中方采取充分措施保证外国居民安全，英方才能变更防卫措施。同时明确拒绝后两项要求，并暗示保留赔偿英方损失的反要求。中方表示：排货是沙基惨案的直接产物，既然英方不承认先射击的责任，则应进行国际调查。在此之前，由国民政府与香港政府共同借款给“失业”工人。将来如英方在国际法庭胜诉，香港政府负担的借款由国民政府偿还；中方胜诉，则国民政府负担的借款，由香港政府偿还。英方代表反对这种办法，口头提出以港方实业借款换取立即结束排货的反建议。双方均以考虑为由推至下次再议⁽⁸⁴⁾。

7月23日，第五次会议。中方就国际调查沙基惨案责任问题提出详细意见书。英代表以种种借口进行刁难，遭到中方代表驳斥。英方代表表示须向政府请示。随后英代表团提出借款意见书，声称愿为开辟黄埔商埠、接通粤汉、广九铁路或其他省港互利的用途提供约一千万元借款。条件是此后广州政府所辖地区应完全停止排斥英货及其他反英活动，并须雇用英籍总工程师及总管账各一人，以保证这笔款项的“正当支销”与偿还。中方代表也以请示为由，未置可否。谈判至此宣告无限期休会⁽⁸⁵⁾。

列强根本不把广东政权放在眼里。国民党人在广东建立政权以来，没有同外国开过平等的正式会议。只是因为省港大罢工和排斥英货运动的发生与坚持，英港政府才不得不派同等权责、同等数目的代表同国民政府平起平坐地进行谈判。

为了使谈判早日成功，国民政府作了许多让步。它放弃了从前提出的英方为沙基惨案道歉、惩办有关长官、撤退兵舰、交还沙面等要求；也不再坚持罢工工人历次所提各项条件，仅要求赔偿惨案受害者和限制英舰；至于罢工赔款，则表示愿谋变通办法筹集。然而，英国政府仍不愿改变立场，省港谈判陷于中断。

谈判中断后，罢工委员会加紧排斥英货、封锁香港的斗争，新补充2000名纠察队员，在各海口要道增岗加哨，严密盘查往来船货，严厉处置走私违法活动。工人群众并上书国民党中央，说明罢工及一年来的奋斗，都是为民族求解放，前途不外乎三端：“一、其将不念先烈沉冤，无条件屈服耶？二、抑不但屈服，且进而接受其实业借款条件耶？三、或不甘屈服而继续奋斗，以求最后胜利耶？”⁽⁸⁶⁾对于这么尖锐的问题，国民党中央没有正面答复。

二　英国的胁迫与罢工排货的收束

省港谈判中断后，英国在华工商业利益集团开始向政府施加压力。1926年8月初，伦敦中国协会向外交部转呈一份英国在华工商巨头会议的报告，指出中国市场的复兴，是解决英国面临的贸易衰退和失业问题的重要出路。英国应与日、美联合行动，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维护在华根本利益。“英国各界宁肯面对中国公众舆论暂时仇视的后果，也不愿对极端派实行和解政策”⁽⁸⁷⁾。

英国外务副大臣、对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韦尔斯利认为，当国民革命在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下迅猛兴起之际，采取简单的炮舰政策是极其危险的。英国没有足够的陆海军力量对付如此众多的中国民众，若与列强联合行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或许可收一时之效，但终将引起致命恶果。正确的政策是暂时观望，寻得修订条约的时机和方法。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一、英国人生命面临紧迫危险；二、保卫英国利益⁽⁸⁸⁾。

广州和香港的英国官员就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寻找解决排货运动的新途径。他们通过前一阶段的接触和窥测，看准了国民政府同罢工工人之间的分歧，摸透了国民党人怕乱、怕民众运动的心理，于是决心以军事行动直接遏制罢工工人，胁迫国民政府收束罢工排货运动。

这种策略，在6月下旬梧州事件中已经预演并取得成效。当时，英国驻华南的西江舰队司令费慈（J．U．P．Fitzgerald）率三艘英舰溯江而上，“查处”一英人被害事件。途经广西梧州，索要引水员，遭到工会抵制。费慈向梧州当局施行恫吓。梧州当局遵照广西政府指示，说服工会允许英舰雇人引水。工会又要求加倍付薪，费慈便向广西省政府主席及梧州交涉员发出最后通牒。广西及梧州当局接受了费慈的条件，但因引水工人未如期到舰，费慈竟于6月24日封锁梧州港，直至引水工人到舰才罢休。

8月中旬，港督金文泰召集驻港英军将领，研讨武力解决省港罢工的行动方案，并进行了实地考察。英方顾虑没有足够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对华战争，也没有把握取得其他列强的合作，如果武力行动激起全国规模的反英排货运动，英国得不偿失。因此，英方决定尽可能控制冲突的规模，以有限的武装行动，实现“解决排货”这一主要目标。

港英陆军当局提出可用100人突袭罢工委员会总部，但如果国民政府将此举视为战争行动，出动政府军对沙面实行反击，香港英军将难以应付。费慈则根据梧州事件的经验，提出可依次实行的五条行动方案。其中，第一是扣押并毁坏一切罢工纠察船和其他罢工者使用的船只；第二是将炮舰停靠于罢工检查站和罢工委员会总部，使罢工组织陷于瘫痪。费慈认为，实行这两条方案，不须登陆作战，甚至可能不费一枪一弹，便可破坏排货运动。如果行动时向有关方面说明，这完全是针对罢工者采取的，效果更佳⁽⁸⁹⁾。白利安向英国使馆和政府力荐这两个方案，并提出补充意见：一、设法说明我方只攻击罢工委员会，不攻击广州政府；后者出于对北伐战事的考虑，可能除提出抗议、诉诸报端之外，不会采取其他行动；二、采取只打击罢工委员会的行动，会得到广州商人们的支持，其他列强也无异议；三、广州政府正与吴佩孚、孙传芳作战，北方发生反英报复的可能性很小；四、可从香港派一两艘空船到广州进行非法贸易，诱使纠察队干涉，英国便可以此为借口，采取上述“报复行动”⁽⁹⁰⁾。

借口终于有了。8月28日晨，英人利利克拉（Lilicrap）、美国人班伯理（J．W．Banbury）及一个白俄雇员驾汽艇从广州岸边偷运中国乘客上港轮，为纠察队截击，被迫折回海关。利利克拉逃走，班伯理和白俄被押往罢工委员会，经交涉后旋即获释。英方闻讯，立即派两艘炮舰开抵现场，夺回被纠察队扣押的汽艇，纠察队退避。港英当局不甘罢休，要借此机会实施费慈方案。

几乎与此同时，吴佩孚的下属川军杨森部因英轮万流号荡沉中国木船，致使数十名中国士兵和乘客及大笔饷银没入江中，遂在万县扣押另外两艘英轮万通号、万县号，监困英舰科克查夫（Cocksharer）号。

英国政府立即批准在广州和万县分别采取武力行动，挽救英国的侵略权益。8月31日和9月1日，伦敦连续电令驻华南海军，扣押并毁坏一切纠察船和罢工排货用船，避免陆地作战，尽可能争取美国海军合作⁽⁹¹⁾。9月3日，又令万县方面英国官员自行处理局势，可将使用武力作为最后手段⁽⁹²⁾。

为了收到分化效果，英国官员特意在行动之前向广州政府说明，英方将要采取的行动完全是针对罢工纠察队的。8月28日，白利安赴陈友仁的晚宴，于觥筹交错之间表示：不理解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设法谋求英国的同情和支持，打消敌意。他警告说：纠察队在省河里操船弄枪，太放肆了。鉴于今晨发生的事件，英方不能再容忍，将以炮舰制止这类事情。如果英方不得不采取武力行动压制省河中的纠察队时，希望陈友仁了解，英国矛头所向是“海盗组织”，不是广州政府。英方希望尽可能与广州政府友好相处。陈友仁答以政府将努力约束纠察队，避免发生严重事件⁽⁹³⁾。这就使英方对原来最担心的问题摸到了底。

国民政府对英方即将采取的行动感到紧张。9月2日，再度答应制止纠察队在河中开枪⁽⁹⁴⁾。这时，英方的作战训令已经下达，白利安正按训令争取美国的合作。美方拒绝参加⁽⁹⁵⁾，英国遂单独行动。

9月4日9时许，费慈指挥两艘英舰突然闯入省河，驶向广州西堤。纠察船已有警觉，纷纷走避。英舰强泊于西堤的两个码头，炮口指向工商检查站，水兵上岸，逐走执勤的纠察队员，捣毁验货棚。国民政府没有动用军队，只派来警察“维持码头秩序”，防止工人和民众同英兵冲突。下午，另一艘英舰开抵检查站旁，放走全部待检的货船，不许任何船只靠近检查站。又有英水兵五十余人携机枪数挺登岸，占据省港澳码头。次日，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撤走英兵、英舰。英方害怕的是国民政府出动正规军队实行武装反击。现在看到不至于发生这种可怕的后果，便迟迟不退。罢工领袖苏兆征当天即将英舰暴行报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但政治会议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此后数日，英兵不断行凶挑衅。汕头英舰也于4日采取了类似行动。

9月5日晚，英舰威警号、嘉禾号从长江上下游两个方向同时突袭万县，威警号同被困在万县的科克查夫号悍然炮轰万县，成为英国20年代在中国制造的最大惨案。面对英舰的无理挑衅，杨森部自卫还击，三艘英舰远遁⁽⁹⁶⁾。后来，英国当局因兵力不足，担心四川民众对英侨实行报复，不得不暂停行动，恢复谈判⁽⁹⁷⁾。杨森在英国武力威胁下，终于按北京政府的旨意释放了被扣英轮，惨案不了了之。

武力行动所能取得的成效毕竟是有限的、暂时的。为了达到解决排货的目的，英国需要利用武装干涉的气氛，继续向广州政府施加压力。9月10日，白利安连向陈友仁提出两项照会，一是要求立即命令长江前线北伐军司令官，制止射击英国船舰，一是要求澄清广州市长孙科最近的反英演说是否代表国民政府政策⁽⁹⁸⁾。

9月11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英国已用兵舰政策，党和政府应设法破坏其计划。政治会议决定从宣传、民众运动、谈判三个环节反对，但特别强调“极力避免冲突”⁽⁹⁹⁾。政治会议同时议决：“政府人员发表外交上言论应极慎重，演说词尤需先经审查，不得同意而各报自由发表，应严行取缔。”⁽¹⁰⁰⁾据此，广州国民政府虽对英舰强泊西堤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又同英方达成谅解：今后由中国警察巡逻保护省河及码头，防止破坏“公共秩序与和平”。英方认为，“这意味着不允许罢工纠察队在码头与河道执勤”，驱逐纠察船和破坏排货封锁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另一方面，英方惧怕岸上居高临下的攻击，特别是广州政府军开来反击，因而决定顺势下台。白利安通知陈友仁，英国海军暂时停止最近采取的行动，但如果上述谅解未得兑现，或解决排货的谈判未于适当时间内恢复，英方保留重新采取行动的权利⁽¹⁰¹⁾。12日，英舰撤走。

广州国民政府继续缓和局势。9月16日，陈友仁书面答复白利安提出的两项照会，称孙科的讲话只代表个人意见，国民政府将电告蒋介石，制止射击长江中的外国船舰⁽¹⁰²⁾。白利安得寸进尺，接连胁迫道：英政府的忍耐已到极限，正在考虑处理局势的措施。如果陈友仁不能在一两天内作出解决排货的令人满意的书面表示，就将会发生某种后果十分可怕的事情⁽¹⁰³⁾。

17日，陈友仁紧急约见白利安，告诉他政府已同罢工委员会商妥，将在10月10日或此前结束排货封锁，同时对各国货物平等征收一项特别产销税，以供收束之用。税额与华盛顿会议允许的附加税相等，出口货和进口普通货加征2．5％，进口奢侈品加征5％。该项税收不要求英政府正式同意，只要求不反对即可⁽¹⁰⁴⁾。次日，陈友仁又按白利安的要求，正式发函证实国民政府的这一决定⁽¹⁰⁵⁾。

这时，是进一步扩大武装干涉，甚至公然援助北洋军阀呢？还是继续实行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力促广州阵营发生分裂呢？英国的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英国在华工商业利益集团呼吁英政府进一步打击“激进派”。金文泰数周前还在请求英国对广州政府予以适当承认，现在却力主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广州政府立即制止辖区内的一切反英宣传，否则便用炮舰封锁广州⁽¹⁰⁶⁾。

北洋军阀集团也把挽救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英国的武装干涉上，接二连三地向英国乞援。9月10日，张作霖请英、法干涉北伐，支持自己充当“反赤领袖”和外国利益保护人⁽¹⁰⁷⁾。12日，孙传芳的密使求见英国驻沪总领事巴顿（Sydney Barton），吁请英国给予“任何方式的援助”，只要能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他“甘冒奉军滞留长江一带及被指责为把祖国出卖给外国人的风险”。两天后，北洋政客梁士诒拜访麻克类，请求英国援孙反粤⁽¹⁰⁸⁾。9月20日，吴佩孚的密使访问英国公使馆，表示愿以盐税担保取得英国借款，与总税务司协商发行新的海关债券，以购买军火，甚至乞求英国以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样方式来帮助吴佩孚镇压“赤党”，至少立即援助军火和金钱。这位密使宣称吴对英国一向友好，此时英国若帮吴解决燃眉之急，吴为英国“做什么都行”⁽¹⁰⁹⁾。

英国驻华外交官们一面将北洋军阀的求助信息报往伦敦，一面向乞援者表示，英国政策是严守中立，不介入中国内战，在广州、万县等地动武，仅仅是为了保卫英国人的生命财产，使之不受任何一方的攻击，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行动。麻克类公使建议英国政府修改“不干涉”政策，在南方实行金文泰拟定的武装干涉方案，在北方给孙传芳以物质援助，并直接向一切广州派和国民党的敌人供应武器、弹药和金钱⁽¹¹⁰⁾。

了解广州内情的白利安坚决反对公使和港督的意见。他认为，“孙、张并非我们的真正朋友，为使他们的统治长存而进攻国民运动，只能使中国人长久地怨恨我们”。白利安称：就广州方面的情况而论，英方9月10日的两项照会已得到满意答复，广州政府遵守了不让纠察队干扰河道、码头的协议，香港轮船已能够运送客货进出广州，纠察队也已撤走了封锁沙面的哨卡，广州报纸上充满了拥护收束的宣传。他又称：陈友仁向他私下保证：国民政府不支持反英鼓动，防止任何“非法行动”，但又不得不谨慎从事，因为经年历久的反英热潮不可能在一天内平息。关于产销税的征收，陈友仁也表示愿与海关合作。白利安还探听到：蒋介石害怕英国骚扰后方，曾要求政府立即停止排货；政府其他领导也觉得罢工委员会权力过大，有最终取代政府的危险，因而想力图取消这个组织。他指出：通过强泊西堤，已达到迫使广州政府处理罢工委员会，停止排货的目的；至于收束的方式，以表面上由中国当局自愿解决为好。若英方一味恃强用武，使广州政府无法避免对英彻底失败的形象，则后者即使为了面子也要战斗到底。英国并没有从华南消灭国民党的有效措施，向广州宣战，只会使国民党和其他中国人重新聚集到极端派一边。白利安估计，今后还会存在反英宣传，“这是无法用战争制止的事情，只能用耐心和圆滑的举动克服它”。因此，白利安主张，英国必须审慎地兼用软化与耀武政策。他相信，对付华南“反英煽动”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国民党及广州国民政府之手加以平息。白利安宣称，他已经发现，有可能同广州政府达成妥协，平息所谓的“煽动”⁽¹¹¹⁾。

强泊西堤前，英国曾将计划采取的行动分别通知美、日、法等国，并请美国“协调行动”，遭到美方拒绝，日、法当局也表示爱莫能助。强泊西堤后，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又于9月9日正式答复英国政府：“来照所述英政府正在采取的行动，本政府不准备参加。”⁽¹¹²⁾日本外务省人士也声明：不偏向中国任何党派、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迄无变化⁽¹¹³⁾。英国的陆、海、空部门反复研究了在广州动武的可能性和金文泰方案后，主张维持帝国国防委员会3月份作出的结论，即：使用武力的唯一现实办法是实行封锁，这就需要事先取得国际上的同意；一旦封锁失败，势将引起同中国的大规模战争，这绝非英国独家力量所能进行。就目前情况看，不可能获得国际合作⁽¹¹⁴⁾。另外，英国国防委员会咨询机构认为，即使取得国际谅解，也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最近一次稻米收成很糟；二、能在全部三角洲及海滩巡逻，用炮舰封锁西江；三、反工人阶级的广州商人阶级正在掌权⁽¹¹⁵⁾。这些条件当时都不具备，所以英国政府认为，没有扩大对广州武装干涉的可行方案。

英国政府还考虑到，支持孙传芳或其他北洋军阀，等于推翻不与中国任何冲突中的派系结盟的政策，可能会“引起深远而危险的后果”。中国军阀长期以来升降沉浮，变幻莫测，如果孙传芳等失败，英国将处于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¹¹⁶⁾。

基于上述考虑，英国外交部驳回麻克类、金文泰的建议，重申“英国政府的政策是避免卷入大规模地干涉中国事务，尽可能实行忍耐与怀柔政策”，“武装行动应限于防卫对英国人生命财产和利益的袭击”⁽¹¹⁷⁾；对广州国民政府，则继续实行威胁利诱相结合的方针。9月22日，英国外交部授权白利安，可正式照会陈友仁，欢迎广州政府关于10月10日或此前结束排货的保证。另嘱白择机口头表示：在完全取消排货，对一切外国货平等征税这两个先决条件下，“特别产销税”将得到英政府的默认。但如果允许罢工委员会重新进行“非法”活动，英国政府则可能要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行动⁽¹¹⁸⁾。

英国赖以进行威胁的“必要行动”，究竟是什么法宝呢？说来很可笑。英国政府经反复研究，其结论是：万一10月10日以后广州不停止排货，香港海军司令提出的武装封锁方案仍不可行，除已采取过的针对纠察队的措施和在广州湾武装示威外，并没有什么“有效措施”。英国政府最后决定，让白利安按上述已发之训令，采取自认为最佳的办法，继续努力，促使广州方面取消排货运动⁽¹¹⁹⁾。10月上旬，白利安通知陈友仁，产销税显然破坏了现行条约，英政府在表态之前将等着看排货被取消的程度⁽¹²⁰⁾。

10月10日，广州集会，正式宣告结束对香港的经济封锁和排斥英货运动。历时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到此告一段落。英国政府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在广东受到的压力和打击有所减轻，初步实现其政策的“首要目标”。

以征收产销税来代替封锁和排货，广东国民政府也取得了一定收获，但是，毕竟未能取得本来能够取得的成果，更远远没有满足广大爱国民众和罢工工人的正当要求。这笔税收本应用于津贴罢工工人，但只发了两个月，国民政府北迁后，广东当局便将这笔津贴扣发了⁽¹²¹⁾。

第四节　北伐进军中列强对革命阵营的分化

列强的对华政策，经过一番调整，逐步形成软硬兼施、相辅相成的两项基本原则：即软化、分化中国革命与武装保卫重要侵华权益。帝国主义决策者们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烈火面前，不以武力保卫重要权益，侵华基业必遭焚毁；但若一味强硬，甚至亲自出马镇压革命力量，又会火上浇油，适得其反。“五卅”以来的历次暴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自己经过仔细盘算也确认了这一点，于是，软化、分化便成为其政策的主要倾向。他们想方设法诱引中国革命走向改良，一再表示，愿意经过谈判放弃某些不甚重要的在华权益；在征收附加税、归还会审公廨、华人董事加入公共租界工部局等问题上也作出一些让步。但是，他们坚决不肯在革命的压力下立即放弃在华享有的投资、贸易、航行和海陆军驻扎等重要特权，在关税自主和治外法权等问题上，也不肯作较大、较快的让步。因此，列强又需要在维护自身重要权益的限度内使用武力威胁，向中国人民表明，存在着一条不得逾越的界限，企图以此削弱以至抵消共产党的影响，便于“温和派”取得领导地位，从而将这场民族、民主革命控制在世界资本主义运行的轨道内。为实现这个目标，就要从中国革命阵营中诱出那些既愿意妥协又有实力“维持秩序”的人物。北伐战争发动以后，列强审慎而狡黠地在上述两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行动。

一　调整同中国南北政权的关系

随着南方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列强逐渐意识到国民政府已不可忽视，将来有可能统治全国，而北洋军阀腐败没落，四分五裂，一直不能按照列强的希望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有效而稳定地统治全国的“中央政府”。1926年春以来，广州发生一系列事件，列强燃起了对那里的温和派和“铁腕人物”的希望，认为不必继续死守支持北京、敌视南方的旧政策。同时，列强为了维护自己在国民政府辖区内的既得利益，也需要同国民政府直接接触和交涉。于是，列强摆出“中立”、“观望”的姿态，开始逐步调整同中国南北政权的关系。它们陆续与广州国民政府建立实际交涉关系，并以“承认”为饵，诱其放弃和压制反帝斗争。对1926年4月段祺瑞垮台后频繁更替的几届北洋短命内阁，列强则一直未发正式承认照会，只作为“事实政权”与之交涉。

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因其统治权尚未扩展至全国，为防止列强分裂中国，暂时没有要求各国给予正式承认，只要求各国仿照民国元年、二年间的先例，实行就地交涉；在中国统一政府未建立以前，不得承认任何盘踞北京或各地的军阀政权⁽¹²²⁾。

1926年初，英国外交部就曾设想，承认广州政府为某种“事实政府”，以此作为怀柔措施的一部分，后因认为时机未到而搁置。同年夏，港英当局与国民政府为解决省港罢工从私下接触走向正式谈判。这时，如何对待国民政府地位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

为提高国民政府的外交地位，国民政府新任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于6月初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攻势。他首先裁撤广东省交涉署，迫使各国领事馆直接同国民政府外交部办理交涉。接着于6月4日郑重通知英国代总领事白利安，要求英方复函时将其称为“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随后他又要求各国领事官员今后来函一律用这一头衔。他解释此事不等于要求各国承认国民政府，但是希望在不承认期间得到官方联系待遇⁽¹²³⁾。当时英国在华南的官员白利安、欧马利、金文泰等都主张放弃北京存在一个能处理全国各地事务的“中央政府”的假想，改变只同北京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方针，承认国民政府为地区性的“事实政府”，与之直接交涉⁽¹²⁴⁾。英国在华工商业利益集团支持这种主张⁽¹²⁵⁾，但偏爱北洋军阀的麻克类公使主张继续静观发展，等待北京“中央政府”的出现⁽¹²⁶⁾。

英国政府基本上赞成白利安等人的意见，确信“在最近的将来，北京无力继续控制像广东这样遥远而动乱的省份。”因此其立场是，对于当地重要问题，准备通过总领事与广州现政府交涉，但只承认它是广东省行政机构。这一态度将“保持到环境要求我们变更为止”⁽¹²⁷⁾。英国外交部任命白利安为省港谈判正式代表之一，授权他在给陈友仁的公文中采用“广东代理外交部长”这一称谓，同时又另函说明：“此举必须不含有任何变更英政府对于承认问题的政策的意味。”⁽¹²⁸⁾

美国驻华官员也在考虑如何调整同国民政府的关系。1926年2月，詹金斯建议美国政府以谨慎的态度同广州政府建立联系⁽¹²⁹⁾。6月初，马慕瑞公使指示詹金斯，可用美使馆给北京现政权发照会同样的形式向广州政府发照会。同月中旬，詹金斯得知英国同僚的上述举动后，马上也在照会中称陈友仁为“代理外交部长”，另具专函声明此举纯属“礼貌与善意”，不意味着承认广州政府。马慕瑞随即予以批准⁽¹³⁰⁾。随后，法国、日本等国先后仿效。

北伐战争开始后，各国对中国南北政权的关系又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7月3日，列强停开北京关税特别会议，有意观望形势。7月中旬，北京政府财政部向列强申请每个月从关余中拨款5万元，供政府“行政开支”之用。各国使团一致拒绝⁽¹³¹⁾。

美国使馆参赞麦耶南行归来后，建议美国采取不承认北京存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同时以“特别的措辞使广东派理解，我们采取这一政策，其明显度系于意识到对华南美国人及其利益的态度将立即发生变化”。这说明美国政策的主要意图是要诱使广州政府改变反帝立场⁽¹³²⁾。马慕瑞根据麦耶的考察报告，于七八月间一再向美国政府说明：北京政府业已丧失对中国各地的统治权，形同虚设，应公开宣布不承认北京“中央政府”的存在，直接同各地方当局交涉，鼓励它们负责保护美国利益⁽¹³³⁾。7月中旬，国民政府获悉吴佩孚、张作霖要求重开关税会议，以利于筹集经费，立即向美国公使馆发出抗议照会，促其阻止⁽¹³⁴⁾。詹金斯主张借此机会表白美国政府对关税会议和广州政权的态度。马慕瑞果然公开答称，美国认为中国现在没有内得各地支持、外获列强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关税等问题上，美国无意为个别军阀或派系谋利，对陈友仁外长的照会表示“珍重”。接着，他又在北京采取行动，声言美国并未承认北京现政府，“愿为中国全体谋利益”，等等⁽¹³⁵⁾。这些行动立即为华盛顿认可。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把国民政府当作中国政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来对待，企图以更灵活的姿态，为在华长远利益寻找新的支柱。1926年10月，美国务卿凯洛格通知英国政府，美国的政策是：“随时准备与任何表现出有能力代表中国履行其所负义务的政府建立关系，并进行谈判。”⁽¹³⁶⁾11月，它又通知意大利：美国尚未考虑承认广州政府，但是，如果那个政权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美国无疑要考虑承认⁽¹³⁷⁾。

日本对华南政局持观望态度，在华北和长江流域积极进行经济扩张，在中国东北地区则继续推行逐步殖民化的政策。它强烈反对一切可能加强中国东北与内地联系的政治军事行动，既不允许关内势力染指东北，也不希望奉系向关内发展。段祺瑞倒台后，它对素有反日情绪的吴佩孚不感兴趣，认为吴可能很快被消灭。对于张作霖试图控制北京并“组阁”一事，日本也不热心支持，反而一再警告他，克制武力扩张倾向，专力于东三省的整顿⁽¹³⁸⁾。

北伐战争开始后，日本军方深恐“赤化革命”波及其势力范围，企图进行干涉。1926年8月初，参谋总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提议：一、日本单独或与列强共同“劝告”中国各方停战议和；二、警告张作霖，应速与吴佩孚、阎锡山达成谅解，停止进攻国民军，专门致力于东三省的内政整顿，保境安民，并同国民军中的“稳健派”妥协；三、日、美、英协力促成张作霖、吴佩孚结盟，成立新政府，各国予以承认，重开关税会议，从精神上物资上援助新政府；四、日本协助北洋政府进驻库伦，切断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的通道⁽¹³⁹⁾。

日本外务省同意协助军方，劝告张作霖收兵出关，致力于东三省的“保境安民”，但它认为，英、美、法等国都采取“冷静旁观”的方针，中国各方目前也不可能停战议和，因此，其他事情难以办到⁽¹⁴⁰⁾。外务省主张不要公开干涉中国革命，而应打着“中立”的旗号，多方联络能为日本利益服务的实权派。9月5日，币原外相训令长江沿岸各日本领事馆：“随着北伐军的推进，中国局势正在发展，我方必须遵守不偏向中国一党一派的既定方针，在此关头保持更冷静的态度，注意政局的变化，适当与各地方实力人物保持接触。”⁽¹⁴¹⁾

同美、日相比，英国对华外交的步调在北伐之初有些紊乱。麻克类公使认为广州国民政府已为极端派控制，英国应采取不承认、不谈判、不借款的方针⁽¹⁴²⁾。他对北洋军阀集团仍抱有较高的期望。6月中旬，他催促颜惠庆设法调和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利益，使他们捐弃前嫌，成立政府，“造成新开端”。6月下旬，由于迟迟不见成效，麻克类又派使馆武官和秘书到保定同吴佩孚面谈，促其尽快解决同张作霖之间的分歧，消灭或诱降国民军，建立联合稳固的“中央政府”。吴佩孚表示同张作霖已有所谅解，很快就能消灭国民军，然后他将负责对付广州派⁽¹⁴³⁾。与此同时，法国公使也对张作霖作了同样的劝解⁽¹⁴⁴⁾。

港督金文泰总是从香港利益出发，六七月间多次建议“事实上承认”或“法律上承认”广州国民政府为地方政府，甚至不惜抛弃北洋集团，公然向广州提供顾问、军火和资金，武装援助蒋介石，换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解除排货封锁，驱逐苏俄顾问和共产党人。外交部没有同意这种过于理想化的方案⁽¹⁴⁵⁾。7月26日，驻北京公使馆的“中国通”台克满（Eric Teichman）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中国正处于无可挽救的政治解体过程中，中央政府不能控制各省。段祺瑞倒台后，英国已自动撤销了对北京政府的承认，现在也不必予以承认，只须静观时局发展，同时与各省，包括北京当局交涉他们力所能及的事⁽¹⁴⁶⁾。

英国外交部对台克满备忘录比较赞赏。外交部顾问、中国问题专家普拉特（John Pratt）指出，外交部与驻京公使的基本分歧在于后者倾向于支持北方军阀，反对广州。这是1918年以来就存在的倾向，也是英国在华南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广州国民党人有可能在全国树立支配地位之际，这种态度尤为危险⁽¹⁴⁷⁾。于是，外交部决心继续保持“中立”观望的姿态。它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公然宣称中国不存在所谓“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对北京政府一直没有再予以正式承认；对于已将统治区扩展到长江流域的国民政府，英国由承认其为“广东省行政机构”，调整为承认它是“控制着独立于北京政府区域之外的事实上的地方行政机构”⁽¹⁴⁸⁾。在巨大的铁的事实面前，英国再也不能紧闭双眼了。

二　维护重要权益与分化革命阵营

1926年秋冬时节，国民革命凯歌行进，北伐战争席卷江南。面对中国政治格局不可逆转的急剧变动，列强加紧拉拢国民党“温和派”，分化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这一时期，他们对由北伐引起的涉及自身侵华利益的事件，采取硬中有软、软中带硬的策略，既维护重要权益，又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让步，避免同革命阵营发生大的冲突。

北伐军推进到长江流域后，蒋介石、唐生智等为保障战事顺利进行，于八九月间先后下令禁止中外船舰夜间穿行战区，白天须按信号在指定地点停航受检后才可放行，违者将遭炮击。美国就此向广州政府声明：限航令破坏了外国船舰“自由航行”的条约权利，美国军舰不能遵行，但除紧急情况外，将尽量遵守其中限制夜航的规定。至于美国商轮，若其自愿遵令受检，美国政府不加干涉⁽¹⁴⁹⁾。日本、法国、意大利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英国则在坚持其内河航行特权的前提下，表示可让军舰在指定地点停航，接受中国官员的“礼节性拜访”⁽¹⁵⁰⁾。在这一时期，英、美、日、法等国军舰都曾因为穿行战区而遭到北伐军的射击，它们有时还击，有时遁避，但都不准备为此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¹⁵¹⁾。

濒于绝境的吴佩孚试图请美国保驾。8月30日，派人到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馆，乞求美国海军在他同北伐军作战时派舰助阵，并在吴军舰艇陷入困境时给予军事援助。美国总领事罗赫德（Frank P．Lockhart）断然拒绝，宣称美国海军当局只关心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¹⁵²⁾。10月5日，吴佩孚密使拜访英国公使麻克类，“近乎乞讨般地哀求给予财政援助”，结果同样遭到拒绝⁽¹⁵³⁾。

各国侵华海军所奉训令几乎都是“尽一切可能保护本国生命财产”。9月间，武汉地区战事吃紧。英、日、美、法等国纷纷向这里增调军舰，派兵登陆，同外国侨民组成的义勇队一道保卫租界。这时，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北军溃兵惯有的劫掠。当北军被歼，国民革命军控制局势后，它们便将登陆水兵撤回舰上⁽¹⁵⁴⁾。

作为软化中国人民民族情绪的一个步骤，上海领事团于9月下旬公布了同江苏当局达成的归还上海会审公廨的协定，9月下旬公布，次年1月1日生效。中国方面收回了一部分上海公共租界法权。

当国民政府决定自行对进出口货征收产销税后，自10月7日起，列强驻北京外交代表数次开会讨论。美国驻华公使和参赞都主张纠集列强，共同采取海军行动，强行制止国民政府破坏“条约义务”的举动。但美国政府没有同意，仅令他们通过外交途径抗议此税“违约”，然后听任事态自然发展⁽¹⁵⁵⁾。日本一直坚持以偿还西原借款等无担保债务为中国征收二五附加税的必要条件，因而强烈反对广州政府自行变相征收这笔税款，力主列强一致抗议。但它也不愿为此使用武力，而采取了劝其国民在抗议后纳税的方针⁽¹⁵⁶⁾。

英国连抗议也不愿提，因为对它来说，“高于一切的考虑是结束排货”。既然产销税税率相当于华盛顿条约附加税，那就同英国关于立即准许中国各地当局征收二五附税的主张没有矛盾。以对一切外国货物征收不算苛重的附税，换取停止排斥英货和恢复省港贸易，这是英国可以接受的代价。英国政府认为；如果只反对而又不准备使用武力，广州政府可能另立征税机构，导致英人把持的海关瘫痪；更有甚者，“国民党人业已出现的可喜变化”可能停止下来，“向更友好关系发展的整个趋势可能发生严重倒退。”⁽¹⁵⁷⁾因此，英国力主有条件地默认，并希望由海关征收。美、日等国坚决反对默认产销税，海关也拒绝征收。英国为了“协调一致”，于10月末训令麻克类，可以参加联合抗议，但须同时单独发表声明，全面澄清英国的真正立场。但麻克类只参加了11月间的联合抗议，没有另作声明⁽¹⁵⁸⁾。英国政府只得另找机会阐明其政策。

11月5日，驻广州“领袖领事”致函陈友仁，声称奉驻北京的“领袖公使”之命，抗议广东政府对国外贸易征收产销税，“完全违反条约”⁽¹⁵⁹⁾。11月8日，陈友仁退回抗议原函，声明：“领袖公使之存在，本部长以其欠缺法律上之根据，未便承认。”他进一步声明，现在中国国家大权与权威，早已不能在北京行使，而已由民族主义的中国革命及建设势力移交给国民政府执掌，各国倘能明了此中关系，国民政府即愿马上与之讨论⁽¹⁶⁰⁾。从此，国民政府不再接受所谓领袖公使、领袖领事的外交文件。

11月下旬，列强得到消息：汉口海关的中国职工酝酿罢工，国民政府准备将广东的产销税施之于汉口。这次，英、美决定不顾日本反对，不再提出抗议，而力图说服海关征收此税。它们拒绝用武力保护海关免遭罢工纠察队的封锁，试图将广州的经验运用于汉口，诱使国民政府压制罢工。张伯伦训示：英国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挽救海关，但这只能靠正确的政策，而不是使用武力。所谓正确的政策，就是“尽一切努力用在广州成功地运用过的办法挫败罢工。”⁽¹⁶¹⁾

正当列强苦心探寻破坏国民革命的良策之际，被它们看作是国民政府中的“实权派”、“独裁者”的蒋介石公开向列强输诚了。8月20日，他在长沙发表对外宣言，认列强为友邦。宣称：“革命之成功，即友邦之利益。”⁽¹⁶²⁾24日，蒋介石向外国记者表露，自己是国民党员，不是布尔什维克。他身边曾有俄国顾问15人，因为需要他们的帮助以及苏俄的军械与子弹；但是一到武昌，他就立即把他们清除出去⁽¹⁶³⁾。9月10日，他又通过湖南交涉员向英国长沙代理领事琼斯（G．Jones）透露：“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同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天性本不相容。”⁽¹⁶⁴⁾

蒋介石的表态，使列强意识到革命营垒内部裂痕正在扩大。于是，它们各显神通，进一步前来探测国民政府的底蕴，施展各种分化手段。

1926年9月下旬，美国公使马慕瑞到达广州，进行“非正式访问”，成为国民政府在此成立后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公使。他同陈友仁、宋子文等国府要人“连日酬酢极欢”⁽¹⁶⁵⁾。陈友仁向他说明：国民政府认为，欲摆脱帝国主义之羁轭，初不须与列强从事武力战争，深望以谈判及协议手续，解决中国与列强间的一切问题⁽¹⁶⁶⁾。陈友仁还表示，恢复中国主权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国民政府无意单方面废除条约⁽¹⁶⁷⁾。在此前后，曾发生多起北伐军和民众进占美国教堂、医院、学校的事件，国民政府一接到美国抗议，便力促军队、民众退还。8月26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保护美国教会、医院的三条措施，当即得到通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再将这一精神通知各地执行。马慕瑞通过亲自接触，看出国民党人真心实意地想采取同列强和解的政策，同时又很机警地试探能使列强作多大让步。广州政府把宣传反帝作为鼓动民众政治热情和取得民众支持的有效手段，但政府要员在同他私下谈话时却很“通情达理”。马慕瑞一行还发现“广州派有信心有能力在自己所希望的时候摆脱俄国监护人”⁽¹⁶⁸⁾。回到北京后，马慕瑞于11月19日以长电致国务卿，报告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在于：“更稳健、更富于建设性的分子们”打算走日本、泰国式的资本主义改良道路，这正是美国所要鼓励的。然而很不幸，由于“苏维埃破坏性影响”，“召集了很大一群拥护第三国际政策的中国人”，他们相信中国必须走苏俄式的革命道路。马慕瑞称：中国目前正处于“渐进”与“革命”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学说的十字路口，“我们不论为中国还是为自己，都有责任作些措辞友好的警告”⁽¹⁶⁹⁾。

美国政府对国民革命阵营采取反复考察、逐步接近、软硬兼施、伺机分化的政策。11月下旬，美国再度拒绝北洋内阁重开关税会议的要求。国务卿凯洛格告诉马慕瑞，如果广州当局控制了中国大部地区，美国将考虑与之订立条约，在取得最惠国待遇的条件下放弃关税控制权⁽¹⁷⁰⁾。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后，美国再次派遣麦耶前去探访⁽¹⁷¹⁾。这一时期，美国外交当局频频直接同国民政府联系，要求它保护所辖地区的美国利益⁽¹⁷²⁾。11月间，长沙当局向美国领事保证：只要军事行动一结束，政府就将镇压工人和学生组织的“反外非法活动”⁽¹⁷³⁾。

在拉拢、软化国民政府的同时，美国外交当局还密切注视着蒋介石的动向及其权势的增长。8月间，他们发现蒋介石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碍：“蒋将军的总司令部发布通告，军事非常时期一切军事民政机关均须服从总司令命令。政治会议（最高行政机构）随即通知总司令，虽然一切军政要务确实由总司令部执行，但该机构之命令须经政治会议批准。”⁽¹⁷⁴⁾注意到这种矛盾之后，美国当局一面同国民政府拉关系，一面又常与蒋介石办外交⁽¹⁷⁵⁾。即使在10月底，接到国民党中央关于集中外交职权于政府外长之手，政府不受蒋介石等将领私订的外交协议约束的通知后，美国依然找蒋办理交涉，蓄意分化革命⁽¹⁷⁶⁾。11月下旬，为了深入了解这位独裁者的身世，美国当局甚至派人查阅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收藏的蒋介石犯罪记录⁽¹⁷⁷⁾。

日本政府认为，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后，“形势大致对标榜政治革新的南方派有利”，尤可注意的是：“南军在其势力增长的同时，态度逐渐缓和。”外务省决定同南方“要人”广泛接触，探寻对策⁽¹⁷⁸⁾。11月4日，孙传芳托驻日公使汪荣宝向币原外相求援。币原婉言相拒，称日本为将来在华永久利益计，绝对避免支持一党一派，“对蒋介石，日本也无敌视之理由”⁽¹⁷⁹⁾。

岂止“不敌视”。日本当局已试图推动他镇压工人运动。11月间，不堪忍受日本雇主压迫的汉口劳动群众举行同盟罢工，日本驻九江领事奉命急请蒋介石“尽量设法，严命负责官宪紧急取缔罢工”。蒋介石这时还不敢公然站到帝国主义一边反对民众运动，没有满足日方的要求⁽¹⁸⁰⁾。

北伐军步步前进，上海日本资本家感到“经济地位有根本颠覆之虞”，劝告日本政府“讲究对国民党左、右派的适当方法，并确定将来的方针”⁽¹⁸¹⁾。

11月间，币原外相派其心腹佐分利贞男南下，同国民党各派要人接触。12月中旬，佐分利赶到武汉，同陈友仁会谈。他发现，国民党人的公开讲话同他们的真实意图并不一致，他们实际上希望以“充分合理的方式”修订不平等条约，而不是全面废约⁽¹⁸²⁾。经黄郛牵线，他在南昌会见了蒋介石，感到蒋是国民党中“最好打交道的人”⁽¹⁸³⁾。这位特使风尘仆仆地奔波于上海、武汉、南昌、广州等地，颇有收获。他认为：“南北之间，并无绝对歧异之点”，而国民党“党内两派之轧轹，不但意见相左，实利也不一致，今后裂痕恐不免益显”。他还认为，在中华民族已经觉醒的情况下，列强为了软化和分化革命，必须以某种“公道合作”的姿态，调整不平等条约关系⁽¹⁸⁴⁾。经过一番紧张活动，佐分利同国民政府达成了若干秘密谅解。其主要内容有：日本在华严守绝对中立；国民政府支配大部分地区或在北京设立政府时，日本予以承认；只要不危害日本在满洲和远东的地位，日本就不干涉俄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国民政府不危害长江流域日本工商业，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既得权益⁽¹⁸⁵⁾。

英国政府不甘落于美、日之后，积极谋划进一步软化国民革命的措施。麻克类公使坚决反对伦敦对华政策设计者们的两个假定，即国民党终将统治中国并摆脱共产党人的影响。他不断要求支援这个或那个军阀以抵抗北伐。伦敦的“中国通”感叹道：“使馆在中国骑错了马”，此时“他们根本无权骑马”⁽¹⁸⁶⁾。由于麻克类固执己见并一再抗命，外交部决定更换驻华公使。

这一时期，尽管蒋介石已通过不同渠道向列强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但是，白利安更倾向于认为大权在握的蒋介石是个人野心家。这一看法得到驻沪总领事巴顿的赞同。避居上海租界的伍朝枢向英官员诉说：蒋介石是一个独断专行，容易冲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具有强烈的排外倾向⁽¹⁸⁷⁾。因此，英国当局对蒋介石集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把交涉与分化的重心放到北迁武汉的国民政府方面。

10月13日，英国驻武汉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托人向兼任国民政府湖北交涉员的陈公博表示，对革命军怀有好感，希望停止反英宣传，并问有何提议，愿为尽力。陈公博迅即回答，希望英国新公使能与陈友仁外长会谈，考虑对国民政府的承认与修约问题。葛福一面表示同情，一面强调以工人运动相威胁很不明智，并立即将国民政府的上述意向飞报伦敦⁽¹⁸⁸⁾。英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新任驻华公使蓝普森次日便奉命在中国协会年宴上声明，英政府对中国人民抱深切同情，认为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由谁以及用什么方式来治理国家，英国对目前中国时局严守中立，但有责任保卫在华权益⁽¹⁸⁹⁾。

11月上旬，当陈友仁退回列强对产销税的联合抗议，表示不承认所谓“领袖公使”制度时，英国代表力阻外交团对此再行反驳。11月19日，张伯伦授权驻汉口总领事，在国民政府提出承认要求时可表示：“一旦国民党建立充分名实相副的政府，并对前政府的一切条约和其他义务负全责时，英国政府准备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¹⁹⁰⁾为了制造缓和空气，张伯伦于11月间一再训令英国驻国民政府辖区的官员，“尽量以同情友好的精神同中国各地现有的国民党事实政权打交道”⁽¹⁹¹⁾。这时，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应奉军当局要求，逮捕了14名国民党人，经英公使批准引渡给奉方。英外交部电示英使馆：逮捕为非法的，不能事后追认其合法，无权拘押这些人或将他们引渡⁽¹⁹²⁾。但是这纸训令为时已晚，未起作用。

陈友仁11月中旬离粤北上前曾告知英国外交代表：国民政府希望被承认为中国政府，愿同英国订立新的商务协定和取代治外法权的司法协定⁽¹⁹³⁾。英国新公使蓝普森来到中国后，鉴于迅速变动中的形势，决定在去北京赴任之前，先往汉口面晤国民政府领导人，试探有无可能“达成友好谅解”⁽¹⁹⁴⁾。英方旋于12月5日通知临时主持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工作的谭延闿⁽¹⁹⁵⁾。自12月9日至20日，蓝普森与陈友仁进行了7次非正式会谈，中心议题是外交承认和不平等条约问题⁽¹⁹⁶⁾。

英国虽然将国民政府当作“事实上的地方行政机构”，但无意承认它是区域性的或全国统一的政府。英国认为，前一种承认，将要承担分裂中国的责任，并将得罪存在于中国的其他政权；后一种承认，则“不被实际情况证明为合理”，因为国民党政权尚未在全国或中国大部分地区建立持久而有效的统治。另外，英国担心国民政府会拒绝继承旧政府的条约义务。在就条约问题达成协议之前，无论哪一种承认，都可能意味着英国放弃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的原条约权利。因此，尽管陈友仁一再让步，甚至答应取消反英运动，仍未能使英方有所承诺⁽¹⁹⁷⁾。

关于条约问题，蓝普森主张只“修订”旧条约的某些条款⁽¹⁹⁸⁾，英国政府则考虑作较大让步。12月15日，张伯伦电告蓝普森：英政府原则上“对陈氏取消旧条约，谈判一个全新条约的方案没有异议，只要将旧条约的效力保持到新条约谈成为止”⁽¹⁹⁹⁾。可惜陈友仁未再坚持原案，而希望以“更改”（Alteration of）旧条约来求得妥协。经验丰富的蓝普森仍未让步。在离汉赴京前，他向陈友仁表示，将再度亲来或派首席参赞欧马利来继续协商。他并赠言称：“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态度，英国政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受两个因素的影响：甲、国民政府在汉口和其他已控制或将控制地区内获得成功的程度；乙、它们对反英煽动所能够控制的程度。”⁽²⁰⁰⁾

在蓝陈会谈的同时，欧马利于12月18日在北京外交团会议上宣读了《英国对华政策声明》，吁请各国对强有力的国民运动予以“同情”和“谅解”。《声明》称：“一俟中国人自行组成有权之政府时，即与之谈判修订条约及其他悬案”；此前也应顺应形势变化，尽可能迎合中国人民的正当愿望；“一俟中国自行制订并颁布新的国家税则时，即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当前宜“放弃为枝节问题一味提出无效抗议的方针，而将抗议保留至重要权益濒于危险之时，以共同行动使其生效”。《声明》还提出，立即无条件允准中国各地华盛顿会议许诺的附加税，税款由各地中国当局自行支配⁽²⁰¹⁾。英国这时抢先发表这样的声明，主要是想进一步软化、分化国民革命，助长“温和派”力量，造成英国是列强对华“宽大”政策带头人的形象，借以摆脱在中国革命洪流中首当其冲的困境⁽²⁰²⁾。但是，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多数口岸仍在军阀控制之下，因此，英国提议立即准征二五附加税，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对⁽²⁰³⁾。

英国继续探寻分化革命阵营的途径。蓝普森看出：国民政府一面企图利用工人运动逼迫英国让步，一面又担心局势失控，希望同英国早日和解；也看出武汉资产阶级存在着不满情绪。12月下旬，蓝普森建议英国政府迎合国民政府的愿望，继续谈判，因为这至少可以促使国民政府抑制民众的反英运动。他准备亲自或派欧马利、台克满赴汉口，讨论陈友仁最后一次提出的承认国民政府方案，条件是要求国民政府宣布，只有经过谈判才能改订现行条约，谈判期内制止反英宣传。如能达成某种协议，将会增强温和派反对极端派的力量⁽²⁰⁴⁾。蓝普森催促英政府快作决定，改变政策总是落后于事变的被动局面。他警告说：“我们正面临南方全面废约的现实危险”，“随时可能出现迫使我们作出选择的局势，要么用武装行动保卫重要权益，要么放弃它们而向广东派完全投降。”⁽²⁰⁵⁾葛福这时也称汉口形势危急，温和派“希望继续与我们合作”，而极端派“倾向于采取排货、罢工等无情的政策”。“我们如果想使温和派分子得势，就必须迅速行动”⁽²⁰⁶⁾。

他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英国政府还未来得及决定下一步应该如何迈出，中国人民便已行动起来，向英国侵华权益发起了英勇冲击。

第五节　汉浔英租界事件与列强的两手政策

一　中国人民占领汉浔英租界与英国的对策

1926年末，北伐战争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华中地区的人民反帝斗争迅速高涨。英、美、法、日等国纷纷在汉口、九江等地租界置沙包、布电网、设路障、架机枪，不时派兵登岸，企图以武力威慑，遏制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维护租界和其他特权。

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各界民众连续欢庆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汉，集会游行，盛况空前。3日中午，有宣传员数人在汉口江汉关前临近英租界的空地上讲演，听众极多，肩背相接，但秩序井然。英租界工部局深恐民众进入租界，马上动员巡捕和侨民义勇队荷枪持械，沿街布防。又于12时30分急请驻汉口的英国海军长江分舰队司令卡梅伦（J．S．Cameron）派兵支援。卡梅伦陆续将英水兵和陆战队全部调派上岸，试图驱逐中国民众。积愤已久的民众奋起抗争，被英兵刺伤数人，内二人重伤，被称为“一·三”惨案。当时民众越聚越多，毫不畏缩，以砖石抗暴。卡梅伦见事态严重，下令英兵除救命所需外不得开火。英总领事葛福三次打电话请求中国当局速派军警前来“平息骚乱”，“驱逐暴民”。

事件发生时，武汉联席会议正好开会，陈友仁认为如果要求双方同时撤退，未免示弱，应取比较强硬的态度。徐谦主张以军队包围租界，先使群众散退。鲍罗廷则力主先劝群众散去。会议最后按鲍罗廷提出的办法议决：一、立即推定徐谦、蒋作宾去向群众说明：政府将在24小时内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事件发生，并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时，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二、外交部立即与英租界当局交涉，要求撤退武装水兵，保障秩序安全；并对英方切实声明，如不撤退水兵，政府不负保障英人安全责任⁽²⁰⁷⁾。下午5时，国民政府派来大批军警试图维持秩序。公安局长要求英方先将水兵、义勇队等撤到路障后面去，然后又劝民众后退。在此过程中，愤怒的民众动手拆除了租界边缘的路障工事，后在国民政府代表和军警的劝阻下，未入租界而散。当晚，陈友仁召见葛福，告以英人若不检束，则民众将使英租界成为无价值之物，并要求从速撤退水兵。

1月4日上午，葛福和卡梅伦分别同陈友仁和汉口市公安局长会晤。中方保证：如果英兵完全撤走，国民政府可保租界安全。双方达成协议，英方撤兵上舰，中方负责维护租界临江地区秩序，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当日中午，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在汉口总商会议定8项对英办法，如要求英界巡捕缴械，由政府管理英租界等。旋又派代表要求武汉政府据以向英领交涉，限于72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即请武汉政府封锁并收回英租界，收回关税，通知英政府，不负在华英人治安责任⁽²⁰⁸⁾。中国共产党赞同各团体联席会议所提条件，主张引导群众与政府一致合作，绝对制止对外国人个人的暴行以及侵害外国人住宅、商店，极力避免一切原始暴动的状况⁽²⁰⁹⁾。下午，英兵撤离后，愤怒的民众自发涌入租界，拆毁沿街路障。租界巡捕自动放弃职守。傍晚，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决定全部接受各界代表要求，并应英方之请，加派军警开入租界，维持秩序。国民政府代表随即向人民团体代表宣布了上述决定，希望民众整齐步骤，共争最后胜利，民众遂逐渐散去⁽²¹⁰⁾。

5日，武汉30余万市民举行对英示威大会，李立三任指挥。大会一致议决，自即日起严厉禁止买卖英国货。又强调：“民众应一致团结，服从政府，谨守秩序，誓为政府后盾。”⁽²¹¹⁾会后游行时，虽然李立三宣布不进租界，但群众再次冲入⁽²¹²⁾。英工部局巡捕及公务人员逃避一空，租界顿呈混乱状态，英方只得将治安管理事宜交国民政府负责⁽²¹³⁾。联席会议遂决定设立以陈友仁为首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英租界的行政治安。当日下午4时，天降大雨，民众散去。英方忙将妇女、儿童撤上兵轮，男侨集中于亚细亚火油公司。事后，国民政府努力恢复秩序，安定人心，但英侨和其他外侨已如惊弓之鸟，纷纷关闭在汉口的银行、工厂、商店，抽走资金，准备离汉⁽²¹⁴⁾。

紧接着，九江人民也占领当地英租界。

1月3日下午，英人控制的九江海关扣押中国小船，引起民众愤慨。民众冲开与海关相连的英租界铁丝网，虽因英国水兵和闻讯赶来的中国军警阻止而散，但九江的气氛由此紧张起来。汉口英租界事件的消息传来后，英人更加不安，5日，将妇孺撤上英轮。6日下午，英海关人员打伤阻止英人雇工搬运行李上舰的罢工纠察，民众再度冲开英租界铁丝网。江中英舰发两响空炮示警，留在租界的侨民极为恐慌，纷纷逃上英轮。中国民众闻炮更加愤怒，群起涌入英租界。英水兵和中国军警、工人纠察队协力阻挡。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公经过九江，应英国领事请求，出面到堤岸上劝解民众，并命驻守九江的贺耀组部派兵“平息骚动”。宋向英方许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汉口的“暴乱”不重演于九江。次日，租界发生抢劫，大部分系贺部乱兵所为。英领事和水兵撤上军舰，请贺耀组负责看管租界财产⁽²¹⁵⁾。国民政府随后派人组成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予以接管。

英国当局一反常态，未放一枪就撤离两地租界，原因很多，武汉、九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和影响下，在国民革命胜利形势鼓舞下，民族觉悟和革命积极性空前提高，敢于对侵略者的野蛮行径进行如此英勇顽强的反抗，这是一贯骄横的英帝国主义者始料不及的。前一阶段，英国方面在软化革命的政策支配下，从伦敦主管部门到现地文武官员，对汉、浔人民反帝风暴的骤然降临，缺乏思想和军事上的准备，对扩大武装干涉的后果，也顾虑重重。

早在1926年11月下旬，英外务大臣张伯伦即不赞成增调英军赴华，认为这可能被看成是对国民党明显的不友好举动。他还认为，租界遭公开进攻的危险性很小，至多有些反英宣传和工潮⁽²¹⁶⁾。11月29日，汉口人民示威时，英水兵在租界登陆布防，结果激起武汉地区反帝运动更猛烈的发展。张伯伦连电嘱咐驻华官员，宁肯暂时中断英国在汉口的贸易，也不要武装干涉反帝运动，“煽动集团的目的很可能就是要造成英中之间的武装冲突，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这种危险”，“任何进一步武装冲突的后果都可能是灾难性的”⁽²¹⁷⁾。这时，恰逢长江枯水季节，大型军舰不能开到汉口。尽管蓝普森、葛福等人曾请求增兵加舰，以防不测，但在上述指导思想和客观条件限制下，直至汉、浔事件发生，英国在汉口仅泊有三艘小型军舰，可用于登陆的士兵一百余人，侨民义勇队不足二百人。在九江则只有小舰两艘，可登陆的水兵五十余人⁽²¹⁸⁾。

这一时期，英国有关使用武力原则的训令，也是尽量避免同革命力量尤其是国民党军发生大的武装冲突，留有必要时撤离租界的余地。12月6日，英外务次官蒂雷尔（E．G．Tyrrell）电示即将访问汉口的蓝普森：“英政府和其他列强准备支持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唯一目标是保护英人和外人生命，保卫外国租界和居留地不受攻击。”⁽²¹⁹⁾然而五天后海军部却重申其常效训令是：“对英国国民生命财产的保护，应限于有预先估计采取撤离措施的必要时，向他们提供在轮船上避难的地方，用舢板将他们从岸边救出。只有当他们实际上处于不能用其他办法控制的暴力危害之中时，才诉诸武力干预。”⁽²²⁰⁾张伯伦也再三强调，只能把武力用作保护外国人生命的最后手段，而避开了财产和租界问题⁽²²¹⁾。蓝普森访问汉口时，曾指示葛福和卡梅伦：如果广东政府军有组织地进攻租界，我方唯一的办法是撤离；如果是“暴民”冲租界，则应毫不犹豫地派兵登陆，坚决对付，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²²²⁾。

在汉浔英租界事件中，英国现地文武官员都判断中方有预谋、有组织，“极端派”希望激英兵开火。他们认为：兵力单薄的英军如果开枪，势必激化矛盾，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和军队会从四面八方冲入租界，英人将遭到可怕的屠杀，租界外和长江中上游各地的英侨也将受害。在取得国民政府官员关于只要英兵撤走，便负责维持秩序，保护英人生命财产的承诺后，英官员认为不放一枪撤离租界，是避免更大灾难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英外交部、驻华海军总司令和蓝普森先后肯定了他们的处置⁽²²³⁾。

当然，英国当局决不会善罢甘休，它要另寻应付危机的良策。蓝普森提议，只要不引起国民政府军参战，就应立即派出足够的兵力夺回租界。1月6日，伦敦训令蓝普森：“租界的撤退已经确定地改变了局势，在没有对整个态势作进一步认真考虑之前，不应采取强硬行动。”⁽²²⁴⁾

英政府也考虑过以武装夺回租界，结果认为，在长江枯水季节，无法调集重型军舰和足够的兵力到汉口作战；即使能够夺回，也没有力量长期坚守；即使能够长期坚守；也不能挽救因中国民众的封锁、排货而造成的贸易瘫痪。英国在华经济活动毕竟不能只在租界警戒圈里进行，更何况英国在租界之外的投资贸易额早已远远超过租界，汉口英国的主要公司也大都设在租界之外，英军无论如何无法对之加以有效的保护。总之，英国决策者认识到，此时武力解决不了经济困难，只能促使中国人民更加“过激”⁽²²⁵⁾。

另一方面，英政府认为更值得一试的是，保持同国民政府的接触，通过谈判，继续软化革命，拉拢“温和派”。它企图以在租界行政管理权上的让步，来迎合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合法愿望”，诱使国民政府明确保证，今后不经过谈判协议手续，不以任何方式变更租界地位和其他不平等条约特权。同时，它还企图以汉口为试验场所，检验国民政府有无“能力与诚意”制止民众运动，兑现维护秩序的诺言，最终摆脱鲍罗廷和共产党人的影响⁽²²⁶⁾。

1月6日，英国外交部专家按照制订《英国对华政策声明》时的设想，拟出了修订英中条约的方案。该方案建议通知中国南北政府：英国方面将立即采取步骤，调整在华治外法权和租界治安权问题，其中将通过地方协定，把九江、镇江、厦门英租界的治安权完全交出，天津、汉口、广州英租界的治安权则在一定条件下交出⁽²²⁷⁾。

同日，英驻华使馆头等参赞欧马利和汉文秘书台克满离京赴汉口谈判。蓝普森命他们通知陈友仁：“在任何政治性会谈前，必须把租界的完全控制权归还英国。”但英国外交部同日发给蓝普森的训令，却表示不妨同陈友仁讨论包括租界地位在内的调整条约关系问题⁽²²⁸⁾。1月8日，张伯伦进一步训令欧马利同国民政府谈判放弃汉口、九江英租界事宜⁽²²⁹⁾。外交部专家还拟定了方案，认为租界已成过时之物，由中国人接管其行政和治安责任，对所有人都更好，但上海公共租界例外⁽²³⁰⁾。

汉浔英租界谈判就是在这一情形之下进行的⁽²³¹⁾。

二　列强的两手

英国被迫放弃了汉口、九江的租界，但是，却决心保卫它在上海的利益。当时，上海居住着3万外国侨民，公共租界的外国资产总值近2亿英镑，其中英国资产为六千三百余万镑，约占英国在华资产总额（除香港外）的三分之一。如果英国从上海撤退，不仅既得利益受到巨大损失，而且其东方殖民体系将产生灾难性的连锁反应⁽²³²⁾。英国政府宣称，各国应从汉浔事件中吸取教训，“如果中国当局不能或不愿控制暴民，暴民一旦失控，国民党军队就会和他们一道行动”，“在其他租界也如法炮制”。英国政府鼓动列强以行动表明：现地外国军队兵力不仅足以“控制暴民”，而且足以对付汉口那样“以武装部队作后盾的暴民”⁽²³³⁾。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英国的鼓动自然易于获得响应。

还在北伐军主力向长江下游进军，上海工人阶级起义响应之时，列强便加紧筹划上海租界防卫问题。1926年12月8日，在有领事团和英、日、美、法、意五强驻华海军最高长官参加的会议上，上海公共租界总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提出，一旦北伐军到达，各国必须协力环绕租界设立防线，为此须调来4000名援兵⁽²³⁴⁾。美国总领事和海军长官持不同意见，认为此时耀武扬威地向上海调集大量外军，并非明智之举。国务卿凯洛格也不赞成同北伐军发生冲突，特意下令：“本政府不准备使用驻沪海军保卫租界完整”；又称：“本政府行动目的是保护上海美侨生命财产。”⁽²³⁵⁾英国决定提供1300名海陆军部队，增调3艘巡洋舰，但陆军及巡洋舰暂留香港待命。张伯伦担心陆军赴沪将引起中国“广泛而严重的反应”。他指示驻华使馆：北伐军占领上海后，可能建立永久性政权，但外国贸易却不可能长久地在外军警戒圈内进行，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同上海未来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融洽的关系⁽²³⁶⁾。日本外交当局密切注视着“极端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分裂，并接待了国民党“温和派”派到东京的密使，听其解释国民党的政策，决定暂不出兵上海⁽²³⁷⁾。

汉浔英租界事件后，列强深恐自己在上海的巨大利益遭到同样的命运，英、日、美、法驻沪总领事立即达成协议，共同调集四五千兵力保护上海租界，其中日兵1500名、美兵1400名，英兵1300名，法兵250—500名⁽²³⁸⁾。不过，他们在登陆时机和保护范围等问题上有分歧。英国支持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请求，立即派兵登岸，并越出租界设置防线。美国总领事认为不到“骚乱”迫在眉睫，不宜令外兵上岸，否则，“将被这里的鼓动家抓住把柄，作为煽动更大的反帝舆论的口实，演成星火燎原之势”。美政府也再三重申前令，不肯对租界防线和其他外侨的安全承担明确责任。日本同意与英国分守租界防线，但认为派兵登陆为时尚早⁽²³⁹⁾。法国拟调两连越南兵驰援上海，防守法租界，但暂不登岸，也不准备抵御来自“暴民”之外的军事进攻⁽²⁴⁰⁾。

尽管有以上分歧，美日仍按协议调兵赴沪。1927年1月7日，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威廉士（C．S．Williams）上将奉命从马尼拉赶赴上海，并陆续将所属舰艇调入中国水域。至2月末，美国到沪水兵达850名，陆战队300名。另有1500名陆战队正从关岛等地开赴上海，3艘巡洋舰和500名陆战队在檀香山待命，1540名陆战队在菲律宾待命。美国摆出这种引弓待发的架势，用马慕瑞的话说，是为了“使国民党领导人确信，外国列强的忍耐已达极限”。他坚信，“唯一可能避免使用武力的办法，是公开作好使用武力的一切准备”⁽²⁴¹⁾。为使这种威慑政策发生效力，麦耶于1月20日通过秘密渠道，再次怂恿蒋介石等：“我们要的是行动，不是辞令。国民党人在我们眼中恢复名誉的唯一办法，是采取具体行动，证明他们愿意并能够在其控制区内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²⁴²⁾

日本除原在上海停泊的军舰和300名陆战队外，又在佐世保、横须贺等地准备了十几艘军舰和1200名陆战队，陆续开往上海，同时在中国东北、华北、台湾及朝鲜等地集结重兵待命。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汉口帝国租界的文件》，决定不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压力下放弃汉口租界⁽²⁴³⁾。文件要求当地日本总领事就治安问题同中国有关当局保持“特别密切的联系”，并且要让国民政府领导人了解：“万一中国官方和民众，依照收回英租界的经验，采取轻视日本租界、危害租界宁静的盲动”，日方决心“采取断然处置”。文件还制定了汉口发生“群众运动”时，防卫租界和疏散侨民的若干具体对策，例如以领事馆警察和陆战队专任保护侨民，命上游各地领事立即撤侨，在上海增加相当兵力等。阁议通过前，币原即迫不及待地将这一文件的精神，通知了驻沪总领事高尾亨，随后又通知他：汉口等地若有紧急事态，可从上海调兵⁽²⁴⁴⁾。这就为日后屠杀中国人民的汉口“四三”惨案埋下了伏笔。

英政府却认为原计划已经过时，防卫上海租界将不仅针对“暴民”和北军溃兵的骚扰，完全可能要抵御国民政府正规军的进攻，因此只派海军陆战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增调大批陆军，才能防止汉浔事件重演于上海。英国军事当局重新研究了新形势下的上海公共租界防卫计划，认为至少需要一个师的兵力，才能遏制国民党军可能对租界发动的进攻，但这个师最好是以日本为首的国际部队，英军只占三分之一⁽²⁴⁵⁾。

英国政府虽然考虑到大举出兵可能引起的诸种不利后果，如中国举国一致的反对，同国民党军发生冲突等，但为利益所驱使，权衡之后，仍决计出兵。对不利后果，则另图补救。1月17日，英国内阁批准调一个陆军师赴上海。由于说服日、美参加的希望不大，英国决心独力承担上海防卫，从印度、地中海和本土各派一个旅，加上辅助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共约1．6万人⁽²⁴⁶⁾。此举构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在海外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月下旬，英国外交部继续努力，争取列强合作。日本首先拒绝了派一个旅团赴沪的请求，也不肯保证在万一发生紧急事件而英远征军尚未到达上海的情况下，先派足够的兵力保卫公共租界⁽²⁴⁷⁾。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发表演说，声称英美对华政策有所不同，美国在中国领土上没有自己的租界，保护美侨不须调遣大批军队⁽²⁴⁸⁾。然而，日、美两国并未停止增派海军部队来华。

日、美政府拒绝追随英国向上海调派陆军大部队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各国在华利益不完全一致，英国一贯把长江流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美、日则一直企图削弱这个竞争对手的地位，因而此时除以必要兵力维护自身利益外，不愿为英国火中取栗⁽²⁴⁹⁾。第二，各国国情不同，美国国会和舆论此时仍保持孤立主义传统，强烈反对在海外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是制约美国政策的重要因素。日本占有地利，其陆军随时可从本国、朝鲜和我国东北、华北、台湾等地开到上海，不必像英国那样提前兴师动众⁽²⁵⁰⁾。第三，美、日政府得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关于不以武力收回租界、负责保护外侨的保证后，权衡各自在华利益，认为派海军部队便足以遏制“暴民骚乱”。若再以国民党军为假想敌，派遣大批陆军赴沪，不仅可能导致同国民党人不必要的对抗，而且势必激起中国人民更汹涌的反帝怒潮，使自己在上海以外地区的利益遭受更大损失⁽²⁵¹⁾。第四，美、日皆已洞悉革命营垒内部的矛盾正在激化，将“维持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温和派”身上，因而尽量避免采取使他们难于得势和妥协的行动⁽²⁵²⁾。

英国还请法国提供必要兵力，保卫上海法租界，并同上海英军合作，保卫共同利益。法国答以将在“中立”、“不干涉”原则下，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法国利益，当危险来临时，将与英国及列强合作，但现在尚不必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也不打算脱离列强，单独追随英国行动⁽²⁵³⁾。

列强虽然在出兵种类与数量、登陆时机、保护对象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武装保卫侵华权益和威慑革命力量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尽管美军总司令威廉士宣称：仅奉命保护美侨，不负责保卫租界完整和抵抗国民党军可能对租界发动的进攻，但当2月下旬，国民党军逼近上海，工人阶级准备再次起义时，美军仍与英、日分工合作，在租界内负责镇压“骚乱”，使英、日部队得以集中兵力守卫租界防线⁽²⁵⁴⁾。

帝国主义列强一面挥舞大棒，一面又频频摇动橄榄枝。1月17日，英政府内阁会议在批准派遣大军去上海的同时，决定“向国民党人作出宽大让步”，以补救因出兵而带来的不利后果⁽²⁵⁵⁾。

1月27日、28日，英国政府分别向中国南北政府提出备忘录，表示准备作单方面的让步，对治外法权、租税、租界管理、教士购地等条约权利，进行七点具体修改⁽²⁵⁶⁾。一二月间，张伯伦和首相包尔温（S．Baldwin）等头面人物也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宣称出兵上海只是为了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和英国利益，此外没有其他目的。而且这也只是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英国不改变“忍耐与和解的政策”，不放弃同国民政府谈判达成妥协的努力。张伯伦甚至扬言：准备帮助陈友仁先生和其他任何表示有意以政治家和解方式处理问题的中国当局⁽²⁵⁷⁾。

英国政府坚持实行“忍耐与和解”的政策，不仅是为了缓和国内、国外舆论对它大举出兵的强烈抨击，也不仅是为了平息中国各界的反英声浪，更主要的是为了继续贯彻其分化革命阵线，拉拢国民党温和派的战略意图。

英国政府此时已经获悉，去年10月，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及海外党部代表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议决请汪精卫销假复职，从而表明了对蒋介石的不满⁽²⁵⁸⁾。但国民党中央在北迁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却下令压制工会和纠察队的活动⁽²⁵⁹⁾。1926年末至1927年初，国民党温和派人物及其同情者不断向英方密报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²⁶⁰⁾。英国驻华官员之间也广泛讨论了对国民党的政策问题。意见虽有不同，但主要倾向是，认为国民党的性质不同于共产党，它有自己的主义和社会基础，出于一定的目的而利用苏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未来的统治者，虽然不能断定这一天到来时是右派还是左派掌权，但这两派间存在着斗争和分裂的可能性。一些对国民党了解较深的官员力主同国民党和解并给予适当鼓励，至少应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右派，以此削弱共产党人的影响。同时应将武力作为不许其损害英人生命财产的最后武器⁽²⁶¹⁾。

英国政府这时也关注蒋介石的动向，但情报不够灵通。2月上旬，外交部获悉蒋介石两个多月前发表的将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讲话，判断蒋“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但不能忍受布尔什维克的控制”⁽²⁶²⁾。同月中旬，驻华公使在呈送外交部的《中国名人录》中，认为蒋“内心里不是共产主义者”⁽²⁶³⁾。3月4日，伦敦得到来自上海的机密情报：“蒋介石的公开演讲使他颇像一个极端共产派”，“但可以料想，他不得不说一些鲍罗廷及苏俄同伴硬塞给他的词句”。情报称蒋介石对汉口的局势厌恶极了，尤其憎恨工会“无法无天”的活动⁽²⁶⁴⁾。五天后，蓝普森进一步报告：蒋介石“现已显示出国民党温和派领袖的本色。看来他和他的朋友们终于走到挫败极端派及其俄国顾问的转折点”。蓝普森认为这是英国长期坚持分化政策产生的果实，所以应“尽我们的力量增强这些温和分子”⁽²⁶⁵⁾。但是，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基于过去从白利安和伍朝枢等处得到的情报，仍然不很信任蒋介石，继续将国民党武汉集团作为分化的重点⁽²⁶⁶⁾。汉浔租界协定签字后，台克满继续以英国公使代表的身份留驻武汉，以示对国民政府的重视⁽²⁶⁷⁾。

3月中旬，蒋介石集团进占上海前夕，曾派伍朝枢同英国领事馆秘密谈判，英官员旋即劝告上海报界，小心避免对蒋介石有任何批评⁽²⁶⁸⁾。同月20日前后，诺曼（Robert Norman）、柯亨等人也受蒋介石集团派遣，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介绍蒋介石即将同共产党决裂的详情，探询“列强能否给蒋介石某种支持的保证”，可是这份重要情报4月30日才到达唐宁街⁽²⁶⁹⁾。美国则在继续分化武汉政府的同时，积极和蒋介石集团发展关系。

英国提出《对华政策声明》后，美国不甘落后，也打算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愿在关税和法权等问题上让步，并准备在重开关税会议之前，便允许中国各地立即征收华盛顿条约规定的附加税⁽²⁷⁰⁾。武汉国民政府外长陈友仁得到消息后，于12月29日紧急约见美国总领事罗赫德，要求暂缓发表这项声明，武汉政府将于48小时内电告华盛顿一份重要宣言，坚决反对目前实行华约附税，因这等于向北洋军阀提供数百万美元的军费⁽²⁷¹⁾。美国政府显然考虑了国民政府的要求，从声明稿中删去了有关文句。汉浔事件后，凯洛格国务卿赶紧于1月27日抛出这项对华政策声明，并特意补充了两点重要内容：美国准备单独与中国各方协议任命的共同代表谈判修约；美国海军驻华系履行保护美国公民生命财产的基本义务⁽²⁷²⁾。

1月23日，美国驻福州领事普赖斯（Ernest B．Price）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主要干将何应钦，探听虚实。何应钦为福州刚发生的反帝事件“由衷道歉”，透露已处决了一批肇事者，撤换了一批共产派官员。普赖斯乘机以撤侨相要挟，怂恿何“通过赔偿过去，保障现在的具体行动，毫不含糊地表明国民党当局对美国人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的态度”⁽²⁷³⁾。

为免遭汉浔英租界同样的厄运，美国还力图实现上海租界“中立”方案。凯洛格原拟分别照会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陈友仁，请他们保证上海租界及附近地带为非军事区。恰在此时，传来消息：蒋介石已向美国驻沪领事馆建议，各方皆不派兵开入上海，以防发生中国内地美侨和传教士正面临的那些危险⁽²⁷⁴⁾。这正好符合美国的心意。原来，王正廷事先征得蒋的意见，于1月26日与美国驻沪代总领事高斯秘密会谈。双方愿今后经常保持联系，互通情报。王正廷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可以不进驻上海地区，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还透露，正在设法收买守卫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将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王强调：“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威胁来自工人和学生。”⁽²⁷⁵⁾通过这次密谈，王正廷向美国交了底。美国政府下令，将要求支持上海租界中立的正式照会改交蒋介石和张作霖二人，以示器重，而只将抄本送陈友仁等⁽²⁷⁶⁾。

2月6日，罗赫德向蒋介石委派的武汉行营参谋长朱绍良递交了这份照会，朱当场保证立即电告蒋介石⁽²⁷⁷⁾。不难看出，在提高党权运动高涨之际，美国当局这种违反外交常规的行动，从精神上、政治上鼓励并支持了蒋介石。

陈友仁接到照会抄本后，严厉谴责美国当局直接同蒋介石联系的做法“极不正当”，是故意分裂国民政府外交，助长军事独裁⁽²⁷⁸⁾。国民政府拒绝支持上海租界中立，命令蒋介石制止王正廷的非法活动⁽²⁷⁹⁾。蒋借故推诿，拒不执行⁽²⁸⁰⁾。朱绍良经国民政府追查，不得不将美国照会呈送外交部，但旋于2月7日暗赴南昌，向蒋汇报⁽²⁸¹⁾。鉴于国民政府已公开驳回美国的建议，蒋介石暂不便表态，但他的嫡系部队一开入上海，就宣布要严惩扰乱租界的“不法之徒”，终于履行了先前的诺言。

蒋介石出于反共的政治需要，也急于同美国政府建立联系。2月15日，蒋介石的亲信柯亨拜访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向詹金斯诉说，蒋介石同鲍罗廷已严重不和，造成两人间“几乎是永久性的破裂”，“列强若想将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现在就应与蒋将军建立明确的联系”。柯亨强调“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列强肯承担俄国人正在做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制止其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²⁸²⁾。3月初，蒋介石的美国朋友诺曼又向美国官方表示了同样的意向：“除非美国和其他列强能以某种方式重新确立国民党内温和分子的自信心，俄国在华势力将强大到可能多年无法消除的地步。”⁽²⁸³⁾

美国驻华代表迅速将蒋介石的这些信息转报华盛顿。马慕瑞公使等一再提醒美国政府，注意正在酝酿中的政变和武汉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的严重裂痕⁽²⁸⁴⁾。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谨慎而圆滑地处理同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它既不放松对国民党武汉集团的分化拉拢，又特别注意支持蒋介石集团的利益，而这一切又都在“中立”、“不干涉”的外衣下，不露痕迹地进行。

3月中旬，为进一步笼络武汉国民党人，美国政府拟仿英国先例，委派麦耶为“公使代表”常驻汉口。马慕瑞权衡利弊之后指出：此举会被看成美国“有意支持和鼓励激进派亲苏分子，反对温和派及几乎注定正要同集结于汉口的极端势力分道扬镳的民族主义者”。美国政府顿时省悟，欣然收回成命⁽²⁸⁵⁾。

与此同时，何应钦、伍朝枢等人正秘密同英、美等国驻沪领事馆联系，以求避免蒋军到上海后同列强发生冲突。至于怎样才能确实保障这一目标实现，高斯用外交辞令指出：“相信随着国民党军到达上海，对国民党左右两派的真正考验也将来临。”⁽²⁸⁶⁾

除美国而外，1926年冬至1927年春，日本政府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也有相当深入的进展。

日本政府根据前述各方面的情报和建议，决心利用革命阵营“内部萌发的暗斗”，继续“选派有志奔走者”进行分化活动，劝说蒋介石和以奉系为中心的北洋军阀妥协，实现“和平统一”⁽²⁸⁷⁾。一时间，日本政客、军官、浪人纷至沓来。1926年11月，参议员藤村义朗和池田长康到南昌拜访蒋介石，劝蒋派人去日本政界游说。他们回东京后鼓吹：日本“当以平等之友谊对待南北两方及各有势力者”⁽²⁸⁸⁾。前首相清浦奎吾也于这年冬天到武汉窥探，公开主张日本“对于南方势力应予相当之考虑，本此意义，对华政策须大革新”⁽²⁸⁹⁾。众议员大内畅三则南北奔忙，于1927年1月向国民党驻北京的代表李石曾提出中日妥协的六条纲领，并企图促使南北合流⁽²⁹⁰⁾。二三月间，日本最大在野党政友会的议员山本条太郎和森恪等人游历上海、南昌、汉口等地，遍访鲍罗廷、陈友仁、孙科、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探查底细⁽²⁹¹⁾。蒋介石向山本表示，要“坚决贯彻三民主义”，希望“日本朝野人士对革命军的真意善加谅解和同情”，并流露出期望日本援助之意⁽²⁹²⁾。

1月18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发表对华政策演说称：“南军向长江沿岸进军，高揭以政治及社会变革为目的的旗帜，使中国内战的性质为之一变。”他表示，日本“同情中国人民的合理愿望，协力助其实现”，但是，他又同时表示，将尽力维护日本“正当且重要的权益”⁽²⁹³⁾。

蒋介石感到要抛弃同苏俄的联合，镇压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与日、英两国“首谋谅解”，因而决计委托戴季陶赴日，为他作“转风试探”⁽²⁹⁴⁾。1926年底，蒋介石特邀与日本颇有瓜葛的换帖兄弟黄郛南来相助。黄郛和币原在华盛顿会议上相识，彼此对中日关系见解相投。在北京关税会议期间，黄又与币原的心腹佐分利贞男过从甚密，引为知己。当佐分利奉币原之命，于1926年末到长江流域考察时，黄郛充当了他同蒋介石联系的中间人⁽²⁹⁵⁾。

1927年1月，黄郛奉蒋介石派遣，到汉口进行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活动。他向日本总领事高尾亨通报了蒋介石的反共真实意向，表示“对日本的方针十分谅解”。他还代表蒋介石向日本保证：“国民党军断不会对租界发难”，“目前只希望对租界组织实行改良（例如给中国人参政权等）便可满足，并打算采取缓进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承认：“在发生汉口这样的不良事件的情况下，日本派陆战队上岸保护本国人是必要的。”⁽²⁹⁶⁾

日本军部势力也在积极设法破坏中国革命。陆相宇垣一成认为，中国如果赤化，日本将陷于困境。因此特于1926年底命令久留米步兵联队大队长铃木贞一前往游说蒋介石反共。铃木先到汉口找老朋友黄郛商量，黄立即通过蒋的总参议张群，安排铃木到九江同蒋介石会见。铃木转达了宇垣对蒋的希望：“断绝和共产党的关系，搞纯粹的国民革命。”蒋介石当即保证：“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请放心！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²⁹⁷⁾

日本海相财部彪的老相识、蒋介石留日时的老师小室静也于1月底来到庐山，探询蒋介石的立场。蒋再度保证：“我们不欲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如果由于工人跋扈，造成国际关系危机时，我们可能采取紧急措施。”他告诉小室：“我不知道俄国援助是出于对革命的理解，还是为了利用我们。”又称：“苏俄不可能重现于中国。”“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将乐于同日本携手。”⁽²⁹⁸⁾

蒋介石既同日本军部的势力联络，又同日本外务省接触。1月25日，他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大和久义郎，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他通知日本外交当局：将派戴季陶为代表，去澄清“革命军的真相”。他表示相信：“通过各种了解，日中亲谊毫无疑问。”⁽²⁹⁹⁾从1927年2月14日至3月31日，戴季陶受蒋重托，在日本到处宣讲国民革命的“真义”。2月26日，他拜访了日本外务次官出渊胜次⁽³⁰⁰⁾。

2月中旬，币原的特使佐分利回到东京，他断定蒋介石是温和派。币原以前曾认为蒋介石是“理论上的极端派，实际上的温和派”。听取佐分利的汇报后，他将这一看法作了少许修正。3月1日，币原告诉英国大使，他现在认为蒋介石是温和派，如果共产党人做得过火，这位寡言的将军将进行干预⁽³⁰¹⁾。

以上大量事实表明，列强此时都已不同程度地获悉革命阵营内部矛盾激化和蒋介石可能采取反共行动的情报，因而在武装保卫重要侵华权益和威慑革命力量的同时，力争从内部攻破革命营垒。它们各以不同的手段和途径来拉拢软化国民党上层势力，分裂国共统一战线。

这时发生的南京事件，成为列强与蒋介石等进一步结合，破坏革命的契机。

三　南京事件与汉口“四三”惨案

1927年3月24日，南京发生排外抢劫。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违反国际公法，悍然炮轰南京，制造侵略暴行，使中国军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事件经过如下：

3月23日，中央军江右军攻抵南京，直鲁联军战败后退入城内，大肆劫掠，然后逃往下关，争抢渡江工具，未能渡江的溃兵当晚又折回城内抢劫。不过，此时除两名在街上走动的外侨及两所外侨已撤走的空房之外，各国领事馆及其他侨民住宅并未遭抢⁽³⁰²⁾。24日凌晨，江右军各部开始入城。他们沿途鸣枪搜索，认真清查了英、美、日领事馆附近的街区，并曾进馆询问有无战犯藏匿。至7时许，江右军所属第二、六、四十军主力部队未经激烈巷战，便顺利占领了全城及下关⁽³⁰³⁾。此后不久，忽然发生大规模的排外抢劫，从上午8时延续到下午5时，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及外国教堂、商店、学校等都遭抢劫，下关趸船上的外侨也被抢⁽³⁰⁴⁾。据江右军将领和某些人士报告，抢劫者为残留城内的直鲁溃兵和地痞流氓，并疑有反动分子煽动⁽³⁰⁵⁾。可是各国驻南京领事馆人员和绝大多数外侨却从抢劫者的口音、军服和抢劫发生的时间、规模等方面判断，抢劫者是湘、粤、赣籍国民党军士兵及下级军官⁽³⁰⁶⁾。据中国记者事后前往调查，主要肇事者是江右军各部违纪乱兵⁽³⁰⁷⁾。

当23日晚直鲁溃兵劫掠时，即有外侨见到许多有组织的工人到各处去制止骚扰⁽³⁰⁸⁾。24日排外抢劫发生后，江右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共产党人萧劲光曾赶到日本领事馆，逐退正在抢劫的乱兵，布置卫士保护领馆，又贴出布告：“外侨住所，不准入内，如有侵犯，立予枪决。”⁽³⁰⁹⁾某政治部接到美国领事馆求助的消息，也立即派多名政工人员，持书面命令前往美孚油行，竭力劝阻正在抢劫的违纪乱兵，但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控制局势，自己反遭乱兵洗劫⁽³¹⁰⁾。

英、美、日驻南京海军当局早有应付“排外骚乱”的合作方案，3月7日又制订了《南京联合警备计划》，相约“彼此协力进行部署”。他们估计可能发生以下几种情况：北军败退时，会有危及外人生命财产的掠夺；南京变成战场；南军占领南京后，鼓动“排外热”。因此他们计划逐步撤侨，在军舰和领事馆之间设立视觉通信装置，组织登陆分队，必要时联合行动，夺门入城，掩护外交人员和侨民撤出⁽³¹¹⁾。

各国驻南京的海军官兵共267人，有英舰绿宝石（Emerald）号，美舰诺亚（Noa）号，普雷斯顿（Preston）号，日舰榛、桃、桧、滨风等。3月21日战事迫近南京后，英、美、日皆派出小股陆战队携枪弹、电台等潜入城中，到领事馆等处进行戒备⁽³¹²⁾。可是，24日发生的排外抢劫之大，完全出于他们的意料。他们更没想到，江右军主力入城后有许多军人参加抢劫。他们认为，在此情况下派兵冲城，将导致同中国正规军队开战，由于兵力悬殊，因而未敢实行原计划。下午3时许，英、美军舰按照逃到美孚油行所在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John K．Davis）的信号，炮轰南京⁽³¹³⁾。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一面采取措施制止抢劫，一面托红卐字会代表同英、美军舰联络，请其停止炮击。英、美军舰开炮一个多小时后停射，抢劫风潮至下午5时基本上平息。据各方调查，中国军民在外舰炮击下死39（一说36）人，伤数十人，房屋财产被轰毁十几处⁽³¹⁴⁾。在抢劫风潮中，英国死2人，日、美、法、意各死1人，英、日各受伤2人，美伤3人，财产损失无算，另有一英水兵在炮轰南京时被还击的江右军击毙⁽³¹⁵⁾。

日本政府虽然也有在“必要场合”以武力护侨的政策，但南京日侨普遍害怕从前武装干涉苏俄时发生的尼港事件重演，再三泣请日本领事和海军长官不要开炮，避免城内的日本人全部遇难。日本现地官员接受了这个请求⁽³¹⁶⁾。然而十天之后，日本水兵却在国民革命的中心武汉大打出手，制造了又一起杀害中国人民的血案。

自中国人民占领汉口英租界后，日本政府便担心汉口日租界遭到同样命运。1月14日，内阁会议通过《关于汉口帝国租界的文件》，决定不放弃汉口租界，并制定了具体的对策⁽³¹⁷⁾。

经武汉政府调查，“四三”惨案经过如下：

据住居日租界市民等佥称：日人自本政府收回英租界后，对于我国民众时有挑衅之事。当惨案发生前三数日内，侨汉日人稍有重资之家及妇孺等辈，均搬入军舰，似早已有所准备。适4月3日午后4时半，车夫刘丙戌即刘炳喜，引空车至日租界燮昌小路，突有日水兵两名硬欲共乘其车。丙戌以违背警章不允，该水兵一人将其车踢翻，一人即抽刺刀猛刺其胸倒地，血流如注，顿时晕绝。群众见状，义愤难遏，大呼日兵杀人，集者渐众。除凶手中之一人由租界副巡捕长姜柄瀛、12号巡捕徐利常扭送入警署，交副署长小川要之助看管外，余一凶手逃往日本小学校内潜匿，由日警署部长鹭山赶入，未知如何下落。当时因日水兵陆续赶到，形势汹涌，群众冒死徒手擒获日水兵6名，并嫌疑者4名，其余日人分赴日领署及军舰报告，日水兵蜂涌登岸，从大新街、新新街及江岸各口均布满，初放步枪，继放机关枪，群众闻枪奔避。该日兵等越界追杀，其日界侨商军警，凡有手枪、猎枪者，亦争先出门射击。故被杀之地，不只一处，枪声亦至6时半始息。兹以死伤地点论，如刘丙戌系在燮昌小路被杀；熊四元、刘亨惠之身死，陈海子之中枪，均在同仁医院侧；张泽文、李寿堂及不知姓名之一人等身死，均在本愿寺侧；杨海清、江心海之身死，在大正街；王秋生中枪，在华界三元里茶馆内；刘志元即刘之元、周勇伢、杨文藻等中枪，均在华界铁路孔。地点不一，相距甚远，而三元里、铁路孔均在日租界范围以外。该日人如非故意挑衅，蔑视中国国权，何至越境杀人？对于徒手民众，何故开枪射击？时间何以许久？此皆证明其确非登岸时误会者可比⁽³¹⁸⁾。

据此项调查统计，日本人在“四三”事件中，打死中国民众9人，打伤8人。死伤者年龄在17岁至42岁之间，均为男性。

四　列强对蒋介石的诱迫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南京事件相继发生后，英、日、美、法、意等国政府更为恐慌，分别训令驻华南各地的领事馆，进一步“劝告”本国侨民，迅速全面地撤出国民政府辖区。同时，它们加紧向上海等地增调大批援兵和军舰，保卫租界，威胁革命。据当时调查，至3月下旬为止，列强在上海已集中重兵约二万人，军舰近六十艘⁽³¹⁹⁾。3月21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宣布戒严，将全部“防卫计划”付诸实施。同时，列强仍在力争从内部攻破革命营垒，以各种方式诱迫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温和派”动手反共。

蒋介石等也加快了和帝国主义结合，发动政变的步伐。3月22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一到上海，就派人会见美国总领事高斯，邀请他于次日来访，但高斯却不肯与白见面，他请来人转告说：“武装的工人、煽动家和学生正在实行恐怖统治，中国当局却没有采取措施恢复秩序和控制局势的任何迹象。”他要求白崇禧“毫不拖延地行动”，声称“一旦形势变为和缓，法律与秩序得到维护，我很乐于有机会会见白将军”⁽³²⁰⁾。次日上午，英、日、法等国领事在上海总商会长陪同下访问白崇禧，法国总领事弦外有音地问：商会业已开市，“惟罢工不知究于何日始能恢复原状？”白崇禧答：“余意明日当可复工。”各国领事听后，“均露满意之色”⁽³²¹⁾。

白崇禧到上海前，便已发出布告，声言要严惩“假借名义、藉端煽动”的“不法之徒”。他要上海工人阶级“认清楚时势和环境”，“在这军事时期，第一是不要破坏秩序，妨碍军事进行”⁽³²²⁾。得知高斯等人的意图后，白崇禧便命令罢工工人复工，并开始收缴部分工人的武装⁽³²³⁾。

3月24日上午，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一接到南京出事的消息，即警告前来回访的白崇禧：“希望该事件不要波及本埠，阁下应以全力维持目前的秩序。”白崇禧连称：“一定维持上海治安。”⁽³²⁴⁾当晚9时，正在芜湖的蒋介石派代表向当地日本代理领事藤村表示：关于南京事件善后问题，蒋亲自负完全责任，请转告英、美当局停止炮击。藤村立即将此事转报矢田和日本驻沪海军司令。11时，蒋听说有南京日本领事馆人员在芜湖，又派人重申上述意向，许诺将亲赴南京解决这一事件⁽³²⁵⁾。次日凌晨，正在南京的美国长江分舰队司令豪夫（Henry H．Hough）也收到蒋介石的口信，称蒋将赶到南京，负责控制局势，保护一切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英、日、美驻华海军总司令一致决定：“尽可能避免采取进一步的激烈行动，直至蒋介石将军有机会履行他为所有外国人提供充分保护的诺言。”⁽³²⁶⁾

3月25日中午，蒋介石乘舰抵达南京。他没有登岸，只在舰上接见了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等将领，令其追查南京抢劫的责任⁽³²⁷⁾。下午2时许，程潜派第十七师师长杨杰，陪同前来交涉的日本第二十四驱逐舰队司令吉田，到日本领事馆视察实况。杨杰竟对日本领事说：“此次事件诚为遗憾，但这决不是党军干部的意思，而是军队内部一部分不良分子与共产党南京支部成员串通谋划和组织进行的”，“已下令解散南京党支部，并以诚意交涉善后措施。”⁽³²⁸⁾这番毫无根据的诬词，为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合谋反共提供了借口⁽³²⁹⁾。

3月26日下午，蒋介石乘舰抵达上海，旋即住进上海交涉公署。法国租界当局马上派黄金荣等人与蒋联系，并与公共租界当局一起给蒋颁发了“特别通行证”，准其自由穿行租界⁽³³⁰⁾。

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到沪的前一天接悉两项重要情报：一、柯亨再次拜访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解释蒋介石与汉口激进派的妥协只是权宜之计。蒋急于知道，若与鲍罗廷决裂，可从列强方面得到什么支持。柯亨促请美国政府“看清时局真相”⁽³³¹⁾。二、白崇禧将要袭击被民众武装占领的警察署，但他并没有流露将采取强硬而严厉的措施的迹象⁽³³²⁾。3月26日，美国国务院获悉蒋介石关于南京事件的口信，随即又收到驻福州总领事的报告：“控制军事部门的温和派与控制政治部门的激进派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分裂已在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发生了。”报告以大量事例证实，已开入上海的蒋系东路军是一支反共并能认真保护外国利益的军队。国务院对于在关键时刻收到的这份报告极为欣赏，赞扬它“有特殊的帮助”，“好极了”⁽³³³⁾。于是，美国继续以圆滑的伎俩，“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

3月26日，上海领袖领事奥尔（N．Aall）受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威廉士之托，往见白崇禧，以有“工人纠察队将袭击租界”的流言为由，要求白制止可能危害租界安全的行动。白当即保证：“国民党军无论如何无意进攻租界”，“已下令严禁任何人携械或送枪进入租界”。他还通过奥尔宣告：“极愿尽力维持秩序，且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他对国民党和工会“负完全责任”⁽³³⁴⁾。

这时，美国舆论主张除保护美侨生命财产外，不宜采取将会导致战争的强硬措施。美国总统柯立芝于3月26日表示，目前再向中国增兵没有什么好处⁽³³⁵⁾。3月29日，他又宣称，中国迄未发生对美国人有组织的军事进攻，但时而发生零散袭击，这绝非出于任何“郑重当局”的唆使，纯系“暴徒”所为⁽³³⁶⁾。

同日，日本外相币原命矢田设法劝告蒋介石：日本朝野对南京抢劫均感意外，同情南军的日本舆论已有发生巨变之兆，英、美两国也说不定将采取“非常手段”，事态颇为严重。蒋应尽早处理此事，自动实行令各国满足的解决⁽³³⁷⁾。矢田当夜即与黄郛联系，次日会面时向黄转达了币原的劝告。黄郛告诉矢田：蒋介石急来上海，就是为了承担南京事件的交涉，同时决心集中全力维持上海的秩序⁽³³⁸⁾。黄郛与蒋商讨后，又于27日晚上答复矢田：蒋已接受忠告，28日即派代理交涉员到各“被害国”领馆道歉，一俟查清事件真相后，便负责进行处罚和赔偿⁽³³⁹⁾。

币原3月27日获悉杨杰的诬告后，决心进一步利用“宁案交涉”来促使蒋介石镇压革命。3月28日，他训令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命他与各国公使商量条件，协调推进有利的共同交涉⁽³⁴⁰⁾。当天下午，币原又向美国驻日本大使通报：“南京暴行是广东派中企图使蒋介石丧失信誉的激进派造成的”，“日本已提醒蒋介石，他和广州政府的前途有赖于维护秩序，镇压暴乱。如果维持不住秩序，便意味着蒋介石和广州政府完蛋。”他表示相信，“蒋介石既愿意也能够维持秩序”，“目前任何强国采取压制手段都是错误的，因为这只会帮助蒋介石的敌人，并使广东派中的激进派能够取得广州政府和军队的控制权。”⁽³⁴¹⁾

与美、日不大一样的是，英国力图以武汉作为交涉重点。3月24日晚，台克满接到南京急电后，立即会见陈友仁，要求国民政府马上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南京外国人的安全，并在汉口提供保护，维持秩序。次日，他再访陈友仁，威胁称：若不尽最大努力保障南京外侨撤出，英国将再次开炮；如果英国对国民政府维持汉口秩序的保证感到怀疑，将自行采取措施⁽³⁴²⁾。驻北京的蓝普森于28日拜会日、美公使，磋商解决宁案办法。蓝普森称：陈友仁听到台克满转述的南京事件消息时，“表现出真诚的不安和震惊”，尽管他不相信这是南军所为，但答应调查，并承担政府应负的责任。他建议，关系列强派代表同武汉政府联合调查，以便“给国民政府一个表示诚意的机会”。日使芳泽反对同武汉政府交涉。他转述了杨杰的诬告和矢田对蒋的工作，认为“可以期望蒋介石方面对于惩办肇事者采取令人满意得多的迅速行动”。三国公使商定，向蒋介石提出通牒，随后又将法国和意大利公使拉入行列。通牒草案要求蒋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书面道歉并保证制止“一切形式的暴行和骚乱”，还拟定由各国总领事通知蒋介石：列强将限定时间；逾期不办，列强将保留“采取自认为适当的措施”的权利。对此，蓝普森主张写明期限是几天，美、日公使都认为留有余地为好。但他们一致认为：“各关系国政府应下狠心贯彻这些要求。”⁽³⁴³⁾

美、日政府都赞成借“宁案交涉”之机，要求蒋介石迅速处理局势，但它们又都不愿意逼得太紧，所以反对通牒草案中有关限定时间的提法⁽³⁴⁴⁾。英政府决策层意见不一，有人力主制裁，也有人主张适当照顾蒋介石的特殊处境，避免危害他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前者的意见略占上风。英内阁通过了上述通牒草案，决定如得不到满意答复，就实行制裁。具体措施包括封锁长江和广州，禁止汉口、南京的铁路渡口通行，扣押国民党军舰等⁽³⁴⁵⁾。法国倾向于美、日，意大利追随英国，于是，列强间进一步磋商。

3月28日夜，黄郛密访矢田，诉说上海的“共产派”工人、学生已夺得武器和粮食，如果蒋介石目前发表为南京事件“惩凶”和赔偿的声明，就会给他们一个发动反蒋暴动的良好口实，希望列强谅解蒋介石的“苦衷”⁽³⁴⁶⁾。30日上午，矢田到上海交涉署与蒋秘密会谈。矢田称：“今日实为千钧一发的重大关头，弥漫着某些细小事端都可以引起重大事件的危险性。”他要求蒋“深刻考虑”上海的“治安问题”。蒋介石回答：“业已谅察尊意，一定严加取缔。”⁽³⁴⁷⁾

30日晚，币原训令芳泽公使：日本政府同意和英、美、法、意联合向蒋介石发出“宁案通牒”，迫其接受四项条件，但应删除有关限期照办的措辞。训令称：蒋介石目前正处于困境，列强若持强硬态度，正迎合了武汉共产派的倒蒋计谋。“最佳方案莫如通过中国人之手维持中国治安”，让蒋介石等“健全分子”有施展身手的机会⁽³⁴⁸⁾。

实际上，日本当局对蒋介石反共的决心与能力并不完全信赖。驻华武官本庄繁认为：日本固然希望蒋介石与张作霖携手，镇压共产党，“但从时局对帝国的重要性着想，不应依赖这种不确实的事”。他建议日本立即采取“积极自卫政策”，派陆军进驻中国各枢要地点，派海军夺取扬子江上的制航权⁽³⁴⁹⁾。币原本人也认为：“蒋氏对于取缔共产派的跋扈缺乏决心，惧怕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不了解我方的苦心”。共产派搞垮蒋介石的意图现已甚为明白，上海和其他地方都有同南京事件类似的“阴谋计划”。“现已到了决定国民军自身和蒋介石及其一派命运的重大关头”。“蒋今欲取得内外普遍信赖，只有成功平定时局之大业。”3月31日，币原命矢田向蒋转达这些意见，促蒋“深刻反省与决意”⁽³⁵⁰⁾。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做好了与各国共同实行武力镇压的另一手准备。外务省与海军达成协议：决定分三期进行战争准备：第一期，暂不提出限时通牒，争取时间从汉口上游撤侨；第二期，提出限时通牒，同时从长江中下游和广东、福建撤侨；第三期，限期一过，便与列强联合行动，占领上海、汉口等地。海军方面特别提出：鉴于长江上游水量至4月中旬才能通行炮舰，所以采取强硬行动前，绝对需要两三周的余地，完全同意删除通牒中的时限⁽³⁵¹⁾。

4月1日夜，矢田向黄郛传达了币原3月31日训令的精神，黄称明晨即转告蒋介石。他解释说：“蒋之诚意不必怀疑，唯其实行能力尚可疑虑。”蒋目前需要断然处理的紧急事务为：紧急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但是蒋“唯忧虑汉口共产派”，希望列强将关于南京事件的第一次正式抗议也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并向汉口集结军舰，加以威压。共产派正在对英、美炮击南京作夸大宣传，给蒋加上帝国主义走狗的恶名，蒋必须考虑以什么方法解决，才不至于给他们提供有利的攻击口实。黄郛透露，蒋介石“特别注意解决工人武装的时机和方法”⁽³⁵²⁾。经过这番推心置腹的恳谈，币原充分了解到蒋介石的策略考虑，一切疑惑都消失了。4月2日，币原令芳泽劝说英、美公使，将通牒提出的时间推延数日，以等待蒋介石方面采取行动⁽³⁵³⁾。英、美公使虽感到遗憾，但还是同意了⁽³⁵⁴⁾。

同日，英国驻日大使奉命与币原磋商“宁案通牒”和制裁问题。币原称：日领矢田正在劝说蒋介石自动声明，承认惩凶、赔偿、道歉、保障等四项解决条件。如果这时列强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强硬抗议，蒋就只有或屈从或拒绝这两条路可走。如果屈从，便完全破坏了蒋的立场，将使他被逐出国民党。因此蒋势必拒绝列强的强硬抗议，而列强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制裁手段。何况实行武力制裁只能摧垮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不能使共产派和“暴民”屈服，不如用“和平”的方法，通过蒋介石去收拾时局。英大使询问，列强可否给蒋介石等稳健分子提供物质支援。币原认为，那样就太露骨了，蒋会因此被斥为“卖国奴”而引火烧身⁽³⁵⁵⁾。三天后，币原又将这番谈话的要旨转告美国驻日大使⁽³⁵⁶⁾。

就在4月2日夜间，黄郛通知矢田：“蒋已下定决心整肃国民政府内部，刻下正召集将领仔细商议”，“一俟准备就绪，即当断然实行，其时间当在四五天以内。”黄郛还透露，蒋介石的大致计划是：由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对武汉派发难，公开排斥共产党。而在这之前，“第一件事是解除工人武装”。在整肃共产党之后，便着手解决南京事件。蒋打算仿效土耳其的凯末尔，驱逐鲍罗廷。并称：今后希望日本援助云云⁽³⁵⁷⁾。

日本政府得知上述信息后，决定不再催促蒋介石发表接受列强宁案四条件的声明。同时，币原同意英国的意见，下令将“宁案通牒”也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以施加“重大压力”⁽³⁵⁸⁾。4月3日，日本水兵在汉口借端寻衅，疯狂杀害中国民众。日本当局先后调集十余艘军舰到武汉示威，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租界”⁽³⁵⁹⁾。

美国驻华官员提出了许多制裁方案⁽³⁶⁰⁾。马慕瑞力主向京津地区和上海大举增兵，准备封锁华南一切港口⁽³⁶¹⁾。威廉士提议，必要时以炮轰江阴要塞和南京军事要地为报复手段⁽³⁶²⁾。4月初，美陆军参谋长萨莫拉（CPSummerall）在专备应付中国“紧急事件”的《黄色方案》基础上，拟定了依次从菲律宾、夏威夷、旧金山派遣大批陆军驰援上海和天津的计划。但他不主张立即实行，认为“我国目前在中国带头增加外国军队，尤为不智”⁽³⁶³⁾。美国政府同意这一看法，认为“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实不值当”，遂令马慕瑞在必要时撤出外交人员和侨民⁽³⁶⁴⁾。

美国政府只想用通牒的方式来敦促蒋介石迅速行动，而不愿实行武力制裁。4月2日，凯洛格接连训令马慕瑞，同各国一道向蒋介石和陈友仁分别提出不带时间限制的通牒，要求他们迅速解决南京事件所造成的局面，同时通知蒋介石：“如果他不能令人满意地表明，他打算迅速答应这些条件，关系列强将不得不采取自认为必要的措施。”训令强调：“本政府不希望该通牒含有最后通牒式的限定时间的措辞”，“美国政府对于实施何种制裁，将保留意见”。凯洛格随即向马慕瑞和英、日等国说明，上述保留意味着美国不承担实行制裁的义务，甚至不准备讨论制裁问题⁽³⁶⁵⁾。

英国政府在美、日政府同意以武汉政府为“宁案通牒”的主要对象后，试图继续说服美、日，在原则上赞成通牒要求被拒绝时，就实行武力制裁。4月3日，英国纠集列强驻华海军最高司令官在美舰匹茨堡号上开会，讨论制裁问题。由于美、日将领事先没有取得政府的授权，这次会议没有达成协议。英、美、法海军将领先后提出的制裁措施有：炮轰吴淞炮台、江阴炮台、汉口兵工厂和其他某些军事要地，扣押南军舰艇和中国商船，封锁长江，没收上海关税收入。到会的日本海军将领表示保留意见。美、日政府都没有批准上述方案⁽³⁶⁶⁾。

英国政府不甘心放弃制裁，但也不愿伤害蒋介石。4月5日，又向美国表示：“有理由相信蒋介石正在努力组织与国民政府内部的极端派相对立的温和派核心，这个核心将会成为中国未来的希望。目前不适当地使蒋介石受辱是违背列强利益的。”所以英国力主向武汉政府提出正式通牒，而将抄本交蒋。但是，“万一国民政府最终拒不满足要求，列强原则上赞成实行制裁，根据此种理解，英国政府同意省略前方案（即通牒草案）B款中的时间限制”⁽³⁶⁷⁾。凯洛格立即电训马慕瑞：英、美政府间根本不存在上述谅解，“美国政府不承担实施制裁的义务，也不准备讨论制裁问题，对此不容有丝毫含糊”⁽³⁶⁸⁾。

在美、日政府的共同抵制下，英国虽不愿放弃必要时实行武力制裁的主张，但更不愿联合阵线发生破裂，于是不再坚持原议。4月7日，英、日、美、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达成协议，联合向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分别提出不带时限的通牒，要求迅速解决南京事件所造成的局势⁽³⁶⁹⁾。9日，五国公使训令各自驻汉口和上海的总领事，务于4月11日向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分送“宁案通牒”，同时发表由美国公使马慕瑞起草的一项声明，宣称列强关于南京事件的各种要求是针对“中外之一种势力”而发⁽³⁷⁰⁾。

武汉政府外长陈友仁拒收联名通牒。五国总领事于4月11日分别向陈友仁递交了同文通牒⁽³⁷¹⁾。蒋介石的代表白崇禧在上海不仅接收了五国联名通牒的抄本，而且通过郭泰祺向日领矢田保证：“上海时局可望顷刻之间彻底安定。”⁽³⁷²⁾

果然，通牒送交后不到十小时，蒋介石集团就发动了政变。

第六节　蒋介石发动政变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一　赣州惨案与南昌、九江、安庆事件

由于迁都之争，武汉国民党和蒋介石之间形成对立；恢复党权运动使这种对立进一步尖锐化。武汉左派们企图以群众大会、通电宣言、决议等约束蒋介石，而蒋介石则以暴力相回答。3月6日，新编第一师师长倪弼下令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成为蒋介石开始镇压革命力量的讯号。

陈赞贤，江西南康人。1896年生⁽³⁷³⁾。辛亥革命后考入江西陆军讲武堂学习。曾参加“二次革命”、五四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队。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广东南雄总工会委员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同年7月，自动申请回江西工作，以配合北伐⁽³⁷⁴⁾。曾策动赖世璜起义。10月，调任赣南党务及民众运动指导员，同时任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11月，在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工会委员长，随即发动罢工，要求“保障职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获得胜利。不久，又成立工人纠察队，使赣州的工人运动名盛一时⁽³⁷⁵⁾。但是，运动中也出现了“左”的倾向，如捕捉店主，捆绑游街，要求增资十几倍等现象⁽³⁷⁶⁾。

赣州工人运动的发展遭到敌视。12月30日，洋货业店员工会几个店员因去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看文明戏遭拒，在墙上涂写污辱妇女的字画，该校校长、国家主义派分子欧阳魁等在县党部支持下，借此召开各公团联席会，要求解散洋货业店员工会，激起工人反对，大批工人包围县署。据说，县党部主席筹备员、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陈铁被殴⁽³⁷⁷⁾。1927年1月3日，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致电蒋介石，声称“连日发生工潮，扰乱秩序，捣毁县署，属会无力维持，请示办法”⁽³⁷⁸⁾。同日，赣县县党部筹备处也致电蒋介石，指责店员工会“罢工捣乱，破坏党务，殴辱党员，摧残女界”，要求“严办工贼”⁽³⁷⁹⁾。其后，所谓赣州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教育会、妇女解放协会等组织纷纷电蒋，指责陈赞贤等“纠合工友，目无法纪”，“恳请严惩”⁽³⁸⁰⁾。事后，工会方面处分了个别工人，但欧阳魁等仍不满足，勾结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准备镇压工人运动。倪原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赣州后，即接收贿赂，为商会说话⁽³⁸¹⁾。1月26日，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召集各团体负责人开会，倪弼企图乘机捕杀陈赞贤等，陈事前获悉有关消息，化装离开赣州，赴南昌请愿。倪弼等即议决，以“私藉工会团体，扰乱秩序，危害国民革命，以谋其个人大利”的罪名，呈请拿办陈赞贤等，“由人民组织审判委员会，讯明议处”⁽³⁸²⁾。会后，倪弼派兵至总工会捕去办事人员。倪的举动遭到第一师左派军官的反对，230人联名致电总司令部，要求将倪撤差严办。31日，倪弼与师长张与仁召集干部会议“解释”，结果，适得其反，倪弼被殴。会后，倪弼赴南昌“控诉”，张与仁则在致蒋介石电中表示：“乞示办法，死所不辞。”⁽³⁸³⁾

倪弼到南昌后，在蒋介石面前哭诉，蒋大骂说：“你有脸来见我，有本事回赣州去！”⁽³⁸⁴⁾同时，陈赞贤秘密率领的工人请愿代表团也到达南昌，他们在总司令部等候了半个月，始终得不到蒋介石的接见，最终只等到了一个批示：“该案交总政治部、省党部工人部会同新编第一师张师长办理。”⁽³⁸⁵⁾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支持赣州工人，他要求蒋介石将倪弼调开，蒋口头答应而始终不实行⁽³⁸⁶⁾。

在倪弼离开赣州后，经新编第一师团党代表周学昌调解，劳资纠纷已接近解决。倪回到赣州，赣州商人立即变卦，大批开除工人。2月21日，商人彭益三等杀伤工人十余人。随后，省党部工人部特派员贺其燊跟踵而至，命令陈赞贤停职，并要求新编第一师及县署拘捕陈赞贤。此时，陈赞贤已在江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但他没有开完会就回到赣州。3月1日，在赣州总工会召开的欢迎大会上，陈赞贤表示：“坚决与反动派势力作斗争，为工人阶级谋利益。”6日，陈赞贤被骗到县署开会，倪弼等限陈在三分钟内签字解散赣州总工会，为陈严词拒绝。倪称：“蒋总司令有令在此，今晚要枪毙你！”倪的左右即向陈开枪。陈身中十八弹，英勇牺牲⁽³⁸⁷⁾。

还在1月中旬，蒋介石去武汉期间，就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表示不满。杀害陈赞贤，说明他已由不满发展为仇视。

在陈赞贤被害之后不久，左派掌握的南昌、九江市党部、安徽省党部等先后被捣毁。

南昌市党部拥护武汉左派们提出的恢复党权运动。3月6日，召集全体党员大会，议决拥护武汉中央党部宣传大纲，敦促汪精卫复职，从速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³⁸⁸⁾。14日，右派掌握的江西省党部即决议解散南昌市党部，通缉该会执、监委员。15日，南昌市党部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召集有20万群众参加的大会，提出“提高党权”等口号。当时，蒋介石在场，立即责问：是谁提出此种口号？会场应声云：“群众公意。”蒋介石愤愤地说：“我有我的口号，就是拥护江西省党部。谁反对江西省党部，就打倒谁。”⁽³⁸⁹⁾当夜，蒋介石离开南昌。16日，江西省党部召集流氓、警察及部分党员，沿途高叫“打倒左派”、“打倒赤化”、“打倒鲍罗廷”、“拥护蒋总司令”等口号，冲入南昌市党部，逢人便打，遇物便毁⁽³⁹⁰⁾。随后即封闭学生会、济难会及左派创办的《贯彻日报》，宣布解散工会、农协。23日，右派在南昌召开了所谓“江西民众拥护中国国民党示威运动大会”，议决组织“江西民众拥护中国国民党大同盟”，反对武汉中央⁽³⁹¹⁾。

蒋介石离开南昌后，16日到达九江。17日，九江市党部、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农协、《国民新闻》社等处即被手持刀械的几百个流氓捣毁，当场杀害九江市党部职员三人、总工会干部一人、工人十余人，抛河致死者十余人，重伤第六军政治部工作人员九人⁽³⁹²⁾。工人纠察队要求解除暴徒武装，蒋介石却派卫队掩护暴徒出市，并命第六军留守唐蟒为戒严司令官，禁止工人罢工⁽³⁹³⁾。

安徽临时省党部在恢复党权运动中也很活跃。当时，该党部正流亡于武汉，曾先后发表《最近宣传大纲》等文件，谴责“昏庸老朽分子”宰割中枢，垄断党务，呼吁“救党”⁽³⁹⁴⁾。国民革命军进军安徽后迁回安庆，公开活动，迅速组成省、市总工会、省农协筹备处、妇协筹备处、省学联等群众团体。但是，安庆也存在着一个由右派组成的省党部，它用收买地痞流氓等办法，也成立起总工会、农协、商协、妇协一类组织，与左派势力相抗。3月20日，蒋介石抵达安庆。当日，左派省市两级党部联合召开万人欢迎大会，宣言称：“我们热诚地欢迎总司令是因为总司令始终站在革命战线上，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奉系、直系、安福系等进攻不息。”宣言号召打倒“在革命旗帜下活动”的西山会议派、伪党部和安福系余孽⁽³⁹⁵⁾。他们怎么也料不到，这位被欢迎者两天之后就下了毒手。21日晚，省市两党部宴请蒋介石。席上，蒋介石声称安徽“派别多，不团结”，要求各方合作，成立省党部，左派周骏当即表示：“我们要健全国民党的组织，必须纯洁队伍，我们决不能把西山会议派和帮会头子都吸收到党内来。”气得蒋介石未终席即离去⁽³⁹⁶⁾。

3月22日，国民党安徽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开幕。同日，总政治部命令伪总工会停止职权，听候审查。该会抗不服从，他们在总司令部特务处副处长温建刚指挥下，蜂拥到设在省长公署的总司令行营前，要求蒋介石接见。蒋居然表示同情说：“你们受了压迫，本总司令要秉公办理。”⁽³⁹⁷⁾适值省党部常委光明甫等来见蒋介石，暴徒们遂一拥而上，将光明甫殴伤。事后，蒋对闻讯赶来的郭沫若说：“你以后对于民众团体的态度总要不偏不袒才好。”又敷衍光明甫说：“好啦！好啦！我警诫他们一下好啦！”⁽³⁹⁸⁾

事实上，蒋介石“警诫”的是左派。3月23日，安庆反动分子以省农协、总工会、商协、学联、妇协等五个团体的名义召开“市民大会”，欢迎蒋介石。事前，出钱收买流氓，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敢死队。会后，在总司令部参议刘文明、西山会议派张秋白和青帮头子杨虎率领下，捣毁左派省市党部和省教育会等群众团体，殴伤职员及出席国民党安徽全省代表大会的代表数十人⁽³⁹⁹⁾。“所有家具杂物，无一留存”⁽⁴⁰⁰⁾。有一个男同志和一个女同志到省党部开会，被暴徒们剥去外衣，打得半死不活之后拉去游街，诬指他们在省党部白昼宣淫，说这就是共产公妻的赤化分子的榜样⁽⁴⁰¹⁾。暴徒们沿途高呼“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把被打伤了的人拖到总司令部门前一哄而散⁽⁴⁰²⁾。当日，李宗仁为此事去见蒋介石，蒋仍然假托民意，声称：“是民众打了的，我有什么办法呢？”⁽⁴⁰³⁾

蒋介石一口一句“民意”，事实真相如何呢？1928年，温建刚有一封致张静江的信很能说明问题，该函说：“去春在南昌，以徐谦、邓演达等劫持中央，危害本党，首在介石先生前建议，扑杀共逆，免滋燎原。由九江而安庆，而南京，奋斗不遗余力。”⁽⁴⁰⁴⁾原来，这是在南昌时期就已经确定的预谋。

3月24日，蒋介石乘船离开安庆。临行前擅行委任了28名安徽政务委员，以陈调元为主席，其中右派占绝对优势。

二　蒋介石等在上海策划清党

上海是蒋介石的旧游之地。在这里，他外可以争取列强支持，内可以得到江浙资产阶级的援助，还可以利用黑社会充当打手，具有其他地区不具备的优势。因此，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召见白崇禧，面示清党决心⁽⁴⁰⁵⁾，随即夜以继日，紧张筹划，准备政变。

首务是确定清党反共方针，组成反共营垒。

在国民党二大所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右派占多数。因此，蒋介石采纳陈果夫在南昌时的建议，企图通过这一组织提出清党反共方针⁽⁴⁰⁶⁾。3月27日，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及邵元冲、马叙伦、蒋梦麟等迁入龙华交涉公署，吴稚晖提出，为保密计，在清党明令未公布前，均不得外出⁽⁴⁰⁷⁾。同日，蒋介石等举行会议。吴稚晖主张，“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摇动后方及卖国之行为”，“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至于“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则“听候代表大会裁判”⁽⁴⁰⁸⁾。

28日，继续讨论，当日会议情况，据《邵元冲日记》所载为：“介石谓湘芹（指古应芬——笔者）处已去电促其速来，而李德邻（宗仁）、黄季宽（绍竑）、李任潮（济深）日内皆先后将至，故拟待彼等到后再行决定。”⁽⁴⁰⁹⁾同日，李宗仁应蒋介石之邀到达上海。

在武汉时，李宗仁就认为两湖地区的群众运动“越轨”，以致“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市上甚至有时连蔬菜也买不到，而工人店员等则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⁴¹⁰⁾。到上海之际，又适逢工人向白崇禧请愿，途为之塞，更增加了反感⁽⁴¹¹⁾。他和白崇禧都认为“上海一团糟”。白崇禧说：“现在不仅上海工人行动越轨，第一军也不稳。共产党正在暗中积极活动，企图取国民党而代之。如不抑制，前途不堪设想。”见过了白崇禧，李宗仁便去见蒋介石，建议蒋“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并提出将第七军一部调到南京附近，监视不稳部队等设想，蒋介石表示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⁴¹²⁾

当日晚，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等举行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⁴¹³⁾。首由吴稚晖报告“共产党谋叛情形”：“陈独秀明言二十年内实行共产，已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提议纠察，实行所谓“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附议，要求“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李石曾则表示，“护党救国运动”乃是向前革命之性质与决心，以与变相之帝国主义专制政体奋斗，并非退后或保守之运动，如共产党所诬加于国民党者⁽⁴¹⁴⁾。这次会议后来被视为清党反共的发端，实际上，一切在27日的会上已经决定，此会不过是过场而已⁽⁴¹⁵⁾。

继李宗仁之后，李济深、黄绍竑也于4月1日自广州抵沪。二人此行极为秘密，为此黄绍竑登程时甚至剃去留了六七年的胡子。4月2日，蒋介石、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会议，蒋介石说：“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个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⁴¹⁶⁾但是，他又表示，自己手中所指挥的军队，很多中下级军官都是共产分子，不服从调遣，若着手清党，恐怕激成剧变，没有什么办法了，只好即刻回奉化去⁽⁴¹⁷⁾。

与会诸人都反共。李济深叙述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就无法维持了。”

黄绍竑也对广西东兰的农民运动不满。他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他表示：“必须早日清党反共。”

何应钦报告了南京事件的情况，他把事件的责任加到共产党人的身上，说是：“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白崇禧对上海工人纠察队最反感。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完了。”他指责共产党离间军队，说：“第一军驻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二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发传单，要打倒他；第一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发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况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⁴¹⁸⁾他表示：“你们让我先在上海动手，把共产党窠巢肃清之后，各地自好办了。”⁽⁴¹⁹⁾

吴稚晖大讲了一通，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他满口无锡话，别人不大听得懂。

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反共清党”的方针就这样确定了。

当日晚，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陈果夫、黄绍竑、李宗仁等举行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讨论吴稚晖4月1日提出的《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吴称：“现在共产党在各地已公然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之标语，去年武汉所发之印刷品，亦公然有推翻本党及卖国之言论。我辈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对此自应急行断然之处置。”他并说：“至于叛逆分子，因其有危险行为，故必须先行看管，以待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判决。”⁽⁴²⁰⁾接着，蔡元培提出了一份《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计有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压迫工人等四项⁽⁴²¹⁾。会议根据吴稚晖的建议，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分为三类：甲类，纯为本党忠实分子，计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丁惟汾、戴季陶、李济深等31人；乙类，态度可疑之分子，计恩克巴图、经亨颐、王法勤、屈武、吴铁城等8人；丙类，共党分子及附和共党分子，计谭平山、林祖涵、李大钊、徐谦、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毛泽东、许苏魂、陈其瑗、夏曦、邓演达、董用威、邓颖超、詹大悲、顾孟馀等79人。此外，并开列了中央监察委员及各省党员179人，与丙类同属于“应先看管者之列”⁽⁴²²⁾。会后提出了一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咨》，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⁴²³⁾。4月8日，吴稚晖等继续举行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9日，由邓泽如领衔，黄绍竑、吴稚晖等8人联名的所谓《护党救国通电》完成，该电指责武汉联席会议及二届三中全会的种种措施和决议，认为有“不合者二”，“可痛心者”十一。电文称：“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爰痛切陈词，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监察委员12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6人。尽管吴稚晖等举行的所谓全体会议并不足法定人数，但清党反共的“法律”程序总算勉强完成。蒋介石准备采取的措施虽然是中世纪的野蛮的屠杀，他仍然力图掩盖在“合法”的外衣下，做到尽可能符合组织原则。历史在进步，新旧军阀们不能不跟着转换手法。

在确定清党反共方针的同时，蒋介石力谋得到列强的谅解和支持。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双方都力图利用这一事件。在公开的场合，蒋介石声明这一事件的煽动者是直鲁军的宣传队长何海鸣等人⁽⁴²⁴⁾，而在背后，却通知日本方面，事件系共产党人所为，企图转嫁责任，使列强明确支持他镇压共产党。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也不断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拉拢、诱迫他打击共产党人和急进力量，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3月26日到4月2日期间，通过黄郛和日本驻上海领事之间的密切接触，蒋介石和日本政府之间就反共问题达成了默契。

为了发动政变，蒋介石必须拥有充裕的经费，因此，又竭力拉拢江浙资产阶级。早在南昌时期，蒋介石就和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之间有过协议，到上海后，又一再甘言蜜语，以取得资本家们的欢心。3月26日，蒋介石在接见虞洽卿时表示，“抱维持资本家主张”⁽⁴²⁵⁾。28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迎见蒋介石，蒋介石再次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显。此后仍以协助为期。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⁴²⁶⁾蒋介石的表态使上海资产阶级感到满意和放心。月底，蒋介石以总司令部的名义任命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15人：主任陈光甫，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委员虞洽卿，时任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钱新之，“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吴荣鬯，中国银行总文书；秦祖泽，钱庄业代表；汤钜，交通银行代表；顾履桂，面粉业代表；王晓籁，闸北商会会长；徐国安，盐商和纱厂业代表；陈其采，浙江财政委员会主任。通过这个组织，蒋介石将江浙资产阶级紧紧抓在手里；这个组织也积极为蒋介石筹措经费，当时，蒋介石以“前方军需紧急”为理由，要求该会迅速筹款1000万元。4月4日，通过陈光甫、陈其采的活动，以二五附税作抵，银行公会提供借款200万元，钱业公会提供借款100万元，月息7厘⁽⁴²⁷⁾。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并向蒋介石的军需处长徐桴表示，自动认捐500万元，“惟求商界与总工会平等待遇，免受压迫”⁽⁴²⁸⁾。此后，江浙资产阶级继续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大量经费，保证了蒋介石的需要。

上海黑社会是蒋介石的理想打手。开埠之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庇护下，上海逐渐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流氓、帮会阶层。其成员盲从、拼命，适宜于供驱使。蒋介石到上海后，即指派帮会分子董福开、张伯岐等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工部局警务处4月2日情报称：“蒋介石正在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目前的上海总工会的活动，其成员均为蒋介石的党徒。”⁽⁴²⁹⁾3日，该会挂牌出笼⁽⁴³⁰⁾。同时，蒋介石又指使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成立中华共进会，积极准备向上海工人阶级进攻。工部局警务处情报称：“闸北及高昌庙上海总工会武装工人的非法活动，已经在蒋介石的参谋人员中引起强烈不满”，“共进会正准备突袭上海总工会办事处，解除其中人员的武装。突袭将由青帮分子进行，便衣士兵协助”⁽⁴³¹⁾。这一情报显示，蒋介石等已经制订出周密而细致的行动计划。

当时，驻扎上海的国民革命军为第一军第一师与第二师。第一师驻扎闸北，师长薛岳左倾。上海总工会为表示欢迎，开过几次联欢会，士兵和工人的关系比较融洽。白崇禧不放心，即将第一师调往南市，另调刘峙的第二师进驻闸北，以便严密监视上海总工会及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刘部进驻后，上海总工会继续以联欢会的方式，联络第二师士兵。4月5日，蒋介石下令将第一、第二师全部调离上海，并令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于6日起到上海接防。周凤歧的队伍刚刚脱离军阀营垒，执行反共任务自然较为可靠。

至此，蒋介石的清党反共部署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选择恰当的发动时机了。4月6日，蒋介石派兵封闭了总政治部在上海的派出机关，攻击以邓演达为首的总政治部“淆惑军心，背叛主义，违反军纪，分散国民革命军势力，破坏国民革命军战线”。同日，开始检查新闻，下令自即日起，所有来自武汉的电报、函件、报道，总政治部的各种“反宣传广告”，一律不许刊登及转载，如故意违抗，即按戒严条例惩办。蒋介石的这一行动既出于钳制舆论的需要，也显示了他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对抗。8日，蒋介石指派吴稚晖等15人成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统揽全市军事、政治、财政、党务各种权力。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为武汉中央所承认的上海临时市政府，为政变作出了又一项准备。

三　汪蒋会谈与汪陈联合宣言

正当蒋介石积极准备政变之际，汪精卫于4月1日到达上海。　

尽管迎汪运动喧腾一时，但汪精卫却因病滞留欧洲，迟迟不能动身。3月8日，他由德抵俄，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方面得到了全力支持他的保证⁽⁴³²⁾。4月1日，回到上海，即处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包围中。3日，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宋子文、蔡元培、古应芬、李石曾、邵元冲、吴稚晖等12人在莫利爱路孙中山故居开谈话会。会上，蒋介石等提出“赶走鲍罗廷”与“分共”两件事，要汪精卫赞成，同时希望他留沪⁽⁴³³⁾。吴稚晖则怒气冲冲地声言：“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之弹劾案，必将采断然之处置，故只任通知，而非商榷。”⁽⁴³⁴⁾汪精卫对吴稚晖的态度极为不满，他对蒋介石说：“总理改组国民党，便是我与你同着仲恺三人，最深知之。”⁽⁴³⁵⁾又说：“我们不能说反共，反共即是和张作霖、孙传芳一样。”⁽⁴³⁶⁾“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⁴³⁷⁾他并自任前往武汉，提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双方激烈争辩。吴稚晖等人危言耸听地声称：“共产党破坏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亟谋破坏租界”，“引起外交纠纷，造成大恐怖局面”，“情形急迫”。李宗仁、黄绍竑则以和缓的态度转圜，“如精卫有良策，不妨共商”⁽⁴³⁸⁾。在此情况下，汪精卫提出了三项“暂时应急之法”。其内容，各种记载多有不同，据李济深等人的电报为：“1．共同负责通告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2．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其命令如有妨碍党国前途者，于开会之前不必执行。3．各省党部、各级机关如有捣乱分子在内阴谋破坏者，在汪主席所拟召集之会未能解决以前，应由各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制裁。”⁽⁴³⁹⁾这三项“暂时应急之法”后来在报上公布时，又变为四条，增加了“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自开展迎汪运动以来，汪精卫声望日隆。为了欺骗舆论，笼络汪精卫，蒋介石于3日通电称：“汪主席在党为最忠贞之同志，亦为中正生平最敬爱之师友。”他表示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⁴⁴⁰⁾。蒋介石一生善于做作，此电即是一例。

4月3日会议前后，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还有一次长谈。据蒋介石称，汪精卫当时说：“介石，这一回东南同武汉开战时，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就要从此消灭，共产党必就从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国民党就要恢复民国十三年以前状况，要是恢复这种状况的时候，无论左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蒋介石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⁴⁴¹⁾这段话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汪精卫当时的心态：既不满共产党，也不满蒋介石，企图在夹缝中走自己的路。在和吴稚晖、胡汉民等人谈话时，汪精卫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不满情绪有更多的流露。例如，他曾对吴稚晖说：“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⁴⁴²⁾这段话，也反映了汪精卫的真实思想。

4月3日会谈后，汪精卫即会见陈独秀，质问吴稚晖等提出的共产党准备“打倒国民党”及冲入租界等事，陈力称纯属谣言，遂由陈起草，以汪、陈二人名义共同发表联合宣言⁽⁴⁴³⁾。该宣言称：“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又称：“中国国民党及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宣言表示，所谓“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以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纠察队等说法，均系谣言。宣言称：“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相同，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得乘间而入也。”⁽⁴⁴⁴⁾在蒋介石等人策划清党反共之际，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张，澄清对共产党人的造谣和恶意中伤，强调两党团结、合作，这是必要的。但是，蒋介石等人明明已在磨刀霍霍，却还为之粉饰，说什么“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这实在是自欺欺人。

宣言发表于4月5日。当天，汪精卫、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甘乃光、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再次举行谈话会，吴稚晖对宣言强烈不满，当面质问汪精卫：“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汪解释说：“全篇宣言说两党不可发生误会，并无两党共同统治中国的话。”但吴稚晖仍然不满意，絮絮叨叨地表示：“他们既要拥护共产党，我们也要拥护国民党。如果他们拥护共产党的言行，超出了友谊的范围，要来共治中国，甚至想独治中国，那我们拥护国民党的力量更不能不大增。”他并对汪精卫说：“我相信你终有一天来同我们相对痛哭，我所以不望你马上加入我们这一边来。”⁽⁴⁴⁵⁾当日会议不欢而散。

汪精卫到达上海之初，曾致电告知武汉国民政府。4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汪精卫，通知他已被选为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工作重要，务请立来鄂担任。时局严重，切勿稍延”⁽⁴⁴⁶⁾。谭延闿、孙科等23人也联名电汪催促。同日，汪精卫从宋子文处得知，李宗仁主张将他软禁起来，以免“放虎归山”⁽⁴⁴⁷⁾。于是，匆匆于当晚秘密登轮。6日，启程赴鄂。在船上，他分别致函蒋介石、张静江、李石曾三人。致蒋函称：“改组之精神及其方策，实总理苦心孤诣所独创，而吾弟实左右之，铭不过追随之一人。”又称：“以铭之愚，一线生机惟在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于南京。”⁽⁴⁴⁸⁾致张函说明离沪去汉的目的，在于争取“多数同志之同意”⁽⁴⁴⁹⁾。致李函则重申他的两项基本主张：一、民国十三年来改组之国民党，其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二、如以党为不必要则已，如以党为必要，则党之纪律不可不守，否则党必为之破碎糜烂⁽⁴⁵⁰⁾。由于汪精卫企图以纪律来约束蒋介石等人，后来右派曾讥之为“党纪先生”⁽⁴⁵¹⁾。该函末称：“左派何在？谁是左派？我将寤寐以求之，旁皇以觅之。”风浪即将大作，而汪精卫却迷茫失路，连“左派何在”都不知道了。

汪精卫的归国和汪陈联合宣言的发表使上海出现了和缓气氛。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说：汪精卫“政治观念很稳定，与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于到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又说：蒋介石本已下动员令，因汪来即收回⁽⁴⁵²⁾。上海临时市政府通电称：“行见革命领袖，同心戮力，一致进行。”⁽⁴⁵³⁾杨杏佛也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会议上说：“党务前途，如拨云见日。”⁽⁴⁵⁴⁾天真的人们以为，蒋介石策划中的政变可能受到制约，至少也会推迟。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一再电催陈独秀赴汉，于是，继汪精卫之后，陈独秀也匆匆离开了上海。

四　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应变方略

在很长时期内，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们一直担心蒋介石抵达东南后，会和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大资产阶级发生关系，因此，也力谋控制南京、上海，进一步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3月21日，上海发生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应付方案。会议决定派外交、财政、交通三部部长赴沪；又指定孙科、顾孟馀、陈友仁、宋子文、徐谦为外交委员会委员，以陈友仁为主席，研究上海方面的外交策略，派郭沫若为上海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指导员。3月23日，北伐军攻克南京，武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程潜等11人组成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主席，其中共产党人和左派占绝对优势。27日，武汉政府电令上海各机关，所有江浙财政均须经宋子文办理，否则概不承认。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武汉政府对南京、上海地区的控制，限制蒋介石的权力。

蒋介石不理睬武汉政府这一套，继续任命行政、外交等方面的人员，并且干涉武汉政府的用人权。3月28日，孙科在政治委员会会上提出：上海方面交通部派员不能接事，一定要总司令委派才可以。会议决议，由国民政府电令各省军事机关，嗣后不得干涉用人行政。4月1日，鲍罗廷提出：“现在反动分子自由委派重要官长，损伤党权。”于树德提出：“军事领袖擅自拜访各国的外交官是否合法？”孙科说：“现在越闹越不像话，好像是他总司令的世界，为所欲为，把党的威权弄得扫地。我们如果再不下决心，何必还革什么命！”⁽⁴⁵⁵⁾会议根据鲍罗廷和孙科的提议，将二届三中全会统一外交、财政各决议案通知蒋介石以及各军，“饬令遵照，并警告不得违反，否则以反革命论”⁽⁴⁵⁶⁾。武汉政府很天真，以为蒋介石还会按照它的命令行事。蒋介石也在某些方面麻痹武汉政府，不仅于3月30日发电请示军事、外交进行方针，而且同时呈报安徽省政务委员名单，要求委派钮永建为新编第七军军长。这一切也给了武汉政府以错觉，似乎蒋介石还准备听它的话。4月2日，孙科提出：蒋总司令到上海后，即被反动势力包围与利用，形成反动中心，建议立刻训令蒋介石，要他立即到南京去，专负军事方面的责任。会议决定命令蒋介石离沪，声称“同志在沪，已有不能团结革命之表征，徒为外人所乘，于此紧急之外交形势殊属不利，必同志离沪，中央始可对上海之严重形势指挥自如，而负完全之责任”。决议要求蒋介石“对于外交未得政府明令以前，切勿在沪发表任何主张，并勿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口头或文字之通牒”⁽⁴⁵⁷⁾。武汉政府以为，只要蒋介石离开上海，就可以使他摆脱反动影响。鲍罗廷说：“假使我们不是爱惜蒋同志，就任从他在上海，听他将来弄到一个失败的结果给我们看的。现在我们要他离开上海反革命的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去反革命。”⁽⁴⁵⁸⁾

4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废除总司令，改为集团军，任命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朱培德为总预备队总指挥，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这是武汉政府削弱蒋介石军权的重大措施。同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蒋介石、冯玉祥分率军队，于最短期间消灭张作霖。但是，这两道命令对蒋介石都不可能有制约作用。

武汉政府有党权，蒋介石有军权。武汉政府的基本策略是以党权限制军权，幻想党纪、命令、舆论可以制服蒋介石。但是，事实证明，胜利者是军权，而不是党权。

此外，武汉政府还准备了一手。

3月下旬，武汉政府草拟了一道候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由谭延闿亲笔写在一块绸子上，准备交给程潜执行，同时责成第二、第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3月27日，林祖涵将密令缝在衣缝内，以代表国民政府慰劳前方将士的名义东下⁽⁴⁵⁹⁾。同时，张国焘则以机密方法，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就近予程潜以协助⁽⁴⁶⁰⁾。28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任命林祖涵为驻宁办事处主任，林未到任前，由李富春代。

武汉政府将希望寄托在程潜身上，但是，程潜却并不愿意执行命令。林祖涵东下之际，程潜正与何应钦一起应蒋介石之召，赴上海商谈。到沪后，程潜力主调和，并表示愿意去武汉劝说⁽⁴⁶¹⁾。此外，程潜还和李石曾、吴稚晖作了交谈，了解到他们正准备“清党”。程潜担心自己被蒋介石软禁，便于30日离沪返宁。当晚，林祖涵也到了南京。程潜得悉交给他的任务后表示：“那不行，我不能做分裂国民党的罪魁祸首。这样对不起孙中山先生。”⁽⁴⁶²⁾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李世璋以形势危急相劝，告诉程潜：“蒋介石已经把何应钦派进来了，他们已经占领了高地，恐怕来意不善。”程潜却满不在乎地说：“不要怕！”⁽⁴⁶³⁾

程潜的态度有他本身的原因，但是，逮捕蒋介石的时机也已失去。南京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乘舰过宁，没有上岸。这以后，他一直处在重兵的护卫中，要逮捕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林祖涵也没有其他办法。在南京期间，第二、第六两军都有人表示对蒋介石“深致怀疑”，“希望中央早日讨伐”。林祖涵只能含混地回答。4月1日，程潜下令，除渡江部队外，其余概行集结南京，同时，以全体官兵名义通电拥护武汉三中全会决议，即随林祖涵返汉。他将军长职务交杨杰代理，将卫戍南京任务交贺耀组负责。程潜自以为万无一失，他无论如何想不到，杨、贺二人的政治态度都已经发生变化⁽⁴⁶⁴⁾。

程潜离宁后，蒋介石即一道接一道地下令驻守南京的第二、第六两军于4月6日全部渡江，沿津浦路北上，同时命何应钦的东路军火速向南京集中。苏联顾问勃拉戈达托夫（Благодатов A．B．）曾向蒋介石建议，第六军在战斗中损失很大，需要补充、复元，应该暂留南京，为蒋拒绝⁽⁴⁶⁵⁾。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左派曾向第六军进言，为巩固革命的新根据地，发展革命势力起见，不可轻离南京⁽⁴⁶⁶⁾。第六军密电程潜请示，程复电不得渡江。不幸，程电被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截获。其间，鲁涤平也知道二期北伐尚在计划中，蒋介石此举，必系排除异己，别有他图，急电武汉请示，但未能打通。这样，第二军和第六军的大部分都被派北上，留守的少数第六军战士被包围缴械，南京完全落到了蒋介石手中。

武汉政府虽然下了逮捕蒋介石的决心，但是，并不感到政变迫在眉睫，还在准备北伐，并订于4月5日誓师，同时庆祝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和沪宁克复。4月1日，军事委员会对全体将士训令称：“国民革命军将士目前最急切的任务，便是打倒张作霖，消灭奉系势力。”⁽⁴⁶⁷⁾4月4日，程潜到汉，报告了上海方面准备“清党”的情况，李富春也密电陈述蒋介石、何应钦即将来宁建立政治组织的消息。这样，武汉政府才紧张起来。当日以“筹备尚未就绪”为理由，宣布将北伐誓师典礼展期⁽⁴⁶⁸⁾。4月7日，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适应革命势力之新发展及应付目前革命之需要”，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南京，迁移日期另行决定。会议指定顾孟馀、邓演达、谭平山三人负责迁都的宣传工作，下令军事委员会制订以南京为中心的作战计划⁽⁴⁶⁹⁾。当夜9时，军事委员会开会，决定军事进行计划。武汉政府决定迁都的理由，据孙科、谭平山等人所述，基于五个方面：一、对付帝国主义。武汉政府认为，英、美帝国主义正联合日本，准备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封锁上海、南京、天津等口岸。武汉政府必须先发制人。迁都南京，坐镇南京，帝国主义就不敢明着进攻。二、统一外交。武汉政府感到，地处武汉，不便于“对付长江下游的外交”。三、掌握财政。长江下游是富庶之区，迁都有助于控制下游财政。四、团结下游革命力量，控制蒋介石⁽⁴⁷⁰⁾。五、沿津浦路北伐。武汉政府认为，京汉路北伐有确实把握，必须将注重点转移至津浦线。在上述五项理由中，最主要是第四项。8日，常务委员会听取孙科的说明。孙科慷慨激昂地表示：“帝国主义与残余军阀勾结，将革命转为反革命，所以为应付外交，要下一决心，拼命移至南京。”“全体送去受压迫，看蒋介石有无决心？”⁽⁴⁷¹⁾孙科的话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会议决定接受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当日，举行了东下的誓师典礼。

武汉政府这次确实准备行动了。

据吴玉章等人回忆：当时，武汉政府已决定派张发奎率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去加强南京的防御，支持上海的革命力量。军队中迅速作了动员，运输的船只和粮秣枪弹都已准备就绪。4月9日，第四军登轮，准备东征。同时武汉方面命令第六军留在南京，不要听命于蒋介石。又命令已进至长江北岸的第二军回师南京，协同第六军卫宁反蒋。但是，就在此刻，有人提出，不应该把铁军调到南京去。理由是：一、长江下游和帝国主义太靠近，会引起冲突和干涉。二、汪精卫已从国外回到上海，将要来武汉。如果和蒋介石完全闹翻，蒋一定要扣留汪。（事实上，汪精卫已于6日启程来汉。）参加会议的共10人。瞿秋白、邓演达支持吴玉章的意见，加伦将军也表示：“从北伐的军事观点来看，加强南京方面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可以一方面从武汉沿京汉路北上，一方面可以从南京沿津浦路北上。”但是，与会者大多数不同意吴玉章的意见。第四军登轮的当天，就得到在船上待命的通知。11日，又得到命令退回原地⁽⁴⁷²⁾。第四军、第十一军东下的计划就这样搁浅了，迁都南京的决议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吴玉章说：“假使第四军按照原定计划调去南京，长江下游左右派的力量对比便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也就不会那样顺利。”但是，事实上，第四军东下的决定也已为时过晚。在武汉政府作出有关决定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政变。在一场紧张的争夺时间的赛跑中，武汉政府落到了后面。

武汉国民政府的动摇和共产国际有关。当年3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在莫斯科报告称：只要蒋介石暂时尚未变节，“能积极的进行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可以帮助他的”⁽⁴⁷³⁾。同月31日，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发表文章称：“国民党内的分裂和工人阶级与革命军士兵之间的敌对情绪，在目前绝无可能”，“像蒋介石这样的一位革命家不会去和反革命的张作霖合作行动。”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演说称：“既然我们有多数，既然右派听从我们，为甚么把右派赶走？只要有用场，农民连一片疲蹶的老马也需要，他不把它赶走。我们也一样，等到右派对我们没有甚么用场，我们就把它赶跑。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它有的是能干的人，这些人尚率领军队且指导它去反对帝国主义者。蒋介石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正带着军队，且除了引导他去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便不能干别的事情。”⁽⁴⁷⁴⁾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对中国革命作出正确的指导。

和武汉国民政府以及共产国际比较，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上海区委，对形势的认识要清醒一些。

3月25日，陈独秀在特委会上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⁴⁷⁵⁾26日，罗亦农在区委会议上说：“蒋在江西已开始杀我们的同志，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⁴⁷⁶⁾同日，蒋介石来到上海，区委又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指出“蒋来别有用心”，“他将集中势力与CP算账”⁽⁴⁷⁷⁾。这些地方，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清晰地看出了局势的严重性。

3月下旬，陈独秀、彭述之、周恩来、罗亦农等研究以后认为，除了坚决采取行动反蒋外，别无其他出路。周恩来并提出，薛岳很可能站过来。但是，陈独秀不敢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要求彭述之去武汉和共产国际代表及多数中央委员商讨。4月初，彭述之过宁时，召集李富春、李世璋及南京市委书记谢文锦等会议，会上，一位苏联顾问从军事力量上作了分析，大家一致要求立即向蒋介石进攻，并要彭述之代表中央下攻击令。彭述之答称：“这个问题太重大”，“必须中央经过严肃的讨论，才能决定。”⁽⁴⁷⁸⁾

这一时期，陈独秀和中共上海区委准备采取的第一项对策是扩大反帝运动，实行总同盟罢工，收回上海租界。3月26日，陈独秀在区委会议上提出：“号召反英，要蒋反英”，“反英运动要扩大，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⁴⁷⁹⁾同日，区委在活动分子会议上部署：“所有华租各界一切工厂办事人员都罢下工来，要使租界死寂，不能不交还租界。”⁽⁴⁸⁰⁾陈独秀等幻想以激化民族矛盾的办法缓和阶级矛盾，迫使蒋介石追随群众斗争。他认为，倘使蒋介石镇压工人，将完全失去群众的信仰，政治生命也将结束。27日，汪寿华根据区委指示，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上提出：工会今后在政治上的责任，其第一条即为收回租界⁽⁴⁸¹⁾。但是，陈独秀等并不敢贸然实行。28日，陈独秀又提出，罢工先决条件是“要得民党及老蒋同意”⁽⁴⁸²⁾。29日，汪寿华在欢宴北伐军将领时声明，收回租界“应由民众组织的国民政府来解决，决不是我们工人的意旨如何就如何的”⁽⁴⁸³⁾。此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学联等团体都曾为收回租界做过舆论准备。31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号召“对英经济绝交”⁽⁴⁸⁴⁾。4月3日，上海对南京惨案各团体代表大会决议，组织反英帝国主义大同盟⁽⁴⁸⁵⁾。这个大同盟在10日召开了首次会议，已是政变的前夜了。

陈独秀和中共上海区委准备采取的第二项对策是保存工人武装。区委决定将工人纠察队的大部分兵力集中于闸北湖州会馆与俱乐部，严阵以待，以防御战对付右派军队的进攻。罗亦农说：“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⁴⁸⁶⁾即指这一计划。3月31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采取退却方针，电报说：“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促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⁴⁸⁷⁾罗亦农对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强烈不满，愤怒地将电报摔在地下。4月6日，他在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说：“我们决定不收藏枪械，坚不缴械”，“严取防守态度，无论他们怎样进攻，我们决不投降与退却”⁽⁴⁸⁸⁾。罗亦农的态度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宁折不弯的英勇斗争精神，但是，蒋介石拥有压倒优势的武装力量，少数工人纠察队不可能守住几个孤立的据点，更无从防止政变。在报告中，罗亦农还提出了一个“以民众的力量去镇压蒋之反动”的计划，主张“尽力拉住商人，积极帮助工人”，“使学生明了争斗的意义”，准备罢工罢课，“如果蒋介石来缴纠察队的械，所有工人都罢工，到华界来援助，缴蒋军的械”⁽⁴⁸⁹⁾。这一计划自然比死守据点，被动挨打略胜一筹，但是，以群众的血肉之躯和武装军队对抗也并不现实。报告中，罗亦农还提到：“如果上海的工人能与江、浙、武汉左派势力联合，一致把新右派势力打倒，则中国革命运动前途将大放光明，而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⁴⁹⁰⁾这不失为正确的方针。但是，要执行这一方针，必须和武汉国民政府统一步伐，做大量的工作，也已经为时过晚了。

中共上海区委曾企图寻找联盟力量。军事方面，区委决定挽留薛岳师长驻上海，选派工人参加薛师，并将薛岳选入闸北区政府和上海临时市政府。3月24日，上海总工会致电蒋介石，表示对薛师他调无任骇异，要求命其“坐镇沪上”⁽⁴⁹¹⁾。随后又召开5000人的集会，并组织群众代表200人向白崇禧请愿⁽⁴⁹²⁾。区委企图以此和薛岳在军事上建立同盟。此外，周恩来还出面做过刘峙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等人的工作。

政治方面，区委企图以上海临时市政府作为最重要的联盟力量。3月20日，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拿住”市政府，有人辞职，即尽量以小商人加入。“造成工商政府，由CP操纵”⁽⁴⁹³⁾。4月1日，区委提出，市政府“无论如何要办事”。3日，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五次会议，议决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请其即日电饬上海市政府委员，立即办公⁽⁴⁹⁴⁾。4日，上海市政府委员召开第二次会议，补选王晓籁、孙科、汪寿华为常委，王晓籁为主席，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下，上海临时市政府于8日通告，“依法行使职权”⁽⁴⁹⁵⁾。10日，召开第七次会议，通过政纲107条。中共上海区委的意图是“以市政府与蒋冲突”⁽⁴⁹⁶⁾，但是，上海临时市政府实际上是个空架子，并不足以和蒋介石的军事力量相抗衡。

为了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建设，显示保卫这一支工人武装的决心，上海总工会于4月6日举行纠察队授旗典礼，罗亦农发表演说，指出“现在上海不少反动分子从中捣乱，工人纠察队须一致起来，消灭一切反动派”⁽⁴⁹⁷⁾。同日，上海总工会发表《敬告全上海市民书》，声明“对此区区之工人武装，实有绝对拥护之必要”，同时表示，“本会之纠察队，可以使商人得不少之利益”，力图使上海资产阶级放心⁽⁴⁹⁸⁾。7日，总工会召开代表大会，议决倘有破坏本会纠察队的行动，“全上海工人当起而一致拥护（纠察队），以群众之行动制止之”⁽⁴⁹⁹⁾。与总工会相呼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于9日议决，凡背叛、破坏革命原则，助长帝国主义势力，为反动派张目者，誓以革命手段，严讨而歼灭之⁽⁵⁰⁰⁾。

武装的政变必须以武装的军队或武装的群众来制止。上海总工会等团体的上述会议、措施，可以争取群众，振奋精神，但都不足以制止政变。

上海的形势日益紧急，远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自然缺乏切肤的感受。4月上旬，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连续三次会议，讨论江浙及上海方面的工作。大约是在10日的会上，维经斯基认为蒋介石“有办法”，罗易也认为蒋介石“还有办法”，主张国际代表团中一人去上海会见蒋介石⁽⁵⁰¹⁾。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声称如果这样做，“我们一定把他禁锢起来”。会议最后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和维经斯基去上海，与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决定沪区工作计划，报告中央。4月13日，罗易又致电蒋介石，声称“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是最大的需要”，表示“将乐于访问南京”⁽⁵⁰²⁾。而在这前一天，政变已经发生了。

五　“四一二”政变

上海工人阶级做好了战斗和牺牲的准备，完全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阴谋和欺骗。

蒋介石到上海后，多次肯定工人纠察队的合法性。3月27日，蒋介石对记者称：“他们如有组织，有纪律，按照党义，可以武装自己。”⁽⁵⁰³⁾28日，在会见上海总工会代表时又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⁵⁰⁴⁾。30日，又对日本记者表示，纠察队“系工人自卫上所必要者”⁽⁵⁰⁵⁾。4月6日，工人纠察队举行授旗典礼，他赠送“共同奋斗”锦旗一面，以示鼓励⁽⁵⁰⁶⁾。蒋介石企图以这些做法麻痹中共和上海工人阶级，同时，则磨刀砺刃，准备动手。4月8日晚，蒋介石觉得一切就绪，便离开上海，前往南京，让白崇禧放手行动。

9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颁布《战时戒严条例》12条，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和周凤歧为正副司令。11日，杜月笙派人持帖邀请汪寿华到杜公馆赴宴，商量“机密大事”。当夜，汪寿华被害。同日夜，杜月笙亲自拜见工部局董事费信惇，为流氓、打手取得了通过租界的许可。12日晨，各处流氓、军队按照预定计划同时动作，向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

上海总工会会所设于闸北湖州会馆。当日4时，约有六十余名便衣，臂缠工字袖章，向会所放枪。工人纠察队被迫抵抗。不到10分钟，大批第二十六军士兵开到，缴去所有便衣的枪械，并用绳索捆绑。纠察队见状，热情招呼士兵入内吃茶抽烟。第二十六军团长邢霆如邀请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去师部商议解决办法。行至半途，邢团长突然变脸说：“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于是，士兵立即卸下了顾顺章及随行队员的枪械。邢团长随即要求顾顺章回会，下令全部纠察队员缴械，遭到拒绝。邢团长便改令纠察队将枪架好，后退三步，并用机枪瞄准。纠察队员无奈，只好照办。至此，总工会即被占领。

商务俱乐部（东方图书馆）是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所在地。5时20分左右，有身穿党军服式，臂缠工字符号的二三百人向俱乐部冲锋，击毙纠察队副队长杨凤山。工人纠察队奋勇抵抗。8时许，第二十六军派第五团前来，携函称：“贵处与某方发生误会，此种不幸之事件，应即双方停战（吹号为记），敝部特派第五团邢团长前往调停，如有某一方面不服从调停者，即解决某一方面，调停时间以11时为限。”邢霆如要求纠察队派代表前往总工会交涉。正谈判间，周恩来赶到，表示可负全责，即随邢至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⁵⁰⁷⁾。在那里，周恩来严词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行为。在此期间，邢霆如回到俱乐部，召集工人谈话，宣称第二十六军系“民众之军队”，保证不缴纠察队的枪，要求派一连徒手士兵与纠察队徒手游行，“表示切实联络”。在纠察队出发游行时，该团即乘机入内，占据俱乐部。

闸北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是工人纠察队的重要据点。当日5时，有六名便衣手持盒子枪自租界出来，向印刷所冲击。正在双方对射之际，大批第二十六军士兵开来，大喊：“不要打，都是自己人，不要误会，我们是来调解的。”随即令守卫开门谈话，一拥而入。

除上述地点外，闸北天通庵路栖流所、南市华商电车公司、三山会馆、浦东、吴淞等处的工人纠察队，也都受到流氓、军队的围攻，陆续被缴械。总计当日纠察队牺牲120多人，伤180多人，被缴步枪3000余支，机枪20挺，手枪600余支。事后，白崇禧、周凤歧等张贴布告，诿称工人械斗，为保障“地方安宁秩序”，“不得不严行制止”，企图以墨写的谎言掩盖真相。但是第二十六军第一师师长伍文渊当时就对《新闻报》记者承认，此次行动“系因白总司令奉蒋总司令密令”⁽⁵⁰⁸⁾。1933年，白崇禧在一次演说中交代了其中底细：他从蒋介石那里接受了“清党”任务后，即向租界各领事交涉，“请允许清党军队通过租界进攻共党”；他之所以派便衣队暗藏短枪，假扮工人进攻，是为了“出其不意”⁽⁵⁰⁹⁾。

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后，上海总工会立即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声明“军事当局与租界中敌人默契，昭然若揭，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本会至此，惟有宣告上海总同盟罢工，以为抵抗。本会所领导八十余万工友，誓死奋斗”⁽⁵¹⁰⁾。同时，通电全国，说明有关情况，电文沉痛地说：“此等举动在帝国主义军阀为之，吾人亦视若寻常，今乃竟由革命之北伐军对于革命之工人纠察队为之，实为国民革命之污点，吾工人甚为耻之。”⁽⁵¹¹⁾

当日上午，由济难会发起，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市民大会，提出交还纠察队枪械，肃清工贼、流氓及一切反动派，保护工会等五项要求。会后，工人齐往湖州会馆，要求交还总工会会所。“不顾性命，号哭冲进”。同日，原定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的迎汪复职大会也临时改变主题，由主席团提议去龙华向白崇禧请愿。白崇禧托词公务忙碌，由秘书主任潘宜之接见代表，数万群众则鹄立于门外。在群众浩大声势的压力下，潘宜之接受了代表们提出的部分要求，实际上不过是虚与委蛇，旨在欺骗群众散去⁽⁵¹²⁾。这一天，浦东、沪西工人因参加南市大会被阻，只能分头开会，决议罢工。

13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由于军队沿途堵截，仅闸北工人到会，但人数仍达10万人左右。赵世炎、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会后整队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友，发还枪械。行至三德里附近，突有兵士多人从各里弄内冲出，向群众开枪，旋复用机枪扫射达十五六分钟。群众因大队拥挤，不及退避。士兵们在街上横冲直闯，如疯如狂，逢人即打，遇旗即撕，群众当场伤毙约百人⁽⁵¹³⁾。

事后，刽子手们为了掩饰罪行，将上次俘获的直鲁联军俘虏数十名押解游街，前导大旗，指为总工会通敌证据，声言工人及直鲁军围攻司令部，士兵不得已而自卫。但是，这种欺骗同样不能遮住人们的眼睛。郑振铎、胡愈之、周予同、李石岑等人当时住在闸北，目睹惨剧，于次日致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三人，愤怒抗议：“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三一八'案段祺瑞之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郑振铎等要求：一、国民革命军最高军事当局立即交出对于此次暴行直接负责之官长士兵，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加以裁判；二、当局应保证以后不向徒手群众开枪，并不干涉集会游行；三、在中国国民党统辖下之武装革命同志，应立即宣告不与屠杀民众之军队合作。郑振铎等沉痛表示：“党国大计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观此次率兽食人之行为，则万不能苟安缄默。”⁽⁵¹⁴⁾15日，《时报》以《闸北居民致政治委员会函》为题，刊登了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

屠杀后，白崇禧即派兵重占湖州会馆总工会会所。下午3时，工界联合会的董福开等人赶来，殴打并驱逐原总工会职员，霸占文件、印信，宣布奉白崇禧面谕，将上海总工会与工界联合会一律取消，成立上海工联总会。4时，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也再次被军队占领。与此同时，其他进步组织、团体纷纷被取缔。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被封，十余名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被捕；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被陈群、潘宜之、吴倚沧、罗家伦等武装接收；学联、各界妇女联合会被改组；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被关闭；中国济难会被占领……

“四一二”政变立即了得到了中外反动派的欢呼。4月14日，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联名通电，宣称：“不忍坐视数千年礼教之邦，沦于兽域，干净之土，蒙此秽污。同人急起，邀集同志，揭竿为旗，斩木为兵，灭此共产凶魔，以免遗害子孙。”⁽⁵¹⁵⁾日本报纸发表文章称：“上海政变固然意味蒋介石一派与武汉派之决裂，同时亦意味驱逐在武汉派后面之鲍罗廷以下之俄国势力。”“此一目的与北方军阀之主张实属一致，孙传芳与蒋介石一派，除此问题以外殆无相争之理由。”⁽⁵¹⁶⁾

六　四川、浙江、福建、江苏、广东等地的拥蒋反共活动

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四川、浙江、福建、江苏、广东、广西各地先后发生拥蒋反共活动。它们既加强了这一政变的声势，又是这一政变的实际组成部分。

（一）重庆“三三一”惨案与刘湘进攻泸州起义军

刘湘在成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十一军军长后，有一段时期，和重庆莲花池左派省党部的关系比较密切。他的左倾姿态很迷惑了一些人。川康督办衙门前经常有无数民众结队请愿，男女学生们更直接称他为“刘同志”。但是，刘湘担心左派会挖他的“墙脚”⁽⁵¹⁷⁾，当他摸清楚国民革命军内部也有左右派之分时，就迅速和右派勾结起来。

自1927年1月起，刘湘和蒋介石之间信使往来频繁。刘湘派往蒋处的有军法处长李子骏，蒋介石派往刘处的有川康政治宣传员黄明豪和一批黄埔学生。黄向刘湘传达了蒋介石对四川将领的希望，刘湘则表示“愿效前驱”⁽⁵¹⁸⁾。3月5日，右派卢师谛密函张静江、蒋介石，声称“川中党务，全操共派之手，三民主义已失领导群众之权与地位，惟今犹可救，缓则无及”。他要求张、蒋二人“毅然断然，忍痛一割”，自称“尚能以川省多数之力，为诸兄后盾”⁽⁵¹⁹⁾。16日，蒋介石所派四川宣慰使吕超和四川党务特派员向育仁（传义）到渝，和刘湘“商洽一切”。23日，蒋介石再派戴弁到川。通过这些往来，刘湘得悉蒋的反共意图，待机而动。

当时，正值南京事件之后，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以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并游行示威。消息为刘湘得知，立即密报蒋介石，蒋电复刘湘，并派卢师谛传达指示，嘱其镇压⁽⁵²⁰⁾。3月30日，团阀曹燮阳约集江北、巴县、綦江、南川四县联团首领及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密商反共⁽⁵²¹⁾，同日，刘湘指使师长罗仪三恫吓杨闇公，要他取消预定的大会。次日晨，又派人利诱：“若能不去赴会，军座定有好音。”⁽⁵²²⁾这些，都遭到杨闇公的拒绝。

31日，会议按计划在重庆打枪坝广场举行，参加民众、学生约二三万人。在会议即将开始之际，王陵基和曹燮阳等预伏在会场里面的便衣队和布置在会场周围的武装，里应外合，刀枪并举，“对着那手无寸铁的民众和小孩子，杀，打，射击”⁽⁵²³⁾。总计，当场被打死、踩死者约达五百多人，其中身穿童子军制服的小学生约二百余人，工人代表五十余人⁽⁵²⁴⁾。有些女学生被打死、踩死后又遭到侮辱。亲历者记述说：“于是他们又动起手脚来了，几撕，几拉，几翻，几跌，居然就把她们剥得精光”，“他们狞笑着，踢弄着，好似别饶风味。她们的阴户，有被贯入石子的，有被贯入甘蔗头的。”⁽⁵²⁵⁾面对这种惨不忍睹的情景，反动派们却感到兴奋。有一封报告曹燮阳的信说：“将乱党打死七八十人，带伤者不暇计及。内中惟学生占多数，甚有女生衣裤多被撕毁，竟成裸体者。似此惩创，实系痛快！”⁽⁵²⁶⁾反动派们就是这样地丧失人性。

当日，刘湘和王陵基出告示说：“本日市民大会，工学冲突，已派兵弹压矣。”

在打枪坝实行疯狂屠杀的同时，刘湘又派人到莲花池省党部、省农会、市总工会、妇联、中山、中法等学校进行搜剿。左派陈达三、冉钧等先后被杀，漆南薰的尸体被砍成数段，扔在路旁。杨闇公于4月3日启程赴武汉报告，4日被捕。刘湘、王陵基和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共同审讯他，杨闇公坚毅不屈，表示：“我头可断，志不可夺。”6日，被割舌，挖去双眼，剁去双手，连中三弹，壮烈牺牲。

4月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联名通电，指责武汉国民党中央：“提高党权者，乃提高异党之权，而非提高本党之权也。”“所谓统一势力者，统一于异党，而非统一于本党也。”电报称：“值此是非未明，群言淆乱之际，尤必以自决之精神，作救国救党之运动。”⁽⁵²⁷⁾自此，四川再度沦入黑暗统治之下。

同月13日，刘湘组织川黔联军，以赖心辉为总指挥，用28个团的兵力进攻泸州。20日，刘伯承和起义军各路司令致电武汉政府，呈请讨伐刘湘，表示“愿率所部，报命前锋”⁽⁵²⁸⁾。同时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5月上旬，在吴玉章等的推动下，武汉政府任命泸州顺庆起义军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以刘伯承为军长，黄慕颜为副军长。但这并不能解决起义军的任何实际问题。5月12日，刘湘自任总指挥，增调军队，加紧进攻。泸州起义军至此已坚守一个多月，弹尽粮绝，陈兰亭、袁品文等也发生动摇。16日，刘伯承等三人缒城撤离，辗转奔赴汉口报告。23日，起义军乘夜突围，泸州陷落。6月初，起义军到达贵州桐梓，陈兰亭将队伍拉出，投奔杨森，袁品文等余部为贵州军阀周西成收编。

（二）杭州“三三〇”、“四一一”与宁波“四九”事件

正像许多地方一样，浙江省也存在着两派工会组织。

杭州总工会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所掌握，拥有产业工人约二十万。但是，杭州还有大量职业工人，如泥水、木匠等。1927年春，蒋介石派陈希豪等将这部分工人组织起来，成立职工联合会，也达到四万人之众。他们大部分是东阳人，后来，温台帮工人也参加进来，声势更大⁽⁵²⁹⁾。该会负责人张浩原是旧国会议员，后依附陈果夫。其他负责人不是官僚、旧军人，就是讼棍、鸦片鬼。当年3月，张静江从南昌回到浙江，通知陈希豪等已决定“清党”，并给予陈等以经费支持⁽⁵³⁰⁾。

3月28日，浙江省党部函请省政府转令公安局解散职工联合会。29日，政务委员会决议接受省党部要求。30日，职工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到火腿、柴炭、泥水等33个工会，号称10万人。会后游行，一路毫无阻碍，显然事先得到军警当局的默契。行至杭州总工会门前时，突然有一部分人手持木棍，闯入捣毁。因总工会已有戒备，双方对敌，受伤五十余人⁽⁵³¹⁾。事后，职工联合会的游行队伍又围攻了浙江省党部。次日，杭州总工会、杭州学联、各界联合会、总商会等团体决定罢工、罢市、罢课，发动10万人游行请愿。途中，巡警及驻军开枪阻止，捉去工友三四十人。当晚，工人派代表向省政府、省党部请愿，提出撤换公安局长章烈、解散职工联合会、发还纠察队器械、惩凶等五项要求⁽⁵³²⁾。同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杭州留守主任罗为雄派队到总工会，收缴纠察队的铁棍、长枪、刺刀等物，出告示称：“该工会纠察队，行为横暴，秩序因之紊乱，实属扰乱后方，应即解散，以维公安。”⁽⁵³³⁾4月1日，被拘工友陆续释放。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

4月10日，章烈自沪返杭，奉密令，查办各机关“反动分子”。11日，全城戒严。职工联合会“工人”会同士兵进入浙江省政务委员会，搜捕查人伟、丁济美、戴学南等，押出游街，一路高呼“打倒把持政权的跨党分子”等口号⁽⁵³⁴⁾。当日，共捕32人。宣中华避至上海，在车站被第二十六军捕杀。同日，总工会及纠察队均被解散。

杭州发生政变的同时，宁波也发生类似事件。

4月9日，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下令戒严，派兵分头驻守宁波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及民国日报社，同时传讯报社经理庄禹梅。宁波市政府、党部、总工会、商会等派代表质问王俊，王竟将代表扣留。当夜，王派出武装士兵将党部、总工会、农协等团体一律解散。10日，铁路总工会、海员工会等组织宣布罢工、罢市、罢课，召集市民大会。王俊派兵向到会工人及纠察队开枪，击毙三人，重伤二十余人，捕三十余人。同日，王俊也召集所谓市民大会，但到者仅一二百人，当场宣布：改组市党部；将总工会改为工人同盟会；组织“人民裁判会，审判被捕诸人”⁽⁵³⁵⁾。

宁波事件是蒋介石直接操纵的结果。行动前，王俊曾赴沪向蒋介石请示⁽⁵³⁶⁾；事后，又致电蒋介石报告：宁波“反动派”鼓动总罢工，“图行暴动”⁽⁵³⁷⁾云云。

（三）福州“四三”与厦门“四九”事件

国民革命军入闽后，左右派都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左派掌握着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民众运动委员会、福州学生联合会、店员总工会，以《民国日报》为喉舌，代表人物有省党部筹备处宣传部主任委员马式材、工人委员会主任李培桐、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徐琛、《民国日报》编辑主任潘谷公等。右派掌握着临时政治会议、福州市县党部筹备处、福州总工会，以《求是日报》为喉舌。代表人物有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方声涛、政治委员会委员黄展云、前独立第三师师长林寿昌等，此外，右派并形成了独立厅同志社、参谋团，青年奋进社、晶社、国民党青年俱乐部等小组织。1927年3月4日，在省党部筹备处主任、共产党员戴任主持下，东路军各级政治部联合办事处和福建民众运动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福建民众运动委员会，负责审查民众团体备案，解决民众团体纠纷等事宜。左派的这一决定堵塞了右派假群众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路子，因此，遭到强烈反对。

3月8日，在方声涛、冷欣等人策划下，福州总工会集会并游行，要求取消民众运动委员会，解散店员总工会等左派团体，驱逐马式林、李培桐、潘谷公、徐琛等“四凶”。同日省临时政治会议分会议决，取消民众运动委员会职权及马式材等人职务。右派的这一决定也遭到左派的强烈反对。9日，店员总工会联合四十多个团体举行拥护党权大会，公推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荷波主持会议，呼吁各界支持福建民众运动委员会，要求省临时政治会议解散福州总工会。会后游行时，林寿昌等指使暴徒数十人，持枪械冲击，殴伤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共产党人江削五。此后，右派即连续秘密会议，派遣周一志、冷欣、方绍美等人赴各地联络，策划反共。

4月3日，福州右派总工会等团体，召开拥护蒋介石及护党运动大会，方声涛任主席。会议议决16条，主要为：一、拥护蒋介石在军政时期行使全部职权；二、肃清跨党分子；三、取缔一切违反三民主义及本党政策之口号、标语、传单、出版物；四、惩办破坏福建党务，“扰乱北伐后方”的戴任、马式材等人；五、改组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六、收回《福建日报》。会议还决定组织福建各界拥蒋护党运动大会执行委员会，公举谭曙卿、方声涛、林寿昌等为委员⁽⁵³⁸⁾。会议进行中，新编第二师五团二营党代表方毅威等五人挺身而出，登台指责会议“淆乱群众听闻，实为西山（会议）派捣乱北伐后方”。方声涛恼羞成怒，命人捆缚方毅威，宣布“反动派应枪决”，台下哄然举手。混乱之间，四人逃走。右派总工会的纠察队在方毅威的背上插上纸旗，大书共产党三字，于散会后拥令游街，在行至万寿桥时，用手枪击毙，抛尸江中⁽⁵³⁹⁾。当夜，谭曙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全省戒严，以谭为全省戒严司令，张贞为福州戒严司令，同时议决派出侦探、军警进行搜捕。6日，由福州市党部筹委会主任、右派黄展云出面兼任省党部筹委会主任，《福建民国日报》被迫停刊到9日，改名《福州民国日报》。

面对右派的凶焰，中共福州地委曾于3日晚商讨对策，决定于次日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声讨右派。4日上午在店员总工会集议，计划召集工人游行，被谭曙卿派部队解散。随后，福州地委书记徐琛、宣传部长方尔灏、组织部长陈兴钟三十余人先后被捕。

继福州之后，厦门于9日发生政变。

8日夜，方声涛、谭曙卿密电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令其逮捕共产党员和工、农、青、妇等团体领袖。9日，由“建筑总工会”出名召开拥蒋护党大会⁽⁵⁴⁰⁾。会后，林国赓即派军警搜查厦门总工会，逮捕正副委员长罗扬才、杨世宁，封闭厦门学生联合会，逮捕该会主席黄树埔（以上三人均为共产党员）。当日晚，有四五百人到海军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罗、杨等人，被林国赓下令驱逐。11日晨，军警手持“扰乱公安，格杀无论”的旗帜，游行街市。

（四）南京“四九”、“四一〇”事件

江右军攻克南京后，蒋介石即委派温建刚任公安局长，杨虎为特务处长，帮会头目、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陈葆元为特务员，加紧准备镇压革命力量。同时，中共上海区委也力谋协助国民党左派掌握南京，发展革命形势。南京成为双方必争的要地。

3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上提出：“南京非常重要，省党部赶快迁去。”⁽⁵⁴¹⁾4月2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自上海迁宁，与左派南京市党部计议，加紧党务、政治各方面的工作。5日，省、市党部在金陵大学召开党员大会，通过拥护武汉中央，拥护三大政策等21项议案⁽⁵⁴²⁾。即在此时，东路军入城，有人称奉蒋总司令命令，另组市党部。第六军政治部当即予以查封。同时，又有所谓劳工总会出现。该会系陈葆元等以每人两块银元的代价收买流氓所组织。第六军政治部接受省、市党部要求，准备查封，但温建刚即出面保护，声称劳工总会是真正的工人团体，总司令准许组织的⁽⁵⁴³⁾。6日，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举行筹备会议，推选李富春、李隆建、张曙时、侯绍裘四人为筹备委员，决定于4月11日成立省政府。同日，农协开会，但公安局随即布告，各界如集会，须经公安局核准，否则即予取缔⁽⁵⁴⁴⁾。

左派们感到了局势的严重。4月8日，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只有第六军政治部及少数军人到场，第一军无人参加。会议决定严厉处置伪市党部和劳工总会。当日下午，省党部宴请各军、各机关长官，侯绍裘与温建刚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训话。侯称：“现在反革命派势力尚未完全消灭，当秉总理遗训，继续工作。”温称：“如有发现违背三民主义及妨碍革命工作者，当以权力手段，扫除一切障碍。”⁽⁵⁴⁵⁾同日深夜，侯绍裘召集省党部常委和监察委员会议，提出要作好准备，防止蒋介石的突然袭击⁽⁵⁴⁶⁾。9日，原订召开欢迎汪精卫复职大会，因蒋介石于当日到宁，临时改为欢迎大会。下午开会之际，陈葆元率领劳工总会的流氓，口称“奉蒋总司令命”，先后捣毁省、市党部及总工会，将戴盆天、黄竞西、张曙时、高尔柏等二十余人绑架，送入公安局。正在开会的群众得到消息，决议到总司令部请愿，要求保护省、市党部及南京市总工会，封闭劳工总会。10日，江苏省党部召开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提出将反动分子交人民委员会审判、武装工人纠察队自卫、释放张曙时等7项要求。会后整队到总司令部请愿，派刘重民等六人为代表同蒋介石交涉。自上午10时至下午3时，群众在风雨中等候了五个多小时，代表出来报告说，交涉毫无结果，蒋称：“此时皆是民意，无所谓有真伪。”⁽⁵⁴⁷⁾下午5时多，突然拥出一批流氓向群众大打出手，同时警卫用排枪射击，便衣匪徒以短枪响应，计打死请愿群众数十人。当夜，省市党部、市总工会等团体的共产党主要负责干部集会，商议应变措施，突遭包围，侯绍裘、刘重民、谢文锦、陈君起等被捕。蒋介石企图以江苏省政府主席的位置收买侯绍裘，侯严词拒绝，被活活戳死，装入麻袋，抛入秦淮河。刘重民及女共产党员张应春等同时遇难。

（五）广州“四一五”大逮捕

上海反共会议召开后，李济深、古应芬诸人即匆匆回粤。4月14日，李济深、古应芬、徐景唐、钱大钧、李福林、邓彦华、陈孚木等议决，于15日戒严，搜捕共产党人，收缴工会纠察队枪械。同时，任命钱大钧为广州戒严司令，督同公安局长邓彦华处理一切。

15日凌晨2时，广州紧急戒严。钱大钧首先派出军队控制电报、电话，随即包围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广州工人代表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等地，中山大学、妇女解放协会等地则由公安局派保安队搜索，总计逮捕二千一百余人。以工人占多数，其次为学生，仅中山大学一校就捕去学生四十余人。逮捕者并不熟悉被捕者的情况，邓彦华不得不致函孙文主义学会、机器工会等右派组织，要他们派人前来指认。结果，发现其中居然有“极端信仰总理三民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工友”在内⁽⁵⁴⁸⁾。黄埔军校是李济深的清党重点。事前，他对方鼎英说：“黄埔已经共产化，要用武力解决。”方担保不会出问题，可不必动用武力。当日学生队紧急集合，宣布共产党人名单，按名逮捕，其中不少并非共产党员，最后共逮捕近五百人⁽⁵⁴⁹⁾。

同日下午，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等会同省党部召开联席会议，决议组织特别委员会，执行广东党务、政治、军事最高权力，以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陈孚木、邓彦华为特别委员，黄居素为秘书长。当日决定成立民众运动委员会、军政督察委员会及宣传委员会。据称：民众运动委员会的任务为统一民众运动，使一切民众集中于中国国民党指挥之下；军政督察委员会的任务为侦察并惩治一切反动分子；宣传委员会的任务为主持一切宣传事项，检查报纸及一切书籍、印刷品。会议通令各级党部限三日内将共产分子检举，同时限令CP及CY分子于十日内到军政督察委员会自首。会议并决定以古应芬代理财政部长及广东财政厅长，以原中央银行副行长黄隆生代理中央银行行长，派陈孚木接管《广州民国日报》，曾养甫接管《民国新闻》。16日，钱大钧宣布：“所有一切集会结社，非得本司令许可，不得擅自开会。”⁽⁵⁵⁰⁾17日，省农民协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妇女协会、全国总工会等群众组织纷纷被改组。

广州的大逮捕、大检举造成了严重的恐怖气氛。军政督察委员会下令组织工人检举委员会。黄埔军校也组织了清党检举审查委员会，凡阅读《中国青年》、《向导》的，“平时吵嘴闹事的”，均被视为共产党员，属于检举之列。有些非军政机关，任意逮捕人民，擅自讯办，迫使公安局不得不出面禁止。22日，刘尔崧、李森、萧楚女、何耀全、毕磊、沈春雨、刘剑雄、邓培、容保辉、陈辅国、熊锐等共产党人英勇就义。其中，何耀全被装进麻袋，投入白鹅潭。

继广州之后，汕头也于16日发生政变。当地驻军武力接收市党部、总工会等27种组织，封闭岭东日日新闻社，同时下令逮捕杜国庠、李春涛、杨石魂等四十余人。

政变之前，在广州的中共党人有一定警觉。4月1日，中共海员工会党团书记陈郁专程到上海，向陈独秀提议，组织以南方海员工人为主的总同盟罢工，然后号召全国其他行业工人响应。陈独秀认为这样做“会把事态扩大，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⁵⁵¹⁾。此后，中共曾准备组织黄埔学生教导团、军官训练班、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进行抵抗，“背城一战”⁽⁵⁵²⁾。4月13日，中共广东区委召开全市党团负责干部紧急会议，号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提高警惕，准备战斗⁽⁵⁵³⁾。14日，李森、刘尔崧、何耀全又在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召开各工会领导人特别会议，决定发动总罢工，组织工人自卫队⁽⁵⁵⁴⁾。但是，政变“来得太快，无从集中力量”⁽⁵⁵⁵⁾，只有奉命进抵西郊的农军和部分铁路工人进行了抵抗，因寡不敌众而失败。22日，在陈郁和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的领导下，广州部分工人举行政治总同盟罢工，抗议广州当局逮捕、杀害革命群众，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海员工人们举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的横幅在中山路等地游行⁽⁵⁵⁶⁾。23日，广州当局处决了散发传单、鼓动罢工的周翼华等五人。报载：“三男犯不发一语，且无畏惧之色，而两女犯皆属妙龄少女，装束时髦，毫无瑟缩之态，且沿途高呼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种种口号。”⁽⁵⁵⁷⁾

广东清党之后，往日蓬蓬勃勃的气象消失净尽。6月13日，陈可钰致胡汉民函称：“当事者往往不择手段”，“劣绅土豪以为是他世界”，“今日之现状，如以十五年眼光观之，是开倒车也。”⁽⁵⁵⁸⁾

（六）广西清党

上海反共会议之后，黄绍竑本拟和李济深一起回南，但蒋介石认为有李济深就够了，李宗仁也邀黄协助在第七军中清党，于是，黄绍竑便留了下来⁽⁵⁵⁹⁾。他打电报给广西黄旭初（第七军参谋长兼旅长）、黄剑鸣（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黄华表（省党部委员，代宣传部长）、朱朝森（省政府秘书长）等四人，要他们根据上海会议的精神，组织清党委员会，可以权宜行事，不必遇事请示。同时，命刘日福旅派兵全力进攻东兰韦拔群所领导的农民武装⁽⁵⁶⁰⁾。

黄旭初接电，立即组织九人清党临时委员会。其成员为黄旭初、朱朝森、黄华表、黄剑鸣、伍廷飏、吕竞存、蓝呈琪等，又指定龚杰元、黄华表、伍廷飏、黄同仇等为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的分区代表。

4月12日，黄旭初等开始行动，逮捕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委员梁六度、雷沛涛、曾天壮、陈立亚、周仲武，国民党南宁市党部委员冯荫西、邓哲等。7月，黄华表提出，要在全省洗监，将在狱的人全部杀光，因伍廷飏等反对，决定择要处决。9月1日，雷沛涛、邓哲、梁六度、雷天壮、陈立亚，周仲武、梁西园、冯荫西、梁砥等13人牺牲⁽⁵⁶¹⁾。当时广西共产党员很少。据黄绍竑说：“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凡是过去反对政府的，只要不是容县人，不经过审讯就杀害了。”⁽⁵⁶²⁾7日，在梧州逮捕一百余人，在南宁杀害12人。10月9日，邓匡等14人牺牲。

（七）云南内争与龙云“清共”

“二六”政变后，云南形成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联合统治的局面。

政变后，云南先后成立了三个国民党省党部。左派设立于法政学校内，被称为“法政党部”；右派设立于圆通街，被称为“圆通党部”；龙云舅子李培天成立的省党部设立于议会大楼，被称为“舅子党部”。5月7日，龙云派兵查封左派省党部及省农协，逮捕共产党人、省农协主席李鑫、省工会负责人黄丽生及国民党左派王复生等人。

在四镇守使中，出任省务委员会主席兼军政厅长的胡若愚自认资历较深，首倡倒唐，对龙云占据昆明不满；龙云年岁居长，其兵力达3万余人，实力在各镇守使之上，对只获得省务委员会委员也意有未足。二人矛盾日深⁽⁵⁶³⁾。6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之际，胡若愚派兵包围龙云住宅，逮捕龙云，囚禁于铁笼中。史称“六一四”政变。7月1日，胡若愚宣布云南“易帜”。

龙云虽然被囚，但其部队依然存在。龙云的表弟、亲信旅长卢汉等人乘夜逃出城外，集结部队，并请出滇军老将胡瑛暂代第三十八军军长，率军东下反攻。双方在祥云县清华洞、云南驿一带激战，胡若愚、张汝骥部不支，败守禄丰。卢汉攻城，旬日不下。胡瑛乘机率部直指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龙云撤离，到达昆明东郊大板桥时，将龙云释放。胡部南退至昭通，张部绕道退到曲靖。

8月13日，龙云出任代理省务委员会主席。同月，蒋介石派李宗黄以中央驻滇代表身份到达云南。1928年1月17日，蒋介石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同日，龙云成立清共委员会，大规模地镇压云南共产党组织。

七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按照蒋介石的计划，政变之后，紧接着的节目就是在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成立国民政府。蒋介石的这一目的虽然部分达到了，但是，情景却相当冷落。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期订在4月15日。14日，开预备会，以胡汉民为主席。15日，因人数太少，改称谈话会。萧佛成提出八项主张：一、以南京为国都；二、取消不合法之中央党部；三、取消汉口伪政府；四、取消跨党分子党籍；五、通缉捣乱分子；六、恢复十五年七月所订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七、以武力征讨奸党；八、通电报告。当日，并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致电中央常务委员会，要求他们克日赶赴南京⁽⁵⁶⁴⁾。17日，根据胡汉民建议，另换名目，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三次会议，柏文蔚、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石曾、蔡元培九人出席，以吴稚晖为主席。他声称：“自南昌、武汉间发生中央地点问题以后，武汉以中央自居，其决议案及命令中发见多量危害国民革命之行动，因此经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举发案以后，确认南京有继续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开会之必要。”⁽⁵⁶⁵⁾蒋介石称：总理北上时，因北京时局紧张，曾加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数人，在北京开会。现在武汉之中央同志未来，北伐方在进展，客观的需要与总理北上时相同，请加派萧佛成、蔡元培、李石曾、邓泽如、何应钦、白崇禧、陈可钰、陈铭枢、贺耀组9人为委员。吴稚晖又称：应时局之需要，国民政府应即开始办公。本席提议国民政府于本月18日开始在南京办公，同时举行庆祝典礼。议决通过。

会议决定：以钮永建为国民政府秘书长；以吴稚晖暂代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为副主任，并以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为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指导员。

同日，召开第七十四次会议，到陈铭枢等11人，以胡汉民为主席。会议决定组织以吴稚晖为首的中央宣传委员会，胡汉民为首的组织委员会。同时通过吴稚晖起草的《奠都南京宣言》、蔡元培起草的《接受监察委员会宣言》。会议并通过李石曾提议，设立中央研究院⁽⁵⁶⁶⁾。开过这两次会议，算是从法理上确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原江苏省议会为办公地址，即在议会门外举行成立典礼。台上横额称：“建设民主政治”，两旁对联称：“人民平等，世界大同。”由蔡元培授印，胡汉民代表受印。接着，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与恢复党权”大会。吴稚晖、胡汉民、蔡元培、李石曾、蒋作宾、蒋介石等相继演说。胡汉民称：建都南京，是为实现总理的精神和意旨，“在国民党之下，无论何人，须服从党义，认定党以外无党，而党以内更不能有其他之跨党分子捣乱”⁽⁵⁶⁷⁾。会议通过八项提案，有“请中央执、监联会训令各级党部从事清党运动”，“请全国国民一致打倒谋害三民主义的、欺骗无产阶级的、扰乱北伐后方的共产党”等，显示出这个新成立的政府将反共列为首要任务。会后，举行了游行和阅兵式。

当日发表的文件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宣言》、《国民政府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以及蒋介石的《告中国国民党同志书》、《告全体民众书》等。这些文件除宣称“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途径”，“造成新世界之唯一工具”外⁽⁵⁶⁸⁾，主要篇幅均用于攻击中国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不惟自绝于党国，抑且自绝于世界”⁽⁵⁶⁹⁾。《奠都南京宣言》称：“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凡不利于三民主义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蒋介石《告全体民众书》称：“政治不是群言庞杂，莫衷一是可以解决的，必须有一般艰苦卓绝的人，抱一种审慎考虑适合国家情形的主张，统一坚强的意志，作联合的战线，才可以产生出一点良好的结果。”⁽⁵⁷⁰⁾这就说明，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以“建设民主政治”相标榜，但上述言论显示，蒋介石们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思想、言论自由，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不要“民权”，而由少数寡头专政的政府。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秘字第一号令，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7人，命令称：“此次逆谋，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

20日，杨树庄、何应钦、白崇禧等在南京举行陆海军将领会议，议决六项，主要者为“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恢复党权”，“打倒破坏国民党及国民革命之共产分子及一切叛卖党国之党员”，“陆海军团结一致，完成北伐”等。会后，由杨树庄领衔通电，表示“誓以忠诚，求其实现”⁽⁵⁷¹⁾。没有军人刺刀的保护，就不会有南京国民政府，杨树庄等人的迅速通电显示了军人在这个新政权中的独特地位和影响。

在举行成立典礼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个空牌子。19日，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古应芬为财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这个政府算是有了两个成员。20日，任命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行使教育部职权。同日，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在南京成立。21日，蒋介石电称，军事委员会由广州迁移南京，开始办公。4月27日，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以胡汉民、丁惟汾等九人为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至此，这个政府才粗粗地搭了个架子。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符合列强的愿望，但是，列强暂时还不准备承认它。民国以来，中国政局派系林立，统治势力更迭频繁。在这场动荡不安的战乱之中，南京政权究竟能够存在多久？它是否具备统一全国的能力和前景？它会不会超越列强所能容许的速度和范围去实现自己的民族要求？这一连串的问号，都有待时间来作出回答。在国民革命阵营大分裂后，没有一个国家决心把自己的在华利益和前途押在南京政权身上。谁也不急于同这个政权解决南京事件，进一步发展关系。各国都在维护自身主要权益的前提下，耐心观望局势变化，同时与中国各地事实上的统治当局打交道。

八　“二期清党”

“四一二”政变前后，蒋介石等人在各地逮捕并杀害了一批共产党人，但是，在孙中山实行国共合作政策以后，大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积极工作，成为各级组织中的骨干，其力量，其影响，都是巨大的。这种情况，自然使刚刚建立的南京国民党当局难以安枕，因此，力谋进一步肃清共产党人。

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通过由胡汉民、吴倚沧起草的《清党原则》六条。17日，中央清党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邓泽如、吴倚沧、曾养甫、萧佛成、段锡朋、冷欣，郑异七人，以邓泽如为主席委员。其后，南京、上海、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浙江各地陆续建立清党委员会，海外华侨和军队中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6月1日，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限定清党日期为6月1日至8月31日，各地清党委员会须于9月30日呈报结果。

据清党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其职责为：“秉承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肃清党内共产分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⁵⁷²⁾但实际上，所清者完全为“共产分子”。这一点，胡汉民说得很老实。他说：“我们这次的清党，是进一步把共产党的死灰都要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他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⁵⁷³⁾由于它有别于“四一二”前后各地发生的政变，因此，蒋介石称之为“第二期清党”，他说：第一期清党为“紧急处分”，目的在于“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第二期清党为“根本整理”，其范围“遍及一般跨党分子”。蒋介石认为，后者较前者更加困难，是“本党真正生死关头”，必须“以至大至久的恒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⁵⁷⁴⁾。

《清党原则》、《清党条例》等规定：在清党时期中，停止入党；所有党员经过三个月之审查再发党证；各党部于接到清党文告之日起，限令所属党员于半月内填就审查表，呈报当地清党委员会；党员须每半月将其工作向所属区分部报告，然后逐级呈报当地清党委员会；无故一月不报告工作者加以警告，三个月不报告工作者取消党员资格⁽⁵⁷⁵⁾。但实际上，这些大都是具文，各地清党委员会的真正兴趣和主要工作均为逮捕并审判共产党人。为此，专门成立了清党审判委员会。5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各行政机关遵行《清党条例》：“遇有反动分子捣乱本党，阻碍清党进行者，当地清党委员会得直接通知该地军警或行政机关，严行缉拿。”⁽⁵⁷⁶⁾6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再次训令军、政、司法各机关，“严查所有各地之共产党余孽，机关悉数解散，并分别逮捕共产党分子，毋稍宽纵，以绝乱源”⁽⁵⁷⁷⁾。这就说明，所谓“二期清党”仍然是暴力清党。

“四一二”政变后，陈群、杨虎二人在上海滥捕、滥杀，使得某些坚决反共的人士也表示不满。5月8日，张静江致电蒋介石，认为“除重要及阴险分子之外”，应待全国代表大会发落，要求严令陈、杨二人，“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⁵⁷⁸⁾。6月1日，白崇禧也致电蒋介石，批评自清党运动以来，上海一隅“任意逮捕杀人”⁽⁵⁷⁹⁾。但是，这些意见和批评都未能动摇蒋介石对陈、杨二人的信任。6月中旬，杨虎亲自率队破获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逮捕新任省委书记陈延年。吴稚晖立即致函，吹捧杨虎为“天人”，要求将陈“明正典刑”，“寒通国共党之胆”⁽⁵⁸⁰⁾。21日，蒋介石应宁波商会之请，派陈、杨赴宁波清党⁽⁵⁸¹⁾。二人甫抵甬，即处决了共产党人王鲲、杨眉山、胡蕉琴、陈良义、吴德元、甘汉光六人。当时，曾有人向陈群询问处刑标准，陈答：“入共产党满六个月者杀，国民党员跨党者杀。”⁽⁵⁸²⁾同月29日夜，陈群在上海连破四个中共机关。次日，秘密处决十余人⁽⁵⁸³⁾。陈延年大概即就义于此时。7月19日，著名共产党人赵世炎被害。在二期清党中各地被害的共产党人还有王宇椿、郑采臣、何赤华、李征凤等，究竟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在此期间牺牲，目前尚难以作出精确的统计。

在杀害之外，南京国民党当局也采取“自首”、“自新”的办法诱惑少数意志不坚分子。6月21日，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通告称，对“盲从走入歧途之分子，准其来本会自首，予以从宽发落”⁽⁵⁸⁴⁾。浙江省清党委员会则经南京中央清党委员会批准备案，成立了“反省院”，这一措施后来为国民党当局长期沿用。

由于南京国民党当局实行滥捕，大量无辜者受到牵累。6月15日，南京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庭，受审十一人。其中三人“实无共产证据可寻”，宣告无罪；五人“均系无知愚民”，交保释放；另三人“系过路受累，无证可指”，即予开释⁽⁵⁸⁵⁾。由此不难想见当年捕人的轻率。　

在国民革命高潮中，各地土豪劣绅不得不蛰伏一时。南京国民党当局实行清党，各地土豪劣绅纷纷蠢动。5月初，江阴即有人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出“清党后，土豪劣绅乘机报复，地方行政长官有扶助土豪劣绅恢复旧势力之倾向”⁽⁵⁸⁶⁾。同月，浙江长兴土豪蒋玉麟指使暴徒捣毁县党部，逮捕常务委员等人，所有文书印章搜卷殆尽⁽⁵⁸⁷⁾。6月，温州国民党员蔡雄被诬指为共产党人，擅行枪决⁽⁵⁸⁸⁾。其他诬告、陷害之类，更比比皆是。

对于南京国民党当局的清党方针及措施，广大国民党员态度冷淡，不少人拒填所谓“党员审查表”和“半月工作报告表”。南京市清党委员会于8月下旬通告承认，将表格“送缴本会者，仍属寥寥”⁽⁵⁸⁹⁾。该委员会威胁说，对此类党员将以不愿受审查论，清除其党籍，但这也无济于事。　

清党的结果是，国民党失去了大量的精英，新旧官僚、政客、投机腐化分子乘机聚结，国民党的腐化现象日益严重。8月22日，白崇禧沉痛地说：“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尤其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之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榨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怒声载道。上海是舆论中心，故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⁵⁹⁰⁾9月1日，规定结束清党的日期已届，上海市清党委员会发表宣言称：“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得到民众之欢迎，箪食壶浆，惟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岁四月，克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东流。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⁵⁹¹⁾白崇禧和上海清党委员会道出了一个使他们难堪的事实——国民党已失去人民的信仰，这是有勇气的。但是，他们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了解发生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　

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现以时局影响，交通阻滞，各省市多有不能依期竣事者，自应延期，继续办理，以利进行。”⁽⁵⁹²⁾这一通告既宣告了“二期清党”计划的失败，也宣告了南京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将长期延续。

————————————————————

(1) FO，371，Vol．11621，F513/1/10，Appendix 10．

(2) U．S．Dept．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27，Vol．2，Washington，1942．pp．341-343．

(3)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东京原书房1979年版，第91页。

(4) U．S．Dept．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S，Washington，1975，p．869；《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第28—33页。

(5) 高平叔、丁雨山：《外人在华投资之过去与现在》，重庆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15—16页。

(6) G．Clark，Economic Rivalries in China，Yale University，Press，1932，pp．18，45，66．

(7) 雷麦：《外人在华投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35—336页；高平叔、丁雨山：《外人在华投资之过去与现在》，重庆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15—16页。

(8) FO，405，Vol．253，p．91；B．R．Mitchell，ed．，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305．

(9)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S．，pp．903，906．

(10) 日本商工省商务局贸易课：《本邦及本邦海外重要相手国贸易统计》，1927年9月；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战争への道》，第1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44页。

(11) 日本东亚研究所：《列国对华投资与中国国际收支》，东京1941年10月版，第238页。

(12) Nobuya Bamba，Japanese Diplomacy in a Dilemma，Minerva Press，1985，pp．381-386．

(13) FRUS，1925，Vol．1，p．767-768．

(14) FRUS，1925，Vol．1，p．849．

(15) Nobuya Bamba，Japanese Diplomacy in a Dilemma，p．244．

(16)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第76页。

(17)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第82页。

(18) 北京政府外交部编：《外交公报》第54期，专件，第17—18页。

(19) 中国协会是英国资产阶级对华利益集团的组织，1889年成立于伦敦。

(20) FO，371，Vol．10947，F4053/194/10．

(21) W．R．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Clarendor Press，Oxford，1971，pp．129-130．

(22) FO，371，Vol．第11620，F119/1/10．

(23) FO，405，Vol．250，pp．188-200；FO，371，Vol．11620，F378/1/10；Vol．11621，F513/11/10．

(24) FO，371，Vol．10925，F6117/2/10；FO，405，Vol．248，p．459．

(25) FRUS，1926，Vol．1，Washington，1941，pp．755、757．

(26) FO，371，Vol．10279，F387/387/10，F1074G/387/10，F2390/387/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Microfilm Publication，Microcopy NO．329（以下简称RDS，NA，M329），893.00/7388，893.00/7400，893.00/7416．

(27) 《木村致陆军函》（1926年2月1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28) 《冈本致田中电》（绝密，1928年5月1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佐佐木到一：《南方革命勢力の実相と其の批判》，北京，极东新信社1927年3月版。

(29) FO，371，Vol．10949，F5013/194/10；Vol．10950，F5564/194/10；FO，405，Vol．148，p，576．

(30) FO，405，Vol．250，pp．253-256；FO，371，Vol．11620，F67/1/10，F241/1/10，F395/1/10，F403/1/10，F408/1/10；Vol．11621，F513/1/10．

(31) FO，405，Vol．250，pp．235-236；FO，371，Vol．11620，F67/1/10，F241/1/10，F395/1/10，F403/1/10，F408/1/10；Vol．11621，F531/1/10．

(32) Canton：Events and Current Rumours，March 3，5，13，1926，广东省档案馆藏：《粤海关档案全宗》，1587/52。

(33) Parliamentary Debates，Vol．193，pp．1645-1646；The Times（London），March 26，1926，p．13．

(34) FRUS，1926，Vol．1，p．701．

(35) RDS，NA，M329，893.00/7400．

(36) FRUS，1926，Vol．1，p．705．

(37) 美籍犹太人，中国通。此次访穗前，曾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馆磋商，到穗后即与詹金斯取得联系。美驻华公使、参赞同年南下广州考察，往返途经上海时，都曾移樽就教于索氏。

(38) RDS，NA，M329，893.00/7403．

(39) RDS，NA，M329，893.00/7403．

(40) RDS，NA，M329，893.00/7522．

(41) RDS，NA，M329，893.00/7473．

(42) 美籍犹太人（一说加拿大人），曾为孙中山工作。孙中山去世后，他为孙科、蒋介石、孔祥熙等奔走效劳。见RDS，NA，M329，893.00/7713，893.00/8427，893.00/8502，893.00/7465，893.00/7416．

(43) RDS，NA，M329，893，00/7465．

(44) RDS，NA，M329，893，00/7409．

(45) 见RDS，NA，M329，893.00/7469．

(46) 见RDS，NA，M329，893.00/7473．

(47) 见RDS，NA，M329，893.00/7407．

(48) RDS，NA，M329，893.00/7403，893.00/7407．

(49) RDS，NA，M329，893.00/7407．

(50) RDS，NA，893.00/7413．

(51) RDS，NA，M329，893.00/7413．

(52) RDS，NA，893.00/7713．

(53) RDS，NA，893.00/7713．

(54) RDS，NA，M329，893.00/7513．

(55) FO，405，Vol．251，p．119；FO，371，Vol．11623，F1312/1/10；Vol．11624，F1397/1/10；Vol．11625，F1874/1/10，F2097/1/10．

(56) FO，405，Vol，251，pp．17，34．

(57) FO，405，Vol，251，pp．121，146．

(58) FO，405，Vol．252A，pp．17-18．

(59) The Times（London），Nov．8，1926，p．13．；C．F．Remer，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Baltimore，1933，p．111．

(60)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0页。

(61) 《工人之路》第218期，1926年1月31日。

(62) 《工人之路》第216、217期，1926年1月29日、30日。

(63) FO，405，Vol．251，pp．57-69．

(64) 《工人之路》第216、217期；FO，405，Vol．251，pp．57-69．

(65) 《工人之路》第216、217、218期；FO，405，Vol．250，pp．186-187，415；Vol．252A，p．19．

(66) 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编：《省港罢工概观》，1926年8月31日出版；FO，405，Vol．251，p．5．

(67) FO，405，Vol，251，pp．57-68．

(68) FO，405，Vol．251，p．61；Vol．252A，p．19．

(69) FO，405，Vol．251，p．71．

(70) FO，405，Vol．251，pp，69，121-124；FO，405，Vol．252A，pp．13，19-21，69，174；RDS，NA，M329，893.00/7489．

(71) 《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FO，405，Vol．251，69；RDS，NA，M329，893.00/7439，893.00/7473．

(72) FO，405，Vol．251，pp．17，69．

(73) FO，405，Vol．251，p．17．

(74) FO，405，Vol．251，p．53；Vol．252A，p．22．

(75) FO，405，Vol．252A，pp．73-76．

(76) FO，405，Vol．252A，p．13．

(77) FO，405，Vol，252A，pp．23，25，71-73，77-79．

(78) FO，405，Vol，252A，p．20．

(79) FO，405，Vol，252A，pp．20，28-29，31．

(80) Canton：Events and Curret Rumours，June 18，21，22，23，1926．广东省档案馆藏：《粤海关档案全宗》，1587/52。

(81) 《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谈判》；参见《广州评论》第2、3期合刊。

(82) Canton：Events and Current Rumours，Ju1y 17，1926．

(83) 高承元编：《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1—13页；FO，405，Vol．252A，pp．173-174．

(84) 邓中夏：《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谈判》，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1926年7月印行；FO，405，Vol．252A，pp．81-82．

(85) 《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谈判》；FO，405，Vol．252A，pp．81-82，193-194．

(86)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录》，1926年8月17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638页。

(87) FO，405，Vol．252A，pp．86-93．

(88) FO，405，Vol．252A，pp．162-167．

(89) FO，405，Vol．252A，pp．233，235．

(90) FO，405，Vol．252A，pp．233．

(91) FO，405，Vol．252A，pp．189-190，199-200．

(92) FO，405，Vol．252A，pp．214-215．

(93) FO，405，Vol．252A，pp．260-261．

(94) FO，405，Vol．252A，p．199．

(95) RDS，NA，B329，893.00/7631．

(96)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二目。

(97) FO，405，Vol．252A，pp．214-215，224．

(98) FO，405，Vol．252A，pp．217，219，272．

(99)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九次政治会议议事录》。

(100)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九次政治会议议事录》。

(101) FO，405，Vol．252A，pp．216，260-261，429，431．

(102) FO，405，Vol．252A，pp．227，250．

(103) FO，405，Vol．252A，pp．227，429．

(104) FO，405，Vol．252A，pp．227，430．

(105) FO，405，Vol．252A，pp．227，430．

(106) FO，405，Vol．252A，pp．216-217，225，228-230．

(107) RDS，NA，M329，893.00/7626．

(108) FO，405，Vol．252A，pp．218-219．

(109) FO，405，Vol．252A，p．458．

(110) FO，405，Vol．252A，pp．218-219，239-240．

(111) FO，405，Vol．252A，pp．227，246-247，257，428-430，449．

(112) FO，405，Vol．252A，pp．199，272，312-313；FRUS，1926，Vol．1，pp．726-727．

(113) FO，405，Vol．252A，pp．319-320．

(114) FO，405，Vol．252A，pp．222，249，273．

(115) FO，405，Vol．252A，p．222．

(116) FO，405，Vol．252A，pp．223，249-250，273．

(117) FO，405，Vol．252A，p．250．

(118) FO，405，Vol．252A，pp．242-243．

(119) FO，405，Vol．252A，pp．262，274-275．

(120) FO，405，Vol．252A，p．275．

(121)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18页。

(12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1563—1564页；FO，405，Vol．252A，p．71．

(123) FO，405，Vol．252A，pp．22-23，71，79，83，137，199；RDS，NA，M329，893.00/7550；蓝裕业：《省港罢工交涉之经过及其现状》，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4—545页。

(124) FO，405，Vol．252A，pp．25-26，137，79．

(125) FO，405，Vol．252A，p．93．

(126) FO，405，Vol．252A，pp．139，183，24．

(127) FO，405，Vol．252A，p．31．

(128) FO，405，Vol．252A，pp．83，86．

(129) FRUS，1926，Vol．1，pp．691-693．

(130) RDS，NA，M329，893.00/7550．

(131) FO，405，Vol．252A，p．578．

(132) RDS，NA，M329，893.00/7713．

(133) FRUS，1926，Vol．1，pp．712，671-680．

(134) 《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28—29页。

(135) FRUS，1926，Vol．1，pp．846-84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三次会议议事录》，1926年7月29日。

(136) FRUS，1926，Vol．1，p．855．

(137) FRUS，1926，Vol．1，pp．684，859．

(138) 《日本陆军省档案》，14679；FO，405，Vol．252A，pp．86，235-236。

(139) 《松井个人意见》（1926年8月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140) 《对中国各军队和平劝告的有关文件》（1926年8月），《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141)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12月），卷2，《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

(142) FO，405，Vol．252A，pp．24，126．

(143) FO，405，Vol．252A，pp．141-142．

(144) FO，405，Vol．252A，pp．141-142．

(145) FO，405，Vol．252A，pp．132-135，271．

(146) FO，405，Vol．252A，p．183．

(147) FO，371，Vol．11658，F301/10/10．

(148) FO，405，Vol．252A，pp．276，450，476．

(149) RDS，NA，329，893.00/7661，893.00/7814，893.00/7832．

(150) RDS，NA，329，893.00/7792，893.00/7899，893.00/7698．

(151) RDS，NA，329，893.00/7652，893.00/7655，893.00/7661，893.00/7873，893.00/7893；《申报》，1926年8月23日，9月2日、4日、18日；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5日。

(152) RDS，NA，M329，893.00/7730．

(153) FO，405，Vol．252A，p．278．

(154) RDS，NA，M329，893.00/7596，893.00/7597，893.00/7630，893.00/7657．

(155) FO，405，Vol．252A，pp．364-365，373；FRUS，1926，Vol．1，pp．863-871．

(156) FO，405，Vol．252A，pp．275-279，445，505，572．

(157) FO，405，Vol．252A，pp．247，254，274，284-287．

(158) FO，405，Vol．252A，pp．278，287-288，350-351，370-373，445，446．

(159) 高承元：《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第35页。

(160) 《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34—35页。

(161) FO，405，Vol．252A，pp．595-598，609，613-614．

(16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北版，1926年8月20日。

(163) 《长沙邮政分局邮务总办致北京邮政总局函》，1926年8月27日，《北京邮政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64) FO，405，Vol．252A，p，459．

(165)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27日。

(166)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154页。

(167) RDS，NA，M329，893.00/7981．

(168) RDS，NA，M329，893.00/7981；FRUS，1926，Vol．1，pp．868，899．

(169) FRUS，1926，Vol．1，pp．999-1000．

(170) FRUS，1926，Vol．1，pp．855-860．

(171)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160页。

(17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事录》，1926年7月—10月。

(173) RDS，NA，M329，893.00/7976．

(174) RDS，NA，M329，893.00/7603．

(175) RDS，NA，M329，893.00/7660．

(176) FRUS，1926，Vol．1，p．683；1927，Vol．2，pp．66-68，238．

(177) RDS，NA，M329，893.00/8005．1926年11月29日，美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高斯报告称，工部局档案中至少藏有三份关于蒋介石的逮捕状。其一签发于1914年7月22日，指控蒋在小沙渡地区犯罪。其二签发于1917年10月13日，指控他1910年参与谋杀住在租界内的一位“中国著名人士”。其三签发于1918年7月25日，指控他参与1917年10月18日西华德路1421号武装抢劫案。

(178) 《关于中国时局的对策文件二》（1926年末），《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179) 《币原大臣与汪荣宝公使会议要旨》（1926年11月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180)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第2卷（1927年12月），《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

(181) 《矢田致币原电》（1926年12月2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182) 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of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New York，1969，p，120．

(183)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Richard．Burns and Edward M．Bennett，Diplomats in Crisis，United State-Chinese-Japanese Relations，1919-1941，Santa Barbara，California，Oxford Press，1974，p．212．

(184) 《申报》1927年4月5日。

(185) 《币原收内田电》（1927年3月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参见FRUS，1927，Vol．2，p．349。

(186) FO，405，Vol．252A，pp．573-574．；FO，371，Vol．11635，F5223/1/10；Vol．11661，F4964/10/10．

(187) FO，405，252A，pp．459，446-447；FO，405．Vol．252，p．302．

(188) 陈公博：《湖北外交报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7日；FO，405，Vol．252A，pp．270，279．

(189) FO，405，Vol．252A，pp．277-278．

(190) FO，405，Vol．252A，pp．523，584，585，600．

(191) FO，405，Vol．252A，pp．523，584，585，600．

(192) FO，405，Vol．252A，p．629．

(193) FO，405，Vol．252A，p．612．

(194) FO，405，Vol．252A，pp．611-612，619，628．

(195) FO，405，Vol．252A，p．629．

(196)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

(197) FO，405，Vol．252A，pp．623，628，630，636-643，699．

(198) FO，405，Vol．252A，pp．631-632，646-648．

(199) FO，405，Vol．252A，pp．670-671．

(200) FO，405，Vol．252A，pp．628，523，619，648，699-700．

(201) FO，405，Vol．252A，pp．687-691．

(202) FO，405，Vol．252A，pp．601-605，623-624．

(203) FO，405，Vol．252A，pp．652，681；高承元：《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35—36页。

(204) FO，405．Vol，252A，pp．700，707-710．

(205) FO，405．Vol，252A，pp．701，708，710．

(206) FO，405．Vol，252A，p．701．

(207) 《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记录》。

(208) 《时事新报》，1927年1月9日。

(209) 《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1927年1月。

(210) 《时事新报》，1927年1月11日。

(211) 《时事新报》，1927年1月11日。

(212) 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8页。

(213) FO，405，Vol．252，pp．60-61，222，271-272，853-358；FO，405，Vol．253，pp．45-47，117-118，282；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14、16—19页。

(214) 《国闻周报》，第4卷第3期。

(215) FO，405，Vol．253，pp．174-183；《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第25—32页。

(216) FO，405，Vol．252A，p．553．

(217) FO，405，Vol．252A，pp．586，598．

(218) FO，405，Vol．252A，pp．580，598-599；Vol．253，pp．4547，174-183．

(219) FO，405，Vol．252A，p．619．

(220) FO，405，Vol．252A，p．633．

(221) FO，405，Vol．252A，pp．586，598；FO，371，Vol．11661，F5099/10/10，F5134/10/10．

(222) FO，405，Vol．252A，p．648．

(223) FO，405，Vol．252A，pp．60-61，222，271-272，341，353-358，463；Vol．253，pp．4547，174-183．

(224) FO，405，Vol．252A，p．61．

(225) FO，405，Vol．252A，p．698；Vol．252，pp．70，176，179，212，271；Vol．253，pp．44，353-355，383，385．

(226) FO，405，Vol．252，pp．41-42，61，70，176-180；Vol．253，pp．48-49，94-95，219-220，354，382-383．

(227) FO，405，Vol，252，pp．1242．

(228) FO，405，Vol，252，p．62．

(229) FO，405，Vol，252，pp．297-298；FO，371，Vol．12398，F231/2/10；Vol．12456，F181/181/10．

(230) FO，405，Vol．252，p．86．

(231) 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一目。

(232) FO，371，Vol，12449，F351/156/10；FO，405，Vol．252，pp．86，161162；Vol，254，p．56．

(233) FRUS，1927，Vol．2，pp．56-58．

(234) 《矢田致币原电》（1926年12月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4。

(235) FO，405，Vol．252A，pp．649-650．

(236) FO，405，Vol．252A，pp．698，703，705．

(237) FO，405，Vol．252，pp，211-212．

(238) 《英国对华出兵经纬》（1927年2月），《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4。

(239) FRUS，1927，Vol．2，pp．46，51，56，59，61，65，78-81．

(240) FO，405，Vol．252，p．79．

(241) FRUS，1927，Vol．2，p．47．

(242) RDS，NA，M329，893.00/8339．

(243) 《日本陆军省档案》，14679．

(244) 《英国对华出兵经纬》，《币原致高尾电》（1927年1月12日、2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245) FO，371，Vol．12398，F/188/2/10；Vol．12457，F317/264/10；FO，405，Vol．253，pp．44-47．

(246) FO，371，Vol．12449，F351/156/10，F304/156/10，F363/156/10；F449/156/10；The Times（London），Jan．18，1927，p．14；《英国对华出兵经纬》；《芳泽致币原电》（1927年1月26），《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4。

(247) 《英国对华出兵经纬》；《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FRUS，1927，Vol．2，p．57．

(248) 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American l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Macmillan Company，1947，p．270．

(249) RDS，NA，M329，893，00/8337；《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

(250) FRUS，1927，Vol．2，pp．61，65，73；FO，405，Vol，252，pp．112，361-362；Vol．253，p．342．

(251) RDS，NA，M329，893.00/8014，893.00/8021，893，00/8118，893.00/8151，893，00/8219；FRUS，1927，2，pp．59，61，66-67；《币原致松井电》（1927年2月9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4；《英国对华出兵经纬》，《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4；《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

(252) RDS，NA，M329，893.00/7981，893，00/8110，893.00/8184，893.00/8160，893，00/8166，893.00/8170，893.00/8182，893.00/8219；FRUS，1927，Vol．2，pp．56，60，61；《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币原在枢密院的报告》（1927年2月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253) FO，405，Vol，252，pp，123-125，145-147，234-235，290．

(254) FRUS，1927，Vol．2，pp．7579．

(255) FO，371，Vol．12399，F749/2/10；Vol．12449，F600/156/10；Vol．12459，F472/472/10，F484/472/10．

(256) FO，405，Vol．252，pp．311-313，398-400．

(257) FO，405，Vol．252，pp．129-133，176-179，220-227，234-235．

(258) FO，405，Vol．252A，pp．624—625．

(259) FO，405，Vol．252，p．152．

(260) FO，405，Vol．252A，pp．134-129，156，301-307．

(261) FO，405，Vol．252A，pp．194-207，237-238．

(262) FO，405，Vol．252，pp．135，238-139，217．

(263) FO，405，Vol．252，p．253．

(264) FO，405，Vol．252，p．349．

(265) Lampson to Chamberlain，Mar．9，1927．FO，800，Vol，260．

(266) FO，405，Vol．252，pp．134-139，302；FO，371，Vol．12464，F597/580/10．

(267) FO，405，Vol．253，pp．61-62．

(268) RDS，NA，M329，893.00/8405，8406．

(269) FO，405，Vol．253，pp．113-115．

(270) FRUS，1926，Vol．1，pp．130-940．

(271) FRUS，1926，Vol．1，p．930；《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35—36页。

(272)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72—475页。

(273) RDS，NA，N329，893.00/8148．

(274) FRUS，1927，Vol，2，pp．60-61．

(275) RDS，NA，M329，893.00/8336，893.00/8564

(276) FRUS，1927，Vol．2，pp．66-68．

(277) FRUS，1927，Vol．2，pp，68，70．

(278) FRUS，1927，Vol．2，pp．70-71．

(27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1日。

(280) 蒋介石：《告黄埔同学书》（1927年3月12日），黄埔军校政治部：《蒋校长最近之言论》，1927年5月版，第32页。

(28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8日、13日。

(282) RDS，NA，M329，893.00/8502．

(283) RDS，NA，M329，893.00/8360．

(284) FRUS，1927，Vol．2，p．2；RDS，893.00/8312．893.00/8335，893.00/8342，893.00/8351，893.00/8360，893.00/8367，893.00/8411．

(285) FRUS，1927，Vol．2，p．2；RDS，893.00/8408，893.00/8420．

(286) FRUS，1927，Vol．2，p．2；RDS，893.00/8405，893.00/8406．

(287)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1月9日、1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288) 《向导》第180期，第1882页；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91—92页。

(289) 《向导》第180期，第1882页，1926年12月5日出版。

(290) 《李大钊主持之北京政治分会报告书》，1927年1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8—1029页。

(291) 《时报》，1927年3月1日、2日、14日、16日。

(292) 《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

(293)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88—91页。

(294)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页。

(295)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13页。

(296) 《亦云回忆》，第259页；《币原大臣在枢密院关于中国时局报告纲要》（1927年2月2日）；《高尾致币原电》（1927年1月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4。

(297)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土肥原秘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版，第9页。

(298) FO，405，Vol．252，pp．431-433．

(299) 《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第2卷。《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

(300) RDS，NA，M329，893.00/8541．

(301) FO，405，Vol．252，pp．436-437；Vol．253，pp．77-78．

(302)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5日；《国民革命军宁垣特派员章杰关于南京浦口一带秘密工作情况敬告民众书》，《国民政府档案》（1）57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FO，405，Vol，253，p．32．

(303) FRUS，1927，Vol．2，p．153；《时报》，1927年3月29日；《矢田致币原函》，1927年4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304) 《申报》，1927年3月26日；FRUS，1927，Vol．2，pp．146-165；《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305)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4辑，台北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602—606页。

(306) RDS，NA，M329，893.00N/121；H．G．W．Woodhead，China Year Book，1928，pp．723-726．

(307) 《国闻周报》第4卷第22期。

(308) 《时事新报》，1927年7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9日、4月29日。

(309) 《矢田致币原函》，1927年4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310) FRUS，1927，Vol．2，p．156．

(311)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6日；《南京事件始末》，（日期缺）《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B．D．Cole，Gunboats and Marines，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19251928，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83，pp．93-94．

(312)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6日；《南京事件始末》，（日期缺）《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B．D．Cole，Gunboats and Marines，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19251928，pp．93-94．

(313)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6日；《南京事件始末》，（日期缺）《日本外务省档案》；FRUS，1927，Vol．2，pp．153-159．

(314) 《革命文献》第14辑，第606—607，612—615页；《南京市总工会关于南京事件的调查报告》，1927年4月，南京市档案馆藏。

(315) 《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FO，405，Vol．253，pp，20-21；《时报》，1927年3月30日、4月6日。

(316) 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原书房1975年版，第108—109页；《矢田致币原函》，1927年4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317) 见本节第二目。

(318) 《汉口“四三”惨案调查委员陈廷璧（司法部）、张善孚（总工会）、谢冠生（外交部）调查报告》，原件，1927年4月12日，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141—142页。

(319) 育干：《列强驻华海军之现势》，《东方杂志》第24卷第6号。

(320) RDS，NA，M329，893.00/8722．

(321)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4日。

(322)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

(323) FO，405，Vol．253，p．434．

(324)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3月25日收），《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325) 《藤村致币原电》（1927年3月2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326) FRUS，1927，Vol．2，p．147．

(327) 《时报》，1927年3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328) 《森冈致币原电》（1927年3月25日）；《矢田致币原函》（1927年4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329) 关于杨杰这时候的政治态度，参见中共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欧振华：《北伐行军日记》，光东印书局1931年6月印行，第113—115页；李世璋：《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福建事变的情况》，《党史研究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编）1981年第12期；吴宗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北伐及其被解体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

(330) 《时报》1927年3月27日；RDS，NA，M329，893.00/8906．

(331) RDS，NA，M329，893.00/8427．

(332) RDS，NA，M329，893.00/8430．

(333) RDS，NA，M329，893.00/8444．

(334) 《矢田致田中电》（1927年4月27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2；《时报》，1927年3月27日。

(335) 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p．318．

(336) FRUS，1927，Vol．2，p．97．

(337) 《币原致矢田电》（1927年3月2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

(338)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3月27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

(339)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3月2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

(340) 《币原致芳泽电》（1927年3月2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3。

(341) FRUS，1927，Vol．2，p．164．

(342) FO，405，V01．253，pp．290-291．

(343) FRUS，1927，Vol．2，pp．165-166；《芳泽致币原电》（1927年3月28日、29日），《南京事件善后交涉纲要》（1927年3月3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4) FRUS，1927，Vol．2，P170．

(345) F．O．371，Vol．1240 3，F2939/2/10，F2990/2/10；Vol．12454，F2938/156/10，F3085/156/10；Vol，12476，F2974/1530/10，F3006/1536/10，F3043/1530/10，F3085/1530/10，F3130/1530/10，F2938/1530/10．

(346)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3月29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7)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3月3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8) 《币原致芳泽电》（1927年3月3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9) 《本庄繁致上原勇作函》（1927年4月5日），《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439—440页。

(350) 《币原致矢田电》（1927年3月31日）；《南京事件善后交涉经过要领》（1927年3月3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51) 《木村亚洲局长与海军军务局长的协定》（1927年3月3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52)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53) 《币原致芳泽电》（1927年4月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54) 《芳泽致币原电》（1927年4月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55) 《英国大使就南京事件访问币原外相文件》（1927年4月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FO，405，Vol．253，pp．165-166．

(356) FRUS，1927，Vol．2，pp．183-184．

(357)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58) 《币原致芳泽电》（1927年4月4日、4月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59) FRUS，1927，Vol．2，pp．277-278，283．

(360) FRUS，1927，Vol．2，pp．90-94，97，167；RDS，NA，M329，393．11/506，893.00/8481，893.00/8547，893.00/8601，893.00/8722．

(361) FRUS，1927，Vol．2，pp．95-96，99-100，104-105，167．

(362) FRUS，1927，Vol．2，p．167．

(363) FRUS，1927，Vol．2，pp．102-103．

(364) FRUS，1927，Vol．2，pp．107-108，171．

(365) FRUS，1927，Vol．2，pp，175-177，181-183．

(366) 《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1927年4月1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PVM27；RDS，NA，M329，893.00/65．

(367) FRUS，1927，Vol．2，p．180．

(368) FRUS，1927，Vol．2，pp．181-183．

(369) FRUS，1927，Vol．2，p，185；《芳泽致币原电》（1927年4月7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70) 《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1927年4月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7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42—1043页。

(372)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1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73) 关于陈赞贤的生年，诸说不一，此据1927年印行的南康《陈氏族谱》。

(374) 刘少奇：《论陈赞贤在赣被害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7日。

(375) 刘鼎福：《江西工人运动先驱陈赞贤同志》，《江西工人运动史研究资料》第9辑，第25—27页。

(376) 刘勉玉：《陈赞贤》，《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116页。

(377) 《赣州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主任呈文》，《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月2日。

(378) 《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摘由》，抄本。

(379) 《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摘由》，抄本。

(380) 《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摘由》，抄本。

(381) 《赣州各工会请愿团的报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

(382) 《新编第一师政治部等呈文》，《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月2日。

(383) 《赣州张与仁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384) 《赣州各工会请愿团的报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

(385) 《赣州各工会请愿团的报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

(386)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页。

(387) 《陈烈士赞贤事略》，赣州各界追悼陈烈士赞贤大会印行。

(388) 《黑幕重重之江西党务》，《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5日。

(389) 《蒋介石竟反对恢复党权》，《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9日。

(390) 《南昌之白色恐怖》，《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3日。

(391) 《赣省来电两则照录》，《申报》，1927年4月2日；参见《中国国民党执委会第二届常委会第四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00页。

(392) 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人民革命史资料》，第73页。

(393)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革命春秋》，第135页。

(394) 《安徽省党部之救党主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7日。

(395) 《安徽欢迎蒋总司令大会》，《申报》，1927年4月5日第9版。

(396) 周新民（即周骏）：《回忆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建立及其进行的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84页；参见周范文口述：《关于1922年至1928年安庆革命斗争情况》，中共安徽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0页。

(397)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革命春秋》，第124—126页。

(398)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革命春秋》，第124—126页。

(39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400) 《皖党部被毁见闻》，《申报》，1927年4月3日。

(401)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革命春秋》，第137页；参见李亚男、林世良：《蒋介石亲自策动的“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始末》，《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09页。

(402)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革命春秋》，第137页：参见李亚男、林世良：《蒋介石亲自策动的“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始末》，《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09页。

(403) 《革命春秋》，第138页。

(40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405)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台北版，第73页。

(406) 陈果夫：《十五年到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陈果夫的一生》，台北1971年版，第109页。

(407) 李书华：《吴稚晖先生生平略述》，见《吴敬恒述传》，台北世界书局1987年版，第3479页。

(408) 《邵元冲日记》，1927年3月27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4页。

(409) 《邵元冲日记》，1927年3月28日。

(410) 《李宗仁回忆录》，第435—436页。

(411) 《李宗仁回忆录》，第453页。

(412) 《李宗仁回忆录》，第435—436页。

(413) 《革命文献》第17辑，台北版，第128—129页。这次会议不久即改称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414)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一号会议录》。

(415) 这次会议是否真正开过、实际参加人员，均有疑点。

(416) 黄绍竑：《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417) 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顾》，《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4月12日。

(418) 黄绍竑：《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419) 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顾》，《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4月12日。

(420) 《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届第三次会议详纪》，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1日。

(421) 《共产党祸党证据》，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2日。

(422)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记录》，《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9—134页。

(423) 《中国国民党清党运动》，第18页。

(424) 《上海商业联合会听取虞洽卿会见蒋介石等情议事录》，《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425) 《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46页。

(426) 《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迎见蒋介石新闻稿》，《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48页。

(427) 《上海钱业公会讨论为蒋介石筹垫300万元饷款等情会议录》，《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51页；参见该书第53、57—58页。

(428) 《徐桴致俞飞鹏电》，《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71页。

(429) Police Intelligence Summary，April 2，1927．

(430) 《工界联合总会已开始办公》，《申报》，1927年4月5日。

(431) Police Intelligence Summary，April 2，1927．

(432) M．N．Roy，My Experiences in China，Renaissance Publishing Company Bombay，1938，p．70．

(433)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汪精卫言行录》上册，上海广益书局1932年版，第106页。

(434) 《邵元冲日记》1927年4月4日。按：应为4月3日。邵元冲这一阶段的日记系追记，故误。

(435) 吴稚晖：《书汪精卫铣电后》，《吴稚晖先生全集》，台北1969年版，第861页。

(436) 《陈其瑗同志报告蒋逆叛党经过》，《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7日。

(437) 《武汉分共之经过》，《汪精卫言行录》上册，第106页。

(438) 《邵元冲日记》，1927年4月4日。

(439) 《李济深、甘乃光、陈孚木支电》（1927年4月4日），见《汪主席及中央执监委员在沪决议整理党务之重要办法》，《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9日；另陕西省档案馆藏李济深等1927年4月5日致谭曙卿电，内容亦同，惟详略及文字有异。

(440) 《蒋介石专心军旅之通电》，《申报》，1927年4月4日。

(441) 蒋介石：《在南京总司令部第五次纪念周中的演说词》，《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5月8日。

(442)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录》，1927年4月2日。

(44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录》。

(444) 《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申报》，1927年4月5日。

(445) 《书汪精卫铣电后》，《吴稚晖先生全集》卷9，第858页。

(446) 《汪精卫来往要电汇录》，《申报》，1927年4月8日。

(447) 《陈璧君狱中交代》，抄件。

(448) 转引自吴稚晖：《书汪精卫铣电后》，《吴稚晖先生全集》卷9，第860—861页。

(449) 《汪精卫致张静江书》，《时报》，1927年4月30日。

(450) 《寄李石曾的一封信》，《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167页。

(451) 吴稚晖：《书汪精卫铣电后》，《吴稚晖先生全集》卷9，第869页。

(452)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7页。

(453) 《市政府拥护汪蒋之歌电》，《申报》，1927年4月6日第13版。

(454) 《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纪》，《申报》，1927年4月7日第14版。

(45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速记录》。

(45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速记录》。

(457) 《明令蒋总司令离沪赴宁电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议案》。

(45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459) 程潜：《对谢慕韩〈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一文的订正和补充》，《湖南文史资料》第4辑，第31页。

(460) 《张国焘回忆录》，第3章。

(461) 程潜：《对谢慕韩（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一文的订正和补充》，《湖南文史资料》第4辑，第31页。

(462) 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江西文史资料》第2辑，第42页。

(463) 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江西文史资料》第2辑，第42页。

(464) 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江西文史资料》第2辑，第42页。

(465) 《中国革命纪事》，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69页。

(466) 《张曙时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92页。

(46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日。

(468) 《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典礼筹备处紧急通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46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决议录》。

(470) 《在中央宣传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报告》，《湖南民报》，1927年4月18日。

(47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472)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3—144页；黄霖：《八一起义前后的几点回忆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1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7页；朱雅林：《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101—102页；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293页；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134页。

(473) 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国际评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71页。

(474) 转引自伊罗生（Harold R．Isaacs）：《中国革命史》中译本，上海向导书局1947年版，第183—184页。

(475) 《特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9页。

(476)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1页。

(477)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06页。

(478)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香港前卫出版社1975年版，第14—16页。

(479)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2页。

(480)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08页。

(481) 《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纪》，《申报》，1927年3月28日。

(482)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28页。

(483) 《总工会昨晚欢宴北伐军将领》，《申报》，1927年3月30日。

(484) 《市党部昨开党员大会》，《申报》，1927年4月1日。

(485) 《发起反英帝国主义同盟启事》，《申报》，1927年4月6日。

(486)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1页。

(487) 曼达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何失败》，《真理报》，1927年7月16日；参见布哈林：《中国革命问题》，法文本，第56页。

(488)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9页。

(489)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8—449页。

(490)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8页。

(491) 《总工会挽留薛师永留沪上之函电》，《申报》，1927年3月26日。

(492) 《民党大会挽留薛岳》，《申报》，1927年3月27日。

(493)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215页。

(494) 《市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大会记》，《申报》，1927年4月4日。

(495) 《市政府消息》，《申报》，1927年4月9日。

(496)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219页。

(497) 《总工会纠察队昨行授旗礼》，《申报》，1927年4月7日。

(498) 《申报》，1927年4月6日。

(499) 《总工会昨开代表大会纪》，《申报》，1927年4月8日。

(500) 《市党员昨开迎汪复职大会》，《申报》，1927年4月10日。

(501) 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502) 《中国新闻》，1927年4月14日。

(503) 《申报》，1927年3月27日。

(504) 《蒋总司令与总工会代表讲话》，《申报》，1927年3月29日。

(505) 《申报》，1927年3月31日。

(506) 《总工会纠察队昨行授旗礼》，《申报》，1927年4月9日。

(507) 《淞沪工人纠察队昨被缴械》，《申报》，1927年4月13日。

(508) 《“四一二”大屠杀纪实》，《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

(509) 《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顾》，《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4月12日。

(510) 《蒋逆铁蹄下之东南》，小册子。

(511) 《蒋逆铁蹄下之东南》。

(512) 《各界市民为解除工人武装大请愿》，《申报》，1927年4月14日。

(513) 群众牺牲的人数，没有确实统计，作新《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纪实》称在三四百人以上，见《向导》第194期。上海总工会报告称：“当场受击毙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可计数。”见《蒋逆铁蹄下之东南》，第43页；《时报》4月14日报道称：连行人死伤者共约20余名；联合社调查称：工人死30人，工人及民众受伤56人；士兵死12人，受伤5人（含浦东地区），见《纠察队缴械之死伤者》，《时事新报》，1927年4月18日。此据郑振铎等《致政治委员会函》，《时报》，1927年4月15日。

(514) 《文史资料选集》第70辑，第1—2页。

(515) 《时报》，1927年4月14日。

(516) 《上海のク—デタ—》（上海政变），《东京日日新闻》，1927年4月14日。

(517) 刘伯承：《纪念杨闇公同志》，《忆杨闇公同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518) 《重庆川康政治宣传员黄明豪2月11日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519) 卢师谛：《致张静江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520) 《吴玉章回忆录》，第168页。

(521) 《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522) 吴玉章：《忆杨闇公同志》，《吴玉章回忆录》，第168页。

(523) 《重庆三三一惨案纪念特刊》。

(524) 周非：《重庆三三一惨案亲历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

(525) 《重庆三三一惨案纪念特刊》。

(526) 《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323页。

(527)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3日。

(52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5日。

(529) 陈希豪：《陈希豪、张静江利用杭州职工联合会的一幕》，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530) 《民国十六年浙江清党资料》，陈立夫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陈希豪：《致张静江书》，1927年8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据该函，从当年3月至4月中旬，陈希豪共从张静江处取得2．9万元，大部分用于职工联合会。

(531) 《杭州之大工潮》，《申报》，1927年4月3日。

(532) 《杭州工会冲突续闻》，《申报》，1927年4月5日。

(533) 《杭总工会纠察缴械》，《申报》，1927年4月3日。

(534) 《杭州之党潮又起》，《申报》，1927年4月11日。

(535) 《宁波总罢工之风潮》，《申报》，1927年4月13日。

(536) 《宁波党潮之大风波》，《申报》，1927年4月14日。

(537) 《宁波总罢工之风潮》，《申报》，1927年4月13日。

(538) 《福州各界拥蒋大会通电》，《申报》，1927年4月7日。

(539) 《闽垣最近之政潮》，《申报》，1927年4月11日。

(540) 《厦声报》，1927年4月14日；参见《厦门戒严后整理党务》，《申报》，1927年4月11日。

(541) 《特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37页。

(542) 《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报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9日。

(543) 《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报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9日。

(544) 《南京快信》，《申报》，1927年4月7日。

(545) 《宁垣之两欢会》，《申报》，1927年4月15日。

(546) 《南京省市两党部被捣毁之沪讯》，《申报》，1927年4月16日。

(547) 南京市党部代表郑旺华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548) 《粤省举行清党活动之情况》，《申报》，1927年4月23日。

(549) 《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6册，第41页。

(550)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

(551) 周焱、王景泰等著：《陈郁传》，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552) 《广州四一五惨案之真象》，《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553) 《刘尔崧》，《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第183页。

(554) 林健柏、李致宁：《李启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100页。

(555) 广东代表韩麟符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本。

(556) 《陈郁传》，第65页；参见《广州清党运动改期举行》，《申报》，1927年4月24日。

(557) 《广州共产党阴谋再举》，《晨报》，1927年5月10日。

(558) 胡汉民档，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

(559) 黄绍竑：《“四一二”事变前后我亲身经历的回忆》，《广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24页。

(560) 黄绍竑：《“四一二”事变关于广西方面资料的补述》，《广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44页。

(561) 杨赐章：《缅怀英烈，忆“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在南宁的大屠杀》，《广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53页。

(562) 《“四一二”事变前后我亲身经历的回忆》，《广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26页。

(563)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5辑，第5页。

(564) 《致各中央常务委员电》，1927年4月15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湾版。

(565) 《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三次会议记录》，《革命文献》第22辑，总4211页。

(566) 《革命文献》第22辑，总4213—4215页。

(567)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盛典》，《申报》，1927年4月22日。

(568) 《奠都南京宣言》，《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1号。

(56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2号。

(570) 《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1号。

(571) 《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1号。

(57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5月17日。

(573) 《清党之意义》，《革命文献》第9辑。

(574) 《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中央》半月刊第1期。

(575)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编：《清党运动》，第3—4页。

(576) 《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4号。

(577) 《（南京）国民政府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1927年6月14日，油印本。

(578) 《上海张人杰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579) 《五河白崇禧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580) 《共党巨憝陈延年正法》，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5日。

(581) 俞霭堂：《大革命时期宁波商会残害共产党人之罪行》，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582) 金臻庠：《长兴清党见闻》，《浙江文史资料》第2期，第82页。

(583) 《上海陈群陷日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584)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1日。

(585) 《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幕第七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0日。

(586) 《（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1927年5月10日，油印本。

(587) 《（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记录》。

(588) 《（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记录》。

(589) 《宁市清委会通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23日。

(590) 《军事委员会纪念周纪》，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26日。

(591) 《清委会发表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1日。

(592) 《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9日。

第四章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与汪精卫集团分共

第一节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政

一　财政经济措施

财政是国家或政团的命脉，一个政权要存在并发展，必须实行有效的财政经济政策，有充足的财政收入，否则，绝对无法支持长久。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于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此前的湖北财政又是个烂摊子，因此，财政经济问题始终困扰并威胁着武汉政权。为解决这一生死攸关的难题，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作出了巨大努力。

湖北原有地方金融机构湖北官钱局，在军阀控制下，长期滥发纸币。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伊始，即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央银行，办理国民政府所属各军民机关的存款与汇兑。同时决定，自1927年1月1日起，发行整理湖北财政公债与整理湖北金融公债。前者总额为通用银元1500万元，6年以内，只付利息，自第7年起，用抽签法分5年还清；后者总额为通用银元2000万元，以每年6月30日、12月31日为给付息金之期。两者均可随意买卖、抵押⁽¹⁾。发行公债所得除用于收回湖北官钱局纸币，偿还此前债款外，尚余2600万元，均用于军政费。同月25日，财政部又决定发行国库券900万元，年息6厘，6个月后由国库付给本息⁽²⁾。

当时，湖北地区流通的票币种类不一，为统一货币，由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发行兑换券。财政部于1月19日规定：湘鄂赣通用大洋券，在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开幕日起兑现使用；湘鄂桂三省通用毫洋券，待湘鄂桂三省中央银行分行成立后兑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所发临时兑现券，另行收兑。财政部并规定，严禁故意抑勒中央钞票，倘有此类情事，定即拿办。20日，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开业，以宋子文为行长，陈行为经理。宋子文讲话称：“本行为国家性质，非专以营利为目的，应注意流畅国库金融，防止国际资本主义之侵略。”⁽³⁾该行声称有现金准备500万元，已发行兑换券400万元。宋子文保证，决不滥发纸币：“今后再发行兑换券时，以中央银行所有现金之相当额为度。”对于早就在湖北地区流通的中国、交通等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宋子文表示，因为上述各行均有相当准备金，而且基础巩固，因此，国民政府不加干涉，准其自由营业⁽⁴⁾。

中央银行号称有现金准备500万元，实际上并无此数，仅靠以湖北金融公债向汉口各商业银行抵借，得到现款316万余元⁽⁵⁾。以此为保证，发行兑换券400万元。后来钞票发行到3600余万元，完全没有现金保证，成为武汉经济生活中的恶性肿瘤。

为了加强中央银行汉口分行的地位，3月4日，财政部致函湖北政务委员会，按照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办法，汉口分行代理国库、省库，各属税收机关收入税款，应随时汇解汉口分行，收入国库；本埠各税收机关，应逐日交存该行。倘有存放其他银行、钱号及发生危险等事，各该征收员及出纳保管人员，除负责赔偿外，并应惩处⁽⁶⁾。为了加强国币的地位，3月17日，财政部又公布《取缔外币条例》，规定除外贸外，外国货币只准在市上银钱号或兑换店兑换、买卖，所有市面直接交易，概用国币。如有违反，一经查明，即将该项外币没收⁽⁷⁾。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国民政府所发行的“中央票”的流通地区日益扩大，有报道说：“凡曾经军阀摧残各地，币制紊乱，金融停滞，如江西、湖南及湖北之鄂西，均有非大宗中央票前往不可之势。”⁽⁸⁾

税收通常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临时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国家税与地方税暂不划分；同时决定筹划公平税则，在此之前，暂时维持现行的各种“苛细杂捐”，“俟筹得良好之代替税则后再行取消”⁽⁹⁾。1月9日，财政部发表征收田赋布告，规定每地丁1两，征收银元1元4角；漕米每石征银元2元8角。12日，公布《征收内地税条例》，规定中国各省或外国商品，无论为出产或运销，一律征收暂时内地税，其税额照现海关或常关所征税率加征半数，奢侈品则加征一倍；如不照章纳税，除将货物充公外，处以3年以下之监禁，或处以该项货物所值10倍之罚款⁽¹⁰⁾。随后，财政部又统一卷烟税，规定“值百抽12元5角”，通令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实行⁽¹¹⁾。4月初，公布《湘鄂赣征收煤油特税暂行简章》，规定凡煤油输入商须呈请特税局转呈立案，方准营业；煤油税率为每10加仑纳税1元⁽¹²⁾。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武汉国民政府的辖区不断扩大。1927年3月至4月，武汉国民政府先后任命宋子文兼江、浙两省财政处长，于右任为甘肃、山西、陕西三省财政专员，钮永建为安徽、浙江视察财政专员，同时并准备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分行，以便整顿各地财政。在一段时期内，部分省份的收入情况曾有所改善。例如1927年3月，湖南省收入140万元，江西省收入160万元，湖北省收入400万元，广东省除留省部分外，协饷400万元。但是，武汉政府开支浩繁，入不敷出的情况日益严重，仅军费一项，1926年12月为564．5万余元，1927年4月激增为1189．4万余元⁽¹³⁾。

为了开辟财源，掌握长江下游的财政，宋子文于3月29日到达上海，设立财政部驻沪办事处。他随身携带湖北金融公债票券500万元，企图推销，结果分文都没有卖出⁽¹⁴⁾。他又多次会见银行界人物，要求借款300万元，但上海银行界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其政纲及保护金融业之方针”，同时表示借款用途仅限于江苏省⁽¹⁵⁾。宋子文在上海的唯一收获是从苏联远东银行取得了50万元借款。这当然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大问题。

“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方面对武汉实行经济、金融封锁，进一步加剧了困难。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工商业主纷纷转移资金。财政部则“库空如洗”，“常被军需人员包围”，濒于绝境⁽¹⁶⁾。4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根据鲍罗廷提议，组织战时经济委员会，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苏兆征五人为委员，决定采取特殊办法渡过难关。

战时经济委员会的第一项措施是实行现金集中。17日，公布《集中现金条例》，宣称“现值出师北伐之际，首在巩固财政”。除重申完纳国税，流通市面，均以中央银行所发汉口通用纸币及中国、交通银行所发之通用钞票为限外，特别规定：一、凡持有现币（硬通货）或其他商业银行纸币者，得向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及各邮局随时兑换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纸币；二、纸币每元法定7钱1分，不得自由增减；三、非经财政部特许，绝对禁止现洋、现银出口。《条例》并规定：凡拒收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纸币，或收买现币，或抑勒纸币价格，或抬高物价者，经人民告发，查明确实者，按律严办⁽¹⁷⁾。《条例》的核心是由武汉政府控制并掌握硬通货，作为准备金，以维持纸币信用。为了保证《条例》的执行，武汉政府并派出军队和纠察队对各银行进行监视。18日，各银行一律停止兑现。

战时经济委员会的第二项措施是发行国库券和有奖债券。4月，发行直鲁豫陕四省通用国库券900万元，付息6厘，分3个月发行，自发行月起满足6个月，由国库照付⁽¹⁸⁾。5月，决定以庆祝北伐胜利为名，发行有奖债券500万元。每张金额银元5元，奖金最高2．5万元，最低10元。中奖者凭券付奖，不另还本，未中奖者自开签之日起，3个月内向有奖债券局兑换整理金融公债或用以承购逆产。

战时经济委员会的两项措施都没有取得良好效果。《集中现金条例》公布后，封存各银行现金共400万元，但是，汉口立即成为纸币世界，物价上涨百分之五十，米价由每担10元涨至20元，而且每人每次仅限购一斗。据报道，米店前“叫嚣凌乱之状，直如群犬争骨”⁽¹⁹⁾。为拒用纸币，人们纷纷以高价购买铜元，甚至竞相购买邮票保值。不少商店关门歇业，转为黑市交易。19日，财政部召集银钱商会代表讨论维持办法，决定组织金融讨论会，由汉口商会推举5人，银钱公会各推举3人，中国、交通两行各推1人，加上财政部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共15人组成。该会于4月20日成立。23日会议决定，由该会暂行办理汇兑，中外商人在沪或在沪采办货物需要现银或现洋，可由该会指定之汇兑机关如期照兑现款；商人倘能确实证明赴某地采办货物，可持护照携带现金出境。其后又议决：洋价最低定3200文钱；限令征收机关筹备铜元，以备无限制兑现；禁抬物价；汇兑交中国、交通两行活动。这些措施，缓解了现金集中后出现的困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武汉政府面临的经济危机。

上海等地的金融资产阶级强烈反对武汉政府的现金集中《条例》。4月18日，上海银行公会致电蒋介石，指责武汉国民政府“破坏金融，贻害社会，显系实行赤俄共产政策”。电报宣称：“本会各行为保全金融大局，维持人民生计起见，即日停止武汉往来。”电报要求蒋介石采取措施，“应如何挽回制止之处，出自鸿裁”⁽²⁰⁾。同日，又致电北京、天津各地银行公会，通知这一决定。北京等地的银行公会早就指示武汉各行“收缩”，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后也立即决议，与上海银行公会采取同一态度⁽²¹⁾。28日，蒋介石发出布告，规定凡有汉口地名的中国、交通两行钞票不得在他省兑现。次日，南京政府通电，禁止长江下游各地的现金运往武汉，同时禁止汉票在各地行使⁽²²⁾。上海金融资产阶级和南京政府的这些做法使武汉政府的经济困难犹如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武汉政府的公债也乏人承购。5月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机关职员薪俸搭发国库券，100元至200元搭1成，200元至300元搭1成5，300元至400元搭2成，400元以上搭3成。这实际上是在强迫摊派。至于有奖债券，虽然奖金不低，但也未能激起人们的购买欲。据孙科6月15日报告，100万只卖出了十余万。武汉政府的月支出约需一千多万，但1927年5月的月收入不到180万，巨大的财政赤字压得武汉政府透不过气来，以致纸币都发光了。武汉中央银行曾向美国订印大批纸币，运至上海时被扣⁽²³⁾。5月2日，财政部代部长张肇元说：“我们只有一千四百万纸币，都发完了，既无现洋，又无纸币，还有什么生意？”⁽²⁴⁾

除了财政赤字，武汉的煤荒也日益严重。武汉用煤一向依靠日本，“四三”事件后来源断绝，不得不改为依靠萍乡，但汉冶萍公司已长期停工。4月20日，孙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上提议，将汉冶萍暂时收回，由财政、交通、劳工三部组织委员会管理。同时，武汉政府并决定，对武汉用煤实行计划分配。此外，由于湖南农民协会禁止大米出口，米荒也不时困扰武汉政府，以致北伐军的军米不得不到上海采办。5月2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由劳工部、省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四机关的名义组织食米采办委员会，函请湖南开放米禁。

上述措施，都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武汉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

除财政外，交通是武汉政府注意的另一重点。

交通部是最早迁鄂的四部之一，于1926年12月29日开始办公，内设秘书、邮政、电政、航政、国道、无线电管理七处。它在整顿交通、电报线路、收回邮政、航政主权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自中国兴办邮政之日起，邮政大权即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国民革命兴起后，各界群众特别是工会方面积极要求收回邮权。孙科对此表示积极支持，认为是“极正大应办之事”。向例，各省邮务长均由北京邮务总办委任。交通部于1927年2月命令湖北邮务长转知北京邮务总办，所有国民政府辖下各省邮务长，均须呈由本部委任，否则概不生效；外国邮务人员，只能任为顾问。其后，又命湖北邮务管理局转达北京邮务总办，将民国十五年全年邮政盈余详细列明数目，全部解部核收，不得再由北京政府提取。孙科并宣布，在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时，将收回完全管理权，并将由该部完全行使邮务行政权⁽²⁵⁾。在航政方面，孙科也力图收回部分主权。他声称：“内河航权让之外商，本为世界各国所无，而我国独有，诚为怪事。”但他又认为，当时不平等条约尚未完全撤销，以前外人商船，可暂允在内河航行，但须遵照中国的管理章程，向交通部注册缴费；凡未在交通部注册领照的轮船，均不能在国民政府所辖地方河道行驶。

现代战争中，电讯有重要作用。北伐开始以后，广州、福州、汕头、武昌各地的无线电台均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派员管理，商业使用受到影响。经协商，改归交通部管理。1927年2月，交通部制订整顿全国电政计划，决定将革命军辖下各省暂分三区：两粤、长江一带、此外各省，要求认真修葺原有路线，迅速增设新线，同时命令各地整顿修理无线电台⁽²⁶⁾。交通部并计划在全国添设电台44座，南昌、南宁、西安、重庆、长沙、杭州6台先行动工，4个月建成；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建立大电台一座，以便与欧美直达通报。此外，交通部并计划建立无线电机制造厂。

粤汉铁路自1906年开工，当时尚有二百余里待建。交通部决定三年完成，其后，兴建西北干线（将陇海路延展至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地）与西南干线（连贯广东、广西、贵州、四川诸省）。孙科乐观地宣布，革命统一后，不藉外力，国民政府每年将建筑铁路一二千里。三十年内，完成十万里⁽²⁷⁾。

为了与粤汉路南段相接，交通部决定自1927年3月起兴建自江西赣州至广东韶关的公路。

1927年1月，中央政治会议在江西决定，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以孔祥熙为部长，兼代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先行在粤成立，然后根据情况迁往中央政府所在。同月29日，孔祥熙在广州回答记者，声称“欲抵制列强之经济侵略”，“第一当从改良生产入手”。他主张集中群众余资，建立股份公司工厂，使工人一律投资，劳资不分界限⁽²⁸⁾。不过，孔祥熙并没有使这一主张付诸实施，他也没有到武汉就职，实业部一直未能成立。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曾准备在汉口召开全国银行实业界大会，讨论发展全国经济与实业诸问题，未成⁽²⁹⁾。7月4日，武汉国民政府根据孔祥熙的呈请，公布《实业部组织法》，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二　司法改革与文教事业

武汉国民政府司法改革的推动者是徐谦。徐谦于1926年随冯玉祥访苏，考察了苏联司法状况，萌生按苏联模式进行司法改革的念头。8月归国，任广东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暨大理院院长。他于9月7日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十七次会议提出司法改良意见，要求对现行司法制度实行“根本改造”，提倡“党化的与革命化的司法”。他认为，司法机关必须与政治方针相统一，司法人员应受政治党务训练，现行法规、法律与革命精神相反，须全部审查，做根本修改，因此，主张从司法观念、司法人员和司法法规三方面进行革新。他尤其反对“司法独立”、“司法官不党”等提法。他说：“观苏联之政治组织，立法行政，固属合一，即司法机关，亦非独立，此即打破司法独立之新制也。”徐谦建议在国民党中央领导下，吸收地方党政、司法机关及各群众团体代表，组织司法制度改造委员会，拟定方案⁽³⁰⁾。9月9日，中央政治会议接受徐谦意见，议决司法行政方针为：“实行党化、革命化司法，夺回军阀官僚及存留乡村封建势力所操纵之司法权，并以司法为工具拥护农工利益及保护被压迫之妇女。”⁽³¹⁾此后，徐谦的司法思想遂成为广州、武汉国民政府进行司法改革的主导思想。

11月11日，国民政府任命徐谦为司法部长。同日，在广州召开改造司法制度委员会，徐谦任主席，通过改造司法制度案。同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司法改革要点，其主要内容为：一、改用法院名称，采二级二审制，即设最高法院于国民政府所在地：设控诉法院于各省省城，此为中央法院；设县市法院于市或县，设人民法院于镇或乡村，此为地方法院。二、废止法官不党之法令，非有社会名誉之党员兼有三年以上法律经验者，不得为法官；三、废止厅长制，组织行政委员会处理院内行政；四、撤除检察厅，酌设检查官，配置于法院内执行职务；五、采用参审陪审制；六、减轻诉讼费、状纸费，征收执行费。⁽³²⁾同年12月，国民政府北迁。月底，在武汉召开司法会议，司法改革逐次展开。

（一）废除旧法律。北洋时期的《惩治盗匪法》，规定可由军人审问处罚“盗匪”；《新法律补充条例》、《暂行新刑律》等规定禁止集会、结社、罢工自由；否认卑幼对于尊亲的正当防卫权，承认纳妾，认定和奸无夫妇女为犯罪等条文：司法会议均决议废止。1927年1月27日，宣布废除北京政府所定继承法，规定财产继承以亲生子女及夫妇为限，如果没有上述继承人及生前所立合法遗嘱，则将其遗产收归国有，作普及教育之用。

（二）建立新法院。1926年12月27日，临时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决定设高等法院于武昌，将广东大理院改为最高法院广东分院。12月，国民政府派刘芬、余恺湛、戴修瓒为湖北法院筹备委员，筹划改造事宜。次年1月1日，将湖北高等审、检两厅改为湖北控诉法院，武昌地方审、检两厅改为武昌县法院，夏口地方审、检两厅改为汉口市法院。同时，电令广东照改。其后又陆续向湖南、广西、福建、江西等省派出筹备委员，对当地司法机关进行改革。为了审判守城顽抗的陈嘉谟及刘玉春，1月17日，临时联席会议推举徐谦为人民裁判委员会主席。

（三）制订新法律。司法会议期间，还来不及起草并制订新法律，仅作了一些大体规定，如：工人问题，议决适用广东政府的工会条例；地主及佃户问题，议决应以不违背现存经济社会制度为原则，对于佃农加以保护；婚姻问题，议决应根据婚姻自由原则斟酌社会情形办理等。其后，司法部委派潘振亚、戴修瓒等为委员，编订新法规，曾根据形势需要，陆续制订了一些法律或条例。其重要者有《反革命罪条例》、《处分逆产条例》等。

当时，已经发生人民群众自发处分土豪劣绅的情况。1927年2月7日，临时联席会议议决：一、禁止人民自由直接处罚；二、训令各法定机关对于广大民众所公认之反革命犯及土豪劣绅等严予惩罚；三、惩罪必须由政府执行。17日，通过由司法部提出，经于树德、林祖涵、徐谦审查的《反革命罪条例》17条。该条例规定：凡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推翻国民政府之权力，而为各种敌对行为者，以及利用外力或勾结军队或使用金钱而破坏国民革命之政策者，均认为反革命行为，其首魁处死刑并没收其财产，执重要事务者处死刑、无期徒刑并没收其财产；帮助实施者处无期徒刑至二等有期徒刑，并没收其财产。该条例特别规定，在反革命势力之下利用官绅势力，对于革命运动或工农运动，曾有积极压迫行为者，处一等以下有期徒刑，并没收其财产，其有杀伤行为者，依俱发罪之例处断⁽³³⁾。

《处分逆产条例》公布于同年5月，规定：“凡与国民革命为敌者，或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者，或压迫人民以巩固封建制度社会者，或侵吞国家地方收入，剥削人民生活利益，以饱私人贪欲者，或操纵经营以动摇革命势力者，例如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其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没收之。”所谓“合法发觉”，据条例解释：一、由革命战争显然发现者；二、广大群众或民众团体所证明者；三、由个人具合法文书报告经查明确实者；四、由法院或其他审判机关依审判程序发现者⁽³⁴⁾。

除自订条例外，司法部批准各省分别情形，规定惩办土豪劣绅条例，设立人民审判委员会进行审判。据此，湖南、湖北、陕西等省都制订了部分法律条文。

1927年1月15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通过《湖南省惩治贪官污吏暂行条例》，共20条，规定赃款未满500元者，处三等有期徒刑，并科以1000元以下的罚金；赃款在3000元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并没收其财产⁽³⁵⁾。同月28日，通过《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共10条，规定凡凭借政治、经济力，或其他特殊势力（如团防）在地方有下列行为之土豪劣绅者，均依本条例惩治：一、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者；二、反抗本党或阻挠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三、勾结逆军盗匪蹂躏地方者；四、杀害人民及纵火、决水、强奸、掳掠者；五、压迫平民因而致人有死伤或损失者；六、苛索民财，或假借名义敛财肥己者；七、擅理民刑诉讼，或包揽词讼压迫平民者；八、破坏或阻挠地方公益者；九、侵蚀公款者。条例规定，凡犯上述各条者，除分别处以徒刑、死刑、罚金、没收财产外，一律终身剥夺公权；本党党员加一等处断⁽³⁶⁾。

继湖南之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也分别于1927年3月、4月制订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惩治贪官污吏条例》。

陕西在制订法律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1927年3月，颁布《临时劳动法》，规定实行9小时工作制，将来“须采取8小时”，“幼年工人7小时”；“禁止雇佣14岁以下之童工”；女工给予产假16周等⁽³⁷⁾。同月，颁布《新公安法原则》，规定公安局的任务为保护工会、农民协会、学生、妇女组织；保护人民革命团体及一切革命群众集会；禁止一切反革命团体及一切反对新政府之言论⁽³⁸⁾。4月，陕西法制改订委员会决定起草《婚姻法》。其后，陆续完成《暂行婚姻条例》和《暂行婚姻条例细则》。前者共五章四十条。它规定：“男年满16岁，女年满14岁者始得缔结婚姻预约，男未满20岁，女未满18岁者不得成婚”；“结婚由男女决定之”；“当事人无结婚意思，婚姻无效”，又规定：“订立婚约或已成婚双方，自愿离异，可听其自由”；还规定：“妻子成婚时所有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除自愿交夫管理使用收益外，夫不得干涉”；“离婚后妻得收回特有财产”。这就从各方面保障了婚姻自由和妇女的经济权益，在武汉政府辖区内是仅有的⁽³⁹⁾。

（四）建立参审陪审制度。2月7日，临时联席会议通过司法部提出的参审陪审条例，规定人民法院设参审员，参与法律及事实之审判；县市法院及中央法院设陪审员，参与事实之审判。如党员、农民、工人、商民或妇女诉讼，分别由人民法院所在之党部、农民协会、工会、商民协会、党部妇女部推选参审员或陪审员参审⁽⁴⁰⁾。2月8日，通令各省司法机关执行。

（五）训练司法人才。广州国民政府期间，曾举办法官政治党务训练班，聘请苏联顾问及国民党人讲授司法革新知识。迁鄂后，该班在武昌继续招生，于1927年3月6日开学，6月19日结业。

（六）改造律师制度。1月28日，司法部通令各省司法机关，律师承办案件除照章收受公费外，不准另受酬金。2月，公布《律师章程》，规定：无分男女均得充当律师；律师必须是党员；律师公会废止会长制，改用执监委员制；严定免试资格；曾有反革命行为者，剥夺律师资格。同时公布《律师复验章程》，要求以前律师于6个月内按照新章复验。

（七）华洋诉讼统归法院受理，拒绝观审。旧例，中国人为被告，由中国地方官审判；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为被告，由该国领事审判，并相互派员观审。1月19日，司法部提请临时联席会议议决，夏口县公署停止审理华洋诉讼，改归夏口市法院审理，拒绝观审。

（八）减轻诉讼费及状纸费。司法部认为，北洋时期所收诉讼费、状纸费过高，“无产阶级无力负担”，通令将诉讼费减少50％，状纸费减少60％⁽⁴¹⁾。

北洋政府的法律基本上沿袭清末旧章，不少条文源于日本和德国，有着严重的封建专制色彩；加上当时司法界腐败日甚，积弊日深，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造的地步。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司法改革以剔除旧法律的封建部分和祛除司法界积弊为目的，制订了一些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新法律，因此，具有革命性和民主性。但是，徐谦等人笼统地反对司法独立的原则，提出建立所谓“党化司法”，这又为党、政、军等当权者干涉司法和破坏法制等活动开辟了极大空间。

在文教事业方面，武汉国民政府也做了不少工作。

广州国民政府期间，教育行政委员会曾制订过不少法规，如《教科书审查规程》、《私立学校校董会规程》、《学校立案规程》、《三民主义教科书审查规程》等。国民政府迁汉后，继续制订了若干法规。1月7日，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中学规程。其总纲规定：中学教育以根据三民主义，完成小学之基础训练，并增进学生之知识技能，以适应民族生活之需要为宗旨；初级中学实行普通教育，高级中学分设普通、师范、农业、工业、商业务科；采用选科制、学分制；初级中学定为180学分，高级中学定为150学分，每上课1小时，或实习2小时为1学分。2月7日，通过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分设文、理、法、医、农、工、商、师范、美术、音乐等科；设有两科以上者，方能称为大学；单设一科，称为某科大学；同时规定，大学可以设立研究院、专修科及函授部、推广部。同月，公布《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提出“党化教育不但要革命化和民众化，而且要科学化和社会化”，同时要求：“以最短时间实行义务教育”，“学校的课程与训练须适合社会的需要”，“指导学校毕业生到民间去”，增设军事训练并注重体育训练⁽⁴²⁾。

“党化教育”的口号始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这一口号的提出，有对抗封建教育、殖民主义教育的意义，但是，它过于狭隘、片面，后来国民党更借此在教育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为了集中办学力量，2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商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法科、医科大学等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武汉国民政府在文教方面的突出成绩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创立。

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在各省设立军事政治学校。16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武昌成立政治训练班筹备处，以包惠僧为主任。同月22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建议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的政治科移设武昌，并于11月2日任命邓演达为主任。12月，原在黄埔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大队、炮兵大队、工兵大队陆续迁到武汉。1927年1月9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以蒋介石为校长，汪精卫为党代表。由于蒋、汪当时都不在武汉，以邓演达为代理校长，顾孟馀为代理党代表。张治中任教育长兼训练部主任及学生总队长，周佛海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蓝腾蛟任军事总教官。先后在该校任政治教官的有李达、沈雁冰、许德珩、李汉俊、吴文琪、陈启修等。2月12日，分校与总司令部学兵团联合在两湖书院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开学。同年3月，武汉、南昌之间的矛盾已经尖锐化。为了限制蒋介石的权力，防止蒋利用军校实行独裁，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军校须确立于党的指导之下；改校长制为委员制。22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吴玉章提议，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谭延闿、徐谦、恽代英、邓演达、顾孟馀为军校委员，恽、邓、谭为常委。在这三个人中，谭延闿挂名，邓演达忙于总政治部等方面的工作，因此，军校实际由恽代英主持，完全处于中共领导之下。同年5月，陈毅被派到军校，与恽代英、施存统共同组成中共军校党委，陈任书记。

军校最初有学生2900名。4月21日，在武昌南湖设立军校二部，将总司令部南湖学兵团改编为军校入伍生队。至5月间，发展至3700人。全校设学生总队，下设政治、炮兵、工兵三个大队。另女生200人，设政治女生队。

军校实行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军事科加紧政治训练，政治科加紧军事训练”⁽⁴³⁾。在教学上，强调多留时间，使学生发问或发表意见，同时强调学生须实际参加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在收回汉口英租界等反帝斗争和支持湖北农民运动中，军校的宣传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提高党权运动和反蒋斗争中，军校的大多数学生也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武汉政府方面。5月中旬，夏斗寅偷袭武汉，军校五、六两期学生奉令成立中央独立师，开赴前线作战，为平定叛乱、保卫武汉政府作做出了贡献。

军校中同样充斥着左右派的斗争。3月10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血花世界召开宣传会议，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行为。军校少数右派学生闯入会场，非法拘捕四名工人。12日，军校方面议决，派代表赴总工会道歉，同时决定调查肇事分子的事实确据，以便提交惩办。4月9日，军校方面宣布，开除党籍、学籍，通缉归案者13人，开除党籍、学籍，撤差拘留并通令官署以后不得任用者15人，开除党籍、学籍者18人⁽⁴⁴⁾。“四一二”政变后，军校又开除、惩处过少数学生。这是当时激烈的社会斗争在军校中的反映。

汪精卫集团决定分共的当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军校学生到洪山进行野外演习，被唐生智派部队秘密包围。叶剑英当时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当参谋长，劝张接受这一支武装力量。7月18日，军校第五期学员毕业，大部分派入第二方面军所属叶挺和贺龙的部队。第六期学员等被张发奎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军校之外，各种讲习所、训练班以及各类工人学校、农民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发展迅速，其中著名的有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⁴⁵⁾、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工人运动讲习所、国民党中央妇女党务训练班、湖北省党部党务干部学校等。

随着武汉成为政治中心，它也迅速成为新闻中心。新的报刊不断出现，原在广州、上海出版的《中国工人》、《中国农民》、《农民运动》、《商民运动》、《中国学生》、《海外周刊》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等纷纷迁汉出版。至1927年上半年，武汉地区有报纸30余种，刊物60余种。

武汉地区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是《汉口民国日报》。该报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创刊于1926年11月20日。经理董用威（必武），总编辑最初为宛希俨，1927年3月改为高语罕，4月以后再改为沈雁冰，均为共产党人，因此，这是一份实际由共产党掌握的报纸。

其他重要报刊有：

《革命军日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1926年8月创刊于湖南衡阳，同年10月迁汉。1927年1月，由共产党人潘汉年出任总编辑。

《革命生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刊。1927年2月12日创刊，由共产党人袁澈、陆更夫等编辑。

《中央日报》，武汉国民党中央机关报。1927年3月22日创刊。社长顾孟馀，主编陈启修，副刊主编孙伏园。

《一周时事述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创刊于1926年12月。

《武汉评论》，周刊，创刊于1926年春，武汉克复后成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

《群众》，周刊，中国共产党湖北区委机关刊物，创刊于1926年11月1日。

武汉地区之外，湖南、江西、福建、陕西等省的新闻事业也有所发展。湖南地区的重要报纸有《湖南民报》，江西地区的重要报纸有南昌《民国日报》、《贯彻日报》，陕西地区的重要报纸有陕西《国民日报》等。

随着汪精卫集团的日益右倾，武汉地区的文教事业日渐失去生气。7月18日，董用威辞去《汉口民国日报》经理职务，由汪精卫集团派人接收。《向导》、《革命生活》、《楚光日报》、《武汉民报》等被迫停刊。

三　土地委员会工作经过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23日，布哈林在报告中声称：“虽然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它所犯的主要错误就在于，党对农民问题注视得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⁴⁶⁾30日，在讨论中国问题时罗易也认为：“土地问题是目前中国革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尽量明确地提出土地革命问题”⁽⁴⁷⁾。同日，斯大林发表演说，认为“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⁴⁸⁾。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谭平山接受了布哈林的批评，承认“还未制定出明确的土地纲领，这是我们的主要缺点”。⁽⁴⁹⁾12月16日，会议通过罗易起草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认为“惧怕资产阶级中某一部分势力会不坚决、不真诚地合作，而拒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里把土地问题提到显著地位，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共产党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⁵⁰⁾。会后，罗易受命前来中国，共产国际的观点逐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接受。“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面临重重困难，左派们愈来愈多地把希望寄托在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上。

1927年2月，罗易与谭平山到达广州。3月底，在长沙考察农民运动。4月2日，到达武汉。当日，邓演达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提出：要革命真能成功，非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拥护不可。农民问题的焦点是土地问题⁽⁵¹⁾。会议推邓演达、徐谦、顾孟馀、毛泽东、谭平山5人组成土地委员会。该会的任务是“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⁵²⁾。

当日，召开首次会议，邓演达宣称，中央现在决心解决农民目前的迫切问题——土地问题，他说：“土地问题若果不能解决，我们可以说革命不能成功。”“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到农民问题，亦即集中到土地问题了。”他要求会议用一种“革命的敏捷的手段，定出确定的方案来”⁽⁵³⁾。第二次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顾孟馀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时，农村秩序必然扰乱，耕种停顿，恐发生饥馑，更加上帝国主义者的经济封锁，恐将成不了之局。”⁽⁵⁴⁾谭平山则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有推翻封建制度与保护革命势力双重意义，他特别说明：“现下财政问题已达到最危险时期，要度过这个难关，也要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把问题说得极为简单、明了，他说：“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的不纳租了，自动的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⁵⁵⁾由于觉得问题重大，土地委员会又于4月19日至5月6日期间，举行过六次扩大会议，有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直隶等15个省区的代表及国民革命军部分将领参加。此外，还组织了审查委员会，审查各种议案。

会议最初讨论的问题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一次扩大会上，毛泽东从三个方面对此作了阐述，他认为，革命正面临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⁵⁶⁾。夏曦、彭湃对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补充，顾孟馀也改变观点，认为必须有农民政权，把土地问题解决了，才有利于抵抗国际财政资本⁽⁵⁷⁾。经过讨论，会议确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为：一、解放农民；二、增加农业生产力；三、保护革命；四、打破整个的封建制度及推翻帝国主义的基础；五、促进中国工业化；六、提高文化⁽⁵⁸⁾。会议本拟由毛泽东起草一篇详细文字，但毛因病未能完成。

会议紧接着讨论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标准问题。第二次扩大会上，毛泽东提出：“没收土地问题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⁵⁹⁾会议推选邓演达、毛泽东、苏联顾问岳尔克（И．С．Иолю）及陆沉（湖北农协代表）、易礼容（湖南农协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研究没收分配标准。4月22日，该专门委员会向第三次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土地调查》及《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两项文件。《草案》共八条，其第一条规定：“凡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乡村的土地，由区乡土地委员会没收，并分配于土地不足之农民。”第二条规定：“农民分配土地以每户人口为标准，每人所得土地之数，又以年龄为差等。”⁽⁶⁰⁾邓演达作了说明。他认为，现时农民的力量尚未十分充实，因此，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立即宣布土地国有，只能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政治的解决，“把政治上的仇敌扑灭，把他们经济上的特殊利益打毁”；第二步经济的解决，达到最终目的——土地国有⁽⁶¹⁾。《草案》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徐谦认为仅仅“政治没收”不够，他说：“为唤起农民革命，只没收逆产是不够的，现在必须连大地主的一并没收，始能得分配与需求符合。”汪精卫认为“政治的没收，似嫌笼统”，他说：“所谓耕者有其田，是否今日即须做到，如没有明确规定，即可用政治的没收其名，而做经济的没收其实，因为一切大中小地主都可以加反革命头衔，而没收其土地。”夏曦主张：百亩以上无偿没收，百亩以下政府与以债券，年年付息。彭泽湘则提出“无条件的没收”。会议决定由夏曦、徐谦、汪精卫、毛泽东、易礼容、陆沉、岳尔克、邓演达、谭延闿、孙科、唐生智、何键、李品仙等为审查委员，进一步对该草案进行审议⁽⁶²⁾。

第一、第二次扩大会上，都有人提出士兵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唐生智表示：“对士兵必须有个办法”，“无办法，则兵士必感极大不安”⁽⁶³⁾。在审查委员会会议上，谭延闿进一步表示：“军人多来自田间，他们必念及他们本身的利害，长官纵如何鼓励他们，如事实上他们失了利益，亦实无效。”⁽⁶⁴⁾何键声称：“没收士兵的土地可动摇兵士作战的精神，因兵士及官长有许多是有土地的，本军便有这种情形，此种实在情形是应注意的。”⁽⁶⁵⁾于是会议委托谭平山、何键、徐谦三人起草了《保障革命军人土地条例》。其主要内容为：政府对于军人现有土地，应予以特别保障；其无土地者，于革命战争终了时由政府给以土地，资其耕作⁽⁶⁶⁾。

第四次扩大会上提出了保护佃农问题。当时，谭延闿提出：“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恐事实做不到，不如通通没收还实在些。”⁽⁶⁷⁾汪精卫称：“现在须决定要不要佃农，如不要佃农，则已经没有地主了。”针对谭、汪的意见，陆沉提出：“现在没收的只是军阀、土豪、劣绅、反革命派的土地，并不是所有一切的土地，佃农当然存在。”⁽⁶⁸⁾会议委托谭平山、徐谦、顾孟馀起草《佃农保护法》，其主要内容为：佃农缴纳租税等，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如遇岁歉、战事等，佃农有要求减租或免租之权利；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租权⁽⁶⁹⁾。对于这个条例，徐谦表示：“给地主百分之四十的田租实在是太不公平。”⁽⁷⁰⁾邓演达提出：“可减至百分之三十或三十五。”谭平山提出：“要使佃户得到良好的生活，非减至仅纳百分之二十不可。”对此，毛泽东解释道：“所谓百分之四十，不过最高的数目，应由各地方的党和政府按照地方情形酌量减少。”⁽⁷¹⁾

为了解决政治没收还是经济没收的分歧，会议委托徐谦起草《处分逆产条例》，邓演达起草《解决土地问题决议》。

《处分逆产条例》确定了政治没收的原则⁽⁷²⁾。《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规定了经济没收的原则：一、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于无土地或土地不足以赡生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二、为使土地问题得以解决，必须使农民有充分的力量以取得政权及保障政权，因此国民政府应援助乡村农民对大地主及其他一切封建势力之斗争。同时，《决议》还规定了实行办法，其主要者为：一、国民政府应从速颁布乡、区、县自治机关组织条例，并选派农政人员前往各乡、区、县指导并扶助其组织。二、各省、市党部应从速会同各省农协，斟酌各该省实际状况，拟具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法则，呈请中央党部核准后交国民政府令各省政府执行。三、由各省党部、省政府农民协会等人民团体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严厉处分土豪劣绅及一切妨害人民利益之反动分子。四、凡国民政府所管辖之兵器制造机关，应以出品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供给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五、国民政府应从速调查各处气候、水土及收获数量，确定小地主之标准，大约沃壤每人不过50亩，瘠壤不过100亩，在此限度之内，得享有地权⁽⁷³⁾。

上述决议均在第六次扩大会议上通过。

尽管在解决土问题的意义上，会议的参加者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是对要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又自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疑虑。顾孟馀提出：“现在我们规定小地主的土地不能没收，大地主则没收，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亦不没收，办法是很好的，不过乡村里头到了分配斗争时，能不能驱使农民遵守此种规定，甚成问题。”他说：“要注意使农民协会服从纪律，否则革命必生危险。”⁽⁷⁴⁾徐谦忧心忡忡地说：“这样的土地法不啻放一把火，不知烧到敌人，抑或烧到自己？”汪精卫和徐谦怀着同样的忧虑，但他声称：“火已经烧了，我们要使这把火烧向敌人，不要烧向自己。”⁽⁷⁵⁾这种忧惧感决定了委员会通过的各种决议只能是一纸空文。鲍罗廷和陈独秀应邀参加了第五次扩大会议，他们也不认为已经具备了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条件。鲍罗廷说：“必有强健的农村自治组织，才可以执行解决土地的办法，不致发生毛病”，他建议，首先由农政部规定农村自治条例，建立农民政权，同时成立专门机关，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提交省民会议，议决后施行⁽⁷⁶⁾。陈独秀也认为：“国民政府下应有详细的办法，与敌人的地方不同，不能卤莽去做。”⁽⁷⁷⁾

5月9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土地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谭延闿提出：“《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公布之后，不但不能安抚武装的同志，反而使普通人看了可以反证非革命军人的土地就不受保障。”⁽⁷⁸⁾会议根据邓演达的提议，决定先行公布《处分逆产条例》与《佃农保护法》，而将其余两案留交第二十次会议讨论。第二十次会上，在讨论《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时，陈友仁说：“在俄国，有几百万英亩的大地主；在中国，除了张作霖之外，没有几个够得上称为大地主的。”又说：“如果实行分配土地，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辞可藉，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不利。”他提出：“湖南已经实行了的，就让他去实行，对于全国应当有点不同。”⁽⁷⁹⁾结果，表决时，林祖涵、邓演达、吴玉章三人赞成通过而不公布，谭延闿、王法勤、孙科、徐谦、宋庆龄、陈公博、汪精卫、陈友仁八人都不举手，只好决定暂时保留。对《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则一致决定：通过而不公布。

在土地委员会最后一次扩大会上，邓演达曾作了一个乐观的估计，他说：“解决土地问题，已有了原则的决定。目前两湖、河南皆可准此原则次第实行，这一次会议在党的历史、革命的历史上，都会有重大意义，使革命得到新的出路。”⁽⁸⁰⁾事实证明，他过于乐观了。不久，毛泽东、谭平山在报告中即称：“如果说，土地委员会确实具有‘历史意义'，那仅仅是在一个方面具有意义：它出色地证明，国民党在真正伟大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面前是软弱无力的，国民党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全部怯懦性，它完全张皇失措了。”⁽⁸¹⁾

第二节　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

一　武汉国民政府前期的外交

迁都武汉以后，国民政府的外交目标是更正不平等条约，争取国际承认；主要策略是分化帝国主义阵线，力求各个击破。具体言之，就是拉拢日本，中立美国，集中力量进攻英国。至于进攻的方法，虽然国民政府在民众运动造成的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取得了收回汉、浔英租界行政权的成就，但是它更倾向于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

12月9日，国民政府外长陈友仁刚到汉口，就同先一日抵达的英国新公使蓝普森进行会谈，要求承认国民政府为统一全国的政府。蓝表示：中国大部地区尚不归国民政府控制，这一要求不合实际，一旦国民党建立名副其实并对前政府的一切条约和义务充分负责的政府，英国即准备承认；在此之前，英政府尽量以同情、友好的精神同中国任何地区的现存国民党事实政权打交道。蓝普森解释道，英国现未承认中国南北任何一方，国民政府至少须承认现行条约，取消反英运动，才能谋求承认。陈友仁答称，这两点皆可办到，能让英方满意。蓝普森对此颇感惊讶，将信将疑。接着陈友仁强调，今后绝不同列强集体谈判承认和修约问题，将取单独交涉的方针。蓝普森暗示英国愿拔先筹⁽⁸²⁾。

10日、12日，陈友仁与蓝普森进一步讨论承认和条约问题。陈对9日提出的方案作了修改，要求英国在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建立以前，承认国民政府为代表现有及即将控制地区的政府，而不得承认其他任何中国政府。蓝普森表示，英政府不能接受这一约束。陈友仁指出：国民政府为目下代表全国的唯一政府，已统治多数省份。若在未统治的省份举行总投票，该区域人民亦必赞成归向国民政府。英国在华主要利益集中于华南和长江流域，为自身利益计，英政府也应立即同国民政府谈判。今日中国正当革命时期，英政府应以远大目光度量英国在远东和中国的地位，赢得民族主义中国的好感。英政府若与国民政府谈判关于全国的问题，就不能同时与北京政府进行此类交涉。蓝普森听后似有所动，但仍坚持不受上项约束。

关于条约问题，陈友仁提议：双方以平等、互惠原则为基础，另订新约，取代现行的不平等条约，同时国民政府负责在其控制区内减弱反英情绪，并于谈判无结果之前，保持旧约有效。蓝普森宣称：英方准备作出的最大让步是修订现行条约中的某些条款，而不是废除全部条约，另订新约。陈友仁指出：必须取消旧约，代以新约，但可经双方协商，将旧条约中的部分条款保留在新条约中。陈氏又称：汉口劳工运动在中英会谈期间暂趋平静，如果会谈破裂，恐怕工人会突然生变。蓝普森认为此话隐含威胁，希望国民政府保持秩序。会谈至此陷入僵局，双方各自请示训令⁽⁸³⁾。

12月13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陈友仁报告，鲍罗廷提出：一、赞同外交部现在与英使的协商，以求探知英政府对本政府的态度，并使其知道必须在修正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承认本政府；二、若英方坚持以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或接受北京政府所任一切义务为基本条件，方能承认本政府为全国政府或区域政府，则切不可与之协商；三、训令外交部依上述方法进行协商，俾不致与英发生破裂，并可保证，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英人的生命财产可得到安全保障；四、外交部应速将此次协商向人民公布，以披露英国现时只改变其态度，未改变其政策，其目的只在保障其特权及发展其商业，实无何等实质上的让步。中英人民的相互利益将因英政府拒绝达成谅解而发生危险⁽⁸⁴⁾。

这些策略，除宣传成分外，要旨在于尽量维持同英国的协商对话不致破裂。为此，谈判基调从历来主张的“废除”或“取消”不平等条约，降为“修正”或“更正”，把要求承认自己为全国政府，降为要求承认自己为“区域政府”。但是，英政府这时只准备在修约问题上让步，还不愿承认国民政府为全国或区域性政府。12月5日，外务大臣张伯伦电告蓝普森：原则上对陈氏“取消旧条约，谈判一个全新条约的方案没有异议，只要将旧条约的效力保持到新条约谈成为止”⁽⁸⁵⁾。

在此关头，国民政府方面未能坚持原来的立场。15日，双方第四次晤谈。陈友仁主动询问，可否用“更改”一词代替原提案中的“取代”一词。蓝普森答应考虑⁽⁸⁶⁾。在随后两天的会谈中，除“更改”条约问题外，他们还讨论了附加税问题。蓝使10日即向陈透露，英国打算立即无条件地批准中国各地征收华盛顿条约所允二五附加税，请国民政府同意由海关收税。陈友仁强烈反对，指出北洋军阀将因此获得大笔经费，但他表示，只要国民政府辖区内的海关服从国民政府统治，国府便负责维持海关机构。他还告诉蓝使，国民政府将依广州先例，在汉口征收“产销税”。蓝普森对此不表示反对⁽⁸⁷⁾。

12月20日，双方最后一次晤谈。蓝普森代表英政府表态：一、对坦率会谈极为满意；二、尚不能提出有关承认国民政府的方案；三、英方正在研讨修订条约之事，蓝使将离汉口去别处考察。陈友仁答以如果会谈中断，将对民族主义舆论产生可悲的影响，本地形势会立即恶化。他提出新的妥协案，希望蓝使留在汉口继续协商。此案为“英政府准备承认国民政府为有资格代表其已统治或将统治的领土谈判立即更改中英条约的政府当局”，即不明文约束英政府不得承认中国其他政府。蓝普森未置可否，婉辞而去。他声称，绝对无意破裂，决心再度亲来或派首席参赞欧马利来协商⁽⁸⁸⁾。

接着，美国代表麦耶、日本代表佐分利也分别会见陈友仁，探问国民政府外交政策。陈友仁告以更正不平等条约，按照平等原则缔结新约，为国民政府目下外交的主要目的。其中如租界、治外法权、关税等项，俱为目前所必须立即从事更正者。美、日代表未作任何承诺，但陈友仁认为两国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尚属良好”⁽⁸⁹⁾。

至此，国民政府与列强的和平谈判没有取得任何重要进展，可是人民大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及英帝制造的汉口“一三”惨案，却遽然将打破不平等条约体系，收回租界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武汉地区久已孕育着反帝尤其是反英的风暴。早在一年前的“五卅”运动中，英水兵就在汉口开枪打死、打伤中国民众数十人，造成震惊全国的“六一〇”惨案。北伐军光复汉口后，英租界如临大敌，遍设电网、沙包，水兵与义勇队轮流布防，多次阻止北伐军穿行，几致冲突。英人报纸不断诋毁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各国领事联名向武汉当局抗议租界华人仆役的罢工，要求立予取缔。英水兵经常干涉甚至逮捕租界内的罢工工人。11月下旬，天津英租界当局悍然逮捕国民党人，并引渡给军阀张作霖。12月中下旬，英国又不顾国民政府的反对，公然提议列强立即准许中国各地当局征收二五附加税，这将使当时尚控制全国大部分海关收入的北洋军阀有可能获得巨额资金。凡此种种，无不使武汉民众对英帝国主义的仇恨蓄久必发。中英会谈中断后，反英斗争迅即走向高潮。

12月20日，湖北全省农、工、商、学各界联合会在汉口开成立会，许多代表发表强烈的反英演说，通过了反英议案。22日，鲍罗廷在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中提议加强对民众和军队的反英宣传，并考虑应否采取对英经济绝交等报复措施。他指出：“租界已成为反革命大本营，即革命之陷井，革命即须打破此陷井者，此后收回租界应为革命运动之事实问题。”⁽⁹⁰⁾26日，在李立三、刘少奇、董必武等共产党人领导下，汉口、武昌各界民众分别举行了有20万人和10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一致决议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⁹¹⁾。当天又传来英国油轮在汉口下游团风水面撞沉一艘中国商船，淹死四百余中国乘客的消息，武汉人民的反英情绪益形高涨。

然而，这时国共两党领导机关的意图都是以民众运动为后盾，尽量用外交手段达到目的，以避免英国借口发动武装干涉。当北伐军初下武汉时，中共中央即认为“国民政府之外交政策，更须十分小心，不可有过分的急进举动，因为现时国民政府的实力，尚不能单独与英抗”。主张一面争取英国工人和在野党牵制英内阁，一面缓和与日、美的冲突，并极力避免军事冲突和造成国际共同干涉的借口⁽⁹²⁾。12月5日，中共中央仍主张国民政府的外交“当按照全部斗争的形势审慎的进行”⁽⁹³⁾。鲍罗廷12月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拟定的宣传报告中也指出：“加紧促进对英斗争，但须避免武装冲突。”⁽⁹⁴⁾直到次年1月2日，鲍罗廷仍在强调：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武力对英国等开战，只有各界民众团结起来，才能强迫帝国主义者同我们坐下开谈判，重订平等的条约，不用费一兵一将⁽⁹⁵⁾。冲占汉口租界之举，实为英国水兵制造的“一三”惨案所激成。

中国人民占领汉、浔英租界后，如何引导民众情绪，维护胜利成果，同时又保持和发展必要的对外关系，特别是经济贸易关系，就成为摆在武汉国民政府面前的外交难题。

1月6日晚，陈友仁造访英国总领事，声明民众运动是反对英水兵的屠杀暴行，对英国侨民绝无仇视之意，不必自相惊扰，总工会虽有对英总罢工之警告，但现在已不致任便实行。听到英、美侨民纷纷离汉的消息后，陈友仁又约美国总领事及重要美商谈话，着重声明，国民政府当始终切实保护在汉美侨及各国人士，望各安各业，照常工作。7日，国民政府命工人纠察队完全撤出英租界，另组警务处，颁布暂行规则，不准群众在英界停留，不准以石击人、窃取物件和殴击外人，违者严惩，并将英界内的各种反英标语洗除。当日，联席会议又致电九江卫戍司令贺耀组转告各界：对英交涉由外长负责办理，民众运动应避免直接冲突。联席会议还通电所辖各省，保护英人生命财产⁽⁹⁶⁾。

中国共产党和民众团体号召民众严守纪律，拥护国民政府，同时也督促国民政府在对英交涉中依靠民众，保持坚定立场。1月7日，湖北省总工会发布紧急通告，命令工友服从军警维持，不得聚集英租界，“码头工友，尤不得在租界上叫闹”；中外各厂工友，“均须安心上工”⁽⁹⁷⁾。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英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假意退出，并迫国民政府来保护他们，抵御群众的愤怒”。宣言要求：民众帮助国民政府并自己努力争取胜利，国民政府也要依靠民众，坚持到底⁽⁹⁸⁾。

英国迅即于1月6日派代表赴汉口谈判。国民政府十分希望通过谈判使英方接受既成事实，并进一步改善相互关系，以至承认自己为中国唯一政府。为此目的，国民政府试图限制民众运动。外交部于1月10日通告，“暂停一切反英、反教运动”⁽⁹⁹⁾。通告发表后，引起各界质问。陈友仁一周后出面解释：“查此项通告，系转译之误，原文之意义，并非停止反英运动，乃指避免一切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之行动。”⁽¹⁰⁰⁾

1月11日，英公使代表欧马利偕秘书台克满抵达汉口。次日，开始与陈友仁及秘书吴之椿谈判。起初，欧马利要求国民政府退还英界，恢复以前状态。陈友仁告以如此办理，将引起民众的罢工和拒货，使租界无法生存。国民政府想同英国重建友好关系，已电告各省停止反英运动，引导人民支持政府同英国达成解决。现在若恢复租界原状，国民政府将丧失声誉甚至垮台，不可能再控制愤怒的民众，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因此，现在双方的交涉，只能以新的状况为根据，国民政府的意向是仿照前德、俄租界的先例，改为特别区。陈友仁要求汉口英国银行立即开业。欧马利则要求武汉政府约束罢工，陈答应尽力避免⁽¹⁰¹⁾。

自1月21日起，会谈进入关键阶段。欧马利宣称：英政府的政策是与任何响应其12月18日对华政策声明精神的中国当局交朋友，绝不向中国任何一方的暴力和武力屈服投降；已增派海军来华，英中关系正处于紧要关头；既然国民政府一再宣称保证英人生命财产安全，那么目前形势就是对国民政府的信誉和意图的一个考验。22日，陈友仁发表《国民政府宣言》，指出英政府12月政策声明的出发点是以国际共管的态度来对中国略施恩惠，民族主义中国的主要目的则是恢复被英国等列强剥夺的完全的独立与自由。宣言重申，国民政府深望不通过武力，而“以谈判及协议之手续”解决中国与列强间的一切问题，表示愿与列强中的任何一国单独开始谈判，讨论修改两国条约及附属问题。英国代表虽得到了所希望的允诺，却明确拒绝陈友仁的意见，表示只愿协商解决租界问题，为进一步谈判廓清道路⁽¹⁰²⁾。

经过反复谈判，英方终于同意将汉口英租界改为中国的市政特别区，由国民政府颁行新市政局章程。特别区管理机构为中英人士联合组成的市政局董事会，市政局长兼董事长由中国政府选派。一切管理事项皆由董事会以过半数议决，交局长执行。局长在董事会表决持平时有决定权，国民政府外交部对董事会议决案有最终否决权。英方还同意过渡期间由中方负责租界内的治安、工务、卫生事宜，但坚持此期内先恢复英市政机关，由它尽快召集租界纳税人年会，通过年度预算，解散英市政机关，授权将租界行政移交中英合组的新特别区市政机关。该区将实行英方草拟的经国民政府同意的章程。该章程保障外国人的承租房地权，承认领事裁判权和外国富有居民在选举中的优越特权，保证外国纳税人能够有效地监控特别区的市政、财税和立法。陈友仁起初主张过渡期间不能恢复英市政机关，过渡期后英租界即应无条件地归国民政府控制，但在英方坚持下，出于政治上的种种考虑，终于同意英方上述要求，只是删除了协定中提及恢复英市政机构的词句。协定发表时含糊地称：“英国当局将按照土地章程，于3月1日召集纳税人年会，届时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¹⁰³⁾

英国继续用软硬兼施的双重政策对付中国革命。1月24日，英国宣告将调遣三个陆军旅开赴上海，组成“上海防卫军”。27日，欧马利向陈友仁递交特别区市政章程的草案，同时递交英国政府备忘录，宣称愿作单方面让步，对不平等条约权利作出七点广泛的修改。欧马利声明：如果汉、浔英租界问题圆满解决，国民政府并能切实声明，除用谈判手续外，不许以任何方式变更在华英租界及国际居留地，英政府准备“承认中国国民党对于英国大部分之要求”⁽¹⁰⁴⁾。陈友仁表示这两点都可予以满足。28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听取陈友仁关于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后，决定由外交部长继续与英代表磋商，完成收回租界的手续⁽¹⁰⁵⁾。29日，陈友仁向英方提交一份声明，对向上海调集军队提出抗议，同时说明国民政府虽对英国修改若干条约权利的计划不能满意，但愿视为同英国圆满合理解决各项事件的基础；前提之一是谈判须完全脱离英国调集军队所造成的恫吓气氛⁽¹⁰⁶⁾。当日双方紧张工作后，敲定了协议和各附件文本。

这时，武汉政府有些成员表示须进一步研究协定条款。30日，陈友仁通知英方推迟签字⁽¹⁰⁷⁾。次日，鲍罗廷将陈友仁、宋子文召至寓所商议，认为就军事、财政而言，以早签字为有利，但英国一面谈判，一面陆续调兵来沪，在此情形下签字，似为受其胁迫而屈服，人民将对此发生怀疑。因此，不能立即签字。当天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采纳了这一意见⁽¹⁰⁸⁾。2月1日，陈友仁会见英代表，将29日给英方的声明加以修正，声称不能在英军继续集中上海的情形下签署协定。随后发表了这一声明。

在此后的谈判中，陈友仁要求英国不再派更多军队赴沪，公开宣布已赴沪英军的目的仅在保护租界内的生命财产。英代表则要求国民政府明确保证，不用也不支持用武力实际变更租界地位，并在英方作出相应保证后立即签订汉、浔英租界协定。双方代表皆答应满足对方要求⁽¹⁰⁹⁾。

英国方面认为：国民政府多数成员一直希望与英政府达成协议，而极端势力却一直企图阻止国民政府同英国接近⁽¹¹⁰⁾。为了缓解极端派的反英宣传，消除温和派和国民党军方的疑虑，取得国民政府的妥协，张伯伦2月10日在下院宣布：英国出兵上海，仅在于对付“暴徒之蠢动，军队之骚扰，或其他武力袭击”，“保护其侨民之生命利益”，绝不打算用作此外之行为。赴沪英军对中国内争严守中立，“除非有严重事变发生，必不越租界之范围而行动”。张伯伦并称：如果国民政府签订汉、浔租界协定，承受有关保证，则除已从印度开赴上海的英军之外，其他英军将在香港集中，除非另有重大意外危险，将不再赴上海⁽¹¹¹⁾。

陈友仁问清按此演讲将在上海登陆的英军数额之后，向英代表声明：国民政府将此事视为英方的一种让步，此项让步足使汉口英租界协定有签订的可能，但国民政府仍将对英方登陆驻扎上海公共租界提出抗议⁽¹¹²⁾。

2月19日，双方代表准备按各自政府的授权，签订交接汉、浔英租界协定，但欧马利却突然拿出一份备忘录，宣称由于孙传芳防线的崩溃，上海租界面临战乱，英政府可能在近期内在沪登陆更多的军队，并将其一部开出租界驻防。备忘录保证，继续对中国内战严守中立。面对英方的突然变卦，陈友仁十分气恼，但不愿再拖延签字，他建议英方先签订协定，再递交备忘录。欧马利同意。双方当即签署了交接汉口英租界的协定及有关换文。交接九江英租界的协定也于19日签订，但署期为20日，内容为：汉口英租界协定适用于九江；国民政府将负责赔偿因政府官吏的行动或重大疏忽而造成的英侨损失⁽¹¹³⁾。

英代表签字后即递交上述备忘录。陈友仁告诫说，此事必将激怒中国公众，事态可能发展到国民政府难以控制的地步⁽¹¹⁴⁾。数日后，陈友仁又专函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告诉英方，目前不打算公布这两个文件，以免激起新的事端⁽¹¹⁵⁾。

从2月21日起，双方继续讨论九江英租界问题。最后英方决定将九江租界区域行政事宜，无条件地移交国民政府办理。此后英人即不再干预该区市政管理⁽¹¹⁶⁾。

3月15日，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正式收归武汉国民政府之手，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次胜利，也是武汉政府外交上的一大成果。这对以后中国争取民族独立、恢复国家主权的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浔英租界谈判期间，国民政府还借助民众反帝斗争的声势，通告收回汉口领事区华洋诉讼案的领事观审权⁽¹¹⁷⁾。3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命外交部交涉收回牯岭外侨居留地的管理权。4日，又着外交部迅速交涉收回汉口法、日租界及广州沙面英、法租界⁽¹¹⁸⁾。2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命外交部长发表宣言，要求撤退上海外兵，用谈判方法磋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¹¹⁹⁾。同年六七月间，武汉、南京国民政府分别收回了牯岭外侨居留地和镇江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¹²⁰⁾。

然而，由于在谈判中武汉政府一再作出束缚自己手脚的承诺，加之政治形势急剧逆转，致使它在外交方面未能取得更大胜利。武汉外交的高潮在汉、浔英租界协定签订后很快就结束了。

蒋介石集团的分裂活动严重损害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权威，武汉政府不得不努力应付这一形势，维护统一、集中的外交领导权。

早在北伐发动后不久，国民政府就发现列强接连不断地越过自己，直接同蒋介石发生交涉关系。蒋介石每到一处，也都要发表对外讲话、宣言，同外国记者或列强领事及代表接触。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议将外交职权集中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之手，并即将这一决议通知列强⁽¹²¹⁾。但是列强同蒋介石之间的明来暗往有增无已。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外交决议案》，规定：“一、本党党员对于外交方面，有擅自发表变更本党外交政策之主张，或直接间接向帝国主义列强接洽任何条件者，以违背党纪论，应予除名处分。二、政府职员，非外交当局或未受外交部长之委托，私擅与帝国主义者为外交的接洽或进行秘密交涉者，一经发觉证实，应即免职查办。三、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地区，所有外交人员，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地方政府及军事长官不得再有任免交涉员之事”⁽¹²²⁾。但是，拥兵自重的蒋介石对此置若罔闻。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民众运动中盲目排外的自发倾向也愈演愈烈，逸脱了国共两党的控制和领导，发生许多违反政策的事情，给武汉外交造成很不利的影响。1927年2月上旬，陈友仁曾向联席会议报告：“外交部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中国工人与外国人间之争执问题上，致许多应办之重要外交事件，无暇进行。”⁽¹²³⁾实际上，调解外国银行、工厂、商店、航运业此伏彼起的罢工纠纷，恢复财经贸易的运营，已成为武汉政府外交部的一项主要工作。

二　宁案交涉与分离英日政策

南京事件发生后，日、美等国政府与蒋介石集团逐渐形成默契与配合，国民革命阵营迅速分化，武汉政府的外交从此陷入困境。

3月24日晚，上海方面电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在宁英舰炮击狮子山，恐上海市民与英兵冲突，催陈友仁赴沪主持外交⁽¹²⁴⁾。25日，英、美总领事到武汉外交部，陈述南京发生攻击外国领事馆、抢掠外人住宅，造成生命损失等事。英国并为此提出抗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随即电令江右军总指挥程潜，详细查复肇事者究系何种军队，并详查外国兵舰开炮情形，同时令其保护南京外侨及房屋⁽¹²⁵⁾。

3月31日，陈友仁根据江右军前敌各将领的报告，召见英国代表，声明南京袭击及劫掠外国领馆和侨民的事件，实为反动派及反革命派煽动逆军余孽及地方流氓所造成，国民政府对此“深知痛恶”；对外侨伤亡及英国领事受伤，表示“甚深之歉意”。另一方面，也对英、美兵舰炮击南京之举提出严重抗议⁽¹²⁶⁾。但列强坚持认为，南京抢劫系国民党军所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处置。列强又以这一事件和民众运动中的盲目排外倾向为口实，在国内和侨民中大肆煽动危机感，乘机向上海增兵遣舰，并从长江流域撤退侨民。它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施加重压，竭力诱迫中国革命阵营中的“稳健分子”转向。

武汉国民政府在与帝国主义抗争的同时，急谋约束蒋介石分裂外交、勾结列强的活动，并设法制止民众中的盲目排外倾向。

在3月30日和4月1日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陈友仁力陈，汉口屡次发生抢掠日侨财产等事，殊于外交不利，应即设法消灭。他还报告说，蒋介石等在上海擅自进行外交活动⁽¹²⁷⁾。为此，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将三中全会通过的《统一外交决议案》等文件正式通知蒋介石，警告他再有违法行动，就免职除名⁽¹²⁸⁾。4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又决定训令蒋介石离沪赴宁，专任筹划军事，不得擅自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口头或文字通牒。会议还决定将蒋介石私委的上海交涉员郭泰祺永远开除党籍，着国民政府明令拿办⁽¹²⁹⁾。但是，这些措施都不可能对蒋介石发生作用。

面对危急局势，武汉政府力图避免列强的武装干涉，并将日本拉出帝国主义联合阵线。4月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接到宋子文上海来电，说是英、日联合，上海危险很大。鲍罗廷提出，分离英、日，使帝国主义者分化。他赞成保护日侨和其他各国侨民的意见，同时建议加强对日本民众、英国民众和工党的宣传，并向世界人民发表宣言。会议通过鲍罗廷提议，组织专门委员会起草各种宣言⁽¹³⁰⁾。4月2日，陈友仁召见日本总领事，介绍佐分利来汉谈判情形及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说明南京事件后，中日两国颇有谅解可能，日本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不必恐惧。接着，又准备起草争取日本谅解的宣言⁽¹³¹⁾。

陈友仁的工作没有任何效果。4月3日，日本水兵在汉口行凶杀人，造成惨案。日本驻汉口的军舰和登陆部队遵命武装保卫租界。日侨也关闭在汉的工厂商店，撤上轮船。武汉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武汉民众的情绪非常激昂。湖北省总工会于惨案发生当天即发出通电，号召“全体民众一致奋起，誓死力争”；同时又指出：帝国主义正想藉口实行武力干涉，反动分子也企图乘机捣乱，要求工友们严肃团结，为政府外交后盾，不得“自行主张，妄作妄为，致陷交涉于不利”⁽¹³²⁾。4日，省总工会又派出宣传车多辆，高树标语旗帜，要求“各安所工”，“静候政府解决”。同日下午，武汉各团体召开紧急会议，议决组织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即刻撤退日本水兵，收回日租界，凶手交中国法庭严办，赔偿死伤损失，日本政府正式向国民政府谢罪，担保以后不得有同类事件发生等⁽¹³³⁾。

武汉政府颇感外交方面应付之难。惨案发生当天，政府即派军警赶赴日租界外围维持秩序，对各特别区和华界内的日人商店、工厂也一律加以保护。外交部致函省总工会，请将民众在惨案中冒死捕获的10名日本人解送卫戍司令部看管。省总工会遵命照办，但在信中叮嘱：“在交涉未完全解决以前，望贵处万勿轻于释放。”⁽¹³⁴⁾另一方面，外交部也派员去日本领事馆抗议，要求立即撤退登陆水兵，并声明国民政府保护日人一切安全，倘日水兵仍在陆上示威，激起民众愤慨，发生事端，则由日本方面负完全责任⁽¹³⁵⁾。

武汉政府仍然企图维系联日方针。4月4日，陈友仁再次会见日本总领事，声明前日谈话所示对日态度不变⁽¹³⁶⁾。5日，外交部将被拘日本凶嫌中的4名商人送还日方⁽¹³⁷⁾。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再次研讨对日政策。鲍罗廷认为，现在的趋势是欧美各国要联合起来，压迫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在这种状况下，最适宜的莫过于中、日联合起来反对英、美的联合。陈友仁提出，还有6名日本水兵关在卫戍司令部，主张在领事裁判权尚未取消的情况下，照成例送给日本领事处置。会议决定在预审之后，送给日本领事⁽¹³⁸⁾。

为了进一步缓和对日关系，陈友仁受命于4月9日拟出对日宣言书。其大意为：“一、日本从前虽然也是行的侵略政策，但现在有放弃这种政策的趋势；二、同佐分利谈话的结果，知道中日现有谅解之可能；三、在中日未真正谅解之前，认日本为友邦；四、由南京事件可以证明日本有为中国友邦之诚意；五、虽然有日租界事件发生，但国民政府并没有改变态度；六、将来如有事件发生，有随时解决之必要。”⁽¹³⁹⁾由于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度，宣言始终未有适当时机发表，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武汉当局对日本所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4月10日，日本政府与英、美、法、意共同派代表到武汉政府外交部，要求次日递交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牒。陈友仁当即表示，如果取共同通牒的形式，接见是办不到的，如果不是联合通牒，可以逐个接见，但接见不能认为是接受的解释，也不能作为后来的成例。次日上午，五国代表分别向国民政府递交了同文通牒，要求迅速处罚南京抢劫责任者，赔偿外人损失，国民党军总司令作出书面道歉并保障今后外人生命财产的安全。照会声言，上述条件若得不到满足，各国政府将采取自认为适当的措施⁽¹⁴⁰⁾。同日，列强驻沪总领事也向蒋介石的代表递交了同样内容的联合通牒。

4月14日，武汉政府分别答复五国通牒，大意为准备赔偿南京外国领事馆所受一切损失；对于外侨所受伤害及损失，国民政府也准备在合理及必要的范围内给予赔偿，但经切实证明为英美炮击或敌军及挑拨者造成的损失除外；至于惩罚与道歉两项，应待调查后再解决；国民政府对南京事件“深为抱憾”，重申不能容许任何人侵害外人生命财产，答应令国民革命军主管当局作出书面担保并以有效办法保护外侨。同时，国民政府也要求取消致乱的根本原因，即不平等条约。在给日本的答复中，国民政府特别表示，希望日本谅解中国民族主义势力，派代表根据平等互惠原则，同国民政府谈判，以期保证日本合法利益，改善两国关系。在给英、美、法的答复中，国民政府则要求一并调查解决英美炮轰南京案、英法沙面屠杀案和英国制造的上海五卅案、炮击万县案，等等⁽¹⁴¹⁾。

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防止列强协以谋我，武汉政府的分离英、日政策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思路。但是，武汉政府对币原外交的实质认识不足，对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力量也估计不足，不久，币原内阁垮台，推行对华强硬路线的田中内阁上台，武汉政府的分离英、日政策也就彻底失败了。

第三节　汉宁对峙下的北伐军事

一　武汉国民政府的讨蒋活动与决策北伐

汪精卫在4月10日到达武汉。

中山舰事件发生，汪精卫避居国外之后，就不断有人主张迎汪回国，以抵制蒋介石日益增大的影响。在1927年春天的“恢复党权”运动中，迎汪的口号更喧腾一时。人们对蒋介石愈不满，对汪精卫的期望也就愈殷切。现在，汪精卫终于回来了。

4月13日下午，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在开会，得到蒋介石的通电，要求中央各执、监委员在14日以前赶到南京开会，随即又得到上海市党部的来电，工人纠察队被缴械，汪精卫当即表示：“这件事比南京会议还要严重，简直是反了！”⁽¹⁴²⁾会议决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查办事件的责任者，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电文称：“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¹⁴³⁾随后，汪精卫又在湖北省市两党部的欢迎宴会上说：“反革命派已经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已经把真正革命同志的血献给军阀、帝国主义了，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已经变做讨赤联军副司令了。”他表示，“我现在什么嫌疑也不怕了，非为这些工人复仇不可！就如有一批数十年的老师友，像吴稚晖，现在就都该杀，杀了来填几十个工友的命。”⁽¹⁴⁴⁾当日在会上演说的还有徐谦、何香凝、孙科、高语罕等人。何香凝说：“现在蒋介石却公然摧残工农了，我们怎样对付呢？就只有照廖先生说的话，打倒这些反革命。”14日，武汉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提出处分蒋介石、张静江；取消蒋介石一切本兼各职，开除党籍，由国民政府将其撤职查办。

15日，汪精卫手书《对三大政策之解释》：“总理所定联俄、容共、农工三政策是整个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改组本党的精神根本取消。一切革命同志应该起来，拥护此整个的政策。”⁽¹⁴⁵⁾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参加者28人，列席者鲍罗廷、唐生智、张发奎3人。主席徐谦。先后发言的有董用威（必武）、邓演达、潘云超、詹大悲、高语罕、彭泽民、孙科、林祖涵、江浩、吴玉章、顾孟馀、何香凝、陈公博、谭延闿、朱培德等，普遍态度强烈，要求改变既往的迟疑态度，作出决定。董用威说：“务希中央毅然决然加以处置，以申党纪。”彭泽民说：“如再犹豫，不是蒋氏自杀，是我们自杀。”孙科则要求与会者一一表态，他说：“蒋介石是革命敌人，尤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敌人，无论对蒋介石有无私人感情，今日皆不能缄默的。”⁽¹⁴⁶⁾在如何对待蒋介石上，会议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免去职务，明令讨伐，以邓演达为代表。另一种意见以顾孟馀为代表，认为对一个人只有惩办，不必用讨伐。会议最后同意顾孟馀的意见，一致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¹⁴⁷⁾。该项决议至18日以国民政府命令形式发表。

18日同时发表的文件还有《为惩治蒋中正训令全体党员》，历数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以来的种种表现：“凡此种种，皆为极端反革命行为，既不能感之以诚，复不能喻之以理。似此罪大恶极，是已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本党为前途计，不能不决然毅然执行党纪，加以严厉之惩治。”⁽¹⁴⁸⁾

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馀、谭平山、陈公博、吴玉章、唐生智、邓演达、宋子文等40人联名发表通电，指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等行为。通电号召：“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毁于蒋介石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¹⁴⁹⁾上述种种，都是对蒋介石一种政治上的谴责，较之武汉政府以前的态度，是坚决、鲜明多了，但是，政治上的谴责不能代替军事上的打击，这方面，武汉政府仍然顾虑重重。15日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在慷慨讨蒋的高调声中，也时时可以感到这种低调的存在。詹大悲说：“今日中央应行决定，失败是不必顾虑，更不应该顾虑。”邓懋修说：“纵败犹荣，终有胜利之一日。”吴玉章说：“如果是革命的，是不怕强力，不怕武力的。”这些语言诚然是壮烈的，但却反映出武汉政府的领袖们缺乏斗争胜利的信心。何香凝说得很坦率：“我对军事上、财政上很是担心。”⁽¹⁵⁰⁾正是这种担心，使武汉政府回避马上和蒋介石决战。

奉吴河南战争中，张学良、韩麟春率奉军主力第三、四方面军团倾巢南下。4月3日，奉军占领许昌，靳云鹗三次反攻，都被奉军击退。4月中旬，奉军继续占领京汉线上的重要城市临颍、郾城、西平、遂平等地。下旬，前锋进至驻马店附近，威胁湖北⁽¹⁵¹⁾。4月底，传说张学良将联合吴佩孚残部贾万兴等，兵分三路，进窥武汉。这样，就使武汉政府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军事方针陷入动摇不定中。当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东征讨蒋，一种主张北伐讨奉。两种方针各有利弊。向东讨蒋吧？担心奉军南犯；向北讨奉吧？蒋介石打过来怎么办？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这一矛盾不仅表现于武汉政府领导人之间，也表现于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中。

当时，鲍罗廷认为，东南地区帝国主义力量强大，蒋介石可能联合张作霖共同对付革命，广州、上海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中共应该和国民党一起北伐，会合冯玉祥，并且打通苏俄通道。鲍罗廷的设想是，“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向西北发展，对东部和东南地区则只从政治上发展”，在六个月或者更晚些时候，再到东南去“奠定基础”⁽¹⁵²⁾。罗易则认为：新的军事行动对革命有害。“它的目的是增加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以便摆脱群众的影响。”“政府必定以战争为借口，呼吁后方的安宁。这样，将给予反动派以时间，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并且采取攻势。”罗易建议，在武汉政府控制下的各省推行土地革命，以加深它的社会基础。他提出：一、消灭农村的反动力量，即地主、高利贷者和乡村绅士；二、向广东、江西等南方省份扩展实力；三、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向南调动在国民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军队⁽¹⁵³⁾。4月14日，鲍罗廷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会议上声明：国民党已原则上决定北伐，他已表示支持；如果会议作出反对北伐的决定，他就马上辞去在国民党中担任的职务。罗易认为鲍罗廷的声明等于提出最后通牒，如同举着手枪“对准我们的脑袋来强迫我们”⁽¹⁵⁴⁾。在激烈的争辩中，双方都作了一定妥协。16日，中共中央通过一项《关于继续北伐的决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害于革命。采取北上扩大领域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将早已在国民党统治下或革命已经完成的那些地区的革命基地加以巩固⁽¹⁵⁵⁾。为此，中共中央认为，只能采取占领河南省南部、安徽西部等“防御性的军事行动”。问题汇报到莫斯科，莫斯科调和鲍罗廷与罗易的意见，既主张北伐，又主张同时在国民政府领域内发展革命⁽¹⁵⁶⁾。这样，中共中央便于4月18日作出决议，同意立即派军队北上。大约在此期间，李宗仁也派参谋长王应榆赴汉，向武汉政府领导人建议，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和平会议解决党内纠纷。武汉政府领导人接待了王应榆，表示先将“北方之敌击溃再说”⁽¹⁵⁷⁾。关于东征还是北伐的这一艰难的决策过程，邓演达回忆说：“往东——打南京——往北的计划前后变更了四五次，卒之为如下之理由取决往北去，把张作霖在河南的队伍肃清，把冯玉祥的队伍接出来，然后把对付张作霖于京汉路线上责任托付给他，我们的队伍专力于东南的肃清。”⁽¹⁵⁸⁾当时，冯玉祥队伍号称30万人，确是一支可以和奉系匹敌的力量。此外，还有个阎锡山，号称有军队十余万人，武汉政府认为，有可能倒向自己方面。因此，毅然决策北伐。

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并庆祝军事委员会成立。据称，与会团体一千五百余个，约五十余万人。典礼以北伐誓师为主调，但带着浓重的讨蒋色彩。誓师词宣布此次出师目标在于讨伐“最淫暴、凶残的奉系军阀”，“凡与张作霖勾结者，不论他过去行为若何，都是民众的敌人”。誓师词豪迈地声称：“我们要消灭敌人的武力，使敌人片甲不回；就是我们一时不利而打败仗，我们也要自己片甲不回，直与敌人奋斗到最后一粒子弹，最后一把刺刀为止。”但誓师词也同时宣布，“凡是压迫农工、损害农工利益者，不管他过去行为若何，也都是本党的敌人”，这就将矛头指向了蒋介石。在演说中，汪精卫则更明确地宣称：“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尤必须要打倒本党的内奸蒋介石。”⁽¹⁵⁹⁾次日，各军开始由京汉路进入河南，集中驻马店。

尽管武汉政府的领导人这时唱的是响入云霄的高调，但是，高调中仍然可以觉察出细微的低音。这就是武汉政府处境很困难。4月27日，徐谦说：“是要往北，才能打出一条生路。”⁽¹⁶⁰⁾5月13日，汪精卫说：“如果外交形势变换，我们应该与西北革命军同心协力，将大陆拿到手内，这也是革命的唯一出路。”⁽¹⁶¹⁾所谓外交形势变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干涉的委婉说法。可以看出，汪精卫视为“出路”的正是鲍罗廷的“西北学说”。

武汉政府寄希望于冯玉祥和阎锡山，没有想到，这两个人都靠不住。武汉政府既失去了东征的时机，北伐也中途夭折。

二　唐生智率军北上与冯玉祥东出潼关

南湖誓师的第二天，武汉国民政府军队陆续开拔，由京汉路进入河南，集中驻马店，待命出击。武汉政府的计划是，以唐生智的第一集团军由京汉路北上，以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由陇海路东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则自正太、京绥两线进攻。

4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党部欢送北伐将士。30日，唐生智、张发奎进抵驻马店，各军分左、中、右三路北进。中路军以第三十六军刘兴部组成，担任正面作战，自广水出发，沿京汉路前进。右路由张发奎部第四、第十一军及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组成，经汝南、上蔡，进取开封。左路由第三十军及豫中靳云鹗、贺国光、梁寿恺、魏益三、庞炳勋等部组成，沿京汉路西侧进攻。第三十五军何键部为总预备队，继第三十六军之后推进。除李品仙的第八军卫戍武汉外，唐生智的第一集团军全部投入了。总兵力约十余万人。5月13日，下令总攻击。

当面之敌为张学良、韩麟春所率奉系三、四方面军团。该军团以遂平、西平、上蔡为据点固守。其第十七军荣臻部集中郾城、漯河，沿沙河北岸据险固守，配置骑兵和铁甲车，往来游弋，河东、逍遥镇、邓河、周家口，皆有奉军精锐布防。

第三十六军首战的任务是拿下遂平与西平。当时，东双河、柳林一带为红枪会盘踞，威助北伐军后路。刘兴先命第二师唐哲明部由信阳回师，红枪会闻风四散。后顾之忧既解，刘兴遂于5月14日挥军北上。以地理位置论，遂平在南，西平在北，应先攻遂平，但刘兴却出人意表，以第三师的部分兵力看守遂平之敌，以第一师为主力绕道进攻西平。奉军凭险顽抗，并利用大炮及铁甲车轰击。激战两昼夜，北伐军伤亡很大。苏联顾问建议刘兴撤退，刘却故意入睡，以镇定军心，终于在17日将西平攻克。西平既下，遂平奉军不攻自撤⁽¹⁶²⁾。第三十六军乘胜追击，5月20日再克漯河。奉军沿沙河、澧河布防，企图固守郾城。刘兴将所部分为左中右三路渡河，合围郾城，奉军因险要已失，退走临颍。5月21日，第三十六军攻克郾城。

右路军首战的任务是拿下上蔡。5月14日，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朱晖日部在上蔡卧龙岗一带与奉军第十一军第十二旅富双英部遭遇，将富部击退。15日，第十二师缪培南部在上蔡城北十里铺也取得胜利。16日，张发奎命令部队向驻守东洪桥、西洪桥的奉军主力第十一军赵恩臻部发起进攻。赵部为奉军精锐，有常胜铁军之称。国民革命军经过苦战，在付出巨大牺牲后取得胜利，占领华陂及扶台集之线，使困守上蔡城内的富双英部成为瓮中之鳖，不得不献城请降⁽¹⁶³⁾。17日，余敌溃退，据守沙河北岸的逍遥镇⁽¹⁶⁴⁾。23日，独立第十五师贺龙部自邓城渡河，向逍遥镇攻击前进。当时，奉军第八军据守沙河北岸，防御严密。北伐军几次强渡，均未成功，于是，避实就虚，以少数兵力自南岸佯攻，而以独立第十五师之第四团迂回敌后，攻其不备。奉军没有料到这支部队会从背后出现，惊惶溃退。贺师跟踪追击，经过激烈的巷战，当日下午攻克逍遥镇。25日，张发奎、邓演达抵达逍遥镇，布置第二阶段作战计划。

按原定方案，右路军应继续北上，进取开封，由于中路溃退之敌集结临颍，奉军第十军王树棠部又自郑州来援，因此，张发奎奉命改变计划，引军西向，协助第三十六军进攻临颍，消灭奉军主力。

临颍为许昌屏障，是奉军固守的战略要地。东、西洪桥之战后，奉军集中精锐于临颍城东，计有第八军万福麟一部，以及赵恩臻的第十一军、汲金纯的第十五军、荣臻的第十七军、李镇亚的第十九军等，约3万余人，凭漯河天险，抗击北伐军正面，同时在临颍附近修筑坚固工事，阻挡北伐军左翼。为确保该地，张学良亲赴前线，痛哭誓师，并处决了自西平、漯河退却的军官数人。

第三十六军攻破郾城之后，于27日进逼临颍。第一师的前卫部队第一团在攻城时遭到巨大损失。同日，张发奎命副军长黄琪翔指挥，以第十二师及第二十六师攻击临颍城东、北两地区，以独立第十五师攻击临颍城南地区，自率第二十六师为总预备队，随正面攻进。双方在在七里头一带展开激战，奉军倾所有兵力据壕固守，相持终夜，未能突破。张发奎乃命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蒋先云部开赴辛庄，抄敌左翼，命第十二师第三十四、三十六团任正面，第三十五团任左翼，于拂晓全线进击。奉军兵力数倍于北伐军，双方交互冲锋，形成混战状况，北伐军伤亡惨重。抄敌左翼的蒋先云部也受到巨大损失。蒋先云身中数弹，负伤后仍在辛庄死力支持，因伤重牺牲。张发奎、黄琪翔均亲到前线指挥，同时调在鄢陵方向警戒的第十师蔡廷锴部增援，奉军阵地摇动，弃城退走。当日，北伐军进占临颍，打开了通向郑州的大门。此役，奉军伤亡逾万，被俘千人，北伐军也有很大损失。第四军、第十一军伤亡达3000人。张发奎承认，北伐以来，“战斗之烈，伤亡之大，实以此役为最”⁽¹⁶⁵⁾。

蒋先云，湖南新田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曾任北伐军总部秘书。迁都之争后离开蒋介石，到武汉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队长。蒋先云牺牲后，周恩来惋惜地说：“蒋先云是个将才，这是革命的损失！”⁽¹⁶⁶⁾

临颍战后，张学良本拟在郑州、开封一带作第二次顽强抵抗，因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已占领洛阳，与第一集团军形成两面夹攻之势，决定退出郑、汴。行前，张学良留函刘兴，说他留下了许多军用品相送，末尾表示也要参加革命⁽¹⁶⁷⁾。

奉军的主力部署于京汉线，武汉北伐军为击溃奉军主力付出了巨大牺牲。总计，第四方面军各部在西平、上蔡、漯河、临颍一带伤亡达1．4万名之多⁽¹⁶⁸⁾。而东出潼关的第二集团军由于没有遇到强敌，仅伤亡四百余人，进展也顺利得多。

西安解围后，国民军取得陕西作为地盘，东出潼关的任务便逐渐提到面前。

1927年2月8日，李大钊致函冯玉祥，介绍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部的兵力和驻防情况，说明奉军“将出兵河南”，建议国民军“出长安，会师郑州”⁽¹⁶⁹⁾。2月底，冯玉祥决定率兵出陕，“援鄂攻豫，会师中原”，开始对将士进行动员。3月11日，发布《讨奉布告》，要求各界同胞“共同参与革命战争，以期一举歼敌，完成全功”。4月26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国民军与晋军长期存在仇隙，冯玉祥要东出潼关，必须要进一步改善和阎锡山的关系。

1月30日，阎锡山致电冯玉祥，问候起居。2月1日，冯玉祥复电，在客套中略露“同志辅仁，至希予助”之意。9日，冯玉祥到潼关慰问将士，阎锡山特派崔廷献为代表，赶到当地见冯。冯玉祥对崔表示：国家大事，非与阎锡山合作不能成功；革命是曲线的，未便直进，只好渐进，山西环境不同，自有因时因地之机。冯并绘一小画赠阎，题诗云：“铁练捆缚全地球，重层压迫世人愁。列宁主义行天下，解放人类得自由。”崔临别前，冯声言接济困难，要求阎的兵工厂协助制造子弹⁽¹⁷⁰⁾。2月21日，阎锡山又派南桂馨赴陕，与冯玉祥会商⁽¹⁷¹⁾。南表示，当劝告阎锡山，“以爱国为重，速行出兵”。3月下旬，冯派李兴中到晋。其后，双方在赵村成立国晋联合办公处，双方合作有了具体形式。但是，阎锡山仍然害怕冯玉祥假途灭虢，一再坚持，在唐生智率部北伐，冯玉祥率部东进，抵达洛阳后，才自正太、京绥两路出兵⁽¹⁷²⁾。

尽管冯玉祥无法消除阎锡山的戒心，但是，国民军与晋军的关系毕竟已从敌手变为盟友，冯玉祥便大胆东进了。

冯玉祥接到武汉国民政府的任命后，即于5月1日在西安红城召开军民纪念大会，同时宣誓就职，表示愿在“国民党指导之下，誓死为中国贫苦工农解放而奋斗”，“并为全世界贫苦工农及被压迫民族解放自由而奋斗”。冯玉祥、于右任并联名致电第三国际，声称：“国民军的一切努力，就是祝贺工人们胜利的忠实礼物。我们已经望见五一节的红光，从第三国际的中心地方映射到全世界！”⁽¹⁷³⁾会后，任命石敬亭为参谋长，同时通令全军，将西北所有军队重新编制，改名换旗，冯自领中央军，以刘镇华领东路军，岳维峻领南路军，宋哲元领北路军，孙连仲领右路军，徐永昌领左路军，号称30万人。在上述各军中，刘镇华根本靠不住，徐永昌尚在阎锡山麾下，岳维峻不听指挥。冯玉祥用以进攻河南的主要是中央军，下辖方振武、孙良诚、韩复榘、马鸿逵、冯治安、刘汝明、韩德元等部，共6．1万人，拥有枪4．1万支，炮80门，机关枪300挺，迫击炮107门，子弹每个士兵不过50粒⁽¹⁷⁴⁾。5月5日，冯玉祥命令中央军由阌乡东进。

5月7日，冯玉祥赴潼关督师，途次渭南，以四事电告驻陕将领，要求他们拥戴于右任，特别提出，在军队中提高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权力，极力援助地方党部及各种社会团体的发展⁽¹⁷⁵⁾。冯玉祥亲书口号，制成胸章：“我们是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誓死拼命。”所有官长士兵一律佩于胸前右方。这时，正值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在北京为张作霖杀害，冯玉祥闻讯，特在潼关开会追悼，并电令各部队、各地方机关开展追悼活动。

西安围解后，刘镇华部退据豫西，曾接受冯的驻豫军总司令的委任，但他并非真心归附，仍然依违于阎锡山、张作霖等诸种势力之间。冯军中央军东进后，进展顺利，先后占领河南西部的灵宝、陕州、卢氏、洛宁、渑池各县，刘镇华部退据铁门、新安，构筑工事，预备作最后挣扎。22日，冯军围攻新安，刘镇华部缴械投降。23日，方振武率部挺进磁涧，奉军万福麟率众5个旅，汇合原镇嵩军张治公部约4万余人，在娘娘庙一带设立防线三道，方部攻击未下。26日拂晓，孙良诚、石友三等部赶到，发动总攻。万福麟部沿铁路东逃，张治公残部遁入终南山中。同日，冯军攻克洛阳。

洛阳攻克后，冯玉祥即令孙良诚率部沿陇海路向郑州进军，方振武率部由登封向禹州进军，协助武汉北伐军队，同时命石友三部由洛阳，经孟津、偃师向郑州进军。27日，石友三部占领孟津。28日，过偃师，奉军增援部队凭借黑石关之险竭力抵抗，企图抢运当地兵工厂机械。在冯军猛烈攻击下，激战终日，奉军退走，兵工厂得以保全。30日，冯军占领孝义。奉军四面楚歌，向东北溃退。31日，石友三部占领郑州，骑兵旅追至黄河南岸，因铁桥被炸，遂在南岸警戒。

冯军东出加强了武汉政府的北伐力量，奉军两面作战，形势不利，阎锡山的态度又迅速变化，随时有加入对奉作战行列的可能。6月1日，奉方发表声明，宣称“战线太长，且东南两路军队苦战累月，亟待休养”，“为保存实力，相机攻守起见，不欲作重大之牺牲，决计变更战略，退守河北。”⁽¹⁷⁶⁾同日，北伐军第三十六军刘兴部与冯玉祥军会师郑州。6月2日，张发奎、加伦、邓演达到汴，并行骑马入城。

三　阎锡山易帜

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晋军拥有十余万兵力，因此，南北各方都极力争取阎锡山。有一段时期，聚集太原的各方代表竟达三四十人之多。为了割据自保，阎锡山则以“严正中立，保境安民”相标榜，观望风色，多头应付。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进抵长江流域；在北方，五原誓师之后，国民军再度崛起。阎锡山看到这些情况，权衡形势与利害，不得不逐渐修改自己的航向。

还在国民革命军进抵武汉时，李大钊就曾致函阎锡山，劝他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进军江西后，李大钊又以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的名义，询问阎锡山的驻京代表温寿泉，希望知道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¹⁷⁷⁾。阎经过二十多天思索，表示决与国民党合作，将待机行动。11月14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北洋军阀各派代表会议，以“霸主”姿态规划军事，指挥一切。为了解决“西北问题”，他电令阎锡山：消灭绥远、包头一带的国民军；进攻甘肃、陕西的国民军；如一、二两项做不到，则请以京绥全线让给奉方，奉方将单独进攻。阎锡山答以愿接受第三项，同时向李大钊报告，声称冯玉祥军“在包头大张旗鼓的作起来，颇使晋方为难”。为此，李大钊于同月24日复电阎锡山，首先肯定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功绩，次述阎多年来“事齐事楚”、“卑身屈节”的艰难，勉励他认清时机，投身国民革命。电称：“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命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¹⁷⁸⁾同电中，李大钊并告诉阎锡山，冯玉祥已离包头，赴平凉督战，不必担心。

在张作霖咄咄逼人的气焰下，阎锡山被迫命归化都统商震将大部分晋军撤回山西，将绥远让给了奉系。为了抵御奉系的进一步胁迫，阎锡山不得不向国民党方面求助。11月26日，阎锡山致电温寿泉，命其转告李大钊等称：“本号与田君（国民党）同行，早下决心。”⁽¹⁷⁹⁾其后，张作霖调动奉军占领京绥线，决心进攻为国民军占领的五原，阎锡山担心牵及山西，再电李大钊等报告，要李和李石曾及北京政治分会商榷。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经讨论后决定，认为五原决不能放弃，晋军应集中正太路，防止奉军进攻太原，在奉军前进时，应监视并准备作战，“待河南局势发展，即向大同方面进攻，以击奉军之背”⁽¹⁸⁰⁾。事后，李大钊又致电阎锡山，告以奉方此举，目的不仅在于取得五原，而且还要威胁山西，“此时山西不必露出何种行动，但须准备一切枪〈械〉，必要时行动”⁽¹⁸¹⁾。阎锡山同意李大钊等人的意见，但要求联络陈调元、靳云鹗等，自成势力，由他组织一个不属于冯玉祥国民军系统的北方国民革命军。李大钊、中央中央、共产国际远东局都同意阎锡山的要求，中共中央致函北方区委，告以已要求鲍罗廷和加伦“切实向国民政府建议”⁽¹⁸²⁾。中共中央称：“中国南方革命势力与奉张反动军阀的斗争，谁能拉住阎锡山便是谁占胜利。”中共中央并指示：“阎锡山现在联南的态度，若尚动摇，则我们当催促他迅速发动，与奉反脸；如他联南态度十分坚决，则我们可授他以阴谋，此时仍虚与奉张敷衍，不使奉张对阎起一点恐怖疑心，俟奉军精锐南下后，再突出保定，截断他的归路。”⁽¹⁸³⁾其后，阎锡山又派孔繁蔚到北京，面见李大钊，详陈组织北方国民革命军和进攻奉系的计划，建议在北伐军攻下浦口时，由陈调元、靳云鹗首先发难，占据陇海路，截断津浦线，同时，北伐军、国民军分别自武胜关、潼关出击，进攻郑州，山西方面则出兵截断京汉、京绥两线。李大钊赞同阎锡山的计划，建议阎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革命军总部“发生密切关系”，通盘筹划，听国民政府的命令行事⁽¹⁸⁴⁾。

阎锡山一面与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李大钊、李石曾等联系，一面派赵丕廉秘密南下。12月1日，赵丕廉抵达南昌，向蒋介石转达阎锡山的意见，表示愿加入国民革命军：一俟国民军、北伐军入豫，或北伐军进抵津浦线，即起而响应⁽¹⁸⁵⁾。同月28日，赵再到南昌，对蒋介石称：“（山西）被军阀包围、环伺，非至最后关头，不宜轻有表露。”⁽¹⁸⁶⁾1927年1月31日，蒋介石根据预定安排，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此项呈请，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并于3月11日经武汉国民政府批准。3月16日，阎锡山收到委任状后复电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孔庚等，表示“此间已准备好，一俟西北军发动，当即一致动作”⁽¹⁸⁷⁾。此后，阎锡山即跨出了易帜的步伐。4月1日，阎锡山宣布废除北京政府任命的山西督办名义，改称晋绥军总司令，以南桂馨为政治部主任，武汉特派员罗任一为副主任。同时，着手改组省政府，示意军人及各方人士加入国民党。5日，致电在汉口的赵丕廉，告以本日已下动员令，并向省民宣布服从三民主义。但是，这一时期，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彼此间正在准备进行一场生死斗争。6日，赵丕廉密电阎锡山，告以“此间内部分化，局势骤变”，北伐将会延缓，山西不能独当劲敌，要阎“相机审度”⁽¹⁸⁸⁾。这样，阎锡山易帜的步伐又放慢了下来。

“四一二”政变后，出现了武汉、南京、奉系三大政治势力鼎立的局面，各方都加紧了对阎锡山的拉拢。4月22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5月4日、12日，王法勤两次提出，山西方面，奉天、蒋介石都派了人，我们赶紧也要派一两个代表，因而，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以孔庚为山西特派员⁽¹⁸⁹⁾。孔庚与阎锡山同为留日陆军士官学校学生，长期与阎共事，交谊很深。武汉政府派他赴山西，是很恰当的任命。

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序列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是很高的位置，但是，这一时期，阎锡山已决心倒向蒋介石一边。4月25日复孙传芳电云：“赤党嚣张，争夺为心，虽蒋尚且不容，足征其不能与人合作也。”⁽¹⁹⁰⁾5月6日，又致北京温寿泉电云：“武汉不倒，南京必失败”，“应排除一切，专对武汉”⁽¹⁹¹⁾。他多次密电其驻北京代表，劝说张作霖，和蒋介石等各方妥协，“一致讨赤”⁽¹⁹²⁾。6月初，又两次致电张学良、韩麟春，劝其取消安国军，改组为河北国民革命军，联络南京及各方，组织讨共大同盟⁽¹⁹³⁾。

阎锡山和武汉国民政府及冯玉祥之间本有成约：晋军负责自正太、京绥两线进攻奉军，一俟唐生智率军北上，冯玉祥出潼关经洛阳东进之际，晋军即可发动。5月下旬，奉军在河南战败。26日，冯玉祥军攻占洛阳。次日，唐生智军攻占京汉线侧的军事重镇临颍，两军会师在即。但是，阎锡山并没有践约出兵。同月底，奉军放弃郑州、开封等地，撤至黄河北岸，阎锡山才于6月2日派部队进驻娘子关外的东天门及河北井陉、获鹿等地。3日，在石家庄设立正太铁路护路司令部。但是，阎锡山的这些举动以防御为主要目的，并无立即进攻奉军的企图。6月13日，汪精卫在总结武汉军北伐状况时曾埋怨说：“所不足的是第三集团军爽了约，如果当奉军由郑州后退的时候，第三集团军出兵断其后路，我们早已到北京城了。”⁽¹⁹⁴⁾不过，尽管如此，阎锡山增兵河北的举动仍然引起了奉方的深刻猜忌。

奉军的北撤象征着这个曾煊赫一时的军阀集团已经转入劣势，阎锡山觉得时机成熟，决定走完易帜步伐。6月5日，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山西省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商民协会、工人代表联合会等团体名义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反对日本出兵山东、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电贺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等决议。会议既“推举”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同时又自拉自唱，通电拥护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会议并“电请”省党部清党。为了表示自己不同于“赤化”，会场标语一律用蓝色纸书写。会后，由大会主席团代表赴总部，请阎锡山就职。据报道，阎“再三谦让始允”。当晚，总部通知：全城挂青天白日旗；军官须将旧式领章、肩章取消，换用青天白日新帽花；学生须穿新制服。一时之间，各成衣店利润陡增数倍。

6日，阎锡山举行就职典礼，派出飞机抛撒就职宣言。在宣言中，阎锡山除炫耀同盟会的老资格外，特别着意为自己辩解，声称因环境恶劣，强敌环伺，他过去14年中，“为保留此大河以北之革命势力”，不得不“与三民主义之障碍者虚与委蛇”。宣言称：“一切反革命之势力，已到最后崩溃之时期，凡我南北真实之革命同志，急宜集中革命势力，以打倒军阀帝国主义，俾统一的国民政府早日实现。”⁽¹⁹⁵⁾

阎锡山就职后，将所部分为10个军：各军司令官分别为商震、杨爱源、徐永昌、傅存怀、傅汝钧、丰玉玺、张荫梧（副）、谭庆林、郑泽生、李维新，阎锡山自兼第七军正司令⁽¹⁹⁶⁾。同时下令裁撤山西省长、镇守使、道尹各职，以南桂馨、李鸿文、赵丕廉等分任民政、财政、农工各厅厅长。

阎锡山长期实行高压专制统治。当年3月，右派苗培成、杨笑天等操纵“山西工人代表总会”捣毁太原总工会，中共山西临时省委立即组织工人义勇队包围右派大本营平民中学，捉拿并公审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右派韩克温。阎锡山即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禁止私行集会、结社、散发传单，所有五一、五四、五七、五九各纪念日，一律禁止举行活动，违者拘送卫戍司令部惩办⁽¹⁹⁷⁾。当年的五一节纪念活动，即因此未能举行。5月9日，中共山西临时省委以西北革命同志会、太原学生联合会等左派组织名义，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召开李大钊追悼会，贴有“拥护武汉政府”、“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标语，阎锡山即派兵包围学校，先后捕去共产党人张勋等六人。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原是左右派的联合组织，在九名执行委员中，国民党员占五席，共产党员占四席。阎锡山易帜后，即遵照南京方面的命令，成立国民党山西党务改组委员会，开除在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人；以南桂馨、苗培成、韩克温，温寿泉、梁永泰、杨笑天等为委员，又成立清党委员会，登报通缉山西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颜昌杰、崔锄人、王瀛、薄书存（一波）等32人。不久，又要求各县设立清党宣传会，集中精力，肃清“跨党分子”⁽¹⁹⁸⁾。国民师范、第一师范、第一中学等校并开展清校运动，驱逐左派和共产党员师生。6月底，逮捕山西法学院进步教授胡遽然。9月5日，原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王瀛及其夫人自武汉回山西，在崞县被捕。10月11日，王瀛被害。

为了加强和蒋介石的联系，争取蒋的支持，阎锡山在易帜前即派温寿泉南下，与宁方接洽。易帜后，再派南桂馨赴宁。6月8日，南桂馨途经北京，向奉方解释出兵井陉等地，目的纯系“自卫”，劝奉方与宁、晋合作，组织“讨赤”三角同盟。但奉方强烈表示了对阎锡山增兵河北的不满，张作相公开指责晋方：“表面上虽日言合作，实际上则增兵直境如故，尤失合作之真义。”⁽¹⁹⁹⁾在此前后，阎锡山又派人赴宁，表示“准备出兵”攻奉。他向蒋介石献策：“先奉后共，灭奉则有八分把握，灭奉以后灭共亦有八分把握。”⁽²⁰⁰⁾

6月中旬，蒋介石派刘芙若、何澄（亚农）、彭凌霄三人到晋视察，受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等的热烈欢迎，但姗姗来迟的武汉代表孔庚则受到了分外的冷遇。

孔庚因交通阻隔，于6月17日才到达太原。阎锡山称：“本预备出兵的，因为北伐军不曾过河，兵力很单薄，不敢冒昧；再则有两个政府，也不知道何所适从。”又称：“据一般人的观察，武汉是共产党的政府，南京才是真正国民党的政府。”阎锡山并称：“山西人听说要实行共产，也很害怕。”⁽²⁰¹⁾18日，山西省党部等纠集了一部分人要求驱逐孔庚；太原街头贴满“打倒共产党走狗孔庚”一类花花绿绿的标语和漫画。19日，孔庚被送离山西，武汉国民政府争取阎锡山的努力彻底失败。

易帜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宣布过一些改革方针，如建设廉洁政府，严禁收受贿赂，裁撤闲散机关，禁止高利盘剥，提高工人、农民生活，实现男女平等之类，但大都是具文。只有在实施“党化教育”以及加强社会控制方面，倒是做了不少工作。

在宁汉对立中，阎锡山公开拥蒋对武汉政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自此，武汉政府更形孤立。同时，阎锡山易帜对奉系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昔日的盟友化为腰背附近的尖刀，使之无法自安。6月8日，张作霖在接见日本记者团时坦率地承认：“奉军因背后有阎锡山军队之牵掣，自不得不后退。”⁽²⁰²⁾这说明，阎锡山易帜对奉军北撤，以至后来退出关外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　吴佩孚势力的败亡

在奉吴河南战争中，吴佩孚的残余势力再一次受到打击。

3月16日晚，吴佩孚仓皇率队退至巩县孝义镇兵工厂。次日，奉军占领郑州。19日，阎锡山致电其在吴部的代表梁汝舟，建议吴暂驻洛阳，以观变化。阎锡山并应允接济吴佩孚每日所需给养600元。23日，他又亲自致电吴佩孚，劝吴到山西休养。张作霖在狠狠地打了吴佩孚一拳后，也装腔作势地邀请吴佩孚入京，“或在豫代为指挥敝军军队”⁽²⁰³⁾，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当时，吴部在巩县粮食给养发生困难，奉方大将韩麟春派人送去米、面、现洋，表示欢迎吴回郑，愿与吴合作到底。河南各种部队牌号复杂，其中一部分人仍然效忠于吴，因此，奉方企图依靠吴的力量收抚各部，稳定豫局。吴佩孚当然不愿上钩，但他也不愿投奔阎锡山门下。同月26日，梁汝舟复阎锡山电云：“玉帅刚毅成性，但能支持，决不作退一步想。”4月14日，张学良亲赴巩县，迎吴回郑，遭到拒绝。吴表示：“本人决无返郑或来京之意，如必要时，返回蓬莱原籍，闭门读书，不问理乱。”⁽²⁰⁴⁾其间，阎锡山派人到巩县邀吴到太原，也被吴以“此间军事无人负责”为由加以拒绝⁽²⁰⁵⁾。

但是，吴佩孚并不能在洛阳一带安居。4月下旬，吴佩孚得知冯玉祥即将东出潼关，召集镇嵩军将领王振、柴云陞及张治公等会议，磋商抗击。与会者各怀异志，意见分歧。5月10日，被冯军战败的张治公到郑州乞援，奉军决定西进，因此，吴佩孚在巩县也难于立足。　

当时，吴佩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有于学忠、张联陞两部，一驻豫西，一驻鄂西，不过三四万人。5月12日，吴佩孚离开巩县，经嵩山、方城到达南阳。途经嵩山时，曾拟削发为僧，为部下所劝阻⁽²⁰⁶⁾。26日，张其锽电称：“大帅本拟引退，不问军事，复因将领恳切陈词，不得不暂时维持，以顾危局。连日磋商结果，将领意见分歧，多请大帅勉为其难，竭诚调解，大帅仍本初衷，支撑危局于一时也。”⁽²⁰⁷⁾可见当时吴部分崩离析的状况。

南阳地方偏僻。5月30日，吴佩孚致电孙传芳称：“党军猖獗，战局突变，外传纷纷，真相莫明，究竟大势如何，殊觉沉闷之至！务请详示近情，以释鄙怀。”⁽²⁰⁸⁾其间，吴佩孚曾有与奉鲁军合作的打算，陆续派殷嘉祥、马开礼等人赴济南，会见张宗昌，要求接济饷弹。⁽²⁰⁹⁾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取得了河南的统治权，一面分兵北上、东进，一面派方振武、岳维峻、樊钟秀等部进攻南阳、邓县的于学忠军，以便消灭吴佩孚的最后一支力量。6月25日，吴佩孚离开南阳，企图向张联陞借道，经鄂西入川。⁽²¹⁰⁾30日，在灰店铺遭到土匪袭击，吴的参谋长张其锽被击毙。张为湖南人，与谭延闿为同年进士，民国初年在谭手下当南武军统领，后以湘军代表名义做吴的座上客，与吴结为异姓兄弟。张的被击毙，使吴丧失了一个忠实的追随者。

张联陞是吴的旧部，但1926年12月已被唐生智改编为独立第九师⁽²¹¹⁾。1927年6月又被冯玉祥委任为第三十八路总司令。吴佩孚自南阳出逃后，武汉国民政府即命张派兵堵截。张随即封锁由老河口至襄阳的河道。7月2日，吴佩孚企图在竹筱铺一带偷渡襄河，在中流受到张部袭击。吴佩孚指挥卫队冲击过河，率百余人向南漳逃窜⁽²¹²⁾。至此，曾经纵横中原、煊赫一时的吴佩孚军阀集团遂彻底被消灭。

7月13日，吴佩孚逃到巴东，受到杨森代表的欢迎。杨指定夔府为吴的驻地，吴的旧部陆续来归。杨森对外声称，已将吴佩孚卫队武装解除，放置绥定。12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杨森严拿吴佩孚，解宁惩办。30日，杨森复电称：吴佩孚已闻风逃向陕边，该处已无吴佩孚踪迹⁽²¹³⁾。实际上，吴佩孚一直处于杨森的庇护之下，但已掀不起什么风浪。

五　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北进

孙传芳、张宗昌败退江北后，仍拥有兵力约20万人。其中孙部约5万人，张宗昌、褚玉璞部约15万人。他们乘着蒋介石清党反共之机，陈兵江北，积极准备南犯。

孙军的首攻目标是里下河的门户泰州。4月5日，周荫人、郑俊彦部以优势兵力自如皋来攻，守军独立第十二师张中立部迎战，因寡不敌众退往江南。10日，孙军袭占苏北重镇扬州，第十七军曹万顺部受到重创，狼狈退往镇江。这样，东起南通，西至扬州的广大地区就完全被孙军占领。孙传芳除在瓜州、都天庙构筑炮台，射击长江南岸外，又在扬州十二圩等地试图强渡，准备重占江南。

张宗昌部的首攻目标是滁州。4月8日，滁州失陷。12日，第三军程国瑞部、第七军许琨部3万余人自淮河南下，围攻合肥，守军独立第五师马祥斌部与独立第四旅王金韬部死守待援。随后，张宗昌以白俄铁甲车直薄浦口，同时进驻和县、巢县等地，企图割断芜湖、合肥之间北伐军的联系，进取安庆。16日，直鲁军炮击南京，蒋介石的定都之地受到威胁。

孙传芳与蒋介石之间的谈判一直若断若续。4月中旬，蒋介石任命陈仪为江北宣抚使，企图通过他收抚孙传芳。陈仪受命后，即请张君劢拟稿，劝孙发布宣言，与蒋合作。在“反赤”这一点上，蒋、孙已经有了共同语言，但孙不愿与蒋共同北伐。5月1日，谈判破裂。⁽²¹⁴⁾3日，孙传芳通电，指责蒋介石“藉共产党之势力以破坏敌军，沪宁既下，乃捕杀共产党人以释天下之疑”，“利之所在，虽仇必亲；利之所去，虽亲亦仇”。通电表示：“（传芳）虽三战三北，而耿耿此心始终不懈者，诚以此贼不除，国家断无幸存之理。”⁽²¹⁵⁾

孙蒋谈判既破裂，蒋介石乃于5月1日制订三路北伐计划：第一路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由镇江渡江，进攻扬州，夺取淮、海；第二路蒋介石自兼总指挥，以白崇禧代理，由南京附近渡江，进攻津浦路南段；第三路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由芜湖渡江，进攻津浦路侧面，救援合肥被围守军。在这三路中，重点在第二路；第一路军暂在沪宁线集结，待二路、三路得手之后再行出击。

在南京受到威胁的状况下，蒋介石被迫作出继续北伐的决定，但是，他视为心腹大患的还是共产党和武汉国民政府。5月7日，他在南京发表演说称：“立在主义上说，共产党实在是我们国民党唯一的敌人。”他要求各将领“一星期内扫清江北的北洋军阀”，打下徐州、济南，“再回来同共产党作战”⁽²¹⁶⁾。蒋介石的这一演说表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他的战略重心已经发生变化。

白崇禧指挥的第二路军分三个纵队，分别以贺耀组、杨杰、陈调元为指挥官，以陈调元兼前敌总指挥。5月11日，第三纵队陈调元部自马鞍山渡江。12日，攻克和县。13日，第二纵队杨杰部由江宁镇、慈湖镇渡江，进占乌江镇，浦口之敌不战北撤。15日，第一纵队贺耀组部由下关、大胜关之间渡江，未遇抵抗即进占江浦。17日，三个纵队同时告捷，分别占领全椒、东葛。18日，第二纵队杨杰部克复滁县。19日，继克沙河集等地。张宗昌因直鲁军节节失败，下令总退却，至蚌埠、临淮关一带集中。至此，原定第一阶段的计划顺利完成，津浦线明光以南之敌肃清。

第三路军分五个纵队，分别以叶开鑫、夏威、胡宗铎、王天培、柏文蔚为指挥官，以王天培为前敌总指挥，另以王普为总预备队指挥官。自5月5日起陆续在芜湖、大通等地渡江。13日，攻克含山、柘皋。15日夜，张宗昌军得到蚌埠方面的援军，由第十五军军长马济指挥，夜袭梁园，许琨、程国瑞等都亲自临阵，马济并调动白俄骑兵千余人冲锋。第三路军以为敌军新败，解甲安卧，被迫仓皇应战。同日夜，被围于合肥的马祥斌、王金韬部得悉援兵接近，下令出击。第七军李宗仁部、第十军王天培部、第二十五军王普部等包抄敌军后路，张宗昌军不得不向西北溃退，被困一个多月的合肥因此解围。18日，第一纵队进至明光附近，张宗昌亲至临淮关督师，命津浦线南段的军队退守定远一线。19日，夏威、胡宗铎部攻克定远，马济殒命。20日，攻克临淮关、凤阳。21日，攻克蚌埠。远在北京的张作霖企图为直鲁军打气，致电张宗昌称：“皖蚌为全军枢纽”，要求张集结兵力，作破釜沉舟之战⁽²¹⁷⁾。张宗昌尽管已败退徐州，却还要大言不惭地吹嘘：“一俟布置就绪，仍当驰赴前方”，“昌平生身经百战，类从千钧一发之危机，收最后五分钟之胜利。”⁽²¹⁸⁾

第一路军分四个纵队，分别以曹万顺、赖世璜、刘峙为指挥官，何应钦自兼第四纵队指挥官。由于第二、第三路军进展顺利，何应钦便于5月13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提前渡江进击，得到同意。20日，各路陆续渡江。协同自浦口东进的第二路军第一纵队贺耀组部横扫孙传芳军。孙军自退守江北后，粮饷困难，子弹缺乏，士兵患病者十有八九，普遍厌战，加上苏北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因此，何应钦部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21日，占领六合。22日，占领仪征。23日，第十七军第二师进占扬州。

蚌埠、扬州既克，蒋介石于5月24日下达追击命令，要求以主力进攻徐州、砀山间之敌，以一部进取海州、台儿庄，直逼鲁南。

孙传芳军于扬州失陷后，即分两路退却。一路沿运河退守淮阴，一路自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退守海州。将领之间攻守分歧，愈形涣散。孙传芳曾通电各将领“巩固内部团体，消弭意见”，“严守各地阵线，以待时机”⁽²¹⁹⁾，但无济于事。5月26日，何应钦部第三纵队进占南通。28日，第二十一师陈诚等部经激战后克复邵伯。6月1日，攻克高邮。孙军第八师崔景桂、第十师郑俊彦、第十三师刘士林等部望风披靡。6月5日，攻克淮安、涟水，孙军彭德铨部第三团缴械投降。

第二路军的任务为协助第一路军自皖北进攻苏北重镇淮阴，并以部分兵力由津浦路以东地区向徐州攻击前进。6月2日，击败直鲁军第三军程国瑞部，占领灵璧。其后，陆续占领宿迁、洋河。9日，占领海州，俘敌六千余人。孙军第十七师冯绍闵部、第十师郑俊彦部被歼，第五师白宝山残部投降，第十二师周荫人残部退往山东的滨海城市日照，第二、第四、第九、第十一、第十二各师则退据桃林、红花埠、劳沟一线，企图顽抗。10日，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协力进攻，孙军精锐丧失殆尽，残部经临沂向胶济路退却，第二路军克复剡城，进入山东境内。第三路军在攻克蚌埠、临淮关之后，以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整顿待命，以第四纵队沿津浦路北进，第五纵队攻取六安。5月25日，六安攻克。28日，张宗昌因接到张作霖缩短战线的命令，节节后退。第三路军顺利突破张宗昌部在浍河流域固镇等地的防线，连克蒙成、颍上、阜阳、宿县等地。29日，蒋介石进驻蚌埠。31日，张宗昌弃城北走。6月2日，第四纵队兵不血刃地占领徐州。

第四节　奉鲁军阀组建安国军政府

一　查抄苏联使馆与镇压革命党人

吴佩孚、孙传芳集团先后惨败，北洋军阀的统治日益陷入困境，列强将目光更多地转向准备发动反共政变的蒋介石。奉系军阀为振作残局，不得不高举“反赤”旗帜，极力向列强邀宠。

张作霖入京后，曾以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一再向英国公使蓝普森表示，不惜“破裂与俄国的关系”，加入国际反苏阵线。⁽²²⁰⁾3月1日，张宗昌部下在浦口非法扣押苏联商轮巴米亚列宁娜号，拘捕在船上的鲍罗廷的夫人及苏联外交通信员等人，押往济南。同月下旬，张作霖遍访列强驻华使节，“探询可否由外人协助，抗拒布尔希维克主义”⁽²²¹⁾。不久，即命奉系军警制造了查抄苏联使馆事件。

奉系第二次入关后，疯狂制造白色恐怖，迫使国民党工作转入地下。1926年夏，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所属的一个废弃的兵营。这一秘密据点被法、日公使馆相继发现。他们互相联系，将情况通报给安国军总司令部，并一起鼓动奉系军警采取行动⁽²²²⁾。于是，奉系军警立即“购线侦查”，获得确证，便与列强公使商议，企图搜查苏联使馆。

公使们对于搜查苏联使馆一事并无异议，只是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违反《辛丑条约》，应由外交部出面商请。于是，安国军总司令部将此意通报顾维钧，顾不愿负此责任，便推诿延宕。奉系见此，派吴晋与列强公使接洽。4月4日，领袖公使欧登科（William James Oudendijk）召集列强公使秘密会议。欧登科称：“张作霖元帅的随员一再向他提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据说，有4000支手枪被偷运入旧俄卫队的兵营，从那里分散给北京的不法分子。”⁽²²³⁾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4月6日上午10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东交民巷。陈向欧登科递交的公文称：“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²²⁴⁾。欧登科立即代表公使团在该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区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不得拦阻⁽²²⁵⁾。接着，大批军警闯入苏联领事馆西侧进行搜索，与此同时，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加岗布哨，毗邻苏联使馆的英国使馆的高墙上，出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这次搜查的重点并非警察厅公函中所指明的三处，而是属于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当日共逮捕五十余人，计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15人，中共北方区执委会书记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等十余人。

下午2时，军警在搜查时，设于旧兵营第一门内的苏联使馆武官室起火。据警方报告说：“发现俄人数名盘踞屋内，在彼肆行焚毁文件”，“即行逮捕”，“旋即查获证据多件”⁽²²⁶⁾。搜查一直持续到当日晚7点。在远东银行、中东路驻京办事处，军警们一无所获；在使馆所属旧兵营中，检获枪支、弹药、旗帜、印章以及大批重要文件。

当日傍晚，首席公使欧登科向外交部递交照会，抗议警方“逾越所准许之权力范围”，搜查苏联使馆所属的旧兵营⁽²²⁷⁾。同时，因为奉系军警“非法”搜获的“叛乱”武器，不足其向公使团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公使团又同意将原先的搜查许可延展两日⁽²²⁸⁾。

4月7日，天津警察厅会同法国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内苏联驻华商业贸易机构。同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外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举动。

事件立即引起中苏外交关系的急剧恶化。

事件发生的当日深夜，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使馆，抗议其“容纳共产党人，阴谋扰乱中国治安，并藏有种种之武器、宣传赤化之物品”⁽²²⁹⁾。对于这种抗议的“正义性”，连主持外交部的顾维钧都心怀异议⁽²³⁰⁾。至于其他事先并未与闻的外交官，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驻苏代办郑延禧答复苏联政府质询时，竟断然肯定说：“一定是强盗抢劫！”⁽²³¹⁾

7日清晨，苏联驻华代办齐尔内赫（ЧерньIх）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对于武装军警“强行侵入”，“肆行剽掠”，提出强烈抗议⁽²³²⁾。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召见中国代办，递交致北京政府的抗议照会。提出：一、立即撤退军警；二、释放被捕人员；三、归还武官室文件；四、归还被抢劫钱物。在未得到满意答复前，将撤回驻华代办及全馆人员⁽²³³⁾。为了打破列强建立国际反苏阵线的企图，苏联政府的抗议比较克制。

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驻苏代办，表示对苏联政府的四项要求，“目前碍难照办”，至于撤回驻华使馆人员，愿“听其自便”⁽²³⁴⁾。19日，苏联驻华代办率领全体馆员出京回国。

查抄苏联使馆后，张作霖急电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命其“星夜来京”，任苏联使馆文件编译会会长⁽²³⁵⁾。数日后，张作霖秘密召见张国忱，指示他“注意搜查激起国际上注意”的“宣传赤化的材料”，并暗示说，为此应不惜手段，否则无法向列强公使“交差”⁽²³⁶⁾。张国忱心领神会，立即请编译会特邀译员、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N．Mitarevsky）“帮助制作一份共产国际宣传赤化的文件”。经过一番煞费苦心的编造，一份所谓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出笼。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这份文件，其中有“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的“指示”⁽²³⁷⁾。它立即在政界、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第三国际唆使共产党人制造南京事件的“铁证”。

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引起极大震动。各阶层人士纷纷奔走营救。北京25所大学校长，杨度、梁士诒、司法总长罗文幹等纷纷要求移交法庭办理⁽²³⁸⁾。京津各报相继呼吁：“党狱”万不可兴。北京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劫狱队，准备不惜代价，武力抢救，但被李大钊劝阻⁽²³⁹⁾。　

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未能遏制一意孤行的奉鲁军阀。警察厅根据查抄使馆所获名册，严令各侦缉队“认真踩缉，务期弋获。”⁽²⁴⁰⁾4月16日，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农民部部长莫同荣等被捕入狱。与此同时，军阀残害革命者的气焰越来越烈。张宗昌从山东前线拍来电报，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²⁴¹⁾中国青年党首领曾琦也向张作霖献计，力主“处以极刑”⁽²⁴²⁾。

在严刑拷打下，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²⁴³⁾他在《狱中自述》中慷慨陈词：“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²⁴⁴⁾4月27日，京师警察厅宣布，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组织军事特别法庭。28日，宣判对李大钊等人处以绞刑，立即执行。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由于绞刑架陈腐失修，上下反复两三次，但是李大钊始终神色不变，视死如归⁽²⁴⁵⁾。一代英豪，壮烈捐躯，终年仅38岁。

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国共两党重要干部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中共北方区委杂志《政治生活》主编范鸿劼。国共两党联合领导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会的干部，除个别幸免外，其余全部遇难，他们是：国民党员、执委会主席邓文辉；中共党员、组织部长谢伯俞；中共党员、执委兼文书谭祖尧；中共党员、农民部长莫同荣；国民党员、妇女部长张揖兰；国民党员、商民部长姚彦。同案牺牲的烈士还有：张伯华、杨景山、陶永立、方伯务、吴平地、李昆、阎振山、郑培明、李银莲、谢承常、英华，一共19人。

奉系查抄苏联使馆、镇压革命党人的主要意图是向国内外表示，北洋政府是国际反苏、反共阵线的得力干将。张作霖在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话时称，“他正在中国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决心苦战到底！”⁽²⁴⁶⁾在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函中，张作霖又称：“深惧神明华胄将就沦胥，故不惜重大牺牲，力图挽救。”⁽²⁴⁷⁾

奉系的暴行是国内外反苏、反共逆流的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了这股逆流的恶性发展。5月12日，伦敦英国警察步张作霖后尘，搜查了苏联驻英国商务机构。事后，英国外相张伯伦宣称：共产国际在“世界到处图谋扰乱”，已训令在中国煽动排外运动，所以英国决心“与苏联断交”云云⁽²⁴⁸⁾。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大肆搜捕苏联侨民，加紧迫害本国进步人士，形成了东西呼应的局面。

二　安国军政府的成立

1927年初夏，奉系在北京组建安国军政府，拉开了北洋政权历史上的最后一幕。

当年春夏之交，奉系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力谋以政治手段挽救军事败局。奉军总参议杨宇霆力主“南北妥协”，“共同反赤”。6月，杨宇霆、张学良联名复电南京方面称：“弟等信仰三民主义，已非一日”，目前“吾人惟有一致服从先总理主义，同心协力以救中国之危亡”⁽²⁴⁹⁾。杨宇霆多次与阎锡山驻京代表李庆芳接洽，谈判“由三民主义解决国是”的具体途径⁽²⁵⁰⁾。张学良则亲笔致函阎锡山，表示“赞成三民主义”，请阎向宁方斡旋⁽²⁵¹⁾。新派将领希望以此稳住奉系残局，但旧派将领反对和谈。黑龙江督办吴俊陞、吉林督办张作相等主张将奉军撤往关外，实行保境安民。

面对新旧两派的分歧，张作霖一如既往采取倚重新系，兼顾旧系的办法。6月6日，吴晋代表总部发表谈话说：“此次奉方讨赤，原在消灭过激之共产党，并非与国民党为难。”“现蒋介石既反对共产党，并对于过激党徒极力取缔，是其主张已与雨帅主张相同。阎百川现既出任调停，而蒋介石在最近又有与雨帅合作之表示，雨帅自无不赞成。”⁽²⁵²⁾同时，奉方又极力摆出一付强硬的姿态。同月8日，张作霖在接见日本记者团时再三强调，宁奉议和，“须蒋真能反对共产主义，且能将俄人逐尽，并完全脱离过激赤化主义。”又称：“若三民主义真以国利民福为宗旨，则予亦自赞成。若徒以国利民福为假面具，而实质上仍行共产主义，则予辈固将竭力以声讨排斥之。”⁽²⁵³⁾张作霖企图表明，宁奉和谈，并非是奉方屈从宁方的三民主义，而是宁方归顺奉方的“讨赤”旗帜。

此时，阎锡山已经易帜，正将斡旋宁奉议和当作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筹码。6月8日，阎锡山特派政务处长兼警察厅长南桂馨为议和专使抵京，偕同李庆芳拜访杨宇霆。晋方提出，宁奉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奉方易帜，除赞同三民主义外，应悬挂青天白日旗，改称国民革命军⁽²⁵⁴⁾。张作霖期望对等议和，晋方提出的条件自然难以接受。6月9日，奉系首脑会议决定可以容纳三民主义，但不挂青天白日旗，更不能放弃安国军的旗帜。会议认为：当前首要问题在“共同讨赤”，晋方既主张“奉晋宁三角同盟”，应速各派军队“会剿赤化军”，希望晋方将开入直隶境内的军队，即日移向黄河北岸一带。至于国家大局，俟“赤化敉平”后，召开国民会议从长计议。⁽²⁵⁵⁾当晚，杨宇霆与韩麟春将奉方决议转告南桂馨。由于差距太大，南桂馨只得放弃原订由京赴宁的计划，折回太原。

奉系的态度虽然强硬，但并没有关上政治解决的大门。为了与南方抗衡，张作霖竟然提出了“四民主义”的论调。6月14日，吴晋发表谈话说：“雨帅的意思”，“中国为礼义之邦，自来对道德异常重视。现在人心不古，道德沦亡”，“拟于三民之外，增加民德一项，共成四民，以维国本。”⁽²⁵⁶⁾同日，张作霖宴请应召北上的张宗昌、孙传芳及吴俊陞、张作相、张学良、韩麟春、杨宇霆、潘复等人。席间，张作霖建议在座诸将领，除张学良外，“重换兰谱，以明合作到底之精神”⁽²⁵⁷⁾。当即各开年庚，确定长序。众人议定，政治上决不易帜，安国军应于“三民主义之外，添一民德主义，以固邦本”⁽²⁵⁸⁾。

16日，奉系首脑会议进入关键时刻。杨宇霆强调：为抵御北伐军，各派军队应统一于安国军旗帜之下，一致服从安国军总司令的命令。孙传芳立即表态说：“军事与政治系联贯的”，“即政治方面，亦应受总司令之支配”⁽²⁵⁹⁾。吴俊陞也表示，应请张作霖高升一步，“藉以振动军心”。于是，有人主张拥戴张作霖为临时总统，有人主张仍用临时执政的名义。会议最后决定，即日由孙传芳领衔通电，拥护张作霖为陆海军大元帅，将从前直鲁军、苏军、镇威军、吉军、黑军等名目，一律取消，统称安国军，由张作霖重新编制。同时决定“在大元帅之下设一内阁”，“特任潘复正式组阁”⁽²⁶⁰⁾。在北洋残余各派军阀的一致推戴下，张作霖终于在名义上登上了国家权力的巅峰。

同日，张作霖通电称：“此后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即属救亡之同志，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²⁶¹⁾奉系企图在组建安国军政府的同时，再次向南方伸出和谈的触角。

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就职宣言称：“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人之责一日未尽。”⁽²⁶²⁾同时，公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七条，其主要者为：一、陆海军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二、大元帅于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行政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应享之权利。三、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四、国务员为：国务总理、外交部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农工总长、交通总长。五、大元帅之命令，国务总理须副署之，其关于各主管部务者，各部总长须连带副署，惟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根据上述命令，军政府之上，没有任何代议机关或民意机构，大元帅总揽陆海军全权，并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不对任何机构负责，所有国务员均由大元帅任免。因此，这是一种任何障眼法都不要的军事独裁制度。尽管张作霖长期垂涎于总统的权位，表示总要“干它一下”⁽²⁶³⁾，但实行军事独裁的“大元帅”制，显然更适合他的需要。

由于前线军事形势严峻，18日晚，孙传芳、张宗昌南下，声明“不荐阁员”⁽²⁶⁴⁾。19日，张作霖以大元帅资格召集会议，商议组建内阁。会议气氛出奇地冷清。新派将领张学良没有出席会议。韩麟春虽然与会，但一言不发。旧派首领张作相、吴俊陞也默默无语。在讨论内阁人选时，推辞者有，竞争者无。以阎锡山为背景的胡惟德，当然不肯出任内务总长。孙传芳的幕僚原农工总长杨文恺，也再三电请开去原缺。就连奉系政客郑谦，也不愿充任阁员。相对独立的外交系名流，也放弃了因袭外交部长的传统，拒绝执掌外交部。左商右议，才勉勉强强凑够了内阁大员。

20日，内阁名单发布：以王荫泰为外交总长，何丰林为军事总长，沈瑞麟为内务总长，阎泽溥为财政总长，姚震为司法总长，刘哲为教育总长，张景惠为实业总长，刘尚清为农工总长。潘复兼交通总长。这个内阁班子除沈瑞麟、姚震两人外，其余均为纯粹奉系人物。

整个官场冷淡的空气由上及下，一般官吏纷纷递交辞呈。举家出京者络绎不绝。安国军政府成立前夕，驻法公使陈箓即领衔代表驻欧各使馆致电北京，声称“流为饿莩，即在目前”，如不设法解决，将停止办公，全体回国⁽²⁶⁵⁾。7月初，北洋政府派驻国际联盟的代表朱兆莘发表宣言，公开声明“脱离北京政府关系，此后代表国民政府”⁽²⁶⁶⁾。这种惨淡的局面，预兆着日益逼近的北洋末日。

安国军政府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严重的外交信誉危机，争取列强的承认，成为它奋斗的首要目标。

张作霖在宣誓出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当天下午，就亲自出马，约请各国公使到外交部举行茶话会。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以谈判方式修改条约。”⁽²⁶⁷⁾但是，张作霖的殷勤并未能挽回列强日益冷却的心意。各国公使收到请柬后，十分踌躇。他们担心贸然出席，会给人造成觐贺新元首的印象。经再三讨论后，一致认为，该请柬系张作霖以个人名义于就职前签发，可以回避承认新政权。为避免节外生枝，各国公使穿便服前往参加。数日之后，他们以同样谨慎的态度，回答了外交部关于大元帅就职及新内阁组建的正式公文。在简短的收据式的外交照会中，列强公使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了任何承认新政府的词句”⁽²⁶⁸⁾，其冷淡程度超过了以往历届北洋政府的遭遇。只有日本资本家大仓喜七郎和大阪每日新闻社拍来贺电。

安国军政府外交信誉的危机，是与国内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的消长演进密切相关的。“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铁血手腕和宽和外交姿态，对列强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就连与奉系素有渊源的日本政府，也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田中首相在接见英驻日大使蒂利（John Tilley）时明确表示：“非常希望蒋介石能成功地组建其政府。”⁽²⁶⁹⁾在这种状况下，北洋政府的地位自然每况愈下。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卿报告时，指责张作霖“抛弃法律”，“不顾宪法程序”，“行使军事独裁者的权力”⁽²⁷⁰⁾。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虽然对张作霖不乏私人敬意，但他刚一听说英国企业家梅杰·内森（Major Nathan）计划向张作霖贷款500万英镑时，立即极力劝阻⁽²⁷¹⁾。

如果说，外交危机是安国军政府难医的外痈，那么财政危机便是其致命的内伤。

由于连年内战，经济凋残，北洋政权的统治区越来越小，但军费开支却有增无减。大大小小的军阀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整个财政面临“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的危境。安国军的高级幕僚曹汝霖毫不隐讳承认说：“税目愈繁而收入益形其短绌，搜括愈甚而国用弥觉其不敷。”⁽²⁷²⁾为解燃眉之急，张作霖请号称“财神”的梁士诒出面向天津银行界借款。各银行纷纷以闭门停业来应付。开源无路，只好设法节流。6月24日，潘复宣称将对于中央官制大加革新，“以期节省靡费”⁽²⁷³⁾。他引荐其友人阎泽溥为财政总长，请他主持规划裁员减政方案。阎提出各部院官吏限额1800人，中央政费每月不得超过80万元。据此，财政部每司只留20人，盐务总署只留十分之一，内务部至少须裁员三分之二。此方案立刻激起强烈反对，大批被裁人员群起攻击潘复和阎泽溥，吓得潘复每日上班都要派“宪兵净街警卫”⁽²⁷⁴⁾。

内外交困使奉系难以继续作战，只好又把和谈作为中心议题。6月25日，张作霖发布“和平革新令”。同日，通电全国，除强烈指责“过激分子”，表示坚决讨伐“甘心赤化者”外，特别提起1922年、1924年与孙中山建立反直同盟一事。电称：“作霖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十一、十三两年之役，均经约定会师武汉，信使往还，物质援助，彼此精神契合，始终如一。”电报再一次向南京方面表示；“凡属中山同志，与真正三民主义不相违背，平时为共产党徒胁迫，无可赴诉者，仍当本中山合作之初衷，一律友视。”⁽²⁷⁵⁾28日，张作霖致电阎锡山称：“非停战不可以救民，非议和不足以歼赤”，要阎继续“斡旋南北，议和罢兵”⁽²⁷⁶⁾。同日，派遣卫戍司令邢士廉为特使赶赴太原。同时，张学良也致电阎锡山，解释前次南桂馨来京受挫，乃系奉方内部“有一二人未明世界潮流趋势”所致。电称：“现征得各方同意，甚愿息事宁人。”⁽²⁷⁷⁾29日，邢士廉抵达太原，但阎锡山托病不见，指派其总参议赵戴文及参谋长朱绶光代为接待。邢士廉虽再三表示奉方议和的诚意，但仍不肯允诺以“悬挂青天白日旗及改称国民革命军”为先决条件⁽²⁷⁸⁾。一连三日，邢士廉始终没有见到阎锡山。其后，张学良又分别派人和蒋介石、冯玉祥联系，表示“服从三民主义”之意，甚至表示愿“让出关内”⁽²⁷⁹⁾。

奉系的“和平”呼吁得到了蒋介石的响应。“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反赤”上和奉系已经一致。7月初，蒋介石为稳住苏鲁防线，以便西征武汉，陆续派李征五等人北上，与张宗昌、张作霖谋和⁽²⁸⁰⁾。在致张宗昌函中，蒋介石表示：“讨共宗旨，大体既同，自无不可商量之处。”⁽²⁸¹⁾同月16日，阎锡山再派南桂馨赴京，力劝奉方改旗易帜。29日，何成濬受蒋介石委派，前往山西，途经北京时，和张学良、杨宇霆进行了会谈。杨宇霆表示：奉方与国民党各自成一团体。国家大政可以合作，内部之事彼此不必过问。国民党不自居正统，奉方亦不以中央自居。杨宇霆同时表示：先军事后政治。第一步商停战办法，第二步商合作方案⁽²⁸²⁾。奉方所提条件，是和蒋介石搞对等合作，何成濬未作负责表示，不过谈判气氛则相当融洽⁽²⁸³⁾。不久，直鲁联军在皖北大胜，奉方又提出，以长江为界，划江分治⁽²⁸⁴⁾。因蒋介石已兵败下野，奉蒋和谈中断。

在山穷水尽之际，张作霖组建安国军政府，登上元首宝座。

三　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与东方会议

币原的外交方针受到日本军部和某些利益集团的攻击，被斥为“软弱”和“辱国”。驻华武官本庄繁在4月5日即向军部首脑提出：蒋介石能否压住共产党，同张作霖携手，尚属疑问。日本应采取“积极自卫”政策，在中国各要地驻兵，同时用海军封锁长江⁽²⁸⁵⁾。陆相宇垣一成也于4月7日警告日本政府：帝国在长江流域培植多年的利益和企业已全部萎缩，日侨长年努力而获得的权利和资产也被迫放弃。如果继续袖手旁观，共产运动迟早会波及直隶和满蒙。日本必须变消极雌伏之态为积极雄飞之姿，引导列强协力包围共产派，出兵占领从山东到广东各沿海要点，阻断苏俄的军火输入，由列强向南北稳健分子供应军费和武器⁽²⁸⁶⁾。4月中旬，在国内政潮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币原随若内阁一起倒台。强硬派推出前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出面组阁并兼外相。

田中一上台便迫不及待地宣布，中国政局正酿成整个东亚的危机，对此，日本决不能漠视不顾⁽²⁸⁷⁾。不久即悍然出兵山东，扩大侵华。

5月中旬，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先后出兵继续北伐。奉鲁军节节败退。山东是日本侵华势力密集的地区，其投资总额仅次于东北。田中内阁认为，战争继续北进，不仅会损害日本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而且将危及东北，决定动用武力。5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派遣驻东北日军第十师团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开赴青岛。次日，田中内阁发表宣言，声称此次出兵，旨在“保护侨民”⁽²⁸⁸⁾。6月1日，日军2000余人在青岛登陆，强占军事要隘，张贴布告，宣布将严厉镇压对侵略军“表示敌意”的反抗者⁽²⁸⁹⁾。7月5日，田中内阁进一步决议，命日军由青岛侵入济南。田中希望，此举能中止国民革命军北伐，以便趁机向张作霖诈取某些垂涎已久的权益。

日本出兵山东，立即在我国激起愤怒的浪潮。6月1日，武汉、南京、北京三个鼎足对抗的政权分别提出抗议。武汉政府的抗议书指出，日军入侵山东，无异于“二十一条”密约的复活⁽²⁹⁰⁾。与官方再三推敲的外交公文相比，民众的抗议呼声更为激昂。尽管南京政府一再密令，“力避冲突”，“不得迳行有罢工及排货之举”⁽²⁹¹⁾，并向日方表示，将“极力设法阻止”民众激烈的抗议运动⁽²⁹²⁾，但仍无法遏止人民愤怒的烈火。上海工、商、学各界人民团体发起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组成委员会，制定并实施种种措施，使日本对华贸易受到巨大打击⁽²⁹³⁾。

日本出兵山东后，为了进一步研究并确立新的对华政策，从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在东京亲自主持召开“东方会议”。这次会议的具体策划者是著名的强硬扩张主义者、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应召出席的有：外务省、驻华各使领馆、关东厅、陆军省、海军省等机构的首脑人物。会议共举行11天，但只留下5天全体讨论会的议事记载，其余6天均为小型秘密会议，至今仍不知其详情⁽²⁹⁴⁾。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森恪和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等主张以武力为后盾，急进扩张；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主张慎重行事。在田中义一的支持下，森恪等强硬派明显占了上风。会上，森恪提出4点建议：一、为维护日本在华权益，不论是中国关内地区还是“满蒙”区域，均应出兵；二、东三省和内蒙是日本的国防安全线，必须坚持该区域的治安秩序；三、东三省政权如能保障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应予支持；四、国民政府如变更东北的政治组织，日本应不惜使“满蒙”与中国分离，另立政权。

7月7日，田中义一宣布会议最终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共8条，前4条基本上是外交辞令，后4条是侵华方针的实质所在。第5条规定：“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第6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生存上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对此，作为接壤邻邦之我国，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7条规定：“在东三省实力派中，对尊重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第8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国在该地特殊地位与权益之虞时，均应加以防护。”⁽²⁹⁵⁾可以看出，纲领完全采纳了森恪的建议。

为了落实“东方会议”的对华强硬方针，同年8月中旬，日本政府又召开“大连会议”，由森恪主持，召集日本驻华使节、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等，进一步研究侵略东北、蒙古的具体步骤，策划“武力治安”、“获取商租权”、“扩大‘满铁'权限”、“修建铁路”等议题的实施方略。

“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制定的扩大对华侵略的强硬方针，导致日本与美国等在远东地区矛盾的激化，埋下了此后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线。

“东方会议”之后，中国的战局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反攻徐州失利，宣布下野。直鲁军与孙传芳的残军接连发起反攻，把战火又推回到长江沿岸。日本内阁于8月24日决定撤兵，并于30日发表声明称，此次出兵是“成功”的“自卫”之举⁽²⁹⁶⁾，为再次出兵山东埋下了伏笔。

四　胶州事变与苏鲁前线的拉锯战

1927年6月下旬，蒋介石统军进攻鲁南。山东是张宗昌的老巢，命脉所在，自然要孤注一掷，全力防御，但退入鲁境的孙传芳残军，却与鲁军貌合神离，军心涣散，不战自退。不少高级将领主动向南军暗送秋波。因此，除临沂屡攻不克外，南京北伐军未经激烈战斗，即相继占领日照、莒县、枣庄、滕县等地。

孙传芳见部队无意替鲁军看守门户，托病赴津就医，将兵权交给彭德铨代管。彭受命后，于6月14日派代表向南京白崇禧输诚，要求“予以相当机会”⁽²⁹⁷⁾。不久，彭被委任为第十九军军长。同月22日，周荫人表示“无法节制所部”，将兵权交给驻扎胶州的第十二师师长陈以燊，旋即通电辞职⁽²⁹⁸⁾。　周荫人没有想到，此时，陈以燊正与冯玉祥暗通声气，密谋倒戈。

6月28日，张宗昌召集孙传芳、褚玉璞等高级将领，在济南开会，决定：东路暂取守势，将退守胶州、潍县地区的孙传芳军主力调往津浦线作战；中路，令鲁军方永昌部继续固守临沂，遏制南京军队北进的锋芒；西路，全力反攻，以直鲁军主力集结于兖州，以孙传芳军为援军，沿津浦线反攻，夺回徐州⁽²⁹⁹⁾。鲁军悍将第六军军长徐源泉自告奋勇，担当突击主力。张宗昌立命拨款30万元，作为攻克徐州的赏银。

6月底，南京北伐军在鲁南战场捷报频传，西路沿津浦线推进到滕县。张宗昌为挽救危局，下令将胶州一线孙传芳军主力西调。陈以燊认为机会已到，便与驻守高密的陆殿臣共谋。7月2日，陈、陆联名通电，宣布分别就任国民联军援鲁总司令兼第三十九军军长及第四十军军长职务，“追随蒋、冯二公之后”，加入北伐行列⁽³⁰⁰⁾。陈以燊一面派重兵驻守胶济路，掘毁路轨，截断青岛、济南间的交通⁽³⁰¹⁾，一面通告青岛鲁军将领祝本祥，胁迫该部一致行动。

7月4日晚，张宗昌召见孙传芳，怒气冲冲地加以指责，孙传芳则指天誓日，说明实不知情，表示愿率部前往迎击。随后，孙指使联军将领郑俊彦出面调和⁽³⁰²⁾。张宗昌同意先以和平方法调停，如不奏效，再以武力解决⁽³⁰³⁾。6日，郑俊彦率联军二师出发。张宗昌不仅命鲁军总参谋长李藻麟指挥白俄军、骑兵、炮兵、铁甲车队督阵同行，而且迅即委任褚玉璞为安国联军东路总司令，以郑俊彦为副司令，限令“即日剿平”⁽³⁰⁴⁾。7日，孙传芳抵达胶州事变前线潍县，连电劝诱陈以燊取消军长名义，撤去青天白日旗，并命郑俊彦派代表与兵变部队谈判。但陈以燊态度倔强，要求划出青岛、胶东一带为防区⁽³⁰⁵⁾。孙传芳只好下令武力解决。

胶州事变，异军突起，但是，冯玉祥军尚未进入鲁南战场，蒋介石又忙于收缩北伐军事，抽调兵力西征武汉，未能采取相应支援措施。于是，日本政府以周荫人旧部倒戈，出现“混乱状态”为理由，乘机出兵。　

7月5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命派遣军进入济南。翌日，田中义一将阁议上奏天皇，获得批准⁽³⁰⁶⁾。随后，已在青岛盘踞月余的日军第三十三旅团立即向济南进军，驻扎大连的第八旅团则开往青岛增援。对于日军扩大出兵山东，张宗昌明忧暗喜。7月7日，他通电表示“严重”抗议⁽³⁰⁷⁾。但暗地里则命济南督察长及宪兵司令等人到车站“招待”抵济的日军⁽³⁰⁸⁾。日军一面限令双方不准在胶济沿线作战，一面在城阳、白沙河附近严密布防，与青岛鲁军在城阳设置的防线，恰成犄角之势。陈以燊原企图乘东线空虚，攻占青岛，至此，遂不敢轻动。8日，陆殿臣突然宣布与陈脱离关系，并将陈军驻守车站一部缴械。陈以燊自觉孤掌难鸣，立刻率少数嫡系潜逃，退往日照。余部推举代表向孙传芳“输诚”⁽³⁰⁹⁾。胶州事变至此平息。

此际，西路反攻的直鲁军正与南京北伐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

7月初旬，南京北伐军按照蒋介石回师西征的指令陆续南撤，仅将第十军王天培部留置津浦铁路正面，扼守临城。王部本非精锐之师，此时又值“士兵闹饷，纷纷鼓噪”⁽³¹⁰⁾，军营内外盛传武汉军队已深入安徽，南京危急，因此，军心动摇，士气颓靡。这样，就为直鲁军的反攻造成了可乘之机。

7月4日凌晨，直鲁军突然发起反攻。第三、第五、第六军在铁甲车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由界河分三路沿铁路两翼出击⁽³¹¹⁾。蒋军只略微抵抗了几下，便一败涂地，丢盔弃甲，退至运河南岸。直鲁军轻而易举地战领滕县、临城，于6日至8日相继抵达运河北岸，架炮向对岸轰击，南京北伐军竭力反击，隔河炮战，但因南岸河堤较低，又无掩蔽，受敌俯射，伤亡惨重。王天培见防线岌岌可危，电请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设法应援。贺复电相约同时渡河，协力反击。7月9日拂晓，北伐军反击战打响。双方激战至午后，直鲁军不支，开始溃退，蒋军乘势攻占韩庄。次日，再经苦战，又克临城，基本恢复了原防。此役血战两昼夜，第十军自旅长以下，伤亡达2000人，残部已不足以设防，但第四十军仍奉命南撤，于同月19日向徐州集中。　

南京北伐军陆续南撤之际，直鲁军再次反攻。7月19日，褚玉璞指挥第六、第七两军，分三路向临城猛攻。北伐军阵地先后被突破，被迫弃城后撤。20日，退至运河南岸，部署未竣，直鲁军即跟踪迫近，双方隔河对峙。直鲁军一面以重炮轰击对岸，一面分兵渡河，进军苏北，袭击南京北伐军侧背。22日，南京北伐军前线总指挥王天培下令向徐州撤退，固守待援。途中，不断遭到红枪会等地方武装袭击，兵心慌乱，草木皆兵。到徐州时，立足未稳，直鲁军便衣队便潜入东车站，乘机扰乱，大街小巷，枪声四起。各部队自相惊扰，争先恐后，夺路而逃。24日，苏北重镇徐州落入直鲁军之手。

西路失利，南京北伐军全线动摇。东路自临城失守后，陈以燊率胶州兵变的残军，逐次南移。直鲁军尾随跟进，占领日照。第一路军退守青口镇、沙河镇一线。中路进攻临沂的白崇禧所部于7月22日撤围西援，退守郯城、马头镇一线。至此，费时一月攻克的鲁南要地，丧失殆尽。

第五节　武汉国民政府的“战略退却”与中共“五大”的召开

一　列强对宁汉分裂的态度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集团一面厉行反共清党，一面同列强联系，寻求支持。武汉国民党集团也开始动摇和分化，逐步滑向反对人民革命的道路。列强面对风云突变、宁汉分裂的中国政局，开始探寻新的对策。

英国驻外使臣们四处游说，希望五强一致驳回武汉政府对“宁案通牒”的答复，联合实行武力制裁。4月14日，英国公使蓝普森奉命请美、日、法、意驻京代表协商：一、是否接受陈友仁的答复？二、制裁的性质是什么？三、限制对方接受通牒条件的期限为多久？他表示，如果各国意见不一致，“英国保留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行动的自由”⁽³¹²⁾。15日，五国公使再次讨论，认为武汉政府正为共产主义势力所支配，陈的答复“万难接受”。他们建议各国政府再次共同提出更强硬的通牒，宣称第一次“宁案通牒”所提各款，“不是供讨论的建议，而是各有关强国决心实现的基本要求”，“国民党当局若不迅速明确地宣布打算全部履行所提各项条件，各关系国政府将不得不考虑采取迫其屈从的必要措施。”⁽³¹³⁾

然而，英政府已经接到北军即将反攻到长江北岸及蒋介石已发动政变的消息，感到应继续向武汉施加压力，同时避免可能危害蒋介石集团的措施⁽³¹⁴⁾。4月19日，外长张伯伦电示北京英使馆：“我们的打击应指向国民党极端派，而不是蒋介石。”他命令各地使节继续同日、美磋商适当的方式，设法将他们拉入制裁行列⁽³¹⁵⁾。英国外交部希望日、美政府同意发出驻京公使们起草的第二次通牒，哪怕删掉最后一句会导致实行制裁的话也行。远东司和英国军事部门则认为制裁时机已经失去，转而考虑今后采取“即时报复”和重占汉口英租界的问题⁽³¹⁶⁾。

日本政府业已获悉：武汉政府仍想“联合日本”，决心取缔民众的“动乱”；刚到汉口的汪精卫极为赞同这一方针，当地情况将随着他的到来而逐步改善。4月13日，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向日本政府建议，利用武汉方面煞费苦心企图解决南京事件的机会，依靠“稳健分子”来实现中国统一。他强调，应把武汉政府同共产派过激分子绝对区别开来。如果列强一味嫌恶和压迫武汉政府，就会使共产党更加活跃⁽³¹⁷⁾。币原同意高尾亨的意见，随即训令芳泽公使和矢田驻沪总领事：陈友仁企图分离日本与英、美。列强利害相同，应依各国协调之办法，达成维护我国权利之目的。英国主张强硬制裁，我方正应利用参加共同交涉的机会予以缓和。币原要他们向陈友仁表示，日本政府对国民运动抱满腔同情，希望国民政府自行抑制和清除“黑暗面”，迅速承认列国要求，表现出自己有诚意、也有实力解决南京事件⁽³¹⁸⁾。

币原下台后，田中兼首相、外相于一身，上台伊始，便于4月20日宣称：日本对中国的共产党活动，不能不关心，必要时将与各国取一致行动⁽³¹⁹⁾。26日，田中新内阁拒绝英国关于共同向京津地区增兵的建议，但赞成列强联合向武汉提出第二次通牒。不过，田中认为，武汉政府的实力已大为削弱，即使以制裁相逼，也无力贯彻列强的要求。因此，田中主张各国在适当时机，抛开武汉，转而以南京为交涉对手。但田中又认为，目前不必急于要求南京政府解决宁案，而应给蒋介石以“精神上的援助”，俾其巩固政权，平定南方局势，方可满足列强要求⁽³²⁰⁾。

为了把美国拉进第二次共同通牒，田中指示将原草案中的过分强硬的措辞加以删改⁽³²¹⁾。英国也同意暂将制裁与否搁置不议，先由五强共同向陈友仁发出通牒⁽³²²⁾。

英、日再发通牒之议，遭到了美国的拒绝。“四一二”当天，美国政府便获悉蒋介石政变的情报⁽³²³⁾。美国外交官认为：武汉国民党内的反共力量正在日益增强，将试图像上海、广州那样镇压共产党⁽³²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柯立芝收到上海商业联合会某负责人的密电。电文说明：“蒋介石将承担南京事件的完全责任”，“重要的是请美国人民对蒋介石将军完全信任”，“不要让外国军队介入目前的形势”⁽³²⁵⁾。这些情况，使美国政府更为确信，目前列强的一切强硬措施都是蛇足之笔，应该小心翼翼地避免可能激化中外矛盾而不利于中国革命阵营分化的举动。4月18日，副国务卿格鲁（Joseph C．Grew）答复前来探询的法国使节称：“美国总的来说完全反对实施任何制裁”，“我们觉得这种行动只会给中国的排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局势更难收拾”⁽³²⁶⁾。

英、法、意政府都同意不应妨碍蒋介石“维护秩序”，但认为应对武汉政府实行制裁。它们批准各自的驻京公使与美、日一道向武汉政府提出第二次通牒⁽³²⁷⁾。美国公使马慕瑞也催促国务院尽快批准这一行动⁽³²⁸⁾。显然，这是一种打击武汉、支持南京的办法。但美国政府仍不为所动，决心贯彻分化武汉、支持南京的政策，同时避免过分地疏远、压制武汉和露骨地亲近、支持南京。

4月20日，国务卿凯洛格训令马慕瑞：美国不参加第二次通牒，因为“稳健派正作出努力，将激进派逐出国民政府中枢”。训令还透露美国准备单独同武汉政府交涉⁽³²⁹⁾。同一天，凯洛格又通知英国大使：美国内阁会议普遍赞成国务卿的意见，认为“此时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势将驱使蒋介石和温和派投入激进派怀抱”；“今日之计，莫如对陈友仁的复照暂不作答，静观发展”。“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制裁问题”⁽³³⁰⁾。

马慕瑞强烈反对美国自行其是，认为这将使美国丧失在列强对华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凯洛格解释道：“领导地位本来既存在于温和行动之中，又存在于武力行动之中。国务院觉得你应代表温和行动施加影响。国务院不相信美国在华商业利益要靠列强的武力才能获得”。“外国凭借武力占领中国领土或保持贸易特殊势力范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³³¹⁾。

鉴于日本催请再提通牒，凯洛格于4月25日向日本大使松平指出：据美国情报，武汉政府正在动摇，形势马上会有变化，聪明的办法是稍等一时，静观发展⁽³³²⁾。松平大使承认美国的政策很“明智”⁽³³³⁾。

4月25日、26日，芳泽公使在北京连续邀集英、美、法、意同僚磋商日本的修改稿。日、英、法、意公使最后同意：如果美国执意不从，就由四强向武汉提出第二次通牒，再得不到满意答复，便对汉口实行制裁，并开始与蒋介石政权交涉⁽³³⁴⁾。凯洛格闻讯，立即询问松平，日本到底对制裁抱什么态度？松平称，日本政府没有授权芳泽赞同制裁原则并讨论制裁汉口的问题，只是主张各国共同提出第二次通牒，然后暂停交涉。凯洛格重申美国不赞成制裁，也不同意提出第二次通牒⁽³³⁵⁾。

日本驻外使节步调上的不和谐，反映了田中内阁对华政策中的矛盾和紊乱。田中终于同意了美国的方针，下令暂缓向汉口再发通牒⁽³³⁶⁾。

为使分化政策进一步生效，美国驻汉口总领事罗赫德于4月23日出面敦促陈友仁：“应立即采取各种步骤，挽救当前的混乱局面，此事刻不容缓。否则，所有美国商人实际上将在一周或十天内出港。”陈友仁急忙约见美商代表，详细阐明国民政府最近已采取各种措施，帮助恢复外资工商业，解救经济危机。罗赫德立即向白宫报告：由于蒋介石、张作霖、杨森、李济深的四面包围，以及本地工商金融的瘫痪，武汉政府已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政府官员们正以全部时间和精力争取中外人士的普遍支持”⁽³³⁷⁾。

然而，对于尚未彻底摆脱革命影响的武汉政府，美国的政策是继续分化，而不是支持。它要支持和鼓励的是彻底同共产党决裂了的南京政权。4月25日，柯立芝总统亲自出马，宣布美国在华目标就是帮助和鼓励一切谋求自由、统一和建立共和制政府的合法愿望。美国深信：“动乱终将平息，某种形式的政权终将出现，该政权无疑准备对我们所遭遇的错待予以适当解决。”⁽³³⁸⁾

为了向列强证明自己就是能够作出“适当解决”的政权，南京政府特意任命同美、英关系密切的伍朝枢担任外交部长。蒋介石集团完全明白，南京事件是他们改善同列强关系的最棘手的问题。列强将坚持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南京政府又不敢过分屈从，因为这会遭到广大人民的唾弃⁽³³⁹⁾。于是，南京政府多方伸出外交触角，谋求各国的谅解与协作。

4月16日，黄郛告诉日本领事矢田：蒋介石有意负责解决南京事件⁽³⁴⁰⁾。同月21日，郭泰祺又奉命向矢田探询田中新内阁对华强硬政策的内容等问题，矢田指出：南京政府的政策基础在于保护外国利益和取缔共产党，如能充分实行，列强自然愿同“有充分权力和实力的人”交涉⁽³⁴¹⁾。郭泰祺随后表示，南京政府欢迎列强可能施之于汉口的任何制裁⁽³⁴²⁾。蒋介石还于4月25日通知日方，已决定派与田中义一有旧交的蒋方震、刘厚生秘密赴日，向田中介绍情况，寻求谅解和援助⁽³⁴³⁾。

蒋介石集团在长江下游站稳脚跟后，立即设法处理南京事件，清除与列强建立正式关系中的障碍。4月末，武力解除留守南京的第六军第十九师的武装，下令通缉林祖涵，以图进一步嫁祸于共产党⁽³⁴⁴⁾。5至7月间，南京政府分别同美、日、英、法等国代表进行非正式会谈，基本接受五国宁案通牒的条件。南京政府要求英、美对炮轰南京表示歉意，但不必赔偿；还要求各国放弃不平等条约。其代表向美国外交官解释，这两项要求都为了应付中国舆论，并不指望得到赞成的答复⁽³⁴⁵⁾。

5月12日，田中接见了蒋方震等人。经过恳谈，对蒋介石及其计划有了“亲切了解”⁽³⁴⁶⁾。20日，田中训令驻华外交代表：“蒋介石的真面目就是逐步消灭共产党，努力维护秩序。我方宜酌情给予精神上的援助，帮他们实现政治计划。只要蒋介石一派向武汉进兵，张作霖等北方派就应避免在侧面妨碍蒋的行动。望你们共同促进南北妥协。”⁽³⁴⁷⁾

在日本的斡旋之下，蒋方震与张作霖的代表张厚畹在东京秘密谈判。双方一致同意：负责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消灭共产党；由各方代表召开政治会议，然后再召集国民会议，实现统一。但是，蒋方要求以陇海铁路为线划分势力范围，奉方则要求以长江为界，而且反对将来的统一政府以三民主义为纲领及实行一党制。双方争执不下，谈判没有成功。日本撮合南北妥协的计划又一次破产⁽³⁴⁸⁾。

在日、美都不愿制裁国民政府的情况下，英国对集体制裁已不那么热心，更不愿损害蒋介石和国民党“温和派”，于是，打算单独派兵夺回汉口英租界。4月21日，英驻华海军派遣两艘巡洋舰开赴汉口，停泊在原英租界岸边⁽³⁴⁹⁾。英内阁也于27日作出决定：从“上海防卫军”中抽调两个营或更多兵力去重占汉口英租界⁽³⁵⁰⁾。但是，这一打算遭到包括蓝普森公使在内的外交官和军界人士的广泛反对。他们指出：此举在政治上将激怒中国人民，给蒋介石造成的伤害同极端派一样大，还会引起美国的反感；军事上只能坚守到11月的枯水期前，不可能在武汉常年维持足够的兵力，更不可能保护英租界外十倍以上的英国利益；经济上势必引发中国各地对英国贸易的长期抵制，得不偿失。5月2日，英国内阁决定放弃这一打算，不实行制裁，因而也没有必要向武汉发送通牒⁽³⁵¹⁾。

5月9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讲话，声称“南京事件已经促成国民党阵营酝酿已久之分裂”，“真正的肇事者，即共产派煽动家们，已遭国民党人自行惩处”。“汉口国民政府已丧失统治地位，现仅徒有其名”。“一个新的国民政府正在南京组成”。他说：“列强对待南京事件的态度改趋缓和，主要为一个愿望所鼓舞，即不要使该政府或其他任何新政府在其统治区内建立秩序时感到为难”。他还宣布，出于同样考虑，英国目前放弃对宁案的制裁和第二次通牒⁽³⁵²⁾。

作为对上述决策的补充，英政府于5月11日决定不再反对英国民间给张作霖等军阀提供借款，但英政府不用武力或其他手段保护借款利益⁽³⁵³⁾。同日，英海军部授予驻华舰队更大权限，对英人生命财产所遭攻击可当即进行报复⁽³⁵⁴⁾。

随后，英国又采取了两个外交行动，一疏一亲，态度鲜明。5月17日，一个月前刚刚接替台克满的英公使驻汉口代表牛顿（B．C．Newton）照会陈友仁，声称“鄙人驻在地之政府，完全缺乏实践文明国家责任之能力”，随即离汉⁽³⁵⁵⁾。此前一天，英公使离京赴沪，名义上是同当地英国文武官员“磋商形势”，暗中则通过王宠惠，同南京政府交换解决宁案的意见⁽³⁵⁶⁾。

此后，武汉政府外交上困境愈深。

二　武汉国民政府的“战略退却”与政策调整

自国民政府迁鄂起，财政困难的阴影就一直笼罩着它。“四一二”政变前后，财政困难更有了恶性发展。这种困难逐渐波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首先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至4月下旬，武汉失业工人已达30万。其次是煤荒、米荒。有一段时期，汉口存米仅有8万担，只能维持11天。为了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经济委员会，颁布《集中现金条例》，禁止现金出口，但是，上海金融资产阶级和南京国民政府立即采取反措施，对武汉实行金融封锁，武汉地区的经济因而更为艰难。

困扰武汉政府的还有群众运动中的“过火”倾向问题。

南京事件后，湖南民众宣布对英罢工，同时接收青年会，封闭正大煤油厂，湖南省政府为此向武汉国民政府请示外交策略。汪精卫、谭延闿等觉得“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太自由了，适足以逼得他们形成一条联合战线”，又责怪湖南省政府“未得中央的许可，擅自任由民众处理外交的事件，不加阻止”。他们推汪精卫起草电报加以告诫，内容是：“关于外交的事，省党部同省政府应先向中央请示，不得擅自处置；民众如有对外交的运动，应先向当地的党部及政府商议，不能自由行动。”4月13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追认上述告诫并通告各省党部。会上，陈友仁转述了美日侨民想维持或恢复营业，但因劳工要求过高，进行抵制、恐吓，难以营业的种种抱怨。孙科大怒说：“这简直是自杀，把一些工厂都逼得关了门，政府又没有几多钱来救济，试问他们吃什么？”他要劳工部长苏兆征下令，要工人“不得故意同外国人为难”。陈还报告，现在日本人一出来就要遭打，“这种排外的方法也是不对的”。会议最后通过汪精卫的提议，由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陈公博、国民政府劳工部长苏兆征、外交部长陈友仁组成委员会，处理劳工涉及外交的各种问题⁽³⁵⁷⁾。

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日趋险恶严峻的形势下，鲍罗廷不得不提议实行战略退却。

4月20日，鲍罗廷在中央政治委员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说明：“自从东南的反动气焰高涨，增加了帝国主义者向我们进攻的力量”，“为应付这种恶劣的环境，只有暂时采取战略上退却的办法”。他说：“他们凭武力而施压迫的唯一理由，就是说在国民政府之下，外国的侨民不能继续经商。而我们自己的民众也常常误解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意思，以为打倒了一家洋行，或打倒了一家商店，就是整个的帝国主义授命之时。”他指出汉口失业工人的数目正逐日增多的事实后又说：“这一个退却的政策，一方面是要减少我们失业工人的数目，苏解失业工人的困苦；一方面要使帝国主义者无所藉口，他们的人民不至于赞成他们的政府对于我们的武装干涉。”⁽³⁵⁸⁾

汪精卫等人支持鲍罗廷的提议，认为“退却真是有利益，退也是可以的”。会议决定：一、中央指定政府及工会人员组织一委员会，其目的是在工人之中，特别是在外国商店工人中执行革命的纪律。同时由工会组织一个惩戒委员会，检查与处罚一切违犯革命纪律的工人。二、政府立即与主要外国商店及银行协商，使之能在各地公开贸易，并由政府与职工会代表组织委员会，执行协商结果。三、除得第二条所规定之委员会的同意外，外国商店与银行内之工人不得罢工。四、政府应尽快规定一切必需品之最高价格。政府与银行协商规定铜元价格。五、立即设立失业局与失业者饭堂⁽³⁵⁹⁾。同时，国民党中政治委员会还决议委托工人部去指挥外国银行的罢工者让步，以使外国银行复业。又针对军队的习惯做法和民众反教运动中的倾向，作出决议，外国学校及教堂等房产均受国民政府法令保护，租借与否，悉听外人自愿，无论何人不得强行占据⁽³⁶⁰⁾。

随后，国共两党领导人举行联席谈话会，汪精卫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鲍罗廷、罗易，中共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出席。会议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一是积极北伐，二是肃清东南的反革命派。至于外交方面，则不妨暂时退却，保护外人生命财产，恢复外人商业。会议决定由国民党中央派员去湖南、江西宣传对外方针。会议也讨论了恢复商务和交通问题，认为恢复商务最重要的是汇兑，决定由外交、财政两部会同中外财政专家讨论“完美的办法”，交通则由外交部、交通部分别与太古、怡和、招商、三北等公司接洽，并由国民政府明令保护长江航运业。此外，会议认为，武汉失业工人已达30万之多，须寻找办法解决⁽³⁶¹⁾。

鲍罗廷还在战时经济委员会中提议：由政府召集英美烟公司劳资双方协议复工办法，凡在国民政府区域内的中外各工厂应予切实保护，所出产品一律自由行销，不得抵制；同时决定组织大规模的中外合资公司，专营出口，资本500万，争取由英或日商投资五分之二。此前，湖南人民曾于4月12日没收美孚公司煤油，组织人民煤油公卖委员会。对此，鲍罗廷提议，应由中央电令湖南省党部和省政府：立即取消人民煤油公卖办法；嗣后凡关于外人商业和财产事项，绝对不得由省党部或省政府决定办理，应报告中央听候解决⁽³⁶²⁾。

在4月30日举行的“大局讨论会”上，鲍罗廷进一步提出，应利用美、英、日各国的内部矛盾，实行不同的对策。据他分析：美国、英国有财政资本派和商业资本派的不同，日本有军人派和工商业资本派的不同，前者主张武装侵略，后者主张和平经商，因此，应该联络商业资本派，允许他们的工商业在国民政府之下有合法的发展⁽³⁶³⁾。

方针既定，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努力落实。4月23日，陈友仁特意接见美国驻汉总领事和美商代表，绝对否认外人所传摧残外商在华营业为国民政府政策之说，宣称政府现正解决长江流域的特殊经济问题，决定恢复商务和使外人可以安心营业的各种计划，并声明工人现已自己决定实行革命纪律，协助政府策略的实施⁽³⁶⁴⁾。外交部还积极同亚细亚、美孚、怡和、太古、日清等公司商讨复业、复航问题。本来在反帝运动高潮中，外交部曾拟定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五项具体办法，为了贯彻“退却”原则，决定通告司法部：“照此条款办，但不必发表”，实际并未贯彻执行⁽³⁶⁵⁾。

4月25日，陈友仁与日本驻汉总领事就“四三”惨案商定6条办法：1．日方撤退水兵、撤除防御武器；2．日商复业，发给华人工资；3．中方撤退军警和纠察队；4．工人服从政府命令，决不仇视外人；5．国民政府负责保护日人财产；6．“四三”案保留，俟适当时期再开谈判⁽³⁶⁶⁾。5月下旬，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道歉、抚恤日本受害侨民，赔偿损失，担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要求。陈友仁答以应由双方组织委员会调查事实之后再议⁽³⁶⁷⁾。“四三”惨案就这样搁置起来⁽³⁶⁸⁾。

4月下旬，经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出面干预，武汉外国银行的中国职工结束罢工，银行方面接受了工人部分条件，但对罢工期间的工资，只允许付给一半，另一半由国民政府津贴了事⁽³⁶⁹⁾。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事端，吴玉章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主张武汉不搞“五一”游行，最后议决限定游行路线，不入租界，并派大批军队随同纠察队弹压⁽³⁷⁰⁾。中华全国扩大对英经济绝交会拟开代表大会，呈请国民政府拨给两万元经费，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不仅未给经费，而且决议：“此会无设立之必要。”⁽³⁷¹⁾中央青年部与湖北省及武汉市青年部都主张收回武汉青年会，改成国民党青年俱乐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因顾虑对美国的外交，也决定暂不办理此事⁽³⁷²⁾。2月28日发生的汉口农民与日商三宜洋行冲突，该行被毁一案，一直未得到解决，5月初也由国民党中央决定“通融办理”，以赔偿日商5000元了结⁽³⁷³⁾。

为了将“战略退却”方针推向湖南、江西，4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特派林祖涵、陈其瑗分赴两省进行传达与指导。湖南省党部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意旨”，但请示说：湘省民气素称激昂，“未便抑之过甚”，“应如何处置始能两得其平”⁽³⁷⁴⁾？武汉国民党中央的答复是：“外人商业应照常保护”；“长、岳两关由财政部派人接受”，湖南人民接受关税委员会应“速办移交，并以后不得再行收税”；准许亚细亚火油公司经理回湘复业⁽³⁷⁵⁾。5月12日，湖南代表熊亨瀚向武汉中央报告：除坚持煤油由政府管理外，其他涉外问题皆服从中央命令；省党部已与中共湖南区委召开联席会议，组织经济委员会，制定工商业保护法，添课遗产登记几种新税；以后逮捕土豪劣绅须经告发；同时决定，组织革命纪律裁判所，宣布九条戒令，违抗者以反革命罪论。熊并称，湖南现在所行的只是政治没收，绝对保护革命军人的家属同财产⁽³⁷⁶⁾。

江西方面，在陈其瑗到达南昌后，立即于5月5日召开省市党部、省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完全接受新的外交、经济政策。6日，召开各界联席会议，决定“缓和”政策七条，如提出“打倒劣绅，保护正绅”，“不妨害小地主”（自耕农）等口号⁽³⁷⁷⁾。

战略退却的实施，在争取部分外侨复业，缓和严重经济危机，减轻列强的联合干涉压力等方面收到了一定效果。陈友仁4月27日报告说：“日租界的情形现在好得多。日本水兵业已撤退了一部分”，“商店已开门，交通也恢复了。”⁽³⁷⁸⁾英亚细亚火油公司经理对陈表示，要去长沙复业。外国轮船公司恢复长江航运问题也有进展。

但是，武汉政府的战略退却并没有使列强萌生改善关系的诚意。4月下旬，日本田中内阁通知武汉政府：日本继续保持与各国一致行动的立场。随后，田中认为武汉政府“无实力”，“不负责任”，开始考虑以南京政权为交涉对手⁽³⁷⁹⁾。5月9日，英国外长张伯伦公开否认武汉国民政府的存在及其统治权力⁽³⁸⁰⁾。同月17日，英国公使代表牛顿奉命离汉。此后，列强驻汉领事官员虽继续同武汉政府保持联系，但目的是诱迫武汉国民党集团压制民众，保护各国利益。武汉政府的外交活动已难有所作为。

与外交上“战略退却”的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也在内政上推行一系列新政策，其重点在于联络工商业者（武汉国民政府称为“小资产阶级”），纠正工农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动。5月9日，汪精卫说：“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农工商非联合起来不可，如果农工只顾农工的利益，国民革命一定要失败的。”⁽³⁸¹⁾从5月份起，武汉国民政府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训令。

5月9日，公布徐谦草拟的《禁止民众团体及民众执行死刑条例》，规定判处死刑应报告政府核准，如审判机关不报告则执行者，解散该审判委员会，另行组织；各地民众团体拿获反革命派，或劣绅土豪等，即交政府严办，不得自由枪决。

5月14日，公布《取缔擅行逮捕令》、《禁止擅行没收人民财产令》。前令规定，逮捕须由司法机关，或武汉公安局奉上级机关命令执行，当场拿获的现行犯，须交政府之机关审讯。后令规定，凡不依《处分逆产条例》而擅行没收人民财产者，政府予以严厉制裁；其为团体行动者，解散团体，处罚负责个人。

5月1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各级党部，批评长江流域农工团体“忽视共同作战之工商业者同盟者”，如，“常向雇主提过度之要求，甚或以武装纠察封闭厂店，强迫雇主行不可能之条例”，认为其结果，“徒使农工孤立而入自杀之途”，“要使国民革命之基础，日益摇动”，因而，特令国民政府执行以下决议：一、制定劳资仲裁条例；二、制定劳动法，三、制止工人及店员过度要求；四、严禁工会或纠察队对店员或厂主恐吓罚款及擅自逮捕；五、外人在华经营工商业者应由外交当局根据上列四项原则办理。训令称：凡属党员如有违反及不执行者，各级党部应加严厉之制裁；各级党部如不能领导民众服从上项决议，中央予以相当惩戒。

同日，训令湖北省总工会，声称“工人于参加国民革命中取得其本身之利益，同时须要不忘其同盟者工商业者之利益，否则，工商业者将离国民革命之战线，而使其本身与农工两败俱伤，危及革命之前途”。训令共三条：一、工人有违反纪律者，该工会得加以制裁；二、违反纪律之工人，如情节重大时，仍应交政府机关办理；三、除对工人以外，工会不得有逮捕、罚款及其他压迫之情事⁽³⁸²⁾。

5月2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出关于“纠正农运”的训令，略称：“剥削农民与压迫农民必须行迹显著、证据确凿者，始得交由法定机关依法惩办，至乡里公正及丰裕之户不反对国民革命者，皆在国民政府保护之列。”训令声言：“其有藉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以快意者，既有损于革命之利益，即无异于反革命。”

同日，颁布“制裁越轨行动”训令，声称中央已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亲赴各地指导，切实执行中央决议。

5月24日，武汉国民政府令各省政府分饬所属各机关，一律严禁侵犯军人土地财产，凡已被分割者，务须清查发还⁽³⁸³⁾。

5月3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训令各县党部，不得干涉地方行政，如再有自由逮捕、惩罚人民情事，定将该县党部解散。

6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对各级党部发出训令，要求：一、对党员之选择，务须严格，决不可使投机分子乘间而入，已经厕名者务须淘汰；二、注意对党员进行主义之认识，政策之运用，服从纪律之习惯等方面的训练；三、对民众应先注全力于宣传党义；四、注意克服各种民众运动的幼稚举动。

6月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席会议通过关于成立乡村自治机关的决议案：“在过渡时期，设置县、区、乡自治筹备会，在国民政府农政主管机关特派员指导下，筹备县、区、乡民会议及政务委员会，代行职权”，“以杜民众之幼稚及不合于中央训令之行动”。

任何革命都不能超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同样，任何健康的群众运动也都必须接受一定的政策和策略的指引。那种以为群众运动具有天然合理性，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加以限制的观点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当时的工农运动中确实存在着“过度”或不讲政策、策略的“左”的倾向，武汉国民政府的上述训令旨在纠正这些倾向，不能认为完全是错误的。但是，真正的力量存在于工农群众之中，因为工农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倾向就否认发动群众的必要性，不要群众，其结果必然是孤立和削弱自己；如果因此而敌视以至镇压群众，那只能促使自己走向反面。不幸的是，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正是逐步走上了这条道路。

自5月中旬起，武汉国民党中央陆续惩处了汉阳县党部等组织和团体。当月11日，汉阳县公署根据汉阳县党部的要求，逮捕汉阳商会会长周文轩等，没收八处工厂，罪名是破坏党部、组织机器工会与十人团，同蒋介石通电等十一条。汪精卫认为：“当现在极力联络小资产阶级的时候，汉阳县党部居然不呈请上级党部，擅行逮捕，显系违背中央的政策。”⁽³⁸⁴⁾鲍罗廷并提出，解散汉阳县党部。他说：“革命最注重的是纪律，汉阳县党部近在咫尺，竟敢违背中央保护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则离中央较远的地方，更要不服从中央的命令！”⁽³⁸⁵⁾孙科说：“今天跑一个店东，明天跑一个工厂主，都是增加失业工人数。试问不联合小资产阶级、革命如何能够成功？”⁽³⁸⁶⁾会议决议：严重警告汉阳县党部，如再违法，即行解散；令武汉公安局将查封财产发还，释放周文轩、周仲暄；由司法部重新审理此案。

同月3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议，河南各级党部、各农民协会、各妇女协会均应停止活动，听候调查。孙科并提出，湖南农民协会也要全体停止活动⁽³⁸⁷⁾。

6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解散黄冈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5月下旬，黄冈团风烟酒公卖分处处长罗永泽控告“黄冈农民铲挖烟苗，妨碍国家税收”。汪精卫得知此事后，愤愤地说：“他们简直要饿死靠烟酒吃饭的人，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倒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孙科则更进一步说：“他们就是反革命，他们比蒋介石打来还要凶！”⁽³⁸⁸⁾孙科的话，把敌视群众的感情表露得再明显不过了。

武汉的战略退却和政策调整只实行了很短一段时期，便因国民革命阵营内“左”、右两种倾向的冲击而迅速改变了性质和初衷。一方面，国民党武汉集团在严峻形势下日趋右倾动摇，将有原则的退却变成无原则的退却；另一方面，民众运动中盲目排外等“左”的倾向也加重了武汉外交的困境，使战略退却无法实行下去。中国共产党内部在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未能得出统一而正确的结论。曾以左派自居的大多数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则以民众运动失控为由，走向取缔和镇压民众运动的道路。同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则利用民运中的“左”倾现象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分化革命。当年领导湖北工人运动的中共负责人刘少奇十年后深刻批评了这一时期的种种“左”倾错误，指出“这种左倾错误至少帮助了反革命”⁽³⁸⁹⁾。

三　中共“五大”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25年1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中国革命到了一个紧要关头，部分共产党人要求迅速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变中共中央的现行政策。陈独秀和彭述之感受到了这种情绪，计划将会议推迟到1928年，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反对拖延，主张马上召开⁽³⁹⁰⁾。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董必武等80人，代表党员57，963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国民党代表谭延闿、孙科、徐谦、汪精卫也出席了会议。

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组织报告》。他回顾了中共四大以来的形势发展，认为北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的结果，“四一二”政变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完全脱离了革命，但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得到了巩固。关于小资产阶级，陈独秀称：我们总是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在土地问题上，陈独秀称：过去党限制了农民运动，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但是，他又提出，“在相当时期内，或许是在很短期间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他说：“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仍然存在，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作了一个乐观的估计。他认为，“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关于军队，陈独秀称：当时国民政府的军队是由旧军阀的部队发展起来的，军官是地主子弟，不能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他主张“改组军队”，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使军队革命化。关于武汉国民政府，陈独秀认为，在汪精卫回国之后，它“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向革命民主专政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但是，陈独秀又说：这个政权中“没有工农群众，只有几个工人领袖”。“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机构，以便今后建立起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并进而走上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道路”。陈独秀并称：“我们不再是在野党，而是真正要领导革命了。”⁽³⁹¹⁾

陈独秀报告后，有38个代表要求发言，讨论了好几天。代表们严厉地批评了中共中央在中山舰事件期间的退让策略，认为中共中央“企图缓和城市及乡村中阶级的冲突；企图减弱，或甚至于完全拒绝中国无产阶级底阶级的独立的发动”⁽³⁹²⁾。瞿秋白、任弼时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瞿秋白还在会上散发了他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的争论问题》。

5月4日，罗易向会议解释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决议案。会议在短暂的讨论后，未加修改就通过了由罗易起草的相应决议：“第五次大会认为现在革命阶段的特质是需要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只有这个政权，以无产阶级做领导，才能解决现在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并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方面进行。”⁽³⁹³⁾

汪精卫参加了当日的会议。他非常注意地听了罗易的讲话，讨论时头一个发言，慷慨激昂地宣称：“国民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没有人能够指责国民党支持资产阶级利益。相反，国民党正遵循一条革命的道路。”⁽³⁹⁴⁾同日，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介绍了会议情况，并将决议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以对照，他说：“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同国民党的政纲可以互相帮助，并无冲突”，“国共两党是可以携手合作的”⁽³⁹⁵⁾。

罗易是中共五大会议的明星。他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反对鲍罗廷的“战略退却”和工人阶级的“自我约束”，主张加强阶级斗争，加深革命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因此，他提出，当时的任务是：一、进行土地革命；二、武装农民，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三、建立农村自治政府，摧毁农村封建地主的政权；四、建立国家机构，进而实现民主专政；五、在巩固的社会基础上组成一支革命军队⁽³⁹⁶⁾。会议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组织问题》等一系列议决案，部分地反映了罗易的观点。

会议认为：“五卅”运动以后，党只注意了反帝和反军阀的斗争，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提出：“本党的任务是继续去争取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领导。”

会议通过的宣言提出，在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退出后，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的主要职任。革命的民权同盟，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³⁹⁷⁾《政治形势与党的决议案》则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

会议还认为：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应该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当时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³⁹⁸⁾。会议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现在的革命趋势，是要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该议决案中的《农民政纲》提出：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除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外，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等。毛泽东曾向会议提出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等提案，但在陈独秀影响下，大会拒绝讨论。

会议还认为：共产党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批评先完成北伐而后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民主政权的主张，提出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在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的与反动势力作战”。

会议提出：当时“职工运动的新方针”是：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收归国有⁽³⁹⁹⁾。会议还提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要使军队革命化，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有多数的工人去当兵等。

领导权问题涉及党权、政权、军权等许多方面。北伐期间，中共长期以在野党自居，自外于政权、军权，“五大”在这两个问题上有进步。但是，不管是陈独秀，还是罗易，都还没有充分感到形势的严峻，也没有感到汪精卫和武汉政府正在急剧地向右摆动，因此，会议仍然没有提出解决领导权问题的具体方案。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五届一次中央委员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为政治局委员，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秘书长。由于陈独秀作了部分自我批评，会议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继续选举他为总书记。这样，就使得以后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策略未能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当时商业凋敝等问题严重困扰着武汉当局，徐谦参加了五大后，曾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上表示：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固然对，但理论是理论，事实是事实；理论尽管不错，还要有方法。他要求具体解决“保护小资产阶级的问题”。5月13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作了若干规定，如：在劳工部下设立仲裁厅，解决雇主和店员间的冲突；劳工部颁布劳工法；调和店员过分要求；商民享有政治和公民的权利等⁽⁴⁰⁰⁾。5月22日，湖北全省总工会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共同讨论，就改良店员待遇、店员工作时间、工商界线、劳动童子团、用人、营业收歇、营业管理、工商谈判、抑平物价、工商联合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方面显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在实行鲍罗廷的“战略退却”。

中共五大之后，很快发生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两项事件。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两个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爆发了又一次争论。鲍罗廷作了长篇发言，其大意是：一、现在的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二、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的合作是中心问题。三、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或者推翻国民党中央，不是决裂，便是政变。应该攻击党内的这种危险倾向。四、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胜利，便是土地革命。五、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公布的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罗易的意见与鲍罗廷针锋相对，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已是土豪劣绅、地主、军阀的代表，应该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实行工农民主独裁。同时，他提出，中共中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公布的反对工农运动、保护封建制度的反动法令。蔡和森对二人之间分歧的印象是：“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罗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⁴⁰¹⁾在“原则”和“办法”的分歧面前，这次，中共中央选择了鲍罗廷的“办法”。

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湖北省委草拟的《工人政治行动决议案》，规定政治停工须得总工会令，非十分重大政治示威，决不下停工令；非得政府令，商店不得停市；又规定：工会无政府令，不得拘捕、审判非工人。同日，通过《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提出：“乡村中的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为，必须依本党的力量，切实矫正。”文件并称：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在建立乡村政权之后才能解决。

同日，鲍罗廷与陈公博、谭平山赴湘处理马日事变。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认为还不能立即和敌人发生武装冲突，应该争取时间，保存自己的力量，为不可避免的战斗作准备。会议决定同左派国民党领导人，特别是汪精卫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便结成一个联盟，反对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党内的军阀反动势力。同时，会议也决定，在充分利用各个“左派军阀”领袖之间的矛盾的同时，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武装工人、农民，并将士兵争取到革命方面来。政治局还具体提出了多项应变计划，如：建立党的秘密机构，隐藏工人、农民组织所拥有的武器，用派自己人参军的办法扩大叶挺和陈嘉祐的部队，掌握第二军和第六军，同时在占领郑州之后，鼓动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回师南向，收复广东等⁽⁴⁰²⁾。政治局并决定，将本决议立即通知鲍罗廷和谭平山，要他们按此路线行事，未经政治局批准，不得执行在原则上不同于本决议的路线。在马日事变的血的教训面前，中共中央对形势不能不有所警觉，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应变计划执行不力。

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农民运动策略大纲》，认为当时贫农与地主之间急剧的冲突，是革命发展的当然现象，并非所谓“过火”，但是，在既无靠得住的军官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军队的情况下，冲突的继续发展，将危害全国的革命形势和联合战线。政治局要求：迅速执行“五大”的农民政纲——不没收军官家属的土地和财产；在秋收，即在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清楚，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再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大纲》批评当时农民运动中的“无组织的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罚款、用强迫手段禁烟禁酒等，认为这种斗争方法，“都带着中国原始的平民暴动之性质，一概都要努力避免而与以正确的指导”⁽⁴⁰³⁾。

维护统一战线，纠正群众运动中的不符合于政策与策略的行为，将群众运动引入正确的轨道都是必要的，但是，陈独秀和鲍罗廷不懂得，一味退让并不能维护统一战线，更不能制止武汉政府已经向右转动的车轮。

在退却与进攻两种策略并存的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后期的群众运动出现了复杂的形势。

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改组中央农委，以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瞿秋白、陈独秀等组成。30日，毛泽东与谭延闿 、谭平山、邓演达、陆沉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发出训令，要求湖南、湖北两省农协“采用新政策”。6月7日，再次发出训令，提出为“新政策”的顺利实施所必须执行的规定。两次训令都作了部分政策调整，如：要求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家属合作；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与农村中的小商人建立亲切的革命同盟；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不可操切从事；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如有不良分子发现，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以及尽可能使谷米流通，活跃农村金融，等等。但是，上述训令也要求：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解除土豪劣绅武装，用以武装农民；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土地。这些方面，体现了继续进攻的方针。6月13日，第三次发表训令，要求各级农协一致请求国民政府命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的反动派。训令同时号召各级农协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6月19日至21日，湖北省农协举行扩大会议，确定坚决反击土豪劣绅的方针。此后，农民运动逐渐“上山”，转入武装反抗。

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也存在退却与进攻两种因素。

5月20日至26日，共产国际领导下的赤色职工国际在汉口召开太平洋劳动会议。中、苏、日、美、英、法、朝鲜、爪哇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33人出席。中国代表团由中共代表瞿秋白，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刘少奇、李立三，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项英、林育南，上海总工会代表郑复他，中国国民党代表陈公博等15人组成。会议由苏兆征主持，李立三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会议通过“联合世界各工会，对中国时局加以援助”等多项决议。6月19日至2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到会代表420人，代表29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会议以“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为中心口号。通电称：“誓与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反对帝国主义者之武装干涉，反对反动派对于农工之屠杀及农工自由之限制，并绝对赞助农民获得土地之一切争斗。”⁽⁴⁰⁴⁾汪精卫和陈独秀参加了28日的会议。当日，代表临时提议：请国民政府禁止停止工农运动；明令朱培德恢复工农运动，迎回被迫离赣的政治工作人员；全体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立刻出兵讨蒋⁽⁴⁰⁵⁾。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认为工农运动“过火”的说法是大资产阶级煽动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必须坚决予以驳斥。但是，决议也表示，要“纠正过去非组织的行动”⁽⁴⁰⁶⁾。会议选举李立三、邓中夏、林育南、刘少奇、项英、苏兆征、向忠发等35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陈为人等20人为候补委员，以苏兆征为委员长。

两次会议增加了武汉政府后期工人运动的声势和色彩，但是，它们都无法挽救已经形成的颓势。6月28日，湖北省总工会发表声明：“自动停止纠察武装，请政府保护，以示拥戴之诚意。”⁽⁴⁰⁷⁾6月29日，国民党军占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总工会机关。自此，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逐渐被迫转入地下。

当时，不少人认为讨伐蒋介石是国民革命的唯一出路。7月初，武汉地区各团体纷纷请愿，要求东征。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再一次出现川流不息的游行队伍。7月3日，华侨协会在武汉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推彭泽民为主席。会议决定呈请国民政府速下讨蒋令⁽⁴⁰⁸⁾。7月6日，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至15日闭幕。出席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四省代表57人，推经亨颐为主席。会议通过拥护三大政策、请求明令讨伐蒋介石等通电及“巩固工商联合战线”等议案⁽⁴⁰⁹⁾。

7月15日至20日，全国学联在武汉举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51人。会议邀请汪精卫、孙科为名誉主席，但是，二人都已无到会兴趣。郭沫若在会上演说称：“在四面楚歌之中，此刻我们应当团结我们的力量，打出一条生路来。”⁽⁴¹⁰⁾会议认为中国革命仍在高涨，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团结起来，讨伐蒋介石，支持农村革命。同时，号召学生“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⁴¹¹⁾。这是北伐时期革命群众团体的最后一次代表会议。

7月30起，武汉人力车工人连续罢工三日。向忠发企图在8月1日发动总罢工，未成。武汉国民党中央旋即派人接收湖北省总工会⁽⁴¹²⁾。8月初，汪精卫集团反共活动加剧，学总工作人员纷纷逃避。同月上旬，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下令学总停止活动⁽⁴¹³⁾。至此，北伐时期轰轰烈烈、叱咤风云的群众运动遂画上了休止符。

第六节　汪精卫集团分共与中共发动武装起义

一　杨森、夏斗寅叛乱与武汉政府的平叛军事

“三三一”事件是刘湘决心公开反对革命的标志。4月4日，刘湘致电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声言：“联俄容共，虽为总理遗策，然宾主之间，固已明定界说；跨籍党员，亦有其应守之分际，今则喧宾夺主，渐走极端。”他提出：以三民主义为依归，严定范围；一致拥护蒋介石⁽⁴¹⁴⁾。8日，川军将领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出兵进攻武汉，公推杨森为总指挥。⁽⁴¹⁵⁾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七人联名通电，攻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所谓提高党权者，乃提高异党之权，而非提高本党之权。”电报同时攻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表示“必以自决之精神，作救党国之运动”⁽⁴¹⁶⁾。至此，曾经竞相归入北伐军麾下的四川军阀都亮出了反共旗帜。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本欲立即进兵武汉，但为江北的孙传芳、张宗昌军所牵制，不得不先行渡江北击。于是，他便竭力怂恿西南军阀进攻武汉，分别任命刘湘、周西成、邓锡侯为第五、第六、第七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蒋介石默许杨森进入武汉后，控制汉阳兵工厂。25日，刘湘密电蒋介石：“闻钧座决心以武力制裁，川省亦公决向鄂出兵，听候钧座调遣。”⁽⁴¹⁷⁾5月4日，通电就第五路总指挥职。刘湘的如意算盘是，以杨森为先锋，自万县出兵，同时联络邓锡侯、周西成，由襄樊、湘西分道进兵，会师武汉⁽⁴¹⁸⁾。但是，西南军阀矛盾重重，并不肯按刘湘的指挥行事。只有杨森利令智昏，又受西山会议派石青阳、黄复生、卢师谛等人鼓动⁽⁴¹⁹⁾，在和刘湘谈妥条件之后，决定出兵，刘湘答应拨兵5000人，接济饷款5万元。

蒋介石在南昌时，杨森即在当地派有常驻代表。5月2日，杨森所派代表陈维新到南京，和蒋介石再度取得联系⁽⁴²⁰⁾。同时，杨军的政治部主任段远谋也受蒋之命返川，面交蒋手谕及开拔费10万元⁽⁴²¹⁾。5日，杨军自万县东下。8日，第七师范绍曾部突袭宜昌，驻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不战而退，双方旋即达成反共协议，决定分由长江南北岸进军。9日，范部占领荆州、沙市。同日，杨森通电讨伐武汉政府⁽⁴²²⁾。25日，杨军占领仙桃镇，逼近汉阳。

继杨森之后，夏斗寅也公然叛乱。

夏斗寅原驻鄂北应山，自以为有功，一直觊觎军长职务，经常命令部下招兵，扩大编制。应山民众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时，夏斗寅读遗嘱至不能成句⁽⁴²³⁾。1927年初调驻宜昌，因仇视工农群众，并与唐生智有矛盾，通过蒋作宾与蒋介石发生联系，蒋要他协同反共。同时，旅沪、旅宁的部分鄂籍绅商也几次派人凑款，要夏举事⁽⁴²⁴⁾。4月底，何键、李品仙等密谋在汉口、长沙、宜昌等地同时反共，夏斗寅不仅应允参加，而且态度最为激烈⁽⁴²⁵⁾。杨森叛变后，夏斗寅即在沙市召集部将计议，决定一面致电武汉军事委员会请援，以便抽出武汉驻军，削弱防御能力；一面致电杨森，要求停止进攻，共同反共；又致电蒋介石，以占领武昌为信号，请何键、刘佐龙部在襄河沿岸和鄂东开始行动。会后，夏斗寅派参谋长蓝文蔚前往宜昌联络杨森⁽⁴²⁶⁾。

夏斗寅原计划在部队集中沙市后，乘长江水涨之势，偷越岳阳附近的城陵矶，然后在金口登陆，突袭武昌，但夏顾虑危险太大，改在嘉鱼登陆，以便进攻不成可以向鄂东撤退。5月13日，夏斗寅发表《讨共通电》，声称湖北地区“商叹于市，农怒于野，百业萧条，游民日众，四境骚动，皇皇然如不可终日”，是所谓“有史以来未有之奇变”，通电说：“我父老昆季之环泣于斗寅等之左右者，亦几户限为穿。”⁽⁴²⁷⁾其实，夏斗寅的所谓“父老昆季”，不过是被农民运动打击得丧魂落魄的地主和部分商人。14日，夏斗寅为了表示反共决心，枪杀了与自己有旧交的武汉政府代表任剑若。同日，夏军乘舟东下，由嘉鱼上岸，进占岳州，捣毁武昌至长沙间的铁轨。16日，进入咸宁，进逼武昌。一路解散党部，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屠杀农运工作人员，抢掠、奸淫，无所不为。

杨森、夏斗寅叛乱时，第二十五军周西成、袁祖铭残部、第四十三军李燊、吴佩孚残部于学忠、张联陞也纷纷蠢动，企图响应。其时，何键已经入豫，李品仙、刘佐龙等因不满杨森与于学忠、张联陞合作，又摸不清唐生智的态度，决定暂不介入⁽⁴²⁸⁾。

武汉政府对杨森、夏斗寅的叛变完全缺乏思想准备。4月9日，刘湘等发表反共通电后，武汉政府组织专门委员会，处理四川问题，成员有汪精卫、谭延闿、吴玉章、孙科等七人。18日，武汉政府根据吴玉章的提议，命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等查办刘湘与赖心辉，同时任命高语罕为杨森的第二十军党代表及四川特派员。高在赴川途中，才发现杨森已经举兵。至于夏斗寅叛变，是在电讯不通经过调查后才得知的。当时，武汉政府的军队已经大部入豫，因此，风声鹤唳，浮言蜂起，武汉居民纷纷他迁，或避入租界。大批人拥向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挤兑，大小米店关门停业，不收政府纸币。

武汉政府一面调兵准备作战，一面企图对夏斗寅采取绥靖政策。邓演达召见包惠僧，要他去说服夏斗寅，应允将夏的队伍扩充成军⁽⁴²⁹⁾。5月15日，包惠僧衔命西上，行至嘉鱼时即被软禁。

面对严重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蔡和森与李立三提议，由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迎击⁽⁴³⁰⁾。17日，李品仙宣布戒严，所有驻军及武装纠察队，均归节制。同日，国民政府接受中共中央建议，急派叶挺率所属七十二、七十五两团奔赴武昌南面的纸坊，阻遏夏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也在恽代英倡议下，组成中央独立师。其第一团随叶挺赴前方作战，第二团卫戍武昌，女生则组织宣传救护队，随军活动，谢冰莹在此役中写作的《从军日记》曾轰动一时。

18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夏斗寅“称兵谋叛，罪状昭著”，下令“禠职拿办”⁽⁴³¹⁾。19日，武汉三镇召开讨夏大会，号召各阶层人民“认清我们在严重局面的责任，要一律武装起来，帮助革命的军队”⁽⁴³²⁾。武汉总工会也发出通告，号召工人武装，4小时之内，应征者即达千人左右。同时，湖北农协则供应军需，并为革命军担任运输、侦探、向导等工作。

19日晨，双方在纸坊遭遇，激战后夏军溃退。平叛军乘胜追至土地塘，包围夏军。夏军死力抵抗，叶挺亲临前线，枪决怯战士兵，传谕全军，如有临阵退缩者，以此为例。全军士气大振，夏军畏惧叶挺英名，闻风丧胆，平叛军夺回土地塘车站。21日，平叛军进抵咸宁。夏斗寅留函称：“本人并非反抗中央”，“完全是要驱逐武汉的赤化分子”，“希望武汉方面自己有觉悟，不使党成赤化”云云。同日，平叛军追过汀泗桥，武汉解严。

夏军最初向鄂东南的崇阳、通山溃退，其后经阳新、大冶，至黄石港偷渡长江，逃窜鄂东。溃退途中，继续捣毁党部、农协及人民团体，土匪、青红帮、地痞等闻风而起。在罗田，夏军将剪发妇女用绳索穿乳，游行示众，又用刀剥削皮肉，擦以砂石，并曝晒石上，至死方罢⁽⁴³³⁾。6月10日，夏斗寅在蕲水接受蒋介石任命的新编第十军军长职务。其后，蒋介石并派朱怀冰前去劳军，命其由安徽太湖移防安庆。

平夏战斗取得胜利之后，武汉政府即着手解决杨森问题。5月25日，下令讨伐杨森，随即以程潜为总指挥，以第二军为主力，第六、第八军各出一部组成西征军，前往兜剿。29日，第二军鲁涤平部戴岳师与李云杰师进攻襄河杨军。6月4日，第六军占领天门。6日，杨部分三路自仙桃镇、潜江、天门进攻，拟截断京汉路，途中与西征军相遇，双方激战于仙桃镇。9日，杨军败退，其前敌总指挥范绍曾受重伤，杨森本人匆忙中拉了一条毛驴，仓皇逃命⁽⁴³⁴⁾。据报道，杨军所过之处，“十室十空，惨不忍睹”⁽⁴³⁵⁾。15日，西征军占领沙市。

正当杨森仙桃镇惨败之际，刘湘以出兵助战为名，派人率兵进驻万县，攫取杨部防地，企图拒杨于夔门之外。同时，唐生智也派代表到达成都，策动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乘机袭取重庆、万县⁽⁴³⁶⁾。一时，上川东战云密布。6月23日，刘湘电杨森告急。26日，杨森率范绍增及军部人员逃回万县，保住了下川东大部防地，但与重庆邻近的江北县已为刘湘所占。

二　马日事变

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激起了城乡反动派的强烈仇恨。1927年5月21日，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叛乱，因为这一天的电报代号是“马”，史称“马日事变”。

这年三四月间，第三十五军正在汉口整装待发，准备进军河南，不断有从湖南逃出的土豪劣绅向该军军长何键诉苦，参谋余湘三乘机进言：“非用大刀阔斧，不足以斩祸根。”⁽⁴³⁷⁾但何键顾虑唐生智反对，不敢轻举。5月初，余湘三返湘，串联驻长沙的许克祥，阴谋蠢动。12日，何键密派黄某，携款游说第八军师长张国威，要他以便衣枪兵团“剿灭共匪各机关，拘杀共匪首领”，约定两湖同时并举。张国威以所属部队已开往湖北为理由，答以力不胜任。在此情况下，何曾考虑回师单干。他对李品仙说：“湖南已给共产分子闹得天翻地覆，如果不把他们铲除，我们自己的命也要被他们革掉了。”李品仙劝他忍耐一时，先赴河南作战，待回师后，三个军一致联合，向唐生智表示“清共的愿望和决心”。⁽⁴³⁸⁾李品仙并提出，届时他可以去找唐生智的法师顾和尚，要他一起请愿。5月13日，何键率军北上。

何键虽然北上了，但湖南的反动派仍在加紧准备。

5月21日晚，许克祥召集各营长及参谋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反共。夜12时，许团士兵分三组出发，进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协会、湖南省总工会等机关团体。除郭亮、夏曦、滕代远、王基永等逃亡外，省农协牺牲10余人，省工会牺牲4人，党校牺牲2人，工人运动讲习所死伤6至7人。所有农工纠察队均被缴械，所有民众团体及党校机关均被抢掠一空，省特别法庭被捣毁，监狱人犯均被释放。至22日上午止，共封闭机构七十多个。当日，许克祥派蔡翊唐取道广东，向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

同日，许克祥假惺惺地缮写报告，声称“于万分紧张的时机中，擅作紧急处置，未能事先请命，理应自请处分”，请求湖南省主席张翼鹏转报唐生智。⁽⁴³⁹⁾许并要求张出示安民，张当即照办，但许又认为张所出的布告“态度暧昧”；改用团部名义出示。在许克祥的压力下，湖南省政府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攻击农民自卫军“授以武器，转成跋扈”，诬指共产党人“近复有命令全省自卫军集中近省各县，肆行屠杀之确耗”。电报声称：19日夜，省城纠察队分三路进攻第三十五军留守处；20日夜，分两路袭击兵工厂及第八军教导团；21日夜，纠察队分途进攻第四、第八、第十五、第三十五各军留守部队。明明是许克祥等猖狂进攻，屠杀革命人民，但是，在湖南省政府的电报中，却成了纠察队进攻军队，颠倒黑白，一至于此。⁽⁴⁴⁰⁾次日，又致电武汉中央党部及驻马店唐生智等处，认为造成“马日事变”的原因在于“工农运动操之过激，忍无可忍，遂致酿成武装同志起而自决自卫”，要求“准予全体辞职，严重处分”。⁽⁴⁴¹⁾24日，发表省政府布告：“嗣后工农团体，务须严守革命纪律，不得有越轨行动，并应受各该当地县长之指挥监督，倘敢凭借团体鱼肉人民，一经查觉，轻则即予拿办，重则即行正法。”⁽⁴⁴²⁾在致部队、各县县长的电报中，更明确宣称：“对于工农团体及其自卫队，务须严加监视，不为暴徒利用，倘有越轨行动，即当令同驻军及挨户团严加围剿。”⁽⁴⁴³⁾

许克祥发动叛乱时，靠的是武力。迟至24日，才成立起所谓湖南救党临时主席团，成员为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五人。许等随即通电称：“现在钱荒、盐荒、米荒，到处见告，厘税、盐税概无收入，公私破产，救济乏术”，同时宣布“幡然改图”的四条方针，其一为：“本合作之精神，使农工商为平均之发展，亲密之联合，不蹈畸轻畸重，相倾相轧之覆辙。凡从前未经政府核准之捕押，一律释放；未经政府核准之没收，一律发还。”⁽⁴⁴⁴⁾27日，召开所谓救党扩大联席会议，到会二百余人。由张翼鹏、许克祥报告事变经过，诬称共产党人拟于“五卅”运动之日举行大屠杀，并抢劫军队枪支。会议决定成立救党委员会，领导省政，推定唐生智、张翼鹏、萧翼鲲、彭国钧、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陈其祥、张敬兮、仇鳌等15人为委员。负责拟定“全省清党、组党一切办法”。会议作出的其他决议还有：“取缔暴徒分子大本营的各学校”，请政府明令悬赏通缉暴徒首领，格杀勿论，私藏暴徒首领者同罪等⁽⁴⁴⁵⁾。会上，许克祥提出，鲍罗廷等已于昨日下午到达岳州，他们“为武汉政府所派，不啻就是共产匪党的代表，应在铲除之列”。当时，一致决定将鲍罗廷就地枪决，张翼鹏未表态，其余各人均表示赞成，许克祥并要有跨党嫌疑的仇鳌主稿，张翼鹏领衔。仇、张二人处于被包围的状况下，只好照办⁽⁴⁴⁶⁾。29日，救党委员会发表就职通电，诬称：“三湘七泽，已成群魔乱舞之场；城市乡村，尽陷鸡犬不宁之境”，宣布要厉行清党运动，“彻底开除冒牌的国民党员”⁽⁴⁴⁷⁾。

马日事变的消息迅速传到了河南和武汉。

何键本是事变的策划者，但却装作并不知情。他一面通电指责两湖农民运动令“军中不安”，要求拿办乘机捣乱后方的“暴徒”，以期从舆论上配合事变，对唐生智和武汉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一面则自誓“效忠党国”，“至诚服膺”总理主义及三大政策，力图掩盖自己和事变的关系，以便待机一逞⁽⁴⁴⁸⁾。

唐生智的最初反应是：电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建议派员赴湘疏解；派政治部主任彭泽湘回汉口，向中共中央请示办法；同时致电张翼鹏，要求他打消辞意，妥筹善后，其办法为：一、长沙各军统归张翼鹏指挥，维护治安，非有命令，不得有任何举动；二、召集军官会议，由各部队联合张贴拥护三大政策等标语。三、饬令各部队照标语意旨切实执行，收缴枪支，一律发还⁽⁴⁴⁹⁾。26日，唐生智电告张翼鹏，决定派叶琪、周斓两副军长克日返湘，要张“以刚毅不挠之态度镇慑一切”⁽⁴⁵⁰⁾。此后，他多次发表谈话，声称“反共产就是反革命”。“本军拥护总理农工政策到底，决不会压迫农工群众。现在派员查办长沙事件，对受蒋逆运动的军官，决不宽容”⁽⁴⁵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唐生智的这些训话不过是唱高调。他的实际处理与此大相径庭。

武汉国民政府接到唐生智等的有关电报后，于24日夜电告长沙，要求军队维持治安，同时要求农工纠察队严守秩序，不得报复。25日晨，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决定派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邓绍汾五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代表中央驰往查办。汪精卫要他们“谋一个根本的解决”，“对于民众既得的利益，要加以保障；过度的行为，须加以制裁”⁽⁴⁵²⁾。26日，特别委员及鲍罗廷出发。2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根据陈独秀的意见发表训令，要求消除误会，纠正错误，杜绝反革命的挑拨离间，各团体及个人间如有纠纷，应向党部及政府陈述意见，“不得各逞愤怒，轻启衅端”⁽⁴⁵³⁾。同日，鲍罗廷等一行抵达岳州，随即得知许克祥要求军方枪决鲍罗廷等人的消息，不得不中止赴湘，返回武汉，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就这样结束了。

夏斗寅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曾指示各县，农民自卫军遇到攻击时，须予以抵抗。5月20日晚，省委会议决定，夏曦、李维汉、郭亮等几个公开负责人分路转移，另立秘密临时省委。次日，推郭亮代理省委书记。事变后，郭亮、柳直荀等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湖南工农义勇队进攻长沙，反击许克祥。不久，听到武汉国民党中央派人到湘调查，并解释误会，认为“不可暴动，破了面子，将来难于修复”，又决定停止进攻⁽⁴⁵⁴⁾。5月31日，浏阳农民自卫军因未接到新指示，仍按原计划扑城，但旋即失败。

同日，汪精卫、谭延闿致电张翼鹏，声称：“湘省农工运动幼稚失当，中央早思制裁”，“对于此次军队与农工纠察队冲突，亦能谅解。从此统一党的威权，对于农工运动加以严格训练、取缔，未始非湘省前途之福”，实际上对马日事变表示容许和肯定⁽⁴⁵⁵⁾。电报宣布派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前来宣慰军队，要张发电表示欢迎。6月3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十四次扩大会议，听取陈公博代表特别委员会所作报告，会议决定：一、湖南省政府暂维现状，由中央体察情形，决定改组办法；二、湖南省党部及农民协会、省工会均应改组；三、长（沙）、岳（阳）一切部队归周斓指挥；四、军队及农民武装团体均应即行停止军事活动，各部队之进止须听周斓指挥，各农工武装团体应回原地，两方均绝对不得有寻仇报复举动；五、其他一切事宜均归特别委员会办理⁽⁴⁵⁶⁾。

6月6日，周斓随带军队一团抵达长沙，在欢迎宴会上，周斓表示：“湘省农工运动不良，原属无可讳言，以致前方武装同志及一般均感受极端不安状态。”他说：“对方如仍抗命啸聚，不服中央处理，则惟有严切剿办。”⁽⁴⁵⁷⁾7日，召开军事联席会议，许克祥等参加，决定各级党部及农工团体一概停止活动；各地聚集农工全体解散，各归原地⁽⁴⁵⁸⁾。

6月13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讨论，决定对湖南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唐生智并表示愿亲自到长沙一行，以和平的方法改组农协，实行农政部所提出的乡村自治条例。军事委员会决定，责成唐生智全权办理此案。当日召开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湖南请愿代表团报告了事变情况，对中央还没有下令讨伐许克祥表示失望。汪精卫冷冰冰地表示：“悲愤之余，还是要用慎重的手段。”⁽⁴⁵⁹⁾由于张翼鹏已于6月7日致电唐生智辞职，因此，会议决定以周斓代理湖南省主席及军事厅长。

当日，湖南请愿代表团三百余人整队到中央党部请愿。6月15日，再次向唐生智请愿。唐表示：“绝不能以农工运动发生幼稚行动，对整个的农工运动发生怀疑，我们对于总理之三大政策，应始终拥护。”他并称：“许克祥未奉长官命令，擅行屠杀革命民众，不但违反党纪，并且违反军纪。”⁽⁴⁶⁰⁾18日，唐生智致电湖南，要求所有驻湘部队悉听周斓指挥，“内清奸党，外御寇贼”⁽⁴⁶¹⁾。同日，三十五军军长叶琪受唐生智之命回省，催促周斓就职，他表示：“唐总指挥前在河南，对于湘民如何痛苦，暴徒如何挟持，均已明了。”并称：“湖南马日事变，因暴徒分子肆意蹂躏，武装同志忍无可忍，起而自决自卫，唐总指挥已极谅解。”又说：“从前农工团体组织不好，不能因噎废食，仍然一律恢复，不过改良组织，注意人选。”还说：“西皮分子在湘，至多不过二三百人。以最少数人行动，使湖南三千万人备受痛苦，实为不平，唐总指挥决心改正。”⁽⁴⁶²⁾同日下午，周斓就职。他说：“此后执行职务，自当遵守中央命令及唐总指挥意思，中央命令如有不合湖南情形，必定拼命去请求改善变更。”⁽⁴⁶³⁾叶琪也散布，唐生智绝无惩戒许克祥之意，相反，却嘉奖许的“大无畏精神”。20日，唐生智致电许克祥，声言：“士兵起而自卫，自是正当，该副师长秉性忠直，因知实有苦衷”云云⁽⁴⁶⁴⁾。其间，唐并致电周斓与叶琪，声称：“容共虽为本党政策之一，不可遽行抛弃，但湘省党部改组，决不使共派参加。”⁽⁴⁶⁵⁾

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蔡和森提出，湖南问题“静候政府解决无出路”，等候唐生智也一样，“要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周恩来提出在湖南举行暴动，集中力量攻下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在反动势力强的地方则“到各乡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自治之临时委员会”⁽⁴⁶⁶⁾。陈独秀同意这一计划，并表示经费问题已可解决。会议决定派周恩来、邓中夏先后赴湘。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反对，这一计划未能实行。

6月26日，唐生智抵达长沙，随即公然改变既往态度，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说：“工农运动领导失人，堤流溃决，迭呈恐怖”，“留省军人目睹恶化，身受压迫，乃作自决自卫之谋。”他提出：“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对许克祥，则表示系“激于义愤，实误触纪律”，“请从轻记过一次，留营效力”⁽⁴⁶⁷⁾。电报到达武汉中央后，于右任曾表示，对许克祥未免处置得太轻了，但汪精卫表示，只要唐生智“能镇压下去，可以照准”⁽⁴⁶⁸⁾。唐生智未到长沙前，救党会曾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动摇，但唐生智一到长沙，救党会即作鸟兽散。27日，湖南省党部、市党部、省学联、省农协以及各工会在城厢散发传单，主张恢复事变前的革命状态，严办许克祥，唐生智下令从严究办，28日，曹树生等四人被枪决。周斓布告称：“倘再有前此事情发生，则为有心扰乱后方安宁秩序，一经拿获，无论首从，定予军法从事。”⁽⁴⁶⁹⁾

6月2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唐生智的意见，任命周斓、刘兴、赵墨农、冯天柱、李荣植、黄士衡、谢晓钟、曹伯闻、唐生智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唐生智为主席，同时任命周斓、李荣植、雷孟强、李毓尧、曹伯闻、黄贞元、尹松乔、冯天柱、唐生智九人为湖南省党部委员。随后，唐生智召开湖南省党部成立会，自述态度变化经过，声称自回湖南之后，“各方面调查考察，才晓得是全体民众不安，军队不能不起来解除全民众之痛苦”。他说：“湖南以前种种惨劫，完全是湖南的共产党所造成。”他同时要求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自行报明”，否则，一经查出，一定加以严厉处分⁽⁴⁷⁰⁾。

许克祥与周斓有旧交，在周返湘之初，曾到周家探询来意，不得要领，随即潜赴湘潭，不久又率军移驻湘乡。唐生智到长沙时，派叶琪带亲笔信到湘乡见许，要他赶回长沙，共商“军国大计”，但许托病坚辞。唐生智回武汉后，下令将许团改为第二师第九团，任命许为该师副师长兼团长，限一星期内开到宝庆，听候改编。其时，许克祥接到蔡翊唐从广东来电，说是蒋介石对马日行动“极表关切”，委任许为独立第二师师长。7月初，许克祥率部队转移湘桂交界的酃县（今炎陵县）⁽⁴⁷¹⁾。

三　江西遣送共产党人

“四一二”政变前后，江西政局变化剧烈。

蒋介石离开南昌使右派失去靠山。3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议决，派刘一峰、李松风、邓鹤鸣、傅惠忠、黄实、方志敏、王枕心、李尚庸八人为改组江西省党部筹备员，筹备改选，代行省党部职权。同日，武汉国民政府免去李烈钧等人的江西省政府委员职务。30日，任命朱培德、杨赓笙、姜济寰、张国焘等人为委员，以朱培德为主席。这样，就建立起以左派为核心的政权。中共江西省委根据这一形势，决定对反共组织AB团进行一次打击。在与国民党左派首领商讨后，取得一致意见。

右派感觉身陷险境。3月下旬，程天放赶赴安庆，向蒋介石报告，建议迅速决策，与共产党分家。蒋介石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要程暂时忍耐。程天放无奈，于月底回到南昌⁽⁴⁷²⁾。

4月1日夜，省总工会、省农会、省学联、军官教育团的代表方志敏等人集会，决定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次日，南昌各界召开反AB团大会。会后，组成2000人的队伍，由共青团省委书记袁玉冰和省委组织部林修杰指挥，冲击右派江西省党部，将其捣毁。随后，又去程天放、罗时实、曾华英等七名首要分子处，将其抓获。各民众团体随即发表宣言，认为这是“用革命手段来制裁反革命分子的一日”⁽⁴⁷³⁾。

4月3日，南昌市各界群众三万余人集会欢迎朱培德改组江西省政府及中央特派员改组省党部。会上，斗争了程天放、罗时实等人。当工人纠察队将他们押入会场时，“打倒反革命，枪决反革命”的口号声大起，程天放吓得跪在台上求饶。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程天放等被押着游街。

除程天放等人之外，段锡朋于4日化装潜逃，辗转到达南京。李烈钧也于同日逃往上饶，在当地另立江西省政府。

“四三”事件使江西的右派受到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但是，左派的内部也存在着隐患。

宁汉对立期间，朱培德虽站在武汉方面，仍和蒋介石集团保持联系，并力图做调人，双方信使不断。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即致电朱培德，“劝他不可自毁历史”，并要他负责保护程天放等人⁽⁴⁷⁴⁾。胡汉民也致书称：“国民党须提高本身的党权，而不应任人操纵，任人支配，且任人捣乱、破坏。”⁽⁴⁷⁵⁾5月1日，朱培德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第四、第八、第十一各军集中河南驻马店，已由京汉线北进；冯玉祥进驻洛阳，预料黄河南岸不难肃清，倘宁方军队同时进军江北，则会师幽燕，为期不远。朱并通知蒋，已派处长刘体乾为代表赴宁⁽⁴⁷⁶⁾。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派雷光藩到赣，在雷的斡旋下，朱培德电邀李宗仁来赣会晤。

5月12日，李宗仁自芜湖到达湖口，双方在船上见面，一直谈到14日。会谈中，李宗仁声称，武汉的行动并不是要真正的北伐，乃是要讨伐长江下游⁽⁴⁷⁷⁾。但他表示：“南京国府已立，欲罢不能。目下当务之急，不是辨是非，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如何避免宁汉双方之军事火并，然后再缓图彻底解决。”他建议：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将错就错，暂时相安”，“津浦、京汉两线分路同时北伐，直捣燕京，内部问题，缓图解决”⁽⁴⁷⁸⁾。朱培德则声称：一、根本与共产党不能合作，惟须避免激烈举动；二、目前双方均受敌人压迫，彼此应努力击破奉鲁军后，再将两湖共派妥为解决。他担心蒋介石的军队自广东、福建方面进攻江西，因此提出：“为使汉方全力向奉军作战起见，盼粤、闽部队切勿入赣，以免入豫军心摇动⁽⁴⁷⁹⁾。他并称：目前军事紧张，如果粤，闽军队向江西前进，汉方必定铤而走险，回兵进扰两粤，势必两败俱伤。他不忍置大敌不顾，互相残杀，只能率队回滇。李宗仁同意朱培德的意见，双方协议：“上下游军队均一致北伐，后方则中止军事行动，以免误会自残。”⁽⁴⁸⁰⁾5月16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建议将入赣之兵撤回粤、闽边界，避免和朱培德冲突⁽⁴⁸¹⁾。

蒋介石接到李宗仁的电报后，复电朱培德，要求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保证。于是，朱培德即派人往武汉劝说，其主要精神为：“内部一经发生军事行动，无论如何必致使已倒之军阀复兴，而革命同志非同归于尽不可。”⁽⁴⁸²⁾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的态度是：“不打到北京，不谈政治。”⁽⁴⁸³⁾这样，宁汉双方就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将彼此的分歧搁置起来，先行北伐。5月20日，朱培德派刘体乾、杨冰、厉式鼎三人随雷光藩赴宁报告。他并建议，刘驻宁，雷驻赣。

朱培德一面和李宗仁、蒋介石联系，一面积极贯彻武汉国民政府的“退却”与“和缓”措施，并筹划“分共”。

5月4日，陈其瑗到达南昌，召开一系列会议，宣布武汉政府新的外交、经济政策。同时决定暂缓开展收回教育权运动，暂缓执行程天放的死刑，组织工商联欢会，提出“打倒劣绅，保护正绅”等口号⁽⁴⁸⁴⁾。17日，朱培德在南昌召开省党部、省政府联席会议，议决八条：不准非法捕人；严禁妨碍工人运动；不准自由没收财产；保护庙宇；保护正绅；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信仰自由；非法杀人抵罪⁽⁴⁸⁵⁾。20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开幕。中央特派员李松风、李尚庸，省政府主席代表朱克靖，委员刘一峰，中国共产党江西区执行委员刘九峰，全省工农商学团体代表方志敏等三百余人出席。会议决定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AB团反革命案件。会议提出的口号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合作万岁”等⁽⁴⁸⁶⁾。29日，会议闭幕。

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仍然是左派的胜利。但是，也就在这一天，朱培德以召开全军政治工会议为名，请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去谈话。朱培德不出面，由第三军参谋长代表，说是江西军队中的武装同志和做政治工作的几位人员发生了一点意见，请那几位暂时离开江西，以免引起不好的后果。会上，有人表示，要走大家走，要留大家留，成为僵局⁽⁴⁸⁷⁾。当夜，驻南昌的第三军第七、第九两个师忽然连夜出动，撕毁各处革命标语，代以“欢送共产党离赣”、“凡共产党员请赶快离赣，免得费力”等口号。30日，第三军全部政治工作人员142名被遣送出境。

同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朱培德、黄实、陈其瑗三人组织江西特别委员会，以朱培德为主席。

走出第一步以后就是第二步。6月5日，朱培德下令释放程天放等人。同时，继续遣送省、市党部及农工左派代表人物刘一峰等20人，并且出动军警，查封江西省总工会、市党部、学生会、农民协会、《贯彻日报》、《民国日报》等处。6日，朱培德布告称：凡共产党员应完全退出，个人之身体财产，政府当负责保护；省内一切农工运动着暂时自行停止，听候中央指导；各民众团体及民众对于共产党及农工运动之人，不得寻仇报复，有胁迫强暴行为，并不得轻以共产党员名目诬陷他人，违者以军法从事⁽⁴⁸⁸⁾。9日，朱培德致电何应钦，声称赣省不动声色，已勒令共产党出境，以后政治问题当易解决。电文表示，欢迎何应钦所派参谋潘某来赣⁽⁴⁸⁹⁾。10日，再电李宗仁等，声称郑州、徐州相继攻克，为大局计，建议宁汉双方“宜并力一向，乘胜逐北，荡取燕京”；关于党内纠纷，朱培德表示，“尽力由政治上从容解决”，“共产分子完全退去本党”，“但使两方意见得以和衷商榷，武汉方面似乎无成见可言”⁽⁴⁹⁰⁾。

朱培德遣送共产党人出境之后，担心共产党人会以“暴动”来反对他，因此竭力说明：“农工运动系本党重要政策之一，暂时停止系欲于方法上有所改善，不久中央即有方针指示，仍当积极进行，切不可误会为反对农工运动。”又称：“本人绝对拥护中央，誓与武汉国民政府同生死，共存亡。蒋逆摧残农工运动，非打倒不可。”⁽⁴⁹¹⁾6月7日，朱培德致电武汉中央，要求迅派党务及农工下层人员40名赴赣指导一切，同时要求派陈公博、何香凝、朱霁青三人赴赣处理善后。他主动采取措施，安定人心。6月13日，他一面下令恢复农工活动，撤走驻守农会、工会的军队，一面向武汉政府请辞特别委员会主席一职。武汉政府赞许朱培德在江西的行为，陈其瑗向武汉中央报告说，朱培德“为人很忠实”，“这次的事件，是他苦心孤诣在为大局着想，不然，江西会闹得长沙一样”⁽⁴⁹²⁾。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慰留朱培德，并派陈公博赴赣指导党务。当时，全国总工会准备对江西政局有所表示，武汉政府决定制止。18日，朱培德派黄实到汉口，会见被遣送的第七、第九三师的政治部主任，表示歉意，声称“他一生就是这一次做出了这样对不住人的事”，“真是吃了屎啦，请几位多多原谅”，“要他们重回江西帮忙”⁽⁴⁹³⁾。7月7日，何应钦密报蒋介石：“共产分子仍在浔大活动”，“拥护三大政策及打倒新军阀等标语随处皆有”⁽⁴⁹⁴⁾。

7月8日，南昌总工会代表大会决议恢复江西全省总工会和南昌市总工会。尽管形势险恶，但江西群众仍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斗争。

四　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与蒋冯合作

宁汉对峙，冯玉祥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双方都竭力拉拢他。

冯的基本态度是调和宁汉，共同北伐。他认为：“目前正是军事紧急时期，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所有力量，都当集中于此，不容分化。”⁽⁴⁹⁵⁾当时，唐生智在冯部的代表汪某主张“倒蒋”，潼关一带贴满“倒蒋”标语，冯对此均不赞成，质问说：“你们昨天还是拥护蒋总司令，今日忽又翻脸要打倒他，究意是什么道理？”“你们打倒他去，我还是照常干我的。”⁽⁴⁹⁶⁾5月31日，毛以亨到潼关。毛携有蒋介石及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亲笔函件，内称：“经济一端，极愿于此克复江浙之时，竭力救济。”⁽⁴⁹⁷⁾见冯后，毛称：蒋允每月接济50万元。冯当即表示：蒋介石是“始终合作之革命同志，不受任何方面所转移”，希望蒋“早复徐州，俾陇海可以联络”⁽⁴⁹⁸⁾。

武汉政府不了解冯蒋联系的情况，急于拉冯反蒋。当时，唐生智一再电请“负责同志赴前方指导政治军事”⁽⁴⁹⁹⁾，6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移樽就教，派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顾孟馀、孙科等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到郑州与冯会商，并先期派邓演达到潼关相迎。

邓演达到潼关后，冯即召集会议，邓演达通报武汉政府的意见，大意有三方面：一、蒋介石叛变和蒋叛变后的形势；二、郑州会议的时间与内容，包括团结革命力量讨伐蒋介石等；三、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饷项装备问题。冯对前两个问题不感兴趣，对第三个问题“发言特多”，“几乎到了大发雷霆的地步”⁽⁵⁰⁰⁾。6月9日，冯玉祥抵达郑州，汪精卫、徐谦等均到站迎接，头、二等车厢均不见冯氏踪影，正狐疑间，出现了下列颇有戏剧性的场面：

忽然看到铁篷车内，钻出一个大汉，军服褴褛地扛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军用水壶，招呼汪、徐等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大家一看，原来就是冯氏⁽⁵⁰¹⁾。

郑州会议于6月10日举行，参加者除前述汪精卫等人及冯玉祥外，武汉方面有于树德、王法勤、邓演达、唐生智等，西北方面有于右任、鹿钟麟等。

会议首由谭延闿致词，赞扬冯打出潼关，对于加速北伐的进展起了很大作用，希望冯“今后在军事上对北方担起更大的责任”。汪精卫继称：“蒋介石要把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事控制之下，这是我们所反对的。”⁽⁵⁰²⁾冯玉祥对反蒋仍不表态，仅称：万不可分散革命力量，授敌以离间我之机会⁽⁵⁰³⁾。会议决定：一、河南全省及陕甘两省均为冯玉祥防地，豫东、豫北之敌由其肃清，唐生智等部回师武汉，巩固后方。二、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政府委员会，分别以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为主席。三、撤销原北京、西安政治分会，成立开封分会，以冯玉祥、于右任、徐谦、顾孟馀、王法勤、于树德、鹿钟麟、薛笃弼及原西安分会委员刘伯坚、郭春涛、杨明轩等为委员，冯玉祥任主席。四、第二集团军改编为七个方面军，以孙元良、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分任总指挥⁽⁵⁰⁴⁾。至此，冯玉祥不仅掌握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实权，而且部队已发展至四五十万人，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力量。

会议期间，汪精卫等人和冯玉祥谈过两湖情况，认为“许多方面，看不下去”，“以商业一项来说，就有百业俱废的趋势”。徐谦、孙科二人说，他们曾在衣铺定做两套衣服，过了约期，老是取不到手，质问老板，老板说：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游行示威，工作连天地停顿着。何键则称：湖南“糟成一团”，“兵们带了3元、5元、或10元、20元回到家乡，当地农民协会就要对之收税，甚至加以拘禁”⁽⁵⁰⁵⁾。汪精卫等人所说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冯玉祥。在陕西时，冯就对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幼稚”做法不满，这时就进一步发展为恶感了。

郑州会议只开了两天，汪精卫等即接到朱培德电报，声称蒋介石要窥取江西。6月12日，汪精卫等草草结束会议，留徐谦、顾孟馀在汴指导政治，其他人均匆匆返汉⁽⁵⁰⁶⁾。

会议过程中，冯玉祥曾告诉汪精卫，蒋介石给他打过几次电报，劝他不要出兵，待第四方面军歼灭河南奉军之后，再会师中原。冯并称，有许多人劝他同蒋介石合作，他都一笑置之，收到那些电报之后，越发觉得蒋介石是“狼心狗肺，不齿于人类之东西了”⁽⁵⁰⁷⁾。然而，事实是，郑州会议开幕的当天，冯玉祥就给蒋介石打过一个电报，建议迅速攻下济南，使黄河南岸俱无敌踪。电称：“上游方面决不与我兄为难，弟可负其全责也。”⁽⁵⁰⁸⁾郑州会议甫一结束，冯玉祥又立即派毛以亨赴徐州，与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和蒋介石会见问题。16日，冯玉祥再电蒋介石：“专候我兄晤谈种切，未知大驾现到何处，请即飞电指示，以便早日趋候，面倾渴想。”⁽⁵⁰⁹⁾17日，蒋介石偕李鸣钟、方本仁由南京抵达徐州。同日，冯玉祥三电蒋介石，声言即来徐州，接洽北伐，表示将和阎锡山联络奋斗，“均惟吾兄马首是瞻”⁽⁵¹⁰⁾。为了保密，他精心设计了行车计划：先命铁路局备车往西，及至车头发动，突然下令东行。

蒋介石接到冯玉祥来徐的电报后，即派方本仁、何成濬等西上迎冯。19日晨，蒋介石又亲率在徐将领专车西上，到徐州前一站——郝寨迎接。“一时冠盖如云，仪仗队，军乐队器械鲜明，金光灿烂，大家屏息以待”，于是，再次演出了与郑州类似的戏剧性场面。布衣、敝履、腰束布带的冯总司令与革履佩剑、光彩耀目的欢迎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⁵¹¹⁾。蒋的远迎使冯备受感动。他觉得蒋介石“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来”⁽⁵¹²⁾。冯玉祥即在车站演说：“西北军整个加入革命，一致北伐，极愿与蒋合作，共同奋斗，以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之目的。”⁽⁵¹³⁾当夜，蒋介石为冯玉祥接风，冯在答词中又说：“曾忆张作霖攻南口时有言：勿使南北两赤结合；勿令冯蒋携手。今吾等竟得以结合而又携手，北伐之胜利可预卜矣！”⁽⁵¹⁴⁾

徐州会议的日程极为紧张。20日晨5时，冯玉祥即赴蒋介石行营与蒋及李宗仁、白崇禧等会谈。下午，冯玉祥与李烈钧谈话，建议：一、联晋制奉，援助阎锡山，牵制奉张；二、消除内部隔阂，宁汉两方，宜集中势力，乘胜北伐，使敌不得休息。夜10时，召开第一次特别会议，出席者有张静江、蒋介石、胡汉民、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李鸣钟、何其巩、冯玉祥、蔡元培、钮永建、李石曾、李烈钧、黄郛、吴稚晖15人。议题八项，其主要者为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继续北伐、武汉政府问题等。胡汉民发言称：“共产党欲藉寄生我党来支配我国”，“毁灭吾党实力，使永无作为”。冯对此表示“极能了解”⁽⁵¹⁵⁾。21日上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冯，声称：“如武汉军东下，请派兵直捣武汉。”冯答以绝无此事⁽⁵¹⁶⁾。当日续开第二次会议。冯称：“自陕出，不知一切，所见止京报。应宁汉合一。”“赴郑后更明了”，“至徐方知可合”，“所难合者因共（产党）托国（民党）行恶”。冯并称：“鲍（罗廷）太骄”；唐生智主张“自（己人）不杀自（己人）”⁽⁵¹⁷⁾。冯还转述了他从汪精卫等人口中听到的湘鄂地区“店员打店主，农人打地主”的情况，吴稚晖听得高兴，自愿为冯起草致汪精卫、谭延闿等人通电，但冯认为吴稿“不像调停者的口气”，又作了修改。通电复述了郑州会议时冯玉祥与汪精卫诸人分头谈话时的意见，认为武汉地区“社会根本摇动，国民无一安宁”，“补救之方”一是设法使鲍罗廷回国，一是“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电报称：“宁方同志闻之，无不悲喜交集，一致欢迎，现在双方处境之苦，业已完全了解，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千钧一发之秋，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电报要求汪精卫等“速决大计，早日实行”，同时要求唐生智调集所部于郑州，协力北伐⁽⁵¹⁸⁾。冯称：“我这个电报，一定有个结果，否则我对他们便当实行相当手段。”⁽⁵¹⁹⁾同日，蒋介石、冯玉祥还联合通电全国，声称：“谨偕全国革命军，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凡百艰险在所不避，凡百牺牲在所不惮，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使命而后已。”⁽⁵²⁰⁾该电宣告，冯蒋合作局面正式形成。

会议期间，蒋介石决定每月协济冯玉祥所部军饷200万⁽⁵²¹⁾。21日下午，冯玉祥带着第一批50万银元登车西去⁽⁵²²⁾。

22日，冯玉祥回到开封，即命令省政府“严防共党”⁽⁵²³⁾。26日，集合政工人员讲话，要他们“认清主义，勿受共产党所诱惑，勿为第三国际所利用”⁽⁵²⁴⁾。28日，致电河南、陕西、甘肃省政府，要他们与南京一致行动，1．不准跨党；2．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必要时，得以严重监视；3．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⁵²⁵⁾。7月7日，在洛阳官佐及总部人员朝会上宣布：“不经军长、师长之许可，一律禁止开会”；“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是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作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之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各级各处政治人员一律开缺。俟调开封训练后再行另派职务”⁽⁵²⁶⁾。但是当240名政治工作人员集中以后，冯又对他们诉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冯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大刀队将全部人员押送到武胜关，强迫遣散⁽⁵²⁷⁾。

徐州会议是蒋介石的一个重要胜利，对武汉国民政府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自此，力量的天平倒向南京一边。7月6日，蒋介石在上海全市党员报告会上说：“现在中国政治重心，在南京国民政府，吾们党国最重要的，就是徐州会议。吾党之成败，吾国之存亡有关于此。”又称：“从此一切权力不久将完全归于我们的党了，我们的党也愈臻稳固了。”⁽⁵²⁸⁾有了冯玉祥撑腰，蒋介石真是高兴之至。

五　汪精卫集团分共

汪精卫早有在适当时期和共产党“分家”的打算，到武汉后，受到徐谦、顾孟馀、谭延闿、陈公博等人的影响，右倾日益明显。但是，罗易仍然对汪精卫怀有好感，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领导人”，力图使他成为武汉政府的有力领袖，从而挽救日益迫近的危机。为此，他一面致电莫斯科，要求重申对汪精卫的支持，一面向汪精卫提出了一项计划，其内容是：召开地方代表大会，制订国民革命纲领，选举紧急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在紧急代表会上通过国民革命纲领，重新选举党的领导，排除那些不能无条件赞成国民革命纲领的人。汪精卫同意这一计划，但要求迅速兑现必要的帮助⁽⁵²⁹⁾。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向会议提交了《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认为武汉政府是“空架子”，主张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24日，斯大林作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认为“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必须首先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他没有发现武汉政府正在发生的变化，仍然认为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主张共产党人“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以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⁵³⁰⁾。30日，会议通过的决议重申：“武汉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它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是，它已走上这种专政的道路。”决议批评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摇摆现象”，“对于国民党领导人的批评并不总是表现得十分坚决”，“而对群众运动的发展，有时流露出某些惧怕情绪”⁽⁵³¹⁾。会议期间，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对土地革命态度不坚决，要求迅速改变，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共产国际还提出，要迅速反攻并解决许克祥，发动农民自动起来没收土地。此外，共产国际还给鲍罗廷和罗易二人打了一份电报，通称为5月指示，内容为：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成为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出来的新的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否则，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⁵³²⁾。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

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⁵³³⁾。

上述指示在6月初到达中国。罗易认为电报来得太迟了，但仍想在这关键时刻，去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以恢复汪精卫的信心⁽⁵³⁴⁾。同月5日，罗易邀请汪精卫谈话，向他传达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并且将副本交给了他。汪读了之后，非常吃惊，觉得“严重的时期已到了”，表示“这件事很重要，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以后再说”⁽⁵³⁵⁾。次日，汪精卫赴河南参加郑州会议。

6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5月指示。陈独秀逐条分析，认为无法实行。他说：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未开代表大会，怎样增加领导成员；建立军队问题，不是言过其实，就是幻想；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也行不通⁽⁵³⁶⁾。此后的一段时期，中共中央即陷于意见分歧和摇摆不定中。

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罗易提出：“我们只有向敌人进攻才有出路。”蔡和森支持罗易，主张向“反动的国民党中央下总攻击”，“准备一进攻的政纲，待汪精卫等由郑州回来与他们正式公开谈判，揭破他们的假面具”。陈独秀主张：“当前的形势是复杂的”，“我们必须有一种复杂的政策来应付，而不是简单地退却或简单地进攻。”⁽⁵³⁷⁾会议推罗易起草宣言及政纲，同时通过罗易提出的两点建议：一、武汉全体工人总罢工，反抗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二、发表反对朱培德、冯玉祥、许克祥的宣传大纲，要求罢免朱培德的职务，讨伐朱培德⁽⁵³⁸⁾。

罗易计划在汪精卫回来之后，宣布一天的总罢工，三镇的全体工人集会听国民党领导人发表演说，在讲坛上，共产党的代表要求按照党的决议行动，如果国民党领导人不同意，就监禁他们，以之作为起义的信号，汉阳兵工厂附近的工人立即占领工厂⁽⁵³⁹⁾。鲍罗廷得悉这一计划后，极为生气，谭平山也大骂罗易“左派幼稚病”。于是，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要求取消原案。瞿秋白表示：“我们进攻应是有准备的，全无准备而冒然进攻是无益的。”⁽⁵⁴⁰⁾会议接受李立三的意见，将示威罢工改为欢迎北伐军凯旋的罢工。6月13日，汪精卫等自郑州回到武汉。15日，武汉各界召开欢迎第二期北伐将领及武装同志凯旋大会，议决讨伐蒋介石，恳请中央拿办许克祥，抗议江西驱逐农工领袖等多项。会后，各团体向武汉政府请愿，湖北总工会经过中共中央秘书厅同意，散发了反对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的宣言，喊出了“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等口号。汪精卫怀疑共产党人联络军队反对他，流泪切齿地对鲍罗廷、陈独秀说：“我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他们何必联络武人来倒我！”⁽⁵⁴¹⁾

鲍罗廷认为，只有东征才能解决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郑州会议之后，鲍罗廷即企图动员唐生智东征。他一再申言：“我们箱内还有草，他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⁵⁴²⁾汪精卫也主张东征，对人说：“郑州下后，肃清内部，蒋为死敌。”⁽⁵⁴³⁾他一面在部分将领中宣布共产国际的5月指示，要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决议，努力奉行。同时要求唐生智先行率部东征，推倒南京政府。6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根据军事委员会报告，将唐生智的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下辖两个方面军。以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为第一方面军，唐生智兼总指挥；以第四、第十一、暂编第二十军为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总指挥；以黄琪翔为第四军军长，朱晖日为第十一军军长，以贺龙为暂编第二十军军长。徐州会议蒋冯合作的消息传来后，汪精卫非常震怒，更加大力宣传反蒋⁽⁵⁴⁴⁾。7月6日，汪精卫提议，命令财政部与军事委员会筹议东征计划。他说：“现在集中兵力、财力，比北伐还有把握，一定可以打胜仗。大家要鼓起勇气，一致来对付东南的叛徒。”⁽⁵⁴⁵⁾

但是，当时唐生智及其将领中的分共情绪已日趋强烈。多数人主张以分共为东征的先决条件⁽⁵⁴⁶⁾。唐生智提出：“送谭部长、苏部长出洋考察。”汪精卫受到军方的压力，曾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表示：“被人强奸”，担心“不能在武汉立足”⁽⁵⁴⁷⁾。6月下旬，汪精卫与谭平山谈话，要他和苏兆征立即上呈，退出国民政府。27日，何键发表宣言，内称：“两湖地方民众团体时常发现越轨行动。而湖南各县闹得更是极糟。”宣言否认所谓“农工运动幼稚”、“工作过火”的说法，认为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宣言并诬称，共产党决议：凡年满25岁未入彼党者，一律屠杀。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及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⁵⁴⁸⁾，随即出动军队占领并捣毁五金业、木船、染织业等工会。同日，李品仙出动军警查封全国总工会、农民协会、工会纠察队，看管苏联顾问，准备遣送出境⁽⁵⁴⁹⁾。

对于突然发生的情况，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都缺乏必要的准备。6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蔡和森提出，“以鄂做中心，湘、鄂、赣三省左派为基础”，形成左派队伍。周恩来提出“东南讨蒋”。陈独秀提出，在国民政府中提高唐生智、于右任的地位，反攻谭延闿、顾孟馀等取消派，准备与国民党谈判⁽⁵⁵⁰⁾。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罗易提出的《国民革命纲领草案》。鲍罗廷认为“国民党还是致力革命的”，主张在两党政治、群众运动的控制、工商业等三个问题上让步，否则，“与国民党破裂是不可避免的”。鲍罗廷特别提出，“土地问题不要再提了”。陈独秀主张将土地问题提交两党联席会议，反对农政部掌握农民自卫军，认为“国民党会把这看作是对它的权力的威胁”。罗易反对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意见，认为那样将只能帮助反革命。他主张加速国民党的阶级分化，“当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在国民革命基础上与我们合作时，共产党就越过国民党领导人，向其广大党员揭露和谴责这些领导人是国民党党纲和国民革命事业的背叛者。”⁽⁵⁵¹⁾会后，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电共产国际，声称国际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但是，“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电报声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⁵⁵²⁾。28日，中共中央在鲍罗廷住宅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报告说，何键准备在汉口制造“马日事变”，会议决定，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发奎军。

此际，中共中央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并且企图以不断让步来争取汪精卫等人继续革命。29日夜，汪精卫在鲍罗廷住处抱怨：“CP似不与之合作。”3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作函答复，解释“误会”⁽⁵⁵³⁾。同日，谭平山在武汉英文报纸《人民论坛》上发表启事，声称由于未能“纳农运于正轨”，引咎辞职⁽⁵⁵⁴⁾。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陈独秀称：“对于将来，我们有三条道路：一、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二、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陈独秀认为，第一条路“不正确”，第三条路“行不通”，唯一的出路是第二条⁽⁵⁵⁵⁾。会议通过国共关系的11条政纲，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⁵⁵⁶⁾。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湖南问题，毛泽东认为唐生智或者有决心解决何键，陈独秀认为何键与冯玉祥、蒋介石一致，唐生智与左派一致，会议决定“拥唐反蒋”⁽⁵⁵⁷⁾。

当鲍罗廷、罗易争吵不休，陈独秀一心一意“让步”之际，共产国际迅速对有关问题作出了决定。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批评谭平山的离职决定是“错误的”、“怯懦的”，认为武汉政府已经“转到工农的敌人的阵营里”，“共产党人必须示威地退出国民政府”，但“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改组其领导机关进行坚决的斗争”。电报并要求中共召开紧急代表会议，“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⁵⁵⁸⁾。10日，布哈林公开发表文章，严厉批评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⁵⁵⁹⁾。同时，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明确指出：“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⁵⁶⁰⁾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进行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新的中央决定：在张发奎的军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较好的湘、鄂、赣、粤举行秋收暴动；召开中央紧急会议。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指责武汉政府“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撤出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不退出国民党，不能抛弃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⁵⁶¹⁾。同日，谭平山、苏兆征联名发表态度强硬的辞职书，宣布辞去民政及农工两部部长的职务。

14日，汪精卫召开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执委会会议；二、开会以前，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联，讨论切实联络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汪精卫声称：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又称：“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⁵⁶²⁾陈友仁代表宋庆龄发言反对说：“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⁵⁶³⁾

15日，汪精卫继续召开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从罗易处读到共产国际电报的经过，认为这个电报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利【厉】害的”。“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他说：“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孙科、顾孟馀积极支持汪精卫。孙科愤愤地说：“第三国际放一个屁，也要说是香的！我们容纳共产党，真是太过信他们了！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顾孟馀说：“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三要素，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我们承认共产党有革命的势力，但不能任他们破坏本党存在的三个要素。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会上，谢晋、经亨颐、詹大悲、何香凝等沉默不语，于右任、彭泽民婉转地表示了不同意见。于右任说：“当日为什么要容共呢，因为总理看见国民党的党员太不努力，差不多山穷水尽已无路，所以才有这一着。”“现在张作霖、张宗昌、蒋介石、阎锡山都有他自己的三民主义，我们再不能随随便便的混了，要晓得共产党不能亡我们，我们自己不努力，那才是真正的亡了。”彭泽民说：“本党中共产分子为本党努力工作者，更不乏人，如果不分良歹，一概拒绝，未免有些失当。”⁽⁵⁶⁴⁾会议通过了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三项办法。

7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在公布三项办法的同时，公布了《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之训令》及《保护农工之训令》。前者宣称：“有对于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身体自由，诬指他人为共产分子，意图陷害者”，“依法严办”⁽⁵⁶⁵⁾；后者宣称：“不因限制共产分子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⁵⁶⁶⁾19日，发表《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对时局宣言》，声称中共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破坏本党容共政策的最大表示”，“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⁵⁶⁷⁾。17日，国民党中宣部派人接管《汉口民国日报》。自此，连续发表《共产党的无望》、《我们的回敬》、《国民革命唯一之路》、《夹攻之奋斗》等反共文章，号召人们走第三条道路。2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知，定于8月15日召开四中全会，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统一本党决议案。该决议案提出：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⁵⁶⁸⁾。同日，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要求各军将领尽快查明军队中的共产党人，劝其脱离关系，并禁止秘密会议⁽⁵⁶⁹⁾。

汪精卫集团确定分共政策之后，反动军官、土豪劣绅们大为活跃。据孔庚报告，发生捣毁党部、残杀党员的县已有35次之多。第三十五军团长段某在一个镇上枪杀了二十几个党员；第十五军一个团长不仅捣毁了汉川的工会、农协和妇协，并强押妇女裸体游行⁽⁵⁷⁰⁾。7月19日，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布《告中国青年劳苦群众书》，指责汪精卫集团“屠杀民众”，“已经同南京政府走上了一条路”。汪精卫读后大发雷霆。25日，他在政治委员会上说：“我们几时杀过人！”“这样毫无道理的造谣，向我们进攻，简直是有心逼得我们翻脸。”他气势汹汹地表示：“应该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闹，莫怪我们翻脸了。”⁽⁵⁷¹⁾。会后，陈公博即根据汪精卫提议，起草并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书》，要共产党“自憬”，“如不放弃对国民党的敌视态度”，就不能不执行“相当的纪律”⁽⁵⁷²⁾。同日，通令各省党部、省政府、军部，严防共产党活动。

27日，鲍罗廷回俄。至此，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政策均被破坏，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彻底失败了。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激起了左派人士的愤怒，邓演达决定出走。他要谭平山转告中共中央，注意“汉口马日事变之来到”，并称“何键一定开刀无疑”⁽⁵⁷³⁾。6月29日，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宣布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30日，留书武汉国民党中央说：“我始终认为三民主义如果受了曲解，农工如果受了摧残，革命分子如果被摈斥，政治工作如果被威胁，则不独党的革命意义和权威消灭，而且必然招致反革命结果。”⁽⁵⁷⁴⁾7月3日，他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文章，号召人们“为保持总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而奋斗”。其间，邓演达曾和苏联顾问铁罗尼一起同张发奎进行过一次谈话。邓称：汪精卫、唐生智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建议张率领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回广东，重建革命基础，重新开始一切。张答以此事需与和汪精卫商量⁽⁵⁷⁵⁾。邓再和汪精卫谈话，汪不为所动⁽⁵⁷⁶⁾。其后，邓演达秘密离开武汉，8月16日到达莫斯科。

宋庆龄长期为贯彻孙中山的革命原则而奋斗。7月14日，她发表了在8日即已拟就的声明：“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声明说：“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然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决不应该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失去了革命性，变成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⁵⁷⁷⁾随后，宋庆龄即离开武汉。到上海时，蒋介石曾派何应钦前来游说，企图引诱宋庆龄到南京去，为宋拒绝⁽⁵⁷⁸⁾。30日，她会见合众社记者，明确表示：“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以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⁵⁷⁹⁾岁寒而后知松柏，在滚滚的政治寒流中，宋庆龄表现了伟大的革命气节。8月22日，再次发表声明：“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⁵⁸⁰⁾随即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

六　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反共后，中国国内的形势日趋严峻，中国共产党人决定独立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

当时，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军队中，唐生智任总指挥的第一方面军反共情绪强烈，而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则和中共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其中，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部、暂编第二十军贺龙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李汉魂部等，或为中共所掌握，或受中共影响较大，因此，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于7月中旬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同时，联合张发奎，将有关部队开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7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唐生智为总司令，率领张发奎、程潜、朱培德、贺龙等部组成东征军，一路由九江、湖口攻安庆，一路由赣东攻浙江，一路由鄂东进入皖北。三路并进，准备直取南京。在此前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陆续进入江西。叶挺部、贺龙部驻九江，李汉魂部驻马回岭车站。

7月19日，李立三等奉命到达九江，在第四军、第十一军中展开活动，为部队移师广东做准备工作。次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吴玉章、叶挺，及先前到达的中央军委前敌书记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李立三等认为：张发奎虽然反对唐生智，但深受汪精卫影响，正在执行汪的分共指示，要求叶挺等高级军官退出军队或脱离CP，因此，以张为领袖的“回粤运动”很少成功可能，必须“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朱与我们一致”⁽⁵⁸¹⁾。九江会议决定，赶快集中军事力量于南昌，运动贺龙的第二十军，使之与中共掌握的部队一致，在南昌举行暴动。九江会议的意见得到正在庐山休养的瞿秋白的同意，并由他将意见转达中共中央决定。23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到达九江，谭平山征询他对起义的意见，贺表示赞同。24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继续会议研究，决定于28日举行暴动。同时，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⁵⁸²⁾会后，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批准。

中共中央常委完全同意李立三等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建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会后，周恩来等即奔赴南昌，进行起义准备。7月26日，加伦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上报告称：与张发奎谈话，张表示：“赞成二十军集中进攻，十一军集中南昌，第四军集中南浔路一带，不再东进。笫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⁵⁸³⁾同日，共产国际来电称：“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经过讨论，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决定派张国焘前往鼓励⁽⁵⁸⁴⁾。

同日，准备参加起义的贺龙、叶挺部队相继开抵南昌。次日，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成立。因准备工作来不及完成，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至30日。

张发奎一直停留在武汉。他向汪精卫报告，开往江西的部队内部发生纠纷。7月28日晚，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赶赴九江，得知第二十军贺龙部已自动开赴南昌，九江街头遍贴“反对武汉政府”，“欢迎张总指挥领导革命”等标语，当地报纸《国民新闻》也在指责武汉政府。29日，汪精卫下令封闭该报。30日，召集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师长以上军官谈话，由汪精卫说明“分共”必要，并出示种种“证据”。当日，久候叶挺、贺龙二人未到，张发奎即判断有异⁽⁵⁸⁵⁾。

同日上午，张国焘到达南昌，前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张国焘以共产国际的电文为据，主张“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⁵⁸⁶⁾。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反对张国焘的意见，认为张发奎已明显右倾，不可能再争取他支持革命。会议争论数小时，没有结果。31日晨，前委再次召开会议，周恩来等坚决主张按原计划起义。这时突然接到张发奎来电，声言“准1日到南昌”。在这种形势下，拖延就意味着失败。张国焘被迫转而同意举行起义。当天中午，前委作出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

当时南昌城内中共可掌握的军队大致有：叶挺所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蔡廷锴的第十一师，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全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警察队，共计二万余人。忠于武汉的第三、第六、第九各军在南昌市内和近郊的力量比较薄弱，共有六个团约六千余人。

31日晚，朱德以宴请、打麻将为名，软禁了第三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团长。9时许，发现第二十军副营长赵福生告密。前委决定，起义提前2小时，于8月1日凌晨2时举行。

8月1日1时许，起义的枪声打响。战斗主要在鼓楼、贡院街、天主堂等地发生，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全歼守敌，胜利占领南昌城。

同日中午，在聂荣臻发动下，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部及七十四团、七十五团部分军人举行起义，向南昌开进。行抵德安时，张发奎、李汉魂乘车追来，聂荣臻下令开枪，张发奎等跳车逃走⁽⁵⁸⁷⁾。次日，七十三团等开进南昌。

起义胜利后的当天上午，在江西省政府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推宋庆龄、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七人组成主席团，又推宋庆龄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参加起义，兼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如谭平山、林祖涵、恽代英、周恩来、张国焘、叶挺、李立三等，也包括一些当时不在南昌的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等，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则是张国焘提议加进去的。会议宣告，将于最短期间确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继续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而斗争⁽⁵⁸⁸⁾。

同日，发表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等22人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谴责“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表示，将坚持国民党“革命的正统”⁽⁵⁸⁹⁾。2日，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发布命令，任命吴玉章为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长，林祖涵为财政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等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为农工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任兼代总指挥，黄琪翔任前敌总指挥（未到任前由叶挺代），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未到任前由副主任章伯钧代）。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贺龙兼军长，党代表廖乾吾；第十一军，叶挺兼军长，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朱德为副军长（军长韦杵未就职），党代表朱克靖。总兵力为三万余人。江西省政府也进行了改组，免去朱培德江西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姜济寰为代理主席。

8月3日至5日，起义军按照原定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分批撤离南昌，开始了艰难的南征。从南昌撤出后不久，蔡廷锴的第十一师即脱离起义队伍，其他部队也有部分人员离队，起义力量遭受一些损失。部队到达临川后，进行了整顿，纪律得到加强，部队面貌逐渐好转。

起义的当日，张发奎即自九江指挥部队进攻南昌。2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褫贺龙、叶挺军职，“照谋叛律治罪”；命张发奎督饬所部赶紧进剿，逮捕所有“扇乱附逆”的共产党员；命朱培德指挥第五军在赣东、赣南兜截；命唐生智抽调湘、鄂驻军合力围剿⁽⁵⁹⁰⁾。3日，唐生智、程潜、朱培德致电何应钦、白崇禧等，表示愿“通力合作，歼此祸国殃民之败类”⁽⁵⁹¹⁾。7日，张发奎军占领南昌。8月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等人党籍。

张发奎军占领南昌后，叶剑英即向张献计：不追，让共产党到东江，李济深就要调兵去打，这样，第二方面军就可以顺利地回到广东⁽⁵⁹²⁾。张发奎采纳了叶的意见，因而，起义军得以顺利南进。

起义军进军广东，李济深大为恐慌。他生怕起义军会威胁其势力范围，积极出兵，准备在赣粤交界处堵截起义军。桂系的黄绍竑为了笼络李济深，结成粤桂联盟，并趁机将桂系势力向江西扩展，也积极出兵援助李济深。8月8日，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在粤北重镇韶关成立。黄绍竑亲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率两个师开赴赣南作战。北伐前蒋介石留驻广东的钱大钧部此时也奉命协同李济深作战。一时间，形成粤桂蒋三方联合对付起义军的局面。

8月底，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南部的瑞金、会昌时，与钱大钧、黄绍竑等部遭遇，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三战三捷，相继攻克瑞金，会昌。9月初，起义部队折入福建，准备由汀州经上杭进入广东潮汕地区，等待共产国际的海上援助。同月中旬，起义军进入广东，占领大浦、三河坝地区，随后分兵，朱德率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总指挥部率主力进军潮州、汕头。下旬，占领潮汕后，再次分兵，以一部留守潮汕，而以主力西取惠州。

与此同时，钱大钧、黄绍竑等在得到三个多师的增援后，利用起义部队一再分兵，力量零散的机会，以优势兵力包围起义部队。9月28日，贺龙、叶挺率领的西进部队进至揭阳县汤坑地区，与陈济棠部遭遇，经过两昼夜的激战，起义军伤亡两千余人。30日，被迫撤退。同日，驻守潮州的起义部队也在黄绍竑部两个师的进攻下撤退。10月1日，前委主动撤出汕头。次日，钱大钧部三个师进攻三河坝，朱德所率留守部队激战两天两夜后转移。

起义军在南昌所建立的政权是以共产党员占多数，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的政权。到瑞金后，认为国民党的名义已为工农所唾弃，继承“国民党正统”只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梦幻”，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到汀州后，考虑到应付外交，避免帝国主义干涉的需要，又决定仍沿用国民政府名义，并决定以谭平山为主席，陈友仁等为常务委员。但在汕头失守后，又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⁵⁹³⁾。

由于战场形势急剧恶化，10月3日，前敌委员会在普宁县流沙镇召开有前委及其他军政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周恩来、李立三、彭湃、叶挺等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决定武装人员突围，非武装人员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分批从海上撤退。会议还宣布今后要打出红旗，分田地，继续战斗。

会后，起义领导人相继离开潮汕地区，起义部队约千余人突出重围，转至海陆丰地区，成为创建海陆丰根据地的主力。从三河坝撤离的起义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于赣粤山区，1928年进入湘南，举行湘南起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它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序幕，在中国人民中树起了坚持斗争的旗帜，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南昌起义军艰难地进行南征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湖南、江西为中国革命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

1927年8月7日，南昌起义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代表二十多人。会上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Б．Ломинадзе）的报告和瞿秋白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赴湖南领导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准备发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近郊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安源等地的湘赣地区组织起义。同时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前敌委员会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政负责人组成，易礼容为书记。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起义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会议，确定将参加起义的部队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分三路在安源、修水、铜鼓发动起义，然后攻占醴陵、平江和浏阳，再对长沙采取包围态势，相机进攻长沙。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首先暴动，二团、三团继起，但在敌人围攻下都失败了。19日，各路起义部队约1500人退到文家市。毛泽东认为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已无占领中心城市的可能，应该转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条件较好的农村去。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20日，工农革命军离开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南下。南下途中，遭朱培德部袭击，总指挥卢德铭战死。9月底，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将原来的三个团整缩编为一个团，同时在部队中建立中共党的组织，确立支部建立在连上的制度，整个部队由中共前委统一领导，在部队基层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废除烦琐礼节，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部队改编后，面貌大为改观。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初步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在长期退却途中开始酝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27日，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和当地的农民武装王佐、袁文才部汇合。

当时，国民党内部矛盾激烈，李宗仁与唐生智，张发奎与驻粤桂军之间相继爆发战争，井冈山又位于湘赣两省边境的罗霄山脉中段，地形险要，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利用有利的时机和地形，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革命实力，进行军事割据。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2月，工农革命军先后攻下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成立工农兵政府，开展打土豪的斗争，以宁冈为中心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使国民党统治者大为震惊。1928年2月，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调集重兵，占据宁冈新城，迫近根据地的中心地带。2月28日，工农革命军抓住有利时机，发动反攻，全歼进入根据地的新城守敌五百余人。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渐站稳脚跟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也在发展起来。3月上旬，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共湖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冈山，指责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特委代表强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湘南的农民暴动。3月下旬，湘南暴动失败，部队重新返回井冈山。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汇合湘南部分农军，辗转到达宁冈砻市，与工农革命军会师。5月初，朱德、毛泽东的两支部队正式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六个团，全军约万余人。1928年5月，在宁冈茅坪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随后，又打垮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会剿”，三次占领永新县城。井冈山根据地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正当井冈山根据地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再次命令红军向湘南冒进。7月中旬，红军大队进攻郴州失败。9月26日，重回井冈山。在此期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趁红军主力远离之机，占领大片根据地，并调集四个团的兵力大举进攻。驻守井冈山的红军部队虽不足一营，但据险抵抗，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九十月间，红军又连续打了几次胜仗，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同年10月，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红军盲动导致失败的教训，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案。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的不平衡形成了政治上的封建割据和冲突，因此，“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⁵⁹⁴⁾。会议还选举了边界第二届特委，谭震林当选为书记。

毛泽东所创建的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在当时还不为人们所注意，然而，正是这条道路，指引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时及稍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许多地区领导了武装起义。1927年9月，中共鄂中特委和鄂西特委分别领导沔阳、公安农民举行起义，随后在洪湖地区展开游击斗争。同月，广东农民先后攻占陆丰、海丰县城。11月，成立苏维埃。同年9月、11月，中共在湖北黄安、麻城两次领导农民起义，失利后转入山区进行游击战。这一年爆发起义的地区还有海南岛、河南确山等。1928年又先后爆发了江西弋横农民起义、湘南起义及陕西渭华起义等。这些起义，遍及12个省140多个县。它们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1) 《银行周报》第11卷第2号。

(2) 《银行周报》第11卷第4号。

(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1日。

(4) 《宋子文谈国民政府财政方针》，《申报》，1927年1月28日。

(5) 《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56页。

(6) 《一切税款须存放中央银行》，《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4日。

(7)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7日。

(8) 《国民政府积极整顿各省财政》，《一周时事述评》第14期。

(9) 《财政部征收田赋之布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0日。

(10)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2日。

(1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1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13) 余捷琼：《民国十六年武汉的集中现金风潮》，《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4期，1936年12月。

(14) 《全国财政会议汇编》，《审查报告》（四），第57页。

(15) 《申报》，1927年4月16日；《晨报》，1927年4月17日。

(16) 《张肇元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78—79页。

(17) 《武汉政府组织战时经济调查委员会》，《晨报》，1927年5月3日。

(18) 《国民政府最近经济政策》，《一周时事述评》，第19期。

(19) 《武汉政府集中现金经过概况》，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28，863；参见《金融市况》，北京《银行月刊》第7卷第6号。

(20) 《上海银行公会致蒋介石电稿》，《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21) 《北京银行公电》，上海工商联档案，其173—1—61；《武汉金融孤立》，《晨报》，1927年4月21日。

(22) 《上海商业联合会资料》，第78页。

(23) The Maritime Custome：Decennial Report19221933，p．558．

(24)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07页。

(25) 《国民政府交通部报告书》，《汉口民国日报》，3月14日、17日、24日、26日、28日。

(26)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9日。

(27) 《孙科之交通计划谈》，天津《大公报》，1927年1月1日。

(28) 《实业部长孔庸之与记者谈话》，《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9日。

(2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5日。

(30) 《徐季龙对改造司法之主张》，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20日。

(31) 《国民政府司法部司法工作报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文件。

(32) 《国民政府司法部司法工作报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文件。

(33)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

(34)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0日。

(35) 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18日。

(36) 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29日。

(37) 长沙《大公报》，1927年3月8日。

(38)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3月1日。

(39) 《陕西司法公报》，1927年第11、12期。

(40) 《大公报》，1927年2月25日。

(41) 《国民政府司法部工作报告》。

(42) 《汉口民国日报》，1926年3月1日。

(4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6日。

(44) 《革命生活》，1927年4月9日。

(45)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46)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158页。

(47)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48)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页。

(49)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50)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页。

(51)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14—915页。

(52)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14—915页。

(53) 《土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录》。

(54) 《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录》。

(55) 《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录》。

(56) 《土地委员会一次扩大会议记录》。

(57) 《土地委员会一次扩大会议记录》。

(58) 陈克文：《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59) 《土地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记录》。

(60) 《土地委员会会议记录附件》。

(61) 《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

(62) 《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

(63) 《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

(64)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65)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66) 《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67) 《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记录》。

(68) 《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记录》。

(69) 《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70)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71)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72) 《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73) 《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附录》。

(74)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75)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76)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77)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78)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30页。

(79)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50—1151页。

(80) 《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

(81)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两个共产党员关于土地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页。

(82) FO，405，Vol．252A，pp．627-628．

(83) FO，405，Vol．252A，pp．631-632，646-648；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高承元：《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151页。

(84) 《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

(85) FO，405，Vol．252A，pp．670-671．

(86) FO，405，Vol．252A，pp．672-673．

(87) FO，405，Vol．252A，pp．632，682，684．

(88) FO，405，Vol．252A，pp．698-699．

(89)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高承元：《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159—160页。

(90) 《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记录》。

(91)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

(92)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38页。

(93) 《中央局报告（10、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91页。

(94)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139页。

(95)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96) 《国闻周报》第4卷第3期。

(9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7日。

(98) 《向导》，第183期。

(9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1日。

(10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8日。

(101)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153页；FO，405，Vol．252A，pp．335-336，339，340．

(102) FO，405，Vol．252，pp．341-342，350，369-370，399-400；《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38—43页。

(103) FO，405，Vol．252，pp．342-343，350-352，369-373．

(104) FO，405，Vol．252，pp．398-340；《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46—48页。

(105) 《联席会议第十九次会议记录》。

(106) FO，405，Vol．252，pp．401-402．

(107) FO，405，Vol．252，p．403．

(108) 《联席会议第二十次会议记录》。

(109) FO，405，Vol．252，pp．403-404，415；Vol．253，pp．131-133．

(110) FO，405，Vol，253，pp．133-136．

(111) FO，405，Vol．252，pp．224-227；《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50—51页。

(11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

(113) FO，405，Vol．253，pp．59-62，135-136．

(114) FO，405，Vol．253，pp．60-61，136，146．

(115) FO，405，Vol．253，pp．70，136，146．

(116)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决议录》，1927年3月2日，油印件；《国民政府近三年来外交经过纪要》，第59—60页。

(117) 徐谦：《国民政府司法部工作报告》，1927年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速记录》，附件。

(118)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决议录》，油印件，1927年3月4日。

(11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事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75页。

(120) 《国民政府近三年来外交经过纪要》，第8-9、11—12页。

(121) FRUS，1926，Vol．1，p．683．

(122) 《国闻周报》第4卷第12期。

(123) 《联席会议第二十二次会议记录》，1927年2月9日。

(12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事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81页。

(125)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83—984页。

(12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12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七、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93、1005页。

(128)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09—1010页。

(12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08—911页。

(130)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1005—1008页。

(13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9日，油印件。

(13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133) 《一周时事述评》，第17期。

(134)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13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136)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速记录》。

(13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6日。

(138)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23页。

(13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速记录》。

(140)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42—1043页。

(141) 《国民政府近三年来外交经过纪要》，第62—66页。

(14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57页。

(14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144)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14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7日。

(14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147) 《革命生活》第58期，1927年4月19日。

(148) 《革命生活》第59期，1927年4月21日。

(14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150)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151) 《晨报》，1927年4月22日。

(152) 《中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纪要》，1927年4月；参见M．N．Roy，My Experiences in China，Bombay，1938，pp．56-57．

(153) M．N．Roy，My Experiences in China，pp．56-57．

(154) 《中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纪要》，1927年4月。

(155) 《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

(156) M．N．Roy，My Experiences in China，p．597．

(157) 《李宗仁回忆录》，第467页。

(158) 《中国革命最近严重局势之由来》（1927年8月17日在莫斯科的报告），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3期。

(159) 《革命生活》，第59期，1927年4月21日。

(160) 《中央执行委员会欢迎北伐将士大会纪要》，油印件。

(16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162) 《三十六军奋战经过》，《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6日；刘兴：《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84页。

(163) 《第四军讨奉作战经过》，《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24日；参见张发奎编：《第四军纪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续辑本，第151—156页。

(164) 《十一军战史》，《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2日。

(165) 《第四军纪实》，第167页。

(166) 《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

(167) 刘兴：《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81-82页。

(168) 一说牺牲两万余人，见李汉俊报告，《晨报》，1927年7月7日。

(169) 于志恭：《关于冯玉祥吊李大钊诗》，《人物》，1980年第4期。

(17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29页。

(171) 《冯玉祥日记》，1927年2月21日。

(172)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6页。

(173)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5月1日、3日。

(174) 《冯玉祥令刘骥呈汉口国民政府电》，《北洋军阀》（5），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686页。

(175) 《国民军革命史》，第292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9日。

(176) 《奉军扼守大河北岸》，《晨报》，1927年6月2日。

(177) 《守同志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178) 《守同志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179) 《北方区关于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给中央通讯之二》，《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1926年12月9日。

(180) 《陕西最近军事状况》，《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181) 《北方区关于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通讯之一》，《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182) 《其嘉致胡海、白和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183) 《其嘉致胡海、白和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184) 《李大钊主持之北京政治分会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25—1027页。

(18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3、8、44页。

(186)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18页。

(187)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35页。

(188)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1页。

(189)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八、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20、1149页。

(19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5页。

(191)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6页。

(192)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7页。

(193)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51—752页。

(194)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0页。

(19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196) 《时报》，1927年6月22日。

(197) 《时局扰攘中之晋局》，《晨报》，1927年4月24日。

(198) 《雷厉风行之晋省清党运动》，《晨报》，1927年6月22日。

(199) 《张作相昨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晨报》，1927年6月11日。

(20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58—760页。

(201)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89—1290页。

(202) 《张作霖招待日本记者团谈话》，《晨报》，1927年6月9日。

(203) 《张作霖致阎锡山电》，1927年3月23日，《民国阎伯川锡山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38页。

(204) 《吴佩孚将向蓬莱》，《晨报》，1927年4月22日。

(205) 《吴佩孚不愿赴太原》，《晨报》，1927年4月25日。

(206) 吴佩孚离开巩县时间，诸说不一，此据蒋雁行电：《吴佩孚再出马》，《晨报》，1927年5月4日。

(207) 《吴佩孚贯彻终始》，《晨报》，1927年5月28日。

(208) 《晨报》，1927年6月2日。

(209) 《吴佩孚密使到济南》，《晨报》，1927年6月27日。

(210) 《吴逆逃亡之经过》，《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6日。

(211)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30日。

(212) 《张联陞陈报围剿吴逆详情》，《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8日。

(213) 《时报》，1927年1月8日。

(214) 《张嘉璈日记》，未刊稿。

(215) 《孙传芳痛诋蒋介石》，《晨报》，1927年5月7日。

(216) 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第259—260页。

(217) 《晨报》，1927年5月28日。

(218) 《晨报》，1927年5月27日。

(219) 《晨报》，1927年5月30日。

(220) FO，405，Vol．253，pp．333-334．

(221) 《申报》，1927年3月31日。

(222) 王之相口述，白晶泉、武育文整理：《我所了解的张作霖及其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经过》，《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35页；参见《张国忱与柴寿安谈话记录》，1978年9月7日，未刊稿。

(223) FO，405，Vol．353，p．334．

(224) FO，405，Vol．253，p．336．

(225) 《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

(226) 《京师警察厅侦缉处为遵饬抄办俄使馆旁庚款委员会等处情形报总监呈文》，1927年4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

(227) 《首席公使欧登科致外交部照会》，1927年4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

(228) The China Press，April 10，1927．

(229) 《外交部致苏联驻华使馆照会》，《晨报》，1927年4月8日。

(23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64页。

(231) FO，405，Vol．253，p．105．

(232) 《苏联驻华使馆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1927年4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

(233) FO，405，Vol．253，p．336．

(234) 《外交部致驻苏代办郑延禧电》，《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1039．12。

(235) 张国忱：《编译〈苏联阴谋文证〉经过》，柴寿安记录整理，政协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未刊稿。

(236) 《习五一等访问张国忱谈话记录》，1983年10月31日，未刊稿。

(237) 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第1册，摄影目次12。

(238) 《晨报》，1927年4月11日、13日。

(239) 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第75页。

(240) 《侦缉处为解送莫同荣等请讯办事致京师警察厅呈》，1927年4月1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

(241) 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第74页。

(242) 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第74页。

(243) 《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

(244) 稿本，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245) 《张国忱与柴寿安谈话记录》，1978年8月26日，未刊稿，天津政协藏。

(246) FRUS，1927，Vol．2，p10．

(247) 《张作霖致田中义一函》，日本山口县文书馆藏。

(248) 《益世报》，1927年5月28日。

(249) 《杨宇霆、张学良复电》，《时事新报》，1927年6月13日。

(250) 《李庆芳与记者谈话》，《晨报》，1927年6月8日。

(251)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5日。

(252) 《吴晋谈话》，《晨报》，1927年6月7日。

(253) 《张作霖接见记者团谈话》，《晨报》，1927年6月9日。

(254) 《南桂馨与电通社记者谈话》（1927年6月9日），《世界日报》，1927年6月10日。

(255) 《张作相与记者谈话》，1927年6月10日，《世界日报》，1927年6月11日。

(256) 《吴晋对新闻记者谈话》，《世界日报》，1927年6月15日。

(257) 《世界日报》，1927年6月16日。

(258) 《晨报》，1927年6月16日。

(259) 《晨报》，1927年6月18日。

(260) 《晨报》，1927年6月18日。

(261) 《张作霖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4。

(262) 《陆海军大元帅就职宣言》，《政府公报》第4008号。

(263) 《北京政治分会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21页。

(264) 《晨报》，1927年6月21日。

(265) 《驻欧使领各馆致外交部电》（1927年4月6日），《时事新报》，1927年5月6日。

(266) 《大公报》，1927年7月9日。

(267) FO，485，Vol．254，p．174．

(268) FRUS，1927，Vol．2，p．18．

(269) FO，405，Vol．253，p．457．

(270) FRUS，1927，Vol．2，p．17．

(271) FO，405，Vol．253，pp．459-460．

(272) 曹汝霖：《报告讨论财政集议经过情形并附呈财政整理计划大纲》（1927年8月），《北洋政府档案》，1027，167。

(273) 《潘复接见中外记者谈话》，《世界日报》，1927年6月25日。

(274) 《申报》，1927年6月24日。

(275) 《张作霖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4。

(276) 《大公报》，1927年7月1日。

(277) 《新闻报》，1927年6月30日。

(278) 《邢士廉对新闻记者谈话》，《晨报》，1927年7月6日。

(279) 《洛阳孔祥熙寒日来电》（1927年7月14日），又，《洛阳冯玉祥来电》（1927年7月18日），均见《蒋介石收各方电稿》；参见《葛光亭谈话》，《世界日报》，1927年7月27日。

(280) 《张宗昌致潘复电》（1927年7月15日），《世界日报》，1927年7月16日；《李征五谈话》，《晨报》，1927年8月1日。

(281) 《晨报》，1927年8月5日。

(28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0期。

(283) 何成濬：《八十回忆》，第28—29页。

(284) 《杨丙致蒋介石等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85) 《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3月版，第439—440页。

(286) 《宇垣一成日记》第1册，东京みすず书房1968年版，第568—570页。

(287) 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卷，第544—548、569—570页。

(288) 《田中内阁出兵声明》，《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

(289) 《日军派遣军司令官乡田布告》，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第130—131页。

(290) 《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致日本政府抗议书》，《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

(291) 《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致江苏省政府密令》，1927年7月23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

(292) 《上海外交交涉员郭泰祺回复驻沪日代理总领事清水》，1927年6月23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

(293) 《上海市市长黄郛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电》（1927年7月16日），沈云龙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91页；《满铁调查时报》，1927年7月25日。

(294) 正式会议记录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VM41，第176—407页。

(295)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1—1945）》下册，第101—102页。

(296) ［日］参谋本部：《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第37—40页。

(297) 《彭德铨致白崇禧函》，《新闻报》，1927年6月25日。

(298) 《申报》，1927年6月26日。

(299) 《晨报》，1927年7月5日。

(300) 《陈以燊、陆殿臣通电》，《时事新报》，1927年7月7日。

(301) 《晨报》，1927年7月7日。

(302) 《晨报》，1927年7月12日。

(303) 《牛渭麟致王华电》（1927年7月7日），《新闻报》，1927年7月22日。

(304) 《晨报》，1927年7月9日。

(305) 《晨报》，1927年7月9日、10日

(306) ［日］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卷，第632—633页。

(307) 《张宗昌、林宪祖致北京国务院外交部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5。

(308) 《申报》，1927年7月13日。

(309) 《张宗昌通电》，《世界日报》，1927年7月10日；《李藻麟致王琦电》（1927年7月8日），《晨报》，1927年7月9日。

(310)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3，第124页。

(311) 《张宗昌致潘复电》，《世界日报》1927年7月7日。

(312) 《芳泽致币原电》（1927年4月1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RDS，NA，M329，893.00N/81。

(313) 《芳泽致币原电》（1927年4月1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14) Cabinet Papers and Conclusions，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以下简称CAB，23/54。

(315) CAB，24/186．

(316) FO，371，V01．12478，F3834/1530/10，F3795/1530/10，F3756/1530/10．

(317)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1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

(318) 《币原致矢田、芳泽电》，1927年4月中旬，《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

(31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5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83—1084页。

(320)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4月23日，《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21) 《田中致松平电》（1927年4月23日）；《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4月23日），《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22) RDS，NA，M329，893.00N/99．

(323) RDS，NA，M329，893.00/8655，893.00/8662，893.00/8691，893.00/8701．

(324) RDS，NA，M329，893.00/8802．

(325) RDS，NA，M329，893.00/8801．

(326) RDS，NA，M329，893.00N/94．

(327) RDS，NA，M329，893.00N/94，893.00N/108，893.00N/97，00N/97．

(328) RDS，NA，M329．893.00N/97．

(329) RDS，NA，M329，893.00N/84．

(330) RDS，NA，M329，893.00N/98．

(331) RDS，NA，M329，893.00N/110．

(332) RDS，NA，M329，893.00N/154；《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

(333) RDS，NA，M329，893.00N/154；《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

(334) 《芳泽致田中电》，1927年4月2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35) 《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RDS，NA，M329，893.00N/115．

(336) 《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4月28日；《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5月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37) RDS，NA，M329，893.00/8783，893.00/613．

(338) RDS，NA，M329，893.00/8802．

(339) RDS，NA，M329，893.00N/135．

(340) 《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1927年5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1) 《矢田致外务省电》，1927年4月2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2) RDS，NA，M329，893.00/8780．

(343)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

(344) 《革命文献》第14辑，第615—616页。

(345) RDS，NA，M329，893.00N/202．

(346) 《大臣会见录（六）》，1927年5月1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7)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

(348)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研究俄国对华问题的几点主要考虑》，1927年6月10日；《松井少将关于中国时局的演讲纲要》，1927年6月1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36。

(349) FO，371，Vol．12478，F3744/1530/10．

(350) CAB，25/54．

(351) CAB，23/54；FO，371，Vol，12479，F3964/1530/10，F4098/1530/10；Vol．12480，F4336/1530/10；Vol．12435，F4119/67/10，F3913/67/10；Vol．12404，F3599/2/10，F3784/2/10．

(352) FO，405，Vol，253，pp．218-219．

(353) CAB，23/55．

(354) FO，371，Vol．12504，F4580/4068/10，F4118/4118/10，F4580/4118/10．

(355) China Year Book，1928，p．75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356) FO，405，Vol．255，pp．254-260．

(35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53页—1056页。

(358)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74—1075页。

(359) 《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74页。

(360) 《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74页。

(36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5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79—1081页。

(362) 《战时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363) 《武汉大局讨论会第一次会议速记录》。

(364) 《时报》，1927年4月29日。

(36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86页。

(366) 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1集，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106—107页。

(36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1195页。

(368)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以接受日方上述要求了结此案，见日本外交史料馆档案，A1 106。

(36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97—1099页。

(370)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90页。

(37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议事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36页。

(372)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97—1099页。

(373)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21页。

(374)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03—1106页。

(37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03—1106页。

(376)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41—1144页。

(37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45—1148页。

(378)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00页。

(37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84页；《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4月2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80) 《国闻周报》第4卷第18期。

(38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55页。

(38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38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6日。

(38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60—1165页。

(38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60—1165页。

(38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65页。

(38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25—1127页。

(38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389) 《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390) 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7页。

(391) 《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392) 米夫：《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六大以前》，第950页。

(39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394) 《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395)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16页。

(396) 《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

(397)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06页。

(398)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

(399) 《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74页。

(400) 《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17—118页。

(401) 《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77页。

(402) 《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38—139页。

(40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56—163页。

(404) 《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主席团为大会开幕通电》，《晨报》，1927年6月30日。

(405)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秘书厅通报》，《晨报》，1927年7月8日。

(406)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245页。

(40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3日。

(40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5日。

(409) 《汉口民国日报》，7月9日、15日。

(41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6日。

(41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7日、21日。

(41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5日。

(41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12日。

(414) 《刘湘对党国之意见》，《申报》，1927年4月25日。

(415)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1日。

(416)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3日。

(417) 《殷汝耕转刘湘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418) 《殷汝耕转刘湘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19) 《杨森九十忆往》，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第104页。

(420) 《杨森代表赴宁》，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3日。

(421) 《杨森回忆录》（三），台湾《中外杂志》第13卷第6期，第80页。

(422) 《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360页。

(423) 《昨日三镇讨夏大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424) 天津《益世报》，1927年5月25日。

(425) 何键：《在马日铲共纪念会上的演词》，《大公报》，1933年5月23日；参见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20页。

(426) 蓝文蔚：《我是怎样策动夏斗寅叛乱的》，《武汉文史资料》第15辑，第75页。

(427) 《夏斗寅出师讨共之通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2日。

(428) 参见《湖北清党促进会刘鸿逵报告》，南京中政会第一一一次会议记录。

(429)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430)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

(431) 《国民政府令》，《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9日。

(432) 《讨夏告民众书》，《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9日。

(433) 《夏逆张部又扰罗田》，《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4日；《白色恐怖下之罗田》，《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6日。

(434) 程潜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参见马宣伟、肖波：《杨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97页。

(435) 《沙市沙洋相继克复》，《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7日。

(436) 《重庆刘湘来电》（1927年6月21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37) 余湘三：《马日铲共之始末》，湖南《国民日报》，1930年5月21日。

(438)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81页。

(439) 许克祥：《马日铲共回忆录》，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

(440) 《湖南省政府养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41) 《湖南省政府养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42) 《湖南省政府布告》，《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43) 《湖南省政府敬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44) 《长沙之救党大运动》，《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5日。

(445) 《救党委员会之组织》，《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9日。

(446) 许克祥：《马日铲共回忆录》。

(447) 《湖南救党委员会唐生智等通电就职》，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8日。

(448) 《何军长漾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何军长通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2日。

(449) 《唐生智致湖南省政府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5日。

(450) 《唐生智电》，《申报》，1927年6月4日。

(451) 《唐生智在西平对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之训话》，《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1日；《唐生智在郑州召集军官讲话》，《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7日。

(452) 《中政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03页。

(453) 《中央执委会沁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参见《中共中央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记录》，1927年5月27日。

(454) 柳直荀：《湖南马日事变之回忆》，《布尔什维克》第20期。

(455) 《中央汪、谭两主席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5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457) 《长沙军工冲突事件》，《晨报》，1927年6月20日。

(458) 《讨共军包围中之湖南》，《晨报》1927年6月22日。

(45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5页。

(460) 《唐生智对湘请愿代表周表示许克祥背叛党纪军纪》，《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7日。

(461) 《右倾中之湘省新局面》，《晨报》，1927年7月1日。

(462) 《右倾中之湘省新局面》，《晨报》，1927年7月1日。

(463) 《右倾中之湘省新局面》，《晨报》，1927年7月1日。

(464) 《湘人讴歌什么》，《晨报》，1972年7月6日。

(465) 《湘人讴歌什么》，《晨报》，1972年7月6日。

(466)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

(467) 司马璐：《1927年的国共分家》，香港自联出版社1977年版。

(46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81页。

(469) 《湘省共产党又遭迫害》，《申报》，1927年7月5日。

(470) 《唐生智在湖南省政府纪念周演词》，《湖南省政府公报》1927年7月5日。

(471) 许克祥：《马日铲共回忆录》。

(472) 《程天放早年回忆录》，台北1968年版，第73—74页。

(473) 《南昌民众党部之大争潮》，《申报》，1927年4月12日。

(474) 《程天放早年回忆录》，第76页。

(475) 《胡主席致朱培德函》，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5日。

(476) 《九江朱培德冬日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47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478) 《李宗仁回忆录》，第468—496页。

(479) 《芜湖李宗仁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0) 《南昌朱培德来电》（1927年5月2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1) 《芜湖李宗仁来电》（1927年5月2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2) 《南昌朱培德来电》（1927年5月2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3) 《南昌朱培德来电》（1927年5月2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45—1148页。

(485) 《江西之革命纪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486) 《江西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日。

(48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6页。

(488) 《韶州钱大钧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参见《蔡熙盛电告朱培德肃清江西共党》，《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15日。

(489) 《朱培德实行清共》，《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18日。

(490) 《徐州李宗仁来电》，1927年7月3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91) 《朱总指挥最近之演说》，《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7日。

(49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7页。

(493) 梅原：《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66—67页。

(494) 《扬州何应钦麻日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95)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54页。

(496)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54页。

(497) 《南京中政会第七十五次会议记录》，1927年4月19日。

(498) 《潼关毛以亨来电》（1927年6月3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参见毛以亨：《俄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4年版，第244页。

(49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

(500) 马文彦口述：《回忆潼关会议》，陕西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501) 宣侠父：《西北远征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

(502) 刘骥：《南行使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1页。

(503) 《郑州冯玉祥来电》（1927年6月1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50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0—1231页。

(505)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557—558页。

(506)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1232页。

(507)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1230页。

(508) 《郑州冯玉祥来电》（1927年6月1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509) 《冯到徐前致蒋总司令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3日。

(510) 《冯到徐前致蒋总司令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3日。

(511) 《李宗仁回忆录》，第475—476页。

(512)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561页。

(513) 《冯玉祥抵徐谒蒋续讯》，《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23日。

(514) 《各报通讯记录》，国民党中宣部驻沪办事处编：《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第59页。

(515) 《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第56页。

(516) 《冯玉祥日记》1927年6月21日。

(517) 《徐州特别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18)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4日。

(519) 蒋介石：《对于上海全市党员之报告》，《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第50页。

(520)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4日。

(521)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5页。

(522) 黄绍竑口述：《徐州会议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523) 《冯玉祥日记》。

(524) 《关于清党措施致豫、陕、甘省政府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25) 《冯玉祥日记》。

(526) 《冯玉祥日记》。

(527) 李世军：《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

(528) 《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第50页。

(529) M．N．Roy，My Experiences in China，pp．68-71．

(530)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9、267、275页。

(53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第1辑，第328—329页。

(532)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作“必须根除不可靠的将军们”。

(533)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32页。

(534) My Experiences in China，pp．72-73．

(53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536)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英文。

(537)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538) 蔡和森：《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1页。

(539) My Experiences in China，p．67．

(540) 蔡和森：《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1—82页。

(541)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6页；参见米夫：《中国革命》，莫斯科1932年版，第81页。

(542) 蔡和森《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5页。

(543)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记录》。

(544) 《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545)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318页。

(546) 《李品仙回忆录》，第90—91页；参见《郭廷以与李将军问答记录》，未刊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547) 《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八七会议》，第60—70页。

(54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6月28日。

(549) 李品仙晚年回忆称：他的行动系出于汪精卫密令，见《李品仙回忆录》，第91页。

(550)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记录》。

(551) 《罗易赴华使命》，第332—338页。

(552) 《罗易赴华使命》，第324—325页。

(553)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记录》。

(554) 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莫斯科油印本。

(555)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记录》。

(556)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党员书》，《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557)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记录》。

(558)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559) 《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真理报》，1927年7月10日。

(56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13页。

(56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80—183页。

(56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563) 《吴玉章回忆录》，第150页。

(56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56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7日。

(56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7日。

(56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9日。

(56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26日。

(56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26日。

(570)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25日，油印件。

(57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25日，油印件。

(572)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中国共产党书》，《革命文献》（16），总2832—2834页。

(573)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4页。

(574)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575)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pp．276-277．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

(576) 吴玉章：《八一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577) 《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4页。

(578) 《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27年7月26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579) 《晨报》，1927年8月3日。

(580)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581)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2—83页。

(582)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583) 《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南昌起义》，第69页。

(584) 《中共中央复张国焘信》，《南昌起义》，第67页。

(585) 《李汉魂日记》，未刊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586)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587) 《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588) 《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联席会议宣言》，《南昌起义》，第20页。

(589) 《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59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3日。

(591) 上海《新闻报》，1927年8月9日。

(592) 《叶剑英谈南昌起义二三事》，《南昌起义》，第227页。

(593)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第88—96页。

(594)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页。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第一节　蒋介石下野与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一　苏皖溃败与蒋介石下野

汪精卫集团分共后，宁汉双方已无根本冲突，于是，冯玉祥便积极出面调停。

徐州会议后，蒋介石曾希望冯玉祥能出兵进攻武汉，但是冯玉祥的兴趣在北伐，不愿意为宁方打内战。7月7日，孔祥熙作为蒋的私人代表到达洛阳⁽¹⁾。冯对孔称：“我不能攻武汉。”⁽²⁾7月12日，冯玉祥电告汉、宁，要求停止攻击，联合北伐，声称“凡有妨碍北伐者，即是反革命”⁽³⁾。14日，又会同徐谦、孔祥熙，通电提议在开封召集紧急会议，“所有本党领袖，除共产党跨党者外，宜共同集合，专讨论党的问题”，“会议所公认负咎之人均服从决议，各自下野”⁽⁴⁾。宁方也表现出合流的愿望。18日，胡汉民、吴稚晖、钮永建复电冯玉祥，要冯转告汪精卫，停止东征，如能“幡然携手尤善”⁽⁵⁾。冯接电后，于22日再发一电，提出四点意见：一、武汉所定分离共产党，解除鲍罗廷职，应请明令宣示。二、统一国民党中央。或按原议，政府迁宁；或设南京政治分会，指导东南等省党务政治。三、各领袖在开封开预备会，决定此次党潮，孰应下野，孰应继任，由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任免。四、未解决前，停止军事行动，以江西、安徽为缓冲地⁽⁶⁾。

除冯玉祥外，孔祥熙、居正、宋子文等也都在宁汉之间斡旋。汪精卫集团同意合流，但表示必须以自己为正统。7月24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联名致电冯玉祥称：一、分共及解除鲍罗廷职，均已实行。二、中央迁都南京，中央早已决定。三、中央会议须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召开。四、如有和平统一方法，自不必出于一战。同时，汪精卫声称，他与蒋“只有公愤，别无私仇”，“中央党部及政府之统系，不可失坠，此必以死争”⁽⁷⁾。对于此时的汪精卫集团来说，反共已经输给南京方面，“中央党部及政府之统系”自然成了必须力争的生命线。不过，汪精卫也感到，自己身上存有易被南京指责的疮疤，不得不作出某种表示。8月3日，汪精卫等再电冯玉祥，表示愿与宁方一致努力，消灭共产党。汪称：如宁方“果能尊重中央，南讨共贼，北伐奉鲁”，他个人的进退，无关重轻⁽⁸⁾。6日，汪精卫发表《错误与纠正》一文，声称“最大的错误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并称：“如今不是引疚的时候，而是补过的时候。”⁽⁹⁾所谓“补过”，自然是加紧反共。

汪精卫集团一面表示接受冯玉祥等人的调停，一面仍在积极准备东征。汪精卫等深知，宁方不会轻易承认自己是正统，而武汉方面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也非东征不能解决。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四条关于时局的决议：一、提高党的威权。二、统一军政、民政、财政。三、打破割据局面，消灭地盘思想。四、党员全体动员，组织民众，训练民众。29日，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取舍予夺，为所欲为”，“在南京僭窃以后，益复横行无忌”⁽¹⁰⁾。8月9日，唐生智通电，声称“长江各省之痛苦，皆中正所造成；共产党徒之作乱，亦即中正之暗示”，反将红帽子扣到了蒋介石头上。他要求海内同志，共起“平乱”⁽¹¹⁾。随即指挥东征军向南京推进，大有与孙传芳军形成夹击之势。

宁汉对峙，为北洋军反攻提供了机会。

7月24日，徐州为直鲁军许琨等部攻陷后，南京北伐军全线动摇，纷纷自鲁南撤退，南京震动。同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称：“徐州不保，诸事棘手。”⁽¹²⁾在高级将领会上，李宗仁建议各军南撤，固守淮河南岸天险，待武汉局势澄清，再图规复。但蒋介石力主及时夺回徐州，并决定亲自率部反攻。行前，蒋介石声言：“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¹³⁾25日，蒋介石率嫡系第一军第二十一师抵达蚌埠，会同第六、第十、第三十三、第三十七、第四十、第四十四军发起反攻。27日，蒋介石复电冯玉祥，保证一星期内成功。电称：“宁失宁粤，不愿委弃徐州，以断我两军之联络也。”⁽¹⁴⁾他要求冯玉祥尽快从豫东派部队夹击。

宁方的许多将领看到宁汉对立和宁方内部蒋桂矛盾的加剧，都力图自保。王天培（第十军）、赖世璜（第十四军）、叶开鑫（第四十四军）、曹万顺（第十七军）、周凤歧（第二十六军）、谭曙卿（新编第一军）、贺耀组（第四十军）等纷纷请求武汉方面加委。这样，在前线的部队自然更不愿积极作战。冯玉祥的东路指挥鹿钟麟因受直鲁军和红枪会牵制，一时也无法逼近徐州。　孙传芳、张宗昌见此，故意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步步后撤。8月2日，宁方军队接近徐州城垣，孙传芳、张宗昌突然发起反攻，从右翼迂回到宁方军队侧后。蒋介石因事出意外，一时指挥失措，各军陷入混乱，自8月5日起纷纷向南撤逃。蒋介石也于当日乘车逃到蚌埠，下令全军退守淮河一线，持久防御。可是各军只顾退却，根本无法组织有效防御。8月6日，蒋介石率先逃回南京，各军无心恋战，纷纷自行南撤。8月12日，孙传芳军全线渡过淮河。17日，南京军事委员会鉴于前线部队已不堪再战，下令撤至长江南岸，修整部队，扼险固守。尾追的孙传芳军随即进抵浦口、六合、扬州一线江岸。从8月5日到18日这13天中，宁方北伐军从徐州至浦口溃逃了七百余里，成为北伐出师以来最大的一次败绩。

蒋介石反攻徐州前后，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情绪更趋强烈，从“和平分共”转向暴力镇压。

7月30日，武汉人力车工人发生罢工。8月1日，谭延闿称：“我们对付CP并没有破脸，现在他们鼓动罢工、罢市，是他们先破脸，我们也顾不得许多了。”陈公博称：“我们应当一面抓他们的领袖，一面设法避免军警同工人的冲突。”⁽¹⁵⁾南昌起义后，汪精卫集团的情绪更为激昂。8月5日，汪精卫咬牙切齿地说：“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再说优容，我们就是叛党！这种叛徒，我们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同时，他表示：“我们要向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处分，因为我们对于容共政策，太不知变通了。”⁽¹⁶⁾8日，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会上再次表示：“现在说是容共的，就不算得是人！”当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一、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的跨党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开除党籍，免职、通缉拿办；二、列名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的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等开除党籍并免职；三、徐特立、李立三、张国焘、彭湃、周恩来等通缉拿办；其他跨党党员及任职者，并即开除党籍及免职。同时，决定《清查共产党员办法》四项：一、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任职人员，须一律登记声明有无跨党，以凭考核，而定去留；二、著名CP分子，应由地方军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三、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四、如有CP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¹⁷⁾。讨论时，于右任称：“要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你也发表，我也发表，恐怕报纸还没有许多地方登载。”不过，于的发言并没有使与会诸人的头脑冷静下来。会议同时决定：改组湖北省党部及各人民团体；湖北全省党务，暂时一律停止进行，各人民团体，着即停止活动。

汪精卫集团既坚决反共，桂系便企图拉拢汉方，合力排斥蒋介石。

8月8日，李宗仁领衔致电汪精卫与谭延闿，声称读了汪精卫8月3日致冯玉祥的电报之后，“喜极而涕”，共党既已退出，则国民党“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当前大计在于北伐，要求武汉方面及早到南京召开中央全会。该电将白崇禧、何应钦排在联署人的第二、第三位，而将蒋介石排在第四位⁽¹⁸⁾。10日，汪精卫等复电李宗仁等，重申武汉的中央党部及政府为“党国之最高机关”，但表示可以通过中央全会解决“个人责任”、“机关改组”和“统一全国之政府”等问题⁽¹⁹⁾。12日，南京国民党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讨论。此际，李宗仁称：“请总司令自决出处。”白崇禧也称：“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²⁰⁾当时，蒋介石曾表示：“我完全服从监察委员会，愿与中央监委同进退。”蒋的意见立即遭到反驳：“总司令应大权独断，何以须随监委为进退？”⁽²¹⁾

在内外交困，和既不成、打又不能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下野。8月9日，蒋介石下令扣押王天培，后又扣上与唐生智勾结、擅自退却、扣饷等罪名予以枪决。12日晚，蒋介石将军事交给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负责，离开南京去上海。13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总司令职务。宣言埋怨“武汉同志不察，异议所加，集于中正一身”，声称“今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者也”。宣言向宁汉双方指出三点希望：一、武汉同志克期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二、分驻湘、鄂、赣各地武装同志，并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国民革命；三、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²²⁾。

8月13日，胡汉民得知蒋介石辞职消息后，立即与吴稚晖、蔡元培等商定，去上海挽留。但胡等人赶到上海时，蒋介石已转赴奉化。胡汉民挽蒋不成，决定与蒋共进退。14日，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联名致电冯玉祥，宣布辞职，要冯玉祥“一柱擎天”⁽²³⁾。接着，蒋介石的盟兄、上海市长黄郛也通电辞职。蒋系人物纷纷撂挑子，南京政府无人负责，立即陷入瘫痪状态。8月14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称：蒋“一身系党国之安危，为民众之救主”，敦促他“克日返宁，主持大计”。冯并称：如蒋一意坚辞，他本人也只能“一同退伍”⁽²⁴⁾。15日，南京方面召开军委、党务联席会议，推李烈钧为主席。李称：“万不任劳苦功高、革命中心之蒋总司令引退”，也不能任胡汉民等“党国柱石”“洁身远引”。何应钦、李宗仁也表示，应一致挽留蒋介石⁽²⁵⁾。然而，蒋介石却故作姿态，于16日致电南京，声称“自愧谫陋，无补时艰”，“清夜扪心，益滋惶惑”，不仅要求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而且要求“重治中正以失职之罪”⁽²⁶⁾。17日，南京政府复电蒋介石，劝其“不避劳怨，勉任艰巨”。⁽²⁷⁾次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致电蒋介石，劝他“照常供职，勉成大业”。电报并称：“所请开去总司令职权，重治失职之处分，应毋庸议。”⁽²⁸⁾这样一来，蒋介石的身价反而增高了。

除南京、开封外，广州李济深也反对蒋介石下野。9月4日，广州召开大会，主张挽留蒋介石及胡汉民、张静江等五委员。13日，李济深发表时局宣言，要求“武装同志平心静气，认定蒋为此时此地最优最适之军事领袖”；主张请蒋即日复职，请汪即日赴宁，从速召开第二届执、监委员会议，解决一切重大问题。李称：“继续北伐，乃宁汉合作之真目的，汪蒋合作，乃宁汉合作之真精神。”⁽²⁹⁾

在近代中国政坛上，蒋介石是使用以退为进策略的高手。他的下野，一方面使武汉方面失去东佂借口，从而减轻了宁方所受的军事压力；一方面使南京政府群龙无首，陷于瘫痪，不得不再次请他出山。

二　孙传芳反攻与龙潭之战

蒋介石、胡汉民相继辞职后，南京方面于8月15日召开军委、党务联席会议，决定每周召开中央党部各机关联席会议，讨论大计；行政事务归国民政府办理；军事方面，在蒋介石未回任前，一切军政、军令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处理，各部队由军委会统一指挥。17日，军委会命令江北部队全部撤往江南，凭江扼守，于是，孙传芳的军队全面占领江北一线。同日，孙军前锋抵达浦口江边，开始攻击南京，与狮子山守军隔江互相炮击。21日，武汉东征军占领安庆，南京政府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孙传芳部徐州反攻后，张作霖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全盘计划，决定“暂以恢复江北为止，俟党军内部变化，再乘机进取江南”⁽³⁰⁾。据此，他劝孙传芳不要匆忙渡江，以免逼迫过紧，后防空虚，发生其他危险⁽³¹⁾，但孙传芳认为，“沪宁一带，自蒋去后，形势已非”，决意搜掠民船，乘胜渡江，进攻南京。

面对两面受敌的形势，桂系与何应钦所属蒋系不得不保持合作，支撑危局。蒋系主力第一军和桂系主力第七军全力投入沿江防务。

桂系为了安定上海局面，寻求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决定由白崇禧出任上海卫戍司令，以白的参谋长张定璠任上海市长。8月18日，白崇禧召集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开茶话会，请求商界解决财政困难。在虞洽卿等人支持下，获得部分现款⁽³²⁾。22日，白崇禧公开发表讲话，严厉指责蒋介石所领导的“第二次清党”，声称“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³³⁾。这种情况，反映出桂系对蒋介石的不满，也反映出桂系争取人心的努力，当日，杨虎、陈群畏罪潜逃，杨部警备队被改编。

与此同时，桂系继续积极争取同汪精卫集团和解。8月12日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流的进程随之加快。8月15日，李济深、黄绍竑通电各方，主张武汉政府即行迁宁，以“消除分裂之局面”⁽³⁴⁾。16日，李宗仁再电汪精卫催促，要求中止东下之师。同时，李并派胡宗铎赴汉口迎接汪、谭等人到南京“柄政”。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汪精卫提议迁都南京⁽³⁵⁾。19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五次扩大会议，正式通过迁都宣言。汪精卫并提议：撤销对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张静江、蒋中正、古应芬、萧佛成、陈果夫等人开除党籍的处分⁽³⁶⁾。会后，汪精卫、谭延闿邀李宗仁赴九江商议合作具体办法。22日晚，李宗仁与汉方中委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朱培德、程潜等在九江举行会议。李宗仁称：“南京自蒋氏离京后，党、政府人员全已解体，津浦路军事亦颇紧张，非中央即日迁宁，不足鼓舞诸同志的精神，安内攘外。”⁽³⁷⁾他要求唐生智的东征军停止于安庆附近，使宁方军队得以专心应付孙传芳军⁽³⁸⁾。唐生智、程潜不赞成此点，仍主张东进，“共同御敌”。唐生智并主张将部队开至芜湖。经过讨论，双方达成以下协议：一、武汉政府于9月3日以前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而为一；二、9月15日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三、为了使宁方军队放心，谭延闿、孙科偕李宗仁东下；四、东进视此后情形决定⁽³⁹⁾。23日，李宗仁偕谭延闿、孙科由九江赶赴南京。汪精卫等汉方中委继续留在九江，准备东迁⁽⁴⁰⁾。至此，宁汉达成谅解，宁方得以腾出手来，集中全力对付孙传芳。

宁汉两方酝酿合作期间，孙传芳积极准备渡江。8月22日至8月24日，孙军自浦口炮击南京，以此吸引宁方主力，孙军主力则分别秘密地向南京上游和下游集结。24日拂晓，孙部乘木船在大胜关上游兔耳矶附近偷渡，被守军第十九军第一师发现，开炮还击。适值李宗仁等人乘舰下驶，陈调元乘舰上行，路经该处，命令舰上卫队参加战斗。孙部被迫退回江北。25日夜，孙军先在八卦洲、十二圩等处向燕子矶及镇江等地偷渡，吸引宁方军队注意，继则以主力在南京以东的乌龙山、栖霞山、龙潭一带强渡。当夜浓雾，又值北风，孙军左右两翼渡江部队虽被击退，但乌龙山方面强渡成功。宁方部队被迫后撤。8月26日，孙军突然向宁方第一军第二十二师进攻，占领栖霞车站、龙潭车站及栖霞山、乌龙山部分阵地，截断沪宁交通线。

情况紧急，白崇禧自上海赶到镇江指挥，会同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火速调桂系的第七、第十九军匆忙赶到南京以东，协同第一军作战。8月27日，第七、第十九军经反复争夺，攻占栖霞山，第一军第十四师卫立煌部夺回龙潭车站。但孙军不断增援，龙潭再告失守。此际，集结于龙潭一带的孙军已达10个师，4个混成旅，五万余人，分别据守龙潭以西之黄龙山及南面之青龙山、虎头山，北面之大石山等险要。孙传芳并亲至龙潭水泥厂督战。28日，宁方军队败退到南京城边，城内各党政机关一片混乱，要人们纷纷出逃。南京危急。

29日，李宗仁、何应钦迅速整顿南京城郊部队，命白崇禧率第一军自东面进攻，命第七军第一、三两个师及第十九军第一师由江边及沪宁路沿线，向龙潭西北攻击，何应钦自率驻扎南京的第一军一部从南面攻击。另电第四十军迅速开进南京，作为总预备队，同时命海军派舰游弋于八卦州、划子口、大河口、乌江镇等处。8月30日，宁方自三面向龙潭发动反攻。

此次孙军反攻江南，采取孤注一掷的战略。官兵渡江后，船只悉数开往北岸，以示有进无退，加之孙军据守青龙山、黄龙山、虎头山、七星洞等高地，凭险顽抗，所以战斗异常激烈。南京国民党军循环冲锋，旋退旋进。当日下午5时，克复龙潭，孙军仓皇向江岸溃退。因天色已黑，宁方军队未便穷追。孙传芳收拾残军，准备再次反攻。

8月31日晨5时，孙军猛攻龙潭水泥厂及龙潭车站。当时，何应钦、白崇禧已在龙潭会合，即令第一、第七、第十九等军协同反击。孙军除一部由柴洲等地渡江北窜外，其余均被缴械俘虏。

龙潭之战，双方动员兵力达15万之多，成为北伐以来的一场恶战。此役宁方俘获孙部官兵三万余人、高级军官数十名，缴械四万余支。孙部死亡及溺毙约万余人。

龙潭惨败后，孙军慌忙渡江北撤。孙传芳化装成士兵，仓皇逃到扬州，率残部约五六千人退往徐州。9月2日，南京军事委员会下令肃清江南残敌，同时命第十八军军长杨杰、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等分头渡江北追，并命海军派舰游弋于和州、采石、南京、镇江、江阴、南通一带江面，掩护陆军渡江。

三　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宁汉合流，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最初是宁沪合作。

1927年春，吴稚晖到上海策划反共，西山会议派骨干之一邹鲁闻讯后，立即找吴商讨“合作清党”问题。吴表示，当时尚不能断然表明废弃联俄容共政策，但与西山会议派的“一致合作，不过时间问题”。⁽⁴¹⁾西山会议派感到与蒋合作有望，提出统一党务的四条办法：一、恢复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二、粤、沪两方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施行职权；三、沪、粤两方中央党部分别举出同等人数，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宜；四、沪中央党部宣告清党目的已达，自行结束。⁽⁴²⁾“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一面命白崇禧查封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环龙路的中央党部，一面指派林森、石瑛、沈定一等为改组委员及清党委员，实际参与清党工作。6月6日，胡汉民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宣布，以后不容有“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7日，根据张静江的提议，恢复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等人的党籍⁽⁴³⁾。接着，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又联名致函沪方，邀请西山会议派分子到南京，以瞻望孙中山墓地为名，与宁方密议党务统一办法。这时张继正好由日本回到上海，遂代表沪方赴宁，与胡汉民等洽商。7月7日，西山会议派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与南京中央协议统一，双方推举同数委员，组织筹备委员会，筹备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并推举张继、覃振、刘积学三人为接洽委员，负责与南京方面商量⁽⁴⁴⁾。会后，张继等赴南京，与胡汉民、吴稚晖等商定，只待蒋介石从徐州前线回来，征求他的意见后，即可实行。

在宁、沪秘密商洽统一时，西山会议派又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进行接触。8月初，许崇智派人到汉口，经孙科介绍，与汪精卫见面。汪随即复函许崇智，提出两点意见：一、汉、沪同志开预备会，充分交换意见；二、汉方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请西山会议派同志加入工作⁽⁴⁵⁾。西山会议派同意召集预备会议，但不同意由汉方开四中全会，另以与宁方商洽合作的各项办法提出与汪协商。汪精卫表示无法接受，理由是，他只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个人，而不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整个机关。

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流的障碍已去，合流条件基本成熟，但是，由于龙潭之战，宁方转危为安，实力增强，态度便转趋强硬。

在接洽过程中，汪精卫和汉方处处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对此，宁方与西山会议派自然强烈反感。8月21日，张继致电李烈钧、何应钦、李宗仁等，主张“统一汉、宁、沪三党部”。电称：“同属一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可争，先后反共，更无谁胜谁负之可夸。”但电报同时提出，汪精卫“对内对外皆失信仰”，宜“暂避要路”。⁽⁴⁶⁾9月1日，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召集省市各机关、团体代表联席会议，蒋作宾、王伯群、钮永建等依次演说，声称在南京建立中央是“全国忠实党员和一般民众之公意”，宁汉合作是“忠实同志团结一致”，并非“投降武汉”⁽⁴⁷⁾。会议通过“电促汪精卫彻底觉悟，即日内下野，以谢党国”等九项议案⁽⁴⁸⁾。会后即致电汪精卫，指责汪“早已自绝于国人，信用人格，两俱丧失”⁽⁴⁹⁾。接着，浙江政治分会、江苏省党部、南京特别市党部陆续通电应和。9月5日，谭延闿、孙科专程到沪，邀胡汉民等回南京参加二届四中全会。谭延闿对胡汉民解释说：“宁汉均有过，请谅解。”胡以反共“先进”自居，闻言后立即离座，声色俱厉地说；“余无过，汉方各人实有过。”他指责汉方与共产党合作，致成今日局面，声称谭延闿等“均应负责”。胡并声明：“四次全体会万不能开，汉方亦无主持会议可能。因其多卖党罪人，应受党员裁判，安有资格列席？”⁽⁵⁰⁾彼此不欢而散。

同日，汪精卫偕顾孟馀、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抵达南京。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汪精卫发表演说称：宁汉双方同志均应知道引咎，尤其应该知道补过；一切党国大计取决于第四次中央全会⁽⁵¹⁾。桂系不愿汪精卫以胜利者的姿态接收南京，因此，一面欢迎，一面又在南京街上遍贴反汪的无头告示，“辞句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使汪精卫非常难堪⁽⁵²⁾。8日，南京召开特别会议，李宗仁提出：如欲开四中全会，必须邀请宁方委员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共同出席，方足以表示宁汉合作的精神⁽⁵³⁾。汪为表示“诚意”，只得同意亲往上海“劝驾”。9月9日，汪精卫到沪，自认过错，但胡汉民、吴稚晖拒不见面，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虽然见了面，但都不同意汪的主张。他们以“法统”问题刁难汪精卫。张静江称：武汉政府并非正统政府，武汉方面所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是联共会议，也是非法的。又称：汪精卫根本没有召开四中全会的资格和理由。如果汪确有诚意，就应放弃这一主张，衔接在广州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共同召开三中全会。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并扬言：若开第四次会议，他们决不到南京⁽⁵⁴⁾。接着，汪精卫又专访西山会议派的张继、许崇智等人。他们也同样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而向汪精卫提出，组织“特别委员会”，合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于一炉，以实现三派的“大团结”。

9月10日上午，在法租界莫利爱路孙中山故居举行非正式会议，宁、汉及西山会议派均参加。汪精卫为迁就沪方，提议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沪方仍然反对。汪精卫只得放低调子，同意在上海召开宁、汉、沪三方参加的谈话会。

9月11日，三方谈话会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寓所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伍朝枢、李宗仁、李烈钧、张静江、叶楚伧、蔡元培、程潜、褚民谊、李石曾、邹鲁、张继、谢持、许崇智、王伯群、杨树庄、覃振、居正、于右任21人，推谭延闿为主席。会上，汪精卫再次提出召开四中全会的主张，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群起反对。为了打开僵局，孙科提出一项折衷办法，即避开三、四次全会之争，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再图补救办法。孙科的提议得到宁方和西山会议派的赞同。汪精卫也未表示反对。经过激烈争吵，共同商定：

（甲）关于党务：一、组织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二、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若干人组织之；三、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四、特别委员会除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之国民党党部并筹备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最迟于十七年一月一日召开；五、特别委员会委员32人，候补特别委员9人，由三方共同提出；六、中央各部长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之。

（乙）关于政府，宁、汉两政府之合并及改组方法并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之。

（丙）统一宣言推汪精卫、谭延闿、蔡元培、谢持起草。

12日，推定特别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汉方推出特别委员谭延闿、孙科、何香凝、于右任、朱培德、程潜；候补特别委员顾孟馀、陈公博、甘乃光。宁方推出特别委员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王伯群、伍朝枢、李烈钧；候补特别委员褚民谊、缪斌、叶楚伧。沪方推出特别委员林森、许崇智、居正、谢持、覃振、邹鲁；候补特别委员茅祖权、刘积学、傅汝霖。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出特别委员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⁵⁵⁾。

13日，公推特别委员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五人代行监察委员会职权。

上海谈话会确立了宁、汉、沪三方平分秋色的调子，从而否定了汉方的正统地位。这是宁、沪两方策划的一个偷梁换柱的阴谋。开始，汪精卫不明底蕴，未表示反对。会后，孔祥熙宴请宁方委员时，陈公博大谈特别委员会“违背法统”，成立特别委员会是“自己取消了执行委员会”，暗示此举将使武汉集团失去控制国民党中央的地位⁽⁵⁶⁾。经陈公博点破，汪精卫才恍然大悟。13日，汪精卫在宋子文寓所召集汉方谭延闿、孙科、朱培德、顾孟馀、陈公博等开秘密会议，讨论对特别委员会的态度。谭延闿、孙科力陈舍此“别无他途可循”，陈公博、顾孟馀则坚决反对，主张不参加。经过一场激烈争吵，无结果而散⁽⁵⁷⁾。汪精卫知已无法挽回，决定消极抵制，当夜潜赴九江。行前通电称：对共产党“防制过迟”，只因“时局未定，应先补过，不宜遽尔卸责，故隐忍至今”，表示愿“及时引退，听候处分”云云⁽⁵⁸⁾。接着，汪派骨干分子徐谦、顾孟馀、陈公博相继宣布引退。

9月14日，宁、汉、沪三方委员专车赴京。次日，宁、汉两方在南京成贤街中央党部举行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沪方在中山陵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分别通过组织特别委员会议案及人选名单。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宣言通告：“从前峙立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特别委员会将一面继续清党，一面继续北伐⁽⁵⁹⁾。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又于16日、17日、19日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议决如下各事项：一、推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各部不设部长，实行委员制，由各委员互选主任一人统理部务。二、推丁惟汾、于右任、孔庚、王法勤、王伯群、王宠惠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推于右任、方振武、方声涛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李济深、汪精卫、胡汉民、唐生智、程潜、冯玉祥、蒋介石、杨树庄、谭延闿为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三、10月1日以前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各地分会。

20日，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宣誓就职。同日，发表国民政府成立宣言，宣布六条施政方针：一、继续北伐，削平军阀，完成全国统一；二、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三、肃清共产党；四、建设革命秩序，厉行革命纪律；五、实行总理《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之建国程序；六、扫除文武官吏贪污腐败之积习⁽⁶⁰⁾。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与国民政府的改组，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中央分崩离析的局面，使其归于统一，但是，它是由国民党各派系七拼八凑起来的，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第一，在国民党党章上没有法理依据，为反对者留下了借口。第二，宁方实力派人物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都没有参加特委会，对它持消极态度。第三，汉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极力反对特委会。基于以上几个原因，特别委员会根本无法行使中央职权。它不仅未能消除国民党内各派的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和纠纷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第二节　宁汉粤之争与冯玉祥、阎锡山的讨奉军事

一　南京特委会讨伐唐生智

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出笼，剥夺了汪精卫“合法领袖”的地位，使他继续执掌国民党中央大权的希望成为泡影。正如李宗仁所说：“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⁶¹⁾对于在宁汉合流中的失败，汪精卫感到非常“痛心”。他说：“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被挫，特别委员会之产生，实为宁汉合作以后至可痛心之事，亦本党至可痛心之事”⁽⁶²⁾。但他不甘心就此失败，在九江表面上闭门读书，暗中却操纵唐生智和正在回粤途中的张发奎，企图从湖北和广东两地分头发动，反对特别委员会⁽⁶³⁾。

握有重兵的唐生智也极为不满。当时，唐生智利用东征的机会，部队已进入安徽。9月6日，刘兴的第三十六军由大通入驻芜湖，何键的第三十五军由安庆北上合肥，向蚌埠推进。在唐军的逼人威势前，宁方驻皖部队步步后退，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也退到芜湖以东布防，并向南京求援。9月8日，唐生智抵达安庆。当日宣布：“以前蒋中正所委命的安徽省政府、省党部均应无效”，“听候中央改组”。⁽⁶⁴⁾11日，唐生智由安庆赴芜湖视察，因获悉冯玉祥、靳云鹗发生冲突，即于当日由芜湖折回汉口，出任调停。

唐生智由安徽返回汉口后，利用宁汉暂时停止军事行动的机会，整顿后方，解决两湖境内几支非唐系的武装力量，扫平宋鹤庚部，赶走许克强，驱逐湖南的粤军与湘西的黔军，完全控制了两湖地区。14日，唐生智在汉口召集重要军官会议，决定暂缓北伐，以巩固湘、鄂、皖三省防务。由唐生智担任三省联军总司令，何键、刘兴、周斓为副司令。

为了与控制特别委员会的桂系抗衡，唐生智需要利用汪精卫的招牌以壮大自己的声势。9月19日，唐生智派人上庐山见汪，邀汪赴汉口共商要事。在反对特别委员会这一点上，汪、唐一拍即合。21日晚，两人商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便控制两湖与安徽，与特别委员会分庭抗礼。当即通电称：奉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8月22日训令，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宁以后，在武汉设立政治分会，指定唐生智、顾孟馀、陈公博、孔庚、邓寿荃五人为常务委员。同日，又在武汉政治分会下组织财政委员会，以孔庚、邓寿荃、王祺三人为委员。

南京特别委员会成立时，曾决议取消各地政治分会。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后，特别委员会便据此通令取消。唐生智置之不理，而且在政治、军事上作出反应，向特委会挑战。于是，国民党由宁、汉、沪三方合流再次转化为宁、汉对立。

9月22日，汪精卫在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委婉地提出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是“迁就事实”的“权宜措置”⁽⁶⁵⁾。25日，汪精卫又通电声称：本人“政府职务虽已解除，党员责任未敢放弃”，今后仍当“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⁶⁶⁾。27日，汪精卫回庐山继续“休养”。同日，唐生智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任命何键为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同时任命各厅厅长，将安徽完全收入自己囊中。28日，武汉政治分会通电称：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在党章上毫无根据，且为将来破坏党的组织者开一恶例”。通电表示：在党的合法机关未恢复职权以前，可以将特别委员会产生的政府视为事实政府，进行有限合作；但不承认特别委员会关于党务、政治的决议⁽⁶⁷⁾。

桂系拥汪本是权宜之计，其真实意图是要将汪精卫拉过去，孤立唐生智，乘机打垮或吞并唐部，控制两湖，使之与广西连成一片。唐生智盘踞安徽，觊觎南京，桂系更感到如芒在背，必欲去之而后快。

谭延闿与唐生智之间有宿怨。8月24日，李宗仁偕谭延闿、孙科自九江赴南京时，即策动谭延闿反唐，谭当即表示支持李。到南京后，在谭延闿的牵线下，李宗仁、白崇禧积极策动程潜参加讨唐战争，保证成功后，由程潜率第六军回湘主政。李并当面向程潜赌咒发誓：“倒唐之后，如果拥蒋，将为天地神明所不容。”⁽⁶⁸⁾程潜为桂系的许诺所动，自愿充任“讨唐先锋”⁽⁶⁹⁾。桂系还通过谭延闿、程潜的关系，与江西的朱培德、驻鄂西的鲁涤平以及唐生智部下何键、张国威取得联系，从内部分化瓦解唐军。

龙潭战役结束后，南京政府已无北顾之忧，讨唐计划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宁、汉、沪三方的政客们正在为争夺国民党大权而喋喋不休时，桂系即开始筹划西征。

西征前，宁方首先展开政治攻势。10月2日，南京特委会派孙科、伍朝枢、张继、许崇智等十余人赴庐山“劝汪复职”。宁方代表提出：一、取消武汉政治分会；二、武汉军继续北伐；三、恢复中央党部。汪精卫也提出三条相答：一、仍照原议迅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全会闭幕后即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二、由四中全会追认特委会，并可允许其继续存在，但不能取代中央常务委员会，而要与其划清职权范围；三、武汉政治分会暂不取消，但须与中央划分权限。双方最后同意，以承认特别委员会作为承认武汉政治分会的交换条件。关于军事问题，宁方提出：一、新编军队须经军委会批准。唐部扩军太快，以后不能自行扩军；二、汉阳兵工厂所出军用品，应由军委会统一分配，各军不能自行提取；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唐生智、程潜应统率部队，同时北伐；四、何键、刘兴两军退出安徽，安徽省政府、省党部改组。

宁方提出的条件，涉及唐生智的切身利益，汪精卫不能替他做主。10月10日，汪精卫偕孙科、伍朝枢等到汉，与唐生智磋商。11日，汪、唐等与特委会代表会谈。唐生智表示：赞同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合法的党的机关，组织合作政府，对特委会进行有条件的合作，但他坚决反对改组安徽省政府和交出汉阳兵工厂。在汪精卫的斡旋下，最后双方达成政治协议十一项、军事协议三项。政治协议主要内容有：追认9月15日特委会议决案、恢复监察委员会、中央各部改部长制、于必要地点设特别分会、设国民政府主席等。军事协议则只有厘定兵额，核实兵数，各军不得擅自增减以及统一各地兵工厂等笼统条文⁽⁷⁰⁾。上述协议，反映出汪精卫企图恢复领袖地位的良苦用心，但无奈特委会只是借会谈制造舆论，并不诚心与汪精卫合作。因此，汪精卫的努力只能是徒劳而已。

10月13日，孙科、伍朝枢等携带协议回南京复命。同日，谭延闿、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孙科、伍朝枢联名通电，表示赞同协议，要汪精卫等来宁开会，以11月1日为期。电报并诈称：“一、三两路军队已络续渡江，集中津浦路，大举北伐，专候驾临主持一切。”⁽⁷¹⁾正当汪精卫洋洋自得，以为“事已大定，党务军事均可转危为安”时⁽⁷²⁾，南京讨唐准备也已就绪。

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会褫夺唐生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依法治罪。随即任命程潜为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为副总指挥，分由长江两岸进攻安徽唐军。同时密令朱培德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在江西策应；何应钦、白崇禧则分率第一、第二路军，在津浦线上对奉鲁军取守势，掩护西征。

南京政府讨唐得到两广与冯玉祥的响应。10月22日，李宗仁、白崇禧致电李济深等，要求饬令范石生、方鼎英各部火速向衡阳、醴陵进攻，牵制唐军⁽⁷³⁾。次日，广州政治分会即命李福林率第五军先行开赴韶关，并调回东江各军陆续北上。河南的冯玉祥也致电南京，支持讨唐。22日，孙连仲奉冯玉祥命，进迫武胜关，与驻守该地的鄂军开火。驻防鄂西的第二军鲁涤平部与川军杨森、黔军李燊合组西路讨唐临时军事委员会，推杨森为主席，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击。贵州的周西成也派兵进窥湘西。一时间，形成了对唐生智四面围攻的态势。

南昌起义后，张发奎的第四军即以追击为名回粤，当时已到达广州。汪精卫预感战事将不利于唐生智，便于10月21日离开武汉，转道上海赴广州。但是，唐生智仍决心对抗到底。10月21日，通电斥责南京特委会是“政客官僚之集合体”，宣称要“谨奉总理遗教”，打倒“违法篡党之谋乱机关”⁽⁷⁴⁾。同日，武汉政治分会宣布与南京特委会断绝关系。

战争发动后，唐生智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各个击破，决定对内集中全力解除湖北境内非嫡系部队武装，对外则“弃皖防赣，固守两湖”⁽⁷⁵⁾。10月24日，唐军放弃安庆，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八军一部共八万余人集结于鄂皖交界地区，准备与西征军决战。但是，由李宗仁指挥的西征军第三路军进展迅速。11月5日，突破唐生智在广济附近的防线，向鄂东田家镇、蕲东发起进攻。同时，由程潜指挥的第四路军和朱培德指挥的第五路军自赣北向鄂东南的咸宁一线推进，威胁唐生智部沿武（昌）长（沙）线回湘的归路。第二军鲁涤平部则由荆州、沙市继续沿江东下。冯玉祥也派樊钟秀、吴新田部向鄂北挺进。武汉处于四面被包围的困境。

在不利局面下，唐生智所部出现分崩离析局面。刘兴所部第三十六军第四师在安徽境内向程潜投诚。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秘密接受程潜委任的第八军军长职务。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暗中派人向白崇禧接洽，准备在唐生智下野后与刘兴共管武汉。11月9日，唐生智在汉口召集所部将领会议，决定缩短战线，命何键、刘兴两军退守黄州，准备以武昌、咸宁为集合点，与宁方决战。何键因心怀贰志，命所部放弃抵抗，径直后撤武汉。刘兴部受其影响，也只得放弃黄州西撤。唐生智见武汉不保，准备退回湖南。但这时夏斗寅部正窥视长、岳，粤桂军进入湘南，黔军又由湘西侵入，唐生智感到大势已去，便于11日晚在武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唐生智表示：“各方队伍都要向我们进攻，我们不能对付，我只好暂时离开部队到日本去。”⁽⁷⁶⁾他并对善后作了安排，决定由何键、刘兴、李品仙共同负责，将部队撤回湖南，保存军队实力和湖南地盘⁽⁷⁷⁾。会议结束时，他又将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勒毙。会后，唐生智即发表下野通电，乘日轮东渡。

11月12日午后，李品仙、何键、刘兴、叶琪、周斓、彭振国暨湖北省党部及商会开会，议决吁请宁方息兵言和。13日，宁、汉双方同时下令停战。西征军陆续进驻武汉等地。14日，南京特委会宣布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任程潜、李仲云、王世杰、张肇元、甘介侯为委员，以程潜为主席。1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唐生智。19日，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张知本、熊斌、张难先、石瑛、王世杰、胡宗铎为省政府委员，以张知本为主席。同时任命胡宗铎为清乡督办、陶钧为清乡会办，在湖北实行白色恐怖，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

二　宁粤之争与广州政变

在宁汉对立的同时，国民党内又出现了宁粤之争。

中共在南昌发动起义后，张发奎极为愤恨。8月2日致电李济深称，他本人希望有机会回粤，与广东方面“共同奋斗”，“前后夹击”叶挺、贺龙部队⁽⁷⁸⁾。李济深致电蒋介石请示，蒋本有策反张发奎的打算，于是，李济深即派原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携款赴赣⁽⁷⁹⁾。陈可钰到南昌后，张发奎所部军官对于“广东政治均表示不满”，对于李济深“亦多有微词”，张发奎甚至表示要拥陈代李⁽⁸⁰⁾。陈可钰力陈不可，张发奎只得作罢。但张发奎表示，必须支持汪精卫，陈称：李济深对此不会反对⁽⁸¹⁾。在得到汪精卫同意后，张发奎即将第四军、第十一军余部交给黄琪翔，命黄以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领南下，本人则与陈可钰取道上海，南下香港。9月21日，黄琪翔率部抵达广州，所部分驻广州近郊和石龙、韶关等地，同月27日，张发奎自香港到达广州。

张发奎回粤，并不仅仅是为了觅得一席休整之地，而是要依赖广东，为汪精卫取得重新起家的地盘。9月22日，张部发表《凯旋宣言》称：“感觉到真正革命的势力太单薄了，感觉到改头换面的反革命势力日加扩大了，感觉民间的疾苦不特没有解除而且日益增加，感觉到党国的前途不但没有光彩而且日益暗淡。”宣言表示拥护汪精卫，“建设革命的新广东”⁽⁸²⁾。不久，张发奎即与陈可钰商定，由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为公安局长，张发奎为代理军事厅长兼省党部组织部长，谢婴白为军事厅参谋长，李济深均表示同意。

各地政治分会的存在威胁南京特别委员会的统一。9月下旬，南京特委会电令李济深撤销广东政治分会。李济深等为了维持广东的半独立状态，复电要求收回成命，同时要求增设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10月5日，南京特委会决定，政治分会应即取消，是否增设军事委员会分会一案，交国民政府核办。10月11日，广州政治分会议决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以李济深、黄绍竑、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陈可钰、陈济棠等为委员，指挥政治分会境内陆海空军及一切军事机关。10月12日，南京特委会再电李济深，要求依前令取消政治分会，但李济深等仍然不加理睬。14日，广州政治分会决定以李济深为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陈可钰为参谋长，黄绍竑、张发奎为副参谋长，陈公博为政治部主任。18日，广州政治分会临时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

其间，张发奎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以陈公博为民政厅长，以邹敏初为财政厅长，以朱晖日为军事厅长，李济深的亲信一一被排除，张发奎逐渐控制了广东省政府。“新委的县长，完全由陈公博决定”，“李济深事前不知道，事后也不能过问”⁽⁸³⁾。李济深感到极大威胁，积极邀请在福建的蔡廷锴部队回粤“休养”，企图以之抵制张发奎。蔡部脱离南昌起义部队后不久，即在福建恢复第十一军编制，仍拥陈铭枢为军长。张发奎和陈铭枢之间早已水火不相容，和蔡廷锴的关系在南昌起义后也已经恶化。李济深此举加剧了和张发奎之间的矛盾。在此情况下，陈可钰出面调停。他一面劝张发奎出洋，一面向李济深献计，将张发奎部移驻潮汕⁽⁸⁴⁾。张发奎表面上同意陈可钰的意见，暗中则在加紧策划。

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的计划是一面控制广东，一面支持唐生智出兵南京，共同反对特别委员会。10月6日，张发奎发表演说称：西山会议派的人多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党籍，现在居然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以无党籍之人而主持本党政务，党纪何在”⁽⁸⁵⁾？同日，张发奎通电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主张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正式打出了“拥汪护党”的旗号。李济深不知是计，表示同意迎汪回粤。10月7日，李济深、张发奎在广州召开迎汪回粤大会，要求汪回粤“主持党国大计”。会后并派人到汉口迎接。10月20日，南京特委会宣布讨伐唐生智，汪精卫决定“应召回粤”，“于国内求一立足地”，然后再图“恢复中央”⁽⁸⁶⁾。

10月29日，汪精卫到达广州，即向报界重申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恢复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等主张⁽⁸⁷⁾。30日，汪精卫、李济深、何香凝、李福林、陈树人、陈公博、甘乃光等集会。会后，即由汪精卫、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发表通电，宣布第四次执、监会议在粤召集，望各委员克日到广州开会；在全体会议未成以前，中央执行、监察两常务委员会及秘书处均照常办公，“庶党之中枢不致动摇”⁽⁸⁸⁾。当晚，在广州政治分会、广东省政府的联合宴会上，汪精卫发表演说，猛烈指责中央特别委员会“背党非法”，表示要“为挽救本党危亡，恪守本党纪律而反对特委会”⁽⁸⁹⁾。何香凝这时还不能认识汪的本相，也发表演说，表示“有特别委员会即是亡国，愿追随各同志努力救党”，1972年11月1日。⁽⁹⁰⁾。11月1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召开会议，通过三项决议：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从速在广州履行最高机关职务。二、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三、由常委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解决一切争端⁽⁹¹⁾。这样，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等就公开在广州树起了国民党中央的大旗，与南京特别委员会对抗。

当时，在粤国民党中委只有六七人，因此，李济深不赞成汪精卫等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他认为，特委会在党章上“实有不合的地方”，“但是我们反对人家不合法，应该自己要合法”⁽⁹²⁾。他主张和李宗仁、白崇禧磋商，撤废特委会，重开二届四中全会⁽⁹³⁾。11月3日，汪精卫致电广西的黄绍竑，征询他的意见。黄复电主张在南京开四中全会，恢复中央党部，裁判各方是非；讨唐军事，既已爆发，可以不问⁽⁹⁴⁾。黄绍竑的回答，不合汪精卫的心意。同时，李济深一派还扬言：“汪为党之中心人物，处广东之边陬地，实非所宜，望速归宁，以为全党尽力”⁽⁹⁵⁾，暗示不欢迎汪久居广东。陈可钰甚至当面对汪说：“先生于此时回粤，有两不可：一则激起两广之纠纷；一则酝成第四军之分裂。”汪精卫听后，非常尴尬地说：“余诚为不祥之人矣。”他表示，将离开广东；到日本去⁽⁹⁶⁾。至此，汪派与李济深、黄绍竑已格格不入。

面对汪精卫在广东的挑战，宁方委员谭延闿、孙科、吴稚晖、李石曾、胡汉民、戴季陶、褚民谊、蒋作宾、张继、邹鲁等15人在上海开谈话会，讨论应付办法。与会诸人认为：在粤召开四中全会，难以达到法定人数，不足为虑；粤方内部分歧，不会长久。据此，桂系主张整顿粤局，把汪精卫、张发奎从广东排挤出去。

桂系的主张正合李济深的心意。因此，他努力在宁、粤间斡旋，企图以开四中全会为名，将汪派中委送出广州，然后再寻机解决张发奎部。在李的斡旋下，宁方同意召开四中全会，并以出国考察为名，将许崇智派往日本，又任命张继、居正为驻日代表，令其赴日，为停止特委会作准备。11月1日，宁方通电，敦促粤、汉各方中委到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⁹⁷⁾。但是，正在日本访问的蒋介石却突然于此时联汪反桂。

蒋介石于当年9月28日赴日考察，11月8日回国。其间，陆续派人回国，与汪精卫联系，表示只要汪派驱逐了李济深，蒋介石就回广东，“再办黄埔，再练兵”⁽⁹⁸⁾。11月2日，蒋介石以吊唁李济深母丧为名，派宋子文赴粤。此时，宋子文已经投入蒋介石营垒，他的实际任务是与汪精卫等密谋，建立蒋汪联盟，反对特别委员会。11月4日，汪精卫、李济深、陈公博、宋子文等在粤中委联名致电宁方，同意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但主张先在广州或上海开预备会。同时，立即取消特别委员会，或宣布停止其职权⁽⁹⁹⁾。此电说明，宋子文的广东之行已经取得了具体成果。

谭延闿、孙科等不赞成变更会议地点，于11月6日复电粤方，希望汪精卫速到南京开会。8日，宁方又致电汪精卫等，声称特委会是根据上海协议正式成立，取消或停止职权，都不是“同人等权力所及”，只能等待中央全会解决。谭、孙并提出，预备会议地点以上海较为适中⁽¹⁰⁰⁾。9日，顾孟馀、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四人应汪精卫电召，抵达广州。当晚，汪精卫约集在粤中委陈树人、何香凝、甘乃光、李济深、李福林、陈公博、顾孟馀、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璧君等在葵园会议，讨论开会地点。李济深主张在上海，陈公博等坚决主张在广州，两派互不相让⁽¹⁰¹⁾。次日会议时，突然接到蒋介石上海来电，邀请汪精卫、顾孟馀等赴沪，商量召集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事宜。电称：“若欲使本党复归完整，非互相谅解，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¹⁰²⁾汪精卫接电后，喜出望外。会议决定放弃在广州开会的主张，推汪精卫、李济深二人为代表赴上海，与蒋介石接洽。会议并议决三条作为谈判基础：一、取消南京特别委员会；二、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三、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筹备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¹⁰³⁾。同日，汪精卫发表演说称：“现在本人对蒋同志非常原谅，本人深悔当日之过举。但本人勇于改过，以后仍当与蒋同志益加团结。”⁽¹⁰⁴⁾汪精卫忽而反蒋，忽而联蒋，毫无政治原则可言。

汪精卫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加快了驱逐李、黄的步伐。张发奎建议，召开有李济深、黄绍竑参加的会议，将其逮捕。汪精卫不同意，自己设计了一个方案⁽¹⁰⁵⁾。11月16日，汪精卫以赴沪出席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为名，挟李济深北上。同时，为了麻痹黄绍竑，张发奎声言决定出洋，离穗赴港⁽¹⁰⁶⁾。李济深动身前，电召在广西的黄绍竑到粤，将广东政治分会主席及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交黄代理。16日晚上，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的代表及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在葵园密议驱桂。17日晨，第四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师联合发动，将黄绍竑驻广州的桂军缴械，同时包围第七军驻粤办事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新编第四军军部，以及黄绍竑住宅，分别缴械，宣布全城戒严。广州街上遍贴“打倒侵略广东的黄绍竑”、“打倒南京特别委员会”、“打倒桂系”、“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标语。黄绍竑因事先得知有变，化装潜逃香港。桂系部队匆忙向广西边境撤退。

事变当天，张发奎即由香港回广州坐镇指挥。在粤的汪派中委何香凝、顾孟馀、王法勤、甘乃光、陈树人、王乐平、李福林、潘云超等联名致电汪精卫，指责黄绍竑“企图延长非法特别委员会生命，阴阻第四次执监全体会议，擅调七军集中西北两江，又复挑拨粤中部队”等“罪行”⁽¹⁰⁷⁾。18日，广州政治分会会议，增补张发奎为广州政治分会委员，朱晖日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军事厅厅长，加派黄琪翔、朱晖日、范石生、方鼎英、陈济棠、冯肇铭为临时军委会委员，以张发奎、李福林、陈公博为临时军委会主席团，在李济深回粤前，由张发奎代理军委会主席职务。会议同时议决褫革黄绍竑军职，开除党籍，通缉究办⁽¹⁰⁸⁾。随后又任命顾孟馀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为广东省代理主席，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汪派完全控制了广东。

三　冯玉祥军与南京北伐军会师徐州

冯玉祥自陕西出兵进军河南后，收编了原直系吴佩孚属下的靳云鹗部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杂色武装，总兵力号称30万人。1927年6月12日，冯玉祥将豫、陕、甘三省军队编成七个方面军，分别以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为总指挥。不久，又将河南的镇嵩军刘镇华部编为第八方面军，即以刘镇华为总指挥。以上各部，除冯玉祥的嫡系外，入豫后新收编的靳云鹗、樊钟秀等仍割据一地。靳原系吴佩孚部大将，投冯后不满于只得到河南郾城、漯河一带的小块地盘，暗中与孙传芳、张宗昌勾结，企图利用红枪会，寻机发难。8月中旬，宁方北伐失利，孙传芳反攻南京，靳云鹗以为时机已至，遂与孙传芳、张宗昌约定，于中秋节（9月10日）共同夹击冯军。商定：成功后，江苏、安徽归孙传芳，河北、山东归张宗昌，北京归张作霖，河南归靳云鹗⁽¹⁰⁹⁾。此外，在冯玉祥的后方，还有陕军麻振武部和甘肃的张兆钾部等地方势力抗命骚扰。因而，冯玉祥不得不集中精力整顿内部。

7月中旬，冯玉祥命张维玺、刘汝明剿灭据守陕西大荔的陕军麻振武部。同月26日，张、刘所部攻克大荔，麻部被基本消灭。同时，冯玉祥又命宋哲元清剿流散于陕甘地区的张兆钾余部。宋采取奇兵追袭和不降则屠尽俘虏等手段，至10月间，基本上扫平了陕、甘两省抗命的地方势力。9月6日，冯玉祥下令免去靳云鹗本兼各职。7日，冯玉祥指挥孙良诚、孙连仲、郑大章等部由南北两面夹击，相继克复许昌、临颍、郾城等地。靳云鹗只身北逃投靠张作霖，所部或降或俘。冯玉祥随即以孙连仲接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另以东路军为第九方面军，由鹿钟麟为总指挥。

尽管国民军内部和后方屡生变故，但与直鲁军的激战仍在继续进行。当时，南京政府正酝酿讨伐唐生智，无意大规模北进。冯玉祥便约阎锡山共同行动。双方代表往返磋商后决定：直隶境内以北各地区归晋军担任，山东方面及陇海、豫北等线归国民军担任；10月9日同时发动。

9月，奉军以主力进攻山西。27日，阎锡山命北路商震提前发动。为配合阎锡山，冯玉祥也提前动作。10月4日，冯玉祥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要求宁方在津浦线上的军队从速进兵，“以收夹击之效”⁽¹¹⁰⁾。同月9日，冯玉祥下达进攻令。然而，奉命由大名进攻德州的孙连仲部被奉军牵制在豫北，奉命由考城进攻济宁的刘镇华部内部不稳，未能及时发动，只有第一路军鹿钟麟部五万余人，准时在商丘以东的陇海线上投入战斗。

鹿钟麟部发起进攻时，褚玉璞已指挥10万直鲁军在其当面展开。10月11日，直鲁军依仗优势兵力和铁甲车掩护，沿陇海路向西反攻，一举突破冯部第一路军的阵地，随即向其右翼包抄。13日，鹿钟麟率部后撤至豫东归德。此时，冯部第二路军姜明玉、梅发魁、憨玉珍等部突然在豫东倒戈，擒获冯玉祥委派的第二路军副总指挥郑金声，将其送往济南，并联合直鲁军第十二军刘志陆等部，包围鹿钟麟部。鹿钟麟率部激战5天，才陆续突围，于19日撤至兰封附近。

直鲁军获胜后，张宗昌、褚玉璞等命令所部沿陇海路继续向开封进击，企图一举摧毁河南的国民军。冯玉祥急忙调集石友三、韩复榘等部，连同鹿钟麟部，共集中10万兵力，由自己亲自指挥，迎击直鲁军。冯玉祥鉴于敌军的优势在于有白俄军驾驶的铁甲车掩护，精锐也集中于铁路沿线，决定采取口袋战术，诱其深入，一举全歼。10月下旬，直鲁军沿陇海路节节西进，逼近开封。30日，冯军开始全线反击，主力向铁路沿线的直鲁军两侧出击，并以骑兵插入直鲁军后方截断其交通。直鲁军因战线拉长，缺少后备队伍，战斗精神又逊于冯玉祥军，在遭突袭后立即全线动摇，各部争相东撤。因后方铁路线已被冯玉祥军截断，褚玉璞不得不丢弃铁甲车，率部徒步突围东逃。冯军乘胜追击，于11月6日进抵砀山，褚玉璞率败军退守徐州。冯军共俘虏直鲁军三万余人，缴获铁甲车五列。

冯玉祥在陇海路豫东段作战获胜后，何应钦所率南京北伐军仍停留在蚌埠，观望不前。徐州有直鲁军重兵据守，冯玉祥不愿单独进攻，于11月6日起，陆续将主力撤回豫东兰封一线，诱敌深入，力求在野战中消灭直鲁军。当时，阎锡山因受奉系大军压迫，已于10月18日退出石家庄，并于11月6日全线总退却，扼守井陉、怀来至雁门关一带要隘。11月13日，冯玉祥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请求抽调西征唐生智的部队北伐，以便合力猛进，解救阎锡山，同时迅调大军，打下山东，使南北革命势力得以“联络一气，长驱燕辽”⁽¹¹¹⁾。随后，又分电何应钦、李宗仁，均无结果。冯玉祥仍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与直鲁军决战。

张宗昌在豫东战败后，于11月6日在济南杀死冯玉祥部将郑金声泄愤。随后，他见冯军突然后撤，误以为冯部可能有内乱，于是又从山东调集援军，会同后撤下来的原有各军，共12万人以上，统由褚玉璞指挥，再度向豫东进攻。直鲁军吸取前次失败的教训，分三路并进，先锋于11月19日又推进到兰封、考城一线。然而直鲁军内部关系复杂，各部因前次受挫，大都心存观望，相互协同极差。冯玉祥根据直鲁军的弱点，决定各个击破。11月24日，冯军集中兵力，攻击进至考城一带的直鲁军主力刘志陆、潘鸿钧部，翌日即将其包围。因直鲁军其余各部不积极救援，战至11月26日，冯军就将被围的直鲁军大部消灭，击毙潘鸿钧，俘虏二万余人，只有少数人突围逃走。至此，直鲁军再度向东撤退，冯军乘胜以一部沿陇海路向东追击，以一部攻占鲁西南各县。

12月3日，冯军前锋进抵徐州西郊。张宗昌纠合直鲁军残部，连同由津浦路南段撤下来的孙传芳部，向徐州城西郊反攻。冯军与张、孙两军在徐州附近进行了反复争夺。何应钦自11月16日攻占蚌埠后，即顿兵待机。孙传芳见徐州告急，慌忙于12月初自宿州一线沿津浦路北撤，宁方北伐军乘势北上。15日，宁方北伐军进抵徐州南郊，张宗昌、孙传芳为免遭两面夹击，于12月16日放弃徐州北撤。宁方北伐军率先进入徐州，与冯玉祥军会合。

冯玉祥部在陇海路的开封至徐州段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争夺战，最终攻占徐州。在此期间，冯军以诱敌深入的战术，歼灭了直鲁军的大部精锐，使军阀张宗昌的军事力量遭到沉重打击，自此一蹶不振，从而为后来津浦路上的北伐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　阎奉之战

阎锡山易帜后，仍与奉系张作霖信使往来，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

6月14日，张作霖致电阎锡山，劝其表明态度，提出以奉、晋、宁三方出兵讨赤为妥协先决条件。接着，又派参谋处长于国翰到太原，劝阎与奉系合作。阎均婉言谢绝，声称他是坚决反共的，表示改易青天白日旗，不一定要与张作霖决裂。张作霖见劝说不成，又以安国军政府的副元帅职相诱。阎不为所动，反过来劝张作霖取消安国军，“与蒋介石携手，以三民主义为合作之标帜，共同反共”，抑制冯玉祥、唐生智势力的北进⁽¹¹²⁾。

8月中旬，孙传芳反攻徐州获胜。张作霖见形势有利，决定放弃与蒋介石、阎锡山言和的打算。同月21日，奉鲁军将领联名通电，威胁阎锡山卸下国民党旗帜，让出京汉线，以便奉军南下对冯玉祥作战。25日，张宗昌派李凤山到山西商谈，表示奉方可以承认晋方易帜，希望晋方撤防石家庄，允许奉鲁军自德州、保定等地通过，进攻河南的冯玉祥军。阎锡山表示让防一事可以办到，下令自石家庄撤防。同时，阎又向南京政府和冯玉祥求援。8月底，宁方龙潭大捷，冯玉祥也表示愿意配合阎锡山的行动。阎见加入国民党一方对自己有利，奉军对晋军又疏于防备，遂准备在10月间对奉军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占领京津地区，约冯玉祥届时一起发动。

9月27日，张作霖派参议于珍为检阅使到丰镇检阅军队。晋军第一军军长商震疑为奉军向晋北进攻，即拆毁京绥线柴沟堡附近一段铁路，切断京绥线，扣押于珍，收缴大同以西奉军的枪械。29日，阎锡山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誓师讨奉。电文指责张作霖“不谋与民合作，只求一己尊荣，且日肆以武力压迫国人”，“兹不得已，随诸同志之后，誓师讨伐”⁽¹¹³⁾。晋军随即兵分两路，右路由阎锡山亲自指挥，左路由商震指挥，分别由京汉、京绥路进攻。

奉军因事起仓猝，准备谋和。9月30日，张学良致电阎锡山，要求释放于珍，停止军事行动，将晋军撤回原地，修复拆毁路轨。阎承认两军冲突起于商震误解，但不肯接受奉方的全部要求。

阎奉之战发生后，张作霖急电张学良、张作相、杨宇霆、韩麟春、张宗昌等到京商议，决定讨伐阎锡山，10月2日，张作霖发表通电，指责阎锡山“被人利诱，甘为戎首”，一切均由阎一人负责。张保证：“但期歼厥渠魁，决不穷兵黩武。”⁽¹¹⁴⁾奉方将领连续通宵会议后决定：一、津浦线由第一方面军扼要防守，暂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宗旨；二、第二、第七两个方面军依照原定步骤，努力向开封、郑州发展，以断冯、阎之联络；三、京汉线由张学良、韩麟春担任指挥，先取守势；四、京绥线由张作相、汤玉麟担任正副指挥，亦先取守势。4日，张作霖正式下讨伐令。随后，张作相赴京绥，张宗昌返济南，张学良、韩麟春赴保定，分别指挥战斗。张作霖并命吴俊陞为东三省边防总司令兼黑龙江督办，驻守奉天，代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权。奉军全部入关，参加对阎战斗。

战争初起，奉军因事出意外，兵力一时难以集中，慌忙全线收缩。至10月6日的一周内，晋军左路连克丰镇、柴沟堡、张家口，并以一部绕北京以北，出击古北口，威胁奉军后方京榆路；右路克正定、石家庄，包围保定。阎锡山本人也赶到正定以北，督促右路军迅速攻下保定，争取尽早会师北京。为了配合阎锡山的进攻，冯玉祥于10月初将其主力分为三路，开始进攻徐州、济宁、大名地区的奉系直鲁军。南京政府也于10月4日正式下令讨伐奉系。

对于阎锡山的突袭，奉系极为恼怒。10月2日，张作霖发表讨阎通电，并于同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南北两路同晋军作战，以张作相为北路总司令，汤玉麟副之；以韩麟春为南路总司令，张学良副之。同时，又急调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入关，使其在京汉、京绥两线兵力达到17万人。奉军依仗其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经集结整顿，便于10月7日开始反攻。晋军见突袭已不能奏效，南京政府和冯玉祥又都不发兵北上，便采取保全兵力的办法，迅速收缩。奉军随后追击，至10月17日为止，奉军夺回了正定、石家庄、宣化、张家口、柴沟堡等地。晋军基本上退至发起突袭前的原有阵地。

奉军当时进攻的重点是冯玉祥军，加上山西易守难攻，因此，决定适可而止。10月18日，张作霖下令称：“阎锡山首难殃民，罪有攸归。倘有悔祸之诚，本大元帅亦不愿过为已甚。”⁽¹¹⁵⁾奉军随即停止攻击，和晋军形成对峙。

自10月中旬以后，涿州攻守战成为晋奉两军作战的焦点。涿州地处北京、保定之间，控制京汉铁路，是一处军事重镇。阎锡山进攻石家庄的同时，将傅作义第四师8000人改为挺进军，命其经由人烟稀少的河北蔚县以东山区，星夜兼程，限期占领涿州，10月11日，傅部前锋便衣队抵达涿州城南。当时，正值驻防涿州的奉军换防，守备不严，傅部混入城内，突袭奉军。后续部队旋即开到。12日，晋军占领涿州。14日，傅作义率全师入据城内，依托高厚坚固的城墙，布置坚守。晋军袭占涿州，切断奉军南北交通，威胁其后方安全。因而，奉军势在必争。

自10月15日起，奉军集中兵力三万余人，在第八军军长万福麟指挥下，连续两天，向涿州城垣发起猛烈冲击，均无成绩。自10月19日起，张学良亲自指挥奉军第八军、卫队旅和邹作华炮兵团，对涿州发起五次总攻。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奉军集团冲锋，晋军依托城墙，以步、机枪和手榴弹还击。奉军用铁斗车装炸药炸城墙，架云梯强行爬城，用坦克冲锋，在地下潜挖地道，在空中用飞机掷弹。这种攻城方法，当时被称为“上中下三层战争同时并进”，“实为旷古所未有”⁽¹¹⁶⁾。傅作义指挥晋军，沉着应战，采取许多反措施，保住了城墙，并击毁奉军参战六辆坦克中的三辆。晋军还在城中加修防御工事，防火防炮，自制地雷、炸药，加固守备，至10月30日，奉军不得不暂停地面进攻。

张作霖见涿州屡攻不克，严厉谴责万福麟等，并决定使用毒气。11月28日，奉军向涿州城内发射毒气弹五百余发，然后以步兵攻城。但奉军所用毒气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剩余物资，效力不大，晋军又采取了防毒措施，因而未造成多大伤害。奉军攻城再次被打退。同时，奉军在城外挖掘的地道也被晋军发现，不得不自行炸毁。至12月初，奉军停止攻城，转入长期围困。

傅作义率部坚守涿州极大地牵制了奉军，涿州守城战在战术、技术上的许多创新也引起关注。12月6日，南京政府致电傅作义嘉勉，电称：“该师长力撑大局，固守斯城”，“敌不得逞，民有所归，弥著功勋，实深喜慰。”⁽¹¹⁷⁾然而，南京政府和阎锡山都无法给予傅作义以实际支援。

奉军的长期围困，使晋军和城内居民的处境日益恶化。奉军围攻涿州三个月，向城内发射炮弹7万发。“全城民房十之八九皆成灰烬”⁽¹¹⁸⁾。12月初，全城粮食基本耗尽。晋军和维持会将酒厂酿酒的红高粱取出，按城内6万居民人数分配；后来，又将酒糟分配给居民，每人一日只许领半斤。12月14日，妇孺数百人环跪于晋军第四师司令部外，乞求尽快结束战局。守城士兵由于缺粮，许多人也已浮肿，纷纷要求罢战。此时，北京派出的红十字会、山西同乡会的代表及傅作义的故旧也到涿州调处。傅作义见外援无望，涿州又已失去战略作用，遂于12月30通电求和，宣布将所部挺进军改为国防军，“不再参加内乱”⁽¹¹⁹⁾。同日，奉军攻城主帅万福麟宣布停止攻城。1928年1月2日，张作霖派郭瀛洲为专使，进入涿州谈判。傅作义坚持军队出城，至多接受点验一次。奉方主张改编时解除武装，改编后再给械移防。由于互不妥协，双方未能达成协议。6日，傅作义只身出城，与万福麟相见，随即同赴保定见张学良，商定议和条款。1月13日，守城晋军全部撤离涿州。根据条款，出城晋军被编为第三十六师，规定该部作为国防军，永不参加内战。随后，张作霖将该部调往中苏边境满洲里一带，不久被遣散。傅作义被留置在保定。1928年4月，秘密逃往天津。

涿州之战，傅作义以不足8000之兵固守涿州孤城三个月，被称为战争史上的奇迹。傅作义也因此而一举成名。

第三节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

一　蒋汪合作反对特别委员会

蒋介石辞职下野后，在奉化的雪窦寺住了一段时间。表面上如闲云野鹤，不问政事，实际上仍然将手伸向各地，通过自己的原班人马直接、间接地操纵和影响时局。一位到过溪口的外国记者写道：“如果说蒋将军是在隐居，毋宁是一种神话。”⁽¹²⁰⁾

为了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以便东山再起，蒋介石决定暂时置身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漩涡之外，出访日本。9月28日，蒋介石一行十人自上海启程。10月3日，蒋介石到神户，即与宋子文赴有马温泉见宋母，征求她对自己与宋美龄婚事的意见。宋母表示同意。据当事人回忆：蒋介石显露出“平常所没有的兴奋神情”，对旅社老板娘说：“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哦！对了，给你写字吧！来！来！马上替我磨墨。”⁽¹²¹⁾蒋宋联姻，是蒋介石这次日本之行的重要收获。

10月23日，蒋介石到达东京。同日，发表《告日本国民书》称：“吾人今后努力亲善之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其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¹²²⁾11月5日，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田中表示：“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产党如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根据这一道理，反对共产主义的您如能巩固南方，这对日本来说，乃是最大的希望。为此，在国际关系允许的条件下，或在不牺牲日本利权等条件下，对您的事业，将不惜给予充分的援助。”⁽¹²³⁾蒋介石则称：“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¹²⁴⁾田中听到蒋介石说到志在统一全国时，脸色为之一变，他建议蒋介石“不必过分着急于北伐”，“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对于“北方张、阎、冯的争斗，可让其自找归宿，还是放任不管为上策”⁽¹²⁵⁾。蒋介石不想和田中辩论，进一步提出，中国之所以排日，是“因为日本帮助张作霖引起的”。田中则表示：“日本绝对没援助过张作霖，不用说是物资，就是替张作霖说话等也从未有过。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对此，蒋介石含糊其辞地说：“如果日本支持他完成革命”，则“满蒙问题也便容易解决，排日运动当可绝迹”⁽¹²⁶⁾。

蒋介石与田中的会谈，未能达成协议。11月8日，蒋介石归国。10日，到达上海，加紧策划，为复出掌权多方活动。

蒋介石要重新上台，必须首先扳倒特别委员会。9月27日，由蒋介石亲信控制的江苏、浙江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联合通电，指责特委会“破坏党的系统，破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万难承认”⁽¹²⁷⁾。同日，山东、奉天、直隶、绥远、吉林等省及北京特别市党部等也发表宣言，否认特别委员会。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大会主席提出拥护特别委员会议案时，赞成者与反对者当场发生冲突。赞成者指反对者为共产党，反对者指赞成者为西山会议派的走狗。黄杰跳到桌子上历数特委会不应存在的理由。当日，市党部逮捕持反对意见的左元白、黄杰、曹明焕、逄化文四人。第二天，由陈果夫控制的中央党务学校学生一哄而起，捣毁市党部，并向国民政府请愿，迫使国民政府将四人释放。22日，南京各界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中央党务学校代表谷正纲演说，大呼“打倒特别委员会”、“恢复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等口号，台下随声呼和⁽¹²⁸⁾。会后，由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前导，举行示威游行。队伍进至秀山公园附近时，军警出面堵截，勒令解散⁽¹²⁹⁾。谷正纲出面交涉时，军警突然开枪，当场打死一布店学徒和一浴堂工人，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受重伤，五日后不治身亡；另打伤数十人。史称“一一二二惨案”⁽¹³⁰⁾。

惨案发生后，置身幕后的蒋介石发表了措辞极为严厉的谈话。蒋称：“此等举动，在革命的国民政府统治之下，不特前所未有，且为革命历史之污点，只有北洋军阀段祺瑞曾命令军警开枪屠杀请愿之民众，万不料革命政府下之军人亦悍然为此惨案。倘不能将应负责者加以适当之惩戒，则革命政府与反革命军阀毫无区别。”⁽¹³¹⁾11月25日，蒋介石在接见中央党务学校代表时更公然表示：“如办理不当，我来领导你们革命。”⁽¹³²⁾同时，南京市各区党部、中央党务学校和市学联等单位组织惨案后援会，指控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王昆仑、谢持等为主使犯，潘宜之、居正、高方、张贞、沈竞、任西萍等为惨案凶手，要求国民政府严惩⁽¹³³⁾。

西山会议派分子本与此案无涉，不愿背负恶名，邹鲁、谢持等一面发表声明，诬指是共产党有计划的破坏行动，同时要求国民政府查明真相，“拿办凶犯和煽动之人”。谭延闿深知此事内幕，对邹鲁等人说：“假使是单纯的共产党暴动，悉行拿捕，自属易办。实则此事发动，上海有人在主持。党内之争，愈办必纠纷愈多。”⁽¹³⁴⁾

在蒋介石的明暗操纵下，反对特委会的活动不断升级。

11月28日，中央党务学校党员学生抬着袁大煦的尸体和伤亡民众的血衣游行。并在特委会门前“陈尸请愿”。李烈钧被迫接见游行者，并向死者敬礼⁽¹³⁵⁾。他对学生表示：“当严办凶手，以谢国人。”⁽¹³⁶⁾谭延闿、李烈钧、蔡元培并以“待罪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身份发表声明：“这惨案的负责者之罪，应十倍于‘三一八'惨案之段祺瑞；应百倍于‘五卅'惨案之英帝国主义者。”“负责究竟是谁，自然是政府，尤其是我们三个就职而办事的常务委员！我们三个人良心上决不愿有所推诿”⁽¹³⁷⁾。这样一来，特委会组织的国民政府就完全处于被审判的地位。

蒋介石在指使亲信制造事端的同时，又继续联合汪精卫派，以共同对付特委会。11月16日，蒋介石在上海市党员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声称因汪精卫力促，由日返沪，与汪合作不成问题⁽¹³⁸⁾。18日，汪精卫到沪后，立即与蒋介石会谈，争取蒋的支持。19日，汪对记者称：“商洽结果，颇为圆满，会议前途，可卜乐观。”⁽¹³⁹⁾

汪精卫此次到沪，携带关于党务、政治、军事等提案多条，本希望顺利实现汪蒋合作，推翻特委会，但风云突变，广州政变后，汪精卫成了国民党内各派集矢的对象。李济深怒不可遏地发表谈话，声称粤变“纯系共产党阴谋”，指责顾孟馀、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借反对特别委员会之名，发动叛变。同时，吴稚晖、张静江以及西山会议派的李石曾、张继等人也蜂拥而起。吴稚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指责汪精卫“说话太甘，手段太辣”，声称汪精卫反对特委会是“借打破酱油小碟子，来做分家当的理由，只有乡下婆娘才开得出口的”⁽¹⁴⁰⁾。西山会议派甚至发表通电，骂汪入粤为“重张艳帜于珠江”⁽¹⁴¹⁾。11月25日，汪精卫发表谈话，力辩广州事变“并无共产党关系”，声称对于特委会，“兄弟主张和平补救”，而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则“主张激烈反对”。“如果和平方法可以达到目的，不妨采用；否则，不能不出于激烈了”⁽¹⁴²⁾。汪精卫的辩护，不仅未能平息众怒，反而召来了更猛烈的攻击。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执、监委员有谭延闿、何香凝、戴季陶、宋子文、经亨颐、孙科、丁超五、伍朝枢、何应钦、褚民谊、周启刚、王乐平、李济深、王法勤、朱霁青、甘乃光、蒋介石、于右任、汪精卫、丁惟汾、朱培德、柏文蔚、陈树人、吴铁城、缪斌、李宗仁、陈果夫、王宠惠、蔡元培、张静江、邵力子、吴稚晖、潘云超33人，徐谦、白云梯因有共产党“嫌疑”被拒之会外。会议由蔡元培担任主席。一开始，蒋介石即联合汪精卫以对付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会议议决，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一一二二”惨案关系人员。在审判前，被指控的谢持、居正等十人即行停职监视，听候法庭检举传讯。会议并命汪精卫、戴季陶、丁惟汾、伍朝枢、谭延闿起草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

4日，开第二次预备会议。由汪精卫主席。首先讨论特委会存废问题。吴稚晖提出，汪精卫“曾参与特委会，不应反对”。汪答：“本人谅解特委会产生经过，但反对其代行中执会职权。”谭延闿提出特委会“时效已过”，可以取消。当日会议议决：一、特委会于全体会议开会之日取消，在预备会议时，重要军政应由“预备会议商办”。关于第四次会议地点，粤方委员赞同在南京，但须有保障；二、组织中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9人，由全体会议推选；三、中央党部各部改组案，推李石曾、甘乃光、戴季陶、陈果夫组织审查委员会。会上，宁方委员再次提出广州事变一案，但为蒋、汪所拒绝。会议决定粤案“于四次大会上解决”⁽¹⁴³⁾。

预备会议上，蒋、汪两派一致行动，宁方处于被动地位。为打破这种局面，谭延闿、蔡元培、孙科、张静江、李宗仁、何应钦、李济深、伍朝枢、吴铁城、李石曾十名宁方委员决定拒绝出席5日的预备会议，改在南园李济深寓所开谈话会，商讨应付汪蒋联盟办法。谈话会决定集中全力对付汪精卫一派。12月7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决定审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三人与共产党的关系。12月8日，开第三次预备会议。由蒋介石任主席。会上，张静江、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联署，提出检举陈公博、顾孟馀、汪精卫三人案，要求停止三人出席四中全会的权利⁽¹⁴⁴⁾。李济深也提出“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指责何香凝、顾孟馀、王法勤、甘乃光、陈公博、陈树人、李福林、王乐平、潘云超等“参与逆谋，甘心附逆”，要求令他们“退出议席”，由监察委员会“查办严惩”⁽¹⁴⁵⁾。

宁方的提案刺中了汪精卫的痛处，汪精卫于无可奈何之中只能声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已被特委会取消，无权作出决议或提出议案。他表示：对吴稚晖等人的提案，将“置之不理”⁽¹⁴⁶⁾。两方态度激昂，引起激烈争吵。在乱哄哄的局面中，蒋介石以调人身份出现，他在《致中执监委员诸同志书》中称：只须四中全会正式开成，南京特委会与粤变等纠纷均可迎刃而解。他提出：“此次全体会议，为我同志惟一忏悔之机会。忏悔之方法，武装同志宜确实尊重党权，勿再受政客播弄；一般同志尤宜尽蠲前嫌，勿再互相猜忌。”⁽¹⁴⁷⁾蒋介石这番貌似不偏不倚的意见，增加了汪精卫等人幻想。12月10日，在预备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汪精卫、何香凝、王法勤等11名粤方委员联名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提案声称：“如此则应付时局，负责有人，而关于根本方法，亦得于会议中从容讨论，期于至当。”汪精卫个人并附带声明：如此案实现，“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的办法，少数同志间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引退，以息纷争”⁽¹⁴⁸⁾。汪精卫等人的提案当即为会议通过。会上，蒋介石并提出对俄绝交案。他认为：“各地方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俄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必须加以封闭；待“革命成功”后，再设法恢复邦交。会议作为一项秘密议案加以通过⁽¹⁴⁹⁾。会议随即议决次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四中全会，由蒋负责筹备。关于党务、军事各案，分别并案交付审查。预备会议至此结束。

提出请蒋复职，是汪精卫玩弄的一个“拥蒋自救”的小花招。对此，李宗仁看得很清楚。他后来说：“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振党权。”⁽¹⁵⁰⁾然而汪精卫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起义后，他的处境就更为狼狈了。

二　中共广州起义与汪派的挫败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又在广州领导了一次重大的武装起义，即广州起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为了加强对两广、闽南等地政治、军事工作的领导，于8月11日决定成立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同时，决定以张太雷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同月20日，张太雷向广东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北江暴动委员会，筹备暴动。9月19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倡议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认为国民党已经变成“政治的尸首”，决定在以后组织群众革命斗争时，不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同时决定，不仅宣传苏维埃思想，而且要在广州、长沙等地成立苏维埃⁽¹⁵¹⁾。26日，南方局在汕头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改由张太雷任书记。10月15日，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部队入粤失败的教训。张太雷在报告中提出，今后要：每个地主（包括小地主）的土地都必须没收。改用红旗。名不虚传地成立工农兵代表委员会⁽¹⁵²⁾。会议通过的《最近工作纲领》提出：废除国民革命军称号，改称工农革命军，“尽死力鼓动农民武装起来争夺土地与政权，大杀土豪劣绅，务使其寸草不留，宁枉杀，不姑纵。没收地主、富商之一切财产，以之充军饷及救济贫苦工农”⁽¹⁵³⁾。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德共党员诺伊曼（Heinz Neumann）⁽¹⁵⁴⁾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六人为南方局委员，周恩来、张太雷、黄平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10月22日，张太雷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广州暴动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张太雷的计划仍偏重于军事，未能以农民作为暴动主力，决定另作计划。中共中央同时决定撤销南方局。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瞿秋白主持下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影响下，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等决议案，认为当时正处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的“无间断革命”，“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要求在各地城乡鼓动革命，“造成总暴动的局面”，“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决议案》并称：“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会议并提出：“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没收地主的土地，耕地农有，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等口号⁽¹⁵⁵⁾。会后，张太雷即留在上海，参加研究广州起义计划。

“四一二”政变后，广东海丰、陆丰两县农民曾在中共领导下三次起义。11月13日、18日，在彭湃主持下，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通过没收土地，杀尽反动派，改良工人、士兵生活等议案。海陆丰起义和成立苏维埃政府等行动，成为广州起义的先声。

广州起义是在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时爆发的。11月17日，在汪精卫、张发奎等人支持下，由黄琪翔出面，在广州发动军事政变。同日，黄绍竑经香港逃回广西，在梧州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广州，粤桂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散驻广东各地的李济深所部也准备会同桂军进攻，广州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当时，张发奎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向各地调兵遣将，准备迎战，广州城内只留有五个团，约五千人的兵力，力量非常空虚。

广州事变的同日，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认为广东政局的变化“表面是两广实力派彼此争夺广东地盘的军阀之争，但实际上仍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影响”。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工农群众利用政变，“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¹⁵⁶⁾。11月26日，张太雷回到广州，召开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决定发动广州暴动，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等担任委员，张太雷任起义总指挥。

革命军事委员会高度重视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的发动和组织工作。该团一度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团长，中共在该部队中建立了相当严密的组织，是一支可信赖的武装力量。对新编第四军警卫团，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做了许多工作。此外，还成立了领导广州工人赤卫队的五人委员会，由周文雍担任总指挥，受其领导的广州工人赤卫总队共三千余人。

筹备起义过程中，国际代表诺伊曼主张通过黄琪翔与张发奎对话；张发奎为抗击李济深、黄绍竑，也希望与共产党协商，怎样“共同保卫广州”。他并要求会见中共“最高负责同志”⁽¹⁵⁷⁾。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公开提出六项条件，要求先予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完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立刻武装广州工人”等⁽¹⁵⁸⁾。其间，恽代英曾在黄琪翔宅与张发奎见面，但未能谈出结果⁽¹⁵⁹⁾。

12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下达紧急通告，要求“全体动员”，“准备暴动”。7日，张太雷主持召开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通过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名单，决定在12月13日举行起义，接着广东省委也召开会议，讨论苏维埃政纲、宣言以及行动部署。

在上海的汪精卫时刻注意广州动态，于12月初派陈璧君回广州调查。同月9日，汪精卫致电陈公博、张发奎等，声称“黄琪翔兄之容共已为不可讳之事实”，要求令黄退休。又称：“苏俄领事署为共产党活动机关”，要求“派兵围捕，将俄领驱逐，共党一律拘拿”；“所部凡有纵容共党者，立即严加惩办”⁽¹⁶⁰⁾。10日，张发奎下令在广州实施特别戒严，搜捕共产党人。前敌总指挥黄琪翔连夜从粤桂前线赶回广州，商议镇压计划。同日，工人赤卫队转运武器的大米店被破坏，教导团内部也有人告密，形势变得十分紧急。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得已，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11日凌晨。

10日晚11时，叶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从香港秘密回到广州，负责起义的军事工作。

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叶挺等人来到教导团驻地，召开誓师大会。张太雷作动员讲话，叶挺宣布战斗部署。3时半，教导团开始进攻广州各重要军政据点。警卫团的部分官兵及工人赤卫队也同时行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在黎明前，位于珠江北岸的广州市区大部分为起义军所控制。11日上午6时，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苏兆征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在上海，由张太雷代），其他成员包括人民内务委员兼人民外交委员黄平、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人民土地委员彭湃（赵自选代）、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人民司法委员陈郁、人民经济委员何来、人民海陆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等。

苏维埃政府甫告成立，便发表宣言和政纲，宣布“广州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兵士”，要求“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的一切财产”，“消灭一切债务”。苏维埃政府并号召广东农民即刻暴动，“没收一切土地，杀尽地主与富农”⁽¹⁶¹⁾。

起义后，广州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起义军虽然占领了珠江以北的大部分市区，但珠江以南仍控制在李福林的第五军手里，张发奎、黄琪翔等人都逃入李的辖区。起义军几次攻击，均未能奏效。12日凌晨，李福林所部分两路渡过珠江，攻击江北起义部队。各国驻粤领事会议决定，调英军2000人、法军400人、日军300人防守沙面，并派遣军舰掩护国民党军过江。同时，从粤桂战争前线调回的国民党军队也纷纷赶到，从西、北、南三面包围广州。当天中午，国民党军猛烈进攻位于市区北面，由起义军占领的制高点——观音山，双方激烈争夺，阵地几度易手。起义军由于没有后备力量，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国民党军并曾一度迫近指挥部，叶挺、叶剑英沉着应战，指挥教导团和工人反击，转危为安。午后，张太雷乘车赴大北门指挥战斗，遭伏击牺牲，起义军失去了主要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叶挺和聂荣臻冷静地分析了不利形势，决定撤出广州，以保存有生力量。由于当时广州处在激烈的战斗环境下，通讯工作难以保持正常，大部分起义部队在得到撤退命令后离开了阵地，但仍有一些分散作战的赤卫队员及小股部队没有接到通知，未能及时撤退。

13日凌晨，国民党军集结近五万兵力围攻广州。9时许，观音山阵地失守，国民党军冲入市区。下午，各路国民党军向广州苏维埃政府总部合围进攻。下午3时许，广州重新落入张发奎手中。张随即进行大规模屠杀。从13日至19日，广州共有五千余人遭到杀害，其中有参加起义的朝鲜革命者一百余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А．И．Фасис）在幕后指挥起义，被捕杀；领事馆被查抄。另有越南革命者24人被捕⁽¹⁶²⁾。

同日，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陈公博等急电汪精卫、蒋介石等，宣称已将广州共产党肃清，要求“本党各同志益加奋勉，务将共产党徒一网杀绝，并与苏俄断绝邦交”⁽¹⁶³⁾。次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撤销对驻各省苏联领事的承认，勒令在华苏俄商业机关停止营业。

起义失败后，从广州撤出来的部分起义队伍，约1200人集中到花县，经过短时间休整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开赴东江，同海陆丰地区的农民武装汇合。撤出广州的另一部分队伍约一百多人，退往广西左右江一带，继续进行斗争。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由于众寡悬殊，政策过“左”，起义未能取得成功。当时，革命已处于低潮时期，要占领作为统治中心的大城市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广州起义在国民党统治阶层内部引起了强烈震动，触发了国民党内的又一次权力斗争。李济深及桂系势力抓住这一事件，联合其他反汪力量，乘机向汪精卫发难，声称广州起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的双簧，并称张发奎、黄琪翔都是共产党。13日，汪精卫、甘乃光、顾孟馀等联合发表声明，声称张发奎“正和共产党作殊死战”，“那些以勾结共产党诬张发奎等并以诬我们的是绝对的不确”⁽¹⁶⁴⁾。但这并不能平息事端。14日，浙江省党部致电蔡元培，声称汪精卫的逆迹已彰明昭著，要求不准其参加四中全会。同日，旅宁粤人召开“讨共救粤”大会，要求缉办汪精卫、甘乃光、顾孟馀、张发奎、黄琪翔等人。15日，上海总商会发表宣言，谴责汪精卫指使张发奎、黄琪翔“盲目内讧”，“致共产党得一绝好之机会”，以至“酝成此次之巨变”⁽¹⁶⁵⁾。1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办汪精卫等粤方中委。查办令称：“汪精卫、顾孟馀、陈树人、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公博、何香凝等于事变后，或列席会议参预逆谋，或发表言论公然袒护。舆论哗然，嫌疑难释。本政府为整饬纪纲维护治安起见，特派邓泽如、古应芬迅往查办呈复。在查办期间，汪等居住所在，应责成军警注意，监视其行动。”⁽¹⁶⁶⁾当夜，汪精卫秘密登轮，离沪赴港，偕同黄琪翔赴欧。临行前，通电声称不再参与政治。

汪精卫、黄琪翔被逼出国后，广东内部两派势力开始火并。李济深急电在东江的陈济棠、徐景唐、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鼐及在桂的第十五军等，分路向广州出击。12月20日，李济深系统的粤军首领在汕头开会，议决在汕头设立大本营，由陈铭枢任总指挥，向张发奎部发动攻击。21日，南京政府通过决议，授予李济深返粤整顿粤局的全权。李济深旋即回到广东，亲自指挥对张发奎部的攻击。张发奎等见势不妙，离开广州，让第四军军长缪培南指挥作战。缪培南决定率部离开广州，向东北方向撤退。结果，与李济深部在五华、岐岭一带相遇，展开激战。第四军虽号称铁军，但自江西返粤以来长期行军作战，士气低落，在李部与桂军的联合攻击下，连遭失败，被迫放弃抵抗。李济深及粤桂势力又重新控制了广东。

三　蒋介石复职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宁粤相争，结果两败俱伤：先是西山会议派分子声名狼藉，特别委员会被宣布取消；继而汪精卫逃亡，汪派中委溃不成军。12月31日，邓泽如、古应芬将查办汪精卫等九人的结果报到南京政府，声称汪精卫及其党徒对于广州事变，不独参与逆谋，实为发纵指示；以致“养奸成祸，害国殃民”，要求明令通缉归案，依律严办。蒋介石故意拖延处理，以袒护汪派。这样一来，激怒了胡汉民。他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决定不参加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与孙科、伍朝枢二人以赴各国考察政治、经济为名，离开上海远游。　

只有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顿失重心，各派系长期纷争，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不得不单独对奉系张作霖作战。蒋介石自日本归国后，冯玉祥即频频致电蒋介石，拥蒋复出。1927年12月1日，冯玉祥电蒋称：“为今之计，惟盼吾兄东山即起，主持一切，使各方军事有统一办法。否则，行见我革命军将逐次为敌军各个击破耳。”⁽¹⁶⁷⁾12月2日，冯又致电阎锡山，约其一致拥蒋。阎锡山在奉系的强大军事压力下难于支持，赞同冯的意见。12月11日，冯、阎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他复出主持军政。电称：“倘能得如所请，弟等当负弩前驱，愿听指挥。”⁽¹⁶⁸⁾20日，蒋介石嫡系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会同徐州前线各将领也联名通电，吁请蒋介石“以党国为重，总领师干”⁽¹⁶⁹⁾。26日，上海市各界举行“促请蒋中正复职大会”，发表宣言及通电，表示“竭诚拥护蒋氏复职”。在一片拥戴声中，蒋介石于1928年1月4日偕谭延闿、杨树庄、何成濬、陈立夫等人由沪赴宁，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1月6日，谭延闿、丁惟汾、陈果夫接收南京特委会机关，宣布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恢复工作。1月9日，蒋介石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

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出席的有陈树人、丁超五、白云梯、朱霁青、朱培德、王乐平、何香凝、经亨颐、黄实、谭延闿、于右任、褚民谊，陈肇英、宋子文、王法勤、缪斌、丁惟汾、何应钦、蒋介石、李烈钧、周启刚、柏文蔚、戴季陶等中央委员23人，列席会议的有潘云超、张静江、蔡元培、李宗仁、邵力子、郭春涛、李石曾、陈果夫等人。蒋介石在开会词中称：二届四中全会是“本党中兴的一个会，亦是中国中兴的一个机会”，今后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不仅反对他的主义，而且要反对他的理论和方法”，“务要铲除净尽，不许留在本党，遗害中国。”⁽¹⁷⁰⁾蒋介石的这些言论，为会议定下基调。

从2月2日至7日，会议历时六天，共通过有关党务、政府和军队组织等各方面议案二十多项。主要内容如下：

（一）整理党务。《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在登记期间停止征求党员；各省及等于省之党部，由中央指派七至九人组成党务指导委员会，办理党务整理及登记等事宜，并代行该地执行委员职权；党员曾经加入本党以外之政治团体者，须切实声明与该团体脱离关系。《各委员依次递补案》决定开除并撤销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和已故朱季恂、李大钊等人的党籍和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停止徐谦的职务，保留党籍；候补中委毛泽东、许苏魂、夏曦、韩麟符、董用威、屈武、邓颖超、邓演达及已故的路友于开除党籍并撤销职务，陈其瑗停止职务。中央监察委员高语罕、候补中央委员江浩开除党籍，邓懋修、谢晋停止职务。以白云梯、周启刚、黄实、王乐平、陈嘉祐、朱霁青、丁超五、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绍竑为候补监察委员。大会还通过了蔡元培等人提出的《制止共产党阴谋案》。规定“所有共产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¹⁷¹⁾。《审查宁汉两方决议案》规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应一律无效”⁽¹⁷²⁾。《整饬党纪之方法案》规定：凡属本党党员，无论何人，必须绝对遵守党纪；违反党纪者，必须绝对服从党部之处分；凡属党员非经中央党部之许可，无论党内党外，不得自行组织或加入其他政治团体；凡属党员不得有违反党纲、党章及一切决议案之主张；各级党部不得违犯党纲、党章之决议；凡属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部之决议及命令；下级党部必须绝对执行上级党部之决议及命令；各地政府与党部有冲突时，须分别呈明各上级机关，共同处理；凡党员绝对不准以个人名义代替党发表宣言⁽¹⁷³⁾。

（二）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会议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宋庆龄、陈公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朱培德、顾孟馀、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何香凝、伍朝枢、丁惟汾、戴季陶、李济深、甘乃光、陈友仁、李烈钧、王法勤、刘守中、萧佛成、孙科、白云梯、周启刚、黄实、王乐平、陈嘉祐、朱霁青、丁超五、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为中央执行委员；缪斌、吴铁城、陈肇英为候补执行委员。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王宠惠、李石曾、柳亚子、邵力子、陈果夫、陈璧君、邓泽如、黄绍竑为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郭春涛、李福林、潘云超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并推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蒋介石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改组中央党部案》决定：取消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五部；以戴季陶等九人为委员，李石曾、经亨颐、朱霁青、何香凝、陈果夫为常委。《政治委员会改组案》规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方分会可以继续存在，各分会“专理政治，不兼管党务”；广东、广西属广州分会；湖南、湖北属武汉分会；河南、陕西、甘肃属开封分会；山西、绥远、察哈尔属太原分会。其他省份，“概由中央政治会议处理”⁽¹⁷⁴⁾。

（三）改组国民政府。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国民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定其中五人至七人为常务委员，于常务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国民政府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七部，并设最高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等五院一局三会。会议推选丁惟汾等49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谭延闿为主席。

会议还通过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委员人选案》、《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及主席人选案》等决议案。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属于国民革命军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节制指挥”，总司令“得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会议选举于右任等73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指定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阎锡山、谭延闿等12人为常务委员，蒋介石为主席。

（四）准备继续北伐。会议宣言称：“军阀之命运多一日苟延，即统一的大计迟一日实现，而民众实际之痛苦稽一日解除。”因此，“加倍努力以促进北伐之完成，实为今日不可稍缓之工作”。于右任向大会提出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提议由“大会决议，下令全军，责成各总司令、各总指挥，限两个月内会师北京，完成统一，肃清残余军阀，布告人民息兵”。提案由会议通过，并交国民政府责成军事委员会“统筹全局，从速遵办”⁽¹⁷⁵⁾。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彻底推翻了国民党“一大”、“二大”和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各项政策，自此，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名存实亡。蒋介石成了会上唯一的胜家。不仅“四一二”政变以来的各种行径得到肯定，而且将政敌一一剪除。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为进一步实行个人独裁奠定了基础。

四　蒋介石整顿内部

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准备继续北伐，但当时的国民党派系林立，两湖、两广的内讧尚未结束，后方还很不巩固。因此，蒋介石复职后即集中精力，整顿内部。

蒋介石的第一步棋是剥夺何应钦的军事实权。何应钦统率的第一路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总指挥何应钦与蒋介石若即若离，使蒋介石非常恼火。为了切实控制嫡系部队，蒋介石于1928年2月9日偕总参议何成濬悄悄前往徐州，采用汉高祖“入壁夺符”的办法，下令撤销何应钦的职务，并下令撤走何应钦在南京住宅的卫队。此时，何应钦在外打猎未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后，蒋介石电召交通部长王伯群（何应钦的妻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李仲公（何应钦的亲信）及贺耀组、陈调元等到徐州开会。蒋对李仲公称，他之所以撤销何应钦的职务，一是因为何与白崇禧联合逼蒋下野，二是何迟迟不发拥戴电，支持蒋介石复职；三是桂系在外散布蒋介石已不能指挥黄埔系的言论。蒋称：“所以，我就来前方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¹⁷⁶⁾蒋介石说这番话，是希望通过李仲公向何应钦提出警告，不许在嫡系中另立山头。蒋介石先发制人，何应钦只得表示服从。

2月11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声称第一路军辖十余军之多，战线绵亘数百里，运输联络均感不便。请蒋介石改订第一路军编制，并就近指挥，自己则专力于后方事务。蒋介石接电后，即于2月13日下令将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下设三个纵队。第一军、第九军、第十军编为第一纵队，以刘峙为总指挥；第十五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编为第二纵队，以陈调元为总指挥；第二十七军、第三十三军、第四十军编为第三纵队，以贺耀组为总指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蒋介石自兼，参谋长由原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王绳祖升任。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¹⁷⁷⁾。通过改编，何应钦的实权均被剥夺。何认为面子丢尽，即称病告假两个月，避居上海。蒋介石却又安抚他：“待我将部队整理就绪，仍然请你回来统率。”⁽¹⁷⁸⁾在蒋介石的安抚和各方劝说下，何应钦于3月7日宣布就任总参谋长职。

蒋介石的第二步棋是进一步拉拢冯玉祥、阎锡山两大实力集团。在整顿第一路军的同时，蒋介石电邀冯、阎到徐州参加军事会议。由于冯、阎只派代表出席，蒋介石只好移樽就教，前往开封与冯玉祥相会。2月16日，蒋介石、冯玉祥及阎锡山的代表在开封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改组为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北方革命军改组为第三集团军。会议并商定以第一集团军担任津浦路作战，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担任京汉、京绥路作战⁽¹⁷⁹⁾。2月16日，阎锡山致电冯玉祥，表示赞成蒋、冯商定的北伐计划。阎并表示，一俟津浦、京汉线发动，山西方面即“同时由京绥、紫荆关、京汉路三路反攻”⁽¹⁸⁰⁾。17日，冯玉祥陪同蒋介石到郑州检阅部队。18日，蒋、冯互换兰谱，“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¹⁸¹⁾。冯玉祥写给蒋介石的帖子是：“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蒋介石写给冯玉祥的帖子是：“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¹⁸²⁾20日，蒋介石回到南京。29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的第三步棋是整顿两湖。桂系联合程潜西征占领武汉后，唐生智旧部退往湖南，但仍保留第四集团军的名义。1927年11月21日，李品仙、刘兴、何键等和湖南省政府主席周斓在长沙开会，决定：一、暂时保境休养，听第四次执监会议解决；二、在长沙设第四集团军办事处，以李品仙、刘兴、何键、周斓等七人为办事委员；三、第八军驻湘中，第三十五军驻湘西，第三十六军驻湘南；四、推张开琏为代理财政厅长，月筹军费70万，并设财务委员会，推周斓等21人为委员⁽¹⁸³⁾。会后，即以第四集团军名义扩充第十二、第十七两军，分别以叶琪、周斓为军长。总兵力达到12万人左右。

对于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蒋桂两派都想收为己用。桂系的白崇禧见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遂向李宗仁建议，“确切控制两湖（湖南、湖北），以便紧靠两广后方，把两广两湖打成一片”⁽¹⁸⁴⁾。1927年11月25日，李宗仁派李品仙之弟李品芗偕袁家谱赴长沙，与李品仙、何键、刘兴等接洽和平改编。主要条件是：一、取消第四集团军名义，仍存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三个军；二、通电服从中央；三、承认程潜率第六军，任省政府主席，并于三个军中抽调两个军北伐⁽¹⁸⁵⁾。这时，正在酝酿复职的蒋介石也有意将唐部拉过来，以牵制桂系势力的扩张。蒋介石密遣使者前往湖南，向唐部许诺湖南省长由唐生智部将中推举，不派兵入湘；唐部改编为四个军，军饷由中央政府接济。两相比较，唐部将领决定拒绝桂系的和平改编要求。1928年1月2日，唐部将领发表通电，宣布取消第四集团军番号，静候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¹⁸⁶⁾。

桂系见和平改编不成，决心武力解决，以除肘腋之患⁽¹⁸⁷⁾。在李宗仁、程潜等人的催促下，南京政府于1928年元旦起实行征湘动员，并以白崇禧为征湘总指挥，到武汉统一指挥。1月15日，征湘军分东、西、南三路向湖南展开全面进攻。东路由白崇禧指挥，率第七军、第十九军、第六军、第十三军和第四十四军等进攻平江、岳州；西路由鲁涤平的第二军和李燊的第四十三军组成，进攻津市、醴州；南路由朱培德指挥，率第三军和第九军进攻株洲。1月17日，征湘军占领岳阳。18日，程潜由武汉赶到岳阳，召集第六军、第四十四军各将领开会，会后即饬令向汨罗追击。19日，第十七军占领平江，唐部退往汨罗江以南。正当征湘军乘胜向南追击时，叶开鑫的第四十四军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倒戈反桂，在岳阳地区与湘军李品仙等部配合，猛攻程潜第六军侧面，第六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白崇禧一面调兵围攻叶开鑫部，一面命令桂军主力第七、第十九军猛攻长沙，以切断唐部后路。21日拂晓，第七、第十九军渡过汨罗河，与李品仙部在江边激战，大败李品仙部。第七军乘胜追击。25日，征湘军占领长沙，湘军残部分向株洲、衡阳逃遁。至此，唐部已失去抵抗能力，被迫接受改编。3月11日，程潜、白崇禧将唐军残部改编为第八、第十二、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四个军，以李品仙为十二路总指挥，节制第八、第十二、第三十六军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而以第三十五军何键部留驻湖南。刘兴则由程潜委为高等顾问，令其出洋。同日，程潜、白崇禧等湘桂将领联衔通电，宣告“两湖军事已告结束”⁽¹⁸⁸⁾。

征湘军事结束后，南京政府准备重建第四集团军和武汉政治分会，以统辖两湖。在人选问题上，又出现了激烈的争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最初决定以谭延闿充任，以此作为蒋介石、白崇禧、程潜之间的“缓冲”⁽¹⁸⁹⁾。但谭延闿在两湖只有鲁涤平一军，难以驾驭拥有雄厚兵力的桂系和湘系的程潜，而且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极力反对。2月25日，蒋介石约李石曾、谭延闿会商两湖军事及党务。28日，由谭延闿、李烈钧出面，宣称：湖南军事结束，已无成立第四集团军的必要。两湖参加北伐部队，由李宗仁担任总指挥，隶属于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之下⁽¹⁹⁰⁾。同日，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赴武汉，收束两湖军事，筹备北伐⁽¹⁹¹⁾。李宗仁在动身赴汉前，与蒋介石会晤，达成以下妥协条件：一、粤省政府担负北伐军费一部分；二、桂派与西山会议派脱离关系；三、蒋与汪精卫在政治上脱离关系。可以保持汪之体面，但不予汪以政治权力；四、蒋系军队不侵入桂系势力范围⁽¹⁹²⁾。蒋介石并接受李济深的建议，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与蒋介石妥协后，即于3月28日偕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抵达汉口，29日转赴长沙，与程潜、白崇禧接洽。4月2日，李宗仁、陈铭枢、程潜、白崇禧等在长沙开会，商定两湖军队组成五个纵队，由李宗仁率部北伐，白崇禧留守武汉，程潜坐镇长沙。4月6日，白崇禧托陈铭枢带亲笔信交李济深，请其转呈蒋介石。除叙述湘鄂近况外，白崇禧表示“服从命令，一致北伐”⁽¹⁹³⁾。在得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保证后，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于4月8日正式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北伐需要巨大的军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月收入不足300万元，而支出却需要1100万至1600万元，因此，不得不依靠发行国库券过日子。1927年5月，发行第一次二五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7月，发行盐余国库券6000万元。10月，发行第二次二五附税国库券2400万元。1928年1月，宋子文继孙科之后出任财政部长。上任第一天，在张嘉璈宅宴请上海银行家陈其采、李铭、贝祖诒等人，计划发行第三次二五附税国库券1600万元。11日，有关条例出笼，但推销成绩并不理想。2月25日，蒋介石致电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等团体，声称“中正受命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大宗饷源全在推行二五库券”，“无论如何困难，务希办到，以应急需”⁽¹⁹⁴⁾。在此前后，蒋介石又两次致电张嘉璈，要他偕中国、交通两行行长到南京商量推销国库券一事。张此前已多次提供财力支持，深知此事难办，态度消极。3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沪召开会议，指责张嘉璈“阻挠北伐”，“勾结桂系、奉系”，张静江并提出，要接管中国银行。蒋称：“北伐费必须筹足，每月千万始可进行。”会议商定，增发国库券及纸烟捐国库券各1400万，当场通令中国银行月垫五六百万元⁽¹⁹⁵⁾。6日，张嘉璈召集中国银行在沪董、监事会议，一致认为：“一旦决裂，金融风潮即起。”会后，张嘉璈决定垫款600万元，分三个月交清⁽¹⁹⁶⁾。依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帮助，蒋介石再次度过了财政难关。

在整理军事、筹措军费的同时，蒋介石又力图掌握国民党中央党务大权。3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及政治分会两项暂行条例。《政治会议条例》规定：政治会议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之政治指导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一切法律问题、重要政务均须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政治分会条例》规定：“政治分会依照中央政治会议之决定，于其特定地域内，指导并监督最高级地方政府，但不兼管党务。政治分会于不抵触中央政治会议之决定范围以内，得对于中央政治会议未经明白或详细规定之事项，为因时制宜之处分。”⁽¹⁹⁷⁾

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李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冯玉祥为开封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为山西政治分会主席。至此，蒋介石不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且又安抚了地方实力派，在蒋、冯、阎及二李之间保持一种权力均势。13日，国民政府又特任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改任参谋次长。在李济深未到任以前，由何应钦代理。16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战地政务委员会，统一管理北进战区内的民众、财政、外交、司法、交通等事项，由蒋介石亲信蒋作宾任主席。至此，北伐的组织准备大体就绪。

3月2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前往徐州，督师北伐。4月1日，在徐州发表《告前方将士书》、《告北方将士书》、《告全国民众书》、《告北方父老书》等四篇文告。在《告前方将士书》中，蒋介石要求前方将士“怀必胜之气，直薄幽燕，长驱关外，使张作霖覆灭而后更无继张作霖而起之人”。《告北方将士书》号召北方将士翩然来归，“自动归义者，即以原职任用；其临阵归附者，亦一律从优待遇”。6日，蒋介石又将第一集团军第一、二、三纵队改为军团，仍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组为总指挥，并改冯玉祥部第十一路军为第四军团，以方振武任总指挥⁽¹⁹⁸⁾。合计第一集团军18个军2个独立师，约29万人；第二集团军25个军，约31万人；第三集团军作战部队11个军，约15万人；第四集团军作战部队16个军，9个独立师，约24万人左右⁽¹⁹⁹⁾。

4月7日，蒋介石发布北伐誓词，声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²⁰⁰⁾。随即下总攻击令，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由津浦、京汉、正太铁路挺进。

五　奉军反攻与国民党军合力北进

正当宁方筹谋北伐之际，奉系也在力谋对策。

当时，奉系安国军在军力和财力上已明显弱于南京方面的联合力量。据报告数字，安国军总兵力为60万人，共编为七个方面军，分别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陞、褚玉璞为军团长。其中张宗昌、褚玉璞的第二、第七方面军团系原来的直鲁军，大多由土匪编成，军纪废弛，且在陇海路上与冯玉祥部作战中受到巨大损失，因而士气低落，战斗力极差。第五、第六方面军团张作相、吴俊陞所部因编组不久，装备和训练也较差。只有孙传芳的第一方面军团和张学良、杨宇霆指挥的第三、第四方面军团军事素质稍好。然而孙传芳部在龙潭战役中损失大半，虽经大力募兵，张作霖也拨款支援，但尚未恢复元气。安国军方面的财源也极其困难，山东、河北两省频经战乱和奉鲁军的搜括，经济已接近破产的地步。东三省的财力也明显不如国民党各派控制区。在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面前，奉系立即陷入难以招架的窘境。

为了摆脱被动局面，1928年2月，奉系将领在北京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各个击破，对京汉、津浦路取守势，对山西取攻势。3月底，奉系发现各路国民党军的总攻在即，又决定由张学良指挥安国军第三、第四方面军沿正太路和京汉路展开攻势，以求首先打败阎锡山和冯玉祥，再集中力量打败蒋介石。奉系的这种战略安排便利了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在津浦线的推进，结果，正太、京汉两线相持不下，在津浦路线的安国军即已崩溃，奉系不得不全面败退。

山西战线：奉军分三路进攻晋军。3月底，张学良、杨宇霆亲到邯郸，与戢翼翘、于学忠等会商。4月1日，奉军主力第三、第四方面军一部在河北平山、获鹿一线开始进攻。主要目标是夺取晋东门户、正太铁路上的要隘娘子关，在晋北雁门关、平型关一线安国军张作相部则采取牵制性的攻击行动。4月5日，奉军占领井陉，向晋边推进。双方在井陉以西的雪花山展开血战。雪花山为由井陉进入山西的孔道，形势险要，晋军在此筑有坚固防御工事，据险扼守。战事发动后，奉军军长荣臻、胡毓坤亲自督师，企图一举攻下雪花山阵地。晋军依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多次打退奉军进攻。激战至4月底，奉军在娘子关、井陉这一主攻方向只有微小进展，在晋北方向也未能打破相峙局面。奉系首先击败阎锡山部的计划未能实现。4月19日，阎锡山离开太原赴娘子关前线指挥，晋军转守为攻，冲出娘子关，进取石家庄。

豫北战线：4月5日，安国军第三、第四方面军主力在豫北进攻冯玉祥部。奉军攻击的重点是京汉路上的重镇彰德，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所属的第九方面军鹿钟麟部依托彰德附近的既设阵地实行防御。张学良亲临前线指挥进攻，奉军的炮兵主力和航空兵也投入了彰德前线。尽管奉军在火力上占优势，但冯部作战意志比较顽强。双方在彰德城下反复争夺。冯玉祥多次致电李宗仁，请求支援。李宗仁派叶琪率部到河南漯河，接替韩复榘军防务。韩复榘军则星夜北调，于4月16日集中到彰德以南，参加鏖战。直至4月28日，奉军一直未能突破这一线阵地。

进攻彰德的同时，安国军第七方面军褚玉璞部又于4月9日进攻直隶大名的冯军刘镇华部。褚玉璞部虽军事素质较差，但刘镇华部归附冯玉祥后一直心怀贰志，不愿为冯玉祥卖命。在褚玉璞部的攻击下，刘镇华军连续后撤。冯玉祥不得不命第二方面军孙连仲部增援。4月22日，褚玉璞部攻占豫北南乐，对孙连仲部阵地造成威胁。同日，上一年归附冯玉祥的豫军樊钟秀部二万余人在洛阳以东叛变，截断陇海路，与在陕西叛冯的李云龙相呼应。冯玉祥急调石友三、宋哲元两部夹击，又吁请李宗仁调兵由京汉路北上增援。

在将近一个月的争夺战中，安国军损耗很大，山东方面蒋介石的部队又已推进到济南一线，威胁豫北奉军的侧翼，因此，张作霖不得不于4月28日下令停止对豫北的进攻。冯玉祥乘机展开反攻，奉军全线溃退。5日，冯军收复大名。

山东战线：张宗昌部几经打击，实力大减，由原来的49万人缩减到6万人左右。孙传芳部经整训扩充，也只有三万余人，而蒋介石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则达二十多万人之众，并有航空兵掩护，兵力、装备都处于绝对优势。4月7日，宁方北伐军开始总攻后，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刘峙部向兖州推进，第二军团陈调元部由郯城一线向临沂推进，第三军团贺耀组部和第四军团方振武部在微山湖以西向济宁推进。同时，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也由菏泽向济宁推进。4月8日，张宗昌离开济南，到韩庄督师。10日，第一军团第九军顾祝同部等占领台儿庄。12日，包围临城。同日晚，张宗昌下令全军撤退。4月14日，顾祝同部占领临城。16日，进攻界河。张宗昌曾耗资50万，费时半载，聘请德国人在这一带构筑了坚固的防线。18日，第一军团第一军占领界河。

在张宗昌部一触即溃之际，孙传芳部决定集中兵力攻击微山湖以西的宁方北伐军，然后侧击徐州。4月12日，贺耀组的第三军团在鲁西南推进至鱼台一线时，突遭孙传芳部反攻。第三军团内的第二十七军夏斗寅部和第三十三军张克瑶部均系归附宁方不久的杂色武装，战斗力很差，一遭孙军反击，即慌乱不堪地后撤，贺耀组自身指挥的第四十军陷入包围，只得乘夜突围。4月14日，孙传芳部占领丰县，并以一部骑兵突袭沛县，威胁第一集团军的后方基地徐州。

蒋介石在徐州得知丰县失守，急电冯玉祥，调石友三部自兰封由陇海路东进，反攻丰县，又调其嫡系第一军由临城前线撤回徐州，会同贺耀组的第三军团各部阻止孙传芳部继续前进。在孙传芳部向南攻击时，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也在鲁西南向济宁进攻，于4月15日攻占巨野，孙传芳的主力李宝章部全军覆灭。次日，包围济宁。孙传芳见济宁告急，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急率5个师北撤。4月17日，石友三部东进占领丰县，第一集团军西翼出现的危险至此方告消除。孙传芳部北撤后，于4月17日反攻济宁，与孙良诚部展开激战。孙良诚部诱敌深入，同时以骑兵袭击孙军后方，于4月19日占领兖州。与此同时，方振武的第四军团、贺耀组的第三军团也北上参加进攻，孙传芳军在济宁附近陷入包围圈。4月20日，孙军向北突围。由于转战多日，极端疲惫，又遭到北伐军各路的围攻和截击，孙军在突围中大部溃散，被俘甚众。4月21日，孙良诚部占领济宁，孙传芳率残军向泰安、济南退却。

宁方北伐军在鲁西南的战斗是以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东进部队为主体完成的。此役粉碎了孙传芳的安国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从而为第一集团军向北推进扫除了最大障碍。此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未遇激烈抵抗，即顺利地沿津浦路向济南推进。在临沂方向作战的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陈调元部均系归附不久的杂色武装，斗志不强。4月中旬，在临沂城下和张宗昌部形成对峙。鲁西南会战结束后，该军团才以一部穿越沂蒙山区，向莱芜方向推进，于4月22日占领蒙阴。25日，进占莱芜。张宗昌部未经抵抗便纷纷北逃。

4月23日，蒋介石抵达兖州，决定乘孙传芳主力被歼、张宗昌部已趋崩溃之际，迅速北上，占领济南。24日，第一军团刘峙部沿津浦路向北攻击前进，当面的安国军稍予抵抗，即纷纷北逃。27日，蒋介石自徐州前往兰封会晤冯玉祥，会商进攻济南战略。28日，第一军团进占泰安。30日，由济宁方向北进的第四军团方振武部占领长清，逼近济南；由莱芜方向北进的第二军团陈调元部也切断济南以东的胶济路。孙传芳、张宗昌见局势已不可挽回，决定北撤德州。5月1日，孙传芳、张宗昌两军放弃济南，向黄河以北撤退，并炸断黄河上的津浦路铁桥。同日，宁方第一集团军的第一、第四军团各以一部进占济南。

5月2日上午，蒋介石抵达济南，任命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

六　济南惨案

当蒋介石统军进入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侵略者却于此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打乱了南京方面北伐的部署。

蒋介石1927年访日，本意在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与田中义一会晤后，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失望地写道：“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²⁰¹⁾但是，蒋介石上台后，仍然硬着头皮推行亲日外交路线。2月8日，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外交部长。3月6日，蒋介石亲自设宴招待应邀来访的日本记者团，发表谈话称：“我敢断言日本国民对于北伐，不特不加阻害，必更进而望其成功，不吝与之声援；更确信日本政府今后亦必不为损人不利己之举。”⁽²⁰²⁾4月2日，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发表《告友邦人士书》，保证“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绝对不致有排外之行动；革命军对于外人之生命财产，必与本国人民同为极严密之保护”⁽²⁰³⁾。18日，南京政府向日本及其他国家驻沪总领事递交了保护外侨的声明。蒋介石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尽量避免列强，特别是日本出兵干涉的可能。

日本政府不理睬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善意表示。4月16日，日本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呈请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出兵。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和代理驻济南总领事西田畊一也向日本政府陈述：“出兵时期，业已到来。”⁽²⁰⁴⁾17日，田中义一与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商定出兵山东。次日，召开内阁会议，议决：一、由天津派步兵三中队至济南，由国内派兵至青岛；二、海军须于青岛等地严为警备，并须火速派军队保护胶济铁路；三、即刻发表出兵声明⁽²⁰⁵⁾。19日，即由首相田中奏请天皇批准。同日，田中训示驻上海总领事矢田转告蒋介石，要北伐军绕避济南。声称：“如果在济南附近发生战争，日本便会出兵。”⁽²⁰⁶⁾20日，日本正式发布出兵山东声明书，诡称“在山东各地之日人生命财产，复濒于重大危险”，帝国政府“不得不取自卫的措置”⁽²⁰⁷⁾。21日，日本从天津派出的三个中队首先到达济南。随后，由日本熊本开来的第六师团在福田彦助中将率领下也陆续在青岛登陆，向济南推进。福田到青岛后，即发表声明，蛮横地表示：“胶济路与日侨之生命财产及日本之经济均有关系，不许任何方面军队破坏。”⁽²⁰⁸⁾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一面抗议，一面交涉。4月21日，黄郛照会日本政府，指责其将“公法条约蹂躏殆尽”，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向山东派兵⁽²⁰⁹⁾。30日，蒋介石派张群以他的个人代表名义赴日，企图劝阻日本出兵。同时，通过日本浪人佃信夫要求将日军由济南移驻青岛，由蒋介石担任所需军费⁽²¹⁰⁾。对此，日方均置之不理。自5月1日起，日军陆续开进济南，在西门外商埠区周围设置铁丝网，堆积沙包，并在各路口配置武装士兵，严禁中国军队通行。5月3日上午8时，驻济南代理领事西田和宪兵司令拜会蒋介石，假惺惺地称赞革命军军纪很好，很守秩序，并诈称已派到济南的日本军队和宪兵今天就要撤回去，所以，他和宪兵司令特地前来辞行⁽²¹¹⁾。在日方的蒙骗下，蒋介石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上午9时，贺耀组第四十军一名患病士兵在送往医院途中，为日军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发生争执。日军当即开枪射击，打伤中国士兵和夫役各一名，并包围医院。此处枪声一响，驻济南各处的日军乘机制造流血事件。驻在牌税局的一个营，被日军包围，勒令缴械，全营均被俘虏。日军“遇中国人，不论兵民，即开枪射击，一时尸体满街”⁽²¹²⁾。

蒋介石仍然不准备抵抗。5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²¹³⁾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严令部队不得还击，在城外的中国部队于下午5时以前撤离济南⁽²¹⁴⁾。同时，急派在济南的外交部长黄郛到日军司令部交涉。

日方态度异常傲慢，毫无诚意，强迫黄郛在日方提出的文件上签字，承认济南冲突是因中国人抢日本人的东西引起的。这一无理要求为黄郛拒绝，日军就将黄郛扣留18个小时。3日晚9时，日军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山东特派员交涉公署搜查，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公署人员一一捆绑起来。蔡公时当即向日军说明自己的身份，并对日军无礼行为表示抗议。疯狂的日军竟割去他的耳鼻、挖掉他的舌头和眼睛，然后枪杀。其他人员，除两人逃脱外，也全部遇难⁽²¹⁵⁾。接着，日军又闯到外交部长办公处行凶，部长黄郛事先避去，日军遂焚烧了办公处。

5月4日凌晨，蒋介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代表、第六师团参谋长黑田周一谈判。日方提出三点无理要求：一、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二、胶济、津浦两路不许中国运兵；三、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20华里以外。熊式辉不敢签字，以“事关重大”，“须向总司令请示”为由返回。下午，蒋介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日军暴行，并请示应付方针。同时，由黄郛再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令在济日军先行停止枪炮射击，并立即撤退驻兵，一切问题概由正当手续解决⁽²¹⁶⁾。在英、美两国驻济领事出面调停后，日军稍有收敛，济南形势“渐趋和缓”⁽²¹⁷⁾。日军师团长福田并派高级参谋到北伐军司令部见蒋介石，声称“昨天的事情，是他们部下冲突，他们误会了”，表示以后可以设法调解。蒋介石赞成“不使冲突扩大”，希望日军不再乱放枪炮，投掷炸弹⁽²¹⁸⁾。但到晚上，日军又由青岛派兵增援济南，更不断以飞机、大炮轰击济南驻军及居民，并将中国驻济警备军一千余人悉数缴械拘禁。贺耀组部死伤近六百人。

当晚，蒋介石在济南召集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高级参谋熊式辉等会议，决定为避免和日军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国军队大部退出济南，分五路渡黄河，绕道北伐。5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决定：一、令各路大军继续攻击前进，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并令湘鄂加派主干军队兼程北上；二、济案令外交部继续提出抗议，严重交涉；三、切实宣传，唤起军民团结及奋斗⁽²¹⁹⁾。会后，电复蒋介石，我方应特别“持重”。

6日晨，蒋介石、朱培德、杨杰、熊式辉等离开济南，退驻近郊党家庄。济南城内仅留第一军第一师李延年部及第四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第二团邓殷藩部，约三千人，作为卫戍部队。蒋介石致函福田称，中国军队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城内仅留相当部队，维持秩序，希望日军立即停止“一切特殊行动”⁽²²⁰⁾。

蒋介石一味妥协退让，更加助长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5月6日，日军第三十六旅团由青岛调至济南，第二十八旅团和海军一部调至青岛。同日，日军参谋本部向第六师团发出电令，要其切莫“使当前的猎物中国军队逃掉”⁽²²¹⁾。7日，福田向部队下达了《扫荡南军的命令》。下午3时，福田提出五项条件，限蒋介石于12小时以内答复：一、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刑。二、对抗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三、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南军须撤出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二十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五、为监视以上事项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当晚8时，蒋介石在泰安拟定六项对案：一、对于不服从本总司令之命令，不能避免中日双方误会之本军，俟调查明确后，当按律处分；但当时日本军队有同样行动者，亦应按律处分。二、本革命军治下地方，为保持中日两国之睦谊，早有明令禁止反日宣传，且已切实取缔。三、胶济铁路两侧二十华里以内各军，已令其一律出发北伐，暂不驻兵，但军队运动通过胶济铁道并有北方逆军之地方，或敌军来犯时，本军亦复派兵往剿。至于济南，为山东都会，及其附近公物场所，本军有维持治安之责，应驻扎相当军队，保持安宁秩序。四、津浦车站为交通要地，本军应派相当武装士兵驻防，以保卫车站，维持安宁。五、辛庄、张庄之部队，已令其开赴前方作战，两庄之兵营可暂不驻兵。六、本军前为日军所阻留之官兵及所缴之枪械，应即速交还⁽²²²⁾。8日凌晨，熊式辉与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携蒋介石答复条件赶往济南，与福田交涉。同时，蒋介石以贺耀组“未遵军令回避日军”为由，免去其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本兼各职，委方鼎英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毛炳文代第四十军军长。蒋介石的上述对案与做法，已经作了巨大让步，熊式辉与福田又是日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但福田态度傲慢，言语横蛮，“完全暴露出一种更无商量余地之狰狞面貌”⁽²²³⁾，声称已经逾期，拒不讨论蒋介石所提对案。福田并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本司令官认定贵总司令并无解决事件之诚意，为军事之威信计，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以贯彻要求。”⁽²²⁴⁾

同日凌晨4时，日方不待答复，再次用大炮猛轰济南。6时20分，东京电令福田，为保护日本侨民及维持“日本皇军之威严”，现地派遣军得自行采取“独断的行动”。7时，福田即以最后通牒限期已过，未获答复为借口，向北伐军发出总攻命令，限令城内守军一小时内缴械离城。守军被迫应战，旋因无援军退守内城。同日，日军占领辛庄、张庄及白马山车站，向党家庄攻击前进，沿途不断扫射无辜平民。下午，日军迫近党家庄，攻击在该站休整的第三军第八师。9日，日本第十一旅团长斋藤浏率所部进攻济南西城门，与李延年部激战。同日，蒋介石再派何成濬与福田交涉，告以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业经免职，同意济南城内不驻兵，由武装警察维持秩序。福田坚持蒋介石必须完全接受他提出的五项条件，并须于日军之前将方振武、贺耀组、陈调元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同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10日晚，蒋介石电令守城士兵“暂行让步”，全部退出济南。李延年、邓殷藩等部遂于11日晨突围出城，在城外，又遭日军伏击，死伤数百人，未及退出者，悉被日军屠杀。

济南陷落后，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升挂太阳旗，并以搜索南军为名，肆行奸淫掳掠。住户稍有反抗，即遭枪杀。据调查，在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3254人，受伤1450人⁽²²⁵⁾。

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提出四项对日主张：一、请中央恢复民众运动。二、请中央先与日断绝国交。三、致电蒋总司令，与日本严重交涉，不作丝毫让步。四、对日经济绝交。同日，南京各机关团体代表在金陵大学集会，宣布成立首都民众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通过请求中央组织青年救国军、电请蒋总司令驱逐日军出境等多项议案。抗议运动迅速从上海、南京扩展到全国各地。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千方百计压制和防范民众运动。5月6日，蒋介石通令称：济案应“静候外交当局严重交涉，以谋正当解决”。他要求各地随时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勿以一朝一忿，而乱大谋”⁽²²⁶⁾。5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也通电称：“查获共产党印刷品甚多，希图煽动，利用罢课、罢工及种种扰乱行为，破坏秩序”，要求各界“恪守纪律，各安职业”，“听候中央处理”⁽²²⁷⁾。

从惨案一开始，蒋介石就将希望寄托在外交交涉上。5月7日，蒋介石电令张群迅速晤见田中首相，表示中日间一切问题都可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8日，张群拜会田中，田中称：不袒护奉方；北伐将完成时，当相助统一中国；不妨害北伐进行。但他又表示：护侨护路问题属于军事，由福田负责；其他交涉，统由双方外交当局办理⁽²²⁸⁾。蒋介石得到张群传达的信息后，非常高兴，于10日致电黄郛表示，如日方能“不妨碍我津浦路交通，予以自由运输，则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他并称：“中正为增进睦谊计，亦可以向日军道歉，表示真诚也。”⁽²²⁹⁾随后，蒋介石又致黄郛一电，要黄以自己的名义转告日方，不要用他的名义。

蒋介石也曾寄希望于英美。5月9日，他致电李济深，要他派人赴港，以“优先经济利益”为条件，与英方共筹制止日本侵略的策略⁽²³⁰⁾。但英美都明确表示了不介入的态度。蒋介石无奈，只好仍命黄郛交涉，声称如惩办高级长官以贺耀组部为限，解散军队亦以贺部为度，“则解散军队亦可允许，甚至中正道歉亦所不辞”⁽²³¹⁾。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的权势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日本军方之所以一再刁难，目的是给蒋以下马威，好进一步提出新的侵略要求。5月17日，黄郛致电东京特派员殷汝耕，要他和田中义一商量，免除蒋“现处地位之困难”，不伤蒋“对国内之威严”⁽²³²⁾。但日本政府则竭力维护军方，声称“总须顾及福田面子”⁽²³³⁾。5月18日，日本驻华使节分别向南京国民政府和北京安国军政府递交备忘录。内称：“满洲治安之维持，在我国极为重要。”“故战事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而有效之处置。”⁽²³⁴⁾同时，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又将日本政府对备忘录的说明书出示黄郛，询问南北和平谈判有无可能，如不能，则对奉系采取下列办法：1．不战而退，准予出关，但不许南【军】追；2．战败而退，须先向日军缴械，始能出关，然仍不许南追；3．张（作霖）出，不准再进。一切说明，日本侵略者准备动用武力，阻止北伐军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进入东北。

南京国民政府接到日方备忘录后，于5月20日召开外交委员会会议，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何应钦、黄郛等出席，会议决定：一、同意日方要求，由前方速派代表办理临时协定。二、道歉，以我方虽曾有令保护侨民，仍不能避免冲突，引以为歉为辞。三、简单答复日方，大意为连年用兵，为求统一，东省日侨，自当保护，同时口头表示，张作霖能下野，退出北京，自无用兵必要⁽²³⁵⁾。会后，黄郛拟偕张静江赴前线与蒋介石商量。

然而，就在此刻，形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自“济案”交涉起，黄郛就备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5月19日，蒋介石到郑州会晤冯玉祥，对冯称：“膺白外交办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²³⁶⁾20日，蒋介石致电黄郛，要求他“暂辞”外交部长。不久，改以王正廷接任。

“济案”交涉成为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1929年3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与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签署《济案协定》。中国方面既没有追究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责任，也没有提出赔偿、道歉等任何要求，反而说济案使“中日两国俱复损害”。协定声称：“济南不幸事件认为既往不咎，相互不课军事行动的责任。”在南京政府保证保护日侨的前提下，日本允于两个月内撤退山东日军。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所蒙受的巨大牺牲，就这样被南京政府轻描淡写地处理了。

第四节　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一　奉系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发展

奉系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争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又不愿完全听其摆布，双方在勾结、利用中潜存着矛盾。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日本政府的侵华方针日趋强硬，对奉系的需索增多，压力加强，同时，奉系内部的不满与民族主义情绪也有所增长，因而，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发展。

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首相立即将对华强硬方针付诸实施。1927年7月20日，田中训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命他以坚决态度，迫使“东三省方面深思反省”，以便阻止奉方“违反条约”的“非法措施”，进而谋取新的满蒙铁路修筑权⁽²³⁷⁾。吉田茂接到训令，立即以奉天省长莫德惠为谈判对手，展开了一连串的强硬外交攻势。

7月23日，吉田向莫德惠递交备忘录，抗议东北当局的“非法措施”：一、自行集资修筑海吉线（海龙至吉林）、打通线（打虎山至通辽）铁路。这些铁路与南满铁路平行，将严重损害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权益。二、临江地方官宪与各界民众坚决抗拒日本在该地设立领事馆；三、东北海关效法南方国民政府，开始征收“二五附加税”。四、禁止销售日本人出版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在会晤时，吉田严斥莫德惠“毫无承担责任的诚意”，蛮横地要求他“作深刻反省”⁽²³⁸⁾。25日，莫德惠回访吉田茂，吉田限定奉方于四五日之内作出书面答复，并威胁说，如果奉方置之不理，“帝国政府将不得已采取适当措施”⁽²³⁹⁾。莫德惠对吉田的危言恫吓非常反感，没有按期给予答复，并拒绝了日方再次会晤的要求。8月4日，吉田向奉天当局送交强硬通告，声称日本将立即“禁止京奉线军用列车通过满铁附属地”⁽²⁴⁰⁾。与此同时，驻朝鲜日军应吉田的请求，在临江对岸的中江镇举行军事演习，对奉方实行武力威胁。

吉田茂的强硬交涉，反映出日本政府对东北地区民族主义倾向的敌视加剧，其咄咄逼人的态势，更超越了国际间正常的外交常规。这种赤裸裸的高压殖民政策，立刻激起了中国各地，尤其是东北地区反日运动的高涨，抗议电报犹如纷飞的雪片⁽²⁴¹⁾。不仅如此，以亲日著称的奉系首领们，对日方的强硬威逼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7月29日，张作霖召见日本驻华武官本庄繁，警告说，如果日方强行在临江设立领事馆，将遭到中国民众的暴力反抗⁽²⁴²⁾。8月6日，本庄拜访杨宇霆时，声称“由于满蒙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日方对张作霖的诚意加深了怀疑”。杨宇霆毫不示弱，再次指责吉田的强硬交涉。他明确表示：“因为你方威胁，要阻止京奉线的军用列车通行，我方将单独修建铁路。”⁽²⁴³⁾四天之后，杨宇霆接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堀义贵，逐条驳复吉田的“抗议”照会。第一，吉林省政府1926年即自行筹款修建吉海铁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理事松冈洋右已放弃权利，现在日方又提出异议，令人奇怪。第二，南方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早已开征“二五附税”，为什么日方执意反对北方征收？第三，《盛京时报》屡次公开指名抨击张作霖，张本人可以不予追究，但奉天地方当局则要求彻底加以取缔。第四，日方未能提出充分理由说服奉天地方当局，却企图单方强行开设临江领事分馆，以致出现中日双方激烈对峙的局势⁽²⁴⁴⁾。同时，张作霖、杨宇霆也不断暗示对方，如果日方能放弃这种威逼强索的高压政策，中方愿意同日本谋求权益上的妥协。

奉系这套软硬兼施的战术果然生效。芳泽公使、堀义贵代理公使、本庄武官都纷纷上书政府，反对吉田交涉。就连素来强硬的关东军司令部也认为，吉田采取这种强硬策略为时尚早⁽²⁴⁵⁾。日方旅顺会议决定，约束盛气凌人的吉田，日奉谈判改在北京，由芳泽向张作霖、杨宇霆进行交涉⁽²⁴⁶⁾。8月下旬，芳泽返京后，立即会见张作霖、杨宇霆，要求逐项解决日方的议案。奉方以推诿拖延战术相抗。张作霖把谈判的责任推给杨宇霆，杨宇霆则表示交涉的地点应在奉天⁽²⁴⁷⁾。

就在杨宇霆巧言搪塞之际，各大报刊不断披露日本企图强行扩大满蒙侵略特权的种种消息。在地方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东三省民众的反日爱国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这次波及东北各地的反日运动，起源于拒绝日本在临江设立领事馆的斗争。自1923年起，日方即向奉方交涉，企图在临江县设立领事分馆，但屡遭拒绝。1927年7月下旬，日方通告临江县公署，将“采取武装”强设分馆⁽²⁴⁸⁾。临江人民闻讯，聚众上万，要求政府誓死抵抗，表示愿“拼十万头颅，一腔热血，与彼野蛮日人周旋于鸭绿江边”⁽²⁴⁹⁾。在民众的推动下，县知事袁葆真命令所属警甲严阵以待。

临江官民拒日设领的斗争得到奉天朝野各界的有力支持，省政府认为，日方“竟拟率兵入临，强设领馆”，“殊属恃强无理”，决定一面饬令县知事“妥为阻止”，一面急电北京外交部，向日使严重交涉⁽²⁵⁰⁾。同时，省议会以“部分同仁”的名义，于8月2日发起组织东三省外交后援会。同月10日，奉天全省商工拒日临江设领后援会正式成立。该会进一步要求“撤废二十一条”，“撤废领事裁判权”，“反对东方会议议决事项及田中内阁之满蒙积极政策”⁽²⁵¹⁾。9月4日，奉天各界举行盛大示威游行。同日，吉林省各界民众团体联名通电全国，宣布成立“吉林国民外交后援会”，决心以“数千万之铁血头颅”，“为最后拼抵之利器”⁽²⁵²⁾。此后，反日运动迅速在东北各地发展。

东北地区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震动了日本官府。9月7日，芳泽公使奉田中首相命令，向张作霖发出“严厉警告”，要求彻底“取缔”。张作霖担心运动失控，危及现存的统治秩序，于是，立即电令奉天省长莫德惠，设法阻止定于10日举行的反日示威大游行⁽²⁵³⁾。训令称：“如文武官吏奉行不力，滋生意外枝节，惟各该长官是问！”⁽²⁵⁴⁾莫德惠立即遵令严行禁止商民游行，并传知各报馆，限制登载“激烈标语”⁽²⁵⁵⁾。杨宇霆并亲自回奉，督察政情。于是，发起反日风潮的中枢奉天省总商会日趋软化，东三省的民众运动渐次低落。

奉方一面严厉收敛民众运动，一面加紧修筑铁路。

奉方自行集资修建铁路，始于1924年。当时，东北爱国官绅和民族工商界要求强烈自办铁路。同年5月，张作霖宣布，由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省长联袂出台主持，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²⁵⁶⁾。交通委员会为抵制日本借修建铁路扩张侵略势力的企图，拟订了以民族资本自建东北铁路网的规划。1925年，奉天聚集地方官商资本，率先破土，修筑奉海路（奉天至海龙），并以京奉路的盈余，铺设打通支线。接着，黑龙江、吉林两省乘势跟进，分别募集资本，相继兴建呼海（呼兰至海伦）、吉海两线。东北当局首期目标是，将三省省会连为一气，进而逐渐伸展，东西平行，南北相接，构成与南满铁路相抗衡的独立的交通网络⁽²⁵⁷⁾。

奉方自建铁路，将对日本以南满铁路为核心的殖民资本形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一开始便遭到日方的百般阻挠。除呼海线，日方企图借此向中俄共辖的中东路地区渗透势力，给予暗中支持外，奉海线、打通线、吉海线均举步艰难。日方或借端刁难，或表示“断难默认”，不许奉方“擅自”修建⁽²⁵⁸⁾。东方会议后，日方抗议的调子再次升级，竟以严词威吓，勒令奉方立即停工。

东北地方当局面对日方的阻挠刁难，一面在外交上敷衍推搪，一面采取速战速决的施工方针，以既成事实堵塞日方抗议之口。奉海路凿山架桥，日夜兼程，于1927年8月提前竣工通车。其后，奉方集中全力突击修筑打通路。此路“与南满铁路平行直下，有互相争雄之势”⁽²⁵⁹⁾，被日方视为眼中钉。奉方置日方的激烈抗议于不顾，日夜抢修，于10月全线告竣。不久，与京奉（北京至奉天）、四洮（四平街至洮南）、奉海、吉海等线相继实行联运。

东北地方自建铁路网的伸展使日奉经济权益的对峙日渐尖锐，政治关系也随之恶化。

9月21日、24日，日本政府在田中官邸召集有关军政要员会议，决定要求张作霖、杨宇霆为反日运动向田中首相表示歉意，趁机重开“满蒙交涉”。会议认为：二五附加税、临江设领等非重要议案，可以“采取互让的态度”，对“东三省方面热望修筑的铁路”，也应酌情“容许”，但应力争全部承认东方会议所决定的新的满蒙铁路修筑权⁽²⁶⁰⁾。

根据这个方案，田中义一命令回任的本庄武官向张作霖传递口信，“中国方面对我方简直是采取了欺人太甚的态度”。他危言告诫张作霖：“此次运动给东三省播下祸种，如不及早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剿灭，恢复当地治安，结果必然导致南方以及俄国方面对阁下问鼎轻重。”⁽²⁶¹⁾田中的危言恫吓迅速产生成效。张作霖以未能制止反日运动为名，撤换奉天省长莫德惠，调其进京改任农工总长⁽²⁶²⁾。其后，又命杨宇霆为代表，正式向日方道歉。

为了进一步打开和奉系谈判的僵局，田中一面训令驻华公使芳泽在北京进行官方交涉，一面委派满铁株式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为私人代表，与张作霖展开“民间”交涉。

山本于10月10日抵达北京，直接与张作霖举行秘密会谈。事前，他曾命助手町野武马（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江藤丰二（中日实业公司常务理事）多次与奉方要员接触。江藤奉命向张作霖透露，交涉成功可先预支300万至500万元⁽²⁶³⁾。这笔丰厚的现洋对为筹措军费殚思竭虑的张作霖，产生了相当的诱惑力。在日方的频繁敦促下，张作霖表示可以进行铁路方案的“协商”⁽²⁶⁴⁾。

11日至13日，山本接连三次秘密会见张作霖，要求修建敦化至图们江、长春至大赉、洮南至索伦、吉林至五常、延吉至海林、齐齐哈尔至黑河、新丘运煤线等七条铁路。张作霖表示；齐齐哈尔至黑河一线，“因情况不明，容调查后再议”；新丘运煤线，因奉方已铺设轻便线，“故难予同意”；对其它五线同意修筑⁽²⁶⁵⁾。接着，双方进一步商议“满蒙新五路协约”的大纲。双方议定：一、委托满铁承建这五条铁路；二、日方同意中方修筑吉林至海龙、打虎山至通辽两线，将来与满铁路实行联运；三、五路的总建筑费预定为一亿四千八百万元，日方同意新路获利前，延期支付利息；四、日本委派工程师、会计，并监督营业；五、“协约”签字后，立即商订各条铁路的承办合同⁽²⁶⁶⁾。双方最后相约“绝对严守秘密”。在此期间，山本与杨宇霆就利率问题举行会谈。由于杨宇霆斤斤计较，“交涉颇费周折”⁽²⁶⁷⁾。大纲确定后，山本即回国复命。

14日，町野、江藤两人携带“协约”文件，“直接要求张作霖签署”。在场的杨宇霆对文件条款多所指责，声称“此事非大元帅所能专断”⁽²⁶⁸⁾，迫使满铁代表同意删除在新路干线上“开设商埠”与“营业监督”两项。次日，张作霖在文件抄本上亲书“阅”字，作为“同意之证据”⁽²⁶⁹⁾。

张作霖对“协约”的签署表明，久拖不决的“满蒙铁路交涉”似乎有了重大进展。日方获准修筑的五条铁路，均具有重大军事、经济价值，尤其是敦图路。该路系吉会线（吉林至会宁）的最后一段，建成后，以朝鲜的罗津港作为出口港，将大大加快东北物产输向日本的速度，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多年宿愿。

日本发动的“满蒙铁路交涉”之所以能有所突破，就奉方而言，除了巨额金钱的诱惑外，还有其他因素。其一，交涉以私人密谈方式进行，万一将来时局对奉方不利，可以借口无官方法律程序，推翻“协约”。其二，山本在索要铁路修筑权时，曾提议缔结日奉经济合作及满蒙治安协约，类似于军事经济同盟。因此，奉方当即欣然赞同，并立即与日方正式换文。

尽管张作霖已经签署“满蒙新五路协约”，然而田中义一对此仍忧心忡忡。田中认为，张作霖缺乏“诚意”，“签有‘阅'字的协约，亦系无充分诚意的文件”⁽²⁷⁰⁾。他指令芳泽公使，要他迫使张作霖向日本公使送交“请求谅解”的交换函件⁽²⁷¹⁾，以期将山本与张作霖之间的秘密“协约”，改换为政府之间的正式协定。芳泽公使对山本越权订约甚为不满。他竭力支持田中的主张，再三向奉方施加外交压力。

日方不放心张作霖的承诺是有原因的。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崛起，争霸称雄，常常需要借助日本的强大实力。然而，他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求索，又深感头痛。于是，便采用了一套随机应变的江湖战术。“如果认为有利用日本的必要时，即不惜任何牺牲，允许日人所提条件。迨事过境迁，感到对他不利时，则又坚不承认或借故拖延，不肯履行诺言”⁽²⁷²⁾。日方有鉴于此，便步步紧逼，力图彻底落实“协约”。

正当日奉双方为交涉程序唇枪舌战之际，又传来一则轰动一时的消息。美国摩根公司准备向满铁贷款3000万美元。“这笔贷款将由日本政府担保”，用以“开发满洲”⁽²⁷³⁾。这一消息震动了中国朝野内外，谴责抗议之声此起彼伏。北京政府外交部连续致电驻美公使施肇基，命他向美国政府表示异议，告诫对方这笔贷款“不啻助长日本侵我满洲，且将引起华人对美恶感”⁽²⁷⁴⁾，与此同时，张作霖又派遣私人特使两次拜访美驻华代办麦耶，表示“极为欢迎美国资本在满洲寻求适当投资”，并愿尽可能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但奉方声称：如果“美国政府赞成直接贷款资助日本政府开发满洲”，“这只能有助于日本控制满洲”，“对弱小的奋力挣扎的民族是一种不友好的行动”。“如果这项贷款被通过”，奉方将与美国“一刀两断”⁽²⁷⁵⁾。

随着满铁将获得美国巨额贷款的消息越传越盛，奉方的抗议也由私下交涉转为公开指责。11月29日，杨宇霆接见外国记者时，一面矢口否认张作霖曾与山本议定“满蒙铁路协约”，一面对美国向满铁贷款，表示“大为愤懑”⁽²⁷⁶⁾。同时，南方各界也群起反对。12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致电美国国务卿，反对美国向满铁贷款⁽²⁷⁷⁾。

南北两大政治集团的抗议使美国政府感到，如果它批准该项贷款，将会产生“助纣为虐，帮助日本侵略南满，剥削中国”的恶劣政治影响⁽²⁷⁸⁾。美国金融界人士也纷纷表示，支付这项“显然使远东政治复杂化”的贷款是不明智的⁽²⁷⁹⁾。向满铁贷款3000万美元的意向书终于被搁置。

奉系的公开谴责使日方大为恼火。11月29日晚，芳泽刚一获悉杨宇霆接见美、英记者的谈话内容，“立即以私函向杨发出攻击性质问”⁽²⁸⁰⁾。对此，奉方也不示弱。次日，张作霖在接见日驻华武官本庄时，对日方的质询表示“大为激愤”⁽²⁸¹⁾。同时，张作霖指责日方泄露与山本谈判的内容，使“本人处境极为困难”。他说：“南方对本人不断发动攻击”，“社会舆论风传本人已成为日本的傀儡，东三省已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样，实使本人处于自取灭亡地步”。在此时刻，日方坚持要求履行与公使交换函件的手续，这无异于为“宣传提供材料”⁽²⁸²⁾。他表示：“如定必索取”，“除通过外交部别无它途”⁽²⁸³⁾。

张作霖将皮球踢向没有实权的外交部。日方无奈，决定作些枝节性让步。田中电训芳泽公使，同意张作霖以个人名义致函田中外相。12月5日晚，张作霖命人向日方送交了一封措词含混的短函，作为“诚意”的表示⁽²⁸⁴⁾。

张作霖究竟有几分“诚意”，在进一步的谈判中便表现了出来。1928年初，山本条太郎携带合同草案抵京，要求立即签订“满蒙五路”的承建合同。1月9日，双方开始具体磋商。

张作霖率先提出谈判前提条件：“政治上要取得联系”；谈判“要严守秘密”；交涉不要五路并举，先从一二条线“逐步着手”⁽²⁸⁵⁾。接着，他又要求日方立即兑现“预付款”。对于前提条件，日方口头上表示赞同；对于预付款，日方明确答复，非办完备案手续难以应允⁽²⁸⁶⁾。

与此同时，张作霖指定其心腹重臣张作相为奉方全权代表。2月7日，江藤与张作相举行会晤。张作相表示，修建铁路，“事关重大，须待战争结束，回吉林同大家商量之后，才能签字”。日方要求先选定谈判代表，“研究合同”。张作相当即回答“碍难应允”⁽²⁸⁷⁾。江藤与本庄请张作霖干预。张作相又生出一条对策，推说遴选代表，“必须召请代理省长、交涉署长钟毓前来，但钟氏正在守丧，非到下月上旬不能来京”⁽²⁸⁸⁾。日方无奈，只好三天两头催请钟毓来京，张作相却抛下日方代表，径自“前往战地”。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不但钟毓未能到京参加谈判，吉林方面又推出一位反对派、吉林督办参谋长熙洽。于是，日方代表又请张作霖劝说熙洽。直到4月底，钟毓仍不见踪影。张作霖又提出，请江藤去吉林交涉。吉林是当时反对签订《满蒙铁路承建合同》的中心。因此，山本电告江藤：“请设法务必在北京签字。”⁽²⁸⁹⁾这样一来，地点又成为谈判的首要议题。

至此，日奉签约谈判已拖延四个月之久，毫无进展。日方代表天天“陷于张作霖制造的麻烦与纠葛之中”。同年5月3日，侵华日军悍然动武，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方乘机秘密警告张作霖，如能迅速签订满蒙铁路合同，将有助于奉系摆脱困境。张作霖再次燃起依靠日本实力度过危机的欲望，同意立即解决铁路签约问题。

尽管张作霖已经满口承诺，但奉系内部的反对派依然异常坚决。5月6日，姗姗来迟的钟毓会见江藤，声明：“我尚未经张作相授与正式签字的资格。因此，虽有大帅命令，也不能签字。”江藤见钟毓如此强硬，便向张作霖提出更换谈判对手，改由代理交通总长常荫槐签字。不料常闻讯后表示，“宁可丢官，也不能服从大帅命令”⁽²⁹⁰⁾。为达到迅速签约的目的，日方再次要求重择签约代表。双方议定，由国务院总理潘复出面签署。潘复虽愿意从命，但表示无法取得常荫槐手中的交通部部印，只能用私章。签约的难题最后集中在如何完备法律程序。

日方再次施加压力。山本命江藤转告张作霖，“假如目前不能尽快签字，对大元帅恐将成为值得忧虑的事情”⁽²⁹¹⁾。5月13日，满蒙铁路合同签订仪式终于举行。由于交通总长常荫槐避走天津，路政司长刘景山临时辞职，张作霖只得命航政司长赵镇以交通次长兼代部务的身份在敦图、长大两路合同上签字用印⁽²⁹²⁾。张作霖自己在洮索、延海两路合同上亲笔书写了“阅，准行”等字样，并许诺吉五路（吉林至五常）合同“保留到罢免张作相之后签字”⁽²⁹³⁾。

满蒙五路承造合同虽然签署了四项，但在法律程序上都存在疵病，敦图、长大两项合同虽有官方正式手续，但签署人赵镇在合同签字后第二天才被任命为代理次长，获得兼管部务的法律资格。洮索、延海两项合同，依然是以张作霖私人名义签署。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合同的落款处，竟没有写上日期和姓名⁽²⁹⁴⁾。日方代表只能在事后补填上日期及“张大元帅阁下”字样。显然，奉方故意疏漏，以留下日后悔约的口实。

与此同时，奉方要人又开始秘密策动反日运动。张作相与钟毓密电吉林省议会，希望各界立即联名通电反对签约。抗议电报应声飞向北京。电文尖锐指出：“将铁路建设权给与外人，将留下大患。”⁽²⁹⁵⁾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也在密谋举行联合抗议活动。

日奉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触发。

二　奉军北撤与皇姑屯事件

南京北伐军进入山东后，进展顺利。5月初，张宗昌自济南仓皇出逃，鲁军向山东北端的德州溃退。张作霖眼看着津浦线上的败局即将危及京津地区，下令收缩防线。京汉线上的奉军主力第三、第四军团放弃彰德、邯郸，退守保定。京绥线上张作相统率的吉军放弃大同、张家口，撤至怀来，以期与鲁军共同构成拱卫京津的外围屏障。

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激起了中国各界的民族义愤。上海、北京的工商团体纷纷致电张作霖，吁请“停息内争，集合全力，以御外侮”⁽²⁹⁶⁾。寓居京津的北洋在野元老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曹锟、王士珍等，以及以陈箓为首的北洋政府驻外公使们，也都通电呼吁“息争御侮”。同时，奉系内部也发生变化。

5月5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少将会见安国军政府军事部次长于国翰，要求奉军不得反攻济南，此事激起了常荫槐的愤慨。同日，常致电在石家庄的张学良和杨宇霆，内称：“似此无理干涉，既对南军宣战，又来北方牵制。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他要求张、杨二人电请张作霖通电表示，“速息内争，一致对外”⁽²⁹⁷⁾。6日，张、杨回电，对济南事件表示愤慨，声称“弟等虽属军人，究亦同为国民，爱国之心岂敢后人；且事关国家荣辱，讵容漠视不问！”但二人表示，身为统兵大员，不宜轻易表态。张、杨要求常荫槐相机向张作霖“陈明”。二人并提出，通电“既须表同情于国人，又须获好感于友邦”，“万勿昌言对外，致激日方之反噬”⁽²⁹⁸⁾。7日，常荫槐再次致电张、杨，要求二人回京，“会同极谏，务期达到目的，免为后世唾骂”⁽²⁹⁹⁾。5月9日，孙传芳在天津致电国务总理潘复称：“南曰讨共，北曰讨赤，宗旨既同，争于何有！”他表示不能再负责前线军事：“现在济南事变，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责，不愿再事内争。”⁽³⁰⁰⁾潘复随即向张作霖报告，劝张顺应潮流，停战言和。同日，张作霖接受常、张、杨等人意见，通电宣称：“特将彰德、正太战胜之兵停止攻击，所有国内政治问题，但期国民有公正之裁决，断不作无谓之坚持。公是公非，听诸舆论。”通电特别提出，要“慎重外交”⁽³⁰¹⁾。12日，奉系首领通过北洋外交名流顾维钧，请美、英等国驻华公使出面，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响应”张作霖的停战通电⁽³⁰²⁾。16日，又派直隶省省长孙世伟赴南方商谈。

张作霖通电言和，主要是为了保持华北残局，但是，日本政府却企图乘机迫使奉系退出关外。

自二次北伐战事再起，田中内阁即决定乘机进一步向张作霖逼索满蒙特权，同时强迫奉军出关，以免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乘胜推进，扩展至东北地区。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维持满洲地区治安措施的方案》，决定“绝对阻止南军进入关外”，至于奉军，如能主动“向关外撤退”，则“不必解除其武装”⁽³⁰³⁾。17日，芳泽公使奉田中首相之命，深夜向张作霖递交备忘录。同时，芳泽并以“个人名义”再三劝告奉军立即自动撤回东北⁽³⁰⁴⁾。对此，张作霖十分愤懑地说：“若非本人在京坐镇，恐北京且沦于赤化。今日本乃与南方唱同调，欲迫本人失败，殊不合理。”⁽³⁰⁵⁾他向芳泽表示，奉军将固守现在的防线，进行自卫对抗⁽³⁰⁶⁾。双方各持己见，至凌晨时不欢而散。

为了确保在东北的既得权益，日本军方迅速做好了行动准备。5月17日，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刚一收到备忘录，就立即以解除南北两军的武装为目标，策划军事部署，准备明令关东军出兵锦州，并将司令部由大连迁往奉天。村冈并致电参谋本部称：“当前如不动兵，则将失掉时机，有使帝国声明成为一纸空文之虞。”⁽³⁰⁷⁾但是，当时关东军司令的权力仅限于在“满铁”附属地内调动日军，村冈计划中的行动必须得到天皇的“敕命”。20日，铃木庄六参谋总长会见田中首相后，电告关东军，“敕命”预定于21日下达⁽³⁰⁸⁾。村冈随即命令关东军主力迅速向奉天集结待命，并率司令部全班人马迁入奉天。与此同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新井龟太郎中将也积极策动列强，赞同日方关于将防区由租界扩展至京津、京奉铁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的议案⁽³⁰⁹⁾。

然而，侵华日军焦急等候的“敕命”并没有下达。由于中国南北两方和国际舆论的反对，田中义一对于立即大规模地动用武力是否适宜，一直犹豫不决。

日方备忘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5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日方，郑重声明：“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³¹⁰⁾同日，又以政府名义发表对外宣言，指责日方违反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关于尊重中国主权独立暨领土与行政完整等原则⁽³¹¹⁾。29日，南京国民政府照会日本，内称：日方备忘录“易涉中国之内政，且与国际公法上列国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之原则显相违背，国民政府万难承认”⁽³¹²⁾。同日，指令上海交涉员向矢田口头声明：“深望贵国政府万不可有侵犯我国主权之举动，以维两国固有之邦交。”⁽³¹³⁾

美英等列强也不愿日本独吞中国东北。在日方备忘录发表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就电示驻华公使，美国将不参加日本政府为向东北扩展而策动的“联合行动”⁽³¹⁴⁾。他并公开向新闻界重申：“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³¹⁵⁾5月22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新井的提案向芳泽提出质询⁽³¹⁶⁾。次日，美、法、英等国公使分别指令本国驻军司令，反对日本“扩大防区”的议案。24日，各国驻军司令联席会议以超越自卫为由，一致否决了日方的提案。

显然，列强不愿让日本在侵华的角逐中，强恃武力独占鳌头。各种不祥的信息不断反馈到田中首相的办公桌上。他一面电令驻美大使亲赴国务院疏解，声称日本绝无独吞东北的野心⁽³¹⁷⁾；一面再三拖延下达出兵的“敕命”。31日，田中决定搁置军方请命出兵的议案。

日方悍然出兵的方案虽然被搁置，但是，奉系也已无力继续对南方作战。在日本武力恫吓和北伐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奉系内部主张谈和撤军的新派势力终于占了上风。

当时，在奉系将领中，极力主战的是其旁系鲁军首领张宗昌。他为了夺回失去的地盘，不惜引狼入室。5月17日，他接见日本记者时公然声称，欢迎日本出兵华北，阻止南军占领京、津。他甚至表示，反对张作霖的息争通电，决心拼命再打，把南军赶到黄河以南⁽³¹⁸⁾。第三、第四军团长张学良和杨宇霆则主张有条件地言和撤兵。二人对建川美次说：“冯、阎两军业已进逼，此时奉军若退，彼方必尾蹑而至，危险至极。”“若日本能与南方交涉，保证不追，则奉方甚愿退兵。”⁽³¹⁹⁾他们一面与南方使者秘密接触，一面轮番向张作霖进言。张学良称：“民族自相残杀无意义，我们可回东北。”⁽³²⁰⁾杨宇霆称：“张宗昌、褚玉璞不可靠，一旦他们切断京奉路，回东北就困难了。”⁽³²¹⁾其间，奉方与晋方代表孔繁蔚已开始谈判，进展迅速。

终于，一直在战与和之间游移不定的张作霖作出最后抉择。5月30日，安国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张作霖、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潘复等军政要人出席。会上，张作霖决定以大元帅名义下总退却令。6月1日，张作霖在怀仁堂举行招待会，与列强公使话别。2日，通电宣布：“整饬所部退出京师，所有中央政务暂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各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悉听国民裁决。”⁽³²²⁾它实际上宣告了奉系对北洋中央政权控制的结束。

6月3日，一再延期的张作霖专列从北京发出。4日凌晨5时23分，专列行至沈阳近郊皇姑屯时，突然一声巨响，黑烟飞腾，张作霖所乘铁甲车被炸毁，同车的黑龙江督办吴俊陞登时气绝身亡。张作霖身受重伤，奄奄待毙，被扶入汽车送回帅府，数小时之后，不治身死⁽³²³⁾。

炸车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立即“勘察”现场，声称发现“国民军东北招抚使”的书信残片及炸弹。6月12日，日本政府陆军省发表公报，断言皇姑屯炸车案的制造者“为南方便衣队队员无疑”⁽³²⁴⁾。

然而，流逝的岁月终于冲散了阴谋者施放的烟幕。二十多年之后，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供认：“我杀死了张作霖。”⁽³²⁵⁾

当时，田中义一主张，“继续与张作霖合作”，“行使武力为威胁”，迫使其完全傀儡化⁽³²⁶⁾。而有些军政要人，特别是关东军将领，则主张乘机解除奉军武装，干掉张作霖⁽³²⁷⁾，河本大作就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人。他提出：“干掉头子，除此而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³²⁸⁾

策划暗杀张作霖的不只河本一人，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奉天省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均曾参与其事。这件谋杀案的另一个主要策动人是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村冈对一再拖延下达出兵“敕命”非常不满。他最初计划假手天津驻屯军在北京杀害张作霖，密遣竹下义晴潜往北京，与日本驻华武官建川取得联系。竹下临行前，在河本的追问下，向其泄露了村冈的密令。河本表示，执行谋杀计划由他一手承担，要竹下负责侦察张作霖的行踪，及时密报⁽³²⁹⁾。这样，关东军内部酝酿的两个谋杀计划，最后合二为一了。

河本周密布置了整个谋杀方案。6月4日，河本亲临现场监控。事后，日军按预定方案，迅速伪造了现场。由亲手按动爆破电钮的东宫铁男大尉发表“目击谈”，指控国民革命军为炸车案主谋。

皇姑屯炸车案是河本阴谋计划的第一步。他的整体方案是：“先杀掉张作霖，再使东三省权力地方军阀化，尔后扰乱治安，最后出动关东军。”⁽³³⁰⁾5日深夜，奉军兵车在锦州、榆关之间脱轨倾覆，京奉路因此一度中断。10日、12日，奉天城内接连发生投掷炸弹案件⁽³³¹⁾。政治流言伴着炸弹声四起。一时间，日本在东北复辟清廷制造傀儡政权之说“甚嚣尘上”⁽³³²⁾。与此同时，关东军云集奉天，举行军事演习，高唱“南满是我们的家乡”。当时报刊尖锐地评论说：“观其耀武扬威之情，似有跃跃欲试之心。”⁽³³³⁾

面对险情四伏的危局，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表。6月6日，奉天省公署发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³³⁴⁾。大帅府邸依然灯火通明，“烟霞”阵阵。“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穿孝服”⁽³³⁵⁾。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均被“婉言谢绝”⁽³³⁶⁾。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直至张学良微服返奉后，才宣布发丧。

与此同时，为稳定局势，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并要求日方严格取缔浪人扰乱社会治安。6月11日，奉天省长刘尚清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愿服从国民政府，悬挂青天白日旗，希望勿对东三省用兵⁽³³⁷⁾。

奉天当局的镇静处置，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扩张阴谋。6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否决白川陆相要求授权关东军出兵的议案。其理由为，根据东北政府现状，没有必要使用武力⁽³³⁸⁾。

这样，谋杀张作霖，制造事端，激化矛盾，借机出兵，实现侵占东北的全盘计划，仅仅开了个头，便中断了。

三　北伐军进入京津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第一、第二集团军在山东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安国军。5月9日，阎锡山统率的第三集团军东进占领石家庄、正定。11日，冯玉祥统率的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也北上抵达石家庄，两军会师。5月13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声称“今日唯一方略在速占北京”，要求阎督率所部，努力前进⁽³³⁹⁾。5月19日，蒋介石从徐州抵达郑州，与冯玉祥会商进军京津的方略。双方拟定：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二集团军由津浦线以西、京汉线以东地区向北推进；第三集团军兵分两路，北面由京绥线向东，南面由正太线向东，转京汉线北进。各军主力于5月25日之前集结待命⁽³⁴⁰⁾。但是，冯玉祥认为阎锡山曾关照过他：彰德以北的事不须管，因此，命令所部停留于石家庄、阜城、武强一线待命⁽³⁴¹⁾。25日，张作霖下总攻击令，调动兵力围攻第三集团军，使孤军深入的晋军在定县、清风店一线受挫。阎锡山要求前线部队坚韧抵抗，并调兵增援，才转危为安。28日，第二集团军攻克方顺桥，迫近保定。

二次北伐开始前，桂系一直忙于征湘军事，和程潜矛盾日深。征湘军事结束后，桂系的部队一直滞留在武汉及河南南部。为了动员桂系加入北伐，5月21日，蒋介石再赴新乡，同冯玉祥及北上的白崇禧会商。蒋介石当面向白崇禧允诺，第四集团军的粮饷与其他各军同等待遇，两湖北伐部队由白崇禧指挥⁽³⁴²⁾。同日，李宗仁在武汉突然扣押奉命前来开会的程潜，并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声称“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西征后更跋扈飞扬，把持湘政”，要求免去程潜本兼各职⁽³⁴³⁾。桂系的这一举动本是为了排除异己，独霸武汉政治分会，但蒋介石竟采取容忍态度。2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免除程潜本兼各职，着其听候查办。其后，李宗仁便立即宣布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正式任命白崇禧为北伐前敌总指挥，指挥部队北进。26日，第四集团军叶琪等部抵达石家庄，加入北伐。

蒋介石在命令阎锡山加速进军的同时，力图用政治手段实现京津易帜。

张作霖发表“停战息争”通电后，蒋介石即于5月12日密电谭延闿表示：“北方宣布停战，如其果确，则中正以为可允其全部集结关外，以固东北国防。至一切国是，当俟国民会议解决，并允奉方参加国民会议。即唯一条件，要求奉鲁军退出关外。”⁽³⁴⁴⁾同日，蒋介石又指令吴忠信和孙世伟磋商。22日，蒋介石将其拟定的“奉军退出关外，京津由晋和平接收”的方案，电告谭延闿，在取得谭的同意后，随即电令阎锡山进行，限奉军一星期内全部退出关外。同时，又致电冯玉祥，声称“我方如对京津力战，日必强加干涉”，希望冯表示赞成由阎锡山接受京津，听候政府处置，以使敌人无从离间，加强内部团结⁽³⁴⁵⁾。在北伐军的四个集团军首领中，晋系阎锡山与日本和奉系的关系都较好，由阎执行和平接收京津的使命，可望得到日本及奉方的谅解与合作。

为使这一方案得到北伐军各路将领的赞同，蒋介石不辞辛苦，四处游说。5月27日，他与北上徐州的谭延闿进一步敲定实施方略。29日，奔赴新乡，与冯玉祥会商。两天前，冯玉祥刚刚以第二集团军特别党部的名义通电全国，声明：“讨伐张逆”，“无丝毫妥协之余地”，“如有敢持异议者，愿与国人亟起攻之。”⁽³⁴⁶⁾但是，面对以蒋介石为首的政治解决的主流，冯玉祥只得附议。二人当即商定了进军部署。30日，蒋介石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石家庄，与阎锡山面议。他当面允诺，将由晋系推荐京津及河北省的行政长官。阎锡山欣然接受使命。6月2日，蒋介石风尘仆仆地折回新乡，向冯玉祥通报阎锡山决定受命的消息。冯玉祥眼见木已成舟，致电阎锡山称：“万恳以党国为重，幸勿稍事谦抑。”⁽³⁴⁷⁾于是，阎锡山兴高采烈地忙碌起来。与奉方的和平谈判也由地下转为公开。

5月28日，北伐军根据蒋介石部署开始总攻。29日，蒋介石电令各集团军“于击破当面之敌，进抵静海、胜芳、永清、固安、长辛店之线后，停止待命”⁽³⁴⁸⁾。30日，奉军下令总退却。次日，蒋介石发布追击令，敦促各军乘机推进。6月初，北伐各集团军相继抵达京、津市郊。第一集团军经沧州进抵静海。第二集团军攻克肃宁、永清、固安，进据南苑。第三集团军占领保定后，沿京汉线开进长辛店。各军沿途虽与奉军有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没有发生激烈的恶战。

随着军事上的缓慢推进，和平移交北京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阎锡山委派的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在北京与奉方代表张学良、杨宇霆频频接洽。双方议定：一、奉军撤离北京，退往榆关，北伐军不进行追击；二、成立以北洋元老王士珍为首的北京临时治安会，主持过渡时期的政局；三、奉军暂留鲍毓麟旅在京执行勤务，待北伐军入城后即行撤退，国民政府负责担保鲍旅完璧归奉。6月1日，谭延闿复电孔繁蔚表示：“国府议决，赞成张意”，批准了双方议定的条件⁽³⁴⁹⁾。3日，谭延闿致电北京方面，内称：“该将领等深明大义，殊堪嘉尚。仰该将领等退出津、榆一带，不得扰乱治安，有妨民生，一切听候后命。至京、榆一带，已令第三集团总司令阎锡山办理。”⁽³⁵⁰⁾同时，谭延闿专电杨宇霆，表示慰勉。奉方首领接电后，决定组织撤退。

6月4日，国奉谈判再次举行。张学良提出，请第三集团军先行入城，双方举行和平交接仪式，然后奉军冠冕堂皇地撤离北京。张并要求保留河北永清、遵化等10个县为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屯兵区域。孔繁蔚当然不能轻易允诺这些优惠条件。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东三省必须悬挂青天白日旗；二、服从国民政府命令；三、直鲁联军及孙传芳残部必须接受改编。双方相持不下，谈判出现僵局。当天夜晚，这一僵局便被意外的转机打破了。张学良获悉其父在皇姑屯遇害的消息，连夜出京，同时下令长辛店、卢沟桥一线第三、第四军团主力火速向滦河撤退。其后，北伐军第二、第三集团军顺利进入京郊。

同日，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通电各方宣告成立。6月5日，治安维持会与孔繁蔚商定，派专人赴保定欢迎阎锡山入京主持政务。8日上午，鲍毓麟旅自朝阳门撤出。稍后，第三集团军在前敌总指挥商震指挥下，以孙楚部为先导，自广安门鱼贯入城。全市高悬青天白日旗，各界均派代表前往欢迎。当晚，维持会议决，将警厅及宪兵移交警备司令部节制。次日，该会通电宣告“解散”⁽³⁵¹⁾。

就在和平移交北京的工作即将顺利完成之际，却发生了一起意外的风波。8日，奉军鲍毓麟旅按照协议撤退出京，各界名流及列强使节均送至朝阳门外。不料，该旅行至通州，却遭到第二集团军冯治安部的阻拦，被迫折回。当日深夜，第二集团军以重兵包围鲍旅。次日清晨，该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韩复榘亲自出马，将鲍旅缴械⁽³⁵²⁾。治安会闻讯后，派汪大燮等人前往说项，韩复榘仅将鲍毓麟一人放出，其他人员全部俘送南苑⁽³⁵³⁾。治安会再请商震出面斡旋，韩复榘答称，此举系“奉冯总司令命令”而行⁽³⁵⁴⁾。消息传到东交民巷，领袖公使欧登科立即偕同英、美、日三国公使，前往南苑与韩复榘当面交涉。韩复榘矢口否认曾接到准许鲍旅安全撤退的命令。事情迅速反映到南京和阎锡山处。10日，冯玉祥电令所部开抵京津近郊的各军，撤至固安、静海待命。韩复榘在撤军之前，仅将鲍旅中东北籍官兵遣返归奉，其余则予以收编。

在二次北伐中，第二集团军屡经鏖战，战功居各集团军之首，但蒋介石却将京、津分配给阎锡山，这自然会引起第二集团军官兵的不满。鲍旅事件不过是一次小小发泄的而已。

除鲍旅事件外，和平接受北京的工作大体平顺。相形之下，北伐军进占天津要棘手得多。

盘踞在天津的残余军阀各怀异志，战和不一。孙传芳见大势已去，早与阎锡山的代表南桂馨暗通声气，屡次公开言和。6月3日，孙通电宣布辞去安国军副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团长之职，一切听凭“国民公决”⁽³⁵⁵⁾。其部将李宝章、于学忠等五军长也联名通电罢兵；只有张宗昌依然主战。6日，张宗昌登门拜访在天津作寓公的段祺瑞，请其出山为首领，藉以号召残兵败将，遭到婉言“谢绝”⁽³⁵⁶⁾。于是，张再访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新井龟太郎，扬言要据守天津，作最后一战⁽³⁵⁷⁾。

蒋介石为迅速瓦解天津残敌，于6月8日密电冯玉祥，力促其北上一线，指挥各军，加强军事压力。电称：“兄如不进，军队散漫，进退不一，危险万分，弟惟有告罪，以谢党国。”⁽³⁵⁸⁾同时，他又指令在津人员加紧策反工作。当时，各集团军纷纷向天津派遣特工人员。蒋介石系统的卢和生、张璧，阎锡山的全权代表南桂馨，冯玉祥的特派员丁春膏均是活跃一时的人物。

在强大的策反攻势下，孙传芳残部争先改换门庭。郑俊彦向第三集团军代表南桂馨接洽投降。阎锡山曾计划以该部兵力接管天津，但遭到各方反对。该部又派马宝珩为代表，赴京与阎锡山直接面洽，达成协议，将该部改编为四个军，任命郑俊彦为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³⁵⁹⁾。

与此同时，直鲁联军内部也发生分化。6月7日深夜，卢和生以直隶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密见徐源泉，徐源泉同意联合郑俊彦等通电息争⁽³⁶⁰⁾。蒋系另一位特派员张璧与天津著名绅商联络，合谋推荐徐源泉担任过渡性的保安司令，然后将政权移交晋方。张璧将此议转告南桂馨，南表示赞同⁽³⁶¹⁾。6月10日，第六军军长徐源泉通电辞去直隶军务帮办一职，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天津临时保卫总司令”，“暂维持天津治安”⁽³⁶²⁾。

张宗昌自知天津难以再守，企图以主动让城换取优惠的撤军条件。11日，张宗昌、褚玉璞派贾济川、关麟书为代表，与晋方代表南桂馨谈判。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直鲁军撤出天津的协议。随后，南桂馨请出原安福系亲日派政客姚震等人，争取新井龟太郎赞同。南桂馨表示，主要依靠当地宪警接管，晋军不会大批开进天津。新井见无可挑剔，只好表示同意⁽³⁶³⁾。次日，阎锡山将双方协议条款，电告南京，请求核准。该项协议要旨为：一、直鲁军自动退出天津，交晋军维持治安；二、该军撤军时，无论何方，不许追击、抄袭；三、如有违约追剿者，晋方负责阻止；四、过渡时期的治安，留直鲁军一部维持，以地方民意团体主持之⁽³⁶⁴⁾。

6月12日晨，张宗昌、褚玉璞率直鲁联军残部撤离天津，退往芦台、宁河。徐源泉也通电辞职，命令所部全数撤出。同日，傅作义宣布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布告安民。不久，徐源泉接受了阎锡山改编，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第十一军团总指挥。

虽然将领们已协议言和，但结局仍出现动乱。傅作义上任第一天，直鲁残兵持枪荷弹，四处抢劫。警察厅长常之英仓皇出逃。阎锡山应傅作义的请求，命孙传芳旧部陆殿臣、何绍南两个旅开抵天津增援。14日，暴乱的残兵被击溃，退往西郊。15日，第三集团军第十五军分派一个团兵力，由北京驰赴天津，协同维持治安。16日，天津城内秩序渐趋安定。

国民革命军平定京津，实现第二期北伐的最终目标。国民政府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海内外宣告北伐成功。6月12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宣言”，宣布“结束军事”，“开始训政”，公布“励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蠲免苛税”、“裁减兵额”等五大施政方针⁽³⁶⁵⁾。15日，国民政府又发表“对外宣言”，宣布：“中国统一告成”，为“建设新国家”，对外关系应另辟“新纪元”，解除八十余年所受的“不平等条约之束缚”，签订“相互尊重主权”的平等新约⁽³⁶⁶⁾。

随着京、津地区的易帜，长达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终于结束，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全国的政治中枢，开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中国的新时期。

————————————————————

(1) 《洛阳孔祥熙蒸日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参见The Reminiscences of K'ung Hsianghsi，p．66．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2) 《冯玉祥日记》，1927年7月10日。

(3) 《冯玉祥日记》，1927年7月12日。

(4) 《宁洛汉互商合作之要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18日。

(5) 《宁洛汉互商合作之要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18日。

(6) 《国民军革命史初稿》下册，第516—517页。

(7) 《宁洛汉互商合作之要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18日。

(8) 《国闻周报》第4卷第30期。

(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6日。

(1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29日。

(11) 《唐总司令讨蒋讨共》，《汉口国日报》，1927年8月10日。

(12) 《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13)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第482页。

(14) 《蚌埠总司令感日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1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16)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第二十三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1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18) 《革命文献》第17辑，总3104页。

(19) 《革命文献》第17辑，总3104—3105页。

(20) 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210页；参见吴稚晖：《弱者之结语》，《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编，第44页；《蒋总统秘录》第6册，总1487页。

(21) 蒋介石：《致中央执监委员书》，《革命文献》第16辑，总2878页。

(22) 《蒋总司令为促成宁汉合作下野宣言》，《革命文献》第15辑，总2567—2572页。

(23) 《一周间国内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2期。

(24) 《劝蒋中正勿萌退志电》，《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卷1，民国史料编辑社1933年版。

(25) 《首都要人前晚之重要会议》，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17日。

(26) 《蒋总司令向国民政府辞职铣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19日。

(27) 《国民政府公报》，1927年8月，宁字第12号，第99页。

(28)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6册。

(29) 《李济深之时局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19日。

(30)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2期。

(31)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

(32) 《申报》，1927年8月19日、20日。

(33) 参阅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34)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16日。

(3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8月17日。

(36) 《东南各执监撤销处分原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22日。

(37) 《陈公博谈主席团与李宗仁在浔会晤详情》，《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25日。

(38) 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言行录》下册，广益书局1932年版，第344页。

(39) 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言行录》下册，广益书局1932年版，第344页。

(40) 汪精卫：《宁汉合作之经过》，《汪精卫言行录》上册，第92页。

(41) 《邹鲁致吴稚晖函》（1927年4月20日），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73年影印版，第757页。

(42) 邹鲁：《回顾录》第2册，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初版，第222页。

(43)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九十七次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6月7日。

(44) 《（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60页。

(45) 邹鲁：《回顾录》第2册，第228页。

(46) 《张继致宁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27日。

(47) 《首都各团体代表大会详记》，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8日。

(48) 《首都各团体代表大会详记》，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8日。

(49) 《致汪精卫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8日。

(50)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5期。

(51) 《汪精卫委员演说词》，《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8日。

(52)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22页。

(53) 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言行录》下册，第343页。

(54) 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言行录》下册，第343页。

(55) 《宁汉沪三方同志接洽统一党务之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6)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04—105页。

(57) Tang LeangLi，The Int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p．295-299．

(58) 《汪精卫通电高蹈》，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15日。

(5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487页，

(60) 《国民政府宣言》，《革命文献》第16辑，总2850—2851页。

(61)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26页。

(62) 《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言行录》下册，第343页。

(63)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 k'uei，p．303．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

(64) 《唐总司令在安庆各机关团体欢迎席上讲演词》，《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1日。

(65) 《宁汉合作之经过》，《汪精卫言行录》上册，第93页。

(66) 《汪主席径日通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7日。

(67) 《武汉政治分会通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9日。

(68) 程潜看了谢慕韩的文章后所作的补充，见谢慕韩：《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湖南文史资料》第4辑，第31页。

(6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0月19日。

(70)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2期。

(71) 《中央要人电促汪精卫来宁》，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0月21日。

(72) 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言行录》下册，第348页。

(73) 《粤军决三路讨唐》，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0月25日。

(74)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3期。

(75)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3，第397页。

(76) 《晨报》，1927年11月2日。

(77) 刘兴遗稿：《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84页。

(78) 《张发奎致李济深电》，转引自《广州李济深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79) 陈可钰：《粤变之内幕》，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编，第106页。

(80) 陈可钰：《粤变之真相》，《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61页。

(81)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 k'uei，p．295．

(82) 《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13—16页。

(83) 凌仲冕：《“张黄事变”前后的粤局》，《广州文史资料》第2辑。

(84) 陈可钰：《粤变之真相》，《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61页。

(85) 《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19页。

(86) 《汪精卫言行录》下册，第349—350页。

(87)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3期。

(88)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3期。

(89) 《汪主席演说要点》，《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日。

(90) 《何部长演说之要点》，《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日。

(91)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3期。

(92) 《李济深在南园之报告》，《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41页。

(93) 陈公博：《苦笑录》，第114页。

(94) 《黄绍竑自述粤变经过》，《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65页。

(95)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3期。

(96) 《陈可钰之谈话》，《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

(97) 《中央委员致粤汉各中央委员东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1月2日。

(98) 陈公博：《苦笑录》，第114页。

(99)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7日。

(100)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5期。

(101) 《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26页。

(102) 《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第198—199页。

(103) 《要闻》，《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4日。

(104) 《汪主席昨日赴黄埔训话》，《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1日。

(105)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 k'uei，p．304．

(106) 《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48页。

(107) 《留粤中委电报处置黄绍竑经过》，《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28日。

(108) 《政治分会第七十一次议决案》，《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21日。

(109) 《告刘镇华免靳云鹗职详情电》，《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下册。

(110) 《请军委会速攻徐州电》（1927年10月4日），《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下册。

(111) 《呈军事委员会条陈北伐军事四端电》，《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下册。

(11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22期。

(113)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9期。

(114) 《奉方昨晚发讨阎通电》，《大公报》，1927年10月3日。

(115) 《政府公报》，1927年10月，第126页。

(116) 《涿州战后视察记》，《国闻周报》第5卷第4期。

(117) 《国民政府公报》，1927年12月，第4183号。

(118) 《涿州战后视察记》，《国闻周报》第5卷第4期。

(119)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2期。

(120)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0年版，第112页。

(121)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6册，台北“中日日报”社1976年版，第218页。

(122) 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第107—109页。

(123)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124)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6册，第228页。

(125)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126)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127) 《苏宁浙三党部联名通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8日。

(128) 《南京血花公园前之大流血》，《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29日。

(129) 《南京血花公园前之大流血》，《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2月6日。

(130) 《特委会在宁屠杀之伤亡调查》，《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2月8日。

(13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1月22日。

(132) 《宁代表谒蒋介石》，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1月27日。

(133) 《屠杀民众真相》，《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2月6日；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83页。

(134) 邹鲁：《回顾录》第2册，第209页。

(135) 《南京惨案之近讯》，《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2月7日。

(136) 《特委会门前陈列之血尸》，《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2月10日。

(137)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7日。

(138) 《申报》，1927年11月17日。

(139) 《申报》，1927年11月20日。

(140) 严勖哉编：《汪精卫与吴稚晖的论文集》，上海新时代书店1928年版，第33、48页。

(141)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7期。

(142) 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上编，第91—94页。

(143) 《国内外一周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48期。

(144)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9日。

(145)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9日。

(146)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9日。

(147) 《革命文献》第16辑，总2878页。

(148) 《汪兆铭等向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提请蒋总司令复职案原文》，《革命文献》第16辑，总2879—2880页。

(149) 蒋介石《对于时局之谈话》，《革命文献》第16辑，总2884页。

(150)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44页。

(15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369—370页。

(152) 《八一事变的经过失败原因和前途》，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

(153) 《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十四号），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154) 诺伊曼，也译作罗曼、牛曼、纽曼。

(15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52—459、523、529页。

(156)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第77—78页。

(157) 《张太雷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广州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参见《广东政治报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第102页。

(158)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会号召暴动宣言》，《布尔什维克》第9期。

(159)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pp．308-309．

(160) 《革命文献》第17辑，总3124—3125页。

(161) 《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广州苏维埃宣言》，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第120—125页。

(162) 《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参见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163) 《申报》，1927年12月15日。

(164)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14日。

(165) 《上海总商会对于时局之宣言》，《申报》，1927年12月15日。

(166) 《国府查办汪精卫等令文》，《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编。

(167) 《请蒋中正速出山电》，《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卷1。

(168) 《与阎锡山会衔请蒋中正出山电》，《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卷1。

(169) 《鹿钟麟何应钦等将领上中央请蒋总司令复职完成北伐电》，《革命文献》第18辑，总3179页。

(17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507页。

(171)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526页。

(172)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26页。

(173) 《革命文献》第17辑，第195页。

(17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19页。

(175) 中央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纪录》，文华印书局1928年版，第52、157页。

(176) 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212页。

(177) 《蒋总司令为编组第一集团军上国民政府电》，《革命文献》第18辑。

(178) 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214页。

(179) 《开封会议之内容》，《时事新报》，1928年2月23日。

(180) 《阎锡山铣电》，《时事新报》，1928年2月23日。

(181)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第591页。

(182)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3页。

(183)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5卷第2号。

(184) 程思远：《白崇禧与蒋介石》，（北京）《传记文学》1987年第1期。

(185)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5卷第2号。

(186) 《晨报》，1928年1月16日。

(187)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83页。

(188)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11期。

(189)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7期。

(190) 《国府两要人之谈话》，《时事新报》，1928年2月29日。

(191) 《国府慰劳西征军》，《时事新报》，1928年2月29日。

(19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12期。

(193) 《白崇禧函蒋介石》，《时事新报》，1928年4月7日。

(194) 《申报》，1928年2月28日。

(195) 《张嘉璈日记》，稿本。

(196) 《张嘉璈日记》，稿本。

(197)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9期。

(198)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330页。

(199)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3，第484页。

(20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8年4月7日。

(201)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6册，第230页。

(202) 《中央日报》，1928年3月10日。

(203)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书告，台北，第100—101页。

(204)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7册，第22页。

(205) 日本参谋本部编：《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第42—44页。

(206)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1981年版，第36页。

(207) 《日本出兵山东声明书》，《革命文献》第19辑，第1288—1289页。

(208) 沈亦云著：《亦云回忆》下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73页。

(209)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332—333页。

(210)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第38页。

(211) 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革命文献》第19辑，第1373页。

(212)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213)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7册，第26页。

(214) 据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154页记载，济案发生前，蒋介石曾训令部队：“一、不与日军构争，保护侨民，系为国家之政。在个人无论有何如事，亦须忍受；二、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三、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四、若遇有事，日本要求枪支，即以枪支与之；要求作俘虏时，即听其捕作俘虏。”王书未注出处，录以备考。

(215) 据蒋作宾报告，遇难者共17人，即主任蔡公时，参议张鸿渐，科长谭显章，科员周惠和、姚成仁、张麟书、袁家达、熊道存、姚成义，书记刘文鼎，勤务员王立泰、张德福、陈普远、黄继曾、陈瑞成、傅宝山；一人姓名不详。

(216) 沈亦云著：《亦云回忆》下册，第369页。

(217) 蒋永敬编：《济南五三惨案》，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215页。

(218) 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革命文献》第19辑，第1378—1379页。

(219) 《革命文献》第19辑，第1293页。

(220) 《蒋总司令为改道北伐致日军福田师团长函》，蒋永敬编：《济南五三惨案》，第215页。

(221) 日本参谋本部编：《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第97页，

(222) 蒋永敬编：《济南五三惨案》，第154—155页。

(223) 《熊式辉回忆录》，打字本，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224)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342页。

(225) 关于济南惨案伤亡人数有几种统计。此据济南惨案代表团的调查，见蒋永敬：《济南五三惨案》，第88—89页。另据国际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人，见《革命文献》第19辑，第1330-1334页。济南教会也于当年的5月17日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称中国军民死伤均在2000人以上。国民党方面的调查，中国军民被日军杀害者达4704人，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8年5月11日。

(226) 《蒋总司令饬各军保护外侨电》，《革命文献》第19辑，第1296页。

(227) 《国民政府为济案正由外交解决民众应守秩序严防共党煽动电》，蒋永敬编：《济南五三惨案》，第219—220页。

(228) 沈亦云著：《亦云回忆》下册，第385页。

(229)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346页。

(230) 黄郛档（缩微胶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231)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351页。

(232) 《电殷特派员》，黄郛档（缩微胶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233) 《殷特派员来电》，黄郛档，（缩微胶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234)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353页。

(235)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354页。

(236)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603页。

(237) 《外务大臣田中致驻奉总领事吉田的训令》（1927年7月20日，第90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7，PVM23，第940—943页。

(238) ［日］猪木正道著，吴杰等译：《吉田茂传》，第358页。

(239) ［日］猪木正道著，吴杰等译：《吉田茂传》，第359页。

(240) ［日］猪木正道著，吴杰等译：《吉田茂传》，第361—362页。

(241) 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57，PVM23，第297，217—219，383—391页。

(242) 《日驻华武官本庄繁致参谋次长南次郎电》（1927年7月3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3，第149—154页。

(243) 《日驻华武官本庄繁致参谋次长南次郎电》（1927年8月7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3，第245—257页。

(244) 《驻华代理公使堀义贵致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电》（1927年8月10日，第879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3，第237—244页。

(245) 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3，第141—143、149—152、220、245—249、298—301、326页。

(246) 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VM13，第701—705页。

(247) 《东方杂志》第24卷第20号，第108—109页。

(248) 《临江县知事袁葆真等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电》（1927年7月27日），《北洋政府档案》，1039，15。

(249) 《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署档案》，4312号，辽宁省档案馆藏。

(250) 《奉天省公署致北京国务院外交部电》（1927年7月27日），《北洋政府档案》，1039，15。

(251) 《东方杂志》第24卷第19号，第134页。

(252) 《吉林省国民外交后援会通电》（1927年9月），《北洋政府档案》，1001（2），1413。

(253) 《东方杂志》第24卷第21号，第130页。

(254) 《奉天制止排日之电文》，《盛京时报》，1927年9月16日。

(255) 《莫德惠致杨宇霆函》（1927年9月），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第245页。

(256) 《奉天省公署档》，第1988号，辽宁档案馆藏。

(257) 参见《东北年鉴》，1931年，第374、390—391、425、432、435页。

(258) 《驻奉天代理总领事蜂谷辉雄致张作霖照会》（1926年12月28日，第861号），吉林省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880页。

(259) 《东北年鉴》，1931年，第391页。

(260) 《关于解决满蒙悬案问题》，《田中外务大臣致驻华公使芳泽函附件甲号》（1927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57，PVM23，第514—521页。

(261) 《日本外务省档案》，P57，PVM23，第522—527页。

(262) 《政府公报》第4118号，1927年10月2日。

(263) 《芳泽驻华公使致田中外务大臣函》（1927年10月1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47—52页。

(264) 原安三郎：《山本条太郎传记》，第564页。

(265) 《日驻华武官本庄致陆军省次官电》（1927年10月13日，第612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23—29页。

(266) 原安三郎：《山本条太郎传记》，第578—580页。

(267) 《日驻华武官本庄致陆军省次官电》（1927年10月13日，第612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23—29页。

(268) 《日驻华武官本庄致陆军大臣电》（1927年10月1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64—71页。

(269) 《日驻华武官本庄致陆军大臣电》（1927年10月1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64—71页。

(270) 《田中外务大臣致芳泽驻华公使电》（1927年11月7日，第492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83—89页。

(271) 《田中外务大臣致芳泽驻华公使电》（1927年11月7日，第492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83—89页。

(272) 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页。

(273) FRUS，1928，Vol．2，p．483．

(274) 《外交部致驻美公使施肇基电》（1927年11月17日），《北洋政府档案》，1039，19。

(275) FRUS，1928，Vol．2，p．482，487488．

(276) 《时报》，1927年11月30日。

(277) FRUS，1928，Vol．2，pp．490-491．

(278) FRUS，1928，Vol．2，p．483．

(279) FRUS，1928，Vol．2，p．492．

(280) 《驻华武官本庄致参谋次长电》（1927年11月30日，第711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193—198页。

(281) 《驻华武官本庄致参谋次长电》（1927年11月30日，第711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193—198页。

(282) 《芳泽驻华公使致田中外务大臣电》（1927年11月3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83—89页；《驻华武官本庄致参谋次长电》（1927年11月30日，第711号），《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208—211页。

(283) 《芳泽驻华公使致田中外务大臣电》（1927年11月3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83—89页。

(284) 《张作霖致田中外务大臣函》（1927年12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58，PVM24，第214页。

(285) 满铁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第二节，附录，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65—967页。

(286) 满铁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第二节，附录，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65—967页。

(287) 满铁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第二节，附录，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65—967页。

(288) 满铁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第二节，附录，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65—967页。

(289) 满铁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第二节，附录。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69—970页。

(290) 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70—972页。

(291) 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70—972页。

(292) 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73页；参见赵东凡：《吉会铁路签约经过》，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79—80页。

(293) 满铁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第二节，附录，吉林省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73—974页。

(294) 满铁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第二节，附录，吉林省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73—974页。

(295) 《吉林省议会等致张作霖电》（1928年5月1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77．6192，第2711—2716页。

(296) 《上海总商会致张作霖电》（1928年5月6日），《国闻周报》第5卷第18期。

(297) 《常荫槐致张学良、杨宇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98) 《张学良、杨宇霆致常荫槐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99) 《常荫槐致张学良、杨宇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00) 《孙传芳致潘复电》（1928年5月9日），《申报》，1927年5月17日。

(301) 《张作霖通电》，《晨报》，1928年5月10日。

(302) FRUS，1928，Vol．2，p．147．

(30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政协编译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154页。

(304) 立坚信之：《昭和军阀·勃兴篇》，东京讲谈社1963年版，第57页。

(305) 《国闻周报》第5卷第20期。

(306) 《顺天时报》，1928年5月19日。

(30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155页。

(308) 参谋本部：《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第121—122、620—626页。

(309) FRUS，1928，Vol．2，pp．223-224，232-234．

(310)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日驻华公使照会》（1928年5月25日），《国闻周报》第5卷第20期。

(311) 《北京政府对外宣言》，《国闻周报》第5卷第20期。

(312) 《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2号。

(313)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356—357页。

(314) FRUS，1928，Vol．2，p．225．

(315) FRUS，1928，Vol．2，p．231．

(316) FRUS，1928，Vol．2，pp．232-234．

(317) FRUS，1928，Vol．2，pp．227-228．

(318) 《申报》，1928年5月26日。

(319) 《国闻周报》第5卷第20期。

(320) 赵东凡：《吉会铁路签约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80页。

(321) 鲍毓麟、温守善：《东北易帜的前前后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1页。

(322) 《张作霖通电》，《申报》，1928年6月3日。

(323) 参见周大文：《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30—131页；鲍毓麟、温守善：《东北易帜的前前后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1—23页。

(324) 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第404页。

(325) 《河本大作笔供》（1953），中央档案馆等编：《九·一八事变》（1），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页；参见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日］《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

(326) 日本每日新闻社，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判书》，第271页。

(327) 朝日新闻社：《太平洋战争ヘの道》（1），第304页。

(328) 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日］《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

(32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158页；立野信之：《昭和军阀·勃兴篇》，第60—62页。

(330) 关宽治、岛田俊彦著，王振锁、王家骅译：《满州事变》，第35页。

(331) 臼井胜美：《炸死张作霖的真相》，《知性》增刊《被掩盖的昭和史》。

(332) 《时事新报》，1928年6月14日。

(333) 《时事新报》，1928年6月17日。

(334) 辽宁省档案馆藏：《张作霖专档》，23号。

(335) 张怀英、张怀卿：《回忆我父亲张作霖二三事》，天津政协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38页。

(336) 周大文：《张作霖皇姑屯炸事件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32页。

(337) 《申报》，1928年6月12日。

(338) ［日］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卷，第957页。

(339) 《北伐简史》，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265页。

(340)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354页。《北伐简史》，第270页。

(341)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第601—602页。

(342) 《申报》，1928年5月24日。

(343) 《李宗仁致国民政府电》（1928年5月21日），《申报》，1928年5月23日。

(344) 《蒋介石致谭延闿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1981年版，第195页。

(34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01页。

(346) 《第二集团军特别党部通电》（1928年5月27日），《申报》，1928年5月29日。

(347) 《冯玉祥致阎锡山电》（1928年6月2日），《申报》，1928年6月4日。

(348) 《北伐简史》，第271页。

(349) 《谭延闿致孔繁蔚电》，《申报》，1928年6月4日。

(350) 《谭延闿致孔繁蔚电》，《国闻周报》第5卷第22期。

(351) 《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通电》（1928年6月9日），《国闻周报》第5卷第23期。

(352) 《申报》，1928年6月21日。

(353) 《商震致阎锡山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8年1—6月卷，第1047页。

(354) 《申报》，1928年6月21日。

(355) 《孙传芳通电》（1928年6月3日），《申报》，1928年6月5日，

(356) 《国闻周报》第5卷第22期。

(357) 《国闻周报》第5卷第22期。

(358) 《蒋介石致冯玉祥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04—205页。

(359) 《军事杂志》1928年，第2期，第12页。

(360)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3，第753页。

(361) 《国闻周报》第5期第23卷。

(362) 《徐源泉等通电》（1928年6月10日），《中央日报》，1928年6月12日。

(363) 辛公显：《“七七”事变前天津便衣队暴乱真相》，《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9页。

(364) 《阎锡山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8年1—6月卷，第1084—1085页。

(365) 《国民政府公报》第67期，第1—3页。

(366) 《国民政府对外宣言》（1928年6月15日），《申报》，1928年6月16日。

附录

表一　1914—1930年各国在华投资趋势

资料来源：据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页152表二、页155表三、页173表八、页186表十五编算。房地产只计英、日、美、法、德五国，其余国家计入该国企业资本内。借款系中国各年结欠额，包括财政借款与铁路借款。

表二　1914年和1930年各国在华投资比例图

资料来源：据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
本表承日本创价大学亚细亚研究所武澎东先生协助制作。

表三　1923—1927年各国和地区对华直接贸易额

资料来源：据H．G．W．Woodhead ed.：China Year Book, 1929—1930，（Tientsin, 1931），pp．158—164编算。贸易总额为进出口额之和。

表四　1921—1926年英、美、日对外及对华出口贸易数据

①日本1922年、1923年的某些出口货的统计数据不够完整，因横滨的一些贸易档案在打地震中遗失。

②该总额包括再出口货。其他分项数额为日本国产货。

①英美两国1926年为初步统计数字。

②此项栏目皆为近似额。

资料来源：The Letter of Mr．E．F．Crowe to Mr．Gwatkin，May 31，1927，Appendix，FO，405，Vol．253，pp．358—360．表中英国历年至中国的出口额，包括至香港、澳门、威海卫；美国和日本至中国的出口额，包括至香港和东北。

表五　国民革命军序列（1926年7月）

　　总司令　蒋介石
　　军事总顾问　加　伦
　　前敌总指挥　唐生智
　　总参谋长　李济深
　　总参谋次长　白崇禧
　　总政治部主任　邓演达
　　总政治部顾问　铁罗尼
　　总预备队　指挥官　王柏龄　参谋长　叶剑英
　　　第一师师长　王柏龄（王　俊代）　副师长　王　俊
　　　第二师师长　刘　峙　副师长　陆树荣
　　　第二十师师长　钱大钧
　　第一军军长　何应钦　党代表　缪　斌
　　　　　顾问　切列潘诺夫　副军长　王柏龄
　　　　　参谋长　蒋伯诚
　　　第三师师长　谭曙卿　副师长　顾祝同
　　　第十四师师长　冯轶裴
　　　独立第四师师长　张　贞
　　第二军军长　谭延闿（鲁涤平代）　副党代表　李富春
　　　　　顾问　杰卜罗斯基　副军长　鲁涤平
　　　　　参谋长　岳　森
　　　第四师师长　张辉瓒　副师长　王捷俊　党代表　李六如
　　　第五师师长　谭道源　副师长　成光耀　党代表　方维夏
　　　第六师师长　戴　岳　副师长　朱耀华　党代表　萧劲光
　　　教导师师长　陈嘉祐　党代表　石陶钧
　　第三军军长　朱培德　党代表　朱克靖
　　　　　顾问　马赤利克　参谋长　黄　实
　　　第七师师长　王　钧　副师长　张近德
　　　第八师师长　朱世贵
　　　第九师师长　朱培德（李明扬代）　副师长　李明扬
　　第四军军长　李济深（陈可钰代）　党代表　廖乾吾
　　　　　顾问　帕　罗　副军长　陈可钰　参谋长　邓演存
　　　第十师师长　陈铭枢　副师长　蒋光鼐
　　　第十一师师长　陈济棠
　　　第十二师师长　张发奎　副师长　朱晖日
　　　第十三师师长　徐景唐
　　　独立团团长　叶　挺　参谋长　周士第
　　第五军军长　李福林　副党代表　李朗如
　　　　　顾问　波尔特宁科　参谋长　刘　敏
　　　第十五师师长　李　群
　　　第十六师师长　练炳章　副师长　王若周
　　第六军军长　程　潜　副党代表　林伯渠
　　　　　顾问　康奇茨　参谋长　唐　蟒
　　　第十七师师长　邓彦华　党代表　陈雁声
　　　第十八师师长　胡　谦　党代表　李隆廷
　　　第十九师师长　杨源浚　党代表　张振武
　　　　　副师长　王邦吉
　　第七军军长　李宗仁　党代表　黄绍竑
　　　　　顾问　库满宁　参谋长　王应榆
　　　第一旅旅长　夏　威
　　　第二旅旅长　李明瑞
　　　第三旅旅长　伍廷飏
　　　第四旅旅长　黄旭初
　　　第五旅旅长　刘日福
　　　第六旅旅长　韦云淞
　　　第七旅旅长　胡宗铎
　　　第八旅旅长　钟祖培
　　　第九旅旅长　吕焕炎
　　第八军军长　唐生智　党代表　刘文岛
　　　　　顾问　奥依尼其　参谋长　张一鹏
　　　第二师师长　何　键
　　　第三师师长　李品仙
　　　第四师师长　刘　兴
　　　第五师师长　叶　琪
　　　鄂军第一师师长　夏斗寅
　　　教导师师长　唐生智（周　斓代）　副师长　周　斓
　　航空处长　林伟成　党代表　张静愚
　　兵站总监　俞飞鹏

表六　国民革命军序列（1927年3月1日）

　　第一军　军长　何应钦
　　第二军　军长　谭延闿
　　第三军　军长　朱培德
　　第四军　军长　李济深
　　第五军　军长　李福林
　　第六军　军长　程　潜
　　第七军　军长　李宗仁
　　第八军　军长　唐生智
　　第九军　军长　朱绍良
　　第十军　军长　王天培
　　第十一军　军长　陈铭枢
　　第十二军　军长　任应岐
　　第十三军　军长　白崇禧
　　第十四军　军长　赖世璜
　　第十五军　军长　刘佐龙
　　第十六军　军长　范石生
　　第十七军　军长　曹万顺
　　第十九军　军长　陈　仪
　　第二十军　军长　杨　森
　　第二十一军　军长　刘　湘
　　第二十二军　军长　赖心辉
　　第二十三军　军长　刘成勋
　　第二十四军　军长　刘文辉
　　第二十五军　军长　周西成
　　第二十六军　军长　周凤歧
　　第二十七军　军长　王　普
　　第二十八军　军长　邓锡侯
　　第二十九军　军长　田颂尧
　　第三十三军　军长　柏文蔚
　　第三十五军　军长　何　键
　　第三十六军　军长　刘　兴
　　第三十七军　军长　陈调元
　　第四十军　军长　贺耀组
　　新编第一军　军长　谭曙卿
　　新编独立第一师　师长　卢兴邦
　　独立第二师　师长　刘　峙
　　独立第四师　师长　张　贞
　　独立第十四师　师长　夏斗寅
　　独立第二十师　师长　钱大钧
　　独立第二十一师　师长　严　重
　　独立第二十二师　师长　陈继水
　　中央第一混成旅　旅长　贺对廷

表七　二次北伐序列（1928年4月）

　　总司令　　蒋介石
　　总参谋长　　何应钦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
　　　总参谋长　　杨　杰
　　　第一军团总指挥　　刘　峙
　　　第二军团总指挥　　陈调元
　　　第三军团总指挥　　贺耀组
　　　第四军团总指挥　　方振武
　　　总预备队总指挥　　朱培德
　　　炮兵集团指挥　　陈　诚
　　　后方警备部队司令　　钱大钧
　　　航空队司令　　张静愚
　　　铁甲车司令　　屠金声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冯玉祥
　　　总参谋长　　刘　骥
　　　第一方面军总指挥　　孙良诚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孙连仲
　　　第八方面军总指挥　　刘镇华
　　　第九方面军总指挥　　鹿钟麟
　　　骑兵第一军　　郑大章
　　　铁甲车集团司令　　刘自珍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阎锡山
　　　总参谋长　　朱绶光
　　　右翼军总指挥　　徐永昌
　　　左翼军总指挥　　商　震
　　　中路军总指挥　　商　震
　　海军总司令　　杨树庄
　　　参谋长　　李　景
　　　第一舰队司令　　陈季良
　　　第二舰队司令　　陈绍宽
　　　练习舰队司令　　陈训泳
　　　鱼雷游击司令　　曾以鼎

表八　吴佩孚“讨贼联军”序列（1926年4月）

　　讨贼联军总司令　吴佩孚
　　湖北督理兼第二十五师　师长　陈家谟
　　湖北暂编第一师　师长　宋大霈
　　湖北暂编第二师　师长　刘佐龙
　　湖北暂编第三师　师长　孙建业
　　湖北暂编第四师　师长　陈德麟
　　湖北暂编第五师　师长　张联陞
　　第十八混成旅　旅长　于学忠
　　汉黄镇守使　杜锡钧
　　陆军第十八师　师长　卢金山
　　陆军第八师　师长　刘玉春
　　第十八混成旅　旅长　余荫森
　　武卫军总司令　马　济
　　陆军第七师　师长　王都庆
　　湖北第二混成旅　旅长　夏斗寅
　　卫兵旅　旅长　董政国
　　湘鄂边防督办　李济臣
　　第九师　师长　寇英杰
　　河南暂编第一师　师长　郭振中
　　河南暂编第二师　师长　阎日仁
　　第三师　师长　吴俊卿
　　河南暂编第一混成旅　旅长　袁家声
　　河南暂编第二混成旅　旅长　薛传峰
　　河南暂编第三混成旅　旅长　李鸿翥
　　河南暂编第五混成旅　旅长　袁家骥
　　河南暂编第六混成旅　旅长　王相贤
　　新编混成旅　旅长　李　鹏
　　第二十四师第一补充旅　旅长　安锡嘏
　　豫军第一混成旅　旅长　张继武
　　豫军第二混成旅　旅长　刘正芳
　　豫军第三混成旅　旅长　张锦标
　　豫军第四混成旅　旅长　米国贤
　　陕潼护军使兼第二师　师长　张治公
　　浚滑游击司令　王献臣
　　陆军第十三师　师长　苏运昌
　　第九师炮兵团　吴德芳
　　骑兵支队　马德凤
　　陕西讨贼军总司令　刘镇华

表九　孙传芳五省联军序列（1926年4月）

　　五省联军总司令　孙传芳
　　第一师　师长　陈　仪
　　第五混成旅　旅长　杨赓和
　　第六混成旅　旅长　彭德铨
　　第七混成旅　旅长　杨镇东
　　第八混成旅　旅长　颜景宗
　　第九混成旅　旅长　张中立
　　第十混成旅　旅长　孟昭月
　　炮兵团　司令　张国威
　　第十师　师长　郑俊彦
　　第四师　师长　谢鸿勋
　　第三师　师长　周凤歧
　　第五师　师长　白宝山
　　第七师　师长　冯绍闵
　　浙江总司令兼二师师长　卢香亭
　　浙江省长兼警备司令　夏　超
　　安徽总司令兼第六师师长　陈调元
　　第一混成旅　旅长　倪朝荣
　　第二混成旅　旅长　马祥斌
　　第三混成旅　旅长　王　普
　　第四混成旅　旅长　刘风图
　　江西总司令兼中央第一师师长　邓如琢
　　暂编第一师　师长　蒋镇臣
　　江西第一师　师长　唐福山（后改岳思寅）
　　江西第二师　师长　杨如轩
　　江西第三师　师长　刘宝题
　　江西第四师　师长　赖世璜
　　江西第九混成旅　旅长　张凤岐
　　江西第六师　师长　杨池生
　　福建军务督办兼第十二师　师长　周荫人
　　福建第一师　师长　张　毅
　　福建第三师　师长　李凤翔

表十　张作霖镇威军序列（1926年8月）

　　镇威军总司令　张作霖
　　第二方面军团指挥官　张宗昌
　　第三、四方面军团指挥官　张学良　韩麟春
　　　第八军　军长　万福麟
　　　第九军　军长　高维岳
　　　第十军　军长　于　珍
　　　第十一军　军长　赵恩臻
　　　第十七军　军长　荣　臻　胡毓坤
　　　炮兵司令　邹作华
　　　工兵司令　柏桂林
　　　辎重兵司令　牛元峰
　　第五方面军团指挥官　张作相
　　第六方面军团指挥官　吴俊陞

表十一　张作霖安国军序列（1926年11月）

　　第一方面军团长　孙传芳
　　第二方面军团长　张宗昌
　　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长　张学良　韩麟春
　　第五方面军团长　张作相
　　第六方面军团长　吴俊陞
　　第七方面军团长　褚玉璞

图一　国民革命军北伐两湖战场略图

图二　国民革命军江西战场略图

图三　国民革命军进军长江下游略图

图四　武汉国民政府北伐河南略图

图五　南京国民政府北伐略图

参考文献⁽¹⁾

中文档案文献

北京邮政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北洋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陈立夫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冯玉祥个人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奉天省公署档，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

各部产总联席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各党团会议记录，藏地不详

顾维钧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广州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胡汉民档案，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波士顿

京师警察厅档案，北京市档案馆藏，北京

李汉魂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南京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文史资料未刊稿》，全国各地政协藏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藏，上海

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署档，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

吴稚晖个人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武汉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熊式辉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张发奎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张作霖专档，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

张静江个人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中共南京地区委员会档案，南京市档案馆藏，南京

《安徽省政治及党务报告》，1926年10月，油印件，藏地不详

《陈璧君狱中交代》，抄件，藏地不详

《大局讨论会第一次会议速记录》，1927，藏地不详

《妇女部妇女运动报告》，中央妇女部，1926年10月，油印件，藏地不详

《关于南京事件的调查报告》，南京市总工会编，南京市档案馆藏，南京

《郭廷以与李将军（品仙）问答记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国民政府司法部工作报告》，1927，油印件，藏地不详

《汉口特别市党部党务报告》，1926年10月，油印件，藏地不详

《江苏最近政治、党务简单报告》，张曙时、侯绍裘，油印件，藏地不详

《蒋介石个人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解决阳新惨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民校（国民党）扩大党团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全国农民运动现状报告》，1927年3月，油印件，藏地不详

《商民部工作报告》，1926年10月，油印件，藏地不详

《上海特别市党部报告》，韩觉民，油印件，藏地不详

《徐州特别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狱中自述》（稿本），李大钊著，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北京

《战时经济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

《张国忱与柴寿安谈话记录》（1978年10月7日），天津市政协藏，天津

《张蒙璇日记》（1927—1928），稿本，藏地不详

《浙江党务报告》（1926年10月16日），宣中华、丁济美，油印件，藏地不详

《（中共上海）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1927，藏地不详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1927，藏地不详

《中共中央、上海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事录、决议案》，1926，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速记录、会议录、决议录》，1927，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927年3月，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会议录及会议文件》，1927，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录》，1927，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速记录、议事录》，1927，藏地不详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书》，1929，铅印件，藏地不详

《中央妇女部妇女运动报告》（1926-1927），油印件，藏地不详

《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及会议文件》，广州，1926，藏地不详

《中央青年部过去之工作及今后进行计划》，1926，油印件，藏地不详

《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联席会议记录》，1927，藏地不详中文著作

《安徽文史资料选辑》，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中共安徽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

《爱国将军冯玉祥》，郭绪印、陈兴唐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八七会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八一革命》，吴玉章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白崇禧传》，程思远，香港，南粤出版社，1989

《白坚武日记》，杜春和、耿来金整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蒋永敬，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

《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美］丹尼尔·雅各布斯，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鲍罗廷与武汉政权》，蒋永敬，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张注洪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北洋军阀史稿》，来新夏主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杜春和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北伐简史》，“国防部”史政局编，台北，正中书局，1968

《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李恩涵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蒋永敬编，台北，正中书局，1981

《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1988

《北伐行军日记》，欧振华著，出版地不详，1931

《北伐战史》，中华大典编印会，台北，1967

《北伐战争史》，曾宪林等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北伐战争史稿》，范忠程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北伐阵中日记》，《近代稗海》第1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北洋军阀》，中国史学会编，武汉出版社，1990

《北洋军阀》，来新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变迁》，张静如、刘志强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北京，三联书店，1959

《被玷污的岁月——布哈林与布哈林问题》，张伟垣、许林森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布哈林政治传记》，［美］斯蒂芬·F·科恩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蔡廷锴自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孙常炜编著，台北，1986

《长沙工人运动大事记》，王亚文编，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

《长沙县、省会近郊区农民运动》，长沙市农民运动调查办公室，1980，油印本

《常德农民运动史略》，常德县农运调查办公室，1980，油印本

《陈布雷回忆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陈独秀书信集》，水如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

《陈独秀著作选》，任建树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陈独秀传》，任建树、唐宝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陈公博传》，闻少华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陈果夫的一生》，吴相湘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陈果夫先生全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影印版

《陈烈士赞贤事略》，赣州各界追悼陈烈士赞贤大会印行，1927

《陈氏族谱（南康）》，出版地不详，1927

《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陈毅的早年回忆和文稿》，聂元素等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陈郁传》，周焱等著，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

《程潜传》，陈利明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程天放早年回忆录》，台北，1968

《重庆“三三一”惨案纪念特刊》，邓士英等著，出版地不详，1927

《重庆“三三一”惨案纪事》，重庆市政协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陈崇桥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从容共到清党》，李云汉著，台北，1973

《〈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大革命时期的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出版地不详，1984

《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党史概要》，张其昀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第四军纪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486辑，台北，出版时间不详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出版社，1989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史》，曾宪林、谭克绳主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邓演达》，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邓演达年谱》，丘挺编，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邓演达生平与思想》，丘挺、郭晓春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邓演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董必武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杜月笙正传》，徐铸成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对华回忆录》，［日］东亚同文会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俄蒙回忆录》，毛以亨著，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方志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醴陵县农民运动史略》，醴陵县农运调查办公室，出版地不详，1980

《冯玉祥的一生》，薛立敦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冯玉祥将军》，高兴亚著，北京出版社，1982

《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上海军学社，出版时间不详

《冯玉祥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冯玉祥与国民军》，［苏］维·马·普里马科夫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民国史料编辑社，北平，1933

《冯玉祥传》，简又文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冯玉祥自传》，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奉系军阀密电》，辽宁省档案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1986

《奉系军阀密信》，辽宁省档案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浮生简述》，王东原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

《福建文史资料》，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革命春秋》，郭沫若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革命文献》，罗家伦主编，第12—22、25辑，台北，正中书局

《共产国际大事记》，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郭恒钰著，北京，三联书店，1985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杨云若、杨奎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杨云若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向青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共产国际历史新编》，王礼训等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共产国际人物传记辞典》，［法］布兰科·拉兹齐等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西］费尔南多·克劳丁著，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黄修荣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孙武霞、许俊基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7—1934）》，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广东文史资料》，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广西文史资料》，广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林锦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广州起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广州起义资料》，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广州平社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广州武汉革命外交文献》，高承元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

《广州现代化历程——粤海关十年报告（1882—1941）》，张富强等译编，广州出版社，1993

《贵州经济》，张肖梅著，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时间不详

《国共两党关系通史》，王功安、毛磊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国际评论》，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张同新编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国民革命北伐成功史》，文公直著，上海，新光书店，出版时间不详

《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史》，王云五、李圣五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在上杭》，温长添著，《闽西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记略》，汉口，武汉印书馆，1930

《国民革命军发展序列》，韦显文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陈训正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出版时间不详

《国民革命史》，邝德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5辑，台北，出版时间不详

《国民革命史》，李守孔著，台北，1965

《国民革命史》，黄修荣著，重庆出版社，1992

《国民革命战史》（第2部），蒋纬国等，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

《国民革命之危机和我们之错误》，陈公博著，出版地不详，1928

《国民军二十年奋斗史初稿》，蒋鸿遇著，朝报社代印，出版时间不详

《国民军史稿》，李泰棻著，出版地不详，1930

《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台北，1964

《国民政府近三年来外交经过纪要》，外交部编，出版地不详，1929

《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河北文史资料》，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贺龙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贺龙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衡山农民运动史略》，衡山县、衡东县农运调查办公室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湖南党史大事年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湖南工运史料选编》，湖南省总工会等编，出版地不详，1984

《湖南军事政治概况》，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出版地不详，1926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湖南文史资料》，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黄埔军校史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

《黄埔军校史料》，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黄绍竑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黄庸白先生年谱长编》，沈云龙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回忆冯玉祥将军》，丘权政编，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

《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周国强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回忆与怀念——纪念革命老人何香凝逝世十周年》，北京出版社，1982

《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回忆恽代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回忆张太雷》，丁则勤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吉田茂传》，［日］猪本正道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济南五三惨案》，蒋永敬编，台北，正中书局，1978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纪念黄琪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纪念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

《纪念朱蕴山文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加伦在中国》，［苏］卡尔图诺娃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剑桥中华民国史》，［美］费正清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江西党史讲义》，中共江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出版地不详，1984

《江西人民革命史资料》，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出版地、时间不详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谢本书、牛鸿宾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蒋介石先生历史及北伐之言论》，新中国社，出版地不详，1927

《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美］柯伟林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蒋逆铁蹄下之东南》，小册子，出版地不详，1927

《蒋先云烈士传略》，蒋忠文执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蒋校长最近之言论》，黄埔军校政治部，出版地不详，1927

《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2册，台北，1986

《蒋总统秘录》，［日］古屋奎二著，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

《蒋总统传》，董显光著，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0

《蒋作宾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九一八事变》，［日］林久治郎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九一八事变》，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千家驹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黄逸峰等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军绅政权》，陈志让著，北京，三联书店，1980

《苦笑录》，陈公博著，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老兵忆往》，黄杰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

《李春涛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李大钊的军事活动》，肖裕声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李大钊生平纪年》，韩一德、姚维斗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李大钊先生传》，张次溪编，宣文书店，出版地不详，1951

《李济深诗文选》，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李立三传》（第2版），唐纯良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李烈钧文集》，徐辉琪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

《李启汉》，林健柏、李致宁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李石曾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81

《李宗仁的一生》，申晓云、李静之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李宗仁回忆录》，南宁，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0

《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林伯渠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林伯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

《刘伯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刘少奇革命实践和思想研究》，冯毅著，天津，历史教学社，1988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浏阳县农民运动史纪略》，浏阳县农运调查办公室编，出版地不详，1981

《六大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王芸生著，北京，三联书店，1982

《龙云传》，江南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

《龙云传》，谢本书著，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泸顺起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泸州顺庆起义》，陈石平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罗易赴华使命》，［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旅广手记》，巴人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马日铲共回忆录》，许克祥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

《马日事变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满铁史资料》，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满洲事变》，［日］关宽治、岛田俊彦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吴孟霞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民国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谱》，郭荣生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民国刘甫澄先生湘年谱》，周开庆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民国人物传》（1—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北京，中华书局，1978—199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毛思诚著，出版地不详，1937

《民国史论集》，李国祈著，台北，南天书局，1990

《民国钮惕生先生永建年谱》，杨恺龄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杜恂诚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盛岳著，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南昌起义》，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钮惕生（永建）先生遗札选集》，杨恺龄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26辑，台北，出版时间不详

《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美］伯纳德·科尔著，重庆出版社，1986

《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彭述之著，香港，前卫出版社，1975

《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彭述之选集》，香港，十月书屋，1986

《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九二七年中国中部的革命》，［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瞿秋白年谱长编》，姚守中等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瞿秋白思想研究》，丁守和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瞿秋白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91

《清党实录》，居正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清党运动》，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全国财政会议汇编（1928）》，全国财政会议秘书处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9辑，出版时间不详

《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乐炳南著，台北，1988

《日本关东军覆灭记》，［日］岛田俊彦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日本侵华内幕》，［日］重光葵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日本外交史》，［日］信夫清三郎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日本政治史》（第4卷），［日］信夫清三郎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任弼时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任弼时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阮啸仙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荣家企业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凤冈及门弟子编，上海，联合书局，1946

《山西文史资料》，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中央档案馆编，1990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周尚文、贺世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许玉芳、卞杏英编著，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

《上海工人运动史》，沈以行等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上海史》，唐振常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上海总商会史》，徐鼎新、钱小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沈阳文史资料》，沈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省港罢工概观》，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编，出版地不详，1926

《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谈判》，邓中夏著，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出版地不详，1926

《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美］巴巴拉·塔奇曼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顺泸起义》，匡珊吉等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双山回忆录》，王凡西著，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956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四川党史人物传》，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四川军阀史》，匡珊吉、杨光彦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宋子文评传》，吴景平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宋庆龄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苏联顾问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张国忱编，北京，1927

《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谭平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祢津正志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土肥原秘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

《托洛茨基评传》，李显荣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外交工作的回忆》，金问泗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美］威罗贝著，北京，三联书店，1957

《外人在华投资》，雷麦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外人在华投资之过去与现在》，高平叔等著，重庆，中华书局，1944

《万县九五惨案》，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汪精卫评传》，蔡德金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汪精卫言行录》，时希圣编，上海，广益书局，1932

《汪精卫与吴稚晖的论文集》，严勖哉著，上海，新时代书店，1928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杨云若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美］史沫特莱著，北京，三联书店，1979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华书局、文史资料出版社版，出版时间不详

《我的回忆》，张国焘著，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我的生活》，冯玉祥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我的生平》，［苏］托洛茨基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

《我杀死了张作霖》，［日］河本大作等著，台北，聚珍书屋，1982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文化供应社，出版地不详，1949

《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马伯援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

《我与日本七十年》，张群著，台北，1981

《我在六十岁以前》，马敦伦著，北京，三联书店，1983

《我走过的道路》，茅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武汉国共联合政府法制文献选编》，湖北政法史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

《武汉国民政府史》，刘继增等，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武汉国民政府资料选编》，武汉国民政府资料选编编辑组，出版地不详，1986

《武汉文史资料》，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吴敬恒述传》，汤承业著，台北，世界书局，1987

《吴佩孚先生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台北，出版时间不详

《吴玉章文集》，重庆出版社，1987

《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吴稚晖先生全集》，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台北，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9

《西北从军记》，简又文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先驱者的足迹》，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

《湘乡县农民运动纪略》，湘乡县农运调查办公室，出版地不详，1980

《湘潭县农民运动史略》，湘潭县农民运动调查领导小组，出版地不详，1981

《萧劲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国民党中宣部驻沪办事处编，出版地不详，1927

《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陈寿恒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血花惨案》，金平欧、林木艺编，南京，1928

《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杨天石著，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阎伯川锡山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杨森》，马宣伟、肖渡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叶挺研究史料》，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等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叶挺传》，卢权等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王观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家》，司马璐著，香港，自联出版社，1977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一九二七年底回忆》，朱其华（雅林）著，新新书局，出版地、时间不详

《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存粹学社编，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社辑，上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时间不详

《亦云回忆》，沈亦云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日本每日新闻社编，张效林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

《岳阳县农民运动史略》，岳阳县农运调查办公室编，出版地不详，1980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印，昆明，出版时间不详

《云南文史资料选集》，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朱道甫口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苏］克利莫夫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詹森与中美关系》，张贵永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编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张静江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2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傅虹霖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张学良文集》，周毅、苑红编，香港市场信息出版社，1991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张岳军传略与年谱》，中日关系研究会，台北，1981

《张肇元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76

《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张宗昌》，吕伟俊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张作霖》，常城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张作霖和奉系军阀》，王鸿宾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央统战部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张作霖与日本》，陈鹏仁译，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

《张作霖在东北》，［英］加文·麦柯马克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浙江工人运动史》，浙江省总工会编，单建元执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中共福建地方史》，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1989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中国帮会史》，周育民、邵雍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大革命见闻》，［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中国大革命史》，华岗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中国大革命史》，王宗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大革命史论》，曾宪林等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苏］巴库林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中国的军阀政治》，［美］齐锡生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中国革命纪事》，［苏］勃拉戈达托夫著，北京，三联书店，1982

《中国革命史》，［美］伊罗生著，上海，向导书局，1947

《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瞿秋白著，莫斯科，出版时间不详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贾比才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于俊道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中国革命最近严重局势之由来》，邓演达著，莫斯科，1927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共产党在陕西》，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赵生晖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王健英编，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中国国民党大事典》，陈兴唐主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议决案汇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出版地不详，1941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出版地不详，192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及决议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印，出版地不详，1927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荣孟源主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中国国民党史纲》，彦奇、张同新主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01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苏］切列潘诺夫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回忆录》，［苏］达林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4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主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中国近代纸币》，戴建兵著，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中国农民运动纪事》，高熙著，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中国土地改革史》，赵效民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张秉均著，台北，三军大学印制厂，1977

《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王全营等著，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

《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史长编》，于学文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出版地、时间不详

《中国召唤我》，陈丕士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邓中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杨志本主编，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

《中华民国建国史》（第3编），台北，1989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出版时间不详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史论集》，张其昀等著，台北，“国防研究院”，196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6-1928），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8-1982

《中华民国史文集》，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编，出版地不详，1984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1926—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北京，中华书局，1984、1985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程道德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台北，1981

《中间地带的革命》，杨奎松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中美关系研究论文集》，邵玉铭编，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1957

《中苏外交关系》，林军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82

《郑超麟回忆录》，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士第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周雍能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朱德传》，金冲及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朱蕴山》，李正西、洪啸涛著，合肥，黄山书社，1988

《株洲农运史略》，株洲市、县农运调查办公室编，出版地不详，1980

《邹鲁全集》，台北，三民书店，1974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文公直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中文报纸

《晨报》，北京

《大公报》，天津、长沙

《革命军日报》，武汉

《广州民国日报》，广州

《国民军政报》，西安

《国民公报》，重庆

《国民日报》，湖南

《汉口民国日报》，武汉

《湖南民报》，长沙

《人民日报》，北京

《民国日报》，上海

《陕西国民日报》，西安

《商报》，上海

《申报》，上海

《盛京时报》，长春

《时报》，上海

《时事新报》，上海

《世界日报》，北京

《顺天时报》，天津

《厦声报》，厦门

《新蜀报》，成都

《新闻报》，上海

《新中州报》，郑州

《益世报》，天津

《中南晚报》，上海

《中央日报》，南京

中文期刊

《布尔什维克》，上海

《党史研究资料》，北京

《东方杂志》，上海

《纺织时报》，上海

《革命生活》，武汉

《工人之路》，广州

《广州评论》，广州

《国民公报》，重庆

《国民政府公报》，广州、南京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北京

《国闻周报》，上海

《黄埔潮周刊》，广州

《湖北政府公报》，武汉

《湖南省政府公报》，长沙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长沙

《江西工人运动史研究资料》，南昌

《教育杂志》，上海

《近代史资料》，北京

《近代中国》，台北

《军事杂志》，北京

《陕西党史资料选辑》，西安

《陕西司法公报》，西安

《四川教育公报》，成都

《外交部公报》，北京

《外交公报》，北京

《向导周报》，上海

《一周时事述评》，上海

《银行月刊》，北京

《银行周报》，上海

《云南公报》，昆明

《战士》，长沙

《政府公报》，北京

《政治周报》，广州

《传记文学》，台北

《中共党史研究》，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北京

《中国工运史料》，北京

《中国农民》，广州

《中南晚报》，上海

《中外杂志》，台北

《中央半月刊》，上海

《中央政治通讯》，武汉

日文档案文献

日本外務省文書，日本外交史料館

日本外務省文書，縮微膠卷，美国国会図書館

田中義一文書，日本山口県文書館

陸海軍文書，缩微膠卷，美国国会図書館

上原勇作関係文書，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1840—1945），原書房，東京，1979

日本商工省商務局貿易課：本邦及本邦海外重要相手国貿易統計，1927

中野雅夫編：橋本大佐の手記，東京，1963

幣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東京原書房，1975

宇垣一成日記，東京みすず書房，1986

芳澤謙吉：外交六十年，東京，1958

佐佐木到一：南方革命勢力の実相と其の批判，極東新信社，北京，1927

松岡洋右：《動く満蒙》，東京先進社，1931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東京乾元社，1956

日文著作

山上金男：浙江財閥論，日本评論社，1938

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慶応通信行所，1980

日本东亚研究所：列国对支投資と支那国際收支，東京，1941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研究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朝日新聞社，1963

（日本）参謀本部：昭和三年支那事変出兵史，岩南堂書店，1971

中西功、西里竜夫：武汉における革命と反革命，民主評論社，1948

中国現代史研究会編：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汲古書院，1986

户川猪佐武：昭和外交五十年，学芸書林，1973

立野信之：昭和軍閥，东京講談社，1963

臼井勝美：日中外交史，北伐の時代，東京塙書房，1971

波多野乾一：中国国民党通史，大東出版社，1943

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軍閥の研究，河出書房新社，1973

狭間直树編：中国国民革命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

原安三郎：山本條太郎伝記，東京，1942

高倉徹一：田中義一伝記，东京原書房，1981

鹿島守之助、上村伸一等：日本外交史，東京，1958

野沢豊編：中国国民革命史の研究，青木書店，1974

野沢豊、田中正俊編：講座中国近現代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

横山宏章：孫中山の革命と政治指導，研文出版，1983

藤井昇三、横山宏章編：孫文と毛沢東の遺産，研文出版，1992

日文报刊

東京日日新聞，1927

英文档案文献

United Kingdom，Foreign Office（F．O．），Series 228，Consula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hina，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 — — — — — F．O．Series 371，General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hina，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 — — — — — F．O．Series 405，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hina，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 — — — — — F．O．Series 800，Private Papers of The Rt．Hon．Sir Austen Chamberlain，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 — — — — — Cabinet：Cabinet Papets and Conclusions，Serieses23，24，25，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 — — — — — Parliament：Parliamentary Debates，Series 5，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 — — — — — Parliament：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1926，1927，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Micro copyNo．329（M329），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D．C．，1960

— — — — —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10-1929，M339，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 D．C．

— — — — —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tates，1910-1929，M341，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 D．C．

— — — —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25，Vol．I；1926，Vol．I；1927，Vol．II；Government Print Office，Washington D．C．，1940，1941，1942，

— — — — — — 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1975

Butler，Rohan，et a1．eds．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Series 2，Vol．VIII，Her Majesty's Government Office，London，1960

Canton Custom Office：Events and Current Rumours，1926，1927，Guangdong Province Archives

Commager，Henry S．：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Prentice-Hall，Inc．，New Jersey，1973

Julie Lieng-Ying How，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Chinese OralHistory Project，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1970-1983

Kuo T'ing-yee，and Morley，J．W．，ed．，Sino-Japanese Relations，1862-1927；A Checklist of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New york，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65

Mitchell，B．R．，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Police Intelligence Summary，1926，1927；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Trotsky，Leon，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Monad Press，1976

Uyehara，Cecil H．，Comp．，Checklist of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Tokyo Japan，1868-1945，Microfilmed for the Library Congress，Washington，D．C．1954

Woodhead，H．G．W．，China Year Book，1928；1929-1930，Tientsin

Young，John，comp．，Checklist of Microfilm Reproductions of Selected Archives of the Japanese Army，Navy，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1868-1945，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59

英文著作

Ash，Robert，Land Tenure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Kiangsu Province in the 1920s and 1930s．London：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76

Bamba，Nobuya，Japanese Diplomacy in a Dilemma：New Light on Japan's China Policy，1924-1929．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Kyoto：Minerva Press，1972

Bianco，Lucien，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5-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Bissom，Thomas Arthur，Japan in China．New York：Macmillan，1938

Boorman，Howard L．& Howard，Richard C．eds．，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5 Vo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979

Borg Dorothy，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Macmillan，1947

Brandt，Conrad，Stalin's Failure in China，1924-192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Brandt，Conrad，Schwartz，Benjamin and Fairbank，John 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Allen & Unwin 1952

Bubite，Russell D．，Nelson T．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1925-1941．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8

Burns，Richard Dean and Bennett，Edward M．eds．，Diplomats in Crisis：U．S．-Chinese-Japanese Relations，1919-1941，Cali．：Santa Barbara，Oxford Press，1974

Carlton，David，MacDonald versus Henderson：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econd Labour Government．London：Macmillan，1970

Chan，F．Gilbert and Etzold，Thomas H．eds．，China in the 1920s：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New York and London：New Viewpoints，1976

Chapmen，H．Owen，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6-1927，London：Constable，1928

Cheng，Tien-fang，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Washington：Public Affairs Press，1957

Chesneaux，Jean，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Chi，Hsi — sheng，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Chu，Pao-chin，V．K．Wellington Koo：A Case Study of China's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Nationalism，1912-1966．Hong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Press，1981

Clark，G．，Economic Rivalries in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2

Clunin，V．I．，The Comintern and the Ris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1920-1927，in R．A．Ulyanovsky，e．d，The Comintern and the East，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9

Cohen，Warren I．ed．，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Essays Presented to Dorothy Bor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Cohen，Warren I．，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Greene，Thomas W．Lamont，George E．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

Coox，Alvin D．and Conroy，Hilary eds．，China and Japan；A Search for Balance Since World War I．Santa Barbara：Clio Press，1978

Davies，John Paton，Jr．，Dragon by the Tail ：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London：Robson，1974

Dayer，Robert Allbert，Bankers and Diplomats in China，1919-1925：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London，Totowa，NJ ：F．Cass，1981

Dreifort，John E．，Myopic Grandeur：the Ambivalence of French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Far East，1919-1945．Kent：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

Eastman，Lloyd E．，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 — — — — —，Jerome Chen，Suzanne Pepper，Lyman P．Van Slyke，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1927-194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Ellis，L．Ethan．，Frank B．Kellogg an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25-1929．New Jersey：New Brunswick，1961

Eudin，Xenia Joukoff and North，Robert C．，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1920-1927：A Documentary Surve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Fairbank，John 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Fairbank，John K．，Edwin O．Reischauer，Albert M．Craig，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Boston：Houghton，Mifflin & Co．，1965

Fairbank，John 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Ferrell，Robert H．，Frank B．Kellogg；Henry L Stimson（Vol．11 of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ed．R．H．Ferrell）. New York，1963

Fizgerald，John ed．，The Nationalists and Chinese Society 1923-1937：A Chinese Symposium．Parkville：University of Melbourne，1989

Fung，Edmund S．K．，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1924-1931．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Gillin，Donald G．，Warlord：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

Glunin，V．& Grigoryev，A．：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Far Eastern Affairs（Moscow），1989 No．2，pp．78-96

Griswold，A．Whitney，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arcourt，Brace，1938

Harrison，James P．，The Long March to Pow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72．New York：Praeger，1972

Hobart，Alice Tindale，Within the Walls of Nanking，London，1928

Holubnychy，Lydia，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3-1925．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for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

Ho Ping-ti and Tsou Tang，eds．，China in Crisis，Vol．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Hofheinz，Roy，Jr．，The Broken Wave：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1922-192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Hsiao，Tso-liang，Chinese Communism in 1927：City vs．Countryside．Hong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Press，1970

Huang，Philip C．C．，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Orga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English ed，1925-1935

Iriye，Akira，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 — — — — —Across the Pacific：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Harcourt Brace J．Inc．，New York，1967

— — — — — — 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Jordan，Donald A．，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1926-1928．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6

Kapp，Robert A．，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Lary，Diana，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Leong Sow-theng，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1917-1926，Honolulu ：Univercity of Hawaii Press，1976

Liu，F．F．，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24-194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

Louis，Willam Roger，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

Macnair，H．F．and Donald F．Lach，Modern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New York，1955

Martin，Brian G．，The Green Gang and the Guomindang Polity in Shanghai，1927-1939．Papers onFar Eastern History，Vol．42，1990，pp．59-96

McCormack，Gavan，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1911-1928：China，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McDonald，Angus W．Jr．，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Elites and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China，1911-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Misselwitz，Henry Francis，the Dragon Stirs ：an Sketchbook of China's Kuomintang，1927-1929，New York，Harbinger House，1941

Nathan，Andrew J．，Modern China，1840-1972：an Introduction to Sources and Research Aid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1

Noble，Dennis L．，The Eagle and the Dragon：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 China，1901-1937．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0

Morton，William F．，Tanaka Giichi and Japan's China Policy．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0

Nish，Ian，ed．，Anglo-Japanese Alienation，1919-1952：Papers of the Anglo-Japanes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North，Robert C．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Stanford：Stanford Univ．Press，1953

Pollard，Robert T．，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17-1931．New York：Macmillan，1933

Powell，John B．，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New York，1945

Pye，Lucian W．，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raeger，1971

Ransome，Arthur，The Chinese Puzzle．London，1927

Remer，Charles F．，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Baltimore，1935

Sokolsky，George B．，The Tinder Box of Asia．New York，1932

Sheridan，James．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

Stemski，Richard，The Shaping of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Taipei，1979

So，Wai-chor，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1924-1931．Hong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Tang，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1930

Tang，Peter S．H．，Russian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1911-1931．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59

Trotter，Ann，Britain and East Asia，1923-1937．Lond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Tung，William L．，China and Foreign Powers．New York：Oceanic Publisher，1970

Tyau，Min-Chien T．Z．，Two Years of Nationalist China．Shanghai：Kelly & Walsh，1930

Ulyanovsky，T．A．，ed．，The Comintern and the East：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9

Valone，Stephen J．，A Policy Calculated to Benefit 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a Arms Embargo，1919-1929．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91

Vishnyakava-Akimova，V．Vladimirovna，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Wheeler，Gerald E．，Prelude to Pearl Harbor：The United States Navy and the Far East，1921-1931．Columbia，Mo．，1963

Wilbur，C．Martin，A Different Kind of Missionary：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in the 1920s，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1988，Vol，21，No．4，pp．3-31

Wilbur，C．Martin，and How，Julie Lien-ying，eds．，Documents on Communism，Nationalism，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London ：Octagon Books，1972

Wilbur，C．Martin，and How，Julie Lien-ying，eds．，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1920-1927，Harvard University，1989

Wilbur，C．Martin，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From Canton to Nanking，1923-1928，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hap．12，pp．527-720

Wilson，David Clive，Britain and the Kuomintang，1924-1928：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Official Policies and Perceptions in Britain and China．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for Ph．D．，May 1973，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

Wright，Stanley F．，China'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1843-1930．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38

Yeh，Wen-hsin，The Alienated Acada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英文报刊

The Times，London，1926，1927

China Weekly Review，Shanghai，1926，1927

North China Herald，Shanghai，1926，1927

North China Daily News，1926，1927

North China Star，Tientsin，1926，1927

New York Times，New York，1926，1927

People's Tribune，Hankow，1927

Shanghai Municipal Gazette，Shanghai，1926，1927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6-1927

Peking Leader，Peking，1926，1927

俄文档案文献

Акатова Т．Н．，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Революция 1924-1927гг．СБ．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Наука”，1966．

КазаНин М．И．，В штабе Блюхер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одов．“Наука”，1966．

Калялин А．Я．，По незнакомым дорогам．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М，1969．

Кончиц Н．И．，Китайские дневники 1925-1926гг．“Наука”，1969．

Крымов А．Г．（Го Шаотан），Историко-мемуарные записк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Наука”，1990г．

Курлюков И．Ф．，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1957гг．СБ．документов．“Наука”，1959．

Титаренко М．Л．（Отв．ред．），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Наука”，1986．

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Отд．ред），Сунь Ятсен 1866-1986．К 12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СБ．статей，воспоминаний，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Наука”，1987．

俄文著作

Березный Л．А．，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Китае в период революции 1924-1927гг．Изд-во ЛГУ，1957．

Бродский Р．М．，Первый этап китайской нов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1917-1927гг．Моск．унт．，1959．

Глунин В．И．，Никифоров В．Н．，Кукушкин К．В．，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Наука”，1980．

Делюсин Л．П．，Аграрно-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олитике КПК 1921-1928гг．“Наука”，1972．

Делюсин Л．П．，Костяева А．С．，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гг．в Китае．Проблемы и оценки．“Наука”，1985．

Жуков В．В．，Китайский милитаризм 10-20-е годы Х Х в．“Наука”，1988．

Каретина Г．С．，Чжан Цэолинь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Китае в 20-е годы Х Х в．“Наука”，1984．

Картунова А．И．，Политика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рабочем вопросе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гг．“Наука”，1983．

Костяева А．С．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Союзы в Китае（20-е годы Х Х века）．“Наука”，1978．

Малухин А．М．，Кита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гг．“Наука”，1974．

Мамаева Н．Л．，Гоминьдан в китйском гражданско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вижении（1923-1927гг．），“Наука”，1991．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гоминьдан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20-30-е годы）．“Наука”，1990．

Осетров А．Ф．，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друг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у Китаю（1924-1927гг．），“Наука”，1967．

Писарев А．А．，Гоминьдан и аграрно-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Китае в 20-30-е годы．“Наука”，1986．

Сапожников Б．Г．，Первая граждан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война в Китае．1924-1927гг．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54．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Отв．ред．），Ленинская политн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1917-1967гг．“Наука”，1968．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Гл．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1917-1927гг．“Наука”，1983．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Гл．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1928-1949гг．“Наука”，1984．

Юрьев М．Ф．，Ролъ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армии на первой этапе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МГУ，1952．

Юрьев М．Ф．，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гг．в Китае．“Наука”，1968．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¹⁾

A

安格联（F．A．Sir Aglen）

奥　尔（N．Aall）

B

巴　顿（Sydney Barton）

白宝山

白崇禧

白川义则

白利安（J．F．Brenan）

白云梯

柏文蔚

班伯理（J．W．Banbury）

包尔温（S．Baldwin）

包惠僧

鲍罗廷（М．М．Бородин）

鲍毓麟

贝祖贻

本庄繁

俾斯麦（Schonhausen Bismarck）

币原喜重郎

毕　磊

毕庶澄

波　特（Stephen G．Porter）

勃拉戈达托夫（А．В．Благодатов）

薄书存　见薄一波

薄一波

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

C

财部彪

蔡　畅

蔡　朴

蔡　雄

蔡和森

蔡廷锴

蔡翊唐

蔡元培

曹　锟

曹　渊

曹伯闻

曹明焕

曹汝霖

曹树生

曹万顺

曹燮阳

曹羽仪

柴云陞

常荫槐

常之英

陈　诚

陈　骏

陈　亮

陈　箓

陈　群

陈　铁

陈　威

陈　仪

陈　毅

陈　郁

陈阿堂

陈蔼士　见陈其采

陈葆元

陈抱一

陈璧君

陈伯民

陈达三

陈德麟

陈调元

陈独秀

陈孚木

陈辅国

陈公博

陈公侠

陈光甫

陈国辉

陈果夫

陈海子

陈季良

陈济棠

陈嘉谟

陈嘉祐

陈炯明

陈君起

陈可钰

陈克文

陈兰亭

陈立夫

陈立亚

陈良义

陈烈臣

陈铭枢

陈其采

陈其祥

陈其瑗

陈启修

陈树人

陈为人

陈维新

陈文钊

陈希豪

陈希圣

陈兴亚

陈延年

陈以燊

陈友仁

陈赞贤

陈肇英

成子英

程　潜

程国瑞

程天放

池田长康

出渊胜次

褚辅成

褚民谊

褚玉璞

崔锄人

崔景桂

崔廷献

村冈长太郎

D

大仓喜七郎

大和久义郎

大内畅三

戴　弁

戴　任

戴　岳

戴传贤　见戴季陶

戴季陶

戴维斯（John K．Davis）

戴修瓒

戴学南

邓　匡

邓　培

邓　哲

邓宝珊

邓鹤鸣

邓劼刚

邓懋修

邓如琢

邓绍汾

邓寿荃

邓寿铨　见邓寿荃

邓文辉

邓希贤　见邓小平

邓锡侯

邓小平

邓演达

邓彦华

邓殷藩

邓颖超

邓泽如

邓中夏

蒂　利（John Tilley）

蒂雷尔（E．G．Tyrrell）

佃信夫

丁超然

丁超五

丁春膏

丁济美

丁惟汾

丁文江

东宫铁男

董必武

董福开

董用威　见董必武

董政国

杜伯乾

杜国庠

杜起云

杜锡珪

杜应坤

杜月笙

段祺瑞

段锡朋

段远谋

E

恩克巴图

F

樊钟秀

范鸿劼

范绍曾

范石生

方本仁

方伯务

方鼎英

方尔灏

方绍美

方声涛

方毅威

方永昌

方振武

方志敏

芳泽谦吉

费　慈（J．U．P．Fitzgerald）

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

丰玉玺

酆述庭

冯家骏

冯绍闵

冯天柱

冯轶裴

冯荫西

冯玉祥

冯肇铭

冯治安

伏罗希洛夫（К．Е．Ворошилов）

福田彦助

傅　岩

傅秉常

傅存怀

傅道南

傅惠忠

傅汝钧

傅汝霖

傅筱庵

傅振烈

傅子东　见傅振烈

傅宗耀　见傅筱庵

傅作义

富双英

G

甘布克

甘汉光

甘介侯

甘乃光

冈田启介

高　方

高　斯（Clarence Edward Gauss）

高　义

高汝桐

高维岳

高尾亨

高语罕

格　鲁（Joseph C．Grew）

葛　福（Herbert Goffe）

葛敬恩

耿炳光

弓富魁

龚杰元

古湘芹　见古应芬

古应芬

谷正纲

顾履桂

顾孟馀

顾视高

顾顺章

顾维钧

顾祝同

关得胜

关麟书

光明甫

郭　亮

郭春涛

郭隆真

郭沫若

郭瀛洲

郭振才

H

哈利法克斯（E．R．Halifax）

哈西斯（А．И．Фасис）

憨玉珍

韩宝华

韩彩凤

韩德元

韩复榘

韩克温

韩麟春

韩麟符

豪　夫（Henry H．Hough）

何　澄

何　键

何　来

何壁辉

何成濬

何赤华

何丰林

何光烈

何海鸣

何金鳌

何其巩

何绍南

何叔衡

何松林　见汪寿华

何香凝

何亚龙　见何澄

何耀全

何应钦

河本大作

贺　龙

贺国光

贺其燊

贺耀组

黑田周一

侯绍裘

胡　瑛

胡公冕

胡汉民

胡焦琴

胡若愚

胡惟德

胡愈之

胡毓坤

胡宗铎

黄　爱

黄　郛

黄　杰

黄　平

黄　实

黄道生

黄复生

黄华表

黄季宽　见黄绍竑

黄剑鸣

黄金荣

黄居素

黄丽生

黄隆生

黄明豪

黄慕颜

黄琪翔

黄乾坤

黄绍竑

黄士衡

黄树埔

黄同仇

黄旭初

黄炎培

黄展云

黄贞元

J

吉鸿昌

吉田茂

汲金纯

戢翼翘

季诺维也夫（Г．Е．Зиновьев）

加　伦（B．K．Блюхер）

加里宁（М．И．Калинин）

贾万兴

简琴石

建川美次

江　浩

江董琴

江藤丰二

江心海

江元青

姜济寰

姜明玉

蒋方震

蒋光鼐

蒋介石

蒋梦麟

蒋先云

蒋雁行

蒋玉麟

蒋中正　见蒋介石

蒋尊簋

蒋作宾

杰弥逊（James William Jamieson）

金石顺

金文泰（C．Clementi）

靳云鹗

靳云鹏

经亨颐

居　正

瞿秋白

K

卡梅伦（J．S．Cameron）

凯洛格（Frank B．Kellogg）

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

康奇茨（Н．И．Кончиц）

柯　亨（Morris Cohen）

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克鲁普斯卡娅（Н．К．Крупуская）

孔　庚

孔繁锦

孔繁蔚

孔祥熙

寇英杰

堀义贵

L

拉狄克（Радек，К．Б．）

赖世璜

赖心辉

蓝呈琪

蓝普森（M．W．Lampson）

蓝腾蛟

蓝文蔚

雷光藩

雷孟强

雷沛涛

雷天壮

冷　欣

黎元洪

李　达

李　林

李　铭

李　森

李　燊

李　鑫

李宝珩

李宝章

李伯东

李春涛

李大钊

李德邻　见李宗仁

李殿臣

李定魁

李凤山

李凤翔

李福林

李富春

李海涛

李汉魂

李汉俊

李鸿文

李虎臣

李济深

李家钰

李嘉仲

李俊义

李立三

李烈钧

李隆建

李禄超

李明瑞

李鸣钟

李培天

李培桐

李品仙

李品芗

李清泉

李庆芳

李任潮　见李济深

李荣植

李尚庸

李生春

李石曾

李世璋

李寿堂

李松风

李维汉

李维新

李筱亭

李选廷

李延年

李彦青

李益之

李佑文

李毓尧

李云杰

李云龙

李藻麟

李章甫

李震瀛

李镇亚

李征凤

李仲公

李仲云

李庄甫

李倬章

李子骏

李子洲

李宗黄

李宗仁

厉式鼎

利利克拉（Lilicrap）

梁　砥

梁六度

梁汝舟

梁士诒

梁寿恺

梁西园

梁永泰

廖划平

廖乾吾　见廖乾五

廖乾五

廖仲恺

列　宁（Ленин，В．И．）

林　钧

林　森

林拔萃

林伯渠

林朝冠

林国赓

林寿昌

林寿国

林修杰

林育南

林志民

林志棠

林祖涵　见林伯渠

铃木贞一

铃木庄六

凌　炳

刘　芬

刘　骥

刘　俊

刘　湘

刘　兴

刘　铏

刘　英

刘　昭

刘　哲

刘　峙

刘宝题

刘丙戌

刘炳喜　见刘丙戌

刘伯承

刘伯坚

刘成勋

刘存厚

刘尔崧

刘芙若

刘含初

刘亨惠

刘鸿逵

刘焕臣

刘积学

刘剑雄

刘九峰

刘清扬

刘日福

刘汝明

刘尚清

刘少奇

刘士林

刘守中

刘体乾

刘文岛

刘文辉

刘文明

刘雪轩

刘一峰

刘玉春

刘郁芬

刘岳峙

刘震寰

刘镇华

刘之元　见刘志元

刘志丹

刘志陆

刘志元

刘重民

刘重威

刘宗纪

刘佐龙

柳亚子

柳直荀

龙　云

卢　汉

卢德铭

卢和生

卢金山

卢师谛

卢香亭

卢兴邦

卢学溥

鲁涤平

陆　沉

陆殿臣

陆更夫

陆沄所

陆宗舆

鹿钟麟

路友于

吕　超

吕竞存

吕渭生

罗　伟

罗　易

罗赫德（Frank P．Lockhart）

罗家伦

罗米那兹（Б．Ломинадзе）

罗绮园

罗时实

罗为雄

罗文幹

罗扬才

罗仪三

罗亦农

罗永泽

罗泽洲

M

麻克类（James William Ronald Macleay）

麻振武

马　聪

马　济

马宝珩

马伯援

马鸿逵

马开礼

马克思（Karl Marx）

马迈耶夫（И．К．Мамаев）

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马式材

马文车

马祥斌

马叙伦

麦　耶（Ferdinand L．Mayer）

毛炳文

毛以亨

毛泽东

茅祖权

梅　实

梅发魁

梅杰·内森（Major Nathan）

孟　潇

孟心史

孟昭月

米塔列夫斯基（Металевский）

米振标

苗培成

缪　斌

缪伯英

缪培南

莫德惠

莫同荣

N

南桂馨

倪　弼

聂荣臻

牛　顿（B．C．Newton）

钮永建

诺　曼（Robert Norman）

诺伊曼（Heinz Neumann）

O

欧登科（W．J．Oudendijk）

欧马利（Owen St．Clair O'Malley）

欧阳魁

欧阳任

P

潘　复

潘谷公

潘汉年

潘鸿钧

潘宜之

潘云超

潘振亚

庞炳勋

庞人铨

逄化文

彭　湃

彭德铨

彭国钧

彭汉章

彭凌霄

彭述之

彭泽民

彭泽湘

彭振国

普拉特（John Pratt）

普赖斯（Ernest B．Price）

Q

漆南薰

齐尔内赫（Черных）

齐切林（Г．В．Чичерин）

齐燮元

钱大钧

钱新之

切列潘诺夫（А．И．Черепанов）

秦汉三

秦真次

秦祖泽

覃　振

清浦奎吾

琼　斯（Jones，G．）

邱少瑞

邱维震

仇　鳌

屈　武

冉　钧

任弼时

任可澄

任西萍

任应岐

荣　臻

荣宗敬

容保辉

阮啸仙

若槻礼次郎

S

萨莫拉（Summerall，C．P．）

森　恪

山本条太郎

单化民

单姬南

商　震

商文立

邵力子

邵元冲

沈　竞

沈春雨

沈定一

沈鸿慈

沈钧儒

沈钧业

沈彭年

沈瑞麟

沈田莘

沈雁冰

施　英　见赵世炎

施肇基

石　瑛

石敬亭

石青阳

石友三

史华之（Schwartz）

史家麟

史可轩

矢田七太郎

司卑路（F．Hayley Bell）

司凯普（J．H．Kemp）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松　平

松冈洋右

宋　林　见汪寿华

宋大霈

宋鹤庚

宋梅村

宋庆龄

宋哲元

宋子文

苏兆征

孙　楚

孙　科

孙　文　见孙中山

孙宝琦

孙伯助

孙传芳

孙殿英

孙伏园

孙建业

孙连仲

孙良诚

孙世伟

孙祥夫

孙馨远　见孙传芳

孙元良

孙云峰

孙中山

孙宗先

索柯尔斯基（George Ephraim Sokolsky）

T

台克满（Teichman，Eric）

谭道南

谭道源

谭平山

谭庆林

谭曙卿

谭延闿

谭震林

谭植棠

汤　钜

汤尔和

汤峻岩

汤玉麟

唐　鉴

唐　蟒

唐福山

唐继尧

唐绍仪

唐生智

唐希忭

唐养吾

陶　钧

陶静轩

陶永立

滕代远

藤村义朗

藤田荣介

田颂尧

田维勤

田应璜

田中义一

铁罗尼（Теруни）

町野武马

童庸生

土肥原贤二

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

W

宛希俨

万福麟

汪　东

汪大燮

汪精卫

汪荣宝

汪寿华

王　度

王　均

王　俊

王　鲲

王　淼

王　普

王　祺

王　瀛

王　振

王柏龄

王炳南

王伯群

王宠惠

王东原

王都庆

王尔琢

王法勤

王复生

王荷波

王怀庆

王基永

王金韬

王九龄

王钧荣

王昆仑

王乐平

王良田

王陵基

王龙亭

王秋生

王人文

王绳祖

王士珍

王世杰

王天培

王葳桐

王为蔚

王维城

王晓籁

王一亭

王荫泰

王应榆

王宇椿

王岳生

王占元

王枕心

王正廷

威廉士（C．S．Williams）

韦拔群

韦杵未

韦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

维经斯基　见吴廷康

卫立煌

魏　炯

魏　楷

魏野畴

魏益三

温建刚

温寿泉

文志文

乌斯曼诺夫（Усманов）

吴　晋

吴德元

吴殿扬

吴季严

吴敬恒　见吴稚晖

吴俊卿

吴俊陞

吴佩孚

吴平地

吴荣鬯

吴铁城

吴廷康（Г．Н．Войтинский）

吴文琪

吴锡钟

吴新田

吴倚沧

吴玉章

吴蕴斋

吴之椿

吴稚晖

吴忠信

伍朝枢

伍廷飏

伍文渊

X

西田畊一

奚佐尧

熙　洽

夏　超

夏　威

夏　曦

夏　炎

夏斗寅

夏仁虎

向传义　见向育仁

向育仁

向忠发

项　英

萧楚女

萧佛成

萧劲光

萧人鹄

萧汝霖

萧绍荣

萧翼鲲

小川要之助

小室静

谢　持

谢　杰

谢　晋

谢冰莹

谢承常

谢夫林（А．Лапин）

谢鸿勋

谢觉哉

谢文炳

谢文锦

谢晓钟

新井龟太郎

邢士廉

邢霆如

熊　斌

熊　锐

熊本开来

熊亨翰

熊式辉

熊四元

修承浩

徐　琛

徐　桴

徐　谦

徐国安

徐国梁

徐鹤仙

徐景唐

徐培根

徐世昌

徐世英

徐特立

徐永昌

徐源泉

许　琨

许宝驹

许崇智

许继慎

许克祥

许仁寿

许苏魂

宣中华

薛　岳

薛笃弼

薛子良

严　重

严春阳

阎崇阶

阎揆要

阎锡山

阎泽溥

阎振山

颜昌杰

颜惠庆

颜景宗

晏容秋

杨　冰

杨　丙

杨　度

杨　虎

杨　杰

杨　森

杨　殷

杨爱源

杨闇公

杨凤山

杨凤韶

杨赓和

杨赓笙

杨海清

杨虎城

杨景山

杨眉山

杨明轩

杨匏安

杨其昌

杨石魂

杨世宁

杨树庄

杨文恺

杨文藻

杨西敏

杨贤江

杨笑天

杨杏佛

杨宇霆

杨镇东

杨致泽

杨仲达

姚　彦

姚　震

叶　琪

叶　挺

叶楚伧

叶德辉

叶定国

叶恭绰

叶剑英

叶开鑫

易萃轩

易礼容

易培基

易纨士（A．H．F．Edwards）

殷嘉祥

殷汝耕

殷汝骊

尹　宽

尹承纲

尹守善

尹松乔

英　华

于　珍

于国翰

于树德

于学忠

于右任

余恺湛

余湘三

余荫森

俞飞鹏

俞诰庆

虞洽卿

宇垣一成

袁　澈

袁葆真

袁大石

袁大煦

袁观澜

袁家谱

袁品文

袁世凯

袁玉冰

袁祖铭

岳尔克（И．С．Иолю）

岳思寅

岳维峻

恽代英

Z

曾　琦

曾　三

曾华英

曾天壮

曾养甫

曾毓隽

査人伟

斋藤浏

詹大悲

詹金斯（Douglas Jenkins）

张　璧

张　继

张　群

张　毅

张　贞

张　轸

张伯常

张伯华

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

张伯伦（Culver Bryant Chamberlain）

张伯岐

张道藩

张定璠

张发奎

张凤岐

张福臣

张国忱

张国焘

张国淦

张国威

张汉藩

张浩原

张厚畹

张淮翰

张嘉璈

张景惠

张敬兮

张静江

张克瑶

张联陞

张茂钦

张难先

张其锽

张其煦

张秋白

张汝骥

张若谷

张曙时

张太雷

张唯一

张维玺

张效坤　见张宗昌

张啸林

张雄舆

张暄初

张学良

张耀曾

张揖兰　见张挹兰

张挹兰

张翼鹏

张荫梧

张应春

张与仁

张泽文

张兆钾

张肇元

张知本

张志谭

张治公

张治中

张宗昌

张作霖

张作相

张柞荫

章　烈

章　培

章　燮

章太炎

赵　镇

赵戴文

赵恩臻

赵福生

赵恒惕

赵墨农

赵丕廉

赵世炎

赵欣伯

赵正平

赵自选

郑　谦

郑　异

郑采臣

郑大章

郑复他

郑俊彦

郑培明

郑延禧

郑泽生

郑振铎

钟　毓

钟祖培

周　斓

周鳌山

周承菼

周恩来

周凤歧

周佛海

周嘉淦

周启刚

周荣光

周士第

周寿臣

周文轩

周文雍

周西成

周学昌

周一志

周以栗

周翼华

周荫人

周勇伢

周予同

周钟岳

周仲良

周仲武

周仲暄

朱　德

朱葆生

朱朝森

朱怀冰

朱晖日

朱季恂

朱霁青

朱家骅

朱克靖

朱培德

朱绍良

朱世贵

朱绶光

朱务善

朱兆莘

朱仲炘

竹下义晴

祝本祥

庄禹梅

邹　鲁

邹敏初

邹鹏振

邹作华

左元白

佐分利贞男

佐佐木到一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华民国史

第七卷
（1928-1932）

曾业英　黄道炫　金以林　等著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记述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历史，主要反映国民党“二次北伐”告成后，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各派政治、军事势力，由互争正统和派系利益到联合统治基本确立的过程。上起1928年6月，下迄1932年3月蒋介石被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计三年又八个月。

1928年4月国民党举行“二次北伐”，6月进占北京，结束了盘踞北京长达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随后，新疆杨增新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新疆各界议决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并改组省政府，一律悬青天白日旗，以归统一。张学良也于半年后的12月29日，与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等人发表联名通电，表示东北自即日起改易旗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而西南川、滇、黔等边远省份的地方军阀如杨森、刘湘、刘文辉、龙云等则早在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发北伐以后即已陆续内附南京国民政府。至此，除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建立的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外，全国已形式上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初步形成了国家的统一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为新的中央政权。

尽管这一局面的形成，特别是张学良“东北易帜”，对蒋介石此后的政治前途意义重大，但并不等于蒋介石已就此确立和稳定了他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相反，由于国民党“清党”以来的血腥屠杀政策，在严重打击共产党的同时，也重创了国民党自身，蒋介石不仅未能与党内原有派系，如“西山会议”、元老等派系弥合裂痕，又新添了如“第三党”、“改组派”，以及在“二次北伐”过程中形成的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内部政治、军事竞争对手，更对其最高统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次北伐”后，蒋介石依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宣言“军政时期”即告结束，此后将进入“整顿与建设”新国家的“训政时期”。在政权建设方面，他与胡汉民合作，组成五院制政府，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在内政方面，他召开财政会议、经济会议，采取裁军、减少军费支出，统一财政、军政等措施。在外交方面，他由联俄倒向英美，改采与列强妥协的“修订新约”外交政策，而对苏联则不惜唆使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引发边境战争，遭致全面失败。

蒋介石在国家满目疮痍，人民啼饥号寒之际，提议裁军缩编，减少军费支出，本是应社会需要，得民心之举。但是，他却私心自用，打着“中央”旗号，将国家军队视为私家军，并在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急切“横柴入灶”，强力推行损人利己的编遣计划，企图借此削弱同样参加过“二次北伐”的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军事集团的实力，因而遭到后者的武力抗争。1929年4月，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首先揭开反蒋战争的序幕。随后，冯玉祥、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等为求自保也前仆后继，先后起兵。1930年4月，更爆发阎、冯、桂系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阎、冯等不但投入全部兵力，在陇海、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与蒋介石所部展开激战，还与“西山会议派”、“改组派”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抗南京国民政府。

依靠职务和资源上的绝对优势，以及“联甲倒乙，拉丙图甲”的策略与攻防结合等战略战术，蒋介石虽然取得讨桂、讨冯、讨张（发奎）、讨唐（生智）和“中原大战”的胜利，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各军事集团。但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曾遭其“清党”沉重打击的共产党，在毛泽东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指引下，竟奇迹般地在这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不仅创建了新型武装——红军和赣南闽西中央根据地，还在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广东、广西、浙江、江苏、陕西等省建立了众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为此，蒋介石在1930年10月“中原大战”获胜后，随即剑指各地的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他连续三次调集重兵，对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不过，此时的中共已不是蒋介石当年发动“四一二”政变时的中共，红军更非阎、冯、桂系等反蒋派的军队可比，蒋介石的三次军事“围剿”，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继续操弄政治，压服异己，就在蒋介石对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第二次军事“围剿”之时，他又一次亲手为南京国民政府制造了新一轮的政治危机。1931年2月28日，因立法院长胡汉民坚决反对他接过北平“扩大会议”的旗子，假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的名义，进一步个人集权，垄断政权，蒋介石居然罔顾法制，将胡汉民囚禁于南京汤山总司令部，并于5月5日按期召开所谓“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再次激起国民党内乃至全国舆论的普遍不满，并由此促成国民党内以粤籍人士为主导的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的大联合与限令蒋介石“引退”的局面。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再次向蒋介石汹涌袭来。5月27日，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头件大事，就是整顿、扩充武装力量，准备对蒋宣战。7月21日，粤方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9月1日，下达出师讨蒋总动员令。13日，粤、桂军分五路向湖南进攻。同日，蒋介石公开宣布粤方反蒋各派系的军队为“叛军”。宁粤之战，一触即发。后因突发“九一八”事变，才意外改变了这一走势。

“九一八”事变，暴露了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野心。随之而起的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声，迫使本已剑拔弩张，一心想在战场上一决高低的宁粤双方，不得不面对民族危亡的现实，坐到了和平谈判桌前。谈判的焦点是蒋介石下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与统一问题。经过双方代表一个多月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的会谈和讨价还价，11月7日终于在上海达成以下和平统一的初步协议：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以示统一；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四届一中全会处理；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由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广州“国民政府”于中央政府改组后“当然取消”；前拟定蒋介石表示下野通电“原稿无须发表”等。依据此项协议，国民党四全大会先后在南京、广州和上海（由广州汪精卫等分裂成员组成）三地分别召开，随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为粤方所逼，不得不辞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让位于新的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的所谓“统一合作”政府。

但是，孙科上台后，既未能求得蒋介石的合作，也无法取得胡汉民的支持，很快就在“焦头烂额”中倒台。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以中执会常委、中政会常委身份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议“接受”孙科辞职，推定汪精卫为行政院长。3月1日，国民党在战时首都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国难当头，各政治、军事派系不得不相互妥协，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纵横捭阖，再次重掌国民党军事大权，一雪数月前被逼下野之耻。

蒋汪合流后，暂时结束了宁粤对峙的局面，原本四分五裂的南京国民政府，终于较为稳定地确立了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各派政治、军事势力联合统治的局面。

本卷主题与梗概，大致如此。所述内容，虽也涉及军事、外交，但只是为了说明相关政治问题，并非专业意义上的军事、外交史研究。因此，总的说来，本卷所述仍基本属于政治史范畴。我们所以如此取舍，一是为了与以记述政治史为主的民国史总体设计保持一致；二是为了尊重历史，因为这一时期历史本身所呈现的主要表征就是政治史；第三，还与我们对政治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关。或许因为前一时期历史学界的研究过于集中于政治史的缘故，有不少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人类文明史、社会生活史、风俗习惯史等方面的研究。衣食住行、祭祀、礼仪、庙会、茶馆、宗族、士绅等等成为一些研究者竞相追逐的时尚，而政治史则明显受到一些人的冷落，甚至有人提出要将其清除出中学历史课堂，倡导历史教学不要再讲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其实，针对以往历史研究过度突出政治史的状况，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所改变和侧重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厚非的，纯属正常现象。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政治史并不是历史的全部，而仅仅是其中一部分，何况历史学家如何选择研究方向，也是个人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但是，如果将此类研究与政治史研究对立起来，变成非此即彼、有我无他的二元对立问题，意欲人为地将政治史从历史本身中抹去，让人误以为没必要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一则政治史是客观存在，不是人为抹去得了的；二来平心而论，政治虽属上层建筑，不如经济基础那样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事实早已证明，其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试想，哪个时代的社会变迁不和政治密切相关，不是政治大变动的产物？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政治史研究，更无理由轻视政治史研究。这可说是我们选择主要写政治史的思想根源。

作为历史著作，自应有一定的学术追求。结合本卷历史特点，我们在编写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学术指导原则：

一是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原则。迄今为止的历史著作，大体可区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即作者对过去的事实本身的记录，一般都比较客观、公允；另一类是作者个人眼中的所谓“事实”，即作者对过去的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一般都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对历史本身存在或多或少的曲解；第三类是既有对过去事实本身的记录，也有对过去的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因而二者的优长和不足皆兼而有之。我们追求的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二者。为此，本卷对历史本身进行了一些新探索，提供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张学良“东北易帜”写了张学良对东北军团体利益的维护和追逐；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写了这一事件对国民党自身的重创；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内政写了地方制度的重建；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写了“赤白对立”；等等。

二是以时间为序的原则。历史的基本概念是时间，今天的事实还暂时不是历史，而前天、昨天的事实就是历史了，可见没有时间概念就没有历史。历史长河中的事物，通过时间概念而定格在一定的水平上，于是就有了事物的发生、发展等变化，有了前因后果的关系。比如，没有蒋介石强推损人利己的编遣计划，就不会有国民党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大规模内战。没有胡汉民的被扣，就不会有广州“非常国会”和“国民政府”。没有“九一八”事变，就不会有宁粤双方突由准备兵戎相见转向和平谈判，等等。没有时间概念，一切发生、发展皆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因果关系。因此，编写历史，必须严格把握时间概念，否则就不能准确解读历史，就可能出现逻辑混乱，甚至倒果为因等严重背离事实的错误。我们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无论对本卷总的主题的阐释，还是对各相关问题的阐释皆遵循了这一原则。

三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中掌握事实的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常常存在这样的现象，即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实际很少有如愿以偿的；实践的结果，往往根本不是先前所预期的，或者不完全是先前所预期的。以本卷所述广州“非常国会”和“国民政府”为例，其预期目的无疑是希望借此取代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但实践的结果，不但未能如愿以偿，最后反而出人意料地促成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巩固了以蒋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历史运动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力量在行动，而是参与其中的各类人群综合力量的结果，各类人群的力量有大小，但都将对历史运动的最后结果产生或大或小的作用。而且每种力量在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又会发生作用力度不同的变化。广州“非常国会”和“国民政府”欲取得预期目的，就需克服国内蒋系势力的阻力、内部分裂势力的离心力和国外势力不同方式的干扰，更不能违背一定时期国内民心的取向，等等。在如此众多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前后变化不定的条件下，其预期的目的未能如愿以偿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的总和，仅靠单方面的甚至个别的事实是难以掌握真正的真相的。本卷对广州“非常国会”和“国民政府”事件及其他问题的记述，可说大体遵循了这一原则。

四是揭示历史变迁成因的原则。可能不少研究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聆听学术先进的治学经验时，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教诲：“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告诉人们‘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人们‘为什么’。”意思是说不仅要研究事物是什么样子，发展轨迹是怎样的，具体过程怎样等等较为表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轨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具体过程等等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换言之，就是要研究形成这个样子、这个发展轨迹和这个过程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这是有道理的。主要是研究深层次的原因，难度相对大，解决难题，方显功力，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价值远远超过表象性的研究。我们为什么研究历史？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更不是为“宣传”，为贤者讳，为尊者荣，当然也不是为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之类，而是为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增长智慧，减少盲目，避免失误，以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国家繁荣富强，民众幸福安康。就此而言，研究历史变迁的深层次原因，显然较仅仅作历史表象性研究的价值大得多。所以，我们十分重视学术先进这一教诲，尽可能对“为什么”的问题展开研究，并在本卷各章节中皆有所体现。如不但写了中共在赣南闽西建立中央根据地及发展壮大的概况，还特地阐述了何以能在这里发展壮大的原因；又如，不但写了广州“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的种种表现，还比较详尽地记述了产生这些现象的种种原因；等等。

五是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原则。编写历史，与文学创作不同，不能靠“灵感”，任何记述皆须有充分的而且是靠得住的史料的支撑，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想当然。因此，尽可能搜集、研究、利用第一手资料，就成了编写历史著作的基本原则。这是研究者无人不认可的理论共识。为此，我们相对广泛地阅读了这一时期的人物文集、日记、档案汇编、相关文献及各种背景的报刊，其中有国民党办的，有共产党办的；有国民党当权派办的，有国民党在野派办的；有民间人士办的，还有由不同国家为背景的外国人办的，等等。特别是开放不久的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阎锡山档案、国民政府档案、陈诚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还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的馆藏资料和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国民政府外交档案，以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收藏的档案等未刊资料，均纳入了我们的视野，为本卷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以上是我们编写本书时思考较多，或者说比较在意的一些问题。虽说主观上对这些原则的确有所遵循，但只代表我们有过这方面的追求，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并不表示我们做得很好，已无改进必要了。

事实上，稍加审视，就不难发现，本卷还是有不少疏漏和遗憾的。如在内容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初步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权，实际上也在财政、金融、交通、法制、教育、新闻、出版等方面出台过一系列政策，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本卷主要写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政权结构及其演变，而对这些政策和措施却基本没有反映。在布局谋篇方面，则存在一定程度的畸重畸轻，彼此失衡情况，有些篇幅明显分量不足，有些篇幅又过于臃肿。在资料运用方面，有些地方剪裁不够，略显堆砌，有些地方太过依赖资料说话，缺少应有的解释和分析。在文字表述方面，除了存在时下集体著作风格不一的通病外，还相对缺乏对语言大众化、通俗化和生动化等可读性的追求。虽然，历史著作实证性要求很高，不能不引用史料，更不能以牺牲真实来换取可读性。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追求和认定无法追求可读性的理由。事实上，学术著作也同样可以写得生动、活泼，关键在作者是否有此追求。有两个实例，大概可以佐证，一个远在天边，那是法国自然科学家法布尔（1823－1915）写的十卷本科学巨著《昆虫记》。此书本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法布尔却把它“写成了优美的散文，让人们不仅能从中获得知识和思想，更能获得一种美的享受”（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广学语）。法布尔也因此成了文学家。另一个近在眼前，那就是本所范文澜、蔡美彪先生撰写的《中国通史》，其简洁、隽永、行云流水般的清新文风，是今日众多历史著作无法比拟的。可见，只要我们不放弃追求，可读性这个目标也并不是不可企及的。不过，需在这里向读者致歉的是，我们最大的遗憾尚不在此，而是因为付梓在即，对于这些疏漏和遗憾，虽有弥补之心，却已无暇了却，只能留待他日，看是否有机会了。

本卷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京内外、国内外和海峡对岸不少科学文化机构和学者的无私帮助，因所涉机构和人数众多，恕不一一列名了，仅在此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本卷各章节的作者如下：

前　言　曾业英

第一章　曾业英

第二章　王奇生（第一节），黄道炫（第二、第三节，第四节第一、第二、第三目），陈蕴茜（第四节第四目）

第三章　黄道炫（第一节），杨奎松（第二节）

第四章　贺渊（第一节），曾业英（第二节），黄道炫（第三、第四节，第五节第一至三目），金以林（第五节第四目）

第五章　黄道炫

第六章　金以林

第七章　黄道炫（第一节），金以林（第二、第三节）

黄道炫于撰写相关章节之外，还缀辑过某些篇章，搜集、提供了本卷相关图片，编制了人名索引，并做了许多联络协调工作，对本卷的编写和出版，贡献良多。曾业英通读了全部书稿，对本卷主题定位和章节安排及标题作了较大调整和修改，补充、修改了若干章节的部分内容；所撰前言则仅征求过个别作者的意见，未经作者集体讨论；所有这些，如有不妥，均由修改、撰写者负责。

2011年3月20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局面的初步形成

第一节　新疆的归顺

一　杨增新率先宣布新疆服从南京国民政府

二　南京国民政府承认金树仁的合法地位

第二节　直鲁残军的肃清

一　蒋介石决心武力解决直鲁残军

二　白崇禧东征直鲁残军的经过

第三节　“东北易帜”的实现

一　和平统一方针的确立

二　张学良未能兑现七月“易帜”的承诺

三　蒋介石双十节“易帜”希望的落空

四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内政

第一节　国民党的蜕变

一　清党对国民党的影响

二　国民党组织规模与基础的变化

三　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

四　社会对国民党的观感

第二节　“训政”体制与五院制的建立

一　“训政”的理论渊源与发展

二　“训政”体制的建立

三　国民政府的组成

四　五院制的建立

第三节　地方制度的重建

一　省制和省政改革

二　市制和特种地方军政制度的建立

三　县制的改造和创建

第四节　蒋介石巩固最高统治权的努力

一　整顿内部与编遣计划的提出

二　编遣会议的召开与流产

三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四　孙中山奉安大典的举办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外交

第一节　初期外交政策与“修约”外交

一　转向与列强妥协的外交政策

二　寻求各国承认的活动

三　与列强“改订新约”的交涉

第二节　中东路事件和中苏边境之战

一　中苏关系恶化与中东路事件的发生

二　中苏交涉的破裂与中断

三　中苏边境之战的爆发与收场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杯葛与争战

第一节　反蒋派自立门户和“人权派”的集结

一　第三党倡言“平民革命”

二　“改组派”以“改组”国民党相号召

三　“人权派”直击国民党的“党治”

第二节　征讨桂系的战争

一　“湘变”与讨桂战争的爆发

二　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与武汉之战的胜利

三　攻防结合与征桂目标的实现

第三节　征讨冯、张、唐及“护党救国军”的战争

一　蒋、冯矛盾的发展与两次讨冯战争

二　征讨张发奎及“护党救国军”的战争

三　平定唐生智、石友三之变

第四节　阎、冯、桂系联合反蒋战争的爆发与失败

一　蒋、阎矛盾的加剧与激化

二　阎、冯、桂系联合反蒋战争的爆发

三　陇海、平汉、津浦各路战况

四　北平“扩大会议”的召开

五　东北军入关与阎、冯、桂系的惨败

第五节　争战不断的西南、西北地方割据势力

一　龙云入主滇政及对南京中央的态度

二　贵州桐梓系军阀统治的兴衰

三　四川军阀内战不断与南京中央的倾向

四　甘肃雷、马之变

第五章　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围剿”

第一节　中共以工农武装割据反抗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一　中共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武装革命

二　中共“六大”的召开与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提出

第二节　苏区的壮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围剿”

一　土地革命的开展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

二　国共接合部的“赤白对立”和两党的不同态度

三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与红军的壮大

一　南京国民政府第三次“围剿”的发动

二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追剿”和失败

三　其他苏区的反“围剿”及中央苏区的壮大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矛盾的发展与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矛盾的发展

一　蒋、胡矛盾的发展与胡汉民被扣

二　国民会议的召开与主要议决案

第二节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

一　反蒋派系的再度大联合

二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与宁、粤对峙

第七章　“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派联合统治的基本确立

第一节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一　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

二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三　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变方针

四　东北军民的抵抗与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

第二节　宁、粤和谈与合作分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宁、粤为和谈讨价还价

二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的召开

三　国民党合作分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与重组

一　蒋介石下野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

二　“焦头烂额”的孙科内阁

三　蒋、汪合流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派联合统治的基本确立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局面的初步形成

1928年6月中旬，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平定京津，奉系军阀退出关外，盘踞北京长达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终于结束了，南京国民政府成为新的中央政府。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所取代的仅仅是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北洋军阀残部直鲁联军还在津东滦河一带负隅顽抗，奉系军阀大本营东三省的地方政权仍掌控在“少帅”张学良手中，新疆等省也还挂着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国旗。因此，尽快实现各省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统一，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

第一节　新疆的归顺

一　杨增新率先宣布新疆服从南京国民政府

新疆是国民革命军平定京津以后，第一个通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归顺的省份，而做出这一选择的关键人物是时任该省督军兼省长的杨增新。

杨增新，字鼎臣，1864年3月6日（清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云南蒙自县一个官宦之家。1889年中进士，以知县用签派往甘肃任职。1907年被新疆巡抚联魁调入新疆，先任阿克苏兵备道、道尹，后升任镇迪道兼提法使。辛亥革命后，由北京袁世凯政府任命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自此以后，不管杨增新的官衔名称怎么变化，他始终是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前后主政十七年。

杨增新这时选择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需要。所谓历史原因，就是他认同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历来重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侵犯中国主权。辛亥革命后，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皇俄国的煽动下，于库伦宣布外蒙“独立”，并派兵攻占科布多，威胁阿尔泰特别区。杨增新认为“阿存则新疆可保，阿亡则新疆难以独全”，毅然往援科布多，终于保住了阿尔泰⁽¹⁾。俄国十月革命后，数万被苏俄红军击溃的白俄军及其随军“难民”，窜入新疆伊犁、塔城、喀什等地，杨增新严守中立政策，运用外交智慧，迫使白俄败兵就范，同时与苏联保持和谐的外交关系，订立平等商约，收回种种已失利权⁽²⁾。对于国内中央政府，杨增新始终抱定“认庙不认神”的态度。袁世凯称帝时，他表示新疆“以拥戴中央为天职”。袁氏垮台后，北京中央政府屡易其主，不管中央当权者是何人，他都表示承认。此外，杨增新还一贯主张政治改良，反对“共产党鼓吹平民革命”。所谓现实需要，就是杨增新这时的恋栈之心，仍不亚于当年。他虽已年过六旬，“塞外皇帝”也连续当了十七年了，虽说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1927年就已将子女夫人等家眷送回内地大连，有了一旦在新疆混不下去，就回大连做寓公的打算，但高官厚禄仍是他放不下的情结，“1928年5月间，他派教育厅长刘文龙假道苏联去内地察看风色。后来他看到一些北洋军阀如阎锡山等人归顺了南京，依然保持住旧日的地盘，这就加强了他拖下去看看的念头”⁽³⁾。这些条件，决定了杨增新除了归顺反共起家的南京国民政府外，很难做出第二种选择。

在南京国民政府方面，首先打新疆地盘主意的是冯玉祥。1927年下半年，冯玉祥控制豫、陕、甘等省以后，就计划向新疆发展。大约1928年2月间，又通过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派赵淼川、徐之赞两名使者，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联络杨增新。但是，杨增新这时对自己的统治地位尚不觉得有什么危机，加上当时国内外皆有中国“赤化”，尤以冯玉祥“国民军为甚”的传言⁽⁴⁾，杨增新对冯玉祥向新疆发展的企图并不示弱。他“一面封锁边界；一面赶装五百架白布帐篷，架设在星星峡驻军之营房附近。而冯氏中计，按星星峡驻军情况分析情报，判断新疆有相当兵力，更加以长途戈壁，大军行动不易，乃根本打消向新疆发展的计划”⁽⁵⁾。冯玉祥派往新疆的使者，也一进入星星峡，便被杨增新“软禁起来，秘密解进省城”。冯玉祥如此直接谋求进入新疆的计划受挫后，又转而采取通过南京国民政府达其控制新疆的目的。6月5日，大规模的北伐战事刚刚告一段落，他便迫不及待地在河南开封电陈中央三事，其中之一就是希望新疆问题早日解决。这个呈文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冯玉祥驻军西北，不难想象，新疆问题一旦提上议事日程，执行任务的，在他看来，舍我其谁？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人意料，不等南京国民政府拿出解决方案，杨增新就抱持“认庙不认神”的老原则，公开表态服从国民政府了。6月16日，他致电南京，首先解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疆没有“望风响应”，是因该省不仅民族复杂，“苟意见稍有不同，则国防因之动摇”；而且地处边陲，与外蒙、苏联、阿富汗等国接壤，“措置稍有不当，则外邦乘虚而入，后患何堪设想”。后经十余次会议的讨论和研究，齐称新疆地处极边，民气宜静而不宜动，仍以维持现状，保境安民、巩固国防为第一妥当办法。“俟国民政府革命成功，新疆当然一致服从等语。众论佥同，增新未便独异。”最后，他表示：现国民革命已经成功，新疆各界当经开会议决“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并改组新疆省政府，一律悬青天白日旗帜，以后新疆一切善后事宜，均禀承国民政府办理，以归统一”⁽⁶⁾。20日，杨增新又派教育厅长刘文龙亲往南京陈述一切。刘在呈文中，除介绍新疆地理环境、政区划分、民族构成等一般情况外，着重强调了杨增新主新期间的内政、外交政绩，并最后挑明：“民国改元，内省纷扰，无岁无之，杨主席主治新省至今，阅十有七年，以保境安民为职志，苦心维持，领土尚未丧失，各族并庆安局，似乎在上可以对国家，在下可以对人民，并以呈明，想国府诸公当为谅解也。”⁽⁷⁾显然，杨增新此举的目的，也是为了争取南京政府对他的信任，继续维持他在新疆的地位。27日，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归顺的诚意，同时也借此造成人事安排上的既成事实，杨增新再次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新疆省政府已于“六月二十日组织成立，以增新、金树仁、徐谦、刘文龙、阎毓善、张正地、樊耀南、屠文沛、李溶为委员，并由增新充任主席，金树仁兼任民政厅长，徐谦兼任财政厅长，刘文龙兼任教育厅长，阎毓善兼任建设厅长，张正地兼任司法厅长，樊耀南兼任外交署长，屠文沛兼任秘书长”。7月1日，杨增新召集地方官绅开会，正式宣布新疆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督办公署改为新疆总司令部，由他本人出任省主席兼总司令职。他在讲话中说其实新疆早就实行三民主义了。他要求大家承认南京中央政府，同时也要承认新疆省政府，他“打个比喻说，比如一个商店，买卖亏了本，破了产，以后把商店的招牌换了，货还是货，买卖还是要做，我们就不能因此不承认这家商店了”⁽⁸⁾。听者心里都明白，实际就是要大家承认他的店主身份。4日，杨增新呈明南京中央政府，新疆地方行政已将旧有八道改为八个行政区，分设五十五县、十一分县，县知事改称县长。10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第七十八次会议，“决议任命杨增新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理新疆边防事宜”⁽⁹⁾。

二　南京国民政府承认金树仁的合法地位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10日作出的这一决议，事实上只是一项过时的决议，因为杨增新早在三天前就遇刺身亡了。7月7日上午10时，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修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杨增新和军务厅长兼交涉署长樊耀南、民政厅长金树仁、迪化道尹李溶等及其他“军事长官同莅观礼”。典礼仪式结束后，除金树仁以“簿书旁午”，“即行回署办公”外，其余官员均出席了学校举办的大型午宴。宴席上，杨增新“因国民政府现在实行统一，我新已表示服从，于省于国，皆可乐观，意态甚喜，遂畅饮”。正与李溶猜拳行令之际，“忽闻枪声，一刹那间”，已击中杨增新头部，李溶“即大声呼救”。杨增新副官及侍卫“未及来救”，即被击毙，杨也连中七弹，当即气绝。随后，樊耀南率领二十余人，冲入省政府，占据机要重地三堂，力图控制局面。而“不及与宴”的金树仁闻讯后，又以“锄暴靖乱”为名，调集军警，包围省政府，“激励兵士，勇猛围攻”樊耀南等人所占三堂，并于下午7时将樊等二十一人捕获，处以极刑⁽¹⁰⁾。这就是新疆历史上的“七七”政变，因为发生在民国十七年，又称“三七”政变。

樊耀南，字早襄，湖北公安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任新疆法政学校校长、地方审判厅长。辛亥革命后，回到北京国务院任职，1917年被黎元洪任为阿克苏道尹，再次进疆。起初，杨增新怀疑他奉有“相机赶他下台”的使命，曾一度冷落他。但由于自1922年起，他便以迪化道尹之身，同时兼任外交公署署长，1926年又兼任军务厅长，因此，在一般人眼里，樊又是杨增新“手下最红的人”⁽¹¹⁾。樊耀南虽说“为人谨慎小心”，但免不了也会对杨增新的所作所为发点牢骚。据当年参加过西北科学考查团，并与樊有过不少接触，关系不错的徐旭生说，樊耀南参加杨7月1日宣布新疆易帜会议后，曾于5日在其寓所抨击杨增新“虽换旗帜，然名为主席而无委员会”，不过是想用换汤不换药的办法，保住他的地位，并说“此间隐忧恐未有艾”⁽¹²⁾。金树仁，字德安，1880年（清光绪五年）出生于甘肃省导河县（原名河州，今改称临夏），是杨增新督办甘肃学务时的门生。1917年经杨“约往新疆，襄理边局”，初授“邑令”，1927年“调省使长民政重任”⁽¹³⁾。樊耀南和金树仁十余年来同在新疆为官，又都是杨增新的高级同僚，却因杨展开了一场震惊各方的拼杀。

杨增新为什么这时被杀？或者说谁是这次事件的主谋？当时有三种推测，一是“共产党的阴谋”。南京国民政府就是这样散布的，李烈钧在7月16日国民政府纪念周上说，杨增新“归顺国府，而忽遭意外，我想此事恐又为共党造乱”⁽¹⁴⁾。日本人也趁机造谣说“杨之受害，系俄党所为”。樊耀南的儿子樊筠青为洗刷其父的责任，更是顺水推舟发表声明，说“必为共党所为，移祸家父”⁽¹⁵⁾。第二种推测是“内地人的主使”。所谓内地人，实际指的是冯玉祥。这种推测一直延续至今⁽¹⁶⁾。第三种推测是“新疆省政府的委员争权”。樊耀南及其追随者已于政变当天晚上被金树仁全部处决，当然不可能再对谁是刺杨主谋问题开口说话了，而最后的胜利者金树仁则一口咬定杨增新“系樊耀南所杀”，但也“有人疑为金氏所为”。对第一种推测，不要说今天，即使当时也没有人相信它有何真实性可言。8月7日，一个署名寄萍的北平师大青年学生就公开发表文章指出，要说这是共产党的阴谋，“我很大胆的说一句，绝对是不会发生的事”。至于第二、第三种推测，虽有点影子，如前所说，冯玉祥的确有染指新疆之心，樊耀南也确在政变前夕向人表示过对杨增新的不满⁽¹⁷⁾，而金树仁在政变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更难免不让人生疑，但动机和推测毕竟不能代替证据。正因如此，直到今天，也还是个谜。

8日，金树仁以“民政厅长兼临时主席总司令”名义，宣布关闭四门，全城戒严，任何人不得自由出入。9日，他致电南京中央政府，报告杨增新被“乱党”樊耀南戕害经过，并说他“万不得已”，已循军政绅商各界所请，勉就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职，“恳乞速示机宜，以维边局”。而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哈密、吐鲁番回部亲王百数十人，还有迪化商会及各王公各公团各机关，则在这一天分头通电全国各报馆或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中央政府俯顺舆情，速颁明令，任命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¹⁸⁾。这些电报，显然是金树仁精心安排的，因为集中起来，它们的意思只有一个，就是促使南京政府尽快承认金树仁的合法地位。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马上满足金树仁的要求，这是因为：首先，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完成北伐大业，善后之事，千头万绪，无暇顾及。其次，与出人意料的新疆归顺一样，这次杨增新之变也“是陡如其来的”，难以“在问题当前处置自如”⁽¹⁹⁾。第三，对金树仁和新疆的了解也尚需时日。南京国民政府于15日首次接到金树仁的电报，17日举行第八十次常会，对金树仁的电报，“曾讨论良久，佥以杨之被刺，内容定必复杂。若照金树仁来电所云，已将乱首伏法，至其刺杨真相，及处决樊耀南之罪状，只字未提，竟取杨之权位而代之，其中不无有蛛丝马迹之可寻”，因而议决由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就近查明真相后再议⁽²⁰⁾。至于新疆省的人事安排，经1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认为杨增新被刺问题既未查明，自宜暂从缓议。刘郁芬本是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将领，而新疆又如前所说是冯玉祥瞄准的目标，7月上旬，冯还曾对来访的旧部张耀曾说过：“我对新疆事早有筹划，不久将请马福祥赴新一行。”⁽²¹⁾刘郁芬当然不可能成为金树仁猎取权力的支持者。果然，8月22日，刘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说：“杨督旧时军队，约在八万以上，省驻约两千余人，由杨直接统带”，“金某本一文吏，肩此重任，而才力复远逊于杨。此后新省多事，内外棘手，恐非金某所能维持……是故今日欲言治新，必须中央派遣才学兼优，声威素著之大员前往，方有建设新新疆之可能。如此种人选一时不易，以目前情形而论，似不如派一老成稳练与负清望之人物，前往收拾，较觉相宜。”⁽²²⁾加上如前所说，社会又盛传金树仁也有刺杨嫌疑，金的“转正”要求，自然也就更难落实了。26日，南京国民政府虽给金树仁发了电令，但仅准其以“暂行代理主席”名义，处理善后事宜，维持地方治安。

金树仁对南京国民政府迟迟不给回电，本来就“颇为焦急”，曾多次发动蒙、回王公致电南京“请求任命”，指使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为其“刺杨嫌疑”辩护，表示维持新疆治安“非金主席莫属”，要求中央政府“慎勿为奸人谰言所摇惑”。现在回电虽然盼来了，可竟是“暂代主席”，自然更加窝火。他一怒之下，将已受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宣慰使的刘文龙从邮局寄来的这一中央政府“布告”，统统扣下封存，不准“发表”⁽²³⁾。

金树仁命运的转机出现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纠纷渐趋表面化之后。冯玉祥日益明显的经营西北以抗蒋的意图，最终导致了蒋介石放弃拟派马福祥带兵入疆的打算。10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议决以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11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新疆省政府，任命金树仁、王之佐、徐谦、刘文龙、阎毓善、李溶为委员，金树仁为主席。随后，又增补陈继善、屠文沛、鲁效祖为委员，并先后任命屠文沛为秘书长，王之佐、徐谦、刘文龙、阎毓善分别兼任政务、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陈继善为外交部特派迪化交涉员。金树仁的总司令一职，虽然延至三年之后的1931年6月6日，才正式任命并改称边防督办，但就新疆归顺来说，总算暂告一段落了。

新疆地大物博，无论从眼前，还是长远看，其归顺的意义，都是值得重视的。

第二节　直鲁残军的肃清

一　蒋介石决心武力解决直鲁残军

张宗昌、褚玉璞直鲁残军，是和平接收京津的遗留问题。1928年6月12日，直鲁残军“约有六七万人”，遵约由天津撤往汉沽至滦县一带，大本营设在唐山裕丰饭店，称直隶军务督办行辕，褚玉璞就驻在这里；王琦任唐山临时警备总司令兼警察厅厅长；许琨任前敌总指挥，“驻在芦台；袁振青驻在开平，于世铭驻在迁安或滦县守备”⁽²⁴⁾。

蒋介石对直鲁残军，虽曾于7月15日下达过讨伐令，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负滦河方面军事全责；方振武为左路军总指挥，负热河方面军事全责；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负责策应左右两路军。但由于平（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北京更名“北平”）奉铁路沿线有英、日等国驻军，张宗昌又得到日本的暗中支持，9月以前实际上并没有采取真正的军事“追剿”行动，而主要依靠和促使已于7月1日表示“决无妨碍统一之意”的张学良将其“收束”出关，以避免发生第二个“济案”。8月5日，蒋介石指示陈调元：“山海关内之直鲁残部处分问题，已点编，克日率领出关，故所有军事行动，即时停止。其东征各军，可暂集中原定地点，以待后命。”⁽²⁵⁾在蒋介石看来，这样做，对张学良是否真心拥护统一，也是个检验。

但是，张学良实际并不希望张、褚直鲁残军退往关外。他屡次拒绝张宗昌请升任其为黑龙江省督办的要求，便说明了这一点。张学良深知张、褚直鲁残军只是奉系的外围部队，军纪一向不佳，而且张宗昌又是个桀骜不驯、难于驾驭之徒，令其退到关外，无异于引狼入室，难保不发生肘腋之变。他认为较为理想的办法还是就地和平编遣。

为此，7月29日，张学良致电白崇禧，表示愿负编遣整理张、褚残军全责，请白暂停东征。白崇禧复电接受张的要求，但希望他能在五星期内解决问题。随后，张学良“电招【召】张宗昌到奉讨论一切，张旋即派褚玉璞到奉与议，经议决第一期暂将该军号称七万众者，遣散两万，其余五万，内有枪者不过二万”，限于四个月内裁至仅存此二万人为止，并当即发给褚玉璞遣散费现洋25万元⁽²⁶⁾。但褚玉璞回到唐山后，并未依议行事，直到8月中旬，白崇禧仍未见到直鲁残军的任何编遣迹象。白随即致电张学良，指出张、褚失信，所部盘踞如故，延未改编，要求张学良履行前次承诺，严加督责。张学良于是再次电召张、褚赴奉磋商编遣办法，张宗昌仍拒不出席，仅褚玉璞一人到奉。参加这次会商的还有先期到达奉天的白崇禧代表何千里。据何后来回忆说，褚玉璞曾私下请他转告白崇禧，“能不能约定各守地界，互不相犯”，何当即意识到这是“要和白划界自守，免去后顾之忧，好向奉方讨价发展”，而拒绝了褚的要求⁽²⁷⁾。张学良为了说服张、褚接受编遣，表示“此次裁兵，非只限于直鲁军队，即予三省军队，亦决于近期内裁去四分之三，所余军额只御外人不侵凌，及捍卫省境为度”，并允诺可适当追加部分编遣费。他要求直鲁军“裁编为四师，老弱不驯者，悉行淘汰”。希望褚玉璞、张宗昌“交出兵柄，俾呈请国民政府予以其他名义，以为身体自由之保障”。至于他们的个人花费，表示“奉天可以供给”。最后，张学良会同何千里与褚玉璞议定：褚部直军“全部分别遣散，克日实行”。大致办法是增拨褚玉璞遣散费现洋15万元，按军官每人50元，士兵每人10元分发。计滦河以西“遣散者约一万八千左右，余部再开到滦河以东，陆续裁编，前后结束，留至三旅为止”⁽²⁸⁾。从协议中只字未提张宗昌鲁军怎样遣散可以看出，张学良与褚玉璞实际仅达成遣散褚部直军的第一步计划。

为表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诚心拥护，8月21日，张学良致电白崇禧等北平有关人士，对未能如期速办收束关内直鲁残军一事表示“甚为愧怍”，同时通报他这次与褚玉璞所议定的编遣计划，请白崇禧派监视员二人赴奉会同监督执行。白在与张学良的往复商讨过程中，要求张宗昌、褚玉璞“将芦台、宁河驻军先行撤退，以表诚意”，并派徐承熙、钱承德二人前往奉天监视一切。张宗昌本来就对褚、张所定编遣协议不满，现在又要求他们先从芦台、宁河撤退，自然更加窝火。他与褚玉璞表面复电张学良，“承诺”撤退，而暗中却在节外生枝，借口道路泥泞，大队人马行动困难，要求展限，“期于十日内撤尽，务请健兄（白崇禧字健生）转令所部，俟彼军撤退以后，再行接防，以免赓续跟追，致生误会”。张学良一心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此难题，随即转电白崇禧，表示张、褚所请，“尚在情理之中，似颇出于诚意”，“请予谅解”。30日，又分别致电傅作义、何成濬、方本仁等人，并通过何、方转陈蒋介石，称白崇禧所派监视员9月1日可到，一俟双方会同点验后，张、褚直鲁军“即可撤退滦河以东，是此事不日当可告一段落”。请求蒋介石、傅作义等人也能循张、褚所请，展限10日⁽²⁹⁾。但是这一次，南京国民政府已没了耐心。31日，白崇禧复电张学良，“大意谓本人奉令担任肃清关内军事，月余以来，停师未进，即因奉方对张、褚残军，允负责收束。讵一再迁延，张、褚仍无悔祸之意。应即撤退滦河以东，听候解决，宽限一层，决难承认”。张学良迫不得已，即电白崇禧，表示“不复过问”张、褚之事，促其从速进剿。张宗昌获知展限10日被拒后，又径自“派代表郑大伟至津”，“图接洽缓攻”，同样是无功而返⁽³⁰⁾。

南京国民政府这时转而坚持强硬态度，据白崇禧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驻平办事处长杨杰说，其原因有以下四点：“（一）平津华洋杂处，平奉要道，常任一隅之寇，为之梗塞，殊属妨碍国际观瞻；（二）平津食粮，多来自关外，平奉交通断绝，则平津粮食，终有断绝之虞；（三）张学良对所扣车辆，确全放回，但因道梗阻，无法交割，而影响国计民生，殊为重大；（四）以一隅之寇，致数十万大军，常驻平津附近，亦多不便。故白总指挥对张学良之展期要求，不能接受。”⁽³¹⁾杨杰所讲第一点从中外关系立论，当时平津两地，外国侨民较多，所谓“妨碍国际观瞻”，无非是怕外人因直鲁残军问题久拖不决，对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能力失去信心。第二、三点是讲直鲁残军横亘平奉铁路沿线，不但张学良久已答应交回的当日奉军出关时所扣铁路车辆无法通过，影响平奉及其他各铁路的运输，而且平津所赖以生存的关外粮食，也因平奉交通断绝而有告竭之虞。事实上，除了粮食，平津的用煤也是个大问题。据当时舆论指出，平津用煤，受交通、军事之累也很大，“如开滦煤阻于铁道，抚顺煤则又扼于海河，而山西煤产更苦无法运出。查开滦公司本自有机车车皮，专供运煤之用，只以畏惧军队截留，不敢开出。日前曾由平津卫戍总司令部通令沿路驻军，不许截留开滦车辆，然津东未克，车不能通，故开滦之煤，终不能运”。怎么办呢？“根本办法，只有速决津东问题，打通平奉铁路，收回关外车辆”⁽³²⁾。第四点实际是说，如不尽快解决直鲁残军问题，平津一带数十万南京国民政府军队，将面临更多的不利因素，因为8月一过，京津地区，寒冬即至，且不说给养问题，即气候一项，也让许多来自湘、桂等南方地区的部队难以适应。

杨杰所言，当然都是实情，但并不全面，尚有几个重要原因，被其有意无意忽略了。首先，南京国民政府这时决心对直鲁残军动武，表明蒋介石对张学良编遣直鲁残军的能力失去了信心。白崇禧对此有明确说明，他说：“直鲁残部，分子复杂，迁延数旬，尚未就范，恐张汉卿难以收拾。若任长此盘踞，殊非得计，故最近（中央及蒋总司令）迭次电催，从速进兵解决。”⁽³³⁾其次，还和蒋介石当时所极力推行的裁军政策有关。京津和平接收后，蒋介石认为统一告成，开始要求各北伐集团军裁军。但直鲁残军一日不消灭，各集团军就有拒绝甚至继续扩军的理由。据当时报载，河北各地云集北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约计五六十万”，“平奉路上有白崇禧部，保定一带有商震部，津东前方有徐永昌部、郑大章部、高桂滋部、陈调元一部，北平附近有张荫梧、方振武部……这些军队所到的地方，仍有强迫招兵，征发给养，且有师旅长委任县知事的”⁽³⁴⁾。为打消各集团军的招兵借口，蒋介石认为有必要尽快消灭直鲁残军。最后，也是北方民众，特别是津东地区民众，强烈要求的结果。由于直鲁残军横征暴敛，靡无底止，欲借津东之地，作困兽之斗。因此自7月初起，就不断有津东各县民众，或呈文平津军事当局，或投书各言论机关，请求速即派兵进剿：“（一）于最短期间肃清津东残余军阀。（二）早日完成革命，全国统一。”⁽³⁵⁾以天津《大公报》为代表的平津言论机关，除经常报道直鲁残军的暴虐和民间疾苦外，也不断告诫南京国民政府不可不重视津东问题，甚至说：“近来肃清关内之说，业已搁置不谈，而残军败将盘踞津东者，又迄未闻关外有具体之收拾办法，此方东征各军之刁斗相连者，不进不退，亦足令地方苦于供应，凡此皆可使地方益陷于绝望悲惨之境，适予煽动勾串者以运用之资，此诚北方之大隐忧，其性质严重，未必亚于南方，特觉察之者尚少耳。”⁽³⁶⁾再次，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的需要。蒋介石接受了代表他和白崇禧前往奉天与张学良谈判“东北易帜”问题的方本仁的建议，暂时搁下热河军事，而集中全力先解决关内直鲁残军问题⁽³⁷⁾。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武力解决直鲁残军的抉择。

二　白崇禧东征直鲁残军的经过

白崇禧奉命东征直鲁残军后，迅即将所辖各部分为左翼、右翼及中央三军，左翼以第四集团军李品仙、叶琪、廖磊部为主力，由李品仙任总指挥，沿平榆大道前进，自玉田、遵化进攻丰润；右翼以第三集团军部队为主力，由徐永昌任总指挥，自北塘沿平奉路前进，直趋唐山；中央一路原由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担任，后因该部追剿樊钟秀建国豫军，奉调南下豫、陕，改由第一集团军范熙绩部担任；后方总预备队由第二集团军刘镇华部负责，分驻宝坻、武清、杨村、廊坊、落垡等地。为避免平奉铁路沿线的外国驻军及侨民节外生枝，再次制造“济南事件”之类的外交问题，白崇禧于9月1日偕少将参议鲍观澄、外交部驻平交际科长刘乃藩，遍访荷兰、美、英、日、意、法、德、葡、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公使、代办，告以此次特访各位公使、代办，除为国际上友谊的拜访外，主要在陈明奉命出征直鲁残军的有关事宜。他着重解释和承诺了以下三事：一、武力解决直鲁残军，已刻不容缓。“关内直鲁残部，军纪不良，骚扰地方，妨碍交通，破坏统一，不独为中国人民之患，即各国寄居天津及平奉线上之侨民，亦不能安居乐业……故最近迭次电催，从速进兵解决”。二、对直鲁残军，有必胜把握。“就军事上而论，直鲁残部，号称四五万人，枪枝不过三万，该军之战斗力，不问可知。故对此次军队之解决，极有把握……最多不出一月，必可肃清，届时津榆交通，必可恢复，此当为中外侨民所共盼望者”。三、当全力保护各国侨民利益。“本军经过各地，对于中外人民生命财产，自当一体竭力保护，应请转告贵国侨民，安居乐业，毋相惊扰”⁽³⁸⁾。各国公使及代办对白崇禧的承诺普遍表示“满意”，有的甚至答应“派遣武官随军前进，遇事妥商”。白崇禧运用外交手腕，取得了“免外人之阻碍”的预期效果⁽³⁹⁾。

9月2日夜，白崇禧出发东征，由北平抵达天津。4日，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其要旨如下：一、右翼徐永昌所部，务于7日以前占领芦台、杨家泊之线后，以主力与中路军联络，由铁路以南地区进攻唐山、开平之侧背，破坏敌人后方铁路，断其退路；奏效后，即向乐亭追击前进，至滦河西岸待命。二、中路军范熙绩所部，务于7日以前占领宁河、丰台之线后，与右翼军联系，进攻胥各庄与唐山正面之敌；奏效后，即沿铁路追击前进，至滦河西岸待命。三、左翼李品仙所部，务于8日以前占领丰润至大鹿河之线后，以一部进击榛子镇，向沙河驿、迁安方面警戒，以主力进攻唐山、开平敌之右侧背。奏效后，即由铁路以北地区追击前进，至滦河西岸待命。四、第二集团军郑大章、第三集团军孙长胜所部骑兵暂归李品仙指挥，由铁路以北地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警戒我军左侧方，准备袭击向迁安、冷口逃窜之敌。五、各军对于外侨所驻之地及其生命财产，宜保护安全。六、总预备队暂驻天津附近，候军事进展后即向军粮城、芦台前进⁽⁴⁰⁾。与此同时，张学良也在规劝无效的最后关头，电令胡毓坤部扼守滦河，与白崇禧共同夹击张、褚残部，阻其肆扰出关。

在白崇禧的强大军事压力下，9月6日，直鲁残军纷纷自丰台、宁河、芦台等地退守老庄子、韩城、胥各庄一线，在丰润、唐山等地构筑防御工事，准备负隅顽抗。8日拂晓，李品仙督率左翼军魏益三、刘春荣部进攻丰润，激战数小时，逐次击破城外之敌，由东北、西南两门攻入城内，上午10时，占领丰润，残敌向东南方向退却。9日，右翼徐永昌指挥所部占领唐坊、胥各庄，连夜绕袭唐山，守敌惊惶退往洼里、古冶。10日，左、中、右三军胜利会师唐山，白崇禧随即在此召集前敌各重要将领会议，商讨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由李品仙指挥西路，进攻滦河，徐永昌指挥东路，攻乐亭”⁽⁴¹⁾。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通缉张宗昌。11日夜，中、右两军同占开平、榛子镇，12日晨占洼里、古冶。白崇禧亲临前线督战，命令各军乘胜前进，夺取滦州。下午1时，徐永昌部骑兵第三旅首先攻入城内，李品仙部则在城外雷庄车站与敌激战。与此同时，范熙绩部也加入作战。是日夜，滦州完全克复，残敌大部东渡滦河，向东北逃窜，小部分南北两路退往迁安、乐亭，滦河西岸基本为白崇禧东征军所占领。

张、褚残部渡河东窜后，白崇禧因奉军未加阻拦，曾电责张学良失信，违背了当日“夹击”诺言。张学良内部也议论纷纷，困惑不解者有之，大为不满者也有之。为此，张学良一面电复白崇禧，解释这是“因前线见有张宗昌眷属车东开，不便阻止，故尔放行，其部众乃乘机挤过。但奉军现决以武力解决，已命杨宇霆赴前方督战，负责执行编遣”⁽⁴²⁾。一面召集奉天省垣各机关各法团负责人至总司令部，演说他这次准予直鲁军渡河的经过及最后决心。他说：鉴于直鲁军“野蛮性成”，他曾电令胡毓坤军长“扼守滦河”，“嗣据胡军长电询，如张之家眷因败退渡河，可否令渡？本总司令以其末路可悯，复电准予放行，不意该部竟于列车内，满载武装军士，冒充家眷列车。渡河后，立将奉军守桥之一部分军队缴械，并向驻守奉军开枪反抗。胡军长当即返奉面陈经过，并谓张宗昌曾云，可以凭借某种军队，夺还直鲁，恢复当日地盘，汝（指胡）可随我取一致行动等语。本总司令以此冥顽，终难同化，予对彼决不瞻徇私交，贻误大局，此节决请安心。即以现事证之，便可了然，前因江（指黑龙江）省督办一席，张（指张宗昌）自以资格较万（指万福麟）为深，屡请畀伊，予始终未允其请，盖恐其匪军所至，至酿成第二之山东耳，此可见本总司令对张之态度矣。且张部之恶暴，举国共恨。此次决计彻底铲除，只为国家削除大患，预计一星期内可完全解决。请转告商民，俾知此次战事之真相，勿滋疑惧，是为至盼”⁽⁴³⁾。张学良一如既往，对这次武力铲除直鲁残军，仍表示要由奉军独力担任。当他得知白崇禧东征军，已有部分部队渡过滦河，追击张、褚残部时，曾不止一次致电白，提出奉军已在石门寨等地与张宗昌残部接火，不日即可肃清，请白电令所部不必过河，由他自行解决。白崇禧有感于张学良已表示愿意服从国民政府，自应以“新奉天视之，解决直鲁残孽，是奉方立功国家之绝好机会。吾人既不以旧日眼光看奉方，故乐将此种机会与彼”；另一方面也因东征军内部有少数部队（主要是所属冯玉祥第四集团军）与“奉军颇隔阂”，怕引发不必要的“误会”；再加上北戴河、秦皇岛、榆关等地均有“外军屯驻，关系复杂”，万一因此引起“外交纠葛”，更是他担当不起的，于是当即电令各部：未渡河之师，“俱陈兵滦河岸，架桥待渡”，已渡河之师，就地待命，暂勿前进，“河东之事，暂听张学良负责”⁽⁴⁴⁾。

张宗昌见奉方与直鲁军似已无多少调和的余地，失望之余，于9月14日发表抗奉通电，指责张学良“视余等为敌寇，勾连赤贼，向南请和”，“实背先人（指张作霖）之遗训”，故“不得不还师向奉，与奉军兵戎相见”，并假借名义，将奉军汲金纯、胡毓坤、于学忠等军长列名其中，企图挑拨奉军内部和张学良、白崇禧之间的关系。张学良也针锋相对，于是日通电奉军各军官予以驳斥，指出奉军“对南妥协”，实为“尊重民意”，“避免战争”。“效坤（张宗昌字效坤）对于屡次议定之收束（军队）办法，延不实行，及国军进迫，反率队渡河，退踞我军战地。初不解其用意所在，今接来电，始知效坤本意，实欲牵率我军入于漩涡，以偿其拥兵之志愿，及我军不受愚弄，乃一转而为攻奉之谋。其尤可笑者，电尾署名仍将我方军长牵连加入，实则汲、胡、于各军长现正着手将该军解缴武装，何至有列名之事？”但他最后仍幻想通过他与直鲁军之间的个人旧谊来消除战祸，因而委婉表示：“效坤果能觉悟来归，友谊自当如故”，学良“日来所取断然之处置”，“实具不得已之苦衷”⁽⁴⁵⁾。9月17日，张学良还特地发表劝告直鲁将士一文，表示他与直鲁将士“袍泽多年，久同患难”，“对于该军意在保全，并非歧视，该军如能恪遵命令，解缴武装，将来改编以后，仍当留用，即编余之将校，亦悉照募待军官章程办理”⁽⁴⁶⁾。但是，张学良的“个人友谊”，丝毫没有打动张宗昌的心，奉军与直鲁军的战事仍在继续进行。

由于奉军准备不足，白崇禧东征军又应张学良之请暂未加入作战，奉军在战事最初的几天里，明显处于不利地位。9月20日，杨杰向报界记者透露：“关内奉、鲁两军之激战，迄十八日止，奉军确受挫败，张、褚残部作战殊猛，奉军曾一度退北戴河，秦皇岛闻炮声隆隆不绝，一时奉军几有出关之势。”⁽⁴⁷⁾张学良也不否认这一事实，据当时报载，张学良致白崇禧巧（18日）电，“对安山奉军初战之失利，亦承认不讳，并自述其种种苦心，称为向所未遇之困难”⁽⁴⁸⁾。实际上，9月12日，驻守滦河东岸的奉军胡毓坤部就被直鲁军包围了。据白崇禧此前派往奉天监视改编直鲁残军，并随杨宇霆亲至滦东视察战事的徐承熙当时告诉记者：9月11日夜，直鲁残军在白崇禧东征军的追剿下，纷纷向滦东奉军防区溃退。起初，他们佯称：“将空车放回滦东，情愿受编，胡毓坤信以为实，未加戒备。后该项空车，到距滦河桥约二里之米各庄车站停车，而东面六列车所藏者，均为作战兵士，并纷向安山附近布置战壕，胡毓坤部遂陷于重围状态。迄十二日上午，张、褚各部完全渡河，并向两翼布置防御，胡毓坤部一时被直鲁军截为三段，无集合之能力，胡毓坤亦被张、褚所包围。胡无法，乃承认与张、褚合作驱张学良，并对张、褚通电签字。”这就是前文提到的胡毓坤“列名”张宗昌9月14日抗奉通电的由来。但是暗地里，胡毓坤仍在“安山谋集中攻击（直鲁军）。事被张、褚侦知，以胡合作既无诚意，乃令全军于十三日拂晓向胡军猛烈攻击，胡军第十四师几全军覆没。胡在安山附近之司令部，即被直鲁军重围。旋第八军李振唐部向安山东方增援，亦被直鲁军击溃一旅之众……十四日拂晓，张宗昌亲率所部由大李店绕到安山北方，褚玉璞亦上阵督师，当时势焰颇大”⁽⁴⁹⁾。白崇禧见奉军形势吃紧，不忍坐视，除命令原在滦东的陈调元部两师采取必要行动外，又于9月15日调李品仙一部渡河加入滦东作战，夹击直鲁残军。张学良一面命打虎山王树常全军火速入关参战，一面从榆关、昌黎调兵增援。16日，杨宇霆亲临北戴河，督率胡毓坤、于学忠、汲金纯、李振唐等部自东向西发动全面反攻，富双英部自芦龙向南进逼。白崇禧东征军则配合奉军在滦河东岸截击，对安山一带直鲁残军主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经过两日激战，18日，奉军占领安山，直鲁残军完全丧失斗志，纷纷改换门庭，自寻出路。19日，褚玉璞亲至安山，向杨宇霆请求停战，听候改编。21日，张宗昌化装村野匹夫，自朱各庄向滦河东岸下游潜逃。

退守滦东的直鲁残军总计九个师，情愿重新渡河而西，投奔白崇禧东征军者为姚钰、王恩贵、于世铭、祝祥本、张骏、刘振邦部，袁振青部愿归附奉军，方永昌、王琦两部已先在秦皇岛被奉军缴械。为尽快结束战事，白崇禧原拟暂予收容姚钰等六部，准其于9月21日携械渡河。经蒋介石批准，他权委姚钰、王恩贵、于世铭为暂编师长，祝祥本、张骏、刘振邦为副师长，并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指定于世铭部驻开平、胥各庄，刘振邦部驻古冶、洼里，王恩贵、张骏部驻雷庄，祝祥本、姚钰部驻滦州。但很快又发现各该部“军装缺乏，形同乞丐”，本部军队，尚虞饥寒，安有余力供其给养？加上各该部“野性难驯，军纪不良”，渡河以后“又有不稳风传”，特别是蒋介石当时屡以扩军为厉禁，收编乃是蒋系以外各军一大忌，便于22日在滦州召集范熙绩等前线将领开一军事会议，决定于23日晚将各该部悉数缴械遣散，并规定：“兵士每名给资五元，上士十元，尉官二十元，校官五十元，将官二百元。议既定，遂于二十三日晚各处同时包围缴械。当缴械时，张骏、王恩贵两部无甚抵抗，祝祥本部亦尚服从，惟胥各庄之于（世铭）部及古冶、洼里之刘（振邦）部等，抵抗甚烈……胥各庄二十三晚八时开火，十时始平复，国军亦死伤约二百人。”⁽⁵⁰⁾与此同时，袁振青部也于21日在安山附近被杨宇霆缴械。24日，白崇禧、杨宇霆会晤于滦州桥上杨的专车内，主要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并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一、各自向上级报告此次战事经过；二、滦州东西的防务问题；三、奉军交还被扣机车车辆问题。至此，白崇禧肃清张、褚直鲁残军的津东滦河之役宣告胜利结束。

第三节　“东北易帜”的实现

一　和平统一方针的确立

东北三省本是奉系军阀的大本营，张作霖北京安国军政府的稳固后方。由于张作霖在退守东三省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取而代之成了东三省的新首领。自“京津易帜”以后，如何解决东三省的问题，是和平解决还是武力解决，开始成为举国上下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就社会民众而言，无论关内还是关外，无疑都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因为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大战连年，灾荒频仍，长城内外，满目疮痍；大江南北，民不聊生，人民太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休养生息了。天津《大公报》为东三省问题所发的一篇“社评”，可说是这一民情的反映。它说：“全国人士立待正式罢兵，其尚未能者，仅以东省问题未决之故……吾人由人民之地位上，希望东省易帜，及早实现，先使天下罢兵，再办政治善后。”⁽⁵¹⁾而另一篇“社评”则更明确指出：“张作霖已逝，目标既失，更无专用兵力之必要，此固人人得而知者。”⁽⁵²⁾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层里，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领袖和政治领导者，早在“京津易帜”前，就表达过在和平解决张作霖北京安国军政府的同时，也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东北问题。5月22日，他指示吴忠信：“奉军如能先行自动出关，则此间不惟不加追击，而且必有推诚相予之表示。”⁽⁵³⁾30日，奉命北上的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孔繁蔚、尹扶一，在北京与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等人达成“奉张出关”等三项协议后⁽⁵⁴⁾，蒋介石、谭延闿回电表示认可，其中之一便是“国家政务由国民政府处理，奉方要员可加入国民政府”。6月1日，蒋介石见安国军已有必退之势，立即派于济川前往奉方传达三点意见：一、不使东三省为日本保护，致我中国失地；二、从速退出关外，勿守滦河，以免内战；三、如张作霖能下野，则中正本不重权利，亦可下野。又亲笔致函张学良和杨宇霆，吁请“‘爱国革命’，拥护国家统一”⁽⁵⁵⁾。“京津易帜”特别是皇姑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意识到张作霖这个奉方内部的最大和平障碍毕竟不复存在了，因而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更加充满了信心。6月26日，他指示阎锡山：“对奉计划，剿抚并施，甚为同意”，原则是“东省政治必受中央派员监督与指挥”⁽⁵⁶⁾。蒋虽说“剿抚并施”，但重点显然在“抚”，“剿”只是为了促“抚”。

主张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除了上述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外，政府方面还有于右任等人⁽⁵⁷⁾；而军队方面则还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阎在“二次北伐”中，就曾与蒋的谋和活动，采取过配合措施⁽⁵⁸⁾。6月中旬，又与白崇禧、商震等人在北京多次会议，“对东北时局，决定采取以政治手段解决”⁽⁵⁹⁾。7月1日，更向蒋介石明确表示：“遵照中央策划，用政治手腕解决东省事。”⁽⁶⁰⁾李宗仁因社会流传他力主“乘胜出关，完成北伐”，特于6月12日发表通电，全面阐述他的对奉主张：“此次奉天炸弹案发生地点，密遽省城，虽动因如何，未得真相，而东三省因此发生极大变故，则无待言。外而外兵压境，有触即发，内则军心无主，险象环生，若再穷追，非特糜烂地方，且恐横生意外。故此时如能于军事外别以政治手腕解决，自必有当人心，事半功倍。而奉军经此巨创，度亦无敢再蓄异志，自外生威。果其服从党义，效顺中央，似不妨优予包容，即就该地组设政治分会，以整理地方，从事建设，更由中央善为指导，使就范围。既可缩短军事期间，及早完成统一，而举全国人一致对外，尤可团结民族精神，以实现总理遗教。”⁽⁶¹⁾李宗仁深刻分析皇姑屯事件对奉军是一次“巨创”，东三省将因此面临严峻的形势：“外而外兵压境，有触即发，内则军心无主，险象环生。”在此形势下，奉军大体不敢“再蓄异志，自外生威”，倘若继续采取穷追出关，武力解决，不给出路的政策，则“非特糜烂地方，且恐横生意外”。因此，他主张“别以政治手腕解决”，既得人心，又“事半功倍”。作为李宗仁的主要干将白崇禧，也早在6月11日便已向社会公开表示过：东三省之事，“希望张作霖部下将领自行觉悟，只要服从主义，自可避免战祸”⁽⁶²⁾。当然，李、白如此主张，也有不便明言的隐忧，生怕政治解决的结果，奉军这支武装力量又成了蒋介石的“私家军”。7月17日，李宗仁复张学良，隐约透露了这种心情。李宗仁的复电，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所贵乎统一者，要在精神一致，不在形式偶合，现代国家，内政动关外交，前此联甲倒乙之纵横捭阖手段，已不适用”；二是“服从三民主义即是自谋生存，与服从个人势力迥然不同，势力之结合属于形式，主义之服从属于精神，属于形式者可暂不可常，属于精神者乃历久不敝”⁽⁶³⁾。征诸此前此后，蒋、李多有明争暗斗，李宗仁所言，显然是在暗示张学良切不可效法“前此联甲倒乙之纵横捭阖手段”，仅为服从蒋介石“个人势力”。

反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势力，主要来自军队和国民党党部两方面，军队方面主要是冯玉祥及其部属。冯在“二次北伐”中，由于历史的积怨，一直对奉持强硬态度，不但对张作霖所发“息争”通电不以为然，常常斗志“激昂”，对撤退中的安国军“肆意追击”⁽⁶⁴⁾；而且在张作霖离京出关后，仍命所部“为除恶务尽起见，务必乘胜追过京津间一段铁路，向天津东北芦台、宁河一带截击，使敌片甲不归，永绝后患”⁽⁶⁵⁾。所以，奉、蒋代表磋商“京津易帜”步骤时，奉方所提“唯一之要求，即为冯玉祥军队中止北进，以免冲突”⁽⁶⁶⁾。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祥的武力解决主张几乎始终不变，即使和平大势已定，不便再公开反对时，也没有放弃之意。7月初，日本东方电通社记者问他：“目下东三省问题，当如何解决？”他表示：“对此问题，或武力解决，或政治解决，或与张学良所派代表作妥协交涉等，均非余所能知，一切当服从南京政府之命而行。”又问：“如与东三省妥协，是否以改悬青天白日旗为绝对条件？”他仍拒绝正面回答：“此事亦待国府之命，予并不能言明。”⁽⁶⁷⁾实际是在外交辞令下，表达他对蒋所持和平态度的不满。而其所部鹿钟麟同时期与另一记者的谈话，虽也因对蒋有所顾忌，说得相当委婉，但毕竟直率多了。记者问鹿钟麟：外间传言东三省问题，“有政治与军事两种办法，究竟如何？鹿答以此事如全用政治手腕，恐怕不行吧。记者问以如全用军事手段，有无窒碍？鹿答我意东三省问题，军事到相当程度时，始以政治手段解决之。”⁽⁶⁸⁾显然，冯、鹿看重的不是“政治手腕”，而是“军事办法”。在国民党党部方面，主要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国民党奉、吉、黑三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迄至7月12日，他们还专函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严厉责问：东三省问题，“近忽闻有政治解决之消息，敝会等实大惑不解，不知诸革命伟人，是何心理？论奉系军阀之罪恶，为吾党革命最后之目标。吾党革命四十年，牺牲几许同志之头颅，最后竟与万恶军阀谋妥协，何以对地下诸先烈？更何以自解于国人”？他们表示：“为保全自己之人格，为保全吾党革命之真精神，誓死反对以政治解决。”⁽⁶⁹⁾

但是，在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中，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毕竟是他人无法比拟的。他的决策，虽然常常遇到挑战，却是难以动摇的。对东三省问题的决策也是这样。事实上，皇姑屯炸弹一响，蒋的和平统一方针，就已成竹在胸了。而且，早在6月上旬，他就通过其派往北京的谈判代表孔繁蔚，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公诸于众了。当有记者问：“东三省问题，将用何法解决，用武力耶？抑用政治方法耶？”孔毫不犹豫地回答：“国民政府预定计划，以武力解决东三省问题。但张作霖被炸后，东三省已失去一大领袖，继任无相当人物，将来数领袖如张学良、杨宇霆等管辖三省，彼均为奉方之新派。在此外交紧急之中，在政治上恐有合作之可能，惟须服从三民主义，受国民政府节制。倘彼有如此之觉悟，即可不必再藉武力以解决。”⁽⁷⁰⁾不难想象，孔繁蔚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没有蒋的授意，是不太可能发表这类事关大局的言论的。代表南京联络奉方的参议何成濬当时曾对人说过的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6月24日，“奉方有电约彼赴奉，彼未奉命令，不能自主，故未往也”⁽⁷¹⁾。何因未接到蒋的“命令”，便不敢自作主张，应约前往奉天接洽，孔繁蔚不经蒋授权，就敢于自作主张向记者公开国民政府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大政方针？可见，蒋介石的和平统一方针，早在6月初就确定了，并且一直不为异议所动。

蒋介石如此坚持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是由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首先是迫于日本的外交压力。正如阎锡山所说：“国府之所以欲求避免以武力经营关外者，只为顾虑外交关系之下，并非力有不逮。”⁽⁷²⁾阎所说的“顾虑外交关系”，虽未明指为何国，但当时举国皆知，就是中日关系。因为日本早就公开声明过，东三省有其特殊利益，北伐战火不能扩大到关外，而且还有“济南惨案”的先例。对奉问题，本是中国的内政，只因中日、日俄战争的历史关系，日本在“彼有数万万之投资，二十万之侨民，其政府运命，且往往系于是焉”⁽⁷³⁾，蓄意把它变成了对日问题，蒋介石自然有所顾忌。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成员署名文章，对此也有清楚的说明：“对奉的正当办法自然是用军队去讨伐，但是我们一用军队去讨伐，日本一定又要出兵来捣乱。”“因为要避免那疯狗一样的日本政府的凶焰，不得不用政治方法去解决东三省政局。”⁽⁷⁴⁾其次，也是为了贯彻国内施政方针的需要。6月12日，“京津易帜”刚刚实现，蒋介石就审时度势，提出了包括裁军在内的五大施政方针。既要裁军，当然就不便再坚持武力解决了，否则非但裁军不可能，且势必引起新的募兵热潮。诚如当时舆论所言：“若再用武力讨伐，则当此高唱裁兵之时，又未便复作旷日持久之大举。”⁽⁷⁵⁾最后，关内外民众一致呼吁各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不能不说也是影响蒋介石决策的因素之一，尽管不是主要的。

6月中旬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主张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消息，或公开或秘密地通过各种渠道，纷纷传到张学良的耳边案前。6月16日，阎锡山在京津卫戍司令部召见奉军留京代表邢士廉、于珍，“并面交亲笔函一件，令转达张学良氏。函内大意，力劝奉军将领宜顺应潮流，勿再固执偏见，使地方糜烂”⁽⁷⁶⁾。18日，国民政府委员钮永建也以私人资格致函张学良、杨宇霆，指出：“吾党本先总理之遗教，以建立全民政治为旨归，同是中国人民，苟能幡然憬悟，服从主义，笃守党纲，莫不兼收并致，咸与维新。武力征讨，事非得已，往事俱在，可以复按。执事与部属……若能及时表示，翕然来归，此千秋之业也。如复徘徊歧路，坐昧先机，成则使三省为朝鲜之续，败则致一身蒙覆亡之祸，计虑之拙，孰逾于此，夫岂智如执事者所应出耶。”⁽⁷⁷⁾此外，蒋作宾、何成濬、方本仁等人都通过不同方式，对张学良做过类似工作。但张学良迟迟没有任何响应的表示。6月20日，他虽然为就任代理奉天军务督办，发表过一个纲领性的施政宣言，却只字未提赞成和平统一与否。诚如当时《盛京时报》的评论所说：今吾读新任奉天军务督办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号日通电，除了已故关外王每次因战败而回，郑重申明其保境安民之志愿，如停止军事，息事宁人；如交邻亲善，共存共荣；如整饬戎政，兵农实边；如实事求是，尊重民意等由来已非一次的“同样之宣言”外，对于“将以如何方法，对待南方势力”这个人人所欲知的问题，仅有“非自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事”一语。“至于是否容纳实行和缓他方侵害的危险性之手段，绝不言及。质言之，将绝对否认三民主义到底乎，抑或容认而悬青天白日旗于辽水之滨乎”⁽⁷⁸⁾。岂止如此，他在同日复钮永建电中，甚至将钮的劝导，视为“威武之力”，颇不以为然地说：“今日全师而退，保我乡邦，虽永怀此厌战之心，而亦不甘屈于威武之力，但有正当之解决，自亦无不愿闻。”⁽⁷⁹⁾可见，张学良此时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并不十分主动，仅愿听听“正当之解决”而已。

张学良暂未对蒋介石的和平统一方针表态的原因，主要是张作霖被炸后，“内部布置须经时日”⁽⁸⁰⁾，此其一。这虽是邢士廉等谈判代表，对张学良“迟迟”未与蒋介石“接洽”的解释，带有几分开脱之意，倒也大体符合事实。首先，他要及时采取措施，如为张之死保密、部署军事善后、统一内部意志等，以稳定东三省局势，使之不致因张作霖之死而发生动乱。其次，也要为自己回到奉天后的政治出处作出安排。第三，更要考虑与日本的关系问题。第四，还要观察南京国民政府究竟谁能坐稳第一把交椅，“因彼等宗旨随日俱变，何人当权，则以何人之意见为准定也”⁽⁸¹⁾。所有这些，都是“须经时日”的⁽⁸²⁾。

其二是不满于蒋介石以武力促和的高压态势。“京津易帜”之前，张学良确曾力主停战议和。据说，5月15日，他还为此特地从前线赶回北京，与“孙传芳、褚玉璞等之强硬论”者“舌战通宵”⁽⁸³⁾。但也须指出，和他父亲一样，也是强烈坚持以北伐军停止前进，实行对等的和平为先决条件的。5月中旬，张学良复上海总商会和北京银行公会两电，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他在两电中，对北伐各军的“弯弓而射之成心”，颇有怨恨地说：“所可慨者，今人日詈军阀，乃口则骂之，黩武穷兵，变本加厉。故非有同等之觉悟，断无实现之和平。”“若同根萁豆，必不相容，则非学良等之所敢知也。”⁽⁸⁴⁾“京津易帜”以后，他在代理奉天军务督办宣言中强调，只有“他方危害”不“侵及生存”，才“不轻言战事”，而只字不提奉方是否也放弃或和缓侵及他方生存的“危害”。他在复钮永建电中表示，“不甘屈于威武之力”，都是这种心态的具体表现和延续。

其三是东三省的政治权益，没有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足够重视。6月16日，阎锡山让邢士廉、于珍转告张学良的条件是：一、东三省军民兵官宣言服从三民主义，改挂青天白日旗；二、改组东三省政府为委员制，并由国民政府派委员加入；三、须受国民政府命令指挥；四、东三省各地设立国民党及宣传机关⁽⁸⁵⁾。一切大权，操自于我。而张学良向蒋作宾所提出的要求却是以张学良主席政治分会，杨宇霆主席奉天，张作相主席吉林，吴泰来主席黑龙江⁽⁸⁶⁾。两相比较，差距之大，可以想见。正因如此，一向沉稳的张学良，竟在五天后与路透社访员的一次谈话中，表现出情绪失控。据媒体报道：“张氏对国民政府态度能谅解，并愿与国民政府谈判根据于平等之和平条件，但东三省为中国重要一部分，彼对于不令三省参预国家大事之图谋，绝对不同意，故张氏决定以全力破坏此图谋。”⁽⁸⁷⁾

然而，就在这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各国遵正当之手续另订新约，日本感到要想拒绝南京国民政府修改中日通商条约的要求，并达到“满蒙特殊化”的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张学良施压，促其自立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阻止蒋介石和平统一计划的实现。于是，6月25日，田中外相通过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传话给张学良：“东北宜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接近态度。”⁽⁸⁸⁾29日，再命林久治郎转告张：“此际匆促采取迎合南方的态度，非但毫无必要，且有危险。暂应维持现状，保境安民，以观形势变化。”甚至警告道：“如有扰乱东三省治安者，日本准备根据必要，采取相当手段。”⁽⁸⁹⁾但是，张学良毕竟是中国人，而且生来吃软不吃硬，想到晚清以来的亡国之惧，和不久前皇姑屯杀父之仇那一幕，田中的强硬态度，反而促使他向南京国民政府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7月1日，张学良急电蒋介石等人，说：“至国难所在，学良当以民意为依归。所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束军事；一面以最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⁹⁰⁾张学良此电，尽管也有前提条件，要求蒋也要以大局为重，“同时收束军事”，并通过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一切重要问题，但毕竟首次向蒋介石表达了赞成和平统一之意，说明张自此与蒋达成了共识，将和平统一方针作为国家根本大计，而正式确定下来了。

二　张学良未能兑现七月“易帜”的承诺

张学良是个说干就干，不尚空谈的人。7月2日，他电告北平何成濬，由他亲自指派的全权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正在大连候船赴平面谒蒋介石，请知会平津军警加以保护。这表明张学良已以实际行动，正式启动东三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和平统一谈判。但他同时又是个宁折不弯，不轻易屈服于人的人。3日，蒋介石为“祭告总理，收拾北平军事，解决奉天问题”⁽⁹¹⁾，邀约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尽早北上到达北平。同日，张学良宣布就任早在6月27日，便已由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选举产生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之职。张早不宣布晚不宣布，偏偏在蒋抵平后的同一天宣布，是历史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征诸王树翰等人抵平后，向新闻界公开发表谈话说：“东三省目前确成整个的状况，一切由汉卿指挥，此次赞成统一，亦系各方与汉卿主持，只要事确【实】上不发生困难，定可从容接洽。”⁽⁹²⁾显然，张学良是要借此向蒋介石及世人表明：他现在已是东三省说话算数的“整个”领袖，即统一领袖，不是可以随便轻视的。

其实，蒋介石早就摸清了张学良的心态，所以历来都很照顾张的面子。还在6月中旬，他就通过孔繁蔚表过态，“以政治手腕解决时局”，绝不会“以征服者待奉军”⁽⁹³⁾。7月3日，又通过李烈钧向报界公布“政府处分东三省问题”的三项基本原则，以表达其对奉方宽大为怀之意：“（一）以政治手腕为三省人民谋福利；（二）对三省新旧派兼容并顾，不偏于任何方面；（三）以公正办法处理东省政务军事。”⁽⁹⁴⁾张学良全权代表王树翰等人抵达天津后，蒋先是派漆英赴津看望，后又派张品哲促其早日赴平。10日下午抵平时，命方鼎英等百余人前往东站迎接。12日，又在碧云寺先与阎、冯、李等人单独会见⁽⁹⁵⁾。13日，更在中外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对当时报界各种有损张学良及奉军尊严的言论，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和制止。他说：“刻下奉天代表已来平。自从张学良东电（指7月1日电）发表后，有谓奉方求和，有谓奉方投降，其实这一类的话，皆能引起不好的感想。要知道我们不是用武力统一国家的，是用主义统一国家的，无论奉方派代表来，或是通电表示，我们为国计民生计，均不能再战，只要大家服从三民主义，同在主义下努力就行了，并不像国际战争，有所谓求和、投降等名词。以后请各位对于奉方代表和通电，不要随便登载，引起他们的恶感来。”⁽⁹⁶⁾

为排除各方干扰，确保和平统一谈判顺利进行，蒋介石刚到北平就推出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实行新闻控制，不许本国新闻媒体随便报道谈判内容。7月1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办公厅根据蒋的面谕，分函北平新闻界：“关于东三省问题，正在秉中央决定妥善之处置，外人传说纷纭，用意多不可问，本国新闻界对于此问题，宜格外慎重登载，免惑观听。”⁽⁹⁷⁾他这样做的目的，当事人邵力子曾坦率告诉记者：东省问题，“已嘱各报不必登载，尤其是接洽内容，各报即有所闻，亦不可披露。因日本人正拟设法以【从】中作梗，假使将内容随便揭晓，则日人必大使捣鬼之伎俩也”⁽⁹⁸⁾。蒋介石推出的第二项措施是由蒋亲自主持对奉谈判事宜，他人不得插手。蒋先于7月11日在北平汤山会议上，向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提出此项动议，迫使向来主张武力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冯玉祥不得不承认：“关外的问题，由蒋总司令主持办理。”⁽⁹⁹⁾然后于13日电告南京谭延闿：“奉方事现由中（正）负责接洽，如有该处代表来京商承者，请转知国府各委员一概拒绝，以免纷歧。”谭随即复电表示：“一切请公主持，专电已示同人，极为赞成。”⁽¹⁰⁰⁾蒋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处理东三省问题的最高主持权。

张、蒋此次和平统一谈判的第一个问题，是张学良7月1日通电中提出的“速开国民会议”问题。王树翰等谈判代表抵平后公开声明：这是张学良易帜的前提条件，“前提决定，以后一切自易协商”，并表示他们将按张学良7月1日通电“述明”的“接洽范围”办理⁽¹⁰¹⁾。张为何提出这一前提条件呢？首先，国民会议是孙中山1924年北上宣言中首次提出，后又成为其遗嘱中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列的一大政治主张，以此为“易帜”的前提条件，或许不致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其次，张学良行事，向来标榜“尊重民意”，用王树翰等谈判代表的话说：“张总司令年来一切措施，纯以民意为依归。”⁽¹⁰²⁾国民会议，乃是民意最高机关，“易帜”与否，一旦议决，谁好反对？可以借此让“易帜”反对者闭口。第三，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对“易帜”尚有一层顾虑，诚如他自己所说：“因对外则有某方（指日本）窥伺，对内则新遭大故，变更太骤，虑生枝节，但须经过一重正式手续，全国一致解决。”⁽¹⁰³⁾张学良此言，除了表明他希望东三省“易帜”，能经过国民会议这样“一重正式手续”，以示其尊重民意，不给日本干涉以借口外，还透露了他不希望“易帜”进程“太骤”这样一层心思。怎样才能使“易帜”进程不致“太骤”呢？国民会议自然是最佳选择。因为依据孙中山的设计，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尚须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如此一来，“易帜”进程还快得起来吗？至于张学良何以不希望“易帜”进程“太骤”？征诸后来的事实，可以肯定和他所要求达到的条件不无关系。或许正因如此，张学良这一先决条件，才自始不为南京国民政府所接受。蒋介石还在北上途中即已宣布：“召集国民会议，不可急剧从事，在第五次中全会当有决定。现在训政时期，国民会议尚非其时。”⁽¹⁰⁴⁾7月4日，阎锡山也表态说：张学良对“三民主义只有服从，无所谓妥协。张请召集国民会议解决东三省问题，尤属误会，因全国统一后，方能召集国民会议，并非以国民会议来谋统一”。邵力子完全赞成阎的意见：“国民会议须俟统一后召集，非开国民会议后始能统一。”⁽¹⁰⁵⁾此后，国民会议便没了下文，可以肯定是张学良已意识到此路不通，彻底放弃了这一要求。

由于张学良不再坚持速开国民会议为“易帜”的先决条件，谈判随即转入“易帜”条件、何时“易帜”等具体问题的磋商阶段。尽管张学良代表声称“余等此次来平接洽，本无条件”；蒋介石也公开宣布：“现在我们不一定积极的要他们挂青天白日旗，我们也不一定积极的要他们明了主义，我们是要他们知道国家有统一的必要，否则名义上虽然统一，而实际仍不统一，是无用的。”⁽¹⁰⁶⁾但事实上，条件还是有的，甚至少不了讨价还价。张学良除通过王树翰等人在北平直接与蒋介石接洽外，还在奉天亲与蒋所派代表参谋厅长刘光、前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张弧之子张同礼周旋。综合奉天、北平两地所谈，涉及“易帜”条件的问题，总体而言，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一、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二、奉行三民主义；三、改悬青天白日旗；四、撤退关内全部奉军。张表示均可办到，但也提出一反要求，“国民革命军不进往关外，东三省兵力照比例裁撤”。分别而论，主要是：一、指示外交机宜问题。张学良希望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全力办理对日交涉，东三省外交方面由国民政府指示机宜，声称：“只要国府对外交有把握，东北易帜不成问题。”蒋表示：“中央自有外交准备，必能为先生负责。”二、设立政治分会问题。如前所说，张学良此前就向蒋提出过，“易帜”后须在东三省设立政治分会，并由其亲任主席。对张学良这次旧话重提，蒋同意由其组织、请委，不加干涉，并表示“对东北人才特别延揽”。为防口说无凭，张要求蒋明复一电，以安部下之心。三、组织国民党党部问题。张学良以东三省人民未经训练，希望暂缓组织国民党党部，先派员赴南见习，再行举办。蒋则拟请周震鳞、田桐、王乃昌、戴季陶等前往指导党务。四、暂停热河军事行动问题。张学良借口难保不引起全局误会，恳请蒋介石暂停进兵热河，待三省全局议定，再从长讨论。但遭到蒋的拒绝。7月15日，蒋任命方振武为左路总指挥，负责热河军事。五、肃清关内直鲁残军问题。蒋介石本拟“依照政府计划”，早日肃清关内直鲁残军，张起初也曾同意由蒋“负责处理”，但后又“声明中央若予以犹豫期间，彼方能设法将该项军队解决”。蒋“为息事宁人计，准予所请”，但限定须于五星期内一律改编，且“仍准备军事，以防不虞”。六、恢复交通和放还铁路车辆问题。蒋要求张学良尽快恢复平奉路通车，并速还平汉、津浦、平绥各路车辆，以利交通。张复电告以代表赴平时，就“曾嘱提议及此……如或虑有不便，亦可分段开车”。至于所扣车辆，也“确允放回”，但又有消息称，“张学良愿还其半，蒋则要求全还”⁽¹⁰⁷⁾。由此可见，张学良“易帜”，的确“不是无条件的投降，而是有条件的妥协”，诚如当时社会舆论所指出：张学良“须以确定东三省地位为前提，决非为三民主义而牺牲一切者”⁽¹⁰⁸⁾。

对于“易帜”时间，蒋介石当然希望张学良能在其留平期间“立即改帜”⁽¹⁰⁹⁾，以便借此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也为他争夺国民党内部统治权取得更加有利的地位。但张却认为东三省情势特殊，“不能不斟酌环境状况，循序进行”，希望蒋也能据此“斟酌一最快捷最完美方法，俾对内对外均无遗憾”⁽¹¹⁰⁾。显然，他并不以立即“易帜”为然，只是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与其达成了热河先于7月19日宣布“易帜”，东三省再于20日发表“易帜”通电的协议⁽¹¹¹⁾。19日，热河都统汤玉麟倒是在张学良的授意下，如期宣布热河“易帜”了。但东三省却未能于20日兑现“易帜”的承诺，原因是19日发生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外相之命，再次警告张学良不可“易帜”事件⁽¹¹²⁾。为此，21日，张亲电蒋介石，痛呈愧疚：“日方警告情形，迭请代表转达，谅荷察及……通电易帜，弟已承诺在前，独以顾虑桑梓目前危险，不克立时践约，愧疚实极。”同时表示：“弟此后行动，一以兄为依归，易帜固为袍泽之良友，不易帜亦为精神之信徒。东省行政方针，当本先总理训政方略，亦步亦趋，为不拘形式之统一。”希望蒋能体谅他暂不“易帜”而为“精神之信徒”的苦衷。为进一步消除蒋对其未能践约的疑心，张还建议蒋于离平返宁途中指定一会面地点，以切商此后进行方法，并表示他“决不惮此一行”⁽¹¹³⁾。但蒋急需的是“形式之统一”，而不仅仅是“精神之信徒”。他一面以“东北治安极关重要”，婉言拒绝了张学良的求见之请，表示“俟时局平定，再图嘉会”⁽¹¹⁴⁾；一面通过何成濬、刘光转告张：“东三省之存亡，即全中国之存亡，系乎先生今日之举措，务望即日宣告易帜，完成统一。无论如何困难，必以毅力排除，勿稍瞻顾，致误事机。”因为“日人此等举动，非仅悍然干涉我国内政，直已视东三省为彼俎上物，今惧别生枝节而犹疑不决，以后将永远受其宰割，东三省不复为我国领土，先生亦岂能更有立足之地？若不受其恫吓，毅然易帜通电而以独立之精神出之，则东省为全中国之东省，全国皆将深致崇敬，为先生后援，且中央自有外交准备，必能为先生负责，日人未必敢遽肆吞噬。即彼真占据东省，吾人必以全力对日，援助先生，真爱国之英雄，决不患无用武之地也”⁽¹¹⁵⁾。在蒋介石的再三催迫下，张学良不得不又一次答应22日为“易帜”之期（后延至24日）。蒋满以为这次总可以如愿以偿了。殊料7月24日，他在寝食不安中苦苦等来的张学良之电却如是说：“东省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如兄以为非易帜不可，则弟只有去职，以谢我兄相待之盛意。”⁽¹¹⁶⁾至此，蒋已意识到他期盼中的东三省“易帜”是绝无可能在北平看到了，于是一面复电安抚张学良，东三省“惟兄是赖，务望努力前进，以达最终志愿”⁽¹¹⁷⁾；一面怀着失望和不安的心情于25日离平南下返京。他在日记中写道：“东省未定，关内未清【靖】，而来京开会，汗颜而已。”⁽¹¹⁸⁾就在蒋介石离开北平这一天，张学良将东北暂缓“易帜”的决定，告诉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表明他已完全放弃了7月“易帜”的计划。

东三省未能如蒋所愿在其逗留北平期间宣布“易帜”，张学良强调是日本压迫的结果，“如我方不听劝告，（彼）即用武力。确非空言恫吓”。他信誓旦旦地要蒋相信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弟之为人，向不肯欺人自欺，请询君实（刘光字君实）、小岱⁽¹¹⁹⁾即可尽知。如再怀疑，并可派员来奉监督一切。”还说他接到了东京的情报，日本“民政党联合贵族院反对政友会对于东省之举动，以为破坏统一，干涉中国内政，此种拙劣外交，徒伤中国国民感情，使日本益立于不利之地位，而政友会少壮派亦起而反对干涉”。这一切都表明田中首相的地位已“行将动摇，我倘于此时予以借口，彼转可借对外问题以延长其政治生命，故为大局计，似不必急此一时”⁽¹²⁰⁾。他详细向蒋报告了东三省保安委员会所讨论的对付日本之策，“不外三种：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将成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¹²¹⁾。由此看来，张学良暂缓“易帜”也不全是消极的表现，而是为了在国际上寻求更为有利的时机，待坚持强硬对华政策的田中下台以后再行“易帜”。

张学良的“易帜”诚意不容置疑⁽¹²²⁾，诚如其谈判代表所说：固然“不能因日本一纸警告而中止其固定计划，但奉日接壤，关系较切，亦不得不与国民政府及海内贤豪商榷一番”；况且张学良“为东三省之责任人，稍一不慎，未必不演成第二济南惨案，人方寻隙，我当镇静，理势然也”⁽¹²³⁾。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张学良暂缓“易帜”也远非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单一、纯情。7月23日，他对某报记者的一句真情告白便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易帜“断不因日本警告即行终止，或当藉日本警告便诚心地进一步与国府早谋妥协”⁽¹²⁴⁾。原来，日本的警告，在张学良眼里，其实也并不那么重要，既然断不会因日本的警告而终止“易帜”，说明他并不那么惧怕日本，既然不会“藉日本警告”，“与国府早谋妥协”，说明他也不那么依赖南京国民政府，更非不少研究者所过分强调的那样把“爱国”看得高于一切。种种迹象表明，他对易帜踌躇再三、裹脚不前，还有一个不愿示人，或者说不愿他人发现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奉系军事集团的群体利益，同样是左右他抉择“易帜”时机的重要标准，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标准。因为他很明白，他愈是重视奉系军事集团的群体利益，他在该集团内部所获得的支持率就会愈高。

张学良暂缓“易帜”后，其谈判代表随即在北平向新闻媒体声明：“东北此次毅然主张赞成统一，系鉴于中国频年内乱，国将不保，确有速谋团结之必要，并非藉统一运动，以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此种主张系诚恳的、一致的，外传张辅臣（张作相字辅臣，也作辅丞）、万寿山（万福麟字寿山）颇不赞同，皆离间挑拨文章，别有用意……易帜一事，因精神一致之倾向，迟早总须达到目的。”⁽¹²⁵⁾意思是要人们相信张学良不是为了“个人地盘与权利”而暂缓“易帜”的，三省内部对“易帜”也没有分歧。这是不打自招，恰恰说明与“个人地盘与权利”有关。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还不在于此，而是张学良授意汤玉麟7月19日宣布热河“易帜”一事所反映的真实意图，一在缓和社会各界对其迟迟不宣布东三省“易帜”的不满情绪，如张学良、汤玉麟派往北平的交涉代表金鼎臣所说：“张总司令因外间对彼‘易帜’迁缓多持异议，遂决命热河先行‘易帜’，以示促成统一之决心。”二在掩饰东三省内部所存在的新旧派系之分。用金鼎臣的话说就是：“汤司令及张叙五（张景惠字叙五）、张辅丞与张雨公（张作霖字雨亭）为数十年之患难交，时人号为奉方之旧派。今汤既听张（指张学良）命，服从国府，可见东北对服从国府并无新旧之分。”⁽¹²⁶⁾而张学良派往北平的一位谈判代表则说得更加坦诚、直率：“现热河汤玉麟业已‘易帜’，可证东北新旧派之说无稽。”⁽¹²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前所说，7月15日，蒋已下令进军热河，且部队也已开始向热河前进了。显然，宣布热河“易帜”，不过是阻止蒋介石进军热河，保证这块地盘不致落入南京国民政府之手的应急措施。这是整个东三省“易帜”谈判中，张学良始终坚持不放的条件。据金鼎臣说，他此次赴平所负首要任务，就是向有关方面说明“热河既已换旗……希望国府以同化者看待，勿再对热进兵”⁽¹²⁸⁾。如此看来，张学良授意汤玉麟7月19日宣布热河“易帜”，其实不过是个借此巧妙控制热河的骗局。而且，还是个早在张学良派出王树翰等四人赴平谈判之前就已设计好了的骗局。据徐祖贻说：他们赴平谈判之前，在张学良召集的一次对策协商会上，张作相就提出了这一策略和建议：“当力促关内汤阁丞（汤玉麟字阁丞）先服从国府，以示真诚。”⁽¹²⁹⁾这是张学良此时放弃东三省“易帜”计划的根本原因，说穿了就是还有太多的内部矛盾需要时间来协调，还有太多的包括他本人的权利在内的奉系军事集团的群体利益需要时间来维护。正如当时一个自称“彬彬”的《中央日报》记者所说：“小张所虑青白（指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国旗）一挂，委员之任命，党部之组织，均由中央主持，己之权力，势将剥夺，非将此层说妥，得有相当之保证，未肯高悬青白，皈依党国。”⁽¹³⁰⁾可见，张学良暂缓7月“易帜”计划，固然有日本警告的客观原因，而张学良“藉统一运动，以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的主观原因也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前者。

张学良在当时的中日两国三方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竟敢如此大胆地向蒋讨价还价，不能不说与他对中日两国三方格局的正确把握和对蒋介石、日本田中义一方面的细微体察是分不开的。他清醒地看到，他与蒋及田中之间虽然存在利害冲突，但也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蒋介石企图实现自我为中心的国家统一，要求张学良从速“易帜”，这是矛盾的一面。但是，东三省问题，实际又是个对日问题，因为日本在此拥有许多不愿放弃的特权⁽¹³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蒋自知得罪不起日本，要想解决东三省问题，便不能不寻求张学良的合作，于是他们之间又有了相互依赖的一面。用蒋介石的话说：“东三省为我重要国防地，乃日本势力侵入已久，吾处置方法，非慎重周详不可，否则东亚战祸之导火线如一开，将不可收拾矣。总理所谓和平统一，吾必以至诚，力促奉军将领觉悟，欣然而来归也。”⁽¹³²⁾为此，当张学良派代表赴平“表示诚心服从中央及国府”时，蒋则答以“如能乐意服从本党，统一中国，甚佳。如系勉强，仅形式统一，不如待瓜熟蒂落”⁽¹³³⁾。张学良从中感悟出，蒋介石是在暗示他东三省“易帜”必须自觉自愿，“欣然来归”，不要让人觉得“勉强”，是他人逼出来的。而蒋这样做的目的又在于告诉田中：东三省“易帜”是张学良的“觉悟”，非我所逼，你日本不要借口挑起“东亚战祸”。隐隐透出蒋介石对日本干涉的几分惧怕。正是这种惧怕和期待，使张学良意识到，在蒋介石面前，他并不处于绝对弱势，仍可在一定范围内，借助日本对蒋的牵制，转化为强者。

至于田中义一的心思，张学良也是一清二楚的。因为如前所说，蒋介石在追求统一的同时，又宣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订新约，势必就要威胁到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权利。他既然赞成东三省“易帜”，自然就和蒋介石一样，也成了田中的对立面，诚如当时的日日社记者所论：“日人之阻止奉方易帜之内幕，实虑国府外交政策行之于东省，深恐于日本所得之特殊权利，有若何之损失。”⁽¹³⁴⁾但是，张学良也了解，田中这时的目的，毕竟还只限于维护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权利。7月16日，林久治郎便亲口向他表示过：如果他愿意遵守有关铁路和其他日本权利的条约条款，那么即使他加入了国民政府，日本也会保证支持他⁽¹³⁵⁾。很明显，他与田中虽有矛盾和争斗，但同样也有相互依赖的一面。而且，张学良还亲身体验到，田中这时对东三省“易帜”，虽然气势汹汹，态度强硬，却又在挑拨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要蒋相信他没有向张施压，东三省未能践约“易帜”不是他的责任。用他自己对蒋的话来说就是：“日方近来手段对东则施以压迫，对尊处则又极力掩饰，既以淆乱欧美之耳目，又以离间我辈之交情。”⁽¹³⁶⁾这一事实，让张学良意识到，田中对东三省“易帜”的干涉，也是底气不足的，他在维护奉系军事集团的地盘和权利方面，不仅有利用日本的必要，而且还有利用的可能。这就是张学良敢于以弱势之方，与蒋较劲的动力。

三　蒋介石双十节“易帜”希望的落空

蒋介石7月“易帜”计划受挫，田中大受鼓舞，自觉其压张逼蒋让步的政策，已初见成效，于是决定趁热打铁，继续利用张学良为其父举办葬礼之机，加大对张的施压力度。8月4日，他所派特使林权助男爵，衔命到达奉天。6日，向张递交所携田中信件，田中在信中明确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与关内统一，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¹³⁷⁾。张作霖葬礼结束后，林权助又两次会晤张学良，重申田中的强硬态度。特别是9日的会晤，尽管张学良小心翼翼地“致谢此次吊丧盛意，并表示此后奉日关系益亲，愿本共存共荣本旨，与日提携，实现东三省和平经济政策”。但林仍然一点面子也不给，当即发言道：“屡次传达帝国政府对南北统一反对意志，谅已谅解日本意向所在。总之，日本政府此刻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东三省若与国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既得权利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今劝汝暂观望形势为妥，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此刻请汝毅然决然，行其所是，勿为浮言所动。”与林权助一起会晤张的林久治郎甚至恫吓说：“简言之，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奉方与国府妥协，即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请为三思。”⁽¹³⁸⁾张学良虽未当场示弱，表示其不能背弃三省人民的心愿，而自行其是，但权衡再三，还是不顾7月31日刚刚向蒋介石承诺过：“弟将丧事（指将于8月7日举行的其父的葬礼）办完，自必对国府有表示，决不有负我兄之意也。”⁽¹³⁹⁾经东三省保安委员会讨论、议决，于10日再次派代表刘哲通知日方，东三省“易帜”继续延期，并且不是一般的延期，而是长达“三个月”⁽¹⁴⁰⁾。

张学良一再延期“易帜”，给蒋介石和他本人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在蒋方内部，如前所述，本来就存在一股主张武力讨伐，反对政治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势力，这股反对势力即使在蒋、张7月“易帜”谈判的蜜月时期，也没有销声匿迹。7月15日，他们以东三省特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声称“本党誓师北伐，志在消灭军阀，铲除一切反动势力，建设三民主义国家”。可是，“近者张逆学良，杨逆宇霆，复拟定由三省保安联合会，产生东三省军政长，由三省硕学鸿儒会，产生东三省民政长，总管三省军政民政，添设兵工初级高级中学，招收吉、黑土匪，从事扩充军备。观其目前之布置，断无归附之诚心，所派来平之代表，完全以探索实况为主衷。亟望本党忠实领袖，勿为所惑，致铸百年大错，并语专事投机，到处拉拢之革命伟人，息其欲念，免为本党遗臭，设对誓与本党为敌之军阀而可言和，则何人不可妥协？”⁽¹⁴¹⁾矛头直指张学良和蒋介石（所谓“革命伟人”）。张学良宣布暂缓“易帜”，似乎验证了他们的预见，自然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武力讨伐立场。据当时电通社消息，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曾向有关方面“报告与奉方磋商统一之经过，蒋声言奉派确有诚意，遂将其所带南下之张学良等亲笔手书若干通，同时披露，一部分人员，悉已谅解。昨尚有认为不能满足者，谓须具备下列三条件，方可承认其有诚意：（一）要求张学良即日通电遵守三民主义；（二）改悬党旗，实行组织政治分会，人选不能限于东三省籍人；（三）表示排斥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及安福系、交通系等”⁽¹⁴²⁾。

至于社会舆论的指摘就更不绝于耳了。当时的新闻媒体，特别是京、津两地的民间报纸，多不以张、蒋的表现为然。8月8日，北平的《京报》就曾公开表态说：本报“不赞成蒙头盖脸之张学良已有诚意，不日即可解决的空头宣传”⁽¹⁴³⁾。它们认为张派邢士廉等人到平与蒋、阎、李（宗仁）等要人晤谈，“虚空之成分为多”。对他将延缓“易帜”的责任，通通诿于日人极为不满，“苟有服从国府诚意，则对于日方不相干之劝告，本可不惜意”，如“放还车辆，此与外交无关，不能诿为日人不许，而完全为张学良权力所及者也”⁽¹⁴⁴⁾。它们认为张学良此举，不过是“假日本提出警告之机，以泯其毁约之迹”，是“躲在外交幌子之下，谋与国府及日本双方之谅解而生存”⁽¹⁴⁵⁾。它们揭露“自中央决定对热河用兵后……汤则电请张学良派兵援助，张乃派遣于芷山、戢翼翘两军先后来热。于军驻平泉，戢军驻凌源，准备在古北口外，以图抵抗国军”⁽¹⁴⁶⁾。指证“吉（林）、黑（龙江）两省当局曾向张请示应否易帜，张答以暂缓。又三省可以易帜空气传播后，颇有从事活动者，张特通令各县，如有组织党部者，可以共党论，均随地正法”⁽¹⁴⁷⁾。对于蒋介石7月初所采取的新闻控制政策也多持异议，如北平《京报》就公开说过：“本报一向谅解政府慎重之苦心，但可声明者，例如邢士廉等到北平，其时当局即传谕各报勿登载，实则邢等来平，既非军事，又非外交，本无何等关系。其结果外报尽行发表，而禁华报登载……凡此办法，概为未当。至日本林权助到奉，张学良任用何人之新闻，亦被抽除（八月六日本报空白），则尤使爱国者大惑不解者也。”它坚决主张：“党国之新闻纸，一不必讳言日本田中内阁侵略之政策，二不必讳言奉天军阀内部之问题，苟并此而亦讳言之，是蔽聪塞明，而自谓革命已成功也。”⁽¹⁴⁸⁾

但是，不管内外政治压力多大，无论蒋还是张都没有动摇和平统一的信念。蒋虽然不满意于张学良迁就日本，拖延“易帜”，警告他：“如对日作进一步表示之电，此乃无异卖国而说价也，当慎重注意，勿自惶惑。”⁽¹⁴⁹⁾还拒绝了张所提停止热河军事行动的请求，指示白崇禧：前方部队中止前进的底线，是张学良让出热河⁽¹⁵⁰⁾。但这一切并没影响他在南京继续会见张学良所派代表吕荣寰，也没影响他指派方本仁、何千里为他和白崇禧的代表，前往奉天与张学良继续进行“易帜”谈判。而张学良虽则仍然坚持“东省情形较异，（易帜）不能不稍俟迟徊”，甚至向8月3日刚刚抵达奉天的方本仁表示，东三省“易帜”须分三步走，“第一步停止热河、关内军事行动，所有军队由国府收编给饷；第二步，三省政治分会人选，由三省人员充任；第三步，党务指导委员会须三省政府同意后始成立”⁽¹⁵¹⁾。但却频频致电蒋介石等人，解释“或有疑日方警告系弟故弄手段”，不过是流言蜚语，说他“年未三十，来日方长，为政治人格前途计，岂肯自丧其信行”，表示“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虽是个人只身，亦甘为介公效力”⁽¹⁵²⁾。且采取实际行动，无罪释放了四五月间在保定、石家庄一带拘捕的“国民党员及国军便衣队等嫌疑者”钟少梅、白国庆等13人，主动命令热河前线与蒋军发生冲突的奉军“向后移动”，等等⁽¹⁵³⁾。这些情况，足可说明张学良同样没有放弃和平统一之意。无怪乎北平的白崇禧、何成濬等人，在接到方本仁、何千里与张学良接洽的有关报告后，会认为“当有继续维持政治手腕解决东省问题原议之可能”了⁽¹⁵⁴⁾。

为了打破谈判僵局，蒋介石派往奉天的代表，一直在探求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他们发现实际就在热河问题上。据林权助访奉时奉蒋之命赴奉了解情况的郭同说，他先后接触过军界如杨宇霆、孙传芳等，绅界如袁金铠、刘尚清等，吉、黑省议会议长如孙鹤皋等，张学良之左右如郑谦、朱光沐等，政客如罗文幹、孔昭焱等，以及东北大学之教职员和商会会长之类的人物，感到张学良现时确能统一东三省，惟其左右对南隔阂犹存，多主保境待机⁽¹⁵⁵⁾。这也证实了当时新闻媒体的传言不虚，在东三省内部的确存在新旧派之分，而这些人几乎又都是张学良的父执，也就是新闻媒体所说的旧派。据方本仁、何千里报告，恰恰是张的父执们多昧于大势，对方振武左路军进兵热河和张学良不能谅解。他们责备张学良亲南，令张苦于应付，惟以攻“热区”为目标的左路军暂停前进，始能释然。为此，方本仁建议蒋介石，对于热河问题不宜操之过急，纵张学良允诺让出，其内部也必生怀疑，于统一不无妨碍。当前要务是“实现易帜统一当较热河问题为重，以军事而言，则解决直鲁残部较热河问题为先”⁽¹⁵⁶⁾。方的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况且直鲁残军的解决也须张学良的协力和配合。征诸后来的事实，蒋介石显然是接受了方本仁的建议，将原拟热河问题与直鲁残军问题一揽子解决的计划一分为二，暂时搁下了热河军事，而集中全力先解决关内直鲁残军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被热河问题困扰多时的张学良的响应和协助。

细察张学良在南京国民政府征剿直鲁残军战事中的表现，诚如台北学者司马桑敦所说：“不但参与了，而且负责打了一个硬仗。”⁽¹⁵⁷⁾需要略作修正的是，如前文第二节所说，这个“硬仗”并不是奉军单方面“负责”打的，而是与白崇禧东征军共同打的，至于滦河西岸各役，则根本与奉军无关。张学良在整个事件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仅仅是个无法控制事态发展的配角。集中全力先解决关内直鲁残军的计划不是他提出和决定的，承诺“夹击”直鲁残军完全是他的和平编遣计划破产的结果，最后的“硬仗”更是张、褚公开攻奉逼出来的，他惟一主动想做的，就是由他独负解决直鲁残军全责，阻止白崇禧东征军东渡滦河，控制事态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关内直鲁残军解决后，一年一度的“双十节”即将来临，如果张学良能在此之前宣布东三省“易帜”，不但会给即将于“双十节”开始“训政”新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平添几分喜庆色彩，还将使蒋介石的“统一”心愿得到最大的满足。为此，9月25日，蒋再次向邢士廉提出尽快“易帜”，且希望能在“双十节”以前宣布。尽管当时的南北舆论，仍对张学良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充满不信任，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学良是否诚意服从国府》的署名文章，说张学良声称服从国府，乃迁延至今，“易帜”尚未实现。“而张氏最近的种种行动，尤足令人怀疑”。对张氏近日行动，该文列举了包括某些不尽符合事实的传闻在内的五种：一是始终要维持汤玉麟在热河的地位，“以保存他在热河方面的势力”；二是几经交涉，仍拒绝交还“关内各路的车辆”；三是自直鲁残部解决后，白崇禧等人屡次提出“奉方军队应即全部退出关外，滦东各地应由国军接防”，却“始终无具体答复”；四是听说还借参加解决直鲁残部有功，索要报酬，“请将关内昌黎等数县划归他做地盘”；五是听说邢士廉在活动“张氏加入国府会议为委员”⁽¹⁵⁸⁾。北平的《京报》也发表评论说，张学良以张、褚为“节礼”，送与国府，“吾人之意，终嫌其太菲。盖北方唯一不冻之秦皇岛，北平唯一建瓴的屏障之热河，尚须声明归奉方所有，而不肯以为节礼，毋乃太吝乎”⁽¹⁵⁹⁾？但是，为了如期实现统一夙愿，蒋介石还是在10月8日的国民党中常会第一百七十三次会上，提出了加推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的动议。他加推张为国府委员的理由是：“东三省乃中华民国的领土，并非国际间特别的地方。过去的一切，追求【究】无益，便不必追【究】。目前张委员对于中央，已经一再输诚，实在因为有困难，所以形式上极难有所表示。中央为顾全统一，为使当事人不能再有所规遽【避】躲闪，为给国际上一个明白的表示，不能不马上把东三省看得和其他各省一样，以公正的态度，统一的精神，加推委员入国民政府。”蒋的提议，遭到中央政治会议中不少人的反对，“有人怀疑：张委员是否同志？张委员对于中央，目前形式上固然不够，但是精神上是否已够？有许多为党国努力多年，劳苦功高，政治上的资望能力，俱属不弱，足为国府委员的人，皆未经加推，而独加推张委员，似乎说不过去。应该郑重从事，严格考求，以表现国府委员的地位如何重要，人选如何精确，然后政府的威信才能彰著。又有人主张张委员虽可加推，但宜先令其形式上有所表示，然后在中央方面，庶几有辞可借”。如此讨论几个小时，仍不能决定。后经主席谭延闿解释这是“蒋同志”的主张，并电请蒋介石立即赴会，作了如下说明后，才取得大家的谅解，表决通过：“这件事的意义不仅对内，而且对外，乃统一之中所必须有的。人的问题尚在其次，最要紧的是地方问题。我们要问：统一的中华民国中，究竟包含不包含东三省的地方在内？如果要使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国（指日本）少一些借口；要使东三省的当局无观望的心思，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一般同志，见不及此，暂时的不谅不满，是一定难免的。但是这件事的关系很大，久后一般同志对于事情的本身如果明白了，对于我们目前的如此决议，一定也会谅解的。如果东三省方面，并非真正觉悟，到了必要的时候，中央自有正当的态度表示，绝非没有主张的。并且现在只该问这件事应不应当实现，如果应当实现的，中央自有中央的权衡，径自决定去做好了；如果不应当，便决定不做，不必犹豫狐疑，更不必打电报去征询意见作种种的先容，中央惟有取至公至诚的态度而已。”⁽¹⁶⁰⁾可见，蒋介石在加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的过程中，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他不依不挠，力排众议，坚持加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一方面是为了向国际社会宣言，“我们确已统一”，使日本“少一些借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消张学良的“观望心思”，逼其尽快“易帜”。在蒋看来，既已是国府委员，便没了“回旋的余地”，想“规避躲闪”，也不可能了。万一不行，他也还有一手，“如果东三省方面，并非真正觉悟，到了必要的时候，中央自有正当的态度表示，绝非没有主张的”。其良苦用心，的确非一般人所能见及。这正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

张学良被加推为国府委员后，蒋介石当日即告诉了张，定于“双十节”举行受任礼，请同时受任，惟“易帜”一事，只字未提。第二天，张学良复电表示：“届时请加列贱名，宣布就任。”⁽¹⁶¹⁾这样，张学良就在事实上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东三省只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部分，东三省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只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了。蒋介石意识到事态正沿着他预设的方向发展，随即向张提出了“易帜”问题：“委员既经发表，应乘此时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¹⁶²⁾但是，张学良也清楚，国府委员只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空头衔，南京方面很多人实际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早在9月1日，白崇禧的前敌参谋长王泽民就公开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说过：“至东三省问题，鄙人为贵国设想，宜同国民政府及国民全体协议，不可同一二人私议。譬如到人家办事情，不同主人商量，而同两三个管家的商量，恐怕是办不好的。比如到铺子的【里】买货物，不与管事讲价钱，而同二三徒弟讲价钱，买不好的。张学良不过国民一分子，他即能代东三省全体作主，就是作主，亦不能算数。”⁽¹⁶³⁾现在国府委员的任命虽已发表，不是照样还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所属的某某区党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吗⁽¹⁶⁴⁾？加上因解决直鲁残部搁置下来的热河归属等重大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他觉得委员可以接受，“易帜”则尚待时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学良对于统一早有决心，易帜事必实行，但因有未了事件甚多，须先办理完结”；“（学良）决不卖国，但有为大势所迫，非办不可之事，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压迫之实况，人应谅之。”⁽¹⁶⁵⁾因此，10月10日，他复电蒋时，并未正面回答“双十节”是否“易帜”的问题，仅含糊表示：“东省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之压迫，致生障碍，当时敝处之面约，以三个月为限，届期即行易帜，详情业请方耀庭（方本仁字耀庭）兄转达。承电示谓已派张岳军（张群字岳军）兄赴日解决此事，不知彼方论调如何，未蒙示及。现计算约定之期，已不甚远，敝处拟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同时又提出两项要求，其一是“政治分会，五次会议（指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虽主取消，惟东省情形特别，此种过渡办法，绝不能少。拟请中央将东北政治分会及奉、吉、黑、热各省省政府主席分别任命，使易帜就任之事，同时举行，庶可一新耳目”。其二是“关于军队服装，中央当有规定，事虽微细，惟观瞻所系，必须整齐划一，拟求将前项服装图样及公文程式手续已经颁布者，每种各备数份，派员交下，以资仿效，而归一律”⁽¹⁶⁶⁾。谁都看得出来，所谓划一“军队服装”，不过是张学良拒绝接受受任、“易帜”同时举行的托词，实际是政治分会及奉、吉、黑、热各省的人事安排影响了他宣布易帜。蒋介石的“双十节”“易帜”希望又落空了。

四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张学良何以拒绝“双十节”“易帜”，却欣然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原因之一是经过数月观察，他已认准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的统治地位确已巩固。此前，他一直担心蒋介石坐不稳第一把交椅，和平统一方针难保不发生变化。而且，他宣布延期三月“易帜”，也有借此进一步观察南方政局发展趋势的意思，连日本人都看出了此中奥妙，认为“张学良此种犹豫，固为静观南方政团之建设事业如何而决定”⁽¹⁶⁷⁾。现在五院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蒋介石又新任为国民政府主席，他当然踏实多了。原因之二是他看到国际形势，对南京国民政府愈来愈有利。首先，南京国民政府废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被愈来愈多的国家所接受。张学良是赞成“修约”的，早在7月23日，他就旗帜鲜明地对记者发表公开谈话说：“关于对日本修约问题，余之意见，以为缔结条约，需缔约国双方合意之后，方能成为条约，否则专以片面的意见为前提而缔结之条约，即为不平等条约。中日两国历来所缔结之各种条约，均属此种，故今后约满后，凡与日本或其他各国缔结新约，自当以双方合意为条件，而努力达此平等目的。”⁽¹⁶⁸⁾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修约”宣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各国的响应和赞同，仅到这时才开始逐渐获得日本以外的众多国家的认可，如英国在8月13日正式公布的《中英宁案协定》中明确表示，英政府将委派代表同中国政府商议修订条约。17日中德《关税条约》在南京签字。21日古巴外交部照会中国驻古巴公使馆，赞同中国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订立新约⁽¹⁶⁹⁾。其次，8月27日，美国驻华代办照会外交部，告以美、英等十五国《非战公约》，已于是日在巴黎签字，并请中国政府加入。张学良向来认为“美国对我态度如何，实有莫大关系”，且建议过蒋介石参加《非战公约》，以遏制日本的干涉⁽¹⁷⁰⁾。现在美国主动出面邀请中国加入，由此想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的上升是不足为奇的。

其实，蒋介石对张学良这次延缓“易帜”，也非毫无心理准备，因为10月7日，作为张学良代表的邢士廉，就在上海答大中社记者问时，公开表示过，“易帜”“在目下形势，双十节恐难实行”⁽¹⁷¹⁾。正因如此，当张学良婉言拒绝“双十节”“易帜”之后，他才能继续耐着性子对张说：“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彼方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尤无可藉口，为从来所未有，此正其时。尊处果能出以决心，中（正）深信彼决不敢有所举动，务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日宣布，愈速愈妙。”而对张学良所提要求，虽明言不同意设置政治分会，但又以东三省情形特别，表示可另筹妥善办法。至于各省政府主席及委员人选，则请张先行保荐⁽¹⁷²⁾。较为大度地向张表达了只要实行“易帜”，其他条件均可商量之意。但是，日本田中与蒋介石不同，他所关注的是张学良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便又在“易帜”的道路上向蒋介石靠拢了一步，加上昭和天皇加冕庆典在即，需用“某种外交收获向公众宣示，藉以扩大政党声势”，因而坚决要求林久治郎不惜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张学良答应其土地商租权和延长吉（林）敦（化）铁路的要求⁽¹⁷³⁾。针对这种情况，10月16日，蒋介石指示张学良：“田中特派要员来京谈商租权问题，弟已口头允其由中央直接商决，不使兄为难，兄也以此复彼，万不可再与其局部交涉，以中其分拆之计也。”⁽¹⁷⁴⁾既明确了外交问题由中央统一办理的原则，又减轻了他的日本压力。当然，也打消了他继续拖延“易帜”的借口。

蒋介石的表态，大大鼓舞了张学良办理对日交涉中的“非办不可之事”的勇气和信心。对于日本的要求，他采取了一“推托”，二“尊从”的应付手段。所谓一“推托”，就是往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推，如10月19日，林久治郎向张学良提出以废除领事裁判权为条件，交换东三省的土地商租权时，他除了极为自信地指出：日本自动废除领事裁判权，“虽属美举，但必要时，中国自能撤废，原无待于日方此刻之示恩”；同时又表示：“奉天不能蔑视国民政府之意向，若不与国民政府充分接洽，纵然解决，亦恐他日再起纠纷。”又如11月5日，南满铁道会社总裁山本条太郎往访张学良，要求解决延长吉敦铁路问题，张也“以外交问题完全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处理相推托”⁽¹⁷⁵⁾。所谓二“尊从”，就是尊从民意，即以尊从民意为辞，抵制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谋求延长吉敦铁路消息传出后，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东三省各界民众，随即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争路运动。林久治郎怀疑这是张学良“秘密指使”其秘书、东北大学校长刘风竹煽动起来的。事实真相如何，今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张学良曾利用这一运动，来拒绝日本的要求，却是确凿无疑的。据林久治郎说，他有一次与张学良交涉铁路问题，张的回答便是：“不幸的是，现在这一谈判（指延长吉敦铁路谈判）已在各地传开，许多社会公团以及学生们提出了抗议；特别是当事地区的吉林省已发生了学生反对运动。为了尽量求得问题的圆满解决，应该等到学生运动缓和以后再作处理，目前只好暂且等待一下。”⁽¹⁷⁶⁾如果这样的回答，尚略显含糊其词的话，那么当有记者问他：“吉会、长大两路，近日民众反对甚烈，司令意见如何？”其回答便再明白不过了：“余一人民公仆耳，当然以人民意旨为指归。”⁽¹⁷⁷⁾不过，为避免过度刺激日本，张学良在支持反日爱国运动的同时，也要求民众遵守秩序，勿为轨外暴动，以免授人口舌。11月12日，他在东北大学的演讲中就说过：“各地学生群起抗争，自系爱国热情，吾之椎心泣血关怀乡邦，并不落于学生之后。惟爱国运行须有一定程序，不可有轨外暴动，使当局办理外交诸多棘手……诸君宜听吾之劝解，安心向学，以备异日之用，勿为意外举动，致吾进退两难。”⁽¹⁷⁸⁾正是蒋介石的外交支持和民众的反日爱国运动，挫败了日本延长吉敦铁路等图谋，而成就了日本压迫下的张学良的“非办不可之事”。

为办理“易帜”谈判中的“未了事件”，张学良自“双十节”后直接间接地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10月中下旬，他或单独或与杨宇霆、罗文幹一起，在奉天数次会见蒋介石代表方本仁、张其宽、缪定保和白崇禧代表叶琪，商讨热河政府改组、关内奉军撤防、放还被扣车辆、恢复平奉交通、统一对日交涉责任、宣布“易帜”时间等问题。蒋介石向来要求东三省尽快“易帜”，“愈速愈妙”，此次协商期间，又特地致电张学良，促其“将关内撤防、热河改组两事先行解决”⁽¹⁷⁹⁾。但协商的结果，却不尽如蒋所愿，仅达成如下协议：放还车辆及平奉通车，决先提前解决通车事，双方暂以山海关为交界终点；奉军于本月底陆续撤退，平东防地由白（崇禧）部接防；“易帜”时期，须俟省政府组成方能实现，对热河愿以和平方式处置；中日外交由中央完全处理，东北当局决采一致方针⁽¹⁸⁰⁾。由此可见，恰恰是热河政府改组和“易帜”时间两大问题，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待省政府组成后方能“易帜”，除了表明张学良此时尚未明确给出“易帜”的时间表外，还说明他在等待蒋介石对各省省政府人选的任命。至于愿以和平方式处置热河问题，本来就是张学良的一贯主张，现在蒋介石竟也同意照此办理，说明不是张向蒋让步，倒是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因为此前他是坚持要张学良让出热河的。为此，29日回到北平的白崇禧代表叶琪，在汇报此次与奉方接洽经过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学良因有杀父之仇，故立志服从国民政府，对关内野心确已放弃，惟对东三省及热河地盘仍图掌握。”⁽¹⁸¹⁾

10月30日，张学良应蒋介石之请，派邢士廉、王树翰为全权正式代表，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陈述一切。11月10日，邢、王由沪抵京，下车伊始，便由邢士廉向记者公开了张学良的态度和要求：“东北唯中央意旨是从。东北系中国领土，希国府不偏不倚，一视同仁。”⁽¹⁸²⁾从当时实际情况看，邢的谈话并非信口开河，张学良从这时起，的确以实际行动，加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11月2日，张派人前往北平，资助白崇禧东征军军费十余万元。4日，命令关内吉军万余人即日撤回原防。12日，由奉天开往北平的列车缓缓启动，停顿七个月之久的平奉铁路正式恢复通车，四百多铁路车辆也陆续拨交平奉路局，平津等北方地区所急需的食粮、煤炭供应开始得到缓解。16日，他通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肃清关内直鲁残部后，即与韩麟春、杨宇霆尊人民公意，力践裁兵宣言，定期召集军缩会议，撤消军团部、军部、师部，将现有步兵四十余师旅，缩成十五个旅，四十余万奉军官兵，裁汰二十余万，留编为十五万。12月2日，张又致电蒋介石，密呈东三省“近忽发现传单多种，内有‘打破国民党同东三省之合作’，并有‘打倒卖国贼之国民党’种种口号，自称为‘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共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现已一面密令军警以全国（面）侦查逮治，一面开导学生，劝其勿为利用。至于组织党部，东省已选定多人学习，俾明了真正党义，与政府合力建设。”⁽¹⁸³⁾所有这些，都说明张学良的表态是认真的。

那么，他这次陈述的要求是什么？或者说他希望国府“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尽管今天暂无公私档案可稽考，但只要看看他怎样回应蒋介石所提易帜日程安排的过程，就不难理解了。11月10日，邢、王抵达南京，与何成濬、张群等人初次接洽后，蒋即明确提出了12月29日易帜、1929年元旦庆祝的日程表⁽¹⁸⁴⁾。但张学良并没有立即给以肯定的答复，直到12月12日，邢、王回到奉天，在听取了他们的全面汇报，并见到了由他们带回来的蒋介石亲笔函之后，才于13日召集保安委员会，大致议定1929年元旦实行易帜。张学良为什么早不答应，非拖到这时才答应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直到这时，蒋才满足他早在7月北平谈判期间就提出过的要求，以手谕形式明确允诺：“东北内部，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¹⁸⁵⁾蒋介石的信虽未明言“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的省份，是否也包括热河在内，但从后来汤玉麟的地位实际没有丝毫变动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可见，张学良这次所提根本要求，归根结底还是先前那两条，即热河划归东三省及各省人事维持现状。现在蒋介石以手谕的形式满足了他的要求，“易帜”当然就不成问题了。不少论著认为张学良此时兑现“易帜”，是“日本的阻力无形消解”的结果，理由是张学良所派昭和天皇加冕大典庆贺专使莫德惠，探知田中在美、英等国及国内反对派的压力下，已默认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不致再起干涉⁽¹⁸⁶⁾。这一信息，对张学良把握“易帜”时机，或许不无作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1月中旬，张已接获莫德惠的信息，却仍对蒋的“易帜”安排无动于衷，恰恰是长达一个月之后的12月中旬，得知蒋对其要求明确表示让步之后，才迅速作出响应的。一慢一快，何其鲜明和悬殊。显然，张学良这时决定“易帜”的关键是蒋的全面让步，而不是日本阻力的“无形消解”。

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两大关键要求，特别是热河归属问题，采取了最终让步的态度，除了统一大局的需要外，主要还是出于内争的考虑。如前所述，由于热河“完整，无外交关系”⁽¹⁸⁷⁾，又是通往关外的门户，而且汤玉麟“在热，措置失当，人民对汤，舆望异常恶劣”⁽¹⁸⁸⁾，因此，蒋介石自始就坚持张学良必须无条件交出热河。但是，自关内直鲁残军问题解决后，他便发现国府内部不少人都对热河问题极感兴趣，诚如当时《京报》载文所说：“国军之中图入热者，亦颇不乏人。”⁽¹⁸⁹⁾原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后投蒋任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的方振武就是其中最为积极的一个。10月以来，他不止一次在对新闻记者的演说中，将热河问题抬到至高无上的程度，极力鼓吹以解决热河问题为首要任务。他说：“热河问题，于国防上、外交上及北方之大局上，均有极重大关系。目下黄河以南，济南一带，为日军占领，黄河以北，受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之压迫，革命之力量，极为薄弱，故为党务上，为军事上计，解决热河问题，实为先急之务。热河解决，北伐事业始巩固，并得使河北省之防务，得永久安逸。热河乃国民党之属地，并非奉方之属地，若于热河有反政府行动，当立即加以讨伐。目下第四集团军（应为第四军团），因为此起见，分右路喜峰口，中路古北口，左路白马关，三路皆以承德为目标，再起军事行动。其先锋已在北山谷附近，与高维岳部对峙中。”⁽¹⁹⁰⁾其他如阎锡山、白崇禧等人也都在暗打算盘。蒋介石从中意识到，阎、冯、白等完全有可能利用他与张学良的争执，达到占有热河的目的；而与其看着热河落入这些政敌之手，还不如留在张学良治下更为安全可靠。于是，他开始答应张以和平方式解决热河问题。10月15日，通过何应钦复电阎锡山、方振武，“谓介公之意，国军应暂取监视态度，因正向张学良交涉热河问题，并称预料热河方面，必能与奉方一致服从中央也。究竟是否用兵，尚有所待”⁽¹⁹¹⁾。12月又进一步同意了张学良将热河归入东三省的要求。仅就蒋介石个人立言，他的这一抉择是明智的，有远见的。

张学良见所有“未了事件”均有了圆满结果，蒋介石也于12月17日来电，请电告各省委员名单，以便与东北边防总司令张学良、副司令张作相、万福麟等军事人员同时发表⁽¹⁹²⁾，便于24日召开重要军政人员会议，决议遵循蒋介石之意，29日东三省同时宣布“易帜”。同日，张密电奉省各官员，东三省将于本月29日同时改悬青天白日旗，希即按所告旗帜尺寸，“查明制备，届时悬持”，并嘱：“惟事前仍应持秘密，勿稍漏泄，以免惹起他方注意为要。”⁽¹⁹³⁾28日，蒋介石主持国务会议，正式批准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省政府主席及各厅长任命名单⁽¹⁹⁴⁾。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发表联名通电，表示此间“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¹⁹⁵⁾。3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为奉、吉、黑、热省政府主席。与此同时，经南京国民政府核准，东北不再设立政治分会，由原保安委员会改组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任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十五人为委员。1929年1月7日，东北政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公推张学良为主席。“东北易帜”终于峰回路转，宣告谢幕。

————————————————————

(1) 陈宁生：《杨增新》，娄献阁等主编：《民国人物传》第10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5—116页。

(2) 李信成：《杨增新在新疆》（民国元年—民国十七年），台北“国史馆”印行，1993年4月，第285页。

(3)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111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76页。

(5) 盛世才：《新疆十年回忆录》，转引自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五），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1980年，第2655—2656页。

(6) 《新疆实行易帜》，《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自6月29日起至7月5日止），《国闻周报》第5卷第22期，1928年7月8日。

(7) 《杨增新治下的新疆》，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9日—20日。

(8) 《新疆五十年》，第112页。

(9) 《第七十八次国府会议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1日。

(10) 《新疆交涉员樊逆耀南篡杀始末》，石印本，不著印行时间和页码。考其内容，当属事发后数月所印。

(11) 《新疆五十年》，第104页。

(12) 《徐旭生西游日记》第3册第3卷，第103页；“附录一”，第8页；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印行，1930年9月初版。

(13) 《新疆交涉员樊逆耀南篡杀始末》。

(14) 《新疆杨增新被戕情形》，《申报》，1928年7月18日。

(15) 《新疆刺杀案关系重大》，北平《益世报》，1928年7月18日。

(16) 罗绍文：《杨增新、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和新疆“三七”政变》，《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

(17) 《徐旭生西游日记》第3卷，第103页。

(18) 《公电二》，《申报》，1928年7月21日；《公电》，《申报》，1928年7月22日。

(19) 《一个学生口中的新疆问题》（续），北平《新晨报》，1928年8月8日。

(20) 《国府处理杨增新被害案》，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7月19日。

(21) 《马福祥再赴新疆》，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7月13日。

(22) 《新疆现状之报告》，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8月30日。

(23) 《新省党部为金树仁辩护》，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4日；《徐旭生西游日记》第3卷，第114、142页。

(24) 《流民诉苦记》，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28日。

(25) 《直鲁残军的处置》，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2日。

(26) 《张学良述收编直鲁军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26日。

(27) 何千里：《1928年我代表白崇禧到东北商谈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28) 《张学良述收编直鲁军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21日；《肃清关内终赖武力》、《关内褚部解决办法》，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22、23日。

(29) 《津东肃清不远》，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1日。

(30) 《白离平时之光景》，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3日；《一周间的大事·军事》，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9日。

(31) 《对直鲁军将下总攻击令》，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3日；《津东解决在三五日内》，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日。

(32) 《社评·平津燃眉之急的两大问题》，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30日。

(33) 《白崇禧访公使团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10日。

(34) 《直鲁余孽未解决前的河北》，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10日。

(35) 《旅津同乡吁请东征》，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1日。

(36) 《社评·时局之隐忧》，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20日。

(37) 《白崇禧呈蒋总司令佳电》（1928年8月9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笔者收藏未刊打印稿。以下凡转引自该论文的资料，均为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不再注明，谨此说明。

(38) 《白崇禧访公使团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10日。

(39) 《杨杰报告津东战事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27日。

(40)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1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第1562—1563页。

(41) 《各将领决定第二期进剿计划》，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13日。

(42) 《滦东军事舞台一转》，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15日。

(43) 《张学良述收编直鲁军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26日。

(44) 《徐永昌谈国军何以暂不渡河》，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17日；《杨杰报告津东战事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27日；《杨杰谈滦东军事》、《滦东军事舞台一转》、《滦东军事尚未解决》，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1、15、17日。

(45)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周毅等人主编：《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46) 《张学良劝告文》，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19日。

(47) 《杨杰谈滦东军事》，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1日。

(48) 《滦东军事将结束》，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0日。

(49) 《奉方解决直鲁残部经过详情》，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5日。

(50) 《东征军事完全终了》，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6日；《直鲁军缴械遣散的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日。

(51) 《东三省之善后》，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18日。

(52) 《全国商民速发起裁兵协会》，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26日。

(53) 《蒋总司令致吴忠信养亥电》（1928年5月22日），《第二期敌情概况与我军战略》，第45—46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54) 《孔繁蔚纵谈时局问题——以政治手腕解决时局》，《盛京时报》1928年6月15日。

(55) 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56) 《蒋总司令致阎锡山宥辰电》（1928年6月26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57) 《于右任谈时局》，《盛京时报》，1928年6月15日。

(58) 《南北和议问题与蒋冯阎之态度》，《盛京时报》，1928年5月29日。

(59) 《阎白商等会议对奉策》，《盛京时报》，1928年6月26日。

(60) 《阎锡山呈蒋总司令东申电》（1928年7月1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61) 《第四集团军移驻南苑》、《李宗仁电陈时局意见》，《盛京时报》，1928年6月26日。由此看来，《张学良传》（张魁堂著，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认为，李宗仁和冯玉祥一样，也是“主张乘胜出关追击并消灭奉军”的。《张学良年谱》（第291页）称李宗仁是“经王树翰等四代表赴平陈述东北情况，反复洽商”以后，才“转而支持蒋介石、阎锡山之主张”的，均与事实不符。

(62) 《阎白访问记》，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14日。

(63) 《李宗仁致张学良电》（1928年7月17日），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19日。

(64) 《京汉线奉军实行反攻》，《盛京时报》，1928年5月19日。

(65) 《令鹿钟麟等乘胜追敌过京津电》（1928年6月6日），《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军略》上，民国史料编辑社1933年版，第81页。

(66) 《王士珍任维持京师治安》，《盛京时报》，1928年6月5日。

(67) 《关帝庙中冯总司令之谈话》，北平《京报》，1928年7月10日。

(68) 《鹿钟麟司令访问记》，北平《京报》，1928年7月6日。

(69) 《东三省问题绝对不容政治解决》，北平《京报》，1928年7月13日。

(70) 《孔繁蔚纵谈时局问题——以政治手腕解决时局》，《盛京时报》，1928年6月15日。

(71) 《东三省问题如何处理》，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5日。

(72) 《东三省问题如何处理》，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5日。

(73) 《日本对华政策与中国对日政策》，天津《大公报·社评》，1928年8月11日。

(74) 彭学沛：《对奉问题和对日问题》；《解决东三省政局的最低条件》，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3日、16日。

(75) 彬彬：《东三省归附问题近讯》，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6日。

(76) 《阎白商等会议对奉策》，《盛京时报》，1928年6月26日。

(77) 《钮惕生致张杨电》，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8日。

(78) 青白眼：《读张学良督办号日通电》，《盛京时报·论说》，1928年6月26日。

(79) 《张学良复电》，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8日。

(80) 《奉方乞降代表抵平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7日。

(81) 《张学良谈新政治纲领——对路透社奉天访员谈》，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23日。

(82) 以往学者对此已有精彩论述，这里不再重复。详见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1页；［美］傅虹霖著，王海晨、胥波译《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9页。

(83) 《奉方决计先战后退》，《盛京时报》，1928年5月19日。

(84)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0、91页。

(85) 《阎白商等会议对奉策》，《盛京时报》，1928年6月26日。

(86) 《蒋作宾呈蒋总司令铣电》（1928年6月16日），《东北易帜》，第19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87) 《张学良谈新政治纲领——对路透社奉天访员谈》，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23日。《张学良文集》编者将此段媒体报道，改成张学良本人的直接谈话，收入书中，曰：“吾对于不令三省参预国家大事之图谋，绝对不同意，故决以全力破坏此图谋。”（见该书第93页）此种编辑态度，似不可取。

(88) 《田中外务大臣致奉天总领事电》（昭和三年6月25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1，第1部第2卷，东京平成二年12月，第203页。

(8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90)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4页。

(91) 《蒋谭在纪念周重要报告》，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1日。

(92) 《奉方乞降代表抵平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7日。

(93) 《孔繁蔚纵谈时局问题——以政治手腕解决时局》，《盛京时报》，1928年6月16日。

(94) 《李烈钧谈对奉问题》，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5日。

(95) 《王树翰等尚未见蒋》，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12日。有关论著均谓蒋7月10日已会见张学良四代表，皆误。

(96) 《蒋总司令和中央委员北上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20日。

(97) 《蒋总司令所望于本国新闻界者》，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13日。

(98) 《蒋总司令和中央委员北上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20日。

(99) 《冯总司令昨晚离北平》，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15日。

(100) 《蒋总司令致谭主席延闿元电》（1928年7月13日）；《谭主席致蒋总司令盐电》（1928年7月14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01) 《奉方乞降代表抵平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7日。

(102) 《与某外人谈时局》（1928年7月17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6页；《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

(103) 《宋渊源呈蒋总司令冬电》（1928年7月2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04) 《蒋总司令五大政见》，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3日。

(105) 《阎对张学良电意见》；《邵力子对奉事谈话》，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6日。

(106)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蒋总司令和中央委员北上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20日。

(107) 参见《中华民国大事记》1928年7月条；《刘光张同礼呈蒋总司令寒电》（1928年7月14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张学良所提条件》，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9日；《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又有第三者奔走直鲁军问题》、《杨杰谈直鲁军亟须解决》、《奉代表谈三省问题经过情形》，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8月6日、9月2日、8月19日；《关外易帜问题》，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18日；《奉系接洽投诚的近报》，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8日。

(108)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第37页；《东北问题之主张》，北平《京报·评坛》，1928年8月8日。

(109) 《致国民政府代表祁暄电》（1928年7月14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5页；《宋渊源呈蒋总司令铣电》（1928年7月16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10) 《复叶恭绰电》（1928年7月28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0页。

(111) 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指出：张、蒋“最初商定东北‘易帜’的时间，是七月二十日”。

(112) ［日］林久治郎著，王也平译，邹念之校：《林久治郎遗稿》；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张学良易帜与日本干涉经纬》，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850、830页。

(113)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7页。

(114)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

(115)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51—852页。

(116)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8—99页。

(117)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55页。

(118) 王宇高等编：《省克记》第2卷（1928年），第9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19) 疑为张同礼，因为正是他与刘光一起被蒋介石作为接洽代表派赴奉天的。而张同礼是张弧之子，张弧字岱杉，故张学良称其为“小岱”。

(120) 《致蒋介石电》（1928年7月24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8页。

(121) 《致蒋介石电》（1928年8月9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4页。

(122) 王正华：《蒋中正与东北易帜》，第16页。

(123)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奉代表谈三省问题经过情形》，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8月19日。

(124)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7页。

(125)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

(126) 《张学良确有诚意？》，《汤玉麟撤回古北口军队》，北平《京报》，1928年8月8日、17日。

(127)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

(128) 《汤玉麟撤回古北口军队》，北平《京报》，1928年8月17日。

(129) 《奉代表谈三省问题经过情形》，北平《京报》，1928年8月19日。

(130) 彬彬：《东三省归附问题近讯》，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6日。

(131) 彭学沛：《对奉问题和对日问题》，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3日。

(132) 王宇高等编：《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七月）》，第473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33) 《蒋谭在纪念周重要报告》，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1日。

(134) 《林权助在奉行动的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7日。

(135) 《林久治郎致田中电》（1928年7月1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转引自《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第43页。

(136)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1页。

(137)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60页。

(138) 《林权助以石敬瑭视张学良》，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3日。

(139)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1页。

(140)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63页。

(141) 《东三省特委会主张以武力彻底讨伐奉逆余孽》，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5日。

(142) 《东省问题之新审查》，北平《京报》，1928年7月31日。

(143) 《东北问题之主张》，北平《京报》，1928年8月8日。

(144) 《东省问题之新审查》、《军事结束中之试验》（上），北平《京报》，1928年7月31、29日。

(145) 《时局中三大问题最近趋势》、《东省政情鸟瞰》，北平《京报》，1928年8月5、2日。

(146) 《东北声明服从中之消息》，北平《京报》，1928年7月30日。

(147) 《时局中三大问题最近趋势》，北平《京报》，1928年8月5日。

(148) 《东北问题之主张》，北平《京报》，1928年8月8日。

(149) 《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七月）》，第497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50) 《致蒋介石电》（1928年8月3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2页；《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八—九月）》，第521页；《白崇禧呈蒋总司令江电》（1928年8月3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51) 《致何成濬阎锡山电》（1928年7月25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9页；《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59页。

(152) 《致蒋介石电》（1928年7月24日）；《致何成濬阎锡山电》（1928年7月25日）；《致王树翰邢士廉电》（1928年7月26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8、99、100页。

(153) 《张学良释被捕人员》，北平《京报》，1928年7月27日；《致蒋介石电》（1928年8月3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2页。

(154) 《张学良确有诚意？》，北平《京报》，1928年8月8日。

(155) 《郭同呈蒋中正函》（1928年8月9日收到），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56) 《白崇禧呈蒋总司令佳电》（1928年8月9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57) 《张学良评传》，第60页。

(158) 《中央日报》，1928年10月6日。

(159) 《节礼》，北平《京报·评坛》，1928年9月25日。

(160) 《胡汉民解释国民政府和五院的组织法——在十五日中央党部纪念周的报告》，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9日。

(161) 《致蒋介石电》（1928年10月9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2页。

(162) 《蒋总司令致张学良佳巳电》（1928年10月9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63) 《王泽民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的谈话》（1928年9月1日），北平《京报》，1928年9月3日。

(164) 《胡汉民解释国民政府和五院的组织法——在十五日中央党部纪念周的报告》，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9日。

(165) 《致驻京代表赵志白函》（1928年11月），《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34页。

(166) 《致蒋介石电》（1928年10月10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3页。

(167) 《管理三省财政》，北平《京报》，1928年8月20日。

(168) 《与某记者谈时局》（1928年7月23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8页。

(16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61、866、867页。

(170) 《致蒋介石电》（1928年8月25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7页；《张学良呈蒋总司令寒电》（1928年8月14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71) 《邢士廉谈东省问题》，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9日。

(172) 《蒋总司令致张学良文二电》（1928年10月12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73) 《林久治郎遗稿》，《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867页。

(174) 《张学良呈蒋总司令元电》（1928年10月13日）；《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十月），第599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75) 《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15、314页。

(176) 《林久治郎遗稿》，《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865—866页。

(177) 《同奉垣某记者谈对日外交》（1928年11月），《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6页。

(178)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5—126页。

(17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900页。

(180) 《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17页。

(181)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901页。

(18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911页。

(18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904、905页；《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17页；《复孙科电》（1928年11月19日）、《报告东北军队缩编经过通电》（1928年11月16日）、《致蒋介石电》（1928年12月2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9、128、134—135页。

(184) 《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18页。

(185) 《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25页。

(186) 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东北易帜》，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钱进：《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7页。

(187) 《热河民众反对妥协》，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8日。

(188) 《滦东事了热河问题将发动》，北平《京报》，1928年9月21日。

(189) 《滦东事了热河问题将发动》，北平《京报》，1928年9月21日。

(190) 《方振武对热河问题的演说》，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7日。

(191)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94页。

(192) 《王树翰、邢士廉呈蒋总司令寒电》（1928年12月14日）；《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十二月），第724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93) 《致翟文选等电》（1928年12月24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40页。

(194) 《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12月），第747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95) 《东北易帜通电》（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42页。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内政

第一节　国民党的蜕变

一　清党对国民党的影响

1927年的清党中，国民党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清党”令下，除少数已暴露的“共党首要分子”外，要从号称百万党员中分辨出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部分国民党青年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员因清党而灰心、悲观失望，以至脱党。在大批农工党员脱党和左派青年被清洗的同时，又有数以万计的“投机分子”涌入国民党内。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评曰：国民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武汉赤化，固属事实，而宁方腐化亦无可为讳”。“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¹⁾

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受清洗，有的因致力于农工运动而被当作共产党惨遭杀害。如浙江豪绅地主“藉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共产党员，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²⁾。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用制造冤案的方法来解决政治对手的问题。另一方面，那些借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又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1929年国民党“三大”检讨清党运动的得失时承认：清党的结果，“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³⁾。国民党所说的“腐化”分子，实际指的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所谓“恶化”分子，实际是“共产党”。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国民党在孙中山时代遗留下来的革命精神被消磨殆尽，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

清党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清党一起，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首当其冲，很快陷入瘫痪状态。当时《中央日报》报道：“几个月来，党务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党务今日改弦，明日更张，停顿的停顿，攘夺的攘夺，完全沉入于阴晦悲观的景象中。”⁽⁴⁾在地方党部中，省市党部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党一起，原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些省市党部职位也就成了国民党各派觊觎的目标，为了打倒政敌，各派之间互相攻击对方为共产党。昨日刚以“共产分子”罪名置对手于死地者，今日又可能被其他的竞争对手以同样的手段打下去。地方党部今日改组，明日整理，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弄成循环报复的局面。由于各省党部纠纷不止，直到南京政权建立以后的第六个年头，全国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多数省区长期处于混乱失序之中⁽⁵⁾。这一点，从战前省党部名称的不断变更亦反映出来，如救党委员会、整理委员会、改组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维持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执监委员会等，频繁改换。蒋介石对此曾深有感慨地说：“中下级党部本为本党的基础……而今则朝易其人，暮更其名，不足则更互相抵拒破坏，使党外民众见之目眩，党内同志闻之痛心！”⁽⁶⁾

与省党部相比，县以下基层组织和党员受到清党运动的冲击似乎更大。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员多不愿下基层，基层组织多由共产党人主持。清党后，形势发生逆转，除极少数地方的县以下基层组织仍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外，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特别是两湖地区一大批曾被大革命洪流迎头痛击的土豪劣绅借清党之机，沉渣泛起，乘机侵夺国民党基层党权。国民党在大城市主要依靠军队清党，而在省城以下的广大乡村社会，土豪劣绅自发成为清党的主力。清党为土豪劣绅提供了恢复其旧有权势地位并进而侵夺国民党党权的一次良机。《中央日报》社论写道：“清党达到我们目的了，但苏皖闽浙各地，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CP，从事农工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⁷⁾在湖南一些地方，自国民党宣布清党后，“土劣猖獗，变本加厉，百倍从前。凡曾在外游历，或曾加入本党，及此时留学在外者，无论是否纯洁，均以共党目之，或没收其财产，或捉拿其家属”⁽⁸⁾。在四川，清党前各地办党人员大多为“共党少年”；清党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派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去填充“共党少年”被清洗后所留下的空缺。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均为土豪劣绅。他们“打着清共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流氓地痞，实行招募党员，以造势力”⁽⁹⁾。在广东，“各县市党部自清党后，差不多都被不明党义党纪的腐化分子所包办，而且他们极尽其毒辣阴狠，排除异己的能事去诬陷忠实同志，弄到各县市执委几乎多于党员，如革命空气非常紧张的琼崖等处的县市党部，听说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党员。不消说，党务亦陷入停顿的现象了”⁽¹⁰⁾。土豪劣绅的重新崛起，并对国民党基层党权的侵夺，使一个曾以“扶助农工”为职志的国民党迅速向一个新的军绅政权蜕变。

对国民党中央而言，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对基层党权的侵夺，显然非其发动清党的初衷。1927年5月5日胡汉民所提出的清党原则中，即声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经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¹¹⁾按照胡汉民的设想，清党有两大目标：一是要清除共产党；二是要清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然而清党的结果，却是“恶化”已清，“腐化”代兴。

国民党清党反共和建国统一这两个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介石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党权付托不到相当的人”。因为共产党被清除后，国民党内“明了党义而能专心于党务者极少”。蒋介石指责说：清党后，“各级党部的职员大部未曾受过训练，不明白党，不明白社会、国家、世界大势”，党员“犹之乌合之众”⁽¹²⁾。当时各省市党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大呼党务人才奇缺。如在河南，“前省党部为共产党徒把持，自从新筹备后，党务人才几无法取求”⁽¹³⁾。在地方党权托付无人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唯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借党为恶。另一方面，蒋介石鉴于清党后国民党“党力”的严重虚脱和裂变涣散，更进而倚赖其武力的支撑，将军事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力量。

二　国民党组织规模与基础的变化

一般而言，一个政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出于维持其政权统治的需要，以及执政党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源所具有的吸引力，其组织规模一般会呈现出急速膨胀的势头，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来适度抑制其增长。而1927年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其情形却是另一番景象。北伐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曾经历了一个急速扩充的过程。在1924年春至1927年春的三年间，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增长了五倍，即由不到20万，增至100万，其中国内普通党员约60万。经过清党，据1929年10月的统计，国民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其中国内普通党员不足27万。

国民党执政后，其组织发展呈现出一个畸形的走势，即军人党员迅速膨胀，而普通党员缓慢增长。1929年10月至1937年1月，国民党军人党员由30万增至101万。北伐战争初期（1926年10月），军人党员仅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4％，至1937年1月，这一比例上升到61％。也就是说，在抗战前夕，几乎三名国民党党员中，就有二名是军人。

军人党员的膨胀，显示出抗战前国民党组织的军事化倾向。蒋介石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党员。蒋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增大军人党员在国民党党员中的比例，以军队的严密组织来改造国民党的松弛散漫。在蒋介石看来，古今中外最合理最严密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组织。蒋设想如何让涣散的党机器如军事组织一样严密有序，让每一个党员像士兵一样服从指挥。当军人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数60％以上时，蒋的“军队党化”和“党军队化”的设想似乎初步实现。然而，数逾百万的军队党员并不是基于对党的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而仅在形式上履行一道集体登记入党的简单手续而已。这种有名无实的膨胀数字，无论是对党的组织力量，还是对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都毫无意义，以至于考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时，完全可以将其军队党员剔除在外。

真正能代表国民党组织规模的，是普通党员的数量。1927年4月国民党国内普通党员约60万。经过一场清党运动后，到1928年3月，国内普通党员减至22万人。其后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缓慢回升。到1937年1月，国内普通党员增至52万多人，其中预备党员近16万，正式党员约36万⁽¹⁴⁾。十年间仅增加了30万普通党员，尚未恢复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的规模。

如果进一步考察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则更加清楚地显示国民党组织力量的弱小。以1935年为例，是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300。若将有名无实的军队党员和海外党员排除在外，则这一比例为1∶990，远低于同时期苏联、意大利等一党制国家中党员与人口的比例。作为一个执政党，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实在太小。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地域基础主要是两广，其次是两湖。据1926年10月统计，两广（含广州）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近70％，两湖（含汉口）约占15％。这与当时国民党的控制地域和军事政治进程基本上是吻合的。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其统治中心由珠江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党员的地域布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抗战前党员的地域分布与南京政权的地域基础并不完全吻合。据1935年8月的资料显示，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党员占16.8％，湖南、湖北（含汉口）、江西、安徽、河南、福建六省党员合计占27.6％，两广（含广州）党员占31.1％，其他省区共占25.5％。据此观之，抗战前南京政权之核心的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其党员所占的比例相当低。即使再加上南京中央还有相当控制力的湘、鄂、赣、皖、豫、闽六省，其党员人数合计亦未过国民党党员总额的半数。另外，抗战前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的两广，其党员人数虽较北伐时期大减，但仍占国民党党员总数近三分之一。抗战前国民党显然是一个组织基础非常脆弱的执政党。

国民党执政后，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急剧扩张其党势的高潮？

1929年以前，国民党忙于清共和举办党员总登记，在此期间，为了防止“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基本上停止吸收党员。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决定实行预备党员制。“三大”修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年龄在16岁以上，由两名党员介绍，经区分部党员大会通过，并经区党部考查及县市党部核准，方得为预备党员；预备党员受党的训练一年以上，年龄在20岁以上者，由区党部考查合格，经县市党部审查及省党部核准，方得为正式党员⁽¹⁵⁾。这是国民党自1924年“一大”实行直接吸收制以来，在党员吸纳机制上的一大调整。预备党员制度从1929年底开始在部分省市实施，最初国民党中央规定各省征求预备党员有一定的期限，一般为二至五个月，并非随时征求⁽¹⁶⁾。

从1932年下半年起，国民党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开始大规模征求党员，改定期征求为随时征求。同时鉴于预备党员制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因感到手续不便而不愿入党，又先后颁布了《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办法》和《特许入党办法》，规定一部分人可以不经过预备党员程序而直接加入国民党。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最初限定为“对党国有特殊贡献或劳绩者”和原为国民党员而未履行总登记者。其后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日趋宽泛，乃至免除预备程序直接入党的人数，与经由预备程序晋升为党员的人数，几乎不相上下。

预备党员制度于1938年废止，前后实行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制度仿自俄共，但与俄共相比，国民党的入党条件仍甚宽松。如俄共针对不同阶级的入党对象，规定不同的入党介绍人和预备训练期。而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仅在入党程序上多一道手续而已。

按理，作为一个掌控丰富政治资源的执政党，在入党限制不严的情况下，其组织规模会急速膨胀。而国民党除有名无实的军人党员与年俱增外，普通党员规模一直处于低幅滞长状态。1932年以后，国民党中央一再训令各省市党部加大征求力度，并按各省市人口和环境，规定应征党员数量指标，严饬各地方党部加紧努力不得怠忽。尽管所定指标不高，但各省市均未能按期如数完成中央下达的征求任务。如规定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北、南京、上海、北平等省市各应征3万人，河南、陕西各应征2万人，山东应征4万人，天津应征2.6万人。但直至1936年底，上述各省市均未完成指标⁽¹⁷⁾。

抗战前国民党员数量的低幅增长，至少还和以下两个因素紧密相关：一是党组织松弛涣散，二是党与民众相疏离。由于党组织涣散无力，便不能有效地通过各级组织管道，自下而上大规模地吸纳新生力量。如1936年国民党中央在给地方党部的训令中指出：“各地党部办理党员之征求与晋升手续诸多迟缓，往往申请入党经年，尚未领得预备党证，或预备期满已久，尚未晋为正式党员……向地方申请入党者积年累月，尚不能得一预备党证”⁽¹⁸⁾。而党与民众相疏离，则民众对党失去信仰，党对民众失去吸引力，党的组织来源因之枯竭。

抗战前国民党的地方党组织建设滞后于地方政权的建设。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的第六个年头，仍只有不到40％的省份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不到17％的县成立了正式的县党部。即使在国民党党务基础较好的长江中下游省份，县党部亦未能普遍建立。据1933年底的统计，江、浙、湘、鄂四省分别只有73％、69％、54％、42％的县正式成立了县级党部⁽¹⁹⁾。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不见党组织和党员的踪影。如1931年程天放在考察河南省国民党党务后指出：“河南全省党员总数，在1928年总登记时只有八千人，经过十八、十九两年的变乱，淘汰了许多，现在只有六千余人……党员不但数量少，并且往往集中在县城内，有许多县份，乡村里面一个党员都没有。”⁽²⁰⁾这种情形不独河南一省为然。从各省市国民党党员与人口比例观之，除南京、汉口、上海、北平、广东、浙江等省市低于1∶1000外，江西、广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都在1∶1000以上，江苏、河北、四川、安徽等省则在1∶2000以上，山东、陕西等省则平均5000至9000人中才有一名国民党员。这些为数不多的党员主要集中于城市，“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党的踪迹”⁽²¹⁾。直到抗战前，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未深入到县以下乡村社会。

抗战前已成立县党部的地区，其组织运作情形如何？据1930年江苏省党部的调查，“各县党部不健全者甚多，委员与委员冲突，下级与上级反对，政府与党部倾轧，纠纷叠起，怪象百出”。全省各县党务分为两类情形：一类是“可工作而不工作”；一类是“要工作而不能工作”，结果是“无一好好做工作的县党部”⁽²²⁾。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中亦谈到，江苏省不仅省党部派系斗争激烈，各县党务亦时起纠纷，党员党籍十分混乱。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训令江苏各县党部一度停业整饬⁽²³⁾。安徽一些县党部空有招牌，并无实际活动。1935年，中央政治学校学生陈少书在安徽实习调查时发现，安徽各县党务，以经费关系，许多县份均在紧缩中。县党部只设干事、书记各一人。如当涂县党部干事还不是专职，党部平时无人办公⁽²⁴⁾。

在那些处于半控制或只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的边缘省区，国民党的组织基础自然更为空虚。在这些省区，地方实力派抵制和抗拒南京国民党组织力量的扩张和渗透，有的明令禁止国民党党部组织在其控制区域合法存在；有的表面上允许国民党在其省区建立党部组织，而暗地里严加防范；还有的地方实力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发展忠于自己的组织力量。党员数量和地域分布的局限性，以及地方组织基础的脆弱性，均显示出国民党是一个“党力”十分衰微软弱的执政党，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

三　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

在西方议会政党体系中，党员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引人注目。党员除在选举中投下自己的一张选票外，并无其他特别的权利和义务。选民对党籍并不看重。政党发展党员的目的，也主要是多拉选票，扩大影响，故对发展党员一般没有严格的标准和手续。如美国两大政党的大多数党员都是不固定的，也没有履行过任何手续。普通选民只要在选举时投某党的票，即被认为属于某党的党员。故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政党的成员大多是政党认同者，而不是真正隶属和忠于某党的党员，仅从党员的社会构成上很难判断某个政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

中国国民党则不同，其组织体制借鉴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在革命党的政治文化中，党员被要求在普通民众中起先锋和模范带头作用，引导民众接受党的意识形态，服从、忠诚于党的领导。如国民党声称其党员是“训育”民众的“保姆”，其党歌歌词中亦要求党员“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国民党“党员手则”更要求其党员大要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小要讲“礼节”、“服从”、“勤俭”、“整洁”，还要懂得助人为乐、持之以恒以及学问济世等道理⁽²⁵⁾。此外，各个时期还具体规定党员对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如1935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十五种不同职业的党员分别规定其对党应负的责任，要求党员在各界群众中成为核心⁽²⁶⁾。故在法理上，国民党对其党员寄予了甚高的期望，有别于西方议会政党对其党员的低要求。

由于国民党自称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同时又要求其党员作全民的“前锋”，故在党员吸收上，一方面表示不偏重某一阶级，另一方面又特别注意吸纳和网罗社会各界的“精英”和权势人物。如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告各省市党部，规定下列六项人员无论对“党国”有无贡献，均可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径为正式党员：各级学校校长和职员；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包括区长、乡镇长及保甲长；公民训练中的各级干部；各类党政训练班的学员；各社会公益团体的负责人；各职业团体的负责人⁽²⁷⁾。这意味着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网罗原有的社会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后，达到渗透和控制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目的。

抗战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主要来自城市知识界和政界。知识界主要有教师、青年学生和自由职业者。这三类党员合计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政界主要指党政机关人员。这一部分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从部分省市的党员统计数字看，抗战前国民党员的职业构成与北伐时期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有二：一是知识界党员中，教师占有较大的比例，而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如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湖南、河南、山东等省国民党员中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0％、70％和40％，到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时，三省学生党员的比例分别降至14％、19％和14％⁽²⁸⁾。1934年，湖南国民党党员中学生比例更降至7.5％。北伐时期青年学生争相加入国民党的情景不复再现，表明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对那些富有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已失去了吸引力。这个时期教师党员的增加，可能大多出于谋职的现实考虑。因为在教育“党化”的口号下，一些地方限制非党员从事教职，或强制教师集体入党。

二是政界党员比例明显增加，而农工党员比例明显下降。如广州市在国民党“二大”时，工人党员占60％，政界党员占10％，到国民党“三大”时，工人党员降至16％，而政界党员则上升至46％。广东省国民党党员比例在1926年10月统计时，农民约占40％，学生和工人各占25％，商人不足10％，其余军、政及自由职业者甚少。到1929年3月统计时，农民占17％，工人占11％，学生占9％，商人占12％，教师占11％，党政军警占16％，其余及不详占24％⁽²⁹⁾。

党员官僚化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会出现的现象。而农工党员比例的骤减，则是国民党清共以后与农工乖离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抗战前国民党官方统计中的农工党员，已不是北伐时期“扶助农工”概念中的“农工”。这个时期国民党所称的“农”和“工”，既不是阶级阶层的分野，也不完全是职业的分野，而是以生活和工作的地域场所来划分的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如“农界”、“农业”的分类中，既包括地主（“业主”），也包括小农（佃农、雇农、自耕农等）；“工界”、“工业”的分类中，既包括资本家（“厂主”），也包括工人。以江西为例，1934年该省国民党党员分类统计中，“农业”（含林、渔、牧）党员共计900人，其中“业主”668人，“助理人”157人，“雇工”75人；“工业”党员共计56人，其中“厂主”27人，“职员”29人⁽³⁰⁾。这意味着该省战前党员中，真正的农民和工人甚少。

据1934年中共党员成分统计，农民占87％，工人占5.8％⁽³¹⁾，与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判然有别。中共主要以社会底层民众为政治动员对象，而国民党则以社会中上层“精英”为基本组织力量。这一点从抗战前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亦反映出来。大约有近一半的党员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近40％的党员受过初等和私塾教育，未受过教育的党员不到10％。以20世纪30年代华中地区的经济和教育水平为例：家有良田三十亩，才能供给两个子弟入小学；家有良田五十亩，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进城读高小；家有良田二百亩以上，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读初中⁽³²⁾。以此衡量，国民党党员大多数是家有恒产、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以上社会阶层。

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通过科举等政治吸纳机制将绝大多数读书人紧紧地吸附和控制于体制之内。只有极少数落第失意者隐逸民间，漂游于体制之外，很难形成群体性的反体制力量。科举制度废除后，新知识分子已不像传统士大夫阶层那样有着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认同和学而优则仕的单一职业取向。读书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不再天然地融附于政权体制之内，而裂变和分离出一大批体制外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国民党从同盟会至1927年以前，其主体即是一批反抗现存政治体制的知识分子。北伐完成后，国民党由一个反抗现存体制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代表现存体制的执政党。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依其政治取向，依然可以划分为现存体制的支撑群体、反对现存体制的对立群体以及与现存体制保持距离的中立群体。国民党虽然吸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其政权体制之内，而游离于国民党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仍占大多数。

四　社会对国民党的观感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革命精神虽不如共产党，却仍称得上是一个富有奋斗精神的革命党。有理想有志向的知识青年群相涌入。胡适即称：“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³³⁾胡适所称的“全国多数”，当主要指知识精英群体。正是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往往被视为“人心所向”的表征。而知识精英中真正倾向国民党的，又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

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无疑在共产党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也在追求社会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投下了恐怖的阴影。尽管如此，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部分从北洋政权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号称要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新政权还是抱有希望和幻想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抱负，故而期望国民党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政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曾记录下他当时的感想：“我们住在北方，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蒋廷黻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到南京。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呵——对我们来说，那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³⁴⁾在那时“北方学统”的知识分子中，怀着与何廉同样感想的也许不在少数。

但知识界对国民党的期望和好感未能持续多久。1930年5月《北华捷报》有文这样写道：“仅仅在一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中间都存在绝望感，这是最糟糕的现象。”⁽³⁵⁾《北华捷报》的看法并非独家之言。1932年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曰：“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党员未必加增，新加入者，其目的或只在求官，而倔强不羁者，或不满现状而去。各地办党务之人，得意者易腐化，失意者易消极。多年之党人风度，能保持者少矣！”⁽³⁶⁾《时代公论》更痛切指陈国民党党员的“四化”现象：“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数是腐化，次多数是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说到精锐的党员，直是凤毛麟角，求之不得”；“盖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数年来，因为领导人的不良，在各地方实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地说，简直就是深恶痛恨！”⁽³⁷⁾

北伐时期一度倾向国民党的胡适，此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32年9月《独立评论》发表胡适一篇题为《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胡在文中总结国民党执政以来四五年的转变说，国民党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的拥戴，但执政后，“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蒋介石亦毫不掩饰其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懊恼。1930年10月，蒋在一次讲演中谈到：“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会，一般对于我们党部党员的影响印象，均是非常不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我们党部曾为人民打抱不平，为民众求利益的；所讲的话，统统是同人家争权利，做包庇词讼的贪污纳贿的事情。”⁽³⁸⁾1932年蒋介石甚至申言：“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恢复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革命精神。”⁽³⁹⁾1933年蒋进一步指责党已经“破碎”、“无能”、“失信用”⁽⁴⁰⁾。他举江西为例：“江西各县的一般党员，因为一方面极其幼稚，一方面又领导无方，不仅是不能实际协助剿匪，正如现在各地方的警察一样，不仅不能尽到职责，以维持公共的安宁，增进社会的福利，而且反要为非作歹，包烟包赌，做出种种坏事。”⁽⁴¹⁾蒋介石这些措词严厉的训话，也许含有激励国民党人奋发自励的良苦用心，但确实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组织危机的严重性和国民党员社会形象的恶劣程度。

蒋认为在北伐军事胜利以后，国民党又重蹈了辛亥革命的覆辙。他指责国民党人不仅没有负起革命的责任，相反在执掌政权后，“因循弛懈，蔑视党纪”的积弊重新暴露出来。党丧失了革命精神，不成其为一个革命党。蒋为此深怀忧虑，并一再提请国民党人注意。1935年蒋在国民党“五大”闭幕后的一次讲话中，再次痛切地指出：“外国有革命党，我们中国也有革命党；何以外国的革命党能够建国，能够成大功；我们有革命党，国家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般党员办事不负责任，没有精神，不能自动努力来研究改善与创造一切以报效党国……现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果本党不能及时振作，领导全国国民起来共同救国，我敢说党和国家决不能再苟安三四年！眼看人家就要来摇动我们党国的基础！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要灭亡！”⁽⁴²⁾

在蒋介石痛切谴责国民党的同时，另一位国民党领袖胡汉民亦持有大体一致的看法。1930年，胡汉民尖锐地批评基层党部“不知向下层去做工作，却只会向上面拱，只对上级党部上条陈、下批评，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而对于自己应该向人民方面做的工作，却不知考察，不知注重”。“所谓‘到民间去’在党员已成了一句空话”⁽⁴³⁾。胡和蒋一样，对国民党党部和党员指责最多的，就是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在胡和蒋的理想中，党部和党员应该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能协助政府推行政令，教导和训练民众；另一方面能将下层民众的意见和不满上达给政府。胡、蒋期望于地方党部和党员所担当的，正是传统士绅所扮演的“通官民之邮”的中介角色。国民党中央规定，下级党部不必要挂出什么招牌来，表明那里是党部，以免教人民看到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而不愿和它接近⁽⁴⁴⁾。各级党务人员不归入公务员系列，其官俸不称官俸而称作“生活费”，其官等亦区别于普通公务员，不分特、简、荐、委，而称首长、处长、科长、干事⁽⁴⁵⁾。凡此，皆有意淡化党务人员的官僚色彩，希望将国民党党员塑造成为民间精英的角色。但是，胡汉民看到“全国各地的党部确能竭尽职守的很不多见”，“省市以下的党部差不多都不见有何积极的效能，尤其是不能做到两句话：接近人民，领导人民”；“人民对党不但不欢迎，不感觉需要，反而嫌多”⁽⁴⁶⁾。

国民党中央对基层党部和党员的期望本身就不切实际。以城市为中心，以知识分子和官僚为主体的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农村基层社会。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民间去，而基层党员则将办党当作往上爬的阶梯。国民党农村党员本来很少，而这些“少数在农村作事的党员，从他入党起，有许多人便是想把入党作成到城中来找差事的一个工具。因此，一个原来在乡村很纯良的知识分子，他不加入党，还能在乡村安心工作，一入党后便常常梦想到那高高在城市中的县党部、省党部，以及中央党部去工作，或者希望他的上级党部能因为同志的关系，而在城市的机关中介绍相当的位置”。这样“不惟很难形成党在农村中细胞的发展，并且增加城市知识分子过剩的严重性”⁽⁴⁷⁾。换言之，地方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触角，却为地方“精英”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1930年，江苏省党部调查各县党部工作情形时发现：“各县同志在省会逗留者有五六十人。此五六十人之中，皆为各县负责党务工作之同志，今竟有随意离职，不守纪律，放弃责任之情形。”当时江苏共有六十个县，几乎每个县党部均有人借故勾留省城，为个人仕途寻找晋升机会⁽⁴⁸⁾。

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作“党痞”、“党棍”和“党混子”的寄生群体。其时，国民党的中央和省市级的干部职员，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但在县党部以下，“党棍”的成分越来越大。一方面，城市党员不愿到县以下基层党部去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也不重视对基层党务人才的培养，加之基层党部权力小、待遇差，几乎成为被人才遗弃的角落。“党部不选用人才，什么人都可以办党，没有能力的党员都收容到党部里来了”⁽⁴⁹⁾。就教育程度而言，省党部委员的素质一般不如省政府委员高；县党部委员的学历往往低于县长。故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⁵⁰⁾。一些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趁机而入。一个开口“三民主义”，闭口“本党”的职业“党棍”群体由此而起。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的朱家骅曾为这一群体作过界定：第一，靠党过生活。第二，依党做护符。第三，借党争权利⁽⁵¹⁾。基层“党棍”群体的崛起，与国民党中央所期望于党员的民间精英角色，完全背道而驰。党部与党员不仅失去民众的信仰，甚至遭到地方政府人员的蔑视。曾养甫在考察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党务时发现：“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⁵²⁾党不仅未能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而充当了一个与官争权，与民攘利的角色。

国民党中止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以后，因“违教”而导致全党意识形态陷入混乱状态。党的继承人之争与党的路线之争相互纠缠。为了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国民党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中一切稍带革命精神和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视作“共党”余毒抛弃掉，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与此同时，执政以后政治权力带来的腐蚀，又未能有效加以防患和抑制，在裂变与蜕变交相作用下，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成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

第二节　“训政”体制与五院制的建立

一　“训政”的理论渊源与发展

第二次北伐告成，奉张政权倒台后，国民党依照孙中山《建国大纲》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所谓“训政”，就是由国民党训练人民行使政权，实际是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

训政源于约法之治。早在1906年孙中山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时，曾经将革命进程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⁵³⁾。军法之治的目的是推翻皇权，宪法之治的目的是建立民权。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如何才能解除兵权以让民权，孙中山认为，这中间需要经过一个约法之治。“军政府与人民相约，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其荦荦大者悉规定之”，以此来防止军权的膨胀，不致抑制民权的发展⁽⁵⁴⁾。孙中山规定军法之治为期三年，约法之治为期六年，以期能循序渐进，步向民主。

1914年7月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孙中山进一步指出：“本党进行秩序分作三时期：一、军政时期，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二、训政时期，此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三、宪政时期，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⁵⁵⁾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寄希望于提高党权来约束军权，最终实现民权。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仍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且规定：“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⁵⁶⁾

三时期的划分，是孙中山总结民初国民党失败教训后提出的。民国初建时，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认为王朝覆灭后，中国立即可以进入宪政时代，实行政党政治。孙中山主张中国政党之间应展开竞争，一党在朝主政，一党在野监督，“假使本党实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地位必至更迭，而本党在野，亦当尽监督之责任”，“互相更迭，互相监督，而后政治始有进步”⁽⁵⁷⁾。但是，国民党人的政党政治主张遭到袁世凯等专制势力的强烈阻击，未能取得政权的控制权，中国进入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时代。孙中山由此坚信在向民主政治迈进的过程中，应有一个过渡时期，即所谓军政与训政两时期，以“训练清朝之遗民，而成为民国之主人翁，以行此直接民权”⁽⁵⁸⁾。在此时期中，应“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⁵⁹⁾。

训政时期始于“一省完全底定之日”。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是推行县自治，“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即为宪政开始时期”⁽⁶⁰⁾。训政的目标是进到宪政，是为宪政顺利实行打基础的预备阶段。孙中山构想的宪政模式是五权宪法。国家大权分为政权和治权：政权就是民权，治权就是政府权。首先是人民有权。所谓人民有权，表现为人民有对官吏的选举权、罢免权，对法律的创制权和复决权，这些权利通过县自治和国民大会得到制度保障。国民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县自治基础上由每县选举代表一人组成，行使国家层面的民权。其次是政府有能。所谓政府有能就是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五院共同组成中央政府，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实行五权分立的五权宪法，五院各施其责并对国民大会负责。五权宪法是以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分治说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训政就是要为人民学会熟练使用直接民权、组织国民大会做好各种准备。总体上看，孙中山的建国三时期和五权宪政理论，在20世纪初中国改造代议政治思潮中，是最为完整的设计方案。就政体来看，五权宪法论主张在县自治和直接民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人民支配的、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主张权力协调、直接民权、行政优先等，这一理论基础虽源自西方政治理论，但与三权分立体制的分权制衡有很大不同，五权分立强调的不是政府权力之间的制衡，而是集权下的分工，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真正的“万能政府”。孙中山的上述政治思想对南京国民政府立法体制的设计和形成有着极大影响，其训政理论与实践均渊源于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胡汉民、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要人虽然在反共、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等问题上有着共识，但在“二次北伐”完成时，对政府权力运作、国家控制方式等具体问题，尚未达成一致，如李石曾等基于孙中山的均权理论，强调地方分治，这和国民党要求加强中央权威的主流舆论就不协调。平津克复后，舆论虽已提及“结束军政，开始训政”，但训政究竟从何时开始，至何时结束，国民党中央也尚未作出正式宣示。1928年8月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统一革命理论案”提出：“自总理逝世迄至现在，党的革命理论由同志凭各个对主义的认识，及革命实际变动的观察，致革命理论，纷歧万端，致理论中心不能确立。”⁽⁶¹⁾基本显示了国民党思想分歧的现实。全会作出的“组织理论审查委员会”的决议，则体现出加强政治思想统一的愿望。

1928年8月7日，蒋介石在审查二届五中全会提案时发表《今后贯彻革命实行主义之主张》的谈话，鲜明主张“以党治国”、以军治国，提出“军队党化”、“党军队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的所谓“四化论”，要求军队党化同时，“党员与行政人员社会民众皆使一一军队化”⁽⁶²⁾。蒋希望以三民主义的精神改造军队，再以军队严明的纪律改造党、行政机关和社会民众，由此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效率、有责任的新国家。8月9日，蒋又发表《对时局意见书》，提出：“既曰以党治国，则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对于各方言论“宜就其利害定一准则，有动摇主义，蛊惑人心，反背本党之主张者，皆在绝对禁止之列。”⁽⁶³⁾

作为两次北伐的最高指挥者，蒋介石此时虽然享有很高声誉，但他的言论更多还被看作军人的发言，其军队党化、党军队化的主张，和国民党内的主流观点也不尽一致。相比之下，胡汉民为首的一批具有理论素养的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二次北伐”占领京津后，正在巴黎的胡汉民、孙科等联名致电谭延闿、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政实力派首领，提出《训政大纲草案》，提议改组国民政府成为五院制的政府，“以实现五权之治”。胡汉民等在《训政大纲草案》中提出了如下原则：“一、以党统一，以党训政、培植宪政深厚之基；二、本党重心，必求完固，党应担发动训政之全权，政府应担实行训政之全责；三、以五权制度作训政之规模，期五权宪政最后之完成。”⁽⁶⁴⁾胡汉民、孙科本为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的合作者，蒋介石重新上台并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后，与其继续合作实属顺理成章，因此他们的提议得到南京方面的积极响应，国民党中央决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讨论训政开始后的军事、政治诸问题。会议作出的关于改组政府的决议中原则提出依照《建国大纲》的规定，在国民政府内设立五院。

二届五中全会召开时，胡汉民、孙科尚在由欧洲回国途中，未能参加会议。8月28日，胡汉民抵达香港，随后北上赴上海、南京。9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加推胡汉民为常委，负责制定《训政纲领》，筹划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随后，胡汉民依据其所提出的《训政大纲草案》及《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对国民党的统治理论和体系进行了具体的梳理。

胡汉民坚定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理念，强调：“夫以党建国者，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夫以党治国者，本党以此规模策训政之效能，使人民自身能确实使用政权之谓也。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褓姆自任。”⁽⁶⁵⁾在胡汉民设计的党国治理框架中，党治之下党、政府、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行政上，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交由政府完成。具体而言：“就党与政府之关系言，党必求其以完固之重心，政府必求其有适宜之组织；就权与能之关系言，党为训政之发动者，须有发动训政之全权，政府为训政之执行者，须有执行训政之全责；就党与政府二者在训政时期与人民之关系言，则党之目的在以政权逐步授诸全国之民众，政府之目的在于逐步受国民全体直接之指挥与监督。此三者，为训政时期建设制度者所必须周顾之根本原则，缺一不可。”⁽⁶⁶⁾

和孙中山强调以党治国是以“党义治国”一样，胡汉民认为“训政”时期，国民党之所以有资格代表人民行使政权，训导人民走向宪政，在于国民党是一个拥有革命主义作指导的政党。因此，“以党治国”的确切含义应该是“以党义治国”，用主义和政策来“训政”：“政治完全是由党而来，而党的主义也就完全靠政治去实施，所以今后事实上政治如果没有革命的主义，便不成其为革命的政治，而党如果没有革命的政治，便不成其为革命的党。政治与党既是一事，而非二事。那么，政府中同志在政治上所担负的一切工作，当然就是党所给予的；而今后政府一切施政的标准，对与不对，首先就该问到是否遵照党的主义了。由此看来，方今全国统一，训政开始，不但应该说‘党外无党’；并且应该说‘党外无政，政外无党’。”⁽⁶⁷⁾胡汉民特别对以党治国与一党专制和阶级专政作了区分，认为：“一党专政与阶级专政，其精神与目的，皆以政权专于一党或一阶级为归宿。本党训政，则其精神与目的实以党权付诸国民为归宿。前者为专制的，后者为民主的。其趋诣盖正相反也。”⁽⁶⁸⁾总起来看，训政的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的知识、能力，使其足够行使民权，管理国家，成为真正的民国”⁽⁶⁹⁾；“训政是实现宪政，完成革命的最重要的阶段。训政工作的良窳，可决定整个革命的成败”⁽⁷⁰⁾。不过，胡汉民或许没有意识到，训政理论本身其实使国民党在专制和民主之间陷入巨大的冲突之中：党作为最高权威，提高党权是训政的应有之义，而这肯定会和发扬民权，扩大政治参与的训政目标相冲突；反之，如果对党权实行限制，则所谓以党训政则又成了无源之水。如何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理智抉择，如何在专制和民主之间保持平衡，这恐怕是一个成熟的政党都难以把握的。对一个刚刚脱胎于专制社会、依靠武力征服获取政权的政党，要如胡汉民所想顺利走上民主之路，未免有点过于天真。

胡汉民构想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训政期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汉民回国前，二届五中全会讨论中央政治会议时认为：“政治会议既不能对外发生直接关系，以之为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似非所宜。同时，政治会议在党与政府之间，具有相当之效用，亦不必遂议取消。”⁽⁷¹⁾因此，会议将1928年3月颁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暂行条例》中规定的一切法律问题及重要政务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交国民政府执行”，改为“凡政治会议议决案，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⁷²⁾。胡汉民不赞成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指导国民政府，主张将中央政治会议建设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间又一决策机关，形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国民政府三驾马车的局面。其中，中执会是全党最高指导机关，中政会是训政最高指导机关，国民政府是训政执行机关。

胡汉民、孙科回国前给国民政府的电报中就突出政治会议的作用。其拟订的训政大纲第一条即为政治会议，规定：“以中央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政治会议讨论及决议之范围为：“（甲）建国大计。（乙）施政方针。（丙）对内对外应取之政策。（丁）政府各院委员、各部部长人选问题。（戊）军事大计。（己）各政治分会决议之审查。”⁽⁷³⁾在随后提出的《训政大纲说明书》中进一步指出：“政治会议为全国训政之发动与指导机关”，“政治会议对于党，为其隶属机关，但非处理党务之机关；对于政府，为其根本大计与政策方案所发源之机关，但非政府本身机关之一。换言之，政治会议，实际上总握训政时期一切根本方针之抉择权，为党与政府间惟一之连锁，党于政府建国大计及其对内对外政策，有所发动，必须经此连锁而达于政府，始能期其必行”。“国民政府在发动政治根本方案上，对政治会议负责；但法理上仍为国家最高机关，而非隶于政治会议之下也。”⁽⁷⁴⁾10月25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根据胡汉民的主张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暂行条例》，全文共十三条，条例规定了中政会的性质等：“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全责”，其各项决议可“直接交由国民政府执行”，“政治会议不直接发布命令及处理政务”。中政会讨论和议决的事项包括：建国纲领、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大计、国民政府委员及五院院长等政府官员的任命等。“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为政治会议当然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亦为政治会议当然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得推定其他政治会议委员，其人数不得超过前条当然委员之半数”⁽⁷⁵⁾。中政会采取主席制。中政会由此从一般政治指导机关变为训政的最高指导机关，具备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基本特征。1929年5月、1930年3月，国民党中央又两次修改条例，规定政治会议之下设政治组、经济组、外交组、财政组、教育组及其他专组，“分别担任审查与设计事宜”⁽⁷⁶⁾。

在孙中山的宪政思想中，五院制政府的建立当在宪政时期，训政时期究竟以何种形式建立政府并无详细论述。胡汉民主张训政时期中央政府由五院组成，设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院，国民政府立于其上作为总枢纽，五院委员为政府委员，以政府常务委员五人，分任五院的主席，合五院之组织，总称为国民政府。此时设立五院，旨在以其为雏形，令其在训政的保护下，逐渐发育，在政体上实现由训政到宪政的有机过渡。因此，训政时期的五院制与宪政时期正式的五院制是不同的，训政时期的五院“彼此只收联络之功，而不应有对抗之势”，五院统一于国民党的党权之下，即“国民政府是五院的集体，每一个院是国民政府的一体，彼此间并立而不对立，没有相互连锁的关系；对外又同受党的指挥，对于政治会议的决议统一要绝对地遵守”⁽⁷⁷⁾。

胡汉民反对训政时期颁布一部类似于宪法的根本大法。根据他的意见，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著作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从正面堵住了订立约法的可能。胡汉民制定的立法方针是：“第一方针应谋社会的安定。第二方针应谋经济事业之保养与发展。第三方针应求社会各种实际利益之调节于平衡。”⁽⁷⁸⁾将安定社会秩序视为第一需要，因此，他对部门法的兴趣远远胜过宪法。1929年11月，他在《编纂法典是革命建设的基本工作》一文中，正面解释了私法重于公法的理由：“我们却觉得要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非专靠公法所能成功。尤其推进民主，改良社会，私法的力量，更较公法为大，在日常生活中，人民与私法的关系，也较公法为密切。所以先定私法，以规范人民的生活，比较更为重要。”⁽⁷⁹⁾客观看，胡汉民这一立法思路未免陷于褊狭，私法的重要固不待言，但公法原则的确定是一切私法得以制定和成立的基础，而这不应该是个人论著可以代替的。

胡汉民等提出的《训政大纲草案》和《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后来除个别有所修正外，其基本精神成为国民党训政期间政治体制的指导原则，尤其是“训政褓姆论”和五院政府主张，成为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国民党一党政权的政治方略。

二　“训政”体制的建立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训政时期“实行五权之治”，即建立五院制国民政府的主张。会议关于《训政开始应否设立五院案》的决议中强调：“训政时期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应逐渐实施。”⁽⁸⁰⁾在关于《政治问题案》的决议中并规定“行政院下设内政、外交、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工商、农矿八部，及建设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侨务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其他特种委员会”⁽⁸¹⁾。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前后，制定约法的要求颇具声势。上海四十八个商业团体联合组成请愿团，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十项要求，其中第一项即是“颁布约法”。《大公报》也发表文章，呼吁制定约法，指出：“今全国统一，时移势易，非有齐一之规模，不足以坚民众之信仰。而国民之权利义务，中央地方之权责范围，党政国政之关系连络，均须根据国民党之理论，制为党义的结晶之新约法。既符以党治国之旨，又正为事实之所急需。所应注意者，此项约法一经制定之后，即应严格实施，从上彻下，悉受部勒，不得再有旧约法时代违法玩法之敝。”⁽⁸²⁾国民党内对制定约法有相当共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指导委员会、国民政府法制局分别向会议提出制定约法的建议。会议提案审查小组合并审查了朱霁青、南京市党部、法制局制定约法的建议，并作出结论：“训政时代，应遵总理遗教，颁布约法，此次全会，应即组织中华民国约法起草委员会，限期完成，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赶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呈请通过公布。”⁽⁸³⁾会议通过决议：“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⁸⁴⁾李烈钧在会后曾对此作出说明：“世界各国，无论其为君主国家、民主国家，均有一定根本大法。我国因军事方定，人民知识尚浅，宪法至今尚未颁布。然在此根本大法未经颁布以前，不能不有一种法规使民众共求政治之发展，故会议结果决组起草委员会从事着手进行。”⁽⁸⁵⁾这一决议在胡汉民回国后因胡反对制定约法而被搁置，胡汉民认为：“总理给我们的遗教，关于党的，关于政的，已非常完全，而且事实上都已条理毕具。我们只要去奉行，只要摸着纲领，遵循着做，不要在总理所给的遗教之外，自己再有什么创作。”⁽⁸⁶⁾对此，当时蒋介石为寻求与胡合作曲予优容，但却由此种下了日后蒋、胡冲突的导火索。

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五十七次会议和中央常务会议第一百七十二次会议先后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同时议决《训政纲领》六条。纲领主要内容如下：（一）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二）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以政权付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三）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训练国民逐渐行使；（四）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五）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执行，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之⁽⁸⁷⁾。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议决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冯玉祥、孙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阎锡山、李济深、林森、张学良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同时通过决议，任命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同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并公布行政、立法、司法等院组织法。12日，通过并公布考试、监察两院组织法。1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冯玉祥、林森、张继、孙科、陈果夫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副院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会会长，李济深为参谋部部长，何应钦为训练总监部部长。24日，国民政府任命行政院各部部长，特任阎锡山为内政部长，王正廷为外交部长，冯玉祥为军政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孙科为铁道部长，孔祥熙为工商部长，易培基为农矿部长，蒋梦麟为教育部长，薛笃弼为卫生部长，古应芬为国民政府文官长。

10月10日，蒋介石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国民政府各委员也同时就职。蒋介石等政府委员宣誓就职后，五院先后建立。最早建立的是行政院（10月），其次是司法院（11月）和立法院（12月）。考试院成立于1930年1月。监察院长蔡元培坚辞不就，1929年8月，国民党中央准蔡元培“辞职”，由赵戴文继任。赵亦未到任。1930年11月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推选于右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故监察院一直拖延到1931年2月才正式成立。

1928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发表《训政时期施政宣言》，宣布：“在此由军政时期向训政时期进展之际，中国国民党本其历史上所负之使命，适应国家实际之需要，代行政权，而以治权授诸国民政府。”训政开始时期进行一切建设之先决条件为裁兵节饷与整理财政，同时开展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与教育建设，“实际建设之进展，必恃一强固有能之政府，以为其原动机，故政治建设，乃其他一切建设之首脑。国民政府五院之设立，实为政治建设之创始，今后之努力，则以是为训政之中心，实行建国大纲所指示之直接民权之训练与五权宪法之完成”⁽⁸⁸⁾。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除通过“总理主要遗教为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外，还通过《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规定国民党、国民政府、人民在行使政权和治权过程中的权力分界线，不允许互相超越。具体内容主要有：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培植地方自治之社会基础，宣传训政方针，开导人民接受四权使用的训练，“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有权“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二、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县自治的一切原则及训政的根本政策与大计并对中执委会负责；三、国民政府：实行县自治，执行有关训政的根本政策与方案，对中政会负责；四、人民：“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⁸⁹⁾。国民党有权，国民政府有责，人民既无权亦无责，只有“服从拥护国民党”的义务，以这样直截的语言解读这一决议案，似并不为过。

1929年6月15日，国民党召开三届二中全会，通过《训政时期之规定案》，决定“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完成”⁽⁹⁰⁾。同时通过《治权行使之规律案》，强调政府各机关的权限和职能，主要对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四院提出要求，规定：“一切法律案（包括条例案及组织法案在内）及有关人民负担之财政案与有关国权之条约案，或其他国际协定等属于立法范围者，非经立法院议决，不得成立；如未经立法院议决而公布施行者，立法院有提出质询之权，其公布施行之机关以越权论，立法院不提出质询者，以废职论”；“人民生命财产与身体之自由，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其非经合法程序而剥夺者，司法院及其所属不提出质询者，以废职论”；“在考试院成立以后，一切公务人员之考试权，皆属于考试院，其不经考试院或不遵守考试法所特定之办法而行使考试权者以越权论，考试院不提出质询者，以废职论”；“在监察院成立以后，一切公务人员之弹劾权，皆属于监察院，凡对于公务人员过失之举发，应呈由监察院处理，非监察院及其所属不得受理；其不经监察院而公然攻讦公务人员或受理此项攻讦者，以越权论；监察院不提出质询者，以废职论”⁽⁹¹⁾。

1931年5月，国民会议召开，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计八章八十九条。这是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体。《约法》包括中华民国的国土、主权、国旗、首都，人民的权利、义务，国民生计，中央与地方权限，政府组织等条款。《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国民政府主席、委员“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约法》的解释权也由国民党中央“行使之”。《约法》同时规定：“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与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采择施行。”“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到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国民政府应即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⁹²⁾该《约法》此后即成为国民党统治全国的法律依据，1948年国民大会制宪完成后废止。

三　国民政府的组成

国民政府委员会是国民政府最高领导机关，由国民政府主席和全体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统率陆、海、空军，行使宣战、媾和、大赦、特赦等权，公布法律，授予荣典等。训政时期，委员会人选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

国民政府委员会体制屡有变动。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仿照广州国民政府的做法，实行委员制，不设主席，以胡汉民等四人为常务委员，日常政务由常务委员以会议形式集体处理。宁、汉合作后，由特别委员会推举产生了新的国民政府。自1927年9月至12月，国民政府的组织系统大致延用二届三中全会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不设国民政府主席一职。1928年2月4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南京政府组建后的第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共十一条，行直接党治、委员合议制。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产生。从委员中推举五至七人为常务委员。由常务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处理政务以会议行之，日常政务由常务委员执行之”⁽⁹³⁾。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职权为“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使，并举行或参与国际典礼”⁽⁹⁴⁾。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定开始训政时期。10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组织法》，共七章四十八条，该法规定了试行五权制度的具体方案，包括国民政府及五院的组织与职权。主要有：一、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委员十二至十六人。国民政府主席是国家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任国务会议主席，兼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国家事务采合议制，由国务会议处理。公布法律与命令，需由主席会同五院院长共同署名。二、国民政府设置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各院长、副院长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国民政府委员当中选任。各院彼此独立，凡院与院之间不能解决的事项，由国务会议议决之。三、规定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职权以及组织法要点⁽⁹⁵⁾。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三级中央政制：国民政府主席、政府委员会（或称国务会议、政府会议）及国民政府直辖机关；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所属的各部、各委员会。此时国府主席的实际职权，大体同其他五院院长相当，仍采取委员合议制，但该法第九条规定：国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获得法定的对军队的控制权。此时，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同时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可谓大权在握，国民政府主席实际已超越其他委员之上，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领。

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修正后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最主要的变更有两项：一是删去了原法第十一条“国民政府以国务会议处理国务”一句，并将国务会议改为“国民政府会议”，而以原“行政院会议”取代“国务会议”。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会议”的职权，仅是议决“院与院间不能解决之事项”，而不再是处理国务的最高机构。此项修改实质上否决了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所采取的委员合议制。此后，国家行政完全由行政院长负责。第二项大的修订是第十三条，规定：“公布法律，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以立法院院长之副署行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主管院院长之副署行之。”⁽⁹⁶⁾根据该条规定，五院院长对于颁布法律及命令不再负有共同的连带责任，而只对其主管事项负责，此时的国府主席职权已高于五院院长。公布法律、命令，无须经国务会议议决。当时即有学者评论道：“严格地说起来，经此修正而后，国民政府的组织，已自形式上的合议制成为行政院院长总揽行政权之制。”⁽⁹⁷⁾

1931年5月，国民会议召开，依据国民党中常会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提出的《约法草案》，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有关中央制度一节中，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政府”；“各院院长及各部会长以国民政府主席之提请，由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之”；“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依法署名行之”⁽⁹⁸⁾。6月14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共十章五十二条，明确规定：国民政府主席有权主持政府委员会议，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和其他官职；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不需五院院长副署，直接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实施；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陆海空军副司令及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各院、部、委员会官长，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政府任命；国民政府委员由十二至十六人扩充为十六至三十二人，且五院正副院长为不在此列当然委员。国民政府在组织形式上彻底放弃了委员合议制，国民政府主席权力大大提高，国民政府会议由于人员的扩充及不再管控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已完全流于形式，无任何实权，国民政府的合议制变为主席集权制。新组织法成立后，三届五中全会选任蒋介石为国府主席，张静江等三十二人为国府委员。随后，蒋以国府主席名义提请蒋介石、林森等分任五院院长，蒋以主席而兼任行政院长。从此大权独揽。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爆发“约法之争”，广州于5月27日宣告另组国民政府，宁、粤发生权力之争。后经双方妥协，同年12月25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通过《关于中央政制改革案》，议决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其要点有：第一，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任其他官职；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取消主席提请任免五院院长及指挥五院之权。第二，国民政府委员定为二十四至三十六人，国民政府会议改称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行政院会议复称行政院会议。第三，立法院、监察院委员之半数“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其选举法另定”⁽⁹⁹⁾。这一规定后来并未真正实行，立法、监察二院委员实际仍由各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主席任命。第四，淡化政治会议功能，强调：“在宪法未颁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国民政府委员、五院院长，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¹⁰⁰⁾。组织法修正后，由于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行政院院长总揽行政大权。

此后，《国民政府组织法》又经六次修改，前四次均无重大变更。第五次修改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理之。第六次修改的要点在于，恢复主席负实际责任的制度，并规定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采取合议制，以国务会议处理政务，行使职权。1928年10月，五院制建立时国民政府会议称国务会议，负责统率陆、海、空军，行使宣战、媾和、大赦、特赦等权，公布法律，授予荣典，解决五院之间不能解决的事项等。国务会议位于五院之上。1930年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兼任行政院长后，将行政院会议改为国务会议，原来的国民政府国务会议改称国民政府会议。1931年12月后，再将国民政府会议改称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地位和影响明显下降。

国民政府的直辖机构有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文官处掌理国民政府一切文告之宣达，印信、关防、勋章、奖章之铸发及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暨其他机要事项。参军处掌理典礼总务及宣达命令，承转军事报告事宜。主计处掌管全国岁计、会计、统计事务。国民政府各机关编制预算后，送主计处审核、签注意见报送国民党中政会审查，然后再由主计处根据审查意见编成总预算案送国民政府转行政院提交立法院核议。

30年代前后，国民政府直属专门性机关主要有：建设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全国财政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中央研究院、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等。

四　五院制的建立

五院制是孙中山对民国政制的重要设计。五院制并非五权分立，而是平行五院之间的分工。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定逐次设立五院。10月10日组成的南京国民政府首次明确五院建制，宣告五权制度开始实行。在此前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先后通过《行政院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司法院组织法》、《考试院组织法》和《监察院组织法》。10月20日，由国民政府将五院组织法正式公布实施。

五院制度实行之初，国民政府委员兼任五院正副院长，1931年修正组织法后，国民政府委员不再兼任五院正副院长。五院对各自主管事项的一切重要措施，都要送请国民政府核议或备案，国民政府在审议时可予更正或驳回。五院之间不能解决或相互争议的事项，由国民政府的会议议决处理。

行政院是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于1928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由行政各部署及各委员会组成。行政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行政院本身的组织有行政院会议、秘书处、政务处等。

行政院会议主要议决如下事项：一、提出于立法院之法律、预算、大赦、宣战、媾和、缔约案，以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二、荐任以上行政、司法官吏的任免；三、行政院各部会之间不能解决之事项；四、其他依法律或行政院长认为应付行政院会议议决的事项。行政院院长可提请国民政府主席，依法任免各部部长、次长，各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及委员。

行政院成立后，设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农矿、工商、交通、铁道、卫生等部，建设、劳动、禁烟、蒙藏、侨务等委员会。后陆续设立教育部、海军部，农矿、工商二部取消，改设实业部。抗战爆发前，行政院下设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交通、铁道、海军、教育九个部，蒙藏、侨务两个委员会，另有非经常性的赈济委员会、农村复兴委员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等。

立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于1928年12月5日成立。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立法委员任期两年，1928年10月规定人数为四十九至九十九人，1932年12月修改为四十九至一百人⁽¹⁰¹⁾。1928年至1935年，共产生四届，人数分别为四十九人、六十二人、九十人、八十六人。抗战爆发后，立法委员停止换届。

立法院的职权主要有：一、制定法律；二、议决预算；三、议决宣战、媾和、缔约；四、质问。此外，立法院院长还有如下权力：一、提请国民政府任免立法委员；二、主持立法院会议；三、指挥监督院务及其所属机关；四、国民政府颁布有关立法院主管事务之命令，须由院长副署。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原则，一切法律案提出后，都要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各种法律案，除秘密政治、军事、外交等法案外，政治会议先交立法院审议，立法院审议后，再送政治会议最后决定。政治会议所定的原则，立法院不得变更，政治会议对立法院的决议可以修改。由于各院均对国民党中央负责，立法院在行使质询权时无强迫他院答复之权，更无答复不满意时的制裁权。所以，立法院作为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既没有对立法原则的实际决定权，也没有保证立法原则得到有效实践的监督权，其职权经常处于有名无实的状况。

为便于审查各种法律案，立法院可设立法制、外交、财政、经济、军事等委员会。各委员会委员由立法委员分别担任，每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院长指定。院内的日常事务由秘书、编译两处管理。

立法院成立后，院长胡汉民秉持“要以自治来提倡法制，而逐渐代替了人治”⁽¹⁰²⁾的理念，领导立法工作得到有效推进。从1928年12月到1930年10月不到两年时间内，“共会议一百一十五次，共审议案六百三十九件”⁽¹⁰³⁾。到1931年已经制定了民法各编及民事诉讼法、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土地法、自治法、工厂法、工会法、工商法、商会法、劳动法、出版法等多部法规，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六法体系的基础。继任立法院院长孙科认为，立法院“以过去的工作成绩来说是五院之中最显著的，已为一般国民所承认。大家努力的结果，使一切法规都具备了，最重要的基本法规如民法等等，都由本院同人在胡院长领导之下，经过几年的努力，才议决公布，成绩是很可观的了”⁽¹⁰⁴⁾。

司法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司法机关，于1928年11月成立，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司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司法院所属最高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及行政法院等机关分别执掌司法审判、公务员惩戒及行政审判。

在国民政府五院中，司法院的职能变动最多，1934年前总的趋势是强调其司法审判权。1928年10月颁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司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掌理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之职权”。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修改的组织法在其职权中加上“司法审判”⁽¹⁰⁵⁾，其司法审判权被强调。1931年6月公布的组织法则将其余几项职权删去，规定其“掌理司法审判之职权”⁽¹⁰⁶⁾。12月，国民政府再次修正组织法，司法院定位由“最高司法机关”明确改为“最高审判机关”⁽¹⁰⁷⁾，司法院院长、副院长直接掌理审判。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规定“最高法院院长得由司法院院长兼任”⁽¹⁰⁸⁾。司法院成为审判机关后，根据1931年12月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司法行政部由司法院划归行政院管辖。1934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再作修正，规定“司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¹⁰⁹⁾，次年，司法行政部又重新划归司法院。随后，1936年10月修正公布之《司法院组织法》规定：司法院不仅是最高审判机关，也是“整个的最高司法机关”⁽¹¹⁰⁾。

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审判制度基本沿袭清末新政以来实行的四级三审制。到1935年7月1日，将四级三审制改为三级三审制，分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三级。最高法院为全国终审审判机关，对于民、刑诉讼事件，依法律行使最高审判权。高等法院分设于各省或特别区，地域辽阔者可设分院。地方法院则分设于各县、市，其区域小的，可以几个县市联合组成一地方法院。另特设行政法院为全国行政诉讼审判机关。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置政务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处理政务官违法违纪事件。司法院成立后，改称官吏惩戒委员会。1931年3月，立法院通过决议，将“官吏”改称“公务员”，官吏惩戒委员会也随之改称为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根据1931年6月公布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掌理一切公务员的惩戒事宜，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种。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掌管荐任以上公务员及中央各官署委任职公务员的惩戒事项。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分设于各省及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掌理各有关省市委任职公务员之惩戒事宜。中央、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行使惩戒权时，对于荐任以上的公务员，须经监察院成立弹劾案后，方能移付惩戒。

考试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考试机关，独立行使考试权，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1930年1月6日，考试院正式成立。设正、副院长各一人，综理全院事务。内部机构设秘书、参事两处。下设考选委员会与铨叙部两机关，分别掌理考试、铨叙事务。

考选委员会主要负责文官、法官、外交官、其他公务员及专门技术人员的考选。设秘书长一人，总揽会内事务。具体的考试组织另设典试委员会及试务处，分别办理试政与试务。典试委员会掌理考试科目的命题、考试成绩的评定，及格人员的录取。

考试分为高等文官考试、普通文官考试、特种考试等。典试委员长由主考官兼任。普通文官考试的主考官由国民政府简派；高等文官考试的主考官由国民政府特派。典试委员由考试院提请国民政府简派。从考试院创立到1948年6月，分别通过高等考试、普通考试及特种考试者为4069、6738、154620人⁽¹¹¹⁾。他们中许多人进入到政府体系中，“分布在国民党中央的各院、部、会，各省市政府，遍及绝大部分的行政机关和专业部门。一般是担任科长、荐任秘书等中级职务，其中担任县长的有一百多人，担任中央及其派出机关的高级人员如简任秘书、参事、司长、处长、局长的约四十人”⁽¹¹²⁾。考试制度的实施，使“各部人员中经过考试的越来越多，部长能够控制的职位越来越少，大家渐渐承认部中工作人员（至少是某种人员）需要相当的学历”⁽¹¹³⁾。相对公平和超然的考试选拔制度，对现代文官体制的建立是有益的。不过，由于当时考试设计并不针对具体职位，因此考试合格后得不到适当任用者也大有人在，胡适1934年曾批评道：“考试院举行了两次考试大典，费了国家一百多万元的经费，先后共考了两百余人，听说至今还有不曾得着位置的。国家官吏十多万人，都不由考试而来，只有这两百人，由正途出身，分部则各部会没有余缺，外放则各省或者不用，所以考试制度，至今没有得着国人的信仰。”⁽¹¹⁴⁾另外，在缺乏公开机制的背景下，考试制度覆盖性仍然有限，官员任用的公正性无法充分保证，曾任湖南泸溪等县县长的李惕乾回忆：“有人介绍我到薛岳那里……在他的长官部当了几个月的食客，忽然下了一张条子，连我一起任命了十几个县长。”⁽¹¹⁵⁾这样的任命方式很容易使考试成为形式。

铨叙部掌理全国文职公务员及各人事机构人员的铨叙事项。包括公务员调查登记及任免之审查，公务员升降、转调审查，公务员资格审查，考试专门技术人员分类登记，成绩考核登记等。内设总务、登记、甄核、考功、奖恤五司及铨叙审查委员会。作为地方自治的核心，铨叙部高度重视对县长的审查，从1931年7月到1935年9月，共审查县长1154人，合格者881人，不合格者272人，不予审查者1人⁽¹¹⁶⁾。不合格者报送政府有关机关予以处理。

监察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监察院的主要职务为弹劾、审计、调查、巡察、监试、纠举、建议等。该院先成立筹备处，1931年2月16日正式成立。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监察委员人数时有变更，成立时定为十九至二十九人，后多数时间在二十九至四十九人之间，并分区设区监察使及审计部。院内设秘书、参事两处。

1929年5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弹劾法》规定，监察委员如发觉公务人员有违法失职的事实时，可以单独提出弹劾。用书面形式把被弹劾人违法的事实详细开列，并附以证据。监察院接到弹劾案后，即派其他监察委员三人从事审查。审查的结果，经多数认为应付惩戒时，则将被弹劾人移付惩戒，但是监察院本身并无惩戒权。

监察院在全国设立监察区。1931年3月，监察院颁布《监察使巡回监察规程》，规定监察院院长可提请国民政府特派监察使，分赴各监察区巡回视察，行使弹劾权，其地位与监察委员相同⁽¹¹⁷⁾。监察院会议议决将全国划分为十四个监察区，1934年6月改为十六个。1933年2月，监察院第一次提请简派晋陕、热察绥两监察区之监察使，但尚未在监察区内建立常设之监察机构。1935年10月，监察院公布《修正监察使巡回监察规程》，规定：“监察使于所在监察区内设监察使署。”⁽¹¹⁸⁾监察使署负责将监察区内各官署及公立机关设施事项、各公务员行动事项、人民疾苦及冤抑事项报告监察院，督促改善。

为保证监察委员行使弹劾权，1929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监察委员保障法》，予监察委员行使职权以特别保障，规定：“监察委员除现行犯外非经监察院许可不得逮捕监禁”；“监察委员行使职权时所发之言论对外不负责任”⁽¹¹⁹⁾。

监察院成立后，到1936年6月底，共处理弹劾案件772件，被弹劾者1337人⁽¹²⁰⁾。初期提出一些颇引人注目的弹劾案，包括弹劾江苏省主席顾祝同违法逮捕《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南京市长魏道明、财政局长齐叙等伪造收据舞弊吞款，江西省府主席鲁涤平、民政厅长王尹西违法失职，北平市长袁良滥用职权，外交部长王正廷背党溺职，丧权辱国，司法行政部长朱履龢违法失职，铁道部长顾孟馀渎职等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1932年对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弹劾案。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萧佛成等监察委员以汪“对于此次上海停战协定，不交立法院议决，遽行签字”⁽¹²¹⁾为由，联名弹劾。此弹劾案背后包含着国民党复杂的政治生态和派系、权力争斗，非单纯的违法违纪弹劾可比，但其牵涉的行政、立法、监察三院间的权力互动，仍然颇具意味。最终此弹劾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上海停战协定，系中央政治会议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此项决定既非媾和条约，应准外交部所拟办理，俟办理完竣，再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报告在案”为由，决议“应毋庸议”而退回。中央执行委员会出面否决监察委员的弹劾案，充分体现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在训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无论是行政院、立法院还是监察院，都更像是国民党中央权威下的执行机构，如此的五权分立和相互监督难免流于形式。所以萧佛成等在接到国民党中央处理报告后认为这是“在职中委自行袒庇”⁽¹²²⁾，虽不一定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却道出了此种体制下极有可能孳生的弊端。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抱怨：“只见监察委员求情舍罪，而未见有一参革声罪之举，所以主席不能不负责，参人押办任怨也。”⁽¹²³⁾其实，体制如此，监察委员也难当责任。

国民政府最初行使审计权机关为审计院。监察院开始筹备后，审计权归属监察院，以审计部属之。1931年3月9日，审计部正式成立。审计部负责审核、监督国民政府所属全国各机关预、决算的执行，国民政府岁入、岁出总决算，稽查全国各机关财务行为。其职权的行使以审计为中心，采取合议制。审计官行使职务，与法官办理审判事务的性质相似，其职务也有特殊保障。

审计部行使职权的对象，为全国各政府机关，并包括国营事业机关在内。为工作便利，在各省市设立审计处或审计办事处，负责处理各省市的财务、审计。

第三节　地方制度的重建

一　省制和省政改革

“二次北伐”占领京津后，南京国民政府对省级行政区域作出调整。1928年6月20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京兆区取消，并入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以北平、天津为特别市。9月5日，因孙中山手订的《建国大纲》中仅有省治，而无特别行政区的规定，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五十三次会议决定青海（1929年1月建省）、热河、察哈尔、绥远、西康特别行政区均改为省（1939年1月1日正式建省）。10月17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五十九次会议决议析甘肃旧宁夏地区成立宁夏省（次年建省）。“东北易帜”后，1929年1月28日，将奉天省改称为辽宁省。至此，中国共有二十八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四川、西康、湖北、湖南、江西、云南、贵州、甘肃、陕西、甘肃、青海、新疆。

1930年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依据《建国大纲》，决定废除民初以来实行的道尹制及行政委员等名目，明确地方行政制度采用省、县两级制。和传统中国行政体系比，少了府一级行政体系，在省境辽阔的状况下，省直管县，对地方行政控制力提出重大挑战。从此，民初以来开始的缩省讨论逐渐高涨。1928年宋渊源等发起改革省区运动，缩省讨论在当时形成相当影响，有人根据山川、气候、语言、人口、面积、耕地与矿藏等情况，提出缩省的具体标准上呈国民政府⁽¹²⁴⁾。

1930年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中委伍朝枢、陈铭枢等提议缩小省区，提案得到胡汉民、孙科、林森、戴季陶、吴稚晖、张静江、何成濬、陈立夫、刘峙等联署，可谓阵容强大。提案强调：“吾国现行省区，一省之大，几同一国，有军队之捍卫，有操纵财政之权力，遂成产生军阀之根基。若省区缩小，省权减轻，则军阀虽有盘踞之心，而无可盘踞之地矣。又省区过大，则省长对于各县自治之监督，不易周密，县之地位过低，则地方行政，因多方转折，而行使不便。地方行政不能尽量用之于县自治之建设。省区缩小，省权减轻，则自治易于完成矣。”⁽¹²⁵⁾大会据此通过决议：“省区应重行划定，并酌量缩小，至如何区分，及其实施办法，交由中央政治会议组，组专门委员会，详细研究，拟具方法案，送请中央常会，以备提交全国代表大会或国民会议决定之。”⁽¹²⁶⁾缩省在当时对于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加强省县间的联系，应该有其积极意义。如时人所言：“我国省区辽阔，管辖难周，确为事实。以统治数十或百县以上之权授与文人，既虑力难顾全，授与武人，尤恐割据一方。避割据，求易治，则缩小省区实有至理。”⁽¹²⁷⁾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会议指定审查员，对缩省展开专门研究并提出对案。1931年2月底，初步提出设想：“将各省天然界限，或以旧道，划为两省至三省，而毗连之地，可由甲省划归乙省。全国将分为六十余省。”⁽¹²⁸⁾国民会议即将召开前，缩小省区草案拟定“划分全国为六十九省”⁽¹²⁹⁾。此方案在国民党中央讨论时，鉴于各省经济发展条件不一，重新划定区域范围牵涉太广，未能通过，失去由国民会议决议实施缩小省区的良机。此后，由于宁、粤对立及“九一八”事变发生，缩省在国民政府面临诸多急于处理的难题背景下，无法提上日程。

1932年12月，伍朝枢等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提出《缩小省区案》，并经会议通过决议：“催促政治会议从速办理。”⁽¹³⁰⁾但缩省牵涉甚为广泛，在内外危机频现的背景下，国民政府难以下决心毅然办理。且主张缩省甚力的伍朝枢等并非实际主政者，因此此一决议基本是徒托空言。1933年6月，内政部以国内已出现行政督察公署等组织，可以“辅助省政府权力之所不能及”，而重划省区“恐市虎杯蛇，易启猜疑”⁽¹³¹⁾为由，婉拒缩小省区提案。热闹一时的缩省讨论就此基本终结。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8月公布《省政府组织法》。1928年4月、1930年2月、1931年3月数作修订，1931年修订后持续影响时间较久。最初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之下，奉国民政府命令，综理全省政务”⁽¹³²⁾。1931年《修正省政府组织法》将之修改为：省政府“依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及中央法令，综理全省政务”⁽¹³³⁾。党治色彩有所淡化。

省政府实行委员合议制，设省政府委员七至九人，组成省政府委员会，省政府主席由国民政府就委员中指定。省政府设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厅长由行政院提请国民政府任命。

《修正组织法》特别提出：“现任军职者，不得兼省政府主席或委员。”⁽¹³⁴⁾民国以来，军人把持省政现象屡见不鲜，为防微杜渐，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军民分治之法，任命一批文职官员任省政府主席，如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张群为湖北省主席，吴忠信为安徽省主席，张难先为浙江省主席。但在战争频频的中国，这一做法不可能持久。根据国民政府任命命令的统计，南京政府从1927年至1949年对全国三十五个省共任命省主席253人次，其中军人为190人次，占总数的75％。

《修正组织法》详细规定了省政府委员会和省政府主席的职权。应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事项为：对于省行政事项发布省令或制定省单行条例及规程，撤销省政府所属机关发布的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的命令或决定，关于地方行政区划之确定及变更，关于全省预决算，关于处分省公产和筹划公营事业事项，关于咨调省内军警等绥靖地方事项，关于所属全省官吏的任免等。省主席的职权是召集省政府委员会并担任会议主席，代表省政府执行省政府委员会的决议和监督全省行政机关职务的执行，处理省政府日常及紧急事务。

从《组织法》的条文看，省政府委员会掌握省政，主席实际权力有限，但在实施过程中，各地情形不一，如果担任省政府主席者具有较高的政治军事地位且施政方式强势，则一般委员很难与之抗衡，因省政府委员名义上虽由国民政府决定，实际多由省主席保荐，或在正式任命之前先征得省主席的同意，省主席往往可以通过人事关系控制省政府委员会。加上省政府议政一般不采取表决方式，而是讨论协调，省政府主席作为强势一方更易操控会议，名义上的合议制完全有可能被操作成长官制。相反，如果省政府主席相对弱势而政府委员强势，则极易形成省政议而不决、相互扯皮的现象，影响行政效率的发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直在探索加强地方行政效率的方式方法，曾有过将省政府主席制改成省长制的动议，但迄未实施。合署办公制度是其企图解决省政府机构庞杂、多头并行、效率低下弊端的尝试。北京政府时期，中央各主管部直接在各省设立只对中央负责、不受省行政干预的厅；国民政府时期虽不再采纳这套制度，但省政府所属的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厅仍要接受中央相应主管部门的命令，并对其负责，省厅和县局（科）既要对省县两级政府负责，又要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这样的多头控制，显然不利于行政的有效展开。1933年10月，在蒋介石就省政府组织办法改革事宜征询意见时，湖北省主席张群首先提出推行省政府合署办公制度：“省府各厅处，似可于现制之下，先行合署办公，一切文书，皆以省政府名义行之，各厅处主管事项，由各厅处长副署。则各厅处上对主管部省政府，下逮各县及各厅处，相互间往来层转文件悉皆省去，准此推之，人员经费，自可节省其半。”⁽¹³⁵⁾

张群的意见提出后，蒋介石把张群的建议和自己对合署办公的一些看法，分别电豫、皖、浙、苏、赣等省政府，征询各省看法。各省回复态度不一，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赞同此提议，认为：“合署办公集结各厅于一整个省府之内，则在任何制度之下，均能收统一简捷实效，本省刻正计划进行。”⁽¹³⁶⁾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声称于1934年5月1日起开始实行合署办公，达到了节省经费和“提高行政效率”⁽¹³⁷⁾的效果。河南省主席刘峙、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则反对合署办公，陈果夫明言合署办公制度“裨益殊鲜”⁽¹³⁸⁾。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在回复中模棱两可，声称合署办公在精神不在形式，利弊互见。细究起来，各省的回复中，不难看出派系纠葛的影子。

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对实施合署办公态度积极，他明确指出：“我国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政府机关都仿照俄国采行委员制，所以各省省政府按照国府所订省政府组织法，也采用委员制。委员制自然有他的特殊价值与优点，但是根据多年以来实行的经验，其最大的优点，亦就往往变成了最大的缺点，即因权力不集中之故，各委员彼此牵制得很厉害。省政府一切政务，都取决于省府全体委员所组成之省政府会议……凡有一案提出，必发言盈庭，很难折衷一是，而左牵右掣，欲求政令之顺利推行，每不可得。”⁽¹³⁹⁾杨氏此言，避开了为防范地方坐大而实施委员制这一背景，强调要加强省权，提高效率，道出合署办公的实质即改变省行政权不集中，以提高省主席权力。

既要吸取清末民初以来的教训，防范地方坐大；又要加强省级行政权，提高行政效率，南京政府对此一直左右为难。合署办公只是形式上加强了省政府的统一行政，并未真正提高省主席的权力，其效能难有成算，但风险相对较小。经过反复权衡，蒋介石决定在各省予以实施。1934年7月，蒋介石在给豫、鄂、皖、赣、闽五省省主席的电文中，提出现行省制的几点弊端：第一，就现制本身来看，为“头重脚轻、基础不固。论组织则省庞大而县缩小，论经费则省极巨而县极微，治官之机关太多，而治民之机关太少，伴食高官之人员太多，而深入民间之人员太少”。因此，需要缩小省府编制，扩大县府组织。第二，就横向观察，各厅、处并肩而立，各成系统，各固范围，各私则用，涉及两厅以上事务，往往迁延不决，权则相争，过则推诿，“欲革除今日省政之弊，惟有打破各厅、处并立之分割局面，而并为整个一体之省政府”。第三，从纵向观察，“省政府与各厅、处，县府与各局、科，均截然形成两级，中央部会往往认省之厅、处为其直属机关，彼此直接行文”，导致省府与县府间存在层层节制的流弊，因此，必须使整个省府对中央院、部负绝对责任，整个县府对省府负绝对责任⁽¹⁴⁰⁾。蒋介石所言，是当局从行政角度考虑采取省府合署办公制度的动因。

与蒋介石电文同时，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颁布《省政府合署办公办法大纲》，这一制度先在江西、湖北、河南、安徽、福建“剿共”战争最激烈的五省试行。办法大纲共十四条，明确实施省政府合署办公的目的是“力谋地方政务之推进、保持省府意志之统一及增进一般行政之效率”，规定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保安处均应并入省政府公署，至少应先并入民政厅及保安处。省政府合署办公后，一切文书概由省府秘书处总收发，“省府所属各厅、处上对中央院、部，下对专员、县长或市长及其所属之科或局，均不直接往复文书，概以省政府之名义行之”⁽¹⁴¹⁾。1936年10月，行政院公布《省政府合署办公暂行规程》，通令全国一体实行，规定省政府的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保安处应一律并入省政府公署内合署办公。如房屋不足，至少须先并入民政厅及保安处，同时扩建省政府公署，以使各厅并入，省政府所属机关，除上述各厅处及呈准行政院特许设置者外，应分别裁并或尽量缩小，节余经费应悉数拨增各县行政费。

从行政效能角度看，合署办公不失为减少开支、提高效率的一种具体方法，合署办公推行后，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各厅处的会计、庶务等统一于省政府，政府采用集中统一的财务收支计划，有利于控制经费的支出和合理使用。各厅、处的会计、庶务人员裁减，可以节省部分开支，广西省合署办公后经常费减少10％，办公费减少28％⁽¹⁴²⁾。湖北省政府合署办公后，省府及各厅、处裁员达二分之一以上⁽¹⁴³⁾。但因国民党是由多种政治势力混合的政治集团，政府各机关分别为小集团所把持，不少省份虽奉命实行合署办公，而人员并未裁减，经费亦减不下来，相反由于规定各厅处均要搬进省政府集中办公，便兴建土木；又由于文书集中到秘书处总收总发，秘书处事务空前繁忙，不得不增加员额及经费，弄得经费不减反增，事务也更形集中。事实上，当时蒋介石就曾提出合署办公的几点问题：“省府与各厅处间，依然各地办公，其散漫无约、混淆不清……殊无足称”；“集各厅处之文件，悉由省统收、分办之后，概须主席核行，厅长副署，一人之精力时间有限，能否肆应裕如，亦属疑问。”⁽¹⁴⁴⁾事实证明，蒋的担心不无道理，合署办公制度很容易走向创制者愿望的反面。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长时期未对成立省民意机关作出筹划。直到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后，不断有参政员对此提出意见，国民政府才决定各省设立省临时参议会，于同年9月26日公布《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须具有下列两种资格之一：甲、具有本省籍贯并曾在省内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两年以上著有信望者；乙、曾在省内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两年以上著有信望者。各省临时参议员名额不等，多者50名，少者20名。省临时参议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各县可在本县居民中根据前述两种资格中的甲项，按规定名额遴选出候选人交省政府。省政府与省党部可在本省文化团体和行政团体中根据前述两种资格中的乙项，按规定名额的一倍遴选出候选人。各省政府将上述两种候选人名单呈报行政院，转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决。省临时参议会设正副议长各一人，由行政院从参议员中提名，经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由参议员的产生办法可以反映出省临时参政会并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

二　市制和特种地方军政制度的建立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分别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规定中华民国首都、人口在百万以上者及其他有特殊情形者，依国民政府之特许，可设立特别市，“特别市直辖于国民政府，不入省县行政范围”⁽¹⁴⁵⁾。到1930年1月，全国共设立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汉口、广州七个特别市。《市组织法》规定人口在20万以上的都市可经国民政府特许设市，“市直隶于省政府，不入县行政范围”⁽¹⁴⁶⁾。

1930年5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新的《市组织法》。该法在民国时期施行较久，影响较深。《市组织法》将市分为行政院辖市与省辖市两种。院辖市的条件是：“一、首都。二、人口在百万以上者。三、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特殊情形者。”⁽¹⁴⁷⁾省政府所在地即使符合上述条件之一者仍应归省管辖。根据这一规定，全国当时确定南京、上海、天津、青岛、汉口五城市为院辖市。北平、广州等城市人口虽符合院辖市条件，但当时为省会所在地，故根据规定为省辖市。不久，河北省会迁天津，北平恢复为院辖市。1931年6月，国民党中政会议决汉口市改隶湖北省而为省辖市。到1931年11月，全国有行政院直辖市四个：南京市、上海市、北平市、青岛市⁽¹⁴⁸⁾。1933年，国民党中政会议决以陕西长安为陪都，改名西京，为院辖市。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陪都，升格为院辖市。到1947年，院辖市增为九个：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西京、重庆、哈尔滨、大连。

新的《市组织法》规定，凡人民聚居地方有下述情形之一者，设省辖市：一、人口在30万以上者；二、人口在20万以上，其所收营业税、牌照费、土地税每年合计占该地总收入一半以上者。省辖市地位与县相同。省辖市虽为数不少，但仍有不少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因不符以上要求而被宣布废市改县，如苏州、无锡、烟台、郑州、福州、芜湖、南宁等。抗战爆发前，经国民政府核准的省辖市有杭州、广州、汉口、济南、成都、武昌、重庆、贵阳、昆明、南昌、长沙、包头、连云港等，尚不具备规定条件但已设立市政委员会或市政筹备处的有无锡、烟台、郑州、开封、桂林、福州、厦门、九江、衡阳、芜湖、汕头、南宁、兰州、自贡、韶关等。

市的行政机构为市政府，市长下设各局、科分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警察、卫生等项事务。市政府设市政会议，每月开会一次，议决提出于市参议会的议案、市政府所属机构办事章则、市政府所属各机构间不能解决事项、市长交议事项等，并不具有实际决策权力，市政大权主要掌握在行政首长手中。

市的民意机构为市参议会。根据1932年8月公布的《市参议会组织法》，市参议会为“全市人民代表机关”，市参议员由市公民直接选举，市参议员的名额在人口20万之市为15名，超过20万者，每5万人口增加一名。市参议员不得兼任本市市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公务员。市参议会每两个月开常会一次，所作决议市长应当执行；市长如认为决议不当时可送交市参议会复议，如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而市长仍认为不当时，应即提付市公民依法复决之。将议会与行政的争执诉于全民公决的这一项规定，不同于省议会与省主席的争执由行政院“核办”的规定，凸显出市为自治单位的地位。市公民对市参议员得行使罢免权，对市参议会的决议得行使复决权。事实上，由于民主环境及保障机制的薄弱，这些反映市公民意愿的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落实起来仍然十分困难。

南京国民政府依据孙中山地方自治原则，地方行政制度采用省、县两级制。在推行过程中，由于各省区域辽阔，再加上交通不便、战乱等因素，省管县实际力有未逮，对政府政令推行和有效管理形成相当阻碍。30年代初，长江流域各省出于配合“剿共”军事、增进行政效率的需要，纷纷在省县之间增设特种行政组织。1931年6月，蒋介石提出在南昌行营设置“党政委员会”，自兼委员长⁽¹⁴⁹⁾。江西全省“剿匪”区域共四十三县划分为九个分区，每区设置党政委员会分会，负责指导各区军事、政治、经济等事务⁽¹⁵⁰⁾。7月，蒋介石通令各“进剿”部队“关于宣传事项，应由党政委员会指导施行，俾收统一之效”⁽¹⁵¹⁾。党政委员会主要负责党务、民众自卫及赈济三方面工作：“关于党务方面，即筹划及指导剿匪区域内党部及民众团体之组织及活动宣传训练等方法”；“关于民众自卫方面，即指导督促剿匪区域内保甲制度之实施、户口之编查、自卫团队之整理与扩充及招集流亡、训练自治等”；“关于赈济方面，即筹划剿匪区域灾民之赈恤、田地田赋之整理及产权之确定、农村之恢复等”⁽¹⁵²⁾。1932年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授权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蒋介石、粤赣闽三省“剿匪”总司令何应钦处理所属区域“党政事务”⁽¹⁵³⁾。江西省政府决定在省县之间设置行政区，划全省为十三个行政区，在省政府指导监督下“综理辖区行政及保安事宜”⁽¹⁵⁴⁾。在此前后，其他省份也有类似的机关设置，包括安徽的首席县长制、江苏的行政区监督制、浙江的县政督察专员制等。

1932年8月6日，鉴于现有省、县行政结构难以满足管理需要的实际状况，行政院正式公布《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在全国推行。与此同时，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也于同日公布《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首先在豫、鄂、皖三省颁行。以上两个条例的公布，标志着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的初步确立。

《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的颁布机关是以汪精卫为院长的行政院，行政院作为国家机关，《条例》必须考虑和立法原则不相冲突，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孙中山关于地方行政制度实行省、县两级制的遗训，因此《条例》在变通的意旨下，力图将其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该《条例》规定，省政府在离省会较远地方，因有特种事件发生，可指定数县为特种区域，临时设置行政督察专员。行政督察专员由省政府就本督察区域内各县县长中指定一人兼任，于不抵触中央法令范围内，辅助省政府督察特种区域内地方行政，于某项特种事件办理完毕后撤废；行政督察专员之设置，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并由省政府将设置理由及督察区域，咨请内政部转呈行政院决定行之；专员得于原领县政府内附设办事处，该办事处亦得于本督察区域内流动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对于本督察区域内各县、市政府地方行政，有随时考察及督促、指导权；专员对于本督察区域内各县、市政府行政人员，认为有应行奖惩之必要时，得随时呈明事由，密报省政府及主管厅核办；专员“因维持治安之需要，对于本督察区域内各县市之警察保卫团可节制调遣之”⁽¹⁵⁵⁾。

《行政督察专员组织条例》的颁布机关是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其对新制的要求更急迫，所颁布的《条例》更着重于新制的有效性，以利该制的推行。《组织条例》规定：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依各省“面积、地形、户口、交通、经济状况、人民习惯，酌划一省为若干区，各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¹⁵⁶⁾。公署直隶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并受省政府指挥、监督，综理辖区内各县、市行政及“剿匪”、清乡事宜。行政督察专员由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委派，并由省政府加委，兼任驻在地之县长。行政督察专员可随时考核辖区各县、市长及其所属员兵成绩，并呈报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及省政府，知照主管厅、处分别奖惩或其他必要之处分；如遇有紧急处分之必要时，专员可先行派员代理被撤职之县长等；专员对于区内各县县长之命令或处分，认为违法或失当时，可命令停止或撤销；专员兼任该区保安司令，承全省保安处长之命，管辖、指挥该区各县之保安队、保卫团、水陆公安警察队及一切武装自卫之民众组织。

1932年9月，根据《暂行条例》，浙、赣两省率先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同月，据奉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之令，豫、鄂两省同设该制。1932年10月，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要求在各省普遍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强调在督察区内实行军民二政统一，行政督察专员制有向常设机构发展的趋势。11月，安徽省将首席县长制取消，按《组织条例》改行行政督察专员制。1933年3月，江苏省依据《暂行条例》开始在全省推行该制。9月，河北省亦依据院颁条例首先在滦榆、蓟密两区推行该制。

1933年1月，在为“剿共”军事配合而推出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基础上，南昌行营进一步改组江西各地专员公署，扩大专员公署权力，专员一律兼任保安司令，并须逐渐兼任专员公署所在地县长；同时，为专员公署增加经费，配设技术人才。1934年“福建事变”后，又在福建推行专员公署制度，将全省分为十区，设置专员。

1934年7月，南昌行营颁布《各省行政督察专员职责系统划分方法》，规定新任县长应赴该管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请训，接受指导；省政府奖惩县长，依该管专员之考察报告为重要依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可检查县财政，承转省县行文。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作为省县政府间又一层级的地位更加明确。到1935年，山东、四川、湖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也相继推行该制。

1936年3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及县长兼办军法事务暂行办法》。3月25日，行政院颁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10月15日，行政院又修正公布该暂行条例。新条例明确宣布1932年颁布的《暂行条例》和《组织条例》均告废止，取消行政督察专员制设置时带有临时性质的特别限制，明确规定“行政院为整顿吏治、绥靖地方、增进行政效率起见，得令各省划定行政督察区，设置行政督察公署”⁽¹⁵⁷⁾，专员公署为介于省县之间的“省政府辅助机关”。除原有职权外，条例进一步扩大专员公署职权，包括审核及统筹辖区内各县、市行政计划或中心工作，审核辖区内各县、市地方预算、决算及单行法规，处理辖区内各县、市争议事项，于不抵触中央及省之法令范围内得订立单行规则或办法，受军事委员会委派兼办军法事务，核考辖区各县市长及所属行政人员业绩等。此后，行政督察专员制进入快速推广阶段，据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工作报告称：“现在全国各省已分区设置行政督察专员者，计为江苏省十区，先设八区，浙江省九区，安徽省十四区，江西省八区，湖北省八区，河南省十一区，福建省七区，贵州省八区，陕西省七区，甘肃省七区，四川省十八区，广东省九区，湖南省先设四区，山东省先设三区；最近又增设四区，河北省原设二区，现已裁撤。各行政督察区所辖之县，自四五县以至十三四县不等。行政督察专员，对于所辖各县市行政，随时督察指导，自无鞭长莫及之憾。”⁽¹⁵⁸⁾

专员公署的建立健全，在省、县之间增加了一级有相当行政权的督察机关，对改变交通不便状况下，省管县鞭长莫及的弊病有相当作用。不过，专员公署制度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江西方面就有反映，县与专员公署同地设署者，双方往往“权限不清，非事之代庖，则事事推诿”⁽¹⁵⁹⁾。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特殊形势下，曾设立一些特别的行政机关。1922年，中国收回中东铁路主权，因地方中俄杂居，管理困难，决定将中东铁路沿线划为特别行政区，管理区内行政、外交、军警、司法事务。“东北易帜”后，内政部曾向东北政务委员会征询对东省特别区的改组意见，东北政务委员会称该区地位特殊，请暂予保留，随后国民政府决定保留东省特别区建制。特别区直属行政院，管辖范围以哈尔滨为中心，南至长春，东至绥芬河，西至满洲里。

1930年10月，中国从英国政府手中收回被强租三十余年的威海卫军港。1931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威海卫管理公署组织条例》，设威海卫管理公署，直隶于行政院，“掌理行政及监督地方自治事务”⁽¹⁶⁰⁾。管理公署设专员一人，政务由专员召集行政会议议决执行。1945年10月，威海卫行政区被撤销，改为省辖市。

1931年12月7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划广东省琼崖全属为特别行政区，直隶行政院，设行政长官。1932年3月12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制定《琼崖特别区政府组织条例》，赋予特别区政府“管理全区行政事务监督全区行政机关职务之执行”的权力⁽¹⁶¹⁾。后因陈济棠暗中阻挠，改建事宜未能实施。抗战胜利后，1947年8月，行政院院务会议通过以琼崖改为海南特别行政区，隶属行政院，1949年4月正式成立行政长官公署，派陈济棠为行政长官。

蒙古、西藏因情况特殊，不设省，为中央政府管理下的两地方。

1932年，应“围剿”工农红军的需要，军事委员会先后成立“剿匪总司令部”四个，分别为1932年4月成立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5月成立的“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兼任总司令）、1935年10月成立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兼总司令）、12月成立的“湘桂黔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李宗仁）。“剿匪总司令部”除主持本地区的军务外，还总揽所在地区党务和政务，对重大问题有便宜处置之权，性质上属于临时性地方军政机构。

三　县制的改造和创建

根据孙中山的政制设计，“县为自治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¹⁶²⁾。县在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县行政制度及自治制度多有创制。

1927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次会议作出决议，全国各县一律实行县长制，县政府和县长分别代替县公署和县知事，令各省遵照执行。1928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规定省政府按所属各县“区域大小，事务繁简”⁽¹⁶³⁾依次分为一、二、三等。1929年6月，国民政府重订《县组织法》。上述两法确立了国民政府县制的框架，基本思路是为实现县自治打下基础。循着这一方针，国民党“三大”有关决议案强调：“吾人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念，而易以总理重县轻省之新观念。总理于民权主义与建国大纲中，汇精聚神，唯在直接民权对于县自治之实际行使。由此可知，县自治者，实三民主义之基本知识。”⁽¹⁶⁴⁾

国民党中央认为：“训政时期，重在进行地方自治之工作，故县长人选比诸任何官吏为重要。”⁽¹⁶⁵⁾在《县组织法》中，规定县长的资格一由考试取得，包括县长考试、高等行政人员考试及经其他考试而获得考试院复核及格者；另一由学力及经历取得，包括在教育部认可之院校研习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学科毕业者、曾任荐任官三年以上或最高委任官五年以上经甄别考试及格者、现任县长曾经内政部呈荐者等。这一规定对学历和资历的认定非常严格。1934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规定，曾于中华民国有功劳，或致力于国民革命七年以上有成绩证明属实者，也可担任县长⁽¹⁶⁶⁾。这就为军人当政和淆乱规制开了方便之门。

被任命为县长之官员，应先试署一年，试署期满考核成绩优良者予以实授，实授以三年为一任，三年期满成绩优良者可以连任或升任等级较高之县（1929年修正组织法将任期改为两年）。但在实施过程中，保荐之风盛行，县长往往因人而任，又因人而免，多数县长不等任满三年即已离职。1930至1934年间，福建更动县长289人，平均每个县长任期只有284日，最短的只有四天⁽¹⁶⁷⁾。多数县长任期在半年至一年间。这样频繁地更动地方官，使其无法真正了解、管理地方事务，地方权力更多落入士绅和胥吏手中。

1933年6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县长任用法》，规定县长在任期内不得调任，非依《公务员惩戒法》应予停职或免职者外不得停职或免职。同年7月，内政部又咨文各省，凡各省未按《县长任用法》规定自行任命的县长，应一律作为代理县长，限一个月内由各省政府检齐其履历证书送考试院铨叙部甄别其资格，领取甄别合格证书，再按《县长任用法》正式任命。

国民政府规定考试应成为县长任用的主要途径，但据1932年内政部统计，各省通过考试取得县长职位的安徽为17.6％，比例最高；其次是浙江、湖南两省，分别为11.5％、12.4％；江西、江苏、湖北、河南分别占3.2％、2.7％、1.2％、0.3％，陕西、福建、贵州、甘肃、热河、青海、绥远等省均为零⁽¹⁶⁸⁾。考试并未成为县长出身的主要途径。1935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长考试条例》，规定在全国广泛采用考试这一法定程序，县长考试在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下分省每三年举行一次。

县政府设有若干局或科。局为县政府的外部行政组织。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县组织法》规定县设公安、财务、建设、教育四局，必要时可设卫生局与土地局。局受省主管厅和所在县县长双重指挥与监督。科是县政府内部行政组织。1928年的《县组织法》规定一等县设四科，二等县三科，三等县二科。科秉承县长意志办理日常行政。1929年修正县组织法规定县政府设科减为一至二科。

县的民意机关为县参议会。1928年的《县组织法》中规定县参议会“以县民选举之参议员组织之，任期三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¹⁶⁹⁾，但各地并未建立这一机关。1932年、1933年、1934年国民政府一再行文，催各省成立县参议会，应者仍寥寥无几。

根据《县参议会组织法》和《县参议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县参议会为“全县人民代表机关”⁽¹⁷⁰⁾。每乡（镇）可选举一名参议员。由职业团体选出的参议员不能超过全县参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三。参议员任期二年，连选得连任。县参议会可议决县自治、预算、单行规章、县财政、县公债、县民负担、县有财产的经营及处分、县长交议事项等，并有建议县政兴革事项，听取施政报告及向县政府询问等权。县参议会的议决事项交县政府有关部门执行。如县长延不执行或执行不当时，县参议会可呈请上级机关核定之。如县长认为参议会决议不当，应具明理由送参议会复议，如全体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坚持前议，而县长仍认为不当时，“应即提付县公民依法复决之”⁽¹⁷¹⁾。

《县组织法》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弊病，主要是县属各局名义上由县政府管辖，实际均听从省政府相关各厅处指导，形成各局在县政府之外自行其事的局面。针对此一状况，1932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通过“县政改革案”和“地方自治改革案”，进一步加强县长权力。要求县政府一律以设科为原则；科或局均合并于县政府内办公，实行县政府合署办公；县政府只以县长名义对外行文；县政府为行政管理兼自治机关。

在地方行政制度中有一个与县同级的特殊行政组织，名为“设治局”，设立在边远省份一些特殊地区。这些地区或因政治经济落后，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或因民族杂居，关系复杂，或因民众文化知识程度较低，不能设立县治，又需要有相当机关加以治理，以往在这一类地区设立了与县治相等的特殊组织，如新疆、贵州的“分县”，东北、西北的屯田局、云南的“临时行政委员”，广东的“化徭局”、“化黎局”等等，名目极多。国民政府为统一行政，于1931年6月颁布《设治局组织条例》，规定在尚未设置县治地方，“暂置设治局，至相当时期，应改设县治”⁽¹⁷²⁾。设治局虽与县同级，其机构较县政府简单，《设治局组织条例》规定设局长一人，置佐理员并酌用雇员。设治局不设自治机关，因为设治局仅是过渡组织，在经济文化得到一定开发后，可改设县治。截至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在云南、四川、新疆、黑龙江、吉林、甘肃、宁夏、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等省共设置过六十个设治局，其中有云南砚山等二十多个局陆续改县。

在“剿共”战争期间，政府和军事机关在一些地形较为偏僻，“平时政治力量，已有鞭长莫及之患”⁽¹⁷³⁾地区，本着“适应剿匪需要，增加行政效率”⁽¹⁷⁴⁾的原则，加设特别行政区，就近控制。1933年7月27日，南昌行营在江西设置特别行政区，以崇仁、宜黄两县交界的一部分治地为凤冈特别行政区，永丰、乐安、吉水三县交界的一部分治地为藤田特别行政区，同时设立新丰、龙冈特别行政区（旋被裁撤）。10月、12月，行营又分别在宜丰找桥、宜春慈化和安福洋溪、井冈山大汾设立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设政治局，隶属于行营和江西省政府，负责“处理全区一切行政事务。政治局对各级机关之关系，与县政府同”⁽¹⁷⁵⁾。

理论上，县自治应为南京国民政府完成训政、推进宪政的中心工作，县级行政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并不尽然。仅以经费而论，据统计，1933年度，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县政经费分别为109.1万、88万、95.7万、113万，平均到每县河南为9830余元、湖北为1.26万余元、安徽为1.57万余元、江西为1.38万余元⁽¹⁷⁶⁾。以一县之大，每月平均区区千元经费除维持政权最基本的运转外，确难指望其有开创之举。蒋介石自己承认：“县为执行一切政令之中坚，其重要如此，而行政经费之微薄又如彼，实无从充实组织，延揽人才。”⁽¹⁷⁷⁾另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设立固然强化了政权的垂直控制能力，但在省县之间添加具有行政层级意味的一级机关，无形中削弱了县级行政机关的重要性，对国民政府理应推进的地方自治实际不无阻碍。

1928年9月的《县组织法》规定县以下机构为区—村（百户以上乡村）、里（百户以上街市）—闾—邻共分四级。1929年6月公布《重订县组织法》，改村为乡，改里为镇。每区由二十至五十乡镇组成。1930年再修正时，改为每区十至五十乡镇，并规定每乡镇不得超过一千户。

县以下设立区、乡、闾、邻多级体制，难免叠床架屋，推行也不得力。到1932年，江西全省八十一县只有二十一县着手实行，实行地区也是“省、县、区、乡、闾、邻之间，脉络阻滞，遂致精神涣散，形式差池”⁽¹⁷⁸⁾。1932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决定，县以下之区、乡、闾、邻各组织，由各省自行决定存废，但不得少于二级或多于四级。1934年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改进地方自治原则》，规定“县地方制度采用两级制，即县为一级，乡（镇、村）为一级，区在情况特殊的地方也可以设置，但是例外的情形”。这项规定把以往的县—区—乡（镇）三级制度改为县—乡（镇）的两级制。

《乡镇自治施行法》规定，乡镇可根据自治办理程度选举或由县长择定乡镇长，选举监察委员，正副乡镇长和监察委员为“无给职”，“因情形之必要得支办公费”⁽¹⁷⁹⁾。乡（镇）民意机关为乡（镇）民代表会，由每保选举代表两名组成。乡（镇）民代表会须在全县范围内均完成了健全机构、编查户口、整理财政、设立学校等自治事项，经省政府派员调查确实，报请内政部核准，才能设立。因此，30年代乡（镇）民代表会并未得到认真实施。

国民党中央原规定训政为期六年，1935年为完成地方自治时期，但直到1935年春，自治法规尚未确立，训政的三个阶段（自治扶植阶段、自治开始阶段、自治完成阶段）中的第一阶段也仅只开始。以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江苏为例，30年代中期，这里自治机关尚仅“到县为止。区以下之乡镇公所，多未设立完备。即呈报设立，亦不过为纸上空文”⁽¹⁸⁰⁾。至于自治的成绩，国民政府内政部的报告坦率承认：“进展颇多窒碍。”⁽¹⁸¹⁾具体而言，“办理地方自治之经过，能达到预定之成绩者，实不一见。即就办理较优之省市而言，则各省自治机关组织完成之后，自治之事业既难推进，人民之信仰亦未增加。盖所谓自治机关，本为民众自身结合所以谋本身之福利，而结果乃纯变为下级行政机关负传达公文及征发之任，于其本身所负之责任，亦渺不相涉。故有时观其步骤虽甚合，考其实质则全非。驯至人民因办理自治而负担日重，怨望日增”⁽¹⁸²⁾。事实上，无论是地方自治的推行抑或省、县行政结构的建立，国民政府都表现出对孙中山政制设计亦步亦趋的特点。问题是，现实永远比理论更复杂、更生动，教条化地对待理论的结果，只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

第四节　蒋介石巩固最高统治权的努力

一　整顿内部与编遣计划的提出

北伐军占领京、津后，为表示军事结束，功成不居，1928年6月9日，蒋介石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军事会委员会主席职务；12日，又宣布辞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务。蒋的辞职，本身就是故作姿态，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文、武大员自也心知肚明，纷纷凑趣电蒋，一片挽留之声。张静江、吴稚晖等则以“东三省问题，尚未解决”⁽¹⁸³⁾为辞当面相留。14日，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相继复函蒋介石，告以：“大业一日未成，即责任一日未尽，仍当始终其事，奠安大局。”⁽¹⁸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决议派蒋赴北京祭告孙中山，一则以祭奠孙中山为蒋提供打消辞意的台阶，二则以此凸显蒋介石为孙中山继承人的地位。至此，蒋介石算是工夫做足，表示将继续负责。

6月12日、15日，国民政府分别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北伐告竣，统一完成，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此后将从事整顿与建设，务求完成建设新国家的目的。对内宣言提出五大施政目标：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匪盗、蠲免苛税、裁减兵额⁽¹⁸⁵⁾。此时，蒋介石认为军事已定，开始谋划党务、建设等多项事宜。6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与稚、静二老谈天，研究政治现状，决开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令余与冯、阎、李为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分区整理，派胡、汪为公使，余总觉不甚彻底也。党事无办法，则一切皆无办法，如何能使党务统一也。汪、胡、共、无四派，如何能调剂其间；张、宋、孙三者如何能使其息疑，和衷共济；冯、阎、白三者如何能使其推诚无争也。”⁽¹⁸⁶⁾次日，又在日记中计划：“将统一思想，整理党务，收束军事，设施政治诸端，草定方案。对于国民会议及外交政策亦计及之，以告国人也。”⁽¹⁸⁷⁾

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内乱，国家终得基本统一，元气的恢复尚待时日，整顿与建设，更是千头万绪。国民党元老李烈钧谈到此时最急要任务有三：“一要裁兵，整顿军务”；“二要整理财政”；“三为对外的废除不平等条约”⁽¹⁸⁸⁾。可以说道出了全国大部分人民的心声。1929年2月，蒋介石记下其此一阶段施政计划，大致可看出当时蒋介石处理内外问题的基本思路：“六月二日奉安以后之政策：一、改良农村，奖励农产与森林，确定以农为立国之本。令内政、农矿二部限本年内将全国各省之田租与农民生活状况第一期调查完毕，以定二五减租实行之步骤；二、改良教育，强迫普及，注重小学与职业教育；三、发展电气与铁道事业，务期于廿三年以前增加一万英里铁道，并于黄河、长江、珠江三流域利用水力扩充电气，尤注重于西北交通之发达，以期国防与经济同时发展也；四、减轻出口税，增加工作时间，以求工商业之发达；五、定三年以内，即至民国廿一年六月底止，以有计画有次序禁绝鸦片之吸种；六、导淮以五年为准，完成计画，但同时进行修治运河与黄河之准备；七、继续执行国军编遣会议之决议，必使其切实完成；八、调查户口，以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底止完竣，由内政部负责执行，同时执行乡村自治××（按：两字无法辨认）完成；九、丈量地政，至民国廿三年底全国地图第一期测量完竣。十、已经开办之矿产，准于继续所有权，但以十年为限，并科其相当之税率。其他依照实业计画依次实行，必使三民主义于最短期内见诸实行，不落口头空谈也；十一、统一币制，以为整理金融之基。十二、稽核盐务，精炼白盐，杜绝偷漏，调节盐价，减轻加斤，以副民生之实；十三、对外则以全力收回治外法权，与各邻邦限期画定国界，以保国权。”⁽¹⁸⁹⁾

蒋介石的计划基于对全国的通盘考虑，各地也有自己的努力目标。6月底，河北省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提出准备实施的十四项任务：一、建设廉洁省政府；二、铲除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三、没收逆产，救济难民、伤兵；四、减收地租25％以利农民；五、组织农工银行，救济失业农工；六、设立合作社，以裕民食；七、取消苛捐杂税；八、整理交通；九、铲除官府式教育制度；十、组省经济委会，清理省库；十一、铲除土匪；十二、实行妇女解放；十三、实行征兵制度⁽¹⁹⁰⁾。由出自不同层级的上述两个计划，基本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对未来施政的设想。　

经过长期的内战，国家困穷已达极点，挽救经济、整顿财政是政府亟待着手的问题。1927年8月，各省区商民协会函呈国民政府，要求“召集经济会议，容纳关于经济团体，如农、工、商、学与劳资两方等代表及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外交专家为委员，讨论议决新税税制及关税管理、保管、征收等重要问题，并创制一切关于经济之法案”⁽¹⁹¹⁾。国民党“二次北伐”占领京津后，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统一工作加紧展开。6月20日至30日，由宋子文主持，国民政府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经济会议，全国各大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的主要职员，实业界领袖、经济专家及有关官员一百二十人出席。宋子文提出会议需要讨论的“财政上重大问题”：金融、公债、税务、贸易，要求与会者充分贡献意见⁽¹⁹²⁾。会议支持宋子文提出的裁减兵员、限制军费开支、编制预算、建立强有力的国家银行等各项财政措施，通过提请政府裁兵、统一财政、改革税收、保护关税、整理交通及公债等提案。会议高度关注当时对经济发展和财政统一有着决定意义的裁兵问题，讨论了军队数量、军费限制、裁兵方法、步骤、被裁官兵的安置等，通过裁兵通电，提出：裁减军队，全国留五十师，每师1万人；军费全年总额1.92亿元，占全国收入的三分之二；组织裁兵机关，中央设全国兵工建设委员会，各省设分会。希望政府“于三个月后，将全国裁余军队之数额，化兵为工之成绩，公布天下”⁽¹⁹³⁾。会议决定组织裁兵促成会筹备委员会，选举虞洽卿、杨杏佛、冯少山等二十五人为常务委员。

1928年4月，财政部长宋子文提议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以“议定机关费、事业费及划分国地两税、征解中央税款”和“救济金融、划一币制、整理旧债、推行新债各事”⁽¹⁹⁴⁾。7月1日至10日，全国财政会议在南京召开。宋子文主持会议，财政部、各省政府、各集团军代表百余人出席。会议目标为谋求“财政之统一，税制之革新，国家地方收支之划分，预算决算之厉行，金融制度之改进”⁽¹⁹⁵⁾。着重讨论统一全国财政问题：限制军费开支，编制全国预算，统一币制。会议通过《筹备关税自主裁撤厘金案》、《整理盐务案》、《确定全国预算宜先确定大政方略案》等多个提案，决定统一全国财政，废除厘金制度，“一律裁撤厘金，所有物资课税、节节设卡之积弊，绝对涤除”；划分国地税，地方不得截留国税或任意增加新税；设立中央银行，废两改元，统一币制；1929年1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这次财政会议奠定了国民政府财政管理的基本格局。会议响应当时掀起的裁兵声浪，要求把每年军费开支压缩到1.92亿元，建议发行特种公债，筹措裁军费用⁽¹⁹⁶⁾。

8月10日至18日，全国交通会议举行。各省市代表一百二十人参加，交通部长王伯群主持会议。鉴于全国交通事业千疮百孔、濒于破产的境地，会议提出分三步整顿全国交通的任务：第一步恢复交通常态；第二步提前筹办急需事业，如完成粤汉铁路株洲至韶关段，修筑沪杭甬钱塘江至曹娥江段、陇海线灵宝至兰州段，健全全国无线电讯网，筹备航空运输，准备接管海事行政等；第三步为未来事业从速建设，如规定全国铁路路线，整顿扬子江等。会议通过交通整理设计方案一百四十余件⁽¹⁹⁷⁾，决定取消中美、中日无线电合同，将招商局收归国有，实行官商合办。

无论是全国经济会议还是财政会议，裁军都是讨论的重点，这确是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必要前提。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北伐时，仅约十万人，到1928年底已发展到四个集团军，总兵力二百余万人。其中，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50万，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42万，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30万，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亦在30万左右⁽¹⁹⁸⁾。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成为压在国家社会头上的沉重负担。据统计，全国军队共计84个军270个师，常年经费约需5.46亿元，临时经费9600万元，共计约需六亿多元，实发数目3600万元，而国民政府当时全年预算总收入仅4亿元，加之新办的各种税收，亦不过4500万元⁽¹⁹⁹⁾，即使将全年收入全部用作军费，“而不敷甚巨”⁽²⁰⁰⁾。中央如此，地方也不例外，以湖南省为例：“湘省军费，月需二百五十余万之多，尚系指在湘部队而言，开出湘境以外作战者，尚不在内。以湖南地方之小，民力之敝，何能担负月需二百五十余万之养兵费……在军队因四折发饷，实有不能充饥御寒之苦，在公家因民力已尽，亦有负担不起之虞，对公对私，均感困难。”⁽²⁰¹⁾

庞大军队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国民政府财政的统一。由于军费开支浩大，政府无法足额拨发部队经费，欠饷更是司空见惯，这种状况在各个集团军均存在：第三集团军情况最好，有山西田赋盐税作保证，出入不大；第一集团军每月应付军费银1260万元，实际上“仅发给半数”⁽²⁰²⁾；第四集团军“军饷仅能对折发给，每月通常不敷一百万元”；最惨的是第二集团军，军队数量多，开支大，国民政府每月只给200万元的军火供应，其他全靠地方，而第二集团军辖区地瘠民贫，收入很少，1927年底，“每军士及总指挥每人各发现银五元，临敌之际有时赏发每军士一二元不等”⁽²⁰³⁾。由于军费不足，各集团军常常在所辖区域截留税款，发行军票，强行向地方民众索款。川、滇、黔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在辖地内任意发行钞票，征收税捐，使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因此，“军费一日不能确定，则精确之预算即一日不能成立”⁽²⁰⁴⁾。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对既有军队实施编遣，裁汰老弱病残，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是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必由之路。

北伐占领北京前后，蒋介石等国民党军事领袖开始认真思考和筹划实施裁兵。攻克北京之前，国民党内裁兵呼声已起。1928年5月23日，蒋介石连续发出三电，在致内政部及江苏、安徽、浙江省政府主席电中，提出：“北伐如成，则裁兵在即，江浙皖三省，至少每省须消纳五万被裁之官兵，以为生产之用。”⁽²⁰⁵⁾致刘纪文电中强调大规模军事结束后，“整顿军队不可稍缓……第一集团军总员共裁至廿万人”⁽²⁰⁶⁾。致何应钦电则明确提出其裁兵主张：“第一集团军急须乘时检阅整顿”，“军队如不裁减，万无整顿之望，即政治亦必随之破产。全国军队，固当待会议解决，而我中央基本部队则应早以行动为表率。”⁽²⁰⁷⁾电文初步提出了编遣第一集团军的基本构想：先从第一、第二、第三军团开始整顿，改编十至十二个师，每师三旅，每旅二团，完备骑、炮、工、辎重、特种、航空等各兵种，首先裁汰官兵约15万人。对被裁官兵拟充任警察，组织护路队、警备队与筑路队等；组织裁兵委员会，具体研究各军应裁减的数目及编配；组织编制委员会、抚恤委员会；等等。5月30日，蒋介石再电何应钦，指出：“现急需办者：一、军事收束筹备会。二、裁兵安置筹备会。三、营房设计会。四、军队改编委员会。此四者以裁兵安置为最要而最难，其法不外分区裁汰安置。第一期以四个月为限，江浙皖三省政府负责筹设安置冗兵各一万五千人，每期可裁汰四万五千人，一年之间可裁十三万五千人。中央则设各种学校如警察、宪兵、路工、交通、电气、测量、浚河、航空各种人材养成所，每种多则三千人，少则三百人，约计可安置官兵五千人之数。其费用则由政府预筹，可发行公债三千至五千万元。”蒋在电文中进一步强调：“革命后之建设，能否实行，全视裁兵计划能否成功，而尤在于吾辈能否切实进行也。革命之建设能否实行，全视裁兵计划能否成功。”⁽²⁰⁸⁾

蒋介石的裁兵主张，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全力支持。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对部队“化兵为工，力谋收束”。6月23日，蒋向国民政府呈文，提请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协同各部及建设委员会办理裁兵事宜”，以使“化兵为工，可期早日实现”，并提出以张之江为裁兵善后委员会会长⁽²⁰⁹⁾。6月26日，国民政府第七十四次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设立“裁兵委员会”的议案⁽²¹⁰⁾。7月1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裁兵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规定裁兵善后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负责设计裁兵后军队的收容方法。

在蒋示意下，南京中央所属部队将领纷纷表态响应裁兵主张。6月13日，钱大钧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裁兵一举，自为目前不可缓之要务”，国家建设要正常展开，“舍裁兵外，无以节省多数之费用”⁽²¹¹⁾。6月下旬，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致电军事委员会，提出：“请先由职军开始裁编。”⁽²¹²⁾6月30日至7月1日，何应钦主持第一集团军所属各军师长召开军缩会议，通过“国防海防各军分配办法”⁽²¹³⁾，决定先将第一集团军部分军队兵额压缩三分之一。何应钦在讲演中以日本维新为例，要求各军事领袖效法日本藩王，将军权交还中央。具体而言，整军“第一步先党化军队，然后将个人军队化为国有，一切用人行政，都听从政府的命令”；“第二他的驻在地，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第三军需要独立，长官不能干涉”；“第四军事教育要统一”⁽²¹⁴⁾。

面对国民政府的裁兵决议以及颇具声势的裁兵舆论，冯、阎、李等军事领导人不敢沉默，纷纷表态支持，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6月14日，李宗仁致电谭延闿、蒋介石，陈述对时局的意见：一、以政治手段收复东三省；二、召集各方领袖开军缩会议，分期裁减兵额，裁余之军队，集中军权，统一训练；三、统一财政，制定建设方案；四、废除不平等条约；五、统一党的意志；六、酌定国民会议开会日期⁽²¹⁵⁾。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密电蒋、冯、阎、李，严禁收编反动军队，酌量裁减原有军队，其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进驻北京后大力收编当地武装的阎锡山。对此，冯、阎、李等的反应颇具深意。阎锡山立即复电，表示：“锡山裁兵节饷，夙具此心。十七年来，但有缩减之方，从无扩张之举。”同时就所谓收编武装的指责为自己辩护：“凡遇自拔来归者，均酌予收编，然亦均系禀明蒋总司令，得其允准者也。”⁽²¹⁶⁾李宗仁的复电一方面表示“亟宜实行兵工政策”；另一方面因其自身也收编有大量部队，而极力为收编事开脱和打抱不平：“有时因环境关系，暂予羁縻，亦势所难免。应请严令各军，如有特别情形，必须呈候军事委员会核办。军政完全统一，自易着手。陈义过高，无裨事实，恐转失中央威信。”⁽²¹⁷⁾李济深则由其总指挥部秘书长出面表态：“军事结束后，此时正须裁兵减政。”⁽²¹⁸⁾相比之下，冯玉祥表现得更加诚恳：“如何裁减兵额，如何化兵为工，固玉祥寤寐向往，尤馨香以祷其早日实现也。”⁽²¹⁹⁾

对于裁兵，冯、阎、李其实各怀心思，反应也都出自自身利益，但在舆论和环境压力下，对裁兵之举表面上都不能不表示赞同，而且调门愈唱愈高。6月23日，阎锡山再次发出通电，力主裁兵，强调立国大事，“裁兵尤为要中之要”，“当此军事结束，训政开始之时，真正全民视线，惟集中于裁兵之点，能裁兵则能建设，能讲民生；不能裁兵，则建设民生都是空文。且能裁兵，则今日北伐完成，武装同志，都是有功国家；不能裁兵，则今日拥兵之多，难免不变为后日民众之罪魁”⁽²²⁰⁾。阎锡山此电，以民众意向为依归，可谓字字属实，句句在理，虽不一定是其肺腑之言，却切中肯綮。阎电发出后，白崇禧马上致电响应。7月5日，冯玉祥公开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主张统一军政，彻底裁兵，废除各集团军，各军事领袖常驻首都参加中央工作。军事将领的表态，一个比一个陈义更高，其中虽多有言不由衷之处，但毕竟加入了全国裁兵舆论的大合唱，为裁兵编遣计划的推出作了铺垫。

二　编遣会议的召开与流产

1928年6月26日，蒋介石离南京赴北平。此行任务一是到西山碧云寺祭奠孙中山，二是与冯、阎、李等人协商军事善后问题。7月3日，蒋介石抵达北平，5日发出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等人的通电，宣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凡我同志，必当以真正觉悟与全国人士切实合作，以完成此重大之职责。”⁽²²¹⁾蒋介石以公开通电的形式，将倡导裁兵的大旗掌握在自己手中。

7月11日、12日，蒋介石召集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鹿钟麟、陈绍宽等讨论整理军事方案。13日，蒋介石、冯玉祥等人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蒋将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达成的共识——《军事整理意见书》向社会公开，作为实施裁兵的基本方案。《军事整理意见书》首先阐明裁兵的必要，强调“裁兵能否实行，军政能否切实整理，今已为国家存亡之关键”。意见书详细阐述了编遣的具体方案：决定召开编遣军队的“特别军事善后会议”，由会议议定军队复员、裁兵具体办法，以及军政统一后的军制、军额、军费等问题，会议结果呈报国民政府公布，由军事委员会执行。同时对具体编遣提出八条意见：一、实行兵工政策，扩大警察编制，设立各种研究班，安置被裁士兵；二、由财政部印发3000万至5000万军事善后公债，筹措裁兵经费；三、组织裁兵委员会或编遣委员会具体负责裁兵问题；四、根据军费占国家收入一半的原则，确定全国年军费为2.5亿元，兵额为50万；五、军队编制以师为单位，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六、妥善安置军长以上级别的军官；七、实行军区制，全国划为：苏皖赣、闽浙、两广、两湖、四川西康、云贵、陕甘、鲁豫、燕晋、热察绥、东三省、新疆十二个军区，每军区驻兵四万至五万人，军区长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八、抚恤伤残军人⁽²²²⁾。

7月14日，蒋介石进一步整理出《军事整理案》及《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等具体裁兵计划。《军事整理案》规定设立国防会议，作为全国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直隶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负责统帅军政全部责任。同时制定了编留军队的整理计划：一、设立编遣委员会，由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参谋次长加上中央委员三至五人组成，直隶于国民政府；编遣委员会成立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各集团军总司令一律取消，各军均听编遣委员会的编遣。二、由中央统一各部队的编制、训练、经理及军械的分配、补给，取消各集团军总司令，所有节制、调遣、人事权收归中央，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及习惯。逐渐实行征兵制。三、国军平时以师为最大单位，军事委员会在各集团军及后方部队选拔精良部队，归中央直辖，先编成六十个师，再求精简为五十个师。编制、训练、经理、枪械以及节制调遣均听编遣委员会的命令。四、统一军事教育，各师下级干部轮番入中央军校补习教育。五、着有战功及资深学富的将领，由编遣委员会审定，一律补官给俸，军长以上级别者调军委会任职，愿出洋者给以旅费。六、各师、团易兵而教，相互参合⁽²²³⁾。《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规定了被遣士兵的安置计划：一、在编遣委员会里设国军编练部、宪兵编练部、警保设计部、兵工设计部、屯垦部。二、精选编余官兵及各地警察，编成宪兵20万，直隶中央。三、从国军及宪兵编余部队中，再选若干编为警察与保安队，直隶于省政府。四、兵工设计部研究兵工技术及管理方法，选择最急、最要、最易者先行。五、以冗兵开垦边荒，充实边防⁽²²⁴⁾。

蒋、冯、阎、李等国民党军实力派人物7月北平会面，为1929年1月国军编遣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是编遣会议筹备酝酿中的第一个重要阶段。7月25日，蒋介石离北平回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8月8日至15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举行。决定结束军政，开始训政时期，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设立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会议通过《中央政治会议案》和《政治分会存废案》，要求各地政治分会限1928年年底前取消；修改政治分会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各政治分会“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并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会议通过《统一党的理论案》、《民众运动案》等多项议案⁽²²⁵⁾。《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案》确定划分国家、地方税收的原则，设立预算委员会核定收支。会议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推举蒋介石、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孙科、胡汉民为常务委员。

确立军事整理方案是全会重要使命之一，全会通过《整理军事案》，内容为：一、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二、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间切实收缩；三、统一军事教育；四、裁军为整军理财的第一要务；五、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均为重要⁽²²⁶⁾。决议还决定将提案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杨树庄六人进一步规划，然后由国民政府核定施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向着召开编遣会议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蒋、冯、阎、李7月在北平讨论编遣计划时，曾议定军队分三期编遣：第一期为自裁自编，第二期为召开编遣会议进行统一编遣，第三期则在第二期统编基础上再把全国军队缩编为50万。自裁自编于1928年7月即开始进行，至1928年12月中旬，四个集团军均宣称已基本完成任务。经过整编，各集团军分别拥有的步兵数额为：第一集团军十二师二旅，第二集团军二十师数混成旅，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十二师左右⁽²²⁷⁾。从数字上看，第一集团军编遣力度较大，但究其实，主要是编制的压缩，人数裁减实际有限。自裁自编的效果正如何应钦所说，许多人给他写信反映“裁兵不过是一个美妙的名词，实际上绝没有那回事”⁽²²⁸⁾。这样的结果，朝野各方自然也都了然于胸，这一段时间实际是各实力集团为应对裁兵而留下的准备期。自裁自编到期后，召开全国统一编遣会议便提上日程。

12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筹备简章》，决定成立编遣委员会筹备会，任命何应钦为筹备主任，正式展开编遣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26日，蒋介石决定编遣会议提案要点：一、取消集团军。二、军政军令在编遣期间，皆由编遣会议决议执行。三、不得自由调动部队⁽²²⁹⁾。

在会议筹备的同时，南京中央继续发动广泛的裁兵舆论宣传。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门举办“整理军事宣传周”，召开民众大会宣传裁兵，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胡汉民、戴季陶等纷纷出席演讲“裁兵”、“编遣”。上海特别市党部把12月19日至22日定为上海宣传周，召开大会、发表通电，强烈呼吁裁兵。国民党上海六区党部联合通电全国，要求各军事将领参加编遣会议，直诋与编遣相左的行为为“反革命”。同时，各地亲政府乃至中立报刊也大量发表文章、评论，支持编遣会议。

经过半年的酝酿、准备，1929年1月1日，国军编遣会议在南京正式开幕。5日，编遣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大会。大会通过吴稚晖起草的“不偏私、不欺饰、不假借、不中辍”宣言，作为编遣委员会必守的信条。蒋介石发表讲演，以日本为例，强调“削藩”，要求把军权收归中央。直截了当地表示：“要造成现代式国家的条件是什么？即是（一）统一。（二）集中。”蒋以日本倒幕运动成功后，各藩化除藩兵、军权收归中央为例指出：“国军的基础树立，反动势力镇压下去——全国统一，才能名实相符，中央政府才能着手改良一切政治。”蒋一再阐述军事财政统一的重要性，强调：“要造成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就得把构成现代国家要件的军权首先集中起来，统一起来，才有办法。今后能否统一，能否集中，全在我们同志一念之转移。”⁽²³⁰⁾希望各军事领袖开诚合作，站在中央、统一的立场上，以国家为重，达成军事、财政的统一。

继第一次大会之后，编遣委员会又于1月8日、1月11日、1月17日、1月22日召开第二至第五次大会。第五次大会推选吴稚晖、谭延闿、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杨树庄、何应钦、宋子文、张学良为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大会闭幕后组织编遣委员会常务会议，定期开会，讨论决定编遣的有关事宜。编遣委员会负责拟定国军兵额，划分卫戍区域，拟定全国军费，规定现有各部队官兵裁留标准，接管现有各军队程序，校阅全国现有陆、海、空军，筹办编余官兵分遣安置等事宜。编遣委员会委员长由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设总务、编组、遣置、经理四部，分别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为主任。委员会下设编遣区办事处，为国军编遣委员会的地方编遣机构，负责该区内军队之编制、遣置、点校及编遣期内之训练、绥靖、兵器器材整理统计等事宜。

1月25日，编遣委员会第六次大会后，举行闭幕典礼，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相继致词，并发表闭会通电。编遣会议历时三个星期，讨论了三十多项议案。其中最重要的为第四次大会通过的《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大纲》全文共十七条，主要有六方面内容：一、国军编遣委员会已经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战时高级编制立予取消。取消之后，设编遣区，各编遣区办事处承编遣委员会之命，于编遣尚未完毕前，负责一切。这就等于取消了冯、阎、李等人对所辖军队的合法统帅权，军权收归中央。二、各编遣区内从前解拨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的军费及各区截留的国家税收，一律移交财政部管理，再由财政部拨交编遣委员会经理部，经理部再转发各部队。现存之军实及一切军用品，存放指定之储藏库统一保存。各兵工厂之制造，一律停止。三、全国现有军队分六个编遣区编遣：即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各设一个编遣区，东三省设一个编遣区，川、康、滇、黔为一个编遣区。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舰队，应由编遣委员会径行派员缩编。四、全国陆军步兵不得超过六十五个师，骑兵八个旅，炮兵十六个团，工兵八个团，总兵额约80万人，军费为1.92亿元。军费缩减至全国总收入的40％为止。各编遣区编留部队至多不得超过十一个师。五、各省区依地方财力及必要，可由编遣会核准，将编余官兵改编为地方警察、保安队，人数以3000至6000人为限。六、现有军队，不论原属何部，自归编遣委员会管辖后，应留驻现在防地，非奉编遣委员会的命令不得移动⁽²³¹⁾。

大纲最大的看点是编遣区的划分，这是影响各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是各方斗智斗力的结果，其中包含有很大的奥妙。从表面看，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与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是平等的，各设一个编遣区，因此所裁士兵人数也基本相等。实际则不然，方案中规定中央直辖部队的编遣，为蒋介石留下了一个活口，由于握有中央大权，蒋可以把第一集团军兵员转移到中央编遣区编留，实际比冯、阎、李多了一个可以利用的编遣区，编遣的结果自然会比冯、阎、李保留更多军力。在各集团军自行缩编过程中，蒋的用心已经暴露。缩编前第一集团军有四个军团及总预备队、后方警备部队，总计官兵50万人。在自行缩编时，蒋介石把方振武的第四军团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改由中央直辖，改成中央缩编部队。在缩编过程中，中央直辖部队又都由第一集团军兼办。编遣区办事处的组成也是如此，何应钦为中央编遣区办事处主任，朱培德为第一编遣区办事处主任，项雄霄、葛敬恩、贺国光则分别兼任两个编遣区办事处的总务局长、军务局长、处置局长，两个编遣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操作的空间巨大。

当然，中央直辖部队的提出，也并非毫无根据，以后来编成的中央直辖部队十二个师成分看，这些多属北洋或地方部队：“如河北徐源泉、郑俊彦，皖北岳维峻，鲁境任应岐、刘珍年、谢文炳、刘志陆、刘桂堂、福建张贞、卢兴邦等部”⁽²³²⁾。他们在北伐大潮中卷裹进南京政权中，和各实力集团均没有历史联系，由中央统一编遣说起来尚属名正言顺。又如福建、山东部队不属于指定的六个编遣区范围，将这些部队放进中央直辖编遣，也应是比较好的选择。事实上，这些部队编遣后，相当一批人员并没有落入蒋介石的控制之中，如福建张贞、卢兴邦部分别编为暂编第一、第二师，岳维峻、谢文炳、刘志陆、刘珍年、刘桂堂部分别编为新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这些部队基本还是处于半独立状态，中央直辖部队十二个师中半数以上不为蒋介石所掌握。郑俊彦、徐源泉、任应岐部分别编为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师，相对而言，这部分部队蒋可以调动。方振武的第四军团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本为第一集团军析出，不过方振武部曾经归属冯玉祥，只是“二次北伐”时才归第一集团军指挥，陈调元部远在豫鲁，和白崇禧有附属关系，将其归属中央直辖，既在情理之中，也可以理解为偏私之举。无论如何，这样一个编遣区的存在，使蒋有了上下其手的空间，这是蒋拥有中央权威的天然优势。　

其实，编遣中的空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都十分清楚，从保存实力的目标出发，虽然表面上他们不能不附和裁兵主张，但实际上私下里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编遣方案的通过后面就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勾心斗角过程。早在“二次北伐”完成，裁兵宣传声入云霄时，冯玉祥就提出，裁兵“不可令各集团军比例裁汰”，其公开理由是“军队系国家所有，非各军事领袖总司令所得而私”⁽²³³⁾，实际则是因为冯部人数较多，如按集团军比例裁撤，则冯部裁撤最多，实力受损最大。会议筹备时，冯玉祥授意石敬亭等向蒋介石提出：“此次编遣军队宜用‘下楼’办法，而不宜用‘跳楼’办法。所谓‘下楼’办法，乃先编遣四个集团军总司令部，过半年再编遣各方面军总指挥，再过半年编遣各军，如此仅一年即可编遣至师部。此种按步下楼之办法，虽缓慢而较安全。跳楼办法则为从集团军至师部均一次编遣。”⁽²³⁴⁾这一建议很明显是希望由各集团军自身主导编遣进程。冯进而提出有利于己的裁留标准：“强壮者编，老弱者裁；有枪者编，无枪者裁；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裁；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裁。”⁽²³⁵⁾按照这一标准，保留最多的当然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裁遣最多的则是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收编了十几万降军，势力膨胀最快；阎锡山因为大量招降纳叛，扩充实力，实力大增，成为众矢之的；白崇禧在前线也收编了一些降军。惟独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出力多实惠少，冯玉祥对此愤愤不平，所以曾多次提出裁兵重在不收兵的主张。

冯玉祥的裁留标准当然为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所不满。蒋介石见有机可乘，在编遣会议上鼓励冯玉祥提出自己的裁兵方案。冯玉祥拟定的方案为：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部队共编八个师。冯玉祥的方案，把自己划到与蒋介石并列的第一序列，而把阎、李置于第二序列，显然对阎、李不利，激起阎、李二人对冯的不满。1928年12月26日编遣筹备会上，冯玉祥的方案遭到阎锡山、李宗仁方面的激烈反对，李宗仁公开表示：“余意裁兵愈多则前途愈有可为，惟须合于中庸之道，各方被裁兵额，务求平允方可。”⁽²³⁶⁾蒋介石则不置可否。阎锡山趁此与蒋介石、何应钦等联络，提出一个与冯氏不同的方案：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非正式队伍编六到八个师，余下六到八个师由中央处理。阎锡山的提案加进了中央编遣区，明显对蒋介石有利，而其本身并无实质利益。老谋深算的阎锡山主要欲借此拆散他最担心的蒋、冯联盟。蒋介石在阎的提案基础上，又提出增加一个东北编遣区。

编遣会上，蒋介石把冯、阎两个方案分别提交会议讨论，冯、阎立即为此发生冲突，李宗仁看到阎案有离间蒋、冯的性质，也表示倾向阎案，冯玉祥陷于孤立。局势的发展正是蒋介石乐于看到的，在阎案已占上风的情况下，他顺水推舟，也表示赞成阎案：会议最后确定的方案正是以阎案为基础的，蒋巧妙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又使各方无话可说。

总体而言，作为拥有中央政府的最高统治者，蒋以中央编遣的名义，在此中得到事实上更多的份额，尚不能算是过分。其挟中央政府的权威，利用广大人民渴望裁兵的心理以及冯、阎、李之间的矛盾，召集编遣会议，期望用和平的政治手段，削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进而剥夺他们的军权，也有其不得不然之理。但蒋求治太急，对地方实力派逼迫太紧，会中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编遣会，以焕兄报告最实在，任潮最支吾……今日形势，编遣事非强制执行似不为功，应与焕章接洽之。”⁽²³⁷⁾强制推行编遣的意愿非常急迫。在其本身并不具备消灭地方实力派的足够力量的背景下，招致反弹几乎不可避免。对蒋介石高举中央大旗欲消弭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实力于无形的计划，冯、阎、李当然不肯听从。冯玉祥拟定的方案受到攻击后，即表示消极，不再出席编遣会议。李宗仁经过几次电报催促，才于12月28日到南京，抵触心理非常严重。

编遣会议一闭幕，冯、阎急忙返回防地，李宗仁则留在南京观察动静，各方面都积极做战争准备，以便在战场上一决高低。蒋介石花费半年精力酝酿、筹备编遣会议，在会上尽管达到了目的，却也种下无穷后患。会议进行过程中，蒋曾在日记中写道：“军阀习惯性成，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思之但有郁闷而已。”⁽²³⁸⁾他把责任归之于地方实力派对权位的把持。而冯玉祥的观感则是：“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决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²³⁹⁾区区一个编遣会议及几个决议，不可能真能使几大军事首领轻易就范。尤其是蒋、冯离心，蒋、冯同盟破裂，更埋下无穷祸根。冯氏1928年10月13日抵京，就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职，几大实力派中，最能表现与蒋合作诚意，而蒋一开始也希望与冯结盟，1928年8月8日的日记中曾规划“焕章入府”⁽²⁴⁰⁾为其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条件之一。但是，编遣决议实际已使蒋、冯间的良好气氛化为无形。会后不久，2月5日，冯氏向蒋“面请短假返汴休养”⁽²⁴¹⁾，由此开始了蒋、冯间的长期对立。冯玉祥离心，蒋对全国的统治主动权大为削弱，李宗仁、阎锡山乃至冯玉祥，都有了向蒋启衅的决心与可能。

三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6年国民党“二大”后，时局急剧变化，国民党经历了异常剧烈的分化重组。蒋介石地位继续上升，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足鼎立的局面仍得到延续。1928年1月，蒋介石经短暂下野后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复出，这次会议胡汉民、汪精卫均未参加，胡汉民到土耳其考察党政关系，汪精卫也离国赴欧。“二次北伐”完成后，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虽然汪精卫和胡汉民均未到会，但在训政等诸多政治及理论问题上，会议采纳了胡汉民的主张，意味着蒋、胡合作拉开帷幕。会议通过决议，决定1929年1月1日，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²⁴²⁾。8月底，胡汉民、孙科等回国。9月2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补选胡汉民、孙科为常务委员。随后，胡负责起草《训政纲领》，经10月3日第一百七十二次中常会通过。此《纲领》基本原则是国民党总揽政权，“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执行之”；又由国民党独揽治权，五项治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²⁴³⁾。这些，为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1927年清党之后，国民党人数急剧减少，据统计，至“三全大会”召开时，已登记持有党证的党员为26万人，较清党前的百余万大幅度下降。至1929年10月扩大登记，党员总数为63万，其中1926年入党者40％，1927年入党者40％。以广西为例，清党前党员人数约五万人，“自清党后，尚有二万人。最近经训练整顿后，只得万余人，前后相差约五分之一，再经最后之登记完竣，实数仅存六千余人”⁽²⁴⁴⁾。长沙的情况更为夸张，“马日事变”前，全市30万人口中，“党员有十九万人之多”，事变后，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实行登记“审查合格党员只一千五百二十六人”，其中“学生六二五，教员三七三，政界三二一，党务七六，军界五九，工人四四，商人六，其他八，农人无”⁽²⁴⁵⁾，国民党在民众中的组织基础丧失殆尽，其代表性也大受影响。

为壮大自身力量并清除党内异己分子，南京中央决定“整理党务”，通过组织手段，对党员进行“特种登记”、“总考查”，以“彻底改组各级党部”⁽²⁴⁶⁾。“特种登记”限于登记同盟会至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党员，以此恢复一批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失散党员的党权，增加国民党老旧分子的比例。这些措施，遭到许多地方党部的抵制，登记工作进展缓慢，原计划三个月登记完（1928年4至6月），直到12月仍未完成，其间地方党部与中央党部，下级党部与上级党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1928年10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一百七十九次会议通过“三全大会”代表名额及产生办法。此办法规定代表“由省市选出全额之半，中央指定全额之半”，这就等于剥夺了党员的一半选举权；同时还规定“未办完登记未正式成立之省特别市党部之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由中央指定之”⁽²⁴⁷⁾，登记截止期为1928年年底，中央包办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上述决定充分暴露了蒋介石急于包办“三大”，独揽党权的野心。对此，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首先发难，反对“指派”代表，指责：“将党员之选举权完全剥夺，本党改组之意义完全消失。”他们的矛头隐隐指向胡汉民，认为：“立法院委员既不由党员选举，亦多不合中央所定之标准。既夺党员之权而集之于中央，再多中央之权而付之政治会议，违反民主政治之精神”⁽²⁴⁸⁾。在遭到国民党中央警告后，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提出总辞职，并尖锐指出：“现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谣言，更畀久为本党大敌者以高位，覆辙故蹈，失败堪虞”；“三次代表大会为期将届，大会重要议案迄未依法公布，所议决代表大会及登记各案，有违民主法治精神，渐入多头政治途径。”⁽²⁴⁹⁾南京各区党部及区分部召开的党员大会明确反对中央指派半数代表及进行特种登记的做法，指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由省市选出全额之半，中央指定全额之半，当时因各省市情势不同，在反动势力压迫之下，选举殊多困难，故不得不有此权宜办法，此类比例，既不适用于二次大会，何能拘束于三次大会。”“十三年改组时，或改组后，凡未履行登记之分子，依例应失去党员资格。”⁽²⁵⁰⁾南京市党部的抗议，引起强烈反响。何香凝发表通电，认为中央指派代表“无异于将本党民主制度完全摧毁”，并强调：“总理十三年改组本党，其意谓中国有治人，无治法，欲求治法，先从本党做起，改组后将党归全体党员，即欲党完全采取民主制度。”声明：“本人此次绝不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希望当选，并先行辞去中央委员，以明本身不能匡救中央之责。”⁽²⁵¹⁾上海、江、浙、皖等省市党部也对指派代表计划提出抗议。丁惟汾在北平、天津及整个华北掀起抗议风潮，并指名驱逐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出中央。

汪精卫系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失势后，汪派陈公博、顾孟馀分别主办《革命评论》、《建设》两个杂志，揭露南京国民党中央独裁、腐败，提出改组国民党的纲领和办法。1928年9月两刊虽被查封，但为改组派的形成打下了思想基础。蒋介石对汪派的陈公博等也未采取赶尽杀绝做法，为日后可能的合作留下余地。1928年年底，陈公博、顾孟馀、王法勤、王乐平、白云梯、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等国民党二届中执监委开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设总部于上海，奉汪精卫为领袖。改组派提出“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实际并非恢复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和三大政策。他们指责“代表封建残余势力的蒋介石”，是“党皇帝、党诸侯、党大夫”集团，比历史上任何军阀“更狡黠、毒辣、凶狠”。改组派在反对南京中央包办国民党三大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为缓和矛盾，11月16日，国民党第一百八十三次中常会决定，“三大”延期至1929年3月召开，代表产生办法另定。17日，蒋介石在徐州发表谈话，强调：“党员对党应当服从，而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决议有不满意时，亦只有在党的范围内建议，建议无效，亦应服从，决不能因此诋毁某一中委个人。”⁽²⁵²⁾20日，胡汉民、戴季陶等召集到南京请愿的苏、浙、皖、沪、宁等省市代表训话，解释第一百七十九次中常会决议，希望“谅解”。12月7日，中常会临时会议对代表产生办法作了修改：一、凡省或等于省之党部，于1929年2月15日以前正式成立，经中央审查认为组织健全者，其代表得完全由党员选举产生；二、1929年2月1日以前，省或等于省之党部未正式成立者，其代表由省依中央规定之选举法，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或由中央指定加派人数，由省代表大会选举之；三、县市以下之下级党部，组织尚未健全之省（或等于省）其代表由中央指定之。⁽²⁵³⁾

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各县市代表比例名额作出规定：党员200人以下者选代表两名，200至400选三人，400至600选四人，600人以上选五人，以五名为限。县市代表再参加省代表大会选出正式代表，各省或特别市代表至迟须于1929年2月底以前选出。修正的选举法规定结束登记，建立党部的省市由中央核准后可以选举代表，到11月底，已结束登记者有六个特别市（宁、沪、穗、汉、平、津）、六省（苏、浙、粤、桂、晋、豫）、三路（平绥、沪宁、津浦），还有十九个省市未完成登记或完成登记者未正式建立党部，这样有相当数量的省市无法选举代表⁽²⁵⁴⁾。据一百九十九次中常会透露，全国仅有宁、沪、穗、粤三市一省选举代表，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的有苏、浙、鄂、晋、桂、甘、汉口、天津八省市，河北、四川、湖南、河南、山东、安徽、江西、北平等十九个省市以及特别党部代表均为圈定和指派。当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指责“中央主张指派，违反了民主精神”时，胡汉民却理直气壮地表示：“中央是由健全的民主产生的集权机关，难道对于下级还未能民主的机关反而不能指派代表吗？”⁽²⁵⁵⁾

为笼络、分化改组派和党内的反对力量，争取更多支持，1929年2月3日，蒋介石发表《本党最近的几个重要问题》，对国民党政策变化作出解释，同时表示，下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必须具备对本党主义有真切的认识，在本党有相当历史，有奋斗成绩三个条件，强调汪精卫在党内拥有深长的革命历史，其被推为中央委员，“我敢保旧日同志，也一定推重他的”⁽²⁵⁶⁾。但是，改组派并不罢休，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等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斥南京中央与北洋军阀无异，“党已不能代表民众”，“百分之八十的代表为中央所圈定和指派”，“所谓代表者，已完全丧失其意义”⁽²⁵⁷⁾。3月14日，南京市党部召开大会，通过《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亲蒋分子捣乱会场，大打出手，多人受伤。军警包围会场，逮捕七人。

1929年3月15日至3月27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代表共466人，其中除54名上届中央委员为当然代表外，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87人，选后圈定的代表122人，其余208人由中央圈定或指派⁽²⁵⁸⁾。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不到总数的19％。开幕时出席正式代表210人，中委20人，列席者38人。不到会者除汪系、桂系的代表外，还包括冯玉祥、白崇禧、于右任、林森、陈铭枢等军政要人，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胡汉民致开幕词，赋予代表大会以重大责任：“在训政时期中，国民大会的政权乃由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行，所以凡政治上一切最高的方针与原则，无论是外交的、财政的、军事的、内政的、教育的……都有待于大会决定。”胡汉民认为：“总理给我们的遗教，关于党的，关于政的，已非常完备，而且事实上都已条理毕具。我们只要去奉行，只要摸着纲领，遵循着做，不要在总理所给的遗教之外，自己再有什么创作，这一点各位同志都要注意。”⁽²⁵⁹⁾蒋介石在开幕式上着重对国民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理论问题作了阐释，指出：“（一）本党所代表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二）三民主义之为社会主义，总理在其遗著和演讲中，已经反复说明。因为三民主义的革命，不仅是民族革命，而且包含社会革命。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就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方法；社会革命，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中国之不能采取阶级斗争，固由总理再四说明了，然而决不因为三民主义不赞成阶级斗争，便说三民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有些人竟把三民主义中间的社会革命性抹煞，这也是明白的违反总理的三民主义。”⁽²⁶⁰⁾会前，蒋介石在有关文章中更明白地解释了国民党工农政策的改变的理论依据：“我们要知道，社会经济是整套相连的一个体系，我们一方面要运用政权，在不妨碍发展生产的条件下，谋分配的平均和满足，同时并应该使生产者在增加生产品的产量上，获得生活条件的增进。三民主义的主张阶级联合，而不主张阶级斗争，就是因为以政治力量解决经济，是有把握的。我们在北伐出发以前，积极的唤起农民工人自动的起来奋斗，因为那时候农民工人确实是被压迫的，农民和工人的奋起足以促成革命的进展，及至北伐成功以后……如果我们还要奖励农工的反抗意识，则其结果，必定是农民工人，反过来压迫地主和工厂主。”⁽²⁶¹⁾

会议进行过程中，蒋介石、谭延闿、何应钦、陈果夫分别作党务、政治、军事、监察报告。大会通过决议案二十五起，主要内容是：

（一）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大会通过了《训政纲领》“追认案”和《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大会认为，中国国民党乃在政治的知识和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婴儿的中国国民之母，党员有“保养”、“教育”、“训练”成年之责，因此，训政时期，“以政权付托于中国国民党之最高权力机关”，“以治权付托于国民政府”，“此其以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这样，国民党一百七十二次中常会所提出的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通过“三全大会”得到确认。决议还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强调国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²⁶²⁾。

（二）“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最高根本法”。会议通过决议重申“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²⁶³⁾。决议案指“本党过去数年党之一切理论、法令、规章，为共产党之反动思想所搀混”⁽²⁶⁴⁾，由此否定国民党改组后的政纲理论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三）修正《党章》，严密党纪。大会认为：“自清党以来，党员对于党纪，每多忽视。”要求加强党的纪律，树立党组织的权威。修正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共十二章八十七条，其中有三条纪律规定，要求“严守党的秘密”；“不得于党外攻击党员及党部”；“党内各问题得自由讨论，但一经决议后即须绝对服从”；“党员不得有小组织”等。规定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权力机关应接受上级机关之命令，并执行其决议，但在执行上有困难时，得用书面陈述意见，若上级机关仍令遵照执行时，应即服从执行”⁽²⁶⁵⁾。

（四）组成以蒋介石、胡汉民为核心的中央党部。会议追认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开除二届中执监委中跨党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的决议。开除改组派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党籍，对汪精卫书面警告；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党籍。恢复“西山会议派”林森、张继、谢持、邹鲁、居正等人党籍，形成蒋、胡与“西山派”合作的局面。会议选出中执委三十六人，候补中执委二十四人，中监委十二人，候补监委八人。三届一中全会又推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孙科、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陈果夫、叶楚伧九人为常委。蒋兼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叶楚伧为宣传部长，戴季陶为训练部长，陈立夫为中央党部秘书长。

大会通过军事、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决议。强调“军令”、“政令”权属中央，“务求军令绝对统一”，消除“割据相循”⁽²⁶⁶⁾。外交报告决议案中，将废除不平等条约与维护国民党统治相联系，强调废约的必要条件为“全国人民之思想必须统一于三民主义之下”，“物质建设迅速进行，国民经济日臻巩固，而后国力充实，外交上方有胜利可期”⁽²⁶⁷⁾。

蒋介石是国民党“三大”的大赢家，“三大”之后其向掌控党权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但仅凭一次代表大会，尚不足以彻底改变国民党长期历史形成的体制和秩序，因此蒋在选举后感叹：“于此选举得一经验，乃知党员幼稚，不顾政治之现实而徒凭一己之理想，对选举则只顾个人而不顾大局。可知党政非有十分把握，会场非有十分预备，不易举办也。”⁽²⁶⁸⁾蒋介石欲令整个国民党唯令是从，尚难达到。次年初，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他的总结是：“余追思去年经过之错误，其祸根皆伏于第三次全国大会不能贯彻我混合选举第一、二次中央忠实同志委员为中委，而竟陷于偏面。其次为行政院无人负责，以致对俄外交失败而不可收拾。第三，不能预防冯之叛乱，偏于一方而使编遣不成，因此改组派假革命乃得乘机而起，而陷国家社会于不安至今。惩前毖后，可不痛改，如固执不化，则为害于党国，其盍有既极！”⁽²⁶⁹⁾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一整套与第一、第二次大会相左的方针政策，外交上放弃反帝旗帜；内政上假“训政”之名，实行一党专政，将民生主义的“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政策束之高阁，维护乡村地主豪绅的强势地位。改组派的陈公博更指出了三全大会的致命问题，由于全会代表多由南京中央指派，“南京所喜欢的人才有被派的资格，南京所不喜欢的人，当然会被排斥。这所谓凭一己之好恶以用人，而人亦只有阿其所好。从前帝皇时候，单凭着一己喜怒以治天下，还有亡国之忧，何况民国成立，民智已渐开明；又何况国民经几次反专制的奋斗，若果代表不采选举方法，有志和有识之士怎肯参加。所以这次大会光是指派代表，实是软性和慢性亡党一个方法”⁽²⁷⁰⁾。蒋介石和陈公博都提到了国民党三大对党国的危害，只是双方的取向完全不同，一个是抱怨尚未完全达到操控大会的目标，一个则强调操控大会使党完全丧失民主精神和活力。孰是孰非，只有依靠此后的历史来检验了。

四　孙中山奉安大典的举办

孙中山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孙中山生前遗愿，决定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灵柩一直暂厝于香山碧云寺。1928年8月8日，国民党结束“二次北伐”仅仅两个月，便在二届五中全会上匆忙决定1929年1月1日为孙中山安葬日。11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出林森等人为迎榇专员，前往北平迎榇南下。由于南京中山陵园迟未建成，灵柩奉安日期不得不几经变更，初延至1929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最后定为6月1日。1929年1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总理奉安委员会章程》，蒋介石亲任主席，开始具体筹办孙中山灵柩南迁事宜。

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精神领袖，被尊为国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纪念孙中山成为各级政府及机关学校的常态化仪式。早在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二大”就通过决议，规定“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2月12日，中央党部议决公布《纪念周条例》，对纪念周的具体执行办法作了详细规定，明确每周周一上午8时为纪念周活动时间，举行纪念周的目的是“为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²⁷¹⁾。1930年代，纪念周程序中又增加向“党、国旗”行礼的仪式，以强化参加者对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的认同。奉安大典和纪念周一样，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最隆重的孙中山纪念活动，虽然也反映了全国民众对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无限敬仰的共同心声，实际也是服务于强化国民乃至政权内部认同国民党和当时的最高权力拥有者蒋介石这一最终目标的。

奉安大典的组织者是国民政府，宣传方针是要向全国人民宣传总理遗教，整个奉安仪式与宣传无不体现严格的权力规范性与统一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统一的宣传大纲、标语与口号，宣传孙中山一生的事业是“领导中国民族独立、文化复兴、民生发展之国民革命运动”。大纲反复强调三民主义是立国之本，而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是领导国民建设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党，因此要求国民“拥护本党、赞助本党”，将中国建设成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新中华民国”⁽²⁷²⁾。国民党试图通过奉安大典在全国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党化宣传和教育运动，向广大民众强势灌输其意识形态。所发布的标语与口号纯属典型的政治话语，充斥着强烈的国民党权威意识。

奉安宣传特别重视面向普通民众，强调宣传品“内容不可复杂，文字须雅俗兼通”⁽²⁷³⁾，宣传形式应简明、直观，统一规定宣传方式为：“一、编发各种宣传品。二、讲演总理革命之伟大精神及史略。三、演放有关总理革命之各种影片。四、奏演哀乐及留声机之总理演说片。五、张贴各种迎榇图画、照片”⁽²⁷⁴⁾。

为扩大影响，奉安之前，国民党专门开通迎榇宣传列车，规定“车停各站时，任人围观”⁽²⁷⁵⁾。1929年5月10日，宣传列车从南京浦口出发，经过滁州、蚌埠、徐州、泰安、济南、天津等地，5月21日到达北平。宣传列车过站时，均作停留，“以资演剧、放电影、表演魔术种种宣传”，“一路散发传单，并摄影放活动电影”⁽²⁷⁶⁾。所经之地，国民党党部均召开迎榇纪念宣传大会，参与民众达数十万之多，仅济南一市即有十余万人参加⁽²⁷⁷⁾。济南党部为扩大迎榇影响，还特地制作了一枚“济南各界迎榇宣传纪念章”。

与此同时，国民党上海、江浙、南京地方党部又组织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由杭州开往上海、南京，沿途停靠，进行宣传。24日，沪杭宣传列车抵达杭州后，举行各界代表大会，浙江省党部组织表演歌舞新剧、发表演说，全场民众达一万多人⁽²⁷⁸⁾。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在江苏昆山、苏州及无锡表演“天下为公”剧目，各地均有数万人参加⁽²⁷⁹⁾。国民党动用铁路资源，精心策划和操作宣传列车的沿线造势，“由游戏之中将革命之意义刺入民众之脑际”，取得了部分预设的宣传效果⁽²⁸⁰⁾。

为烘托仪式的气氛，加大宣传力度，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制作和出版发放大量须知、纪念册、画刊等宣传品，让民众充分了解奉安大典的重要性与神圣性，中央宣传部出版《总理重要宣言合刊》。这些纪念书刊图文并茂，将奉安大典的影响扩展至全国各地。

国民党不仅要求各省市党部与政府派代表前往南京参加大典，而且还要求各大学派一至三名代表、各专门学校派一至二名代表，各省派农民，各省各特别市派工人、商人、学生团体及妇女三至五名代表至南京参加这一活动。各代表由当地党部或政府甄选和介绍⁽²⁸¹⁾。国民政府颁布《总理奉安赠赙及纪念办法》和《总理葬仪赠送纪念树木办法》，鼓励各界捐建建筑、捐送树木等⁽²⁸²⁾。同时，要求奉安前后全国下半旗⁽²⁸³⁾。这些宣传动员，为奉安大典的举行奏响了最强音。

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灵柩从北平启运南下，28日抵达南京。奉安大典虽然在首都南京举行，实际上是一个从北平肇始，途经冀、鲁、皖、苏四省，迄于南京，全国各地普遍参与的空前的国家圣典。这一圣典由奉安大典的前奏与正式仪典组成，前奏主要是奉移与迎榇两大仪式的链接和组合。整个奉安大典的路线图是：自碧云寺至北平站，再由北平至天津，经济南、徐州抵达南京。其中，自北平碧云寺至浦口全程均为奉移仪式，而由浦口至中央党部礼堂则是迎榇典礼。奉安委员会严格规定了由北平碧云寺至浦口的奉移程序。

灵车从北平东车站开出后，党政官员及各界民众均齐集沿途所经各站，设祭致奠，大站如济南、泰安、徐州等地，迎榇仪式规模更为宏大与隆重。济南早于5月中旬即着手准备迎榇，扎有松柏牌坊与演讲台，全城街道均悬标语。27日，蒋介石亲自至蚌埠恭迎，增添了奉安大典的隆重性⁽²⁸⁴⁾。大站迎榇场面热烈，小站同样人山人海。如孟子故乡邹城以及临城车站，迎榇民众成千上万。5月28日，灵榇抵达浦口，奉安大典的迎榇仪式开始。仪式按国民党颁布的《迎榇礼节》，由浦口至中央党部依次举行，之后举行公祭。6月1日，孙中山灵榇奉安中山陵，完成了一场隆重的国家典礼。

自北平移灵至南京奉安，沿途经过了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五省，五省地方党政首脑及数百万民众参与了这场奉安活动。一些地方政府事先举行总理奉安纪念大会筹备会，地方党政首脑等主持研讨和规划有关举办纪念会事宜。早在5月11日，上海江湾党政部门就着手筹备，并议决要案多项，届时印发各种宣传品⁽²⁸⁵⁾。14日，山西省党部成立总理奉安纪念大会筹备会，向南京的纪念建筑赠款，同时准备瓷制总理民元莅晋留影、总理民元在晋遗像3000份⁽²⁸⁶⁾。天津也筹备召开奉安纪念大会，“决议立纪念碑及多印总理遗教等小册子，藉以唤起民众”⁽²⁸⁷⁾。

在南京举行奉安大典的同时，各地均举行奉安公祭仪式。6月1日，江西南昌各界在体育场公祭总理，三万余人参加祭仪。奉天举行全省公祭大会，全市停止娱乐。青岛、江苏镇江、徐州、淮阴、无锡、松江、南通、常州、丹阳、扬州，安徽安庆、芜湖、蚌埠，福建福州、厦门，湖北汉口，山西太原等地均举行隆重的奉安公祭仪式，一般都有数千或数万人参加。厦门举行公祭仪式时，外领、外商、外校亦下半旗志哀，政府动用飞机悬坠黑布于两翼在空中盘旋，晚上戒严⁽²⁸⁸⁾。上海全市举行各界奉安公祭大会，各机关、团体、学校还自行组织公祭仪式，各商铺、娱乐场所停止营业⁽²⁸⁹⁾。山西太原有两个奉安公祭会场，一处在中山公园，约一万人到场，另一处也有数千人参加⁽²⁹⁰⁾。浙江杭州在西湖公共体育场举行公祭大会，十余万人参加，会后分组演讲，各界民众均可参与。同时，组织演讲队，深入城镇及郊区宣讲，并有汽车队绕行全市，分发传单⁽²⁹¹⁾。广东作为孙中山的故乡，奉安纪念仪式更加隆重。早在5月下旬就颁布“总理奉安日志哀办法”，要求各商店悬挂蓝字纪念灯笼，正午工厂、兵舰同时鸣放汽笛，电力公司开启电灯，所有党员自备黑纱缠左臂⁽²⁹²⁾。

孙中山奉安大典体现了民间与国家的有机融合，而且通过民间强化了对孙中山的纪念。最典型的基层祭仪是福建省建瓯县奉安纪念大会，会场设在县党部“总理纪念堂”。据亲历者回忆：这次奉安纪念大会，是本县前所未有的、最隆重、规模最大的仪式，游行队伍雄壮整齐，全市最热闹的街道国旗飘扬，屋檐上空全部遮上长条白布，整条街如同白色世界。游行队伍由一对大锣鸣锣开道，接着是鼓手队、军乐队，一路吹奏，四名穿着白衣裤的扛夫抬着一座像亭，亭的四角，扎了白彩球，亭中供孙中山遗像及香炉、烛台等，后面跟着的是一队穿白长衫黑马褂、臂带黑纱的官员，暨各界代表人物，并有士兵保护。之后是工、农、商、学各界队伍，共一千多人，浩浩荡荡⁽²⁹³⁾。

宗教纪念仪式也融入奉安纪念。中国佛教会专门呈文奉安委员会，请求准予派代表四十八人参加奉安大典，并通告全国佛教各寺庙及佛教团体于奉安日举行祈祷大会⁽²⁹⁴⁾。各地寺院及佛教徒积极响应，如上海各寺庙及宗教团体，召集全市僧众居士，齐集首刹留云寺，举行总理奉安祈祷大会，有僧侣数百人参加。中国佛教会还编辑《中国佛教会纪念总理奉安特刊》，其中收录《佛教徒参加总理奉安典礼的意义》等文⁽²⁹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班禅为奉安大典撰写祭文，缅怀孙中山的伟大功绩⁽²⁹⁶⁾。中华道教会也召开奉安纪念会，基督教总主教亲自参加南京奉安大典，上海基督教各教堂联合举行奉安纪念仪式⁽²⁹⁷⁾。

由于国民党的强势和广泛宣传，使奉安大典的影响迅速传播全国各地。许多人虽然未能亲历大典的场景，但却通过各类媒体的传播，感受到大典的隆重悲壮的气氛，从而被不自觉地纳入奉安大典的活动之中。1929年6月1日，远在昆明的聂耳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的预料中，理想着今天定要天晴——因为是奉安纪念，少不了青天白日照耀在总理的柩前。”然而，昆明依然下着小雨，但他仍去“总登记处开纪念会”，在聂耳看来，这是“天为总理而流泪”！⁽²⁹⁸⁾闻一多也曾参加武汉大学的奉安典礼纪念会，并撰写祭文，高度赞扬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并称国民党将“煌煌遗教，奉作宝书，和平统一，实践非虚”⁽²⁹⁹⁾。许多奉安大典直接参与者终生难忘这一盛典。沈松林作为大学生代表参加“护灵”，几十年后依然记得“人们见到孙中山遗容时，失声痛哭，频频挥泪”⁽³⁰⁰⁾。

奉安大典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一手承办的国家仪式，既具备旧式帝王葬礼的崇隆，又超越了旧式帝王葬礼在时间、空间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局限。它利用民众对孙中山“振兴中华”的理想和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人格魅力的尊崇，成功透过国家强有力的社会渗透功能，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党政权力，动用公帑十六万多银元及各类资源⁽³⁰¹⁾，营造了一场有广泛代表参与的国家仪式，自有一定的正当性。然而，奉安大典一方面强化了孙中山政治符号的象征功能，另一方面又展示了国民党执政后的党国权威，在意识形态层面强化了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当然，不可否认，在当时蒋介石最高统治权并不稳固的历史条件下，也在相当程度上夹杂了蒋介石的个人私货。据曾任过蒋介石随从秘书的黄埔系骨干将领曾扩情数十年后披露：“蒋介石自任黄埔军校校长以来，即以孙中山先生的唯一继承者自居；尤以1928年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更为热中【衷】于此。为了赚取人们以信仰孙中山先生的情感意识来信仰他，特把孙中山先生写给他的亲笔信函数十件精印成册（用优质的宣纸，长约尺余，宽可六寸），广为传送。是年10月，蒋介石特派我到四川，主要任务就是把这本册子分赠各军军长，如杨森、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并指出其中孙中山先生对胡汉民、汪精卫两人有所批评的一函，强调地对我说：‘从这一件函的文句，可以看出孙总理在世时，对胡、汪两人并不重视和信任；以他两人意志薄弱，不足以胜任繁剧，更不足以担任革命重责，只能在一般的政治交往上当当代表，应付场面而已。望向川中各军领导人，对此加以恳切说明：不要指望胡、汪两人对国家大事有何决定性的作用。’这毫无疑义地【的】是：假孙中山先生的大帽子，来压倒他平日视为主要政敌的胡、汪两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意图博得四川军人对他的特别信仰。”⁽³⁰²⁾孙中山奉安大典的举办，与曾扩情所说蒋“特把孙中山先生写给他的亲笔信函数十件精印成册，广为传送”一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

(1) 何民魂：《痛念与自惕》，《中央日报》，1928年3月15日。

(2) 洪瑞坚：《浙江之二五减租》，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68—69页。

(3)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刊》第12号，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22日。

(4) 《一周间的大事》，《中央日报》，1928年4月1日。

(5) 《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丙）233—241页。

(6) 蒋介石：《关于党务的提案》，《中央日报》，1928年2月12日。

(7) 何民魂：《痛念与自惕》，《中央日报》，1928年3月15日。

(8) 《湘指委会防止土劣压迫青年》；《反动势力压迫下的湖南石门县》；《中央日报》，1928年5月27日、6月15日。

(9) 《四川旅京党员对于川省党政的意见》、《四川党政情形》，见《中央日报》，1928年3月2日；谢作民：《四川的现状》，见《中央党务月刊》第85期，1935年8月。

(10) 《一月来的广东》，《中央日报》，1928年4月7日。

(11) 蒋永敬编：《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8年版，第394页。

(12) 蒋介石：《整理党务计划案》，《中央日报》，1928年2月12日。

(13) 《河南省党务概况》，《中央日报》，1928年3月15日。

(14)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年版，第93页。

(15)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63页。

(16)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载《中央党务月刊》（三届三中全会特号），1930年3月。

(17)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468页。

(18) 《指示防止重复入党办法六点》，《中央党务月刊》第97期，1936年8月。

(19) 《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丙）233—241页。

(20) 程天放：《河南省之党务》，《中央党务月刊》第33期，1931年4月。

(21) 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中央周刊》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

(22) 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8月20日，“党务”专栏。

(23)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482页。

(24) 陈少书：《镇江、当涂、和县实习调查日记》（1935年），萧铮主编：《民国20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66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83717页。

(25) 中国国民党党歌和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1编文前插图。

(26)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584页。

(27) 《中央组织部函各省市铁路党部》，《中央党务月刊》第95期，1936年6月。

(28) ［日］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の中国国民党——1929年の三全大会を中心に》，《アジア研究》第31卷第1号，1984年4月。

(29)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广东省国民党党部编印，1926年10月；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の中国国民党——1929年の三全大会を中心に》。

(30)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编印，1934年11月，第21页。

(31) 《中国共产党之发展及其没落》，第397页，作者及出版时地不详。

(32) 参见王奇生著《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33)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34) 引自易劳逸著，陈谦平等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35) 《北华捷报》1930年5月20日，第297页，引自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36) 社论：《论保障政治自由之亟务》，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30日。

(37) 孙佐齐、平凡、杨公达：《关于党部组织简单化》，《时代公论》第13号，1932年6月。

(38) 蒋介石：《讨逆胜利后本党之重要关头》（1930年10月20日），《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

(39) 引自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12页。

(40)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能和建设工作的方法》（1933年11月14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799页。

(41)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800页。

(42) 蒋介石：《如何创造党国的新生命》（1935年12月23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版，第604—605页。

(43)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8日。

(44)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8日。

(45) 金铨：《厘定党政军官职俸等级表刍议》，《人事行政》1942年第1期。

(46)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

(47) 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中央周刊》第1卷30期，1939年3月。

(48) 《苏省各县党务状况》，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8月20日。

(49) 胡梦华：《临全大会以来本党的建设》，《中央周刊》第1卷24期，1939年1月。

(50) 高廷梓：《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中央周刊》第1卷21、22期合刊，1939年1月。

(51)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8日。

(52) 陈兴唐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53)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298页。

(54) 《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290页。

(55) 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页。

(56)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7页。

(57) 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页。

(58)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9页。

(59) 《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60) 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8页。

(61) 《统一革命理论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35页。

(62) 《今后贯彻革命实行主义之主张》，《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第61页。

(63) 《蒋对时局意见》，《大公报》，1928年8月10日。

(64) 《胡汉民孙科为拟订训政大纲致谭延闿等电》（1928年6月3日），《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65) 《训政大纲说明书》，《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85页。

(66) 《训政大纲说明书》，《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585—586页。

(67) 胡汉民：《党外无政政外无党》，《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册，第213页。

(68) 《训政大纲说明书》，《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585页。

(69) 胡汉民：《怎样使全国妇女能行使女权》，《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第1189页。

(70) 胡汉民：《推行地方自治是建设国家的础石》，《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册，第615页。

(71)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记录》，第60页。

(72) 《中央政治会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43页。

(73) 《胡汉民孙科为拟订训政大纲致谭延闿等电》（1928年6月3日），《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74) 《训政大纲说明书》，《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586—587页。

(75) 《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转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第2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第896—897页。

(76) 《三届三中全会通过〈修正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条例〉》，《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2页。

(77) 胡汉民：《立法工作的二种意义及其他》，《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第813页。

(78) 胡汉民：《社会生活之进化与三民主义的立法》，《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801—802页。

(79) 胡汉民：《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351页。

(80) 《训政开始应否设立五院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43页。

(81) 《政治问题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36页。

(82) 《新约法与五次全会》，《大公报》，1928年8月12日。

(83) 《关于约法案之审查报告》，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8月13日。

(84) 《训政时期颁布约法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43页。

(85) 李烈钧：《在国民政府第四十六次孙中山纪念会上的演说》，《李烈钧集》下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66页。

(86) 胡汉民：《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使命》，《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册，第241页。

(87) 《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国闻周报》第5卷第39期，1928年10月7日。

(88) 《国民政府宣言》，《银行周报》第12卷第42期，1928年10月30日。

(89) 《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59页。

(90) 《训政时期之规定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759页。

(91) 《治权行使之规律案》，《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596页。

(92)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0—81页。

(93)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年2月13日），《国民政府公报》第32期，1928年2月。

(94)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年2月13日），《国民政府公报》第32期，1928年2月。

(95)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年10月8日），《国民政府公报》第99期，1928年10月。

(96) 《国民政府抄发“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训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27—28页。

(97)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84页。

(98)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0页。

(99) 《一中全会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申报》，1931年12月27日。

(100) 《关于中央政制改革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119页。

(101) 《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条及四十八条条文》（1932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44页。

(102) 胡汉民：《一年以来立法新制的试行》，《革命文献》第2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0年版，第523页。

(103) 《立法院第一第二两周年立法工作概况》，立法院秘书处1930年编印，第3页。

(104) 孙科：《担任院长经过与今后的希望》，《中央周报》第242期，1933年1月23日。

(105) 《国民政府抄发“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训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29页。

(106)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31年6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37页。

(107) 《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31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33页。

(108) 《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七条条文》，《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26页。汇编将此文件时间标为1930年3月，有误。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1932年3月召开，5日的第二次会议决定，对组织法第三十七条加以修改（可参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165页）。另1931年6月的组织法公布前，第三十七条均属于考试院内容，6月版本始在司法院范围，该条修改时间不可能早于1931年6月。

(109) 《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五款及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条文》，《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43页。

(110) 转见罗志渊：《中国宪法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241—242页。

(111) 《考选部工作概况表》，1948年；转见肖如平《国民政府考试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9页。

(112) 金绍先：《戴季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制度》，《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11页。

(113) 《蒋廷黼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页。

(114) 胡适：《公开荐举议》，《大公报》，1934年3月4日。

(115) 李惕乾：《从旧时县政府看国民党的吏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6页。

(116) 《考试院工作报告》，国民政府考试院1935年编印，第38页。

(117) 《监察使巡回监察规程》（1931年3月30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50002，台北“国史馆”藏。

(118) 《修正监察使巡回监察规程》，《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318页。

(119) 《监察院弹劾法及监察委员保障法》（1929年8月），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50001，台北“国史馆”藏。

(120) 董霖：《战前之中国宪政制度》，转见皮纯协等《中外监察制度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

(121) 《监察院对上海停战协议及违法者提出弹劾》（1932年5月31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8310001，台北“国史馆”藏。

(122) 《监察院对上海停战协议及违法者提出弹劾》（1932年5月31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8310001，台北“国史馆”藏。

(123)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124) 关于改划省区提议，2—109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见翁有为《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及其知识背景》，《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125) 《改定省行政区案》，《申报》，1930年11月15日。

(126) 《全会昨开第二次大会决议省区应重行划分并酌量缩小》，《申报》，1930年11月15日。

(127) 陈冰伯：《今日之县政》，同文图书公司1933年印行，第125页。

(128) 《缩小省区案》，《申报》，1931年3月1日。

(129) 《缩小省区草案》，《申报》，1931年4月21日。

(130) 《三中全会昨决议明年召集国民参政会》，《申报》，1932年12月20日。

(131) 《内政部为报对缩小省区等提案研讨意见事致行政院密呈，1933年6月29日》，《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343页。

(132) 《省政府组织法》（1927年6月），《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297页。

(133) 《修正省政府组织法》（1931年3月），《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325页。

(134) 《修正省政府组织法》（1931年3月），《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325页。

(135) 《张群原电》，《大公报》，1933年10月22日。

(136) 《鲁涤平电南昌行营陈述改革省制意见》，《大公报》，1933年11月21日。

(137) 《马鸿逵电蒋中正自五月一日实行政府合署办公》（1934年6月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167106，台北“国史馆”藏。

(138) 《电豫甘陕皖浙赣鄂各主席转告陈果夫所陈研究省府合署办公问题之复电》（1933年10月2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3册，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339页。

(139) 《我们应该怎样发挥七分政治的力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杨永泰先生言论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140) 《训令豫鄂皖赣闽五省政府》（1934年7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册，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456—460页。

(141) 《省政府合署办公办法大纲》（1934年7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册，第464—469页。

(142) 莫寒竹：《省政府合署办公问题的综合研究》，《汗血月刊》第9卷第1期，1937年2月。

(143) 张景瑞：《各省合署办公之实施及其成效》，《汗血月刊》第9卷第1期，1937年2月。

(144) 《省政制度将有变更》，《大公报》，1933年10月13日。

(145) 《特别市组织法》（1928年6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125页。

(146) 《国民政府公布之市组织法》（1928年7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82页。

(147) 《市组织法》（1931年5月20日），《立法专刊》第3辑，立法院秘书处1930年编印，第150页。

(148)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内政部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71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内政方面》，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7年版，第43页。

(149) 《蒋中正任定何应钦等为剿赤匪军前敌总司令官并设行营党政委员会自兼委员长》（1931年6月2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37025，台北“国史馆”藏。

(150) 《党政委员会组织成立呈报中央文》（1931年7月1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500009012，台北“国史馆”藏。

(151) 《通令各剿匪部队嗣后关于剿匪宣传应受党政委员会指导》（1931年7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1册，第419页。

(152) 《李德钊剿赤谈》，《申报》，1931年9月2日。

(153)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三次常会决议》（1932年6月23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71114，台北“国史馆”藏。

(154) 《江西省政府为设置行政区长官事致行政院呈》（1932年6月7日），《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454页。

(155) 《行政院公布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令》（1932年8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102页。

(156) 《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1932年8月25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71114，台北“国史馆”藏。

(157)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492页。

(158)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内政部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71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内政方面》，第328—329页。

(159) 《检阅临川崇仁宜黄南丰南城黎川六县清乡善后事务之总讲评》，《军政旬刊》第26期，1934年6月30日。

(160) 《国民政府公布之威海卫管理公署组织条例》（1931年4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131页。

(161) 《琼崖特别区政府组织条例条文及各司处组织条例》（1932年3月），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71063，台北“国史馆”藏。

(162)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8页。

(163) 《县组织法修正》（1928年9月11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71107，台北“国史馆”藏。

(164) 《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638页。

(165) 三届三中全会通过《注重县长人选案》决议，《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9页。

(166)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民国丛书》第1编24辑，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93页。

(167) 《县政调查统计·福建省》，《内政调查统计表》第21期，1935年5月。

(168) 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内政年鉴》民政篇，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32—838页。

(169) 《县组织法修正》（1928年9月11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71107，台北“国史馆”藏。

(170) 《县参议会组织法》，《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665页。

(171) 《县参议会组织法》，《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667页。

(172) 国民政府公布《设治局组织条例》（1931年6月2日），《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资料选编》下册，第535页。

(173) 《筹设找桥慈化洋溪三特别区政治局案》，《军政旬刊》第11期，1934年1月30日。

(174)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办法江西特别区政治局组织条例》，《西路军公报》第11期，1934年5月15日。

(175) 《江西省特别区政治局组织条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南昌行营1934年编印，第28页。

(176) 《训令豫鄂皖赣闽五省政府》（1934年7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册，第457—458页。

(177) 《训令豫鄂皖赣闽五省政府》（1934年7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册，第458页。

(178)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516页。

(179) 《乡镇自治施行法》（1929年9月），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12008，台北“国史馆”藏。

(180) 戴建标：《改进地方自治之根本问题》，《地方自治》创刊号，1936年3月。

(181)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内政部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71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内政方面》，第229页。

(182) 陈冰伯：《今日之县政》，第72页。

(183) 《中央要人一致留蒋》，《申报》，1928年6月12日。

(184) 《国民政府与中央政治会议慰留令》（1928年6月1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515页。

(185) 《国府对内宣言》，《申报》，1928年6月13日。

(186) 蒋介石日记，1928年6月11日。

(187) 蒋介石日记，1928年6月12日。

(188) 李烈钧：《在国民政府第四十次孙中山纪念会上的演说》（1928年7月10日》，《李烈钧集》下册，第654页。

(189) 蒋介石日记，1929年2月27日。

(190) 《河北指委会对时局宣言》，《申报》，1928年6月30日。

(191) 《各省区商民协会为召集经济会议讨论经济法案及关税税则呈》（1927年8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192) 《经济会议昨日开幕》，《申报》，1928年6月21日。

(193) 《经济会议请求裁兵之通电》，《申报》，1928年6月30日。

(194) 《国府秘书处奉准由财政部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并抄送原提议函稿》（1928年4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第43页。

(195) 《1928年全国财政会议部分文件》，《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第44页。

(196) 《全国经济财政会议要案汇存》，《国闻周报》第5卷第26期，1928年7月8日。

(197) 《全国交通会议纪》，《银行周报》第12卷第33期，1928年8月28日。

(198) 《蒋介石关于全国各军缩编为师并组织整理委员会分期进行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27页。

(199) 何应钦、刘纪文：《建议分期缩减全国军备以纾财力案》，《申报》1928年7月4日。

(200) 《经济会议请求裁兵之通电》，《申报》，1928年6月30日。

(201) 《鲁涤平对军缩财政之谈话》，《申报》，1928年10月9日。

(202) 《全国财政会议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41页。

(203) 《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41页。

(204) 《财政部向国民党三全大会提出之财政部工作报告》（1929年3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第534页。

(205) 《电内政部暨江苏、安徽、浙江省政府主席》（1928年5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第399页。

(206) 《蒋总司令致刘纪文处长为北伐将终指示整顿军队之急务电》（1928年5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161页。

(207) 《电何应钦、朱绍良》（1928年5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第404—405页。

(208) 《蒋中正电何应钦等军事收束以裁汰安置为最要最难》（1928年5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100023006，台北“国史馆”藏。

(209) 《蒋介石关于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并请委张之江为会长给国民政府呈》（1928年6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599页。

(210)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七十一至八十次会议速纪录》（1928年6月—7月），国民政府档案，001046100018，台北“国史馆”藏。

(211) 《钱军长谈裁兵问题》，《申报》，1928年6月13日。

(212) 《曹万顺军自请裁编》，《申报》，1928年7月1日。

(213) 《第一集团军缩会议》，《申报》，1928年7月2日。

(214) 《何应钦讲演缩减军备》，《申报》，1928年7月5日。

(215) 《李宗仁电谭延闿蒋中正条陈对奉及军队与政治外交党务等意见七条》（1928年6月14日），国民政府档案，002090102011028，台北“国史馆”藏。

(216) 《阎锡山复中央政治会议密电》（1928年6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598页。

(217) 《李宗仁复中央政治会议密电》（1928年6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598页。

(218) 《李济深对时局之态度》，《申报》，1928年6月22日。

(219) 《冯玉祥复中央政治会议密电》（1928年6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598页。

(220) 《阎锡山再电主裁兵》，《申报》，1928年6月24日。

(221) 《蒋中正电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各总指挥申论非裁兵无以救国》（1928年7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1009234，台北“国史馆”藏。

(222) 《军事整理意见书》，《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第625—636页。

(223) 军事整理案，《自反录》第二集卷一，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500008006，台北“国史馆”藏。

(224) 《编遣部队之裁减办法》，《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第641—645页。

(225) 《政治分会存废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44页。

(226) 《整理军事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38—539页。

(227) 《各军现有步兵额》，《申报》，1929年1月21日。

(228) 《何应钦在总部纪念周之演说》，《申报》，1928年10月31日。

(229) 蒋介石日记，1928年12月26日。

(230) 蒋介石：《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第24—54页。

(231) 《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发布大会宣言暨裁兵及统一财政等历次决议通电》（1929年1月5日—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627—630页。

(232) 《蒋介石关于全国各军缩编为师并组织整理委员会分期进行的报告》（1929年3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641页。

(233) 《冯玉祥歌电全文》，《申报》，1928年7月9日。

(234) 《石敬亭将军口述年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7年版，第103—104页。

(235) 《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8页。

(236) 《李宗仁之编遣会谈》，《申报》，1929年1月7日。

(237) 蒋介石日记，1929年1月8日。

(238) 蒋介石日记，1929年1月5日。

(239)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71页。

(240) 蒋介石日记，1928年8月8日。

(241)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67页。

(242)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日期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542页。

(243) 《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国闻周报》第5卷第39期，1928年10月7日。

(244) 《黄绍雄在粤报告广西状况》，《申报》，1928年11月5日。

(245) 《长沙市之党员统计》，《申报》，1928年12月24日。

(246) 《革命文献》第17辑，第190页。

(247) 《中央常务会议》，《申报》，1928年10月26日。

(248)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45期，1928年11月18日。

(249) 《京市指委辞职理由》，《申报》，1928年11月4日。

(250) 《京市下级党部态度》，《申报》，1928年11月5日。

(251) 《何香凝电中委抗议》，《大公报》，1928年11月14日。

(252) 《徐州会见各报记者》（1928年11月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第390页。

(253)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第514—515页。

(254) 《全国办理总登记概况》，《申报》，1928年12月16日。

(255) 胡汉民：《怎样免除一切纠纷及怎样进行一切建设》（1929年3月11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2辑，第12—13页。

(256) 《蒋中正三日宣言之全文》，《大公报》，1929年2月5日。

(257) 《汪精卫等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1929年3月11日），国民政府档案（一）200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58)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中央委员出席一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87—706页。

(259) 《开幕词》，《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16—619页。

(260)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9年3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第379—380页。

(261) 《蒋中正三日宣言之全文》，《大公报》，1929年2月5日。

(262) 《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58—659页。

(263) 《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54页。

(264) 《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53页。

(265) 《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63—676页。

(266) 《中国国民党年鉴》，1929年宣传篇，第781页。

(267) 《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52页。

(268) 蒋介石日记，1929年3月27日。

(269) 蒋介石日记，1930年1月7日。

(270)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35—136页。

(271) 《总理纪念周详解》，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1929年编印，第3页。

(272) 《总理安葬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50期，1929年5月20日。

(273) 《沿途各地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25页。

(274) 《总理奉安之纪念与宣传》，《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第324—328页。

(275) 《沿途各地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第352—353页。

(276) 《迎榇宣传列车抵徐》，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13日。

(277) 《济南各界之迎榇宣传纪念大会》，《中央日报》，1929年5月20日。

(278) 《两路宣传列车在杭工作》，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27日；《沪方各界敬谨参加大典》，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30日。

(279) 《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在苏锡之宣传》，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6月1日。

(280) 总理奉安专刊编纂委员会编：《总理奉安实录》，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281) 《参加奉安大典人员及代表名额之规定》，《河南教育》第1卷第19期，1929年。

(282) 《总理奉安赠赙及纪念办法》、《总理葬仪赠送纪念树木办法》，《浙江财政月刊》第2卷第8期，1929年；《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2卷第8期，1929年。

(283) 《令所属各机关各学校：令知总理奉安全国一律下半旗及志哀七日》，《上海特别市教育局教育周报》1929年第2期。

(284) 《总理灵榇昨日下午三时奉停中央党部今日起公祭三日》，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29日。

(285) 《总理奉安典礼筹备讯》，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12日。

(286) 《晋省党部筹备纪念奉安》，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15日。

(287) 《津市筹备迎榇宣传大会》，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15日。

(288) 《各地举行奉安公祭》，《申报》，1929年6月3日；《镇江各界举行总理奉安公祭》，《申报》，1929年6月3日；《总理奉安日公祭典礼纪》，《无锡县政公报》1929年第5期；《地方通信》，《申报》，1929年6月3日。

(289) 《前日各界举行奉安公祭大典》，《申报》，1929年6月3日。

(290) 《各地纪念奉安》，《中央日报》，1929年6月3日。

(291) 《杭州各界公祭总理大会》，《申报》，1929年6月3日。

(292) 《总理奉安日志哀之办法》，《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5月26日。

(293) 张士英：《六十余年前孙中山奉安纪念在建瓯》，《建瓯文史资料》第16辑，政协福建省建瓯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编印，第49—52页。

(294) 《中国佛教会致奉安委员会呈》，《中国佛教会公报》第1期（1929年7月），“呈文”第1页。

(295) 《前日各界举行奉安公祭大典》，《申报》，1929年6月3日。

(296) 《蒙藏委员会迻译班禅为孙中山奉安所撰祭文致总理奉安专刊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297) 《今日各界举行奉安公祭大典》，《申报》，1929年6月1日。

(298) 《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下卷），文化美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214页。

(299) 张烨编：《闻一多诗歌散文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300) 沈松林：《中山先生奉安典礼追忆》，杨炳、洪昌文主编《孤山拾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5页。

(301)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经费》，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1931年编印，第2页。

(302) 曾扩情：《蒋介石两次派我入川及刘湘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106页。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外交

第一节　初期外交政策与“修约”外交

一　转向与列强妥协的外交政策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经历了从容共到反共的巨大调整，政治理论和权威的合法性都面临重大挑战，为了尽可能减少冲击，争取正统，在一段时期内，其政策宣传仍然沿袭既有的观念和做法。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名义发表宣言，在强调劳农政策的同时，对外政策仍举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声称“务于最短期间，肃清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以促进世界革命”⁽¹⁾。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也未放弃“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并声言要延续联俄政策，表示：“讲起苏俄的问题来，现在我们实在并没有反对过他。我们对于总理所定下来的联俄政策，到现在还是没有变更过。我们对于苏俄联合战线的政策，仍旧是一个样子的。”⁽²⁾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当权者仍打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仍然把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作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对于英、日等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1927年5月10日，外交部长伍朝枢宣布国民政府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己任。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缔结平等新约。17日，南京国民政府特派江苏交涉员郭泰祺就英国士兵强奸华妇一案向英国驻沪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惩治凶手。对于日本不断增兵山东的侵略行径，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6月1日、1928年4月21日两次提出强烈抗议。

南京国民政府对英、日的强硬态度顺应了中国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革命形势。1927年6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集各妇女团体、各学校代表会议，组成由21个团体参加的反对英兵强奸华妇案后援会，掀起抗暴斗争。后援会要求南京政府与英方“据理力争”⁽³⁾，并通电全国，提出撤退列强在华的海、陆军队，收回外人在华掠夺之租借地等要求。针对日本增兵山东的侵略行为，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发起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蒋介石出席杭州的市民大会并发表演讲。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发表的宣传大纲声称：“我国民政府已经握有对日之绝大威力，日本若一意孤行，而不及早觉悟，立即撤兵谢罪，我国民众必扩大反日运动，与日本经济绝交，未及与日本兵戎相见，已可致日本之死命也。”⁽⁴⁾

南京国民政府虽有上述反帝举措，但其更重要的发展趋向则是逐渐调整对外政策，降低对外宣传的调门，尽力与东西方列强寻求妥协，这是其赢得东西方列强的支持，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步骤。早在1927年3月31日刚刚抵达上海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蒋介石就明确表示：“国民政府所定政策为不用武力和任何群众暴动以变租界之地位。凡愿意平等待我之国家，即为吾人之友，纵使从前曾压迫中国，吾人也愿与之合作，与之联合。”⁽⁵⁾6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布告称：“本府兴师北伐，志在铲除军阀，解北方同胞于倒悬，俾先总理之三民主义得以实施于中国，而非与各国为敌。凡我军人当知爱护党国，体谅斯意，嗣后对于各国之兵舰商船，不得擅施射击，对外人之生命财产，军行所至，尤须随时加意保护，以重邦交。”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信号。

“宁案”处理是列强相当看重的一个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解决“宁案”十分重视。1927年5月初，外交部长伍朝枢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表示准备尽快谈判解决“宁案”。7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向美方提出解决“宁案”办法六条：1．国民政府负责解决这一事件；2．国民政府将把对与该案有牵连者的处理情况告知美国政府；3．道歉，并严禁对美国人的生命财产采取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4．成立一中美联合委员会，调查美国人生命财产损失，然后予以赔偿；5．希望美国政府对炮轰南京表示歉意；6．废止中美间现行条约，并立即缔结平等互利新条约⁽⁶⁾。这一办法同时也适应于“宁案”各相关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解决办法，实际承认中方应对“宁案”负有责任，相当程度上照顾到了列强的利益，这是其打开与列强交涉大门的重要步骤。但由于国内气氛及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时国内政局中的地位、处境都使其无法对列强作出过多让步，因此在所提解决办法中也提到英、美应对炮击南京城，造成中国军民伤亡事件道歉、赔偿，并要求修改现行不平等条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外交上的微妙转向，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列强的理解和回应。5月3日，美驻北京公使馆一等秘书戴伟士向国务院提出：“现在同最能代表所谓民族主义运动的蒋介石派别建立良好关系是十分可取的。”⁽⁷⁾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下院声明说：“南京事件促使民族主义者阵营内部久悬未决的分裂公开暴露出来……到三月份，它发展到直接把矛头指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共产党对他的权力是很嫉妒的。南京暴行的组织者们似乎曾经有一个企图，那就是把蒋介石卷入到同外国列强的冲突中去。”他最后强调列强处理南京事件的“缓和态度”是想不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秩序”方面“感到为难”⁽⁸⁾。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清党后，宁、汉双方“殊途同归”。虽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曲折透露出其亲善愿望，使英、美等国对其抱有相当期望，但在蒋介石尚未显示足够实力，尤其是英、美在华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时，英、美的态度有很大保留，英国政府坚持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必须先行彻底“清共”，根除排外势力，方可解决“宁案”。同时又以“南京惨案”未得到“合理解决”为由，对南京国民政府不予承认。正如英国政府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给其公使蓝普森的电文中所指示的，英国对待南京新政权的态度：一取决于该政权事实上在中国行使权力的范围，二取决于该政权本身满足列强愿望的程度⁽⁹⁾。

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一个月后汪精卫也宣告引退。中英谈判未及正式开始，“宁案”也被搁置。其后蒋介石采取了联汪制桂的策略，于1928年1月复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复职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内地位有所加强，外交上力图有所突破，其倾向东西方列强的态度更为明显。在复职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蒋急切呼吁“急迅改定”外交方针，称“我们既然要对俄国绝交，便必须与各国一致来反对第三国际”⁽¹⁰⁾。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宣言，一方面表示：“吾国民革命之努力，唯一之根本目的在于民族之平等与国家之独立，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则为达此根本目的之具体的方案”，同时更强调：“吾国民须知，一起反帝国主义之运动，惟有以实际的建设为真正手段者，乃得实际之效果……生聚教训，为独立自强之始基；独立自强，为平等地位之根本。”⁽¹¹⁾暧昧的语言中传递出的真实含意，是要淡化国民革命时期留传下来的反帝色彩。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进一步向着温和的方向倾斜，1928年2月21日，取代伍朝枢出任外交部长的黄郛发表对外宣言，不再提“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宣言称：“按照外交手续，与各国厘正不平等各约，期获得中国在国际上应有之平等地位……同时，国民政府亦必须依照国际法，十分努力，以尽其国际上应尽之合法义务。”宣言还提出南京国民政府今后与各国交往准则：一、切盼最短期内，得与各友邦开始商订新约，以平等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二、在新约未订前，国民政府准备与各友邦维持并增进其亲善关系；三、国民政府当按照国际公法，尽力保护居留外人之生命财产；四、今后各地方与外国政府或公司订立的任何条约或契约，经国民政府参预或认可的均认为有效；五、对于重要悬案，国民政府准备适当时期，以公平及互谅之精神设法解决；六、对于干涉中国内政，或破坏中国社会组织之外国，国民政府为保全本国生存，不得不采取并施行最适宜之应付方法⁽¹²⁾。随后，外交部立即着手办理“宁案”，派何杰才、金问泗、袁良三司长分别与各国驻沪总领事接洽。二三月间，英使、美公使先后抵沪。

关于宁案的谈判，首先在中美间进行。通过何杰才与美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的接触，美国政府首先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谈判解决“宁案”的共识。2月26日，黄郛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开始讨论。3月30日，中美双方就解决“宁案”达成协议，互换照会。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在照会中将这一事件归责为“共产党于国民政府未建都南京前所煽动而发生”，但国民政府“仍负其责”。照会“以极诚恳之态度”向美国政府表示歉意，保证“决不致再有同样之暴行及鼓动”，并“惩办肇事兵卒及其他人”。照会同意“依照国际公法通行原则，对美国在宁领馆人员及美侨所受生命财产上之损失，担任充分赔偿。为此，国民政府提议组织中美调查委员会，以证实美人从有关系之华人方面所确受之损失，并估计每案中所应赔偿之数目”⁽¹³⁾。美国政府在同日的复照中表示同意照中方所提道歉、赔偿、惩办“肇事者”三点解决“宁案”，在照会中特别提出，“并信所有该事件各犯，尤以亲身负责之林祖涵一名为最要，其惩办一层必能依照表示，从速完全履行”⁽¹⁴⁾。

南京国民政府急于与列强就“宁案”达成妥协，旨在于寻求列强承认及在修约问题上取得突破。因此，黄郛在随后发出的致美照会中特别强调：“南京事件发生之问题，业经本日换文解决”，希望两国“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原则，修订现行条约，并解决其他悬案”⁽¹⁵⁾。美国方面对中国的修约愿望表示同情，肯定：“美政府希望当时所以必须载在旧约各条款之情形有以改善，俾得随时遇机将所有不需要及不妥当之约章得经双方同意，正式修改。”⁽¹⁶⁾中美就南京事件解决及谈判修约问题达成共识，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重大突破，意味着其逐渐获得列强的重视和承认，国际空间有所拓展，同时反过来对其国内统治权威的树立也有正面影响。而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做出友好姿态，与日美太平洋争霸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正如南京国民政府有关报告中所谈到的：“美国因与日本太平洋上势力之冲突，当遇事与之声援，故国人心目中引以为友者首为美国。然此为政治外交上之事而已，国防上则在我军备未完以前，不能得美国实力之援助。”⁽¹⁷⁾

继中美达成协议之后，1928年8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达成解决“宁案”的协议，互换照会。其条件与中美解决“宁案”相同。英国对中国方面在照会中提出的修约要求，也予以同情，表示：“本国政府对于中国修约之要求，认为根本合理……兹为对于中国素常维持之友谊与同情的态度作进一步之表示起见，准备依相当程序，由依法委派之代表与贵国政府商议修订条约。英国政府之意，决不因南京事件变更以前对华之态度，而认为该事件与修约政策无关系之另一问题。”⁽¹⁸⁾此时，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二次北伐”已经基本完成国家统一，因此，较之美国方面的表态英国更加肯定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态度也更为积极一些。继英、美之后，同年9月24日和10月1日，中意、中法也都按照美、英条件解决南京事件。只有日本因“济南惨案”，迟至1929年5月2日始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解决“宁案”协议。

二　寻求各国承认的活动

“宁案”解决，南京国民政府又占领平津，各地方实力派均宣布“归顺”，全国统一基本实现，南京国民政府迫切希望获得各国正式承认。作为一个一再声称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党及其政权，在修约问题上取得某些突破是其与列强建立正常关系的必要前提。列强鉴于国民革命后中国政治、民气出现的不可忽视的变化，虽表示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修约，但正如美方在给中方的照会中强调的：“美政府希冀贵国有代表贵国人民之政治施行实权，俾得诚实履行贵国一方面关于修改约章所有应尽之义务。”⁽¹⁹⁾也就是说，他们要求中国在首先承担“义务”的前提下展开修约，是“修改”而不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会晤访欧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时也表示，英国准备与中国修约，但必须通过和平谈判完成，而不是单方面宣布无效。为此，“二次北伐”完成后，南京国民政府连续发出宣言，表明政府的立场，强调国民党的外交决不同于共产党，将循外交常轨和国际公法正常进行，遵正当之手续重订新约。对“友邦”以平等原则，依合法手续所负之义务，必相信守。对共产党，亦必不容其存在。对此美国政府率先表示欢迎，1928年7月美国在尚未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时与其签订关税条约，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将之解释为：“美国政府于当年7月27日同南京政府签订新的关税条约，从技术上讲已构成美国承认南京政府这一事实。”⁽²⁰⁾11月5日，凯洛格正式宣布承认南京国民政府。8月17日，德国在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新约时承认国民政府。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荷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等也相继承认。英、法两国动作较慢，但也先后于12月20日、12月22日承认南京国民政府，随之南京国民政府在国联取得合法地位。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是为南京国民政府加入的第一个重要国际条约。该条约又称《白瑞安—凯洛格公约》或《巴黎非战公约》，1927年法国外长白瑞安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倡议发起。1928年8月27日，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巴黎签订，1929年7月25日生效。《公约》包括序言和三条正文。主要内容是：缔约各国谴责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并废弃以战争作为在其相互关系中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任何签字国如用战争手段谋求利益，即不得享受公约给予的益处。

《非战公约》酝酿阶段，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曾要求中国驻美、法外交官探询可否由美国政府邀请中国作为发起国加入，未获成功。《公约》签字当天，美国政府向中国发出加入邀请。9月初，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国民政府先后决议同意加入。9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美国驻华代办，表示：“我国人民对贵国等所倡之非战运动，求世界之永久和平，自始即深表赞同，现既订成公约，我国政府极愿与诸国一致行动，正式加入此项公约，共同促进世界之文明。”照会同时不忘重申中国的修约立场，强调：“本国政府深信，各国必将依据本约之精神，使数十年来中外不平等条约以及其他侵犯中国主权之事实，如驻扎外兵于中国领土等行动，皆能于最短期间，以公正之方式一一废除。”⁽²¹⁾

在中国与各国的交涉中，对日交涉进行得最为困难。日本对侵占中国早有野心。1927年6至7月召开的东方会议，确定了对华武力进取的“积极政策”，会后日本公开出兵山东，企图对华武力干预。日本的种种作为，使一向标榜对日本素怀“亲厚之情”，有意与日本发展关系的蒋介石，也无法向其靠拢。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曾将寻求日本支持作为其重要目标。8月24日，蒋介石致函黄郛，表示：“弟决先赴日本，兄在沪主持一切，而弟预备做一年环球之游也。”⁽²²⁾最初，他计划往日、德、英、美、法、意等国遍游一番，实际只访问了日本一国。9月底，他抵达日本后发表的简短谈话是：“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未来之计划。且余以友人居日者甚众，欲乘此机会重温旧好，并愿藉此与日本名流相晋接。”⁽²³⁾很显然，蒋介石对日本之行怀有浓厚的期望。日本是蒋留学的旧地，也是他内心曾经向往的地方，他指望从这里获得外交上的支持，为日后的外交乃至整体政策定下蓝本。

然而，日本之行给蒋带来的更多是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对华之误点，一、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尤其不能确保满蒙权利；二、中国南北分裂，可以从中操纵；三、利用无智军阀，压制民众，彼之政治家远不如俄国矣。”⁽²⁴⁾在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举行的会谈中，尽管蒋介石一再向田中强调：“日本有必要帮助我们的同志，早日完成革命，消除国民的误解。”指出：“如日本借口有碍列强关系，不得给予中国任何援助，这是抹煞中日关系的论调”，但收效甚微⁽²⁵⁾。田中要求蒋介石以“解决长江以南问题为当务之急”，反对继续北伐，并在援蒋问题上裹足不前，使蒋深为不满⁽²⁶⁾。日本的不信任及不合作态度使双方关系坚冰重重。此后，蒋介石积极寻求向英、美靠拢，期望取得英、美的支持，1927年11月，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在会见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上将时提出：如果中国不能成功地“抵御”日本和俄国，“太平洋就会爆发大战”；美国应该提供援助和技术顾问，帮助中国统一，并防止爆发这种大战⁽²⁷⁾。

1928年“二次北伐”期间，由于北伐军进兵山东，威逼京津，与日本竭力破坏中国统一的阴谋发生冲突，日本军方意图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4月19日，田中内阁通过“第二次出兵山东案”。次日，日海军在青岛登陆，陆军也奉命出动，陆续向济南开进。日军出兵山东后，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一方面提出抗议，要求日方“迅将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发”⁽²⁸⁾，另一方面则积极和日方谋求妥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为完成北伐计，应以全力避免不利益之行动。”⁽²⁹⁾4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黄郛、张群等，表示：“观察情形，田中必助奉挣扎，其势颇急，拟请岳军兄速赴日，与田中面说以公私关系。只要其不妨碍北伐，不损失中国国权与中日邦交，则其他如招商投资与汉冶萍等，当无问题，即在华既得之权利，亦必如常保护……此虽明知无效，以个人关系一试之。”⁽³⁰⁾同时他屡次申诫前方将士，要求“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³¹⁾。

中方的忍让并没有使日方有所收敛。5月2日，日军开始在济南设防，派铁甲车巡逻城内外。当天，北伐军与日本领事就日军驻兵一事展开谈判。3日，日军驻济南部队向中方寻衅，开枪向中国军民射击，中国军民猝不及防，死伤惨重。

冲突发生后，蒋介石仍然竭力退让，他自己事后说：“当时我就下命令给各师长，要他们各师的军队约束自己部下，不许出外面去，并且听候命令，不要同日本人来冲突。”⁽³²⁾5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日军开炮，隆隆不绝，事情扩大，余限各军于下午五时撤离济南。各军照撤。”⁽³³⁾4日，谭延闿、张静江等致电蒋介石，强调：“日兵挑衅，意欲逼我于忍无可忍，资为口实，勿堕奸计。前敌武装同志力持镇静，总司令部不宜与日军逼处太近，似可慎择老成持重之将领，在济妥慎应付。”⁽³⁴⁾当日夜，蒋介石下令除留少数部队继续在城内卫戍外，其余部队均撤离济南，准备渡河北进。

5日，蒋介石致函福田，表示：“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³⁵⁾同时他本人也离开济南，次日抵达党家庄，与从河南赶到的冯玉祥会晤，确定绕过济南，继续北伐的方针。蒋介石的退让，并没有换来日军的善意，日军的逼迫日甚一日。7日，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中国军队撤退、惩处中国军官等五项无理要求，并限12小时以内答复。蒋介石派熊式辉、罗家伦连夜赶赴济南与日军交涉，日方又谬称期限已过，拒绝谈判。8日拂晓，福田下令重炮攻城。9日，蒋介石向福田提出六点答复：“（一）第四十军长贺耀组因不听我令，未能避免冲突，业经免职；（二）胶济路沿线及济南周围二十华里以内，华方暂不驻兵，济南城内概由武装警察维持秩序，其在城内现有驻兵，撤退时得安全通过；（三）本军治下地方，为维持中日两国睦谊起见，早有明令禁止反日的宣传，亦已切实取缔；（四）辛庄、张庄之部队已奉命开拔北伐，该两处暂不驻兵；（五）本军前为贵军所缴之枪械请即交还；（六）八日贵军立发重炮袭击我军部队，为维持中日两国睦谊起见，请立即停止军事行动。”⁽³⁶⁾这六条，实际完全答应了福田的要求。

由于蒋介石刻意忍让，日军虽然仍处处寻衅，耀武扬威，但也无法再起纠葛，而且由于南京方面绕道北伐，日军毕竟尚不具备全面干预北伐的决心与能力，因此只能继续在济南地区武力示威。据不完全统计，济南事件中，中国军民死伤达四千多人。中国的领土主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日军肆无忌惮的蹂躏，日军一见中国穿制服或成群民众，即开枪射击，“凡留西发、穿皮鞋、系皮带及带中央角钞，中山装、学生装，以及平顶、光顶而有帽痕者，均指为革命党，获住必杀。有一卖糖小孩，持有中央角钞竟死于日兵枪刺之下。女子剪发亦不能免，且先割去两乳，然后用刺刀屠割全身，至气绝而后已”⁽³⁷⁾。

惨案发生后，蒋介石虽蒙受莫大耻辱，还是向日军完全屈服，绕开济南北上。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于5月10日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要求根据盟约第十一条第二项，召开理事会会议，“知照日本，停止日军暴行，并立即撤回山东军队”⁽³⁸⁾。12日，谭延闿又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请求调解。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出访英、美、法，争取同情和声援。

日军在济南的侵略行径，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面对社会各界日益高涨的反日浪潮，南京国民政府于5月6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通过《五三惨案应付方案》和《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大要》，指示各地党部切实“指导各种民众团体，如商会、商民协会、学生会、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及与日商有交易往来之各行商联合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主持关于对日经济绝交之一切事宜”，“对日经济绝交之期间，由全国抵制仇货委员会根据外交之形势规定之，但各地务须一致，不得先后参差”⁽³⁹⁾。10日，再次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通过《五三惨案宣传方略》和《宣传大纲》，要求民众“应集中于中国国民党指导之下，作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日运动”，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用外交手段解决“五三”惨案，以帮助北伐早日成功⁽⁴⁰⁾。“一切封闭商店、检查及烧毁存货、罢工罢市之无益行动，皆徒损国家元气，而伤国民之富力，宜极力避免”⁽⁴¹⁾。

1928年5月7日，依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集总商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二十一个民众团体代表会，率先宣布成立上海各界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随后，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也纷纷成立同样性质的反日组织。7月21日至27日，全国反日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浙、苏、皖、湘、鄂、赣等十五省百余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通过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全国反日总会，“以团结全国民众作有系统之组织，本革命之精神，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⁴²⁾。反日会的成立，在全国各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日浪潮。

日本出兵山东以“护侨”、“护路”为词，本为一场有限的军事行动，加上南京国民政府曲意容忍，中国民众反应强烈，日方再无扩大事态的借口和决心。5月14日，日本决定“不扩大战事，并循外交交涉收拾事态”，但提出四个先决条件：道歉、处罚有关人员、赔偿损失及保障今后日人的“安全”。延至1928年7月18日，日本方派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赴南京开始谈判。8月12日，王正廷与矢田在上海接洽交换意见。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张学良之间关于“易帜”的谈判正在进行，日方竭全力阻止，对解决济案谈判并不热心，谈判无结果告终。“东北易帜”宣布缓期三个月后，9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司长周龙光访矢田，再提交涉“济案”、“宁案”之议。日本派遣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中将来到济南与张群、王正廷交涉。

10月1日和3日，张群在日本与首相田中交涉。19日，矢田到南京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及周龙光开始正式谈判。中方坚持解决“济案”须以日本军队全部撤出山东为前提，日方则不同意把撤兵作为解决“济案”的先决条件，企图将其作为谈判中的筹码。交涉陷于僵局。10月24日，谈判暂告结束。

11月7日，矢田再赴南京谈判。中方又提出撤退山东日军、恢复津浦铁路交通、交还胶济路沿线20里以内的行政权等要求，并保证保护日侨的安全。日方反对以撤军为先决条件，并要求中国严厉取缔反日运动。会谈再告中断。由于英、美各国都已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田中内阁的强硬政策在日本国内遭到质疑，处境不利，为避免在华权益受到他国排挤，其对“解决”“济南惨案”、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积极态度。1928年11月，日本政界要人床次竹二郎来华，先后与张学良、蒋介石会谈，表现出希望共谋打开僵局途径的态度。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双方达成默契，以“解决”济案作为日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条件。

“东北易帜”后，日方派芳泽谦吉来华谈判。芳泽来华前，曾声明将竭尽全力谋求中日交涉的圆满解决。中国方面则在12月30日和1929年1月14日的交涉中，提出日军必须先允撤出山东方可再议其他。1月25日，王正廷与芳泽开始会商。日方同意中国的撤兵条件，且于1月30日通过中日关税协定，但田中在2月4日的训令中却推翻成议，尤其是反对原议中对等赔偿和互相致歉的条款，使谈判再度中断。延至3月，在中方作出双方各自“调查”损失情况取得一致再定赔偿的让步后，田中内阁方同意再行协商。

日本政府在“济案”及“修约”等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1928年12月，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通过《民国日报》、《申报》发放问卷针对对日问题进行民意调查，回收的万余份问卷中，对于应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手段，除抵制日货外，选择“不合作”的6340人，占被调查人数的55.1％；选择“卧薪尝胆，准备一战”的2792人，占24.3％；选择“振兴实业”的1520人，占13.2％；选择“运用外交手腕”的243人，仅占2.1％⁽⁴³⁾。可见由于日本的压迫，民间主张对日强硬的呼声相当高。1929年3月初，全国反日暴行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最低限度必须做到日本道歉、惩办责任者、赔偿及担保以后不再发生此种事件和撤退驻华日兵，否则将宣布与日本经济绝交。

1929年3月24日，中日双方重新谈判。3月28日达成最后协议，并于当日在南京、东京同时以芳泽与王正廷互换照会及声明书、议定书的方式发表。日方在给中方的照会中表示：“山东日军撤去后，国民政府以全责保障在华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则帝国政府拟自关于解决本案互换签字之日起，至多两个月内，将山东现有日本军队全部撤去”；“关于日军撤去前后之措置，应由中日两国派委员就地商议办理”。声明书称双方对去年5月3日济南所发生之不幸事件“悉成过去”，期待“两国国交益致敦厚”。议定书宣布设立“中日共同调查委员会”，双方任命同数委员，实地调查事件中“两国所受之损害问题”⁽⁴⁴⁾。由于中国方面已私下接受“对等赔偿”的秘密协议，所谓调查不过是欺人之谈。“济南惨案”中，中方军民死亡3254人，受伤1450人，实际死伤人数在1.1万以上。而日本侨民死伤仅各15人，财产损失中方亦较日方巨大，达2.4亿余元⁽⁴⁵⁾，如此“对等赔偿”，实际是中国方面作出巨大让步。

协议签订当天，蒋介石致电冯玉祥报告交涉情况：“济案交涉经甚多周折，现已得一结果。芳泽今日来京签字，日军亦自今日起撤退。即请转告良诚兄准备接收。”⁽⁴⁶⁾3月31日，中方接管济南，山东省政府发布布告，宣布“日军即行撤退，一切军政事宜，概由我方接管”⁽⁴⁷⁾。日军此后开始准备撤出，5月12日全部离开济南，开赴青岛，5月20日全部撤离山东回国，由中方接防。

“济南惨案”交涉完成后，3月29日，中日双方开始着手解决“宁案”。由于此前已有英、美等国交涉先例，关于“宁案”的交涉进行较为顺利，4月1日开始会谈，15日达成协议，16日双方又就1927年4月3日汉口日租界事件达成协议。5月2日，王正廷与芳泽互换照会，就南京事件向日方“道歉”并承担赔偿损失。由于日方要求赔偿数额过高，南京政府于1930年7月20日提请日方核减。延至1931年3月24日，有关南京、汉口两事件赔偿问题的换文始由蒋介石批准，距达成协议已过两年。

1929年6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举行孙中山的奉安大典，日人头山满、犬养毅等以国宾身份参加典礼。6月3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委任芳泽谦吉为驻华公使，芳泽于当日递交了国书。而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表示与日本“修和”，先于4月24日下令取消反日运动，继于6月8日将全国反日会改名为全国国民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不过，在内心中，蒋介石对日本的侵华野心仍有很深的戒心，1929年6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外方针，亲美联英，排俄拒日，此其大致也。”⁽⁴⁸⁾1929年国民政府拟订的国防计划则判断：“由外交之现势、地理之地位、历史之事迹而判断，将来与我发生战争公算较多之预想敌国，首为陆海相接而有满蒙问题、山东问题及其他多数利害冲突问题之日本。经营满蒙为日本三十余年来积极进行而无稍变更之政策。山东撤兵，虽已议定，而其政治、经济上之势力仍盘踞于胶济一带，有机可乘，则再进兵乃意中事。旅顺、大连在甲午战后，因俄、德干涉而交还矣，卒又成今日之局，乃其先例也。日本占领山东，其直接为图在华北之势力，而间接则为巩固其经营满蒙之政策者。中国一日不自强，则日本一日不舍弃山东、台湾。台湾为我东南之门阈也，乃日本据之，我今日虽无收回之力量，然为将来之大问题。”⁽⁴⁹⁾

三　与列强“改订新约”的交涉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孙中山晚年对外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国民革命的主要诉求之一。在全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影响下，北京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曾与列强谈判修订不平等条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修订不平等条约作为其外交纲领。修约的主要内容为取消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以及收回租界、租借地、铁路、邮政及海关等，试图通过与列强的谈判，达到废除旧约、改订新约的目的。

南京国民政府将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大类，预定修约外交分五期进行：第一期恢复关税自主权；第二期取消治外法权；第三期收回租界；第四期收回租借地；第五期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按王正廷的设想，“要在1928年内完成与各国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而于1929年和1930年为进行撤废领事裁判权之期；1930年与1931年为着手收回租界主权与撤销外国驻军之期；1932年则拟自外人手中收回内河航行权与沿海航行权；1933年则拟收回各国的租借地，恢复中国固有的全部主权”⁽⁵⁰⁾。无论是哪种计划，关税问题都被放在第一位。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将恢复关税自主权作为首先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因为现行的协定关税不仅损害中国主权，而且对整个中国经济也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它既可作为政府外交得分的宣传，有助于中国民族经济的振兴，也可增加政府收入，解决财政困难。

1927年7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声言协定关税有碍国家主权，宣布在当年9月1日实行1926年关税会议时各国提出的新税率，加征附加税并取消内地厘金及货物税。但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尚不稳定，在与北洋军阀的作战中遭到挫折，加之有关国家进行武力威胁，调集军舰分驻中国各海关。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在8月29日自找台阶，宣布关税自主原则上仍于9月1日实行，但增征关税和裁撤厘金等实际措施“暂缓举办”⁽⁵¹⁾。

同年11月2日，伍朝枢再次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表示：“（一）凡从前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现今无存在理由，当由国民政府以正当之手续概以废除。此等条约中规定修改期限而现已期满者，更应即予终止，由国民政府与关系各国，分别改订新约。（二）各种条约协定，非经国民政府缔结，概不发生效力。”⁽⁵²⁾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对现行条约既不能“自行废除”，又无法取得各国之“谅解”，所谓无效云云，实系空谈。

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6月7日发表宣言，宣称在军事时期终结，整顿与建设工作即将展开之际，不平等条约所加于中国的诸种束缚使建设工作极难收效，因此，“另订新约，以适应现今时势要求，实属无可再缓”⁽⁵³⁾。15日，更发表对外宣言，宣称：“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新订约，以副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宣言承诺重订新约后，将进一步促进“中外邦交之亲睦，人民友感之增加，国际贸易交通之发展，外侨生命财产之保障”⁽⁵⁴⁾。7月7日，外交部发布订约三原则，宣布条约期满者当然废除；尚未期满者则以相当手续解除而重订；旧约满期新约未定者，由中国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7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约未订前适用之临时办法》，规定在此期间，“在华外人应受中国法律之支配及中国法院之管辖”，“凡华人应纳之税捐在华外人应一律照章交纳”⁽⁵⁵⁾。

南京方面在修约方面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军事上的进展和国家的基本统一，国民党内部要求以更加强硬态度面对列强的呼声高涨。1928年7月，何应钦在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呈文中明确认为：“不平等条约之废除，非运用本党之革命外交，无由实现。如以软弱求怜之方式，期得帝国主义者之谅解与同情，自动废止对华侵略之依据，实为痴人梦想。”强调：“外交之措词与态度，均应以强硬不屈之精神出之，一洗前怯懦嗫嚅之劣习。外交至短刀相接，战争虽力应避免，然革命民众之行动，实可为革命外交之后盾也。”⁽⁵⁶⁾与此同时，冯玉祥、李宗仁等也公开要求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力矫以前之软弱，以达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⁵⁷⁾。8月2日，谭延闿、蔡元培联名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外交问题提案，要求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出：“国民政府为贯彻废约之主张，现在正当而有效的办法，为即时向列强分别开始废约的谈判；要求在一定之期限内（自现在起半年以内），依平等互惠的原则订立新约。如列强拒绝谈判，或限定之期间已过，而新约尚不能成立，则政府宣言，以无约待遇此等国家。”⁽⁵⁸⁾

国民党上层不断呼吁废约，来自基层的呼声更为强烈。上海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公开呼吁：“我们深深地尝着了不平等条约的苦滋味，因此决定要把此卖身契完全销毁，我们当然不是希望卖身契中的条件的改善，我们也并不愿意仅把卖身契中的文字的修正，我们只是希望从根本上把整个的卖身契作废，把整个的卖身契宣告无效，这一点就是我们不赞成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根据。”⁽⁵⁹⁾1929年初，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在上海市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达到总数的95％，只有3％的人主张修改，要求废约者占据绝对多数⁽⁶⁰⁾。这些建议和呼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能不造成影响和压力。

对中国的修约主张，各国反应不一。美国政府率先表示愿与中方接洽，1928年3月30日，美国驻华公使在答复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中表示：“美国政府及其人民，对于中国人民欲使其国家生存日趋稳固，并实现其不受特种义务限制之主权之愿望，深表同情。”⁽⁶¹⁾6月间，驻美公使伍朝枢与美国务卿凯洛格开始会商，财政部长宋子文则在北平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接洽，美方答应“中美条约不必俟诸期满始议修改”⁽⁶²⁾。7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希望委派代表与中国谈判修约。美国随后宣布以马慕瑞为全权代表“对于中美间条约与关税之规定，即时商议”⁽⁶³⁾。25日，宋子文与马慕瑞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应适应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条约》同时规定，两国“在上述及有关系之事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⁶⁴⁾。在列强尚在中国享有关税及其他特权背景下，这一规定保证了最早签订条约的美国实际得到的利益并不较其他国家有所减损。不过，美国同意中国所提关税自主的原则，并派遣代表和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仍然对中国外交打开局面有着重大帮助。外交部长王正廷在给美国公使的复照中表示：“贵国政府及人民与中国政府及人民推诚相与，将使两国历久之友谊，其基础愈趋稳固而愈为光大。”并期望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于最短期间完成新约，以开两国外交上之新纪元”⁽⁶⁵⁾。南京《中央日报》认为：“中美关税关系条约，是中美两国有约以来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中国修约运动的最初成功。”⁽⁶⁶⁾相比之下，蒋介石在日记中显得比较冷静，记道：“美国与我国签关税自主之约，其实为平常应有之事。”⁽⁶⁷⁾

在美国率先签约的影响下，8月7日，德国代表向中方递交一份条约草案，内容包括“保证双方在关税和有关方面不相互歧视”⁽⁶⁸⁾。17日，中德签订关税条约，内容是中美关税新约的翻版。条约期满的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日本、法国召开圆桌会议，商订对策，除日本坚决反对修约外，其余多愿顺水推舟。法国驻华代办于7月13日照会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表示：“法国政府对于1886年4月25日在天津订立之中法陆路通商章程，1887年6月26日在北京订立之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及1895年6月20日在北京订立之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允予修改。”⁽⁶⁹⁾9月12日，王正廷分别照会挪威、瑞典、荷兰、英国、法国五国，请求开始谈判关税问题。

英国政府是协定关税的始作俑者，且为在华权益最多的国家，对废除此项特权向持观望态度。中美关税条约签订后，面对大势所趋的局面，英国态度也转向积极。英国公使蓝普森表示：“本国政府对于中国修约之要求，认为根本合理。英国政府对于中国素常维持之友谊与同情之态度作进一步之表示起见，准备依相当程度，由依法委派之代表与贵国政府商议修订条约。”⁽⁷⁰⁾12月10日起，王正廷与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开始面谈关税自主问题。20日，正式签订《中英关税条约》。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规定“现行条约内所有限制中国任意订定关税税则权之各条款，一律取消”，但又在附件中规定，中方只能采用1926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中所拟税率，至少一年内应为对英国货物所征最高税率。条约要求缔约双方对对方人民实施互惠原则，“不得有何借口，使其完纳之关税、内地税或其他税项，异于或较高于各本国或其他各国人民自同一产地所运货物完纳之税项”⁽⁷¹⁾。此外，中国还答应设法废除厘金、常关税、沿岸贸易税、通过税、落地税等。比之中美关税新约中国实施关税自主无任何规范性的限制条款，这一条约确实苛刻得多。

在对英交涉同时，1928年11月至12月底，王正廷连续与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瑞典、法国、西班牙九国签订关税条约，允准中国关税自主。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五国除确认中国关税自主外，还涉及领事裁判权问题。五国答应于1930年1月1日后，允许取消其在华所享领事裁判权，但条约同时规定，各该国侨民与中国侨民均可在对方内地取得土地财产、居住、经商之自由权。至此，只有日本未与中国缔结关税新约。

南京国民政府在开始交涉关税自主权的同时，也提出颁布和实施临时国定税率的问题。1928年12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税则》，作为关税自主后征税的标准，宣布从次年2月1日开始实施，以一年为有效期。这一税则对进口货物规定了货值7.5％至27.5％不等的税额，自晚清被迫开关以来实施八十余年的“值百抽五”单一税率至此将告终结。由于此时有关关税自主的交涉尚在进行之中，为减少阻力，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1926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由日、英、美三国委员所提出的七级差等税率为基础制定过渡期的国定税率。由于暂行税则基本内容曾得到列强同意，且税额提高幅度也不大，因此其虽由中国自主颁布，列强多无反对意见，只有日本提出异议，于第二天退回照会，表示不能承认。在关税自主问题上，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障碍。

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关于修约的交涉和整个谈判同步开始。1928年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指出中日条约展期将到，“国民政府自应本7月7日宣言之主张，根据平等相互之原则，商定新约。在新约尚未订立以前，当按照本国政府所颁布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约未成前之临时办法，宣布实行，以维持中日两国之政治、商务关系”⁽⁷²⁾。对此，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加以拒绝。2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见英、美、法、意等国驻日使节，通报日本对修约问题的立场，表示日本不承认中国可单方面宣布终止条约，声称日本准备在必要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维护日本权益。31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在答复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的节略时，表态可以接受日方“认为适当之改订”，但声称南京国民政府以其所颁布的七条临时办法为交涉标准，“为清理解释上或国际惯行上所不应有之事，且为蔑视国际信义之暴举，帝国政府万难容忍”，强硬表示：“帝国政府为拥护条约上之权益，将有不得已出于认为适当之处置。”⁽⁷³⁾8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在答复中驳回日本政府所谓1896年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规定条约有效期为十年，期满后六个月内若未声明更改，则条约继续有效十年，因中方并未在条约期满后六个月内要求更改，因此中日商约仍然有效的说词，指出1896年的中日商约至1926年7月20日又届期满，中国政府已向日本政府提议改订，故对日方的主张“歉难同意”。同时，针对日方所谓“暴举”说指出：“国际间彼此情势，既有变化，断无可以永久适用之条约。因而依据情势变迁之原则，使其效力废止或中止，准之法理，按之先例，本政府此举，绝无蔑视国际信义之嫌。”日本节略中“竟有此外交文件素不经见之字样，本国政府深为惋惜”⁽⁷⁴⁾。双方几度交涉，日方坚不让步。

美国与中国签订关税新约后，日本的强硬态度始有所松动。中美关税条约的签订，对有关各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加强了南京国民政府在修约外交中的地位，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感受到了中国民众情绪的变化。他在7月30日报告中说：“已出现（对美国的）感谢之情一转而成对我国的憎恶怨恨的现象。”⁽⁷⁵⁾芳泽公使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也指出，英、美两国对于中国关税自主及实行暂行国定税率的问题已经达成共识，日本必须意识到它在这一问题上迟早要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可以在声明条约继续有效并保留这一主张的情况下与中国开始商讨修约⁽⁷⁶⁾。

1928年9月10日，田中首相致电驻沪总领事矢田，要求他尽快会见蒋介石或张群，表达日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情，并期待它取得成功的态度。同时要求中方暂缓公布新税率，以获得与中国讨价还价的时间。当时，由于与各国商讨关税自主进展顺利，南京国民政府计划10月1日公布新税率，自1929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对此，日本意识到独力阻止中国政府实施这一税率颇为困难，遂准备有条件地同意接受这一税率。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日驻沪总领事矢田在9月开始了多次会谈。中方为向日方示好，提议以1926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由日、英、美三国委员所提出的七级差等税率作为中国关税自主后基本税则的过渡办法，但日方并不领情，坚持反对中国于1929年1月1日实行关税自主。11月13日，王正廷与宋子文联合向行政院提出颁布实行新的进口税则的提案，为向日方表示善意，将新税率生效时间由原定的1月1日改为2月1日；同时中方承诺新订国定进口税则后，每年于新增收的关税收入项下拨出500万元作为整理担保不足的内外债之用。此后，中日之间的谈判气氛有所缓和。日本意识到在税率问题上一意用强并非上策，因而决定稍作退让，接受现实。12月30日，日本政府表示愿意签订中日关税条约。1929年1月25日日本派出前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为全权代表，与王正廷在南京开始正式谈判，交涉“济案”的解决。与此同时，王正廷又与日本领事上村达成协议，日本以换文形式表示同意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新税则。

1929年3月7日，王正廷、宋子文与日代公使重光葵在上海就修订中日商约展开正式谈判。日方在谈判中一再要求与中方订立一个长期的关税互惠协定，实际上是要使中国对日货的关税在实现关税自主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仍保持在低税率上。12日，中日双方签订《中日关税协定》草约五条。5月6日，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在中国方面接受日方条款后，中日终于订立了新的《关税协定》。该协定规定：“凡在中日两国境内关于货物进出口之税率、存票、通过税、船钞等一切事项，完全由中、日两国彼此国内法令规定之。”双方还在换文中确认废除陆路边境优惠税率。中方除答应不歧视日货外，同意在三年内维持日本输华棉织品、海产与鱼产品、面粉等的最高税率。中方承诺，在最短时期内废除有碍于在华贸易发展的厘金、常关税、沿岸贸易税、通过税及其他类似各税。中方还确认以每年从关税中提存500万元作为担保，并召开债权人会议整理债务⁽⁷⁷⁾。

1930年1月1日，即依照中英关税条约附件规定税率实行一年期满时，中国海关颁布新税率，由8％升至10％，2月1日又宣布用金本位制征收进口税。中日关税协定签订后，南京国民政府立即修订颁布《海关进口新税则》，于1931年1月1日起实行。新税则按物品性质分为十二等级，税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分别课征货值5％至50％的进口税，比暂行税则几乎提高了一倍。1932年12月1日起，宣布征收10％的海关附加税，次年6月降至5％。1933年5月中日条约所定期限已满，对日本主要货物进口税作了大幅度提高，最高达80％。关税自主实施后，中国关税收入从1928年的1.3亿元增至1930年的3.8亿元，其后因东北沦陷，降为3亿元。

关税条约修订成功，使国民政府在修约问题上信心大增。1929年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表告国民书，宣称将在三年内完成修约。同年6月14日，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决议“于最短期间内加紧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工作，如撤销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等”⁽⁷⁸⁾。蒋介石饬令行政院及外交部“从速制定履行此案之方案……切实执行”⁽⁷⁹⁾。外交部在呈文中称：协定关税一项已办，“本部现正从事于撤废领事裁判权工作，期于明年1月1日实行”；其余租界、租借地、沿海内河航行权及外国驻军设警“各项亦均已准备于最短期间内视各国对我之形势采取有效方法分别予以废止”⁽⁸⁰⁾。

废除领事裁判权是中国在修订关税条约时，正在争取的又一主要目标。中国与条约期满国家之间的交涉首先取得进展。在中国与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五国签订的商约中规定，“此缔约国人民在彼缔约国领土内，应受彼缔约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然而，这种放弃也是有条件的。如中比两国外长的换文约定：“比国人民应于现有领事裁判权之国半数以上承认放弃是项特权时，受中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⁸¹⁾而意、丹、葡、西等国的承诺是，当华盛顿条约的各签字国取消领事裁判权后，这些国家的在华人民将与各签字国人民一同受中国法律和法院的管辖。

欲废除领事裁判权，最为关键的是条约期未满但有着重大影响国家的态度，而英、美等国在这一问题上都消极以对。1928年9月10日，中国代表在国联吁请修改不平等条约时，法国等国就以成约不得自行解除为由竭力反对，使此议毫无结果。1929年4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美、法、荷兰、挪威、巴西六国驻华公使提出照会，说明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危害和不适当性，称中国代表早在巴黎和会时就提出废除对中国司法主权所加之限制的愿望，华盛顿会议时，中国代表又要求“解除政治上、司法上及行政上种种束缚”，华盛顿会议表示同情，设法促进在案。中国现已统一，中国政府希望将中国司法制度所受的限制予以解除⁽⁸²⁾。对日本、墨西哥、瑞典、秘鲁四国则望另订新约时明文取消。对此，各国的反馈不佳。美、法、英等国认为废除治外法权应为渐进式的，只愿考虑对领事裁判权加以修改，声称中国尚未有独立之司法制度，还未实行1926年9月16日法权会议上十三国代表组成的“调查法权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因此，领事裁判权应该逐渐放弃，外人生命财产才有保障。英国8月10日复照中，进一步要求中国法典必须具有西方法律的原则。荷、挪、巴则称将与他国一致行动⁽⁸³⁾。

7月12日，外交部长王正廷对记者表示，自1930年1月1日起，中国将取消各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⁸⁴⁾。9月6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有关国家，要求各国立即派出代表与中国代表磋商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并谓中国已与其他数国议定1930年1月1日废除领事裁判权。11月1日，英、美、法等国在复照中虽同意谈判，但除美国在11月中下旬与中国开始谈判外，其他各国均借故拖延，和美国的谈判也无进展。对此，中国政府于25日分别致电驻美、英公使，表示英、美如再延宕商讨，中国将于1930年1月1日起，自行宣布废除列强在华特权。但英、美等国仍未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12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鉴于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英国公使蓝普森、驻美大使伍朝枢与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的谈判未有结果，决定由国民政府公布撤废领事裁判权特令：要求自1930年1月1日起，“凡侨居中国之外国人民，现时享有领事裁判权者，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⁸⁵⁾。

从内容看，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一特令，显然是一个单方面宣布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重大举动，其中不存在需要与有关国家协商的意味。这一举措对美、英、法等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特令颁布的当天，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贝克便对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表示，美方希望从1930年1月1日起，采取步骤来逐步废除领事裁判权，任何无视这一原则的行动，将会引起美国政府的“极端遗憾和强烈反对”⁽⁸⁶⁾。法国声明无法接受中国片面取消法人领事裁判权。在此之前，英国外相亨德森已于12月20日给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发出备忘录，针对南京国民政府一再申明将于新年废除领事裁判权指出：英国无法承认中国片面废约的武断解决方式，但愿意对中国撤废治外法权采取开明与同情的态度，同意以1930年1月1日作为“逐渐废止领判权”⁽⁸⁷⁾的起点。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发出措辞严厉的命令，但这更多是为自身此前作出的强硬姿态圆场。在以英国为首的列强软硬兼施下，12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特令发布仅仅两天后，外交部又发表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宣言，重述特令的内容后表示，中国政府深信各国“对于现由政府准备之办法，如有意见，亦愿于相当期内，与之审议。故国民政府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命令，实系一种步骤”⁽⁸⁸⁾。同时口头向外国记者表示，此命令在与有关各国谈判获得满意结果前，将不予执行。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做的明显妥协，实际意味着次年元旦并不是立即无条件地废除领事裁判权，而是从此开始与列强会商废除这一特权。

1930年1月，英国公使蓝普森与王正廷就撤废治外法权开始第一次会谈。随后，蓝普森还与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院长王宠惠接触，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4月，中国国内爆发中原大战。中外关于领事裁判权的交涉一度处于停顿状态。九十月间，英、美先后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各自的草案。两国方案仍旧保留了在区域和法权种类方面的限制：如在上海等地继续保留领事裁判权，设立特别法庭，外交官、领事官有废案权，领事裁判权撤除以案件之民事、刑事与个人身份之不同类别为顺序，逐步实施等。

对英、美提出的草案，中方无法满意。12月7日，王正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对案，强调所有在华美国公民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方面都应服从中国的管辖权。中方同意成立特别法官议事室，聘用外国法律顾问，但这些法律顾问不得干预法官的判决。17日，王正廷以外交部名义向蓝普森发出备忘录，要求英国应于1931年2月前解决治外法权问题，强调：“英国政府所提逐步撤废在华治外法权的各项建设，经过中国政府的慎重考虑之后，发现是无法接受的；中国政府仍然相信（此问题）不需要另外采取其他的行动方式以达其目的。”⁽⁸⁹⁾

1931年初，英、美陆续在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如同意放弃移审权等，但仍未能满足中国方面的基本要求。1931年5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法权交涉停顿，同日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规定自1932年1月1日起实行。该《条例》规定：所有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均应受中国法院的管辖；在沈阳、天津、青岛、上海、汉口、广州、昆明等十处地方法院设立专庭，受理外国人为被告之民刑案件。不在上述十处法院管辖之内者可申请移转管辖。专庭可设中外法律咨议若干人向法院书面陈述意见，但不得干预审判。外人的逮捕及其房屋或办公室的搜查均应依中国刑法典规定执行。外国人可聘请外国律师⁽⁹⁰⁾。5月5日，国民会议开幕。会议议决“函请国民政府应定期限向各国交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经“国民政府会议决议交行政院议复”⁽⁹¹⁾。13日，国民会议又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宣称中国国民对于各国以前所加于中国之不平等条约，概不予以承认；国民政府应在最短期内实现中国在国际上之完全平等与自由。但未明定废约期限。在中国的压力下，此后，有关领事裁判权问题的交涉步伐明显加快。数月之中，中国与英、美之间先后达成了大致类似的妥协，1931年6月5日中英草约签订，7月，中美也就局部问题达成协议，中方同意将英美在上海的领事裁判权保留十年，将英国在天津的领事裁判权保留五年，英、美则将其他各地的领事裁判权立即取消。

正当中外交涉进入关键之时，日本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形势的骤变，迫使中国外交的中心随之转变。如何对付日本的侵略成为当务之急，修约之事降到了次要位置。1931年12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命令，宣布“兹因本年各地天灾变故，所有应行筹备事项，尚未就绪，该项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应暂缓施行”⁽⁹²⁾。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就此暂时停止。

对于领事裁判权的交涉，王芸生曾批评道，南京国民政府“采修约之步骤，以求逐渐改善对外关系，实亦应循之途径。惟须以光明磊落之态度出之，使天下灼然共见，若避难就易矣。而乃大言壮语，则失之伪矣。充此一念，以致法权交涉，步步皆伪，扫兴而终；以欺于国民者，转为外人所欺，弄小巧者成大拙，此其鉴矣”⁽⁹³⁾。

与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同时，1929年5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美、法、荷、挪、巴西六国发出照会，要求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租界临时法院是由原租界会审公廨改组而成。1926年8月，作为解决“五卅惨案”的一部分。江苏省政府与英、美、法等十四国领事签订《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这一章程恢复了中国在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的部分司法管辖权，但仍保留了不少有损中国司法主权的内容。南京国民政府照会发出后，各国均保持沉默，后经外交部多次交涉，1929年12月9日，各国代表与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南京开始谈判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经过多次的往复折冲，包括征求六国以外的比、丹、意、日、葡、西、瑞典等国驻华代表的意见，1930年2月17日，中国代表徐谟与英、美、荷等国驻华公使及代办终于签署《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确认中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内由会审公廨演变而来的审判机关。该《协定》规定：中国得在公共租界内设立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分院各一所，依照中国法律审理民刑案件；高等法院之判决，均得依中国法律上诉于中国最高法院，废止领事观审及会审；废除外国书记官长制，由中国任命检察官负责起诉；诉讼一方为外国人时，得聘请外国律师充任其代表。《协定》虽在司法主权上取得很大进步，但仍未彻底解决。如关于司法警察问题，外国代表以法警问题事关租界的行政权力为由，坚持不肯让步。《协定》于1930年4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1933年2月8日又延期三年，并规定可继续顺延。1931年7月28日，中法代表签署《关于上海法租界内设置中国法院之协定》，取消了上海法租界内的会审公廨。

收回租界和租借地，是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当然内容。自1843年英国在上海开埠以来，总计有八个国家在十个通商口岸开辟了二十二个专管租界，其中英国六个，日本五个，法国四个，德国、俄国各两个，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各一个。另在青岛等五个城市划定租借地。南京国民政府开展改订新约运动后，在收回租界方面投入相当精力，效果却并不显著，虽然收回几处，但主要是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所承诺而未兑现的。北京政府时期，因中比通商条约逾期失效，中国宣布予以废止，相应地其天津租界也应归还。1927年比利时宣布愿意交还天津租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比利时再度声明愿意交还天津租界。1929年1月，双方开始会商交还租界问题，8月31日，签订收回天津比租界协定。作为补偿，天津比租界工部局所负债务津平银九万多两由中国政府在协定生效后六个月内，偿还比利时政府⁽⁹⁴⁾。1929年3月，中英正式谈判镇江英租界问题，10月31日，英国正式换文交还镇江租界。实际上，早在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镇江后，群众举行庆祝游行时，英租界当局为避免发生冲突事件，已自动撤掉租界巡捕，改由中国警察入内维持治安，并将工部局改为公安局，中国已非正式收回镇江英租界。这一谈判更多是对现实的承认。

中英关于交还威海卫租借地的谈判早在北京政府时期即已开始，1924年议定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草案二十九条，后因“北京政变”发生，双方未能正式签约。1929年1月，王正廷向英方提出谈判交收威海卫。五六月份，双方展开多次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1930年1月，谈判重启。4月18日，中英签订关于交收威海卫专约及协定，英国同意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同年10月1日中方正式接收威海。在交收威海卫专约及协定中规定1898年7月1日所订租借威海卫专条，即行取消。所有威海卫全湾沿岸10英里地方，以及刘公岛与威海卫湾内之群岛交还中国。英国在威海卫区内所有财产赠与中国⁽⁹⁵⁾。由于英国海军坚持要继续借用刘公岛设施十年，在附件中规定将刘公岛内房屋借与英国政府作为英国海军消夏疗养之用，十年为期，期满可续借。每年4月初至10月末之间准许英国军舰到刘公岛海面抛锚⁽⁹⁶⁾。

收回厦门英租界的谈判进行较为顺利，1930年9月17日中英双方依照收回镇江英租界的前例签订交还厦门租界协定，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照会中声明，“所有1852年关于将该处租予英国政府之换文，亦一并作废”⁽⁹⁷⁾。

虽然中国在此期间的交涉中收回了部分租界，但比较重要的港口如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地的租界及北平的使馆区均未交还。九龙租借地英国根本拒绝讨论。法国虽在1922年1月31日在华盛顿会议中即声明放弃广州湾租借地，可是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10月广州失陷时也未交还。至于日本的租借地——旅大地区就更无讨论余地。1930年9月19日中国司法院长王宠惠曾向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探询日本对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态度。日本一口回绝，外务省声称旅大租借权、满铁沿线的驻兵权等绝对不放弃。

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尚无结果，原定下步进行的内河航行权及外国军队驻扎中国问题交涉更无实现可能。所以，南京国民政府除向有关各国试探态度外并未实际着手进行。收回铁路权也遇到障碍。“关税自主”虽然原则上实现了，但总税务司仍由英国人梅兹担任。海关中的外籍人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从1929年的230多人增至1488人。南京国民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二节　中东路事件和中苏边境之战

一　中苏关系恶化与中东路事件的发生

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国民党能够迅速登上全国的统治地位，和苏联在国共合作时期的支持、帮助密不可分。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和苏联分道扬镳，南京国民政府对苏联大有视若寇仇之势。1927年7月16日，上海工部局根据淞沪公安局长杨虎的告发，搜查并封锁苏联远东银行。2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通电取消用孙中山的名义命名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命令不得继续向该校派遣学生。

1927年12月，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人员卷入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南京国民政府对此大为不满。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对于时局的谈话称：“各地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联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待至革命成功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14日南京国民政府宣称，广州事变“皆由共产党借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为发令指示之地”，命令各省对苏联领事“一律撤消承认”，“对苏俄国营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止营业”⁽⁹⁸⁾。限令苏领馆、商船和商务代办处在一周内撤退，逮捕汉口的苏联领馆人员并将其驱逐出境。因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范围尚未达到北方和东北地区，因此苏联政府在东北地区的驻华使领馆得以保留。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宣言继续对苏联予以抨击，宣称苏联“踞民族统治之榻，而枕共产之梦，继帝俄南侵之野心贪欲，而变其策略”⁽⁹⁹⁾。会议通过决议，“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¹⁰⁰⁾。

“二次北伐”结束后，1928年8月，蒋介石曾提议“对苏俄外交应加以研究”，遭到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的反对，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他当时的反应：“以为不应有此想念，认余为联俄之萌，顿时表示不信之状。呜呼，如此国家与政府，而对俄不准研究，是何心耶。”⁽¹⁰¹⁾许多国民党人还未从联俄的旧事中摆脱出来，不能分清联俄和对俄开展正常外交的区别，这是清楚政治、外交的实用性的蒋介石所以遭到批评的原因。不过，12月“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亦未再要求尚留驻东北的苏联领馆撤离。正因此，1929年初，中苏关系一度有缓和的趋势，苏联政府甚至试图重新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曾对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表示，中苏交恶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前次误会应尽快了结，并许诺称：苏联使领馆人员若宣传共产，中国可严厉取缔；俄人俄官如有参加，照华人一律办理。蒋介石这时虽然不认为中苏已经可以复交，但同意双方可以就此接洽商谈，批示：“对俄复交未至其时，至少须待国内政局稳定，秩序恢复方可也。但雨岩（蒋作宾，字雨岩）与之接洽则可继续进行，不必拒绝，亦不必中止。”⁽¹⁰²⁾南京国民政府当时拟订的外交政策谈到：“对于俄国之外交，对于苏俄联邦政府仍抱自立、自卫、和平、亲睦之旨，与对于列国无相歧异。”⁽¹⁰³⁾不过，由于刚刚经历一场不愉快的分手，加上苏联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双方互信薄弱，关系的重建相当艰难。蒋介石在1929年6月2日曾写道：“对外方针，亲美联英，排俄拒日，此其大致也。”⁽¹⁰⁴⁾对苏联的抵制心理非常强烈。正是在此背景下，加上中东路所处地理位置重要，中苏“共管”的体制矛盾多多，而南京国民政府又存在严重的形势误判，终于导致了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

中东路，又称东省铁路、东清铁路，是以苏境内赤塔为起点，以海参崴为终点的一条铁路，全长2186公里。其中在中国境内的一段是由满洲里到绥芬河的干线长1484公里，以及由哈尔滨到长春的支线长241公里。1903年由沙俄出资建成通车。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原支线的长春至大连段为日占有，改称南满铁路。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方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及同年9月20日苏联与张作霖签订的《奉俄协定》均规定该路由中苏两国共管。但是，苏方实际上并未认真履行相关协定，对应归还中方的非铁路营业项目如电报、电话、矿山、图书馆、天文台、学校等并未交付中方。铁路管理局也由苏联单方面控制。在二千七百多名职员中，中国人只占四百人，且多为翻译及低级职员。路局机关行文，除呈理事会公文及路局会议决议系中俄文并行外，其余均为俄文。一切财政结算也以卢布为准。铁路自1922年起盈利陡增，仅1925年便盈余1682万卢布，虽然自1924年至1929年的五年中，中国也分得4850万金卢布⁽¹⁰⁵⁾，但利润的使用和分配权却完全由苏方把持。东北地方当局对中东路这种状况早已心存不满。

中东路事件之前，张学良曾于1928年12月22日强行接管中东路哈尔滨自动电话站，又于1929年1月封闭了苏方《群众之声》报馆。5月27日，东北地方当局以清查共产党活动为名派军警搜查了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拘捕在馆人员三十九人，其中多系苏联国家经济机关及驻中东路人员，还查抄领馆一批文件，“证实”苏领馆与“中国共产团体”有来往。据东北地方当局事后宣称，此举缘于流亡东北的“白俄”分子通风报信，称苏联驻哈领事馆内即将秘密举行共产宣传大会，与会者多为中东路沿线苏联管理下各路站、工厂、商船局、煤油局、贸易局等机关或职工会负责人，因此出动搜查。

事件发生后，苏联外交部于5月31日向南京国民政府驻苏代办夏维崧提出抗议照会。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对此态度强硬。他一面去电东北，要张学良派员将查获文件迅速秘密送至南京外交部，以凭会商办理，一面复电夏维崧要求后者拒绝接受苏方抗议。夏维崧得电后还没有来得及向苏方远东司转达，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已经正式发出措辞严厉的抗议函，要求中国政府“从速释放在领馆内被逮之人，发还被搜之公文及掠去之物件钱财”。同时通知中方：“因中国政府之行为已证实不愿并不知介意公认之国际公法，则苏联政府从今起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处及其驻苏联领土上之各领馆，亦不问国际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认其享有国际公法所赋之治外法权。”⁽¹⁰⁶⁾

对于中苏在东北的冲突，蒋介石态度复杂。蒋介石这时在国内政治上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住正蠢蠢欲动的各个反蒋派别；一是如何牢牢地抓住像张学良这种封疆大吏，使之为己所用。就前者而言，蒋深信苏联唯恐中国不乱，必会支持共产党并利用反蒋派，于己不利，故反苏防苏是蒋的基本方针之一。就后者而言，蒋深谙以攘外促安内统一，用外争压抑内争的策略，故颇愿看到出现某种举国一致的对外冲突局面，从而不仅使张学良等非依靠南京不可，而且迫使其他异己势力屈服于举国对外的压力之下就范于南京的号令。因此，张学良反苏的举动，蒋不仅高度肯定，而且有意推动其采取更加激进的做法。当然，注意到苏联公开威胁不再承认中国驻苏各使领馆享有治外法权，南京外交部这时多少有点担心。王正廷4日电告张学良这一情况后，特别提出：“形势紧张，亟应妥善应付。”并询问张：若绝交，吉、黑沿边，以东省兵力能否足资防御，希即妥筹详细电复⁽¹⁰⁷⁾。张学良这时对此显然还不以为意。他随即回电，态度轻松，说：“服务地方，守土有责，奉安期间，自由集会，中央迭有禁令。兹苏驻哈领事馆，召集共党秘密开会，不但扰乱地方治安，且违背中俄协定，不得已将领事馆搜查。”⁽¹⁰⁸⁾

进入6月初后，苏联方面在中苏边境频繁调动军队，而中东铁路苏方员工亦以罢工等形式向东北当局表示抗议。张学良的反应，一是派兵增防边界地区，一是准备夺回中国本应享有的控制在苏联路局局长手中的中东路那一半管理权，不得已时不惜强行撤换局长。张学良所以要紧接着采取这一措施，也是预先就有所策划的。因为，负责中东路权交涉的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和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等早就忍无可忍，5月间即曾向张学良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同时提出了强行夺取管理权的主张。6月6日，张学良明确批准了这一行动。电告张、吕：“东路仍本协定精神，要求履行，继续以前经过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办法，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出以严厉之手段，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皆将次第施行，务达我方所希望而后已。”⁽¹⁰⁹⁾

蒋介石这时对东北方面搜查苏领馆的态度也很明确，那就是：“决以强硬对苏俄。”⁽¹¹⁰⁾因此，包括中东路问题，其意也主张强硬解决。相比较而言，张学良解决中东路问题的办法，仍拟以遵守1924年中苏及奉苏协定为前提。即使强行解除苏方管理局局长职务，也只是以苏方局长违反协定关于中苏双方权限均等的规定为由，并非准备一举整个夺回中东铁路。而蒋介石和王正廷的态度则并非如此。王正廷的想法很简单，中央正在实行“革命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各项权益，正好可以把中东路问题当与蒙古、新疆等问题一并向苏交涉解决。蒋介石这时虽未提出同时解决蒙古、新疆问题的想法，但他明确认为，应当趁机坚决收回中东路全权，大不了与苏彻底绝交。为了统一认识，张学良于7月6日专程赶赴北平与蒋介石和王正廷会商。10日的商谈中，蒋介石态度很清楚：“决定收回中东路以防止苏俄赤化也。”⁽¹¹¹⁾他鼓励张学良坚决清除东北的“共产主义势力”，并允予全力支持，表示中央可出兵10万，支拨几百万元军费。蒋介石的支持，坚定了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管理权的信心，蒋张达成驱逐所有俄籍管理人员，之后争取收回整个中东路的一致意见。当日，张学良命令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要他们强行收回中东路权。

11日，东北政务委员会等接连发出命令，通知中东路苏方职员，以中东路沿线电话线超越铁路专用规定，实属侵权为由，实行将该电话线完全收回。哈尔滨特警处亦依据长官公署令，以中东铁路各职工会，以及苏联远东贸易局、煤油局、商船联合会等苏驻哈机关宣传赤化为由，一律解散或予以查封。当日傍晚，特警处更进一步宣布将苏驻哈代理领事及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等五十九名苏方人员驱逐出境。吕荣寰于次日公开发表宣言，指责苏方“把持全力，侵害华方权宜之处，日甚一日。其荦荦大者如关于正副局长权限平均用人等项，均未遵照协定履行”；“苏俄重要路员，皆系宣传赤化分子，一面假路员之地位，作宣传之工具，一方假工会之势力，把持路权……显有图谋危害驻在国家之行动”⁽¹¹²⁾。表示他奉政府令遵照协定，从事执行，以便防止赤化宣传，保持《奉俄协定》精神，并宣布中东路管理局局长暂由中东路华方理事范其光暂代。

13日，苏方迅速做出反应。苏联照会南京国民政府，宣称中方此举严重违反中苏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所订《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同年9月苏联与东三省自治政府所订的协定。指责中方对1929年2月2日苏方提出的谈判解决争执问题的提议不予答复，擅自改变现状。建议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中东路的问题，解除中方命令及释放苏方人员，限中方三日之内答复⁽¹¹³⁾。

收到苏联政府的照会后，蒋介石除了电示在北戴河避暑的张学良“本原定方针，妥慎处理，持以镇静”⁽¹¹⁴⁾以外，对苏方的威胁并不以为意。其他政府要员，如铁道部长孙科、立法院长胡汉民等，亦相继出面发表谈话，声称苏方照会实为恫吓，不足为虑，强硬表示中央将坚决贯彻对俄策略，绝对不为苏联政府的照会所动。16日，中方复文宣称，此次东省搜查哈尔滨俄领馆，及对于中东路之处置，“本系阻止骚乱治安事件之勃发为目的”。因“苏联东路局长及该路重要职员，对于一九二四年中俄协定及中东路暂行管理协定，自始即未能切实执行。数年来，该局长等种种违法越权事实不可胜指，至使中国人员欲按照协定执行职务而不可得。尤甚者，苏联人员辄借该路机关作险诈违犯中俄协定之宣传。因此种种原因，该省对于东路不得不有此处置，是违背中俄协定及东路管理协定其责不在我方，至为明显”。中俄关系各事件及东路问题，中方当派驻苏公使朱绍阳回莫斯科与苏方商榷，以谋合理合法之解决⁽¹¹⁵⁾。

哈尔滨领事馆事件尚未解决，张学良继以武力夺取中东铁路，南京国民政府又拒绝苏方照会，早就准备采取相当办法的苏联政府随即宣布对华断交。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国驻苏代办夏维崧，宣布：（一）召回苏联在华全体外交官、领事及商务代表；（二）召回苏联政府任命之中东路全体职员；（三）停止中苏间全部铁路交通；（四）命令驻苏中国外交官、领事即时离开苏联国境。同时声明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中所规定之一切权利⁽¹¹⁶⁾。

接到苏联政府断交照会后，蒋介石当即与胡汉民等密商对策。因苏方的举动在南京当局意料之中，故蒋、胡均不甚在意，且估计苏联不敢用兵，胡汉民公开对记者声称：“俄二次通牒态度早已料到，仍系恫吓，不致发生战事。”⁽¹¹⁷⁾18日，蒋在日记中表示：“接苏俄绝交复牒，即命驻俄使领回国。其末句有苏俄政府声明保留一九二四年中俄所订协定之权利，是其意在保留，是无派兵保护之意，其或不敢用兵；如其用兵，则必以全力赴之，内政或易解决也。”⁽¹¹⁸⁾蒋介石特地致电阎锡山、张学良，为其打气称：“中东路事件，赤俄迄无觉悟。铣日向我通告，召还驻在我国之使领及中东路俄员，断绝中俄铁路交通，并请我国召还在俄使领。赤色帝国主义者充分表现其蛮横之态度，本无足异。且中俄绝交已非一日，苏俄至今宣告等于滑稽。况据其国内形势及国际关系观察，亦未必遽敢向我宣战。中央对于此事，早经决定方针，务须保我主权，决不受其胁迫。惟中俄接壤，绵亘万里，狡谋侵占，不可不防。国际情势复杂，尤须郑重应付，免致造成协以谋我之局……尊处准备有素，当不至稍有疏虞。”⁽¹¹⁹⁾

19日，苏联驻华各地使领馆人员开始下旗离境。当天，南京国民政府对外宣言发表，并正式公布从哈尔滨苏领事馆搜获之文件。其中包括苏俄破坏“中国统一”，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组织暗杀团”、“秘密破坏军”炸毁中东路的“文件”⁽¹²⁰⁾。南京国民政府第三十六次国务会议就苏联宣布正式绝交问题做出相应决定，即：“所有苏俄驻华使领馆人员一律护送出境，我国驻苏俄使领馆人员一律召回本国。旅居苏俄华侨托由驻苏俄德国使馆代为保护，令外交部负责办理。”⁽¹²¹⁾中苏两国自此彻底断绝了一切外交关系。

二　中苏交涉的破裂与中断

对东北地方当局7月10日强行夺取中东路之举，苏联政府在此后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基本采取两手策略，一面争取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一面积极备战，向中方施加军事压力，以恢复中东路事发前的原状。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手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断交前以“和”为主，断交后便转向以“战”促“和”了。

至于中方，由于苏联宣布对华断交后，即在中苏边境制造紧张空气，张学良首当其冲，感到压力不小。他致电蒋介石、王正廷说：苏方现调动军队，积极筹备，迫近满洲里、绥芬河等处，确有以武力压迫情势，决非局部之事故，非东省独立所能应付，应请中央预定方策，详为指示。事机危迫，不容再迟，否则牵动大局，关系重大⁽¹²²⁾。而蒋介石则继续坚信苏联决不敢对中国开战。7月19日早8时，苏军开始在绥芬河一带向中国守军开枪开炮，并扣留行进在黑龙江上的中国船只。他仍断言：“详察国际形势，俄无开战可能，昨日绥芬飞机与炮声是其仍以恫吓性质，我军前方部队须以极镇静态度处之。”⁽¹²³⁾

蒋介石这时的态度很明显，就是绝不向苏方示弱，坚决不与苏联直接交涉。他注意到《非战公约》7月24日将正式生效，其主倡者美国政府又对中苏冲突格外“关切”，认为可以以此为契机，借助国际的力量，迫使苏方承诺不诉诸武力，承认中方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对于蒋的这一主张，20日夜从青岛赶回南京的王正廷不大赞同。他在次日凌晨见蒋时表示：俄国未加入国际联盟，故无要求联盟调停必要。对非战公约组织，也只能限于将中国政府的态度通知签约各国而已。毕竟外交全靠自己，不能依赖他人⁽¹²⁴⁾。因此，他主张应当对苏联政府的绝交照会做出正式答复，以寻求直接交涉。对此，蒋介石断然反对，严词道：“彼已决绝如此，余决不复，兄必欲复，请以兄私人名义复之可耳。”⁽¹²⁵⁾

这时，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推行所谓“革命外交”，与列强各国紧张谈判改订新约的关键时期，东北地方当局武力夺回中东路的举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蒋介石以为苏联宣布断交并在边境实施武力威胁，必将激起社会舆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正可利用这一民气，提升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望，并彻底抑制国民党内各派反蒋势力的权力挑战。7月20日，蒋发表致全国将士电，声称：“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无忿嚏，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诸将士其同心一德，共同努力，誓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以完成我国民革命最后之职责。”⁽¹²⁶⁾他一面坚持对苏采取强硬态度，一面要求东北地方当局对苏方的军事挑衅力避冲突，其基本策略是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推动英美等国主导下的非战公约组织和国际联盟出面调停，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但是，列强各国并不是可由蒋介石任意摆布的棋子，他们的算盘比蒋介石打得更精。这时，除了德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签署《中德条约》已取消在华特权外，其他大国在中国均享有条约特权。南京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示和东北地方当局武力夺取中东路的实际行动，深深触动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他们乐见苏联利益受损，却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对中方急欲以强制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极为反感，惟恐在他们之间出现中东路事件的重演。在此共同立场的支配下，加上苏方坚决反对第三国介入其事，美英等国竟作出了令南京国民政府大失所望的反应。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朝枢明白电告外交部：此次中国攫夺中东路，美英等均印象不佳，法国亦然。美国国务卿明确表示，正因为世界舆论不赞成中国的作法，故苏联的态度已转强硬。中国此举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借口防止俄人宣传共产，目的是要占领中东路。由于顾虑到美英等国的态度，南京政府外交部自21日起不得不改变策略，开始突出宣传：此次夺取中东铁路，纯“因哈埠事件发觉东路重要职员及其他机关经理委员均经参加”，出于取缔宣传共产的目的不得已而出此，“此后该路问题及关系各事件均先由中俄商洽解决。”⁽¹²⁷⁾王正廷更强调“今日之驱逐俄员，不是要抢夺铁路，是自卫国家。”⁽¹²⁸⁾这些言论，不但暗示南京政府此后将寻求中俄直接交涉，且无异于公开承认此前的夺路行动的错误。

7月21日，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电告外交部称：俄大使托人来馆表示，俄方不喜欢列强以拥护《非战公约》为辞出面干涉，故甚望中俄能直接交涉，自行解决。“特询我方意旨，倘得双方同意，即可设法转圜云云”⁽¹²⁹⁾。这一消息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高层更加确信：“俄国绝不轻用兵，绝不至有战事，东北无大顾虑。”⁽¹³⁰⁾虽然两日后，蒋作宾就报告苏联大使已向他表示，该国政府已经否定了他的建议，坚持“非中东路恢复原状不开谈判”。但南京政府内部这时对收回中东路仍旧充满着乐观的看法，甚至认定各国论调已为之一变，无有以俄为是者。“俄人之不敢用兵，即此可以断定”⁽¹³¹⁾。

张学良这时的想法明显与南京方面不同。这个时候大多数东北军政要人均对张采取如此行动来解决中东路问题抱强烈怀疑态度，张前此的强硬态度在东北高层当中已颇为孤立。苏联不顾刚刚签订的《非战公约》的条文约束，以侵扰中国领土领空相要挟，亦清楚说明苏联绝不会听任中方夺回中东铁路。这更加印证了多数怀疑论者的观点。张学良这时已清楚地了解到，以东北之力，绝不足以停止苏军的进攻。如要对抗苏军，必须引入中央军。但若照蒋介石拟订的方案，将中央军引入东北协防，则内部反对必更强烈。且如此一来不仅东北自主之地位将不保，日本关东军也势必会激烈反对，甚至实施干涉行动。因此，张学良此时已开始深信，将中东路事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依据条约解决问题，最为适宜。

鉴于外交部21日肯定夺取中东路为“权宜之措施”，且国民政府的宣言也明确提及1924年中俄条约的规定，故力主妥协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积极推动与苏联驻哈总领事梅里尼可夫的接触。他注意到梅里尼可夫并未拒绝与东北当局进行交涉。张学良马上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他不仅亲自出面，通过与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谈话，解释东北当局绝无破坏1924年中俄、奉俄协定，单方面收回中东路的想法，此次之事不过俄方利用中东路宣传赤化所引起，而且立即指示蔡运陞交涉员与梅领事具体接洽。在张作相和蔡运陞等人的坚持下，张学良很快批准发出致苏联代理外交人员委员加拉罕的专函一封，提出四项具体交涉办法：一、双方各派代表定期会议，解决东路问题；二、苏政府另派正副局长；三、东路现在之状态认为临时办法，由俄正局长、华副局长共同签字办事，俟将来会议后，根据中俄奉俄协定规定之；四、被拘苏方人员可以释放，苏联拘留之华人亦须一律释放⁽¹³²⁾。为了征得南京方面同意，张学良特意致电蒋介石，作了详细说明，并强调涉及中东铁路以外的各重要问题，自当仍由中央进行交涉，而“中路本为局部问题，不如先由地方径与商洽，即一时未能解决，亦尚有回旋余地”⁽¹³³⁾。

张学良此举，让蒋介石倍感恼火，在日记中忿忿然称：“苏俄离间中央与地方感情，运动张作相提议条件，恢复其权利。而二张既恐苏联开衅，又怕日本趁机，故议和惟恐不及，而毫不权轻重利害，以动摇中央之方针。外交至此，又得一深刻教训，不仅对外关系复杂，须思虑周到，即对内亦不能只知以外交为团结之机，而其结果或相反也。”⁽¹³⁴⁾但是，张学良地位太过特殊，蒋为牵制关内冯玉祥、阎锡山，非与张携手不可，因而投鼠忌器，敢怒不敢言，复电一方面肯定所谓“先由地方以为接洽回旋余地”的说法，同时提醒张应“防俄利用中央与地方之分，彼乃从中挑拨取利”，“使我中央与地方对俄方针分歧，步调不一，致外交失败，反为其所操纵。故凡既经由中央接手之外交，无论如何困难，必须认定中央为交涉对手，以保国家威信”。最后，蒋建议张务必修改给加拉罕的四条件，即保留原条件中之一、四两条，二、三条并为一条，即“东路现在之状态，认为临时办法，俟将来会议后，根据中俄奉俄协定规定之”⁽¹³⁵⁾。言外之意，不能允许苏联继续有权管理中东路，且应为收回中东路留有余地。

因事涉外交，张学良不好独断专行。但张深知不请苏联再派正副局长，苏方必不能答应，故其虽依蒋意将四条改为三条，却仍将原有二、三两条作为附件提出，以符苏方之意。随后，他电蒋表示：“俄另派正副局长一节，准情酌理。为先发制人计，不得不容纳彼方意见。至会同签字办事一层，实系我方提出，如能办到，于将来会议时亦属有益无损。上述两端仍须于函末附带声明，并未列入正式条文之内。”⁽¹³⁶⁾对此，蒋介石复电严厉指示：“附件不可加入，务请设法注销。”⁽¹³⁷⁾在蒋介石和王正廷的再三督促下，张学良最终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东北地方当局与苏联的这轮交涉所以破裂，根本原因是南京中央政府与东北地方当局在要不要立即收回中东路权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张学良坚信暂时无此可能，他的目标是能依据条约规定，允许苏方另派正副局长，争取实现双方平等享有管理权，即算大功告成。但南京方面却坚欲设法废止这项规定，使苏联不能操纵中东铁路。针对张学良忧虑苏联可能再出重拳，王正廷力劝张不必过于担心，“万一接洽决裂，窃度彼方虽严整战备，然亦为签字《非战公约》之国，必不敢以世界为敌，实行宣战。”⁽¹³⁸⁾

东北地方当局与苏联的交涉破裂后，蒋介石一面为张学良打气：“以现势判断，俄实外强中干，彼除用利诱威胁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如正式开战，乃正彼所忌。”鼓励张学良“能多一时之忍耐即增多无穷之国威，且表现吾兄政治之能力，不久在国际地位上将生莫大之影响”⁽¹³⁹⁾。一面暗中电示与张私交甚好的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令其为政府代表前往沈阳，表面“辅佐汉卿主持交涉”，实际是监视张学良，“使暴俄无所使其伎俩”，并要何成濬与张“切商军事准备，以防万一”。说：“我方对俄终以不主开衅，惟以镇定不屈处之。”⁽¹⁴⁰⁾8月14日，蒋介石与胡汉民、王正廷、戴季陶、古应芬等会议决定，仍本预定方针行事，至少对中东路管理权“决谋收回”⁽¹⁴¹⁾。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暴俄野心毕露，必待其侵略虚伪之行动暴露，社会主义国家之虚伪、共产主义国家之侵略行动显著，方得暴露其恶劣、蛮横，而后世人之迷梦方醒，青年之妄想乃消。吾人以革命之立场，决不屈服于暴力之下，与其不战而亡，以污我民族光荣之历史，宁借城背一，同归于尽，保我国民革命之光荣。”⁽¹⁴²⁾蒋介石的政治高调不可尽信，其中所言也未必尽是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其可能有的思路还是可以由此窥见一斑。

边境面对可能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张学良感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他致电南京中央强调：“东北与俄接壤之处，绵亘千里，现在防御所能及者，仅在东路两端，即绥芬河及满洲里，而近来俄人来衅，率由陆路交界处节节进窥，顾此失彼，极感困难，此防不胜防者一。中日韩俄之共产，分布东北各省，平时尚未敢发动，一旦有机会可乘，势必到处爆发，不易遏止，此防不胜防者二。”强烈要求南京中央速决办法，以期早日解决。15日，张学良下达作战动员令，增派6万大军分兵两路奔赴中苏边境，以抵御苏军犯边。16日又发表声明宣布苏方若再进逼则是甘为戎首。

张学良按照蒋意向中苏边界大规模调兵遣将，没有起到丝毫阻吓苏军的作用，这进一步引起了张学良的高度紧张。但注意到苏军此一轮进攻仍是打了就走，并未以消灭守军和攻占中方领土为目的的蒋介石却依旧要张保持镇静。其17日即电告张学良称：“暴俄仍为恫吓，行动不敢深入我境也。”他对张派兵6万驰援满洲里和绥芬河，及发表声明宣示决心极为满意，声称：“如对俄问题，兄与中正能取一致行动，则未有不操胜算也。”⁽¹⁴³⁾

18日，蒋作宾电告德国外长建议中国政府想一变通办法，表面上满足苏联要求，实际上收回中东路主权。一直以来，蒋介石坚持强硬对苏，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非如此无法达到最终迫使苏联放弃中东路的目的。接受苏联方面的先决条件，哪怕只是同意其改派局长，都等于继续认可中东路原有的状态。纵使照张学良的意见，加上双方局长会签的规定，使双方在管理上实现权利均等，也离收回中东路管理权乃至全部收回中东路的初衷相距甚远。德国外长的建议，终于让蒋介石看到了达成目的的一线曙光。因此，一直认为对苏交涉尚不到时机的蒋介石，接电后当即通知王正廷：“准由德人居间调停。”⁽¹⁴⁴⁾

经数日磋商，蒋作宾与德国外长于22日初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内容四点：“（一）苏联政府推举新局长、副局长，由现理事会委派，苏联政府训令俄籍中东路职员严格遵守《中俄协约》第六条规定。（二）双方立将五月一日后为此次纠纷被捕之人释放。（三）双方愿按照《中俄协约》解决一切问题，尤须按照该协定第九条第二款（按：即中国有权赎回该路之规定），解决中东路问题，且双方须立即派遣全权代表开议。（四）双方承认自纠纷发生以来之中东路现状，应照中俄、奉俄协定变更之，但此种变更须先由其两国代表会商决定。”⁽¹⁴⁵⁾这一解决办法以《中俄协约》为基础，而强调协约早已名存实亡，坚持中东路问题必须根本解决，是南京国民政府这时对苏交涉的基本策略。因此，该办法不为南京国民政府所接受。

26日，蒋作宾来电对所拟办法作出解释：南京对原提解决办法顾虑的关键，其实在第四条“现状”二字之解释，只要指明此“现状”是指纠纷发生后而言，若双方开议后俄不允赎路，我即可据此解释否认变更现状，结果自然可以继续管理该路。此点确定，则其他各条当不成问题⁽¹⁴⁶⁾。对蒋作宾的解释，蒋介石表示满意，指示王正廷复电蒋作宾照此办理。27日，外交部正式通知张学良、阎锡山等有关政要：中俄交涉自地方接洽停顿后，现已经过德人从中斡旋，商定四项办法。王正廷并解释道：若开议后俄不允我赎路，我方可反对变更现状，“使理事会不能成立，局长亦不能委派，而现状一日不变更，我方即可继续管理”⁽¹⁴⁷⁾。

然而，苏联方面并没有像南京方面希望的那样轻易就范。30日晚，王正廷得到蒋作宾转来苏联29日的正式答复，苏联政府不仅坚持任命新局长必须与中苏开始谈判的宣言一并发表生效，且要求苏方如需任命新局长，中方亦必须同时撤换中东路理事会的中方理事长，否则须去掉局长前面的“新”字，一切恢复原状⁽¹⁴⁸⁾。

苏方的态度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令蒋无法接受。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通过决议，要求蒋作宾继续接洽，力争苏联接受原案。王正廷因此声明：“国民政府不能发见何种理由撤换现任东路理事长。”⁽¹⁴⁹⁾9月6日，有外电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正式发表声明，宣称：中苏交涉办法不照苏方意思修改不能再开谈判，苏方的让步条件是：中方撤换理事长，苏方允换局长。对此，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也从侧面作出反应称：外电所传恐有错误，实际上前此交涉中，经德国方面转述苏联方面的要求中，并无此项要求。而对苏联政府针对中德商定的办法所提修改意见，亦与德方此前所转述的意见不符。故中方怀疑苏方是否有解决问题的诚意⁽¹⁵⁰⁾。

9月19日，蒋作宾报来苏方答复意见称，苏方强调，苏联政府对中方提议解决办法之修改意见，乃绝对必要之最小限度的修正，且此修改均系依照中国政府所承认的北京、奉天协定。故此修正案之实行为两国开议前之必要条件，亦是苏联政府始终所主张者。中国政府坚持否认苏联政府立即委派局长，不啻自行撤回其提议，而不欲以妥协方法解决争执。若因此导致冲突扩大，中国政府应负全责⁽¹⁵¹⁾。苏方这时的态度很明确：“苏联政府自始即主张恢复原状，而同意最低限度以中国委任中东路新理事长为委任俄籍新正、副局长之交换条件。倘令中国拒绝此最低限度之条件，即中国无和平解决冲突之意。”⁽¹⁵²⁾

鉴于苏联方面坚不让步，列强各国又袖手旁观，再加上这时国内反蒋势力大有蜂拥而起之势，蒋急需张学良率部入关支持，被迫决定对苏让步。24日，蒋电告何成濬：“对俄外交决计让步结束矣。”⁽¹⁵³⁾注意到柏林交涉因德人居中转达，致使自己的判断发生误解，因此蒋介石一改过去坚决反对东北地方当局直接交涉的态度，在要求蒋作宾准备作出让步的同时，更试图再通过东北地方当局方面去与苏联接洽。要求外交部派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前往沈阳，授权东北地方当局直接向苏联寻求和平解决，不必拘泥于中央交涉。但张学良此时也是束手无策，其复蒋电称：“至俄事由东北直接交涉一节，由于边境战祸发生以来，交通阻绝，不但对方原任谈判之人早已遄返，无由接洽，即使函电传达，亦苦无法可通。所以实无术再事转圜。此事当初既由中央完全担任，已数月之久，彼外交当局对本案应付计划，自必筹之已熟，今虽有小波折，亦应别图良策，以善其后。”⁽¹⁵⁴⁾

至此，中苏交涉再度陷入困境。尽管王正廷极力否认有所谓苏联政府通知各国驻莫斯科大使，经德国调停之交涉已告中止之说，但事实上，苏联方面确已不再通过柏林与中方进行接洽了。

三　中苏边境之战的爆发与收场

如前所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苏联一直采用和平与武力相威胁的应对策略，7月17日宣布与中国断交后更是重点转向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准备。自19日起，苏军便开始采取一些零散的试探性的军事行动。8月6日，根据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建议，苏联决定将当时驻扎在远东地区的所有武装力量合并组成“特种远东军”，任命熟悉中国情况的布留赫尔（加仑将军）为司令，主要兵力由三个步兵师增加到五个。11日，苏军越过边境线，在满洲里与东北军激战两小时，迫使东北军后撤。12日，苏军三百余人在飞机和军舰的掩护下，又向松花江边的绥东县发起进攻，占领兆兴镇。13日，苏军与东北军在兆兴镇激战5小时，继而占领满洲里附近的闹尔屯。14日，东线苏军占领密山。苏军的凌厉攻势，有效促使蒋介石于18日批准了蒋作宾“准由德人居间调停”的提议。

9月下旬柏林交涉中止后，中苏围绕中东路的冲突继续升级，苏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边境的军事示威行动。10月初，哈尔滨特区高等法院开审苏联领事馆案，更是最终引发了苏军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连续不断的大规模进攻。10月12日，同江战役爆发。苏军大举出动，向同江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几近全军覆没，苏军夺取同江县城，中国守军被迫退守富锦。对于苏军的大举进攻，蒋介石除了推动国民政府拨款200万元外，几乎帮不了备受苏军打击、损兵折将的张学良什么忙，而其自身因受到张发奎、俞作柏、李明瑞、唐生智，乃至冯玉祥等部联合反蒋势力的巨大压力，还不得不向张学良索要重炮营以为奥援。这种情况连蒋介石自己也觉良心不安了，他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再三解释说：“暴俄知我国内乱，故对我提议与德国斡旋之计，均置之不理，且声言概不承认与德国有所接洽云。如此情状，我方求速，而敌方反益延缓，使我前方将士与东北同志困难倍增，此心歉然，莫可名状。”但又说：“以意度之，西北问题不了，则俄事亦连带延长，不能速了。”表示这是他不能不请张学良帮助的原因所在⁽¹⁵⁵⁾。

苏联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其自身而言，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蒋介石一直不甘示弱，苏方恢复中东路原状的目标未能达成。为改变其被动应付局面，掌握战略主动权，认为有必要加大军事逼和的力度；二是国际、国内时机对苏有利。这年10月，苏英宣布复交，西线已无后顾之忧。而东西方各大国特别是日本又明显表现无意直接介入苏中冲突。在国内则素主对华强硬的斯大林取得了党内斗争的胜利，有助于联共（布）统一事权，集中指挥，协调行动，为军事行动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¹⁵⁶⁾。就其打击对手而言，主要是让苏联看到了蒋介石此时已陷入列强袖手旁观、内部反蒋烽火连天的难以招架的困境，对苏联取胜十分有利。蒋介石虽然再三催促外交部抓紧寻求解套办法，可王正廷也表示无计可施。他在21日电告张学良：德国出任调停一层已被俄拒绝，中央亦无法可想，东北应设法自了。随即，外交部致电驻外各公使，通告中俄交涉破裂的情况，希望各国能够提供帮助和意见，但各国政府对于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态度依然如故，相信中苏两国可以在原有协定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

10月30日，已后撤的苏军再度进占同江县城，并派海陆空军侵入富锦江岸，于当晚夺占富锦县城。从11月17日开始，苏军又大举展开进攻，兵分东西两路，西路主攻满洲里和扎赉诺尔，东路分别指向绥芬河和密山县。据张学良报告：“十七晨敌飞机廿七架，联合步骑炮兵三万余人，坦克车二十余辆，向满洲里、札兰【扎赉】诺尔同时进攻。”⁽¹⁵⁷⁾19日，扎赉诺尔失守，守军第十七旅七千余人损失“逾三分之二”，旅长韩光第战死⁽¹⁵⁸⁾。20日，苏军攻占边境重镇满洲里，东北军旅长梁忠甲及所部数千人尽为苏军俘虏。24日，苏军攻占海拉尔。

苏军此次大举进攻，仅几天时间，东路就深入百余里，打下了密山县，并进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东地区；西路更是由满洲里、扎赉诺尔，经嵯冈一气攻陷了海拉尔。在苏军进攻下，东北军军心动摇，战线崩溃，士兵们成排成连地缴械投降，极大地打击了东北军的士气，动摇了东北边防。对此，南京国民政府除要求驻外各公使向列强各国通报苏联侵略情形，并向国联和非战公约组织提出控诉，要求各国共同制裁苏联外，只剩下转托德国政府照会苏联，要求苏方顾念《非战公约》规定，接受中方建议，各自从边界后退军队三十英里之一着可想⁽¹⁵⁹⁾。

当然，张学良对南京方面的努力已不抱希望。还在海拉尔沦陷前，张学良就已经命令蔡运陞立即设法与苏方人员进行接触，谋求东北地方与苏联方面直接交涉。20日，蔡经过原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库库林和聂嘉夫向苏联当局递交了一封正式文件，声称希望立即开始就中苏冲突问题进行谈判。当日，库库林前往海参崴，得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复函于25日返回哈尔滨。苏联政府条件依旧：（一）中方承认根据俄中协定恢复东省冲突以前之状态。（二）对于苏联方面根据协定所推荐之正副局长，即行恢复其职权。（三）因纠纷逮捕的苏联人员即行悉数释放。苏联方面并声明，中方对8月29日由德国转达之先决条件未履行前，不能开始谈判。张学良27日电告阎锡山和何成濬称：得此复函后，“良即召集寅僚从长讨论，佥以认外部交涉数月毫无结果，东省人死万余，财产损失约数万万，不能不设法了结。良查蒋主席暨外部从前均有电来指定三策，令由地方自了，遂于宥日致电俄外部，对前项三条件大体同意”。据此，张学良还直接去电蒋介石，要求同意“先由地方接洽，缓提国联”，以免节外生枝⁽¹⁶⁰⁾。

对于张学良与苏联直接接触，蒋介石曾大表不满：“晚接汉卿电，已与苏俄直接交涉，声明仍请中央委任交涉人员。惟昨日决议以暴俄侵略中东路，满洲里与札兰【扎赉】诺尔事，通告非战公约国与联盟会，而奉天则直接与之谈判，如此大事，政出两歧，惹笑中外，惟汉卿电俄措词尚含混，未得谓之完全屈服，然其无经验与胆识，不能坚持到底，致四月辛苦，尽付东流为可惜也。”⁽¹⁶¹⁾但蒋和南京方面并没有办法处理此一问题，只能任由东北方面与苏联谈判。28日，莫斯科公布了张学良同意接受苏方先决条件以开谈判与苏方的来往信件。对此，外交部只能矢口否认外电关于东北当局已经承诺恢复中东路原状的说法，但它同时亦不能不承认，莫斯科公布的消息亦并非全无根据。其29日分别电告各公使，解释说：“俄事近由辽宁与俄商洽，昨已接有张长官详细报告，惟商洽内容与中央意旨相合。”“俄事如能直接交涉固中国政府所深望。”东北方面“如与喀氏有所商洽，在张长官答复范围内自不妨酌量进行”。且“最近俄向辽宁提议三条仍不外喀氏主张，已由张长官答复，可由彼推荐正副局长，余待会议解决”⁽¹⁶²⁾。

12月4日，莫斯科传出蔡运陞与西门诺夫斯基就双方开始谈判一事签署的会议纪要，其中主要的妥协就是：蔡运陞代表东北当局宣布中东路理事会理事长吕荣寰撤职；西门诺夫斯基代表苏联政府宣布，在吕荣寰撤职后，苏联政府将推荐新正副局长以代替原正副局长，惟保留委派原正副局长任中东路其他职务的权利。双方约定在共同遵守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的基础上，谈判解决中苏之间围绕着中东路所发生的一切冲突⁽¹⁶³⁾。对此，东北当局很快即予证实，并声称南京中央已经复电，表示完全同意。而外交部却仍旧再三对外表示尚未接到报告。实际上，王正廷一直在暗中与张学良密切联络。蔡运陞与西门诺夫斯基所以会将苏方原提第二条内容，即苏联原正副局长恢复职务，改为中方撤换理事长，苏方推荐新正副局长，就是外交部坚持苏联原局长复职一节“关系重大，实难迁就”的结果⁽¹⁶⁴⁾。

6日，张学良正式致电李维诺夫，对蔡运陞与西门诺夫斯基商洽的结果，表示同意。他同时亦向南京方面作了通报，说明双方代表已达成解决办法三项，即：（一）中东路由苏方重新推举正副局长，并保证旧局长任该路他职；（二）责任问题由双方派员调查，无须第三国参加；（三）中苏纠纷由中苏双方会议解决，请国府决定并派大员正式谈判。张坚信：“如此解决既不背中央迭电饬办之意旨，而默察内外大势均非迅速自了无以善后。”故他已自行决定，派蔡为代表，与俄代表定期开议，讨论各项实行以及关于正式会议各问题⁽¹⁶⁵⁾。次日，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三院长及王正廷等开紧急会，讨论张学良6日致李维诺夫电，对俄事如此解决虽不能满意，但亦承认在此时只能忍痛，故决定对张电意见完全采纳。

随着7日吕荣寰被免职，中苏预备会议得以召开。21日，蔡运陞与西门诺夫斯基签订了预备会议记录。其要点为：（一）恢复1929年7月10日以前中东铁路状态；（二）双方释放自5月27日以后拘捕的对方国家的人民，苏方释放被俘的中方官兵；（三）恢复7月10日以后一切被革除的苏籍员工及雇员的职务，并补发欠薪，同时革除冲突期间雇用的白俄人员；（四）立即解散白俄武装并将其组织者驱逐出东三省；（五）立即在东三省恢复苏领馆，并在苏联远东各处恢复中国领馆，东北当局保证予苏联领馆以按照国际公法和习惯所应享有之权利，中俄全面恢复外交与领事关系问题留待中苏会议讨论；（六）立即恢复东三省境内所有苏联商业机关，两国全部之商业关系待中苏会议讨论；（七）切实保障遵守协议与双方利益之问题留待中苏会谈中解决；（八）中苏会谈将于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开议；（九）双方下令撤兵并恢复边境和平⁽¹⁶⁶⁾。

26日，蔡运陞携苏联新任中东路管理局正副局长回到哈尔滨。随即于次日赶到沈阳，28日见了张学良。东北政务委员会30日发表任命莫德惠为中东路督办，次日苏新任局长回到哈尔滨，经理事会正式任命后，开始到局视事。双方当天分别开始公开释放被拘和被俘人员，中东路管理权之争至此告一段落。1930年1月1日，苏联代表西门诺夫斯基到沈阳谒见了张学良，双方声明两国军队同时开始撤兵。中苏之间因中东路问题所发生的军事冲突，至此亦告停止。

然而，随着伯力中苏预备会议草签记录稿送至南京，国民党高层中原本就对张学良的妥协处置有所不满的党政要员立即开始发难。孙科公开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讲演中主张根本否认伯力会议所签草约的效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更通过决议，决定不承认伯力会议草约。王正廷据此电告张学良，伯力会议草约超越范围，必须修正。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既无力改变战败的现实，又不能真正对张学良形成约束，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对俄外交，决取强硬态度，拟决议以蔡允【运】升逾越职权且辱使命，故伯力协定书不得批准。惟中东路问题，与张学良以全权办理，准其派员赴俄交涉，但中东路以外，如通商、复使领馆等问题，是为中俄复交问题，不在中东路范围之内。当俟苏俄派全权代表来中央直接交涉，方得解决也。否则虽至决裂，或张作相反抗时，亦必坚持到底，以保革命威信也。”⁽¹⁶⁷⁾虽然表面坚持所谓“强硬”，但同意张学良全权办理交涉，实际是对已有结果的承认，再次谈判更多是为维护中央权威而作的一种姿态而已。2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据此发表宣言，一方面提出伯力协定内容有“中国代表无权讨论者，中国代表实属超越权限”；同时又肯定“伯力记录中关于解决中东铁路纠纷之办法，业已实行”，表明并无改变现状的意图，只是要求两国举行正式会议，“讨论中东铁路善后问题”⁽¹⁶⁸⁾。

始料未及的是，外交部发表宣言不过两天时间，阎锡山竟揭旗反蒋。随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等各反蒋势力一致携手，另立国民政府，并推举阎为国民政府主席，因而引发了著名的中原大战。这场双方各自动员了上百万兵力的大规模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半年时间，直到10月底才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胜利而告结束。受此影响，中苏正式会议只好一再推迟，直至10月11日才得以正式举行。而基于双方在对伯力会议草约问题上各持己见，会谈刚开即告停顿。而后虽两度复开，仍拖数月而无结果。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迅速沦陷于日本之手，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方面此后再没有机会就中东路事件的善后问题进行谈判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东北，赎路问题成为悬案。随着日本侵略威胁的加剧，两国复交问题成为中苏之间亟待商讨的问题。1931年7月初万宝山事件刚发生时，苏联即通过莫德惠向南京国民政府提议恢复邦交，表示：“现今日本觊觎满蒙，国境方面中日紧张。当此时机，中国政府何不重订对苏对日政策，采对俄亲善方针而使本国能专心对付日本？果能如此，中国之对日实力必占优势，而造福于今日之中国。”⁽¹⁶⁹⁾对此，南京国民政府虽屡经讨论，终以双方意识形态不同，拒绝苏方提议，断言：“苏俄对莫代表之表示，真心不外利用中国。苏俄狡猾，断无轻弃侵略野心之可能。故对莫代表所转告之各种建议，我绝不许可，并应予以反驳。”⁽¹⁷⁰⁾9月底，为应对“九一八”事变成立的国民党中央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了对苏复交问题，在此问题上开始采取弹性态度，强调：“对俄复交事可进行但不必立刻实行，以保留与欧美交涉之作用并为有条件之交涉。”⁽¹⁷¹⁾此后，由于双方对各自战略利益判断的变化，中俄关系曲折发展，但总体上开始向着缓和的方向迈进。

————————————————————

(1)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1927年4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第283页。

(2) 《详述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之事实》（1927年4月2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第309页。

(3) 《女界对英兵暴行之愤激》，《申报》，1927年6月5日。

(4) 《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宣传大纲》，《申报》，1927年6月14日。

(5)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6) FRUS，1927，Vol．2，pp．224-226；转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7) 《戴伟士致凯洛格》（1927年5月3日）；转见伯纳德·科尔著、高志凯等译《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8) 《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下院的声明》（1927年5月9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05—406页。

(9) 英国外交档案，FO，371/13169；转引自申晓云《四一二前后的蒋介石与列强》，《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10) 《蒋介石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词》，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页。

(11)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514页。

(12)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发表的对外宣言》，《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13—414页。

(13)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关于解决南京事件致美驻华公使照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16—417页。

(14) 《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复外交部长黄郛照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18页。

(15)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致美使马慕瑞照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19页。

(16) 《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复外交部长黄郛照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20页。

(17) 《国民政府拟：国防计划与外交政策，1929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45页。

(18) 《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致外交部长王正廷照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25页。

(19) 《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复外交部长黄郛照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20页。

(20)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Mac-Murray），FRUS，1928，Vol．2，pp．190-191．转见仇华飞《美国与中国关税自主》，《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

(21) 《南京国民政府赞同加入非战公约致美驻华代办照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54—455页。

(22)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第262页。

(23) 《时事新报》，1927年10月1日。

(24) 蒋介石日记，1927年10月11日。

(25)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511页。

(26)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第511页。

(27) 伯纳德·科尔著、高志凯等译：《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第136页。

(28) 《外交部长黄郛为日本出兵山东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重抗议照会》（1928年4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20页。

(29)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日本出兵山东事件之应付方案》，《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30) 《蒋中正电黄郛田中必助奉拟请张群赴日与其面说不碍北伐不损国权》（1928年4月26日），蒋中正档案002020100020007，台北“国史馆”藏。

(31) 《蒋总司令令各军对日本勿使冲突电》（1928年4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24页。

(32) 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济南五三惨案》，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2页。

(33) 蒋介石日记，1928年5月3日。

(34) 《谭延闿、张人杰、蔡元培致蒋介石告以中央对济方针电》（1928年5月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27页。

(35) 《蒋介石为改道北伐致日军师团长福田函，1928年5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27页。

(36) 沈亦云：《亦云回忆》下，第369页。

(37)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济南惨案记录》，1928年6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

(38)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日军在济南启衅通告国际联盟秘书长要求国际调查公断电》，1928年5月10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39页。

(39) 《国民党中央关于“济南惨案”之政策方针文件一组·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大要》，《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40) 《国民党中央关于“济南惨案”之政策方针文件一组·五三惨案宣传大纲》，《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41) 《国民党中央关于“济南惨案”之政策方针文件一组·五三惨案宣传方略》，《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42) 《全国反日会昨日之会议》，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7月27日。

(43) 《反日民意测验结果》，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1月6日。

(44) 《行政院为报告济案交涉情形的呈文》（1929年3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308—309页。

(45) 《济南惨案死伤及财务损失统计表》，《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43—447页。

(46) 《电冯玉祥》（1929年3月2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第311页。

(47)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13期，1929年4月7日。

(48) 蒋介石日记，1929年6月2日。

(49) 《国民政府拟：国防计划与外交政策》（1929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43页。

(50) 《东方杂志》第26卷第21期，1929年6月10日；参见李恩涵《九·一八事变前中英撤废临时裁判权的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8年版，第160页。

(51) 《国民政府为增加关税暂缓的布告》（1927年8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10页。

(52) 参见洪钧培著《国民政府外交史》，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235页。

(53) 《统一告成国民政府对外宣言》（1928年6月7日），林泉编《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台北中正书局1983年版，第435—436页。

(54) 《国民政府废除旧约宣言》（1928年6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33—34页。

(55) 《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3号，第132、133页。

(56) 《何应钦等为请厉行“革命外交”的呈文》（1928年7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35—40页。

(57) 《粤政会复李宗仁电》，《申报》，1928年7月25日。

(58) 《关于外交问题提案》（1928年8月2日），《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3页。

(59) 陈德征：《废约特刊弁言》，《申报》，1928年9月13日。

(60) 《市训练部民意测验总报告》，《申报》，1929年4月14日。

(61) 《马慕瑞转达美国务卿关于与中国缔订关税条约照会王正廷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第11页。

(62) 《美使对修约之表示》，《申报》1928年7月13日。

(63) 《马慕瑞转达美国务卿关于与中国缔订关税条约照会王正廷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第12页。

(64) 《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76页。

(65)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复美国驻华公使照会》（1928年7月28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77页。

(66) 《中央日报》，1928年7月27日。

(67) 蒋介石日记，1928年7月25日。

(68) 郭恒钰、罗梅君主编，许琳菲、孙善豪译《德国外交档案——1928至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1年版，第16页。

(69)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关于修约问题致法国驻华代办照会》（1928年7月30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60页。

(70) 《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4号，第114—115页。

(71) 《中英关税条约》（1928年12月20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80页。

(72) 《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4号，第115—116页。

(73) 《日本驻华公使复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节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64页。

(74)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复日本驻华公使节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66页。

(75) 《矢田七太郎致田中义一》（1928年7月30日），《日本外交文书》，第638—640页，转引自王建朗《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76) 《芳泽谦吉致田中义一》（1928年8月18日），《日本外交文书》，第655—657页。

(77)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98—805页。

(78) 《二中全会第二日会议》，《申报》，1929年4月15日。

(79) 国民政府训令，第503号，1929年。

(80) 外交部王正廷呈行政院文，1929年11月16日。

(81) 《中比友好通商条约》及附件（1928年11月22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642—643页。

(82)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04—505页。

(83)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10—513页。

(84)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27期，1929年7月14日。

(85) 《国民政府令》（1929年12月28日），《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案》，国民政府外交部1931年编印，第2页。

(86) 《美国国务院致中国公使馆》（1929年12月28日），《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29年第2卷，华盛顿1943年版，第666页。转引自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87) 《领判权问题中英互换牒文》，《申报》，1930年1月4日。

(88) 《外交部关于废约的宣言》（1929年12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52—53页。

(89) 转引自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年版，第196—197页。

(90) 《法权谈判停顿》，《申报》，1931年5月5日。

(91) 国民政府文官处致行政院函，第4510号，1931年。

(92) 《国民政府令》，《国民政府公报》第963号，第1页。

(93) 转见李恩涵《九一八事变前中美撤废领事裁判权的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6年版，第368页。

(94)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87—488页。

(95) 《收回威海卫案》，《申报》，1930年4月20日。

(96)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93—499页。

(97)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99—503页。

(98) 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一集，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136页。

(99)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09页。

(100) 《宁汉两方决议案审查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26页。

(101) 蒋介石日记，1928年8月1日。

(102) 《古应芬致蒋主席电》（1929年5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第2册，总112号。

(103) 《国民政府拟：国防计划与外交政策》（1929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46页。

(104) 蒋介石日记，1929年6月2日。

(105) Покуменмц внешнеǔ пощмuкu CCCP．T．R．Mockba 1967．c．490．转引自刘显忠《中东路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中共党校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146页。

(106) 《夏维崧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6月1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36页。

(107) 张友坤、钱进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68页。

(108) 张友坤、钱进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67页。

(109) 《致张景惠吕荣寰电》（1929年6月6日），《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191页。

(110) 蒋介石日记，1929年6月10日。

(111) 蒋介石日记，1929年7月10日。

(112) 《吕荣寰之宣言及布告》，《申报》，1929年7月13日。

(113) 《苏俄通牒原文》，《申报》，1929年7月18日。

(114) 《蒋介石致张学良电》（1929年7月1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电，18045171。

(115) 《外部昨电令驻俄代办转达中国对苏俄希望》，《大公报》，1929年7月17日。

(116) 《苏俄绝交牒文》，《大公报》，1929年7月19日。

(117) 《苏俄昨宣布对华绝交》，《大公报》，1929年7月19日。

(118) 蒋介石日记，1929年7月18日。

(119) 《蒋介石致张司令长官电》（1929年7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9页。

(120) 《国府公布苏俄扰乱中国证据》，《申报》，1929年7月20日。

(121)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40—545页。

(122) 《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自沈阳报告苏联政府调动军队迫近满洲里、绥芬等处请中央预定方策电》（1929年7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初版，第221页。

(123) 《蒋介石致张汉卿电》（1929年7月20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32－35页。

(124) 《美国建议调解中俄争端以后》，《大公报》，1929年7月22日。

(125) 蒋介石日记，1929年7月21日。

(12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20页。

(127) 《外交部致驻各国公使电》（1929年7月21日）；《外交部致驻英国陈代办电》（1929年7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2－09，0175，1836。

(128) 上海《时报》，1929年7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第2卷第3号，1929年7月。转引自《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第166页。

(129) 《柏林蒋作宾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7月2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39页。

(130) 《南京赵部长致太原阎总司令电》（1929年7月21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136－2138。

(131) 《南京赵部长致太原阎总司令电》（1929年7月24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134－2135。

(132) 《呈国民政府电》，《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214页。

(133) 《张学良、张作相致蒋介石电》（1929年7月2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51页。

(134) 蒋介石日记，1929年7月27日。

(135) 《蒋主席致张学良司令长官指示对俄交涉应注意事项对喀拉罕提议改正各条文电》（1929年7月2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40－241页。

(136)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自沈阳报告业将所定三条原文用个人名义函达喀拉罕电》（1929年7月2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41页。

(137) 《蒋主席致张学良司令长官指示致喀拉罕原文三条之外附件不可加入电》（1929年7月2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42页。

(138) 《王正廷致张学良电》（1929年8月5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72－73页。

(139) 《蒋介石致张司令长官电》（1929年8月1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77，82－84页。

(140) 《蒋介石致北平何成濬军长电》（1929年8月1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76页。

(141) 《蒋王会议主收回管理权》，《大公报》，1929年8月15日。

(142) 蒋介石日记，1929年8月14日。

(143) 《蒋介石致张学良电》（1929年8月1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89页。

(144) 蒋介石日记，1929年8月18日。

(145) 《蒋作宾致介石电》（1929年8月2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97页。

(146) 《上海宋子良译呈蒋主席电》（1929年8月2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03页。

(147) 《外部对俄宣言全文》，《大公报》，1929年10月26日三版；《南京外交部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8月27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218－2220。

(148) 《王正廷致蒋介石电》（1929年8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04页；《苏俄所改宣言内容》，《大公报》，1929年9月1日。

(149) 《王正廷声明否认妥协》，《大公报》，1929年9月2日。

(150) 转见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180378。

(151) 《蒋作宾致王正廷电》（1929年9月1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五册，第111页。

(152) 韩信夫、姜克夫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9页。

(153) 转见《何成濬致阎锡山电》（1929年9月24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250。

(154) 张友坤、钱进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第401页。

(155) 《蒋介石致张学良电》（1929年10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248页。

(156) 参见刘显忠《中东路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第153页。

(157) 《赤军蹂躏满札等处》，《申报》，1929年11月21日。

(158) 《张学良电告满札失陷经过》，《申报》，1929年11月26日。

(159) 《外部方对俄提议调查，忽传已承认恢复原状》，《大公报》，1929年11月29日。

(160) 《张学良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11月27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296－2297；《张学良致何主任电》（1929年11月2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电，18936218。

(161) 蒋介石日记，1929年11月27日。

(162) 《外交部电》（1929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0．20/505002－09，0299，0301。

(163) 《蔡运陞回辽复命》，《大公报》，1929年12月5日。

(164) 《张学良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12月11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314－2315。

(165) 《张学良致阎总司令电》（1929年12月11日），阎锡山档案，中东路事件案，2314－2315。

(166) 《中俄议定书内容》，《申报》，1929年12月25日。

(167) 蒋介石日记，1930年1月31日。

(168) 《外部发表对俄宣言》，《申报》，1930年2月9日。

(169) 《东北政治委员会致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电》（1931年7月6日），日本外务省记录A.1.0.5；转见鹿锡俊《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70) 《刘尚清致张学良等电》（1931年7月9日），日本外务省记录A.6.1.0.5。

(171) 《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1次会议记录》（1931年9月30日），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杯葛与争战

第一节　反蒋派自立门户和“人权派”的集结

一　第三党倡言“平民革命”

国共分裂后，一些参加过革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革命突遭惨败的震惊之下，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活动。他们不满意继续受压迫的地位，不满意国民党对政权的垄断及其内外政策，不满意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地的争斗；同时又从革命的暂时失败中得出共产党的主张不适合中国的错误结论，主张走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

1927年革命失败前夕，在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和共产党个别领导人之间，就曾有解散共产党，再次改组国民党，另组第三党的酝酿。这个主张被中共拒绝。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去苏联，后又到欧洲考察。1927年11月初，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声明该会的职责是：“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¹⁾但这个“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当时并未形成一个组织。1927年冬，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表示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第三党形成后最早采用的名称。该党与在海外的邓演达保持联系。1930年春，邓演达自海外归国。8月召开十个省区负责干部会议，将第三党的名称正式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的决议。邓被选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该党经过一番整顿后，一度发展很快，曾建立十一个省区和三个市区的地方组织。

第三党积极进行反蒋活动，特别是邓演达利用他以前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策动蒋系军官反蒋，给蒋介石的统治造成一定的威胁。《政治主张》是第三党的纲领文件。它的基本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的国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它所规定的对外政策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新约；在“双方完全平等及不干涉中国革命”的前提下，与苏联恢复邦交；同各弱小民族结成反帝国主义的联盟。经济政策是：“消除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的残余，在集中与干涉的两个原则下面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政策是：改良工人的生活，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罢工的权利，使工人逐渐参加生产管理。第三党十分注意农民的土地问题。它的土地政策是：“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具体方案与程序是：由国民会议制定土地法，规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和最低额；国家发行五十年长期土地公债，将最高额以外的私有土地和国家以外的公共团体的土地收买为国有；同时将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反革命团体的全部财产没收为国有；将一切收为国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只有使用权和收益权。

第三党提出了进行“平民革命”和建立“平民政权”的主张，具体怎样进行呢？它的领导人设计的基本方案是：被压迫人民经过各种职业（农工商业）及准职业（学生、妇女、兵士、警察等）团体团结起来，“自动去开国民会议”，“以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形成人民自己的政权”⁽²⁾。但在全副武装的国民党统治面前，要实现这样的主张是不可能的。邓演达也曾提出建立“平民革命军”的问题，但他并不是从革命群众中去建立，而是寄希望于那些“潜伏在国民革命军内面而忠实于农工平民大众的分子，必然的能了解他们自己过去的光荣而与新起来的人民打成一片，形成新的革命武装——平民革命军”⁽³⁾。也就是说要凭借邓演达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把蒋军军官拉过来，去组织“平民革命军”。

值得注意的是，邓演达一生对于孙中山及其思想表现得比较审慎，很少长篇大论，从他不多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待孙中山思想采取了一定的扬弃态度。

邓演达在公开场合始终坚持三民主义的立场。1927年7月他发表一篇文章，叫《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这是大革命失败前他的唯一一篇专门谈论三民主义的文章，其中提出中国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他的理论是完全具体在孙总理所手著的三民主义上面”。“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⁴⁾。“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后，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等到了莫斯科，发表宣言，坚持三民主义立场，并因此而与共产国际和苏俄领导人产生了分歧。由此可见，他拥护孙中山的政治态度是明确的。他自称是“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并将三民主义作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奋斗目标。1930年9月，他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完全是适应上述的环境（按：指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而生的产物。”表示“我们的争斗目的，就是要实现三民主义”⁽⁵⁾。但对当时有些人不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实含义，依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胡乱解释的现象相当不以为然。1929年3月间，他给季方与严重的私人信件中，曾经表露了自己的基本态度。他说：“三民主义的解释，我以为愈少愈好，因为多则有冲突及附会的嫌疑和误会。”⁽⁶⁾而在给严重的信中，则更为尖锐地说：“中国只有保守主义和前进主义（革命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现在已经变成《太上感应篇》和三姑六婆的符咒，你来信还要引它，这也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无聊。”⁽⁷⁾回国以后，邓演达在提到孙中山的思想的时候，往往回避三民主义这个称呼，而改称为“革命的孙中山主义”，就是基于上述考虑。显然，他对于三民主义的冷淡，主要是针对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将三民主义庸俗化而发。

在国情的分析上，邓与孙中山的估计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将来的发展方向的预测也基本相同。从根本上说，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是复杂的，中国社会一切问题源于封建专制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互相勾结，以及中国经济上的落后贫穷。孙中山投身于革命后，一直坚持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将“国穷民贫”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他以为中国社会阶级的分化极不明显，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因此，中国革命是求得民族解放、民权实施、民生幸福的国民革命。晚年，他更明确地提出：“吾党主义，析言之固为民族、民权、民生；至其致用，实是一个整的，而非三个分的。”⁽⁸⁾孙中山的上述观点，对邓演达坚持三民主义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30年9月，邓演达撰写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一文，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现时的社会，在形式上固有异于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论，的确还离不了封建势力的支配。因此，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这两重支配，都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进展的大障碍。”⁽⁹⁾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邓演达认为中国社会的阶级也有自己的特点。商业资本带有寄生的高利贷性质，受官僚资本及军阀政权的“保护”，很难承担民族解放与工业革命的双重任务。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由于无地或缺乏土地，深受地主的剥削，同时又承受着来自国家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之下，农村经济趋于破产，广大的农民面临着背井离乡的悲惨境地。他们的政治权力更是无从说起。而工人及店员等来自于农村，他们工资极低，还面临失业的危险。另外，自由职业者与教育工作者的生活也是不稳定的，且薪水不足。上述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形成一个“平民的阶级”，有着强烈的要求解放的愿望。这个阶级在求自身解放的同时，还负有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责任。所以，又称为民族的平民阶级。其中工农所受的压迫又较其他人为深且重，所以成为领导核心。

邓演达关于“平民阶级”的界定，模糊被剥削了的各个阶级各自具有的特性。他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以至与中小资产阶级一视同仁，从而和孙中山关于“大贫”、“小贫”的认识相近。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为时过早，共产主义的理论只适合西方发达国家。

在土地问题上，邓演达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也无二致。邓演达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强调两个原则：第一，反对采取无条件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方法。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中共发动的土地革命，邓演达不以为然。他认为共产党使用没收地主土地的方式，只是一种极端情感的爆发，带有无政府主义者“否定”的色彩。他认为经济制度的转移，单纯地用消灭的方式是难以奏效的。“要用有组织的争斗程序，才能向前进展”⁽¹⁰⁾。尤其在中国，以小农制度为主，农村内部相当复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土地集中的情况是不同的。因此，简单地没收政策不符合中国的经济结构，会给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破坏。

其次，“土地的重新分配及管理必须由革命的政权机关去实行”⁽¹¹⁾。对于土地耕者所有的实施，邓演达设想是在平民掌握政权以后，由省、市、县、乡各级会议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与管理，着重运用政治的手段，而不是没收的方式。所谓政治的手段，就是平民掌握了政权后，使用政权的力量，进行土地的再分配。实际上，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土地问题或“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最终因为平民政权没有建立而停在口头上。

邓演达认为中国革命的前景是社会主义。他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导致了中国农业的破产，抑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还使中国的内战加剧。帝国主义的种种行径说明，他们不会允许中国强大，不会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乐于培养与自己竞争的力量。二是现代世界的技术发展，已经不可与英、美、法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相比，中国完全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避免私人资本主义的弊端。

因此，邓演达于1927年8月在莫斯科发表的一份宣言中认为，中国革命“不是纯民族革命，不是纯民主革命，不是纯社会革命——而是一个复杂性的革命，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¹²⁾。同时并存的三种革命，是由三种革命对象同时并存决定的。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于前两者而生的高利贷盘剥的资产阶级。三民主义因此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主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演达根据自己的认识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理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经由“平民”政府实现直接民权。中国国民党在《一大宣言》中宣布：“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所创之五权分立为之原则……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¹³⁾1924年“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北上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即由各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直系的各军，以及各政党选派代表组成国民会议，建立一个各阶级各阶层联合的政府以取代军阀政权。孙中山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全国各阶层有识之士的支持，从而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孙中山的民权思想，由此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即由过去所设想的建国三程序，转向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初步思考。孙中山过早地离去，他的设想失去了深化的机会。可以说，邓演达发展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

邓演达认为只有广大的人民直接投身于反抗压迫者的斗争，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他在1930年提出：“政治制度是政治争斗的结晶”，“如果不是有强大的群众，强大的争斗力量，代表着被压迫者的要求去反抗统治者，则决不会有民主政治”⁽¹⁴⁾。因此，平民组织的组成应该是在斗争的最初，而不是在斗争以后。改变政治制度的革命，必然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在发动组织群众的同时，也要武装群众，只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的武装，建立自己的政权。

其次，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中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是孙中山从开始提出三民主义时就已经明确的。邓演达接受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提出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经济上实施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并强调了下述的两个方面：第一，关于“节制资本”，他突出了“以集体的力量构成‘计划经济’或‘国有经济’，一面使生产力加速度的发展，一面使分配向平均的路途——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¹⁵⁾。具体地说，平民政权应运用手中的权力，掌握一切关键产业（比如钢铁、机器、造船等行业），特别是独占性的产业（如铁路、运输、开矿等），使之由国家专营，从而利润完全由国家掌握而不被私人瓜分，以有利于从事有计划的生产。因此，平民政权下的经济政策的基本特征是集中调控的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首要的是重要产业集中于国家。同时，邓演达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落后，以及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认为与土地的小农所有制要存在一段时间一样，工商业的小私有企业也将存在一个时期，国家将利用自己拥有的集中的金融机关和财政政策，对中小企业进行干涉，以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膨胀，并逐步将它们导向社会化。邓给予私人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比孙中山的设计要狭窄得多。

再次，他将反帝的民族主义糅入民生主义之中，主张收回外资银行和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基础。他认为20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的金融资本主义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一切产业机关由极少数的大银行控制，国家政策也由大金融家支配，他们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支配人们的生活。作为落后的中国，国内的金融机关部分被封建的钱庄和当铺掌握，另一些则受制于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因此平民政权建立以后，“帝国主义在华的金融机关，必须分别收回，以构成国有金融机关的基础”⁽¹⁶⁾。

从孙中山逝世到邓演达被杀，前后不过六年的时间，然而，中国政治和社会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北洋军阀的统治被推翻；国共分手；国民党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并将中国引向一个所谓“党治”的时代，在为三民主义奋斗的旗帜下建构了新军阀的独裁统治。要在这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认清形势，理顺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演达在这个时段，运用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为方法论，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参照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经验，规划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远景；最终以孙中山晚年的激进思想，也可以说是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作为自己政治思想的内核。他的政论既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又结合现实斗争有所创新。

由于邓演达积极进行反蒋活动，被蒋介石视作眼中钉。1931年8月邓被逮捕，11月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邓演达的遇害，使第三党受到极大打击。此后第三党的成员，除一部分投靠蒋介石外，其他人继续坚持斗争，但在蒋介石高压政策下，他们只能在狭小的圈子内进行隐蔽的活动。

二　“改组派”以“改组”国民党相号召

“改组派”的全称叫“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一个时间短暂的国民党内部的在野反对派。它由国民党二届中委陈公博发起成立于1928年冬，其中央总部设于上海，以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何香凝、郭春涛为中央“常委”，王乐平负责“组织兼上海指委”，潘云超负责“训练”，朱霁青负责“民运”，顾孟馀负责“宣传”，施存统任“秘书长”（后改梅哲之）⁽¹⁷⁾。地方支部遍布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十七八个省市及法国、日本、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会员达一万余人。1931年1月自行宣布解散。

陈公博这时为什么发起成立“改组同志会”？1928年5月他在上海办《革命评论》杂志时，曾公开说过：“第一，凡一个党，尤其是革命党，经过若干的期间，必须检阅和另定新的训练方法。中国国民党自十三年改组到了十七年，已是五年，非重新检阅，必将腐化。何况中国国民党经过汉、宁的分立，若不再提出新的纲领，必将不适社会革命的要求。第二，党经破碎以后，必须另定团结方法，但经过这几年斗争，谁也有过磨擦的历史，骤然空泛的说团结么，过去的历史，谁也不能忘，如西山会议派哪，大同盟哪（按：即山东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主持者为丁惟汾、路友宇等），新中哪（按：即河北的“新中革命青年社”，主持者为童冠贤、马洗凡等），实践哪（按：即河北的“中山主义实践社”，主持者为李寿庸、许孝炎等），（参）加过共产党的分子哪。虽然各人或者有痛苦的经验而感觉非再度共同奋斗不可，但要洗去过去的痕迹，非得改组而有新的纲领不为功。第三，过去共产分子有组织，右派的分子有组织，蒋系的分子有组织，独是左派有空的名义而无实的集团。若党内无问题，有没有组织，影响不深，可是蒋中正的罪恶，日益暴露，非有组织，无论宣传政治、军事种种运动，都感觉不能一致。因为要倒蒋，更非有组织不行。”⁽¹⁸⁾陈在这里以国民党“左派”自居，声明他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一是为了“检阅”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历史经验，提出“新的纲领”，以适应“社会革命的要求”；二是要通过组建新的组织，使国民党人忘了以往党内分裂的“痛苦”经历，重新“团结”起来，“再度共同奋斗”；第三是为了“倒蒋”，要“倒蒋”，非有组织不行。前两条都是官样文章，惟有最后这条说了真话，“倒蒋”才是他们成立“改组同志会”的真正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推翻垄断国民党政权的蒋介石集团的统治。

“改组派”的成分十分复杂，上层分子皆为国民党二届中委，几乎都进入了“改组派”的中央领导层，尤其是汪精卫，更被拥为领袖。一般人称其为汪派，而他们自诩为国民党“左派”，其实大多是些不甘忍受蒋介石权力集团的排挤，而自认为可与之相抗衡的国民党要人。他们试图利用二届中委的特殊身份，通过“改组”国民党的途径，否认蒋介石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另行筹备召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捍卫自己的合法的“党统”地位。至于下层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在蒋介石“清党”过程中受到严重伤害的真诚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无辜者，二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严重不满，而又不乐于接受中共的革命政策，曾经投身过国民革命的人士，这两部分人皆以青年学生居多。总的说来，不管上层还是下层，改组派基本是个书生集团。对此，汪精卫等人不无遗憾地说过：“他们是书生，懂党，认识主义，倒不一定于登台时会治国的。”⁽¹⁹⁾

1928年五六月，陈公博、顾孟馀在上海先后创办《革命评论》和《前进》杂志，宣传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提出：“中国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窃，把持，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窜改……”⁽²⁰⁾国民党党员堕落有之，失望有之，组织小团体有之，投靠第三党有之，加入共产党有之，整个的党支离破碎，只有招牌，而无“灵魂”，国民党已到了不得不改组的地步。如何改组国民党呢？陈公博提出：要“巩固党的农工基础，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提高党的权威，实行党的专政”；“促现党的民主化青年化，反对干部少数人的独裁”；“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²¹⁾。施存统著专文论述“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主张复活“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的”国民党⁽²²⁾。其政见则体现在汪精卫在《夹攻中之奋斗》中所说的既反共又反蒋上。

为了改组国民党，他们以为首先必须正本清源，端正党的理论。他们认为由于中共的介入以及右派的反动，将国民党的理论，尤其是三民主义思想搞得很混乱，具体表现在：一、国民革命的真正涵义模糊不清；二、国民党的政策除三大政策外仿佛别无政策；三、国民革命的方法除中共的群众运动以外，就是军事发展，别无他法；四、国民党究竟以谁为基础，是否要阶级斗争，非资本主义的道路究竟有几条？如此等等都有加以澄清的必要，否则“理论愈辩而愈模糊，政治愈动摇而愈空幻，如果非重新建设一种理论，必无以巩固党基，更非在统一理论之下，将党重新改组，必不能领导整个的中国国民革命”⁽²³⁾。“改组派”上述观点理直气壮又似是而非。他们自己尚且理论混乱、组织散漫，又何来“改组”国民党的能力？不过这些声明的确代表了当时寄希望于国民党的一些人的想法——找寻一条既不同于中共发动群众又不同于国民党高层统治军事挞伐的“国民革命”的道路。

其次，要求恢复党的民众基础。他们以为国民党以工农小市民或工农小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但是，现在国民党差不多没有了民众的基础。施存统以下这段话道出了中产阶级对南京政权的失望：“国民党不但没有给予民众一点利益，没有解除民众一点痛苦，而且有些地方因为恐怖共产党而恐怖民众压迫民众，摧残民众了！民众运动下令停止或禁止了！政纲上明白规定的初步的政治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实际上也被剥夺了！许多腐化分子把持了党，不许革命的民众入党了！”他们指责南京国民政府在分共的同时，将民众也分给了中共。这样的结果，导致“一个是对于国民党的反抗性，一个是消失国民党的革命性”⁽²⁴⁾。

对如何重塑工农小市民的基础，“改组派”作了一些设想。陈公博提出在国民党的组织中，增加工农的成分，同时，国民党应该有一个工农业发展的计划，晓谕工农，使之与党“同心同德”。另外还要恢复民众组织，开展民众运动，包括建构工会、农会和商会等民众组织。他关于恢复农工运动的纲领有如下特点：第一，将工会、农协置于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之下；第二，调和劳资之间的关系，做到“泯除三个阶级（指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特性而使之都成社会生产的一员”⁽²⁵⁾；第三，以职业组织的方式，部分奠定全民革命的基础。“改组派”认为国民党的农工政策是公道的，但他们的所谓“严切指导”不免有“利用工农”之嫌，而其调和政策只是空口白话，所以需要上述设想来完善。

第三，“党的统一”是“改组派”的最强呼声。他们舍不得扔掉的国民党支离破碎不可名状。尽管施存统和陈公博一个认为国民党不断地清党，把革命的分子清洗了出去，以至于目前质变，另一个则认为由于中共的把持，使国民党各地组织涣散，但是，他们一致批评小组织林立，意气之争取代了“党性”的现象，提出打破一切一切的小组织，除了党的改组，没有别的办法。他们要求实现“党的专政”，做到“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改组派”和胡汉民虽然存在政见分歧，但在“党的专政”、“以党治国”、“党外无党”一类的政治设计上是互相靠近的。这类设计是他们试图抑制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一件武器。

最后，他们以为党的专政，还必须真正树立党的权威。党内以中央党部为首，不能受地方政府的压迫。他们以政治会议为例，以为政治会议本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属，但现在却在中央党部之上。政治会议与各地方政治分会都应该撤消。政府要接受党的政策。中央之政务官应当选择有奋斗历史的党员担任。地方各级政府也要听从党部的指导。各级党部对于各级政府有最小限度之监督权以对抗军权。更为重要的是实行“以党治军”。目前应该确定党部与政府、军队间的界限，限制军队、政府干涉党务。他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中央应随时互相调换军事长官；不设置军区长，由中央指定驻军地点与数额并可随时换防；军人不得干预党务，不得任地方党部委员等，从而达到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目的。颇有意味的是，他们的这种设计不仅指向了蒋介石，也指向同样强调党权、党义的胡汉民。他们企图将胡依托于政治会议的党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陈公博等人的“改组”主张问世后，立刻受到了舆论的关注。面对怀有各种反蒋动机要求将“改组”付之于行动的人，陈公博却推诿说：“没有革命的基层干部，改组还没有到期，下层干部还没有接受统一的理论，改组也还没有到期。”这个掀起改组运动的“先锋”面对被他煽动的人们，反过来劝说：“没有充分的准备，必难得充分的改变。我们更不愿因急躁而牺牲了党。”⁽²⁶⁾实质上，他们也根本没有还魂之术。

“改组派”自称他们的信条是“相信以民生史观解释三民主义是最正确的解释，反对唯心派及其他似是而非的解释”；“相信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必须与经济革命相辅而行”；“相信实现民生主义是国民革命的最后目的。”总之，“相信三民主义是指导革命之最高原则”⁽²⁷⁾。事实上，他们对“最高原则”的研究是不充分的，不过在某些敏感的特别是可以和蒋介石集团争夺理论资源和政治资本的问题上，却有自己特殊的认识。

首先是关于民生主义。陈公博认为应该这样把握民生主义：一、民生主义决不是自由政策而是国家的干涉政策。二、民生主义决不止消极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其积极方面还要建设国家资本。三、民生主义决不是解决个人伦理问题而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四、民生主义决不是从形而上来建设，而是从形而下来建设。上述四段，旨在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发展以国家干预的形式进行，同时发展国家资本，强调国家的调控作用；二是反对以故弄玄虚的态度对待民生主义，只从衣食住行的实际建设着手。

陈公博的国家干涉政策似乎包括以下思路：一、力求和平地进行经济建设，互相让步的方式，调和劳资的关系，以党的专政消灭阶级，避免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他设计的步调是谋求三个阶级的协调（指工、农与“小资产阶级”），团结三个阶级的革命力量，最后是泯除三个阶级的特性而使之都成社会生产的一员。具体措施是：在农村开展合作事业，实行减租；在工厂以红利的方式让工人入股，强迫工厂主为工人负担部分保险金，国家干预增加工资；对商人有所限制，并让他们部分地参加地方合作事业，以便与工人沟通。二、扶持“小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以便稳定经济，他还曾要求实行“新经济政策”，希望国家以行政干预的手段，奖励商人投资，在电气水利方面，目前实行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的原则，但给予年限。从陈的具体论述看，他界定的“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指包括工厂主和商人在内的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改组派”正是由于这类政见而得到了该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支持。至于陈关于民生主义是解决经济问题而非伦理问题等说法，显然将矛头指向了戴季陶等人所谓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之类。陈曾表示：“只承认由经济的变动，影响及于哲学的变动，决不能由哲学的变动，影响及于经济的变动。因此我很感觉，要树立民生哲学的基础，先要建树于形而下学的衣食住行，决不能将民生哲学基础树于形而上学的忠孝节义。”⁽²⁸⁾他这些观点一方面批判了戴季陶思想之颠倒因果，缺乏依据；一方面声言目前对三民主义哲学基础的探究时机未到，戴劳而无功，从而更明确了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实实在在的经济建设。但“改组派”理论家的这些政见带有满足资产阶级政治心理的投机性，他们并没有发展经济的具体方案，更没有开展建设的实力。倒是在关于“平均地权”的问题上，他们在维护既成农业生产关系的观点较少掩饰，而与《新生命》派趋向一致。

他们认为土地问题并不是农民问题中唯一的和突出的问题。首先，在土地的占有上，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大地主，土地没有集中到大地主手里，反而有逐渐分散的趋势，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全体农户的四分之三。其次，在阶级关系上，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不是类似封建主与农奴的关系，而近于一种资本家与工人劳动者的关系。前者是主人对农奴的“封建权利”，后者是地主对农民的“财产权利”；同时，由于土地价值的流动化，地主与农民之间身份可以随意改换；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并不是截然可以划分的两个阶级。上述经济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的地主在政治上不起左右时局的决定作用，只有在与官僚勾结时才起作用，他们也不具备反抗的能力，只有忍受政府的苛捐杂税。总之，中国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封建大地主阶级。其三，某些“改组派”成员根本不承认中国人口众多，耕地紧张的事实，说什么西北一带还有许多荒地，连年兵灾、水旱和盗贼，使许多原本肥沃的土地大量荒芜。他们要人们不要尽在耕地上你争我夺，应该开发地力，有效地使用土地。

“改组派”断言，农村土地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改组派”的暴动二原则很能说明问题，他们以为：“第一，以暴动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是可以的，以暴动来没收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是不可以的。”由于中国不存在大地主，所以没收土地政策不可行；暴动没收土地，只是以暴易暴，农村的土地私有制根本没有触动；“第二，以一次的暴动来没收土地是可以的，以无数次的暴动来没收土地是不可以的”⁽²⁹⁾。他们认为暴动所损害的不是地主而是自耕农的和国家的经济命脉，因为“中国经济基础，还是建筑在农村里，一旦破坏了这基础，新经济基础一时未能确立，社会上必遭极大骚动和重大的损失；这个损失是整个社会的，不单是地主”⁽³⁰⁾。他们以民族危机国家破碎为由，表示要先夺得国家的主权再言及其他。他们还以农民愚昧、落后、私有欲强为由，提出只有先实行民权，农民有能力发展生产，才能促进民生的进行。

“改组派”不时显示出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赞赏，以为“土地国有”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但是，无论是龙鼎还是黄汉瑞、顾孟馀抑或陈公博，他们都不希望农村有巨大的变动，不希望触动现有农村的社会结构，这一政治立场导致他们理论上的诡辩，否认农村存在地主与农民的对立的事实。

其次，以民生主义反对土地革命，以民权主义反对南京国民党政权，是“改组派”的基本手法。1930年7月，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以及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通过了党政七项基本条件，包括：（一）筹备召开国民会议；（二）按照建国大纲，制定一种基本法（即约法）；（三）另开三全大会，否认南京三全大会的合法性。

召开国民会议是汪、陈“改组派”反蒋的一着棋。汪精卫宣称：“国民会议最大的作用，是要使封建势力的环境，变成民主势力的环境。”“国民会议虽可由党发起，而完成国民会议却要靠全国民众的力量。”⁽³¹⁾所谓“全民的力量”，指目前的民众团体，包括总工会、商会、农协、妇协、学联、教育会、大学及反蒋各军。汪声称国民会议的方式，能够充分表达人民的意愿，创造一种民主的氛围，这种氛围可以杜绝军阀再生；而且只有实行国民会议制度，才能有效地实行党治。

从根本上说，汪精卫认为党与人民、国家的利害是一致的。汪说：“党员是为党，党是为国的，党员不得借党图自身之利益，党不得借政图本党的利益。”⁽³²⁾“依总理北上宣言所示，本党政纲政策，希望在国民会议通过。盖若不经国民会议通过，事实上仅为本党一党之政纲政策，反之，如经国民会议通过，则为国民全体之政纲政策”。即使国民党的政纲为大会所拒绝，也是十分正常的。虽然国民党在这一个政纲上“失败了”，而“国民可在国民会议得到各项权利与自由”⁽³³⁾。如果撇开汪氏赖以展开其政治活动的阶级基础——与南京政权争夺权力的地方军阀及其依附于他们的投机政客而言，汪的这番话是颇为动听的，也是抓住了反蒋要害的。因为他所阐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一个通过国民会议得到“名分”的问题，而是主权归属问题，即主权是归国民还是属于党，或更确切地说属于借用党的名声的个人。

实行地方自治是“改组派”的第二步棋。汪精卫在《扩大会议宣言》中说：“所谓训政不外训练民众行使职权，此一义也；欲训练民众行使职权，必先于其所关系密切之地方，植深固之基础，地方自治乃为训政之第一着手，此又一义也……夫地方自治而不使民众参加，则自治无意义，地方自治而不见之施行，则民主亦无可言。”他指责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宣布训政以来，地方自治全然未行，更有甚者，解散民众组织，以中央党部代替国民会议，以各级地方党部代替各级地方会议，破坏民意机关，钳制人民的言论自由。他表示扩大会议成立后，“当按照建国大纲协助人民筹备自治，使由县而省而国，以完成训政之作，而领导国民入手宪政时代”⁽³⁴⁾。从理论上讲，或依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思路，实行地方自治的确是在全国实行宪政与民主的第一步，但汪回避了实行地方自治的前提，即对于社会结构和人民被压迫地位的必要变革。只要看一看当时被称为“模范”的山西村治实际上是强化了阎锡山军阀统治的事实，即可明了这类“自治”的实质。故汪精卫的地方自治声明，其蛊惑性远远过于其实践性。

总之，汪、陈“改组派”在这一时段特别强调实施民主制度的立法原则，宣传如果他们上台，将经由国民会议、约法、自治和立宪来恰当划分国家、政党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实现与民主主义并行的民权主义。法治和民主，是“改组派”理论宣传的一大特点，也是这个派别与南京国民政府争夺民众的工具。如此，他们以极强的功利心来倡导、宣扬经过他们解释的孙中山思想，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如陈公博）还宣称相信唯物史观，标榜自己是工农的代言人，关注工农运动及其组织。他们将种种理论资源拼凑在一起，尽管谈不上理论创新，但编织了一种颇为诱人的政治方案。汪、陈为代表的“改组派”上层人物的人格固不足道，但经由这类方案，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时部分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及其意愿。这批人要求政治民主，社会稳定和现成经济结构的和平的变革。他们不满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更恐惧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苏维埃运动，希望寻找一条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汪、陈在1928年后的一个短暂时段内，能凭借如上宣传在沿海沿江及北方一些地区策动起一个颇有声势的“改组”运动的原因。

三　“人权派”直击国民党的“党治”

1928年10月，国民党公布了《训政纲领》。在训政名义下确立起来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是少数人对政治权利的极端贪婪的垄断。胡适、罗隆基等领悟到党治之下的社会并不是他们期望的“新月”；一方面“人权被剥夺到几乎没有丝毫余剩”⁽³⁵⁾；另一方面，“现在我国人民只有暗中的不平，只有匿名的谩骂，却没有负责任的个人或团体正式表示我们人民究竟要什么”⁽³⁶⁾。于是，他们集结在上海新月社的旗帜下，以1928年3月10日创办的《新月》杂志为阵地，讨论政治问题，宣扬自己的主张，矛头直指国民党的“党治”。

最先由胡适在《新月》二卷二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批评国民党的训政和国民党没有“保障人权”，提出“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接着罗隆基在《新月》二卷五号上发表《论人权》一文，提出要发动一个“人权运动”，“争回人权”。主张“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民应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之类。罗隆基还提出所谓“专家政治”。他说“只有专家政治，才能挽救现在的中国”⁽³⁷⁾。他把“国家一切行政官吏的选用，应完全以才能为根据”，列为“必争的人权”之一项⁽³⁸⁾。

1929年12月，胡适写了《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发表在《新月》第二卷第十号上。该文是经过集体讨论，作为表达人权派对中国问题的“根本态度”而发表的。他们声称“要打倒五个大仇敌”（也称“五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都“不在内”。新月派标榜：“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如何建立这样的“新国家”呢？他们主张走“演进的路”，“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他们反对“有主义的革命”、“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说革命只能是“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因此，他们“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

针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只制定部门法而不谈立宪，他们明确自己要求立宪的理由是由宪法的性质决定的，从根本意义上说：“宪法是人民统治政府的，而部门法是政府统治人民的。”⁽³⁹⁾宪法是根本代表人民意愿的，是民意的集中体现。因此，宪法必须或由人民制定，或得到人民的默许，如果人民不同意，可以通过一定的手续加以修正。他们责问所谓总理遗教、中山全书、《建国大纲》，是经过“什么一种法定手续，成为今日中国的宪法，成为我们全体人民应遵守的大典章，这是根本问题”⁽⁴⁰⁾。从而质疑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的以总理遗教和《建国大纲》为宪法的合法性。

其次，他们认为，宪法应该高于一切，是国家中一切组织与人民和政府共同遵守的根本大法。因此，不但要有守法的人民，更要有守法的政府和守法的政党。他们十分尖锐地指出，对于他人自由的干涉和侵犯，不受约束的政府的危害要远远大于个人或团体；同时，他们称：“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的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⁴¹⁾

他们认为法律与人权是相辅相成的。罗隆基赞同卢梭“法律是人民共同意志的表现”。罗说：“人权先法律而存在，只有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人民才有服从的责任。这是人权的原则之一。”简单地说：“法律为保障人权产生的。法律为人权所产生的。第一项，指法律的功用；第二项，指法律的来源。”宪法既保障了人权，现时，也要依赖于人权来保障自己。也就是说，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人权，保障宪法。革命也是人权，而且是不可能被剥夺的人权。他说：“这是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上的最重要的一点。”言语中含有浓浓的火药味。因为他们看到：“明火打劫的强盗，执枪杀人的绑匪，虽然干的是‘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的勾当，其影响所及，远不如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霸占了政府的地位，打着政府的招牌，同时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的可怕。”⁽⁴²⁾

他们所要求的宪法是保障人权的宪法。他们所谓的“人权”为何？罗隆基的《论人权》一文，对此有一个概括：“（一）维持生命；（二）发展个性，培养人格；（三）发达人群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目的。”⁽⁴³⁾他提出自己主张的人权，不是抄袭于欧美的陈旧之物。因为，人权是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1929年中国人所要求的人权为何物呢？他提出了三十五条。包括国家的主权在全国人民，任何个人或团体，未经国民直接或间接的许可，不得行使国家的威权；法律未经全民直接或间接承认，不具有权威性；政府、官吏应对全体国民负责；人民在法律上人人平等，有充当官吏的权利，任何个人或家庭包办政府多数官员，即是违反人权，等等；要求财政公开，司法独立，军政分开，文武官员民选，拥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等等。针对中国的现状，特别强调了对于军人的约束。

其三，宪政的实现与宪法的颁布不是同一件事。有了宪法，人民当小心地呵护自己的权利，达到真正的宪政。因此，“宪法可成于一旦，而宪政永无‘告成’之时”⁽⁴⁴⁾。其实，他们清楚地知道“‘人民应享有的自由究有几何？’这个问题是全靠人民自己解答的”⁽⁴⁵⁾。

其四，他们对于“党治”理论进行了批判。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的阐述最为自由，无拘无束，因为他们不必扛着孙中山这面大旗，相反对于孙中山的思想他们认为错误的同样进行了批判。比如，孙中山称人们在认识的能力上分成三种——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胡适等人则论证这种划分是错误，认为正是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党治理论的出台，使国民党能够以“保姆”自居。

另外，胡适还对于“知难行易”说展开批判，提出“知固不易，行亦不易”观点，尤其政治方面，行与知更当并行不悖。指出孙中山将“知行”过于分立，论证他的划分是没有理论意义的，且在实践上，起到了不好的作用，至少有以下两个消极的后果：一、许多青年同志便只认得“行”，而不觉得“知”难。于是有打倒知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倾向。二、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此招牌“以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包罗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于是，他们扛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知难既有先总理任之，行易又有党国大同志任之，舆论自然可以取消了”⁽⁴⁶⁾。其实，建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情，需要专门家对此进行不懈的研究，无论是知还是行，都离不开专家。他们主张由专家来治国。

罗隆基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一文中，指出一党专政，和孙中山提倡的民权主义是相矛盾的。民权主义，主张人民是主人，是皇帝，民主的国家“应树立在国民的全体，不在某特别团体或某特别阶级身上”⁽⁴⁷⁾。现在，国民党天天拿民权来训导百姓，同时，又拿专制独裁来做榜样，手段与目的如此的背离，造成了国民党政治的混乱。他揭露在国民党的专制之下，人民所拥有的权力，甚至于不及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和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国民党剥夺了人民的公权，事实上是将中国3.999亿的小民视为罪犯和叛逆。而且，种种操作证明，国民党也不是行“党义治国”，完全是以“党员治国”，腐败在所难免。

“人权派”要求立即召开国民大会，要求制定宪法，以此让人民控制政府、管理政府，真正实现主权在民。他们否定了训政的必要性，也就否定了党治的合理性。他们全盘接受了自法国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统，仍然坚持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等原则，理论上没有多少新意。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却是十分可嘉的。

反共是胡适、罗隆基等人议论的主题之一。1930年12月罗隆基发表《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提出所谓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问题的主张。罗隆基说：国共相持的结果，只会造成“经济上破产”，“政治上亡国”。“为中国人民求生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然而国民党剿共工作的成败，有待于他们的策略”。罗认为，军事的胜利，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剿共铲共的策略”，是“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他说，只要做到两条：“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那么，“共产学说”在中国就不能立足，共产党也就“不剿自灭了”⁽⁴⁸⁾。

总之，“人权派”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产党的同时，他们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要求允许他们自由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实现专家治国的目的，在政治体制上建立欧美的民主制度。他们的抗争，与其说是为了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不如说是对于国民党“党治”旗帜之下专制独裁的控诉。他们的上述言论，因其正义而具有煽动力，当然也就难容于“党治”的天下。1930年11月，罗隆基一度被捕。胡适的言论也曾受到国民党的指斥。1931年，《新月》杂志被迫停刊。

第二节　征讨桂系的战争

1929年2月19日，以李宗仁为主席的武汉政治分会，议决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本兼各职，任该省政府委员何键为主席，并派兵将鲁逐出湖南。3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下令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分兵进攻武汉，正式爆发了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南北统一后的首次大规模内战，即通常所说的“蒋桂战争”。

一　“湘变”与讨桂战争的爆发

讨桂战争爆发，原因复杂，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历史恩怨为其重要原因之一。1927年8月上旬，桂系趁蒋介石北伐落败之机，逼其下野，可说是蒋与桂系结怨最深的一次。当时，蒋因在徐州被直鲁军击败，表示要引咎辞职，他“召集会议讨论，吴稚晖主张挽留。而何应钦、李宗仁则以蒋之辞职，由于自愿，主不必留。白崇禧且对吴之主张，大不谓然，勃然见乎色”⁽⁴⁹⁾。在桂系诸将与何应钦的坚持下，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3日宣布下野，这件事在蒋介石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因此，当他复职后，就主“即解决何应钦兵权，钳制李宗仁、白崇禧”，“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⁵⁰⁾。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动武的意思，而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和平“削藩”策，即冯玉祥所说的蒋介石“坚决主张以师为单位”的编遣全国军队的办法。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北伐战事刚刚结束，国家满目疮痍，人民普遍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来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稳定民生，任何人于此时此刻发动新的内战，都将是自召民怨的不智之举。因此，如前所说，早在1928年7月12日，蒋介石就在北平提出了《军事整理案》、《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等整军方案，并迫使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三大军事集团领导人在文件上签了字。而李、冯、阎等人肯于在文件上签这个字，也是因为他们懂得“现在人民恶战事甚于恶蒋”⁽⁵¹⁾。“东北易帜”，南北统一后，蒋介石于1929年1月1日至25日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经过激烈争吵，17日终于通过《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十七条。这是一个绝对有利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而不利于桂系及其他集团军的编遣方案。它全面施行以后，不仅各集团军先前享有的委派人员、调动军队的权力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收归中央政府，而且军事实力也将远逊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军。蒋除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区的海军外，还拥有第一及中央直辖部队两个编遣区总计二十二个师的陆军，其他各集团军则至多不过十一个师，仅为蒋介石中央政府军的一半。据训练总监部部长何应钦说，截至1929年3月27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时，蒋介石中央政府军中的第一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两个独立旅、三个炮兵团、一个交通团，约24万余人；中央直辖部队共编为十二个师、两个步兵旅，约22万人，总计46万余人。而缩编后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却只有十三个师，约23万人，刚好是蒋介石中央政府军的二分之一⁽⁵²⁾。由此看来，蒋介石的和平“削藩”策，正在稳步推行。桂系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决心武力抗蒋。

1929年2月19日，桂系不顾全国编遣会议刚刚通过的《程序大纲》的有关规定，利用行将裁撤的武汉政治分会，议决改组所辖湖南省政府，并密令叶琪、夏威两师入湘解决鲁涤平、谭道源所部武装。21日，武汉政治分会如实电明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各委员，由于鲁涤平对所属武汉政治分会的“指导监督”“任情阻抗”，经该会常会议决，已免其本兼各职，所遗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改由该省政府委员何键继任⁽⁵³⁾。同日，李宗仁托词治疗目疾，秘密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入湘桂军夏威部李明瑞旅、叶琪部杨腾辉旅进驻长沙，鲁涤平率部走平（江）、浏（阳），后退入江西。22日，叶琪率部攻常德谭道源部，李明瑞、杨腾辉旅移师浏阳、醴陵，追击鲁涤平部。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湘变”。

值得一提的是有迹象表明，对于“湘变”，蒋介石事前是有所闻的。据当时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报道，“鲁涤平出走情形：二十日夜半，鲁接下游电告，谓湘局已无法维持，请其速即通电下野。鲁得电后，即通知省府委员暨湘省军事长官，定于二十一日上午七时召开紧急会议；一面令驻省所部，预备开拔。七时许，鲁率马弁多人，由南门外祝威岗私邸，赴省府会议。旋闻李（明瑞）、杨（腾辉）部队已距省垣甚近，形势紧急，乃中途折回，径率师部直辖部队，及戴岳旅全部，仓皇出走，由东屯渡向浏阳退去”⁽⁵⁴⁾。此报道应该说是可信的，有鲁涤平自己的谈话为证：“在上月二十日下午已接到武汉方面进兵警报，当时部下群情愤激，余以湘省几经蹂躏，剀切晓谕……并表示欢迎何键来省主持湘政。二十一日七时，武汉兵到，本人即率所部两团退出南门，即假水道来京。”⁽⁵⁵⁾两相比较，说鲁涤平事先接到了“电报”是共同的，不同的只是一说“二十日夜半”，一说“二十日下午”；前者直说电报来自“下游”，后者未明言。至于鲁涤平接到电报后，未组织抵抗便主动退去，则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情况表明：蒋介石虽事前知道了武汉的“进兵警报”，但并未要求鲁涤平组织抵抗，而是要他“通电下野”，主动撤退，采取了先礼后兵的隐忍态度。

“湘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湖北此举，破坏中央威信成分不小，倘中央不能制止，则地方割据之形势立成”，“为维持中央威信计，断难照准”⁽⁵⁶⁾。但仍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央当以最大努力，避免军事行动”⁽⁵⁷⁾。冯玉祥也证实“自湘事发生，中央宽大为怀，促其反省，当时曾迭电垂询玉祥意见”⁽⁵⁸⁾。2月24日，蒋介石偕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亲赴上海，与李宗仁会商解决办法，希望李与中央保持一致，李也答应了蒋的要求⁽⁵⁹⁾。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一百七十七次会议，讨论武汉政治分会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委员案。会议认为武汉政治分会此举与“修正政治会议分会暂行条例及编遣会有关决议相违，应派监察院长蔡元培会同国府委员李宗仁切实查明，以凭核办；至双方军队应各驻原防，不得自由行动，另派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与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会同秉公彻查具复，听候编遣委员会核办”。为顾全大局，会议还对武汉政治分会前次所议略予迁就，议决湖南省政府主席暂由何键代理，并于3月2日发表正式任命令⁽⁶⁰⁾。会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李济深，促其即日赴汉彻查“湘变”缘由。3月7日，针对社会纷传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决意用兵一事，蒋特地致函李宗仁，解释说：“武汉自兄来京后，领导无人，中央因鞭长莫及，几等于无，而兄之命令，亦不能有效”；“中央为防范计，且为威信计，皆不能不调度军队，作正当之护卫……决不愿轻启战端，只要于威信不失，则余事无不可从长计议。”⁽⁶¹⁾这封信清楚表明蒋介石虽然在备战，但还是为和平解决“湘变”留有空间，他强调“调度军队”，目的在“防范”，是为了“正当护卫”，他“决不愿轻启战端”，只要中央威信不失，余事无不可从长计议”。也就是说，如果桂系“能具‘就事论事’之精神，以中央决议为最后之判断者”⁽⁶²⁾，能给蒋介石中央政府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起码也可暂时避免。

对于和战问题，“湘变”之初，桂系内部的意见不尽一致。李宗仁虽反复声明他“始终为拥护蒋主席完成统一之一人”，表示当与中央一致，但事实上他坚持认为武汉政治分会“处置鲁（涤平）部，实出于拯救湘民、安戢地方之至诚，毫无个人权力杂于其间”⁽⁶³⁾，何况这类“整顿内部，消除隐患”之事，其他各集团军已早“有不少先例”，极力为“湘变”辩解⁽⁶⁴⁾。他公开指责蒋介石为“湘变”这样的“局部细故，劳师动众”，甚至将裁兵公债移作战费，并于3月8日宣布辞去国府委员一职⁽⁶⁵⁾。他还大拂蒋意，极力阻止李济深前往南京⁽⁶⁶⁾，显然属于主战派。白崇禧远在平津，但据蒋介石情报系统“确报：一、湘事未发生前数日，由奉开来北平机车十数辆，现集中唐山；二、唐山部队束装待发，开拔费已支给；三、据日本人消息，白有要求该部通过济南之消息”⁽⁶⁷⁾。由此看来，“湘变”的发生，并非白崇禧后来信誓旦旦所说：“今天当真主面前可说我毫无所知。”⁽⁶⁸⁾否则，何以解释他在“湘事未发生前数日”，便采取了调集机车十数辆，集中唐山这类遥相呼应的举措？不过，“湘变”之初，由于对蒋和战态度判定不明和自我准备不足，他暂时没有采取积极主战的态度，可说是个“‘谋定而后动’者”，“主张桂系应该镇静处之，不可冒动”⁽⁶⁹⁾。3月5日，他复电李宗仁说：“对介公所提条件……此次我方政略、战略均处于不利地位，不如暂时忍耻接收【受】其条件，然后将北方各师以编遣为名，调回武汉，整理两湖。第一条件则不成为重要问题，概可承认。至于第四改组两湖省政府，应须得我方同意，亦无不可。请迅速表示，以免夜长梦多，否则一旦决裂，我方兵力南北分离，未必能操胜算。”⁽⁷⁰⁾直到3月8日，李宗仁公开通电辞去国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决心与蒋一战时，他才改变态度，开始与李宗仁等谋划对蒋作战的军事部署，表示：“将来我方主力似应用大江南岸，进可以直取江宁，退亦足以占领湘赣，与粤方紧为衔接。”⁽⁷¹⁾至于“湘变”的实际发动者胡宗铎等人更是表现强硬，毫不让步，不但明确表示他们对湘事的处理，与政治分会条例没有抵触，而且拒不执行国民政府下达的双方军队各回原防，不得自由行动的命令。3月4日，以上命令已下达五天，入湘桂军叶琪部仍在益阳继续进击谭道源部，并于5日进驻清水潭。13日，又过了九天，叶琪部还在攻击前进，占领常德，迫使谭道源退守湘西桃源、大庸等地⁽⁷²⁾。但是，3月16日，胡宗铎等人却致电胡汉民、李济深，专责蒋介石调集皖、赣境内各师，向长江上游进兵，“显无和平诚意”，并请示胡、李二人，如蒋军“窜入湘鄂境界，职部是否应迎头痛击，以保中央威信之处”⁽⁷³⁾。其对抗到底的决心，暴露无遗。

蒋介石看到胡宗铎等人已不把他视为“中央”政府的代表，知道战争已不可避免，其“发电之日即密令动员之时，日内必实行向中央各师袭击，而冀以迎头痛击之词诬指中央为戎首”⁽⁷⁴⁾。他一面命令叶琪等“迅即遵令停止军事行动，克日退回原防，毋得故违，致干法纪”⁽⁷⁵⁾；一面加紧部署军事，令所部各师迅速完成战前准备。3月26日，蒋介石最后下达讨伐桂系令，称“此次逆谋实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预有共同计划之叛乱行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着即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⁷⁶⁾。讨桂战争正式爆发。

二　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与武汉之战的胜利

蒋介石虽一度希望和平解决“湘变”，但丝毫没有放松战争准备，因其一贯的策略就是“口头固可主缓和，而准备应当积极”⁽⁷⁷⁾。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甚至更希望或者说更习惯于战争解决问题。2月26日，“湘变”发生不过六天，蒋就以长江上游形势严重，密令所部第一集团军第一师师长刘峙（驻徐州）、第二师师长顾祝同（驻蚌埠）、第四师师长缪培南（驻山东兖州）、第八师代理师长朱绍良（驻庐州）、第九师师长蒋鼎文（驻新蒲）、第十师师长方鼎英（驻南京）、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驻芜湖）、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驻江苏泰州），准于3月3日前完成出师准备⁽⁷⁸⁾。次日，又亲电朱绍良，命其注意探访开封政治分会所辖“鲁（山东）省府行动”，出师所需挑夫“应在江西派人预招，不可在鲁招夫，免泄秘密”⁽⁷⁹⁾。蒋介石的秘密备战活动就此拉开序幕。

3月2日，蒋确定讨桂军由他亲自任总司令，由何应钦任总参谋长，第一军军长为刘峙，辖第一、第二、第九十三师；第二军军长兼第八师师长为朱绍良，辖第八、第十三师及独立第一旅；前敌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为朱培德，辖第四、第七、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八各师；总部直辖骑兵第二师；总预备队为第六、第十、第四十八师及炮兵团。次日，电令各师向皖鄂、赣鄂边境开拔。南京市公安局也自是日起开始为出征部队征夫。15日，蒋介石为表示严守编遣会议决议，通电撤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但暗中又指示朱培德“赶速秘密成立”“总指挥部”，并严令“勿必通电，以照缩编会议决议案，各总司令、指挥及其集团军名称须于本日取消也”⁽⁸⁰⁾。

为取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自始就严禁出征各部队拉夫扰民、诈欺钱财，更不许其假借罪名，滥杀无辜。3月6日，他电饬各师团长：“各部队拉夫并严禁之，否则，即应由各师长完全负责。近闻杭州、扬州竟有拉夫事实，以败坏本军名誉，殊出意外。此次各部出发应如在粤出发时以不拉夫、不住民房为革命军之标识，万勿自坠名誉，失却国民同情也。”⁽⁸¹⁾3月10日，他了解到方鼎英、曹万顺等师确有不守军纪现象，除再次予以制止外，还提出了由南京市政府统一解决各部所需挑夫问题⁽⁸²⁾。对民间助逆嫌疑者的处置，蒋介石也坚持要有事实，不能捕风捉影，鲁莽行事。3月22日，刘峙电告总司令部，鄂东人民自卫团有助逆嫌疑，拟予以缴械以免顾虑。他复电指示：如确有助逆行动者即予照办，否则慎重，以免引起人民重大反感，失却人心⁽⁸³⁾。这些事实说明：蒋介石对良好军纪在争取人心，夺取战争胜利方面的意义与作用，的确是十分清楚和重视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特地成立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作为他的军事情报机构。这是一个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特殊组织，其任务主要是做“侦探、间谍”，蒋亲笔“训示”这个组织的“要素，约有数端：一、极端秘密；二、迅速灵敏（无论调查、报告）；三、忠实勇敢。必如此方能尽其责任，亦方能为本会之会员也”⁽⁸⁴⁾。尽管迄今尚不清楚这个组织的人事构成和具体活动，但可以肯定，蒋介石此次讨桂战争的胜利，不可能与此组织无关。

此外，蒋介石还从分化敌军、争取友军两个方面积极展开秘密备战活动。在分化敌军方面，因“桂系军力当时分驻在两广、武汉、唐山至山海关三个重点”地区，蒋介石采取了“粤、汉、津三路并进，使之首尾不能相顾”的策略，“对粤则为诱捕李济深，使桂系老巢陷于孤立。对华北则使唐生智出马，抓回其旧部，使白崇禧仅以身免。这两路配合俞作柏在武汉的策反活动而收分攻合击之效”⁽⁸⁵⁾。

李济深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同为广西人，虽长期在广东统兵，任第八军总指挥及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但素与李宗仁等友善，互为奥援，确是蒋介石西取武汉的一大威胁。为消除这一威胁，阻止两广桂军救援武汉，蒋介石一面加紧拉拢李济深所部陈铭枢等将领，一面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屡电李济深北上入京。2月25日，蒋以国民政府早已任命李济深为参谋部长为由，电促其回南京任职。27日，又如前所说，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派其会同蔡元培等人彻查“湘变”，并电促其即日启程。李济深接电后，公开表示：“各总司令相率离京系回去办缩编，绝无别事，余约一星期内晋京。”⁽⁸⁶⁾3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核定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人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李济深等人准备北上出席三全大会。次日，蒋介石密电陈铭枢：“如任潮兄未起程来京，则兄万不可离粤，更不可派人代理职务。”⁽⁸⁷⁾李济深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此时已与陈铭枢联为一气，暗中监视着他的行动。因此，他仍按计划于11日经港到达上海，并在会晤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后语记者：本人担保汉口方面现在决无轨外行动⁽⁸⁸⁾。13日，李济深听信吴稚晖等人“蒋先生以人格担保”其安全的诺言，不顾李宗仁对其入京“必被扣留”的警告，怀着“以国事为重”和“跳火坑的精神”，与蔡元培、吴稚晖等五人一起到了南京⁽⁸⁹⁾。21日，即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李济深南京被扣后，第八路军独立旅旅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公安局长邓世增等人一度欲推桂系黄绍竑为第八路军代总指挥，举兵抗蒋，但很快被早已与蒋介石暗相联络的陈铭枢等人化解。30日，陈铭枢、陈济棠、陈策、蒋光鼐、蔡廷锴发表联名通电，声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其有谋不利于我粤而牵之入战争漩涡者，则为粤人公敌。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广东第八路军的全力支持。

对于蒋介石西取武汉来说，阻止两广桂军北上固然重要，而解决河北白崇禧部南下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河北白崇禧部不仅可以沿陇海铁路—平汉铁路增援武汉，还可沿津浦铁路威胁南京的安全。所以尽管白崇禧屡电主张和平，蒋介石仍对他及其所部唐山部队的行踪十分注意。3月3日，他电北平李石曾：“闻白剑【健】生（白崇禧字健生）已回汉，确否？请代探询其复。”⁽⁹⁰⁾16日，电示驻奉天（今沈阳）代表方本仁：“请设法派探常驻唐山，令其每日报告军情。”⁽⁹¹⁾同时借张群名义亲电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万一唐山部队由津浦路南下，我第三集团军应在天津附近集中兵力，阻止其南下，并详报奉天白之真意为要。”⁽⁹²⁾17日，再电何成濬：“请查北平天津电局将白健生发出电报底码从速检来带京，并请该两处无线电台将白发出或各方致白电报接收速即电京，以便翻译。尤以其谊密与联密两码之电，须格外注意速寄也。”⁽⁹³⁾为争取白崇禧部反正，蒋介石首先想到启用下野年余的昔日劲敌唐生智，因为白崇禧主力李品仙、廖磊等部均系其北伐时期旧部，且将士多为湖南人。蒋一面命龚浩到白崇禧军中活动李品仙等反正，一面密派刘文岛与寓居上海⁽⁹⁴⁾的唐生智联系，要他出山接长李品仙等旧部。但受蒋严密控制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却故意放风说：“自胶东事变发生，各色失意军人与匪联结，密谋淆乱，已迭见报载，张宗昌既抵烟台，图谋反动。而又传唐生智突于昨（二十二日）日轮秘密来津，匿屋英租界某处，行动极为诡秘，外人鲜有知者，刻津军事当局，正在加意防范中。”⁽⁹⁵⁾把唐生智伪装成和张宗昌一样欲“与匪联结，密谋淆乱”的“失意军人”。事实上，唐奉命抵天津后，“即派亲信邓长庚去唐山进行联络。李品仙得讯，也派朱武彝、杨绩荪去津晤唐。信使往还，络绎不绝……其中只瞒了一个白崇禧”⁽⁹⁶⁾。随即，一个“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便传遍了唐山军营内外。据当时报载，“天津客车满贴：（一）欢迎东山再起的唐总司令；（二）唐生智是总理唯一信徒；（三）欢迎劳苦功高的唐前总司令等语。署名为五十一、五十三师，一百五十一旅军官讲习所。系通过唐山时驻军所贴，开平、洼里各站亦然”⁽⁹⁷⁾。此外，发放军饷也是蒋介石左右白部的重要手段。他先是命令“何成濬停发白部军费”⁽⁹⁸⁾，继又电何：“如唐山北平之白部能早日逐白，宣言归中央后，则政府可发其一月之饷，以后月饷当由政府担任也，请速进行。”⁽⁹⁹⁾其间，蒋介石先后嘱财政部长宋子文汇款何成濬100万元，其中50万元归何直接支配⁽¹⁰⁰⁾。在唐生智、何成濬的运动下，李品仙等人于19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愿“追随左右，拥护中央”⁽¹⁰¹⁾。20日，唐生智由天津赶赴唐山，李品仙、廖磊等人通电声讨白崇禧，所部重归唐生智节制，成为日后蒋介石讨逆军第五路军。在此之前，白崇禧见部队失控，大势不好，已于3月16日通电辞去第四编遣区主任与三全大会代表，自天津塘沽秘登日轮，直航日本门司⁽¹⁰²⁾。而蒋介石不知“白鹤”已去不复还，迟至18日才密令何成濬“对白务使拘捕，并可悬赏若干”⁽¹⁰³⁾。白崇禧虽未捕得，但河北白崇禧部的威胁总算解除了。

利用驻汉桂军内部桂籍与非桂籍军人的矛盾，争取桂籍军人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是蒋介石分化敌军的又一关键步骤。武汉夏威、胡宗铎、陶钧三军，其中夏威为广西人，胡宗铎、陶钧为湖北人，是以有桂籍与非桂籍军人之分。蒋介石初曾以湖北人暗中游说胡、陶脱离桂系，岂料胡、陶不但不感“知遇”之恩，反而据实报告了李宗仁⁽¹⁰⁴⁾。后蒋通过与李宗仁之弟李德辉有留俄同学关系的郑介民了解到，胡、陶利用地方财权，在军饷分配上每每厚此薄彼，以“客军”待夏威部，引起夏威部“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不平，便密派李明瑞韶关滇军讲武堂同学周伯甘赴汉晤李，促其“阵前倒戈，叛桂拥蒋”⁽¹⁰⁵⁾。但李明瑞表示要听他表哥俞作柏的意见。蒋于是复派俞作柏至汉，最后说服了李明瑞等人。后来，李明瑞、杨腾辉果然如约行事，蒋介石十分满意，说：“李明瑞反正向义，其志可嘉，以后更觉主义之不可假借，军阀或有所顾忌矣。”⁽¹⁰⁶⁾

在争取友军支持方面，蒋介石虽曾联络长江上游刘文辉川军前后夹攻武汉，但重点却放在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各军事集团上，而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尤为重中之重。因为冯不仅领有与湖北接壤的河南省，且控制着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其向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因如此，连远在柏林的驻德公使兼驻奥地利王国全权公使蒋作宾，都在为冯玉祥的态度牵肠挂肚。他在1929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内传来极不好消息，冯（指冯玉祥）派不出席代表大会（指国民党三全大会）。”28日又记曰：“南京来电，冯之态度已明，愿加入讨桂。”4月1日再记曰：“连日各报纷载，蒋介石亲至武穴附近督战，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态度仍不明。”⁽¹⁰⁷⁾蒋作宾日记所及，唯有冯玉祥，若阎若张，不及一字，说明冯的举动，的确是当时蒋介石及其支持者关注的焦点。

蒋介石既以联冯为重点，投入自然也较阎、张为多，不但“每月至少发五十万，或者八十万至一百万……前一个月甚至发到一百五十万元”⁽¹⁰⁸⁾，为阎锡山50万元⁽¹⁰⁹⁾的三倍，且特派邵力子为专使，常往河南辉县百泉、华山冯玉祥军中，请其“赴京、出兵，以保行政院正院长及两湖主席为条件”⁽¹¹⁰⁾。但是，就实际效果而言，恰与蒋的投入成反比，首先表态支持蒋介石讨桂的并不是冯玉祥，而是张学良。从现有资料看，张至迟3月19日前已向蒋表明了拥蒋讨桂的态度⁽¹¹¹⁾。紧随张学良之后拥蒋讨桂的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3月22日，他专电蒋介石表示反对李宗仁、白崇禧。第三个表态的则是阎锡山，3月29日，他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说：“锡山素以拥护中央，维持和平为职志，遭兹事变，义当整饬所部，静候命令。”⁽¹¹²⁾惟有冯玉祥却迟迟不肯明言拥蒋讨桂。3月6日，他借口“患神经衰弱等症，手足均肿”，告诉衔命而来的邵力子，“一时实难应命赴都也”。次日，又要邵转告蒋介石，他“三五年内，亦应出洋游历，实际考查各国政治社会情形，以为改造中国他山之助也”。一天之后，甚至当着邵力子的面，直言蒋介石西征武汉之非，认为自己“令官兵为民挖渠……较之内战相残，徒以国家人民供牺牲者，胜过万万矣”⁽¹¹³⁾。

正因如此，所以蒋介石在继续联冯助己的同时，又对冯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3月17日，蒋得知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部“二万五千余人”，奉冯玉祥之命拟由“杨村、廊房、霸县一带”，“开往徐州、兖州驻防”⁽¹¹⁴⁾，蒋立即以张群名义电示何成濬设法阻止⁽¹¹⁵⁾。23日，又命徐州毛秉文师增派专探，严密监视陇海东段战略要地砀山、归德一带，每日通信报告该地近状，说：“陇海与津浦两路紧要，务盼兄时刻注意。”⁽¹¹⁶⁾稍后，为防止冯玉祥所部自平汉路南进，又密令何成濬秘集重兵于石家庄，“以防万一”⁽¹¹⁷⁾。在蒋介石的利诱威逼下，冯玉祥长期处于举棋不定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蒋“对我军感情甚佳，倾向者亦颇众”，“论公论私，皆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不惮敛天下之怨，而党权亦一人独握，纵能战胜桂派，吾恐继之而起者，仍将大有人在，殊令人不无怅怅耳”。直到3月28日，才为“情势所迫，不得已权行”答应邵力子“我方可出兵十三万，留十四万维持地方治安”。30日，正式电蒋：出兵讨桂，“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¹¹⁸⁾。

南北各方讨桂态度的明朗化，大大加速了蒋介石的战争步伐。3月26日，他在明令申讨李宗仁等人的同时，任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何键为第四军军长，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27日电示朱培德务必“注重于通城、大冶、兴国（今湖北阳新）方面之逆军，其主力或即由该方面进攻我武宁、瑞昌……希令各师长速到前方严密戒备，以待二十九日第十师集中瑞昌，然后齐头并进”⁽¹¹⁹⁾。同时命令方鼎英“九江登陆后，请即向瑞昌集中，对兴国方面警戒搜索，限二十九日以前到达瑞昌”⁽¹²⁰⁾。其间，他还亲自出面坚持启用昔日劲敌张发奎，一面向陈铭枢等人解释：“向华（张发奎字向华）表示绝对服从，且不愿负任何名义，并宣誓决不回粤，中（正）可负责担保也。”⁽¹²¹⁾一面电令方鼎英等人欢迎其回第四师任职，他说：“刻命张向华兄回第四师指挥。彼对讨桂具有决心，且拥护中央甚诚，请兄等以个人名义，一致欢迎，并请其指挥各师，以坚其志，则于作战更能奏效。希照办。”⁽¹²²⁾28日，蒋介石下达全面攻击令：一、以主力略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攻击长岳路，期于两广逆军未到前歼灭武汉之敌；二、第一路以主力向岳州、蒲圻间进攻，一部向长沙前进，威胁逆军退路；三、第二路限4月3日前击破当面之敌，然后以主力经黄陂及沿江前进，限5日前到达武汉附近，与第三路协力攻取武汉，以一部渡江策应第一路军作战；四、第三路限4月5日前分经襄阳、武胜关，到达武汉附近，会同第二路主力攻取武汉⁽¹²³⁾。

战争的实际进程，远比蒋介石的预料为迅速与顺利。28日当天，第二路军占领武穴，抵达广济。30日，攻克罗田、蕲春，敌退阳逻、黄陂。4月1日，再克黄冈、麻城。同日，蒋亲至黄冈督战。他一面电令方鼎英“夏威部已于艳日（29日）移至江北，其主力在击破我江北之主力，而江南岸只有叶琪与程汝怀部，其力甚微，请协同第四师速进占领咸宁、蒲圻，即进取武汉为要”⁽¹²⁴⁾；一面电告宋子文：“哲生（孙科字哲生）介绍之美飞机，以十万一千美金千（衍字）售，先付二万五千美金为定银，余数三个月后还清。请兄直接速付定银与该美人，并令张静愚（航空大队司令）将其中之水机从速□早飞来，如候至虞日（7日）则无用矣。”⁽¹²⁵⁾在蒋介石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胡宗铎首先动摇，于4月1日晚派出和平秘使，请求停止进兵，但蒋介石态度强硬，表示：一、“可停止进兵；二、但要胡宗铎先就编遣特派员职；三、派重要人来接洽，潘宜之（武汉市市长）如愿来，亦不拒绝。”⁽¹²⁶⁾4月2日，双方主力激战于五通口、新洲、碾子岗、黄陂一带，蒋急调徐源泉师增援，令其4日晨开到团风。

在此关键时刻，临时代替突发喉疾的夏威为前线总指挥的李明瑞，果然不负蒋介石厚望，信守当日诺言，在黄陂“率领夏威部”，离开战线，“撤至孝感，张贴打倒胡宗铎、夏威、陶钧等标语”；并于3日与杨腾辉发表联名通电，表示“誓以至诚拥护中央”⁽¹²⁷⁾。紧随其后，何键也宣布就任湖南编遣特派员及讨逆军第四军军长职，电劝夏威、叶琪等人下野。蒋介石乘势指挥各部全面出击，扩大战果。他命第二路军第八师由茶棚冈西进，骑兵旅向长弘岭、高阳桥西北地区搜索前进，第一师由罗家田经长堰攻敌右侧背，占领黄陂，截敌归路，第九师相机策应第一师；第一路右翼军以第四师经通城趋咸宁，第十一师经通城以北地区向贺胜桥，第十师经金牛镇直捣纸坊，然后合攻武昌、汉阳，接应江北第二路军；陈绍宽海军继续进攻刘家庙。4月4日，蒋乘舰抵达鄂城，以海陆空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告第四集团军将士书》，声明政府不得已而用兵，但“惟知严惩祸首，绝不牵连各将士”，希望各将士“服从中央，严守纪律，静待后命”⁽¹²⁸⁾。在蒋介石的军事攻势与政治利诱及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的影响下，胡宗铎、陶钧所部更加动荡不安，“罗霖最先反正”，门炳岳、危宿钟旅继起于后，全军顷刻土崩瓦解⁽¹²⁹⁾。胡、陶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匆忙撤离武汉，率残部向鄂西退却。4月5日，蒋介石“兵不血刃，时不兼旬”⁽¹³⁰⁾地占领了武汉。4月8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吴铁城的临时动议，以全会名义对蒋介石的讨桂“劳绩”表示敬意。

三　攻防结合与征桂目标的实现

蒋介石占领武汉后，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他还有更高的军事目标，即彻底消灭桂系的军事实力，夺取其最后的根据地广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直捣其巢穴”⁽¹³¹⁾。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讨逆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以根本铲除桂逆”⁽¹³²⁾，其中湘军为讨逆军第四路军，由何键任总指挥，粤军为第八路军，由陈济棠任总指挥，滇军为第十路军，由龙云任总指挥，并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备战活动。4月12日，他电召何键到武汉“面商攻桂及编军问题”，决定“约编三师，以吴尚、周斓、刘建绪为师长”。⁽¹³³⁾14日，又命何键选派所部二十个团以上兵力，于月底集中桂边，5月1日开始攻击。15日以前占领桂林，然后向柳州前进；命龙云选派所部十二个团以上兵力，限5月20日以前集中广南、剥隘一带，30日以前占领百色，向龙州、南宁前进。对于粤军，因其内部意见分歧，陈济棠主暂取守势，而蒋光鼐、陈策等人力主积极进攻，蒋介石密电陈铭枢：“粤中将士征桂既不一致，强之反召分裂，可只可缓和，以资团结。但须知此种心理，即为亡粤之根性，并知桂题不决，则粤必亡。此时口头固可主缓和，而准备应当积极，不容稍缓。”他告诉陈铭枢，他已“与湘何键、滇卢汉面定计划，决于本【月】底湘滇兵力集中桂边，桂逆必知，待其移兵防备湘滇之时，粤当出兵协同海军，以占领梧州，直趋南宁。如粤中真不能出兵，则决以朱绍良、方鼎英、李明瑞、杨腾辉各师由海道运粤而加之，以蒋光鼐等忠勇之师协同陈策海军直捣其巢穴，亦绰有余裕……如伯南（陈济棠字伯南）反对此举，则事先不必与其明言，届时彼当赞同也”⁽¹³⁴⁾。而对陈济棠，蒋介石要求他选派十八个团以上步兵，加上海军、空军，于4月底集中肇庆附近，5月1日出发攻桂，15日以前占领梧州。为满足龙云解除贵州周西成扰其后方的要求，早在4月10日，蒋介石就电令贵州籍人士、交通部次长李仲公“速电周西成，请其即日表明态度，共同讨桂，并派员来汉协商”⁽¹³⁵⁾。后来，又要求新任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刘湘以川军赖心辉部协助龙云监视周西成的行动⁽¹³⁶⁾。4月23日晚，蒋介石为攻桂问题亲赴湖南长沙，与何键作最后部署，决定将湘、粤、滇三路攻桂时间分别延后五至十天。5月3日，他电令陈铭枢、陈济棠“如期攻桂，以免后患”，并告知“中央决定调黄绍竑来中央候用，而先以吕焕炎为广西特派员，伍廷扬【飏】代省府主席，视其以后内部如何变化也……总预备队如必要时，则可调李明瑞南来”⁽¹³⁷⁾。其所派代表邱文、廖武郎也于同日抵达广州，以所携蒋之密令促陈济棠速就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

与此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扫除征桂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对退守鄂西的桂军残部更是穷追不舍，毫不放松。当时，退守鄂西的桂军尚有胡宗铎、陶钧、程汝怀三个师，叶琪师的一个旅，夏威师李朝芳、尹承纲旅各两个团，张义纯师的两个旅，另外是警备旅、特务团等，实力并未削弱多少，李宗仁、白崇禧盼望他们能够渡江取道湘西回到广西去⁽¹³⁸⁾。而胡、陶、夏内部也有人建议“将军队扫数渡江，进驻湘西，与广西联成一气……以待大局之转变，转败为胜”⁽¹³⁹⁾。这是蒋介石预料到的。为阻止胡、陶等部渡江转进，蒋于4月5日抵达武汉当天，便在任命鲁涤平为武汉卫戍司令（未到任前由刘峙暂代）、刘文岛为武汉市长的同时，命令刘峙按原计划攻击前进，务期消灭逆军，以除后患。4月8日，又致电四川刘湘：“能速派一师以上兵力东下更好，但须集中荆（门）、沙（市），截击溃逆，万勿在宜昌停留，使残逆漏网也。”⁽¹⁴⁰⁾9日，再电何键速命湘西谭道源率所部至石首、公安、松滋一带截堵武汉方面溃军。10日，指令第二路追击队司令官朱绍良、副司令官夏斗寅率所部自天门、仙桃镇向荆门、沙市追击；第一路追击队司令官张发奎、副司令官方鼎英率所部自武汉、嘉鱼溯江而进，不得有误。11日，电令门炳岳率所部会同谭道源阻止桂军渡江南窜。其间，他还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一面对已经反正的门炳岳、危宿钟各旅长“照委原职”⁽¹⁴¹⁾；一面致电胡、陶，声明“此次背叛，罪在李、白，对兄等不加追究，如将所部交所属统领，对兄等行动更不加束缚，居汉出洋皆可”⁽¹⁴²⁾。随即派出行营参谋主任贺国光、孔庚为谈判代表，奔赴荆门、沙市胡、陶军中接洽有关事宜。

在蒋介石的军事、政治压力下，4月12日，程汝怀等人致电贺、孔，表示桂军各部已在荆、宜（昌）停止待命，请速到沙市会商一切，并请转陈蒋介石命令前方部队停止进兵。但蒋介石未加理睬。陈绍宽继续率海军攻击前进，13日在马家寨与桂军展开激战。14日，蒋介石命令朱绍良、张发奎等务于15日占领荆门，17日以前占领沙市。15日，川军刘湘部东出巴东，到达宜昌附近，蒋再电朱、张所部和陈绍宽海军加速西进，以与刘湘收夹击之效。同时命刘湘以重兵扼守巴东，严防桂军西逃；谭道源部限22日前赶至长阳、五峰，阻其南渡。胡宗铎等人走投无路，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表示输诚。16日，蒋指示行营总参谋长贺耀组复电孔庚，桂军须即日退出荆门、沙市，所有部队开至建阳驿、半月山、鸦雀岭等处，接受点验、改编。次日，他踌躇满志地电告刘湘：“胡、陶等来乞降，愿听命改编。彼自愿离队出洋，刻已派员谈判中。我军昨已占领沙洋，荆门亦于今日可占领。已令朱（绍良）师长由荆门出当阳，与庚师在宜昌附近联络矣。”⁽¹⁴³⁾21日，胡宗铎、陶钧、夏威三人联名通电下野，鄂西战事暂告一段落。

鄂西战事虽暂告结束，但蒋介石仍要求各路追击部队对胡、陶、夏所遗桂军严加戒备。29日，他一面电令方鼎英部“暂驻原地，一俟新编各师（指胡、陶桂军）调遣完毕，再行移动，于此休息期间请竭力整顿部队”⁽¹⁴⁴⁾；一面指示谭道源：“胡、陶、夏已离职出洋，荆、宜各师皆已就范待编，可勿进攻。惟仍须严密戒备，由宜都至巴东一带须择要配备警戒，以防疏虞，并与海军陈（绍宽）司令切实联络。刘湘部唐式遵师长已占领巴东，亦请联络，与其分配警戒任务。”⁽¹⁴⁵⁾5月3日，蒋介石听说“吕超、潘宜之、戴天民尚在宜昌播弄是非，并怂恿各师入川扰乱”，随即令贺国光“切实查明，并限令宜昌部队将吕、潘、戴等解京惩办”⁽¹⁴⁶⁾。8日，他甚至电饬刘峙：“鄂西各师移防，限元日（13日）以前开拔完毕，不得延缓，并派队严密监视。如届期不移，则应以违抗命令，用武力解决之。”⁽¹⁴⁷⁾至于夏威及其所部欲回广西，就更不是蒋介石所能容忍的了。据蒋说“夏威所带军队六团【四月】廿三日以前本想由宜都经黔东回桂，后经阻止乃夏威始与胡、陶廿四夜同船东下”，并于5月1日到达上海⁽¹⁴⁸⁾。他还曾电令何应钦以“不著痕迹”，且极为“优待”的方式，与“令其劝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从速离桂出洋，最好不与外人知”的动听之言，暂留夏威于上海，“盖恐其回桂报告鄂情也”⁽¹⁴⁹⁾。5月3日，夏威行将离沪，蒋电令陈铭枢等人务于香港阻其回桂⁽¹⁵⁰⁾。在蒋介石的坚决阻止下，夏威及其所部终于未能回到广西。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备战，蒋介石自以为已胜券在握，于5月初正式发动了湘、粤、滇三路会攻广西的第二期“讨逆”作战。湖南何键依据蒋介石的部署，“以主力经永州、全州，径攻桂林，以一部由右翼经西延、六峒、义宁绕攻桂林之侧，一部由左翼经灌阳、栗木、恭城，直取平乐”。其部队被编为四个纵队，以周斓师为第一纵队，“集中新宁、武岗，向义宁”；以刘建绪师为第二纵队，“集中永州、东安，向全州、兴安”；以吴尚师为第三纵队，“集中道县、宁远，向文村、灌阳”；以范石生师为第四纵队，“集中江华、永明，向恭城”；以罗藩瀛师为总预备队，“集中衡州、永州”。5月5日，各纵队及总预备队如期集中完毕，开始分途出击⁽¹⁵¹⁾。云南龙云早在4月24日便已决定出师讨桂。5月3日，他命所部分三路入黔，先助李攻周西成，然后向桂之柳州前进⁽¹⁵²⁾。广东陈济棠也于5月6日就任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率所部香翰屏、陈维远、蔡廷锴旅和陈策海军各舰队沿西江西进，集中肇庆，准备进攻梧州。

但是，战争一开始就没有按照蒋介石预设的方向发展。首先，龙云所部滇军就“始终未入桂境”⁽¹⁵³⁾。其次，尽管何键所部如期对广西发动了攻势，却没有出现蒋介石原先所期待的局面：桂军因此“移兵防备湘滇”，粤军趁机“占领梧州，直趋南宁”。原因是桂军这时已与冯玉祥秘密商定了一个联手抗蒋的计划。依据这个计划，冯玉祥的任务是由河南进攻武汉，威胁攻桂蒋介石中央军的后方，而桂军的任务则是“先下广东，剪除牵制，再和蒋氏周旋”⁽¹⁵⁴⁾。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通电组织“护党讨贼军”（后改称“护党救国军”），自任南路总司令，命附桂粤军“徐景唐部由石龙向广州东部进攻”；桂军“分两路向广州西部进攻”，黄绍竑指挥第一路“由现地经肇庆、三水向广州进击”，白崇禧指挥第二路“经怀集、四会向广州进击”⁽¹⁵⁵⁾。这一形势，是蒋介石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或者说估计不足的⁽¹⁵⁶⁾。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新形势，蒋介石首先指示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封锁消息，不让外界了解黄绍竑、白崇禧提师东进的真相。5月7日，蒋致电熊说：“两广战争消息，不准各报登载。”⁽¹⁵⁷⁾接着，为抵御桂军的进攻，他先后两次电示陈济棠，一次是要求陈立即破坏某些失控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如飞机“亦不听命，则请即刻派队烧毁，不可犹豫。军事惟有决心，此时万不能再信政治手段解决，否则反中逆敌缓兵之计也……虎门长洲炮闩，从速拆卸，勿延”⁽¹⁵⁸⁾。另一次是要求陈密切注意敌军动向，“严防其最险一着，即出小北江，以断粤湘联络之道”，并“巩固内部，凡内部稍有可疑之部队，应从速解决，或至不能妨碍我主力进行。而与逆军隔绝之处，万不可犹豫不决，临时仓猝，反陷其计也。此时我主力，第一，当先肃清内部，第二，在巩固后方。即先占领石龙、石滩，与虎门联成一线，为我根据，以待中央海陆军之增援；一面设法占领惠州。而广州一时之得失，无足重轻，只要能保存实力，则恢复省城绝非难事。李逆（指附桂李务滋部）已占领石龙，则我军更应回兵扫除后方障碍也，此乃上策。次则以陆军一部与海军扼守河口，而以主力向北江肃清可疑之部队，然后应付西北江之桂逆，是为中策。如固守省城，以待东、西、北江逆军之逆军（衍文）来围攻，是为下策。请兄抉择。”⁽¹⁵⁹⁾此外，蒋介石还指示何应钦命何键根据新的敌情，改变主攻方向，由原先以主力“径攻桂林”，改为“乘虚急袭平乐”。后因何键坚持桂林、平乐方向同时用兵，蒋又亲电何，果断命其“应以一部趋桂林，主力速转向平乐，务于五月十八日以前达到该处后，直趋梧州，并以范（石生）部出连山，向广宁、四会前进”。5月13日，何键所部第四纵队占领平乐，对攻粤桂军后方形成包抄态势⁽¹⁶⁰⁾。

但是，蒋介石很清楚，从战略全局看，桂军攻粤，即使得逞，也毕竟是局部问题，而河南冯玉祥攻汉则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武汉一失，不但前功尽弃，且湘、粤攻桂各军，也势必腹背受敌，直捣桂巢，焉能有望？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抵御桂军攻粤的同时，同样重视甚至更加重视防冯攻汉这一战略大计，并当即指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前往武汉坐镇指挥。

如前所述，蒋介石原本一直在联冯讨桂，即使有所防范，也是为了逼冯讨桂，但事实上，蒋对冯玉祥又一直很不放心，长期采取既拉又防的两面政策。早在3月1日，蒋为四川内乱，就曾致电冯玉祥，促其率部平川⁽¹⁶¹⁾。其真实目的，冯玉祥一看便知，“盖蒋欲本军平川，彼则专力对桂，且恐我与桂合也”⁽¹⁶²⁾。4月初，因“冯、韩……无出兵确期”，蒋介石一面电令何应钦明白告诉尚留在南京的鹿钟麟，请他催促韩复榘“速以主力出武胜关，我第二路正面主力，必待其入关与我切实联络后，方能开始攻击”；一面又命其严加注意冯、韩动向，“瑞伯（鹿钟麟字瑞伯）态度、行动，亦请留心”⁽¹⁶³⁾；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如屯兵石家庄，牵制冯南进。挑拨冯、阎（锡山）关系，以阎制冯。4月7日，蒋电何应钦说：“请百川（阎锡山字百川）兄驻宁之秘书长或参谋长来汉一叙。如徐声钰回京，可将冯与其面谈之计划关于先攻晋一段，与百川兄有关系之人面谈之，使百川兄知冯对其之怀抱也。”⁽¹⁶⁴⁾可见，冯玉祥斥“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¹⁶⁵⁾，并非凭空捏造。又如扣留外购军事装备之事，4月7日，蒋电示宋子文：“凡在外国所购枪炮、钢铁、飞机等件，非有中正命令，无论其任何机关护照，作为无效。非正式留存于海关，但不明说扣留也。”⁽¹⁶⁶⁾其实，此举也是冲着冯玉祥而来的，因为他所购的飞机随即便在上海被扣⁽¹⁶⁷⁾。再如展缓驻济日军撤兵问题，4月9日，蒋电示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人：“接收胶济，须迟一个月方可实行，最早亦须迟至本月杪。其接收部队须由政府明令指派（不可私相授受），否则政府不能负责也。”⁽¹⁶⁸⁾所谓“接收部队须由政府明令指派”，就是为防止日军撤走后的山东落入冯玉祥之手。此中奥妙，早在3月4日已为人窥破，并向冯作了报告：“日人虽急欲解决济案，惟蒋又恐鲁归我方，故迟延不决，是其过不在日而在蒋也。”倒是冯玉祥不太情愿往这方面想，3月1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八点起，段其澍来，言外间谣诼繁兴，王外长不愿解决济案者，恐鲁省落于二集团手耳。政府果如是，殊不识大体也。”⁽¹⁶⁹⁾但很快就被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妇人之仁。4月17日，蒋给何应钦连发两电，前电言犹在耳：“如日本不允展期，则请政府以明令责成孙良诚（冯玉祥部属，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接防可也。”后电又到：“前计是被动时万不得已之举，今既可缓和（指日允展期撤退），自当专心平桂也。”⁽¹⁷⁰⁾“万不得已”才同意孙良诚接防，其防冯之心，显而易见。

在蒋介石的多方掣肘下，冯玉祥自觉再“不可不图生存之道”了。4月15日，他指示秘书长魏书香、参谋长陈琢如：“山东事已如此，可速电路局预备火车，以便运输军队回豫。”25日，电示南京鹿钟麟：“大局不佳，可设法归来。”28日，“电孙良诚速将兵由山东撤回开封”。5月6日，面谕所部“可于夜间在武胜关潜埋地雷，敌来即发，一面深沟高垒，勿使得前”，并请邓飞黄“起草讨蒋宣言”。12日，表示要“通电宣言护党救国”⁽¹⁷¹⁾。16日，授意所部将领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等发表通电，促蒋下野，并宣称拥护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从而公开挑明了联合桂系共同抗蒋的态度。

随着冯玉祥联桂抗蒋态度的明朗化，蒋介石的防冯策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此之前，他的唯一目标是讨桂，敌人只有一个，即李、白、黄桂系集团。因此，不管冯玉祥对讨桂如何消极，他始终坚持以“和缓”为主的单纯防御策略，以免树敌过多。4月13日，他在致何成濬、唐生智的电报中，对此有专门交待：“此时鄂西残逆，尚在荆、沙，其实力未消，桂巢亦未捣，如另树一敌，似不相宜。故决先征桂，而对其余，应至和缓。但我第五路军可陆续移运于石庄以北，务须保持秘密，并不可逾石庄以南一步，军略与政略应须一致。请兄弟（此‘弟’字似为衍字）务照鄙意，不可稍有参差也。”⁽¹⁷²⁾即使冯玉祥决定自图“生存之道”，从山东撤退之后，也仍不改初衷地电示何成濬：“冯放弃山东是恐我方进攻，乃为避战计，决无攻汉之理。此等大事，当有一定方针，请兄万不可如此主张，否则必误大事也。各部不必移动。”⁽¹⁷³⁾并电告朱培德说：“近日鲁孙（良诚）撤军豫西，鹿钟麟亦擅离南京，冯方各种行动，令人莫解。但中（正）只注重政治，决不用武力，以静观其变也。”⁽¹⁷⁴⁾就当时军事形势与任务而言，蒋介石这一策略无疑是可取的，因为蒋毕竟尚无足够的军事实力，同时应付所有的地方反对派。但是，随着冯玉祥态度的急剧改变，蒋介石的态度也在几天之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5月4日，他致电武汉贺国光、刘峙说：“冯未必用兵，但应准备，速将现已计划武汉临时阵地限期构成为最后防线。次将武胜关阵地侦察，亦筑防御工事，暂取守势为要。”⁽¹⁷⁵⁾到了5月9日，蒋介石“闻冯决攻汉”，当即要求刘峙对冯所辖河南省的“防御须赶速完备，盖恐其出我不防也”⁽¹⁷⁶⁾。蒋介石的防冯策略从此便由单纯防御转变为攻势防御了。

为保卫武汉，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遣散已改编为新编各师的仍集结在鄂西长江北岸的胡、陶旧部。他认为：“冯之所以企图攻汉者，以仗胡、陶旧部为之应援也，故必先解决其声援或可消除其野心。”⁽¹⁷⁷⁾为此，5月9日，他致电驻守沙洋的朱绍良：“冯有攻汉之决心，恐与胡、陶旧部联络。中（正）意如其各该部能如期开动、分散各处，然后再定去留为上。否则必须用武力根本解决之，先清肘腋再对外敌。请兄本此意旨，切实施行。”⁽¹⁷⁸⁾次日，又进一步要求朱：“刻已令巴东唐式遵部、宣都谭道源部于删日（15日）前切实准备，对宜昌监视。如新编各师不能遵令如期移动，则最迟须于删日一律缴械。请兄督促缪（培南）、夏（斗寅）各师，并确定日期，共同进剿，以免参差。倘其移防经过荆门、沙洋时，亦应临机缴械，不使其窜豫也……万一正在进荆，而尚【未】解决以前，冯方先来攻汉，则兄亦督促各部先消灭胡、夏残部，然后与武汉夹击其攻汉部队可也。”⁽¹⁷⁹⁾同时指示夏斗寅：“新编各师确与冯方沟通，约期攻汉。如其果不遵令移防，则速照逸民（朱绍良字逸民）兄计划切实施行。否则彼方以乡谊来联，恐陷其毒计，请兄严防而解决之，以免贻两湖后患也。”⁽¹⁸⁰⁾5月12日，何应钦到达汉口，依据蒋介石的指示，随即“召集各师长会议”，诱骗胡、陶旧部新编各师长赴汉与会，由豫接密令“可不必到会”的谭道源、方鼎英等人趁机将其所部全部遣散，从而彻底解决了鄂西胡、陶旧部对两湖的威胁⁽¹⁸¹⁾。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指示所部必须对河南实行攻势防御，积极做好对豫作战的准备。由于当时鄂西胡、陶旧部尚未全部遣散，他再次强调该计划必以解散胡、陶旧部为先决条件，以免冯部占领襄樊，联合胡、陶旧部，攻我武汉。5月11日，蒋致电何应钦等人说：“闻四日前信阳集中兵力有四师之众，现在未知去向，其必开往南阳、唐县无疑。证诸李纪才报告⁽¹⁸²⁾，更可确信其必逼近襄樊，或占领襄樊，使鄂西胡、陶旧部发生变化，然后进取武汉，或其占领襄樊后，先派一部压迫荆、沙，与胡、陶残部会合，再攻武汉，故我军对此必先解决胡、陶旧部为惟一要着。”对刘峙所部“正面武汉主力”，他认为宜“固守孝感、应山之线，暂取待机之势，不宜到花园以北。但如其武汉【胜】关守兵不多，则我军可派遣一得力部队占领之，然主力应仍在孝感也”。他电告何应钦等人：“刻已令第五路移驻济宁，方（振武）部移驻徐州，刘镇华及晋军三师集中石家庄、顺德，约哿日（20日）前可以集中完毕，以时间计之，或尚能策应，武汉不致失机。”为有效防止冯玉祥“果先攻鄂”，他认为“第五路应由津浦路运至徐州入陇海路较为敏捷”，因此，他要求何应钦等人将“武长路之钢甲车速运来津浦路候用”，“并令李纪才将襄樊各路汽车速集中花园，勿稍留滞”⁽¹⁸³⁾。

蒋介石防冯进攻武汉的第三个措施是收买冯玉祥部将为内应。早在4月10日，武汉刚刚克复，蒋介石就在汉口召见过韩复榘。据冯玉祥说，蒋召见韩时，“张口向方（韩复榘字向方），闭口向方，且用种种手段以牢笼之，宜其视蒋待彼为亲，而余为疏也”⁽¹⁸⁴⁾。5月8日，冯玉祥攻汉风声骤起，蒋介石立即电示贺国光、钱大钧：“请即速派员携款由襄樊往南阳，或慕尹（钱大钧字慕尹）电约石友三私来襄樊，面交石友三十万元为饷项，并问其冯近日计划与行动。详告如其果能反抗逆命，拥护中央，则其所指挥各师之饷项，均可由中央负责领给。但必须其有明确表示，或反攻逆军之动作也。”⁽¹⁸⁵⁾或许蒋介石自己也觉得如此要求石友三，未免过于性急和不顾后果，因此，紧接着又补发钱大钧一电，表示宜嘱石友三不可过早暴露自己。他说：“石友三派李明志来京接洽，刻已派其回汉见兄，请托前任石部秘书现为总部参议某君，与李同访友三，并再接济其五万元，由经理处领支可也。嘱石将冯之最近计划与命令抄寄报告，并嘱其久驻南阳，非至其长上有反抗中央命令时，不可露泄其真实之举动，盖过早恐于大局反不利也。此意应口授，不可形诸文字。”⁽¹⁸⁶⁾蒋介石这一招还果然屡试不爽，5月22日，韩、石二人便通电“拥护中央”，给了冯玉祥重重一击。仅仅过了五天，5月27日，冯玉祥即宣布下野，这已是后话了。

当然，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心思也是一清二楚的。4月23日，他就对人说过，蒋介石在“设计谋我”。后来，又进一步指出：“蒋氏视我军为心头之患，眼中之钉，处心积虑，必消灭之而后快。”至于怎么“设计”，怎么“处心积虑”，他解释说：“蒋令晋阎出兵豫西，刘峙直捣汴、洛，又利用杂牌军队攻我南面，是对我军取包围法也。”⁽¹⁸⁷⁾这一观察与前述蒋介石的防冯部署大体不差。也正因如此，冯玉祥虽表面上与广西李宗仁等人遥相呼应，令所部通电拥护其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但实际上只是虚晃一枪，并无攻汉的实际行动。相反，为了自保待变，自4月28日起，他便命令所部“为本军计，当退守潼关以西”，以免“后方有危，为人所乘”。所谓“后方有危，为人所乘”，指的就是“晋阎”即阎锡山“出兵豫西”。5月1日，冯又指示魏书香：“我军将石友三部四师，驻扎紫荆关，留一师或两师驻武关。陇海路部队可尽移陕、甘……如此布置，关外无事，则埋头训练，兼事屯垦，一旦有事，则率领数十万健儿，直捣中原，必为无敌之师也。”⁽¹⁸⁸⁾到了5月15日，更命令豫南韩复榘、张允荣部炸毁武胜关隧道及附近桥梁，脱离武汉前线，全军收缩西撤。

随着冯玉祥全军西撤，武汉形势缓和，蒋介石迅将注意力转向两广战场。当时，粤军李扬敬、香翰屏部及海军中山、江大等舰正在广东清远、芦苞一带，与白崇禧亲自率领的吕焕炎、王应榆、黄旭初部对峙。5月18日，陈济棠下达总攻击令，命香翰屏部沿广三路进攻，陈章甫、李扬敬部直逼芦苞，海军各舰自马口发起攻击，戴戟部及教导队向军田增援。21日，粤军大获全胜，先后收复芦苞、白泥、大塘、清远等地，桂军损失数千人，王应榆被俘，黄旭初受伤，残部向四会溃退。与此同时，何键也命令各纵队协同粤军夹击梧州。为增援粤军，5月19日，蒋介石命令李明瑞、杨腾辉率所部两师南下，先后于25日和28日从湖北经上海海运抵达广东。30日，李、杨沿西江挥师西进。6月2日，与湘、粤联军共克梧州。6日，李明瑞在梧州就任第八路军副总指挥，拒绝接受黄绍竑、白崇禧所派代表请其收编黄、白桂军的要求。12日，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17日，俞作柏命李明瑞等人三日内攻克桂平。18日，各部开始总攻，李明瑞、杨腾辉部由藤县攻江口，范石生、许克祥部由大湟山绕攻桂平之侧，海空军也投入战斗。桂军不支，纷纷请降。23日，李、杨进入桂平。白崇禧、黄绍竑自知大势已去，随即将残部交吕焕炎、梁朝玑统带，先后取道龙州、越南，逃亡香港。27日，李明瑞部占领南宁。7月15日，俞作柏在南宁宣布正式成立广西省政府，就任省政府主席之职，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取得了以夺取桂系根据地广西为目标的第二期作战的最后胜利。

第三节　征讨冯、张、唐及“护党救国军”的战争

一　蒋、冯矛盾的发展与两次讨冯战争

如前所述，蒋、桂战争中，冯玉祥的态度、处境都极为微妙。冯玉祥兵强马壮，拥有河南、陕西、山东数省之地，这些地区，又与蒋、桂拼争的战场相邻，他的动向，对蒋、桂双方胜败影响至大。如冯出兵助李，则冯、李携手，可在西、北、南形成一条牢固的战线，对东南及南京构成强大威胁；如冯与蒋介石联合，则北可使白祟禧部悬成孤军，南可对两湖形成居高临下之势，桂系将难以幸胜。所以蒋、桂冲突爆发后，双方都竭力拉拢冯玉祥，蒋介石派邵力子为特使，许冯以“行政院院长及两湖主席”⁽¹⁸⁹⁾，引诱冯氏出兵助己；李宗仁也派代表见冯，晓以利害，提醒其防止被蒋各个击破。

从利害关系说，冯玉祥作为地方实力派，当然更倾向桂系一方，私下里他也对桂系表示支持、同情。但桂系制造“湘变”、惹起事端，首先输了道理，加之蒋介石以中央相号召，冯玉祥也不想公然与其对抗，而且两湖地区毗连其陕、豫基本区，又是鱼米之乡，他也不无攘为己有的私心。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的：“如有机会，宜向湖北发展。按中国历史，不能得湖北便不能守河南。至陕、甘根据地，无论如何不可轻易放弃。倘能将陕、甘、鄂、豫四省守住，便可管毂南北东西。”⁽¹⁹⁰⁾冯玉祥的如意算盘是，坐山观虎斗，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法，坐观蒋、桂相争，削弱实力，待时机成熟时，进兵两湖，将势力范围向华中拓展。因此，蒋、桂冲突爆发后，蒋介石要拉拢、利用冯玉祥，而冯也愿意被利用，蒋、冯之间上演了一出勾心斗角的好戏。3月初，南京方面电冯商讨对桂问题时，冯回电说：“（一）胡部（指桂系的胡宗铎）行动已派员密查；（二）原驻兖州之第四师如果调往江南，则拟派刘镇华军接防。”⁽¹⁹¹⁾在桂系问题上含含糊糊，但对接防兖州则毫不推辞，既不贸然开罪桂系，也不反对中央用兵。冯玉祥自以为圆滑，但其用心其实尽在蒋、李二人眼中。

冯玉祥用心深长，蒋介石也将计就计，佯装不知冯氏出兵的目的，尽力促成冯玉祥加入战事。3月下旬，南京方面公开发表冯氏致蒋电报，内称：“玉祥服从中央，始终一致。前经迭电声明，已有准备。至于出兵路线及作战方略，统祈主席指授机宜，庶免歧异。”⁽¹⁹²⁾此举意在使冯再无反水借口。28日，蒋介石连续致电冯玉祥，请其“令韩总指挥所部限于4月2日以前经过襄阳武胜关，微日以前须到达武汉西部及其南部，兜击武汉，以与我下游诸队收协击之效”⁽¹⁹³⁾。同日，委任韩复榘为第二路军总指挥。

韩部接受委任后，屯兵于豫鄂边境，虽然桂系与冯心照不宣，在“武胜关无兵驻防”⁽¹⁹⁴⁾，韩部仍逡巡不进，坐以观变。直到4月5日蒋介石抵武汉并命韩部“在现地停止待命”⁽¹⁹⁵⁾后，冯玉祥方才着忙。同日，他致电蒋介石报告：“前方已在襄樊之间与敌接触甚为猛烈，沿平汉线各部因车辆缺乏不免稍迟，业经电令催现正星夜前进中。”⁽¹⁹⁶⁾7日，蒋介石再次分别致电冯玉祥、韩复榘，令其在原地停止待命，而冯、韩也对蒋5日电装聋作哑，连电向蒋“报捷”，称已占领武胜关，并向广水追击，弄得蒋介石“以韩部装聋，不听命令，甚疑”⁽¹⁹⁷⁾。直到4月8日，冯、韩见大局已定，武汉尽收蒋介石囊中，方在广水一带被迫止步。对韩的行动，蒋介石当然心知肚明，4月8日他致电何应钦，告以：“自支日起电令韩复榘约十余通，迄无一复，昨日忽入武胜关，铁甲已过孝感，幸此间已严防备，勿念。”⁽¹⁹⁸⁾

蒋、桂一战，冯玉祥虽然机关算尽，却毫无所获，桂系出乎意料的快速失败，使他无法及时作出反应，结果是客观上既充当了蒋介石帮凶的角色，而在蒋面前又丝毫没能讨好。3月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焕章电文总无作战明确之表示，不能不令人疑虑也。”⁽¹⁹⁹⁾占领武汉后，蒋在日记中已公开表现出对冯的愤恨：“焕章将余四日至今之电置之不闻，而派韩复榘今突入武胜关，且到孝感附近，其来电可笑，视人人为小孩可欺。而其心劳日绌，如见其肺肝然矣，取巧投机之徒，必自杀也。”⁽²⁰⁰⁾这段日记，虽或为蒋故意作态，但其对冯不留情面的态度已可窥见一斑。

桂系败走，唇亡齿寒，冯玉祥不由得深自戒惧。1929年4月初，冯玉祥一方面两次发出通电，声讨桂系，指责其在北伐前后的自私行为，试图以此缓和与蒋关系；同时他也深知此举未必会有效果，因此作出一系列部署，准备应付“祸变之发生”⁽²⁰¹⁾。4月下旬，冯在开封召集师以上军官集会，加力调整军备，将驻山东、河南一带部分兵力回撤，收缩防线，集重兵于豫陕交界的潼关一带，扼要拒守，摆出一副准备确保原有基本地盘的哀兵姿态。

冯玉祥对蒋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蒋介石虽一再拉拢冯氏携手对桂，但对冯始终保持高度戒备。东线军情紧急时，他密令所部对陇海线冯军“严密预防”⁽²⁰²⁾，防止冯军乘乱直捣南京后方。冯玉祥依违两可的态度，他洞若观火，各地也不断送来有关冯、桂联络的密报，鲁涤平甚至向他报告，桂系作战命令有“左翼冯玉祥”⁽²⁰³⁾字样，对这一切，当时他都不动声色。但桂系之乱平靖，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便开始与冯玉祥算总账。4月，蒋介石制定对冯作战计划，规定：“为防编遣期内冯军发生异变起见，国军集中主力于豫西、鄂西及平汉、陇海沿线一带，俟其发动，一举而歼灭之。”⁽²⁰⁴⁾同时，蒋镇压桂系兵变后，还特招从武胜关南进的韩复榘到武汉，优礼有加，褒奖备至，并馈送巨款，竭力加以笼络。韩复榘平时在西北军中，冯玉祥对他和其他将领一样，呼来喝去，很少顾及个人尊严。蒋氏此举，使韩复榘感激涕零，对冯氏渐生二心。

5月初，蒋、冯冲突日渐明朗。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冯部人员全部离京，用具皆出卖殆尽，检得其文电，准备向潼关好退却。如此自扰，诚以国家为儿戏，何能革命！”⁽²⁰⁵⁾8日又记有：“检得冯电，其攻汉准备甚急，是诚无信罔义之人，为反革命之尤者。”⁽²⁰⁶⁾15日，刘郁芬、孙良诚等冯部将领公开通电，揭起反蒋旗帜，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军总司令”。同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针对蒋邀其进京面商、消除误会的说法，反唇相讥：“李任潮曾为蒋公前参谋总长，以息事宁人入京，旋即遭禁。李德邻、白健生均与蒋公久共患难，军事甫定，因忌生变。李、白诸公且如此，其余可知。”⁽²⁰⁷⁾断然拒绝蒋的邀请。同时，冯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缩兵力，缩短战线，将山东、豫东驻军全部西撤，集中陕西、豫西待命。

冯玉祥摆出一副收缩防御的姿态，蒋介石虽阳示宽柔，多次发出通电，劝告冯玉祥及西北军及时罢手，私下里却加紧备战。他调集朱培德第一路军集中于开封、徐州之间，刘峙第二路军屯扎于信阳、襄樊一带，唐生智第五路军分布于洛阳、郑州地区，从东、南、北三面对冯部形成包围之势。5月8日，蒋电告刘峙等：“豫方已积极备战，且已委石友三为南路总指挥……我方应积极准备作战，万勿延缓。”⁽²⁰⁸⁾11日，确定对冯战斗序列，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代总司令，部队分为左右两翼，右翼军总指挥刘峙，前敌总指挥顾祝同；左翼军总指挥朱绍良，前敌总指挥张发奎。当时蒋刚刚经历对桂战事，南方一带尚不安靖，因此他虽有趁平桂之势再定西北的雄心，但又无足够信心全面与冯对垒，军事重点放在防御地位。5月17日，他致电在北方活动的何成濬，告以：“此时决不主张用兵，仍求政治解决，兄当依此进行为盼。”⁽²⁰⁹⁾基本可以反映他当时的真实态度。

依靠掌握中央的优势，蒋介石再施惯伎，加紧用官位、金钱收买冯部高级将领，从内部策反西北军，此前与蒋已有往还的石友三、韩复榘等成为重要策反对象。5月8日，蒋介石致电贺国光、钱大钧：“请即速派员携款由襄樊往南阳，或慕尹兄电约石友三私来襄樊，面交石友三十万元为饷项，并探冯近日计划与行动详告。如其果能反抗逆命，拥护中央，则其所指挥各师之饷项，均可由中央负责领给，但必须其有明确表示或反攻逆军之动作也。”⁽²¹⁰⁾蒋介石亲电冯部大将韩复榘，极尽拉拢之能事，自称：“前在汉埠握手倾谈，备极欢洽，比承赐教，益佩公忠。”⁽²¹¹⁾对韩虚下以待。5月18日，任命建制隶属冯玉祥的刘镇华为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对刘予以利诱。21日，刘镇华部率先脱离冯部，致电蒋介石，宣布就任蒋任命的“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刘、冯之间早有嫌隙，此前2月间，刘就曾致电冯氏，告以“万勿因政争而兵争”，“倘再起战祸，人心向背，遑待龟筮”⁽²¹²⁾。因此，刘之离冯就蒋，尚属顺理成章。

给予冯玉祥致命一击的，还是韩复榘等心腹将领的倒戈。5月22日，韩复榘突然在洛阳发出通电，宣布“维护和平，拥护中央”⁽²¹³⁾。接着，石友三、马鸿逵、杨虎城等纷纷起而响应，冯玉祥的几十万大军，数日间，就被弄得七零八落，尤其是韩复榘的叛离，更令冯玉祥极为痛心。既扰乱了他的军事部署，也动摇了他反蒋的信心和决心。与此同时，蒋对韩的叛冯如获至宝，当得知韩叛消息后，得意地判断：“截留韩复榘致石友三电，乃知其廿二日已发通电反对冯逆，拥护中央。是冯逆军阀命运已至末日而尚不觉悟乎。”⁽²¹⁴⁾同时立即电告韩复榘：“贵部集中洛阳，给养必感困难，刻令汉口中央银行发给一百万元以为接济各师饷需之用，希即派员往领。”⁽²¹⁵⁾

此时，粤方对桂系残部的战争也进展顺利，受到有利形势鼓舞，蒋介石不再像争端初始那样阳示退让。5月2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开除冯玉祥党籍，并革除其本兼各职，授予政府讨伐全权。次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冯玉祥，对冯玉祥紧逼不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民书更是历数冯玉祥的“罪行”：“当民国十六年，宁汉分裂之际，冯逆一面与徐谦邓演达等，勾结为奸，极意挑拨；一面复阳作调人，主张集会开封，以显其举足轻重之劳。二次北伐之役，师行在途，攘功争名，百般要挟。洎乎汤山会议，初则迟迟其来，继则觖觖而去，凡以矫示矜武，无所不用其极。”⁽²¹⁶⁾

冯玉祥呈现崩溃之象，蒋介石步步进逼，此时阎锡山态度至关重要。早在蒋、冯军事之争初起时，冯玉祥便竭力拉拢阎锡山共同反蒋，而蒋介石为拉拢阎锡山，也一再表示：“对冯方针，请兄就近观察，妥定缓急，和战皆以兄意为准。如果作战，则一切计划，亦由兄决定。”⁽²¹⁷⁾阎和冯共处北方，不愿看到冯过于壮大，影响自身的生存，所以在蒋、冯之争中对冯构成重大威胁，是冯始终不能不担心的侧背之患，当时冯的担忧，可以从其日记中窥知大概：“蒋以我军压迫桂军，以晋阎压迫我军，又以奉军压迫晋阎，其计诚狡。”⁽²¹⁸⁾不过，阎锡山并无吃掉冯玉祥的把握和雄心，因此从维持南北实力平衡、防止南京独大目标出发，他又担心冯被蒋消灭，所以阎游走于蒋、冯之间，既媚蒋压冯，又拉冯抗蒋。5月26日，在冯玉祥败象已显时，他致电冯氏，表示愿负疏解之责，劝冯“解除兵柄，还之中央，同适异国”，称其本人愿“解除一切，随兄远游，去则同去，来则同来”⁽²¹⁹⁾。阎锡山此举，不无一箭双雕之意，既压迫冯玉祥离开西北军，达到削弱冯玉祥的目的；又避免战事发生，防止西北军被消灭，蒋实力进一步壮大；同时所谓与冯共进退的表态，含蓄向蒋暗示冯阎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盟友的可能，堵住蒋介石兴兵进攻西北军的通路。

阎锡山的表态，对蒋介石形成相当制约。同时，限于实力，在拿下桂系后，蒋介石对彻底消灭西北军并无把握，也希望在震慑冯玉祥后，顺势和平解决事变。5月25日，蒋致电冯玉祥，劝其：“如愿涉历海外，增益新知，或优游休养，重辟新路，中正当为婉曲代陈于中央，必有以成全兄之志愿，保障兄之安全……至兄所部，原为国家之军队，兄如远离，则中央必爱护倍至，更何论乎一视同仁。”⁽²²⁰⁾在南京中央强大压力和蒋介石的软硬兼施下，27日，为保存实力，避免打一场已无取胜把握的战争，冯玉祥宣布退隐下野，通电表示：“洁身引退，以谢国人。自五月廿七日起，所有各处文电，一概谢绝，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衷。”⁽²²¹⁾蒋介石取得与冯较量第一回合的胜利。

冯玉祥宣布退隐后，为消除其在西北军中影响，蒋介石坚持迫冯出洋。6月4日，蒋在日记中写下其攻冯部署：“余决以东路军为主力，攻潼关南路；左翼由荆紫关攻西安；岳、杨、高、刘各部由秦晋北攻西安，或以岳、杨由襄樊入荆紫关。”⁽²²²⁾6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表示冯玉祥如能到晋，南京中央可发放西北军欠饷，但冯必须履行“离开西北地盘出洋”诺言⁽²²³⁾。同时，蒋任命阎锡山为北路军总司令，要求阎出兵配合讨冯。11日，阎锡山电蒋称：“如焕章能践约，则山必须偕行，以全信义；倘其爽约，北路军事山当尽力负责。”⁽²²⁴⁾12日，蒋在日记中写到：“接百川电，犹信冯逆出洋为诚，此殊可叹也。但余以愿以五百万金促其出洋，不知其果允否。拟以此款交百川，一面电告冯之部下，准备此款，只待冯到晋即可分给一月之饷。”⁽²²⁵⁾希望通过金钱诱惑达到让冯玉祥出洋的目的。同日，蒋介石两电阎锡山，佯装不知道阎为冯缓颊的意图，坚持对冯部用兵以迫其出洋，强硬表示：“焕章出洋之说，似已绝望，请兄毅然决绝，从速进战。”⁽²²⁶⁾并明确其进攻部署：“此间即拟调韩石二部到皖鲁，而以东路集中洛阳，南路集中南阳、襄樊。”⁽²²⁷⁾16日，发布对西北军作战命令，规定对西北军第一期作战计划：“为平定西北之目的，先以主力于豫省东、南两方面，取包围姿势，压迫逆敌至郑州以西地区。北路军主力乘机由晋南出清化、济源、陕州各道渡河，与陇海线各军协取虎牢、泗水、洛阳，务在潼关以东地区将敌包围而歼灭之。”⁽²²⁸⁾

蒋介石坚持压迫冯玉祥的做法，令阎锡山不无戒惧，同时也从中觅到可乘之机。6月12日，阎锡山、唐生智、何成濬等在太原商定对冯处置办法：冯服从中央，于十日以内外游；国民政府于冯出游时取消通缉令；冯西北军归阎指挥，俟时局安定后，由中央改编。同日，阎派李书城到陕劝冯入晋。

在蒋高压姿态下，为保全西北军，使蒋无进攻借口，冯玉祥势不能再留在西北军中，阎锡山成为其可以依靠的惟一退路，双方特使频相往还。6月初，冯妻李德全赴山西运城与阎妻会面，展开夫人外交。9日，冯在日记中表示“决到运城见阎”⁽²²⁹⁾。两人的共同朋友李书城到陕后，极力劝说冯氏赴晋，与阎锡山结盟，互同进退，待机反蒋。李书城的邀请，正中冯玉祥下怀，既解了燃眉之急，又可借机与阎氏及各反蒋派联合。正如蒋介石所预测的：“以中测之，彼之来晋，实为挑拨之计居多。如挑拨不动，则再出洋。”⁽²³⁰⁾6月21日，冯玉祥离陕赴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期许：“此后二、三集团，应站在一条战线上，奋斗到底。”⁽²³¹⁾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为坚阎锡山内向之心，决定任其为“西北宣抚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²³²⁾。24日，阎锡山亲到介休迎接冯玉祥，25日冯到达太原。

冯玉祥肯来太原，关键在于他深知阎锡山也具反蒋之心，希望由此结成反蒋联合阵营，阎锡山此时也竭力宣称其将遵约与冯共同出洋，以坚冯玉祥赴晋之心。25日，冯、阎联名发出出洋通电，并呈国民政府请辞本兼各职。同时，阎锡山致电何成濬，内称：“弟之出洋，已成不可易之事实，弟等出洋则国定，主座出洋则国乱。”⁽²³³⁾明显与蒋拉开距离。

冯、阎在太原会晤，并约同出洋，激起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不能不慎重对待。虽然他致下属电中称其为“冯阎联合之谣”⁽²³⁴⁾，但内心其实非常担心冯、阎联手。6月23日，蒋介石离宁北上赴北平，专程处理冯阎问题。25日，到达北平。同时，蒋通知各方发出电文挽留阎锡山，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各省政要及部队将领纷纷发出挽留通电，给足阎锡山面子，竭力拉拢阎站到自己一边。30日，阎锡山抵达北平，蒋、阎两人在北平会晤，蒋对阎备加笼络，许阎以全国陆海军副司令之职，极力向阎氏示好。蒋的另一手段是馈送重金，25日，蒋致电张寿镛，令其与中央银行交涉“筹五千万元速汇平候用”⁽²³⁵⁾，虽然这笔钱没有显示去向，但此时要求如此巨款，和对阎笼络或不无关系。阎锡山在名利双收后，逐渐软化其所谓与冯玉祥共同出洋的坚持，蒋在会谈后致陈立夫的电文中如释重负地谈到：“百川意已稍转，可望不坚决求去。”⁽²³⁶⁾

阎锡山接纳冯玉祥，本意就是要以其要挟蒋介石，蒋氏就范，则可从蒋处得益，如若不然，即联冯反蒋，以壮声势。蒋介石既然肯委曲求全，互惠互利，阎锡山对冯也就不再客气。7月3日，阎称病住院，4日退掉去日本的船票。同时，蒋介石为阎铺设台阶，5日，国民政府下令撤销对冯玉祥的通缉令，声称：“前因豫鲁撤兵，行为越轨，政府为申纲纪，不得不加以制裁。近据调查情形，冯玉祥养病华山，深自怨艾，遵令解除兵柄，愿即出洋游历，政府追念前劳，允宜曲示宽大。”⁽²³⁷⁾9日，蒋介石、阎锡山和刚从东北赶来的张学良在北平西山举行会议，决定由阎锡山全权处理西北军善后，阎利用蒋、冯之争渔利的目的达到。随即，阎锡山将冯玉祥诱骗到山西五台建安村软禁起来，村庄四周派军队封锁，自己送上门的冯玉祥成为他灵活运用的一个筹码。

一心想联阎反蒋的冯玉祥，反而做了阎锡山的人质，恼怒之余，不得不善筹脱身之策。他一面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潜心读书，对前来探视的晋军将领徐永昌总结说：自己落得今日下场，都是因为不读书的缘故⁽²³⁸⁾。同时暗中活动，授意西北军将领与蒋互通款曲，以从侧面对阎施压。此时，恰好西北军旧将熊斌应蒋命联络西北军诸将领，欲趁冯氏被软禁之机以饷弹笼络、收编西北军。冯氏遂将计就计，令部将与蒋氏加紧联络，双方在南京展开谈判。据熊斌回忆：“双方条件已大致谈妥，即陕甘两省地盘不动，西北军接受改编为十二个师，官兵粮饷被服一律比照中央部队待遇。”⁽²³⁹⁾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刘郁芬、薛笃弼等频繁往来京中，蒋介石与西北军关系骤然热络。

蒋介石与西北军关系拉近，阎锡山顿时又大生恐慌，如果西北军果真投蒋，则他视为奇货的冯玉祥变得毫无价值，而且他本人也成孤家寡人，必为下一个“统一”对象无疑。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再次显示出蒋介石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强烈意向，对实力未受损的阎锡山构成巨大威胁。8月6日，阎锡山投石问路，呈请南京国民政府，辞去山西省主席，南京国民政府旋于10日发布命令，任商震为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为河北省主席。蒋、阎这一试探和反试探，显示双方已在暗暗较劲。

精明的阎锡山不得不改弦易辙，重新向冯玉祥示好，先是向冯表示：“反蒋运动，本人可在暗中帮忙，绝不出名，且不赞成国民党左派办法。”⁽²⁴⁰⁾接着又于9月30日亲与冯见面。据西北军将领石敬亭回忆，他去山西见冯玉祥时，“冯表示山西不宜久居。适何成濬自奉天来晋，往傅公祠，朝夕过从，相谈甚欢。而南京又派贺耀组率点验人员至西安。贺遣高级人员携函来邀余返陕，商洽部队编遣事宜。函中附中央银行二十万元支票一张”。南京与冯部将热络互动，令阎锡山大为不安，“深感奇货顿失。遂于八月中秋夜设宴于晋祠，与冯公同赏月色。阎语冯曰：‘大哥，倒蒋之期已届。’即出示布告、通电二纸，且邀冯至五台山小住，以避耳目，使余回陕西发动，推阎为首领”⁽²⁴¹⁾。阎锡山的反蒋表态，正是冯玉祥一直等待的佳音，他立即表态同意，双方约定，由冯部先发难，晋军随后响应。

冯、阎中秋前夜之会后，冯玉祥西北军立即中止与蒋介石的谈判，积极筹划武力反蒋。1929年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刘郁芬等联名发出通电，历数蒋介石六大罪状，包括把持中央，专制独裁，用人惟亲，待遇不公，制造内乱等，指责蒋“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²⁴²⁾随后西北军约20万人共组织九路军，兴师讨蒋。冯玉祥在幕后指挥，宋哲元代任冯玉祥总司令职，孙良诚任前敌总指挥，兵出潼关，分三路向河南进军。

冯玉祥西北军来势凶猛，不久前还准备不战而取的蒋介石不得不再启干戈，“对冯部决定痛剿”⁽²⁴³⁾。10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对宋哲元进行讨伐。13日，蒋介石出动四路大军共二十多个师，以方鼎英、刘峙、唐生智、刘镇华分任第一、第二、第五、第十一路总指挥，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各率所部及飞机队按照指定地点向平汉路及鄂西分别集中，准备将冯部“歼灭于潼关—荆紫关—白河以东地区，直驱长安，一鼓而荡平之”⁽²⁴⁴⁾。派何应钦、张治中分任开封、汉口两地行营主任，就近指导战事。

同时，蒋介石竭力拉拢阎锡山，阻止其与冯部合力出兵。为了拆散阎锡山、冯玉祥同盟，10月13日，蒋致电财政部长宋子文“请汇阎百川特别费二百万元”⁽²⁴⁵⁾。随后派方本仁赴晋，全力活动阎锡山倒向南京。10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加委阎氏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在蒋、冯冲突一触即发时，阎锡山再次表现出首鼠两端的特性，将与冯联合出兵的承诺置诸脑后，保境安民，静观时变，对双方作出不偏不倚姿态。

10月下旬，蒋、冯在河南展开激战。冯玉祥西北军分左、中、右三路，左翼为第一路石敬亭、第二路孙良诚、第三路庞炳勋、第四路宋哲元各部，属冯军主力，入潼关沿陇海路东进。中为第五路刘汝明、第六路冯治安、第七路孙连仲各部，出荆紫关进逼南阳。右翼为第八路张维玺、第九路田金凯各部，出白河窥视襄樊。

10月26日起，冯玉祥西北军开始全线攻击，初期进展迅速，连克洛阳、巩县、偃师、淅川、老河口等地，逼进郑州、南阳。面对冯玉祥西北军的主动进攻，蒋介石针对冯玉祥西北军给养、指挥均难以久持的弱点，避敌锋芒，待其师老兵疲再行反击。同时，通过空中侦察发现冯玉祥西北军主力集中左翼，遂令所属第五路第八、第九两军固守黑石关、登封一带阵地，以掩护主力部队之集中；第二路军对荆紫关、白河方面暂取攻势防御，主力集结于花园附近待机出击。29日，蒋致电刘峙，指示：“此次我豫南各军对陕南逆部取攻势防御，利在固守以老逆部，故凡可守之城池，从速准备，闭城守御，不惟南阳襄樊，即邓县新野二城，亦速备守城之具，待敌之疲敝而后决取攻势时，则积极进展。如逆军闭城固守，则我不攻其坚城，派最小部队以监视城逆，而以主力照原定目标越城进取。”⁽²⁴⁶⁾31日，蒋介石转道抵武昌后赴河南前线督师。时人回忆：“此时，蒋总司令处境艰苦，四面八方事故层出不穷，人心浮动，有些部队又未尽可靠。他亲到刘黑七部驻在地禹县和刘春霖驻在地白沙，安定军心、鼓舞士气。刘黑七向总司令说：咱是老粗，只知服从总司令，不晓得别的。总司令送他六挺机枪，一万银圆。于是刘黑七安定了。蒋总司令又由刘黑七处突然来到刘春霖部，该部最为动摇，蒋总司令的突然莅临，出乎刘春霖的意料，刘大骇，遂决心服从听命。蒋总司令至郑州，下车站后走半里多路到刘镇华司令部……总司令镇定如故，若无其事。他到郑州走了这一趟，立即使郑州的人心跟着他跑了。”⁽²⁴⁷⁾蒋介石此时指挥虽在战略指导上多有干预，但对前线将领尚能放手，多次指示：“前方情形时刻变化，当由前方高级将领独断，不必事事请命。”⁽²⁴⁸⁾表示：“中不遥制。”⁽²⁴⁹⁾

与此同时，冯玉祥西北军的总司令却仍被阎锡山拘留建安村，指挥战事的宋哲元和孙良诚之间，又素有隔阂，难以协调，极大影响冯玉祥西北军战斗力的发挥。30日，唐生智指挥第五路军全线反攻，冯玉祥西北军攻势遇挫。

11月3日，一直保持观望的阎锡山与专程赶到太原的何应钦会面，在蒋200万元的重金拉拢下，阎表态“极愿协助主座讨逆，以求实现统一”⁽²⁵⁰⁾，同时电蒋愿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5日，阎锡山正式通电就职。随后，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山西公开站到南京一方。4日，南京方面乘势组织总攻击，由唐生智为总指挥，杨杰、何成濬、刘兴分任左、中、右路指挥，向冯军发动全线反攻，冯军顽强抵抗，蒋军虽有进展，但未能很快击破冯军防线。蒋介石日记记有：“河南作战地形最多为断绝地，而寨堡俨然如城池，数里或十里一寨，敌人以此为据点，以图持久抵抗，是甚难处置。”⁽²⁵¹⁾11月12日和17日，蒋军又两次发起总攻击。蒋冯两军在登封、临汝一带短兵相接，激烈搏杀，冯玉祥西北军终于难以支持，16日、17日两日，蒋军先后占领登封、临汝。蒋介石通电全国报捷，宣称：“逆军经此两役，精锐既尽丧失，内部尤多携贰，我军乘胜追剿，当不难指日荡平。”⁽²⁵²⁾20日，蒋军攻入洛阳，“俘虏一万三千余人”⁽²⁵³⁾，冯军已呈崩溃之势。22日，蒋致电阎锡山，极力劝说阎出兵邀击冯部以断其归路，并以冯部溃败之混乱状况相诱：“其退却部队之零乱，未有如此之甚者。”⁽²⁵⁴⁾

11月下旬，冯玉祥西北军不得不将主力回撤到潼关以西，据关自守，冯玉祥第二次反蒋又告失败。是役，冯玉祥西北军败状惨烈。参加讨冯之役的刘茂恩回忆，西北军溃退时，丢弃大批车辆，“败兵感到终日过着牛马不如的艰苦生活，还要日夜疲于奔命，看到长官们还有汽车可坐，在这种怨恨的情况下，于是群起拦阻汽车，甚至有以枪向长官射击，藉以发泄愤懑的情绪，而乘坐汽车的将领也只有弃车随众步行了。”⁽²⁵⁵⁾不过，冯玉祥西北军的骁勇善战也给在前线指挥战事的刘峙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役看到对方刘汝明部，于石花街之役，败退之余，犹能极力抵抗，无论战况如何惨烈，精神如何疲困，还能以手榴弹大刀肉搏，沉着应战，若非平时训练有素，阖能臻此。”⁽²⁵⁶⁾

二　征讨张发奎及“护党救国军”的战争

1929年，蒋介石控制国民党“三大”，给了“改组派”及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一记沉重的打击。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经过多次挫败，他们深切感到军事反蒋的重要，于是在上海总部成立军事委员会，积极准备从军事上与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一些地方军人在蒋的政治压力下，也深感自身缺乏政治号召力，希望利用汪精卫、“改组派”的政治声望对抗蒋介石，因而派代表常驻上海，与“改组派”总部取得联系，共同反蒋。

1929年5月，“改组派”总部集结一些地方实力派代表十余人及各种反蒋小组织一百多个，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护党救国革命大同盟”，发起所谓“护党”运动。6月，陈公博到香港，策动军事反蒋，决定成立“护党救国军”。随后，陈公博留香港策动广西的俞作柏与鄂西的张发奎；上海总部则与华中、华北的实力派联络。　

张发奎部于1927年退出广东，奉调北上，参加“二次北伐”的后期进军。1928年8月在泰安整军，张发奎部被缩编为第四师。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张发奎又被蒋介石启用，任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桂系失败后，张发奎率部进驻鄂西宜昌、沙市。张发奎曾长期追随汪精卫，在政治上效忠于汪，当汪通过“改组派”组织反蒋运动时，张积极投身其中，强烈主张反蒋运动“在此局面之下，不用军事恐不易成功”⁽²⁵⁷⁾。

9月初，蒋介石以贯彻编遣实施会议决议为名，令张发奎部移防陇海线，与新一师曹万顺部换防。9日，他致电刘峙，部署两师换防事宜：“规定自删日起开始输送，限本月内各师输送完毕……其接防地点在陇海路东段，自徐州至海州，或先集中皖中，但与第四师务必言明。”⁽²⁵⁸⁾接下来，蒋介石在有关电文中吞吞吐吐，11日，蒋电刘峙，令其派干员往沙市、宜昌等处，“将我接防部队到达时刻及何旅何团之队号及第四师乘船东下启程时刻，与某旅某团所乘何船，确实调查，随时电报于兄及南京总部，其通电密码可将靖密电本改名京密，发给该员，则与京与汉皆可通用”⁽²⁵⁹⁾。动作鬼鬼祟祟，可见其不无谋张之心。事后海军战报也称：“职部于九月初间，闻张逆发奎在宜（昌）、沙（市）一带，有密谋叛变情事。当于月之三日，调咸宁舰由沪开宁，准备一切，以便荆河行军之用。并于七日，增调‘威胜’舰由沪赶宁，添装煤粮毕，于九日向汉口出发。计咸宁、威胜两舰，于十、十一两日，先后驰抵汉口，以便护送驻汉陆军，前往荆河防备。”⁽²⁶⁰⁾张发奎本就对桂系兵败后仅任第四师师长怀有不满，又对蒋将其部队调离宜昌真实意图抱有疑虑，因此拒不从命。派出使者与广西及汪精卫接触，密谋间道湖南入广西，与俞作柏会合，然后合攻广东，在广东东山再起。9月17日，张发奎将开到宜昌的曹万顺新一师缴械，改国民革命军第四师番号为“护党救国军”第四师，并发出通电，宣布三项主张：“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违法乱纪，稍有党的认识者类能言之……应请立即解散，再行依法召集”；“继续反帝反共的工作”；敦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完成革命”⁽²⁶¹⁾。19日，蒋介石日记记有接到张发奎通电后的感想：“正午接张逆发奎筱电，叛变本为意中事，惟恐牵动大局，心甚不安。惟照预定计划进行而已。”⁽²⁶²⁾

张发奎起兵之后，率部渡长江南下，进入湘西石门、慈利、常德、大庸一带。蒋介石一面令刘峙率部追击，一面急电何键予以阻截：“张发奎师集中长江南岸枝江、宜都一带，似有窜常德、湘西至广西模样。请兄速派得力部队在湘西严密防范，如其过境，应节节痛击。”⁽²⁶³⁾为尽快击垮张发奎部，蒋高额悬赏：“俘获连长一名，奖一千元，营长五千元，副旅长、团长一万元，旅长、副师长二万元，师长五万元。”⁽²⁶⁴⁾许诺：“张逆如果得早歼灭，则百万之数，中正可以负责拨付。”⁽²⁶⁵⁾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罢免张发奎职务，令粤系将领黄镇球接任第四师师长⁽²⁶⁶⁾。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何键亦来电，截击张逆，刻闻湘边已开火，心始稍安。以后调遣军队，斟酌稳妥，或可无患矣。”⁽²⁶⁷⁾不过，何键虽然宣称全力堵截张发奎部，并俘获张部副旅长、团长及“士兵二千余名”⁽²⁶⁸⁾，但并不愿过多消耗实力，当张发奎部选择南下广西与俞作柏等会合时，其堵截行动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蒋桂战争末期，南京政府扶植俞作柏、李明瑞控制广西，广西形成俞作柏主政、李明瑞主军事的局面⁽²⁶⁹⁾。1929年8月1日，俞作柏在南宁宣誓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²⁷⁰⁾。俞作柏、李明瑞虽然在蒋桂战争中靠拢蒋介石，但并不真心拥蒋，历史上和汪精卫关系密切，因此，其当政后，广西很快出现与蒋离心的趋势。当张发奎部南进途中，汪精卫派薛岳到南宁，与俞作柏密洽，望俞作柏、李明瑞与张部合作攻粤，开创新局面，双方很快取得默契。9月24日，汪精卫联合国民党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十二人在香港通电反蒋，为俞、张联合行动造势。汪精卫等在通电中号召武装扫逆，声言：“此次对蒋中正之抗争，在本党方面为组织及纲领之所关，在国家方面则为民主与独裁之所系。委员等所致讨者为个人，所争取者为政制。应使此次抗争之结果，依党治而深植民主之基础，使专制独裁永不复现。”⁽²⁷¹⁾

对俞作柏在广西采取激进措施及靠拢“改组派”，蒋介石早有风闻。5月初，何应钦就报告，冯玉祥准备拉拢与汪精卫“有关系之部队唐生智俞作柏等”⁽²⁷²⁾，俞的政治倾向应非秘密。对此，蒋曾电俞，要派吴铁城去广西调查，或由俞亲到南京解释，但俞都加以拒绝。9月9日，蒋介石致电李明瑞称：“闻健侯（俞作柏字健侯）兄好用反对中央之人，并为人所惑，以为中央失败在即者。若不根据事实，调查真相，恐为反动派买空卖空者所误。”⁽²⁷³⁾张发奎南下后，蒋判断其“必连桂俞”⁽²⁷⁴⁾，为防范广西方面与张发奎联合行动，蒋明令俞作柏、李明瑞到南京听训。同时，着手准备撤换俞作柏。

9月23日，蒋介石致电陈济棠，商讨撤换俞作柏事：“撤换俞作柏时，最好直委吕焕炎为主席，率队进驻南宁。否则亦须其担任第八路副总指挥，以指挥驻桂各部，俾可从速解决桂局。”⁽²⁷⁵⁾26日，蒋介石在致酆悌电中告以：“桂俞不可信，但杨腾辉与吕焕炎效忠中央，如其有异常，必能一举扑灭之。但其至今无表示，中央只待其变耳。”⁽²⁷⁶⁾在蒋压迫下，9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发表通电，响应张发奎反蒋行动，俞作柏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总司令，并表示欢迎张发奎回桂。

对俞作柏的反蒋，蒋介石早有应对预案，采取收买吕焕炎等，中立李明瑞，专对俞作柏的策略，企图分化广西反蒋势力，“不用兵而定桂局”⁽²⁷⁷⁾。10月2日蒋介石下令免俞作柏本兼各职，任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杨腾辉为编遣分区主任，又委李明瑞的嫡系将领为独立第五师师长。同时，陈济棠遵蒋的命令，调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三师沿西江进入广西；第六路总指挥朱绍良也率部开往广东配合陈济棠部作战。吕焕炎、杨腾辉本为李宗仁、白崇禧旧部，对俞作柏背叛桂系早存不满，此时乐于向蒋靠拢。吕焕炎发表通电，欢迎粤军入桂，杨腾辉等也现不稳之势，致电南京表示“拥护中央、服从命令”⁽²⁷⁸⁾。

10月4日，粤军香翰屏、余汉谋部进抵梧州，广东海军在陈策率领下进入广西境内。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免去李明瑞本兼各职，任命吕焕炎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总指挥陈济棠）、杨腾辉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黄权为第十五师师长。9日，陈济棠令粤军发起总攻，李明瑞、俞作柏所部纷纷投降，13日，吕、杨进入南宁。

吕焕炎虽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主席，但并无控制广西的实力，转而希望李宗仁、白崇禧等回桂收拾局面，黄绍竑回忆：“吕焕炎虽也有野心，欲自成局面，但他只能掌握一部，而不能领导全部，因此他虽受了南京的任命，实际上仍旧受我们的指挥。”⁽²⁷⁹⁾“改组派”在广西策划的军事行动失败后，也主动与黄绍竑等联络，表明双方重归于好，共同反蒋。汪精卫与黄绍竑在香港会晤，决定桂系与张发奎联合，东下进取广东。于是，张发奎率部南下，在湘西受到李抱冰、陈渠珍等部截击，10月底，突破湘军防线进至湘粤桂边。11月22日，张发奎到梧州与黄绍竑会面，商定实现军事合作。随后，黄绍竑、白崇禧、李宗仁先后回到广西，召集旧部，按李宗仁的说法，当时情况是：“惟焕炎声望不符，不敢遽尔就职。广西各军以及各民众团体乃纷纷派代表来海防，请我和黄、白回桂主持军政大计。我乃于民国十八年秋冬之交，取道广州湾遄返南宁。黄绍竑、白崇禧则先我潜回省内活动。于是齐集南宁，共商善后，广西又变成我们三人联合领导的旧局面了。俞作柏因势孤力单，且为军民所不容，潜逃省外。李明瑞、张云逸和俞作柏胞弟作豫，分成两股，各率残部千余人，退据百色和龙州，组织苏维埃政权，号召赤色革命。”⁽²⁸⁰⁾

11月上旬，李宗仁在南宁宣布组织“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桂系复振声势。同时，张发奎也率部进入广西。24日，黄绍竑与张发奎商定成立桂张联军，下辖第三、第八两路军。张发奎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兼第八路军总司令，两军联合共进广东：“四军由广宁、四会、清远入花县、崇化，担任左翼。七军、十五军由西江经肇庆，攻击军田粤汉路正面，并分兵一路，攻击三水。”⁽²⁸¹⁾吕焕炎所部留守广西自玉林、贵县至南宁之线。11月下旬，桂张军分别从横石、洲心圩渡过北江，攻击前进。

对张桂部队的反攻，蒋介石、陈济棠早有布置。12月4日，专程到粤组织广州行营的何应钦下令谭道源、余汉谋、陈继承、香翰屏、李扬敬各师兵分五路向桂张军发起反击，蔡廷锴师留守作预备队。同时，蒋介石令何键的第四路由湖南进攻广西。8日至13日，两军在新田、安里及军田一线展开激战，双方战场达80华里。张桂军如蒋介石所言“同床异梦，各不愿牺牲”⁽²⁸²⁾，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经过激烈战斗，张桂军失败，退回广西，“大部即退桂林，一部分退柳州”⁽²⁸³⁾。

张桂军退回广西后，粤军追击至广西境内作战，19日攻占梧州。接着，南路陈济棠第八路军进攻南宁，北路朱绍良部进攻桂林。22日，留守后方的吕焕炎在玉林发表讨桂通电，桂系陷入前后夹攻之中。此时，北方唐生智反蒋，蒋的应付重心转向北方，广州行营撤销，何应钦返回武汉行营主持，桂系压力稍有减轻。张桂军得以全力平定吕焕炎之叛，迫使吕逃往广州。

1930年1月中旬，张桂联军在平乐一带击退陈济棠进攻。15日，李宗仁在平乐对张桂联军进行整编，恢复第四、第七、第十五军番号。总司令李宗仁，副司令黄绍竑，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下辖张发奎第四军、杨腾辉第七军、黄绍竑第十五军。

1930年2月，黄绍竑指挥第十五军及张发奎的第四军与粤军主力余汉谋、香翰屏、蒋光鼐三个师在北流一带决战，激战三昼夜，据陈济棠密电所言战况为：“我八路部队自寒晨，在北流与逆敌黄绍雄【竑】所率梁朝玑、许宗武、封赫鲁等部、张发奎全部接触，激战三昼夜。本早，敌以六团兵力来攻，势极猛烈，战至正午，经将敌全线击溃，夺取步枪约三千杆，俘虏二千余。毙敌尸骸遍野，我军亦伤亡颇多。”⁽²⁸⁴⁾就在这时，粤系首领胡汉民因与蒋介石爆发冲突，被软禁于南京汤山，粤、桂达成休战协议，粤军撤兵。第二次粤桂战争（又称桂张攻粤之战或两广战争）结束。

总起来看，1929年下半年，南北各地正处于暴风雨的前夜，各地以反蒋为中心的暴力冲突层出不穷。但由于力量分散，各怀心思，这段时期，蒋介石可谓无往不胜，而反蒋派则屡战屡败。对此，陈公博评论道：“倘若冯焕章、阎百川、唐孟潇一齐动作，我们逆料立刻可以成功；但阎百川是不愿意冯、唐发动的，因为冯、唐胜利，他便失了百雄之长的地位。唐孟潇也不愿意冯单独成功的，因为冯据有中原，唐便不能作军人的新兴领袖。因此冯起而唐击之，唐起而阎又蹑之，结果使蒋先生逐个击破。这并不是蒋先生有什么神机妙算，其实坐于军人间的矛盾太多。”⁽²⁸⁵⁾

三　平定唐生智、石友三之变

1929年4月蒋、桂武汉之战大获全胜及5月的蒋、冯对峙不战而胜后，蒋介石信心高涨，重提年初被中断的编遣计划。7月18日，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提议“召集各编遣区办事处正副主任委员及各编遣特派员”⁽²⁸⁶⁾于8月1日续开编遣会议，以完成编遣实施计划。

7月23日至31日，参谋总长朱培德主持召开编遣会议筹备会。8月1日会议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除国民党中央要员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外，还有晋军、西北军、东北军的代表，共三百余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均未出席会议。在重创桂系、压服冯系的背景下，蒋介石完全控制了会议的进程，仅用六天即告结束。会议通过《国军编遣各部队裁留标准》、《实施编遣奖惩条例》、《陆军编制原则》、《点验实施规则》、《安置编余官兵实施法》、《裁兵协会章程》等十六个文件，规定各编遣区军队数量压缩到七个至九个师，每师1.1万人，比原规定少两个至四个师。全国的军队编成的总数由原来现定的五十个师扩增到六十五个师，总人数由50多万增加到80万。编遣期内，军费为1300万元。会议正式撤销原属第四集团军的第四编遣区，在郑州、汉口、长沙、南京、开封五处设置直属国军编遣委员会的地方编遣机构——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分区办事处和经理分处，对冯、桂所属之河南、两湖、广西等部队实施改编，脱离了冯玉祥的韩复榘的部队列入中央直辖分区改编。会议通过的《编遣区修正案》打破了这年1月编遣会议上确定的四个集团军按比例编遣的原则，蒋介石以中央名义控制的编遣区增加，实力膨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力量被大大削弱。

8月6日，编遣委员会发布《编遣实施会议闭幕宣言》，明确表态：“要把现有的部队大裁大减，这不是求治缓急的问题，简直是我们救死的问题。”⁽²⁸⁷⁾《宣言》列举了国内对编遣会议的种种疑虑和批评：其一，编遣军队能否实施当视政府的权威如何，政府有了充分的权威，中央决定的办法就能施行，若是政府权威不足，纵再三会议也无济于事；其二，现有的军队，至少当达200万人以上。应遣置者占60％，未免求治太急；其三，兵确应裁，但应先筹安置，若无准备，就想编遣，把数万冗官、百万冗兵悉令遣散，到处流而为匪，恐社会之损失更大；其四，编遣实施会议只注重集团势力均衡，不注重部队素质，蹈了国际缩军的覆辙。对国内这些疑虑和批评，《宣言》一一作出批驳，关于政府权威问题，强调：“民主与集权是连缀一贯的，是缺一不可的，这是现行政制最高之原则，亦即本党组织唯一之生命。”关于求治太急问题，指出即使按照裁减的兵员数额和军费开支也要达到世界的最高率，“竭我们的国力，只能以此为限，过此以往，则百举皆废。若是我们连这个额数也减不到，或者还不愿意去快快的缩减，这就表示毫无能力”。关于裁兵安置问题，认为：“照现在的国家财政实况而论，若是想把大规模的安置事业办好，然后着手裁兵，真是河清难俟，必弄到安置事业和裁遣冗兵两者都办不成，不如快刀斩乱麻，即行裁遣。”关于集团势力问题，《宣言》辩解编遣“实以均衡为经，素质为纬，互相质剂，尚无不得其平之虞。况一经编成之后，皆直辖于中央，更不必怀挟集团成见”⁽²⁸⁸⁾。《宣言》对批评意见的列举和反驳，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利益集团在编遣问题上的是非纠葛，反对者有反对者的理由，实施者也有实施者的道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除诉诸武力外，很难相信当事各方能作出其他的选择。何况武力解决本就是蒋介石心仪的方案，1929年，当幕僚向他建议“于此半年至一年之间，专与反动派奋斗，然后再谈建设”时，蒋介石极为欣赏：“引为知己，先获我心。”⁽²⁸⁹⁾

1929年年中的编遣会议，蒋介石挟胜利之威，在编遣上施以雷霆之势，不仅使冯玉祥、阎锡山等拥有一定实力的军事集团首领深感威胁，还使一批不属于蒋介石亲信的高中级军事将领人心惶惶。这一时期，各地有高中级将领多次举起叛旗，令蒋应接不暇，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数唐生智、石友三及张发奎的反蒋事件。

在蒋介石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战争中，唐生智、石友三先后投到蒋一方。唐生智在蒋、桂战争期间协助蒋分化桂系在华北的部队后，被委以第五路军总指挥，又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度享有尊荣地位。石友三在蒋、冯战争中叛冯投蒋，被任命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虽然因为利益关系，唐、石与蒋结合，但蒋介石和唐生智等的关系始终是相互利用，不是真正的合作。8月编遣会议后，南京中央削弱地方实力派趋向愈益明显，使唐、石等痛感自身出路渺茫，不甘坐以待毙，唐生智、石友三最终起而反蒋和这一背景直接相关。正如冯玉祥所言：“唐生智、陈调元、刘镇华等反对，表面是反对三全大会，实则因为编遣以后，总指挥、军长名义全行取消，军人又不准兼省委。”⁽²⁹⁰⁾

唐生智的政治倾向本为拥汪反蒋，北伐期间，其与蒋介石之间有很深的嫌隙，两人难有交集。蒋、桂战争中，为对付桂系，蒋起用唐生智，唐也借此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但双方貌合神离。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步步打击，更使唐生智为之自危。1929年7月，冯玉祥日记提到：“唐现已觉悟，两次派代表来，均甚诚恳。”⁽²⁹¹⁾唐生智的反蒋之路有迹可循。

1929年10月，汪精卫从法国回到香港，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的名义，积极策动各地的反蒋运动。分别委任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李宗仁等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至第八路军总司令。受到汪精卫“改组派”的策动、鼓舞，唐生智积极联系阎锡山、冯玉祥以及各地大小实力派头目共同反蒋。唐与阎且达成协议，推阎为首领，阎为唐提供50万元军费，唐先发动，阎即通电响应。

石友三原为冯玉祥西北军将领，投蒋叛冯是为得到蒋许诺之金钱和安徽省主席的高官。1929年10月16日，为在对冯战争中争取石友三、韩复榘的支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11月24日，蒋介石亲到安庆出席石友三任安徽省主席的就职典礼。此时，两广地区反蒋力量实现大联合，汪精卫与黄绍竑于11月在香港晤面，捐弃前嫌，约定张发奎部与桂系联合，共同抗击陈济棠的粤军。随后，黄绍竑与白崇禧、李宗仁相继潜回广西，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李宗仁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第八两路军，李宗仁自兼第八路军总司令，张发奎任第三路军总司令，两军会合，向广东发起反攻。

为支援粤军陈济棠部，11月24日，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协助指挥对桂战事，派第三、第八师南下，声援粤军。同时，趁出席石友三就职典礼之机，动员石部南下应援广东。万耀煌回忆，蒋介石“想选派一能战的部队守广州，使守广州的第八路得能出击广西。熊式辉建议派石友三部一师去广州，说石部可守能战。石友三也自告奋勇，愿全军南下”⁽²⁹²⁾。蒋介石动员石部南下之举看起来获得成功，蒋介石在致唐生智电中称：“中刻抵安庆，晤石汉章，愿率全部援粤，中已照准。两粤得此劲旅，当不足平矣。前方诸事，请兄以敏慎断行，不必顾虑一切也。”⁽²⁹³⁾同时蒋又致电宋子文，令其“速雇外国公司海船十二艘到浦口待运”⁽²⁹⁴⁾。

蒋介石令石部南下，虽不无分割石与韩复榘部联系，以消除其隐患的目的，但广东军事紧张确是事实，在南京空虚情况下，更不可能如某些回忆所言欲在浦口解决石部。对石友三而言，蒋甫任其为安徽省主席即调其南下，使其不能不怀疑蒋是否真有予以皖省的诚心，而南下长途跋涉，更难防蒋包藏祸心。因此，南下的动议，不能不引起石友三的疑虑。加之当石部按照命令于浦口集中分乘木船经沪转换大轮赴粤时，“改组派乘机造谣，说上船后将被解散，石听了后很起疑心。恰巧蒋总司令又在此时打来电话催促石部赶快登船，石更害怕起来”⁽²⁹⁵⁾。仓皇之下，石友三决定揭旗反蒋，密电约唐起兵，以石部从浦口攻南京，唐部由郑州南取武汉，协同反蒋。

1929年12月2日，石部于浦口起兵炮击南京，通电公布蒋之罪状，宣言反对内战，呼吁“各方武装同志，共起图存”⁽²⁹⁶⁾。3日，于滁县通电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宣称要“率十万健卒直取南京”⁽²⁹⁷⁾。17日，在蚌埠自组安徽省政府。

蒋介石拉拢唐、石，本为借助他们的力量搞垮桂军和冯玉祥西北军，对投靠他的唐、石，并没有予以充分信任。但石友三、唐生智迅速举起反蒋大旗，仍在相当程度上出乎其意外。11月18日，在击败冯玉祥西北军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唐生智还大加赞赏：“孟潇来见，精神甚佳，彼此欢慰特甚。勇智兼备之将少有也，而复能忠心于党，诚难得也。”⁽²⁹⁸⁾而石友三在离南京近在咫尺的浦口发动兵变，更使南京为之震动。

当石友三宣布反蒋时，蒋介石既担心石友三趁南京空虚，直捣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又担心曾与石同进退的韩复榘继起跟进，皖、鲁同声相应，威胁整个东南地区的安全。此时，他还在冀望驻河南的唐生智部能协助平定叛乱。12月3日，蒋介石致电何成濬、杨杰：“此时石既叛变，韩必动摇，我军腹背受敌，危险万状。惟有先定开封，击破韩部，马必中立，石乃孤立，则事易收拾，此为死中求生唯一活着。故已电孟潇，如能照办，请兄等力助之。”⁽²⁹⁹⁾4日，再电杨杰，强调：“当此生死攸关之际，对唐总指挥更须绝对服从，以一事权。”⁽³⁰⁰⁾殊不料，此时唐生智反蒋已在紧锣密鼓酝酿。3日，唐生智与刘文辉等联名通电，竭力推崇汪精卫、张发奎。5日，在郑州召集各机关团体集会，提出六项政治主张，包括速息内争、一致对外；反对非法的国民党三大；呼吁汪、蒋、阎合作；指责谭延闿、胡汉民、王正廷把持中央，致蒋掩其所长，现其所短；为张发奎评功摆好；所部放弃南京方面颁予的第五路军番号，改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一切非法党部，一律解散⁽³⁰¹⁾。同日，唐又发出“歌电”，声言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并在郑州行营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当唐生智反蒋已经表面化时，蒋介石还在对唐作最后努力，亲电唐生智：“此时我前方将士，惟有以至信互助、共同生死、绝对服从之精神，方得死中求生，完成使命，不可为反动派谣言所挑拨。”⁽³⁰²⁾

石友三、唐生智携手反蒋，加上韩复榘蠢蠢欲动，鲁、豫、皖联成一线，对南京国民政府安危形成巨大威胁。12月3日，蒋介石一面在对唐生智做着最后的争取，一面召集军政大员紧急会议，商讨对付石友三、唐生智的对策。决定政治、军事双管齐下，派赵戴文回山西、吴铁城至东北，分别活动阎锡山、张学良，争取阎、张反对“改组派”；对石部，主要利用韩复榘、马鸿逵部牵制，只派追兵，不予重点攻击；对唐部立即调集主力，全力进行歼击。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接唐逆生智电，叛变之迹显露，其目的在要求和平让出武汉，并以空言恫吓，虚张声势，幸有防备也。如此石逆友三必来攻京，广东尚未决战，处置似难而实较易。我必固守京、汉二据点，并以长江运输之便，不患失守。至其他各处之变故与失地，则置不问。人以为忧，吾反以此为乐也。”蒋特别提示：“益之态度暧昧，百川或为此变之背景也。”⁽³⁰³⁾

由于唐生智部集中于河南中部，唐部反蒋，使进抵洛阳一线的南京方面左翼军就此被唐部分割，成为唐部与冯玉祥西北军挤压下的孤军，蒋对此极为担心：“甚恐唐逆以其主力由巩县攻我洛阳，以孙逆扼我临汝、自由归路。”⁽³⁰⁴⁾在致左翼军杨杰等将领的电文中竭力为此孤军打气：“此时前方各部陷于孤立无援之苦境，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惟有诸兄团结一致，服从杨指挥官命令，不顾一切以排除万难。即至四面受敌，亦惟有同心一德，死中求生耳。”⁽³⁰⁵⁾蒋的这一弱点，其实也是唐生智可以争取突破的重要环节。

不过，石友三、唐生智反蒋，并无周密计划，尤其是石友三，本来就是因一时惊恐，匆忙举旗，根本无周密计划。因此，在南京空虚时，他却于浦口隔岸骚扰后退却至蚌埠间逡巡不进，明显没有与蒋一决高低的决心。唐、石公开反蒋后，一直保持联络的各地方实力派也态度各异。胡宗铎在湖北施南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七路军总司令，与唐、石遥相呼应，但相隔太远，影响不大。韩复榘在石友三、唐生智反蒋后，虽通电声援：“顷读唐、石两总指挥通电，爱党爱国爱民之旨，溢于楮墨，凡属袍泽，宜表同情。复榘惟有督率所部，本斯主张，一致进行，以期达到和平目的而已。”⁽³⁰⁶⁾但并未有进一步动作。尤其唐生智发动反蒋时联络冯玉祥部，更引起西北军叛将韩复榘乃至石友三的侧目，使其与唐保持距离，反而与蒋介石渐趋接近。

石友三在发动反蒋事变后，蒋介石一面调驻上海的熊式辉第五师渡江进驻浦口，调驻山东的陈调元南下，南北夹击石友三；一面派驻徐州的马福祥，以结拜弟兄身份出面，对石安抚、利诱。石在腹背受敌，进退两难之际，早早就开始动摇。发动事变后几天即“电张之江、李鸣钟来求赦免”⁽³⁰⁷⁾。12月8日，蒋介石在致何应钦电中颇有把握地表示：“石已悔过投诚，并与韩愿任灭唐使命，为将功赎罪之计，故以后专对唐逆较易为力也。”⁽³⁰⁸⁾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有把握，是因为当天他已接到石友三“请求恕谅”电文，蒋顺水推舟，“准其驻蚌，不撤其职”⁽³⁰⁹⁾。其后，双方频繁接触，13日，蒋介石密电杨杰：“韩、石派员来京，愿灭唐以自赎，中正允之。”⁽³¹⁰⁾石友三方面的威胁由此基本化解。

石友三低头求饶后，蒋介石集中全力对付唐生智。他一面令武汉守军全力防御，“勿稍犹豫”，在军事上全力防范唐生智的进攻⁽³¹¹⁾；一面稳住孤悬敌后的杂牌军将领，给杨杰空运“中交钞票一百万元”⁽³¹²⁾，令其多分给徐源泉、王金钰、王均等师。同时极力争取阎锡山，使之在侧翼威胁唐生智。

12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以“背党叛国，附逆有据”⁽³¹³⁾罪名宣布褫夺唐生智本兼各职，通缉拿办。同日，蒋介石致电何成濬，令其与阎锡山交涉，设法接济前方被断绝联系的南京中央军部队，“一切由中央负责偿还”⁽³¹⁴⁾。同时，赵戴文回到太原，代表蒋游说阎锡山，阎因唐起兵时未能如约拥护其为领袖，已认为唐言而无信，于是接受赵之劝说，助蒋反“改组派”反唐，表示与蒋“共同奋斗”⁽³¹⁵⁾。此时，张学良经蒋派出的吴铁城活动，决定助蒋反唐。20日，阎张联合通电，指责“改组派”“乘机窃发，煽惑宣传，无所不至”，表示“拥护中央统一”⁽³¹⁶⁾。蒋又以阎支配河南省政为条件，商定以韩复榘、马鸿逵部扼守陇海路东段，蒋调刘峙部沿平汉线北上，阎派孙楚、杨爱源部分从河北、山西南下，合击唐军。由此蒋、阎、张关系迅速打通，尤其是阎锡山态度的改变，使全局形势迅速朝着有利蒋介石方向变化。因此，当唐生智掀起反蒋声浪，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发现自己势单力孤，进退两难。

大局基本稳住后，南京方面组成讨逆军，对唐生智发起军事攻击。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刘峙任第二路总指挥，率武汉方面部队沿平汉路北上攻郑州；阎锡山兼北路军总指挥，率晋军由河北、山西向南进攻。18日，蒋通告阎锡山：“已通令豫西各部归兄节制指挥，务请兄即日进驻郑州，俾得军中有主，以慰军心。对韩、石亦另发一电，令其归兄节制。”⁽³¹⁷⁾20日，开始对唐军发起总攻。

唐生智反蒋，基干部队有第五十一师、第五十三师、门炳岳旅、安俊才旅等约十万人，“集结许（昌）、郾（城）间，其前进部队已占领黄山坡、确山、驻马店一带，有沿铁道线南下，直取武汉之企图”⁽³¹⁸⁾。但是，唐生智初期行动“计划不臧，动作迟慢”⁽³¹⁹⁾，在豫南逡巡不进，使蒋介石获得从容布置的时间，当阎锡山表明态度后，唐立即陷入困境。

阎锡山态度转变后，原来与唐联名通电讨蒋的将领随即矢口否认，一些列名唐生智反蒋声明的“二、五两路军将领，如范石生、徐源泉、王金钰、王均、杨虎城等通电四方，声明被诬，一政【致】拥护中央”⁽³²⁰⁾。12月21日，石友三通电表示“主张和平，反对改组派”⁽³²¹⁾。撤销“护党救国军”名义，恢复第十三路军番号。唐军陷入孤军作战。22日，晋军孙楚部进入郑州，向南压迫。与此同时，刘峙下达总攻击令，自南向北进攻的夏斗寅、蒋鼎文两师进入驻马店地区，位于郾城一带的唐军处于蒋、阎南北夹击之中。

12月下旬，经过激战，蒋军攻占遂平、汝南，阎军入河南进抵郑州。1930年1月1日，驻南阳杨虎城部冯钦哉旅乘风雪之夜袭击唐军供应站驻马店，唐生智虽率主力极力反攻，但因兵力不足，节节败退。4日，阎锡山在郑州就任讨逆军副总司令，晋军纷纷南下，唐部腹背受敌，更呈全线崩溃之势。同日，蒋介石致电刘峙、杨杰、蒋鼎文等：“逆部既经动摇，应即由诸兄率同所部全力出击，耐冻耐苦，奋勇歼敌，方能表示我革命军之精神，此其时也。万不可以雪厚难进，致使功亏一篑。”⁽³²²⁾第二路分左、右两纵队展开追击作战：“蒋军长鼎文指挥第一、第六、第九各师与右纵队向谭庄、郾城、新店方面追击。杨军长虎城指挥第七军为左纵队，向北舞渡方面追击。”⁽³²³⁾蒋军先后攻克郾城、新郑等地，“唐部精锐至此歼灭殆尽”⁽³²⁴⁾。9日，唐通电将所部交给刘兴负责，自己离开部队，随后化装潜逃，经开封至天津租界隐居。10日，蒋军攻占郾城。13日，刘兴率部缴械，听候改编。蒋介石以自己的胜利结束了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蒋战争。

第四节　阎、冯、桂系联合反蒋战争的爆发与失败

一　蒋、阎矛盾的加剧与激化

在1929年发生的蒋桂、蒋冯、蒋唐（生智）、蒋张（发奎）战争中，蒋介石纵横捭阖，采取政治分化与军事打击双管齐下的方针，给桂、冯、张、唐以不同程度的打击。桂系的第四集团军瓦解，冯玉祥西北军则发生分化，张发奎部遭严重损失，唐生智部被彻底消灭。蒋介石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一系列的胜利使蒋介石集团的势力迅速膨胀。南京政府实际控制区域由蒋桂战争前的五省一市，增加到中原大战前的湘、鄂、豫、鲁、苏、皖、浙、赣、闽、沪十省一市。广东李济深的12万大军包括海军舰队，冯玉祥的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杨虎城部，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部都投到蒋介石麾下，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比蒋桂战争前增加了一倍。

蒋介石力量的空前增长，同时也使反蒋的地方实力派进一步趋向联合。遭到蒋介石打击的地方实力派，力量不断削弱。即使没受到蒋介石打击的阎锡山，与蒋介石比差距也更大了。失败的教训和客观的形势迫使他们相互妥协，联合起来抗拒蒋介石的武力统一。1930年初开始的日益激化的蒋、阎矛盾成了地方势力联合反蒋的导火线。

在1929年蒋介石打击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的战争中，阎锡山或作壁上观，或关键时刻落井下石站在蒋介石一边。阎锡山损人利己的政策帮助了蒋介石，暂时避免了与蒋的冲突，保全和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但是阎锡山要营建自己的独立王国，不许蒋介石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终究要和蒋发生冲突，尤其是讨唐战争前后，双方的较量逐渐把阎推到了前台。

讨唐战争最后时刻，阎锡山大举出兵河南，加速了唐生智的溃败。不过，此时唐实际已经势穷力蹙，阎锡山趁此南下，不无欲借遵蒋讨唐之命名义，将善后主动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借此将河南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的企图。阎部南下后，唐生智随即于1930年1月7日晨向阎请降，而阎也“复电允许，并委任刘兴为第八军军长”⁽³²⁵⁾。对于阎的意图，蒋介石自是了然于胸，6日当阎锡山委任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为前敌总指挥时，他就致电刘峙告以：“阎之委韩，恐是驱韩，我军到郾城后，应观察局势，再定行止。”⁽³²⁶⁾对阎深具戒心。尤其是阎直接处置唐部的行为，更使蒋大为光火，在当天的日记中，他痛斥：“以封建思想与腐旧手段，以愚弄人心，阴谋党国，彼自以为能慷他人之慨以利一己，其和能成，然而险狠亦堪受矣。何党国不幸一至于此哉。”⁽³²⁷⁾8日，蒋回电阎锡山，表示：“对西北问题，请兄主持，惟对中央通缉之人，应另予处置也。”⁽³²⁸⁾实际是否定了阎处置唐部的权力。

对蒋介石的表态，阎锡山并未妥协。围绕着唐部的处置和河南的归属，蒋、阎间开始明争暗斗。9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以唐生智已遵命引退为由，要求蒋令“前方军队，停止攻击”⁽³²⁹⁾。10日，蒋介石复电阎锡山，表示：“弟意唐一日不远离其队伍，其行踪一日不明，则未可一日疏防。”⁽³³⁰⁾再次拒绝了阎锡山停止进攻的要求。同日，在给刘镇华的电文中，蒋要刘劝告阎锡山：“积极肃清河南匪军，而调韩（复榘）主皖省，石（友三）驻皖北，雪亚（刘镇华字雪亚）主豫政……如其尚欲利用杂色军队以牵制中央，则养痈遗患，适足自害以害人而已。”⁽³³¹⁾而阎锡山则在讨唐结束后，以郑州绅商名义“挽留孙楚军队”⁽³³²⁾。河南的微妙形势，正如时人所言：“所堪注意者，勿宁谓为仍在中原。盖对唐之战虽告结束，而河南一省驻兵四十万，虽无问题亦即问题也。”⁽³³³⁾

由于双方冲突激化，1930年1月中旬，阎锡山离开郑州。1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阎百川以号令不行，昨晚秘密离郑回晋矣。”⁽³³⁴⁾阎锡山撒手回晋，意味着蒋、阎双方此前复杂而又奇特的合作将告一段落，双方将进入激烈交锋时期。对阎锡山的态度，樊崧甫有段回忆，可资参考：“冯、唐既败，阎益孤立，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等乘机怂恿阎起兵反蒋。日本军阀鉴于中国的统一，将不利于他的侵略，亦支持阎发动内战。阎觉得此时争取领袖的机会到了，在唐生智败退漯河时，即跃跃欲动。因唐部解决得很快，才停顿少时，但仍信使四出，拉拢各方，准备及时行动。”⁽³³⁵⁾

在蒋、阎矛盾激化时，冯玉祥及西北军的态度对蒋、阎反目起了促进作用。冯玉祥的西北军在1929年5月和10月的两次反蒋战争中遭到损失，但元气仍在，仍控制着陕西、甘肃、青海广大地区，拥兵30万。冯玉祥的辖区陕西与阎锡山的根据地山西毗邻，这导致了冯、阎、蒋之间微妙的关系。冯玉祥担心阎锡山抄其后路，阎锡山也担心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夹击，蒋介石则更担心阎锡山、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把冯玉祥骗到山西软禁后，周旋于冯玉祥、蒋介石之间，对蒋挟冯自重，对冯则声言共同反蒋。蒋、冯对阎锡山欲借此控制西北的意图都非常清楚，心中各有打算。蒋介石惟恐阎锡山、冯玉祥合作，也决不愿西北地区落入阎锡山的手里，壮大阎锡山的力量。冯玉祥则竭力拉拢阎锡山共同反蒋。

蒋、唐战争结束后，蒋、阎矛盾逐渐尖锐。冯玉祥意识到其一心致力的联合反蒋已到关键时刻，力劝阎锡山下决心反蒋，告诫阎锡山“毒蛇蜇手，壮士断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³³⁶⁾。为促使阎锡山下决心反蒋，冯玉祥令西北军实施逼阎的策略。鹿钟麟奉命回陕西代理总司令，12月17日打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旗号，同时秘密派人到南京面见何应钦，表达联合南京对付阎锡山的意图。同时又派闻承烈、李忻赴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谋划合作倒阎。接获上述消息后，阎锡山十分紧张，担心蒋与西北军联合对付自己，不得不向冯寻求联合，冯玉祥的内劝外逼策略奏效。2月2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过去半载，百计千方，促阎反蒋，终以彼此利害未全一致之故，迄无所成。今则时势转变，蒋、阎冲突日形尖锐，而阎遂不能不币厚言甘，转而求援于我。”⁽³³⁷⁾

冯、阎携手之势已成时，蒋介石才发现上当，在1930年1月底的日记中写道：“畅卿（杨永泰字畅卿）来谈冯阎合作之经过：冯恨阎之失约，乃派陈某又来投蒋也。余拟发宣言，西北部队令诚心服从阎之节制，不必再思为人利用……屏蔽西北，政府决无其他之人可以信任，而其他之人应知政府主旨之所在，不可妄思挑拨之术，以乱党国。”“中央力求休养生息，安定国家，一意对外，如无破坏统一，背叛党国，称兵作乱者，则中央量力之所及，以补助各省经济政治之发展。至其军队之多寡，则中央任其自决，不强加干涉也。”⁽³³⁸⁾蒋这一设想让步不可谓不大，只是对阎锡山来说，这已经有点来得太晚了。

冯与西北军促阎反蒋同时，国民党内各地方派系和一些游离分子以及拥有实力的各方大小军头，都派出代表聚集太原，向阎锡山接头游说，表示惟阎马首是瞻。负责联系的代表包括“西山会议派”的邹鲁，“改组派”的李锡九，桂系的麦焕章、何民魂，韩复榘部刘熙众，石友三部邓崇熙，四川代表王绍文以及刘桂堂部、刘珍年部、孙殿英部、万选才部、周凤歧部、任应岐部等。各大小派系的拥戴和催促对阎形成反蒋可为的看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蒋、唐战争后，阎锡山于1930年1月16日由河南回到太原。紧随其后，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就职宣誓仪式。此前，1929年11月5日阎锡山曾通电宣誓就职，但没有举行宣誓仪式。蒋介石试图以阎锡山宣誓就职表明阎绝对服从中央，但阎并不就范，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补行就职宣誓仪式，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整个的党，统一的国，是党国的本身。非有此健全的本身，不能图党国的发展，如党分派别，国倡南北，是将整个的党变为破碎，统一的国形成分裂，陷党国于大不幸，此为锡山所最惊心者。”⁽³³⁹⁾词锋直指南京中央和蒋介石。

蒋介石密切关注着阎锡山的一举一动。2月9日致电阎锡山表示：“今日国家危状已达极点，革命成败与党国存亡应由我两人共负此责。弟与我兄如有不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者，党国历史之所不容也。”⁽³⁴⁰⁾暗示阎锡山要慎重不要异动。2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五院院长针对阎锡山等主张和平统一，反对武力统一的宣传，联合发表《告军人书》，声明中央根本政策为和平统一，影射阎锡山挑拨离间，利用他人：“利用别人作工具，以谋一己之私利，此乃无赖之所为。”⁽³⁴¹⁾同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批判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安，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指出：“军心不定，武力将何所恃？”“戡乱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味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提出解决国事的办法只有“礼让为国，舍此莫由，锡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³⁴²⁾。

阎锡山要蒋下野的复电，明显使其难堪，蒋在日记中的反应是：“山西人囿于见闻，惯于消极方法以捣乱，故自元年至十六年止，北京政府几无一不为其所倒。去年以此术欺冯，而冯受其欺，入其彀中，乃又欲加之于中正，是诚不知其愚拙而反自作聪明也。”⁽³⁴³⁾12日，蒋介石发出复电，坚决表示：“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力，权力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并对阎锡山反唇相讥曰：“凭借武力谋危党国者，舍武力制裁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此不但全国国民所当共谅，即兄前月毅然出师，以消灭改组派为己任，固亦此意也。”⁽³⁴⁴⁾13日，阎锡山又复蒋介石12日电，批驳蒋介石革命为义务非为权力说，强调今日非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是革命的力量互相残杀与整个团结的问题。阎进而质问蒋介石：“将多数党员划出党的圈外，国民革命能否进行无阻？多数军人置诸讨伐之列，和平统一能否真正完成？”⁽³⁴⁵⁾阎锡山的复电直戳蒋介石的痛处，令蒋十分恼怒，在日记中矢言“不再复其电”⁽³⁴⁶⁾。14日，蒋公开发表谈话，坚决表示“用舍进退，不能不以党国之命令为依归，决不能以一二人之私议以变更决议，违反法令”⁽³⁴⁷⁾。15日，双方笔战升级，行政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长王宠惠及吴稚晖等人电阎指责其名曰止乱，“何异造乱”⁽³⁴⁸⁾。阎锡山立即复电谭、胡、王等人，抨击蒋介石的独裁，隐喻谭、胡、王等人为蒋帮凶。

为清除阎锡山电报对军队的影响，16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全国军人书，高举中央旗号，辨明“讨伐”与“内战”的区别，告诫军人：“称兵作乱反抗中央者，谓之叛变，亦即谓之内乱；而制裁反侧，勘定内乱，是为讨伐，而非内战。”⁽³⁴⁹⁾18日，谭、胡、王三人复电答阎16日、17日电，请阎锡山像日本萨长诸藩那样，“高拱中枢，弼成训政”⁽³⁵⁰⁾。

2月19日，阎锡山再电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以“答复者四、请教者四、商榷者二、建议者二”为题，全面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认为：一、中央是乱之源。二、有武力支配党就有武力护党。三、党治国家也有挟党专制的可能。四、假借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国必不能治。五、提出党员总投票以解决党争。六、四个集团军交于党而不能交于个人。七、建议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同时摆脱军权入元老院或机枢院。20日，阎锡山第四次电蒋介石，对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三全大会和国军编遣予以抨击。提出“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可贻人以口实，若有贻人口实之处，必须设法消除”；至于编遣，“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起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³⁵¹⁾。

阎锡山的政治攻势十分凌厉，使蒋介石不能不放弃“不再复其电”的誓言，再次上阵。22日，蒋亲电阎锡山强硬表示，阎逼其引退“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此中正所以万万不敢从命也”，声言如有反抗中央者，他本人定当“戡乱定变，铲除封建势力，制止反动行为，以实现国家和平统一”⁽³⁵²⁾。24日，阎锡山复蒋电，口气同样强硬，强调：“党国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电文直指蒋介石的痛处，指出：三全大会代表四百〇六人，纯粹选出者只有七十三人，其他均为指定或圈定，“在钧座之理直气壮者，以为编遣讨伐，皆奉党之决议案而行，外间之不直钧座者，以为指定过半数以上之三全大会，非国民党之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于钧座一人之命令也”⁽³⁵³⁾。26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指责阎锡山诬蔑三全大会是别有用心，是“以此为倡乱之口实”，嘲讽其“不知有党者，而高谈党之主体”⁽³⁵⁴⁾。话已至此，双方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二　阎、冯、桂系联合反蒋战争的爆发

随着电报战的升级，蒋、阎双方都在积极采取行动。

阎锡山方面派出使者到各地活动。最重要的是与冯玉祥结成联盟。冯玉祥至山西联络阎锡山反蒋，两次被阎所算，阎很担心西北军记取前嫌，所以1930年1月底开始积极拉拢西北军。1月26日答应借10万银元给西北军，作为年关费用。2月中旬又拨50万元给西北军。2月22日，冯玉祥在太原的汽车也被允准与建安村通车，以示合作的诚意。27日下午，阎锡山偕孔庚到建安村会晤冯玉祥，冯、阎沟通了意见。28日，冯玉祥到太原协商反蒋大计。3月8日，阎锡山请冯玉祥回潼关主持西北军事。冯玉祥为坚阎氏反蒋之心，把妻、女留在太原，随即秘密离开太原，9日抵潼关。

冯玉祥力主与阎锡山合作倒蒋，其部下绝大多数人见阎锡山首鼠两端，言而无信，都不愿与阎锡山合作，主张先与蒋介石合作倒阎，再回头倒蒋。石敬亭回忆，1930年2月鹿钟麟等西北军将领于潼关开会，主张对阎用兵，“决定战略为：孙良诚由茅津渡河，攻其右；宋哲元由大庆关渡河捣其左；余跨风陵渡穿其腹；并派快速部队由军渡过河，刺其心。一面积极与南京联系”⁽³⁵⁵⁾。为消除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的敌对情绪，冯玉祥作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2月20日致电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高级将领，解释反蒋的意义及自己的反蒋决心，认为“此次反蒋，关系国家兴衰，人民生死，全军存亡，至重且大”。“余在此虽不自由，然使蒋能倒，即死亦快慰。否则，虽得自由，心亦不安”。以示自己与蒋介石势不两立。敦促各将领“捐弃前嫌，追随阎公，迅速动员，万不可迟，更勿为蒋方谣言所分化”⁽³⁵⁶⁾。在冯玉祥的坚持下，宋哲元、孙连仲等将领虽然不愿与阎合作反蒋，也只能勉力服从。

冯、阎结盟，鼓舞了各个反蒋派别，增加了各反蒋派的信心。与冯玉祥结盟的同时，阎锡山从各个方面进行反蒋的部署：一、下令把河北、北平、天津、山西地区的属于国民党中央的机关、党报、企业报刊一律查封、接收；控制该地与外地的邮政、铁路、公路，宣布与南京国民党中央断绝关系。二、自立税则，收取税费，接收了天津海关，截留天津海关每月代征的约70万元海关税及附税；推行山西纸币，下令各地使用晋钞；预征钱粮到1933年；发行6000万军用票充作军费。三、外交上向北平、天津外国驻华领事馆等机构发出照会，声明保护外侨，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四、积极联系“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其他反蒋派别，调解“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的矛盾，准备在北平组织政府，造成南北对抗的局面。为此，阎、冯极力敦请汪精卫出面主持“党务问题”⁽³⁵⁷⁾，希望借重汪精卫的资历在政治上和南京方面抗衡。

阎锡山、冯玉祥等人清楚，反蒋的关键还在于军事行动。早在2月中旬，经过各方协商，就酝酿出了军事领导机构。反蒋军队统称为“中华民国军”，阎锡山被推戴为“中华民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3月15日，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由鹿钟麟、商震、黄绍竑领衔发表反蒋通电，拥戴冯、阎等人就职，宣布蒋介石的罪状，表示誓除此贼。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广西桂平通电就职。阎、冯、李把反蒋军队编成了八个方面军：以张桂联军为第一方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黄绍竑副之，白崇禧为总参谋长，下辖三路军：第一路军张发奎，第二路军白崇禧，第三路军黄绍竑，共有五六万人。先以第一、二路军由桂入湘，然后第三路军跟进，与冯阎会师武汉。以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分兵六路，出潼关，入河南。孙良诚为第一路军总指挥，庞炳勋为第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为第三路军总指挥，宋哲元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张维玺为第六路军总指挥，共有兵力30万。阎锡山的晋军为第三方面军，徐永昌任前敌总指挥，总兵力20万人。亦分兵六路：孙楚部为第一路，傅作义部为第二路，杨效欧部为第三路，张荫梧部为第四路，孙殿英部为第五路，万选才部为第六路。石友三部为第四方面军。内定张学良的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四川的刘文辉为第六方面军。湖南的何键部为第七方面军。河南樊钟秀部为第八方面军。（张学良、刘文辉、何键均未就职）

反蒋联军的战略部署是：以李宗仁的第一方面军由南向北，直趋武汉；西北军承担平汉路；晋军承担津浦路；陇海路由冯、阎军联合承担。战略计划是：冯、阎联军沿陇海路东进；晋军沿津浦路南下，占济南，与沿陇海路东进的冯、阎联军会师徐州，进逼南京。沿平汉路南下的西北军与沿粤汉路北上的桂张联军，南北夹击湖北的蒋军，会师武汉，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总体上是以陇海线为中心，津浦、平汉线为两翼，中心取攻势防御，两翼游动，待机而进，以武汉、徐州为目标，一旦拿下两地，则全线推进，一鼓而捣南京。南京方面作战报告对其计划的描述是：“查阎、冯、李联合为逆，实力约五十余万，加之附逆之杂军土匪，约近二十万，为苏俄张目之赤匪，更于湘、鄂、闽、赣各地乘机蠢动。当十九年四五月之交，逆军区分为四个方面军，李宗仁领第一方面军约五六万人，由广西分扰湘、粤，冯玉祥领第二方面军约二十万余人；以张维玺一部出陕南，分窥南阳、襄樊。自率孙良诚三路，由潼、陕东犯洛阳、郑州，拟从平汉、陇海两路分窥武汉、徐州。而宋哲元、刘郁芬等分率陕陇部队为第一、第二预备军，倾巢续进，势尤猖獗。阎逆自兼第三方面军约十五万人，分为四路，以徐永昌指挥一、三两路经平汉路向阳武、中牟、延津、开封一带转进至兰封、归德。傅作义指挥第二路由津浦南犯，图与石友三犄角取鲁。石友三领第四方面军，约四五万人，已经渡河，进至东明、临濮附近，图犯曹县、济宁。另有万选才、孙殿英、刘桂棠、樊钟秀、任应岐、王太等部，约十余万人，分据归德、亳州、扶沟、许昌等地，为逆前驱。卢兴邦、高桂滋两部变兵，分据福州、临沂，与逆遥相呼应。”⁽³⁵⁸⁾

面对反蒋派的凶猛势头，蒋介石冷静以对。3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时局虽有发展，但策略难定，联冯制阎，或联阎制冯，或双方并联，使其互相牵制而听命于中央。阎阴谋，专博旧社会之同情，联旧派以反对中央；冯阳忿，迎合新潮派之趋向，联新派以反对中央。但冯之虚伪，阎之奸诈，皆已信用扫地。前以为用阎制冯为失察者，今是否其时也，详审之。”⁽³⁵⁹⁾10日，得到阎锡山放冯玉祥回陕消息后，他再在日记中表示：“阎之用心可谓险狠，而不知其利害关系，最后冯必攻阎也。今日策略，用冯攻阎，用阎攻冯，或联阎以收拾杂军皆可，但阎非绝路不能悔祸，而中央不必利用他人，先安顿韩、石，使其不为人利用则幸矣。”⁽³⁶⁰⁾总体而言，对北方反蒋联盟渐成气候的形势，他并不惊慌，这一局势事实也早在其预料之中，3月20日，他携宋美龄回溪口老家，悠游山林。按照他自己日记中的说法：“当此反动派联合捣蒋，而我乃回里，必与反动派以造谣机会。实则我心目中本无敌人也。”⁽³⁶¹⁾

在反蒋派紧锣密鼓策划联合反蒋时，蒋介石也在谋算对付反蒋联合阵线的方策。按照惯例，他继续采取软硬兼施方针，一方面针对阎锡山动摇不定的特性，派人规劝阎氏，尤其让阎的老友赵戴文到太原游说，晓以利害：“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者，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他们内部对他信仰很深，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赵还指出阎的反蒋大联合实际是乌合之众，为利而来，趋利而往。赵戴文的劝说虽未改变阎氏的反蒋决心，但一度使阎发生动摇，在日后战争进行中对阎的心态也产生了微妙影响。

另一方面，蒋介石更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政治上充分利用中央权威向反蒋派发动反攻。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蒋介石发表《为讨伐阎冯两逆告将士书》，声称“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一幕”⁽³⁶²⁾。7日，蒋介石又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书》，宣称冯、阎不灭，国无宁日。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开除阎锡山的党籍；训令华北各地的党员，努力奋斗，铲除反动的阎锡山、冯玉祥。同时发表《告第三编遣区武装同志书》，劝告阎锡山的部下“服膺主义，辨别顺逆，不为利诱”⁽³⁶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发了《讨伐阎锡山的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战争，南京方面没有颁发通缉令，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解释为：“舍免不能自主，用人亦不能由己。今日之大乱，皆由于武人之报复手段。通缉私仇之人太多，亦由于文人意气用事，排除异己太甚所致。中正竟为人负报仇排人之责，而用舍毫无自主，此党国之所以不安也。受制异甚，诚哉，无自由不能安宁秩序之格言。今日欲求安宁秩序而必欲多加通缉，使人不能安宁，岂不自相背理乎，决意舍免通缉之令也。”⁽³⁶⁴⁾这段话，虽然不一定代表着真实的历史事实，但其所指责的对象却颇值重视，隐含了中原大战后蒋、胡冲突的潜因。

军事准备方面，早在2月上旬蒋阎双方开始电报战时，蒋介石即致电何应钦、何成濬、刘峙、陈调元等布置对西北军事，计划：“我方决先取守势，如果彼先启衅，则我平汉、陇海两路先会取汴、郑与黑石关之线为第一期，次则由津浦、平汉两路会取平、津为第二期……第三期则规取晋察绥也。”⁽³⁶⁵⁾此后，南京方面军事动作不断。3月初，蒋介石开始针对晋方行动作出具体军事部署。6日，任命韩复榘为讨逆军前敌总指挥，石友三为平汉路方面军总指挥，马鸿逵、顾祝同为津浦路方面军正副指挥。3月15日，阎、冯发出反蒋通电后，蒋介石立即命令陈调元的第一路军限3月28日以前集中济南附近；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3月20日以前集中在兖州、济宁附近；刘峙的第二路军限3月22日以前将第一军集中在徐州、兖州，第三军集中在宿县、涡阳，第八军集中在阜阳、太和，第十一师驻蚌埠；何成濬的第五路军限3月25日以前在确山、信阳、武胜，漯河、西平、驻马店，枣阳、樊城三个地区集中；杨虎城的第十七师在南阳附近集中；范石生的第五十一师、第四十师在襄樊集中。

4月8日，蒋介石到徐州召集前方将领刘峙、韩复榘、顾祝同等开会，研究作战部署，随后又辗转于南京、武汉、河南等地，与当地将领商讨作战计划。蒋介石确定的作战目标是：对陇海线采取主攻，平汉线副攻，津浦线实行攻势防御，力争在陇海线一举摧垮冯阎军队主力，奠定胜局。根据这一战略计划，蒋介石将所部编成三个军团，韩复榘任第一军团总指挥，拒守山东黄河南岸，防止晋军沿津浦路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驻徐州、宿县等地，率主力部队进攻陇海线；何成濬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拒守平汉路许昌以南地区，并对西北军侧背保持威胁；陈调元部担任总预备队。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负责武汉地区的军事。这一计划具体表述为：“本军基于先求击破敌之主力，而后乘势解决余逆之目的，决以第二军团由陇海西进，占领归德、开封一带。第三军团同时由平汉方面出击，合力攻取郑州、洛阳。而第一军团除派第二十六军扫除鲁西渡河之逆部外，余对津浦路北段及沿黄河南岸暂取佯攻姿势，相继驱逐鲁北之逆军。俟豫境逆军主力击溃后，即会同各军团分途并进，协同东北边防军肃清河北、陕、甘、晋、察、绥之逆部。另以陈济棠部第八路军朱绍良部、第六军何键部、第四路一部及刘和鼎、张贞二师，分别解决桂、闽溃军，以靖后方。何主任应钦主持武汉行营，就近处理武汉方面军事。”⁽³⁶⁶⁾为了筹措军费，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停止办理军队编遣，将筹集到的编遣费移作军费。4月17日还决定发行3000万元公债。

部署既定，1930年5月1日，蒋介石发出通电，誓师讨伐阎锡山、冯玉祥。决定5月11日总攻。反蒋派方面，3月17日冯玉祥下达动员令。20日，石友三、孙殿英叛蒋，攻陷了陇海线上的重镇归德。26日，万选才部自郑州东进，于30日占领了开封。战争已拉开序幕。5月3日，阎锡山、冯玉祥在郑州召开会议，相约阎锡山主持反蒋政治，冯玉祥主持反蒋军事。

5月11日，蒋介石按预定的计划发起全面进攻，大战正式爆发。因为战争主要在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及其邻近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中原大战”。

三　陇海、平汉、津浦各路战况

中原大战以8月15日蒋介石军夺回济南为标志，战争形势呈现出前后两个阶段性的变化。第一阶段是5月到8月，第二阶段是8月中旬到战争结束。战争主要在陇海、平汉、津浦、粤汉四条铁路线为中心的地区展开。

大战的第一阶段，陇海线是主战场。刘峙的第二军团辖步兵十三个师，加上骑兵师、第二炮兵团、铁甲车队、航空第四队及侦察队配备在该地区。反蒋派方面，陇海线由晋军与西北军共同承担。布置在第一线的是万选才、石友三、孙殿英等游杂部队。万选才的部队驻守在陇海线的战略要地归德，孙殿英的部队驻守在位于陇海、津浦三角地带威胁着徐州侧背的亳州，石友三驻防新乡东部地区。归德、亳州均是要地。

陇海线上的战争以双方争夺归德开始。5月11日，刘峙以自己的第一师、陈继承的第三师、陈诚的第十一师猛攻归德守军万选才部。5月中旬，蒋介石亲赴前方督战，催促大军由陇海路西进，希望一举击垮反蒋联军。刘峙回忆，蒋介石“往往将最快必须三天到达之行程，限于一天到达。我的参谋长刘耀扬在目睹蒋公观看地图，初定三天，继改两天，终限一天之情形，而对我说：‘蒋公看地图是越看越近。’”⁽³⁶⁷⁾5月18日刘峙部占领归德，俘虏万选才部“五千多人”⁽³⁶⁸⁾。蒋军趁势向宁陵进攻，晋军孙楚、杨效欧部开到宁陵、万集一线增援万选才。21日，万选才部将刘茂恩与陈诚的十一师联系好后，突然劫持万选才，调转枪口反攻晋军。刘峙部乘势猛攻，又占领宁陵、睢县、民权等地，晋军杨效欧部损失惨重。24日，退到民权、西陵寺、潮庄一线，凭坚固的工事与蒋军激战。

蒋介石虽然急于奏功，反蒋联军也在此进行了顽强抵抗，阎锡山集中全军精锐，与蒋军死拼，冯玉祥也急令西北军主力庞炳勋、孙良诚、吉鸿昌、宋哲元部增援，并以一部迂回蒋军侧后，5月26日突然发起猛攻。孙部有生力量的加入，使战场形势迅速逆转，蒋军大批部队被消灭，被迫向山东方面溃退。31日，冯军孙大章骑兵突袭归德马牧集机场，正在附近督师的蒋介石，险些做了冯军的俘虏。战线推进到杞县、兰封一线，呈胶着状态。南京方面未能取得陇海战场的主动权，在对峙中伤亡惨重。仅5月29日一天，顾祝同师第四旅的第七、第八、第十团伤亡官兵“几及三分之二”⁽³⁶⁹⁾。6月11日，蒋军从兰、杞一线后撤至民权、睢县一线，意图在此与冯军决战，冯军不甘示弱，立即以主力跟进，双方在此继续形成对峙。17日，蒋军刘峙等部由杞县、太康间进攻郑州、开封，冯军采取诱敌深入战术，故意让开杞县、太康一线，诱蒋军在此进入包围圈。蒋军长驱直入，向开封方向挺进。冯按预定计划令孙良诚、庞炳勋和吉鸿昌部从正面堵击，孙连仲、张自忠部向蒋军左侧背兜抄。蒋介石发现冯军意图后，急从平汉线调上官云相部增援，“抄其侧背”⁽³⁷⁰⁾，并令平汉线积极反攻，以分冯军兵力。蒋本人亲赴柳河车站督战，振作士气。但是，西北军已将蒋军在高贤集、龙曲集等处截成数段，蒋军损失惨重，虽避免被歼命运，但在向周口、商丘方向溃退中，损失惨重。

7月6日，蒋介石下令把右自蔡洼、旧考城，左至白楼、顺河集，横亘二百余里的陇海正面战场分成六个守备区，以范熙绩的四十六师、阮肇昌的五十五师为第一守备区，张治中的教导第二师、胡祖玉的第五师为第二守备区，赵观涛的第六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为第三守备区。第一、第二、第三守备区统归右翼军总指挥陈调元全权负责。阮勋的第六十五师、徐朋云的第六十六师、武庭麟的第六十七师为第四守备区，以刘茂恩为司令。毛炳文的第八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为第五守备区。上官云相的第九军为第六守备区。第四、第五、第六守备区统归左翼军总指挥朱绍良负责。胡宗南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一军、金汉鼎的第十六军、蒋光鼐的第四军为总预备队，由顾祝同任总指挥。自此，陇海战场进入相持状态。

陇海正面战场激战的时候，石友三部从新乡以东渡过黄河，占领了东明、考城，向济宁方向推进。韩复榘第一军团第十五路军马鸿逵部、第二十六军范熙绩部奉命拦截石友三。石友三“以阵地持久之战”⁽³⁷¹⁾，坚守考城，牵制蒋军兵力，马鸿逵等也不愿全力进攻，双方在此形成对峙。

因蒋介石采用陇海、平汉两战场取攻势，津浦战场取守势的策略，主力集结在陇海路，这就便利了晋军南下。阎锡山亲自指挥傅作义的第二路军、张荫梧的第四路军沿津浦路南下。此时，韩复榘不积极作战，稍一接触即向鲁东撤退，晋军遂于6月25日攻占济南。之后，傅作义部向东追击韩复榘，张荫梧南下攻占了泰安。晋军控制了津浦战场的主动权。

平汉路战场，早在大战全面爆发前，西北军即与何成濬指挥的湖北、河南等省的杂牌军展开争夺战。据守许昌的樊钟秀和据守西华、扶沟的刘桂堂加入反蒋战线，使蒋军在平汉路战场陷入被动。5月11日蒋介石下令总攻后，平汉路蒋军的计划是沿平汉线分三路北进，与陇海战场的第二军团协同行动。北进的部署是：以王金钰的第九军为中路，沿平汉铁道线北进，先击溃临颍、许昌之间的庞炳勋部，向许昌进攻；以蒋鼎文的第二军为右路军，在铁道的东侧，一部经太康、杞县北向兰封，一部经扶沟、通许、陈留向开封攻击前进；以徐源泉的第十军为左路军，在铁道以西地区，经禹县、密县向郑州挺进。目标是攻占许昌、开封、郑州等重镇。5月25日南京军占领临颍，在许昌附近与西北军展开大战。守许昌的樊钟秀被飞机炸死后，冯玉祥以吉鸿昌代第八方面军总指挥，亲自指挥许昌大战。蒋介石对平汉路也寄予厚望，致电前方将领告以：“我军决胜负惟有平汉路进展之一着。”⁽³⁷²⁾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蒋军未能抵挡住冯军的攻势，6月12日，何成濬被迫下令退却，全部退到漯河以南地区。

中原战场反蒋军颇有进展时，5月22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率领桂张联军，由桂平、定县北上。由于湖南的何键消极抵抗，桂张联军长驱直入湖南。6月4日占长沙，6月10日占岳阳、平江。李宗仁、白崇禧原计划是率领广西的军队倾巢而出，与阎、冯会师武汉，所以将所部分成了两个梯队，李宗仁、白崇禧率第一梯队，辖第四军、第七军、第十五军先行出动，黄绍竑率两个教导队及辎重队为第二梯队跟进。

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进入湖南后，蒋介石急令陈济棠派兵截断其后路，与两湖的蒋军夹击桂张联军。李宗仁、白崇禧占岳阳时，陈济棠派蒋光鼐、蔡廷锴乘虚占领衡阳，把广西的军队截成前后两段。此时黄绍竑的队伍才到零陵，无力夺回衡阳，乃电李宗仁回师，拟击破粤军后，再一同北进。6月17日，李、白部放弃长沙南退，试图击破陈济棠部，与黄会师。桂张军和蒋军在衡阳展开激战，何键追述：当时张发奎部“转身回攻衡州。并且李宗仁、白崇禧等，向部下宣言，广东已有陈济棠在粤边堵截，广西又已经李明瑞占领，均不能去，目前惟一的生路，惟有反攻衡州……鼓励所部，由祈常转折，再攻衡州。此时衡州八路军与五十三师，共有四师之众，迎头痛击，四路军又从侧面抄出，三方合围，几天之内，毙敌四五千人。逆军主力已破，不能支持，乃下令退却”⁽³⁷³⁾。7月1日李、白、张由衡阳一线撤出，往广西方向退却。反蒋的第一方面军较早地结束了战事。

6月初，西北军在平汉战场取得初步胜利后，没有乘势南下，与桂张联军合击武汉，而是将主力调到陇海战场，桂张联军又被迫回师打通归路，这样就丧失了双方会师夺取武汉的战机。因西北军把主力抽调到陇海战场，平汉战场蒋军所受到的压力减轻，结果何成濬虽败退到漯河以南地区，西北军也无力再组织进攻，平汉战场与陇海战场一样呈僵持局面。津浦路的晋军虽然于6月25日占领了济南，威胁徐州，但是在占领徐州后，却兵分两路：一路东进追击不积极作战的韩复榘，另一路分兵南下。两路分兵后，力量不集中，也没能取得更大的战果。

针对陇海线久攻不下的实际状况，蒋介石决定，在陇海线改取守势，收缩阵地，集中部队，固守待机；精锐部队转用于津浦线，避实击虚，力争从反蒋联军力量相对较弱的津浦线打开缺口。蒋介石判断：“时阎逆主力集中津浦，冯逆主力集中陇海，其后方征调已空。桂逆主力已在湘境覆没，残余回桂。湘鄂赣三省，已令何主任应钦总制三省清剿事宜，后方无虑。平汉线与鄂北两方逆亦无力反攻。此后只须在津浦、陇海两路任破其一即可摧枯拉朽。”⁽³⁷⁴⁾“惟陇海以【已】经数月持久作战，逆之阵地，愈曾巩固，即以优势兵力攻击，犹虑急切难下”，津浦路“以我军实力图之，必可一举摧破”⁽³⁷⁵⁾。

蒋介石开始逐步调整战略部署。7月1日，任命贺耀组为徐州行营主任，指挥马鸿逵、夏斗寅等部扼守兖州、曲阜，施中诚、陈孝恩、梁鸿恩等旅扼守济宁、徐州，与退守胶济线的韩复榘倚为犄角，静候主力部队的到来。7月7日任命刘峙为津浦路总指挥，率领胡宗南的第一师、蒋鼎文的第九师、陈诚的第十一师、孙桐萱的第二十师、张治中的教导第二师陆续由陇海战场转至滕县、邹县、兖州、曲阜、汶上等地。同时，与桂张联军作战获胜的蒋光鼐、蔡廷锴、钱大钧、金汉鼎也悉数调至津浦路战场。至7月26日，蒋介石军队主力在津浦路战场集中完毕。这一时期，是蒋介石最困难时期，7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之时，惟有以必死之心，守定不动，以维系军心，抵抗叛逆，如至万不得已时，则惟有一死，以殉党国而已。”⁽³⁷⁶⁾30日，蒋介石亲抵兖州，召集刘峙等确定攻击计划。8月1日，蒋军“以刘峙为总指挥，以陈诚、夏斗寅、马鸿逵、胡宗南各师为中央军，由兖州前方，沿铁路进攻”⁽³⁷⁷⁾，同时以蒋光鼐、蔡廷锴等部为左翼，杨胜治等部为右翼，三路齐发，向津浦线晋军发起全面进攻。

反蒋派方面，阎锡山指挥的晋军占济南后因分兵导致攻兖州受挫，便在津浦路取守势，而由傅作义的大军向东进攻胶济线的韩复榘，违背了原定的南下徐州与陇海战场配合取南京的计划。与此同时，从6月以来蒋军一直猛攻孙殿英部防守的亳州，蒋介石任王均为攻亳总指挥，令其“务必攻克亳城”⁽³⁷⁸⁾。7月22日，由于西北军援军被蒋军阻截，守军在蒋军持续进攻下力尽难支，被迫放弃亳州。亳州位于陇海、津浦路三角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亳州攻下后，反蒋军对宁方军队侧后威胁大大削弱，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由此可“后顾无虑”⁽³⁷⁹⁾。致韩复榘电中同样乐观表示：“此次陇海阵线更行稳固，而平汉逆军亦为我第十军击溃退至许昌以北，则以后兵力即可使用裕如，不患不足矣。”⁽³⁸⁰⁾攻克亳州后，蒋介石立即把该地部队调至津浦路。

战机稍纵即逝，反蒋派方面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虽然一度占据优势，但因没有趁机扩大战果，给蒋介石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机会。随着津浦战场蒋军的反攻，反蒋军逐渐陷入被动。8月4日，蒋介石电陈诚，指示：“逆军既溃决不能抵抗，且晋逆溃退后决难收拾，望第十一师由山口祝阳镇经泰山东北山径之仲宫镇与西紫镇直攻济南，先入济南城之部队赏洋二十万元。所应注意者，严令各官长督率士兵，不准其出入商埠与外侨商店，并由师部派兵保护各领事馆与教堂为要。黄河铁桥亦须严密保护。”⁽³⁸¹⁾15日，蒋军夺回济南。阎锡山不得不把晋军撤到黄河以北。蒋光鼐军渡河向德州追击。

津浦战事紧张的时候，8月1日、2日、3日阎锡山连电冯玉祥，请西北军在陇海战场发动攻势，以解津浦战场晋军之危。冯玉祥了解到陇海战场蒋军的主力确已北调津浦战场后，便下令西北军全部出击。8月1日，冯玉祥通电各将领：“望本破釜沉舟之决心，与敌作最后之角斗。先下归德者赏洋百万元，直下徐州者加赏二百万元，有敢迟疑不前，畏缩不进者，军法俱在，决不宽容。”⁽³⁸²⁾然而，津浦线全线出击时，蒋介石预料冯军必乘陇海线蒋军兵力相对空虚之机，在陇海线发动攻势，故仍然坐镇柳河，指挥陇海线战事。6日宋哲元精锐部队加入陇海战场，全力向蒋军左翼猛扑，双方均以此为关系成败的决定之战，都竭尽全力，战场上杀得“尸积成阜，血红沟渠”⁽³⁸³⁾。8月正值北方雨季，9日至11日，阵地上连降大雨，双方在泥泞中苦战，冯军虽然有所进展，但始终未能摧垮蒋军防线。此时，官兵厌战情绪甚浓，有些地区“枪炮虽整天地响着，却谁也不打谁，骗骗当官的耳朵”。“有一次我旅派一连兵进攻冯军阵地，有少数进到外壕边上。一个兵受伤跌到壕中，三个士兵跳下去救他。冯军有人叫打打打，另一人说：他们大头儿争天下，管我们小兵什么事，不要打，让他们把伤兵抬回去吧，终于安全地退回来。”⁽³⁸⁴⁾济南攻克后，津浦线蒋军大批回师陇海线协助作战，冯军攻势终告瓦解，蒋介石涉险渡过难关。

津浦战场战事结束后，蒋介石立即将津浦路的蒋军主力调至陇海、平汉战场。蒋介石的计划是在陇海阵地的正面吸引西北军，在平汉战场采取积极的攻击，一路沿平汉路东取开封，截断兰封、杞县的西北军的退路；一路从平汉路西抄洛阳，断潼陕、郑汴之交通，不让西北军回西北，将其全部歼灭。8月31日，蒋介石在商丘发布作战命令，因各军没有集中完毕，迟至9月1日开始全面总攻。

冯玉祥面对蒋军的总攻，没有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仍打算组织郑州会战，扭转败局。他把西北军集结于郑州外围，9月15日致电阎锡山，要求阎锡山以大部兵力攻济南，以一部兵力攻归德，运2万兵至郑州作总预备队，参加郑州会战。阎锡山已丧失斗志，不仅不配合，反而密令陇海线上归冯玉祥指挥的徐永昌渡河北撤。此时，蒋军各部进展顺利，前锋已逼近郑州、洛阳，蒋介石通电乐观估计“战事不久或可告一段落”⁽³⁸⁵⁾。西北军陷入孤军奋战的局面。一直在双方间以中立态度出现的张学良，见时机已经成熟，终于于9月18日统兵入关援蒋，冯、阎腹背受敌。

四　北平“扩大会议”的召开

在军事上与蒋对垒时，反蒋派政治上也积极争取主动，与蒋争夺政治上的正当性。3月28日，“改组派”代表陈公博、王法勤与“西山会议派”代表邹鲁、谢持及阎锡山代表赵丕廉等在北平开会，商议由国民党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组织扩大的中央委员会，解决党政问题。因陈公博与邹鲁互相争粤、沪第二届法统问题，会谈无结果。

随着前方军事的全面展开，建立起名正言顺的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争取人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冯、阎都急切希望“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息争，尽快召开扩大会议，产生政府机关，协助军事上的反蒋活动。阎锡山派人请时在北平的“西山会议派”成员覃振予以调解。覃振避开“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正统之争，提议由国民党中央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中的革命分子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会，战争时期由党部委员会负责政治，整理党务，党的问题留待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解决。鉴于反蒋各方急于达成政治上的表面团结，陈公博也不再坚持所谓法统问题：“谓现在无论新旧老少，凡不满南京政府者，均可联合一起，共同对付，各找出路。至纯粹党章论，恐不足以资号召。此事各军事领袖，最为赞成。”⁽³⁸⁶⁾5月4日至8日，覃振、陈公博、茅祖权、胡宗铎等人在天津协商，议定由各方代表召开非常会议，产生党部的扩大会议，然后由党部扩大会议召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总原则为：对于党务，则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国事，则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5月20日，反蒋派的各方代表在北平开会讨论发表联合宣言与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问题，关于联合宣言和会议的名称，陈公博与邹鲁又发生争执，陈公博主张使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名称，邹鲁、谢持坚决反对。为了使扩大会议早日召开，6月1日，汪精卫发出“东电”，对“西山会议派”和陈公博均作出批评，希望迅速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6月12日，汪精卫又发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的必要》一文，对不利于召开扩大会议的各种内部争论作了抨击，督促成立扩大会议。阎锡山也派代表与各方代表协商，积极调解各派的矛盾。

经过汪精卫、阎锡山及反蒋各方的共同努力，7月13日，反蒋各派在北平联合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通过联合宣言，成立办事处。汪精卫等在《联名宣言》中指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将民主集权制变为个人独裁。宣言称：“本党目的在扶植民主政治，蒋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一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会议提出根据孙中山北上宣言及遗嘱，召集国民会议；否认南京方面已召集的国民党三全大会，要求在最短期间依法召开国民党“三大”，“以整个的党还之同志，统一的国还之国民”⁽³⁸⁷⁾。

8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正式召开，会议通过扩大会议宣言、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等文件，成立扩大会议的组织机构，推定常务委员会委员七人：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扩大会议宣言指责蒋介石借党治名义实行独裁，表示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后决于最短期内按照孙中山遗教筹备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筹备地方自治，组织民意机关，区分党政军权限，实施中央与地方分权等⁽³⁸⁸⁾。针对南京方面训政的种种问题，宣言提出七点意见：（一）孙中山深信国民党的主义及政策是救国惟一方案，必能于国民会议获得通过，党治不特不因国民会议而生扞格，且将因此日臻发扬。（二）训政时代必有约法，犹之宪政时代必有宪法。约法规定政府与人民之关系，使政府对于人民之干涉，有其不可逾越之限度，人民权利始有保障。（三）地方自治而不使民众参加，则自治没有意义；地方自治不能实行，亦无民主可言。（四）蒋介石倡党政军三位一体之说，军权高于一切，党政日益混淆，扩大会议成立后，将划分中央党部与政府之权限，各保其独立之地位。（五）训政以来，以中央党部代替国民会议，以各级地方党部代替各地方会议，一切措施，皆以一党专制之名，行一人专制之实。此为民主政治之大敌。（六）曲解党治，一切官吏非党人不用，导致党员官僚化，且屏绝党外人才出路。（七）建国大纲，采中央、地方均权制度，今中央用集权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³⁸⁹⁾。

召开“扩大会议”的目的是成立政府。9月1日，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为组织政府制定依据。大纲突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权力，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军事委员会委员人选均由中央党部推定，防范个人权力的过度膨胀⁽³⁹⁰⁾。同日“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委员名单。推举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13日，“扩大会议”通过《实行训政规约》，规定：“在训政期间，铁路、邮电等，由中央政府管理，其余各项政治，依据中央法令，悉归省直接处理。”⁽³⁹¹⁾这是建立强势地方、弱势中央的标本性文件。虽然该文件主观上希望引领向地方自治的方向，但在军事力量尾大不掉的背景下，也不无重复民初地方军阀割据的可能。15日，“扩大会议”成立包括罗文幹、周鲠生等六名法学家在内的约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约法并向全国征询意见。其间，曾计划聘请胡适为起草委员，胡也认真地和罗做过讨论，意见“大致相投”⁽³⁹²⁾。

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此时反蒋派的军事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张学良东北军入关后，9月19日“扩大会议”由北平迁往太原。汪精卫、邹鲁等眼看失败在即，决定抓紧时间演出最后一幕，向南京政权作一次“悲壮”的宣传战。10月27日，“扩大会议”在太原继续开会，通过约法起草委员会所拟《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全文八章二百一十一条，用以作为“宪法未颁布以前的根本大法”。

《中华民国约法草案》规定建设中华民国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训政时期筹备地方自治，中央与省采均权制度，地方自治成立后，即实行宪政，宪政期间设立五院。草案以较大篇幅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声称以法律直接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不受侵害，其所规定的人民人身、财产、居住、集会、结社、言论等“私权”和选举、罢官、创制、复决等“公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民主意识。草案规定：“人民非有犯罪嫌疑或证据，不得逮捕拘留、审问或处罚”；“凡逮捕拘留人民之命令，除现行犯外，限于法院”。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任意抓人；当政府逮捕了嫌疑犯而法院宣判无罪或免诉的情况下，即使有被害人的告发，“其拘留时间应由国家照其本人身份酌给相当之赔偿”。这些条款显然针对着南京政权随意抓人、捕人而立。草案对人民自由权规定也较充分，比如“人民有集会之自由，经有负责发起之人向该管官署声明，如无携带武器或直接扰乱社会秩序情事时，不得干涉”；“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经法院审判确定，不得禁止发刊”；“人民有结社之自由，非有犯罪嫌疑或证据，经该管署查明时，不得封闭”。针对军人干政，条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依法律有诉讼于法院之权，除依戒严所规定外，不受军法审判。”⁽³⁹³⁾

关于训政时期的党政关系，《约法草案》并无十分明确的说法。只是在《扩大会议宣言》中强调党与政府“各守其职，不相逾越，尤当各保其独立之地位，举数年以来党政军三位一体之谬说与弊制，悉摧陷而廓清之”⁽³⁹⁴⁾。与南京政权公然以党代政不同，“改组派”宣传党不得直接干政。在政体设置上，避开五权宪法，只于政府之下设八个部，监察院独立，以便按照民意监察政府。政府标榜公开主义，财政公开，预算交中央党部核定，决算则交监察院审查。官吏的任用采取考试制度，等等。

由于军事上的溃败，所谓《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只能成为空中楼阁。比较而言，“扩大会议”组成人员非主流派或在野派的身份，使之容易注意到当政者不愿面对的现实，为争取民心，他们的要求相当程度体现出人民的某些要求或愿望。应该承认，“扩大会议”诸人对民主和法治的呼吁，对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为名专制为实的批判，以及太原“约法”的起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要求。当阎、冯等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天津《大公报》针对《太原约法》发表社评说：“北平所谓扩大会议，在今日国民政府统一之局面下，当然无政治地位可言，其草拟之法案，以效力论，殆与私人之意见书相等。虽然，训政时期中是否需要约法，实为国民党执政后党内外一大悬案。首都党国要人近亦有人表示及之者。社会方面，则谈之者尤多。可知此事不是党的问题，而是国的问题……国府当局近来迭表宽大之政见，对此昔为同志，今为政敌者所提之法案，今后其有恢闳容纳之机会乎？多数受治之国民，盖不胜其企盼之情矣。”⁽³⁹⁵⁾对文件本身给予相当肯定。只是这样的文件与其说是汪精卫等的当政宣言，不如说是失败挽歌，这样一部具有民主色彩的约法草案，更多只是其在野身份的产物乃至标志，并不完全代表其真实的政治主张。不须负责任的高调总要比实践力行容易得多。

五　东北军入关与阎、冯、桂系的惨败

无论是对于蒋介石还是对于反蒋派来说，张学良的东北军都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1930年2月10日蒋、阎电报战初起时，在接到阎锡山要求与蒋共同下野电报时，蒋介石即电请何成濬详询奉张态度，东北方面的动向是蒋介石作出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考。为笼络奉张，蒋介石一方面令何成濬与张学良保持密切联系，同时派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等人，以各种关系前往沈阳劝张疏晋近宁。2月20日蒋致电张以北方事务相托，声称：“阎如启衅，则请汉兄立举义旗，共同努力完成统一也。”⁽³⁹⁶⁾3月26日，为了示惠张学良，蒋介石致电吴铁城主动表示：“内政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长与外交（部）次长，请汉兄即推人电保，以便提出。”⁽³⁹⁷⁾同时，蒋介石早早就开始其银弹攻势，3月27日，蒋致电宋子文，令其在4月5日前电汇张学良50万元⁽³⁹⁸⁾。

南京方面极力拉拢张学良，反蒋方面也不落后，阎冯代表贾景德、梁汝舟、薛笃弼等前往沈阳与张联络，极力争取张学良，许以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和华北地盘。

蒋、阎对立初露端倪时，张学良曾向阎表示亲近，东北和华北、西北接壤，地理上的接近使双方有更多相同的战略利益。1930年1月17日，阎锡山致电张学良，请其协助从秦皇岛起运外购的飞艇、机关枪、子弹等武器弹药，张学良批示：“电军、警、关，切实给予便利，如咱事一样。”⁽³⁹⁹⁾次日，在给阎锡山复电稿中初言：“晋辽提携，绝无问题。”后改为：“时事纠纷，近顷愈甚，欲图挽救，宜从提携入手，大而可安一国，小之亦有益地方。”⁽⁴⁰⁰⁾

蒋、阎争端愈演愈烈后，张学良从自身利益计，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立场，公开表态显得不偏不倚。3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针对阎、蒋之争声称：“殊途原可同归，图终贵乎慎始。在介公力任艰巨，固鞠躬尽瘁之心；在百公析理毫芒，亦实事求是之意。特恐词纵详明，意难周到，每滋一时之误会，驯启众人之猜疑，或且推波助澜，酿成战祸，循环报复，未有已时。则是二公救国之愿未偿，亡国之祸先至，非二公之所及料，亦非学良之所忍言也……尤望介、百二公，融袍泽之意见，凛兵战之凶危，一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⁴⁰¹⁾同时在给阎锡山的电报中表示：“东北四省，对日、对俄关系复杂，外交上不便与南京政府断绝关系。际此时局，处境较具苦衷，外交问题，今后仍与宁府联络进行，尚希谅解为幸。”“东北四省，与山西省同有维持华北治安之责，所以视其形势如何，除出兵协助碍难实行外，在维持治安上必要之范围内，不妨接济武器弹药。”⁽⁴⁰²⁾

为拉拢张学良站到南京一边，蒋介石方面采取了各种手段。以高出市场价一倍的价格向东北兵工厂购步枪5万支。随着蒋军在战场上的失利，蒋介石急于拉张学良参战。6月5日，蒋电方本仁、吴铁城，有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全权负责北方。8日电宋子文，询问其何时可拨付张出兵费用200万元。16日蒋再电古应芬，请李石曾力劝张学良出兵：“凡奉张所要求者，务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允纳，即有不合理而难允之件，亦不必拒绝，或竟暂允其请，再在决战后详行讨论可也。现在惟一目的，只要其五日内能出兵平津也。”⁽⁴⁰³⁾6月21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此时，张学良已倾向于蒋介石。1930年7月底，南京方面李韫珩五十三师拟转海运由青岛登陆，协助韩复榘夹击胶济线晋军。当时青岛地区为奉系海军控制，登陆青岛必须获得其同意。蒋介石乃电请张学良令准该部登陆，8月初，因奉张的协助，李韫珩部陆续登陆青岛。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到青岛部队已完全上陆，集中胶州，兵力虽只一师，而青岛为奉天海军所在地，我陆军得以上陆，在逆方观之，必疑奉天方面已加入我战线矣。且青岛可以上陆，则天津亦可以上陆，阎锡山之后方动摇矣。奉军虽未加入作战，而于我之政略战略，皆占先一着矣。”⁽⁴⁰⁴⁾

但是，张学良此时尚不急于明确表态，一则他深知自己在这场大规模内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绝不轻易表态，而是待价而沽，谋求更大的利益；二则东北内部高官看法不一，意见尚需整合。1930年6月5日，张学良召集东北高官商议应付时局办法，会中意见约分成三派：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主张保境安民，不与任何一方合作；王树翰、莫德惠、刘尚清、沈鸿烈、鲍文樾等人主张与南京合作；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臧式毅、荣臻等人则表示静候张学良决定。

为了促使张学良彻底倒向自己一方，7月，蒋介石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张学良以是否就南京方面任命的副司令一职问题征求张作相、汤玉麟等意见，张、汤等表示反对，强调：“此时就副司令名位，即须尽副司令职责，势将与阎成对峙局势。我不犯人，人将犯我。环顾内情，熟权利害，窃以为不可。”⁽⁴⁰⁵⁾张学良在内部反对声中，再次推迟表态，答应蒋军夺回济南就考虑出兵。张认为如果蒋军夺回济南，那表明反蒋联军已陷入被动。8月15日，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连电张学良出兵。24日蒋介石答应由张学良主持华北，随后又明确答复由宋子文给张学良速筹500万元出兵费，并答应发行1000万元的公债整理奉票。张学良感到出兵的条件已经满足，内心已有“拥护中央”⁽⁴⁰⁶⁾的打算。9月初，张学良召开东北高级干部会议商讨时局，会中张作相、张景惠仍反对出兵助蒋。张学良心意已决，坚持入关主张，张作相等被迫放弃反对意见。张学良决定令于学忠、王树常组成第一、第二两军，出兵关内。

9月18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静候中央措置”⁽⁴⁰⁷⁾。20日，于学忠率部先行入关。张学良出兵严重地动摇了反蒋派的军心，阎锡山迅速将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撤回山西，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均纷纷自由行动，随同晋军撤到黄河以北。而东北军和晋军也形成默契，东北军每到一地，即通知晋军让防，阎按通知节节退兵。21日、22日，东北军和平接收天津、北平。为保持同晋军的关系，东北军到达河北、察哈尔后即停止前进，没有进入山西。

东北军入关后，陇海、平汉两战场的西北军也军无斗志。19日，石友三通电拥护张学良，率部由鲁西开往豫北。各路友军或垮或撤，冯玉祥西北军处境艰难，面临后路被截、重兵包围的威胁。蒋又派人四出活动，多方利诱，使冯部迅速分化。9月28日起，吉鸿昌、庞炳勋、梁冠英等高级将领纷纷举兵投蒋，赵登禹、刘汝明、魏凤楼、张人杰等一小部分部队退入晋南，平汉线的反蒋军处境险恶。10月2日、3日，蒋军先后占领开封、许昌。6日，陈诚部占领郑州。9日，杨虎城部占领洛阳，25日占领潼关，截断了西北军回陕西的退路。

在大局已定时，10月4日，阎锡山、汪精卫秘密到郑州与冯会晤，共同商定联合发表停战通电。阎锡山随即发出下野通电，表示：“今者撤兵河北，损失及半，欲再以战争求达目的已属不可能矣。叠奉严命，督促归田……本总司令即日释甲归田。”⁽⁴⁰⁸⁾5日，阎、冯、汪联名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冯玉祥率副司令部人员撤到黄河以北的新乡。10月15日，阎、冯决定联袂下野，鹿仲麟领衔通电罢兵息战。11月14日，阎、冯通电取消太原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

蒋介石与张学良约定晋军由张学良负责收编，西北军由蒋介石负责收编。张学良对晋军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晋军被编成第四、五、六、七四个军（1931年7月改为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分别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任军长，另有护路、炮兵、骑兵各一个师，共十六万多人。退入山西的西北军初被编成第三军，1931年6月改为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黄河南岸的西北军为蒋介石收编。对于阎锡山和冯玉祥，蒋介石坚决要求他们出洋。阎锡山声言要去日本游历，躲到大连。冯玉祥则隐居于汾阳县峪道河。

中原大战历时半年之久，交战双方投入兵力总数达140万人，死伤四十余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30年度，南京中央的财政支出为5.39亿元，其中军务支出就达到2.45亿元⁽⁴⁰⁹⁾，占到将近一半，连绵的战争严重阻碍了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

中原大战的结果，蒋介石获得空前胜利，统治力量大为加强，全国统一的基础基本稳固。张学良兵不血刃，在关内取得巨大地盘，也是一位大赢家。几位输家中，阎锡山虽被迫暂离山西，但实力尚存，保留有山西地盘，李、白也在广西苟延残喘，只有冯玉祥西北军全部崩溃，从此即离开军队，失去东山再起的资本⁽⁴¹⁰⁾。

第五节　争战不断的西南、西北地方割据势力

民国中央政府对西南、西北地区的控制向来薄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首要的任务是推翻北洋中央政权的统治，不可能也无此实力实现对全国的武力统一，只能求得与这些地区的表面团结与平衡为满足。因此，西南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乃至西北一些地区在此后数年间，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国民党“二次北伐”期间，蒋介石对西南问题的思考是：“西南川、滇、黔无领袖，甚难处置也。”⁽⁴¹¹⁾由此可知，他此时尚无将西南乃至西北地区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雄心。这就决定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南、西北地区的争端实际仍在各地的地方实力派之间进行。

一　龙云入主滇政及对南京中央的态度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横扫两湖和浙赣，北伐军的胜利使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滇系唐继尧处境不利。第一次滇、桂战争后，唐继尧排斥异己，撤销各军番号，加强亲信近卫部队，引起滇军将领普遍不满。1927年2月5日，第二军军长兼蒙自镇守使胡若愚、第五军军长兼昆明镇守使龙云、第十军军长兼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联名发出通电，要求唐继尧驱逐宵小、公开政治、安内睦外。6日，胡若愚、张汝骥两军向昆明进发。10日，胡若愚、龙云等在宜良法明寺集会，商议改组云南省政府，决定新政府采用合议制，成立云南省务委员会，四镇守使等为省务委员。会后，以四镇守使名义发出通电，提出“立即改组省政府，确立合议制度，提前成立军事机构，统一军权”⁽⁴¹²⁾等要求。他们声称唐氏如不采纳，势必以兵戎相见。唐继尧在各军军事压力下，被迫同意改组省政府，令唐继虞等人出走。2月中旬，胡、张两军先后到达昆明，开始组建新的省政府。新政府推唐继尧为没有实权的云南省政府总裁，不设省长，省务由省务委员会处理，胡若愚、龙云、张汝骥等九人为省务委员会委员。省务委员会之下，设军政、内政、财政、外交、司法、教育、实业、交通八个厅。3月8日，新政府成立，在第一次省务委员会议上，公推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二六”倒唐事件使唐继尧成为有名无实的“总裁”，此后唐处于被幽禁的困境之中。5月23日，唐继尧病死，旧滇系统治时代结束。

“二六”政变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委任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八师师长。云南的实际大权操于胡若愚、龙云之手，尤其是龙云利用驻在省城之便，暗中操控军政决策，引起胡若愚、张汝骥等的强烈不满。1927年6月14日夜，胡若愚联合张汝骥派兵突袭龙云第三十八军，龙云猝不及防，束手就擒。此即云南“六一四”政变。

“六一四”政变发生时，龙云部主要将领卢汉、朱旭、高荫槐、孟坤等趁乱逃到滇西凤仪、下关一带，邀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三十八军军长，将部队编为四个师，卢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师师长，指挥部队反攻昆明。第三十八军在卢汉率领下，在祥云、禄丰等地与胡若愚部展开激战，胡军被击溃，卢汉乘胜进逼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持龙云撤离，并将省主席的印信交给周钟岳，请周转告第三十八军切勿追击，他将保证龙云的人身安全。25日，胡瑛率第三十八军进入昆明，胡若愚退至昆明东郊大板桥时，担心遭到第三十八军和唐继尧旧部的联合攻击，向龙云表示和解，双方达成“板桥协约”，商定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胡若愚、张汝骥即行率部北伐，由龙云在后方补充饷械。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第三十八军3万人整编成六个师，第九十七师师长孟坤、第九十八师师长卢汉、第九十九师师长朱旭、第一〇〇师师长张凤春、第一〇一师师长张冲、新编第七师师长唐继麟。

龙云重新掌权后，并未按照“板桥协约”供给胡、张饷械，胡、张两部因此拒绝出省，停留在滇东曲靖一带。龙云遂命卢汉、朱旭、孟坤等三师出击胡若愚、张汝骥，予以武力解决。胡若愚、张汝骥在龙云压力下，被迫向贵州省主席周西成和四川省主席刘文辉求援。周西成素有觊觎云南之心，又与胡、张为旧日好友，曾与胡若愚、刘文辉在赤水结盟，得到胡若愚、张汝骥的求救讯息后，决定趁此机会向云南进兵。黔军派出五个团的部队入滇，于8月18日占领滇东北宣威县城，并新委县长。9月，再占平彝、师宗。同时，刘文辉也派出一个团的川军援助胡、张，占据滇北寻甸县城等。

此时，逃亡大理的唐继尧之弟唐继虞也趁机举事，发兵进逼昆明。龙云四面受敌，不得不取缓兵之计，派代表向胡、张疏通，双方妥协和解，龙云争取时间回师击溃唐继虞部。在平定唐继尧余部的反叛后，1927年底，龙云集中全部主力攻击胡、张军。

胡若愚是龙云控制云南的最大竞争对手，龙云首先把其作为重点进攻的对象。1927年12月，龙云与胡若愚在曲靖一带展开激战，胡若愚连战不利，退守曲靖，龙云紧紧围住曲靖，使之成为孤城。胡若愚、张汝骥向周西成求助，借黔军反击龙云。周西成欲扶植毛光翔攫取云南省政权，遂决定再次派兵入滇，任命毛光翔为援滇军总司令，阮德炳为前敌总指挥，兵分三路，大举入滇。据龙云电蒋介石报告，入滇黔军“占据师（宗）、罗（平）、曲（靖）、宣（威）等十余县，换官征税，视同征服”⁽⁴¹³⁾。龙云以胡瑛出任第三十八军前敌总司令，统兵迎战黔军，在曲靖、马街等地连败黔军和胡、张军，黔军各路部队均被“摧破追剿”⁽⁴¹⁴⁾，1928年1月，被迫退回贵州境内。龙军趁势克服曲靖，胡若愚部被迫退往昭通、宜宾间寻求刘文辉的庇护，就任其委任的川滇边防督办；张汝骥部退到黔西北毕节一带。进入滇境的川军见各路已经败退，也自动退回四川。

击败胡、张及川黔部队的联合进攻，龙云渡过难关，随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效忠，声称要“长驱贵阳，打倒军阀余孽”⁽⁴¹⁵⁾。192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4月1日，龙云正式宣誓就职，龙在云南的地位逐渐巩固。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4月1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请其迅速出兵广西，并允诺提供“出发军费”⁽⁴¹⁶⁾。中旬，任命龙云为第十路总指挥，李燊为前敌总指挥，要求其率部立即集中云南宜良附近，迅速经由贵州独山入桂，限5月25日前占领柳州。同时又电周西成，要其“当机立断，通电表示赞助中央大计，勿稍犹豫”⁽⁴¹⁷⁾。为尽可能争取更多力量加入对桂作战，蒋介石任命胡若愚、张汝骥为新编第十二、第十三师师长，令其出兵讨桂。

4月18日，龙云在昆明就任第十路总指挥，准备出兵广西。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滇军入桂，需要借道贵州，而贵州的周西成与桂系关系密切，不愿与广西为敌，更不愿滇军进入黔境。因此，龙云出兵攻桂是假，借机报昔日周西成黔军进犯滇东之仇是真，龙云此举事实上成了滇黔冲突的导火索。

从攻黔目标出发，龙云联络与周西成不和的贵州李燊部组成滇黔联军。联军分南北两路，南路又分为左右两翼，共有兵力十一团，万余人，由李燊指挥，分由云南平彝、罗平向贵州进击；北路由张冲师和高荫槐旅组成，主要任务是防范胡若愚、张汝骥趁机攻滇。龙云率总指挥部行营随北路前进。昆明方面由胡瑛和孙渡分别代理省政府主席和十三路军总指挥。

1929年5月，龙云以周西成“抗拒义师，阻挠前进”为由，正式宣布“顺道定黔”⁽⁴¹⁸⁾，滇黔之战爆发。龙云率朱旭、张凤春、高荫槐、刘正富及李燊所部向贵州进发。周西成则亲自率部迎战，由毛光翔、黄道彬指挥左、中路部队，其本人统辖右路，向安顺挺进。龙云率龙李军从平彝向贵州进攻，拟经黔滇公路，长驱直入，进占贵阳。黄道彬师与朱旭师第五旅先头部队在平彝接战，揭开滇黔之战的序幕。战事爆发后，黔军屡战屡败，由亦资孔、盘县、普安、晴隆一直退到关岭。接着滇军又在镇宁击毙亲临前线指挥的周西成，黔军全线崩溃。龙李联军乘胜前进，于5月27日占领贵阳。随后，龙云扶持李燊“以讨逆前敌总指挥名义，留守贵阳，维持现状”⁽⁴¹⁹⁾。滇军继续驻扎在黔西龙里、贵定等地，并深入贵阳以北、乌江南岸，企图通过李燊实现对贵州的控制。

6月，胡若愚、张汝骥及孟坤等在刘文辉支持下，趁滇军深入黔境之机，假借奉命伐桂之名，以胡若愚为靖滇军总司令，分别从川南、滇东北合攻昆明，龙胡之战又爆发。此时，龙部主力仍滞留黔境，闻讯后被迫退回云南，滇军离黔后，周西成残部毛光翔趁机进攻贵阳，李燊势单力薄，在贵州立足不稳，不得不退往云南境内。胡、张、孟部从28日开始向昭通发起攻击，7月6日占领昭通。胡、张、孟部虽取得昭通，但费时过久，贻误了战机。龙军则通过在昭通的顽强阻击，争取了从贵州回师的时间。

胡、张、孟攻下昭通后，以张军为先头部队，向昆明进击。龙云急调入黔滇军星夜赶回昆明增援，于7月11日赶到曲靖，与胡、张部激战于昆明西郊碧鸡关。龙云采用反间计，故意将给孟坤的信送往胡若愚、张汝骥处，挑起胡、张对孟坤的疑虑。当龙云部发动反击时，胡、张不增援孟坤，使孟坤部几遭覆灭。龙云乘势挥师追击，胡、张节节败退，龙部跟踪追击，胡、张、孟军被迫退往滇西北的华坪、永胜及四川会理等地，并节节败退至四川西南角的盐源、木里一带。1930年春，张汝骥被俘处决，孟坤落水而死，幸存的胡若愚已无东山再起的能力。7月20日，昆明城恢复秩序，龙、胡、张第二次混战结束，龙云确立了在云南的统治地位。

龙云为掌握云南军政大权，在与各地方实力派保持联络同时，历来对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恭顺的态度，以换取中央政府的支持及承认。1929年10月，当西北军声言反蒋时，他就致电蒋介石，表示“反动军阀，破坏编遣，纵无命令，亦当仗义伸讨”⁽⁴²⁰⁾，向蒋表态效忠。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为防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及张发奎北上，蒋介石于3月底命令龙云发兵讨桂，龙以连年战乱，兵疲将乏为由，婉拒出兵，等待蒋介石拿出更好的条件。为诱使龙云出兵，蒋介石答应提供百万元作“军需之用”⁽⁴²¹⁾，出征部队每月发给军费法币30万元，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也派人送滇20万元⁽⁴²²⁾。这笔费用拨付迅速，4月18日，龙云就致电蒋介石告知“京粤拨款均已收到”⁽⁴²³⁾。同时，蒋还许诺如攻下南宁，则委派卢汉为广西省政府主席。龙云对蒋介石提出的讨桂条件十分满意，5月，龙云以“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名义，任命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率领滇军三个师十五个团共二万余人进攻广西。6月，卢汉指挥滇军分南北两路向南宁推进。蒋介石对龙军抱有厚望，致电龙云称：“刻张桂诸逆，改图窜湘，贵军正宜跟踪前进，肃清逆巢，望勿稍有瞻顾。”⁽⁴²⁴⁾7月，龙军包围南宁。南宁守军韦云淞部三千余人凭城固守，滇军因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士气沮丧，加之各部“存保全实力之私心，你攻我停”⁽⁴²⁵⁾，围攻南宁三月不克。10月，白崇禧率部返回广西，配合南宁守军，经过两周激战，至10月中旬将滇军击溃，迫其退回云南。龙、卢滇军虽未能攻克南宁，还付出损失近半的代价，但在中原大战中拖住桂系后腿，有力支持了蒋介石，蒋对龙云的行动非常感激，作为报答，1931年11月龙云在国民党“四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龙云为牢固控制云南，不断整顿和强化滇军，先后开办军官学校、军官团、军官补习队等，培训大批滇军骨干。同时以响应南京中央整编军队名义，削弱异己力量，加强其本身对部队的直接控制。龙云严密控制军队的行为引起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四个师长的强烈不满，1931年3月10日，四师长以“清君侧”为名武装倒龙。龙云被迫声言“扫墓”，离开昆明回昭通，实际只到寻甸羊街躲避风险。龙云离开昆明后，四师长围绕着继任主席人选互不相让，蒋介石在云南之变中也力助龙云，3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以云南事思虑甚切。先电龙云，回省主持，待其复电再定处理办法。对四师长电暂置不复。”⁽⁴²⁶⁾当身为滇人的王柏龄回滇活动，蒋介石特电王氏，令其“离滇回京，切勿预闻滇中内部纷争，免致纠纷”⁽⁴²⁷⁾。在内外压力下，卢汉、张冲只好把龙云请回重任省主席。

龙云重返昆明，立即宣布四个师长以下犯上，下令扣押，撤销各师番号，实行废师改旅。不久，将卢汉、朱旭、张冲释放，卢汉被委以全省团务督办，朱旭为省民政厅长，张冲为第七旅长兼全省盐务督办。对南京中央，龙云始终采取不即不离的政策，一方面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又抵制南京方面对云南的渗透，将云南的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二　贵州桐梓系军阀统治的兴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贵州控制在桐梓系军阀手中，周西成是桐梓系军阀的首领。1923年，周西成组织“靖黔军”，集结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在四川涪陵召集军官会议，公开确定“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号佩玙）、用（犹国材号用侬）”的继承序位，标志着桐梓系集团正式形成。1926年6月，北京政府任命周西成为贵州省省长，掌握贵州军政大权。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周西成任贵州省主席，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周西成大批起用桐梓系人员，贵州军政大权悉数落入以周西成为代表的桐梓系集团手中。

周西成控制贵州，对外联合两广，与南京方面保持距离，这是因为周与同为贵州人的王伯群、何应钦有过龃龉，“何王跟蒋介石历史久，若走蒋的门路，必为何王堵死，不能不靠拢两广”⁽⁴²⁸⁾。对内加强统治，扩充军力，将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改为贵州陆军崇武学校，大量培养各类军事人材。同时，对同样出身贵州的其他军事力量极力排挤，导致其与李燊间的激烈冲突。

李燊，号晓炎，贵州贞丰人，是贵州另一重要派系兴义系的代表人物。1926年北伐战争中率部出黔参加北伐，曾任第十六军、第四十三军军长。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相继被唐生智及南京国民政府杀害后，省外黔军只有李燊一部。李燊率部长期在外征战，深感孤军在外不易，意欲回黔。周西成对李燊部不仅不容，而且为削弱李燊的实力，派人收买其部属，这就促使周、李矛盾更加尖锐。当时李燊的部队驻守宜昌，旅汉黔人主张周李合作，多方调解。周李双方遂派代表协商，于1928年初达成协议，规定双方在兵员、军费、武器、情报等方面互相支持。但是，此协定不过是周西成的缓兵之计，不久，即被其撕毁。在云南和四川两方策动和支持下，李燊决定率部回黔倒周。

1928年10月，李燊将其四十三军所属三师1.2万人集结于鄂西来凤。11月，从四川酉阳、秀山出发，拟循黔东大道攻入贵州。周部王家烈率八个团集结于秀山邑梅一线。14日，双方交战于天星坡。李燊集中主力兵力猛攻敌主阵地，王家烈难以招架，继而，李部又以一师兵力发动夜袭，终使王部惨败而退。18日，王家烈退保铜仁，李军进逼铜仁，连续数日猛攻铜仁不下。月底，周部援军到达，李军被前后夹击，只得从铜仁分兵两路后撤。周西成除令王家烈跟追外，亲率主力取道大兴场往松桃、秀山，企图迂回围歼李军。

周、李交战期间，双方都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诉对方启衅，以获得南京方面支持。11月9日，周西成致电蒋介石报告李燊进攻情形，对此，蒋介石作出不偏不倚的姿态，致电李燊、周西成望双方勿启兵祸。同时，蒋特电李燊，令其“勿再前进，停止原防，专心训练，为党国之用”⁽⁴²⁹⁾。25日，在双方战况日见激烈时，蒋再电李燊并致刘湘转杨森，严厉指出：“李部职在剿匪，继斌（周西成字继斌）治黔，亦有成绩。前中央命继斌援川，与兄小有龃龉，此过去事。今中央对兄责成致力川事，值此训政开始，全国统一，各方应即停止军事行动。川黔相依唇齿，讵宜再启纠纷，牵动大局。除令李部停止前进外，望兄等专力川省建设，勿启川黔战争为要。”⁽⁴³⁰⁾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地区鞭长莫及，但又负有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之责，因此，其不愿西南多生事端应属正常，但其态度事实上对当时各方并无任何影响。周、李之战并未因为南京方面的调解而缓和，反而愈演愈烈，12月4日，双方在鸡扒坎激战，李燊反击获胜，再度攻至铜仁城下，并将周部主力困于松桃。为摆脱困境，12月7日起，周军猛攻李军扼守的凉亭坳以求突围。双方激战四天三夜，周军伤亡惨重，周西成带数百名残部逃到铜仁。李部在追击过程中遭周部反击，先退至江口、印江，后又退到四川龚滩。1月初，求胜心切的李燊选调二千余精兵，试图出奇制胜，直扑贵阳。周西成以犹国材为前线总指挥，急调贵阳守城部队和崇武学校学生等堵击。双方在贵定石门展开生死战，战斗中李燊负伤，斗志大减，率千余残部从长顺、兴义退向云南。

周西成获胜后，连电南京方面报告战况，蒋回电表示拉拢：“此次滇、黔两省因张（汝骥）部问题，几起衅端，赖兄体谅中央维护苦心，遵令调离张部，避免冲突，良深欣慰！顷已电令龙主席同时撤退东防部队，仍回原防，事关中央命令，当能遵照办理。李燊抗令称兵，既经溃败，川中战事，亦有转机；此后西南一家，力谋建设，黔省庶政，素具规模，应更努力以竟全功。”⁽⁴³¹⁾

1929年5月，龙云以讨桂为名，顺道定黔，李燊率残部参加对周作战。2日，周西成致电南京中央呼吁制止龙云行动，因周在蒋、桂战争中倾向桂方，蒋对其早已不耐，迟至8日才复电周西成，虽表示对龙云“当明令阻止”，却要求黔方首先要“明白宣布讨桂，且实行出兵攻桂，使滇中无后顾之忧”⁽⁴³²⁾，明显袒护龙云。周西成知道依赖南京政府既不现实，也无可能，亲赴前线指挥对滇战事。兵分三路，以毛光翔为左翼总指挥，率犹国材师由兴仁迎敌；命黄道彬师为中路，由盘县迎沾益来敌；自率一路向安顺进发。李燊亦分两路向盘县进攻，相继进战盘县、普安、花江等地。12日，周西成由安顺进驻镇宁县安庄坡，准备在此与滇军决战。滇军投入全部兵力，实行猛攻，周军逐渐陷于被动。激战中，亲临前线指挥的周西成中弹重伤，被迫撤出战场。黔军全线崩溃，周西成在退向黄果树时又被李部包围抄袭，激战中周西成再次中弹负伤，在渡过打帮河时被击毙。其部“自相残杀，尸骸狼藉，共死伤二千余众，器械完全损失”⁽⁴³³⁾。5月27日，李燊部进入省城贵阳，组成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蒋介石明令其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并予以武器支持⁽⁴³⁴⁾。7月，滇军由于后方不稳退回云南，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材等统率周西成旧部反攻，李燊退出贵阳，沿途遭毛光翔部袭击，伤亡众多，退入滇境仅存官兵数百。李将余部交给龙云，只身流亡香港，1930年在落魄中病死。

周西成死后，驻兴仁的黔军犹国材师和留守铜仁的王家烈师还保有相当实力，他们会师遵义，推毛光翔为二十五军代军长。1929年7月8日，毛光翔进驻贵阳，桐梓系重新控制贵州大局。南京方面欲借周西成之死插手贵州政局，初欲任王伯群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因王“不愿屈就”⁽⁴³⁵⁾，又准备改任李仲公。但南京方面毕竟尚不具备控制贵州的可能，11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顺应现状，任命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毛光翔为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第二师师长王家烈升为副军长。毛光翔一改周西成支持桂系的态度，“力图向南京政府靠拢，极表恭顺，对国民党开诚欢迎”⁽⁴³⁶⁾。1931年，毛光翔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王家烈任第二十五军军长。

毛光翔虽对蒋介石表示服从，但并不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蒋支持王家烈夺取贵州省政。1929年冬，蒋介石任命王家烈为讨逆指挥官，开赴黔边牵制桂系，且寻机向外发展。王家烈在南京中央支持下，以黔东南和黔东北为基地，扩充实力和地盘。1930年7月，蒋命王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率部入湘西“会剿”红军，且由中央和湖南省按月拨给军饷，王通过参加“剿共”，获得大批枪械，实力大增，同时进一步密切了与南京中央的关系，蒋介石电告其保持联络⁽⁴³⁷⁾。

毛光翔担心王家烈势力得到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多次设计夺取王家烈的兵权。当王家烈认为自己羽翼已经丰满，又有南京方面支持时，便公开与毛光翔决裂，决心夺取贵州政权。1932年2月，王家烈在洪江率领四团人马，直趋贵阳，对贵阳形成包围之势，胁迫毛光翔交权。毛光翔权衡利害，将贵州军政大权交给了王家烈，自己专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退往遵义。

王家烈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后，南京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正式任命王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家烈执掌黔政后，为巩固地位，一方面采取亲蒋路线，另一方面为消除肘腋之患而进一步压制毛光翔。两者均加深了王在桐梓系集团内部的孤立并使矛盾激化。毛光翔遂离筑潜赴遵义，与蒋在珍、犹国材、车鸣翼等一起，结成反王联合。1932年11月，蒋在珍、毛光翔首先发难于遵义，开始了二十五军内部的大混战。随即发展为王家烈与犹国材之间持续数年的大混战，最终导致桐梓系集团彻底崩溃，国民党中央势力在“追剿”红军长征中顺势入主贵州。

三　四川军阀内战不断与南京中央的倾向

四川是地方军阀争夺十分激烈的地区，1927年至1932年间，经过长期混战，四川逐渐形成刘湘和刘文辉两强相争的局面。

1927年宁汉对立时，蒋介石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地方实力派会攻武汉。刘湘被任命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任前敌总指挥，蒋亲电刘湘，告以：“夏师长斗寅可信，请与联络一致为要。”⁽⁴³⁸⁾1927年5月5日，杨森率4.5万人自万县东下，联合驻宜昌的夏斗寅部，顺流而下。21日，杨军占领武汉外围仙桃镇，夏斗寅部占领汀泗桥、贺胜桥，武汉震动。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主力部队北上河南，留守武汉的叶挺部急赴前线，击溃夏斗寅师。同时，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唐生智第八军李云杰师包围进犯仙桃镇的杨森部。6月8日，李云杰部发起进攻，双方在仙桃镇激烈交锋，杨军大败，被歼七个团，其直辖第九师几乎全军覆灭，被迫西逃潜江，潜回四川。

杨森败退回川，刘湘趁机以“出兵助战”⁽⁴³⁹⁾名义派兵进驻万县，欲将杨拒于夔门之外。正当杨森走投无路，进退为难的时候，邓锡侯、刘文辉等在武汉政府策动下，乘虚进袭重庆，刘湘见势不利，即让回万县给杨森，回师击退邓锡侯等的进袭。

7月，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辗转入川，投靠杨森，杨森对吴佩孚倍加关照。此举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和指责。蒋介石也甚为恼火，12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吴逆佩孚，殃民祸国，负罪至深。逃窜川边，阴谋煽乱，迭经电饬缉拿……如或瞻徇隐匿，自犯通敌之嫌，政府亦不能宽贷也。”⁽⁴⁴⁰⁾1928年1月6日明令免除杨森本兼各职，由师长郭汝栋取代其第二十军军长之职⁽⁴⁴¹⁾。但杨森不肯交权，与部将的矛盾激化。

其时，刘湘奉蒋介石命令，接收杨森所属各部。刘湘认为倒杨时机已到，指使赖心辉、郭汝栋、范绍曾、吴行光等组织“四部倒杨”。2月，四部在长寿举行倒杨秘密军事会议，组织“讨杨逮吴联军”，由赖心辉兼任总司令。4月，赖、郭、范、吴四部对万县形成战略包围，杨森退出根据地，将主力向开江转移。当刘湘电告蒋介石获胜消息时，蒋正处于二次北伐的关键时期，期望刘湘能派兵相助，因此一口表示川事任刘湘处置，“对杨森无主张”⁽⁴⁴²⁾。5月18日，倒杨联军与杨森部在开江展开决战，由于与杨素有联系的罗泽洲率部袭击倒杨联军后方，杨森取得胜利，刘湘借四部倒杨的目的未能达到。

刘湘自此时对外积极投靠南京中央，对内则大力发展势力，不断分化和打击异己。他长期占领四川繁荣富庶之区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坐大。1928年9月23日，刘湘与保定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在资中县举行会议，就统一意志，裁编军队及组织省政府三大问题达成了协议，由刘湘出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委员。这次会议将川军其他各部屏之于外，激起各军怨恨。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八部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八部同盟”，推杨森为主席，李家钰、陈书农为副主席。八部同盟决定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下川东之战。

刘湘闻讯，即拉拢刘文辉，让刘文辉等牵制同盟各部，致使真正能向重庆进攻的仅有杨森、罗泽洲两部。杨、罗原计划联合同时进攻，不料罗泽洲为抢占重庆，于10月中旬率先出兵，以至孤军突进。10月17日，刘湘集结主力，亲自督战，在江北一碗水地区迎战罗泽洲，激战两日，罗部溃败。10月19日，刘湘挥师东下，截击来犯的杨森部。10月20日，刘湘在长寿铁山坪发起猛攻，杨森部大败，逃入李家钰防区。刘湘连克梁山、忠州、万县等二十三县，尽收杨森下川东防区，收编杨森近三万人以及郭汝栋部，势力大振。

八部同盟在反刘湘的下川东之战失败后，深怨刘文辉支持刘湘，牵制李家钰等部不敢动作，导致战争失败，决心报复。同时，罗泽洲、杨森在下川东之战失去防地后，与李家钰部同处一隅，僧多粥少，也必须往外发展。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发动了上川东之战。4月16日，同盟军出动，由遂宁经宁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4月19日，两军交战，刘文辉部守将向传义先收缩兵力，后发制人。激战两天后，突然全军出击，同盟军败北，退出遂宁。

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刘湘、刘文辉击败了八部同盟，势力大增，四川成为二刘并立的局面。刘文辉与刘湘同族，虽然比刘湘小四岁，论辈分却是刘湘的嫡堂叔。1926年底，刘文辉随川军各部“易帜”，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不久又兼川康边防总指挥，成为川军保定系第一号巨头。此时，刘文辉率军驻成都，据有下川南眉山、青神、仁寿、宜宾、南溪、屏山、资阳、威远、容县等二十余县，但从下川南至成都的通道，却被占据雅安、西昌的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遮断。1927年6月中旬，刘文辉兵分三路对刘成勋部队发起猛烈攻击。一路由双流向新津进攻；一路由崇庆、大邑向邛崃进攻；一路由眉山、丹棱向名山、雅安进攻。刘成勋在猛攻之下，全线溃败，6月29日，被迫通电下野。其防区包括西康、宁远、邛雅地区全部为刘文辉兼并，部队为刘文辉收编。7月6日南京政府特任刘文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冬，刘文辉和刘湘合力将赖心辉部击溃，又占领泸州、合江、江津、永川、纳溪、古蔺等地，迫使赖心辉退至滇境。“八部同盟”发动下川东之战时，刘湘为了取得刘文辉的援助，将资中、内江、荣昌、隆昌等防地交第二十四军接防。刘文辉遂帮助刘湘击败了杨、李、罗等部，统一了川东。由此四川成为“四巨头”——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分割的局面，并逐渐形成以刘湘为首的速成系与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首的保定系两大派系争斗的格局。

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11月，任四川省主席及国军编遣委员会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刘文辉势力迅速发展。1929年3月，四川省政府改组，刘文辉仍任省主席。十年之间，刘文辉不断击败对手，所部发展到十二万之多，防地除西康十几个县外，在四川则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等六十余县，等于大半个四川，且多是富庶之区。此时的刘文辉，不仅图谋统一四川，还想囊括西南，问鼎中原。

当时，刘湘也是拥兵十余万，同样想独揽四川大权。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在谋求发展，未肯轻易俯首称臣。南京中央此时对二刘显得不偏不倚，蒋介石表示：“二刘共同奠定川局，中极赞成，望其能负责办理，中央自当补助其不足。”⁽⁴⁴³⁾二刘则在蒋与地方实力派争斗中，倾向各异。1929年3月至6月蒋桂战争时，刘湘认为蒋介石大有前途，通电拥蒋并出兵助蒋讨伐武汉的桂军。而刘文辉则支持桂系，与唐生智联系通电讨蒋。刘文辉回忆：“1924年至1932年，是我在四川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官居省政府主席，拥兵十几万，据有防区七十多县，等于大半个四川。由于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地区亦为我的势力所控制……在这种物质和思想条件下，自然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到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当时国内掀起的此落彼起的反蒋浪潮，我认为是我问鼎中原的大好机会。乃于1929年12月同唐生智等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反对蒋介石，胁迫他下台。”⁽⁴⁴⁴⁾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刘湘根据驻京代表邓汉祥的密报，知道张学良率部入关助蒋，于是极力支持蒋介石。而刘文辉估计冯、阎将会获胜，则通电公开反蒋，并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准备出兵武汉，作为策应。结果，刘湘两度拥蒋，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而刘文辉两度失算，陷于被动，虽保住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但已令蒋介石深为不满。

1930年11月，罗泽洲师内部哗变，罗泽洲被扣，罗部隶属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邓早有去罗之心，即升陈鸿文为师长，到顺庆接管该师。1931年2月，罗泽洲逃到李家钰处，李、罗联合杨森，向顺庆进攻，企图以武力强迫陈鸿文交出该师，挑起了北道之战。结果，陈鸿文败退成都。3月，邓锡侯率兵进攻李、罗，刘文辉、田颂尧亦派兵助战。李家钰兵败，求刘湘援助，于是，刘湘出兵援李。5月间，在顺庆城周围，全川大小军阀队伍云集，形成互相对峙和牵制的局面，被迫罢战言和。

北道之战，李家钰退据营山、蓬安两县，实际已依附刘湘。邓锡侯失去所属刘、罗两部队及其防地，势力大弱。而刘文辉乘势占有了乐至、安岳、遂宁、潼南、蓬溪、南充各县，势力大增。到1932年，四川经近二十年的混战，仅剩下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和刘存厚八个军阀。实力最大者为四川善后督办兼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和四川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两部实力相当，都企图称霸。刘文辉防区遍及川康八十一个县，多为富庶之区，拥兵十二万左右。刘湘据重庆及重庆以东地区的下川东二十八个县，控制夔门天险，扼长江咽喉，拥兵十万以上，加上结盟各军，总兵力达二十余万。较之刘文辉，刘湘在政治上得到蒋介石支持，1931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为整理四川省军事起见”，在四川设立善后督办，规定：“善后督办在善后期间所有全省驻在军队统归负责处理，并得按该省情形随时咨商省政府，将全省划为若干警备区，每区设司令一员，均由督办呈请陆海空军总司令任命之。”⁽⁴⁴⁵⁾4月，刘湘就任善后督办，国民政府随之拨付刘湘包括500万发子弹在内的大批枪械。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选任刘湘为国民政府委员。7月，南昌行营发表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共总指挥。此后，刘湘与南京中央关系愈见密切。同时，刘文辉由于侵占其他各部防地、收编其他各部部队，树敌太多，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多股势力与刘湘联合，共同反对刘文辉。

“二刘大战”一触即发，国民政府虽然对刘湘寄予更多希望，但四川爆发大规模战争，南京方面也不能不有所表示。此时战局走向毕竟不明，蒋介石不想把事情做绝，认为处理此事的最好办法还是两不得罪。1932年9月，蒋介石专门致电刘湘，劝告道：“此次川中万一有事，恐绝非一隅关系，小之足以牵动西南全局，大之足以招致国际压迫，而鄂赣剿匪计划更无法逐步完成，现值国难愈加严重时期，吾人益宜事事持重，切盼吾兄极力消弭，设法阻止，俾得渡此最大危险之关头。”⁽⁴⁴⁶⁾10月18日，何应钦电蒋，请示对川事处理办法。蒋回电表示：“关于川局处理，最好固在能使战事消弭不发。但日前形势川中各方酝酿愈急，益显严重。而中央一时亦不得易有效制止之办法，且不可有袒护而援助任何一方之明显表示，如兄有与甫澄、自乾两方各个接近之人，不妨各使分工，加紧接近，藉以明了两方之真相及其对于中央之希望，然后静观其进展趋势，再作最后之决定可也。”⁽⁴⁴⁷⁾表面工夫做到后，蒋介石私下里对刘湘还是有所倾斜。10月12日，张群致电蒋介石，提出如果刘湘能够出面收拾四川乱局，中央政府不妨“因势利导”⁽⁴⁴⁸⁾，对此，蒋介石应是心领神会，代表南京方面在四川联络的曾扩情回忆，当时蒋介石“关照我以我的名义密电刘湘：如能有把握，在很短期间内解决刘湘，可便宜行事”⁽⁴⁴⁹⁾。1932年底，“二刘大战”第一阶段战事即将结束时，杨永泰对川黔善后做了如下分析：“关于川黔善后，大要有二：甲、处置过早，则趋势不明，诚恐不协机宜，有徒损威信之虑；过迟，则趋势已定，等于事后追认，无权操自上之恩……现在川省形势，已由两刘对抗，变为刘田联合，且刘田渐已显占优势。处置川事，似宜以刘田为重心。此外，有相当实力，及虽失败而实力尚未完全消灭者，在刘田统驭之下，酌予安顿。”⁽⁴⁵⁰⁾

1932年10月，除第二十四军外的各部川军将领联名通电讨伐刘文辉，声言：“除祸根而奠川局。”⁽⁴⁵¹⁾10月1日，驻武胜的新编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首先发难，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打响第一枪，川北之战爆发。随后，在刘湘策划、参与下，李家钰、田颂尧、刘存厚部各派一部投入川北战场。第二十四军分北、中、南三路应战，陷于被动。刘文辉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付刘湘，撤出南充、遂宁地区。从10月下旬至11月初，东线刘湘军克江津、潼南、永川、荣昌、岩江、隆昌；北线杨、李、罗等部克遂宁、安岳、乐至，迫资中；邓锡侯部进驻简阳、资阳。以刘为首的联军部队从东、北两线协力向沱江下游推进。刘文辉全力扼守沱江，在资中、内江、富顺、泸州一线实施防御。11月上旬，刘湘第二十一军唐式遵第一师、王缵绪第二师和李、罗等部向内江、资中进攻，第二十四军夏首勋指挥第二、第三师顽强阻击，双方成胶着状态。二刘争夺重心在泸县。第二十一军六个旅在海、空军配合下对泸县实施攻击，第二十四军两个旅据城周高地固守。激战半月，双方互有进退，伤亡均重，相持不下。11月18日，联军突破沱江防线，克资中、内江、富顺。泸城守军因势孤发生动摇，21日，刘湘进占泸县，守军两个旅为刘湘收编。

正当泸城战事激烈之际，11月14日，刘、田成都之役爆发。成都从1926年起即由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部联合管理。田颂尧见刘文辉在川北、川中节节败退，威逼刘军退出成都，被刘拒绝。11月中旬，田军在邓军暗中协助下与刘开战。双方共出动兵力五十个团以上，刘文辉将撤守资阳、内江等地的十八个团增援成都，实力三倍于田军。经过煤山争夺战、东郊战斗、北门战斗，田颂尧部溃败。后经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调解，双方同意停战，战事结束。此后，刘文辉部专力对付刘湘部，集中七万兵力投入战场，向荣县、富顺发动反攻。

12月10日，荣威之役全面开始。第二十四军夏首勋率六个旅、冷熏南率五个旅自乐山、青神进攻荣威。夏部在井研的千佛寺、马踏井、三江镇等要地，与潘文华等部激战五昼夜，伤亡二三千人。刘湘部退入荣县。同期，冷部五个旅攻刘湘右翼唐式遵师，双方在井研东北的东材场遭遇，唐部不支，退荣县双古坟。尔后，两军在荣县城西险隘老君台展开决战，投入兵力达3万人，双方死亡三千余人，潘师溃败无法再战。荣威之役历时11天，刘湘全线失利。此时，邓锡侯、田颂尧派出四个师部队进攻刘文辉第二十四军川西地区。刘文辉腹背受敌不得不停止进攻。12月21日，双方在老君台签订停战协定。刘文辉兵力损失不大，但防地丧失很多，沱江以东、乐山以南近三十县尽为刘湘所据。

刘文辉不败而败，将原因归咎于邓锡侯的背信弃义，决心集中兵力攻打邓锡侯部。1933年5月9日，刘文辉再次率部突入邓锡侯防地，刘、邓毗河之役爆发。邓锡侯调集所部近30个团，约四万人在毗河北岸固守。刘文辉部攻击逾月，伤亡数千人，无进展。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安川会议”，决定联合进攻刘文辉。6月25日，刘湘与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发出讨伐刘文辉通电。此时，中共在四川迅速发展，蒋介石希望二刘能携手对付中共，以免予中共以可乘之机，在致张群电中谈到：“刘湘派员携其治川方案来谈，内容以半年内扫除统一障碍组织省府，年内剿灭共匪，一年半内划清中央与地方之税收及整缩军队，其意在先灭刘文辉。中以过去先灭阎冯后剿赤匪以为统一可期，其结果相反之意喻之，属其必先剿匪才可统一川局，名正言顺，亦无人能反对之意力说之。总之测其意似彼已决心，对中正为通告形式，说必无效，川事只有让其自乱而已……如能设法合力灭共，避免二刘之战，使刘湘无法启衅，尤幸也。”⁽⁴⁵²⁾蒋虽想调和二刘，但其既对四川束手无策，又不欲干预刘湘影响与刘关系，因此所谓避免“二刘之战”只是徒托空言。

7月初，刘湘以安川军名义，组织三路大军共一百一十余团，向驻守川南、川西的刘文辉部进攻，很快挺进到成都附近。8日，刘文辉不得不退出成都，辞去省主席，将所部二十四军分成六路沿灌县至乐山岷江右岸布防。8月3日，刘湘又与杨森、邓锡侯、田颂尧、罗泽洲等联军将领在成都召开“安川剿赤”会议，决定乘胜追击。中旬，刘湘下令全线总攻，灌县、新津刘文辉军内变，安川军全面突破岷江防线，乘胜追击。第二十四军向西撤退，溃不成军。8月底，刘湘率军攻下雅安，刘文辉部队随之瓦解，一百团以上兵力仅剩数团，主要将领或投降或引退。刘文辉率残部万余退至汉源。8月31日，刘湘宣布安川军事告终。此后，刘湘控制了四川将近一半的县份，而且多为富庶地区，“二刘大战”以刘湘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刘湘控制四川，由于其与南京中央相对良好的关系，为蒋介石所乐见。1935年，随着南京中央以“追剿”红军之名进入四川，南京与四川矛盾趋于激烈，双方的争持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

四　甘肃雷、马之变

中原大战后，原隶属冯玉祥的西北马家军大都投降蒋介石。此时的马家军大致分为两部：一部为驻防青海的马麟、马步芳；另一部为驻防甘肃的马鸿宾、马鸿逵兄弟。其中甘肃马家军势力最大。为了进一步分化马家军的力量，蒋介石将马鸿逵所部调驻河南，但因一时又无法抽调嫡系部队入甘，只好同时利用当地各种政治力量，以收相互牵制之效。

蒋最初拟委顾祝同为甘肃省主席、马鸿宾为青海省主席。后因原南京中央警卫军军长冯轶裴因病去世，为防石友三反叛，蒋急调顾祝同接任，而不得不暂时委任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任命马文车为驻甘肃视察员，负责协调各方关系。

据陈立夫派往甘肃的谍报员报告，当时甘肃各种政治势力主要分为四派：“（一）中央派马文车同志为领袖；（二）何应钦派以谭视察员克敏所勾结之禁烟总办王廷翰为领袖；（三）冯玉祥派民政厅长李朝杰为领袖；（四）骑墙派马鸿宾为领袖。”⁽⁴⁵³⁾马文车虽然贵为中央视察员，但遇事常常受阻，为此他曾私下向友人发牢骚道：“马代主席系回人，以种族关系激起汉回问题，情形复杂，各同事遇事又推弟首当其冲，应付深感困难，兼以谭视察员克敏系何敬之私人，一切秉承何之意志办理，且受人包围，不顾中央，不顾墨三，因对弟嫉妒，故意多方掣肘。”⁽⁴⁵⁴⁾而当时驻防甘肃的军事力量则以雷中田为最强，但雷中田同马鸿宾之间又“意见甚深，雷维持地方尚好，马除旧带之部队外，余均不听其指挥”⁽⁴⁵⁵⁾。

1931年8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甘肃省政，任命马鸿宾为省政府主席，而雷中田未能列名省府委员。马文车原以为可获厅长以上官职，结果仅落为没有实权的省府委员。其他省府委员“均系马（鸿宾）派，闻皆系马福祥以金钱运动而得”⁽⁴⁵⁶⁾。雷中田事先得知消息后，曾致电吉鸿昌：“得南京确息，行政院已通过真除马鸿宾为甘肃主席兼省委，即日呈由国务会议通过发表之说……立赐转电中央力阻发表。”⁽⁴⁵⁷⁾但雷的努力并未成功。为此，雷、马（文车）二人极为不满，秘密联合倒马（鸿宾），并积极同冯玉祥联络，寻求支持。

8月中旬，雷中田的密使到山西向冯玉祥报告西北的军政情况，同时带来了雷给冯玉祥的“报告及附表、照片等件”。冯玉祥得报后，立即致函雷中田，告之“阎总司令已由大连乘飞机返晋，正在秘密进行倒蒋事宜”，指示雷：“北方各部一俟大规模之联合成熟，即当同时发动。”⁽⁴⁵⁸⁾此后，雷中田在甘肃积极扩充军队，“收编民团已有数千，各予以游击队名义；纷来请愿收编者尚多”，现有军队“人数约两万，枪万余支，迫击炮百余门”⁽⁴⁵⁹⁾。

8月25日，雷中田等人在兰州发动军事政变，“将马子寅（马鸿宾）扣押城内，缴械数百支。现由各界公推南京视察员马文车代理主席，推职（雷中田）为全省保安总司令，并新编四师，以资扩充甘肃陆军。”雷并请求冯玉祥转告广州国民政府：“汇款接济，以顾军需；西宁马麟、马步芳对我方极表好感，必要时请给以相当名义，将来可资臂助。”⁽⁴⁶⁰⁾

冯玉祥获此消息后，相当兴奋，立即复电雷中田等人明确要求：“甘省须与南京断绝关系，直属广东政府，并发出通电，明白表示。”并鼓励他们：“进行一切事宜，应以革命的办法，当机立断，不可稍有迟疑……不可为谣言所惑。”⁽⁴⁶¹⁾

但雷中田等人因青海马麟、马步芳“尚未联络巩固”，特致电冯玉祥表示“此时通电反蒋时机尚早”，“内地反蒋运动成熟后，请钧座通电甘、青、宁，并甘、青、宁实力派，加以名义，必皆翕然景从”⁽⁴⁶²⁾。与此同时，雷、马二人还分别致电南京中央表示因马鸿宾勾结土匪，他们扣马是不得已而为之⁽⁴⁶³⁾。冯玉祥无奈，只好接受现实，致函雷中田表示：“如因环境关系，暂时不便向广东政府表示，暂缓亦可。”⁽⁴⁶⁴⁾

雷中田、马文车虽然暂时夺取了甘肃政权，但二人并没有公开宣示反蒋。这同他们的内外处境是有关的。此时甘肃内部“经济万分缺乏”⁽⁴⁶⁵⁾，外部青海“二马”的态度尚不明朗。为了打破僵局，并进一步获得广东方面的财政支持，二人联名致电冯玉祥转报广东国民政府表示反蒋决心，并汇报今后倒蒋计划：“第一步肃清反动部队，统一甘肃；第二步宣布独立，拥护革命政府；第三步会合义师直捣中原。”⁽⁴⁶⁶⁾同时“为适应环境而资联络起见”，恳请广东国民政府“任马麟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并代主席、马步芳为青海暂编第一师师长，以免观望”⁽⁴⁶⁷⁾。三天后，广东国民政府第二十一次国务会议议决：“特任雷中田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驻军总司令……马步芳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陆军第五师师长。”⁽⁴⁶⁸⁾粤方并请冯玉祥转告雷、马：“饷械困难，请求接济等情，业经转国府”，“至于省府各人选，仍请即与雷、马两同志征定示知，以便转达国府任命”⁽⁴⁶⁹⁾。冯玉祥对雷、马等人的财政要求，也尽其所能予以援助。为此，马文车复电表示感谢称：“远蒙接济军需，全陇军民靡不感戴。”⁽⁴⁷⁰⁾

当蒋介石获知此事后，深感“甘肃事颇难处置”⁽⁴⁷¹⁾。这其中主要原因是还掺杂着另一股势力——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想染指甘肃省政。最初，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时，即派人转告马文车：“此事陕方绝未闻知，且主之者系含对陕作用。”⁽⁴⁷²⁾因此，蒋对马文车的举动极为愤慨：“马氏实不知大体，只想作官，见之可恶。”⁽⁴⁷³⁾8月30日，蒋电马文车严重警告道：“速将马主席恢复自由，行使职权。”“否则目无法纪，反抗中央，罪不容赦。”⁽⁴⁷⁴⁾而杨虎城得知甘肃事变后，却想乘蒋力所不及之时控制甘省。9月2日，杨主动致电于右任表示：“邓宝珊此次省亲来陕，恰值甘变发生。为事择人，可谓适逢其会。伊在西北方面久负物望，且因地方关系与甘肃各军多有渊源。城意拟由中央与宝珊以相当名义，由虎城就近拨给少数军队带往甘肃，负责结束军事，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⁴⁷⁵⁾随后，杨虎城又直接电蒋转达此意⁽⁴⁷⁶⁾。而蒋一方面电令甘肃省城公安局长高振邦：“将马文车拿解来京，以肃法纪。”⁽⁴⁷⁷⁾一方面于9月11日电杨虎城表示：“冯玉祥电粤伪府请委雷中田、鲁大昌、陈珪章等为军长，是甘事，冯已有逆谋。此时属宝珊兄万勿参与甘事，免入旋涡。先将马文车事有一结束，马鸿宾行施职权后另定办法。”⁽⁴⁷⁸⁾

此时，蛰居四川已久的吴佩孚，久静思动，在四川军阀邓锡侯的支持下，“声称假道甘、陕，前赴北平”，趁机入甘⁽⁴⁷⁹⁾。雷中田等人因得不到粤方的有力支持，“欲利用吴在西北另开辟新局面”⁽⁴⁸⁰⁾。当时“甘肃军政界盛传吴将去华北与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由吴担任元帅”⁽⁴⁸¹⁾。雷中田借此借口一面致电冯玉祥表示：“此间对吴迷信过深，故此来各方均表欢迎……如我部即表示反对，恐数日内即生战事，极盼钧座前备两师早日开甘，俾作后援。”⁽⁴⁸²⁾一面致电吴佩孚，表示欢迎来兰州“调解甘、青、宁三省纠纷”⁽⁴⁸³⁾。吴佩孚入兰州后，立即反客为主，先下令释放了马鸿宾，继之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号。

吴佩孚入甘，更加速了甘肃政治的混乱状态。青海马麟为救马鸿宾也出兵甘肃。马鸿宾获释后即投入马麟军中，其弟马鸿逵则多次致电蒋介石请求回师甘肃平叛。而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则在南京暗中指使，希图重握甘肃省政，使西北马家军连成一片。对此，陕西杨虎城极为不安，特电驻南京代表胡逸民：“对马云亭（马福祥）活动鸿逵赴宁夏事请注意。”⁽⁴⁸⁴⁾而四川邓锡侯因同省内其他军阀常年内争，也想借此次事件，获得陇南地盘，壮大自己的力量。

蒋介石在反复权衡各派力量后，最终只好利用杨虎城来规复甘肃，以达到不使一方势力独大，各派相互牵制的作用。为此邵力子受蒋之命曾电询杨虎城：“此时中央无兵可派，因探询兄处能否派一师前往。如兄能亲自一行尤妙。”⁽⁴⁸⁵⁾10月18日，蒋更直接电令杨虎城：“着即迅令孙师长蔚如率部赴甘。”⁽⁴⁸⁶⁾

杨虎城所部孙蔚如师入甘后，杨即明确向蒋介石提出条件：“吴子玉此次至甘暗中滥发司令、师长等名目。又据探报吴与川军勾结，居心叵测各等情。且雷中田亦擅增师长数人，助长声势。孙师长蔚如此次奉命入甘，若不恳加名义，诚恐阻滞进行，可否赐予甘肃宣抚使名义，俾得奉命西上早奠甘局。”⁽⁴⁸⁷⁾杨虎城的话虽说得冠冕堂皇，但实际目的是想俟“蔚如宣慰甘肃之命”发表后，“即行续请中央以蔚如为甘主席”⁽⁴⁸⁸⁾。

孙蔚如率部入甘后，军事进展极为顺利。为了获得甘省主席一职，杨虎城又亲赴南京同蒋介石“商甘政治问题”。但蒋并不愿看到杨虎城的势力坐大，又不愿西北马家军联成一片，故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对此孙很失望，拟辞去甘肃宣慰使一职。而杨虎城则急电孙蔚如表示：“省府我既无十分把握，此名义似仍为目前所需要，嘱转兄打消辞意。”在杨看来，邵力子终究是一文人，邵主甘政后依然要倚靠孙的军队，并提醒孙：“此时应防子寅染指甘政。”⁽⁴⁸⁹⁾

雷中田、马文车的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西北政局经过一番重组之后，又暂时恢复到平衡状态。

————————————————————

(1)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2)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1930年9月15日），《邓演达文集》，第375页。

(3) 邓演达：《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1931年6月25日），《邓演达文集》，第311页。

(4) 《邓演达文集》，第182页。

(5)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1930年9月），《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40页。

(6) 《致季方函》，《邓演达新编文集》，第464页。

(7) 《致严重函》，《邓演达新编文集》，第501页。

(8) 孙中山：《致全党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0页。

(9)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37页。

(10)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37页。

(11)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新编文集》，第414页。

(12) 《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1927年8月17日于莫斯科），《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04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

(14) 《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1930年1月5日），《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24页。

(15) 《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邓演达新编文集》，第402-403页。

(16)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53页。

(17) 《改组派最近消息》（王茂如先生转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 陈公博：《左派是什么？》，转引自司马仙岛著《北伐后之各派思潮》，北平鹰山社出版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第140-141页。

(19) 仙岛：《战场上的中山与研究室里的中山》，转引自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244页。

(20)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112页。

(21) 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革命评论》第10期，1928年7月。

(22) 《革命评论》第5期，1928年6月。

(23) 陈公博：《党的改组方法和时期》，《革命评论》第18期。

(24) 施存统：《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革命评论》第5期。

(25) 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1期。

(26) 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1期。

(27) 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76页。

(28) 陈公博：《目前怎样建设国家资本？》，《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81页。

(29) 黄汉瑞：《农民暴动与土地问题》，《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85-286页。

(30) 龙鼎：《解决土地问题的讨论》，《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98页。

(31) 《北平迎汪大会实况》，《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328页。

(32) 《阎锡山答复新闻记者与汪精卫会谈五要点》，《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371页。

(33) 《汪精卫在北平中山行馆接见记者就党务及其他问题发表讲话》，《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356页。

(34) 《扩大会议宣言》，《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381、382页。

(35) 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第二卷第二号，1929年4月。

(36) 胡适：《“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新月》第二卷第四号。

(37) 罗隆基：《专家政治》，《新月》第二卷第二号。

(38)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39)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40) 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杂志，第二卷第十二号。

(41) 胡适：《“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新月》第二卷第四号。

(42)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43)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44)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45) 胡适：《“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新月》第二卷第四号。

(46) 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新月》第二卷第四号。

(47) 罗隆基：《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第二卷第八号。

(48) 《新月》第三卷第十期。

(4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1929年2月19日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576页；参见《蒋介石何以下野》（1），《晨报》，1927年8月17日、24日。

(50)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76、564页。

(51)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46页。

(52) 参见刘凤翰前揭文，《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第531—533、535—536页。

(5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55—956页。

(54) 《鲁涤平离湘前后纪》，《中央日报》，1929年2月28日。

(55) 《鲁涤平谈话》，《中央日报》，1929年3月2日。

(56) 《吴稚晖昨在汤山谈话》，《中央日报》，1929年3月25日；《何成濬二月二十六日宥电——湘局严重及赴平辅助》，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第1219页。

(57) 《蒋主席义正词严之湘事谭》，《中央日报》，1929年3月22日。

(58) 《冯玉祥表示病愈即来》，《中央日报》，1929年4月16日。

(5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57页。

(60)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58页；李守孔：《国民政府之国家统一运动》（民国十八年至十九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1985年，第398页。

(61) 转引自《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1页。

(62) 慎予：《就事论事》，《中央日报》，1929年2月26日。

(6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0页。

(6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1页。

(65)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1页。

(6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专辑·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南宁1980年，第608—610页。

(67) 《蒋介石以张群名义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68)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32页。

(69) 陈进金著：《机变巧诈：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2页。

(70) 《白崇禧致李宗仁微酉电》（1929年3月5日），转引自陈进金著《机变巧诈：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第143-144页。

(71) 《白崇禧致李宗仁夏威齐电》（1929年3月8日），转引自陈进金著《机变巧诈：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第160页。

(72) 以上记载见《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2、960、963页。

(7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5页。

(7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6页。

(75)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6页。

(76)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0页。

(77) 《蒋介石致陈铭枢电》（1929年4月1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7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2月26日条，第957页；李守孔前揭文，《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399页。又据1929年2月27日《蒋介石致朱绍良电》（原件台北“国史馆”藏），知朱绍良此时为代理师长。

(79) 《蒋介石致朱绍良电》（1929年2月2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0)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29年3月1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1) 《蒋介石致各师团长电》（1929年3月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2) 《蒋介石致方鼎英电》（1929年3月10日）；《蒋介石致曹万顺等人电》（1929年3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8页。

(84) 以上引文见《蒋介石致革命军人同志会训示》（1929年3月1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5) 程思远：《蒋桂新军阀战争的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页。

(86) 转引自《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58页。

(87) 《蒋介石致陈铭枢电》（1929年3月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3页。

(89)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08—610页。

(90) 《蒋介石致李石曾电》（1929年3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91) 《蒋介石致方本仁电》（1929年2月1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92) 《蒋介石以张群名义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93)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94) 李静之：《唐生智》，宗志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6页。另一说是青岛（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71页），待考。

(95) 《传唐生智抵津》，《中央日报》，1929年3月2日。

(96) 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71页。

(97) 《津唐道上有拥唐标语》，《中央日报》，1929年3月25日。

(98) 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71页。

(99) 《蒋介石以张群名义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00)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01) 转引自《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6页。

(102) 此前学术界论著均称白自天津转大连再取道日本南下，误（《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35页）。

(103)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04)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05页。

(105) 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68页。

(106) 《蒋介石致胡汉民电》（1929年4月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07) 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4、35页。

(108) 《蒋主席在国府纪念周报告》，《中央日报》，1929年5月21日。

(109)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原文作：“其中五十万元请交第三集团。”

(110)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03页。

(111) 《蒋介石复张学良电》（1929年3月1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1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3页。

(113)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86—587页。

(114) 《刘镇华部将开赴兖州》，《中央日报》，1929年4月1日。

(115) 《蒋介石以张群名义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此系蒋介石手稿。

(116) 《蒋介石致毛秉文电》（1929年3月2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17) 《陈立夫致何成濬电》（1929年4月2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此系蒋介石手稿。

(118)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02、607、603页。

(119)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29年3月2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0) 《蒋介石致方鼎英电》，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1) 《蒋介石复陈铭枢转陈济棠电》（1929年3月3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2) 《蒋介石致方鼎英等电》（1929年4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2页。

(124) 《蒋介石致方鼎英等电》（1929年4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5)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29年4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6) 《蒋介石致总部行营陈副处长电》（1929年4月2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7)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13页；张文鸿：《李明瑞倒桂投蒋和倒蒋失败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7页；《中华民国大事记》1929年相关条目；《李明瑞旅反抗胡、陶》，《中央日报》，1929年4月7日。

(12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6页。

(129) 《蒋介石致何成濬转唐生智电》（1929年4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0) 蒋中正：《国民政府惟一之政策——和平统一》，《中央日报》，1929年5月8日。

(131) 《蒋介石致陈铭枢电》（1929年4月1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2)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关于西征武汉及鄂西诸战役阵中日记》（1929年2—4月），转引自张同新编著《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9页。

(133) 《蒋介石致何成濬、唐生智电》（1929年4月1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4) 《蒋介石致陈铭枢电》（1929年4月1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5) 《蒋介石致李仲公电》（1929年4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6) 《蒋介石致刘湘电》（1929年4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7) 《蒋介石致陈铭枢、陈济棠电》（1929年5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8) 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75页；《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44页。

(139) 卢蔚乾：《胡宗铎、陶钧在桂系中的起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140) 《蒋介石致刘湘电》（1929年4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1) 《蒋介石致何成濬转唐生智电》（1929年4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8页。

(143) 《蒋介石致刘湘电》（1929年4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4) 《蒋介石致方鼎英电》（1929年4月2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5) 《蒋介石致陈绍宽转谭道源电》（1929年4月2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6) 《蒋介石致贺国光电》（1929年5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7) 《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5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8) 《蒋介石致陈铭枢、陈济棠电》（1929年5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9)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5月2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0) 《蒋介石致陈铭枢、陈济棠电》（1929年5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1)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32—33页。该书属印本，无编者、出版地及时间，从内容看显系第四路军自编战史，湖南省档案馆藏。

(152)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31页。

(153)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31页。

(154)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15页。

(155)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47页。

(156)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29年5月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7) 《蒋介石致熊式辉电》（1929年5月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8) 《蒋介石致陈济棠电》（1929年5月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9) 《蒋介石致陈济棠电》（1929年5月1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0)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33—34页。

(161) 《蒋介石致冯玉祥电》（1929年3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2)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84页。

(163)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4月2日）；《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4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4)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4月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5)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71页。

(166)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29年4月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7)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29页。

(168) 《蒋介石致谭延闿转王正廷电》（1929年4月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9)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85、591页。

(170)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4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1)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15、614、621、623、628、632页。

(172) 《蒋介石致何成濬、唐生智电》（1929年4月1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3)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4月2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4)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29年5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5) 《蒋介石致贺国光、刘峙电》（1929年5月4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6) 《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5月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7) 《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5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8) 《蒋介石致朱绍良电》（1929年5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9) 《蒋介石致朱绍良电》（1929年5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0) 《蒋介石致夏斗寅电》（1929年5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1) 《蒋介石致谭道源电》（1929年5月11日）；《蒋介石致方鼎英电》（1929年5月11日）；《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5月1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2) 李纪才时任襄樊警备司令。5月10日，他电告蒋：“南阳石友三部将于今明日向豫南唐县、新野一带游击。”（见1929年5月11日《蒋介石致何成濬电》，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3) 以上引文见《蒋介石致何应钦等电》（1929年5月11日）；《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5月1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4)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40页。

(185) 《蒋介石致贺国光、钱大钧电》（1929年5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6) 《蒋介石致钱大钧电》（1929年5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7)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20、629、636页。

(188)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23、625页。

(189)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03页。

(190)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29页。

(191)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2)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4)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5)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6)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7) 蒋介石日记，1929年4月7日。

(198) 《蒋中正电何应钦对韩复榘部忽入武胜关事进行军队部署》（1929年4月8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100011039。国史馆档案中将此文件标为1928年4月8日，有误。

(199) 蒋介石日记，1929年3月31日。

(200) 蒋介石日记，1929年4月7日。

(201)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10页。

(202)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3)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4) 《国军对冯警备计划》，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5) 蒋介石日记，1929年5月1日。

(206) 蒋介石日记，1929年5月8日。

(207) 《冯玉祥致蒋删电》，《申报》，1929年5月21日。

(208) 《蒋中正电刘峙豫方已积极备战我方亟应备战》（1929年5月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3026，台北“国史馆”藏。

(209) 《蒋中正电何成濬中央对冯玉祥不主张用兵仍求政治解决请以此与阎锡山详商整体计划》（1929年5月1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3 98081，台北“国史馆”藏。

(210) 《电贺国光、钱大钧》（1929年5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第493页。

(211) 《电韩复榘》（1929年5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第494—495页。

(212) 《刘镇华致冯玉祥寝电》，《刘茂恩回忆录》上，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217页。

(213) 《韩复榘等通电》，《申报》，1929年5月26日。

(214) 蒋介石日记，1929年5月23日。

(215) 《蒋中正电韩复榘所部集洛阳拨款一百万供给养》（1929年5月2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05040，台北“国史馆”藏。

(216) 《中央宣传部告同志及国民书》，《申报》，1929年5月26日。

(217) 《蒋中正电阎锡山对冯玉祥方针请就近观察妥定缓急和战皆依其意为准》（1929年5月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3025，台北“国史馆”藏。

(218)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37页。

(219) 《阎锡山公布规劝冯玉祥忍耐五点以挽危局往来电》（1928年5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5页。

(220) 《蒋中正电冯玉祥与桂系军阀及一般反动政客绝往还》（1929年5月2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03052，台北“国史馆”藏。

(221) 《冯玉祥宣布洁身引退入山读书通电》（1928年5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0页。

(222) 蒋介石日记，1929年6月4日。

(223) 《蒋中正电阎锡山若冯玉祥能到晋则中央于限度内可准其所请》（1929年6月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6007305，台北“国史馆”藏。

(224) 《阎锡山电蒋中正如冯玉祥能践约出洋则必须偕行倘冯爽约则北路军事当尽力负责》（1929年6月1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400005218，台北“国史馆”藏。

(225) 蒋介石日记，1929年6月12日。

(226) 《蒋中正电阎锡山冯玉祥将不出洋请速统一大局若其到晋则可拨付300万》（1929年6月1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6007321，台北“国史馆”藏。

(227) 《蒋中正电唐生智何成濬顷冯玉祥既无诚意表示并积极备战我方宜速决定方略早奠西北兹拟第一期作战计划》（1929年6月1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400006217，台北“国史馆”藏。

(228) 《蒋介石颁发对冯玉祥西北军讨伐的命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1编《军事》（二），第12页。

(229)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47页。

(230) 《蒋中正电熊式辉如冯玉祥到晋应促其出洋》（1929年6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3057，台北“国史馆”藏。

(231)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52页。

(232) 《国务会议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抚使兼办军事善后》（1929年6月2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19021，台北“国史馆”藏。

(233) 《阎锡山电何成濬》（1929年6月2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72页。

(234) 《电陈济棠、陈铭枢》（1929年6月2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68页。

(235) 《蒋中正电张寿镛三百万款电中行直交中正》（1929年6月2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70100002054，台北“国史馆”藏。

(236) 《电陈立夫》（1929年6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109页。

(237) 《国民政府下令撤销冯玉祥通缉令》（1929年7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0005，台北“国史馆”藏。

(238) 《徐永昌日记》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44—445页。

(239) 《熊哲明先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印行，第20页。

(240)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31页。

(241) 《石敬亭将军口述年谱》，第109—110页。

(24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41期，1929年10月12日。

(243) 蒋介石日记，1929年10月11日。

(244) 《讨伐西北叛逆战斗详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45) 《蒋中正电宋子文汇阎锡山特别费二百万元》（1929年10月1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1035，台北“国史馆”藏。

(246) 《电刘峙闭城固守》（1929年10月2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659—660页。

(247) 《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年版，第274—275页。　

(248) 《电徐廷瑶》（1929年11月5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34页。

(249) 《电蒋鼎文、陈诚》（1929年11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27页。

(250) 《第十军参谋处关于豫西各战场战况及何应钦赴晋拉拢阎锡山成功的通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52页。

(251) 蒋介石日记，1929年11月8日。

(252) 《中央军克服登临》，《申报》，1929年1月19日。

(253)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通报攻占洛阳电》（1929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67页。

(254) 《电阎锡山》（1929年11月2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94页。

(255) 《刘茂恩回忆录》上，第269页。

(256) 刘峙：《我的回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

(257)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47页。

(258) 《蒋中正电刘峙新一师移调宜昌荆沙接防第四师》（1929年9月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08003，台北“国史馆”藏。

(259) 《电刘峙》（1929年9月1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466页。

(260) 《陈绍宽呈报海军各舰队在鄂西截击张发奎等部经过受行政院嘉奖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56页。

(261) 《张发奎拥汪讨蒋通电》（1929年9月17日），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页。

(262) 蒋介石日记，1929年9月19日。

(263) 《蒋中正电何键张发奎师集中枝江宜都有窜常德湘西以至广西之迹》（1929年9月1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4044，台北“国史馆”藏。

(264) 《蒋中正电刘文岛转何键湘中各部奋勇讨逆特定俘获师长等犒赏办法》（1929年10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0007，台北“国史馆”藏。

(265) 《蒋中正电刘文岛何键党国存亡全在灭张发奎一举希督饬所部截击》（1929年10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0006，台北“国史馆”藏。

(266) 《国府下令免张发奎职以黄镇球继任第四师师长》（1929年9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2020，台北“国史馆”藏。

(267) 蒋介石日记，1929年9月24日。

(268) 《湘军截击张部告捷》，《申报》，1929年9月26日。

(269) 《蒋中正电杨腾辉等桂省党政由俞作柏负责军事由李明瑞任之》（1929年6月2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4039，台北“国史馆”藏。

(270) 《俞作柏等电蒋中正及五院院长谨遵国府任命宣誓就职成立广西省政府》（1929年8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6007222，台北“国史馆”藏。

(271)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229页。

(272) 《何应钦电何成濬通报冯玉祥之策略》（1929年5月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400006203，台北“国史馆”藏。

(273) 《电李明瑞》（1929年9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461页。

(274) 《电鲁涤平》（1929年9月2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481页。

(275) 《蒋中正电陈济棠撤换俞作柏直委吕焕炎为主席率队进驻南宁速决桂局》（1929年9月2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4052，台北“国史馆”藏。

(276) 《电酆悌》（1929年9月2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506—507页。

(277) 《电陈铭枢、陈济棠论桂局》（1929年9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537页。

(278) 《杨腾辉拥护中央》，《申报》，1929年10月5日。

(279) 黄绍竑：《五十回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03页。

(280)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22—623页。

(281) 黄绍竑：《五十回忆》，第207页。

(282) 《电杨杰》（1929年12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90页。

(283) 《蒋介石关于对张发奎与桂系军作战军事报告》（1930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68页。

(284) 《陈济棠关于在北流击溃张发奎等给古应芬等密电》（1930年2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70页。

(285) 陈公博：《苦笑录》，第148页。

(286) 《蒋介石给国民政府呈》（1929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660页。

(287) 《编遣实施会议闭幕宣言》，《编遣实施会议之议决案》，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1929年编印，第71页。

(288) 《编遣实施会议闭幕宣言》，《编遣实施会议之议决案》，第69—74页。

(289) 蒋介石日记，1929年10月1日。

(290)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37页。

(291)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2页。

(292) 《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年版，第278页。

(293) 《电唐生智》（1928年11月2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04页。

(294) 《蒋中正电宋子文石友三部已集中蚌埠候船出发速雇船到浦口待运》（1928年11月2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401073，台北“国史馆”藏。

(295) 《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第278—279页。

(296)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49期，1929年12月15日。

(297)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49期，1929年12月15日。

(298) 蒋介石日记，1929年11月18日。

(299) 《电何成濬、杨杰》（1929年12月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42—143页。

(300) 《电复杨杰支辰电》（1929年12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50页。

(301) 《唐生智在郑宣言》，《大公报》，1929年12月7日。

(302) 《蒋中正电唐生智望示以至诚明告最大决心使将士释然勿疑》（1929年12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6028，台北“国史馆”藏。

(303) 蒋介石日记，1929年12月6日。

(304) 《蒋介石致杨杰电》（1929年12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18页。

(305) 《蒋中正电杨杰等以唐生智叛变诸兄皆得安全部队亦未受危乃革命完成之兆》（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6034，台北“国史馆”藏。

(306) 《韩复榘等同情唐生智与石友三反蒋通电》（1929年12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88页。

(307) 《电杨杰》（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67页。

(308) 《蒋中正电示何应钦陈济棠朱绍良新田支队攻击计划》，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5013，台北“国史馆”藏。

(309) 《电杨杰》（1929年12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90页。

(310) 《电杨杰》（1929年12月1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214—215页。

(311) 《电蒋鼎文》（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68页。

(312) 《电杨杰》（1929年12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74页。

(313) 《国府下令褫去唐生智本兼各职予以缉拿》（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5007，台北“国史馆”藏。

(314) 《蒋中正电何成濬请速令徐源泉等服从杨杰讨唐生智并促阎锡山接济前方给养》（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402058，台北“国史馆”藏。

(315) 《阎锡山复蒋介石电》（1929年12月1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201页。

(316) 《阎锡山、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大公报》，1929年12月22日。

(317) 《蒋中正电阎锡山豫西各部及韩石归兄指挥并进驻郑州》，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7030，台北“国史馆”藏。

(318) 《蒋介石关于讨伐唐生智军事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45页。

(319) 刘峙：《我的回忆》，第81页。

(320) 《蒋介石关于讨伐唐生智军事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45页。

(321)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1期，1930年1月1日。

(322) 《电刘峙、杨杰、蒋鼎文等》（1930年1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348页。

(323) 《蒋介石关于讨伐唐生智军事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48页。

(324) 《蒋介石关于讨伐唐生智军事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47页。

(325) 《唐生智脱离部队》，《申报》，1930年1月8日。

(326) 《电刘峙》（1930年1月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377页。

(327) 蒋介石日记，1930年1月7日。

(328) 《蒋中正电阎锡山请主持西北问题》（1930年1月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403101，台北“国史馆”藏。

(329) 《唐生智部听候编遣》，《申报》，1930年1月10日。

(330) 《蒋中正电阎锡山商唐生智军之处置办法》（1930年1月1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6010，台北“国史馆”藏。

(331) 《电刘镇华嘱其转劝阎锡山》（1930年1月1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379页。

(332) 《郑绅商挽留孙楚军队》，《申报》，1930年1月22日。

(333) 《三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5期，1930年2月10日。

(334) 蒋介石日记，1930年1月15日。

(335) 樊崧甫：《中原大战亲历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第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336)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24页。

(337)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14页。

(338) 蒋介石日记，1930年1月25日—26日。

(339) 《三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5期，1930年2月10日。

(340) 《电阎锡山》（1930年2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454—455页。

(341) 《五院院长勖勉军人》，《申报》，1930年2月11日。

(342) 《阎锡山电蒋中正武力统一不易成功以礼让风全国则苦心自可大白于天下》（1930年2月1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7005，台北“国史馆”藏。

(343) 蒋介石日记，1930年2月11日。

(344) 《电阎锡山》（1930年2月1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463—464页。

(345) 《阎锡山电蒋中正党国大治大乱之机在此一转移》，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7010，台北“国史馆”藏。

(346) 蒋介石日记，1930年2月14日。

(347) 《蒋抱完成革命决心》，《申报》，1930年2月15日。

(348) 《胡谭王联名电阎》，《申报》，1930年2月16日。

(349) 《告全国军人文》，《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482页。

(350) 《国府三院长再电阎锡山》，《申报》，1930年2月19日。

(351) 《阎致蒋号电》，《申报》，1930年2月23日。

(352) 《蒋致阎养电》，《申报》，1930年2月23日。

(353) 《蒋阎间最近往来电》，《申报》，1930年2月27日。

(354) 《蒋阎间最近往来电》，《申报》，1930年2月27日。

(355) 《石敬亭将军口述年谱》，第113页。

(356)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22页。

(357) 《阎冯盼汪北来》，《申报》，1930年5月12日。

(358) 《蒋介石关于制订讨伐阎冯部署与作战计划报告》（1930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226—227页。

(359) 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5日。

(360) 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10日。

(361) 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19日。

(362) 《讨伐冯阎书告》，《中央日报》，1930年4月6日。

(363) 《中执会忠告武装同志》，《申报》，1930年4月8日。

(364) 蒋介石日记，1930年5月8日。

(365) 《蒋中正电何成濬邹鲁奉阎命持电稿赴奉征求张学良同意电询其详》（1930年2月1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7009，台北“国史馆”藏。

(366) 《蒋介石关于制订讨伐阎冯部署与作战计划报告》（1930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230页。

(367) 刘峙：《我的回忆》，第94—95页。

(368) 《刘峙等关于攻占归德俘师长万殿尊并巨创晋军孙楚等部文电》（1930年5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248页。

(369) 《刘峙关于在仪封附近与阎冯军激战经过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279页。

(370) 《电上官云相》（1930年6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第264页。

(371) 《蒋中正电马鸿逵石友三在考城构筑工事请设法使其分析或远离考城》（1930年6月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9008，台北“国史馆”藏。

(372) 《蒋中正电何成濬等以第十军监视许昌第九军由铁路东区向郑州挺进》（1930年6月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8031，台北“国史馆”藏。

(373) 《何键报告作战经过》，《申报》，1930年7月13日。

(374)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自十九年三月至十月政治工作报告》，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47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75) 《蒋介石关于对阎冯及其他派系作战经过报告书》，《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

(376) 蒋介石日记，1930年7月15日。

(377) 《蒋总司令通电报捷》，《申报》，1930年8月18日。

(378) 《电王均》（1930年6月1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第233页。

(379) 蒋介石日记，1930年7月22日。

(380) 《蒋中正电韩复榘亳州为我第三军攻克先解决津浦线》（1930年7月2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8056，台北“国史馆”藏。

(381) 《手谕先入济南城之部队赏洋二十万元》，《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42页。

(382)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306页。

(383) 《总司令部参谋处对阎冯战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84) 樊崧甫：《中原大战亲历记》，《近代史资料》第69号，第242页。

(385) 《蒋总司令通电告捷》，《申报》，1930年9月17日。

(386) 《阎锡山促汪精卫北上》，《申报》，1930年4月7日。

(387) 《联名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39页。

(388) 《扩大会议宣言》，《大公报》，1930年8月8日。

(389) 《扩大会议宣言》，《大公报》，1930年8月8日。

(390) 《国民政府组织大纲》，《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52—853页。

(391) 《实行训政规约》，《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54页。

(392) 《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影印版，1930年10月11日。

(393) 《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56-878页。

(394) 《扩大会议宣言》，《大公报》，1930年8月8日。

(395) 《汪精卫等约法草案》，《大公报》，1930年11月1日。

(396) 《蒋中正电张学良负责处理西北事变》（1930年2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6051，台北“国史馆”藏。

(397) 《蒋中正电吴铁城请张学良推荐内政部长军事参议院长外交次长人选》（1930年3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70100004033，台北“国史馆”藏。

(398) 《蒋中正电宋子文于四月五日前电汇张学良五十万元》（1930年3月2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70100004045，台北“国史馆”藏。

(399) 奉天省长公署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转见赵焕林等《中原大战中的张学良》，《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400) 奉天省长公署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

(401) 《张学良通电望蒋中正阎锡山——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1930年3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7029，台北“国史馆”藏。

(402) 《致阎锡山电》（1930年3月），《张学良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

(403) 《蒋中正电示古应芬答允张学良要求促其五日内出兵》（1930年6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33036，台北“国史馆”藏。

(404) 蒋介石日记，1930年8月3日。

(405) 《张作相复张学良电》（1930年7月23日），《张学良文集》第1册，第293页。

(406) 《张学良表示始终拥护中央》，《申报》，1930年9月5日。

(407) 《和平通电》，《大公报》，1930年9月19日。

(408) 《阎下野电已发》，《申报》，1930年11月7日。

(409) 《财政部十八年度财政报告》，《申报》，1931年3月17日。

(410) 本节叙事较多地参考了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三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中《中原大战》一文，谨此致谢。

(411) 蒋介石日记，1928年5月16日。

(412) 《云南“二六政变”的前因后果》，《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413) 《龙云电蒋介石》，云南省档案馆藏；转见荆德新《周西成图滇与龙、李倒周》，《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

(414) 《周西成图滇失败》，《申报》，1928年1月4日。

(415) 《龙云电蒋中正陈述周西成侵略云南情形》（1928年1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2013012，台北“国史馆”藏。

(416) 《蒋中正电龙云望积极入桂》（1929年4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2078，台北“国史馆”藏。

(417) 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贵州文史资料》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418) 《云南省政府公报》，1929年6月8日。

(419) 《龙云入黔讨逆通电》（1929年6月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

(420) 《龙云电蒋中正志切请缨愿效驰驱》（1929年10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400006063，台北“国史馆”藏。

(421) 《蒋中正电张群催龙云亲征》（1930年4月1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26022，台北“国史馆”藏。

(422) 《陈铭枢电蒋中正已派员携二十万元赴滇》（1930年4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6008032，台北“国史馆”藏。

(423) 《龙云电蒋中正京粤拨款均到已令第九十八等三师直达百色》（1930年4月1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4116，台北“国史馆”藏。

(424) 《电龙云催前进》（1930年6月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第202页。

(425) 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云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重印，第7页。

(426)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7日。

(427) 《电王柏龄勿预闻滇事》（1931年4月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56003，台北“国史馆”藏。

(428) 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贵州文史资料》第2辑，第10页。

(429) 《蒋中正电李燊请将部队留原防地专心训练》（1928年11月1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397074，台北“国史馆”藏。

(430) 《致电李燊望停止前进听候解决及电杨森停止军事行动专力川省建设勿启川黔战端》（1928年11月2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15025，台北“国史馆”藏。

(431) 《复贵州省主席周西成解决滇黔争端电》（1929年1月1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1页。

(432) 《蒋中正电周西成望其明白宣布并出兵攻桂》（1929年5月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18038，台北“国史馆”藏。

(433) 《军事杂志》第13期（1929年7月1日），第160—161页。

(434) 《蒋中正电古应芬照发李燊所请领之枪弹》（1929年6月2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19027，台北“国史馆”藏。

(435) 《电龙云》（1929年9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476页。

(436) 吴道安：《解放前贵州政局演变概述》，《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437) 《蒋中正电何成濬请嘉勉王家烈》（1931年7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409193，台北“国史馆”藏。

(438) 《蒋中正电刘湘等到达荆澧后以主力占领长岳并联络夏斗寅》（1927年4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100013018，台北“国史馆”藏。

(439) 沈志：《大革命时期杨森两犯武汉被歼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2页。

(440) 《国民政府缉拿吴佩孚令》（1927年12月27日），《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页。

(441) 《国民政府免职查办杨森令》（1928年1月6日），《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476页。

(442) 《蒋中正电李仲公川事全托刘湘》（1928年4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100012040，台北“国史馆”藏。

(443) 《电何成濬》（1929年10月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570—571页。

(444)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4页。

(445) 《国民政府公布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暂行组织大纲训令》（1931年3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23页。

(446) 《蒋中正电刘湘阻止川军内部冲突扩大》（1932年9月2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53025，台北“国史馆”藏。

(447) 《蒋中正电何应钦派员加紧了解川局双方真相及其对中央之希望再作最后决定》（1932年10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54020，台北“国史馆”藏。

(448) 《张群电蒋中正谈收拾川局方案》（1932年10月1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059045，台北“国史馆”藏。

(449) 曾扩情：《我奉命参与策划刘湘解决刘文辉的经过》，《四川军阀史料》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450) 《杨永泰电蒋中正条陈四川贵州善后大要》（1932年12月1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066024，台北“国史馆”藏。

(451) 《唐式遵等联名声讨刘文辉电》（1932年10月16日），《四川军阀史料》第5辑，第227页。

(452) 《蒋中正电杨永泰请张群转告汪兆铭设法灭共以免刘湘与刘文辉之战》（1933年6月2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86060，台北“国史馆”藏。

(453) 《兰州某致南京陈立夫江电》（1931年7月3日），见《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511。

(454) 《兰州马文车致上海徐圣禅敬电》（1931年3月2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1692。

(455) 《兰州刘秉粹致南昌何应钦宥电》（1931年3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1723。

(456)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57) 《兰州雷中田陈珪璋鲁大昌致横川吉鸿昌阳电》（1931年8月7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777。

(458) 《冯玉祥致雷中田函稿》（1931年8月16日），《冯玉祥发函稿本》。

(459)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0) 《雷中田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8月3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1) 《冯玉祥致兰州李朝杰、高振邦电》（1931年9月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462)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密》（1931年9月6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3) 《兰州马文车致南京顾祝同宥电》（1931年8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990。

(464) 《冯玉祥致雷中田函稿》（1931年9月8日），《冯玉祥发函稿本》。

(465)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6) 《雷中田、马文车致（广州）国民政府密电》（1931年9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7) 《雷中田、马文车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8) 《邓仲芝、薛子长、李炘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4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9) 《北方军政委员会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20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70) 《马文车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5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71)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3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第19卷，“蒋档”。

(472) 《南京秉元致兰州马文车鱼电》（1931年8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747。

(473)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1日。

(474) 《蒋中正电责马文车反抗中央明令囚禁马鸿宾速负责处理恢复其自由》（1931年8月30日），《筹笔》第60册，“蒋档”，档案号04―0392。

(475)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于右任冬电》（1931年9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2026。

(476) 《西安杨虎城致蒋中正寒电》（1931年9月1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2045。

(477) 《蒋介石致高振邦电》，《事略稿本》第12册（台北“国史馆”编印，2004年12月初版），1931年9月8日条，第56页。

(478) 《蒋中正电杨虎城冯电粤方委雷中田等为军长及嘱邓宝珊勿卷入甘事》（1931年9月11日），《筹笔》第61册，“蒋档”，档案号04―0442。

(479) 《西安杨虎城致蒋中正哿电》（1931年9月2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2049。

(480) 《平凉陈珪璋致西安杨虎城删电》（1931年11月1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441。

(481) 蔡呈祥：《“雷马事变”亲历记》，《宁夏三马》，第74页。

(482) 《兰州雷中田致汾阳冯玉祥马电》（1931年10月2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1589。

(483) 《天水吴佩孚致绥定刘存厚朱汉阳筱电》（1931年10月17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2115。

(484)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胡逸民冯钦哉鱼电》（1931年12月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984。

(485) 《南京邵力子致西安杨虎城宥电》（1931年9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1298。

(486) 《蒋介石致杨虎城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0月18日条，第185页。

(487)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蒋中正冬电》（1931年11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357。

(488) 《西安王一山致兰州杜彬丞王宗山文电》（1931年12月1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997。

(489) 《西安子坚致兰州孙蔚如寒电》（1931年12月1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999。

第五章　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围剿”

第一节　中共以工农武装割据反抗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一　中共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武装革命

1927年国民党武力反共后，中共相继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共和国民党开始长时期的武装对立。此时，国民党虽然逐渐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旗帜之下，但其内部仍然派系林立，扰攘不宁，纷争不断。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又开始“二次北伐”，对南方各省控制力度严重不足，这给中共继续领导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充足的空间。1928年，中共继续在全国各地领导开展武装起义。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赣东北弋横两县的年关暴动，数日内，起义区域达百余里，组成土地革命军，开始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留下的部队，在湘南中共党组织配合下，与湘南农民运动结合发动湘南年关暴动，在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五县建立苏维埃政权，坚持三个月之久。

1927年年底、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开始在洪湖和湘鄂西发动农民武装斗争。1928年三四月，刘志丹、谢子长、唐澍等领导陕西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发动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契的斗争。1928年春，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闽西龙岩、永定的农民起义，建立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从南昌起义开始，到1928年至1929年各地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中，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一是来自各地的工人、农民和会党武装，一是受中共影响的原国民革命军力量，后者又是中共领导的起义武装的主力。产生较大影响并且后来存续下来的武装力量，多来自于此。1928年至1929年中最具影响的两次起义——平江起义和百色起义都是中共在国民革命军内部领导发动的，两次起义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分别催生了红三军团和红七军，代表了中共领导开展武装革命的重要模式。

湖南平江是国民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的活跃地区，中共在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地方派系在这里激烈角逐，政权统治极不稳定，加之土劣猖獗，常常“巧立名目，如协进善后等会名称，藉端敛款”⁽¹⁾，民众革命情绪高涨，“把他们的农会解散了，个个都愤愤不平”⁽²⁾，为中共生存、发展提供了良机。1928年前后，中共在这里领导举行了几次暴动，并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其中1928年3月“扑城”斗争，参加农民达到20万人。6月，湖南省当局调独立第五师进驻平江地区进行“清乡”。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1928年春已秘密建立中共基层组织，团长彭德怀于4月加入中共。他们利用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磐与南京中央的矛盾，培植中共革命力量。7月中旬，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到平江，与第一团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传达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的指示。这时，国民党湖南省当局发现独立第五师第三团第三营营长黄公略为中共党员，电令逮捕。彭德怀、滕代远获悉后，立即召集第一团的中共党员研究对策，决定迅速举行武装起义。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县城举行起义，攻占独立第五师师部、平江县政府、警察局、监狱等处，占领平江城。据国民党方面报告，起义部队夺取“清乡队及挨户团团枪五百余枝，子弹、军装、武器无数，其他捣毁净尽，放出狱囚二百余名……是晚召集各乡匪首及城中共党，成立苏维埃政府及共产党执行委会，改换红军旗帜，散发传单，鼓吹工农暴动”⁽³⁾。

平江起义成功后，立即“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⁴⁾，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全军共两千五百余人。当时，红五军决定，利用平江周围有利地形作战，争取歼灭国民党军一两个团后，撤出平江，向江西、鄂南发展，在湘鄂赣三省边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7月底，湖南省当局调集八个团兵力向平江城进攻，红五军主动退出平江，转战于湘鄂赣边区。8月，因部队减员较大，将三个团缩编为五个大队。10月，红五军和地方游击队合编为三个纵队和一个特务大队。11月初，根据红五军军委决定，黄公略率领第二纵队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挺进，12月到达宁冈，与红四军会师。

和平江起义一样，百色起义也是中共在国民革命军内部领导开展的，而且其触及层级更高，直接利用了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复杂关系。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李宗仁、白崇禧等战败，失去广西控制权，俞作柏、李明瑞在蒋介石支持下，取得广西政权。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后，并未采取对蒋一边倒的政策，从其本身思想和抵制蒋介石对广西控制等多重目标出发，积极与中共联络，大量引进中共党人，接纳中共干部到其军政机关协助工作。中共中央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等四十多人到广西，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统一领导。对于中共和俞、李这一时期的接触，后来共产国际远东局曾批评中共中央“对俞作柏有过幻想”，谈到：“他同你们耍花招，旨在为了改组派的利益来利用共产党日益增强的影响，并使党或某些党组织听其摆布。我们当即看出政治局有些动摇，甚至发展到李立三曾认真考虑能否接受他入党的地步。当广西特委要求公开同俞作柏结盟时，同志们，这没有任何夸张地、十分明确地反映了政治局一时不清楚怎么办和摇摆。”⁽⁵⁾其实，中共中央当时的想法并非没有现实的可能性，而利用乃至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对中共也有利而无害，远东局的批评倒是暴露出其对中国事务的隔膜，尤其对国民革命中形成的国共间千丝万缕复杂关系的缺乏了解。

1929年9月，俞作柏、李明瑞发动反蒋事变，但蒋介石很快联合广东陈济棠展开镇压，俞、李反蒋失败。俞、李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引起很大骚动，中共决定趁此打出自己的旗帜。10月中旬，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分别率中共影响下的武装开往百色地区。22日，邓小平与张云逸率教导总队和特务营进抵百色，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武装起义。28日，第四大队和右江农军密切配合，分别在百色、奉议、恩隆等地同时行动，收缴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武装，拉开百色起义的序幕。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由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统一左右江地区的党和军事指挥。11月初，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向中共广西前委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命令，批准在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

12月11日，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召开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庆祝大会，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1930年3月20日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同日，广西前委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等十人任委员。百色起义与其他很多起义不同，它是在国民党内部激烈内斗和派系分化中应运而生，起义过程中没有激烈的武装斗争场面，开创了中共领导武装起义的一种全新模式。

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又在广西领导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开辟左江革命根据地。3月，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左江根据地丧失。11月，红八军余部编入红七军。此时，右江根据地生存也十分艰难，邓小平报告，在右江的最后三个多月，“没有一天停止武装行动，与豪匪武装的作战简直成了家常便饭”⁽⁶⁾。11月，红军主力离开右江根据地，经过长途跋涉，于1931年7月到达中央苏区。

总计从1927年秋至1929年，中共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达一百多次。这些起义扩大了中共在群众中的影响，并生成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这些都为中共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中共在各地发动组织武装起义最初的目标是进攻城市，但都先后遭到失败，剩下来的武装自觉不自觉地开赴农村，以求继续保存力量。这其中，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队伍最为引人注目。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为避开强大对手的攻击，辗转到达井冈山后，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恢复发展地方党组织，建立地方武装和各级政权。1927年11月下旬，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民主政府。到1928年2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共产党的县委，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民军转战到井冈山，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势力大增。在和湘、赣两省军阀的斗争中，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全境，5月下旬成立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民主政府。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由湘鄂赣地区到达井冈山。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具规模。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和各地地方政权而言，能够在城市中心地区击退红军，维持自身的安全，虽然就力量对比言，实为理所当然，但已足够使他们松一口气。中共退向农村，本为被迫之举，却意外而又情理之中地获得生存发展的良机。井冈山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揭开了中共农村割据展开革命的序幕，也使南京方面不得不面对中共绝境逢生的现实。国民党方面发现，江西红军形成彭德怀部，朱德、毛泽东部，方志敏、邵式平部“潜通声气，相为犄角”的局面，“致使各地内成空虚，每遭匪乘。地方团队既无组织，少数军警更为所劫，且时人多以寻常股匪目之，殊少注意，初不知星星之火将成燎原也”⁽⁷⁾。从1928年1月开始，湘赣两省驻军对井冈山反复进行多次“进剿”、“会剿”，均无功而返。5月，杨如轩报告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要求“赣省兵力必有两师，湘军亦须两三师”⁽⁸⁾，以集中部队对红军展开追剿堵截，此时，国民党“二次北伐”尚在进行，南京方面尚无法向江西大规模增兵。6月6日，鉴于北伐军事已基本结束，朱培德致电蒋介石，报告中共在江西迅速发展，“各地纷纷请兵，省中已无兵可派”，要求从北伐部队中“准予抽调一部回赣”，对付中共武装⁽⁹⁾。9日，蒋回电朱培德，同意其“将第三军陆续撤回江西”⁽¹⁰⁾。随后，国民党军队集中湘赣两省十个团兵力分头出动，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一次“会剿”。红军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龙源口大捷，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会剿”。

7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又集中十八个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第二次“会剿”。8月13日国民党军队趁红军大队离开时进攻井冈山，红军不足一营的部队凭险据守，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赣军因红军大队迫近遂川，急忙回师救援，湘军见赣军退走，也纷纷后撤，红军趁机反攻，三战三捷，湘赣省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联合“会剿”再告失败。湘赣省军“会剿”的失败，和两省军队的相互猜忌、保存实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而国民党军队军纪的败坏也有损于其战斗力的发挥，刘峙在电文中汇报他从江西同乡那里得到的报告：“人民就近请求当地驻军前往捕剿，驻军竟向人民勒索开拔费，始允开拔，及费到手，则暗中通报共匪，令其远飏。到远地方后，又勒人民供应给养，循环需索，故兵来则匪去，兵去则匪之报复较前尤烈。”⁽¹¹⁾

11月，蒋介石连续电令湘、赣两省对红军实施大规模“会剿”，组织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以鲁涤平为总指挥，何键、金汉鼎为副总指挥，何键在前线代理总指挥，调集两省军队八个旅二十五团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展开第三次“会剿”，企望“压迫该匪以井冈山、大小五井而歼灭之”⁽¹²⁾。红四、五军及湘赣边界特委在宁冈县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和红四军一部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插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国民党方面报告：“朱毛股匪乘我会剿各军尚未集中完毕，即由井冈山匪巢沿湘赣边境窜至遂川西南。”⁽¹³⁾随后，主力红军转战闽赣边。井冈山留守部队由于力量过于薄弱，被迫放弃井冈山，彭德怀率留守部队向赣南方向游击，寻找红军主力会合。国民党军占领井冈山后，展开凶狠报复，金汉鼎甚至提出“将井冈山人民一律勒令出境”，对此，南京中央政府也无法同意，回复中认为其“过于操切”⁽¹⁴⁾。

红军主力南下赣南、闽西后，迅速在此建立根据地。随着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兵力抽调他省，赣南兵力更为薄弱，当时报章记载：“本省驻军第七及第十二两师，刻正忙于讨桂，在赣南者仅十五旅刘士毅部而已，朱毛乘此机会，由瑞金向西侵入于都……声势较前尤为浩大。”⁽¹⁵⁾中共在瑞金、兴国、宁都、于都、长汀、永定、龙岩等地都建立了红色政权，金汉鼎报告，红军活动于赣闽之间，“声势更大”⁽¹⁶⁾，“职以五团兵力负责赣西南匪共充斥之区，有进剿之兵，即无堵截之兵，任重材轻，时用兢兢”⁽¹⁷⁾。金之报告虽不无为己卸责之意，却道出了红军迅速发展这一事实。

朱德、毛泽东率红军进军赣南、闽西，是其后来不断取得发展壮大的关键性抉择。江西、福建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都相当薄弱的地区。以江西为例，1933年底，江西邻近省会南昌的丰城、清江两县分别只有国民党员250人、210人，国民党党务工作“无进展，甚至已陷停顿状态”⁽¹⁸⁾；而同年省会南昌的调查，国民党员也由20世纪20年代末的2000多人减少到600来人，且“没有方法能把这几百个党员团结组织起来”⁽¹⁹⁾。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在赣东北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以前他们所张的反共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到是不管的好’。”⁽²⁰⁾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中央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

对中共以赣南作为根据地所起到的作用，陈诚曾有很精当的分析：“第一因为地理环境关系，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峻，山岭重迭，交通极为不便，这是打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共党最擅长的就是打游击战，所以他们选定了赣南作主要根据地。而且赣南的经济条件也很优越……出产的种类数量，都很丰富，维持一个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第二因为政治环境关系。江西政治环境最利于共党发展，其故有二：一、江西东面的福建，十九路军驻入以前，政府于此素乏经营，十九路军驻入以后，即逐渐反动，为政府之患。江西南面的广东，形同割据，反抗中央，固已匪伊朝夕。江西西面的湖南，与政府同床异梦，于共党亦无所害。故共党据赣南，所虑者惟北面耳。二、民国以来，江西遭受军阀的摧残，为各省之冠。北伐成功后，人民对于改善政治环境的要求很高，希望非常之大。不想当时国家统一徒俱虚名，军阀割据，内乱迭起，政府对于改善地方政治，有心无力，赣南山乡辽远，遂致更成化外。人民的希望破灭了，在艰苦中挣扎生活，似乎毫无出头之日。”“第三因为人口稀少……共党拥有庞大的军队，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补给。既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就不能流窜就食，而须取给于当地。当地如为贫瘠之区，自属无法供应，如为富饶之境，则不但人口密集，且必为重兵驻屯之地，如何容得共军窜扰盘据【踞】？刚好这时有一个富而不庶的赣南，为政府注意力之所不及。共党如选中了这个地方作根据地，大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之。”⁽²¹⁾

中共在赣南闽西的壮大，形成所谓“汀、连、杭各属赤焰遍地，交通断绝”⁽²²⁾的局面，终于使蒋介石再无法坐视不顾。1929年年中，对桂战争基本结束后，蒋介石开始加紧对中共部队的“进剿”。6月，电令国民党驻漳州的张贞部，“如期遵令进驻龙岩、连城围剿残匪，以期一劳永逸”⁽²³⁾。7月，任命金汉鼎为闽粤赣三省“剿匪”总指挥⁽²⁴⁾，集结赣、闽、粤三省军队向闽西地区发动“会剿”。在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压迫下，“会剿”初期红军一度遭遇挫折，但红军及时调整战术，不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锋，而是采取游击突袭战法，伺机打击对手薄弱部位。经过近两个月的奋战，到9月再次打破国民党的“会剿”，收复龙岩，占领上杭。

国民党军队屡战无功，当时曾有分析道出几点原因，颇称精当：“A、因循不追，怀保全实力之私心，使赤匪得苟延残喘，日事扩充。B、不顾全局。为湘省之匪，驱入赣境，湘军即不再前进，作为匪已逃匿无踪，以粉饰太平；反之，江西亦如此，闽、粤亦如此。赤匪因得此剿彼窜，终难肃清。C、不能合作。同在一省以内之军队，因派别、籍贯之不同，而不能合作，甚且排除异己，以巩固自身位置。D、指挥不统一。职位相等，甲部军队乙无权指挥，致不能收指臂之效，故军队虽多而无用。”⁽²⁵⁾

除此之外，红军屡次打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其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政策策略赢得群众的支持息息相关。金汉鼎发现，闽西群众心向中共，以致国民党方面“侦探宣传员无法接近匪区探取匪情”⁽²⁶⁾。为与中共对抗，国民党方面也开始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和中共进行政治争夺。金汉鼎在有关报告中对“剿共”军事作出相当深入的分析：“共逆匪众具有相当组织，所持谬说有时亦能麻醉一般意识薄弱之群众，且匪党于乡村组织尤为严密，使民众之被胁从者欲自拔而无由，故恃单纯兵力以剿共，所得结果，仅能消灭有形之共匪，而共匪在乡村之潜势力，仍日益滋长，表面上似为剿共之成功，而实际确未著何效果。汉鼎有鉴于此，意以为剿共工作除军事力量外，一方面应赖党的力量，使三民主义的宣传深入乡村，以打破共匪种种谬说，唤醒被麻醉胁从之群众，同时用以分化共匪之内部而懈怠其团结，另一方面应以政治设施严厉清乡而消灭共匪在乡村之组织，同时扶植民众自卫力量用御共匪之压迫，如是以党政军民全力活动，共匪将无隙可乘。”⁽²⁷⁾1929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以编遣委员会名义颁布《国军剿匪暂行条例》，针对红军往往利用省际边区政权力量相对薄弱地区求取发展的状况指出：“悍匪往往麇集两省边境之处，难免此剿彼窜，各区必须协同办理或施行会剿，如有必要时并得由本会临时特派专员督剿之。”⁽²⁸⁾此后，国民党方面作出一些收揽民心、笼络群众的动作，尤其对军队的扰民行为进行整顿，力图挽回民心，不过由于其政权控制力和组织力的薄弱，又缺乏有效地争取民众的方针政策和理论基础，努力实际效果仍然有限。

1929年末，国民党内部再起争端，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各部揭旗反蒋，紧接着又是中原大战，蒋介石对江西、福建红军鞭长莫及。在此前后，红军迅速壮大，彭德怀率一部在莲花、永新、遂川、万安等地活动；方志敏领导的红军一部在赣东北占据着弋阳、德兴、乐平、贵溪间大片地区；黄公略等一部在赣西北占据着铜鼓、万载、修水、平江、浏阳等县边境；袁文才等一部在赣西占据着永新、宁冈、遂川等地；段月泉、李韶九、胡竹笙等部占据着吉水、永丰、南丰、乐安间之地区。力量最强的是朱德、毛泽东部，活跃于闽西、赣南广大地区，八攻吉安、五打赣州，对国民党在该地区统治形成重大冲击。

1930年春，包括兴国、于都、宁都、瑞金、安远、寻乌等县的赣西南根据地初步形成。3月下旬，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吉安富田召开，选举产生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随后，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与此同时，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3月18日至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宣布成立闽西工农苏维埃政府，邓子恢任主席。到1930年下半年，赣南闽西红色区域“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横断江西半壁；由赣州到吉峡，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联系到闽西、东江、湘东、鄂南等几大块赤色政权”⁽²⁹⁾。这一时期红军的壮大发展状况，可以从南京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的辞职电文中一见端倪：“职自受命入赣，已逾两年。原冀竭其驽骀，荡涤冗秽，无如变乱迭作，征伐频繁，剿匪计划，无由实施，防军远征，匪势转炽，事违初愿，治丝益棼。”⁽³⁰⁾

随着根据地的稳固发展，红军也不断壮大。1930年初，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在赣西南建立。4月，闽西地方武装组成红十二军。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与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方面军，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迅速壮大，使之获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苏区的工作计划中谈到：“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环绕着它的首先是赣东北与湘鄂边两个苏区根据地，再则，鄂东北与闽粤赣两个苏区也很重要。”⁽³¹⁾1931年2月，共产国际代表使用了“江西的主要根据地”⁽³²⁾的提法，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报告中出现“朱（德）—毛（泽东）的中央（苏）区”⁽³³⁾这一概念，中央苏区的地位已经初步奠定。

除中央苏区外，各地其他起义部队也相继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得到不断发展。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十三个军，近十万人，枪约六万多支，开辟了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分布于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广东、广西、浙江、江苏、陕西等十多个省。其中主要有：贺龙、周逸群等建立的湘鄂西苏区；潘忠汝、吴光治和徐向前等建立的鄂豫皖苏区；彭德怀、滕代远等建立的湘鄂赣苏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开辟的闽浙赣苏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开辟的左右江苏区。此外，在广东的海陆丰和海南岛，川东的宣汉、达县地区，江苏的如皋、南通、泰兴地区，也都建立过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革命的星星之火，已发展成燎原之势。

二　中共“六大”的召开与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提出

由于共产国际及中共党内理论准备和经验的不足，在武装革命开展同时，“左”的情绪也在发酵。1927年11月，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是“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判断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不断高涨，要求在全国实行总暴动。由此，“左”倾盲动错误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给中共造成重大损失，引起中共党内的强烈批评和责难，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因此，到次年4月以后即基本结束。

为总结经验，确定新形势下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路线，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职工问题、军事问题、民族问题等十五个决议案。大会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指出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以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反帝反封建两大目标。大会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中共在当时的策略方针应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而不是进攻。

适应中共广泛发动武装起义，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形势，大会通过《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起义后要“坚决而敏捷地成立政权机关”。最初的政权采取革命委员会的形式，而后过渡到正式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代表的大多数应为工人和贫农，也应有小资产阶级下层成分的代表。大会十分重视军事工作，对农民游击战争给予了一定的注意。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要接受军事训练，要注意培养军事工作人才，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编成常备红军⁽³⁴⁾。布哈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特别谈到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问题：“我们觉得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若聚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虽然他们再红些，再数倍的红，但他们总是些活的人，需要饮食的。一个同志说，在乡里做工生活好些，因为乡中有鸡吃。那么，他们是农民之一个很大的负担了。农民在开始的时候，自然对待他们是很好的，看他们这样奋斗，杀了好多土豪劣绅，但是他们今天将我的最后的一个老母鸡吃了。第二天则这样喊的人要多些了，第三天则这样喊的人更多些了。最后便会有人说：‘见了鬼！什么红军！还要我的米、我的鸡给他吃。’……因此我们认为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最好将他分成几个部分，三部分，四部分，看当地的条件怎样。分聚到各地方，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也可以变成组织的连系，时去时来，都带着一定的任务。”⁽³⁵⁾布哈林的发言，代表了联共（布）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策略的基本看法，在后来的具体指导中，这种看法常常会体现出来。

中共“六大”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向忠发为总书记，李立三为中央秘书长兼任宣传部长，周恩来为组织部长（后又兼任军事部长），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等七人为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大”以后，乘国民党内部分裂和混战之机，中共武装革命顺利发展。1930年国民党内发生蒋与阎、冯、李之间的中原大战，形势一时显得对中共发展空前有利，同时也催生了中共党内的急性病。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以冒险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再一次统治了中共中央领导层。李立三认为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因此，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而是要准备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号召在全国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提出“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等冒险口号。并决定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命令红军进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却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许多地方的城市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暴露了艰苦发展起来的有限力量，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1930年9月，瞿秋白、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的估计，停止了组织城市暴动和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

在农村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等总结各根据地斗争的经验，结合对全国总形势的认识、判断，逐渐摸索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1928年10月、11月，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分析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第一，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着优势，农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不完全依赖城市而存在，这就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而列强在中国所实行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和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又造成了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就使革命力量可以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空隙而长期存在和发展。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地域宽广，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存在的地方，是有着革命影响的地方，如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大革命播下的种子，为建立红色政权准备了良好的群众条件。第三，由于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但一个也没解决，而且日益发展，所以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红色政权必然能长期存在和发展。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主观条件。

在上述两篇著作中，毛泽东还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有效地开展土地革命，也不能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地发动农民，红军战争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阵地，不建设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而将陷于失败，土地革命的成果也无法保持，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闽、赣两省成长为土地革命中心，根据毛泽东当时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³⁶⁾。江西、福建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势力都相当薄弱的地区，最为符合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条件；而国民革命曾经在江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土地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而江西自身的条件又使争取江西有了现实的可能性，毛泽东认为，江西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客观条件主要有三：“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³⁷⁾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将中共发展放到全国政治、军事和社会环境中予以衡量，注意到力量对比这样非常现实而又不可忽略的关键环节，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考方式的具体体现，也是他之所以能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并在中共党内成功崛起的重要因素。

1930年1月，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又进一步提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³⁸⁾是正确的。政权发展应该波浪式地向前扩大，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只有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初步解决了局部政权与全国政权的关系等攸关根据地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为中共的农村割据发展道路作出了有益的理论探索。其对中共革命乃至民国历史的影响，可谓草蛇灰线，伏延千里。

第二节　苏区的壮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围剿”

一　土地革命的开展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

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农民革命，土地问题是重要一环。秋收起义队伍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后，经过打土豪、发动群众等准备，1928年2月开始分田。6月龙源口大捷后，土地革命全面展开。12月，毛泽东总结一年来土地革命经验，制定《井冈山土地法》，用法律形式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共领导农村革命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法案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而不是归农民所有，禁止买卖土地，这些规定没有充分满足农民的现实利益。

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后，1929年4月，制定和颁发《兴国土地法》。该法根据中共“六大”提出的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精神，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7月，闽西党的“一大”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田地以乡为单位，按原耕形式，抽多补少平均分配；对富农只没收多余的土地，不要过分打击；对大中小地主区别对待，给地主以生活出路。这些政策比较符合农村实际，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闽西出现“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

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³⁹⁾。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⁴⁰⁾；“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⁴¹⁾。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⁴²⁾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土地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

1930年初，红四军主力回师赣南。2月7日，红四军前委在江西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田的错误，提出一要分，二要快，决定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会后，赣西南的土地斗争迅速开展，三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民分得土地。6月，在闽西长汀南阳召开的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重申了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并针对富农把持肥田，以贫瘠土地让人的做法，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

上述有关土地问题的会议和文件，大都规定了土地国有，造成地权极不固定，有些地方田地一分再分，农民无法安心耕种，影响了农业生产。针对这一问题，1931年2月，毛泽东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布告，说明土地归农民私有，租借买卖自由，他人不得侵犯，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所有权问题。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中共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形成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革命方针和正确的土地分配方法，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在赣南、闽西苏区摸索开展土地革命同时，其他各苏区也都进行了土地革命，并制订出相似的政策。1927年11月，方志敏等在赣东北领导弋阳、横峰起义，1928年12月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规定了土地分配办法：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凡是不反对苏维埃的人民均有得土地之权。谁种归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均匀。这和赣南、闽西政策基本相同。鄂豫皖根据地1928年底规定，只没收地主、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和富农剩余的土地，中农土地不动，反对了绝对平均主义，保护了中农利益，缩小了社会的波动面，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当中共不断摸索土地革命经验争取民众支持时，南京国民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基本无所作为。即使是温和如浙江实行的二五减租，也因遭到地主的激烈反对无疾而终。蒋介石本人对土地问题的判断也偏于乐观，提出：“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并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即人口繁殖之内地省区，亦绝少数百亩数千亩之地主，而三数十亩之中小耕农，确占半数以上。职是之故，中正对于土地政策，认为经营及整理问题，实更急于分配问题。既就分配而言，本党早有信条，即遵奉平均地权遗教，应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而关于经营与整理，则应倡导集合耕作以谋农业之复兴。盖本党立场，不认阶级，反对斗争，关于土地分配，自应特辟和平途径，以渐进于耕者有田。”⁽⁴³⁾因此，蒋介石对于采取改变现有农村秩序的任何激烈举动都不以为然。不能说蒋介石对土地状况的判断毫无依据，问题是，在当时中国农村普遍贫困的背景下，即使是并不十分畸形的土地占有状况，也足以导致贫富分化状况的产生，而“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⁴⁴⁾。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任何的书生气都足以导致严峻的后果。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土地问题的轻忽，使中共的土地革命几乎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展开。

随着土地革命展开及对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击退，各苏区更加巩固并不断发展，特别是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成为全国最大的苏维埃区域——中央苏区。为加强对全国苏区的统—领导，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央、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豫东北、琼崖苏区及红军代表、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左联和地下党代表共610人，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主要任务是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项法令草案，制定成法令颁布。大会依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⁴⁵⁾会上还通过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法规，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实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来，并规定工农大众享有劳动和取得物质待遇等种种权利。

大会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关，毛泽东为主席，人民委员会下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办事机构。根据《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国土上已经有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同时并存。

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时，自1927年长期活动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重大打击。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加强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获行动。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造成中共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被捕遇害。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随即被杀。七八月份，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人罗绮园、杨匏安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军委书记李超时相继被捕。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被捕遇害，加之一批干部被派往苏区，中共中央组织亟须重新健全。此时，经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同意，向忠发被捕后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王明准备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9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新政治局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刘少奇、黄平、陈云、李竹声、康生、王荩仁等九人组成，秦邦宪为主要负责人。

二　国共接合部的“赤白对立”和两党的不同态度

20世纪30年代前后，苏区周边地区曾出现严重的赤白对立现象。所谓赤白对立，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它不是由土地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主要发生在苏区边境地区。早在1928年10月，赣东北就有报告提到：“环绕割据区的民众，还不知道我们的好处。土劣已感觉我们与他们不利，设法使民众起来反抗我们了。故环绕割据区域的民众非常反动，每日跟着反动军队，来我地抢东西。凡民众有食器用，只要能搬运者，莫不抢劫一空。”⁽⁴⁶⁾1929年底，中共鄂豫边苏区有关文件提到，由于不注意赤色区域外的工作，“形成了赤色区域的农民孤军作战、赤白对立的现象”⁽⁴⁷⁾。

赤白对立的出现，和中共阶级革命的宗旨是有距离的，作为土地革命的倡导者，中共以领导全国人民革命为己任，非苏区区域从原则上说，理应是革命的发展对象，当地人民潜藏的革命热情和苏区人民也应是一致的。但是，赤白对立现象却在相当程度上挑战着中共这一理念，严重影响着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各县警卫营或连，特别是赤少队很多都不愿到白区域去，以为白区群众都是些‘虎豹豺狼’，不能同它们接近。”与此同时，“白区群众的怕游击队名之为‘刀子队’，造成了赤白对立的现象，如铜城铁壁一般”⁽⁴⁸⁾。

这样一个中共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其最初出现，客观看，和中共土地革命初期实行的错误政策不无关系。1928年前后，中共在盲动政策指导下，普遍执行了烧杀政策，对地主等革命对象进行肉体消灭，打击对象甚至蔓延到苏区外的一般群众，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指出：“红白两边，杀过来，杀过去，成了不解的冤仇。这其中，在革命方面犯了许多盲动主义、报复主义的错误，乱抢乱烧乱杀的结果，反造成那边的群众更加坚决的反对革命。”⁽⁴⁹⁾同时土地革命政策本身也必然严重触及到地主等农村强势阶层的利益，作为报复，受到国民党军队支持的反苏维埃地方武装回到当地后，往往对参加革命的民众展开屠杀。地主疯狂的屠杀又激起民众的强烈愤恨，以致“报复心理非常浓厚，盲动主义时代精神的复活，群众无论如何要求以烧杀抢劫来答复白色恐怖，其气之高真不可制止”⁽⁵⁰⁾。在对立情绪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相互间的报复行为，有时往往超越了阶级对抗的范畴，变成了区域之间的对抗。福建“蛟洋农民烧丘坊房子二百余家，白砂赤卫队烧茶地房子九十余家”⁽⁵¹⁾。福建宁德横坑民团与中共开辟的游击区敌对，引起苏区群众愤慨，“见横坑人即杀，横坑人就不敢向游击区域来买东西”⁽⁵²⁾。由此直接形成了赤白对立局面。

作为一个以群众革命为生存基点的政党，中共对群众利益、群众情绪始终予以高度重视。赤白对立现象出现伊始，中共各级部门就已有所意识，随着其范围的扩大和危害的增长，更予以高度重视并力图加以克服。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要求：“坚决反对烧杀政策和报复主义。游击队在每次进攻反动统治区域之前，必须对自己部队及参加斗争的群众宣传纪律，绝对禁止侵犯贫苦群众的利益，不准乱烧他们的屋，不准乱杀他们的人，不准乱拿他们一点东西。”⁽⁵³⁾中共采取的这些措施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收到了成效，但是一直到苏维埃革命终止，赤白对立现象也未得到完全制止，而且在一些地区、一些时段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直到1934年初，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仍然强调：“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带的工作，应该看得非常之重要。在这些地带苏维埃与游击队，必须完全遵守苏维埃的基本政策，禁止一切不分阶级乱打土豪的行为。没收地主阶级及反动派的财物，必须大量的发给当地群众……必须把造成赤白对立与群众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⁵⁴⁾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早期赤白对立的后患难以短时期消除，其负面影响会持续存在；另一方面，苏区内外造成赤白对立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使赤白对立成为大部分苏区难以克服的硬伤。

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乱打土豪是赤白对立持续并加深的重要原因。苏区大量的地方武装供应依赖地方，在战争环境下常常难以为继，利用到白区活动机会，筹集粮款，是其解决本身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各级机关对这一做法实际也采取默认态度：各级部门“检查工作时，首先问‘多少钱’，不去检查打豪劣地主与民众的情绪如何”⁽⁵⁵⁾。游击队进入白区后，“大多数都是陷于单纯筹款的泥坑中，许多行动不是为了群众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经费，一到白区，豪绅地主走了，贫苦工农也乱捉乱打一顿，造成一种白区群众害怕游击队，甚至在豪绅地主欺骗之下来反对苏区，为难游击队，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⁵⁶⁾。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痛切地谈到：“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⁵⁷⁾

除维持生存需要外，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军纪、政治工作薄弱、素质较差也是导致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地方武装发展过程中“总带有或多或少的强迫，甚至完全用强迫命令而编的”，“兼之平时没有教育训练与党的领导薄弱……到白区乱抢东西则是普遍的发现”⁽⁵⁸⁾。虽然当时指导机关明确要求“党要坚决转变乱拿白区许多东西，不问穷人富人都捉来的许多错误，应当把赤卫军、游击队在白区行动的政治教育与军事纪律的建立成为目前主要工作，才能避免赤白对立”⁽⁵⁹⁾。但是，在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一些不谙苏区实际的领导人掌控苏区后，不顾客观可能一味强调发展、壮大地方武装，上述问题不但无法克服而且愈演愈烈。

应该承认，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农民本身的利益需求是造成赤白对立的基础性动因。中共的土地革命和农民的支持息息相关，为获得农民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利益的让步是不可缺少的。事实上，当中共武装攻打城市或到白区活动时，当地群众通常都是积极的参加者。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同时也和其搜罗财物这一利益目标有关。在此背景下，不分阶级、贫富乱拿财物变得难以避免。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如何在发动群众参加斗争同时又保持严格的纪律颇感困惑，默认群众的抢掠行为势必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形象，强硬制止又担心引起群众不满。总的看，中共多采取教育和引导方式，不加以过于激烈的控制，由于农民本身的利益冲动，抢掠行为事实上无法完全制止。福建连江群众到白区去，拿走的东西“从棉被衣服直到饭碗，火钳都要被他们带着回去。而且还说：‘我跟你们打土豪，你们是很划算得来的，我们只拿一点东西，但是你们却由我们的帮助罚了很多钱和得了很多武装”⁽⁶⁰⁾。

除中共本身原因外，当时，中共的对手国民党方面及地主也为赤白对立的形成推波助澜。在动员农民的能力、方法、投入的精力及可利用的资源、手段上，国民党在苏维埃时期远远无法和中共相比，正由于此，作为在民众中缺乏深厚基础及影响力的一方，赤白对立事实上为他们所欢迎。赤白对立可以有效地限制中共力量向其控制区域的渗透，而其对苏区的影响，由于拿不出像土地革命这样富有号召力的实际措施，本来就困难重重。因此，和中共极力想消除赤白对立不同，赤白对立为国民党统治地区构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是他们乐于看到的。同时，维持及造成赤白对立，也符合其封锁苏区、打击中共的战略目标。

国民党方面制造和加剧赤白对立主要凭借的是苏维埃革命的被打击者及中共在开展革命过程中的一些错误。随着土地革命的进行，苏区内外的地主、富农作为土地革命的打击对象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一部分中农及包括贫农在内的其他一些阶层出于对中共的误解也产生恐惧心理，而中共苏维埃革命初期的盲动政策及后来的“左”倾政策都加剧了这一倾向。中共有关报告承认：“盲动主义乱烧乱杀，不做地方群众工作，缺乏宣传，打土豪只为游击队本身，不把当地豪绅财物发散各地贫苦工农。这种错误往往被豪绅地主利用去争取群众，说游击队是土匪，并利用群众来和游击队对抗。造成群众非阶级的赤白对立，以抵抗革命势力向外发展。”⁽⁶¹⁾这样，当国民党方面试图在政治上与中共展开竞争时，这些都成为中共可被突破的软肋。和国民党政权一样，作为土地革命中的被打击对象，赤白对立也符合着豪绅地主的利益，因此，他们比国民党政权更积极地制造着赤白对立：“龙港的豪绅（非赤色区域）利用宗法社会关系，鼓动一些盲目群众，准备向当地同志进攻。”⁽⁶²⁾湖北阳新“南乡土豪有少数能用改良主义团结氏族民众（如将家财散给家族，诱骗同志自首）”，他们可以“号召一部分民众向我们进攻”⁽⁶³⁾。

当国民党政权和豪绅地主在维持赤白对立上达成一致时，他们最常动用的资源是宗族制度。主要由地主构成的农村士绅阶层在农村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由于他们在乡村中拥有的财富、文化、社会资源，通常成为宗族的控制者和代言人。宗族凝聚力越强，其权威和号召力也愈大。苏维埃革命展开后，为对抗中共土地革命的影响，国民党政权和地方豪绅充分利用宗族制度并将其与地方观念结合，发挥出相当的作用。1930年间国民党政权在鄂豫皖地区曾“利用封建宗族策划分裂农民队伍，使许多地方发生农民反水，出现许多以户族为首的反动据点和反动武装，对根据地实行烧杀抢掠”⁽⁶⁴⁾。福建漳州也报告：“这里姓杨的农民，我们没有工作，在士绅地主领导之下帮助反军进攻我们，这是给我们火线上一个很大的打击。”⁽⁶⁵⁾通过宗族和地方观念的号召，在一些宗族和地主豪绅力量较强地区，形成制造赤白对立对抗中共的有力力量。鄂豫皖苏区的麻城黄土岗区“十数万农民群众在有力的反动官领欺骗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加以普遍的封建迷信的红枪会的组织，使该区成为纯粹的反动白色区域，数月来没有方法打入革命的宣传与组织进去。该区反动枪会不断的向赤色区域进攻，有时数百、有时数千群众前来，赤色区域群众亦数百数千的与之对峙”⁽⁶⁶⁾。由于该区组织得力，在三面均已赤化后，中共仍始终未能实施渗透。同样，中央苏区兴国、于都、宁都、永丰四县交界的三都七保地区民性“在历史上有名的蛮悍，从来不纳税，不完粮，不怕官兵”，苏区建立后，他们“受土豪劣绅的欺骗，中氏族主义的毒很深。那些豪绅地主团结本姓穷人的口号是‘宁可不要八字（命），不可不要一字（姓）’，这种口号在那些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所有的群众都被豪绅地主抓在手中”⁽⁶⁷⁾。此外，中央苏区大量存在的“土围子”也基本是宗族力量的集合。

在挑起赤白对立的过程中，农民好利的心理常被国民党所利用。鄂豫皖苏区报告国民党方面和豪绅地主“利用群众爱东西的心理，去领导群众出来抢东西，抢去的东西，牛、羊、谷等，他们得十分之七，群众得十分之三”⁽⁶⁸⁾。福建漳州民团则“配合各地如潮水般的反动群众……向赤区进攻，抢掠赤区群众的猪、牛、粮食，搬不动的东西放火烧，锅子不要的就打破”⁽⁶⁹⁾。在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专门制定规章，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⁷⁰⁾，抢割稻禾，粤赣省逃跑群众就经常在国民党军队组织下“回来抢禾”⁽⁷¹⁾。

为制造赤白对立，实现对苏区的封锁，利诱之外，国民党政权对农民还极尽威吓之能事：“麻城赤白的群众，因为交易断绝的关系，每每夜晚赤白区民众挑东西到山寨里去做生意，夜中而市，后被军队察觉了，杀了一些农民，以后又不敢来往。”⁽⁷²⁾盲动政策时期，中共为发动农民革命，曾有将农民房屋烧毁、财产毁坏以逼迫农民参加革命的情况发生，由于这样做既违背中共的革命原则，也未始有利于争取民众，因而很快被制止，倒是国民党方面后来又有人采取这种方法与中共对抗。他们“压迫农民反水的方法，将此地农民的东西没收带他们到另一地方去抢，准抢三天归各反水农民，然后逐一做去，使这些农民被迫的不得不反水”⁽⁷³⁾。这一做法可谓一箭双雕，既使农民不得不跟随他们，同时还可加剧赤白对立。

作为一种贯串苏区发展始终的现象，赤白对立的产生、延续，除了前述诸多现实原因外，更进一步看，它还和苏维埃革命的起源、动力，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实际状况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利益的天性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和现实的原因交相影响，既构成为一些导致赤白对立现象的政策得以出现的内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错误政策的负面影响被加深、放大，从而进一步加剧着赤白对立的发生、发展。

苏维埃革命是中共在国共合作破裂，自身面临生存危机时的选择，军事的推动是苏维埃区域形成、发展的主要支配力量，由武力所造成的苏区与非苏区的分隔，使区域的对立极易成为现实。苏维埃区域多在交通阻隔的山区，这里的特殊地理和经济状况影响着大地主的发育，以自耕农为主的农村社会格局，对中共阶级革命的判断和实践带来困惑，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共“左”的政策的重要诱因；而这些地区特别明显的公田制度，和这里根深蒂固的宗族制度相结合，为赤白对立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农民追求利益的天性，决定了中共发动农民过程中既可以充分运用利益驱动号召农民，同时也可能需要承受这种利益冲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乃至重大破坏。

赤白对立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成为苏区的一种痼疾，它的存在，事实上成为苏区发展壮大的绊脚石。从苏区建设看，由于赤白对立，“经济不能流通，不但小商人不能做生意，手工业品不能出售，而一般农民日用必需之品（油盐等），也因此而缺乏甚至买不到……农民无处借贷，粮食也不能出售，所以在赤区农民感觉革命后更痛苦，虽然是没有地主豪绅及高利贷的压迫和剥削了”⁽⁷⁴⁾。这一描述当然不一定完全准确反映当时苏区的实况，但确实说出了赤白对立对苏维埃政权巩固、发展的障碍。这些问题，在苏区进一步壮大及国民党长时期的“围剿”中，将逐步显露。

三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全国各地群雄并起，对垒各方错综复杂，一片混乱。共产国际和中共高层在此背景下，作出形势有利于己的判断，希望加速扩大根据地，攻打大中城市，将革命推向夺取政权的高潮。在此形势下，革命力量最为发展的湘赣地区红军，被要求进攻中心城市长沙与南昌，湘赣两省红军的行动，在国内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的核心部队纷纷北调，湘鄂赣地区防御力量薄弱。彭德怀回忆：“此时，蒋冯阎军阀大战已开始，鲁涤平命令民团集中守县城，这对我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很有利。湘赣边苏区和湘鄂赣边苏区，连成了一片，中间没有白军隔断。”⁽⁷⁵⁾5月下旬，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6月初曾占领长沙，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虽于7月初将桂张联军逼回广西，但主力被迫布置于湘桂边界，长沙防御力量薄弱。6月下旬，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先后攻占咸宁、蒲圻、鄂城、嘉鱼、通山、通城，并声言攻打武昌。蒋介石被迫把钱大钧两个师从岳州运往武昌加强防务。彭德怀获知岳州空虚，率红三军团乘胜挥师西进直逼岳州。7月4日，一举攻占岳州城。随之决定乘湘系军阀何键与张桂联军正在湘桂边界混战，长沙城守备薄弱之际，出其不意，进攻长沙。

7月27日，红三军团从金井、春华山一带向长沙开进。当日晚九时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城。湖南省政府财政厅长张开琏报告，当时“所有讨逆各师，远在桂境及洪宝常澧一带，一时调援不及”⁽⁷⁶⁾。省主席何键在随后的报告中称，因“众寡悬殊，四面均被围困”，长沙不守，其本人“冒弹出西门渡河转道鄂西”，“暂退湘西待罪”⁽⁷⁷⁾。红三军团攻克长沙。虽然国民党方面事后在战史中对此轻描淡写，称：“至七月下旬，湘主席兼第四路总指挥何键，为应付世局，巩固边防计，远出湘南，亲自指挥，留长部队，因亦甚薄。彭、黄两匪，遂认为有隙可乘，由平、浏疾趋长沙施行猛袭，单薄防军，自难抵御。”⁽⁷⁸⁾但省城被占，仍然震惊中外，被红军作为攻打目标的武汉“杯弓蛇影，几有谈虎色变之慨”⁽⁷⁹⁾。8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转告何键，要求“速集所部，近期进剿，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⁸⁰⁾。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面调兵加强武汉守备，一面派军队增援何键。8月5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十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攻长沙，海军在江面助战，“外舰……亦仗义协助”⁽⁸¹⁾。激战一日，因众寡悬殊，又无后援，彭德怀遂决定撤离长沙。5日晚，红军放弃长沙向浏阳方向撤去。长沙之役，是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对扩大红军影响意义重大，不过，这一战役实现于国民党方面内部混战引起的混乱中，并不意味着红军实力已经壮大到可以进攻大城市的程度。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前后，江西方面红军一直在为是否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攻打南昌举棋不定，以致李立三批评道：“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⁸²⁾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刚刚成立的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发表通电，宣称将“统率红军第一军团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二、第三各军团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⁸³⁾。此时，由于国民党内混战正酣，驻赣第九路军第十二师、第十八师、第五十师外调加入对张桂联军和中原地区的作战，南昌相当空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召集“商会主席团秘密紧急会议，并宣布朱、毛又近吉安，嘱立筹二万元，备制电网，防御省垣”⁽⁸⁴⁾。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7月，已改编为红一军团的江西红军越过吉安，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27日进抵南昌附近的高安、上高地区。南昌守军龟缩城内，不敢和红军正面交锋。朱德、毛泽东面对国民党军队准备固守的状况，没有贸然进攻南昌，8月19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反映：“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⁸⁵⁾放弃了进攻南昌的计划。

8月下旬，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西进湘赣边境，向红三军团靠拢。红三军团从长沙撤出后，进至长寿街休整。不久，得知红一军团从江西进军浏阳，歼灭何键一个旅。两军相向开进，8月23日，在浏阳永和市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为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为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为方面军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总政委。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三军团共三万余人。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决定再次攻打长沙。8月29日，红军主力进抵长沙近郊。国民党军队吸取上一次长沙不守的教训，在长沙及其近郊地区加强守备，一共配置六个师、一个旅兵力，准备“待匪至而聚歼之”⁽⁸⁶⁾。红军连续发动对长沙的两次总攻击，均未能突破守军阵地，阵地前“死如山积，血溅尘沙”⁽⁸⁷⁾，红军自身遭受重大损失，仅一军团伤亡“下级干部一百以上，士兵一千六百左右”⁽⁸⁸⁾。9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下决心从长沙撤围，部队回到江西。

10月初，红一方面军发起攻打吉安的战斗。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4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占领吉安后，红一方面军内部再起攻打南昌、九江的声音，毛泽东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14日，红军撤出吉安，移师向北。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⁸⁹⁾10月下旬，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南京方面部队大批南下，并源源向赣鄂湘方向开动，准备发起大规模的“剿共”行动。获悉这一消息，毛泽东立即在罗坊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会议从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出发，认识到要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间转移到回旋余地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军和苏区的日益发展扩大及在湘赣地区掀起的巨大波澜，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极大震惊和不安。1930年8月底，何应钦奉蒋介石命，召集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研究对付红军的方法，其中，江西省党部代表呈送的提案，提出从政治民生上改进自身办法六条：“一、严惩贪污土劣及遇匪潜逃之官吏，委派有政治经验能为本党奋斗者，担任各县县长。二、匪共肃清之后，应限期严格清查户口，办理联结。三、招集灾民从事建筑道路、开水利，以收寓赈于工之利。四、创办小规模工厂，救济失业工人。五、厉行合作社之推广，以活动农村经济。六、厉行减租运动。”⁽⁹⁰⁾10月10日，中原大战已稳操胜券，蒋介石发表纪念“双十节”的《告父老文》，将“肃清匪共”列为“五项政治措施”之首，明令：“划定区域，责令分区，各负全责”，按“整个会剿计划，务使歼灭根株”，“自军事告终日起，期以三个月，至多五个月，限令一律肃清”⁽⁹¹⁾。中旬，蒋介石分别任命孙连仲为江西“清乡”督办，谭道源为赣西“剿匪”司令，张辉瓒为永丰县“剿共清乡”委员会主任，胡祖玉为赣北“剿匪”司令，朱绍良为福建“剿匪”司令，并提出“剿匪”以赣南为重点。

10月底，奉调国民党军队纷纷入赣，共调集十一个师两个旅，近十万人，并派定三个航空队，随时准备助战。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会上要求确定剿共与军事善后为施政急务，并规定：“铲共剿匪，中央应视为最要急务，党、政、军、民务以全力切实协作，期于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办理完竣。”⁽⁹²⁾会议期间，蒋介石接见南京中央党部请愿的湘、鄂、赣、豫等省“乡民”，表示“四中全会后本人就赴湘、鄂、赣督剿匪共”⁽⁹³⁾。12月2日，蒋介石致电鲁涤平，指示：“各路军希督促其如期急进，现在江西兵力甚多，不必待友军之到齐，始行围剿。请先严令各部猛进，务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江西所失各县收复。”⁽⁹⁴⁾根据蒋的命令，鲁涤平将所部编为三个纵队，以张辉瓒、罗霖、谭道源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司令，由上高、高安、樟树、丰城地区沿赣江两岸对红军发动总攻击，企图寻红军主力决战。面对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兵力，红军采取后退化解策略，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主力过早决战。国民党军队重新占据吉安、永丰、宜黄、乐安等地，稳住南昌等大城市的防御。事实上，由此开始，由于地方实力派受到很大削弱，南京中央统治逐渐趋于稳定，国民党军队从总体上开始了对红军的全面攻击，红军蓬勃发展势头受到遏制，双方进入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围剿”和反“围剿”时期。

12月7日，蒋介石赶到南昌，召集师以上军官举行“剿共”会议，把“剿共”列为中原大战后的第一要务。蒋介石认为：赣南是红军主力所在地，“此股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26日，在南昌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以鲁涤平兼行营主任。出动三路部队，除鲁涤平第九路军外，包括朱绍良为总指挥的第六路军，辖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张贞第四十九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及一个独立旅；蒋光鼐为总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辖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马昆第十二师三十四旅。他给实际出动的四万多部队制定的战略是“分进合击”，要求“以根绝各匪之目的，决于吉安、泰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固匪巢包围而聚歼之”⁽⁹⁵⁾。蒋介石对红军的游击战术有所耳闻，他的如意算盘是，各路追击包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使红军无可游击之地，从而分头追击，合围聚歼。

刚刚取得中原大战胜利的蒋介石，显然过低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在他看来，江西红军不过是个“地方事件”⁽⁹⁶⁾。长沙被打下后他仍称：“长沙虽失，共犯实癣疥之疾耳。”⁽⁹⁷⁾因此，这一时期，他多次声称要在一两个月内解决红军，对红军的实力和战斗力缺乏一个客观的估计。

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发动后，红军第一方面军约四万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少数兵力节节阻击，消耗、疲惫对手，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宁都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

12月16日，鲁涤平发出总进攻命令，限各师20日开始行动。12月底，国民党军队左路毛炳文师占领广昌后，向宁都前进，右路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占领泰和、万安后，向兴国前进，左右包抄，指向东固、古龙冈地区。中路张辉瓒、公秉藩、谭道源各师分由永丰、吉安、乐安出发，占领赣西南根据地中心东固，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得意地表示：“今日江西永丰之东固为共匪朱毛之老巢已克，则其余当易歼灭矣。”⁽⁹⁸⁾随后，该路继续南进，逼向古龙冈地区。

此时，国民党军队表面看进展顺利，几路部队分头并进，将红军压缩在古龙冈一带进行决战，大有取得战略主动之势。但国民党军队方面作战实际隐藏着致命伤，红军对敌军行踪了如指掌，国民党方面战报承认：“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⁹⁹⁾而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作战，却处处受制，公秉藩回忆：“苏区群众看见国民党军队来了，就实行坚壁清野，房屋一空，看不见人，连锅勺碗筷都沉入水塘，盆盆罐罐也转移了。”⁽¹⁰⁰⁾第十八师报告则称：“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直，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仅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百姓问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军。”⁽¹⁰¹⁾

朱、毛要从国民党军队的这一内伤中打开缺口。12月30日，鲁涤平下达作战命令：要求第十九路军在赣州蔡廷锴师本日即急进雩都（今于都），抄袭宁都，戴戟师抵兴国后即经古龙冈向宁都侧袭，第六、第九两路军协同歼敌于黄陂、麻田各处，再行收复宁都，“各师统限于元旦拂晓由现地攻击前进”⁽¹⁰²⁾。

鲁涤平下达攻击部署命令当天，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两个旅推进到古龙冈，遭红军伏击。30日晨5时许，两军接触，张一面应战，一面求援；下午3时，红军冒雨出击，张部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朱志等相继被击毙。此时，张部“四面被围，地势险峻，粮弹罄尽，既难突围而出，复无坚守之资”⁽¹⁰³⁾。当晚，张师部被红军突破，张本人、旅长王捷俊、代参谋长周伟黄、团长李月峰以下9000人被俘。根据毛泽东后来的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¹⁰⁴⁾

张师被歼后，鲁涤平不得不马上调整部署，下令公秉藩师迅速撤回富田、东固之线，谭道源师由沅头东移，向洛口之许克祥师靠拢。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连电前方要求继续“进剿”红军。1931年1月3日致电林蔚指示：“朱蒋两路迅向龙岗急进会战，戴蔡两师更应乘此匪共骄矜之时，急进求战。不可因此撤退，以张匪氛。”⁽¹⁰⁵⁾同日，两电鲁涤平等：“已令蒋朱各路如常向龙岗急进围剿朱毛，前方情形，中不能遥制，应由兄独断专行负责挽救，不得推诿，以一挫自馁也。”⁽¹⁰⁶⁾同时确定进攻部署：“一、鲁总指挥率公师、罗师、谭师在赣江以东扼要布防堵截。朱总指挥率戴师、蔡师以及毛、许各师即由原地向龙岗匪巢进剿，并令朱总指挥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以期一鼓荡平，勿使一挫以自馁也。”⁽¹⁰⁷⁾然而，就在同一日，谭道源师于撤退途中在东韶南方山中再遭红军追击，“苦战终日，精疲力竭，势难再支，不得已只得突围而出”⁽¹⁰⁸⁾。战斗结果，谭部一个多旅被歼。此战红军虽然予谭师以重大打击，但未达到歼灭的目的，毛泽东后来认为“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¹⁰⁹⁾。虽然，毛泽东高标准地对己方提出不足，但国民党军队在五日内连败两仗，“进剿”计划完全被打乱，蒋介石在痛责鲁涤平“张皇失措”⁽¹¹⁰⁾之余，也不得不吞下失败的苦果，第一次“围剿”遂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反“围剿”，红军“战争损伤约二千人”⁽¹¹¹⁾，毙伤俘国民党军队达万余人，堪称以弱胜强的范例，这既与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轻敌冒进有关，也是中共方面战术成功的直接反映，毛泽东后来总结：“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¹¹²⁾

1931年2月，蒋介石重整旗鼓，任命麾下头号大将，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组织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出动的兵力除第十九路军原有编制不变以外，增调了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并重组了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此外，参加“围剿”的还有韩德勤第五十二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周志群新编第十四旅、卢兴邦独立第三十二旅、张贞第四十九师、香翰屏第六十二师。共集结十九个步兵师，四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三个航空队，总兵力达十多万人，兵力较第一次“围剿”翻了一番。

吸取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改变战略为“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宁都为目标，确定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¹¹³⁾，在严密封锁、包围基础上，发起进攻。“围剿”作战方针是：“以歼灭赣南匪军之目的，以主力分别由东、北、西三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并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原则，将匪军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断绝匪区物资来源，最后一举而歼灭之。”⁽¹¹⁴⁾3月30日，蒋介石电王金钰，告以“进剿”原则：“赤匪利用山地险要，飘忽无常，与前之讨逆各役，迥不相同。为慎重严密起见，已饬各部以稳扎稳打为主，进攻不得过猛，与友军切取联络，齐头并进，每日以进展二十里为限。经过地方，使匪不能漏网。同时辅助地方，组织民众自卫团，并肃清后方，使匪不易再逞。”⁽¹¹⁵⁾根据以上方针，国民党军队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一条数百里长的战线。

第二次“围剿”准备过程中，国民党方面在政治上也力图有所作为。何应钦提出：“要消灭共匪，非党政军全体总动员集中力量团结意志不能挽救危机，军事只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养生息的种种任务，是望政府和党部来担当责任。”⁽¹¹⁶⁾为此，南昌行营成立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对江西地方政治、社会展开整顿：将各县反共义勇队一律改组为保卫团，区团以下均设守望队，形成全面监视巡查网；制定《处理被匪侵占财产办法》，规定赤化收复区域土地、房屋各归原主，恢复地方秩序，同时蠲免1930年度全省田赋、地租；颁布《保护佃农暂行办法》，规定地租最高额不得超过40％，如遇天灾，佃农要求减租，地主不得拒绝；组织由地方逃至中心城市的青壮年“难民”随军返乡，协助运输、带路，或参加筑路。这些措施，虽由于缺乏具体组织实施的决心和能力，实际效果有限，如蒋介石自己所说：“劳师转馕，苦战连年，地方贤良士民，竟无出而相助者。”⁽¹¹⁷⁾但起码表明国民党方面对自身在地方政治建设上的薄弱环节已心知肚明，并力图在政治和组织上和中共争夺民众。

4月1日、3日，何应钦两次下达总攻击令，限令5月国民大会召开前“克服各县”⁽¹¹⁸⁾。随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推进，压向赣南、闽西中共根据地。

此次作战分南北两路展开，北路分左、中、右路，第六路军为左路，由朱绍良任总指挥，辖胡祖玉第五师、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路孝忱新编第十三师，以主力由南丰、八都夺取广昌，并以一部进占头陂、新安、白水（今赤水）之线。第二十六路军为中路，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二十五师（孙连仲兼）、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关树人骑一师，由乐安、宜黄分两路向东韶、小布进攻。第五路军为右路，由王金钰任总指挥，辖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公秉藩第二十八师、郭华宗第四十三师、郝梦龄第五十四师、罗霖第七十七师，分两个纵队分别从吉安、吉水、永丰南进，向东固、藤田方面进攻。三路最终目标为宁都。南路为第十九路军，由蔡廷锴代总指挥，辖第六十师（蔡廷锴兼）、戴戟第六十一师及第十二师马昆第三十四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城冈、江背之线进攻，策应右路军会攻宁都。

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后未及休整补充，只有三万多兵力。面对国民党军队铁桶般压来的庞大阵势，红军采取先破弱敌，在紧密链条间寻隙突破再行反击的方针。毛泽东、朱德决定：红军主力“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¹¹⁹⁾。4月中下旬，红军主动放弃广昌、宁都等大片地区，对此，国民党方面宣传：“自本月对匪开始总攻以来，已连将匪之第一第二阵线，完全冲破……综计收复区域，纵横共达三百余里。”⁽¹²⁰⁾其实，红军并没有为一时一地得失所动，而是主动西移至东固附近地区隐蔽集中。

1931年2月，因在约法等问题上的冲突，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由此引起两广方面反蒋行动不断发酵。5月初，两广方面连续发出反蒋通电，迫蒋引咎下野。28日，粤方以非常会议名义成立国民政府，国民党内政争有向武力冲突演化的趋势。对此，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在政治上全力应付，军事上则加紧准备对赣南苏区的围攻。大批部队南调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对中共的“围剿”，也可起到防范两广部队北进的作用，不失为一石二鸟之计。5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指示：“粤局如变，赣南剿匪部队仍须照常围剿，勿因此功亏一篑。并令各部务于十日内占领宁都，击溃赤匪之主力，则两粤叛军心为胆寒，或可以政治方式解决之，即使其向北出兵，则粤军必不敢出境攻赣，只有桂军攻湘。如我军能于十日内击溃赤匪，则桂军尚不能过衡州也。”⁽¹²¹⁾次日，蒋介石又电告朱绍良：“两粤或有变故，我军务于十日至半月内击破赣南赤匪主力，占领宁都，则两广或可用政治方法解决，不至发生危险，请兄部速照预定计划急进。”⁽¹²²⁾中旬，蒋在日记中进一步透露其想法：“上午对南北战局甚为踌躇，以我如取守势观变沉机，则主动不能操自我也，以敌方计划必得我军进攻广东时，则北方乃乘机敢动而我甚欲先解决石孙杂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广东也。然此时犹不便对石孙取攻势，以诱起其他部队之误会。故粤如不设伪府，则取放任态度，以得北局之开展，对粤使粤桂内讧，对北使石孙速变。而一面剿匪，一面准备以待时机之成熟也。”⁽¹²³⁾

此时，国民会议正在南京召开，“剿共”问题是其重要议题之一。会议通过决议高调表态，认为：“赤匪之为祸，诚如国民政府剿匪报告之所言，不特足以倾覆吾国之政制，而且足以破坏吾国之社会，断绝吾民之生计，消灭吾国之人口，危害吾民族之生存，此一全国国民共同之大患，必须全国上下通力合作以破除之，决不可如过去所持之心理，以为仅仅依赖国军之进剿，或仅仅责望当时省政府局部之努力，即可扑灭之而有余也。国民政府既已始终自矢其贯彻剿灭赤匪之决心，各省军、警、行政长官自亦不容懈怠其防匪剿匪之责；而吾国民全体尤必周知赤匪之毒害与罪恶，人人以消弭赤祸、肃清匪类之责自任，从而予中央与地方军政当局以最大之协力与赞助。”⁽¹²⁴⁾当“围剿”军事正紧张展开时，国民会议的决议可以指望为其充当强心针的作用，但是，当国共两党军队在战场上正式展开接触时，国民党方面却崩溃得意外迅速。

5月13日，王金钰指挥国民党军队第五路军脱离富田巩固的阵地，向东固地区前进。同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心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彼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¹²⁵⁾16日，王金钰所属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和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进逼东固时，遭隐蔽于白云山红军拦击、围攻，激战一昼夜，红军“前仆后继，愈战愈多”，公秉藩“恐陷十八师覆辙，乃向富田后退”⁽¹²⁶⁾。是役，该师副师长王庆龙、旅长柴乔松等战死，官兵死亡达二千余人，全师五天后只收容到一千五百人左右，几乎全军覆没。王冠英旅被俘近三千人。王金钰报告：“此次悍匪尽趋职路右翼，至第六、第廿六两路均无多匪。”⁽¹²⁷⁾证之中共方面的部署，王所言尚属事实。不过国民党军队内部也有报告，此次失利主要是由于：“王金钰之基本部队四十三、四十七、五十四师，每次故意延缓，不肯前进，廿八师兼程突进，余部均作壁上观。”⁽¹²⁸⁾毛泽东则谈到：“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¹²⁹⁾

由于红军是自西向东攻击，国民党中路军紧接右路军之后也遇败绩。高树勋率第二十七师于5月18日进至南团，受命驰援藤田的郝梦龄师，前进至中村，先头第八十一旅即遭伏击，高率师部直属队和池峰城旅部增援至中村，被红军和游击队团团围住。高树勋最终丢掉部队才得以逃脱，此役第二十七师伤亡官兵二千余人。据孙连仲报告：“敝部奉命向沙溪前进，号日高师先头王旅行抵石马浔南中村以西地，遇枪匪主力，激战终日，初意其为农匪，继而愈演愈烈，至马戌匪力已达两万余人，将我王旅围困，经我高师极力增援，始得解围。”⁽¹³⁰⁾国民党方面战史认为此役是第二次“围剿”中“战事最烈者，匪军虽遭重创，高师亦受损甚剧”⁽¹³¹⁾。

右路和中路国民党军队相继失败，南路第十九军虽进至富田，亦不得不回师兴国，又撤返赣州。红军于是得以进一步集中主力，围攻广昌城。战斗于27日打响，当晚即攻占广昌。守城第五师遭受重创，师长胡祖玉重伤后死亡。进而，进占建宁的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也在5月31日遭到红军的围攻，“大约消灭三团以上，缴枪约二千支以上，缴到西药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¹³²⁾。几战下来，国民党军队遭到重创，第二次“围剿”不得不草草收场。

第二次反“围剿”，红军损失约四千人⁽¹³³⁾。这次反“围剿”，红军使用无线电侦察，保证了战斗战役情报的准确及时，“几乎每一仗敌人的命令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根据敌人的命令打仗，很主动。电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¹³⁴⁾。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与红军的壮大

一　南京国民政府第三次“围剿”的发动

第一、二次对赣南红军的“围剿”连遭挫败后，蒋介石不得不认真面对眼前的对手。准备第三次“围剿”时，明显区别于此前“围剿”军中几无国民党军队主力部队的状况，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蒋信重的将领出现在“剿共”名单中，显示蒋对“围剿”红军重视程度大大加强。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会发出书告，宣称：“今政府决于匪祸已成之区，大举师徒，克期剿灭；于匪祸未成之区，积极清乡，防其滋蔓……如此悉全国之力，以扑方张之寇，自可壁垒一新。”⁽¹³⁵⁾

更能显示蒋介石决心的，是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半个多月，6月22日他亲到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长期驻在江西，就近指挥战事。在赣期间，蒋介石与部属反复研究“进剿”方略：“此次剿赤，惟有隐蔽兵力，声东击西，预备强大兵力出匪不意，凡抄袭部队须冒用红旗，使匪混乱也。”⁽¹³⁶⁾此时，苏区核心地域位于赣西南的东固地区，这也是前二次“围剿”国民党军队的伤心地，而红军主力则在赣闽交界地区，“围剿”进攻方向在此两点中如何抉择，颇费思量。20日，在致何应钦、熊式辉电中，蒋提出的初步计划是：“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继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¹³⁷⁾反复权衡之后，6月下旬，蒋决定不以苏区核心地域为主攻方向，将主攻击点确定为其所判断的红军主力所在方向，即赣东左翼一线。对此，他日记中记有：“研究战略，决定右翼地形复杂，进展困难，故取守势，暂不求进步，所以重兵贯注左翼，另以强大部队第六、第九两师控置于黎川、建宁与南丰之间，以备赤匪由闽边以抄袭我主力之侧背也。深思熟虑，终觉战略未妥，于心不安者，而今则贯通断行必无疏漏矣。”⁽¹³⁸⁾6月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官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三军团（第五、第八、第二十四师）、第四军团（第九师）、第一路进击军（第六师）、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第十四师）共七个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南丰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一军团（第六十、第六十一、第五十二师）、第二军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师）、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第五十四师）共七个师从吉安进攻；第十师及攻城旅为总预备军。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七师及第十二师之三十四旅，为吉、泰、万、赣四县守备军。第二十三师、第七十九师位于南城、宜黄、临川、樟树地区，担任“清剿”和维护后方。当时报章报道：“赣省现有军队，合计不下二十万人。”⁽¹³⁹⁾30日，蒋介石发表《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歼灭赤匪为唯一之急务”，要求实现“戒除内战，保障统一”和“剿灭赤匪，安定社会”之重任⁽¹⁴⁰⁾。

7月1日，蒋介石亲下“第三次剿匪总攻击令”：“（一）以第二路进击军陈诚部之第十一师及第十四师分由南城、黎川向宁都攻击前进。（二）以第一路进击军赵观涛部之第六师及预备军第十师卫立煌部由南城、南丰向广昌地区之头陂攻击前进。（三）以第三军团朱绍良部之第八师及第二十四师分由南丰、新丰向黄陂攻击前进。（四）以第四军团蒋鼎文部为左翼集团军预备队，于临川、南城间集结相机策应第一线作战。”⁽¹⁴¹⁾7月初，何应钦和陈铭枢部分别从南丰、吉安出发，采用“长驱直入”、“分路围剿”的战法，形成钳形攻势，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清剿”，捣毁中央苏区。

与国民党方面积极准备相比，红军方面当时多少显得有些放松。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判断：“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的可能。”⁽¹⁴²⁾6月22日，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已箭在弦上，总前委一方面判断“目前蒋介石准备三次进攻革命，已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广东军去打长沙，而红军又不打抚州，则蒋自然也会先打广东的。因此目前我们不再向抚州逼。如敌退出南丰，也只用少数部队进南丰，而不以大部队逼抚州。我们的队伍只在蒋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广东政府的地方。这样就使蒋不得不对红军转处守势，去对付广东政府。”⁽¹⁴³⁾毛泽东进一步判断：“敌人如由南丰前进，只能在广昌以北有船运输，所以敌人八月十五号以前只能进到广昌。以后有新谷了，才能再进。七月以前我们可以努力筹款。八月也可以不管他，主要在于、瑞、石、汀四县布置巩固苏区做战场。”⁽¹⁴⁴⁾显然，红军对国民党军队会如此之快发动第三次“围剿”缺乏充分估计，之所以如此，一是认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方面短期内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围剿”；二是注意到宁、粤间爆发冲突的可能，判断此一形势势必影响到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

宁、粤冲突发生后，由于有此前国民党内争予以红军发展良机的先例，相当程度上使中共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但是，令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惯于在国内政争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却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应付两广攻势同时，军事上不是停止而是加紧准备对江西苏区的围攻。蒋介石此举，初看来，似涉行险，但细细分析，却有一石数鸟之效：大批部队南调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对中共的“围剿”，又可防范两广部队北进，还可保持对广东的威胁，中共方面注意到，蒋介石计划在消灭红军后，“乘胜南进，攻打广东，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我们缴获敌军绝密命令和很多赣南、广东东北部军事地图，证明进剿军确曾有此意图”⁽¹⁴⁵⁾。陈铭枢也回忆，他从两广出走经日本再到南京后，蒋介石告诉他：“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¹⁴⁶⁾

更重要的，此时展开“剿共”军事对蒋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形势大有裨益。拘禁胡汉民后，蒋介石因逾越常轨，遭到各方怀疑、指责，政治上十分被动，急需制造事端，转移视线，如粤方发动后他在日记中所写：“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事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¹⁴⁷⁾循着这一思路，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在其可谓亡羊补牢之举。的确，当时国民党内能够使各方无法反对的即为“剿共”，粤方在反蒋同时，也绝不敢放低“剿共”的声音，宣称：“今日我国民革命军人之最大责任，一曰剿共，二曰讨蒋。”⁽¹⁴⁸⁾明确表态：“即使为国人所共弃如蒋中正者，若能以剿共自效，国府亦断不加以一兵。”⁽¹⁴⁹⁾因此，当蒋出现在“剿共”战场时，粤方很难在其与中共作战时贸然北进，这等于蒋已经在政治上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所以此时发动“围剿”战争，成为蒋介石应付各方攻击的挡箭牌，在蒋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

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共武装而言，国民党内部争斗的走向和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们对此自然会保持高度关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反“围剿”准备的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¹⁵⁰⁾。6月底，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要将主力移向闽西开展群众工作时指出了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¹⁵¹⁾这是说的不去触动两广这一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即不许，整个策略上也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¹⁵²⁾避免威胁长江太甚，当然指的是尽可能不去触动蒋介石，这和前述总前委会议的分析是一致的。中共不想触动两广，甚至希望避免与南京正面相向，这种很容易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策略，实乃洞悉局势的高明之举。

只是，在当时的国共对垒中，中共毕竟是处于弱势和被动的一方，出牌的主动权握在蒋介石手里；而在蒋看来，中共乃是国内政争诸多棋子中比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么牌，并不会以中共的动向为转移。7月，当蒋介石的“围剿”发动起来后，从广西长途跋涉到江西的红七军对蒋介石此举目的作了分析：“在政治方面积极进攻，提出‘专力剿匪’的口号，削弱粤桂反蒋行动的影响，阴谋拆散反蒋的结合。”⁽¹⁵³⁾至于“粤桂方面，亦明知内部组织成分的复杂，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及政治上，均极力巩固广州第二国民政府的基础，等待北方冯、阎、张继起反蒋，再会师长江，争取天下”⁽¹⁵⁴⁾。红七军不愧是经历过国民党内部政争的历练，对宁粤冲突、对蒋介石出牌方式的观察有细致入微之处，可惜第七军7月初才到达江西，无法为中共当时的反“围剿”决策提供帮助。

在各方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计下，蒋介石在前一次“围剿”失败后一个月迅速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这一对蒋而言主要是基于政治算计的决策，意外地却误打误撞，出乎中共意料之外，使政治经验毕竟还欠丰富的中共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在军事上一度造成国民党方面有利的局面，后来毛泽东客观反省道：“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红军仓猝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¹⁵⁵⁾这应该是坦率而负责的总结。

二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追剿”和失败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进剿”命令发出后，红军方面通过一方面军总部电台很快截获了这一消息。郭化若回忆：“蒋介石七月一日发出第三次‘围剿’的命令，我们当天在建宁就得到消息。对于这次‘围剿’的战略意图、方针、计划、部署、指导思想等大概都了解个轮廓。这是我们战略指导上特别是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必不可少的前提。”⁽¹⁵⁶⁾尽管如此，由于中共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如此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事先准备不够充分，仍形成第三次反“围剿”初期红军仓促应战的局面。红军主力当时集中在赣东和闽西北，红三军团在黎川、红四军在南丰、红三军在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在建泰地区，主要任务是开辟新区，进行筹款，兵员补充和战争动员均未有效展开。当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后，整个根据地实际处于开放状态，而国民党军队在左翼南城、南丰一带厚集兵力，又使红军难以由现地直趋赣西南老根据地，不得不绕道闽西南地区。

对红军主力此时滞留闽西北，国民党方面相当清楚，6月20日蒋已明确红军主力“向赣东闽北转移”⁽¹⁵⁷⁾。7月2日，陈诚报告蒋介石黎川一带红军主力“有窜建宁、宁化之虞”⁽¹⁵⁸⁾。正因如此，蒋介石在左翼厚集兵力，陈诚的第十八军及第六师等精锐部队放在这一方向，蒋本人也在此路亲自督阵。3日，蒋介石致电左翼朱绍良等：“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¹⁵⁹⁾

不过，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有了两次“围剿”难以捉摸的印象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不敢遽下判断，5日，罗卓英向蒋报告：“朱德、彭德怀两部约二万人于将乐附近，退却时扬言先解决福建国军再回江西。”⁽¹⁶⁰⁾虽然事后看，报告有相当的准确性，但在信息混乱的状态下，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据此改变计划，而是在侧翼保持强厚兵力，然后按部就班地自北向南压迫。这样的行动方向多少显得有些机械，缺乏变通，不过对付红军，以变应变似乎并非国民党军队的有利选择。何况，离开预定进攻方向，在左右缺乏协同背景下，国民党军队大有可能堕入红军彀中，毛泽东后来说得很清楚：“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¹⁶¹⁾

7月10日，红军主力从福建建宁出发，绕道闽西地区千里回师赣西南老根据地。中旬，到达瑞金壬田后决定继续往西北集中于都北部山区隐蔽，等待战机。这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进展顺利，19日占领宁都，25日进占龙岗。30日，蒋介石向南京报告：“赣南东固、龙岗、黄陂、小布、古龙岗皆已为我军占领。”⁽¹⁶²⁾不过，这样的占领之不足为喜，蒋介石清楚，前方将领更心知肚明，陈诚在给未婚妻的信中道出：“至于进展之速及屡克各城，盖非出匪不意，不但不能肃清土匪，且为匪所算也。”⁽¹⁶³⁾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交手双方对对方的动态有多少了解，就此而言，客观地看，国民党方面在这一时期似并不处劣势。7月11日，蒋介石日记载：“探知赤匪仍欲以全力攻我右翼，击破一点，以摇动全局也。”⁽¹⁶⁴⁾此所谓右翼，指的是相对南丰、南城、广昌左翼一线的吉安、富田、东固一线，这确实是中共主力准备集结的方向，证明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是准确的。对于正在于都一带隐蔽待机的红军主力，国民党方面这时也有觉察，7月17日，上官云相报告，彭德怀部已进至沙溪、中村、黄陂，准备引诱我军深入⁽¹⁶⁵⁾。23日，罗卓英进一步报告，红军计划“在龙岗、东固一带集结主力”⁽¹⁶⁶⁾，诱敌深入实施决战。当时蒋的日记记下了其对红军动向的准确了解，7月20日记有：“闻赤匪十日来由老巢向古龙岗窜去者有三万人之众，乃决心即向龙岗、东固攻击前进。”⁽¹⁶⁷⁾28日日记明确写道：“知第六师已克黄陂、小布矣。第十九路昨日亦克东固，则其所谓老巢者，皆已为我占领，惟其主力尚未击破，乃麇集于平安寨、马鞍石一带，乃必设法击破之。粤桂虽将逼迫湘赣，乱我战略，以助赤匪，而我仍先击破赤匪为第一任务。粤桂石逆实皆不足平也。”⁽¹⁶⁸⁾可见，此时蒋介石对红军主力的动向掌握确实相当清楚。

如国民党方面所发现的，7月中下旬，红军主力向西北方向开动。7月22日到达于都北部银坑、桥头地区，28日进至兴国高兴（圩）地区，在长途跋涉之后，进行短暂的休整。31日，朱德、毛泽东判断富田方面国民党军队力量薄弱，指挥红军主力由兴国高兴圩地区向富田开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定先夺取富田、新安”⁽¹⁶⁹⁾，试图在此打开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围剿”由西向东横扫的一幕。以龙岗为中心的这一带老根据地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红军击败国民党一、二次“围剿”的福地，朱、毛不惜千里回师，选择在此发动战略反攻，主要是基于此，这就是毛泽东分析的：“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¹⁷⁰⁾

但是，红军此次千里回师，目标太大，很难不被察觉，加之国民党方面拥有空中力量，更增添红军大部队隐蔽行动的困难⁽¹⁷¹⁾。长时间的长途行军，对红军保持战斗力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而红军的进军方向，虽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却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从容应对。因此，当红军发出进攻命令后，形势其实不容乐观。右翼赣西南地区，虽然不是初期国民党方面的主攻方向，却是其钳形攻势的落剪之处。7月30日，陈诚的第十八军主力由宁都开至龙岗一带，正“待命龙岗”⁽¹⁷²⁾，随时可以向富田进发，十九路军更是在此蓄势已久。红军出动当天，国民党方面又侦得动静，作出一系列严密部署，十九路军和十八军这两支“进剿”军中最精锐部队分扼南北，东边有第三路进击军及正赶往兴国的第六、第九师，西边是赣江天险，红军大有堕入对方包围圈的嫌疑，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日记中信心满满地表示：“据飞机报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万人由兴国经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进，来抄袭我十九军之侧背，幸发觉尚早，布置犹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命令，严令六、九两师星夜进攻兴国，俾得夹攻，如能如计，则赣南赤匪或能于此一网打尽也。”⁽¹⁷³⁾

8月初，国民党军队纷纷逼向高兴圩地区，试图在此逼迫红军主力决战。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赤匪主力尚游魂于兴国西北石陂、沙村之间，扬言由小布来攻白沙，其实乃欺诈我兵力而已。第六师到太平寨，围剿未破，分兵监视，而直攻兴国，颇得法，明知其为牵制兵力而已。惟决战未定，心实忧虑，恐被其漏网也。”⁽¹⁷⁴⁾蒋此时虽也自称忧虑，但担心的乃是红军会否漏网，已经很有几分鱼已上钩的激动。反观红军，人困马乏，四面皆敌，处境十分艰危。生死存亡，几在毫发之间。

面对危机，朱德、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当察觉富田一带国民党军队已有严密防范时，红军立即改变计划，折回高兴圩地区。毛泽东后来回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¹⁷⁵⁾苏区中央局在稍后的电报中对此描绘简单明了：“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猝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¹⁷⁶⁾

战争是与对手双方的较量，计划随形势而变化，乃题中应有之义。8月5日，红军在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之中，采取中间突破方法，向国民党军队相对较弱尚未合围的东部突进，在国民党军队相隔仅20公里的空隙地带衔枚疾走，乘夜穿过，安全进到莲塘地区。红军能作出并成功实施这一决策，是朱德、毛泽东审时度势、大胆用兵的体现，同时和其长期在此活动，对地形地势有充足了解及该地区良好的群众基础直接相关。毅然放弃原定计划，向东突进，是红军摆脱第三次“围剿”以来窘迫局面、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一步，意义非同寻常。

红军向东突破后，战场形势为之一变。7日，红军在莲塘主动出击国民党上官云相四十七师，该师在第二次“围剿”时已遭红军打击，是国民党军队链条中较弱部分，红军发起攻击，迅速歼其两个团，接着又乘胜在良村追歼退却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此役，据国民党方面战报记载：“上官云相部分防六处，相距过远，且以四昼夜前进四百五十里，深入匪区，突破该匪进犯，致陷重围……卒以调援不及，众寡悬殊，不得已退驻沙溪。”⁽¹⁷⁷⁾

莲塘、良村之战后，红军兼程东进。8月11日，一举突入黄陂，歼毛炳文部两个团。红军居然可以在绝境中反戈一击，在蒋介石心间蒙上浓厚的阴影，使其清楚认识到“剿共”必须要付出的重大代价。10日他在日记中计划今后作战应“注重据点，不多追剿，俾得节省兵力，免得疲于奔命也”⁽¹⁷⁸⁾。黄陂战斗后次日，再次在日记中表示：“剿匪之难，甚于大战，彼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故避实击虚，随其所欲，而我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因此，他调整今后的计划为：“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阔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窝，而官兵行动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¹⁷⁹⁾显然，其进剿信心已严重动摇，不再期望迅速“剿灭”红军。

莲塘、黄陂两役后，当蒋介石唉声叹气、忧惶无主时，中共方面自身评判也不乐观，苏区中央局指出，7月底以来，红军“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刻”⁽¹⁸⁰⁾。也就是说，虽然莲塘、黄陂两役红军取得歼灭战的胜利，但红军总体上的被动态势仍未彻底改变，当国民党军队以绝对优势兵力转向东面的黄陂，密集接近包围红军，红军处境仍然十分艰难，红十二军东进乐安的疑兵事实上并未能调动国民党军队主力⁽¹⁸¹⁾。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兵员上的绝对优势；其次红军活动范围始终在老根据地，活动空间有限，这也使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始终如影随形。

当时，蒋介石并不知道红军的真实处境，或者说，即使内心明白也无暇顾及。宁、粤冲突日渐激化，粤方扬言北进，同时北方石友三及阎锡山、冯玉祥动作频频，都令蒋介石颇为头疼。在各方巨大压力下，8月初，蒋一度认真考虑过辞职问题，并对辞职后的政军系统布置提出计划：“顾长苏，蒋长浙，朱长闽，熊长赣，鲁长沪，四军团移浙，二军移苏，一军团移汕，三军团移闽，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廿三第五十三第廿六路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七十七第廿八各师暂驻江西。”⁽¹⁸²⁾上中旬，蒋对红军基本处于围而不攻状态，其中原因，固有对红军战斗力惧怕的因素，更有怕与红军作战实力受损影响其应对广东进攻的担心；同时国内政局不明，蒋自身进退出处难定，红军的存在对蒋也实在难言祸福。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阎回晋后北方尚在酝酿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谋叛，两广逆军思逞，湖南态度不明，此五者应研究而熟虑之。”⁽¹⁸³⁾20日日记记有：“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处置问题，其次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¹⁸⁴⁾又到了蒋通盘考虑抉择的时候了。

在对红军围而不攻同时，蒋介石命令各部对已占领的中共老根据地大肆烧杀。16日，蒋电陈铭枢，表示：“清野焚毁之策，中极赞成。请兄详细计划准备完妥后即令各部队切实施行。限十五日内焚平完毕可也。”⁽¹⁸⁵⁾同时指示焚烧办法和地区：“毁平匪区办法应切实计划派员负责监督，分区施行。如今日得将中坪之匪击破，则第一纵队担任龙冈、城冈以南古龙冈、琵琶陇（含内）、江背洞、龙冈头以北地区；第三纵队担任安福硕田、江口以北至大金竹、南坑地区，其在龙冈、东固西北地区由第二纵队与该守备队任之。”⁽¹⁸⁶⁾“小布及其以西之南坑圩与其以南之蔡江圩以及肖埠、源头、南陵各圩应皆平毁。”⁽¹⁸⁷⁾对赣西南根据地中心东固更为残酷，具体执行的指挥官汇报：“奉层峰电令，以东固匪巢人民匪化已深，无法挽救，着以东固为中心点，纵横二十五里一律平毁净尽，格杀无余。”⁽¹⁸⁸⁾

8月底，形势再变，因蒋介石恋栈不肯下野，粤方动员日急。粤桂联军下入桂动员令，开始进兵湖南。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其对局势发展的应对构想：“据各方消息，两广已动员攻湘，约计下月初侵入湘境……决计抽剿赤之兵以当叛逆，预料时局开展，解决之期，不出一月也。电召敬之、真如来省商决方略：（一）叛逆攻湘，我仍专心剿赤；（二）尽撤剿赤之兵对付叛逆，以求先灭叛逆再清赤匪；（三）维持剿匪现状至抽出主力援湘，此三者决定其一也。”⁽¹⁸⁹⁾9月1日，粤桂联军联合反蒋的唐生智军队，开始进兵湖南。4日，南昌行营决定大规模收缩兵力，“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¹⁹⁰⁾。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的战略收缩。

红军抓住国民党军队这一战略收缩的机会，于7日与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第六十师、蒋鼎文的第九师在高兴圩地区展开激战。关于此役，蔡廷锴报告与红军“激战肉搏数十次”终将红军“击溃”⁽¹⁹¹⁾。陈铭枢随后则报称：“自虞夜至庚未，匪更以主力密集部队，反复向我高兴圩之六十师冲锋，肉搏二十余次。蔡军长廷锴亲率部队巷战，均将匪击退……我各军自围匪以来，此为第一次之决战。而匪之凶悍与其死亡之可惊，亦为战役中所罕见。”⁽¹⁹²⁾国民党方面后来编辑的战报称此次战斗“实为剿匪以来最胜利最激烈之血战”⁽¹⁹³⁾。

关于高兴圩一战，国共两方面资料可以相互印证，红四军林彪、聂荣臻战斗刚结束时报告：“此次战役损失较大，职军及三十五军、三十五师，现收容之伤病已有六百左右，但还有一小部分在阵地未及收容。阵亡的数目不知……全军共计伤团长六名，阵亡两名，其它尚未统计。”⁽¹⁹⁴⁾据红一方面军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红军伤亡被俘总数达三千余人⁽¹⁹⁵⁾。如此损失对于当时实力非常有限的中央红军而言，确实不可不谓重大，毛泽东后来曾明确表示：“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¹⁹⁶⁾

高兴圩战斗后，红军仍在继续寻求机会打击退却中的国民党军。15日，红军在方石岭一带向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发起进攻。蒋鼎文部一个炮团和辎重部队被歼，韩德勤部被击溃散。韩德勤报告称：“赤匪侦知职师与九师向东固前进，遂以全力向老营盘方面星夜东移，向我袭击。职师苦战竟日，率以弹尽援绝至遭惨败。”⁽¹⁹⁷⁾据接战的红军部队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俘虏官兵三千多人，自己阵亡官兵不到三百人⁽¹⁹⁸⁾。方石岭一战，红军方面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全胜，堪称第三次反“围剿”以来扬眉吐气的一仗。

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是在国民党内部再一次发生严重分裂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相对中原大战前，这次分裂没有演变为宁、粤双方的军事冲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终存在。冲突刺激了第三次“围剿”的迅速展开，并意外造成对国民党军队有利的形势，但也严重影响着蒋介石的“进剿”决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后立即选择保存实力。这其中的曲折变化，非常鲜明地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红军存在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民党内部冲突的论点：“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¹⁹⁹⁾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进程与国民党内部的震荡离合密不可分。

三　其他苏区的反“围剿”及中央苏区的壮大

在中央苏区“围剿”和反“围剿”激烈进行时，国民党军队对其他各苏区“围剿”也在展开，国共之间的武力争斗取代国民党内的派系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内战的主要形式。

鄂豫皖苏区以大别山区为中心，东临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濒长江，威胁武汉，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形成巨大威胁。1930年10月，与准备“围剿”中央苏区同时，蒋介石集结八个师、三个旅兵力，由武汉行营负责，部署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1月2日，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尽快制定《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必须规定开始与终结日期，各部队开始行动日期与所经过地点与日程，亦须在命令上规定”⁽²⁰⁰⁾。12月上旬至次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进行长达三个月的“围剿”，却劳而无功，其第三十四师被歼，师长岳维峻被俘。对鄂豫皖“围剿”的状况，参战的国民党方面将领总结：“我在麻城一带只能消极的防匪，不能积极的完全消灭。虽然恢复几县，但匪情依旧猖獗。受命之初，武汉行营限一月内将匪肃清，可见对匪情并不了解，许多部队剿匪时到匪区走一次，回来报告说肃清共匪了。这怎算数呢？武汉行营以耳代目，新闻记者更不知匪。自唐生智在驻马店称兵，加上阎、冯作乱，而导致共匪坐大，已成星火燎原之势。”⁽²⁰¹⁾

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开始布置第二次“围剿”，“围剿”部队增至11个师，采取“追堵兼施”战术，限令5月底将鄂豫皖红军完全肃清。蒋介石亲笔致函前方将领，嘱以：“望督励所部，努力进剿，以期一劳永逸也。剿匪不仅以驱匪他窜，实欲消灭其实力，直捣其巢穴为第一要务。”⁽²⁰²⁾4月上旬，国民党军队首先在皖西发动进攻。红军集中主力，打击深入皖西的国民党军队。经过一个多月作战，红军歼灭对方部队数千人，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再次停滞。此后，蒋介石为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对鄂豫皖改取守势。鄂豫皖红军趁机发动反击，扩大根据地，支持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

1931年9月，蒋介石亲到武汉，布置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出动部队增加到15个师。由于日本侵华及国民党内部争权，“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发动。11月7日，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共约三万人。随后，红军乘国民党方面尚未布置就绪，开始主动出击。12月，红四方面军取得黄安大捷，俘第六十九师长赵冠英及其所属五千余人。1932年四五月，在皖西苏家埠、韩摆渡一带，击垮国民党军队三万多人的进攻，俘虏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以下二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击落敌机一架。蒋介石对鄂豫皖的第三次“围剿”再遭失败。此时，鄂豫皖苏区和红军发展迅猛。1932年1月10日至20日，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河南新集召开，选举产生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书记。代表大会接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强调要在“全国革命形势逐渐成熟的条件之下，坚决进攻，和帝国主义作战，【与】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建立全国统一的苏维埃政府”⁽²⁰³⁾。2月，鄂豫皖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河南光山县新集召开，选举产生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高敬亭为主席，辖十五个县苏维埃政府及一个中心县、一个特区苏维埃政府。苏区最盛时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万，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拥有五个县城，建立起包括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

洪湖苏区地处湖南、湖北两省边界，1930年10月，发展到拥有湖北省监利、沔阳、潜江、公安、石首和湖南省华容、南县等七座县城，控制着岳阳、沙市间长江两岸大片乡村，纵横达百余公里。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国民党军队对洪湖苏区连续发动三次“围剿”，洪湖苏区红军主力一度转移，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地方游击队坚持斗争。10月，移往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1932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12月11日，湘鄂西苏区召开工农兵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月22日至30日，中共湘鄂西“四大”在湖北监利召开。选举产生新的湘鄂西省委，杨光华任书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湘鄂西“四大”通过的有关决议强调：“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争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放在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了。”⁽²⁰⁴⁾

湘赣苏区和赣南、闽西苏区相互呼应。1931年10月17日至25日，湘赣省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为主席，张启龙、彭德怀为副主席。11月初，国民党军集中十个师加上地方武装近八万人开始部署“围剿”湘赣苏区。计划多路出动，将苏区分割包围，然后分区“清剿”。中旬，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行动，第七十七师进占莲花，第十四师进占永新，第二十八师进占永阳。为打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共湘赣省委组成以林瑞笙为书记的临时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战争。1932年1月3日，前敌委员会率独立第一师、第三师在永新予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师以很大杀伤。随后，又对莲花国民党军队第七十七师展开围困。3月2日，国民党守军弃城逃往萍乡，红军收复莲花。至此，湘赣苏区反“围剿”斗争结束。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后，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及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全面后撤，中央苏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31年10月3日，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尚报告，“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城）、汀（洲）、于（都）、会（昌）四县大部尚是白色”，其他如寻乌、安远、信丰、泰宁、建宁、宁化、清流等，还“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²⁰⁵⁾。到次年初红军攻打赣州时，苏区已经扩大到不仅于都、长汀、会昌、石城尽入苏维埃掌控之中，赣县、宁都、广昌、寻乌、安远、宁化、清流等县也全部或部分纳入苏区版图。

1931年底，驻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在参谋长赵博生等人策动下发动起义，促成了红军实力的迅速壮大。孙连仲部原属冯玉祥西北军，前一年中原大战中被迫接受蒋介石改编后，孙连仲被委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率部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第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五师（孙自兼师长）、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关树人的第一骑兵师共约四万余人。蒋介石对孙部非常重视，怀柔备至，因担心其在山东被韩复榘拉拢为韩所用，极力促成孙部南下至江西参加“剿共”战争，如此既可增厚江西“剿共”兵力，又可设法使孙效忠于己。1931年初，蒋介石日记中多有调孙部南下的记载：“石友三、韩复榘将有联合，希图抗拒，此时孙连仲部如能开至江西，则统一即可实现矣”⁽²⁰⁶⁾；“第十二师张与仁率萧希贤部叛变，在海州附近反抗金汉鼎，及得萧电乃知其事已解决，不致为患。惟外间闻之，恐因此牵大局，又恐孙连仲部因之延不开赣……当此时局，将安而未安，孙部定开而未动之时，诚千钧一发，朽索六马之象，可不慎乎”⁽²⁰⁷⁾；“今日萧部变乱虽平，而孙连仲部未开，心犹悬之。”⁽²⁰⁸⁾这样密集的记录在蒋介石日记中并不多见，可见其对此的高度重视。

1931年二三月份，经过蒋介石派出代表反复劝说，并馈送孙连仲大量金钱后⁽²⁰⁹⁾，孙部遵命如期开往江西，这使蒋介石大大松了一口气，在日记中写道：“孙连仲部逐渐南下，余计其将实行，则统一实现，更有把握。孙部南移与否，实为统一成败之大关键也”⁽²¹⁰⁾；“孙连仲部既到江西，南北二方之局势，已形稳固”⁽²¹¹⁾。政治人物对实力的极端注重，在蒋调动孙连仲上可见一斑。

孙连仲部调赣后，以江西清乡督办的头衔率领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第三次“围剿”占领宁都后，孙连仲部驻守宁都。“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外有日本压力，内有西南逼宫，被迫在江西采取收缩态势，这就使孤处宁都的二十六路军形势越来越不利，给养遭遇严重困难，“每天兵站发一点糟坯米，又没有菜吃，大部分以盐水下饭”⁽²¹²⁾。加之二十六路军从北方南开，不习水土，部队传染病流行，战斗力严重下降，中共有效的宣传更加剧了军心的不稳。宁都起义参加者回忆：“部队进入江西地界后，沿途的岩石上、路旁的墙上经常发现有红军留下的标语，这些标语的字迹大小不一，多是用石灰水刷上去的。标语的内容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天下穷人是一家！’‘欢迎白军弟兄当红军！’等等。这些标语的每一条，都使我感到新鲜，觉得亲切，并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有一次，部队开到江西宜黄县城，我竟被满街的红军标语触动得彻夜难眠。”⁽²¹³⁾

1931年12月14日，在中共地下党人策动下，驻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中共党员赵博生及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第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率领下举行起义。15日，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诞生，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

形势的发展，再次激起中共中央的乐观情绪。1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训令》指出，粉碎敌人的进攻，获得一省数省的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任务之下，应该首先将大江以南与大江以北的各个苏区汇成两个大的苏区”。“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是使中央区（闽西在内）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²¹⁴⁾。根据这一计划，训令对各苏区红军的具体任务和编制作了规定。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对苏维埃革命的形势作出十分乐观的估计，强调：“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²¹⁵⁾

在中共中央乐观态度影响下，毛泽东扎实推进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受到质疑，军事盲动倾向再次抬头，这集中反映在打赣州问题上。1931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即曾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赣州是江西南部中心城市，地处赣江上游章、贡两水汇合点，三面环水，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对攻赣州，毛泽东不无疑虑，反对贸然进攻，但中共领导层多认为：“夺取赣州，是我们向外发展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要首先夺取赣州，是因为可以把赣南反动势力完全消灭，把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打成一片，向吉安、南昌取包围形势。夺取赣州之后，我们更容易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²¹⁶⁾对夺取赣州抱有厚望。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精神下令进攻赣州，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及红七军、红四军为主作战军。2月4日，中央红军陆续进抵赣州城郊，赣州攻击战开始。担任赣州城防的国民党军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马昆部，加上地方武装共八千余人，利用坚城固守，同时向吉安方向国民党军队求援。

蒋介石此时刚刚重新回到南京中央，正为上海淞沪战事焦头烂额，接到江西赣州守将马昆的求援电报后虽曾批示：“务望赴援解围，以保重城为要。”⁽²¹⁷⁾但内外交困之下，一度有过放弃赣南乃至江西的设想。1932年2月中旬，他致电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表示：“如果局势紧张，或至不能不放弃剿匪计划亦未可知……今大势如此，倘不早有决心，不惟兵心动摇，且恐兵渐化匪，故拟主力撤至赣东者，以其尚可集团，亦可策应，比死钉在匪区或较胜一着也。”⁽²¹⁸⁾蒋放弃江西的主张遭到赣籍的熊式辉强烈抵制。18日，朱绍良、熊式辉在回电中提出：“江西剿共计划早已放弃，现在部队只是防区，如将主力撤至赣东，并防区之计划而亦放弃之，恐我军反主为客，将被匪剿。虽众不足恃，牵制保守一隅亦不可得。”⁽²¹⁹⁾熊式辉等的反对，应在蒋的意料之中，对熊的回电，蒋批：“前电主力集中赣东之原则决行。皓辰。”⁽²²⁰⁾值得注意的是，原批文中还有“江西暂时放弃”字样，后抹去，应是避免过度刺激江西地方之故。20日，蒋介石回电熊式辉等，坚持撤出主力部队的计划，强调：“第十八军与第六第十第八十三各师决调赣东，如不得已时，赣江两岸只可放弃，仅守新淦与抚州以北地区，赣南赤匪决非现在军队所能剿清。”⁽²²¹⁾此时，淞沪战事已近尾声，“赣南赤匪决非现在军队所能剿清”的说法，真实暴露出蒋在“剿共”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倒是熊式辉比他坚决得多，熊在回电中强硬坚持：“抽调防区部队，坐视地方沦于匪手，职之立场决不能办。盖为人如此办理，其肉将不足为故乡父老食也。”⁽²²²⁾在江西地方坚持下，蒋介石放弃江西的设想未能成真，吉安方面国民党军队虽然颇多延误，但最终还是出发向赣州方向增援。

赣州攻击战从2月初开始后一直延续到3月7日，历时三十三天，红军采用强攻和坑道爆破等多种进攻手段，一度占领城楼，突入城内，守军旅长马昆报告：“兼旬以来，匪众迭次登城，均被击退。乃漾晨八时，东门城垣又被爆破，匪以炮火机枪乘势掩护，悉其精锐向我猛攻，同时西南两门亦鏖战甚烈。昆等分头督杀，初以机枪佯示威，而匪众蜂拥扒城，我乃施行快放者，匪以前仆后继，来势愈凶，我方弹药用罄，继以肉搏。呐喊之声，震动天地，匪尸骸垒集，并有授首城垣而坠尸城外。而我方伤亡亦重。”⁽²²³⁾由于城内守军顽强抵抗及红军攻坚能力不足，红军始终未能拿下城池。3月7日，城内守军和从吉安赶到的城外国民党援军里应外合，向攻城红军发起反击，红军被迫撤出战斗。整个攻击战红军付出3000人的惨重伤亡。

赣州战役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但中央局多数人坚持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张，力主红军主力沿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为此，中革军委于18日发布训令，决定将中央红军分成两路：中路军（即第一、五军团）在赣江东岸活动，西路军（第三军团）到赣江西岸活动。尔后两路军夹江而下，逐次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3月30日，毛泽东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夺取漳州，苏区中央局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中路军改称东路军，临时到福建活动一时期，筹措给养，然后继续执行赤化赣江流域的计划。4月10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首先攻占龙岩。19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守军张贞部见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红军占领漳州城。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队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枪两千余支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并筹得大批经费。

面对红军在闽赣两省的积极行动，国民党方面虽然没有如蒋介石所建议的放弃江西，但完全处于被动防御状态，几无还手之力。如当时报章所载，江西“全省八十县，完全沦陷匪手者有瑞金、于都、横峰、石城等二十余县，名存实亡者有铜鼓、德兴、永丰、安福等二十余县，土共出没无常者有修水、吉安、南丰等二十余县”。⁽²²⁴⁾尤其是赣中、赣南几乎完全放弃，只有赣州、吉安两城留在手中。福建省大部分地区也在中共力量影响之下。

中央苏区的急剧发展，加上鄂豫皖、洪湖、湘鄂赣等苏区的烘托，1932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在长江中游地区节节退却，几无防御之力。具体看，红军在此主要形成几大区域：“一、鄂东皖西豫东之股。前共军邝继勋等部，陷广济，扰圻水，攻黄安，经中央派徐源泉往剿，乃收得失地，逐出鄂境，窜入皖属英山。而皖方陈调元不协剿以绝根株，此股共军乃得休息于英山、霍山之山地中，近则已下攻六安，有向皖腹地侵攻之势”；“二、鄂西湘北之股。湘鄂交界处之洪湖，为鄂西共军贺龙、段德昌、王毅民之根据地。去年中央军队曾集中大军包剿，而洪湖匪未肃清。广东事件发生，剿共主力徐源泉开调湖南，共军气势复盛。近则往北进扰京山、应城，于是长江、汉水之上皆有共军之踪迹”；“三、赣南之股，此为共匪之最大股。据《民报》南昌通讯，此股归朱德、毛泽东直辖，有人十万上下，有枪七八万枝。赣南赣江本岸为其根据地，赣东、闽北及信江流域一带与铜鼓、万载湘鄂赣边境为其支流，其伪中央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政治学校等机关多设于瑞金、石城、于都、兴国等山中”；“四、闽南之股。闽南之股系赣南共匪之分股，上已述之。此股为罗炳辉、彭德怀、季振同、林彪四部，约四万余人，近则攻陷龙岩、漳州。中央守漳之张贞师节节败退，现云霄亦危”⁽²²⁵⁾。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在长江中游一带又一次陷入全面被动，红军的急剧发展，如时人观察所言：“汉口一地已同大海中一孤岛，四周共祸猖獗，如方升之潮，怒涛澎湃，日事冲击其沿岸，此实可惊而骇目者也。”⁽²²⁶⁾

————————————————————

(1) 《训令张代指挥官、平江县长查核何迈前呈报平匪情形及善后方法》（1928年8月21日），《红旗漫展出辕门——平江起义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页。

(2) 《石明关于平江暴动之经过与现状的报告》（1927年9月—10月间），《红旗漫展出辕门——平江起义资料汇编》，第22页。

(3) 《平江清乡委员会魏洁岑等报告关于彭德怀在平江起义情形代电》（1928年8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9页。

(4)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联席会议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6)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7) 《关于平江起义经过史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9页。

(8) 《杨如轩电朱培德等匪向茶陵退去是役刘安华阵亡官兵死伤亦多》（1928年5月2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6041，台北“国史馆”藏。

(9) 《朱培德电蒋中正赣境共军猖獗请准予抽调一部回赣肃清共党以免蔓延》（1928年6月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002，台北“国史馆”藏。

(10) 《蒋中正电令朱培德第三军撤回江西》（1928年6月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100014008，台北“国史馆”藏。

(11) 《刘总指挥关心赣西匪祸》，《申报》，1928年6月13日。

(12) 《湘赣两省第三次会剿朱毛》，《申报》，1928年12月1日。

(13) 《1929年敌军阻挠红军下井冈山档案史料一组》，《浙江档案》1987年第8期。

(14) 《金汉鼎呈请采择施行剿匪除共计划》（1929年3月9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300003，台北“国史馆”藏。

(15) 《赣军开往赣南堵剿朱毛》，《申报》，1929年4月16日。

(16) 《金汉鼎电蒋中正何应钦共匪趁我军集师讨桂逆而重起逆焰回赣活动且声势更大》，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13142，台北“国史馆”藏。

(17) 《金汉鼎电呈蒋介石报告赣西南中共充斥》（1929年4月2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282页。

(18)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

(19) 《中国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改组三月来的工作》，南昌《市政半月刊》第1卷第5、6期合刊，1934年10月1日。

(20) 《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21)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印行，第16—17页。

(22) 《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卢新铭等部报告与红军在闽境战斗情形文电》（1929年7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37页。

(23) 《蒋介石电张贞令进驻龙岩连城“剿共”》，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82页。

(24) 《蒋中正电粤闽赣三省主席及军长等派金汉鼎为粤赣闽三省剿共指挥》（1929年6月2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020，台北“国史馆”藏。

(25) 《中央革命据据地红军战况史料——上海银行通讯简介红军在赣活动及蒋介石围剿计划》，《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26) 《金汉鼎电蒋中正朱毛匪踪所至赣西南各县受毒已深闽省龙江汀杭连各县人已匪化》（1929年7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6141，台北“国史馆”藏。

(27) 《金汉鼎呈会剿共匪计划》（1929年8月27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300006，台北“国史馆”藏。

(28) 《国军剿匪暂行条例》（1929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300006，台北“国史馆”藏。

(29) 《赣西南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354页。

(30) 《鲁涤平电辞本兼各职》，《申报》，1930年4月24日。

(31) 《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9页。

(32)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3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年3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200页。

(34) 《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413页。

(35)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36) 参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

(37)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6页。

(38)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

(39) 《罗明致福建临时省委信——关于巡视永定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1年编印，第320页。

(40)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8月2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第127-128页。

(41)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120页。

(42) 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

(43) 蒋介石：《电汪院长叶秘书长为解决土地问题详陈分配及整理意见以贡参考》，《军政旬刊》第8期，1933年12月30日。

(44) 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河青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1页。

(4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17页。

(46) 《弋阳、横峰工作报告》（1928年8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96页。

(47) 《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文件·政治任务决议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48) 《中共河西道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工作报告》（1932年5月1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111页。

(49)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争取三都七保的意义和工作方法》，《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通讯》第3期，1931年2月26日。

(50) 《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51)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17页。

(52)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9册，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120页。

(53) 《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十号·地方武装的策略组织和工作路线》，石叟档案008·5524/2612/055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54)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编印，第302页。

(55)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符镭关于福州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册，第196页。

(56)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1933年2月），《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94页。

(57) 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947年7月30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

(58) 《中共会昌县委十、十一两月工作报告》（1932年12月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367页。

(59)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陂孝北县委会的指示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397页。

(60)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巡视连江工作报告》（1933年11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3册，第148页。

(61) 《赣西南工作综合报告》（1931年），《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第268—269页。

(62) 《鄂东巡视员曹大骏的报告》（1929年8月31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63) 《关于阳新工作的报告》（1929年9月21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第145页。

(64) 陈康等《红二十五军和蔡升熙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11月24日。

(65) 《北冀关于漳州红三团行动的报告》（1933年8月25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册，第91页。

(66) 《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5册，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42页。

(67)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争取三都七保的意义和工作方法》，《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通讯》第3期，1931年2月26日。

(68) 《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1930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69) 《中共漳州县委书记蔡协民给厦门中心市委的工作报告》（1932年8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24页。

(70) 《匪区割禾办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南昌行营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第11章，南昌行营1934年编印，第48页。

(71) 《中共粤赣省委、省苏给各地指示信》（1934年8月9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6，中央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46页。

(72) 《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1930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133页。

(73) 《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记录》，1931年6月20日于康都。

(74) 子修：《赣北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7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一），第264页。

(75) 《彭德怀自述》，第145页。

(76) 《张开琏电告长沙情形》，《申报》，1930年8月2日。

(77) 《何应钦转报何键来电报告长沙失陷经过》（1930年8月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86页。

(78) 《国民党政府战史会编：关于红军攻克长沙经过情形的史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21页。

(79) 《武汉治安异常巩固》，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8月6日。

(80) 《蒋介石致何应钦转何键电》（1931年8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87页。

(81) 《何键自长沙报告确实占领长沙电》（1930年8月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89页。

(82) 《柏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1930年6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09页。

(83) 《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1930年6月25日），《江西党史资料》第六辑《罗坊会议前后》，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51页。

(84) 《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战况史料——上海商储银行汉行红军又近吉安函稿》（1930年6月30日），《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85)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86) 《湖南省政府政治报告》，湖南省政府秘书处1931年编印，“剿匪”第15页。

(87) 何键：《湖南铲共汇编》，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34页。

(88) 毛泽东：《攻长沙不克的原因》（1930年9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89) 《红一方面军进攻高安的命令》（1930年10月1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六辑《罗坊会议前后》，第167页。

(90) 《何应钦呈送湘鄂赣绥靖会议决议案》（1930年9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32页。

(91)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41期，1930年10月20日。

(92) 《确立最短期内施政中心，以提高行政效率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921页。

(93) 《四中全会记》，《国闻周报》第7卷第46期，1930年11月24日。

(94) 《电鲁涤平令各部猛进收复江西各县》（1930年12月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54030，台北“国史馆”藏。

(95) 《关于第一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0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46页。

(96) 李家白：《反共第一次“围剿”的源头之役》，《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76页。

(97) 蒋介石日记，1930年8月5日。

(98) 蒋介石日记，1930年12月22日。

(99) 《关于第一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廿五1010。

(100) 公秉藩：《记龙冈战斗溃败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页。

(101) 《第十八师失败之检讨》，《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69页。

(102) 《鲁涤平电蒋中正以朱毛彭黄诸匪部全在东关寨李庄黄陂小布等处谋抵抗》（1930年12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6328，台北“国史馆”藏。

(103) 《关于第一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0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50页。

(104)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页。

(105) 《电林蔚》（1931年1月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9册，第282—283页。

(106) 《蒋介石电鲁涤平应向龙冈急进围剿》（1931年1月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68页。

(107) 《蒋介石致鲁涤平、朱绍良等电》（1931年1月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69页。

(108) 《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与中央苏区红军在东韶街战斗详报》（1931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58页。

(109)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页。

(110)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9册，第316页。

(111)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兴国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年编印，第48页。

(112)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页。

(113) 《关于第二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1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62页。

(114) “国防部”史政局编：《剿匪战史》第1卷，台北1967年版，第125页。

(115) 《蒋中正电王金钰饬各部稳扎稳打与友军切实联系》（1931年3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34030，台北“国史馆”藏。

(116) 《在赣欢宴各界之演说》，江西《民国日报》，1931年2月26日。

(117) 《蒋委员长告江西各县离乡避匪之贤良士民书》（1933年9月22日），《军政旬刊》第2期，1933年10月30日。

(118)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0册，第429页。

(119) 《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1931年4月19日），《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120) 《毛师收复广昌，南昌行营参谋处通电》，《申报》，1931年4月18日。

(121) 蒋介石电何应钦指示赣南剿共部队应照常围剿勿因粤局变动致功亏一篑，1931年5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70页。

(122) 《蒋中正电示朱绍良务于十日至半月内击破赣南赤匪并先剿匪再讨逆》（1931年5月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10200056060，台北“国史馆”藏。

(123)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15日。

(124) 《国民会议对于国民政府剿灭赤匪报告之决议案》（1931年5月1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56页。

(125) 《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1931年5月13日），《朱德军事文选》，第35页。

(126) 《公郭两师进攻东固匪巢之血战》，《申报》，1931年5月29日。

(127) 《王金钰电蒋中正现彭德怀匪主力在水南街图犯吉安》（1931年5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300039057，台北“国史馆”藏。

(128) 《曾愚函转蒋中正上次东固剿共惨败情形》（1931年5月2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200011104，台北“国史馆”藏。

(129)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8页。

(130) 《朱绍良电蒋中正共军兵力增至二万余人重创王布恩旅》，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4145，台北“国史馆”藏。

(131) 《关于第二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1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68页。

(132) 《总前委第五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30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47页。

(133)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8页。

(13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通信兵》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135) 《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0册，第292页。

(136)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27日。

(137) 《蒋介石致何应钦、熊式辉电》（1931年6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373页。

(138)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28日。

(139) 《剿赤军各路布置完妥》，《申报》，1931年6月28日。

(140) 蒋介石：《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第147页。

(141) 蒋介石：《下第三次剿匪总攻击令》（1931年7月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第30页。

(142) 《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1931年6月2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兴国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年编印，第151页。

(143) 《总前委第九次会议纪要》（1931年6月22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58—159页。

(144) 《红军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1931年6月22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62页。

(145) 郭化若：《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2页。

(146) 《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147)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0日。

(148) 《国民政府慰劳剿共将士通电》，《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973页。

(149) 《国府告全国武装同志电》，《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975页。

(150)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151) 《毛泽东致以栗、震林等同志信》（1931年6月28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1年编印，第41页。

(152) 《毛泽东致以栗、震林等同志信》（1931年6月28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第41—42页。

(153) 《军阀混战的形势与前途》，红七军政治部编《火炉》第1期，1931年7月18日。

(154) 《军阀混战的形势与前途》，红七军政治部编《火炉》第1期，1931年7月18日。

(155)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3页。

(156) 郭化若：《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2—13页。

(157) 《蒋介石致何应钦、熊式辉电》（1931年6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73页。

(158) 《陈诚电蒋中正何应钦黎川匪以朱德彭德怀为主有窜建宁宁化之虞该路军拟向黎川搜匪主力攻击并规定各部行动等》（1931年7月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088，台北“国史馆”藏。

(159) 《蒋介石致左翼朱绍良、孙连仲、陈诚等电》（1931年7月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75页。

(160) 《罗卓英电蒋中正第十一师已抵黎川》（1931年7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4175，台北“国史馆”藏。

(161)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0—211页。

(162) 《蒋中正电王树翰朱培德叶楚伧》（1931年7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134，台北“国史馆”藏。

(163) 《此次剿匪非出匪不意不但不能肃清土匪且为匪所算也》（1931年8月6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59页。

(164)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11日。

(165) 《上官云相电蒋中正据降匪供称彭德怀三师分至沙溪中村黄陂欲诱深入再决战已饬属严防以待》（1931年7月1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109，台北“国史馆”藏。

(166) 《罗卓英电蒋中正据俘匪供述匪仍图诱我深入在龙岗、东固一带集结主力与我决战等匪情》（1931年7月2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164，台北“国史馆”藏。

(167)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20日。

(168)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28日。

(169) 《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1931年7月31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220页。

(170)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页。

(171)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苏区中央局谈到国民党空中力量的影响：“敌飞机轰炸威力颇大，一年来我军被其损伤者近千人。侦察亦有相当作用。”（《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9页）

(172) 《何应钦电蒋中正据陈诚电军情近况现待命龙岗急候钧令指示进止》（1931年7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184，台北“国史馆”藏。

(173)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31日。

(174)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3日。

(175)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9页。

(176)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7页。

(177) 《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1年7—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75页。

(178)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0日。

(179)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2日。

(180)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7页。

(181) 8月中旬，在红军由君埠西进兴国后，蒋介石立即获知消息，电赵观涛等告知其已由“君埠西逃”。《蒋中正电赵观涛卫立煌等》（1931年8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138；台北“国史馆”藏。

(182)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6日。

(183)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6日。

(184)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0日。

(185) 《蒋中正电陈铭枢赞成清野焚毁之策请详订计划五日内毁平完毕》（1931年8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136，台北“国史馆”藏。

(186) 《蒋中正电陈铭枢详订毁平匪区办法分区施行及击破中坪匪后部队部署》（1931年8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60033，台北“国史馆”藏。

(187) 《蒋中正电令赵观涛将小布及以西以南等地区平毁》（1931年8月2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60041，台北“国史馆”藏。

(188) 《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李韬珩部配备东固移防赣东情形的报告》（1931年8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78页。原标题中“李韬珩”应为李韫珩之误。

(189)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5日。

(190)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62页。

(191) 《蔡廷锴电蒋中正何应钦等》（1931年9月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44176，台北“国史馆”藏。

(192) 《陈铭枢通电我十九路军及第九师在兴国之高兴圩老营盘一带与匪朱毛彭黄等全部五万余遇战两昼夜将之击破》（1931年9月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059，台北“国史馆”藏。

(193) 《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1年7—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76页。

(194) 《红四军关于作战情况的报告》（1931年9月9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274页。

(195) 《红一方面军九月七、八两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年9月30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272—273页。

(196)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页。

(197) 《何应钦电蒋中正据蒋鼎文韩德勤面陈向东固途中匪由老营盘来袭五十二师遭惨败经过》（1931年9月2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063，台北“国史馆”藏。

(198) 《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九月十五日战斗结束统计表》（一）、（二），1931年9月18日；《红三军团及七军九月十五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年9月1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第114—117页。

(199)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200) 《蒋介石指示朱培德对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补充规定电》（1930年11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90页。

(201) 《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第313页。

(202) 《致吉鸿昌书》（1931年3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0册，第328—329页。

(203) 《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2年2月2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204) 《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2年1月27日），《湘鄂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2册，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198页。

(205)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50页。

(206) 蒋介石日记，1931年1月10日。

(207)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3日。

(208)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5日。

(209) 参见《致刘伯坚信和宁暴经过的报告》，《宁都起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6页。

(210)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1日。

(211)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3日。

(212) 《致刘伯坚信和宁暴经过的报告》，《宁都起义》，第47页。

(213) 《雪三自述》，《李雪三将军·雪三文集》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页。

(214) 《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538—539页。

(215) 《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39页。

(216) 定一：《夺取赣州》，《青年实话》第10期，1932年2月15日。

(217) 《马昆电蒋中正共军围攻赣城拟请迅予派队驰援》（1932年2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2，台北“国史馆”藏。

(218) 《蒋中正电熊式辉朱绍良上海形势刻决定抵抗到底南昌与开封交通恐中断》（1932年2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5，台北“国史馆”藏。

(219) 《朱绍良熊式辉电蒋中正江西剿共计划已放弃将主力撤至赣东恐不妥》（1932年2月1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6，台北“国史馆”藏。

(220) 《朱绍良熊式辉电蒋中正江西剿共计划已放弃将主力撤至赣东恐不妥》（1932年2月1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6，台北“国史馆”藏。

(221) 《蒋中正电熊式辉朱绍良第十八军第六第十第八十三各师决调赣东》（1932年2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7，台北“国史馆”藏。

(222) 《熊式辉电蒋中正抽调防共部队使地方沦赤共手职决不能办》（1932年2月2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8，台北“国史馆”藏。

(223) 《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马昆等报告围攻赣州情形电》（1932年2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82页。

(224) 《赣省举办产销税》，《申报》，1932年6月9日。

(225) 《湘鄂革命根据地红军作战情况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226) 《湘鄂革命根据地红军作战情况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矛盾的发展与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矛盾的发展

一　蒋、胡矛盾的发展与胡汉民被扣

中原大战的结束，标志着蒋介石击败了国民党内几乎所有敢于公开同他对抗的军事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看起来已稳定全国统一的局面。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为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统治，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这件事却引起胡汉民的强烈反对，终于导致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再次分裂。

1928年6月，国民党完成“二次北伐”，全国统一基本实现，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依照孙中山遗教，南京国民政府理应结束军政，进入训政。但是训政时期是否需要一部约法，在党内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接受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的同时又颁布约法提案。胡汉民回国后，约法问题被搁置。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胡汉民提出的《训政纲领》予以追认，并正式确定以“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原则，明确指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这也就是说，在训政时期有“总理遗教”就够了，不再需要制定什么约法。大会为了强化这一观念，更附加说明：“总理遗教，不特已成为中华民国所由创造之先天的宪法，且应以此为中华民国由训政时期达于宪政时期根本法之原则。其效力实较中国以前所见之约法为更大也。”⁽¹⁾

胡汉民主张一党专政、中央集权，反对训政时期颁布约法，虽被三全大会所通过，却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即使在国民党内也存在着众多的反对声音，加之蒋介石借统一“党权”，排除异己，更加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在不满南京中央的情绪下，尽管国民党内其他各派势力之间矛盾重重，仍在反蒋这一共同目标下，最终结成同盟，在军事上演变成中原大战，在党政方面出现同南京中央对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简称“扩大会议”）和北平“国民政府”。这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对立派系之间，在训政时期是否需要制定约法的一次公开争论。尽管“扩大会议”在军事上遭到失败，但它颁布的《太原约法》却赢得了社会舆论的赞同。甚至连张学良因受社会舆论的影响，也于9月初向蒋介石表示愿与其联合发表宣言，“以开国民会议与定约法”二事为合作前提，以此对抗“扩大会议”。对张氏此举，蒋在日记中斥之为“是其不知党与革命为何事，诚可叹也”⁽²⁾。

正当训政时期约法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成为社会各方面共同注目的热点时，蒋介石却于中原大战胜利之初，突然翻过脸来，转手接过反对派主张的“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这面旗帜。这样一来就把胡汉民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中原大战胜利后，“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这时不再需要胡汉民所标榜的、高高在上的“党权”的限制，便开始对妨碍他集权的胡汉民发起挑战。特别是在对付“扩大会议”的过程中，蒋介石发现用倡导“民权”、颁布约法来对抗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是再好不过的借口。而且，“扩大会议”在颁布约法时早已从孙中山遗教中找到了足够的理论依据，使他可以不致背上背叛“党国”的罪名。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1930年10月3日，蒋介石刚刚在前方击败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后，便踌躇满志地从开封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表示：“此战之后，决不至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与叛乱党国。故本党于此乃可征询全国国民之公意，以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他要求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³⁾。该电报韵目为“江”，故此电又被称为“江电”。“江电”公开发表后，一时赢得部分社会舆论的赞许，被视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开政治解决之端”⁽⁴⁾。

蒋氏此举还有一个奢望，就是想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按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二十三条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⁵⁾如此一来，另行编订约法后，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据孙科回忆当时“咸传蒋氏欲得一方法为自行制造约法之类，用以为其独裁保障；又有人则谓彼欲自选为大总统者。盖彼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⁶⁾。

蒋氏此举自然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坚决反对。他决不能忍受在五院之上再设立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大总统。当他接到蒋的电报后，因为事先一无所知，便立刻面嘱中央通讯社不要公开发表蒋电，并且指示：要等到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后，才可公开⁽⁷⁾。对此，蒋介石只能无奈地慨叹：“江电上中央与国府者，为胡、吴诸先生不赞成，故搁置不发表，以为如此，无异自认政治主张之失败也。书生意气用事，固执己见，必使他人绝望无路，不顾国家，因此更乱也。”⁽⁸⁾10月9日，当中常会提出讨论蒋氏“江电”中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确定约法提案时，胡汉民立即发言表示：“蒋先生提议召集国民会议的意思很好。不过此事关系重大，非慎重不可。我们为慎重起见，似应先开第四次全体会议，让第四次会议去决定此重大问题。”⁽⁹⁾

召集国民会议，是孙中山遗嘱中的明确主张，并且要求“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对此胡汉民并不反对。但对蒋介石要求颁布约法一事，胡汉民在一次立法院纪念周的演讲中公开斥为“更是胡闹，因为总理临终的遗嘱，明白要我们大家‘务须依照予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们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且已议决将总理所著的这种主要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如果于此之外再要有所谓约法，那岂不是要把总理的遗教，一齐搁开，另寻一个所谓约法出来吗？”⁽¹⁰⁾

对于胡汉民的这些言论，蒋介石是不以为然的。在蒋看来，“对政治问题只要不违反三民主义，用政治正当途径解决者，不论其为何人或敌人之主张，必容纳之”⁽¹¹⁾。为了最终达成目的，蒋介石尚能暂时容忍胡汉民的反对言行，并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此时应牺牲一切成见，赴其全力以达成统一之一点，其他只要不越出本党主义之外，与不称兵破坏统一，则一切要求皆可允纳也。”⁽¹²⁾

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前两天，蒋介石曾担心自己的计划“恐被人疑有偏私”，但最后仍决心“我尽我心，是非则听之于后世而已，时人之议论亦何必顾哉”⁽¹³⁾。于是，蒋将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为内容的“江电”作为主席团提案，提交大会审议。“但大会对国民会议问题空气不佳”，“制定约法亦有少数人反对”⁽¹⁴⁾。胡汉民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议：“所有议案应先付审查再行提会公决。”⁽¹⁵⁾其实在大会召开前的提案审查会议上，胡汉民就力持异议，只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制定约法。因此当该案在审查委员会送回大会之前，已作了颇多修正⁽¹⁶⁾。当蒋介石拿到戴季陶主持的修正案后，无奈地感慨道：“其所改者，全无关系，等于不改。而于余提案，则搪塞敷衍，皆出于展堂之责。呜呼！展堂书生之见，终不能改。其于国家政治，只求苟安，消极防人，以期不反，而又不能自立奋起。可悯！可叹！”⁽¹⁷⁾

此后，全会对“约法案审查时辩论甚烈。反对者谓约法虽政府根本大法，但现在政府已组成，人民权利义务，总理遗教上已明白记载，勿庸约法；赞成者谓政府与人民间之权利义务必须明文规定。结果决留付国民会议讨论”⁽¹⁸⁾。这一争论很快即传到社会上，引起了更大的关注。11月15日，蒋介石的盟弟、政学系骨干、刚刚进京出席会议的张群再次向全会提议从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张群的提案长达万言，详细陈列了制定约法的五大理由，其要旨为：（一）速开国民会议及制定约法，均属总理遗教，徒为倡乱者所阻挠，转以归罪中央。今吾人既于排除障碍之后，立召国民会议与制定约法，与倡乱者所假借之政治主张，截为两事。纵接纳反对者之意见，于政府之威信与尊严，并无所损。（二）党为救国治国之工具，今日通称党国，乃指党治的国家而言，固非党高于国，或党即国之解释；党与国的机关不能混合。（三）国民会议与建国大纲上之国民大会根本不同，国民会议的目的，在将本党建国的主义政纲，提出公认，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实为增进党与国民团结的方法。（四）总理毕生一贯之主张，三十年有如一日，故不能仅限于遗嘱及建国大纲。（五）各种遗著，所涉方面至广，其中阐明立法原理及立法政策者固多，不含法律性质者亦复不少。确定根本法之目的，非备妆饰，原期实行，一条一项，一字一句之中，必须确切简明，始易于共习共守。尤须严格固定，以保法的权威。

该提案最后明确表示：“为实现总理遗教应付今日时局计，为收揽全国人心巩固革命基础计，似非采纳江电之提议。”该案连署人有吴铁城、张继、陈布雷、王伯群、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等⁽¹⁹⁾。张群的提案是否出自蒋介石的授意不得而知，但提案的核心内容就是针对胡汉民标榜的“党权”提出挑战。接到张群提案后，大会主席于右任当即宣布将该案交付全会讨论。胡汉民立即表示反对，他说：“张委员所提之案用意很好，但关于案中解释各点，不免有些不对的地方……照本席意思看来，本案照审查报告通过，该提案可不必发表。”⁽²⁰⁾

胡汉民的发言，立即遭到吴稚晖和李石曾的反对，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吴稚晖反复强调张案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第五点”虽然三全大会已有决议，但并没有什么抵触，很有参考价值。但胡汉民仍坚持己见，他说：“平时有意见，固然可以随便发言，如党内已决议，就应绝对遵守，所以做文字的时候，应该非常留意，不能抄了人家许多话，食而不化……张委员的意思很好，如果作为报告和提案均无不可。但不能抄了《大公报》的批评，就来拼凑成文。所谓自由言论，也一定有一个范围，如果党内已有决议，当然要遵守的。”⁽²¹⁾

在胡汉民的坚持下，四中全会最后仅决议“于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召集国民会议”，并没有将制定约法列入其中⁽²²⁾。胡汉民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暂时取得了胜利，但他自己也明显地感到在党内缺少同盟者，事实上已无力阻止蒋介石走向独裁。胡汉民在四中全会的开幕词中，曾不点名地指责蒋介石企图垄断政权。他说：“每个同志应该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聪明才力贡献给党，这原是总理的遗训。但断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人去担负，以为如此便是把所有的聪明才力都贡献给党了。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因此兼职之风一时大盛。兄弟认为实有严重纠正的必要……目前的现象，如果不图挽救，则长此以往，已足亡党亡国而有余，更不必再言训政了。”⁽²³⁾

胡汉民所说的“某人”指谁？大家都十分明白。他把事情“如果不图挽救”提到要“亡党亡国”的高度，说明矛盾已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但胡汉民这样大声疾呼，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蒋介石则因胡的“政治掣肘”，在日记中愤慨道：“余之天性强果不屈，而乃必欲强余委曲牵就，任彼一人把持，展堂之强人所难，终有使余宁愿独善其身，置天下人类于不顾之一日也。”⁽²⁴⁾为此，蒋介石在四中全会上主持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进一步提高了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的职权。蒋更是当仁不让地以国民政府主席亲兼行政院院长⁽²⁵⁾。

胡汉民对此仍不甘心，在大会闭幕当天临时提议：“常务委员任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可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²⁶⁾他希望通过这个办法限制蒋在党内的权力，并得到全会原则通过。可是，蒋介石最后仍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名义继续兼任中央组织部长⁽²⁷⁾。这样一来，蒋不仅在“政权”和“军权”上无人抗衡，还不断挑战胡所标榜和依赖的“党权”。这一切，使胡汉民越来越无法忍受。从此他更加公开地同蒋介石唱对台戏，坚持反对制定约法。

1931年1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作报告，再次提出要在本年内召集国民会议，制定一部约法。社会舆论一时也多持赞同态度。《大公报》在四中全会期间就曾发表《中全会何以慰吾民》的社评，呼吁国民党“应即励行蒋主席江电所陈，迅速筹备国民会议，以决定颁布宪法日期，并先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民公私权利”⁽²⁸⁾。胡汉民却在同一天立法院纪念周上抬出孙中山的遗教唱起反调：“近来有很多人故意把国民会议与国民大会混为一谈，想藉以遂其捣乱的诡谋，破坏本党党治的基础。”根据国民党的“法理”，国民会议无权制定约法。在胡看来，国民大会才是“人民行使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他坚持主张：“关于国民会议的一切，无论是会议前的召集，会议中的讨论，必须完全遵依总理的遗教。”⁽²⁹⁾此前，胡汉民还坚决表示：“你们不照主义去做，就是反革命；凡反革命的，便是应该打倒的军阀。”⁽³⁰⁾

其实，胡汉民反对的并不是约法本身，而是反对蒋介石借制定约法之名在五院之上增设一个大权独揽的总统，他始终强调在训政时期要“以党治国”，反对蒋借制定约法削弱党的权威。他说：“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未完备。已有的，又因为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徒然定出大法来，有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但益发减低了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或宪法，不但是为党计，为法的本身计，甚至也为了目无法纪者的军阀自身计。”⁽³¹⁾

在蒋、胡合作之初，蒋介石尚需要借助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增强他排除异己力量时的政治筹码，以此显示南京中央的合法性。为此，他可以对胡表示十分尊重。不料胡这次在约法问题上对蒋寸步不让，而且据CC派往各地党部特务的调查，支持胡的人还相当多。1931年初国民党各省区重新改选，“改选结果，胡汉民系占优势”⁽³²⁾。陈立夫就曾回忆道：“胡先生的势力很大，只要党能控制局面，他是党的领袖，就能保有很大的势力。”⁽³³⁾在这种情况下，胡汉民已成为蒋介石实行集权统治的阻力。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特别是自2月以来，蒋对胡的所作所为，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蒋氏在2月10－16日这一周的日记中，几乎天天留下对胡汉民愤怒的“控诉”：

（2月10日）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私心自用，颠倒是非，欺妄民众，图谋不规，危害党国，投机取巧，妄知廉耻，诚小人之尤也。惟余心暴躁发愤，几忘在身矣，戒之⁽³⁴⁾。

（2月13日）彼借委员制之名而把持一切，逼人强从，此对中央全会与国民会议诸决议案之能显而可见者，至其挑拨内部，诋毁政治，曲解遗教，欺惑民众，一面阻碍政治之进行，凡有重要之案，皆搁置不理，使之不能推行；一面则诽谤政府之无能，政治之迟滞，不知其恶劣卑陋至此，是诚小人之尤者⁽³⁵⁾。

（2月14日）自彼加入政府之后，政府即行不安，党部因之内讧。二年来，内战不息者，其原因固不一端，而推批究总因，实在其政客私心自用，排除异己之所致。吾人不察，竟上其当，且受不白之冤。年来牺牲部下与人民损失如此之多，痛定思痛，莫能自已。而彼不自悟，仍用旧日手段，挑拨我内部，卖好我属部，使我成为怨受，必欲推倒政府，而其身取以代之为快。如其果有此能力，则我求退不得，而此实万难之事也，奈何？⁽³⁶⁾

（2月15日）（胡）对中外人士皆称余为军人，而不知政治，并诋毁政治之无能，而其一面妨碍政治，使各种要案不能通过执行，其用心之险，殊堪寒心。余以国民会议之议案，必须自由提案，自由决议，不加限制，并议定训政时期之约法也。各省党部选举绝对自由，不宜再圈定，而一切议案亦绝对公开，此方足以平乱。不贯彻“江电”之主张，决不能杜绝乱源也⁽³⁷⁾。

（2月16日）彼阻碍四中全会之提案，明既签字，暗又反对。今又把持国民会议，人为其名，彼受其实，此诚小人之尤者也⁽³⁸⁾。

从以上引述的这几段日记中，我们不难读出蒋氏内心对胡氏的强烈愤慨。此时，蒋已经下了“能恶人”的决心，并以此“自勉”。

2月24日，蒋介石约集戴季陶、吴稚晖、张群同胡汉民再次商讨约法问题，希望做最后的妥协和努力，但胡在谈话中仍坚持反对制定约法，他说：“我并不是不主张约法和宪法，我自信是真的为约法、宪法而奋斗者。实在说一句，当开始反对满清，提倡民权主义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何在？而且也无处认识你们。”⁽³⁹⁾当晚，蒋介石开始考虑使用非常手段解决胡汉民，他自叹道：“孔子之于少正卯，孔明之于马谡，其皆迫于责任乎？然吾则制止其作恶之机，而保全其身可也。”⁽⁴⁰⁾

但胡汉民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迫近。25日他公开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更是倚老卖老地声称：“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⁴¹⁾仍坚持反对制定约法，力图保持“党权”高于“国府主席”这一政体形式。在胡氏谈话见报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恨地写道：“为胡事，又发愤怒。回汤山休息。彼坚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变法，以便其私图，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又言国民会议是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不言约法。试问无约法，何能求统一，何能言建设。总理革命不欲民国之元年参议院之约法，而主张重订训政时期之约法，重订革命之约法，而非不欲约法也……故中正痛定思痛，乃有‘江电’，欲要求速订约法，速开全国代表大会，速开国民会议，以免除国内长时战争，不使再有军阀复起，以压制人民，祸乱党国，此乃牺牲二十万将士之生命与无数国民之损失所得而来者。而乃政客、官僚凭一己之私，欲藉党国之名位，仍欲为个人之权利，而置人民与将士之牺牲于不顾，不但欲毁坏党国，摧残革命既得之成绩，而且欲引起有约法与无约法之纠纷，或竟贻党国百年无穷之祸患，此恶乎可！且彼既以随侍总理数十年自命，此固世人所皆知为我总理之左右手也。但民国元年本党所既得之革命政权，而彼等人必欲强总理让于袁贼，终总理之世，使本党革命卒无一成者，无非为若辈所把持劫夺，使总理孤立无援，有志之士皆欲随总理革命，而不可得。其阻碍革命，破坏革命之罪恶，不自知悔悟。以总理伟大勇决之精神，卒为彼等偏狭刻薄者所断送。迨我北伐成功，革命稍有希望，而彼以深悔前非，辅助革命，以求归本党。不料其一入本党，前病复发，野心渐萌，两年以来，欲反原定之和平政策，挑拨播弄。全国将士与国民之牺牲之苦痛，滴滴血泪之痛史，皆不值其一顾，呜呼！摧残革命之罪，莫过于是矣，可不痛哉。”⁽⁴²⁾

26日，蒋介石送请柬邀胡汉民和全体中央委员28日到总司令官邸晚餐。当日晚“八时顷，同人毕集，展堂至，介石独令高秘书长凌百、吴警厅长思豫招待之于别室。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诸同人，中历陈展堂操纵党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累累十九页，由介亲签名，且有亲添注之处”⁽⁴³⁾。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已无法转圜。这一夜，胡汉民被扣押在总司令部。蒋介石仅在日记中平淡地记下一句：“本晚宴客，留胡汉民在家，勿使其外出捣乱也。”⁽⁴⁴⁾第二天，胡汉民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声明辞职的，称：“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另一封是写给蒋介石的，称：“我平生昭然揭日月而行，你必有明白的时候……去年我亦早已提出辞职之议，且自去年与组庵、湘勤等唱和以还，竟自审我非政治中人，而发现自己有做诗的天才，实可为一诗家。当十五年自苏俄返国，避居上海，从事译述著作生活者年余，以维生计，以遣长日，竟颇有成就。今后必将以数年之时间，度我诗人之生活也。”胡在信尾还附上一句：“留居此间，室小人杂，诸多不便，能往汤山亦好。”⁽⁴⁵⁾这两封信被蒋介石再度利用，借以表明蒋并未监禁胡。胡汉民的迁居要求，自然得到了满足。3月1日，胡汉民由邵元冲和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押解至南京郊外汤山总司令部俱乐部监禁⁽⁴⁶⁾。

胡汉民被扣一事，史称“汤山事件”。

二　国民会议的召开与主要议决案

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被扣当晚，蒋介石在全体中央委员晚宴中，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当时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叶楚伧诸人都表示附和。会后，国民党诸要员纷纷到吴稚晖处商讨善后。最后，吴稚晖表示：“此事既破裂，则已无法弥缝，惟有力图减少困难及误会。展堂既主辞职，则以静居双龙巷寓次为宜，立法院事作为请假，而由子超（林森字子超）副院长代理之，较为不着痕迹。”蒋当场表示：“诸同志既一致同意，明日即照此办吧。”⁽⁴⁷⁾

3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胡汉民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两项决议案。一是胡汉民同志因积劳多病，又值国民会议即将开会，不足膺繁剧之任，辞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长本兼各职案。决议：通过并选任林森同志为立法院院长，邵元冲同志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二是通过蒋介石等人提议的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案，并指出：此种约法，为中国民族整个的生命所寄，负训政责任之本党，不得不予再三郑重考虑之后，定坚卓不移之决心，并应排除一切困难与谬见，根据总理所指示，以确定其性质范围与产生之方法，俾于国民会议，树久安长治之宏规⁽⁴⁸⁾。会议推定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丁惟汾、王宠惠、蔡元培、叶楚伧、邵元冲、刘芦隐、孔祥熙、邵力子十一人为约法起草委员，吴稚晖、王宠惠为召集人，负责立即起草约法条文，供国民会议讨论。据出席会议的孙科回忆：当蒋提出议案后，会场“半句钟之久，无一发言。后蒋作默认，糊涂通过”⁽⁴⁹⁾。

蒋、胡约法之争，最终以胡汉民的被囚和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从此，国民会议就完全按照蒋的意图发展。对此，蒋曾在日记中愉快地写道：“为胡汉民事积搁公事至两星期之久，一旦清理为之一快。”⁽⁵⁰⁾

早在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议召开国民会议时，国民党中常会即推定蒋介石、胡汉民等十四人为委员，负责草拟召集国民会议之方案⁽⁵¹⁾。12月29日，中常会通过《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交国民政府于1931年元旦正式公布⁽⁵²⁾。

根据《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规定，会议代表总额为520人，其分配情形：各省450人，各市22人，蒙古代表12人，西藏代表10人，海外华侨代表26人；选举采用职业代表制，各地代表应按照定额，由农会、工会、商会及实业团体、教育会、国立大学、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及自由职业团体、中国国民党等团体选出。同时规定，上述“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各团体以依法设立者为限”⁽⁵³⁾。

1月23日，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戴传贤为主任、孙科为副主任、陈立夫为总干事，具体负责国民会议代表选举和会议筹备事项，并于各省市设立国民会议选举总监督。根据《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第十四条“中国国民党国民会议代表之选举由中央党部另定之”的规定，2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一百二十五次会议又通过《中国国民党出席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施行程序》，共21条，规定各省市国民党员按该省市分得之名额，就中央提名中选出半数或过半数，其余者由党员自由选举⁽⁵⁴⁾。

4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共28条，分别对国民会议的组织、会期、表决方式、会场纪律、秘书处和警卫处的设置等作了具体规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组织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各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得出席国民会议。”此外，国民党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各院所属部长、委员长，以及主席团特许人员，可“列席”会议⁽⁵⁵⁾。“因之，中国国民党对于该会议可说有绝对的支配能力”⁽⁵⁶⁾。

5月5日，国民会议开幕。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开幕词，他首先回顾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历史渊源、召集经过及其职能，特别强调制定训政约法一事。他说：“中正认此事为国民会议之重要使命，历次坚持，致不谅于平日敬爱之友，言之实心有余痛！”并表示“俟（约法）确立以后，尤须政府国民同立山岳不摇之心，秉化日光天之态度，一致遵守，以致中国于治平”⁽⁵⁷⁾。6日，国民会议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435人，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府委员29人。会议首先接受国民党推定的中央委员于右任、国民政府委员张学良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选举张继、戴传贤、吴铁城、周作民、林植夫、陈立夫、刘纯一共同组成主席团⁽⁵⁸⁾。自8日起正式开会，共开大会八次，通过提案二十余件。

在国民会议通过的所有提案中，最重要的自然是12日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⁵⁹⁾。国民会议通过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是13日发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国民会议爰代表全国国民，为下列之决定而郑重宣告于世界：（一）中国国民对于各国以前所加于中国之不平等条约概不予以承认。（二）国民政府应遵照总理遗教于最短期内实现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之完全平等与自由。右之决定，不仅为捍卫中华民族生存之必要，实亦足以消除世界和平之障碍而湔涤近世文明之污点。深信世界各国对此坚决之表示，必能与以深切之认识，而我全国同胞自必一致拥护此项之决定，不辞任何之艰难与牺牲，谨此宣言⁽⁶⁰⁾。

17日，大会一致通过发表《国民会议宣言》，再次强调上述两项主张为“本会议代表国民一致决议”，并要求“全体国民当下最后之决心作最大之努力，拥护国民政府以完成此项使命”⁽⁶¹⁾。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约法，并发表《约法宣言》，称：国民会议最重要之工作为制订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政府依照国民会议决议，于本日以约法公布全国，约法亦即于本日发生效力。

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孙中山遗嘱中明确提出的二项“最近主张”，“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国民会议算是开完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也昭告于世。但如何废除、具体步骤以及何时“促其实现”，无论国民会议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均无具体规划。同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国民党内的四分五裂，国民会议留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更是形同一纸空文，列强在华所拥有的特权依然如故。

国民会议秘书长叶楚伧在报告国民会议经过时曾自豪地表示：这次大会的代表，可以说是照组织法规定的人数，全都到会了。出席列席的代表中间，包括蒙、藏、回各族，又另有数位女性代表，所以此次的国民会议，是整个的中国民族的国民会议，无一族一界无代表参与的。至大会的议事经过和一切议决案，无不根据总理遗教，讨论通过的。如实业建设程序案，是根据建国方略的；教育实施趋向案，是根据心理建设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案，是根据训政纲要及建国大纲的。此外所有比较重要以及其他的议案，都无一不是根据总理遗教而决定的。提案方面，计共有四百五十余件，经大会决议通过的约二十余件，其余的四百余案，都在末了一天的下午，通过解决了⁽⁶²⁾。

但是，国民会议是否真如叶氏所称的“是整个中国民族的国民会议”呢？首先，我们从国民会议的选举机关来看，由国民党中央派往各省市的31位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总监督，如陕西省为杨虎城，山西省为商震，浙江省为张难先，上海市为张群，南京市为魏道明⁽⁶³⁾，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大员，根据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的规定，他们对参选人民团体有认定资格的权利⁽⁶⁴⁾。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代表“党”或“个人意愿”来认定参选代表的资格。我们不妨看看当时在鄂豫皖“剿共”的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在其日记中关于湖北选举的真实记录：“国民会议选举事，由民厅主办，每县派一指导员，民政厅长吴醒亚电令各县长接受指导。闻各指导员到达各县后，对县长兼任选举监督曰：‘如何办理，你是明白的，我们心照不宣，惟一事必须迅速完成的，就是制造选民名册。’前些时各军师有人来电，要交换选票，如樊崧甫、周磊要我们选赵观涛，他们选夏斗寅。最后仍由总司令圈定，可说是选举与圈定并用，施之于军队原无不可，若民众选举，由党部先行决定人选交民厅办手续，除大都会尚有形式举行，至各县则关门制造，层层转报与报纸公布而已，老百姓根本不知此事。”⁽⁶⁵⁾

主持湖北全省选举的吴醒亚，正是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会议代表湖北选举总监督”⁽⁶⁶⁾。由此，可以想见叶楚伧所言“无一族一界无代表参与”的真实性。难怪万耀煌在日记中不满地表示：“军阀时期选以贿成，为后世诟病，还经过了选，还有人（得了钱）来投票。今日根本连投票形式都没有，主办地方选举作为如此，难怪外人对本党之不谅也。”⁽⁶⁷⁾

此外，我们再从参加国民会议的代表分配来考查，出席会议的代表名额共520人，由各省市选举的国民党代表有84人，加上当然出席的84人（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国府委员）；而当然列席的代表亦有50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各部会首长），另外还有军队党部特许列席代表15人。以上共计233人，已近大会人数一半。此外，国民党党员参加选举，并未限定不可参加国民党配额以外的职业团体的选举。这就造成国民党员不仅可以参加国民党的选举，也可以参加职业团体的选举，甚至有国民党员在地方党部选举失败后，再加入其他职业团体参选而获得当选的情况。当时在江苏省就不乏这样的例子⁽⁶⁸⁾。由此可见，所谓国民会议，无非是“扩大”的国民党代表大会而已，而且其中还排斥了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如两广代表和改组派等）。可见，南京国民党中央对大会有绝对的支配地位。

国民会议选举的代表如此而已，会议通过的决议无论从内容到实质，也很难想象可以代表全体国民了。难怪会议能在最后半天不经过讨论即能“迅速”通过全部提案的95％。而真正经过大会决议通过的二十余件提案中，最最关键的正如蒋介石所言：“国民会议中间，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训政时期约法为唯一的要案。”⁽⁶⁹⁾前者在于显示蒋介石完成了孙中山的遗愿，以此表明蒋在“党国”的正统地位，至于何时实现，则另当别论。后者则从法理上满足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愿望。

国民会议一致通过了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在国民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完成训政之大义》的闭幕词，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国民会议之目的，在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然而“确认统一与建设之需要为一事，辨明统一与建设必由何道以求得之，又为一事”。为此他“愿恳切开陈于各地父老昆季之前，而蕲求一致之努力”者，“曰巩固统一与尊重法治”。如何“巩固统一”呢？蒋称：“今后全国同胞，只须以全力维护约法之尊严，则统一之基础自固。”又如何“尊重法治”呢？蒋言：“在积极方面，凡法律之规定，其应为者，必须尽其事，而不可放弃职责；在消极方面，凡法律所限制其不应为者，必须绝对遵守而不可丝毫衅越。今后全国国民，以至政府官吏与军人，必须皆知守法为立国立人之要则，不可再蹈放纵恣肆之错误，以陷国家于凌乱不安。”⁽⁷⁰⁾从以上这段话中不难读出蒋氏的心声：于己“凡法律之规定，其应为者，必须尽其事，而不可放弃职责”；于人“凡法律所限制其不应为者，必须绝对遵守而不可丝毫衅越。……不可再蹈放纵恣肆之错误，以陷国家于凌乱不安”。

然而单就法理上讲，《训政约法》还是遭到社会上的众多指责。孔祥熙在实业部的一次演讲中，谈及“约法上之疑点”时，曾把社会上的这种指责归纳为五点：“（一）‘依法律’或‘以法律’等语，在约法上规定至四十一处之多；（二）约法中规定五院院长及部会长，由主席提出，外间颇不谓然；（三）委员之任期，约法未有规定，外间亦以为疑；（四）副署问题，约法未经明定，外间亦以为言，不知各院部长对于政务，既有专责，当有副署法律命令之必要；（五）训政年限，未经订明，外间亦颇不满。”⁽⁷¹⁾

时任武汉大学校长、著名法学专家王世杰就曾对约法评论道：《约法》既欲保障民权，但是“对于人民的权利未采直接保障主义，而采法律保障主义。换言之，人权的保障有赖于法律，而法律亦可限制人权”⁽⁷²⁾。在《约法》第三章《人民之权利义务》中，尽管开列了诸多条人民应拥有的种种自由，但每条后均添加一句“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⁷³⁾。这种法律间接保障制同所谓直接保障制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府可以依据法律随时停止人民的种种自由。在现代民主国家，法律的修订必须经过人民代表机构，也就是说限制人民的权利，是通过人民代表决定的。但制定《约法》的国民会议代表并非是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而在训政时期国民党又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换句话讲，国民党可随时单独制定法律，依法“停止或限制”人民之自由。

同样，扩大会议在半年多前公布的《太原约法》，虽然无效，却“采直接保障主义”。如该法第二章《人民之自由权利义务》中，规定了诸多自由条款，大都仅附加一句“非有犯罪嫌疑或证据，不得干涉”⁽⁷⁴⁾。因此，当时舆论对这部《约法》就公开表示许多不满。《大公报》社评在《约法》草案刚刚公布时，就曾写道：“如何使人民纳税及服兵役工役，政府可以随时自由规定之矣。是以就约法言，关于民权之实际保障，殊不充分。将来能否收预期之效果，其责任仍全在党及政府。此大可注意之一点也。……训政并无年限，自一种意义言，即可解释为无限之延长。盖自治完成无限期，则训政之终了，亦因而无限期也。从前本有训政六年之党的决议，去年蒋主席江电用意，似在缩短之，今乃得一无限延长之结果乎？抑六年终了之，党的决议尚有效乎？吾人纵不必空言求缩短，但亦绝对反对更延长。国议诸君，对此点果作何解也。”⁽⁷⁵⁾

然而，《约法》草案中规定的人民诸多权利依法律保障等一系列条文，在国民会议讨论时，并未引起与会代表的任何异议，相反地却将原草案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约法之解释权由约法委员会行使之”⁽⁷⁶⁾，改为“本约法之解释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⁷⁷⁾。尽管《约法》规定了今后颁布法律与约法相抵触者无效，借以显示《约法》在宪法产生前为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之地位，但《约法》的解释权并不是由代表所谓民意的国民会议所授予，而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且“训政年限，未经订明”。如此这般，嗣后基于党权而颁布的法律若与约法相抵触时，孰为合法，孰为违法，也唯有执政的国民党才有权加以评判。何况排除了胡汉民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完全落入蒋介石的控制下，因此也可以说对这部《约法》的解释权，最终是操于蒋介石一人之手。

这种冲突很快就表现出来。国民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在立法程序上该法须经立法院审查通过才能合法生效。立法院讨论时，众多立法委员对该法不满。部分立法委员发言，“以为（该法）内容与约法有不尽吻合之处，宜先付审查，再行提会讨论”。甚至更有立法委员指责五中全会“不讲法理，不尊重其主张，今乃提至本院，若吾人为尊重立法职权，应将此案内容加以修改，或则退回国府，否则徒为工具”。其实主持会议的立法院代理院长邵元冲心里非常明白，大家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经中央全会决议修正通过的法案，立法院是否仍有权审议。他发现该法“已无通过希望，乃折衷众说，以为此案既经全会修正通过，可径由国府公布，无庸经立法程序，遂散会”。但他私下也无奈地承认“然在立法史上实开一不幸之例，殊足影响于将来”⁽⁷⁸⁾。

照理讲，蒋介石派下的政学系是欢迎《约法》的，因此才有张群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的提案，借此挑战胡汉民派倡导的“党权”，并一度引起胡汉民同党内元老的矛盾。陈立夫曾对张氏的这一举动分析道：“临时约法的施行将会提高人民的地位而降低了党的地位，政学系自然赞成利用人民的地位去直接减低国民党的权力，间接用以和胡汉民对抗。”⁽⁷⁹⁾但当约法尚未起草完毕，政学系即从胡汉民被扣这一事件中明白，蒋介石要的约法并非他们希望的约法。据黄郛日记载：3月25日，“畅卿由宁归，谈国民会议及约法两事已早失去精神，将来必有名无实”⁽⁸⁰⁾。畅卿即杨永泰，政学系领袖，他的评论颇耐人寻味。

平心而论，孙中山在其《建国大纲》中所规定的训政方式，是由下而上，由县而省，最后至中央，是以民治为基础的。而“国民党在北伐后所实施的训政，是由上而下，而且只在中央，不到省、县，是以党治为构想，与《建国大纲》的精神，颇不相同”⁽⁸¹⁾。更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训政“是空中楼阁，没有基础，是本末倒置，有名无实”⁽⁸²⁾。

胡汉民原本想借训政来提升党权，推行党治，以此消除军权及改变既成的军治局面。这在蒋介石羽翼尚未丰满时，正是他们合作的基础。但当蒋介石借“党权”之名消除异己，实现武力统一，大权独握后，胡汉民再想以“党权”压制“军权”，则只能是幻想。正如孙中山早年所言：“既借兵权之力，取政府之权力以为己有矣，则其不能解之于民者，骑虎之势也。”⁽⁸³⁾

孙中山想还政于民深感难矣，胡汉民想还政于党，同样是不可能的。对此，有学者评论道：“北伐之际，未行《建国大纲》中的训政工作，造成军权独大的既成事实，事后要其既得之权力，让之于党，已不可能；要其让之于民，更是不可能了。国民党实施训政之挫折，只是军权与党权的较量下，党权为军权所败。至于民权更非军权和党权的对手了。”⁽⁸⁴⁾胡汉民后来也曾被迫承认，自1928年以来同蒋介石两年多的合作，“是没有党治，只有军治”，并愤愤不平地表示：“既然是军治，便非民治，更非党治，军治的帐不能写到党治的帐上来。”⁽⁸⁵⁾

国民会议“顺利”召开了。最能代表国民会议使命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也经会议一致通过了。此时，蒋介石的权力似乎牢不可破。但事情并不像蒋介石料想的那样简单。因囚禁胡汉民而触发的国民党内的不满，使蒋介石意想不到地面临着另一场更大的挑战。

第二节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

一　反蒋派系的再度大联合

蒋介石囚禁胡汉民的消息甫一传出，社会舆论顿时哗然。这件事在国内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不奇怪的：以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地位之高，又担任着立法院院长，只因为政治主张和蒋介石不同，便可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被剥夺自由，一夜之间成为阶下之囚。胡尚且如此，其他人如果对蒋持不同意见，其命运更可想而知。这件事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公愤，纷纷谴责蒋，要求恢复胡的自由。即使在国民党内，也引起众多要人的不满。据蒋的亲信陈布雷回忆：“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⁸⁶⁾

胡汉民被扣当晚，陈立夫为了不使事态恶化，于晚宴结束后拉着叶楚伧同见蒋介石，陈氏恳请蒋“就此罢手，千万不要走极端”，“再予监禁是不妥的”。但蒋并未接受陈的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已经做了，就没有办法再掩饰了。”⁽⁸⁷⁾与此同时，孙科也找到同蒋介石十分亲近的戴季陶设法营救。出席当天晚宴的马超俊（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回忆道：“十二时散会，我步出军事委员会，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孙哲生在我身后，两人相约同车至鸡鸣寺考试院访戴院长季陶，探讨胡先生被扣原因，并请其设法营救，戴氏泪涔涔下，谓：‘今日之蒋先生，非民国十三年前之蒋先生，我纵有所陈述，亦恐不易见听。’言下颇有伤感。三人再三商讨，并无办法，乃联袂往中山东路中央建设委员会招待所，拜见吴敬恒、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诸先生，大家在客厅见面。我们刚入座，吴稚老深知来意，乃大谈汉高祖忌元勋功高震主，大事屠戮，现代历史，似难例外，因将此类故事，古今中外，缕举历三小时，而对胡先生事，如何挽救，毫无主张。”⁽⁸⁸⁾

其实，吴、张、蔡、李四老对扣胡一事，并非“毫无主张”。蒋介石如此大的举动，如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支持，他是很难做此独断的。2月24日，蒋介石即与四老“洽商展案”，并称赞“稚晖先生之见甚当”，“稚老实有政治见解也”⁽⁸⁹⁾。最初，蒋介石计划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胡汉民的方式对外解释此事。为此，蒋于扣胡当天事前“往汤山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议事”⁽⁹⁰⁾。会谈内容不得而知，但明显是蒋得到了“四老”的支持，且这“四老”皆中央监察委员。会谈当晚，蒋即扣胡于总司令官邸。随后，蒋向其他在座的党国要人解释时，“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⁹¹⁾。

当时，最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及其所控制的十九路军和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的态度。为此，蒋于扣胡第二天致电当时在广东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并转二陈，内称：“中央昨日密提弹劾展堂案，其大意谓本党遵奉总理遗教召集国民会议，意义重大……乃胡汉民同志以立法院院长之地位独持异议，对于国民会议之职权妄欲有所限制，尤坚不欲有训政时期之约法……是直欲总揽立法权于一己，藉便任意毁法，造行之私图，而置无数国民与同志之牺牲于不顾。不但摧残革命既得之成绩，且引起有约法与无约法之纠纷，重贻党国百年无穷之祸患。胡同志身负党国重任，而越位失职，不自检束一至于此。且胡同志最近之言论、举措多足阻碍革命之进行……将益引起本党无穷之纠纷，尤难姑息坐视，倘再不加检举，何以谢党国而安人心等语。对于此事中无法处理，惟有从保全耆硕，消弭纠纷方面以谋妥善。”⁽⁹²⁾

此后，蒋发觉以胡汉民自动辞职对外解释更为妥当。3月4日，蒋再次致电古应芬等人，即改口表示：“胡展堂先生因对于国民会议坚决主张不得议及约法，中恐引起党国无穷之纠纷，俭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自以政见不合，愿辞本兼各职。故于东日往汤山暂住。”⁽⁹³⁾

同日，蒋介石晚宴立法院全体委员，也以同样方式解释，不再提及监察委员弹劾案了：“此次胡汉民同志辞职事，各位或有不了解真相者。故本晚邀各位同志来此略述大概……不料胡同志竟不顾一切，突于上星期由宣传部以胡同志个人名义，正式发表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问题之言论。中央同志于此甚觉不满，监察院某君欲提弹劾案。余负有政治之责，不得不从中调解，免启政治纠纷，并对该委员声明政治问题由余负责解决，请君不必提起弹劾。故于上星期六日，邀集全体中委讨论约法问题。余谓：凡我中央同志尊重胡同志，固无事不可迁就，独于此大政方针，关于中国祸福与存亡问题，则不能不以去就力争。昔者总理常言：吾对汉民之主张事事可迁就到十分之八九，但对于主义与大政方针有关者，则决不迁就。此总理在日对中正与诸同志屡言之。中正视此约法大问题，决不能以私情迁就，故当时声明：如胡同志以为中正约法之主张不对，则中正可辞职引退。胡同志因自认其主张与中央同志相反，乃表示自愿辞职。”⁽⁹⁴⁾

但蒋氏此举并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一致赞同。3月7日，原本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戴季陶即借口为超度阵亡将士诵经，离京赴宝华山暂居，以示消极⁽⁹⁵⁾。8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致电南京请求辞职，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也借口养病留粤不归⁽⁹⁶⁾。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对此也不得不承认：“从胡先生的观点来看，蒋先生只是一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党的风纪角度来看，胡先生是没有错的。假如我是一个法官的话，就法律上来看，我要说胡先生是对的。”⁽⁹⁷⁾

胡汉民被囚后，蒋介石最初还想封锁消息，“自一日晨起，电报与京沪长途电话，皆严密检查，消息无法传出”⁽⁹⁸⁾。“蒋介石二日在国府纪念周宣布胡汉民罪之演说词”，也由总司令部通知各报“不许登载”⁽⁹⁹⁾。但纸是包不住火的。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在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访畅卿兄，得悉廿八晚介石以请客为名已将展堂看管……本日公债大跌，或系受展堂事之影响。”⁽¹⁰⁰⁾最先公开反蒋的是国民党海外党部，据《华东日报》3月9日广州专电称：“海外党部对胡颇有信仰，此次胡被监禁消息传出后，新嘉坡党部与其他三海外党部，于五日发出反蒋通电。”⁽¹⁰¹⁾

胡汉民被囚汤山后，并没有向蒋介石屈服。他只是向蒋要求允许常为自己看病的铁道部医官邓真德前来照顾⁽¹⁰²⁾。他选择要邓来治病，自然是有其深意的。邓真德是铁道部长孙科的亲信，通过邓的联络，胡汉民先后同孙科、古应芬等取得联系，嘱咐他们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在胡的授意下，古应芬便积极策划驻防广东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发难反蒋。

古应芬到广州后，一面暗中同孙科联系，利用孙科是孙中山儿子的声望，借以扩大反蒋派的声势；同时派人会晤已率军队攻入广西的陈济棠，希望他能与桂方息兵，共同反蒋。这时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只有陈济棠能够独立控制广东这样重要的省份，并且拥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内心总是惴惴不安。特别是当时亲蒋的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一直对他构成重大威胁。尽管此时十九路军已奉命北调江西参加“剿共”，但二陈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胡汉民的被囚，使陈济棠更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处境，如不反蒋迟早也会被蒋吞掉。为此，他于3月5日致电南京表示：请爱护胡汉民，以免内忧⁽¹⁰³⁾。

除古应芬外，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这时也来到广州，力劝陈济棠反蒋。“他是扣胡前以南京中央党部广东党务视察员的身份来的。在这一次广东省党部的集会上，李就提议电蒋质问何故扣胡，反蒋空气逐渐到了表面化阶段”⁽¹⁰⁴⁾。

在古、李的影响下，陈济棠的反蒋态度逐步明朗。他明白此时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单独举起反蒋大旗，他如果能率先反蒋，对蒋不满的各派政客和军事势力定会拥他充当盟主，从而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因此，他决定先同正在对垒的张（张发奎）、桂联军停战，从广西撤军。他还亲自同张发奎会商合作⁽¹⁰⁵⁾，并派心腹林翼中到南宁会晤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意捐弃前嫌，联合反蒋。李、白、张在屡次战败之余实力大为削弱，已有岌岌可危之势，获此良机得以重整桂系，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¹⁰⁶⁾。

此时，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虽然一贯亲蒋，但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曾表示不满。不过他同陈济棠之间的矛盾颇深，特别是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同陈济棠关系密切，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遂于4月28日悄然潜往香港。这样，广东的军政大权便完全置于陈济棠的控制之下。

古、陈之外，孙科是参加反蒋行动的另一大将。孙科当时担任着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他一向与胡汉民合作，并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1928年孙科随胡自欧洲返国后，尽管被增选为中常委，但在南京政权中并没有什么实际发言权，同宋子文、孔祥熙也有着利害冲突。胡汉民的被囚对孙科震动很大，自然引起孙科对蒋氏的不满，更使他产生兔死狐悲之感。

通过自己的下属、铁道部医生邓真德的联络，孙科立即着手策划救胡反蒋。在孙科的基本干部中，文人有马超俊、傅秉常、梁寒操，武人有陈策、张惠长等，又通过梁寒操吸引了“再造派”的王昆仑、周一志、钟天心等一批居于国民党中层地位又比较年轻的干部⁽¹⁰⁷⁾。据周一志回忆：“大约是扣胡后的第四五天，马超俊、梁寒操、王昆仑、钟天心、陈剑如、麦朝枢及我共七人，奉孙命秘密计议。由马出面，代孙写了几封密函，决定王昆仑先去上海，钟天心回广州，麦朝枢同我去沈阳见吴铁城，叫他准备拉张学良反蒋。并且叫我同麦路过天津时会见扩大会议失败后在津闲住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等人，告以反蒋时机又到，请他们务必转达汪派人士，不必再骂胡，以便大家一同反蒋。”⁽¹⁰⁸⁾

4月中旬，孙科、马超俊纷纷不辞而别，潜往上海。甚至连约法起草委员会召集人、具体负责制定约法的王宠惠，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等人，也纷纷随孙科跑到上海，表示同蒋不合作的态度。此时，胡汉民被扣，汪精卫被排斥，国民会议的开幕日期已迫在眉睫，这一切骤然使孙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政治天平上明显增强了分量。他的离去对蒋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蒋介石觉察到孙科等人有反蒋活动后，曾慨叹道：“王宠惠、孙科皆受展堂主使，改组派离间，希望在粤另组政府以倒中央，故其赴沪不回，余以镇静处之……粤方谣盛，余仍以小事视之。”⁽¹⁰⁹⁾无论蒋是“以镇静处之”，还是“以小事视之”，但其内心绝对不敢轻视这股势力。为此，他于4月28日派吴稚晖、张静江、孔祥熙赴沪力图劝说孙科等人返京。29日再请吴稚晖“警告展堂，属其慎思，不可致粤叛离”。其实，蒋介石深知：“此事症结仍在胡也。”⁽¹¹⁰⁾

此时的孙科已不肯对蒋介石的逼迫轻易就范。他感到在这次反蒋救胡的党内斗争中，定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此，孙科对吴稚晖等人“提议以恢复胡先生自由为前提，然后再谈其他”⁽¹¹¹⁾。“果然从那时起，国民党的政治市场中就在‘胡先生’、‘汪先生’之外，又加了一位‘孙先生’了”⁽¹¹²⁾。

由于胡汉民长期支持蒋介石而同汪精卫不和，汪精卫一派最初得知胡汉民被囚的消息后，曾一度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汪本人蛰居天津租界发表谈话时曾说：“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惟蒋对立法院长之失职，不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弹劾，而竟敢在私寓宴会之际拘押，形同绑票，毫无法纪，以如此之人，而言制定约法，更属厚颜。”⁽¹¹³⁾汪的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一度引起胡派人物的厌恶。“古应芬、黄季陆等反对最烈，以为与汪合作，则必须屈伏于汪氏之讨蒋主张，而粤方反蒋反居被动地位”⁽¹¹⁴⁾。亲胡的驻美公使伍朝枢也极力反对联汪反蒋策略，并以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名义致电陈济棠表示：“汪精卫等皆叛党国，久为全国民众共弃，更不应受其利用，自绝党国。特此忠告，惟慎择焉。”⁽¹¹⁵⁾

而此时陈济棠因感力量不足，且“既联桂，即不能拒汪”，故“力主迎汪”。“但古（应芬）及各将领以羊城浩劫由汪造成，迎汪何以平民愤。故开会时均不发言，示与汪不能合作。余（汉谋）、香（翰屏）旋谓余等无主张，惟总指挥是听。陈因大愤，遂发表只任军事，其意以为迎汪系政治问题也。”⁽¹¹⁶⁾

此时已加入反蒋行列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原本在扩大会议时就同汪派合作，当然欢迎汪精卫参加。同时，邓泽如等粤派元老也支持陈济棠的主张⁽¹¹⁷⁾，甚至连胡汉民都不惜同长期政见不合的汪精卫合作。胡通过邓真德同孙科、古应芬联络，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¹¹⁸⁾

这样一来，古应芬等在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最终说服了胡派中的反汪人士，促成胡、汪两派之间的政治休战。不过，双方的休战不是无条件的。“虽迎汪，但却阻有不得带公博、孟馀、乃光等极左派人物条件”⁽¹¹⁹⁾。胡派只是希望联合汪精卫个人，而排斥改组派其他成员。古应芬、李文范等人在复伍朝枢的电报中，讲得很明白：“汪已声明彻底觉悟，与改组派脱离，而服从公意，共同倒蒋，故公意以为倒蒋则有联汪之必要，弟等亦以联汪倒蒋服从公意，非个人有所成见也。”⁽¹²⁰⁾

扩大会议失败后，汪精卫已走投无路。因胡汉民被拘而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再次给了进退失据的汪精卫重整旗鼓的机会。他明知亲胡的广东军政当局不会真心替自己捧场，但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捞回一些政治资本。“孙科到上海后，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正在无出路中，当然一拍即合，以孙亲来一同到广州下海为条件”⁽¹²¹⁾。在这样的形势下，汪到广东有孙科互相依托，也并不孤立。但在孙科尚未公开反蒋前，汪精卫先留驻香港，公开发表谈话称：“不赴广州，只局外接应。”⁽¹²²⁾汪精卫深知此次广东方面不可能推他当主角，但在反蒋这一点上，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为此，他致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谓目标愈简，则用力愈专，而纠纷亦愈少”，主张首先在“军事上同粤方合作，党务政治，则依次进行，将来再以会议方法共同解决”⁽¹²³⁾。

经过这样一番四面八方的奔走联络，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便又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很可以同蒋介石相对峙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开打出反蒋旗号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打响第一炮的是：1931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通电，历数蒋的罪行：一是起用政学系杨永泰之流；二是陷害许崇智；三是非法扣押胡汉民。其罪行“无一不以个人地位为前提，久置党国大计于不顾”，并披露胡被囚事件的真相，指出：“胡汉民同志以国民会议不应议及约法，与蒋主张不合，被其监视。蒋犹出席纪念周演讲党员自由问题，且公然指胡同志不能出京，其非法捕禁，已为中外人士所共知。”“蒋氏与胡同志为同列，究以何职权而得逮捕监禁中央重要人员？”“夫以一国之元首，不惜躬身毁法，乃以约法号召天下，其谁信之？”通电号召“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亡”，要求将蒋撤职查办⁽¹²⁴⁾。邓泽如等四人都是在国民党内有着很久历史和相当地位的元老，又都是中央监察委员，林森还是胡汉民囚禁后被南京举为代替胡汉民做立法院长的人选。由他们四人联名正式提出弹劾，其影响自然远非一般人的意见所可比拟。受此影响，当日上海公债市场价格即暴跌⁽¹²⁵⁾。

第二天，汪精卫首先通电响应，并表示：“此仍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与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对于国事，宜以颠覆个人独裁，树立民主政治为唯一之鹄的”⁽¹²⁶⁾。引起更大震撼的是，四监委通电后三天，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将领十数人在5月3日联名发表的反蒋通电。他们声称：“今蒋氏罪恶贯盈，神人共愤，四海之内，愿与偕亡。”“如蒋中正不亟引退，仍欲负固以暴力维持其地位，则济棠生性恬澹，权力意气之争，向所不屑，耿耿此心，只为党国争存亡，为天下留正气，正义所在，义无反顾。”⁽¹²⁷⁾陈济棠还调集军队，沿边界布防。广东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又是重要的财赋之区，陈济棠手握重兵，他这一通电发出，使全国为之震动。11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也发表讨蒋通电，宣称：“蒋中正包藏祸心，自盘据【踞】南京中央以来，窃党祸国，无恶不作。”“粤方友军已仗义继起通电讨贼，揭破蒋氏历年祸国祸党种种罪恶。本军业经下令动员，尤望全国民众、党中同志及各方革命袍泽，乘时奋起，会师长江，底定金陵。”⁽¹²⁸⁾

蒋介石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通电对余声罪致讨，余始以其非军阀，为监委，故辞职引咎，以为自白之地。继思剿匪将士与国民会议二事，如余辞职，必受影响，国即绝望矣。”故决定坚不辞职，呈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¹²⁹⁾。

5月1日，针对四监委弹劾电，蒋介石致函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求中央彻底查办”，并表示：“如中正果有应得之罪，即请决议处分，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决执行。中正理当静候查办，服从党命，绝不稍有恋栈。”⁽¹³⁰⁾同时，为了尽快平息反蒋势力，顺利举行国民会议，蒋介石于同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决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草案。“关于两粤事，因重要问题仍在展堂之自由问题……结果决定请展堂出席国民会议，并电粤解释误会”⁽¹³¹⁾。2日，吴铁城奉命致电粤方古应芬，表示：“展公（胡汉民）与介公（蒋中正）间知好，偶有违言，朝夕不难如故。现介公及中央同志，均决坚请展公，即日出席国民会议，共商国事，外间谣诼，当可不辩自解。……凡所陈报，弟负全责，望即释除误会，安定人心，共维大局。”⁽¹³²⁾

当天，古应芬复电吴铁城表示只要释放胡汉民，“则南方决无乱事”⁽¹³³⁾。而此时孙科仍滞留上海，尚未决心同蒋决裂。孙的态度至为重要。4日，吴铁城又奉蒋命到沪劝说孙科：“谓公（指蒋）对粤变决从党中解决，不用军事政治手段，并以（孙）科与党关系至深，于危急关头，不当消极相督责。”⁽¹³⁴⁾从吴铁城转述蒋介石的态度中，孙科顿感身价倍增，一时又想充当宁、粤间的调解人，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于是电蒋表示：“科意今日第一急着，即在先恢复展公之完全自由，则此后各事，自易解决。”同时，他也对蒋发泄了不满：“历代各国元首罪己事本寻常，况属革命党员自讼自劾，尤丈夫光明磊落之事。国难方殷，无任何一人所能独荷，必赖全党忠实同志本昨死今生之义，精诚团结，分工合作，共同负责。然后党国前途，统一建设，庶乎有豸。……鄙意倘蒙鉴纳，则后此奔走斡旋之劳，苟有驱策不敢辞也。”⁽¹³⁵⁾随后，孙科致电古应芬、陈济棠表示：“弟思之再四，当此祸迫眉睫，苟利党国，汤火不辞，调停之责，再不容卸……务乞兄等在粤力持静默，安定人心，勿使时局急趋横决，至难收拾，是所盼祷。”⁽¹³⁶⁾

然而，就在吴铁城赴沪的当天（5月4日），以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为首中央监察委员会复函蒋介石称：“邓泽如等三十日电，其语皆摭拾浮意，任意指斥，深可骇诧，且未合正式弹劾手续，业经本会集议，请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等同志电复邓等，问是否失于检点，公暂勿深究。”⁽¹³⁷⁾

由于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明确支持，蒋介石对于四监委的弹劾案就可以有了交代。于是，“介石对于恢复展公（自由）又有变计”。对于此事，作为蒋氏亲信的邵元冲也无奈地感叹道：“百尔君子，不恒其德，或承其羞，其何能淑？”⁽¹³⁸⁾而蒋则在当日国府纪念周演讲时信心十足地表示：“有许多反动分子也许想以广东一隅之地反抗中央，而形成其割据形势。他们以为本党自民二以后，都是以广东为革命的根据地，继续革命工作与军阀奋斗，所以也想拿着广东来反抗中央。殊不知现在的情形和以前完全不同。当年总理之所以能以广东为革命的，实在有许多原因……第一，过去的事实都证明，一切反动分子无论是桂系、改组派，都是为怎么自利而捣乱，绝对没有甚么主义；第二，过去叛逆都是在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分子，因一时利害，共同暂时联合起来，一旦利害冲突，立刻就会火并。我们试看他们过去的行为，时聚时散，忽合忽离，就可知他们无组织；第三，反动分子绝对没有像总理这样伟大的革命领袖。固然他们的行动全然是反革命的，不能算是革命。但是连反革命的领袖，反动分子也可以说寻不出一个。我们看看他们既无主义，又无组织，更无领袖。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要以广州一隅来反抗中央，绝对是不可能的，绝对是站不住的……即使或有人想利用这个机会阴谋叛乱，我相信他们不出数月也必会自己消灭的。”⁽¹³⁹⁾

5月4日当晚（即国民会议召开前夜），蒋介石在吴稚晖的劝说下主动登门“拜访”胡汉民，请胡出席国民会议，但并未言及恢复自由和职务。胡汉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出席会议，无非只是为蒋粉饰太平，自然表示决不参加，并对蒋说：“国事非同儿戏，我更不是三尺童子，岂能听人吩咐。国民会议我要出席，用不着请，我不愿出席，虽请亦徒然。今日尚有我说话余地吗？”⁽¹⁴⁰⁾双方会晤仅十五分钟。事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始见似甚不悦，中则互相含泪，终则似甚勉强也。但为党国统一计，不能不刎颈以交也。但余未有请求其私语，亦不必要也。……访胡一事，为余一生之至难能的事，但访后自觉欢慰，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也。”⁽¹⁴¹⁾

蒋碰了这个钉子后，仍按自己原定计划在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此加强他对政权的垄断。蒋还借用国民会议作为打击反蒋各派的武器，痛骂陈济棠：“不服党的命令，借题违反中央，想联合张桂军、改组派，盘据【踞】广东，以谋反抗，丧心病狂，势将为陈炯明第二。”⁽¹⁴²⁾他原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少力气就可以将事态平息下去，很有把握地说：“古应芬等通电，似以监委资格劾本人，而手续不合……故本人对此电绝不计较。如仅用监委资格讲话，当不起其他纠纷。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内平乱，不虞动摇时局。”⁽¹⁴³⁾

在蒋的授意下，何应钦、何成濬、何键、鲁涤平四将领也致电陈济棠，要他“悬崖勒马”、“舍刀成佛”⁽¹⁴⁴⁾。蒋还利用国民会议先后通过《拥护和平统一案》、《严重警告陈济棠促其悔悟以保和平统一案》、《慰勉国民政府蒋主席中正案》，假借民意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打击异己势力。在《拥护和平统一案》中宣称：“本会敢代表全体国民昭告中外：自今以后，凡个人或团体消极或积极谋破坏和平与统一者，即为违背国家根本大法之民贼。国民政府……当行使全体国民所授予之权力，用最迅捷妥善之方法，执行严厉之制裁。”⁽¹⁴⁵⁾

从表面上看，反蒋各派前此虽已多次被蒋介石打败，蒋的地位似乎已很牢固。但蒋只是依靠武力和分化收买手段挫败他的政治对手，并没有真正赢得人心；相反，他在铲除异己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奏效于一时，却使更多人感到寒心，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从而集结起一股更加强大的反蒋暗流。各派代表人物仍然散处各地，窥测方向，伺机再起。他们彼此间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但在反对蒋介石集权，希望保持或夺回权力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国民会议结束的第二天，5月18日，吴稚晖等人再次奉命赴沪劝说孙科、王宠惠回京⁽¹⁴⁶⁾。此前，孙科原“拟随稚、石、静、庸诸公入都向介公直陈，务获先复展公自由，然后再与诸同志从长计议彼此相安之道”⁽¹⁴⁷⁾。但是，国民会议已经闭幕，约法已经通过，胡汉民的自由却没有恢复，这一切也使孙科对蒋介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孙科此时的态度，吴稚晖曾亲笔致函蒋介石报告：“今与石曾、静江、亮畴自五时同往哲生宅谈至八时半……亮畴默不作声，看来彼知调停甚难，决计远离……哲生言中央制度，最好主席当如卡列宁，绝对不问事，责任在行政长官，主席不兼总司令，应设军事会为公平支配。大家言事实相去甚远……看彼情形知道粤方联汪已变了骑虎之势，彼亦感觉十分困难，毫无结果而散。”⁽¹⁴⁸⁾

就在吴稚晖等人劝说孙科返宁的当天，邓演达、陈友仁也悄悄潜入孙宅，“力劝孙不可上蒋的圈套”，“主张坚决反蒋”。于是孙科不再犹豫，同陈友仁、许崇智三人秘密离沪赴粤⁽¹⁴⁹⁾。当蒋介石得知孙科出走的消息后，立即电令在香港的欧阳驹：“此间只知哲生养（22日）晨由沪到港，未知其到港后之言行如何？请详告。”⁽¹⁵⁰⁾蒋对孙科加入粤方的行为，极为愤慨，曾叹道：“生子莫生阿斗也。可叹。”⁽¹⁵¹⁾

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自上海到香港后，会合汪精卫等同赴广州⁽¹⁵²⁾。25日，由任过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领衔，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兆铭、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陈策、林云陔、李文范等联名通电，列举蒋介石篡党窃国罪状，并以最后通牒的姿态限令蒋介石“四十八小时以内，即行引退”，并称：“如执事置若罔闻，仍欲凭藉暴力以遂私图，则执事一人实为破坏和平之戎首。何去何从，惟执事图之。”⁽¹⁵³⁾

汪精卫、孙科等人抵达广州的当日即出席广东省党部纪念周，并针对南京中央和蒋介石个人分别发表了措词强硬的演讲。汪精卫的演讲以推翻南京独裁政权为中心，而孙科更在演说中指责蒋介石为“疫鼠”，称：“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之各种会议，均为老蒋一人所包办。”正式公开他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并号召粤方武装反蒋：“和平方法，欲蒋觉悟，无异对牛弹琴；欲蒋下野，又无异与虎谋皮。兄弟以为和平已不可能，则不当投鼠忌器。因蒋不是寻常老鼠，而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举行大扫除，则非全国皆亡不可。故我们要认定正是大举扫除的时候，不是投鼠忌器的时候。广东方面的同志能举义声讨，决心努力进行，所以兄弟特由上海跑回参加。惟有一点重要者，则望各位同志对于以前之相左离合，概视为旧账不算，从新结合起来，一致倒蒋，重建党国。”⁽¹⁵⁴⁾

至此，双方的对峙已无回旋余地，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二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与宁、粤对峙

1931年5月27日，粤方责令蒋介石引退的期限一到，各派立刻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规定：凡是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只要愿意前来反蒋的，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公开发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宣言》，宣称：“现在南京之中央党部，从前表示反对之同志，固不认其存在；曾经参加者，亦以此党部已为蒋中正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此存亡绝续之际，唯有以革命之手段……一心一德，以戡大难，以为党国谋长治久安。”⁽¹⁵⁵⁾第二天，反蒋派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在他们联名发表的就职通电中，进一步申明他们的政治主张：反对武力统一、中央集权；当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不主张以武力解决时局，如有以武力相压迫者，亦所不畏⁽¹⁵⁶⁾。宁、粤分裂的局面至此正式形成。

这一次广州组织政府反蒋的办法，大致还是沿用了前一年北平“扩大会议”的老路，“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¹⁵⁷⁾。“嗣后凡本党中央委员莅粤，均一律请其出席非常会议，共策进行。又谓扩大会议亦在谋本党精神团结，此次非常会议为再次之扩大，故扩委均为当然之参加者。惟因各方任务重要，暂不能完全来粤耳”⁽¹⁵⁸⁾。

不过，这次集合的反蒋派却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国民党元老中，一向以广东人为多，而视浙江籍的蒋介石为“新进”。这次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设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都是广东人。“非常会议”下设四个委员会：一、组织委员会，委员为孙科、古应芬、邓泽如；二、宣传委员会，委员为汪精卫、邹鲁、李文范，并任命王昆仑为“非常会议”机关报《中央导报》主编；三、海外党务委员会，委员为萧佛成、陈耀垣、刘纪文、邓青阳、陈树人；四、军队政治训练委员会，委员为黄季陆、林翼中、黄公度等。其成员大都为广东籍。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员五人：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秘书长陈融，国府下设外交、财政二部，分别任命陈友仁、邓召荫为部长，傅秉常、吴尚鹰为次长。他们也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与“扩大会议”不同的是，广州国民政府不设主席，依照组织大纲的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议，由常务委员轮流主席。除外交、财政两部外，广州国民政府又设立军事委员会和政务委员会，任命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四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军事；指定李文范、刘纪文、麦焕章三人为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办理军事、外交、财政以外的一切事宜。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并扩充武装力量。6月2日，国务会议决定将两广各军队番号定名为“国民革命军”，任命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此外又任命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陈策为海军总司令。陈济棠旋即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军一百五十个团，分别任命余汉谋为第一军军长、香翰屏为第二军军长、李扬敬为第三军军长；李宗仁也将张桂联军扩编为四个军七十二个团，任命张发奎为第四军军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黄旭初为第十五军军长⁽¹⁵⁹⁾。为了表示两广合作诚意，粤方主动“接济桂军子弹五百万、军费每月廿五万至卅万”⁽¹⁶⁰⁾。而广西则表示愿代广东招募新兵。为此陈济棠特致电李宗仁表示：“募兵事此间颇感困难，兄允代募甚为感激。”⁽¹⁶¹⁾

在外交方面，陈友仁6月1日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首先致电北平各国驻华公使表示：“请贵国政府撤回对于南京政府之承认，并停止与该政府商洽一切。此后凡与南京各机关订立任何合同或条约……均一律不生效力，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概不承认。”⁽¹⁶²⁾

6月10日，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又强行收回粤海关，此后粤海关税收每月250万两悉数解交广州政府⁽¹⁶³⁾，同时发行1000万两公债扩充军费⁽¹⁶⁴⁾。16日，广州政府针对南京政府公开发行8000万元公债一事⁽¹⁶⁵⁾，致电上海金融界，表示：“自本府在广州宣告成立之日起，蒋氏如再以政府名义，用任何方式名目，举借内债外债，一概认为无效。”“如敢故违，不特甘受损失，且系有意助逆，一经查出，定当依照反革命论罪。”⁽¹⁶⁶⁾粤方希望借此破坏宁方的财政收入。特别是自唐绍仪领衔通电反对南京政府后，上海“公债票等均奇跌”⁽¹⁶⁷⁾。对此，宁方也以行政院名义发表通告：“以后凡粤方所发公债及其他收入，行政院概不承认。”⁽¹⁶⁸⁾

为了扩大反蒋同盟，广州“非常会议”还发表《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称目前主要任务是：一是在蒋管区“立即秘密组织，从事活动”；二是“共（产党）藉蒋为掩护，蒋挟共以自重，故剿共必须倒蒋，倒蒋必须剿共”；三是在军事上应与北方各省“亟谋合作，以竟成功”，“务使党务之发展与军事之发展同时并行”；四是各省反蒋党部无论是公开还是秘密机关，都要“取精神之团结，在合法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以前……加入共同工作，以期收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之效”⁽¹⁶⁹⁾。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宁、粤双方在军事准备尚未周全之时，便不停地相互口诛笔伐。5月27日，蒋在复孙科的电报中首先强硬声称：“中正尽瘁革命，系受总理付托，所任本兼各职，均奉党国命令。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兄以为中正有负总理付托之重，应去职以谢党国，得以合法之手续向党部建议可也。党果决议令中正去职，中正决不敢稍须恋栈……中正个人之进退不足惜，其如党国之纲纪何？至谓中正平日对于政事独断自专，更不知何所指而云然。数年以来，国家重大兴革，无不受命于党，且无一不为兄等所共同主张。兄等既躬亲参加于前，奈何横加訾议于后，今昔矛盾，宛若两人，诚可异也。兄若以为前事应有更张，尽可以合法手续修正，凡党有令，谁敢不从。至少川先生等，不知以何种资格要求中正去职，惟有以一笑置之。”⁽¹⁷⁰⁾5月30日，孙复蒋电，指责道：“今日南京之中央，实已为兄一手劫持。”并表示：“欲谋统一和平，必先去统一和平之障碍，实非请兄引退不可，所以毅然南下，正期与诸同志共同奋斗，以谋真正之统一和平耳！”⁽¹⁷¹⁾

此后，蒋对孙科也不再客气，在蒋的指使下何应钦等九将领联名致孙数千言长电⁽¹⁷²⁾，指责孙科“不忠、不孝、不敬、不仁、不智”，并借孙中山之口教训孙科：“总理在时，同志中有劝以假兄较优之事权，俾资历练者，总理恒以兄下驷，不克重荷为言。或疑为示谦避嫌所应尔，不免为兄抱屈。及今思之，实佩总理之公明。知子莫若父，益信而有征矣。兄问世为日尚浅，然其行谊，则富感情而缺理智，好货利而昧大义，翻云覆雨，胸无主宰，乃其生平最大之毛病。”⁽¹⁷³⁾广东方面的党国元老萧佛成致电蒋介石，攻击南京国民党中央，称：“以现状而论，今日之所谓统一者，不过独夫之专政统一，非民主政治之统一……望公听纳忠言，将党权交还党人、庶政交还国人，即日自动下野，当可保存数年来之革命历史。若贪恋大位，必效莽、操之所为，则其结果有非弟所忍言矣。”⁽¹⁷⁴⁾

电报战虽然打得热闹，终究无补于大事，私下的分化活动是宁、粤双方此时最紧要的工作。5月15日，蒋分别密电陈济棠所部的三个师长。致香翰屏电称：“目前伯南已陷孤立，不惜以广东奉之张桂及改组派。故中正已决定免除其八路总指挥之职，请兄继任，以挽救大局而巩固党国。”⁽¹⁷⁵⁾致李扬敬、余汉谋电则表示：“陈炯明当时以一念之差身败名裂，永为耻笑。其部下叶举、洪兆麟、林虎等亦随之陷入泥犁。今日亦为兄等成败存亡之关头，亟宜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自应即日脱离伯南，与之断绝关系，以促其最后之觉悟。而兄等之所以效忠党国，自保今名，厚爱伯南者，实无逾此。”⁽¹⁷⁶⁾但香翰屏等人不为所动，香率先将蒋致他的密电公布，并复电蒋介石嘲笑道：“取伯公（陈济棠）之位而代之，用心虽工，而计亦拙矣”，“执事仍欲用其分化政策，亦多见其不知自量而已！翰屏……誓当随党国诸先进之后，统率所部，与执事周旋”⁽¹⁷⁷⁾。蒋的这一打算归于落空。

当时，对陈济棠最直接的威胁，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控制的十九路军。它同陈济棠的第八路军，原本都是由北伐时李济深第四军属下的两个师发展而成，同为广东部队。中原大战时，两军曾一度联合击破张桂军。此后十九路军北调为蒋介石效力，屡屡获胜，为此还赢取了蒋介石100万元酬赏⁽¹⁷⁸⁾，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此时，十九路军正在江西“剿共”，距广东省境最近。因此它的动向至为关键。虽然陈铭枢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曾表示不满，但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同陈济棠关系密切，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于是在四监委弹劾电发出前两天，悄然潜往香港。为了取得陈铭枢的支持，陈济棠先后三次派金曾澄、黄季陆赴港邀陈铭枢回粤合作，但都遭到拒绝⁽¹⁷⁹⁾。

为了巩固后方，陈济棠趁陈铭枢自港赴沪转往日本期间，先后动用海、陆、空军围缴原陈铭枢组建的四团省保安队，分别将驻扎广州、惠州、黄埔、琼州的保安队数千人全部缴械⁽¹⁸⁰⁾。同时，陈济棠还派香翰屏赴赣，希望说服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支持粤方反蒋。据蔡廷锴回忆：“时粤既驱逐陈铭枢，复围缴省保安队枪械，一面却派香翰屏为代表，欲与我军联络，此种矛盾举动，诚难使我军同情。香君与我在私人友谊上，确甚密切，但我不能因私而有所偏袒……及抵兴国，即同往晤蒋（光鼐）总指挥，公开谈判，商讨两日，均无结果。当时我虽不知蒋、戴（戟）心里如何决定，但我始终表示反对内争，投粤更属不能。香君不得要领，知无可联络，旋归去。当时大局如是，我们均心灰意冷，对于剿赤任务，亦只得放弃。我与蒋总指挥即决心回师赣州，静观时局之演变。”⁽¹⁸¹⁾

当时，十九路军军费仍由粤方按月供给，“其后方司令部，尚照常存在。颇闻蒋、蔡对陈军感情尚佳，对联桂则颇多微词，与张发奎部，感情最恶”⁽¹⁸²⁾。正当十九路军无所适从之际，陈铭枢于6月初自日本秘密返国。尽管粤方曾积极酝酿迎陈返省，但因古应芬公开反对⁽¹⁸³⁾，陈铭枢“即应蒋召入京”，“抵南京后，蒋见我（陈铭枢）欢喜异常，当天即将他悬而待决的腹案告我，即要我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将部队集中吉安，并要我担任‘剿赤’右翼军总司令官。他并对我说：‘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不难看出，他要我到江西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图粤”⁽¹⁸⁴⁾。

蒋光鼐、蔡廷锴得知陈氏回国消息后，于6月6日致电粤方，表示：“本军亟须回粤休养，请让出潮梅防地”，并“对粤设施多不满，对古应芬尤指摘，陈济棠接电颇焦急”⁽¹⁸⁵⁾。陈铭枢一到赣州重领部队后立即通电拥护中央统一，并责问汪精卫等人：“试问蒋公即下野，公等以何术统一时局，弭消祸乱？”“又试问公等此时杂凑之内容与形势，以何术能求得本党之真正的民主政府之实现？”⁽¹⁸⁶⁾13日，陈铭枢又直接致电陈济棠，要求：“一、古应芬交出政权；二、恢复保安队。”“自陈铭枢抵赣，蒋、蔡态度陡变，匪特无合作可能，且恐粤赣战祸一触即发。”⁽¹⁸⁷⁾对此，陈济棠只好针锋相对，于18日下令财政厅“停发十九路军饷月百二十万，令宪兵及公安局解散该路后方办事处及募兵处”⁽¹⁸⁸⁾。

和蒋介石一样，广东国民政府在对宁方口诛笔伐的同时，不断四出活动，联络各派反蒋势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两广军政同志，均主张武力解决”，于是共推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¹⁸⁹⁾。孙科也致电冯玉祥，鼓励他再次投入反蒋阵营。广东方面的努力，立即赢得冯玉祥的回应，并派“代表赴粤，报告一切”⁽¹⁹⁰⁾。7月1日，“非常会议”为团结北方各派反蒋力量，“而收一致之效”，决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代表中央，指导一切。”“嗣后所有北方党政军各种进行方案，本执行部当负责办理。”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柏文蔚、王法勤、谢持五人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¹⁹¹⁾。

冯玉祥积极响应，其最初的计划是“拟将敝部暂分为三个集团军暨两个独立部队。以宋哲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至孙连仲、吉鸿昌拟俟发动时，任为独立部队司令官”。同时，冯玉祥也向粤方表示了自己的顾虑：一“惟各部官兵困苦异常，倘发动后，对于给养一层，尚有多少顾虑”；二、“至于北方党政事务，仍请诸先生筹商进行”⁽¹⁹²⁾。

为了打消冯玉祥等人的顾虑，粤方立即“派李汉魂为代表来顺德对石友三进行联络，许以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又汇来款五十万元”⁽¹⁹³⁾。得到粤方的明确支持后，冯即踌躇满志地电告广州：“此间各将领经数度磋商，已趋一致，晋方亦表示同情。石（友三）若发动，晋军决取一致行动。（孙）殿英部现正准备出发。”⁽¹⁹⁴⁾

7月18日，石友三正式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20日在顺德誓师，公开发表讨蒋通电，指责蒋介石、张学良“先用军阀手段，瓜分冀豫察各省地盘，对于冀晋各军完全视为征服之残部，压迫挑拨，饥寒困顿，必欲其自溃而后快”。并表示：“友三等以身许国，宁敢后人，为整师旅，同申讨伐，沉舟破釜，义无反顾，成败利钝，在所不计。”⁽¹⁹⁵⁾随后，石友三部“开始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家庄，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¹⁹⁶⁾。

21日，石部占领石家庄，继续向北推进至保定以南地区，28日同东北军发生激战。广州国民政府得知石友三反蒋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汪精卫特意通过天津执行部转电石友三，封官许愿，为其鼓气，并称：“国府日前已汇交我兄卅万元，日内拟再汇卅万以济急需。”⁽¹⁹⁷⁾冯玉祥更是积极联络旧部，希望他们能够及时响应，支持石友三。冯致电宋哲元表示：“方今蒋逆已陷于四面楚歌，无暇北顾，而张（学良）逆则有心腹之患，无力难【南】犯，此诚讨蒋以来未有之机会。”⁽¹⁹⁸⁾他竭力鼓动宋哲元等“即日全体联名通电响应友三”，“促其讨张倒蒋之大联合”⁽¹⁹⁹⁾。冯还致电韩复榘，要求其“即日发动，协助汉章”，“万不可稍有观望，致陷汉章于不利，而吾弟亦有孤势之危”⁽²⁰⁰⁾。然而中原大战失败后，冯氏旧部不再像以往那样听从指挥，各将领为保存实力，心存异志，众人的首要目的就是保存实力，大都采取观望态度。

23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通电讨伐石友三。同日，华北各军将领由张作相领衔，商震、徐永昌等76人响应。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王树常为第一、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为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并调中央军顾祝同部“率第一、二、三师部队，经由平汉路北上进击石部，与张学良指挥的部队形成南北两路钳形的攻势”⁽²⁰¹⁾。同时，蒋还密电刘峙：“我军以速灭石部为利，且速进一步则多得一步之益。……一俟顺德占领后，主力再向前推进，可不失夹击之机……晋军如无整个计划必不敢侧击我军也。”⁽²⁰²⁾

此时，稳住晋系、鲁韩，不与石同反，对蒋来讲至关重要。除了武力威慑外，蒋介石更不忘使用他最擅长的银弹攻势，且手笔远远大于他的对手广州政府。7月20日，蒋连发二封“万急”电致宋子文：一电“速筹交岳军兄洋卅万元，先汇商震为开拔之用。”⁽²⁰³⁾二电“请筹备五十万元汇山西调兵之用，务请从速”⁽²⁰⁴⁾。22日，又电宋“请另准备五十万元为山东之用，并望速筹，约三日内用”⁽²⁰⁵⁾。24日，再电宋：“杨爱源廿万元请速交庸兄即汇。”⁽²⁰⁶⁾同日还电询李石曾：“次辰兄如需用款，请转询电告，以便汇上。”⁽²⁰⁷⁾随后，蒋亲自致电山西将领表示：“晋军饷准自六月起由京月助二十万。”⁽²⁰⁸⁾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番软硬兼施的公开和暗地活动，石友三、阎、冯、广州国民政府所期望的北方反蒋势力大联合，完全化为泡影，整个局势于是急转直下。从28日起，东北军主力同石友三在保定一带激战三日。商震率部“从山西沿正太线，经娘子关出井陉到石家庄，自其左翼侧击”；南京中央军“刘峙、顾祝同自河南沿平汉线，经郑州过黄河北来，击其后路”⁽²⁰⁹⁾。31日，石友三部在三面围攻中，被迫总退却，撤向山东，依附韩复榘。石率残部逃到山东时仅剩四千多人。曾经拥兵六万、横行一时的石友三部从此土崩瓦解。

尽管北方军事反蒋的努力一时都归于沉寂，但南方的军事部署则迅速展开。

就在石友三通电反蒋的第二天，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指责蒋“轻视共祸，而亟亟于摧锄异己军队”，并要求全国军民：“剿共必讨蒋，讨蒋必剿共。”⁽²¹⁰⁾汪精卫对粤方的这一举措特意在国府纪念周中解释道：“六月间国府曾通电表示，蒋如切实剿共，绝不加以一兵一卒。无如蒋对剿共绝无诚意，致匪势蔓延浙闽，且使刘峙等压迫异己军队，因复引起石友三、孙殿英等之反抗，造成北方战局，故国府不得不下令讨伐。”⁽²¹¹⁾同日，军事委员会在广州开会议决出师计划：“第四集团军集中桂林，全部入湘去武汉，第一集团军先调两军入赣策应。”⁽²¹²⁾25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等又亲赴广西梧州出席广西军政会议，“决由粤助桂军饷、子弹、飞机，桂调兵一师入粤”⁽²¹³⁾。此前十日，广西李、白部队刚刚“由港购运步枪四千支，迫击炮四十尊，机关枪一百架及子弹一百万发赴梧”⁽²¹⁴⁾。

针对粤方的讨蒋令，蒋介石也不甘示弱。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公告全国同胞书》，强硬表示：“中正百战余生，义无反顾……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叛乱一日未平，即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²¹⁵⁾于是，双方已形成剑拔弩张的局面。自29日起，粤方第四集团军第四军张发奎部及第八军李品仙部分别由广西全州、桂林动员入湘。8月2日，李品仙部先头部队已达湖南永州，第四军吴奇伟部开抵湖南东安，继续向衡州推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余汉谋部、第三军李扬敬部由江北入湘北伐，同吴奇伟部会师，第二军香翰屏部则入东江兼顾闽、赣。粤方军事委员会还在韶州成立了总司令部行营⁽²¹⁶⁾。

在军事布置的同时，粤方积极寻求外援。7月22日，广州国民政府派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陈友仁在日期间先后三次会晤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南京国民政府得知此事后，外交部紧急照会日使，要求否决“陈友仁到日购军火及聘军事顾问”。结果，当陈友仁要求日方“履行奉平公司供给广州政府军火合同”时，“币原表示困难”，予以拒绝⁽²¹⁷⁾。陈友仁在日本期间，还一度密访苏联驻日大使，企图寻求苏联的援助。刚从海外归来的宋庆龄曾对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讲：“陈友仁至东京，要求俄大使转达其政府，接济粤方军械、经济等。俄未应允。”⁽²¹⁸⁾

虽然，陈友仁的外交努力没有取得实际效果，但冯玉祥继策动石友三反蒋后，再次成功策动甘肃驻军雷中田部反蒋，并一度控制了甘肃省政。雷中田原是冯玉祥旧部孙连仲的旅长，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2月，蒋委任雷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驻防兰州。此后，雷始终同冯玉祥、吉鸿昌等保持密切联系⁽²¹⁹⁾。自石友三失败后，冯玉祥深感“吾人今后作法”：“应在边远区域，另找根据地，以为将来发展之策源。”⁽²²⁰⁾于是“回到西北去”，重振西北军成了冯玉祥最大的希望，因此他积极策反雷中田。

如前所述，8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甘肃省政，正式任命马鸿宾为省政府主席，而雷中田未能列名省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派到甘肃的视察员马文车原以为可获厅长以上官职，结果仅落为没有实权的省府委员。二人对此极为不满，于是秘密联合倒马，并积极同冯玉祥联络，寻求支持。冯玉祥则极力鼓动雷中田武装倒戈，并亲笔致函表示：“现在北方大局，虽石（友三）部未能成功，而两广大军业经北进。阎（锡山）总司令已返并（太原），倒蒋局面不久将可实现。深望同志与雷（中田）师长用暴动手段行之。”⁽²²¹⁾

25日，雷中田等人发动军事政变，扣押马鸿宾，推南京视察员马文车为代理主席，雷自任全省保安总司令，与马文车联名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反蒋决心，并汇报今后倒蒋计划：“第一步肃清反动部队，统一甘肃；第二步宣布独立，拥护革命政府；第三步会合义师直捣中原。”⁽²²²⁾为此，广州国民政府在第二十一次国务会议上议决：“特任雷中田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驻军总司令……马步芳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陆军第五师师长。”⁽²²³⁾粤方并请冯玉祥转告雷、马：“饷械困难，请求接济等情，业经转国府”，“至于省府各人选，仍请即与雷、马两同志征定示知，以便转达国府任命”⁽²²⁴⁾。冯玉祥还致电雷中田等人，明确要求：“甘省须与南京断绝关系，直属广东政府，并发出通电，明白表示。”⁽²²⁵⁾

此时，蛰居大连的阎锡山看到新一轮的反蒋局面再次形成，于8月5日请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安排，乘日本军用飞机秘密由大连返回山西⁽²²⁶⁾。阎锡山返晋后，马上引起蒋介石、张学良的恐慌。据徐永昌日记载：“山西之危运，可谓至极，某某日言阎回后之山西决不可靠。”⁽²²⁷⁾当时，阎的旧部中许多将领对商震投蒋都表示不满。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起来。因此，蒋、张极力要驱阎出晋。而南京国民政府新任命的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却公开反对，暗中保护阎留山西。“八月十六日，中央派葛敬恩航空署长来察看阎回山西后发生些什么情形，因葛与我（徐永昌）是陆大同学，关系亦好，他信任我的话，觉得阎先生不会有危害国家的行动，电报蒋先生说阎不走亦可，但因蒋先生曾与张汉卿有约，黄河以北归张主持，故张要阎走，蒋亦不肯留阎”⁽²²⁸⁾。徐永昌甚至私下致函阎锡山表示：“如外方非逼先生走不可……则我直谓先生之归，是我发起，我承认起来。万一无办法时，我与先生同走。”⁽²²⁹⁾

就在阎氏返晋的当天，“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及所部诸将领，恳请二人继续领导北方反蒋，并鼓励他们：“蒋逆中正横行一时，非倒蒋势力之不足以制之，实乃倒蒋势力之不能集中，遂演成支离破裂之局。今幸广州建立中枢……时机迫切，恳诸同志即起图之。”⁽²³⁰⁾冯玉祥也表示：“事已至此，势非百川（阎锡山）先生出而主持，决无其他良法。”⁽²³¹⁾

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²³²⁾。为了统一北方各派反蒋武装，广州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同日议决：“北方党务已有天津执行部负责。关于军事政务应有统一机关，以专责成。着在天津设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以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王法勤、邹鲁、覃振、王葆真、傅汝霖、徐景唐、刘维炽、张文、胡宗铎、王懋功为委员。阎、冯、韩三同志不在天津，请派代表出席。”⁽²³³⁾2日，邹鲁致电冯玉祥表示：“两广军队业经出动，半月之内可至湖南腹地，两湖并有相当办法。华北各军务请公力为催动。甘省之举，并可直举讨蒋之旗，以张声势。”⁽²³⁴⁾3日，李宗仁再电阎锡山指出：“两粤大军已动员入湘，请与焕公密饬各同志务须勉持数旬，并积极准备，南北同时动作。蒋迭请张（继）、吴（稚晖）求和，此间业已拒绝。”⁽²³⁵⁾阎锡山复电时明确表示：“自当坚持并积极准备，以待大军进展。焕公处已密达矣。”⁽²³⁶⁾这一切都鼓舞了粤方的斗志，为此，李宗仁在广州联合纪念周演讲中，踌躇满志地说道：“我们相信的反蒋运动，决不因北方军事而停止，反天天扩大，我们可肯定的便是蒋中正必定倒台，不过时间问题而已。”⁽²³⁷⁾

针对粤方的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²³⁸⁾当日，蔡廷锴、蒋鼎文、陈诚部即奉令移师，以阻粤桂军北进⁽²³⁹⁾。7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粤军入湘事，“略谓粤军犯湘，集兵郴州以南，已逾湘境二百余里”⁽²⁴⁰⁾。为此，蒋介石增调中央警卫军（新任军长顾祝同）“集中岳州、长沙、醴陵及萍乡等地”，“又手书致何键主席，令固守湘潭”⁽²⁴¹⁾。并电宋子文“再汇发何键三十万元”，以安其心⁽²⁴²⁾。张学良也密电何键，向其建议：“敌人来犯时退至湘鄂界坚守为佳。”⁽²⁴³⁾何键原有三师兵力驻守衡州，得蒋命令后立即主动收缩。宁、粤双方原本“均拟在衡州一战”，湘军主动放弃宝庆后，李宗仁信心十足地电告天津执行部，表示：“现在宝庆之敌已逃，自当由永丰直指长沙。”⁽²⁴⁴⁾

13日，粤桂军分五路向湖南进攻。同日，蒋在南京首次公开宣称粤方为“叛军”，并表示“此一战是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²⁴⁵⁾。当日，蒋得杨永泰报告“黄绍竑在桂方情势确与李、白异趣，力促分化桂军”的消息后，当即批复：“所谈甚赞成。请属黄即进行。”⁽²⁴⁶⁾

9月18日，蒋介石亲自从南京前往南昌督师。行前，蒋还连电张学良表示：“对粤和平解决计划已绝望，现决武力讨伐，惟械弹恐不足，请饬东北兵工厂加工赶造，以应急需。”⁽²⁴⁷⁾并指示张：“据报粤要人邹（鲁）、谢（持）等多名匿居津日界，希设法拿捕。”⁽²⁴⁸⁾但张学良复电时并没有正面答复是否接济军火，而是乘此机会开口向蒋要钱：“宋（哲元）、庞（炳勋）两部军费甚缺乏，请速接济，否则恐为阎、冯利用。”⁽²⁴⁹⁾

正当宁、粤双方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之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这就迫使宁、粤之间的对立冲突，再也无法沿着原有的轨道发展下去了。

————————————————————

(1)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5月），第20－21页。

(2) 蒋介石日记，1930年9月2日；另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以下均简称《事略稿本》），第517页。

(3) 《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第38页；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10月7日。

(4) 《蒋请开国民会议之江电》（社评），胡适存剪报，《胡适的日记》第10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1931年10月7日。

(5)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7页。

(6)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广州《中央导报》第3期（1931年7月15日），第56页；李宗仁也曾回忆说：“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李宗仁回忆录》，第417页。

(7)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8)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6日。

(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二次常务会议速记录》（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3/15。

(10) 胡汉民：《国家统一与国民会议之召集》，《国民会议丛刊》之一，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1年编印，第64页。

(11)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13日。

(12)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11日。

(13) 蒋介石日记类抄，《省克记》卷4，1930年11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文物图书”，毛笔原件，以下均简称“蒋档”。

(14) 《大公报》，1930年11月14日。

(15)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一日速记录》，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3.2/36。

(16)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93页。

(17) 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6，1930年11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档”。

(18) 《约法案激辩留交国民会议》，《大公报》，1930年11月17日。

(19) 张群：《应否采纳蒋同志江电之提议及采纳后应有之进行办法案》，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油印件，3.2/20.43。

(20)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三日速记录》，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2/36。

(21)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三日速记录》，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2/36。

(22) 《主席团提召开国民会议原案》，《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南京中执会秘书处编印，1930年11月版，第24页。

(23) 胡汉民：《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开会词》，《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第543—547页。

(24) 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6，1930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档”。

(25)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77页。

(26) 《胡委员汉民临时提议常务委员任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案》，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油印件，3.2/18.26。

(27) 《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99页。

(28) 《中全会何以慰吾民》（社评），《大公报》，1930年11月12日。

(29) 胡汉民：《遵依总理遗教开国民会议》，《民国日报》，1931年1月12、13日。

(30) 《总理伦敦蒙难纪念大会纪事》（1930年10月11日），《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第38页。

(31)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15页。

(32)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61年编印，第102页。

(33)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8页。

(34)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0日。

(35)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3日。

(36)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4日。

(37)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5日。

(38)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6日。

(39)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14－115页。

(40)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2月24日条，第167页。

(41) 胡汉民：《谈国民会议意义》，《中央日报》，1931年2月25日。

(42)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5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169－171页。

(43)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170页。

(44)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8日。

(45)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20－121页。

(46)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3月1日，第711页。

(47)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710－711页。

(4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三十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5）62；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

(49) 孙科：《胡展堂先生被扣事件发生之经过》，《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100页。

(50) 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7，1931年3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档”）。日记原文为：“二星期余之公事，为胡案而积搁，其数百件，一旦理清，岂不快哉。”

(5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六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5）61；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册，第103页。

(5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一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5）61；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册，第328－335页。

(53) 《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编：《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南京：编者印行，1931年3月版），第35、38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63号（1931年1月1日），第1－5页。

(54) 《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第69－74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6号（1931年2月12日），第4－5页。

(55) 《国民会议组织法》，《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270－275页；另见《国民政府公报》第756号（1931年4月25日），第1－3页。

(56)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4页。

(57) 蒋中正：《国民会议开幕词》，程天放主编：《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纪事），国民会议实录编辑委员会编印，无出版时间、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目录号573·551/6780，第12页。

(58) 《国民会议预备会议记录》（一），《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记录），第1－15页。

(59) 约法具体内容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60) 《国民会议第五次会议议事纪录》（1931年5月13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纪录），第117页。

(61) 《国民会议宣言》，《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4页。

(62) 叶楚伧：《国民会议的经过》，《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195页。

(63) 《国民会议丛刊》之一，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1年编印，第276－278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7号（1931年2月13日）、第701号（1931年2月18日）。

(64) 《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国民政府公报》第663号（1931年1月1日），第1－5页。

(65) 《万耀煌将军日记》，1931年3月，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年编印，第71－72页。

(66) 《国民会议丛刊》之一，第276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7号（1931年2月13日），第1页。

(67) 《万耀煌将军日记》，1931年3月，第72页。

(68) 陈之迈：《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的选举》，《清华学报》第11卷第2期，转引自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中坜宏泰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69) 蒋中正：《纪念革命先烈的感想》（1931年3月30日），《中央党务月刊》第32期（1931年3月），第677页。

(70) 蒋中正：《努力完成训政之大义》（1931年5月17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4页。

(71) 孔祥熙：《训政约法的要旨及特色》（1931年6月15日），《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215－216页。

(72)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632页。

(73)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公报》第768号（1931年6月1日）。

(74) 《太原扩会约法草案》，《大公报》，1930年11月1日。

(75) 《制定约法之完成》（社评），《大公报》，1931年5月14日，第1张第2版。孙中山在其《建国大纲》中，对于训政期限并未有明确规定，但在其早年所撰《军政府宣言》中则有三年完成县自治与全国平定后六年结束训政颁布宪法的希望。因此《大公报》社评中有六年完成训政说。

(76) 《国民会议第一次会议议事记录》附件五《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约法草案》，《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记录），第46页。

(77) 《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议事记录》附件三《约法草案修正理由》，《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记录），第92页。

(78) 《邵元冲日记》，1931年6月15日，第743－744页。

(79)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8页。

(80) 《黄郛日记》第6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郭廷以图书馆藏，原稿影印件），1931年3月25日。

(81) 蒋永敬：《国民党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197页。

(82) 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8辑“十年建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7页。

(83) 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1905年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0页。

(84)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197－198页。

(85) 胡汉民：《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王养冲主编：《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第50页。

(86)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2页。

(87)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4页。

(88) 郭廷以、王聿均、刘凤翰：《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2年版，第141－142页。

(89)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4日。

(90)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2月28日条，第175页。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终日在汤山修正致胡函，与吴、李、蔡等议事。”

(91)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710页。

(92) 《蒋主席致古文官长并转真如伯南二兄东电》（1931年3月1日），《两广政潮卷》“统一时期第11册”，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拓影”，毛笔原件，以下简称“蒋档·革命文献”。

(93) 《蒋主席致古应芬等支电》（1931年3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94)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3月4日条，第212－215页。

(95) 《戴院长诵经超度》，上海《民友》第1卷第1号（1931年4月6日），第16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年编印，第18页。一次，戴氏对前来向他请教营救胡汉民方法的马超俊表示：“‘胡先生所居双龙巷，为最大不吉之处。’一语双关，意指两雄相争。而其无意斡旋，亦由此可见。”《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46页。

(96) 《古应芬呈辞李文范留粤养病》，《大公报》，1931年3月8日。

(97)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0页。

(98) 《胡辞职经过》，《大公报》，1931年3月6日。

(99) 蒋氏之演讲后经修改好才允许发表，香港《华字日报》，1931年3月3日、4日。

(100)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3月2日。

(101) 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第271页。

(102) 《邵元冲日记》，1931年3月2日、3日，第712页。

(103) 《陈济棠电京请加爱护》，《大公报》，1931年3月6日。

(104)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3页；3月11日，李文范同古应芬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辞职，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19页。

(105)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29页。

(106) 《李宗仁回忆录》，第418页。

(107)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5页。

(108)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5页。

(109)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28日；另见《困勉记》卷17，“蒋档”。

(110)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29日；另见《困勉记》卷17，“蒋档”。

(111)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1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30页。

(112)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4—105页。

(113)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6页；《汪精卫对扣胡案谈话》，《华字日报》，1931年3月6日。

(114)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205－6。

(115) 《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致陈济棠电》，《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一一（6）134。

(116) 《天津有日特讯》（1931年5月2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1208。

(117)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205－6。

(118) 陈公博：《苦笑录》，第265页。孙科亲信周一志在《关于再造派》一文中，也曾记下了同样的内容，《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7页。

(119) 《天津俭日特讯》（1931年5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1212。

(120) 《古应芬李文范林直勉致国民党驻美总支部电》，《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一一（6）134。

(121)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5页。

(122) 《粤拟组机关在酝酿中》，《大公报》，1931年5月14日。

(123) 《天津佳日特讯》（1931年5月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1178；《汪精卫致李白张冬电》（1931年5月2日），《大公报》，1931年5月9日。

(124) 《邓林萧古之卅电》，《民国日报》，1931年5月4日。

(125)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4月30日。

(126) 《汪精卫先生通电》，《民友》第1卷第5号，1931年5月4日，第4页。

(127) 《陈济棠等粤军将领讨蒋通电》，《民友》第1卷第6号，1931年5月11日，第19页。

(128) 《李宗仁等桂军将领讨蒋通电》，《反蒋运动史》，第303－304页。

(129)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3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491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98页。后两种资料均对日记原文有较大文字润色，但意思大体一致。

(130) 《反蒋运动史》，第289－290页；《事略稿本》第11册，第33页。

(131) 《邵元冲日记》，1931年5月2日，第729页。

(132) 《吴铁城复古应芬冬申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4日。

(133)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31页。

(134) 《孙科关于“粤变”及恢复胡汉民自由等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5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四·41。

(135) 《孙科关于“粤变”及恢复胡汉民自由等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5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四·41。

(136) 《孙科关于调停宁粤之间矛盾给古应芬、陈济棠的电报底稿》（1931年5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友仁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25。

(13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98页。

(138) 《邵元冲日记》，1931年5月3日，第729页。

(139) 《蒋主席五月四日在国府纪念周讲词》（1931年5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40) 《国内一周大事述评》，《民友》第1卷第6号（1931年5月11日），第14页。

(141)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4日；另见《困勉记》卷18，“蒋档”。

(142) 《蒋主席在中央纪念周报告》，《民国日报》，1931年5月12日。

(143) 《蒋对粤事之报告》，《大公报》，1931年5月5日。

(144) 《何应钦等诰诫陈济棠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12日。

(145) 《国民会议第六、七、八次会议记录》，《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记录），第144、214页。

(146)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36页。

(147) 《孙科致古应芬等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友仁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25。稚、石、静、庸诸公指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孔庸之（孔祥熙），介公指蒋介石，展公指胡展堂（汉民）。

(148) 《吴敬恒呈蒋主席函》（1931年5月1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49)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6页。

(150) 《“欧阳驹致蒋主席五月养电”批语》（1931年5月2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51)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3日。

(152) 《孙科态度渐明其意不在调解》，《大公报》，1931年5月25日。

(153) 《汪精卫唐绍仪等限蒋四十八小时下野电》，《民友》第1卷第9号（1931年6月1日），第15－16页。

(154) 《孙科在广东省市党部扩大纪念周之报告》（1931年5月25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1年编印，第102页。

(15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宣言》（1931年5月27日），《中央导报》第1期，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1931年7月编印，第1－2页。

(156) 《国府委员就职通电》（1931年5月28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49－52页。

(157) 《非常会议宣言》，《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2页。

(158) 《反蒋运动史》，第336页。

(159) 《反蒋运动史》，第401－402、405页。

(160)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205－6。

(161) 《广州陈济棠致南宁李宗仁佳午电》（1931年5月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187。

(162) 《陈友仁致驻平各公使通告》，《民友》第1卷第11号（1931年6月15日），第16页。

(163) 《反蒋运动史》，第387页。

(164) 《陈济棠发库券千万充军费》，《民国日报》，1931年5月24日。

(165) 5月30日，南京政府立法院审议通过“中央政治会议交议之发行统税公债八千万元”。《邵元冲日记》，第738页。宋子文在中政会上解释发行八千万的目的，主要就是为对付广东和石友三的缘故。《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二百八十一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7月22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5。

(166) 《反蒋运动史》，第387页。

(167) 《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页。

(16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二百八十二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7月29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5。

(169) 《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60－61页。

(170) 《蒋主席昨复孙科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29日。

(171) 《孙科痛斥蒋介石电》，《反蒋运动史》上，第331页。

(172) 6月1日，何应钦曾电蒋请示：“转呈唐绍仪等十四人以伪国府委员名义电湘鄂赣剿匪各军将士，拟电各总指挥勿庸置复。可否？乞示。”蒋即批示：“请由兄处拟稿驳复为宜。”《“何应钦呈蒋主席六月东电”批语》（1931年6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3) 《何应钦等电箴孙科》，《民国日报》，1931年6月3日。

(174) 《萧佛成痛诋蒋介石函》，《民友》第2卷第1号（1931年6月29日），第17页。

(175) 《蒋主席致蒋总指挥转香师长墨林五月删电》（1931年5月15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6) 《南京蒋中正致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余汉谋删电》（1931年5月1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233－2237。

(177) 《香翰屏揭破蒋中正挑拨离间电》，《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65－68页。香翰屏公布的《蒋中正致香军长电》同原电内容有一定出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70页。

(178) 《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179) 《粤挽留陈铭枢》，《大公报》，1931年5月4日。

(180) 《国议闭幕后之广东问题》，《大公报》，1931年5月19日。

(181) 《蔡廷锴自传》，第241页。

(182) 《粤传蒋蔡先发部队昨迫南雄》，《大公报》，1931年6月19日。

(183) 《广东酝酿迎陈铭枢》，《大公报》，1931年6月8日。

(184) 《陈铭枢回忆录》，第70页。

(185) 《大公报》，1931年6月10日。

(186) 《陈铭枢电汪精卫等》，《中央日报》，1931年6月14日。

(187) 《张继到京报告粤事》，《大公报》，1931年6月15日。

(188) 《陈济棠停发蒋蔡两师月饷》，《大公报》，1931年6月19日；《十九路人员离粤》，《民国日报》，1931年6月19日。

(189) 邹鲁：《回顾录》下，第327页。

(190) 《冯玉祥复孙哲生电》（1931年6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冯玉祥个人档，全宗号三〇〇一·382，以下简称《冯玉祥发电稿本》。

(191) 《冯玉祥致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电》（1931年7月2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92) 《冯玉祥致精卫先生并许孙陈李古诸先生电》（1931年7月3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93) 黄广源：《反复无常的石友三》，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222页。

(194) 《冯玉祥复邓仲知电》（1931年7月17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95) 《石友三等讨蒋通电》，《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6页。

(196) 唐邦植：《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202－203页。

(197) 《广州汪精卫致天津胡宗铎、王懋功等俭电》（1931年7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1654。

(198) 指张学良叔伯兄弟张学成暗中同石友三联络反对张学良。此时，张学良已得知此事，并破译了张、石间的电报密码。于学忠：《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20页。

(199) 《冯玉祥致宋哲元电》（1931年7月23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200) 《冯玉祥致韩复榘电》（1931年7月19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201)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版，第100页。

(202) 《蒋中正电刘峙有关攻击石友三逆军之作战计划》（1931年7月21日），《筹笔》第59册，“蒋档”，档案号04－0218。

(203) 《蒋中正电宋子文张群请宋速筹三十万元交张群即汇商震为开拔之用》（1931年7月20日），《筹笔》第58册，“蒋档”，档案号04－0205。

(204) 《蒋中正电宋子文速筹五十万元汇山西为调兵之用》（1931年7月20日），《筹笔》第58册，“蒋档”，档案号04－0207。

(205) 《蒋中正电询宋子文三十万元给商震事另三日内筹五十万元为山东用》（1931年7月22日），《筹笔》第59册，“蒋档”，档案号04－0234。

(206) 《蒋中正电宋子文汇杨爱源二十万元请速交孔祥熙》（1931年7月24日），《筹笔》第59册，“蒋档”，档案号04―0243。

(207) 《蒋中正电询李煜瀛如徐永昌需款可电告以便汇寄》（1931年7月24日），《筹笔》第59册，“蒋档”，档案号04―0246。

(208) 《晋军将领态度》，《国闻周报》第8卷第30期（1931年8月3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3页。

(209) 《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第80—81页。

(210) 《国民政府讨蒋北伐令》，《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4页；《反蒋运动史》下，第408页。

(211) 《反蒋运动史》下，第409页。

(21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1页。

(213)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60页；《民友》第2卷第5号，第12页。

(214)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3号（1931年7月13日），第11页；《李白购到军械一批》，《大公报》，1931年6月27日，第1张第3版。

(215)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16页。

(216) 《反蒋运动史》，第410页。

(217) 在三次会谈中，币原代表日本提出的主要内容有：在广东政府成为中国被认可的政府之后，可以与日本缔结协定或条约，并以此结成同盟；该条约还必须包括赋予日本在满洲的诸多权益。陈友仁表示，日本的上述要求，在中国可以通过国民党等机关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全国大会批准此种条约。《币原大臣陈友仁会谈录》，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东京原书房昭和六十三年第6版，第172－180页；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读卖新闻社1951年版，第146－150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60、63页。

(218) 《蒋作宾日记》，1931年8月20日，第350页。

(219) 蔡呈祥：《“雷马事变”亲历记》，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0—71页。

(220) 《冯玉祥致邓仲芝等函稿》（1931年8月19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冯玉祥个人档，全宗号三〇〇一·381，以下简称《冯玉祥发函抄本》。

(221) 《冯玉祥致李朝杰函稿》，《冯玉祥发函抄本》。李朝杰，字汉三，冯玉祥旧部，时任甘肃省政府委员。

(222) 《雷中田、马文车致（广州）国民政府电》（1931年9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23) 《邓仲芝、薛子长等致冯玉祥电》（1931年9月14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24) 《北方军政委员会致冯玉祥电》（1931年9月20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25) 《冯玉祥致兰州李朝杰、高振邦电》（1931年9月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226)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63页。

(227) 《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年版，第463页。

(228)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第224—225页。

(229) 《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第463—464页。

(230) 《天津执行部致阎锡山、冯玉祥、徐永昌、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傅作义电》（1931年8月5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31) 《冯玉祥致王（法勤）、覃（振）、柏（文蔚）、邹（鲁）等电》（1931年8月1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232)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71页。

(233) 《汪精卫东电》（1931年9月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34) 《邹鲁致冯玉祥电》（1931年9月2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35) 《李宗仁致阎锡山电》（1931年9月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0／2164。

(236) 《阎锡山复李宗仁电》（1931年9月4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0／2167。

(237) 李宗仁：《北方反蒋新局面》，《中央导报》第8期（1931年8月19日），第6页。

(238)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62页。

(239)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72－73页。

(240) 《粤军侵湘情况》，《国闻周报》第8卷第36期（1931年9月14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241)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24页。

(242) 《蒋中正电宋子文再汇发何键三十万元〉》（1931年9月11日），《筹笔》第61册，“蒋档”，档案号04―0443。

(243)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巧三电》（1931年9月1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198。

(244)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筱二电》（1931年9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194。

(245) 《蒋主席昨在中央纪念周报告》，《大公报》，1931年9月15日。

(246) 《杨永泰呈蒋主席九月元电》（1931年9月13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47)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巧二电》（1931年9月1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203－4。

(248)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达密筱电》（1931年9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189－0191。

(249)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巧二电》（1931年9月1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203－4。

第七章　“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派联合统治的基本确立

第一节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一　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作为迅速崛起的邻邦，在中国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

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中日关系恶化。国民党“二次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和列强谈判修订关税条约及废除领事裁判权，日本对此态度消极，严重影响中国舆论和社会的观感，中日关系持续低迷。1929年7月，因在皇姑屯炸车案中“处置失当”引起日本国内责难的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后，由浜口雄幸组成新内阁，币原喜重郎任外相。7月9日，浜口内阁公布十大政纲，提出“刷新对华外交”的主张，声称对两国间的悬案，“双方都应理解对方的特别立场并予以同情的考虑，以求得公平中正的调和，不拘谨于局部的利害而保全大局”。声明还提出日本的目的在于共存共荣，特别是谋求两国经济关系“自由无碍”地发展。日本将排斥一切侵略政策，但对关系到日本生存及繁荣且为“正当而密切的权益则必须保持”⁽¹⁾。浜口和币原较之田中时期，虽然谋求利益的本质没有改变，但姿态确实相对温和一些。1929年3月，币原曾发表文章论述中日关系，提出：“两国关系，迄今以前，久在纠纷重叠之中。两方有形无形之损失，决不为轻。至如何而至于此，则一概归诸日本政府责任，自非公平之观察。从局外者眼光观之，两国政府当局者处理相互外交问题，不无过于受对内关系之系累，此不能无忧也。”⁽²⁾虽然币原回避了日方制造事端的主要责任，对两方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场，但能够对自身的作为有所反省，尚属冷静。

币原任外相后，即着手与中国修复外交，任命佐分利贞男为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1926年底曾奉日本政府之命与蒋介石直接接触，属于对华温和派人物，颇为蒋氏所欢迎。其抵沪时，蒋特电张群：“佐分利到时，应设法到埠欢迎，以表好感。”⁽³⁾佐分利贞男到任后，立即应召会晤蒋介石，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蒋要求日本从大局着眼，全面改善中日关系，提议双方公使馆升格，希望日本在撤废治外法权上采取行动。财长宋子文也表示中国准备尽其财力偿付旧有外债。一个月之后，佐分利归国述职，在箱根突然身亡。此后日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长期代理驻华公使。9月5日，币原与国民党元老之一张继在东京密谈，探询中国对签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向，日方提出的主要原则是日本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中国尊重日本在东北的“合法”权益，中日实行经济合作。这大体反映了浜口内阁对华政策的具体方案。然而日本所谓的“合法”权益包含着其从不平等条约中攫取的权益，中国方面不能承认，尤其是来自“二十一条”的条款更为中国所无法接受，以此为基础签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有违中国的一贯立场，南京国民政府未予同意。

币原相对温和的对华政策，遭到日本军部强烈的指责。军部力主实行对华“强硬”的武力威胁政策，指责币原实行的是“软弱外交”。其实币原和军部在巩固与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特别是在所谓满蒙问题上并无分歧，只是前者主张运用外交手段，后者主张使用军事压力而已。1931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宣布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包括收回租界、租借地等，币原闻讯后立即训令重光葵赴南京，于4月14日会见王正廷，提出质问：收回租借地是否包括旅顺、大连，收回铁路是否包括南满铁路。王正廷予以肯定的答复，日方立表反对。4月27日，日本确定对法权问题的交涉原则是：中国开放内地，予日本人以居住、旅行的自由，日本则将除各国侨民的共同租界、日本租界及其邻近地区、铁道附属区以外的中国领域内的领事裁判权撤废。中国还应确保日本在满洲的商租权、在延边的朝鲜人的土地所有权等。币原此举，无异于自我否定其承认“满洲是中国领土”的诺言。

当时，中日之间争执的焦点在东北。日本在中国东北攫取了大量权益，并继续处于扩张之中。币原曾公然宣称：“在满洲我国权益甚多……这些权益大都不仅有条约依据，而且都是深刻长久的历史产物。”⁽⁴⁾30年代前后，日本对东北提出的主要问题一是铁路，二是商租权。东北的铁路问题很复杂，北有中东路，南有南满铁路，基本形成苏俄和日本分别控制北、南两大主干线的局面。东北地方当局出于自身利益，也在周边地区修筑了部分铁路。日本为扩张在东北势力，确保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又计划修筑新的铁路。1927年6月“东方会议”决定的满蒙政策中包括：一、确保日本的既得权益以整顿东三省财政问题；二、采取强硬手段促进满蒙悬案铁路问题的完成⁽⁵⁾。10月，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向张作霖提出先行修筑敦化—图们、长春—大赉、吉林—五常、洮南—索伦、延吉—海林等五条铁路，五路纵横东北全境，经济利益极大。张作霖当时为对抗北伐军，需要借助日本方面的支持，同时又受日本抛出的经济贿赂诱惑，同意了日本的修路要求。15日，张作霖和日方订立同意修建五路的密约，张按其惯例在协约上签批“阅”字，以示同意。此一密约因为日本有意泄露，迅速为中国民众所知，激起强烈的反奉风暴。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以有关铁路的问题交由南京国民政府直接处理为由，推拒执行这一协定，表示：“铁路问题，虽向属于地方，今日既引起内外注意，自不能撇开中央政府。”⁽⁶⁾对张学良的托词，南京方面自是心领神会，以东北地方协定不生效力为张开脱，日方竭力达成的满蒙五铁路协定成为泡影。

和满蒙五铁路协定一样，所谓商租权也是日本以不正当手段攫取的一项利权。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其中第二条规定，日本国臣民为经营农业，可以在南满“商租其需用地亩”⁽⁷⁾。此后，日本利用此项规定攫得的商租权，不断地以南满铁路为骨干，向四周掠夺大片土地。据统计，日本攫夺南满线时，铁路区域为一百四十多平方公里，而到1931年9月竟扩充至482平方公里。日本在东北攫获土地四百二十多万亩，以商租名义取得日本领事馆签证备案的就有16.2万多垧。日本对中国土地的夺取，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1928年11月，在回答记者是否拒绝商租权的提问时，张学良明确表示：“在今日中国现状之下，条约方谋改善，工商尚未发达，故不宜内地杂居。”⁽⁸⁾1929年3月，辽宁省政府报告，日本满铁组织移民农业会社，“以多金诱买中国人田地房产，或以轻利息借贷与华人，惟须有田地房屋契约为抵押品，始能有效，以将田地房产吸为己有，而实行移民兼扩充满洲农业计划”⁽⁹⁾。1929年7月，东北地方当局秘密颁布《惩治盗卖国土暂行条例》，1931年6月又颁布《国土盗卖惩办罚则》，严厉禁止将土地、房屋及其他场所转让、抵押、出售或租与日本人，违者严加惩办，以抵制日本蚕食土地，非法扩大满铁区域的行径。

南京国民政府及东北地方当局都不敢公开废除商租权，只是对国内土地所有者采取限制措施，虽然作用有限，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人夺取土地的速度。日本对此大为不满，屡次向东北地方当局提出交涉与“抗议”，指称中国“侵害”商租权。中方严正指出：1915年条约属于“二十一条”的一部分，本是日本强加于中国的非法条约，已经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废除，故所谓商租权已失去其法理上的依据。至于商租事项，本当由双方和平协商，取得一致，不应含有任何不正当的行为和手段。对此，日方不甘心放弃所得权益，仍然设法逼迫中国方面扩大商租权的适用范围，并以此作为重大悬案反复纠缠。

由于日本利用攫夺的特殊权益及中国本身长期的混乱状态在东北苦心经营，到30年代前后，日本在东北已经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1931年9月末，日本在东北直接经营的铁路达1129公里，通过中日合办和借款等控制的达1231公里，约占当时东北铁路总长的38％，这些铁路基本都在满铁控制之下。“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煤产量日资企业平均占80％以上，处于绝对优势。生铁产量占中国钢铁总产量的90％以上。1930年，东北的发电量中日本占到80％。满铁总资产，1907年为1.4亿多元，1929年高达百亿元，增长了68倍多。1930年列强在东北投资总额为23亿日元，其中日本为17亿日元，占76％，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日本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使张学良深为戒惧，在其成为东北地方领导人后，设法发展本国工业、交通、港口事业，抵制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控制。为打破日本垄断大连、安东两港的局面，决定继续兴建葫芦岛商港，作为东北对外的吞吐口。葫芦岛港原由清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1910年开工兴建，1913年北京政府停止施工。1930年1月，高纪毅代表东北方面与荷兰筑港公司代表签订修筑合同，修建年吞吐量为百万吨商港。4月开始施工，计划1935年建成。工程由北平铁路局营业利润投资。当时舆论认为这一消息“应为国人所一致乐闻者也”⁽¹⁰⁾。

继葫芦岛筑港工程以后，1931年张学良又计划修建打虎山—通辽—洮南一线铁路，以摆脱日本对东北铁路的控制。计划尚未订立，日本外务省就迫不及待地作出反应，指责中国违反所谓不修建与南满铁路线平行铁路的约定，是对南满铁路权益的侵犯，扬言日本决不能坐视。中国方面表示：对满铁商业上的效用及价值中方决不会予以侵害，但中国否认日本在南满有修建铁路的独占权。1931年1月22日，满铁理事木村锐市开始与张学良进行交涉。木村大谈解决悬案以改善中日之间险恶的空气，提出修筑新线、停止并行线、签订运输协定等要求。张学良表示，外交与铁路问题不属地方权限，他不能自作主张。随后，张学良委派东北交通委员会京奉铁路局长高纪毅为交涉委员会主任，嘱其与日方周旋。高纪毅与木村多方交涉，终因日方坚持不放弃其无理要求而致交涉中断。

借用南京中央力量，以举国之势，对抗日本的压迫，是张学良抵制日本政治和经济控制的另一重要举措。中原大战后，1930年11月张学良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同意将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及军事权移交南京中央政府，并且决定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对于葫芦岛港及东北新铁路的建设，也交由南京中央政府管理。蒋介石决定由张学良主持华北政务，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央国防军。会谈以后，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即移归南京国民政府，北宁、四洮、长春三铁路改为国有，葫芦岛港归交通部指导。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处处长王家桢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但东北军的改编并未实现。

1931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向东北各省派出党务指导员和特别区派遣员。26日，东北国民党党部在沈阳成立。同时，张学良又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积极引入美国势力。张学良在答复日本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在引进外资时，“不排除日本资本，同时也不能拒绝欧美资本。我们对欧美和日本将一视同仁，但附带说明一下，只在必要时才引进外资”⁽¹¹⁾。这年春天，呼海铁路局与美国谈妥借款1000万银元，用以建筑通往鹤岗的铁路支线，以煤矿作保证。5月又与美国谈判修筑吉林—同江铁路；6月与美方福克尔航空公司签订了建造奉天飞机工厂的协定，与福特汽车公司商谈建造汽车装配厂。美孚石油公司在沈阳设有奉天总公司，在大连、营口、沈阳、安东、哈尔滨设立分公司，业务遍及东北各地。美国还向东北提供无线电台设备，使东北基本上建成完整独立的通讯体系。美国凭借其强大经济实力，在东北影响迅速增长，1929年与1913年相比，美国向东北进口增加了十倍，出口增加了八十倍。到“九一八”事变前，美国资本已经渗入东北铁路建设、汽车运输、煤炭工业和电业等重要部门。这些，对一心要独霸东北的日本无疑形成重大挑战。

随着东北向南京中央靠拢，张学良更加积极主动抵制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如实行抵制日货，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税卡，限制日货涌入东北内地；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发起收回国权运动等。1931年5月29日，辽宁各团体召开联合大会，直接提出收回旅大、南满及安奉铁路线，撤退日本军警及日本邮电局等要求。张学良还陆续发出密令：禁止向日人出卖土地、房屋，禁止购买日货，禁止与日本合办各项事业，并通令禁止日人到东北内地旅行。在张学良采取如上措施时，南京中央也相应地作出一些姿态。1929年9月，南京方面公布日本阴谋侵夺东北及内蒙的秘密计划，即“田中奏折”，在国内外引起激烈的反响。日方虽矢口否认文件的真实性，但无法抹杀其行动与计划恰相吻合的事实。

对南京中央和张学良维护主权的举动，已经习惯攫取权益的日本认为其“危害”了日本的“权益”，密谋报复。在对满蒙计划中声称：“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虽得自日俄战争，而许多既得权，乃得自张作霖时代。彼张学良虽然脱离军阀根性，而牺牲其特殊政权奉还南京，以避其重大责任，此不仅高筑炮垒以自卫，且放射外交的毒瓦斯于东亚全土，意欲毒塞我日本之性命，实为空气之大杰作。如谓蒋介石奸雄可怕，则张学良对我政策之阴谋，益为可怕。”⁽¹²⁾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举动，已迫在眉睫。

二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日本以外交手段控制东北的计谋屡遭挫败之后，即积极策划以武力侵略东北。早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日军即派出观战组，以便对东北军的作战能力作全面判断。他们认为东北军素质不良，战斗力低下，缺乏周密的计划与配合，尤其是害怕炮火的集中轰击。因此，建议对东北军作战时集中使用炮兵。1930年7月，日本关东军参谋团又到北满作侦察旅行，为在北满地区作战作准备。同年9月，关东军拟定进攻全东北的作战计划，开始全面积极备战。日本右翼军人团体及其他右翼团体、法西斯文化人，以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为代表，公开宣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日本以十万生灵、二十亿国帑开发出来的“圣地”，为“保护”日本在满蒙权益，日本应“不惜一战”，等等。1931年3月31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宣称中国东北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但“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¹³⁾。这是“占领满蒙先行论”显著抬头的标志。6月19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拟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原则和步骤，要求“预作最后必须采取军事行动之准备”⁽¹⁴⁾。为配合发动侵略战争的步调，日本的对华外交也一反过去“平息”事态，允许在中方接受日本要求的前提下“结束”事件的做法，而改为扩大事态、寻衅滋事、制造悬案的办法以动员国内舆论，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寻找口实。

所谓“万宝山事件”及“中村大尉事件”即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万宝山事件”是指1931年5月，长春附近万宝山地区中朝农民因修建水渠引起的案件。1931年5月，该地区朝鲜移民为引伊通河水灌溉，开设一条宽九米、长十二公里的渠道，不仅侵占当地农民大量农田，而且因筑水坝，使伊通河两岸中国数千顷水田有被淹之虞。旋经长春市政筹备处与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协商达成临时议定书，决定在问题解决前停止施工。但日方于6月24日违约强行突击施工，至月底渠道、水门完成。7月1日，万宝山一带农民四百余人来到现场填平渠道。次日日方出动警察和便衣弹压，中国农民伤亡数十人，受毒刑拷打者十多人。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即在朝鲜进行歪曲报道，散布“朝鲜人被中国人袭击残杀”的谎言，煽动朝鲜人袭击残杀华侨。中国驻朝鲜总领事报告：“此次本馆管内被害最烈者为平壤，次仁川，次京城，次镇南浦，收容避难人数达一万三千余人。”⁽¹⁵⁾总计在一连串的暴行中华侨被害的共达779人，其中死亡146人，失踪91人，重轻伤542人。甚至对事件作出真实报道的朝鲜记者金利三也遭到日本暗杀。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日本外务省却发表声明，狡辩日本在此事件上并无国际公法上的“责任”。日本外相币原在此次事件中态度亦极强硬，他训令驻沈阳的日总领事林久治郎称：最近在东北发生的“侵犯帝国权益的事件……我方终究不能保持沉默。如果中国方面坚持这种态度，日本政府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改变在中方所切望的法权问题的立场……倘若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今后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政府自将采取正当的随机措施，其结果必将产生极为重大的局面”⁽¹⁶⁾。币原训令林久治郎警告中方，必须“慎重处理”此次事件，否则“后果严重”。这是币原公开向中方发出的战争威胁。

日本的行径激起全中国人民的义愤，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众集会，准备对日经济绝交。日方的蛮横态度，使蒋介石也深感愤懑，在日记中写道：“谈日本惨杀朝鲜侨胞案，为之发指。”⁽¹⁷⁾但他对各地民众团体准备对日经济绝交一事，仍然担心扩大事态，7月31日，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批转宋子文、张群的电报时指示：“现在各地反日援侨运动办法，实有审慎将事之必要。若中央地方党政各界，步骤不能一致，势必授人以隙，徒益纠纷。况反动之徒，惟恐不乱，难保不混迹各地，鼓煽风潮。”电文要求通令各地，“如有不法行动，即应取缔，以免为反动派利用，藉安人心而防意外”⁽¹⁸⁾。据此，南京国民政府即通令全国“不得加害日本侨民”，对民众的反日活动加以限制。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在“万宝山事件”的处理上采取了克制态度，但由于日本的挑衅及两国间恶感的加深，谈判期间，上海、青岛又陆续发生中日冲突事件，使中日关系更形恶化。正在此际，“中村事件”被公诸于世。

1931年6月，日本军官中村震太郎大尉自称日本黎明学会干事，带领日本、白俄、蒙古人各一名，到中国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横切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26日，中村一行为中国驻军发现，被带至屯垦队三团团部，经搜查其笔记“多系记载调查将来军事上应用各项”⁽¹⁹⁾，同时还搜查到手绘地形图及关于屯垦军的兵力、武器、营房状况表册⁽²⁰⁾。团长关玉衡决定将其处决，并焚毁尸体。对中村的间谍行为，日本方面非常清楚，日本驻郑家屯领事向奉天总领事报告：“中村大尉遇难之苏鄂王府……属于奉天省政府之所谓禁止履行区域。”⁽²¹⁾为寻找扩大侵华的借口，日军百般扩大事态，于8月17日以耸人听闻的笔调大肆渲染“中村被害”事件，并公诸报端。对此，张学良表示将派员详加调查，如情况属实当予严惩，并将驻防当地团长关玉衡扣押，以应付日方。可是日方却借机大肆渲染中国惨杀日本侨民，煽动日人仇视中国，扬言用武力惩罚中国。20日，陆相南次郎在日本内阁会议上提出必要时采取武力解决的主张。24日，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向外务省递送了关于“中村事件”如不得解决即占领北满的意见书。关东军更是借机向日本军部提出应由关东军自己来“解决”该事件，反对通过外交交涉以谋解决，认为这一事件实为“扬军部威信于中外，回答国民期待并解决满蒙问题之绝好机会”⁽²²⁾。

对关东军的活动，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虽然予以一定程度的抑制，确定不以该事件作为解决满蒙问题契机的方针，防止关东军借机扩大事态。但日本政府事实上已难以约束关东军的行动，其内部尤其是军部的侵华冲动也在不断高涨，因此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关东军的侵华举措。9月18日，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走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承认中村已经被杀，希望循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而正是这天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对中、日间形势日见紧张，日本武力吞并东北野心愈益暴露，关东军已完成临战准备的严峻形势，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并非一概不知。1931年7月，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组致电国民政府，提醒道：“日前中外报载，日军事参议官会议决议于南满设置常备师团，此种于我国主权极有妨碍，即于领土之完整上可谓发生绝大危险，似应由我外部提出抗议，并对世界宣传。查日本政府对满政策近有改变，征候甚多，如宇垣总督正式言明原来统治鲜满为二元制，现改为一元制等，深堪注意。”⁽²³⁾蒋介石处理“万宝山事件”时，对日本的企图大有感触，感叹日方“一面交涉，一面侵略，假交涉之谈判，为侵袭之掩护。其欺诈残酷之手段，乃人类所未有之丑技。及目的已达，乃伪让而退，此其一步一步之螺旋而进之侵略，吾已见其肝肺矣”⁽²⁴⁾。虽然对日方的侵略计划洞若观火，但出于国内剿共战争及应付地方实力派的需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7月23日，他通电全国强调：“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²⁵⁾认为：“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²⁶⁾与此相应，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强调“此非对日作战之时”⁽²⁷⁾，嘱张克制，力避冲突。蒋介石的这一判断，对日本发动侵华事变后，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应付方略，都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故意炸毁沈阳附近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路轨，随后谎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攻击日军，并以此为由向沈阳发起进攻，炮轰北大营中国军队，从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当时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总人数达30万人左右。事变发生时，张部因参加中原大战，移师关内约11万人，留在东北的部队尚有近20万人。日本方面关东军正规部队万余人，另有在乡军人约一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等约3000人，共计约2.3万余人，力量上中方完全可与日军一战⁽²⁸⁾。但是，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都没有足够的抵抗决心。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令，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²⁹⁾“中村事件”发生后，他在北平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³⁰⁾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据荣臻报告，张学良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³¹⁾19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内称：“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³²⁾在日军相继占领安东、营口、长春等地，并有向哈尔滨推进消息时，张学良仍指示：“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惟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安全。”⁽³³⁾

关于东北当局当时的态度，张学良在事变后有过多次的阐述。19日，张会见记者时表示：“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³⁴⁾20日，再次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³⁵⁾24日，在给蒋介石、王正廷的报告中，张学良更详细报告了当时的状况：“9月18日晚十时许，沈阳城北忽有轰然炸裂之声，既而枪声大作。旋据北大营我第七旅报告，乃知系日军向我兵营攻击。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免除扩大事件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³⁶⁾

地方当局取不抵抗政策，中央政府态度也极软弱。9月19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会议，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正在由宁赴赣的途中，会议由戴季陶主持，决定若干应急事项：“众意对外仍采诉之国际联盟，请其主持公道，对内则亟谋全国国民及本党同志牺牲成见，一致联合，又电催介石迅即返京妥商一切。”⁽³⁷⁾20日，国民党中常会续开临时会议，决议致电粤方要求共谋团结御侮；定23日全国下半旗纪念国耻并停止娱乐一天。19、20两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两次对日提出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

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会商处理方针，蒋对日前中央临时常会决定的若干办法表示赞同，主张对日避免扩大战争，向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签字各国申诉，求得公平的决断。同时对国内必要口岸及首都，加紧警卫，并谋求与粤方妥协。22日，蒋在南京公开发表的讲演中强调：“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³⁸⁾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告：“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³⁹⁾

为应付内外危机，9月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对日政策之研议机关；同时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并将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事诉诸国联，信赖国联公理处断。南京国民政府对和战的态度在其告学生书中说得很清楚：“宣战问题，决不能以学生之罢课与否为衡者也。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⁴⁰⁾就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而言，这篇书告强调的显然是不可战的一面。

当时，南京中央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为：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依靠国联主持公道。蒋介石在次年曾明确表示：“以中国国防力量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⁴¹⁾所以，虽然南京方面的抵抗调门比之东北地方当局要高一些，但在精神实质上，南京中央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是一致的，宁、粤谈判时，顾维钧曾致电粤方为张学良解释：“度汉卿兄当时用意，无非因彼出于整齐划一之步骤，而我尚为四分五裂之国家，以一隅而当大敌，实不得不出诸慎重。此种委曲求全之苦心，兄与弟等深知，亦当为粤方诸君所能谅解。”⁽⁴²⁾顾维钧此言，相当程度上道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的心声。

由于中国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坚决抵抗的决心，日本发动事变后，迅速占领沈阳及其周边地区。日本军方材料记载，9月19日，日军接到报告：“已攻进奉天附近、营口和凤凰城，完全解除敌军武装……东北当局已四散逃避”，“军司令官了解到上述情况，认为如果没有接受幕僚的献策，不把事态扩展到今日这样严重的地步而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则将贻恨百年，徒劳后悔。”⁽⁴³⁾在这样弹冠相庆的气氛下，关东军的对华强硬和冒险政策被看作先见之明，备受推崇，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逼迫和侵略由此已经难以动摇。

三　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变方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调是不抵抗，但在日本步步紧逼和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催迫下，也不得不作出不惜一战的表示。事实上，对于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邵元冲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就提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⁴⁴⁾戴季陶、朱培德在致蒋介石电中更说到：“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工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⁴⁵⁾对于这样无可辩驳的声音，蒋介石无法坐视不顾。9月21日，事变后三天，蒋在答复山东刘珍年关于如日军犯烟应如何反应时，指示：“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⁴⁶⁾态度比较含混，虽有伺机而动，暂不抵抗的意思，但也要求严阵固守，不排除进行抵抗。23日，蒋介石答复熊式辉日本如在上海寻衅应如何应付时强调：“应正当防卫，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⁴⁷⁾25日，致电韩复榘指示山东方面行动方针时明确指出：“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由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⁴⁸⁾10月5日，蒋再次指示上海驻军“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⁴⁹⁾。蒋的这些答复出现在其与地方军事长官的函电中，在当时情况下，应不完全是大言惑众。

蒋介石做如上表示，当然并非真已下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主要目的还是为顺应民心，应付舆论。事变爆发后，在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中激起了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潮。学生罢课、示威、游行，反对对日消极不抵抗政策，并组成请愿团前往南京。9月28日，数千学生在国民党党部外进行大规模游行，中央大学学生冲入外交部将外交部长王正廷殴至重伤，王正廷被迫于9月30日辞职。面对全国不断高涨的抗日声浪，10月12日，蒋介石公开申明：“到万不得已时，公法与公约，都不能维持的时候，也决不惜任何牺牲。”⁽⁵⁰⁾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对外宣言，指出：“日本武力占领东三省，至今已将两月，中国忍耐至今已至最后之限度。如日本继续蔑视国联保持正义之主张，不顾国际公约之尊严，而国联及各友邦无法履行其签约国神圣义务之时，中国民族为保障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九国条约》之尊严，及执行民族生存自卫权，虽出于任何重大牺牲，亦所不恤。”⁽⁵¹⁾会议通过决议：“授予国民政府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正当防卫手段之全权。”⁽⁵²⁾

当时，南京方面受民众尤其是学生的压力，又遭以胡汉民为首的粤方强烈攻击，不得不作出对日强硬姿态稍稍平息各方的责难。大言既出，蒋介石也不能不有所举措，11月23日，他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处为宜？中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⁵³⁾随后，蒋调兵遣将，摆出一副准备北上的架势。

但是，石家庄及河北一带是张学良的地盘，东北失陷后，张氏的政治生命已全系于华北，他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蒋作出表态后，张学良并未响应，而当时情况下，中央军北上又必须与东北军协同，双方不能一致，出兵之议很快搁浅。事实上，蒋介石提出动议时，就未尝没有考虑到张学良的态度，出兵北上，更多的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姿态。南京国民政府的真实想法，其对手方日本人的观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日本代理驻华公使重光葵在给日本政府的电文中写道：“国民政府政策是迅速解决内乱（迅速地认真同广东方面的妥协终于实现了），以统一的力量，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将此次事件诉之国际联盟（由于最近宋子文的联络，同国联关系已变密切）及主张《非战条约》的美国，用全副内外宣传力，强制促日本军撤退，尽可能与归还山东时一样。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同日本国缔结有关今后满洲问题的适当的协定，还有为这个目的进行谈判时，国民政府也不会参加。”⁽⁵⁴⁾

重光葵的观察堪称老辣，“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迅速确定诉诸国联的方针。9月21日，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施肇基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正式向国联秘书长德留蒙提出照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的罪行，并“请行政院根据《盟约》第十一条所赋与之权力，立采步骤……恢复事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款之性质与数额”⁽⁵⁵⁾。9月下旬，根据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国联行政会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问题。9月30日的决议肯定日本政府关于“尽速将其军队撤回至铁路区域”⁽⁵⁶⁾的表态。但是，日方并未如其承诺的那样撤军，相反于10月初出动十二架飞机轰炸锦州。

锦州是辽西重镇，沈阳沦陷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迁移至此，是张学良、也是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治权的象征。另外，锦州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关东军的行动使英、美为之震惊，美国总统胡佛表示“对日军占领区之继续扩大，深切注意”，希望国联“在其调处中日行动之法律权限内，保持一切强制与权力”⁽⁵⁷⁾。国务卿史汀生向日本驻美大使提出质询和抗议。10月24日，国联行政会再次提出决议案，要求两国政府“不得诉于任何侵略政策或行动”，限日本在11月16日以前“立即开始并顺序进行将军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⁵⁸⁾。这一提案在表决中获13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但根据盟约规定，此类提案须行政院包括当事国在内全体—致通过才具法律效力，提案的约束力十分有限。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下一步走向尚略有不同。日本军部坚决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并准备从朝鲜调集军队增援。日本若槻内阁则主张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声明》，宣称日本“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⁵⁹⁾。但是，日军的顺利进军刺激着关东军的胃口，也使内阁的担忧和质疑变得多余。日本政府此后的所作所为更像是在国际上帮助军人顶住舆论的压力和列强可能的干预。

对国联绝对多数要求撤兵的意愿，日本方面先软后硬，最后完全置之不理，声称：“10月24日票决之决议案，既未得全体一致之接受，日本不认为有效。”⁽⁶⁰⁾就在国联提出撤兵提案当天，关东军拟定《解决满蒙问题之根本方案》，明确提出在东北要以建设“独立满蒙国家为目的”，新政府其实权操之于日本手中，并以东北四省加热河与内蒙古为领域⁽⁶¹⁾。根据此一方针，日军继续在中国制造事端，11月8日，驻天津日军策动汉奸李际春、张璧组织游民千余人发动武装暴乱，袭击市公安局、市政府及河北省政府，天津市当局宣布戒严，拘捕61人。9日，驻天津日本领事借口一名日军排长被中国士兵打死，向中方提出警告，限中国军队“退距日租界三百米突以外，我退去后，炮弹向我界轰炸，甲车向我界出动”⁽⁶²⁾。同日，张学良通电南京报告日军策划天津暴乱的经过。13日，蒋介石面见列强驻华公使，“责问其租界是否为扰乱中国之策源地而设，天津日租界与各国租界有共同负责性之条约，为何各国放任日本扰乱行动，不加干涉，是否要我中国只守一方面条约而对方不惟以条约为压迫中国之护符，且藉此为扰乱中国之张本”⁽⁶³⁾。希望列强能出面对日本政府施压，约束日军行动。26日，日军又一次袭击省、市政府及电话局等机关，并提出中国军队撤出天津，绝对取缔抗日活动等无理要求。

在天津制造事端同时，日军加紧侵占全东北的军事进攻。11月25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日站日本壮丁被征，妇孺归国，年老者均留看守。态度严重，似有袭锦模样。”⁽⁶⁴⁾26日，关东军第四混成旅团越过辽河，向锦州进犯，前锋进抵打虎山、沟帮子。对于关东军进攻锦州的企图，日本政府认为其过于冒进，担心引发国际冲突。27日，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暂时止住了关东军进一步南侵的步伐⁽⁶⁵⁾。

日军策划进攻锦州时，南京政府代理外长顾维钧向英、美、法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驻锦州中国军队撤到山海关，日本向三国和国联保证不占领锦州，国联派军驻扎“中立区”⁽⁶⁶⁾。张学良对“锦州中立化”方案也非常感兴趣。11月底，张学良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举行直接交涉，张希望日军最大限度不越过原遣地点即巨流河车站，中国须留少数军队在锦县一带即中立区域内，以防止匪患，维持治安⁽⁶⁷⁾。但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对“锦州中立区”方案并不满足，而是极力欲将锦州攘入自己手中，英、美、法三国也不愿直接介入调停，“对担保一层均不允可”⁽⁶⁸⁾。中立区提议同时引起中国人民的激烈谴责，在舆论强大压力下，1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东三省事件应积极进行于国联切实保证之下解决；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天津与日租界毗连之处如有中立国切实保证，得划临时缓冲地带以避免冲突⁽⁶⁹⁾。4日，南京国民政府电请国联取消“中立区”计划。7日，国联行政院放弃这一设想。

由于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委员会，该委员会以五人组织之，就地研究任何情形影响国际关系而有扰乱中日两国和平或和平所维系之谅解之虞者”⁽⁷⁰⁾。该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审查中、日之间的争议及考虑中日争议之可能解决办法。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派顾维钧以中国代表处处长资格参加，于能模作为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专门委员身份参加，日方参加委员为曾任驻沈阳总领事的吉田伊三郎。由于决议一开始就规定：“该委员会对于任何一方之军事办法，无干涉之权。”⁽⁷¹⁾所以调查团对于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实际无法起到阻遏作用。

在国联根本无力制止日本，而关东军又得寸进尺，逼迫无度状况下，中国政府和东北地方长官仍旧态度暧昧。虽然知道依赖国联难以有成，但又没有与日本决一雌雄的决心，只能以国联为幌子，继续维持“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的态度，寄希望于“公理之裁决”。力图维持不战不和局面，拖过此一危机。

12月15日，尽管用尽心机，蒋介石还是没有逃脱众多的攻击，被迫辞职下野。在他辞职前，12月11日，日本政局发生变化，若槻内阁总辞职。13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阁。犬养毅任命强硬派的荒木贞夫为陆相，受到鼓舞的关东军策划以“剿匪”为名再次进攻锦州。18日，关东军司令部确定《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和《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日军攻锦一触即发。

锦州是中国在东北行使主权的象征，南京国民政府对锦州的得失不能不予以重视。11月25日，顾维钧致电张学良，指出：“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⁷²⁾同日南京国民政府致电张学良，强调：“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30日再电张学良严厉指出：“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职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自解？”“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⁷³⁾蒋介石下野前也致电张学良，要求“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⁷⁴⁾。全国人民要求保卫锦州的呼声更为强烈，学生罢课、集会、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情绪激昂，据顾维钧报告：“北平学生示威团到部，捣毁颇剧，嗣赴中央党部示威，由蔡孑民、陈真如出见，均被殴受伤。陈晕倒地，蔡被劫去。幸由士兵开空枪示威，学生溃散，方始救回。”⁽⁷⁵⁾

张学良以得不到南京方面切实援助为由，拒绝固守锦州。早在12月8日，顾维钧在致张学良电报中就提到：“吾兄所提抽调驻锦军队一部分入关一节，请万勿实行。”⁽⁷⁶⁾可见，张此时对守锦已无决心。18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向陆军部报告：“锦州的东北军一旦果真遭受关东军攻击，似有轻轻一战后即撤至关内之意图。”⁽⁷⁷⁾日方的这一报告绝非空穴来风。21日，张学良电令于学忠：“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⁷⁸⁾25日电呈国民政府认为：“我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悲观恐日心理暴露无遗。同时，张学良在电中强调“枪炮弹药，极感缺乏”，要求“火速饬拨现款百万元”、“速拨枪弹某口径者一千六百万发，某口径者八百万粒”、各种炮弹四十五万发、步枪一万枝，而且“所有弹款，务请于一星期内发到”，“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殚竭愚诚，亦必无济于事”⁽⁷⁹⁾。

12月26日，张学良再电南京国民政府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难为。”⁽⁸⁰⁾张学良此时的真实想法，在其致吴稚晖函中隐约有所透露：“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⁸¹⁾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声称：“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且善后问题，不可不预加筹计。”⁽⁸²⁾除此之外，导致其对自身、对南京国民政府如此没有信心的另一重要原因则应为“中东路事件”。“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在苏联攻势下的溃退及南京中央政府的无所作为或无法作为，对张学良不能不形成深刻的印象和刺激。

出于自身利益的种种考虑，张学良实际放弃了在锦州的抵抗。与此同时，蒋介石下野后新组成的南京中央政府表面上虽一再督促张学良严守锦州，实际却与日方派出的使者秘密接触，谈判东北命运。犬养毅上台后，派其友人萱野长知为密使，赴中国与南京政府接触，先后与司法院副院长居正及行政院院长孙科会谈，并达成初步协议。12月24日，在与孙科会谈后，萱野致电犬养毅报告双方协商结果：“中国政府为解决满洲问题特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任命居正为主席，许崇智、陈中孚、朱霁青、傅汝霖等人为委员……委员会任务是改组东北各省的行政组织，整理行政事项，维持秩序，查办张学良（已和张学良的部分手下取得联系）……解决中日两国间的所有悬案。所有事务将委托居正一人全权处理……发表以上各委员的任命时，中日双方即应立刻维持现状，居正到任以后，中日立即商订日本撤兵等事宜。”⁽⁸³⁾这一协议中方未坚持以日方撤兵为谈判条件，而且事实上把张学良排斥在解决东北问题之外，证明南京政府对锦州得失并不十分在意。即使如此，当日本军方得知犬养毅和中方秘密接触，仍然予以强烈反对，迫使犬养毅中断了和中方的接触。

12月28日，日军集中第二师团、第二十师团一个混成旅团渡过辽河攻击锦州。同日，荣臻至北平面见张学良后返锦，下令各军撤退。次日，锦州一带驻军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继为由，向关内撤退，只留黄显声、熊正平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维持锦州一带治安。1月3日，日军进占锦州，东北全境基本被日军侵占。

日军对锦州的觊觎，由于中国方面放弃有力抵抗，再次轻易获得成功。张学良在日军进迫锦州时，一再强调双方实力的差距，其实这并不能成为有力的理由。当时，东北方面在黑龙江省拥有正规军1.5万人，准军事部队1.8万人；吉林五万多部队由于熙洽率部投降，实力大损，但尚留有部分反日力量；退守锦州的辽宁部队是东北军的主力，尚有十余万人。相比之下，日军加上违令增援的朝鲜军在东北总兵力也只有五万余人，这些部队要控制辽、吉两省已占领的广大地区，还要对付黑龙江的马占山部队，可以抽调用来对付锦州的部队实属有限。同时日军对东北用兵在国际上引起很大不安，日军既须在北边对苏联保持警戒，还要照顾英、美的反应，关东军内部对是否进攻锦州扩大事态也存在意见分歧。因此，日军在东北事实上并不是毫无顾忌。正是由于中国方面的妥协退让，使关东军的冒险行为再次得逞，也进一步刺激了侵略者的扩张野心。有回忆谈到，当时王以哲曾痛切指出：“如果九一八之夜，我们坚决抵抗，事情就不是这样的结局，敌人的野心可能遭到遏止。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真是有口难辩呀！”⁽⁸⁴⁾这样的反省，痛切且切中要害。

四　东北军民的抵抗与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

日本对东北的武装侵略，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除工人罢工、市民逃避以及知识界、工商界、银行界、宗教界等拒绝与其合作外，主要还有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东北义勇军（群众自发的武装）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东北军基本上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局部的抵抗时有发生：1931年11月，日军进犯黑龙江，马占山率部抵抗，歼敌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骑兵队，是为轰动全国的“嫩江桥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黑龙江一带和苏联利益密切相关，日本不愿因此冒与苏联冲突的风险，对在黑龙江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态度谨慎。关东军为达到占领黑龙江的目的，避开哈尔滨，用汉奸部队打头阵，沿洮昂铁路向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带进攻。

10月10日，北京张学良电令黑河镇守使、步兵第三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东北边防驻江省副司令官、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和黑龙江督军署参谋长谢珂等积极布置军事防务，准备迎击日军进攻。13日，投靠日本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派伪军三个团为先锋，由通辽经洮昂路向齐齐哈尔进犯，遭守军痛击，双方隔嫩江对峙。齐齐哈尔位于松辽平原，嫩江是其天然屏障。为阻止伪军过江，马占山军拆毁嫩江铁路桥。关东军以洮昂铁路系满铁所建，破坏铁路桥侵害日本财产为由，开始走上前台。

为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日本向北进攻急需取得苏联不干涉的承诺。10月28日，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奉命向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询问苏方是否向马占山部派遣教官，提供武器，以及是否打算向中东铁路派出军队。29日，苏联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否认向包括马占山部在内的中国东北各支军队提供援助。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与广田见面时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一贯实行严格的和平与平等关系的政策。它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⁸⁵⁾苏方的明确表态，使日方打消了对苏方干涉的顾虑。与此同时，英、美国家私下里希望日军北进，由其充当远东的反苏堡垒，对日本向北进兵装聋作哑。11月4日始，日军调集嫩江支队、第十六联队第七中队、工兵第七中队“变服华装”⁽⁸⁶⁾，与张海鹏军等数千人，向嫩江桥守军阵地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痛击来犯之敌，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日方材料显示，日军战死167人，伤六百余人，张海鹏伪军被歼七百余人。

日军进攻失利后，数次要求马占山下野并撤出齐齐哈尔，均遭严拒，马通电全国表示：“大敌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砺所部，誓死力抗。”⁽⁸⁷⁾在整个东北不抵抗的大背景下，马占山的对日抵抗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国民党四全大会通过提案，“以大会名义电慰马占山及黑龙江驻军将士”；“令张副司令就近速调大军驰援黑省，抗拒侵略”⁽⁸⁸⁾。

11月16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可暂时进入齐齐哈尔”的命令。次日，关东军调集全部增援部队约八千人，在数架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以洮昂铁路为中心的黑龙江防御阵地发起全线进攻。在日军猛烈攻击面前，守军官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竭力抵抗，连续打退日军的十多次进攻，守军亦付出沉重代价。战斗持续到18日下午，守军已弹尽粮绝，伤亡过半，日军以坦克重炮“猛攻急扑，以致全阵动摇，几不能支，幸我军心振奋，以一当百，尚在支持期间，彼军骑兵，更复四出扰乱，同时并以飞机两架，飞至省垣猛炸”⁽⁸⁹⁾，守军势穷力竭。19日，马占山下达总退却令，收拢残部退至齐齐哈尔，而后向海伦、拜泉、克山一带撤退。

攻占齐齐哈尔后，哈尔滨成为日军下一攻击目标。哈尔滨是东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也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日方对进军哈尔滨态度更加谨慎。日本方面与苏方频繁接触，苏方重申实行“不干涉政策”并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对此，日外务大臣后来不无感激地谈到：“满洲事变当初，苏联政府虽标榜中立与不干涉方针，却同意由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事件时，对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苏联政府鉴于事变之进展，于昭和六年末向我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⁹⁰⁾1932年1月28日，在确知苏联态度后，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关东军向哈尔滨出兵。日军两个旅团随即向哈尔滨进攻，2月2日，迫近哈尔滨近郊。依兰镇守使、步兵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联络丁超等成立吉林自卫军，展开哈尔滨保卫战，“抗战极烈”⁽⁹¹⁾。5日，在日军强攻下，自卫军损失严重，防地相继失守，被迫撤离哈尔滨，退往宾县、巴彦一带，哈尔滨被日军占领。不久，在宾县、海伦的吉林、黑龙江两省政府消亡。张景惠与熙洽等组织东北政务委员会，公开降日。短短四个多月内，日军侵占中国从山海关至黑龙江总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外敌入侵，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坚持执行对外妥协政策，这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重要关联。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⁹²⁾。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⁹³⁾1932年1月11日，下野后退居奉化老家的蒋介石借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会上演讲的名义，发表《东北问题与抗日方针》一文，系统阐述了其事变以来所持的退让政策，宣称中国尚无实力可与日本一战，提出“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为“今日我国外交惟一之途径”，“四不政策”，实际成为此后数年蒋介石与日本周旋的基本方针。

在举国抗日气氛高涨，当政者或奔走呼号，声言抵抗，或犹豫迁延，噤口不言时，蒋介石的表态反映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强烈信念。当日本占据中国大片国土，民族危机迫切时，蒋介石对立即奋起攘外缺乏信心，而将现实的政策重心集中到安内上。作出这一选择，其所持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认为中日间的未来战争形势极为严峻，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一战。强调中国由于久经战乱，国力困乏，军事上也毫无准备，尚不具备抵御日军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在国内没有安定统一时来谋攘外，将使自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⁹⁴⁾。因此，大规模的攘外有待国力的充实和内部的安定。由此引申，蒋的第二点理由是强调大规模的攘外须待最后关头的来临。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他对攘外就有所谓最后关头的说明。1931年9月，蒋谈到：“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⁹⁵⁾1932年底，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于今于此，虽决心牺牲一切只求保全本党，维持政府，以为救国之道。然非至最后，得到相当价值，于党国确有保存把握，则不作无益之牺牲也。今日谋国之道，外交固为重要，然内政不固，则外交难言。而内政又非巩固基本地区与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故以后未至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以顾其他。”⁽⁹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较明确的意识和较清醒的判断，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知道，和日本侵略者最后摊牌终究无法避免。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基点，毕竟立足于先安内。蒋虽屡屡以“最后关头”为辞，表明并宣泄对日本侵略的强烈愤怒和抵抗情绪，但是根据他的说法：“以我陆海空军之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屈服而不可得。”⁽⁹⁷⁾抵抗是为了生存，既然抵抗尚不足以求生存，现实的道路便只能是妥协。抵抗的未来目标和妥协的现实道路在这里悄然结合在一起。因此，“最后关头”既是他在日本压迫威胁其整个生存时，将不惜牺牲、全力一战真实想法的体现；又是他退避锋芒、忍耐求和，借以拖延摊牌时间的策略。

总体看，“九一八”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安内是中心，妥协是主基调，但妥协又有限度，“攘外必先安内”的判断和“最后关头”的提法，两者的结合点即要在妥协与抵抗、战与和之间保持一种艰难的平衡。“攘外必先安内”，有妥协的成分，也有抵抗的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内容。

第二节　宁、粤和谈与合作分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宁、粤为和谈讨价还价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整个中国为之震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局。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国民党内相互对峙的宁、粤双方，谁也不可能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面对全国民众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吁，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缓和。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抵北平时，正在北平的吴铁城、李石曾、张继三人立即联名“特急”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请“接受调停”，并称：“此时此际，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于一切利害之上，今日唯有剿赤、救灾、御外三事为国人所同情，反是则为人民所不恕。”⁽⁹⁸⁾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致电粤方，表示：“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⁹⁹⁾。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亦可。”⁽¹⁰⁰⁾

面对迫在眉睫的外辱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对外的呼声，粤方不得不暂停军事行动，公开发出“马（21日）电”，表示赞同“和平统一”，但同时提出和平统一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主要内容为：（一）蒋介石下野；（二）取消广东国民政府；（三）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¹⁰¹⁾。当天，孙科出席非常会议纪念周，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和平解决宁粤纠纷，作题为《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的演讲，明确表示：“蒋如下野即可和平解决，不一定要出兵。但蒋下野如是骗人的假话，两广军队仍可随时开动应付。这便是国民政府对于和平的表示。”⁽¹⁰²⁾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得知粤方的态度后，立即复电粤方表示：“公等致蒋马电钦佩万分，北方袍泽一致照此进行，必期达到目的而后止。”⁽¹⁰³⁾

21日下午，蒋介石自南昌“剿共”前线返回南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同时决定“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¹⁰⁴⁾。针对粤方“马电”中提出的三个条件，蒋介石同陈铭枢等人当面制订了解决粤局的三项原则，内容如下：“（一）如粤中能负全责，则在中央同人尽可退让，一切请在粤同志整个的迁来首都，改组政府。至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确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二）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应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齐集首都，共赴国难。（三）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沪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¹⁰⁵⁾

28日，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人同期抵达香港，双方展开先期谈判⁽¹⁰⁶⁾。陈铭枢首先将蒋介石致汪、孙、古的亲笔函交给粤方代表。蒋在信中表示：“当国三年，愆尤丛集，过去之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谴无所加，何心复求诿卸。唯愿诸同志以党国为重，念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不复以平苦【昔】之龃龉为芥蒂，度此漏舟覆巢之惨祸。”⁽¹⁰⁷⁾随后，宁、粤双方代表分别阐述了各自解决时局的三原则和三条件。第二天，双方继续谈判，新由欧洲回国的伍朝枢（胡派骨干，接近孙科）也应邀参加⁽¹⁰⁸⁾。最后，达成如下两项协议，由陈铭枢等联名电蒋介石：“（一）钧座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急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粤方亦发一通电，亦向国民引咎，并说非统一不能救国，赴京开会，取消广州政府，并不以钧座下野与否为条件。两电须同时发表，电稿均在草拟。（二）须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俾粤方诸同志即可安心来京，在总理陵前宣誓开会，议决统一政府办法。”⁽¹⁰⁹⁾

当日，蔡元培、张继二人又将双方草拟的通电文稿报蒋介石，并表示：“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以人选为第一义，拟请任陈真如为首都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已得陈及粤诸同志同意……此事为和议重要关键，发表之期愈早愈好。”⁽¹¹⁰⁾第二天，蒋介石致电蔡元培等表示：“京沪卫戍事宜请真如兄主持，即日照办。中应引咎自责及个人去就不成问题，早经陈明，惟两方通电时间若与实际解决相距过远，照目前形势深虞于外交、财政发生困难。”因此他主张粤方“同志即日来沪，详商一切”⁽¹¹¹⁾。蒋的这一指示，实际上否认了双方协议中要求蒋先发表下野通电，再行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蒋曾在当天日记对粤方这一前提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接粤方拟稿通电，仍以统一会议，改组统一的国民政府为条件，并多诬辱之句。当此横逆之来，既要余屈服，又要余负责，而若辈毫无负责勇气，既不顾大局，一意捣乱，而又无能力来组织政府；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且乘此外侮之机，勾结敌国，动摇国本，能不痛心！此时只有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以求万一之补救。”⁽¹¹²⁾尽管蒋口头上说得冠冕堂皇，一再对粤表示“个人下野更无问题”，而内心深处是不肯轻意放弃权力的。

30日，宁、粤双方代表自香港抵广州，随即同粤方全体举行会谈，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方党政军领袖，因汪精卫、孙科未能坚持粤方原定的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的主张，因此，元老派强硬表示：下野“通电发表之前不能来沪”，“发表之期，希望在本（10）月五日”，并进一步要求：“自通告发表日至开会日至少三星期，并须十九路军全部到达京沪以后。两方所希告之十月十日四全代表大会，拟由两方亦于五日宣告展期。”⁽¹¹³⁾此时，阎锡山也致电粤方表示支持，称“现在北方发动较易”，请指示“具体办法”⁽¹¹⁴⁾。同时电汪精卫表示：“闻蒋复电拒下野，不知确否？弟意迁就当有界限。”⁽¹¹⁵⁾

10月2日，陈铭枢密电蒋介石报告：“广州若干老同志尚持异议”，“有人欲加提困难条件，对和议施其破坏伎俩。”他还向蒋解释和议之困难，“甚至张（继）先生与君佩（李文范）同志相对下跪，乃得议定”，并恳请蒋在其下野“通电中统议产生之国民政府成立，当解除任务，即日引退一节，乞勿更改，免至和议根本动摇”⁽¹¹⁶⁾。

粤方此举，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蒋当日即复电拒绝，并对蔡、张、陈三人颇有责备之意，蒋致电三人表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统一中国方能对外救国。故于此党国存亡之际，不得不在事理上求一圆满解决之道，特与兄等面定三个原则……舍此三者之外，而欲必有条件相要胁，则于情、于理、于公、于私皆不能通，无异背道而驰，殊非中正所愿闻也。兄等竟忘此三个原则及无条件三个字，而乃来此绝无磋商余地之东（一日）电，未知何意，诚令人不解……今粤中同志既不在情理与国难中求解决，又不能来此面商，则先发通电更滋纠纷，无补于事。”⁽¹¹⁷⁾对粤方逼迫“先发通电”一事，蒋介石斥之为“直等于儿戏”。他在日记中愤慨道：“国事危急至此，而若辈尚以敌对态度要胁不止，对国内与中央则施压迫，对倭寇则勾结迁就，是诚无人心矣。呜呼！人心已死，可叹孰甚。”⁽¹¹⁸⁾

粤方得到蒋氏此电后，双方和谈几乎破裂。10月3日，原拟返京的陈铭枢得知蒋电内容，也深恐粤方“借口破坏”，再次从香港“与哲生重入广州，与汪同志密为挽救”，并电蒋解释道：“以职近日观察，钧座如通电后，汪、孙两同志必可离粤赴沪。汪、孙离粤，则中央对外对内均可绰有余裕……如通电不发，则某等必于双十节开四全大会，汪、孙两位再无术可以斡旋，形成更强【僵】之局……生死关头，系于瞬息，恳再赐察核。”⁽¹¹⁹⁾4日，蔡元培等人也电蒋解释道：“钧座对于培等东电似有误会。此间各同志意见颇多。所谓两方同发通电，全由汪、孙两同志苦心磋商之结果。通电一发，彼等次日即可来沪把晤。不过以通电为会晤之标纽，非作为条件也。江午钧电到后，误会者尤多。现由汪同志设法解释。结果如何，再行报告。”⁽¹²⁰⁾

面对蔡、陈等人的解释，蒋介石仍毫不妥协。而此时粤方内部开始出现较大分歧。这一分歧又被刚刚返粤的陈铭枢所洞察。10月4日，陈一天连发两密电向蒋报告观察所得：“粤中群情庞杂，老同志成见极深，某等复存心破坏，精卫、哲生暗中调协，意甚诚切。”⁽¹²¹⁾“汪先生坚决主张赴沪，下午与某等大辩论。哲生与汪意见一致，伯南（陈济棠）受激动亦甚赞成。明日他们开非常会议解决。他们即不通过，汪亦必行。枢极劝孙同行，前途可乐观。”⁽¹²²⁾

蒋介石得到陈的密报后，态度更加强硬。第二天蒋致电蔡元培等人，转告粤方：“对于通电原则，前电本已赞同，且甚愿早发，无所犹豫。惟当此外交紧急，存亡呼吸之际，不可一日无政府，此电文句虽发，电后仍未下野，而中外心理与事实已等于入无政府状态……通电发表之后，粤中同志尚未来到之前，中间负责无人，万一发生意外，不但无以自解，即粤中同志亦与有责。如粤中同志能早日来沪，或请精卫、哲生、襄勤、君佩诸先生来亦可。诸兄朝到沪，此电夕即发。诸兄若不能来到，此电为国家计，实不能不负责审慎。”⁽¹²³⁾

为了加强对粤方内部的分化，蒋介石首先将汪精卫列为主攻目标，密电陈铭枢转汪精卫，称赞：“兄排除众议，毅然来沪，共赴国难，患难乃见真友，遥闻之下，无任铭感。”⁽¹²⁴⁾由于蒋的强硬立场和粤方内部不和，10月5日，非常会议被迫作出让步，决定：（一）最低限度先释放胡汉民；（二）全体联名请胡复出。汪精卫于会议席上亲笔致函胡汉民，写好后由各人连署，托陈铭枢带往南京面呈。函称：“展堂先生大鉴：蔡、张、陈三先生来，具述和平统一之必要，弟等皆同此心，惟弟等一致之要求在先生即来沪一行。如先生抵沪，此间即举出代表来沪共商统一之进行。弟等已托真如先生先回，与介石先生接洽一切。想对于此等最低限度之要求必能达到。惟盼先生俯顺弟等之意，即行来沪，以慰同志之望，而促进和平统一之进行。”⁽¹²⁵⁾同时，广州国民政府也作出如下决定：“（一）由蒋决定发表下野通电日期；（二）十九路军调宁后，粤代表方北上；（三）俟在沪商有头绪，粤委始赴京。”⁽¹²⁶⁾

6日，广州“非常会议”公开发表其解决时局主张的“麻电”，强调“民主政治之先决条件，在使武力受政治之支配”，并提出四项具体办法：“（一）废除海陆空军总司令；（二）设军区，军区之划分，不必同于行政区域之划分；（三）军需之独立，革除以个人支配军队，以军队长官支配军饷之恶习；（四）国防统于中央，保安属之地方，全国军队应负此两大任务。至于政治，绝对不容干涉。”⁽¹²⁷⁾至此，双方谈判暂告一段落。

10月8日，蒋介石针对粤方态度，致电何应钦告之今后宁方所持立场：“对粤方针以无条件合作，并无所谓党政军分工之说；对日备有最后之决心，如逼不得已，惟维持革命之精神、民族之人格，以留历史之光荣。但并无联俄之策，亦决不屈服于日本武力压迫之下也。”⁽¹²⁸⁾10月10日“双十节”，蒋自省道：“自十七年双十节就国府主席以来，至今正三年矣。此三年之中祸患迭起，残乱频乘，而尤以最近半年内为特甚。此皆余智力不足，用人失当，不能自拔之过也。外侮内忧、天灾人祸之来，固由余德薄之所致，而所以致余至此者，乃自名为一般老党员争权夺利，舍责避怨，宁使党国灭亡，而不顾新进后起，其意气用事，实足以灭亡而有余也。世人不察皆加罪于余一人，余亦愿任其咎，否则无人能胜此重任也。余于此惟有忍辱负重，死而后已耳。”⁽¹²⁹⁾

12日，陈铭枢由粤抵京，向蒋介石报告议和经过。蒋深知此时如再不释放胡汉民，尽管汪精卫、孙科等人愿意北上，“惟古（应芬）等以高压手段阻其行”⁽¹³⁰⁾，宁粤和谈很难实现。此时宁方要员也“皆主展堂日内即至沪”⁽¹³¹⁾。蒋于是被迫答应粤方条件。次日，胡汉民在陈铭枢、吴铁城陪同下先去见蒋。据陈回忆：“他们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胡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当即由蒋决定推我及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同胡一起赴沪，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统一会议。14日晨，蒋又亲往胡宅拜访，下午我们陪同胡赴沪。此为胡自1928年入京后第一次离开南京。”⁽¹³²⁾

15日，胡汉民致电粤方报告平安，并对以往党内纠纷深刻反省道：“过去党内一部分力量属于己有，党即失去团结之本体。人每欲自私，则互相排他；排他则纠纷愈多，而各人遂忙于对人，忽于对事。而奸黠者流，乘虚以入，肆其恶行，亦遂莫由过问，驯致过则归于吾党，权则归于他人。久而久之，党不为人民所重，乃为人民所轻，积渐且为人民所忌恨矣。此其错误，皆不容吾辈各自诿卸责任，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但胡又不忘为自己表白，称：“然平日自检，担负既往之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则最切。”为此，他请求粤方从速“推举代表来沪进行议和，共商大计”⁽¹³³⁾。此前，蒋介石拜访胡汉民时，曾自谦道：“余以过去之是非曲直，皆归一人任之，并自认错误。”⁽¹³⁴⁾但当蒋得知胡电内容后则慨叹道：“以粤方与展堂阻碍，内忧甚于外患，可叹。”⁽¹³⁵⁾

就在胡汉民赴沪当日，陈铭枢根据双方和议要求，下令调所属十九路军开京沪驻防⁽¹³⁶⁾。粤方看到胡汉民已恢复自由，符合非常会议的最低要求，于是决定派汪精卫、孙科、伍朝枢、古应芬、李文范五人偕同蔡元培、张继赴沪。后古氏因病无法前往，粤方又加推邹鲁、陈友仁两人为代表。同行的尚有唐生智、张发奎、黄绍竑等，连同随员一百多人，于21日抵达上海。行程中还有一小插曲：船经台湾海峡时遭遇强台风，相当危险。黄绍竑曾开玩笑地对唐生智说：“孟潇，这回如果不是‘同舟共济’，就是‘同舟共葬’了……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对国家有益的，因为同船的好些人，都是以前内战的捣蛋鬼。”⁽¹³⁷⁾

粤方代表赴沪前，还分别致电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领袖，转告广州国民政府主张，并表示决定另设“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各国防分区”，“请领导北方同志一致主张”⁽¹³⁸⁾。阎对“政府主张极表赞同”，立即复电表示：“自当遵嘱催促北方一致行动也。”⁽¹³⁹⁾改组派还四处宣传：新政府将以“唐绍仪任国府主席，蒋任国防会主席，其他四国防分会主席以作相、宗仁、济棠、玉祥分任”⁽¹⁴⁰⁾。

汪精卫等人抵沪后立即同胡汉民会合。当时粤方许多人都认为这回汪、胡两位领袖能真诚合作，国民党可以改变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势。当汪、胡二人在伍朝枢寓所见面时，汪也作出一付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于是胡也就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的话⁽¹⁴¹⁾。事实上，粤方内部的裂痕早已显现。据蒋派往香港执行分化粤方任务的杨永泰18日报告：“汪、孙、李、伍等明晨赴沪，伪府立场全失。故和议完满与否，汪、孙绝不再作回粤想。近日汪极亲孙、尊孙。彼二人亦欲自介于胡派与中央间之调人。当前和局纵不十分迁就，亦必事成。粤方畏赤如虎，不能派兵入赣填防，惟极注意四全大会。”⁽¹⁴²⁾

同时，南京方面为显示诚意，于1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一百六十五次会议上根据中常委提议：“现值国势危急，本党各同志亟须一致团结，以救国难。”决议：“一，凡本党同志自第二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因政治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提请追认；二，前项恢复党籍者，即请中监会查明开具名单，以便提请四全大会追认。”⁽¹⁴³⁾计恢复党籍者有：汪精卫、陈公博、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柏文蔚等三十五人。

22日，蒋介石乘飞机自宁到沪，首先在宋子文寓所同于右任、李石曾、陈铭枢、张静江、邵力子、邵元冲等先行会谈。“对于与粤方代表接洽之标准，介石谓只要彼等对于党及政治之系统不动摇及对建国大纲不违反者，其他皆可让步”⁽¹⁴⁴⁾。其目的就是要继续维护原有的统治体系。随后，蒋介石等人同往孙科在沪寓所和粤方代表会晤。此次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的会谈，是自1926年胡汉民因廖仲恺被刺案被迫离国后五年来仅有的一次会面。这短短的三小时会谈，也是他们三人毕生中的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蒋借口京中有事，当日返回南京。蒋介石离沪后，双方代表继续会谈，达成两点决议：（一）外交方面“须求得一致，共赴国难”；（二）党政军方面，“由京派定代表与粤方代表先在沪详商办法，俟将草案拟定，再入京开正式会议”⁽¹⁴⁵⁾。会谈结束后，粤方代表六人又共同联名致函蒋介石，单方面提出粤方共赴国难的七项条件：“（一）为共赴国难计，先谋外交之一致行动。（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拟请尊处派出代表数人，在沪与弟等详细讨论解决方法。俟彼此同意，乃开正式会议，以决定实行。（三）弟等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此点乃根本原则，尚希鉴察。（四）关于党务，拟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解决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务扫除过去纠纷，以确定将来基础。（五）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以年高德劭之同志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六）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拟废除之，另设军事机关，其详另定之。（七）目前在粤所拟双方通电，其用意在使从前纠纷得一结束，决非彼此抛弃责任。故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任，应照常担负。至于此后对于党国如何服务，一听命于会议。”⁽¹⁴⁶⁾

这封信由蔡元培、张继二人携带入京，在23日晨召开的中常会上向蒋介石报告。粤方提出的七项条件中，前两条是蒋、汪、胡等人会谈时议定的，并没有新鲜内容。第三、四条重点在于提高党权、削弱军权，目的在于恢复党权高于军权的组织形式。第五、六、七条，明显是针对蒋介石而发，同前一天蒋在宋宅和宁方代表议定的不变更现行政府体制原则，完全违背。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废除总司令制，目的都是限制蒋垄断政权，并再次要求蒋在正式会谈前公开发表下野通电。面对粤方的七项条件，蒋在日记中愤慨道：“粤方托蔡、张携七条件来京，以为中央已无办法，故提此苛刻无理之要求。倭寇藉粤方捣乱之机，以逼迫中国；粤寇藉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国攻守同盟，以攻中央形势，至此殊为我中华民族羞。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谕，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余地乎！”⁽¹⁴⁷⁾

对粤方“既不敢负此军国重责，又不肯知难而退”，蒋介石深表不满⁽¹⁴⁸⁾。第二天，蒋复函粤方代表，表示：“目前第一要义，厥在以一致对外之精神，表现之于事实，使国际观听得所转移，国民期望得所安慰，救国救党，惟此最为急务。至关于党国根本问题，如何斟酌至善，藉立此后良好之基础，而不种将来之恶因，事关内部，无不可以开诚相见，从容商谈。”蒋并正式指定李石曾、张静江、张继、蔡元培、陈铭枢五人为宁方代表，在沪同粤方代表继续讨论，希望粤方“迅与石曾诸先生商定后，即日命驾来京，共赴国难”⁽¹⁴⁹⁾。蒋氏复函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外侮为由，要求粤方尽快来京，“共赴国难”，至于粤方所提改组现政府组织形式等条件，则表示可“从容商谈”。为此，蒋暗中“授意左右要人联名通电拥蒋”，“并暗行联汪拒胡，以延缓、分化手段应付粤方”⁽¹⁵⁰⁾。

二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的召开

虽然双方对和谈都缺乏诚意，但迫于时局和舆论的压力，无一方敢承担破坏和谈之责。宁、粤代表终于自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伍朝枢寓所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双方共举行正式会谈七次。

第一天会议，宁方代表蔡元培“发言时对蒋电极力主缓发，谓国难临头该电尽可至商得积极办法时发表。张继、铁城主张亦如是”⁽¹⁵¹⁾。会议遂决议：“双方通电原稿（指蒋下野和粤府取消），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¹⁵²⁾但在第二天的会议中，粤方突然单方面提出《党政改革案》，引起宁方不满，使会谈险遭破裂。该案主要依据前述粤方致蒋函所提出的七点办法所拟定，内容涉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地方制度五方面。蔡元培等“以此案关系重大，中央未之前闻”为由，表示“不便讨论”，并将该案全文电蒋请示⁽¹⁵³⁾。其实，该案的核心内容，用粤方代表李文范概括的两点最为妥当：“第一对于人的问题，就是要蒋下野；第二对于制度问题，就是要缩小主席权限及废除总司令制。”⁽¹⁵⁴⁾

蒋介石接电后，“对粤提制度问题，认目前内外情势严重，非试验时期。以前种种缺陷并非全系制度之过，且现时制度亦系党之公意所形成。党内分裂均因少数同志未能精诚团结所致。此后工作最要为如何使全党负一致守法合作，绝不愿使党国遭此大险。且变更制度无异修改约法，而约法为国民会议所制定，非强使全国民意曲从党内少数意见”⁽¹⁵⁵⁾。

为此，蒋介石复电宁方代表强硬表示：“今日所发表两方接洽情形，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此捏造，是所不能承认，决非精诚和平团结之意。中不敢同意。”⁽¹⁵⁶⁾10月29日，蒋再复电宁方代表，指责粤方所提《党政改革案》：“内容姑不具论，精神上即与团结对外之主旨不相合。此时为党为国均唯有从速集合首都，共赴国难。至党政根本问题，应俟本党多数之讨论决议，无以十余人在租界内谈商，即可决定全党全国大计之理。”蒋氏明确指示：“此等违反党章，不恤国难之提案，不应提出讨论。”⁽¹⁵⁷⁾此时，蒋的强硬立场，源自他对粤方内部的洞察。蒋曾分析道：“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而汪、孙则愿来合作，以不愿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当使之有转回余地。对粤应决定方针。一如其愿就范不破裂，则暂惟统一之局，因于对外有益也。一如其不愿就范，必欲破裂，则避免内部纠纷，使之回粤自扰，胡汉民已成过去，而其过去历史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无足计较也。”⁽¹⁵⁸⁾于是，蒋介石再派何应钦赴沪与各方接洽，希望有所转圜。何到沪后即“访胡述蒋真意：总司令可废，行政院长可让，但要保留主席及维持第三届政统。此点与粤方条件完全背驰”⁽¹⁵⁹⁾。而胡汉民则对何应钦表示：“余爱蒋较任何人为深切。北伐以来其勋绩不可磨灭，受人推崇亦因此。但年来争执党政军重任，虽云肯多负责，但一人精力智虑何能顾及。与其多重责任难兼顾，不如大家来负责，徒使集怨于蒋一人，致使以往功勋灭于一朝。希望蒋明此苦衷，毅然对党国前途重加刷新。”⁽¹⁶⁰⁾

为了加强粤方内部的团结，胡汉民还致电天津执行部转阎、冯等人，再次明确粤方的态度：“一，党内大团结，决不为蒋分化政策所中伤；二，断定蒋无诚意，我方惟有表明诚意谋和，免使破坏和议之责有归；三，断定蒋必趋陈炯明、吴佩孚、段祺瑞之续，我方最后宁为民二袁治下之革命党，不为苟且争胜之进步党，为世诟痛；四，蒋对陈铭枢已有怀疑，陈亦不自安；五，认目前外交尚有办法，而财政、军事颇难应付。再汪先生态度甚坚决，与胡合作一致对蒋。”⁽¹⁶¹⁾

此时，李石曾向蒋介石建议：“弟与铁城始终主张沪会性质只能为国难会议，不宜为对等会议。”⁽¹⁶²⁾蒋立即复电表示赞同：“请推铁城兄为代表，共同出席。至于会商名称，无论国难会议或何等会议，决不能在沪正式开会，至多只可称为谈话会也。”⁽¹⁶³⁾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南京中央的正统性，而否认广东中央的合法性。30日，吴稚晖以“某中委”名义，公开发表谈话：“主张国事由四全会议决。”反对宁、粤在沪举行的所谓“和平统一”会议，实际上是公开响应李石曾提出的沪会“不宜为对等会议”的主张⁽¹⁶⁴⁾。吴稚晖的谈话，立即遭到粤方的指责。在粤方看来“某中委”即是蒋本人。为此，胡汉民发表“负责谈话”，称：“观近两日形势，和似仍陷悲观，京方某中委仍持一切问题应待四全会解决之前议，使和会前途更多一层阻碍。国事如今日，应迅求党政军根本改革，并速定抗日计划，以保存国家一线生机，乃必多方另辟途径。斤斤个人权位争持，余实怆痛。某中委以不负责任之表示，以论党国重大之事，何异匿名揭帖。若仍谓一切问题应由四全大会解决，则蒋所期望粤代表北来而召集之和议实已失其意义。”⁽¹⁶⁵⁾

虽然粤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案》被蒋介石否决，但为了最终实现自己的主张，仍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由，于30日上海和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一项《中央政制改革案》，包括原则三项、办法十一条，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一条：“国民政府主席改称总统，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又总统不兼其他公职。”31日，第五次会议时又将该条改为“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他公职”⁽¹⁶⁶⁾。双方代表于非正式会谈中，还草拟了二项解决时局方案：“一，请总座与胡、汪两先生同入党部，负责为一切政治、军事发动之主体，而政治、军事均由其他同志担任；二，钧座通电发出后，仍公推续任国府主席，但政制须变更，即主席不兼行政院院长，并废除总司令部。汪、孙态度甚好，对此方案亦不坚持成见。胡先生已执意主张实行第一案，谓可免以后一切纠纷。”⁽¹⁶⁷⁾对此，刚刚到上海的何应钦特电蒋报告道：“职来沪后，展堂、精卫均已晤谈。顷又与哲生谈话，其态度表示颇好……连日来交换意见，各同志仍有主张必须变更现制度者。又在粤时，有一部分同志之意，党国过去许多纠纷其症结所在，实由党务政治不能分工合作。今后最好将党部权力提高，请蒋先生与胡、汪二先生共负党务方面责任，以推动政治之进行；政府方面则由其次之同志担任，似此分办并进，必可增加党政之效能，减少所谓之纷争。胡、汪二先生亦必乐于从同也。”⁽¹⁶⁸⁾

此项《中央政制改革案》，明显是针对蒋介石的，自然引起蒋的极度不满。11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周以《对中央与粤方代表在上海会谈之希望》为题，发表演讲，对粤方猛烈指责，大意分为以下五点：“（一）粤方代表违反总理遗训，无诚意与宁方合作；（二）粤代表故意与宁府为难，是间接援助日本；（三）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已打消，绝不去职；（四）胡展堂先生语粤代表，称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外国，如俄国之托罗斯基；（五）粤方代表利用报纸，假借言论自由之名，颠倒是非，抹杀事实。”⁽¹⁶⁹⁾

蒋氏的演讲词经上海西文报纸披露后，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广州“非常会议”致电宁方代表陈铭枢等，指责蒋介石：“捏造事实以侮辱我代表，是已表现其无意言和，殊为憾事。诸先生前为居间调人，后为宁方代表，应力为纠正。纵使不幸和议决裂，亦责有攸归”。⁽¹⁷⁰⁾粤方代表并对蒋氏的五点指责一一予以驳斥：“一，粤方诚意合作；二，并无故意与南京国府为难之事；三，详述蒋自愿下野之经过，并谓粤方拟请蒋下野后担任国防会委员长；四，未闻胡有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之语；五，并未利用报纸反抗京方。”⁽¹⁷¹⁾最后为推卸责任，粤代表还表示：“西报访员谓此演说词为和平会议之催命符，实使和平会议决裂云云，同人深望其言之不中，然若其不幸而言中，则同人不敏，不能负其咎也。”⁽¹⁷²⁾

3日，胡汉民也针对蒋氏谈话对上海外报记者公开批驳道：“今又有一事骇怪者，即西报载：蒋在纪念周报告，谓余曾语粤代表今日之蒋不仅当使其下野，且当流之外国，若俄之杜洛斯基，使汝不归故土。蒋是否作此言，余不能知，余非史丹林，纵【从】无一兵一卒，不知将如何流放之。余对人毫无问题，对事则不随和。仍愿竭尽所能，尽最后努力。盼同志均能彻悟。若以个人私见，增党之分裂，固无面目见人民，亦无面目见总理于地下。”⁽¹⁷³⁾但胡汉民并没有明确表示不逼蒋下野。虽然事后宁方指称西文报纸报导不实，以致酿成严重误会，并于4日将蒋氏演讲词全文修改发表⁽¹⁷⁴⁾，但粤方并不认为外报转载的蒋氏讲话与事实不符，愤怒的情绪并没有因此而消释。在9日召开的广州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李宗仁则回以《蒋中正应该负破坏和平的责任》为题的演讲，称：“果然不出吾人所料，蒋中正骗人的面目，已经显露出来了。以前蒋中正有电致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三位代表，表示可以下野……故此便派代表到上海磋商。不过蒋中正却中途翻悔，毫无诚意，并且在纪念周中，说许多无理性的话。蒋中正欺骗无诚，已经完全清楚，我们对于蒋中正之不肯下野，是不会和他说好话的。换言之，我们对蒋中正是不妥协的！进一步而言，必定要使蒋中正数年来的弥天罪恶，要拿国法党纪来制裁他的！”⁽¹⁷⁵⁾

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侮。日本军阀毒焰弥漫，侵略者的铁蹄已由辽宁踏入吉林、黑龙江；长江流域又逢百年不遇的水灾，赈灾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全国各界民众强烈要求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停止内部政争，团结御侮。当时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甚至因忧国而绝食三日，并公开致电蒋、汪、胡三人表示：“和会一日不成，本人一日不食。”⁽¹⁷⁶⁾社会舆论对宁、粤双方都有所非难，上海《时事新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剿匪未竟全功，而洪水横流；赈灾急如解悬，而暴日入寇。此三事者，当今之大问题也，国家存亡以之，民族生死以之，匹夫有责，效命不遑，讵复有小己之利害得失，荣辱恩怨值得瞻顾徘徊？一切是非，一切从违，应超越一切理智与情感，而以是否有裨国难为唯一标准，尽心为此三问题，尽力为此三问题，为此三问题而牺牲一切，即三问题而外，皆视为不成问题。”⁽¹⁷⁷⁾

对于宁、粤双方的内耗，连亲蒋的黄郛都表示不满，他在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际此外患当前，所谓党国要人斤斤于此，真是可耻。”为此，他针对“党国要人专议对内条件，置国家重大外交于不顾”而草拟一份“疑惑”书，其中一条谓：“对内会议成则于国家时局裨补如何？不成则影响遗害如何？”请来访的妻弟沈君怡转交当时社会影响极大的左倾期刊《生活》周刊刊载，借征求舆论意见为由向双方施压⁽¹⁷⁸⁾。而一向不公开参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上海银行界，也因和议迟迟无结果，迫于内忧外患，于11月初召集紧急临时会议，推举代表晋见宁粤和谈代表，呼吁和平，并公开发表强硬宣言，强烈要求宁、粤双方：“牺牲党见。忠于国家者，必受人民之拥戴，否则亦不能不受真正民意之良心裁判。国民迫于今日党国统一最后之机会，已不能任听诸公处行分裂……同人等专就国民经济一点而论，认为此次和议若不成，统一再绝望，则嗣后社会之经济能力，决不能应政府之政治需要，实属毫无疑义，无论何人当局，想均无以善其后也。”⁽¹⁷⁹⁾

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尽管宁、粤歧见难以沟通，但任何一方都不敢承担和谈破裂的责任。蒋介石被迫派陈铭枢向粤方解释误会，表示自己的演说，“系一时之意气，不足介意”⁽¹⁸⁰⁾。粤方也借此下台，双方代表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彼此暂时将党政改革案搁置一旁，重点集中在如何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主题上，双方希望借“四全”大会的召开，来结束党争，以此表明党内统一。

11月4日，上海和谈会议重新开始，除原有代表外，宁方又加派于右任、邵力子、何应钦、朱培德四人出席会议。最后经双方会商决定三项办法任选其一：“（一）京粤四全会合开；（二）京粤分开四全会，但以合作精神出之；（三）四全大会展期另选代表。由京粤代表各请示中央。”⁽¹⁸¹⁾第二天一早，宁方代表分别私下拜会汪精卫、孙科，力求实现第一项办法。蔡元培等人当日密电蒋介石汇报洽谈结果：“汪、孙均谓大会虽不合开，四届中央决可团结，非常会议亦可取消，只须协定中委名单及两方同意之宣言，决可负责办到。汪尤切称，其本人决不回粤。俟四届选出，决与中央合作，以谋党之团结。”⁽¹⁸²⁾同一天，广州“非常会议”致电粤方代表，决定：“关于我方四全会开会日期，决俟宁方四全会确已开会后三天举行，使国人了然于破坏和平之责任究竟属谁。”⁽¹⁸³⁾此电显示粤方也有所让步，不敢承担破坏和平之责。

6日，双方代表再次集议，据蔡元培等当日致蒋介石密电称：“本日午前九时又开谈话会一次。中间有各大学教授、全国各校学生、上海工界诸代表来见两方代表，均以两方破裂为全国莫大之危险，与昨日银行界代表所言相同，可见社会心理最恶破裂。破裂以后决不问党内何方应负其责，必将以是为全党之罪。故我等此刻不可任其破裂，而以能归罪粤为得计。必需迅速分开，委曲求全，使裂痕不至暴露。今日，本此原则集合谈话，觉维两方分开，尚有办法，故仍照此磋商。我等所要求者有两点：一，中央委员有一致名单，两方同时选出；二，粤方汪、孙两同志决不可离沪。对于第一点，哲生答复谓所拟名单如粤方不能照选，渠即退出粤方。对于第二点，汪、孙均表示愿留。此种办法似尚非绝对不可采用，切望钧座勿坚持。”⁽¹⁸⁴⁾

早在上海和谈之初，蔡元培、张继等人曾电蒋请示：“对于四全大会，一、二、三届中委均作为代表出席，及京粤两方代表合开大会两办法，由个人提出，颇受全体赞同，并未决议。尊意如何？”⁽¹⁸⁵⁾蒋当即强硬表示：“中央所召集各省代表与粤方所召集各代表无条件的合开四全大会，此断不可，并又在沪开对等会议说，以上二事中央万难承认。”⁽¹⁸⁶⁾但事已至此，蒋介石只好无奈地答复何应钦：“此次与粤方会商，精卫意愿合开全会，但为情面难以自主；哲生主张分开合作；展堂则主张破坏全会，俟明年再开。故精卫表示诚意愿以分开之中站在中央地位。余乃以为合开既不可能，则顺从汪、孙之意，以合作之心分开全会亦可也答之。”⁽¹⁸⁷⁾

7日，在双方代表第七次会议上，最终因“南京中央主张第一办法，广州中央主张第三办法，乃拟定采用第二办法”⁽¹⁸⁸⁾，达成如下协议：“京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办法如左：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二、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处理之。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四、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关于陆海空军总司令之存废问题，于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时决定之……至于前经拟定蒋主席表示下野通电及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取消通电两原稿，原定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现在根据党务决议第四项办法，中央政府改组后广州当然取消，故上述通电原稿无须发表。”⁽¹⁸⁹⁾

至此，长达数月之久的宁、粤对峙局面，终于达成了和平统一的初步协议。表面上，蒋介石暂时取得了胜利，他没有履约通电下野，但他又将面临着如何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新问题。为此，张学良曾特意致电蒋介石询问：“李、蔡等十同志在上海发关于和平会议之齐电，钧座是否同意？盼速示。”⁽¹⁹⁰⁾蒋对此无奈地表示：“李、蔡等通电，事前弟未有所闻。但此为无法中之一法，我方委曲求全之意可以昭告于世矣。”⁽¹⁹¹⁾

其实，粤方对蒋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贾景德就曾电阎锡山表示：“蒋原意有两种，一为先假下野回奉化，将反蒋势力分化勾结生效后，再用段系督办团叛变故事出山收拾；一为吸收粤代表中有力分子进南京，改组政府，仍维持现在局面。”这也正是为什么胡汉民始终坚持“迫蒋下野，要从制度上改革，不使其独裁再复活”的原因所在⁽¹⁹²⁾。但由于粤方内部已出现分裂的痕迹，因此在和谈中对蒋作出了过多让步，从而导致反蒋派由表面团结走向分裂。

象征团结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而举行会议的地点却分在两处，各自为政，毫无团结的气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三　国民党合作分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自广州“非常会议”召开后，宁、粤双方都原拟在1931年10月10日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¹⁹³⁾。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被迫推迟。根据上海和谈达成的协议，宁、粤决定分别召开四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监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开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

11月9日至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首先召开中执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间秩序及预备会议日期案》，并先行推定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林森、蔡元培五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¹⁹⁴⁾。

12日，南京四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三百四十余人，于右任致开幕词，并增选戴愧生、潘公展、恩克巴图、黄慕松四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¹⁹⁵⁾。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大会的两大使命是“团结内部，抵御外侮”。同时，他又特别强调：“我们认为团结的实现，当以不惜牺牲一切来促成，但不可违背党章和总理遗教，更不能违反四全大会的公意，否则如果仅仅达到团结目的之一部，而毁损了本党的精神和纪律，则于党于国都无益处。”⁽¹⁹⁶⁾蒋氏在致词中只字不提政府改组和自己下野二事，却在总结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自负地写道：“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¹⁹⁷⁾

南京四全大会通过各类决议案共35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蒋介石代表主席团提议的《团结御侮办法案》。19日，蒋介石向大会代表报告此案精神，共三点：“（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研究如何恢复国民对本党的信仰，来获得本党的生机；（二）对于国家外侮要由本党负起责来，而且由国民政府主席亲自北上去救国；（三）我自己愿意亲自北上保护国权，来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¹⁹⁸⁾蒋氏讲话的真实意图就是：蒋介石要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继续统率军队，如此才能“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获得本党的生机”。他想以此制造借口，拒绝粤方提出修改政府组织法。当日，大会“一致通过蒋中正同志亲自北上，首赴国难”，并决定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名额定为160人，包括原有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除共产党员及邓演达、徐谦、杨希闵、刘震寰外，共112人。余额由宁、粤双方各选24人⁽¹⁹⁹⁾。

大会通过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案，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追认恢复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程潜、黄绍竑、鹿钟麟、宋哲元、赵戴文、柏文蔚、方振武等人党籍⁽²⁰⁰⁾。23日，南京四全大会顺利结束。

广州的四全大会开得相当热闹。由于内部意见不一，派系争斗激烈，一度休会、复会，最终彻底分裂，导致大会又分别在广州、上海两地举行。

粤方内部的分裂，其实早在合作之初即现端倪。虽说“反蒋”是他们共同的主张，但除此之外，各自的政治立场迥异，特别是汪、孙两派同古、陈间矛盾重重。古、陈“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为了救胡，扩大反蒋声势，不得不联汪，但联合又是有条件的。他们只希望汪一人参加，而拒绝改组派的其他重要干部加入反蒋阵营。甚至连胡汉民也秘密指示古应芬：“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汪精卫对此曾无奈地向陈公博表示：“广州是欢迎我，而不欢迎你和（顾）孟馀的。他们有一个口号是‘去皮存骨’，意思是只请我去，对于我的朋友一概挡驾。”⁽²⁰¹⁾但为了重返政治舞台，汪精卫只好将其重要干部留在香港，只身一人前往广州。

孙科此次反蒋，得到了粤方元老派的支持。“发难之始，古（应芬）、邓（泽如）集议，拟拥护孙科为盟主，此为邓数年来所抱之主张。缘邓尝谓今日社会宗法观念未除，在派系分歧之局面以下，应以此法为最妥当”⁽²⁰²⁾。孙到广州后，也深感身价倍增，并希望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军队中。为此，“孙科力主扩大海、空军编制，亲孙科的原任南京航空署署长张惠长已经回到广州，还带领了一批广东飞行员回来，结果便把原来隶属于陈济棠的海、空军抽出来分别成立直属国府的海军及空军两个总司令部。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陈策、空军司令张惠长都是孙科的嫡系。由于海、空军脱出陆军而自立门户，卒引起陈济棠和孙派之间不断的尖锐斗争”⁽²⁰³⁾。

尽管各派系间矛盾纷纷，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6月25日，已加入粤方的汪精卫为了显示对“非常会议”的忠诚和反蒋的决心，公开致函改组派，明确宣示取消派别组织：“兆铭之愚，以为自此以后，从前一切系统派别之观念，须完全打破……诸同志即使不肯听从兆铭之劝告，然决不能不遵依中央六月二十二日所颁之誓言，自今以后，如仍有派别之组织，即以违背党纪，在所必罚。”⁽²⁰⁴⁾

但粤方内部各派系间的纠纷，始终未断。即便是被吴稚晖归为一派的广州市长林云陔，对陈济棠干涉市政也颇多不满。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决定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林云陔为省政府主席。林即公开提出三项条件：一是省府职权须得相当行使；二是广州市长、省府秘书长由林任命，不得更换；三是将来省主席因环境关系易人，仍由林复任广州市长⁽²⁰⁵⁾。此外，许崇智等“西山会议派”同汪精卫之间也是水火不容。汪精卫曾抱怨道：“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汝为当众向我无理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²⁰⁶⁾而许崇智不单同汪精卫不合，同陈济棠也是矛盾重重，一气之下出走香港。孙科无奈只好恳请马超俊前往挽留⁽²⁰⁷⁾。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大败之余参加这次反蒋运动，原本希望借此以图自保，重新求得恢复和发展实力的机会。白崇禧在广西一直把注意力集中于编练民团，扩充武装。李宗仁常驻广州，联络陈济棠，则是为了求得对桂系的发展稍有支持，但得到的仅仅是“每月向财政部领取军费三十万元”⁽²⁰⁸⁾。李宗仁为此常常感到仰面求人的苦恼，满腹牢骚地自称只是一个“联络参谋”。这样自然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因而对两广合作的态度越来越消极。

蒋介石对粤方内幕是看得很清楚的。尽管他分化陈济棠手下将领频频失利，但他很快将视线移到汪精卫身上，充分利用粤方内部矛盾分化对手。当然，蒋介石对汪精卫并不信任，但从囚胡事件引发的宁、粤对峙，也令他吸取了一点教训：就是不能小看国民党内的各种潜在力量，特别是在“以党治国”的旗号下，汪精卫仍有着不小的利用价值。因为，此时在大多数国民党人心目中，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党统”象征比蒋介石强。蒋不得不从汪、胡两人中再次选择一个合作对象。

由于胡的个性是不肯轻易妥协，而汪则相对容易拉拢，特别是汪的地位已非广州（在蒋之上）和武汉（同蒋分庭抗礼）时期，实力和处境根本无法同蒋相比，合作只能是在蒋的主导下给蒋增加一些应付各方的筹码，并不是平等的合作。因此，蒋介石暗中派宋子文同汪精卫联络，表示：“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煽动性很大。顾孟馀曾表示：“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²⁰⁹⁾

从汪精卫个人处境来讲，本来他已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宁、粤对峙给了他绝处逢生的机遇。他原本已是两手空空，实力全无，非与胡联手无以再起。但粤方对他处处设防，因此唯有借宁粤和谈之机，才有可能重返权力中心。尽管汪精卫也曾宣誓：“决不存私见，不立派别。”但正如吴稚晖所言：“他们一闯进去，必有喧宾夺主之可能”，“狐狸尾巴终是要拖出来的。”⁽²¹⁰⁾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汪精卫暗中命令各地改组派支部，“选举”代表二百多人到广州去参加会议。据改组派天津代表武和轩回忆：“就在这年夏天，广州非常会议……准备要开四全大会。在天津的改组派的人们忙于制造出席代表，反正广州的先生们不了解北方各省市情况；同时非常会议在北方没有一点基础，也乐得多些人给他们捧场。长江以北各省市，尤其是华北、西北、东北等处就由我们来分配。举一个例，为了给黄少谷一名代表，以黄代表青海的敏珠尔哈图克图，就可概知其余。凡是能扯上关系的就来个代表。在‘九一八’前后，由天津租界制造出来的代表有百多人，先后到了广州。”⁽²¹¹⁾

南京的改组派代表，根本“没有经过什么选举，只是乘【趁】机自称代表，到广州去想找新的出路”，甚至连改组派南京支部的负责人都不知道⁽²¹²⁾。负责上海地区出席广州四全大会代表选举的范予遂曾回忆说：“非常会议先派张知本为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办理所属江苏、浙江及上海市的代表选举事宜。上海市派了张企留、余鹏、范予遂等专门负责办理上海市的选举，张、余二人代表广东派，范予遂代表改组派。先要办理选举名册登记，谁登记的人多，谁就多选出一个或几个代表。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多少‘选民’，为了争夺代表就得造假‘选民’名册。但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以此，由范予遂建议先协商好代表分配名额（数目已不记得，改组派少占一人），再协商好各造‘选民’二百名，然后各自填写好二百张选票投在票箱里，再开箱计票，宣布当选代表姓名。这就是‘非常会议’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实际情形。”⁽²¹³⁾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被迫议和。古应芬、陈济棠眼看救胡目的已达到，因此对和谈态度颇为冷淡。而蒋、胡关系破裂后，汪精卫感到有望重新建立蒋、汪合作的局面，对议和最为积极。蒋介石更是主动拉拢，指示宋子文、朱培德密电汪精卫，表示：“介兄与弟等愿与我兄合作，纯出至诚。”“兄能早日命驾，尤为介兄与弟等所昕夕盼祷者也。”⁽²¹⁴⁾

9月28日，宁方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赴香港，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展开先期谈判。谈判前，陈铭枢通过改组派刘叔模和自己的亲信许锡清与汪精卫暗中联络。此时，孙科的态度也开始倾向于汪。孙的亲信傅秉常对此分析道：“‘九一八’事变自为促成南京、广州合作之重大原因，另一基本原因乃众人对陈伯南早已厌弃。乃藉‘九一八’后，举国‘共赴国难’之名义得以下台。哲生对陈伯南亦极不满。”⁽²¹⁵⁾于是，非常会议派孙、汪等六代表赴沪和谈。古应芬、陈济棠摆出一副送客出门的姿态，汪精卫也流露出离开广州不再回来的神气⁽²¹⁶⁾。陈铭枢事后曾回忆说：“我在此行感到突出的印象是：汪对和谈最感兴趣，古应芬、陈济棠最冷淡，孙科和桂系是中间偏向汪之主张；而非常会议领衔的唐绍仪，仅备一格，不起任何作用。和谈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²¹⁷⁾

上海和谈前，针对粤方要求发表蒋介石下野通电一事，蒋氏曾提前密电汪精卫，请求暂缓，并称“汪先生老成谋国，谅能容纳”⁽²¹⁸⁾。随后，汪同蒋的代表陈铭枢秘密协商，并派顾孟馀随陈先行返京，向蒋“面陈一切”。陈返京前相当愉快地密电蒋介石，报告：“刻再与汪会谈，更极完满。”⁽²¹⁹⁾蒋汪在和谈前已达成一定的默契。从此，汪精卫不再坚持粤方提出的蒋必须通电下野，广州国民政府始能取消的条件，仅仅要求蒋放弃军事独裁，建立民主集权。

对于重返南京，胡汉民最无指望，因此反蒋情绪最高，甚至不惜再次决裂。他深怕汪同蒋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只能在后台出主意，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和谈期间，胡曾致电广东明确表明：“无论如何，弟与汪绝不入京”，“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²²⁰⁾。而汪精卫此前已同蒋介石达成一定的妥协，自然不愿全力支持胡汉民。尽管汪氏对外宣称一切唯胡氏马首是瞻，但为了表示同蒋氏合作的诚意，公开致函上海《民报》，要求删改自己多年来的反蒋言论：“和议现已开始进行，所有从前带有攻击语气之文句，不宜登载，以妨碍进行，拟恳贵报将攻击文句删去。”⁽²²¹⁾一次，汪精卫在寓所召集汪派高级干部会议，张发奎发言时力主粤方内部应当团结反蒋，张说：“只要汪先生、胡先生合作到底，我们总是拥护的。”此话引起汪氏的不满，当即痛斥张发奎道：“这么多年的军人，还是不懂政治，还要乱说。”这是汪精卫明确对自己部下表示不再和胡汉民合作的开始⁽²²²⁾。此后，“张发奎、唐孟潇等谈话非常缓和”⁽²²³⁾。

粤方的另一要角孙科，此时对宁、粤合作态度也是相当积极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要蒋下野，而汪、胡又“绝不入京”，四全大会后，宁、粤合开一中全会，自然以他地位最尊，最有希望入主南京。因此在和谈期间对南京方面的要求，“精卫、哲生皆甚尽力斡旋”⁽²²⁴⁾。而宁方为了进一步分化粤方，也极力拉拢汪、孙。蔡元培等人曾于11月6日有一密电致蒋介石，表示：“……决议设立财政委员会案。此案先由子文、公权两兄与元培、铁城等协商，又由公权商诸精卫，然后共同提出，意在请精卫等加入该会，以谋第一步之合作也。再，本日铁城晤哲生，劝其勿回粤。哲生谓彼可勿去，惟欲广东四全大会确亟合作办法，精卫非去不可。哲生又表示粤全违背议定之合作办法，彼决脱离粤方。精卫告公权其本人决不去，但展堂日内回粤必拉哲生回去。”⁽²²⁵⁾

此时的汪精卫早已同蒋暗中联络成功，当然不会再赴广州为胡捧场。汪甚至私下向陈铭枢表示，粤方各人强邀他回粤，他谓：“头可断，不可回。”虽然“汪派之代表当然加入粤方，但其重要份子仍坚不欲赴粤”⁽²²⁶⁾。最后，粤方无奈地决定派孙科、陈友仁、李文范三人返粤汇报，并主持召开粤方四全大会。

和谈结束后，汪就留在上海，静观时局的演变，随时准备重返南京中央与蒋再度合作。何应钦曾于和谈最后一日密电蒋介石，愉快地报告：“今日续议，已得圆满结果。关于此次合作之通电系精卫自拟，措词对中央极尊重。”⁽²²⁷⁾同时胡汉民也留在上海，没有同孙科等人一同返粤。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谈期间，胡派重要骨干古应芬在10月28日因拔牙中毒而亡。古应芬之死对胡汉民的影响巨大。“此次粤中之分裂，湘芹（勷勤谐音，古应芬字勷勤）实居发路指示之责”⁽²²⁸⁾。陈济棠是依靠古的提拔而位居高位的，他对古是言听计从。古在世时，胡的所有主张，都是通过古来影响陈。古去世后，胡、陈之间就失去了一架桥梁。因此胡不肯贸然返粤，而决定在沪遥控。

汪精卫、胡汉民留沪不归，一度引起粤方各派势力的担忧。张惠长、陈策等人曾联名致函胡汉民表示：“粤中同志深望我公早日偕同汪公旋粤领导一切，俾党国大计得有遵循。”⁽²²⁹⁾《中央导报》也多次呼吁汪、胡返粤，并多少显露他们对汪、胡此举的不满：“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汪、胡两先生之须返粤，会同此间诸领袖共同主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已是全党同志的公意……如果他们确确实实有此刻留在上海之不得已的理由，那又是另一问题；但我们觉得在目前权衡轻重，胡、汪两先生暂时离开一下上海，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除此而外，我们实在想不出其他理由。”⁽²³⁰⁾国民党元老覃振更是致电汪精卫苦苦哀求：“代会开会在即，一切问题均待兄解决，否则纠纷愈滋，党的基础崩溃矣。”他甚至表示：“弟在此扶病从事，痛苦实深，如兄不来，请即电示，以便择地休养，不再问事。”⁽²³¹⁾

广州四全大会开幕前，“非常会议”特派覃振、马超俊赴沪迎接，但汪、胡二人都不为所动，坚持己见，更加速了粤方各派势力的分化。而出席会议的晋、绥代表到粤后，则是遵照阎锡山的命令加紧“与其他省份代表联络”⁽²³²⁾。至于开会，除“投票外，其他无庸进行”⁽²³³⁾。马超俊为此感慨道：“各方代表云集，而拥兵擅权之武装同志，恃势专横，挟持代表，议论庞杂，莫衷一是。”⁽²³⁴⁾这一切都预示着汪、胡合作反蒋局面的破裂，也为此后的蒋、汪合作埋下了伏笔。

11月18日，广州四全大会正式开幕，到会代表520人。“非常会议”推定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萧佛成、邓泽如、李宗仁、经亨颐七人，选举李扬敬、黄旭初、关素人、姚禔昌四人组成主席团⁽²³⁵⁾。大会由孙科致开幕词，他首先回顾了上海和会的经过，次述大会对今后所负的使命，同时也无奈地表示：“至于四届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能否开会成功，与蒋氏能否下野，现在尚不能预料。最要的还待于蒋氏有无彻底决心，毅然下野，然后本党才能团结一致，才能有力对外。”⁽²³⁶⁾孙科的无奈，也正是胡派人物对上海议和的不满。对此，杨永泰曾密电蒋介石报告：“两广实力派认为长期割据为便利，已一致内定推翻和议。胡、古派之粤军总、特党部巧电及近日陈、李、白演词甚露骨，俟汪、胡返即正式表示，纵不返亦欲断……哲生曾抗辩甚烈。闻胡已允返，但必欲挈汪同行。粤四全谅无好果。”⁽²³⁷⁾

23日，萧佛成、邓泽如等领衔提出《对沪和会等七次会议决案分别采用或修正案》，该提案完全否决了上海和谈的协议，经多数代表通过，决议：“（一）对沪和会决定中央政制改革案，大体采纳，但仍须审查；（二）沪和会决定一、二、三届中委为四届中委一项，根本否决，四届中委由大会自由选举之；（三）开除蒋介石、张学良之党籍。蒋如不发通电下野，则仍在粤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²³⁸⁾

当日，汪、孙两派代表极力反对，并声明退出大会。24日晨，孙科、陈友仁、李文范和汪、孙两派代表一百余人离开广州转赴香港。孙科等人到港后发表《致四全大会书》，公开指责粤方“诸同志推翻和议原案之举，竟若急不及待，唯恐其稍纵即逝”，“党国大事等于儿戏，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²³⁹⁾。孙科还表示：“若必凭党章，则西山会议、宁汉合作、扩大会议亦无根据，四全会立场何在？希牺牲成见，服从汪、胡指导，推翻前议”⁽²⁴⁰⁾。“与此同时，孙派的陈策、张惠长调动海、空军分别在虎门和唐家湾集中，向陈济棠实行武装示威，一度造成军事上紧张局势”⁽²⁴¹⁾。而刚刚恢复自由和党籍不久的李济深，原拟经香港返穗，“即遭陈济棠反对”。面对自己部下的无情，李济深甚愤怒，于是绕道回桂，“乘机谋倒陈，桂系附李，海、空军亦不与同情”⁽²⁴²⁾。

汪、孙两派代表离粤后，广州四全大会完全由实力派陈济棠和胡派元老萧佛成、邓泽如控制。据《民国日报》24日香港电：“萧佛成、邓泽如等决以列席者补足人数，定二十六日晨开三次会，如不足数，决以非常手段解决。闻提案有另组中央党部及改组国府各案。”⁽²⁴³⁾

眼看粤方内部分裂迫在眉睫，远在上海遥控的胡汉民，被迫由幕后走向台前，亲自南下协调内部矛盾。“胡此行系决于敬（24日）晚汪、胡等之集议。当时以粤全会破裂，决推伍（朝枢）回粤解释，俾得续会，但恐伍力不足，决请胡同去。胡声明只到港不赴广州，苟两派代表不能一致，本人不返沪，即赴欧养病”⁽²⁴⁴⁾。

汪精卫此时曾有一电致阎锡山，对粤方分裂真相分析道：“此次忽起波澜，其原因有三：（甲）一部分人坚持倒蒋；（乙）一部分人欲不和不战，长期割据；（丙）一部分人欲推翻一、二、三届中委连任之决议，多得中委名额，以便竞选。除甲种尚有相当理由外，乙、丙两种动机均不纯粹。弟现设法补救。约数日后可见分晓。”⁽²⁴⁵⁾汪的“补救方法”就是加紧脱离粤方阵营。为此，汪主动向陈铭枢表示，胡等仍设词欺逼他回粤，他“决令在粤代表如推翻和约，即退出大会。若大会能开成，闭幕后即召集自己同志赴京”。汪还向陈铭枢“示哲生本日密电，如大会破裂即来沪”⁽²⁴⁶⁾。在汪精卫的暗中布置下，汪派代表则纷纷北上赴沪。对于粤方内部分化，陈铭枢及时向蒋介石报告。其中一则电报称：“仲鸣电汪云：粤大会破裂原系胡主使……哲生因此破面，陈策、惠长准备实力决裂。故胡不得不求转圜，陈济棠等亦软化。枢得密电亦云：陈、张等准备惊人举动，随哲生行动云。又任潮积极谋倒济棠；李宗仁昨致汪电大意：介石果辞职，当服从先生指导到底等语。综观上情形，粤军事解决亦有急转直下之势。”⁽²⁴⁷⁾

27日，胡汉民由沪抵港，立即同粤方要员会商解决党务纠纷办法。据杨永泰报告：“胡、伍抵港，顷与省方来人开会，夜或上省。伍谈话力诋中央，谓：非践诺下野，不能统一；谓：总座只宜任国防会长。闻胡另有新案……如不下野释兵，仍退回，自组党府。惟此案确否，尚待证明。孙昨在乡语其亲信：今日当过港晤胡，但决不回省与陈再合云云。”⁽²⁴⁸⁾

当日夜，胡汉民即同孙科等人开会协商，达成初步协议⁽²⁴⁹⁾。会后，孙科特致电汪精卫表示：“与展、梯诸人会商补救办法，劝告邓、萧、陈、李等维持和会议决案，惟中有附加必须践言下野之条件。”期间，胡汉民极力劝说孙科返粤，被孙拒绝，最后暂定：“展、梯与科暂留港，非得切实答复决不入省。”⁽²⁵⁰⁾为了说服粤方众人接受调停，胡汉民只好借参加古应芬葬礼为由，亲自赴广州协调各派冲突⁽²⁵¹⁾。29日，胡即返港，并留函四全大会，解释上海和谈委曲求全之经过，并提出解决办法三项：“（甲）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除共产及反动分子外，一百十二人由主席团列名，分别提出四全大会为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大会全部通过之。如认为必要时，并可声明此为求和平统一不得已之举”；“（乙）除上述一百十二人外，大会选举二十四人。至宁方所选二十四人，大会议决于四届中执会第一次全会开会时，得由该会三分二之决议承认之。”“（丙）在议决之日以前，所有因政治关系被大会或中央执委会开除党籍之党员，除共产党份子外，概予恢复党籍。”⁽²⁵²⁾

12月1日，广州四全大会最终表示接受胡汉民的三项办法，由秘书处电胡报告结果。同时为了显示团结，“大会派李宗仁，粤国府派马超俊，萧佛成、邓泽如派陈融，陈济棠派林翼中，一日午赴港迎胡汉民、孙科等。”⁽²⁵³⁾2日上午，各派人物又“团结一致”，乘专车返省。此时，晋系留港代表十七人也一同返粤。晋方并提出贾景德、杨爱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²⁵⁴⁾。

3日，粤方四全大会继续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选举中委，当天大会选出中央执、监委员八人，陈济棠实力派占了半数，三位军长香翰屏、余汉谋、李扬敬和陈的亲信林翼中当选，此外还有孙派的张惠长、桂派白崇禧、汪派张发奎和超然派的唐绍仪。第二天，续选举黄旭初、梁寒操等十六人为候补执、监委员，并否决了汪派代表在3日上海召开的四全大会选举结果⁽²⁵⁵⁾。广州四全大会所产生的二十四名新科中委，“粤人居廿四分之十九，北方无一人当选者”⁽²⁵⁶⁾。

在此期间，广州四全大会还通过一系列提案，其中重要提案二项：一是胡汉民、孙科、伍朝枢、李宗仁四人共同提案，主要内容是：“（一）于若干省政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二）在中执委会指导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分别监督各省市党部；（三）于军委会指导下，必要时设军事分会。”⁽²⁵⁷⁾另一重要提案是由主席团提出，包括两项内容：“（一）全国一切军官，均须受行政院指挥监督；（二）废除总司令制，改设军事委员会。”⁽²⁵⁸⁾

蒋、胡分裂后，胡汉民深感自己无望重返南京中枢，他也自知无力有效阻止蒋介石重掌军权；而统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即将在南京召开，届时“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势必取消。为此，胡汉民以四全大会决议形式通过前案，无非是希望继续保持两广对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奇怪的是该提案主要由胡派和桂系提出，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并未列名。这也预示着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党、政、军三个新机构，不仅得不到南京中央的支持，还将会受到实力派陈济棠或多或少的牵制，由此也显示出两广内部的新矛盾。而后一提案的主要意图，是想从体制上限制蒋今后可能取得的军权，但又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其效果自然可想而知。

5日，广州四全大会在胡汉民的闭幕词中宣告结束。

此时，汪精卫俨然成为宁、粤以外的又一重心，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的实际力量仍很有限，但足够在宁、粤双方待价而沽。自上海和谈结束后，汪精卫即借口同宁方代表洽谈一中全会事宜而拒绝返粤。而蒋介石更是加紧了联汪制胡的步伐。此时，汪精卫深知蒋介石绝不可能轻易放弃权力，而自己手中除了能够控制张发奎一部，缺少强有力的后援。现在投蒋，在新的权力结构中不可能拥有很强的发言权；而当时地方实力派中除张学良、陈济棠力量最强而又绝不会支持汪外，唯有阎锡山的晋系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新盟友。为此，汪曾主动致电阎锡山征询其对时局的意见。汪电称：“时局前途有两可能：甲，蒋于四届一中提出辞职，惟继任人物须得其同意；乙，蒋提出辞职后仍由四届一中决议复任国府主席，惟行政院长须另任别人，总司令部亦取消，实行和会所定中央政治改革案。甲项如能实现自是较好，乙项公意以为何如并祈赐复。”⁽²⁵⁹⁾阎锡山则复电表示：“两项办法甲项如能实现，诚如兄言自是较好。际此危局，自当以国难为前提，只要外交不感困难，政务无碍运用。免得此两层顾虑，乙项亦可迁就。”⁽²⁶⁰⁾

粤方四全大会的内讧，却为此时滞留上海的汪精卫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就在汪派代表退出大会当天，宋子文奉蒋介石之命，亲赴上海向汪精卫“报告南京方面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详细经过情形”⁽²⁶¹⁾。汪、宋会谈后，汪精卫立即致电香港退会的汪派代表，假借张发奎欲统率第四军请缨抗战、赴黑龙江救国为名⁽²⁶²⁾，提议“退席之诸同志”，“为今之计，唯有加入第四军，分任军事及政治诸工作，齐心并力，以赴国难”。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兆铭不肖，倘能随我数年来共生死之铁军将士，及护党救国诸同志同死疆场，自当含笑九原。”⁽²⁶³⁾其实汪精卫的真实意图，是借粤方内讧之机，电召汪派代表脱离粤方迅速北上，为今后蒋、汪合作铺平道路，创造条件；而“张通电援黑”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汪精卫分裂张桂联军的计划败露，为桂系察觉。据杨永泰密报蒋介石：“最近李、白发觉张发奎前月密令所部组小组离桂系，已电汪、张，决撤吴奇伟等。”故张发奎极欲率四军脱离桂系⁽²⁶⁴⁾。

25日，在顾孟馀的具体布置下，全部汪派代表一百六十余人由江苏代表王懋功、福建代表曾仲鸣带领，分批乘轮离港赴沪⁽²⁶⁵⁾。汪派代表离港前还一度发表《退会代表宣言》，公开指责粤方：“四全大会一部分代表，不顾当前之大难，断然将和会此种决议案根本推翻，使和平统一之一线曙光，归于消灭。代表等自信数年来之努力，始终如一，但对此完全不顾国利民福之妄动，则未敢苟同，是以相率退出大会，再图补救之方。”⁽²⁶⁶⁾

26日晚，汪精卫在上海同李石曾等人会商时，为响应汪派退会代表的行动，明确向宁方表示：“胡派粤代表大会以极端恶意对蒋、张、宋永开党籍，及查办财政等类，对粤会不可不加以压制，否则其焰益张。”汪还特别强调“必将破坏和局责任加诸胡派粤代表大会”，并表示汪派“退出之代表可举廿四人蹙实中委，履行和议事”⁽²⁶⁷⁾。“联汪制胡”原本就是蒋的既定方针，对此蒋自然是求之不得，立即指示李石曾等人同汪进一步会商，拟“先就已有一、二、三、四届中委召开一中全会。如广州能将廿四中委及时选出固佳，否则如到京中（委）足开合法数，决不能再延。盼汪等先来京，以此促粤觉悟”⁽²⁶⁸⁾。

有了蒋的保证后，汪决定采取极端措施。而粤方内部的公开分裂也为汪的计划提供了机会。为了将破坏宁、粤合作的帽子带到粤方头上，28日，汪精卫特意致电胡汉民、孙科称：“展堂、哲生两兄鉴：连日真如诸兄往返商榷，均以为对日问题不容再缓。如战，则全党一致牺牲；如和，全党一致忍辱负重……介石以为从前集权一人之办法，乃为开创时期所不得不然，现在已行不通，必须改变政治方式，始能统治。欲改变政治方式，则彼必须辞职。将来四届一中选任时，彼主张国府主席及行政、立法院长须展、哲两兄与弟担任，介石自愿任监察院长云云。真如兄三日两度往来，以上所言均可负责。弟发巧电时，真如兄亦在座。弟等前有介石辞职，粤方同志即可入京之约。如介石职已辞，弟等须践言。广州四全能挽救否？如能，速即结束；如不能，请两兄偕梯兄即回。”⁽²⁶⁹⁾

同时，为了迫使孙科尽快脱离粤方，汪精卫当天还电邀孙科早日离粤来沪。陈铭枢曾将该电转报蒋介石：“汪电哲生大意叙述钧座辞职决心，辞职后过渡办法，及钧座必须汪、孙担任主席及行政院长之意。并云弟意主席应以年高德劭为宜，为全党团结便利计，弟绝不敢担任。惟行政院长，真如只允暂任过渡，弟已代兄答应。一则，介石同志既属望我两人始放心卸责，不宜峻却；二则，真如亦非兄答应，不肯暂任过渡也。至于全党重要人物集中力量共荷艰巨，则介石亦同意此办法，日内实行辞职。则弟等即须践约入京，盼兄届时速来。四全大会能迅速结束最好，否亦听之云。”⁽²⁷⁰⁾

此时，汪精卫还希望得到实力派阎锡山的支持。29日，再次致电阎锡山征询对时局，特别是对外交问题的意见。汪电称：“一，四全会当可补救，和议不致推翻，日内可见分晓；二，某（指蒋）有下野意，正商榷中；三，对日问题弟主张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惟弟等为民主而斗争，决不以外交为利器。如战，则一致牺牲；如和，则一致忍辱负重，决不借刀杀人，亦决不唱高调。”⁽²⁷¹⁾30日，阎锡山复电汪精卫，提出补充意见：“一，广州四全会可补甚慰；二，某下野事弟意当以其诚意为断；对日问题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尊意极是。弟意主战系国力问题。若战而败，则不止三省不易撤兵，恐日军所到之处皆为其占领地；主和亦难骤言。弟意不宣战，但必使守土者死守勿失，一面迅成立统一政府，再以外交方式谋挽救之策。”⁽²⁷²⁾三天后，阎锡山再电汪精卫表示：“某表示请兄担任主席，弟意救国为要，望勿过事谦退。”⁽²⁷³⁾30日，胡汉民、孙科也复电汪精卫表示：“介石如确诚意，则宜即日实行辞职，由宁方褐人替代渠所任各职，然后四届一中全会在京开会。粤方情形，昨电奉告之四款，邓、萧等今晨答复完全接受，并负责向各方代表疏通。如此可望数日内结束。”⁽²⁷⁴⁾第二天，粤方四全大会表示接受胡汉民的调停后，李宗仁、马超俊为此致电汪精卫报告粤方“补救已有办法”，并嘱汪转告汪派代表“即日回粤开会”⁽²⁷⁵⁾。

此时汪派代表早已按计划陆续抵达上海。于是汪精卫借口代表返粤选举已来不及，“决以人数比例，沪粤各自开会选举，沪选中委十人，粤选十四人”⁽²⁷⁶⁾。汪想抢在粤方选举前，造成既成事实，逼迫粤方接受汪派选举结果，如粤方拒绝合作，汪即可率新选中委加入京方，合开一中全会，实现蒋、汪合作。

汪精卫大体布置妥当后，于12月3日召集汪派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又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四全大会。大会公推汪精卫、陈璧君、王法勤、郭春涛、白云梯、赵丕廉、顾孟馀等七人为主席团。会议主题只有一项，即选举“汪记”中央委员。首先由汪精卫致开幕词，报告开会宗旨：“现在事实上系各方同志的团结，故有此次会议，在南京、广州分别开会。因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承认方法。现计我们的代表约二百五十人，广州方面的中委名额为二十四人，大概以三分之一的比例，则我们可以选出的定八至十人左右。至于他们如何产生，望大家讨论，但本日即要决定，因为最迟今日须要把名单打电去广州。”⁽²⁷⁷⁾大会一致通过汪氏报告，选举唐生智、张发奎、王懋功等十人为中央委员，致电广州四全大会主席团报告，请予备案，随即宣告散会。对此，汪派骨干陈公博事后曾评论道：“不料我到上海，汪先生已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了一个选举大会，选出了十名中央委员。据汪先生说，广东的名额，本由他们操纵，所以只有招集退席代表在沪开会，根据代表的名额，产生这十名中委。这个办法，我心内真是不赞成，有经验的汪先生，多顾虑的顾孟馀，居然有这样非常手段，我虽然佩服，但究竟以为不可以为训。”⁽²⁷⁸⁾

象征“团结”、“统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议事日程，但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并没有真正达成“团结”和“统一”。在随后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上，又很快上演了一场新的权力之争。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与重组

一　蒋介石下野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

11月12日，南京四全大会开幕当天，蒋介石自我检讨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曾一度自信地表示：“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²⁷⁹⁾并感慨“全国党员谁知余为党之苦心也”⁽²⁸⁰⁾。从这两句话中不难读出蒋氏是不甘心履行他在上海和谈期间对粤方所做的下野承诺，放弃手中权力的，但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他此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氏还一度动摇过继续同粤方的争权夺利，甚至愿意放弃内争，专心抗日。不能否认，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一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丧失国土之耻，他是不能忍受的。当他最初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甚至也在日记中写道：“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软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²⁸¹⁾11月17日，他召集南京干部商讨应付时局对策时，曾毅然表示：“余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又期民众信仰本党，甘受本党领导，共起御侮也。”当晚，即电嘱陈铭枢赴上海邀请汪精卫来京主持中央⁽²⁸²⁾。

对蒋介石此举，汪精卫当然是欢迎的，但他也有难言之隐。18日，陈铭枢电蒋报告同汪会商结果：“钧座主张，汪先生极表同情，惟汪与哲生有进退一致之成约，未便单独。顷汪已急电哲生，大意谓钧座见国难日亟，愿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出发，盼在汪、孙两人中请一人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孙若同意，则汪先生依钧座意入京负责；孙不同意，则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个人可入京，并在可能范围内约粤方同志取一致。”⁽²⁸³⁾第二天，陈铭枢再密电蒋介石，报告汪精卫之态度：“汪先生云粤方萧、邓等极反对沪和约，经哲生调解，现决定选举可依和会所拟定办理，惟仍坚持蒋不表示下野，则不到京开会。汪现拟办法两项：（一）俟选举后即召集本派之中委来沪，计有二十余人加入京方，则占多数；（二）即明电粤方力争维持和会到第一次全会解决之原议。惟后项恐即决裂，反因此失事，故决照前项进行，电催迅速选举，并一面密电哲生明告自己之态度，以促哲生之离粤。”⁽²⁸⁴⁾此时，在上海的李石曾也积极联络汪精卫，李曾致电吴稚晖、张静江报告汪之最新动态，其中一则电报云：“精卫兄今早来谈，意谓介公须俟妥洽后，若下野果能生效而后方可实行，万不宜贸然下野，既无益于妥协，反致益增纷扰。所见甚是，望商于介公。”⁽²⁸⁵⁾

但蒋介石一度想要放弃中央权力的举动，遭到了宁方内部的一致反对，甚至连他的盟兄黄郛也深不以为然。黄郛曾在日记中写道：“傍晚岳军来报告介石之新决定（让中央于汪，己则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原注），予深以为不妥。因此种形式等于对日宣战（最少亦可为谓对日备战）。在此国联尚未绝望之时，似尚不可孤注一掷，举国以殉也。”⁽²⁸⁶⁾

蒋介石此时深信自身实力最终能够左右局面，这是源自对汪精卫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在得到陈铭枢等人的详细密报后，蒋对粤方内部分化态势的判断已成竹在胸。除此之外，孙科的态度也令蒋增添了不少信心。他得知：“哲生曾对其亲信说那一回（反蒋）彻底过，所不能遽然合作者，只关碍展堂一人。缘展堂一月以来所持颇高，而汪等又不能不加以敷衍。此次粤四全之波折，实则汪、胡两派之争执。此后只要展堂不来或出外暂避，汪等即决赴南京。”⁽²⁸⁷⁾一旦明确了汪精卫和孙科二人的意向，广州四全大会所能带来的危害和不确定因素，也就大打折扣了。11月22日，蒋在日记中充满希望地写道：“大会闭会，幸告一段落，此为对内一难关，今既渡过，是增加奋斗勇气不少，令人发生对党国无穷之希望也。”⁽²⁸⁸⁾

但此刻蒋介石面临的环境仍很险恶。尽管粤方内部已有分化，但并没有彻底破裂；而外患日急，也逼迫着他要尽快做出最后的决定。24日，蒋再次召集熊式辉等干部商谈“北上抗战”之策时，众人“皆坚持不可”，对蒋之“辞职下野，则赞否参半”⁽²⁸⁹⁾。12月5日，粤方四全大会终于闭幕。按上海和会决议，四全大会后，“非常会议”自当取消。但蒋介石并未实现下野诺言，为此，粤方四全大会于闭幕当天邀集所有历届及新选执监委员举行临时联席会议，推唐绍仪主席，“议决鱼（6）日结束非常会议，虞（7）日改组中央党部”。“在蒋未实行下野解除兵权以前，仍照常行使职权”。粤方同时决定选派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四人赴上海，同宁方接洽四届一中全会开会事宜。

尽管粤方否决了汪精卫在上海选举的中央委员，但此时仍不愿同汪公开分裂。为此，粤方主动致电汪精卫表示：“微（5）日联席会议，决定暂仍在粤成立中央党部。俟蒋中正实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参加第四届中委第一次会议。”⁽²⁹⁰⁾而蒋介石则是想尽快将汪拉入宁方阵营。12月5日，蒋特意派何应钦、邵力子两人赴沪，嘱其用“中正名义”，“促汪先生即速入京”⁽²⁹¹⁾。7日，汪精卫对陈铭枢明确表示：“粤会所举之执监委纵不来，亦可赴宁，但有先决两条件：一要拟具治国方案，经蒋承认；二要整个的合作，不应要此一部分，不要彼一部分。”⁽²⁹²⁾随后，汪致电阎锡山表示：“弟现致力于整个合作，如万无可能，亦使双方缓冲，各图自存，不作猛浪打碎之图。弟以为国事如此，无论何方势力及何派分子，均不能单独，非协力共存不可。”⁽²⁹³⁾

就在汪、陈会谈的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干部会商对粤办法时，一度想采取极端措施：取消党治，还政于民，以此打击粤方所谓的“党统”。他当众表示：“拟开国民大会，以本党政权提早奉还国民。因本党自不振作，早已失却以党治国精神，而胡汉民等藉党之资格以毁党害国，且中国由我手而统一，亦可由我手以奉还国民也。”⁽²⁹⁴⁾由此可见，蒋介石实在不忍交出政权。但吴稚晖马上对蒋表示：“此着太险，现在只有安定制动。”蒋“默然思良久”，不得不承认吴稚晖之言“尚有深见也”⁽²⁹⁵⁾。此时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结束训政，固然可以打击粤方的气焰，但同时也危及了宁方政权的合法性，蒋只好放弃这一险着。

12月10日，孙科等人到沪，会同汪精卫、邹鲁同宁方代表陈铭枢会商。首先由孙科报告粤方四全大会情形，并表示召开一中全会的前提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下野。如蒋不下野，粤方中委不能赴京开会。陈铭枢当即表示：“蒋可牺牲地位，只求中枢负责有人，随时均可辞职。希望双方议定一过渡办法，俾蒋下野后，中央有人继续负责。”随后，双方商定代理人选必须为“粤方所同意者”⁽²⁹⁶⁾。11日，陈铭枢致电蒋介石称：“胡汉民、孙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²⁹⁷⁾宁方内部开始出现不一致的论调，为此蒋无奈地在日记中写道：“知哲生等必欲强余辞职始快，真如亦受若辈之迷而未深思国家大计，以余之领袖，而坚强之干部，动以退让为得计。内部之心不一，领袖之志难行。然而余不能用人，而干部左右又不能容人，此国家之所以不定也。余对于政治哲学，近得二语曰：政者进也，贪者退也。领袖欲进，而干部欲退，虽有大力无以推动也。”⁽²⁹⁸⁾

而此时极力拆粤方台的却是汪精卫。据李石曾11日电吴稚晖云：“真如告粤方：介公十四日宣布下野，二十开全体会。精卫谓不宜强介公下野。又谓如介公不下野，粤诸人不到京，伊于国难会议时到京参加云云。弟与公权皆以为如介公决下野，必先妥为布置，方可宣布。否则必失大计。望介公勿轻于宣布。关于妥为布置一节，明日到京面陈。”⁽²⁹⁹⁾

第二天一早，刚从上海赶回南京的李石曾同蒋介石商讨进退问题时，首先表示对陈铭枢的怀疑。李石曾说：“真如亦有劝钧座辞退之言，吾以真如为可疑也。”而蒋则答道：“真如为人诚而愚。愚者未有不自作聪明，李先生疑其伪奸亦冤矣。”下午，蒋召集干部继续研究进退问题。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都不主张蒋下野，并一致表示：“介公必不可退。介公退，则中国休矣！”惟有何应钦表示：“真如之言亦自有理。总座请细思之。”⁽³⁰⁰⁾何应钦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令蒋非常不满，他无奈地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稚辉、石曾、季陶、铁城皆不主余退，而敬之、真如等则惟恐余退之不速也。余言明此时救国惟有余不退之一法，而欲余不退惟有改为军事时期，一切政治皆受军事支配，而听命于余一人，则国始能救。否则如现事群方庞杂，主张不一，而又不许余主持一切，彼此互相牵制，徒以无责任、无意识、无政府之心理，利用领袖为傀儡，则国必愈乱而身败名裂，个人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救国之危亡也。天下之至惨之事未有如此之甚也。”⁽³⁰¹⁾此时，蒋介石深知欲“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余一人”是根本不可能的，自己如再不下野，一中全会万难召开。

特别是自胡汉民南下后，粤方态度更转强硬。胡氏在一封密函中写道：“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亦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³⁰²⁾函中的“门”是指蒋介石，盖取自《水浒》中“武松醉打蒋门神”之义。从这封信中不难读出胡氏倒蒋的决心。为逼迫蒋氏下野，李烈钧一度向粤方提议：“一，北方应再起倒蒋；二，须有组织；三，胡、阎须有联络。”⁽³⁰³⁾为此，胡汉民积极同北方联络，密电冯玉祥表示：“和平统一，改组政府，乃以下野为先决条件，既不践约，则一切当无从解决。”并“盼随时电示”⁽³⁰⁴⁾。冯氏对粤方的提议“极佩服之”⁽³⁰⁵⁾，并复电胡汉民表示：“和平统一之障碍不除，则健全政府永难实现。先生及粤中诸贤达主张正大，举国仰赖……弟虽不敏，当追随努力也。现华北各方鉴于蒋之种种乖谬，凛于外交之紧急，当从新团结，以安内而攘外，现正致力于此。”⁽³⁰⁶⁾冯玉祥在日记中还总结了以往反蒋运动的经验教训共16条，深感今后应注意：“使倒蒋派不分裂”，“须有我们的打算，不可盲目跟人家跑”，“对有实力者，有人望者，须发生密切关系”⁽³⁰⁷⁾。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决定以退为进，同意下野。12月13日，蒋向陈铭枢表示：“如粤方十六日尚不来，则以后余再不与调和，使大局日趋艰危也。如其十六日以前能来到，余可早一日辞让了。”⁽³⁰⁸⁾同日，粤方得知蒋决定下野消息后即开会讨论，决议两点：“（一）蒋下野后仍予以自新机会；（二）下野电到，各委即北上。”粤方并同在香港养病的胡汉民商妥，对双方拟议林森代主席，陈铭枢代行政院长均不反对⁽³⁰⁹⁾。

12月15日，蒋介石致函中常会，略谓：“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5）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中正……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³¹⁰⁾同日，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决议批准蒋介石请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并决定以林森代理国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³¹¹⁾。与此同时，张学良也请求辞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16日，中执会核准张氏所请，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至此，粤方要求悉如愿以偿。

蒋介石辞职前，曾得蒋伯诚转呈韩复榘一电表示效忠，韩并向蒋贡献意见三条，电称：“向兄表示决心服从钧座，他方来人接洽仅与敷衍而已，并对钧座贡献意见三点：一、粤方全部来京合作为上策；二、粤方一部来京合作，联络党外人才赴国难为中策；三、万不得已离开中央，暂驻洛阳，整顿北部，使捣乱者对内对外无办法时，再出负责为下策。请钧座切实准备”等语⁽³¹²⁾。蒋对韩复榘的意见深以为然，当即批复道：“向兄所见甚是，当照此酌办也。”⁽³¹³⁾为了减少“再出负责”时的障碍，蒋预先做了周密布置。他在辞职当日早8时首先主持召开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一举改组了四个省政府，分别任命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兼甘宁青宣慰使⁽³¹⁴⁾。会后10时才赴中常会提出辞呈⁽³¹⁵⁾。另据《黄郛日记》载，蒋介石曾于12月6日令钱昌照转商黄郛，请黄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黄郛以“非其时其地”而婉辞⁽³¹⁶⁾。

蒋介石此举，实际是为自己卷土重来，预先做好布置。在蒋新任命的省府主席中，多为听命于他的军人。这一举措明显是为了对抗粤方削弱蒋氏军权的企图。第二天，蒋还特意致电各路军总指挥、军、师长表示：“中正辞职通电谅达，但中正对我患难生死相从之将士必仍负责维护，望各安心服务。”⁽³¹⁷⁾这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为准备“再出负责”埋下的种种伏笔。

12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返回故乡浙江奉化。24日，他总结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训时曾反思道：“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³¹⁸⁾

12月16日，当粤方得知蒋介石辞职消息后，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决定：“一，推唐绍仪等主持粤府，中央党部及国府均暂保存，俟统一政府成立后始撤销。二，陈济棠、余汉谋、李扬敬、香瀚屏因边防重要；萧佛成、邓泽如因政务，均不北上。李宗仁、白崇禧须留一人主持桂事。三，定十八日为举行打倒独裁纪念日，各机关均休假，联合各界举行大会。”⁽³¹⁹⁾当天，何应钦也向蒋介石报告了在沪粤方委员的动态：“钧座通电昨夜深始到。粤方代表今晨召集谈话会，决定全体入京。本拟于本晚车行，因恐夜车铺位不敷分配，反为不妥，故改为明晨九时乘专车来京。汪先生病仍未愈，拟静养二三日即来参加一中全会。汪夫人及左派人员均先行，不再延期。”⁽³²⁰⁾18日，粤方中委李宗仁、马超俊等分两批自广州赴京。宁、粤双方终于能够在南京合开四届一中全会。

随着粤方代表的入京，一个新矛盾又呈现出来。大会召开前，对汪派在沪所选的十名中央委员资格问题，出现较大分歧。因粤方不承认汪派十名中委资格，对此汪精卫曾信誓旦旦地在沪表示：“无论如何，兄弟代表主席团各位同志，可以负责的说，我们对于本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尽力维持的。我们或者用温和的手段去力争，或者用激烈手段去力争，甚至我们连中央委员也不做都可以，总要达到目的才罢。”⁽³²¹⁾

对于汪精卫同粤方的分歧，蒋介石自然是求之不得，并极力拉拢汪。1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出席四届一中全会委员问题。当陈立夫提到汪派“大世界的怎样”时，蒋即表示：“大世界的也要来的。如发通告，笼统一点。大世界的名字可以不写。”⁽³²²⁾18日，刚刚入京的汪派主要人物陈璧君、顾孟馀、陈公博即来拜见蒋介石，请蒋“助其解决上海大世界十委员问题”，并表示惟“先承诺”此点，“精卫然后乃肯来京”。蒋对此“毅然允之”⁽³²³⁾。

1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召开谈话会，出席中委四十九人。谈及沪选十名中委问题时，因有蒋的支持，“故多数主张加以容纳，以免留一不良之因”。当晚，蒋介石邀宴到京的中委，特意将汪派十名中委邀请与宴，以暗示他事实上承认汪派中委的资格⁽³²⁴⁾。而汪精卫则借口糖尿病重，留在上海医院治疗，静候佳音。

此时一个最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各派中委纷纷入京，但反蒋派的“大老”胡汉民、汪精卫，以及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都以种种借口滞留京外，观察事态的演变。蒋下野通电发表的当天，孙科、邹鲁就急电阎、冯，请立即赴京与会。而阎锡山部属曹世振等人则电阎建议：“与赵（戴文）院长、徐（永昌）主席、杨（爱源）督办面商，均谓应复电孙、邹，表示南下出席。徐谓以‘约同入京’措词最为相宜。赵谓银行界、党部、军人、英美均不愿蒋下野，最近恐有所表示。振（曹世振）以为蒋如不下野，军人表示定在各中委入京、一中全会开会后，再拥蒋继任主席。彼时在蒋势力范围之下，多数中委难免为彼左右。”⁽³²⁵⁾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胡、汪、阎、冯四人全都不肯主动入京，而同时又不断彼此致电，催促对方入京。先是18日，胡汉民由香港致电冯玉祥、阎锡山表示：“闻精卫兄病滞沪滨，弟亦因血压过高必须疗养，势难赴京。而此次全会使命至重且大，所赖于两公主持者亦多，亟盼刻日命驾晋京，共商大计。弟虽病搁海隅，亦当悉举所知，随时贡献也。”⁽³²⁶⁾随后，汪精卫也自上海致电阎锡山表示：“公偕焕章、次陇、允臣三公同入京，党国之福，万不可因弟之病而致中止。弟如能自支，决无不入京之理也。”⁽³²⁷⁾而冯、阎等人一面联名复电胡、汪表示：“国难当前，入京开会，义不容辞。大驾何日起行，尚祈早日见告，以便追随前往。”⁽³²⁸⁾同时，再电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邹鲁等粤方代表：“弟等聚商，电请精卫、展堂两同志力疾入京。得复，弟等亦即同行。更望兄等一致敦促。”⁽³²⁹⁾实际上大家都在相互推诿，甚至连已由广州到上海的李宗仁也借口“在粤，对叔均（指蒋）下野是否诚意不甚明了，拟看三两日，再同精卫入京”⁽³³⁰⁾。各派领袖之间表面上话都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又相互猜忌、拆台，毫无精诚团结可言。

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开幕，蒋介石出席一中全会开幕式后，留函孙科、于右任等表示：“全会即开，弟责既完，故决还乡归田，还我自由。惟望全会得到圆满结果，无论如何，终须相忍为国，以期政府早日完成，中正决无另外主张。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能拆阅也。”⁽³³¹⁾

四届一中全会共通过各类提案三十九件，其中最重要的提案就是《中央政制改革案》。该案由粤方代表伍朝枢起草，明确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其他官职；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但于宪法颁布时，应依法改选之……行政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³³²⁾不难看出，以上规定全部是针对蒋介石个人集权而发。全会依据该案修正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完全推翻了同年6月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蒋介石的一系列特权。

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人事组织，是四届一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四届一中全会选举结果如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孙科，副院长陈铭枢；立法院院长张继，副院长覃振；司法院院长伍朝枢，副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副院长刘芦隐；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副院长丁惟汾。

在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中，原设有中央政治会议这一机构。它最早成立于1924年7月，当时称政治委员会，作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决策及指导机关，第二届中执会扩大了它的职权，并于1926年7月改称中央政治会议。宁、汉分裂时，武汉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南京继续召开中央政治会议。1929年5月，第三届中执会制定《政治会议条例》，从此“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³³³⁾，成为国家权力中心，并推举蒋介石担任中政会主席⁽³³⁴⁾。

为了进一步削弱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粤方最初设计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拟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取代原来的中央政治会议的职能，这一提案在蒋、汪两派的联合抵制中终于流产。全会决定仍保留中央政治会议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职能。大会主席团在选举新一届国民政府委员时提出两点声明：“一，五院院长、副院长及所属各部部长、委员会委员长不兼任国府委员；二，现任军人不兼任国府委员。”⁽³³⁵⁾从这两点声明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府委员只不过是一个尊贵象征而已，其权力大打折扣。

12月28日，四届一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的中政会组织原则三项：“（一）中央政治会议，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组织之；（二）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主席；（三）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得列席政治会议。并推举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务委员。”⁽³³⁶⁾从此，中政会由蒋介石一人独尊的地位，改为三常委轮流主席。

尽管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但这并没有根本撼动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在新推举的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蒋介石再次当选，其余八人是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顾孟馀、居正、孙科、陈果夫，并以叶楚伧兼秘书长⁽³³⁷⁾。国民党第四届中常委同第三届中常委相比较，增加了汪精卫、顾孟馀、居正三名原反蒋派领袖，以代替原亲蒋的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³³⁸⁾。

29日，四届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居正主席，孙科致闭幕词，于右任宣读大会宣言。随后召开第一次中常会，加选刘守中、杨树庄、王正廷为国府委员，决议：新任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和五院正副院长定于三天后的1932年元旦宣誓就职。当天下午又召开第一次中政会，通过行政院院长孙科提出的各部人选如下：内政李文范、外交陈友仁、军政何应钦、财政黄汉梁署理、教育朱家骅、实业陈公博、交通陈铭枢、铁道叶恭绰、司法行政罗文幹、海军陈绍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参谋总长朱培德、训练总监李济深、军事参议院院长唐生智、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刘瑞恒⁽³³⁹⁾。

所谓“统一合作”政府正式成立，史称“孙科内阁”。

二　“焦头烂额”的孙科内阁

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委，又同为中常会常委、国府委员，形式上表现了他们的“合作”，但由于蒋赴奉化，汪称病上海，胡滞留香港，他们三人之间，神既分离，貌又不合，以至号称“合作政府”的孙科内阁，实际上毫无合作可言。

孙科政府既组成，蒋、汪、胡三人依然天各一方，并且互相牵制。孙科是靠支持胡反蒋，而得以出掌行政院的。但“胡展堂汤山被扣释出未久，积忿未泄，正欲抓住陈济棠以反蒋，胡亦无意于哲生之南京政府。汪胡既难合，蒋汪又均不支持哲生。此时仅陈铭枢愿以十九路军驻防京沪，作哲生之后盾，力挽哲生出面组阁。故哲生赴南京之际，形势极为不佳”⁽³⁴⁰⁾。

政府机构的运作，必须有财政的支持。蒋介石辞职后的第二天即电财政部长宋子文：“闻中旬军费尚未照发，甚为恐慌。无论如何本月份应如期发款维持，勿延。”⁽³⁴¹⁾得蒋电报后，宋子文即于辞职前将所欠各军军费及各机关政费一律签发支付命令，指令国库如数照付，总额约两千万元⁽³⁴²⁾。12月21日，宋子文向行政院递送辞呈，称：“对财政部事务，声明维持至22日止，请政府另简贤能继任；22日后为职务终了之期，即卸除一切责任。”⁽³⁴³⁾此举致使孙科接手后的新政府国库空无一文，办事无人，财政完全陷于瘫痪。

而原本与孙科同一战壕的胡汉民，这时对孙科政权也并非全力支持，只是一味鼓励孙继续反蒋，借此削弱蒋的力量。胡曾密电孙表示：“不问蒋即出与否，一切政策如抗日主张，分兵剿共，成立执行部、政委会等案尽先提出，倘见阻挠，即总辞职。此政治家态度应耳。”⁽³⁴⁴⁾

胡汉民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两广继续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反蒋局面，对于新政府“并不希望其具以前政府权力，而希望政分会式之政委会早日成立，庶就统一之形式下，各就其范围内自行治理”⁽³⁴⁵⁾。为达此目的，就在四届一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即决议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³⁴⁶⁾。30日，更决议：此后“三机关每月应支经费均由财政部于西南各省海关税项新增部分拨支……嗣后关税新增部分由两广海关税务司核收解交西南政务委员会”⁽³⁴⁷⁾。

胡汉民此举，对新成立的孙科政权根本不是支持，“纵非变相独立，亦即形同割据”⁽³⁴⁸⁾。宁方的邵元冲亦曾对粤方此举评论道：“此皆足以致哲生之死命者。”⁽³⁴⁹⁾这自然引起孙科的强烈不满，立即“十万火急”致电广州，表示万万不可：“查上海和会决议案，原定所有双方四全大会议决案，均提交一中全会处理。一中全会于第二次会议决议改将此项议决案移交四届常会办理。上述三案尤关系重大，自应由四届常会决定颁布条例，始能有所依据，进行组织，方合手续。今由粤方中央、国府联席会议决议，遂行设立，事实上已违反和会及一中全会迭次决议。此期期以为不可者一；一中全会开幕后，双方中央党部即行停止职权，此为党章规定，宁方已是如此，粤方何能独异？今于隔世两日，有此重大决议，不免予人以破坏党章口实，此期期为不可者二；关税统一征解，中外具瞻，苟非政府对峙，何可割裂？今统一政府甫告成立，而粤方遂有截留关税之举，设使别方借口尤效，岂非立陷中央于僵局？此期期以为不可者三。上海舆论自接到粤方上项消息，咸为哗然，视为粤方破坏统一，实行割据。国人指责，众口同声，弟等代表粤方情尤难受。特电条陈，务请暂缓发表实行，以图补救，千万千万。”⁽³⁵⁰⁾

1932年1月7日，南京中常会讨论邓泽如、萧佛成等人提交的粤方三机构组织条例时，孙科愤怒地表示：“广州执行部、政务委员会、军事分会等应该由常会来讨论其组织，才能着手进行。而广州这一回开联席会，把这三种组织条例同时公布了，此种手续简直是破坏中央决议。”孙科并对广州截收粤海关新增收入的行为表示愤慨，明确表示：“此种办法是破坏统一的，中央决不能接受。”最后会议决定“由常务委员详商办法另行提案”，而否决了粤方提出的三机构组织条例⁽³⁵¹⁾。

汪精卫此时正加紧同蒋介石联络合作，同样不愿粤方另组与南京相抗衡的西南三机构，特派曾仲鸣赴粤，“请济棠取消西南新设三机关”⁽³⁵²⁾。孙科、汪精卫还致电萧佛成、邓泽如指责“粤设三机关，无异对于统一政府不信任，倘各省效尤，全国又成分割局面”。但萧坚持称：“三机关为适应环境而设，不因汪、孙反对而中止。”⁽³⁵³⁾

16日，萧佛成、林翼中、陈融、张惠长等粤方骨干赴港同胡汉民“密议三机关问题”，“商定结果，胡决不北上，西南自保政策不变更”⁽³⁵⁴⁾。然而支持孙科的粤方海、空军将领，在孙的授意下，第二天（1月17日）由张惠长领衔通电全国，表示今后空军将领“誓不参加任何内战，再不为任何个人之工具”。同时海、空军方面还声称：“海、空军权应归中央，听命中央改组两总部。”以示不愿接受西南军事分会控制⁽³⁵⁵⁾。19日，陈济棠、萧佛成等人通电全国，表示：“军事分会，因中央未设军委会，故遵中央意旨，暂不成立。”但仍坚持遵照四全大会决议案，设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同日，陈济棠、白崇禧等人在广州宴请南下的于右任，“力言竭诚拥护新政府”，并表示以上两机关“纯处监督地位，无割据意”⁽³⁵⁶⁾。至此，粤方拟议组织同南京相抗衡的军事机关——军事分会，在孙科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胎死腹中。

孙科上台后，既求不得蒋介石的合作，又寻不到胡汉民的支持，“政府虽告成立，而我重要领袖犹天各一方，未能荟萃，致使党政最高指导机关，提挈失其重心”⁽³⁵⁷⁾。孙科深感新政权难有作为，在参与逼蒋下野后不久，便不得不再次恳请蒋氏返京主持大政。孙科上台后的第二天（1月2日），即电蒋请求“莅京坐镇”：“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及展堂、季新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弟等何克负荷，不幸而颠踬。弟个人焦头烂额固不足惜，其如国事不易收拾。何以先生平昔爱国、爱党，逾于恒人，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恳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³⁵⁸⁾

1月5日，孙科向新闻界谈时局近状时，再次无可奈何地表示：此次国府组织法修改后，最大的不同是行政院由从前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改为对中政会负责。在此制度下，中央最高决定机关在中政会，凡对内对外施政方针，必经讨论决定，政府方能施行。但中政会“负最高指导责任”的三常委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均不在京，行政院更无所秉承，一切不能决定，故不免种种困难。为此，他向新闻界呼吁：扩大舆论宣传，共同欢迎蒋、胡、汪来京主持⁽³⁵⁹⁾。

以“焦头烂额”来形容当时孙科的处境，可谓恰如其分；但“袖手旁观，任其焦头烂额，而不加援助”，又正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借此迫使孙科碰够钉子后知难而退，便于蒋自己东山再起。蒋在接到孙科1月2日的“劝驾”电报后自记道：“哲生昨任艰巨之才，吾早已一再忠告之矣。彼乃自知不明，易被人惑，恐今日尚未能彻底觉悟也，吾复何能为力哉。”⁽³⁶⁰⁾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对南京新政权，完全持一种应付的态度。在蒋的授意下，“蒋方人物对时局均持冷静态度，除赴浙者外，在京各委均缄默”⁽³⁶¹⁾。当蒋接陈果夫电，得知“我方留京同志开会多不出席，侄等去留应请指示”后，即复电陈“请在京忍耐从事”⁽³⁶²⁾；又电宋子文，告以“此时我方当设法促成各方攻粤为惟一工作，对哲生亦不应严拒而联络之”⁽³⁶³⁾。蒋的亲信刘峙亦电朱绍良表示：“此时我辈似宜以介公之心为心，暂时缄默，以观大局之推移。”⁽³⁶⁴⁾但是，一旦涉及军事问题，特别是有关黄埔军校的人事安排，蒋则毫不迟疑，积极部署。1月9日，当蒋得知张治中拟借口养病准备离京，则急电张告以“切不可离去军校，当在京养疴”，并同时电何应钦告以“军校如改校长，请速委任文白。勿延”⁽³⁶⁵⁾。

在一片劝驾声中，蒋、汪、胡三人仍无一人入京。尽管汪精卫表示：“病愈入京，对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义不容辞。惟常委有三人，故必须蒋、胡入京，始能成立。本人极盼蒋、胡即日入京。如各省谋割据，必尽力反对。”⁽³⁶⁶⁾其实汪只是借口生病，等待着和蒋一同复出。为此，汪特派唐生智亲赴溪口向蒋表白：“如介石不入京，则精卫亦不入京。”⁽³⁶⁷⁾难怪冯玉祥要讽刺汪精卫此时患的是“政治病”⁽³⁶⁸⁾。

1月8日，在京中央委员开谈话会，“除讨论外交外，对内政佥谓长江军人之态度，非蒋来难驾驭；粤桂之设执行部，非胡来难打消；下层党员之意志，非汪来亦无从齐一。讨论结果，再促三人速来主持”⁽³⁶⁹⁾。被逼到绝境的孙科在会上沉痛表示：“愿回粤一行，促胡北来。”于右任等人力阻其行，称孙负行政院长重任不能离京。孙说：“短时期离京，到奉化请蒋，到上海请汪。”众人仍多方劝阻。当晚散会后，孙即同财政部长黄汉梁乘车赴沪。居正得知后，立即赶往车站。此时火车已经开动，居正即命站员摇铃停车，旋登车劝阻。孙仍坚决表示：“本人定将胡、汪、蒋一齐拉到南京，达到真正团结目的。”⁽³⁷⁰⁾

孙到沪后，致电胡汉民，苦诉“入京两旬，以中枢空虚，秉承无自，外交、内政诸大计，均无从进行”，恳请胡“即日来京”⁽³⁷¹⁾。并公开发表谈话称：“中枢空虚，为今日国事最大之险象……余观此险象，不能不为党为国再向三先生作一最诚恳请求，苟犹不获允许，则余已智尽能竭，惟有辞职，以免长此迁延时日，贻误党国。”⁽³⁷²⁾10日，孙科准备同吴铁城赴宁波求见蒋介石，而溪口方面“得吴铁城电，知哲生拟来甬（宁波）邀介石返京，共支危局，介复电以已入山辞之”⁽³⁷³⁾。孙科被迫中止成行，第二天改派张继、何应钦赴溪口求见蒋，“据云劝蒋出山无结果”⁽³⁷⁴⁾。而此时“粤方举动，意气用事，较前更甚，胡意志坚强，决不入京”⁽³⁷⁵⁾。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天各一方，合而不作，导致中政会不能开会。国难日急，而一切大政方针无法确定。11日晚，走投无路的孙科在上海约集陈铭枢、邹鲁、李文范、陈友仁、马超俊、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吴铁城等人会商国事，决定破釜沉舟，在蒋、汪、胡不能入京时，设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负中央一切政治上责任，以适应国难及迅速处理各项政务⁽³⁷⁶⁾。13日，在沪各中委联袂入京，并邀在京中委同赴孙科寓所举行特别会议，次日通过决议：“（一）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二）推于右任、张人杰、张继、居正、孙科、陈铭枢、叶楚伧、朱培德、何应钦、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陈友仁、顾孟馀14委员为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委员。”

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一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未实行负责以前，为应付国难，迅速处理紧急政务起见，于中央政治会议设特务委员会，专负其责。但关于重要方针，仍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³⁷⁷⁾其中的“但书”内容是出自于右任、张静江等人的意见⁽³⁷⁸⁾。至此，孙科政府虽然在法理上拥有自由处理政务的可能，其实对“重要方针”依然无权处理。而当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仍表示强烈不满，立即电朱培德指示：“特别委员会应积极设法打消，请转在京诸同志，此等破坏政府编制举动，大不利于中外之观听也。”⁽³⁷⁹⁾

孙科上台时面临的最大难关，是财政和外交问题。特别是财政入不敷出，成为孙科内阁的致命伤。自统一政府成立后，两广扣留的旧税不但未还，新税仍继续扣留；东三省沦陷后东北军经费完全取之于华北，且每月不敷甚巨；湖北何成濬截用江汉关税；山东韩复榘挪用国税；福建当局擅扣统税；其他各省也陆续效法。而中央政府每月税收仅得上海关税和统税700万元⁽³⁸⁰⁾。甚至连蒋介石也暗示部属可以截留国税。当蒋获知刘峙所部给养困难时，就曾致电刘峙表示：“如中央无法发给，给养只可在中央税收借支，以免冻饥，但不可蒙截留之名也。”⁽³⁸¹⁾当时的财政窘况正如孙科所说：“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穷，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五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既已净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债，于事何补。最近政府每月财政实收不过六百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经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仍需千八百万。政费教费，尚须四百万，不敷数月达千六百万。财政达到如此极度之困难，即维持国家组织最少限度之必需经费，亦势不能支持。外交、军事种种问题，即有良好办法，亦形格势禁，不能决定。”⁽³⁸²⁾这是蒋介石、宋子文下台前有意布下的一粒棋子。新任财政部长黄汉梁派员接收国库时，不仅“未得分文现金，而宋且拖欠银界千万元。财部旧人员，自有统系，凡薪给在五百元以上者，早已奉命一律辞职”⁽³⁸³⁾。不仅如此，宋子文辞职时还将财政部的所有文书档案全部搬走，有意给新政府造成困难⁽³⁸⁴⁾。宋还公开预言孙科政权维持不了三个月，以损坏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信任⁽³⁸⁵⁾。

黄汉梁原本是金融界的后进，资望甚浅。黄氏尽管曾任和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该行虽也是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成员，但因为黄是福建人，不算江浙集团的头面人物，“与东南金融界人士素乏联系”⁽³⁸⁶⁾。加之宁、粤对峙期间，广东方面曾经攻击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债政策，这就更加深了上海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不信任感。种种情势，逼迫着孙科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当11日晚孙科等人在上海讨论设立特务委员会时，孙科、陈铭枢等人，为应付财政困扰，曾提议：暂时停止支付内债本息，挪用内债基金以应政府开支，以六个月为期。当时政府每月用来偿还内债本息额高达3400万元⁽³⁸⁷⁾。此举引起国内金融界大哗。13日，上海、北平、天津等市银行公会纷纷发表通电反对。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证券商人联合提出维持内债信用的三项办法：“一、由持券人自行接收债券抵押各税之税收机关；二、对于现在经收税收之中央银行及保管内债基金之负责人员，责成其负责保守政府从前法令；三、对于破坏公债信用及截留税收之政府官员，社会上应严重反抗之。”⁽³⁸⁸⁾

这是上海金融界对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也是给孙科内阁的致命一击。此举也彻底堵绝了黄汉梁的筹款之路。黄慑于上海商人的恫吓，当日被迫提出辞职⁽³⁸⁹⁾。15日，吴铁城代表政府同银行界协商救济财政。“吴表示政府决减政费，月定二百万，军费月一千六百万，除沪税可提用之七百万外，余一千一百万须金融界设法，每月帮忙”⁽³⁹⁰⁾。当晚，上海银行界会商办法。他们也深知，如同政府彻底决裂，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自身的经济利益也难保证，遂决定：“坚持须政府声明不动债金；借款不能如数担任，仅可募筹半数。”⁽³⁹¹⁾

特委会议决停付的内债，大都是蒋介石当政时所借的款项，他当然不愿看到上海金融界同政府彻底决裂，并对孙科此举极为愤慨，甚至认为孙科的举措是受胡汉民的影响。为了阻止孙科的行动，蒋介石特命张群赴沪协助吴铁城同金融界会商。16日，张到沪后即向记者转达了蒋氏的旨意，称：“蒋认为内债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国金融震动……然政府财政陷于绝地，不图挽救亦非共赴国难之道。政府与银钱业团体，应本互助合作之精神，在万分困难之中，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援助政府。”⁽³⁹²⁾

蒋介石一出面，情况顿时改观。金融界得到蒋的明确答复后，立即改变态度，加之“各方纷往请求（蒋）回京主持大政，蒋亦表示援助，并嘱岳军（张群）在沪帮同筹款，约可得一千万元”。⁽³⁹³⁾16日，张静江、张继力劝孙科“打消停付息金办法”，吴铁城也自沪致电孙科，表示：“与银行界谈判极为圆满。”事已至此，孙科只好以行政院名义于第二天致电上海金融界表示：“现政府决定维持公债库券信用，并无停付本息之事。希即转知各业行会，切勿听信谣言，自相惊扰，是为至要。”⁽³⁹⁴⁾

公债风潮，前后不到五天，终以孙科内阁认输告终。此事也显示出孙科原本寄予厚望的特委会，离开蒋的支持是毫无作用可言的。财政无力解决，尚需“在野”的蒋介石“援助”；面对国难，孙科内阁亟待有明确的外交方针，更是需要蒋的“支持”。此时的孙科内阁已实可谓山穷水尽，摇摇欲坠，而蒋介石复出的时机也大致成熟。本来就不甘下野的蒋介石终于主动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也预示着孙科内阁的垮台已经指日可待了。

三　蒋、汪合流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派联合统治的基本确立

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由溪口老家赴杭州。当天，即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特委会组织大纲之际，蒋在杭州公开表示：“愿以在野之身，尽个人之责。”⁽³⁹⁵⁾明白表示他的“隐居”生活终于结束。张继到上海后立即遵从蒋介石之意公开发表谈话，指陈党内不能团结，责在粤方，以此为蒋氏复出大造舆论：“目前欲解决外交、财政之难关，只有维护统一之一途。统一政府为徇粤方同志之意而组织，其人选大半由粤地来，则无论如何粤方同志应首先表示拥护，始见求统一之真诚……循此以进，统一方名符其实，财政、外交始有办法。届时汪、蒋入京当无问题。余信目前症结不在汪、蒋，而在广东，深盼广东同志，翻然改图，维护统一。尤愿展堂负党国重望，以真诚感动两粤同志……政府亦应负全责，解决广东半独立之状态。”⁽³⁹⁶⁾

15日，蒋介石电召陈铭枢赴杭了解情况后，亲笔致函汪精卫，令返京的陈铭枢经沪时转交汪⁽³⁹⁷⁾。随陈一同赴沪的张群因衔蒋命同上海金融界会商，政府财政恐慌立解。16日晨，陈铭枢至沪，将蒋介石信函交顾孟馀转汪精卫。汪得蒋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同蒋晤面。行前汪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说他已应蒋邀赴杭⁽³⁹⁸⁾。此时，蒋汪合作的时机完全成熟。

1月17日，蒋介石同到访的汪精卫会商成功，达成共识，双方决定“维持南京局面事，并有另行改组之说”⁽³⁹⁹⁾。蒋、汪在致孙科电中还表示他们将候胡汉民来杭，即联袂入京，并要孙再电胡促驾⁽⁴⁰⁰⁾。同时又电胡汉民，请“一同入京，协助哲生及诸同志”⁽⁴⁰¹⁾。蒋在当天日记中慨叹道：“昨夜与今日形势甚急，胡派与冯、李等急欲通过绝交案，以为撒烂污下台之地。各友心急连电呼救，余急电请孙来杭，勿使开会通过也。”⁽⁴⁰²⁾

此时，蒋介石已经不需要再对孙科客气了。18日，他派毛邦初亲自驾驶蒋氏自备的飞机，直接到南京国民政府找孙科，说蒋、汪有要事相商，须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机赴杭⁽⁴⁰³⁾。当日上午，蒋、汪又继续会商大局，蒋对汪言：“以孙科之愚，吾辈为总理计，必力为援手于陷井之中，而置袵席之上。至对于国家大局，吾辈已负诸肩上，尤当高瞻远瞩，深虑熟图。”⁽⁴⁰⁴⁾从蒋的口气中，不难读出蒋此刻的心态：“国家大局”非负诸其身不可了。

孙科等人抵杭后，即赴烟霞洞会谈，这就是后来所称的“烟霞洞会议”。参加者计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静江、何应钦、张继、孔祥熙、邵元冲等人⁽⁴⁰⁵⁾。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向孙科询问会谈结果。孙只是回答：“圆满，圆满。”记者又问“何时回京”？孙答：“就去。”⁽⁴⁰⁶⁾邵元冲在当天日记中对会谈内容写道：“介石力推精卫主持大计，众亦多赞同，又对外交问题等均有所商榷。”⁽⁴⁰⁷⁾同日，胡汉民复电汪精卫，除继续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仍幻想汪能支持孙科内阁，阻止蒋、汪合流，胡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而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⁴⁰⁸⁾

胡汉民对汪精卫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深恶痛绝，只是此次被蒋介石扣押，为了反蒋而不得不联汪。然而汪精卫在政治上又一次自食其言，令胡汉民十分愤慨。可是，他此时除了能发表一些斥责蒋、汪的言论外，已是无能为力了。气愤之余，胡汉民在19日同中山大学学生请愿团谈话，公开宣布拒绝同蒋、汪合作。他表示：“汉民自十七年入京，计留京三年又二月，未出都门一步。晨夕孜孜，未箭稍苟逸，不特志不伸，言不听，且遭人嫉忌，必至幽囚而后已。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行，固为事实，而主张之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⁴⁰⁹⁾

20日，孙科、汪精卫等人一同乘火车赴京。21日，蒋介石由杭直接飞到南京。此时，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发表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般观察，孙科显然未能主持全局，大势所趋，汪、蒋必分负党政重责。冯亦将于此时与蒋、汪合作，搜集旧部，逐渐回复政治地位。”⁽⁴¹⁰⁾特别是蒋介石“在杭州《东南日报》发表之谈话要点，对孙氏了无好评。弦外之音，益使孙氏感觉无从乞取助力”。孙科知道自己的戏已经快唱完了，难以恋栈，已“有引退之意”。⁽⁴¹¹⁾

22日，蒋介石、汪精卫入京后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开始时先由何应钦报告前方“剿赤”军事问题，次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人暴乱情形，再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近况。报告毕，与会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钟后，蒋介石起立发言：“关于对日问题，无论战与和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⁴¹²⁾蒋在谈话中还指责粤方胡汉民破坏统一，并称：“外交问题，全在国内自强，故非先统一国内不可。如广东能切实归附中央，则对内对外，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否则以广东人而亡国民党，以国民党而亡中国，亡国之罪应由广东人负之。”⁽⁴¹³⁾

24日，特务委员会议开会讨论国难问题。蒋介石和汪精卫二人发言最多。最后多数与会者反对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并予以否决。陈友仁当即提出辞呈，离京赴沪。孙科借口追陈友仁回任，随之赴沪。据《事略稿本》记载，当天下午蒋介石“访孙科不遇。公曰：‘哲生昏暗，易被人利用，其或将不辞而行乎？’到励志社与汪兆铭相见，汪谓：‘哲生往沪邀陈友仁回任。’公曰：‘此其借口之辞耳。愚哉！哲生是非不明，人鬼不辨，辜负余援手之心矣。’”当晚，蒋介石临睡前思孙科事，再次叹曰：“哲生岂其终不可救药乎？追念总理，心何能安。”⁽⁴¹⁴⁾

果不出蒋氏所料，25日孙科即随陈友仁在沪同时发表辞职电。下午中常会开会讨论孙科辞职案时，仍决议：“去电孙科同志取消辞意，即日回京，并推张人杰、张继、居正三同志前往催促。在未回京以前，由陈铭枢同志代行行政院长职务。”⁽⁴¹⁵⁾随后又加派何应钦、吴铁城赴沪挽留，但“孙辞意坚决，拒绝见客”⁽⁴¹⁶⁾。此时谁都清楚，双方的行为不过都是虚应故事罢了。26日，蒋介石告汪精卫：“孙科无复函，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⁴¹⁷⁾同时，蒋还致电宋子文表示：“财政无人主持，请兄即夜入京相商。”⁽⁴¹⁸⁾

27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主席，通过重要决议案两项：“（一）本会议常务委员已到京，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二）成立外交委员会，指定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顾孟馀、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幹为常务委员。”⁽⁴¹⁹⁾28日下午，蒋、汪再次会商外交方针，“确定二点：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汪精卫终于表示愿就行政院长之意。当晚9时开临时政治委员会，蒋介石主席，决议：孙科辞职，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就在会议进行期间，日本侵略者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悍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武装进攻。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抵抗。

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作出重要决议三项：“一、政府迁都洛阳；二、在国民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推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陈绍宽、陈铭枢、唐生智11人为委员；三、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罗文幹为外交部部长，批准黄汉梁、陈友仁辞职。”⁽⁴²⁰⁾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护送新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政府首脑渡长江到浦口，乘火车转赴战时首都洛阳。当晚蒋宿浦口，在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这一天的忧愤心情：“今日上午会敬之、益之、墨三，再会党务干部后，即请林、汪二先生过江。林则延缓以为多事，汪夫人亦有难色。余无职责而不能不为负责之事。观此内情，心地之苦，无以复加。然为国为党，又不能不忍痛茹苦以行也……既无职权，又恐其怀疑，又恐各方对其失礼。此时余诚忍耐之时，受屈之时乎？林、汪专车八时开行，余留宿浦口候消息，恐余等离京后，外交与社会军心不安也。”⁽⁴²¹⁾

3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根据《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构；军令事项，由委员长负责执行⁽⁴²²⁾。14日，朱培德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并力荐蒋介石兼任该职。最后，中政会决议通过此案⁽⁴²³⁾。至此，蒋介石再次重掌军事大权，一雪数月前遭“非常会议”逼迫下野之耻。

国难当头，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都不得不相互妥协。蒋、汪合流后，暂时结束了宁、粤对峙的局面，原本四分五裂的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形成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

(1)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十七卷《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日中关系的开展》，鹿岛和平研究所1971年版，第306—307页。

(2) 币原喜重郎：《对华问题概况》，《中央公论》1929年第3期；《国闻周报》第6卷第8期转载，1929年3月3日。

(3) 《电张群》（1929年10月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553页。

(4)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十七卷《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日中关系的开展》，第332页。

(5) “东方会议”第5号文件，《关于稳定满蒙政局和解决悬案问题》（1927年7月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P57，P．V．M．23，第1067—1086页；参见任松《从“满蒙铁路交涉”看日奉关系》，《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

(6) 《东三省为中国人之东三省》，《张学良文集》第1册，第172页。

(7) 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407页。

(8) 《就对日外交答记者问》，《大公报》，1928年11月16日。

(9) 《辽宁省政府为随时查报日本移民政策及其侵略计划给特派交涉员密令，1929年3月27日》，《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10) 《葫芦岛之前途》，《大公报》，1930年2月7日。

(11) 《满铁奉天公所搜集张学良关于满洲铁路等问题谈话情况》（1931年1月12日），《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档案选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

(12) 《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关于日本阴谋侵略中国东北的有关文件》（1931年8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347页。

(13) 板垣征四郎：《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九一八事变敌方材料》，军事学院图书资料馆藏，第5—12页。

(1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15) 《驻朝鲜总领事张维诚关于韩侨惨状之报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1册，第429页。

(16) 《日本外交史》第18卷，鹿岛版，第44页。

(17)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24日。

(18) 《蒋中正电丁惟汾叶楚伧请中央与国府对于检查日货与违章处罚不为苛求并通令各地方政府特别注意》（1931年7月3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200003144，台北“国史馆”藏。

(19) 《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致外交部公函》，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233页。

(20) 关玉衡：《中村事件始末》，《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21) 《日本外交文书缩微胶卷》，S119卷，S42602，第137页；转见俞辛焞《唇枪舌剑——九一八时期的中日外交》，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22) 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篇》，日本原书房1978年版，第84页。

(23) 《九一八事变前夕贺耀组等为日本站东北新动向提请政府有关方面注意来往函电——贺耀组致国民政府文官处电》（1931年7月10日），《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

(24)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1册，第550页。

(25) 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149页。

(26) 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150页。

(27) 日本外务省缩微档案，转引自俞辛焞《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28) 参见《日本军队宪兵警察在满铁沿线配置表》（1929年11月1日），《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档案选编》，第308—314页。

(29)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3-84页。

(30) 张学良1931年9月6日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页。

(31) 《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245页。

(32) 《我未抵抗日军轰击》，《中央日报》，1931年9月20日。

(33) 《致东特区长官公署等电》（1931年9月22日），《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486—487页。

(34) 《此时务须镇静——副座对日冲突谈》，《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

(35) 《张学良9月20日之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36) 《致蒋介石王正廷电》（1931年9月24日），《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490页。

(37)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5页。

(38) 蒋介石：《一致奋起共救危亡》，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第322页。

(39) 《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书》，《申报》，1931年9月24日。

(40) 《中央发表告全国学生书》，《申报》，1931年9月29日。

(41) 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317页。

(42) 《顾维钧等为对日不抵抗乃出于慎重致罗文幹密电稿》（1931年11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445页。

(43) 《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九一八事变敌方材料》，第16页。

(44) 《邵元冲日记》，第774-775页。

(45) 《戴传贤、朱培德呈蒋主席九月哿电》，转见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第11—12页。

(46) 《蒋主席致刘珍年师长指示烟台防务电》（1931年9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282页。

(47) 《蒋主席复熊式辉参谋长指示对日军越规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电》（1931年9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286页。

(48) 《蒋主席致韩复榘主席指示济南防务电》（1931年9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288页。

(49) 《蒋主席致张群市长指示上海防务电》（1931年10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290页。

(50) 《蒋主席在国府纪念周报告》，《中央日报》，1931年10月13日。

(51) 《对全世界宣言》（1931年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33—34页。

(52) 《对日寇侵略暴行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38页。

(53) 《蒋主席致张学良告以拟派警卫军北上并拟亲驻石家庄电》（1931年11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309页。

(54) 重光葵著，齐福霖等译：《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55) 《我驻日内瓦施代表照会国联联合会秘书长》（1931年9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绪编第1册，第324页。

(56) 《国联行政会希望日军速撤》，《申报》，1931年10月2日。

(57) 《国联对日人占领东北之裁判》，《国闻周报》第8卷第41期。

(58) 《国际联盟关于解决中日纠纷的有关文件·国联行政院决议案》（1931年10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537页。

(59)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1840—1945）下，东京原书房1985年版，第182页。

(60) ［美］韦罗贝编、薛寿衡等译：《中日纠纷与国联》，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14页。

(61) 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革命文献》第34辑，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68年编印，第1023页。

(62) 《外交部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与日交涉情况的报告》（1931年9月—1932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395—396页。

(6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3日。

(64)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致蒋介石等密电一组》，《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

(65) 《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278—279页；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

(6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2页。

(67) 张学良1931年1月29日致蒋介石电，《民国档案》1985年2期。

(68) 《顾维钧为撤退锦州华军中日双方态度对立等问题致张学良密电稿》（1931年12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459页。

(6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速记录》，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

(70) 《国际联盟关于解决中日纠纷的有关文件·国联行政院决议案》（1931年12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541页。

(71) 《国际联盟关于解决中日纠纷的有关文件·国联行政院决议案》（1931年12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541页。

(72)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73) 《国府两电令张学良抵抗》，《中央日报》，1932年1月2日。

(74) 《蒋主席致张学良副司令令锦州军队切勿撤退》（1931年12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312页。

(75) 《顾维钧为蒋介石辞职已获准及北平学生示威团在宁活动情形致张学良密电稿》（1931年12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468页。

(76) 《顾维钧转报国联行政院拒绝日本提议等事致张学良密电稿》（1931年12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475页。

(77)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

(78) 《致于学忠第一军司令部令》，《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559页。

(79) 《呈国民政府主席电》，《中央日报》，1932年1月7日。

(80)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81) 《张学良1931年12月30日致吴稚晖函》，《大公报》，1932年1月1日。

(82)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83) 萱野致犬养毅电报原件，转见黄自进：《犬养毅与九一八事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6年版，第328页。

(84) 李树桂：《九一八事变目击记》，《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第37页。

(85)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672页。

(86) 《张学良通电》，《大公报》，1931年11月8日。

(87) 《马占山电告日军侵境》，《申报》，1931年11月10日。

(88) 《奖慰马占山及黑省将士案》，《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4页。

(89) 《张学良致张景惠等电》（1931年11月20日），《马占山江桥抗战电报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

(90) 《内田外务大臣在第64届帝国议会的演说》（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交文书》（昭Ⅱ）2—2，外务省1997年版，第4页。

(91) 《日军占领哈尔滨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0页。

(92) 蒋介石：《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32页。

(93) 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482页。

(94) 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67页。

(95) 蒋介石：《一致奋起共救危亡》，《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282页。

(96) 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9日。

(97) 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上海《民国日报》，1932年1月21日。

(98) 《李张吴电粤吁和平》，《大公报》，1931年9月20日。

(99) 《中央电粤请共赴国难》，《中央日报》，1931年9月21日。

(100)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0日。

(101) 《广州国府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1日），《中央导报》第15期（1931年10月7日），第105页；《陈铭枢回忆录》，第75页。

(102) 孙科：《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中央导报》第13期（1931年9月23日），第4页。

(103) 《阎锡山冯玉祥复广州唐萧诸先生有电》（1931年9月2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26。

(10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29页。

(105) 《蒋介石令陈铭枢等同粤方谈判必须坚持原订三原则电》（1931年10月2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第777页，以下简称：《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另见《蒋主席下野与再起》，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统一时期之十一，手稿影印件，以下简称“蒋档·革命文献”。

(106) 最初宁方拟议中的和谈人选有李石曾，为陈铭枢反对，由陈推荐蔡元培取代李。《陈铭枢回忆录》，第75页。

(107) 《蒋介石关于派蔡元培、陈铭枢赴港协商共赴国难事致汪精卫等函》（1931年9月），《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0页。

(108) 《陈铭枢回忆录》，第页76。

(109) 《蔡元培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9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1页。

(110) 《蔡元培、张继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9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2－773页。

(111) 《蒋介石复蔡元培等电》（1931年9月30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1页。另见《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文电”，毛笔原件，以下简称“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23896。

(112)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3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13－114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35页。

(113) 《蔡元培等关于粤方要求宁方于十月五日共同发表通电后始行召集统一会议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1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5页。

(114) 《复广州李锡九西密东电》（1931年10月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26－1327。

(115) 《复广州汪先生电》（1931年10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28。

(116) 《陈铭枢等关于与粤方谈判情形并请勿改原议定条件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8页；另见《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一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1492。

(117) 《蒋介石令陈铭枢等同粤方谈判必须坚持原订三原则电》（1931年10月2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7页。另见《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1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26页。

(119) 《陈铭枢致蒋介石江亥密电》（1931年10月3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1566。

(120) 《蔡元培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4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9页；另见《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1574。

(121) 《陈铭枢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0月4日午时），《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0页；另见《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1585。

(122) 《陈铭枢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0月4日亥时），《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1页；另见《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606。

(123) 《蒋介石关于引退通电必俟粤方代表到沪后发表复陈铭枢等电》（1931年10月5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0页。另见《蒋主席致陈铭枢并转蔡元培张继十月歌电》，《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23912。

(124) 《蒋介石欢迎汪精卫力排众议来沪共赴国难密电》（1931年10月5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1页。另见《蒋主席致陈铭枢转汪精卫十月歌电》，《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23913。

(125) 《汪精卫等致胡汉民函》（1931年10月5日），《胡评议委员木兰捐赠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胡”251。

(126) 《京粤和议颇乐观》，《国闻周报》第8卷第40期（1931年10月1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5页。

(127) 《粤方政治主张》，《国闻周报》第8卷第42期（1931年10月26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6页。

(128)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1年10月8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144页。

(129)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48－149页。

(130) 《陈铭枢为汪精卫决心赴沪并请胡汉民同时到沪会面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6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2页。

(131)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12日，第783页。

(132) 《陈铭枢回忆录》，第78页。

(133) 《胡汉民删（15日）电汪孙古萧邓等》，《大公报》，1931年10月17日。

(134)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4日，见《事略稿本》“蒋档”。

(13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6日。

(136) 《大公报》，1931年10月15日。

(137) 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9页。

(138) 《广州潘宜之致阎锡山辛密铣电》（1931年10月1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38。

(139) 《阎锡山复广州潘宜之先生壬密巧电》（1931年10月1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38。

(140)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陈光组马电》（1931年10月2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1588。

(141)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7页。

(142) 《张市长群转杨永泰呈蒋主席十月巧电》（1931年10月1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3)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六十五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5）65；另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6册，第436－438页。

(144)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22日，第786页；《蒋胡汪会谈和平基础已定》，《大公报》，1931年10月23日。

(145) 《蒋胡汪会谈和平基础已定》，《大公报》，1931年10月23日。

(146) 《汪精卫等致蒋介石函》（1931年10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友仁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29。

(147)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97－198页。

(14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43页。

(149) 《蒋主席复汪孙等书》，《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7日。

(150) 《南京邱文伯致洪江王家烈艳电》（1931年10月2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2081。

(151) 《天津李锡九达密俭电》（1931年10月2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52。

(152)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政治类第35卷，手稿影印，以下简称“蒋档·特交档案”。

(153) 《吴铁城为粤方代表在会议前提出“党政改革案”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9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90－792页；《吴铁城致蒋介石勘电》，《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2734。

(154) 李文范：《和议经过与我们今后的努力》，《中央导报》第21期（1931年11月18日），第8页。

(155) 《天津阎秉璋达密陷电》（1931年10月30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60－1361。

(156) 《蒋主席致张群转李石曾等十月勘电》（1931年10月2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57) 《蒋介石关于粤方“党政改革案”不应在上海会议提出讨论复吴铁城等电》（1931年10月29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92页；《蒋主席致李石曾吴铁城十月艳电》（1931年10月2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5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3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214页。

(159) 《上海张涛唐季古致天津之良并转冯玉祥俭电》（1931年10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063。

(160) 《天津阎秉璋达致阎锡山密世电》（1931年10月3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64。

(161) 《广州潘宜之致太原阎督办丁密勘电》（1931年10月28日），《各方民国二十年来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1491；《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0／2307。

(162)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2768。

(163) 《蒋主席致李石曾十月艳电》（1931年10月2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64) 《天津阎秉璋达致阎锡山密世电》（1931年10月3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64－1365。

(165) 《天津阎秉璋达致阎锡山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83－1386。

(166) 《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蒋档·特交档案”；《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三、四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4。

(167) 《何应钦致陈诚世电》（1931年10月31日），《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1月5日条，第243－244页。

(168) 《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2727。

(169) 《反蒋运动史》下，第462页。

(170) 《国民党非常会议史料一束》，上海市档案馆编：《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

(171)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83－1386。

(172) 《粤代表发表谈话》，《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

(173)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83－1386。

(174) 蒋氏演讲全文修订稿见《中央日报》，1931年11月5日。蒋氏原演讲词笔者目前仍未见到，《事略稿本》1931年11月2日条内所收演讲词全文，同《中央日报》所刊内容一致。

(175) 李宗仁：《蒋中正应该负破坏和平的责任》，《中央导报》第20期（1931年11月12日），第8页。

(176) 《王季绪绝食垂危》，《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

(177) 《蒋主席问题》（社评），《时事新报》，1931年11月5日。

(178)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0月29日。

(179) 《银行界求和平》，《国闻周报》第8卷第45期（1931年11月16日），《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180) 《陈铭枢昨晨抵沪解释误会》，《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

(181) 《解决四全会办法》，《时事新报》，1931年11月7日。

(182)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微酉电》（1931年11月5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090。

(183) 《非常会议致胡汉民等电》（1931年11月5日），《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

(184)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鱼电》（1931年11月6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103。

(185) 《张继蔡元培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2655。

(186) 《蒋主席致张群转李石曾十月勘电》（1931年10月2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87)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1月6日条，第245页。

(188)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六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蒋档·特交档案”。

(189)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七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蒋档·特交档案”。

(190) 《张副司令学良呈蒋主席十一月青电》（1931年11月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91) 《“张副司令学良呈蒋主席十一月青电”批语》（1931年11月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92) 《广州潘宜之致太原阎督办本密冬电》（1931年11月2日），《各方民国二十年来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1500。

(193)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期案》，《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31年编印，第12页；孙科：《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央导报》第22期（1931年11月25日），第4页。

(194)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临时全体会议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号》，1931年11月），第2598页。

(195) 《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86页。

(196) 蒋介石：《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1931年11月12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48、153页。

(197) 《省克记》第4卷，1931年11月12日条，“蒋档”。

(19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54页。

(199) 《对于蒋中正同志代表主席团提议团结御侮办法之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第2451页。

(200) 《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63－2465页。

(201) 陈公博：《苦笑录》，第265页。

(202) 《粤局侧面观》，《大公报》，1931年6月2日。

(203)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8页。

(204) 《汪精卫先生复改组同志会筹委会书》，《民友》第2卷第2号（1931年7月6日），第17页。

(205) 《林云陔就粤省主席条件》，《大公报》，1931年6月8日。

(206) 陈公博：《苦笑录》，第256页。

(207)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4页。

(208) 阚宗骅：《陈济堂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5年编印，第4页。

(209)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8页。

(210) 《吴委员敬恒对粤事之答客问》，《粤变文件汇编》，第21页。

(211)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52页。

(212) 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80页。

(213) 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225页。

(214) 《宋子文朱培德关于蒋介石愿与汪精卫合作并希汪早日到沪致黄蘅秋密电》（1931年10月1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6页。

(215)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216)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90页。

(217)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9页。

(218) 《朱培德致黄蘅秋转汪精卫密电》（1931年10月1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6页。

(219) 《陈铭枢为与汪精卫会谈完满拟赴沪汇报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7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2页。

(220) 《胡汉民致协之（陈融）电稿》（1931年10月30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221) 《汪精卫致民报函》，《时事新报》，1931年11月2日。

(222) 孟曦：《从“非常会议”到“宁粤对峙”》，《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8页。

(223) 《南京汤执中致开封张钫支电》（1931年11月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1713。

(224) 《邵元冲日记》，1931年11月9日，第793页。

(225)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鱼酉电》（1931年11月6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118。

(226) 《陈铭枢致蒋介石虞酉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179。

(227) 《何应钦致蒋介石虞戍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169。宁粤上海和谈通电原文见《国闻周报》之《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5页。

(228)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29日，第789页。

(229) 《陈策张惠长陈庆云致胡汉民函》（1931年11月15日），《各方与胡汉民函件函电等》，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胡”251；另见《胡汉民与各方往来信件微卷》，档案号“胡”86。

(230) 一志：《敦促胡汪两先生返粤运动》，《中央导报》第21期（1931年11月18日），第1页。

(231) 《覃振致汪精卫电》（1931年11月9日），《档案与历史》，上海市档案馆编印，1988年第1期，第52页。

(232) 《阎锡山致上海赵芷青成密青电》（1931年11月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08。

(233) 《阎锡山复绥远王军长圃密鱼电》（1931年11月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92。

(234)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7页。

(235) 《粤四全会昨开会》，《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0日。

(236) 孙科：《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央导报》第22期（1931年11月25日），第9页。

(237)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1月21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693。

(238) 《反蒋运动史》下，第479页；《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

(239) 《孙等昨已离港赴澳》，《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

(240) 《天津宥日特讯》（1931年11月2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609。

(241)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9页；《粤局昨忽见严重》，《时事新报》1931年12月7日。

(242) 《天津冬日特讯》（1931年12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659。

(243) 《萧邓欲倒行逆施》，《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

(244) 《天津宥日特讯》（1931年11月2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608。

(245) 《汪精卫致阎锡山国密感电》（1931年11月2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20。

(246) 《陈铭枢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3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766。

(247) 《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76。

(248)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7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013。

(249) 《京粤和平益趋乐观》，《时事新报》，1931年12月1日。

(250) 《陈铭枢致蒋介石俭未电》（1931年11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40。

(251) 据陈铭枢报告：“胡顷电汪云：我因吊古，即赴省。吊毕，即返港。我拉孙去，孙不肯去。”《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76。

(252) 《胡汉民伍朝枢致四全大会主席团函》（1931年11月29日），《胡评议委员木兰捐赠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钢笔原件，档案号“胡”314；《民国日报》曾简单登载该函三条原则，《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日。

(253) 《粤纠纷解决》，《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日。

(254) 《上海赵芷青致阎锡山设密支电》（1931年12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31。

(255) 《粤四全选出执监委》，《民国日报》，1931年12月5日。

(256) 《上海煜如芷青现密歌电》（1931年12月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529。

(257) 《粤会演武剧》，《民国日报》，1931年12月4日。

(258) 《反蒋运动史》下，第490页。

(259) 《上海汪精卫致阎锡山现密筱电》（1931年11月1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15－6。

(260) 《阎锡山复上海汪精卫共密皓电》（1931年11月1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15。

(261) 《宋子文到沪访汪》，《申报》，1931年11月24日。

(262) 11月17日，张发奎曾以第四军军长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愿率所部“助马占山共制强敌死命，保我东三省一片干净土”。《时事新报》，1931年11月18日。

(263) 《汪精卫愿随第四军援黑》，《大公报》，1931年11月26日。

(264)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1月21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693。

(265) 《退席代表曾仲鸣等百余人前昨已分批抵沪》，《时事新报》，1931年12月3日。

(266) 《粤四全会退席代表发出通电两通》，《申报》，1931年11月28日。

(267)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6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883。

(268) 《天津艳日特讯》（1931年11月2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628。

(269) 转引自《陈铭枢致蒋介石俭申电》（1931年11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44。

(270) 《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76。

(271) 《上海汪精卫先生努密艳电》（1931年11月2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25－6。

(272)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设密陷电》（1931年11月30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24－5。

(273)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现密江电》（1931年12月3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27。

(274) 转引自《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76。

(275) 《汪氏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

(276) 《在沪举十人》，《国闻周报》第8卷第48期（1931年12月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6页。

(277) 《汪氏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

(278) 陈公博：《苦笑录》，第267页。

(279) 《省克记》第4卷，1931年11月12日条，“蒋档”。

(280) 《困勉记》第19卷，1931年11月12日条，“蒋档”。

(281)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6日；另见《困勉记》第19卷，“蒋档”。

(282)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353页。

(283) 《陈铭枢致蒋介石巧午电》（1931年11月18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548。

(284) 《陈铭枢致蒋介石皓午电》（1931年11月19日），《日寇侵略之部：二、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600。

(285) 《李石曾致吴稚晖张静江电》（1931年1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毛笔抄件，档案号“吴”字05897。

(286)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1月18日。有趣的是此时阎锡山对蒋介石北上的看法，竟同黄郛一致。当阎得知蒋放弃北上的消息后，曾电汪精卫表示：“蒋北上正虑激动日人蛮横，缓来甚好。”《复上海汪精卫先生作密勘电》（1931年11月2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22。

(287) 《上海贾秘书长设密艳三电》（1931年11月2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480。

(28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2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393页。

(289)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1月24日条，第413页。

(290) 《粤方致汪鱼电》（1931年12月6日），《反蒋运动史》下，第505页；汪精卫得电后即将该电转何应钦等人，由何等转报蒋介石，〈何应钦陈铭枢致蒋介石佳巳电〉（1931年12月9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4198。

(291) 《蒋主席致张群十二月微电》（1931年12月5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292) 《上海煜如芷青现密阳电》（1931年12月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535－7。

(293) 《上海汪精卫先生建密青电》（1931年12月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35。

(294)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46页。

(29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46－447页。

(296) 《孙科等昨日到沪有重要聚会》，《时事新报》，1931年12月11日。

(297) 《陈铭枢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1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5页。

(29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1日；另见《困勉记》第20卷，“蒋档”。蒋介石在前一晚（10日）与宁方干部会商后，就曾对何应钦的表现极端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敬之到紧要关头，彼必毫不负责，而且怨恨无权，此为最可耻之事也。”另见《困勉记》第20卷，“蒋档”。

(299) 《李石曾致吴稚晖电》（1931年12月1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毛笔译件，档案号“吴”字05970。

(300)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2日条，第457页。

(301)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2日；另见《困勉记》第20卷20，“蒋档”。

(302) 《胡先生亲笔函电及批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藏，转引自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303)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12月7日，第540页。

(304) 《胡汉民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12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305)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12月7日，第540页。

(306) 《冯玉祥致胡展堂电》（1931年12月15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307)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12月16日，第548页。

(30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8页。

(309) 《反蒋运动史》下，第507页。

(31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59－160页。

(31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59－160页。

(312) 《蒋伯诚呈蒋主席十二月鱼》（1931年12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313) 《“蒋伯诚呈蒋主席十二月鱼”批语》（1931年12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314) 《中央日报》，1931年12月16日。

(315)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5日条，第460页。

(316)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2月6日；另见《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460页。

(317) 《蒋公电各总指挥军师长十二月铣电》（1931年12月1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31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2日；另见《省克记》第5卷，“蒋档”。

(319) 《反蒋运动史》，第511－512页。

(320) 《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6日），《日寇侵略之部：三、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4347。

(321) 《汪精卫表示必争》，《国闻周报》，第8卷第49期（1931年12月14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反蒋运动史》，第503页。

(32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常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速记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6。

(323)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8日条，第467页。

(324) 《十九日谈话会》，《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325) 《太原曹世振致阎锡山静密删电》（1931年12月15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52－3。

(326) 《上海号转胡展堂先生致冯玉祥阎锡山四密巧电》（1931年12月1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72－3。

(327) 《上海汪先生致阎锡山四密敬电》（1931年12月2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86－7。

(328) 《阎锡山冯玉祥刘守中赵戴文致上海转胡展堂汪精卫四密漾电》（1931年12月23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78。

(329) 《太原冯焕章等致阎锡山静密敬电》（1931年12月2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481。

(330) 《上海煜如致阎锡山日密马四电》（1931年12月21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660。

(331) 《蒋委员遽鸣高蹈》，《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3日。

(332) 《关于中央政制改革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25页。

(33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条例》，《革命文献》第23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443页。

(33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7页。

(335)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7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4.2／52。

(336) 《决定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并推举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24－2625页。

(337) 《推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24页。

(338) 谭延闿去逝后，中常委遗缺由朱培德补任，参阅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编，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第47页。

(339) 《国民政府公报》第964号（1931年12月31日），第6－7页。

(340)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35页。

(341) 《蒋中正电宋子文军费应如期发放切勿拖延》（1931年12月16日），《筹笔》第62册，“蒋档”，档案号04－0542。

(342) 《宋子文签发支付命令》，《申报》，1931年12月24日。

(343) 《宋子文辞呈昨送达行政院》，《申报》，1931年12月22日。

(344) 《胡汉民致孙科电》，《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70页。

(345) 《天津有日特讯》（1931年12月2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779。

(346) 《廿年十二月卅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4.3/22.49-6。

(347) 《廿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4.3/22.49-6。

(348) 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第143页。

(349)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9日，第820页。

(350) 《孙科等致邓泽如萧佛成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4.3/22.48-7。

(35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7日），《第四届中央常会速记录（第1－15次）》，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4.3／1。

(352) 《天津佳日特讯》（1932年1月9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2047；《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第8页。

(353) 《汪孙阻粤多设机关》，《民国日报》，1932年1月9日。

(354) 《广州之三机关》，《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页。

(355)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93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6日。

(356) 《广州之三机关》，《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6页。

(357) 《陈铭枢电促胡汪蒋》，《中央日报》，1932年1月7日。

(358) 《孙科致蒋介石冬亥电》（1932年1月2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9－10页。

(359) 《孙院长招待新闻界》，《中央日报》，1932年1月6日。

(360) 《事略稿本》第13册，第10页。

(361) 《天津灰日特讯》（1932年1月10日），《各方民国二十年来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2049。

(362) 《蒋介石致陈果夫电》（1932年1月7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20页。

(363) 《蒋中正电宋子文缓来奉我方当设法促成各方攻粤》（1932年1月9日），《筹笔》第63册，“蒋档”，档案号04－0599。

(364) 《南京刘峙致南昌朱绍良有电》（1931年12月2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2043。

(365) 《蒋介石致张治中电》、《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2年1月9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23页。

(366) 《汪精卫盼蒋胡入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6日。

(367)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2日，第821页。

(368)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0日，第559页。

(369) 《天津佳日特讯》（1932年1月9日），《各方民国二十年来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2048。

(370) 《孙科迎汪于右任迎胡》，《大公报》，1932年1月10日。

(371) 《孙电胡汉民》，《申报》，1932年1月11日。

(372) 《孙科重要谈话》，《申报》，1932年1月10日。

(373)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0日，第820页。

(374)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第4页。

(375) 《胡仍无意入京》，《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2年1月18日），第6页。

(376) 《上海会谈情形》，《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377) 《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第39、53页。

(378) 《陈铭枢回忆录》，第89页。

(379)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32年1月15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42页。

(380) 《公债风潮记》，《大公报》，1932年1月18日。

(381) 《蒋中正电刘峙无出山理由念旧部属饥寒中央如无法给养在中央税收借支》（1932年1月15日），《筹笔》第63册，“蒋档”，档案号04－0616。

(382) 《孙科返京前谈话》，《申报》，1932年1月13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第2页。

(383)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第8页。

(384) Chang Chin-sen，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Bookman Associates，1952，p．101．

(385) 简又文：《宦海飘流二十年》，《传记文学》第23卷第7期（1973年7月），第92页。

(386)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3页。

(387)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第8页。

(388)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第7页。

(389) 《黄汉梁上国民政府呈》，《申报》，1932年1月14日。

(390) 《公债风潮有转圜》，《大公报》，1932年1月16日。

(391) 《银界允协助办法尚未定》，《大公报》，1932年1月17日。

(392) 《张群谈话》，《民国日报》，1932年1月17日。

(393) 《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16日，第401页。

(394)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第9页。

(39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64页。

(396) 《张继谈盼粤方取消特种组织》，《中央日报》，1932年1月15日。

(397) 《陈铭枢回忆录》，第95页。

(398) 《汪精卫昨赴杭晤蒋》，《民国日报》，1932年1月17日。

(399) 《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17日，第401页。

(400) 《致孙哲生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

(401) 《致胡展堂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

(402)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3册，第53页。

(403) 《孙何飞杭烟霞洞商谈大政》，《大公报》，1932年1月19日。

(404)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18日条，第54页。

(405)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8日，第822页。

(406) 《孙科飞杭敦促汪蒋》，《民国日报》，1932年1月19日。

(407)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8日，第822页。

(408) 《胡复汪铣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

(409) 《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广州先导社1934年版，第644－645页。

(410) 《天津养日特讯》（1932年1月22日），《各方民国二十年来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1953。

(411)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3页。

(412) 《汪蒋到京后昨午开谈话会》，《中央日报》，1932年1月23日。

(413)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2日条，第66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65页。

(414)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4日，第72页。

(41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5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4.3／1。

(416) 《中常会慰留孙科》，《中央日报》，1932年1月27日。

(417)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6日，第80－81页。

(418) 《蒋中正电宋子文财政无人主持请即入京相商》（1932年1月27日），《筹笔》第63册，“蒋档”，档案号04－0627。

(41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01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7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7。

(420) 《中央日报》1932年1月30、31日，第1张第4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6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9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7。

(421)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30日；另见《困勉记》第21卷，“蒋档”。

(422) 《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第14页。

(423) 该日会议并决定：“本日各种决议案均不发表。”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03次会议速记录》（1932年3月14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7。

参考文献⁽¹⁾

中文档案文献

陈诚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国民政府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国民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

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各部会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蒋中正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阎锡山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台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抄件，北京

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馆藏资料，台北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湖南省档案馆藏，长沙

《蒋介石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美国

中文著作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贾廷诗等，台北，1989

《北伐后之各派思潮》，司马仙岛著，北平，鹰山社出版部，1930

《北洋军阀》，章伯锋主编，武汉出版社，1990

《北洋军阀史》，来新夏等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编遣实施会议之议决案》，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长沙，1929

《蔡廷锴自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蔡元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

《沧波文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台北“国史馆”，2005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台北“国史馆”，2006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台北“国史馆”，2007

《陈独秀著作选》，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陈铭枢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成败之鉴》，陈立夫，台北，正中书局，1994

《程天固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

《德国外交档案——1928至1938年之中德关系》，郭恒钰、罗梅君主编，许琳菲、孙善豪译，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1

《邓小平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邓演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德良等主编，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

《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出版地不详，1986

《反蒋运动史》，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出版地不详，1934

《冯玉祥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军务》，民国史料编辑社，出版地不详，1933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沈云龙、谢文孙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

《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州，1984

《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胡汉民，上海，民智书局，1932

《革命文献》，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1989

《龚德柏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

《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案》，国民政府外交部编，南京，1931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张同新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刘维开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南昌行营，南昌，1934

《国民政府外交史》，洪钧培著，上海，华通书局，1930

《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编，南京，1931

《国民会议丛刊》，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杭州，1931

《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南京，1931

《寒风集》甲篇，陈公博著，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红旗漫展出辕门——平江起义资料汇编》，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胡汉民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台北，1978

《胡汉民先生遗稿》，“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台北，中华书局，1978

《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先导社，广州，1934

《湖南省政府政治报告》，湖南省政府秘书处，长沙，1931

《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沈云龙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

《回顾录》，邹鲁著，台北，三民书局，1976

《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2003－2007

《蒋作宾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南昌，1986

《剿匪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67

《济南五三惨案》，蒋永敬编，台北，正中书局，1978

《机变巧诈：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陈进金著，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7

《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5

《记者生涯五十年》，金雄白著，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

《今日之县政》，陈冰伯著，出版地不详，同文图书公司，1933

《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林泉编，台北，正中书局，1983

《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5

《考试院工作报告》，国民政府考试院编，南京，1935

《苦笑录》，陈公博，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廖仲恺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立法院第一第二两周年立法工作概况》，立法院秘书处编，南京，1930

《李烈钧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

《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

《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

《刘茂恩回忆录》，台北，学生书局，1996

《论所谓法西斯蒂》（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王养冲主编，广州，中兴学会，1935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2

《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福建，1981

《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北京，中央档案馆编，1984

《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南京，1935

《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蒋永敬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

《民国史纪事本末》，魏宏运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毛思诚编，香港，龙门书局，1965

《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

《民国政制史》，钱端升，上海书店，1989

《墨三九十自述》，顾祝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宁都起义》，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宁夏三马》，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内政年鉴》，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美］伯纳德·科尔著、高志凯等译，重庆出版社，1986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

《全国财政会议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王养冲主编，广州，中兴学会，1935

《石敬亭将军口述年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7

《四川军阀史料》，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双照楼诗词稿》，汪兆铭著，上海，民信公司，1930

《苏俄在中国》，蒋中正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2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京师警察厅编，北京，1928

《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北京，1957

《孙哲生先生年谱》，孙哲生学术出版基金编，台北，正中书局，1990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

《万耀煌将军日记》，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

《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

《汪精卫集》，上海，光明书局，1930

《汪精卫先生传》，雷鸣著，上海，政治月刊社，1944

《王若飞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王子壮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01

《为什么讨伐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广州，1931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张令澳著，台北，周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5

《我的回忆》，刘峙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五十回忆》，黄绍竑著，长沙，岳麓书社，1999

《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

《湘赣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编选组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湘鄂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出版地不详，1985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2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先总统蒋公全集》，张其昀主编，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新疆风暴七十年》，张大军著，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新疆交涉员樊逆耀南篡杀始末》，石印本，出版地、时间不详

《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兴国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地不详，1990

《熊哲明先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

《徐旭生西游日记》，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出版地不详，1930

《雪三文集》，李雪三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阎伯川先生感想录》，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台北，1997

《杨永泰先生言论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杨增新在新疆》，李信成著，台北“国史馆”，1993

《亦云回忆》，沈亦云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于达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9

《粤变资料汇编》，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编，广州，1931

《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张学良年谱》，张友坤、钱进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张学良文集》，周毅等主编，香港，同泽出版社，1999

《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傅虹霖著，王海晨、胥波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浙江之二五减租》，洪瑞坚著，南京，正中书局，1936

《镇江、当涂、和县实习调查日记》，陈少书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

《政坛回忆》，程思远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国保甲制度》，闻钧天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台北，1993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编，南昌，193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通信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中国现代史料拾遗》，桂崇基著，台北，中华书局，1989

《中国政府》第1册，陈之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郭廷以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5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1994

《中华民国立法史》，谢振民著，上海，正中书局，1948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程道德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徐曰彪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10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62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刘文辉著，北京，三联书店，1979

《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周恩来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周佛海、陈公博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

《邹鲁全集》，中山大学校友会编，台北，三民书局，1976

中文报刊

《大公报》，天津

《红色中华》，瑞金

《华字日报》，香港

《京报》，北平

《民国日报》，上海、汉口、广州

《人民日报》，福州

《申报》，上海

《盛京时报》，沈阳

《时事新报》，上海

《新晨报》，北平

《新闻报》，上海

《益世报》，北平

《中央日报》，上海、南京

《布尔什维克》，上海

《春秋》，香港

《档案与历史》，上海

《地方自治》，南京

《东方杂志》，上海

《独立评论》，北平

《汗血月刊》，南京

《革命评论》，南京

《国民政府公报》，南京

《国闻周报》，上海

《火炉》，红七军政治部

《军政旬刊》，南昌

《江西党史资料》，南昌

《近代史研究》，北京

《抗日战争研究》，北京

《立法专刊》，南京

《历史档案》，北京

《历史研究》，北京

《民国档案》，南京

《民友》，上海

《青年实话》，瑞金

《人事行政》，重庆

《三民主义月刊》，广州

《生活周刊》，上海

《市政半月刊》，南昌

《时代公论》，南京

《史学月刊》，开封

《外交部公报》，南京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及各省市

《西北史地》，西安

《西路军公报》，长沙

《新月》，上海

《银行周报》，上海

《云南省政府公报》，昆明

《浙江档案》，杭州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通讯》，瑞金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

《中央周报》，南京

《中央半月刊》，南京

《中央党务月刊》，南京

《中央导报》，南京

《传记文学》，台北

日文书目

《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外务省編纂，東京，原書房，1985

《日本外交史》第17、18卷，鹿島平和研究所，東京，1973

《石原莞爾資料·国防論策篇》，角田順編，東京，原書房，1978

《外交五十年》，幣原喜重郎，東京，読壳新聞社，1951

英文书目

Chan，F．Gilbert，ed．，China at the crossroads：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1927-1949，Westview Press，Boulder，Colorado，1980

Chang Chin-sen，The third force in China，Bookman Associates，New York，1952

Charles，Mclane，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58

Ch′i His-sheng，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1-1945，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Ann Arbor，1982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1912-194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0

Eastman，Lloyd E．，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Nationalist Rule，1927-193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4

Esherick J，ed．，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Honolulu，2000

Fairbank，John K Fairban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2，13：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3

Kirby，William C．，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4

Lary，Diana，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74

Nathan，Andrew J．， 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California，1976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26，Vol．1，1929，Vol．1，2，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D．C．，1941，1943

Sheridan，James E．，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66

Skinner，George William，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77

So Wai-chor，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1924-1931，Oxford University Press，Hong Kong，1991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Ltd．London，1930

Thomson，James C．，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9

Tien Hung-mao，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72

Yeh Wen-hsin，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90

Young，Arthur N．，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1927-1937，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71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¹⁾

A

安俊才

B

白崇禧

白国庆

白健生　见白崇禧

白瑞安（Briand）

白云梯

柏文蔚

班　禅

板垣征四郎

浜口雄幸

鲍观澄

鲍文樾

北一辉

币原喜重郎

博　古　见秦邦宪

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

布里斯托（Mark L．Bristol）

布留赫尔（В．К．Блюхер）

C

蔡和森

蔡孑民　见蔡元培

蔡廷锴

蔡元培

蔡运陞

曹世振

曹万顺

柴乔松

常荫槐

车鸣翼

陈　策

陈　诚

陈　融

陈　毅

陈　云

陈璧君

陈伯南　见陈济棠

陈布雷

陈昌浩

陈调元

陈公博

陈珪章

陈果夫

陈豪人

陈鸿文

陈济棠

陈继承

陈继善

陈剑如

陈炯明

陈立夫

陈铭枢

陈渠珍

陈少书

陈绍宽

陈书农

陈树人

陈维远

陈耀垣

陈友仁

陈章甫

陈真如　见陈铭枢

陈中孚

陈琢如

程　潜

程汝怀

程天放

池峰城

重光葵

褚玉璞

床次竹二郎

D

大川周明

戴　戟

戴传贤　见戴季陶

戴季陶

戴愧生

戴天民

戴伟士（John K．Davis）

德留蒙（E．Drummond）

邓　英

邓宝珊

邓长庚

邓崇熙

邓飞黄

邓青阳

邓世增

邓锡侯

邓小平

邓演达

邓泽如

邓召荫

邓真德

邓子恢

丁　超

丁惟汾

董振堂

杜洛斯基　见托洛茨基

段德昌

段月泉

E

恩克巴图

F

樊筠青

樊崧甫

樊耀南

樊钟秀

范其光

范绍曾

范石生

范熙绩

范予遂

方本仁

方鼎英

方耀庭　见方本仁

方永昌

方振武

方志敏

芳泽谦吉

封赫鲁

酆　悌

冯焕章　见冯玉祥

冯钦哉

冯少山

冯轶裴

冯玉祥

冯治安

伏罗希洛夫（К．Е．Ворошилов）

福田彦助

傅秉常

傅汝霖

傅作义

富双英

G

甘乃光

高　斯（Clarence E．Gauss）

高桂滋

高纪毅

高敬亭

高凌百

高树勋

高维岳

高荫槐

高振邦

葛敬恩

公秉藩

龚　浩

龚饮冰

古湘芹（勤）　见古应芬

古应芬

顾孟馀

顾墨三　见顾祝同

顾顺章

顾维钧

顾祝同

关树人

关素人

关玉衡

广田弘毅

郭　同

郭春涛

郭滴人

郭华宗

郭化若

郭汝栋

郭泰祺

H

韩德勤

韩复榘

韩光第

韩麟春

郝梦龄

何　键

何　廉

何成濬

何杰才

何敬之　见何应钦

何民魂

何千里

何香凝

何应钦

贺　昌

贺　龙

贺国光

贺耀组

亨贝克（Stanley K．Hornbeck）

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

洪汉杰

洪兆麟

侯之担

胡　适

胡　瑛

胡汉民

胡若愚

胡逸民

胡毓坤

胡展堂　见胡汉民

胡竹笙

胡宗铎

胡宗南

胡祖玉

荒木贞夫

黄　道

黄　郛

黄　平

黄　权

黄　隐

黄道彬

黄公度

黄公略

黄汉梁

黄汉瑞

黄季陆

黄慕松

黄少谷

黄绍竑

黄显声

黄旭初

黄镇球

黄中岳

J

吉鸿昌

吉田伊三郎

汲金纯

戢翼翘

季　方

季振同

加拉罕（Л．М．Карахан）

贾景德

江国璠

蒋伯诚

蒋鼎文

蒋光鼐

蒋介石

蒋梦麟

蒋廷黼

蒋雨岩　见蒋作宾

蒋在珍

蒋中正　见蒋介石

蒋作宾

金鼎臣

金汉鼎

金利三

金树仁

金问泗

经亨颐

居　正

瞿秋白

K

凯洛格（Frank B．Kellogg）

康　生

柯立芝（J．C．Coolidge）

克宁翰（E．S．Cunningham）

孔　庚

孔　明

孔　子

孔繁蔚

孔祥熙

孔昭焱

库库林（Кукунин）

L

赖心辉

蓝普森（Miles W．Lampson）

雷经天

雷中田

冷熏南

李　杜

李　顿（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Lytton）

李　溶

李　燊

李　忻

李抱冰

李超时

李朝芳

李朝杰

李德辉

李德邻　见李宗仁

李德全

李汉魂

李纪才

李际春

李济深

李家钰

李立三

李烈钧

李明瑞

李明志

李鸣钟

李品仙

李任潮　见李济深

李韶九

李石曾

李寿庸

李书城

李惕乾

李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

李文范

李锡九

李选廷

李扬敬

李月峰

李云杰

李韫珩

李振唐

李仲公

李竹声

李宗仁

厉式鼎

梁朝玑

梁冠英

梁寒操

梁汝舟

梁忠甲

廖　磊

廖武郎

林　彪

林　虎

林　森

林　蔚

林久治郎

林权助

林瑞笙

林翼中

林云陔

林植夫

林祖涵

刘　光

刘　骥

刘　湘

刘　兴

刘　哲

刘　峙

刘成勋

刘春霖

刘春荣

刘纯一

刘存厚

刘风竹

刘甫澄　见刘湘

刘桂堂

刘和鼎

刘黑七

刘纪文

刘建绪

刘芦隐

刘茂恩

刘乃藩

刘汝明

刘瑞恒

刘尚清

刘少奇

刘士奇

刘士毅

刘守中

刘叔模

刘维炽

刘文岛

刘文辉

刘文龙

刘熙众

刘耀扬

刘郁芬

刘煜生

刘珍年

刘振邦

刘震寰

刘镇华

刘正富

刘志丹

刘志陆

刘自乾　见刘文辉

龙　鼎

龙　云

卢　汉

卢　梭（Jean-Jacques Rousseau）

卢福坦

卢兴邦

鲁大昌

鲁涤平

鲁效祖

鹿钟麟

路孝忱

路友宇

吕　超

吕焕炎

吕荣寰

罗　霖

罗炳辉

罗藩瀛

罗家伦

罗隆基

罗明纳兹（В．В．Ломинадзе）

罗绮园

罗文幹

罗泽洲

罗卓英

洛　甫　见张闻天

M

马　昆

马　麟

马　谡

马步芳

马超俊

马福祥

马鸿宾

马鸿逵

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马文车

马洗凡

马占山

麦朝枢

麦焕章

毛邦初

毛炳文

毛光翔

毛泽东

茅祖权

梅　兹（Sir Frederick William Maze）

梅里尼可夫（Б．Н．Мельников）

梅哲之

门炳岳

孟　坤

孟　子

米　夫（П．А．Миф）

米春霖

敏珠尔哈图克图

缪定保

缪培南

莫德惠

木村锐市

N

南次郎

聂　耳

聂嘉夫

聂荣臻

钮永建

O

欧阳驹

P

潘公展

潘文华

潘宜之

潘云超

潘忠汝

庞炳勋

彭德怀

彭汉章

Q

漆　英

齐　叙

钱昌照

钱承德

钱大钧

钱慕尹　见钱大钧

秦邦宪

覃　振

邱　文

犬养毅

R

任应岐

荣　臻

阮　勋

阮德炳

阮肇昌

若槻礼次郎

S

山本条太郎

商　震

上官云相

少正卯

邵力子

邵式平

邵元冲

沈鸿烈

沈君怡

沈松林

沈泽民

施存统

施肇基

石汉章　见石友三

石敬亭

石青阳

石友三

史丹林　见斯大林

史汀生（Henry L．Stimson）

矢田七太郎

矢野真

司马桑敦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松井石根

宋美龄

宋庆龄

宋渊源

宋哲元

宋子文

孙　楚

孙　渡

孙　科

孙长胜

孙传芳

孙大章

孙殿英

孙鹤皋

孙连仲

孙良诚

孙桐萱

孙蔚如

孙逸仙　见孙中山

孙哲生　见孙科

孙中山

T

谭道源

谭克敏

谭平山

谭延闿

谭组庵　见谭延闿

汤阁丞　见汤玉麟

汤玉麟

唐　澍

唐继麟

唐继尧

唐继虞

唐孟潇　见唐生智

唐绍仪

唐生智

唐式遵

陶　钧

滕代远

田　桐

田代重德

田金凯

田颂尧

田中义一

童冠贤

头山满

屠文沛

土肥原贤二

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

W

万福麟

万选才

万耀煌

汪精卫

汪兆铭　见汪精卫

王　均

王　明

王　琦

王　太

王葆真

王伯群

王宠惠

王恩贵

王尔琢

王法勤

王冠英

王季绪

王家烈

王家桢

王捷俊

王金钰

王荩仁

王昆仑

王乐平

王亮畴　见王宠惠

王懋功

王乃昌

王庆龙

王绍文

王世和

王世杰

王树常

王树翰

王天培

王廷翰

王以哲

王毅民

王尹西

王应榆

王芸生

王缵绪

王泽民

王正廷

王之佐

危宿钟

韦拔群

韦云淞

卫立煌

魏道明

魏凤楼

魏书香

魏益三

闻承烈

闻一多

吴　尚

吴光治

吴佩孚

吴奇伟

吴尚鹰

吴思豫

吴泰来

吴铁城

吴行光

吴醒亚

吴稚晖

吴忠信

吴子玉　见吴佩孚

伍朝枢

伍廷飏

武和轩

武庭麟

X

西门诺夫斯基（Семеновский）

熙　洽

夏　威

夏斗寅

夏首勋

夏维崧

香翰屏

向传义

向忠发

项　英

项雄霄

萧佛成

萧希贤

小矶国昭

谢　持

谢　珂

谢文炳

谢子长

邢士廉

熊　斌

熊式辉

熊正平

徐　谦

徐承熙

徐景唐

徐朋云

徐声钰

徐世昌

徐向前

徐旭生

徐永昌

徐源泉

徐之赞

徐祖贻

许　琨

许崇智

许克祥

许锡清

许孝炎

许宗武

萱野长知

薛　岳

薛笃弼

Y

严　重

阎百川　见阎锡山

阎锡山

阎毓善

杨　虎

杨　杰

杨　森

杨爱源

杨畅卿　见杨永泰

杨光华

杨虎城

杨绩荪

杨匏安

杨如轩

杨胜治

杨树庄

杨腾辉

杨希闵

杨效欧

杨杏佛

杨永泰

杨宇霆

杨增新

姚　钰

姚禔昌

叶　举

叶　琪

叶楚伧

叶恭绰

易培基

尹承纲

尹扶一

犹国材

于　珍

于能模

于世铭

于学忠

于右任

于芷山

余　鹏

余汉谋

俞作柏

俞作豫

虞洽卿

袁　良

袁德生

袁金铠

袁世凯

袁文才

袁振青

袁祖铭

岳维峻

恽代英

Z

臧式毅

曾　山

曾扩情

曾养甫

曾仲鸣

翟文选

张　璧

张　冲

张　弧

张　继

张　骏

张　群

张　文

张　贞

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

张鼎丞

张发奎

张凤春

张辅丞　见张作相

张国焘

张海鹏

张汉卿　见张学良

张辉瓒

张惠长

张景惠

张静江

张静愚

张开琏

张难先

张品哲

张其宽

张企留

张启龙

张人杰　见张静江

张人杰（西北军）

张汝骥

张寿镛

张同礼

张维玺

张文白　见张治中

张闻天

张向华　见张发奎

张叙五　见张景惠

张学良

张义纯

张荫梧

张与仁

张岳军　见张群

张云逸

张允荣

张正地

张之江

张知本

张治中

张自忠

张宗昌

张作霖

张作相

章伯钧

赵博生

赵戴文

赵登禹

赵观涛

赵淼川

赵丕廉

哲布尊丹巴

郑　谦

郑大伟

郑大章

郑介民

郑俊彦

中村震太郎

钟少梅

钟天心

周　斓

周　磊

周　磐

周恩来

周凤歧

周鲠生

周龙光

周伟黄

周西成

周一志

周逸群

周震鳞

周志群

周钟岳

周作民

朱　德

朱　旭

朱　志

朱光沐

朱霁青

朱家骅

朱履龢

朱培德

朱绍良

朱绍阳

朱武彝

朱益之　见朱培德

祝祥本

邹　鲁

佐分利贞男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华民国史

第八卷
（1932-1937）
上

周天度　郑则民　齐福霖　李义彬　等著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内容起自1932年淞沪抗战，迄至1937年“七七”事变，共计五年半时间。主要叙述这一阶段的民国政治、军事与外交，也涉及财政、金融、经济、教育及科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和东北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迅速沦亡。1932年初，日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和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视线，并打击上海的抗日活动，又在上海挑起战争，布防淞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抗战爆发。此时正值宁粤合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与蒋介石联合执政。鉴于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上海又是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不愿重蹈“九一八”事变的覆辙。汪精卫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获得蒋介石的赞同，对十九路军抗战给予了支持，随后派第五军参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但同时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了不使战争持久扩大，又积极谋求妥协。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举行上海停战谈判，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随即日本便如愿以偿地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

在“一二八”抗战前，国民党即先后发动了三次“剿共”战争。淞沪抗战爆发后，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强调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必须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对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和十九路军做了错误的分析判断，将他们视为反动的反革命的军阀势力，没有能够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失去了联合抗日的机会。而国民党更视中共为心腹之患，淞沪抗战一结束，立即调集军力进行第四次“剿共”战争。

日本早就制定了灭亡中国的计划，侵占东北三省后，又于1933年3月进占热河，进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华北危在旦夕，中国守军在长城沿线与日军展开激战，予以重创。由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指导，长城抗战最终未能坚持，而与日本签订了妥协屈辱的《塘沽协定》。

1935年日军越过长城，开始入侵华北，制造事端，挑起冲突，迫使国民党认可了后来日本所指称的“何梅协定”，并签订了《秦土协定》。中国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从此大大削弱，华北几乎成为非武装地带。紧接着，日本便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策动华北“自治”，企图使包括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在内的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在此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的危急时刻，在国民党内部，除了汪精卫等极少数亲日派分子主张继续“忍辱求全”，妥协退让外，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领导人物都采取了较强硬的立场，迫使日本分离华北的阴谋未能得逞。

华北事变向中国人民再次敲响了警钟，引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严重关注，知识分子尤为敏感。处于华北前线的北平学生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沉痛呼声，为挽救危亡而奋起救国，发起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与此同时，上海知识界人士也发起救国运动，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他们发表救国宣言，痛切地指出：“‘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餍。’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肩负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1936年1月28日成立包括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大学教授等组成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随后又与全国各地的救亡组织联系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会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各党派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从此打破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时期蓬勃发展的群众抗日运动被压制后的沉寂状态，南北救国运动进入一个狂飙突起的新时期，对于后来推动抗日战争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30年代初，蒋介石基本结束了军阀混战割据局面，初步统一了中国后，总揽兵权，控制全局，“创造了全盛的军事时代”。1933年，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来的抗日民主派李济深、陈铭枢和黄琪翔在福建发动抗日反蒋的事变，但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压力下，很快归于失败。1936年，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为了保存其两广的半独立状态，同时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又打着“出兵抗日”的旗号，发动反蒋的“六一”事变，旋被蒋介石的分化收买所挫败。

1932年—1933年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苏区的战争失败后，接着又倾全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战争，暂时取得了胜利，红军经历长征艰辛退处西北一隅。由于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进一步上升，民族危机加重，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抗日倾向增长，对日外交趋向强硬，并有效地抗击了日本和伪蒙军对绥远的进攻，其“安内攘外”的政策有所淡化，但并没有完全放弃。1936年11月，正当上海救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进行镇压，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等七人，投入苏州狱中，是为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的反对。特别是华北事变后，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挽救危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也影响到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和高级将领政治态度的改变，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就具有典型意义。张学良1934年从欧洲回国后，接受了蒋介石“剿共”的任务。但他在两年多的“剿共”内战中一再失利，损兵折将，开始省悟到追随蒋继续进行内战，不但于国不利，对自己也没有出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他终于由“安内攘外”政策的拥护者，转而成为它的反对者。他暗中与中共和红军进行联络。张学良几次向蒋介石诤谏，恳请他认清形势，改变政策，停止内战，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共同抗日，遭到蒋的严厉申斥拒绝后，终于被“逼上梁山”，联合杨虎城走上了兵谏的道路，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无疑对蒋介石也是一副清醒剂。他开始认识到内战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团结一致抗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不放弃“安内攘外”政策，就无法继续维持其统治，因而不得不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并保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释放爱国领袖，西安事变因此得以和平解决。接着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对日政策等问题。和平统一，抗日救国，开放民众运动，实行民主宪政，聚集人才，保护救国运动，成为与会中委们的共识和一致呼声；并做出了相应的有关决议，显示出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意向。此次全会是国民党内外政策基本转变的开始，标志着国民党已从十年内战、独裁和对日妥协，开始转向联合中共及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走共同抗战的道路。

然而，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国民党虽已开始由内战向抗战方面的转变，但并没有彻底转变，尤其是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继续采取压制迫害的政策。国民党没有完全履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的几项承诺，反而扣押了送蒋回京的张学良，准备向西安发动军事进攻；并以“危害民国”罪对“七君子”提起公诉，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又两次开庭审理，企图定罪。

华北事变后国内政治格局的上述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反过来又影响政局的转变。1935年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随后国共两党代表通过多种渠道秘密接触，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1936年下半年中共开始放弃反蒋的方针，由“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派周恩来等前往调解，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停止内战，起了重大作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为争取实现停止内战，促进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迅速对日作战，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定为国策；并相应作了重大的让步，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力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等四项保证。此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商谈便积极进行，并于抗战爆发后不久达成合作协议。与此同时，中苏也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蒋介石的干预下，“七君子”也被保释出狱。这样就在政治上为实现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对日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

国民政府为了稳固政权，在其成立的头十年特别是后六七年中，在财政、金融和经济以及教育、科学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在财政金融方面，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的财政管理制度。在关税方面进行改革，实施海关行政改革和关税自主政策。关税自主政策实施后，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市场，促进了民族工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33年重订的第三个国定税则，对国内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机械、机具、化学产品、工业原料等进口货物维持低税率，而对于洋货轻工业品则实行高关税，更进一步刺激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口关税的提高，相应缩小了中国的外贸逆差。关税收入的增加，使政府财政困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并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改革税制，为废除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提供了财政基础和物质条件。

国民政府整理货币与废两改元的实施，是中国币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既起到统一货币、发展经济和便利人民的作用，又有利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推行，为实行法币制度奠定了基础。1935年实施的法币改革，是中国货币金融史上的重大变革，对坚持抗战起了保证作用。实施法币政策后，经济形势大为好转。

国民政府为了发展经济，1935年设立资源委员会，进行工业建设；1936年创设全国经济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公路建设、水利建设、农业建设、棉业统制、蚕丝改良及卫生设施六个方面的工作成绩较为显著。在发展国营经济，加强军工方面的建设，增强国防实力的同时，从清理整顿与奖励两方面扶持民营企业，对工业生产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使工业生产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有所发展。

由于国民政府在财政、金融与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1936年是旧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年，工业、商业、农业较前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势头，不幸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破坏了。

为了改变我国教育和科学落后的状况，促进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增强国力，以抗御外侮，国民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对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也给予较大的关注。国民政府把推进最低限度之教育，提高全国基本文化水平，作为发展教育的重点，教育主管部门对初等教育给予较多重视，在30年代初中期发展较快。对普通中学则主要着力于巩固、整顿、提高。职业教育则是发展最快的教育门类。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民间涌现了一种倡导乡村教育的潮流，一些教育家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采取巩固、整顿的方针，发展速度缓慢，远远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连年战乱，军费开支浩大，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困扰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学术研究方面，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央研究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在经费异常支绌的情况下，筚路蓝缕，开拓前进，为中国科学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它使我国科学逐渐摆脱了单纯介绍西方科学成就的局面，开始有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的达到世界水平；并且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不少人才。除中央研究院外，还成立有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但是，由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过于薄弱，30年代前后，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水平总体说还是落后的。

本卷由于撰写人员的流动和其他任务诸原因，从拟订提纲，收集材料到完成书稿，时间前后共历八年。在此期间，著者利用海峡两岸整理出版的有关资料，翻阅了大量的报刊资料和部分外文资料，以及相当一部分尚未公布的档案、日记和回忆录。并吸收了现有的某些研究成果，力求写得比较符合历史真实。书中如有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参加本卷编写的各人分担章节如下：

周天度　前言

第一章第一节至第六节（与张北根合作）

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

第六章第二节、第五节

第七章第一节第五目

第八章第一节至第三节

郑则民　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

第三章

第四章

第六章第三节第一目

齐福霖　第一章第七节

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

第十章

李义彬　第五章第五节

第六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三目、第四节

第七章（其中第一节第五目为周天度所写）

第八章第四节

董长芝　第九章

黄道炫　第十一章

张北根　第一章第一节至第六节（与周天度合作）

第六章第三节第二目

本卷由周天度主编。提纲初稿为周天度、郑则民、齐福霖共同草拟。在编写过程中周天度对部分章节提纲做了较多的增减变动；初稿写成后，又对全书做了文字加工修改，统一体例，核对部分史实，改正了其中某些差错，补充了个别材料，并最后定稿。王述曾看了大部分初稿。李新审阅了全书。郑则民前期做了组织工作，看了部分章节初稿。王士花翻译了部分日文资料。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何碧辉协助抄录了上海公安局档案资料。香港中国文化史研究所郑会欣博士帮助复印了当地1935年《中兴报》资料，并核对了《明报》上所载有关张学良的回忆材料。日本广岛大学教授水羽信男复印了部分日文资料。在编写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领导和图书资料室给予许多支持和帮助，还得到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宣部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大连市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及档案室、香港大学图书馆、台北“国史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对本书写作予以支持。中华书局的领导对本书的编辑出版多有贡献，特别是陈铮先生仔细审阅书稿，提了许多好的修改意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伪满洲国的成立

第一节　日本发动淞沪战争的阴谋

一　打击上海的抗日活动

二　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

三　“日僧事件”

四　日海军与陆军争功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对策

一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提出

二　十九路军布防京沪

第三节　淞沪抗战经过

一　闸北抗战

二　打退日军第一次总攻

三　吴淞之战

四　粉碎日军“中央突破”计划

五　中国军队退守第二道防线

六　国民政府的抵抗与妥协

七　全国人民及华侨对淞沪抗战的支持

第四节　英美等国的调停及上海停战谈判

一　英美等国的调停

二　《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

第五节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与国难会议的召开

一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及返京

二　国难会议的召开

第六节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

第七节　伪满洲国的建立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　关东军的“建国运动”

二　伪满洲国的成立

三　日本对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

四　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五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第二章　华北军民抗战的开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第一节　长城抗战

一　日军侵占热河

二　长城抗战

三　《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

第二节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

一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建立

二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三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失败

第三节　各省地方实力派的纷争

一　陈济棠与粤海舰队之战

二　韩复榘与刘珍年之战

三　四川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

四　新疆政变，盛世才统治的确立

第四节　福建事变

一　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二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

三　国民政府的武力讨伐和福建事变的失败

第三章　国民党统治的加强

第一节　军事独裁体制的确立

一　蒋介石总揽兵权，控制全局

二　国民政府军队的基本建制与征兵制的实行

三　保安队和民团的编组训练

第二节　保甲制度与特务组织的建立

一　保甲制度的内容和实施

二　“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的形成及其活动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

第一节　对鄂豫皖、湘鄂西和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

一　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军事“围剿”和进占

二　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

第二节　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军事“围剿”和追堵红军长征

一　第五次军事“围剿”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二　追堵红军长征

第三节　对革命文化的“围剿”

一　文化专制与尊孔复古

二　对革命文化的“围剿”

第四节　新生活运动

一　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发起

二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及其实质

三　新生活运动的实施

第五章　华北事变和国民政府的对策

第一节　1935年的国际环境

一　法西斯侵略的加紧

二　日本侵华政策新方案的确定

第二节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一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

二　华北“自治”事件

三　内蒙“自治”运动

第三节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

二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三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

第四节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制定和颁布

一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制定

二　“五五宪草”述评

第五节　联苏联德制日方针

一　中苏复交

二　中苏代表会谈

三　联德外交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伪满洲国的成立

第一节　日本发动淞沪战争的阴谋

一　打击上海的抗日活动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一二八”事变，发动侵略中国上海的战争，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反击。这场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的自卫战争，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其远因为东北事件。盖国民哀东北之沦亡，起而作杯葛运动，以经济绝交促暴日军阀之觉悟，弱小民族之心理，亦可悲矣。上海为中国之最大商埠，我国经济之重心地也，杯葛运动一足以号召全国，再则足以制岛国人民之死命”⁽¹⁾。“故日人处心积虑，欲谋取缔我排日运动者久矣”⁽²⁾。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迫害华侨，中国民众对此不胜愤慨。7月13日上海各界群众召开反日援侨大会，成立反日援侨委员会，揭开了上海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在上海的贸易。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进口总额的29％来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中国沿海和长江一带的日本航运业遭到很大打击，其中“日清轮船公司”的轮船全部停航。就主要行业而言，计有125家日本人经营的工厂，从1931年10月开始不得不缩短开工时间或全部停工。到11月底，80％的工厂关闭，12月底达到90％。“这样一来，上海的日本商人从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遭受损失的总额据说高达四千一百二十万四千日元”⁽³⁾。

上海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最大据点，20世纪30年代初，它成为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航运及制造业中心。商贸方面，日本三菱、三井等商业垄断企业，大都在上海设有经营机构，日本商号遍及上海商业部门中。航运方面，日本在上海港占有十个码头，仅次于英国而占第二位。上海是日本在华纺织工业的中心基地，日资纺织厂就有30家。上海的抗日活动使日本政府、侨民、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和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极度恐慌。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就中国中部及南部的“排日运动”商讨对策。会议“结果决定由外务省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硬之警告，至派舰问题，由外相与海相主持之”⁽⁴⁾。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奉政府训令于10月11日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称中国政府实施排日教育，默许排日运动，“特别在最近敌视日本计划并实行报复的排日异常盛行之中部及南部，排日暴动时有大爆发之可能”，并威胁说，如中国政府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中日两国间将有最不幸之重大结果发生”⁽⁵⁾。

重光葵后来回忆说：“上海的日本人看到日军在满洲采取强硬态度，消除了满洲的排日运动，也维护了日本的利益，他们认为采用同样的手段在上海也会成功。”⁽⁶⁾“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于10月11日、10月27日、11月1日、12月6日连续在沪召开侨民大会，通过宣言和决议，以强硬的措辞声称要惩罚“暴戾”的中国。日侨并多次寻衅闹事，如殴打华人，枪击岗警，撕毁标语，打碎商店玻璃。1932年1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在报道8日朝鲜人李泰昌在东京樱田门外狙击天皇的事件时，使用了“不幸只炸副车”⁽⁷⁾的词句。日侨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不敬”报道事件，要求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12日，村井向吴铁城提出“抗议”，要求更正，道歉，处罚责任者，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重光葵还说：“上海也有陆海军的骨干或青年军官组成的团体在活动，这些人与极端强硬派沟通起来好像要发动什么事端，正在频繁地活动。”⁽⁸⁾由于1931年12月组成的日本犬养新内阁一再声明对中国要采取强硬的政策，这“对于上海的日本人有如火上浇油”⁽⁹⁾。

日本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闸北后，选中三友实业社作为挑衅目标。在“日僧事件”前夕，日本海军军务局同意了陆战队柴指挥官的计划，即“奇袭北站附近之排日运动的团体根据地，并将其占领，予以封锁，借此消灭排日运动的根据地”⁽¹⁰⁾。三友实业社之所以被日军选为挑衅目标，原因是“该厂自去年万宝山案发生，及日本侵占东三省之事后，全体工友激于爱国热忱，自行组织义勇军，按日操练，极为认真，颇为日人所嫉恨。而该厂所出三角牌毛巾，因品质精良，将日人在三友厂邻近之东华纱厂所出之铁锚牌毛巾销路，均被三角牌所夺去，是以日人对于该厂恨之已久”⁽¹¹⁾。“于是，看到了这种情况的日本军部，乃反而抓住了恶化的对日感情，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在上海制造一次骚动，好把倾注在东北方面的国际视线转移到上海来”⁽¹²⁾。

二　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南沿海长江口附近的淞沪地区发动这场战争，直接目的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和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视线。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联理事会作出三次决议，要求日本撤军，绝大多数会员国对中国表示同情。美国不是国联成员，但对国际事务有重大影响力，当日本侵占锦州后，国务卿史汀生发表“不承认主义”的照会，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在国际社会中陷于孤立，这引起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不安，因此急欲在中国其他地方制造事端，以便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的关注。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以何种形式来统治这块殖民地，是日本必须立即决定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4天，即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就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确定建立以末代皇帝溥仪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受日本操纵的新政权。根据这个方案，关东军一手准备将溥仪挟持到东北，一手在东北各省拼凑伪政权，并阴谋在上海挑起事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辅助官兼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应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电召，10月1日前往沈阳。板垣告诉田中：“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要占领哈尔滨，使满洲独立。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仪来。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要大吵一番，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我要请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当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满洲。”田中保证完成任务，并说他“正在训练一个极好的间谍，能在上海收买中国的闹事者，来发动这场假战争”⁽¹³⁾。田中所说的间谍就是川岛芳子⁽¹⁴⁾。板垣从关东军的特务经费中提取二万日元交给田中使用。由天皇裕仁的文官党羽木户辛一、近卫文麿、牧野显声等人组成的“十一人俱乐部”也参与策划了“一二八”事变。该组织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征服前，需要有一个“思考间歇”期，以便应付国内外的许多问题。在此时期，日本需要在上海制造一场“假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近卫在“十一人俱乐部”会议上通报说：“关东军准备在上海搞一个转移视线的行动，这样可给国联一个满足它要促成和平的愿望的机会，从而‘给国联留些面子’。”⁽¹⁵⁾

国联决定组成调查团派往中国和日本作实地调查。1932年1月，调查团正式成立。日本乃计划在国联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前，扶持伪满洲国成立，迫使国联承认既成事实。1月4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同幕僚拟订出具体方案，决定派板垣回国汇报。该方案决定“满洲国”最迟在3月上旬，即国联调查团到达东北之前成立。板垣得到天皇裕仁的破格接见，并留在东京协助制订“假战争”的作战计划。与此同时，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1月6日根据参谋本部的意图，共同制定出与关东军方案基本一致的《中国问题处理纲要》，其中规定东北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国家”，其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受日本的控制，由日本人参与该“国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10日，板垣和参谋本部安排好了发动“假战争”的准备。他在东京致电在上海的田中：“‘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¹⁶⁾田中接电后，将二万日元的特务经费交给川岛芳子，让她具体策划事件。13日，板垣携带《中国问题处理纲要》返回沈阳。于是，关东军加紧了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活动。

上海是西方列强在华投资集中、商业利益丰厚的地方。列强在这里的经济、政治关系错综复杂。上海如果爆发战事，将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与上海关系十分密切、对国际事务有重大影响力的英、美、法等国，必将介入其中，这样日本就可以乘国际视线转向上海之机，在中国东北放胆侵略，扶持傀儡政权出台。

三　“日僧事件”

蔡廷锴等指出：“一二八”事变的“近因完全为暴日军阀蚕吞中国之支动作。日僧事件及抵货运动不过如中村失踪及满铁被毁，为其同一自然之导火线耳。”⁽¹⁷⁾

“日僧事件”是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促使海军迅速出兵。

田中后来承认：“上海有一个叫做三友实业公司的毛巾工厂。这个公司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就托她（指川岛芳子——引者）‘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¹⁸⁾

日莲宗是13世纪兴起于日本的一支佛教流派，近世分为左右两翼。上海日莲宗山妙法寺和尚天崎启升是日本日莲宗极右翼代表人物、海军特务、“血盟团”盟主井上日召的弟子。“血盟团”主张搞恐怖暗杀活动，发动政变“改造”政府，推动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为此同海军激进分子相勾结，企图发动武装政变。由于作为政变骨干的海军青年军官大部分随舰队调往上海，因而不得不推迟国内行动计划，井上日召遂派天崎启升以化缘为名，到上海与日本海军继续保持联系，一旦上海事情结束，即刻着手国内政变。田中隆吉想“牺牲”与日本海军关系密切的天崎启升，借以激起海军的愤怒，挑起日中冲突，达到既转移国际视线，又镇压上海抗日活动的一箭双雕的目的。在田中隆吉的助手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的煽动下，1932年1月18日，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佛教徒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藤村国吉五人举行宗教仪式的寒中修行，途经杨树浦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时，故意寻衅闹事，同该厂工人义勇军发生冲突，“当时流浪到上海的日本浪人立即跑去拔刀相助，发生了争端”⁽¹⁹⁾。这些浪人实际上是重藤千春和川岛芳子操纵的上海“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成员，他们埋伏在既定地点，待时机成熟时出击，结果日僧三人被殴伤，一人伤重身亡。

19日，村井仓松就“日僧事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口头抗议，要求缉凶，并保留其他要求条件。

20日凌晨2时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指挥上海“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的32名暴徒，携带枪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潜赴三友实业社工厂，纵火焚烧毛巾工场厂房，并打死公共租界华捕一人，打伤二人。田中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²⁰⁾。当日下午1时，在田中隆吉的煽动下，约一千余名日侨以“日僧事件”为借口，在公共租界蓬路日侨俱乐部召开第四次侨民大会，决议：“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²¹⁾嗣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游行请愿，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海军大佐向狂热的日侨保证：“为在万一的情况下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和行使自卫权，我们将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而且现有兵力不足，随时准备增兵。”⁽²²⁾散会后，日侨在虬江路和北四川路一带闹事，殴打行人，撕毁标语，捣毁商店多家。

田中隆吉眼看着暴动化的状况而暗自高兴，加紧工作，一方面向日本公使馆及“支那派遣军”游说出兵的重要性，一方面进行侧面活动，以手枪胁迫“三井物产”的上海分公司负责人致电东京三井财阀负责人团琢磨，请其主张出动日军。“盖出于三井财阀的派兵要求，是可以促使日本政府拿出决心的一张王牌”⁽²³⁾。

21日上午，村井仓松见吴铁城，就日人纵火、击杀华捕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缉拿纵火的日本浪人，同时递交关于“日僧事件”的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要求：“（一）市长须对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实行；（三）对于被害者五名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四）关于排侮日之非法之越轨行动，一概予以取缔，尔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及时解散之。”吴铁城口头答复说，“第二项关于伤害罪之处分，中国律有明文，自当依法办理，一、三两项亦可考虑，惟第四项事关民众运动，其在法律以内者，无权取缔，如有非法行动自当依法制裁。”村井态度强硬，对于第四项尤为坚持，声称若不接受将采取自由行动⁽²⁴⁾。日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同日在上海各日报发表声明，称：“上海市长对于日本提出要求，若非予以满意答复，并将要求各项立即实行，则海军司令官决采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帝国之权利。”⁽²⁵⁾鲛岛具重表示，如日领要求中国上海当局“解散抗日团体等条件无圆满答复，即派兵占领南市、闸北及高昌庙之兵工厂”⁽²⁶⁾。日本外务省举行会议，决定要乘此机会，消灭中国“国内以抗日为目的的一切抗日团体为先决条件”，并命令村井要求中国当局道歉、赔偿、惩凶，并保证不会再有抗日运动⁽²⁷⁾。

日本海军陆战队极力给中日之间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22日派人持函前往上海《民国日报》社，就该报21日为三友实业社事件刊载的《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昨日在沪肆意横行》一文，指为故意破坏日本陆战队名誉，要求“（一）主笔来队提出公文陈谢；（二）揭载半张大的谢罪文；（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此种事情；（四）罢免直接责任记者”，限23日午前5时答复，并威胁道：“若不承认，莫怪也。”⁽²⁸⁾23日下午3时，日侨一千五百余人又在蓬路日侨俱乐部召开大会。日陆战队派军车载运三十余名日军，在途中各车站警戒。俱乐部门口张贴《每日新闻》、《日日新闻》两日文报刊，对《民国日报》颇多指摘。与会者大多数主张日军自由行动，结果一致请村井向上海市政府严重交涉。在日方的压迫下，租界工部局劝告该报停刊，结果《民国日报》于27日被迫关门。

为进一步扩大事态，23日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策划在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官邸放火，以制造借口。23日、24日，日大队军舰及海军陆战队士兵陆续抵达上海，形势更趋紧张。24日，村井以海军实力为后盾，向吴铁城提出：“如果在相当时期之内得不到满意答复，则保留采取必要行动之权。”⁽²⁹⁾

25日，村井谒见吴铁城，询问就“日僧事件”提出的抗议何日可得到答复，并说日侨态度愤激，若不从速解决，如有意外发生，应由上海市政府负责。27日，村井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对所提4项要求，限24小时以内（28日下午6时前）答复，否则日陆战队将采取其所认为必要的手段，以实现其要求。同时，为防备中方不接受要求，盐泽下达了有关行使武力的命令。在日方的压力下，吴铁城28日下午1时45分复文村井，表示全盘接受其四项要求。村井对此表示满意。

尽管如此，日海军当局发动战争的决心早就下定，战争已不可避免。

四　日海军与陆军争功

日本轻易地占领了“满洲”一事，进一步煽起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特别是日本陆军在“满洲”的“辉煌”成功，及其取得的庞大临时军费，深深地刺激了经常与陆军对立的日本海军，海军也企图在“属手它的势力范围以内”的上海伺机蠢动。同时，上海当时的紧张局势，更加刺激了日本海军的这种野心⁽³⁰⁾。日本海军则因为要与其在东三省占领我国土地，屠杀我国民众的陆军争功，“更欲使上海事变扩大，进图占领闸北、引翔、吴淞各区，以作日本的租界地”⁽³¹⁾。“对海军来说，上海发生事端确实是天赐良机，它试图利用这一机会粉碎第十九路军，以威武赫赫之名炫耀帝国海军的存在”⁽³²⁾。

日本政府既让海军在上海放手行动，海军便决定以武力解决上海事件的方针和增兵上海。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³³⁾；“如中国政府不解散各处抗日团体，及取缔各处抗日运动，即将采用平时封锁办法，将沿海口及长江各埠封锁”⁽³⁴⁾。“此外，重光葵特别为了此事觐见日皇，考虑上海局势，决议以应付上海事件之紧急计划悉听海相主持，并商定一切事端，悉由驻华日舰队司令盐泽及驻沪日海军官负责解决”⁽³⁵⁾。

25日，日本海军省首脑与外务省首脑联合举行会议，“协议如中国方面不表示诚意，不实行日本之要求，决以实力务期要求之贯彻，并协议万一时的具体方策”。26日，海军省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中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一）驻沪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舰队，（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三）自吴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并使浪人同时暴动”⁽³⁶⁾。26日，海军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将对陆军炮兵监畑俊六中将表示：“陆军在满洲大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轮到海军了。”“陆战队并非昔日之陆战队，有两千人，有野炮和装甲车，没问题。”⁽³⁷⁾

日海军的战争准备得到了天皇裕仁的许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上海的盐泽“行使自卫权利”⁽³⁸⁾。

27日，日海军省发表声明称：“至于上海事件，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合理妥当之要求，毫无诚意，不肯承认，据最近情报，并以正式军队与日本为敌。日本海军深望中国停止此种行为，如国民政府不加反省，立即制止不法行为，日本为自卫计，必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护日侨及维护既得权益，以期万无遗憾。”⁽³⁹⁾

为发动战争，日海军大量增兵上海。1931年10月，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有908人，停泊日舰五艘。“日僧事件”发生后，1932年1月21日由日本吴军港向上海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十五驱逐队（驱逐舰四艘），运载第一特别海军陆战队457人和大批军火，23日、24日分批抵达上海。24日，由旅顺出发的日航空母舰“能登吕号”也驶抵上海。26日，日本从佐世保军港急调第一水雷战队（巡洋舰旗舰“夕张号”率第二十二、二十三、三十驱逐队，共有十二艘驱逐舰），运载佐世保镇守府第二特别海军陆战队468人，28日午后抵沪。26日，又由佐世保加调战机六架援沪。至此，日本在上海共集结了二十四艘军舰，二十余架飞机，1833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及三四千名武装日侨。

28日，日海军省下令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阿武隈号”及水雷舰四艘开赴上海。

日海军陈兵上海，发动淞沪战争的决心下定。在25日召开的由各国驻沪武官组成的租界防备委员会会议上，鲛岛具重说，当日本不得不采取行动时，可由盐泽幸一少将预先向租界工部局要求发出戒严令⁽⁴⁰⁾。28日上午7时30分，盐泽照会各国驻沪武官，称中国对日本的要求无满意答复，日军将于次日晨有所行动。租界防备委员会9时30分开会，决定下午4时发布戒严令，并划定各国警戒区域，其中规定日军负责苏州河以北，北江西路以东，东至杨树浦，沿淞沪铁路一带防卫。盐泽本日下午对《纽约时报》特派员阿本德说，今天即使中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日本也要为维护闸北的秩序和那里的6000名侨民而派遣陆战队。“陆军必须保卫我们在满洲的权益。上海没有陆军，所以海军在上海就必须负起同样的任务”⁽⁴¹⁾。晚9时，日陆战队士兵以虹口、杨树浦为作战根据地，积极进行战斗部署。

战争如箭在弦，蓄势待发。但日海军发动淞沪战争的战略目标是有限的。上海与东北不同：东北原属日本的势力范围，上海则是国际性大都市。占领上海，势必导致与英、美、法等国的正面冲突，日海军对此是有所顾忌的。从实力上看，日海军陆战队仅有一千八百余人，而驻防上海及其周围的中国十九路军达三万余人，双方力量悬殊。日海军不具备向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挑起大规模战争的条件。因此，日海军发动淞沪战争的具体目标是要求十九路军后撤20公里，至南翔以西地区。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对策

一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提出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源于1931年10月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发起的和平会议。这次会议就外交政策达成妥协：一、实行统一外交，对外交涉由南京中央负责，广州不办外交；二、如果日军来攻，应该抵抗，用武力来对付它，不要不抵抗；三、不主张对日宣战；四、不主张退出国联⁽⁴²⁾。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囿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坚持“不抵抗主义”，结果丧师失地，国难深重，全国抗日潮流高涨，“不抵抗主义”遭到猛烈抨击，走入死胡同，国民党内部对日政策发生纷争。11月初锦州、天津事件后，国民党当局指导思想开始从“不抵抗”向“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过渡。以戴季陶为委员长的特种外交委员会11月间向国民党中政会提出《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的报告，就对日政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但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恤，惟必须筹划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⁴³⁾蒋介石和国民党中政会完全同意这个建议。

12月初，汪精卫对外界发表谈话称：“至于应付目前外交办法，兄弟以为有八个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次日本的举动，正如强盗明火打劫一般，我们如果遇着强盗入室，唯一的方法，便是一面向他迎头痛击，一面鸣笛报警，协同捉拿。”⁽⁴⁴⁾

锦州失陷后，孙科内阁外长陈友仁主张对日宣战。这一对日外交新政策显然不符合暂时下野的蒋介石的心思。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提出“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方针。他说：“我国外交方略尚未用尽，国力自卫，毫未充实，反与日本首先绝交与宣战，而实与日本以恣行无忌口实，不仅自失其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而且与中国以破坏公约、破坏和平之责任，如此中国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⁴⁵⁾“不绝交、不宣战”是针对抵抗而言的，即在不绝交、不宣战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的、局部的抵抗；“不讲和、不订约”是针对交涉而言的，即在不讲和、不订约的前提下，与日本进行交涉，寻求妥协。

18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杭州会谈，否定了孙科、陈友仁的外交政策，同意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张。晚上，蒋介石招待汪精卫和孙科就餐，即席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⁴⁶⁾他离杭赴京前对新闻记者说：“余无特殊之主张，汪先生之主张即为余主张。”⁽⁴⁷⁾

“日僧事件”后，蒋介石谈到对日方针时说：“若国际之约束无效，交涉之结果不利，日本帝国主义复怙恶不悛，非完成其侵略压迫之野心不止，则我亦惟本不屈服之决心，始终不与之妥协，而且朝野一致，作最大努力之抵抗。”⁽⁴⁸⁾

23日下午，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方案。晚上，孙科、何应钦、朱培德等在励志社商谈应付目前外交问题。对日应否绝交问题，国民政府政要连日交换意见，均趋慎重，汪、蒋一致主张“先行安内，方可攘外”。24日，陈友仁因其对日绝交主张未蒙国民党中央采纳，向孙科提出辞职。同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在励志社举行中政会特委会，讨论对日绝交问题，主张仍采妥协政策。会议认为陈友仁外交政策，基于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故决定不采用，对陈提出的辞职不予挽留。28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政会上作报告，全面申述外交问题的原则。“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正式成为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同日，中政会决定接受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以汪精卫继任。

“一二八”事变前夕，南京当局确定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为处理上海问题的指导思想。

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事变时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但若日本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和全国经济中心，也是国民政府财政和税收的主要来源地，并且毗邻首都南京的上海发动战争，南京当局是不会不对日抵抗的，否则，一旦日本扼死其经济命脉和占领其心脏部位，蒋介石的统治根基将会丧失。因此，日军如在淞沪滋事，中国必予抵抗。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初，南京国民政府就有此决心。“九一八”事变后，鉴于日军在中国各处挑衅，国民政府判断日本有可能“以兵力与日侨自由行动，利用各种手段，捣乱长江，破坏我之金融基础，而置首都于兵力威吓之下，希图造成从前江宁条约的形势”⁽⁴⁹⁾，决定如果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即予回击。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参谋长向蒋介石请求对策谓：“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泊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各机关实行威胁或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蒋答复说：“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⁵⁰⁾10月6日，日舰大举来沪，且有即日在华界登陆的报道。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⁵¹⁾1932年1月23日记者采访接替张群的新任上海市长吴铁城，问：“如果日人不顾一切而大举骚扰，则市长之意以为如何？”吴答：“此事中央政府早有命令，如果有人侵入内地领土，决采正常防卫。”⁽⁵²⁾24日，记者在南京中央党部问汪精卫：“如暴日不顾国际公理，万一有占领上海之企图，将取若何态度？”⁽⁵³⁾汪表示当然抵抗。

但南京当局又担心抵抗弄不好会引发中日间的全面战争，破坏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因此，在淞沪战争爆发前，南京当局考虑只要日本在上海的挑衅不超过武力侵占上海，不进逼首都南京的限度，在上海即使妥协退让，也要尽量避免冲突。

1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召集孙科、何应钦等商讨内外方针，吴铁城向会议报告日人在沪暴乱情况，蒋仍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⁵⁴⁾。23日，蒋、汪和孙科再次商讨对日政策，“蒋、汪两氏咸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会议决定命令吴铁城制止民众抗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将第十九路军于五日内调离上海，派宪兵第六团接防”⁽⁵⁵⁾。同日下午，吴铁城同蔡廷锴、戴戟讨论，认为若不接受村井的第四项要求，日海军陆战队必然有所行动，决定如果陆战队侵入华界，准备予以抵抗，并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对策。行政院长孙科与汪精卫、蒋介石立即详商应付上海事件的办法，结果“佥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至不得已时，可设法使反日运动表面冷静，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团体名义，俾无所借口”⁽⁵⁶⁾。国民党中央先后派张静江等一批大员到沪，向上海市政府传达旨意：应以和缓手段避免冲突，让上海得以保全。

在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三令五申下，上海市当局“本中央保全上海经济中心，隐忍避免冲突之原则，筹思缓和应付之办法”。25日晚，吴铁城邀集上海各界谈话，“莫不要求保全地方，请由市政府、市党部明令将各界抗日会严加取缔，一面由民众团体响应自动解散，然后据以答复日领，则中央及地方双方均能顾及”⁽⁵⁷⁾。考虑国民党中央及上海地方各界的要求，上海市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村井21日提出的要求。

27日下午，吴铁城同何应钦、司法院代院长居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前上海市长张群等人在市政府商量对策，决定避免冲突，接受村井所提全部要求。南京当局对此表示首肯。当晚11时，上海市政府密令公安局、社会局会同各区所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及其分会。28日，国民政府向上海市政府传达命令：“一切抗日团体，概行取消。”⁽⁵⁸⁾上海市政府遵命取消了各抗日团体。下午1时45分吴铁城复文村井，表示全盘接受其4项要求。

南京当局为缓和事态，派非战斗部队宪兵第六团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以缓冲其间，希望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该团27日晚8时在南京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

二　十九路军布防京沪

中国十九路军自发起来抵御日军对上海的侵略。

十九路军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军队。它源于粤军第一师第四团。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后创建粤军三个师，任命陈铭枢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师长为邓铿），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等分任副团长、警卫团营长、营长等职。1922年北伐，该团任先锋，屡建战功。是年夏攻克江西赣州。6月陈炯明叛乱，进攻江西的北伐军全部回师攻韶关不克，转入赣南。陈铭枢痛国事之不可为，离职赴宁学佛。1923年陈炯明败退东江，孙中山回粤主政，任命陈铭枢为粤军第一旅旅长，募兵两个团，其中蒋光鼐为第二团团长，蔡廷锴和戴戟等人在该团中分任营、连长。全团下级干部多由原粤军第一师第四团调用。1925年夏，第一旅奉命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为师长），即以原粤军第一旅蒋光鼐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和第三十团，蒋光鼐任副师长，蔡廷锴任第二十八团团长，戴戟任第三十团团长。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第十、十二师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建立奇勋，第十师并且攻下武昌，第四军被誉为“铁军”。是年冬，第十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国民政府擢升陈铭枢为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下辖第十、二十四、二十六师，蒋光鼐为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戴戟为第二十四师师长，蔡廷锴为副师长。

1927年春，宁汉分裂，陈铭枢、蒋光鼐、戴戟等人相继离开武汉，第十一军军长由张发奎兼任，蔡廷锴为第十师师长。是年秋，蔡廷锴率第十师脱离张发奎，由江西进入福建，复由陈铭枢统率，重组第十一军，蒋光鼐仍为副军长，戴戟任参谋长，下辖第十、第二十四和第二十六师，第十师师长仍由蔡廷锴担任。1928年春第十一军由闽回粤，补充兵员，第二十六师师长改为戴戟。1929年春，国民党中央召开编遣会议，第十一军缩编为1个师和1个独立旅，蒋光鼐为广东编遣区第三师师长，戴戟为副师长兼第八旅旅长，蔡廷锴为第二独立旅旅长。是年秋，奉国民党中央统一番号令，改广东编遣区第三师为第六十一师，第二独立旅为第六十师。1930年夏，第六十、六十一师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北上参加中原大战，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负责指挥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此为十九路军名称之由来。后蔡廷锴任十九路军军长兼第六十师师长、戴戟任第六十一师师长。1931年4月，与南京对立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用武力驱逐拥护蒋介石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6月，陈铭枢离粤入赣，被南京国民政府特任为“剿匪”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11月，将十九路军集中江西吉安，扩编第七十八师，师长为区寿年；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因病辞职休养，以该师旅长毛维寿升任；第六十师师长为沈光汉；蔡廷锴擢升十九路军军长。蒋光鼐因病住沪，总指挥一职由蔡廷锴代理。十九路军军部随之成立。陈铭枢由于与这支部队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成为十九路军的政治领袖。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被红军打破。在江西兴国的高兴圩一战，十九路军损失两千余人，军部险些被歼。十九路军非蒋介石嫡系部队，自国民党1927年叛变革命后一直被蒋利用充作内战的工具，辱没了自己光荣的历史，而且实力受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9月19日便提出“团结一致打倒日本”的口号。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号召下，全体官兵三万余人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

9月下旬，蒋介石将与粤系势力有深久历史关系的陈铭枢请到南京，商议由陈赴广州调解京粤之争，为表示和解的诚意，蒋答应调十九路军卫戍京沪。9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10月，时值京粤政要集会于上海讨论整理内政问题，十九路军由赣调至京沪承担卫戍任务，以增进京粤相互间的信任。11月，十九路军奉令全部（总兵力3.35万人）到达京沪路沿线，部署如下：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及总指挥部驻南京；第六十师驻苏州、无锡、常州、丹阳；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七十八师驻上海、吴淞、昆山、嘉定。十九路军参谋长戴戟自12月起任淞沪警备司令。

十九路军调到京沪线以后，第七十八师被指定担任原由财政部税警团承担的淞沪卫戍任务。该部到达后，其第一五五旅分驻南市、吴淞、真如；第一五六旅第四团驻南翔，第五团及旅部驻嘉定，第六团驻太仓。闸北的防地暂时仍由税警团担任，直到1932年1月6日由驻太仓的第一五六旅第六团接替，第六团第三营驻闸北，第一、第二营驻大场。1月11日，第一五六旅旅部由嘉定移至大场。13日，驻南翔的第四团接防吴淞；驻嘉定的第五团除派一个营警戒浏河外，其余向南翔及大场推进；第一五五旅，除依旧警戒南市外，其余警卫虹桥及漕河泾，旅部在真如。两旅的地境以铁道为界，线上属第一五五旅。

十九路军调防淞沪一带后，在上海民众抗日宣传的影响下，坚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但由于调沪不久，情况生疏，对于日军的真正侵略意图一时还看不清楚。国民政府又未向其提供任何有关的情报，该军在战争爆发前两周才从自己所得的情报中判断日军的侵略已不可避免，所以直到1月15日以后才开始进行应战部署。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决定在原十九路军淞沪前线防地进行抵抗。他们分析认为：我军如退出上海，不论在真如、南翔或昆山取抵抗线，实际等于不抵抗；上海为各国通商大埠，我军在原地抵抗，可希望因英、美、法各国利害的冲突，减少敌人的横暴行为；我军军械比日军差，应利用街市作战，以减少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该决定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的赞同。

1月19日，蔡廷锴、蒋光鼐召集上海驻军官长座谈，商定：“（一）最近日军或有骚扰，我军须无形的戒备。（二）万一有事发生，第一线兵力之配备若干，区寿年师最低限度死守五天。（三）各防区赶紧构筑工事，后方各驻地亦须预选抵抗线。（四）六十、六十一两师增援时，须于战斗开始后五日内到达上海附近。（五）对上海租界决定态度。（六）由明（廿）日起，各部官兵除因公外，一律不准在租界住宿。”⁽⁵⁹⁾

为鼓舞士气，23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表示：“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资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⁶⁰⁾蔡廷锴、戴戟等还致电南京当局，表示“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⁶¹⁾。同日，十九路军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发言，表达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会议讨论了抗击日军入侵的计划。晚上7时发出密令，作出部署：“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一五五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含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切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七十八师第六团团长张君嵩指挥。丹阳六十师之黄团限明二十四日开至南翔附近待令，余沈师、毛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总指挥部军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⁶²⁾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接上级命令后，下令：“一、第四团在吴淞、宝山一带地区，构筑强固工事而死守之。二、第五团除留一连在浏河担任警戒外，其余即集结于大场，并派驻一营进驻江湾附近，对该方面严密警戒。三、第六团在大场之两营，务推进至闸北，扼要占领阵地，严密戒备。其余遵照命令办理”⁽⁶³⁾。第四、第五团遵照命令积极部署。驻大场的第六团两个营抵达闸北后，全团从淞沪线上的北站起，沿宝山路、虬江路、中兴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各路口，至八字桥止，构筑防御工事，并预定该地带为第一道防线，由会文路至宋公园路之线为第二道防线。

24日，蔡廷锴等人抵达苏州，在花园饭店召集十九路军驻苏州高级将领沈光汉、李盛宗等举行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十九路军抗战的决心，并传达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参加会议的将领一致表示反对不抵抗和拥护团结抗日。23日、24日会议以后，十九路军各部基本上完成了战略战术的部署，准备随时打击来犯之敌。24日，第六十师第一一九旅第一团开抵南翔附近待命。至25日，十九路军依23日命令大体上部署完妥。25日，第七十八师司令部由南翔进驻真如。蔡廷锴和十九路军总部部分人员也抵达真如。

正当十九路军积极备战之际，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却要求十九路军撤退至后方南翔一带，以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遭到蔡廷锴拒绝。24日，何应钦赶到上海，在法租界张静江公馆召见蔡廷锴，要求十九路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蔡廷锴义正词严地驳道：十九路军驻地“均是我国领土，也不接近日寇地区，要撤退，殊无理由”⁽⁶⁴⁾。为表示抗日的坚定决心，28日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发表《敬告淞沪民众书》，内称：“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淞沪万国具瞻之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⁶⁵⁾但何应钦仍于28日电令第一五六旅第六团将闸北一带防务移交宪兵第六团接收，俟防务交替完毕，即移驻真如或南翔附近。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接电后，晚11时在龙华召集十九路军全体军官会议。“席间多数军官均极愤慨，誓愿一死。既而因外交形势已转缓和，双方冲突或可幸免，决计遵令办理”⁽⁶⁶⁾。晚8时，翁照垣接到第六团团长张君嵩的报告，宪兵第六团已有一个营到达真如，因为接防太晚，加上宪兵兵力不敷分配，已经用电话商定宪兵第六团29日拂晓再来接防。同时侦知已有大批日军舰及陆战队士兵抵沪，形势急迫，因此翁照垣令第六团继续严密警戒，不要因即将换防而放松警惕。晚11时10分，戴戟以电话令第七十八师：“敌人欲乘我七十八师第六团与宪兵第六团交替防务之际向我袭击，企图占领闸北”，“由区师长令翁旅长照垣驰赴闸北巡视。着第六团进入阵地，第五团固守原地，相继策应第六团。由翁旅长督饬在闸北之宪兵保卫团警择地戒备，并令黄旅长固转饬第一团监视黄浦江之敌舰，第二团严密警戒沪西”⁽⁶⁷⁾。同时令第一一九旅第一团由南翔推进真如策应。翁照垣接到命令后随即下令：“第六团应即进入阵地，严密戒备。其他各团应在原地准备。”⁽⁶⁸⁾张君嵩得令后一面准备移交，一面施行严密的戒备。第六团各营依令进入阵地：第一营附步兵炮一排安置在虬江路、广东路、西宝兴路各路口；第二营附步兵炮一排安置在横浜路、天通庵路、江湾路、青云路各路口；第三营派一个连在宝山路协同北站的宪兵一个连及铁道炮队防守北站，其余三个连集结于太阳庙路嘉郡会馆，为团预备队。第一五六旅第六团有一千余人，加上公安警察大队的两个中队和宪兵一个连，驻守闸北的我军总兵力约有一千七百人。

第三节　淞沪抗战经过

一　闸北抗战

1月28日晚11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村井的一封信，内附盐泽致吴铁城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公告各一件，“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⁶⁹⁾。日本军事当局发出这项布告的时间是晚11时5分，吴铁城直至晚11时25分才接到该项布告的副本，而日军五分钟后就挑起了战争。诚如翁照垣所说：“这里面的用意是极明了的：就是恐怕中国的当局一例的接受他们的要求，使他们没有进兵占领的机会。”⁽⁷⁰⁾

当晚11时10分，日海军陆战队数十人乘摩托车，携手提式机关枪，占领陆战队附近的天通庵车站。11时30分，日军以天通庵车站为据点，分三路全线进攻闸北第六团防线：一路从天通庵车站入天通庵路，抄京沪铁路上海车站北路之后；一路由吟桂路口日本小学校出发，沿该路西进，旋转入横浜路，与前一路相策应；一路由虬江路直扑北站。各路日军均有四五百人，以装甲车为前导，两侧由摩托车和手提机关枪作掩护，向我军阵地发起冲锋。翁照垣一方面令第六团丝毫不可示弱，另一方面令第五团准备增援。第一五六旅第六团依令向日军展开反击。双方发生激战，日军第一次猛烈的冲锋未能奏效，我军沉着应战，击毙日军三百余人，伤数百人。为抵御日军的第二次冲锋，翁照垣调驻江湾附近的第五团第二营推进至江湾前面劳动大学附近，并由该营派出一个连至八字桥，对日军作佯攻之势，作为牵制，同时掩护在天通庵路、青云路一带的第六团第二营的左翼。十九路军总部接到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29日凌晨1时45分，日军约一千五百人仍旧凭装甲车掩护，向第六团正面第一营的阵地发起第二次冲锋，占领附近洋房，用机关枪和手榴弹向我军阵地轰击。我军用手榴弹还击，并和日军展开刺刀战。日军直到五辆装甲车被炸毁后才停止冲锋。我军的损失也较大。在危急时刻，第一营预备队赶来增援。同时第六团左翼阵地天通庵路、青云路、横浜路等路口也遭到日军约五六百人猛烈的攻击。我军同日军展开肉搏，并登上屋顶用手榴弹猛炸日军。日军不支，纷纷向来路退却。凌晨3时，翁照垣令第五团第三营增援闸北。3时50分第三营在青云路至八字桥之间布防。凌晨4时，日机二十余架轰炸闸北。我军用高射炮或步枪击落日机两架。5时30分左右，日步兵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再次向第六团正面阵地冲击。我军应战十余分钟后决定转守为攻。在猛烈的炮火中我军直冲至淞沪铁路东边，准备截断日军的后路。日军惊慌失措，一部分向北四川路溃逃，一部分逃至广东路的洋房内负隅顽抗。在日军的三次冲击中，天通庵车站一度被日军占领，但第五团增援后又夺了回来。广东路口阵地也曾被日军突破，我军经过苦战击退日军。因第五、六团的兵力全部投入前线，翁照垣向区寿年请调援军。区寿年派第一五五旅第三团第二营归翁指挥。上午10时左右，日机投掷炸弹，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大火焚毁。日军千余人在强大的炮火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冲击，企图占领北站。

北站为上海陆上交通的枢纽，其得失关系到整个闸北的安危。开战后日军本欲由北河南路北口铁门冲入，被防守该处的公共租界上海商团拒绝。下午2时，日军趁北站火起，派大队由虬江路包抄而入。防守北站的宪兵一个连苦战一小时后不支，北站被日军占领。下午5时，第一五六旅第六团派队增援反攻，血战一小时将其夺回，并全力追击日军，日军向杨树浦溃退。此战日军死伤甚重，我军亦死伤数十人。下午6时30分，第六十师第一团第一营开到闸北，归张君嵩指挥，部署在宝兴路及天通庵路之线，同时中央铁道炮队也开回闸北，控制于共和路口，警戒北站西南一带，掩护我军右翼，并向日军轰击。晚7时30分，日军百余人向八字桥附近进攻。我军1个排用机关枪还击，只十几分钟就打死打伤日军二十余人，日军被迫从天通庵路退却。同日，北四川路、宝山路继续发生巷战，我军均占优势，并占领日陆战队司令部。晚7时我军乘胜追击，日军大队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闸北已无日军踪迹。至此，闸北参战的日军被击毙八百余人，我军牺牲百余人。盐泽狂妄不可一世，原以为十九路军决不敢抵抗，夸口四小时内完全占领闸北，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却一无所获。

日军进攻没有得手，遂于29日下午通过英、法、美领事出面调停，约定从晚上8时开始，中日双方暂行停战。十九路军明知其为缓兵之计，但也需要加强部署，所以接受了这个要求，命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同时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真如一带，并将第六十一师调沪，原在上海的第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命令下达后，30日，第六十师第一二〇旅推进至江桥镇，第一一九旅（欠第一团）进驻大场，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到达南翔。

31日，中日当局在上海英国总领事馆谈判，宣布停战三天。在约定的停战期间，日军屡有挑衅活动，我军进行了反击。

盐泽指挥日军进攻闸北失利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海军省立即命佐世保第二十六队驱逐舰四艘，由巡洋舰“龙田号”统率，30日抵沪增援，随舰而来的佐世保第三特别陆战队士兵474人及大宗军火在黄浦码头登陆。31日晨，第一航空队约三十架飞机随航空母舰“加贺号”和“凤翔号”抵达上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水雷舰四艘，下午4时30分开到上海，三巡洋舰并载来特别陆战队4000名，随即逐批登陆，运往前线。2月1日下午，日邮船“照国丸”载来第一特别陆战队525人在汇山码头登陆。我军也在调整部署。1月31日第一一九旅集中大场附近，并派出一部至小川沙、浏河警戒，第一二〇旅集中江桥镇附近，第六十一师全部抵达南翔。2月1日下午5时30分，军长蔡廷锴下令：“七十八师附小炮一连（欠第一、四两团）占领虹桥镇——北新泾镇——真如镇——真如车站之线，保持主力于铁道线附近以南地区”；“六十师占领真如车站北端亘——大场镇——胡家庄及其北方之线，保持主力于中央（派出一部至浏河担任警戒，注意敌舰之行动）”；“六十一师之第一二二旅为总预备队，集中南翔候命（六十一师防务交替完毕，概开南翔集中）”⁽⁷¹⁾。随后，第六十师接替上海北站、八字桥、江湾至庙行线的防务；第六十一师向庙行、冯家宅急进，接替第一五六旅的防务。

二　打退日军第一次总攻

日援军开到后，即不顾停战尚未期满（3日下午6时满期），开始向我军攻击。3日上午8时，大批日军分别向闸北、八字桥、江湾第六十师阵地发起总攻。在闸北，日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协同航空队猛攻横浜路、宝兴路、福生路及北河南路等处我军防线。晚上11时后，进攻更加激烈。我军集中兵力于北站和青云路，沉着迎战。上午10时，二十余艘日舰协助航空队向吴淞炮台进攻。炮台守军奋勇抵抗，一面开炮还击敌舰，一面用高射炮射击敌机。激战两小时，击沉驱逐舰一艘，伤三艘。归第一五六旅第四团指挥的第八十八师高射炮连击落日机一架。我炮台损失大炮三门。日驻沪总领事村井对外吹嘘说：“日本海军陆战队决于三日内占领吴淞要塞。”⁽⁷²⁾

下午1时50分，翁照垣接区寿年令，调第一二〇旅接防闸北防务。翁接令后即饬第五、第六团遵照办理。就在与第一二〇旅移交之际，晚6时左右翁照垣又接到区寿年的命令：在第一二〇旅接防后，即率第五团开赴吴淞增防⁽⁷³⁾。翁照垣即令第五团移防完毕后星夜驰援吴淞，第六团赶往金家角休整。翁本人同旅部人员连夜赶到吴淞。

4日，日军发起总攻。闸北方面，上午7时，日军集中炮火向北站、宝山路、西宝兴路第一二〇旅阵地猛攻，至9时火力更加猛烈，一直轰击到12时，此时日陆战队三千余人发起连续冲锋，均未得逞。下午2时，又以装甲车掩护进行冲击，日机十八架助战，我官兵沉着迎战，用手榴弹炸毁敌装甲车五辆。日军用燃烧弹向我军阵地喷射火焰，我军不能立足，乃退至第二道防线。入夜，火势稍减，我军进行逆袭，恢复原阵地，日军逃去。此次战斗共打死日军一百余人，打伤数百人。吴淞方面，自上午11时13艘日舰围攻炮台，日机二十四架助战，投下大量重磅炸弹，摧毁我炮台大炮六门。炮台守备营官兵死伤极多，要塞司令邓振铨失踪，余下的炮台士兵逃遁一空，炮台失去攻击力。日陆战队数百人欲乘机登陆占领阵地。翁照垣令第四团守炮台湾的第一营派一个排扼守炮台，协助在炮台左右防守的部队，坚决阻止日军登陆。经过激烈的战斗，日军直到下午1时左右才彻底放弃登陆的企图。但吴淞炮台全遭毁坏。日舰直至下午3时才暂停发炮。日机十二架又飞来投弹，延至下午5时离去。是日我军在不断调兵：第六十一师集中南翔（第一一九旅第一团仍在镇江警备）；中央炮兵一个排抵达真如；第八十八师由浙江调至苏州，其中一个团到达前线；宪兵第六团到南市龙华接替第一五五旅第六团；第七十八师派一个团接替中山路防务。

5日，日陆战队和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千余人全力进攻闸北。凌晨1时起，日军用重炮轰击，炮声震撼全市。天明，日机飞来投弹，民房多处着火。敌我双方在天通庵激战，第一二〇旅英勇还击，歼灭日军五百余人，缴获装甲车两辆、机关枪四挺。8时，日军发起全线进攻，来势凶猛，新民路、虬江路、宝山路、横浜桥、青云路、八字桥各处均有激战。至11时日军均被击退。敌我双方死伤甚重。下午1时，日军又大举进攻。青云路口与宝兴路口的横浜桥战斗激烈，我军以一部向敌包抄侧击，击毙日军百余人，至下午4时战斗稍息。我义勇军全歼窜至邢家桥路的日军。本日上午9时，我空军第六、七两队由南京飞沪，10时恰遇九架日机在闸北投弹后飞向真如，企图炸毁国际无线电台，被我空军击中两架。无线电台守军11时30分用高射炮击落一架日机。其余日机逃遁。11时30分，在高昌庙、吴淞、闸北一带，日机四十余架向我机发动夹攻。结果日机被击落两架，击伤多架；我机被击中一架，坠毁一架。盐泽本打算今日总攻可占领闸北，结果仍以失败而告终。在吴淞，上午10时左右4架日机向吴淞镇阵地投下十几枚炸弹，日舰五艘开炮四五十发。是日第一一九旅第一团由镇江抵达南翔，归回建制。第一二二旅（缺一团）到达嘉定罗店，并派一部至浏河、小川沙接替第一一九旅警戒。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开赴昆山，归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指挥。戴戟委任第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兼任吴淞要塞司令。

6日，闸北方面，拂晓后日军用飞机和大炮向第一二〇旅阵地轰击。10时，日军向虬江路及宝山路、横浜桥、青云路、中山路一带进攻，每路有步兵百余人，装甲车数辆。而天通庵路至中山路阵地战斗激烈，12时日军被击退，敌我均伤亡数十人。下午6时，宝山路的横浜桥我军阵地遭敌弹轰击，燃烧甚猛，我军撤至第二线防守，至晚9时复夺回原阵地。在真如，我空军击落日机一架。在八字桥、江湾一带，日军4000人在大炮和装甲车的掩护下攻击第一一九旅阵地，遭我军迎头痛击，苦战数小时后不支遁回。在吴淞，日机十余架轰击狮子林炮台，伤我官兵20人。下午6时，区寿年调第八十七师高射炮两个连赶来增援，归翁照垣指挥。是日第八十八师独立旅（即税警总团）由松江出动，7日到达虹桥、北新泾之线。

三　吴淞之战

日海军屡战屡败，外务省官员认为：“仅靠海军是不可能的，此时陆军如不出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⁷⁴⁾为此，重光葵2月1日亲自执笔，电请政府立即派足够的陆军援沪。2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将第九师团（师团长为植田谦吉）按战时编制调往上海。为紧急赴援，先将距离较近的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分乘数艘驱逐舰调来上海。将自上海至南部中国海岸的一切日本海军组成第三舰队，任命野村吉三郎中将为司令官，代替盐泽指挥上海战事，盐泽率领的第一遣外舰队归其指挥。第三舰队配属有航空母舰、战舰和驱逐舰四十九艘，野村乘旗舰“出云号”6日驶达上海。原在沪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奉命回国，由海军少将植松炼磨继任。自5日至7日，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一万人分批到达上海。我方也在调集援军。6日，军政部电令第八十八师（缺一团）和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增援上海，归十九路军指挥。7日，第二六一旅午前全部集中昆山，第八十八师（缺一团）进至南翔，独立旅的两个团集中虹桥。

野村因日军不善巷战，在闸北所受损失太大，故决定改变战略，将吴淞作为进攻重点，先以海陆空军会攻吴淞炮台，限二十四小时内攻下。其兵力部署为：第二十四混成旅团主力由张华浜攻击吴淞，一部协同陆战队攻八字桥；陆战队余部仍攻闸北作为牵制。7日上午7时，二十四架日机沿淞沪铁路线飞至吴淞，沿途侦察我军阵地，并投掷大批炸弹。停泊在张华浜码头附近和吴淞对面三夹水等处的二十四艘日舰一齐向吴淞全线开炮，吴淞镇成为一片瓦砾。张华浜附近也有日军重炮八门集中火力向吴淞镇和铁桥头一带我军阵地射击。9时，陆军二千余人分两路出发：一路乘装甲车和卡车由杨树浦底沿军工路开至张华浜；一路乘军舰及铁壳驳船由黄浦江驶至高桥浜，渡至张华浜粮米栈码头登岸。两路会集后，猛扑蕴藻浜第一五六旅第四团第八连前哨阵地。因寡不敌众，第八连伤亡过半。日军乘机推进至蕴藻浜附近。第八连余部从蕴藻浜车站背后绕过车站前端一带商店，在商店前用机关枪扫射日军。日军被截成两段，以为中了我军埋伏，纷纷溃逃，死伤六七百。另一部分日军四千余人以江湾为主攻目标，并以一部分兵力对闸北、八字桥方面施行助攻，初以猛烈炮火轰击第一二〇旅阵地，继之以装甲车为前导，掩护步兵冲锋。我军沉着应战，待日军进至近距离时展开肉搏战，激战数小时，日军死伤惨重。

7日晚10时30分，蒋光鼐下令：第六十师担任北站、闸北、江湾之线，以一部固守北站、闸北，主力集结于大场东北一带地区，相机迎击由浦江进犯之敌，左翼与翁旅切取联络；第七十八师除翁旅（欠第六团）死守吴淞外，其余在北新泾至真如之线，对中山路、曹家渡警戒；第六十一师以一团控制于罗店，派出一部至浏河、小川沙一带警戒江面，主力则应于8日拂晓前集结于刘行至大场一带地区。如浏河方面无敌情时，则相机策应第六十师；第八十八师（计三团）及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计二团）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南翔、虹桥间；宪兵第六团担任高昌庙、龙华一带警戒。第八十八师独立旅第二团担任虹桥北新泾之线警戒，仍归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指挥⁽⁷⁵⁾。各部接令后于8日拂晓前部署完毕。

8日拂晓，日军继续向吴淞进攻，除原有兵力外，新增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六千余人。日军向蕴藻浜猛冲，由日舰上起飞的飞机不停地轰炸吴淞。自拂晓至傍晚，日军前后冲锋十余次。我军在战壕中用机关枪手榴弹迎战。战斗激烈时，双方发生肉搏，我军大刀队奋勇杀敌，日军损失惨重。我军还炸毁日装甲车四辆。凌晨5时，七八百名日军从小浜迂回，抄至距蕴藻浜西三里地的纪家桥，企图偷渡，截断我军后路。正在搭浮桥时，我军侦知，由小径抄出袭击，日军惊慌失措，死逃各半。至11时，再派兵来攻，仍无法渡过。在江湾，上午8时日军突然向屈家桥猛攻，打算由此进占江湾、大场，截断吴淞和闸北之间的联络。日军先用野炮轰击，并由飞机轰炸。第一二〇旅守备部队为达到近战歼敌的目的，佯装后退，待日军冲锋至我设伏地点后展开肉搏，击毙三百余名日军，击毁装甲车两辆。闸北方面，日军中午12时由西宝兴路进攻，我军用迫击炮机关枪抵御，双方激战两小时，我军佯退，待敌长驱直入后将其包围，杀伤日军七百余人。我军还击退了八字桥和虬江路日军的进攻。是日十九路军各部均依7日晚命令调整完部署。第二六一旅进至南翔。

在野村指挥下的日军，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毫无成效，且伤亡甚多，只得收集残兵，企图再战。11日8时，日机八九架在闸北上空投弹，同时日军向我全线阵地炮击。下午5时30分，日军数百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八字桥进攻，激战一小时，被迫后退。晚8时，日军在侵入天通庵、青云路我军阵地时被打死二十余人。江湾方面，黄昏时日军约千人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体育会路第一一九旅，晚8时爆发激战。而持志大学附近的日军也有数百人向沈家宅、八字桥猛攻，至晚10时始被击退。是日，俞济时率第八十八师的一部来到南翔。工兵、地雷各一队和中央军校炮兵一个连由南京调至前线。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由真如移至南翔。

12日上午8时至12时，中日军事当局同意闸北停战四小时，以便救出难民。日军乘机化装成难民，三五人为一队，分向闸北和江湾，冲入我军阵地。闸北我军早有防备，幸免暗算。在江湾，我军开枪击毙二十余名日军，余敌逃散。停战时间一过，日机即轰炸闸北。从下午4时起，日军用大炮猛烈轰击闸北。晚上9时，日军数千人分三路由青云路、天通庵、八字桥向第六十师阵地攻击，发生激战。敌我双方均用大炮掩护进攻，我军打死打伤日军二百余人，日军全线撤退。吴淞方面，日军清晨进攻纪家桥，正面用野炮及飞机掩护，向蕴藻浜冲击，一面分兵抄至曹家桥偷袭第一二二旅。第一二二旅奋勇还击。为牵制进攻纪家桥之敌，第一五六旅第四团令迫击炮连和第三营用猛烈的炮火向蕴藻浜对岸的日军射击。日军终被击退。是日十九路军总指挥部令第二六一旅开至嘉定，以一个团进驻罗店接替第六十一师第四团担任的浏河、小川沙防务；第六十一师担任江湾亘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的守备。第八十八师独立旅附宪兵第六团（缺一营）及南市警察担任南市龙华虹口亘北新泾的警戒，归蔡廷锴指挥。

13日上午，日军三次在蕴藻浜架搭浮桥竹筏，希图偷渡：第一次，4时30分在黑桥东偷渡，被我军发觉击退。第二次，7时借烟幕弹掩护，在南草庵前偷渡，我军用机关枪向依周塘角扫射，逼退日军。第三次，10时仍借烟幕弹掩护在纪家桥偷渡过河，至北岸曹家桥登陆，突破我军防线。我军第一五六旅从吴淞、第一二二旅从杨行、第二六一旅从刘行向曹家桥增援，将渡河日军千余人三面包围。日军突围数十次，均未成功。隔岸日军用重炮轰击援助，我军奋勇还击，双方进行肉搏。下午4时后，偷渡过河的日军死伤过半。血战至9时40分，为我军全歼。战斗之猛烈，为开战以来所未有。“肉搏继续至十二小时，无一分钟之停息”⁽⁷⁶⁾。是役，我军伤亡一百余人，毙敌近一千余人。日军渡河时落水溺毙者亦不少。日援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遭此重创，一蹶不振。闸北方面，日军从上午8时起向我军防线发起总攻，新民路、虬江路、天通庵路、青云路均有激战，双方各用大炮机枪攻击，至晚9时从未间歇。日机整日在闸北投弹，被我军击落一架。激战时，我炮兵曾炮击北四川路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吟桂路日本小学校内日军司令部。江湾方面：9时，日军五六百人由万国体育场、水电路方面向第一一九旅阵地进攻，战斗一小时，日军退走。10时，第一二一旅第一团与日军小有接触，敌旋退却。

14日凌晨1时，日军大队至曹家桥对岸，企图再次偷渡。第六十一师渡河应战，至10时将日军击退。日舰同时炮击吴淞镇。在张华浜，日军13日曾向江湾北方的侯家木桥进袭，被击退，14日拂晓再来袭击，激战数小时，仍不支而退。在闸北，日军继续进攻，战斗颇为激烈。我军挟13日曹家桥胜利之余威，上午7时由江湾派出第一一九旅第三团第二营五百余人，进攻侵入万国体育场的日军，激战一小时后，三面包围日军，11时将日军八百余人全歼。是日义勇军、铁血军二百余人到吴淞镇，归翁照垣指挥。晚9时，第六十一师转令其第一二一旅附小炮连工兵，应速在原守备的江湾、小场庙、庙行镇、蔡家宅之线星夜构筑强固工事，严密布防；第一二二旅附山炮连小炮连，将蕴藻浜北岸由胡家庄至吴淞的守备区交第二六一旅接防，第一二二旅第六团接替第二六一旅罗店、浏河、小川沙的警戒，第六十一师其余部队限15日拂晓前开至胡家庄集结，为师预备队。

野村到沪后，变更战略，两度攻击均未得手。其进攻的主要目标为吴淞，但因吴淞口外停泊有英美军舰，不能任意开炮，乃转向炮台后路的蕴藻浜进攻。7日、8日的猛攻未见成效；13日、14日的偷袭不仅毫无战果，反而损失惨重。至此，野村的进攻计划归于失败。

四　粉碎日军“中央突破”计划

当7日、8日日军猛攻蕴藻浜不能取胜的消息传至东京后，日本内阁即决定调号称陆军最精锐的第九师团统率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及其他部队，组成“上海派遣军”援沪，总数约三万人，任命赫赫有名的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为司令官。第九师团主力13日午后开始在上海码头登陆，其他部分日军在吴淞铁道栈桥上岸，至15日全部登陆完毕。植田14日来到上海。此时英、美、法、意四国公使开展调停活动，植田一面虚与委蛇，发表谈话称：“日军亦希望沪事和平解决，故现暂停止攻击行动。拟向十九路军发表要求撤退之哀的美敦书，并拟给相当撤退之时间，不答应时，当即以实力决行该军任务。”⁽⁷⁷⁾一面积极调整部署：闸北八字桥方面驻陆战队约八个大队（每个大队约一千人）；江湾至庙行方面驻第九师团约二万人；蕴藻浜南岸至张华浜车站驻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五千人；海军以第三战队（轻巡洋舰三艘）和驱逐舰两艘威胁攻击狮子林炮台及浏河新镇，以第一水雷战队和“能登吕号”航空母舰攻击压制吴淞，以第一航空战队的基地飞机直接协助陆地战斗。

我援军第五军也在积极部署。14日，张治中奉军政部命令率第五军（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共约1.5万余人）赴沪参战。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奉蒋光鼐之命接防由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的蕴藻浜北岸阵地。16日，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抵达南翔集结待命。当晚11时，张治中率军师部人员、师直属各部及军校教导总队抵达南翔后，立即会晤蒋光鼐，商定作战方针。12时，蒋光鼐下达命令：右翼军指挥官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指挥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第七十八师第六团、第八十八师独立旅附宪兵第六团及南市一带团警，“应占领由南市、龙华、北新泾、真如亘闸北、江湾、吴淞、宝山月浦镇之线（线上属之），保持主力于真如、大场镇之间，迎击当面之敌，待机出击压迫之于引翔港方面而歼灭之，须以一部有力部队死守南市、龙华作全军右翼之据点”；左翼军指挥官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指挥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缺一团）、第七十八师第四和第五团，“应占领江湾北端亘庙行镇东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桥之线，主力控制于大场镇北杨家镇南及刘家行之间，迎击由江湾北方地区来犯之敌，乘机出击向殷行镇附近压迫敌人于黄浦江畔而歼灭之，以一部在罗店、浏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面之警戒，相机策应吴凇”⁽⁷⁸⁾。18日晨，第五军和十九路军各部部署完毕。

18日晚8时40分，植田谦吉向蔡廷锴发出要求中国军队撤退的最后通牒。20日，十九路军全体官兵针对植田通牒发出通电，表示“惟有以铁血答复之”⁽⁷⁹⁾。

植田策定了“中央突破”计划，重点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企图于突破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灭于江湾和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席卷，将第五军主力歼灭于杨家行和吴淞地区。

20日凌晨7时，日军用飞机和重炮轰炸第八十八师正面的庙行镇一带及第八十七师的正面纪家桥、曹家桥一带。7时20分，植田下达第一次总攻击令，日海陆空军全副武装，于7时30分向吴淞、江湾闸北全线大举进攻。进攻的主要目标在江湾、庙行方面。9时，日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四千余人及第九师团的一部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张华浜、虹口、靶子场、杨树浦直逼江湾万国体育会跑马场。第八十八师用大炮还击，机关枪扫射，轰发地雷，炸毁日坦克两辆。11时，日军和我军自淞沪铁路线迄天通庵车站均有激战。下午4时，双方在江湾激战。随后第六十一师增援部队赶到，日军不支而退。入晚，日军以猛烈炮火通宵向江湾镇射击，并冲锋三次，均被我军血战击退。在吴淞，7时左右日舰十二艘炮击我军阵地，日机二十八架在空中助战，在张华浜的日军重炮和野山炮也向吴淞我军阵地轰击。我军开炮还击。炮战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多钟，这时日军一千余人在飞机炮舰的掩护下，试图在炮台湾附近的江岸强行登陆。我军用机关枪扫射，日军死伤落河者甚多，不支而退。闸北方面，八字桥一带战斗最为激烈。清晨，日军四千余人在战车和装甲车二十余辆掩护下，分别向天通庵、八字桥第一二〇旅第四团和第一一九旅第三团攻击。我军开始以步枪应战，继之用手榴弹和大刀与日军肉搏，战至11时，毙敌五百余人，炸毁战车四辆，日军不支败退。

21日，日军自早到晚，继续向吴淞、庙行、江湾、闸北总攻，重点仍在庙行、江湾一线。植田限令早晨占领江湾。日军用炮火向第八十八师阵地猛轰，尤以江湾庙行镇一带阵地落弹最多，庙行镇以南阵地工事被毁。自凌晨5时起，日军主力向严家宅、庙行镇之线发起猛烈攻击，飞机十余架助战，我军沉着迎战。7时，日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大举进攻，被我军用迫击炮击退。其后又发动三次进攻，均未得逞，且死伤甚多。江湾车站附近，入夜后日军集中炮火猛烈轰击该车站，毁坏所有建筑，并乘机三面围攻，来势凶猛。第一一九旅第三团主动放弃该站，转移于八字桥附近。在江湾，第一二一旅第二团阵地遭到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及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猛攻，激战至晚，毙敌千余人，第二团亦伤亡殆尽，阵地岌岌可危，幸该旅第三团适时增援，阵地始告稳定。未几日军败退。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虬江路和新民路等处均有战斗。第六十师痛击日军。吴淞方面，上午11时日军在炮火的支援下偷渡蕴藻浜，激战两小时，也被打退。下午3时起，日舰三十余艘、飞机数架，向吴淞狮子林炮台集中轰炸，我军略有死伤。在浏行镇我军用小钢炮击落日机一架，击毙机师田中大尉。

因我军庙行、江湾阵地巩固，日方乃变更战略，22日日军以一万余人进攻江湾，六千余人进攻八字桥作为牵制。三万日军于凌晨3时乘雾冲击江湾西北的麦家宅，企图一举将其占领，并直取大场，以截断闸北、吴淞之间的联络。我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和第二六四旅奋力抵抗。上午9时，日军突破第八十八师右翼庙行镇以南第二六四旅第五二七团第三营的大小麦家宅阵地一段。10时，形势非常危急，日军前锋过庙行而达李家楼。张治中获悉后，亲自率领军校教导总队（缺一营）赴冯家宅指挥策应第八十八师，并令第二五九旅向庙行镇增援，令守蕴藻浜北岸第二六一旅主力由纪家桥抄敌侧背，令俞济时对敌突入区施行反攻，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也率兵两个团从竹园墩出击，对日军进行三面夹击。12时，第一二二旅从右翼增援，第二六一旅从左翼向敌包抄，猛袭日军，战至下午1时，日军不支而退。我军乘胜追击，恢复防线。下午2至5时，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三次冲锋，被我军再次击退。晚上，我军由庙行及谈家宅水车头两路反攻庙行以东的日军，拟将其包围消灭。日军拼死抵抗，我军奋力肉搏，血战至8时半，毙敌三千人，其余日军大部分向引翔港方向后退，一部分被包围于庙行东北的金穆宅。庙行镇阵地终于转危为安。此役日军遭到重创，陆军第九师团一部分散兵逃到杨树浦汇山码头一带，企图觅船回国。据一位记者说：“本日庙行之役，与十三日曹家桥之役，实为沪战中我军战绩之高峰；而本日混战肉搏之猛烈，则较曹家桥一役尤甚。”⁽⁸⁰⁾“是役我军于万死一生中打出一条生路，由危转安，竟获开战以来空前之大捷；与敌军以最重大之教训，毁灭敌坦克车两辆，俘获敌装甲车一辆，野炮二十余门，枪械无数。惟我方卫国军士亦牺牲至二千之多。”⁽⁸¹⁾

是日因日军主力在庙行、江湾作战，吴淞、闸北日军均取守势。上午10时，我军一个团强渡蕴藻浜向日军进攻，日守军恐慌，调日舰水兵协助防守。闸北方面，上午我军用追击迫还击日军的进攻，至正午，日军败退。午后我军乘胜追击，由香烟桥南进，向虹口作大包围，前锋达岳州路、狄思威路及沈家湾，日军向杨树浦退却。我军不打算攻入租界，故止于租界边线。

23日凌晨1时，日援军五千余人，会同22日晚被击退的1.5万余人，驰援金穆宅被围日军。拂晓后，日机六十余架助战。第六十一师的一部及第二五九旅迎头痛击。我军待日军深入后，冲出肉搏，并由江湾派1个团抄敌后路，日军大炮飞机不能发挥作用。至下午2时不支而退。傍晚，日军乘风雨交作时再次攻击，我军待其逼近壕沟时将其击退。

第八十八师连日作战，伤亡很大，阵地部署需要调整。24日拂晓，庙行镇以南至江湾北端严家宅阵地由第六十一师接替，第八十八师撤至葛家神娄宅西塘桥附近休整。由庙行镇经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由第二五九旅接防。24日晨，日军五千人由张华浜登岸，开赴庙行救援被困部队，分两翼向我军进攻。我军由于激战两昼夜未得到歇息，势不能敌。被围日军乘机窜出。我援军及时赶到，协同拒敌，先将被围残敌消灭，再分路攻击援敌，日军全部退过侯家木桥。

25日拂晓，植田下令发起第二次总攻击。日军增援江湾、庙行，向庙行前线第二五九旅、第一二二旅和第八十八师独立旅第二团等新接防线进攻，炮兵用百余门重炮轰击我军阵地，步兵全力进攻江湾西北的小场庙。我军竭力死守。第六十一师正面金家塘一端被日军突破，退至严家宅、小场庙、竹园墩至庙行镇西南之线。庙行侧面第八十八师独立旅第二团阵地经不住五六十门大炮的火力，稍退至塘东宅水车头一带。小场庙我军兵力虽单薄，但并不畏怯，待日军逼近时用机枪扫射，相持至10时，日军派飞机侦察，指示炮击目标，我军始不能支，退至周吴黄宅。张治中令第二五九旅由庙行镇出击策应。12时，援军第一二一旅预备队也赶到。各军分三路合力反攻：由江湾出谈家宅攻敌左翼；由庙行镇沿塘东宅、水车头攻敌右翼；由周吴黄宅攻敌正面，形成大包围之势。日军冲击十余次，终不得逞。我军紧缩包围圈，同日军肉搏。血战至晚9时后，毙敌一千七百余人，其余日军突围败走。至此，植田布置的总攻计划宣告破产。

植田令日军自20日发起总攻以来，激战6日，惨遭失败，主力疲惫不堪，故26至28日虽有冲突，但未起激战。26日拂晓，我军因战略考虑，主动将江湾放弃，移至镇西防守。防线改为北自金穆宅起，南迄杨家楼止，成一直线。第六十一师连日作战，伤亡极大，急待整理，因此总部是日上午11时发出命令，将小场庙竹园墩阵地交第八十八师接防，限晚11时以前接替完毕。

五　中国军队退守第二道防线

自22日庙行激战日军惨败后，植田即向东京求援。重光葵和野村也电请增兵。23日，日本内阁开会，决定抽调第十一师团（1.3万人）和第十四师团（约两万人）增援上海，派前田中义一内阁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充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菱刈隆为总指挥。29日凌晨7时，白川率领第十一师团先遣兵团到达长江口第一抛锚地区，至此，聚集在上海的日军已达近六万人。而我军仅有五个师作战，兵力不足四万人，防守的战线绵延百余里，战斗已达一个月，人员武器丧耗极多，且补给无望，处境极为困难。

29日，在白川的部署下，日军开始全线总攻。凌晨1时，吴淞口外日舰向我炮台发炮，遭还击后退去。3时，蕴藻浜日军企图偷渡，被我军用机枪击退。5时，江湾方面，日军装甲车掩护步兵千余人向第七十八师谈家宅以东地区攻击，战至8时被击退。后日军增援，战至11时，仍不得手。8时，日军五六千人向庙行镇进攻，鏖战至11时不支退走。下午1时，日军千余人袭击严家宅，战至下午3时退走。是日战斗重心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天通庵附近，敌我相持八小时。第六十师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向狄思威路退却。上午，日陆战队在坦克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八字桥、青云桥、宝兴路等处我军防线发起进攻，冲锋十余次，三次占领八字桥阵地，但终被我军夺回。日军死伤极大，遗尸累累，联队长林崛大佐被击毙。入晚，双方用大炮对射，至次日凌晨5时才停止。

3月1日，在白川、菱刈隆的指挥下，日军再次发起总攻。上午7时，日舰二十余艘和民船数十只载日军第十一师团主力1万余人驶抵浏河，在炮火和飞机的支援下，施放烟幕作掩护，在我兵力配备单薄的杨林口和七丫口登岸。浏河由第五军教导总队第一营会同冯庸义勇军一百余人防守，兵力单薄。张治中将原守蕴藻浜北岸阵地的第二六一旅两个团调往庙行镇左后方的唐乔田湾作为预备队，准备一旦战事发生，前可策应江湾和庙行镇，后可兼顾浏河。日军登陆后，即连占浮桥镇等地，向茜泾要隘猛扑，教导总队的一连死力搏斗，伤亡殆尽。张治中闻讯，立即派第二六一旅增援，但因汽车只有十一辆，每次只能输送一个营，大部分徒步，迟至12时仅该旅第五一二团第一营到达浏河，协同教导总队第一营顽强拒敌。而日军大部则已占据茜泾要点，故对已登岸的日军无法迫其退却江中。若等待援军，援军又不能准时到达，自吴淞、庙行、江湾闸北至大场、真如的第一道防线则势必遭到包围。并且我正面战场形势极为严峻，第五军正面和十九路军右翼第七十八师正面遭受优势日军的压迫，官兵伤亡很大。下午3时，第七十八师正面自竹园墩南端至江湾以北阵地被突破，第五军右翼被日军包围，预备队皆已用尽。第六十一、第七十八、第八十八三个师已失去战斗力，第六十、第八十七师伤亡极大，总计我军能战斗人员不过三万人。在此形势下，1日晚9时，蒋光鼐总指挥在南翔指挥部下达总退却令：“本路军为避免与敌决战，拟本日午后十一时，将主力向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待机转移攻势。”⁽⁸²⁾

总退却令下达后，江湾、庙行、大场等处我军逐渐向后移动，最前线仍继续作战，掩护退却部队，至2日凌晨5时，这一带部队撤至真如。日军直至2日下午才侦知我军退却，遂派部队向前推进，并移其第九师团司令部于真如。闸北我军于2日凌晨4时退却，留少数警察部队及保卫团驻守。日军不明虚实，未敢轻进。至下午1时，日军前锋部队在大炮的掩护下开入闸北。吴淞方面，我军经杨行、刘行、罗店向嘉定方向退去。这样，本日右翼军主力安全撤至江桥、南翔、广福之线，前线在真如和大场之线；左翼军主力脱离日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

3日凌晨1时，第五军正退集娄塘镇、朱家桥头一线，此时日军一万余人由浏河、大场两路排山倒海而来，袭击第二五九旅第五一七团娄塘镇一带警戒部队，但被我军击退。上午8时，日军又以主力分途向娄塘镇一带阵地进攻，第五一七团正面过大，阵地被截断数段，各自为战，与旅部失去联络，伤亡较大，情况危急。张治中立即令驻蓬阆镇独立旅第一团赴葛隆镇增援，令教导总队移驻蓬阆镇策应，令第五一七团原地抵抗不可擅退，令太仓第二六一旅派有力之一部赴薛家泾附近掩护第二五九旅的左翼，令嘉定的第八十八师固守嘉定城并相机策应第八十七师。是役日军企图突破嘉定与太仓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断第五军及十九路军归路，因此来势凶猛，连占娄塘镇及其附近各村落要点，猛扑朱家桥头我军阵地。我军奋勇拼杀，誓死抵抗，血战终日，日军图谋未得逞，被击毙甚多。我第五一七团也损失过半。第八十八师被优势日军压迫，撤出嘉定城。而嘉定、太仓间的日军仍极力压迫葛隆镇我军，企图截断嘉定、太仓之线，阻止我军归路。下午5时30分，蔡廷锴下令：“我军拟今晚以各部强有力之一部控置于方泰镇、黄渡镇之线，纵长配备，左翼切实与第五军联络。”晚7时，张治中下令：“本军遵令应以主力于今晚撤至石牌、白茆、新市之线，以一部在钱门塘镇——太仓之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掩护本军之撤退。”⁽⁸³⁾总部令第四十七师在青阳港一带构筑工事。

同日，十九路军暨第五军发表抗日通电，表示：“惟有收合余烬，背城藉一，事之不济，则拼命于沙场，以谢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不愿为亡国之民也。”⁽⁸⁴⁾下午2时，日本对国联宣布停止战争。日军表面上宣布停战，但仍在积极部署：南翔方面为第九师团，嘉定方面为第十一师团，真如方面为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吴淞方面为第四十四联队及陆战队一部，闸北为陆战队主力。

5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全部进入青阳港、陆家桥、白茆新市、常熟之线。下午2时，蒋光鼐下达命令：“本路军拟占领青阳港、昆山城、陆家桥、石牌、白茆新市、梅李镇、福山镇之线，其前端更派出警戒部队节节拒止敌人，如敌人以主力作真面目之攻击，万不得已时，则占领右翼，依据九里湖、凤里村、东湾港、唯亭、杨城【澄】湖至昆城湖及其北端亘常熟至福山镇江岸之线之预备阵地死守待援。”⁽⁸⁵⁾命令下达后，十九路军、第五军、第四十七师及其所属各部迅速到达指定地点，构筑了第二道防线。

总计参加沪战的日军达7.7万余人，我方参战人数约4.2万余人。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共伤亡1.4801万人⁽⁸⁶⁾，日军死伤共1.0254万人⁽⁸⁷⁾。

在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并肩作战，以寡敌众，坚持一月有余，给来犯之敌以狠狠地打击，谱写了一曲我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辉篇章。

六　国民政府的抵抗与妥协

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手定对日交涉的原则与方法及京沪防御与军政部署。原则：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方法：一、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二、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交涉的程度为：“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⁸⁸⁾京沪防御与军政部署为：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全力守南京；何应钦留守南京，所有党政军留守机关人员归何指挥；宋子文留驻京、沪，所有上海行政人员归宋指挥。这表明蒋介石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作为淞沪战争的指导方针。

日本在上海挑起战争，国民政府判断日军侵略的范围不限于上海一隅，有进犯我东南地区的可能，超出容忍的“最大限度”，因此在淞沪抗战爆发的翌日，蒋介石、国民党中政会、国民政府外交部、陈铭枢等纷纷表示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1月29日，蒋介石闻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⁸⁹⁾蒋还致电鄂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和师长徐庭瑶：“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闸北第十九路防线袭击，至此刻尚在对战中。我军决与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第四师应集中武昌严防，切勿分散。”⁽⁹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指出：“有关主权领土，决不能丝毫让步，对暴力来侵犯时，必须抵抗。”⁽⁹¹⁾会议推举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决定抵抗日本的侵略，先将政府迁至洛阳，以免受日舰的威胁。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淞沪事变发表宣言，表示：“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⁹²⁾陈铭枢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内称：“在外交上暂视作局部问题有利，而在军事上中央已具全局应战之决心，惟调集大军不易，此时惟有准备最光荣之牺牲，切不可轻作退后之辱也。”⁽⁹³⁾

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他说：沪案发生，“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并表示他本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⁹⁴⁾。此电发表后，影响甚大，“人心士气，为之大振”⁽⁹⁵⁾。2月1日，俞济时致电蒋介石要求将所部调沪增援。蒋答：“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⁹⁶⁾

国民政府同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工作。军事委员会对京沪卫戍作了全面部署：“如日以飞机及军舰向南京轰炸或炮击时，则可下令长江各要塞对日军舰即开始射击。现时并应将海军舰队集结于相当地点，以便抗战，同时敷设水雷及障碍物以便制止敌舰之任意活动。又如日以陆军一二师在上海登陆时，应令十九路及前警卫军全部以全力夹击而歼灭之”，“到达浦口之一旅应设法令其渡江，并调蚌埠四十七师填防浦口可也。”⁽⁹⁷⁾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如日军再攻正式开战时，飞机亦应参加，请照军委会电令办理为盼。”⁽⁹⁸⁾自2月1日起，蒋介石在徐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4日，军事委员会通电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区：第一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南，由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其区域为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其区域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并决定：“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同时，并电令川、湘、黔、鄂、陕、豫各省出兵作总预备队。”⁽⁹⁹⁾兵力总计有二百四十万人。“在淞沪前线，除由第三防卫区负责外，并动员第二防卫区兵力为后继部队。同时计划以第一防卫区部队向东三省挺进，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的余裕”⁽¹⁰⁰⁾。同时命令沿江沿海各地严加戒备，并从浦口开始，沿津浦路北上达徐州，西折沿陇海路至洛阳，大筑工事，“战壕密布如网”⁽¹⁰¹⁾。

2日，何应钦向蒋光鼐等人转来汪精卫的电报，内称：“昨已电广州同志，对于淞沪驻军急速设法增援助饷。军委会亦已决定增派军队淞沪，决不以十九路军独立苦战，敬祈诸兄激励将士始终坚决抵抗。”⁽¹⁰²⁾

陈铭枢4日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可能派一个师团的兵力增援。蒋指示：“如倭以两师以上陆军参战，则我方应另定计划与之正式作战，飞机与陆军须预定协同作战计划，突然进攻，使敌猝不及防也。”⁽¹⁰³⁾5日，蒋介石就作战计划向蒋光鼐、蔡廷锴发出指示电文说：“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并表示“如有必要，中可亲来指挥也”⁽¹⁰⁴⁾。国民政府电调在江西“剿共”的蒋鼎文第九师赴沪增援。同日蒋还指示何应钦：“如吴淞要塞陷落，日本陆军登陆参战时，则我飞机应即参加沪战。”⁽¹⁰⁵⁾6日，汪精卫、李济深、朱培德等致电十九路军：“务望激励将士，固守原防，不可轻让尺寸。”⁽¹⁰⁶⁾

蒋介石6日由洛阳到浦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去迎接他，表示愿意率中央部队参战。蒋马上关照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合编成为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参战。

十九路军炮兵太少，陈铭枢7日请求国民政府调炮兵一个营支援。蒋介石指示何应钦照办。同日，何应钦致电十九路军：“据驻京外国武官得自东京传来确息，日有陆军一师已起程来华等语，预测该敌将由吴淞、浏河等处登陆，进击我侧背，希对该方面特别注意，派有力部队布防；如能乘其上陆之际设法加以痛击，尤为有利。”⁽¹⁰⁷⁾8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告十九路军，已饬令财政部拨款五万元慰劳前线将士。

日军增援部队第二十四旅团抵沪后，汪精卫、朱培德为此致电蒋介石征求援沪意见。9日蒋复电道：“增援淞沪，只要渡江无碍，第一师于三日内集中后，即可出发，七师亦可先调，决无问题。”⁽¹⁰⁸⁾蒋还指示刘峙和胡宗南师长：“第一师速准备一旅步兵，限三日内候令调遣。”⁽¹⁰⁹⁾

11日，何应钦派中央军校炮兵一个排开赴南翔，归蒋光鼐指挥。同日，军政部派往上海的地雷队一个中队抵达十九路军总部。军政部并且拨工兵教导队的架桥爆破两个队及中央军校野炮一个连来沪助战。13日，汪精卫发表演说，称：“须从举国一致着手，以广土众民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¹¹⁰⁾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进攻吴淞的战略失败后，日援军第九师团统辖的三万人陆续抵沪。14日，陈铭枢按蒋介石嘱咐，电达蒋光鼐：“谍报闸北等处敌方阵地已调陆军接防。若和平无望，敌来犯时，予以一极大惩创，然后别作良图。现已准备加调八十七师孙元良增援。总司令并电韩向方、刘经扶、上官云相、梁冠英共选现役徒手兵三千，输送来补充代募五千新兵矣。”⁽¹¹¹⁾15日，汪精卫致电已至全州的张发奎第四军（原计划北上支援黑龙江马占山的抗日部队）：“兄部援黑，志在抗日，今日军近在淞沪，不如放弃援黑，径来淞沪，与十九路军共同作战，较为直截了当。”⁽¹¹²⁾

16日蒋介石告诉宋子文：“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¹¹³⁾蒋并且致电俞济时转张治中：“今日兄等决定在淞沪原阵地抵抗到底，奋斗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团结，为我党国争光。……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吾人若不于此处表现民族革命精神，决意牺牲，更待何时！”⁽¹¹⁴⁾18日，植田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该通牒的要求已超过南京国民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此表示：“中国在沪驻军，为保卫中国土地计，迫不获已，亦惟有从事自卫，奋斗到底而已。”⁽¹¹⁵⁾何应钦认为“求妥洽而不可得，欲忍辱而不可能，势非积极准备军事彻底抗战，再无交涉妥协之望”⁽¹¹⁶⁾。蒋介石同意中央驻蚌埠的四队飞机、留江西的两队飞机，全数连同广东方面支援上海的飞机飞沪参战。15日、17日、19日，蒋分别令十九路军接受上官云相、梁冠英和刘峙等部挑选的增援上海的士兵两千人。

为抽调援军赴沪，21日蒋介石指示熊式辉和朱绍良：“第十与八十三师令其星夜开浙，第十八军如不得已，令其先击破攻赣之匪后，再行出发亦可。”⁽¹¹⁷⁾22日，蒋致电刘峙：“第一师自即日起极秘密，每深夜陆续开动，每夜只开一团至两团为止，到滁州与浦镇间之各车站下车，徒步行军至江边过江。”⁽¹¹⁸⁾23日，蒋致电朱绍良和蒋鼎文：“限第九师于下月三日以前集中杭州勿误。望严令星夜兼程前进。”⁽¹¹⁹⁾24日，蒋又致电刘峙，限第一师于27日前全部集中浦口。鉴于浏河一带河岸，是杂有碎石的沙滩，最适宜于日军登陆，蒋介石于25日致电蒋光鼐注意浏河方面的戒备，“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¹²⁰⁾。

日军在实施“中央突破”计划时，在庙行镇遭到我军重创。26日，蒋介石致电张治中和俞济时：“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也。”⁽¹²¹⁾同时，蒋对援军作了部署，指示鲁涤平：“戴旅应集结两团兵力于沪杭路，随时应调，对乍浦方面只派二营可也”；令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派1个团赶赴前线，归十九路军指挥；令卫立煌军长“饬八十三师与第十师，尽数乘民船秘密东下至荻港以东芜湖以西登岸候令”⁽¹²²⁾。

3月1日，陈铭枢复电十九路军：“总座（指蒋介石——引者）已令上官师京镇部队限即刻赶赴昆山转太仓，并令该师现在黄渡之一团赶赴嘉定矣。”⁽¹²³⁾此前2月29日，第四十七师第四团已抵达昆山。3月1日该师主力齐集昆山，当晚驰集嘉定、太仓间增援。2日，蒋介石训令蒋光鼐等：“现军既移至南翔、嘉定、太仓一带，为便于长期抵抗起见，急应构筑预备阵地，以资准备。”⁽¹²⁴⁾3日，第九师先头部队抵达常山。4日，第九、第十师赶至杭州附近。

10日，蒋介石决定第二期作战方案，判断日军军事目的“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决定我军应利用敌之弱点，“以打破敌人进窥南京之企图”⁽¹²⁵⁾。

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担任京沪铁路方面防卫，为左翼军总指挥，蒋鼎文为右翼军总指挥。蒋率第二、第十四军自赣移师沪、杭，在川沙、枫泾、吴江构筑第一线阵地，并于嘉善、平湖、乍浦构筑第二线阵地，积极布防，策应十九路军抗战。

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先后补充十九路军枪弹达1060万余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架、各种火炮73门。补充第五军枪弹760余万发、手榴弹3万发、各种炮弹1.6万余颗、手榴弹5万枚、步枪1600支、机关枪12挺。“而先后所调援兵，连第五军已达十师以上”，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到达”⁽¹²⁶⁾。

以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进行抵抗的同时，又在寻求妥协。他们力图限制战争的扩大和持久，调集援军不力，仍以主力部队“剿共”；希冀通过英、美等西方大国和国联的介入，及早同日本达成停战妥协。

淞沪抗战爆发的翌日，何应钦就致电各省，警告说：“误用正当防卫转成诱起战争之口实，国际同情亦易随之而失矣。”⁽¹²⁷⁾30日，第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向何应钦请求参战，遭到拒绝。31日，何应钦致吴铁城等电：“惟我国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而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酌接受”，“望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通令所部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长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须遵守”⁽¹²⁸⁾。

2日，蔡廷锴接何应钦来电云：战事可止即止，“如敌人允撤兵，我亦不反对，除戒备外，暂行停止进攻”⁽¹²⁹⁾。3日，何应钦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决不与任何邻邦轻启衅端。进一步言，即遇与邻邦有所争议时，苟可用外交方法解决者，亦决不轻易诉诸武力。”⁽¹³⁰⁾

自1月29日起，英、美等西方大国在中日之间调停。2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¹³¹⁾6日，何应钦致电吴铁城称：“以弟个人观察，能从外交方式，根据英、美调停，早日得以解决，实为计之上者。”⁽¹³²⁾

5日，何应钦指示：“我原配属十九路军在江西剿匪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¹³³⁾

自5日至7日，日援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一万人分批抵达上海。十九路军电请汪精卫等派兵增援。汪精卫却对记者称：“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系余向所主张，今仍未变。”⁽¹³⁴⁾

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Kelly）和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M．W．Lampson）分别于2月6日和12日提出调解中日冲突的新方案。这些方案不仅满足日方的要求，将东北问题和上海问题分开解决，而且主张中国军队单方面先撤出上海市区。对此，国民政府竟然表示接受。

8日，何应钦电告吴铁城等：“我国对外一切军事，平时毫无准备，兄等所深悉。是以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为国家多留一份元气也。”“请兄等商在沪外委从速设法先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至益加扩大糜烂而不可收拾也。”⁽¹³⁵⁾

就在十九路军在闸北、吴淞同日军鏖战，日援军源源不断抵沪之际，蒋介石、何应钦等仍坚持同日本谋和。9日，蒋介石向何应钦、陈铭枢指示作战方针时称：“如日陆军既加入参战，则我军应即缩短战线，重新布置，必立于进可战或退可守之地，且使无论和战，皆不失于被动地位为要。”⁽¹³⁶⁾同日何应钦电告吴铁城：“日陆军源源而来，战事若再持久，我方必失败无疑。请兄力排众议，照迭电乘我军在优越地位时设法转圆【圜】停战，万勿犹豫，致逸良机。”⁽¹³⁷⁾

国民政府为及早结束淞沪战争，通过两条渠道同日方谈判。一条是何应钦在报请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直接与日军谋和。王俊10日同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原日本驻沪使馆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将谈判。陈仪13日在上海与日本公使馆武官原田熊吉会谈。外长罗文幹遵蒋介石之意致电蔡廷锴：“请兄等仍斟酌外部前开接受英、美调停办法各电，及陈公侠（即陈仪——引者）兄所言、王俊所述办法，择其于我有利者从速进行。”⁽¹³⁸⁾另一条是通过英、美、法公使在中日之间调停，力求达成妥协。蒋介石嘱咐陈铭枢电达蒋光鼐：“与美、英、法使磋商办法，果能办到，则和平可望。”⁽¹³⁹⁾

10日，何应钦以“吴淞炮台既失炮战能力，徒以步兵据守，任日海空军之轰炸，殊非得计”为理由，命令十九路军“酌量后退”，具体方案是：“第一步以杨家行、大场、真如为本抵抗阵地；第二步以浏河、嘉定、南翔为本抵抗阵地”；“吴淞、江湾、天通庵之线则作为前进阵地”⁽¹⁴⁰⁾。11日，何应钦电令蒋光鼐：前线配置的兵力“不宜过厚，须将重兵置于后方”⁽¹⁴¹⁾。这种方案实际上是让十九路军听从日方的要求，放弃吴淞、江湾、天通庵一线阵地，后撤到浏河、南翔一带。

12日，何应钦向吴敬恒解释“适可而止”的含义说：“至所谓适可而止者，盖本自卫限度，勿使事态扩大，而期得到各国同情，予暴日以悟境，稍戢凶锋，另图解决和平。”“兼之赣、鄂两方，为匪所牵制之部队在三十余师，且均较称精良者，一时俱难抽调。如事态扩大，势须强抽，剿赤措置是否不顾？此又一般人所熟虑者。”⁽¹⁴²⁾同日，何又致电蒋光鼐等：“严令南市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挥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¹⁴³⁾

十九路军总部据各方情报判断日军援沪的兵力约有二万人，但连日作战伤亡极大。13日晨日军强渡蕴藻浜，与我军激战，总部决定乘机消灭日军。下午3时总部发出命令，决定当晚全线转移攻势，一举歼灭日军。但该日蒋介石到浦口，召见罗文幹等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¹⁴⁴⁾何应钦致电十九路军解释道：“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¹⁴⁵⁾结果我军丧失了攻敌时机。同日，汪精卫表示：“至于外交方面，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干涉日本。”⁽¹⁴⁶⁾

14日，何应钦致电吴铁城：“无如回顾国力，除财政问题外，抗日、剿赤两难兼顾。”⁽¹⁴⁷⁾其时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所部先头部队抵达湖南零陵，准备继续开往武汉增援上海。日方威胁日海军将开炮阻止张发奎军渡江。何应钦担心如此武汉“不免形成沪局第二”，商议结果“似以该部暂驻萍乡协同剿赤为宜。且抗日剿赤关系均重，即与该师为国效命之初衷亦仍不稍违也”⁽¹⁴⁸⁾。15日，汪精卫在徐州各界纪念周发表演讲称：“我们要预备长期的抵抗，同时也要尽力的交涉。”⁽¹⁴⁹⁾“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退让；在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¹⁵⁰⁾

2月中旬，蒋介石返回南京，京沪卫戍公署向他提出让邻近上海的军队增援。蒋介石从兵力、运输角度论证日方之强、我方之弱，不肯增援。蒋对敌我形势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淞沪抗战时，中国国防力量固然薄弱，但日本也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对上海的进攻带有局部性和试探性。从兵力上看，日本常备陆军有17个师团，二十六万余人⁽¹⁵¹⁾。而中国有一百多个师，二百余万兵力。国民政府如果有“攘外”的决心，是可以在上海制止日军扩大战火的。但它念念不忘“围剿”红军，不愿投入主力部队抗日。

就在我军在前线拼死打破日军“中央突破”计划之际，23日京沪卫戍公署参谋邓世增进见蒋介石，催速增援，而蒋却产生将我军撤退念头，说：“预算增援部队须在十日之后，希嘱蒋、蔡诸兄务照原定计划，迅在南翔之线赶筑工事，以期长久抵抗。至撤退时间，由蒋、蔡诸兄查看情形，自行决定。”⁽¹⁵²⁾

上海我军总部考虑到日援军源源不断抵达上海，而我各方援军直到3月5日、6日才能到达，与其坐待败亡，不如乘机与敌决战，即使不能使战局好转，也可将日军主力第九师团击破，从而延长第二次会战的时间。是故25日晚9时，我军总部发出命令，决心破釜沉舟，以全军与日军决战。命令发出后，接蒋介石训令：“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即2月29日和3月1日——引者），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即3月6日——引者）不能参加战斗。”⁽¹⁵³⁾我军总部遂令停止出击。

十九路军自开战以来连续作战，兵力已损失一半以上；第五军经庙行、江湾会战后，人员损失四分之一以上，全军已陷于残破不堪的困境，而日援军大批抵沪，为保存战斗力，我军准备于27日晚撤至真如、刘家行、罗店之线。我军面临如此困境，国民政府不仅不积极调集援军，反而将抵达前线的援军分出他用。27日，陈铭枢致电汪精卫，询问：“上官云相师除调两营任黄渡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谷正伦司令指挥，未审何故。戴岳独立旅已抵杭，鲁主席不愿调列参加作战，枢拟前往乞援。”⁽¹⁵⁴⁾28日，陈铭枢两次致电汪精卫，对援兵不继表示无奈和不满，他说：“上官云相所部，弁髦命令，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当亦无望矣！”“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惟恃我孤军之决死耳！”⁽¹⁵⁵⁾

浏河的危急情况，十九路军是知道的，所以请军政部速派2个师驰援，但军政部置之不理。

3月，蒋介石致其兄介卿书，辩解他在此次淞沪抗战中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袖乎（手）观变”或“调援不力”⁽¹⁵⁶⁾。蒋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多月间，日海陆空军不断增援上海。十九路军函电请援，国民政府调集援军不力。当时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驻浙江的戴岳旅，驻江北的梁冠英第三十一军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六十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不予支援。就连留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也指责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事前缺乏准备，临时又无增援”⁽¹⁵⁷⁾。

淞沪抗战是十九路军自发抵抗引起的，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压力，对十九路军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后又派第五军直接参战，从而使淞沪抗战成为第一次在中央政府领导和参与下进行的局部抗战。这与“九一八”事变后的绝对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但这并不表明国民政府对抗战的态度非常积极，也不表明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发生了变化。它指导淞沪抗战的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个“两面”政策受到“安内攘外”基本政策的制约，并服务于该政策。所以国民政府倡导的“抵抗”，不是坚决、全面、积极的，而是消极、被动的，其基本意图是避免战事扩大，通过局部的、有限的抵抗，在抵抗中积极进行交涉，以争取一个较有利的条件实现妥协停战，然后转向“安内”工作。综观淞沪抗战的全过程，可看出国民政府对淞沪抗战的方针具有抵抗和妥协的双重性。当然，它的妥协退让有一定的限度。当日本态度强硬，超过国民政府妥协的最大限度，即危害到国民政府统治的根基时，它就以抵抗为主；反之，只要在限度以内，它总是力求妥协。

七　全国人民及华侨对淞沪抗战的支持

在淞沪抗战中，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中共临时中央洞察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侵略上海，1月27日发出《中央紧急通知》，号召党组织动员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群众给敌人的进攻以致命的打击，并号召上海工人群众实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¹⁵⁸⁾。2月2日，中共发表《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号召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罢岗、罢操，“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武装海陆空军出境！”⁽¹⁵⁹⁾

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积极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他们通过各社会组织募集前线急需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资、医药用品等。他们还组织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输送前线战士每天的两顿伙食。总工会动员募集了几万只空烟罐，赶制“土炸弹”运往前线。

1月30日，中共领导的上海各厂工人举行代表大会，决定自31日起全市工人开始总同盟罢工，并建立上海各厂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加入罢工委员会的有同兴、喜和、日华、公大等三十余厂。中共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联合会（简称“民反”）积极支持淞沪抗战。1月31日，“民反”召集有5000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决议自即日起开始总同盟罢工，组织工兵代表会议。“民反”义勇军在上海市大约有二三千基本群众，以闸北、沪西、沪东、浦东四个区受党团影响较大的工厂为主。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中共临时中央处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之下，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如强调在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必须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将国民党内反蒋派别视为“反革命的在野派别”，必须打倒；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否认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主张以主要力量进行打击。这些错误认识在淞沪抗战中导致了一些错误行为。

中共临时中央对待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的态度和对十九路军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临时中央领导人认为蒋、蔡的抗日行动是为了骗取“民族英雄”的荣衔和民众的捐款⁽¹⁶⁰⁾，是“弄各色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消灭他们的革命行动，以便进一步的出卖中国”⁽¹⁶¹⁾；十九路军将领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抗日军阀”⁽¹⁶²⁾。提出党的策略是“拥护士兵自动抗日的斗争，而反对他们的长官，利用一切机会揭破这些长官的欺骗”；号召革命的士兵与民众联合起来，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甚至认为“要作战胜利必须杀掉他们反动的长官”⁽¹⁶³⁾。这些宣传损伤了共产党的形象，为国民党的攻击留下了把柄。

就在淞沪抗战方酣之际，江西中央红军猛攻赣州，牵制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援沪作战，蔡廷锴甚表不满地说：“此次我军与暴日在淞沪激战最烈时，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为国难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机猛攻赣州，企图夺取赣南重要城市，以捣乱我后方，这种行为，不啻为暴日张目。”⁽¹⁶⁴⁾这也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提供了口实。

中共临时中央还作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决定。2月11日，中共中央在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中说：“目前反日反帝运动的一切宣传及行动，必须与武装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大战，拥护红军、苏维埃等更紧紧地适合地联系起来。”⁽¹⁶⁵⁾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主张由武装的工农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十九路军士兵追击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¹⁶⁶⁾。

上述这些错误有相当一部分在实际斗争中得到贯彻，如左倾领导人计划趁十九路军和第五军3月1日撤离第一道防线之际，翌日发动武装暴动，占领闸北，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一二八”抗战得到了上海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和何香凝挺身而出，声援抗战。她们不仅发动和联络海内外力量支援淞沪抗战，而且亲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1月30日上午，宋庆龄和何香凝冒着风雪到真如慰问前线将士。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仅一天时间就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见官兵在大雪天只穿单、夹衣各一套，回沪后立即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五天内制成全新棉衣裤三万多套，运给全体官兵穿用。何香凝还组织国难妇女救护训练班赴前线救护伤员。2月6日，宋庆龄到十九路军军部慰问。12日，宋庆龄不惧猛烈的炮火和炸弹的危险，赴吴淞前线，在翁照垣和区寿年的陪同下视察、慰劳将士。

上海各界群众汇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陈铭枢说：“上海孤军抗战之能维持到三十天，固然是为了士兵的勇敢，而尤其重要的原因却是民众的实力上与经济上的援助。”⁽¹⁶⁷⁾翁照垣说：“这次的抗战，所表现的完全是民众的力量；是民众的力量，借着军队的武器去表现，这是我们认识得非常清楚的。”⁽¹⁶⁸⁾

1月25日，上海市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表示：“我上海市民，断不丧失毫末，对于抗日救国之运动，誓必直【再】接再励。”并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内称：“对于暴日之此种足以亡我中华民国之无理要求，迅行训令上海市政府，予以严词驳复，并决定武力与之周旋，全沪市民甘为后盾。”⁽¹⁶⁹⁾

上海民众一致援助十九路军。上海市民救国联合会义勇军2月2日开赴前线。5日，上海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呼吁支援上海军民抗战。17日，该会发表郑重宣言，坚决表示拥护十九路军抗日到底。18日，由上海81个民众团体组成的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召集全体理事大会，决议派代表北上，敦促张学良带兵出关收复失地；募集上海一个月房租作为救国捐。参加中华国民救国会组织的义勇军，称为国民救国军，约有五千余人，分驻闸北太阳庙、引翔港、宝山路一带，与日军激战数次，颇占优势。由翁照垣旅长指挥的上海市民义勇军，有的在前线奋勇杀敌，有的积极做好战地勤务工作。上海卡车司机胡阿毛，在被日军强迫运输的途中，开足马力将所载的一车日军和武器弹药驶入黄浦江中，与敌人同归于尽。

上海工人阶级站在抗日的前列。1月30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布罢工通告。总工会还组织义勇军、救护队、消防队，通令各工会尽力劝募慰问十九路军的物品。上海市总工会义勇军二千余人在李永祥和朱学范的率领下，开赴前线作战。2月1日，在华日本商轮上的中国工人罢工，使日本船舶开不进黄浦江。上海水木业义勇军五百余人5日出发，先在闸北中兴路、大统路与十九路军一起担任运输和建筑工作，11日正式赴前线与日军作战。日兵运输需用卡车和驳船，无法找到中国工人，日人只得用巨金贿通上海某外人洋行，租用大卡车十余辆和驳船二十余只，往来吴淞、杨树浦一带，装运士兵及军火。2月10日该外人以每日五元的工资代雇上海驳船小工300人，派作运兵之用，当即被上海工人拒绝。外人又出巨金雇佣汽车夫数十人，派充往来淞沪之用，也被上海车夫拒绝。上海马迪汽车公司修理部工人要求厂主拒绝修理日军一切车辆，决心不达目的不复工。罢工后赶往我军后方办事处义务修车。

上海工商界发动罢市，捐献财物，维持社会秩序。1月29日，上海市商会宣布“日兵犯境，罢市御侮”。30日，上海市商会通告罢市，下午3时全市实现罢市。商会并发布公告，向社会各界征集慰问十九路军的物品和现金。31日自早至晚，前往香港路四号银行公会市商会办事处捐献物品和现金的人络绎不绝。2月1日，申报馆爱国人士史量才和上海实业界、银行界人士王晓籁、虞洽卿及张啸林、杜月笙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地方维持会，专职维持商业秩序，调剂金融，接济难民的事务。4日，该会致电政府，请求援助十九路军。自2月3日至5月31日，该会共募得慰问十九路军的大洋二十七万余元。2月5日，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到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慰问，将随来的二百多名童子军交给十九路军使用。8日，永安公司派人向十九路军送去大量的白兰地和六十年陈酒。

上海文化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作家2月8日成立中国著作家抗日会。9日下午该会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到会者有戈公振、王礼锡、胡秋原、陈望道、严灵峰、丁玲等人。会议决定设立经济委员会、民众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和国际宣传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用募捐的钱购买军需物资，与各民众抗日团体捐募的物资一起，每日用汽车运往前线。民众委员会委员每日轮流随车到前线战壕里，边送物资边向战士宣传鼓励，并将宣传抗日的唱片带到前线。宣传委员会动员全体会员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抗日文章，号召全国民众支援十九路军抗战。2月23日，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举行盟员大会，丁玲等四十余人出席会议，决定扩大组织，发表宣言，发动盟员赴前线慰问杀敌将士。

上海新闻界爱国人士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号角作用。邹韬奋以《生活》周刊为阵地，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史量才主持的《申报》也发表了大量抗日的言论。

上海学界也积极行动起来。1月31日，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联合国难救济会，购买食品犒劳十九路军。2月1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发表声援十九路军抗战的通电。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及中法药科学院等校学生2日成立“上海各医药学院抗日战地医事联合会”，共有会员180人，3日开赴前线从事救护工作。上海各大学学生义勇军十九路军随营训练班不仅在前线奋勇杀敌，而且做好战地勤务工作。

在淞沪抗战中佛教组织也显示了爱国心。上海市佛教会组织上海各寺院收容难民，筹款慰劳伤兵，并组织救护队赴前线工作。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支援抗战活动，或集会游行，发表通电；或捐款捐物，抗日宣传；或组织义勇军、救护队、敢死队；或直接参战，以身报国。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数百人赴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调兵援助十九路军。该校义勇军五十余人赴沪抗日。南京工界抗日救国会及工界国民救国会促进会联席会议议决电慰十九路军奋勇杀敌。南京各界抗日会议决定募集物品慰劳十九路军，通电全国主张对日绝交，并要求政府准许民众组织义勇军。北平学生抗日联合会决定电慰十九路军，致电国民政府调劲旅援沪。京剧艺人梅兰芳在北平开明戏院义演三天，所得收入全部寄往上海作为伤兵医院经费。南京中央大学铁血义勇军、西南在野军人抗日救国北上敢死团、四川敢死队等在翁照垣的指挥下，分别担任战地勤务、后方宣传、建筑防御工事、直接参战等任务。湖南省各界在长沙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抗日示威大会。津浦铁路工人组织义勇军。冀南豫北人民三万余人组织救国军。华北妇女抗日救护队在北平成立。东北冯庸大学义勇军三个中队由校长冯庸率领，投入前线工作。徐州学生抗日救国会派代表三十余人赴徐州北站向汪精卫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对日绝交；援助十九路军；维护爱国运动。广州市民召开救国大会。中国红十字会张家口分会救护队队长王志谦带领救护员27人赶赴前线。粤商陈炳谦捐款一万元，粤银公会汇款十万元，慰问十九路军。

海外华侨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为支援淞沪抗战，有的写信，有的打电报，有的寄钱，有的寄衣服食物，慰问抗日将士。“战争爆发以后，全国各省的民众无论男女老少，都捐出了很多现金；尤其是遍布全世界各国的华侨，更为踊跃捐输。据总指挥部的报告，收到各处捐款，差不多有三千多万元之巨”⁽¹⁷⁰⁾。有些华侨还亲赴前线，直接参加战地服务工作。1932年2月3日，约二百人的华侨义勇队抵达前方，积极协助十九路军军医处救护伤兵。

国际友人对中国的抗战也给予支持。美国飞行员萧特（Robert Short）志愿帮助中国空军打击日机的嚣张气焰。2月20日，他驾驶波音二一八型驱逐机从虹桥机场转场南京，在龙华上空遭遇所茂八郎等驾驶的三架三式舰战机。经过20分钟激战、萧特击落所茂八郎战机，并击伤另一僚机。22日，萧特与我大队飞机同时出发，由南京飞往杭州，因偶失联络，下午4时20分在苏州上空遇轰炸苏州的日机六架，即以一挡六，与之战斗，打死日飞行员小谷大尉，击落一架日机；萧特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动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群众表现出西方所了解的爱国主义。人民大众崇拜这些敢于笑对死亡的南方青年士兵。……在上海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这样得到全心全意的支持。”⁽¹⁷¹⁾

第四节　英美等国的调停及上海停战谈判

一　英美等国的调停

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集中的地方。1931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34.3％集中在上海，约占直接企业投资的二分之一。其中集中了英国在华投资总额的约80％、美国的约60％。日本的进攻对由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九国公约构成的远东国际新秩序提出挑战，并直接威胁着西方列强在华的经济利益和侨民生命安全，因此对英、美触动很大。英国政府对于中日纠纷的态度是：与各国共同拥护国联权威；自始即调解中日纠纷；保护英国在华利益，制止战争和流血⁽¹⁷²⁾。美国的政策是：应尽量避免上海公共租界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在与各国使节和中日官方代表会谈时，将持公正的立场；保护美国人的合法权利，致力帮助冲突的各方尽快达成谅解⁽¹⁷³⁾。

美、英等国对日本采取了较“九一八”事变远为强硬的态度。1月27日，美国对日本可能在上海诉诸武力提出警告。28日，美国驻日大使福布斯（W．R．Forbes）会见日外相芳泽，要求日本不要在上海采取侵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权益、财产和生命的行动⁽¹⁷⁴⁾。29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通过福布斯照会日本政府，指责日军进攻上海的中国居民区和商业区，“这极大地破坏了整个上海港的和平，妨碍了这个港口的商业活动，严重威胁着公共租界的安全”，要求日方立即停止在上海使用武力⁽¹⁷⁵⁾。同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John Simon）训令英国驻日大使，就日本发动上海事变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政府限制日军的行动。30日，史汀生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表示日本进攻上海已引起爆炸性局面，责任在日本方面，日本不得利用租界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¹⁷⁶⁾。

为向日本显示大国在远东的力量存在，英、美向上海增兵。1月30日英国取消远东军队的返回令，使驻沪英军人数达到2800人，黄浦江中的英国军舰终日升火，处于战备状态。2月2日，英国一万吨级的巡洋舰“肯特号”从马尼拉启程驶往上海。迄至2月4日，英国在上海的陆海军总兵力达6600人。1月30日，美国驻马尼拉的亚细亚舰队开赴上海。31日，美国海军又派两艘驱逐舰分别抵达南京和芜湖。2月2日，驻马尼拉的美国陆军第三十一联队约一千二百人乘军舰赴沪。当然，英、美炫耀武力并不是要直接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而是要日本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促成中日停战，避免在西方列强有重大利益的上海和长江流域燃起更大的战火。为此，它们在中日之间积极展开调停活动。

29日，英、美进行第一次调停。英国驻沪总领事白利南（J．F．Brenan）和美国总领事克宁翰（E．S．Cunningham）共同提出停战建议，日中两军间达成了晚8时停止战斗的协定。31日，英、美进行第二次调停。英、美驻沪总领事约中日当局在上海英国总领事馆会晤，磋商避免战祸办法。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弗列明（George Fleming）少将在会上提出：日军退至1月28日以前的状态，中国军队也退至安全地带，设立由中立国军队保护的中立区⁽¹⁷⁷⁾。“盐泽司令官认为这意味着让租界以外的侨民也要撤退，遂当场表示拒绝”⁽¹⁷⁸⁾。“日领仍以保侨托词，英领反诘颇厉，谓欲保侨而引起战祸，有战祸而侨愈不保，盐泽颇窘，但谓此事须请示日政府，约以3日为期，在此时期内，双方暂缓进攻”⁽¹⁷⁹⁾。2月1日，英、美驻日大使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接受弗列明的调停建议。2日下午，村井通知上海市政府：日本政府不同意英国的调停办法。

同日，西方大国进行第三次调停。英、美、法、意等国对中日双方提出停战办法五项：“（一）双方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动；（二）双方勿再作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作战地点；（四）设立中立区域，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区域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件，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国民政府4日照会各国，表示完全接受，仅请将“中立区域”字样改为“和平区域”，“中立国”改为“第三国”，并希望第三国不仅观察而且参与谈判⁽¹⁸⁰⁾。日本政府答复道，对于一、三、四各项可以接受，不接受二、五项。并声明上海事件与“满洲”事件不能混为一谈⁽¹⁸¹⁾。“日本政府不接受中立国观察员或人士帮助解决满洲问题”⁽¹⁸²⁾。英国外相西蒙得到日军大量增援上海的消息，立即电请史汀生将停战办法第五条改为只限于上海，不涉及东三省。史汀生不同意。

2月6日，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并提出中日停战及划定和平区等办法：日军撤回1月28日原防，中国军队撤出闸北和宝山，退出的区域由中立国军队驻防⁽¹⁸³⁾。英方调解方案的重点在于上海租界的安全。7日，凯莱乘旗舰“肯特号”开进上海港，立即向盐泽和中方探询停战意向。盐泽告诉凯莱：如果中国军队撤退20英里，他才会将日军撤至虹口⁽¹⁸⁴⁾。重光葵拒绝凯莱的方案，坚持要中国军队先退出闸北。中国政府认为凯莱方案“大体公允”，就在凯莱提案的翌日，汪精卫发表谈话，表示“大体接受”⁽¹⁸⁵⁾。但由于日本的拒绝，调停没有结果。8日，中国报纸披露日本要求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青岛各大通商口岸划一个宽15至20英里的非驻兵区⁽¹⁸⁶⁾。这增加了国民政府在上海对日退让的难度。

8日，英领事偕凯莱访晤重光葵。重光葵自恃日援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已抵沪，态度强硬起来，要求中国军队撤退15至20英里方可停战。9日，凯莱和野村在“肯特号”舰上会谈。野村表示日军“正如贵长官所说，对以铁路沿线为界大体上没有异议，但不可能撤至新公园附近。闸北的中国军队应撤到安全距离以外”⁽¹⁸⁷⁾。

10日法国公使韦尔顿（H．A．Wilden）由南京抵沪。12日英国公使蓝普森（M．W．Lampson）和美国公使詹森（N．T．Johnson）也来到上海，各以私人资格进行调停活动。蓝普森联合美、法公使提议：华军应自动先退出上海市所管辖的区域，然后日军可退到公共租界及虹口一带⁽¹⁸⁸⁾。下午6时，宋子文、顾维钧、郭泰祺和吴铁城先后往访英、美公使，詹森“所谈不多，彼且无确实具体意见”。蓝普森“所提之案，我军由吴淞、闸北沿京沪路撤退至真如站以西，换言之，上海市区域皆不驻兵，主张全由警察负治安之责。吴淞方面，日军亦撤退回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原防位置”⁽¹⁸⁹⁾。在沪的外交委员会委员认为，蓝普森提案是一个“抑我就日之案，我方绝无考虑接受之余地”⁽¹⁹⁰⁾。12日晚，三国公使邀请意大利代办齐亚诺参加会议，一同协商停战意见。会议决定以2日各国对中日所提五条办法为基础，特别注意中日两军间设中立区域这一点。13日，郭泰祺告诉蓝普森，中方原则上主动先撤军，但问题是撤退到什么距离？由谁担保日本撤军和日军不占领中国军队撤退的地区。⁽¹⁹¹⁾14日，英、美、法公使及意代办与重光葵接洽。重光葵态度强硬，表示十九路军必须先行退出吴淞、闸北，再举行谈判，否则至少亦须日军占领吴淞后，始有和解可能。各公使提出折中办法，主张中日军队同时撤退，中国军队退离租界五英里，日军退入租界内，中立区域由中国警察维持秩序。日方对此表示拒绝。第五军增援后，中方态度也变得强硬，不打算撤军。

日本拒绝英、美等大国的停战提议，并对上海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致使上海战火愈燃愈大。鉴于形势的发展，国联行政院不得不进一步采取强硬态度。16日，除中日之外的国联理事会十二位理事向日本送交一份紧急警告书，提醒其所负国联盟约第十条规定的责任，即“凡轻视第十条之规定，蹂躏联合会会员领土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之举动，联合会各会员均不能认为有效”⁽¹⁹²⁾。

日本完全置国联的紧急警告书于不顾。18日上午9时，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张襄应蓝普森的邀请，在英领事馆与日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会谈。双方对于各自军队撤退的远近意见不一。日方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地区永久非军事化，永远撤除吴淞、宝山炮台装备。中方虽愿在两军之间开辟一个非军事区，但表示决不放弃吴淞。⁽¹⁹³⁾日本代表态度强硬，要求中方将吴淞、闸北军队撤退20公里，被严辞拒绝，谈判破裂。田代谓日方所提条件将于晚上9时左右用书面通知，希望中国急速答复。是晚8时40分，植田谦吉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同时村井也向吴铁城发出同样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20日7时前从前线撤退。国民政府认为“日本之无理要求，甚至有吴淞炮台不得重新设备，是直以庚子各国对于大沽炮台前例相加，故中国当然不能接受”⁽¹⁹⁴⁾。

此前12日，中国代表依据盟约第十五条第九款，请求召集国联特别大会处理中日纠纷。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代表的极力反对，20日决定将中日冲突移交国联大会处理；3月3日为大会开会日期。23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以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liam E．Borah）信的形式，申述维护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及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重要性，重申“不承认主义”立场，表示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影响我们政府及人民在华权利的任何局势，或任何该两国所订立的违反此等公约条款的条约或协定”。他希望“世界其他各国政府能作一个类似的决定”，在法律上否认“以压力或破坏条约的方法所获得的任何名义或权利之合法性……使中国被剥夺的权利及名义得以回复”⁽¹⁹⁵⁾。24日，美国政府将这封信转交给国联秘书长、中日两国政府及英法等国。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讨论中日问题的国联特别大会，希望促成中日双方的停战谈判，尽早结束上海战争。但另一方面，就在日本准备加派第十一、第十四两个师团援沪时，史汀生又对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表示，美国政府不鼓励制裁日本的行动⁽¹⁹⁶⁾。

28日晚，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应凯莱之请，偕军事当局代表到英舰“肯特号”，与日海军司令野村及日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会晤，由凯莱居间调停，磋商三小时。最后商定五点：“（一）双方同时撤兵；（二）日本不提议永久撤除吴淞或狮子林炮台之问题；（三）中日合组委员会，邀第三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四）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行政权；（五）中国军队退至真如，日本军队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完竣后，中国军队退至南翔，日本军队退回舰上。”⁽¹⁹⁷⁾又商议如中日政府对此赞同，即由双方外交、军事代表举行正式会谈，签订协议。29日，中国代表通知凯莱，中国政府答复赞同，并请其转达日本当局，倘日本政府也同样赞同，则可立即举行停战会议。

英、法公使28日、29日先后到达南京，与中国外交、军事当局磋商初步停战办法。其要点为：“（一）中日战事应于相约日期同时停止；（二）双方停战后，中国军队撤退十华里，日本主要部队全体退至安全地带，其程序当与中国军队相距二十至三十华里；（三）双方撤退时，由第三国派员分别监视，撤退之阵地亦由第三国派队驻守，此项部队待中日双方开始交涉时撤退。”⁽¹⁹⁸⁾29日，国联理事会举行公开会议，决定解决上海问题的根本原则：在各国驻上海文武官员的帮助下，迅速缔结有关停战的地方性协定，然后由在上海有特殊利益的各国代表召开圆桌会议，就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居民的安全保证措施和为解决其他问题而进行协商。日本驻国联代表佐藤对此表示接受。但日军又对上海展开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攻。中国政府认为日本“即不欲停战，则上海国际会议无从开会，此种策略显欲一面在国际制造有利之空气，一面仍实行武力侵略政策”⁽¹⁹⁹⁾。

3月1日英、法公使离京来沪，携带其方案准备与中日军政当局接洽，而此时中国军队已开始退守第二道防线。2日晚9时，日本发出停战复文，并向中方提出所谓立即停止敌对行为的四项基本条件，由凯莱转交郭泰祺，其条件大意为：“（一）倘中国保证将其军队由上海撤退至若干之距离（距离由中日当局决定），则日本允停战若干时（时期由中日当局议定），在未续有办法以前，中日军队各守原防，关于停战细目，由中日军事当局商定。（二）在停战期内，中日在上海开圆桌会议，由各关系国代表参加讨论，以其对于左段所开中日军队撤退方法，连同恢复并维持上海及附近之和平与秩序办法，以及保障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并界内外人生命财产及利益，得一协定；（三）撤兵（连便衣队在内）应由中国军队开始撤退，至一指定之距离：俟中国军队撤退查明属实后，日本军队即撤至上海及吴淞区域，可一俟平常状态恢复后，日本军队再由上海及吴淞区域内撤退；（四）倘有一方破坏停战条件，他方应有行动之自由；又第一段所开议定之停战期满时，双方均得自由行动。”⁽²⁰⁰⁾中国当局认为此四项条件与2月28日议定的五点相去甚远。郭泰祺发表谈话称：中国政府拒绝日方四项条件，中国竭力保护外侨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若圆桌会议系为安全问题而召集，则此种会议实无召集之需要”⁽²⁰¹⁾。3日晨，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

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立场，认为日本2日、3日对上海的进攻表明日本缺乏和平解决上海问题的诚意。3日，史汀生召见日本大使出渊，指责日本一面接受国联2月29日的决议，一面继续扩大军事行动的做法，表示美国代表暂时不会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扩大外国权益的圆桌会议⁽²⁰²⁾。

二　《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

日本认为中国军队后撤，日本出兵的目的即将达到，但日军正在追击中国军队，担心国联要对日本发起制裁。因此，在国联特别大会开会前夕，3日下午2时，日本发布停战命令。4日，国联特别大会通过关于在上海切实停战、缔结协定及日军撤退的决议。

11日国联大会再次通过决议，重申国际联盟的有关规定，再次强调各会员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的原则，重申3月4日的决议；大会还决定由十九国组成远东委员会解决上海停战问题，并至迟于5月1日前向大会提出第一次报告书。史汀生支持国联大会采取的行动，并训令詹森和克宁翰参加上海和谈。

日本发动淞沪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和成立伪满洲国的关注，而3月1日伪满洲国已成立（详下）。要从上海着手对中国进行长期并且必然演变成全面的战争，日本当时还没有作好各方面的准备。这样，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同中国进行以停战和撤军为主的外交交涉。

通过蓝普森等的积极调停，3月14日，重光葵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与郭泰祺举行第一次非正式会谈。经过一番争论，决定了作为以后谈判基础的停战撤军三原则：中国军队留驻现在位置，以待签订协定时为止；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一如1月28日事变前的状态。但考虑到容纳的日军人数，部分日军可暂驻于上述区域的毗连地带；由中立国人士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证明双方的撤军⁽²⁰³⁾。

19日中日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谈，“确定停止中日军队敌对行为，并将日军撤退，而屏弃一切有政治性质之事项。至维持上海租界附近撤退区域内治安，由中国自动宣言，调遣特别保安队来沪，在日军撤退区域内服务”；日军暂驻于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毗连地方⁽²⁰⁴⁾。21日中日代表在各国公使的协助下举行第三次非正式会谈，确定了19日提出的停战撤兵三项原则，并议定从23日起在英国领事馆召开正式停战会议。

停战会议延期于24日在上海英国领事馆正式举行，中方首席代表为外交次长郭泰祺，另有军事代表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和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首席代表为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另有军事代表陆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和海军参谋长岛田繁太郎。英、美、法公使和意代办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后，植田提出以日本22日另拟的草案为基础进行讨论⁽²⁰⁵⁾。郭泰祺表示会谈应以已确定的停战谈判原则为讨论的根据，日方新提案既不符合会议程序，且含有政治性质，“既与停战无关之新事物甚多，决不能作为今日讨论之根据”。虽然中方对日草案持有异议，但还是勉强同意以日方草案为基础进行谈判。首先讨论第一条，戴戟表示“取缔便衣队及停止一切刺激民众心理之行为等事均有政治性质”，不能讨论。双方对此辩论多时，但便衣队问题仍未解决，遂予搁置。继之讨论日方草案第二条“中国军队在以后另有规定前应留驻于现在驻扎地点”，郭泰祺认为这是对中国军队在中国领土内调动的限制，事关中国主权问题，应修改为“待至常态恢复”。植田坚决反对⁽²⁰⁶⁾。

25日，停战会议继续举行。讨论日草案第二条中“在以后另有规定”字样，双方争论甚久。蓝普森拟出声明：“不言而喻，本协议并不含有对中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自由调动有任何长期限制之意。”⁽²⁰⁷⁾鉴于美、英公使的意见与中方大致接近，郭泰祺答应保留考虑后再议。随后中方说明中国军队驻防地点为：由安亭经蓬阆镇、袁家渡、沙溪、支塘镇、珍门庙，至唐方桥为止。这表明双方就日草案附件一达成了具体协议，此即停战协定附件第一号。接着讨论日草案第三条。植田就中方特别关注的日军撤退时间和撤退区域提出道：协定签字后一星期内日军开始向第二道防线撤退，须六个星期才能撤完；由第二道防线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须视情况而定，不能指定时间。至于撤退区域，分为两个地带：（一）前线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地点；（二）毗连地点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俟日期确定再行宣布。也就是说，日方打算分两步、两个区域撤军。本来在中日第一、二次非正式会谈中，双方已商定，日军撤退时尽量一步到位，撤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如人数实在太多，可允许一部分暂住在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的毗连地带。显然，日方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中方对此当然表示反对，认为协定签字后一星期内撤兵太迟，六个星期撤至第二道防线时间太长，劝日方缩短期限⁽²⁰⁸⁾。日方提议的第二道防线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的毗连地带指真如、大场、杨行、狮子林一线。中方坚决反对，认为范围过大。

关于日军撤退区域，“日本陆军主张现在占领地区的大部分、上海、吴淞地区当然在内，连离上海很远的松江也作为占领地不准中国军队进驻。另一方面，海军以保障通到上海的水路安全需要为理由，坚持中国军队须从黄浦江入口的南岸及上海的黄浦江对岸的广大地区撤退”。中方坚持“如果日本不缩短迄今为止的占领地区，就不停战”⁽²⁰⁹⁾。英、美等国代表认为中国军队将来不能进驻的地区，如果只是上海租界及与租界直接接触且有重要设施的地区，尚无妨碍，日军要维持现在的战线是不妥当的。为此，25日停战会议决定由中国代表黄强和日本代表田代另组军事小组委员会，讨论中国军队驻扎地点和日军撤退区域问题。

在26日的会谈中，中日双方均对日草案第四条及其附件关于共同委员会的组成及任务表示同意。对于第五条，郭泰祺认为日草案中已规定当日军撤退遇疑问发生时，由友邦代表查明，无须用飞机侦察。对于第六条，认为此时既已停战，“防止毁约，实为过虑”，没有讨论的必要⁽²¹⁰⁾。蓝普森也认为应将此条删去。日方不再坚持。最后讨论日草案第七条，日方主张停战协定中、日文并用。郭泰祺主张用中、日、英三种文字。英、法、美代表对此赞同，日方最后也表示同意。同日上午军事小组委员会讨论日军撤退区域问题，“日将狮子林、杨行、大场、真如之线放弃，提出吴淞、江湾、闸北、引翔乡四区为暂驻地”⁽²¹¹⁾。我方拒绝，坚持停战原则第二项，认为吴淞、江湾、闸北等处范围太大，非租界毗连地段，故不能同意⁽²¹²⁾。日方则坚持分两步撤军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带。下午讨论时，日方放弃昆山、吴淞炮台区域，只要吴淞镇、张华浜一带，至江湾、闸北则保留再议。引翔乡毗连租界，为日军飞机场所在地，力主非暂驻该地不可⁽²¹³⁾。随后日方允诺日军从前线撤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的时间从六周缩短为四周。

至26日，会谈取得的成果为：将日草案第一条具体化为停战协定附件第一号；同意日草案第三条为停战协定第三条；同意日草案第四条为停战协定第四条；删除日草案第五和第六条；同意日草案第七条，改为停战协定第五条。

28日，停战会议继续召开。讨论撤兵期限问题，郭泰棋主张日军应在一定期限内完全撤退，恢复1月28日以前的状态。日方重申第一步退至租界附近，原则上可定期限，至于第二步从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地区退至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则不能规定期限，须视地方情势而定，并谓日机可自由侦察中国军队防线。中方认为这将侵犯中国领空权，不能接受。29日，在讨论第一条有关便衣队问题时，中方坚决要求删除关于“便衣队”的规定，结果依蓝普森提议改为“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撤退时间问题，植田谓日军“撤退时间须视撤退地点而定，现地点在小组委员会讨论尚无决定，故已允之四星期亦须加以保留”⁽²¹⁴⁾。

30日，军事小组委员会继续讨论日军撤退地点问题。日方提出四个地点：闸北方面，为日本公墓至六三花园一带；江湾方面，为万国体育场一带；引翔方面，为杨树浦及其以东远东运动场一带；吴淞方面，为吴淞镇至蕴藻浜、张华浜一带。四处各自分立，不相连接，至于距离若干，驻兵若干，按照地图均有详细规定，另要求于京沪、沪杭两铁路交叉处潭子湾、叉袋角一带驻兵。中方对此坚决拒绝，要求日方考虑江湾跑马厅以东、杨树浦以外、闸北区铁路以东、蕴藻浜以南及铁路以东等地为撤退地点。

31日，停战会议首先通过协定第二条，规定中国军队暂驻现在防线，以待将来解决。但附加一项中方的声明：“本条不能限制中国政府关于其军队自由行动之永久职权。”⁽²¹⁵⁾随后讨论日军撤退区域和期限时，中方表示：日方要求的撤退区域过大，且撤退无定期。日方代表则坚持视地方秩序完全恢复之后决定撤兵日期。郭泰祺“即以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取消戒严为上海秩序业已恢复之明证，促日方从速撤退”。日代表仍坚持认为秩序未完全恢复⁽²¹⁶⁾。同日军事小组会议讨论日军撤退区域问题，结果为“除闸北之三角地面华人欲以铁路以东之一区域代替外，关于其他各地方，双方达到一试行之协定”⁽²¹⁷⁾。即引翔方面，为引翔港一带；江湾方面，为万国体育场一带；吴淞方面，为吴淞镇至蕴藻浜张华浜一带。实际上日方作了一点让步，对于闸北区域，要求以六三花园日本公墓以东为撤兵暂驻地，放弃江湾镇及吴淞炮台，“自江湾镇至以吴淞河栈桥为中心二基罗地点之间各处，保有一部三角地带为暂驻地点”⁽²¹⁸⁾。关于闸北，我方不同意日军退至日本公墓至六三花园一带。这就是说，中方在日军暂驻的“毗连地段”问题上作出让步，即对日方提出的吴淞、江湾、引翔港三处不再表示异议，只对闸北一地表示异议。

此后，日军撤退时间和撤退区域问题是中日双方谈判的焦点所在。

4月2日，停战会议仍讨论日军撤退期限问题，分两步讨论：第一步日军自前线撤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地区，日方表示于六星期内完成，我方坚持以三星期为限。尔后商定折中办法，规定停战协定签字后一星期内，日军开始撤退，四星期内完成，但日方尚未完全同意。第二步，讨论日军自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地区撤至1月28日以前的原防，此是争论的中心，日方坚持待地方秩序完全恢复后才能进行。在军事小组委员会上，首先讨论日军撤退地点。日本代表除坚持闸北地区外，另要求将吴淞方面扩充，包括吴淞炮台及曹家桥，中方不同意，会议陷入僵局。各国公使谓，日方如欲坚持闸北，则将蕴藻浜北岸吴淞镇一带放弃。日方仍反对。在继续讨论中，日方节外生枝，询问中国军队在苏州河以南与南市、浦东等处的防务情形，中方谓此与停战会议无关，不能回答。

日方询问中国军队在苏州河南与南市、浦东等地的驻防情况，其目的是要求中国军队从这些区域撤走，使上海周围地区非军事化⁽²¹⁹⁾。日方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牵扯了停战协定第一条迟迟得不到确定。这成为中日谈判的又一个焦点所在。

4日下午3时，停战会议开会。植田发言，强调撤退期限须视日后情形而定，又谓华军驻防地点与日军撤退至为有关，请求中方说明苏州河以南华军驻防情况。郭泰祺认为该项讨论与本会议议题无关，本会主要讨论停战与撤兵。事关中国主权，中国军队驻在本国领土行动完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况且此次南市中国军队并未参战。会议争论该问题达两小时之久，没有结果。会议继续讨论日军撤退期限问题，也毫无收获。军事小组会议讨论日军撤退地点问题，江湾和引翔港达成协议，日代表声明放弃京沪、沪杭铁路交叉点潭子湾及叉袋角一带，但闸北及吴淞镇两地仍未达成协议，中方反对日军驻在吴淞河以北地区。

6日军事小组委员会开会，就日军退驻“毗连地带”的具体范围初步确定四处：吴淞方面，为吴淞镇、蕴藻浜、张华浜，包括张华浜车站，东至黄浦江，成一半圆形之地点；江湾方面，东北自殷行镇，西南至万国体育场，成一长圆形地点；闸北方面，在横浜桥东，包括六三花园、日本公墓及天通庵车站，成一三角形地点；引翔港方面，东至黄浦江，南接公共租界杨树浦东端，包括沪江大学及引翔港镇，成一扇面形地点⁽²²⁰⁾。但以上四处双方同意不得妨碍交通，所以吴淞方面的张华浜车站和闸北方面的天通庵车站均可通车。中方声明，如日军撤退期限未定，则此次协议亦作无效。会议决定7日下午2时双方代表及各国武官分头前往实地视察。

7日，植田在停战会议上重提苏州河南及浦东一带中国军队防务问题，郭泰祺当即驳斥。双方相持甚久。对于日军撤退期限，仍坚持各自的立场。最后，蓝普森提出折中办法三种：一、日方发一单独宣言，日军期望于六个月内，地方情形进展至确保安全之时，完全撤退。二、中日共同宣言附加华方声明，非至日军完全撤退，中国认为本协定尚未履行。三、华方发表单独宣言，非至日军完全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地区，中国认为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及本协定尚未履行⁽²²¹⁾。以上三种调解办法，双方代表各自请示其政府后，再行讨论。

8日，军事小组委员会继续讨论日军暂驻地区问题，在6日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达成一致：一、吴淞方面，于蕴藻浜北岸纵横各2000公尺，南至外马路附近，西至康家河及北泗塘河，北达印家宅、孙家楼，东至黄浦江畔，但吴淞镇、淞沪铁路、同济大学、中大医学院、中国公学等处，日军均不得驻扎，其周围边界，则以附近小河为天然界限。二、江湾方面，以淞沪铁路以东的跑马场及殷行乡属之，其周围亦以小河为界。三、引翔港方面，自引翔港西北至军工路之一部，但沪江大学不在此限。四、闸北方面，为六三花园、日本公墓一带，西以横浜东以淞沪铁路为界。吴淞方面，经各代表亲自考察，规定较详。其余三地均未作最后决定，俟11日考察后再行讨论。

9日下午5时，停战会议继续讨论日军完全撤退期限问题。日方表示对英使折中办法第一种可以接受。中方谓三种折中办法对所要求的日军最后撤兵期限问题均未确实解决，且涉及日侨生命的保护和安全等政治问题，不能接受。对于日方准备接受的第一种，中国政府原不同意，但提出修改意见，将第一种办法中的“期望”二字改为“切望”，并将六个月撤兵期限改为三个月。日方坚决不同意，争执多时。我方遂改为四个月，日方仍不答应⁽²²²⁾。蓝普森提出调停方案：“对中国方面撤回把六个月的时间缩短为四个月的要求，对日本方面希望在日本声明中改成中国所要求的‘恢复平常状态’，以便妥协。”⁽²²³⁾敦劝双方再请示各自政府。本日军事小组委员会讨论浦东及苏州河以南我军驻兵问题，仍无结果。

11日，停战会议军事小组代表赴殷行、江湾、闸北，实地勘察日军暂驻区域。下午3时，军事小组委员会开会，继续讨论浦东及苏州河以南中国驻军问题。双方重复以往的争论，未取得任何结果。但对于吴淞、江湾、引翔和闸北等日军暂驻区域，在地图上详细标出。至此，解决了日军撤退区域问题。

14日上午军事小组委员会开会，日方代表要求中方说明中国军队在浦东及苏州河以南驻扎情形。中国代表认为日方别有用心。随后双方又展开争论，毫无结果。

由于日本不确定撤军的时间表，中国政府11日将争议不决的日军撤退期限问题提交国联十九国委员会讨论。16日，国联十九国委员会开会，经过三天的秘密讨论，于19日通过决议草案十四条。该决议案声明日本对国联“三月两决议案须切实遵守。日军未全撤退前，不能认为履行决议案”⁽²²⁴⁾。日本认为，鉴于十九国委员会的性质，它无权审议和决定停战条件，所以坚决反对该决议草案，尤其反对其中的第十一条，即“日本军队的完全撤退，应合理地予以实施，根据当事国之一的请求，将宣布其实施时间到来的权限”交给由在上海的中立国代表和日、中两国代表组成的共同委员会，该委员会采用多数表决制。这等于将日军撤退时间的决定权委托给第三国，日本绝对不会容忍。日本陆军认为这一条款侵犯统帅权⁽²²⁵⁾。于是蓝普森和国联秘书长德鲁蒙（E．Drummond）等人出面斡旋，提出折中办法，将第十一条改为“共同委员会依照停战协定附件规定表决之办法，对于两国履行协定认为遇有忽略时，有促令其注意之权”⁽²²⁶⁾。由此国联决议案的权力大为缩减，不能确定日军撤退时间，如日方不按时撤军，仅有“促令其注意之权”。这实际上成为停战协定附件第三号的主要内容。日本政府对此默认。

22日晚，蓝普森与郭泰祺由沪抵京，协商沪事解决折中办法。25日，外长罗文幹、次长郭泰祺偕蓝普森会晤蒋介石和汪精卫。汪表示，蓝氏的折中方案是中国政府所能退让的最低限度⁽²²⁷⁾。26日，蓝普森与郭泰祺由京返沪。27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张似旭与日使馆二等秘书冈崎胜男在上海英国领事馆整理双方历次会议讨论的淞沪停战协定条文。是日上午重光葵通知蓝普森，日本政府对折中办法表示接受。这样，中日双方对停战协定附件第三号达成协议。另外，对停战协定附件第二号中关于日军撤退时间也达成协议，加上4月11日日军撤退区域问题的解决，这就表明双方就停战协定附件第二号达成了协议。

28日下午3时，郭泰祺与日本代表及英、美、法等国公使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举行非正式会议，将中日双方已接受的蓝普森的折中方案予以形式上的通过，并入协定附件第三号中。29日，日本在上海的军政要人白川义则、植田谦吉、野村吉三郎、重光葵等在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并举行阅兵式时，被朝鲜独立党员尹奉吉掷弹炸伤，但经中、英、日三国外交当局的接洽，决定停战会议继续进行。

30日，国联大会召开，通过十九国委员会提出的中日停战决议案十四条。

5月1日，外交部训令郭泰祺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同日，重光葵接到外务省训令，表示虹口炸弹案与停战会议无关，但坚持苏州河以南及浦东不准中国军队驻扎。2日上午，英使通知各国小组会议代表会同中方代表，非正式讨论重光葵的意见。中方表示坚决拒绝，会谈又成僵局。蓝普森派英国军事代表桑布尔（Badham Thornhill）调停。晚6时，桑布尔和中日代表开会，结果达成协议，即中国代表口头声明：在龙华东西一线以北的浦东地区没有中国军队，将来中国当局也无意向该地派兵，但为了维持治安，在必要时保留派遣军队的权利⁽²²⁸⁾。日本不再提及苏州河以南及浦东中国驻军问题。这样，双方就停战协定第一条达成了协议。至此，停战协议共五条、附件共三号均已谈妥。小组会议从此结束，并将议决各案移交5日的停战会议决定。上海民众得悉淞沪停战协定对中国的利益损害很大，颇为气愤，5月3日，郭泰祺被抗日救国团体代表四十余人殴伤左额。

5月5日，停战会议开会。出席代表，中方为郭泰祺的代表张似旭，军事代表戴戟和黄强。日方为重光葵的代表使馆一等书记官守屋，军事代表田代和岛田。中立国代表均参加会议。《淞沪停战协定》先后由在四川路福民医院的重光葵和大西路宏恩医院的郭泰祺签字。该协定共有五条、附件三号。协定第一条规定：“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第二条规定：“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的地位。”附件一还规定中国军队的留驻地位为，从安南镇正南苏州河沿北经望仙桥，然后至西北长江口上的浒浦口⁽²²⁹⁾。在中国领土发生的一切停战疑问，中国无权过问，而需要第三国来查明处理；中国无权宣布“常态”的恢复，也无权改变其驻军地位，从此中国失去了在上海的驻兵权。这是对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严重损害。国民党后来尝到这种苦果，所以在1936年9月外交部长张群与日驻华大使川越茂会谈时，要求取消上海停战协定（详后）。

协定全文签字后，日方代表宣布日军自5月6日起开始撤退。

日本侵略上海对英、美等西方大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并破坏了远东均势。英、美等国调解上海事变的目的在于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远东地区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它们此时的对日态度比“九一八”时期有所不同，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谴责和牵制了日军的侵略行动，使日军不敢在中国放胆侵略。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军民的抗战。但英美等国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世界和平的大局和国际公约的权威之上，不从世界安全的大局着想，不考虑帮助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和中国要求制裁日本的呼吁，不遏止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结果放纵了日本侵略，引火烧身，自食其果。国民政府利用英、美等大国和国联与日本的矛盾，积极要求它们对中日冲突进行干预，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为中国的抗战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是值得肯定的。问题是国民政府一味依赖外交解决问题，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错误政策，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寄托于大国的调停，结果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而告终。

第五节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与国难会议的召开

一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及返京

淞沪抗战爆发时，驻泊南京下关有三艘日本军舰，随后增至七艘。南京当局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判断失误，认为日军进攻上海仅是其“第一目的”，其战略目标“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²³⁰⁾；战火将扩大至全中国，“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²³¹⁾。南京当局惧怕日本的原因在于防守首都南京的兵力空虚，其统辖的主力部队均集中在鄂、赣等地“围剿”红军，防卫京、沪、杭的军队，除十九路军外，只有第八十八、八十七两个师的兵力。南京当局担心一旦日军占领上海，向南京推进后，势必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因此决定迁都至中原腹地洛阳。另外，迁都还可显示国民政府“长期抵抗”日本的姿态，以弥补“不抵抗主义”招致的责难。

1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国民政府发表《迁都洛阳宣言》，表示：“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²³²⁾随后，行政院长汪精卫、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也各自发表谈话，声称日军对首都南京的威胁将危及国家的政务中枢，重申国民政府迁都的目的是出于长期抵抗的决心。

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等机关从1月30日起，陆续从南京移至洛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国民党政要也于当日动身赴洛阳。蒋介石从南京抵达徐州，准备前往洛阳。2月1日、2日将所有印信及案卷输送洛阳，所有职员一律随同前往。国民政府迁洛后，军政部和外交部留守南京，何应钦、罗文幹和陈铭枢仍留南京办公，由何应钦负责一切事务；汪精卫、国民党中政会在洛阳办公；蒋介石往来于洛阳、南京、徐州、浦口等地，进行全盘决策；宋子文、郭泰祺、孔祥熙等常驻上海，由宋子文指挥。

3月初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议决洛阳为行都，并设陪都于西安，定名西京。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南京得以暂时苟安，加上“自称革命的新贵们”的国民党政要自迁都洛阳后，失去了奢侈的生活条件和享受，立即垂头丧气，表示不满，希望尽快还都南京。5月14日，汪精卫、居正通电称，国难严重，政府此时不应迁回南京。回京问题，须待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²³³⁾。6月，国民党某中央委员表示，国都由洛阳迁回问题，外界传将于7月进行，但东北问题未解决，理论上固然不好表示迁回，但事实上行政院原在南京办公，不过送洛阳用印而已⁽²³⁴⁾。这样，还都南京问题暂时搁置。

11月17日，国民党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七次常会，决定12月1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会迁回南京。12月1日，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举行回京典礼。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期间，主持召开了国难会议。

二　国难会议的召开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和上海的战争，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国难。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及国民党内非主流派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集合全国人民共谋拯救国难之道，由此掀起了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浪潮。

1931年11月2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推举蔡元培向大会提出一项临时动议说：“现在国难正急，中央亟应延揽各方人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之下组织一国难会议，以期集思广益，共济时艰。”⁽²³⁵⁾国民党四大第九次会议对此原则上予以通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12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二九八次会议，决定由叶楚伧、戴季陶等七人筹备国难会议，并决议国难会议组织大纲为：“决定国难期内外交财政军事及关于国难一切临时设施方针”；“国难会议决案，由中政会转国府执行之”⁽²³⁶⁾。

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孙科、何香凝、王法勤、李烈钧等部分中央委员在会议中提出提前结束训政（按照国民党中央以前的决议，训政应于1935年结束）筹备制宪的提案。全会主席团将上述提案合并，整理归纳为两条原则：一、召开国难会议，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二、国民救国会议的召集，交由国民党中常会筹议办理。12月28日，全会作出决议：由国民政府半个月内召集国难会议，讨论御侮、救灾、绥靖等事宜⁽²³⁷⁾。1932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于2月1日在南京举行国难会议，由行政院办理。

国难会议会员人选，经国民党中央物色，国民政府和行政院共同分四批公布，共五百二十余人，其中有旧北洋系军人、北洋军阀政府的政要、外交人士、金融人士、工商界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交通界人士、华侨领袖、满蒙王公及活佛等。首都各界抗日会认为国难会议会员人选未能真正代表民意，曾决定请国民党中央从速召开国民救国会议。

因国难会议会员散处各地，淞沪战事引起交通阻隔，经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同意国难会议改在2月11日召开。淞沪抗战爆发后，1月30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国难会议筹备不及。在此情况下，又决定改在4月1日举行。后仍因时局混乱，3月22日行政院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国难会议再展期至4月7日开幕。

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于即将召开的国难会议纷纷表态，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国难会议平津会员吴鼎昌、左舜生、王造时等人公开披露他们拟向会议提出的重要议案，即对日作正当防御抵抗到底；从速结束党治，实施民治⁽²³⁸⁾。江苏国难救济会请求政府明令允许人民公开组织政团；停发国民党各级党部经费；集合全国人才，组织国难政府；3个月内开始实施宪政；5个月内成立民意机关⁽²³⁹⁾。全国救国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制定宪法；对日采取抵抗政策；罗致人才，组织国难政府⁽²⁴⁰⁾。

3月11日，行政院公布《国难会议组织大纲》，其中第二条称“国难会议委员由国府就全国各界富有学识经验资望之人士聘任之”⁽²⁴¹⁾。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国难会议的性质是少数名流参加的咨询会议，对国民党没有约束力。其时某国民党中央委员放出空气说：“国难会议并非立法机关，亦非执行机关，不过讨论出办法来，供中央之参考。”⁽²⁴²⁾接着，国民政府公布了《国难会议议事规则》，其中第四条规定，国民党中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各院院长及各院所属部会的部长、委员长均得出席。这反映出国民党想一手包办这次会议。第二十一条规定本会议设置御侮、救灾、绥靖等审查委员会。此条的用意是严格限制会议的议题，不可越雷池一步。3月24日，国民政府明令国难会议4月7日在洛阳举行，并通知各会员，声明“不谈政治”⁽²⁴³⁾。

被选为国难会议会员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于国民党限制会议范围表示不满，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立即结束党治，实施民治。3月底，平津国难会议会员熊希龄等八人抵达南京，向汪精卫询问国难会议的范围，要求结束训政，实现宪政。汪答：中央决定会议范围为御侮、救灾、绥靖，行政院可负责答复。超过此范围，本人不能回答⁽²⁴⁴⁾。并生气地表示：“国民党的政权，是由多年革命流血所取得来的，你们有意要求取消党治，你们就去革命好了。”⁽²⁴⁵⁾上海和平津的多数会员以政府限制国难会议规条，拒绝赴会。上海的张耀曾、王造时、张一麐、沈钧儒等发表通电说：“遵召赴会，为严守制限，置救亡大计不提，则对国家为不忠，对政府为不诚。而政府既已严定会议制限，则此实施宪政之案，又无提出会议余地。思维再四，与其徒劳往返，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征车，稍明素志。”⁽²⁴⁶⁾平津会员熊希龄等在宣言中则说：“倘赴议而默然，则与同人奔走国难之初衷相违反；倘言而不及根本，则上述三项（指御侮、救灾、绥靖），政府固已优为之矣。”⁽²⁴⁷⁾

4月7日上午10时，国难会议在洛阳开幕，原定会员有五百二十余人，结果到会者仅144人。“平津国难会员以政府不许讨论政治问题，多不欲与会。平津会员九十余人中，去者不及二十人”，“在沪七十余人之国难会员，去者亦属寥寥”⁽²⁴⁸⁾。“乃自职权被限，会期复促，政府无邀请全体必须到会之心，亦未期待该会必受重大效果，故反对派之有组织者，相率缺席，多数智识分子，因洞察前途，亦遂认为无到会必要”⁽²⁴⁹⁾。

汪精卫在开幕词中一方面强调要振兴民族意识，抵御日本的进攻，另一方面又重申国难会议的范围，说：“在国难会议里讨论御侮、救灾、绥靖与各事宜，所以如果是在这范围以内的问题诸君讨论所及，行政院是当然负责答复，但是如果在范围以外的问题，则恕非行政院权限所能负责答复了。”⁽²⁵⁰⁾下午2时，召开国难会议预备会，选出王晓籁、张伯苓、高一涵、刘衡静、童冠贤组成主席团，同意汪精卫提名章嘉呼图克图担任国难会议名誉主席。

8日上午，国难会议开第一次大会。大会设御侮、救灾、绥靖三个审查委员会。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作关于御侮、救灾、绥靖问题的报告，冠冕堂皇地表示：“近来各方面颇望缩短训政期限，实行宪政，此点余可代表本党与政府同人明白表示，极端赞同”，“并可正式声明，宪政开始，决非谓必须俟地方自治完成以后”，“而将训政时期延长，更无以对国人”⁽²⁵¹⁾。外交部代表黄朝琴作外交报告。下午由军政部代表曹浩森作军事报告，财政部代表黄维钦作财政报告。9日原定开大会，因会员提案达二百七十余件，建议书108件，遂决定开分组审查会议，整理提案。晚7时，汪精卫宴请国难会议会员，发表演说，说明在洛阳开会之要义，表示要“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国难！”⁽²⁵²⁾

10日上午，国难会议召开第二次大会。汪精卫作关于军事、外交、财政的补充报告。他表示：“因政府如签丧权辱国协约而亡国，不如不签而亡，反有复兴之可能。故政府于此，亦可和亦可战，即能在最低限度以上可解决，即可和，否则即可战。”⁽²⁵³⁾会议讨论御侮问题，决议：“甲、凡侵害国家政治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之敌国，政府应兼用武力与外交抵抗到底，有违上述原则之条约概不得签订。乙、在政府努力实行上项原则之时期内，全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概应尽最大之力量赞助政府共同御侮。”“积极联络主张正义维护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之各友邦，以期充分获得各国之同情并巩固太平洋之永久和平。”⁽²⁵⁴⁾并电慰东北李杜、丁超、苏汉章暨全体抗日义勇军将士。下午2时，国难会议召开第三次大会，推定陶希圣等七人为国难会议起草宣言。

11日上午9时，国难会议召开第四次大会。王晓籁、胡廷銮等人提出议案。汪精卫归纳各方提案，认为可分两类：一、即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并立即改组政府；二、非国民党五大不能讨论结束训政促成宪政问题⁽²⁵⁵⁾。会员对此两种观点争执激烈。多数审查委员认为改组政府可能引起纠纷，立即制定宪法恐民治基础不牢。“首以提前结束训政付表决，起立者仅十二人，少数否决，再以应请政府办理地方自治如期结束训政案付表决，大多数起立通过”⁽²⁵⁶⁾。大会最后通过决议：一、政府应切实办理地方自治，如期结束训政。二、宪政未实施以前，提前设立中央民意机关，定名为国民代表会。三、国民代表会有议决下列各事项之权：预算决算；国债；重要条约⁽²⁵⁷⁾。汪精卫对此表示：“以行政院长的资格，固然不能答复一定可以采纳，即以中央委员的资格也没有此权力。”⁽²⁵⁸⁾

下午2时，国难会议召开第五次大会。通过决议：一、国民代表会由各大都市职业团体、海外华侨及各省区地方人民选出的代表300人以上组成。二、国民代表会应于1932年10月10日以前成立，在国民代表会未开会前，政府应依据上列原则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会员陶孟和、胡大刚、萧训等提出关于新闻、人身、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方面自由的议案，大会就此讨论后通过决议：一、废止各种带政治性质的特别刑法；二、保障司法独立，非法定机关概不得干涉或妨碍人民合法的自由；三、除有妨碍公众安宁秩序的具体表现者外，言论、集会、结社一律自由；三、共产党在未放弃暴动政策以前，不得享有上项自由；政府应立即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分别修正现行法规，并制定集会及结社法⁽²⁵⁹⁾。此外，大会还就改造海军整饬海防以抗暴日、“清剿”共产党绥靖地方、军制改革、对日军事策略通过有关决议。会议致电即将赴东北调查的国联调查团，请调查团成员主持公道，“根据事实，为正确之报告，使日本强暴情形得以明白昭著于世界，受正义与公理之裁判”⁽²⁶⁰⁾。会议还致电慰问东北义勇军。

12日上午8时，国难会议召开第六次大会。主席臧启芳在闭幕会议上致词，就拯救国难的方法说：“对外一致御侮，无分党派，竭诚拥护现在的政府”；“对内促成民主政治的实现”⁽²⁶¹⁾。大会通过政府克日将张学良撤职查办，所属军队着军委会妥为处理，以便收复东北等地案。此外，大会还就整饬军纪、推进地方自治、改善蒙藏军事政务宗教教育、救灾、统制义勇军并扩大其势力、经济建设、扩张空军等案通过有关决议。并发出四电：慰勉国联中国代表颜惠庆；嘉慰华侨捐款救国；嘉慰上海民众；勖勉全国将士。会议发表宣言，历述日本侵略东北和上海的罪行，表示：“本会议以为中国在此严重局面之下，非集中全国才力共作长期抵抗无以图存。”此外，还提出“在中央应有民意之机关，在地方应谋自治之促进”；“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发展生产自是要图”。宣言最后强调：“惟当东北三省及淞沪被蹂躏之余，御侮尤为急务。”⁽²⁶²⁾

国难会议通过的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各种政治自由等决议，反映了在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实行独裁专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的不满。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对国难会议极为不满。它不是真心诚意地开好此次会议。在会议未开之前就限制会议范围和权限；在会议中诘难、阻滞对己不利的决议，“由汪兆铭一手导演，自拉自唱”⁽²⁶³⁾。参加会议的会员蒋廷黻认为“政府对于国难会议的态度，全不一致，连行政院本身就不一致，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倘以他们对会议报告为标准，显然是无诚意的”⁽²⁶⁴⁾；更有甚者，会后对国难会议极尽诬陷、漫骂之能事。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道藩4月11日在南京中央党部纪念周作关于国难会议的报告时，诬蔑国难会议会员“其分子复杂，情形紊乱，黄红黑绿，无所不有”，甚至称“主张取消党治者，大抵为有党派背景之政客，或帝王军阀之走狗，平日摧残民治，根本上无谈政治资格”；并主张效法意大利法西斯以党治国⁽²⁶⁵⁾。

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于国民党在国难会议上一手遮天的做法不敢大胆抗争，反映了他们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参政议政，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的软弱性。国难会议开幕时，陶孟和强调会员应尽其所能“辅弼”国民党；在会议中有的代表不敢要求国民党提前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改组政府，成立国防政府；更有甚者，臧启芳在国难会议闭幕会议上致词时称：“闭会以后，会议完全结束，今后在国难期间各人可以国民资格来奔走国事，不可再以国难会议会员的名义来说话。”⁽²⁶⁶⁾这就是说，国难会议结束后会员不能监督政府。

国民党当局认为国难会议通过的要求宪政、实行民主自由等决议不属于会议范围，因而拒不接受，这些决议也就被束之高阁，成为一堆废纸。如决议中要求10月10日成立国民代表会，结果落空。决议中要求政府不得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一个月后国民党当局就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国难会议无论如何是解救不了中国的国难的，拯救国难的真正途径，正如时人所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权威超过一切之真正的国民会议，产生一个真正的国民政府，创造出一个名实相符的中华民国。”⁽²⁶⁷⁾

第六节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基本点是：对内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主要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剿共”被当成抗日的前提。这一政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国民党处理国内外问题的主导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由蒋介石提出来的。1931年2月蒋介石、胡汉民的“约法之争”导致宁粤对立。5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中央政府相颉颃。粤、桂反蒋势力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还派邹鲁用50万元收买石友三反蒋。7月，石友三打起反蒋旗帜。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东北，7月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在朝鲜境内煽动制造迫害华侨的朝鲜惨案。此外，江西红军接连打破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一和第二次“围剿”。面对内外交困的窘境，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此次如无粤中叛变，朝鲜惨案即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²⁶⁸⁾在此通电中，蒋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规定“攘外”即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安内”即平定反蒋势力和“剿共”。但当时“安内”主要是指平息内部冲突，解决两广问题。国民党当局提出“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的方针⁽²⁶⁹⁾。9月初，蒋介石暂停“围剿”红军，集中力量打击反蒋势力，从而爆发了宁粤战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幻想依靠国联的力量解决中日冲突。这是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的必然产物。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武力解决是“攘外安内”的两个方面。结果既未能制止日本的侵略，而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派仍争权不止。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强调团结的重要，强调只有“安内”才能“攘外”，其目的是为了将反蒋势力压下去，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10月2日，蒋致电在粤商洽和议之国民党监察委员蔡元培、张继和陈铭枢，表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统一中国方能对外、救国。”⁽²⁷⁰⁾11月12日南京国民党“四大”开幕，蒋介石致开幕词，作《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的演讲。他说：“全体党员，最近有一共同心理，就是大家都觉得非先团结内部，解决本党的纠纷，不能抵御外侮。”⁽²⁷¹⁾23日，蒋在国民党“四大”闭幕式上说：“我们中国国民党要立志救国，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尤要在后方没有秦桧那样汉奸，来掣肘或中伤，才能达到御侮却敌的目的。”⁽²⁷²⁾26日，南京各抗日学生组织举行“送蒋北上”的欢送大会。蒋的代表贺耀组代蒋致辞，谓：“惟希望于诸同学者，须知攘外必先安内，团结方可御侮。”⁽²⁷³⁾30日，在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蒋介石发表《外交为无形之战争》的演讲，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²⁷⁴⁾蒋将“战”与“和”规定为“攘外”的两个方面，“国内统一”为对外“战”与“和”的先决条件。“国内统一”有两个基点：实行“剿共”和打击各派反蒋势力。至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初步形成。

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发表宣言，内中强调要消灭“赤匪”，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救济灾民，“而后可以息内患，充国力，专心一致，以御外寇也”⁽²⁷⁵⁾。

“日僧事件”发生后，上海局势极为紧张，但蒋介石、汪精卫仍一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想通过对日妥协退让来换取日本不在上海挑起战争。“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上海民众也起来抵抗日军的进攻。蒋介石、汪精卫感到局势严重，不得不表示对日本进行抵抗，宣布迁都洛阳，制定防卫计划，派第五军增援。但蒋、汪并无全力“攘外”的决心，只是抱定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希望尽快同日本达成妥协，以便“安内”。

3月4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通过的施政报告中决定，军事方面：“（一）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二）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外交方面：“对于日本之交涉，以决不屈服于丧权辱国之条件为主旨，其方法取公开的及系统的行动。”⁽²⁷⁶⁾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发表宣言，强调“方今之急，首曰御侮”，“至于绥靖剿匪，所以巩固后方，昭苏民厄，亦不容忽视。外交与军事，相辅而行，尤须衡情审变，由统筹民族利害而决策，不以应付国内环境而定计”⁽²⁷⁷⁾。6日，中政会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表明，由于日军大规模攻取淞沪地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未被全会接受。

淞沪抗战刚结束，上海停战谈判正在进行、侵沪日军还未撤走之际，国民党当局就关注起“安内”工作。3月14日，蒋介石在对“剿匪”政治宣传人员指示信中明确提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²⁷⁸⁾4月，何应钦对记者表示：“剿匪乃当前之重要工作，必须竭尽吾人的力量，将赤匪完全肃清。”⁽²⁷⁹⁾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沪事已得到解决，遂派大军赴江西“围剿”红军。6月11日，汪精卫在北平外交大楼接见新闻记者，以江西红军在淞沪抗战中不仅不支持抗战反而攻击援军为借口，说：“中央认定不剿共不能抗日，故派蒋委员长、何应钦同志担任剿匪工作，努力进行，务期消灭。”⁽²⁸⁰⁾27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演说，称：“现在何应钦同志担任闽赣剿匪总司令，蒋介石同志担任豫鄂皖剿匪司令，努力于剿匪工作，期望将五省共匪消灭，方才可以并力御侮。”⁽²⁸¹⁾

汪精卫赴庐山前夕，6月14日说：“中国受外力压迫，实已无可再忍。惟攘外必先安内，匪患一日不除，政府一日不能安心对外。”⁽²⁸²⁾

蒋介石不顾四届二中全会决议和舆论压力，15日在庐山召开鄂豫湘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参加者主要为五省军事负责人，但汪精卫、何应钦、李济深、李石曾、顾维钧、罗文幹等党政要人也纷纷上山，一时庐山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蒋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决定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以消灭鄂、豫、皖三省边区的红军为第一目标。他认为中国要抵抗日本，必须能自立自强。自立自强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自强的地方，即自强的空间；一是要有自强的机会，即自强的时间。“剿匪”即能创造自强的空间，因为政府把“匪区”收复过来，才有足够的空间，供未来对日战争中回旋。他分别召集各省军事长官谈话，“切实表示剿匪须硬干、快干、实干，认为此为最后机会，不可轻失，否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并谓湘鄂赣皖豫五省为全国中枢，必须早日将匪类肃清，然后始能充实力量对外。”⁽²⁸³⁾至此，国民党将消灭共产党作为“安内”的主要目标，以“剿共”为先决条件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得以确立。

6月下旬，蒋介石在武汉成立“剿匪”总部，自任总司令，调集63万兵力向各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30日，蒋在总司令部召集各将领训话，声称“要救党救国，御侮对外，须先肃清赤匪”⁽²⁸⁴⁾。7月19日，何应钦在陈英士纪念堂开幕典礼上讲话时强调，“尤其应该全国一致，集中力量，来把赤匪根本消灭，庶几国民革命可无后顾之忧，而坚固其一致对外之壁垒”⁽²⁸⁵⁾。

就在国民党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日军7月侵入热河省境，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尽力抵抗，而自己却留在江西“剿共”前线。7月25日，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作报告时称：中国目前重要问题为御侮与“剿匪”，“外侮不御会亡国，赤匪不剿也会灭种”⁽²⁸⁶⁾。8月11日，蒋介石致电豫省府主席刘峙、鄂省府主席夏斗寅等人，强调组织民团的责任“含有安内攘外两项意义”⁽²⁸⁷⁾。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国人书，宣称“今日之剿匪，实为御侮之要着”⁽²⁸⁸⁾。

蒋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²⁸⁹⁾在14日全国内政会议上，蒋声称：“救国必先改革人心，攘外必先安内，刷政首须痛除积习。”他还说：“我们要求安内，就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什么地方，第一，就是我们内部政见不一致，第二，就是赤匪的纷扰。”⁽²⁹⁰⁾“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源。”⁽²⁹¹⁾

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曹浩森：“倭寇不久必侵犯热河，进犯华北。甚望我剿匪将士如期肃清残匪，俾得候令抗日，克竟大功。否则，残匪一日不肃清，则吾军一日不能脱离匪区。如此，倭寇进犯，虽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不先安内，何以攘外？”⁽²⁹²⁾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被打破后，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讲话时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²⁹³⁾汪精卫对此的解释是：“现在华北军队的任务在于抗日；江西军队的任务在于剿共，一样为国家出力，一样重要。……剿共即抗日，不剿共即等于不抗日。”⁽²⁹⁴⁾而就在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3月4日侵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全国舆论纷起指责“安内攘外”政策。蒋介石被迫离开江西“剿共”前线北上保定，为推卸责任，决定让张学良辞职，由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并调中央军三个师北上，以应付全国要求抵抗的舆论和稳住长城前线战局。但蒋介石仍无对日作战的决心，他声称虽到北方去，但一刻也不会忘记江西“匪患”。

国民党以“剿共”为中心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鲁迅曾深刻地揭露“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安内而不必攘外”、“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²⁹⁵⁾。《申报》发表题名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说：“抑且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此诚为吾人所不解者也。”⁽²⁹⁶⁾还著文指责道：“剿匪可以调动大军，而抗日何以不能抽调劲旅；剿匪可以‘快做’‘硬做’‘实做’，而抗日何以迁延半载有余，但有呼声，终未见其实行，政府对此，诚不知又将何以自圆其说。”⁽²⁹⁷⁾《南华评论》发表评论指出：“舍外不攘，则内愈安而愈乱，而外祸便愈演愈烈。”⁽²⁹⁸⁾《大公报》发表《社评》说：“当兹中国将整个被日本军阀摧毁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辟平和的解决赤祸之路，夫共党，要之皆中国人也。”⁽²⁹⁹⁾还指出：“剿匪要义，在铲除造匪之环境条件，环境变，匪自不存；不然，方陆续造之而不已，则武力讨伐，其效几何？”⁽³⁰⁰⁾王造时发表《安内必先攘外》的文章，说：“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无论如何是走不通的，只有对日作战，实行抵抗，才能真正统一全国”；政府“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否则外固没有‘攘’，内更不能‘安’……”⁽³⁰¹⁾。陶行知也指出：“中国的国事是弄颠倒了。这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之颠倒。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二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³⁰²⁾丁文江在一篇文章中称：“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认清了这一点，才能够明白政敌不是单独军队可以消灭的。”⁽³⁰³⁾

第七节　伪满洲国的建立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淞沪战争一结束，日本即按照它原来挑起战争是为了转移列强对它侵略中国东北的视线，以便建立伪满洲国的旨意，加紧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步伐。

一　关东军的“建国运动”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部就已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怎样实行殖民统治的问题。1931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中提出三个阶段的方案：一、组织亲日政权；二、建立“独立国”：三、吞并东北划入日本版图⁽³⁰⁴⁾。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即9月19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与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就如何统治东北激烈争论了一夜。关东军方面主张，吞并东三省把它变为日本的领土；建川则提出，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盟主”，建立一个“受日本支持的政权”。经过激烈争论，关东军方面考虑到客观局势，放弃了直接吞并满蒙的主张，赞同建川的方案。9月22日，关东军确定了组织傀儡政权的第一个方案，即《满洲问题解决方案》。方案规定：（一）在日本支持下，“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的领有东北四省包括蒙古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园”。（二）国防、外交由“新政权”委日本帝国掌握，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有关内政及其他由“新政权”自行统治。（三）为维持地方治安，决定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张景惠为吉林、洮南、东边道、哈尔滨等地的镇守使。（四）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的县长管理⁽³⁰⁵⁾。

这个方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一个基本方案，也是后来建立伪满洲国的一个草图。于是，关东军根据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推荐，起用日本满铁调查科松木侠为国际顾问，又起用日本外务省特别顾问驹井德三为财政顾问，共同研究和制订建立“新政权”的具体方案和各项殖民政策。1931年10月21日，松木侠与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制订《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10月23日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提出《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以及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制订的所谓《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等，都是为《满洲问题解决方案》作具体补充。这些方案的基本点表现为三项根本原则：“一、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二、一手统一满蒙；三、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日方手里，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³⁰⁶⁾此后，关东军依据日本政府的旨意，进一步加速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如前所述，为了转移国际视听，板垣致电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校，让他制造事端，“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遂酿成上海“一二八”事变。

根据这个方案，板垣、石原分头活动，策动各地的“独立运动”，假造民意，以掩盖其侵略活动。日军占领沈阳后，便推出汉奸赵欣伯、袁金铠、于冲汉等于9月24日成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不久又改称“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11月20日，改辽宁省为奉天省。12月16日，关东军解散了袁金铠为首的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拉出被日军软禁的前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长，伪奉天省政权正式成立。

关东军侵占吉林后，即策动原吉林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于9月26日宣布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熙洽自任长官，名义上总揽吉林省军政大权。9月28日，熙洽发表声明：脱离南京政府，宣告吉林省独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后，委任一批汉奸为各厅官员，并“聘请”一批日本顾问，掌管吉林省军政实权。

黑龙江省由于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奋起抗战，延缓了关东军侵占进度，伪政权成立较晚。直至11月19日，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先操纵当地劣绅成立伪地方维持会，接着又策动原哈尔滨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组织伪黑龙江省政府，并让张于1932年1月1日在哈尔滨发表“独立宣言”。关东军在攻占锦州、哈尔滨后，马占山所部因嫩江桥抗战受挫，退海伦后又腹背受敌，马占山一度动摇，答应与张景惠合作。1月7日，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宣布就任“黑龙江省长”之职。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便全部建立起来。

关东军在拼凑各省伪政权的同时，又在策动溥仪到东北任伪满政权的“盟主”。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三岁登基，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被迫退位时才六岁。退位后，他继续在紫禁城里当“皇帝”。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北京皇宫，以后逃入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被送到天津日租界居住。溥仪在天津一直住到1931年底，他除了积极“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³⁰⁷⁾，进行复辟活动外，又受到日本领事馆和日本天津中国驻屯军的亲日、崇日、恐日的教育，使他“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³⁰⁸⁾。“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时起，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³⁰⁹⁾。9月30日，关东军派罗振玉和日人上角利一到天津，向溥仪转达了板垣的意见，并递交熙洽的“劝驾信”。信中说，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他“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还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³¹⁰⁾。这次会见是由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在他的海光寺司令部进行的，香椎见溥仪“犹豫不定”，也借口“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溥仪能“动身到东北去”⁽³¹¹⁾。

正当溥仪举棋不定之时，关东军又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秘密到天津策动溥仪去东北。11月3日夜，土肥原以关东军代表的身份与溥仪在静园相见，用欺骗的手法，引诱溥仪上钩。他以“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向溥仪表示：“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并声称溥仪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³¹²⁾。溥仪以为，“这是恢复满清唯一的机会”，“便答应了他的要求”⁽³¹³⁾。土肥原诱骗溥仪去东北的阴谋活动第二天被报纸揭露出来后，许多人对溥仪提出了忠告、警告，也有人劝他“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³¹⁴⁾。土肥原恐溥仪变卦，为了达到目的，即向关东军司令官请求，允许他采取特殊手段胁迫溥仪出走⁽³¹⁵⁾。他利用特务，以给溥仪送礼的名义送去两枚炸弹，并接连不断给溥仪打黑电话，写恐吓信“警告”溥仪，如不离开天津，将有生命危险。接着又于11月8日夜策动了天津暴乱。日本驻军则乘机宣布戒严，断绝了日本租界与华界的交通，同时还把装甲车开到静园门外，名谓“保护”。在一片混乱的烟幕中，11月10日晚，日本人将溥仪私藏在一个敞篷汽车的后备厢里，偷偷地开出静园，到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敷岛料理店，然后给溥仪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开到英租界码头，登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艇。溥宅总管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还有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在十多名日本兵的护送下，偷渡海河到达大沽口，然后换乘日本“淡路丸”商船，渡过渤海，于13日到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关东军派来的甘粕正彦把溥仪接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往。当时，由于东北各界抗日斗争十分激烈，国际舆论也对日本非常不利，因而日本内阁令陆军大臣电告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之事，操之过急会徒然刺激列国，望与中央联系后处理”⁽³¹⁶⁾。于是，关东军借口汤岗子附近有匪，于11月18日将溥仪等人移居旅顺的大和旅馆，严加封锁，仍由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等负责“照顾”，实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就在溥仪被挟持到东北不久，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日本政府与关东军准备抢在国联调查团到东北之前成立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1932年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主持召开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参加者除了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松井源之助、和知鹰二、片仓衷以外，还有土肥原贤二、花谷正等，讨论满铁调查科松木侠起草的所谓“新国家”最高机关的问题、“人权保护条例”、交换备忘录等，进一步策划建立伪满洲国事宜。此后，又自2月5日起先后召开了十次所谓“建国幕僚会议”⁽³¹⁷⁾，策划如何建立伪政权，如何控制东北的铁路、矿山、森林、海关、税收、财政，以及用日本人充任伪满官吏、移民、警察制度等问题。

与此同时，关东军指使张景惠出面，于2月16日召集臧式毅、熙洽、马占山在沈阳大和旅馆举行伪“建国会议”，又称“四巨头会议”。会议由板垣主持，本庄、三宅、石原、驹井、土肥原等出席，老牌汉奸于冲汉、袁金铠、赵欣伯等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板垣拒绝臧式毅、马占山的“联省自治”主张。赵欣伯、于冲汉按照板垣的授意提出关东军的“建国”意见，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指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以及内蒙古哲里木盟齐王（齐默特色木丕勒）、呼伦贝尔盟凌升和热河汤玉麟为委员；由该委员会就建立伪满洲国的国体、政体、元首、宣言等诸项问题提出初步意见。17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18日，关东军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织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内外，从此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³¹⁸⁾。这个宣言的署名者中，汤玉麟、齐王、凌升并未参加会议；马占山托病返回海伦，也未签字。从2月18日至2月25日，伪“建国会议”继续讨论“建国大纲”的具体内容，对国体、政体仍有意见分歧。2月25日，板垣拿出关东军制定并经日本军部和政府批准的方案，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个方案具体规定：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号为“执政”；国旗为“红兰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为“大同”；首都定于长春，改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³¹⁹⁾。

关东军除指使汉奸连续召开伪“建国会议”之外，还以伪“自治指导部”为中心，自2月15日起，普遍开展“促进建国运动”，千方百计地从事伪造“民意”的宣传。此项所谓“促进建国运动”，每五天一期，分三期展开。第一期为宣传、准备时期，由各省城团体发表通电，主张“脱离国民政府”，建设“新国家”，“推戴”溥仪，各县复电表示“赞成”；第二期为地方运动时期，由省、市、县等各地以“民众名义”，组织拥护建立伪满洲国的游行示威；第三期是组织全省的游行，最后在沈阳组织各省、区代表的所谓“总游行”。以当时沈阳为例，关东军司令部指令伪省市政府、伪“自治指导部”及伪市商会等机构联合组成所谓“民众促进建国大会筹备委员会”，制作了六万多面伪国旗，强令市民悬挂，并用汽车在街巷散发传单。自2月27日至29日，连续三天举行促进建立伪国的“市民大会”、“全省联合大会”、“全满联合大会”。为了增加会议人数，事先预告到会者可领一包点心，白看半日戏，甚至把辽西请赈的灾民二百余人也强迫充作辽西八县“代表”参加大会。会议中假造民意，通过所谓“独立宣言”与“决议”，并选出十一名代表去旅顺迎接溥仪。会后又由数十辆汽车组成游行队伍，以图壮大建立伪国的声势。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地的“促进建国运动”也都如法炮制，丑态毕露。

二　伪满洲国的成立

溥仪到达旅顺以后，受着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的严密监视，不准接见其他人。关东军在制定《满蒙自由国建设顺序》后，于1932年1月29日派板垣到旅顺去探询溥仪的态度；溥仪则表示愿当元首，但须复辟帝制，保留皇帝称号。这与关东军的想法完全相反，板垣不予理睬，仍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决定，操纵伪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要在东北成立一个“共和国”。溥仪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失望和愤慨，立刻写了十二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³²⁰⁾，令郑孝胥、罗振玉去沈阳交给板垣。2月21日，郑、罗二人在沈阳同板垣进行了会谈，恢复帝制的主张未被采纳。当郑、罗二人将日本人让溥仪出任伪满“执政”的消息带回旅顺后，溥仪暴跳如雷。2月23日，板垣不得不再次跑到旅顺面会溥仪。当溥仪情不自禁地询问“国体”时，板垣答称：“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这样折冲三小时未获结果，于是，板垣冷冷地说：“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第二天，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找到旅馆，令他们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溥仪听了这个回答，便怔住了。最后，只好以罗振玉提出的“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为条件，同意就任“执政”⁽³²¹⁾。溥仪就这样抱着未来“复位登极”妄想，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帮凶。

2月29日，伪自治指导部在沈阳召开“全满促进建国运动大会”，按关东军旨意通过决议，拥护溥仪出任“新国家执政”，并派“代表”去旅顺向溥仪“劝进”。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满洲国”正式成立；并于同一天，“敦请”溥仪出任元首的“代表”张燕卿、赵仲仁、葆康、冯涵青、凌升、苏宝麟等九人到达旅顺，进行第一次“恳请”。溥仪按照上角利一和郑孝胥的安排，先叫郑孝胥代表自己接见，然后亲自出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第一套答词，表示“推让”，予以“婉辞”。3月4日，“代表”人数增至29人，向溥仪进行第二次“恳请”，溥仪又念了事先准备好的答词，表示暂任执政一年。3月5日，又由张景惠、赵欣伯、谢介石等十人进行第三次“恳请”，溥仪才表示应诺。

经过三次“请驾”之后，溥仪、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护下，于3月6日从旅顺乘车到汤岗子。此时，板垣和片仓衷等也来到汤岗子。当晚，板垣与郑孝胥、郑垂父子会谈，讨论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缔结密约的事。3月8日，溥仪在一群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簇拥下乘火车到达长春。车还未停，站台上迎驾队伍便响起军乐声和欢呼声。溥仪下车后，“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当他看到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不禁激动起来，又觉得他的复辟“是大有希望的”⁽³²²⁾。溥仪坐上汽车，被送到从前是道尹衙门的“执政府”。

3月9日，在执政府举行溥仪的“就职典礼”，溥仪身着西式大礼服就任执政。参加典礼的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汉奸郑孝胥、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罗振玉、张海鹏，以及蒙古王公贵福、齐王、凌升等，共有130人。仪式开始，众“元勋”向溥仪行了三鞠躬，溥仪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代表“满洲民众”献上用黄绫包裹着的伪满洲国国玺和伪执政玺，接着由郑孝胥代溥仪宣读“执政宣言”。典礼完毕接见“外宾”时，内田康哉致了“祝词”，罗振玉代读“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仅用25分钟就完成了由十五项内容构成的会议程序。

第二天，溥仪召集第一次伪国务会议，板垣在会上宣布伪官吏名单：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未到任），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兴安总局长齐默特色木丕勒，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此外还有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长林棨，最高检查厅长李槃，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

这些官吏都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指定的，事前并未同溥仪和四巨头通报。四巨头之一的熙洽，当即以关东军事先未向溥仪执政报告为理由提出质问。关东军统治部长、伪总务厅长驹井德三回答说：“这是日本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定，现在是责任内阁，为什么要向执政报告。满洲是日本在日俄战时，以十万头颅和多少亿的金钱大牺牲换来的，日本人就是满洲人。这个办法是既定方针，你们要反对是不行的。”⁽³²³⁾未出三日，关东军司令官命令把总务厅长改为总务长官⁽³²⁴⁾，负责签署伪国务院文件，掌握一切行政大权。各省仍设日本顾问部，请示事项须经过顾问部批准才能实行。4月，各省设立总务厅，日本首席顾问改任厅长。这样，从上到下形成关东军司令官及其统治部——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各省总务厅长操纵一切权力的日军统治体系。中国人充任的执政、总理、总长、省长等官职都是徒有其名的傀儡。

当日，根据板垣的事先安排，溥仪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这项条约是3月6日板垣与郑孝胥在汤岗子秘密达成的，并以溥仪写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问候信的形式予以确认的。其主要内容有：（一）“满洲国”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日本，而经费由“满洲国”负担；（二）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线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施，均委请日本及日本指定之机关；（三）日本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满洲国”竭力援助；（四）日本人可任“参议”和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关东军司令官有保荐权、解职权；（五）以上各项在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为“立约之根本”⁽³²⁵⁾。后来，日本与伪满于9月15日签订的《日满议定书》以及其他许多条约、协定，都是以这个密约为基础而进一步具体化的。这个密约实质上是一张地地道道的变中国东北为日本殖民地的卖身契，也充分表现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犬养毅内阁决定，为求“对外关系尽可能不发生障碍”，对满洲国暂不给予国际上的承认，而尽量以非正式的方法，与满洲国之间结成事实上的关系，以此来“努力实现并扩充帝国之权益，造成既成事实”⁽³²⁶⁾。后来只是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五一五”武装暴动后成立的斋藤实内阁，鉴于国际上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政策，才于9月15日，即伪满洲国成立后半年，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伪满洲国成立后两年，即1934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政治需要，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年号由“大同”改为“康德”。溥仪登上宝座时没穿龙袍，而是身着特别陆军大礼服接受臣下的叩拜，这是日本方面的特别安排，其意义在于溥仪之即位并非恢复满清。溥仪当了皇帝，不论其名称如何改变，一切都得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摆布。伪满洲国的成立，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建立之后，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侵略势力，按照其“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的如意算盘，利用这个傀儡政权，展开了疯狂的经济掠夺。

三　日本对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在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后，便开始公开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行对我国东北的掠夺和控制活动。为了把东北变成它扩大侵略的战略基地，输出资本、倾销商品、掠夺资源的重要场所，从一开始便着手拟定殖民地经济政策。1931年12月8日，关东军制定《满蒙开发方策案》，明确了开发满蒙，以利日本经济发展；运用行政手段实行国家统制的基本方针。为达此目的，1933年3月1日，由关东军策划制定的《满洲经济建设纲要》，以伪满洲国的名义予以公布。它提出伪满经济的“国家统制”政策⁽³²⁷⁾。所谓统制，实际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制维持其既得的经济权益，把伪满经济完全置于关东军的武力控制之下，实行所谓国家垄断，使伪满经济为其侵略战争服务。为此，1934年6月28日，伪满政府又发表《对一般企业的声明》，提出对国防上的重要产业、公共公益事业和一般产业的基础产业要实行特别统制，同时提出划分统制与非统制企业的界限，初步确定伪满经济的统制形式、范围和内容。“所谓国防重要产业或公共公益性重要产业，几乎全部由特殊会社或准特殊会社经营，置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统制之下。”⁽³²⁸⁾这种统制形式并在1937年5月发布的《重要产业统制法》中予以确立。特殊会社和准特殊会社是从运营机制上完善日本对伪满经济统制体制的一种特殊经济实体，又是构成伪满产业的核心力量，是日本利用伪政权干预经济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它采取的是一业一会社方式，控制了这些会社的投资和经营，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整个伪满经济。正是在这种经济统制方针下，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地垄断和控制了东北金融、交通运输、工矿企业、农业等经济命脉。

（一）设立伪中央银行，控制金融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金融侵略由来已久。早在1899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就在营口设立支行，1909年日本的朝鲜银行也开始在安东设立支行。到1931年，日本在东北的银行，总行、支行、办事处共有58家，名义资本3.1亿元，实缴资本1.3亿元⁽³²⁹⁾。此外，还有俄国的道胜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法国的中法实业银行等。东北的外资银行中，日本投资最多，占72％强，其他国家只占28％⁽³³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自然要首先夺取中国的主要金融机构。9月19日，关东军于一天内在沈阳占领了东三省官银号和中国、交通、边业三银行，在长春占领了吉林永衡官银号和东三省银号、边业银行等的分支机构。21日，占领吉林省城永衡官银号，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官银号。在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等所谓四行号抢去的金银和财产，据1932年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所编的合并四行号的总借贷对照表，计有证券一千六百余万元，金、银四百一十万元，财产项目二千余万元，现金三千余万元，合计约为七千余万元⁽³³¹⁾。而对我国东北金融机关的抢劫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四行号、垄断金融、控制国民经济后，便积极筹划设立伪满中央银行。1932年3月15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召开了伪满中央银行筹备会议，关东军统治部长兼伪满总务长官驹井德三宣布，合并各官银号和边业银行，成立伪中央银行。6月11日，伪满颁布《满洲中央银行法》、《满洲中央银行组织办法》。6月15日伪满中央银行成立，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总行、分支行共一百二十八个单位同时正式开业，原有的四行号被撤销。总裁为荣厚（原吉林省财政厅长），副总裁日人山成乔六掌握全权，各课课长及分支行经理，多半由日本的朝鲜、正金两行和满铁的人员充任。

伪满中央银行是伪满洲国的“国家银行”，是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银行，是完全受控于关东军翼下的为日本资本输出和掠夺东北资源服务的工具。它按照日本银行的模式进行货币、信用管理，它发行的货币，从本位、币值，到汇率都是按照“日满货币一体化”进行，实际上是日本银行在华的特种分支机构。

伪满中央银行一开张，首项业务是统一东北货币，即用伪满钞票取代当时流通的一切通货。伪满币采用银本位，定纯银23.91公分为1元，但不铸硬币，只发行不兑现的纸币。1935年1月，伪满币因与银元产生差价，币值动荡，而放弃银值。同年11月，在“日满货币一元化”的原则下，伪满币以1∶1固定比价依附于日元。伪满币初发行时为15，187万元，到1935年底发行额达19894万元，四年间增长了31％。而到1937年底发行额又增到32，991万元，比初发行额增加了117％⁽³³²⁾。由此造成物价日趋上涨，人民收入下降。

其次，利用收回原有货币，肆意盘剥人民。通过强制贬值原货币和限期兑换的办法，极力压低原货币和伪满币的兑价。奉天票五六十元才能兑换1元。尤其官帖比价定得更低，吉林官帖500吊兑换1元。当时，吉林官帖的流通额是103.1亿吊，仅此一项，东北人民即被盘剥伪满币八百多万元⁽³³³⁾。伪满中央银行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所谓的币制统一，到1935年8月收回原货币13821万元，回收率达到97.2％⁽³³⁴⁾，便停止兑换；余下的近四百万元原货币，多半在僻居乡间的农民手里，他们在无形中又遭到一次劫夺。

伪满中央银行实行货币统一的同时，还通过金融统制，强占四行号的附属企业，并兼并、改组东北原有的行庄。从1933年11月9日公布《银行法》起，到1934年12月末止，对原有行庄进行“整顿”，提出申请的有169家，但批准并发给营业执照的只有88家⁽³³⁵⁾。1935年10月5日，伪满政府又要求资本较小的银行，在一年内实行改组和增资，即改组为股份公司，资本须在10万元以上。到1936年末，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实行增资的有19家，个人办的银行乃完全绝迹⁽³³⁶⁾。此外，还通过强制储蓄、生命保险、发行公债等手段，大量搜刮资金。正是由于日本对东北金融业的垄断和掠夺，使东北原有的民族金融业被彻底摧残，同时确立了日本殖民地金融体制，从中国人民手中掠取亿万财富，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二）攫取路权，垄断交通运输

日本帝国主义垄断东北交通运输业所依靠的主要机构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掠夺的重点是铁路。“九一八”事变前，满铁所霸占和经营的铁路有：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和安东至沈阳、大石桥至营口、沈阳至抚顺等支线。海运方面，主要霸占着大连港。对吉林至长春、吉林至敦化、四平至洮南、洮南至昂昂溪等铁路，满铁通过贷款、包工、供应材料等形式进行侵略、渗透，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攫取了经营实权，但尚未能彻底霸占。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在日本关东军支持下，乘机攫取全东北铁路经营权。1931年10月10日，关东军司令官就指示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应利用“九一八”事变的绝好机会，通过“委托经营”的办法，夺取东北原有一切铁路的路权，并按照原来计划和军部的要求，建设一批新铁路。满铁首先拼凑了“沈海铁路保安维持会”，夺取了中国人集资修建的沈海路权。接着于10月23日，由关东军和满铁策划成立伪东北交通委员会，作为日本夺取路权的工具，控制着东北铁路的统治权。

伪满政权建立后，伪执政溥仪于1932年3月10日致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称：“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的机关”，从而将路权拱手出卖。同年8月7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与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满洲国铁路、港湾、航路、航空及新线修建管理协定》，规定：“满洲国将铁道、港湾、水路及航空线路等管理委托于关东军，关东军将被委托之铁路、港湾、水路经营及敷设委托于满铁。”⁽³³⁷⁾1933年2月9日，伪满国务总理与满铁总裁签订《满洲国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松花江水运事业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敦化、图们江铁道外二铁道建造借款及委托经营契约》等。这样，满铁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除中苏合办的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以外的东北所有铁路的经营权。

对于中东铁路，日本侵略者当然也是急不可待地要夺取到手。日本侵略者通过制造事端、扰乱铁路沿线秩序、禁止国际直通货运、割断中东铁路与苏联铁路的联系、迫害与逮捕苏联籍铁路职工等手段，迫使苏联自1933年6月与日伪举行谈判，至1935年3月23日，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抗议，苏联与伪满正式签订让售中东铁路的协定。按照协定，日伪以1.7亿元的代价，从苏联手中购买了全长1700公里的中东铁路及附属财产⁽³³⁸⁾。当年末，满铁派出2135人接管了中东铁路的全部业务。至此，满铁垄断了全东北的铁路交通。这时，伪满沈阳铁路总局所管国有铁路已达6857.3公里⁽³³⁹⁾。

此后，满铁紧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以铁路运输为先行，积极协助日本在伪满的所谓经济开发、大幅度地压缩民用货物运输量、无限制地扩大军事运输和战略物资的输送等方面，充分地发挥着交通运输的军事战略作用，强化了殖民地交通运输的军事机能，同时也为日本掠夺东北资源提供了方便。仅1936年东北物产的输出额就比1935年增加了43％⁽³⁴⁰⁾。至于其他交通运输事业、港湾、航空通讯等各主要经济命脉，也伴随着东北地区的沦陷相继被日本侵略者所控制垄断。

（三）夺取矿权，统制重要产业

首先，煤炭工业。由于日本国内资源贫乏，对中国东北的矿藏垂涎已久，早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凭借武力占领了抚顺煤矿，由满铁经办。以后又陆续把持了辽宁省瓦房店煤矿、辽阳烟台煤矿、吉林宽城子煤矿的经营权。“九一八”事变前，抚顺、本溪湖、烟台、新邱等较大煤矿大部分属于日本人经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东北迅速建立起由满铁与日本财阀资本控制的、以基本原料为核心的军事工业体系，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借助于军事力量占领并侵吞了中国官营和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接着，又通过与伪满政权签订协定，全面攫取矿业权。1932年9月9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与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其中第二条规定：“满洲国政府将另表所列各矿山的矿业权许给日满两国政府协商指定的日满合办的法人。”根据这个协定，日本夺取了东北及内蒙古计三十八处地方重要矿产（包括煤、铁、石油、铅、锡、镍、水银、白金等）的开采权。1935年8月1日，伪满公布《矿业法》，规定未经开采之矿物为国有，凡欲经营矿业者应呈请产业部大臣批准，从而实行了矿业垄断，为日本垄断资本在东北开发矿产提供了条件。

东北煤炭资源丰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通过各种手段，把东北的所有煤炭开采权控制在满铁、满炭（满洲炭矿会社）手中。满铁系统的煤矿中，以抚顺煤矿规模最大。以1936年为例，当年满铁系统的煤矿产量超过1000万吨，而抚顺煤矿即达到950万吨。抚顺煤在日本煤炭市场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33年至1936年，每年运往日本的抚顺煤都在200万吨以上⁽³⁴¹⁾。日本国内的重要军事、冶炼工业都必须用抚顺煤，并把它视作日本的标准煤。满铁还在1933年控制了原由中国民族资本家开设的奶子山煤矿，改称蛟河煤矿，又控制了原由中日私人资本合营的老头沟煤矿。1934年，满铁又“接管”了瓦房店煤矿，强行“收买”了兴安煤矿和富锦煤矿。据统计，满铁系统的煤产量由1932年的700万吨，到1936年增加到1000万吨以上⁽³⁴²⁾。满炭成立于1934年5月，初资本仅1600万元，伪满洲国和满铁各出资一半。满炭通过各种手段，先后以“敌产”为名，强占复州、八道壕、尾明山、孙家湾四矿，又以“入股”名义控制鹤岗、北票、西安三矿，满铁又将新邱煤矿移交满炭，将它和孙家湾矿合并为阜新矿务所，并着手开发高征、太平、五龙和平安各矿。满炭系煤矿，由1934年开始出煤到1936年，从72万吨增加到193万吨，占当时东北煤产量的1296万吨的14.8％，比重虽不大，但增长速度很快⁽³⁴³⁾。

其次是钢铁冶金工业。“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资本掌握的有鞍山制铁所和本溪湖制铁所。这两家企业生产的生铁，几乎占当时全中国生铁产量的97.3％。日本侵占东北后，积极建立基础产业以满足其军事需要，由满铁投资在鞍山建立昭和制钢所，原鞍山制铁所并入，实行钢铁连续作业。不久，昭和制钢所通过“合营”、“租矿”等办法，先后控制了鞍山的铁矿和辽阳弓长岭铁矿，成为昭和制钢所的主要矿石来源。1933年6月和1934年12月，昭和制钢所相继推行第一期和第二期增产计划。增产建设项目投产后，到1937年，生铁生产能力从原来的28万吨增加到7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从无到有，达到58万吨⁽³⁴⁴⁾。本溪湖煤铁公司是东北另一冶金基地，主要生产低磷铁，为日本生产军火的重要原料。在向日本运送生铁方面保持上升势头，1932年至1936年，从7.4万吨增长到12.3万吨⁽³⁴⁵⁾。在日本侵略掠夺政策指导下，钢铁冶金业竭力扩充生产规模，除上述两家大型企业外，还有鞍山钢材会社、日满钢材工业会社、满洲住友金属工业会社、满洲大谷重工业会社、满洲久保田铸铁管会社、满洲电线会社、满洲进和钉兵会社等，均由日本人投资，日本资本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钢铁冶金工业。

第三，石油工业。日本石油资源十分贫乏，需求量却非常巨大，仅海军每年就需用重油100万吨。日本国内石油只能满足需要量的十分之一，其余全部要从国外获得。所以，在日本“一滴油比一滴血还要贵”。这样，对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就更加迫切了。东北虽隐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日本人组织庞大的力量勘探未经发现，遂转向抚顺的油页岩的开发，并探明抚顺油页岩总储藏量约55亿吨，可炼3亿吨石油，足够日本海军使用三百年。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石油来源。此项炼油工程早已为满铁垄断。满铁经过20年的持续试验，于1928年建立了年产5.5万吨的炼油厂。该厂1929年正式投产，1930年生产石油5.7万吨⁽³⁴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石油资源全面掠夺。1933年6月5日，伪满设立“满洲石油炼式会社”，资本2000万元，由伪满政府、满铁和日本其他财阀出资。该会社设立后，在大连建立炼油厂，1935年建成并开始生产，但仍然以抚顺油页岩开发为重点。根据日本军部和政府的要求，满铁在1934年对抚顺炼油厂进行扩建，并增加新的设备。1935年抚顺炼油厂产原油15万吨，紧接着在1936年又进行第二次扩张，预计年产石油30万吨，超过了全日本年产石油25万吨的产量⁽³⁴⁷⁾。不久，伪满制订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仍然把掠夺石油列为重点。另外，日本还在抚顺进行煤炭液化提取石油的研究，并建立抚顺煤炭液化厂，由于提取过程复杂，产量有限。

第四，电力工业。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东北建立电力工业，至1930年，在东北有日资关系的电力企业达31家，资本总计5311.8万日元⁽³⁴⁸⁾。“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力开展电力工业建设。1934年11月，伪满成立日满合办的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总部设在长春，统一经营满铁以外的火力发电厂。该企业不仅合并一些日资电力企业，如满洲电气会社、营口水道电气会社、北满洲电气会社等，而且吞并了不少中国人经办的企业，如奉天电灯厂、长春电灯厂、哈尔滨电业局、吉林电灯厂、齐齐哈尔电灯厂、安东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等。至1936年，该会社资本达9000万日元。翌年又增资为1.6亿日元，扩建旧厂和在阜新、甘井子等地兴建新厂。该会社在东北电力工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发电容量约占整个东北的40％⁽³⁴⁹⁾。另外，日本还在东北先后建立两座大型水力发电站。在日伪的竭力推动下，东北电力工业发展特别迅速，这是日本在东北军需产业片面膨胀的结果。

综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不仅原在东北的满铁垄断资本急剧扩张，而且新投入的日本资本大量涌入。它们迅速地垄断了东北的军需工业、重工业和其他基础工业。但是，这些工矿业多半是满足日本工业需要的原料工业，已完全纳入了日本殖民体系，是为日本的侵略与经济服务的。

（四）强占海关，控制对外经济贸易

海关是国家的经济门户，直接控制着对外贸易，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对外经济关系，关税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也千方百计地夺取海关。“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海关受上海总税务司管辖。上海总税务司管辖下的东北海关有大连、安东、营口、沈阳、滨江、延吉、瑷珲七个关及下属七个分关、十个分卡。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又在安东、营口、滨江、延吉、瑷珲五个海关设立监督公署，但不掌握实权。日本侵略者为霸占海关，先占领东北各海关公署，接着于1932年2月17日组织伪东北行政委员会之后，通知东北各海关监督，由该委员会管辖东北各省海关，“训令”各海关监督及税务司照常服务，并称各关已派有日本顾问一名，驻关监视各关一切政务⁽³⁵⁰⁾。3月下旬，伪满财政部又通过各海关日本顾问通告各海关及其往来银行，停止向上海总税务司解款，改向伪满财政部缴纳其海关收入。

伪满政权强取海关的行动，遭到了国民政府及东北各海关税务司、中国银行东北各分支行的抗议与拒绝，但伪满政权却在日本支持下，以武力劫夺各海关。从6月26日至30日，伪满政权连续将大连、滨江、营口、安东、珲春、延吉等六个海关夺取到手，驱逐各该关税务司及关员，重建以日人为主的各关，并开始办公。8月，又强行接收奉天海关，10月将东北海关一律改称税关。1933年1月，再强行接收绥芬河海关，至此东北海关全部被日本帝国主义劫夺。此外，伪满政权还在承德、图们和山海关设立本关，并新设分关、分卡有十四处，以便利日本对东北的贸易。

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劫夺海关，利用海关，通过关税政策，控制东北的对外贸易，以保证日本商品的倾销和对东北资源的掠夺。“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对外贸易是中国唯一出超地区，1927年—1931年平均每年出超1亿关两，1931年达1.69亿关两。日本占领东北后，1932年尚有1.2亿日元（近1亿关两）的出超⁽³⁵¹⁾。后由于日本垄断东北的贸易和伪满政权实行优惠日本商品的政策，所以从1933年开始输出大量减少，而输入则不断增加，从出超变为入超。据统计：1933年为0.616亿日元，1934年为1.855亿日元，1935年为1.857亿日元，1936年为0.879亿日元，1937年为2.419亿日元⁽³⁵²⁾。

伪满贸易的大量入超，实际是对日本、朝鲜、台湾贸易的结果，而对其他国家贸易都是出超，对中国关内的贸易也是出超。在东北的进出口贸易中，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已居首位，“九一八”事变后更占据了最大份额。东北对日输出，1932年为2.35亿元，占输出总额的38％，到1936年则为2.85亿元，占输出总额的47％，即在东北向外输出总额中，有将近一半是输往日本。在输入贸易中，1932年日本输入为1.97亿元，占输入总额的58％，1936年则为5.34亿元，占输入总额的77％。在东北对日本贸易总额1932年为4.33亿元，比率为45％，1936年为8.2亿元，比率增为63％⁽³⁵³⁾。

在进出口货物方面，东北输入的工业品中大部分是消费品，如纺织品、食品和日用百货等，1932年输入的消费工业品占总输入额的77.7％，以后虽稍有降低，但在1937年以前，一直不低于60％。输入的机器设备基本上都是供给日本在东北的各种工矿交通企事业。东北输出的商品中，农产品、各种工业原料和矿产品占了绝大的比例。农产品和化学工业原料1931年占输出总额的75％，1936年达79％⁽³⁵⁴⁾。供应日本军备的铁矿和生铁是日本掠夺的重点，出口量有很大增长。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东北对外贸易的殖民地性质。

（五）强占耕地，掠夺农产品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以后，对东北的农业同样采取了殖民主义的统制政策。首先利用政治、军事的力量，垄断和掠夺东北的土地。“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所到之处，对大量土地加以“敌产”、“逆产”名目，予以没收，侵占了东北大量土地。接着又授意满铁在东满、北满一带强制收买农田，到1935年满铁在东北侵占的土地达100万公顷之多⁽³⁵⁵⁾。伪满政权成立后，除接收这些“敌产”、“逆产”土地作为“官产”外，又通过地籍的整理，将旧有官地（包括清室保留地、吉林旗属官地和驿站官地、吉林官仓仓田、辽宁省官地、东省特别区官有地、国有荒地和林地）“处理”成为国有。其中除相当大量土地被划作军事用地外，余下拨作日本移民用地。伪满政权还于1932年4月公布《外人租用土地章程》，规定外国人在东北能获得永久的承佃权，并成立日满土地开拓会社，攫夺东北土地。1933年6月，伪满更公布《商租权登记法》，规定日人在东北从事农工商各业所需用之土地，得自由商租，期限30年，期满可以延长，这实际上就是从法律上承认日人对商租土地的永久占有。

在掠夺土地与公布所谓租用土地“立法”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了向东北的大量移民活动。1932年初，日本拓务省拟定《满洲移民计划大纲》，确定了移民侵略方针。同年6月，日本议会通过《移住适用地调查费》等法案，8月又通过《第一次五百名满洲移民费追加预算》，拨出了用于移民的经费。由日本退役军人组成的第一批武装移民团429人，于1933年3月到达佳木斯附近的永丰镇。这种武装移民到1936年7月为止，共移来五次，2900户计7296人⁽³⁵⁶⁾。这五次武装移民带有试验性质和准备性质，真正大规模的移民侵略开始于1936年的“百万户移民计划”，企图在二十年内向我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由于日本移民大量侵占东北土地，致使广大东北农民失去了大量土地，被迫流落他乡，沦为日本移民或移民会社的佃户，受其奴役和剥削。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东北是中国著名的产粮区，农产品丰富，特别是大豆等特产品和玉米等，向来是日本所竭力获取的物资。“九一八”事变前五年，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达163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量的40％⁽³⁵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解决国内的粮食问题和战争物资动员的需要，积极推行将东北变为其粮食供应基地的政策。在农业生产上，强令农民种植水稻、棉花、烟草以及鸦片等，增加杂粮生产，剥夺了农民的种植自由。在农产品流通上，日本垄断了东北农产品的收购，以极其低廉的官定价格迫使农民出售它所需要的农产品。如大豆平均价格，“九一八”事变前吉黑两省，每斗价1.3元上下，辽宁则为1.7元左右；而“九一八”事变后的1934年，沈阳豆价每斗0.6元，外县0.55元左右，吉黑两省每斗0.5元⁽³⁵⁸⁾。这表明农产品被日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搜刮去了。东北农产品被收购后大量输往日本。1934年，输往日本的玉米价值达290多万元，占当时主要农产品输出总额的58％⁽³⁵⁹⁾。从1932年—1936年，每年输往日本的高粱、小米各占总产量的40％和90％以上⁽³⁶⁰⁾，从而使东北粮食生产完全服从于日本的需要。

此外，日本还在东北诱骗农民种植鸦片，毒害广大民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推行鸦片专卖政策。1932年9月16日，伪满政权公布《鸦片收买法》，同年11月30日公布《鸦片法》。1933年成立鸦片专卖公署，下设专卖署和分署32处，遍布东北主要城市和地区。在日伪鸦片专卖制度的诱发、包庇下，东北各地鸦片种植成风，如黑龙江的密山、虎林、饶河、马鞍等地，种五谷者绝少，除去烟苗，别无他物。据统计，1934年东北境内种植鸦片的县达35个，烟田面积达35万亩，仅热河一省烟田面积即达17万亩。据伪满政权年报统计，1933年至1937年鸦片栽种遍及伪满七省三十县一旗，总面积达68.5万亩。这还不包括秘密栽种面积⁽³⁶¹⁾。鸦片大量种植给日伪统治者带来高额利润。据伪满政权官方公布的统计，鸦片的收买量逐年增加，从开始时的每年250万两，到1937年增至800多万两；鸦片专卖利润1933年是700万元，到1937年达到5000多万元。然而，实际数字远远超过官方统计。据当时任伪专卖总署署长卢元善供称，1937年鸦片销售量是1200多万两，获纯利润约9232万元⁽³⁶²⁾。

鸦片专卖造成了烟毒泛滥，吸食鸦片者日益增多。仅伪满登记的吸食鸦片者，1933年为56804人，1937年增加到811，005人，五年间吸食者增加了十四倍⁽³⁶³⁾。日本推行的鸦片毒化政策，不仅掠夺了东北人民的大量财富，而且使东北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身心危害。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将东北经济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中，使东北经济沦为殖民地经济。

四　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剑与火”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的同时，也把殖民地思想文化统治的锁链强加给东北人民，极力摧残中国民族文化与教育，推行愚民与奴化政策，实行殖民地文化统治。

（一）建立并加强殖民地文化统治

1932年伪满洲国刚成立时，日本殖民主义者便在伪政府统治机构中建立了思想文化统治的中枢——资政局弘法处。它是由积极从事侵华的日本法西斯分子笠木良明策划和领导的，其任务有三项：一、“宣传建国并施政之精神”；二、“涵养民力，善导民心”；三、“普及自治思想”。实际上，它围绕建设伪满洲国所谓的“独立的新国家”，进行分割中国的反动宣传，向人民灌输东北独立的思想，打击和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1933年，日本殖民者为了强化统治机构，废资政局，在伪满国务院总务厅下设立情报处。它成了伪满言论文化的中心统治机关，一元化地管辖新闻、出版、通讯、广播等事业。

在新闻通讯方面，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12月1日建立伪“满洲国通讯社”，着手垄断东北新闻通讯机构与事业，排斥和取消中国人民的新闻、通信自由。1933年9月，又建立“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把持了伪满的广播事业。1936年9月，日本殖民者又以“一个国家一个通讯社”的垄断政策，建立了为其严格管辖东北新闻、通讯机构的“满洲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严格的“官制统治”

在出版方面，1932年10月，伪满公布《出版法》，规定凡是危及伪国存在、“惑乱民心”的读物，一律禁止出版；同时对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查禁或销毁。据伪满文教部记载，1932年3月至7月，就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在禁止出版的同时，还禁止关内报刊书籍输入。1934年6月29日，伪民政部一次就通令禁止三十六种报刊输入东北。其中主要是我国关内的报刊，计有：《大公报》、《申报》、《时报》、《新闻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京报》、《平报》、《世界日报》、《社会日报》、《北京日报》、《上海民报》、《广东市民日报》、《豫北日报》、《徽州日报》、《益世报》和《良友》、《循环》杂志等十八种，占禁止输入报刊的一半。此后查禁书刊种类年年增加。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至1938年四年间，伪满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445份，扣押56，091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315份，扣押13，664份，禁止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押924，852册⁽³⁶⁴⁾。相反地，日本国内宣扬军事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却源源不断输入，年年增加。1936年，日本向伪满出口书籍58.7万余册，1937年就增至380万册⁽³⁶⁵⁾。

日伪打击中国民族出版事业、禁止关内书刊输入的同时，还加紧建立殖民垄断的出版机构。1937年2月，建立了伪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垄断出版事业，专门出版、发行与销售伪满的学生课本和宣传伪满“建国精神”与政策的书籍。

在电影方面，日伪于1933年8月成立伪满洲国电影国策研究会，控制东北的电影。凡日伪认为有损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有损于日本侵略军、有损于所谓“皇室”、有损于日伪官吏统治的，特别是有关反战思想的和有关共产主义思想的影片，一律禁演。仅1936年一年就禁演影片178部。有些影片虽未禁演，却遭随意剪截，1936年剪截影片达二千八百余米，1937年增至二万余米。但是，宣扬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电影却充斥伪满影院，可以说，伪满的影坛是日本电影的天下。据统计，1936年日本输入东北的影片是154部，1937年升至232部⁽³⁶⁶⁾。

此外，对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也进行统制，利用汉奸文人美化日本侵略，鼓吹战争狂热，丑化我国各族人民，咒骂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此来腐蚀、奴化在伪满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的思想。

（二）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

东北的教育事业也遭到日本侵略者毁灭性的摧残。关东军侵占东北后，以“排日”的罪名，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了各级各类的学校。直到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才开始对各级学校进行所谓的整顿、恢复，但进展缓慢，质量低下，以至迟迟达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水平。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有小学1.36万余所，小学生74.71万人，教职员2.44万余人。至1933年恢复的小学仅有九千一百余所，学生50.21万余人，教师1.63万余人。儿童的入学率在1935年末仅占23％。中学：“九一八”事变前有194所，学生3.85万余人，教职员二千四百余人。伪满政权建立后恢复很慢，到1937年开学的仅有173所，学生3.36万余人，教师（职员除外）一千六百余人。大专院校：“九一八”前有三十所，1933年开课的只有两所，1935年只有五所，1937年也只有十所⁽³⁶⁷⁾。

日本侵略者在对东北教育进行破坏的同时，竭力建立以愚民奴化为核心的殖民主义教育体系。1932年3月伪满洲国建立后，在伪国务院设文教部，作为掌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先后担任伪文教部总长的有郑孝胥等人，但实权都操在日本人手中。伪文教部设立后，于1932年7月在长春召开教育厅长会议，具体规定伪满洲国教育以重仁义，尚礼让，发扬王道精神，及于人民生活方面以期共享和平之幸福，于友谊方面尚节义自重，对世界民族讲亲仁亲邻，共存共荣，达到大同为方针。只要除去其中“重仁义”、“尚礼让”、“尚节义”、“大同”等欺骗性的词句，其反动实质是很清楚的。它是一条典型的殖民主义教育方针，是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进行经济掠夺，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制定的，是把教育限制在为宗主国服务和培养廉价劳动力之上的。

按照这个殖民统治的教育方针，日伪教育政策的着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的教育思想。首先，日本侵略者在各级各类学校里废除了中国原有的大部分教材，甚至连一张中国地图也不准挂，不让看。然后，组织力量编写、出版大量的进行奴化教育的新教材。在所谓新教材出版之前，小学讲授“修身”、《孝经》、《论语》，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中学也以宣扬“建国精神”为主，讲授“国民道德”，并且把日语和“东洋史”列为重要的课程。大学讲授“国体本义”，宣扬日本立国精神“唯神之道”。到1934年及1935年，日伪陆续新出版的“暂行国定教科书”达二十七种，四十七册。通过这些教材，歪曲与篡改中国历史，改变中国的疆域，宣扬所谓“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日满亲善”等谬论，用以毒害与腐蚀东北青少年的思想和民族意识。同时在课程设置上，日语被列为小学、中学、大学的主课。各类学校一律开设日语课，而且课时远远超过语文、数学等主科。日语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开设，初小和中学每周六课时，高小七至八课时；而汉语，小学每周不过六课时，中学仅有三课时。1936年，日伪又在社会上实行日语检定考试制度，规定经考试日语合格者可以分别取得特等、一等、二等、三等的资格。一些国民学校的学生可以参加考试，合格者发给一定的“语学津贴”，毕业后可以优先录用，用以引诱青少年重视日语并接受其奴化教育。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奴化教育，对各级教师进行残暴的“整肃”，把大批籍贯属于关内各省的教师排挤出学校，并对爱国师生实施疯狂的镇压和迫害，甚至捏造“莫须有”罪名，把大批正直、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投入监狱，施以重刑，乃至枪杀，妄图震慑爱国师生的反日情绪，维持反动的殖民地教育秩序。1933年，日军宪兵队对沈阳市第三中学突下毒手，一次捕杀爱国师生35人。同年5月至7月，吉林市学生因散发抗日传单，先后被逮捕、杀害六七十人。1934年5月，长春市二中及其他学校教员，一次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了九名，其中四名被杀害，其余的下落不明。1935年，日伪当局在安东教育界大逮捕、大屠杀更是令人发指。日伪宪警以组织“保国会”为名，将安东省教育厅和安东市、凤城、庄河、宽甸、辑安、桓仁、通化、临江、岫岩等县的教育局长、职员及中、小学校校长，一律逮捕。然后把他们分别押进各地宪兵队，上大挂、灌凉水、烙铁烧、坐老虎凳等，无所不用其极，追索抗日救国会组织。据事后统计，这次大逮捕共抓捕安东地区教育界知名人士、中小学校长、教师及部分商、财界人士五百余人，被判死刑和在狱中被折磨致死者达到二十余人，另有八十余人被判无期以下徒刑，其中一半以上后来瘐死狱中⁽³⁶⁸⁾。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广大爱国中小学教师的迫害，到1935年末，中小学教师人数陡然减少了九千余人。

五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对我国领土的疯狂侵略，激起东北爱国军民的愤怒与反抗。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之日起，东北军民就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随着日本的侵略范围的迅速扩大，反抗的烽火也很快燃遍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东北军官兵为主体，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地方民团、保安队、警察、民间秘密结社、绿林武装等各阶层群众参加组成的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蜂拥而起，在白山黑水之间燃起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

（一）东北军爱国官兵奋起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当时国民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队给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回击。

日本占领辽宁、吉林两省主要城市后，开始向黑龙江省进犯。在这紧急时刻，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奉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命令，统帅黑龙江部队，并代理省主席职务，奋起领导江桥抗战。

江桥抗战从11月4日开始到19日结束，历时十六天，分为江桥第一线战斗和三间房战斗两个阶段。11月4日中午，关东军一个中队在飞机支援下，向江桥中国守军阵地左翼猛攻，并将大兴车站炸毁。守军奋起自卫，将敌击退。18时，关东军一个大队在七架飞机、四列铁甲车和数门火炮掩护下，向守军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5日，日军调整部署，把张海鹏伪军调到第一线。守军以步兵正面迎击，骑兵两翼包抄，激战至晚，将敌击退。6日凌晨，敌增援部队到达又大举进犯，上面飞机，下面大炮，晚间有探照灯指示炮兵射击。江桥守军浴血奋战，关东军第十六联队几乎被全歼，骑兵第二旅团也伤亡惨重。守军终因装备低劣、兵力单薄，6日晚马占山下令将守桥部队主力后撤至三间房阵地，继续阻击敌人。

从7日开始，江桥抗战进入三间房阻击战阶段。关东军一面调集在东北的日本精锐部队向前线集结，一面以强硬态度要求马占山下野，并撤至齐齐哈尔以北，被马占山严辞拒绝。关东军见威胁无效，遂向三间房阵地进攻。12日，关东军以七千余人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我守军各部官兵奋勇还击，马占山亲到阵地指挥作战，血战至下午，敌不支，被迫退却。16日，关东军以步、骑、炮兵四千余人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发起全线攻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陷入混战状态。后关东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18日晨，关东军以三个联队的兵力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并形成包围态势。守军经过浴血苦战，终因伤亡过重，无力支持，当日下午6时，马占山令各部撤出阵地，晚间退至齐齐哈尔。19日，又率全军二万余人退到海伦。至此，历时十六天的江桥抗战结束。

除江桥抗战外，东北军爱国官兵还在锦州、哈尔滨等地抗击日本侵略军。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监察长熊飞（熊正平），在锦州重新改编三个公安骑兵总队，1931年10月消灭了汉奸凌印清和日本特务仓冈繁太郎等组织的“东北民众自卫军”，11月又消灭了张学成在日本关东军扶植下组织起来的“东三省自治军”。接着，又与张树森的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步兵第二十旅及张廷枢的步兵第十二旅，一起沿大凌河布防。12月22日，日军出动三个旅团的精锐部队向辽西和锦州进犯，中国守军和公安骑兵总队在营（口）沟（帮子）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虎山）通（辽）线白山等处，多次与敌人展开激战，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日军的进攻，延缓了锦州沦陷的时间。

在哈尔滨，日本侵略军遭到了东北军李杜、丁超等部的抗击。日本关东军为占领东三省特区哈尔滨，命令于琛澄伪军进攻哈尔滨。1932年1月27日，于琛澄部伪军在日军飞机掩护下，向哈尔滨上号、南岗、三棵树发起进攻。东北军李杜的第二十四旅、丁超的第二十旅和冯占海的吉林卫队团等部展开猛烈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于琛澄伪军进犯哈尔滨失败后，1月28日，本庄繁令长谷部照俉指挥步兵第四联队、野炮兵第八联队一个大队向哈尔滨附近进犯。1月30日，东北军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率部在哈尔滨附近的双城，击溃伪军刘宝麟旅，俘敌七百多人，当晚又在双城车站设伏，正值长谷部旅团军列开进双城车站，日军整队下车卸掉枪械、拢火取暖之时，设伏的第二十二旅抓住这绝好的战机，突然从三面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措手不及，乱作一团，被击毙击伤四十八人。

东北军爱国官兵自发的抗战行动，打击了日军侵略的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二）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以部分东北爱国官兵和警察为骨干，会同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民众，形成了遍及东北城乡的抗日义勇军队伍。他们发表通电，痛陈“吾人泥首呼天，求生无路，惟不肯延颈就戮，始起而自卫。我中华裔胄决不甘作亡国之奴，宁可杀贼以致死，不委曲以求全”⁽³⁶⁹⁾。表达了誓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抗日斗争，发展很不平衡，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番号不一，而且不断变换。按地区分，可分为辽宁抗日义勇军、吉林抗日义勇军、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等。

辽宁抗日义勇军兴起最早，规模大，斗争也相当活跃。主要有辽西的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这支抗日武装系由原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监察长熊飞在阻敌侵锦过程中，以新编公安骑兵总队为基础组成的，初名“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名“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总指挥部设于北票。到1931年末，已有义勇军二十二路，每路多者万余，少者一二千，共约六万余人，转战于黑山、营口、盘山、海城、台安、新民、辽中、沈阳、本溪一带，到处英勇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辽西义勇军的壮大，使日本侵略军惶惶不安。1932年1月3日，关东军侵占锦州后即命令：已进入辽西的第二十师团主要用于对辽西各地义勇军作战，并负责对热河及关内的警戒。关东军第二十师团命令所部混成第三十八旅团骑兵第二十七联队，进驻锦西城“扫荡”辽西义勇军。1月9日，第二十七联队联队长古贺传太郎率队到城西一带“扫荡”，遭辽西义勇军刘纯启等部伏击，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以下数十名日军被击毙。日本侵略者惊呼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³⁷⁰⁾。古贺联队被歼，极大地鼓舞了辽西广大人民群众和各路义勇军士气，抗日武装斗争的规模更加扩大。到4月，经过整顿，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改为军区制，按其活动地区划分为五大军区。原辽西大部地区及沈阳一带的各路义勇军划归第一军区指挥。辽西地区因距北平较近，得到各方接济，发展快，战绩好。他们之中以郑桂林的第四十八路战绩较好，支持较久，但到1933年5月，关东军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以后，各部相继溃散。

在辽西义勇军兴起的同时，邓铁梅在辽南举义，创建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勇军武装，人数较多，战斗力较强。1931年10月初，原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邓铁梅，在黄显声的赞同和支持下，在凤城县联络近二百名抗日志士，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被推举为司令。12月26日夜，邓铁梅率东北民众自卫军袭击凤凰城，捣毁伪县公署、警察局，砸开监狱，救出百余名爱国志士，并全歼守城日伪军，缴获步枪三百二十余支、轻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以及其他军用物资⁽³⁷¹⁾。凤城大捷后，自卫军乘胜远征庄河县城，守城伪军闻风而逃。1932年春，苗可秀作为救国会代表，与邓铁梅取得联系，并担任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在邓铁梅、苗可秀的领导下，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安东、凤城、岫岩三角地区打了许多胜仗，给日本侵略军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到1932年8月队伍已发展到1.5万人。1932年冬，日伪军向邓部大规模“讨伐”，邓铁梅、苗可秀等率部与敌周旋，一直坚持到1935年6月，邓、苗被俘壮烈牺牲。

在辽南组建的另一支义勇军，是原东北军军官李纯华于1931年12月在海城县成立的辽南义勇军。1932年6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南义勇军改编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二军区，委任李纯华为司令。11月下旬，又改为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王化一为军团长，李纯华为代理军团长，队伍发展到万余人。这支抗日武装以海城为中心，东至岫岩、凤城，西至台安、盘山，南至营口、大石桥，北至辽阳、辽中，控制这一带的交通要道和广大农村，并不断袭击敌人的火车、兵站、机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在辽东地区兴起的义勇军，主要有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九一八”事变后，原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叛变投敌，该部第一团团长唐聚五等起而抗日。1932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县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被推为总司令，下辖十九路军，计有十余万人。他们活动于通化、新宾、柳河、临江、宽甸、辑安等地区，同日伪作战数百次，威震整个辽东地区。

在辽北蒙边地区也活跃着一支由蒙汉各族民众组成的抗日武装。1931年10月，原东北军少将高文彬衔张学良之命，在通辽成立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并先后争取了蒙古族武装统领刘振玉、李胜、包善一、韩色旺参加抗日，组成辽北蒙边义勇军骑兵队，任命包善一、韩色旺为正副司令。随着辽北蒙边行署和骑兵队的成立，蒙边二十余县的蒙、汉民众武装也日趋壮大。1932年5月，救国会将辽北蒙边地区的义勇军改编为“东北义勇军第五军团”，高文彬任总指挥，下辖七个梯队，共万余人。1932年春，在开鲁县一次伏击战中，击溃一支五百余人的日伪军，击毙关东军松井大佐。同年6月高文彬率部攻打通辽，7月收复康平，从此声威大振。直到12月，关东军大举来犯，才转移开鲁。后高文彬被俘，队伍逐渐溃散。

继辽宁抗日义勇军兴起后，以吉林省境内的东北军为主体组成的吉林自卫军、吉林国民救国军等抗日武装相继创建。吉林自卫军是1932年1月31日在哈尔滨成立，以依兰镇守使李杜为总司令，总兵力约1.5万余人。在保卫哈尔滨的战斗中，自卫军奋力抵抗，与优势之敌血肉相搏，阻滞关东军攻占哈尔滨。哈尔滨保卫战后，自卫军分为两路，一路由李杜、丁超、邢占清率领，仍称自卫军，退守以依兰为中心的吉东一带；一路由冯占海统率，于1932年6月改名“吉林省抗日义勇军”，推冯占海为总指挥，宫长海为副总指挥，并将所部改编为十二个旅及四个支队、三个团、一个营，共五万余人，活动于阿城、方正、五常等地。两支义勇军机动灵活地作战，不断打击敌人。6月，救国军攻占哈市南面重镇阿城，7月占领舒兰县城，9月攻打吉林，终因守敌顽抗，无法攻入市区，后西去热河，转入开鲁，经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军。

李杜率自卫军总部退到依兰后，不久即遭到日伪军的猛烈进攻。李杜指挥部队迎击，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伤亡惨重，撤出依兰，向梨树镇一带转移。吉林自卫军撤到梨树镇后，经过整编，形成以梨树镇为中心的抗日基地，控制了穆棱、宁安、密山、勃利等八个县的全境，力量虽有很大削弱，但仍然威胁着日伪对吉林的统治。同年秋后，日伪军集结重兵“讨伐”自卫军。9月下旬，日伪军首先攻击驻勃利县的抗日自卫军徐国光旅。12月下旬，敌又增调兵力分三路向松花江下游地区的自卫军发起总攻。自卫军奋力抵抗，但无力长期坚守，李杜遂率部向密山转移。1933年1月5日，敌攻占梨树镇，6日夜侵占密山县城。9日，进抵宝清县城，利诱丁超投降。同日，李杜率部三千余人，在虎林地区过乌苏里江，退入苏联境内。自卫军余部则转移到牡丹江西岸，潜伏在苇河、延寿等地区活动。

吉林省境内的抗日义勇军，除李杜、冯占海部外，还有王德林在吉东一带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王德林原为东北军第二十七旅第六七六团第三营营长，“九一八”事变后愤于关东军入侵与熙洽、吉兴投敌，开始酝酿抗日，于1932年2月8日宣布起义，成立“吉林国民救国军”，王德林任总指挥，中共党员李延禄、周保中先后担任救国军将领。不到半年时间，救国军发展到数万之众，以宁安为中心，在吉东地区坚持反日斗争。11月后，屡遭打击的关东军陆续增派兵力，对救国军发动大规模“进剿”，王德林率部分队伍转入苏联境内。余部经周保中、李延禄的整顿与改编，组成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晚于辽、吉两省，但在整个东北的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黑龙江，首揭抗日义旗的是守卫嫩江桥的东北军官兵。1931年11月嫩江桥大战时，马占山下令黑龙江省各县编组民团，以支持长期抗日。马占山率部退守克山以后，“拜泉、青岗、绥化等十余县的民团纷起援马，其他各县亦民团纷起，胡匪亦多揭义旗，请马收编”⁽³⁷²⁾。1932年5月，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民团、义勇军共约七万人，共推马占山为总司令。其后马占山带领义勇军继续转战黑省各地，成为黑省义勇军的主要力量。

继马占山抗日之后，黑龙江省还爆发了苏炳文率部起兵抗日。1932年10月1日，原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警备司令兼哈满路护路军司令、步兵第二旅旅长苏炳文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兵力约1.2万余人，主要活动于海拉尔、扎兰屯、呼兰等地，多次同日伪军作战，引起了敌人重视。10月3日，关东军第十四师团中山支队二千余人向位于富拉尔基的民众救国军进攻。苏炳文部与敌激战亘日，敌死伤甚众，向磨姑溪退却，救国军因损伤严重退守二线朱家坎阵地。11月中旬，关东军向朱家坎阵地发起总攻，救国军寡不敌众，撤往碾子山第三道防线。11月29日，关东军分四路向救国军发动全面进攻，12月1日占领碾子山，2日进入扎兰屯。苏炳文见无力挽回败局，遂于4日率部进入苏联境内。

此外，黑龙江境内的一些“绿林好汉”，面对日本入侵，仇恨满腔，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驱使他们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如李海清，当日本入侵黑龙江省时，他正在狱中服刑，为了抗日，多次要求释放出狱。出狱后，他联络各地“绿林好汉”，招集三四千人，于1932年2月在肇州举义，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活动在哈（尔滨）长（春）路以西地带。同年3月以后，该部一度南下，15日攻克扶余，28日攻占农安，兵临长春近郊，致使伪都的日伪统治者惊恐异常。后复活动在肇州、安达、青冈等地，经常与马占山部联合抗敌。1932年4月，又被改编为马部步兵第四团和骑兵第二团，兵力达二万人以上。5月下旬，关东军松平支队开往肇东进攻李海青部主力，两军发生激战，李亲临前线指挥，腰部被炸伤。26日，李率部退出肇东，至丰乐镇一带休整。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保卫民族独立而战的民众抗日武装，它从1931年10月兴起，经过1932年的全盛时期，曾发展到三十万人以上，到1933年初大部分失败瓦解。东北义勇军的受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原因是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蒋介石坚持推行不抵抗政策，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不仅不援助反而千方百计加以阻挠，使抗日义勇军孤军无援，陷入困境。其主观原因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统一的军事指挥，未能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遭受到挫折和失败，但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和积极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它以自己的英勇斗争谱写了抗战史上震撼中外的重要篇章。

（三）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进行了创建游击队的艰苦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支持与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武装反日斗争的同时，还通过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和改造整顿义勇军武装，创建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建立了十余支抗日游击队。到193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提出的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这些抗日武装又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南满地区建立最早的抗日游击队是磐石游击队，亦称南满游击队。1932年春，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张振国、杨君武、杨林到磐石，帮助磐石中心县委筹建游击队。6月，磐石中心县委在原有的小规模武装“特务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磐石义勇军”，队长张振国，政委杨君武；全队三十余人。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一带指导工作，将“磐石义勇军”改编为“南满游击队”，任命孟木民为总队长，王兆兰为副总队长，初向臣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后孟木民、初向臣牺牲，改由杨靖宇任政委，袁德胜为代理总队长。1933年1月至5月，这支游击队与敌人作战三十余次，粉碎了敌人四次围攻，打死打伤日伪军一百三十余人，缴获许多武器弹药。游击队由建队时不足百人，扩大到二百五十余人，创建了以玻璃河套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此后，与海龙游击队汇合，人数迅速增加到二千余人，活动于磐石、永吉、桦甸、辉南、通化、柳河、海龙、东丰、西丰、伊通、双阳等县，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东满地区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1932年先后建立了延吉、汪清、安图、珲春、和龙等数支游击队。在此基础上，1933年1月，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将这些游击队合编为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共二百多人，八十多支枪。面对日伪军的多次“讨伐”，东满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1934年初，东满游击队已增至九百余人，武器装备也有较大改善。

吉东地区武装抗日斗争开展较早，是吉林自卫军李杜和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部义勇军活动的重要地区。满洲省委和吉东地区党组织非常重视这一地区的斗争，派出大批党团员加入自卫军、救国军，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掌握和改造已有的抗日武装。在此基础上，先后创建了密山、饶河游击队等抗日武装。

1932年，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富振声等将勃利、林口、密山等群众武装合并组成密山游击队。1933年初，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溃散时，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李延禄以中共秘密掌握的补充团为基础，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为总司令，孟泾清为政委，下辖三个团共约九百人。1933年上半年在宁安、汪清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与日伪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均获胜利，给当地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随后，救国游击军奉命开辟新的游击区，率部向密山转移。

吉东地区中共组织创建的另一支游击队是饶河游击队。1932年七八月间，饶河中心县委在饶河民众反日斗争的基础上，为创建游击队在宝清县小城子沟开办军政讲习所，以培养反日骨干。讲习所由崔石泉（崔庸健）负责，郑文任教员，宝清、饶河、抚远、虎林等县的三十名优秀青年参加学习。10月，中共党员崔石泉、金文亨、金东天、崔龙锡、许成在、朴英根等六人，以仅有的一支手枪为武器组成反日特务队。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特务队从六人发展到四十余人，1933年4月21日在大叶子沟正式成立饶河农工义勇军，由崔石泉任队长，金文亨任政委，下辖三个小队，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该队一方面配合高禹山救国自卫军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积极独立地在乌苏里江沿岸开展活动。6月，高禹山救国军瓦解后，饶河义勇军正式独立出来，在李学福、崔石泉、张文偕等人领导下，队伍越战越强，打退了敌人多次“讨伐”，创建了饶河、虎林一带广大的游击区。为粉碎日伪军的冬季“围剿”，饶河游击队经过刻苦训练，成为一支快速行动的滑雪队，活跃在完达山脉东麓的雪原上，是这一地区唯一的一支抗日中坚力量。

在北满地区，中共北满特委在巴彦、珠河、汤原等地先后创建反日游击队。1932年春，中共党员原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发动在北平就学的东北籍同学张文藻、郑炳文、于九公、张清林等人回东北进行抗日活动。5月16日，张甲洲在巴彦县成立“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张甲洲任总指挥，王家善任副总指挥，孔庆尧任参谋长，下设两个中队，约有二百余人。中共满洲省委很重视这支抗日武装，6月末，先后派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及夏尚志等人到队进行工作。经过整顿，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及模范队。巴彦游击队主要活动于巴彦、呼兰、绥化、庆城、铁力、东兴一带，曾在呼兰附近切断滨北铁路，收复过巴彦、东兴等县城。同年底，因在东兴战斗中受挫，游击队随即溃散。巴彦游击队失败后，赵尚志于1933年春到哈尔滨一带孙朝阳部义勇军任参谋长。当年9月孙部溃散后，赵尚志等七人携枪到达珠河县六道河子。10月，中共珠河县委以他们和珠河县地方自卫队武装为基础，建立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任队长，全队共十三人。游击队活动于哈尔滨东部一带山地，常常出奇制胜，使敌闻风丧胆。1934年夏，队伍发展到400人，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李兆麟任政委，活动范围扩展到松花江下游，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

与此同时，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也在努力创建游击队。汤原中心县委首先在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的帮助指导下，加紧发展中共组织，培养和吸收一批先进工农分子入党。到1932年夏秋之际，已建立六个区委、两个特支，拥有党员208名，为游击队的建立培养了骨干力量。10月，汤原县委在汤原城北半截河子村成立了一支抗日队伍，因土匪破坏而失败。接着，第二次建立汤原游击队，因警惕性不高发生了兵变。汤原县委总结了两次失败的教训，1933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三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戴洪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游击队以汤原为基地，不断向萝北的鸭蛋河、葛金河一带进攻，并联合汤原义勇军冯志刚部和张传福部，大破汤原城，声势越来越大，到1934年夏，队伍发展到约六百人。汤原反日游击队已经成为汤原地区各种抗日队伍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东北各地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六军，共六千多人，把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新阶段。在这两年半时间里，东北人民革命军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歼灭了不少日伪军，粉碎了敌人的频繁“讨伐”。抗日游击区也扩展到南满、东满、吉林和北满的四十余县。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发展到十一个军，共三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扩展到七十余县。东北抗日联军在北起小兴安岭山麓，南至长白山，鸭绿江畔，西起辽河，东到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内，纵横驰骋，到处打击敌人，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后来，尽管它在斗争中出现过许多波折，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它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1) 蔡廷锴、蒋光鼐、戴戟：《淞沪战斗详报》，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7页。

(2) 战地新闻社编印：《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战地新闻社1932年版，第1页。

(3)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王振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页。

(4) 《民国日报》1931年10月6日社论：《反来严重抗议——暴日对东南十数省进攻之先兆》。

(5) 《异哉日反向我抗议》，《民国日报》，1931年10月6日。

(6)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7) 《满洲事变》，第367页。

(8)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9)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10)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79—80页。

(11) 《在引翔港焚烧三友工厂》，《民国日报》，1932年1月21日。

(12)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8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年译印，第134页。

(13)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85页。

(14) 川岛芳子原名金璧辉，清肃亲王善耆之女，自幼为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为养女，女扮男装，充当日本帝国主义间谍，抗战胜利后被处决。

(15)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79页。

(16)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8页。

(17) 《淞沪战斗详报》，第7—8页。

(18)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页。

(19)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81页。

(20)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50页。

(21)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22) 《满洲事变》，第369页。

(23)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39—140页。

(24)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29—530页。

(25) 《国新社22日东京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23日。

(26)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31页。

(27) 华振中、朱伯康编：《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神州国光社1947年版，第72—73页。

(28) 《日海军陆战队突向本报提出四项要求》，《民国日报》，1932年1月23日。

(29)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42页。

(30)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金锋等译：《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九一八事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3页。

(31)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71页。

(32) 《满洲事变》，第376页。

(33) 《日联社22日东京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23日。

(34)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29页。

(35)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65页。

(36)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73页。

(37) 《满洲事变》，第375—376页。

(38) 《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第612页。

(39) 《抗日战史·“一二八”淞沪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70年版，第6页。

(40) 《满洲事变》，第373页。

(41) 《满洲事变》，第375页。

(42) 《汪精卫报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速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3) 《革命文献》第35辑，第1228页。

(44) 《汪精卫在沪接见首都各校代表》，《申报》，1931年12月7日。

(45) 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时事新报》，1932年1月21—23日。

(46)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32页。

(47) 《民众三日刊》第1卷第28期，1932年1月24日。

(48) 《蒋主席讲对日方针》，《中央日报》，1932年1月23日。

(49) 戴季陶：《特种外交委员会对日政策报告书》，1931年11月，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325页。

(50) 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以下简称《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第285、286页。

(51) 《蒋主席致张群市长指示上海防务电》，《绪编》（一），第290页。

(52) 《上海市长吴铁城对日交涉经过之谈话》，《革命文献》第36辑，第1428页。

(53) 《汪精卫谈为自卫当然抵抗》，《中央日报》，1932年1月26日。

(54) 《国闻周报》第9卷第6期。

(55) 邱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0—31页。

(56)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31页。

(57) 《上海市政府呈中央当局电》，《革命文献》第36辑，第1430—1431页。

(58) 《何应钦1932年1月28日致上海市政府电》，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9) 《蔡廷锴自传》（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274页。

(60)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

(61) 《革命文献》第36辑，第1430页。

(62)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187页、第192页。

(63) 翁照垣：《淞沪血战回忆录》，申报馆1933年印，第13页。

(64) 《蔡廷锴自传》（上）第275页。

(65)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194页。

(66) 韦息予编著《沪战纪实》，开明书店1932年印行，第9页。

(67) 《淞沪战斗详报》，第25—26页。

(68) 《淞沪血战回忆录》，第20页。

(69) 《绪编》（一），第422页。

(70) 《淞沪血战回忆录》，第16页。

(71) 《淞沪战斗详报》，第39—40页。

(72)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133页。

(73) 《淞沪血战回忆录》，第56页。

(74)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84页。

(75) 《淞沪血战回忆录》，第72—73页。

(76) 中国史事研究社编：《淞沪抗日画史》，中国科学公司1933年印，第12页。

(77)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197页。

(78) 《绪编》（一），第467—470页。

(79) 《淞沪战斗详报》，第142页。

(80) 《淞沪抗日画史》，第13页。

(81)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27页。

(82)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32页。

(83) 《淞沪战斗详报》，第220—221页。

(84) 《绪编》（一），第466页。

(85) 《绪编》（一），第494页。

(86)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48、249页。

(87) 《淞沪战斗详报》第一号附表。

(88) 《绪编》（一），第431页。

(89) 《绪编》（一），第430页。

(90) 《绪编》（一），第432页。

(91) 竟迟：《政府迁洛誓与暴日决斗》，《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

(92) 《绪编》（一），第433页。

(93) 《绪编》（一），第505页。

(94) 《中央日报》1932年1月31日。

(95) 《张治中回忆录》（上），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96) 《绪编》（一），第445页。

(97) 《何应钦、朱培德致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电》，1932年1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98) 《绪编》（一），第445页。

(99) 《绪编》（一），第438页。

(100)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55页。

(101) 苏高中电讯社编：《沪案真相二编》，苏州小说林书社1932年版，第43页。

(102) 《淞沪战斗详报》，第45页。

(103) 《绪编》（一），第446页。

(104) 《绪编》（一），第447页。

(105) 《绪编》（一），第446页。

(106) 《绪编》（一），第508—509页。

(107) 《淞沪战斗详报》，第64页。

(108) 《绪编》（一），第450—451页。

(109) 《绪编》（一），第451页。

(110) 《汪精卫之演说词》，《申报》1932年2月14日。

(111) 《淞沪抗日战役第十九路军战斗简报》，《绪编》（一）第514—515页。

(112) 张发奎：《第四军纪实》，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04页。

(113) 《绪编》（一），第453页。

(114) 《淞沪抗日战役第五军战斗要报》，《绪编》（一），第472页。

(115)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25页。

(116) 《何应钦致朱培德、熊式辉电》，1932年2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7) 《绪编》（一），第460页。

(118) 《绪编》（一），第461页。

(119) 《绪编》（一），第461页。

(120)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67页。

(121) 《绪编》（一），第463页。

(122) 《绪编》（一），第464页。

(123) 《淞沪战斗详报》，第204—205页。

(124) 《蒋委员冬亥电》，《淞沪战斗详报》，第215—216页。

(125) 《绪编》（一），第516—517页。

(126)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94、595页。

(127)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69页。

(128)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1页。

(129) 《蔡廷锴自传》（上），第279页。

(130) 《何应钦1932年2月3日对时局发表谈话》，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31)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56—157页。

(132)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4页。

(133)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3页。

(134) 《汪精卫对记者谈话》，北平《晨报》，1932年2月8日。

(135)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5页。

(136) 《绪编》（一），第451页。

(137)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6页。

(138)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8页。

(139) 《淞沪抗日战役第十九路军战斗简报》，《绪编》（一），第514页。

(140) 《何应钦致蒋光鼐等电》，1932年2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41) 《革命文献》第36辑，第1669页。

(142)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6—277页。

(143) 《何应钦致蒋光鼐等电》，《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144)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8页。

(145)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8—279页。

(146) 《汪精卫之演说词》，《申报》1932年2月14日。

(147)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80页。

(148)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80页。

(149) 汪精卫：《政府对日方针》，《革命文献》第36辑，第1570页。

(150) 《汪在徐开外委会》，《申报》，1932年2月20日。

(151) 何应钦：《关于日本军备之报告》（1931年11月21日），《革命文献》第35辑，第1255页。

(152) 《邓参谋世增梗未电》（1932年2月23日），《淞沪战斗详报》，第162页。

(153) 《绪编》（一），第462页。

(154)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309页。

(155)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316页。

(156) 《绪编》（一），第519—520页。

(157) 《二中全会电孔祥熙说明援沪经过》，《大公报》，1932年3月8日。

(15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159)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61页。

(16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05—106页。

(161)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6页。

(162) 洛甫：《上海事变与中国的统治阶级》，《斗争》第3期，1932年2月9日。

(163) 洛甫：《士兵的反日战争与我们的策略》，《斗争》第2期，1932年1月31日。

(164) 《蔡军长对官兵训话》，《大公报》1932年5月5日。

(165)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64页。

(16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05—106页。

(167) 陈铭枢：《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序》，第2页。

(168) 《淞沪血战回忆录》，第6页。

(169) 《淞沪抗日画史》，第20页。

(170) 《十九路军兴亡史》，第77页。

(171) 《斯诺文集》第3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

(172) 铁：《沪战与英美态度》，《清华周刊》第37卷第2期，1932年3月5日。　

(173)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32，Vol．3（以下简称FRUS，1932，Vol．3），Washington，1948，pp．120-121．

(174)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Papers Relating to Japan：1931-1941，Vol．1（以下简称FRUS，1931-1941，Vol．1），Washington，1943，pp．162-163．

(175) FRUS，1931-1941，Vol．1，p．165．

(176) FRUS，1931-1941，Vol．1，p．167．

(177) FRUS，1931-1941，Vol．1，p．172．

(178) 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的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0页。

(179)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10页。

(180)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99页。

(181) 《申报》，1932年2月6日。

(182) FRUS，1931-1941，Vol．1，p．180．

(183) Butler，Rohan ed．：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以下简称DBFP），Series 2，Vol．9，London，1965，p．570．

(184) FRUS，1931-1941，Vol．1，P．191．

(185) 《汪兆铭就对日政策发表谈话》，1932年2月7日，《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

(186)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幹对于日本侵略上海发表谈话》，《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

(187) 《满洲事变》，第395页。

(188) 《顾维钧致罗文幹电》（1932年2月12日），《革命文献》第36辑，第1537页。

(189) 《上海市政府致何应钦等电》，《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190) 《吴铁城致罗文幹电》，《革命文献》第36辑，第1450—1451页。

(191) DBFP，Series 2，Vol．9，p．575．

(192)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05页。

(193) DBFP，Series 2，Vol．9，p．582．

(194) 《中央国府扩大纪念周》，《申报》，1932年3月2日。

(195) FRUS，1931-1941，Vol．1，p．87．

(196) FRUS，1931-1941，Vol．1，p．202．

(197) 《淞沪抗日画史》，第14页。

(198) 《淞沪抗日画史》，第14页。

(199) 3〗《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02页。

(200) 《日本复文内容》，《申报》，1932年3月4日。

(201) 《中央日报》，1932年3月6日。

(202) FRUS，1931-1941，Vol．1，p．206．

(203) FRUS，1932，Vol．3，pp．584-585．

(204)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28页。

(205)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55—56页。

(206)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610—611页。

(207)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2页。

(208)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2—613页。

(209)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96—97页。

(210)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5页。

(211)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5页。

(212) 《停战协定要点待商》，《申报》1932年3月27日。

(213)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6页。

(214) 《“一二八”战役中日停战谈判纪录（上）》，《民国档案》1991年第1期。

(215) 《淞沪抗日画史》，第15页。

(216) 《郭泰祺之谈话》，《申报》，1932年4月2日。

(217) 《“一二八”战役中日停战谈判纪录（上）》，《民国档案》1991年第1期。

(218) 《日代表之请训》，《申报》，1932年4月2日。

(219) FRUS，1932，Vol．3，p．673．

(220) 《停战会议昨开小组会》，《申报》，1932年4月7日。

(221) 《英使折中办法》，《申报》，1932年4月8日。

(222) 《撤兵期限》，《申报》，1932年4月10日。

(223)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62页。

(224) 《中央日报》，1932年4月21日。

(225) 《满洲事变》，第400页。

(226) 《“一二八”战役中日停战谈判纪录（下）》，《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

(227) FRUS，1932，Vol．3，p．720．

(228) DBFP，Series 2，Vol．10，London，1969，p．399．

(229)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31—632页。

(230) 蒋介石：《第二期抵抗作战方案》，1932年3月10日，《绪编》（一），第516页。

(231) 《绪编》（一），第434页。

(232)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1页。

(233) 《国府暂不迁回》，《申报》，1932年5月15日。

(234) 《国都迁回有待》，《申报》，1932年6月5日。

(235)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编：《国难会议纪录》，第5页。

(236) 《社评：国难会议》，《大公报》，1932年1月24日。

(237) 《一中全会决定》，《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9日。

(238) 《平津国难会员拟提重要议案》，《申报》，1932年3月18日。

(239) 《江苏国难救济会对于国难会议之表示》，《申报》，1932年2月26日。

(240) 《全国救国会招待国难会议会员提出意见》，《申报》，1932年2月3日。

(241) 《国难会议组织大纲公布》，《申报》，1932年3月12日。

(242) 《时评：召集国难会议平议（上）》，《申报》，1932年1月28日。

(243) 沈云龙：《国难会议之回顾（上）》，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

(244) 《汪精卫在中央纪念周报告》（1932年4月25日），《中央日报》，1932年4月27日。

(245)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丛刊，第180页。

(246) 《国难会议沪会员不赴洛》，《申报》，1932年4月6日。

(247) 《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14期。

(248) 《国难会议会员》，《申报》，1932年4月6日增刊。

(249) 《社评：国难会议与当局态度》，《大公报》，1932年4月13日。

(250) 《汪精卫致开会词》，《申报》，1932年4月9日。

(251) 《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

(252) 《汪院长宴国难会议会员演说词》，《国难会议纪录》，第26页。

(253) 《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

(254) 《国难会议纪录》，第56、57页。

(255) 《汪院长昨日抵京过徐谈国难会议经过情形》，《中央日报》，1932年4月15日。

(256) 沈云龙：《国难会议之回顾（下）》，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

(257) 《国难会议纪录》，第69—70页。

(258) 《汪精卫在中央纪念周报告》（1932年4月25日），《中央日报》1932年4月27日。

(259) 《国难会议议决设立民意机关》，《申报》，1932年4月13日。

(260) 《国难会议电国联调查团》，《申报》，1932年4月13日。

(261) 《主席臧启芳致词》，《国难会议纪录》，第29页。

(262) 《国难会议宣言》，《国难会议纪录》，第2—3页。

(263) 沈云龙：《国难会议之回顾（下）》，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

(264) 沈云龙：《国难会议之回顾（下）》，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

(265) 《社评：国难会议与当局态度》，《大公报》1932年4月13日。

(266) 《国难会议纪录》，第29页。

(267) 《国难会议与名人会议（下）》，《申报》，1932年1月29日。

(268) 《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大公报》，1931年7月27日。

(269)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4页。

(270) 《中央发表对粤和平经过》，《申报》，1931年10月31日。

(271) 《四全大会昨开预备会议》，《申报》，1931年11月14日。

(272) 蒋介石：《团结内部抵御外侮》，《革命文献》第72辑，第26页。

(273) 《京沪学生昨日齐集国府请愿》，《申报》，1931年11月27日。

(274) 《蒋介石讲话》，《申报》，1931年12月1日。

(275) 《四届一中全会宣言》，《申报》，1931年12月29日。

(276) 《绪编》（一），第439页。

(277) 《绪编》（一），第440页。

(278) 《绪编》（三），第34页。

(279) 《何应钦谈剿匪新计划》，《中央日报》，1932年4月25日。

(280) 《抗日必须剿共》，《大公报》，1932年6月12日。

(281) 《汪精卫解释长期抵抗意义》，《申报》1932年6月29日。

(282) 《汪精卫等乘飞机赴浔与蒋会商军事财政外交》，《申报》1932年6月15日。

(283) 《蒋决心肃清五省匪共》，《大公报》1932年6月22日。

(284) 《蒋召各师旅长指示剿匪机宜》，《申报》1932年7月1日。

(285) 《申报》1932年7月20日。

(286) 《御侮与剿匪》，《申报》1932年7月27日。

(287) 《蒋求贤手谕》，《申报》1932年8月14日。

(288) 《中执会九一八告国人书》，《申报》1932年9月18日。

(289) 《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21页。

(290)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5页。

(291)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270页。

(292) 《御侮与剿匪》，《申报》1932年7月27日。

(293) 《蒋勖各将领安内始能攘外》，《申报》1933年4月12日。

(294) 《汪精卫先生关于中日问题之重要谈话》，《南华评论》第4卷第14期，1933年4月22日

(295) 鲁迅：《文章与题目》，《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296) 《申报》1932年6月30日。

(297) 《华北风云紧急之谣传》，《申报》1932年7月5日。

(298) 《汪精卫先生论抵抗》，《南华评论》第4卷第3期，1932年2月4日。

(299) 《蒋汪入京》，《大公报》1932年1月21日。

(300) 《社评：剿匪要义》，《大公报》1932年6月19日。

(301) 王造时：《荒谬集》，自由言论社1935年版，第115、118页。

(302) 《斋夫自由谈》，《申报》1932年1月8日。按：“斋夫”系陶行知的笔名。

(303) 丁文江：《所谓“剿匪”问题》，《独立评论》第6号，1932年6月26日。

(304)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美铃书房1985年，第161页。

(305)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189页。

(306)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页。

(307)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235页。

(308)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34页。

(309)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65页。

(310)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666页。

(311)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68页。

(312)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80页。

(313)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369页。

(314)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84页。

(315)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页。

(316)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267页。

(317)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378—392页。

(318)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385页。

(319)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391—392页。

(320)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01页。

(321)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04—308页。

(322)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12页。

(323)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392页。

(324) 参见辽宁省档案馆藏十四全宗档。

(325)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408—409页。

(326)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495页。

(327)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328)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东京谦光社1973年版，第400页。

(329) ［日］枥仓正一：《满洲中央银行十年史》，长春满洲中央银行1942年版，第18、19页。

(330) ［日］横滨银行调查部：《满洲特殊会社制度问题》，1942年版，第11—13页。

(331) 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332)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页。

(333) 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216页。

(334)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379页。

(335)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379页。

(336)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378页。

(337)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第363页。

(338) 满铁史资料编辑组：《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4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33—1337页。

(339)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372页。

(340) 吉林省金融研究所：《伪满中央银行史料》，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2页。

(341)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第321页。

(342)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

(343)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第321页。

(344)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第322页。

(345) 《昭和制钢所调查月报》，1940年4月号，第28—33页。

(346) 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第140—141页。

(347) 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第324页。

(348) 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06页。

(349) 王承礼：《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350) 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85页。

(351)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387页。

(352)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387页。

(353) 王承礼：《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第121页。

(354) 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82页。

(355)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5页。

(356)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0—341页。

(357)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370页。

(358) 桑润生：《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359)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370页。

(360)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38页。

(361)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423页。

(362) 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第234页。

(363) 陈本善等：《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5页。

(364) ［日］福富八郎：《满洲年鉴》，满洲日日新闻社1941年版，第442页。

(365)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436页。

(366) 陈本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第418页。

(367) 陈本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第418—419页。

(368) 王希亮：《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179页。

(369) 辽宁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专题档》。

(370) 《协和》，1932年第2期。

(371) 潘喜廷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247页。

(372) 陈清晨：《东北义勇军之考察》，载《申报月刊》第1卷第3号。

第二章　华北军民抗战的开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第一节　长城抗战

一　日军侵占热河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后，又策划侵犯热河省。

热河省地处辽宁、察哈尔两省之间，东界辽宁，南界河北，西界察哈尔，北界蒙古，是东北的屏障，蒙冀交界之要冲，沟通关内外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在“满蒙自由国建立大纲”中，就把热河省划入了伪满洲国版图⁽¹⁾。12月，日本内阁讨论攻热计划⁽²⁾。日本在制造伪满洲国的过程中，所有计划、方案，与伪东北政务委员会发表的所谓“独立宣言”，以及伪满“建国宣言”等，都把热河包括在内，这就意味着日本迟早要侵占热河省。只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忙于在辽吉黑三省镇压抗日武装，一时无足够兵力进攻热河，但它很快就开始策划此事。1932年4月4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热河政策”，其方针规定：“对于热河省，暂时以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其次，使之改革省政。”⁽³⁾同月，日本参谋本部将第八师团调到东北，配置在辽西，受命秘密准备侵热。此后，日本进一步密谋策划，并频繁挑衅。7月3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真崎甚三郎到锦州与关东军将领策划进攻热河。7月17日，日军借口军事联络员石本权四郎等三人在朝阳北票之间失踪，以武装搜索为名，派日军三百余人向辽热边境的朝阳寺进攻，并占领该地。23日，数架日军飞机飞至热河平泉、凌源、承德一带侦察，并散发传单。8月19日，日军一度占领南岭车站，炸毁南岭铁桥，并不断派飞机到热河上空挑衅。与此相配合，日军还派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策动“华北旧军阀将领，使其相机进行反蒋”降日⁽⁴⁾。这一年底，日本又从国内调遣第六师团到东北，与第八师团一起准备进攻热河。另外，关东军还积极收买土匪、招募伪军，建立所谓“谋略部队”，作为执行日本侵略的工具。这样日本侵略热河的军事行动便逐渐准备就绪。

面对日军秣马厉兵，积极准备扩大侵略，进攻热河之时，国民政府不是动员全国民众积极准备抗日，而是顽固推行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如上所述，这一政策遭到国内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和反对。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并没有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本政策，但不得不对热河的防卫进行一些布置，并表示了抵抗的态度。6月中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往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时，特与张学良商谈如何处置热河的防守问题。7月，国民政府命令设置临永警备司令部，任命东北军独立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兼任司令，管辖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县和在都山设治局，统率步兵约二万人，防守榆关地区。同时，蒋介石鉴于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腐败及与敌伪方面的暧昧关系，致电张学良，提出调换汤玉麟，并派张群赴平与张学良商谈进兵热河问题。张学良考虑到东北军内部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及汤与敌伪关系，未下决心调换汤玉麟，但对派兵入热河一事，于8月开始进行。恰在此时，汪精卫挑起对张学良的攻击，引起国民党上层的内讧，因而推延了张学良派兵赴热计划。在张学良调遣万福麟率五个旅陆续进入热河后，12月25日，蒋介石再电张学良，决定密备中央军六个师随时北运增援，并且表示：“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⁵⁾。然而，国民政府在不妨碍“安内”和对日妥协的前提下，被迫采取的这些措施，已无法抑制日本侵华的野心，日军仍按既定计划开始进犯热河。

日军为侵占热河，把矛头首先指向榆关。榆关即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辽冀之咽喉，为平津之屏障，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自古即为军事重镇。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守备队长落合正次郎经过策划，在榆关宪兵分遣队和守备队派出所前，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⁶⁾。事发后，落合向驻守山海关的中国第九旅旅长何柱国提出四项要求，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山海关南门，由日军进驻占领南门，遭到何柱国拒绝。2日上午9时，落合指挥日军向山海关发动攻击，被中国守军击退。3日晨，日军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南城角和南门附近发起重点进攻。何柱国部第九旅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至14时，日军发起总攻，火力更加猛烈，城内多处起火，城上各种防御工事遭到破坏。东南城角终被轰成巨大突破口，日军坦克及步兵跟踪进入，北门至东门立即陷于无险可守状态。中国守军营长安德馨及第二连连长刘窦宸、第三连连长关景泉、第四连连长王宏元、第五连连长谢镇藩等人，冒死迎战，英勇牺牲，其余官兵也伤亡殆尽。团长石世安曾多次组织反击，均未奏效，乃率余部于15时由西水门向石河西岸之线撤退。日军终以阵亡四百余名官兵的代价占领了山海关。4日，日军又攻占五里台，10日再占领九门口。

榆关之战，中国守军第九旅以一个团不足二千人之众，与日本陆海空相配合的强敌三千余人激战三日，官兵伤亡过半，民众伤亡近四千人，毁于炮火的房屋达五百栋以上。尽管损失严重，却表现了中国爱国官兵守土抗战的精神，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侵略气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日军攻占榆关正值国联开会，引起国际上的极大反响，世界各国出于不同目的纷纷发表评论。美国表示反对日本扩大战争的行为，愿意与国联合作制裁日本。苏联也表示不满，《真理报》、《红星报》等不仅痛斥了日本的侵略行径，而且揭露国联袒护日本侵略的事实。

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行径与国际上的反映，除向日本提出抗议、继续依赖国联解决冲突外，拿不出一项制止日军侵略暴行的有效措施。日本政府见此情景，一面由外相内田康哉向美、英、法、苏、意五国驻日大使声明，表示事态“不再扩大”，另一方面大造侵热舆论，加紧侵热准备。1月11日，日陆军省发表声明，公然宣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而满洲国该省内扰乱治安或侵入该省内之不逞分子，自得视为侵略者而讲求自卫手段或对付手段”⁽⁷⁾。21日，日本外相内田在议会作外交方针演说时称：“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境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尤以热河省之属于满洲国之一部者，征诸该国建国之经纬，当可明了。”⁽⁸⁾

与此同时，日本加紧调动军队进行侵热军事部署：1月28日，关东军发出关于作战准备命令；2月10日，又召集有关各兵团主任会议，宣布进攻计划；2月17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这些计划和命令所提出的侵热作战方针是：首先进攻热河东北部，把中国军队牵制于热河北部；接着向热河南部进兵，把热河与河北隔断；然后将热境的中国军队压向西面或西南面聚歼之⁽⁹⁾。至2月，侵热兵力计有：关东军第六师团所属第十一、第三十六旅团，骑兵第四旅团，第八师团所属第四、第十六旅团，混成第十四旅团，以及关东军铁道、兵站、飞行部队，海军第二遣外舰队，共四万余人；另有伪军张海鹏、刘桂堂、程国瑞、于芷山、李寿山、丁强等部。

日本调动军队，步步进逼，把战火引向热河的行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中国共产党于1月17日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¹⁰⁾国民政府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对华北作出若干部署。2月9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在新乡设立中央执委会华北临时办事处，张继为主任，接着先后派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幹、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到北平。2月13日，宋子文对北平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日军如入侵，我决以全国力量应付。”⁽¹¹⁾17日，宋子文、张学良、黄绍竑等赴承德检阅军队，承德一片欢腾。18日，汤玉麟在欢迎宴会上，指天画地发誓“矢志守土”。宋子文对热河守军说，“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¹²⁾。张学良勉励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当日，张学良领衔，与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冯占海等二十七名将领联名自承德发出抗日通电称：“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并表示“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¹³⁾。宋子文还发告前方将士书并致电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向国联及世界各国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抵抗日本入侵的决心。

张学良、宋子文等回到北平后，北平军分会拟定了热河保卫战的初步计划。其作战方针是：“华北军以捍卫疆土收复失地之目的，务需确保冀热，巩固平津，以为将来进出辽河流域之根据。集中主力于冀、热东部及平津、察南一带，对由河北沿海登陆及自热河方面侵入之敌，预期各个击破之，并乘机东进，向辽西平原转取攻势。”⁽¹⁴⁾张学良把现有部队编成两个集团军，共八个军团和一个预备军团。其任务区分与防御部署为：第一军团确保津塘，第二军团确保滦东，第三军团确保冀北，第七军团确保察东，第八军团及预备军团集中于北平附近；第四军团万福麟部所属第五十三军六个师，第五军团汤玉麟部所属第五十五军一个师、四个旅，第六军团张作相部所属第四十一军三个旅及第六十三军和挺进军等，共约八万人，直接担任热河防守任务。在热河境内，划凌南、凌源、平泉至承德的公路以南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自兼）防区，主要由万福麟率第四军团六个师担任；此公路以北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副总司令汤玉麟）防区，由张作相、汤玉麟分别率第六、第五军团担任。海军以主力担任青岛以北海面警戒；航空队临时分配之。

北平军分会拟定的作战方针和指导要领尚未下达，日军的进攻即提前开始了。2月23日，日本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中国军队撤出热河的备忘录，遭到拒绝后，当日日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分三路向热河发动总攻：北路指向开鲁、赤峰；中路指向北票、朝阳；南路指向凌南、凌源，以夺取承德为主要作战目标。中国驻热河境内的军队被迫仓促应战。

2月23日，日军茂木旅团从通辽攻开鲁，中国守军汤部骑兵旅长崔兴武率部刚一接战，即向林东溃退（3月上旬投敌）。24日，开鲁被占，日军沿辽河直趋下洼。25日，日军第八师团进犯朝阳，守军董福亭旅复有一营投敌，日军占领朝阳。随后，日军第八师团向叶柏寿、凌源一线进犯。茂木旅团向下洼、赤峰进犯。热河守军节节败退，退入热河的各路抗日义勇军也因指挥不一，各自后撤。28日，日军第十四旅团攻击纱帽山附近阵地，同日占凌南，中国守军进行了一些抵抗即后撤。3月1日，日军铃木旅团进攻叶柏寿，中国守军于兆麟旅进行顽强抵抗，激战六七小时，第六八八团第十一连连长以下全部阵亡，但中国军始终守住阵地，日军被迫绕过叶柏寿直攻凌源。3月2日，凌源失陷。驻平泉的万福麟部不战即退往喜峰口。于是，从朝阳至承德的大路完全敞开。

这时，从北平抵承德仅数日的张作相见大势已去，率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人员于3月3日撤往古北口。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更是惊慌失措，早在3月1日就急电平津，征集汽车并扣留前线军车共二百余辆，装载私产运往天津租界。3月3日，又仓皇西逃，后听说平泉尚未失守，又返回承德。3月4日，他终于弃热河民众于不顾，率千余人逃往丰宁。义勇军李纯华部与承德一部守军，在敌兵压境、主帅出逃的情况下，还在承德县红石砬进行英勇阻击，夺得小炮四门和大批弹药，终因孤立无援而撤退。是日，日军先头部队128人侵占了承德。

当日军第八师团进攻凌源、承德之时，日军茂木旅团于3月1日进犯赤峰，当即遭到由山西援热的第四十一军孙殿英所部的阻击。3月2日，日军炮火轰开赤峰东门附近的一段围墙，大批日军涌入街内，孙殿英指挥士兵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在日军的强攻下，孙部被迫撤退，当天赤峰失守。3月4日，日军占领林西。汤军崔兴武旅所部团长李守信叛变投敌后，孙殿英部又在围场的津生泰和广德号阻击日军，因孤立无援，于3月8日撤出围场，向沽源、多伦一带撤退。抗日义勇军邓文等部也退入察哈尔境内。3月21日，日军占领兴隆。至此，除热西丰宁等县外，热河全境沦陷。

国民政府原来宣传，“热河为北方屏障，且多天险，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三个月”⁽¹⁵⁾，结果从日军开始攻热到承德失守，前后不过十余天，八万大军仓皇败走，19.21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造成这种局面的首要原因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在日军进攻热河之际，蒋介石正在江西南昌指挥中央军三十余师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只调未参加“剿共”的三个师北上应付，但在北上途中，热河已被日军完全占领。其次，身为北平军分会主要首脑的张学良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学良如果在日军进攻热河之前，抓紧整顿部队，提高士气，撤掉与日本有暧昧关系的热河军阀汤玉麟的职务，将军队部署在热东和冀北，加强防务，相机出击，也不会在旬日之间将热河丢失。

热河失陷，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追究责任，矛头所向，直指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及张学良。蒋介石为平息众怒，把失地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张学良被迫于3月8日向国民政府引咎辞职。3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准张学良辞职及派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命令。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怀着愤懑的心情和难言的苦衷，安排善后一切，决定将东北军编组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任军长，归北平军分会指挥。至此，蒋介石取得了东北军军权，并完全控制了华北地区。

二　长城抗战

日军攻陷热河后，为逼迫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达到划长城为“国界”的目的，随即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使华北局势更为严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3月3日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丧师失地，重申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直接作战，表示愿意在1月17日所宣示的三个条件下与一切真心抗日的军队订立作战协定⁽¹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推动上海三十多个民众团体于3月8日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宋庆龄在成立大会上演说，谴责政府对日妥协投降，要求派全国80％以上的军队北上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武装民众，恢复民权，停止进攻苏区，号召“形成武装人民抵抗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¹⁷⁾。3月9日，热河省朝阳、凌南民众以联村自治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表示“力谋自卫，誓死抗战”⁽¹⁸⁾。同时，上海商人救国协会致国民政府各委员代电，要求政府“明令对日作战”⁽¹⁹⁾。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呼声，激发了国民党军官兵的爱国热情，驻防在平津附近及滦东一带的广大爱国官兵，义愤填膺，准备以实际行动与日本侵略者一拼，雪热河速败之耻。

蒋介石面对热河防卫战的惨败和日本侵略者的肆无忌惮，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也感到如再不认真对付，“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也”⁽²⁰⁾。3月6日，他在北上途中分电张学良、何应钦及北方将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指示“即断行反攻”，“以宋部与万（福麟）部全力出口，袭取凌源、平泉，以古北口各部反攻承德”⁽²¹⁾。3月8日，蒋介石到达石家庄，召见何应钦，并令调驻河南洛阳第八十三师全部开赴保定，调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北上。他还先后在石家庄、保定召见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以及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等将领，商谈调兵及防务问题，并指示何应钦指挥华北军事，抗击日军的进犯。于是中日双方在长城各口及平榆大道以北地区进行了一次大战役。是役从3月5日至5月25日，进行了八十余日。全战役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3月初至月底，长城东段各口的争夺战

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后乘势分路南犯，以坦克、飞机、大炮开路，向长城线推进。我军在长城沿线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主要战场在几个长城关口附近展开：一、古北口内外的鏖战；二、冷口地区的拉锯战；三、喜峰口血战；四、罗文峪反击战；五、界岭口、义院口地区的战斗。我军给日军以重创，喜峰口之战尤其引人注目。

3月9日下午，第二十九军先头部队刚到喜峰口，日军混成第十四旅一部追击万福麟的部队，并占领了口门。第二十九军立即以第二一七团投入战斗，才暂时稳住了口上的战局。当日晚，第二一七团团长王长海挑选精壮战士500人，组成大刀队，利用夜幕掩护潜登日军所占山头，以大刀砍杀敌军。日军猝不及防，慌忙迎战，只见寒光闪闪，血染城头，百余敌人被砍杀毙命，五百壮士生还者仅三十余人。10日至11日，第二十九军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几处高地失而复得，来回拉锯激烈争夺。由于二十九军士兵手持大刀与日军短兵相接，胶着一团，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挥作用，双方伤亡惨重。11日夜间，第二十九军决定乘日军疲惫之际，采取迂回夜袭战术打击敌人。二十九军赵登禹、佟泽光两旅分别出潘家口和董家口，绕攻敌侧背。夜半，敌正酣睡，两旅发动突然袭击，手持大刀猛砍猛杀，在方圆20里的战场上一片杀声，敌军四处鼠窜，死伤惨重，日军阵地的火炮和辎重粮秣亦被炸毁烧尽。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反击作战中，毙伤日军三千人左右，取得长城抗战以来的唯一的一次胜利。这是中日交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给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振奋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和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激情。当时日本报纸发出这样的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日支、日露（俄）、日独（德）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净尽。”⁽²²⁾宋哲元军长统率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威名远扬。著名的《大刀进行曲》，虽然是七七事变后写成，但却是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二十九军官兵用赤诚的爱国之心与热血，为抗日战争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经过二十余日长城各口的反击战，中国军队顶住了日军的进攻，不仅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而且鼓舞了中国的士气与民心。这期间先后调到北平至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十倍于日军，如有正确的作战指导，坚定的抗敌信心，不仅可以夺回长城各口，而且还可以反攻热河。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日，把长城抗战只不过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直到3月底，不仅未采取发展胜利的措施，相反，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南京会商后，开始筹划对日谈判，因而导致长城战局向不利方面转化。

第二阶段：3月底至5月初，长城东段南侧的作战

日军在长城沿线受挫后改变战术，在长城东段南侧的滦东和南天门交替发动进攻，威胁中国守军的侧背。同时，配合板垣征四郎在平津地区的策反工作。

3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发布命令，决定以主力重新转向积极作战，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并作了相应的部署⁽²³⁾。3月31日凌晨4时，日军一部在伪军配合下 由九门口、义院口向石门寨进犯，并于次日占领石门寨。守军何柱国部退守海阳、秦皇岛。4月9日，日军第六师团主力在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团各一部配合下，连续猛攻冷口。至11日，商震部防线被突破，全军退至滦河西岸。日军向纵深发展，占领建昌营和迁安，威胁滦河西岸守军阵地侧背，主力则绕到喜峰口后面，对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军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宋哲元部和界岭口的第五十三军之杨正治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先后奉命向滦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至17日全部占领了滦东地区。

日军越过长城后，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日本天皇唯恐引起国际纠纷，遂命令日军自4月21日逐次回长城一线。但日军一刻也没有停止军事侵略活动。在日军第六师团等部奉命撤回滦东的同时，日军第八师团却于4月20日攻占南天门左侧制高点八道楼子。中国守军第二师曾组织几次反攻，均未奏效。23日至25日，日军利用八道楼子瞰制的有利条件，以陆空协同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四二一高地数次发动猛攻，均被第二师击退。由于连日苦战，第二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八十三师接替。26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继续向四二一主阵地猛攻。第八十三师战至下午，因伤亡过大，遂将该主阵地放弃。28日5时，日军乘势再向南天门右侧高地进攻。第八十三师激战竟日后，即奉命向新开岭转移，南天门乃被日军占领。

南天门之战及在此之前的古北口之战，是长城抗战中作战的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战场。参加作战的中央军徐庭瑶第十七军所属之关麟徵第二十五师、黄杰第二师、刘戡第八十三师的广大官兵，以民族大义为重，表达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意愿，在古北口、南天门、石匣镇一线同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再次显示了中国军队的爱国热情和守土卫国、抵抗外侮的能力。

在日军第八师团进攻南天门的同时，日军还纠集伪军刘桂堂、李寿山、崔兴武等部万余人，进犯察东多伦，守军骑兵第一军赵承绶部被迫于4月28日退往沽源。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甚为消极。3月24日，蒋介石在北平对华北高级将领说：“要以现有的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增加援军。”⁽²⁴⁾4月26日，何应钦召开北平军分会会议，讨论滦东日军撤走后的防务，决定“不轻易推进”；并决定整饬河北省境内的义勇军，实际上是要取消义勇军，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从4月下旬开始的滦东战场上相对平静局面，维持到5月初发生了突然变化，由于板垣在华北策反失败，日军决定迅速扩大战火，以“武力迫和”。

第三阶段：从5月7日至25日，长城以南冀东的作战

5月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制定沿长城作战，“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动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经天皇裕仁批准后带回长春。据此，关东军司令官于5月3日下达入侵关内的作战命令，决定给中国守军以所谓“致命打击，挫折其挑战意志”⁽²⁵⁾。接着，日军第八师团和第六师团便再次越过长城，向关内发动大规模进攻。

西线日军第八师团一部于5月4日向石匣镇攻击。中国守军第八十三师利用既设阵地顽强抵抗，在新开岭地区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5月10日，日军第八师团主力投入战斗，中国第十七军之第八十三师和第二师轮番与日军激战，敌我双方都有很大伤亡。战至13日，第十七军奉命经密云向怀柔和顺义以西之线撤退，日军尾追其后，于19日占领密云。正当日军向怀柔、顺义追击的时候，中国守军第五十九军傅作义部，由昌平进到怀柔侧击敌人。5月23日拂晓战斗展开后，日军向我左右两区队主阵地猛扑，“但在我英勇战士的猛烈反击下，敌迄未得逞，我正面阵地岿然无恙”⁽²⁶⁾。正当第五十九军战事方酣之际，突接何应钦停火命令，限该部于5月24日后撤至高丽营附近一带。傅作义拒绝向前线下撤退令，但在何应钦接连三次催促下，才不得不派参谋人员往前线各部传达撤退命令。停战协定签订前的最后一场恶战，至此结束。中国官兵不屈服于外敌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在这次战斗中，第五十九军阵亡367人，伤484人，也是用他们的血使敌人付出沉重的代价，被击毙346人，击伤六百余人。

东线日军第六师团所属各部，于5月7日分别从山海关、石门寨、抬头营、建昌营等地出发，一路沿平榆公路西攻抚宁；一路由界岭口附近向五达营前进；一路由建昌营直扑迁安。5月9日，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占领了抚宁、迁安、卢龙等地，然后集结于建昌营、吴庄附近地区，准备渡过滦河西进。中国守军何柱国、王以哲部西撤，滦东再次失陷。5月12日，日军渡过滦河，于15日占领丰润、遵化后，中国守军被迫西退。17日，日军又决定“扫荡”密云、平谷、蓟运河以东的中国军队，22日日军相继占领滦县、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并推进到蓟运河一线。至23日、24日，日军进逼通县、顺义，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态势。此时，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遂提出举行谈判。国民政府甘心屈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25日两军对峙在平津与平榆大道之间开始停战。

综观长城抗战全局，中国军队出动35个师三十余万人参加战斗，损失6.5万人；但其中动用中央军不到十分之一。日军出动十五万余人、伪军十万人，被毙伤达四万人。从中日两军的实力对比看，中国军队并非注定失败。关东军已倾全力作战，而中央军主力并未北调抗日，而且参战官兵也曾打了不少使日军胆寒的胜仗。我国军队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国民政府的决策者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造成的。

三　《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

蒋介石在长城抗战的初期虽一度表现了抵抗的姿态，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不抵抗主义的总方针。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只不过是为了稳定华北局势，以便为集中全力“剿共”创造条件。因此，当日军进攻长城受挫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于3月下旬赶回南京，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密商，又经过几次中枢会议，确定了对日谋求停战、对内加紧“剿共”的决策。4月上旬，当日军疯狂向滦东进犯之际，蒋介石选定多年从政、与各方人士特别与日本方面有较深历史渊源的黄郛，充当国民党华北当局对日“交涉”的代理人。黄郛受命后于4月19日偕同军政部次长陈仪，在上海与日本武官根本博开始频繁接触，广泛地讨论所谓关系“中日大局”的停战问题。为了使黄能担负此任，国民政府于5月3日决定在北平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并指定黄郛为委员长。但黄郛没有立即走马上任，而是在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的调停下与日本代表在上海秘密谈判，对停战的具体条款达成了口头妥协，然后才于15日夜离开南京，17日抵达北平。而在黄郛离沪之日，何应钦已派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晤谈，永津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到顺义、宝坻、芦台一线。16日，熊斌表示同意按永津的要求向宝坻、芦台方面撤军，但对撤出密云表示犹豫。永津看破中国军心不稳，立刻电告关东军迅速攻取密云等县，施加更大的压力。日军为了造成有利的谈判形势，逼迫国民政府求和，乃加紧向中国守军进攻。至21日，日军陷香河，其前锋已到离北平东面通县只有7公里的地方，北平危急。这时，何应钦、黄郛等在日军进攻面前正惊惶无主、准备南下保定；只是由于日本政府感到战争已进入最有利的态势，可以通过外交来实现其战争目标，才使他们绝处逢生，开始停战的具体谈判。22日晚11时，日本驻北平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公使馆书记官中山详一及永津佐比重与黄郛会谈，日方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包括中国军队的撤退线以及为正式缔结停战协定而采取的步骤等。至次晨4时半，黄郛在南京政府划定的“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²⁷⁾的范围内，与日方达成停战协议。23日，何应钦等决定按照日方要求，先派军分会上校参谋徐祖诒往密云接洽停战，同时将日方条件电告蒋介石和汪精卫。汪精卫即回电称：“弟决同负责，请坚决进行为要。”⁽²⁸⁾24日，蒋介石回电说：“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唯停战而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²⁹⁾同日，南京国防会议也决定：“与对方商洽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不涉政治，其条件须经中央核准。”汪精卫将此决定电告何、黄（郛），并说明“此为中央自负责任”⁽³⁰⁾。

5月25日，北平军分会派徐祖诒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请求停战，实际上是“阵前求和”。同时，北平军分会命令前线各部队按照已规定的撤退线向后转移。接着，何应钦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为代表，到塘沽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代表、该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举行正式停战谈判。

5月30日至31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塘沽举行停战谈判。中方首席代表为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中将，代表有：铁道部政务次长钱宗泽、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祖诒、军分会顾问雷寿荣、李择一及华北第一军团参谋处长张熙光；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有：关东军参谋喜多诚一、炮兵参谋远藤三郎、步兵参谋藤本铁雄、师团参谋河野悦次郎、骑兵参谋冈部英一、公使馆武官永津佐比重。为了进一步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日本海军将军舰开进塘沽港，并将炮口对准会场。所谓谈判，实际上是日方强迫中方接受其既定的条款。31日上午9时，冈村宁次拿出关东军拟定的停战协定气势汹汹地对熊斌说：“本协定案是最后方案，没有更改的余地。”他限定中方代表必须在两小时内作出回答。熊斌阅草案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冈村竟然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是”与“不是”，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到10时50分，离日方要求的最后时限只有十分钟时，中方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这就是《塘沽停战协定》。其主要条文如下：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戟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³¹⁾。

在这个协定签字后，冈村才允许熊斌提出声明。经讨论，双方又签订一项《觉书》（备忘录），内容是“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此外，日方在谈判中还提出希望事项四项，迫使熊斌口头允诺，其中一项是，“中日纷争祸根之排日，望即彻底取缔”。

《塘沽停战协定》是一个损害中国主权的对日屈服妥协的条约。首先它把中国军队在自己国土上抗击外国侵略的正义战争诬蔑为“挑战”和“扰乱”行动，从根本上颠倒了中日战争的性质，颠倒侵略与被侵略的位置，公开承认日本的侵华行径的合理性。其次，它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认可日本对东北四省的非法侵占；第三，由于长城线和中国撤军线之间定为中国非武装区（停战区），冀东二十余县成为一个特殊地区，这事实上使冀东5000平方公里的大片国土，脱离了中国的主权范围，从中国领土上割裂出去，从而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

《塘沽停战协定》是蒋汪国民政府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产物，标志着长城抗战以妥协而结束，也暴露了蒋介石以“攘外”掩盖其一贯坚持的对日妥协，以达到集中力量“剿共”的反动实质。他们以为牺牲华北部分权益就可以换取日本不再侵华，赢得消灭红军、剪除异己的时间，以巩固其独裁统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并未停止在华北的军事行动，而是进一步对华北实施大规模扩张和分离政策，从而华北危机日益严重，华北事变接踵发生。

长城抗战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这是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以前，规模最大的一场民族自卫战争，对于保卫民族利益，反抗日本侵略作出了贡献；但由于长城抗战是在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命运。

第二节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

一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建立

长城抗战的失利和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同时也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爱国将领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著名将领冯玉祥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一直批评国民党中央的内外政策，主动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寻求救国道路，矢志抗日。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隐居在山西汾阳，与其旧部及两广等方面仍有联系，随时准备东山再起；同时还与中共北方组织派来的代表萧明等直接会晤，商讨中国革命有关问题。“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不断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依赖国联的错误方针。1931年底，冯玉祥为实现自己团结御侮的愿望，去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及至淞沪战起，冯又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出席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这些会议上，他怀着满腔热忱，提出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方案。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顽固坚持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误国政策，使他的愿望落空，郁抑不申，于1932年3月24日前往泰山重新隐居。

冯玉祥在泰山期间，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冯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阅读进步书籍，总结政治斗争经验，探寻抗日救国的途径。他认识到抗日反蒋必须并举，而要抗日反蒋必须集结实力，否则，将无法实现自己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由于山东的韩复榘不支持冯的抗日活动，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于是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于10月9日从泰山移住张家口。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热河及华北的局势急剧恶化，察哈尔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这时冯玉祥已经与中共北方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着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准备反抗日本对察哈尔省的进犯，进而为收复失地而斗争。中共北方组织应冯玉祥之邀，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先后派张慕陶（张金刃）、武止戈（胡之康）、吴化之（吴畸）、张存实（张振亚）、宣侠父、许权中等到张家口，负责推动和指导筹建抗日同盟军工作。为了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中共河北省委于1933年5月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书记柯庆施），具体负责党在张家口地区的工作。中共北方组织还从北平、陕西等地抽调谢子长、刘仁、阎红彦等到同盟军各部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冯玉祥加紧军事上的准备。1933年2月，冯电召汾阳军校教育长、共产党员尹心田到张垣，面谈抗日建军事宜。尹心田回到汾阳后与副校长支应遴一起扩编了队伍，于4月末带领该校三千多师生全部开到张家口。随即扩编成师，任命支应遴为师长，拨归佟麟阁指挥，成为冯的基本队伍。3月下旬，冯又派高兴亚赴津与旧部吉鸿昌取得联系，请吉去察共图大事；吉热烈响应，表示“决心以身报国，万死不辞”⁽³²⁾，随即在天津变卖家产购置军械，于4月1日赴张家口。方振武也在冯的联络下，于5月20日率所部从山西到达张家口。此时冯的旧部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也先后抵达张家口。冯还收编了一些从东北、热河退入察省的抗日部队李忠义、邓文、黄守中等部，蒙古自卫军德穆楚克栋鲁普等部，以及察哈尔地方武装张砺生部。到5月，由冯玉祥出面联络的军队已达数万之众。这些武装力量尽管政治主张不同，原来的指挥系统不同，却都一致拥护冯玉祥统率，领导他们抗日。

冯玉祥积极准备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蒋多次派人访冯，企图“劝导”和诱骗冯离开察境。从1933年1月至4月，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曾派王法勤、黄少谷、李烈钧、黄绍竑、熊斌等人，陆续到张家口向冯游说，劝冯离察进京，均遭冯拒绝。冯对左右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³³⁾正当冯拒绝蒋要他离开张垣之际，察哈尔形势日趋紧张。4月下旬，日军第八师团进攻南天门阵地的同时，也开始对察省重镇多伦的进攻。4月25日，日伪军从围场出发向多伦进犯，并于29日攻陷多伦。接着，日伪继续南犯，于5月24日占领沽源，察省全境行将不保。值此形势垂危之际，冯玉祥于当日在张垣主持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各军各地代表会议，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推举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26日，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通电指出：“日本帝国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决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之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事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两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且扣留民众之义捐，禁其使用。要之，政府初无抗日之决心，始终未尝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待遇不公之故，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迩者长城前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安定人心自欺欺人。”“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仅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的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即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即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³⁴⁾

随后，冯玉祥先后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祥，总参谋长为邱山宁，下辖：第一军：军长佟麟阁、参谋长何章海，辖两师一旅；第二军：军长吉鸿昌、参谋长崔贡深，辖四师；第五军：军长阮玄武，辖两师；第六军：军长张凌云、副军长徐福胜，辖两师；第十六军：军长李忠义，辖三师；第十八军：军长黄守中，辖五师；第五路军：总指挥邓文，辖三师两旅；骑兵挺进军：总指挥孙良诚、参谋长傅同善，辖两军；察哈尔自卫军：军长张砺生，辖三师；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辖三师两旅；第四军：军长米文和，辖一师；蒙古军，辖三军；以及总部直辖各部队，共约十万人⁽³⁵⁾。

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促进了张家口（张垣）以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在张家口，5月27日由“各界御侮救亡筹委会”召开了工人、士兵、学生、市民共三千多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决定正式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御侮救亡大会”，推选共产党员杨波等为执行委员，负责筹备召集全省的抗日御侮救亡大会。同时，创办了《抗日前线》、《民众日报》、《民国日报》，积极开展政治宣传活动。为动员民众参加抗日同盟军的爱国斗争，中共张家口特委成立前敌委员会。前委领导了平绥铁路工人参加斗争，并在电灯、电话、汽车等行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同时，在农村组织了救亡会。在同盟军北征期间，动员农民参加运粮、募捐、慰劳等支前活动。张家口工农群众运动，对察哈尔抗战起了支援作用。

在全国，民众的抗战精神因此而振奋。北平、天津、上海、河北、山东、广州、武汉等地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冯玉祥，声援同盟军。5月31日，山东全省民众抗日会电贺冯玉祥组成抗日同盟军，表示“誓从公后，湔雪国耻”。6月1日，广东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大会、西南各省国民对外总会、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分电祝贺冯玉祥率师抗日，表示竭诚拥护。6月20日，东南五省民众抗日救国会在贺电中盛赞冯玉祥誓师抗日为“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³⁶⁾。总之，抗日同盟军的建立，打破了当时的沉闷空气，在全国引起了广泛重视和巨大反响。

二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抗日同盟军组建后，冯玉祥加速整顿、训练部队，以迎敌抗日。刚成立的同盟军的人数虽多，但情况复杂。有许多是转战经年的疲惫之师，不仅弹械缺乏，有的甚至连军装、给养都无着落。原东北义勇军的相当多的士兵还穿破烂冬装，无夏衣更换。有的刚组成的队伍，尚无军事经验。虽然各部人员出于爱国热情，愿意齐集于冯玉祥的抗日旗帜之下，但思想水平有较大差距，政治素质不纯，组织松散，无法与敌人抗衡。冯玉祥为使这些部队恢复与增长战斗力，一面每天巡视部队，组织操练，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以鼓舞士气；一面多方筹集，补充械弹、给养，更换一部分装备，使疲劳之师焕发出战斗精神。同时，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帮助下，于6月15日在张家口土尔沟新村，召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由冯玉祥、王化一、张砺生、武纯仁、张慕陶、张允荣、方振武、吉鸿昌、邓文等九人为大会主席团，陶新畲为秘书长，到会代表共61人，历时五日。会议商讨了两项工作：第一项，通过《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明确规定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誓以武力收复失地；主张对日断绝国交；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³⁷⁾。同时，还通过关于军事、财政、政治工作、组织等一系列决议。大会根据军委会组织法，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会议选出军事委员35人，候补军事委员29人。尔后又推举冯玉祥、方振武、孙良诚、吉鸿昌、张允荣、邓文、佟麟阁、张人杰、邱山宁、宣侠父、张慕陶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冯玉祥立即重新部署军事，并组织收复察东的战役。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随后又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统率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6月21日，吉鸿昌率同盟军主力兵分三路北上，集结于张北县附近，准备作战。22日，同盟军先头部队张砺生部进逼康保，经三小时激战，守敌崔兴武部向东败退，同盟军收复康保。23日，吉鸿昌亲率左路军邓文、张凌云、张砺生部直趋宝昌，李忠义率右路军挺进沽源。26日，沽源伪军刘桂堂部通电反正，同盟军乘势将沽源张海鹏之一部伪军击退，沽源遂告克复。7月1日，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痛击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残敌弃城逃往多伦，宝昌亦被收复。

察东三县相继克复后，同盟军士气大振，乘胜进军多伦。多伦是察哈尔省的门户，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位于滦河上游，北是内蒙锡林郭勒盟，不仅是内、外蒙的中枢，也是张家口通库伦的孔道。日军侵陷多伦后，视之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为巩固该城防务，调日军骑兵第四旅和伪军一部固守，城外筑有八排炮台32座，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工事。并调第八师团一部进驻丰宁，互为犄角，便于策应。根据敌情、地形，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兵分三路，迅速进攻多伦。其部署是：以张凌云部为左路，以李忠义部为中路，以刘桂堂部为右路，吉鸿昌亲率邓文所部为总预备队。7日，同盟军各路开始向多伦发动总攻，日伪军凭借坚固工事与优势的火力拼命顽抗。经过两天三夜激战，至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率敢死队，袒臂匍匐前进，爬城三次，只因敌人火力猛烈未能攻下，同盟军伤亡团长以下官兵二百四十余名，牺牲极为壮烈。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甚重，乃暂退原阵地待机。12日晨1时，吉鸿昌利用夜暗再次组织猛攻，先期潜入城内的同盟军数十人鸣枪响应。敌闻变大乱，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三小时巷战，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至此，失守72日的多伦终于被同盟军收复。在察东战役中，同盟军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四县，共歼灭日伪军一千余名，同盟军亦伤亡一千六百多名。

抗日同盟军北征的胜利，特别是血战多伦的壮举，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地抗日组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祝贺，并组织慰问团，捐款捐物，支援前线。7月13日，张家口各界举行庆祝收复多伦大会，军民高举抗日旗帜，高呼抗日口号，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并向前线战士发出祝捷电，谴责国民党当局“唯知失地辱国，颜事敌”，赞扬抗日同盟军战士“义旗奋举，志切报仇，誓师兼旬，连克要塞，干城卫国，薄海同钦”⁽³⁸⁾。7月14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冯玉祥和吉鸿昌，称赞说：“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荩筹硕画，岂惟大快人心，直使今后之欲为石敬瑭、秦桧者，将有所畏惧，而不敢径行其私。”⁽³⁹⁾平津各大报都以醒目标题刊登了吉鸿昌收复多伦的消息，盛赞同盟军。国民党高级将领李烈钧、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也先后电贺冯玉祥克复多伦，并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供给粮弹，兴师收复东北四省。冯玉祥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积极进行规复东北的准备，7月27日在张家口成立以冯玉祥为委员长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并发出成立通电。电文称：“慨自东北覆亡，普天同愤”；又称“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同时表示“职责所在，全力赴之。”⁽⁴⁰⁾

三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失败

正当抗日同盟军为收复察东失地而浴血奋战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等却在密谋策划，加紧扼杀抗日同盟军。还在7月3日即同盟军总攻多伦前夕，全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样“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已益鲜明”，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并电百川、明轩，一致觉悟协力”⁽⁴¹⁾。7月6日，何应钦向南京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拟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并令庞率领第四十军、冯钦哉率领第七军、万福麟率领第一一九师、关麟徵率领第二十五师、何遂率领第五十五军一部及冯占海部，于13日前分别开赴下花园、涿鹿、沙城、怀来和独石口、龙关等地集结待命。7月12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商讨对付同盟军的办法。会议决定增派部队，又命令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至7月底，国民党入察部队已达十六个整师，共十五万余人，形成大军压境之势。

此时，日本与南京政府暗相呼应，也乘机向冯玉祥和同盟军施加压力，企图重占多伦、沽源等地。日本于同盟军克服多伦后，即由驻平日使馆武官柴山兼四郎于14日面见何应钦，提出口头警告，指为违反《塘沽停战协定》；同时对冯玉祥驻平代表提出严重抗议，亦指为破坏协定。22日，日机两架侦察多伦后，并沿多伦、张家口大道直飞康保，散发传单，声称同盟军如不退出多伦，日军将大举进攻，并投重弹轰炸，使成焦土⁽⁴²⁾，同时派日军两个旅团及伪军张海鹏部共二万余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伺机进犯。

抗日同盟军处在国民党、日伪的环攻夹击之中，形势日趋严峻。冯玉祥一面对日本的武力讹诈和威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7月16日，冯玉祥在接到日本关东军军部提出取消抗日、退出多伦的“觉书”后，立即以日军退出东三省的反要求答复。翌日，日又提出如“三日不答复，即以全力取察省”。冯又复以限日本“三日内速觉悟，否则即以全力夺热河”，同时命令吉鸿昌、张凌云严加戒备。19日，复令吉鸿昌向多伦、沽源增兵防敌。接着，续调乜玉岭、姚景川、任平治三个师前往协守，严令寸土不得轻易丧失。一面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呼吁各方主持正义，阻止国民党入察各部队继续推进，并给予同盟军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冯玉祥的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⁴³⁾。7月20日，国民党中委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味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⁴⁴⁾。7月22日，上海废止内战大同盟会致电南京政府，指出：“外侮未已，匪乱日炽，而对察又闻有用兵之说，曷胜骇惧。敝会之愚，以为冯氏果志切抗日，则保障察境应予容纳，设或别有主张，亦当以政治手腕解决，避免武力。”⁽⁴⁵⁾7月30日，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致电冯玉祥，鼓励“坚持到底，力排魔障”，表示“敝会当再通电全国，一致拥护，藉申民意”⁽⁴⁶⁾。

全国既反对对察省用兵，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又公开为冯玉祥鸣不平，迫使南京政府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发出俭电，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冯提出解决察事的四项原则：“（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寝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防边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⁴⁷⁾冯玉祥也于7月31日发出通电，对蒋汪俭电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严厉批驳，指出：抗日“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⁴⁸⁾。

蒋汪发出俭电的同时，还派遣蓝衣社特务潜入察省，利用同盟军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被暗杀，造成同盟军思想上的混乱与动摇。而且，北平军分会令平绥路局停止张家口、宣化通车，切断察省与外面的弹药、粮食运输。面对此种困境，冯玉祥于8月3日、4日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考虑到如与国民党军开战，不利于整个抗日大局，遂希望原察省主席宋哲元回察，以便在二十九军的掩护下，保存一部分力量，于是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要求政府令宋哲元回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⁴⁹⁾。6日，宋哲元发表复职通电。7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12日，宋哲元到张家口。14日，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

由于冯玉祥出走，抗日同盟军发生严重分裂。在南京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编或瓦解。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等部继续高举抗日同盟军的旗帜，将方、吉两部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1.5万人转移到张北附近，准备会师商都，创建察绥抗日根据地。8月16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宣布就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职，后将所部改称“抗日讨贼军”。方振武率部到商都时，因国民党军已先行到达，难以立足，且南下道路亦被国民党军占据，遂东开独石口，后转战于丰宁、独石口、怀柔、密云等地。10月上旬，方、吉等部在小汤山地区被商震、关麟徵、庞炳勋等部堵截包围，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10月16日，方振武、吉鸿昌为保存抗日力量，另谋抗日出路，忍痛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离开部队。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⁵⁰⁾。吉鸿昌乔装潜回天津，继续进行抗日活动。不久，他被南京政府逮捕、审讯，于1934年11月24日在北平英勇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的进攻与国民党的阻挠；而同盟军一些将领的动摇和中共前委后期工作的失误，也是失败原因之一。抗日同盟军虽然失败了，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同盟军将士将近半年的英勇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残内媚外的行径，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北方各省以及全国各地的抗日反蒋斗争。同时，它也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大举进犯。察哈尔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盟军将士的斗争业绩必将永载史册。

第三节　各省地方实力派的纷争

南京国民政府以蒋主军、汪主政的联合执政形式虽然暂时调和了矛盾，但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中央有蒋、汪两大派的明争暗斗，地方有各割据势力之间的争夺。“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在停止内战的强大呼声压力下，各地纷争有所缓和。蒋、汪上台后，虽曾号召“团结御侮”，要求各地暂息争战，但当蒋介石着手统一军制时，因牵涉到各地方实力派的实际权益，各地方实力派的火并又相继再起。1932年4月，广东省主席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与海军司令陈策两派之间首先发生武装冲突；同年9月间，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与驻胶东的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发生了激烈的战事；继而四川两实力派刘湘、刘文辉发生争夺统治权之战；新疆也发生盛世才、马仲英之战，等等。本节以上述四例简述当时各省地方实力派互相火并的情况。

一　陈济棠与粤海舰队之战

1932年初，南京成立以林森为主席，由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国民政府。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仍维持半独立状态，表面上拥戴胡汉民为西南领袖，实际上是陈济棠、李宗仁分掌两广实权，而且陈济棠成了独霸广东的“南天王”。蒋汪联合上台之初，陈济棠仍任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但广东的空军与海军各有政治背景，陈指挥不动，当宁粤对立时期，在汪精卫、孙科的安排下，张惠长、陈策分任空军和海军司令，形成广东军事力量陆、空、海三军并立的局面。南京政府企图利用粤省军队的内部矛盾，暗中支持空军与海军，以牵制陈济棠。陈为巩固在广东的统治，则要统一广东的军队，由此导致与张惠长、陈策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

1932年春，蒋介石着手统一全国军队编制，将第八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命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兼西南绥靖主任、湘粤赣“剿匪”副总司令，将陈部调往江西“剿共”。陈与居住在香港的胡汉民磋商，确定对南京当局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从而引起蒋汪的不满。4月30日，陈济棠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裁撤广东空军总司令部，原有空军由第一集团军接管，任命黄光锐代理粤空军总司令，改任原空军总司令张惠长为第一集团军高级顾问。海军司令陈策为防备陈济棠乘机改组海军，将驻省河的舰只开到黄埔港集中，进入战斗状态。陈济棠电邀陈策到广州议事，陈策为防备不测，遂令飞鹰、福安、海瑞、平南、海虎、广金等舰开赴海南岛集中候命，所有内河各舰大小数十只由“中山”舰舰长陈涤（陈策之叔）指挥，集中内伶仃岛候命，福安、海瑞、平南、飞鹰等舰先行驶出。

5月3日晨8时，中山、海虎、广金三舰驶近虎门，企图出口，不服炮台制止，开炮袭击，三舰还炮，中山、海虎二舰驶出了虎门，引起了虎门事件。当日，陈济棠又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宣布撤销海军总部，改隶第一集团军管辖。陈策改任一集团军高等顾问。当日下午，陈济棠又派第五师师长陈达部赴黄埔收缴海军陆战队军械，但陆战队已登舰他驶，双方发生了激战。广金舰长李锅熙被扣。当时陈济棠与南京政府矛盾加深，陈策通过海军参谋长黄仲瑜表示：“海军改隶如确系维护和平统一，为粤省谋休息，为人民谋幸福，则极端赞成，个人去留不成问题。若以海军改隶于独裁割据的军阀，则认为不可，退往安全地方，以待解决。”⁽⁵¹⁾同月5日，粤海军将领陈鼎等暨中山、飞鹰等二十余舰长通电拥护陈策，谴责陈济棠拥兵自固，对海军蓄意剪除，并表示为避免陈济棠暴力压迫，将舰队移驻琼崖和唐家湾。5月7日，张惠长、陈策反对粤空、海军改组，在港商议投靠南京政府，并派代表赴桂林联络李宗仁、白崇禧要求声援。同日，陈策致函海军同学，揭露陈济棠操纵把持广东，改组海空军是为军阀割据，呼吁主持公道，力抗强权。5月11日，陈济棠委邓龙光为海军司令，即日视事接收粤海军司令部，并加委各舰舰长。同时，召集广东陆军各将领余汉谋、李扬敬等到省城开军事会议，共商大计，决定讨伐陈策，广东内战遂起。陈济棠决心用武力压服海军，调动刚接管来的空军，悬赏轰炸开往海南岛的海军，又在雷州半岛聚集大军，征集大批木船，打算渡海作战。

与此同时，陈策、张惠长等在海南岛成立海军与空军司令部。陈策任陈庆云以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部总参议名义，与参谋长陈鼎主持中山、飞鹰、福安、海瑞、海强等较大军舰开赴海南岛，有些舰艇则停在唐家湾。陈策等决定截留十三属税收，将海口中央银行扣留，撤换县长，还成立了航空处隶属于海军部，委周伯成为处长，准备对抗。陈策在海口设立司令部，提出“息内争”、“抗日本”、“不参加内战”，同陈济棠相抗衡。他在海口市发布告，声称：“敬告国人，矢以不参加内战，一致对外……率所部陆战队、舰队移驻琼崖，努力抗日剿共工作，以待党内公判。”⁽⁵²⁾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

陈策的通电迎合了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军制的要求，顺应当时全国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舆论，给陈济棠很大压力。6月11日，在上海的国民党中执委派马超俊乘轮抵粤，拟调解这次纷争，但遭到陈济棠拒绝。陈决定对海南岛用兵，令第一集团军准备出动，并于12日电复在沪中委，声称西南政务委员会之令海军改隶，纯为积极整顿海军，指责陈策昧于私见，致有抗命之举，须知军舰改隶整理，并非阋墙之争。马超俊见调解无望，遂于13日赴香港，候轮北返。

6月中旬，广东陆军开始对海军进攻。17日，陆军梁公福部与海军四艘兵舰在唐家湾附近激战约一小时，舰队因不敌陆军攻击，撤退转移，唐家湾为梁部占领。在内伶仃各舰因逃避空军轰炸，分散驶往附近小岛以及澳门、香港逃避。19日，陈济棠派海军司令李庆文会同舞凤舰长丁培龙、北安舰长李芳等率各舰驶往澳门，商议招收各逃舰事宜。29日，陈策代表黄仲瑜向汪精卫报告广东海军情况，汪于次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讨论此事，决定以中央名义电劝二陈即日停止战事行动，并电请留粤各中委调解海军风潮。7月2日，陈策通电，接受南京中执委调解，电称：“敬读陷电，感动弥深，粤省不幸，在国难当前、共乱日亟之际，竟突有海军改隶事件发生，策遇变之下，悲痛填膺，每念我国频年内战，民不聊生，更因此而屡招外患，苟有良知，何忍再作阋墙，贻国家无穷之祸。唯有全军退处海隅，努力剿共，静候中央处置，诸君热诚接受。尤期南针时赐，俾有遵循，海天在望，无任神驰。”⁽⁵³⁾

开往海南岛的海军舰只，分泊在白马、海口等处。7月5日，陈济棠派飞机向飞鹰、福安等舰轰炸，弹多落入海中，且遭高射炮还击，粤机改向海口各机关及海军陆战队轰炸，殃及不少商店住宅，死伤惨重。6日，粤机从雷州半岛不断起飞，向海口方面的飞鹰舰轰炸，曾遭到舰上和岛上秀英炮台的高射炮还击，互战约一小时。飞鹰舰中弹，挂起救生旗，但粤机仍将受伤军舰炸沉，死伤二十余人。

陈济棠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寻求结束广东陆海军内争的办法。胡汉民曾提出调解方案，将广东海军分为海防舰队与江防舰队，海防舰队司令由南京中央政府委派，江防舰队司令由第一集团军委任，海军陆舰队调黄埔集训，其司令也由第一集团军委任。7月上旬，陈济棠召开西南政委会，商定按上述方案解决纠纷。这时蔡廷锴也到广州参与调停，在各方面催促下达成了协议。7月中旬，原赴琼崖的福安、海瑞、安北各舰由陈庆云率领驶往厦门驻守，陈策调任福建省任绥靖处长，其他舰只由南京政府改编；琼崖行政由陈济棠派陈光汉前往接管。至此，粤省内战终于结束。

二　韩复榘与刘珍年之战

广东陈济棠部与海军的军事冲突甫告平息，山东的军事纷争又起。1932年9月中旬至11月间，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与驻胶东的第十二师师长刘珍年又发生冲突，导致激烈的内战。

韩复榘原为冯玉祥的部将，1929年叛冯投靠蒋介石，随后在中原大战中与冯、阎军队作战，为蒋立下汗马功劳。1930年9月5日，国民政府改组山东省政府，韩被蒋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先后兼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但蒋介石对韩复榘虽表面信任，暗中则处处牵制，除将青岛交给张学良的海军驻防外，又将张宗昌直鲁联军的降将刘珍年摆在胶东，刘珍年所部被蒋编为第二十一师，也称第十七军，驻烟台及胶东蓬莱、福山、黄县、招远、栖霞、文登、掖县、莱阳、牟平、海阳、荣城、平度12县。刘部辖三旅四团，约三万余人，武器精良，装备齐全。山东省政府改组时，蒋介石委刘珍年为省府委员。蒋此举意在以胶刘监视、钳制鲁韩。韩复榘虽为山东省主席，但所辖地区比较贫瘠，鲁南和鲁西又多土匪，农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特别是缺乏海口，无法将土产输出换取武器装备。在韩统治区之南有刘峙指挥的蒋军嫡系部队十余万人控制于徐海、开封。因而韩蒋之间矛盾重重，为摆脱孤立，韩也暗向张学良拉拢合作。首要问题是，韩要谋求统一和称霸山东，自难容“一山二虎”，因此胶刘成为韩的心腹之患。况且刘还时刻梦想冲出胶东，取韩而代之。这两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兵戎相见。

刘珍年所据之胶东，是山东省的富庶地区又有出海口，收入较多。刘在辖区内自行收税，拒绝向省府上缴分文。刘又将其辖区视为独立王国，自派任县长，拒绝接受省政府委任官吏。刘部还曾与国民党特务合伙，计划分化韩的部属，对南京拨给山东军队的一些协款的分配问题，也常与省府弄成僵局。这些都加深了韩刘之间的矛盾。最关键的问题是韩要统一山东，独据全省，不容许有异己军队占据其间。韩复榘在给南京的通电中曾公开声称：“防区（即刘辖区）亦称山东之辖地，其人民亦山东之部民，复榘责任所关，义无旁贷，焉敢放弃，自取愆尤？”⁽⁵⁴⁾

韩刘之战是韩复榘首先发动的，却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刘珍年为准备战争，对胶东人民强派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加重了对人民的搜刮。田赋附捐多至几十种，甚至用绑票的方法榨取勒索巨款，还在辖区内强拉壮丁，招兵买马，民众怨声载道。其实在韩的统治区内也有类似情况，中共山东省委曾揭露说：刘珍年“连年来是横征暴敛，招兵买马，不独在烟台称王称霸，并且时时想冲开胶东。他们（指刘、韩）时时有火并的可能与准备，因此，他们不得不加紧（对）人民的剥削，近来山东的苛捐杂税较之张宗昌时代为尤甚。”⁽⁵⁵⁾韩复榘找到了刘珍年可供借题发挥的口实，大肆渲染，在给南京政府的通电中宣称：“复榘为民请命”，“为解除人民痛苦起见，誓当驱逐此獠，以救民命”⁽⁵⁶⁾。他的省政府所属厅长们在通电中也罗列刘珍年的五大罪状，即“把持民政“、“扰乱财政”、“破坏建设”、“摧残教育”、“朘削实业”⁽⁵⁷⁾。

1932年八九月间，胶东民众酝酿揭起反抗刘珍年苛剥的斗争，韩故意饬令镇压。此时，胶东土匪也乘机而起，韩以协同剿匪为名，派部队前往胶东。刘珍年看出韩复榘来者不善，也调兵遣将，准备迎击韩部的突然袭击。于是韩部到刘防区“剿匪遭拒”便成为韩刘之战的导火线。

9月中旬，韩复榘在潍县、高密一带聚集了第三路军约五万余人，作出准备进攻的态势。9月16日晨，韩由济南亲赴潍县督师。与此同时，刘珍年部在沙河、平度、昌邑一带布防，严阵以待。1932年9月17日夜间，韩部在昌邑首先向刘部发起进攻，韩刘之战爆发。韩军兵分两路：韩亲率第二十师三个主力旅为左翼，沿烟、潍汽车路前进，直扑掖县；曹福林任右翼总指挥，率其第二十九师三个旅渡莱河进攻平度，拟与韩至烟台会师。韩、刘两军9月17日在昌邑、潍河沿线接触后，刘军很快退守掖县与平度，韩督师追抵掖县。

韩复榘对刘珍年用兵是“先斩后奏”，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即9月18日，韩向南京政府发出“巧”电，以“为民请命”为由，状告刘珍年。19日，刘珍年则急电蒋介石、何应钦报告挨打，请求中央做主。韩刘战争突发，蒋事先并未察觉，19日特电令双方立即停战，“静候中央处置”。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第六十五次会议，何应钦在会上报告韩刘军事冲突经过，决定“严令制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央解决”，并电蒋“迅电韩、刘，切实告诫”⁽⁵⁸⁾。蒋介石唯恐刘军败北，急电调刘峙部由徐州向北移进，商震部由河北向南移动，准备南北两路攻韩援刘，压制韩的军事行动。当南路军黄杰部进抵鲁南郯城时，张学良在北平发表援韩通电，并派一个炮兵团增援韩部。蒋、张的军事介入意味着战争有可能扩大，国内各界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强烈要求“和平解决鲁争”，防止日本再次乘机扩大侵华，蒋介石决定“停兵调停”。21日，他派蒋伯诚、熊斌等赴济南转潍县、掖县等处，分别会晤韩、刘进行调解。

韩复榘此次用兵旨在驱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并不理会蒋、何的电令，继续进攻。9月23日，韩、刘两军主力在掖县外围激战，随后刘军退入城内固守。曹福林率右路军与刘军在平度开战后，刘军也收缩战线退入莱阳城固守。但双方为争取舆论支持，都作出一些和平姿态。9月23日，韩向南京发出“漾”电，表示愿意停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央处理。24日，韩撤回一些部队，并于当天回到济南。27日韩又发出“沁”电，声称此次行动乃为“应胶东人民之请命，为国家弭此乱源，仓促间实出万不得已”，“为进兵攻刘自请处分”⁽⁵⁹⁾。刘珍年也于23日晚将兵力撤出烟台，收缩至栖霞，利用当地四面皆山，极宜固守的条件，伺机再战。9月24日，张学良的海军进驻烟台，韩复榘也派骑兵驰烟台接防，并委派了胶东八个县的县长。至此，刘军的地盘仅有栖霞、莱阳、掖县、牟平四县。同时韩派省府委员张钺赴庐山晋见蒋介石，商请解决山东问题的具体办法。

蒋介石向张钺提出山东问题的三项办法：缩小刘部的防区；刘珍年将胶东行政权交山东省政府；由山东省府每月拨刘师14万元军饷。韩得悉后，于9月27日夜致电蒋，说明刘师已损失殆尽，无保留必要。30日，蒋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决定：令刘军缩小防区，韩军后撤，由中央派蒋伯诚赴前线监督执行。双方因胜负未见分晓，均不愿善罢甘休。10月上旬起，韩刘两军不断在掖县、莱阳激战，双方炮战甚烈，当韩部得到张学良重炮支援后，刘部渐感处境险恶，难以坚持，10月初，何应钦电促韩、刘“切实停战”。并电请蒋介石速示处置办法。6日，军政部派代表范毓璜等到济南转往胶东前线调查战情，监督两军停战。11日，韩发表《致胶东父老书》，强硬声称：“一日不去刘，良心所不安，已下除刘万分决心，决不半途中止。”⁽⁶⁰⁾18日，韩特向记者表明他是否撤兵，以刘部是否撤出山东为条件，否则断不撤防。

10月19日，南京当局拟定鲁战解决办法，以何应钦名义发出皓电，规定莱阳、牟平、福山（烟台）、掖县、栖霞等五县及龙口为刘军驻地，所有政权交还山东省政府，刘部让出其他防地，交“民团”负责守备，韩部所属第三路军限即日起撤回潍河以西原驻地，26日前撤完，移防兵应各整饬军纪，静候中央处置。这个方案，在韩看来于己不利。方案限令韩部撤出已控制的除栖霞以外其他胶东地区，还要将其已占领的烟台（福山）、龙口划归刘部防区，至于将刘部外调问题只字不提。对此，韩复榘感到不能同意和容忍，转而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21日，韩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等发出马电，“仰恳准辞山东省政府主席本职。复榘生性坦直，言必由衷，久隶帡幪，谅蒙洞鉴，果尚有一线可行之路，决不作无端烦渎之辞”⁽⁶¹⁾。韩还对记者说，划五县为刘师防区，使他在“精神上颇受刺激，辗转莫决，提出辞职”⁽⁶²⁾。24日，山东省府的厅长们又联署致南京号电，为韩陈述“苦衷”，并敦促中央“迅赐解决办法”。同日，蒋介石、张学良电劝韩“打消辞意”。韩坚持不听，而以军职名义继续调兵遣将，加紧围困掖县。22日，韩部击退刘部副军长何益三从莱阳派兵增援掖县的部队后，并进而进攻莱阳城。

韩的辞职通电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影响，军政界要人张学良、张群、刘峙、宋哲元等纷纷电韩慰留，多数主张挽韩调刘，以息争罢战，并敦请中央重定解决鲁争办法。山东商民代表苗世远等致南京的通电，言词激烈，质问：“中央自不惜一韩主席，独不为山东地方计乎？即不为山东地方计，独不为大局计乎？”⁽⁶³⁾至此，南京方面感到，山东问题要妥善解决，除将刘部他调外，别无良策。同时，蒋介石见刘军败局已定，其部留鲁必为韩部收编，将导致扩充韩的军事实力，遂决定将刘部调离山东。刘珍年见大势已去，10月25日电呈南京，表示愿将该师调离鲁境，另谋发展。南京政府答复照准，28日起，蒋介石先后派河南清乡督办张钫及蒋伯诚赴鲁斡旋和平，与韩磋商解决鲁事途径。他们转达蒋意：要韩将包围掖、莱军队撤至潍河以西，并将烟台、龙口让出，由东北海军暂驻，以便调刘部从海道离鲁。韩复榘见目的已达，即打消辞意，表示“唯中央命令是从”，只是要求撤军期限展期至11月8日。经南京同意，并派蒋伯诚、熊斌、高凌百等监督执行。11月2日，蒋介石授命何应钦下达《对胶东韩复榘、刘珍年冲突事件处理命令》：

（一）韩军先让出烟台、龙口，暂交海军维持治安；该两地俟刘军借道开拔后，仍由刘军交海军接防，以免治安无人负责；

（二）除指定刘军暂住之掖、莱等五县外，其余昌邑、平度两县，可各驻韩军一营，文登、荣成可留鲁东民团八九百人驻守，韩军撤至汇河以西。

（三）监视韩、刘两部人员，以蒋伯诚留济，高凌百在烟台，熊斌赴掖县⁽⁶⁴⁾。

上述命令得到贯彻，终于使全国关注的胶东战事宣告平息。由于刘珍年部第二十一师声名狼藉，几经周折，才确定了新的驻地。11月17日，刘部开始由掖县等地陆续开拔。23日由烟台登轮离鲁南下。12月19日，全部抵达浙江温州，其中一部驻浙东，一部开闽北加入反共战争。经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军政部电令刘部缩编为乙种师，刘任师长。同时，蒋介石策动了该师驻福建浦城的独立旅脱离刘部，交鲁涤平指挥，归中央军所属。对此，刘珍年极为愤怒，暗中离开驻地到杭州进行反蒋活动。1933年5月被蒋扣押，1935年5月于南昌以“纵兵殃民”等罪名将刘枪决。刘珍年被逐离鲁后，胶东各县悉归韩属。他在各县委派县长，组织胶东民团军，并设局征税。韩复榘统一山东的愿望终于实现。但蒋、韩之间限制反限制的矛盾和斗争并未就此了结。

三　四川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

1932年10月四川爆发了刘湘、刘文辉为争夺统治权的战争，是民国以来四川各军阀进行的四百余次混战中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的一次大混战。

四川省自民国以后，省内的军事头目依其各自独特的经济、地理条件，在境内拥兵自固，割据地盘，划分防区，在其防区委官收税，敲榨剥削人民。防区之间，视为敌国，并为扩大防区，不断互相火并，形成长期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

1926年秋，北伐军进军武汉告捷，四川各主要军事将领易帜自保，先后宣布支持国民革命，接受改编。但他们没有参加北伐，而是继续互相混战，逐渐形成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四巨头”分割四川的局面，进而形成二刘为首的两大派系的对立。因刘文辉同邓、田共同占有成都，亦称蓉派；刘湘占据重庆，亦称渝派。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虽对四川相机采取一些措施，但未能改变该省各防区民财各政自行其是的格局。

蒋介石早有染指四川的企图，无奈鞭长莫及，鉴于川省各派系各拥有实力，难以强取，于是采取了“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的办法，以谋逐渐达到控制四川的目的。1928年11月蒋任命刘文辉为四川政府主席。刘文辉雄心勃勃，谋求统一四川，进而问鼎中原，但他在蒋唐战争和中原大战中两次借机反蒋均告失败。刘湘则一直采取拥蒋态度。1931年2月，四川省政府改组，蒋介石继续委刘文辉为省主席的同时，任命刘湘为国民政府委员兼四川省善后督办公署督办，将“所有川军归刘湘全权编遣”⁽⁶⁵⁾。这样就加剧了四川省内一山二虎猛烈争夺的局面。

刘文辉与刘湘是堂叔侄关系，刘湘虽属侄辈，但约长刘文辉五岁。当刘文辉1916年自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回川时，刘湘已任川军旅长，后在军阀角逐中先后升任师长、军长、总司令等职。他因家族关系，对刘文辉有所援引、扶持，因此刘文辉职位迅速上升，20年代初一跃为混成旅长。刘文辉对刘湘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财力上也曾有过支援。二刘在四川军阀的争战中曾经互为依赖，共图生存，同谋发展。但当他们形成可以左右四川的两大势力时，各自图谋独霸四川的野心迅速膨胀起来，二刘的合作随即被彼此对立、争战所代替。

自1928年下川东之战后，刘湘据有川东二十八县和鄂西十八县。控制夔门，扼长江上游咽喉，并占江运之便利，购买飞机、炮舰及大量枪械，拥兵十余万人，实力大增。1931年2月改任四川善后督办后，更是以四川盟主自居，曾口吐狂言：“中国历史上四川没有出过投鞭黄河、饮马长江的人物。”刘湘身边的江湖术士刘从云亦煽动说：“一林不藏二虎，一川（四川）不容二流（二刘）。”进一步助长了刘湘独霸四川的野心。

1920年还只是一个混成旅长的刘文辉，经过八年的经营，到1927年已身居二十四军军长，1928年11月，又当上南京政府委派的四川省政府主席，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及川西的崇庆、双流、新津、华阳等县，其势力扩展到顺庆、遂宁、西康十几县，共七十余县，拥兵十万以上，其实力居于其他四川军阀之上。刘文辉不仅要“统一四川”，而且要“问鼎中原”。1932年夏，刘文辉在重庆问刘湘的谋士刘航琛：“你看四川要如何统一？”刘航琛针对二刘互不相容的局面，巧妙地回答说：“统二好了。”⁽⁶⁶⁾但刘湘、刘文辉都不肯容忍四川长期存在一山二虎的局面。一场叔侄之间的战争就难避免了。

二刘既都企图独霸四川，他们均采取各种手段削弱对方实力，竭力整垮对方，因而两方矛盾日趋激化。刘湘对刘文辉独占资中、内江盐税、糖税，不履行收入分成之约十分不满，心存报复。1931年刘文辉以200万之巨款从国外购买飞机、武器，散装从上海运往成都，途经万县，被刘湘师长王陵基扣留没收。刘文辉亲赴重庆交涉，无功而返，更是怀恨在心。1932年，刘文辉以吊唁刘湘母丧为名到重庆，趁机用重金收买刘湘部下师长范绍增和兰文林，还命驻防江津的张清平师截断重庆粮源。更有甚者，刘文辉之兄刘文彩派其副官胡化鹏潜入重庆李子坝刘湘宅行刺。刘湘将刺客活捉后，不露声色地送交刘文辉，又以重金收买刘文辉部师长张志和、旅长陈鸣谦等。二刘明争暗斗，彼此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刘湘决定以武力除掉刘文辉，还得到蒋介石暗中的支持。1930年初，刘湘曾向蒋的四川党务特派员曾扩情表示要对刘文辉用兵，希望中央给予支持，并授意张文果、张梓芳、余惟一等草拟所谓“安川计划”，交蒋介石核定。其主要内容有：“江西剿共军事虽暂有不利，但只要能确保四川不遭侵袭，使工农红军囿处江西一隅。”“惟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得先求四川军民财政的统一。这一要求之所以不能实现，完全由于刘文辉从中作梗。”刘湘要求中央“假我以权责，对邓、田两军予以相当利益，就能形成对刘文辉夹击之势，从而解除其武装，占领其戍地，去掉其主席，达到军民财政的统一。这不仅能防止共匪之乱萌，而且还绰有余力，以备中央剿共军事之调遣。”蒋介石看到计划后，即嘱曾扩情密电刘湘：“如能有把握，在短的期间内解决刘文辉，可便宜行事。”⁽⁶⁷⁾刘湘取得蒋介石支持后，便积极筹划向刘文辉进攻。

刘文辉为准备对付刘湘的进攻，由成都赴简阳、乐至、遂宁等地检阅部队，在顺庆召集属下林云根、陈鸿文、陈鸣谦、黄锡煊、王元虎等师、旅长商议对刘湘用兵事宜，制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兵合攻重庆之策。

二刘各拥兵十余万，在军力上旗鼓相当。四川其他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各拥有一定兵力，虽无法与二刘抗衡，但他们合起来拥兵达15万人以上。不论他们倒向哪一边，都将成为二刘各自称雄四川必争的力量。

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兵败于“后顺庆之役”后，投靠了刘湘。刘湘还主动助以粮饷械弹，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他们也想借助刘湘力量夺取防地，因而愿与刘湘联合出兵攻打刘文辉。

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人同属“保定系”，1925年以后同驻成都，曾组合“三军统率办事处”、“三军联合办事处”作为联合机构。刘文辉虽属后起之辈，但发展甚迅，声威煊赫，成为“保定系”中心人物，其占有欲也随之膨胀起来，总想吃掉邓、田以扩充自己实力。刘文辉亲自制造了1930年夏的“兵工厂之变”和1931年春的“寇溥渊事件”。邓、田实力受损，对刘文辉时思报复。

1931年，田颂尧派心腹师长曾宪栋、李蕴华等赴重庆，秘密会见刘湘并表示与刘文辉决裂，二者订盟结约共图刘文辉。刘湘许诺必要时出兵相助。邓锡侯也派人到重庆表示合作诚意。田、邓各派代表常驻重庆，与刘湘关系越趋紧密。

刘湘与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结成联盟后，军力对比占压倒优势，刘文辉已陷入了孤立境地。二刘之争，刘文辉凶多吉少。

1932年9月29日，李家钰部在刘湘的指使下，向周口镇集中，罗泽洲驻武胜部队向李渡移动。10月1日夜，罗泽洲驻武胜新二十三师熊玉璋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林云根部打响了第一枪，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战争自1932年10月开始，到1933年9月止，先后经历了泸州、省门（成都）、荣（县）威（远）、毗河、岷江几次大的战役，战争以刘文辉大败而结束。

10月1日，罗泽洲部在李渡挑起战火。10月2日，蒋介石致电二刘双方，名为制止川战，实为挑起战乱，从而达到削弱四川军阀的目的。刘湘将驻宜昌、沙市进攻洪湖红军的部队调回四川，集中力量对付刘文辉，同时命令所部分向永川、江津方面驻防。10月3日，刘文辉部陈鸿谦旅长在烈面溪向罗部熊玉璋旅进攻。罗泽洲急电蒋介石，指责刘文辉“素怀囊括全川野心，今既悍然破坏和平，大举来犯，其处心积虑，昭然若揭”，要求蒋介石除就近请善后督办刘设法制止外，迅赐最有力之制止。蒋介石于6日复电刘湘、罗泽洲等：“连电均悉。退让因顾全川安，即系以维护国家，望一本初衷，竭力避免冲突。刘文辉方面，亦严电各守原防，制止侵犯矣。”蒋此电明确表示支持刘湘而指责刘文辉。刘文辉复电在汉口的蒋介石进行辩解，表示“辉亦负西防半壁之任，敢冒不韪自弃国人？”

在刘湘的授意下，1932年10月12日，由师长唐式遵纠集全川军师、旅长九十四人，发出“治川纲要十六条”的通电，以骗取人民信任，从政治上孤立刘文辉。10月19日又发出通电声讨刘文辉：“独有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重权轻义，素怀猜恨。在个人非载福之器，在国家非任重之材，自隶戎行，好出心机，因缘时会，操纵两端，遂有今日之势。彼据地半省，经济极充……乃彼两任省主席，对于治川大经大法从未提及，而于分化他军，收买队伍，钳制部属，强为奴用，则又自诩多能。言之津津，道之凿凿，甚至分遣无赖，阴谋暗杀；嗾使匪类，扰人防区，花样极多，变法层出……弟兄叔侄，遍据要津；家奴养子，横行廛市。……此外叛上作乱，卖友害邻……式遵等于文日通电时，对于文辉尚复曲予涵容，隐示微意，冀其或有悔悟。今果怙恶，故违众意，是彼已自绝于人。”⁽⁶⁸⁾

刘文辉请其长兄刘升廷赴渝向刘湘寻求妥协落空后，于10月13日以叔父身份电责刘湘：“近日道路传言，渝军将向成都攻击，并已分途并进，即主其事者吾侄也；被攻者，则为文辉也。一时腐旧之伦，不免诧为奇变。而乡曲耕农，市廛商贾，则惴惴焉若大祸之将至，不知痛苦流离，将至何境地。测以常情，度以庸理，初不为意也，乃数日之间，遍传海内，各方劝阻文电，纷至沓来。蒋总司令介公，且于冬日专电诘责，其中所持理由，指陈利害，吾侄度已共鉴之矣。人藏其心，不可测度；士各有志，未可强回。吾侄若果决心，辉纵为民而请，亦将目我为愚。即令驰赴渝中，长跽辕下，或反以为言甘胆怯也。”⁽⁶⁹⁾同日，刘文辉电呈中央指责刘湘：“鼓动战乱，竟于本月东（一日）日密令罗泽洲、李家钰两师突然大举越境称兵，攻击文辉驻之顺庆李渡……文辉懔遵明令，步步退让。……并阅二十一师长唐式遵等窃捏多名之文电，创造规条，征求各军同意，目无中央，故不惜穷兵黩武，更已情实昭然。……恳祈迅颁严令，责成刘军长湘……勿得借口兴戎，扩大战局。”⁽⁷⁰⁾

10月23日，刘湘通电斥责刘文辉“反复以无常，好乱称兵”，“为弭兵计，惟有倾身捍患……衔血忍痛，简励师徒，誓与我友军左右提携，全力制止”⁽⁷¹⁾。次日，刘湘再次通电，称今晨潼南、永川、江津及候入巴县园明寺之二十四军，实行分头进攻，为正当防卫计，不得已与之周旋，并指责刘文辉“一意孤行，擅开兵衅”，声称要“联合各军、民众，予以制裁”⁽⁷²⁾。

以刘湘为首的联军即全面展开进攻，其首战的主要目标是攻取川南重镇泸州。

泸州位于沱江、长江汇流处，三面环水，西有龙透关屏障，为兵家必争之地。刘湘联军合力并进，采取攻势。刘文辉取守势，但因防线铺得太长，北起顺庆，东迄永川、江津，绵亘数百余里，兵力分散，故交战不几日，即下令战略转移，全线后撤，退守沱江防线，以资中、内江、富顺、泸州等沱江沿线县城为主要据点。刘湘联军自后紧追不舍，分道攻取。24日，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部合攻并夺取遂宁；潘文华、王缵绪分取江津、潼南。27日，联军占永川。31日，刘湘部又占荣昌、合江。11月1日，杨森部进抵安吾。11日，邓锡侯部占崇庆。

11月18日，刘湘军越过沱江，王缵绪部攻克内江，唐式遵、潘文华进占富顺、自流井。刘湘集海、陆、空三军及“神兵”联合围攻泸州，逾半月不克，后采取武力威逼和金钱收买手段，迫使固守泸州的杨尚周、田冠五旅开城降顺。21日，刘湘部进驻泸州，随即以重兵溯江而上，直取宜宾，进逼乐山，并调集其主力转向荣（县）、威（县），寻求时机与刘文辉决战。

二刘战争酝酿之初，刘文辉为了解除后方的威胁，原拟与田颂尧谋求妥协，由于双方均缺乏诚意，妥协破裂。刘文辉决定先击溃田军，再回师迎战刘湘。于是从前线驻顺庆的第二师九旅十七团、二十三团，川康的二师四旅十团、十一团，星夜赶来成都。顿时成都市内战争气氛越来越浓，南门地藏庵、磨子街、红照壁一带岗哨密布，交通断绝，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市民十分惊惶。

刘田成都之战一触即发。刘文辉以冷寅东为前敌总指挥，唐荣为副总指挥，将五个旅的兵力布防在城东南一带。市内以东南角少城至皇城和东大街南面为防线，市郊以杜甫草堂至青羊宫、南台寺、农学院附近为防线，调手榴弹队、炮兵集中在皇城、四川大学，在煤山架大炮对准山西会馆田颂尧的司令部，外南至簇桥20里一带布防大量部队。

田颂尧则以孙震为前敌总指挥，曾南夫为副总指挥，调集五个旅的兵力，从东门至糠市街、新化街、新东门、东校场、四圣祠至北门，再由山西会馆、后子门、青年街延伸至少城为城内防线；城外则从东望江楼至对岸莹华寺及四川兵工厂附近，再由牛市口环绕东北门及猛追湾、西马市至老西门为防线。

1932年11月14日，刘、田两军在成都巷战打响。先是二十九军以刘汉雄、何瞻如、黄正贵三部，与邓锡侯二十八军黄隐师、刁文俊旅和刘高槐旅（均换成二十九军旗帜番号），联合进攻城南红牌楼一带刘文辉部，切断二十四军南路交通线，以图困死成都。但刘文辉早已重金收买田部报务员，获悉田、邓两部作战部署已作好迎战准备，结果田、邓全线溃败。邓部师长黄隐落水而逃，旅长刁文俊下落不明，双方死伤官兵三千余人。这次成都巷战又经过煤山争夺战、兵工厂战斗、北门簸箕街战斗等，自西到东，横亘全城，无街不战，无巷不争，残酷惨烈，结果田军大败，被困城北一隅。邓锡侯见田军被围，败局已定，不敢出兵助田，出面调解。刘文辉得知当前主要对手是刘湘，所谓“两利相权从其大”，故同意邓的调停。田、刘相继发出响应邓锡侯调解停战通电。田表示不再敌视刘文辉，率军于11月24日退出成都，至25日刘田成都巷战结束。

1932年12月9日，刘文辉结束省门之战后，撤出成都，军队集结于荣县、威远，设总指挥部于川南眉山，准备与刘湘决战。

荣威决战，刘文辉明白自己的命运及成败在此一举，故部署四路总指挥和两个预备总指挥：一路为夏首勋，二路为张清平，三路为林云根，四路为陈鸿文。第一预备总指挥冷寅东，第二预备总指挥唐英。以荣、威为重点，将主力集中于乐山、井研、仁寿、威远、荣县之间。

刘湘恐老巢重庆有失，电调驻鄂西的张邦本、罗君彤、佟希赞、杨勤安等部回川布防于大足、邻水、永川。又调驻夔府、万县的部队拱卫重庆。12月3日到内江部署荣、威大战，兵分四路：一路总指挥唐式遵部结集于自流井、荣县、威远一线；二路总指挥王缵绪与三路总指挥范绍增在资中、内江一线，四路总指挥潘文华在富顺、宜宾一线。

二刘荣、威大战，于12月4日在宝马场打响。10日，两军全面展开战斗，刘文辉调集七万兵力，刘湘亦集中五万兵马，战斗以荣县的老君台、老林口、犍为城和仁寿之江家场等地最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争夺老君台之战，双方官兵死伤多达三千多人，仁寿江家场战斗，死亡士兵达七千多人。双方激战五天，刘湘在荣、威大战全线失利。刘湘见刘文辉决心死战，为避免两败俱伤，保存自己威慑四川的军事力量，遂采取三项应急措施：一是向刘文辉表示请和，二是致电邓锡侯、田颂尧出兵援助，三是先后争取了刘文辉部陈鸣谦、张长和、陈书农师倒戈。

刘文辉也感到在荣、威大战中不能取胜，只能率残部退至贫瘠的西康，如此则十万人马也将随之瓦解，故抱与刘湘拼死的决心。不料在战斗中连续发生重大失密，一再丧失战胜之机，加之发生部下倒戈事件，不但失去了军事上的优势，反而陷入被动的局面，刘文辉不得已同意与刘湘讲和停战。

二刘两军于12月21日在老君台签订停战书：刘文辉前线部队移至乐山属地笋子山及井研一线，其他部队驻原防地，军部回驻省城。刘湘前线部队移驻荣县属地白石沟、老林口、文昌宫一线。两军隔岷江对峙，结束了军事冲突。荣威大战实质上以刘文辉败北而休战。

经泸州、荣威之战后，刘文辉失去了川北，上川东和川南许多防地，部属第三旅旅长杨尚周、第七旅旅长田冠五、独立旅旅长邓国璋、第九旅旅长陈鸣谦等先后倒戈，可谓损失惨重。他深恨邓锡侯不讲信义，抢占川北地盘，又伙同田颂尧从背后出兵袭击，乃决定与邓厮杀一场。荣威之战休兵后，刘文辉回师成都，占城东南。为解决因地蹙财短兵饷缺乏的困难，刘文辉决定用武力兼并实力远不如己的邓锡侯。

刘文辉暗设擒贼先擒王之计，企图先扣留邓锡侯，然后改编其部队，吞并其地盘，不意计谋泄露，邓闻风逃出成都至新都，并急调所部沿毗河布防。

刘文辉于1933年初在眉山改编部队后，此时已拥有八个师、九个司令，一百个团，总兵力十一万余。而兵力不足三十个团的邓锡侯难以与之抗衡。同年5月7日，刘文辉兵分三路向崇庆、双流、华阳等地推进，后又进兵资阳，乐至、简阳。5月15日，刘、邓两军激战于郫县、灌县。邓军退守毗河，与刘文辉隔江对峙。

毗河河西狭窄，宽处不过四丈，窄处仅丈余，水又不深，可涉水而过。邓军为便于防守，砍断都江堰上内江分水码槎，毗河水位陡涨。刘文辉部久攻不下，强渡不成，又获悉邓锡侯与刘湘勾结，并获得十万大洋和六个团士兵子弹的消息，急于抢先突破毗河，令所部协力打垮邓部，但是刘文辉部师长陈鸿文本为邓锡侯的旧属，出于“新恩旧德”，按兵不动。刘文辉部师长唐英、张清平、林云根等与邓锡侯、田颂尧均系保定军官学校学生，认为老同学之间不应自相残杀，因此在对邓作战中不愿出力。

当刘文辉再度下令发起攻击时，师长张清平、林云根等和邓部保定同学陈书农、黄隐等在三河场开会，提出保定系内部停战“议和”，静观二刘火并，刘文辉再次处于被动不利的境地。

刘湘见到刘文辉、邓锡侯双方相持久而不决，认为彻底打败刘文辉时机已到，欲图一举实现称霸四川。1933年7月2日，刘湘由重庆到内江指挥“联军”向刘文辉进攻。7月上旬，刘湘军攻占井研、仁寿；邓锡侯反攻毗河，夹击成都，固守岷江防线。刘湘步步进逼，于8月13日下令各军分道进攻。迄15日，各军先后突破多处防线，渡过岷江，攻占乐山、眉山、新津、崇庆等县。刘文辉部十万之众溃不成军，退守雅安，终因敌不过“联军”环攻，率残部退至双源。

岷江之战，刘文辉惨败，面临山穷水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岂料刘文辉大哥刘升庭向刘湘以“家族情谊”劝说，刘湘也念叔侄情分，不忍陷刘文辉于绝路，更为重要的是想以刘文辉来牵制邓锡侯、李家钰、罗泽洲等对手。当时蒋介石也有意保留刘文辉残部，以制约刘湘，故电令二刘停火“言归于好”。蒋同意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洪雅等县划作刘文辉的防地。1933年10月8日，刘湘下令所属部队撤出该地区。24日，刘文辉重返雅安。

自1932年10月起至1933年9月，刘湘与刘文辉之战前后经历一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和川南数十县，纵横千余里，投入兵力二十余万，几乎四川大小军阀都参与混战。士卒死伤数以万计，耗资五千余万元。四川人民惨遭战争浩劫，其生命财产损失更难以数计。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数百次混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是最后一次混战。其后，蒋介石集团的势力进入四川，旧的军阀防区制逐渐解体。

四　新疆政变，盛世才统治的确立

新疆在民国时期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个地方军阀的统治。盛世才于1930年进入新疆后，逐渐取得金树仁的信任，培植了一定的个人势力。1933年4月乘第一次“新变”之机，当上了新疆边防督办之职，继而经过与马仲英等的战争，并假借罪名诛戮异己，攫取新疆军政大权，于1934年5月确立了在新疆的统治，直到1944年9月被迫离开新疆。

盛世才（1897—1970），字晋庸，原名振甲，字德三，辽宁开原人。早年留学日本，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入韶关讲武堂，毕业后进入奉军，历任排长、连长等职。1924年二次东渡，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7年赴南京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作战科长。盛不甘任此闲职，多方谋求升迁。1930年秋，受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之聘入新。经过辽宁时，对其密友说：“此行乃破釜沉舟之举，有进无退，吾必远到边疆另创一局面。”⁽⁷³⁾到新疆之初，只被委为督办公署参谋处中校参谋、上校参谋主任等闲职。他以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策略，唯金之命是从，不久被委任为新疆军校战术总教官。他以军校为基础，培植个人势力。后来军校毕业生大都成为盛的心腹及军中的重要骨干。

1931年2月，爆发了在新疆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哈密事变，成为以后新疆政变的前奏。在此之前，金树仁政府借机对哈密维王领地实行改土归流，名义上要废除哈密的农奴制，但仍继续执行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维吾尔族农民的极大不满。1931年2月，哈密东部发生了小堡边防卡官连长张国琥，要强娶维吾尔姑娘的事件，诱发了小堡农民爆动。各地民众也相继起来驱逐当地官吏，建立反金的武装。前哈密王府侍卫队长和加尼牙孜和大都统尧乐博斯乘机率众掀起东疆暴动，是为哈密事件。

哈密事件首领和加尼牙孜虽然两次挫败省军的镇压，但其力量仍对付不了省军，于是决定联合甘肃地方军阀马仲英，共同推翻金树仁的省政府。1931年5月，马仲英率部入新，迅速攻占哈密的黄卢冈，击溃哈密外围的省军，进而威胁省城。金树仁派秘书长鲁效祖为东路剿匪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率军前往支援，与马仲英部战于奇台。金还急电驻伊犁师长张培元率队增援，并允许招募白俄退伍军人二百余人，组成一支“归化军”，率领来省。张培元旋改任为东路剿匪军司令，盛仍为参谋长。张、盛二人指挥省军和“归化军”与马仲英部在马塘激战，因盛指挥得宜，“归化军”军官巴品古特率领的骑兵三团作战得力，省军首获大胜，盛世才初次展其所长。继而张、盛率部深入南北山中与和加尼牙孜作战。马仲英因受腿伤，无心恋战，9月率部退回甘肃。

和加尼牙孜失去了马仲英的支援，战斗力锐减，转入山里等待时机。1932年7月，金树仁提升盛世才为东路剿匪军总指挥统率“归化军”，往剿和部。经过大小四十余次激战，攻破八大石山，摧毁和部主要根据地，迫和部逃亡外蒙。盛率部转战于吐鲁番和鄯善等地，被誉为常胜将军，进而掌握了更多的军权，一跃成为新疆拥兵号令的最高军事首脑。

哈密事变后，天山南北的民众纷纷响应，组织反省军武装暴动。南疆除喀什由省府控制外，和田、洛甫、于阗、皮山、叶城和泽普等地频频告急。整个新疆仅有北疆西部的伊犁、塔城稍微安定外，均已陷入大动荡中。自1933年1月末起，迪化（今乌鲁木齐）几乎成了一座死城，街上除军警和组织起来的宁城商民外，行人稀少，大多数商店关门停止营业。由金树仁与公安局开设的粮店，趁机提高粮价，谋取暴利，平时存粮不多的民众更是恐慌。省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盘，只剩下迪化及以西数县，且完全处于被围的绝境，金树仁在新疆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1933年2月，马世明等率领反政府军包围迪化，城防司令白寿之无力反击，只得龟缩于城内。是月19日，马全禄联合各地维吾尔民众攻占了迪化西部夭魔山，不断地在迪化四郊进行骚扰和攻击，同省军互相炮击。迪化城内中炮三枚，形势十分危急。21日，马全禄又率维吾尔、回族民众千余人，攻占迪化西北的红山咀，驻守的省军全部被歼，并依山向城里开炮，同时攻打迪化北门外高地“一炮成功”（地名）。此时的迪化城中，终日枪声不断，炮声震断屋瓦。守城的军队仅有省军官及归化军一千多人。

1933年1月，马仲英率主力第二次入新。2月初攻占哈密及镇西。3月下旬，兵分两路，一路由尧乐博斯率部沿天山南路向迪化进攻；另一路沿木垒河、奇台西进。迪化已经危在旦夕，金树仁却毫无对策，他的统治已经无回天之力，终于酿成了新疆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新疆“四一二”政变，亦称“第一次新变”。

这次政变的策动者是金政府督办公署参谋长陈中和迪化县长陶明樾，参与者还有张馨、赵得寿、李笑天、李凤翔。据包尔汉回忆“四一二”政变原因时说：反金人士认为，“金政府再没有力量来维持他的权力了。这个政府如果被现在反抗它的武力推翻，至少乌鲁木齐（迪化）的汉族官民将同归于尽”。“如果金树仁政府的内部有人起来把金树仁赶走，或许可以缓和各地方反金政府的运动”。当然，发动者“不单纯是以发动政变来自救”，而是“还想通过政变来掌握政权”⁽⁷⁴⁾。陈、陶等人派李凤翔、张得寿联合归化军充当政变的武装力量，决定政变时间定在4月12日。

12日晨，陶明樾、赵得寿假借操练为名，将参与政变的部队汇集各重要地区。下午1时，由巴品古特和安东诺夫分别率400名归化军充当政变先锋，突入东门，一部分直趋督署，一部分分头抢占各处城门。省军仓促应变，招架不及，城防司令白寿之、军务厅长金树信被活捉。当归化军打进督署三堂时，遭到卫队狙击，金树仁趁机携带家眷越墙而逃，后经昌吉、塔城，假道苏联逃亡内地，结束了他在新疆5年的军阀统治。

归化军控制了城内和南梁后，教育厅长刘文龙召集各界有声望人士及各法团代表在归化军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者有省教育厅长刘文龙、财政厅长朱瑞墀、迪化行政长李溶、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等二十余人，决定成立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推举刘文龙为临时主席，原东北民众救国军第十五旅旅长郑润成为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文龙即席提出了三项要求，自称这是约法三章：第一是保障全省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第二是保障金主席全家生命财产；第三是保护苏联领事馆。出席的人全体签名承认了”⁽⁷⁵⁾。

新疆发生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垮台，盛世才终于等到了“宏图大业”的机会。时盛世才正屯兵离迪化30里处的乌拉拜。政变者深知盛手中握有一定兵权，要保持政变成果，必须争取盛的支持，乃于政变当天派人向盛通报政变情况。与此同时，金树仁也急令盛火速回师迪化。此时此刻，盛已成为双方必争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盛世才审时度势，决心倒戈反金，乃毅然回师迪化，在迪化东北制高点“一炮成功”处，按兵不动，拥兵观望。

4月12日午夜，金树仁调集杨正中部及白寿之部向归化军反击，在城内省军的接应下，向城中推进。4月13日，杨部反攻占优势，归化军逐渐无力支持，盛世才调转炮口，轰击杨正中部，与东北军郑润成部联合，在“一炮成功”击溃金反攻军，金树仁仓皇西逃昌吉。

4月14日，盛世才率部凯旋入城，随即参加刘文龙召开的临时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盛命令其部队包围了会场，在会场周围及屋顶上架起机枪。会议在武力胁迫下进行，会上增选盛世才、阎毓善、张培元等人以及维吾尔、回、蒙古、哈萨克、锡伯等少数民族代表为临时省府委员。会上，原拟施行军事委员会制之议被压制，恢复督办制。郑润成本来就无意卷入新疆政治旋涡，且盛系东北同乡，政变时盛妻邱毓芳已与东北军达成协议，东北军许诺在夺权斗争中支持盛，故表示附议盛任督办。在武力震慑下，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临时军事委员会，推盛世才任新疆边防临时督办，陈中任督办公署参谋处长，陶明樾任省府秘书长，李笑天任航空处长。这样，盛世才依靠枪杆子取得了新疆的军政大权，登上“新疆王”的宝座。

盛世才初掌政权，新疆局势依然混乱。南北疆战乱尚未平息；和加尼牙孜还控制着鄯善、吐鲁番，迪化附近南山的马全禄等经常出没袭扰，迪化仍处于被围之中。盛为稳定局势，巩固既得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宣布施政纲领八条：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村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⁷⁶⁾，以求赢得各族人民的好感。另一方面拉拢各方人士，盗用民意，促使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定承认。4月15日，朱瑞墀、阎毓善等致电南京中央，称刘、盛二人“均系党国贤达，有功新疆，此次推举出于民众之意，理合电请中央准以任命，以顺舆情”。4月19日，省政府又派陈中假道苏联去南京报告政变经过，敦请中央及早任命省府主席、督办及各委员之职。

南京政府对新疆政变，因情况不明，只取静观局势变化的态度，同时也企图趁新疆局势未定之机打入新疆，实现对新疆的直接控制，故对新的致电请求，不作答复。

1933年4月20日，马仲英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名义，第二次率兵入新，迅速占领哈密、木垒河、奇台等地，声势大振。盛于5月26日率军五千余人迎战。

当盛、马两军相持之时，6月10日，南京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率宣慰团来新“宣慰”，成员包括党务、民政、军事、建设、教育、宗教、交通运输等方面人才，在迪化设立宣慰使公署，准备从盛手中夺取对新的统治权。

黄刚入新，即向盛提出两条要求：（一）立即停止讨马军事行动，和平解决双方矛盾；（二）取消督办制，改组为军事委员会，仍以盛为委员长。盛世才岂肯将既得权力拱手交出，于6月10日与黄作短暂会晤后，即率东北军和归化军赴阜康迎战马军，14日马仲英不敌盛军，败退吐鲁番、鄯善一带。

盛世才击败马仲英后，实力增强。即于15日致电蒋介石，指责马助长新乱，涂炭东疆，现已被击溃，请蒋指示机宜⁽⁷⁷⁾。不料蒋复电告盛：“一切新省善后，应秉黄宣慰使，勿懈勿骄”⁽⁷⁸⁾，仍必须一切听从黄的安排，这又进一步激起了盛对南京的抗拒心理。

当盛马激战之时，黄慕松在宣慰使公署与各方人士接触，听取刘文龙、吴蔼宸、马仲英代表杨清波及张培元代表徐文舫的汇报，并积极拉拢刘文龙、陈中、陈明樾、李笑天等，组成一个反盛核心。陶在新多年，成为黄的助手，日夕往来，策划南京政府如何在新疆立足，深得黄的信赖。陈、陶、李也私下密谋，酝酿取消督办制。这一切政治上的动向，被盛的耳目一一探清。当盛得到破译黄打给南京关于取消督办制以及如何控制新疆的密电后，决心下手解决心目中的内患，遂放弃追歼马仲英计划，于6月25日班师回迪化。次日，盛世才以在督办公署东花园召开紧急会议为名，请陶明樾、陈中、李笑天赴会。当陶、陈、李进入东花园的南便门时，被卫兵逮捕，盛不经审讯将三人枪杀，并在会上向大家宣布：“陶明樾、陈中、李笑天三人，阴谋推翻现政府，显有谋叛行为，业已置之于法。”⁽⁷⁹⁾接着出示所谓陈中、李笑天秘密诱惑他部下卢、马两团叛变的信件，并表示不恋居高位，特向大家辞职，率部开赴塔城。临时省府主席刘文龙深感自危，亦表示恳辞。与会各委员见此紧张局面，不知所措，只有对盛、刘两位表示挽留。

是时，黄慕松已被软禁，迫于压力，不得不于6月28日呈请南京政府：“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请求南京政府早日宣布任命，“庶名位即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祈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⁸⁰⁾。7月7日，国民政府致电刘、盛，表彰他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平定叛乱之劳绩”，要他们“仰体中央意旨，共济时艰”⁽⁸¹⁾，并于8月1日发布电令，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省督办，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张培元为新疆省府委员、伊犁屯垦使及新编第八师师长。黄慕松摆脱“软禁”处境，于7月21日悄然东返。

1933年8月16日，南京政府派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罗文幹入新视察，出席刘、盛就职宣誓典礼，行监誓之责。实际上罗这次入新的主要任务是：为南京政府造成有利于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条件，当南京无力西顾的情况下，竭力促成盛世才、伊犁屯恳使张培元和马仲英三实力派的鼎足之势，以利南京待机控制新疆。

9月9日，罗文幹赴吐鲁番，调解盛马之争。马表面上接受调解，但拒绝赴迪化与盛会晤，于11日在吐鲁番举行就职典礼。盛对马此举大为不满，遂举行军事会议，指控马仲英“煽惑省军哗变”，“勾结回匪，分拢西路”，故不得不“率师出发”，“以张讨伐”⁽⁸²⁾。罗文幹调解失败。

10月7日，罗在伊犁参加张培元就职典礼后，企图说服张培元对盛“捐弃成见，不计前嫌”，但张执意反对盛任督办。罗又一次调解不成，南京政府企图使新疆之实力派平衡牵制的政策至此完全破产。

盛世才继诛杀政变发动者之后，为实现独掌新疆军政大权，1933年10月以毒刑迫刘文龙的卫队长，诬供刘企图推翻现政府的罪名，将刘文龙软禁，捧出高龄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接着又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借口东北军在达坂城与马仲英的作战中失利，当场以“临阵脱逃”罪名，将东北义勇军十五旅旅长郑润成、十七旅旅长应占彪、督署参谋长杨跃均等将领二十余人逮捕，并于后来秘密处死。东北义勇军余部从此也落入了盛的控制之下。只剩下张培元、马仲英两实力派，仍然威胁着图谋登上“新疆王”宝座的盛世才。

时张培元、马仲英在罗文幹从中斡旋下，结成反盛联盟。实力变化使盛处于劣势，陷入张、马东西夹击之中，局面十分危险。盛世才不得不放弃依仗南京政府以号令全疆的愿望，改走投靠苏联的一着。10月间，他派外交处长陈德立和航空队长姚雄去苏联争取军事援助，迈出了最终确立其统治新疆的重要一步。

1933年12月，张培元与马仲英相互策应，举兵反盛。张培元部属杨正中旅迅速攻占乌苏，进军绥来。当时盛在东面迎战马仲英，无法西顾，乃请苏联出兵援助。苏联政府立即派驻守边境的两个红军师团入新。苏联“塔尔巴哈台军”进入伊犁，很快攻占了惠远城张培元大本营。杨正中部在呼图壁被东北军刘斌部击败，张培元陷于苏联援军和东北军夹击之中，大势已去，自杀而亡。

1934年1月12日晚，马仲英率部强攻迪化三天便攻占了东门外机场和无线电台，盛世才孤军守城，形势十分危急。双方激战至2月3日，由塔城南下的苏联“阿尔泰军”赶到，以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势，迫使马军撤出达坂城，败退南疆。6月，盛世才夺回喀什，马仲英遭重创后亡命苏联，其残部由马虎山率领退入和田。

当盛、马、张三派激战时，南疆也处于一片混乱局面。哈密事变后，南疆各地农民也纷纷起义，反对金树仁政府。1933年1月，马世明部攻打库车，当地马行行头维吾尔族铁木尔趁机起事，与马世明部联合攻占库车。不久，马世明部不费一弹一卒进驻阿克苏汉城（今属温宿县），铁木尔进入回城，拟继续南下攻喀什。

泛土耳其主义者（民族分裂主义者）穆罕默德·伊敏趁机在墨县暴动，攻下和田，自封为和田王，并推举从阿富汗、印度留学归来的学者沙比提大毛拉为领袖。5月2日，伊敏、铁木尔与喀什驻军乌斯满暗中联合，攻下喀什汉回两城。8月以后，铁木尔被马占仓伏兵所杀；沙比提与铁木尔残部联合击败马占仓；伊敏又借机吞并了乌斯满的势力，推举沙比提组织南疆独立政府。沙比提勾结在维吾尔族中有声望和势力的和加尼牙孜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于1933年11月12日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推选和加尼牙孜为总统，沙比提大毛拉自任国务总理，定喀什为首都。

1934年2月6日，马仲英部马世明进军喀什，双方在阿图什血战。和加尼牙孜的部队不敌马世明部的猛攻，逃入山区，转往英吉沙。喀什落入马仲英的手里，“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随之崩溃。1934年7月，马虎山部退往和田，“和田王”企图抵制而被击败，“和田王”伊敏逃亡印度。

和加尼牙孜在英吉沙接受盛世才条件，回省城任新疆省副主席，随从和归顺的人员均被委任为高级官吏，盛同意和加尼牙孜的主要部队留在南疆。盛如此安排和加尼牙孜，对稳定新疆局面，巩固盛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此，盛世才借助苏联援军消灭了张培元，赶走了马仲英；借助反对派内部矛盾消灭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招安了和加尼牙孜，终于实现了全疆的统一，稳住了“新疆王”的宝座；新疆已完全置于盛世才统治之下。1934年8月1日，盛世才在迪化举行盛大集会，宣布新疆战乱结束，把8月1日定为“新疆和平统一纪念日”。

第四节　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当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国民党当局却加紧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严峻时刻，东南沿海的福建省爆发了一场抗日反蒋斗争，通称福建事变或简称“闽变”。

发起福建事变的政治力量主要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抗日民主派李济深、陈铭枢和黄琪翔等第三党人。其军事主力是蒋光鼐、蔡廷锴二将军统率的十九路军，该军驻地福建省则成为其依托的基地。

“闽变”的发动者毅然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政策，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他们揭起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旗帜，提出一系列民主主义的政策，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虽然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这个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未能有效实施，在蒋介石纵横捭阖，以军事进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压力下仅存在五十四天便告夭折，但其业绩及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一　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进行抗战，威震全国，但触犯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浴血奋战、英勇抗击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立下卓著战功的十九路军将士，反被蒋介石斥责为不服从命令，欲加以整肃、肢解，达到消灭的目的。4月26日，蒋介石刚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召集蔡廷锴等人至南京予以严厉训斥，要求他们“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⁸³⁾，这不能不引起了十九路军广大官兵的强烈不满。十九路军将士在一系列事实启示下有所省悟，从而逐步由拥蒋反共转向抗日反蒋。

上海停战后，蒋介石便采用多种措施，对十九路军进行控制与肢解。他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入十九路军的上层领导，企图控制实权，又从该军抽调了一百二十多名中、下级军官到南京中央军校“受训”，灌输绝对忠于蒋介石的思想，并秘密发展复兴社分子，培植瓦解十九路军的蠹虫。1932年5月6日，即《淞沪停战协定》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即以“剿共”军事紧急为由，令十九路军所辖三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湖北、安徽，而军部则留在南京。十九路军将士对这种倒行逆施表示强烈反对，蒋光鼐、蔡廷锴据理力争，以至不惜提出辞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请愿挽留。蒋介石不得已，于5月21日改令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参加反共战争。国民党当局多方谋划，使十九路军这支爱国善战之师远离宁沪重地，以便免除肘腋之患；企图驱使他们处在反共战争第一线与红军互相厮杀，使之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还企图利用陈济棠等广东地方实力派对十九路军的猜疑，挑拨离间，制造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对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已有所察觉。他们权衡利弊，为了使这支转战多年、伤亡重大的部队，能利用偏安一地，稍事休整，免遭肢解的厄运，并能利用占有地盘积蓄力量，以图发展，因此他们表示接受国民政府关于入闽的调令。1932年5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十九路军全部由海道入闽。当天路透社发电讯：“十九路军今日接军事委员会命令，立即开往闽省，剿治匪共，故驻京之十九路军将士将于二三日内南下，其驻京沪路一带者，须在五月二十八日后开拔。”⁽⁸⁴⁾京沪一些民众团体曾发表告同胞书，挽留十九路军留守卫戍这个重要地区。广大民众发出呼吁：“请共起作攀辕卧辙之请求，挽留此保国卫民之钢军，长驻于长江流域，万勿撤此长城。”⁽⁸⁵⁾国民政府无视民众的要求，于6月1日从洛阳发布命令，撤销十九路军卫戍长官司令部，改组为驻闽绥靖公署，蒋光鼐为主任，蔡廷锴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十九军军长，邓世增为公署参谋长。随后，十九路军按第六十一师、第六十师、总部、第七十八师的序列，在镇江乘船南下。第六十一师在泉州登陆，其余则在厦门、嵩屿、海澄登陆，然后分驻漳州、福州等地。

十九路军入闽之时，面临着复杂艰难的形势。当时的福建省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省主席方声涛是个吸食鸦片、腐化堕落的官僚政客，政令只通行省城福州及附近若干县份，地方政权土劣横行，敲榨民众，苛捐杂税多达二百余种。省内虽无蒋介石嫡系部队盘据，但地方土著、杂牌部队割据称雄。全省形成六块军阀割据地区，各自为政，互相攻击。其分布情况是：刘和鼎以所部第五十六师割据闽北建瓯一带；周志群以一个独立旅占据邵武等闽西北地区；陈国辉以一个独立旅占据闽东南的仙游等地；张贞所部第四十九师占据漳州等闽西南地区；卢兴邦以陆军第二师盘据尤溪等闽中地区；陈齐瑄以一个独立旅占据福安等闽东北地区。其中以陈国辉部军纪最坏，跋扈横行，掳人勒索，无恶不作。此外还有日本特务、浪人四处活动，恣意破坏。

当时红军的情况，在十九路军进福建前，闽西北和闽西南许多地区已解放，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九路军进驻后，红军第一军团已退出漳州、漳平、龙岩地区。但闽西、闽北的部分地区与江西毗邻，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为红军游击区。面对着反共战争和福建省的复杂状况，蒋、蔡深感步履艰难。蒋光鼐甚至认为十九路军前途险恶，缺乏信心。他于6月初从上海乘船至香港转往广东东莞县南栩乡家居，不愿赴闽就职。蔡廷锴在邓世增协助下，将十九路军带入福建，设绥靖公署于福州，十九路军总部则设于漳州。随后，蔡廷锴亲往广东对蒋光鼐劝驾，二人联袂返闽。蔡返漳州掌管军事，蒋至福州任所。7月16日，蒋光鼐发表通电，宣布就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职，在有病期间由蔡廷锴代理。

面对复杂的局势，十九路军首先是对省内割据称雄的势力加以整肃与编遣，对其中特别顽劣者进行严厉惩戒，不惜兵戎相见，武力消灭，以统一福建的军政大权；同时力图与粤、桂当局搞好关系，争取同盟军。

1932年8月初，蔡廷锴以代理绥靖公署主任名义在漳州召开漳、泉、尤、汀四属绥靖会议，令各师处长及各县县长皆到会。会议着重强调全省统一指挥，稳定地方秩序。蔡还宣称，“省防军第一旅旅长陈国辉，在泉属一带，勒种鸦片，抽收苛捐杂税，骚扰商民无所不至，致本省各地人民，团体，及南洋华侨等控告”，案积如山，经派员密查，均系事实，拟将陈旅全部改编，以儆效尤⁽⁸⁶⁾。9月22日，蒋光鼐利用陈国辉部防地纠纷，电召陈“即日来省，有所面示”⁽⁸⁷⁾。27日陈国辉到达福州进见时，当场被扣押，撤职查办。12月23日经绥靖公署军法处审讯，判处死刑，立即押赴东湖执行枪决。继而，派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率部迅速进驻仙游等地，将陈国辉旧部进行改编和遣散。同时以类似的办法解决了陈齐瑄部。原福建省主席方声涛鉴于自己所依赖的武装支柱土崩瓦解，便弃职逃往上海。接着，十九路军对实力较强的张贞第四十九师，经缩编后调往永定“剿共”前线。1933年夏，张贞辞职离闽休养，该师师长由张炎接任，从此成为十九路军的主力之一。刘和鼎、周志群、卢兴邦等部因未构成重大威胁，予以就地安置，暂时维持现状。

为了健全福建省政府，蒋光鼐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改组了省政府，并于1932年12月6日正式就任省政府主席的职务。随后，蔡廷锴奉蒋介石命升任驻闽绥靖主任，于1933年1月6日就职。蒋介石原想借此拉拢蔡廷锴，以便离间十九路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但未能如愿。至此，福建省的军政大权基本上操在蒋光鼐、蔡廷锴手里。在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着手在广东成立一个补充旅，这时也调来福州，扩编为补充师，归绥靖公署直辖。

十九路军为了有个后方，决定同粤、桂当局搞好关系。广东与福建紧密相连，物资丰富，粤当局曾允予每月资助十九路军30万元，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当时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实际是半独立政权”，既“不拥护‘中央’，亦不完全反对。它对十九路军的态度，是希望我们在福建能稳定下来”⁽⁸⁸⁾。1933年3月，由蒋光鼐派秘书长李章达为全权代表，到广州同两广当局拟订《粤闽桂三省联防草约》，以期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互相支援。条约正式签订后，虽未能切实履行，但也多少起一点作用。

闽西、闽北红军力量的存在，是十九路军入闽后面临的又一大问题。他们在进驻漳州等地后，着手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向闽西、闽北苏区进犯，企图消灭红军的力量，统一全闽的政权。其兵力部署是，设总指挥部于漳州，以主力第六十、第七十八师向龙岩、漳平、连城进攻，派四十九师向永定推进。

为了同红军争夺闽西，十九路军与闽西地方势力傅柏翠等结合起来，提出一些改良措施，以博取民众的拥护，防止红军势力的扩展。当红军主力退出龙岩、永定以西地区后，福建省当局决定成立一个闽西善后委员会，以谢仰麒为主席，魏育怀、刘侠任、傅柏翠等为委员，将闽西有关各县政权暂归驻闽绥靖公署直辖。1933年7月，该会改组为闽西善后处，由蔡廷锴兼任处长，邓世增为副处长，在闽西各县设立善后分会或分处，下设“农村复兴委员会”，办理户口调查登记，组织区乡守望队，创设闽西农民银行，训练农村工作人员，尤其是推行“计口授田”等工作。“计口授田政策”，是将“红军曾经分过土地给农民的地方，从新分配”⁽⁸⁹⁾。其实行办法分四个步骤：“第一步，暂时保留分田原状，秋收时一律征收土地税，税额为原租十分之三，提出一成，暂作救济业主及逃难者之用，以二成为整理民团，及办理一切地方善后之用。第二步，归来之业主与难民待确实登记后，再按乡区田地面积，计口授田与农民，重行分配，以求其平均。第三步，一俟田地确实分配后，再行规定土地税征收成数，并即废止旧制之丁粮。第四步，每乡组织农村合作社，以管理各该乡田地及农产，俾农村经济得有调节及改进。”⁽⁹⁰⁾这种做法企图对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地区，作某些改良，安定农民生产情绪，避免大起大落而造成社会震动。只有在曾被红军土改过的地方，如上杭、永定、龙岩等地，地主势力已被打倒，红军退出后，十九路军实行上述办法，贫苦农民不致马上遭受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暂时相安生产，收到一定效果。蔡廷锴等也趁机整顿闽西地方武装，收编一些“民军”，还组织一些农民自卫军。但贫苦农民既要缴纳租税，政治上也遭打击，要指望他们自愿组织起来对抗红军是办不到的。上述措施在漳平等地推行时，遭受地主、富农的强烈反对，即使在十九路军驻扎时勉强实行了，当该军开拔后，地富势力马上闹翻了天，贫苦农民很快大祸临头。

当十九路军入闽初期，中共临时中央在《为十九路军调闽致福建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中，要求福建各级党组织把组织该军士兵斗争与哗变问题，作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厦门和福州的中共组织曾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兵运工作。十九路军当局则采取了一些镇压措施。

1932年下半年，十九路军进驻龙岩等苏区。8月18日，泉州发生部分官兵酝酿反对进攻苏区的哗变，六十九人遭到枪杀。又有不愿参加进攻红军的数千名士兵被缴械，责令进行筑路劳动，并分批逐出福建。对此，中共中央曾于当年10月1日发表《告上海工农劳苦群众书》，揭露、谴责十九路军领导的反共行径。

1933年春，蒋介石谋划向红军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6月，开始实行“五省三路包剿计划”，顾祝同任浙闽赣粤湘五省“剿共”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黄绍竑受蒋介石派到广州，召开粤、桂、闽三省军事会议，决定广东出兵二十个团，广西出兵六个团，开往赣南，十九路军进入闽西，以陈济棠为五省南路“剿共”总司令，蔡廷锴为前敌总指挥。7月蒋介石坐镇南昌，一再迫令十九路军向苏区进攻，限令以八个团的兵力进占连城、朋口、芷溪之线。蔡廷锴派出驻防闽西的区寿年部第七十八师由南靖、永南进犯连城、朋口等地。这时由彭德怀指挥的红军第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在连城、朋口等地歼灭了区部七十八师的三个团，接着挥师北上，于8月26日解放洋口、峡阳，包围了延平、顺昌、将乐。9月，东方军又在青州附近歼灭了十九路军最精锐的第三六六团，直奔水口，威逼福州。蔡廷锴等一再向蒋介石求援，均告落空，还遭到多方责难。在严峻的形势和一系列事实的面前，十九路军的领导者进一步认识到，“归根到底，两条路变成一条路，‘剿’也败，不‘剿’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积极反共固然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⁹¹⁾，遂下定决心走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

十九路军入闽后，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但屡遭蒋、汪政府的阻挠，使蒋、蔡等人进一步认识到南京政府是抗日救国的根本障碍。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而蒋介石仍坚持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奉行不抵抗主义。十九路军将士强烈要求抗日，1月6日蔡廷锴发表通电表示：“榆关、热河危在旦夕……廷锴谨率所部待命北上抗敌。”⁽⁹²⁾蒋介石则一再以催促出兵“剿共”来转移和压制广大官兵的爱国热忱。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愿在三项条件下与任何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在十九路军中产生强烈影响。后经过一再请求，蒋介石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允许十九路军抽调志愿官兵，组成“援热先遣队”两个纵队北上抗日。当抗日先遣队从漳州等地出发，行军至湖南郴州、耒阳时，长城各口已失，5月底《塘沽协定》签订，蒋介石严令“援热先遣队”“火速回闽”。十九路军为抗日绕道进军，用掉军费20万元，反遭责难。蒋光鼐、蔡廷锴对此十分不满，先是联名通电指出：“贼寇入室，唯有痛击，乃不可认贼为父，但图日夕之安。”⁽⁹³⁾接着又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全国反对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再次“引起南京政府来电相责”，从而使十九路军的官兵感到要抗日须反蒋，并在实际上加强对蒋系特务的斗争。

早在1933年春，蔡廷锴为抵制蒋系特务对十九路军的渗透和破坏，维护内部团结，防止官兵腐化变质，在徐名鸿的协助下，在军内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改造社”。由蔡任总社长，徐任书记。每师成立分社，师长兼分社长，分社下设支部。从忠于十九路军的中下级军官中发展社员。“口号是对外主张团结抗日，对内防止腐化，发扬十九路军光荣历史”⁽⁹⁴⁾，实质上对蒋系特务的斗争是首要任务。同年夏，“改造社”在厦门查获一起由南京化名汇款给十九路军中的复兴社分子作活动经费的事件。经查明，是蒋介石在十九路军搞颠覆，密令潜伏下来的特务履行使命，如“谁敢违抗领袖、反对政府就要制裁（杀害）”等情。据此，蔡廷锴下令对复兴社恐怖分子进行一次清查，查明全军团以下已有百余人参加蒋系特务组织，均加以拘捕，对其中数十名情节严重者予以秘密处决。通过这一斗争，有力地激发了十九路军官兵的反蒋情绪，加强了内部团结，也增强了蔡廷锴等人的反蒋决心。

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国内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营垒中也逐渐分化出来一些抗日民主派，陈铭枢加入了这一行列，并成为推动福建事变最积极的人物。他与十九路军有深厚的历史关系，蒋光鼐、蔡廷锴对他很尊重，彼此配合默契，成为从事重大政治活动的武力后盾。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积极联络李济深、冯玉祥以及第三党，酝酿以十九路军为主力，组成抗日反蒋联合阵线，发起反蒋斗争。

陈铭枢曾努力促成蒋介石、汪精卫合作，改组南京政府，但蒋、汪上台后，对内专制独裁，对日本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使陈深感失望，并遭排挤，无法立足。1932年6月5日，他发表通电辞去交通部长职务，随后在神州国光社成员欧阳予倩的陪同下，赴欧洲和苏联考察。欧洲之行使陈铭枢产生效法欧洲人民阵线与蒋介石独裁统治作斗争的设想，从苏联的观感中也加深了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某些道理。陈在巴黎曾与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商谈，认为不应再与红军打仗，并与其他一些人酝酿成立新党的问题。

李济深在蒋、汪联合掌管南京政府之初，曾与冯玉祥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东北军应反攻复土、武装抗日的议案，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蒋介石阳奉阴违，使这项决议无法施行。蒋心怀叵测，委任李为“剿匪副总司令”、“右路军司令”。国难深重，蒋、汪明争暗斗，使李济深对南京政府完全失望。1932年7月29日，李借故潜赴香港，继而活动于两广、香港之间，策划反蒋救国活动。陈铭枢回国后在香港与李济深联络，双方取得共识，于是携手共商大计。接着，他们奔走于香港、两广、福建之间，与第三党、国民党内反蒋民主人士一起，多次进行联络和洽商。

1933年6月初，陈铭枢由港至闽，经与蒋光鼐、蔡廷锴、邓世增等人密商，提出了反蒋三策：上策是闽、粤、桂三省联合反蒋；中策是广东一旦拒绝，则先联合广西，赶走陈济棠，夺取广东为反蒋基地；下策是两广均不愿加入，就在福建联共反蒋抗日。会后，陈、蒋分别赴港与李济深磋商闽、粤、桂三省联合反蒋问题，又往广东与陈济棠联络，但遭拒绝。陈又派尹时中往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也不被采纳。这样，上、中二策均走不通，只好探寻联共反蒋抗日之路。陈铭枢同李济深、谭平山密商后，先后联系朱蕴山、刘伯垂、梅龚彬等，请他们在上海找中共中央洽谈，均未告成功。9月，蔡廷锴决心推行“联共反蒋抗日”方针，决定派陈公培代表越过前线直接与红军军部建立联系。

陈公培（即吴明）携带蔡廷锴用绸子写给红军的联络信，化装为农民，把信和密码本装入衣领内，从延平西南进入苏区。9月22日，陈等一行五人到达红军驻地王台。红军东方军总部军团长彭德怀立即电告中央，遵照周恩来电示，彭德怀同东方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代表红军与陈公培等人进行了谈判。彭、袁既肯定了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爱国行动，又批评其助蒋“剿共”的错误，重申红军与一切爱国军队“共同抗日的三条件”。陈公培向红军方面说明十九路军决定“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表示与红军停止内战的迫切愿望。随后，彭德怀把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进行谈判⁽⁹⁵⁾。

十九路军与红军初次谈判成功，双方在延平前线开始休战。蒋、蔡听取了陈公培汇报后，于10月初电告陈铭枢，不久共同决定派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赴瑞金与中央红军会谈合作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与十九路军的谈判，派中央局宣传部长潘健行（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与徐名鸿谈判。10月下旬，徐、陈到达瑞金，向中共方面递交了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毛泽东同朱德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和陪同人员第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吴明），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赞同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问题上的合作”⁽⁹⁶⁾。双方通过会谈，于10月26日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抗日作战协定》⁽⁹⁷⁾，亦称《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主要内容有：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方面立即释放政治犯；四、福建方面赞同其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五、福建方面应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的准备；六、双方派出代表常川互驻；七、双方给予代表发护照通行证，保护安全；八、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九、双方及早另订具体作战协定；十、双方贸易关系，另订商务条约⁽⁹⁸⁾。上述协定的签订，使十九路军解除了西顾之忧，给“闽变”的发动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二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

十九路军初步实现了联共的步骤之后，加速了发动“闽变”的进程。1933年10月底，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徐名鸿等在香港秘密集会，讨论在福州组织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权等问题，决定迅速准备起事，并就有关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各地反蒋抗日人士也陆续到达福州。八一南昌起义将领叶挺也应约前来帮助策划。为了统一思想，蔡廷锴电召各师长于11月中旬到福州东郊鼓山召开军事会议，讲述联共反蒋抗日的道理，要求“作好战争准备”。在会议上，一些将领虽表示服从命令回去传达，但缺乏强烈的发难要求，这种情况引起了蔡廷锴对立即发动事变的忧虑。

蒋介石对于十九路军领导人的动向早获有情报，企图进行分化瓦解，使事变胎死腹中。他先是电邀蔡廷锴前往庐山会晤，被拒绝；继派林森入闽劝陈铭枢切勿轻举妄动，也遭到驳斥。11月17日蒋亲派自己的专机携专函来闽接蔡赴南昌。蒋介石在信中告蔡“断不能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党乱国之牺牲”，意在分化拉拢。但蔡采取了断然措施，将飞机和飞行员一同扣留下来。诸多因素促使事变成了弦上之箭，一触即发。

11月18日，十九路军将领和“闽变”的其他主要策划者再次在鼓山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对发动事变问题进行最后决策。出席会议的有：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蒋光鼐、蔡廷锴、徐谦、陈友仁、李章达及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与会者对在福州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修正政纲、政策等问题意见较统一。关于废弃国民党旗、国旗，另组新党，使用新国旗等问题，在经过一番争论后也趋于一致。但在发动时间问题上，意见分歧极大，争论激烈。会上，蔡廷锴等主张推迟发难时间，以便加紧做好各项准备。因为十九路军本身对发难问题意见不一，不少将官公开反对，有的保持沉默；部队的防务、部署未妥，杂牌军尚未就范，内奸尚未肃清，如果仓促发动，前途难卜。陈铭枢等则认为当前是发动事变的最好时机，只要十九路军树起义旗，登高一呼，必然四方响应。他慷慨激昂表示“要革命就不要怕牺牲”，必须不计成败，立即发动。会议在陈铭枢豪言壮语激励之下，意见趋于一致，决定11月20日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发出通电公开树起抗日反蒋的旗帜。

鼓山决策会议刚结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处立即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并通过福建省政府向所属单位发出公函，“迩来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亡国条约，同人不忍坐视民族灭亡，定于本月二十五（星期一）午前九时，在福州城南公共体育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挽救危亡方策，事关救国，凡农、工、商、学、政、军、警各界同胞均应热烈参加”，届时各界群众均按系统组织出席大会⁽⁹⁹⁾。

同时，蔡廷锴签署命令接收各地中央银行及各国税机关，并即派李超桓接收福州中央银行，叶少泉接收厦门中央银行。

11月19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筹备会发出《告民众书》，指出：“现在是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自军阀、买办、地主、官僚、豪绅、流氓的总代表蒋中正及其御用的国民党窃取中央政柄以来，其中国政策，对外则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则厉行黑暗统治，蹂躏人民权利。此种媚外残民统治实施之结果，乃使中国殖民地化日益加深，中国人民之痛苦，超于任何国家被压民众以至殖民地奴隶以上。”还具体地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历数南京政府罪状，认为“今蒋中正御用南京国民党系统与南京政府，既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与彻底民主政权实现之最大障碍物，自更为吾人应该首先打倒之敌人。”号召人民“应该立刻起来：打倒蒋中正御用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¹⁰⁰⁾

为了使成立大会开成一个隆重的盛会，福州市政当局事先广泛动员市民参加，卫戍福州市的第六十一师教导团等整队赴会，福建省的各机关团体也都出席。从各地来到福州参加事变的各方势力代表，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并按照个人原籍，分别作为各省代表参加“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

1932年11月20日上午，福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士兵等约数万人以及全国25个省市及华侨代表百余人齐集城南公共体育场（即前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参加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当天发布的口号有：一、保障人民权利；二、实行农工解放；三、实施生产人民政权；四、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五、否认一切卖国密约；六、打倒蒋介石；七、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等等⁽¹⁰¹⁾。

9时40分，福州公安局长丘国珍宣布开会。大会推举黄琪翔等17人为主席团，黄以执行主席身份致开幕词。他说：“我们是站在革命的立场，来共谋如何拯救中国危亡的一个大会。……中国人民的生存要求谋中国自由独立，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为要达此目的，必须排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当先打倒卖国媚外的蒋介石，和他御用的南京国民党系统的南京政府。”“我们应以加倍奋勇的精神，努力迈进，完成革命的要求。”⁽¹⁰²⁾接着萨镇冰、李济深、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等相继发言。其后，黄琪翔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公开宣布：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特提出了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13条基本主张，其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规定“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为“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之商学兵之代表大会”。对内不分种族、性别、职业，“除背叛民族、剥削农工者外”，都有“绝对自由平等权”；对外以国家独立不容侵犯为最高原则。（二）施政纲领要“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不平等条约，首先实现彻底之关税自主”；要“发展人民经济，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权”，“实行计口授田，以达到农业共营国营之目的”；“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肉体劳动及精神劳动均受最大保护”。（三）宣布“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大会“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政府之革命劳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¹⁰³⁾。随后，翁照垣、丘国珍展示了一面新旗帜，图案为上红下蓝中嵌一颗黄色五星，经大会通过为新国旗。举行升旗礼毕，在一片口号声中进行了环城大游行。

当晚，主席团会议决定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为11人。21日下午会议，正式推定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戴戟、黄琪翔、李章达、何公敢、余心清（代冯玉祥）等11人为中央委员⁽¹⁰⁴⁾。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于22日正式宣告成立，并决定发出政府对内对外宣言，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福州为首都，同时“电饬各军官兵取下青天白日帽徽及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取消党国旗”⁽¹⁰⁵⁾。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组织大纲》第六条规定：“人民革命委员会之下，设左列各会、部、院：（一）经济委员会，（二）文化委员会，（三）军事委员会，（四）内政部，（五）外交部，（六）农工部，（七）最高法院。”⁽¹⁰⁶⁾经过委员会讨论决定，内政部、农工部缓设，其他中央组织机构迅速设立。军事委员会掌管陆海空军和人民武装事宜，李济深兼主席，陈铭枢任政治部主任，黄琪翔任参谋团主任，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经济委员会统筹全国的经济及下属财政部的经济行政，余心清任主任，下设劳动、土地、商务三个委员会，由蒋光鼐、章伯钧、许锡清分任主任。文化委员会主持全国的文化教育和民众训练等事项，陈铭枢任主席。外交部办理国际交涉，陈友仁为部长。财政部掌管全国财政事务，蒋光鼐为部长。最高法院由徐谦任院长。此外设国家保卫局，由李章达主持。彭泽湘任政府秘书长，等等。

新政府将福建划分为四省，并任命各省省长、副省长：闽海省，辖闽侯、长乐等十五县，省长何公敢，副省长阮淑清；延建省，辖南平、沙县等十八县，省长萨镇冰，副省长郭冠杰；兴泉省，辖莆田、晋江等十一县，省长戴戟，副省长陈公培；龙漳省，辖龙岩、漳浦等十二县，省长许友超，副省长徐名鸿。另设福州、厦门两特别市，由丘国珍任福州市公安局长（福州不设市长），黄强为厦门市长。

福建人民政府共召开了十六次委员会议，先后颁布了《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最低纲领十八条》、《对外宣言》、《告全国武装同志书》、《大赦令》、《通缉蒋中正及其党羽汪精卫等布告》、《建立全国生产人民革命政权案》、《第二次宣言》等重要文件、文告，规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其主要内容有：

（一）内政方略：福建人民政府认为南京政府是出卖民族利益、残害人民生存的蒋介石的工具，提出“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取消党治，还政于民”；“保障人权”。闽府领导人大量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号召全国武装同志，把“枪口对准蒋介石”，并颁发了《通缉蒋中正等》布告。闽府领导人指出，这次人民“革命之目的，在推翻蒋介石及其南京统治之政权，使整个民族献身救护具有广大物质富源与人力之中国，免为附着于南京亲日政策之外人压迫与统治所断送。此运动同时又有一目的，即铲除一种建筑于亚细亚国家观念与实施上之政治制度”，并“求根本改变中国农村生活之中世纪经济情形”⁽¹⁰⁷⁾。他们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接着，陈铭枢接受李章达的建议，决定以集体签名方式发起组织“生产人民党”。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等首先加入。继而，黄琪翔率第三党党员参加，十九路军的“改造社”等也解散组织，一并加入生产人民党。该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在其党纲和党章中规定，中国革命即民族革命，在经济上求中国工业化，在政治上要实现民主政治。这个党要以直接生产的农工及由农工出身武装保护的士兵为最基本成分；在当时形势下为秘密组织；要树立严明的纪律；党员间实行自我批评。他们在形式上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实际上是几个有关党派的松散联盟。

闽府根据《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与共产党进行初步合作。双方在福州与瑞金之间互派常驻代表，进行联系。人民政府颁布大赦令，规定凡因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而遭逮捕、监禁、判刑的政治犯，“应一律予以赦免”⁽¹⁰⁸⁾，同时也赦免了一般的刑事犯。仅福州、闽侯等地便释放了中共党员马立峰、范式人等152人。闽府还派出陈子航为代表到汀州与苏维埃政府代表张云逸进行谈判。11月27日，双方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据此，对双方疆界的划分、驻兵的限制及人员来往的交通和安全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闽府财政部次长许锡清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在福州多次洽商物资交换，苏区向闽方提供部分粮食、钨矿砂等；闽府供应苏区部分食盐等紧缺物品。李济深、陈铭枢也就政治等方面问题多次同中共代表交换意见。福建事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闽变当局对中共也有合作的诚意，共同作了一些抗日反蒋的有益工作。鉴于当时的状况，闽府的联共活动基本上采取秘密方式。限于当时的条件，双方也仍然存在某些矛盾与距离。

福建政府支持和倡导社会各阶层组织民众团体，开展民众工作。在文委领导下，福州、厦门、漳州等地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如福州先后成立了工会联合会、店员工会、工人反帝同盟、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新闻记者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革命青年同盟、福建文化总同盟，等等。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福州分会”，以“反战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发行了《反帝新闻》。

（二）财政举措：福建政府主张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计口授田，实现耕者有其田。根据原闽西善后委员会的《计口授田暂行法》及其细则等，在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等地继续推行，其中以前经过土改的龙岩进展颇顺利。而其他地区步履艰难，如在漳平计口授田的试验，遭到地主、富农的反对，中农、贫农也不满，无法进行下去。闽东连江的试点，因军事失利而中止。

闽府宣布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鼓励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没收和限制危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外贸经营企业。提出“关税自主”，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减轻出口税，增加进口税，旨在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闽府领导人认为，“人民革命是欲改造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为近代的国家”，“且创造一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¹⁰⁹⁾；还认为“必须使中国的国家观念与设施变为现代的。所谓现代者即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轮船、火车、汽车、飞机、来福枪、机关枪、电报、电话、无线电、工场及其他应用科学之成效之现代意义者同”⁽¹¹⁰⁾。但因限于当时的局势，没有也不可能落实上述政策。财政困难是闽府遇到的一大难题。福建政府的成立，无法改变以往军阀割据所遗留的财政困乏状况。事变后广东停止对十九路军每月几十万元的资助。虽几经交涉，接管海关，向福州、厦门等支取关余，但总计不足100万元。政府入不敷出，宣布大幅度降低军政人员的月薪，每人只领取事变前的几成的薪金，福建政府财源枯竭，不得不向工商业者增加摊派、征收苛捐杂税，并于12月底由财政部提出向福州、厦门等地商会借款100万元，这不能不增加了工商业者的负担，引起强烈不满。

（三）军事设施：闽府成立后，撤销了原福建绥靖公署，为加强反蒋抗日的作战能力，扩大声势，建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令部，保存十九路军番号，正式将原五个师十个旅，扩编为五个军十个师，两个航空大队。由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分任军长，刘植炎、邓粤铭分任航空大队长。另将闽南大田、永泰、永春、泉州地区的民军改编为第六军，由翁照垣任军长。军委会设立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基层军官。还以扩编、加委的办法，尽力争取福建的地方实力派，如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为第十四军番号，对周志群、陈齐瑄部分别授为独立师。对省内的民军加以招抚和改编，维护地方治安。在一些乡、村组织农民自卫队。总之，力图扩大武装，增强对抗蒋介石的军事力量。

（四）文化、教育改革：废弃国民党的教育制度和内容。闽府文化委员会发出通令，“所有从前各学校所授之党义课程已不适用，应即停止”，对教科书内“宣传国民党文字，一律删去”⁽¹¹¹⁾。在学校中增设政治课，讲授中国近百年史、社会进化史、生产人民政权的意义等课程。着重规定了民族的、社会的与生产的教育原则，要求以政治、军事、劳动三点并重的教育方针，强调生产教育是教育的基础，主张从小学起，就向儿童灌输生产劳动知识⁽¹¹²⁾。

文化委员会还制定了各校学生会、县市学联会条例，颁布青年学生训练大纲及活动方案⁽¹¹³⁾，要求“根据人民革命理论纲领及政策实施之”，“使学生在革命的新学制施行中以自动自律的革命精神拥护革命的教育之实施”。闽府把原福建《民国日报》改为《人民日报》，设立人民通讯社，出版政府机关刊物《革命政权》，宣传抗日反蒋，阐述生产人民革命理论。并派欧阳予倩筹设“中央戏剧院”、派胡秋原等筹办“人民大学”⁽¹¹⁴⁾，力图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五）对外关系：福建人民政府宣布其目的，不仅在建设真正民主之中国，尤在排除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以保障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采取适当步骤与各国订立平等互惠的条约，实现关税自主原则。新政府成立后，曾电告各国政府不要支持南京政府，同时在《对外宣言》中严正指出：“吾人不得不敬告列强勿与南京之蒋介石政府以任何借款，无论其为金钱，为商品，为军械。吾人更声明以后如缔结任何该种借债，中国人民及其革命政府必全盘加以否认。”⁽¹¹⁵⁾人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曾向福州、厦门、三都澳海关进行交涉，经洽商确定，海关用人行政仍归税务司按原规定办理，上述三海关关余每月以42.5万元解缴给闽府财政部⁽¹¹⁶⁾。从1934年1月起加征10％的附加税⁽¹¹⁷⁾。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会曾通过撤销领事裁判权，废止厦门鼓浪屿会审公廨的决定⁽¹¹⁸⁾。福建事变揭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妥协退让。但在对日斗争方面实际表现很软弱。日本政府早已视福建为其势力范围，对闽变极为关注与不安，曾致电给驻福州日本总领事守屋和郎说：“倘新政府以确立关税自主权，或撤销不平等条约为名，而致危及旅华日侨之生命财产，则必采取排除此种情形之适当措置。”⁽¹¹⁹⁾随后，驻福州的日本警察曾对一些军事要地进行非法侦察，日本浪人在福州南台蓄意滋扰，福建政府逆来顺受，未予过问。对其他列强在闽的势力和特权，基本上也是采取承认现实的态度，对日、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进出沿海港口，也无法制止。厦门的鼓浪屿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南京政府特务以及其他反动分子破坏福建新政权的基地，闽府也缺乏勇气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总之，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的出现，表明了国民党营垒的进一步分化。他们揭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坚决与蒋介石集团决裂，把原来对着红军的枪口掉转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这是有益于革命的行动。他们的纲领、口号、方针、政策，包含着反帝、反对封建制度、反对独裁统治的内容，主张实行民主、发展民族经济，说明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由于他们自身的软弱性，在思想理论上存在混乱，缺乏科学性，使其所颁布的纲领和措施大多难以贯彻执行，加上由于敌人的破坏，内部困难重重，连有些可行的政策也未能实施。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得到国内外一部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厦门市各界11月24日于中山公园举行庆祝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有72个团体二万余人参加，会议通过了拥护人民权利宣言；讨伐蒋介石、打倒以南京为中心的国民党等决议，会后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¹²⁰⁾。同日，漳州各界民众五万余人在马肚底公共体育场举行大会，群情激昂，一致通电表示讨伐蒋介石，拥护福建人民政府、人民权利宣言等⁽¹²¹⁾。此外，龙岩、沙县等十余县也举行数以万计民众参加的集会和游行欢庆新政府的成立。福建省内各社会团体发通电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例如福州工联会发出通电表示，“谨率全榕十余万工友，一致拥护，誓为我人民革命政府后盾”⁽¹²²⁾。农民团体、文化总同盟、妇联、学联、记者联合会等也明确表示：“革命的高潮来到了，劳苦的大众们！自动的起来吧！我们以血和肉来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手掌中夺取我们的自由，救我们的民族。”⁽¹²³⁾

省外的社会团体和爱国志士对福建事变也有所响应和支持。例如，四川成都四十五个生产同业和知识界团体，组织“四川省会生产大同盟”，决议对闽府“所布政纲绝端接受，并竭诚一致拥护，除派员分赴各县组织并宣传外，谨此电陈，伏候垂察”⁽¹²⁴⁾。全国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理事吴迈到闽进行实地考察和参加革命活动后，向在上海的史量才、黄任之（炎培）致电告以耳闻目睹的实情，认为“此间秩序甚为安定，金融活泼，首领团结，朝气蠢然，绝不如沪报强制反宣传之所云”，要求“速赋同仇，群起讨贼”⁽¹²⁵⁾。

一些海外华侨也来电表示支持。如马来亚、日、越南侨胞来电热烈拥护人民政府。他们认为“新政府告成，揭橥讨贼，抵御外敌，明定国本，中外腾欢，望即誓师，以苏民困，同侨筹助，先睹成功”⁽¹²⁶⁾。菲律宾爱国华侨致电闽府表示：“本团除切实组织革命势力，以为钧府后盾外，谨代表十余万华侨生产大众，向钧府表示竭诚拥护，务祈克日北伐，声讨国贼，抵抗日寇，收复国土，领导大众革命，打倒帝国主义。”⁽¹²⁷⁾致公党总部致电表示“誓作经济后盾”，加拿大等地致公党也纷纷致电祝贺和支持⁽¹²⁸⁾。朝鲜爱国志士金文专程到闽参加人民政府的革命运动⁽¹²⁹⁾。法国记者士力特女士到榕考察人民政府革命真相，多次采访人民政府领导人，对闽变表示“深切了解，甚表同情”⁽¹³⁰⁾。

三　国民政府的武力讨伐和福建事变的失败

福建事变的发生，闽府的建立，使蒋介石极为忌恨和震怒。他的“正统地位”绝不允许再出现一个“中华共和国”，决心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尽快加以消灭，进而集中全力“围剿”红军。他与汪精卫急忙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着各军政机关迅予处置，务使叛乱克日敉平”⁽¹³¹⁾。

南京国民政府对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严厉鎮压的决心早已确定，而对其武力讨伐的军事部署则有个酝酿、准备的过程。当“闽变”初起时，蒋、汪慌乱，一时拿不出应变之策。蒋甚至“终日徬徨，莫知所措，常常自言自语地说：‘糟了！糟了！’其内心的苦恼和恐惧是可以想象的”⁽¹³²⁾。他们害怕因闽变而发生连锁响应，打乱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全盘计划；更怕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联合，与红军结成军事联盟；又怕各地方势力乘机而起，自立政府。有鉴于此，蒋、汪分别在南昌和南京一唱一和，寻找尽快扑灭闽变的时机和办法。蒋于闽变爆发的当天即曾电告国民政府，要求对闽变一面用政治解决，一面调军严防浙、粤边境，并连电黄郛通报闽变情况，要求提出对策。南京也电召湖北省主席张群入京，孙科则急忙从上海回南京参加谋划。

南京政府首先以“叛党乱国”、“联共勾日”的罪名对闽变大肆攻击污蔑，煽动国民党各派势力对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的怀疑、愤怒。闽府揭幕当晚，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三八四次中政会上，声称定要严厉处置闽变，在通电中攻击闽变为“叛乱”，认为“若任其猖獗，则荼毒生民，危害国家，为患不堪设想”⁽¹³³⁾。继而他在京、沪等地咒骂闽变是“继袁世凯以来所谓洪宪，张勋复辟，苏维埃，伪满之后第五次变更国体制度的叛国行为”⁽¹³⁴⁾。11月22日起，蒋介石连发《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告将士长官电》，斥责陈铭枢等人为“联共叛党”、“降敌通匪”、“以联共勾日为手段，以毁党叛国为目的”。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又配合发表大批社论、消息，诬称闽府“背叛党国，毁裂纪纲”⁽¹³⁵⁾，借以引导国民党军队仇视闽变，但未见他省起而响应。粤、桂两省虽借机指责南京，却与闽方敌对，从而使南京当局态度更加强硬。11月23日，国民党中常委会议决定“将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永远开除党籍”⁽¹³⁶⁾，接着又对他们发出通缉令。

其次，蒋汪利用其中央地位，制造各地方效忠中央，激烈声讨闽变的声势。蒋的家乡浙江省最早通电指责陈铭枢等，并表示相信“中央安定国本，保障民生，德威所及，必能戡逆谋于乍著，定变乱于俄顷”⁽¹³⁷⁾。国民党各绥靖区的军事首领，由蒋的嫡系领头，陆续通电表态。江西的熊式辉致电斥责李济深等“潜窃福州，联匪事仇，毁党叛国，改元易帜，逆迹昭彰”⁽¹³⁸⁾。华北的何应钦、河南的刘峙、西北的朱绍良、安庆的刘镇华、汉口的何成濬等都通电声讨闽变，要求“中央速决大计，严厉制裁”⁽¹³⁹⁾，并表示愿“执戈待命，为国前驱”，“赴汤蹈火，所不敢辞”⁽¹⁴⁰⁾。

第三，蒋汪费尽心机地分化瓦解闽、粤、桂联盟，并抑制了一些地方势力准备响应闽变的举动。两广原同十九路军订有盟约，闽变次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曾联名电西南政务委员会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要求共同反蒋，表示“弟等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先期发动，嬴政无道，陈涉发难于先，安国定邦，沛公继起于后，望吾兄本历来之主张，为一致之行动”⁽¹⁴¹⁾。胡汉民等公然指责闽变为“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动赤祸，为患无穷”⁽¹⁴²⁾。陈济棠在蒋介石拨200万元巨额补助金，并允诺更多政治、经济条件的拉拢、收买下，对闽方背信弃义，一面屯兵粤闽边界，一面封闭十九路军在粤机构，停止协饷，扣押十九路军过境的军火、武器，还以保境安民为名，调兵遣将，准备随时入闽。蔡廷锴曾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之语谴责陈济棠等的倒行逆施。

闽方与一些省份如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山东、陕西等原来是有所联络的。但由于蒋介石的高压手段，加上闽府一些政策措施的失当，因而没有获得这些省当局的响应。方鼎英曾拟在湘西起义，也策动不起来。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等虽在上海致闽方当局一面表示赞同闽府反对南京政府，要求改组中央党部，取消党治，还政于民，而对变更国体，改国旗，取消国民党等主张则认为“实难赞同”。北京《晨报》社的陈博生曾到闽表示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闽变，但未见实际举措。

一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的报纸如上海《申报》、《大晚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北平《晨报》等，曾经发表比较公正的评论。有的认为：“闽局发生的责任，中央政府一班当局应该自负。不说别的，如今闽局中重要而且最有力的号召是‘取消党治，还政于民’，在这一个问题上，中央政府倘把两年的历史看看，就应该惭愧无地。”同时指出：“闽方的借以号召的一切原则，武力都不能消灭。”⁽¹⁴³⁾这些都表明一些中间势力对闽府敢于揭起反蒋旗帜表示一定的欢迎，但他们对变更国体等举动，在当时仍不愿公开支持。

十九路军曾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热烈支持，但在蒋介石的蛊惑下，闽变在华侨中所得到的反应不够热烈，有不少人持消极观望态度，甚至有的表示反对。如新加坡等地的一些华侨曾公开声明：如闽府不改正政策，“则拒绝对闽经济合作”⁽¹⁴⁴⁾，等等。同时，蒋介石派遣大批特务和军事特派员潜入福建和人民革命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破坏工作，收买和策动一些地方实力派和不坚定分子倒戈。

此外，蒋介石还极力拉拢帝国主义各国支持南京政府而扼杀闽府。南京政府曾照会各国政府，请求拒绝承认福建人民政府并不给予任何形式的援助。英、美、法等国迅速予以答复，电称“对此皆表同情”⁽¹⁴⁵⁾。当时的苏联急于与南京政府发展关系，对闽变也进行指责，苏《消息报》甚至发表评论认为，闽变领导人“所宣示之口号无论如何激烈，彼等与中国之真正革命运动绝无共同之点”，“无非为一种诱取中国民众之企图”⁽¹⁴⁶⁾。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日本大使有吉到南京访问汪精卫，声明日本无意援助闽变。蒋、汪立即派与日本有较深关系的陈仪赴日本，以厦门不驻兵为交换条件，请求日本协助镇压闽府。1934年1月，日、英、美借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日舰派480人，英舰派40人，美舰派30人，强行占领福州要地，配合蒋系军队进攻福建人民政府。

当蒋介石对福建大搞政治攻势的同时，不断派飞机袭扰福建重镇，又派军舰封锁福建海面，给闽府造成沉重压力。他在南昌根据获得的各方情报和审度了当时的整个国内形势，认定非迅速扑灭这一事变，将会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在与熊式辉、顾祝同、陈诚等紧张谋划后，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中抽调九个师，又从南京、杭州抽调两个师，合计十一个师约十五万人的嫡系部队⁽¹⁴⁷⁾，分三路向福建进攻。他声称：“我们此次讨逆，名义虽不叫剿匪实际上完全与剿匪一样，尤其是我们要根本剿灭赣南的土匪，非同时剿灭福建方面接济土匪的叛逆不可。”⁽¹⁴⁸⁾其军事部署是：

以蒋鼎文为第二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于11月底由江西南城辗转进闽北浦城，继占政和、屏南，1934年1月初对水口形成包围态势。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由驻地南京、杭州等地进抵闽北浦城、建瓯一带。原驻闽北的刘和鼎部，投蒋后改为三十九军，归张指挥。该路军于1月初完成对古田县的包围。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第四师、李默庵第十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刘戡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分批从江西抚州，通过部分苏区，经邵武、顺昌与刘和鼎部配合，1月初包围了延平（今属南平市）。另外，以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大部分飞机于浙南、闽北，执行侦察、轰炸与战役配合；以陈绍宽为海军指挥官，进行海上的侦察与封锁。蒋介石亲自到建瓯设立行辕，指挥各部展开攻击⁽¹⁴⁹⁾。

福建是四战之地，闽府军除因与红军有约无西顾之忧外，其他诸方面均要设防，当时部队经整编号称七万余人，实际上基干部队十九路军仅约五万人。当时没有形成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若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缺乏机动作战能力。闽府领导人曾寄希望于各地响应事变，群起攻蒋，对自己的战斗力估计过高，对蒋的残酷镇压掉以轻心，曾认为“蒋介石根本无一可调之兵”，“目前集中浙闽边境者，仅赵观涛、张治中等数师，此种军队，十九路军不知遭过多少，实不值我人一击”⁽¹⁵⁰⁾。

直到12月中旬，蒋介石大军压境时，闽军委会才在福州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上有三种方案，蔡廷锴主张集中主力于闽北，趁蒋军入闽未稳之机，先歼灭刘和鼎部，继迎击蒋军先头部队，争取主动。蒋光鼐等提出将主力调闽南，背靠广东，西与红军联合，与蒋军作持久抵抗，或率主力打入浙东，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则主张集中主力保卫福州。经过辩论，多数赞成固守福州，形成决定。按照这一方案，十九路军调集主力部队集中于福州周围。原驻闽西、闽北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第六十一师撤回福州，相继放弃建阳、建瓯、浦城、崇安、邵武、松溪、顺昌、将乐、泰宁、永安等阵地。原驻泉州、莆田、仙游等地的第二军第二师、第三军第三师、第四军除留周力行一个团外，都调进福州地区。闽北前线只留谭启秀第五军，分驻延平、水口、古田等战略据点。这种部署将福建兵力的三分之二，号称四个军，实有兵力21个团，四万余人，集中守卫福州。分散在其他地区的兵力有11个团，约二万余人。这显然有利于蒋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不利于十九路军的战略防御和机动出击，以至于使闽府在军事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1934年1月5日，蒋军对闽北重镇延平发起攻击，十九路军第五军师长司徒非率一个团一千余人据险顽强抵抗。在蒋军几十门大炮和几十架飞机攻击和轰炸及宋希濂等几支部队轮番冲击下，天险九峰山失守，守军被迫投降。1月6日蒋军占领延平。

在蒋军对延平发动猛攻之时，闽府再次于福州召开军事会议，陈铭枢等被迫变更原来计划，决定全军主力从福州分路西进，一路经大湖、雪峰驰援古田；一路沿甘蔗、白沙、水口开向延平。不料延平骤失，它与福州之间的战略要地水口也于1月7日遭蒋军猛攻。第五军军长谭启秀率军部和两个团在此驻防。在蒋军李延年、李默庵、李玉堂共三师十二个团及其他部队协同进攻下，第五军无力坚持待援，当晚水口陷入敌手，谭启秀单身乘木筏突围。此时，蔡廷锴、蒋光鼐等又获悉蒋军有趋永泰企图切断十九路军后路的迹象。1月8日，经白沙军事会议决定，十九路军向闽南撤退，企图背靠广东与苏区，保存实力。蔡廷锴命第四军军长张炎为福州戒严司令，通知闽府各机关和人员作撤退安排，决定主力南下，在峡兜附近过乌龙江，命区寿年第三军先占仙游，掩护主力，又命毛维寿第二军速占惠安、泉州等地。

古田位于福州的西北部，丛山环抱，形势险要，是福州的重要屏障、战略要地。原由十九路军第五军师长赵一肩率三个团防守，此时已被张治中率领下的蒋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团团围困。张定下了“此次攻取方略，先攻延平，次攻水口，两地克服，则古田之敌如瓮中捉鳖，可避免攻坚所受之牺牲”⁽¹⁵¹⁾。此计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十九路军主力南撤，古田守军陷入绝境，遂于1月12日被蒋军占领，至此闽北战事结束。当天，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军政部次长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省政府暂设延平。

1934年1月12日晚，李济深、陈铭枢等与十九路军及海军将领商讨撤退事宜。此时闽变当局已难以驾驭福建局势，卢兴邦等已倒向南京，致使福州与永泰、仙游等地间的交通受阻。南京的海军陆战队先后在连江、福清等地登陆，福州陷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十九路军当局经仓促讨论决定，当晚开始行动，分两路向漳州、泉州撤退：一路经洪山桥，由福湾公路的湾边角出发；另一路是主力，由福峡公路的峡兜过乌龙江，分别向预定目标前进。1月13日，设于福州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办公。当天，蔡廷锴等通电表示将在漳州设人民政府，在泉州设总部，继续坚持战斗。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陈友仁、徐谦、余心清、章伯钧、胡秋原、梅龚彬、何公敢等人民政府领导人分别乘飞机、轮船、汽车离开福州。蔡廷锴暂留福州，处理善后，并商请萨镇冰维持福州秩序等事宜。1月15日，十九路军安全过江，蔡廷锴离榕赴泉。16日，南京政府海军陆战队及蒋鼎文率部占领福州，同时下令所属各部对十九路军继续追击和堵截。

南京第五路军卫立煌部南进追击十九路军，其所属第八十三师刘戡部在仙游以南与十九路军张君嵩师接触。张师英勇反击，掩护十九路军主力撤离涂岭一线。担任后卫的部队又在莆田阻击蒋军，保证十九路军主力南下泉州。蔡廷锴曾下决心在泉州地区组织反击战，苦撑残局，力图使十九路军能在闽粤边界立住阵脚。他离福州后于16日至莆田，主张先集中兵力于仙游，击败卫立煌部后南下，遭第一师师长邓志才和第二军军长毛维寿反对，遂改令三、四两军及邱兆琛纵队归区寿年指挥，一面堵后，一面掩护西侧部队继续南撤。17日，蔡廷锴率部由莆田经涂岭抵泉州，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他决定本人离军去闽西，希望部队火速分路西进闽西保存实力，宣布将一方面军部队交毛维寿代指挥。当晚，蔡乘机抵漳州。

掌握着十九路军主力指挥权的毛维寿早有归降蒋介石之意。这与戴笠派遣特务潜入福建策反有关。戴笠曾派特务运用私人关系，联络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参谋长赵锦雯，策反该师师长毛维寿等许以高官厚禄。当十九路军向闽南退却时，戴笠赶往厦门，亲自指挥策反，并到漳州与毛维寿等密谈，软硬兼施迫毛维寿、沈光汉等降蒋。毛维寿先是有意放弃晋江口洛阳桥的战略要道，让蒋军轻易占据，致使十九路军聚集的泉州无险可守。在此前，黄强已于1月9日将厦门交给南京政府海军要港司令林国赓，所带部队被收编。20日蒋军从厦门嵩屿港登陆，占领同安、漳州，切断泉州十九路军西撤之路。这时，蒋军八十三师参谋处长符昭骞，奉命进泉州，找张炎等接洽。1月21日，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联名发表降蒋通电，宣称：“同室操戈，贻害邦国，智者不为。光汉等决议一致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促李、陈、蒋、蔡诸公先行离开，并推戴戟出任维持，一切政治问题，静待商决。化干戈为玉帛，保护国之安宁，全国明哲，谅表同情。除令各部队集结停止军事行动，静待和平处理。”⁽¹⁵²⁾经十九路军代表与蒋介石方面接洽，决定将十九路军缩编为第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四十九共四个师。毛维寿被任命为十九路军总指挥。

1月22日，蒋军宋希濂师占莆田，续向泉州推进；王敬玖师与刘戡师相配合进逼泉州，形成包围的态势。闽府第一方面军参谋处长范汉杰暗通国民党当局，使蒋介石对闽方军事了如指掌。蒋鼎文拟定收编十九路军办法，营长以上离营，余则点械收容。蒋介石即日复电照准，令十九路军集合莆田、福清、惠安听候改编。次日，蒋鼎文电泉州十九路军将领，限三日内作出明白表示。沈光汉等复向蒋介石要求仍驻泉州并保留十九路军名义，另派戴戟来闽负责改编，至25日晚仍未开出泉州。30日，蒋军以重兵相逼，强行取消十九路军番号，任命毛维寿、张炎为第七路军正副总指挥，统率所部。不久又制造借口将各师缴械，强令各师分赴河南归德、开封等地整训，并将连、营以上军官全部更换为蒋军嫡系，彻底肢解了十九路军这支闻名遐迩、战功卓著的抗日军队。

蔡廷锴退抵龙岩时，尚有周力行团及余部四千余人。蔡曾拟与闽西地方武装傅柏翠等合作，以游击战同蒋介石周旋。由于粤军陈济棠等的步步进逼，使他感到坚持反蒋已无实力，参加红军又无决心，最后决定让余部接受粤军改编为一个旅。闽变领导人李济深等分别离龙岩往香港后，陈济棠将这个旅缴械遣散。周力行（即周士第）果断机智地投奔苏区，幸免于难。徐名鸿在通过广东大埔时，被粤军查获，并以“叛国叛党”的罪名惨遭杀害。徐名鸿临危不惧，曾言：“死后如立‘社会主义者徐名鸿之墓’，吾愿足矣。”⁽¹⁵³⁾2月上旬，蒋军第三师进驻龙岩，至此，闽府的最后一块基地，十九路军的最后一支部队也完全丧失了，“闽变”终于以彻底失败而结束。

福建事变发生之际，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遭受蒋介石镇压，革命形势发生曲折的变化，闽变的领导者敢于冲破南京统治集团的牢笼，打起抗日反蒋联共的旗帜，表现了爱国主义与革新政治的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次事变的迅速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经济、军事实力仍比较强大，尚处上升的时期，以福建一隅之地和一军之力，要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在实际上闽变的领导者对局势的估计过于盲目乐观，以为可能出现“登高一呼，四方响应”的局面，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于轻敌思想，认为蒋介石抽不出兵力前来镇压，从而没有作坚实迎敌的准备。在政治措施上又有些失当，例如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取下孙中山遗像等，这些做法也使自己陷于孤立。在人民政府内部未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内部不能统一，又遭到蒋介石派遣的奸细的严重破坏。福建人民政府作出联共的决定是可贵的，但在当时对联共和军事合作仍存有疑虑，态度不够坚定。在中共方面虽有苏区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的正确支持，但由于左倾领导占据统治地位，使双方的合作大打折扣，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闽府领导人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方面虽作了一些工作，远远不够，因而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次事变在当时的条件下遭受失败，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但失败得如此迅速，以至使一支英勇善战的铁军顷刻间被消灭，则令人感到意外，作为历史经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的。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但其正义性和历史意义是应该肯定的。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切力量，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都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闽变”的领导人后来也大多在民族解放事业中作出了贡献。

————————————————————

(1)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253页。

(2)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3)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37页。

(4)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第18页。

(5) 《蒋介石致张学良有电》，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563页。

(6) 日本从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新读书社编：《侵略——日本战犯的自白》，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8页。

(7) 《大公报》（天津），1933年1月13日。

(8) 《国闻周报》第10卷第5期。

(9) 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2—73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

(11) 《国闻周报》第10卷第10期。

(12) 《国闻周报》第10卷第10期。

(13) 《大公报》（天津），1933年2月19日。

(14) 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华北抗日战纪》第1卷第2章第3节。

(15)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396页。

(17) 《中国论坛》第2卷第3期，1933年3月27日。

(18) 《申报》，1933年3月10日。

(19) 《上海商人救国协会快邮代电》，国民政府档案，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0) 《蒋介石致张学良、何应钦鱼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614页。

(21) 《蒋介石致张学良、何应钦鱼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614页。

(22) 中国艺术公司：《长城血战记》，京城印书局1933年版，第2页。

(23) 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第93页。

(24) 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页。

(25) ［日］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第102—103页。

(26)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27) 《汪精卫致黄郛养电》，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79页。

(28) 《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漾未电》，《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561页。

(29) 《蒋介石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回电》，《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561—562页。

(30) 《汪精卫致何应钦、黄郛电》，《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561页。

(3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940—941页。

(32) 政协河北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33) 高树勋等：《察哈尔民众同盟军》，《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15页。

(34) 《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

(35)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5—100页。

(36)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1页。

(37) 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196—197页。

(38)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62页。

(39) 《申报》1933年7月16日。

(40) 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19—220页。

(41)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58年编印。

(42) 《一月来之中国·察哈尔问题》，《申报月刊》第2卷第8号，1933年8月15日。

(43)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04—205页。

(44)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06-207页。

(45)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6)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01页。

(47) 《华北日报》1933年7月30日。

(48) 《晨报》1933年8月3日。

(49) 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50)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振武决心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刚到香港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51) 陈书麟、陈贞寿编著：《中华民国海军通史》，海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

(52) 《庸报》1932年5月18日。

(53) 见《中华民国海军通史》，第333页。

(54) 《国闻周报》第9卷第38期，1932年9月20日。

(55)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辑，第4页。

(56) 《山东省政府公报》第199期，1932年10月2日。

(57) 《山东省政府公报》第199期，1932年10月2日。

(58)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念纪事长编》（上），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70页。

(59) 《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9月28日。

(60) 《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61) 《新闻报》1932年10月22日。

(62) 《庸报》1932年10月23日。

(63) 《新闻报》1932年10月26日。

(64)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念纪事长编》（上），第270页。

(65) 《国闻周报》1931年4月6日。

(66) 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

(67) 乔诚等著：《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68) 萧波等：《四川军阀混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69) 萧波等：《四川军阀混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70) 《刘湘》第127页。

(71) 《刘湘》，第128页。

(72) 《刘湘》，第129页。

(73) 周东郊编：《盛世才祸新记》之二，油印本。

(74)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75)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178页。

(76) 吴蔼宸：《新疆纪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6页。

(77) 《中央日报》1933年6月19日。

(78) 《中央日报》1933年6月22日。

(79) 吴蔼宸：《新疆纪游》，第118页。

(80) 《中央日报》1933年7月7日。

(81) 《申报》1933年8月2日。

(82) 《国闻周报》第10卷第41期。

(83) 《蔡廷锴自传》上册，第296页。

(84) 《申报》，1932年5月24日。

(85) 《庸报》，1932年5月29日。

(86) 《民国日报》（福建），1932年8月2日。

(87) 《民国日报》（福建），1932年9月23日。

(88)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7页。

(89)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8页。

(90) 《民国日报》（福建），1932年11月17日。

(91)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7页。

(92) 《庸报》，1933年1月7日。

(93) 《民国日报》（福建），1933年5月2日。

(94)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81页。

(95) 《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415页。

(96)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14—415页。

(97)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6页。

(98) 《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全文，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196页。

(99) 福建省政府转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处公函（1933年11月18日），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2页。

(100) 福建省政府转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处公函（1933年11月18日），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4—6页。

(101) 《民国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0日。

(102) 《全国人民临时代表会情形详记》（1933年10月20日），《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8—9页。

(103) 《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1933年11月20日自福州发），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12—13页。

(104)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3日。

(105)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96页。

(106) 《国闻周报》第10卷第49期。

(107)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6日。

(108)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日。

(109)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5日。

(110) 《人民日报》（福建），1934年1月11日。

(111)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2、13日。

(112)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0日。

(113)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30日。

(114) 《北平晨报》，1933年12月7日。

(115) 《人民革命政府对外宣言》，《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3日。

(116) 《江声报》（厦门），1933年12月5日。

(117)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7日。

(118)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1日。

(119) 记者：《闽变始末记》，《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

(120) 《江声报》（厦门），1933年12月3日。

(121) 《江声报》（厦门），1933年11月26日。

(122)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4日。

(123)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1日。

(124)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9日。

(125)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4日。

(126)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4日。

(127)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9日。

(128) 《人民日报》（福建），1934年1月6、11日。

(129)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9日。

(130)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2日。

(131) 《救国通讯》第59期，1933年12月7日。

(132) 符昭骞、郑庭笈：《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战役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24页。

(133) 《救国通讯》第59期，1933年12月7日。

(134) 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130页。

(135) 《申报》，1933年11月23日。

(136) 《申报》，1933年11月24日。

(137) 《国闻周报》，第11卷第49期，1933年12月11日。

(138) 《申报》，1933年11月24日。

(13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40) 《申报》，1933年11月23、26日。

(141) 《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

(142) 《闽变续记》，《国闻周报》第10卷第48期。

(143) 《解决闽局的合理途径》，《益世报》1933年11月23日。

(144) 《大公报》（天津），1933年12月8日。

(145) 《大公报》（天津），1933年12月2日。

(146) 《大公报》（天津），1933年12月8日。

(147) 《申报》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

(148) 王德胜编：《蒋总统年表》，台北1956年增订本，第159页。

(149) 宋希濂：《我参加“讨伐”十九路军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150) 《江声报》（厦门），1933年12月11日。

(151) 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2) 《江声报》（厦门），1934年1月22日。

(153) 转引自冯玉祥1935年3月日记。

第三章　国民党统治的加强

第一节　军事独裁体制的确立

一　蒋介石总揽兵权，控制全局

蒋介石于1931年12月第二次下野后，感到短期之内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绝非易事。他退而求其次，便起用过去的政敌汪精卫。蒋介石在1932年1月中旬专程从浙江奉化往杭州与汪氏会晤，达成了权力分配的协议，商定组成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由汪负责内政外交，出面对日折冲樽俎；蒋负责军事，专主“剿共”内战。同年3月18日，蒋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他专任军事职务达数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既没有国民党领袖的名义，也不是政府首脑，但实际上国民党政权的全局仍归他支配。他自己牢固地控制着军队，而南京政府的财政资源、党政要害机关等绝大部分也控制在拥蒋派手里。蒋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国家机器，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镇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建立及其体制演变，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早在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时就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其职权是在国民党的指导、监督下，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海陆军、航空队及一切关于军事的各机关。北伐战争开始后，又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蒋介石任总司令，规定军事委员会内各机关改隶总司令部。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为了表示不承认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对军事委员会的改组，标榜南京政府符合法统，声称1927年4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广州迁进南京办公，当时规定，军事委员会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负全国陆海军编制、统御、教育、经理、卫生及充实国防之责。蒋介石经历了第一次下野后，于1928年1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旋又在其总司令部组织大纲中规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得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蒋介石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统辖全国武装部队。11月7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军事委员会着即裁撤，该会所有一切事务限于11月10日以前结束，分别移交军政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在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期间，1931年1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对中央政府政治体制进行了某些改革。首先，缩小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政制改革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政府，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其他官职”，实际上是虚位元首，会议推举林森担任此职。其次，实行五院分立制。新政制规定，行政院负实际行政责任，五院独立行使五种治权，各自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实行五权分立。第三，高级官吏任免权分散行使。这实际上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它有防止和打击蒋介石继续实行个人独裁的企图。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发生。次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决定重新设立军事委员会。同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称，这次重设军事委员会，“目的在捍御外侮，整理军事，俟抗日军事终了，即撤销之”⁽¹⁾。但实际上国民党当局并不履行诺言，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在较长时间内，国民党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不把主要精力用于对日作战，而集中军事力量“剿共”。当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年鉴》也承认：国民党“于沪战结束后，指导国民政府设置军事委员会，以蒋中正任委员长，本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原则，督师剿赤匪”⁽²⁾。

在国民政府中，政策和机构常因人而设，因人而易。重设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权程度较前大为提高，取消了主席与常委共同署名的制度，常委与委员长不是共同领导关系，而是辅助关系。由于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国民政府委员会毫无实权，军事委员会虽直隶国民政府，但国民政府没有哪个机构，哪位领导人能领导军事委员会。它实际上只对中央政治会议负责，蒋介石拥有全权。

蒋介石在跌宕起伏的政坛生涯中，更认识到控制军权的重要性。他于1932年5月1日对天津《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称：“从前本人求政治统一太急，又以为其力足以扫除统一障碍，认为可先办成统一，再整顿军事，以统一军令。”“军政为统一政治之基本。本人愿努力治军，巩固中央。”⁽³⁾他下决心先抓军权，再及党权、政权，最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实行专制独裁统治。

1932年6月上旬，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颁发陆军师暂行编制表，规定统一各师编制，军为直辖单位，军长不兼师长，共编48个军96个师，形成了一支由蒋直接控制的“中央军”。为了加强这支正规化的军队，还逐步聘请大批外国军事顾问，大量购买外国军火，补充和更新武器装备，其首要目的是适应反共战争的需要。1932年6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其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凡指调豫、鄂、皖三省剿匪之陆海空军，均归总司令节制指挥外，所有该三省党务及政务事宜，由中央特许，统受其指导办理之。”⁽⁴⁾

蒋介石主持军事委员会后，机构迅速扩大，内除设办公厅外，增设了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调查统计局。1932年8月设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蒋介石兼委员长，处理北方的一切军事事宜，从此东北军也归蒋直接指挥。1934年5月，航空署改组为航空委员会，直隶军事委员会，蒋兼任委员长。继又设立许多派出机关，如南昌行营、武汉行营、广州行营、四川行营、西安行营、武昌行营等。在《南昌行营组织大纲》中规定，“军事委员长为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及监督、指挥剿匪区内各省党、政事务之便利起见，特设南昌行营”⁽⁵⁾。还规定了严密的组织系统，除设办公厅外，有第一、二厅、审核处、训练处、经理处、总务处。在办公厅内又有秘书长室、主任室、侍从室，在主任室内再设人事课、文书课、机要课、调查课。军事委员会把全国各地划分若干绥靖区，先后设有驻豫、驻鄂、驻赣、驻闽、驻陕、驻广州、驻南宁、驻北平、驻太原、驻豫皖、驻湘、驻贵滇黔、川康、驻甘、冀察等绥靖公署⁽⁶⁾。各公署“绥靖主任由国民政府特派之，隶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受参谋总长、军政部长及训练总监之指导”⁽⁷⁾。行营和绥靖公署除负责指导军事外，并干预甚至控制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军事委员会又领导各省和大卫戍区的保安司令部及卫戍司令部。各省划分若干行政区，设保安司令，县设保安总队。总之，通过一整套的机构，军事委员会建立了对全国的军事统治网，蒋介石成为总揽军权的铁腕人物，从而也控制着国民政府的统治中枢。

在军事委员会内，蒋介石还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即军事委员长侍从室。它对蒋建立独裁统治起着特别的作用。正如程思远所指出：“蒋当总司令，权力中心就在总司令部；蒋当国府主席，权力中心就在国民政府；现在蒋当委员长，权力中心就转移到他的侍从室。以后蒋的侍从室变成了一个太上内阁，凌驾于党政最高领导之上，‘中正侍秘’、‘中正侍参’的电令，拥有最高无上的权威。”⁽⁸⁾

如前所述，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集中主要军事力量继续“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先在汉口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继而设立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他在赴鄂、赣指挥部队时，总要随身带几个亲信侍从人员、秘书、副官和临时抽调的参谋人员等。这在起初并没有确定正式名称和机构，实际上已是侍从室的雏形。接着蒋把侍从秘书、副官、随行参谋人员及侍卫人员等组织在一起，成立侍从室，属南昌行营编制。在1933年6月20日由国民政府颁布的《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组织大纲》中，侍从室已正式列入南昌行营的组织系统表内⁽⁹⁾。侍从室的主任先是林蔚，后由晏道刚继任。其编制为第一组警卫，第二组秘书，第三组调查及记录，第四组总务，另附设侍从参谋若干人⁽¹⁰⁾。以后经过逐渐扩充和发展，到1936年1月，侍从室改组，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侍从室”。设侍从第一和第二两个处（到抗日战争时期增设第三处）。一处掌军事，晏道刚、钱大钧先后任主任；二处掌政治、党务，陈布雷为主任。每处下设三个组。处主任直接对蒋介石负责。另外，保卫蒋介石驻留和行动安全，由警卫大队和侍一处第三组负责，设侍卫长统一指挥这两个机构的行动，侍卫长由钱大钧兼任。侍从室官兵待遇很特殊，其工资、津贴等远在国民政府各机关之上。

侍从室设立之初，工作偏重于军事方面，1936年1月改组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时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领导一切，侍从室的职权也扩大到党、政、财、文，国民政府各院、部、会没有哪一个机构的职权有如此全面。蒋介石赋予它的权力不仅是办理一些事务，而是参与策划机密要事，掌握高级官员考核任免，拟发命令文电，实际上凌驾于院、部、会等机关之上。概括地说，侍从室一处第二组和二处第四组是侍从室的核心。一处二组为蒋的军事参谋，掌握范围包括军政、军令、军训、国防设计、绥靖、运输、空军、海军、军法、人事、情报等。二处四组是蒋的党政秘书，主管政治、党务、秘书等。后来权力更加集中，常常包办行政院业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侍从室在人事方面的特殊作用。侍从二处第五组初为蒋介石储备行政官员而设，由陈布雷兼组长，组内设侍从秘书，无定员，无定职，一律上校待遇，备蒋召见咨询，陆续派往其他部门工作。后来蒋的权力膨胀，凡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行政院所属机关、部队及中央和地方其他行政单位高级军、政主管官员的任免，都必须蒋亲自核定后，才交由主管部门发布任命。总之，侍从室设立后经过发展演变，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侍从办事机构，逐渐变成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内廷”。正如深知内情者指出，“侍从室就像封建皇帝的内务府或内书房”，不同的是侍从室管得宽，党、政、财、文样样都管⁽¹¹⁾。此外，1932年4月1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设立了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将CC系特务组织和复兴社特务处集中于军统局，局长先是贺耀组，1935年4月起由陈立夫继任。军统局的设立也使蒋介石能更得力地使用这一支特殊力量。

毛泽东曾说：“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¹²⁾为了抓住军队，蒋特别注重掌握军校。他早已将黄埔军校迁入南京并改为中央军校，其官邸就设在军校校园的中心（黄埔路）。蒋介石长期兼任中央军校和其他多所军事政治学校的校长。这就使大多军官及县长以上的官吏都成了蒋的门生，成为蒋家王朝的基干力量。

蒋介石又懂得，单有军权尚不足以确保其稳固地位，只有通过重税、外国贷款获得大宗财源，或得到大城市的实业家、商人、银行家等的财政金融支持，才能支持军队，保持权力。因而，南京政府建立后，长期由宋子文、孔祥熙这两位蒋的亲戚和其他江浙籍实业家、银行家掌管财政。在行政院中，汪精卫任院长，宋子文则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这就保证了军事委员会有充足的财力为保障。蒋介石不断提出大宗军火的订单，交由宋子文、孔祥熙向德、美、英、意等国订购，从中获取高额的佣金，有的年份高达数千万元。这也为蒋、宋、孔等提供聚敛财富的重要来源。1935年4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在原来为筹措“剿共”经费而建立起来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加入250万元官股，改称中国农民银行，蒋任理事长，不久也准其发行钞票，加入法币系统。这个银行后来成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CC系金融资本的核心。同时，又设立以经营进出口军火为主的中央信托局和从事储蓄、汇兑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蒋介石等还将军事委员会的势力逐渐延伸到工业及经济范围。1932年11月，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会址设于南京。1935年4月易名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委会。该会起初负责统制全国钨、锑等战略产品运销事宜，1936年起在湖南、江西等地筹建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煤矿、龙溪河水电厂等二十余家重工业厂矿。这样，蒋介石掌握的军事力量就有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后盾。

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合组成中央政府以后，胡汉民处于在野地位，南京政府形成蒋汪双头政治，从形式上看，蒋主军，汪主政，但实际上只有主军的蒋介石才能指挥国民政府全局，并且逐渐趋向蒋的个人独裁。蒋汪之间既勾结又争夺，关系时有变化，这是南京政府内争的主要表现。在强大的拥蒋派制约下，汪的地位风雨飘摇，几次提出辞职，经蒋出面周旋才继续留任。稍后，汪企图通过对日外交途径，逐步攫取权力，逼蒋让步，虽一度得手，成为日本最信赖的外交对手，却引起主张抗日的亲欧美派人士的愤怒，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汪精卫遇刺后，南京政权再次完全由蒋介石所把持，他又集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详后）。

二　国民政府军队的基本建制与征兵制的实行

（一）重要军事机构

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最高统帅机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

根据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1932年3月5日所通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关，职掌“国防绥靖之统率事宜”；“军事章制、军事教育方针之最高决定”；“军费支配、军实重要补充之最高审核”；“军事建设、军队编遣之最高决定”；“中将及独立任务少将以上任免之审核”。该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七至九人，由中央政治会议选定，国民政府特任⁽¹³⁾。7月16日，又对组织大纲进行修改并公布。依据新大纲规定，加上参谋总长、军政部长、训练总监、海军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及委员会各厅主任为当然委员，共十七至十九人。其中互推三至五人为常务委员，“辅助委员长筹划一切事宜”⁽¹⁴⁾。委员长之下辖办公厅，内分第一、二、三厅，分别职掌国防用兵和陆地测量、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军事咨询和研究等事项。此外还有专门为委员长个人服务的侍从室等。

随着军事委员会权力的扩大，其组织逐步扩充。1934年5月航空署从军政部划出，改组为航空委员会，直隶军委会，蒋介石兼任该会委员长，宋美龄任秘书长，下设若干厅、处分管各项业务。所有空军部队、空军院校及场站，均归该会领导。

继而，军委会又陆续增设了铨叙部，统管陆海空人事；审计厅，负责全军审计；政治训练处，掌管全军政治训练；资源委员会，掌管资源的调查、资源的开发和资源的动员事项；调查统计局，掌管军事、党派情报以及禁烟委员会等机构。

为了集中力量消灭红军和其根据地，镇压人民，南京政府还在各地设立各种军事机构。为“围剿”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设立剿共司令部；为对根据地进行围攻或对某重要地区人民进行统治，设立委员长行营；自1930年至抗战前，全国共设十余处绥靖公署；为强化对中心城市的军事统治，设警备司令部或卫戍司令部，如南京警备司令部、杭州警备司令部、平津卫戍司令部等。剿匪司令部是蒋介石集中军事力量对红军进行武装“围剿”和对苏区进攻的军事指挥机关，它的全称是“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总司令部，一般分为两个层次，即大司令部辖小的司令部。如设在湖北沙市的鄂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及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承军事委员长及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之命，指挥所辖之军队。

军事委员会之外，还有一些重要军事机构，主要是：直属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和隶属于行政院的军政部、海军部，这些部、院按规定也归军委会指导、节制。

参谋本部掌理国防用兵及陆地测量事宜，如军事情报的搜集、作战方案的制订、军队的管理教育、军事编制的变动等。参谋本部设参谋总长一人，上将或中将衔，参划军机，执掌国防用兵各计划，综理部务，统率全国参谋人员，监督其教育并管辖陆军大学等学校以及驻外使馆武官、陆地测量等。设次长一人，中将衔，协助总长办理部务。

训练总监部掌理全国军队及所辖学校教育和国民军事教育等事宜。部内设总务厅和步兵监、骑兵监、炮兵监、工兵、辎重兵监等，并设政治训练处、国民军事处和军事编译处，必要时增设特种兵监和海军兵监等。设训练总监一人，上将衔，综理部务，负责规划、监督全国军队及所辖军事学校教育以及国民军事教育等事宜；设副监二人，中将衔，辅佐总监处理部务。训练总监部直辖的学校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及军官训练班、航空队、陆军步兵、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等学校。

军事参议院，是南京政府建立的最高军事咨询建议机关，设院长一人，上将衔，综理全院事务；设副院长一人，上将或中将衔，辅助院长处理院务。设军事参议若干人，将级，平时专备咨询建设，并担任点验、校阅、演习及特派等事宜，战时则选任为高级指挥官或担任其他重要职务。担任军事参议、咨议的人员，按规定必须是“曾任重要军职，学识优长，勋望卓著，久在党国服务之海陆空军将官及上校”；又规定参议为90人至180人，咨议为60人至150人，其中上将参议不得超过25人，中将参议不得超过50人⁽¹⁵⁾。实际上大多是安置一些高级闲散军官。

军政部隶属于行政院，成立初期掌理全国陆、海、空军行政事宜，监察指导各省区有关军政事务。设陆军、海军、航空、军需、兵工等五署和总务厅、审计处。设部长一人，上将或中将衔，经理部务，监督所属各厅、署、处的行政事宜；设次长二人，中将衔，辅助部长处理部务。由于海军署和空军署先后扩为部和委员会，1932年后军政部实际上仅掌管陆军行政。

海军部前身为军政部的海军署。1929年7月改署为部，直隶行政院，管理全国海军行政事务。内设总务、军衔、军务、舰政、军学、军械、海政等司和一个经理处。设部长一人，上将或中将衔，综理部务；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一人，中将衔，协助部长办理部务。

（二）军队的编制和整理

（1）陆军的编制与整理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其军队分别掌握在蒋系、冯系、阎系、桂系等军事实力派手中，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军”只占军队总数的一小部分，为了加强对各派军队的控制，蒋介石既对军事机构进行整顿，也对军事建制与编制进行大规模整理。

当1928年末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全国时，全国陆军主力有四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以蒋介石嫡系的部队为主干，由蒋介石任总司令。第二集团军为西北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第三集团军为晋系部队，以阎锡山任总司令。第四集团军为桂系部队，以李宗仁为总司令。以上四个集团军“战斗员额几逾百万”⁽¹⁶⁾。此外，还有新易帜的东北军及其他一些地方部队。集团军以下的编制为军、师、旅、团、营、连、排、班。

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编遣会议，决定对全国各系军队实行压缩编遣，同时实行统一编制，平时不设军。师以下设旅，旅以下为团。师分为甲、乙、丙三种。该编遣方案只有利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扩充，因而遭到各地方实力派反对，未能实行。南京政府在一项报告中作如下记述：“当十七年北伐告成，全国统一之际，全国军队均在政府统制之下，计有中央直辖部队及第一、二、三、四各集团军，第八路军暨其他闽、川、滇、黔、东三省各部队约计总数不下一百八十余万人。军队愈多，编制愈不一致。于是政府乃于十八年设国军编遣委员会，将全国军队收缩整理拟分期裁减，仅留五十万人。所有战时名义及编制一律取消。另由该会制定陆军暂行编制表，呈准公布施行。按此项编制，以师为最高单位，更分甲乙丙三种师。甲种师以步兵二（三）旅，每旅三团为基干；乙种师步兵三旅，每旅二团；丙种师，步兵二旅，每旅二团，并各配属其他特种兵若干。以便依各部队之质量分别改编，改编后每师原额约一万四千余人。乃编遣会成立决议各案正在进行，而李、白、阎、冯等即相继叛变，遂复中止。”⁽¹⁷⁾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后，蒋介石曾将其嫡系部队和受其指挥的地方杂牌军编制为若干“路”军，每路军设总指挥，统率几个师、旅不等。并在师直属队中增加了野战医院及修械所。1932年6月4日，军事委员会通令对陆军实行统一编制，以军为直辖单位，隶属于军政部。初编制正规军为四十八个军，每军两个师，后不断扩建，到1933年3月，已达六十余军。各军长直隶于军政部，各师长对军长负责，军长不得再兼师长。每师增设工兵、辎重、通信等特种营，以提高战斗力。在1932年1月至1935年7月西南政务委员会存在期间，两广军队自成体系。

1935年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1936年初南京政府开始第一期整编陆军10个师，称为“调整师”。到年底，共整编了20个调整师，配置了德国装备。继而又决定在以后二年每年调整20个师，连同已调整完的20个师，共60个师，“以作国防之基干”。另外，还决定同时整理60个师，称为“整理师”，补充装备，使各师单位编制划一，“作为预备队，及守护地方之用”⁽¹⁸⁾。至1937年7月国民政府对陆军实际调整、整理共八十五个师又九个独立旅，又有已适用调整编制而尚未充实者五个师。同时，国民政府对特种兵进行了整理。1937年上半年，共编装甲兵一个团，炮兵四个旅又二十个独立团、铁道兵一个团、装甲汽车一个团、通讯兵两个团、工兵两个团。到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陆军已整理与未整理部队共计步兵一百八十二个师又四十六个独立旅，骑兵九个师又六个独立旅，加上特种部队，共约一百七十余万人。预定使用于第一线作战者，有步兵八十个师又九个独立旅，骑兵九个师，炮兵两个旅又十六个团。

（2）空军的建立和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筹组空军。1928年10月，蒋介石命令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航空队，开展飞行教育训练，培养航空人员。同年12月，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队正式成立，由张静愚任队长，厉汝燕任副队长，李珉任飞行主任。同时，南京政府军政部设立航空署，由熊斌任署长。1929年5月，南京航空司令部成立，张静愚为司令，蒋逵为参谋长，下辖三个航空队。1932年9月中央航空军官学校在杭州笕桥正式开学，蒋介石兼任校长，毛邦初任副校长。1934年5月，航空署从军政部划出，改组为航空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宋美龄为秘书长，陈庆云为主任。原来附属于陆军的空军，成为独立的军种，并从国外购进数十架各种型号的飞机。这时空军编制共有八个中队。主要用于进攻红军根据地和参与对付其他军事实力派的战争。

随着国民政府对全国抗战的着手筹划，空军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1935年增编了六个中队。1936年由于蒋介石用收买分化的手段使广东空军共六个中队归附南京，当年国民政府空军合计增编了十七个中队。至1936年底，增至三十一个中队，编成九个大队。其中三个航空机大队，三个驱逐机大队，两个侦察机大队，一个攻击机大队，共辖二十六个中队，还有五个直属中队和四个运输机队。总计全国空军共有各类飞机六百余架。全国有262个机场，六个飞机修理厂分设于南京、南昌、洛阳、广州和重庆。1936年南京政府与意大利合办南昌飞机制造厂。1937年2月又与德国合资兴建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至1937年春，中央航空学校和航空机械学校已培养飞行员、机械师各七百余名。同年5月，全国划分为六个空军区，先后在南昌、南京成立第三和第一空军区司令部。

（3）海军的改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海军总司令统辖海军，1928年12月设海军署隶属于行政院军政部。当年共有各种舰艇44艘，排水量为30281吨⁽¹⁹⁾。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虽“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各军事实力派割据地方，海军将领也纷纷投靠各派势力，大致形成三个系统，即蒋介石控制的福建系、张学良的东北系和陈济棠的广东系。为统一海军，1929年3月，蒋介石在上海召开海军编遣会议，4月成立海军部，以陈绍宽任部长。将海军编为四支舰队：闽系为第一、二舰队，直属海军部，实为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嫡系。其中第一舰队下辖海容、海筹等12艘军舰，1934年增至15艘。第二舰队下辖楚有、楚泰等15艘军舰，1934年增至21艘⁽²⁰⁾。东北海军为第三舰队，为原东北海防舰队和旧渤海舰队余部合编而成，归东北边防司令官公署节制。广东系为第四舰队，由广东拥有的一些舰艇组成，由陈济棠指挥。

国民政府虽成立了海军部，全国海军仍难以统一调遣。东北系仅有一支舰队，却拥有当时吨位最大最新式的海圻、海琛、肇和三艘主力舰，实力与拥有两支舰队的福建系差不多。1931年后，东北系以青岛为基地，控制了长江口以北的广大海面。福建系则以马尾、象山为基地，控制了福建沿海至长江口以南的海面。广东海军没有大型军舰，实力较弱，遂以大亚湾为基地，控制了广东周围海域。1936年6月，驻青岛的三艘主力舰因不满舰队司令沈鸿烈而脱离东北系逃往广东，但不久其中两艘又改投福建，东北系海军由此衰落。广东海军由于一些军舰年久失修，实力大减，至1935年，不再称第四舰队，改属广东江防司令部管辖。作为中央海军的福建系，经过历年建造舰艇的努力，又收编东北系两艘主力舰，还从日本定制宁海舰一艘，仿制平海舰一艘，实力有所增强。海军部成立后，曾制订了“海军建设六年计划”，但“为经费所限制，未能作大量之建设”⁽²¹⁾。至1937年全国抗战前夕，中国海军的编制仍为三个舰队，包括新建旧有合计66艘舰艇，其中吨位最大者为3000吨，小者为300吨，连鱼雷快艇12艘在内，排水量总数仅为59034吨⁽²²⁾。

（三）外国军事顾问

在变幻纷繁的民国舞台上，始终活跃着一批来自苏、德、美、日等国的顾问。他们或受中国政府的聘请，或受本国政府的派遣。这些顾问来华后，有的运筹帷幄，指挥作战，有的折冲周旋，排解纠纷和穿梭外交。以黄埔建军为起点的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存在的二十多年里，与外国军事顾问的联系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几经改变。

从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日战争初期，来华服务的主要是德国顾问。德国顾问来华适应了两国的互相需要。国民政府需要德国的建军经验、军事技术进行内战和军政建设；德国需要中国的资源进行扩军备战。蒋介石在镇压军事实力派的反抗、“围剿”工农红军、整训军队等重大活动中，均获得德国顾问的帮助。

蒋介石夺取广东国民政府军政大权以后，就有意用德国军事专家代替苏联顾问，并通过曾留学德国的中山大学教授朱家骅出面物色德国顾问。1927年10月底，德国军事专家鲍尔上校到达广州，12月22日在朱家骅陪同下到达上海，会见蒋介石。这时蒋刚从日本回国，正准备重新上台。双方经过会谈，蒋介石正式聘请鲍尔为军事总顾问，但为掩人耳目，其公开头衔为“经济事务顾问”。1928年夏，鲍尔从德国率领一个由他负责的25人的顾问团来到南京。顾问团包括十名负责军训的军官、六名军械后勤军官、四名警政专家和五名经济、市政管理、铁路管理、医疗、化学方面的专家⁽²³⁾。德国人把帮助蒋介石巩固政权视为实现“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²⁴⁾的重要条件。

鲍尔建议蒋介石的第一件事是加强军队训练，造就一支精锐的效忠于中央的部队，蒋十分赞同。鲍尔带领顾问团每周五晚上在南京三元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为国民党高级军官讲授德国的战略战术，并帮助蒋创办一批特种军事学校，如炮兵学校、坦克学校和无线电通讯学校，大多由德国顾问教授。在1929年的编遣会议上，鲍尔为蒋起草了“军队编遣方案”。他建议把中国的军队改建成类似德国陆军的“分级式体制”，即大量裁撤冗员，训练一支规模较小、战斗力较强的中央军。由于各军事集团间的矛盾，这一方案终成泡影。鲍尔在华工作仅半年，就染病去世。鲍尔临终推荐海尔曼·克瑞贝尔上校来华代理顾问团长，不足一年，顾问工作无大进展，以健康不适而辞职。

真正接替鲍尔遗缺的是1930年5月来华的盖尔格·佛采尔将军。他曾任德意志帝国陆军军务局局长，利用自己在军方的关系和影响，使德国国防部正式介入了顾问团的事务，此后顾问团成员的派遣和部分对华军火交易便由德国国防部负责。佛采尔在中国四年之久，他帮助蒋介石训练了后来成为中央军教导师的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并亲任中央军校总教官。在他建议下，国民政府设立了通信、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炮兵等学校，建立了首都演习场和射击场。佛采尔曾多次赴南昌参加部署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提出“长驱直入”的战法，但由于在几次“围剿”中遭失败而未被重视，1934年春离职回国。

同年4月，在蒋介石的坚邀下，德国又派曾先后任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长、总司令的赛克特将军和他的副手冯·法肯豪森来华。在此之前，赛克特曾于1933年来华会见蒋介石并到华北等地考察，写成“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有关军队训练、整顿等五项建议。赛认为国民党军队的“整个军事体系、训练、行政和财务必须隶属于一位领导人物之下”⁽²⁵⁾，主张集中权力于蒋介石。他还认为“军政部各部门，包括高级主管、军事部长在内，必须隶属于最高军事统师之下”，这是“获致较大成效的先决条件”⁽²⁶⁾。这些建议正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因此赛克特正式受聘任职，蒋介石在南京为赛克特提供了最好的生活待遇和特权，设立了“总顾问办公厅”，以法肯豪森为他的“总顾问参谋长”。德国顾问团此时扩展为五个部，即新部队训练部、旧部队训练部、军需和军工部、人事组织部和翻译部，共有德籍顾问61名，加上中方的“顾问事务处”人员共有120人⁽²⁷⁾。在陆军大学、参谋本部、炮兵司令部、空军司令部、军需部和铁道部等各重要机构都有德国顾问。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之间的军火交易更加频繁，1934年初，一次就向德国国防部定购了22辆6吨级中型坦克、22辆2吨级轻型坦克，坦克炮弹16060发；轻机关5000挺；20响驳壳手枪10000支，配子弹500万发；德国二四年式七九步枪10000杆⁽²⁸⁾。中德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更加密切，1934年蒋介石派遣“政府考察团”前往德国。1935年4月，赛克特因年老体弱辞职回国。他回国后仍受蒋介石委托为发展中德关系继续周旋。

根据赛克特的推荐，法肯豪森继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他在中国工作了四年多，直到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1935年8月20日，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阐述了他对于中国国防及抗日战略的构想。他的建议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有些项目被逐渐落实。例如，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止，在法肯豪森主持下，中国军队整编30万人的计划已完成80％。同年5月17日，蒋介石亲自下令，“派法肯豪森为德国军事总顾问”。

蒋介石对德国军事顾问充分信任，力争与德国扩大合作，除了双方急切的现实需要外。还另有缘由。蒋对纳粹组织及其有效地在全国建立独裁统治很推崇，对德国在战败后的迅速崛起甚为钦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1935年11月23日蒋介石致函已回国的前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渴望加强中德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全面合作，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同时，他向希特勒、德国国防部长及经济部长各致一函，托赛克特转交。1936年，中德两国易货贸易合同签字，正式生效时，蒋又于4月13日致信向希特勒贺寿称：

德国总理希脱拉先生勋鉴：先生寿辰在迩（四月廿日），敬以充分诚意遥致庆贺。先生为德国力增光荣，时深钦佩。近时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合同现在签字，使国交益敦亲睦，建设得有基础，尤为欣慰，特致谢忱，敬希察照⁽²⁹⁾。

1936年5月13日，希特勒复信蒋介石，内称：

赛克脱上将转来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函一件，至为欣感。钧座决定与敝【鄙】国友谊合作，以实施建国事业，尤希引为幸慰者也。希于钧座勋业倾仰已久，关切亦深，尤愿竭尽绵薄，以资推进之助。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以莫大裨益，获蒙钧座异数关垂，谨为申谢。

贵代表团由顾振先生之导领，希获与之接席劳问，藉审钧座对于经济合作之感想，鄙见亦同，并深信两国互助合作所应有之先决条件已根本具备，而两国密切友谊之结合，必给予吾两民族以莫大福利，是以希对于此次交涉之良好结束至为庆幸者也。谨布尺楮，以表欣感，倘钧座不遗【弃】，尚希接受敝【鄙】国国防军之荣誉刀一柄，藉表希个人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³⁰⁾。

继而，蒋介石希望德国能派来高级官员具体商谈合作事项，经赛克特等人的多方努力，当年7月，希特勒派纳粹第七军军长莱谢劳（Reichenan）炮兵中将来华考察，并对中国“国防经济诸问题”提供咨询。莱谢劳返德时，蒋介石再次修书致希特勒，托其转递。

实际上，基于双方利益关系的中德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蒋介石对希特勒的期望是一厢情愿。希特勒发展对华关系，是从他的全球战略考虑，“决不承认有必要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友谊关系”。尤其是“雅利安种族优越论”使他对当时比较贫弱的中国表示歧视，在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他将中国人与黑人同列为“劣等民族”，以致遭到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的非正式抗议⁽³¹⁾。这不能不给中德关系蒙上阴影。30年代由日本侵华而引发的中日矛盾，对中德关系的发展牵制很大。希特勒等德国政要人物既企图维持在中国的利益，更不惜牺牲中国来谋取与日本结盟，中国在他的战略中充其量只能是配角，“希特勒决不会因中国某些人对他的谄媚而给予回报”⁽³²⁾。由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的活动，引起日本当局的不安，他们通过外交途径，向德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德国军事顾问调离中国。终于在1938年6月间，法肯豪森被德国政府“勒令率团回国”。

这一时期在国民政府军中服务的还有美国、意大利等国的军事顾问。1931年春，国民政府在美国顾问裘育德的协助下，在杭州笕桥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在该校担任飞行、机械和航空医务等方面教学的美国顾问共十三人⁽³³⁾。抗战前夕，1937年6月，美国空军退役军官陈纳德以私人身份应聘担任中央航校顾问。由于当时中国一部分军用飞机购自意大利，为此国民政府也曾聘请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顾问来华协助建立空军。1934年，在洛阳增设航空分校，学员全盘接受意式教育。意大利顾问对中国空军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四）军衔制与军事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于1931年4月13日公布《陆军军官官佐及士兵等级表》，1934年7月24日及次年1月10日重新制定了陆、海、空军的《官制表》和《士兵等级表》。基本沿用了北京政府时期的军官等级和军衔称谓，即将、校、尉三等九级，增加准尉一级，介于军士和军官之间，并规定军官军佐衔称上须冠以本军种字样，如陆军少将、空军中校、海军上尉等。士兵分为军士、兵卒两等，级数称谓不尽相同，陆空军为六级，海军为八级。各专业士兵称谓有别，如机械、通信、摄影、测候等专业兵种，称一、二、三等军士，上、一、二等兵。1935年3月，国民政府决定把上将分为一、二两级，并增设特级上将，然有名额限制。整个军衔等级增至十八级。此次规定凡中将建有殊勋者升任二级上将，又建殊勋者晋为一级上将。不设大将或元帅制，以特级上将为最高军衔，授予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实际上这一级衔是专为蒋介石而设的。1936年，又在中将与上将之间增加上将衔一级，授予合乎上将条件，但因员额所限而未能晋升者。军用文官或佐属，分简任三阶，即同中将、少将、上校；荐任二阶，即同中校、少校；委任三阶，即同上尉、中尉、少尉。

在抗战前，国民政府军队还实行官、职区分制度，任官要求较严格，其升迁凭“资”与“绩”。每级都有最高年龄限制，超龄即须退役，后因战争频繁，退役制度并未实行。军官，包括军用文官，必须经过军队院校培养或专业训练才能被选用。但上述制度只限蒋介石嫡系部队，其他派系的军队仅为参照执行。

在统一了全国各军、兵种军衔制后，国民政府于1934年12月还对内蒙、西康、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武职人员实行一种特殊的军衔制度，共分三等十级。其称谓类似清末的军官衔称，依次为都统、副都统、协统、都领、副领、协领、都卫、副卫、协卫、准卫。

国民政府创办不少军事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是南京国民政府设置最早的军事教育机构。1928年创办，直隶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李济深、何应钦分任校长、副校长和教育长。1929年以后，张治中接任教育长，实际负责军校教育，校务一切事宜，直至抗战开始。其办学宗旨完全服从于蒋介石的统治需求，主要为其培养陆军基层军官，并短期训练部分在职军官，以此建立一支以黄埔系为骨干并具有现代化训练素质的国民党武装。该校每年招收18至20岁高中毕业生约千人，学制三年，毕业后以少尉补用。1932年增设高等教育班，招收上尉以上军官深造，学制一年。至抗战前夕，共办五期，每期500人。另外，1931年国民政府接收了北京政府的陆军大学，从北平迁至南京续办，并设正规班，主要招收军事机关的中尉至中校级军官，学制三年。陆大设有战术系、情报系、军制系、后勤系等，另设特别班、补习班和函授班。

在空军军官的培养方面，1931年7月，在杭州笕桥成立中央航空学校，由美国、意大利军官担任教练。该校分为初、中、高三个班。初级班设在洛阳、广州，中级和高级班设在杭州本校。到1937年2月，毕业的飞行生约700人、机械生340人。1936年，又在南昌创办中国航空学校，到1937年，共有毕业生319人。

在海军的培训方面，有福州海军学校、青岛海军学校等，1932年在镇江（后迁江阴）设电雷学校，实际也是培养海军舰海、轮机人员的。其中福州海军学校（前身为马尾船政学堂）在1930年规定，各省市可按定额保荐学生应考，在南京复试后，按成绩录取。

此外，1931年以后，南京政府还创设了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警官、防空等学校，学制多为一年，招收中尉至少校级军官，各校每期人数约100至200人。同时，还创办了兵工、军需、军医、测绘、兽医等学校，学制一般为三年（兵工五年），各校每期招收高中毕业生数十至百余人。

1933年7月，蒋介石为“整军饬政”和准备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在庐山开办“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简称“庐山军官训练团”。由蒋兼任团长，委“剿匪中路军”总指挥陈诚为副团长，聘请数名德国军事顾问及美、意军事教官，分期抽调赣、鄂、湘等省“剿共”部队校、尉级军官实行短期轮训。蒋介石特手编《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要旨》等作为教材。1933年内该团共办了三期，轮训军官七千五百余人。1934年夏，蒋介石又下令召集全国各部队高级将领分三批赴庐山集训。

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训练，一般由团一级制定年度计划主持进行。训练的依据和内容，是译自日本的典（步兵、炮兵、工兵操典）、范（射击教范）、令（阵中要务令及内务、礼节等条例）。1935年，步兵学校参考日、德操典，结合国民政府军队的情况，编写了一部步兵操典，由训练总监部颁行。训练分为制式（基本）和战斗（应用）两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均从单兵开始到班、排、连、营、团，进行检阅和合练。

（五）征兵制的实行

近代中国军队向采募兵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改募兵制为征兵制。1928年拟订《征兵制实行准备方案》。1929年7月，军政部制定兵役法八条原则，规定“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³⁴⁾。1933年6月17日公布《兵役法》，经1935年3月2日修正并定于1936年3月1日施行⁽³⁵⁾。《兵役法》共十二条，将兵役分为国民兵役和常备兵役两种。国民兵役是基础兵役，凡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子应征入伍后为现役，为期三年，期满后为正役，为期六年，平时在乡应赴规定之演习，战时召集回营；正役期满为续役，至40岁为止，任务同于正役。该法又规定，“在地方自治未完成之区域，得就年龄合格、志愿服兵役之男子募充之”。也就是可以继续实行募兵制。这表明这部《兵役法》采取了征募并行的折衷办法，这就为带兵长官用“抓壮丁”方法扩充个人实力开了方便之门。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了《请改良兵役制度，实行征兵案》与《应速行全国征兵制》案，确定1936年为《兵役法》实行之年。当年3月，兵役主管机构军政部将全国划分为60个师管区、10个预备师管区，每一师管区配置一个调整师为主，一个整理师为从。5月间，先行在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六省设立12个师管区，每一师管区下辖四个团管区。7月间开始调查、检查、抽签等征兵事宜。

1936年9月8日，国民政府发布《推进兵役制度昭告国民令》，要求全国人民服兵役。通令称：“凡我国民须知服兵役为人人应尽之义务。际此国步艰屯之时，宜有发愤自强之计。征兵制度为充实自卫力量根本要图，各国行之已久，急起直追，未容再缓。务期全国人民一致醒悟，共策进行。其依法应服兵役者，尤当淬励奋发，踊跃应征。”至当年12月，全国共征召五万新兵入营，这是民国史上首次依征兵制征召的新兵。

国民政府也比较重视国民军训工作，提高国民的军事素质。1933年8月，蒋介石提出，“高中及中学大学生毕业时，应先习军事教育三个月，方给文凭”，中央应设一国民军事训练处，“将全国优秀者轮流军训”⁽³⁶⁾。到抗战爆发时，全国已训练高中学生22.4万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万人。1936年《壮丁训练实施纲要》颁布后，当年便训练完毕壮丁五十余万人，正在训练者约一百万人。兵役制度的改革和国民军训的推行，为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兵源的及时补充做了一定的准备。

三　保安队和民团的编组训练

民国成立后，由于乡村面积广大，警力不足，地方治安全靠民团、乡团等地方武装维持。但多无统一名称与编制，各行其是，妨碍政令的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为巩固其统治，重视加强对地方武装的控制。1928年5月间还在二次北伐期间，蒋介石连续致电南京政府内政部、浙江和安徽省政府，要求迅速在各县“编练民团”⁽³⁷⁾。1929年7月，南京政府公布了《县保卫团法》，规定：“凡各县原有之乡团，及其他一切自卫组织，均应依本法之规定，改组为保卫团。”“各县保卫团之组制，每闾为一牌，以闾长为牌长；每乡或镇为一甲，以乡长或镇长为甲长；每区为一区团，以区长为区团长；县为总团，以县长为总团长。”“凡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之男子，均有入保卫团受训练之义务。”⁽³⁸⁾但此法实施结果却使保卫团为地方豪绅所把持，鱼肉乡民，为所欲为，民怨沸腾。蒋介石也认为：“查向日各地方之民团，虽极为发达，而其腐败情形，与弊害之大，亦不堪殚述。一县之内，各区各乡，自为主宰，甚至一村一姓，均据为私有，十九皆为土劣豪猾所把持操纵，形成零碎分割之状态，编制参差，枪械窳敝，勒收捐税，敛财中饱，实际毫无力量，动辄闻警先逃。邻县邻乡之匪警，尤视为秦越，不相救助，绝对不能保护地方。而平时则官吏被胁持，民众受其压迫，不惟无益，适成祸胎。”⁽³⁹⁾为此，1933年1月，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公布了《剿匪区内各省民团整理条例》，训令各省执行。从此国民政府除统率正规军外，还加强了地方武装力量，统一建立省以下的地方保安机构和保安团队。

《条例》针对已往各地民团原有的弊端，详立体制，加以整顿。首先，改正名称，规定凡各县武装民团，一律改称各县保安队；凡武装不健全的民团，及无武装之壮丁，在红军未到过的县，一律称为壮丁队，凡红军到过之各县，一律称为“铲共义勇队”。其次，划一编制，各县保安团以中队为单位，每一中队总计官兵为117人，以上设保安总队、保安大队，各分甲、乙两种。甲种保安总队辖九个中队以上，乙种保安总队辖六至九个中队；甲种保安大队辖四至六个中队，乙种保安大队辖二至四个中队。省以下保安队按下列系统管辖或指挥：省保安处长——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各县县长、保安总（副）队长、保安大（副）队长——中队（副）长。《条例》还规定，“保安队各负本县清剿匪共，维持治安之责任。但遇邻县联防会剿时，应受区保安司令之指挥。遇大军驻在本区或本县作战时，应随同区保安司令共受驻军高级将领之指挥，不分畛域，尽力协助。遇有必要时，区保安司令并得将甲乙两县之保安队互调驻防”。为此，各县保安队必须进行军事与政治训练。军事训练分为术科与学科两种，内容包括战斗教练、警戒勤务及封锁纲要、陆军刑法摘要、连坐法等。政治训练内容包括三民主义问答、党国组织大要、保甲条例摘要，公民常识（国民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及其应尽的义务）、精神讲话（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衣食住行应守的规则等项）等。

《条例》又规定“铲共义勇队或壮丁队”“概由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男子编成”。一保编为一小队，一乡或镇有二保以上者合编为一联队，一区合编成一区队，一县合编成一总队。其官长队兵，“概为无给职”，但因救灾、御匪、修路不能回家膳宿时，由保甲经费酌予必要的给养⁽⁴⁰⁾。

规定“铲共义勇队”或壮丁队的任务是：“一、编成巡察队，专任巡逻、放哨、侦查、搜捕及一切警戒事项；二、编成通信队，专任联络、报信、转递公文及一切通报事项；三、编成守护队，专任防御工事、电杆、桥梁及一切交通设备之守护事项；四、编成运输队，专任军实军粮之分站运输及其他一切协助事项；五、编成工程队，专任防匪碉楼、堡塞或其他工事之设备暨过境公路干线或本地方应备支线之修筑、缮补事项；六、编成消防队，专任水、火、风灾之警戒及救护、抢险事项。”⁽⁴¹⁾

以上各项任务，通常由省保安处派定专员指导各县组织训练班，分赴各区就地训练或调集各级队长、队副轮流训练。具体训练时间，由各省保安处规定。各乡镇和各保还要将队员、队丁名额及各种机械种类数目造具清册，由区报县，由县报省保安处。

以上队员、队丁的行动还要按照保甲户口条例的规定，实行“联保连坐切结”，彼此要“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共“负连坐切结之责”。

1934年6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苏、浙、闽、鄂、豫、皖、赣、湘八省保安会议，讨论保安团组织、军事训练及保甲组织等事项。当时，上述八省的“民团”已扩大到1700万人。会议决定训令各省切实训练保安团警，统一名称，划定管辖区，统一经费，整顿训练，并制定了《各省保安制度改进大纲》，以使保安队能“执行宪兵、警察职务以保卫地方之安宁，并普及国民教育与确立宪兵制度之基础”⁽⁴²⁾。大纲规定，“省设全省保安司令，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呈请国民政府任命各省政府主席兼充。在省政府中特设保安处，秉承全省保安司令之命，掌理全省保安事宜”⁽⁴³⁾。至此，保安团队的统率体制更加健全。总的原则是：“各省保安团队以达到国家管理为最终目的。其进行步骤，应首先统一于县，进而统一于区，再进而统一于省”⁽⁴⁴⁾，逐步形成保安团队由国家管理，地方使用，在省内划定若干团管区，轮训壮丁，以便由小规模的抽丁制过渡到大规模的征兵制。该大纲还提出整齐训练。这也就是要逐渐达到“寓兵于团”、“寓教于军”、“寓管于卫”的目的。

1934年7月29日，蒋介石制订《改善保安团队大纲》，函送国民党中政会、行政院备案。大纲计七章三十一条，要旨为统一名称，训练划一，统一经费等，令苏、浙、闽、豫、鄂、皖、湘、赣、陕、甘等省切实遵行。至1935年多数省的保安团队整编完毕或正在进行。据上述各省呈报，当时已改编的保安团队情况如下：

江苏省：已有保安团四团，共十二个大队，五十八个中队。各县保安大队，计十四个，共一百六十一个中队，另有实业大队四个，共十三个中队。

福建省：有省属保安团八个，共辖二十个大队，七十六个中队；又四个独立大队，共十七个中队。区属二个保安团，共辖七个大队，十九个中队；又四个独立大队，共辖十二中队。县属四十三个大队，共辖八十二中队；又十三个独立中队，另收编民军二团，辖十六个大队，又十三个独立大队，十三个独立中队。

河南省：有省属保安团四团，附无线电台，又保安团十一团，还有骑兵、炮兵、特务、通讯、汽车，共五个中队。

浙江省：有省属保安团四团，共辖十二个大队，四十八个中队；又一个迫击炮中队，一个通讯排，三个无线电台。区司令部九个，军医院一个。县属保安大队十五个，辖六十个中队，又有县属训练队若干。

湖北省：有省辖保安团四团，区保安大队四十二个，共辖一百七十个中队，又有一个机关炮分队。

江西省：有省保安团二十团，共计六十一个大队，二百四十九个大队，每中队枪兵九十名。

安徽省：有省辖团二团，一个独立大队，共步兵二十七中队，特种兵五中队；新编十个团，共步兵一百二十个中队，特种兵十个中队。

陕西省：各县保安队编制人数，计有官长1262人，队兵18104名。

湖南省：共分八个保安区，共有保安团十七团，及一个独立营，二个独立连。

甘肃省，设治局等十三个，保安队有五个大队，辖十中队，十二个分队⁽⁴⁵⁾。

第二节　保甲制度与特务组织的建立

一　保甲制度的内容和实施

（一）保甲制度的历史演变

中国的保甲制度是县以下的一种地方统治制度，既是传统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又是历代统治者为应付战乱，统制民力，实行人口管理军事化的一种办法。它的历史久远，萌芽期可追溯至西周，到宋代已较为完备，历代相沿，至明、清又有较大的发展。清王朝被推翻后，保甲制度曾经松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提出要在其统治区内编组保甲民团的旨意，得到了部分省地方长官的响应。至30年代在全国推行了“保甲运动”，成为国民政府辖区内占主导地位的人口管理制度。

1928年5月23日，当国民政府二次北伐期间，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从徐州给内政部长薛笃弼发出急电，指出应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速即筹备清查户口，清丈土地，编练民团，订立保甲，修筑马路”等，认为“今日各地警察腐败已极，欲求整顿，非经长时间之教练不可，故为今之计，莫若兴保甲，办团练，此法虽古，可行于今，且甚易兴办而能确实也”⁽⁴⁶⁾。同时蒋介石也分别电促浙江代理省主席蒋伯诚、安徽代理省主席孙棨，“须编练民团与订立保甲，亦为当今急务，尤须限期成立”。随后，两省分别复电表示积极进行。浙江省政府复电称：“关于编练民团及订立保甲法一案，亦已积极筹备，本省街村制及施行秩序皆经议决公布，现正通令限期将街村闾邻长副一律选出，令使责成编练保卫团及实施保甲连坐办法。并已拟具街村保卫团条例及闾邻连坐法草案，提出委员会讨论，一俟议决，即行颁布施行。”⁽⁴⁷⁾此后，因各地派系斗争，内战不断等原因，地方机构未能及时整顿。保甲制度也在一些地方施行，但因中央当局并未颁布统一的保甲法规，各地杂乱不一。20年代末，江苏、广东等东南沿海各省已经开始有保甲组织，而名称并不统一。如江苏以五至十家为一“甲”，三十至五十家为一“保”。又如广西有“村甲制”，云南有“团甲制”，而广东则以二十五家为一“牌”，以数牌为一“甲”。全国多数地区有“闾邻制”，即以五户为一邻，五邻为一闾。

1928年10月，国民党二届中常会第一七九次会议通过《下层工作纲领案》，将保甲运动列为全国七项运动之一。南京政府也称要遵照孙中山的遗训，拟定“地方自治”法规，作为“训政”时期的重要任务。自1929年6月起，陆续颁布条例，在全国推行县——区［或乡（镇）］——闾——邻的层级制度。如在1930年颁布的市组织法里规定：市区划分为区、坊、闾、邻四级组织，以“五户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闾，设闾长；二十闾为坊，设坊长；十坊为区，设区长”。县组织法规定，县以下分为区、乡、镇，乡镇之下设闾、邻。但这些规定均没有得到顺利推行，而很快被保甲制度所取代。

1931年夏，蒋介石对江西苏区发动第三次军事“围剿”时，为了配合军事进攻，“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的地方自卫处研究了保甲制度，草拟了保甲法规，下令在江西修水县等四十三县试行“编组保甲，清查户口”工作，废止旧有的乡（镇）闾邻组织，继而将保甲推广到江西全省。1932年6月，蒋介石调动大军发动第四次“围剿”时，将在江西试行的保甲法规加以修订，于8月在豫、鄂、皖三省接近苏区的地区颁布《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户口条例》。从此，保甲制度被南京国民政府以法律形式在河南、湖北、安徽等省正式施行。当时，蒋介石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中，列举了“地方自治”的七大弊端，极力鼓吹推行保甲的必要性。他称未经训练的农民仍守旧习，缺乏自治能力。自治人员的选举也为人们所忽视，导致各乡镇闾邻组织始终没有健全。农村百业凋零，无实力同时举办自治与自卫，而土劣却借团防之名培植武装，大肆搜括。自治法规繁琐，无法执行。此外，中国农村家族制度本来极为发达，如要安定地方，只有以家族中心的家长制“以为严密民众组织之基础，乃可执简而驭繁”。因此，挽救之道在于办保甲，“先谋自卫之完成，再作自治之推进”⁽⁴⁸⁾。

1934年，国民党中政会第四三二次会议议决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实办理地方保甲。据此，行政院于同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实行保甲制度。保甲制度便由“剿匪区”推向全国，从此进入所谓“保甲的复兴”⁽⁴⁹⁾阶段。

（二）保甲条例的主要内容

国民政府宣称编组保甲的目的在于“严密民众组织，彻底清查户口，增进自卫能力，完成剿匪清乡工作”。其主要内容是：

（1）编组保甲，清查户口。《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剿匪区内各省县长应根据实际情形划分全县为若干区，依照本条例之规定，限期编组保甲，清查户口”⁽⁵⁰⁾。各县地方原有层级太多，名目不一的自卫组织一律编为保甲。编组标准的基本形式是十进位制，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人，十甲为一保，设保长一人，十保以上为乡镇。即使是寺观庙庵之僧尼，水上漂泊之船民，或公署兵营之公务人员及其他公共处所的住户，均属在编之列。在具体实施时，采用了有弹性的做法，规定“甲之编制以十户为原则，不得少于六户，多于十五户”，“保之编制以十甲为原则，不得少于六甲，多于十五甲”，“乡（镇）之划分以十保为原则，不得少于六保，多于十五保。”继而，各县由县长派员充任保甲户口编查委员分赴各区会同保甲长挨户清查人口，各户成员逐一登记，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职业、家中有无枪支，连失踪或迁居异地死亡者也要登记在册。以上事项经过复查审核后，由当局编造清册，并按编定各户挨次发给门牌，令各户张挂户外易见处，以备军警及保甲长随时检查。

（2）订立规约，推行联保连坐。保甲编定后，由保长负责召集甲长开会议，强行订立《保甲规约》，强迫民众承担各种义务，如勒令住民协同盘查境内出入人员，遇有形迹可疑分子必须报告，甚至帮助捉拿、取缔；对于“匪患”进行警戒、通报及搜查；修筑碉堡、公路和交通设备；关于经费筹集、征收、保管、支用及办理报销；对保甲职员及“住民怠于职务”者的处罚等事项。同时强制实行“联保连坐法”。联保就是各户之间实行联合作保，共具保结，互相担保不做违法之事；连坐就是一家有罪，结内他户举发，若不举发，结内各家连带坐罪，规约规定各户户长除一律加盟保甲规约外，“应联合甲内他户户长至少五人，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应即密报惩办，倘瞻徇隐匿，各户须负连坐之责。”⁽⁵¹⁾“此项切结，由甲长面交各户长，依次签名，不能亲书姓名者，得请人代书，但须在姓名之下捺印，并由甲长签押。有为匪、通匪、纵匪，证据确凿之户，则执行搜索、逮捕之紧急处置。否则邻居各户，不得借口拒绝与联保，保内除公共处所外，凡各寺庙，亦应互具联保连坐切结……新迁入户，应与同甲各户联保。”⁽⁵²⁾内政部也发布连坐暂行办法，规定出具连坐切结时，由户长签名盖章或画押，一式两份，正结存县，副结存区。各户如发现另户为匪、通匪、窝匪等情，应立即报告，如隐匿不报，便以“庇护罪”或“纵匪罪”论处。

（3）抽选壮丁，编练民团。保甲内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编成壮丁队，平时受军事政治训练，必要时编成武装民团，分区分期实行集合训练。在一些有红军活动的地区，则组织“铲共义勇队”，各甲的壮丁编为班，甲长兼充班长；各保设分队部，保长兼任分队长。其任务是救灾御匪，搜捕“匪共”，建筑碉楼堡寨、公路，递送情报、通信，守护、巡查地方、清查户口等。

（4）强迫劳役，摊派费用。保甲条例规定，壮丁队及住民要在保长、甲长督率下，办理救灾、御匪或建筑碉楼、堡寨、公路等事务。保甲经费得向保甲内之住民征集。保甲经费则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例如保长办公处书记之生活费，保甲长因公赴县之旅费，壮丁出队时之伙食费，保长办公处其他必要杂费等都要由保甲经费开支⁽⁵³⁾。这就既加重了住民的负担，又为保甲长进行敲榨勒索提供借口。

（5）保甲长的选任与职权。保设保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壮丁队或“铲共义勇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保甲制对保甲长人选极为严格，有的省份明文规定有“以下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保甲长：一、年未满二十者；二、寄居当地未满二年者；三、有危害民国行为曾受徒刑之宣告者；四、剥夺公权尚未复权者；五、曾为赤匪胁从虽准悔过自新尚无忠实事实表现者；六、吸食鸦片及麻醉毒品者；七、无正当职业且无恒产者；八、行为不正乡里不齿者。”⁽⁵⁴⁾这些规定保证了保甲长必须代表地主、富豪的利益。力图通过保甲强化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并牢固地控制民众。保甲长的人选，形式上是保甲内互相推举，实际上在地方政府的操纵和庇护下，当选保甲长的人大多是那些地方豪绅、地主富农或与当权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保甲条例还规定“县长查明保甲长不能胜任，或认为有更换之必要时，得令原公推人另行改推”。按条例规定，保长的职责是承区长的指挥监督，负维持保内安宁秩序之责，具体规定是：监督甲长执行职务；辅助区长执行职务；教诫保内住民毋为非法；辅助军警搜捕匪徒；对“悔过自新者”之察看管束；检举或处罚违犯保甲规约者；分配督率保内应办防御工事之设备或建筑；执行保甲规约上之赏恤事项；经费收支与预决算之编制；壮丁队之督率训练，武器保管等。甲长的职责是承保长指挥监督负责甲内安宁秩序之责，具体为：辅助保长执行任务；清查甲内之户口编制门牌取具联保连坐切结；检查甲内奸宄及稽查出入境人民；辅助军警及保长搜捕匪犯；教诫甲内住民毋为非法；抽选壮丁，训练服务等。实际上，在保甲长中有些人私设公堂，鱼肉人民，盘剥勒索，无恶不作。

（6）配合国民党军“围剿”红军。保甲法所采取的措施都是针对“围剿”红军而订立的，在具体条文中还立专条加以强调，如第二十七条规定，“壮丁队遇军警搜捕匪共时，应受军警长官之指挥，尽力协助，于搜捕、追剿已达本区域以外时，亦应受军警官长之指挥，互相应援”⁽⁵⁵⁾。第三十八条又规定，凡是侦察到红军动向，破获了红军重要机关，擒获了红军重要人物，搜获了红军埋藏的枪支粮食等，因而立功或伤亡者，均可受到奖赏或抚恤，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或坚决反共分子充当炮灰。

（三）保甲制度的施行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1932年8月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时，并制订各路完成保甲限期进度表，说明进行步骤及其办法，要求三省各路在当年9月、10月、11月等月开始编查。由于准备工作不足，各省工作有所推迟，例如河南定当年12月1日为保甲编查开始期，在大约三个月内分三期展开编查工作。

第一期主要办理事项是：县政府将“编查保甲户口条例”研究讨论后，用白话向民众公布，说明推行的理由、意义及施行程度；划分县属为若干区，指定区公所地点，宣布旧制区乡镇闾邻组织一律停办；筹措办理编查经费，并制订各区需要开办费的标准，由地方款项下先行筹垫支付；选派地方绅士为保甲户口编查委员，分赴各区协同区长赶办保甲；决定先行挨户编号日期。县长赴各区视察，并将上述各项实办情况按旬上报。

第二期主要办理事项是：区长会同编查委员先行挨户编号，暂不查户口，而令各户推定户长；区长与编查委员分批召集户长，讲明编查的意义和方法并令各户推定甲长；区长委定甲长，编甲、户号数上报县政府；设甲长办公处，区长与编查委员召集甲长，讲明甲长的责任和编查保甲的意义及方法；推举保长，并由区长和编查委员召集他们讲明保长的责任；区长编定保号，呈请县长委任保长，继而互推联保主任和组设保与联保办公处；保长编定保甲经费收支预算，汇呈区长核呈县长决定；县政府根据保甲条例规定的样式，印制编查保甲的各项表册、门牌、联保连坐切结等。

第三期主要办理的事项是：县长召集区长和编查委员会议，决定实行编查户口的日期与程序；区长召集保长，保长召集甲长，依次开会，分发表册门牌切结并告之填写方法，由县长指挥监督各区长，区长会同编查委员指挥监督各保长，保长指挥监督各甲长户长，编挂门牌以及详细填写户口调查表，然后逐级汇总复查上报；制定各项保甲规约，由保、甲、户长签名，各甲长将切结分交各户长，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并汇呈保长、区长；县长赴各区巡视督饬各区保甲长等实行各项保甲任务等。

至1933年，豫、鄂、皖三省分别上报基本完成编查保甲，清查户口的工作。其中河南省的经扶、固始两县，湖北的通城、阳新、黄安、宣恩、鹤峰五县，安徽的嘉山、立煌两县延至1934年才先后宣告编查完毕。江西省编查保甲虽在豫、鄂、皖三省之先，因战争频繁剧烈，至红军长征后才完成编查工作。福建省各县于1934年8月开始编查，至次年结束。陕西、甘肃、江苏、浙江、湖南在1936年进行编查⁽⁵⁶⁾。到1936年底为止，全国有湖北、湖南、安徽、陕西、福建、浙江、江苏、甘肃、宁夏、江西、河南、绥远、四川十三个省及北平、南京两市先后推行了保甲制度⁽⁵⁷⁾。

从3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保甲制度，陆续在全国范围落实编查，绝大部分省份皆以《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为蓝本，结合实际贯彻实行。也有个别省份在具体名称和实施上并不完全相同。如1935年1月颁布的《绥远省政府试办保甲暂行规定》中规定，“编查保甲仍沿用原有之组织，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户以上为邻，邻以上为闾，闾以上为乡镇，乡镇以上为县区”。“乡镇长同于保长阶级，闾、邻长同于甲长阶级”⁽⁵⁸⁾。各省份编办保甲时间的先后也不尽一致，约于1934年至1935年间达到高潮。江苏省主席陈果夫亲自审定的《关于江苏省办理保甲案》在1936年初发布时指出：“本府为安定社会充实民众自卫力量起见，令饬南通、盐城、淮阴、东海、铜山五行政督察区所属各于本年四月一日起先行试办，其他各县于本年十一月起一律举办。”⁽⁵⁹⁾

蒋介石通过推行保甲制度，加紧对城乡人民的控制、束缚和掠夺，加强了地方民团的武装力量，配合了“剿共”战争，同时编查了户口对开展经济建设和巩固其独裁统治发挥一定的作用。1937年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说：“值兹非常时期，民众应有严密组织，以资运用，地方应有自己力量，以助国防，均有赖于保甲制度之健全。”⁽⁶⁰⁾这时，鉴于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人士强烈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呼声，这次会议也通过了实际上结束内战的决议案。在形势的推动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将1932年颁布的《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作了某些修改，以《修正保甲条例》的名称向全国公布。修正后的保甲条例比以前的条例有了一些小的变化。从立法程度和施行范围看，原条例颁布机关是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仅在所谓“剿匪”省份推行，《修正保甲条例》则经立法院通过，由行政院令全国实行；从举办保甲的目的看，原条例以“剿匪”为中心，而修正条例则标榜“本条例依县自治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制定之”⁽⁶¹⁾；修正的条例删去了原条例中“赤匪”、“匪共”、“御匪”等词语，多少有利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谈判和准备对日抗战动员。

二　“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的形成及其活动

蒋介石为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消除异己势力的反抗，加强内部控制，维护和巩固独裁统治，吸取和运用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及德、意等国法西斯统治的经验和措施，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并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特务组织主要有以CC系“党方”组成的“中统”和黄埔系“军方”组成的“军统”。

（一）“中统”特务组织的形成与主要活动

中统特务组织是由CC系特务组织发展演变而成的。CC是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掌握着国民党党务大权而坚决拥戴蒋介石的一个派系。早在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陈果夫和陈立夫为扩大蒋介石的势力，以地域为纽带，网罗陈肇英等一批反共分子，组成旨在反对和破坏国共合作的“浙江革命同志会”；同年底又拉拢以段锡朋为头目的江西反布尔什维克组织（简称“AB团”）混合在一起，从事拥蒋反共活动。接着，蒋介石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位，和该部代理部长陈果夫合谋，在上述组织中挑选了一批亲信，准备充当各省、市党部负责人，以夺取各级领导权。1927年春，一部分未能到职的省、市党部委员集中于上海待机。8月，蒋介石下野，在暗中安置黄埔军校出身军事干部的同时，便把这部分待分配的人员交陈果夫负责，以备东山再起。1927年9月10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正式在南京成立，实权为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所把持，宁、汉、沪三方虽然形式上获得统一，但内部仍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此时，陈果夫等立即在上海召集同伙商量对策，决定号令各地的国民党党政人员一致行动，结成组织，反对南京特委会，拥蒋上台。二陈经过紧张的筹备，于1927年11月初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为Central Club，简称CC，恰好与二陈的英文第一个字母相同）。CC组织最初只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后以字行，名郑亦同）、萧铮、程天放等为主干……并拥护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等为领导人，负指挥责任。”⁽⁶²⁾以后，各省党部的骨干陆续加入该组织，发展到一百多人。蒋介石复职后，CC成员分赴各地任职，丁惟汾赴北京，戴季陶赴南京，CC由陈果夫单独领导。这时，中央俱乐部名义上取消，实际上原来参加这个小组织的成员却在陈果夫、陈立夫的控制下，更加紧密地抱成一团。1927年12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任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由陈果夫代理⁽⁶³⁾。1929年，陈果夫、陈立夫当上中央委员，陈立夫兼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大权在握。他们除了继续拥护蒋介石、排斥国民党内其他派系或组织外，更重要的是积极开展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的活动，他们主持中央及地方的清党委员会，大肆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全国造成白色恐怖。CC通过党务整理，从中央渗透到地方，控制了各级党部和组织部。从此，CC便逐渐形成为国民党内一大派系，在政治上为其他派系所望尘莫及。

CC集团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为基础，逐步扩大，形成了全国性的特务系统。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被推选为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同时仍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而且将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部。蒋介石挂着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具体事务都由陈果夫办理。陈为加强国民党的控制和对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防范，便对组织部进行整理和改组。在部内设立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尤以调查科为最重要。他大肆排除异己，安插CC派人员，将其弟陈立夫调来充任调查科主任。这次新设立的组织部调查科又称党务调查科，是奉蒋介石的特殊使命而设立的。这时蒋已取得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为要建立独裁专制统治，需要建立特务组织，以对付共产党、革命力量及其他反蒋势力。为了掩人耳目，便将特务活动转到党务调查科下，该科名义上进行党务调查，实际上进行特务活动。所以蒋强调这项工作“成败利钝，关系党国存亡”。

陈立夫主持调查科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将调查科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初步确定调查科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收集国民党内异己派系的情报；收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情报；配合国民党军警机关，破坏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人。为有效实施这项计划，还要在全国各地建立地方组织，广泛建立特务网。经二陈提出并报蒋介石批准，1929年先从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选派十人充实调查科。1930年，又从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二十人参加调查科工作，并在南京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旁设立秘密办公处。调查科的机构也在原来采访、整理两个股的基础上增加了特务组等，还向一些重要地区如上海、武汉等派遣了特派员。从此，特务组成为调查科的核心组织，标志着调查科完成了特务化过程。

陈立夫充当国民党调查科首届主任时间不长，便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兼国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但他对调查科却牢牢控制不放。先后继任的是CC派的核心骨干人物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因二陈感到不够满意，便如走马灯似的撤换了，到1930年派其表弟徐恩曾出任调查科的第五届主任，将权力交徐掌管。二陈由于建立特务组织效力，深得蒋介石的欢心。1931年12月，蒋提拔陈立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5年再跃升为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则于1934年被蒋调任江苏省政府主席。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至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及党务、经费的管理权与支配权长期仍控制在CC集团手中。1935年底，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调查科扩大为调查处，在各省市党部内设立调查部。还在地方党政机关指定专人为“肃反委员”，指挥特务活动，形成了一个以调查处为中心遍布全国的CC特务系统网。

“九一八”事变后，CC集团积极贯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为对江西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要求调查科紧密配合，还特批军需署发给特务费10万元，以供其扩大组织的需要。二陈决定，以原来从中央军校挑选来的特工人员为基础，再次扩大人员编制，1932年设立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由徐恩曾为主任。这是CC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始终以一个完全秘密的组织存在，对外活动从不用“总部”的名义，而用化名和代号。秘密办公地点设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一百三十二号瞻园内。

特工总部在二陈直接控制下，设置了一整套严密的特务机构，主要部门有：一、书记室，为总部的核心部门，主要为插手各地方的组织人事安排；侦查、破坏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组织，指引逮捕、关押以至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被捕人员进行“审理说服”即劝降诱叛工作。书记室下设四个组，室主任和各组长均由二陈安排CC派骨干担任，由濮孟九任书记，王思诚任副书记⁽⁶⁴⁾。二、总督察，为监督考核特工人员而设，如发觉其成员有“不忠”言行，可随时进行各种处罚，轻则被训斥，关禁闭，重则被关押，直至处死。二陈赋予这一部门掌握有对特务的生杀大权，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先后担任督察的是刘不同、王杰夫等人⁽⁶⁵⁾。三、设计委员会，为特工总部中重大问题进行咨询，参与设计，向总部或直至二陈提出意见或建议。由张冲为主任⁽⁶⁶⁾。四、情报科，为刺探、搜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情报，将所得的情报逐日编成《每日情报》，分送二陈等过目，遇有特别重要的，用规定的格式纸张抄报蒋介石。情报科长由刘桂担任。在北平、天津、上海分设情报站，各情报站配有专用电台，与南京情报总台直接联系⁽⁶⁷⁾。五、训练科，对特工总部及所属特务室人员进行训练，强化思想，提高技能。编辑《动力》、《群力》等内部刊物和其他书刊。陈立夫对培养训练特务提出要求说：“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那种北洋军阀招兵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自己的兵。我们要孙猴子，找了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一百个猪八戒。”⁽⁶⁸⁾训练科长由王云亭担任。六、总务科，主管会计、事务、文书、保管武器弹药等，科长先是周伯良，后由章祖模继任。七、电讯总台，负责与所属机构及临时派出活动的小组联系通报。电讯总台下辖五六个分台，分别与各地联系通报，电台所用电码不同于一般电报局所用的电码，总台长由范本中担任。此外，特工总部在各省市建立了下属机构，上海、南京等特别市称为“区”，省、市及铁路干线称为“特务室”。省特务室设主任、秘书各一人，下设总务、情报、组织、行动等科⁽⁶⁹⁾。

CC集团曾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派出一些骨干到德、意考察，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法西斯党的模式，准备在国内建立类似的秘密组织。1932年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纠集一批亲信，秘密成立“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作为整个CC集团的核心组织。这两个组织均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正副干事长，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为常务干事。他们招纳盲目崇拜蒋介石的分子，仿效德、意法西斯和封建帮会的做法，入团、入会者要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履行手续，并举行带有神秘色彩的仪式；要宣誓绝对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一切唯蒋之命是从，如违背誓言，甘受严厉的制裁。曾经参加过“青白团”的刘不同回忆说：“入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故居办理。在这个居所里，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光惨淡，桌前壁上挂着一幅身佩匕首、脚穿马靴、目光凶恶直视的蒋介石像。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或徐恩曾等，就在此阴暗气氛中叫入团者面向孙中山先生遗像和蒋介石像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⁷⁰⁾陈立夫还要召集新成员训话：“违反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⁷¹⁾

二陈通过“青白团”和“同志会”这种核心组织操纵整个CC系统，并成立各种外围组织，把势力渗透进政府部门和文教、经济等机构中去。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去建立地方组织，如派张道藩到浙江，吴醒亚到上海，张厉生到华北，程天放到江西，苗培成到安徽，叶秀峰到四川，余井塘到江苏，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按CC集团的一套严密系统，凭借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以下三个：

各省市的忠实同志会。1933年，CC集团秘密指示各省、市党部的亲信，挑选国民党员中忠实拥护蒋介石的分子，另行编成特种组织。这些“忠实分子”编组时经过填表宣誓等手续后，须逐级上报。“忠实同志”的活动，一方面是秘密联络拥蒋和CC集团的分子，介绍其入会。被介绍入会的人，须经过调查审核和个别谈话，认为合格后，才能履行填表宣誓等手续，被批准入会后又负有发展组织的责任。另一方面，入会的成员须从事反共和反对各进步党派的活动，还负有监视一般党员，对上有反映情况或告密的义务，必须接受CC和省市负责人交给的任务。

上海的干社。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CC主要成员，于1934年建立“干社”。其纲领、章程仿效德国法西斯党的蓝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由吴醒亚任干社社长，潘公展为副社长，丁默邨为干事长，二陈特派其嫡堂弟陈宝华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出版了《社会主义月刊》，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

北平、天津的诚社。二陈派遣张厉生到华北，在平津之间秘密联络串联CC集团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冬天建立“诚社”，参加者达一百多人。其纲领标榜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等，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制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⁷²⁾。由张厉生任诚社总书记，胡梦华为副总书记，李白虹任总干事。CC集团拨给专项经费。诚社出版了《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此外，在上海还有潘公展、吴开先领导的“上海协会”，吴醒亚组织的“寅社”，在东北有齐士英组织的“东北青年学社”，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山西有苗培成组织的“平民中学派”，湖北有钱云阶等组织的“十人团”，等等。这些组织建立后，进行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等项活动。

CC系是蒋介石反共和巩固其统治的得力工具，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在抗日战争前主要有：

（1）执行“清党”工作。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市党部组织了“清党委员会”，旨在彻底反共，肃清进步力量。蒋介石亲自部署“清党”工作，指出：“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从遏抑乱萌；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⁷³⁾CC系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大量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据后来中统局向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报告，从1928年至1930年，“共捕获中共高干十五人，中级八十人，下级及普通党员一万五千人”。虽然这个报告隐瞒了非法杀人的数字，非法捕人数字也大大缩小了，但仍然可见其反动统治之一斑。

（2）借“肃反”迫害异己。在各省市“清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将“清党委员会”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确定党籍。CC分子把一些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或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有所疑虑者视为异端，多方刁难，不准恢复党籍，甚至横加迫害。据浙江14个县的不完全统计，1928年初有国民党员2.29万人，参加登记者1.7万人，被审查确定准予重新获得党籍者仅为1.2万人⁽⁷⁴⁾。同时，国民党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在各省市党部指定CC系的亲信为“肃反委员”，使其以公开身份对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和党员进行监视。对有反蒋举动或对蒋介石、国民党不满者，常以“反革命”的罪名予以整肃。

（3）设置“反省院”非法审讯。1929年1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并颁布了《反省院组织条例》。接着一些省市设立“反省院”或“感化院”，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遴选各省市党部的委员中二陈的亲信兼任院长。“反省院”的组织，名义上是各省最高法院的一个机构，实际上是CC系的特设监狱，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对政治犯的非法审讯和拘押。“管制和方法，主要是以教育训练为名，实则采用刑逼或利诱的方法，使政治犯出卖同志，背叛组织，向国民党‘立功自首’”⁽⁷⁵⁾。“反省院”的人事任免和工作处理办法，完全听从CC系统安排，只有经济开支由法院承担。

（4）控制政府部门和机关团体。30年代以后，CC组织扩展到国民政府各部门。1934年，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又进而控制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CC集团还派骨干分子到各省担任行政督察专员或实验县长，将其触角伸向全国的四面八方。CC分子也常打入机关团体，对工作人员特别是进步人士加以监视、调查甚至迫害。当时国民党党章中列有“党团运用”一项，规定“凡有党员所在的机关团体或学校，于基层组织之外，指定个别党员，专负对党外人士进行监视、调查，并随时向党组织密告的责任；必要时还要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在所在单位进行种种阴谋活动”⁽⁷⁶⁾。CC成员，特别是中统特务分子常借用“党团运用”为名，实行报复陷害，使各机关团体和学校常充满了白色恐怖。

（5）通过邮查，钳制通讯和言论。CC集团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和警察机构，在各重要城市的邮电局设立邮电所，以中统派在各省市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为主体，对各地报刊和信件进行非法拆封检查。如发现有反抗国民党、蒋介石的言行，立即严密追查，残酷迫害当事人员，以此钳制人们的通讯和言论自由，等等。　

1935年5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强化特务活动，把党务调查处（调查科扩大而成）与复兴社（力行社）特务处归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个总的特务机关的编制，将原复兴社与CC派两大特务组织集合在一起，进行统一管理，由当时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的陈立夫兼任局长，副局长由当时首都警察厅长陈焯兼任⁽⁷⁷⁾。军统局下设三个处，第一处为党务处，即CC系特务，处长徐恩曾。第二处为军警处，由复兴社（力行社）特务处处长戴笠任处长。第三处为邮电检查处，处长丁默邨。但这个局的特务来自“党方”和“军方”两支不同系统，矛盾迭起，纠纷不止。1938年8月，蒋介石将调查统计局改组，以“党方”第一处为基础扩建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以“军方”第二处为基础扩建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

（二）“军统”特务组织的形成与主要活动

军统的前身是力行社的特务处。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黄埔系的骨干分子建立了一个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秘密政治组织，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亲任社长。紧接着力行社成立了其二级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三级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为掩护力行社核心组织的机密，力行社成员一般以复兴社名义相称，力行社的骨干分子包揽了复兴社上层核心机构的组织领导，戴笠领导的力行社特务处，也称作复兴社特务处。这一系统特务活动的起源，实际上还可追溯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蒋介石首次执政的年代。

1927年8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各派纷争中暂处不利地位，即将首次下野之时，为了东山再起作了一系列的布置，其中一项是指使他的侍从副官胡靖安（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纠集了一批黄埔军校学生在上海充当坐探，为蒋收集政治军事等情报。戴笠（黄埔军校六期肄业生）也参加了这项情报工作。蒋介石担心他的黄埔嫡系因自己的下野而土崩瓦解，在9月20日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号召他们深刻反省，吸取失败的教训，认清失败的“第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全体同学意志不能统一，精神不能团结，不顾团体的重要，只逞私人的意气，同室操戈，自相残杀”。他要求黄埔师生经受住“挫折和失败”，“屏绝一切骄傲、奢侈、放纵、浪漫的恶习”，“忍辱知耻”，“重新创造革命的基础”⁽⁷⁸⁾。蒋介石有计划地选派黄埔毕业生中一批亲信骨干到日本和德国等留学，至1931年夏，人数已达六十余名。1928年初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后，戴笠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参谋、少尉副官等身份接替胡靖安从事情报活动，胡受蒋派赴德国留学。戴笠等人在上海、南京一带广泛搜罗流氓、帮会分子和一些革命叛徒，为蒋介石收集情报。1931年底，戴出任陆海军总司令部密查组组长，开始正式主持特务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蒋介石受到舆论的压力，被迫再次下野。就在这多事之秋，国民党内有一群拥蒋的少壮军人，试图筹组一个政治组织，以“拯救党国”。他们是滕杰、贺衷寒、康泽和邓文仪等为首的黄埔军校一至六期毕业的一批青年军官和留学生，戴笠、桂永清、曾扩情、郑介民等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他们经过磋商，由滕杰拟定了一个计划，主张在极端秘密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按集权原则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组织，有效地解决国内外提出的紧迫问题，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此事向下野在奉化老家的蒋介石报告后，蒋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接受力行社的组织计划，以应付国内外的危机”⁽⁷⁹⁾。1932年1月下旬蒋返回南京后迅速召见滕杰、贺衷寒、康泽等人，认为他们的计划很适当，表示愿意亲自领导这个组织。继而蒋还多次召见滕杰等人，在讲话中强调必须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说：“日本已有五十年的侵华准备，装备精良，我华北平原，绵长海岸线和长江水道，都极适于他陆海空军之活动。现代化武器杀伤力极强，机械装备行动迅速。我们虽地大、物博、人众，一点准备没有，有什么用？……故只有忍辱负重。”⁽⁸⁰⁾

3月1日，力行社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在南京励志社召开成立大会。蒋在会上宣布力行社干事会成员名单，并作为入会者的监誓人，誓词是：“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制裁。谨誓。”⁽⁸¹⁾宣誓完毕后，蒋介石向这批宣誓人说：“三民主义力行社从此正式成立了，我将尽心竭力来领导你们。大家从此要更加精诚团结，努力奋斗，不达目的，决不中止。我现在预祝大家成功。”⁽⁸²⁾

力行社设干事会为领导机构。首任常务干事兼书记为滕杰，第二任为贺衷寒，第三至第五任分别是酆悌、刘健群和康泽，后两人改称书记长。首届常务干事有滕杰、贺衷寒、桂永清、潘佑强、康泽。干事以胡宗南、邓文仪、萧赞育、曾扩情等十二人组成。候补干事以干国勋、戴笠等十一人组成。干事会下设四个处：总务处处长李一民，助理何日纲；组织处长萧赞育，助理胡轨、李新俊；宣传处长康泽，助理梁干乔；特务处长桂永清、不久改为戴笠，助理郑介民。稍后，增设检查处和军事处。力行社在一些省设有分社，东北则派特派员。还在中央军校，军政部门等设有分社、支社和小组等，涉足党政军各要害部门，而以军事部门为主要发展方向。

力行社实行领袖独裁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蒋介石最后裁决，具有高度秘密性质；组织结构分多层次，核心组织与外围组织、秘密组织与公开组织、武装与非武装组织之间，既严格区分，又相互制约。它追逐当时正在意、德等国泛起的法西斯主义狂潮，鼓吹法西斯的“救国”独裁论，宣扬“只有仿效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残酷斗争的精神”⁽⁸³⁾，才是拯救中国的出路，宣称“建立中心偶像是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条件”⁽⁸⁴⁾。为蒋介石实行专制独裁统治鸣锣开道。此外，还宣传暴力与恐怖，主张以野蛮、残暴的手段，对付中国共产党、其他革命势力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作为法西斯组织的核心部分，力行社本身在组织吸收中控制很严，须经蒋介石批准才能加入。它的第二层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主要吸收军队中的高级军官；“革命青年同志会”，吸收党政机关里的中层以上官员，也吸收一些知识分子。潘佑强曾任革命军人同志会常务干事兼书记，杜心如任组织处长，娄饴铠为训练处长，易德明任总务处长兼助理书记。后来蒋介石担心损害国民党军队的团结，下令将该会撤销。革命青年同志会由葛武启任常务干事兼书记，干国勋任组织处长，康泽等任宣传处长，刘城之任总务处长兼助理书记，桂永清、酆悌等任干事或候补干事。复兴社是力行社第三层的外围组织，名义上是一个推动民族复兴的组织，吸收一般青年和知识分子，也吸收帮会分子等。其事务由革命青年同志会办理，在全盛时期社员众多。力行社常用复兴社的名义进行特务和其他活动。此外，力行社外围组织还有“亚洲文化协会”、“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社”、“忠义救国会”等。

力行社一经成立，蒋介石就指定德国顾问为总社干部讲授情报工作，并决定成立特务处。1932年4月1日，戴笠领导的特务处在南京正式成立，后来军统局决定以4月1日为其创建纪念日。有的学者也认为，军统特工事业，“探本溯源，力行社实开其先河”⁽⁸⁵⁾。特务处初设一室二科，唐纵任书记室书记。第一科负责侦查，以郑介民为科长。第二科负责执行，由邱开基任科长。稍后，增设第三科，掌管通讯，以梁干乔为科长。特务处的主要任务，一为情报工作，搜集国内外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教等的动态和静态情报；二为策反工作，策反对立方面的人物、瓦解对方组织、进行潜伏伺机破坏；三是行动，包括绑架、暗杀、逮捕和警卫，监视和破坏革命活动。特务处逐渐成为力行社中的一个特殊部门，它自成系统，对蒋介石交办的事项直接向蒋负责，力行社干事会不得过问；对干事会交办的事项，才向干事会负责。1932年9月，戴笠奉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这使戴笠得以政府正式机构的招牌和身份来掩护秘密的力行社特务组织，并能名正言顺地取得编制和经费，而力行社特务处的活动并不直接受当时军委会军统局的节制。

1933年，蒋介石为配合“围剿”苏区红军的需要，在南昌行营秘书处设立调查课，是专设的特务处情报机构之一，由蒋的侍从秘书、力行社干事邓文仪兼任课长。此前在武汉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和禁烟密查组均受其指挥。1934年7月，邓文仪因对南昌机场失火案调查不力等原因失宠于蒋而被褫职，戴笠奉派兼任南昌行营秘书处调查课上校课长，这使他所统辖的特务实力大增。1935年5月，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陈焯任副局长，下设三个处，第一处为党务处，由徐恩曾任处长；第二处为军警处，由戴笠任处长；第三处为邮电检查处，由丁默邨任处长。力行社特务处和南昌行营调查课都并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在合并之前，力行社特务处已有六百七十余人，这时人员猛增至一千七百余人，还增加了一些特务的骨干分子，成为军统特务组织的中坚力量。

力行社特务处在各省市设有特务的区和站，各区、站长由特务处直接派任，挂名复兴社省市支社干事会的干事。大体上在重要地区设立“区”，各省设“站”，以下设“组”，其系统是区辖站，站辖组。另外，在南京建立了国际组、铁道通讯组、财政密查组等。还在军警宪各部门建立特务机构，如在宪兵司令部设立政训处，由戴笠先后派梁干乔、张炎元担任处长。在宪兵团、营设立政治训练员，其成员皆由特务处推荐，经政训处考试后任用。各省保安处设立谍报股，股长由该地的特务站（组）长兼任。在军警系统设置的特务机构和派遣人员，其编制和经费由各该部门负责，人员配备和活动则由特务处安排和指挥。戴笠曾说明其意图：“我们之所以要掌握许多公开机关，就是要以公开机关来掩护秘密工作的前进。”“我们的工作由于任务的特殊，必须采取秘密的方式，以严密的组织，在公开工作掩护之下进行。因为在公开工作掩护之下而从事特殊的任务，才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与防范，甚至于加以危害，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⁸⁶⁾

特务处以秘密组织来领导公开机关，按规定只有纵的领导，没有横的关系。不属于自己本身范围的工作，不准过问。在开初阶段宣布，特务处的内外勤或派驻在公开机关的特务是终身职业，不准退出（后来突破此项规定），泄密就是违反组织纪律，轻则禁闭关押，重则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戴笠为控制掌管特务人员的思想和行动，建立了督察制度，在特务处增设督察室。特务处的特务，不仅监视查察党政军公务人员和社会人士，也监视特务处的内外勤特务。监视查察特务处的特务，由特务处督察室负责，派出秘密督察和公开督察监视查察每个特务的言行。特务和特务之间也互相监视。特务处设有监狱和拘留所、禁闭室。除了囚禁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外，也囚禁被特务头目认为违犯法纪的特务。如同戴笠对特务处及其所属人员实行黑社会势力式统治一样，惩治违犯内部法纪的特务分子也全由戴笠等头目说了算。凡投入秘密监狱的人，既不经正式审判，也不宣布明确刑期。但这些貌似森严的纪律并不能真正控制住整个特务组织，其内部的明争暗斗长期存在，并不能成为铁板一块。

军统特务组织的主要活动有：

（1）反对和镇压共产党及其他革命力量。军统特务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作为首要敌人，是他们破坏和消灭的主要对象。军统特务组织为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围剿”，以消灭工农红军、摧毁工农政权而竭尽全力。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中设立调查课，令康泽组织别动队，其任务是在“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和湘、赣、豫、鄂、皖等苏区发达的省份，进行反共军事间谍活动，搜捕共产党，镇压人民革命斗争，侦察监视“剿共”部队官兵。力行社特务处为“剿匪”而举办了多期训练班，培训特工人员。1933年春为配合碉堡政策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由康泽任“星子特别训练班”主任，首期招收军校各期毕业生六百余人，授以匪情、情报、化装术、突击战、通讯联络、夜袭等特别训练，修业四个月，结业后以中队、分队、小队、小组等编制，组成“剿匪别动总队”，康泽出任总队长。他们携带手枪、炸弹、特制的轻便通讯工具，化装游动于山区村落间，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有关人员，加速缩小包围圈，并推行保甲制度，组织“铲共义勇队”，收容训练逃亡地主组成还乡团。他们还派遣特务潜入农村苏区，进行刺探情报、破坏和暗杀活动。在国统区力行社通过特务行动网四处活动，严密侦察、监视中共的活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及其外围组织，暗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收买叛徒，派遣特务打入革命组织内部进行活动等。1932年力行社特务处一成立，即着手对国际革命组织之一“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保罗·卢格及妻子以所谓“危害民国罪”进行审讯。1933年6月，为对付宋庆龄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戴笠亲自指挥上海的军统特务，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1934年11月，戴笠又指挥华东区行动组，在沪杭公路上暗杀了著名报界名人、爱国人士史量才。同时，力行社和宪兵第三团在平津等地残酷镇压民众运动，组织屠杀囚禁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例如1934年11月谋杀了察哈尔抗战的前敌总指挥共产党员吉鸿昌等。在上海、武汉、厦门等地，特务处曾破坏中共组织多处，并广泛搜罗中共的叛徒，用以破坏革命。例如，顾顺章⁽⁸⁷⁾叛变后，由陈立夫、徐恩曾的CC特务机构移交力行社特务处，成为戴笠手中的反共工具。

（2）为蒋介石剪除异己，镇压反对派。蒋介石实行的“安内”政策也包括镇压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力行社特务组织也成为蒋镇压反对派的得力工具。1933年6月，力行社特务组织以“华”机关为代号所开列的暗杀名单，就包括大批国民党反对派人士。在镇压和瓦解反对派发动事变方面，军统特务组织发挥了特殊作用。1933年11月发生的福建事变是以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等为了反蒋抗日而发动的。事变发生之前，戴笠就通过打入十九路军中的特务分子获得情报，立即派闽籍特工多人前往监视福建局势。当十九路军与苏区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后，南昌行营调查课特工从其往来密电中破译，侦知福建当局与红军有了联系。戴笠即派遣特务处执行科长邱开基运用私人关系，联络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参谋长赵锦雯，策反该师师长毛维寿，并安排特务分子加紧在十九路军将领中做分化收买工作。12月间，蒋介石开始对福建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于1934年1月先后攻占延平、水口、厦门，16日进驻福州。军统特务分子周昭琼等赶往厦门、漳州等与毛维寿等密谈，软硬兼施，迫使毛维寿和沈光汉等于1月26日通电降蒋，使福建人民政府很快瓦解而失败。

军统特务组织为蒋介石对付异己势力的另一重大活动是参与瓦解两广事变。力行社特务处成立后便设立了华南区，先后派吴乃宪、梁干乔为特派员，驻香港指挥。1936年春，戴笠获港粤区有关两广军队调动、备战的情报，立即加强了特务力量。两广事变发生之前，梁干乔等便派特务在粤海陆空军中进行策反。粤空军实力雄厚，拥有六个中队，一百多架飞机，是陈济棠多年苦心经营的一支武装，军统特务把分化瓦解粤空军作为重点目标。当陈济棠树起抗日反蒋旗帜时，戴笠亲自会见广东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卓林，以每架飞机二万元的奖金和升官为诱惑，策动广东空军投蒋。1936年7月，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领衔通电反对陈济棠，率空军归附南京政府，迫使陈济棠下野出走香港。

（3）对国民党陆海空军的控制。力行社以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为总机关，在各级部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设立政训处，派驻政工人员。其主要任务是监视、侦察军官、士兵和学生的思想行动，宣传反共，进行法西斯主义教育，并通过有关机关对“共产党嫌疑分子”予以禁闭、开除、交军法机关转送监狱处置。

力行社还控制了军队中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在陆海空军部队师以上单位和各军事机关、军事学校成立特别党部，并由力行社特务分子担任党的特派员和书记长等职。管辖军队党务事项的党务处，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实际上由力行社主要骨干分子负责掌握。

（4）对全国青壮年实行军事控制。力行社插手对全国青壮年实行军事组织的训练。军训活动的开展以训练总监部下设的国民教育处为总机关，各省市设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各省市及各中等以上学校都派驻军训教官。这些教官大都由力行社特务分子担任。各中等以上学校编成总队或大队，由军训教官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并借此监视和控制学生的思想和言行，从中发展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复兴社的成员。

（5）为蒋介石收集国际情报。力行社从1932年起开始派复兴社员到日本和欧洲留学，以军校同学调查科名义进行考试，挑选合格出国社员，受派的学生有发展组织和搜集情报的任务。1934年复兴社在日本有一百多名社员。到欧洲的社员分别到英国、丹麦等国学习经济、军事、合作、国防、警政和保安等专业。从1934年起，蒋介石派力行社成员去各大使馆任武官。由“革命军人同志会”拟定选派办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办武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的邓文仪去苏联，其余人员分别到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德国、美国等，这为力行社在欧美的组织发展提供了便利，也为蒋开辟了广阔的情报来源。1934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百多名复兴社成员，柏林设有复兴社的分社组织，下辖有伦敦、巴黎、罗马、莫斯科支社。各支社小组每周有一次聚会，每月向柏林分社提供一份书面报告，柏林分社向南京总社作一次报告。在新加坡和菲律宾也有力行社的耳目。

（6）宣扬法西斯主义。力行社信奉的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宣扬法西斯主义思想是它的一项基本任务。蒋介石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是1931年5月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训政时期要借鉴和实行法西斯主义。他认为在当今的社会阶段，“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以借鉴”。他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他提出，“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⁸⁸⁾。蒋介石如此鼓吹借鉴和实行法西斯主义，有力地说明了他所要实行的“训政”的实质。

在力行社成立的同时，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毕业生杨周熙写了本《三民主义法西斯化》的小册子，呈送蒋介石审阅。蒋将其改名为《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批准按原文出版⁽⁸⁹⁾。力行社是1933年至1936年法西斯主义思潮在中国泛起的大本营。力行社主办一大批报刊和书店，南京有拔提书店、《中国时报》、《我们的路》，上海有《前途》，南昌有《扫荡日报》，等等。他们大肆鼓吹“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出版蒋介石言论集、蒋介石传记、希特勒《我的奋斗》等书籍。

力行社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的领袖独裁论。它的喉舌《社会新闻》发表社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濒临毁灭的国家自救的唯一工具，它已经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国……因此，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仿效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残酷斗争的精神了。”⁽⁹⁰⁾他们狂妄地断言：“中国的出路，无疑是法西斯主义的出路……中国的前途，无疑是法西斯主义的前途。”⁽⁹¹⁾力行社的骨干分子大力鼓吹“服从领袖是无条件的，每个人必须真挚坚定地与他同生死，共患难”⁽⁹²⁾。《社会新闻》社论鼓吹：“建立中心偶像是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条件，是复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我们不必隐瞒，我们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⁹³⁾而谁是中国的墨索里尼呢？在一篇题为《领袖的认识》的文章中一语道破说：“在今天革命阵线上，德力足以感人，威力足以创业的，就莫如蒋介石先生了！……因此我说蒋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⁹⁴⁾这些鼓吹法西斯主义的言论虽然曾有过一些煽动性，起了某些蛊惑人心的作用，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言论是极其荒谬的。

————————————————————

(1) 《关于军事委员会案》（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2) 《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23年）第九编第一章第二节。

(3) 《国闻周报》第9卷第20期。

(4)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页。

(5)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66页。

(6) 《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50—451页。

(7)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526页。

(8)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9)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68页。

(10)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98页。

(11) 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第107页；朱明镜：《我所知道的蒋介石总统府》，《江苏文史资料》第9辑第41页。

(12)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546页。

(13)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155—156页。

(14) 《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董霖编著：《中国政府》第2册附录。

(15) 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90页。

(16)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1981年版，第185页。

(17)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总报告》（1931年11月），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95页。

(18)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75—376页。

(19) 《海军沿革（1912—19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20)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下编，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0年版，第862—863页。

(21)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80页。

(22) 陈书麟、陈贞寿编著：《中华民国海军通史》，海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3)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台北1969年版，第5页。

(24) 尤特内：《战时中国》，纽约1940年版，第8页。

(25) 《赛克特将军致蒋总司令重整中国陆军建议书》，见《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第116—120页。

(26) 《赛克特将军致蒋总司令重整中国陆军建议书》，见《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6—120页。

(27) 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28) 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3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第335页。

(31) 郭德钰等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第55页。　

(32) 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33) 陈栖霞等：《蒋介石空军重要训练基地——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3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264页。

(35) 经1935年3月2日修正公布的《兵役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275—277页。

(36) 《抗战前的国防建设史料选辑》，台北《近代中国》第47期。

(37)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98—399页。

(38) 《保卫团法》，戴鸿映编：《旧中国治安法规选编》，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39)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98—399页。

(40) 《剿匪区内各省民团整理条例》，《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55—456页。

(41) 《剿匪区内各省民团整理条例》，《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56页。

(42) 程懋型：《现行保安制度》，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8页。

(43)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349页。

(44)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349页。

(45) 参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505—508页。

(46) 参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98—399页。

(47) 参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505—508页。

(48) 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47—549页。

(49) 李宗黄：《现行保甲制度》，中华书局1945年版。

(50)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07—408页。

(51)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11页。

(52)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678—679页。

(53) 《江苏省保甲办理经过情形及今后整理计划》（1937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4) 《江苏省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规程》（1934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5)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412页。

(56)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497页。

(57) 参见《申报年鉴》1936年。

(58) 《绥远省政府试办保甲暂行规程》（1935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9) 见王云骏：《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江海学刊》1997年第2期，第132页。

(60)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内政部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71辑，第335页。

(61) 《修正保甲条例》第1条，见《旧中国治安法规选编》，第252页。

(62) 庞镜塘：《“中央俱乐部”——CC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62页。

(63) 徐咏平：《陈果夫传》，台湾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606页。

(64) 《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65) 张文：《中统20年》，《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66) 《中统内幕》，第17—20页。

(67) 张文：《中统20年》，《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68) 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94页。

(69) 张文：《中统20年》，《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70) 张文：《中统20年》，《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71) 刘不同：《国民党的魔影——CC团》，《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233页。

(72) 胡梦华：《CC外围组织诚社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55页。

(73) 蒋介石：《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1927年4月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4) 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编：《浙江党务》1928年第18期。

(75) 柴夫编：《CC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76) 柴夫编：《CC内幕》，第71页。

(77) 《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39页。

(78) 《国闻周报》第4卷第39期。

(79)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初稿》（4），台北《传记文学》第40卷第6期。

(80)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第3期。

(8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82)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第3期。

(83) 《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社会新闻》1933年8月24日。

(84) 《组织与领袖》，《社会新闻》1933年5月15日。

(85) 良雄：《戴笠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

(86) 乔家才：《铁血精忠传》，台北《中外杂志》第24卷第5期。

(87) 顾顺章（1904—1935），上海吴淞人。早年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任事务员。曾赴德国留学，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4月在武汉被国民政府军警逮捕后叛变。

(88) 《国民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89)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特工秘闻》，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90) 《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社会新闻》，1933年8月24日社论。

(91) 陈穆和：《法西斯蒂与中国出路》，《社会主义月刊》第1卷第7期。

(92) 刘健群：《银海忆往》，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5页。

(93) 《组织与领袖》，《社会新闻》1933年5月15日社论。

(94) 贺衷寒：《领袖的认识》（1933年9月），见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社1945年版。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

第一节　对鄂豫皖、湘鄂西和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

南京国民政府在蒋介石与汪精卫重新合作执政后，确定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对日本的侵略继续采取屈辱妥协的方针，而倾全力部署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苏区的军事“围剿”。1932年5月，南京当局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后，调动八十多个师六十余万军队，由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督师，向红军和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这次战争从1932年6月中旬到1933年3月下旬结束，历时九个月。前三个月，集中主力二十四个师又五个旅，以“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的战术，重点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翌年1月，调集兵力二十九个师另四个旅，以“分进合击”战术重点进攻中央苏区。虽然国民党军在前期作战中进占了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大部分地区，迫使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主力转移，但在进攻中央苏区时，受到红一方面军大兵团的伏击，损兵折将数万人，再一次遭受惨重的失败。

1931年9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遭到粉碎，被歼三万多人，在此后一段时间内转为守势，没有能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该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中共秘密党员）和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等率领下，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使红军增加了一支重要力量，促进了中央苏区的迅速扩大。在赣南，已拥有18个县的范围，其中兴国、雩都、寻邬、会昌、瑞金、石城、宁都、广昌皆拥有全县，面积纵370多公里、横270公里，人口245万人以上。在闽西，拥有以长汀县为中心，包括长汀、上杭、武平、永定等县。当时赣南、闽西苏区已连成一片，成为比较巩固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编成红一方面军⁽¹⁾，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下辖第一、三、五军团，约六万人。地方部队有独立师、独立团等，此外还有民兵。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

其他根据地如闽浙赣、湘赣等苏区也有所发展。还有鄂豫皖苏区，地处长江以北，京汉路东，在1932年上半年经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4次进攻战役后，得到空前发展。这时鄂豫皖苏区迅速扩大，“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五座县城”⁽²⁾，跨越26个县的区域。主力红军4.5万余人，地方武装二十余万人，其规模仅次于中央苏区，直接雄视南京，威迫武汉。湘鄂西苏区地处湖南、湖北两省之交，洪湖苏区是湘鄂西的主要苏区。1932年春，红军第三军出击襄北获得胜利。这时，洪湖苏区扩大到东起洪湖，西抵沙市，北接京山，南邻洞庭湖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十五个县苏维埃政府。全区主力红军达1.5万余人，地方武装也有较大发展。

从总体上说，当时全国苏维埃拥有十六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一千多万人口，红军共发展到十五万人左右。但在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也给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危害。

1931年9月中旬，因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仍对中共中央实行指导，中共新成立了以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共临时中央先仍设在上海，至1933年初始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成立后，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发展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他们对“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和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在新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是更加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对立。1931年9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³⁾他们对形势的分析、阶级关系的估量以及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存在严重错误，其中危害较大的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革命组织内部的肃反扩大化，经济政策和土地革命中的“左”倾错误。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认为红军和游击队的发展已经“造成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因此，“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决议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主力夺取赣江流域的吉安、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长江以北的各地红军应积极进攻，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铁路的态势。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中逐步得到贯彻，排斥了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使红军在进行反“围剿”时遇到更多的困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分述如下：

一　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军事“围剿”和进占

1932年初，国民党确立了由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统治体制。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势力在全国的迅速发展深感不安，极为仇视。蒋后来在追述当时的形势时惊叹地说：中共“在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⁴⁾。3月18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此时，他一再鼓吹“剿共”是“救国”的唯一途径，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指导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4月，蒋任命何应钦、陈济棠为闽赣粤三省“剿匪”总、副司令。何应钦于月末赴赣部署“剿共”事宜，接着调兵遣将，特派刘建绪、余汉谋、陈诚分任赣、粤、闽三省“剿共”指挥。5月24日国民政府公布任命蒋介石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蒋、汪随即联名发表通电，声称“救国必先剿共”，对于共产党“必须以有效的方法去抵制它们，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去应付它们”。6月初，南京政府将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调离京沪地区，分两路入闽“剿共”。蒋介石本人也从南京赴汉口再转庐山，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进行“剿共”谋划。如前所述，6月15日蒋在庐山主持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会商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汪精卫、何应钦、何成濬、熊式辉、何键、陈诚、钱大钧等数十人出席。会上，蒋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他回顾以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认为共产党有民众的拥护，仅凭军事力量难以征服，要用分化瓦解的办法，争取民心，以军事政治相互配合，齐头并进，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会议讨论决定五省“剿共”的全盘计划，对红军采取大包围方法和“进剿”方略以及饷粮筹措等，并决定先以主要兵力消灭鄂豫皖、湘鄂西的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确定采取重兵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会议还决定拨款3500万元作为“围剿”经费，禁止就地筹饷。接着在汉口正式设立鄂豫皖“剿共”总司令部，宣布第四次“围剿”开始。“剿共”总部设于汉口，运输总部设于蚌埠。

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经过编组策划，拟定“剿共”要诀：“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战术为：“纵深配置，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⁵⁾下组设左、中、右三路军。以左路军“围剿”湘鄂西苏区；中、右两路军“围剿”鄂豫皖苏区。

“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中路军司令部设于河南信阳（后迁湖北广水），蒋介石兼任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指挥六个纵队和一个预备队。第一纵队指挥官张钫，辖第四十五、七十五、七十六师和新编第二十师，驻河南潢川、固始、光山地区。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辖第二、三、八十、五十八师和两个骑兵旅，驻河南信阳、罗山地区。第三纵队指挥官马鸿逵，辖第三十五师和骑兵第三旅，驻河南信阳、广水等地。第四纵队指挥官张印湘，辖第三十、三十一师、第二十二路军的特务旅，驻湖北宋埠、黄陂及麻城地区。第五纵队指挥官上官云相，辖第四十七、五十四师，驻湖北蕲春、广济地区。第六纵队指挥官卫立煌，辖第十、八十三师，驻湖北孝感、花园地区。总预备队指挥官钱大钧，辖第八十八、八十九师集结于汉口。另有三个航空队分驻汉口、合肥、蚌埠，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右路军司令官由李济深兼任，副司令官为第三军军长王均，司令部设于安徽六安，指挥三个纵队、一个预备队。第一纵队指挥官徐庭瑶，辖第四师等，集结于正阳关地区。第二纵队指挥官王均（兼），辖第一、七、十二师，集结于六安、霍山地区。第三纵队指挥官梁冠英，辖第三十二师，集结于霍山南部至潜山地区。预备队指挥阮肇昌，辖第五十五、五十七师，集结于合肥。此外，第十三师驻平汉路花园至孝感段两侧，第三十三师驻浠水，新编第二十师等驻光山，第三十八、四十旅驻六安、霍山、正阳关等地，担任“驻剿”。中、右两路军总兵力有二十四个师另六个旅，约三十万人。

国民党“围剿”军的“进剿”方案为首先进攻“平汉路以东，潢川麻城之线以西地区”，“以黄安七里坪新集为目标，达到将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驱逐出鄂豫皖边境，然后再以“两师兵力由水路移到安庆上路，东西夹击皖西红军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红军主力压迫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⁶⁾。其总体意图为：集中主力于平汉铁路东侧，以中路军的第一、二、三纵队为主攻，第四、五、六纵队和右路军各纵队为助攻。“围剿”计划分为：“第一步，从东西北三面发起攻击，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境；第二步，实施东西夹击，将红军主力压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其“围剿”战术以“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等等”⁽⁷⁾。国民党当局还在政治上进行编组保甲，实行“连坐法”，强化各地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以配合军事进攻。

当国民党军向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一击”⁽⁸⁾，还以为国民党军已临近崩溃，只能作为“偏师”。他积极地执行临时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不做反“围剿”准备，命令红军向平汉路信阳至广水段出击。其时值7月，骄阳似火，红军冒着酷暑在信阳一带打了几仗，攻占了鸡公山，战果不大。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鉴于敌人正在加紧部署“围剿”，于6月底到7月初先后两次建议停止在平汉线上的进攻作战，将主力集结于适当地区休整，认真做反“围剿”的准备。1932年7月初，张国焘在湖北夏店主持召开中共鄂豫皖分局会议，否定徐向前等的正确意见，坚持继续“不停顿的进攻”的错误军事方针。会后调集红军主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及独立第一师南下进攻麻城。湖北麻城为武汉的屏障，是国民党军长期经营的一个坚固城池。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死守麻城，以便牵制红军兵力，并配合中路、右路军作战。张国焘“围攻麻城”的决定，实际上正中蒋介石的圈套，导致红军在这次反“进剿”作战中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

8月上旬，正当红四方面军主力深陷麻城而不能自拔时，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向苏区的中心区域逼近：其中路军第一、第二纵队进至大新店、宣化店、花山集一线，第三、第六纵队进至夏店、蔡店、长轩岭等地。右路军第一、第二纵队进至霍丘南之河口、丁家集一带，蒋介石见各纵队进展顺利，便改变其原定的稳扎稳打的战法，于8月7日下令“总攻”，命令各路“进剿”军疾速进击，深入根据地中心，企图一举消灭红军。10日陈继承的第二纵队开始向七里坪急进，卫立煌的第六纵队进抵河口一带并向黄安进犯。

当黄安处于危急时，张国焘才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已疲惫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仓促赶向黄安以西应敌。8月10日夜，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七十三师兼程向黄安进发，迎敌第六纵队；同时以第十师开向七里坪，阻击敌第二纵队。11日至13日，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军第六纵队对峙于黄安城西的冯寿二、冯秀驿地区，双方互有伤亡。这时，陈继承的第二纵队正从宣化店向七里坪进犯，红军后路有被敌袭击的危险。红军总部决定率主力转向七里坪，集中力量打击敌第二纵队。13日下午，黄安被国民党军占领。

红四方面军主力赶到七里坪后，在柳树河东布防。8月15日，集中四个师迎击敌第二纵队，歼其四个团的大部，将敌击退。17日，卫立煌的第六纵队两个师由黄安北犯，红军向檀树岗转移，另寻战机。21日，敌第二纵队由七里坪北上，会攻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中心新集。张国焘命令红军主力北上保卫新集。27日，敌第二纵队四个师从西面向红军扑来，双方在胡山寨地区激战数日，红军歼敌两千余人，本身也有较大伤亡。9月6日，国民党军第一、第六纵队从北、南两面向红军逼近。红军面对不利形势，主力向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北苏区转移。豫南新集、商城相继陷落。

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皖西金家寨、燕子地区后，虽于9月10日同红二十五军会合，但又面临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9月中旬，张国焘等曾致电中共中央告急。苏区中央局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临时中央转来的张国焘等的电报后立即回电，对红四方面军提出建议：为了打破敌人深入苏区的分路合击，红军应诱敌深入，争取“在运动中选择敌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部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但这时张国焘已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⁹⁾，不愿执行上述正确方针。

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英山地区，未获战机。10月上旬西进重抵黄安附近的高桥、河口地区。在此期间，张国焘曾致函中共鄂皖边工作委员会书记郭述申，命他与东路游击队司令员刘士奇、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等组成鄂豫皖工委，留在皖西继续坚持斗争。10月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向西转移；留下的二十七、七十五师与各独立师团等在苏区坚持斗争。11日夜，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共约二万余人，枪械1.5万支，撤出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为此，蒋介石特电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廑念。”⁽¹⁰⁾

红四方面军经鄂西北、豫西南进入陕西汉中地区，再南越秦岭、大巴山，于12月进入川北地区，部队尚有1.5万余人。接着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混战之机，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县，至1933年2月创建了川陕边苏区。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同时整顿了各地游击武装，共约二万人，继续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这样，国民党军就地消灭红四方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但进占了鄂豫皖苏区的大部分地区，并对留下的红军游击队继续进行“清剿”。

蒋介石在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同时，对湘鄂西苏区也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围剿”湘鄂西苏区的左路军由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兼任司令官，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任副司令官兼总指挥。下分设四个纵队和一个预备队。第一纵队指挥官万耀煌，辖第十三师，驻应城地区；第二纵队指挥官萧之楚，辖第四十四师，驻皂市等地；第三纵队指挥官张振汉，辖第四十一师，驻旧口、沙洋等地；第四纵队指挥官刘建绪，辖独立第三十七旅，驻天门、岳口等地；另有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王陵基直辖的李宗鉴新编第七旅、刘光瑜第五旅等以及一些地方保安团，预备队有第十军特务团、第四十一师一个团、鄂北保安第一团、第八十二、三十四师各一部等，总兵力十万余人。

7月初，国民党左路军下达“第一期进剿计划”，强调步步为营，稳打稳进，企图先包围歼灭襄河北岸的红军，然后转入襄河南岸作战。其部署是：四个纵队及一个预备队，集中向襄北苏区进攻；王陵基指挥的川军向襄南苏区进攻；其余部队担任游击、堵截佯攻、牵制等任务。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负责人夏曦在蒋军大规模进攻的前夕，仍推行王明的“左”倾政策，在肃反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枉杀了不少优秀干部和军事骨干，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在军事部署上按照临时中央关于“湘鄂西红三军除一部兵力巩固洪湖根据地外，主力应积极在襄北发展”的军事训令，命令红三军主力再次进到襄河以北的京山、应城、皂市之间地区寻求作战。

7月15日起，徐源泉命令国民党军第一、二、三纵队分别由景家墩、皂市、白马庙等据点，向京山地区合击红三军；其第四纵队则由岳口向张截港、泗港推进，企图控制渡口，阻止红三军南渡襄河。红三军在强敌压迫下，一部撤至襄南，主力转至京山、应城、皂市、天门之间活动，牵制敌人。鉴于敌军兵力强大，红三军决定转移到襄南打击川军。7月底，红三军在荆门东南的沈家集和曾家集一带与川军激战。8月初，从襄河西岸的敌军赶来增援川军。因而红军撤至熊口、莲花寺等地。国民党军乘机占领了钟祥、京山、天门、沙洋等地，基本上控制了襄北地区。红军转战襄南，伤亡很大。

8月上旬，国民党军制订了旨在摧毁洪湖苏区的“第二期进剿计划”，相应地调整了作战部署：以第三、四纵队为左翼军，由岳口进攻苏区中心区；第一、二纵队留在襄北担任“清乡”，并作为左翼军总预备队；川军第二十一军两个纵队为右翼军，在东荆河西岸担任堵截任务，又以海军一部封锁长江，防止红军南渡。

这时，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战略方针由冒险进攻转为消极防御，命令苏区构筑碉堡，准备固守。为了牵动敌军并取得粮食与物资，夏曦命令红三军第七、八师向沙市、草市进攻；由第九师担任熊口、莲花寺的防务。红军在进攻沙市和草市中虽消灭了一些敌人，但本身也遭到较大损失。鉴于敌人的包围日益缩小，在内线已不能破敌，贺龙等人提出集中主力转到外线作战，以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夏曦拒绝采纳正确建议，错误地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夏曦指挥，辖第七师、警卫师和地方部队，在苏区内分兵把口，固守洪湖苏区；红三军主力为另一路，由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率领，转入襄北敌占区打击、牵制国民党军。对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曾于9月中旬电示湘鄂西分局，指出：分兵作战只有利于敌人。“敌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红三军宜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的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的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但夏曦拒不接受，仍坚持分兵作战。

8月下旬，国民党军左翼第三纵队占领了东荆河南岸要地峰口和府场，红七师等部仓促反击失利。9月3日，湘鄂西苏区中央局所在地翟家湾等地相继失守。红军在作战中损失巨大，夏曦只得率红七师一部和警卫部队向西南江陵地区转移。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与敌军艰苦周旋，至9月中旬才转至京山地区。襄北主要城镇早已落入敌手。驻扎江陵地区的国民党军获知红三军主力重来，立即调集四个多旅会同守军对红军追击和堵截。从9月底红三军采取时分时合、忽东忽西等灵活战术，在旧口、应城、安陆、随县、枣阳之间，与敌军周旋，多次打击敌人，保存了本身基干力量。

夏曦所率的红七师等在转移途中，遭受国民党军截击，损失重大，抵沙岗后，洪湖中心区已被鄂军占领。他感到此地也难以立足发展，遂合红七师北上，与红八、九师会合。9月中旬，尚存的洪湖和湘鄂边苏区的一些独立团也到达沙岗地区。夏曦将这些人马编为独立师，10月上旬，他率独立师向洪湖西北方向突围，后来在大洪山与红三军会合，继而转战于湘鄂川黔边境。独立师走后，国民党军相继占领全部洪湖苏区。在此前后，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等苏区也被国民党军夺占。

红三军绕道豫西南和陕南，于1932年年底到达湘鄂边鹤峰地区，准备重新建立苏区，未能实现；1933年底进入四川，攻占黔江，准备在湘鄂黔区建立苏区，又未能实现。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红三军始终处于流动状态，部队由1.4万余人减少到3000人。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转战到贵州东部地区，至9月创建了黔东根据地。

二　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

蒋介石督师“进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同时，加紧策划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2年8月21日，蒋召集何应钦等在庐山商定六省“剿共”的严密计划，拟定消灭赣、粤、闽边区红军的办法：粤军直攻赣粤边红军和苏区，驻赣州、吉安、抚州、南丰各军向宜黄、乐安红军包抄，切断赣粤边红军归路，再以新调到赣各部加入，在赣东将红军整个消灭。由于红军的坚决反击，此项战略目的未能实现。

1932年冬，蒋介石先后击败鄂豫皖和湘鄂西红军后，即抽调部队部署对中央红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12月30日，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第四次“围剿”江西红军的命令，决定分兵三路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剿”。以驻赣部队大部编为中路军，陈诚为总指挥；闽北、闽西部队编为左路军，蔡廷锴任总指挥；赣南、粤北部队编为右路军，余汉谋任总指挥；并限令各路军于1933年1月6日前到达指定地点，随即实施“围剿”计划，总兵力达50万人，包括29个师四个旅，两个航空队。其作战部署是：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指挥三个纵队，共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进剿”军主力。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辖萧乾第十一师、李明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第五十九师，集中于宜黄、棠荫地区，向黄陂、广昌等地攻击前进。第二纵队指挥官吴奇伟，辖李默庵第十师、霍揆彰第十四师、孙连仲第二十七师和吴奇伟兼率的第九十师，主力集中于临川、龙骨渡地区，随后与第三纵队配合，向黎川红军主力攻击前进。第三纵队指挥官赵观涛，辖周浑元第五师、周碞第六师、李延年第九师、樊崧甫第七十九师，先在金溪、浒湾附近地区集中后，与第二纵队联络，然后向黎川攻击前进。还有刘绍先第四十三师为预备队，集中于宜黄、乐安地区后，与第一纵队联络。

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六个师一个旅。刘和鼎第五十六师一个旅，周志群暂编第四旅，区寿年第七十八师的两个团，戴戟第六十一师的一个旅向光泽攻击，并与中路军配合。第五十六师的第一六八旅“清剿”将乐、顺昌附近红军并维护建阳、建瓯、延平间的交通安全。卢兴邦新编第二师负责“清剿”永安、清流、沙县、归化等地红军，并维护永安、沙县间的交通安全。沈光汉第六十师、第七十八师一个团，张贞第四十九师先“清剿”白沙、溪口、梅村、古田、蛟洋、坎市附近红军，然后向连城推进。

右路军总指挥余汉谋，指挥六个师一个旅。李振球第一师，叶肇第二师（两个团），张瑞贵第三师，张枚新第四师，王赞斌第四十四师，陈章独立第二旅，“清剿”南康、寻邬、信丰、安远、上犹等地红军，并适时向北推进。李汉魂独立第三师，维护南雄、大庾、信丰等地交通安全。

另有王懋德第二十八师及第两师两个团，“清剿”赣江两岸吉安、吉水、万安、安福、峡江、新淦、遂川等地红军并维护交通安全。许克祥第二十四师与陶峙岳第八师的一个旅驻南城，第八师另两个旅驻南丰，“清剿”两城间的红军并维护交通安全。李云杰第二十三师为总预备队，机动控制于南城西北的滕桥附近。航空第三、第四两队，以南昌为空军基地，与各路“进剿”军协同作战，并担任侦察、轰炸及通信联络。

1933年1月29日，蒋介石从南京到达南昌，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30日，蒋介石在南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作《剿匪要实干》的训话，声称此次“剿匪”之成败，关系国家存亡，亦即我民族能否自卫自存之“试金石”，号召所属要“硬干、实干、快干”，“要下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¹¹⁾。31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拟订“剿共”具体计划。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剿匪”总部参谋长贺国光、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第二纵队指挥官吴奇伟、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五十三师师长李韫珩等参加。会上决定江西全省动员“剿共”，并确定了作战方略。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据1932年1月临时中央所作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执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战略，指挥中央红军在1932年连续进行了多次进攻战役。从2月4日至3月7日，首先攻打国民党军固守的赣南重镇赣州，历时33天，未能攻克，红军伤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战斗。4月，毛泽东率由红一、五军组成的东路军入闽作战，抓住有利时机，取得攻克漳州等十余座城镇的胜利。这一胜利，鼓舞了红军的士气，获取了大批物资给养，帮助恢复和扩大了闽西、闽南根据地。6月，红一方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个团，但未能大量歼灭敌人。8月，在攻占东安、宜黄战役中，歼敌三个旅，俘敌五千多人。红一方面军在1932年进行的上述进攻作战，虽然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并未达到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或是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的“围剿”的目的，反使红军受到相当大的消耗。

在蒋介石大举“围剿”中央苏区的严重军事形势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方针，才能有把握地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当时负责指挥前线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项英等几名成员之间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临时中央不顾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不进行战前的认真准备工作，竟指令前线指挥机关，要求红军在敌人合围之前立即出击，攻城打援，迅速击破敌人，求得速胜，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

1932年8月8日，毛泽东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时前方还成立了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他们不同意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下达的这一“左”的军事方针。9月25日前线指挥机关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这是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正确战备计划。它首先分析了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策略、攻击意图和部署。为了有把握地粉碎敌人的“围剿”，《训令》对红军的战略任务作了规定：“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这一行动的任务，是要消灭敌人的零星的游击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以至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¹²⁾。《训令》还决定以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作为未来和敌军决战的战场，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四次“围剿”，同时明确指出了中央苏区军事行动的方向和当时形势下的主要战略意图，为第四次反“围剿”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但是，这个《训令》却遭到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坚决反对。从9月29日到10月1日，苏区中央局连续三次给前方指挥机关发出电报，指责这一《训令》“完全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布置”。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会上展开激烈的争论。有的参加者认为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多数人认为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他们把主要矛头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他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会后，中央军委发出通令，调毛泽东回政府主持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正当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紧要关头，这种处置使前线指挥机关处于困难和不利局面。然而，毛泽东虽被排挤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仍关心着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进行，领导着中央政府做了大量配合工作。在红军中，周恩来、朱德等仍坚持正确的战略主张和作战原则，为取得胜利而团结奋斗。

宁都会议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国民党当局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但大举进攻苏区的部署一时尚未就绪。会后，朱德、周恩来随军从广昌出发，赴前线指挥作战。他们果断地决定：乘敌方部署未定的时候，迅速击破其一方，并打通同赣东北红军的联系。10月18日、19日、22日，红军连克赣闽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四城，11月间又克光泽、资溪和金溪。这一重大胜利扩大了苏区地域数百里，建立了闽赣省，并使闽北和闽西苏区连成一片。

同时，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连续向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说明：敌人“正将四次‘围剿’的重心从湖北移到江西”，“加速的在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敌人大举进攻的时机已经到了”。号召全体红军战士“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来消灭敌人，来争取比【第】三次战争还伟大的胜利”⁽¹³⁾。

1932年10月13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命令》，在敌人“正倾全力来布置对中央区的大举进攻”的严重形势下，提出进行紧急动员的十四项任务，其中包括政治动员、军事准备、群众参战和后方工作、战时的经济工作，等等。《命令》要求在“战争的形势日益紧迫”的情况下，要以全力来动员全苏区工农群众，要以最大的速度，来充分准备一切战争工作。中央苏区和红军要“以一切的力量，一切的经济和一切牺牲去准备战争，去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¹⁴⁾。《命令》发布后，苏区内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和动员工作。在政治上运用苏维埃各种组织、城乡代表会议和选民大会，在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让广大工农群众充分认识“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在军事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决定加紧扩大红军，壮大革命军事力量。

当时，红一方面军统率着一、三、五共三个军团，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等四个军，以及两个独立师，约七万人。由于双方兵力悬殊，红军的决策是：乘敌人部署尚未完成的时候，主动地打到外线去，打乱敌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

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朱德、周恩来发布训令指出：“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部胜利，消灭当前敌人，特别是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浑元）各部，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这是开始一九三三年四次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心任务”⁽¹⁵⁾。

1月初，陈诚指挥的赣粤闽边区“剿匪”中路军以抚州为中心，采用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向苏区黎川、建宁、泰宁地区包围和截击。红军在誓师后，迅速向北隐蔽前进。1月5日，红军在黄狮渡袭击歼灭了敌第五师的第十三旅，生擒旅长周士达，北上首战告捷，继而又占领金溪城。

在红军的进攻面前，驻在临川的国民党军三个师经浒湾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增援，在南城的一个师从南面策应，企图南北夹击红军，同红军主力决战。朱德、周恩来乘敌尚未会合之际，下令攻击浒湾，经过一天激战，击溃敌人援兵，于1月9日占领浒湾。黄狮渡、浒湾战役的胜利，为打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当红军出师告捷之时，苏区中央局按照宁都会议确定的错误军事方针，屡电红一方面军总部，要求红军主力出击，先发制人，并特别强调要攻占敌军重兵把守的南丰、南城，进而威胁并夺取中心城市抚州、南昌，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1月24日，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前方负责人，要求以红军所有主力“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还以命令的口吻强调：“我们要你们站在一条路线”，执行中央和中央局的指示。对此前方负责人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多次致电中央和中央局陈述前方意见，明确提出强攻坚城南城和南丰的不利条件有五点：一是暴露我军企图；二是容易受敌人夹击；三是损伤太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并提出应在敌人部署未完毕前，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在运动中解决敌人。

这时，国民党当局加快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部署。2月6日，蒋介石亲自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设置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采取“固守城防”的新策略。朱德、周恩来等原来设想的先发制人，在抚河以东调动并消灭敌人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2月初，红军主力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2月3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央局：“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¹⁶⁾次日，中央局回电认为：“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并称根据中央指示电，“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临川）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¹⁷⁾。

在中央局一再坚持要强攻南丰的情况下，红一方面军于2月9日由黎川附近向南丰地区开进。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地带，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国民党军第八师约5个团驻守该城及周围地区，另有1个团驻防里塔圩和新丰街。11日，红二十二军占领里塔圩，新丰街的国民党守军归路也被红军截断，退回南城。12日黄昏后，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各一部在夜雨中向南丰发起攻击，与敌激战一夜，红军“缴获不足一营，损失却超过三百，三军团为主攻，师长彭鳌及两团长均阵亡”⁽¹⁸⁾。战至次日，红军未能突破敌人主要阵地。

国民党“进剿”军中路总指挥陈诚深知南丰地势险要，是尔后“进剿”赣南的支撑点，除要求陶峙岳的第八师固守南丰外，还令驻在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驰援南丰。2月13日调整了部署，“令其各纵队向赣南挺进，尤其第一纵队速在宜黄地区集中，解救南丰之外围”⁽¹⁹⁾。其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则根据陈诚的部署，于14日向所属各部队下达攻击命令：命第一师开至宜黄、棠荫；“着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率该师经蛟湖向黄陂附近集中，第五十九师经霍源向河口附近集中，以备编入本纵队序列参加作战”⁽²⁰⁾。这时，“进剿”军第二纵队也向南丰开进。该纵队第九十师抵东馆，四十三师向宜黄开拔，14日到达公陂，二十七师已集中永丰、新淦。而南丰守军在东、北门外和城墙上增筑了坚固的工事，阻击红军。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先消灭增援敌军。“当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²¹⁾。13日夜，除留少量部队担任佯攻任务迷惑敌人外，红军主力撤离南丰，并由十一军装扮为红军主力，由新丰街渡河向黎川开动，以吸引敌第二、三纵队向黎川方向移动。主力则迅速秘密地转移到敌援军前进方向的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和吴村一带。

陈诚错误地把开往黎川的十一军当成红军主力部队，立即制定了在黎川、建宁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令第三纵队由金溪出黎川，攻红军正面；第二纵队由南城东向，对红军进行侧击；第一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击广昌，堵截红军归路，并深入苏区袭击红军后方。

周恩来、朱德看到国民党军已为红军的部署所迷惑，其第二、三纵队东向黎川，位于西面的第一纵队比较孤立、突出，并且临近红军主力集结地带，据此认定罗卓英所率第一纵队“是对我军最危险之一个纵队”，决心“以主力西进，迅速击破敌主力之第一纵队三个师”⁽²²⁾。为此，周恩来在22日深夜向苏区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发出《抚河等地敌情及我战略部署》的电文说：“抚河之敌以第二纵队集中南城相机进攻里塔圩，以三纵队策应企图吸我于中路决战，然后以宜乐之第一纵队配合南丰出击之敌迂回我后，我军今日已开始向西南运动，但仍佯攻南丰与游击新丰、里塔，迷惑敌人引动宜乐之敌，如宜乐敌人出动即往迎击，否则准备集中东韶、洛口掩蔽目标，待机出击。”同时，命令红军一、三、五军团、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继续秘密向西移动。周恩来、朱德鉴于敌人兵力密集，在南丰地区与敌决战对红军不利，于23日命令红军全部撤离南丰，连夜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韶、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红军撤围南丰“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²³⁾的部署，虽与中央局命令有出入，但却使自己由被动变主动，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高度评价了这一正确而果断的决定，认为“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²⁴⁾。

红军决心首先予以消灭的国民党军中路第一纵队的三个师，正是陈诚所部第十八军的三个基干师。其第十一师为陈起家、发迹之师；第五十二师原是1932年春从韩德勤手中编并，委任第十一师副师长李明为该师师长；第五十九师原是1932年秋从川军张英手中编并，委任第五十二师副师长陈时骥为该师师长。后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虽受命被编入第五军序列，由军长罗卓英节制，实际上仍为陈诚控制，属陈之嫡系部队。

红军退到根据地中的东韶、小布、洛口地区后，进行休整，待机破敌。此时陈诚仍没有窥破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意图，命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向黎川、广昌推进，企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围歼中央红军。第一纵队担负着迂回到黎川背后抄袭红军后路的任务，其第五十二、五十九师由吉安一带集中乐安。罗卓英率第十一师由临川向宜黄推进，企图为解南丰之围，将主力集中于宜黄以南地区，与向南进的第二纵队，合力围歼红军在南丰、广昌地区。24日，罗卓英下达攻击命令。2月25日，正值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开拔之际，担任第一纵队预备队的第四十三师，于乐安城东20里处获得一份红军乐（安）南军分区司令部致乐（安）北军分区司令部的文件，内称：“我工农红军正围攻南丰，旦夕可下，惟乐安之两师白军，若向河口、黄陂前进，则我红军不特无法攻下南丰，本身亦感至大危险。万望派人监视此两师敌人，果其南来，即迅速报告，予当率乐大两团竭力抵抗之。”⁽²⁵⁾实际此乃红军设下的圈套，故意只提“两团”兵力，以便麻痹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该二师长坚信上项情报，认为确无红军主力。26日在李明指挥下，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兵分两路，从乐安出动，计划到黄陂会合后再直趋广昌。其行进路线是：第五十二师经太平圩、登仙桥、大小龙坪、蛟湖到黄陂；第五十九师经东坑岭、西源、霍源到黄陂。两路之间隔着一座海拔800至900米高的摩罗嶂大山，彼此不易联系。

红军主力早已在2月23日、24日由南丰附近隐蔽转移到东陂、河口之线集中完毕，分作左、右两翼：右翼为第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沿东陂一线进至黄陂，西向迎敌；左翼为第一、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沿金竹、王都、竹坪之线，隐蔽接敌⁽²⁶⁾。红一方面军总部还在25日就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说：敌五十二、五十九师将于26日由乐安出动，27日到达黄陂地区，要求红军提前进入阵地埋伏，准备围歼进入伏击圈的敌人。26日，发布《第一方面军命令》指出：“乐安敌人两个师有于本月26日向东黄陂前进”之动态，“我方面军拟于27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命林彪、聂荣臻指挥一军团、三军团、二十一军为左翼队，“由五都苦竹圩三线取平行道路向北前进侧击敌人，其主力应控制左翼兜击其侧背”；命董振堂、朱瑞指挥五军团、二十二军为右翼队，“由东陂进至黄陂向西兜击敌人并掩护我右侧向东北两方面侦察警戒”，命“第十二军为预备队”。

国民党“进剿”军第五十二师为这次行军的右纵队。该师冒着濛濛细雨，在崎岖山道中以一路纵队行进一天。2月27日黎明时，其第一五五旅超越第一五四旅，就前卫位置，并为缩短行军长径，相互掩护侧背，将三个团分为两个纵队前进。中午，该师在蛟湖遭预伏的红军主力左翼猛烈围攻，并被拦腰切为前卫第一五五旅第一五四旅和师部、后卫第三〇九团等数段，进行围歼。战斗进行到28日上午，第五十二师已被红军基本歼灭，师长李明负重伤被俘，不久死亡。“全师人员损失下级干部三分之二，士兵六千余名”⁽²⁷⁾。

第五十九师于26日拂晓与第五十二师同时从乐安出发，为这次行军的左纵队。因淫雨连绵，道路泥泞，行进艰难，进程缓慢，当晚宿营在大罗排、杨家、罗山街附近地区。27日晨全师继续开拔。下午3时，该师到达西源西端隘路口，两侧山峰陡立，形势十分险要。这时埋伏于霍源附近摩罗峰东麓的红军主力右翼第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居高临下，用步机枪猛烈射击，将第五十九师大量杀伤，并将其分割包围。28日，红军左翼第一、第三军团在解决了第五十二师主力之后，又抽出一部赶到右翼佛岭坳。右翼各支红军便在清晨向第五十九师发起全面攻击。第五十九师第一七五旅旅长杨德良被击毙，第一七七旅旅长方靖受伤。师长陈时骥率小部残兵窜逃于附近山中，尚寄希望于李明师，特写信派员送往大龙坪，要求李明迅速援助。此信送到大龙坪时即被红军缴获。29日晨，陈时骥率余部拟退回乐安，因迷失方向，遂搜雇一农民为向导；不料该农民将其引至登仙桥附近，为红军就歼，陈本人被俘⁽²⁸⁾。据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在围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主力后，“最后清查俘虏时，没有发现敌人的第五十九师师长。我们知道，五十九师师长叫陈时骥，是个麻子。于是发动部队继续搜查。后来军团部电台班上山砍树回来架天线的同志告诉我，我们抓到了一个俘虏，是个当官的。我问脸上有没有麻子，说是有，就这样把他从俘虏中清查出来了”⁽²⁹⁾。

陈诚在临川获悉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被红军截击后，立即命令在宜黄的第十一师前往增援。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急率第十一师由宜黄经杏坊而至河口，方知第五十九师主力已被歼；旋指挥第十一师赶到西源接应。

红军本打算在黄陂大捷后继续消灭敌第十一师，只是地理条件、电讯联络不及时等原因，错过时机。这时，敌人第二、第三两纵队正从南城、南丰地区兼程西援，准备夹击红军。为争取主动，红军从3月2日起，陆续撤离战场，转移至小布、洛口、东韶地区，待机继续歼敌。

这次黄陂战斗，红军共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五十九师，俘虏官佐一百多人，其中有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旅长三名，士兵五千余人，总计五千二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五千六百余支，机关枪一百多挺，获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蒋介石闻讯后，于3月4日致电陈诚：“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³⁰⁾3月23日蒋又电告何应钦、黄绍竑：“此次剿赤挫失，短时期内必难进展，且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可否请商两广与闽先负剿赤任务，陈部仍在赣中堵剿，以期早日肃清，俾得一致对外也。”⁽³¹⁾

黄陂战斗以后，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国民党军仍然摸不清红军去向。3月中旬，陈诚改变进攻计划，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并调整部署为：以第三纵队第六师在抚州守备，第七十九师在宜黄地区为预备队；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纵队余部及第三纵队第五、第九师为后纵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寻求歼灭红军于广昌地区。16日，国民党军前纵队到达新丰市、侯坊、草台冈一线，后纵队位于东陂、黄陂、蛟湖地区。

红军仍坚持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原则。先以红十一军配合独立师、团及地方武装，牵制和吸引进攻广昌之敌前纵队，主力部队仍以待机姿态，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

陈诚误认为红十一军是红军的主力，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之第五师配属前纵队指挥。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根据陈的命令，即部署第十一师为先头部队，于3月20日经东陂向草台冈南进；第五十九师残部在第十师之后跟进，第九师为后卫。这样，后纵队只剩十一师、九师、五十九师等残部，愈显孤立和突出。20日，前纵队进到广昌西北的甘竹、洽村一线，而后纵队尚在东陂、徐庄、草台冈地区。这个地区地势险恶，道路崎岖，部队在山中行进，只能一线拉开，前后相距百十里。

红一方面军总部抓住时机，决心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敌第十一师于草台冈、徐庄地区，尔后相机各个歼灭其他进犯之敌。朱德、周恩来联名向参战的红军各部队发布命令：“我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³²⁾

3月11日凌晨，位于草台冈附近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于大雾中遭红军左、右两路军的猛烈进攻。第十一师乃骄兵悍将，曾顽强挣扎，使围攻黄柏岭的红军遭到较大损失。聂荣臻回忆说：“敌人十一师居高临下，凭火力进行顽抗”，“因系仰攻，我军伤亡较大”⁽³³⁾。红军战士英勇战斗，反复冲锋，白刃肉搏十余次，血战持续到下午1时，终于消灭了敌十一师大部，师长萧乾及两个旅长受重伤，团长三名死亡，缴枪、俘虏各在六千以上。

当国民党军第十一师遭红军围歼时，第九师一个团和五十九师残部在罗卓英督令下，曾积极进行援救。21日晚7时许，朱德、周恩来电令：“各兵团应不惜一切疲劳乘夜消灭东陂敌人，以便打敌增援部队，诸兵团统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³⁴⁾红军遵令乘夜追击，又消灭敌第十一师一部及东陂之第九师一小部，第五十九师余部亦被消灭殆尽。第十一师被歼以后，陈诚所率的中路军各部队纷纷后撤，转为守势。在中路军向中央苏区“进剿”期间，蒋介石曾令其左路军和右路军积极策应中路军作战。但是，这两路军队同蒋介石之间矛盾很深，各自为保存实力，不愿积极配合，加上苏区军民广泛开展袭敌扰敌活动，他们之间也难以达到预期的协同作战的目的。这样，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便以失败告终。

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红军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仅黄陂、东陂两役共损失第五十二、五十九、十一共三个师，被红军俘虏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余支，还有其他多种军用物资，包括不少最新式的武器装备。蒋介石对三个师嫡系部队被歼懊丧不已。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沉痛地写道：“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³⁵⁾陈诚接读手谕后，惶恐地在书后附言：“诚虽不敏，独生为羞！”⁽³⁶⁾向来飞扬跋扈的罗卓英在致负伤住院的萧乾信中说，“昨今两日抚视负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恐伤部下之心，堕部下之气耳”，并称“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罪人”⁽³⁷⁾。

1933年4月1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密电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报告“剿共”失败情形，请速调部队赴援。电称：“江西剿匪前有第五、第二十七、第九十二师之损失，最近一月以来有第五十九、第五十二、第十一各师之挫败，计师长死伤四员，旅长六员，团长十六员，步枪损失当以万计。”他认为江西情况严重，红军“赤化民众，如火燎原。赣南大股攻城略地，更无可奈何”，他准备亲自赴京面陈详情，还悲叹：“现在各军士气已馁，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矣！”乞蒋速筹办法，加调得力部队并派大员到赣“督剿”。4月4日，蒋介石以江西告急，由南京乘专机赴江西，5日到达南昌，6日偕熊式辉、贺国光到临川视察。7日，蒋召见中路军各将领作“剿共”布置，在训话中声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要以专心一志剿匪”，“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

4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惩处在宜黄、东陂一带“围剿”失利长官：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第十一师师长萧乾“骄矜疏忽”，记大过一次。4月11日，蒋介石决定派刘峙任抚河、信河“剿匪”督办，取代陈诚指挥临川一带的“剿共”，并从刘峙、张钫等部中抽调三师一旅入赣。这表明：蒋介石、国民党虽在“围剿”红军和苏区的战争中屡遭失败，仍不肯改弦更张，而仍以“围剿”为“唯一要务”并顽固地坚持下去。

第二节　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军事“围剿”和追堵红军长征

一　第五次军事“围剿”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决心倾举国之力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1933年5月21日，蒋介石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在南昌设立由他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委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行营办公厅主任；行营原参谋长贺国光为第一厅厅长，主管军事；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主管政治。行营全权管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党军政要务，并由南昌行营组设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为五省一切党政军参谋部。蒋亲自部署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6月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检讨对红军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原因与教训，针对红军的特点和长处而弃旧图新，取长补短，博采众议，确定第五次“围剿”的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蒋介石说：作为基本原则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意思是指军队而言，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³⁸⁾，“具体点说，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该设法变更。……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众，使他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堡垒”⁽³⁹⁾。在第五次“围剿”中实施党政军合一，军事独裁统治与政治欺骗相结合的新方略。

为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本原则，1933年7月，蒋介石接受了柳维垣、戴岳的建议，在江西庐山海会寺举办军官训练团（全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蒋亲自任团长，命陈诚为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兼教育长、“陆大”校长杨杰任总教官，由“军事学校”和实战部抽调的四十八名军官充任教官。训练团还聘请了以曾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军事顾问团，以裘育德为首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加强军队的技术战术训练。

训练团的任务是“刷新干部思想，统一战术行动，完成党政军总体战之战争体制”。蒋介石对受训的党、政、军干部说：“举办训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⁴⁰⁾“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剿匪的工作。”⁽⁴¹⁾

训练团设政治、战术、射击、通信等六门课程。军事课教授堡垒战、山地战、夜战、险路战及伏兵战等，还进行侦察、警戒、搜索、联络、掩护、爬山等军事技术训练。训练团把政治训练置于首位，开设蒋介石主持编写的《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军人精神教育》、《剿匪部队训练要旨》等课。蒋还亲自讲授《民众组训》、《战时政治》等课，还指定《曾国藩剿捻实录》、《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新颁党政军条规及行营第四厅新颁各条规则》、《军人必读》等作为受训人员必读书目。庐山军官训练团从7月18日至9月18日共开办三期，轮训军官七千五百余人。北路军三十多个师的团以下军官几乎都参加了轮训。训练合格者发给文凭，并附赠蒋介石相片一张，“军人魂”短剑一把。

蒋介石为强化政治“剿匪”之效，制定了《剿匪临时施政纲要》13项，把厉行保甲视为“最要紧的政治工作”。于8月27日重颁《整理保甲方案》，保甲内实行互相监督和互相告发的连坐制度：一人通匪，全家同罪；一家为匪，全甲同罪；一甲为匪，全保同罪，有杀无赦。为笼络人心，还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如整肃军纪、核减赋税、整饬吏治等抚绥伎俩。为对红军进行组织战和精神战，同年8月，行营颁发了《剿匪区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年底又颁发《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此外还设立了“投诚招待所”、“感化院”以期分化瓦解红军队伍。

“以武力为中心”乃第五次“围剿”根本点⁽⁴²⁾。蒋介石为不走前四次“围剿”惨败的老路，提出要“精研战术，周详准备”⁽⁴³⁾，重新制订了新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战略上“以动制静”，在战术上“以静制动”，放弃过去“剿匪”惯用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速战速决的方针，采用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新战略战术，即“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碉堡推进战略战术。其基本要点是：在战略进攻时完全依托碉堡作为战术防御手段；在部队步步推进中沿途构筑稠密的碉堡体系；在主要碉堡之间及其前后，构筑众多小堡，碉堡之间修建公路相连通，组成梅花式的纵横相贯的碉堡群，碉堡群间隔不超过二里；部队推进与构筑碉堡群并头前进。自吹谓攻有岿然不动之抗，守无丧师失地之虞。这样，就形成逐步推进，稳扎稳打，十里八里向前，压缩苏区之势。蒋介石说：“匪区纵横不过五百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⁴⁴⁾据统计，在1934年1月，国民党军仅在江西苏区构筑碉堡、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圩塞等各种碉堡4920座，到“围剿”终时，达14294座⁽⁴⁵⁾。仅第三路军在第五次“围剿”中，就构筑碉堡4244座⁽⁴⁶⁾。为沟通碉群修筑公路五千余公里。

国民党军利用碉堡和公路组成的封锁网，对苏区实行严密的“三封”政策，即经济封锁、交通封锁和邮电封锁。颁布《封锁匪区办法》、《粮食统制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料、电器运购办法》、《邮电封锁暂时办法》等十三种禁令。1933年7月以后，南昌行营在苏区周围的县份中，先后设立粮食管理处、食盐、煤油管理所和交通管理处。在地域上划分为“安全区”（白区）、“半匪区”、“邻匪区”及“全匪区”（苏区），除安全区外，其余按其类别实行相应的封锁办法。此外，还严禁粮秣、食盐、煤油、布匹、中西药及有关军用物资运往苏区；凡发至“匪区”的邮电一律停止拍发传递，以期“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企图用这些办法饿困疲惫红军，迫其进行决战。

蒋介石为筹措第五次“围剿”经费，大量举借内外债及加征各种苛捐杂税。1933年，南京政府以卷烟、面粉、棉纱、火柴等税为担保，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订立中美棉麦大借款5000万美元；《航空密约》借款4000万美元，并按此项借款由美国供给军用飞机、战车及化学武器。同时，还向英国借款500万元、向德国借款1000万元，又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塘沽协定》，从日本借到2亿日元；假借修建潼西铁路为名，向英、法借款800万元。1933年先后发行“爱国库券”2000万元，短期公债400万元，还将财政支出的80％用作军费。据中央信托局经办军火的统计，在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059万余元⁽⁴⁷⁾，从意大利购买36架飞机和大批新式坦克车，从法国购买30架轰炸机，从捷克订购50万克郎的机械，还从英国订购500万英镑的军械。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和“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⁴⁸⁾等原则，并对部队进行了适应山地灵活机动作战的整编，以求精简层次，利于指挥。撤销过去师辖两旅六团或三旅九团的编制，把原一个师整编成三个师或两个师；每师辖三个团。团以上各级指挥部均设侦察队，扩大运输队；每团派遣政训员十余名。同时加强武器上的火力配备，每团配备重机枪连，每连增加轻机枪数，统一调动了福斯炮团。对士兵进行适应山地战的多种战术技能训练。行营还颁布斩则九项，制订管制士兵办法，实行军人“连坐法”。蒋介石还委派钱大钧、蒋鼎文在保定、汉口训练处大量招募训练新兵，以补充扩大国民党军队。

1933年8月底，部队整编结束后，蒋介石加快了军事部署，从江苏、浙江和北方各省调集了总兵力达100万，计正规陆军64个师、7个旅、6个团并有各省地方保安团，又有11个航空队，飞机105架。准备对各地苏区同时发动“围剿”，而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10月2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第五次“围剿”部队师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部署“围剿”计划。蒋在会上作《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的演说，要求各将领“振作精神”、“信仰统帅”、“服从命令”、“尽职报国”、“视死如归”，“来造成百战百胜的成功”⁽⁴⁹⁾。同时提出“严密封锁、发展交通、挺进游击、争取主动”四项战略；“以迂为直（曲线行动）、独立作战、全力决战、注重工事，就地固守、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纵深配备（梯次序列）、机动灵活”等11项战术和“侦察、搜索、警戒、联络、掩护、观察”六项要务。蒋对此一再“耳提面命，期在必胜”⁽⁵⁰⁾。10月17日，蒋介石颁发行动纲要和“围剿”计划，指示各“进剿”部队遵照“战术守势，战略攻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原则，“以占领所必争之要地为目的”。计划规定：以歼灭赣南“匪军”主力及“流窜”于闽西、鄂南、赣西北、浙赣闽边区“匪军”为目的，区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及浙赣闽边区。定于10月中旬开始“围剿”，以政治配合军事，本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及组训民兵之原则，构筑绵密之碉堡封锁线，防止“匪军流窜”，逐步缩小包围圈，期于最后聚歼“匪军”于赣南地区，以北路军为“进剿”主力。

按该“围剿”计划，各路军战斗序列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指挥三十三个师、三个旅，担任“围剿”主攻，下辖第一路军顾祝同兼总指挥，副总指挥刘兴，辖四个师、一个骑兵旅及第二纵队、税警总团，部署于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二路蒋鼎文兼任总指挥，副总指挥汤恩伯，辖六个师、一个补充团，部置于金溪、胜桥、崇化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副总指挥薛岳，辖十八个师、一个补充旅，其中以十四个师编为机动作战的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四个师和一个旅为守备队；赣闽边区警备部队司令赵观涛，总预备队总指挥钱大钧，辖五个师，集合于南城、南丰、硝石、黎川等地区，并于抚河一带构筑碉堡封锁线，在第一、二路军的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步步推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两个师，驻于赣江西岸的安福、吉安、万安、遂川一带，协同西路军围攻湘赣边区的红军。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副总指挥白崇禧，辖一、二、三军，共十一个师及一个旅，扼守赣、粤边境的寻邬、安远、信丰、赣县、南康、上杭、上犹、崇文及武平地区，防止红军向南发展及渡江西进，并逐步向北广昌方向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还动用大量飞机，掩护和支援地区部队向广昌、瑞金方向进攻，担任远距离侦察和对苏区交通、道路、桥梁、渡口及主要城市进行轰炸。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九个师、三个旅，其主力部署在阳新、大冶、通山、平江、万载、铜鼓一带，并构筑封锁线。该路军同北路军赵观涛指挥的浙赣闽边守军五个师及四个保安团，担任围攻闽浙赣、湘赣和湘鄂赣苏区。同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东北及赣江以西方向运动。由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第十九路军七个师及两个旅，将主力结集于闽西北地区的邵武、将乐、顺昌、延平、沙县、永安、龙岩一带，阻止红军向东发展。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围剿”军乘红军东方军、中央军分离作战之机，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令其第八纵队刘兴的三个师，由南城、硝石向中央苏区北部要地黎川发动进攻，揭开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战幕。蒋介石在此后近两个月中，多次电令北路军各纵队与红军激战于黎川、临川、金溪一带，在空军火力配合下，迫使红军陷于北路军主力和堡垒群火力网之间，数度濒临夹攻的险境。

国民党的“三封”政策，给中央苏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有些地区连一捆纸也不能出去，一两盐都不能进来；粮源越来越少，缺粮情况严重。中央红军的枪械、弹药很困难，“全部火力却只有不到十万支枪，没有大炮，手榴弹、炮弹和弹药来源极其有限”⁽⁵¹⁾，又没有任何外援。中央直属独立师枪支不齐全。地方红军的独立团，每团人数千计，武器配备三分之二为火力，三分之一为白刃⁽⁵²⁾。

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形势是严重的，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敌我之间真正的实力对比大大超过五比一。要夺取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十分艰巨的。但也并非全无希望，就当时主客观情况来看，也存在有利于红军的条件：蒋介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仍顽固地采取妥协政策，而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反共内战，激起了全国民众的义愤和国民党广大官兵的不满。蒋介石调集百万之众的军队“围剿”苏区，虽然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但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貌合神离，难以协同作战。红军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转劣势为优势。经过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与湘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已跨越湘、赣、闽、粤四省，辖有二十多个县，纵横数百里，大有回旋余地。中央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部队总兵力已达十万人，还有近二十万人的赤卫队。苏区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等取得很大成就，苏区军民“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斗志旺盛。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打响前两个月间，中共中央已估计到蒋介石要发动新的第五次“围剿”，“是比以前的四次‘围剿’更加剧烈和残酷的战争”。“要胜利的粉碎这次‘围剿’”，“必须紧张我们一切的努力，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群众，去参加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⁵³⁾。1933年7月29日，毛泽东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指出：为着争取全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首先应该增加自己的力量，提高胜利的信心，把一切献给战争。其次必须保障红军给养与群众生活必需品的充裕的供给，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最后“要反对一切对于战争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对那些在敌人五次‘围剿’面前，表现惊惶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者，但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左’倾的空谈与胜利的宿命论者”⁽⁵⁴⁾。8月，在中央苏区分别召开的南部十七县和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任务》等报告，提出“争取一切有利条件去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⁵⁵⁾，此外还有苏区广大军民前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经验。如果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方针，不失时机地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间的矛盾，针对敌人碉堡战术的固有弱点，充分发挥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是有可能的。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能正确估计敌我双方的形势，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出现了十分不利的局面。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党在白区工作几乎损失殆尽，连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也站不住脚，不得不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10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所留用的军事顾问李德⁽⁵⁶⁾也到达中央苏区。博古不信任中央苏区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原领导者，并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委派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⁵⁷⁾。这样，李德实际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以独断专行的作风代替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占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他们提出了“两个政治决战”、“保卫与扩大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左”倾口号；在战略战术上，推行“大军对大军的作战”的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致使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就丧失了争取胜利的可能性。

当国民党军向黎川发动进攻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仓猝命令东方军从福建将乐、顺昌地区北上就敌；命令“第一方面军应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出其西北地带，消灭进逼黎川之赣敌”⁽⁵⁸⁾。毛泽东、萧劲光等根据敌军进攻势态和敌强我弱的情况，为避免被敌包围消灭，主动撤出黎川。28日黎川被敌占领。中革军委为收复黎川，命令东方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之敌，同时命令中央军主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之敌，以策应东方军对黎川的进攻。10月6日至7日，东方军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不期而遇，消灭敌赵观涛第六师两个多团，并生俘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洵口之战本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意外的胜利，李德片面夸大此役具有普遍意义，主张红军陈兵苏区边缘，主动向敌人碉堡、重兵把守的据点进攻，命令东方军向陈诚部黄维第十一师重兵据守的硝石进攻，连攻5日未克，在红军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撤出战斗。这样，中央红军在反“围剿”的初战中，“就丧失了主动权”⁽⁵⁹⁾。

17日，南城之国民党军四个师进抵硝石，北路军陈诚命令第七纵队四个师向资溪桥推进，又令黎川附近的第八纵队主力进抵资溪桥。至此，蒋介石在硝石至资溪桥不到20公里的地区集中了七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构筑碉堡封锁线，吸引红军进而歼灭之。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无视红军面对优势之敌，仍主张采取冒险主义路线，命令红军主力插到堡垒地区间隙中去攻打坚固阵地，并说，“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⁶⁰⁾。10月18日，中革军委命令第一军团结集于抚河以东，准备以第一、三、五军和第三师、第九师等部队，攻打黎川东北的敌巩固阵地资溪桥。后又两次电令前方红军在敌的援队未到前，先以有力兵团向敌碉堡外与其间隙间的部队实施突然袭击，全力争取与敌在资溪桥地区决战的胜利。22日，红军以第三、十三、十五师向资溪桥、潭头市发起进攻，以求牵动敌人；第三军团集结于石峡、洵口地区，第一军团主力集结于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的敌人。此时，东方军司令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两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认为资溪桥敌“工事均相当坚固”，不应攻打该地，并提出向信河流域机动作战的意见。但中革军委以不能实现为由，拒绝采纳，坚持攻打资溪桥。结果，红军进攻数日，未能实现战术意图。而红军主力集结于敌军堡垒周围，日间遭到敌机轰炸，晚上露营，兵力消耗特甚。26日，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

10月28日，中革军委决定正式组建第七、九军团。第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萧劲光，下辖第十九、二十、三十四师和第十军南下之独立团；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下辖第三、十四师和独立一、四两个团。此后，中革军委命令第七军团伸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以期调动金溪、南城和南丰之敌。11月11日，第七军团在向浒湾方向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浒湾、金溪、琅琚出击之敌的夹击，红七军团在八角亭一带构筑工事阻击敌人。12日，红三军团赶到，从东面包围敌人。敌据碉堡应战，这时在临川的敌第二路预备队邢震南部四师赶赴支援，红三军团主力多次向敌阵地进攻，均久攻不下，在敌人密集火力和飞机低空扫射下，遭到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第七军团也因终日遭敌机轰炸，阵地被突破后，仓忙后撤，这一仗红军伤亡一千一百余人。

11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之十四师，奉命突破由见贤桥至棠阴敌堡垒封锁线北上，经韩庄、上蛟源、温方岭向东北方向出击，以配合东方军的作战。此时，蒋介石再次手令各部“对封锁线碉楼楼区配备，应采取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战斗群式配备，增加堡垒个数。每个碉堡守备兵力减为一班，最大一排，星罗棋布，形成面式地带，以火网控制全地带及交通，守军以弹性战斗要领决战于地带以外。匪如潜入地带之内，则以各个碉楼构成之火网，予以极大之损害”⁽⁶¹⁾。16日，陈诚立即集中第五、七纵队共十个师的兵力，从南城、新丰街、里塔圩侧击，企图断红军归路，在封锁线以北地区消灭红军。红军中央军遂折回至云盖山、大雄关地区。17日，国民党军以五个师的兵力，向云盖山、大雄关阵地攻击，双方激战数日，红军遭敌飞机的猛烈轰炸，蒙受重大伤亡，第一军团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第一、二师师长均负重伤，红军伤亡六百余人，被迫放弃阵地，从白区转移到苏区内部。

第五次反“围剿”自9月下旬开始至11月中旬，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顽固地放弃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坚持军事冒险主义，采用阵地战、正规战来迎战强大的国民党军，命令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分别御敌于苏区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失利，又打东南之资溪桥，又失利。继而在盱江上游西岸和赣江中游东岸地区“辗转寻找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⁶²⁾。近两个月的战斗，以惨重的代价证明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御敌于国门之外”是完全错误的。

“左”倾主义领导者在实行所谓“全线出击”，攻打敌之坚固阵地遭到几次挫折后，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李德提出了“短促突击”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和苏区人民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李德畏敌如虎，不敢大胆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一味采用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企图实现“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五次围剿的最终目的”⁽⁶³⁾。

1933年11月20日发生福建事变，迫使蒋介石改变军事部署，从进攻中央苏区的北路军抽调嫡系部队九个师和宁、杭地区抽调两个师，分别由江西和浙江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蒋介石也飞闽北建瓯直接指挥“讨伐”，对中央苏区暂时采取守势。“福建事变”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有利时机。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⁶⁴⁾，调敌军回援重地，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彭德怀依据当时敌我双方形势的变化，亦向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苏区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⁶⁵⁾但是，“左”倾临时中央拒绝采纳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建议，指责彭德怀的建议“是脱离中央与苏区的冒险主义”，害怕红军转向敌人后方会失去苏区，又不愿援助十九路军，坐失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扭转战局的良机。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军事指挥权仍然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1934年2月，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调整了军事部署。2月13日，蒋在南昌召集顾祝同、陈诚、熊式辉、陈调元及西、南两路将领举行重要军事会议，部署推进第五次“围剿”后期计划。21日，南昌行营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将入闽军队改编为东路军，委任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率第二路军与第五路军及预备队共十六个师又一旅二团，向中央苏区东面的建宁、泰宁、龙岩、连城等地推进，目标是夺取广昌及中央苏区中心长汀和瑞金，协同已组成的北、西、南三路军，形成对中央苏区红军的四面合围之势。同时，北、南、西三路军都增强了兵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在国民党军进攻前，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求红军在各处构筑碉堡，企求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另一方面又经常轻率地要求红军主力向敌人的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在这种错误的方针指导下，从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进行了一系列的阵地防御战与反击战：1月25日，第五军团在黎川以南的横村、樟村的阵地防御战；2月15日，红一军团在黎川西南的凤翔峰和三岬峰的战斗；1月26日，第一、九军团和第三军团四师反击进占建宁以北邱家隘、坪寮之敌的作战；2月9日，第九军团在鸡公山的阵地防御战；3月11日至15日，第一、九军团协同第三军团对南丰西南三溪圩、三坑之敌的阵地反击战；3月25日，第一、三军团反击由将乐进占泰宁、新桥之敌的作战等。尽管红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但均未取得战术上的胜利，更没有击破或打乱敌人的围攻计划，红军自身反而遭到重大损失。仅3月中旬，林彪率红一军团，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在三溪圩、三坑的反击战中，由于临时中央拒绝改变错误的方针，红军失去了战胜立足未稳之敌的良好时机，无法攻破敌之坚固堡垒，致使红军伤亡二千二百多人。

4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进抵黎川以南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地区。4月10日，北路军第三路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进剿军”企图首先占领甘竹，然后打开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最后攻占瑞金。陈诚以罗卓英指挥的五个师为河西纵队，沿抚河西岸进攻；以樊崧甫指挥的五个师为河东纵队，沿抚河东岸进攻；预备队第四十三师在河西跟进。“进剿军”在宽10华里的正面上，采取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和筑碉交替推进的战术。在敌军强劲攻势面前，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无视红军数月来连续作战，严重减员和没有休整的情况，匆忙抽调在建宁地区的第一、三军团及第五军团十三师、在龙冈地区的二十三师，协同原驻广昌地区的第九军团，共计九个师的兵力，在甘竹至广昌40华里宽的战线上进行阵地战，构筑大量堡垒群，仍采用“短促突击”的战术，同敌人进行“决战”，企图“保卫广昌”。4月14日，当红军主力集中抚河东岸，顽强抗击向大罗山、延福嶂进攻之敌时，抚河西岸之敌乘机占领了甘竹。19日，抚河东岸的“进剿军”攻占大罗山、延福嶂的红军阵地。当日黄昏，红军进行多次反击，未能阻止敌人进攻，被迫撤退。20日，敌人沿抚河东西两岸分别向高州塅、长生桥推进，红军再次向抚河东岸饶家堡、苦竹坑之敌反击，亦未能歼灭敌人。

21日，中共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合署名发布《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主柱，他们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⁶⁶⁾并向红军指战员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⁶⁷⁾、“胜利或者死亡”⁽⁶⁸⁾等错误口号。27日，抚河东西两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红军第九军团三师、第五军团十三师于抚河东岸牵制敌人，以第九军团十四师扼守广昌，集中第一、三军团和二十三师，再次对广昌西北之敌反击，不敌国民党军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击。28日，广昌失守，红军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国民党军伤亡惨重，但红军也损失重大，共伤亡五千五百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后，集中第八纵队三个师、第十纵队四个师，于5月15日向建宁发动进攻。在敌飞机大炮同时猛烈轰炸和炮击下，红军被迫向宁化退却。16日敌军占领建宁。此后，敌又攻占了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至此，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和归化一线，已被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控制。4月18日，红军苦战四天，阻击向筠门岭进攻的敌南路军，红军伤亡近二千人。21日，筠门岭失守，敌军推进到会昌以南的永和墟和龙和墟附近，并构筑碉堡准备向会昌进攻。

7月上旬，国民党军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重新调整部署，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依托堡垒群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北路军六个师向兴国推进；第六路军四个师向古龙冈推进；第三路军六个师进占头陂，尔后集中九个师向宁都、赤水、驿前、小松及石城进击；又以东路军为主的六个师，由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南路军三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雩都方向进击；再以三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作为总预备队。

这时，中央苏区经过数月连续作战，人力物力消耗甚大，苏区进一步缩小，红军已失去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在中央苏区处于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正确主张。中革军委的“左”倾领导者拒绝采纳，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反而要求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胜利”⁽⁶⁹⁾，并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同敌人硬打硬拼，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六路分兵抵御部署为：以红军第三军团六师、二十一师扼守兴国西北高兴圩、老营盘一线，抵御敌第五纵队的进攻；以新成立的第八军团二十三师、新编红二十一师，在兴国古龙冈以北地区，抵御敌第六纵队的南进；以第五军团十三师在头陂地区，抵御敌第五纵队的进攻；以第三军团四、五师和第五军团三十四师在驿前以北地区，抵御敌第三、十纵队的进攻；以第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在朋口、连城以西地区，抵御敌东路军向长汀的进攻；以第二十二师在会昌以南的筠门岭地区，抵御敌南路军的进攻。

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九个师兵力，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半桥、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万军亭到驿前约30华里纵深内，修工事、筑碉堡，以五道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击退了敌人的多次集团冲锋，重创其精锐部队八十九师。红军也因伤亡二千三百余人，其中干部六百余人，不得不于28日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国民党军其余各路军与北路军同时向中央苏区腹地发动进攻。1934年9月初，红一、九军团和二十四师，在温坊地区以运动伏击战歼灭东路军一个多旅；在西线，红军在永新、安福地区也给敌以沉重打击。但局部的战役胜利，已无法扭转中央苏区红军的被动局面。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被压缩至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的狭小地区。

10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南路军前后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企图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剿”红军的目的。此时，博古、李德已被敌人的进攻气势所吓倒，仓皇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是关系到中共中央及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决策。可是，李德独断专行，竟没有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讨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⁷⁰⁾，当然也就没有对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解释和动员。李德竟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⁷¹⁾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于10月7日下令，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由地方兵团接替，将第一、三、八、九军团和第五军团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主力红军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方向的战略转移。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经历了一年之久。红军为打破敌人的“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给国民党军以重大创伤。但是，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博古为首的中央，坚持采取错误路线，拒绝采纳毛泽东等提出的正确意见，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二　追堵红军长征

蒋介石在命令国民党“进剿”军合围中央苏区时，唯恐中央红军向西转移，早在1934年5月便发巧电（18日）致广州陈济棠、长沙何键称：“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组织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先待第一线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线。总期于此两个月内第一线碉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⁷²⁾

正当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全面推进频频得手之时，1934年8月，红军第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10月，红六军团进入黔东，同红三军会合。继而，红三军改编为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之后，两军发起湘西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教导师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共8.6万多人，从江西瑞金、雩都，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进至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由项英、陈毅领导，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蒋介石据报，于10月26日以宥电令薛岳、周浑元两纵队作“追击行动”。31日，又以世电致广州陈济棠、南宁白崇禧、长沙何键和陈诚、顾祝同、蒋鼎文等，责成“诸兄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除西路与北路各军如前电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军抽出廿团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区，与西北两路军协力兜剿，以期克奏肤功也”⁽⁷³⁾。

11月，南昌行营制定了追剿计划，其中规定：“我军以歼灭匪军之目的，乘各股匪军尚未聚集之前，分别于湘桂边境、湘鄂川边境、川北地区，各以有力部队，分途围剿，各个击灭之。”⁽⁷⁴⁾11月下旬，南昌行营命令赣、闽两省对所占领的苏区实行“绥靖清剿”，务求达到“斩草除根”，“消除后患”。

蒋介石还筹设四道封锁线“追剿”、“堵截”突围西移的红军。第一道封锁线设于江西信丰与安远之间，企图以此阻挡红军去路。由粤军陈济棠部余汉谋纵队防守。但蒋介石在配备兵力时蓄意北重南轻，以便在中央军占领赣南后，促使红军进入粤境，从而使红军与粤军拼杀，两败俱伤。陈济棠审时度势，早于10月已与红军达成“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必要时可以借道”的秘密协定，使蒋的图谋落空⁽⁷⁵⁾。

中央红军各部于1934年10月17日南渡雩都河（即贡水），向突围前集结地开进。21日晚，中央红军主力按中革军委的部署开始突围西征。此时，陈济棠履行与红军达成的协议，采取让路保境政策，划定通路让红军在短时间内通过其辖区。红军于10月21日至22日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并于26日之前全部渡过信丰河，向湖南汝城、城口一线前进。

第一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立即在南昌召集高级将领和幕僚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晏道刚等商讨对策，并以东路军占领瑞金所获资料得悉，红军可能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中央红军欲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10月31日，蒋下令组织新防线，确定“追剿方针，偏重堵剿，截其西窜”。其中特令“南路军速将汝（城）、仁（化）、曲（江）三县封锁线上努力堵截，以迟滞匪之行动，并以大部追击之”；“桂军应控制于全（县）兴（安）间，并速巩固黄（沙河）、全（州）、兴（安）、桂（林）四县市碉堡线”⁽⁷⁶⁾。

在蒋介石调集部队之时，中央红军于11月3日至4日分两路从南康进入广东仁化县地域，徒涉锦江时，布防在这里的粤军警卫旅奉命不准堵截。粤军主力则集结于乐昌、仁化一线，使红军得以顺利地转向城口。11月5日至8日，中央红军由汝城、城口之间，突破湘军设防的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

蒋介石见红军西进甚急，为阻截红军渡过湘江进至桂、黔边境，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12日蒋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入湘薛岳、周浑元两部，共十六个师专事“追剿”；令粤军陈济棠主力进至粤、湘、桂边截击；桂军白崇禧以五个师扼守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

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攻占宜章城，并从郴州、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由湘军何键部、粤军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18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向道县、江华方向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中央红军开始突围后，“左”倾领导人实行逃跑主义，不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轻装前进，反而采取大搬家的办法：带上所有“坛坛罐罐”，行动十分缓慢。当红军西进至湘江一线时，已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11月14日，何键在衡阳成立“追剿”总司令部后，将“追剿军”分为五路：第一路司令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向全州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依湘江东岸筑堡堵截；第二路司令薛岳，率吴奇伟纵队，韩汉英、欧震等五个师进至零陵地区集结，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贺、萧二、六军团会合；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率谢涛福、萧致平、万耀煌等四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率王东原等两个师同第三路配合，沿中央红军右翼突围道路追击；第五路司令李韫珩，率一个师协同粤、桂军，向江华方向沿中央红军左翼突围道路尾追。

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针对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后的战略意图，发布湘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目标是防止中央红军“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萧贺合股”，以求围堵中央红军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⁷⁷⁾。这样，蒋介石的“湘江会剿”总兵力达三十个师，三十多万人，撒开一个大包围圈，形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同时，这个《计划大纲》规定：“湘、鄂、川、黔、桂各省政府及部队，应动员民众，择要构筑碉堡，并加强地方团队组织；尤其湘省之湘江两岸、黔省之乌江、川省之嘉陵江两岸地区，应构筑绵密碉堡群”，严密防堵⁽⁷⁸⁾。24日，蒋介石以“川中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为借口，命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督率川黔剿共军事”，企图达到“统一川军，困死红军”，控制西南各省的目的。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继续西进，右翼红一军团于11月22日攻占道县城。左翼红五军团在天堂圩击溃李云杰部，从上游强渡潇水。红九军团于24日占领江华，随即全军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潇水。白崇禧深恐红军从恭城、贺县入广西攻占桂林，急令桂军主力集中恭城、贺县一线，随后，又令全州、兴安守军撤出，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这使全州至界首间百里湘江两岸守兵空虚。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灌阳之间抢渡湘江。27日，中央红军一、三军主力进至广西全州、灌阳。红一军团二师由塘圩直驱湘江东岸大坪，守军民团逃窜。红军过湘江后，直达脚山铺、鲁板桥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湘军进攻。红三军团四师主力渡过湘江进至界首，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60余里湘江两岸，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制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左”倾领导者把战略转移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⁷⁹⁾，舍不得丢掉辎重，致使红军行动滞缓，每天仍以30至40里的速度行进，未能及时赶到渡口。这时，敌人急调兵力形成四面合围之态势，从而迫使中央红军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与国民党“追剿”军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

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军以为中央红军将由西延地区经绥宁、洪江、黔阳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急调兵力于黔阳、洪江一线围堵中央红军。12月2日，何键将五路“追剿军”改编为两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刘建绪，下辖第二、三路，并令一部兵力协同桂军尾随红军追击，其主力由黄沙河、全州一线向黔阳、洪江地区疾进，企图围堵红军于北去湘江的路上。同时，又电请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配置于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

12月10日，中央红军占领了湖南西南的通道县城。这时，桂军在红军左侧后追击，已到达马蹄街、石村、独境山一带；何键第一、二兵团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16个师已进至通道城以北的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等地构筑碉堡；这样，敌军以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中央红军北上西去湘西的路上张网以待。如果中央红军北去湘西，必将钻进敌军十几万大军围困的口袋。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城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红军大部分领导人的赞同，中央红军遂改变进军方向，转兵图黔。12月13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县城。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不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苏区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苏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⁸⁰⁾这次会议纠正了红军前进方向，红军也避免了被覆灭的危险，标志着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进军，连克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大多数赞同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应在川黔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追剿”的意见。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⁸¹⁾。这就改变了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包办的状况。随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从而使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落空，并为中共中央总结经验教训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其他人员还有李德、伍修权（翻译）。会议开始时，由博古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问题；二、检讨在第五次反“围剿”与向西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错误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解，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洛甫以毛泽东的思想为指导，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通常称“反报告”）的发言。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是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上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的正确方向，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确定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是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苏区。

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⁸²⁾。

会议结束后，中常委进行了分工，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左右，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集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错误领导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于1月10日再次电颁《追剿纲要》。令四川“追剿军”总司令刘湘“由黔东推进川南，相机进出黔北堵截，湖南何键向黔东追剿，两广桂军向黔桂边境推进，贵州薛岳总指挥及王家烈军向黔北追剿”⁽⁸³⁾。合计调集川、湘、黔、滇、桂及中央军薛岳兵团共一百五十多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1月中旬，薛岳兵团两个纵队八个师尾追红军进入贵州，控制贵阳后，开始沿息烽北上，进抵乌江南岸；国民党驻川参谋贺国光及川军刘湘组织“川南剿匪总指挥部”，派潘文华十二个旅三十六个团的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防封锁长江，阻止红军入川；黔军王家烈两个师，沿打鼓新场，向遵义逼近；湘军四个师结集于湘川黔边境酉阳至铜仁一线，阻止红军东进；桂军廖磊两个师抵黔南都匀；滇军孙渡三个旅进驻毕节。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整编，扔掉了笨重的辎重，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加上干部团，全军缩编为十六个团：红一军团编两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编三个团，红五、九军团各编三个团。按照遵义会议渡江北上的决定，全军于1月19日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区进发，准备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各渡河点，迅速北渡长江。

蒋介石发觉了中央红军的动向，急电令“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⁸⁴⁾，并很快调集川军四十多个团封锁了长江。

中央红军在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一反长征初期消极避战、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云贵川边地区进行了一场高度机动的运动战。1月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且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川南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渡江，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中央红军掉头向东，于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地区。红一、三军团于2月25日“迅速袭取桐梓”。

蒋介石已于2月中旬撤销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另在武昌设行营，并常亲自来往于武汉和重庆之间，指挥“追剿”红军。此时红军突然回黔北攻占桐梓县城，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桐梓守军不得不退守娄山关。25日晚红六军团攻占娄山关。27日，红一、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粉碎黔敌三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次占领遵义。

时值蒋介石嫡系吴奇伟率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从贵阳赶抵遵义城郊老鸦山一线，并令五十九师主力和九十三师一个团为左路，向红花岗、老鸦山进攻；黔军两个团为右路，由忠庄铺向遵义进攻。九十三师主力和五十九师一个团控制忠庄铺为预备队。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歼该敌于遵义以南地区。红三军团十三团阻击敌五十九师于老鸦山，歼敌大部。同时，红一军团二师迂回至遵义南，击溃右路黔军万式炯团后，又直指吴奇伟指挥部忠庄铺。吴奇伟见右路被突破，战局对其不利，令五十九师停止进攻老鸦山，率残部向滥板凳方向逃窜，于次日退回乌江南岸。

遵义战役激战五日，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吴奇伟两个师、王家烈部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缴获枪支二千余支，子弹十万余发。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并使红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兵力损失惨重，他认为这是“国军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3月2日，他决定亲赴川、黔督战，整理川政，再次由汉口飞抵重庆，于3日通电川、黔各军由其亲自统一指挥，“无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同日，又电令川军郭勋祺率所部三个旅，令桐梓黔军于6日集中大渡里、排居场附近，向遵义城东北地区进攻；周浑元部集中于枫香坝、鸭溪口一带，向遵义西北地区进攻；吴奇伟部主力集结茶山渡附近，在茶山渡至乌江取攻势防御；另派一部与周浑元部联络“堵剿”红军。

针对蒋介石部署，3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红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目标”⁽⁸⁵⁾。15日，中央红军主力进攻鲁班场守敌周浑元第二纵队，敌依托碉堡和优势火力及飞机的支援，顽抗死守，战斗陷入对峙，一时无法全歼敌人。此时，黔军援军第一纵队已迫近西安寺。中革军委决定撤出战斗，向北进攻茅台。17日，中央红军在赤水上游茅台渡口附近西渡赤水（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古蔺地区，佯作北渡长江姿态。

蒋介石为防堵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急令薛岳各部向川南进击；滇军由黔西进抵大定、毕节一线防堵；川军郭勋祺由两河口至仁怀、古蔺尾追；黔军坚守打鼓新场、三重堰、毛坝一线，以达“聚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之目的”⁽⁸⁶⁾。

这时，红军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在古蔺一带游击，以调动敌人向西。毛泽东则指挥红军主力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而东向，于3月21日晚分别在川南太平渡、黔北二郎滩等渡口迅速四渡赤水。在临江场、楠木坝、花苗等地掉头南下，巧妙地从纷纷北上追击的敌军间隙中穿插南下，并在枫香坝、白腊坎一带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将大部分敌军甩在赤水河西岸。3月31日，全军迅速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留在乌江北岸。

中央红军依据敌情判断，认为继续在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或北上渡长江入川，均已无可能，只有西进云南，渡金沙江入川北上。为了摆脱“围剿”的敌军，必须把滇军调出来，以减少入滇障碍。中央决定由一个团伪装主力，东进开阳，佯作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之态势，而令红军主力集结于清水江西侧。3月24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和顾问端纳及陈诚，由重庆飞贵阳督师“剿共”。他指挥各军在遵义至鸭溪之线构筑碉堡楼，围困中央红军。4月2日，蒋介石向滇军发电称红军“显有东窜之势”⁽⁸⁷⁾。当“追剿军”进行部署以阻止红军东进时，红军主力突然逼近贵阳，扬言“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并直接威胁贵阳机场。蒋介石闻讯后惊惶失措。据当时任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说：“在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不断发现情况，贵阳人心惶惶。蒋心神不安。”“4月5日夜，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又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强度，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彻夜不安。”⁽⁸⁸⁾蒋匆促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红军，又急电滇军孙渡等各路军火速驰救贵阳。为安全计，蒋于4月7日离贵阳飞昆明督战。正当国民党军各部向贵阳急奔时，中央红军于4月8日急转向南，分两路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防线，直插兵力空虚的云南。4月10日，蒋介石又判断红军将渡司拉河（岔河），即又从昆明飞贵阳，策动十余万兵力尾追红军，并两次亲自乘飞机盘旋前线上空，利用通信袋向各部指挥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

红军入滇，昆明空虚，云南军阀龙云深怕红军攻打昆明，不得不急调省城周围各县民团防守昆明，又电催在曲靖以东的第三纵队直开昆明。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敌之防御力量，为红军北渡金沙江打开了通道。

当蒋介石得知红军入滇后，如大梦初醒，才明白毛泽东率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的真实目的不是东进，而是相反，自己在贵阳督战一个多月，只是徒劳无功，白忙一场，为时晚矣。

在滇军孙渡南返救援昆明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4月29日给中央红军各军团发出指示，指出：“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当时，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红二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纵队，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5月3日，中纵队之先遣队干部团当晚在皎平渡偷渡成功，并控制了渡口。左纵队抢占了龙街渡口，右纵队也抢占了洪门渡口。5月9日，中央红军在皎平渡全部渡过金沙江。是日夜，龙云电告蒋介石：红军“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心中如焚……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惟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⁸⁹⁾。两天后敌军抵达金沙江南岸时，红军已取道通安进击会理。至此，中央红军冲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以少胜多，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的胜利。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之铁厂举行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林彪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决定立即北上，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北上，既要通过对汉人抱有很深成见的彝族聚居区，又要渡过天险大渡河。大渡河西岸都是陡峭的高山，水深流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大渡河畔，声称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蒋电告大渡河南北各军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没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之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动所部建立殊勋。”为此蒋介石策划了利用天险，南追北堵的围歼红军的计划。他调动了十余万人的兵力，以求“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⁹⁰⁾。令薛岳率其主力出会理，向西昌尾追进击，以第三纵队向盐边、盐源推进，沿雅砻江西岸布防。同时令川军第二十四军主力由沪定至富林沿大渡河筑堡，阻止红军北进，再以第二十军主力和第二十一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军事防御。

中央军委获悉蒋介石已开始向大渡河方向调集重兵围堵，决定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

5月20日，左路红军攻占冕宁县，进入彝民聚居区。中央红军正确执行了民族政策，刘伯承根据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帮助沽鸡家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彝民沽家族支队”。红军因此得以顺利地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24日夜，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

5月25日晨，一支由十七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在岸边火力支持下，分乘两条小船，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强渡成功，红军顺利地渡过大渡河，守敌被迫溃逃。

由于大渡河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全军只凭十只小船，在几天内很难完成渡河任务。而此时川军杨森部第二十军将抵安顺场，尾追的薛岳部第五十三师也日益迫近，形势十分严峻。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师及干部由安顺场渡河后，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迅速夺取泸定桥。先头部队红四团兼程急进，两天走了160公里，终于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于29日晨占领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横跨大渡河，长101米，宽2.6米，东桥头同泸定城相连，守敌川军两个团，桥板已被敌人拆除，仅剩悬挂的铁索，形势十分险恶。5月29日下午4时，由红四团第二连的二十二名英勇战士组成的突击队，手持冲锋枪，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在全团的火力支持下，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攀踏铁索，冲向对岸，穿过敌人在东桥头燃起的烈火，胜利占领大桥，进入街口与敌展开巷战，经过三小时的战斗，守敌被歼，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6月2日，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蒋介石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进。在天全河击溃川敌杨森部六个旅的阻击，于6月7日占领天全。这时，红四方面军获悉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为了摆脱蒋介石重兵围攻的不利局面，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一部向懋功急进。6月8日攻克懋功，接着占领了懋功附近夹金山下的重镇达维。中央红军在迅速突破川军杨森部的芦山、宝兴防线后，翻越了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实现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时情况，提出了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7月21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8月上旬，红军总部将各军就驻地分成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一方面军⁽⁹¹⁾的五、九军组成，从卓克基地区向阿坝地区前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从毛儿盖出发，向班佑、巴西前进。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同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尽艰辛，通过茫茫的松潘草地分别于8月下旬到达目的地。8月29日至31日，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人，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

在北进途中，张国焘仍坚持南下主张，电令徐向前、陈昌浩执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将这一严重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率领右路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两军（原一、三军团，9月12日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先行北上。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进入甘南。继而，红军又突破国民党军的渭河防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纵横十一省，长驱2.5万里，粉碎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追堵“剿灭”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了。次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也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终于会师。

第三节　对革命文化的“围剿”

南京政府发动尊孔读经的复古运动和对革命文化的“围剿”是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也是对红军和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配合和呼应。

一　文化专制与尊孔复古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当局出于“一党专制”的集权政治的需要，不仅把持着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的命脉，而且极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其手法不仅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渗进近代法西斯主义的文化禁锢，而且打着三民主义和“训政”等旗号。

南京政府成立伊始，便公然宣称：“本政府所行政策惟求三民主义之贯彻，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⁹²⁾蒋介石更鼓吹：“思想之统一，比什么事都要紧”；要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⁹³⁾。实际上，蒋介石和戴季陶一样，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对孙中山的主义和思想随意篡改与歪曲，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将三民主义儒学化，给它接上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传承的“道统”。蒋介石曾以一种新的专制主义作为他推行个人独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武器。他虽然十分欣赏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但仍继续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他不主张公开提“三民主义法西斯化”的口号，而赞赏用“三民主义之复兴”，“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⁹⁴⁾的提法。他解释作为“体”的三民主义，其“基本思想渊源于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⁹⁵⁾。正是在“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的口号下，蒋介石把西方的法西斯主义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思想相结合，成为具有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这也是蒋介石对革命文化进行“围剿”的武器。1928年10月在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中规定，在必要时，国民党当局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后来进一步规定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⁹⁶⁾。

南京政府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力鼓吹和推行国民党党治文化和党治文艺。其特征是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国家化。这种意识形态集中表现在蒋介石的力行哲学。

蒋介石极力谋取军事上、政治上的“领袖”地位之外，还极力谋求思想领域中的“领袖”地位，以便确立“有效能”的集团统治，为此提出了所谓“力行哲学”。“力行哲学”的直接思想来源是宋、明两代哲学家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它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道不外索”等命题和“致良知”学说。这一哲学把封建道统和秩序说成是“天生的良知”。蒋介石“力行哲学”的显著特点是强烈的政治实用性质。他把“行”抬到异乎寻常的地位，认为“唯认‘行’的哲学，为唯一的人生哲学”⁽⁹⁷⁾。他歪曲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以所谓“国家意志”对抗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以迷信盲从的“力行”对抗独立思考的精神自由。蒋介石对“阳明之学”推崇备至，认为“当努力以提倡之”，以达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目的。总之，“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⁹⁸⁾。

蒋介石直接操纵的力行社，极力鼓吹文化专制论调。力行社成员提出“文化统制是社会、政治、教育以及一切活动的症结……它是民族复兴的灵魂，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能使每个人不知不觉地被它所统治”⁽⁹⁹⁾。力行社认为要用“国家至上”的文化，去取代所谓“颓废的文化”。他们要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对旧文化发起毫无怜悯的进攻，重演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伎，宣扬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才打下秦朝建国的基础。他们甚至提出，文化统制的目标不局限于文化上。所有的社会现象、行动，都是文化统制所干预的对象，狂妄地叫喊“秦朝文化统制的成功，恰好是我们今天要仿效的”⁽¹⁰⁰⁾。上述极权主义的主张，反映力行社所追求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目标是：不仅要连根拔除文化上的自由和民主，而且要将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新的共同生活的文化模式”深入熔染到民众的习惯中去⁽¹⁰¹⁾。

蒋介石为把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融为一体，早在1928年4月，南京政府就下令恢复孔孟旧道德，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道德“标准”⁽¹⁰²⁾。1933年2月国民党中央为配合对红军和苏区的军事围攻，令各级党部及社会团体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接着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宣布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小学公民训练标准”。陈立夫在担任国民党中宣部长时提出，要用上述“八德”作为对付共产党一切偏激宣传的对策。在蒋介石等的鼓噪下，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祀圣”、“复古读经”的浊流。

当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二次北伐”期间，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就亲去山东曲阜祭孔。随后，他发布保护孔庙令，宣称“保护孔庙之义，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非提倡固有的道德智能，不足以辟邪说而正人心”⁽¹⁰³⁾。1931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讲《中国教育思想问题》，提出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仁义道德思想”，“作教育正统思想”，这样中国的“教育从此一定更有一日千里的发展”，“共产党……也将由此而肃清”⁽¹⁰⁴⁾。1933年9月他又对“军官训练团”讲《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认为“军人的精神是智仁勇三者，而三者之中又以‘仁’为最要”，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匪”，“‘剿匪’就是行‘仁’”⁽¹⁰⁵⁾。蒋号召“用‘仁’字为中心的三民主义来打倒‘共匪’不仁的邪说异端”。国民党军队就是在蒋介石“行仁”的旗号下，在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实行极其野蛮的烧、杀、抢政策的。

南京国民政府为配合对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在孔子诞辰当日掀起了一个尊孔祀孔高潮。当日蒋介石特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为代表到曲阜祭孔，南京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内政部、教育部都派代表参加祭祀。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陪祭⁽¹⁰⁶⁾。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日在南京联合召开“孔子诞辰纪念会”。8月27日，上海“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¹⁰⁷⁾。此外，北平、天津、汉口、长沙、广州、太原、杭州、南昌等地国民党党部和地方政府都召开祭孔会。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上海市长吴铁城、湖南省主席何键等纷纷发表尊孔反共演说。11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尊孔祀圣”的决议。

在学校中推行“尊孔读经”是国民党用封建思想毒害学生、禁锢思想的重要手段。南京政府行政院1931年发布第三三五号训令，限令各学校制造匾额，一律蓝底白字，横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悬挂在礼堂或公共场所，为的是使师生们对此所谓训民要则见之怵目惊心，时刻勿忘⁽¹⁰⁸⁾。1934年湖南、广东等省都强令中小学读经，将“四书”、“五经”及古文编入教科书内容。各地中学毕业会考，语文题目都是经书的原句。

南京政府为配合对工农红军的军事“围剿”，1933年7月开始，在江西、福建、安徽、湖北、河南五省推行反共的“特种”教育。9月3日，蒋介石“南昌行营”颁发《赣闽皖鄂豫五省推行特种教育计划》和《计划纲要》，所谓“特种教育”主要在国民党军队占领的苏区及游击区施行，分为成人班和儿童班两种。其中成人班公民课的主要内容是宣传三民主义，灌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固有道德，讲授公民生活常识，进行反共宣传，以消灭革命思想。其次为自卫教育，实施保甲制度和保卫、打靶、侦察等训练，担任建筑碉堡、挖掘战壕、修筑道路、组织“铲共义勇队”、搜查游击队以及埋藏的武器弹药物资等。

二　对革命文化的“围剿”

南京政府在对苏区发动多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对其统治区的文化运动也进行长期的文化“围剿”。这两种“围剿”是相互配合的，实施情况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的起伏是相一致的。

南京政府成立后就开始打击革命文化，摧残进步团体，迫害进步人士。1927年5月，郭沫若因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等罪行，而遭到通缉，后被迫流亡日本。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以“武汉寄来之讨蒋特刊，阅之深为骇异”⁽¹⁰⁹⁾为由，请示蒋介石后，立即派员到邮局查扣，此为封锁进步书刊之肇端。继而国民党对报刊图书实施《宣传品审查条例》，大量查禁进步图书和报刊。1929年7月明文列入《中央查禁反动刊物表》的就达173种。上海国民通讯社、创造社、艺术剧社等被先后查封。

国民党的压迫和“围剿”并不能阻止革命文化的传播。1929年秋，中共中央为统一领导革命文化运动，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上海为中心，推进革命文化的新发展，左翼作家联盟等进步文化团体相继成立。蒋介石对查处进步文化甚为重视，中原大战结束后便对革命文化运动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1930年9月，国民党当局密令取缔“左联”等组织，通缉鲁迅等进步文化工作者。10月，在南京枪杀“剧联”盟员宗晖。1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出版法》四十四条⁽¹¹⁰⁾，对于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发行施加种种限制。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出版纸物，都必须在首次发行十五日前，以书面向所属的省政府或中央直辖市政府转内政部申请登记。凡被视为“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的出版物，一概不得出版。1931年7月，国民政府又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¹¹¹⁾，对《出版法》中的原则和办法更加具体化。例如规定：“未经许可出版而擅行出版之书籍概行扣押”，“凡经许可出版之书籍，如出版后与核准之原稿不符，内政部得予以禁止或扣押之”，等等。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书刊有228种，以“共产党宣传刊物”、“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普罗文艺作品”等理由被查禁的有一百四十多种。同时，在国民政府通过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说成“危害民国”，以“叛国”论罪，可定罪判处死刑的条文多达八款。例如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¹¹²⁾。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宣称：凡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便是“反动宣传品”；批评国民党便是“危害民国”；对其统治不满则是“反动”；有关这些方面的文稿一律禁止出版。这个《标准》的颁布，预示着注册登记制向审查制的发展。

1933年秋，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等单位派人到全市各书店密查“反动刊物”，事后向蒋介石南昌行营报告说，他们密查的对象，一是“共党之通告议案等秘密文件及宣传品”，二是“普罗文学”⁽¹¹³⁾。报告中建议“组织专审机关”，“聘任对于此类文艺素有认识者若干人，悉心审查”；并要求国民党中央“通饬各省严密查禁，以遏乱萌”。南昌行营将报告转到南京政府，于是行政院据此作出四项决定：“（一）内政部审查此类刊物时，须更严密，毋使漏网；（二）建议中央积极施行民族文学之计划；（三）由教育部密令各学校，注意学生思想及关于课外阅读之指导；（四）中央宣传委员会及内政部决定已禁止出版物，现仍流行市面者，应由各执行机关切实认真取缔。”行政院于1933年10月向教育部等有关单位发出密令。教育部又将该密令下达各大学。武汉警备司令部还附上一份“中国普罗文艺家姓名（或笔名）表”⁽¹¹⁴⁾。

国民党当局还设置公开或秘密的稽查机构，禁止进步革命文化的发行流通。1934年5月，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6月，公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凡出版的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声请审查”⁽¹¹⁵⁾，同时公布《新闻检查大纲》。按照这些法令和措施，稍有进步内容的出版物都要受到干涉，甚至没收查禁。鲁迅对国民党的书刊检查作了不少揭露：“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查证……字第……号’字样。”审查员们的工作，“就是不断的禁、删，禁、删，第三个禁、删”，他们“总要在稿子上打几条红杠子”⁽¹¹⁶⁾。“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不成功”，“向一种日报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¹¹⁷⁾“总审”的稿本，有的被长期扣留或销毁，有的被删改得支离破碎。鲁迅的一本《二心集》，原有三十多篇文章，被删后只剩下十六篇，书店出版时改名为《拾零集》，但在杭州还是被没收了⁽¹¹⁸⁾。

根据国民党中宣部等编印的秘密材料，自1928年至1937年6月，国民党查禁的书刊有一千一百多种。国民党当局给这些被查禁、扣留的报刊、书籍罗列了种种罪名，例如有：“含有反动意识”、“攻击党政当局”、“挑拨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不妥”、“欠妥”、“鼓吹抗日”、“普罗文艺”、“左倾”、“言论反动”、“妖言惑众”、“讥评政府”，等等。其中遭禁罪名最大、数量最多的是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包括中共出版的书刊。例如国民党中宣部将从1929年至1935年曾经查禁或查扣的社会科学书刊，“加以编纂，汇成一览”，定名为《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共列书刊676种⁽¹¹⁹⁾，被注明“共产党刊物”的计有422种，占60％以上。其次被列为“普罗文艺”而查禁的书籍有309种⁽¹²⁰⁾。仅1934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令“派员挨户至各书店，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牵涉书店二十五家”⁽¹²¹⁾。

南京政府甚至动用警察、特务及流氓暴徒袭击捣毁进步革命文化机构，绑架暗杀进步革命人士。国民党当局根据检查书刊获得的线索，经常派遣特务、侦探，组织流氓暴徒持械袭击和捣毁进步的报馆、书店和电影院，砸碎门窗家具，焚烧报刊书稿等。例如，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因聘请了一些左翼作家担任影片的编导工作，拍摄了一些进步影片，国民党特务就扬言说：“艺华公司系共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要求当局命令该公司，“立即销毁业已摄成各片，自行改组公司，消除所有赤色分子”⁽¹²²⁾。1933年11月12日，一批特务、暴徒以“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捣毁该公司，同时发函警告上海各大小电影院不准放映各种所谓“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影片”，“否则以暴力手段对付”⁽¹²³⁾。良友图书公司因在其出版的书刊中开辟栏目刊登一些进步的新文学作品，也在同月遭到袭击。国民党特务还发信威胁各书局，各刊物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所谓“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否则“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来对付⁽¹²⁴⁾。受到袭击、捣毁的还有发表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揭露国民党暴政文章的美国人士编辑的《中国论坛报》，以及曾受陈铭枢等人投资的神州国光社等等。

南京政府对于进步革命的作家和文化人，有的先以投寄匿名恐吓信、列入黑名单等进行威胁，其后则绑架、逮捕直至暗杀。1931年2月7日，上海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了“左联”的五名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和冯铿。鲁迅也因此案牵连而被迫离家避难。上海大批进步出版单位和书店，随之又遭封闭。1932年7月，上海反帝大同盟大会被特务破坏，到会代表当场被枪杀者八十余人。1933年4月，北平文化界人士发起安葬革命先烈李大钊，遭到军警阻挠，向送殡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有青年学生及文化界人士等多人受伤，四十多人被捕。“左联”作家、共产党员洪灵菲在这次事件中被秘密杀害。同年5月，应修人等在上海牺牲，丁玲、潘梓年、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入狱。6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于上海。宋庆龄、蔡元培、鲁迅以及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也被列入黑名单。上海《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因发表一些反对不抵抗政策的言论，也于1934年11月在沪杭公路上遭到特务刺杀。稍后，爱国人士杜重远因《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诬为妨碍“中日邦交”罪名而入狱。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也先后被查封，负责人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对此，当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发表宣言揭露说：“国民党在虐杀我们的革命作家以前，已经给我们革命文化运动以最高度的压迫了，禁止书报，通缉作家，封闭书店；一面收买流氓、侦探、堕落文人组织其民族主义和三民主义文学运动，以为如此就可以使左翼文化运动消灭了，然而无效，于是就虐杀了我们的作家。”⁽¹²⁵⁾

尽管南京政府全力进行文化“围剿”，取缔了一些进步文化团体，查禁了大量进步革命书刊，逮捕和杀害了不少革命作家，但是这种文化“围剿”阻挡不住进步和革命的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四节　新生活运动

30年代初期，蒋介石面对着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对内，他以全力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多次军事“围剿”，并在其统治区进行文化“围剿”，但既不能阻挡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也不能使其动荡不安的统治秩序得到稳定。他感到这种革命思想的威慑力量比军事威胁还要可怕，曾感叹地说：“此种思想上之流毒，实较有形匪患尤甚。”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各地抗日反蒋运动日益蓬勃发展。蒋介石为使其专制独裁统治能够在社会生活方面得到体现，于1934年初在南昌发起一个企图恢复中国固有道德，达到“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

按照蒋介石等人煞费苦心的策划，新生活运动试图从国民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方面入手，用“礼义廉耻”等封建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与德意日法西斯的统治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生活方式相混合，来整治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和其他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达到其控制下的国家复兴。

一　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发起

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发起，与国民党内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关系密切。如前所述，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3月，蒋介石亲任社长，是直接效忠于蒋本人的秘密组织。蒋介石企图以这个组织为核心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为其专制独裁统治开创一个新时代。1933年9月，蒋就在力行社成员中鼓吹“伟大的中国的第二期革命，现在已经临到我们头上”⁽¹²⁶⁾。要求他的亲信们负起责任，为实现对全国的极权统治出谋划策，贡献方略。

力行社成员多数到国外考察过，十分倾慕西方的社会生活。有的成员去德国考察，更觉得那里秩序井然，而国内却是糜烂杂乱，遂有倡导新生活的建议。1933年11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成立“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下分政治、党务、军事三组，以力行社成员为骨干，制订军事、政治的大政方针。其中政治组的设计任务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改进，目标是“要从教育学术和一切文化事业上，将国民心理和社会风气，以至民族的气质性能，使之革新变化，以保根本的挽救危亡，复兴民族”⁽¹²⁷⁾。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新生活运动所揭示的基本思想。力行社成员在建议报告中已包含有“礼义廉耻中，应表现在衣食住行”⁽¹²⁸⁾的思想，遂被蒋介石采纳为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内容。这一运动的筹划设计工作由政治组中的数名委员暗中进行，其中邓文仪作为力行社的发起人与主要负责人之一，主持了新生活运动的规划工作。

1933年冬至1934年初，蒋介石离开南昌亲自调兵遣将镇压福建事变，他还是留下一些亲信筹划新生活运动的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后，蒋介石于1934年2月9日乘机飞回南昌指挥江西“剿共”战事。2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的集会上发表题为《教养卫》的训词。他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存亡，差不多完全要看我们江西做关键，如果江西能将土匪剿清，社会安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定由此复兴起来！”他还说：“现在中国，所以衰败至此的原因，就在一般人不知道自己负有建设国家和复兴民族的责任，更不知道自己有尽此责任的能力，因而苟且偷安，敷衍塞责。一人如此，大众皆然，于是养成一种偷惰颓败的风气，使整个国家和民族陷于危亡的状态。”⁽¹²⁹⁾为此，蒋介石提出“要努力于‘教’、‘养’、‘卫’三件事，而以教育的方法，作一贯的推进。关于‘教’，要以‘礼义廉耻’为基本要义。关于‘养’，要注重‘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生活的修养——（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关于‘卫’，要从‘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做到共同一致。”⁽¹³⁰⁾这次讲话是新生活运动出台的前奏。

2月19日，江西南昌各界五百多人齐集百花洲附近的乐群电影院，南昌市各学校的校长、国民党党政军界官员都参加扩大的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他首先强调“改革社会”，“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所能成功的”，而是“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而国民道德是通过“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生活表现出来，其道德的标准就是“礼义廉耻”。他认为东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们，一切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合乎“礼义廉耻”，“不要廉耻的饭他们不吃，不要廉耻的衣他们不穿，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要求中国人的行动要效法洋人。其次，他要求党政军学商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知识界，“首先能够一齐奋发，以‘昨死今生’的精神，共同协力来做除旧布新的工作，然后一般国民才有效法”⁽¹³¹⁾。蒋介石宣称：“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他断言新生活运动在“半年以内，一定可以风动全国，使全国国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那时，无论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无论是要报仇雪耻，复兴我们的民族，都不是什么难事”⁽¹³²⁾。

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蒋介石自任会长，邓文仪任主任干事，萧纯锦任副主任干事，李焕之任书记。次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召开首次干事会议，研究制订新生活运动推向社会的各项规划、章程。会议决定以南昌为试验区，逐步推行。3月11日，新运促进会在南昌公共体育场召开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南昌及附近二十多县市民中有十万余人被要求参加大会。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均出席大会，蒋介石发表《力行新生活运动》的演说。3月18日，南昌新运促进会又组织市民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经过蒋介石及国民党各级机构的大力推动督促，在短期内南昌的面貌有了改观，新运促进会自称“规矩”、“清洁”两项已大改旧观。

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后，迅速推向全国。南京、上海、福建、北平、江苏等省市，相继成立地方性的新运组织。例如3月21日，何应钦从北平致电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通告北平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5月，处于半割据状态的山东军阀韩复榘也发起组织新生活运动。6月，蒋介石亲自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7月颁行全国，作为各地推行新运的理论和组织依据。7月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作为全国开展新运工作的指导机关，蒋介石仍自任会长，熊式辉、邓文仪分任正、副主任干事，阎宝航为书记，并聘何应钦、陈果夫、张群、康泽、邓文仪、杨永泰、熊式辉、蒋孝先等国民党要员三十三人为指导员。同时颁布了各级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织大纲，规定各地各级新运促进会要接受总会指导，由当地最高长官主持，由民政、教育、警察、军事等部门派出的高级官员组成。基层乡村由区保甲长、工人由厂长或工会负责人、商人由各业公会负责人、学校由校长、公务员由机关主管、家庭妇女由妇女协会、军队由党部或政训处长或主管长官分别负责。

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通令各地各级国民党党部，要求“以新运列为党务考绩”。这一措施进一步加速新运的推行。到1934年底，全国除东北及西南等数省外，南京、上海、北平、湖北、湖南、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福建、安徽、陕西、江苏、浙江、甘肃、察哈尔、绥远、青海等省市均已完成新运的组织工作，平汉、陇海、胶济等铁路线也组织了新运促进会，独立开展活动。新运的组织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

二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及其实质

从1934年2月至7月，蒋介石先后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和《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等六篇演说，又手订《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等重要文件，稍后再加订《新生活运动公约》、《新生活运动推行方案》、《新生活运动歌》，形成了新生活运动的一整套理论、方针和方法。大张旗鼓地宣传，以使人们了解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及其政治目的。

首先，蒋介石确定以“礼义廉耻”为新生活运动的准则。3月5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作《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的演说，他规定“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为‘礼义廉耻’”，而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礼’”。他要求人们要“学礼、知礼、行礼”；“礼一定要有节”，“节就是合理的规矩节度”⁽¹³³⁾。他特别强调礼是“四维”、“六艺”之首，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内容。他把礼解释为循规蹈矩，是同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尚“礼治”一脉相承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则全面表达了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和目的，“纲要”规定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提出“‘礼义廉耻’，古今立国之常经，然依时间与空间之不同，自各成其新义”。“‘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¹³⁴⁾。在《新生活须知》中作了比较通俗的说明：“何者为礼，敬恭是主，守法循理，戒慎将事，和气肃容，善与人处，孝亲敬长，克敦伦纪”。“何者为义，一心济世，厚人薄己，不争权利，急公忘私，弗辞劳瘁，扶善除恶，以彰公理”。“何者为廉，既明且洁，严慎取予，操守有节，辨别是非，力排谬说，崇尚节约，以惜物力”。“何者为耻，心存羞恶，不屑卑污，尊重自处，不甘暴弃，力求进步，不图苟存，宁死御侮”⁽¹³⁵⁾。上述的释文表明，“礼、义、廉、耻”都是围绕“礼”来阐述的，而礼的核心就是要人们遵守社会定律和国家纪律，也就是国民党政权存在以及由该政权制订的法规法律。说到底是要老百姓做国民党政权的驯服臣民，从而消弭革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第二，新生活运动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为实行起点，这是新运的主要内容。蒋介石说：“新生活运动之意义和内容，可以综合起来说，就是：要使全国国民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上表现我们中国礼义廉耻固有的道德习惯来达到行动一致的目的。”⁽¹³⁶⁾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规定：“食衣住行之遂行，可分为资料之获得，品质之选择与方式之运用的三个方面。”其中“资料之获得应合乎廉”，即“食衣住行之资料，须以自己劳力换得，或以正当名分取予”；“品质之选择应合乎义”，即“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方式之运用应合于礼”，即“合乎自然的定律”，“合乎社会的规律”，“合乎国家的纪律”⁽¹³⁷⁾。在《新生活须知》中规定，“食”要求“食具须净，食物须洁”；“衣”要求“洗涤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钮颗”；“住”要求“住居有室，创业成家”，“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和洽邻里，同谋公益”；“行”要求“举止稳重，步武整齐，乘车搭船，上落莫挤”；等等⁽¹³⁸⁾。总之，提出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只有做到这六点，“才能是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但从他通过“蔬米布帛”、“家常便饭”的规定中不难看出，他的目的是要使人们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严守纪律，不要“犯上作乱”。

第三，以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为追求目标，以“军事化”为最终目标。《新生活运动纲要》的结论中说：“新生活运动者，即除去不合理之生活，代之以合理之生活。”也就是说，“必须提倡以‘礼义廉耻’为日常生活之规律”。“提倡‘礼义廉耻’，使反乎乱邪昏懦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军事化”，“使反乎争盗窃乞之行为，求国民生活生产化”；“使反乎粗野卑陋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艺术化”⁽¹³⁹⁾。一年后，蒋介石对这个“三化”问题又作了进一步说明：“所谓军事化者，并非欲全国同胞悉数武装悉赴疆场也，只期其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一洗从前散乱浪漫推诿因循苟安之习性已耳。所谓生产化者，亦非欲全国同胞胥作农工或尽事商贾也，只期我同胞人人能节约，能刻苦，能顾念物力之艰，能自食其力，以从事劳动生产之途，一洗从前豪奢浪费怠惰游荡贪黩之习性已耳。所谓艺术化者，更非欲全国同胞均效骚人墨客画家乐师之行为，只期其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能肃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谦和，迅速确实，一洗从前之粗暴鄙污狭隘昏愚浮伪之习性已耳。”⁽¹⁴⁰⁾蒋介石还规定了“军事化”的四项推行原则，即唤起尚武爱国之精神，注意迅速整齐之行动，实行简单朴质之生活，养成遵守纪律之习惯。他强调，只有“使全国国民都能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新生活”，才能解除内外交困的危机，“完成其安内攘外之目的”，并要随时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¹⁴¹⁾。新生活运动也提倡禁烟、禁赌、禁娼等。

蒋介石把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和目的讲得天花乱坠。但新生活运动从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蒋介石把民众反抗邪恶势力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黑幕混为一谈，把国民党等统治者所造成的社会灾难，诬称为人民“麻木”、“堕落放纵”、“腐败昏庸”所致。蒋强调新运的基本要求是生活革命，要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礼义廉耻”的精神发挥出来，进而达到更高的目标，即找到一条“今日立国救民唯一之要道”。力行社的骨干、新运总会的干事贺衷寒讲得很明白：“新生活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¹⁴²⁾按照蒋介石所设计的“新生活”，实质上是用中国几千年固有的封建道德与德意日法西斯的统治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生活方式相混合，使人民停止反抗；同时也用这种混合体去号召他的党徒，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指挥下，为“攘外安内”政策效劳，巩固其独裁专制统治。

三　新生活运动的实施

新生活运动从1934年2月由江西南昌发起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它的发端和比较认真实施的阶段，其中又可分为江西和南京总会两期。

第一期，蒋介石确定从反共前线的江西省开始，“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地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即要对江西的人心加以“彻底改革”，使其成为“一个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基础”⁽¹⁴³⁾，成为新运的试验地。“先以‘规矩’与‘清洁’两项为第一期运动之中心工作”⁽¹⁴⁴⁾，“务使以后在南昌社会或市民身上找不到一点不守规矩、不讲清洁的习惯”⁽¹⁴⁵⁾。规矩运动包括“服装要规矩，容貌要规矩，出门要规矩，待人接物要规矩，食衣住行要规矩，一切行动要规矩”⁽¹⁴⁶⁾，也要戒绝嫖、赌、烟及酗酒等。关于清洁运动，要求个人方面从锻炼身体做好，次及衣服、被褥、饮食、器具、日常生活习惯等，都有严格的办法。对住户、商家、机关、学校、公共场所也有多项要求。如《新生活须知》中规定，要整理市容、打扫住屋、整理公共场所和交通秩序。不准赤膊，不准当街吸烟，不准随地吐痰，不准随地小便，走路要靠右边走，不准打人骂人，帽子要戴好，鞋跟要拔上，纽扣要扣正，等等。

南昌掀起了颇大的声势。首先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活动，达到家喻户晓。其次决定每月1日和15日为检阅日，检查规矩、清洁情况。由宪兵、警察和新运会干事组成检阅队，按南昌十五个区，分成十五队具体执行。如发现违反规定的商户，给予劝导、纠正及警告。第三是考核奖惩阶段，对成绩优良者，分别给予书面奖励、登报公布、或者发给奖状。对不合格者，给予书面警告，以至停业处分。新运会通报说：新生活运动开展后，南昌市“于短促期间，收效颇宏。而‘规矩’‘清洁’两项，大异旧观”⁽¹⁴⁷⁾。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省市和铁路交通干线也开展“规矩”、“清洁”运动，还开展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服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多项活动。

在新运推行一周年之际，蒋介石感叹新运的成绩进度“未能尽如吾人之所期”⁽¹⁴⁸⁾，又提出新生活运动的第二步骤，即实施《新运纲要》中所提出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三大原则。1935年4月，新运总会颁布实行新生活三化的初步推行方案，公布《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规定团员每日至少义务劳动一小时。当年各省劳动服务团共有295个，总人数达6.9万余人。至年底，四川、云南、贵州、宁夏等内地和边远省份也相继建立新运组织，还有十二条铁路及1132个县成立了当地的新运促进会。新运总会还提出开展守时、民众识字、体育、开渠、筑路、修桥补路、提倡国货、戒烟戒赌等运动。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蒋介石提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定要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并进，相辅相行”⁽¹⁴⁹⁾。在此前后，各地纷纷开展新生活运动，利用劳动服务团为地方建设服务。如湖北省曾组织武昌市、汉口市市民中18岁—45岁的男子、公务员、学生等参加，工期约30天。绥远省军队也组织了新运劳动服务团，在1935年秋天，参加修筑道路的工程⁽¹⁵⁰⁾。

1935年驻华日军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也促使国民政府开展对国民的军事训练，而这项工作也曾借助于新生活运动在各层次民众中进行。据记载，当时的江西、福建、湖北、河南、青海、山西等省以及一些铁路干线都以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为基础开展过国民军训。如平汉铁路全路的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团员自1935年10月以后，每周二、五下午5至6点钟集中军训。军事训练还在各行各业广泛开展，一些中、小学也组织起童子军，进行一些军事训练。

1936年起，“新运”总会从南昌迁至南京，新生活运动发生了一些新的发展变化。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蒋介石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实际上全面掌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的最高权力。关于总会迁京经过，新运总会有如下记载：“因会长离赣常川驻京，聆受训示，诸多不便，乃由阎书记宝航于是年十二月间率领一部工作同志先行来京，暂假黄埔路励志社设临时办公处，至总会全体同仁，于二十五年一月一日始行迁京，正式通告各地新运会知照；并另成立江西省新运会，以便负责指导各县市。旋因励志社办公地点纯系临时性质，复于二月间移入第一公园内陈列所旧址为总会会址。”⁽¹⁵¹⁾总会迁京后，调整了内部人事组织，蒋介石仍任会长，改任钱大钧为主任干事。又经过了几次改组，1936年3月1日，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正、副总干事，由黄仁霖任总干事，实际负责新运具体实施工作。在总会下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此后，新运组织仍在扩大。1936年7月陈济棠在广州宣布下野后，新运迅速在广东推行。至此，国民政府下属的省区，除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及盛世才控制的新疆、李宗仁控制的广西外，均成立了新运促进会。新运会扩展至二十一省和四个院辖市（南京、上海、汉口、北平），共1355个县，14条铁路，另有海外华侨也成立19个新运促进会，总计1412个⁽¹⁵²⁾。新运劳动服务团总数增至495万余人⁽¹⁵³⁾。另外，新运总会制订了区乡镇新运会组织大纲，试图将新运由“城市推广至乡村”，还组织了大规模的视察活动，曾有130多人组成视察团，分赴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省以及重要铁路线及沿海、沿江等处视察。

新运总会迁南京后，其宣传得到高度重视。蒋介石以为前两年新运颇呈“沉闷现象”，1936年起，将新运定期刊物《新运会刊》改为《新运月刊》，又出版了《新生活半月刊》，宣传新运理论，又组织编印新运丛书，新运标语、挂图、电影，并利用多种形式的广播，在全国广为传播新运的思想、理论。宋美龄还把“礼义廉耻”四个字译成英文，供外国人理解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意义。

蒋介石用推行新生活运动来维护和加强其专制独裁统治，也直接服务于南京政府的现行政策。在华北事变后至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推行“攘外”与“安内”同时并举的政策，它一面进行一些经济建设，开展国民军训，作了一些抗战准备，另一面仍加强对共产党和反蒋进步势力的“围剿”。在共产党、红军比较集中的地方，新生活运动就主要被用来配合反共、“剿共”斗争。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和胜利到达陕北等地后，西南和西北的一些省份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这样。1935年6月中旬，蒋介石到四川成都督促“剿共”，大谈“推行新运以实施文武合一的教育”，讲到具体任务就是要协力“剿共”。他说：“今日最急之工作，为全省各县人士所当联合乡里，协助政府而以全力赴之者，厥有如下之六项：（一）清查户口，（二）整顿保甲，（三）修筑碉堡，（四）储积粮食，（五）联络乡村，守望相助，（六）兴建公路，便利运输。”⁽¹⁵⁴⁾所有这些都是反共的战争准备工作。又如青海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曾确定本省新生活运动工作内容：“本会以本省现值剿匪时期，遵照委员长的《劝告川康陕甘青宁民众协剿赤匪书》内第六项规定，通告各县新运会即各劳动服务团，加紧工作，以造成防匪之精神壁垒。”⁽¹⁵⁵⁾再如，绥远省征调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的劳力，投入建筑碉堡1125个，道路一千余里。山西省也把防共作为全省新运的中心工作，太原市还进行了所谓服务员的防共训练。

新生活运动从发展起到结束，历时长达十五年。其中1934年2月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是蒋介石集团推行新运最卖力的时期。他们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新生活运动的作用和影响寄予厚望。虽然《新运导报》发表评论说：“新生活运动之伟大功能，在此三年来所贡献于社会者，在军政党方面，在工商学方面，无不显出灿烂之异彩。”⁽¹⁵⁶⁾但三年多的新运声势浩大而收获甚微，蒋介石也认为，新生活运动自创始以来，“就一般成效和实际情形来说，实在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达到原来的目的”。“除了极少数的地方以外，一般对于清洁、整齐的两件事，尚且没有切实的做到”。“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团体或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至于一般社会能在食、衣、住、行中表现礼、义、廉、耻的四维，其生活方式能达到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而且厉行劳动服务，具备互助合作的品德，爱国家民族的现代精神，那当然更是少了”⁽¹⁵⁷⁾。蒋介石说：“过去的工作，在推行方面，标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在推行对象方面，只注意到社会上层，而未及于下层；只注意到通衢马路，而未及于街头巷尾。所以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¹⁵⁸⁾这的确道出了这个运动的实际情况。

事实表明，人民群众并没有接受蒋介石设计的这种“新生活”。当时，反对独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抗日，是全国人心所向，蒋介石企图把人民的注意力引上“攘外必先安内”的轨道上去是徒劳的；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民众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要求人们循规蹈矩，苟且偷生是不可能的；而在国民党的大小官吏普遍贪污腐化，不顾廉耻的情况下，蒋高唱“礼义廉耻”，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对蒋介石所宣扬的伦理道德的实质和欺骗性，中外都有政治家和学者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周恩来曾指出：“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也是以此惑人，要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好便利他的压迫和进攻。”⁽¹⁵⁹⁾冯玉祥在评价新生活运动时说：“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无论哪件事都能证明蒋介石是利用新生活的名称来骗人。实在说起来，蒋介石一生就决没有实行新生活。看看现在情形，再拿他找人写的几十本小书来看，就知道满没有这么回子事。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什么？政治是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¹⁶⁰⁾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在论述新生活运动时指出：“那些国民党的领袖们也许本能地意识到他们的经济制度是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因而高谈什么封建道德，提倡什么新生活运动之类的社会禁欲主义，在群众中大肆宣扬。而他们自己却大量搜刮财富，这和他们所倡导的新生活教条完全不相符合。这种心口不一、自相矛盾的做法更使人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虚伪本质。所以，事实上，只有极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会受到国民党的诱惑。”⁽¹⁶¹⁾

新生活运动在抗战前所经历的三年多中，已显出由盛而衰的趋势。抗日战争爆发后，新运促进总会随国民政府先后迁至武汉和重庆，开展了一些战时的服务工作。虽然当时的工作已与其原初意义的社会活动不同，但新运的名义仍延续下来。1946年2月，新运总会迁回南京。当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后，利用新运为反共、反人民，发动全面内战的工具，直到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总崩溃时，“这个运动已经走到尽头了”⁽¹⁶²⁾。

————————————————————

(1)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一度取消红一方面军建制，至次年6月恢复。

(2)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

(3)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4)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1编第3章第4节。

(5) 王德胜编：《蒋总统年表》，台北世界书局1982年版，第154页。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7)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98页。

(8) 《中央致鄂豫皖苏区党省委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9) 鄂豫皖省委《关于反四次“围剿”及坚持斗争给中央的报告》，1935年1月15日。

(1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87页。

(11) 蒋介石：《剿匪要实干》，《蒋总统集》第1册，台湾“国防研究院”1961年版，第609—611页。

(12)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敌情和军事行动问题的请示报告》（1932年9月23日），《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第36页。

(13) 《红色中华》第40期，1932年11月14日。

(14)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285页。

(15)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向北行动工作的训令》，1933年1月1日。

(16)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

(17)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作战计划致周朱王电》，1933年2月4日。

(18)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19) 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反共戡乱》上篇第3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577页。

(20) 《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反共戡乱》上篇第3卷，第600页。

(21)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5页。

(22) 朱德：《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验与教训》，《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23)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4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25) 《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反共戡乱》上篇第3卷，第605页。

(26)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页。

(27)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3卷，第22页。

(28) 《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反共戡乱》上篇第3卷，第613页。

(29)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173页。

(3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90页。

(3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91页。

(32) 《三月二十日的电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8—69页。

(33)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176页。

(34) 彭德怀、滕代远签署的《草台冈战役详报》

(35) 《红色中华》第71期，1933年4月20日。

(36) 《红色中华》第71期，1933年4月20日。

(37) 《红色中华》第71期，1933年4月20日。

(38)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09页。

(39)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1984年版，第233—234页。

(40) 蒋介石：《庐山军官团训练的要旨和训练方法》，《蒋总统集》第1册，第633页。

(41)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283页。

(42) 《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反共戡乱》上篇，顾祝同序。

(43) 《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117页。

(44) 《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反共戡乱》上篇，“剿匪”第4卷，第14页。

(45) 《碉堡业务报告书》，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6) 《五次围剿战史》下册，第9图。

(47) 《中央信托局经办各项军械军火及航空器材数额统计图》，193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48) 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2），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241页。

(49)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4卷，第5页。

(50)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4卷，第11页。

(51)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0页。

(52)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4卷，第20页。

(5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76页。

(54) 《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55)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07页。

(56)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1974），德国人，曾在苏联军事学院学习，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东北做情报工作。后在上海被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留用为军事顾问。1939年返苏联，后回东德。

(57)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6页。

(58) 《军委关于消灭进逼黎川之敌的作战部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359页。

(59)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页。

(60) 《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1933年11月20日。

(61)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4卷，第45页。

(6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页。

(63) 《军委对各部任务及动作的指示》，1933年11月28日。

(64)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

(65)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66)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193—194页。

(67) 《五次战役之第二步的决战关头我们的任务》，1934年4月23日。

(68) 《战斗报》社论，1934年4月28日。

(69)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66页。

(7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67页。

(71)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06页。

(7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404—405页。

(7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405—406页。

(74)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5卷，第4页。

(75) 参见广州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关于红军同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的几个问题》。

(76) 胡羽商：《共匪西窜记》，羽高书店1947年11月版，第90页。

(77)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第127页。

(78)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5卷，第13页。

(79) 《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36页。

(8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41—442页。

(8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46页。

(82)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党史资料》第6期，第8页。

(83) 王多年：《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5卷，第19页。

(84) 蒋介石1935年1月19日电，《红军转战贵州》，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编印，1981年，第96页。

(85) 《红军在贵州资料汇辑》第2辑，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编印，1983年，第40页。

(86) 蒋介石1935年3月19日电，《红军转战贵州》，第27页。

(87) 1935年4月2日电文，《红军在贵州资料汇辑》第2辑，第657页。

(88) 晏道刚：《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89)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90) 薛岳：《剿匪记实》（1936年冬）。

(91) 1935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

(92)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1927年4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1），第1页。

(93) 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1928年7月18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55页。

(94) 《法西斯蒂与中国出路》，《社会主义月刊》第1卷第7期。

(95)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279页。

(9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1），第58页。

(97) 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蒋总统集》第1册，第580页。

(98)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6页。

(99) 茹春蒲：《文化统制的根本意义与民族前途》，《前途》第2卷第8期。

(100) 李冰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统制》，《前途》第2卷第8期。

(101) 茹春蒲：《文化统制的根本意义与民族前途》，《前途》第2卷第8期。

(102) 《国民政府公报》第51期，1928年4月。

(103) 《孔府档案》。

(104) 《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蒋总统集》第1册，第565—566页。

(105) 《庐山训练集》上编，第167页。

(106) 《续修曲阜县志》第1卷，第27页，1934年版。

(107) 《申报》，1934年8月30日。

(108) 《教育杂志》第23卷第9号，“教育消息”。

(109) 《国民党为破坏中共革命宣传开始邮电检查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0) 《出版法》于1930年3月17日订立，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78—84页。

(111) 《出版法施行细则》于1930年5月订立，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84—87页。

(112)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东方杂志》第28卷第3号，第121页。

(113) 普罗文学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普罗”是法文和英文译音的缩写，当时进步作家为避免国民政府注意而采用的译名。

(114)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232—234页。

(115) 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25页。

(116)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61—462页。

(117) 《花边文学·序言》，《鲁迅全集》第5卷，第418页。

(118)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61页。

(119) 《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246—277页。

(120) 张静庐主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第145、164—172页。

(121) 《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大美晚报》（上海），1934年3月14日。

(122) 《大美晚报》（上海），1933年11月13日。

(123) 《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379页。

(124) 《大美晚报》（上海），1933年11月13日。

(125)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

(126)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794页。

(127)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794页。

(128)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稿》，台湾实践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页。

(129)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的训词——“教养卫”》，《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45页。

(130)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的训词——“教养卫”》，《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52页。

(13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53—757页。

(13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58—762页。

(133)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革命文献》第29辑。

(13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65—766页。

(13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72页。

(136)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言论集》，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50—51页。

(13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68页。

(13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72—773页。

(13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70—771页。

(140) 蒋介石：《新运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74页。

(141) 《新生活运动纲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71页。

(142) 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新生活月刊》创刊号。

(143)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58页。

(144) 蒋介石：《新运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74页。

(145) 陈又新等编：《新生活运动之理论与实际》第2编，南京警官高等学校1935年版，第19页。

(146) 陈又新等编：《新生活运动之理论与实际》第2编，第19页。

(147) 《新生活促进总会会刊》第14期，第17页。

(14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74页。

(149) 《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新运促进总会1936年编印，第49页。

(150) 《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24页。

(151) 《总会迁京经过》，《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附录》。

(152) 《二十五年度本会工作概况》，《新运导报》第4期，第85页。

(153) 《新运促进会战时工作简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2页。

(154) 《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23页。

(155) 《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669—670页。

(156) 《新运导报》第3期，1937年2月发行。

(157)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之感想》，《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83—784页。

(158) 蒋介石：《关于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的广播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第787页。

(159)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6—147页。

(160)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161) 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页。

(162) 《黄仁霖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第五章　华北事变和国民政府的对策

第一节　1935年的国际环境

一　法西斯侵略的加紧

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主义首先在意大利攫取政权。进入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更加深化，法西斯主义势力再次抬头。1933年1月，以德国建立希特勒法西斯政权为开始，接着奥地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各国都建立了极权主义政权。在亚洲，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法西斯势力已控制了军部，实现了军部法西斯化。正是在军部的推动下，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又大大提高了法西斯的地位，扩大了军部的影响。军部法西斯分子利用这一有利形势，频繁制造政治事件、暗杀、政变等，进行一系列恐怖活动，加剧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军部还乘机要挟内阁废弃政党政治，建立军部独裁。同时，英、法、美等国家中也兴起了法西斯运动。到1934年12月，法西斯主义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竟然召开了国际性法西斯会议。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表明，在资产阶级统治基础相对薄弱，封建主义、军国主义传统影响较为强烈的某些后起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中最富于侵略扩张要求和专制主义倾向的集团，为了对抗由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挽救濒临崩溃的资产阶级统治，为了争夺市场、领土和霸权，重新瓜分世界，终于摒弃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统治形式，而走上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的道路。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于1922年10月30日建立以后，墨索里尼怀有巨大的帝国主义野心，扬言要重建“新罗马帝国”，把地中海变为“意大利湖”，觊觎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处心积虑地侵入非洲，采取了一连串的侵略扩张行动：1923年侵占希腊科孚岛，1924年—1931年征服利比亚，1934年蠢蠢欲动为侵略埃塞俄比亚进行准备，1935年10月入侵埃塞俄比亚。

希特勒于1933年1月夺取了德国政权。纳粹德国建立之日起，就以夺取世界霸权为目标，其最终的军事企图是征服全世界。纳粹党对内强化独裁体制，扩军备战；对外则以建设欧洲新秩序为目标，开始公然否定凡尔赛体系。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借口军备的不平等，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五天后德国继日本之后又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10月，希特勒秘密下令把陆军由《凡尔赛和约》规定的10万人限额增加到30万人，海军人数增加一倍，并秘密建造两艘2.6万吨级的战斗巡洋舰。1935年3月，戈林宣布重建德国空军。同月16日，希特勒颁布法令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规定25岁以下男女青年必须在战略工事、飞机场等地，进行强制义务劳动。经过紧张的扩军备战，德国军国主义已经复活，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就要开动起来了。

在亚洲，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挑战也在进行。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夺取了中国东北，接着又进一步向热河、察哈尔和华北其他地区扩张侵略势力。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2月21日开始向热河进攻，仅十几天时间就占领了热河全省，并在3月初进抵长城各口。守卫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激于爱国热情奋起抵抗，屡败日军。日军进攻长城各口受挫后便转向滦东进攻，占领密云、遵化、唐山等二十二个县。与此同时，在察东的日军从赤峰出发，进占商都、张北等县。在大片国土沦丧，平津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南京政府再次向日本妥协，5月31日同日本关东军签订《塘沽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塘沽协定》之后，日本侵华野心进一步膨胀，进一步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进行挑战。日本继1933年3月27日宣告退出国联后，于1934年9月又宣布废止《华盛顿条约》。日本采取的这些措施，打破了英、法、美苦心营造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种种束缚与限制，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扫除障碍。

从欧洲到亚洲，在30年代中期，法西斯势力更加猖狂，在世界各地着手点燃侵略战争的火焰，世界战争的危险正在威胁着各国人民。但是，西方大国面对法西斯势力的战争挑衅，采取了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从而更加助长了法西斯侵略的气焰。

二　日本侵华政策新方案的确定

日本通过长城作战逼迫中国签订《塘沽协定》后，虽暂时中止了对关内地区的军事进攻，但没有停止对华北的侵略。日本感到须在北方加强对苏备战，难以抽出更多兵力，而且用武力夺取华北，势将引起国际战争，固宜力避；但中国政局纷乱不已，北方军队号令不一，又对蒋介石怀有二心，如果日本乘席卷东北之威，临华北以压境之兵力，更佐以反间之谋略，可以不经过真正之战争，达到建立傀儡政权，分离华北之目的。为此，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其中关于华北问题的政策主要有两条：“（一）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运动，保持并延伸这一形势的发展。（二）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¹⁾9月25日，日本海军方面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将中国分作华北、华中、华南三大部分而制定对策，其中作为一个独立问题明确使用了“对华北方策”的说法。该方针表明，日本在华北的方针不仅“通过履行停战协定，根绝抗日排货及其他反日运动，消除党部势力等，使华北的空气转向亲日”，而且要“逐渐在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政令之外，恢复同日满两国的依存关系”⁽²⁾。日本陆军也于10月2日提出《帝国国策》，公然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³⁾。接着，日本陆军省于11月30日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明确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⁴⁾。这样，日本陆军与海军经过反复协商和讨论，一致确定了在华北“根绝排日”、“削弱国民党的势力”和“与中央政权”分离的政策。

日本军部策划的分离华北政策，终于得到日本政府的确认。1934年12月7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官员经过协商，制订了《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提出日本在华北要达到的目标是，“形成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的情势”，其政治上应努力达到“伸张我方权益和形成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不论华北政权的主要班底由何人组成，均不能无视在华北的日、满、华特殊关系”⁽⁵⁾。据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记录，日本所希望的结果大约有四种：（一）华北五省独立；（二）华北五省自主；（三）以河北省为中心建立自治地带；（四）设立局外中立裁兵地区⁽⁶⁾。

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决策，迅速贯彻到关东军。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第二课长石本寅三、第三课长原田义和、参谋河野悦次郎、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驻济南武官花谷正、驻上海武官影佐祯昭及驻平津武官等均出席。会议历时两天，除讨论加强对“满洲国”统治的措施外，着重研究分离华北问题，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始终企图整个问题之解决，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以贯彻其最后吞并华北之主张”⁽⁷⁾。会后，关东军派土肥原考察中国南北各地形势，策划西南地方实力派进行反蒋活动。3月，关东军在土肥原回东北汇报其活动情况后召开第二次大连会议，并于3月30日确定了对华政策，提出“对于华北——（一）依据《塘沽协定》暨附带协议事项伸张日本既得权，导引华北政权绝对服从。（二）为使将来以民众为对象、在经济上造成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即须迅速促进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⁸⁾。这样，日本政府与军部经过近两年的讨论与研究，从上到下统一了对华北的分离政策，下一步就是开始实际步骤，即以分离为目标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

第二节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一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

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共同商定，为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将该五省作为和在日本领导下的满洲国保持密切关系的一个自治区域”，首先“以制造事端作为提出要求的借口”⁽⁹⁾，将国民党势力逐出平津及河北省，最后达到“黄河以北事实上之独立目的”⁽¹⁰⁾。因此，5月间制造一个“河北事件”，6月间又制造一个“张北事件”，然后以此为借口提出苛刻无理的强硬要求，逼迫冀察地方当局接受其条件。

所谓“河北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与中国驻屯军联合制造的一项阴谋，主要指两件事：一是天津日本租界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所引起的风波；一是日军“围剿”抗日武装孙永勤部的军事行动。

5月2日深夜11时左右，天津日本租界汉奸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遭到枪击。日租界巡捕闻声赶到，未获凶手，将胡送至租界盐谷医院，因伤势过重于次日晨毙命。在胡恩溥遭枪杀五小时后，即5月3日凌晨4时左右，另一个汉奸报《振报》社长白逾桓在日租界须磨街义德里二十二号私宅内被枪杀，白身中三枪，当日本警察署人员赶到现场时已身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胡白被杀案。胡、白两人都是接受日本津贴的汉奸。他们受日本军方指使发行中文报纸，传播所谓“泛亚细亚思想”，为日本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他们在日本租界办报，在日本租界被暗杀，中国当局自然不负任何责任。但是，日军却诬为“蓝衣社”所为。胡白案件的行刺人是谁，迄今仍是悬案。不论暗杀者是谁，日方利用该案作为寻衅的借口则是事实。

5月11日，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辅佐官高桥坦到北平军分会会见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此次暗杀胡白事件扰乱了日本租界的治安，情形严重，日方万难漠视。他说在一天内暗杀两人，计划周密，必有多数经费及人员，决非少数人所为，想系国家机构或有力的团体所为，省市政府或系知情不敢取缔。何应钦以“白胡被刺事件，因系发生在日租界，我政府无从明了其真相”作答⁽¹¹⁾。同日，高桥坦又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北平特派员程锡庚，仍称暗杀胡白案与中国的蓝衣社、宪兵特务队及青红帮有密切关系。高桥坦信口雌黄，却提不出确切证据。

正当胡白被杀案交涉不可开交之际，日方又提出所谓遵化县当局庇护并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问题。孙永勤部是活跃在热河省南部长城一带的一支抗日武装。早在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孙永勤就在家乡兴隆县黄花川领导农民暴动，组织抗日“民众军”，发动抗日武装斗争，打击日伪势力，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934年2月，中共冀东特委派委员王平陆到孙部，民众军自此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任军长，下辖四个纵队，队伍发展到五千余人。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攻克敌据点一百多个，消灭日伪军1.5万多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¹²⁾。

1935年2月，救国军在日伪“协剿”之下，被迫转移到河北遵化县境内。5月，在茅山地区遭五千余日军包围和国民党军的协同“会剿”，孙身患重病仍坚持指挥抵抗，不幸中弹牺牲，余部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镇压了这支人民武装的反抗斗争，接着又借口孙部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于5月20日由高桥坦向何应钦递交关东军书面通知的两项决定：（一）这次遵化县长等确有庇护孙永勤股匪的事实，过去国境附近的中国官吏也庇护过扰乱热河秩序的股匪，这是不能容许的。因此，关东军追问其责任。（二）关东军数月来虽然在扫除扰乱热河的孙永勤股匪，然而因为中国官方的庇护，动辄向中国领土内逃遁，因而不能消灭之。因此，日军不得已自动进入遵化一带，以期彻底消灭之⁽¹³⁾。

日本为利用上述事件进一步压迫南京政府，于5月2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偕驻华武官辅佐官高桥坦，一同到北平军分会居仁堂，访何应钦及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首先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两点警告：

一、中国方面官宪主动地对满实行阴谋，援助长城附近的中国义勇军，对日实行恐怖主义等，是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而且其发动的根据地在北平、天津。如此，日军遂不但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而进入战区，且实有将北平、天津两地划为停战地区的必要。

二、胡白之被杀案，鉴于胡白是日本军使用之人，所以践踏了庚子事件关于归还天津的交换公文⁽¹⁴⁾，不仅是明显的排外行动，而且实为对我日本的挑衅。实行排外行动，其后果的严重性，看一看庚子事件及满洲事变即可明白。

今后在发生此类行为或预知要发生时，日本军根据条约的权限，如果认为有自卫的必要将采取行动。而且，对由此而发生的事态，日军不负责任⁽¹⁵⁾。

然后，酒井、高桥提出如下要求：

一、蒋介石放弃对日二重政策。

二、起码把下述各机关，即宪兵第三团及类似团体、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国民党党部与蓝衣社撤出华北。

三、撤走作为上述各机关后盾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

四、罢免事件的直接间接当事者蒋孝先（宪兵第三团团长）、丁正（该团副团长）、曾扩情（政治训练处长）、何一飞（蓝衣社平津办事处长）。

五、罢免于学忠（河北省政府主席）⁽¹⁶⁾。

面对日方蛮横无理要求，俞家骥答复立即打电报向黄郛报告；何应钦则表示，关于罢免当事者等，要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尽量加以处理，其他在调查之后务必求得中日关系的改善。对此，酒井、高桥很不满意，进一步强调说：“不仅是在何应钦权限范围内，而是必须在华北迅速实现放弃蒋介石的二重政策。”最后附言道：“今天不是来商谈的，而是通告我军的决心！”⁽¹⁷⁾气势汹汹，颇有下最后通牒之意。

酒井、高桥提出要求后，日方从各方面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5月30日，驻天津日军一个中队乘坐装甲车，手持机关枪、轻型炮等，在河北省政府门前举行武装示威。同时，日本飞机也飞临平津上空低飞盘旋。31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向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提出书面抗议，以策应军方的行动。与此同时，日本驻上海武官矶谷廉介于5月30日访晤黄郛，驻南京武官雨宫巽也于5月31日和6月3日两次访晤外交次长唐有壬，压迫国民政府方面接受日方要求。

在日方压力下，何应钦多次致电蒋介石、黄郛商讨对策，并提出在可能范围内决然自动办理数件的建议。这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南京政府，正集中力量对长征途中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对日方在华北的挑衅则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决定满足日方要求撤退宪兵第三团及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党部亦可考虑停止活动及宣传，并由何应钦向于学忠征询免职的意见。5月31日，南京政府命令原定7月1日迁往保定的河北省政府，提前于6月1日起开始迁移，并令何应钦尽量按日方要求“妥善办理”。6月1日，又把蒋孝先、曾扩情等免职。6月3日，蒋介石亲自把张学良由汉口召到成都，商量改组河北省政府和于学忠他调问题。至此，日方5月29日提出的要求，南京政府方面基本上一一落实了。

然而，日方并不满足，酒井、高桥又于6月9日向何应钦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第五十一军撤退，并将全部离开河北日期告知日方；（三）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四）全国排日行为之禁止⁽¹⁸⁾，同时要求解散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蓝衣社、励志社及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等行政官吏。6月10日，何应钦会见高桥，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指令，以口头形式答应了日方的全部要求。同日，南京政府发布《敦睦邻邦令》，要求人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¹⁹⁾。但日方对此仍不满足，催逼中方用文书形式答复。11日，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派高桥给何应钦送去一份“备忘录”，要求：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正、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用有碍中日关系之不良人物；（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²⁰⁾。7月6日，何应钦经汪精卫同意复函梅津，内称：“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²¹⁾中日双方以梅津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的特殊形式实际达成的协议，史称“何梅协定”。该协定是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使日本又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部分主权，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气焰。

河北事件的交涉尚未落幕，土肥原又制造张北事件。6月5日，日关东军驻阿巴嘎旗特务机关长大月桂等四人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在张北县被中国驻军扣留，不久释放。11日，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借口四名日本军人受到恐吓，向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三项要求：（一）惩办直接负责人；（二）第二十九军军长亲自道歉；（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并威胁说，五日之内得不到回答，日军将自由行动⁽²²⁾。秦德纯感到事态严重，12日赶到北平向何应钦等报告事件经过和日方要求，并请示应付办法。

在松井提出要求前，驻热河的日伪军从6月9日起开始侵扰察哈尔省境，占领永安堡等地。11日，热河伪军进犯东栅子；12日，伪满国境警察队进攻小厂，均与二十九军发生冲突⁽²³⁾。

日本为了利用张北事件在华北攫取更多的权益，6月17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召集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张家口日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等，共同制订《对宋哲元交涉要领》，规定交涉的目的是，“希望使宋哲元军队今后绝对不能在察哈尔省内妨碍我行动”，并为此向宋哲元提出：（一）第二十九军撤至长城西南地区；（二）解散一切排日机关；（三）宋哲元谢罪并处罚张北事件负责人。以上要求限两周内答复，并由土肥原负责交涉⁽²⁴⁾。

6月23日，土肥原、高桥、松井与察哈尔省代理省主席秦德纯在北平举行谈判。关东军为配合土肥原谈判，调四千余兵力在古北口、南天门等长城一线进行实弹演习。在关东军咄咄逼人的威胁下，南京政府又一次妥协退让。6月27日，秦德纯根据南京政府的训令同意日方的下列要求：（一）对张北事件表示遗憾，将事件责任者免职；（二）撤退排日机关；（三）尊重日本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四）二十九军撤出昌平、延庆、大村堡长城一线以东及独石口至张家口一线以北地区；（五）自6月23日起，两周内撤退完毕；（六）同意日本在察哈尔设置机构，聘请日本人为顾问，不干涉日本在内蒙的活动等⁽²⁵⁾。此即《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日本根据此协定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的北部地区。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使华北几乎成为非武装地带，从而便利了日本的下一步侵略行动。紧接着，日本即以军事为后盾，策动华北“自治”，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二　华北“自治”事件

在“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签订后，日本便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包括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在内的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在关内制造第二个“满洲国”。9月24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公然声称：“依靠华北民众的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并存的基础。”并宣布日军对华北的三点态度：“（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为此，必须改变和建立华北政治机构”⁽²⁶⁾。多田声明集中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分离华北的侵略政策。

多田的分离华北言论，不仅反映军部侵华激进派的思想，而且也得到陆相和日本内阁的支持。9月28日，陆相川岛义一综合陆军各方面的意见拟定的《鼓动华北自主案》提交给内阁，并于10月4日获得正式通过。这样，日本分离华北的活动提上了日程。

日本分离华北的活动，即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是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共同导演，由驻屯军参谋人员及驻华武官穿梭于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等地具体策划的。10月，土肥原带着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分治华北的使命到华北。其计划是：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土肥原将此计划上报关东军，并得到批复：“最迟11月中旬，对宋哲元工作必须搞出头绪。”⁽²⁷⁾土肥原按此计划开始谋略工作，他先是将领导华北“自治”运动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滞留华北的失意军阀吴佩孚等身上，但未成功。他又把目光转向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但阎锡山在民族危机的刺激、蒋介石的安抚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没有坠入日本的圈套。土肥原策动阎锡山失败后，又把目标转向宋哲元，他向宋哲元等人提出要求：（一）政治方面，通电宣告成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政府所任命的华北官员一律罢免，并控制北平、天津的反对华北自治言论。（二）经济方面，建筑津石（天津至石家庄）铁路，修改天津海关税则，便利日货输入，打击英美贸易⁽²⁸⁾。宋哲元拒绝了土肥原的要求，并在10月19日发表公开谈话，说他就职后即奉中央睦邻令努力进行，在互不侵犯、平等的原则下与日本交涉，决无文字或口头上之任何秘密条件⁽²⁹⁾。土肥原乃商妥关东军出兵威胁，并于11月11日向宋哲元提出限令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五个师团的兵力攻取河北，六个师团的兵力攻取山东。

土肥原一方面对二十九军军政官员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操纵汉奸进行“自治”活动。他于11月19日策动汉奸组织所谓“河北民众代表联席会议”、“中华民主同盟会”、“国民自救会”、“山东人民自治协会”、“绥远军政自治协会”、“河北全省人民自救会”、“察绥商民联合会”、“天津工商联合会”等团体，联名致电北平宋哲元、保定商震、山东韩复榘、太原徐永昌、绥远傅作义、察哈尔张自忠、北平秦德纯、天津程克、青岛沈鸿烈等，要求开放政权，允许“自治”⁽³⁰⁾。这些所谓“民众团体”还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五全大会，要求“自治”⁽³¹⁾。同时，停战区各机关、华北新闻公会、各学校在殷汝耕鼓动下，也出现了与之相呼应的舆论⁽³²⁾。一时间，华北“自治”的叫喊声甚嚣尘上。

关东军与驻屯军均全力配合土肥原等人的活动。11月12日，多田骏军司令官飞往济南会晤韩复榘，次日又有十余名日军将校至济访韩。韩复榘乃于11月13日向国民党五全大会发出要求开放政权的通电。而关东军也于11月12日向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长发出命令，令独立步兵第一联队等部于11月13日前在山海关附近集中，准备进入华北⁽³³⁾。同时，日本海军还命令巡洋舰、驱逐舰驶往天津大沽口⁽³⁴⁾。日本飞机则连续侵入北平上空。这是关东军以陆、海、空军三方面之示威指向宋哲元，从而表明日本侵略势力已经不惜动用武力来策动华北“自治”运动。

宋哲元接到土肥原限期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的通牒后态度有所软化，宋以平津卫戍司令名义于11月11日向国民党五全大会发出要求结束训政、开放政权之通电⁽³⁵⁾。13日，宋哲元又向南京政府发出电报说，“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处于在11月20日至22日之间不得不宣布自治的苦境”⁽³⁶⁾。到19日，宋的态度进一步软化，甚至准备向日方妥协。当日他给何应钦的电报说：“刻下环境至为明显，似非少数军人自由之行动，彼方要求，必须华北脱离中央，另成局面，迭经拒绝，相逼益紧，不得已拟在拥护中央系统之下，与之研商，以（一）不干涉内政，（二）不侵犯领土主权，（三）平等互惠为限度，作进一步亲善表示。”⁽³⁷⁾所谓“进一步亲善”，实即准备“自治”的同义语。此时华北情势遂呈现空前紧张，外交部驻平特派员程锡庚于11月18日报告南京说：“华北新组织因彼方威迫限20日以前实现，否则将自行办理。现当局陷于不得不屈服之势，华北政局变化恐难幸免，唯地方尚称安谧。”⁽³⁸⁾

面对华北河山瞬息变色的危急关头，南京政府在军事、外交方面予以应付，采取挽救危亡的措施。11月10日即宋哲元发出真电的前一日，蒋介石特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保定、北平，对宋哲元、韩复榘称：“中央政府对华北的具体方案已经决定，故为局部自治或独立运动而狂奔极为不利。”⁽³⁹⁾蒋介石还接连致电宋哲元，勉励宋在日本武力威胁和政治压力面前，“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并说“国家存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仍以百折不挠之精神与以不卑不亢相周旋。如能以最大之忍耐，而加以最后牺牲之决心出之，则无不可为之事”⁽⁴⁰⁾。在11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南京政府其他要人也纷纷致电宋哲元予以鼓励。这时，蒋介石根据五全大会的精神，作了军事与外交上的部署。在军事上，以“在南京附近进行特别大演习，集中了几个师，并且把其中的一部分沿陇海线北上佯动，又准备了许多军用列车”⁽⁴¹⁾，摆出将要北上的态势；在外交上，指令中国驻日使馆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制止土肥原分离华北的行动，同时密切注意日本的动向。当蒋介石于11月19日晚得悉“日本内阁与元老等恐惹起国际纠纷，不准行使武力”⁽⁴²⁾的情报后，立即电示宋哲元，告以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的资格，令立即停止与土肥原间的谈判⁽⁴³⁾。第二天，蒋介石还针对宋在19日给何应钦电报中提出的拟在拥护中央系统下与日妥协的主张复电宋，严厉予以斥责说：“来电所称，拟在中央系统之下，以不干涉内政，不侵犯领土主权及平等互惠为限度”，是中了日本“诱陷之毒计”，“已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⁴⁴⁾。这时，北平各大学的校长、教务长等五十余人，当面向宋哲元表示，他们一致反对“自治”运动，要求宋力撑危局，勿使国家领土主权招致分裂⁽⁴⁵⁾。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宋哲元于11月20日让萧振瀛向北平报界宣布“华北事件停止谈判”，并通知土肥原“不能于20日宣布自治”⁽⁴⁶⁾。土肥原逼宋哲元于20日宣布“自治”的计划遂告破产。其后数日内，土肥原对宋哲元继续加以逼迫，并怂恿冀东“非武装区”专员殷汝耕于11月24日宣布“自治”，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伪冀东防共委员会的建立，不仅使宋哲元获得拒绝即行宣布“自治”的借口，且触发了华北各大学教授的严词指责，以及学生抗日运动的蓬勃开展，英、美两国亦表示严重之关切。正是在以上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政府指示关东军，应对华北“自治”力谋轻缓之候。结果，在南京政府的主动提议下，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它是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虽隶于南京政府，但也为适应华北的特殊情况而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冀察政委会设立，使日本军方所期盼的“自治”政府完全失去设立的根据，土肥原扰攘数月之分离华北阴谋只得暂时搁置。

三　内蒙“自治”运动

民国以后，内蒙古在行政区划上经历了两次变动。1915年，北洋政府将内蒙古的绝大部分划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1928年9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决定将上述特别区改为行省。1935年前后，内蒙古共有六个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两个特别部（呼伦贝尔部、察哈尔部）、四个特别旗（土默特旗、阿拉善霍硕特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依克明安旗）和一个牧场（达里冈崖牧场）。这些盟、部、旗分属于热河、察哈尔、绥远、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七个省。内蒙古地区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曾长期担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战后回忆道：“在地政学上看，内蒙古地区在东亚大局中占一个重要地位。内蒙古是中国本土与‘满洲国’利害冲突点，也是中、日、苏利害交叉点。”⁽⁴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征服“满洲”，即意味着征服内蒙古的开始，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卓索图盟。1932年3月12日，日本内阁通过《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声称：“对于满蒙，力求在帝国的支持之下，使该地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各种关系上体现作为帝国生存的重要因素的作用。”“由于满蒙的现状可以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成为一个政权统治下的地区，应逐步诱导，使它具有作为一个国家的实质。”其目的在于“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不允许有外来捣乱行为”⁽⁴⁸⁾。

1933年春，日军占领昭乌达盟和热河省全境后，整个内蒙古东部沦为日本的军事统治范围，内蒙古西部则直接暴露于日本的进攻矛头之下，日本侵略者自1933年起将进占内蒙古西部作为“内蒙工作”的重点。“内蒙工作”实施的第一步是寻找傀儡和代理人。按照先以察东和锡盟为施策目标的侵略方针，日本侵略者在察东扶植李守信，在锡盟拉拢利诱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是年初，李守信在通辽特务机关长田中玖的策动下，投靠关东军。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要求李守信同日本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李守信说：“关东军送你子弹22万发，手提机枪15挺，韩林春步枪25支，到奉天兵工厂去提取。另外，送你3万元。”⁽⁴⁹⁾3月，田中玖任命他为“热河游击师司令”。5月，关东军为稳定伪满洲国西南部与察哈尔省相接的“国境”地带，指令对李守信加紧进行工作，并指导该军按照既定方针，在察哈尔东部一带扶植亲日“满”势力，同时逐步使其势力向乌珠穆沁方面扩张。从此，关东军正式利用李守信的伪军向内蒙古西部扩张，并任命他为“察东警备司令”。8月，李守信部占领察东重镇多伦。此后，多伦成为关东军侵略内蒙古西部的军事据点。1934年1月，日本陆军参谋部决定了《对察施策》，规定施策目标先定为察东锡林郭勒盟，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向西扩张范围。其方法以经济、文化为主（发展交通、开展贸易、开发实业、设立善邻协会等），继之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工作（建立蒙古军、巩固蒙古自卫军、设立通讯谍报机关等），使蒙古人于不知不觉间亲日附“满”，从而有利于“满洲国”的统治与国防，并使之成为对华北和外蒙施策的根据地。其施策任务由关东军领导下的特务机关实施⁽⁵⁰⁾。9月，关东军将多伦划为伪满洲国“察东特别自治区”，任命李守信为行政长官。“察东特别自治区”在日本人看来是“坚实的内蒙工作据点”⁽⁵¹⁾。

与军事上侵略察东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又在政治上策划分裂内蒙古。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制订《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提出要在内蒙古西部树立排斥苏、中两国势力的自治政权，于是开始了在内蒙古王公中物色和培植其代理人的工作。在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运动以前，日本侵略者拉拢蒙古王公是以锡林郭勒盟盟长索诺木拉布坦（即索王）为主要对象的。但索王对日人存有戒心，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日本虽以索王为拉拢的主要对象，而对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王很感兴趣。早在1930年冬，驻在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曾以游历为名，到苏尼特右旗以及贝子庙、浩特济左旗进行活动。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和日本军事教官英佐在扶桑馆请其吃饭。席间盛岛盛赞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以迎合、煽动德王。1932年，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大佐松井石根函介笹目到苏尼特旗“游历”，笹目到后却冒充喇嘛，长期潜伏在德王领地做谍报工作。德王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一心想建立“蒙古帝国”，欲利用日本人在内蒙古西部扩充自己的势力。“九一八”事变后，德王看到南京政府无力顾及边陲，就想联合各盟旗王公乘机向南京政府讨价还价，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1933年7月26日，德王和乌兰察布盟盟长云栋旺楚克（即云王）在绥远百灵庙共同倡导召开第一次内蒙古“自治”会议。8月，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开始对索王和德王进行策反工作。9月28日，德王等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内蒙古“自治”会议，向南京政府提出实行高度自治的要求。1934年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内蒙古设立推行自治的组织机构，派何应钦为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选云王为委员长，索王和沙王（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为副委员长，但实权掌握在秘书长德王手中。这样，德王就成为日本拉拢的主要对象。日本对于内蒙古西部各盟旗王公所进行的种种威迫利诱阴谋，是企图诱使各盟旗加入或在它的卵翼之下建立傀儡政权。当它对内蒙古西部蒙旗王公以“满”蒙联合的阴谋诱归“满洲国”未成之后，又改用所谓“大蒙古主义”作为煽动的口号。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对德王发动内蒙古“自治”表示祝贺，要德王“收回”长城以北的蒙古“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随后，关东军送给德王200支捷克式新枪和一些套筒式旧枪。是年秋，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来到苏尼特旗，拉拢德王进一步投靠日本。他对德王说：“你进行蒙古工作怎样？有没有困难？如有困难时，可向我说，我当尽力帮助。”⁽⁵²⁾是年冬，德王指使其亲信宝贵廷同李守信勾结，在内蒙古东部（伪满洲国境内）秘密招兵，并得到关东军的支持。不久，经德王准许，驻苏尼特旗特务机关长浦直德在德王家乡设立日本特务机关和架设电台。从此，德王和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的固定关系。

1935年1月，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研究和策划插手华北和内蒙工作问题。4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派参谋田中隆吉和蒙事处第二课长石本寅三会见德王。田中表示：“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合作。”⁽⁵³⁾是年夏，日本大使馆北平参赞渡边渡要求德王加强日蒙之间的合作，不必再和南京政府打交道。关东军为进一步拉拢德王，送其飞机一架。满铁株式会社总裁赠给德王整套的电影、照相和放映机一台。7月25日，关东军制订《对内蒙施策要领》，其方针是：“关东军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及为此作准备的平时诸项工作，并以便加强满洲国的国防和统治安全为目的，先图扩大强化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⁵⁴⁾在施策要领中，对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交通政策、经济工作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随后，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少将亲自出马拉拢德王。他偕同第二课长石本寅三大佐、参谋田中隆吉中佐等，于9月18日乘专机抵达乌珠穆沁右旗，在索王府与德王密谈，德王说：“前次田中参谋前来我旗，曾提到帮助我们建立‘蒙古国’的问题，我们很喜欢，希望日本帮助我们早日实现，并把东西蒙合并起来，完成蒙古独立建国。”板垣表示：“蒙古独立建国，我们日本是愿意帮助的。”⁽⁵⁵⁾12月，德王抵达长春，拜见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寿造，并同板垣和田中隆吉等就所谓“日蒙合作”进行具体会谈。德王表示不满意“满洲国”处理东蒙各旗的办法，希望日本能帮助内蒙先搞一个“独立”的局面，再帮助蒙古“建国”。板垣答复道：“好，我们尽量帮助你们，先送给日币50万元。”田中接着说：“还给你们5000条枪，作为扩充军队之用。”⁽⁵⁶⁾12月，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伪军李守信部占领察东张北、沽源、宝昌、康保、商都、多伦六县。至此，锡林郭勒盟十旗和察东六县陷入日伪魔掌之中。1936年1月，德王以蒙政会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驻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任命卓特巴扎布为“察哈尔盟盟长”。这是日本侵略内蒙古西部的一个重要举措。日伪控制了察东，为建立伪蒙政权和侵略绥远打下了基础。

日本策动德王的事实，南京政府很清楚。1935年夏，南京政府连续接到傅作义、阎锡山和宋哲元关于德王计划成立独立政府的密报。1936年1月18日，戴笠派驻张家口的特务获得“德王现已宣布自治，改年号为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六（应为七百三十一——引者）年，以红黄蓝白色旗为国旗，伪首都设张北”的情报⁽⁵⁷⁾。在此紧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先发制人，指责德王分裂国家。为防止内蒙古西部被德王夺走，于1月25日下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听命于南京和绥远省的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的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绥境蒙政会以乌、伊两盟和土默特旗为管辖区域；察境蒙政会以锡、察两盟为管辖区域。绥东四旗并入绥境蒙政会管辖。

“察盟公署”虽经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因此，德王亟需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协助扩编军队，于是开始了筹建“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活动。2月12日，德王在苏尼特右旗德王府大蒙古包中仿效成吉思汗大祭仪式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名义宣读誓词，决心“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⁵⁸⁾。日本驻苏尼特右旗特务机关长浦直德等参加了典礼。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前来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会议推举德王担任“蒙古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李守信为副总司令。日陆军省担心关东军的侵略行为过于显眼，为避免不必要的国际纠纷，要求其在全面吞并内蒙古西部的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主要通过特务机关及顾问控制德王。日陆军省制定《对内蒙措施实施要领》，规定对内蒙目前工作范围为锡盟、察盟、乌盟及阿拉善地区，使中国政令达不到这些地区。关东军对内蒙古军政府的指导，应依靠隐蔽和内部进行工作，主要通过特务机关进行，以最小限度的日人顾问团等辅佐之。在军政府管辖区域内，以亲日“满”为基准，以建设蒙古人的蒙古为根本。

伪蒙古军司令部地处偏僻，不足以扩大“独立”的影响，因此关东军极力怂恿德王将其改为“蒙古军政府”，迁往他处。2月21日，驻百灵庙的蒙政会保安队一千余人因不满德王的投日活动，在绥远当局的策动下，由保安科长云继先等率领倒戈投向傅作义，使德王苦心经营的武装瓦解，德王由此对傅怀恨在心，决定正式打出“蒙古军政府”的旗号，公开建立“蒙古国”。4月24日至5月1日，德王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主持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出席了会议。田中向与会的王公总管们表示：“大日本帝国政府体念蒙古民族的落后，要帮助蒙古独立进步，以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⁵⁹⁾并将他带来的八音子手枪多支分赠给各盟旗，有实力的王公每人一支，以资拉拢。大会最后一天进行选举，选出云王为伪蒙古军政府主席，索王和沙王为副主席。云王希望德王多负实际责任。5月12日，“军政府”在化德县嘉卜寺粉墨登场。德王在成立典礼上表示，该政权的成立“是为蒙古建国之前，作好进军之准备，积极从事训民养民，扩充兵力，以谋在友邦日本帝国的热心援助下，驱逐党阀，实现蒙古建国”的目的⁽⁶⁰⁾。成立大会上正式使用成吉思汗纪元七三一年的纪年，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参谋田中隆吉、化德特务机关田中玖、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参加了成立大会。今村祝贺“蒙古军政府”的成立，并强调日蒙亲善，协同一致：完成“蒙古军政府”所负之使命。云王、索王和沙王以正、副主席名义，任命德王为总裁，负实际责任掌握军政大权。伪府成立表示，内蒙古脱离中国隶属走上“独立”道路。这样，德王终于公开背叛祖国，走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道路。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即着手扩充伪蒙古军。兵源除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从伪满东三盟各旗招来的新兵外，又从锡、察两盟的各旗征来一批新兵。至1936年8月大致编制完成两个军共八个师，另有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宪兵队。以德王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统率五、六、七、八各师；李守信为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统率一、二、三、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总兵力约一万余人。“何梅协定”签订后，平绥铁路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羽山喜郎策动王英组织“西北防共自治军”。王英收罗土匪、流氓、失意军人约三四千人，编为五个旅，也编入伪蒙古军。这些军队，连级以上都有日本顾问官，是蒙汉伪军的实际指挥者。关东军补给伪军全部武器装备，承诺给德王每月3000万日元，战时补助讨伐费30万日元；日本令德王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察哈尔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商都，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关东军一面帮助德王扩编内蒙古伪军，一面鼓动他在“外交”上“应和满洲国缔结协定”⁽⁶¹⁾。德王于6月偕同李守信等人再访问长春，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与伪满外交部缔结所谓“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的“蒙满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伪满派遣玉春为驻伪蒙代表，伪蒙古军政府派金永昌为驻满代表。这样，伪蒙、伪满双方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德王又按照关东军的旨意，派伪军政府外交署长陶克陶赴冀东，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会商，双方政权缔结了以“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为内容的所谓“蒙冀协定”。这样，关内外三个傀儡政权连成一气，汉奸、蒙奸融为一体，共同充当日本侵略中国的走卒。

第三节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

自1931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依照国民党党章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1933年11月召开。是年3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开会，决定于7月1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关于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照常举行等问题，并通令海内外各级党部选举代表。后因忙于“剿匪”工作，加上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反对召集临全代会，6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以“时局关系，筹备不及”为由，决定停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径于11月12日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选出之临全大会代表，即作为五全大会代表。9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复以西南陈济棠、李宗仁电请五全大会延期，和“剿匪”工作正在进行，决定五全大会延期一年举行。1934年10月23日，蒋介石电请国民党中央将五全大会展期召开。25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四三次常会，决定：（一）延期举行五全大会；（二）定12月10日举行四届五中全会。随后召开的四届五中全会议定于1935年11月12日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依照历来惯例，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以前，须举行一次中央全会。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是日，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汇文中学、天津中西女子中学等11校学生自治会联名呈请国民党六中全会，要求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青年，并将呈文以快邮代电发给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呈文中说：“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约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万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见于今日之中国，此诚吾民百思莫解者矣。”⁽⁶²⁾呈文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内外政策的不满和改弦更张的强烈要求。

出席六中全会的中委百余人，各机关代表及党部职员共千余人，“其人数之多，为历届记录所未有”⁽⁶³⁾。原先参加过反蒋的冯玉祥、阎锡山，经蒋介石亲自邀请，也参加了会议，“尤使大会精神粹厉奋发”⁽⁶⁴⁾，“显示国内趋于团结”⁽⁶⁵⁾。

会前，蒋介石于10月19日致电冯玉祥说：“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都，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⁶⁶⁾23日冯玉祥复电说：“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他提出关于党务、政治、外交、军事共十三条建议，供蒋参考，其中关于党务者有：“一、开放党禁。凡能共同救国，无论个人或团体，应一律包容，以期集中力量，挽救危机。此条不论如何说法，非诚不能动人，非诚不能感人。二、解放言论。欲使人人能担负救亡责任，必使人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然后始能集众思，广众益，共谋国是。三、真正团结。消极方面，凡同志间已往有意见隔阂，应竭力化除，完全消释。积极方面，邀请展堂北来，但精卫亦不必离京，并与哲生、右任等诸同志，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共决大计。四、大赦政治犯。在宽字厚字上包容一切，使各能竭其所长，以报国家。”关于政治者：“一、非获得民心，不能救国，欲全国一致救亡，必先得民心，即凡人民所喜者兴之作之，否则除去之。”关于军事者：“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电文最后说，以上各点，“所关民族至巨，敢请决断施行。祥之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牲，皆无顾惜也”⁽⁶⁷⁾。蒋介石接电后，即复电冯：“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均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晤，俾得亲承教训，而慰契阔之思。务祈即日命驾，无任祷盼！”⁽⁶⁸⁾与此同时，10月13日，蒋介石由开封乘飞机抵达太原，往访阎锡山，邀请他赴京参加大会，阎亦表示同意。蒋介石日记记载：“由川飞陕、豫入晋，访问阎百川，商谈国事；彼面允入京，参加大会，并表示拒绝‘华北自治运动’。此实为华北局势转危为安之先着也。”⁽⁶⁹⁾26日，蒋又特派专机前往迎接⁽⁷⁰⁾。

全会开幕当日，由国民党中常委、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致开会词。礼成后，中委齐集阶前摄影后转身退上后阶。正在此时，晨光通讯社一名叫孙凤鸣的青年记者因痛恨汪精卫的亲日倾向，挤入人丛中一连朝他开了三枪。汪立即倒地，经急送中央医院抢救后脱险。全会仍照预定日程继续举行。

因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一些方针大计均留待五全大会讨论，故这次全会无甚重要议案，实际上是五全大会的一次预备会议。在这次全会上，冯玉祥联合李烈钧、程潜、柏文蔚、蔡元培等共22人提出了《救亡大计案》，要求：一、切实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理由是“本党主义重在解放六大自由，载之宣言，并迭经决议实行保障，现进行制定宪法，前项自由更应保障”。二、大赦政治犯，理由是“共和国家，原应实行政党政治，连年以政见不同，致遭缧者颇不乏人，现危亡益迫，正国家用人之时，应请颁布大赦，以系人心”。三、精诚团结。四、充实军备。五、注意防灾救灾等七项，并获得全会作为首要议案予以通过⁽⁷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实现抗日和民主的迫切要求。但人们更注意关心的是它能否施行的问题。李公朴在一篇短文中说：提案“决依法切实保障，这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我们知道过去政府对于保障人民言论信仰等的自由，也曾有过很多的决议，但总是议而不行，等于废纸。我们希望这一次的决议能够做到‘切实施行’四个字”⁽⁷²⁾。

全会共开了五天，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案》、《对于党务报告案》、《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教育改革案》等案。11月6日闭幕，于右任致闭幕词说，这次全会，“中央执监各委员除远在海外及少数直接指挥剿匪之官长外，几乎是全体到会参加，可算是第四届中央的第一次盛会”；充分表现了“精诚团结的历史精神”，“可以说异常圆满”。他强调为了救亡图存，必须进一步增强团结，“集中国力和充实民力”，“来挽救环境的艰难”⁽⁷³⁾。冯玉祥在日记中记：“为抗日南来，为抗日来赴会，不是为位置，不是为分赃的，不是为骂人的。”“六中全会今日闭幕了，一切办法均改为少长有序，整齐严肃了，不似以前之乱七八糟。”⁽⁷⁴⁾

二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继四届六中全会后，在“一心一德，励精图治”，“矢勤矢勇，继往开来”，“集中全党意志”，“发扬革命精神”⁽⁷⁵⁾等口号下，于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接开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是历届代表大会中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开幕前，国民党中央为“完成统一，齐一意志计”，曾派戴季陶、马超俊携蒋介石的亲笔信飞粤，邀请两广重要人物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等入京，共商国是。冯玉祥、阎锡山等几次电促粤桂中委北上赴会，说：“救亡图存，刻不容缓，欲达最大目的，必须举国奋起，聚天下智能，同赴国难，乃克有济。各地同志，咸集中枢，商决大计，尤为至要，故弟等先期入京，尽瘁襄助。……中央同人极望诸公命驾晋都，救民在斯，救国在斯，唯衡察之。”⁽⁷⁶⁾胡汉民当时在国外，大会前国民党中央及冯玉祥、阎锡山电促其回国，胡亦有回国的表示。大会开幕后，又决议电请他“早日返旆，共荷艰巨”⁽⁷⁷⁾。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成员集会磋商应否出席五全大会问题，意见不一。国民党元老邹鲁主张参加，说：“国家民族到这种危紧严重的时候，还不急谋团结御侮，决不是我们革命党人应有的行为，也不是同志对同志的态度，更不足使全国同胞深信我们忠于党国的一贯精神。”⁽⁷⁸⁾萧佛成、陈济棠、林云陔等都表示赞成，并决定北上。随后，李宗仁致电大会说：“大会至大无上之任务，在确定举国一致之对外国策，则过去因对外而起之内在矛盾自可迎刃而解。”“如大会痛下决心确定办法，任何使命，宗仁决不敢辞。……倘徒备议席，复何裨时艰。”⁽⁷⁹⁾萧佛成因病不能出席，致电林森、于右任说：“弟深为国危至此，惟有真诚相见，以团结之精神，赴国家之急难，始足以御侮救亡。现各同志均能共本此旨，悉力以赴，民族生存，党国复兴，端赖于是。弟虽因病，尚须调摄，然必自奋勉，以随诸公之后也。”⁽⁸⁰⁾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虽未前往参加，邹鲁和林云陔、黄旭初、张任民、韦云淞等数人均赴会。邹为元老派重镇；林系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心腹，完全可以代表陈；黄为广西省主席，“模范省领袖”；张是第四集团军参谋长，韦是重要师长，完全可以代表李宗仁和白崇禧。因此舆论认为：“如此人物，其分量尽可代表整个的两广，纵令陈、李、白三人不来，京粤合作的阵容，已算充分表现出来了。”⁽⁸¹⁾还说：“今日举行之大会，出席代表之盛，实包罗过去各派，现今各省。阎百川之南下，足使全国人士对华北现状得到一种慰安；冯焕章之弃嫌入京，自贻实际政治军事领袖一种恢宏大度之风范；而西南代表之多数贲临，实开党内团结之纪元。”⁽⁸²⁾“民国十八年以来所未有之盛况也”⁽⁸³⁾。中国共产党的巴黎《救国时报》的评论也指出：“国民党各派的首领纷集南京，差不多为蒋介石当权以后少见的现象。”“久苦国民党各派割据内哄祸国殃民政策的全国人民，也多少为之耳目一新。”⁽⁸⁴⁾

11月12日，林森致开会词说：“这次参加大会的代表及中央委员人数，超过了历届的纪录，内部的团结情形较之四次代表大会时更有增进”；同时指出，国难比四全大会时严重十倍，“我们应该讨论如何鼓起全国的热诚，集中全国的心思财力，以共济艰危的方案”。他要求全体党员“牺牲自由与贡献能力”，“我们要以党内牺牲自由的精神，来感动全国国民都为国家来牺牲自由；我们又必须加倍刻苦贡献能力，才可以团结全国同胞，人人贡献能力，为国家效命”⁽⁸⁵⁾。

大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孙科、林森、张继、戴季陶、居正、邹鲁、陈果夫、冯玉祥、阎锡山、顾孟馀等二十三人为主席团，由叶楚伧任秘书长。孙科、张继分别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报告，蒋介石作政治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

蒋介石在11月19日第四次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对外关系的政治报告中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敢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⁸⁶⁾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上述方针，全体代表无异议予以通过，确定“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付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⁸⁷⁾。这是国民党第一次表明了对日本侵略比较强硬的态度，标志着国民党已从一贯妥协退让的立场，开始向抗日方面的转变。

国民党蒋介石的上述转变，不只是表现在五全大会上。此前不久的某日，汪精卫请蔡元培共进晚餐，蔡“苦劝他改变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的态度，以推进抗战国策”⁽⁸⁸⁾，并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一面说着，一面两行热泪已经流到杯中⁽⁸⁹⁾。6月19日，国民党开中央政治会议，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及汪派外交次长唐有壬报告华北对日外交谈判经过，蔡元培、吴稚晖等相继发言，指责汪派对日妥协无度，糜烂地方。蔡元培站起来质问汪精卫：“对日外交究持何策？际此时局，殊有请外交当局说明的必要。”汪答：“对日外交这几年来均持‘忍辱求全’四字而行，现在亦复如是。”蔡又问：“忍辱云云，我辈固极明白，求全如何，却望予以解释。”汪避而不答。吴稚晖发言讥讽说：“求全两字极易解释，简而言之，是只忍辱以后求整个国家能完完全全送给敌人，勿兴抗敌之师，反而糜烂地方罢了。”⁽⁹⁰⁾汪精卫为此愤然退席。中政会不予理会，继续开会，向汪发难。于右任大骂汪是汉奸卖国贼，孙科更拍案怒斥汪等“一二小人公然卖国”，盛怒之下将桌上茶杯震翻滚地摔碎。6月下旬，南京政府监察院对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当事者黄郛、殷汝耕、袁良等六人媚日卖国行径提出弹劾，矛头仍然指向汪精卫。与此同时，国民党全国各省市党部联合电呈中央，抨击汪精卫“主持对日外交，过于软弱”，提出惩戒汪和唐有壬两人；冀、平省市党部工作人员，因华北事件被迫返京后，亦联合京中各党政机关的反汪派向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惩处汪精卫及其左右⁽⁹¹⁾。汪于是于6月30日托病离京赴沪，住进了医院，随后又赴青岛疗养。行政院务由副院长孔祥熙暂代。《国闻周报》当时发表一则简评说：“自河北事件发生以来，汪先生身当其冲，心力交瘁，以致旧病复犯。……汪先生的病，不是普通所谓政治病，但得病则由于政治。他的赴沪就医，反映着国家局面，在所谓冀察事件解决后，依然棘手与不安。”⁽⁹²⁾邵元冲8月14日的日记亦曾记其事说：“此数月中，汪因华北外交屈辱，备受国人指摘，中央亦多不满，故称病青岛。”⁽⁹³⁾

9月，蒋介石在日本《经济往来》杂志上发表《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文章，针对日本占领东北和在华北推行自治运动，指出：“中日两国悬案极多，然而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是满洲问题。日本的大陆政策，在满洲的支配，而中国则有保持领土的必要，于是中日关系便演成现在的难局。满洲问题如不能圆满解决，中日关系是无改善可能的。”“中国是一个完全自主独立的国家，我们领土与行政的根本原则，绝无放弃之可能。”并说：“中国对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的限度。”⁽⁹⁴⁾蒋介石在10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寇又向华北提出‘撤销军分会与撤换北平市长’之要求，闻之不胜气愤，舍备战外，更无第二条路矣。”⁽⁹⁵⁾邹鲁在五全大会前即已根据他的观察，认为说蒋不抗日是不对的，因此主张放弃“倒蒋”的口号⁽⁹⁶⁾。后又对人称：“蒋先生热诚抗日。”“中央已决定抗日。”⁽⁹⁷⁾另据冯玉祥11月15日日记记载，蒋对人说：“对日非抗不可。”⁽⁹⁸⁾又30日日记记载：“中央决定抗日，蒋先生一定抗日。”⁽⁹⁹⁾就在蒋介石作报告的第二天，即11月20日，蒋还致电保定的商震说：“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之可能，当下最大之决心；望兄毅然拒绝，切勿赴平，与中央共同存亡为盼。”⁽¹⁰⁰⁾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时，就有关“华北自治”问题明确表示：“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¹⁰¹⁾翌年1月，蒋介石向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和学生代表演讲时说：“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最后当然只有一战，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最后的牺牲。”⁽¹⁰²⁾

五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案》、《实施宪政程序暨政治制度改革案》、《召集国民大会及宣布宪法草案案》、《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切实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工作案》等有利于抗日的决议案。大会宣言指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国难严重之今日，纵观近年国势之变迁，审察吾国家今后生存之出路，检查过去之工作，深觉吾人此日若不舍弃个人之一切，贡献所有之能力，合同团结，以自效于国家，则革命大业将有中断之危，而民族前途有不可想象之惧。”为此提出了关于“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十条措施，即一、崇道德以振人心；二、兴实学以奠国本；三、弘教育以培民力；四、裕经济以厚民生；五、慎考铨，严考绩，以立国家用人行政之本；六、尊司法，轻讼累，以重人民生命财产之权；七、重监察，励言官，以肃官方而伸民意；八、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九、开宪治，修内政，以立民国确实巩固之基础；十、恪遵总理遗教，恢复民族自信，确立正当之对外关系，以保持国家独立平等之尊严，而达世界大同之目的；并且表示：“吾人处此国难严重之时期，所持以应付危局者，亦唯有秉持总理‘人定胜天’与‘操之自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之二大遗训，以最大之忍耐与决心，保障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生路。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¹⁰³⁾

尽管五全大会在有的决议中仍诬称共产党“为民族复兴之大患”，要求继续肃清陕甘红军，但由于华北局势日益严重，民族矛盾进一步上升，国民党内部反日倾向的增长，以及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得手，共产党和红军已不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反共和“攘外必先安内”已不是这次大会的主题。博古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指出：“在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内部的分化和斗争的基础上，产生了南京政府政策的动摇，他取消了某些以前的基本口号，把它放在第二位。……在五全大会上，国民党几年来的基本政治口号，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是暗淡下去了；‘剿共’‘反共’的口号，在大会的宣言的基本纲领是不见了，训政时期宣布了结束，准备召集国民大会，对于叛逆殷汝耕下了讨伐令，这些都是明显的变更。”⁽¹⁰⁴⁾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100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50人，中央监察委员40人，候补监察委员18人；此外还有由主席团拟定名单，经大会一致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委30人，中央监察委员及候补监委22人，总人数共计260人，为历届最多者，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开国民党之新纪元”。其中军界占40％强，党务占10％，政界占30％，边疆占5％，教育界占10％。舆论称“诚可谓党政军三位一体，中央干部之充实，为国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也”⁽¹⁰⁵⁾。蒋系人马得票最多，其中蒋介石得票第一，为495票，其次为陈立夫、陈果夫、何应钦；汪精卫所想举出的人选不独没有被选上，而且原来属于汪系的中执监委白云梯、邓飞黄、范予遂、郭春涛都纷纷落马，唐生智只得了一个候补执委，其部属何键、刘建绪反倒凌驾于他之上⁽¹⁰⁶⁾。正是对日本的侵略态度如何，导致了上述选举结果的这种现象。五全大会于11月23日闭幕。

五全大会后，邹鲁对记者说：“此次全会盛况，为历届大会所未见”，充分表现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精神”⁽¹⁰⁷⁾。他同时也指出，必须有共赴国难的办法，中央如无切实之办法，则各方同志不能不各本其热忱责任，以谋救国之途径，不特将意见益见分歧，恐人更将从而欺骗恫吓进而拆台，“党不堪问，国更不堪问矣！”⁽¹⁰⁸⁾邹韬奋在一篇短文中更直接了当地指出：“这次五全大会能举出几百个中央委员，所提的议案怎样多，所发的宣言怎样好，这都不是老百姓所注意的。老百姓所注意的，只是要问已发出的‘支票’‘兑现’的问题。”⁽¹⁰⁹⁾

11月下旬，在蒋介石指示下，由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会拟了《国防计划》方案，分国民训练、民兵训练、军实制造、要塞构成、交通建设等六项。同时，阎锡山与陈仪、张群、黄郛、熊式辉、杨永泰、黄绍竑还奉示会拟了《三十年防守国策》（又称《三十年自力更生国策》）。该文件指出：“今日言自存，非自力更生不可。欲图自力更生，舍增加国力外别无办法。于此国难迫切之时而言增加国力，深有赶不及之慨。但此为立国之有效方法，虽为时已迟，亦必须努力于此，以图补救。”“若只在外交上用力，纵获一时之胜利，终难泯将来之祸患，且恐愈演愈烈也。”因此他们提出增加国力，即集中人力，发展物力的主张。集中人力方面，提出疏通、团结、组织、训练，中央与地方，人与人间，应确实疏通隔阂，精诚团结；民众方面，应组织训练，统一意志，尤应注重实施适合现代中国人之教育，以作育人才，使达举国一致，自力更生之目的。发展物力方面，要求增进科学技能，开辟造产途径。为达到上述目的，要求详计划，专责成，严考核，当赏罚，并说：“以我国今日之处境，危亡迫切，已至眉急，若仍按经常办法，以图自力更生，万难赶及，必须以非常方法，增加速度，用促猛进。”⁽¹¹⁰⁾

三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

继国民党五全大会后，接着于12月2日召开了五届一中全会。会议重大决议是订于1936年5月5日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设立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由主席团指定叶楚伧、李文范等十九人组成；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交审议委员会草拟原则，呈交常会发交立法院迅速决议公布；各省应赶办地方自治，完成训政工作，以巩固宪政之基础。

全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案，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常务委员会添设主席、副主席，“为国民党之创举”⁽¹¹¹⁾。胡汉民为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其他常委为汪精卫、冯玉祥、丁惟汾、叶楚伧、孔祥熙、邹鲁、陈立夫，秘书长由叶楚伧兼任。组织部长张厉生，宣传部长刘芦隐；中央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政治会议改为政治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委员为张静江、阎锡山、李烈钧、张学良、宋子文、陈果夫、唐生智、顾孟馀、何应钦等二十五人；添设主席、副主席，主席为汪精卫，副主席为蒋介石，秘书长为顾孟馀（不久由朱家骅代）。大会还通过了国民政府主席及各院院长人选，主席仍为林森。由于汪精卫因伤病未愈，请辞行政院院长，由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院长孙科，副院长叶楚伧；司法院院长居正，副院长覃振；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副院长钮永建；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副院长许崇智。

12月12日，中政会通过了行政院各部、会的人选：内政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群，财政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教育部长王世杰，实业部长吴鼎昌，交通部长顾孟馀，铁道部长张嘉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13日，国民政府免去褚民谊行政院秘书长职，由翁文灏继任。18日，又特任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免去蒋介石总参谋长兼职，由程潜继任。

国民党中枢改组，由胡、汪、蒋三人分担党政责任，舆论认为自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来，“三巨头始终未能完全合作”，“党国三公，多年以来，总是天南地北，意见参商，这次能有机会合作，是政府的幸事，也是国民的幸事”⁽¹¹²⁾。“显示着集体集权的形式”，是“最值得注意的事”⁽¹¹³⁾。另外，蒋介石网罗非党员的“财界重镇”张嘉璈、吴鼎昌参加国务，分任铁道、实业两部部长，“此为从来所无”⁽¹¹⁴⁾。同时以学术界名人翁文灏、蒋廷黻分任行政院秘书长及政务处长，“颇为世人所注目”⁽¹¹⁵⁾。“是以就中央新局全体而观，实质上精神上，皆得表现某种程度的举国一致之色彩，且实网罗中国一部分人才之精英”；“此乃表现国难已演至最大最急之阶段是也”⁽¹¹⁶⁾。舆论还认为，阎锡山、冯玉祥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任参谋总长，在军事行政上，也“是一件很可注意的问题”。这几年来，军政由蒋介石大权独揽，现在阎、冯二人参加，“自然加重了统率的意义”；程潜几年不参与中央政治，是与所谓留沪中委在一起，和两广军人也很亲密，“此次入长参部，也是大家共同负责的一个重要表现”⁽¹¹⁷⁾。“阎、冯、程三位之参加军政最高统率机关，使得全国军队更巩固了统一的壁垒”⁽¹¹⁸⁾。冯玉祥在宣誓就职的答词中表示：“奉命之日，异常慌悚。当兹外患日亟，国将不国，玉祥既为党员，又系军人，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不敢稍有规避之心，愿本愚诚，追随各位同志之后，效命国家。……竭诚辅佐蒋委员长，努力复兴民族之工作，确【恪】尽救亡图存之责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¹¹⁹⁾

这次改组，国民党中央虽然形式上是胡、汪、蒋三驾马车并立，采“集体集权”的形式，但实际上是蒋的权力得到很大加强。蒋派在党政二方面均占大多数。在中常会、中政会，蒋介石虽屈居副主席职，但因胡汉民从欧洲回国后，国民党中央虽曾电请他晋京主持中常会，并派出许崇智、叶楚伧、陈策等前往劝驾迎迓，邹鲁五全大会返回广东后，也敦促他启程，胡的反南京态度虽有缓和，但他对蒋的积恨难消，始终犹豫不决，再加上西南对他殷切挽留，终未能成行，随后不久即因脑溢血逝世，蒋于是成了中常会事实上的主持人；汪精卫因被枪击受伤，一个时期内不能主掌中枢，蒋又成了中政会的主持人，除顾孟馀外，汪派在中枢不剩一人。舆论因此说“此系蒋氏专政加强之表示”⁽¹²⁰⁾。蒋介石的亲信秘书陈布雷也由此得出结论：“自兹，蒋公遂躬负党政军重职于一身。”⁽¹²¹⁾五全大会通过的《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中，第一条即规定：“为冲破目前危局，统一全党意志，集中全民力量起见，应授权于本党文武兼赅、伟大崇高之领袖，使之统筹一切，全党同志听其指挥。”⁽¹²²⁾五届一中全会只不过把这一规定付诸实践而已。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为了解决两广事变问题（详后），研究对日本侵略的方针政策，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秉承五全大会既定的方针进行，参加中委一百六十余人，“各地委员躬负重责或久未来京者，无不专莅首都，共襄大计”⁽¹²³⁾。全会推定蒋介石、孙科、冯玉祥、于右任、丁惟汾、居正、陈果夫、王法勤、孔祥熙九人为主席团，叶楚伧为秘书长。13日，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其在西南指导党务政治之同志，均应集中中央，共同负责。同时还通过了组织国防会议及粤桂两省军事政治之调整案。决定组织国防会议，并通过国防会议条例。其第一条说：“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各重要问题。”⁽¹²⁴⁾指定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峙、张学良、宋哲元、傅作义、余汉谋等十八人为国防会议成员。

关于成立国防会议，蒋介石解释说“主要的意义，就是希望各地方的军事当局，能够共同一致，来中央参加讨论，对于各项决议办法，大家可以彻底明了。一旦发生事变，也可以团结一致，共同负责来抵御外侮。”⁽¹²⁵⁾7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蒋介石为国防会议议长，汪精卫为副议长；阎锡山、冯玉祥、程潜、朱培德、唐生智、孔祥熙、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张学良、宋哲元、杨虎城、傅作义、余汉谋等三十人为国防会议会员。同日，冯玉祥日记中记：“连日开会，其最大事件：开国防会议，而其中之事件又为陈、李、白如何下台。”“我思之甚久，觉得不妥，故对介石说，如冒【贸】然取消，恐对大局不利，莫若设一最高国防会议，指定七人或九人，容纳陈、李、白在内，可以免除意外。”“我对介石谈高级国防会议之重要性，不论如何须留两广同志一条路，以期能和平了事而不伤国家之实力也。介石甚是之。”⁽¹²⁶⁾

蒋介石代表主席团在全会上作了题为《救亡御侮的步骤与限度》的报告，对他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外交报告，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还说：“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¹²⁷⁾蒋介石的上述言论，较之五全大会时有了明确的态度。他第一次公开表示决不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要确保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蒋介石的对外政策为二中全会所接受。全会通过的宣言说：“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谋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国家既处此非常之形势，吾人对内唯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¹²⁸⁾

14日，冯玉祥致闭幕词说：“这次二中全会会期虽然不长，但是精神很好。在这样热的天气，大家平心静气聚在一起，讨论一切救亡大计，这样好的光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实在是很好的现象。这回大会中最紧要最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国防会议。这个会议，可以说是救国会议，实在非常重要的。”⁽¹²⁹⁾舆论称：“二中全会舍解决时局具体办法外，要以国防会议为其最大的成就。”⁽¹³⁰⁾

五届二中全会后，南京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时，放弃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了强硬立场；同时在外交、军事、经济方面，为抗日积极进行准备工作。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指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¹³¹⁾

第四节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制定和颁布

一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制定

1931年5月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第八十六条，遵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第二十二条，规定：“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采择施行。”⁽¹³²⁾“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外侮日亟，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一部分有识之士要求抗日救亡，实行宪政的呼声日益高涨。1932年4月7日，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会内会外强烈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会议因此超出原定的议题范围，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如期结束训政，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在国民大会未召集前，设立中央民意机关，定名为国民代表大会，国民代表大会应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十日成立。从此，训政与宪政问题便引起社会上的深切注意。

4月下旬，上海“一二八”抗战刚结束，孙科即发表谈话，主张中央召集三中全会，实行宪政，彻底抗日。他说：“国家当此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之秋，余始终认定惟有彻底抗日，为党国唯一出路；惟欲彻底抗日，则非全国全党一致不可，尤须于最短期内，努力促进宪政，完成训政，建立民主政治。”⁽¹³³⁾同日，孙科发表了《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一文，其总纲第一条即为“集中民族力量，贯彻抗日救国之使命，于最近期间，筹备宪政之开始”；第三条为“于本年十月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提交国民大会议决”；第四条为“于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召开第一届国民会大会，议决宪法，并决定颁布日期”⁽¹³⁴⁾。

孙科的意见当时得到了国民党外许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但也遭到党内汪精卫、于右任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国人民程度太低，如不经过国民党的训政，便不能运用民主政治，不能实行宪政；没有国民党，便没有中华民国，而破坏训政，便是破坏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汪精卫还对主张实施宪政的某些人士说：“国民党的政权，是由多年革命流血所取得来的，你们有意要求取消党治，你们就去革命好了。”⁽¹³⁵⁾“训政工作一天没有完成，一天就不能谈宪政。”⁽¹³⁶⁾5月3日，于右任发表《放弃训政与革命危机》的专文，以纠正孙科的谈话。他认为国民党还在“革命”时期中，不能放弃“训政”，否则即是“革命的危机”⁽¹³⁷⁾。

对此，一些积极主张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爱国民主人士，立即给予批驳。王造时著文指出：国民党不配“训”，不能“训”，“政治的历史告诉我们，既讲训政，决不能讲民主政治”。“国民党以前没有训政，固然是党，即使现在结束训政，仍然是党。我们之所以主张结束训政，不过想取消国民党垄断政权的特殊地位而已”⁽¹³⁸⁾。他还说：“中国现在是寡头政体，无可讳言。寡头政体时起内讧，又是事实，全国人民不满意于现状，那更是不可否认的现象。老实说，到现在，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日暮途穷，非变不可的局面了。”他认为变的方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使各党派有公开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政治争斗的方式用口笔去代替枪炮，一般国民来做各党各派最后的仲裁者；另外一条路就是用武力去推翻现状，建立新政权，这就是革命。“在今日强寇已经入室，人民无以聊生的时候，理性告诉我们，最好用和平的改良的方法解决。……我所谓的和平方法，便是实行宪政”。“我们今后如果不行民主共和政体则已，否则只有实行宪政，以法治代替人治”。“宪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¹³⁹⁾。江苏国难救济会也发表一项通电，痛论党治之失，要求在“三个月内结束训政，五个月内制定宪法”⁽¹⁴⁰⁾。

12月召开的国民四届三中全会上，孙科与伍朝枢、马超俊等二十名中央执行委员联名提出《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该案《关于宪政之准备》一项中提出：“（一）为集中民族力量，彻底抵抗外患，挽救危亡，应于最近期间，积极遵行建国大纲所规定之地方自治工作，以继续进行实行宪政开始之筹备。（二）拟以二十二年一月至六月为宪法起草期间，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准于二十二年十月十日将宪法草案发表，以备国民之研讨，为提交国民代表大会之准备。（三）于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并决定颁布日期。（四）宪法颁布后，政府应依照宪法规定地方制度，切实完成地方自治及所有训政时期未尽工作。（五）假定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为宪政开始日期。”⁽¹⁴¹⁾这一提案修正后获得全会通过，并作出决议：“（一）为集中民族力量，彻底抵抗外患，挽救危亡，应于最近期间积极遵行《建国大纲》所规定之地方自治工作，以继续进行宪政开始之筹备。（二）拟定二十四年二月开国民大会，议决宪法，并决定宪法颁布日期。（三）立法院应速起草宪法草案，并发表之，以备国民之研讨。”⁽¹⁴²⁾

1933年1月，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他就职伊始，遵照中央决议，罗致专家四十人，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自己兼任该会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为副委员长，委员共四十余人，并推定张、吴及马寅初、焦易堂、陈肇英、傅秉常、吴尚鹰七人为主稿委员。孙科提出制宪的两条基本指导思想：“第一，我们需要的是五权宪法，因为它是最适合我们的国情和时代需要的；第二、五权宪法必须以三民主义为依归，不但它的精神不应违背三民主义，就是它的内容和形式，也可以应用三民主义的原理来研究，来制定。”⁽¹⁴³⁾张知本首先遵照孙中山遗教起草宪法，内容分一、基本原则；二、民族；三、民权；四、民生；五、附则，共一百七十一条。脱稿后，张知本因事辞去副委员长职，旋由吴经熊就张稿斟酌损益，写成“总则”、“民族”、“民权”、“民生”、“宪法与保障”共五篇二百一十四条，经孙科同意，于6月7日以吴经熊个人名义发表，以征求各方之批评意见，世称之为“吴稿”。“吴稿”发表后，批评意见甚多。有的认为应当成立独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而不能由像立法院这样的政府机关负起草宪法的重任，并反对由国民党制定党国的宪法；有的认为宪法应集合全国宪法学者共同草议，不能由个人主稿，以免疏漏。吴经熊友人、当时任立法院编辑处专员的黄公觉撰文答辩，对“吴稿”赞扬备至。

“吴稿”发表后，由孙科指定初稿主稿委员焦易堂等七人于8月31日至11月6日开审查会，共开会十八次。审查讨论时，以“吴稿”为基础，加上张知本、陈肇英、陈长蘅分别草就的三个试拟稿作参考，并充分采纳社会各方之批评，就“吴稿”修正为十章一百六十六条，是为主稿七委员之初步草案。宪法起草委员会于11月举行会议，逐条审查初稿，共开会十一次，至1934年2月23日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完毕，完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共分十章一百六十条，3月1日由立法院在报章上公布。宪委会以宪草初稿已经完成，即于2月28日结束。

宪草初稿公布后，各方名流学者发表了许多批评意见。6月，孙科请傅秉常、林彬、陶履谦等三十六人组织宪草初稿审查委员会，审查各方所提意见共二百八十一条，交傅、林、陶三委员审查，共开审查会八十二次，决定采用之意见二百一十六条，并附有《总理遗教中关于宪法问题摘要》一文，编成《宪法草案初稿意见书摘要汇编》，刊印成册，以便参考。

随后由孙科主持召开审查委员会会议九次，编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审查修正案》，全文共分十二章一百八十八条，于7月由立法院在报刊上公布，并印送各方面征求意见。9月21日立法院开第六十八次会审查宪草，先后开会八次，至10月16日完成三读程序，当经出席委员一致议决通过，是为立法院第一次议定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于11月9日送呈国民政府转国民党中央审核。

12月10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开会，将宪法草案提出讨论，并决定交中央常务委员会审查。1935年10月17日，中常会审查宪法草案完毕，于第一九二次常会作出如下决议：“一、为尊重革命之历史基础，应以《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及《训政时期约法》之精神，为宪法草案之所本。二、政府之组织，应斟酌实际政治经验，以造成运用灵敏，能集中国力之制度。行政权行使之限制，不宜有刚性之规定。三、中央政府及地方制度，在宪法草案内，应于职权上为大体规定，其组织以法律定之。四、宪法草案中有必须规定之条文，而事实上有不能即时施行，或不能同时施行于全国者，其实施程序，应以法律定之。五、宪法条款，不宜繁多，文字务求简明。”⁽¹⁴⁴⁾立法院根据上述原则，指派傅秉常、吴经熊、林彬、马寅初、吴尚鹰、何遂、梁寒操七人为审查委员，将宪草逐条审查。10月下旬，立法院三读通过，是为立法院第二次议定之宪法草案。

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会，将宪法草案提出讨论，并作出决议：“本会同人认立法院最近修正之宪法草案，大体均属妥善。惟为适应国家现实情势及便于实施起见，似尚应有充分期间，以详尽之研究与讨论。但现在距代表大会为日无多，且代表大会会期甚短，恐亦无暇逐条详商，为最后之决定，因此拟请六中全会将上列理由，连同本宪法草案，送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请将宣布宪法草案及召集国民大会日期，先行决定；并对于宪法草案加以大体审查指示纲领，再行授权下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较长时间之精密讨论，提请国民大会议决颁布之。”⁽¹⁴⁵⁾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五届一中全会就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作出的决议，已如前述。随后国民党中央指定叶楚伧、李文范等十九人组成宪草审议会。审议会征集蒋介石、汪精卫等各领袖意见，拟具审议二十三条，经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后送交立法院。立法院奉命后，指定傅秉常等八人先行整理，于1936年5月1日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是为立法院第三次宪法草案。国民党于5月5日公布，定名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简称“五五宪草”。除“五五宪草”外，立法院还拟订了两种重要法规，一是《国民大会组织法》，共二十条，一是《国民代表选举法》，共六十二条，均于5月14日公布。

二　“五五宪草”述评

“五五宪草”全文共八章一百四十八条。其“弁言”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付托，遵照创立中华民国之孙先生之遗教，制兹宪法，颁行全国，永矢咸遵。”⁽¹⁴⁶⁾第一章总纲，规定国体、主权、领土、民族、国旗及国都。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有居住、迁徙、言论、著作、出版、通信、信仰宗教、集会、结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有财产、请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考试等权。第三章国民大会，规定国民大会之组织职权及会期，代表之选举任期。第四章中央政府，规定总统及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之职权责任，总统、副总统及各院院长、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任期。第五章地方制度，规定省县市府的职权，省长、县长、市长、省议员、县议员、市议员的任期及选举。第六章国民经济，规定中华民国之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础，以谋国民生计之均足，并规定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发展生产事业等事项。第七章国民教育，规定教育宗旨，以及人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教育经费之保障，教育事业、学术研究之奖励等。第八章宪法之施行及修正，规定宪法的效力、解释、修正等。

“五五宪草”规定的国家政治体制为五权宪法制度。“宪草”第四章中央政府中，规定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各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的最高权，五院平行，不相统属，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制约。“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第三十六条），但既非总统制下的元首，亦非内阁制下的元首，而是五权制下的特设的国家元首。“宪草”规定，总统对外代表国家，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统率全国陆海空军，并行使宣战、媾和、缔约，宣布戒严、解严、大赦、减刑、复权，任免文武官员、授予荣典等权，其权力与美国总统制的总统相当。但美国的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国家的实际行政首脑，直接处理政务，而“宪草”中的总统只是国家元首，不是行政首脑，类似孙中山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临时约法》中规定实行的内阁制的总统。“宪草”中规定“行政院为中央政府行使行政权之最高机关”（第五十五条）。这表明国家行政不由总统负责处理，而由行政院直接负责。行政院设行政会议，由行政院正、副院长及政务委员组成，是行政院的最高权力机关。行政院处理的重要政务，如提出于立法院的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等等，均应由行政会议议决（第六十一条）。总统若对行政事项有意见时，得提交行政会议，不能直接作出决定。总统公布法律发布命令时，须关系院院长之副署（第三十八条）；如遇国家有紧急事变，或经济上有重大变故，须为急速处分时，得经行政会议议决（第四十四条）。“宪草”规定虽然行政院对总统负责，但总统与其他四院均须对国民大会负责；国民大会可以罢免总统、副总统，创制、复决法律，而总统不能解散国民大会。因此，“宪草”规定的总统制，与美国的总统制有明显的区别，是介于美国总统制和英国内阁制之间的一种折衷制度，不过总统制的成分稍多一些。

“宪草”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沿袭过去历次约法，规定对人民的权利采取“法律间接保障主义”，而不是“宪法直接保障主义”，从第十一条至第十六条均加了“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的附加字句。这项规定从“宪草”开始，即遭到许多人士的非议，认为这种规定“殊不妥当”，其理由是：“我国无宪政习惯，不能担保立法机关不制定违背宪法之法律，而司法机关又无权保障宪法赋予之权利。”“宪法所畀予之自由，皆得以普通法律剥夺之，宪法保障等于虚伪。”“人民权利如依法律得以停止或限制，则政府随时可以另定法律以侵夺人民之权利，尚可【何】保障之可言？”⁽¹⁴⁷⁾

在“宪草”起草委员会领导人之间，对这一部分条文意见亦有分歧。张知本主张采“宪法直接保障主义”，认为“非依法律”等字样，在宪法里最好不用，“因为假如有了这样的限制，反致宪法的保障精神失掉了，有宪法等于没有宪法无异”。所以他主张把“非依法律”一语一律删掉，“这样才可以限制许多单行法和特别法的产生，可以充分表现宪法的保障精神”⁽¹⁴⁸⁾。吴经熊等多数委员则与之相反，主张采取“法律限制主义”，认为宪法是法律的法律，一切的法律都应根据宪法而制定；单行法和特别法如果有违宪的地方，尽可取消或修改；而且现在人民权利被剥夺侵害真正的原因，并不在单行法太多，而在执行官吏未能依法办理所致。20世纪的各国宪法，没有哪一国绝对规定人民的权利是毫无限制的，自由主义已不适用于国际间了。当前中国遇着空前的国难，在此情况下，只有整个的国家，没有人民的自由；而且孙中山曾说过，中国人个人自由太多，团体自由太少了。因此不能不对人民的权利稍加限制。如果不用“依法”字样，将来事实上人民有犯罪嫌疑必须逮捕拘禁时，会借口宪法上没有规定来进行抗拒。所以“依法”的字样还是要保存，以免产生流弊⁽¹⁴⁹⁾。

讨论结果，吴经熊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只对部分条文作了如下的修正：原条文第三项“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修正为“人民有身体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原条文第八项“人民之居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修正为“人民有居住之自由，其居住处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原条文第十一项“人民有秘密通信、通电之权利，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修改为“人民有通信、通电秘密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¹⁵⁰⁾。其他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条文，已写得较明确，照原案不动。孙科也赞同采用法律间接保障主义，说：“法治国之通例，未有予人民以绝对之自由者。”“彼主张直接保障之说者，亦谓恶法将侵犯民权而无余，而等宪章于具文，不知过去民权之失保障，非法律之不良，行政机关实有以蹂躏之，且宪法颁行以后，法律由民意机关所决议，人民又得运用创制与复决之权，即有恶法，又何患乎无制。”⁽¹⁵¹⁾初稿主稿人认为宪法一面既授予人民自由权，而一面又说依法律可以限制停止，以剥夺其自由权，未免有些矛盾，所以增加一种规定，即：“本章前列各条所称停止或限制人民自由或权利之法律，以为社会秩序、公共利益或避免紧急危难而制定者为限。”⁽¹⁵²⁾1934年7月9日公布的宪草初稿修正案，为保障民权，又增加一条国家赔偿制度，条文如下：“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惩戒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¹⁵³⁾10月16日经立法院通过，以后各次修改稿均未变更。

宪草中关于人民权利采取法律保障主义，允许用法律来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的条文，以后一直存在着争议。人们认为与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不符。孙中山在1923年1月1日《国民党宣言》中明确说：“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¹⁵⁴⁾后又说：“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¹⁵⁵⁾所以在宪法上必须采取宪法直接保障主义；如果采用限制主义，人民的自由权利可为法律所限制，就有悖于民主政治的原则。“非依法律不得限制”，固然是限制政府，使不得在法律以外任意侵犯人民的自由权利，但同时也就是允许立法机关可以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如果立法机关制定一治安警察法，则人民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便要受到侵犯；如果立法机关制定一新闻纸法，则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便要受到限制。这样一来，宪法上所规定的人民的自由权，便成了具文。

“五五宪草”之制定历时三载，共开会百余次，广泛地征求了意见，七易其稿，是一部在形式和文字上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宪法草案。“宪草”中规定的中央政体，基本上属于一种民主政体，而不是独裁专制政体。尽管它还有不完备和值得商榷批评的地方，但比辛亥革命后任何一部约法都要高出一筹，就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重要一步。舆论评论说：“我国宪政制度的拟议，自君主立宪起，一直到民国十二年的曹锟宪法止，可以说自始至终，离不了‘抄袭’的原则。这一次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虽则不能算十分妥贴，却有一点值得赞扬，就是脱离了抄袭的窠臼，依据总理遗教，自行创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本位的制度。”⁽¹⁵⁶⁾一位根本反对颁布宪法、实施宪政、主张领袖独裁的人士也指出：“经过三年之筹备，千百学者之精密讨论，这一部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宪法草案的内容，大体上不可不谓相当完善。不过宪法之能否发生效力，还在于全国人民之拥护与遵守。”⁽¹⁵⁷⁾

按国民党中央原来的规定，应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后因大会代表未能如期选出，决定延期举行。

第五节　联苏联德制日方针

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表明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南京国民政府为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不得不寻求国际援助。加紧联苏联德外交，即是在这方面采取的重大步骤。

一　中苏复交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九一八”后，国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蒋介石的反苏行径，认为日本入侵是中苏绝交招来的恶果，要求中苏复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主张恢复中苏邦交的，不仅有进步的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和舆论界，还包括国民党内的一些上层人士。在朝野人士的共同呼吁下，从1932年4月起，国民政府派代表与苏联政府代表开始商议复交问题。为避免日本从中破坏，谈判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由双方出席国际缩军会议的代表（中方是颜惠庆，苏方为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举行。到12月12日，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宣布正式恢复邦交。

“九一八”后，中苏两国面对着共同敌人的侵略与威胁。日本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后，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屯集重兵，滋事寻衅，日本军部扬言要实行“北上”方针。这样，苏联远东地区就处于日本的直接威胁之下。共同的利害和命运，是中苏两国捐弃前嫌，迅速恢复邦交的根本原因。

在中苏复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两国关系发展缓慢。个中原因，主要是蒋介石在集中力量“围剿”红军，他不急于联苏，怕联苏不利其“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推行。同时，蒋介石也不了解苏联对他当年反苏持何态度，担心“四一二”后这段历史是他改善对苏关系的障碍。

1935年后，蒋介石加快了联苏步伐，这与下述情况有关。首先，由于华北事变后国难日益严重，国民政府急需寻找外援。鉴于“九一八”后美英对南京的要求多是口惠而实不至，又考虑到中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必将被日本海军封锁，中国难以从海路获得外援；而中国西北地区与苏联接壤，是接受外援的可靠通道。其次，蒋通过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退出闽赣和鄂豫皖等苏区，在长征过程中实力减弱。在蒋介石看来，到达陕甘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构不成他的“心腹大患”，蒋便放心地改善对苏关系，加快联苏步伐。再次，了解到苏联的友好态度和联华的迫切心情。1934年暑假，受到蒋介石器重并亲自接见的自由主义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计划访欧，搜集有关历史资料。蒋介石于7月27日在庐山再次召见他，嘱其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蒋介石通过外交途径告知苏联政府，蒋廷黻是作为他的代表访苏，请苏联通力协助。蒋廷黻在莫斯科受到热情接待。10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接见他，向他表达了苏联政府对中国特别是对蒋介石的友好情意。斯托莫尼亚科夫对蒋廷黻说：“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对中国怀有最真挚、最友好的感情，因苏中两国不仅有共同的边界，而且苏联还因深切同情中国人民为争取平等权利和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进行的斗争。”蒋廷黻问：中苏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不知“这是否会影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斯托莫尼亚科夫解释说：苏联的对外政策“从来不以什么社会经济的差异和好恶为准绳。我们从国家利益和苏联政府绝对服从世界利益的角度出发，力争同各国哪怕是与我国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维持最和睦的关系”。蒋廷黻接着说，中苏两国在1924年—1927年紧密合作后，关系破裂了，“在关系破裂期间，在中国当政的是蒋介石”，他问“蒋介石本人是不是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障碍？”斯托莫尼亚科夫在回答这个敏感问题时说：1927年后中苏关系的破裂，责任在中国执政当局，但是我们“不要追究往事”，“也不要感情用事”。他强调：“在确定我们今天同中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现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关系时，我们当然绝不能从往事和感情出发，而应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巩固两国关系”。斯托莫尼亚科夫郑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和偏见都不可能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影响。”蒋廷黻听后十分满意和高兴，他对斯托莫尼亚科夫表示谢意后说：“蒋介石并不了解苏联的观点，我将马上将我们的谈话报告他。我坚信，这对未来的中苏关系将有重大的影响。”蒋廷黻向苏方介绍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蒋介石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情况，向苏联政府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站在日本一边反对苏联，并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¹⁵⁸⁾

蒋廷黻与苏联外交官员会见后，立刻致电蒋介石报告访苏情况，建议蒋实行联苏方针，电文中说：中苏“利害既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¹⁵⁹⁾。蒋介石复电甚表嘉许⁽¹⁶⁰⁾。

为加快联苏，蒋介石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1935年4月，蒋派其亲信邓文仪以陆军上校军衔去莫斯科，任驻苏使馆首席武官。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人物，除履行武官职责外，还奉蒋命秘密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秘密谈判的序幕。邓还两次会晤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布留赫尔（即1927年前在广州的苏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将布留赫尔提出的中国应如何抵抗日本侵略的建议派人直接呈报蒋介石。年底，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核心人物之一陈立夫去苏联，希望与苏缔结反日军事同盟。陈立夫由张冲陪同前往。为躲避日本特务耳目，这次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陈立夫化名李辅臣，张冲化名江融清。圣诞节前，他们乘船先到法国，后转至德国柏林，待命去莫斯科。后来，蒋认为时机不到，命陈等“返国与苏俄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交涉”⁽¹⁶¹⁾。

随着中苏邦交的恢复和关系的改善，两国的文化交流日益活跃。1934年，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中国艺术展览，受到热烈欢迎。1935年2月，中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应邀访苏，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评论说：“在近来游俄的各国戏剧家中，没有人能像梅兰芳博士那样的成功，这非是夸大的话。”这位大使认为，梅兰芳在苏演出之所以引起轰动，除“他的戏剧天才”外，还“因为他是中国的戏剧家，是我们人民一向有最大的同情之大国的戏剧家”⁽¹⁶²⁾。1935年10月26日，“中苏友好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约三百人出席成立大会，南京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担任协会会长，监察院长于右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以及颜惠庆、鲍格莫洛夫担任名誉会长，十五名国民党要员和社会名流任协会理事，著名教授张西曼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二　中苏代表会谈

蒋介石加快联苏采取的主要行动，是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举行会谈。从1935年秋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双方曾会谈多次。谈判涉及的内容很多，中心议题是中苏联合制日和苏联援华问题。中方参加谈判的代表除蒋介石外，还有孔祥熙、陈立夫、宋子文、张群等。

1935年10月9日孔祥熙与鲍格莫洛夫谈判时提出：将来“中国被迫武装抗日”，考虑到“通过海路难以获得任何军需物资”，“中国政府能否经过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¹⁶³⁾对此，苏联政府给予肯定性答复。11月15日，莫斯科电示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需品”，请“通知中国政府”⁽¹⁶⁴⁾。

苏联政府此时口头上答应了南京的要求，但在行动上十分谨慎。其主要原因，一是担心蒋介石对日妥协，尤其害怕蒋联日反苏。1935年12月28日，莫斯科外交当局在给鲍格莫洛夫的信中指出：“我们赞成蒋介石关于共同合作和互相帮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如果蒋介石真正参加抗日解放战争，我们准备给中国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但同时指出：“同蒋介石缔结互助协定的时机还没到来”，因为“蒋介石仍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实行让步，尽管这种让步比以前少多了……但毕竟不能排除他企图利用同我们的谈判与日本人达成协议的可能”⁽¹⁶⁵⁾。1936年初日本抛出“广田三原则”（详后）后，苏联的这种担心就更为严重，几乎中苏每次会谈，苏方代表都要询问中日交涉情况，特别是南京对待“广田三原则”的态度问题。在蒋介石的对日政策还处于摇摆、对日态度还不太明朗的情况下，苏联对援华采取拖延态度是自然的。二是苏联要求蒋介石调整对中共的政策，由“剿共”改为联共。苏联政府认为，国共两党的内战只对日本侵略者有利，蒋只有停止“剿共”，与红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莫斯科指示鲍格莫洛夫：在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表明苏联政府对此问题很关切。南京的“军队同中国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同时还要向蒋讲明：苏联不准备充当国共两党谈判的中间人，相信“蒋介石本人在没有任何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¹⁶⁶⁾。

蒋介石懂得，为谋求苏联援助，在国内须做出些姿态；同时，他认为第五次“围剿”后转移到陕甘的红军，可用收编的办法予以解决。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直接向鲍格莫洛夫表示：苏联“向他提出的问题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对红军的处理问题，若能对此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则迎刃而解”。他“要求苏联政府从中斡旋”，“对红军施加影响”，接受他的收编。蒋说，如能这样，“就表明了苏联政府对南京的诚意，南京政府则可成为苏联的忠实盟友”。鲍格莫洛夫郑重回答蒋说：“苏联不拟在国共两党间斡旋”，因为这“纯系中国内政”⁽¹⁶⁷⁾。两个月后，即3月21日，孔祥熙告诉鲍格莫洛夫，蒋介石已开始同中共秘密谈判。

1936年10月，蒋廷黻接替颜惠庆担任驻苏大使。他到任后，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和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莫斯科会谈数次，想把中苏两国谈判地点从南京移到莫斯科，由于苏方反对未果。蒋廷黻与苏联外交官员的会谈还涉及中日关系、苏联与新疆关系以及苏方向蒋廷黻通报日德签订反共协定等有关问题。

三　联德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开展对苏外交，争取苏联援助的同时，也大力开展对德外交，并取得了德国的援助。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走扩军备战道路，急需中国南方出产的钨、锑等战略物资；而国民政府不论是为了“围剿”红军，还是为了准备武装抗日，都需要得到德国的军事援助。这就是3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一度出现“蜜月”的原因所在。

1933年1月和7月，孔祥熙和宋子文先后访德。这两次访问虽未取得实际成果，但双方增进了了解。不久德国政府无视日本反对，支持已退役的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来华，担任德驻华军事总顾问。塞克特1934年4月来华后，大力促进中德两国的政治、经济来往。此前，德国奥托倭夫公司已与中国签订了筑路合同。此后，该公司又与中方签订了修建浙赣铁路、湘黔铁路及修复平汉铁路合同。在塞克特努力下，同年夏南京政府派十七军军长徐庭瑶、交通部副部长俞飞鹏率领军事民用考察团访问德国，主要目的是考察、购买机械化部队和情报部门所需器材，并考察德国的交通设施。考察团受到希特勒和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的接见。中德贸易最大项目《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交换实施合同》，是当年8月23日由孔祥熙同汉斯·克兰（得到德国国防部、经济部支持的军火销售商）签订，并得到希特勒和德国政府及德国银行的批准。1935年5月6日，德国经济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致函孔祥熙，认同中国政府与克兰签订的合同，要求中方尽快说明一二年内计划向德国输出的农矿产品的种类和数量，答应给予中国二千万马克的信用贷款。不久，德国得到中国提供的二千吨钨砂，德国防部长布隆白立即致函蒋介石和孔祥熙，表示感谢。

经济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1935年5月，中德将各自在对方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蒋介石称赞这是两国间特别友好关系的象征；希特勒认为这反映了德国精心热切地培养和加深两国长久存在的友好关系的愿望，是两国团结、友谊的象征。

随着华北危机的加深，国民政府为争取外援准备抗日，在联德方面采取了更积极的步骤。1936年2月，国民政府派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顾振为团长的代表团秘密访德。希特勒2月27日接见代表团。4月8日，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信用贷款合同》，主要内容是：德国向中国提供一亿马克贷款，中国可随时用之于购买德国工业及其他产品，并规定这笔贷款除南京资源委员会提取少部分用于购买工矿设备和进行技术合作外，其余绝大部分由南京当局用来买德国的军火和兵工设备。抗战前，德国军火输入中国的数量猛增，1936年是2374.8万马克，1937年则为8278.9万马克，其中包括榴弹炮、海岸防卫炮、高射炮、鱼雷快艇、军用车辆和各种枪支等。德国输入中国的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量的80％。与此同时，中国向德国输出的战略物资也逐年增加，如钨砂输德量，1933年3766吨，1934年4385吨，1935年7883吨，1936年8726吨。德国通常进口钨砂占世界钨砂产量的一半，其中60％—70％来自中国。

1936年5月，希特勒派德国南部军区司令莱谢芳访华，作为中国代表团访德的回访。他的主要使命是视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情况，培养与密切同蒋介石的关系。

希特勒上台后，在国内建立纳粹党一党专政体制，但当时由职业外交家牛赖特主持的外交部仍有一定独立性，对中日两国保持“中立”立场，使中德关系一度获得发展。但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后，中德关系迅速冷淡，日渐恶化。

————————————————————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审讯记录（IMTFE）文件三，第147页。

(2)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9页。

(3)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12页。

(4) 张蓬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224页。

(5)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23页。

(6)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62—63页。

(7) 《申报月刊》第4卷第2号，1935年2月。

(8)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7年版，第33页。

(9)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第103页。

(10)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二），第74页。

(11)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68页。

(12) 河北省民政局：《浩气长存——河北革命烈士史料》（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2—167页。

(13)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70页。

(14) 指1902年清政府与日本关于归还天津的换文。

(15)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61页。

(16)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61页。

(17)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79页。

(18)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143页。

(19)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154页。

(20)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151页。

(21)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152页。

(22)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78页。

(23)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74页。

(24)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95—97页。

(25) ［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日本外务省1978年版，第303页。

(26)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56—57页。

(27)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第43页。

(28) 鄂森：《土肥原与日本侵华》，上海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04—105页。

(29) 《国闻周报》第12卷42期。

(30) 《大公报》（天津），1935年11月20日。

(31) 《新天津晚报》，1935年11月20日。

(32)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130页。

(33) 《关东军关于向国境集中向参谋本部的报告》，引自［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320页。

(34) 《关东军关于向国境集中向参谋本部的报告》，引自［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61页。

(35) 《华北日报》，1935年11月12日。

(36)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131页。

(37)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714页。

(38) 外交问题研究会：《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五），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版，第469页。

(39)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130页。

(40)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711页。

(41) 《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

(42)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711、713页。

(43) 外交问题研究会：《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五），第469页。

(44)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714—715页。

(45) 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第652页。

(46)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93页。

(47) 重光葵著、齐福霖等译：《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48)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63—64页。

(49) 刘映元：《李守信投敌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2册第63辑，第57—58页。

(50)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468—471页。

(51)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第122页。

(52) 德穆楚克栋鲁普：《抗战前我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集》（合订本）第22册第63辑，第19页。

(53) 德穆楚克栋鲁普：《抗战前我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集》（合订本）第22册第63辑，第21页。

(54)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492页。

(55)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2页。

(56) 德穆楚克栋鲁普：《抗战前我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集》（合订本）第22册第63辑，第26页。

(5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二），第217页。

(58)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内蒙古史资料》第6辑。

(59)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128页。

(60)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132页。

(61) 内蒙古政协：《内蒙古文史资料》第6辑。

(62) 《大公报》（天津），1935年11月5日。

(63) 汪精卫：《第四届第六次中全会开会词》，《申报》1935年11月2日。

(64)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记》，《国闻周报》第12卷第44期。

(65) 《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74页。

(66) 《蒋冯书简》，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1946年版，第1页。

(67) 《蒋冯书简》，第1页。

(68) 《蒋冯书简》，第2页。

(69) 《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65页。

(7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5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第1860页。

(7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第2册，1941年版，第610—611页。

(72) 李公朴：《新闻检查制度》，《读书生活》第3卷第1期，1935年11月10日。

(73)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7日。

(74)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632、634页。

(75) 《国民党五全代会记（一）》，《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1月18日。

(76)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第12卷第44期，1935年11月11日。

(77) 《国民党五全代会记（一）》，《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1月18日。

(78) 邹鲁：《回顾录》，独立出版社1946年版，第455页。

(79) 《益世报》（天津），1935年11月18日；《救国时报》（巴黎），1935年12月28日。

(80) 《国民党五全代会记（一）》，《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1月18日。

(81) 短评：《两广重要代表到京》，《大公报》（天津），1935年11月12日。

(82) 《祝五全代会》，《大公报》（天津），1935年11月12日。

(83)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第12卷45期，1935年11月18日。

(84) 《救国时报》（巴黎），1935年12月28日。

(85)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13日。

(86)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20日。

(87)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20日。

(88) 罗家伦：《伟大与崇高》，《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24日。

(89) 王世杰：《追忆蔡先生》，《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24日。

(90) 《处于内外夹击中汪精卫之两重病因》，《中兴报》（香港），1935年8月4日。

(91) 《处于内外夹击中汪精卫之两重病因》，《中兴报》（香港），1935年8月4日。

(92) 《一周简评·汪院长病假》，《国闻周报》第12卷第26期，1935年7月8日。

(93)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5页。

(94) 《中央周报》第378期，1935年9月2日，按：此为中文原文。

(95) 《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65页。

(96) 邹鲁：《回顾录》，第455页。

(97) 邹鲁：《回顾录》，第458、459页。

(98)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639页。

(99)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647页。

(100) 《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75页。

(101) 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向外务大臣广田之第1290号报告（1935年11月21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10—311页。

(10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47页。

(103)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24日。

(104) 博古：《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火线》第66期，1936年11月30日。

(105) 稚言：《历届国民党中央人数统计》，《国闻周报》第12卷第47期，1935年12月2日。

(106)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出版，第219页。

(107)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25日。

(108) 《邹鲁在纪念周报告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申报》，1935年11月19日。

(109) 《大众生活》第1卷第1期，1935年11月16日。

(110) 《民国阎百川先生锡山年谱初稿》第5集，第1872—1873页。

(111) 《五届一中全会记》，《国闻周报》第12卷第48期，1935年12月9日。

(112) 马季廉：《可宝贵的时机》，《国闻周报》第12卷第49期，1935年12月16日。

(113) 《中枢新局》，《国闻周报》第12卷第49期。

(114) 社评：《政府改造之时局的意义》，《大公报》（天津），1935年12月13日。

(115)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第12卷49期，1935年12月16日。

(116) 社评：《政府改造之时局的意义》，《大公报》（天津），1935年12月13日。

(117) 《大公报·短评》（天津），1935年12月19日。

(118) 《中枢新阵营》，《国闻周报》第12卷第50期，1935年12月23日。

(119)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666页。

(120) 《救国时报》（巴黎），1935年12月28日。

(121) 《陈布雷回忆录》，廿世纪出版1949年印行，第53页。

(122)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页。

(123) 《中央党务月刊》第96期，1936年7月。

(124) 《时事新报》，1936年7月15日。

(125)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第382页。

(126)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754—755页。

(127) 《时事新报》，1936年7月14日。

(128) 《大公报》（天津），1936年7月15日。

(129) 《大公报》（天津），1936年7月15日。

(130) 《评坛：论国防会议》，《时事新报》，1936年7月16日。

(131) 《毛泽东年谱》上册，第574页。

(132) 《国民政府公报》，法规，第786号，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1931年6月1日印，第146页。

(133) 《中央日报》，1932年4月25日。

(134) 《中央日报》，1932年4月25日。

(135)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丛刊》，第180页。

(136) 平心：《中国民主宪政史》，上海进化书局1946年第2版，第308页。

(137) 《申报》，1932年5月5日。

(138) 王造时：《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批评汪精卫于右任二氏的言论》，《申报》1932年5月8日。

(139) 王造时：《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时事新报》1932年6月19日；参见王造时：《荒谬集》，第45—57页。

(140) 《申报》，1932年4月24日。

(141)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第2册，第552页。

(142)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第2册，第557页。

(143) 孙科：《我们需要何种宪法》，《东方杂志》第30卷第7期，1933年4月1日。

(144) 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第577页。

(145)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记》，《国闻周报》第12卷第44期，1935年11月11日。

(146)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申报》1936年5月2日，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同。

(147) 《宪法草案意见书摘要汇编》，立法院宪法初稿审查委员会1934年6月编印，第49—51页。

(148) 宪委会第五次会议速记录。

(149) 宪委会第五次会议速记录。

(150) 宪委会第五次会议速记录及议事录。

(151) 孙科：《中国宪法的几个问题》，《申报》，1934年10月10日。

(152) 宪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

(153) 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下册，第982页。

(154) 《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155)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4页。

(156) 金鸣盛：《宪法草案与总统独裁》，《东方杂志》第33卷第15号，1936年8月1日。

(157) 寒梅：《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新人》周刊第2卷第36期，1936年5月9日。

(158) 以上引文均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与蒋介石的非正式代表蒋廷黻教授的谈话记录》，《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7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71年版，第640—644页。

(159) 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60) 《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页。

(161)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6月版，第199页。

(162) 《苏俄评论》第9卷第5期，1935年11月6日。

(163)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662、663页。

(164)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662、663页。

(165)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602页。

(166)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723页。

(167)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9卷，第35—38页。

中华民国史

第八卷
（1932-1937）
下

周天度　郑则民　齐福霖　李义彬　等著

中华书局

目录

第六章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第一节　“一二九”运动

一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提出

二　“一二九”运动爆发

第二节　救国运动的兴起

一　上海救国运动的兴起

二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三　各地救国运动的开展

四　上海救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

一　两广“六一”事变

二　绥远抗战

三　国民政府对日外交趋向强硬

第四节　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

一　在莫斯科的接触

二　CC派与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谈判

三　董健吾陕北送信

四　张子华充当联络员

五　潘汉年与陈立夫谈判

第五节　国民党对救国运动的迫害

一　对救国运动的压制

二　“七君子”事件

三　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第七章　西安事变

第一节　西安事变的起因

一　张学良、杨虎城在“剿共”中接连失利

二　中共与张学良共求联合抗日

三　中共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

四　蒋介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

五　营救“七君子”

第二节　西安事变的爆发

一　诤谏失败

二　临潼兵谏

三　解除蒋系武装

四　摧毁蒋介石在陕甘的统治

第三节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的反响

一　国民政府和战两派的分歧

二　地方实力派与民众团体的反映

三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

四　国际上的反应

第四节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一　宋氏兄妹的营救活动

二　周恩来在西安的调解

三　蒋介石获释

四　张学良被扣

五　西北“三位一体”局面的瓦解

第八章　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日

第一节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基本结束

一　“安内攘外”政策的变化

二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第二节　对救国领袖的继续迫害

一　“七君子”案的开庭审理

二　蒋介石态度的改变

三　江苏高等法院更新审理

第三节　救国无罪，人民的抗争

一　新的营救抗议浪潮

二　救国入狱运动

三　“七君子”保释出狱

第四节　联共联苏付诸实施

一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积极进行

二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第九章　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

第一节　国民政府财政管理制度的建立

一　财政收支体制的确立和完善

二　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健全

三　财政审计制度的确立和财政法规的制定与推行

第二节　海关行政的改革与关税自主政策的实现

一　改革海关行政制度

二　实行自主制定关税政策

第三节　税收制度的整顿和改革

一　中央税制的整顿和改革

二　整顿改革地方税收制度

第四节　国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与中国现代银行制度的初步确立

一　国家金融机构的建立

二　对私人行庄的控制与全国金融网的形成

第五节　整理货币与废两改元

一　货币制度的整理

二　图谋采行金本位制与实行海关金单位

三　实施废两改元及影响

第六节　法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　实施法币政策的导因和条件

二　法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三　实施法币改革政策的效应

第七节　国民政府三十年代财政收支概况与赤字

一　不断膨胀的财政支出和赤字

二　内战军费和债务费占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

三　以关盐统三税为中心的国税收入不断增长

第八节　国民政府三十年代的内外债

一　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外债

二　国民政府举借的国内公债

第十章　国民政府的经济

第一节　经济行政的调整

一　实业部的设立

二　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

三　资源委员会的建立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

一　国营经济的建立

二　对民营企业的扶助

三　合作事业的推广

四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第三节　经济建设的初步成效

一　工业生产状况

二　交通运输状况

三　农村及农业生产状况

四　对外贸易状况

第四节　抗战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估计

第十一章　国民政府的教育和学术研究

第一节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

一　初级教育

二　中级教育

三　高等教育与留学教育

四　其他各类教育

五　乡村教育运动

第二节　学术研究的奠基与发展

一　中央研究院

二　北平研究院及其他研究机构

三　高校学术研究的开展及社会各界对学术的促进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六章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第一节　“一二九”运动

一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提出

（一）“八一宣言”和“秘密指示信”

鉴于德、日、意的法西斯主义十分猖獗，共产国际于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报告，揭露法西斯的极端反动性，分析法西斯上台的原因和共产党应记取的教训，并着重论述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有关问题。8月20日，大会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为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并具体指出：“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¹⁾

会议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于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这个宣言抛弃了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建立包括上、下层都在内的统一战线。宣言郑重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²⁾“八一宣言”还抛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³⁾。“八一宣言”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以及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八一宣言”初步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

1935年10月的中共《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⁴⁾比“八一宣言”又前进一大步。它对华北事变后政治形势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党的策略方针以及统一战线的具体对象、工作方法和领导权等问题都作了分析和阐述。

指示信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了全面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了”：广大小资产阶级已投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洪流；“甚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一些国民党的军官政客”也加入了“反日反蒋的革命漩涡”；“一些国民党的将军们，他们一面不愿当亡国奴和日本的走狗，另方面又为士兵群众革命所威胁，不能不另图生路”。总之“目前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的扩展了”。

“指示信”提出：党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指出“党现在如果不见到中国这样新的阶级变动，不认识新的革命力量，不会使用这些新的力量，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指示信”提醒全党要充分认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不管什么阶级（从工农起资本家止），若果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中国共产党愿与之联合以共同策谋抗日反蒋行动”；“不管什么党（自生产党至社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止），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蒋的活动，有一点救国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当然，参加统一战线的人“因阶级利益之不一致，其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与程度也各有差异，但是，现在若果他们有分厘的革命性，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战线”。“指示信”还指出，统一战线能否胜利实现，关键是正确的实现党的领导权。

（二）瓦窑堡会议决议

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即与共产国际失掉了电讯联系。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积极设法与国内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便向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新政策。首先是派张浩（原名林祚培，号育英，湖北黄冈县人）返国。乔扮成小商人的张浩穿越蒙古沙漠，于1935年11月上旬到达陕北定边，后由赤卫队护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前线指挥直罗镇战役，张浩先向张闻天、邓发等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12月8日，张闻天、张浩等到安塞迎接从直罗镇归来的毛泽东，张浩向他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

张浩回国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调整政策。1935年11月28日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⁵⁾这是中共中央在国内发表的第一个反映“八一宣言”精神的文件。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秦邦宪、邓发、李维汉、张浩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会议于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⁶⁾。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空前的民族危机，“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在新的革命高潮中，工人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总之，“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会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决议重申“八一宣言”提出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它是在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口号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口号。人民共和国不仅代表工人农民，而且代表中华民族。它以工农为主体，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也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和武装力量。瓦窑堡会议还强调要用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反日斗争的领导权，否则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瓦窑堡会议后，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⁷⁾的报告。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特别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历史表现，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裂的客观必然性作了深刻分析，有力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他列举“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态度变化的大量事实，批驳了那种看不见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及其变化，拒绝同他们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并提出为了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批判了革命队伍中“左”倾关门主义的幼稚病。他说，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毛泽东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正式形成。

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虽然都指出了地主买办阶级营垒分裂的可能性，提出了要利用敌人内部“争斗”“缺口”的正确方针，但是由于没有看到1935年华北事变后，特别是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已由软弱趋向强硬，由一味妥协退让趋向抵制，而继续把他看成是“卖国贼头子”，仍旧采取“反蒋抗日”方针，把蒋排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显然，这与当时已经改变了的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是不相适应的。

（三）“逼蒋抗日”方针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1936年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没有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之为“蒋介石氏”、“南京政府诸公”。《通电》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⁸⁾。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转变的开始。而促成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立场，确定“逼蒋抗日”方针的原因，按着历史发展顺序，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张学良的影响。瓦窑堡会议结束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争取张学良东北军联合抗日。经过1936年1月李克农与张学良第一次洛川会谈，中国共产党已得知张学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当李克农准备再次与张会谈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他要“坚持抗日反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同时又要他“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策略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的订立”。总之是要“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⁹⁾。3月初，李克农与张学良再次在洛川会谈，对其他问题谈得都很顺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唯独在对待蒋介石态度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的分歧是：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掌握着几乎整个国家的力量，又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李克农则认为，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围剿”抗日力量，破坏反日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包括蒋介石。这次会谈后，李克农到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汇报与张会谈情况，并列席3月下旬在晋西石楼等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3月27日会议上谈到与张学良谈判的问题时，仍坚持反日与反蒋不可分离。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张重申并坚持他的上述意见。周恩来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¹⁰⁾张学良是当时最早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国民党爱国将军，已和红军秘密达成了停战、通商等协议；可是他始终没有接受“反蒋”方针，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张学良的态度，不能不使中共中央考虑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亟须团结御侮的形势下，“反蒋”方针究竟能否行得通，是否有修改的必要。周恩来、张学良会谈后，4月2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把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列。《宣言》说：“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同的主张和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义务！”⁽¹¹⁾随后发表的“五五通电”，不仅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且表示愿与南京订立抗日协定。所有这些，不能说没有受到张学良的影响。

二、随着蒋介石对日态度的日趋强硬，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认识也在日益深化。这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方针的根本原因。瓦窑堡会议后三个月，中共中央在晋西石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仍坚持反蒋抗日方针。6月，“两广事变”爆发。两广地方实力派出兵湘南，与蒋形成武装对峙的严重局面。面对这种形势，南京当局为集中力量对付两广，避免共产党与两广联合起来共同反蒋，它在与共产党的秘密谈判中态度有所变化，表示愿在一定条件下停止“剿共”内战，共同抗日。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他所作的关于外交方针的报告中，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全会并作出设立国防会议的决定，已如前述。

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新进展，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从莫斯科返国的潘汉年8月8日来到陕北，汇报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找王明谈国共合作抗日，和他在上海、南京同曾养甫等谈判的情况，所有这些使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在8月1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充分肯定蒋介石对内外政策的变化，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他说，过去提的“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主张“我们要与蒋联合”，“而不是与他对立起来，讨伐他”。毛泽东还提出，为与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准备做出必要的让步与妥协，“红军改人民军，苏维埃改人民政府”，“我们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¹²⁾。周恩来在会上也提出“过去抗日必须先反蒋口号，现在不适合，现在应以抗日联合战线为中心”⁽¹³⁾。张闻天指出南京政府“有许多变动”，并举例说：“在二中全会，蒋不能不提到国防政府，现在反日运动更加可公开，CC也要联俄联共。”张闻天提出要促使蒋介石走向抗日，并说“只要他来抗日”，“我们只要提出‘停止内战，民主自由’，就可与他联合”。至于取消红军、苏维埃名义问题，张闻天说“要看事变的发展，如果大家真抗日，名义取消也是没有问题的”。张闻天认为在革命转变时期要处理好“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关系”。他强调指出“现在民族革命第一，土地革命的策略的改变，主要是适合民族革命”⁽¹⁴⁾。

三、共产国际的指示，加速了“逼蒋抗日”方针的最后形成。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七大”时，曾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反蒋抗日方针。1936年中，他们改变了在中国问题上的策略。7月，他们从中共中央来电中得知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反蒋”方针后，7月下旬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策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8月15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外，不可能左右开弓，即顺利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又顺利进行反蒋斗争。同样，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全都是日本的同盟者。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共产国际的电报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应提出和坚持的四条原则：

（1）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武装力量真正抗击日本侵略者。

（2）建立总指挥部，制定对日作战的总计划，同时保存红军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对日作战的某些战区。

（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根据地和必要的武器装备。

（4）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地区停止对共产党员迫害⁽¹⁵⁾。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电报后，立即彻底放弃了“反蒋”策略。张闻天在后来说：“过去我们对南京的策略，虽然有些修改，但基本上是没有转变的……后来接到国际电报，才完全转变过来。”⁽¹⁶⁾毛泽东后来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过程时也说，“在五月还是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是国际指示以后”⁽¹⁷⁾。

8月1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起草的致国民党公开信，8月25日才正式成文。它反映了共产国际8月15日来电精神。这个《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和有关政策。它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策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宣言，是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致国民党书》首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在这“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再次呼吁国民党改弦更张，“把向内的枪口转到向外”，“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致国民党书》向南京严正指出：你们如仍执迷不悟，“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以挽回”。

对南京政府在对日态度上的日趋强硬，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外交方针的讲话所表示的绝不承认伪满洲国，绝不订立损害国家领土主权的协定，《致国民党书》给予肯定和赞扬，说蒋介石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对蒋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现在“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也提出批评。《致国民党书》列举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和一系列丧权辱国协定后指出：“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致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同时向国民党郑重表示：“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的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¹⁸⁾

为了把《致国民党书》早日送到国民党中央及其各级党政军等机关团体，中共中央书记处于9月7日指示中共北方局胡服（刘少奇）和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允生（冯雪峰），令他们“以快信付给南京中央党部一份，以后再给他几份”，同时让他们翻印九千份，“分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县市党部、中央政府各要人各部会、各省县市政府、中央及各省县市中外报馆、学校、团体、各界名人、各地军队师团长、各地警察机关、文化机关等”⁽¹⁹⁾。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对如何进行“逼蒋抗日”，文件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²⁰⁾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与会者认为，去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决定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一年来的工作获得许多的成绩”；“但是决定本身及以后的工作中犯着一些错误，这里主要的是把抗日反蒋并提着，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上，一切应当服从抗日斗争”，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和所有蒋介石的军队看成是日本的同盟者，而且“同时进行抗日反蒋的斗争是不会得到成功的”⁽²¹⁾。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全面反映了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报的指示精神。在谈到国内形势时，《决议》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决议》指出：“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斗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²²⁾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决议”的通过，标志着“逼蒋抗日”方针从组织上的最后完成。

二　“一二九”运动爆发

在国家和民族濒临灭亡的紧急关头，富有爱国传统的北平青年学生冲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在1935年12月9日和16日两次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运动唤醒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奔腾向前，席卷全国。

（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华北事变后，北平人心惶恐，社会浮动，一派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在北平的国民党达官显贵纷纷携带细软和眷属南下，故宫博物馆的稀世珍宝开始装箱南运，一些高等学府也在酝酿搬迁，清华大学准备迁往长沙，东北大学要搬到西安。富有政治敏感的北平青年学生，面对华北危在旦夕的险恶形势，无限感慨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²³⁾这些热血青年心系着祖国的安危和民族的兴亡，一首救亡歌曲《毕业歌》唱出了他们的心声：“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北平的青年学生在20世纪初的民族危机面前，曾经站在时代前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浪潮；在30年代新的民族危机面前，他们再次挺身而出，不顾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二）“一二九”请愿游行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是由于民族危亡客观形势的刺激，也与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影响和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分不开。

“一二九”前，由于敌人多次破坏，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已不复存在，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还在，20多名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仍在群众中从事革命活动。

“何梅协定”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从华北撤走，华北的国民党部也撤销，国民党在北平的统治力量有所削弱，这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开展活动颇为有利；但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还不可能，对国民党也不宜正面攻击，于是决定从组织灰色团体，开展救灾活动入手。1935年秋后，黄河中下游洪水泛滥成灾，河南、山东的大批难民拥入北平。北平地下党通过“武委会”开展救灾活动，成立了由十几所大中学校代表参加的“黄河水灾赈济会”，会务负责人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地下党通过这个机构发动学生义卖、义演和募捐，将募集的钱物派代表送往灾区。赈济会还开展宣传活动，向广大师生讲灾民的痛苦，国民党见死不救；讲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揭露南京的不抵抗政策；讲民族危亡和青年肩负的历史重任，等等。

中共的“八一宣言”在国外发表后，通过多种渠道传回国内，也传到北平。北京饭店一楼法国人开的书店，陈列和出售《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等外文刊物，姚克广等从这些刊物上看到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季米特洛夫报告和“八一宣言”，就把这些刊物买回后在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中传阅讨论。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红军长征到达陕甘的消息，使他们深受鼓舞。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1935年10月北平各大学相继成立自治会。在清华大学，蒋南翔、姚克广、杨述等被选入自治会的代表会和干事会。燕京大学地下党张兆麟、龚普生、陈洁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副主席和文书，王汝梅（黄华）、陈翰伯、龚维航（龚澎）分别担任学生会执委会主席、膳务部长和财务部长。北平师范大学的反动势力较强，直到北平学联成立后，才成立师大学生会，于刚被选为主席。在这些由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掌握了学生会的学校，沉闷空气为之一扫，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

11月1日，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要求蒋介石乘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之机开放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平津十校联合宣言的发表，表明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分散趋向联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决定将赈济会改组为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11月18日，北平市学联成立，郭明秋任执委主席，姚克广任秘书长。由彭涛、黄敬、姚克广、郭明秋等组成学联党团。市学联的成立，使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公开统一的领导机构。

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华北策动“独立”运动，他不断给控制平津和冀察的宋哲元施加压力，限他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进攻山东和河北。何应钦12月3日到达北平后，再次屈辱妥协，拟于12月9日成立半傀儡式的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当得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后，即于12月8日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第二天组织学生到新华门前集合，向何应钦请愿。

北平国民党当局事前侦知学生将于9日去新华门请愿，便派军警把守各主要学校大门，不许学生队伍走出校门；并把西直门、阜成门等城门关闭，以阻止地处西郊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进城。9日晨，当燕京、清华两校学生在各自操场集合准备出发时，发现他们事先租来的汽车被开走，校门外有大批军警把守。学生们决定冲出校门，徒步进城。五百多名燕大学生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口号，冲出校门，步行16里路，到达西直门外。清华的学生队伍也冲出校门，徒步走到西直门外。

清华、燕京两校学生队伍在高梁桥会合后，全副武装的警察列队桥头，不准学生通过。站在桥头的燕大学生冲破了警察的防线。当局已令西直门关闭，并派军警在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等处戒备，拦阻郊外学生进城。学生到西直门下，见城门紧闭，遂派代表与军警交涉，要求开门进城，并表示进城请愿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守门的警察说，没有上面命令，不能开门。这天，寒风凛冽，气温降至零下10度，学生们的脸和耳朵冻红了，脚冻僵了。两校学生留部分人坚持在原地斗争；大队人马沿城墙南下，从别的城门入城。但阜成门、西便门、广安门也都关闭，并有军警把守。学生又原路返回西直门。此时，传来城内请愿学生遭军警镇压的消息，同学们在西直门外召开大会，控诉日军的侵略暴行，谴责南京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口号声此起彼伏，直至下午4时才散会返回学校。

9日这天，由于燕大、清华学生被阻于城外，东北大学学生成了城内行动的主力军。这些背井离乡、过着流亡生活的东大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怀有刻骨仇恨，爱国热情十分高涨。9日上午，他们在四人一排，手挽着手，列队冲出校门。这支三百多人的队伍沿途几次冲破军警阻拦，并接应出被军警围困的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校的同学，最后到达新华门前。中国大学、师范大学、女一中、女二中、艺文中学、东北中山中学的队伍已到达这里。聚集在新华门前的学生共有二千多名。原计划由燕大和清华学生代表准备请愿书并向当局交涉，但他们既被阻城外，大家临时推选中国大学的董毓华、东北大学的宋黎、师范大学的陈泽云和敖白枫（高锦明）作为代表，并拟出“反对华北特殊化和伪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六条请愿要求。

何应钦拒不接见学生代表，11时许才派代表侯成出来应付学生。学生被激怒，决定将请愿改成示威，以表达抗日的愿望。

学生开始游行时，几名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中外记者（如燕大教师埃德加·斯诺夫妇）也与学生走在一起。走到西单牌楼，遇上八九十名军警拦阻，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口号，多数学生冲了过去，后边的学生遭到袭击。

游行队伍经过护国寺、沙滩时，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各有二百多人参加进来。时近下午4时，四千余人的游行队伍来到王府井，当局非常害怕学生冲入东交民巷示威。在日本大使馆的日军紧急出动，在东交民巷架起机枪；国民党当局调集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一条严密封锁线。走在队伍前头的学生领袖与军警交涉，要求他们不要阻挡游行队伍。残暴的军警举起水龙头袭击学生，学生穿的棉袍顿时变成冰袍，有的学生脸被水注射肿了。学生手挽手地顽强前进，军警又从两侧包抄过来袭击学生。学生忍无可忍，夺过水龙头向军警还击。赤手空拳的学生敌不过全副武装的军警，几次冲击均未成功，不少学生负了伤，当场有三十多人被送进医院。王府井成了恐怖世界。当晚，北平学联发表罢课宣言，申明：“我们为反对出卖华北而罢课”，“我们为争取民族的自由与解放而罢课”。宣言指出：“我们认定解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只有民众自己。”⁽²⁴⁾

（三）“一二一六”大示威

“一二九”后，北平各校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几天内，有七十多个学校成立了自治会或学生会。北平师范大学9日晚宣告成立学生自治会，于刚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学生自治会根据市学联决定，宣布从第二天起全校罢课。北京大学10日成立学生会，为罢课还组织了纠察队。10日，东北大学学生在礼堂召开大会，遭到学校当局的干涉与反对，会议仍决定从即日起罢课，并宣布成立东大救国会。校方勾结军警于当日午夜入校逮捕六名学生，接着又宣布“紧急戒严令”，由宪兵把守学校大门，不许学生外出，并规定13日学生不上课者，降为自费旁听生，14日不上课者开除校籍。东大学生聚集在校方负责人的办公室外示威，强烈要求撤走校内宪兵，释放被捕学生，不得干涉学生的爱国活动。如校方不答应上述要求，他们将自动驱逐宪兵出校，自动夺回被捕同学。在学生的坚决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驻校宪兵撤走，“紧急戒严令”撤销，被捕同学也获释返校。

国民党当局不顾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坚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何应钦在12月13日离开北平南返时，要求学生埋头读书，“不必涉及课外之活动”⁽²⁵⁾。北平学联决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日期选定在12月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日子。

事先，北平学联做了认真准备，决定16日以一些学校为中心，分区集合，最后到天桥集中，召开市民大会。12月16日，学生队伍分四路向天桥进发。第一路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等西城区的大中学校；第二路是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及南城各校；第三路是北京大学及东城各校；第四路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城外各校。

16日晨学生开始行动时，军警又包围了各主要学校，关闭了西直门和阜成门，各主要路口都派重兵把守。各路队伍在向天桥行进途中，都遭到军警的拦阻和袭击，不少学生负了伤，有的还被逮捕。上午10时，多数学校的学生或结队或分散地来到天桥，召开学生和市民大会，决定向全国发出通电，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会后，示威游行开始。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由天桥出发，计划经前门、天安门、东单，到外交部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地方去示威。游行队伍从前门大街向正阳门进发时，燕大、清华等郊外的学生队伍赶来了。学生队伍到达正阳门前，城门内外布满了军警，城门楼上架起了机枪。学生要求进城，军警鸣枪示警。学生连续冲击城门，均未成功。此时，当局又派来大批军警，严阵以待。学生见进城无望，打算回天桥再次召开市民大会，之后各校分头宣传。警方不准学生回天桥开市民大会，要学生就地解散。学生即就地召开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秘密外交”、“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平市各大学组织南下团请愿”、“请求释放被捕同学”等九项决议案。

当局最后允许北大、中大由前门进城返校，清华、燕大、东大、师大、平大则由宣武门进城返校。这是企图分裂学生队伍。指挥部决定，两支队伍进城后，再在宣武门内汇合，继续在城内示威游行。北大、中大学生进城后，城内、城外两支学生队伍分头向宣武门走去。下午4时许，两支队伍到达宣武门时，见城门紧闭，军警把守，不准城外学生入内。学生发现受骗上当，个个义愤填膺，城内城外的口号声连成一片。站在城外队伍中第一排的清华女生陆璀身材较小，从城门下边缝中爬进去，迅速将城门上的铁闩抽掉，又用手解开缠在两扇门上的铁丝，她还鼓动城外同学用力冲击城门。一二十名武装警察猛扑过来，一阵拳打脚踢，将陆璀打倒在地，并把她抓走。随队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在附近的警察所采访了陆璀，随即登上城门楼，向城外学生报告了陆璀被捕事件。

愤怒的学生要求当局立刻释放陆璀。晚7时许，城外学生与军警达成协议：释放陆璀，清华、燕大等西郊学生出西便门返校，城内学生进宣武门返回宿舍。当清华、燕大等校学生走后，当局再次食言，紧闭宣武门，把东大、师大、平大法商学院以及辅仁的学生仍关在宣武门外。在严寒中斗争了整整一天的学生，此时饥寒交迫，指挥部为避免无谓牺牲，决定组织撤退，让学生分别到东大、师大去休息。城内同学刚要行动，当局调来三卡车宪兵和消防队，把周围的胡同口堵死，向学生包围冲杀过来。六名女同学被砍成重伤，轻伤者五六十名，被捕者五人。准备去东大休息的学生走进菜市口附近一条胡同，被军警夹在中间，惨遭毒打，上百人受伤。去东大的学生走到骡马市大街北口时，也同样遭到袭击。据事件发生后第四天燕京大学出版的《一二九》特刊第三号登载的不完全统计，参加“一二一六”示威有组织的学生共7775名，被捕者8人，受重伤者85人，受轻伤者297人，失踪者23人。

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星星之火，迅速燃遍神州大地，从东海之滨到嘉陵江畔，从西南边陲到长城脚下，几十个大中城市和一些县镇的学生纷纷举行请愿、游行、示威、罢课，一些地方当局为阻止学生去南京请愿竟断绝交通。抗日救亡运动的参加者很快越出学生界，发展成全民性的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成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起点和催化剂。

（四）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采取种种措施来压制和瓦解学生的爱国运动。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12月9日公开发表谈话，禁止学生游行、请愿、罢课。1936年1月5日，蒋介石指令平津各学校提前放寒假，强迫学生各自回家。接着教育部通知各地学校都提前放寒假。

蒋介石通过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杨立奎出面宴请北平学联代表，让学生听蒋介石的话，答应南京可以出钱“资助”学联。接着蒋以行政院名义，通知各地大中学校选派校长代表和学生代表到南京“聆训”。1月15日蒋在南京对各地来的师生代表发表了题为《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的讲话，竭力为政府“攘外必先安内”误国政策进行辩解，说“九一八”时“我们政府虽然不抵抗，但绝对没有放弃东北”，“绝对没有一时一刻忘记东北”，“绝对不会签订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²⁶⁾。

1935年12月26日，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平津学生联合会”这个跨地区的学生组织宣告成立，并决定组织扩大宣传团，深入民间，唤起民众，一致抗敌救国。组织学生南下宣传，是为了对抗和抵制南京当局提前放假和“晋京聆训”。南下宣传团约有五百人参加，第一、二、三团由北平学生组成，第四团由天津学生组成。1936年1月初，宣传团成员分别从天津、北平出发，约定到河北省固安县会合。北平的学生沿着不同路线徒步前进。他们在卢沟桥、青云店、礼贤镇、良乡、琉璃河、长辛店等地向工人，农民进行抗日宣传，帮助组织反日爱国团体，先后于1月七八日到达固安。第四团的天津学生1月2日出发，经杨村奔向固安，沿途也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

平津四百五十名学生到达固安时，该县县长奉令关闭城门，城墙上布满军警，架起机枪。学生们向守城的二十九军士兵和当地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月9日，四个团联合召开大会，通电全国，说明这次南下宣传的意义；并决定全体步行到保定乘火车南下。学生开始行动后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总指挥董毓华被扣留，第二、三团被武力押解回北平。21日，第一团到达保定城外，接到中共北平市委通知：大批学生运动骨干南下后，北平空虚，国民党当局趁机组织“新学联”，分裂学生队伍，南下宣传团要适可而止。第一团便自动返回北平。

通过南下宣传，同学们更深切感到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1月21日，第二、三团被军警围困在保定师范学校礼堂，决定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便回京后有组织地开展救亡工作。中共北平市委也感到原来的“民族武装自卫会”已不适应形势要求，为把“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组织起来，2月1日正式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下宣传团团员是民先队的第一批成员。民先队具体的斗争纲领主要是：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成立各界抗日救亡会；铲除汉奸卖国贼。民先队的工作有：站在最前线，参加一切救亡斗争；与各种救亡团体密切联系，并采取一致行动；把握现实，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并研究民族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学习军事技术与理论，促进民众武装自卫运动。民先队的组织系统有四级：总队部、区队部、分队、小队；小队是基层单位，人数由三至五人组成。

民先队总部领导成员，开始时由中共北平市委指定：总队长敖白枫，组织部长萧敏颂，宣传部长王仁忱，秘书长刘导生。总队部设中共党团，上述人员均是党团成员，党团书记先由市委负责人黄敬兼任，后由敖白枫接任。8月，民先队总队进行民主改选，总队长由李昌担任，队部领导成员有刘导生、杨雨民、杨克冰（女）、孙传文、顾德欢等。民先队迅速向全国发展，统一了青年革命团体，带领广大青年开展救亡运动，使“一二九”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在斗争中，民先队也不断壮大。

第二节　救国运动的兴起

一　上海救国运动的兴起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危急的局势，引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严重关注，知识分子尤为敏感。和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开展的同时，上海的知识界也在积极酝酿发起救国运动。

在1935年这一年中，上海文化界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围绕日本侵华问题举行了各式各样的时事座谈会、报告会和读书会，甚至采取聚餐会的形式，探求挽救祖国危亡、寻找民族出路的方策。是年5月，杜重远创办并主编的《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载了艾寒松以“易水”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文，其中提到日本天皇说：“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弃‘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统治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这篇经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一般性叙事文章发表后，日本驻上海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向上海市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向日本“谢罪”，封闭《新生》周刊社，判处作者及编者徒刑。南京政府竟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向日本道歉，封闭了《新生》周刊，以满足日方的要求。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理《新生》案件，以诽谤罪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二个月徒刑，不得上诉。《新生》事件发生后，在全国特别是上海文化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案件宣判的第五天，沈钧儒写了下题为《我所爱之国》的诗：“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你到哪里去了？我要去追寻。”“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不属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万民之心。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求此心于何从兮，我泪淋浪其难禁。”⁽²⁷⁾

流亡在美国的邹韬奋获悉杜重远含冤入狱后，愤怒和悲痛“不能自抑”⁽²⁸⁾。8月27日，他由美国赶回上海，下船后就奔往漕河泾监探望被囚禁的杜重远。

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于11月16日出版，他写的发刊词《我们的灯塔》指出：“中国大众的唯一生路，是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从侵略者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大众的生死问题，也是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目标。……但同时不要忘却为虎作伥的封建残余的势力。所以封建残余的铲除，是我们所要注意的第二目标。”他表示：“我们愿竭诚尽力，排除万难，从文化方面推动这个大运动的前进。”⁽²⁹⁾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我们当前的最严重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华北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整个问题的一个部分”；要求“动员全民族大众的集体力量，共同起来为着整个民族的存亡作殊死战”⁽³⁰⁾。

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陶行知、李公朴、钱俊瑞、周新民、钱亦石、沈兹九、顾名、金仲华等二百八十余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说：“国难日亟，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下了。‘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餍。’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宣言最后提出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等八项主张。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人们首先是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奋起自救。章乃器曾说：“上海的文化人，和北平的青年学生，虽然是隔得很远，竟像是心印着心，大家‘不约而同’的同时展开历史的救亡运动。”⁽³¹⁾

同日，文化界救国会还发表通电声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其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暨北平宋哲元电说：“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发扬民意，拱卫国权，万不能再加压迫，否则听任汉奸冒替民众，是非泯灭，国亡无日。”⁽³²⁾致北京大学学生会转各校学生会电文说：“诸君在高压之下，奋起抗争，意义之大，远过五四运动，千望再接再厉，全国响应，即在目前。”⁽³³⁾

12月19日至20日，上海复旦等大中学校学生八千余人，冒着刺骨的寒风连夜游行，并向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维持领土主权之完整，出兵收复失地，保护救国运动，保障言论集会自由。游行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大家起来救国”等口号。

12月21日，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人发起的妇女救国会首先成立。史良在成立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讲，她说：“诸位，任何人都知道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三种要素所构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人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还能叫国家吗？还能成为国家吗？我们居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装聋躲在家里过苟安的生活吗？……不，决不！今天我们上海各妇女团体和各个妇女个人在此地总集合，就是我们中国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始。”⁽³⁴⁾何香凝讲话说：“我们要奋起精神，我们要武装起来，我们不再做奴隶，不再做生男育女的性机器。我们是要与男子一样的负起重大的责任，争取民族生存，同到战场上去，起来！”⁽³⁵⁾

大会通过宣言、章程，并推选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等十一人为理事。宣言指出：“四年以来，敌人夺取了我们东北四省，屠杀了我们无数同胞，现在又步步进迫，开始向华北进攻。……冀察两省已经名存实亡，千万同胞又要跟着东北民众而变成亡国奴了。”“在这民族危机极度深刻的现在，要求独立生存，只有用我们的满腔热血去同敌人斗争。”⁽³⁶⁾宣言提出坚决保卫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反对秘密外交，否认一切破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条约和协定；全国妇女立刻自动的组织起来等八项主张。

当日，上海包括各大中学校的女学生、女工、律师、作家、医生、教育家等近千名妇女，为支援学生爱国运动，在南京路举行示威游行。这次妇女游行对上海学生运动起了推动作用，24日上海学生的大请愿示威，就是受了妇女游行的影响而爆发的⁽³⁷⁾。

随后，妇女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妇女书》指出，从东北事件到华北事变，明明是日本一贯的“大陆政策的两个步骤”，华北事变一方面是东北事件的后果，另一方面，假使我们再不急起抵抗，不久又会变成华中、华南事件的前因；要求“打破妇女只会在家庭里烧饭抱孩子的反动理论”，同爱国的男子共同负起救国的重任⁽³⁸⁾。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有三百多人参加。沈钧儒在成立会上讲话说：“本会以团结上海文化界同人，推进文化运动，发扬民族精神，保障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为宗旨。我国现已至危急存亡之秋，凡我国民，均应自动奋起，以负救亡图存之重任。文化界为国民之先导，更应悉力赴难。”⁽³⁹⁾会议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顾名、沈兹九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⁴⁰⁾。文化界救国会在成立会上讨论名称时，沈钧儒鉴于“一二八”抗战爆发时政府因受日本的压力取缔抗日团体，以及《新生》事件的前例，提出不加“抗日”、“反日”字样，以避免日本政府的干涉和日本浪人的捣乱，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

接着成立的是顾名、沈钧儒、曹聚仁、周新民、潘大逵、张定夫等六十余人发起的大学教授救国会，他们发表的救国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激进了，无论用枪炮威胁或借外交计诱，总以并吞中国为其最后的目的。……抵抗则存，不抵抗则亡；抵抗则万众一心，为政府之后盾，不抵抗则万众离心，日为汉奸败类所胁迫。”⁽⁴¹⁾此外，上海复旦大学等一些大中学校也成立了学生救国会。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等救亡团体的成立，打破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时期蓬勃发展的群众抗日运动后几年来的沉寂状态，从此，南北救国运动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起的新时期，对于后来推动抗日战争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

随着爱国运动的热烈开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日趋激进，章乃器写的《四年间的清算》一文，历数了国民党当局四年来执行“先安内，后攘外”路线造成辱国害民的种种事实，并指出：“倘使他们到今朝还要隐过饰非，为了要保存自己的历史而不惜断送民族的历史，或者将错就错，甘为敌人的虎伥而不肯自拔，那不但是误国，而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卖国了！这种人，只要中国民族的历史一天不断送，民众自然会起来诛伐他们的。”他大声疾呼：“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齐向外，大家一齐联合起来抗战自卫！”⁽⁴²⁾沈钧儒曾称赞说，这是一篇“有血有肉”的好文章⁽⁴³⁾。王造时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写的《四年以来的教训》一文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非吞并我全中国不止。因此，我们与他绝对没有妥协的可能，如果不愿做亡国奴，我们与它只有拼一个你死我活。”⁽⁴⁴⁾陶行知发表《战斗》一文说：我们只要把攘外必先安内，读书救国和科学救国，建设救国，本位救国，英雄救国等等，“这些有形无形的麻醉品一扫而空，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战斗力便如千军万马向前冲来，谁能抵挡！”⁽⁴⁵⁾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一些大中学校学生救国会、上海市民联合会，以及职业界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筹备会等团体发起，于1936年1月28日在上海市商会举行“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有农、工、商、学及妇女等各界民众共八百余人参加，公推马相伯、沈钧儒、何香凝、章乃器、史良、王晓籁、吴耀宗、沈兹九、张一麐等十九人为主席团。会议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决定进一步扩大组织，筹备成立全国救国联合会。会后全体与会代表由主席团率领，整队步行至庙行镇，公祭“一二八”抗战无名英雄墓。

2月9日，沙千里领导的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其成员多为公司、字号、海关、银行、保险、出版以及教育职业界的爱国人士，主要是属于下层职员的爱国青年，也有少数上层人士。以提倡新文化为宗旨的综合团体“蚂蚁社”（简称“蚁社”），以及量才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补习学校等单位的社员和学员参加者最多。2月23日，陶行知领导的教育界救国组织国难教育社成立，有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店员、大学教授、中学教员、新闻记者等四百余人参加。会议通过了宣言、简章和工作大纲，并选举了执行委员。《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缘起》说：“整个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我们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能获得民族解放；我们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⁴⁶⁾其共同目标是“用国难教育来挽救民族的灭亡”⁽⁴⁷⁾。这两个团体均加入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袁牧之、陈波儿等还组织了电影界救国会。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先后创办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情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于3月28日出版，4月30日停刊，共出了五期，接着《救亡情报》于5月6日创刊。《救亡情报》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联同上海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所共同创办。《救亡情报》每星期出一张（四开）半。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徐雪寒、吴大琨、柳乃夫、刘群、恽逸群、陆诒。该刊出版后，登载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随后不久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许多文件，报道了上海和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侨救国活动的开展情况，揭露批评国民党当局对救国运动的迫害，对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过积极作用。1936年12月中旬，因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被捕入狱和西安事变先后发生，被迫停刊，共出了30期。

为了扩大宣传和唤起民众共同起来救国，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三八”、“五九”、“五卅”等纪念日，举行了几次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反日大示威，参加的男女群众万余人，“为‘一二八’以来未有之壮举”⁽⁴⁸⁾。5月30日，各界民众6000人举行大会纪念“五卅”，“盛大的集会，团结着六千人的心灵；壮烈的游行，唤醒了全上海的民众”⁽⁴⁹⁾。上海救国运动得到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的积极支持。

救国运动的最初发起者和参加者，主要是一小部分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于，但不久以后，就有各阶层各党派的人参加。由于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和王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当时上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遭到彻底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如钱亦石、柳湜、曹亮、周新民、邓洁、胡乔木、周扬、顾准、钱俊瑞、张执一、王新元、王纪华等，都参加了各界救国会，成为其中的骨干，他们把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带了进去，大大加强了救国会的力量。据章乃器回忆说：“那时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尽遭破坏，当然更没有用党组织的名义来同我们接触的。事后发觉，这是一些隐蔽下来的党员，主要地也是激于‘国亡无日’的危惧，产生了一种认为不论为党还是为祖国都应该奋不顾身地加倍努力的自觉，从而起来推动工作的。周新民、钱亦石便是这些人的例子。他们所运用的不是党的某一个文件，而是党在长时期中对于他们的教导，是一些重要的理论原则和重大的政策原则，这些原则在不断的斗争锻炼中，已经驯化为可以用通常语言表达而为一般人所喜闻乐见的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生硬的、难于接受、难于消化的教条。这种成熟的自觉的东西，和我们的自发的但是已经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很容易融合，从而产生了一批气势磅礴、热情奔放而又言之有物的救亡文献。”⁽⁵⁰⁾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从陕北到达上海。他到上海不久，即与沈钧儒接上了头，同时还会见了章乃器，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及共产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和政策，并同他们建立了关系。后来中共中央又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潘委派胡愈之分管救国会的事。救国会的活动从此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救国会是一个松散的半公开的群众团体，入会没有什么限制，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主张抗日救国，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不论属于什么党派，什么阶层，以及从事何种工作，都可以参加。除共产党人外，还有国民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员参加，大部分则是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由于是这样一群人的结合，因此除了抗日救国这一个大目标相同外，在抗日的方法和其他问题上，则很难趋于一致。各党各派政治观点的分歧常常在救国会内部反映出来，其中一个经常发生争论的问题，即是如何对待国民党。以王造时为代表的包括国社党、第三党在内的一小部分人主张反蒋抗日；而以沈钧儒、章乃器为代表的大部分无党派成见的人，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在内，则从全民族团结抗日的立场出发，同时考虑到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有可能抗日，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具体情况，如避免和当局发生对抗，争取救国运动的公开合法，以求生存和发展，不主张一般地整个地反对国民党，笼统地提反蒋的口号，而只是反对它的不抵抗和内战政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有利于救国会队伍的扩大和救国运动的开展。

上海救国运动的开展，在各地引起了连锁反应。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杭州等地的妇女界救国会和文化界救国会随之相继成立，并与上海“文救”和“妇救”取得联系。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率先于1936年1月27日成立，有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一百五十余人参加，选举马叙伦、白鹏飞、陈豹隐、张申府、崔敬伯等三十一人为干事。发表宣言，完全赞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两次宣言所提出的一切主张，指出：中国的危亡已到最后关头，整个民族快要沦为奴隶，我们不能等待、迟疑，“只有起来抵抗，是民族的生路，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宁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⁵¹⁾。

二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华北大量增兵，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将各地的救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救国联合阵线，以进一步推进抗日救国运动。同时，救国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只有人民自己首先联合起来，才能促进国内各党派的联合，形成全国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一年1月，平津学联代表在山东济南与齐鲁大学学生开会，议决发起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并筹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3月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把促进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作为它的工作任务之一，随后派人前往华北、华中、华南各地联络，物色邀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号召和领导下，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在上海圆明园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二十余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代表共七十余人，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吴耀宗、钱亦石、钱俊瑞、胡子婴、杜君慧、潘大逵、高士其、曹亮、王新元、黄敬、刘江陵、李嘉宇、陆璀、董毓华、张申府、刘清扬、曹孟君、孙晓村、薛保鼎、汪德彰、狄超白、王枫、何伟、段君毅、何明理、吴祖贻、李章达、何思敬、吴涵真、石不烂、洪飙、方少逸、吴超炯、谭冬青、唐守愚、徐范、李仲融等⁽⁵²⁾。第二天（6月1日），又有无锡、泰安和十九路军代表赶来参加大会。主席沈钧儒致开会词说：“目下中国的危机，已经不是‘国难严重’四字所能全部表现，而是快到亡国境地了。所以，全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实在有大家团结起来的必要。同时，我们一定要促进全国各党各派各实力分子，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救国。但是人民自己假使不先联合起来，便无从促进各党各派合作的。”⁽⁵³⁾会议听取了平津民族解放先锋队、南京救国协进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广东教育界、广西全省学联会、武汉文化界救国会等三十余团体代表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等重要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吴耀宗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孙晓村、曹孟君、张申府、刘清扬、何伟等十四人为常务委员。《救亡情报》记者报道说：“综计大会继续二日夜，各代表始终精神鼓舞，尤其是大会对于抗日救国，完成具体的共同认识，形成全国人民的民族大联合战线，实为救国之一更高阶段的表现。”⁽⁵⁴⁾从此，救国运动有了一个全国性领导机构和更明确的救国方针，这对于联合全国各种抗日救国力量，推动救国运动的向前发展，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全救会的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全国各实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废弃一切引导人民亲敌、堕落民族气节的所谓“合作”、“亲善”、“敦睦邦交”等可耻口号，并给予人民以抗敌的组织和言论的自由。谁如果“放弃了当前的大敌，对敌人作无限止的让步，而想用武力征服敌党敌派，用权威排除异己，用权术巩固政权，那结果反只有使人心离散，而自陷于覆亡”。“中央已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上企图征服全国；中央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之一掷。我们为整个民族打算，不忍再见任何力量在内部冲突中消耗，尤其不愿意中央在错误政策之下，消耗了它高度优势的实力”⁽⁵⁵⁾。

文件规定全救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⁵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⁵⁷⁾。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中介人，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纲领的忠实执行，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纲领以及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为；并且郑重声明：人民救国阵线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没有争夺政权的企图，而不过是要尽一份人民救亡的天职；它同国民党当局的抗争，只“是一个政策之争，而不是政权之争”⁽⁵⁸⁾。还指出：中国需要一个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革命，是人民大众的一致要求，救国阵线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并且认定，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因此要求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坚决反对以指导民众组织名义消灭民众组织，以统制舆论名义消灭舆论。文件还提出外交上要求联络欧美、苏联和弱小民族，建立太平洋安全制度，并对国内教育、工商业、士兵、劳工、农民、妇女、儿童、国内民族、侨胞、失业及灾荒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方案⁽⁵⁹⁾。

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重要文章。文章系潘汉年授意，由在香港的胡愈之、邹韬奋起草，陶行知适因出席欧洲世界新教育会议和世界学生青年大会途经香港，亦参与了商讨。文稿完成后，由邹韬奋携至上海，再与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同人作详尽的讨论并修改，最后由四人署名发表⁽⁶⁰⁾。文章分析了国内一般政治形势，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关于建立救亡联合阵线（亦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主张。文章明确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指出：“五年来安内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主张是失败了。五年来安内的结果，剿共军事并没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发生了裂痕。可见安内政策并不能促成真正的内部统一，而唯一得到‘安内’的利益的，却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照这样情形下去，恐怕‘内’不及‘安’，而中国全部早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文章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希望共产党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要求“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还要求共产党纠正党内某些青年在救国运动中，“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的左倾幼稚行动。文章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妥协退让，直到中华民族解放取得完全胜利。

救国会的宣言、政治纲领和沈钧儒等四人联名的上述公开信发表后，引起国内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巴黎《救国时报》全文转载了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编者按语中说：“该会之成立，显然为我国救国运动一最重大的进展；该宣言与纲领之发布，显然为我国救国之最重要的文件。”⁽⁶¹⁾同时发表社论说：宣言不仅接受了四年以来我中华民族从血泪中所得来的一切教训，提出团结抗日的主张，“正是目前时局的重心”，“恰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⁶²⁾。一篇题为《良药》的文章说：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文章，各方应把他们的意见当做苦口的良药，逆耳的忠言。“不抵抗无以救亡，不缔结联合战线无以抵抗，不争取国共合作，无以形成联合战线。四位先生不辞大声疾呼，正给了我们以良好的示范，就是我们要以集锐攻坚的态度，来争取国共合作的实现。”⁽⁶³⁾一位署名为“忠实的国民党员”在信中指出：“四位先生的宣言，不独给了我们救亡联合战线的正确立场，而且指出了目前各党各派的最低任务，说得真是诚恳、中肯、具体、公平与周到。这宣言给我以极大的勇气来说话。我身为国民党党员，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国民党员，是百分之百的赞成宣言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⁶⁴⁾还有的读者撰文说：“他们的话是代表着千千万万的民众从心坎儿发出的要求。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已不是某一党某一派的主张，而是全国民众共同的愿望。读了这个宣言以后，使我对国事前途抱着无限的乐观，因为中国内部渐渐的团结；同时也更明白了国内团结问题的症结之所在。”⁽⁶⁵⁾成都救国会的《力文半月刊》第四期刊载了“团结御侮”的文章后，受到各阶层群众的重视，广大青年更是争相阅读，影响很大⁽⁶⁶⁾。冯玉祥后来写道：“《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中国各界的人们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希望马上就实行。”⁽⁶⁷⁾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救国会提出的全国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主张。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封信中，对救国会的宣言与纲领，以及《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文章，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说：“这些文件已经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和兴奋，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因此，我特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向你们致送热烈的敬礼！同时并向你们及全国民众申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与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他在信中还指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运动和救国组织。“我们愿意经过这些团体和运动贡献我们所有力量，并在这些团体中和各党各派及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共同为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而奋斗。但我们的党员绝对遵守服从这些团体的章程、纲领和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毛泽东在信的最后表示：“我们很荣幸的签字于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之后！”⁽⁶⁸⁾

毛泽东随后在另一封信中又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毛泽东在信中还宣布已委托潘汉年与他们联系，交换意见，并转达对他们的热烈希望⁽⁶⁹⁾。

三　各地救国运动的开展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决定在各地设立分会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组织，以推进救亡运动。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各地救国组织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海外华侨中也建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开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个重要的与全救会有密切关系的地区救国会组织，概述如下：

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控制十分严密，救国会是在秘密和艰苦环境中建立并进行活动的。孙晓村、曹孟君等出席全救会成立大会后，回到南京，积极活动，将原有各行业救国组织联合起来，于8月成立包括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和学生界的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南救”），负责人除孙晓村、曹孟君外还有后文瀚、李庚、薛宁人、狄超白、王昆仑、吴茂荪、胡济邦、王枫、千家驹等。“南救”的组织情况：妇女界救国会的成员主要是小学教师和部分中学教师、大中学校学生、职业界妇女以及一些家庭妇女（其中多系冯玉祥部下家属）。文化界救国会发展了新文字研究会等团体以及文艺界中一些人士。学生救国会的主要队伍在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以及安徽中学等几个学校中，在国民党的军事院校如辎重兵学校、步工兵学校中，也发展了组织。职业界救国会的组织主要依靠几个工人夜校和上海介绍的关系来发展的。中国农村经济会也参加了南京和上海的救国会组织。此外，通过王昆仑、孙晓村、千家驹的关系，“南救”同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如张继、许宝驹等有一定的联系，其中冯玉祥、李德全对“南救”的活动十分关心。冯玉祥常常通过孙晓村、千家驹等给他讲学的机会，把一些重要消息告诉“南救”，并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作出分析。“南救”成立后，因为不能用本身的名义出现活动，曾以“绥远抗日后援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南救”与全救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基本上每周由孙晓村、王昆仑去上海一次，汇报国民政府的内情，带回全救会的文件，有时还带回中共的文件⁽⁷⁰⁾，它实际上是全救会的一个分会。

全救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是全救会在华南的一个分支机构，总部设于香港。“南总”设理事会，由李章达、何思敬、吴涵真（以上三人任常务理事）、陈此生、陈希周、梅龚彬等人组成，李章达负总责，何思敬任宣传部长，吴涵真任组织部长。“南总”成立后，全救会曾派钱俊瑞、章乃器、胡子婴、张劲夫等人先后南下以取得联系，开展工作⁽⁷¹⁾。“南总”名义上负责指导广西、广东、福建省市救国运动，实际作用限于香港、广东两地。在“南总”领导下，9月18日，广东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会成立。其宣言和纲领指出：“全广东人民，只要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不做汉奸的，不分党派、阶层、职业、团体、个人，都不容迟疑的参加到这救国联合会来。”⁽⁷²⁾同时，东莞等县也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原定年底召开华南救国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救会华南分会，后因上海救国领袖沈钧儒等被捕而中止。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初，西安一些中学学生和教职员组织了救国会，随后联合成西北抗日救国会。6月1日，西北抗日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上海全救会成立大会后，又改名为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西救”认定全救会的宣言和纲领就是它的宣言与纲领，将这两个文件翻印了两千多份，在群众及在野名流中散发，影响颇大，获得普遍的同情与支持⁽⁷³⁾。“西救”的负责人之一徐彬如说：“我们‘西北救联’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纲领，也就是‘全救’代表大会所决议的一切整体的意见与具体的计划。”⁽⁷⁴⁾全救会鉴于西北抗日救亡工作已日见成效，建议“西救”“以救联名义相机公开活动”⁽⁷⁵⁾。“西救”从此逐渐公开组织，扩大活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它与正在筹建中的东北民众救亡会在西安联合召开了8000人的大会，并游行示威，向当地的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立即抗日。11月下旬，全救会派执委张语还到西安参加“西救”工作。12月9日，“西救”发表“一二九”宣言，并组织近万名学生和市民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悲壮的爱国游行队伍使张学良深受感动，从而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起了促进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西救”正式公开，并在西安《解放日报》全文刊载了全救会的宣言与纲领⁽⁷⁶⁾。西安事变前，“西救”下属救亡团体有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二十三个，事变后有极大的发展，新成立的各行各业救国会如雨后春笋，抗日救亡运动如打开闸门的潮水汹涌澎湃。“西救”的负责人有韩琢如（总务部）、杨明轩（交际部）、谢华（组织部）、张兆麟、徐彬如（宣传部）、宋黎、李祥九（民众武装部，西安事变后成立）、田润芝（妇女部）。

重庆、成都地区救国会：受“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的影响，重庆于1935年12月成立学联，展开各项救亡活动。1936年6月正式成立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机构是干事会，下属有学生界、职业界、文化界、妇女界四个救国会组织。成都各界也同时涌现一批抗日救亡积极分子。他们出版了《力文》半月刊，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受到各阶层群众的重视。10月18日，在成都青年会礼堂召开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会。从此，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宣传进入组织阶段。《力文》半月刊于11月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接着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周刊出版发行。1937年3月14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⁷⁷⁾。

北平的救国运动虽然开展较早，但活动主要是在一部分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中进行的。全救会成立后，曾两次派代表到北平与张申府等进步教授联系，促进救国运动的开展和救国力量的联合。1937年1月20日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2月1日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⁷⁸⁾。主要负责人有张申府、许德珩、杨秀峰、黄松龄、刘清扬和张友渔，徐冰也参加了，但他不出面，对外活动主要是张申府和许德珩。“该会实际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接受党的领导，公开搞抗日救国工作”⁽⁷⁹⁾。“七七”抗战爆发后，张申府到南京与沈钧儒会面，一起研究开展抗日救国问题，从此，北平、上海两个救国会联合会融合为一体。

此外，广西、武汉、杭州、济南等地也先后成立了救国会组织，并与上海全救会保持联系。

爱国华侨在民族危机刺激和国内蓬勃发展的抗日救国运动影响下，亦纷起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救亡运动。1936年初，旅居欧洲各国华侨先后组织抗日救国会，但因没有“总的中心组织做指导，致救亡运动无密切关系，而呈散漫状态”⁽⁸⁰⁾。8月间，全救会代表陶行知、钱俊瑞和全国学联代表陆璀因出席国际会议到达巴黎，竭力宣传华侨团结抗日，建立救国联合会，各国侨胞纷起响应。9月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召开，参加者有英、法、德、瑞士、荷兰等国华侨代表共四百余人。各代表发言一致表示奋起救国之决心，为华侨团结抗日救亡之“空前盛举”⁽⁸¹⁾。陶行知、钱俊瑞和陆璀在大会上发言，阐明全救会团结御侮的主张，介绍了国内救亡运动进行情况，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会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团结全国军事力量，组织抗日救国军，武装民众，收复失地，保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政治上应不分党派，一致合作，确立民主制度，给人民以救亡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五项主张⁽⁸²⁾。大会决定以该会为永久组织，定名为“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与全救会作密切之联络。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对团结与推动华侨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起过重要作用。美国、暹罗（今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越南等国华侨也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并与全救会保持联系。1936年11月22日，纽约全侨抗日救国会通过决议，加入全救会，与祖国同胞团结一致，为抗日救亡而斗争⁽⁸³⁾。

四　上海救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上海是全国救国运动的中心，全救会成立后，救国运动有进一步发展。

茅盾是救国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是努力促成中国文艺作家救亡联合战线的一名战士。为推进爱国文艺作家在抗日救国的大目标下联合一致，1936年6月7日，他和傅东华、夏丏尊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⁸⁴⁾，入会者百余人。其宗旨为：“以联络友谊，商讨学术，争取生活保障，推进新文艺运动，致力中国民族解放。”⁽⁸⁵⁾宣言声称：“文艺作家有他特殊的武器。文艺作家在全民族一致的救国阵线中有他自己的岗位。”文艺作家协会是“全民族运动中的一环”，“坚决拥护民族救国阵线的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团结一致抵抗侵略，停止内战，言论出版自由，民众组织救国团体的自由！”⁽⁸⁶⁾针对当时文艺界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上的某些分歧和争论，文艺家协会特别提议，在全民族一致抗日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们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文艺主张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同时，为了民族利益团结一致，并不拘束了作家们各自的文艺主张向广大民众声诉而听取最后的判词。“要求更多的作家们来共同负起历史决定了的使命，把我们的笔集中于民族解放的斗争”⁽⁸⁷⁾。茅盾还就作家的联合战线和现阶段的救亡运动对《救亡情报》的记者说：“我们要求作家的条件，只能是这样：‘你愿意救国。’否则，便把联合战线的范围限止得太狭小了，不能争取一批比较落后的作家，共同踏上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⁸⁸⁾

鲁迅当时虽然没有参加文艺家协会，但对救国会和文艺家协会倡导的统一战线救国运动，表示完全的赞同和支持⁽⁸⁹⁾。他说：“民族危难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他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赞成“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⁹⁰⁾。还表示：“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⁹¹⁾6月15日，鲁迅和巴金、黎烈文、张天翼等63人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指出：“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的面前的现在，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我们将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我们原定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的握手。”⁽⁹²⁾

在文化领域内，抗日联合战线进一步扩大发展并具体化。9月20日，平时不过问政治和国事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包天笑等也都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文学运动中来，他们与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傅东华、谢冰心等联名发表关于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的宣言。宣言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后说：“我们是文学者，因此亦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是复杂多方面的，各阶层的；其在作家个人或集团，平时对文学之见解、趣味与作风，新派与旧派不同，左派与右派亦各异，然而无论新旧左右，其为中国人则一，其不愿为亡国奴则一；各人抗日之动机或有不同，抗日之立场亦许各异，然而同为抗日则一。……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宣言还认为：“言论自由与文艺活动的自由，不但是文化发展的关键，而在今日更为民族生存之所系。”⁽⁹³⁾要求政府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凡是阻碍人民言论自由法规，如报纸检查、刊物禁扣等应立即概予废止。周瘦鹃、包天笑还将他们编辑的鸳鸯蝴蝶派刊物《礼拜六》贡献给救国阵线，连续几期刊载有不少关于救国的文章，如“双十节”专号就有章乃器的关于辛亥革命回忆及其他激发民族意识的文章。

爱国戏剧运动也有新的发展。文化戏剧界同人发表宣言，反对租界当局压迫上演救国戏剧。为配合救国运动，周信芳排演了京剧《明末遗恨》，描写当时汉奸误国的情景非常动人，给予社会的影响很大⁽⁹⁴⁾。

继文艺家协会成立后，6月28日，由曾虚白、周新民、金则人等发起的上海著作人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全救会、文艺家协会、妇救会、全国学联代表沈钧儒、章乃器、何家槐、胡子婴以及王造时、李公朴等都在大会发表演说，强调著作人团结一致，负起救亡运动重任的必要性。章乃器着重指出：“文化人的任务，是站在指导救亡工作的地位。不待言，是先该把自己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文化人的联合战线，和别的救亡联合战线也是一样的。联合战线无非是对付共同敌人的结合。我以为联合战线不是折中的，调和的，也不是说各党各派的人，参加了联合战线就放弃他们的主张，而是在一个同样【目标】下一致对外。”⁽⁹⁵⁾由彭子冈、王纪元、周新民、成舍我、王造时、章乃器等140人签名发表的《上海著作人协会成立宣言》说，自“九一八”后四年多来，在民族敌人有加无已的进攻形势之下，中华民族已显然到了剥夺全体中国民众生存条件的最后生死关头。“每个中国人，为了要争取他们的生存，为了不甘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都应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建立和运用集体的力量来粉碎敌人的侵略压迫，来挽救整个民族的最后危机。”中国觉悟的民众，已经团结起来，建立了铁一般的联合救亡战线，“每个著作人，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都应该参加这一神圣的抗争，都应该参加这一民族解放的运动”；“与一切救亡的集体力量联合起来，肩并着肩，展开和完成全中华民族解放的使命”⁽⁹⁶⁾。

1936年下半年，上海工人救国会和学生救国会先后成立。职业界救国会到10月份已发展为七个干事会，共有会员一千三百多人，还联系了广大的职工和店员。“职救”的基层会员群众，主要是量才补习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的在职学生和蚁社社员，上海先施、永安等几个大百货公司的店员大部分都参加了“职救”。“职救”是上海救亡运动中一支生力军，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一些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主要参加者都是“职救”的会员及其所联系影响的群众。

全救会成立时，正值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为了扩张并加强自己的地位，以抗日反蒋为名，发动“两广事变”（详下节）。李、白等派陈劭先到上海与救国会联系，邀请沈钧儒和章乃器去广西，指名要章当财政部长，并交给救国会2000元捐款，要求给予支持，想通过救国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湘粤边境陈兵，准备在必要时对西南进行讨伐，内战一触即发。全救会常委们开会研究这一事变的性质及其所应持的态度，认为在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情势下，西南领袖提出抗日主张，并宣布北上抗日，是值得欢迎的；但应真正从抗日救国的立场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更不赞成中央讨伐西南。全救会发表对时局紧急通电，强调：“务使全国兵力，一致向外，抗日战争，立即展开，恢复我已失之河山，拯救我被压迫之同胞。倘有违背此旨，发动内战者，则本会愿全国民众共弃之。”⁽⁹⁷⁾《救亡情报》发表了《我们对于西南事件的认识和态度》、《反对内战！要求全国团结御侮》、《请求政府下令对日宣战》、《下令讨伐西南呢还是下令抗日》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我们民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偏好，我们所拥护者为抗日救国，我们所反对者是不抵抗。所以我们希望中央和西南双方实现团结御侮的诺言，立刻发动抗日战争。”⁽⁹⁸⁾“中国一切的内战无异自杀，尤其是中央与西南之争，非特消耗有用之国防力量于无谓之内争，而且徒为外敌利用。”⁽⁹⁹⁾章乃器事后总结说：“西南事件起来时，我们即决定表示同情，而绝对不放弃一丝一毫救国阵线的立场。那就是说，如果西南来加入救国阵线，接受了我们的纲领，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纲领去依附西南。”⁽¹⁰⁰⁾

7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开幕，全救会发表宣言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目下有两种不同的努力。一种是少数汉奸的活动：他们一面向地方当局进行分离运动，一面向中央请求讨伐运动；他们的目的在挑拨内战，消灭抗日。另一种是多数人民的呼声：他们赞同地方当局督促中央抗日，然而反对向外投降的分离运动；他们要求中央当局以抗日来统一，反对以内战求统一；他们的目的在消弭内战，促成抗日。”宣言要求二中全会接受人民的要求，督促中央立即对日宣战，“只要对外能够发动抗日战争，对内就可以根本消灭一切的纠纷”，“国内政权就可以在人民的欢呼中求得自然的统一”⁽¹⁰¹⁾。与此同时，全救会推派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彭文应五名代表前往南京请愿，要求二中全会议决停止内战，立即对日作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并准许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五分钟。国民党派中委、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出来接见。请愿虽未获具体结果，但南京中央当局并不以全救会为不合法而拒绝接见，马超俊且表示愿将请愿各点向大会报告，代表们认为这也是请愿的一个收获。

日本政府不顾我国主权，强欲在我成都设领，以作为侵略我四川之策源地，四川同胞群起反对。8月23日，四川旅沪各界谢持、杨庶堪、黄复生等二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并在上海召开了大会，沈钧儒、章乃器均被邀请出席，发表演说，予以声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时致电南京政府和四川省政府，要求立即予以拒绝，“将外交情形随时公布，并火速备战，与敌人一拼”⁽¹⁰²⁾。

9月初，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就解决中日争端在南京举行外交谈判，日方提出华北五省自治，中日经济合作，减低进口关税，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救国团体，中日合作防共等灭亡中国的条件。9月18日，全救会召开第二次执委会，针对这一新情况，提出严密组织，扩大救国阵线，加强吸收落后人物和争取张学良、冯玉祥等上层分子的工作⁽¹⁰³⁾。宋庆龄因故未赴会，事后她致信执委们，对他们的工作给予肯定性评价：“月来诸同志在各地努力奋斗，甚慰心怀，整个领导，亦甚正确，其所以能使运动日益开展者，非偶然也。惟救国功业，至为艰苦，如欲获得最后之胜利，尚须有更大之努力。尚希诸同志再接再厉，以取得民族之解放。”⁽¹⁰⁴⁾全救会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新阴谋，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停止外交谈判，团结全国力量，共同抗日，并且重申：“救国阵线在唤起群众与组织群众上的努力，目的是单纯的，那就是：在战争以前是督促政府抗日，而在战争以后是拥护政府抗日。”⁽¹⁰⁵⁾

随即上海的救国会会员与爱国市民印就《为中日外交已到最后关头宣言》，发起广泛的签名运动，拟签名十万人后呈送政府，以示民意，数日内即有一千六百余人签名⁽¹⁰⁶⁾。南京救国会亦印发《为中日问题敬告全国同胞》一文，征求广大同胞签名。10月14日，北平文化教育界代表徐炳昶、顾颉刚、钱玄同等七十余人，起而遥相呼应，发表对时局宣言，向政府提出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在不丧失主权的原则下，对日交涉；中日外交绝对公开；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及在华的非法军事行动；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之特殊行政组织；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反对以外力开发华北、侵夺国家处理资源之主权；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动；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借外力以作乱之土匪共八项要求，嗣后陆续在这份宣言签名者多达一百五十余人，“实可代表华北一般知识阶层之真正意见”⁽¹⁰⁷⁾。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闻讯后立即致电响应说：“此间同志认为生死搏斗之时期已至，吾人任务重大，决非一纸文书之所能了事。切望北方同志能即日更进一步，先自加紧组织，同时切实领导青年并扩及一般民众，成为坚不可摧之统一阵线，为实力派抗战之后盾。敝会等自当遥为呼应，合力进行，以争取民族解放之最后胜利。”⁽¹⁰⁸⁾10月18日，上海实业界、教育界褚辅成、穆藕初、项康元、沈恩孚、黄炎培等215人也联合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书》的通电响应，说日本如有“轨外行动”，政府应“立以武力制止，遏未来之萌蘖，收已失之桑榆，万勿存投鼠忌器之心，贻噬脐莫及之悔”⁽¹⁰⁹⁾，并表示完全赞同北平文化教育界宣言中提出的各项主张。由于人民和舆论的压力，加上国民党内抗日倾向的增长，南京政府后来在中日谈判中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使谈判停顿下来。

从8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伪蒙军侵犯绥东，随后发动了对绥远大规模的进攻，全救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立即发表宣言，呼吁援绥抗日。9月6日，救国会组织三百多个宣传队共约2000余人，走上街头，进行援绥募捐，并分送宣传品，扩大抗日宣传，当日接触群众数万人。救国会立即将所募得款项如数全部汇交绥省主席傅作义，作为分犒前线士兵之用。傅作义收到后，复函称救国会诸先生“热心爱国，慷慨输将，拜领之余，莫名惭篆”⁽¹¹⁰⁾。后来傅作义在接见上海《大公报》记者时曾说：“我跟他们并没有关系可言，以前也不认识，未曾见过面，不过，在绥远抗战时，我们这儿收到的第一件捐款，是他们救国会捐来的，而且都由他们这几位先生署名在沪经募的。”⁽¹¹¹⁾11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援绥运动。南京救国会在孙晓村、曹孟君等人领导下，与王昆仑、许宝驹等密切配合，并取得冯玉祥的大力支持，推动国民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张继、孙科、居正、覃振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11月中旬，在南京中央饭店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由国民党元老张继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国民党左派如经亨颐、柳亚子和不少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到会参加。大会通过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这次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国民党不准抗日救国的禁令，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高潮。会后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运动，一直深入到政府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以及医院的病房里，成为1932年以来南京规模最大的爱国运动⁽¹¹²⁾。此外，华北、西北、华南地区，在当地救国会参与领导下，也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援绥抗日运动。

11月中旬，全救会再次发表《为绥远问题宣言》，要求政府发动全国规模的抗战，立刻停止内争，停止和日本的谈判。同时分别打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张学良、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等，要求出兵援绥，坚决抗日。给张学良的电报说：“中央信誓旦旦，以不丧失寸土及丝毫主权为言，绥远岂仅寸土，权利何止丝毫，若又以绥远为地方冲突，默认沦亡，则国事真不必闻问矣！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出兵援助。事急国危，幸即图之。”⁽¹¹³⁾

在援绥抗日运动热烈开展的同时，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数万人，因不堪日本资本家剥削压榨，同时受上海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于11月上旬开始举行反日大罢工，提出增加工资，保护工人权益，反对日兵进厂压迫工人等12项条件。救国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援助，并组织罢工后援委员会，予以支持，将募得的捐款在纱厂附近的市场上买了米票，直接发给因罢工而遭到生活困难的工人和家属。罢工最后获得了胜利。

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救国会发表《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告全国同胞书》的文章，认为“救国阵线一再提议联合英、美、法、苏，成立太平洋反侵略的集体安全制度，这就是先生当时联俄政策的发展；救国阵线一再提议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这就是先生当时容共政策的发展；救国阵线一再提议改善工农生活以增强抗日的力量，就是先生当时保护工农政策的发展”。文章指出，政策的含义虽然由于时代的改变有所不同，但“民族解放的路线是一贯的”；还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1925年—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当前救国阵线师承他的遗教决定的联合战线也必然会胜利。要求每一个救国战士学习孙中山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抱宁死不做汉奸顺民的决心，和敌人拼死斗争，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¹¹⁴⁾。宋庆龄也写了纪念词，要求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建立反侵略的国际联合战线及联合各党派各阶层的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¹¹⁵⁾。沈钧儒发表的《孙中山主义与救亡阵线》一文说，孙中山有“博大宽容”的革命人格，所以“是民族联合阵线的首创者”。“孙中山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而三大政策就是救亡联合阵线政策”。救国阵线所倡导的各党各派联合御侮的政策，与孙中山手订的联共政策，“立意完全相同”。文章还强调指出：“打开窗子说亮话，现在共产党固然一时消灭国民党不了，国民党也一时消灭共产党不了，按照过去‘剿匪’的经验，我们可以晓得，而抗战却已万万不能再行等待。那么只要共产党能够改变反国民党、反政府的策略，恢复孙总理的联共政策，停止一切内战，以共同对外，还会有什么问题呢。”⁽¹¹⁶⁾是日救国会在上海静安寺路女青年会举行盛大的纪念大会，有千余人参加。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沈钧儒、沙千里均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一致高度赞扬了孙中山“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表示要继承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加紧民族解放斗争的活动，以挽救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救国运动普遍深入到各阶层，不但为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拥护，而且得到工商界人士和某些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的同情与支持，促进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救国会以它鲜明的抗日爱国号召和艰苦努力精神，团结了广大群众，据估计，到1936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达数十万人⁽¹¹⁷⁾。救国会广泛宣传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促进国内和平，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

一　两广“六一”事变

1936年6月1日爆发的“两广事变”（亦称“六一”事变），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剪除异己，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的一次事变。这次事变的主要特点是打出“出兵抗日”的旗帜，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两广事变是在民族危机日趋加剧，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导火线是蒋介石要撤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消除两广半独立局面。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长期存在矛盾。1931年2月，粤系领袖胡汉民因约法事件被扣留，陈济棠乘机夺取广东大权，树起反蒋旗帜。1932年蒋复出总揽军权，1935年11月兼任行政院长，实际上重新掌握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原广州非常会议虽早已撤销，但继之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仍以“均权分治”的名义在两广继续存在，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1932年1月陈济棠任西南军分会委员长兼执行部和政委会常委，其后把广东党政军的权力集于一身，登上了“南粤王”的宝座，并借助西南盟主胡汉民的资望及西南三机构招牌，与蒋介石抗衡。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利用上述情况，积极推动陈济棠等西南地方实力派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以抗衡蒋介石的“削夺”。当蒋介石以全力用兵“剿共”之时，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暂取容忍态度，蒋在能腾出手来时，就下决心剪除异己势力。1936年1月，蒋继染指川、黔、滇之后，便将矛头转向西南的两广。

蒋介石要解决西南地方割据，削夺两广，蓄谋已久。其首要目标是拉拢西南盟主胡汉民。早在1934年，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为名，诱胡北上，胡未为所动。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再次以调整负责人名义，提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高位拉胡入京，又为胡所拒。胡汉民一方面依靠陈济棠的军事实力与蒋对抗，另一方面又受制于陈济棠，深感在粤无可作为，遂以养病为由赴欧游历。1936年1月5日，胡汉民准备回国。蒋介石特派司法院长居正及叶楚伧、陈策专程去香港，准备把胡汉民接到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月7日，蒋又特派魏道明为蒋私人代表持蒋亲笔信直赴新加坡迎候胡汉民，并电胡入京主持中央大计。西南方面则先派了与胡关系密切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刘芦隐、潘宜之、林翼中、李晓生到新加坡等候。陈济棠为拉住胡汉民，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议，并接受白崇禧提出的三点办法：（一）政治上尊重；（二）经济上支持；（三）生活上照顾。1月25日，胡汉民拒绝蒋介石之邀，从香港到广州。陈济棠为他安排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和大会，表示西南愿意接受并需要胡汉民的领导。1月30日，胡汉民电复蒋介石，以“须稍休养”为名，拒绝入京。胡居住广州，时而同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军政要人磋商政局，或约见各界，发表谈话，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蒋对此极为忌恨，决心相机结束西南半独立局面，加强中央集权。就西南的政局来看，胡汉民为国民党元老，德望素著，推举胡做西南领袖，主掌西南党务和政事，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陈济棠担心独霸广东地盘，称雄南粤将受到胡的牵制，唯恐实权旁落。故陈济棠千方百计留住胡汉民，并非为了实施胡汉民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只是想用胡汉民作为与南京对抗的政治筹码而已。

5月12日，胡汉民在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家中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然从坐椅翻落在地，右侧脑溢血，抢救无效，在广州颙园逝世。胡汉民一死，两广靠山顿时倒塌，阵脚晃动，西南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蒋介石认为西南盟主胡汉民之死，是解决两广问题的大好机会。5月13日，蒋电陈济棠，请其兄陈维周赴京晤谈。次日，陈维周乘飞机往南京见蒋。蒋介石对陈维周说：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嘱其转达陈济棠。陈在南京探悉“中央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一）彻底解决广西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¹¹⁸⁾，企图挑起粤桂战争，拆散两广联盟。陈对此大惊失色，认为粤桂唇齿相依，桂系若垮，广东地盘何存？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先发制人，联合桂系共同反蒋。

蒋介石见陈济棠动作迟疑，于5月19日，以祭胡汉民为名，派孙科、王宠惠等到广州，要求两广当局加强与全国“精诚团结”。次日，由王宠惠出面，对陈济棠提出五项条件：（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取消；（二）改组广东省政府，省主席林云陔调京任职；（三）在西南执行部和政委会工作的负责人，愿意到京工作者，中央将妥为安排，愿意出国者，将给以路费；（四）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重新任命；（五）统一币制。这五条实际上是要陈济棠把广东军权和政权交还南京⁽¹¹⁹⁾。这也就是说，陈济棠必须从“南粤王”宝座上退下来，同时表明了蒋介石已把先收拾广西，稳住广东的战略方针，改为先解决广东，再吃掉广西，以实现各个击破，彻底解决两广问题。

陈济棠当即与前来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密商，催促李宗仁迅速到广州共商大计。时值华北日本侵华气焰嚣张，逼蒋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又对华北大举增兵，威逼中国签订中日“共同防共协定”。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一再退让，已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陈济棠看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一个可供利用的借口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¹²⁰⁾。他致电李宗仁，认为全国民众抗日救国呼声日高，两广联合反蒋，唯有打出“出兵抗日”大旗，才能争取全国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白崇禧见陈济棠抗日反蒋意志坚决，势在必行，而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另一方面，白崇禧认为蒋介石军队的主力正集中在黄河流域，急于解决西北剿共问题，又要防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加上华北日本侵华局势吃紧，蒋介石决无余力可以南犯；两广联合打出抗日旗帜，进可以争取全国舆论同情，扩大西南声势，退可以使蒋投鼠忌器，向西南让步。陈济棠敢于起事反蒋，还受其兄迷信阴阳五行、星相之术的陈维周及身边术士翁半玄的怂恿。陈维周入京谒蒋回粤后，对陈济棠说，蒋介石实在没有帝王之相，气运将尽，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这一关。术士们也进言，谓蒋气数已尽。伯公（陈济棠字伯南）运气正阳，不顺天应人取蒋而代之，还待何时。翁半玄为陈济棠扶乩，得“机不可失”⁽¹²¹⁾之语，加上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认定举兵反蒋时机已到。

李宗仁于5月20日飞抵广州，与陈济棠商议两广联合行动。两广方面为抗日反蒋着手军事部署。白崇禧与陆军少将、高级参谋刘斐到粤桂边境视察地形，并拟定出作战计划：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采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并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防御工事。

两广方面的兵力如下：

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原有三个军，军长余汉谋、陈济棠、李扬敬，副军长李振球、张达、黄廷祯，每军三个师，师长是莫希德、叶肇、邓龙光、巫剑雄、李振良、李汉魂、黄质文、张瑞贵等，另外有独立师，师长黄任寰，一个教导师，师长缪培南，一个独立旅，旅长陈章，一个警卫旅，旅长陈汉光，四个警卫团及财政厅的两个特务营。事变时，又以原来的独立师和教导师为骨干，扩编为四、五两个军，以黄任寰、缪培南为军长。粤军共有七十个团，共计二十万左右的兵力。

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有两个军，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军军长夏威。临时又扩编两个军（包括第十九路军的翁照垣师）。另外有作战能力的广西民团九十九个大队，共计约有十多万兵力。

两广兵力总计，陆军有三十万人以上；空军有广东六个中队，司令黄光锐；广西三个中队，司令林伟成；海军有广东江防舰艇数十艘，司令张之英。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名义，于5月27日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打响“两广事变”的信号。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命令第一、四集团军北上抗日；吁请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通过了给南京中央的呈文，并于次日以同样内容通电（即“冬”电）全国，宣称“日本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致诚，吁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致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¹²²⁾。同时，派出代表分赴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联络，欢迎全国要求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有关人士南下，共商抗日反蒋大计。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率两广将领数十人率先发出“支”电，护拥“冬”电，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广州市各团体在大东路省参议会礼堂开会，发起向西南当局请愿“出兵抗日，以救危亡”。同日，陈济棠对广州《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谓：“今日我民族已届生死关头，非抗日必无出路。”“冬”、“支”两电发出后，粤桂大造舆论，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标语，争取各团体群众的响应。西南两机构联席会议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亦称“抗日救国西南联军”），由陈济棠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任副司令，开始向湖南进军。

蒋介石对两广事件的发生虽甚为恼怒，但又故作镇静，未敢动用武力镇压。原因是：当时中央嫡系兵力正分散各地，在南方乘“追剿”红军长征之机，对川、黔、康、滇各省分兵驻防，以求军、民、财等的“统一”；在北方则分出一部兵力进入山西，又在洛阳、潼关一带驻重兵，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蒋介石能用于对付两广的兵力，不过十余万至二十万左右。蒋原拟集中力量催逼张、杨剿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但两广事变使他不得不先着手解决两广问题，在军事上急令原驻贵州的薛岳部开往桂北边境，原驻福建的蒋鼎文移防粤东边境，令调甘丽初部集结衡阳；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准备进攻两广；将空军集中于赣、湘两省基地，以一部分海军集中厦门，海空协同陆军作战⁽¹²³⁾。此时，蒋重申“攘外必须安内，统一方能御侮”，还通电全国，发起设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于南京，各省、直辖市设分会，县设支会，蒋任总会长，企图“以建设求统一”，笼络人心。蒋介石除从政治上对两广施加压力，并采用缓兵之计外，又派戴笠指挥军统特务进行反间、收买活动；还故作姿态，宣布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邀两广派员出席。6月7日，蒋致电陈济棠指出：“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失于国际之间”⁽¹²⁴⁾，劝告两广不应同南京中央政府对立，如有大计，可派代表进京相商。次日又称“相信两广决不会脱离中央，单独对外，亦决不会借外交之名，作内战之口实”⁽¹²⁵⁾。9日，蒋电陈济棠称：“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的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的方针，遵循不渝。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所属部队勿以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大计。”⁽¹²⁶⁾蒋在暗中却紧急调集两个军兵力，抢先控制了衡阳，监视两广军事行动。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复电西南两机构，令其转饬两广部队不得自由行动。10日，蒋再电陈济棠谓：“我全国军人听命党国，万不宜自由行动……务希严饬粤所有北进部队即日停止行进，迅速归复原防，以扫除谣诼与不安。”同时指出，倘两广继续行动，即为“地方将吏抗命”⁽¹²⁷⁾。蒋力图先行安抚，防止事态扩大。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复电蒋介石，申明西南当局无对中央作兵谏行动，只要求由中央出面正式领导抗日，并请中央指定北上路线、集中地点与供应军辎军火接济。同日，西南执行部发出真电，对蒋所谓“统一方能御侮”加以驳斥，揭露其无御侮之心：日本在华北用兵，未见向北开动一兵一卒，反而调集兵力向粤、桂压迫，要求国民党中央放弃贻误全国抗战之内战政策⁽¹²⁸⁾。

正当蒋介石对两广用兵之际，6月21日，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发出“马”电，呼吁“克日停止各方军事行动”，以图观察宁、粤双方局势动向。6月23日，蒋介石在复宋、韩的“梗”电中，表示两广问题将交由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解决，并称中央“决无丝毫轻启内战之意”⁽¹²⁹⁾。意在争取宋、韩的支持，使他们不与两广采取一致行动。

两广打出“出兵抗日”旗帜后，粤、桂军队立即分别从湘赣两省边境向湖南推进。6月5日，桂系精锐强渡黄沙河，于6月6日进抵湖南永州，7月占领零陵。粤军也于6月9日进占郴县，直指衡阳，作出一举下长沙而直逼武汉之态势。部队所到之处，散发抗日传单，以争取沿途各界民众的支持。

两广“北上抗日”，必须借道湖南，首先要争取何键的支持。6月6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偕何键的女婿李觉飞抵长沙，游说何键响应两广抗日的行动。何键一方面表示待桂军到达长沙时，他才能有所行动，另一方面请全国基督教教育会会员刘廷芳到南京与蒋介石联系，报告两广行动计划，表示对南京绝对忠诚、绝对服从，欲以所部湘军十余万兵力拨归中央直接指挥。此举换得蒋介石的40万元的奖赏，蒋立即派陈诚坐镇长沙，同时决定令调驻浏阳一带的中央军第七十七师以及驻防武汉、武胜关一带的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师兼程南下。6月10日早晨6时左右，三个师师长等随中央军先头部队，比粤、桂军队早三个小时到达衡阳。桂军获悉中央军已全部达衡阳，北上道路被堵，白崇禧遂令已到达祁阳的广西部队停止前进，此时，何键见形势对两广不利，不敢应允桂军借道湖南。李品仙联系湖南计划失败，怏怏而返。6月16日，陈济棠和李宗仁令粤桂军撤出湘境，同时发出“铣”电斥蒋“诬抗日为对内”，“指救国为异动”，要求蒋介石“调攻击粤桂之中央军北上抗日”⁽¹³⁰⁾。

蒋介石为挫败两广事变，一方面调重兵南下，阻止粤、桂军北上，另方面对陈济棠部属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收买和策反工作；从内部瓦解广东势力，以图搞垮陈济棠。其中戴笠运用特务组织为蒋介石瓦解两广事变发挥了特殊作用。戴笠对南方地区的特务活动早有安排。1936年春天，他获港粤区有关两广军队调动、备战的情报，即派员加强该地区的特务力量。两广事变发生时，在广州方面的特务骨干有梁干乔等，在韶关方面有谢镇南等，他们工作的重点是在粤海陆空军中进行策反。6月30日，戴笠等通过了与陈济棠发生过摩擦的陈策，收买广东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黄智刚，在从化机场率轻型轰炸机四架，收买第二中队飞行员黄居谷等在广州天河机场率驱逐机三架，分别北飞南昌投蒋。随后又有梅锦昭等率机四十架投蒋，并于7月5日在南昌联名发表倒陈拥蒋的通电。蒋介石立即封黄智刚为上尉队长，其余人员均晋升为上尉飞行员，发给赏金12万元。

针对上述情况，陈济棠下令封闭机场，将剩余的所有飞机入库，并派宪兵在机场严加把守，将第二中队长丁纪徐扣押。但仍不能稳住粤军的阵脚。接踵而来的是发生李汉魂的“封金挂印”事件。李汉魂原为独立第三师师长兼西绥靖区委员，因遭陈的猜忌被免去这两个职务，而委任以第二军副军长及东绥靖区委员的空衔。李因此心怀不满，于7月6日不辞而别，离开汕头，到香港后分别致电陈济棠和南京政府，表明了拥蒋倒陈的态度。同日，广东军政人员李洁之、黄涛、张健等也离穗赴港，联名发表致陈济棠的公开信，责其假借抗日，危害国家，劝陈不要做“亲痛仇快”之事。

在“两广事变”中，置陈济棠于绝境的分化事件，是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的反戈一击，拥蒋倒陈。促使余汉谋投奔南京的原因有二：一是余汉谋与陈济棠早年就有积怨。1929年的两次粤桂战争中，陈济棠曾以余勾结徐景唐和李宗仁、白崇禧，并有私存枪械，擅权贪财等罪状，对其软禁，撤掉余第一旅旅长之职，余部对此不满，这是余倒陈拥蒋的潜因。二是蒋介石对陈部属长期进行分化收买的结果。早在1932年在江西“围剿”红军时期，蒋介石就通过陈诚手下干将上官云相（余汉谋的妻舅），与在赣南“剿共”的余汉谋来往甚密，对其进行收买活动，故此余汉谋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6月间，余汉谋奉陈济棠电召赴广州商量反蒋时，已经暗里进行倒陈拥蒋的准备，与邓龙光、李汉魂、莫希德等将领密谋反陈。7月5日，余汉谋从广州回到大余，立即召集他的3个师长及军部幕僚开会讨论对策，会议决定回师倒陈拥蒋。会后，余汉谋致电蒋介石，报告陈抗日反蒋的计划。7月7日，余汉谋在上官云相陪同下乘飞机到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受命收拾粤局。蒋立即委余为第四路军总司令，统辖广东军队，迅速回粤倒陈，除拨给军费200万元外，另给临时活动费100万元。余于7月9日致电粤军各将领，要求他们服从南京，号召粤军内部反陈势力行动起来。

余汉谋倒戈拥蒋，使“两广事变”形势急转直下，陈济棠被迫采取应急措施。7月8日、9日两天，召集何荦、张达、陈维周、黄光锐、陈章甫等开会，决定缩短防线，加强北江防务，并命令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巫剑虹率部撤出原驻地韶关，退至大坑口，控制由北南下的咽喉。桂军一师由梧州东下转赴北江，海军舰队集中黄埔待命。

7月10日，粤桂双方在广州达成两项协议：（一）成立第一、四两集团军的联合司令部，粤桂两军协同作战；（二）粤军采取内线作战部署。15日，西南政委会委任陈济棠为抗日救国军第一、四两集团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司令。两广采取应变措施，竭其全力挽回危局。

是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南京开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说：“最近两粤运动，揭橥对外之旗帜，摇动统一之根本，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广东军事当局，即已首唱异议，自由行动，破坏党国纪律，摇动革命根基，虽经中央苦心之容忍，仍无悔悟之表示，律以国家之纪纲，宜为国民所不恕。”⁽¹³¹⁾7月13日，蒋又在中央纪念周上说：“我们也要有整饬纪纲，维持统一的决心和勇气，负起责任来，弭乱定变，决不能因外患严重而放弃平定内乱的工作；决不可因顾虑外患之压迫，就听少数地方军人破坏纪律，自由行动。”⁽¹³²⁾当天，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撤销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蒋介石又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布命令，取消第一、四两个集团军，并对陈济棠、李宗仁采取分化政策，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省绥靖正、副主任，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四路军总司令。

余汉谋部是陈济棠的主力，余被蒋介石收买过去后，广东局势急剧恶化。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采取救粤保桂之策。7月14日，白崇禧派李品仙飞广州，建议陈济棠把可靠的部队集结掌握，并将现款和武器装备妥善保存，伺机再起，还企图以桂军东下援助，挽救广东之危。

是日，余汉谋在大余通电就职，声明拥护“中央”，指责陈济棠称兵背叛中央。余通电说：“外患日亟，非御侮不能图存；非统一不能御侮，中央之力图和平统一，实为集中力量之救国要图”，“我广东当国难日亟之际，忽然称兵，阴结外寇，进窥邻省，发动内战，破坏统一”，限陈济棠24小时之内离开广东，“听命中央，释兵入京”⁽¹³³⁾。次日，余汉谋命令莫希德第一师回师广东，向韶关、翁源等地进发。因驻防韶关第二军军长张达已被余汉谋收买，不战而退。16日，莫希德的先头部队顺利进驻韶关。接着莫希德又以20万元的“伙食费”买通扼守大坑口的巫剑虹，巫部后撤至广州近郊江村。余汉谋不费一弹一卒，顺利推进，把主力部队集结在英德、军田一带，准备向广州发起攻击。巫是陈济棠的亲信，巫倒戈对陈是一个重大打击，北线失去防御屏障，使广州处于余汉谋的直接威胁之下。在这期间，直接发生第三军第九师两个团长通电倒陈，另一团长率队响应。原第九师师长邓龙光不辞而离穗，转入香港，萧佛成也离穗赴港。

7月17日，陈济棠私人代表陈光汉飞南京谒见蒋介石，带去陈致蒋的亲笔信，表示可“遵命下野”，但对粤事交余汉谋主持有异议，提请另派一孚众望之大员来粤主持，未被蒋介石所接受。18日，蒋介石以“巧”电复陈济棠迎余汉谋就任。此时，又发生了导致陈济棠完全崩毁的事件。

独立的广东空军是陈济棠苦心经营的一张王牌。“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遣戴笠、郑介民携带巨款，同当时在香港的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卓林谈判。双方议定广东空军反陈投蒋，每架飞机赏金二万元，飞行员官晋升一级，队长另加汽车洋房等优惠条件。朱家骅来穗祭奠胡汉民时，已经通过中山大学天文台主任兼广东航空学校学科主任张云的关系，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联系，获得了率机投蒋的许诺。此后，两人在广东空军内策动倒陈投蒋。7月上旬，有几架蒋介石方面的侦察机来广东空投传单，黄光锐、陈卓林借机献上加强空防，迎击蒋机的机谋。陈济棠不知是计，准其所请。18日清晨，广州天河机场大批飞机起飞，其中黄光锐、陈卓林乘飞机飞至香港新界降落，大部分北飞韶关、南雄。黄、陈飞抵港后，发出团结御侮通电，表示倒陈投蒋。这次由各中队长率领北飞的共有72架飞机，150名飞行员、机械员，在韶关受到余汉谋的接见，于20日飞赴南昌。陈济棠视为王牌的空军共六个中队，一百余架飞机，终于归顺了南京政府。

陈济棠已处于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绝境。17日晚11时，陈济棠面告李宗仁说，大势已去，决定一走了之，并赠以巨款和武器弹药，作为“散伙费”，劝李回桂处理善后。18日，陈济棠携带家眷乘英国“蛾号”军舰赴香港，并发出“巧”电宣布下野，声明自行解职离穗。电文称：“此次呈请中央领导抗日，不蒙鉴谅，致徒怀救国之心，未遂请缨之志。诚恐所部将士，因受外部压迫，发生内战，为免纠纷起见，特于昨日解除职务，乘舰离省。”⁽¹³⁴⁾同日致电余汉谋：“棠诚信未孚，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¹³⁵⁾至此，陈济棠失去了“南粤王”的宝座，结束了他对广东的统治。

陈济棠出走香港，两广联盟解体，西南变局的重心移至广西。李宗仁派靠广西约十余万兵力，处内线作战之势，内部较粤团结，蒋介石一时无隙可乘，局面尚可维持。广东已失，唇亡齿寒，广西已成孤立势态。李宗仁、白崇禧退回广西后，也无进一步动作的良策。于是借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发布“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绥靖主任”的命令为由，采取“缓和”之策，于7月20日分电致吴忠信、张定璠、黄绍竑，表示“广西仍坚持抗日主张，如中枢真诚抗日，则广西军民效命驰驱”，请他们代为转达广西的态度。广西的这番表态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积极反应，蒋反而改变了原先准备拆散两广联盟后，就罢战言和的打算，决定兵锋直指广西，企图一举了却多年的心腹之患。7月25日，蒋介石突然以国民政府名义撤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特委黄绍竑、李品仙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同时，蒋介石命主力卫立煌部由广东北江方面从连山向广西富川、贺县、八步方向进逼；又以陈诚的第十八军由广东肇庆循西江而上，向广西梧州逼近；并以甘丽初部由湖南威胁桂林，令顾祝同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部由黔南压迫广西西北的宜山；再令余汉谋一部由广东高州一带围逼广西南部，一时大军云集，从四面压境的兵力不下四五十万。同时以空军对桂林、梧州一带上空进行连续威胁扰乱，企图从军政两方面威逼李、白就范。

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蒋介石擅自改变二中全会决定，派大兵压境，已将他们逼上梁山，非兵戎相见不可，当即召集黄旭初、廖磊、夏威、李品仙、韦云淞、李任仁、潘宜之、刘斐、王公度等举行会议。会议决定，蒋如悍然进犯，即将武力抵抗，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并复电中央，指出蒋介石更调李宗仁、白崇禧原来广西绥靖署主任的职务，是“别有用心的”，斥蒋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墨沉未干，自毁信誉”，把持二中全会，诛锄异己，表示对任命“殊难遵令”⁽¹³⁶⁾。同时，在广西下达全民动员令，迅速扩编退役军人组成战斗部队，将民团改编为“别动队”，数天之内就编组二十一个师。7月下旬，桂系驻梧军政干部举行“效忠宣誓大会”，发表《告军民书》，“期望全部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¹³⁷⁾。南宁等地还举行刺血宣誓。李宗仁、白崇禧对外发表讲话，称决不因广东内变而停止抗日运动，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士到南宁共商救国大计。李、白还派特使黄旭初赴香港邀请李济深，告以“德公有意请任公出来主持大计”，同时函请抗日名将蔡廷锴、区寿年等入桂重组十九路军。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陆续入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杨东莼、华南救国会代表何思敬、第三党的章伯钧和民族革命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民社党、青年党，均有代表到南宁。国内各界名流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邓龙光、张文、翁照垣等也应邀来桂。在抗日救国的号召下，广西全省各界都发动了起来，学生纷纷入伍，老百姓订立《抗日公约》，民众抗日激情持续高涨。

广西当局在全国范围大造抗日声势，号召各方抗日力量，摆出与蒋介石决一死战的姿态。蒋介石看到用强硬压力不能逼广西就范，又闻广西将于8月1日组织独立抗日政府，恐局面再度恶化将不可收拾。到8月1日，未见广西就组府采取行动，遂于是日以“东”电向李、白解释两点：第一，调李宗仁、白崇禧任新职，是为了摆脱他们6月1日以来所处的困难境地，并实现国家统一，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第二，对李、白攻击他违反二中全会决议问题，诡称二中全会决议发表李、白广西绥署职务后，未见他们正式就职，以为他们一定有现实的困难，所以另调新职作为转圜，只要真心想完成党国的统一和团结，则任何命令都应该是乐于接受的；至说到任命地方官吏，本是政府的职权，全会也并没有不能变更的限制，断不能看作是违反决议、违法失信。蒋还在电文中警告李、白不可攻粤犯湘，如无视中央爱惜国力，企望和平，也决不容对内有用兵自残的举动，如果他们竟出兵邻省，只有自陷于绝境⁽¹³⁸⁾。实际上，当时整个局势不利于蒋介石对广西战事旷日持久。同日，黄绍竑到广州找程潜面见蒋介石，提出反对以军事解决广西问题的意见。黄绍竑说：“对广西用兵三个月，未必即能解决问题，当前日军集中多伦，绥东吃紧；西北国共两党对抗，形势亦未可乐观，似宜经由政治途径解决，以保全国家元气。”⁽¹³⁹⁾蒋介石亦看到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云南龙云等对“伐桂”态度暧昧，遂渐有放弃武力解决的打算。适冯玉祥自南京上庐山，劝蒋毋断丧国家元气。在冯缓颊之下，蒋介石为了避免被广西长时间拖住，答应和平解决广西问题。以广西方面来讲，摆出欲与蒋介石决一死战的姿态，就是抓住蒋介石怕被拖进一场旷日持久战争这一个弱点上，逼蒋知难而退，以图保持广西割据一方之目的。李宗仁、白崇禧清楚知道单凭广西一省人力、财力去与蒋之中央军火并，弊多利少，对抗日也无利可言，因而也谋求“避免”战事之良策。蒋桂双方表面上调兵遣将，严阵以待，私下都在寻找转机。

自7月底至9月初这一个多月期间，蒋桂双方派出的使者开始频繁往来，一触即发的战局有了转机。7月30日起，蒋介石先后派香翰屏、邓世增、程潜、何应钦、陈诚、张任民、居正、朱培德等去南宁，对李、白进行疏导，以试探广西态度。8月10日，李宗仁、白崇禧委托刘斐随香翰屏、邓世增赴粤，了解蒋之真实意图。蒋介石在黄埔立即见刘斐，刘斐转达李、白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看法。蒋与刘斐就此问题发生争执。刘斐最后表示：“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无尽期地准备，而是有限度地来从事抗战准备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想法劝说广西当局。”蒋说：“好，就照你的意见去办吧，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¹⁴⁰⁾刘斐回南宁向李、白汇报并商定和平的具体办法。李宗仁、白崇禧为此征求各方抗日人士意见。全国各界救国会代表杨东莼力劝李、白：“真正从抗日救国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¹⁴¹⁾此时，中共方面赶抵广西的代表云广英，也按照中共中央在“两广事件”后，依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对中国抗日的指示精神，告诉李、白说，中共中央分析国内国际抗日形势的发展，宜将“抗日反蒋”政策调整为“逼蒋抗日”，并向李、白表示了中共希望蒋、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的意见，希望看到广西方面“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他们抗日的诚意”⁽¹⁴²⁾。李、白接受了中共、救国会及其他抗日力量的中肯意见，同意在蒋介石真正领导抗日的前提下接受和谈要求，并提出议和方案六条：（一）关于抗日问题，中央承认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二）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职务的决定，重新协调职务；（三）中央补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四）复员后，广西保存部队的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五）中央特派大员入桂和谈，公开昭示信守；（六）和谈告成后，李、白通电服从中央领导⁽¹⁴³⁾。

8月21日，邓世增、唐星、舒宗鎏到广西斡旋和平，带回广西方面和平谈判条款。李、白获悉蒋基本接受和平条款后，于8月23日再次派刘斐以正式和谈代表身份赴广州见蒋介石，蒋对刘斐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们吃亏。”⁽¹⁴⁴⁾8月25日，李、白致电程潜等表示欢迎他们入桂举行和平谈判。

9月2日、程潜、居正、朱培德飞抵南宁，并携带蒋介石致李、白的亲笔信开始正式和谈。根据六条原则达成以下各条协议：（一）重申开放抗日救国运动及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二）撤退南下各军，恢复各方交通；（三）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务求在最短期间实现；（四）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五）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出国考察；（六）广西党政人事一仍其旧；（七）广西军队保留三个师，军费由中央支付；（八）以上各条除第三条保密外，余均请蒋委员长以谈话方式宣告国人⁽¹⁴⁵⁾。程等三人于9月4日回广州向蒋复命。9月6日，刘斐致电李、白：“蒋5日在程潜寓所与居、程、朱以及辞修、季宽会议决定：撤兵、新命、谈话均于6月发表。”⁽¹⁴⁶⁾是日，南京政府明令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回任浙江省主席。李、白遂于9月10日电程潜等，表示愿意接受新命，请中央派员监誓。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发表和平通电：“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次请缨出兵抗战救亡的举动，唯一目的，即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无如抗敌之志未伸，而阋墙之祸将起，内战危机，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外咸惧。所幸中央当局，鉴于民众爱国情绪之不忍过拂，以及仅有国力之不可重伤，特一再派大员入桂观察，对桂省一切爱国之真相，已彻底明了，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并全部俯予接纳。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¹⁴⁷⁾16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在南宁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

9月中旬，蒋介石电召白崇禧飞穗晤面，白夫人马佩璋深恐蒋介石食言，力阻白赴穗。李宗仁只好代白前往广州。9月17日李宗仁偕程潜、黄绍竑、黄旭初飞穗谒蒋。这是蒋介石、李宗仁自1929年蒋桂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会晤。据在场者说：“李宗仁这位老实人，一见到蒋先生走了进来，竟当堂面红耳热，不知所措，表情尴尬之极。”而蒋则“满面春风，笑容可掬”⁽¹⁴⁸⁾。经过一场轩然大波之后，两广事变以和平方式结束。9月28日，蒋介石离粤赴赣。两广事务另设广州行营，委任何应钦负责处理。各路大军同时撤回原防⁽¹⁴⁹⁾。

两广事变的发生，再次表明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而对日本执行妥协退让政策不得人心。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避免新的内战，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望，顺应了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

二　绥远抗战

（一）绥远抗战的经过

绥远抗战发生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处于高潮，中国由局部抗战向全国抗战过渡的阶段，是局部抗战中完全胜利的重大战役。

1．日军侵占绥远的图谋

绥远省位于内蒙古西部，是贯通华北和西北、联结内蒙与外蒙的重要战略地带。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后，便进而图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以绥、察为基地，建立“蒙古国”。它的计划是：“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¹⁵⁰⁾还打算在侵占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后建立“回回国”。而绥远就成为联结“满洲国”和“回回国”的纽带，进而成为日本肢解中国北疆的基地；侵占绥远也是日本便于“反共反苏”，称霸世界的需要。在日本看来，“日本基于1932年日满议定书，实际上全面担任了防苏重点的满洲国的国防”，“但远东的苏联战备急剧扩展，在1933年间，已完全打破了日苏之间的均衡状态”，“关东军痛感对苏国防的危险”⁽¹⁵¹⁾。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1936年2月在东京演讲日本大陆政策与“满”苏及内蒙的关系时称：“苏俄之武装外蒙，意在包围满洲国，而将日本大陆政策根本推翻。故主张日本应使内蒙古团结坚固，包含于日本势力，以使俄国远东作战大感困难。易言之，日本果将内蒙古之察、绥各地控制在握，则等于将苏俄势力下之外蒙古包围，军事上可占极优越地位。”⁽¹⁵²⁾日本控制了绥远，就可以对苏联造成自辽宁、热河、察哈尔、宁夏、甘肃直达新疆的铁壁包围圈，并在预想的对苏作战中从正面出击西伯利亚，将苏联截成两半，与德国法西斯侵略欧洲相呼应，以实现称霸世界的战略。日本陆相荒木贞夫认为：“如果日本不能在满蒙建立势力范围，日本将无法实现其最大理想。”⁽¹⁵³⁾当时日本军部正在为南进、北进问题争吵不休，夺取内蒙完成反苏包围圈，在持北进态度的关东军看来，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日本侵占绥远是想断绝中国接受苏联军援的通道。著名记者范长江撰文指出：日本图谋绥远还想在中国的北面造成封锁中国的壁垒。它自认为可凭借其海军实力封锁中国沿海，以断绝国际对华的援助。只是在陆路方面，中国有被迫与苏联联合的可能，因此决定先完成对中国的封锁。日本“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他们所预定的这条封锁线，是从东北到西北，一条长蛇式的地形。这条长线的中心点，也可以说是封锁的津梁，是在绥远”⁽¹⁵⁴⁾。傅作义也认为：“敌人在长城以北，从察哈尔东边多伦起经过张北、商都、百灵庙，迤西经过阿拉善而达青海之北之额济纳为止，划成一条联络线。第一交通站，设有特务机关、无线电台、飞机场、防御工程，彼此节节联络，企图截断我对苏联的交通”⁽¹⁵⁵⁾；绥远还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主要路线；绥远若失，“则新疆、宁夏、陕西、山西都在敌人的掌中，而华北一带更成为日本的囊中物”，“不但我们的国难更形加重，即全民族的生存也受到最大的威胁了”⁽¹⁵⁶⁾。

1935年6月《秦土协定》签订后，察哈尔省主权遭到严重侵害，绥东屏障失去，日本图谋绥远的野心日炽。是年秋，日本在归绥设立特务机关，派羽山喜郎为特务机关长，进行绥远特殊化的阴谋活动，搜集我方情报，收买汉奸流氓，从事捣乱，制造事端，寻找侵略借口。他们在归绥更主要的工作是挑拨破坏蒙汉民族关系，唆使各蒙旗独立。羽山向绥远省政府提出取消“九一八纪念堂”和“长城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迫使傅作义分别将其改为公共会堂和烈士公园。羽山还在归绥挂出“羽山公馆”的牌子，公开进行特务活动，并有飞机经常往来绥、包两市，在包头修建了飞机库。7月，关东军参谋部制订了以政治谋略和军事进攻两手并用侵占绥远的计划，即《对内蒙措施要领》，内中指出：“对于绥远的傅作义将军，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如果可能，或者先行收买，努力使其行动符合于关东军的意图；但如果认为无论如何难以实现时，就抓住时机，把他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¹⁵⁷⁾1936年1月，关东军制定了新的《对蒙（西北）措施要领》，决定“先对现在军政府管辖区域内的重要部门进行整顿巩固，根据工作的进展，扶植其势力伸向绥远。然后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大之”⁽¹⁵⁸⁾。12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中井升太郎偕驻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和羽山喜郎往太原访阎锡山，又访傅作义，策动晋绥加入冀察政务委员会。3月28日，即将就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露骨地表示：“西部内蒙古及其以西的地带，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如果该地带一旦入于日满方面的势力之下，积极地可以成为进一步怀柔同民族的外蒙古的根据地，更向西进可以遏止自新疆侵入的苏联势力并切断中国本部与苏联的陆上联系”，“日军数年来已对西部内蒙古逐步进行着工作，日本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将来更将其工作加以推进”⁽¹⁵⁹⁾。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即着手扩充伪蒙古军。兵源除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从伪满东三盟各旗招来的新兵外，又从锡、察两盟的各旗征来一批新兵。至1936年8月大致编制完成两个军共八个师，另有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宪兵队。以德王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统率五、六、七、八各师；李守信为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统率一、二、三、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总兵力约一万余人。《何梅协定》签订后，平绥铁路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羽山喜郎策动王英组织“西北防共自治军”。王英收罗土匪、流氓、失意军人步骑约三四千人，编为五个旅。这些军队，连级以上都有日本顾问官，是蒙汉伪军的实际指挥者。关东军补给伪军全部武器装备，承诺给德王每月3000万日元，战时补助讨伐费30万日元。日本侵略者令德王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察哈尔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商都，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从伪满洲国抽调骑兵5000人驻察北多伦、沽源、平定堡一带，并计划在必要时指挥伪满洲国军队和德王、李守信、王英的伪军合力占领绥远。

8月，新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召集太原、归绥、张垣等地特务机关长和北平、塘沽等地驻军头目讨论如何加强对绥远的策反和入侵活动。23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由长春秘密飞往百灵庙，与德王、李守信等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侵绥事宜。9月，关东军批准了田中隆吉起草的《绥远工作实施要领》，并委任其负责实施。9日，伪蒙古军新募壮丁七八千人开往商都、德化，由日方派军官训练。15日，田中由长春飞抵天津，王英亦赴天津。随后王英携日方接济的六万元飞抵绥东。同月，板垣在化德飞机场检阅伪蒙古军，对几个月来的训练成绩表示满意。阅兵式结束后，当即由化德乘飞机赴伊盟札萨克旗和宁夏省所属阿拉善旗等地，对伊盟盟长沙王和阿旗的达理扎雅亲王进行拉拢。10月1日，任内蒙古特务机关长的田中隆吉到德化，与德王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侵占绥远，“首先进攻平地泉附近，然后夺取绥东四县，接着进入归绥或大同”⁽¹⁶⁰⁾。蒙政会成立后，为削弱德王势力，国民政府将察哈尔右翼四旗划归绥境蒙政会管辖，致使德王失去了富庶的产粮区，关东军西进的咽喉被扼住。德王和关东军都想夺回该四旗。王英一直希望重返河套，控制绥远。

10月，王英的“西北防共自治军”初步编成，伪蒙古军也已初步编练就绪，田中隆吉遂亲自策划侵占绥远。田中对德王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我计划叫王英部队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你们蒙古军督后，作第二线的支援，即或发生冲突，蒙古军也可少受损失。”⁽¹⁶¹⁾德王和王英都对此计划表示支持。日本完成了进攻绥远的准备：伪蒙古第一军部署于察、绥边境的尚义、兴和等县的边境线上，伪蒙古第二军部署于土木尔台迤北西至百灵庙之线，其第七师全部驻作为后方基地的百灵庙，“西北防共自治军”集结于察哈尔商都附近。

11月1日，李守信、王英部在商都集结步骑兵九千余人，在日军官指挥下建筑防御工事。王英部三千余人窜扰武川、陶林间黑山子，以分散傅作义兵力。5日，田中隆吉在嘉卜寺主持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德王、李守信、王英、张海鹏等与会。会议决定以“西北防共自治军”（11月3日改称“大汉义军”）、伪蒙古第一军主力进犯绥远。“西北防共自治军”由商都进攻红格尔图，伪蒙古第一军由张北以西的南壕堑进攻兴和，作第二线的支援。德王率领第五、六、八、九等师布置在尚义、化德一带守护后方，将百灵庙作为后方基地，派第七师驻守。得手后，以伪蒙古第一军由兴和出动，以伪蒙古第二军由绥北土尔木台出动，以穆克登宝伪蒙古骑兵第七师由百灵庙出动，分路进攻归绥。再分兵进占绥东集宁和绥西包头及河套地区。会后，关东军飞机多架集结于张北及商都机场，每日飞临绥东及武川上空进行侦察活动。

面对日本对绥远的步步进逼，南京国民政府和晋绥地方当局采取了强硬的态度。1936年春蒋介石调集中央军五个师入晋，准备打击经过长征进入西北的红军，同时也准备对日本侵犯绥远进行有限度的抵抗。9月18日，中央军小炮队1个大队开抵绥远。10月12日，中央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及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亦奉令入绥参战。同日，蒋致电阎锡山，决定调中央军第四、第二十一和第八十九三个师增援绥远。21日，蒋又电告阎，正在南京举行的中日谈判“仍无进步，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且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关于绥远的作战方针，蒋指示：“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两路之联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¹⁶²⁾28日，蒋介石对记者表示：“对中日交涉，政府始终本既定方针守必要限度，以竭诚周旋，而河北省内行政完整之恢复，察北绥东匪祸之取缔，在我方尤为必要。”⁽¹⁶³⁾30日洛阳军事会议开会，傅作义向蒋介石、阎锡山汇报了绥远形势，取得了蒋“不亢不卑，相机应付”的默许⁽¹⁶⁴⁾。蒋同意傅进占百灵庙，赶走德王的伪蒙古军。

绥远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日军图谋绥远，觊觎山西，对阎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阎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同意援助傅作义抵抗日伪侵略。他对兵力作出新的部署：“第十九军（王靖国部）在晋部队（该军有四个团在绥）及六十八师（李服膺部）并独立第七旅（马延守部）、独立第八旅（孟宪吉部）、炮兵四个团，为先遣入绥参加挺战之部队，尔后视情况之必要，凡属晋省军队，全数入绥挺战。先以六十八师一部开绥，其余分驻晋北及大同附近集结”，由傅作义随时调用⁽¹⁶⁵⁾。8月9日，晋军第六十八师一部抵达兴和、丰镇，担任前方战备。10月24日，傅作义赴洛阳向阎锡山请示作战有关问题。阎同意驻绥远的亲信王靖国第十九军和赵承绶骑一军及驻雁北李服膺部归傅指挥，以最近所筑国防工事为据点进行抗战。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委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发布绥远作战部队序列令：（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第一路军所部为第三十五军，附第二〇五旅（欠四〇七团），独立第七旅，补充第十二团，炮兵第二十一、二十九两团，及小炮大队（欠一、三中队）；（二）汤恩伯为第二路军司令，指挥所部第十三军，附第七十二师，及炮兵第二十七团；（三）李服膺为第三路军司令，指挥所部第六十八师，附炮兵第二十四团，及小炮第一、三中队；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指挥所部第七十师（欠二〇五旅），附独立第八旅；（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门炳岳为副司令，指挥骑兵第一、第二、第七师。

日本在绥远的侵略行径激起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愤怒，傅同日本在绥远的特务机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春，傅作义破坏了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在土默特旗总管署强设的专与德王通讯的无线电台一组，7月又毁掉羽山在伊盟札萨克旗政府所在地设立的无线电台，秋天阻止羽山在包头修建飞机库。傅作义自1936年初就开始着手抗战的准备工作，并顶住关东军对其诱降的压力。8月18日，他对《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绥境人力、物力两感缺乏，而防匪之决心，并不因困难而稍感气馁。”“绥方对于将来之成功与否，并未作此计虑，但‘成仁’则已早有决心。”⁽¹⁶⁶⁾自24日起，傅作义亲赴各地视察，鼓动抗战，提出“誓保国土，以尽责任”，“决心牺牲，以雪国耻”等口号。26日，板垣飞赴绥远，对傅作义游说，要求以百灵庙为中心，将阴山以北的蒙古地区划归德王管辖，傅和日方携手合作，由日方推举傅负整个华北责任，如不同意，德王将以武力解决，日方予以支持。傅作义坚定地表示：让不让我负华北责任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内部事务，要由国民政府去决定，至于德王如强行侵占绥远，我是绥远省主席，守土有责，决不能听之任之。“友好必须以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为前提。我是国家边防负责人，守土有责，不允许寸土受损失”⁽¹⁶⁷⁾。板垣又要求将绥东四旗划给德王，并说这些地方原是察哈尔省的蒙旗。傅作义说：那是中国法令早就划定的，不能更改⁽¹⁶⁸⁾。板垣还表示，德王参加防共，是有远见的，绥远当局应与他合作，共同完成防共大业；板垣甚至提出在局部地区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傅未作承诺，交涉没有结果⁽¹⁶⁹⁾。10月，傅作义去洛阳向蒋介石一再陈述准备反击日军及蒙奸，抗敌御侮的意见。11月3日，傅作义在归绥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凡扰害绥民治安者，当予以痛击。4日，傅偕骑兵司令赵承绶赴前线视察，与各部队讲话，表示誓保国土。

11月5日，德王对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式的通电，蛮横无理地提出：一、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盟；二、即日取消百灵庙以南一带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三、将保安队“叛乱”官兵的武器如数退还；四、将应划给蒙政会的特税20万元从速拨给；五、将百灵庙“叛乱”的首要人员一律遣返处分。8日，傅作义复电逐项驳斥。蒋介石也电责德王，指出：“台端职为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应管察境蒙政会之事，何必过问绥、蒙间之问题。今竟陈兵相见，台端所谓积年倾心内向者，不知将何以自解？务希以国家前途为重，即日停止军事冲突，听候中央处理。”⁽¹⁷⁰⁾

得知日伪蒙军将进犯绥东的消息后，11月8日晚傅作义在总部会议室召开营长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商议抗敌对策。傅坚定地表示：“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¹⁷¹⁾会议决定：进击绥东之敌的任务，由晋绥骑兵第一师师长彭毓斌和第三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一二八旅旅长董其武指挥；进击绥北之敌的任务，由晋绥军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和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指挥。11日，绥远省府任命达密凌苏龙为绥东四旗剿匪司令。13日，就绥东作战问题，傅作义向彭毓斌和董其武面授机宜，任命彭为前线总指挥，董为副总指挥，并会商了作战部署问题。傅作义指出：“红格尔图是敌人进犯的重点，因为它东与察北日伪巢穴紧密相连，西与百灵庙遥相呼应，要打通西犯的通道，必定要夺取红格尔图这个咽喉要地。我们的对策是一条黄瓜打中间——全断。红格尔图就是黄瓜的中间，我们不但要坚守住这个战略要点，还要在这里狠狠地挫败敌人。”⁽¹⁷²⁾

2．红格尔图战役

红格尔图是绥东的门户，是由察哈尔省西部商都县通往绥远的必经之地，又与百灵庙、大庙形成犄角之势，成为敌军进攻的首选目标。12日，日本侵略者命令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领两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和两个炮兵连，准备向红格尔图进犯。主攻兵力四千余人，日机六架和炮兵配合行动，企图侵占红格尔图后，直逼绥远省府归绥，同时从百灵庙和兴和两翼一齐包围，一举占领绥远。守卫红格尔图的晋绥军只有第二一八旅第四三六团第三营一个步兵连，骑兵团第二团两个骑兵连，共二百余人。此外，还有当地自卫队百余人。

13日夜，日伪先头部队同我守军发生前哨战，被我军击退。14日上午8时，日伪军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猛烈冲击，我军奋勇还击，战至下午5时，击退敌军。15日凌晨6时，田中隆吉亲自指挥五千余名日伪军，在装甲车、飞机和野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先后七次发起猛烈冲击。我骑兵及当地保卫团分入碉堡应战，至下午6时击退敌人的进攻。当晚，我骑兵第二团团长张培勋率骑兵两个连星夜驰援。

当战斗激烈进行时，15日夜傅作义、赵承绶亲赴集宁前线指挥。根据前线敌我态势，他们分析后认为，虽然正面敌军有百灵庙、红格尔图、商都、兴和诸路，但首先应该打击侵犯红格尔图之敌。这是因为，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王英部虽非敌人主力，然其诸兵混合，部队庞大，挟其优势围攻我红格尔图孤军。如其得手，首战告捷，则可增长伪军的气势，威胁绥省民众，影响我军士气，并有可能西出绥西，构成对我军的严重危害；“以绥省现有之兵力，若分路迎击，必至兵力分散，处处薄弱，又蹈过去长城抗战，各不相及之覆辙，难期成果。必须集结优势，先击一路，再及其他，期能各个击破。”⁽¹⁷³⁾16日上午傅作义发出作战命令：令董其武率所部抄袭敌后，为保守秘密，董其武快速运兵，董旅李作栋团、第二一一旅王雷震团、第六十八师李钟颐团、骑兵第一师周承章团、炮兵第二十五团杨茂材营，分别由卓资山、集宁星夜乘汽车开往红格尔图西的丹岱沟一带集结，限17日夜12时前到达。

17日拂晓，进击部队步、骑、炮兵已隐蔽集结于八苏木附近。夜11时，董其武在十二苏木召开秘密会议，下达进攻命令：董亲自指挥王雷震、李作栋团，各配属炮兵一个连，于18日凌晨2时分别向红格尔图东北的打拉村、土城子、七股地、二台子一带的日伪军进行包围袭击；骑兵第一师周团秘密迂回打拉村、土城子以东地区，截击溃退和增援之敌，并担任追击任务；其余为预备队随指挥部前进。各部队遵令开始行动，向打拉村、土城子等地之敌进行猛烈袭击。敌军仓促应战，战至拂晓不支，向西北方向溃退，从土城子冲出七辆汽车，拼命仓皇东逃，田中隆吉和王英均在车中，我军未能截住。当晋绥军增援部队进攻打拉村、土城子等地敌军时，红格尔图我守军乘势出击，狠狠打击敌军。至19日上午7时，敌全线溃退。日伪军残部向北逃窜，南面之敌也由东面向北绕道而撤。我步骑兵追至察哈尔省境内的统令地，即停止追击。8时许，晋绥军骑兵第一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镇。至此，红格尔图保卫战胜利结束。

红格尔图战役进行七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打死打伤日伪军一千七百余人，俘虏伪军三百余人，捣毁田中隆吉和王英司令部，俘虏王英部电台台长日人八牟礼吉、雇员松村利雄，缴获很多战利品，其中包括王英乘坐的马车、关东军使用的电台联络表和电报密码本。我方官兵及民众亦有相当伤亡。田中隆吉原以为绥远军队不堪一击，然而绥远方面既有傅作义第三十五军的兵力，又有晋军的支援，总兵力约有三万余人。而伪蒙古军则是甫经编成，训练很差，担任前方作战的王英部又属乌合之众，战斗力更弱。总计伪蒙古军和王英率领的“大汉义军”的兵力至多不过1.5万人，日本仅在伪军部队中配备少数顾问和指挥官，并未开来大批日军助战。日伪军围攻红格尔图的图谋未能得逞。

当红格尔图战事激烈进行之际，17日阎锡山在太原召集晋绥高级将领等十余人共商绥省军事。同日蒋介石自洛阳亲赴太原晤阎，18日在绥署召集各机关公务员训话，大意略谓：“（一）晋、绥一般同志与全体将士，在国家最前线艰难奋斗，自强不息，本人时刻惦念，此来特表嘉佩慰劳之意；（二）绥东蒙伪匪军扰乱问题之性质与关系，虽至为重大，然政府已有充分准备与整个计划，以吾观之，实甚安全，无须惊异。现在吾人一切应以坚固宁静之态度沉着处理。”⁽¹⁷⁴⁾

红格尔图战役结束后，傅作义令董其武派李钟颐步兵团接替红格尔图及其附近地区的防务；另派骑兵两个连驻防土木尔台；其余部队返回原驻地，待命行动。

田中隆吉和德王对其在红格尔图的失败大为恐慌，担心我军乘胜捣其老巢，遂召集李守信、王英等在商都开紧急会议，决定一面加强商都、化德等地防务，一面由各地调遣部队再犯红格尔图。11月20日，王英令其副司令张万庆指挥安华亭、王子修等部向兴和县进犯。兴和县县长孟文仲指挥该县部队和地方团队将其击退。21日，三架日机飞至红格尔图上空投弹、扫射，被我守军用步枪击中其中一架的油箱，在飞回商都附近时焚毁。

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为我军攻打百灵庙扫清了障碍，并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民的士气，成为百灵庙战役的先声。

3．百灵庙战役

百灵庙是绥北乌兰察布盟草原上一个有名的大庙，东连察哈尔，西达宁夏，南通归绥、包头，北与外蒙古接壤，是绥北的政治、经济与交通中心。日本侵略者对百灵庙的地位极为重视。著名记者范长江曾指出：“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是某方最近一二年来努力的目标。他们准备四万万元巨款，来完成这一工作。据今年上期所得消息，他们已用去六千万元。”这条长线的中心点在绥远，“而在绥远本部未被占领前，东西策应的根据地就是百灵庙”。日方并运来大批给养，“存在庙上的子弹有百万发以上，白面约有二三万袋”⁽¹⁷⁵⁾。德王投靠日军后，企图将百灵庙变为其在绥北的根据地，“近则以该地为中心，对绥蒙人士，威胁利诱，愚弄离间，以潜移默转其内向之心，远则以该地为根据，向西北延伸其政治侵略，期遂其蚕食鲸吞之欲”⁽¹⁷⁶⁾。11月初，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七师由化德经嘉卜寺绕过草地，开赴百灵庙。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害怕我军乘胜摧毁其伪政权，遂派王英部两个旅进占大庙，以增强百灵庙外围的防御力量，并令穆克登宝部沿百灵庙山顶、山腰、山脚构筑防御工事，积极备战。总计伪军兵力达一个多师，三千余人，并有日军指挥官四五十人。关东军还派要员到嘉卜寺召集田中隆吉、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增派日军官二百余人补充到各伪部队任指挥官，此外，还拟抽调伪满洲国军队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进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和绥北。田中隆吉因红格尔图战役失败，拟暂时放弃进攻绥东的计划，转而先向绥北进攻，认为绥北是傅作义军事防御的薄弱环节。

红格尔图战役胜利后，傅作义决心挟初战告捷之威，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蒋介石对此予以支持。16日，蒋从洛阳致电阎锡山：“应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¹⁷⁷⁾傅作义获悉敌人待机进犯绥东和绥北的企图后，18日发出电令，命令预定使用于百灵庙方向的各部队开始行动。20日傅在绥远新城召开营以上军官秘密会议，指出日伪军可能在近期由百灵庙向绥北发动进攻，我军应在敌军未进攻前先发制人，出其不意，以远距离奔袭战术收复百灵庙。令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为前线总指挥，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副总指挥，限各部11月23日下午6时前秘密集结于百灵庙东南50里附近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带。

11月23日，各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孙兰峰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说明敌军兵力部署，工事构成等情况后，下达作战命令：第二一一旅（欠第四二二团）附山炮一营，苏鲁通小炮大队、汽车队和装甲车为主攻部队，其所属第四一九团为左梯队，从百灵庙南面攻击；第四二一团（欠第一营）为右梯队，从百灵庙东面攻击，并抽调一部先期至该庙东北通滂河的大道上，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断敌归路；刘效曾步兵团为佯攻部队，由百灵庙以西地区先行向敌袭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骑兵团绕出百灵庙东北地区，与步兵右梯队协同由庙北面攻击。占领北山，控制敌飞机场，并追击败退之敌；步兵第四二一团第一营为预备队，位置于百灵庙南山东南大道以左高地附近；各部均须在23日夜12时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开始向敌军攻击，并互相密切联系。

24日零时，我军突然发起猛攻。日伪军事先对我军的活动情况一无所知，从睡梦中惊醒，仓皇抵抗。第四一九团团长张成义亲率官兵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日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亲自指挥督战，集中全部火力阻止我军进攻，并向女儿山阵地增加十余挺轻重机枪，激战达三四个小时。敌人凭借工事火力顽强抵抗，我军进展较慢。这时离天明只有两小时，如在拂晓前不能结束战斗，天明后敌5000名援军赶到，再加上十多架飞机助战，百灵庙战局将会逆转。傅作义令孙兰峰孤注一掷，将山炮营推进至百灵庙南山大道以东高地附近占领阵地，集中猛烈炮火向女儿山之敌发起摧毁性猛攻，掩护我装甲车队及步兵攻击前进。而后延伸射程向庙内固守之敌猛轰，支援步兵向庙内射击，并令预备队第四二一团第一营营长韩天春指挥装甲车车队，配以汽车多辆，共同向百灵庙东南山口冲击。

我军在装甲车和炮火的掩护下，向敌军发起拂晓总攻，置生死于度外，视弹雨如无睹，敌阵地被我猛烈的炮火摧毁。我装甲车及步兵由东南山公路向敌军猛烈冲击，汽车六辆满载步兵也由最大的土山口冲入。敌军不支，纷向庙内撤退，我军追至庙内。这时刘效曾团和其他部队也向庙内敌人包围过来。张成义团长选拔敢死队突破庙前缺口，将前院后院分割数段。我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敌人的飞机场，断了敌军后路。敌军惊慌失措，无心再守。恰在此时，伪蒙古军一排官兵二十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指挥官射击。盛岛角芳和穆克登宝见我军攻入庙内，援军又一时无望，绝望中急乘数辆汽车朝东北方向逃窜。孙兰峰令五辆汽车追击，因道路不熟，行驶过快，汽车陷入山涧沟渠，未能追上，敌人逃往大庙。伪军失去首领，全线崩溃，纷纷投降。激战至24日上午9时30分，我军收复了百灵庙。是役共打死日伪军三百余人，打伤六百余人，俘虏四百余人；缴获步兵炮三门，迫击炮六门，步枪六百余支，无线电台三部，汽油五百余桶，白面二万余袋，以及其他军用轻重器材。我军伤亡三百余人。百灵庙战役摧毁了日伪军在内蒙古西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地，拔掉了日伪侵略势力安插在绥北的一颗钉子，使其西侵绥远、宁夏，南窥山西、河北的图谋遭到挫折。

早在百灵庙战役之前，傅作义就设想了我军在收复后退兵诱敌、守庙打援的作战部署：“袭击成功后，除留一部在庙构筑工事、向敌警戒外，应将主力立即撤出，控置于原集结地，故意示敌以庙方空虚，诱敌增加部队，向我反攻，则我主力临时进入，期能多杀敌人，并免初占庙时之敌机成群轰炸。”⁽¹⁷⁸⁾因此，按照原计划，傅作义除留一个步兵营和两个骑兵连驻守诱敌外，其余主力于24日下午3时全部撤回二份子镇一带待命，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果然，日本侵略者对其在百灵庙的失败极不甘心，连日派飞机向集宁和百灵庙侦察、轰炸，准备反攻。11月28日晚，敌以汽车百余辆陆续运援军三千余人到大庙。同时王英率所部骑兵二千余人从商都以北绕过土木尔台，经草地窜至乌兰花一带。29日，田中隆吉和德王在嘉卜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大庙为基地，夺回百灵庙。

我军也在积极部署。28日，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在归绥举行军事会议，制订了新的作战方案：“策定将敌遮断，各个解决之方略”，即将王英伪军与大庙之敌加以分隔，集中绥军主力予以各个击破，实现既歼灭敌军，又保卫百灵庙和攻占大庙的一石三鸟的目的。按照这个方案作出军事部署：“一、以骑兵二师孙师长率该师（三个团）附炮两门，进出乌兰花，另以四二〇团附炮一连，乘汽车支援骑兵。二、以二一一旅孙旅长，指挥第四二一团、补充第一团、炮兵两连、小炮四门，为固守百灵庙之部队，但除四二一团现在庙之部队外，余在庙外准备，临时进入。三、以四一九团附炮一连，在后厂汗次老为伏兵。四、以独立第七旅之两团，由卓资山开驻武川、黑老各一个团。”⁽¹⁷⁹⁾

12月2日晚，盛岛角芳和王英的副司令雷中田率日伪军四千余人，乘百余辆汽车由大庙向百灵庙急进，3日拂晓发起进攻。我军高度戒备，发现了在西山坡反穿皮袄伪装成羊群的日伪军。孙兰峰旅长令警戒部队阻止敌人前进；令韩天春营的敢死队张振基连也将皮衣外翻，装扮成羊群绕道敌后，占领西山东南以左高地，居高临下，对敌人实施前后夹击；令山炮营集中火力射击伪装之敌，掩护敢死队进攻。这时庙东南及西北之敌以猛烈火力向我守军阵地进攻。孙兰峰又令韩天春营强袭敌之侧后。战斗从黎明至上午9时，激战三个多小时。我军全线出击，敌军不支溃败。是役打死打伤日伪军五百余人，俘虏二百余人，雷中田被当场击毙。

傅作义决定乘机收复大庙，4日上午召集孙长胜、李思温等开会，决定派孙长胜为收复大庙的前敌总指挥，指挥骑兵两个团、步兵李思温团，并附炮兵一个营、装甲车四辆、汽车一队，当晚出发收复大庙。6日，孙长胜指挥的骑兵第二师两个团及李思温团，在四子王府北黄草洼一带截断伪军王英部，独立第七旅马延守两个团也奉命在乌兰花以北向敌进逼。7日，李思温团由乌兰花出发，向伪军石玉山部前哨驻地发起攻击，歼敌一小股。8日，包围了石玉山部驻地哈拉伊力根。石玉山旅当即在阵地反正。在大庙，9日金宪章旅处死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7人，并将伪蒙古军第七师穆克登宝残部缴械，10日正式通电反正。9日，我军向日伪残部发起攻击，敌向草地逃窜。我军派骑兵一部跟踪追击。上午10时，大庙被李思温团占领，百灵庙战役全部结束。14日，傅作义令汤恩伯、门炳岳军挺进至绥东前线南壕堑一带，迫使王英部的王子修、安华亭两个旅20日反正。至此，日军对绥远的侵略遭到惨重的打击，其苦心培植的德王、李守信、王英部等的卖国势力被摧毁。

绥远抗战，历时五个多月，共歼灭和瓦解伪军一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和两个骑兵连，收复了百灵庙、大庙等战略要点，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粉碎了日军西进绥远，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绥远抗战，作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光辉一页载入史册。

（二）全国各界援绥运动和绥远抗战的意义

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引起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瞩目。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

绥远抗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毛泽东于1936年8月和10月两次致函傅作义称：“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¹⁸⁰⁾红格尔图首挫敌锋后，11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向傅作义发出贺电称：“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¹⁸¹⁾收复百灵庙的消息11月24日中午传到全国各地后，民心振奋。中共中央在贺电中说：傅作义将军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以南汉宸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携带题有“为国御侮”的锦旗和致前方将士的慰问信赴绥慰问。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南京国民政府和各党各派各军发出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要求南京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自动的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援助绥远抗日将士⁽¹⁸²⁾。

全国人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援绥运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绥远问题宣言，要求国民政府对绥远的安全应负完全的责任，应该发动全国规模的抗战，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全力援助绥远抗敌的军队。国内外向傅作义将军和前方抗日将士祝贺和慰问的电信纷至沓来。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还组成团体，到绥做战地服务工作。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冲破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阻挠，发起绝食一天和停火节煤活动，捐款援绥，并积极发动组织全市各界援助绥远抗战委员会。北平学生发起万件皮衣劳军运动，并成立义勇军、救护队、慰劳队等组织，直赴前线参加工作。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赴绥远访问我军收复百灵庙的经过，回平津后专门发行了号外进行宣传。天津学界发起募捐二十辆汽车及万件绒衣劳军运动。南开学生联合会内推代表赴绥慰问。法商学院各处停伙三日，节款作捐款，该校国剧及话剧社公演助捐。天津市男女青年会分别组织募款委员会。上海日商纱厂的四万五千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略绥远举行罢工。上海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等三十多个团体先后成立了各界援绥后援会。上海市文化界成立绥远剿匪后援会。上海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举行全体理事会，通告全市各中等学校，努力募捐。上海市妇女界成立绥远剿匪慰劳会，议决募集手套十万双、丝绵背心五万件。中国佛教徒会员代表大会开会，决议致电蒋介石和傅作义，表示慰问。全国邮务总工会发起援绥捐，通令全国邮工踊跃输将。上海三十五种杂志联合发起了“以一日援绥”的募捐活动。上海市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波儿赴绥远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著名音乐家吕骥写了一首《三十五军军歌》，亲自到部队教唱，并向各地军民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著名作家谢冰心为绥远抗战中涌现出的战斗英雄写小传。上海联华电影公司导演和山西太原西北电影制片厂导演赴绥远战地拍摄纪录影片。国民党沪市党部召集各机关团体，商讨组织沪市国民贡献一日推行委员会。在南京，上自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监察院长于右任、财政部长孔祥熙，下至乞丐、妓女都踊跃参加了捐款活动。南京各界救国会发起援绥军民抗日运动，并成立“南京各界援绥后援会”。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除亲赴绥远前线视察外，并发表慰勉将士书。南京市工人福利会通知各工会转饬各会员，节食三日，移充慰劳前方将士之用。津浦全路员工发起捐薪一日活动。青岛各界成立慰劳前方将士会，参加者数十团体，规定募捐办法。浙江慈溪县南乡富孀陈氏，其夫在东北从事矿业时被日军惨杀，见绥战又起，痛心往事，感到国事日急，遂倾其家产输助绥军，遗书家人，服毒自杀。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开代表会，议决联合组织援助前线将士会。广州培正中学教员捐款千余元。蚌埠各校师生绝食一日，捐款慰劳绥远将士。郑州各界纷纷发起捐款活动。汉口市工界召集各业工会代表会议，决定全市工界以一日收入慰劳绥远将士。重庆市民对绥事极为关注，除致电慰问傅作义外，学生在市中募捐，各界捐款，情绪热烈。济南报业公会、新闻记者公会联名致电慰问前敌将士，并由全体新闻界先捐300元，同时决定各报一律代收慰劳捐款。山东中等以上校联会决定全省各校教职员以一日所得援助。齐鲁大学师生工友组织慰劳将士劝捐团。该校华山足球队联合其他球队举行慰劳绥远将士募捐球类比赛。湖南常识指导会联络各人民团体组织援助绥远将士委员会。湖南省党部捐薪一日。《国民日报》社联合上海银行募款。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和西安学联发起西安各界援绥大会，发表宣言，要求国共两党应立即把打内战的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御暴敌，会后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晋、绥两省在日本的留学生捐款慰问绥远抗日将士；留学德国的绥远学生秦丰川向留学生作绥远抗战的报告。绥远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呼吁全国援绥。绥远旅平同乡绝食一日，集资慰劳绥远将士。归绥教育界同人联合会为绥远将士购置皮衣募捐。土默特旗中学全体学生绝食一天，捐助前线将士。绥远国术馆通电全国国术馆，发起全国国术界募捐援助前线将士运动。绥远民众教育馆召集各街长商定民众援助办法，扩大宣传，普遍募捐。山西省各将领纷纷捐款。太原女子师范看护队二十余人为伤兵服务。太原山西陆军监狱全体监犯绝食一天，节省囚粮捐献绥东抗敌将士。

上海、北平、天津、西安、武汉及其他城市的民众团体携带慰问品和捐款相继于途，每日必十余起。全国各地先后赴绥远慰劳的有：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中国红十字总会共同组成的绥远剿匪慰劳救护会推举的代表黄炎培等；北平市民战地服务团；清华大学绥远抗战前线服务团；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工学院等的代表朱自清教授等；西安各界抗日援绥大会代表团；旅陕东北民众慰劳绥远抗战代表团；两广代表团。

绥远抗战得到了绥远境内具有爱国思想的蒙古王公的支持。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率领的一支武装在守卫绥东十二苏木一带防线，攻击伪军王英部的战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石王和其夫人也亲率蒙军在前线作战。蒙古族上层中不少深明大义的有识之士表示，“大多数的蒙人，深深地坚信着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只有团结凝固我们民族各个分子、各种民族，才能阻遏当前侵略者的进攻”⁽¹⁸³⁾。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对绥远抗战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将前往西安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广东余汉谋捐款5万元，并组织“出察援绥军”准备北上。阎锡山遵父命将遗产87万元捐献绥远抗日将士。其他将领如冯玉祥、李济深、蔡廷锴、宋哲元、商震等都表示了对绥远抗战的声援。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不远万里捐赠药品、服装和钱财，并撰写了《傅作义高义》一文，颂扬绥远抗战。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致电傅作义，表示侨民誓为后盾。伦敦华商协会汇款2000元。华侨慰问团见塞外运输不便，捐献200辆载重汽车和2000件皮衣给前方将士。

据估计绥远前线收到的慰劳物资和现款，合计在三百万元以上。

绥远抗战在中国的局部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范长江称：“红格尔图与百灵庙两次战争，只是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¹⁸⁴⁾

绥远抗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气焰，粉碎了日本吞并绥远的阴谋，迫使其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在绥战中，德王嫡系第七师全部覆灭；关东军精选的10名精通蒙、俄文的日本高级特务有7人丧生；在南京政府要求下，日本不得不撤走青、绥、宁地区的日本侨民；日军被迫撤消其在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日本在绥远惨淡经营的侵略资本丧失殆尽，不得不调整其侵略步伐。1937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提出《内蒙工作的经过和将来关东军的方针》，基调是“暂缓举起以前企图纠合整个蒙古地区的蒙古民族，造成大同团结的泛蒙古运动的旗帜”。为此，关东军提出伪蒙古军自动停战，必要时发表和平宣言；解散王英的“谋略部队”；对绥远、山西、南京等其他中国方面的政权，不进行特别工作；确保《秦土协定》；“蒙古军政府”改组等紧急措施⁽¹⁸⁵⁾。15日，日本陆军部也作出《内蒙军整顿要领》的决定，提出要确保锡盟和察东为范围的内蒙地区，巩固其治安，整顿蒙古军⁽¹⁸⁶⁾。“在日本方面，事前虽认真研究了对华政策，但由于绥远事件的发生，现在已不允许对改变政策有所犹豫。1937年4月6日，决定了新的‘对华政策’和‘华北指导方案’。这一新政策明确规定了‘不要进行华北分治，或打乱中国内政的政治工作’，放弃了过去的华北分治方针。政府开始积极调整日中邦交。这是外交政策的空前转变”⁽¹⁸⁷⁾。

绥远抗战中“我军坚守阵地，官兵誓死与阵地共存亡，个个英勇奋发，不时跳出战壕同敌拼杀”⁽¹⁸⁸⁾。爱国将士英勇杀敌，视死如归，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精神。傅作义表示：“岳武穆三十八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三十八岁，为抗日死而无怨。”⁽¹⁸⁹⁾“我以为今天的中国应下决心，不以利害来决定我们的行动，而应以牺牲的精神来博取最后的胜利！”⁽¹⁹⁰⁾“我们的将士在这回绥战中，决没有一个人在考虑个人自身的利害问题，大家一致的信念是‘为生存而战争’。”⁽¹⁹¹⁾百灵庙大捷后，在为此役举行的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于右任写的挽联“梦魂东四省，血泪大青山。”讴歌了为国捐躯的抗日将士。

绥远抗战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蒋介石的“安内必先攘外”的误国政策遭受挫折，迟滞了其欲再次发动“剿共”内战的企图。百灵庙大捷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也使国民党“剿共”部队人心涣散。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在《致蒋介石书》中说：“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极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¹⁹²⁾中共中央认为：“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¹⁹³⁾

张学良一直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曾作为其部下的傅作义因绥战而成了抗日的英雄，也激发了他的爱国心。绥远、陕西唇亡齿寒，广大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普遍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一些东北军将领向张学良痛哭，呼吁即使国民党中央不同意，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请缨抗敌书》，表示：“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磨厉，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今者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及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¹⁹⁴⁾张学良的抗战请求被蒋介石所拒绝，认为有悖于他的“安内攘外”“剿共”政策，因而引起张的不满。这与张学良、杨虎城随后在西安发动兵谏，不无关系。

绥远抗战也影响到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因绥战的胜利，对日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在百灵庙战役胜利结束的当日电责德王轻启战端，并指出百灵庙为绥蒙区域，应遵前令，一律迁出。11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30日，蒋介石发出贺电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亦即为我国家安危最大之关键。”⁽¹⁹⁵⁾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段茂澜奉令前往绥远实地收集日本卷入绥战的证据，30日返回南京，准备在中日第八轮谈判中提出。12月7日，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绥远事件妨碍了外交的进行。蒋介石决定结束1936年9月因成都事件而进行的张群与川越的谈判。《东京朝日新闻》云：“绥事发生后，中日交涉搁浅，交涉前途阴云笼罩，岂非事实。自张外长与川越大使第七次会见以来，虽已达到最后解决之一步，而直至今日尚在迁延不决中，且中国态度反而强化，不特不听从华北与防共两主张，甚且对已经意见一致之诸问题，亦不拟作成具体案。此盖绥东问题有以致之。非特此也，中国拟将借题发挥，抗日情绪尖锐强化之形势又将出现。”⁽¹⁹⁶⁾

三　国民政府对日外交趋向强硬

（一）改变对日政策的国内外条件

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由软弱趋向强硬，由妥协改为抵制，是从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开始的。而华北事变后，促使南京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国内外因素是多方面的。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染指华北，威胁了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1935年华北事变时，南京再次屈服于日本压力，将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免职，撤销了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职务，把驻守华北的中央军和于学忠部五十一军南调，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党部亦被撤销。蒋介石的嫡系势力已被迫撤出华北。面对这种局面，蒋6月21日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颇为感慨地说：“冀于既去，察宋又撤，党部取消，军队南移，华北实已等于灭亡。”⁽¹⁹⁷⁾在蒋介石看来，日本侵占东北，他采取不承认、不交涉、等待国联解决的方针，还可维持一时，况且他的势力从未直接控制过那里；现在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到华北，情况大不相同了。华北位于长城之内，素称中国本部，是中国的腹地，是东北通向华中、西北的咽喉要道。华北的安危，关系到中国的半壁江山。日本染指华北，对南京构成了直接威胁。蒋介石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出发，不得不考虑改变对日政策。

其次，日本在华北的疯狂走私，严重影响了南京政府的财政来源。《塘沽协定》后，冀东成了“非武装区”，为日本在这里走私大开方便之门。特别是1935年夏、秋以后，在日本武力逼迫下，中国撤销了在长城线上的缉私巡逻人员和秦皇岛至芦台沿海的缉私巡逻船只，日本在华北的走私就更加畅行无阻并公开化了。日本从海路和陆路将大批人造丝、白糖、卷烟纸、呢绒、布匹等偷运入境，又将大量白银偷运出境。日本的走私，不仅沉重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也使南京政府的税收锐减。关税历来在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35年全年税收的88％，系来自秦皇岛至宁波的21个海关的关税。据中国海关当局统计，因日本在华北走私使关税蒙受的损失：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4月30日，为2550多万元；1936年4月一个月，即损失800万元。如果“每月损失以八百万元计，则每年损失将达一万万元”，几乎是全年税收的三分之一⁽¹⁹⁸⁾。正因为日本在华北的走私严重威胁了南京的财政来源，南京外交部从1935年9月至1936年5月，先后五次向日方提出抗议，但均无结果，南京与日本的矛盾进一步深化。

第三，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扩大了它同英美等国的矛盾。“九·一八”时，英美姑息和纵容日本的侵略行动，希望它继续北上，将矛头对准苏联；可是，日军在侵占东三省后并未北上进攻苏联，而是移师南下，并在1934年4月发表“天羽声明”，公开表示要排挤英美在华势力，把中国视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这时，英美以共同支配中国的“九国公约”为武器，反对日本企图关闭中国门户，独吞中国。1935年后，日本对华北的步步进逼及疯狂走私活动，威胁和影响了英美在华利益。就在日本竭力策动华北“自治”时，英国外交大臣12月2日对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表示，“英政府对华政策，以九国公约原则为依归”，并表示英国对华北局势的发展“甚所关切”，“已与美政府有所接洽，在东京亦有表示”⁽¹⁹⁹⁾。美国国务卿赫尔12月5日对报界发表谈话，声称华北事态的发展，“为所有在华有利益的国家所关心”，“美国就是这种国家之一”，他说：在中国华北，有“相当多的美国侨民、若干美国财产和大量的美国商业和文化活动，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注视着该地区发生的事情”。赫尔要求日本政府对其“庄严缔结的条约规定加以尊重”⁽²⁰⁰⁾。英美外交首脑的讲话表明英美两国政府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反对日本正在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反对日本独吞中国的行动。英美的这种态度，对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不能不发生影响。

第四，促使南京政府1935年后改变对日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得手。蒋在1935年末写的《自记民国二十四年中之所感》一文中说：“今年中心工作是为剿匪，可说已达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²⁰¹⁾他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五次围剿的胜利，使国民政府解除了两面作战的危机。此后，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对日与对俄外交上的两面作战。”⁽²⁰²⁾

最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各阶层人民日益强烈的抗日要求，以及国民党内部因反日情绪的增长而进一步分化，也是南京政府改变对日屈辱外交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前发生的华北事变中，南京政府对日本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基本上还是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而当华北“自治”运动开始时，南京的态度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采取了抵制态度，如本书前章述。

（二）拒绝“广田三原则”

日本内阁经过长期酝酿，于1935年10月4日通过了由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借欧美势力牵制日本”；“中日满三国关系须常能保持圆满”，中国最好承认伪满洲国，起码“对于满洲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防止赤化”，“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日本自知这种独霸中国的行为必引起别国干涉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所以10月8日广田外相在向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通报“广田三原则”时，特别叮嘱“勿向外公表，以免惹起实行上之障碍”⁽²⁰³⁾。

南京政府认为“广田三原则”内容严重，必须严肃对待。10月13日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说：广田三原则“形式似较减轻，而其内容”是要中国“脱退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之变相”，所以“其意义深重，不得不郑重考虑”⁽²⁰⁴⁾。怎样对待“广田三原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他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忆说：“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蒋介石既不想立即抗日，也不准备降日，便采取了“拖”的方针，即不断然公开反对，也不无条件接受，而是提出一些日方根本不能接受的条件与之讨价还价。

10月20日，蒋作宾代表中国政府照会日本外相广田，对其提出的对华三原则作了正式答复。关于广田所提第一点，指出“中国本无以夷制夷之意”，今后“中国与其他各国关系事件，决不使中日关系受不良之影响”，“日本与其他各国事件，亦须对于中国采取同样之方针”。关于广田所提第二点，声明中国对于东北现状，“决不用和平以外之方法，以引起变端”。关于广田所提第三点，声称如日本对中国采取友善态度，中国拟与日本协商“中国北部一带之境界地方，应如何防范”。蒋作宾在照会中强调：除满洲问题外，日本必须一切回复到“九一八”以前之状态，必须立即撤销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以谋中国地方秩序之安宁及中日关系之根本改善”⁽²⁰⁵⁾。

就在蒋作宾照会日本外务省的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会见日本大使有吉。此时土肥原正在华北大肆策动“自治”，蒋介石要求日本停止分裂华北的行动，他对有吉表示他本人对“广田三原则”“不但赞成，且欲促其实践”⁽²⁰⁶⁾。其实这是一种幻想，“华北自治”和“广田三原则”是日本内阁于10月4日同时通过的两项侵华政策，它决不会轻易放弃其中任何一项。

正因为蒋介石有上述表示，一个月后，有吉在与南京新任外交部长张群会谈时，一开始便问：日本所提三原则，蒋介石上月20日已表示无条件赞同，“贵部长之意见如何？”张群回答说：蒋介石对日本所提的三原则“绝非无条件的赞同”，而是要求日方“提出更具体之意见，以便商谈”。在谈到根本解决中日关系问题时，有吉再次要求中方承认伪满洲国，张群断然拒绝，并要求日本停止策动“华北自治”、分裂中国的行动。此时，北平学生掀起的“一二九”反日爱国浪潮正席卷神州大地，有吉向张群提出：“学生运动逐渐扩大，殊堪忧虑，拟请注意。”张群除表示南京政府十分注意，已采取压制措施外，还向有吉说：“学生何以有此举动，应请贵方亦特别加以认识。”⁽²⁰⁷⁾其意十分明显，即是说学生运动的兴起，是由日本的侵略行动引起的。

日本外相广田于1936年1月21日在国会发表演说，声称中国政府对“广田三原则”已“充分谅解”，“表示了赞成的意思”⁽²⁰⁸⁾。第二天，南京外交部发言人奉命予以否认，说日本提出的“广田三原则”“措词过涉空泛，无从商讨。当要求日方提示其具体内容，日方迄今尚未提出”，并指出广田在国会所说“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²⁰⁹⁾。

日本把“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两国关系的基础。1936年3月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到任后，就调整两国关系问题与张群接连会谈三次，要求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张群则反对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两国的基础，并提出调整中日邦交，最正当的办法应从东北问题谈起。张群还向日本大使表示：“非满洲问题解决，则不能谈共同防共问题”，起码亦应先行设法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²¹⁰⁾。会谈以无结果告终。日本强迫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的企图没有得逞。

（三）张群、川越会谈

1936年日本“二二六”政变后，广田弘毅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加快了侵华步伐。4月18日，日本军部根据内阁决定将驻华北的日军增加三倍以上，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至5700多人。从5月起，大批日军涌入华北，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南京政府反对日本增兵华北，驻日大使许世英于6月1日奉命约见日外相有田，“严重诘问日本在华北增兵事，谓中国政府以为日本不应出此”⁽²¹¹⁾。随后不久，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对日本侵略采取不屈服、不妥协的态度日趋明朗化。

日本侵略者不断在中国滋事寻衅，制造事端，借机向中国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日本当局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强行在成都设领事馆，激起四川人民反抗，8月24日发生成都事件。9月3日广东又发生了北海事件。为解决这些事件，从9月5日到12月3日，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会谈了七次。在此期间，南京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也会谈了十多次。

交涉既由成都事件引起，张群主张会谈应集中解决成都事件，不要与整个调整两国关系混为一谈；而川越则认为“蓉案不难解决，但仅解决蓉案仍不能缓和日方空气”。他借机向中方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一、取缔排日问题；二、华北问题；三、共同防共问题；四、减低入口税问题；五、上海、福冈间中日民用航空联络问题；六、聘用日籍顾问问题；七、取缔鲜人问题。他说中方只有“一并解决”这些问题，方显出“中国方面的诚意”⁽²¹²⁾。

南京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方的这些无理要求。在9月23日和后来的几次会谈中，张群向川越表达了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对日方的7项无理要求逐一批驳。关于“取缔排日”问题，张群说：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是日本的侵略行为激起的，中国“政府当局能够制止公开的行为，却不可能制止国人的感情”，如要“除去这种恶感，日本方面要避免以武力干涉或高压手段来对待中国”，“须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及行政的统一”⁽²¹³⁾。关于“华北问题”，张群说：“倘日方之真意，不在平等互惠之经济合作，而在华北之政治及财政方面，甚至欲造成独立或半独立之政权，则此种计划，显系破坏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绝无商讨之余地。”⁽²¹⁴⁾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张群说：日本在“广田三原则”中提出“共同防共”，原来中方予以拒绝；“现在打算使国策来一个大转换，且作为‘对日诚意’的一大表示”，故拟与日方讨论此问题，但“防共”范围“只限于从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绥远、包头之线以北，而且其方法以防御为主，而不以攻击为目的”⁽²¹⁵⁾。日本要求将防共线往西延至山西雁门关，并要求在上海互换有关情报。这些遭到张群拒绝。在11月10日的会谈中，川越透露其反苏目的，表示：“日本因对俄关系在远东责任非常重大，故对北境一带之共同防共甚为重视。”他威胁说：“若中国连此问题亦不肯谈，日本将发表中国已答应变更国策，与日本共同防共之谈话内容。”张群当即表示：“发表亦无不可”，并针锋相对地说：“若贵方发表，我方亦可将一切情形发表。”⁽²¹⁶⁾关于“减低入口税”问题，张群拒绝了日方希望参加修订税率的要求，并要求日方停止走私、不要妨害中方的缉私行动。关于“上海、福冈间通航”问题，张群向川越指出：此事“与贵国飞机之侵犯我国领空事件有连带关系”，日本飞机“在华北之不法举动不早解决，则上海、福冈间之联航问题殊难谈到”⁽²¹⁷⁾。关于“聘用日籍顾问”问题，张群说：“须待关系得到相当调整时机到来时方可办理，不能作为要求。”⁽²¹⁸⁾关于“取缔非法鲜人”问题，张群说：“日方如指明事实及确实地点，我方可协助缉捕。其在中国各地（尤其华北一带）之非法日籍人民（尤其是鲜人及台人），日方官宪尤须从严惩办。”⁽²¹⁹⁾

张群根据蒋介石指示，在9月23日和12月3日的会谈中向日方提出了反要求。他对川越说：“《塘沽》、《上海》两协定之取消，冀东伪组织之取消，华北非法飞行之终止，察绥伪匪军之消灭及走私停止等等问题，系我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应同时解决。”⁽²²⁰⁾调整国交谈判开始不久，蒋介石10月8日在南京接见川越，强调指出，在调整中日国交中，中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中日间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蒋指派张群与川越会谈，并向川越声明：“张部长之意见，即政府之意见。”⁽²²¹⁾

在12月3日最后一次会谈中，张群针对不久前发生的绥远事件和青岛事件，揭露和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张群说：绥远事件，“据调查报告匪伪军中确有日本军人、日本飞机及日本各种新式武器”。关于青岛事件，张群揭露日方因一日纱厂闹工潮突将全部纱厂关闭，并派700名海军陆战队登陆，闯入中国机关，搜去重要文件，捕去公务员多人。张指出：“此种不法行为，不独足以激动风潮，实属侵害我国主权。”他要求日方“立将派驻各处陆战军撤退，恢复纱厂原状，即日分别释放送还不法逮捕之人员及擅取之文件”⁽²²²⁾。

川越在12月3日会谈中宣读了他事前单方面起草的“会谈备忘录”。张群当即指出，“备忘录”与历次会谈情形显有不符之处，表示不能接受。可是川越竟将“备忘录”置于案上，径自离去。南京外交部当即将此件退回。第二天，须磨又将此件送到南京外交部。12月4日，南京外交部再派人将“备忘录”退还须磨，并在公函中指出：“此件既非过去双方谈话之正确记载，不能作为参证之根据。”⁽²²³⁾12月7日，南京外交部正式公布了张群先后与有田、川越会谈的经过，以正视听。

第四节　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

从1935年末到西安事变爆发，国共两党代表通过多种渠道秘密接触，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这些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因为若被日本人知道，很可能会提前发生战争”⁽²²⁴⁾。谈判是蒋介石主动发起的。从“四一二”以后，蒋介石一直坚持反共立场，接连进行“剿共”内战，此时他为什么主动发起与中共谈判呢？这和下述情况有关：一、在中苏南京谈判中，苏方要求蒋停止“剿共”，与红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为获取苏联援助，对中共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二、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后，主力红军被迫撤出江南中心地带，转移到陕甘，实力又锐减。在蒋看来，此时的红军已构不成对他的威胁，他可用“政治收编”的办法予以解决；三、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发表“八一宣言”，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蒋介石把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误认为是“乞降”，将为其收编红军提供了可能。他是在见到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发言后，派邓文仪去莫斯科发起与中共秘密接触的。

一　在莫斯科的接触

1935年秋，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蒋介石命他设法打通与中共的关系。邓请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从中斡旋，遭到拒绝。邓在上海苏联领事馆看到新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其中刊有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和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文章，邓连夜找人译成中文送给蒋介石。蒋看后，命邓迅速赶回莫斯科，设法与王明接触。

邓文仪1935年12月21日从上海启程，1936年1月3日到达莫斯科。按照在国内与蒋介石、陈立夫商量的办法，他立即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请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代转，明确表示希望与王明会面，商谈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信发出几天后未见回音，他又找到在莫斯科的胡秋原，胡是陈铭枢等人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在莫斯科负责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邓请胡代为介绍，希望能与王明见面。

中共代表团1月11日得到消息，决定派在中央苏区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潘汉年先会见邓文仪，弄清事情原委，再决定王明是否与邓会见。1月13日晚，潘汉年与邓文仪在胡秋原寓所会晤。潘先问邓，你找王明谈话，“是以个人资格，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在全国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么表示没有”？邓答道：“我这次来，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关于国民党对抗日的态度，邓说：“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已经决定了。”关于要抗日为什么必须联共这一问题，邓文仪用蒋介石的话解释说：“现在要抗日，首先是要集中八十个师的人马，否则必然受日本所制。可现在这八十个师的人马全都被红军牵制住了，因此我们两党需要合作。”潘汉年向邓文仪说明了中共的抗日主张，提出：“虽然我们过去政见不同，但遭受亡国之耻辱，我们大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内政问题上的歧见，彼此可以暂时放在一边，首先来救国。”潘汉年郑重表示：“我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毛两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体国民党员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宣布说，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我们愿意与你们谈判合作问题。”那么要实现合作抗日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在潘汉年催问下，邓文仪谈了三点：“一是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统一指挥不可；二是我们现在子弹和粮饷都只够三个月的，如果要打持久战，就非另想办法不可；三是外交方面我们对英美是有些办法的，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不救近火，无论如何没有苏联与我们那样方便。最近我们得到消息，日本今年肯定要打外蒙，因此我们应当与苏联合作，让他们帮助我们军火与粮饷。这一点很重要。”对此，潘汉年回答说：“如果真心抗日，这三个问题应该说都不难解决。统一指挥我们将来可以讨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抗日应当利用英美的帮助，这一点我们不会反对，并且我们近来一直有人研究英、美、日之间的冲突，将来也许在这方面可以贡献一些具体的意见。关于找苏联帮助，这确很重要，根据他们一贯帮助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则，只要南京政府坚决站在团结全体民众反对日本的立场上，我个人相信苏联对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会同情的。”潘汉年还说，这次初步交换意见后，下次见面希望邓文仪代表南京政府谈些具体想法。邓文仪坚持要求面见王明，他说：“因为来莫时蒋先生特别叮嘱要我会见王明的。”

王明及时将潘汉年与邓文仪会谈情况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等作了汇报，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国共两党代表的接触基本上给予肯定。于是，王明决定会见邓文仪。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举行了第一次会谈。王明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邓文仪说“蒋先生确实要抗日”，并转达了蒋介石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四项条件：“第一，关于政府问题，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当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有统一的军事指挥。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政府可以和红军交换他们的政工人员，政府派政工人员到红军中去，红军也可以派他们的政工人员到南京的军队里去，以表示相互间的信任与尊重。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个办法，首先是恢复1924年—1927年的两党合作形式，其次是共产党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来解决它。蒋先生知道红军没有军事装备和食品，南京政府可以提供一批军事装备和食品给红军。第四，关于防线问题，南京政府打算派一些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去参加抗日斗争。因为南京政府的军队要主要用来保卫长江流域，因此它不能派很多的军队到其他地方去。”王明对蒋介石的这四条没有立即做过多评论，只是强调红军与国民党如果要建立密切的联盟，第一位的条件恐怕是：一、互相信任；二、停止内战。他对邓文仪说：“如果国民党方面不能结束对红军的战争，红军的领导人是不会相信你们的。因此你们必须首先采取措施来证明你们与红军合作的想法是真实的。”这次会谈商定，国共谈判要在国内举行，由南京方面的代表与红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派出的代表直接谈判，两党都要保证对方代表的绝对安全。

1月22日，王明与邓文仪举行第二次会谈。邓文仪说他已收到蒋介石复电，同意他和中共代表回国谈判，并提议24日或25日启程。王明要求邓文仪写出保证中共代表回国后安全的文件，邓答应可以写。在这次会谈中，王明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体讨论的意见，对蒋介石的四项条件进行了评论。王明说：“蒋介石作为政治家，是不会提出对中共和红军有利的条件的，因此他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对红军有害。比如关于政府，你们建议取消苏维埃政府；关于军队，你们建议改编红军；关于抗日战线，你们建议给最困难的内蒙的防线。”他问邓文仪：“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谈判，你最好是告诉我，蒋介石是否提出了一些对红军有好处的条件？”邓文仪答复说：南京方面的意见是初步的，不是最后的意见；既然谈判，双方都要做出让步。邓承认内蒙“确实离中心地区太远，缺少食品”，可以考虑把“西北的某些地区”给红军⁽²²⁵⁾。邓文仪应允给中共代表办理回国护照，近日内即可动身。

这次会谈刚结束，邓文仪即收到蒋介石来电，令他即刻赶到德国柏林，参与李辅臣（陈立夫的化名——编者）与苏联的谈判。当他再一次会见王明说明上述情况后，由于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王明怀疑邓是在耍手腕，并怀疑国民党对谈判的诚意。邓给王明看了蒋介石的来电，并说他将于1月25日或26日离开莫斯科，预计2月5日或6日赶回，之后再确定回国日期。

1月23日王明写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说明邓文仪将回国前往苏区与中共中央谈判两党合作抗日问题。同一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代表毛泽东和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安全与自由。

二　CC派与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谈判

蒋介石与中共秘密接触，采取国外、国内同时并举，国内多渠道同时进行的方针。CC派代表曾养甫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的接触，是国内最早进行的一条渠道。

蒋介石把在国外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交给邓文仪的同时，把在国内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交给了CC派首领陈立夫。陈受命后，把这项任务转交给其亲信曾养甫。曾是CC派重要成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命谌小岑具体实施这项使命。谌小岑是曾的下属，担任铁道部劳工科长。五四运动期间，他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1931年在天津办《丰台》杂志，抨击蒋的不抵抗政策，与一些左翼文人有联系。因此，谌是曾养甫打通共产党关系的理想人选。

1935年11月初，谌小岑在受命后的当天晚间，找在南京给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当秘书的翦伯赞商议此事。接着他用暗语和谐音写信给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的吕振羽，大意是：“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前来。”⁽²²⁶⁾吕振羽是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他把谌的来信交给与他联系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中共北方局决定先派吕振羽去南京，探明此事系由何人发起和主持。11月底，吕振羽到南京面见谌小岑。谌告以此事系由曾养甫出面进行。吕到南京的当天晚上，即由谌小岑陪同会见曾养甫。吕问曾：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是曾先生自己的主张吗？曾说，他是秉承宋子文的意旨办事，并说：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看来非抗战不可了。他要吕振羽帮助寻找中共同他们谈判的线索。吕答应从北平的教授和学生中寻找。中共北方局见到吕振羽写的上述情况报告后，即派周小舟于1936年1月到南京。周告诉吕，组织上决定留他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并向他交待了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一，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²²⁷⁾周小舟在吕振羽陪同下与谌小岑见面，周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强调：“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国民党代表则要求中共“帮助他们联苏”；“要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²²⁸⁾。周小舟在南京逗留两三天后返回北平。吕振羽则留在南京继续与曾养甫谈判，双方围绕谈判条件争论激烈。

1936年3月，周小舟应国民党方面要求第二次来到南京。他除带来与国民党谈判的六项要求外，还带来了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署名写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等人的信，还有林伯渠写给覃振的信，每封信都附有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

对中共方面提出的条件，国民党方面的答复是：一、“由他改编红军”；二、“取消苏维埃”；三、“延请中共领袖以个人资格参加南京政府”；四、“要求红军由察绥走蒙古国进攻满洲。”⁽²²⁹⁾5月14日，曾养甫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信，简略地谈论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性。

由于“一二九”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两广地方实力派在酝酿反蒋，南京对两党谈判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5月中旬，陈立夫口授四项办法，回答中共方面提出的六项要求。这四项办法由谌小岑记录下来，转交吕振羽。其中“K方”代表国民党。“C方”代表共产党，大意是：

（一）K方欢迎C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²³⁰⁾。

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曾养甫通过谌小岑向吕振羽表示，这样转来转去，不解决问题，希望中共方面派负责代表到南京谈判。陈立夫有意与周恩来在北方会见，当面解决一切。

中共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再去南京。他7月1日动身前，北方局针对陈立夫口授的四项办法，提出了四项条件。周小舟到南京后，以这四条为基础与谌小岑谈判。会谈后，双方共同整理了一份“谈话记录”，共五条，由双方代表负责签字，蒋介石、陈立夫也看过。“记录”全文如下：

（1）K、C双方一致确认为求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革命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

（2）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存之矛盾，集中力量。

（3）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一协议，但C方须承认K方之指导权。C方代表认为K方在现形势下，应当而且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

（4）在上述三原则尤其在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K方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停止反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C方停止反K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K方承认立即停止破坏C方组织、逮捕C方人员与爱国群众，并于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在K方权力范围以内，冀察不在此限度内）。之后，C方公开发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

（5）双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C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势，而统一于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²³¹⁾。

周小舟这次到南京，还与曾养甫进行了会谈。双方围绕国防政府、红军改编、红军防地及南方游击队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领导权问题上，双方展开了激烈地争辩。接着，吕振羽又与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在上述谈判基础上，谌小岑代表国民党起草了一个协定条款，经陈立夫修改，内容如下：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共〉同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

（四）K方在C方决定放弃苏雏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完成民族革命任务⁽²³²⁾。

曾养甫向吕振羽表示，希望能与中共主要负责人直接谈判，他请周恩来到南京来，或者他与张冲到陕北去。两广事变结束后，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去陕北已不可能。他去广州前，通过谌小岑交给吕振羽一份密电码，希望以后通过电台与陕北联系。

8月6日，谌小岑写信给周恩来，对邀他“西北之游”表示感谢，希望就“统一军政组织”和“停止军事行动”继续谈判。信中附上“电台符号及密码”，表示“一切问题可用电报直接商谈”，并说这样“既省时间，又免多人来往跋涉。如有所决定，即可约期晤谈”⁽²³³⁾。

吕振羽将上述情况及时报告给在天津的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陈酉生（王世英）和在北平的周小舟。8月，从莫斯科归国的潘汉年到达陕北，中共中央任命他作为中共代表与南京直接谈判。中共中央9月23日通知北方局，“关于与宁方交涉问题，我们已派有正式代表谈判，请不必过问”，同时提出“小周报告已阅，他是否可进苏区一谈，我们拟要他进来一次”⁽²³⁴⁾。于是，周小舟第四次去南京，从吕振羽处取走所有材料和密电码。至此，中共北方局与CC派代表间的谈判便告结束。

三　董健吾陕北送信

1935年末，宋子文与宋庆龄商议，派一名使者去陕北送信，向中共中央传递南京当局愿与中共谈判合作抗日的信息，并决定请董健吾前往陕北。董是宋子文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的同学，是中共地下党员，当过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与宋家来往颇多。1936年1月初，董应邀来到宋庆龄寓所。宋请他去陕北瓦窑堡，将一封重要信件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董欣然接受委托，答应马上动身去完成这一使命。次日，董再次来到宋宅，宋庆龄将要件一包和行资百元交给他，并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他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作为董沿途的护身符。宋庆龄一再嘱咐董沿途要谨慎，对那包密封的文件要特别保藏好。

董健吾1月到达西安后，由于冰天雪地，雇不到车辆，无法前往苏区，在西安滞留四十余日。春节过后，董仍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和安全路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去找在西安的张学良，恳请张协助他去瓦窑堡。张见到他的“委任状”，又去电南京得到证实，便于2月25日用飞机把董健吾及与其同行的张子华送到肤施（1936年改名延安），再派一个连的东北军护送他们出境。此前，在洛川与东北军谈判的中共中央联络局长李克农已将董等去陕北之事向中央作了报告，2月25日李给周恩来、博古的电报说：董、张已飞延安，“拟来瓦窑堡和你们见面，我电约他们廿七日由延安起身，请即妥派武装赶到延安之川口迎接”⁽²³⁵⁾。董、张2月27日到达瓦窑堡，董健吾化名为周继吾。

此时，毛泽东等正在山西前线指挥红军作战，董健吾在瓦窑堡见到博古、林伯渠，转交了宋氏姐弟的密信，转达了南京愿与中共谈判的意向。中共中央从他们谈话中，得知南京内部的分化情况，其中除有主张“联日反红”的右派外，还有主张“联俄联共”的左派，而且“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²³⁶⁾。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直接与南京当局谈判。3月4日，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名义致电董健吾：“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说明“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中共“愿意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²³⁷⁾，并提出了谈判的五项条件。

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的条件于3月5日离开瓦窑堡，回上海复命。宋庆龄对董的陕北之行十分高兴，向他表示感谢，后来又委托他把斯诺、马海德等国际友人送往陕北苏区。

四　张子华充当联络员

国民党CC派奉蒋命打通共产党关系后，除通过吕振羽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外，还通过左恭与中共长江局取得了联系。左恭，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征集部主任，1933年与谌小岑在南京办过进步刊物《力生》。他接受谌小岑委托后，通过中共长江局介绍一位黄同志与谌小岑接头。这位黄同志真名王绪祥，党内用名张子华，曾到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熟悉那里的地形和交通。张子华与谌小岑接触几次后，便建议国民党派人去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

此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张子华随董健吾一道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曾养甫等人情况。张子华动身前，通过谌小岑征得曾养甫同意，又取得国民党使者的身份去陕北苏区。董健吾并不了解这位同行者的真实身份。张子华到瓦窑堡后，单独向博古报告了南京内部在抗日和联俄联共问题上的分化，以及陈立夫、曾养甫等人急欲同中共联系的动向。193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晋西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子华又应召赶往石楼，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作了口头汇报。

张子华4月底由陕北返抵南京，曾养甫在家中接见他。5月中旬，陈立夫口授4项办法，谌小岑抄写后也交给张子华一份。于是，张子华再次去陕北，面见周恩来，递交陈立夫口授的办法，转达曾养甫想会见中共主要负责人的意向。他还带去了覃振写给林伯渠的信。

6月初，张子华回到南京，带来了周恩来写给谌小岑、张伯苓、时子周等人的信。周向这些昔日的师友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促进国民党改变政策，联共抗日。周恩来在给谌小岑的信中还欢迎他和曾养甫“惠临苏土，商讨大计”⁽²³⁸⁾。

7月，张子华应曾养甫要求又一次去陕北，送去曾给周恩来的信。曾在信中希望两党能派负责代表面谈，欢迎周恩来来南京，并口头表示周如不能来，邓颖超来亦可。8月27日张子华到陕北，9月20日又从陕北赶到广州，递交周恩来给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周恩来8月31日写给曾养甫的信强调“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表示愿与国民党方面的“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欢迎曾养甫与陈立夫到苏区谈判，保证他们的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²³⁹⁾。周恩来9月1日写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对他们年来的联俄联共之举予以肯定，指出“西北危亡迫在旦夕”，国共两党的内战是“互消国力，自速其亡”。信中说，你俩“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²⁴⁰⁾。陈立夫收到周恩来给他的信后曾给蒋介石看，蒋令其继续与中共联系，“惟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考虑”⁽²⁴¹⁾。

曾养甫9月27日在广州面见张子华，提出请周恩来来到广州见面。第二天，张子华向陕北中共中央发电报，转达曾养甫“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²⁴²⁾。此前，中共中央已考虑派周恩来出去谈判，“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而“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²⁴³⁾。收到张子华9月28日电报后，中共中央作出3点答复：“切望南京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相助”；“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以便双方主要代表谈判。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红军首先实行停止向彼方进攻，作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²⁴⁴⁾。为准备周恩来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中共中央于9月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10月15日张子华到西安，用书面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国民党方面的答复：“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²⁴⁵⁾中共中央见到上述条件后，认为国民党对谈判还算有诚意，同时得知蒋介石将于16日到西安，便派代表与国民党交涉，争取周恩来与蒋在西安谈判。但交涉未成，此设想没能实现。10月19日，周恩来致电在西安的张子华，作为他9月28日在广州给中共中央电报的答复。电报提出：“一、希望南京对日取强硬态度，我方愿以全力为助。二、要求停止军事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谈判。三、恩来已奉命为谈判代表，地点以西安为宜。四、南京方面代表希望陈辞修（陈诚——引者）、曾养甫、陈立夫三先生中，有二人来。五、一俟军事进攻停止，南京代表人选与谈判地点确定，并得到通知时，恩来立即起程。”⁽²⁴⁶⁾可是，“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立即调集30万军队，企图剿灭陕甘的红军。周恩来拟往西安与蒋直接谈判的计划未能实施。

五　潘汉年与陈立夫谈判

1936年4月，潘汉年偕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的胡愈之离苏返国，5月到达香港。胡愈之先期离港去上海，潘汉年则在香港给陈果夫写信，请其派人来港接头联系。

胡愈之到达上海后，会见了刚刚由陕北被中共中央派来上海的冯雪峰，向他报告潘汉年已到香港。于是，冯、胡二人一道赴港接潘。冯告诉潘，上海有秘密电台可直接与陕北联系，也有去陕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不久，陈果夫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到港迎潘。潘汉年到南京后，曾养甫与其会面，请他先到陕北会见中共中央负责人，弄清他们对谈判的具体意见后，再来南京与陈果夫谈判。

潘汉年根据冯雪峰提供的秘密交通线前往陕北，7月24日到西安，8月8日到达保安。他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邓文仪在莫斯科与王明和他接触情况以及他到南京后与曾养甫的谈话内容。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周恩来未出去以前，由潘汉年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南京当局谈判。

潘汉年10月中旬到达上海，带来了中共中央9月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和毛泽东9月18日写给宋庆龄的信。

11月10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第一次谈判。潘将中共中央起草的两党协定草案交给陈。陈向潘转述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听后气愤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指出“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陈立夫强调必须先解决军队问题，其他一切好办。他对潘汉年说：你我都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介石愿意和他谈判。潘汉年明确答道：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会出来的⁽²⁴⁷⁾。这次会谈的情况和陈立夫要求周恩来出来谈判事，潘汉年于11日电告中共中央。12日，毛泽东复电潘汉年，提出“南京对红军究能容许至何限度，望询实电告”；同时指出如南京的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²⁴⁸⁾。

11月19日，陈立夫和潘汉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谈判。陈立夫说，蒋介石仍“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他要求潘汉年把上次会谈时他转达的蒋介石意见电告中共中央。陈立夫接着以威胁口吻说：日、德两国已签订反共协定，“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阵线，说不定中苏关系可一变而为恶劣”，那时，红军处境“岂不更糟糕”。潘汉年斩钉截铁地说：“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可言”，我们今天的谈判也就不需要了。陈立夫表示，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为国家捐除成见。潘汉年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协定草案交给陈，并郑重地说：这是我党对民族对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供两党合作参考。当谈到曾养甫提出的国共合作4项条件时，陈立夫竟矢口否认，说：“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²⁴⁹⁾至此，谈判陷入僵局，无法继续进行。当晚10时，张冲去看望潘汉年，委蜿透露陈立夫左右为难，希望双方继续努力。他转达陈立夫意见，请潘把蒋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如周恩来能与蒋面谈，条件尚可斟酌。

潘汉年11月21日将与陈立夫第二次会谈内容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复电。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到上海见潘汉年，表示谈判不宜中断，建议潘汉年继续留在上海，安全问题他们负责。

11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断然拒绝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以张闻天、毛泽东署名的电报说：“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²⁵⁰⁾。见到潘汉年11月21日电报后，中共中央12月10日复电潘，明确指出：蒋介石没有抗日救亡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前提，我们“根本不能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辱红军的态度”，坚持“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²⁵¹⁾。

历时一年的两党秘密接触至此以无结果结束，但它打破了近十年来两党隔绝的状态，为西安事变爆发后两党负责人直接谈判作了准备。

第五节　国民党对救国运动的迫害

一　对救国运动的压制

30年代中期，在国民政府统治区，救国运动是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开展起来的。上海救国运动刚开展不久，1936年2月初，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就在一份密报中称：“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分子异常复杂，活动范围广大”，“将来毒焰所及，势必直接及于各地青年团体及文化团体，间接更有侵入各种职业、产业团体及民众之危险，故为防患未然计，不可不预筹严密之防范计划”⁽²⁵²⁾。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开会议决，由中央禁止《大众生活》发行，查封生活书店，查封量才补习学校及量才图书馆，并逮捕其主持人李公朴；密令各团体禁止参加文化界救国会，实行新闻检查，封锁其消息⁽²⁵³⁾。紧接着，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告国人书》，诬蔑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倡导的救国运动，是在共产党的煽惑下，利用民众的一点热情，“借文化团体知识分子为工具，以逞其危害民国，破坏秩序之阴谋”；其宣言“不曰反对中央，即曰颠覆政府，是皆利用‘救国’的呼声，以作其叛逆行为的掩护”，成为“赤色帝国主义者”“汉奸之爪牙与工具”。文告威胁说，如果不听劝告，不加悔改，“政府自不得不本蝮蛇螫手，壮士断腕之决心，为维持社会之秩序，与保护国家之治安起见，当予以最后的严厉之制裁”⁽²⁵⁴⁾。

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正》一文，对中宣部的诬蔑和恫吓作了驳斥。文章说：“上海的救国运动，兴起于华北伪自治运动抬头的时候。当时华北汉奸，组织烟民，冒称民众；华北报纸甚至公然以汉奸理论代表民意。中宣部在那是非颠倒、国格危殆的时候，默不一言；政府当局也未能当机立断，为有效之制裁。我们在悲愤之余，感匹夫之责，才有救国运动之发起。两月以来，赖各地学生及民众救国运动的勃发，和文化界正确理论的开展，舆论为之澄清，人心为之振奋，汉奸为之匿迹。如果党国诸公真能以民族利益为前提，对于这种现象应该是如何的爱护；即使中间有错误的所在，应该是如何的加以善意的指导。不幸得很，中宣部对于汉奸运动，则默加容许；对于救国运动，反严辞厉色，诬陷侮蔑，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我们所感到无限的失望的。”文章还反驳说：“中宣部又谓救国团体之宣言，‘不曰反对中央，即曰颠覆政府’，我们检查所有救国会的宣言，绝对没有此种激烈的文句。这许多铁一般的错误，足以证明中宣部显然是受人蒙蔽，更足以证明其所谓‘受人利用’云云，也都不过是奸人捏造事实，诬陷救国运动。这种人造谣生事，为虎作伥，究竟是何居心？中宣部何以会被其蒙蔽？是否所谓‘受人利用’者，正为中宣部本身？这是我们所感到无限的疑虑的。”文章庄严宣告：“‘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们倘使是中宣部一纸诬蔑文告所能恫吓得倒的人，我们早就不敢在‘救国有罪’的环境之下，公然以救国相号召。”⁽²⁵⁵⁾

沈钧儒曾在一封家信中描述当时的艰难情况说：“因抗日情绪勃发不能遏止，与朋辈中之为大学教授者、作家、出版者共同组织了一个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中间惹起了许多烦恼，中央党政对此会极端嫉视，要解散及逮捕会中重要诸人，应付环境亦极费力。”⁽²⁵⁶⁾但他表示既参加救国运动，“就要准备坐牢，甚至砍头，否则就不参加”⁽²⁵⁷⁾。王造时也说：“要起来组织救国会，先要有准备进监牢的决心。”⁽²⁵⁸⁾章乃器则表示：刀锥斧钺，在所不辞。

南京政府不顾爱国群众和舆论的呼声，于2月20日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警遇有妨害秩序，煽惑民众之集会游行应立予解散，并得逮捕首谋者及抵抗解散之人。”⁽²⁵⁹⁾随后又以“鼓动学潮，毁谤政府”为名，查禁了《大众生活》等二十四种抗日刊物，并逮捕了上海复旦大学生救国会十一名负责人，同情救国运动的李登辉校长等均被殴伤。《大众生活》于被迫停刊前发表《读中宣部告国人书》的评论，要求对爱国运动不要用恶意来估量，否则徒然损伤民族的元气。“客观的危亡事实推动着民众的救亡火焰，增高着民众的救亡热血，压迫的结果只是更惨痛地消耗民族元气而已。”⁽²⁶⁰⁾天津《益世报》也发表《爱国无罪》的社论，对救国运动予以声援，指出：救国会会员中许多是社会中或大学里有声望有品格的学者教授，他们的爱国心是真诚纯洁的。“我们如今只请求政府给人民这个最低限度的权利：爱国无罪！……爱国有罪，人民不敢爱国，到了举国的人民畏罪而不敢爱国，国家必亡;国亡而政府亦随之而亡了。所以今日中国救国之道，中国政府自存之道，最少要做到爱国无罪！”⁽²⁶¹⁾

冯玉祥对国民党压制救国运动感到愤愤不平，2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收到章先生他们为救国会对此次中宣部的一篇宣言，可算是赤诚极了。读完了之后，〈谁〉不发生一种对中宣部的很不好的影响呢，真是晕【昏】聩糊涂无所不备了。”“读上海救国会之宣言极有感，我拟即刻写一长函给蒋，请其特别注意造谣害人之人。”⁽²⁶²⁾3月5日日记又记：“到蒋先生处一谈，所谈事项甚多。……三，陶行知、江问渔、章乃器各位先生救国会事，不可压而可联也。”⁽²⁶³⁾他还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许多人疑文化界救国会等团体别有背影，我想这是由于报告者的夸大蒙蔽，正给敌人造机会。目前学生的爱国运动及国民自发的救国运动都是民气蓬勃的表现，若能加以适当指导，必可成为救亡工作的伟大力量。所以我觉得无论中央或各省市当局，都应多邀救国团体的领袖时常开诚布公的谈话，甚而相对流涕，务须彼此谅解、合作，共同对外，万不可使自己的力量互相摩擦，互相抵消。”⁽²⁶⁴⁾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使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国民党更视为心腹之患，压迫随之加剧。6月2日，沈钧儒、章乃器将全救会的宣言和纲领等文件，亲自送交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希望得到当局的认可，争取合法公开。吴铁城不仅不予承认，反而恶言相加，说你们“要组织抗日政府，就是要推翻国民政府”。沈钧儒、章乃器劝他冷静考虑，不要听信特工人员的情报，无事生非，并说：“市长既然说政府是要抗日的，那么，现政府就会转变为抗日政府，有什么推翻另组的可能和必要呢？”吴说：“你们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又有独立的主张，那就是对抗国民政府的，那不是要另组政府又是什么呢？现在我宣告你们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非法，命令你们：一、立刻写好通告，解散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二、把所有印刷品送到市政府来，以备销毁。否则今天便把你们拘留起来！”“你们要做民族英雄吗？那就让你们尝尝民族英雄的滋味吧！”沈、章从容镇定地回答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如同它的名称所表示的，是全国各地的救国会的代表联合组成的，我们没有权力解散它；印刷品已经统统发出去了，没有留存的，市长要逮捕我们吗？那应当依法由法院出拘票来拘捕。”⁽²⁶⁵⁾并说明自己“为良心所驱使，根据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工作，除此以外，别无所求，更谈不上什么野心”⁽²⁶⁶⁾。坚决表示：“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²⁶⁷⁾他们驳斥说：“国难深重，市长不嘲笑汉奸卖国贼，而嘲笑起民族英雄，这使我们感到吃惊！市长难道怕民族英雄太多吗？民族英雄有什么罪过？”⁽²⁶⁸⁾双方争论了数小时，沈、章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击退了一切意图中的迫害”⁽²⁶⁹⁾。

6月5日，吴铁城召集全市大中学校校长开会，再次对救国运动进行攻击，说：“现在有少数野心家，组织了一个甚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里面不过是二三十人在那里包办，说得上什么全国联合呢？这个团体简直是一个反动的东西。”他要求校长们负起责来，“取消各学校内的救国会以及一切类似的反动组织”⁽²⁷⁰⁾。

宋庆龄闻悉后，立即写信给救国会领袖表示声援，完全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认为当局一面鼓吹“秘密准备抵抗日帝国主义”，但又一面警告、逮捕我们救国会诸同志，这是一个讽刺，并说：“我们反日的最好方法，是只有加强我民族革命的力量，所以我敢担保你们将作坚持到底的努力。我们的路是长而艰苦的，但只有伟大的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如果我们能够尽力干去，这种胜利是有保证的。”她表示：“我们非常欣慰，签名于这救国会的纲领和宣言之后，我充分支持这个纲领和宣言。”⁽²⁷¹⁾《救亡情报》也发表《粉碎一切迫害和侮蔑，巩固我们的救国阵线！》的文章，认为“我们的领袖充分表现了他们对于民族的忠心，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权威的不屈，而且我们应该给他们进一步的信任，拥护他们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奋斗到底”。宣称：“对于一切恶意的攻击，我们不需要解释和辩论，我们只有用不可动摇的救国阵线的力量和伟大的献身民族的决心来回答。”⁽²⁷²⁾

7月中旬，蒋介石又邀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三人到南京面谈，并派戴笠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住宿在豪华的中央饭店。三人事先商定应付的三项原则：第一是要用联合战线去吸收各党各派，但不能把联合战线卖给任何党派；第二是用联合战线去运用各党派的势力，但不能被任何党派来利用；第三是每一个参加联合战线的人，应将其社会、组织、政治关系来充实联合战线，而不能因自身关系削弱联合战线。同时确定，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原则立场决不妥协让步，但不同蒋正面冲突⁽²⁷³⁾。在谈话过程中，沈、章、李表示很关切对日作战准备情况，希望有所指示。蒋介石声称：“日本人是要我们不战而屈，我现在有把握可以战而不屈。”沈钧儒等说：“那太好了，可以立即反攻了，何以华北还要退让呢？”⁽²⁷⁴⁾蒋于是又重弹他“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说“共产党捣乱后方”，不要国家，“共产党的话不能信”，等等⁽²⁷⁵⁾。蒋介石要求救国会接受国民党领导，沈等说：“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不领导也就领导了。我们救国会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亡图存，谁这样做，我们同谁团结。”⁽²⁷⁶⁾章乃器还提出希望蒋“以百姓为心腹，以舆论为耳目”，不要偏听偏信CC和军统的情报。蒋介石的目的未能达到，谈话无结果而散。

9月6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了援绥抗日，发动会员向民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并募捐，事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表一项通令，攻击这一爱国行动为“借救国为名，敛钱肥己”，并声称救国会为“非法组织，且系反动分子之集团，如任其随处募捐，不啻助长反动势力”，必须予以严禁⁽²⁷⁷⁾。对此，救国会领袖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史良联名发表声明，予以反驳说：救国会“曾否敛钱肥己，想为国人所共谅。十年来敛钱肥己者究为何种人，亦难逃国人之耳目”。还严正指出：“国难严重若此，党政诸公既不能领导人民从事救亡工作，人民自动组织，应何欣慰之不遑，讵忍诬为反动，实所不解。且其所指事实，系九月六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绥远抗敌军队募捐，倘为政府抗敌军队募捐而竟成为反动，则岂非媚敌卖国，乃得称为正动乎？”⁽²⁷⁸⁾

二　“七君子”事件

1936年10月以后，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趋向高潮，显示出强大的声势和威力。此时，日本方面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抗日运动，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国民党既慑于日本的压力，又对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感到惊恐，再也无法容忍，于是镇压开始了。

11月23日凌晨2时许，上海市公安局派出八个特务小组，会同英、法两租界的捕房西探，分别到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的家里捕人。除陶行知因已先期出国，未遭逮捕外，沈钧儒等七人同时被捕。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三人被押到公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沙千里押于爱文义路捕房，邹韬奋、章乃器、史良则押于卢湾区法租界巡捕房。沈钧儒在寒风凛冽的深夜在捕房看守所冰冷的水门汀地上坐了一夜⁽²⁷⁹⁾。

由于害怕舆论谴责，上海市公安局通令各报不许登载沈钧儒等七人被捕的消息⁽²⁸⁰⁾。但《立报》和《华美晚报》于当日在第一版以显著位置披露了这个消息。《立报》的报道极简单，连七人的名字都未敢刊出，《华美晚报》则较详尽，还登载了他们的简历。随后上海及全国各报相继作了报道。上海市当局不得不于25日正式公布沈钧儒等人被捕的罪名说：“李公朴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种种事实，均可复按。政府当局年余以来，曲加优容，苦口劝喻，无如彼等毫不觉悟，竟复由言论而见诸行动，密谋鼓动上海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业经查有实据。现值绥边剿匪吃紧之际，后方尤应巩固，不得不行使紧急处置，以遏乱萌。”⁽²⁸¹⁾这是捏造的莫须有的罪名。

23日上午7时，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四人被解送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简称高二分院）受审。邹韬奋、章乃器、史良则被送到高三分院受审。10时，高二分院第一庭提审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审判长宣布：“本案情节重大，禁止旁听。”⁽²⁸²⁾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的薛士林代表公安局作为原告，指控沈等有“反动嫌疑”，“鼓动工潮”、“危害民国”等罪，但拿不出任何犯罪的证据，又未具备公文，却要求移提（引渡）到内地法院。沈钧儒等当庭驳斥了公安局代表的诬蔑之词，并对非法逮捕提出抗议，表示坚决反对公安局违法移提⁽²⁸³⁾。依据上海法国租界和中国政府协定，除中国的司法机关无需证据即可向捕房和特区法院移提人犯外，像公安局一类的机关必须有证据才能移提⁽²⁸⁴⁾。三名被告的九位律师张以藩、张耀曾、俞钟骆、陈志皋等轮流进行辩护，声明：“一、搜捕时无法院捕状，违反特区法院决定；二、被告等所犯为‘爱国未遂罪’，毫无其他证件，应立予开释。”⁽²⁸⁵⁾法院被迫裁定：交责付律师保释，改期再讯。于是沈钧儒和李公朴、王造时先行退庭。当他们于中午12时走出法院时，守候在大门外的群众，向他们热烈鼓掌欢迎。

接着，审判长审问仍未保释的沙千里：“为什么组织救国会？”沙答：“为的是救国，因为现在国难正殷，为保全国家土地主权之完整，凡属国民一分子，均应同尽国民之责任。”问：“罢工事你干与吗？”答：“我不知道。”问：“你加入共产党吗？”答：“没有。我在加入救国会以前是国民党党员，隶属于三区十八分部，不过他们开会我没有去过。”问：“是否拿到第三国际命令，改为救国会的名义？”答：“我完全不知道。公安局的话是不对的。如说因为救国会的会员中有共党，即认为救国会是共党组织，然则救国会会员有国民党，全部即为国民党？这真是不会论理之至。”“不能说救国会的会员做共产党，其他会员也做共产党；如救国会会员做强盗，其他会员也要负责吗？”⁽²⁸⁶⁾沙千里据理指出公安局代表的指控“全属虚罔，毫无根据”⁽²⁸⁷⁾。蔡六乘等三位辩护律师也指出捕房拿不出犯罪的证据和事实，没有拘票逮捕罪责不明的公民是违法的，法庭不应当违法移提⁽²⁸⁸⁾。法院也被迫作出交责付律师保释的裁定。

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于下午4时在高三分院受审。法庭第一个审问章乃器，审判长问他曾否煽动上海日商纱厂罢工。他大声地答道：“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的力量还不够！倘若我有力量煽动日本纱厂罢工，我要很骄傲地回答审判长：我曾经煽动日本纱厂罢工！”审判长问：“你如果有力量，是要煽动的，那你至少是同情的。”章乃器毫不加思索地说：“是！中国工人在日本纱厂所受的虐待，和猪猡一样，请审判长问一问全法庭的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本国同胞遭受到侵略者这样惨酷的待遇，谁不表同情！”⁽²⁸⁹⁾在审问邹韬奋时，他坦白承认自己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深信参加救国运动是光明磊落的事情，用不着隐瞒。关于他和沈钧儒等三人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以及毛泽东的回信，涉及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此文所主张的是全国团结，一致对外，有原文可按，谁都可以看，可以评论。检查官当庭认为这不能作为犯罪的证据。关于是否参加煽动上海日商纱厂罢工问题，邹韬奋说他所做的只是捐了一天的薪水所得，救济在纱厂里过着牛马生活，罢工饥寒交迫的同胞。法捕房律师也当庭宣称，捕房政治部曾经把所搜去的印刷品研究一番，觉得只是爱国文字，没有犯罪的证据，不允许公安局移提⁽²⁹⁰⁾。史良审讯的情况基本相同。结果三人均由责付律师保出，于当夜8时回家。

沈钧儒等刚刚出来几个小时，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又以从前拿获的共产党员供认沈钧儒等是救国会委员，有共产党嫌疑的口供新线索为借口，致函高二分院说：“查反动分子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业由捕房捕获解送贵院，并经讯问后交保定期再审在案，兹据确报，该沈钧儒等即有逃亡之虞，应请立予拘案，免生意外。”⁽²⁹¹⁾高二分院又立即发出拘票，于当日深夜再次将沈钧儒逮捕。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五人也同时分别被捕或自动投案，与沈一同被羁押在捕房监狱。高三分院书记官孙瑛事先打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史良，史良立即用电话通知沈钧儒、沙千里等人，叫他们赶快躲避，自己随即逃离寓所，前往陆殿栋一亲戚家避难⁽²⁹²⁾。

24日，高三分院审理时，公安局代表杨福麟指控说：“从前拿获的共党都说本案被告等是救国会委员，从前打伤警察的人犯亦说被告等是救国会委员。被告等阳假救国为名，阴施捣乱工作。”⁽²⁹³⁾公安局律师詹纪凤则称：“被告等从前曾鼓动人民与军警冲突，被告等所有一班党徒都是救国会内分子，假救国为名，和政府捣乱，应请准予移提。”⁽²⁹⁴⁾被告辩护律师鄂森说：“现在公安局来文亦说及新事实发现，如认被告有共产党嫌疑，要求移提，须提出相当证据，若无充分的证据，谈不到移送。”⁽²⁹⁵⁾李公朴说：“公安局说我们有鼓动工潮之嫌，究竟有什么凭据？”⁽²⁹⁶⁾王造时也申辩说：“公安局说我们鼓励工潮，有共产党嫌疑，究竟有何根据，不能空言主张。”⁽²⁹⁷⁾沈钧儒说：“所谓新事实，可是说公安局拿到的共产党嫌疑人犯说我们是救国会的委员，便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这完全没有理由。”⁽²⁹⁸⁾“既指我有共党嫌疑，又无证据提出，实属不成理论，而保出后又加逮捕，更属违法。”⁽²⁹⁹⁾审判长于评议后宣布：“移送问题应由上海市公安局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交涉办理。”⁽³⁰⁰⁾事实上，公安局与法院早已串通，沈钧儒等庭审后，就被公安局移提过去了。章乃器、邹韬奋也于27日上午从上海地方法院移送上海公安局。

按照《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³⁰¹⁾沈钧儒等被押解到公安局以后一直没有进行审理，引起社会各方面的责难。11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找沈钧儒谈话达三小时。沈等要求恢复各人自由，蔡答：“未奉命不敢擅专。”⁽³⁰²⁾对公安局要求解散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则答称，这是大家讨论决定成立的，他们无权解散⁽³⁰³⁾。

12月4日下午1时半，公安局立即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六人解送吴县（今苏州）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羁押。

12月30日，史良去苏州投案，被羁押于司前街女看守所。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³⁰⁴⁾。随后，国民党又在南京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委、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孙晓村和曹孟君；在镇江逮捕了罗青、张仲勉、陈道弘、陈卓，查禁和没收了大批书刊。全救会执行委员、著名的爱国老人马相伯也被从上海移至南京居住。

材料充分证实，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是在日本的压力下，由南京政府直接下令进行的。8月10日，上海日本报纸《日日新闻》登载：日本领事寺崎为上海市民学生缉私抵制日货事访问市府秘书长俞鸿钧，请求严厉取缔一切抗日救国团体⁽³⁰⁵⁾。10月28日，该报又登载消息：“最近南京政府拟对上海抗日救国联合会加以弹压，即上海抗日救国联合会近来积极活跃，企图结成抗日救国阵线，但国民政府最近以中日国交调整名目，以中国共产党叛变者刘华（假名）之中心人物，召集上海蓝衣社指导部之‘上海特区最高会议’，讨论如何弹压抗日救国分子，最后决议如左：一，将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等数十名之抗日救国联合会首脑部，以对付史量才之手段，处以死刑。二，收买抗日救国联合会内之动摇分子，使其发生内部分化作用。三，绝对禁止抗日救国联合会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等公开行动。”⁽³⁰⁶⁾《救亡情报》指出这是制造谣言，企图挑拨政府与救国阵线的恶感，但实际上也如实反映了日本要求取缔救国会，压制救国运动的真实意图。对此，全救会于10月30日致电国民政府和各党政要人，并致函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要求明令宣示保护救国运动，严词驳斥日报造谣，不要“中其奸计，以期上下同心，共赴国难”⁽³⁰⁷⁾。

11月中旬，正当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进入高潮时，日本驻沪领事又向上海市当局提出消灭救国运动三项要求：一、逮捕沈钧儒等七领袖；二、解散救国会；三、取缔日商纱厂罢工⁽³⁰⁸⁾。上海市当局也担心罢工扩大，形势恶化，局面不可收拾，要求公安局、工部局协助逮捕救国会负责人⁽³⁰⁹⁾。

18日，日商丰田纺织公司船津总务到上海市政府会见市长吴铁城和秘书长俞鸿钧，提出要“取缔隐藏在罢工背后的赤色分子”⁽³¹⁰⁾。同日下午，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派领事寺崎找俞鸿钧说，这次丰田纱厂罢工是“一次远远超出劳动纠纷的暴动，其背后有抗日救国会共产分子领导”；提出：“（一）逮捕抗日救国会的幕后人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沈钧儒（律师）、李公朴等五人；（二）搜捕共产党；（三）镇压各大学内的危险分子（特别是参加暴动的大夏大学）；（四）逮捕暴行犯等。”⁽³¹¹⁾俞鸿钧表示：第一条，“沈等同为市政府严加注意之人，只是鉴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等，正等待确凿证据以便逮捕”。（寺崎说要等待确证，“会遥遥无期的，对此，中方应加以考虑”。）第二条，搜捕共产党应该实行。第三条，镇压各大学内的不稳定分子“已安排完毕”。第四条，“暴行犯还未逮捕一人，是怕事态恶化，目标确定后，很快就会逮捕”。俞还特地感谢日方出动海军陆战队的协助。寺崎警告说：“为不使此次事态扩大而隐忍自重，以求无事，将来如果发生同样的事件，说不定会发生不测的情况。”⁽³¹²⁾寺崎随即向工部局提出了上述同样的要求。23日逮捕沈钧儒等七人的当天上午，俞鸿钧秘密通知寺崎，说明这次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逮捕是“不顾法律常规进行的，鉴于这种逮捕引起的反映，希望不要在报上发表这一消息”⁽³¹³⁾。同日下午，若杉总领事会见吴铁城，吴谈了这次逮捕“所费苦心”，表示“无论如何尽了最大努力”；若杉“对其努力表示感谢”⁽³¹⁴⁾。上引的日文材料，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若杉给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密电，充分说明日本插手“七君子”事件的幕后活动情况。宋庆龄当时指出：“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帝国主义者的影响所致。”⁽³¹⁵⁾

上海市政府吴铁城、俞鸿钧等之所以敢于逮捕爱国领袖，除了日本的压力外，还因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背后支持。11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代表唐豹及律师詹纪凤在法院提审沈钧儒等人时均明白声称：“各被告均有共党嫌疑，奉中央密令拘捕。”“本案系奉南京密电令拘。”⁽³¹⁶⁾沈钧儒等人被捕后的第三天（11月26日）冯玉祥曾密电蒋介石，认为沈等热心国事，设立救国会，宣传救国，并非如某些人所指为共产党和捣乱者。“其存心可为一般人所谅解，今若羁押，未免引起社会之反感，而为日人挑拨离间之口实。拟请电令释放，以示宽大。”⁽³¹⁷⁾12月3日，蒋复电说：“沈钧儒、章乃器等诸人，有为中（蒋自称，下同）所素识者，亦有接谈数次者。前曾以国家大势，救国要义，向之详切劝导，乃彼等不唯不听，而言论行动反日益乖张，若非存心祸国，亦为左倾幼稚病，中毒已深，故尔执迷不悟。近更乘前方剿匪紧张之时，鼓吹人民阵线，摇惑人心，煽动罢工，扰乱秩序。中处迭据确报，沪上罢工，其经费均由章乃器以救国会经费散发，每日七千元，其背景可知。若非迅予制裁，不特破坏秩序，危害民国；即彼等自身，亦必重陷于不可赎之重大罪恶。值此国难严重，固当集中心力，爱惜人才，但纲纪不能不明，根本不能不顾，故此时处置，正所以保全彼等，使不得更趋绝路以祸国。中意除依法惩处，不令放任外，仍当酌予宽待，以观其后。务望兄等同此主张，以遏乱萌，而正视听。”⁽³¹⁸⁾蒋还曾对人说：“我对他们是很客气的，谈了话还请他们吃饭；可是他们反而闹得更凶了，所以只好逮捕了。”⁽³¹⁹⁾陈布雷回忆说：“所谓人民阵线沈、邹、章、李等七人之被检举案亦发生于此时，各方为之营救，来电颇多不明立场者，蒋公均命以严正剀切之词复之。”⁽³²⁰⁾

三　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这一政治冤狱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各方面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要求立即将沈钧儒等人宣布无罪释放。

11月24日，全救会发表《紧急宣言》说：“将救亡领袖的无辜加以逮捕，实在是一种对于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一种公开的无理摧残！在这日帝国主义进攻绥远的今天，更完全是一种在客观上助长敌人势力的行动。”表示：“救国会的人士既以身许国，决不是逮捕等等足以阻遏其志愿的。如果当局不愿让人民救国，一定要人民做垂手听命的顺民、亡国奴，那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也都一定会自动起来争取他们的生存权利的！”⁽³²¹⁾同日，全救会还发表紧急通电，提出政府当局逮捕七领袖，“实出意外，敝会现除仍决继续工作，率全国救国民众为诸领袖作后盾，并要求当局将此案公开审判，将领袖立即释放外，尚望全国各界人士，各公团，凭正义，凭良心，一致主持公道，加以援助”⁽³²²⁾。27日又发表《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对上海市当局于25日正式公布所谓“救国会为非法组织，勾结共产党，破坏人民对政府之信仰”，以及“鼓动罢工风潮，阴谋捣乱治安”等罪名作了驳复，指出：“此次敝会七领袖于一无罪证之情形下，即为市公安局会同英法租界捕房所逮捕，于法律上言之实为非法；就领袖本身言之，实为无辜”，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诸领袖⁽³²³⁾。

《救亡情报》同时发表《勿为仇者所快》的社评，指出：“自七领袖被捕事发生后，上海的日文报纸就满载了幸灾乐祸的消息，并有宋庆龄先生亦已被捕的消息传来。从日本人这种兴高采烈的神气间，我们当然可以看出，当局这一次的将七领袖加以逮捕，是如何地满足了日人的要求，以及如何地在客观上帮助了日帝国主义者。”⁽³²⁴⁾要求立即释放救亡阵线领袖，公开保护救国运动，开放民众组织。

沈钧儒等被捕的当天，宋庆龄即委托孙科带函给冯玉祥，请他进行营救。她在信中对沈等无辜被捕表示“殊为愤慨”，并说：“我国东北失地几及六省，而绥远战事又已爆发，国难严重至此，正国民急应奋起救国之时，章先生等系救国会办事人，救国为全国国民责任，岂救国者即为共产党乎？”⁽³²⁵⁾冯玉祥复函宋庆龄，称已与孙科共同设法营救，并已去电蒋介石请其早日释放。26日，宋庆龄还在一项抗议声明中表示“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并指出：“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请让日本军阀们当心些罢！”⁽³²⁶⁾12月初，宋庆龄还介绍章乃器、邹韬奋等的家属去南京找冯玉祥，商讨营救办法⁽³²⁷⁾。

24日，冯玉祥找陈立夫谈话，提出让“七位来南京大家谈谈为好，以免自己对立。”陈立夫提出：“一、维持政府威信；二、中央不便与地方不一致”，实即不同意。冯认为“是即是非即非为好”⁽³²⁸⁾，并说：“保持中央威信，我对此六字听了即头疼，即讨厌，为什么说的人很有意思，真是不解了。”⁽³²⁹⁾杜重远24日、25日连续几次去见冯玉祥，商量营救事，据冯在日记记载：“见杜重远先生，为七位被捕事，说得很详细。”“见杜先生于铁道部，谈些如何营救七位之事。”“见杜先生谈沈、章先生之事久之。”⁽³³⁰⁾杜重远还和黄炎培商量营救对策。据黄炎培日记记载：“11月23日，夜四时，得卫玉、重远电话，知救国会沈衡山、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被捕。”“27日，访重远长谈，知廿二夜沈衡山、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被捕以来情况。”“28日，重远来。”⁽³³¹⁾12月2日，胡愈之、徐伯昕也到黄炎培处研究营救事，是日黄在日记有如下记载：“八时半，胡愈之、徐伯昕到职社商六君子事，沈、章、邹、李、王、沙。”⁽³³²⁾

11月30日，马相伯致电冯玉祥说：沈钧儒等“其血心爱国，人人钦仰，视东北义勇军有过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杀一不义，虽得天下，文武不为。今学生爱国，罪以共党；人民爱国，罪以共党，至沈君等数人以民胞物与之心则有之，以苏俄为心，窃可以首领保其无也，幸我将军有以体恤之。”⁽³³³⁾随后，马相伯还和何香凝、宋庆龄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名义，联名发表《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再次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政府和救国阵线间的挑拨离间和政府的无理迫害，并重申：“我们的立场是要求全国人民，不问党派，不问信仰，不问地位，实行真正的精诚团结，停止一切内争，立即对日抗战，求得中国之自由和平等。”“救国阵线的立场始终没有变更过，而且今后也决不会变更。”⁽³³⁴⁾

为了声援沈钧儒等爱国领袖，冯玉祥、于右任在南京发起征集十万人签名营救运动，“以表示民意所依而促南京最高当局之觉悟”⁽³³⁵⁾。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中华》报和《救国时报》也著文抨击国民党对救国运动的摧残，认为逮捕救国领袖，“实为全国人民所痛心疾首的。全国人民决不会为南京政府的爱国有罪政策所威胁而坐视中国的灭亡，必须再接再厉，前仆后继，来发展正在开展着的全国救亡运动。”⁽³³⁶⁾全救会“努力从事救国之宣传与救国运动之组织，号召全民团结，一致对外，近来我海内外同胞的救国运动之进展，该会实具有巨大推动与赞助之功”，号召海内外救国团体和同胞一致行动起来，反对南京政府“爱国有罪的暴政”，援救爱国领袖，争取救国自由⁽³³⁷⁾。

为了援救被捕入狱的救国领袖，上海成立了后援会，表示“要把这个事变，广泛的传播，大家起来援助我们的领袖，挽救我们的国家”⁽³³⁸⁾。上海实业界领袖穆藕初等发起援救爱国七领袖运动，获得上海各界的签署赞成。夏丏尊、史国纲、杨卫玉等一些文教界知名人士也著文要求迅速恢复沈钧儒等人的自由：“吾人以为政府当局对于文化界应存爱护之念。”“沈君等六人均为当今才士，倘获早日恢复自由，俾在政府指导之下，献身民族复兴运动，为御侮前敌增加一分人力，亦即为国家民族保全一分元气，此则吾人所馨香祷祝者也。”⁽³³⁹⁾沈钧儒等在公安局羁押期间，上海各界人士前往探视慰问者络绎不绝，每日以百计，11月31日一天即有二百余人⁽³⁴⁰⁾，这对沈等也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救国领袖被捕消息传到北平后，平津文化教育界迅速作出反应。许寿裳、许德珩、张东荪、张申府等109位知名人士于24日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国难严重，端赖合作御侮，不容再事萁豆之争。章等热心救亡，全国景仰，敢请即日完全开释，勿再拘传，以慰群情，共赴国难为幸。”⁽³⁴¹⁾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援救办法，当经议决：一、停课二日，以示对被捕诸领袖声援；二、由清华、燕京、北平、中国等十五所大学各推派代表二人，组成请愿队，代表北平学生界赴京请愿，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领袖，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勿中敌人挑拨奸计⁽³⁴²⁾。

天津《益世报》发表题为《算外账莫算内账》的社论，认为逮捕沈钧儒等人，给了人们“一个深刻的刺激”。“中国到了今日，内账外账绝无同时清算的机会。合作御侮，方有生机；萁豆相残，同归于尽。”⁽³⁴³⁾

11月26日在成都春熙路青年会小礼堂召开各界声讨国民党镇压救亡运动、声援七领袖的群众大会，并筹备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会上，车耀先慷慨激昂，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的倒行逆施⁽³⁴⁴⁾。广州各界于11月27日举行反日群众大会，反对压迫救国运动，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广州各大学教授洪深、尚仲衣、林励儒等四十余人亦联名电请政府释放各救国领袖⁽³⁴⁵⁾。此外，广西、山东等各救国团体亦开展了营救运动。

国民党逮捕爱国领袖也引起一些党政上层人士的不满。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烈钧、石瑛、蔡元培等二十余人联名致电在洛阳的蒋介石，表示对此事应“郑重处理”⁽³⁴⁶⁾。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致电林森说：“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被捕，闻讯不胜骇异！现当绥战紧张，敌寇进迫愈急，民气激昂，正为发动全国抗战绝好时机，岂可有此违反民意之举动。恳即严令释放，并开放救国运动，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³⁴⁷⁾广西实力派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致电冯玉祥、孙科、居正等：“当此日人主使匪伪侵我绥东，全国舆情极端愤慨之时，政府对爱国运动，似不应予以压迫。……且沈钧儒等七人，平时或主教育，或主言论，其为爱国志士，久为世人所公认，如政府加以逮捕，足使全国志士寒心。”⁽³⁴⁸⁾

“七君子”事件在海外华侨和国际人士间也引起了很大反响，旅居欧洲、美国和东南亚各国华侨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杜威、罗素、孟禄等都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恢复沈钧儒等人的自由。杜威、爱因斯坦等十六位著名科学家和教授致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电说：“中国处境困难，至表同情。我们以中国朋友的资格，同情联合及言论结社自由，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的消息传到美国，闻者至感不安，同人尤严重关怀。”⁽³⁴⁹⁾英国中国人民之友社的罗素等在援救电中说：“中国人民的朋友们对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们之被捕，非常关怀。我们相信，这种逮捕是由日本主使，因为日本害怕中国的统一与自由，我们希望立即释放被捕的抗日志士。”⁽³⁵⁰⁾

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巴黎中国学生会、旅法华工总会联名致电南京政府：“日寇攻绥方急，正应团结抗日，何乃自毁长城！望速释放，以示政府救国之诚。”⁽³⁵¹⁾留英中国学生抗日会的电文指出：“若主张抗日即为共党，主张联合即为危害民国，则全中国国民皆应为政府阶下之囚，罪亦不在此数人。”⁽³⁵²⁾旅美侨胞致电说：“国难日亟，正宜全国一致抗敌，乃今自毁长城，不胜惶惑。盼立释七领袖，并惩办陷害主犯。”⁽³⁵³⁾旅美华侨柳无垢、陈其瑗、刘维炽、冀朝鼎等三百余人还发表告海外同胞书，认为沈钧儒、章乃器等“奔走呼号，目的纯在抗日救国，不仅得全国人民之敬佩，且得全世界之同情。抗日救国不仅我全国同胞之公意，亦我全国人民之天职。若谓沈、章诸先生有罪，是我四万万同胞均为有罪也”。并指出：“吾人久读救国联合会及沈、章诸先生之文字，他等主张民族解放斗争则有之，煽动阶级斗争则无有；主张督促政府抗日则有之，主张推翻政府则无有；主张援助上海日纱厂工友罢工则有之，煽动总罢工则绝对无有。……至所谓‘勾结赤匪，煽动阶级斗争’云云，均系上海市政府之恶意宣传。”⁽³⁵⁴⁾要求立即释放七领袖，实行对日抗战，保障人民救国运动。此外新加坡等地华侨亦有相同的表示。

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营救“七君子”也作了努力，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详见下章）。

————————————————————

(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8—449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571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第581页。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第598—623页。

(7)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37—156页。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9)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给李克农训令》（1936年2月20日），未刊件。

(10) 《周恩来与张学铭夫妇谈话纪要》（1961年7月4日），转引自《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二），原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第18页。

(12) 毛泽东在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

(13) 周恩来在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

(14) 张闻天在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

(15)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莫斯科1986年俄文版，第266—269页。

(16) 张闻天在193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

(17) 毛泽东在1937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第77—86页。

(19)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胡服、李允生的信》，（1936年9月7日），未刊件。

(2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21)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胡服、允生函》（1936年9月22日），未刊件。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第93—94页。

(23) 《清华救国会一二九告全国民众书》，《清华副刊》第45卷第8、9期合刊。

(24) 传单原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25) 《晨报》（北平），1935年12月14日。

(2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论（一），第774—745页。

(27) 沈钧儒：《寥寥集》，峨嵋出版社1944年版，第26页。

(28) 邹韬奋：《笔谈》，《生活星期刊》第15号，1936年9月30日。

(29) 《大众生活》第1卷第1期，1936年11月16日。

(30) 邹韬奋：《华北问题》，《大众生活》第1卷第3期，1935年11月30日。

(31) 章乃器：《救亡言论集·序》。

(32) 《大美晚报》1935年12月12日。

(33) 《大美晚报》1935年12月12日。

(34) 《妇女生活》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16日。

(35) 《妇女生活》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16日。

(36) 《生活知识》第1卷第8期。

(37) 《一二九以来上海学运之史的检讨》，《救亡情报》第23期，1936年10月25日。

(38) 《生活教育》第2卷第22期，1936年1月16日。

(39) 周天度编：《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页。

(40) 《大众生活》第1卷第9期，1936年1月11日。

(41) 《生活教育》第2卷第22期，1936年1月16日。

(42) 《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1936年1月25日。

(43)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

(44) 《大美晚报》1936年1月28日。王造时稍后将此文编入《救亡言论集》一书作为“代序”。据他说《大美晚报》发表此文时，将其中很重要的一段删去。

(45) 《生活教育》第2卷第23期，1936年2月1日。

(46) 《生活教育》第3卷第2期，1936年3月16日。

(47) 《国难教育社成立经过及其现状》，《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48) 《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3月10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创刊号，1936年3月28日。

(49) 《救亡情报》第5期，1936年6月7日。

(50)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43页。

(51) 《大众生活》第1卷第14期，1936年2月15日。

(52) 参加全救会成立大会的人，无纪录可查，这个名单是作者根据调查访问得来的，参见《救国会》，第94页。

(53)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纪详》，《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54)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纪详》，《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55) 《救国会》，第89页。

(56) 《救国会》，第106页。

(57) 《救国会》，第90页。

(58) 《救国会》，第91页。

(59) 《救国会》，第97—105页。

(60) 《韬奋文集》第3集，第346页；《沈钧儒文集》，第542页；胡愈之：《我的回忆》，第301页；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38页。

(61) 《民族出路问题论坛》，《救国时报》，1936年7月8日。

(62) 《救国时报》，1936年7月8日。

(63) 《救国时报》，1936年8月30日。

(64) 《救国时报》，1936年9月10日。

(65) 何伟：《读〈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以后》，《救国时报》，1936年9月5日。

(66) 林蒙：《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大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第1页。

(67)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页。

(68)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205页。

(69)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64页。

(70) 以上据孙晓村给著者写的关于南京救国会的回忆，见《救国会》第477—482页。

(71) 连贯：《“一二九”运动前后华南的爱国群众运动》，《“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1集，第419页。

(72) 《救亡情报》第21期，1936年10月11日。

(73) 《救亡情报》第25期，1936年11月8日。

(74)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负责人徐彬如的讲话》，《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21日。

(75)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负责人徐彬如的讲话》，《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21日。

(76) 《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21日。

(77) 林蒙：《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大西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第5页。

(78)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3月31日。

(79) 张友渔：《我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9辑，第12页。

(80) 《全欧华侨奋起救国》，《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9月30日。

(81) 《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0月5日。

(82) 《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

(83)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1月20日。

(84) 《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按：左翼作家联盟解散以后，原左联一部分负责人即筹组中国作家协会，后又改称文艺家协会。

(85) 《生活知识》第2卷第4期。

(86) 《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宣言》，《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87) 《生活知识》第2卷第4期。

(88) 《茅盾之话》，《救亡情报》第13期，1936年8月2日。

(89) 据唐弢回忆说：“鲁迅当时支持救国运动，但没有参加救国会的活动，他的文章也很少提到救国会，是因当时斗争形势决定的。因鲁迅目标太大，国民党很注意他；另外救国会的负责人为了照顾他的安全，也有意不让他参加。”（编者访问唐弢笔录）

(90) 《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救亡情报》第4期，1936年5月30日。

(91)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29、530页。

(92) 《作家》（月刊）第1卷第3号，1936年6月；《文学丛报》（月刊）第4期，1936年7月。

(93) 《文学》（月刊）第7卷第4号，1936年10月1日。

(94) 《全国救国运动最近发展之鸟瞰》，《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2月10日。

(95) 《救亡情报》第9期，1936年7月5日。

(96) 《生活教育》第3卷第11期，1936年8月1日。

(97)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对时局紧急通电》，《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98) 《反对内战！要求全国团结御侮》，《救亡情报》第7期，1936年6月21日。

(99) 《请求政府下令对日宣战》，《救亡情报》第7期，1936年6月21日。

(100) 《章乃器先生的谈话》，《救亡情报》第13期，1936年8月2日。

(101)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对二中全会宣言》，《生活教育》第3卷第11期，1936年8月1日。

(102) 《救亡情报》第20期，1936年10月4日。

(103) 《全救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事报告》，《救亡情报》第22期，1936年10月18日。

(104) 《宋庆龄先生给全救第二次执委会信》，《救亡情报》第22期，1936年10月18日。

(105) 《救亡情报》第21期，1936年10月11日。

(106) 《上海各界爱国市民发起签名请愿运动》，《救亡情报》第26期，1936年11月15日。

(107) 《国闻周报》第13卷第43期，1936年11月2日。

(108) 《上海各救国团体致北平文化界快邮代电》，《救亡情报》第23期，1936年10月25日。

(109) 《国讯》第144期，1936年10月21日。

(110) 《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

(111) 《桂林日报》，1937年4月11日。

(112) 以上据孙晓村给著者写的关于南京救国会的回忆，见《救国会》，第481—482页。

(113) 《救亡情报》第27期，1936年11月22日。

(114) 《救亡情报·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号外》，1936年11月12日。

(115) 《救亡情报·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号外》，1936年11月12日。

(116) 《沈钧儒文集》，第262—264页。

(117) 《火线下的救亡运动》，《时论半月刊》1936年11月30日；马相伯、何香凝、宋庆龄：《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救亡情报》1936年12月18日。

(118) 《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版，第662—663页。

(119)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120) 《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版，第663页。

(121) 阚宗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六一”事变经过》，《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

(122) 《民国日报》（南宁），1936年6月2、3日。

(123) 参见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2页。

(124) 《申报》，1936年6月10日。

(125) 《国闻周报》第13卷第23期。

(126) 《民国日报》（南宁），1936年6月13日。

(1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12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1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130)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4页。

(131)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论（三），第50—51页。

(132)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论（三），第50—51页。

(133) 《国闻周报》第13卷第29期。

(134) 《民国日报》（广州），1936年7月19日。

(135) 《民国日报》（广州），1936年7月19日。

(136)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72页。

(137) 《广西文献》第10期，第13页。

(138) 《国闻周报》第13卷第31期。

(139) 程思远：《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学术论坛》1987年第4期。

(140)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4页。

(141) 沙千里：《回忆救国会的七人案件》，《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第4页。

(142) 云广英：《“六一运动”前后我党在南宁活动的片断》，《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143)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5页。

(144)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6页。

(145)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82—83页。

(146)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要述》，《国闻周报》第3卷第27期。

(147)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32页。

(148) 《蒋李第一次离合内幕》，香港《春秋杂志》1960年1月2日。

(149) 《民国日报》（南宁），1936年9月16日。

(150) 《对内蒙措施要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70页。

(15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152) 天津《大公报》社评：《绥东问题》，1936年8月8日。

(153) 《荒木陆相致斋藤总理及紧急措施基本方案》，《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02页。

(154) 范长江：《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155) 黄炎培：《绥远劳军一瞥》，《申报》每周增刊，1936年第47期。

(156) 张明养：《绥远战争》，《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1012页。

(157)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72页。

(158) ［日］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57页。

(159)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327页。

(16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01页。

(161) 德穆楚克栋鲁普：《抗战前我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集》（合订本）第22册第63辑，第46页。

(16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7页。

(163) 《蒋介石对（大公报）记者谈话》，《国闻周报》第13卷第44期。

(164) 潘纪文：《跟上时代的步伐》，《傅作义生平》，第42页。

(165)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记》，《军事杂志》第100期。

(16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410页。

(167) 《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第59页。

(168) 刘春方：《我所知道的傅作义先生》，《傅作义生平》，第129页。

(169)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01页。

(170) 德穆楚克栋鲁普：《抗战前我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集》（合订本）第22册第63辑，第47—48页。

(171) 董其武：《傅作义先生生平概述》，《傅作义生平》，第5页。

(172)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173)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记》，《军事杂志》第100期。

(17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977—978页。

(175) 范长江：《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傅作义生平》，第202、203页。

(176)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纪》，《军事杂志》第101期。

(177) 秦孝仪编：《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版，第422页。

(178)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记》，《军事杂志》第101期。

(179)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纪》，《军事杂志》第101期。

(180)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82页。

(181) 《红军领袖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红色中华》第312期，1936年11月23日。

(182)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437页。

(183) 《察绥道上》，《绥远抗战集》，上海星华出版社1937年版，第17页。

(184) 范长江：《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傅作义生平》，第202页。

(185) ［日］《日中战争》1（《现代史资料》8），第612—613页。

(186) ［日］《日中战争》1（《现代史资料》8），第610页。

(18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17页。

(188) 董其武、孙兰峰：《一九三六年绥远抗战始末》。

(189) 《傅作义生平》，第5页。

(190) 傅作义：《用鲜血争起民族复兴》，《今日的绥远》，三江书局1937年版，第1页。

(191) 范长江：《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傅作义生平》，第245页。

(19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16页。

(193)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97页。

(194)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109页。

(195) 《绥远抗战实录》，《绥远抗战集》，第7页。

(196) 转引自《今日的绥远》，第73—74页。

(197)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1981年初版，第688页。

(198) 《日人操纵下之华北走私问题》（1936年5月），《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

(199)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二），第107页。

(20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80页。

(201)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742页。

(202)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1984年版，第301页。

(203)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642页。

(204)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642页。

(205)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645页。

(206)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719页。

(207) 《张群、有吉会谈记录》（1935年2月20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08)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96页。

(209) 《大公报》（天津），1936年1月23日。

(210) 《张群、川越会谈摘要》（1936年11月10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11) 《大公报》（天津），1936年6月2日。

(212)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690—691页。

(213) 《九月二十三日川越张群会谈时张群宣读之文件》，《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

(214)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第691页。

(215) 《九月二十三日川越张群会谈时张群宣读之文件》，《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

(216) 《张群、川越会谈摘要》（1936年11月10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17) 《张群、须磨会谈记录》（1936年1月22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18) 《张群、川越部分会谈记录》（1936年9月15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19) 《张群、川越会谈记录》（1936年12月3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20) 《张群、川越会谈记录》（1936年12月3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21)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675页。

(222) 《张群、川越会谈记录》（1936年12月3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23) 《有关张群、川越会谈的几个文件》，《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

(224)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6月版，第192页。

(225) 以上引文均见《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与要点》，《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

(226)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227) 吕振羽：《南京谈判的始末》，南京《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

(228) 《小周报告——关于数次与蒋谈判的情况》（1936年8月19日），未刊件。

(229) 《小周报告——关于数次与蒋谈判的情况》（1936年8月19日），未刊件。

(230)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231) 《雪夫工作报告——关于南京谈判及西南等问题》（1936年7月21日），未刊件。

(232) 《雪夫工作报告——关于南京谈判及西南等问题》（1936年7月21日），未刊件。

(233) 《谌小岑来信》（1936年8月6日），未刊件。

(234) 《中共中央给世英指示信》（1936年9月23日），未刊件。

(235) 《李克农致博古、周恩来电》（1936年2月25日），未刊件。

(236) 《彭德怀、毛泽东致李克农电》（1936年2月28日），未刊件。

(237)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238)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239)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20页。

(240)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101页。

(241)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

(242)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243)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244)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20页。

(245)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20页。

(246)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247)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1936年11月12日），《潘汉年诗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248)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52页。

(249)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1936年11月21日），《潘汉年诗文选》，第412—413页。

(250)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53页。

(25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252) 《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7、79页。

(253) 《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254) 《申报》，1936年2月12日。

(255) 《大众生活》第1卷第15期，1936年2月22日。

(256) 周天度：《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6—67页。

(257) 钱俊瑞：《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沈钧儒纪念集》，第80页。

(258) 《韬奋文集》第3集，第126页。

(259) 《申报》，1936年2月21日。

(260) 《大众生活》第1卷第15期，1936年2月22日。

(261) 《益世报》（天津），1936年2月25日。

(262) 《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684页。

(263) 《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692页。

(264) 《大公报》，1936年3月10日；《救国时报》，1936年4月10日。

(265) 《救国会》，第439页。

(266) 《粉碎一切迫害和侮蔑，巩固我们的救国阵线！》，《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267) 《宋庆龄先生致救国阵线领袖函》，《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268) 《救国会》，第440页。

(269) 《粉碎一切迫害和侮蔑，巩固我们的救国阵线！》，《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270) 《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271) 《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272) 《救国会》，第200页。

(273) 《章乃器先生的谈话》，《救亡情报》第13期，1936年8月2日。

(274) 《救国会》，第438页。

(275) 《救国会》，第438页。

(276) 孙晓村：《“真堪衡岳比芳芬”》，《沈钧儒纪念集》，第113页。

(277) 《救亡情报》第21期，1936年10月11日。

(278) 《救国会》第203—204页。

(279) 《韬奋文集》第3集，第119页。

(280) 《全国救国会领袖被捕记》，《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2月12日。

(281) 《中央日报》，1936年11月26日。

(282) 沙千里：《七人之狱》，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18页。

(283) 沙千里：《七人之狱》，第19页；《漫话救国会》，第32页。

(284) 《韬奋文集》第3集，第103页。

(285) 《沈钧儒等昨再度被拘》，《益世报》（天津），1936年11月25日。

(286)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未刊。

(287) 沙千里：《七人之狱》，第19页。

(288)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第33页。

(289) 《韬奋文集》第3集，第103页。

(290) 《韬奋文集》第3集，第96页。

(291)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292) 史良个人未刊资料，见《七君子传》，第521页。

(293)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294)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295)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296)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297)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298)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299) 《沪市府对沈钧儒等被捕案昨发表正式声明》，《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26日。

(300)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624，未刊。

(301) 《国民政府公报》，“法规”，第786号，国民政府文官处1931年6月1日印行。

(302) 《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2日。

(303) 《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5日。

(304) “七君子”一词最早见于黄炎培1936年12月2日日记（未刊），因当时史良尚未被捕，故称沈钧儒等六人为“六君子”。1937年苏州审判开始前后，“七君子”一词才在报刊上出现。

(305) 《救亡情报》第15期，1936年8月16日。

(306) 《沪日报造谣》，《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

(307)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电请政府辟谣并保护救国运动》，《救亡情报》第25期，1936年11月8日。

(308) 《日提三要求，谋消灭救国运动》，《救亡情报》第29期，1936年12月9日。

(309) ［日］《日中战争》（五），《日本现代史资料》（13），第32页。

(310) 《日本插手“七君子”事件的有关材料》，《上海滩》1987年第4期。

(311) ［日］《日中战争》（五），《日本现代史资料》（13），第38页。

(312) ［日］《日中战争》（五），《日本现代史资料》（13），第38页。

(313) ［日］《日中战争》（五），《日本现代史资料》（13），第40页。

(314) ［日］《日中战争》（五），《日本现代史资料》（13），第40页。

(315) 《宋庆龄先生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声明》，《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316)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324，未刊。

(317) 《冯玉祥为营救“七君子”与蒋介石来往密电》，《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318) 《冯玉祥为营救“七君子”与蒋介石来往密电》，《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319)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39页。

(320) 《陈布雷回忆录》，廿世纪出版社1949年出版，第63页。

(321) 《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322) 《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323) 《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324) 《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325) 《宋庆龄冯玉祥营救“七君子”电函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326) 《宋庆龄先生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声明》，《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327) 《宋庆龄冯玉祥营救“七君子”电函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328) 《冯玉祥日记》第4册，1936年11月24日，第837页。

(329)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838页。

(330)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837、838页。

(331) 黄炎培日记，未刊。

(332) 黄炎培日记，未刊。

(333) 《宋庆龄冯玉祥营救“七君子”电函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334) 《救亡情报·西安事变号外》1936年12月18日。

(335) 《救亡情报》1936年12月10日。

(336) 《反对南京政府实施高压政策》，《红色中华》1936年11月30日。

(337) 《争取救国自由》，《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1月30日。

(338) 《救国领袖被捕后各界纷起援救》，《救亡情报》第29期，1936年12月9日。

(339) 《读大公报〈沈钧儒等六人案杂感〉后》，《国讯》第149期，1936年12月11日。

(340) 《救亡情报》第29期，1936年12月9日；《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2月10日。

(341) 《救亡情报》第29期，1936年12月9日。

(342) 《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343) 《益世报》，1936年11月25日。

(344) 林蒙：《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大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第2页。

(345) 《救亡情报》第30期休刊号，1936年12月25日。

(346) 《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5日。

(347) 《救国无罪》，第122页。

(348) 《桂林日报》，1936年11月26日。

(349)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2月5日。

(350) 《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2月28日。

(351) 《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2月28日。

(352) 《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2月28日。

(353)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1月20日。

(354) 《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第216—217页。

第七章　西安事变

第一节　西安事变的起因

一　张学良、杨虎城在“剿共”中接连失利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张学良继承父业，继续统帅奉军。同年底，他不顾日本反对和阻挠，毅然在东北实行“易帜”，将30万奉军改名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这支实力强大的非蒋嫡系部队，在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过程中功勋卓著，因此张学良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先后被委任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其势力范围也由东北扩展到华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几乎没放一枪一炮就撤到关内，致使东三省的大好河山陷入敌手。因失土有责，张受到国人谴责，被讥为“不抵抗将军”。1933年初，日军进犯热河，受张节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城逃跑，日军不战而取承德。热河陷落，全国哗然，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3月9日他被迫辞职，前往欧洲考察。

1934年1月张学良回国时，其初衷本“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¹⁾。但事与愿违，他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大部分从河北南调，参加对鄂豫皖地区红军的进攻。张到鄂豫皖后，亲临前线，督师作战，鼓动东北军要披甲还乡，首先应“安内，尽心竭力清除匪患”。在进犯湖北长岗岭时，被徐海东指挥的红二十五军歼灭一个团。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在西安设“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在西北的红军。张学良再次被蒋介石推到“剿共”第一线，担任西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代行蒋的总司令职务。到西北后，他统辖的军队除调到陕甘的近20万东北军部队外，还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三万人，宁夏马鸿逵部二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万余人。驻在甘肃的胡宗南部等中央军则受蒋直接指挥。东北军是西北“剿总”所辖部队的主力，也是张学良能够真正指挥的部队。

1935年9月，张学良部署其所辖部队分三路进攻陕北红军。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为中路，由洛川一带向北进攻肤施（今属延安）；杨虎城部十七路军为右路，由韩城、澄县向北进攻；位于陇东庆阳、西峰镇一带的东北军五十七军董英斌部、新组建的骑兵军何柱国部为左路，由西向东进击。9月15日，王以哲率六十七军军部及两个师进驻肤施。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佯攻甘泉，设伏于大小劳山。王以哲见甘泉危急，忙派一一〇师南下驰援。10月1日，红二十五军在劳山伏击南下的东北军，歼灭两个团及师部，该师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洲被红军击毙。王以哲在肤施闻讯，惊恐万状，急令其参谋长用飞机把自己从肤施接回洛川。

张学良率军进入潼关初期，无视红军的实力。在他看来，陕北的红军为数不过几千，又是疲惫之师，用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将其剿灭干净。他认为，一一〇师在劳山遭伏击是个偶然事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10月，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会同陕、甘、宁、晋、绥等省地方军阀武装，对陕甘根据地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10月25日，东北军一〇七师在鄜县（今富县）榆林桥与红十五军团遭遇，经五小时激战，东北军死伤三百余人，被俘一千八百余人（包括团长高福源）。至此，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被红军分割在洛川、甘泉、肤施。

东北军一一〇师在劳山被歼灭没有引起张学良注意，这次一〇七师在榆林桥的惨败却使他深受震动。他后来说：“本先，一一〇师曾遭覆灭，何立中阵亡，此则一〇七师又覆灭”，这“两次惨败”，使他心中“倍增痛苦”，认识到红军的“战斗力，不为轻视”⁽²⁾。不久，张学良去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行前，他特意从西安飞到庆阳，当面叮嘱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要谨慎从事，并说因形势有变，部队何时行动，要听他的命令。西北“剿总”妄图乘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立足未稳之机，未经请示张学良便令在陇东和陕北的东北军夹击红军。11月下旬的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一〇九师被全歼，师长牛元峰身亡。张学良在南京得知直罗镇战败消息极为愤慨，立即赶回西安，撤了董英斌的职，申斥西北“剿总”代参谋长谢珂。东北军到陕甘“剿共”接连失败，损兵折将的严酷事实，使张学良开始认识到陕北红军人数虽不多，但战斗力不可低估；“剿共”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要解国难、报家仇须另觅新路。张学良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杨虎城出生于陕西蒲城，成年后在家乡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后所部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于右任等在陕西组建靖国军，杨部被编为靖国军的一个支队。1926年，杨率众五千坚守西安，在粮尽弹绝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与十倍以上的北洋军阀势力苦战八个月，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率国民联军南下，西安之围始解。1927年2月，杨虎城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5月，杨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6月初进至郑州、开封。后在与直鲁联军作战中伤亡惨重，遂退往皖北休整。1928年4月，杨一度离开部队，前往日本考察。此后，蒋介石、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杨成为蒋、冯争夺的对象。1928年11月杨归国，其部队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驻山东单县，归山东省主席孙良诚（属冯玉祥系统）指挥，杨就任二十一师师长。1929年4月，蒋、冯关系濒于破裂，冯令杨率部随孙良诚撤往河南，杨拒受冯命，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此后，杨部被蒋改编为新编第十四师，每月拨给经费约10万元。所部由胶东移驻河南，杨兼任南阳守备司令。1929年12月，唐生智联合阎锡山、冯玉祥起兵反蒋。在这场军阀混战中，杨率部进攻唐军驻地驻马店，促使唐军溃败，从而帮助蒋挽回危局。杨因此受到蒋的明令嘉奖，其十四师番号被改编为第十七师，杨升任第七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后来在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中，杨仍站在蒋介石一边，率部攻击冯军，经豫西挺入陕西，于同年11月攻占了冯经营多年的西安。中原大战前，杨部已扩编为第十七路军，杨任总指挥。中原大战期间，经蒋批准，杨部扩充了两个师的兵力。由于杨虎城在两次新军阀混战中助蒋有功，1930年12月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不久又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西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首领。

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下从鄂豫皖地区开始西征，1934年末到达陕南。1935年1月下旬，杨虎城在蒋介石命令下，指挥四个旅另一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五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红军采用运动战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先在蔡玉窑、文公岭歼杨部三个营，后又在葛牌镇全歼杨部警备三旅。同年5月，杨虎城又指挥三十一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实行诱敌深入、先疲后打方针，7月2日又在袁家沟口全歼杨部警备一旅。至此，杨多年苦心经营的直属部队几乎全被歼灭，还有两个旅长被杀，一个旅长负伤。这对杨虎城是一个沉重打击。

二　中共与张学良共求联合抗日

正当张学良“剿共”接连失利，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出路、多方寻找共产党关系时，中共开始争取他联合抗日。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张、杨身上。瓦窑堡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即致电彭德怀，请他派伍修权将瓦窑堡会议决议送给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使其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中共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是从争取高福源取得突破的。不久前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辽宁海城人，曾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1921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1923年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翌年毕业后入东北军，曾任连长、参谋、少校团附、上校团长等职，颇受王以哲赏识。他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深受张学良的信任。高被红军俘虏后先被扣押在瓦窑堡，后被送到前线，彭德怀和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东北人）多次找他谈话，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解释“八一宣言”的精神。高福源表示愿意为沟通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促进两军合作抗日而效力。当时红军正围攻甘泉，久攻不下。经彭德怀同意，高福源在周桓陪同下，去甘泉做东北军守军总指挥、一〇七师参谋长刘翰东的工作。高用自己在红军中的见闻向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军队，指出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出路。后来彭德怀又派周桓去进一步向刘翰东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红军与东北军一〇七师的关系前进了一步。

1936年1月，高福源向彭德怀提出，他愿回东北军去说服张学良、王以哲与红军合作抗日。他说，张学良强烈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只要张能够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能够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合作抗日的。彭德怀同意高的要求，第二天派骑兵护送他到东北军王以哲所部六十七军防线边，并赠路费二百元。

高福源在洛川先见到王以哲，向他介绍了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和自己在苏区的见闻。王以哲当时正奉张学良命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急忙将此事电告在西安的张学良。张原以为高被俘后早已被杀，收到王的电报便立刻赶到洛川。高见到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把自己在红军中的感受和盘托出，希望张停止剿共，与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听完高的肺腑之言，即让高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以便正式商谈。

高福源1月16日从洛川乘飞机到甘泉，再骑马到红军前方总部，向周桓报告了张学良请红军派代表前去会谈的要求。经彭德怀与中共中央电报磋商，决定派中共中央社会局长李克农去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见面。李克农17日到洛川，当晚与王以哲会谈，气氛融洽，“内容不多，但意较诚”⁽³⁾。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实行的还是“抗日反蒋”方针。所以，1月20日毛泽东指示李克农在与张学良会谈时：“（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乙）向彼提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⁴⁾。

1月21日晚间，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3个小时。张透露说，国民党内同情国防政府主张的不乏其人，并表示红军如真有诚意，他愿去做于学忠、蒋介石的工作，劝蒋放弃一党专政。如有成效，两周后在延安或洛川与彭德怀见面。张还表示，由于东北军所处环境，目前只能暗中与红军联系，以原防划作疆界，并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

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名义发表《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⁵⁾。针对张学良反日不反蒋的态度，书中揭露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对东北军歧视压迫，并强调指出：打红军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绝路；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

经高福源从中斡旋，张学良与李克农决定举行第二次洛川会议。2月25日，李克农在高福源陪同下到达洛川，同来的还有中华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以及负责电台工作的戴镜元。他们受到王以哲及其参谋长赵镇藩的热情欢迎与款待。张学良因26日要去南京，电嘱王以哲与李先谈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待他回来后再谈。从2月26日至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磋商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之间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口头协定，主要内容是：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延安、甘泉城内六十七军人员所需粮草，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给予便利；双方给予对方采购人员以保护⁽⁶⁾。2月28日李克农将上述协定电告瓦窑堡，当晚中共中央即复电表示同意。双方商定此协定从3月5日起生效。

张学良3月3日从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便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会谈内容围绕张学良提出的几个问题展开：

如何对待蒋介石。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和中央及军委给他的“训令”，强调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还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东三省已拱手送给日本，华北也岌岌可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他。张学良不同意这一主张。他认为，要抗日，不争取蒋介石参加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蒋掌握着国家的政权、军权、财权，实力雄厚，而且蒋本人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只是主张先“安内”后“攘外”。对这个问题，张和李谁也没有说服谁。李向张表示，可向中共中央反映他的意见。

关于对抗日战争的看法。李说，抗日主要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抗敌，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张学良同意李克农的这些看法。

关于红军行动方向。当时红军东征，进入山西作战。张提出，红军为抗日不应走山西，而应走宁、绥。因为宁夏接近绥远前线，又靠近苏联，阻力小，进展会比较容易；如走山西，定会遇到阎锡山、蒋介石的阻遏，恐难顺利行进。李说明了出山西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政治影响大，有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这次会谈中，张提出请中共方面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来与他会谈，地点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定。张还请中共方面派一名代表常驻西安，他给以掩护。双方同意共同派代表去苏联谋求援助。

张学良从洛川回到西安，收到李杜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让他派人去上海接“要找的朋友”。原来张学良1935年11月在南京参加完国民党五全大会曾去上海，秘密会见了因“新生事件”而获罪的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张、杜是老朋友，“九一八”前就熟悉。这次见面，张向杜倾诉了自己因“剿共”接连失利的苦闷，杜则劝张放弃“剿共”，走西北大联合道路，即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新疆的盛世才，争取苏联援助，共同抗日。张在上海还会见了原东北军将领李杜。李率义勇军在东北抗日失败后退往苏联，与共产国际发生了关系，回国后仍保持联系。张向李表示愿在西北联合红军抗日，希望李帮助他沟通与苏联和中共的关系。李接受张的委托，表示找到共产党关系后设法通知他。李杜后来找到刘鼎，便给张学良拍电报。张接到李杜来电后，派他的高级参议赵毅到上海，3月下旬把刘鼎接来西安。

刘鼎，原名阙尊民，四川南溪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留学德国期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转为共产党员，回国后曾在上海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33年到浙赣皖苏区工作。1935年该苏区失败，5月被俘，10月从九江俘虏营逃往上海，化名周叔，住在英籍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中养病，寻找党组织，其间因一偶然事件，曾到宋庆龄住所躲避三天。

当宋庆龄得知张学良拟联共抗日而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时，便向刚刚从陕北归来的董健吾推荐刘鼎。经董动员，刘鼎答应去西安见张，以便借机前往陕北找中共中央。刘到西安第二天会见张学良，张向刘提出三个尖锐问题：一是他与日本有杀父之仇，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共产党为什么骂他是“不抵抗将军”？二是中东路事件，苏军把东北军打得很惨，为什么骂他勾结日本反苏反共？三是红军在陕北，为什么打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刘鼎回答的要旨是：张作为东北军统帅，守土有责，“九一八”时执行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退往关内，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当然要受到全国人民唾骂，共产党同全国人民一样，不能不表示态度；东北军在蒋、日唆使下，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侵入苏联国土，苏联被迫还击，这是正当自卫。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扩张势力，对有条约的中东路管理却采取片面选择，事实上是亲日反苏，苏联对张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东北军为蒋打内战，在鄂豫皖和陕北使红军受到很大损失。红军是人民支持的新式军队，战无不胜，蒋介石的百万军队对红军都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蒋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计，企图借此消灭东北军。现在国难当头，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张将军最大、最适合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摆脱蒋消灭异己的阴谋，又可洗掉“不抵抗”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史册，并占首页⁽⁷⁾。张听完刘讲话后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慢慢和你说。于是，刘鼎就随张学良一起飞往洛川。

张这次去洛川，名为督师“剿共”，实际是等候与周恩来会谈。他在洛川的十来天里，天天同刘促膝交谈。张把在洛川会见李克农与邀请周恩来的事告诉了刘，并说准备同刘一起去会见周恩来。张问刘：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跋涉，为什么还有那么强的战斗力，击败了东北军？他想了解红军的制胜之道。刘鼎曾在苏区工作过，便从红军的成分，红军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官兵一致、军民团结，特别是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等方面说明红军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张还问刘：知识分子和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团结革命，这容易理解，可农民有的连字都不认识，怎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矢志革命呢？刘回答说：共产党和红军以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教育农民，这是红军有别于任何旧军队、克敌制胜的根本之道。他建议张对东北军也可以用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团结教育的中心。张学良、刘鼎在洛川的长谈，使张对中共有了更确切的了解，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认识，加强了他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这就为即将举行的肤施会谈做了重要准备。

张学良、周恩来的肤施会谈，1936年4月9日晚8时开始，翌日晨4时结束。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周恩来、李克农。会议内容，据周恩来在会谈结束后4月10日、11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和刘鼎后来的回忆，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首先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对“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条路，他愿酝酿此事”，对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愿提出意见”。他承认红军真心抗日，认为“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可是他又说：“他在未公开抗日之先（前），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对中共提出的“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他完全赞同”，但认为阎锡山的防卫力量很强，红军在晋“恐难立足”。他主张红军“最好向绥远解决德王”⁽⁸⁾，再向东去察哈尔。其理由是：宁、绥人粮较多，红军解决给养方便；绥远靠近外蒙，便于接受苏联援助；红军让出陕北一些县城，他好向蒋介石交账。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张的意见，认为他讲的有道理，但表示要和毛泽东主席商量。

当时因红军东征进展顺利，周恩来对张学良说：“红军在山西站得住脚。”周进一步解释说：红军“兵出华北”，会“推动全国友军和群众”一起抗日，“华北大规模抗日战争一起，红军愿担任左路”⁽⁹⁾。张学良接着说：“如红军坚决出山西向东，我可以通知驻河北的万福麟部的四个师和红军联络。”⁽¹⁰⁾他还向周介绍了阎锡山的一些情况，答应两三星期后他去太原和阎联络。周恩来说红二、四方面军要北上抗日，张表示欢迎，并说驻陕甘的东北军可以让路，如需经过中央军的防地，他可去斡旋。

（2）抗日救国的道路。张学良认为国民党已完了，目下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另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张1933年游历意大利时，对那里兴起的法西斯主义颇感兴趣，认为它可以救中国。后来经杜重远、杨虎城、李克农、刘鼎等人分析说明后，他有所动摇，但未彻底抛弃法西斯主义。周恩来解答说：“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把资产阶级的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抗日要取得胜利，必须要依靠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抗日联共。”⁽¹¹⁾

（3）联蒋抗日。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包括蒋，蒋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他还说，在国民党要人中，他只佩服蒋介石，蒋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中领导力最强，据他回国后两年来的接触与观察，蒋可能抗日。他也承认，蒋之左右有不少亲日派，因之蒋下不了抗日决心。他向周介绍了南京各派对抗日的态度。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说，共产党从外面逼，他从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把蒋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张学良还表示：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蒋，他现在反蒋做不到⁽¹²⁾。

周恩来解释说，中共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是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仇敌，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对张学良的意见，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待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

（4）联合苏联。张学良希望在抗日战争中能得到苏联援助。他问周恩来：“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周恩来回答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国是真心诚意。它这么做，既利己又利中国。”⁽¹³⁾双方商定，共同派代表去莫斯科谋求援助，办法是由张派人从欧洲前去，中共派人经新疆前往，并由张先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5）停战、通商。张学良表示“不愿打红军”，但蒋介石来电斥责他，说他对红军东征是“隔岸观火”，命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途北进。张学良、周恩来商定：“红军在关中积极活动，在韩城、澄县牵制杨部”⁽¹⁴⁾；派红军陈先瑞部去陕南，向蓝田、鄠县活动，威胁西安，使东北军有借口不北进。

关于通商问题，商定红军可在东北军防地内设店购买普通货物；红军所需无线电通讯器材和医疗器械、药品，由东北军代购；东北军向红军赠送一些弹药；双方派得力人员保障交通畅通。

张学良还要求红军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的人”⁽¹⁵⁾作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联络。

会谈结束时，张学良向周恩来赠送一本中国大地图，说“共同保卫中国”，并赠私款二万银元，后又赠法币20万元，作为红军的抗日经费。双方对会谈结果都表示满意。张说他这次结交了最好的朋友，周先生说话有情有理。他认为国内今后将走向太平，一切可向抗日迈进了。周后来说张学良是一位爽朗、有决心、有勇气的人，真出乎预料。周恩来4月12日回到瓦窑堡，第二天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延安之行，中共中央对会谈结果也很满意，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继续与张学良联系。

三　中共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

杨虎城很早就与共产党发生了关系。1922年他驻军陕北榆林时，通过杜斌丞介绍，结识了陕西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魏野畴。魏从思想上对杨帮助很大，以后他们长期保持联系，魏曾长期在杨的部队中任职。后来共产党人南汉宸也来到杨的部队。1927年“四一二”后，杨虎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曾达二百余人。以这些党员为基础，组建了隶属于中共河南省委的中共皖北特委（当时杨的部队驻安徽太和），负责人是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在中原大战中，杨奉蒋介石命率部返回陕西，被南京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则委任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代其主持省政府的各项工作。1933年，蒋介石对杨多方施加压力，要求撤换南汉宸，南才离开杨的部队。此前，杨部第三十八军驻防陕南时，曾与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

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白区党组织开始派人做杨虎城的工作，争取他与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联合抗日。1935年11月初，申伯纯受中共北方局南汉宸的委托前往南京，会见在那里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向他传达“八一宣言”的内容，并且说：“汉宸因为十分关心你和十七路军目前的困难处境，所以托我来向你说明中共和红军的主张，他并且愿意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将来双方可以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我这次来看你，主要是为了这件事。”⁽¹⁶⁾当时的杨虎城，既因自己不久前在陕南“剿共”失利、损兵折将而苦闷，更因在南京期间耳闻目睹蒋介石统治集团不顾民族安危而争权夺利从而对国民党失掉信心。他听申伯纯转达南汉宸的话后，认为南谈的问题很好，他也正想找中共的关系。杨告诉申伯纯，江西的红军经过长征已到达陕北，今后西北的形势将是严重的，必须有一个彻底的办法。可是他又认为，南汉宸讲的是一些原则，具体办法没有讲。杨嘱申赶快回天津找南汉宸，问清具体办法后再到西安找他面谈。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派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去西安直接做杨虎城的工作，争取十七路军与红军联合抗日。1935年11月的一天，毛泽东找汪锋详细了解杨虎城的情况后，要他作为红军代表去西安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并叮嘱他与杨谈判一定不要破裂，要谈和；对杨要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要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不愉快的事情。

汪锋到西安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杨虎城在新城秘密会见他，向他提出三个问题：一、十七路军中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孙蔚如部驻汉中时与红四方面军订有协议，红四方面军无故攻击汉中地区；二、十七路军警备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但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三、主力红军北上抗日，提出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好，但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此，汪锋作了详细回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汪锋说：孙部驻汉中两年，没有发生大的摩擦，孙部兵员有了很大发展，这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在天水地区的中央军胡宗南部极力向南伸张势力，一度到达川西嘉陵江西岸一带，阻挠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胜利完成与中央红军会师任务，不得不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即明攻汉中，威胁天水。红军向汉中进攻时，胡部以为我攻天水，撤回了驻川西的部队，使红四方面军得以安全渡过嘉陵江，与中央红军会师。汪还解释说，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决心消灭孙部，可依靠川北苏区从东、南、西三路出击，合围南郑，使汉中腹背受敌，不是更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进攻呢。这也说明红军攻击汉中，是调动胡部的手段，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汪锋说：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长征到达陕南，本想休整，可是十七路军柳彦旅天天尾追，逼得红军被迫还击，刚在山阳击败柳旅，警备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尾随红军比柳旅还近。红军误认该部寻机攻击，遂在九间房接火战斗，将张俘获。由于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突围后与上级失掉联系，不了解张汉民的共产党员身份，因此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损失。现在中共中央已确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

关于第三个问题，汪锋回答说：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泽东主席给杨先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是清楚的。我们认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我们的态度是帮助其发展壮大，防止损失，因为这是抗日力量的发展，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

此时的杨虎城正急欲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由于他是初次见到汪锋，未敢贸然与他商谈这类重大而机密的问题。就在汪锋滞留西安期间，杨派人去天津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共北方局派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的王世英前往西安与杨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王到西安主要是希望杨“与红军秘密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保存自己实力，加紧充实自己，训练自己”；“与红军保持友谊关系，与其他反蒋派联络，发动抗日反蒋战争”。杨虎城向王世英讲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并谈了他对国内各方面的态度：“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由合法运动，再变成不合法运动”；对中共和红军“维持原防互不侵犯”，“交通运输上在可能范围内可以帮忙”；他要求中共“不哗变他的部队”，并希望红军与陕北的井岳秀部保持“与他同样关系”⁽¹⁷⁾。

王世英同意杨的意见，表示即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经杨虎城安排，王世英与汪锋一同去苏区，到瓦窑堡后，王又应召去晋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报告几年来白区的工作和开辟十七路军统战工作的情况。关于与十七路军联合抗日问题，中央同意王世英与杨虎城初步商定的四项原则：

（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

（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¹⁸⁾。

王世英离开陕北后，于4月底到达西安，杨虎城此时驻节韩城。王又专程去韩城见杨，向他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杨完全同意，并很快建立起三个交通站。

在王世英再次到达西安前后，王炳南也衔命从国外归来，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曾任十七路军高级参议，是杨虎城的挚友。1929年杨资助王炳南出国留学，先在日本，后转至德国。王1925年加入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6年4月派王炳南回国，争取说服杨虎城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王炳南到西安后，向杨坦率地讲明自己回国的使命，并分析了欧洲和整个国际的形势。当时杨虎城和张学良都有意与国际建立关系，取得国际的援助。杨向王表示他愿同红军联合抗日，事实上他已同陕北红军打通了关系，有了来往。王炳南就把争取杨虎城的情况用暗号致电巴黎《救国时报》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随后到上海会见杜重远，杜又介绍他回西安与张学良会面，王炳南与张学良也谈得很投契。杨虎城邀请王炳南帮助他做十七路军官兵的抗日教育工作，但王突然患病，直至西安事变爆发后才正式参加工作。

1936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前往西安，专门做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张文彬8月26日到达西安后，先与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以及崔孟博会晤，9月6日晚又与杨虎城密谈，双方达成了取消敌对行动、杨约束民团、取消经济封锁、设立交通站和电台等协议。会谈后，张文彬即常驻西安，与杨虎城继续保持联系。

四　蒋介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活动，蒋介石早就得到国民党特务的密报。对张、杨违抗“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行为，蒋是根本不能容许的；可是由于两广地方实力派发动“六一”事变，出兵湘南，与南京形成武装对峙局面，1936年夏秋季节，蒋不得不集中力量对付两广，一时无暇顾及西北。当蒋解决了两广事变，消除了后顾之忧后，立即把目光转向西北。

广西问题刚刚解决，蒋介石就于10月22日来到西安。尽管当时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日军已大量增兵华北，并正在唆使和支持蒙伪军进犯绥远，蒋介石仍逼迫张、杨继续进行“剿共”内战。他在下榻的临潼华清池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继续“剿共”的计划。张学良性格豪爽，明确表示反对继续“剿共”，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东北军全军的主张。杨虎城性格深沉，只是委婉地说他个人服从命令没问题，但下面官兵的“剿共”士气低落，抗日热情高涨。蒋向张、杨表示他的“剿共”计划不变。

10月27日，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对五六百名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们说，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是不革命”。国家对这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¹⁹⁾。

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岁生日。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阳，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名为“避寿”，实则调兵遣将，部署新的“剿共”内战。几个月前被调到两湖地区对付两广事变的那些蒋的嫡系部队，如今又奉令北返，三十来个师集结在平汉铁路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铁路的郑州至灵宝段，随时可开往陕甘；而万耀煌所部第十三师则将开往陕西咸阳。蒋还决定，如张、杨不服从他的“剿共”命令，就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让他的嫡系部队前来担任“剿共”任务，由原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也被任命为一个方面的总指挥。

蒋在洛阳期间，张学良曾两次前往诤谏。第一次是与阎锡山结伴同去，二人向蒋祝寿后，劝蒋停止内战，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遭到蒋的严词拒绝和斥责痛骂。蒋在洛阳阅兵后在礼堂训话，张学良在台下听讲，蒋除大骂共产党是大汉奸外，还痛斥“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张“聆听之下，如凉水浇头”，“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²⁰⁾。

绥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于11月27日给蒋写了一份“请缨抗敌书”，要求率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开赴绥远抗击日本侵略，又遭到蒋介石拒绝。

为部署新的“剿共”内战，蒋介石于12月4日从洛阳再次来到西安。此时，蒋的高级军事将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也陆续来到西安。蒋到西安后，开始实施他的“剿共”计划。由于张、杨向蒋反映广大官兵积极要求抗日，“剿共”士气低落，他这次来西安后便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旅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召到他的住地华清池训话，要求这些军官带领部队积极参加“剿共”。他还对东北军军官们许诺，他一定带领大家抵御外侮，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但首先必须服从他的“剿共”命令。他向张、杨提出两个办法供他们选择。第一个办法，服从“剿共”命令，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甘前线，进剿红军；第二个办法，张、杨如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显然，这两种办法，张、杨都不能接受。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深得人心，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局面已经形成的条件下，蒋介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这成了引发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诚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²¹⁾

五　营救“七君子”

国民党非法逮捕救国领袖，摧残救国运动的行径，引起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极大不满，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从而加速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进程。

张学良同情和支持上海救国运动。这一运动也给予了他以新的鼓舞力量，加强了他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决心。1935年10月末到12月中旬，张学良到南京先后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随后他到上海漕河泾监狱去探视他素所尊重的老友杜重远，表示亲切的慰问。张学良和杜重远在谈话期间，杜向他介绍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并劝告张一定要看清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一举改变过去执行蒋介石的“剿共”内战政策的错误做法；认为日寇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但是只要万众一心，中国还是有前途的。张学良在谈话中十分欣赏杜重远的看法，精神很振奋，并表示他目前正在研究时局和抗日问题，不会辜负老友的期望⁽²²⁾。1936年春，杜重远因病转到上海虹桥疗养院，2月间张学良到南京开会，随后又去上海虹桥疗养院探视杜重远，并继续密谈抗日救国问题⁽²³⁾。

1936年7月，张学良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住在首都饭店。其时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代表救国会到南京向二中全会请愿，借机前往饭店会晤了张学良，“畅谈当时各地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的一派大好形势”；并商讨“组织联合战线，抗日救国诸问题”。张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并答应给予救国会以经济上的援助⁽²⁴⁾。

张学良后来自己回忆说：“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1）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²⁵⁾“沈钧儒、王造时等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谏陈，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²⁶⁾

1936年，杨虎城去上海医治牙病并检查心脏，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与杜重远经常见面，“商讨抗日救国大策”⁽²⁷⁾，并通过杜的介绍，和沈钧儒等人多次见面，了解情况。杨虎城和杜重远的这一段相处，在沟通张学良、杨虎城关系与促进进一步合作方面起了不少作用⁽²⁸⁾。

沈钧儒等七人被捕事件，给张学良以极大的刺激，决心为营救他们出狱而不惜一切努力。11月底，张学良派其亲信秘书应德田去上海公安局慰问“七君子”。应带了两箱桔子，化名“乔所钦”，见到沈钧儒等时转告说：“张学良反对内战，联共抗日的决心已定”⁽²⁹⁾，希望他们不要灰心丧气。与此同时，杨虎城的秘书，新从德国回国的救国会成员、共产党员王炳南也去看望沈钧儒等人，并对他们说：“不要紧，过不了多久，就有新的大事情发生。”⁽³⁰⁾暗示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12月3日，张学良只身自驾军用飞机飞往洛阳面见正在那里部署“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央请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释放沈钧儒等爱国领袖。稍后他在一次大会上说：“上海各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像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³¹⁾“他（指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大熟。而我所以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介石拒不接受张学良的请求。张学良见蒋介石如此固执不听劝谏，忍无可忍，便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却回答：“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³²⁾张学良几次面诤“苦谏”无效，感到十分沮丧愤懑，加上12月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游行请愿，要求抗日，情绪异常热烈，给张以很大的触动，迫使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心实行兵谏。事后张学良陈诉说：“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³³⁾援救沈钧儒等爱国领袖，保护救国运动，实为引发西安事变的原因之一。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十周年和二十周年纪念会上都说：“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救亡运动，七君子之狱，尤其是中国人民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转向东渡黄河抗日，全国抗日高潮，必然要走向抗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无可阻止。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³⁴⁾“东北、西北军受广大人民和共产党的影响要求抗日，西安学生请愿、七君子事起，最后逼出西安事。”⁽³⁵⁾事变爆发后，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其中之一，即为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

第二节　西安事变的爆发

一　诤谏失败

张学良和杨虎城与蒋介石在政见上的分歧日益加剧，到1936年末已形成尖锐对立：蒋介石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张、杨则主张立即停止“剿共”内战，一致抗日。张、杨（主要是张学良）为促使蒋介石放弃误国政策，改弦更张，一再向蒋进谏，结果却屡遭蒋的拒绝、痛斥。为做到仁至义尽，在蒋介石向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如不服从其“剿共”命令就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调到福建、安徽后，张仍于12月7日晚去临潼华清池向蒋慷慨陈词，大意是：

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由占领东北进而控制冀察，今又进窥绥远。对日本这种永无止境的侵略野心，如不加以遏制和反击，定将招致整个国土沦入敌手，到那时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

共产党已一再声明愿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纳？共产党不仅主张抗日，同时还拥戴你为最高领袖，你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

我们应该认识到，内战的结果，不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消耗，致使亲者痛仇者快，在客观上是帮助了民族的敌人。

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站在你这一边。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都支持了你，甚至代你受过。今天，我的态度依然如故。

张学良还说，如今抗日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仅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要求抗日，黄埔系青年将领中也有主张抗日不打内战的。张学良恳请蒋介石认清形势，改变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³⁶⁾。

张学良的肺腑之言被蒋介石斥责为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欺骗和麻痹。蒋对张说，即使“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³⁷⁾！

杨虎城在张学良劝说下，8日上午也去华清池向蒋进谏。杨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措词严厉地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蒋命令杨虎城要“放手撤换”十七路军中“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³⁸⁾。杨见蒋的态度确已无法挽回，便返回西安城。

张、杨见“苦谏”已彻底失败，才商定对蒋采取“兵谏”行动。张对杨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张、杨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³⁹⁾

西安各校学生在12月9日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活动，以推动国民党当局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走上团结抗日道路。这天黎明，西师、西安高中、二中、女中、女师、东北大学工学院等校学生纷纷打着旗帜，走出校门，去南院门广场集结，准备在那里召开纪念大会。东北竞存小学的二百多名学生在校长车向忱和教师带领下，途经民立中学门前时，见警察将该校团团围住，不许学生出来，于是便高呼“欢迎警察参加抗日请愿”，“阻止爱国运动的人就是汉奸”等口号。民立中学的学生在竞存小学学生的声援下，向校门猛冲。警察竟向竞存小学队伍开枪，一名小学生身负重伤。民立中学学生不畏强暴，冲出校门，与竞存小学的队伍汇合一起，直奔南院门广场。会场上的广大学生得知警察开枪打伤竞存小学学生的消息，群情更加愤激，齐声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惩办枪杀学生的凶手！”等口号。纪念大会宣读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宣言》，主张“全民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信仰、不分性别，大家手携手、心印心地立即奋起抗敌”，呼吁国民党“当局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一面先遣现驻西北边疆的要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组织援绥联军，星夜北上驰援；一面即令前方停止剿共军事，遂即商讨联合抗日大计”⁽⁴⁰⁾。

学生游行队伍先到西北“剿总”请愿，张学良派参谋长答话，群众满意。学生到陕西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请愿时，都没得到满意答复。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在被迫接见学生代表时说学生应该专心读书，不应干预国事，也不应谈救国之事。愤怒的学生决定去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内战，共同战日。邵力子急令杨虎城关闭城门，阻止学生出城。由于杨虎城派去守门的士兵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没加阻拦，学生便自己打开城门冲出城外，冲破国民党宪兵的堵截，直奔火车站，想乘火车前往临潼。由于站长、司机早已跑光，学生只好徒步进发。

蒋介石得知学生请愿队伍前来临潼的消息，他一面遣人前去劝阻，并派宪兵到灞桥以武力堵截；同时急令张学良派兵制止，甚至说如果学生不听，可采取武力行动。张学良深知学生如去临潼定会发生更大的流血事件，便急忙乘车前往劝阻。在十里铺，他追上了学生队伍。他说：现在天色已晚，路程尚远，临潼又无餐宿之地，大家太辛苦了。你们不如把请愿书交给我，我替你们代交蒋委员长。学生说蒋是全国党政军的最高主宰，一定得让他亲口答应我们的要求才成。张又说：你们的爱国志愿，我不阻拦，可是你们此去必定触怒最高当局。我为爱护你们起见，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学生们则同声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学生们满腔的爱国激情深深触动了张学良，他激动地对学生说：“我同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还急迫。你们现在回去吧！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的！”⁽⁴¹⁾张学良的肺腑之言使学生们动容落泪，张学良本人也掩面而泣。时已黄昏，学生们才返回西安。

当晚，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转达学生的请愿要求，再次遭到蒋的拒绝和斥责。蒋质问张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呢！”⁽⁴²⁾

这个事件对张学良刺激很大，成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导火线。事变后第二天，张学良在向其部属解释发动事变的原因时，讲到西安学生的“一二九”事件，他说：“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明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⁴³⁾于是他们断然决定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蒋改弦更张。

二　临潼兵谏

张学良、杨虎城12月9日确定采取“兵谏”行动后，谨慎行事，只向他们最信赖的极个别高级将领透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做了一些准备。他们做了分工：东北军负责在临潼扣押蒋介石；十七路军负责解除西安城内蒋系军警的武装和扣押住在城内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军政要员。

华清池位于临潼县城南，骊山北麓，距西安城25公里。华清池分内外两院，外边的第一道门由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把守；第二道门由蒋的卫队把守。蒋介石住在内院的五间厅，与他一起住在内院的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组长蒋孝先及十多名秘书、参谋人员。在华清池外禹王庙里驻有中央宪兵一个排，附近的临潼火车站也驻有一排蒋系武装。

临潼一带的驻军是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东北军卫队一营除负责把守华清池第一道门外，还担任华清池至灞桥间的警卫巡逻任务。

张学良对临潼兵谏做了周密部署。12月9日，张指定刘多荃担任扣蒋战斗的总指挥，确定第一〇五师第一旅的一、三团负责外线包围华清池，以防止蒋介石逃跑。具体分工是：驻临潼的第三团负责包围华清池的南面和东南，驻在西安城南的第一团负责包围华清池的西面和北面，外线部队共有五千多人。第一旅旅长高福源因外出执行任务，张临时抽调六十七军的周福成（一二九师师长）前来担任外线指挥官。张学良指派的内线部队是：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令他们前往临潼捉蒋，同时命王玉瓒率领在华清池执勤的卫队一营协同卫队二营执行兵谏任务。张学良考虑到孙铭九缺乏实战经验，特选派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指挥攻打华清池。内线作战指挥官是一〇五师二旅旅长唐君尧，内线部队共有四百余人。

12月9日张、杨决定兵谏后，对外不露一点声色，一切如常。当晚，张、杨在城内易俗社戏院招待南京军政大员欣赏地方戏秦腔。12月11日，他们最后确定翌日（12日）晨6时发动兵谏，当天张仍到华清池与蒋周旋，并在当晚由张、杨出面在新城大楼设宴款待南京军政要员。这天蒋介石要最后确定“剿共”军事计划，留张学良、陈诚、卫立煌、陈继承等在华清池吃晚饭。饭毕，时间已晚，张又陪这几名大员赶到新城大楼去开怀畅饮，直到晚10时招待宴会才宣告结束。宴会后，张、杨分别向他们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宣布了兵谏计划并作了动员。午夜过后，张学良率其重要将领和幕僚来到新城大楼，他和杨虎城将在这里指挥兵谏。

12日凌晨2时许，头一天被张学良召至城内接受协同捉蒋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乘摩托车驶离西安，途经十里铺和灞桥镇时，令其所属部队迅速赶赴华清池参加捉蒋战斗。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事先接受了张学良授予他的捉蒋命令，张再三叮嘱他不准伤害蒋，令其要绝对保证蒋的安全。12日凌晨2时，他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乘车离开西安，车到灞桥，他们向事前安置在此地的卫队二营官兵作了动员，之后一起乘车直奔华清池。3时前，参加外线作战的部队陆续到达预定位置，将华清池团团围住。

12日凌晨四五点钟孙铭九率卫队二营到达华清池外，与驻在此地的卫队一营会合后，捉蒋战斗开始。驻在禹王庙内的一排中央宪兵还在睡梦中，卫队一营轻易地将他们缴了械，两个卫队营开始进攻华清池。他们到达华清池第二道门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武力阻拦，东北军开枪还击，顿时华清池内外枪声大作，双方展开激战。东北军将蒋的门卫解决后，孙铭九、王玉瓒各自率队冲入华清池内院，直奔小桥，想从那儿过去进入蒋住的五间厅。由于斜对面房中蒋的卫士的密集枪弹封堵了道路，他们不得不改换方向，沿着假山小道匍匐前进。他们冲入五间厅后，发现蒋介石已不在了。用手摸床上蒋的被褥还是热的，桌上杯子里还放着蒋的假牙，这表明蒋跑走的时间不长。在院内各处搜寻，未见到蒋的踪影。讯问在搜查中被捉到的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侍从秘书汪日章，也不知蒋的去向。白凤翔用电话将上述情况报告张学良，张、杨十分着急，张从外线部队报告中得知确无人逃出包围圈，断定蒋没走远。张、杨一面命令外线作战部队加强警戒，严防蒋介石逃跑；同时命令内线作战部队抓紧搜山。

根据白凤翔命令，孙铭九、王玉瓒分别率部搜山。在半山腰，孙部截获了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孙问他：“蒋委员长在哪里？”他吞吞吐吐地说不知道。孙端起枪威胁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他朝山上看了一眼。孙朝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山上搜查。原来蒋介石被枪声惊醒后，立即下床，在侍卫搀扶下向后墙奔跑。此时枪声越来越紧，还夹杂着机枪声。蒋踏着侍卫的肩膀爬上围墙，纵身下跳，跌进墙外沟里，腰部受了伤。他忍痛向后面的骊山逃跑，趁天未亮摸索前进，此时又被山上哨兵的枪声所阻。他身边仅剩一名侍卫，左臂还受了伤。两人爬到山坡上，躲藏进一个洼坑里。天色渐明，地形地物已隐约可见，搜山的东北军卫队一营士兵发现半山腰一块大石头旁像有人走动，一会又不见了。他们走到大石头旁，发现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洞里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蒋介石就从洞里走了出来。孙铭九、王玉瓒先后赶到这里，见蒋介石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条白色睡裤，赤着双脚，脸色苍白，冻得全身发抖。孙走到蒋面前还未来得及说话，蒋就连声说：“你打死我吧！……”孙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⁴⁴⁾并劝蒋赶快下山进城，说张副司令在城里等着他呢。蒋执意不动。后来，孙示意士兵把蒋架下山去，由唐君尧、谭海等陪蒋乘汽车进城，直奔新城大楼，把蒋暂时扣押在那里。东北军在捉蒋的同时，还截获了刚由西安返回的蒋孝先（原中央宪兵三团团长、时为侍从室组长），当即将其枪决。

三　解除蒋系武装

张、杨确定兵谏计划后，杨虎城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他令孔从洲详细了解南京军、警、宪、特机关在西安城内和郊区的分布情况，以及西安市区的交通要道和所需的警戒兵力。杨还令孔从洲在夜间进行了一次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当时西安城内的武装力量情况是这样：蒋系武装力量共有七千余人，其中主要的是杨镇亚的中央宪兵二团千余人，市公安局长马志超指挥的公安总队二千余人，省保安处长张坤生领导的保安部队约千余人，公秉藩率领的交警总队约千余人。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的兵力，主要是孔从洲（时任陕西警备二旅旅长、西安城防司令）指挥的三个团，此外还有十七路军炮兵团、特务营和教导营，共约八千人。十七路军部队分驻在西安的南、西、北城和西关；东城由东北军驻防。

12日晨，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的行动按事前的分工进行。宋文梅率其特务营负责扣押住在西京招待所内的南京军政大员。他接受张、杨命令后，便和特务营的李锦峰连长和王子中排长率部奔向西京招待所并将其包围。宋命令李锦峰在外面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入招待所；他带领经过挑选的几十名士兵冲入招待所内，迅速解除了那些国民党军政大员的武装，并让他们到大餐厅集合。经过清点，发现缺少陈诚、万耀煌和邵元冲。宋文梅命令士兵在招待所内严密搜索，在大餐厅后面烧火室一个大木箱里找到陈诚，在万耀煌妻子所住房间的衣柜里找到了万耀煌。住在招待所楼下南排房的邵元冲，听到枪声，不明真相，越墙逃跑，跑到招待所西面公园东侧围墙时，被流弹击倒。宋文梅闻讯赶到，邵已不省人事，送入医院抢救，不久死亡。

陕西警备二旅五团团长郑培元，奉命解除城内和西郊机场蒋系军警的武装。12日拂晓，他抽调部分兵力警戒南、西、北城，令第一营解除北大街警察局、派出所及火车站护路队的武装；令第二营解除警察分局、派出所、宪兵二营营部及钟楼附近警察第三大队的武装；令第三营解除西大街公安分局、派出所和宪兵第五连武装。十七路军行动时天刚拂晓，蒋系军警一般还在酣睡中，十七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冲入对方营房，第五团大约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缴械任务；只有第一营在解除西安火车站护路队，第二营在解除宪兵第五连和警察第三大队武装时，发生了较为激烈的战斗，双方互有一些伤亡。到黎明时，十七路军在城内已控制了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害部门；接管了西郊飞机场，扣留了所有飞行人员和飞机；查封了国民党各大银行在西安的支行；还扣押了邵力子、晏道刚、曾扩情，枪毙了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

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同时，张学良还发动了兰州事变。当时的甘肃省会兰州，主要是由东北军方面控制。以于学忠为军长的东北军五十一军驻在这里，于当时还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同时兰州也驻有中央军胡宗南部，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的也是蒋的嫡系将领朱绍良。西安事变爆发前，朱绍良、于学忠及其五十一军的三个师长均奉命去西安参加军事会议，事变爆发时他们都不在兰州。12日晨，张、杨在西安指挥扣蒋战斗的同时，张学良密电在兰州的解方（五十一军中校参谋、抗日同志会成员），令其响应西安的行动，在兰州发动事变，电文大意是：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已将蒋介石及中央军的诸将领扣押，发表了八项救国主张；要求解方转达五十一军：立即在兰州响应西安的行动，发表声明拥护八项救国主张，并立即切断朱绍良的绥靖公署和南京政府的联系，把中央嫡系在兰州的军队、党部、公安部队一律缴械，将其主要人员看管起来，等等⁽⁴⁵⁾。同一天，在西安的于学忠也给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幹发了内容相同的电报。于是，解方通过刘忠幹发动五十一军在兰州采取行动。12日晚7时，五十一军的三个师分头开始行动，将胡宗南在兰州的两个团缴了械，查抄了绥靖公署、省党部、公安局在兰州的特务机关，并把他们的头目集中看管，控制了飞机场，同时发表声明，拥护张、杨在西安的行动和八项救国主张。因主持这次行动的是军、师两级参谋人员，有人把兰州事变称之为“参谋造反”。

四　摧毁蒋介石在陕甘的统治

张学良、杨虎城捉住蒋介石后，为贯彻落实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兵谏宗旨，在军事、政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张、杨通电全国，阐明扣蒋的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以期获得国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⁴⁶⁾。这八项主张的核心和要旨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⁴⁷⁾。八项主张的内容，有的是必须消除的抗日道路上的障碍，有的是为实现全民抗日必须采取的措施。张、杨反复在文电和讲演中申明他们扣蒋的动机是纯洁的，绝不是为了私人目的，更不是为了金钱和地盘，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抗日救国。为达此目的，事变后他们在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采取了如下一些实际步骤：

撤销指挥“剿共”内战的机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领导抗日救国的机关“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

组建参谋团，以何柱国为召集人，其成员有鲍文樾、马占山、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李兴中。这个机构由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领导，秉承张、杨旨意研究讨论军事问题。

事变当天成立了设计委员会。先后参加这个机构的有高崇民、刘澜波、申伯纯、杜斌丞、黎天才、王炳南、洪钫、王菊人、应德田、卢广绩以及南汉宸、苗剑秋等人，高崇民为召集人。设计委员会对张、杨负责，承办张、杨交办的事项，也可向张、杨提出建议。

组建抗日援绥军团。12月17日，张、杨发表通电，宣布已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任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张、杨在通电中表示：“克日誓师北上，剪灭仇雠，光复失土。”⁽⁴⁸⁾

改组陕西省政府。原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民政厅厅长彭昭贤被免职，任命王一山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原财政厅厅长朱镜宙被免职，由续式甫接任；原警察局局长马志超被免职，任命赵寿山为局长；原教育厅厅长周学昌被免职，由李寿亭接任；原省政府秘书长耿寿白被免职，由杜斌丞接任。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的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

释放政治犯。事变后第二天，张、杨下令全部释放西安各监狱中关押的三百多名政治犯，其中多数是红军被俘人员。接管国民党的《西京日报》，改出《解放日报》，丛德滋、张兆麟先后担任总编辑。将国民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在西安储备的一千五百余万元银圆封存，暂不准挪用。

张、杨在事变后采取的最大行动是重新部署军队，准备迎击南京讨伐派的军事进攻。事变前，张、杨的军队大都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剿共”前线，矛头指向红军。西安事变的爆发，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来说，立刻改变了敌我关系：昔日的对手红军成了共同抗日的友军；而蒋介石的军队则成为他们的最大威胁。经参谋团认真研究，决定占领渭南以东20里的赤水西岸高坎线、孝义镇、羌白镇、龙阳镇之线，并连接蒲城、白水地区，形成一条阻击线，重点在陇海铁路和渭河以北地区，以阻击南京讨伐军的进攻。12日夜间，张、杨下达“火速向西安集中”的万急电令，有关部队立即掉转枪口，有的将原有防务交给红军接替，以急行军向阻击线的指定地点开拔。驻西安、临潼、三原各地的东北军一〇五师各旅，作为中央兵团于12月13日、14日进驻赤水西岸高坎南北之线，构筑工事，防止敌军袭击；原驻庆阳、合水、张村驿一带的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等部，驻西峰镇一带的骑兵军，接到命令后将防务交给红军接替，以急行军向东开进，作为左翼部队分别开往渭河以北的孝义镇、羌白镇、龙阳镇之线和蒲城、白水等地；第十七路军各警备旅作为右翼兵团，奉命开往陕南，占领崇宁镇、厚子镇、蓝田一带以东之线，阻击敌之西犯，重点配置于蓝田至商县道路方向上⁽⁴⁹⁾。

上述军政措施采取和落实的结果，把蒋介石在陕甘的统治摧毁，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抗日力量暂时掌握了陕甘的大权。

第三节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的反响

一　国民政府和战两派的分歧

在南京，最早获知西安事变消息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12日上午，陇海铁路局报告：“西安方向可能发生了兵变，因为是日上午九时左右，有部队军官到车站去对站长说，车子要听他指挥，不能随便开驶。”⁽⁵⁰⁾中午过后，洛阳军分校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给何发来“西安发生事变”的电报。原来，12日清晨张学良曾致电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令其会同在洛阳军分校学习的东北籍军士教导大队的大队长赵云飞率部起事，响应西安的行动。黄接电后，非但没遵照张的电令行事，反而持电去向祝绍周告密。祝立即采取措施，令驻洛阳的樊崧甫部第四十六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进驻潼关，抢占这个由豫入陕的咽喉要道；同时向何应钦报告：“一、西安发生事变，真相不明。二、委座在西安，在临潼，尚不明了。三、顷处理如下：（甲）已通知万军长，⁽⁵¹⁾由咸阳回军西安，协同樊军，听候命令。（乙）已通知樊军由洛阳将主力西进，协同万军候命。（丙）飞机全部飞西安侦察。（丁）请钧座飞洛坐镇。”⁽⁵²⁾何接到此电，及时电告在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据报今晨九时驻西安之一零五师叛变，九时至十一时西安临潼间有极密枪声。委座昨晚在临潼，今日驻节何处尚未查明。此事变汉卿是否与闻，固不得知。惟据报驻洛之炮兵黄永安旅曾奉汉卿密电，令其派兵看守洛阳机场及各银行。若果属实，殊堪忧虑也。”⁽⁵³⁾此后，何又接到樊崧甫等人的电报，确知西安已发生事变。当晚何与在上海的孔祥熙通电话，报告他得到的最新消息：“西安城门紧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阒焉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⁵⁴⁾何请孔将此消息转告也在上海的宋美龄。

南京国民党要员听到西安事变消息，都担心和关注蒋介石的安全，急切想弄清真相，不少人打电话向何应钦探问，更有不少人如陈果夫、张群、俞飞鹏等亲自跑到何的住所，查询消息；其余如丁惟汾、居正、叶楚伧、张厉生等，约好在家中等候何的电话⁽⁵⁵⁾。张、杨的八项主张通电当天传到南京后，一些人不相信张、杨“保蒋安全”的承诺。一时京城内外有关蒋介石死活的种种传说不胫而走。

对西安事变应采取什么对策，应如何营救蒋介石，南京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出现两种主张。12日晚10时，一些国民党政要在何应钦家中议论此事时就出现了和与战的分歧。据冯玉祥当天的日记记载：李烈钧、陈璧君、陈公博和冯玉祥主张“安全介石为主”；而朱培德、何应钦、叶楚伧、戴季陶则“主打”⁽⁵⁶⁾。当日午夜召开的紧急联席会议上两派的分野更为鲜明，分歧更加尖锐。

12月12日24时，由丁惟汾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由于右任代为主持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连同列席的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各部会负责人等，共有四五十人参加。会议宣读张、杨的通电后，群情愤慨，争论激烈。一种意见认为：“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在内为不尽悦服蒋公之疆吏与将领，如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甚至如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刘湘，皆可引为同路；在外为垂竭待尽之共产党徒，甚至如第三国际之苏联，皆可暗中联络。张、杨既借此背景助力，出以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纪纲于不顾。……故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况蒋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另一种意见，对于上面的“揣测虽不否认，但不信学良等之通电将发生若何之效力。且谓蒋公抗日，早具决心，凡在帷幄，均所熟知。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上之出入，而非性质上之枘凿，此中已饶有说服之余地。况张氏既有保证蒋公安全之电报，自须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决策。如即张挞伐，无论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⁵⁷⁾简言之，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不顾蒋的死活，立即进攻西安，讨伐张学良；而冯玉祥、张继、李烈钧等主和派则主张为保蒋安全，对西安不宜使用武力，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种主张针锋相对，争辩至凌晨2时意见仍未统一。此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站起来说：“现在委员长的吉凶未卜，则我们还去和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的上了他的当，乃至将来无法申大义而讨国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匪赎票的方式将委员长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挽救革命的事业，总理遗留下来的革命事业和委员长一生为革命奋斗的伟大成果，断不能因为这次西安事变便毁灭了。”他说：“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的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⁵⁸⁾在戴季陶等人鼓噪下，主战派的意见在会上一度站了上峰，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张学良背叛党国，决定先褫夺其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鉴于蒋被扣西安，无法履行行政院院长职务，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⁵⁹⁾。

三、调整军事指挥机关。联席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会负责”，“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改由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明确规定：“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⁶⁰⁾作为军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不能到职视事，理应由当时在京的副委员长冯玉祥代行其职务。但因冯不是蒋的嫡系，且长期与蒋有矛盾和冲突，那些蒋的亲信和嫡系绝不肯把军事大权交给他。12日晚在何应钦家中酝酿此事时，戴季陶就明确提出“军队归何应钦管”⁽⁶¹⁾。尽管冯玉祥当即表示反对，但也无济于事。对排挤冯玉祥掌握军权事，陈立夫后来也说：“照理说，蒋先生被关在西安，应该指定冯玉祥接任。但是怕他利用这一位置制造麻烦”，才“组织一个委员会”，委任何应钦全权负责，指挥军事行动⁽⁶²⁾。

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得到了以黄埔系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响应与支持。力行社书记长邓文仪，12日下午得知蒋在西安被扣，认为“事不宜迟，非要立即动员军队不可”，“不仅地面要包围西安，就是空中也要空军去监视封锁”，以防止张学良用飞机把蒋送去新疆或苏联。他不经军事指挥机关批准，便以力行社书记长名义接连发出两封电报调兵遣将：一封给驻陕西汉中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向他通报“领袖蒙难”，“希望他率部立即开往西安西南的咸阳，与第十三师万耀煌师长联系，围攻西安；第二个电报是打给驻潼关与洛阳之间的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说明原因，要他的部队迅即进占潼关应付变乱，准备围攻西安”⁽⁶³⁾。王、董都毕业于黄埔军校，均是力行社成员。

邓文仪于事变当晚在南京明瓦廊召开力行社全体干部紧急大会，到会三十余人。邓文仪说明开会宗旨后，“戴笠、郑介民相继报告所知的西安情况”，与会者围绕“（一）如何营救领袖，（二）如何稳定局面防止叛乱扩大，（三）如何敉平叛乱”展开讨论，“桂永清与潘佑强对军事应变部署，发表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强调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为即刻协调陆空军，包围西安，用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叛军，迫使其觉悟，维护蒋公安全，并早日使蒋公安返南京。讨论时贺衷寒态度表现最积极”⁽⁶⁴⁾。会议做出五项应变决定，核心是“营救领袖，安定后方”。为“营救领袖”，力行社“建议政府请军政部何部长应钦统一指挥军事行动”⁽⁶⁵⁾，迅调南京附近陆军前往陕西“救蒋”。力行社成员桂永清统率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完全是德式武器装备，辖三个团，共1.2万余人，相当于一个甲等师的兵力。桂当时不顾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反对，直接向何应钦请缨，13日于浦口集结部队，乘火车赶往陕西，16日过潼关，17日到华县，后被何的“讨逆”总部编为第三纵队，作为主力担任沿陇海路向西进攻的任务。黄埔一期毕业生宋希濂所部第三十六师当时驻苏州一带，构筑国防工事，西安事变爆发后，也奉何应钦命西调。为“安定后方”，力行社向其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发出通知，提出“各地方秩序尤应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对汉奸、匪谍及反动党派严密监视，务希巩固当地治安”⁽⁶⁶⁾。在事变爆发后的几天内，力行社派出数十名骨干分子到各地去“督导工作，指导行动”⁽⁶⁷⁾。力行社认为，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李济深等这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有可能响应张、杨的行动。这些人如欲夺取南京，武汉是必经之地。因此，力行社为维护南京政权，十分注意它的屏障——武汉的安全。12月13日晨，力行社的骨干分子干国勋奉命飞往武汉，组织“讨逆赴难”指挥部，协助和支持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部署和落实应变措施，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

何应钦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消息并掌握军事大权后，立即电令当时在海州巡视的开封绥靖主任刘峙，迅即抽调在河南与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开赴潼关。集结在潼关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除樊崧甫部第四十六军的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九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和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外，又增加了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其任务是沿陇海路两侧向西进攻西安。与此同时，何应钦还命令原在甘宁前线“剿共”的部队从西线威胁张、杨。他命令刚刚到达武功一带的万耀煌部第十三师停止南移，集结兵力，向西安方面警戒；命令在天水一带的胡宗南第一军向宝鸡、凤翔一带前进，令驻吴忠堡附近的关麟徵的第二十五师向固原、平凉一带集结。这样就从东西两翼形成了对西安夹击的态势。

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等反对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力主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12日，孔在上海除收到何的电报电话外，还收到张学良给他私人的“震”电，张在此电中陈述发动事变的苦衷，郑重表示“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公害私，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⁶⁸⁾。孔认为张给他私人发电，表明事变“尚有转圜余地”，又考虑到蒋的安全现完全掌握在张、杨手中，此时万万“不能遽闭谈判之门”⁽⁶⁹⁾。因此他给张复电时没有严厉谴责张的行动，只是委婉地予以批评，说：“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孔愿充当调人，向张表示“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⁷⁰⁾。

宋美龄初闻蒋被扣留消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当时，西安电讯中断，“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有关蒋生死的谣传“已传播于全球”，其中“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⁷¹⁾。她如坐针毡，坐卧不宁，急欲弄清蒋介石生死真相。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位十分理想的人选——端纳。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原为新闻记者，辛亥革命前到中国，后任张学良秘书，1933年张下野后曾陪张游历欧洲。1934年初随张回国不久，又被聘为蒋介石的顾问。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在上海。端纳依据多年来对张的了解，他不相信张会杀害蒋。他欣然接受宋的约请，决定亲赴西安，探明真相。12日夜间，端纳随孔、宋离沪赴京。同行者还有同蒋、宋关系极为密切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宋美龄派黄陪同端纳赴陕，担任端纳与蒋谈话的翻译。

13日晨，孔祥熙、宋美龄等一到南京，何应钦立即赶到孔宅，向孔、宋通报昨日午夜国民党中央紧急联席会议的情况和做出的决定。宋美龄到京后深感“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为营救蒋介石，她“立下决心”，竭尽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⁷²⁾。宋美龄向何应钦等“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她向何指出：不如此，“战争开始之后”，蒋“即不为其亲自统帅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被张、杨军队杀害⁽⁷³⁾。宋提出派人去西安了解蒋的情况，何表示反对，并说：“我们已命令讨伐，委员长已死了。”在场的端纳对何说：“你说他死了，我说他没有死。没有弄清真相之前，你不能进攻西安。”⁽⁷⁴⁾宋、孔不顾何的反对，毅然派端纳于13日中午飞离南京，经洛阳赴陕。行前，孔祥熙向随行的黄仁霖说：“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到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他之后，马上回来向夫人和我报告”，“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开着的”⁽⁷⁵⁾。

14日上午，孔祥熙根据宋美龄要求召开高级会议，研讨在武力讨伐前如何采取和平方法“救蒋”出险。出席会议的有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的陈果夫、陈立夫、叶楚伧以及何应钦、张群、黄绍竑等。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和平救蒋；何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开反对；戴季陶两天前坚决主战，如今也同意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无效再武力讨伐。

孔祥熙受命代理行政院长，集政治、经济、外交大权于一身，这对执行和平方针极为有利。孔返南京后，决定采取“智取之法”救蒋，即从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对张、杨施加压力，以“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力求“兵不血刃”⁽⁷⁶⁾地解决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既认为张、杨的“背景与助力”内为不尽悦服蒋之疆吏与将军，外为苏联，孔祥熙便首先拉拢地方实力派（特别是那些与蒋矛盾较深、与张杨关系密切的地方实力派），同时积极开展对苏交涉，以期从内外两方面孤立张、杨。孔回到南京，立刻通电各省市，针对张、杨在通电中对蒋屈辱妥协对外政策的揭露和抨击，竭力替蒋辩解，说：“中央同人，对于抗敌御侮，素具决心”，蒋“赤诚报国，主政中枢，秉此主张，艰苦奋斗，努力迈进，成效显然。”他呼吁国人“一致拥护中央既定之国策”，“各地方长官翊赞中枢，忠诚夙著，当亦必能益励忠勇，一本中央之意旨，为一致之进行”⁽⁷⁷⁾。同一天，孔还给那些素来与蒋矛盾较深，可能响应张、杨行动的地方实力派分别发电，提出不同要求，如：“致宋哲元（冀省）电，以容共相警，以劝张为宗；致韩复榘（鲁省）电，虽亦以劝张为言，而以蒋公安全先坚其信”⁽⁷⁸⁾；对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青岛的沈鸿烈和山西的阎锡山，也都单独发了电，有的还派专人前去笼络。当时京沪和日本一些报纸都认为苏联是张学良此举的后台。13日下午，孔祥熙在南京召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要求苏方对张学良施加影响，释放蒋介石。他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产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孔并威胁说，这样“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⁷⁹⁾。孔祥熙还电令驻苏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与苏联当局交涉，以促使蒋介石早日获释。

孔祥熙还施展收买策略，分化张、杨内部。他们收买的第一个对象是冯钦哉。冯时任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第四十二师师长，率部驻防大荔、朝邑一带，是杨部主力之一。张、杨捉蒋后，杨令冯派兵控制潼关，以阻击中央军西进。冯接电后召集部下开会，决定“拒受乱命”，“固守原防”。他派人与樊崧甫接洽，表达了叛杨附蒋的意愿。孔祥熙从樊崧甫电报中得知此事后，便以桑梓情谊对冯进行笼络。他还派与冯有旧的张天枢密赴大荔，对冯策反。当冯明确表示站到南京方面后，何应钦征得孔祥熙同意，立即任命冯为“渭北剿匪司令”，委托去潼关“宣慰”的于右任带去巨款，资助冯部，并答应此后冯部军饷由南京方面拨发。孔还通过冯钦哉向杨虎城策反，企图使杨叛张释蒋，但这一图谋没有成功。

二　地方实力派与民众团体的反映

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后，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所不同。公开支持张、杨的和完全站在南京一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持中立态度：既不支持张、杨扣蒋，呼吁张、杨早日释蒋，也不支持南京武力讨伐西安，而是主张双方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事变。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差异，反映了他们同蒋介石关系的不同及其自身利益的不一致。

长期与蒋有矛盾，并多次发动反蒋战争的桂系以及与桂系有关系的李济深，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张、杨的义举。西安事变爆发时，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正在西安。刘在事变当天密电李、白说：“此间兵谏事，想已见诸张、杨两公通电，今后实际救国大计，正待共商，尤盼副座（指白崇禧）能乘机来此，共商一切。”⁽⁸⁰⁾李、白对张、杨扣留蒋介石的行动虽“不敢苟同”，但明确表示：“张学良主张联俄抗日，我们是很赞同的”；对“抗日必须容共这一点”，“有从详考虑的必要”，并一再申明：广西的立场是“对外不对内，对事不对人”，主张在“外侮急迫”的时刻，“绝不容国内再有内战的发生”，提出“先用政治（方法）解决，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并健全中央政府的组织，集中抗日的力量及联合世界上同情我抗日的国家”⁽⁸¹⁾。在举国一片谴责张、杨“叛逆”声浪中，李、白也认为张、杨扣蒋是一种“轨外行动”，并且说这是由于“汉卿痛心乡邦，一时激起情感”引起的⁽⁸²⁾。实际上这是为张、杨的正义行动进行辩护。李济深在12月18日发表的通电中说：“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蒋逼出来的，因蒋对张的“屡陈不纳”，张才“迫以兵谏”的，因此“绝不宜以叛逆目之”。通电指出：“政府遽加讨伐，宁不顾国人责以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并说：“况以国家所有军队，应以保卫疆土，尤不应供私人图报复也。”⁽⁸³⁾

担任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的刘湘，由于手握几十万川军及其所控制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西安事变爆发后成为南京和西安间互相争取的重要对象。此前，蒋介石以追剿长征红军为借口，插足四川，打破了刘湘在四川的一统天下，蒋、刘矛盾由此激化。蒋在西安被扣后，刘认为他驱逐蒋系势力、恢复独霸四川的时机已到。事变后，当蒋的亲信、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飞离重庆前往南京的当天下午，刘湘就将其所部将领召至成都商量对策。当时有人主张派兵包围成都的中央军校和重庆行营，迫使蒋系势力出川；有人主张暂与南京虚与委蛇，派人去安慰蒋系人员，视事态发展再作定夺。刘湘采纳了后一种意见。他派邓汉祥去安慰在川的蒋系人员，并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遵照南京旨意，促使张、杨早日释蒋。刘湘对张、杨则表示同情。张、杨的代表宋醒凝到成都时，他“极为兴奋”，对宋表示“川陕唇齿相依，愿做后盾”⁽⁸⁴⁾。不久张释蒋返宁，刘自知驱逐蒋系势力出川的愿望已成泡影，便大骂张学良不止。

控制冀察、平津的宋哲元和统治山东的韩复榘，是华北地区两个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他俩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虽有所不同，但都反对南京向西安动武。12月23日宋、韩联合发表通电，针对南京16日发出的“讨伐令”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主张“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⁸⁵⁾。南京当局认为，在蒋被扣情况下，召开这样的会议，会使混乱局面“旷日持久，众说纷纭”⁽⁸⁶⁾，便通过各种途径劝说宋、韩收回上述通电。针对大多数地方实力派普遍反对讨伐西安的情况，南京方面解释说：“中央表面上虽声张讨伐，而实际则仍积极求政治途径之解决，在双管齐下政策下，庶可断张、杨与共党之联合，而救介公之安全，亦以求事变之和平妥善解决也。”⁽⁸⁷⁾24日孔祥熙亲自致电宋、韩，解释说：如今召集在职、在野人员会议，“更将群龙无首，力量分散”。他说：“至于讨伐令，原为明是非，别顺逆，平军民之公愤，示胁从以坦途，而军队之调遣，尤在促汉卿之觉悟，防共匪之猖獗，使和平之途径顺利进行，和平之解决早日实现。”⁽⁸⁸⁾

统治山西的阎锡山，是张学良寄予厚望、也最使他失望的地方实力派。事变前几个月，他和张学良在洛阳曾一起向蒋诤谏，请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遭到蒋的严厉斥责后，张、阎曾有待机对蒋采取行动的口头默契。因此，张发动“兵谏”时估计会得到阎的同情与支持。捉蒋后，张、杨几次电阎，向他通报情况，期望得到他的支持。阎锡山估计张、杨的行动未必能获得胜利，于是自食其言，攻击张、杨是“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向张、杨提出“何以善其后”？“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⁸⁹⁾张、杨据理批驳阎的无端指责，并派代表李金洲飞往太原，当面向他通报事变的有关情况。阎表示可派代表去西安，但先决条件是这些代表到陕后必须能单独与蒋会面和谈话。阎又受孔祥熙等人委托，在南京与西安间进行斡旋，企图让张、杨把蒋送到太原。由于西安方面抵制，他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

社会上的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因政治倾向不同，对西安事变的反映也不一致。左翼的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大都称赞张、杨的爱国行动，支持他们的救国主张。12月14日，在西安的西安学生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十八个民众团体联合发出通电，斥责蒋的误国政策，称赞张、杨的爱国壮举，指出张、杨是在对蒋多次诤谏，期望蒋“翻然觉悟，即日移师向敌”，而蒋“忠言不纳，责斥备至”的情况下，才毅然“实行兵谏，请蒋氏暂留西安，待其反省”的。通电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⁹⁰⁾。设在北平的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代表三千万东北同胞“要求政府接受张、杨救国主张”，“速召救国大会实行抗日”⁽⁹¹⁾。北平学联致电张、杨，呼吁“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项主张，克日誓师北上，收复已失山河”⁽⁹²⁾。

有的救国团体对张、杨的救国主张深表同情和支持，但对扣蒋行动持有异议。设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2月15日发表“紧急宣言”，对张、杨提出的“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的主张予以肯定，但认为“扣留蒋介石先生，实行武力诤谏”是“不合常规的办法”，“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紧急宣言”要求南京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同时要求张、杨诸将军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⁹³⁾。16日，南京政府颁布讨伐令的当天，全救会又致电南京政府吁请避免内战，指出：“兹当寇氛日亟，抗战紧张之秋，任何内争，均足以消耗国力，授敌人以可乘之机，万恳督励前方将士，继续抗敌，而对陕事处理务期避免内战，庶几多方努力，得以精诚团给【结】，共赴国难。”⁽⁹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是张学良的挚友，也是张走“西北大联合”道路的引路人。当张到西北进攻红军接连受挫，损兵折将，心情苦闷，对前途感到渺茫时，他曾劝张放弃内战，走联共、联杨、抗日的道路，就是他也不支持张的扣蒋行动。他致电冯玉祥、孔祥熙，望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无人可以收拾”⁽⁹⁵⁾。杜重远在给黄炎培、杜月笙的信中说：“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希望他们从各方面做工作，并提出：“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挽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则蒋公一出，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不欲作西班牙之续者势不可得。”⁽⁹⁶⁾

社会上右翼的团体、传媒和知识分子，西安事变后掀起了一股拥蒋潮流和攻击张、杨的恶浪。刚刚从大洋彼岸回国的胡适，得知蒋在西安被扣的消息感到震惊，12月20日发表《张学良叛国》一文，说什么见到“今日还有一部分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感到奇怪。他在文章中竭力为蒋的误国政策辩解，攻击张、杨的行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碍国家民族的进步”。胡适支持南京对西安下达的“讨伐令”，鼓动南京“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诚）诸先生的目的”⁽⁹⁷⁾。

三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没有参与西安事变的策划与发动，但事变发生后旗帜鲜明地拥护张、杨的行动，给张、杨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在西安和南京间从事调解，为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程。在事变后的最初几天时间里，中共中央有的决策人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产生了摇摆和动摇。刘少奇后来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⁹⁸⁾

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事变当天致电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提出中共“拥护张、杨之革命运动”；党面临的任务是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争取南京及各地政权中的抗日派；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及元老派；对蒋介石，揭发其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但是，按照当时形势，把蒋与南京政府分开是难以办到的，因为经过十年来的内战和国民党各个派别的争斗，蒋已牢牢控制了南京政府，把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南京国民政府又居于正统地位，得到国际上承认。此时要求罢免和公审蒋介石，无疑是脱离实际的，也是对几个月前中共中央确定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动摇。

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负责对国民党进行统战工作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其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中共对事变的态度，不是反对和中立，而是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与会者对此均表示同意。但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看法不尽一致。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会上有人主张“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提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有好处”⁽⁹⁹⁾。多数人对此未提异议，但也有不同意见。关于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即要不要在西安建立一个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政府，则分歧明显，讨论颇多。毛泽东主张在西安建立一个名义上不是全国政府而实际上是政府的机构，可称之为抗日援绥委员会。周恩来提出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在西安建立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群众团体，名称可叫抗日救国会，实际上可发挥领导作用。他认为，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国焘说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口号。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作了重要讲话，表示：“不要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形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认为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提出中共此时应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¹⁰⁰⁾。他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¹⁰¹⁾。会议进行总结时，部分吸收了与会者的正确意见，强调要尽量争取更多的人，把抗日援绥的旗帜举得更高，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方针；但对张闻天等提出的一些正确意见没有采纳，“审蒋”、“除蒋”的基调没有变。如对蒋处置问题，提出要反蒋又不正面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在政权问题上，提出要政府，又不要政府名义。中央军委12月14日在《对西安事变后斗争形势估计》中也采取了类似态度，提出“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共对蒋策略之所以发生动摇和反复，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中共中央有的决策人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以为张、杨在西安义旗一举，全国各地将会群起响应，阎锡山、刘湘和李宗仁可能加入抗日阵线。这样，晋阎与川刘将作为西安的两翼，对南京控制的东南几省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南京内部将会出现分化，蒋的部下会转到西安方面，南京的元老派、欧美派及其他派系会赞助西安事变。二是感情方面因素作用。国共两党对立十年，蒋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九一八”后又推行不抵抗政策，招致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当蒋在西安被扣消息传到陕甘苏区时，党内外群众喜出望外，纷纷要求对蒋严惩，这种情绪不能不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发生影响。

中共对蒋策略的反复和动摇毕竟是短暂的。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西安事变，毛泽东在发言和总结中提出了正确的方针。他再次肯定西安事变实际上是抗日起义。他指出，围绕西安事变，国内外各种力量阵线分明：一方面是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和南京右派，他们极力制造中国内战；另一方面是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和国际和平力量，他们反对内战，拥护抗日；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处于动摇、中立的中间派。中共要努力争取中间派。他认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胜利的前途，结束内战，实现抗战；二是失败的前途，使内战延长与扩大。中共要把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争取胜利的前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毛泽东提出，中共对事变双方实行调停方针，调停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文章调停，二是用武装调停，意思是在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同时，也要准备以武力制止南京的讨伐。他说：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我们不要远离张、杨，而要与之接近，同情并帮助他们。

张闻天的发言对事变的前途、党对事变的立场、进行和平调解方针等作了全面明确的阐述。他也认为事变的前途有两个：“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二是内战的扩大。”他指出：“全国舆论是不希望内战的扩大，然日、德是企图尽量这两方面的扩大，这是两个阵营。”他强调党的方针应是争取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他明确指出：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他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他提出中共应采取的方针是：“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具体的积极的援助张、杨，最主要〈是〉使他〈们〉部队的巩固，大规模的发动群众。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对东北军应尽量与之配合，而他亦应采取我们〈的〉许多办法，尽量争取同情者，不要太红，尽量争取时间性”⁽¹⁰²⁾。

12月19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拟定了两个文件：一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于当天向全国公开发表，内容是站在第三者立场，向事变双方提出四项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由南京立即召集有全国各党各派各军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会前各方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先生的处置问题；会议地点暂定南京。上述建议显然是承认了南京政府的正统地位；至于讨论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既然主张以“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为前提，当然包括有条件地释蒋在内；二是《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是发给各级党组织的内部文件。“指示”提出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¹⁰³⁾

中共中央在短短六天时间里就实现了由“审蒋”“除蒋”到“保蒋安全”的转变，使党的策略走上正轨，这与下述情况有关：

第一，西安事变爆发后，没有出现张、杨义旗一举，全国群起响应的局面；相反，“拥蒋潮流”波及全国。对蒋如何处置，保蒋安全，是当时绝大多数人关注的焦点，也成了和与战的关键。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可以赢得群众，从而有利于结束内战，实现抗战；反之，则要脱离群众，使内战扩大与延长，这样只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周恩来的西安之行，听取刘鼎的汇报和与张、杨会谈，了解到张学良发动“兵谏”的目的只是为了逼蒋抗日，绝无伤害蒋之意，只要蒋答应抗日，张仍拥护他做领袖；蒋虽在西安成了“阶下囚”，但仍能支配南京的行止。12月17日上午他派蒋鼎文持手令飞返南京，令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天；南京以宋美龄、孔祥熙为代表的主和派，极力主张用和平方法救蒋，先派端纳来陕见蒋，现又决定派宋子文来西安谈判；南京的讨伐军已有五个师涌入潼关，威逼西安。周恩来进一步明确了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他12月17日到达西安的当天夜间就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就蒋的处置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¹⁰⁴⁾

第三，被人们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在蒋被扣后掌握了南京的军事大权，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成了主战派的首领。汪精卫与蒋介石有矛盾，国民党五全大会后以治病为名前往欧洲。蒋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后，汪与其在国内同伙来往电报甚频，12月22日他在意大利热那亚发表通电，称西安事变“隳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也”⁽¹⁰⁵⁾。他随即登船返国。中共中央认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¹⁰⁶⁾。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¹⁰⁷⁾中共中央由要求“审蒋”，改为“争取中派”（当时把蒋视为中派），原因之一是担心“右派”（指何、汪）与日本勾结夺取南京政府，造成大内乱。

第四，苏联反对西安事变（详下）。共产国际和苏联采取相同立场，12月16日由季米特洛夫签署、以共产国际书记处名义给中共中央的复电说：

现回答你们的几封来电，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一）不管张学良意图如何，他的发动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既然这一发动已经完成，就应当考虑既成事实。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1）改组政府，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立志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加入政府，用这样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力。（3）停止消灭中国红军的政策，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谋求解放的国家实行联合。最后，建议你们不要提出联合苏联的口号⁽¹⁰⁸⁾。

考虑到苏联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中共中央也有必要协调自己的对蒋策略。这也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爆发后迅速改变对蒋策略的一个原因。

四　国际上的反应

蒋介石突然被张、杨扣留，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世界各国迅速对事变作出反应。

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社论，它无视西安事变的正义性，说张学良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社论把旨在抗日救国的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说“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政府”；张、杨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要求苏方对中共和张、杨施加影响，早日释放蒋介石。12月16日，苏联外交当局致电苏驻华临时代办，要求他立即去见孔祥熙或张群并向其声明：

一、苏联政府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明确表态，斥责张学良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敌人。

二、苏联政府授权您以全权十分明确和坚决地声明，我政府不言而喻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绝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

三、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

四、中国居然有个别人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为此感到惊讶与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诽谤谣言的传播⁽¹⁰⁹⁾。

苏联对西安事变所持的态度，同30年代中期起它在外交上实行联蒋遏日方针有关。当时侵占了中国东北的日本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希特勒法西斯已在德国上台，扩军备战，企图吞并苏联。1936年11月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签订反共同盟后，苏联随时有被夹击的危险。苏联为减轻东线的威胁，实行联蒋遏日方针，希望蒋介石统帅中国军民抗日，以牵制日本的侵略势力。因而它反对中国国内发生的反蒋事件。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英美等国驻华使节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本国政府，之后又奉命向南京转达本国政府对蒋人身安全的关注。事变期间，英、美、法、意等国驻华使节经常保持联系，商议如何施加影响，促使蒋介石安全获释。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提出一项建议：由西方国家以保证张学良等安全离开中国为条件，释放蒋介石。经与美、法、意、日等国协商联系，12月24日由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代表两国政府向南京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正式提出上述建议。但第二天蒋即在西安获释，英美的建议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未起什么作用。

日本是中国当时面对的主要敌人，它已侵吞东北，正在染指华北，企图灭亡全中国。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12月13日晚日本外务省在有田外相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由于事变突如其来，一时还弄不清它的原委和性质；也由于日本的入侵已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日本对事变的态度定为西方国家注目，若贸然采取行动，将会“对于中国民众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日本外务省决定暂取静观方针，避免积极行动，对中国“不给任何刺激”⁽¹¹⁰⁾。此方针得到了陆军省、海军省的谅解和广田首相的同意，并获得日本内阁批准。

侵华最激进的日本陆军省，12月14日制定《西安事变后对华时局对策案》，确定“帝国仍坚持既定的对华方策，期其实现”，同时又要谨慎从事，“以赢得中国民心”；南京政府“如不改变以往的政策，进而激化容共抗日风潮，帝国侨民的安全和在华权益受到侵害”，则“帝国不再犹豫，行使自卫权”。陆军省的方案还具体规定“帝国进一步明确防共态度”；“严格监视华北各政权”，“寻机使防共协定范围扩及华北五省”；加紧策动内蒙自治，“把绥远政权导向反共，以封锁苏联来自北方的策动”，事态如按张、杨通电发展，“恐对日空气恶化，在华帝国侨民及权益受到侵害”，“要不失时机，做可采取自卫手段的准备”⁽¹¹¹⁾。

日本在实行静观方针的同时，也做了武装干涉的准备。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奉命加强警戒，17日增派海军陆战军前往上海、汉口。日本国内的部分舰队、航空队和三个大队的陆战队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日本驻中国各地的外交机构和特务机关，几乎每日每时都向国内报告西安事变的进程和中国各界的反应。当东京获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停战三天手令飞返南京的消息后，日本外相有田19日在东京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询问南京“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并威胁说：“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¹¹²⁾接着，日本首相广田也发出同样威胁说，“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¹¹³⁾。

当宋子文、宋美龄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事变的迹象出现时，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匆忙从国内赶回中国，12月22日、23日接连两次会见孔祥熙，转达日本政府的态度，企图阻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

第四节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后，南京立即调兵遣将，下令“讨逆”；西安也准备应战。一时乌云滚滚，一场新的内战呈一触即发之势。所幸的是，在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内战危机得以化解，西安事变最终获得和平解决。

一　宋氏兄妹的营救活动

张、杨捉蒋后一再向全国声明，他们此举意在“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¹¹⁴⁾。事变当天，张在给宋美龄的电报中说：把蒋留在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并表示：“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¹¹⁵⁾张、杨的这些表示，不是言不由衷的表面文章，而是他们的肺腑之言，是他们发动“兵谏”的真正目的。捉蒋前，张严令奉命执行任务的孙铭九要绝对保证蒋的人身安全，不许伤害。12日晨，当张从电话中得知孙铭九等冲入华清池五间厅未见到蒋的踪影时，非常着急，担心蒋如发生意外，势将引发内战，有违于他发动“兵谏”的初衷。张当时对在场的文武官们表示：若找不到蒋，我便把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14日，他敦促南京当局派代表到西安谈判。当宋美龄来电要求派端纳来陕见蒋时，张慨然应允。端纳14日到西安后，张请他劝蒋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张，郑重表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立刻释放他，张还表示将亲自送他回南京，继续拥护他为领袖。

应当承认，张、杨的和平诚意是西安事变能获得和平解决的根本前提；假如没有这个前提，和平解决事变根本不可能，其后果可想而知。正因为张、杨扣蒋的目的只是为了逼他抗日，当宋氏兄妹代表蒋答应抗日条件后，张立即释蒋并送他返京，是自然的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旗帜鲜明地反对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力主用和平办法救蒋。

奉宋、孔之命赴陕的端纳12月14日见到了蒋介石。这使何应钦等散布的蒋已死亡的谣传不攻自破。端纳传回的事变真相犹如兴奋剂，鼓舞和坚定了主和派和平救蒋的信心，对主战派的讨伐主张是一个有力打击。

14日上午，孔祥熙应宋美龄要求在南京召开高级官员会议，主和派的意见在这次会上占了上风，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受挫。

张学良本来邀请孔祥熙、宋子文来陕，由于孔代理行政院长职务不便脱身，宋美龄建议改由宋子文、顾祝同前往，并征得张的同意。宋子文17日由沪到京，准备赴陕，遭到何应钦等人阻挠，理由是宋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带着这种官方身份去西安与“叛逆”谈判，有违“纪纲”。19日下午，孔祥熙召开会议，出席者有孙科、居正、何应钦、宋子文、宋美龄、叶楚伧、王宠惠等，经过激烈争辩，决定“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¹¹⁶⁾。这是南京主和派取得的又一个胜利，主战派因不得人心再次受挫。原来蒋鼎文携蒋手令到京后，何应钦曾下令停战三日，12月19日到期。为宋子文赴西安“救蒋”提供条件，会议决定“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条件是“张、杨部队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¹¹⁷⁾。

宋子文19日下午2时飞离南京，同行者有他的两名秘书和宋刚从狱中要出来的与杨虎城关系密切、在《活路》事件中被误捕的郭增恺。他们当天在洛阳过夜，20日上午10时飞到西安，张、杨和端纳到机场迎接。张告诉宋，西安方面已拟好条件，准备与南京当局谈判。宋在张学良和端纳陪同下前去见蒋，并获准单独与蒋谈话。宋将宋美龄、孔祥熙的信面交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表示：“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¹¹⁸⁾蒋看到此处，不禁落泪，一再叮嘱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来。蒋对宋说，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他才能脱险，并将军事进攻的方略秘密告诉了宋。

陪宋来陕的郭增恺在与杨虎城会见中得知，张、杨扣蒋的目的只是逼蒋抗日，绝无伤害蒋的意思，和中共对西安事变持和平解决方针。郭向宋报告了张、杨的和平诚意，建议宋亲自会见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宋委托郭代表他与周恩来会见。周恩来通过郭转告宋：中共未参与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蒋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只要蒋抗日，中共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组成统一战线。

宋在西安只停留了一天，21日便匆忙返京，向宋美龄、孔祥熙报告此行的收获。宋美龄从宋子文的报告中受到鼓舞，看到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曙光，决心飞陕救蒋。她后来回忆说：“当时除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暨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¹¹⁹⁾12月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等一起飞往西安，与张、杨谈判。

二　周恩来在西安的调解

蒋被扣后，中共中央应张学良邀请，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对事变双方进行调解。周恩来一行于12月15日离开保安，16日到达肤施（延安）城外。刘鼎奉张命乘机前去迎接，第二天（17日）把周恩来等接到西安。

周恩来受到张、杨的盛情款待，当晚就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张介绍了蒋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向和各方面的反映。张说：现在争取蒋抗日的可能性很大，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赞同张的上述看法，并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但它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蒋虽成了阶下囚，但他的实力仍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从各方面考虑，对蒋的处置极需慎重。周指出：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不会被日本侵略者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把蒋杀掉，势将引起更大规模内战，为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提供条件，这样将使中国的前途更坏。为争取好的前途，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道路，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这有利于发动全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¹²⁰⁾。张、周17日晚会面时，商讨了迎击南京讨伐派军事进攻的部署。鉴于宋子文即将来陕，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民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¹²¹⁾

18日下午，周恩来会见杨虎城。周向杨通报昨晚他与张学良谈话的内容，阐述中共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与方针。杨原来以为中共与蒋打了十年内战，现在蒋既被捉，中共定会寻机报复，即或不立即杀他，也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现在听到中共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他对周恩来说，他这次追随张发动西安事变，完全以张的意旨为意旨，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只要张和中共方面意见一致，他是无不乐从的。杨也向周谈了自己的疑虑：蒋将来是否抗日，是否不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进行报复，他不能不有所顾虑。周对杨的疑虑表示理解和同情，并作了解释：现在不但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蒋抗日，国际上英、美、苏等国也在争取蒋抵抗日本侵略。蒋现在除抗日外，其他的路都走不通。蒋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蒋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他抗日的可能性更大了。至于蒋将来是否报复，这不完全取决于蒋，只要我们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并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实力派；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并有强大力量，蒋想报复也报复不成。再次，这次如果没把握，也决不会轻易放蒋走。杨当时表示同意周的上述看法⁽¹²²⁾。周、杨会见时还商议了对付南京主战派进攻的军事部署、调南汉宸来西安帮助工作等问题，并取得了共识。

周恩来在西安还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中下级军官以及在西安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中共的和平方针。当他了解到在西安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党的和平方针缺乏思想准备情况后，19日在西安招待所找中共东北军工委代理书记宋黎、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谢华、徐彬如等谈话，给他们分析形势，传达和解释党的方针，引导他们认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阶级斗争应服从于民族斗争，共产党人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挽危亡。

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对促成西安与南京谈判并最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重要作用。

三　蒋介石获释

宋氏兄妹12月22日乘机离京，中途在洛阳停留。宋美龄严令驻洛阳的国民党军队，在未接到蒋的命令时，空军不得派飞机飞往西安，陆军停止向西安进攻。宋氏兄妹飞抵西安稍事休息后，便前往玄凤桥高桂滋公馆看望被关押在那里的蒋介石。蒋突然见到宋美龄十分惊异，“愀然摇首，泪潸潸下”，蒋要求宋美龄等与张、杨谈判时，不要“签订某种文件”⁽¹²³⁾。宋美龄向蒋通报了南京的情况，劝他珍惜生命，不宜再轻言“殉国”，而要“为国家努力”。

宋美龄会见张学良，批评张“性太急切，且易冲动”，行动“躁急”。张向她申明兵谏“动机确系纯洁”，绝无“伤害委员长之意”，表明“不要钱，不要地盘”，唯一目的是要蒋答应抗日，至于签不签文件均可。宋见张态度诚恳，“深信其言之由衷”，承认其行动有异于“旧时军阀”。她希望张早日结束事变，释蒋离陕。张表示他个人“亟愿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惟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宋催张速将其意转告杨虎城等，并说：凡愿见她者，她均可见，“凡委员长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张学良当夜与杨虎城等商谈后告诉宋美龄：杨及其部将认为“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¹²⁴⁾？

宋美龄在23日和24日两次会见周恩来。“第一次，周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与兵谏，并阐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然后，周从中国革命所经历的困难和曲折谈起，说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希望团结抗日，一九三五年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对团结抗日要求始终不予理会，当前，是改变政策的好机会，望他们兄妹劝蒋回心转意，这对国家、对个人均有好处。宋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指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人。周又谈到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对唯武器论和抗日长期准备论作了分析和评论⁽¹²⁵⁾。宋希望周劝说杨虎城同意早日释蒋。这次长谈二小时，并约次日再见面。第二天再见面时，宋美龄对周说：“我等均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¹²⁶⁾

宋氏兄妹来到西安，促使蒋介石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蒋指定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与西安方面谈判。他说，双方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担保，回京后分条逐步实施，但不签署任何文件。

23日，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举行会谈。周恩来提出六项主张，主要内容是：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¹²⁷⁾。周表示，蒋只要接受并实行上述条件，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

宋子文表示同意上述六项条件，并阐述了如下具体实施意见：“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鹏飞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周恩来“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宋力言“此为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面幕揭开后，再彻底改组”。周表示“原则同意，要宋负责。杜、沈、章可为次长”。

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爱国七领袖”。周恩来“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

周还提议：“在这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答：“此事可转蒋。”

周提出：“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¹²⁸⁾

24日，双方继续谈判，宋美龄也来参加。周恩来当天将这次会谈结果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¹²⁹⁾。

双方意见既趋一致，周恩来便于12月24日晚会晤蒋介石。周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看着周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¹³⁰⁾周接着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抢着回答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蒋介石接着向周恩来表示：“（子）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指周恩来——引者）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直接去谈判。”⁽¹³¹⁾

至此，蒋已基本上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条件。释蒋返京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可是，在什么样条件下释蒋，西安各方面的意见并不一致。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已接受抗日条件，主张立即无条件释蒋；杨虎城担心蒋报复，主张有条件地释蒋；张、杨的部下也大都主张有条件地释蒋；中共也主张有条件地释蒋。中共中央提出的释蒋条件是：南京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发表内容相同的宣言；全部中央军向豫绥两省撤退；部分地释放爱国分子和共产党员。宋氏兄妹却一再要求张即刻放蒋，争取圣诞节蒋能回到南京。张学良面对双方压力，担心拖下去会出乱子，决心早日释蒋。24日下午，张对情绪激烈的设计委员会成员们宣布，他即将释蒋，并要亲自送蒋回京。张说：“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天大的事，做错了一点，我们担不起。”⁽¹³²⁾他解释要亲自送蒋回京时说：“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我们现在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¹³³⁾

24日晚，张对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正式宣布，他即将放蒋，并亲自送到南京，向中央请罪，恢复蒋的威信。王以哲等怕蒋变卦，劝张不必送蒋到京。张坚持要送，并向他们交代：关于东北军，听命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听命杨虎城；有事多和周恩来商量。

25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大楼恳求杨虎城同意放蒋，杨仍坚持没有保证条件不能放蒋走。下午，张学良约杨虎城来对他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我今天决心送蒋走。我想我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¹³⁴⁾杨对这样放蒋有意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此时又为张的真诚所感动，同时也因为近来他也听说十七路军军官在酝酿什么事情，怕出乱子，于是便慨然同意了张的意见，并同张一起送蒋去机场。下午3时半，他们乘汽车从蒋的住处出发，直奔西郊机场。张、杨怕部下知道会出事故，行动十分秘密，连周恩来也没通知。

蒋介石登机前对张、杨表示：“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他把答应的条件又重复一遍：“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现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¹³⁵⁾

张学良登机前把事先写好的手谕面交杨虎城，内容是请杨自25日起代理他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要听从杨和于学忠指挥。

下午4时，蒋同宋美龄乘坐的飞机起飞。宋子文同张学良乘坐张的飞机也随即飞往洛阳。

周恩来听到报告，方知张已送蒋去机场，他匆忙赶到机场想劝阻张不必送蒋去京，但他到机场时，张乘坐的飞机已飞上了蓝天。

四　张学良被扣

蒋介石偕宋氏兄妹在张学良陪同下于25日下午到达洛阳。蒋在洛阳令张给杨去电，将仍扣留在西安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将领释放。杨25日深夜接到张的电报，翌日晨经与王以哲、周恩来等商议，27日将所有被扣人员释放，乘机离陕。几天后又应南京方面要求，把扣留的几十架南京飞机也放走。

12月26日，蒋一回到南京，即命陈布雷杜撰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词》在报纸上发表，把他在西安获释说成是由于他“伟大的人格”的感召，回避了他对张、杨做出的承诺。

张学良到南京一下飞机，即受到军统特务和宪兵的监视，先被软禁在宋子文公馆。蒋通过宋暗示张应有来京待罪的表示，张给蒋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表示“愿领受钧座之责罚”⁽¹³⁶⁾。蒋把此信分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并在呈文中要求免去他的“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同时要求给张以“国法军法”处分，并说：“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¹³⁷⁾

12月29日，居正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第三十一次常委会议，说蒋在西安被扣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认为蒋“毫无引咎可言”，对其“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¹³⁸⁾。接着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将张送交军事委员会依军法处理。

12月31日，由李烈钧担任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担任审判官的高等军法会审对张学良进行审判。在审判会上，张说他痛恨和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因为他对蒋介石极端信服，先后数次将自己意见用书面及口头方式向蒋陈述，均遭到拒绝和痛斥，在“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的情况下，才不得不“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张声明此举“并无别的要求”，绝不是为了“地盘金钱”，“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许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¹³⁹⁾。几年后李烈钧与人谈起这件事时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张汉卿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谋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他问心无愧，有什么畏惧呢？当审讯张汉卿时，张问我在湖口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西安事变用兵谏的方式谏止蒋介石独断独行，何罪之有，他几乎把我问倒了。我无可奈何，只得不让他再讲下去。”⁽¹⁴⁰⁾张终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¹⁴¹⁾。

蒋介石既授意李烈钧出面“审张”并判了刑，自己又向国民政府呈请将张“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动，努力自赎”。⁽¹⁴²⁾在上海的孔祥熙1月3日也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准蒋所请，对张“准予赦宥，以示宽大”⁽¹⁴³⁾。

1月4日，林森主持召开第二十二次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定对张实行特赦。当天发布命令说：“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¹⁴⁴⁾这一纸“管束”令，宣告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过着被幽禁的生活。

五　西北“三位一体”局面的瓦解

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便着手瓦解西北地区的“三位一体”局面。1月2日，蒋离开南京回奉化溪口养伤，处理其兄蒋锡侯的丧事，并遥控对陕甘善后的处理。蒋指令在南京的何应钦负责与西安方面联系；派戴笠来往于南京、溪口间，负责联络；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并于1月6日飞赴洛阳，暂住洛阳车站办公，准备随时开往西安。

国民政府行政院根据蒋的旨意，于1月5日决定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辞职照准，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驻甘绥靖主任朱绍良辞职照准，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并以国民政府名义于当天发布。

同一天，南京以军政部名义发表整理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其内容主要有两项：

甲、人事方面：

1．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承军委会委员长之命，综理陕、甘、青、宁军事。

2．以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

3．以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自请处分，从宽撤职留任，戴罪图功。

乙、驻地区分：

1．万耀煌、樊崧甫、毛炳文、鹿万钟各部，及李默庵纵队，分驻潼关、朝邑、渭南、西安、咸阳、宝鸡以及天水一带，又胡宗南、孔令恂、关麟徵各部，仍驻原地。

2．第十七路军直属各警备旅团，移驻正宁、栒邑、淳化、耀县、乾县、麟游、永寿、灵台、宁县、长武、邠县等县，孙蔚如第十七师移泉甘泉、郾县、中部、宜君等县。

3．冯钦哉部另编第二十七路，仍驻防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郃阳、韩城、宜川等县原防地。

4．第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骑兵军及一〇五师、一〇九师、一一二师（即张部），一律恢复十二月一日以前之原位置⁽¹⁴⁵⁾。

按照这个办法，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入陕西并占据陇海路沿线的要害地带；蒋的嫡系将领顾祝同掌握西北军事大权，推翻了他离陕时把西北军政交张、杨负责的口头承诺。

南京方面为了使西安方面接受上述办法，在军事上做了新的部署：将包围西安的30万中央军划“分为五个集团军，以顾祝同、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分任第一至第五各集团军总司令，而以刘峙为前敌总指挥。第一集团军位置于潼关以西至华县沿陇海铁路附近地区，最前线在华县、赤水间；第四集团军位置于第一集团军的右翼，亦即渭河以北的地区；第五集团军位置于第一集团军的左翼，亦即华山以南的地区；第二、三两集团军则位置于陕甘边境，其最前线在咸阳附近；以此对西安形成两面夹袭的态势。”⁽¹⁴⁶⁾

蒋介石回京后背信弃义的行为，特别是扣留张学良，激怒了西安方面，刚刚趋向缓和的西安与南京间的关系又重新紧张起来。西安方面强烈要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请张回陕主持一切。1月5日，西安方面发出由杨虎城领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多名高级将领署名的通电，揭露“中央军队匪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的事实，指出“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亦惟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犹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内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并严正表示：南京“若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¹⁴⁷⁾同一天，杨虎城致电蒋介石，要求蒋恢复张学良的公权，指出：“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来，则军民一日不安。”⁽¹⁴⁸⁾

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摆好了夹击西安的态势，没有立刻发动进攻，而是一再强调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解决陕甘善后，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一是日军大量增兵华北，正加紧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危亡的客观形势，不容许大规模内战再次发生。而蒋刚刚在西安做出了不再进行内战的承诺，他也不愿承担重新挑起内战的罪名；二是广大群众和地方实力派反对进攻西安。直接面临内战威胁的陕西人民派出20名代表于1月7日到潼关会见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陈述陕民哀吁和平赤忱”，要求南京“对陕事以政治解决，俾得培养国力，一致对外”。他们发表通电说：“旬日以来，交通迄未恢复，潼关复又进兵。设不幸因误会而启衅端，则此仅存之国力将对消于内战之中，其何以制方张之寇焰。”⁽¹⁴⁹⁾广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1月17日发表通电，指责南京是“勇于对内，怯于对外”，要求当局“迅行制止入陕军队，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以弭内战而培国力”⁽¹⁵⁰⁾。1月15日，由四川刘湘领衔，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署通电全国，呼吁南京“急令入陕部队停止进行，勿得逼之过戚，相煎太急”⁽¹⁵¹⁾。三是南京担心陕甘红军再次渡河入晋，抄蒋军后路。当时想在南京和西安间进行和平斡旋的甘肃省财政厅长陈端于1月13日向孔祥熙指出：中央军如向西安进攻，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势必向晋豫流窜”，星火燎原，“势必全部赤化”。他建议“最好中央军暂取缓和态度”，力求和平解决⁽¹⁵²⁾。同一天，蒋介石在给刘峙、顾祝同、何应钦的电报中也指出：“此时我军向西安进攻，赤匪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危险。”他提出：“河东防务未固以前，我军暂勿向西安进攻。”⁽¹⁵³⁾

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1月4日，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三方面高级负责人研究决定：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组成抗日联军，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蒋军的压迫，但应争取和平解决，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西安方面确定，集中主力消灭由潼关西进之敌，抽调部分兵力牵制西线胡宗南等部。具体作战方案是：在渭南的赤水至长安，选择有利地带构筑七道防线；在张学良未归前，由杨虎城统一指挥联军；红军秘密集结于淳化、栒邑地区，再经三原赶到高陵地区，依情况参加渭北作战或经蓝田突击中央军李默庵部。

南京和西安方面都调兵遣将，但双方在军事对峙的同时，又展开了和平交涉与谈判。

蒋为使西安方面就范，1月7日给张学良写信，就南京提出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作了补充：一，东北军集中甘肃，其统帅人选可由张推选；二，杨虎城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行使绥靖职权。蒋在信中还令张劝“告虎城及各将领”，“切实服从中央命令”，“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¹⁵⁴⁾。1月8日戴笠自奉化溪口到南京把此信面交张学良，张当即给西安的杨虎城等写了信，劝他们接受蒋提出的办法，并允派与南京有关系的东北籍人士王化一、吴瀚涛去西安送信并口头转达他的意见。

1月9日王、吴二人离京飞陕。临行前，王、吴会见了被幽禁中的张学良，张对他们说：“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必使抗日力量因内战而受到损失，和我初衷完全相反”，张请王、吴转告东北军将领：“（一）东北军和东北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不要给蒋有可乘之机拆散我们，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回去也没用；（二）和杨虎城将军及十七路军密切团结，不受国民党的离间；（三）和国内各方面同情我们的人士，设法联系，取得支持。”⁽¹⁵⁵⁾

王、吴到西安转递信件转达了张的口信，劝说杨虎城等接受南京命令，以免引起战端。杨同两军将领和有关方面经过磋商，1月10日向王、吴表示：将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军队改编及善后问题，待双方协商后再作决定。王、吴二人1月11日飞返南京复命。

1月13日，米春霖奉蒋命携带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飞陕，供西安方面择一而行。甲、乙两案的内容是：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上；十七路军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乃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在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东北军（包括驻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刚从南京被移往奉化溪口扣押的张学良也托米春霖捎信给杨虎城和各将领，盼他们“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认为“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¹⁵⁶⁾。显然，甲案虽也使中央军入陕进驻陇海路沿线，顾祝同掌西北军事大权，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地接近，有利于维持“三位一体”局面。张倾向接受甲案，不无道理。可是西安方面认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是争取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无从谈起。杨虎城和东北军方面决定派李志刚和鲍文樾随同米春霖一起飞往南京，要求蒋早日释张返陕。李志刚等16日到南京，17日转赴奉化见蒋，转达西安方面的意见。蒋不允，说张自己不愿回去，愿跟他学修养、读书，你们不要强迫他回去。蒋要求西安方面服从命令，在甲、乙两案中择一而行。李志刚18日离奉化时，蒋把一封亲笔信让他带交杨虎城，嘱其返陕后向杨等转达他的话，要杨立刻拆除华阴、华县一带防线，让顾祝同进驻西安。

李志刚等带着蒋、张的信1月20日飞返西安。张给杨和东北军将领的信表示断不可以他个人的出处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焦点；强调“目下最要者”是接受鲍文樾上次带去的甲项办法，“以免夜长梦多，或者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¹⁵⁷⁾。西安方面仍坚持要求蒋必须先把张学良放回来，否则不能接受南京提出的任何方案，并谴责蒋在给杨虎城的信中企图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杨又派李志刚第二次去南京、奉化。李在南京会见于右任、冯玉祥、何应钦、陈立夫等，均不得要领。1月23日李到溪口，向蒋详细报告杨虎城等人的态度与要求，遭到蒋的拒绝，蒋向李志刚宣布，今后西安方面可派代表到潼关与顾祝同谈判，不要再来南京、奉化了。

从1月24日起，双方在潼关就西安方面接受甲案的有关问题进行谈判。西安派出的代表先是米春霖、谢珂，后增加李志刚；南京方面的代表是顾祝同。在谈判中，围绕东北军在西兰公路咸阳至邠州段驻防是一个军还是四个团；十七路军在西安附近是否驻防两个旅；特别是张学良出处复权，是在两军移动前，还是移动完毕后；第三者（红军）移动时（返回陕北），是补助50万还是30万；双方讨价还价。至1月底，双方达成协议，且按此协议东北军已开始从前线撤军。

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内群龙无首，以于学忠、王以哲等为首的老派和以应德田、孙铭九等为首的少壮派围绕营救张学良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尖锐，愈演愈烈。少壮派坚持蒋不放张返陕就不惜与南京决一死战；老派反对打仗，主张通过谈判救张。十七路军内部也有类似情况。杨虎城本人基本上主和，有时亦摇摆不定。

随着西安与南京间和平谈判的进展，东北军少壮派的主战活动日趋嚣张。1月20日左右，他们发起请战签名活动，鼓吹为救张不惜与南京作战。1月27日晚，少壮派头目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向周恩来请愿，要求中共支持他们的主战主张，声言中共如不同意他们的主战，将不惜先与中共决裂。

1月30日下午，周恩来、叶剑英驱车到云阳镇红军前线总部，与在这里的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研究西安的和战形势。大家认为，从全局看，西安应该“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在接受甲案后，南京如果继续进攻，我方则实现自卫战。”可是，这个主张不能为东北军、十七路军接受。现在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友军打我们不参加，同友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使友军变为敌军；或者同他们一同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实现和平。但不论打与不打，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¹⁵⁸⁾。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朋友团结一致，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原来的和平主张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同中央军作战。周恩来、张闻天等于30日22时将云阳会议决定电告延安请示，两小时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指出：“（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¹⁵⁹⁾周、叶当晚返回西安，分别向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及少壮派通报了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叶剑英还同两军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此前，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召开军官会议，40余人参加。王以哲因病未出席，委托董英斌代为主持。何柱国发言主张和平，说这样对救张有利，对东北军前途有利；应德田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坚决反对和平，坚持张不回来决不撤兵。会议决定在张未回来前，中央军如进逼则不惜一战。与会者都在此决定上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等不愿执行渭南决定，又无法说服少壮派，31日派飞机去兰州接来了于学忠，因于是张临走时指定的指挥东北军的代理人。于到西安后，东北军中的两派都要求他支持自己的主张。当晚，在王以哲家中召开三位一体最高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与会者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和周恩来。于学忠发言时支持王、何的意见，主张先撤兵，慢慢再营救张副司令回来。王以哲、何柱国同意于的意见。杨虎城说十七路军在捉蒋、放蒋、送蒋及放走南京飞机等问题上，都和东北军采取一致行动，现在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周恩来说，我们原来就主张先撤兵再设法救张，可是你们两方面有些人主张不撤兵，先救张回来。为了三方面团结，我们改变了自己的主张，现在你们既然一致主张先撤兵再设法救张，我们当然同意。

三位一体最高会议作出决定后，大多数原来主战的军官都服从了这个决定，但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人仍坚持主战立场，2月2日上午派卫队团连长于文俊率部冲入王宅，杀害了卧病在床的王以哲；同时派人前去杀害何柱国未果。他们认为王、何二人不忠于副司令，出卖副司令。他们想杀掉王、何后，拥护于学忠来执行渭南会议决议。

“二二”事件引发了东北军的分裂和内讧。2月2日下午，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不撤兵命令，渭南前线的东北军指挥官刘多荃、缪澂流拒绝执行，3日晨他们自动撤出渭南前线，北渡渭河到达高陵，为中央军进入西安敞开大门；刘多荃的一部兵力还奉命掉转枪口，开到临潼，威逼西安，声言为王以哲报仇。此时，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不知所措。周恩来严厉批评了他们的错误，同时为避免事态扩大，以利于团结抗日，2月4日，派人将应、孙、苗三人送往三原红军总部。与此同时，杨虎城用武力迫使孙铭九控制下的东北军卫队团撤出西安，东北军内一场大规模的互相残杀才得以避免。

应德田等出走后，刘多荃派人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对东北军联共抗日做出过重大贡献，根本未参与“二二”事件的高福源也被刘多荃下令枪杀。

周恩来得知王以哲遇害消息，立刻偕同叶剑英赶到王宅吊唁。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负责人电唁王以哲家属，称赞王将军“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对他因“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痛悼⁽¹⁶⁰⁾。表明中共对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人破坏团结、危害和平行径表示愤慨，揭穿了敌人散布的中共支持少壮派破坏和平的谎言。

“二二”事件还使东北军放弃甲案，接受乙案，全体东开，导致三位一体瓦解。王以哲被害后，东北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对中共和杨虎城产生误会，他们在高陵会议上决定放弃原来已决定接受的甲案，改为接受乙案，东北军东调豫皖地区。周恩来力劝东北军接受甲案，留在陕甘与红军、十七路军靠拢，保持三位一体局面，以便日后共同东出抗日，但这一建议未被他们接受。东北军接受乙案后，各路中央军向西安进逼。2月8日，宋希濂指挥的中央军第三十六师首先进入西安。第二天，顾祝同进入西安。此前，杨虎城已离开西安，前往三原。顾进入西安后，根据蒋介石旨意，派代表前往三原邀请杨虎城回城履行绥靖主任职务。杨2月14日离开三原，返回西安。

东北军各部队1937年3月初全部东开，分驻豫南、皖北和苏北地区。他们驻地分散，互不统属，不久接受南京改编，被缩编为四个军，分别由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吴克仁任军长。十七路军也被南京改编，除投蒋的冯钦哉师和另外两团外，其余部队被编为第三十八军，由孙蔚如任军长。蒋“认为如杨仍留国内，对西北军的整编，预计将增加不少的困难，因此，力主送杨出国”⁽¹⁶¹⁾。1937年3月29日，蒋当面逼杨辞职出洋，杨被迫于4月27日提出辞呈，4月30日获准，6月29日出国“考察”。抗战爆发后，杨满怀抗日报国激情返国，刚踏上国土即遭逮捕，长期被关押。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夕，下令将杨虎城杀害于重庆。

————————————————————

(1) 《张学良文集》第2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2页。

(2)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良文集》第2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4页。

(3) 《李克农致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1月18日），未刊件。

(4) 《毛泽东致彭德怀转李克农电》（1936年1月20日），未刊件。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页。

(6) 见《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第2页。

(7) 见《刘鼎札记》，引自《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

(8) 《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

(9) 《刘鼎札记》，引自《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

(10) 《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

(11) 《刘鼎札记》，引自《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

(12) 《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

(13) 《刘鼎札记》，引自《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

(14) 《刘鼎札记》，引自《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

(15) 《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

(16)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17) 《王世英同志关于西北军与白区工作概况向中央的报告》（1936年3月），未刊件。

(18)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56页。

(19)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98页。

(20)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香港《明报月刊》第3卷第9期，1968年9月。

(21)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6页。

(22)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页；孙铭九：《回忆杜重远先生二三事》；《杜重远》，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

(23) 侯御之：《忆亲人杜重远同志》，《人民日报》，1983年6月5日；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296页。

(24)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75页；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按：一说此次会晤在上海。

(25)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香港《明报月刊》第3卷第9期，1968年9月。

(26) 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注68；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页。

(27) 侯御之：《忆亲人杜重远同志》，《人民日报》，1983年6月5日。

(28)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29)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76页。

(30) 1979年9月14日著者访问沙千里纪录。

(31)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6日。

(32) 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7日。

(3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名人全宗档案》，《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2页，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

(34) 《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12月13日。

(35) 《周恩来在双十二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未刊件。

(36)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98页。

(37)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98页。

(38)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141页。

(39)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40—141页。

(40)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41)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第95页。

(42)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第95页。

(43)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6日。

(44) 孙铭九：《临潼扣蒋》，《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21页。

(45)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68页。

(46) 《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3日。

(47) 《张学良杨虎城告全体将士书》（1936年12月16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0页。

(48) 《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9日。

(49) 见孟吉荣：《西安事变时张杨两军的军事部署》，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二集，1980年5月印行。

(50)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北1984年版，第21页。

(51) 指万耀煌，当时在西安已被张、杨扣留——引者。

(52)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第21—23页。

(53)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5页。

(54)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68页。

(55)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第24页。

(56)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847—848页。

(57)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7—118页。

(58) 原载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引自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第32—33页。

(59)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记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307页。

(60)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暨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310页。

(61)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848页。

(62) 《陈立夫与西安事变》，《团结报》第1340号，1992年9月26日。

(63) 邓文仪：《西安事变与中国命运》，《革命文献》第95辑，第369页。

(64)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湾实践出版社1984年版，第573页。

(65) 邓文仪：《西安事变与中国命运》，《革命文献》第95辑，第578页。

(66)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578—579页。

(67) 邓文仪：《冒险犯难记》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版，第91页。

(68)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6页。

(69)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7页。

(70)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7页。

(71)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26页。

(72)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27页。

(73)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29页。

(74) 符致兴编译：《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75) 黄仁霖：《西安事变及其余波》，《革命文献》第95辑，第283页。

(76)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9—120页。

(77)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0一121页。

(78)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5页。

(79)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6页。

(80) 《革命文献》第94辑，第143页。

(81) 白崇禧：《对于西安事变的认识》，《六一运动后白崇禧的言论》，南宁虎声报社编印，1939年9月初版，第74—75页。

(82) 李宗仁、白崇禧12月14日复何应钦电，《革命文献》第94辑，第143页。

(83) 《桂林日报》1936年12月24日。

(84) 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革命文献》第94辑，第248页。

(85)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93页。

(86)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73页。

(87) 《李世军致秦德纯电》（1936年12月23日），《团结报》第1173号，1991年2月13日。

(88) 《孔祥熙致宋哲元·韩复榘电》（1936年12月24日），《团结报》第1173号，1991年2月13日。

(89) 《国闻周报》第13卷第50期，1936年12月21日。

(90) 《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25日。

(91)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78页。

(92)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79页。

(93) 《救亡情报》西安事变号外，1936年12月18日。

(94) 《救亡情报》西安事变号外，1936年12月18日。

(95) 此电见于下引杜重远致黄炎培、杜月笙信中。

(96) 1936年12月19日杜重远致黄炎培、杜月笙信，原信由编者保存。

(97) 《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20日。

(98)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52页。

(99) 引自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00) 《张闻天西安事变前后发言和电报六篇》，《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01) 引自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02) 《张闻天西安事变前后发言和电报六篇》，《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0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112页。

(104)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05) 《申报》1936年12月23日。

(106) 《毛泽东关于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致潘汉年电》（1936年12月21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67页。

(107)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问题致周恩来同志电》（1936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23页。

(108)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109)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波利瓦涅克电》（1936年12月16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7卷，第670页。

(110)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08页。

(111) 《关于西安事变的参考资料及调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6—1—5—10—4。

(112) 《驻日大使许世英五次电告》，《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10—211页。

(113) 《驻日大使许世英五次电告》，《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11页。

(114) 《张、杨对时局宣言》（1936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3日。

(115) 《团结报》第1158号，1990年12月22日。

(116)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40页。

(117)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40页。

(118)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1979年4月编印，第509页。

(119)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38页。

(120) 见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5—46页。

(121)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7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22) 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47—149页。

(123)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40页。

(124)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43页。

(125)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126)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46页。

(127)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1页。

(128)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72页。

(129)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73页。

(130)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57页。

(131)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5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32)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59页。

(133)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0页。

(134)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1页。

(135)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2—163页。

(136)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137) 《革命文献》第95辑，第88页。

(138) 《革命文献》第95辑，第109页。

(139)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关于张学良的审判笔录》，《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2页。

(140) 《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68页。

(141)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关于张学良的判决书》，《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3页。

(142) 《中央日报》（南京），1937年1月1日。

(143)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9页。

(144) 《中央日报》（南京），1937年1月3日。

(145)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湾1984年版，第121—122页。

(146)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湾1984年版，第129页。

(147)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2页。

(148)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3页。

(149)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02页。

(150) 《广西各界抗日救国会霰电》（1937年1月17日），《团结报》第1174号，1991年2月20日。

(151)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23页。

(152)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13页。

(153)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取编》，第196页。

(154)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03页。

(155) 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2集，第53—55页。

(156)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17页。

(157) 《张学良文集》第2集，第1122页。

(158) 《周恩来等关于对张、杨友军军事行动方针的意见》（1937年1月30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59) 《毛泽东等致周恩来等电》（1937年1月30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60) 《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161)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善后与处理》，第150页。

第八章　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日

第一节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基本结束

一　“安内攘外”政策的变化

自从“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国民党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口号，并在随后定为基本国策后，虽然遭到国内许多人士的抨击和反对，但蒋始终坚持不改。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矛盾下降，蒋在“剿共”战争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迫使红军处于西北一隅。形势上的这种变化，使国民党对日态度开始趋向强硬；共产党的政策也在进行调整，由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国共两党代表在秘密接触谈判，“安内攘外”政策有所松动，但并未放弃，内战也没有停止。

此时，国内一些爱国人士受新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停止内战，团结御侮的呼声日益高涨。章乃器说：“在四年前提出‘安内攘外’问题的时候，我是极端主张非攘外无以安内的，然而结果，当局是走上‘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路线！几年来，在‘前方军事剿匪，后方文化剿匪’的政策之下，杀戮了多少勇敢有为的英俊青年！毁灭了多少的田园庐舍！消耗了多少的枪械弹药！到了今日，外无以攘，内未得安。‘外力’积极‘内侵’的结果，连安内的基本地带‘长江腹地’都受到敌人的威胁。这样下去，恐怕不久就要到‘无内可安’的末日！”他强调：“非立刻停止自杀的内战，决不足以言抗敌。”⁽¹⁾《永生》周刊发表一篇文章说：目前，内外形势异常严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灭亡与抗敌求存的两条路。不抵抗外敌而互相火拼是灭亡的路，全国一致动员对敌才是生存的路。要实现全国一致动员抗敌，决定的因素在于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即必须彻底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客观事实的教训明显的陈列在眼前——再不‘攘外’，只有灭亡，不‘攘外’而只‘安内’，‘内’是无法可‘安’的；不‘攘外’而只‘安内’，只有继续内战，扩大内战，加速灭亡。反之，只有全国一致共同抗敌，则‘内’不待‘安’而自‘安’。在为民族生存、国家独立的最高目的之下，内部一切矛盾都可以调和，都可以消灭。”⁽²⁾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在其宣言和其他文件中一再声明，它的主要任务是要求各实力派主要是国民党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的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它同政府之间，只是一个政策之争，即是反对“先安内，后攘外”，主张“先攘外”，而后“安内”，认为只有如此，内也才可以安，不然只对我们的敌人日本有利。

民间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如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孙科、李宗仁等，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也积极主张反抗日本的侵略。冯玉祥在日记中说：“国家到了今天，若不抵抗日本，则一定亡国；欲不为亡国奴，则只有抵抗。”⁽³⁾李烈钧救国心切，经常和冯玉祥就抗日救国事交换意见，据冯玉祥日记记载：“协和先生一跳三尺高，好几次为国事热诚，真奇男子也，可敬可钦。”“协和先生关心国事甚切，极为敬佩。”“同协和先生谈甚久，为国事也。”⁽⁴⁾李宗仁提出：“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⁵⁾就连蒋介石的嫡系在内要求抗日的倾向也在不断增长，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复兴社领导骨干之一的曾扩情，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对民众代表说：“不抗日，政府就不能存在。”⁽⁶⁾南京国民党人主办的《北方》刊物，也有过类似的言论。因此舆论称这“是全国抗日力量的发展和南京统治危机的一个反证”，表现出“统治阶级内部之抗日与亲日的公开分裂”⁽⁷⁾。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对蒋介石的决策产生影响。

促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国策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当然还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上章已有详述。下面不妨再引述一段1936年12月19日张学良给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弗拉塞（Mr.Fraser）的私电：“这事情（按：指西安事变）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的政府明确地改正现行的国策，实行武装保卫我们的国家，断然停止在不断的内战中千百万中国金钱、中国人命和中国财产的耗费，停止围剿所谓‘赤匪’，他们虽然见解不同，但到底是中国人，他们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危害我们的国家。……我们渴望中国军队抵抗侵略的敌人，不要攻击中国的民众。”⁽⁸⁾他后来回忆说：他和蒋介石政策上不一致，存在“政见之争”。“蒋总统主要是要‘安内攘外’，我的主张是‘攘外安内’。……先对外作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蒋总统是先安内，以后再攘外。”“政见之争，宛若仇雠”⁽⁹⁾。当他几次向蒋介石诤谏，要求改变“安内攘外”政策，停止内战，遭到蒋的严厉斥责后，他忍无可忍，被“逼上梁山”，便义无反顾，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走上了兵谏的道路。

西安事变无疑对蒋介石也是一副清醒剂。他开始认识到内战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团结一致抗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不放弃“安内攘外”政策，就无法继续维持其统治，而将被人民的抗日救国浪潮所吞没，因而不得不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说：“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¹⁰⁾保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¹¹⁾。这样，蒋介石实行了五年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¹²⁾，终于走到了尽头，宣告停止，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此国内统一战线的局面初步形成。周恩来说：“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¹³⁾

二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在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宋子文曾与张学良、杨虎城在谈判中商定：“关于西安事件之各种问题，由国民党三中全会解决之。”⁽¹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处理西安事变有关问题，议决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讨论国共关系、对日政策等问题。

2月5日，蒋介石决定了解决政局的五项方针：

（一）对内避免内战，然而一遇内战，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二）政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是说抗战。（四）加深军队之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材⁽¹⁵⁾。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实现停止内战，促进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迅速对日作战，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国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¹⁶⁾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上述各条保证，是“对国民党一个重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¹⁷⁾。毛泽东指出：“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¹⁸⁾

全国各界及舆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十分重视，寄予殷切的期望，要求全会根据西安事变后新的形势，解决事变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成为民族复兴的枢纽。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希望蒋介石及南京政府“重新确定对内对外的国策”⁽¹⁹⁾。其上三中全会呈文中提出七项要求：（一）全国一致抗日；（二）联合世界上和平国家；（三）和平解决一切政治纠纷；（四）实行民主政治；（五）召集全国救亡大会；（六）实现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七）释放一切政治犯⁽²⁰⁾。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三中全会书》中，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全国军力财力迅速收复失地，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确保爱国人民之生命与一切自由的要求，指出“凡兹数端，不但为本会与全国人民所切盼实现，亦一切友邦人民与政府所乐观其成。……用以却敌，何敌不却；用以安内，何内不安？否则外侮益迫，而内乱终不能已，国共合作固无论，即国民党亦将自残以亡。”⁽²¹⁾上海工、学、商各界于2月15日三中全会开幕日举行盛大群众集会，通过决议，要求团结一致，对日抗战，收复失地，取消辱国条约，将亲日派分子驱逐于政府机关之外，实行民主政治等。北平学生界派代表120人于16日到南京向三中全会请愿，要求顺从民意，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民主政治，以集中全国力量，抗日救国，收复失地⁽²²⁾。

《救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否能贯彻到底，全系于国民党三中全会是否真能接纳全国人民“和平统一，一致抗日”的要求。“因此，从国民党本身来看，三中全会是国民党今后能否真与人民相结合，以挽救自己与民族危亡的关键。”⁽²³⁾津沪《大公报》就对外对内问题发表《国民对于三中全会之希望》的社论说：“吾人以为今日不言对外则已，一言对外，则非国内真正统一，上下完全融和，万无可以救亡图存之理。”“非对内有办法，决无对外可言。当前亟务，在于齐一全国意志，集合国力民力，建国救国，双管齐下。”要求中央保持国民的后援，注意多数的同情，贯彻和平宽大政策，开放言论、容纳结社，只要不用武力组织推翻政府，正当活动概予奖掖。“一旦对外有事，乃有全民动员之效。”⁽²⁴⁾《申报》发表《论统一》的时评说：“在今天，凡是中国人都应该接受一个最高的救国原则，那便是民族的利害超过一切的利害。因为如果民族灭亡了，一切的利害都说不上。凡是中国人既然在着着以民族利害为前提的原则下共同奋斗，大家便得相互容忍，相互宽恕，抛弃无谓的纠纷，消除门户的成见，各个人要具有这样的态度，真正的统一才会实现。”⁽²⁵⁾

三中全会于2月15日在南京开幕，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共一百七十余人。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王法勤、冯玉祥、于右任、孙科、邹鲁、居正九人被推举为主席团。蒋介石是日未出席，由汪精卫致开会词。汪是亲日派首领。他于1月14日由欧洲回国后发表的国事感想报告中，公然宣称对外要与日本妥协，说：“任何国家……即使有侵略野心而且见之于行动的，我们也愿意以十二分的诚意与忍耐，求其觉悟，走上共同生存发展之道。”他仍然主张先安内，后攘外。“有人说道：‘当今之务，攘外为先，安内为次。’殊不知安内攘外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不应从轻重来分，而应从先后来分。因为对外是以胜负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必须本身有对外的能力，方才有对外的把握，断没有本身不健全而可以言对外的。”因而“不安内不能攘外”，“安内为攘外之先着”。他还声称一国不能有两种政府与军队，共产党提出的团结御侮，是靠不住的⁽²⁶⁾。他在开幕演词中迫于全国民情的压力，不得不讲些保卫领土和收复失地的话，但仍不顾国人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继续鼓吹“剿共”，提出“尤勿使数年以来之剿匪工作功亏一篑”⁽²⁷⁾。汪精卫上述与时局发展大不协调的言论，遭到多数国民党中委的非难。

会议期间，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张群作外交报告，居正作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蒋介石作西安事变经过报告。

宋庆龄自1927年国共分裂十年以来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2月15日，她和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李煜瀛、孙科等14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提案》，指出：“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后，革命阵营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还说：“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为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²⁸⁾

2月18日，宋庆龄在全会上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指出必须停止对日屈辱交涉。日本不能战胜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作过高的估计，而对中国人民的力量估计过低，是错误的。只要忠实履行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中国获得胜利是毫无疑义的。她针对汪精卫主张继续“剿共”内战的错误言论说：“令人遗憾的，就是直至今日，政府中有个别人们仍不了解欲救中国必先消灭内战。真是可笑，在今日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陈古调子！是不是在抗日之前我们必得先将自己的手臂砍下一个来才行呢？我们已有十年痛苦的内战经验，在经过期中，国力损耗于内争，田园庐舍的破坏，但日本军阀却得以乘机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割去了。”“为救中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一切国力包括共产党在内，也必须完全利用来保卫中国的完整。事实的本身是极明显的，中国人不应打中国人。”她还提出要遵从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训，“与以平等待我们的如苏、美、英、法等国合作”⁽²⁹⁾。

在会上，杨虎城、于学忠提出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志士及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主张，宣称：“虎城等爱党爱国，以为救亡之道，莫急于抗敌，而抗敌之道，尤以上列八项办法建其始基。”⁽³⁰⁾孙科、王宠惠、冯玉祥、于右任等六人提出的《请特赦政治犯案》，认为南京政府近十年来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罗致既多，冤抑日众，或流离失所，或则幽羁囹圄，其中不乏社会知名之士，本无背叛国家反对政府之事实，徒以一时政见不同，或偶为愤激之论者，亦复陷身缧绁，丧失自由，致使人心皇惑，社会不安”。要求“自民国十六年北伐以后，历次政变，所有一切政治犯，无论已被逮捕或尚在通缉判决，或未判决，应由国民政府明令概予特赦”⁽³¹⁾。冯玉祥等十六人提出《促进救国大计案》，要求：一、努力收复失地；二、采取积极外交；三、集中全国人才，严惩失职；四、筹划开办基本工业；五、励行议而必决，决而必行之精神；指出“以上所陈，为救亡图存，未可或忽者，应请迅议，公决施行”⁽³²⁾。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刘湘等九人提出《保障民众爱国言论解放民众爱国运动扩大救国力量案》，指出：“我政府数年以来，对于民众救国之言论，民众爱国之运动，皆以外交上之困难，而多方抑制，长此以往，不徒民众对于本党之信仰日益低落，而民族意识之逐渐消沉，必将陷于不可振拔之境地。宗仁等目击时艰，认为目前之中国，非保障民众爱国之言论，不能使民众发扬其聪明才智，以共趋救亡图存之目的；非解放民众爱国运动，不能使民众发展其团结御侮之力量，以从事于民族主义之斗争也。”⁽³³⁾潘公展、张继、张发奎、朱家骅、陈立夫等二十一人提出的《请确定巩固和平统一之实施步骤案》，要求“在不违背建国最高原则，不抵触中央最近国策范围以内，尽量放宽言论自由之路，使正当舆论得以宣扬”；“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同时各省市应分别加紧推进地方自治，巩固真正民治之基础”⁽³⁴⁾。

2月19日，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并将陈布雷为他代笔所写的《西安半月记》作为附件送交大会，提出辞本兼各职的请求。他在报告中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凌乱纪纲”，“托兵谏之名，行劫质之实”。报告陈述他当时虽然不赞成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但表示同意将它提交全会。报告中介绍了八项主张的内容，并说：“惟此节关系较大，不得不特为提叙，俾到会各同志注意。值兹全会开会，对于西北善后，当必有确当之指示；对于国事，亦必有详审之检讨；一切取舍可否，自当取决众议。”⁽³⁵⁾大会对蒋介石提出的辞本兼各职的请求表示慰留，决议“无庸置议”⁽³⁶⁾。大会对西安事变及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作了否定的决议，称：“此项主张，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行为及胁迫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大会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³⁷⁾

21日，三中全会第六次大会通过由主席团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冯玉祥、于右任、邹鲁、居正提出，邵力子、陈布雷等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根绝赤祸案》，以答复中国共产党2月10日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决议文对共产党进行了指责后说：“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受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³⁸⁾表示要再次宽容共产党人，要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意向。为此，提出了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最低限度办法”：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³⁹⁾。

《申报》周刊刊载的关于《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一文说：“共产党与所谓红军，对于我国形势之推进，影响之巨，几为周知的事，而无需吾们赘述。”“他们也究竟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力量也究竟还是中国的力量。在‘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见三中全会宣言）的最高原则之下，我们……积极地不能坐视国家民族耗损这一部分力量，自己毁坏救国的壁垒而为仇者快。”关于宣言提出的最低限度四项办法，该刊说：“吾们站在民众的立场，觉得国难十分严重的今日，共产党人既以共同御侮号召，实有接受这些办法的必要。”⁽⁴⁰⁾《救国时报》的社论指出，四项妥协办法，“只是共产党电报中所提议之和平统一五点改换词句而已”，“在内容上，与共产党之提议，并无何种区别……原则上必为共产党所乐于接受”⁽⁴¹⁾。2月26日，参加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与周恩来谈判国共合作的张冲，介绍三中全会的经过，说明国民党容共的基础已定⁽⁴²⁾。曾经参加三中全会的亲日派分子陈公博回忆说：“虽然该案开始批评共产党一顿，但该案的内容，确是容许共产党活动的。共是不剿了，红军可以收编了，苏维埃的边区政府也可以存在。”⁽⁴³⁾后来周恩来评论这项决议指出：“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⁴⁴⁾

22日，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宣言后闭幕。宣言重申了二中全会宣言中提出的国家处于非常形势下，对内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体国民之团结，对外决不容忍任何侵略领土主权之事，亦决不签订任何分割领土之主权之协定，否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的方针，仍当继承不变，并努力以策其进行。同时并指出：“盖吾人始终如一之目的，厥为对内求自立，对外求共存。”如果“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⁴⁵⁾。这是继蒋介石在前述2月5日的日记中提出“抗战”后，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国民党中央公开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的抗战的方针，比二中全会宣言提出的“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前进了一步⁽⁴⁶⁾。宣言还规定对内主张和平统一：“和平统一，数年以来，为全国共守之信条。盖必统一，然后可以建设现代国家，以当救亡图存之大任。必和平然后人人皆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驯至于真正之统一。”“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意见之分歧，不取决于武力而取决于商榷”。宣言和决议一样，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仍称“本党为国家计，为人民计，决不忍数年以来，掷其血汗以从事剿匪工作之武装同志及一切同志怀功亏一篑之痛，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免贻将来无穷之戚，而永奠民族复兴之基”⁽⁴⁷⁾。

宣言还公布将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民主主义，促进经济建设之进展，改善人民生活，逐步实现民生主义。全会还决定改中常会主席制为常委共同负责制。

三中全会闭幕的当天，蒋介石接见中央社记者，阐述了对开放言论、集中人才和赦免政治犯等问题的意见。关于开放言论方面，他提出：除了“（一）宣传赤化与危害国家扰乱地方治安之言论与纪载；（二）泄漏军事外交之机密；（三）有意颠倒是非，捏造毫无事实根据之谣言”三者之外，其他均可开放，而且“希望全国一致尊重合法之言论自由”。集中人才方面，他表示“要多方征集人才，来共同努力，挽救国家”。赦免政治犯问题表示要“宽大平恕，召致和平，以谋—切之安定”⁽⁴⁸⁾。随后，蒋介石又密令国民党的报刊不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样。

三中全会后，南京政府中张群辞去外交部长，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的欧美派人物王宠惠被任命为外长。

国民党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⁴⁹⁾，标志着国民党已从十年内战、独裁和对日妥协，开始转向和平民主和抗战的道路。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文中说：“国民党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⁵⁰⁾

舆论对这次国民党三中全会都作了肯定性的评价。《申报》周刊认为：“这次三中全会的收获是划时代的。……从此全国集中力量，团结一致，从事于救亡、建国之大业，这可说是国事的绝大一个转捩。”⁽⁵¹⁾莫斯科《新闻报》指出：“这一次的全会决议，是在字里行间另有意义的。但不管决议是怎样，都将不能改变近来已经清楚表示了的团结一致为国家独立而奋斗的历史趋向。”⁽⁵²⁾上海日文《每日新闻》报也无可奈何地承认：“国民党三中全会决定对日政策，是外表退让，内实强硬之政策。”“全会系使中国坚决准备对日抗战之转变关头”⁽⁵³⁾。

第二节　对救国领袖的继续迫害

一　“七君子”案的开庭审理

国民党已开始由内战向抗战方面的转变，但并没有彻底转变，尤其是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继续采取压制迫害的政策。

沈钧儒等七人被押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后，提审过几次，讯问内容与在上海所问差不多，但也有所增加，概括起来，包括下面几点：一，救国会反对政府，甚至有推翻政府的企图；二，主张停止内战，有袒护共产党的嫌疑；三，鼓动工潮；四，提倡人民阵线。他们的答复是：第一，救国会主张救亡图存，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敌，而且承认中央的领导权，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和争夺政权的企图。它对政府政策有某些甚至是严厉的批评，这是任何国家国民都有的权利，而且其目的在推动政府抗日，绝不是反对政府，推翻政府。第二，救国会主张集合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国内任何力量，不应该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中有一丝一毫的消耗，尤其不愿中央在国内的冲突中，消耗它高度的实力。所谓袒护，显然不符合事实。共产党现在尚有很多武装，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力量，并且它已一再通电表示愿意在中央的领导下共同抗日。为加强对抗敌人的实力计，自以停止讨伐为宜。这种主张完全是出于民族立场，毫无其他作用。第三，关于鼓动工潮问题，因为日本纱厂里面的中国同胞在罢工后饥寒交迫，救国会捐了一些钱救济，并未煽动罢工。第四，救国会主张的是民族阵线，即是救国联合阵线或人民救国阵线，曾未用过“人民阵线”四字。前者以拯救民族危亡为要旨，是要一致对外的，后者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含有对内的意义⁽⁵⁴⁾。沙千里说：“每次讯问，问来问去，老是问那一套，如同将一桶水，倒来倒去，还是这么一桶水，倒不出什么新花样来。”⁽⁵⁵⁾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当局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的第三项是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其他几项与救国会的主张复完全相同，而救国会又在事变前二十天曾有电报给张学良，希望他火速坚决要求南京政府援绥抗日，且全救会与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关系密切，既然这样，全救会显然是“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因此迁怒于沈钧儒等诸救国领袖。CC首领陈果夫、陈立夫竟要求枪毙“七君子”，以警告张、杨，幸而为冯玉祥所阻止。冯玉祥说：“我们的人被扣在西安的不止七个，而且中间有蒋委员长，这时千万不能动杀机，动了杀机我们的人危险太大。”⁽⁵⁶⁾“杀了沈等，救不了蒋介石，却堵死了与张、杨通声气的余地，此刻千万不可轻率从事，更不宜去轰炸西安，这样会玉石俱焚。”⁽⁵⁷⁾当时南京政府司法部在给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一封密电说：“李公朴等案情节重大，兹值西安事变，人心浮动，其通电尤复淆乱听闻。仰饬看守所务加派看守，严密戒护，毋得稍涉疏虞。”因此从12月14日起，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顿时紧张起来，门口增加了宪兵和保安队，不仅朋友禁止见面，家属也不许探望。连他们看报都不准许。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张学良、杨虎城曾与蒋介石、宋子文谈判达成立即释放被捕的上海爱国领袖的协议，并曾提议安排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杜重远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中任职。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离开西安时，在机场对杨虎城说：“回南京之后，实行（一）停止内战；（二）释放救国会领导人等六项承诺”，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一一都可实现，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⁵⁸⁾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发出了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保护救国运动，聚集人才的讯号。人们均以为沈钧儒等必可无罪释放。

从上年12月4日沈钧儒等人被羁押，到1937年2月4日侦查期满后，延长了两个月，到4月3日又已届满，按照法律规定，法院是不能再羁押下去了。

4月3日是对“七君子”法定羁押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公然又炮制了一份《起诉书》，罗织成“十大罪状”，即所谓（一）“有意阻挠中央根绝赤祸之国策”；（二）“不承认现政府为有统治权，并欲于现政府外更行组织一政府”；（三）“蔑视政府，故为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四）“提倡人民阵线”，有“国际背景，政治野心”；（五）“抨击宪法”；（六）煽动工潮；（七）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八）与第三国际有关系；（九）“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引发西安事变；（十）罗青曾参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的团体（按实指组织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有牵涉章乃器并及沈钧儒、邹韬奋之处。结论是被告等“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罪”⁽⁵⁹⁾，对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陶行知，以及罗青、顾留馨、任颂高、张仲勉、陈道弘、陈卓共十四人提起公诉，并通缉陶行知等人。

《起诉书》4月7日在各报刊登出来后，一场救国无罪和“救国有罪”的尖锐激烈斗争，在江苏高等法院内外展开了。

沈钧儒等七人聘请了律师，分别为：沈钧儒的辩护人：张耀曾、秦联奎、李肇甫。王造时的辩护人：江庸、李国珍、刘世芳。李公朴的辩护人：汪有龄、鄂森、陈志皋。沙千里的辩护人：江一平、徐佐良、汪葆楫。章乃器的辩护人：陆鸿仪、吴曾善、张志让。邹韬奋的辩护人：刘崇佑、陈霆锐、孙祖基。史良的辩护人：俞钟骆、俞承修、刘祖望⁽⁶⁰⁾。在聘请辩护律师的同时，他们最后写成1.7万余字的《答辩状》递交法院。

《起诉书》提出之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出面，通过杜月笙、钱新之向沈钧儒等被告进行劝降迫降活动，提示只要他们切实保证以后不再从事救国活动，留居京中或出国，即可撤回公诉，或先行交保。沈表示：“三中全会后，政府既宣示上下团结一致对外之主义，本人亦深愿在中央领导下，从事爱国运动。”⁽⁶¹⁾叶楚伧等以沈钧儒等人仍表示要继续从事爱国运动，以“应照顾到党部威信”⁽⁶²⁾为由，主张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徒刑，随审随判，如沈等不作任何辩护或上诉，即可押送南京反省院；入院后，必须认错并写具悔过书，方准交保释放。但国民党当局担心如果贸然判罪，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将引起社会舆论的谴责，于是指令法院“取‘多调查，少开庭’办法”，以“避免法律上社会上之若干重大麻烦”⁽⁶³⁾。

5月23日，叶楚伧在给杜月笙、钱新之的信中，道出了他们策划诱降迫降，将沈钧儒等七人强制送反省院的阴谋：“沈事宣判之日，自当同时谕交反省院，以便一气呵成。至就近交反省院一节，弟意不如在京，因在京出院以后，出国以前，更可多得谈话机会。中央同人颇愿与倾心互谈，一扫过去隔阂，而于其出国之时，归国之时，均可于此时日中重开坦白光明之前途，于公于私均为有益。”他在信中还特别指出：“若虑及途中引起注意，自可避免一般递解之形式，毫无形迹可寻也。”⁽⁶⁴⁾国民党这一花招，遭到沈钧儒等七人的坚决抵制。他们认定个人自由事小，争取救国无罪事大，宁可不出狱，决不丧失立场和有损人格，毅然拒绝进反省院的无理要求。

6月7日，沈钧儒等七名被告和他们的义务辩护人在上海各大报发表《答辩状》。《答辩状》指出：“起诉书认为被告等有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之嫌疑。然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要求江苏高等法院，“秉公审理，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伸正义”⁽⁶⁵⁾。

同时全救会也发表《为江苏高等法院对沈章诸先生提起公诉的答辩并告全国人民和全体会员》书，呼吁党国领袖、社会硕望、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民，本正义法理，为本案作合法之声援，俾得迅速判决被告无罪，立即无条件释放。平津各界1690余人亦另嘱托律师代拟一答辩书，认定：“惟就起诉书所采取之书证，通体观察，追求真意，苟不断章取义，故意周内，则不特足以证明被告等非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且证明其所宣传者，又何曾与三民主义不相容，应无犯罪之可言。”⁽⁶⁶⁾

国民党当局诱降的图谋未能得逞，即决定对“七君子”开庭审理。6月11日，“七君子”案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由刑事第一法庭正式审理。沈钧儒第一个受审。审问要点摘录如下：

问：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怎样组织的？

答：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以各地救国会作单位的，先由各地斟酌地方情形，分别组织各个救国会，再来联合起来，成立该地各界救国联合会，再由各地各界救国联合会派代表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譬如上海的各界救国联合会就是它的一个单位。

问：加入救国会有什么手续呢？

答：凡愿意抗日的都可加入，没有什么限制。我们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救国，都有能力救国，所以对于入会的人没有任何手续上的限制。

问：政治纲领里面关于联合各党各派召集救亡会议两点是怎样解释的？

答：集中全国力量共同抗日。

问：所谓联合各党各派是指那些党派呢？

答：并没有指定是那一党那一派。希望全国各党各派，都放弃成见共同联合起来抗敌。当然，凡是中国人，除了汉奸都在内。

问：那末，纲领里面说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什么意思？

答：这一点请审判长特别注意。起诉书里面曾说，我们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为的对内，不是对外，这是极大的错误。我们从来没有讲过另组织一个政府的话。我们认为国民政府当然是最高的组织。我们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如果有另行组织政府的企图，那就是革命，怎样会把自己的文件公开，并且拿去见吴市长呢？

问：所谓各党各派包括那些党派，是否指容共而言？

答：国内所有党派都在内，如像国家主义派、第三党等也是不能否认的政党，共产党当然也在内。说到容共与清共，这只是政策的转变，不是绝对的。按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容共”是团结力量的好名词，但清共以后变成坏名词了。关于救国会的所有文件，只说停止内战，从未说过“容共”二字。

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起诉书竟指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不知检察官何所依据？如果一定要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末，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能明白。

问：那末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答：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所同意的。如果因为共产党说要抗日，我们就须要说“不抗日”；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须要说“不统一”，这一种的说法，是被告所不懂得的。

问：你们反对政府剿共么？

答：这不是这样简单说法的。我们最反对的是日本要来与我们合作防共；关于剿共，我们没有说过。不过政府剿共十年，政府与人民很苦，我们不能不关心。至于说我们巴结共产党，我们的脑子里想也想不出来。

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

答：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把不登记认为就是秘密的，我们拿宣言去见吴市长又怎么解释呢？救国会是没有丝毫秘密性质的⁽⁶⁷⁾。

沈钧儒审问完毕，依次对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以及顾留馨、任颂高、罗青进行了审问。审问详略虽有所不同，所提问题则大体一样，没有超过审问沈钧儒所涉及的范围。

整个审问一直延续到下午7时。江苏高等法院没有得到任何可以对被告定罪的口供和依据，决定于第二天再审。为了打乱国民党在第二天结审，随审随判罪，强制送反省院的部署，沈钧儒等人决定先发制人，按照《刑事诉讼法》条文规定，写具《声请回避状》。回避状以合议庭推事“已具成见，不能虚衷听诉，而将专采起诉书所举不利于被告之主张以为诉讼资料，断难求得合法公允之审判”为由⁽⁶⁸⁾，向法庭递状，要求主审的审判长和推事全体回避。全体律师也拒绝参与审理，实行“罢席”。因此第二天下午开庭时，律师席上空无一人。法院无可奈何，审判长不得不宣布停止诉讼程序，改期再审，审判因此中止。

二　蒋介石态度的改变

如前所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曾同意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的要求，并保证回京后即下令办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内战停止，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在积极进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形势较前有了明显的变化。五六月间，蒋介石准备邀集一些社会名流在庐山开会，共商抗敌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七君子”都是著名的学者，又是抗日救国的领袖人物，也在网罗之列。6月初，蒋介石嘱咐叶楚伧早些结束“七君子”案。叶说：“我们早已安排妥当了，先在苏州高等法院对他们审讯一下，然后押解到南京反省院，具结‘悔过’，再由杜月笙出面把他们保释出来，送到庐山参加会议。”蒋介石听后，皱皱眉头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吧！”叶楚伧诡称：钧座放心，沈钧儒等人已经同意这样安排，不会有什么问题。蒋介石这才点点头说：“那也好，不过到时候一定要把他们送来啊！”⁽⁶⁹⁾当时有记者报道说：“‘准予保释’的风传，记者在上海早听见过了。据说，蒋委员长在庐山时，曾致电中央，请释七人，送他们到庐山去谈话，不想中央党部方面有人主张一定要他们写悔过书，他们那里肯写。”⁽⁷⁰⁾

上述蒋介石和叶楚伧的对话情况，是胡子婴6月6日从《大公报》社社长张季鸾那里探悉的。张季鸾虽然不在国民党政府担任什么官职，但其人足智多谋，一向颇受蒋介石的器重，遇有什么重大问题，往往征询他的意见。张季鸾刚从庐山回上海，他在那里会见了蒋介石和叶楚伧，因而得知这一情况。胡子婴认为，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叶楚伧等人之间，对“七君子”案的处理有不同意见，叶等千方百计坚持诱降，并非出自蒋介石的主张，这点十分重要。第二天即6月7日，胡子婴便赶往苏州，向沈钧儒等汇报了这一新情况。沈钧儒等听后，经过反复研究，觉得可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击破诱降的阴谋，争取案件早日结束。沈钧儒同张季鸾比较熟识，于是由他写了一封信，请张再一次上庐山，向蒋介石面陈他们抵制进反省院的决心。胡子婴持信赶回上海，再一次去见张季鸾，转达沈钧儒等人的意见，并说明沈等的决心，如果解送反省院，他们将采取绝食手段，斗争到底，虽死不惜。张季鸾因刚从庐山回来，他不愿在蒋介石眼里成为“七君子”的说客，表示不愿意再度上山。胡子婴知道张季鸾是十分维护蒋介石的，就因势利导向张指陈利害说：“七君子”一案已经引起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在这方面，蒋委员长的信誉不免受损。他们如果因被强制送反省院而绝食致死，那对委员长威信必将受到极大的损害。这几句话对张季鸾有所触动，他沉思了一会儿最后说：“庐山我是不再去了，既然沈老托我，我就给蒋公写封信吧，试试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于是当面把信写好，信不长，大意是：钧座毅然决然地要实行抗战，就要动员全国民众，共同对敌。但是现在主张抗敌的最大群众组织救国会七位领导人，却还关在监牢里，这是与人民对立，于抗敌不利。现在他们七人坚决反对进反省院，甚至准备采取绝食的手段，如果万一发生不幸，则各方面的反应将对国家，对委员长均有不良影响，请钧座三思⁽⁷¹⁾。

6月12日，就在沈钧儒等递交声请回避状的这一天，钱新之去南京看望蒋介石的亲信秘书陈布雷。正好蒋从庐山打电话给陈，询问“七君子”案件有什么问题没有，并嘱咐他在顺利结案之后，将他们如期送往庐山。当日下午，苏州审讯发生声请回避的波折，一时不能审结送反省院的讯息传送到了陈布雷那里。就在此时，蒋介石又去电话告诉陈布雷，说张季鸾有信给他，沈钧儒等反对进反省院，不惜用绝食来进行抗拒，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很不放心。陈布雷无法再隐瞒真相，就将沈等声请回避的事报告了蒋介石。蒋听后发怒，训斥了陈一顿。陈布雷遭申斥之后，立即亲自到钱新之寓所，央他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杜月笙，请他邀张季鸾与钱新之于第二天同去苏州探望“七君子”，劝告他们稍安毋躁，还说委员长也是要抗日的，彼此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正在想妥善办法，了结他们的案子，企图借此稳住沈钧儒他们，不要再生意外枝节。钱答应照办。

6月13日下午，钱新之、杜月笙即偕同张季鸾、黄炎培以及沈钧儒的辩护律师秦联奎到苏州去探视沈等七人，并转述蒋介石对他们关怀宽大之意⁽⁷²⁾。沈钧儒等七人当即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钱新之代转，信中说：“钧儒等前年在华北垂危之际发起救亡运动，为全国团结御侮之呼吁，其动机纯在发动人民之力量，为中央制止分离运动之后盾，使国家增强统一抗敌之基础，其决无反对政府之用心，可质天日，所发表文件，足资证明。……钧儒等在羁押中，对个人利害，非所计及，其所忧惶系念者，则为救亡运动之前途。如能在政府抗敌御侮之国策下，努力工作，关于此问题，深愿得间面谒钧座，倾怀陈述，冀获钧座剀切之指示，以求得合理之解决，则对国家对社会始均可告无罪，而无负于钧座之厚望焉。”⁽⁷³⁾

14日，蒋介石密电叶楚伧：“如沈钧儒等来山时，请代邀杜月笙、钱新之两君同来牯岭晤谈为盼。”⁽⁷⁴⁾17日，沈钧儒等在致杜月笙、钱新之信说：“如蒙准予保释，趋赴庐山，必可剖陈一切，获得合理之根本解决。对于经过反省院一点，钧等认为于国家前途无益，于个人人格有损，万难接受，不得不誓死力争，惟有尽其在我，依法应诉而已。”⁽⁷⁵⁾

沈钧儒等于6月22日写了《第二次答辩状》，指出：“缘救国会发起于二十四年终华北问题极端严重，分离运动迫于眉睫之际，故当时中心主张即为制止分离运动，统一民族阵线，而以抗日为最高之目标，其‘促成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之呼号，即根据此种要求而来，其意在集中抗日力量于中央领导之下，而绝无改组政府之企图，实彰彰明甚。即以常识判断，被告等为主张息争御侮之人，亦安忍倡改组政府之说，以增重内争，消耗国力，而自陷于矛盾乎？其次，若‘停止内战’及‘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等主张，其意义亦均在保存抗日力量，而使之集中于政府领导之下。千言万语，殆无不以抗日为依归。……”答辩状说：“目下华北危机，依然迫急，敌伪伺隙思逞，不减当年。被告等身处囹圄，忧惶万状，为国自效，固尝寤寐以求之。为此理合补具意见，请钧院盱衡时局，宣告被告等无罪，为政府国策作进一步之阐明，为民族增一重之团结，国家前途，实利赖之。”⁽⁷⁶⁾

第二天，即23日，沈钧儒等再次致书蒋介石，并寄去《第二次答辩状》副文一纸，信中表示：“嗣后如获在钧座领导之下，竭其驽骀，为国效力，不胜大愿。一俟由杜、钱两先生保出，即当随同杜、钱两先生赴庐聆训。”⁽⁷⁷⁾

6月22日，叶楚伧在致杜月笙、钱新之密电中说：“沈事势非先将悔过书内容决定，未便赴庐，务乞立即转知具悔过书。如能接受，并草送文稿，弟廿四晨到沪，可再作内容文字之研究。”⁽⁷⁸⁾杜月笙、钱新之22日将蒋介石致叶楚伧和叶致杜、钱两密电携至苏州给“七君子”看时，李公朴在日记中写道：“关于悔过书一点，在最早的时候，就有人暗示过，我们曾坚决的明白说，这是不可能的。后来闻杜先生亦表示反对，并向叶说明一切，叶亦认为不必再提。此次观叶电，竟仍谓须悔过，真不知是何用意。到庐山是蒋先生要我们去，非我们求去，今以具悔过书为我们赴庐的条件，是直等于不要我们赴庐耳。……吾人是决不会签署任何有失立场，有丧人格之文件耳。”⁽⁷⁹⁾邹韬奋也说：“誓死保全人格，是要替中华民族人格稍留余地；誓死力争救国无罪，是要替救亡运动前途稍留生机。”⁽⁸⁰⁾7月16日，沈钧儒在其致儿子沈谅的一封信中，道及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在“七君子”案件上的矛盾和分歧时说：“传蒋意欲我等往庐山面谈，而中央及地方党部似不愿我等与蒋直接解决；种种破坏，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写悔过书，要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庐山时对外宣布是将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们设法拒绝一切，只好庐山也不去。在法院方面尽量用法律手续来对付。……无论如何，救国无罪是非力争不可。”⁽⁸¹⁾

从上年“七君子”事件发生时，蒋介石主张严厉镇压，到这年5、6月转而采取宽大怀柔政策，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即从“攘外必先安内”转向对外共同抗敌御侮。这对“七君子”的出狱起了重要的影响。

三　江苏高等法院更新审理

前述6月12日沈钧儒等声请回避，江苏高等法院审理暂停。当日有记者问高院院长朱树声如何裁定，何时再开庭，朱答称：“现对于沈等各被告声请，如何裁定，正由推事评议中，约一二日可以决定接受与否。如承审推事认为声请理由充分，回避当然不成问题，否则将由另一庭各推事评议决定。至何时开庭，也要回避问题解决后才能决定。”⁽⁸²⁾被告家属和辩护律师当即表示，如承审推事肯回避自无问题，否则决向最高法院抗告。朱树声当晚即电京报告，司法行政部复电指示：“此案苏高法院有裁定权，高院如认为无理由，可予驳回；如被告不服，可向最高法院请求裁定。”⁽⁸³⁾后江苏高等法院经裁定照准。6月24日，第二次开庭审理前夕，沈钧儒等又向法院提出《声请调查证据状》，除请求调查他们上次开庭时提出的二十多个问题外，另提出十个问题，要求法庭调查证据⁽⁸⁴⁾。

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更新审理。由于沈钧儒等被告写了声请回避状，本案改由刑二庭审理。主审为朱宗周，承审推事李岳，陪审推事张泽浦，主科书记管翎飞，检察官仍为翁赞年。上午9时开庭。

这次审判长对各被告讯问的问题，计有一、各救国会之组织；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言中所谓“联合各党各派”及“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的意义；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中所列有容共嫌疑之字句；四、救国会与毛泽东及共产党之关系；六、抨击宪法草案；七、各被告与日商纱厂之罢工有无关系；八、与张学良的关系及与西安事变有无因果；九、《救亡情报》之发行；十、要求释放政治犯之主旨⁽⁸⁵⁾。全日讯问达七小时之久。上午提审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下午审讯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等人。这次审理最后集中于西安事变与被告及全救会的关系问题。

审判长问：“你们要向张学良调查，是什么意思？”沈钧儒说：“我们与西安事变毫无关系，但起诉书硬说我们有重大关系，如贸然判罪，我们是不服的。”⁽⁸⁶⁾张志让律师起立发言说：“张学良所提救国会议，与救国会主张救亡会议性质是否相同，应把双方意见进行比较，有向张学良调查的必要。”⁽⁸⁷⁾问：“你主张建立统一抗敌政权是张学良改组政府的意思吗？”沈答：“救国会所有文件，从未提到改组政府，起诉书硬说我们与张主张相同是错误的。”⁽⁸⁸⁾章乃器说：“在去年十一月间，我们在报上见绥远抗战，所以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出兵援绥，同时也有电报给政府及傅作义，是要求一致出兵。”审判长问：“你们昨日具状请求调查证据是什么根据？”章答：“刚才检察官所说的西安事变是我们勾结而成的，有何根据，所以要请向张学良调查。”⁽⁸⁹⁾

审问邹韬奋时，检察官翁赞年发言：被告刚才说本检察官断章取义，故入人罪，这是不对的。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叫他出兵抗日，他未得中央的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隔绥远很远，事实上也不能抗日，救国会电报在11月中发出，西安事变即于12月中爆发，救国会电报引起西安事变，所以此次虽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规定起诉，但核诸各被告之行为，实有构成《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第三款第四款之可能⁽⁹⁰⁾。邹韬奋回答：“我刚才说断章取义，罗织入罪，是指人民阵线而言，但检察官却牵到张学良的问题，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审判长若认为检察官的话是对的，那么请不必再讯问下去了。”审判长频频摇手，制止其发言，但邹韬奋不理，接着说：“被告刚才讲话被检察官驳斥，所以我也有权辩释。”审判长递全救会给张学良电文给邹韬奋看，邹阅毕后又说：“此电内容明白说请他出兵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且全救会时有同样电文给国民政府及傅作义、韩复榘、宋哲元，检察官何以不仔细看看。”检察官又说：“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电引起事变，而给国民政府及宋、韩、傅电，则并未引起事变。”邹说：“请检察官说明电报中所谓援绥究竟和西安事变有何因果关系。”⁽⁹¹⁾检察官无言可对。

沙千里说：“给张学良通电，因张为东北人，应出来打日本人;同时有电给国府和傅作义，西安事变是否由此电而起，请问张学良，此电报是为打日本人还是引起内战？”⁽⁹²⁾

史良说：“报上只注意致张电，而不注意给政府与傅作义的两电，又何以指张电即为勾结？因为内容是一样的。”“请张援绥电文，词义文句甚明，乃检察官既强指我们勾结工人，复又强指勾结西安，须知工人系受日人压迫而罢工，我们实亦并未勾结西安。检察官亦中国人，何苦坚欲挑拨我们民众与政府间的关系。”又说：“张学良八项主张中有与我们相同的，中国人所受压迫相同，要求相同是自然的道理。”⁽⁹³⁾

辩护律师亦请求向张学良进行调查，使全国清楚本案真相⁽⁹⁴⁾。

这时，全体辩护律师二十四人激于义愤一致起立，向检察官表示抗议，要求调查证据，法庭内空气十分紧张。审判长说：“此事要评议后再定。”并声称各辩护人对证据一点，经讯问各被告后再谈。检察官翁赞年则说：“不用传张学良，讯问笔录已够。”⁽⁹⁵⁾

沈钧儒起立发言说：“勾结军人，应用危害民国罪第一条判处死刑，至少应判处无期徒刑，但蒙检察官‘宽容’，却用第六条。起诉书既说‘勾结’，但检察官侦察四月，罪证尚未确定，要请检察官彻底调查证据，我宁愿受国法处分。”⁽⁹⁶⁾检察官哑口无言，不能再重弹老调了。

此时，李公朴又跑到前面说：“请问检察官侦察四月，那样有利被告证据曾加调查？现请检察官另外调查。”⁽⁹⁷⁾

章乃器又发言说：“检察官自己不调查证据，并且阻止审判官调查证据，这是不对的。检察官刚才说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希望代表中华民国的人格来说话，不要叫老百姓丢脸。”⁽⁹⁸⁾王造时、沈钧儒要求再次发言，被审判长制止。

为了要求调查证据，从下午4时到5时，被告及辩护律师同检察官又发生激烈争辩。李文杰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与检察官大开辩论，庭上空气，至为紧张。”⁽⁹⁹⁾

至下午5时35分，审判长只好宣布暂时退庭评议。6时零5分，审判长、检察官、律师、被告再回到法庭，审判长宣布：“请求调查西安事变，评议结果，决向军委会调集军法会审案卷及事变真相，其他请求应毋庸议”⁽¹⁰⁰⁾，并决定调查完毕后，再定期公审。

7月5日，因沈钧儒等被告自4月5日羁押期满已届三月，江苏高等法院以“证据尚未调查完备，尚有继续羁押之必要”为由⁽¹⁰¹⁾，将他们的羁押期间再延长两月。

江苏高等法院于休庭后致函军事委员会，调查张学良的案卷。7月6日，军委会的复函如下：“贵院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五六三五号公函，以受理沈钧儒等危害民国一案，嘱检送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卷宗，以资参证等由。查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内，与沈钧儒有关之供词仅：‘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的失却，汉奸日日的增加，而爱国志士所受的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等数语，相应函请查照为荷。”⁽¹⁰²⁾复函援引张学良这段话，是张于1936年12月31日在军法会审时的供词，这清楚表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是基于他的一片抗日爱国赤诚，和对沈钧儒等爱国领袖无辜被捕表示深切同情，并无其他。江苏高等法院的审讯实际上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后来并未再开庭。

第三节　救国无罪，人民的抗争

一　新的营救抗议浪潮

从1937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对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到6月苏州审判期间，“七君子”案件成为全国舆论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问题在政治而不在法律；争取救国自由，不仅关系救国运动的命运，而且“要影响整个民族的前途”⁽¹⁰³⁾。全国各方面人士开展了较前一阶段更加广泛的营救运动，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对沈钧儒等人宣判无罪释放。

4月1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诸君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¹⁰⁴⁾同一天，周恩来致电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指出对沈钧儒等提起公诉的做法“大失国人之望”，希望张“进言当局，断然改变此对内苛求政策”⁽¹⁰⁵⁾。

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认为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他们并长期关押，不特全国人民反对，世界有识人士所不满，甚至国民党内部爱国分子亦多愤愤不平，西安事变八大要求中，提出立即释放他们，即是明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三中全会开始表示出自愿放弃其错误政策，“全国人士亦正以诸先生之能否无条件开释以判断国民党有否与民更始之决心”。宣言表示：“吾人对此爱国有罪之冤狱，不能不与全国人民一起反对，并期望国民党中有识领袖之切实反省。”⁽¹⁰⁶⁾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立即释放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取消陶行知等的通缉令，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同日，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告以沈钧儒等被起诉及通缉陶行知等，毛泽东已电潘汉年赴南京谈判，并准备发起援救沈钧儒、陶行知等的运动，要叶通知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准备响应⁽¹⁰⁷⁾。15日，周恩来致信蒋介石说：对沈钧儒等起诉并通缉陶行知等，已引起全国不安。“良以三中全会后，先生即以释放沈、章、邹诸政治犯，容许言论自由，晓谕全国，会今沈、章、邹诸人，政治犯也，其行容或激越，其心纯在救国，其拥护统一尤具真诚，锒铛入狱已极冤，抑乃苏州法院竟违背先生意旨，诉以危害民国之罪，不特群情难平，抑大有碍于政府开放民主之旨。先生洞照四方，想能平反此狱，释沈等七人并取消陶等通缉，以一新天下耳目，是则举国民众所引颈仰望者也”⁽¹⁰⁸⁾。5月23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准备赴庐山见蒋介石，提出商议的若干问题，释放“七君子”是其中之一⁽¹⁰⁹⁾。

7月3日，因南京政府准备重新审查“七君子”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嘱请立即通过沈钧儒等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期满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¹¹⁰⁾。中共河北省委刊物《火线》也发表文章指出：起诉救国领袖，“不仅在于科罚他们几个人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停止他们的救国活动，而且在于打击整个中国人民的爱国抗亡运动，确定一切参加抗日救国的，都为非法的活动。……我们广大人民是有权而应该批评与坚决反对的，这不仅是关于沈钧儒等几个人的罪名与释放问题，而是关于今后全国人民是否获得抗日自由问题”⁽¹¹¹⁾。

4月7日，在苏州养病、同情救国运动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烈钧，亲赴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两处看望沈钧儒等和史良，表示慰问⁽¹¹²⁾。冯玉祥也去苏州看望沈钧儒等人，表示“拟请当局不咎既往，从轻处罚，予以释放”⁽¹¹³⁾。随后，冯又致信陈布雷说：“沈君等见事之未尽美善，不无义气磅礴，致出过激步骤，或远于事实，此固人所难免。……尚希鼎力设法请求先生（指蒋介石）曲予周全，为国家惜人才，为伊等进规补，运筹在握，两全齐美，庶彼等早日开释，咸知所感，将来为国效用，来日方长也。”⁽¹¹⁴⁾

5月，上海文化界谢六逸、胡愈之、夏丏尊、欧阳予倩等百余人，联名呈请国民政府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要人，称沈钧儒等七人“素行纯正，热心爱国，案关政治，仰乞钧座鉴核主持，免开爱国有罪之恶例，而励团结御侮之精神”⁽¹¹⁵⁾。上海金融界领袖徐新六、林康侯、吴蕴斋、秦润卿等十余人联名通电要求释放章乃器；上海书业公会、商务、中华、开明等大书店联名要求恢复邹韬奋自由⁽¹¹⁶⁾。南京、苏州、无锡、镇江等地也开展了营救运动。著名律师、前大理院院长江庸等二十余人联名向江苏高院请愿，认为依据法律，侦查期限不得超过六月，如到期仍无结果，便应立即释放。现对沈钧儒等诸先生侦查已逾六月，既不审判，又不释放，显系违法行为，因此要求依法立即释放七领袖⁽¹¹⁷⁾。6月10日，上海市民四千八百余人联名签署请愿书，递交江苏高院，从政府、司法、救亡三方面阐述爱国无罪，要求撤回公诉，迅速恢复沈等自由⁽¹¹⁸⁾。6月12日，上海召开了六百余人参加的援助沈案市民大会，并发表宣言说：“我们人民一向是爱护政府的，政府也只有受人民爱护才有力量去打敌人；但是要人民爱政府，总得人民有爱护政府的自由，爱护国家和反对敌人的自由，所以孙中山先生不但讲民族主义，还要讲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因为如果人民爱国的时候，这也算犯法，那也要吃官司，民族主义怎样能够行得通呢？敌人怎样能够赶得跑呢？如果要是七位救国领袖因为救国而被办罪，那么人民是不是要误解政府不能实行三民主义呢？外国人是不是要笑话政府不想打敌人，专门自己闹分裂呢？由此看来，七位先生的事，其实是我们整个国家和全体同胞的事。我们要求政府立刻释放他们，拥护政府释放他们，政府和人民团结起来抗敌救国。”⁽¹¹⁹⁾

6月9日，平津学生数千人举行大示威，抗议江苏高院对七位救国领袖的起诉和判罪。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推出代表到苏州监审，代表经过天津、济南等地时，“沿途赴车站欢送的群众达数千人”⁽¹²⁰⁾，都提出恢复沈等自由的要求，请代表向江苏高院法庭转达。有的群众要求北平的著名律师组织辩护团赴苏为七领袖辩护，并募集讼费。成都和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皆有宣言和代电发表，要求法庭宣判七领袖无罪，无条件释放，政府应切实取消爱国治罪的政策。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营救运动更为积极。“该会所在地邻近苏区，因受红军抗日宣传之熏陶，人民爱国情绪万分高涨，故该会发起之运动规模极大”⁽¹²¹⁾。广州七千余学生签名要求爱国自由和宣判沈等七人无罪。全救会华南区总部发出长篇电文，号召全国同胞一致营救，并为沈等代募讼费⁽¹²²⁾。

6月6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同盟等团体，上书南京政府，认为起诉书对救国会的宣言等文件“不详本末，断章取义”，“此等行为，显系违背中央‘集中人材’、‘共赴国难’的原则”；要求中央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迅速释放救国领袖⁽¹²³⁾。

《东方杂志》7月份用大字标题《轰动全国的沈钧儒等七人案》，详细刊载《起诉书》、《答辩状》和沈等受审的情况。津沪《大公报》发表《沈钧儒一案起诉感言》，认为救国会系时代心理所产生，此际如果绝对课以当时责任，“纵令情真罪当，恐难保不于全国青年以不良之反应”，“于当轴收拾全国人心，促进大同团结之精神，殊有未妥”。还说：“现在情势一变，上下双方，皆应勾销陈迹，一新态度。直率言之，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虽于废止，亦无不可。”⁽¹²⁴⁾《立报》发表《求立互信》的短文，对《大公报》的上述论点表示完全赞同⁽¹²⁵⁾，同时还在另一篇社论中指出，这一案件为国内外人士所注视，不仅外国人将以此判断我国司法制度是否健全进步，国内人民也都以此观测政府今后施政方针的趋向。因此，政府不能不特别审慎，希望不会再“有第二个杜重远案发生，以自隳其立场，自隳其信誉”⁽¹²⁶⁾。

《申报》认为，沈钧儒等案是国家大不幸的事。三中全会既已宣示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宗旨，政府当局即“应以宽大为怀，在党政机关正确之指导下，容许人民御侮救亡之自由。当局本身尤应率先倡导民众救亡之组织与训练”⁽¹²⁷⁾。沈等倡导救国运动，“出于爱国动机，殊有不容一笔抹煞者”，如果在今日仍因此构罪，“宁非至可扼腕者耶”⁽¹²⁸⁾！

上海《天下日报》连续发表《当局应注意沈案的政治影响》、《吁请宣告沈钧儒等无罪》、《沈案的观察》、《救国究否有罪》等评论文章，认为如果根据危害民国罪处理此案，一般国民将因此而疑及政府三中全会后“所抱的基本施政方针，与被告等所提倡的救国宗旨有什么不同”；这种疑虑将使人民与政府间的“隔膜加深，对于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投下不堪乐观的影响”⁽¹²⁹⁾。同时指出，沈钧儒等人是“赤胆忠心的为国家为民族的志士，是领导民众从事救国家救民族的领袖”。人们热烈希望他们“早日恢复自由，重新回到救国阵线上来”，要求政府对他们“判决无罪，迅即开释，以慰民情，以固团结”⁽¹³⁰⁾。如能吸收他们参加庐山谈话会，“定可促进全国上下共信互助，精诚团结，以开内政之新纪元。……如是，则庐山之曙光将烛照苏州之阴影”⁽¹³¹⁾。

上海《群众新闻》的评论说：沈等能不能得到公平的判决，“是今后国民能否有救国自由的一个重要关键”；要求司法当局“认清民族危机深刻的程度和国际情势的趋向，根据三中全会团结御侮的决议案以及蒋委员长释放政治犯和集中人才的诺言，顺从全国人民的要求，公平判断，不要被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所蒙蔽，操切从事，招致出‘亲痛仇快’的恶果来”⁽¹³²⁾。

巴黎《救国时报》发表《再一次号召国人》、《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释放救联七领袖》、《究竟是谁“危害民国”？》等一系列社论，认为江苏高等法院为南京政府下国法所系的机关，政府对于此案的指示，即使不能依从民意，亦应根据事实，始可维护一国法律之尊严及政府之威信。综观全救会及其领袖本身之文件、言论与行动，起诉书所列十项罪名，无一可以成立。“这种‘救国有罪’的案件，在今日最令人失望、痛心与危惧的，特别是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国人在企望南京能秉承多年血的教训，毅然改图，实行对外御侮、对内民主的国策，以建树和平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业的时候，这种罪证毫无的爱国罪案……实际上是摧残国家人材，是增加日寇的威焰”。“因此控诉救联七领袖案，不独关系七领袖本身的安全，而且亦关系乎将来国策之动向与中华民族的存亡。这是救国力量与日寇及亲日分子搏斗的重要关头。我全国同胞，无论团体个人，不论党派信仰，都须认清此案之严重意义，奋起力争，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释放救联七领袖，要求救国自由”⁽¹³³⁾。还说：“对于这样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爱国运动的团体，对于为抗日救国运动而坚决奋斗的爱国团体的领袖，任何一个有民族天良的同胞，都必然表示无限的同情与拥护；任何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都决不容忍爱国领袖的久陷囹圄。”⁽¹³⁴⁾“南京政府对于这样尽心竭力呼吁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力争民主的爱国志士，竟加‘危害民国’的罪名，使全国人民不能不发生偌大的疑问：‘到底是谁在危害民国？’”⁽¹³⁵⁾《救国时报》还刊载了不少全国各方面和海外营救“七君子”，争取救国无罪的活动消息邮寄国内，沟通讯息，对了解事件真相，推动营救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北平晨报》社论指出：国民党三中全会虽有新的趋势，然而事实的表现还不充分。“沈钧儒等之拘捕起诉，更和政府嘴里所说的相矛盾，而与全国及世界不良印象。政府为增加御侮力量打算，虽外国尚须联合，虽外国人的好感尚须取得，请问：自己的人民何以不速联合一致？何以对于人民救国团体认为非法？对于从事救国者认为犯罪？这是极难理解的。”⁽¹³⁶⁾

天津《益世报》认为，全救会是当时政治环境一部分民意及民情的产物，不可太重视沈钧儒等七人的责任，而抹煞当时的政治环境。沈等“终是爱国书生”，“此数人与一班汉奸集团公开干卖国勾当者，分别奚止天壤？……惟爱国果可有罪，国家对卖国者又将如何？”⁽¹³⁷⁾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沈钧儒等“献身救亡，呼吁抗敌，大义凛然，功在青史”；“纵有万罪，万罪都在爱国。当国家危难的今日，当轴应惟恐人民不爱国，断不能因爱国而判民以罪”⁽¹³⁸⁾。

二　救国入狱运动

为了争取救国自由，防止江苏高等法院在第二次开庭时对沈钧儒等判罪，“永远造成历史的大错”，同时表示“希望当局领导救国的最大诚意”⁽¹³⁹⁾，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人倡导的救国入狱运动，把营救“七君子”的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6月25日，即江苏高等法院更新审理“七君案”的当天，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诸青来⁽¹⁴⁰⁾、沈兹九、胡子婴、王统照、张天翼、陈波儿等十六人，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宣称：“沈钧儒等七位先生关押在牢里已经七个月了，现在第二次开审，听说还要判罪。沈先生等犯了什么罪？就是犯了救国罪。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因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所以我们要求我们拥护信仰的政府和法院，立即把沈钧儒等七位先生释放，不然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同罪。沈先生等一天不释放，我们受良心驱使，愿意永远陪沈先生等坐牢。”宣言还指出：“我们准备去入狱，不是专为了营救沈先生等，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¹⁴¹⁾

同时，宋庆龄等给江苏高等法院的呈文中写道：“沈钧儒等从事救国工作，并无不法可言，羁押囹圄，已逾半载，倘竟一旦判罪，全国人民均将为之惶惑失措。具状人等或为救国会会员，或为救国会理事，或虽未加入救国会而在过去与沈钧儒等共同从事救国工作。爱国如竟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在应与沈钧儒等同受制裁之列。”他们表示：“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因此特联名具状，束身待质，要求江苏高等法院将他们悉予羁押审讯。“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¹⁴²⁾。

宋庆龄等还制定了《救国入狱运动规约》，宣称“救国入狱运动以争取救国无罪为其唯一目的”，凡参加者，可一人或数人联合向江苏高等法院或当地法院具状，声明愿与沈钧儒等案各被告连带负责，并请求法院传押审讯。“如沈等无罪，则同获自由；沈等有罪，愿同受处罚。……在沈钧儒等七人未经全体无罪开释之前，决不请求法院释放”⁽¹⁴³⁾。

宋庆龄等就救国入狱运动向上海新闻界发表的书面谈话指出：孙中山曾对三民主义下过一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起诉书认为沈钧儒等组织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主义，是危害了民国，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是错误的，危害民国的罪名绝对不能成立。如果法庭竟判定有罪，“那就将成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冤狱”，“而且在政治上要铸成大错”。因为沈钧儒等因组织和参加救国会而被判罪，则一切参加救国会的都有罪，而且以后人民组织参加任何爱国团体，也都会有罪。“这关系就决不是沈先生等七位，而是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爱国的人民，而是整个中华民国的前途。所以七位先生事小，而抗日救国事大，爱国有罪这一个恶例是万万开不得的”。宋庆龄等表示：如果法院判决沈钧儒等有罪，他们就准备一齐去法院，要求收押，与沈等并案办理。“我们讲过了这些话，以人格保障，都要做到，直到七位先生恢复自由，爱国无罪达到目的时，我们的工作才完成”。谈话说：“我们相信救国入狱运动是目前最适合的一种救国方式。现在我们首先做着，假如在我们后面，有千千万万人这样做着，我们的运动一定得到胜利。这运动如果得到胜利，我们国内真正的团结统一，才能够实现，而抗日救国，也必然有了胜利的把握。”⁽¹⁴⁴⁾何香凝于7月4日单独致函宋子文和孙科，赞扬宋庆龄继承孙中山救国救民的遗志，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宣称：“孙夫人如果入狱，香凝决偕行也。”“全国青年，睹敌寇之日深，民族之危机日益严重，为民族生存而奋斗，革命目的，既为人民解决痛苦，今反以救国获罪，此香凝之所以甘愿入狱，冀轻其全国政治犯之罪，俾其作民族生存抗敌先锋”。她还要求孙科和宋子文在蒋介石面前转述她的意见，使沈钧儒等全获释放⁽¹⁴⁵⁾。

宋庆龄倡导的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各界人士踊跃参加。7月2日，作家何家槐、周钢鸣、林淡秋等十三人具状江苏高等法院投案，愿为救国而与沈钧儒等同负连带关系。上海电影界著名导演及演员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金山、王莹、白杨等二十余人亦于7月3日具状请求羁押，愿与沈等同受处罚或同享自由。大学教授华丁夷、音乐家周巍峙、戏剧理论家唐纳，以及大学教师学生、公司洋行职员一百四十余人，其中不少并不是救国会会员，纷纷向江苏高等法院具状，“请求与沈钧儒等同负法律上救国责任”⁽¹⁴⁶⁾。为响应救国入狱，救国会在上海发起一个巨大的签名运动，准备签满一份万人书，上呈有关司法当局⁽¹⁴⁷⁾。蓬勃兴起的救国入狱运动，给国民党当局以强大的政治压力。

李公朴在狱中的日记曾以《闻入狱运动有感》为题，写了一段感想：“家属来谈及各方有入狱运动之发起，闻之甚感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为了民族的生存来力争生存的权利，与其不争而待将来受辱的死于敌人汉奸的魔手中（如现在东北同胞所受者），反不如在我自己人统治下而入狱。入狱入狱，是谁所欲。爱国有罪，入狱何辱。和平统一，和平入狱。”⁽¹⁴⁸⁾

为了履行救国入狱的宣言和规约，7月5日，宋庆龄扶病携带简单行李，偕同胡愈之、诸青来、彭文应、汪馥炎、张宗麟、胡子婴、沈兹九、陈波儿、张天翼等十二人，乘车由上海去苏州投案。上午10时宋庆龄等一行到达苏州高院后，在会客室等了一会儿，有两个人出来接见。宋庆龄问：“你是朱院长吗？”其中一个回答说：“我是书记官长，我代表朱院长，这位代表首席检察官。”宋庆龄说：“我们要见院长和首席（检察官），不然我们不说话！……我见蒋委员长，他都要亲自出来。”⁽¹⁴⁹⁾胡子婴接着介绍说：“这位是孙夫人。”书记官长立刻称：“是，是！”微微地曲了一下身子退出。

几分钟后，书记官长赵某等出来表示，为便于说话起见，请推派几位代表与院长面谈。于是宋庆龄、胡愈之、诸青来三人被推进去谈话。胡愈之、诸青来对朱树声院长说：“如认七君子有罪，亦请同样将我们羁押起来。”朱说：“关于羁押诸位的事，我实在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权力，要检察官说羁押才可以。沈钧儒案子现在正在审理中，将来结果如何还不知道，诸位还是等候辩论以后看看情形再说。”宋庆龄问前次递的羁押的状子为什么还没有批？朱说：“因为你们都是案外人，与本案无关，所以不能批。”又说：“法院对本案，始终没有耽搁的意思。因为第一次被告请求法官回避，第二次调查证据，以致不能早日了结。”⁽¹⁵⁰⁾宋庆龄等表示：“我们都是救国会主持人，为使法院对本案易于明白起见，希望对我们也加以同样侦查。”⁽¹⁵¹⁾朱树声对宋庆龄等请求入狱表示同情，但对“七君子”案，他表示既不知如何解决，也不便干涉⁽¹⁵²⁾。三人坚持要求羁押，朱始终不同意，最后只好说：“诸位如一定坚持，请让我来和检察官商量一下。”⁽¹⁵³⁾

接着首席检察官孙鸿霖与主任书记潘元枚在会客室与宋庆龄等十二人谈话。孙声称沈案决不能撤回公诉，态度蛮横。彭文应等齐称：“起诉书所列十条罪状，如认为证据确凿，那我们都曾参加，我们也有罪，为公平起见，还是请求把我们一道押起来。”

胡子婴说：“检察官上次开庭说，救国会就是危害民国的。救国会既危害民国，我们是救国会的负责人或会员，就应当把我们也押起来呀！”孙鸿霖称：“检察官不过是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站的是原告的地位，他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¹⁵⁴⁾胡子婴等反复说明要求羁押。

“我们递的状子为什么不批？”一个人问。孙说：“这个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像这种事法院不仅少见，而且是创见。”⁽¹⁵⁵⁾

中午12时，孙鸿霖和主任书记走了。宋庆龄表示：“坐守达旦，再行请求。”⁽¹⁵⁶⁾决定：“没有圆满结果，一致不离开法院。”⁽¹⁵⁷⁾到5时半，检察处派检察官夏敬履来和大家谈话，商量解决办法。宋庆龄说：“我是救国会发起人兼全救执委，与他们七位在工作上做同样事情，在法律上也愿意负同样责任，请你把我收押起来，与他们七位一样受不自由的处分。”⁽¹⁵⁸⁾胡愈之提出四个问题要求回答：第一，“救国是否有罪？救国会是否危害民国的团体，一如上次检察官所说？”检察官答：“救国会是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只是一个团体中，总免不了不良分子，而你们救国会的内容怎样，因为案子不归我办，我不能断言，但是救国会总不是危害民国的。”第二，“如果沈等七人有罪，我们要求同样待遇。”答：“他们是否有罪还不晓得。你们如有证据，自然要依法办理。”第三，“假使我们提出证据，法院是否能加以侦查？”答：“如有证据，当然受理，各人可以听候传讯。”第四，“救国会其他会员，倘照我们办法，向法院递状，是否能受同样待遇？”答：“只要在本院管辖范围之内，当然同样办理。”⁽¹⁵⁹⁾大家认为比较满意，决定返回上海后再提出证据，请求侦查，以达入狱运动所抱定的“救国无罪，有罪把大家羁押起来”的目的。

7月6日，沈钧儒等七人联名写信给宋庆龄，说：“闻昨日扶病率同诸友莅苏投案，正义热情，使钧儒等衷心感动，无可言状。但一念及先生之健康，关系民族解放之前途至深且大，则又为忧惧不已。钧儒等深信先生伟大之号召，必能使全国人心为之振奋。司法积弊，逐渐澄清；民主权利，奠定基础，其在历史上意义之重大，实不可思议也。惟劳顿之后，务请善自珍摄，以慰千万人喁喁之望。”⁽¹⁶⁰⁾

9日，宋庆龄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说：“查沈钧儒等爱国救亡，不应有罪，迄今被押已逾半载，自应一面从速先予停止羁押。庆龄等及全国救亡运动中人，断不敢坐视沈等瘐困，而己身独享自由，除一面仍应依所立志愿遵检察官之指示进行外，特亟通电奉达，务祈迅予主张公道，勿失全国志士之心。”⁽¹⁶¹⁾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我读了此电，心中万分难过。”⁽¹⁶²⁾他随即给蒋介石写信说：“关于沈钧儒等七人事，祥意应立刻无条件释放，请其来庐居住，以便接受我公训迪指导。此事关系收拾人心至大也。”他指出：“党部工作同志对公此举定能体会。盖党部同志有党部同志责任，中央亦有中央责任也。敬祈我公毅然决然，采取释放办法，党国同利赖之。”他在信的“附及”中还说：“此事如果办到，定能收西安一样之意外效果，全在努力如何耳。”⁽¹⁶³⁾

蓬勃开展的营救运动，特别是宋庆龄倡导的救国入狱运动，是迫使国民党不敢对“七君子”判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七君子”保释出狱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七七”抗战爆发，全国性抗战开始。8日，蒋介石在庐山接到秦德纯等人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经过报告后，当天日记中记道：“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¹⁶⁴⁾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发表讲话：“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他声明：“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的约束。”他还表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宣布：“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政府对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¹⁶⁵⁾蒋介石这篇重要谈话，于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公开发表。他在这一天日记中还写道：“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主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唯此一着耳。”“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¹⁶⁶⁾蒋介石在庐山的谈话，“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¹⁶⁷⁾，因此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党派和全国同胞的热烈赞扬与欢迎。

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人在苏州狱中获悉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于14日向宋哲元及廿九军全体将士发出一电，并捐赠100元表示勖勉。电文说：“敌在卢沟桥等处连续挑衅，后复围攻平市，并调集大军，企图席卷华北，幸赖贵军英勇抗战，未逞奸谋。同人等身羁囹圄，应援乏术，翘首北望，只有忧惶，谨先汇上百元，聊表寸意。尚望再接再厉，不屈不挠，坚守疆土，抢救危亡。”⁽¹⁶⁸⁾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发表的谈话公布后，沈钧儒等七人于7月21日致电蒋，说，谈话“义正辞严，不胜感奋，深信在此伟大号召之下，必能使全国人心，团结愈固，朝野步骤，齐一无间，同在钧座领导之下，以趋赴空前之国难”。同时指出：“钧儒等身羁囹圄，心怀国族，寇氛日亟，倍切忧惶，赴难无方，赤诚共抱，企望旌麾，无任神驰。”⁽¹⁶⁹⁾

由于“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局势有了很大变化，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战的局面业已形成，沈钧儒等在前年华北事变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率先奋起倡导抗日救国运动，振聋发聩，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已是路人皆知。此时去苏州探监慰问并请他们题字的人日益增多，一些国民党政要邵力子、李烈钧、覃振、潘公展等都要求将他们释放出狱。7月底，蒋介石电令江苏高等法院将沈等开释。30日，高院即拟具裁定书，以“沈钧儒等各被告危害民国一案，羁押时逾半载，精神痛苦，家属失其赡养”为词，裁定停止羁押，交保释放⁽¹⁷⁰⁾。

31日下午5时20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七人光荣出狱。他们的家属和辩护律师共三十余人前往看守所迎接。当沈钧儒等走出看守所大门时，鹄立在烈日下等候的民众二百余人表示热烈欢迎，并高呼抗日救国口号，一时军乐齐鸣，爆竹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情况极为热烈。沈钧儒代表大家对各报记者说：“钧儒等自经法院羁押，迄已半载余，虽身在囹圄，身体仍颇感舒服。此次司法当局裁定，准予停止羁押。关于案件上之将来结果如何，自当听候法院处理，至钧儒等今天步出狱门，见抗敌之呼声已普遍全国，心中万分愉快，当不变初旨，誓为国家民族求解放而奋斗。”⁽¹⁷¹⁾沈等及其家属，随即由各方代表及学生数十人，手持旗帜，列队为前导，护送玉花园饭店，并出席张一麐、李根源等举行的欢迎宴会。苏州各界原定在第二天举行庆祝大会，被沈等婉言谢绝。

8月1日，沈钧儒等七人回到上海，沈代表大家向欢迎的群众与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之出狱，完全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们对他很感激。我们一接到蒋先生电报，即赴京谒见。”⁽¹⁷²⁾王造时后来回忆说：“蒋介石于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言对日抗战，并于七月底电令苏州高等法院将我们释放，要我们去南京开会。”⁽¹⁷³⁾七人在上海发表共同谈话称：“关于时局问题，我等过去主张有二个：一为团结，即全国民族联合战线，二为抗日。目下全国团结已有坚强基础，抗日亦已为全国一致之要求，深信在中央领导之下，必可展开极伟大之民族解放战争，而且必可取得最后之胜利。我等惟有准备一切，在民族战争中尽一份人民之天职。”⁽¹⁷⁴⁾

随后不久，孙晓村、曹孟君也获释出狱。

沈钧儒等出狱，江苏高等法院当时裁定书写明，只是所谓“停止羁押”，属于交保释放，对于救国是否有罪，他们是否危害民国，案情并未了结。国民党当局这样做，一方面是给自己下台遮遮面子，另一方面是故意留下一条辫子，以便有朝一日认为他们“谋反”时可以随时予以治罪。直到1939年1月26日，上海、南京、苏州早已沦陷，国民政府已经从南京、武汉迁到重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有关危害民国的某些条文也已作了修改，其中原来所规定的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为犯罪的条款已经删去，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才将对沈钧儒等的起诉书予以撤回。撤回起诉理由书说：“查被告等虽属组织团体号召民众，但其所谓抗敌御侮及联合各界救国各节，均与现在国策不相违背，不能认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该被告等之行为自属不罚之列。本案虽经起诉在先，惟既发现应不起诉情形，合依同法第一条撤回起诉。”⁽¹⁷⁵⁾陶行知等也并案撤销通缉。至此，国民政府才对“七君子”案作了司法上的了结，救国无罪最终由历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第四节　联共联苏付诸实施

一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积极进行

蒋介石在西安是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条件后才被释放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国内时局转换的枢纽，持续了十年的“剿共”内战终于停止，国共两党由敌对状态开始了合作抗日的谈判。

（一）西安谈判

蒋介石在西安会晤周恩来时，曾邀周在他回京后去南京，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蒋回京后，通过在京沪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再次邀周去南京。中共中央认为蒋不讲信义，扣押了送他回京的张学良，担心周去京会成为“张学良第二”，决定“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委潘汉年全权在京沪与国民党当局接洽⁽¹⁷⁶⁾。在顾祝同进入西安前一天，蒋在电报中指示他：入城后“对恩来及共党代表态度，凡实际问题如经费地区等皆令其仍由杨间接负责处置，不可与之有确切具体之表示，但可多与之说感情话，最好派代表与之接洽。墨兄（顾祝同字墨三——引者）本人不必多与之见面，即使第一次允其见面时，亦须用秘密方式，切勿公布。”⁽¹⁷⁷⁾此时的蒋介石迫于形势既想联共，又不敢公开，主要是屈从于日本压力。西安事变前后，日本多次表示：蒋如联共抗日，日本坚决反对。

如前所述，国民党中央为讨论和确定西安事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为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些条件成了两党进行团结抗日谈判的基础。

周恩来既不去南京，蒋介石便把在京沪与潘汉年接触的张冲派去西安，协助顾祝同与周谈判。顾祝同进入西安的第四天（2月11日），顾和张冲与在西安的周恩来举行首次会谈，双方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要求。张冲要求中共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红军改变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由南京派政训人员及联络员，其他地区的游击队改为民团。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国民党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保证不再逮捕，不再破坏中共党组织。周还保证中共不再组织暴动与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纲领；苏区改为特区，实行民主制度，受国民政府领导；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但军官不变，政治领导不变；苏区和红军代表可参加国民大会、国防委员会，目前不参加政府。首次会谈结束后，张冲返回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2月12日下午，顾祝同与周恩来会谈。周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给顾看，双方以此为原则，进行商谈，结果如下：

（一）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土地，故应坚决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允许分期释放在狱共党，不再逮捕和破坏，并容许共党在适当时期公开。

（二）苏维埃制度取消，现时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直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特区内行政人员，由地方选举，中央任命。

（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与蒋之统一指挥和领导，其人员编制饷额补充同国军待遇，其领导人员由中央及军委会任命，其政训工作人员自做⁽¹⁷⁸⁾，以中央党派少数人员任联络，其他各边区赤色部队改为地方团队。

（四）共党得派代表参加民国会议讨论，军队得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¹⁷⁹⁾。

蒋介石把中共1935年后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红军经过长征实力削弱后的“乞降”，因而他同中共谈判是企图逼中共交出军队，由他收编，起码也要进一步削弱并控制红军。西安谈判开始前，蒋于2月8日致电顾祝同，提出与中共谈判的原则：“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之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解决。”⁽¹⁸⁰⁾他见到顾祝同2月12日与周恩来会谈的报告后，16日密电顾祝同，进一步提出削弱和控制红军的具体意见：红军“中央准编其四团制之师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关于干部，“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至其他对于政治者待军事办法商妥后，再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¹⁸¹⁾。对蒋的上述企图，中共坚决反对。在五个多月的谈判中，双方围绕红军改编后保留人数，三个师之上设不设指挥机构，南京派不派副职和政训人员等焦点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国民党三中全会闭幕后，张冲立即赶回西安。从2月27日到3月4日，他同周恩来多次会谈，围绕上述几个焦点问题讨价还价，至3月4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主要内容是：

（一）将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选编为四个步兵师，计容四万余人，四师（之上）并设某路军总指挥部。

（二）将现红军中精壮者，选编为两个徒手工兵师，计容两万余人，指定工程担任修筑。

（三）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编为统率四个师的某路军总指挥部的直属队。

（四）原有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经费另定。

（五）原有红军学校保留，办完这一期后结束⁽¹⁸²⁾。

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委托周恩来将双方一个月来谈判的成果写成条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周总结整理成三项十五条，其中关于政治方面主要条文是：

（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共产党，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期内公开。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行政经费请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之。

（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请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

关于红军改编方面的主要条文是：

（一）改编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步兵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

（二）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等。

（三）红军现有之骑兵三个团及一个骑兵连，共约一千四五百人马，拟编骑兵一个团。

（四）改编后的经费、给养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国防师编制表于9日下午可到手⁽¹⁸³⁾。

但是顾祝同、贺衷寒等对周恩来的总结作了重要修改，将“承认”改为“服从”，“要求”改为“请求”；“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各省；取消“民选制度”；将红军定员裁减为一师一万人，共三万人；将“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3月10日周恩来在会见张冲时得知上述情况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3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认为：顾、贺在谈判中玩弄把戏，企图让中共服从蒋的一切命令，把陕甘宁划成三个苏区，缩小红军武装。他们的修改案实际上对红军是“收编”，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接受了便是投降，便是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便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尾巴。会后，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顾、贺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是使中共放弃独立性，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关于这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3月14日，周恩来向张冲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意见：“顾、贺案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¹⁸⁴⁾。第二天，张冲虽向周恩来宣布顾、贺方案作废，仍以3月8日方案为谈判基础，但仍坚持改编后红军的各级副佐和政训人员要由南京派遣。对此，周恩来断然拒绝。

（二）杭州谈判

周恩来与顾祝同的谈判陷入僵局。3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两星期后，周去宁与蒋谈。”周恩来于3月下旬由西安飞到上海，将中共中央提出的谈判条件面交宋美龄，请她转交蒋介石。这份书面材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共产党方面承认的条件，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现在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三个国防师”，“在三个师上设某路军总部”。第二部分是要求国民党方面做到的，主要有：“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实行民权，释放政治犯”，“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各武装部队均能派代表参加”；“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共产党亦能参加”；“实行准备对日抗战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案”⁽¹⁸⁵⁾。当时蒋在杭州，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离沪去杭见蒋。蒋事前已见到中共的谈判条件，周当面向他着重说明中共是为了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目的而提出上述条件来与国民党真诚谈判的。针对与顾祝同谈判中争执的问题，周向蒋特别强调以下六点：

（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

（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

（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部。

（四）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

（五）红校必须办完本期。

（六）红军防地须增加⁽¹⁸⁶⁾。

蒋听完周的意见后发表讲话，其大意有以下五点：

（一）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他希望中共“检讨过去决定，并坚守新的政策，必能达到成功”。

（二）“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他却归过于鲍罗廷。他提出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

（三）要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说与他合作”。他希望中共“要与他永远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四）要中共“商量一永久合作的办法”。周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好方法。蒋要周速回陕向中共中央报告与蒋关系及共同纲领问题。

（五）“关于具体问题”，蒋认为是“小节，容易解决”。他说，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几个月后开，中共可以参加；陕甘宁“行政区要整个的”，须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我们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愿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他也决不再打”⁽¹⁸⁷⁾。

杭州会谈后，周恩来3月30日到上海，4月初经西安回到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汇报后认为，同蒋谈判结果尚好，决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提议在此纲领基础上成立民族革命联盟，吸收国共两党及赞成此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参加，共同推举蒋介石为领袖。周恩来在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4月9日致电蒋介石说：“归肤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并表示会后将再次南下晤蒋⁽¹⁸⁸⁾。5月下旬，国民党方面派以涂思宗为团长的中央考察团前往陕北苏区，对共产党、红军、地方政权以及群众运动进行考察，看共产党对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有无诚意，以及红军部队有无改编准备。考察完陕北后，又前往陇东苏区考察。

（三）庐山谈判

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于4月26日从延安飞到西安，继续同顾祝同、张冲谈判。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晤蒋，从8日到15日同蒋多次谈判。周将中共中央提出的“民族统一纲领”交给蒋。这个纲领有五十二条，主要内容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

本来是蒋介石在杭州让中共研究与他永久合作的纲领与办法，如今他把周恩来交给他的纲领抛在一边，又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其办法是：“（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两党对外一切行动与宣传，统由同盟会议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¹⁸⁹⁾显然，蒋是企图利用“国民革命同盟会”这个组织，把共产党溶合到国民党中去，从而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言论和行动听他指挥，因为他在这个组织里有最后决定权。

蒋虽表示红军仍可改编为三个师，四五万人，但推翻了在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的承诺，改为“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来做事”⁽¹⁹⁰⁾，离开红军部队。蒋还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南京派正的长官（可由中共推荐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可由林伯渠担任”；各地红军游击队，“由共方派人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国民大会，共产党员可参加，“但不以共产党名义出席”⁽¹⁹¹⁾。

周恩来向蒋表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事关重大，待请示中共中央后再作答复；关于红军的“指挥与人事问题”，他表示“都不能同意”。围绕这些问题，周“与蒋争论很久不能解决”，“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仍不能解决”。面对这种僵局，周恩来离开庐山返回延安，声明：“不能解决时，要张冲进苏区来谈判。”⁽¹⁹²⁾

周恩来于6月18日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与蒋谈判情况。在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为顾全大局，中共中央决定对蒋做出重大让步，在6月25日写成的与国民党谈判新方案中确定：“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同意“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关于同盟会将来发展之趋势与第三国际关系问题，我们可不加反对（不使之成为合作之障碍），但目前应着重保持共党之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之自由”，力图使同盟会“成为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新方案确定：中共准备7月中旬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之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编三个正规师，共四万五千人”；陕甘宁边区准备7月实行民主选举，向蒋推荐南京方面的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中的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各游击区“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改以抗日义勇队名义出现”；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毛泽东原则上“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托故不去”；不放弃“国民大会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我们应联合各民众政治团体”；周恩来再去见蒋时“加上博古、林伯渠、董必武”⁽¹⁹³⁾。

6月26日，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再上庐山与蒋继续谈判。7月4日，周与博古、林伯渠携带“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到达西安，7日飞抵上海。就在这天夜里，日本侵略者在北平西南郊的卢沟桥发动事变。中共中央7月14日向南京当局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并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7月中旬周恩来等再上庐山，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7月14日，蒋通过张冲告诉周恩来：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第二天，周给蒋写信，指出他的上述意见与上次在庐山所谈“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周建议蒋以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迅速发动全国抗战。18日，周恩来通过宋美龄将要解决的十二个具体问题交给蒋，但蒋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直属行营管理，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并具体提出由周恩来任政治主任，毛泽东任副主任。周恩来当即表示蒋的上述意见，中共决不接受。

周恩来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判之方针”，离开庐山，飞赴上海，7月28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集中三原迅速改编，设三个师，共4.5万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另编地方保安队一万人，高岗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

（四）南京谈判

8月1日，张冲奉命电告延安：蒋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来南京，共商国防问题。8月6日，周恩来、朱德到达西安，会同在西安的叶剑英于8月9日飞抵南京，出席国民党当局召开的国防会议。

8月12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张冲、邵力子、康泽举行会谈。国民党方面由康泽出面对中共中央不久前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不提与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周恩来、朱德当即严辞批驳，并要求将中共的意见报告蒋介石。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爆发。国共两党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局面迅速改观，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获得解决。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于22日公开发表。9月22日中央社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也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

二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中苏两国代表会谈开始不久，苏联就提议与南京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则希望与苏联结成反日军事同盟，接受苏联援助。由于前面所述原因，苏联的提议被搁置，蒋介石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到1937年初，情况发生变化，苏联援华和两国签约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7年3月，回国述职达四个月之久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返任，立即会见孔祥熙、陈立夫，转达苏联政府请中国发起太平洋地区公约和苏联准备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的建议。4月3日，蒋介石带病在上海会见鲍格莫洛夫，表示感谢苏联政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对他的支持和给予武器援助的建议。蒋请鲍格莫洛夫与南京新任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判具体外交问题，待他身体复原后，他再与鲍格莫洛夫会晤讨论苏中关系⁽¹⁹⁴⁾。

4月12日，鲍格莫洛夫与王宠惠在南京会谈。鲍格莫洛夫代表苏联政府向南京提出三项建议：一、“中国政府率先提议太平洋国家参加太平洋区域性公约的谈判”（主要的国家是中、英、苏、日、美及法国）。假如中国政府肯这么做，苏联“定将对这个建议做出肯定的答复”，“定将全力促成中国政府办理此事”。二、“如果太平洋公约不能签署，那我们准备以后重新考虑缔结苏中双边互助条约可能性的问题”。三、“立即开始苏中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王宠惠表示，他“会在政府中讨论这些建议，也会同蒋介石讨论”⁽¹⁹⁵⁾。正当中苏两国代表开会讨论这些问题时，日军在北平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促进了中苏两国代表的谈判。

7月13日，孙科会见鲍格莫洛夫，将南京政府外交部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照会交给苏联大使，两人还就华北事态及中苏关系交换了意见。孙科认为，华北的“冲突可能发展成为中日间的公开战争”。他着重表示：“中国政府决定不再退让领土，并已向河北以及保定派兵。”他问鲍格莫洛夫：中日战争对苏联与伪满洲国边界地区的局势会有什么影响？其用意是试探中日战争爆发后苏联能否用武力援助中国。不久，孙科代表中国政府向鲍格莫洛夫明确提出：“请苏联政府在东北边界调动军事以‘把日本注意力从中国吸引过去’的要求。”⁽¹⁹⁶⁾7月16日，孙科又一次会见鲍格莫洛夫，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不能承担太平洋公约发起”者的理由。

7月19日，陈立夫与鲍格莫洛夫会谈。关于两国签约问题，鲍格莫洛夫仍主张“太平洋公约是当务之急，同时还有互不侵犯条约，然后才能谈到双方互助条约”。陈立夫则主张“从第三条——互助条约开始谈判”。双方意见未能达成一致。关于南京向苏联借款订购军火问题，陈立夫说，这是他此次会见鲍格莫洛夫的主要目的。还说，苏联的建议原则上是适当的，中国政府可以接受，只是蒋介石希望将款额增加到一亿五千万至二亿中国元；军火交货期限缩短，哪怕一年；还债（以货相抵）期从五年后算起，十年还清。陈立夫还详细说明了拟从苏联订购的军火名称，如飞机、坦克以及不同口径的大炮、高射炮、反坦克炮等。

7月26日，张冲奉蒋介石命会见鲍格莫洛夫，着重向苏方提出应把军火订货与政治问题分开，因为“任何政治问题的解决都要耗费很多时间”。他转达蒋介石的话说：“因为现在中日间的战争势不可免，所以中国政府不可能再指望从德国得到订货，因德国乃日本的盟国。中国本国的储备只够六七个月用，苏联是唯一可能供给中国的来源。”⁽¹⁹⁷⁾就在这一天，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华北当局发出最后通牒，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派兵逼近南苑、北苑，平津危在旦夕。鲍格莫洛夫鉴于华北事态严峻，请求莫斯科不要把南京的军火订货与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搅在一起，建议从纯商务方面解决这一问题。

7月31日，苏联政府批准了给南京的军事货款和军火订货项目。李维诺夫电告鲍格莫洛夫：“武器的订货拟增至一亿中国元，一年内交货”，“可给200架飞机带装备和200辆坦克”，并准备接收中国的飞行员和坦克手前去培训。苏联的方针是，支持中国武装抗日，自己则力避与日本直接冲突。因此，李维诺夫在给鲍格莫洛夫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时机更加不宜签署互助条约，因为这样的条约意味着我们立即对日宣战”；但苏联坚持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务必以先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为先决条件”⁽¹⁹⁸⁾。

8月2日，蒋介石会晤鲍格莫洛夫。鲍格莫洛夫向蒋通报了莫斯科关于军事贷款的答复，解释了苏联不能与中国签署互助条约的理由。蒋介石则要求苏联增加军事援助，提出“飞机的数量不是200架，而是500架”。在谈到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蒋介石不同意把军火订货与签署这个条约联系在一起，但他认为如果这个条约不损害中国的主权，可以立即签署。鲍格莫洛夫解释说：“互不侵犯条约的实质在于双方承担互不进攻的义务，十分清楚，不进攻另一方这个义务绝不可能被说成为什么事而付出的报酬”。他接着说：“中国政府应该了解我们的处境：我们如果连不以互不侵犯条约的形式作为起码的让中国不用我们的武器来打我们的保证都没有，那我们是不能向中国提供我国武器的。”蒋介石表示：“中国绝不会进攻苏联，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¹⁹⁹⁾

8月上旬，双方交换了条约草案，并继续进行谈判。8月21日，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夫代表各自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共四条，规定双方保证互不侵犯主权、互不使用武力和遭到第三国侵犯时对该第三国不得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与援助。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苏联的有力支持。

————————————————————

(1) 章乃器：《四年间的清算》，《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1936年1月25日。

(2) 《我们要求实现抗敌战争》，《永生》周刊第1卷第16期，1936年6月20日。

(3)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715页。

(4) 《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640、655、682页。

(5) 《民国日报》（南宁），1936年4月18日。

(6) 思达：《论目前阶级关系变动的一些特点》，《火线》第62期，1936年9月30日。

(7) 思达：《论目前阶级关系变动的一些特点》，《火线》第62期，1936年9月30日。

(8) 《剿匪时代的张学良》，北平前进社出版，第127—128页。

(9)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45页。

(10) 《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11)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3页。

(12) 《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1页。

(13)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1936年12月29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74页。

(14)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2月5日。

(15) 《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189页。

(1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35页；《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52页。

(17)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37页。

(18) 毛泽东：《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6月13日。

(19) 《国难新闻》第1期，1937年1月10日。

(20)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2月23、25日。

(21) 《学生导报》第3期，1937年2月5日。

(22)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2月23日。

(23) 《所望于国民党三中全会者》，《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2月5日。

(24) 《大公报》1937年2月15日。

(25) 《申报》1937年2月18日。

(26) 《大公报》1937年1月19日。

(27)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37年2月编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3页。

(28)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4月15日。

(29)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4月15日。

(30) 《杨虎城于学忠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提案》，《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6—217页。

(31)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第97—98页。

(32)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第2册，第786—788页。

(33)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第97页。

(34)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第99页。

(35)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第43页。

(36)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第54页。

(37) 《对陕变之决议》，《中央日报》1937年2月20日。

(38) 《中央日报》1937年2月22日。

(39) 《中央日报》，1937年2月22日。

(40) 《小言》，《申报》周刊第2卷第8期，1937年3月8日。

(41) 《评国民党三中全会对共产党的决议》，《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3月15日。

(42) 《周恩来年谱》，第354页。

(43)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354页。

(44) 《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13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4页。

(45) 《中央日报》，1937年2月23日。

(46)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72页。

(47) 《中央日报》，1937年2月23日。

(48) 《中央日报》1937年2月23日。

(49)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摘要》（1937年4月7日），转引自《周恩来传》，第358页。

(50)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5页。

(51) 《小言》，《申报》周刊第2卷第8期，1937年3月8日。

(52) 莫斯科：《新闻报》评论：《国民党三中全会》，1937年2月20日。

(53) 转引自《救国时报·要讯》（巴黎），1937年3月5日。

(54) 沙千里：《七人之狱》第74—75页；《韬奋文集》第3集，第110页。

(55)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第50页；参见《七人之狱》，第94页。

(56) 章乃器：《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集》第82辑，第40页。

(57) 胡子婴：《关于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的一些回忆》，《救国会》，第463—464页。

(58) 《蒋离陕前表示救亡具体意见》，《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27日；参阅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3页。

(59) 《起诉书》，上海《大公报》、《时事新报》1937年4月7日。按：国民政府1931年1月31日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第六条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见《国民政府公报》第688号，1931年2月3日。

(60) 《答辩状》，《大公报》1937年6月7日。这些律师中，有的当过司法总长、国会议员、大理院（相当于后来的最高法院）审判长，以及现任的大学法学院院长、大学教授、上海和苏州律师公会会长等，在社会上都很有声望。请这样多的律师，而且都是知名人士辩护，这在司法界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61) 《“爱国罪犯”沈钧儒明日开审》，《广西日报》，1937年6月10日。

(62) 1937年5月4日李公朴日记原件。

(63) 《“爱国罪犯”沈钧儒明日开审》，《广西日报》，1937年6月10日。

(64) 《救国会》，第240—241页。

(65) 以上见《救国会》，第249、270页。

(66) 《沈钧儒等被诉危害民国嫌疑案（一）》，《益世报》（天津），1937年6月10日。

(67) 以上见《救国会》，第271—283页。

(68) 《救国会》，第309页。

(69) 《救国会》，第470页。

(70) 《沈钧儒先生等访问记》，《救国无罪》，第176页。

(71) 《救国会》，第472页。

(72) 李公朴日记1937年6月13日，未刊。

(73) 《救国会》，第309—310页。

(74) 李公朴日记。

(75) 《救国会》，第311页。

(76) 《申报》1937年6月23日。

(77) 《救国会》，第312页。

(78) 《救国会》，第311页。

(79) 1937年6月28日李公朴日记。

(80) 1937年6月28日李公朴日记。

(81) 《沈钧儒文集》，第326页。

(82) 《立报》，1937年6月13日。

(83) 《立报》，1937年6月15日。

(84) 《时事新报》，1937年6月25日。

(85) 《新闻报》1937年6月26日；《时报》1937年6月26日。

(86) 《沈钧儒等案高院更新审理》，《时报》1937年6月26日；《时事新报》1937年6月27日。

(87) 《沈钧儒等案高院更新审理》，《时报》1937年6月26日；《时事新报》1937年6月27日。

(88) 《时报》1937年6月26日；《时事新报》1937年6月27日。

(89) 《时事新报》1937年6月27日。

(90) 《大公报》1937年6月26日。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931年1月31日公布）第一条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其第三款为“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者”。第四款为“煽惑军人不守纪律，放弃职务，或与叛徒勾结者”。见《国民政府公报》第688号，1931年2月3日。

(91) 《沈钧儒等二次庭讯供词（三）》，《时事新报》1937年6月28日。

(92) 《更新审理沈钧儒等案》，《立报》1937年6月26日。

(93) 《沈钧儒等被诉案苏高院昨竟日审讯》，《时事新报》1937年6月26日；《时报》1937年6月26日；《立报》1937年6月26日。

(94) 《更新审理沈钧儒等案》，《立报》，1937年6月26日。

(95) 《更新审理沈钧儒等案》，《立报》，1937年6月26日。

(96) 心炎：《“爱国无罪”案二次听审记》，《国民》（周刊）第1卷第9期，1937年7月2日。

(97) 《更新审理沈钧儒等案》，《立报》，1937年6月26日。

(98) 《大公报》，1937年6月26日。

(99) 李文杰：《回忆上海律师界为“七君子”案进行辩护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190页。

(100) 《更新审理沈钧儒等案》，《立报》1937年6月26日。

(101) 《大公报》（上海），1937年7月8日。

(102) 1937年7月24日李公朴日记，参见前引文。

(103)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沈钧儒等七先生案的一个报告》，《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5月25日。

(104) 《毛泽东年谱》，第668页。电文内“陈、张”指国民党谈判代表陈立夫、张冲。

(105) 《周恩来年谱》，第361页。

(106) 《解放》周刊创刊号，1937年4月24日。

(107) 《周恩来年谱》，第362页。

(108)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页。

(109) 《周恩来年谱》，第364页。

(110) 《周恩来年谱》，第370页。

(111) 《评沈钧儒等被控事件》，《火线》第75期，1937年4月30日。

(112) 《大公报》（上海），1937年4月9日。

(113) 《北平晨报》1937年4月22日。

(114) 《宋庆龄冯玉祥营救七君子函电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115) 《大公报》（天津），1937年5月27日。

(116) 《国人纷起营救救联七领袖》，《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7月20日。

(117) 《国人纷起营救救联七领袖》，《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7月20日。

(118) 《群众新闻》（上海），1937年6月11日。

(119) 《救国会》，第330页。

(120) 《国人纷起营救救联七领袖》，《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7月20日。

(121) 《国人纷起营救救联七领袖》，《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7月20日。

(122) 《国人纷起营救救联七领袖》，《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7月20日。

(123)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7月5日。

(124) 《大公报》，1937年4月6日。

(125) 《立报》，1937年4月13日。

(126) 《应具辟谣的常识》，《立报》，1937年6月10日。

(127) 《从沈钧儒等案说到统一救国》，《申报》，1937年4月8日。

(128) 《沈钧儒等七人案开审》，《申报》，1937年6月11日。

(129) 《当局应注意沈案的政治影响》，《天下日报》，1937年6月11日。

(130) 《救国究否有罪》，《天下日报》，1937年6月27日。

(131) 《吁请宣告沈钧儒等无罪》，《天下日报》，1937年6月24日。

(132) 《从执政者的政治认识说到沈章等案》，《群众新闻》（上海），1937年6月11日。

(133) 《再一次号召国人——要求立即释放救联七领袖》，《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4月10日。

(134) 《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释放救联七领袖》，《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5月22日。

(135) 《究竟是谁在“危害民国”？》，《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7月5日。

(136) 《论沈案与精神团结》，《北平晨报》，1937年5月6日。

(137) 《对沈等二次答辩状感言》，《益世报》，1937年6月25日。

(138) 杜若：《沈钧儒等的开审》，《广西日报》，1937年6月12日。

(139) 《宋庆龄女士等向上海新闻界的书面谈话》，《救国无罪》第133页。

(140) 诸青来是国家社会党的首领之一，后来为汪精卫伪政府中的一员。

(141) 《妇女生活》第4卷第12期，1937年7月1日。

(142) 《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8月5日。

(143) 《妇女生活》第4卷第12期，1937年7月1日。

(144) 《救国无罪》，第130—135页。

(145) 《何香凝为营救“七君子”致宋子文孙科函》，《历史档案》1982年第3期。

(146) 《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第219—220页。

(147)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第74页。

(148) 1937年7月2日李公朴日记，未刊。

(149) 樵夫：《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国民》（周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6日；胡子婴：《赴苏投案始末记》，《妇女生活》第5卷第1期，1937年7月16日。

(150) 樵夫：《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国民》（周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6日。

(151) 樵夫：《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国民》（周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6日。

(152) 张天翼：《苏州投案记（一）》《国民》（周刊）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3日。

(153) 张天翼：《苏州投案记（一）》《国民》（周刊）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3日。

(154) 樵夫：《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国民》（周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6日。

(155) 樵夫：《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国民》（周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6日。

(156) 《孙夫人等赴苏请求入狱纪详》，《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第351页。

(157) 樵夫：《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国民》（周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6日。

(158) 胡子婴：《赴苏投案始末记》，《妇女生活》第5卷第1期，1937年7月16日。

(159) 《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第352页；樵夫：《宋庆龄等赴苏请求羁押经过》；胡子婴：《赴苏投案始末记》。

(160) 《沈钧儒文集》，第324页。

(161) 《宋庆龄冯玉祥营救七君子电函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162) 1937年7月8日冯玉祥日记，《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204页。

(163) 《宋庆龄冯玉祥等营救七君子电函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另见《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204—205页。

(164) 《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22页。

(165) 《中央日报》1937年7月19日。

(166) 《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23页。

(167)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16、317页。

(168) 《沈钧儒文集》，第325页。

(169) 《沈钧儒文集》，第328页。

(170) 《沈钧儒保释出狱》，《申报》，1937年8月1日。

(171) 《沈钧儒文集》，第329页。

(172) 《沈钧儒等昨由苏抵沪》，《立报》，1937年8月2日；《救国无罪》，第185、190页。

(173) 《王造时自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1984年1月。

(174) 《沈钧儒等昨由苏抵沪》，《立报》，1939年8月2日。

(175) 《“七君子”案件档案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

(176) 《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电》（1937年1月5日），未刊件。

(177)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2页。

(178) “做”字原资料如此，可能是“任”字之误。

(179) 《周恩来关于与顾祝同谈判结果向中央的报告》（1937年2月12日），未刊件。

(180) 引自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第147页。

(181) 引自《西安事变纪实》，第213页。

(182) 《周恩来关于与张冲谈判结果向中央的报告》（1937年3月4日），未刊件。

(183) 《周恩来关于一个月来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向中央的报告》（1937年2月8日）。

(184) 《中央关于申明国共谈判须重新调整的理由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37年3月13日），未刊件。

(18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179页。

(18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18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第180—181页。

(188) 《周恩来年谱》，第361页。

(189)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225页。

(190)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226页。

(191)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226页。

(192)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225页。

(193)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229—230页。

(194)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167—168页。

(195)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167—168页。

(196)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436页。

(197)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405页。

(198)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430页。

(199)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437—439页。

第九章　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

第一节　国民政府财政管理制度的建立

一　财政收支体制的确立和完善

财政收支体制是国民政府财政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定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权限和范围的一项根本制度。

中华民国创立以后，资本主义现代化财政金融制度已开始建立。但因北京政府时期，袁世凯复辟帝制，接着是军阀混战，分裂割据，各自为政，列强又从中干扰，故统一全国财政，建立现代财政管理制度遂告幻灭。

国民政府成立后，先是任命古应芬为财政部长（实际上是钱新之代），后由孙科继任。蒋宋联姻后，蒋介石于1928年1月由上海回南京主持“政府大计”，又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同年1月7日就职。1931年12月下旬，蒋介石第一次宣布下野，宋为与蒋共进退，也辞去财长职务。在这期间是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任命黄汉梁为财政部长，时间不满一个月。1932年1月蒋介石复职，宋也随之复任。1933年10月29日宋辞去财长职务，蒋又任命孔祥熙为财长，1933年11月1日就职，直到1944年11月20日辞职。整个30年代，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掌握在蒋介石的姻亲宋、孔二人的手中。宋、孔在任财长同时，还担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为支持蒋介石继续“北伐”和维护国民政府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中国现代财政金融制度的建立作出了一定贡献。

宋子文出任财长之后，正值蒋介石联合冯、阎、桂各派，准备继续北伐打倒控制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之时，国家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宋子文在筹款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使他深深认识到，全国财政不统一，现代财政管理制度不健全，是造成财政困难和经济不发展的一大原因。当1928年6月北伐军攻占天津，奉系张作霖势力退至关外，中国表面达到统一之后，宋便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将各项国税一律收归部办，以谋财政统一”的方案。他指出：“谨查我国民政府自珠江流域进展至长江、黄河流域，对于军事、外交、财政、交通，首在维持统一；而财政为国家之命脉，尤贵彻底统一，方能顺利进行。近时关于本部税收方面，常有他项机关代为主管支配，政出多门，遂生扞格，预决算亦因之破坏，于财政前途影响匪细。……拟请将各项国税范围无论直接间接，凡现为他项机关所管辖者，一律收归本部办理。”⁽¹⁾该方案在国民党中央获得通过，从而使宋实施财政统一措施得以全权处理。当时，国民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只有江浙皖赣四省，其他各省的财政收入多为地方军阀把持和截留。为了加强中央财力和统一全国财政，首先必须抓住划分国地收支系统，统一财务行政，逐步建立与政府行政组织相一致的中央财政、省（市）财政与县财政的三级财政体制。但是，财政状况的改善必须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为此，宋子文决定在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之前，先行召开全国经济会议，企图通过两会来确立财政体制和制定各项财政经济政策。

全国经济会议于1928年6月下旬在上海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约有七十人，是中国银行界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及财政经济问题的专家与学者，约有四十五人是中央和各省市政府的代表。这次会议名义上虽是全国性的，实际上却是被江浙资本集团所控制的，工商界代表中有70％是江苏和浙江籍的，江浙资本集团的所有主要人物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其中包括虞洽卿、王晓籁、荣宗敬、李铭、张公权、宋汉章、陈光甫、秦祖泽和徐新六等人⁽²⁾。

会议开幕时，宋子文首先发言，他对过去采取强制手段筹措财政款项的做法表示歉意，承认“战争时期我们曾被迫使用极端手段来筹集经费”。接着，他号召出席会议的工商界领袖人物与政府合作，宣称：“如果不让人民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得到人民信任”，“财政部决不能坐等人民参与政府制定高超计划的实现。为此，我们召集可信赖的非政界人士、纳税人的代表在一块来批评我们，帮助我们和指导我们”，并且说这次全国经济会议的成就，“将是中国走向民主制度的一步”⁽³⁾。这次全国经济会议是由财政部出面主持召开的，虽然这次会议打的是“经济会议”的招牌，但其主要目的则是要研究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措施与计划。因此，宋子文向会议提出了财政部的方案。宋的方案包括：限制军费开支、编制预算、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取消银两制，建立中央造币厂和裁撤厘金等。会议对宋的方案原则上是赞成的，工商界人士对限制军费开支和裁撤厘金尤为赞成，因为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工商界人士吃尽了硬性摊派和各种形式勒索的苦头，繁重的厘金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和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宋提出的限制军费开支与裁减军队的计划是：将军费开支限制在每年1.92亿元以内，军队人数由现有的近200万人减少至50万人⁽⁴⁾。

虞洽卿代表江浙资本集团在会上发言，向南京政府提出保护关税、整顿交通、保护商人财产、整理劳资纠纷、保护及提倡国货等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六项建议。根据虞的建议，会议就有关问题，如保护商人财产和处理劳资纠纷等作出了一些决议。关于保护商人财产的议案规定：“所有私人财产，如船舶、面粉厂、工厂、矿山等等，现在仍被政府当局所占据者，应一律立即归还，所有非法没收的财产也同样立即归还原主。”这项决议反映了江浙资本集团对南京政府侵犯他们的利益十分不满。关于处理劳资纠纷的议案规定：“政府必须制定对工会组织管制的劳工法，以防止滋事之徒利用工会组织挑起事端；工会的经费必须公开，并将置于其监督之下。”⁽⁵⁾这也表明，南京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意志，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来镇压工人反抗，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全国经济会议，只是财政部与金融工商各界磋商讨论全国财政经济计划的一次会议，它所形成的决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会议结束时，宋子文要求各界人士（尤其是江浙资产阶级）要努力去把这次会议的决议变成行动。他说：“财政部一定会支持你们的，但是你们自己必须越出财政部走得更远一些，到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去。只有与会的这些商界成员的坚强意志才能创造广泛的公众舆论来对这些机构施加影响”⁽⁶⁾，从而促使其核准并实施这些决议。

宋子文提出的财政部的理财计划，通过全国经济会议，取得了以江浙资本集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宋氏紧接着又于7月上旬在南京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参加者主要是全国各省市的财政厅长及负责执行财政计划职责的国家与地方官员。

宋子文召开全国经济会议，打出一个“经济会议”的牌子，以便于他加强与工商界的联系。而这次全国财政会议则不同，参加者都是主管财政方面的官员，他直接提出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案。这个方案归结起来为两点：一为限制军费开支，二为编制全国预算。由于财政会议的参加者均曾被那毫无节制的军费开支逼得到处奔波，因而都赞成宋氏的这个方案。编制全国预算要有前提条件，这就是全国财政要统一，岁出要控制，混乱的税收制度要改革，中央与地方收入应予合理划分，币制应统一，中央要有发行通货权的全国银行。否则全国财政预算既无法编成，也无法实施。所以，全国财政会议对控制岁出、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源、改革币制、成立中央银行等都提出了相应的方案。

全国经济会议与财政会议都是一种咨询性质的会议，它们所通过的议案都要经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后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交由政府有关部门执行。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宋子文向全会提出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树立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并将全国经济、财政两个会议所讨论通过的计划作了说明。五中全会对这个提案所形成的决议是：“财政部长宋子文关于财政之建议案，大会认为其原则甚为妥当，交国民政府查照，详细规划，妥慎施行。……本大会认为有迅速设立预算委员会之必要，应交国民政府即行组织之。”⁽⁷⁾

宋子文认为，统一财政的基础就是首先要“划分国家地方两税”，由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提出经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议通过，并于同年11月正式公布施行的《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和《划分国家支出地方支出标准案》，具体规定了国家和地方两级财政收支体制的详细内容：

国家财政收入包括：海关税、盐税、内地税、厘金（1931年裁撤，裁撤前实际上为地方截留）、烟酒税、印花税、邮包税、所得税、遗产税、矿税等税收。国家财产、国有事业、国家行政等收入和国有事业利润，债务收入等。

国家财政支出包括：党务费、行政费（包括内政费、外交费、财政费、教育文化费、司法费、实业费、交通费、蒙藏费、建设费、国家银行资本、国家其他企业资本、补助费、赔偿与奖励、赈灾、杂项）、军务费、债务费等。

地方财政收入包括：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屠宰税、内地渔业税、船捐、房捐等税收，地方财政收入、地方工营企事业收入、地方行政收入、其他属于地方性质之现有收入，以及拟将开征的营业税、市地税、所得税附加、使用人税、使用物税，后又包括中央补助费。

地方财政支出包括：地方党务费、地方立法费、地方行政费、公安费、地方司法费、地方教育费、地方财务费、地方农矿工商费、公有事业费、地方工程费、地方卫生费、地方救恤费、地方债款偿还费等。其中地方司法费待将来承审制度取消后改归国家经费内开支。另外，以上各款原无军费开支，但实际上少数省份尚有一项军费负担，或直接拨充当地军队粮饷，或分任协款以济军费。这种现象说明，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仍然存在。

此外，还对隶属于行政院的特别市的收支范围作如下规定：收入包括土地税、土地增值税、房捐、船捐、营业税、牌照税、码头税、市公产收入、市营业收入及其他法令特许征收之捐税，后去土地增值税和码头税，共八种。市支出与省同。

此次划分，对县财政尚无明确规定⁽⁸⁾。

除上述规定外，宋子文还特别强调：在国、地两税划分后，关于国税之规章、用人、行政、收入四项，应由财政部主持办理，“以明统一财政之责任”⁽⁹⁾。如果财政部没有制定全国统一国税收入及其他规章的权力，没有为执行国税收入规章的用人和行政权力，没有对国税收入予以保管的权力，所谓统一财政，那只能是一句空话。宋在1932年1月重新出任财长后，便对原孙科、黄汉梁任内的各司、处、署长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情况为：关务署署长张福运、盐务署署长钱隽逵、赋税司司长贾士毅、公债司司长钟衍庆、国库司司长李觉、会计司司长朱忠道、烟酒税处处长程叔度、印花税处处长李调生、禁烟处处长邹敏初、煤油特税处处长林子峰；又设秘书处，由邹琳为秘书长，下设总务、文书、机要三科，将审核科归并入总务科；收发科归并文书科。另任命陈行为金融监理局局长。这样，财政部直辖各职能部门大都由宋子文在广东革命政府任财政部长时期的部属掌握⁽¹⁰⁾，这就为他推行财政统一政策创造了条件。

这次财政划分的突出特点就是加强中央财力和财权，有利于全国财政统一。这在收入和支出方面都明显表现出来，划归国家收入的都是税源较大的税项，如关、盐、厘金（1931年后改为统税）等税。原为地方据有的厘金和类似厘金的过境税上划为中央税收，既有利于税制统一，又有助于改变地方滥征的局面；同时又为后来裁撤厘金，实行关税自主开办统税创造有利条件，致使关、盐、统三税成了国民政府三大税源。其次，地方财政来源也有一定保障。如田赋、契税、营业税及杂项收入等均划归地方收入。田赋自古以来就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而这次破天荒划归地方收入，这既使地方财政来源有了一定的保障，又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起来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由依靠田赋而改变为依靠关、盐、统三税，标志着中国已跨入先进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再次，从支出项目看，重要的支出项目集中于国家，特别是军费支出由中央控制，有利于控制各地军阀的权力。总之，这次财政划分，有力地加强了中央财权和财力，有利于全国财政的统一，实际上成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不仅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经济上也掌握了其他派系的饷糈来源，使他们不得不听命于中央。这对巩固南京政府的统治，使国家在政治、经济上都达到统一是有意义的。

地方财政主要是确定省财政收支范围，县级财政是附属于省的，无独立可言。至于省、县收入和支出如何划分和分配，都由各省自行决定。在实际执行中，大多数省份未给县级财政划定收支范围，少数省份即使划给县级一部分收入，也是微乎其微。县当时作为一级行政机构，但没有明确的财政来源，就使县级财政极不稳定。为了筹措县级行政经费和应付上级各项任务，县级财政往往越权征税，如开征各种附加税、杂捐，甚至乱摊派，结果使得县级财政特别混乱，苛捐杂税越增越多，人民负担日益加重。

孔祥熙出任财长后，着手整顿田赋，废除苛杂，并于1934年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确定县为自治单位，将土地税（田赋附加）、土地呈报后正附溢额田赋的全部、印花税三成、营业税三成、房捐（土地改良物税）、屠宰税及其他依法许可的税捐，作为县级财政收入，于是县级财政有了保障。1935年度各省市县财政预算相继成立，我国的“财政收支乃有采行三级制趋势……惜以抗战军兴未及实行”。虽然县级财政的收支范围有渐趋明确的可能，但由于财政来源中有“依法许可的税捐”一项⁽¹¹⁾，这就为县级财政滥征税捐大开方便之门，对堵塞县级财政滥征滥摊派的措施仍然不利。

二　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健全

南京政府建立以后，通过各项财政立法，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财政管理体制。

财政部是国民政府管理监督全国财务行政的总机关。该部成立于1927年5月，“直隶国民政府”。据1927年11月《国民政府修正财政部组织法》规定，财政部的基本任务为：“管理全国库藏、税收、公债、钱币、会计、政府专卖金银暨一切财政收支事项，并监督所辖各机关及公共团体之财政。”1928年10月，国民党因“北伐完成，全国统一”，宣布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实行“五权制度”，在国民政府之下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财政部改隶行政院，为“管理全国财政事务”的最高机关，“对于各地最高行政长官”执行该部“主管事务有指示监督之责”。财政部初设部长一人，次长一人；1928年增为次长二人，分为政务次长和常务次长。部长“综理本部事务、监督所属职员及各机关”；次长辅助部长处理部务。该部成立时，以古应芬为首任部长，其后继任部长的有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

财政部成立后，其组织随着职权的扩大而改组频繁。该部成立之初，分设秘书和总务、参事两厅，赋税、钱币、公债、会计、国库五司及关税、盐务、禁烟、土地四个处。孔祥熙继宋子文任财长后，财政部内部组织设置为：一厅、一处、三署、六司，即参事厅、秘书处、关务署、盐务署、税务署、总务司、赋税司、公债司、钱币司、国库司和会计司（1937年7月改组为会计处），除各司处外，关务、盐务、税务三署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用本署的名义发布命令。

此外，财政部为整理财税、改革币制的需要，还先后设立了设计委员会（以甘末尔Kemmerer，Edwin W．等美国专家组成）、固定税则委员会、会计委员会、税务整理研究委员会、币制研究委员会、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金融顾问委员会、发行管理准备委员会、财政整理会等附属机构暨中央造币厂、北平印刷局等事业单位。

关于地方财政管理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派出处理国家收支的机构，如财政特派员、关监督、盐运使、统税局、印花烟酒税局等等；另一类是处理地方财政收支的机构，各省设财政厅，综理全省财政收支、预决算之编制，及对各县的财政监督等。县设财政科，综理全县财政收支，预决算之编制及各项税收等财政活动⁽¹²⁾。

到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全国财政行政管理体制“日臻完备”。惟有一些边远省区或少数地方军阀割据的地区，尚有其自主的一套财政行政组织，但不占主要地位。

三　财政审计制度的确立和财政法规的制定与推行

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健全，对财政收支权限和范围的确立与实施，对各项财政法规和法令的制定和推行都起到一定保证作用。

财政审计是财政监督的一项重要手段，是财政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负有监督预算的执行、稽察财务上的一切行为、审定总决算的职权。

审计职权是从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设立第三科开始的，隶属于监察系统。南京政府成立后，直属于审计院。1931年设立审计部后，又改隶属于监察院。监察院既行使弹劾权，又行使审计权，互相配合。

根据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审计法规定，审计方式包括事后审计和事前审计。由于这两种方式不足以制止不法行为，又创立了实地稽察制度。后又由于审计队伍不健全，人员有限，难免顾此失彼，又有巡回和抽查审计等方式相配合。

国民政府的审计制度虽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打击异己的一种工具，对那些达官贵人、大资本家、地主豪强的重大违法行为几乎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审计⁽¹³⁾。

财政法规是国家组织财政收支活动和调整财政主体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本身具有强制性。在财政管理工作中，制定和修正各项财政法规，是国家加强和完善财政管理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政府成立的头十年中，制定和修正了一系列的财政法规。从范围上说，这些财政法规包括国家和国家授权财政部门统一制定的全国性的法规和各地区、各部门在国家授权范围内制定的适合本地区和本部门的单行法规；从内容上说，这些法规包括财政体制、财政管理和监督、税收、公债等方面。其主要的法规归纳概述如下：

一、财政体制方面的法规。为确定国家和地方财政收支权限及范围，国民政府于1928年7月公布实施《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和《划分国家支出地方支出标准案》，首次从法律上确认了国民政府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权限和范围，为改变北京政府以来的财政混乱局面提供了法律依据。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后，鉴于以往县级财政无明确规定这一弊端，又颁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省县收支标准》和《县各级组织纲要》等法规，重新确认了县级财政的收支范围，为改变县级财政的混乱局面提供了法律依据⁽¹⁴⁾。

二、财政管理和监督方面的法规。在财政预算的编制和管理方面，1931年颁行《办理预算收支分类标准》，明确列入预算的收支科目。1932年又公布预算法，包括预算编制的程序、时期及预算未成立时救济办法、预算公布后追加预算和预算外支出的追加等方面的内容。预算法对中央预算、省预算（包括直隶于行政院之特别市的预算）、县（包括隶属于省的市）预算的编制程序及时期，分别作出不同的规定。编制机关为主计处岁计局，议决预算的权力在立法院⁽¹⁵⁾。

宋子文在整理财政方面特别注重预算制度的确立。当时，蒋介石连年进行围剿苏区和排除异己的内战，军费不断增加，致使政府的财政预算无法平衡。所以，宋子文积极主张“裁兵减费”，反对无限地追加预算。要确定预算，就需要设立专门的预算委员会。按宋子文的解释，预算委员会的职能有四：其一，统一收入。只有先定收入才能后定支出。财政部根据国地两税划分标准，将全国所有收入列表造册，呈请核准。“俟核定后，财政部即本此标准，整顿收入，统由国库经理，是谓收入统一”。其二，统一支出。财政部根据收入情况按军政各项开支造册，上报预算委员会批准；“俟核定后，财政部即照预算所定支拨，是谓支出统一”。其三，统一政令。“倘国地收支，中央与地方意见参差，或有互相协助之必要时，可由预算委员会秉公解决，是谓政令统一”。其四，统一分配。“如遇收入不足时，由预算委员会先就预备金下填补，再有不足，照预算所列之数，按成均派，以免偏畸，是谓分配统一”⁽¹⁶⁾。预算委员会所确定的预算，“收入上之有无侵蚀，支出上之有无浮滥，应由审计院严密考核”。同时，宋子文还主张“将收支各款，由各机关如限造报，财政部逐日公布”⁽¹⁷⁾。宋子文的主张，既反映了当时国内金融界、实业界希望消除战乱，节缩开支，发展经济的愿望，又反映了广大饥寒交迫劳苦群众的迫切要求，更是符合现代财政管理制度。但是，穷兵黩武的蒋介石，不仅不支持宋的主张，反而因此事与宋发生了激烈矛盾，迫使宋辞去财长职务。财政预算制度因此未建立起来。

在加强财政监督方面，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审计法，规定了审计职权和审计方式。1928年颁布了国民政府监督地方财政暂行法，计有六条，但各省多未执行。1931年中央颁布训政时期约法，对地方财政权限又有所规定，但由于地方情形复杂，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仍未能实现。

三、税收法规。税收法规，或称税则，是各种税的征收和管理的依据。国家每开征一项税种，就要制定一个税则或实施细则，因而国民政府的财政法规中，税项法规占的比重很大。各项税则都离不开这几个方面的要素：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目、税率、起征点、免征额、纳税期限、缴纳方式、减免、罚则、附加、加成等。在这一时期里，国民政府的各项税收法规是不断变化的。如关税税则，1928年12月第一次公布海关进口税则，确定七级进口税率。1930年底又制定新进口税则，使最高税率由22.5％提高到50％，1933年5月22日公布的国定进口税则，将最高税率提高到80％，这一税则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对。1934年6月30日公布海关进口新税则，减低印花染纱织品、金属器具、机器工具等税率。至于盐税税则、统税税则及其他税则也不断变化，变化结果往往是税率的提高。这也反映了国民政府的税收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而很少考虑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负担能力的。

四、公债条例。公债条例也是财政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国民政府每发行一种债券，都要公布一项发行条例，作为发行债券的依据。其中规定发行金额、利息、担保、用途、还本付息期限、办法、折扣及其他规定。在本期内由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共有三十五种，颁布的公债条例亦在三十五项以上。

五、地方财政法规。地方财政法规是国家授权各地制定的一系列财政法规，包括各省市赋税征收减免的章程、规则和实施细则以及地方公债条例。如“上海市征收地价税暂行章程”八条，“铁路用地免征赋税章程”七条，“江苏省建设公债条例”十四条，等等。到1934年底，上海、南京、青岛、汉口、江苏、福建、浙江、河南、山西、湖北、广东、辽宁等省市颁布的地方财政法规就有四十五项之多⁽¹⁸⁾。

上述可见，在国民政府建立的头十年里，颁布的财政法规不仅数量多，而且修正也比较频繁，国民政府在财政管理制度的建设上做了不少工作，现代化财政管理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来。

第二节　海关行政的改革与关税自主政策的实现

一　改革海关行政制度

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之后，加紧改革海关行政制度和关税制订政策，为收回国家主权，发展经济和贸易，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懈努力。

宋子文十分了解外国人把持中国海关主权对中国的危害性。他指出：“吾国关税，受协定之拘束，妨害税收，损失主权，至堪痛惜。”⁽¹⁹⁾在关政方面，他曾谈到，“国民政府迁到南京之时，政府和公众对于海关都啧有烦言，诸多不满。人们指责海关已成为国中之国，是使馆街（指北京东交民巷——引者）的走卒；总税务司的话成为国家财政上的法律，总税务司还充当主宰北京每一任财政总长的后台老板角色；关税税款扫数存入外国银行，这只为外国银行增加了信用，而中国的银行则被撇在一边；海关所有高级职位全为洋人独占，中国人沾不到边。”⁽²⁰⁾他认为我国关税由外人主持，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对于海关一切行政，决拟彻底改革”⁽²¹⁾。改革的具体措施是：

（一）撤换擅权抗命的外籍税务司。1928年1月，财政部获知芜湖海关英籍税务司贾士（Gards）违背命令，擅放盐斤，并借故恫吓封关，宋认为这是“蔑视政府，滥用职权”，立即决定将贾士撤掉，另委西班牙人马悌（Macti）继任。另一方面训令其他各关税务司：“如有不遵政府命令，越权渎职情事，本部职权所在，决当严予惩处，不稍宽纵。”⁽²²⁾

（二）审查各海关税务司支用经费情况。在关政方面，各海关名义上受辖于财政部，但支出经费情况从来不向财政部汇报送审。宋为了“慎重关款”及为关税自主作准备，通令各海关税务司须将支出费用分别款目，按期造送表册，以便财政部审查、考核。

（三）严格稽核各关征税情况。宋子文命令海关各关、局将连年实收实解款额查明具报，在此基础上确定各关局的税收比率，作为今后考核的标准。此外，为防止纰漏，决定改变以往不查验税单的状况，命令各局须将所有税单之副单按期造册，呈送财政部关务署⁽²³⁾。

（四）改变以往海关行政习用英文英语的状况。宋认为，海关行政中只使用英文英语，“不足以重体制而便商民”，遂通令各海关税务司，嗣后所有海关应用单照，发布文告，以及批示商人之文件，统应一律以中文为主⁽²⁴⁾。

（五）对总税务司的工作进行监督，直至撤换。南京政府成立时，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易纨士（Edwards）代理。易在任广州海关税务司期间，对政府不甚友好。宋子文在出任财长之初，曾与易纨士协商由关余中提出部分款额，未果。宋还希望易纨士在中国争取关税自主一事中发挥积极作用，亦遭拒绝。在国民革命军攻占天津之后，易纨士仍持不合作态度。宋子文对易非常不满。他训令易纨士，“自本年（1928年）1月份起，将逐月收支数目，及还本付息数，每项汇兑率并结存各款数，存何银行，分别列表造册具报，以凭稽核”⁽²⁵⁾。又令易纨士：由海关收入项下拨付各机关的经费，须按月将所拨款汇解财政部关务署⁽²⁶⁾。采取上述措施后，总税务司的工作就置于财政部较有效的控制之下。宋并在1929年1月任命梅乐和（Maze）为海关总税务司，取代了易纨士。

（六）改变海关职员洋人占绝对优势的局面。宋子文认为海关职员洋人占绝对优势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合理状况，应立即着手改变。1929年初，宋指示有关人员组织了海关章制审查委员会。经研究决定停止招洋人关员，并提高华人关员的地位和待遇，为华人自办海关作准备⁽²⁷⁾。财政部还主持开办税务专门学校，限制海关方面自行招考关员，逐渐使新关员全由该校学生充任。宋还规定，海关用人“应尽华员升充”⁽²⁸⁾；“聘雇海关洋员，仅限于技术方面，并须得财长之特许”⁽²⁹⁾。这就打破了延续五十多年的旧例，开始提升华员出任税务司一职。以后，出任代理税务司、副税务司、代理副税务司的华员，不乏其人。这就为中国人独立自主征收关税，稽查走私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　实行自主制定关税政策

（一）实行自主制定关税政策的经过

所谓关税自主，是指一个主权国家根据本国财政、经济和文化的需要，自行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国家关税税则，不受他国掣肘和牵制。我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关税制度，就是完全独立自主地制定国家关税税则，简称“国定税则”。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从此中国就丧失了海关主权和关税自主权。经过《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议定：“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对一般进出口货物仅按‘值百抽五’征税；货物转口运销，除按值百抽2.5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³⁰⁾这就是由列强片面议定后强加给中国政府的“协定关税税则”，简称“协定关税”。这种值百抽五的协定关税税率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低税率，如德国在18世纪70年代初叶，对进口棉纱征税15％—30％，相当于中国同类商品进口税率的三至六倍。后来因物价腾贵，中国实际征收时还低于值百抽五的税率。虽然经过几次修改，从《三次修改税则前后几种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水准》看，仍均未达到“切实值百抽五”的标准，一般在3%至4％左右⁽³¹⁾。这种罕见的低税率，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廉价倾销商品和掠夺工农业生产原料，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却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市场，摧残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中国人民生活的苦难，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争取关税自主权便成了中国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曾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和段祺瑞政府害怕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情绪继续高涨，于同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所谓关税特别会议，参加的有美、英、日、法、意、比、荷、葡、瑞典、挪威、丹麦、西班牙等国。这个会议表面上名为协商中国关税问题，实际是搪塞拖延，欺骗中国人民。列强的阴谋遭到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会议期间，北京学生和工人举行了要求关税自主的示威游行，上海、南京等地群众纷纷响应。但由于段祺瑞政府的垮台，关税特别会议无结果而散。

为了争取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摆脱协定关税的束缚，振兴中国经济，南京政府成立后仅一个星期，即于1927年4月21日发布公告，决定“采取攻势外交策略，先就关税权自主自动的宣告独立”。由于当时宁汉分裂，加上张作霖在北京仍打着“中国政府”的牌子，南京政府的“攻势外交”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1928年6月南京政府“统一”北方后，立即于6月15日发表对外宣言称：“中国八十余年间，备受不平等条约之约束。此种束缚，既与国际相互尊重主权之原则相违背，亦为独立国家所不许。……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际，应进一步遵守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³²⁾北京政府被推翻后，列强相继承认南京政府，并表示支持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于是，南京政府外交部便发表了《关于重订新条约之宣言》，提出“（一）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已届满期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二）其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应即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³³⁾这里所强调的“重订新约”，最主要的是指重订关税条约。当时，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有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比利时、日本、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瑞典、挪威十二个国家，除前六个国家所订条约已经期满外，后六个国家的条约尚未满期。

起初，南京政府曾设想与签约各国集体谈判解决订定新约问题，但遭到拒绝后转向与各国政府分别单独进行谈判。谈判按先易后难的顺序，首先派宋子文到美国周旋磋商。因宋与美交往密切，加上蒋介石与美国曾有密议在先，因此美国首先表示支持“重订新约宣言”。7月25日，宋子文代表南京政府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Macmurray）在北京签订了《中美关税新约》，美国成为第一个同意中国关税自主的国家。新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条款，应撤销作废，而适应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³⁴⁾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和挪威五个条约未满期的国家，也相继于1928年11月至12月与中国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它们都承认中国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且不以废除厘金为先决条件。与此同时，“条约已届期满”的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比利时五个国家也与中国重新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不仅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而且同意废除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但是，唯独旧约已经满期的日本，却拒绝与中国重订新约。

已有十一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中国政府决定实行新的关税税则。国民政府接受了宋子文的建议，于1928年12月7日颁布了《海关进口税则》，将1926年关税特别会议上初步拟定的七级附加税率，再分别加上5％的进口正税，规定为中国第一个国定税则。其税率分别为：7.5％、10％、12.5％、15％、17.5％、22.5％、27.5％，决定自1929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³⁵⁾；新税则颁行之时，二五附税、煤油特税即行裁撤。在实行海关进口新税则的同时，原与俄、英、日所订“陆路边境减税办法”亦行取消，使水路、陆路关税实行同一税则。不过，“此项新订差等税率，仍系以一年为限”。在这一年期间，财政部已令“国家税则委员会从速调查货价”，为1930年第二次改订关税税则作好准备。同时，财政部“对于海关一切行政，决拟彻底改革”，规定“嗣后海关用人，应尽华员升充，所有各海关及总税务司呈报之收支表册，均由部切实稽核；海关应用之经费，均令遵照部颁预算书程式，按期造报查核；其海关新增税款，并已令饬总税务司交存中央银行保管，以重公款”⁽³⁶⁾。

新税则实施以后，南京政府虽然宣告中国的关税权已经自主了，但实际上这种自主权还受到很多牵掣。按最惠国条款规定，如果十二个签约国中有一国不承认中国关税权自主，则其他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仍可以不予承认。当时日本还没有承认中国关税自主，这对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完全收回还留有隐患。为了求得日本的早日承认，中国政府被迫向日本作了许多让步。如日本提出，新订中日关税条约应规定：日本输往中国的某些棉制品、海产品和面粉三年不能增税（即仍实行值百抽五税率），其他货物一年不能增税；中国输往日本的夏布、绸缎和绣货按日本当时的税率征税，并三年不变，等等。日方还宣称，如果中方答应了这些条件，在中方正式裁撤厘金，并保证每年从关税中拨出专款清偿日方债款后，才考虑与中方签订条约。对于日方所提各项条款，中国政府全都予以接受，而且通知日方说，中国政府已下令自1930年10月10日废除厘金，并已制定了每年专拨500万元清偿外债的计划。这样，日本才于1930年5月正式与中国签订《中日关税协定》。至此，中国基本上最后收回了关税自主权。

中国关税自主权得到各国共同承认后，中国政府即令国家税则委员会重拟国家进口关税税则，并于1930年12月29日公布。这是中国的第二个国定税则。按照这个税则，进口货物的税率分为十二个等级，即5％、7.5％、10％、12.5％、15％、20％、25％、30％、35％、40％、45％、50％。该税率从1931年1月1日起实施，其税率比第一个国定税则提高将近一倍。由于这个税则迁就日本，片面优惠日本，曾引起过英美等国的不满。

1933年5月《中日关税协定》届满三年，日本商品所享受的特惠税率期限已到，中国政府随即重修税则，于5月22日颁行，是为第三个国定税则，该税则将税率定为十四级，分别为5％、7.5％、10％、12.5％、15％、17.5％、20％、25％、30％、40％、50％、60％、70％、80％。这个税则比第二个国家税则的最高税率又提高了30％，而且已经摆脱了《中日关税协定》的桎梏，体现了中国关税自主的精神，表明中国关税自主权已经实现⁽³⁷⁾。由于这个税则取消了对日本商品的特惠权，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了日本的反对和破坏。于是，1934年7月又颁行第四个国定税则，将税率作了有利于日货的调整，但货物分类和税率等级仍与第三个税则相同。从此以后，中国政府再没有对国定税则进行过全面的修订和调整，中国人民争取关税自主权的斗争已告结束，这就是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和推行“四个国定税则”的全过程。

（二）实行关税自主政策的主要内容

实行关税自主政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将协定关税改为国定关税，中国政府可以自定税率。中国政府1929年实施的第一个国定税则，基本上还是沿袭1926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所定的税率，即最高不能超过30％；1930年实施的第二个税则便摆脱了关税特别会议的束缚，将最高税率提高到50％；1933年实施的第三个税则又摆脱了日本的桎梏，将最高税率提高到80％。1933年的国定税率比1931年提高了30％，比1929年提高了52.5％。这表明中国政府有充分的自主权，否则税率是不会这样成倍提高的。

第二是实现海陆关税的统一。过去，中国海陆关税不统一，陆关进口的关税税率比海关少纳三分之一。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始于1869年4月27日之《中俄条约》，而后法、英、日等国均按最惠国条款亦获得了此项特权。经过中国政府与各国交涉，取消了这个不合理制度。如在《中英关税条约》附件四中，中国声明：“对于新订海关税则，意欲一律适用于中国海陆边界，故从新税制实行之日起，所在陆路进口货物现在所课之优待税率，予以废止。”⁽³⁸⁾英国公使在复信中称：“英国政府对于该项声明，完全同意。”英国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最多，时间最长，它既同意，其他国家随着也表示同意。从此，中国海关进口税税率等同的政策便开始实行。陆关关税由值百抽二至三的低税率，也提高到值百抽五至值百抽八十的高税率。

第三是自行降低出口税率。国民政府在修订进口税则的同时，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和修订出口税则，与不断提高进口税率相反，而是降低或减免出口税。如1931年6月确定的出口税，分为六类270目，税率为从量部分的是5％、从价部分的是7.5％，但肠衣、罐头、瓷器等项，虽为从价部分却仍按5％税率，而茶、绸缎等二十项免税。1932年又先后免征丝和丝制品的出口税。1933年10月又免征米、谷等杂粮出口税。1934年修订的出口税则，依据1931年出口税则又减低三十五项税率，新增加免税品四十四项；并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对在国外销售困难的原料品及食品酌量减免，对工艺品应奖励输出的，酌量免税⁽³⁹⁾。

第四是废除国内贸易多种关税而转加到外国对中国贸易上。中国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同时，取消了国内贸易中多种古老而繁苛的捐税，如子口税、过境税和常关税等，把减少的部分税收转加到外国对中国贸易上，如加征外国货的转口税、关税附加税、水灾救济附加税等，均从1931年开始。1931年6月制定的转口税则为632项，其中从量税为461项，从价税为125项，免税为46项。税率为7.5％，其中3.5％为附加税。1931年夏长江发大水，政府又公布从1931年12月起至1932年7月底止，按关税税率（主要是进口税税率）又加70％的水灾救济附加税，从1931年8月起至1935年6月又按关税税率征收50％的关税附加税⁽⁴⁰⁾。

第五是实行关金制度。长期以来，中国关税一直以银币计征，而当银价暴跌时，用中国银币折换金币时付出代价太大，尤其在外债还本付息时所造成的镑亏损失十分惊人。为此，1896年李鸿章总督曾试图改以金价征收关税，以弥补这一损失，但由于外国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国民政府成立后，仍面临这一严重问题，如1928年—1929年间，中国每年必须按金价付出外债本息约等于3500万美元⁽⁴¹⁾。但是，关税收入是用银的关平两计征的。1928年每关平两稳定在0.45美元左右，而到1929年就降低到0.36美元⁽⁴²⁾。这样，1928年用美元支付外债3500万美元本息，只折成7800万银元，而到1929年就上升到8350万银元左右⁽⁴³⁾。到1931年中国银元已降到0.20美元，中国用银元支付外债损失越来越大，其补救办法唯有按金价征税。中国政府在实施关税自主政策的同时，于1930年1月15日宣布实行关金制度，即自同年2月1日起，改用海关金单位计征进口税，规定每一海关金单位等于0.40美元，或英镑19.7265便士，或0.8025日元⁽⁴⁴⁾。纳税人在缴纳关税时，则用银元、银两或其他货币，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牌价（汇兑比价）折成海关金单位缴纳。自1930年3月1日起，每天由中央银行参照各种货币在市场上的实际汇价决定汇兑海关金单位的比价。经过修订的海关新税则于1931年1月公布实施，这时所有税款均已改用海关金单位计征。应当缴纳的关税得用银币、银两或他种货币，按官方牌价折成海关金单位缴纳。这样，中国就可避免银价暴跌造成的损失，把关税收入的价值恢复到1928年的水平。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说，这次改革既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又加强中国支付对外债务的能力⁽⁴⁵⁾，是非常有利的。它既是实施关税自主政策的主要内容，又是保证关税自主的有力措施。因此，以海关金单位征税是头等重要的政策⁽⁴⁶⁾。其后各国货币相继贬值，关金券便不与任何一国外汇固定联系，而完全以单纯含金量计算。从此后，中国对庚子赔款及若干外债偿付本息，可以直接用海关税收（关金券）偿还，无须再用银两折算各国金币还债。这样就减少因国际银价涨跌对我国财政和税收的影响⁽⁴⁷⁾。

第六是关税税款储入中央银行，中国政府可以自由支配。多年来，中国关税税款一直是交给外国在华银行储存和保管的，并且由外国银行经手办理中国外债的还本付息事宜。自1932年3月1日起，海关税款全部集中存入中央银行，而且由中央银行办理外债偿还业务。中央银行按照借款条约，将偿还外债所需款项，先是用中国货币（银元）转解外国银行，后来因运用海关金单位取得外汇，就直接利用外币清偿债务。据估计，除去偿还外债的税款，大约还剩下1.5亿元以上的关税收入可供中国政府自由支配使用。

（三）实行关税自主政策的意义

第一，关税自主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市场，促进民族工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如财政部声称第一个国定税则是按照以下三个原则制定的：“（一）发展国内工业所必需之原料，当减轻其进口税；（二）国内工业之须发展者，政府当尽量扶掖之，使不受外货竞争之影响；（三）抵补裁减各税……。”⁽⁴⁸⁾此后几次税则修改，中国政府也同样考虑过保护国内工业的问题。财政部在其“工作报告”中曾说明：“我国自关税自主以来，迭次修改税则，悉以增进税收及保护产业，双方兼顾为主旨。”⁽⁴⁹⁾中国政府先后实行的几个国定税则，确实有这种“兼顾”的考虑。如1930年底颁行的海关进口税则（即第二个国定税则），维持原税率的有43％，减少的占10％；在从价税率中，增加10％或10％以上的占17％，增加2.5％的占21％，增加5%—7.5％的占9％⁽⁵⁰⁾。税则规定增税的商品主要是“火柴及磁器”，“其他如糖、水泥、玻璃、肥皂、化妆品、丝、人造丝及毛织物等之税，亦较前增加”⁽⁵¹⁾。火柴、磁器等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主要产品，将这些进口产品增高关税，便含有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国内民族工业发展的性质。该税则实行后，某些工业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如1930年度课征的火柴统税约70万元，水泥统税26万多元；到1931年度，火柴统税增为334万元，水泥统税也达到近60万元⁽⁵²⁾。统税的增加，一方面说明南京政府加重了税收，但更主要的还是火柴与水泥工业在一年内获得了很大发展。因为只有产品成倍增加，统税也才能成倍增长。当然也是提高火柴、水泥进口关税保护的结果。1933年重订的第三个国定税则，保护国内产业的性质更为明显。该税则对国内工业发展所急需的机械、机具、化学产品、工业原料等进口货物维持低税率，而对于洋货轻工业品则实行高关税，这就更进一步刺激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新税则颁布后，国内工业在比较高税率保护之下，旧工厂方事扩充，新工厂方经设立者，流动资本皆已化为地皮、房屋、机器等固定资本”⁽⁵³⁾。固定资本的增加标志着中国工业的有机构成提高，这是中国工业获得发展的主要表现。30年代上半期中国工业产品总值之所以能够保持稳步、持续上升的势头，即从1929年的7.73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12.27亿元⁽⁵⁴⁾，国定关税的实施确实起到保护作用。

第二，关税自主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表现有三：（一）关税自主政策实施后，由于进口关税的骤然提高，使外货输入大为减少，相应缩小了中国对外贸易逆差。据统计，1931年外货进口达1433489千关两（约合48,738.6万美元），而1932年就已降到1,049,247千关两（35,674.4万美元）；至1936年更跌到604,329千关两（27,980.4万美元）；贸易入超额也由1931年的1.78亿美元降到1936年的0.7亿美元⁽⁵⁵⁾。（二）关税自主政策的施行，大大改变了中国进口货物的结构。中国政府制定的国定税则是根据国内产业需要，对不同的进口商品实行不同的甚至相差悬殊的税率。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决定了外商对华贸易必定是避重就轻，从而促使中国进口货物的结构得到了改变。如棉布的进口，1919年—1921年平均每年进口值达7100万元以上，到1930年以前仍然居进口货物第一位（年均进口值在6000万元以上）。但在1933年时降为5800万元，1934年则只有2600万元，已经大大低于机器、染料等货物的进口值；相反，重工业品、化学工业品的进口则大为增加。如1929年—1931年机器进口值总共才有7300万元，而1933年的一年就有4300万元，1934年便跃居进口货物第一位，增加到5900万元以上⁽⁵⁶⁾。（三）关税自主政策的施行，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中国的出口贸易。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后，各帝国主义国家都竞相向中国推销商品，抢占市场。本来基础就很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遭受这一严重打击，更加逡巡不振，出口贸易一落千丈。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除提高进口税、限制洋货在华倾销外，还对一些大宗出口物品予以免税减税待遇，以鼓励国货外销。这就使中国出口贸易到三十年代中期的下跌不仅不再增大，反而有逐步回升的趋势。如1930年中国的出口贸易总额由上年的6.5亿美元降为4.1亿美元，次年又继续下跌为3亿美元，1932年仅为1.6亿美元，但此后即不再下跌，到1936年时回升到了2.09亿美元⁽⁵⁷⁾。而且再就某些大宗货物看，不仅没有下跌，反倒一直逐渐上升。如棉花1919年—1921年出口414,836公担，1929年—1931年增为515,925公担，而1933年一年就达437645公担；棉纱在1929年—1931年共出口260,638公担，到1933年也增为327,288公担⁽⁵⁸⁾。

第三，关税自主政策实施后，关税收入大大增加，为政府改革税制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国定税则的税率不断提高，政府所获得的关税收入也在不断地增加。据统计，1928年的关税收入约为1.34亿元，此后逐年增加，1929年为2.45亿元，1930年为2.92亿元，1931年达到顶点，年收入为3.88亿元。1931年比1928年增加了约两倍。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1931年冬东北海关被日本攫夺，1932年关税收入比上年略有减少，大约维持在3.12亿元左右，但1933年又上升到3.46亿元，1934至1936年平均年收入约3.25亿元，1937年增为3.43亿元⁽⁵⁹⁾。关税收入的逐年增加，对南京政府有三个突出作用：其一，增加了岁入，使中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其二，增加了税收，使政府有较为充足的资金改革税制，为废除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提供了财政基础和物质条件；其三，为抗战作了财政准备。

第四，“关税自主政策和关金制度的实行，使中国关税收入不仅避免因白银跌价而造成的损失，而且有所增加，这就保证中国对外债具有越来越高的偿还能力。所以，到1936年时，中国的旧外债基本还清博得帝国主义各国的好感，不仅我国债券在国际市场上较前增加信用，而且国家地位声誉亦因此大为提高。”⁽⁶⁰⁾这就为抗战期间取得国际援助创造了条件。同时，使用海关金单位征收关税，也使中央银行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建立起雄厚的准备金，也为维持汇兑比价的稳定，为币制改革奠定物质基础。

第三节　税收制度的整顿和改革

一　中央税制的整顿和改革

宋子文出任财长后，首先划分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系统，确立了南京政府的财政体制。为了防止中央与地方发生冲突，财政部根据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于1928年11月间正式公布了划分国、地收支标准案，同时又对国地收入权限作如下规定：（1）地方性质的收入与国家收入重复时，财政部得禁止地方征收，优先保证国税收入；（2）国家与地方两税划分后，各自自行整顿，不得添设附加税；惟所得税得征收附加税，但不能超过正税的20％；（3）新税收实行时，凡旧税收入与之相抵触的部分，应即废止；性质相同的捐税，应即归并；（4）厘金及一切国内通行税，定期裁撤，时限为六个月，由中央负责实行；在未裁撤以前，暂由中央接管；（5）田赋收入虽归地方；但关于土地税法的大纲，仍由中央制定并颁行，等等⁽⁶¹⁾。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税收制度特别混乱，直接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宋子文极力主张按照划分国地收支标准和权限的规定，加紧对中央税和地方税各自进行整顿和改革。首先抓紧对中央税收制度的整顿和改革。

（一）废除盐税附加，实行新盐税法

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课税本不可过重，以影响平民生计。但自1913年盐税成为善后大借款的担保后，“由外国债权人设立稽核机关”，于是盐务稽核所根据善后大借款合同于1913年成立，总所在北京，由中国总办、洋会办各一人主管收税业务。而后盐税收入大增，如1914年，盐税收入就达6800多万元。北京政府除了还债以外还有剩余，即“盐余”，仍是一个重要财源。正因为这样，不仅外国人重视盐税收入，中国政府和地方军阀更把盐税收入视为肥肉。所以盐税附加越增越多，一般称为“盐斤加价”，如1924年仅四川一省的盐税附加税就多达二十六种之多，全国盐的正、附税，1926年比1913年增加了四倍。且盐税税率极不统一。这种繁杂不一的税率和花样翻新的附加，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虽然盐税收入有所增加，“但盐税事务费支出亦巨，且有主权旁落之讯”⁽⁶²⁾。

南京政府成立后，因关税自主实现，关税收入增加，便将善后大借款本息改由关税担保，不再用盐税偿付，“于是盐税行政权完全收回”⁽⁶³⁾。当第二个国定关税税则实施以后，对盐税的整理与改革便开始了。于1931年3月，首次宣布对盐税制度进行改革，规定将各省盐税附加一律划归财政部统一核收整理，同时公布了《盐法》。《盐法》共7章三十九条，主要规定是（一）对盐采取人民自由买卖制。盐由私人制造，制盐人须经政府许可；所制之盐存放在政府指定之仓坨，由政府管理，以防私运；（二）废除盐商专卖之“引岸制”，实行就场征税；（三）盐的场价由制盐人代表按照盐的等级及供求状况议定公告。购盐者先纳税、后购盐；（四）盐分为食盐、渔盐和工业农业用盐三类。工业用盐以规定的十三项工业生产为限；农业用盐限于饲畜、选种和肥料用盐；（五）盐税税额：食盐每100公斤征税5元，不得重征或另行附加；渔盐每100公斤征税三角；工业用盐及农业用盐一律免征盐税；（六）盐务机关由中央设盐政署和稽核总所，直属财政部；各产盐场区设盐场公署及稽核分所，直属盐政署和稽核总所领导。盐政署及其所属盐场公署主管盐的生产、放销和仓坨管理；稽核总所及其所属分所主管盐税征收和查缉私盐（查缉私盐一向是武装缉私，设有专职机构和武装，公布有《缉私条例》）⁽⁶⁴⁾。《盐法》公布后，南京政府于同年7月制定出分期改革方案。为贯彻第一步整改计划，由财政部于1932年6月专门召开盐税整理会议。针对各区盐税税率原定等差所存在的“轻重悬殊”、“既失公平合理，又易启侵销之弊”的状况，整理会议决定：将原来靠近盐场的轻税地区，如长芦、山东、两淮、松江、两浙、河东等区之盐税，一律酌予提高；对于靠近和远离盐场之间的中间邻接地区，根据其税率轻重不一的悬殊情形，实行重减轻增，保持税率的大致均衡。在全国划一税率的基础上，财政部又将名目繁多的盐税项目，按其性质归类合并为三种，即：凡在盐场场区缴纳的盐税及中央附税，统名为“正税”；凡在销岸（或称引岸）缴纳的岸税及中央税，统名为“销税”；凡以地方加征的附税，统名之为“附税”⁽⁶⁵⁾。划一税率与合并税项的目的，旨在加强征管工作与增加税收。1933年10月，政府实行第二步整理计划，再度划一税率，使全国各税区（不论离盐区远近）的税率基本均衡。1934年1月，财政部开始实行新衡制。废除旧秤（司马秤），改用新秤（约比司马秤小二成左右）。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新衡制在事实上等于把税率又提高了20％。此后，财政部于1935年对四川盐税进行整理，于1936年对甘、宁、青、蒙盐税税率进行核定，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全国盐税的整理与改革工作已基本完成。

通过这次整理和改革，盐税收入大为增加，到1934年盐税收入已达20670万元，占税收总额的49.5％。以1936年的盐税收入同1927年相比，增加了十二倍多。十年间盐税收入平均占税收总额的29％⁽⁶⁶⁾，成为政府第二大财源。

（二）废除厘金和类似厘金等苛杂，创办统税

所谓厘金，是地方政府在主要水陆交通要道设立的关、卡，向过往客商征收的货物通过税，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始于清末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开始征收过境税，后来扩大到连“尺布只鸡”也要征收过境税。税率由值百抽一增到值百抽五，各地不一。关卡林立，到民国元年仅厘金局新增为735处之多。北洋军阀割据和混战时期，更是有增无减。中国民族工业生产的产品本来成本就高，而到了流通领域，又要受到关税厘金的勒索，如从上海到重庆，值百元的中国货，最少要经过五六道关卡，单缴厘金税就达18％—30％，而外国货，从上海到重庆，值百元货物只缴5％的进口正税和2.5％的子口正税，就可畅行无阻，前者比后者高15%—20％。这就严重破坏了民族市场，摧残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所以废除厘金和类似厘金的苛杂，不仅是列强的要求，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渴望。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宣布实行“关税自主”的同时就决定裁厘金。1931年1月1日，财政部明令废止厘金及子口税，并从即日实施。厘金明令废除后，各省财政收入减少了，它们又增征各种类似厘金的苛捐杂税，勒索民财，阻碍经济发展。1934年5月21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第二次财政会议，通过了财政部提议办理的《整理地方财政案》、《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捐杂税计划案》。而后，将类似厘金等苛捐杂税比较彻底地废除了。

政府在废除厘金和类似厘金等苛杂的同时，创办统税。所谓“统税”，是政府为增加财源而新开办的一种以“一物一税”为原则的新税。这种新税制所征税的商品与货物，“系选择工厂制造或巨量农产品，为人民消费较大，且与社会经济无妨者”⁽⁶⁷⁾。国内产品的统税征收，一般在其生产厂家或出产地进行；进口商品，则由入口处海关或入口第一道统税征收机关稽征；出口商品，或征或免，或征收二分之一，视货物性质而定。根据一物一税的原则，凡已缴纳统税的货物，如遇有重征时，可准许商人申请退税。

统税实际上是一种产品出厂（或出产）税。最早实行这项新税制的是卷烟行业。早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前的1926年底，湘、鄂、赣三省即开始推行卷烟统税，1928年1月正式公布条例实施。同年6月创办了麦粉特税，1931年改归统税系统。1931年1月，棉纱、火柴、水泥三项同时开征统税，1932年7月，熏烟与啤酒两税亦改为统税，1935年1月，火酒税亦纳入统税范围，由统税机关统一办理。这样，抗战前实行统税的产品计有卷烟、麦粉、棉纱、火柴、水泥、熏烟、啤酒、火酒共八类。统税开办的地区，先从湘鄂赣三省开始，至1936年时扩大到全国，除云南、青海、新疆、西康、蒙古、西藏等地外，无一例外地都实行了统税。随着地区扩大，统税税率也有提高。如水泥统税，1931年刚实行时每桶（375磅）统税只征0.6元，1933年12月改为每桶（175公斤）征税1.2元，税率增加了一倍。卷烟、火柴、绵纱等也有类似增加，只不过是程度略有差别而已⁽⁶⁸⁾。

财政部为了严格管理统税的课征工作，还确定以下几项原则：一、统税是国家税，地方不得重征和截税；二、征收统税的货物，应该以便于课征的大宗消费品为限，并须用法令明确规定；三、已征统税的货物，若遇有重征，应予以退税，确保一物征一税制度的建立；四、对货物征收统税全国采用统一税率；五、中外商人待遇一律相同。自此，中国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统税体系始告完成。统税因制度比较健全，又避免了厘金的诸多弊端，应当说是进步合理的。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统税收入越来越增加，成了政府第三大税源。统税的不断增加，也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

（三）整理其他税制与举办所得税

国民政府在整顿改革关、盐、统三大税收的同时，对印花税和烟酒税也进行了整理。1934年12月制定并颁布了《印花税法》，从1935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同时，财政部规定从1934年起，对印花税实行提成，提成部分拨给各省市作为地方收入，以抵补减轻田赋附加和废除苛杂的少收部分。关于烟酒税，先是于1933年7月对苏、浙、皖、赣、闽、豫等七省土烟叶改办特烟，采取单一税制，并规定与薰烟叶统税实行同一税率，在出产地实行一次性征收（一次课税后即可通行七省）。对土酒则改办土酒定额税，并归类征收。征收办法系以省为单位。在此七省内，除烟酒仍征营业牌照税外，对以前一直征收的公卖费、烟酒捐等一律取消。此项制度，“税目单纯”，税率固定，“征收便利”。正准备推行到其他省份，因抗战爆发而作罢。

国民政府除改革间接税制外，还举办了所得税。当时世界各国的税制都有由间接税向直接税发展的趋势，而在直接税中，又以所得税最为重要。所得税的特点不仅是负担较为公平，纳税较为普及，收入较为确实，而且富有伸缩性，“能应国家缓急之需，更可随社会经济之发展，使国家税收有自然之增加，而人民不感其苦”⁽⁶⁹⁾。1934年5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后，财政部决定举办所得税。1936年7月《所得税暂行条例》完成立法程序并明令公布。条例将所得税征收范围分为三类：一为营利事业之所得税；二为薪给报酬之所得税；三为证券存款利息之所得税。其征收标准，除第三类外，均采用累进制；其纳税程序，则是课征法与陈报法二者并用。同年8月，南京政府公布所得税实施细则，从1936年10月起，对第二类公务人员薪给报酬和第三类公债利息开始征收所得税。从1937年1月起，对第一类营利事业之所得、第二类自由职业者与从事其他各行业者的薪给报酬之所得，第三类公司债、股票与存款利息之所得，全部课征所得税⁽⁷⁰⁾。所得税的举办，是国民政府税收制度的又一重大改革，而且改革后的税收入越来越增加。这说明中国税收制度已开始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二　整顿改革地方税收制度

财政部在进行中央税收制度整顿和改革的同时，对地方税收制度也开始进行整顿和改革，但进展速度缓慢。中央税制改革在1933年11月宋子文辞去财长时，大部分已完成，而地方税制整顿和改革才刚刚展开，孔祥熙在地方税制整顿和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地方税系统以土地税为主，此外还包括契税、屠宰税、营业牌照税、房捐、筵席及娱乐税以及各种附加、摊派和杂捐等。

（一）土地税的整顿和改革

国民政府时期的土地税是指一切以土地为征税对象的赋税，主要包括田赋、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

1．田赋

田赋自古以来都是中央主要税收，而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7月颁布国地税收系统时，却将田赋首次划为地方税，作为省级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这时的田赋包括正项和附加两部分。正项包括地丁、漕粮、租课等税目，也有的省份通称为田赋，税目归并为一；至于附加，名目繁多。各省的田赋基本上按土地肥瘠程度，划等定税，按亩征收。税率各省不一，征收期限为上忙和下忙两次。

田赋收入在各省岁入中一般均列第一位，占省税的半数乃至六七成以上。仅以1935年为例，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川、山东、山西、河南、宁夏、福建、河北、绥远十二省，田赋总额计达9060余万元，占地方税收预算总额的60％，居首位，成为上述各省税收的主要部分。这说明田赋正税在各省地方收入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

田赋划归地方后，财政部曾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再增设田赋附加。但是，当地方政府把持田赋征收权力后，附加便难以控制，各地通过各种名目加征田赋附加，甚至于附加超过正税若干倍。如1933年江苏泰县的田赋附加税有：教育费、公安亩捐、自活亩捐、积谷亩捐、党部民众捐、农业改良捐、普教亩捐、抵补金亩捐、芦课自治捐、芦课党务捐、清丈费、保卫团捐、水巡队经费、警察队经费、户籍经费、防务费、区经费、区圩塘工捐、乡镇经费、村制费、公益费、开河经费、保安费、建闸费、国省选举费、修志费等26种之多，五花八门，名目翻新。附加税往往超过正税若干倍，如1933年江苏如皋县的附加税就超过正税十六倍，海门超过二十五倍。据浙江瑞安县统计，1934年经财政部命令废除的各项苛捐就有83种，同年广西被废除的苛捐也有45种⁽⁷¹⁾。田赋征收还广泛流行着预征制，这是对农民进行“竭泽而渔”的掠夺。1918年开始，只出现于地方军阀割据的地区四川省，而后遍及全国。这种预征，一年可以数次，或十数次，如四川梓桐，在1926年已征到1957年，温、郫等九县在1931年已征到1961年。苛重赋税的压迫，更增加了农民的贫困和削弱了农业经济再生产的能力，严重摧残了农业经济。我国以农立国，可在1934年以前，沿海和各大都市吃粮全靠进口，外国洋米、洋面进口只收0.5％以下的关税。结果造成中国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惨剧。农民辛苦劳动一年，到头来一年收入，除去成本，往往不敷税款。人民不堪重负，有将田契贴于门上而逃荒的，更有“以命完粮”者，田赋附加和预征给农民带来的灾难之大可想而见。

孔祥熙出任财长后，多次明令废除田赋附加税。在1934年5月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通过财政部提出的《办理土地陈报案》、《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捐杂税计划案》、《减轻各省县田赋附加地方费用不足由中央另筹抵补案》等，总共关于整理田赋减轻附加者，计二十五案。经议定明确办法，呈奉国府以明令颁布，嗣后永远不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税则⁽⁷²⁾。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作出的关于改革田赋征收制度的主要原则是：一、经征机关与收款机关应行分立；二、串册应注明正、附税额及其合计数，并预发通知单；三、不得携串册游征、预征；四、确定征收费，由正税项下开支，不得另征。这个新办法在当时虽不能彻底贯彻，但内容是有针对性，切中时弊的，尤其是经征机关与收款单位分开，确对旧制是一项革新，对防止征税官员中饱私囊可以起制度上的防范作用。废除田赋附加，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国民政府国定税制委员会还提高了外国粮食进口税率，使之由0.5％以下上升到27％⁽⁷³⁾。这又保护了民族市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所以从1934年以后，农业生产出现了大发展的好势头，如1934年中国农业产品总值仅为17.11亿多元，而到1936年就增加到18.89亿多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1.78亿元⁽⁷⁴⁾，平均年增长率为3.5％。

2．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

地价税，又称土地原价税，是按土地的本身价格（不包括土地改良物价格）课征的；土地增值税是根据土地价格增加的数额向土地所有人课征的。国民政府时期，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同田赋一起划入土地税范围。

中国的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是德国人占领青岛时最早出现的。1927年上海市成立土地局，议办地价税。1928年广州开征了临时地价税。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其中对地价税作了规定，税率为：市改良地为10‰—20‰，市未改良地为15‰—30‰，市荒地为30‰—100‰，乡改良地为10‰，乡未改良地为12‰—15‰，乡荒地为10‰—100‰⁽⁷⁵⁾。征收地价税曾经是孙中山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而提出的一项措施，南京政府名义上遵循孙中山的主张，实际上是借以维护大土地所有者的权益。

开办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的前提是整理土地和核定地价，而很多省市土地未整理，地价也无法核定，结果只有上海、青岛、广州、杭州和广东省等少数省市开办了，其他地区未办。而这几个省市的办法也不一致：上海市1933年规定，凡区内土地，清丈已定，一律开征地价税，未清丈土地暂征田赋，清丈后再补交地价税，税率为6‰，一年分两期缴纳。青岛市1932年规定，地价税为两类，甲类为原官厅收买而出售的土地，税率为2％，如建筑延期则递增至10％，一年税款分四期缴纳；乙类为私有土地，按原田赋额分等征收，一等征洋3角5分，二等征洋2角5分，三等征洋1角5分，每年12月一次缴纳。广州市于1928年开征临时地税，按估定地价征收，其税率为：宅地征1％，农地征5‰，矿地征2‰，在土地转移（除抵押）时，须纳土地增值税，采用累进税率，其增值未及原价一半者征收增值部分五分之一；超过一半不及一倍者，其一半部分为五分之一，超过部分征四分之一；超过一倍以上者，超过一倍部分征收三分之一，一倍以内部分征四分之一。杭州市1933年6月开征地价税，税率为8‰，一年分两次缴纳。

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制度各地不尽一致，开征也不普遍，从1937—1942年全国只有49个县市开办了此税，而且数额甚微。

（二）契税

国民政府初期开征的契税包括正税、附加和验契费三部分。正税税率，各省不一。有的省卖契为9％，典契为6％，有的省卖契为6％；典契为3％，还有的省较低，卖契为4％，典契为2％。除正税外，还有附加，附加额度不一，有的与正税齐等，也有超过正税的。验契费包括契约的呈验费和注册费。1928年对不动产旧契，不分典卖，也不问已税未税，一律呈验注册，换给新契纸，每张收契费1.5元，注册费1角，附加教育费2角。其不动产价格在30元以下的契约，只收注册费。1934年5月调整契税时，将卖契以6％，典契以3％为正税最高税率，卖典契纸每张5角。

地方军阀经常以验契、新契换旧契等方式搜刮人民，致使契税总额不断增加，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在这一时期，契税是地方税收的三大来源之一，占地方税收总额的10％左右。

（三）营业税

国民政府于192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上，决议裁撤厘金，同时为弥补各省裁厘的损失，决定由各省开征营业税。营业税是原有的牙税、屠宰税、当税的扩大，是以地方商业、手工业营业总收入额或营业资本额为课征对象的新税种。1931年6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制定营业税法并公布施行。规定营业税为地方税，由各省自行办理。营业税在这一时期为地方岁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占地方税收总额的27.5％。

（四）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屠宰税、房捐、筵席及娱乐税

以上几种税是本期地方收入又一来源，但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较小。

营业牌照税是由特种营业执照税和普通营业牌照税合并而来的，其课征范围与等级各有不同。1935年将营业牌照税列为县税，但未举办。

使用牌照税是由各地的船捐和车捐演进而来的，1935年定为县税。

屠宰税是对屠宰牲畜行为的课税。1931年将屠宰税并入营业税范围，其税率各省高低不一，如宰牛一头，有征6角至1元的，宰猪一头征4角，羊一头征3角。

房捐于1928年列为地方税，征收制度各地不一。

筵席及娱乐税，国民政府初期各市县间有征收，但征收范围各地不同，1935年划为行为取缔税。

各地方军阀同样利用这些小税搜刮人民，这也足以说明地方财政的封建性。

（五）无名税捐

在一些省的预算中，除了上述一些税项外，还列有“其他收入”项目，实质上是没有名目的捐税。许多省份的这项数字相当庞大，其中广东、陕西、江西、湖南均占30％以上，贵州竟达72％。这些“其他收入”或“各项税捐”，其实是一些难以公开的鸦片税、赌博税和妓院税，这些收入成了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反映出地方财政的丑恶和黑暗⁽⁷⁶⁾。

（六）杂捐

国民政府初期的杂捐可谓为繁杂苛细，称得上无货不税，无物不征，活人抽捐，死人也要收白骨捐。杂捐的名称五花八门。捐税之多，苛征之重，扰民之甚，连国民政府的税务负责人也无法否认。据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报告中透露，1934年7月1日到1935年8月底，全国各省已裁苛杂五千余种，计税额达5000万元。这不过是第一、二批废除的项目，以后还有第三、第四批的续裁项目，由此推算，全国的苛捐杂税当在万余种。所谓裁撤税捐往往也只是一纸虚文，明裁暗增、边裁边增的情况屡见不鲜。

（七）摊派

在一般情况下，捐税再重，终有个名目和限度，到了人民无法负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统治者往往不得不适当调整，以缓和矛盾。而摊派则师出无名，既无预算，也无限度，随便找个借口即可，所以这种办法更为各级地方政府官所采用，其剥削程度和对百姓的苛扰更甚于捐税。这一时期，摊派十分普遍，有省的摊派，有县的摊派，也有区的摊派，有的是明令的，有的是擅自征收的，甚至各地的保安队长和民团团长都有权摊派。而每一摊派都层层加码，层层剥削，省方若需款五千元，人民就得摊付万元以上⁽⁷⁷⁾。除地方政府搞摊派以外，当地驻军也搞摊派，而且谁也不敢不给。

第四节　国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与中国现代银行制度的初步确立

一　国家金融机构的建立

（一）中央银行的建立

国民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建中央银行。1927年10月25日制定《中央银行条例》十九条，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并设筹备处于上海。“1928年10月8日，《中央银行条例》经国府修订为二十条，并由国民政府拨给资本二千万元，于11月1日成立，总行设于上海”⁽⁷⁸⁾。设九人理事会司立法之责；设七人监事会司监察之责；行政权则由总裁副总裁行之，使立法、监察、行政三权分立。总裁之下设发行、业务二局。发行对于业务完全独立，若无法定之准备金，不得滥发一纸。第一任总裁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按照《中央银行条例》规定，国民政府授与中央银行的特权主要有四项：（一）依兑换券条例，发行兑换券——纸币；（二）国币（硬货）之铸造及发行；（三）办理国库事务；（四）募集内外公债及办理其他事宜⁽⁷⁹⁾。宋子文在发表就职演说时说：“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不是以筹款和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统一国家金融，它的业务方针有三：一、为统一国家之币制；二、为统一国家之金库；三、为调剂国内之金融。”⁽⁸⁰⁾中央银行与财政部是平行关系，宋子文是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身份又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可见中央银行所处地位的重要性。有人回顾中央银行开幕典礼情景时说：“宋母宋老太太满面春风，一手扶着大女儿宋霭龄，一手搀着小女儿宋美龄，后面紧跟着儿媳张乐怡，刚参观过大女婿实业部长孔祥熙在上海南市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又前来参观小女婿蒋介石授印、大儿子出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开幕典礼礼品展览。”⁽⁸¹⁾从这些典型的画面里不难看出蒋、宋、孔三大家族的显赫地位和得意神情。中央银行成立以后，利用它代理国库，经办公债，控制外汇和黄金等特权，逐步开展业务，增强实力，加强自己的基础。但中央银行的实力是远不及中国、交通两行的。

（二）将中国、交通两行改造成国家银行

中国银行原为清政府的大清银行，北京政府时期改组为中国银行，虽无有中央银行之名，却在发行纸币、代理国库、调剂市面、安定金融方面，起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其业务发展非常快，但商股占绝对优势，官股微不足道。

宋子文出任财长后，曾设想将中国银行改组成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国家银行（其作用与中央银行相同），但因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张公权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后来，根据中国、交通二行系仿照日本银行制度建立起来的特点，张公权向南京政府建议，应仿照日本的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及日本兴业银行三行鼎立的制度，另组一个完全属于政府的国家银行，于是才有中央银行之设。因此，中央银行建立起来后，对中国、交通二行的改造是必然的。

政府对中国、交通二行的改造步骤，大致上采用的是先渗透、再控制的办法。所谓“渗透”，就是在中国、交通二行中强行加入官股，改变其纯私股的成分。中国银行有资本2000万元，1928年南京政府将该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往上海时即修改其银行条例，将资本额定为2500万元。这新增的500万元就是强行加入的“官股”。同年，南京政府将交通银行总行由北京迁往上海时，又使用同样的办法，即颁布该行条例，规定其资本额为1200万元。交行资本原为1000万元，新增的200万元便是“官股”。实际上，南京政府口头上虽说要加入交行官股两成，而实际上只交资本一成，即100万元。由于中央银行的设立，中国、交通二行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曾经享有的代理国库的特权被取消了。经过这一步改造，南京政府的国家资本就渗透到了这两家银行⁽⁸²⁾。

南京政府又将中国银行改组成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其业务是：“一、经理政府发行海外公债及还本付息事宜；二、经理政府存在国外之各项公款及收付事宜；三、发展及扶植海外贸易事宜；四、代理一部分国库事宜；并仍有发行兑换券之特权，此外并经理国内外汇兑及货物押汇，商业期票及汇票贴现”，由临时股东会选张公权为总经理，由国府任命李铭为董事长⁽⁸³⁾。同时将交通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由胡祖同任总经理。其业务是：一、代理公共实业机关发行债票及经理还本付息事宜；二、代理交通事业之公款收支事项；三、办理其他奖励及发展实业计划。四、代理一部分国库事宜，并可发行兑换券。”⁽⁸⁴⁾这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鼎立的制度就建立起来，它们各负其责，共同为推行政府的金融政策服务。

在宋子文出任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期间，为了给蒋介石发动“剿共”内战和排除异己的军阀混战筹措军费，财政部发行的公债额很大，到1933年已达14亿多元。这不仅使宋子文同上海金融家的矛盾加剧了，而且由于筹划公债的还本付息和开发新财源感到很吃紧，因此宋子文与蒋介石在裁撤军队、减少军费、平衡预算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矛盾，从而使蒋介石不得不采取“走马换将”的办法，让孔祥熙接替宋子文的职务，于1933年4月6日接任中央银行总裁，11月1日接任财长。孔接任当时，“国库每月收入1500余万元，支出2200余万元，其中军费一项每月即达1800万元，每月不敷数目约800万元之谱。库存仅有现金300余万元及尚未发行的公债库券2700余万元，黄金外汇全无。即使2700余万元的公债能全部顺利发行，也不过维持三个月的开支而已。宋子文认为：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⁸⁵⁾。孔就是在这样窘迫的境况下受命的，为了挽救南京政府财政窘迫危机的局面，孔与蒋、宋在武汉开会密商，决定对中、交两行进行第二步改造，这就是增资改组，提高中央银行地位。

（三）增资改组，使中央银行成为三行之冠

为了进一步控制中、交两行，使中央银行成为三行之冠，南京政府又寻找机会对中、交两行进行第二步改造。1935年初，孔祥熙开始面临新的财政危机，美国的白银政策使孔所施行的赤字财政政策受到重大威胁。由于货币市场紧张，上海金融界不愿意认购政府的新公债，而中央银行的负担又沉重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不仅反对孔氏的赤字财政政策，而且当财政危机加剧时，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联合起来拒绝以财力支援孔祥熙，这使孔十分恼怒。于是，孔与蒋介石密商，决定要把张公权和胡祖同从中交两行总经理的位置上撤下来。由于担心采取强硬措施会引起中交两行投资者的恐惧，从而将其资本转入上海外国银行，孔祥熙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改造中交两行的工作。1935年2月，美国大量收购白银，导致上海货币市场奇紧，很多工商企业面临倒闭破产的危险，工商业团体强烈要求南京政府提供救济。孔祥熙便操纵工商界资本家要求银行贷款，把工商界的不满引向银行界。

这样，银行资本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后，就为南京政府改造和控制中交两行提供了借口。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将要对中交两行实行管制，要求该两行增发股票，而且要把两行的控制权交给政府⁽⁸⁶⁾。与索取控制权相配合，南京政府同时发行了1亿元以关税为担保的金融公债，作为购买新股的资金。起初，孔祥熙企图使中国银行的资本股额变为官三商二（即国家资本占30万股，私人资本占20万股，每股为100元），使官股压倒商股，但遭到中国银行商股势力最大的江浙资本集团反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是国家与私人资本各占一半（即官商各占20万股），使资本总额达到4000万元⁽⁸⁷⁾。这样，中国银行的国家资本就占到50％。在交通银行中，财政部增拨金融公债1000万元，连同原有官股，使国家资本占到55％。在向中交两行强行增资的同时，孔祥熙又宣布中国银行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位置由宋子文接替（后为拉拢江浙资本集团，宋只任董事长，总经理由江浙财团的宋汉章担任），原总经理张公权和董事长李铭被调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则由孔氏派系的唐寿民和胡笔江（即胡筠）分任总经理和董事长。

为了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南京政府决定将其资本总额增加到1亿元，并将总行由上海迁往南京，以便在首都能够有效地担负起调济全国金融之职责。总裁行使行政权的主要机构，是其下设的发行、业务二局。此二局相互独立，若无法定准备金，发行局不得滥发纸币。中央银行成立之初，为得到金融界支持，南京政府曾在理事会、监事会中拉拢一些金融巨头来担任理、监事，如江浙财团的荣宗敬、钱永铭、陈光甫、张公权、吴鼎昌、叶琢堂等先后担任过理事；李铭、秦润卿、贝祖诒、虞洽卿、徐成冕、胡孟嘉、唐寿民等先后担任过监事。而实权却为宋、孔所掌握。

中央银行凭借国有银行的特殊地位，在经营银行业务的过程中大肆排挤其他银行，获取了巨额利润。以该行成立时的1928年为基期，到1936年时其资产总额增加了23倍，存款额增长了341倍，兑换券发行增加了25倍，从中所获得的纯利则增加了61倍（1934年达最高额）。中央银行确实成了三行之冠⁽⁸⁸⁾。其发展速度是其他银行无法比拟的，它所积累的大量资本，奠定了政府垄断全国金融业的基础，如果没有中央银行的迅速发展，要形成后来以“四行二局”为主干的国家金融体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中央银行是南京政府国家银行团的核心。

（四）四省农民银行改组成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是南京政府由原“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的一家面向农村的国家专业银行。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时，蒋介石立即把矛头指向中央苏区，并在江西设有“剿共”总司令部。该司令部内设有一个所谓的“农村金融救济处”。1933年初，为了筹措“剿共”军费，蒋介石批准在农村金融救济处的基础上，组设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该行最初的资金来自湖北鸦片特税，同时湖北省银行也是它最重要的股东。其总行设在汉口，四省各设分行。四省农行时期，总经理是郭外峰，1935年改由蒋介石的亲信徐继庄接任。该行曾发行一角、二角、五角三种流通券，由“剿匪总司令部”布告四省，强制使用。四省农行的业务活动从不公开，它的出现被认为是“为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制造麻烦的根源”⁽⁸⁹⁾。

1935年4月1日，南京政府决定将四省农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据称改组的原因是：四省农行“成立两年有余，于调剂农村金融颇见成效”，“而其他各省农村金融，亦确有统筹调剂之必要。现拟将四省农民银行扩大范围，改为中国农民银行”⁽⁹⁰⁾。同年5月，立法院通过了《中国农民银行条例》，规定该行作为南京政府“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的农业专门银行。它的业务范围是：（1）收受存款；（2）办理汇兑；（3）买卖生金银及有价证券；（4）动产不动产之抵押放款及保证信用放款；（5）经营农业仓库及放款于农产农具之改良事宜与农民合作社；（6）发行农业债券及农业流通券；（7）农业票据贴现⁽⁹¹⁾。中国农民银行的资本总额规定为1000万元，由财政部认购250万元，各省市政府共计认购250万元，其余的500万元由社会各阶层人士自由认购。事实上，私人从未认购农民银行股票，其资金全部都是由财政部拨付的。中国农民银行成立后，蒋介石自任董事长，并准备将资本增加到6000万元。孔祥熙为迎合蒋氏的要求，对农民银行进行全力帮助。如法币政策实施后，孔祥熙规定，除河南农业银行、湖北省银行、浙江地方银行、陕西省银行等四家银行的发行部分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接收外，其余各省银行或类似省银行的发行部分，统统由中国农民银行接收；对尚未设立中国农民银行分行的省份，同意陆续筹备设立⁽⁹²⁾。通过这些措施，农民银行很快就发展成为与中国、交通两行并列的第三大专业银行。

中央银行设立之初，其势力原本是很孤单的，但将中国、交通、四省农行相继改组为三大专业银行后，这家“银行之银行”的中央银行，如虎添翼，使国家银行的势力空前强大起来，很快就成为政府国家金融资本的核心支柱。此后，政府就通过这四大国家银行进一步扩大国家垄断资本。

（五）设立中央信托局和成立邮政储金汇业局

中央信托局是中央银行直辖的一个局。1935年7月30日，财政部宣布中央信托局成立，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兼中央信托局长。同年10月1日，信托局开始营业。在营业开幕式上，孔祥熙对成立信托局的原因作了说明。他说，因政府方面有许多事要委托商业机构经理，同时中央银行限于国家银行代理国库的地位，事实上及手续上都不能出面，所以在中央银行之下，组织一个信托事业独立机构，经办这方面的事情⁽⁹³⁾。中央信托局的理事长由孔祥熙自己兼任，张公权与叶琢堂为常务理事。根据《中央信托局章程》，信托局的资本定为1000万元，由中央银行一次拨足；总局设在上海，各地酌设分局。其主要业务是：代理国家收购各项出口物资，并经办军火进口生意；经理“国营”事业或“公用”事业债券股票募集与发行；经营国家财产物资的保险业务及政府机关重要文件契约的保管事项；经收“公共机关”或“公共团体”的信托存款；办理各种保证事项和委托代理事项，等等⁽⁹⁴⁾。不久，中央信托局又经营起了普通储蓄存款放款业务，其经营范围从采办、保险、信托、储蓄、直至农贷，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它所侧重的方面还是经营购料和易货业务，以致后来发展成为国家垄断对外贸易、从事买办性商业活动的重要工具。

中国邮政局早在1898年即已开办汇兑业务，1908年又开办了储蓄业务，至1929年，通汇的邮局及代办处所有2374处，办理储蓄业务的邮局达206处以上。有这样一群庞大而广泛的信用机构，国民政府自然要将其收归国有。1930年，政府下令将原来经营储金汇兑业务的邮政局改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并在上海成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直属交通部管辖。1931年6月，政府相继公布《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组织法》、《邮政国内汇兑法》和《邮政储金法》。1935年，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改称邮政储金汇业局，改隶于邮政总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的资本，没有规定具体数额，而是以“全国邮政收入为担保”，其经营业务为：举办活期储蓄、定期储蓄、邮政汇票、电报汇款、抵押放款、贴现放款，购买公债或库券以及办理保险业务等等。该局成立之时，储金总额只有1000万元，1935年时增至5000万元，通汇的局、所已增加到9500处以上⁽⁹⁵⁾。政府曾规定，凡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未设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的一切款项均由邮政储金汇业局转饬当地邮局代办。这样，邮政储金汇业局便成为南京政府吸收大量存款和汇兑资金的工具，到1936年6月，其总资产额已达8520万元。

上述是政府控制国家金融命脉的所谓“四行二局”形成的简略情况。它们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金融统治机构，其最后形成是在1935年前后。通过1935年实施的法币政策，“四行二局”作为国民政府国家金融体系的主体地位已经稳固下来，并开始发挥控制和支配全国货币金融总枢纽的功能。“四行二局”的最后形成，可以说是政府国家金融体制及其统治网建立的标志。

二　对私人行庄的控制与全国金融网的形成

国民政府刚建立国家金融机构的时候，对私人商业银行采取了任其发展的政策。按照财政部的规定，私人商业银行的设立只须按照银行注册章程申请注册，年终呈送营业报告即可。因此，私人商业银行在政府初建时发展较为迅速。据统计，1927年私人新式商业银行仅48家，到1931年时已增加到110家，其存款总额也增加到占中、中、交三行存款总额的一半左右⁽⁹⁶⁾。

政府对私人商业银行的放任政策虽一度使私立银行出现过短暂的繁荣，但迅猛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又为政府实现对这些脱缰的“野马”进行有效控制提供了前提条件。美国政府为转嫁危机而实行的白银政策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发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大恐慌，政府利用这种突发事变，迅速改组一些重要的私人商业银行，从而实现了对私人商业银行的控制。

国民政府兼并和控制私人商业银行的方式大约有四种：一是采用所谓“官商合办”的形式进行控制，如对中国国货与农商两行就是这样。1929年，政府以提倡国民集资的名义，组成官商合办的中国国货银行，其中商股占五分之三，官股为五分之二，资本额为500万元。董事长却由孔祥熙兼任，总经理则为宋子良。农商银行创办于1921年，曾有权发行兑换券，因1929年受时局影响而停业，并收回兑换券。1933年8月，将农商银行原资本折为80万元，另加入官股140万元（实收资本共计220万元），将总行由北平迁往上海，改组成官商合办银行，董事长由陈公博担任，总经理为梅哲之⁽⁹⁷⁾。这样，农商银行实际上已列入国家资本银行系统。二是利用所谓“经济援助”加以控制，如对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商业储蓄等银行就是这种办法。此三行有几个共同点：建行历史较长，均为发钞银行，经营管理不善，内部实力空虚。1935年夏，由于金融恐慌，全国发生挤兑风潮，该三行资金周转不灵，引起危机。在这危难时刻，政府下令主动向这三家银行表示愿意提供经济救援，并以500万元拨给中国通商银行，400万元拨给中国实业银行，另以巨款拨给四明商业储蓄银行解救挤兑危机。然后，政府将此救济款项变作官股加入三行，使它们均变成了以国家资本为主的官商合办银行。三家银行的董事长与总经理，除杜月笙（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外，其余五人全是由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派去的人⁽⁹⁸⁾。三是利用金融恐慌，对个别银行进行收买。如1913年成立的广东银行，是著名的华侨银行，因1935年受金融恐慌袭击，资金发生严重困难，宋子文乘机将其收买，然后加以改组吞并。四是利用人事改组对银行进行间接控制。曾在中国金融界早已出头露面的一些江浙资本集团的代表人物，如张公权、宋汉章、李馥荪、陈光甫等人，南京政府对他们均委以高官厚禄，从而对他们所经营的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此即“南三行”）等银行渗进政府势力，使其变为被国家控制的银行。至于盐业、金城、大陆和中南（此谓“北四行”）银行，虽未被南京政府直接控制，但它们在业务上则无法摆脱对“四行二局”的依赖与间接控制⁽⁹⁹⁾。经过一系列的兼并与控制活动，到1936年，中国一些重要的私人商业银行都被纳入国家金融体系之内。

一度在中国金融界十分活跃的钱庄业，1927年以后开始逐步走下坡路。上海是钱庄较为集中的城市，1927至1937年间，新设的钱庄只有16家，而歇业的则有57家；1927年全市共有钱庄85家，1937年时仅剩下46家⁽¹⁰⁰⁾。在其他城市，因1934年白银大量外流所引起的金融危机，也迫使钱庄大量歇业或倒闭。据北平、南京、广州、福州、太原五个城市统计，1934至1936年间，钱庄总数从244家减少为151家，减少了38.1％⁽¹⁰¹⁾。尤其是从废两改元以来，已失去操纵两、元兑换为主要任务的钱庄业，更是日趋没落。这时国民政府以救济危机、安定市面为名，命令中国、中央、交通三行借款1800万元给予援助，由财政部组织成立上海“钱庄监理委员会，对上海钱庄进行管理监督”。自此这一封建性质的信用机构也因受到国家金融机构的控制⁽¹⁰²⁾而失去独立性，并逐步转变为近代银行业的附庸，也被纳入国家金融机构的控制之中。

到1935年11月法币政策实施以前，国民政府已经完成对全国金融业的控制，并在资本实力上占绝对优势。如全国共有银行159家，资本总额是36,800余万元，而四家国家银行就有资本15900多万元，占全国资本额的43.3％。加上官商合办的省市立银行的资本总额3700多万元；再加上由商业银行改组成官商合办的五家银行的资本额2000万元，合占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58％。

上述史实说明，政府的国家金融机构不仅建立、发展、壮大起来，而且已完成了对省市立银行和私人行庄的控制，这不仅为国民政府控制全国财政、金融、经济发展方向提供基础，也为法币政策的实施奠定物质基础。法币政策实施以后，国民政府通过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四行垄断法币发行权的手段，更是牢牢地抓住对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中国国货、农商、广东、新华信托等银行以及北四行和南三行等银行的控制权，实际上则等于控制了南京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已形成的江浙、华北、华南三个大资本集团的主要银行。与此同时，省市立银行和主要私人行庄也被控制了。这就标志着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制初步形成，为发展经济，安定政治局面，准备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现代银行制度的初步确立。

第五节　整理货币与废两改元

一　货币制度的整理

中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本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本来就不统一的货币制度，变得更加复杂化。到20世纪30年代，多种不同的银两、银元、铜币和形形色色的纸币在市场上并行流通，严重阻碍商品交换和贸易发展。马寅初1925年8月在给上海学生联合会所作演讲时，对中国货币不统一的现状有这样一番话：“国内货币之不统一，人所尽知，各省往来，几若异国，故规元不能通用于汉口，洋例（汉口通用的一种银两计算单位）不能通用于上海，即以京津而论，相距不过数百里，费时不到四小时，然以两地银本位币之不同，金融运用，遂发生许多难题。”马氏举例说，如北京商人向天津商人采办货物50万元，天津商人向北京商人采办货物100万元，两相对抵，则津商欠京商50万元。在正常情况下，按理津商只要给京商支付50万元现款就可以了。但是，北京一向使用“长锭十足银”（重10两）；天津使用“行平白宝”（重50两），其惯例是“天津不用锭，北京不用宝”。那么津商所欠京商50万元怎么办呢？其办法是津商用宝银在钱庄或银行兑换成锭银，然后再付给京商。在兑换锭银时，津商要受到钱庄或银行折扣的盘剥，吃亏不小。如此一来，津商感到无利可得，下次就不会再来向京商采办货物；反过来，京商也不会找津商采办。长此以往，双方交流减少，商品不能流通，势必导致市场凋零⁽¹⁰³⁾。

类似津京的情形，其他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例如，有东北商人欠上海商人货款100万元，除了用货物抵偿外，偿还现款也是十分麻烦的。因为“东北王”张作霖曾规定：禁止现银出关，每人出关时只能带银50元。当时东北实行流通券（纸币）“奉票”，虽说支付方便，但不能用于上海，沪商当然不接受。如果要解决付款问题，“只有间接汇兑，商人先用奉票购买日金送至大连，托朝鲜银行汇至日本”，日本又汇至上海，沪商将日元卖出兑换成上海通用的“规元”。“如是往来，非假乎于日本不可”。除了银行从中盘剥不说，如果中国“欲与日人经济绝交”又怎么办呢⁽¹⁰⁴⁾？因此，货币制度的不统一，严重地阻碍着国内商品的流通，中国广大的国内市场不能有效地占领，为外货倾销提供了可乘之机，这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所以，整理和统一中国货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财长宋子文认为：中国极为紊乱的货币制度必须加以整理，其整理目标，应从开铸统一的国币，严禁各种劣币流通方面着手⁽¹⁰⁵⁾。在1928年6月的全国经济会议上，他提出应该统一“各省参差之币制”，整理“滥币”。会议通过了关于整理纸币与硬币、废两用元的提案。嗣后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又通过了改革币制的方针，包括“实行改两为元”、“施行金汇兑本位办法”。

（一）整理纸币

在整理纸币方面，宋确定的最终目标是由国家银行统一纸币的发行权。其依据是，“纸币发行之原则，系为代替现币之用；而现币之铸造权系专属于政府，则纸币之发行权自应限于国家银行，其余各银行均不得印发纸币”。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国内有纸币发行权的银行多得“几至不胜枚举”，要马上一律取消难以做到，只能徐图整理之策⁽¹⁰⁶⁾。其办法是对不同发行机构采取不同措施。如对中央银行应呈请国民政府授其享有纸币发行权，载入《中央银行条例》，公布施行；对其他有纸币发行权的银行，一面调查这些银行的发行数额与相应的发行准备情况，制止滥发；对一些不具备条件发行纸币的银行，则取消之；同时又制订颁行纸币印制运行条例，对这些银行发行纸币给予限制。对于数量众多的各省县属地方钱庄、商号，则严令禁止发行纸币和类似纸币的票券。宋子文想通过这些措施，限制其他银行、庄号发行纸币，“然后再限令各发行银行分期自行收回，撤销其发行权”⁽¹⁰⁷⁾，由国家银行垄断纸币发行权，统一币制。

（二）严格整理广东、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各种纸币

（1）整理汉口中央银行纸币及财政部在汉口时期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借之纸币。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汉口中央银行曾发行钞票近2000万元，又委托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过钞票。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为集中现金，下令停止钞票兑现，引起武汉经济恐慌，国民政府的信用受损颇大。在1928年的全国经济会议上，部分代表曾提出应对这些钞票加以整理。接着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便决定以发行公债的办法来收回汉口中央银行和中交二行当时发行的钞票。1928年11月，财政部发行民国十七年金融公债4500万元，收回尚在市面上印有“汉口”字样的三行钞票。这笔公债还本期限较长（自第六年至第二十五年），仅每年付息两次。对于上述三行汉口钞票的持有者来说，尽管不可能马上兑现，但毕竟把手中几乎变成废纸的汉钞变成了可望获得本息的债券。这对安定民心、维护政府信用大有益处。

（2）接管中央辅币券的兑换事宜。中央辅币券是北伐期间由国民政府总司令部发行的，以充军饷之用。这是一种变相的纸币，在大规模战事期间，中央辅币券固然可以凭借超经济的力量进入流通，但它的信用无法同其他大银行的纸币相比拟，在流通过程中常遭拒绝收受。在北伐战事进行期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曾在一些地区设立中央辅币券兑换所，以维持其信用。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之后，宋子文把中央辅币券也列入整理之列。其具体做法就是在维持中央辅币券信用的同时，逐步使之退出流通领域。1928年10月，宋子文以财政部的名义接管了中央辅币券的兑换事宜。他一面训令财政部下属各征收机关，并发布告：照旧行使收受中央辅币券；另一方面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那里接收所有印完的中央辅币券，予以封存，不再投入流通。为了加快收回市面上的中央辅币券，又在北伐战事所经地区增设兑换所，由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兼营中央辅币券兑换事宜。到1930年上半年，基本上收回了市面上的中央辅币券。

（3）整理湘鄂赣三省通用大洋券和湘赣桂三省通用毫洋券。这两种钞票在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一度由汉口中央银行代兑，不久便停止兑现。1929年1月，宋子文将湘鄂赣三省通用大洋券与汉口中央银行钞票一并整理，委托上海江苏银行办理十足掉换民国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后因江苏银行难以独家完成掉换事宜，宋子文又令财政部驻湖北财政特派员公署着手附近地区的大洋券掉换金融长期公债事宜。1929年7月大洋券掉换公债事宜到期后，宋子文又令湖北财政特派员公署及上海江苏银行开始办理湘赣桂三省通用毫洋券掉换民国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事宜，至1929年底，这两种纸币的整理事宜基本完成⁽¹⁰⁸⁾。

宋子文对上述纸币整理的完成，既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又提高国民政府的威望，基本上确立了财政部在纸币发行上的信用。这样就更有条件对其他金融机构所发钞票进行整理了。

（三）整理铸币

宋子文认为整理铸币（硬币）更加急需和重要。他指出：“吾国币制之紊乱，近年已达极点。各省之银铜辅币滥铸滥发，尽人皆知，固无待赘述；即以一元钱币而论，尚有站人洋、龙洋流行市面。形式既未能统一，成色重量自未必一致。因是货币之法价不能维持，市价之涨缩随之而生，自应亟图整理。故厘定币制法规，实为最要。”⁽¹⁰⁹⁾在实施铸币整理的步骤上，宋子文则主张循序渐进，认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拟贸然施行。他主张要实行铸币统一，首先要统一铸造机关。北京政府时期，以天津造币厂为总厂，南京、武昌、成都、广州、云南、奉天、长沙、重庆、杭州、安庆、上海各造币厂为分厂。但各分厂在用人行政方面皆处独立地位。宋子文认为铸币厂数目过多，铸发必滥，应当酌加裁并。1928年10月，宋子文便决定以原上海造币厂为基础，改建为中央造币厂，筹办开铸统一的国币。这一筹办工作包括清偿原上海造币厂旧债务、扩充厂基、建筑厂屋、添装机器和聘任外籍技师，另外还确定了国币图案、向外国定制铸币模具。对其余造币厂，宋子文则令严加整理，不具备条件者则予以取消⁽¹¹⁰⁾。实际上，宋对硬币整理工作未及开展。他的根本思想是主张对现行货币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二　图谋采行金本位制与实行海关金单位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白银为货币，以白银重量计值，以两为本位，故称银两。鸦片战争以后银元由墨西哥输入中国，清光绪年间中国又开始自铸，到民国时期已成为全国通用的货币。银元是一种铸币，有一定的模式、重量和质量，较银两使用方便。所以，清宣统二年（1910）颁布的《币制则例》、民国三年（1914）颁布的《国币条例》，理论上已确定以银元为本位货币。嗣后，政府的财政部门、专家学者以及银行界人士均以此为努力目标，但始终未能实现。其原因是：当时在金融业中尚占极大优势的钱庄业反对，外国银行团借口过去债款都是以银两计算的，改成银元换算困难，因而也反对，还有其他理由。

国民政府北伐统一后，整理全国货币之可行性增大。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银价高涨的因素开始消失，白银产量与日俱增，而白银需要量则日渐减少，银产量供过于求，价格开始暴跌。如1920年伦敦标准银价为每盎司61.95便士，而到1928年却跌为每盎司25便士左右，等于最高银价的五分之二，到1931年2月竟跌至12便士半，仅等于最高峰时的五分之一⁽¹¹¹⁾。银价暴跌，对以银为货币的中国，用银币偿还外债和对外汇兑十分不利。而金价日益高涨，又引起国人极度恐慌，中国是否仍应继续保留银本位制，还是改用新货币本位，又引起热烈争论。宋子文为寻求最佳的改革币制方案，决定邀请美国著名货币专家甘末尔（Kemmerer，Edwin W．）博士来华，帮助筹谋改革币制方案。

甘末尔是美国著名的财政学家，曾先后为十个国家充当财政顾问，策划币制改革，有丰富的实际改革币制经验。1929年2月，甘氏偕同财经专家恩·杨格（Arthur N．Young）博士等十四人来华，组成财政设计委员会，谋划币制改革方案。经过六个月的调查研究，于同年11月提出《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草案》，共分五章四十条，另附长篇理由书，其内容之详密为历次方案之最。

改行金汇兑本位制。草案规定，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但并不主张铸造金币，只以金量来确定货币单位价值，因此可谓金汇兑本位制⁽¹¹²⁾。新货币单位为“孙”（sun），其记号为S，用以纪念孙中山先生。每“孙”为100分，每分为10厘。1“孙”含有纯金60.1866公毫，其价值等于美金4角，英镑1先令7265便士，日币0.8025元。实际流通于国内之货币为“银孙”。1“银孙”之实值较面值（等于1金单位）减少三分之一，为信用货币。还有5角和2角的银辅币、1角和5分的镍币、半分及2厘的铜币。政府承诺个人可选择以金汇票或生金为无限制的兑换，以维持“银孙”与“金”单位之平价⁽¹¹³⁾。因中国地域广阔，可根据各省经济情况分先后推行，故称逐渐采行案。

1930年3月30日，宋子文公布了甘末尔的货币改革方案，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而在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宋子文最终搁置了采用金本位币制的方案。从国内来看，各界持反对意见者居多。究其根源，在于中国用银作为货币的历史久远，已形成巨大的惰性力；而一旦实行金本位，就会被认为将大量抛售现银，引起银价暴跌，这是持银者所不愿见到的。实行这一重大改革，必须筹备足够的储备金。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经济恐慌之中，不可能向中国提供大笔储备金；中国对外出口也因之下跌，外汇储备减少。此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致使国际市场上英镑、美元及其他货币对黄金的比价变化不定。基于上述种种因素，宋子文认识到，中国尚不具备立即采取金本位币制的经济力量和其他条件，而且改行金本位币制之后，也难以保证新国币汇价的稳定。因此，尽管他在公开场合仍称币制改革将依据甘末尔的方案，但强调要“参酌国情”。此后，在宋子文任内实际上已放弃了采取金本位的方案。

甘氏的谋划虽未导致划时代的币制改革，但却帮助财政部解决部分财政金融难题。自从1928年世界银价再度暴跌以来，向以海关税收为抵押的外债（包括赔款），因关税稽征系以白银海关两为单位，而对外债务还本付息却以黄金（如英镑、美金、法郎、日金等）为计算标准，因此关税收入受此影响而无形减少，使国家财政损失颇巨。为避免这一损失，国民政府毅然宣布，于1930年2月1日起，将海关进口税改为征收价值较稳定的金单位。每一个海关金单位值纯金60.1866公毫，即甘氏草案的金本位之单位——“孙”（Sun）所含的纯金量。实施之初，与各国货币的换算率亦完全依照甘氏的设计，即每一海关金单位（关金券壹元）折合美金4角，英镑1先令7265便士，日币0.8025元。其后各国货币相继贬值，此海关金单位便不与任何一国外汇固定联系，而完全以单纯含金量计算。从此以后，中国对庚子赔款及若干外债偿付本息，可以直接用海关税收（关金券）偿还，无须再用银两折算各国金币还债。这就减少了因国际银价涨跌对我国财政和税收的影响⁽¹¹⁴⁾。海关金单位开始使用时，仅为稽征计算单位，非真正货币。但财政部声明：商人完税，除以银洋、英金或美元向海关兑换关金券外，并可以向中央银行直接购买，以防汇价涨落，而且可向中央银行开立关金券活期存款户。于是各商业银行及钱庄等相继前往中央银行开立存户，进口商也可持纽约或伦敦电汇证明书，或即期汇票，前往中央银行折合关金券使用。这样，关金券（即海关金单位）便逐渐进入市场成为实际支付工具。就此而论，甘氏草案对中国财政货币不无贡献⁽¹¹⁵⁾。此外，随甘氏来华的著名财政专家杨格博士在甘氏完成任务回国后，仍继续留在中国担任财政顾问，到1947年因身体欠佳才回国，在华期间对中国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改革无不参与谋划，贡献良多⁽¹¹⁶⁾。

三　实施废两改元及影响

废两改元是宋子文在货币单位方面进行的重大改革，但在实施步骤、日期问题上是较慎重的。如1928年春天，浙江省政府曾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废两改元案》，经国民政府会议通过；同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又决定于1929年7月1日实施“废两改元”，而后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又通过“应从速实行，以期币制之统一”的决定⁽¹¹⁷⁾。宋子文一度有此考虑，但他清楚地知道，在统一的国币大量开铸之前，不宜匆忙宣布废两改元。在实际过程中，以原上海造币厂为基础筹建中央造币厂并非轻而易举；而分别向西方各国定制新国币模具，加以比较选择，也需花去不少时日。因此，宋顶住了一些急于施行废两改元的意见。例如：1929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转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呈请通令各海关税率改用国币为单位以利商民一案，请财政部查照核办。而宋认为：我国币制复杂，各地不同，海关税率沿用关银，因关银划一，以此估计，可求一致。现在币制尚未统一，若一地任用一种货币，则全国税率名同实异，不便于商民者尚小，影响于税收实大⁽¹¹⁸⁾，因此驳复了这一提案。1931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公布海关出口税制，并要求财政部“以后关于税率之规定，应一律改两为元”。宋子文在听取了国家税则委员会和总税务司的意见后，又认为暂不宜施行。他的理由是：“在此整理币制尚未就绪之时，各商埠通行之银两银币名称甚繁，重量成色复至纷歧，商业习惯既以银两为通货之准则，而标准国币现尚不敷市面流通，设将海关出口税则骤予改两为元，则国税难免受重大之损失，而洋厘行市必将随之增涨，影响银市亦非浅鲜。拟请俟将来修改规则时，标准国币业已推行，再行改订，庶于国税商务两得其宜。”⁽¹¹⁹⁾

后因1931年长江发生大水灾，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全国农工商各业均日趋凋敝，上海洋厘骤跌，造成空前低潮，内陆城乡的银元涌进城市。1932年春，上海银元过剩，内地流进上海的银元达5466万元⁽¹²⁰⁾，比以往加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时机已成熟。当时官商一致支持废两改元的原因有三：

（1）银两的枯竭。自清末中国自铸银元后，银元不断铸造，银锭逐渐减少，内陆乡村银两几已绝迹，实际收付多改用虚银为记账单位，如上海之九八规元，天津之行化银，汉口之洋例银等。故“废两”仅是停止以虚银为记账单位，使实际收支与记账单位趋于一致。

（2）银元的普及。银元数量不断增加，流通范围日趋广泛。据估计1928年全国仅有6亿银元，到1933年财政部估计，流通的银元已高达14亿元，用作准备金的银元有2亿元，共达16亿元之多。由于银元普及，用途日广，举凡政府收入，盐税公债、公司行号资产负债，莫不用银元计算。而在1933年中流通的银锭，据估计仅有1.53亿上海两（约2亿元）。充裕的银元为废两改元提供方便。

（3）洋厘的跌落。上海银元价格一向为各地银元价格的标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金融市场乃呈瘫痪，内地钱庄无法前来结账。战事结束后，上海银行钱庄纷纷要求内地钱庄以现款清账，这样上海银元存量就大增。1931年底上海白银存底仅为2.66亿元，至年底上海白银存底即达4.38亿元，到1933年3月更达4.72亿元。结果上海因存银元量多而价格低落。内地因市面萧条，银元需要量小而价格低落。如1931年以前，洋厘行情约为每元价7.3钱即每百个银元值银73两。从1932年3月开始价格下降，到1932年8月洋厘跌至6.8375钱，造成六十余年来的最低价。

当时银两与银元的熔解点为0.711564两，即铸造银元1元需7.11564钱白银。洋厘（就是银元1元折付银两时的折算率）降至0.7两以下，就是银元1元折付银两的价格低于0.7两，这样，银元1元的价格就低于它的成本价0.711564两，实属不正常。就葛茉欣法则而言，两种货币若同时流通市面，价格高的将驱逐价格低的，洋厘价值过分跌落，将使人民收藏银两而抛出银元⁽¹²¹⁾。这样，市场流通的银元就会更加充裕，实施废两改元更有利于市场资金的流通。

（4）中央造币厂已完成整建，拥有每日铸造40万个银元之生产能力⁽¹²²⁾，银元供应不成问题，为改元提供了条件。

到1932年秋，废两改元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是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谈话，说明废两改元的原则：（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二）完全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¹²³⁾。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须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因此，财政部又于当年秋间“罗致上海中外金融界重要人员，组织废两改元研究委员会”进行研究。1933年3月1日，中央造币厂正式开铸统一标准的银元。同日宋子文颁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换算率为规元7.15钱合1元，并于3月10日起先从上海施行。3月10日这天，上海各业开始实行银元本位制，银钱业取消洋厘行市，同日海关税收亦改收银元。在上海试行的基础上，国民政府于1933年4月6日颁发废两改元训令：“兹定四月六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其是日以前原订以银两为收付者，应以规元银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¹²⁴⁾在上海以外各地方，应按四月五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以银币收付。凡持有银两者，得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之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送交就地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行使，以资便利⁽¹²⁵⁾。

在宣布废两改元之前，预先于3月8日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币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币定名曰元。总重26.6971公分，银88％，铜12％，即含纯银23.493448公分。”“银本位币1元等于100分，1分等于10厘”⁽¹²⁶⁾，等等。国民政府为了实现废两改元，还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得铸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¹²⁷⁾。第三，撤销炉房及公估局。第四，经国民政府财政部批准，暂设立冶金小炉，将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中央造币厂成立后，财政部便聘请美国造币专家、原美国造币厂厂长罗伯特·格兰特（Robert，Grant J.）担任造币厂的厂长和顾问，并有三位曾在美国费城造币厂受过训练的中国技师襄助。同时还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以保证质量。造币厂所铸造新银元，查不出一个不合乎标准的。新铸的银本位币，成色0.88，重量为26.697克，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旧银元有“袁头”龙洋等，在铸银元的同时，还铸造两种厂条：甲种为成色0.999的“A字”厂条，乙种为0.888的“B字”厂条，每条值1000银元。中央造币厂从1933年3月1日开始工作，到1935年6月30日止，先后共造1亿3千3百万枚新银元和5千6百万元的银条（全部是“B字”厂条）⁽¹²⁸⁾。1935年11月实施法币政策之后，新银元的鼓造工作仍旧进行，直至年底止。这样办既是对公众留恋用银情绪的一种安抚，又表示没有贬低银元价值的意图。法币改革后至1936年下半年又生产5亿元价值的“B字”银条，银两的废止是中国完成了对币制的一次真正而有效的简化工作。一座拥有合格人员的现代化造币厂的存在，为铸币的基本改革扫清了道路。造币厂在1935年币制改革后，又集中力量铸造法币本位币1元以下的各种辅币，从1936年2月开始发行使用⁽¹²⁹⁾。中国币制改革能顺利成功，中央造币厂功不可没。

废两改元的实施，是中国币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自民初以来，国内金融界、工商界便有废两用元之议，但由于国内事实上存在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分裂局面，各地成色、重量上参差不等的铸币未能统一，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特别是各省之间交易过程中，仍然须将银元换算成银两。这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实施废两改元，既使货币计算单位由繁变简，又使不同的银元归于统一，由中央造币厂开铸的国币代替，确实对促进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作用。这也是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使然。废两改元既起到统一货币、发展经济和便利人民的作用，又扩大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和机能，有利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推行，也为以后实行法币制度奠定了基础。

废两改元的作用和影响并不限于经济领域，对加强国民党中央对各地方派系的驾驭力量，强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都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实行废两改元，中国仍然还是行使银本位货币制，必然受到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而不稳定。因此，实行法币政策便是历史发展的抉择。

第六节　法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　实施法币政策的导因和条件

世界货币金融形势的变化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和垄断世界金融，先后放弃金本位，采取货币贬值政策，如英国于1931年8月放弃金本位之后，由于贸易逆差和资金外流等双重影响，英镑汇价急剧下跌；日本于同年12月停止金本位，日汇也迅速下落；美国于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实行新政也放弃金本位。同年12月，美国决定美元的准备金由足金改为“金三银一”使美元贬值。为达到这一比例，就得高价购进13亿银元，这样，它在金银的储备量上均可居世界首位，以“实现垄断世界金融之大权，借以执世界盟主之企图”⁽¹³⁰⁾。其结果是，到1933年底和1934年初，英镑汇价已跌40％，日元汇价亦下降60％，美元汇价贬值40.9％。英、美、日三国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它们的货币贬值，中国银元汇率却成反比例抬高⁽¹³¹⁾。中国以银为货币，不论银两或银元都有固定含银量，无法任意贬值，致使国货难以输出而外货倾销易，故入超日甚。国内农工商各业均因受此打击而日趋萧条，中国币制不改无法振兴经济。

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币制的冲击　美国是世界的主要产银国，加上在国外投资的银矿，每年产银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66％。银价低落使美国银矿主和白银派参议员大为不满。他们极力主张提高银价，以增强东方各用银国家人民的购买力，打开美国货物的销路，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困境⁽¹³²⁾。为此，美国从1933年起推出一连串提高银价的办法，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1934年6月实施的《购银法案》。此法案授权财政部购买国内外白银，白银价格最高可达每盎司为美金1.29元。如此高价收购达13亿元之巨的白银，促使世界银价飞涨。从1934年7月至1935年5月，纽约银价由每盎司0.4625美元升至0.7437美元，伦敦由20.5便士上升为33.88便士⁽¹³³⁾。世界银价步步高涨，中国汇价随之激升，对中国经济造成三大不利：（1）国货因白银汇价高涨，外销价格也随之增高，更难输出；外国输华商品却因物价、汇价双重降低则加速倾销；结果中外贸易逆差日甚。（2）华侨汇款以往占中国对外收入的大宗，是弥补外汇逆差的重要来源，现因世界经济恐慌和白银汇价高涨而大为减少，使我国对外收支逆差更甚。（3）国际市场银价高涨，中外银价悬殊，为外国在华银行运银出口谋取暴利，造成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们用轮船甚至兵舰装运白银出口，仅1934年就达25，600余万元⁽¹³⁴⁾，其中8月份最严重高达7900余万元，仅8月21日这一天，只汇丰银行一家就交英国轮船“拉浦伦”号从上海运出白银1500万元。除外国银行利用不平等条约，肆无忌惮地破坏我国金融外，国内外投机商、冒险家也趋之若鹜，纷纷到各地搜购白银，装运出口，赴伦敦、纽约出售谋利，致使国内白银大量外流。从1934年7月1日到10月15日，仅三个半月内，中国白银外流量就达2亿元以上⁽¹³⁵⁾。白银大量外流使上海的存银，由最高峰的1934年5月底的5.94亿元，降至10月底的3.84亿元，到11月15日又降至3.67亿元⁽¹³⁶⁾。

巨额白银外流严重影响中国金融和经济稳定　如：一、大量银元被熔为银块出口获利，导致白银准备锐减，通货紧缩，拆息飞腾。更有甚者是人心浮动，在京、津等大城市，相继出现白银挤兑风潮，迫使许多银行停业或倒闭。如1935年仅上海一地就有14家银行停业，资本额达210万元。二、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通货奇缺，物价跌落，以上海物价为例：1932年跌11.4％，1933年跌7.7％，1934年跌6.5％，1935年跌0.7％，1935年比1932年总共下跌23.9％⁽¹³⁷⁾。由于物价下跌使商店经营赔本导致商业萧条，工厂倒闭，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仅上海一地，工厂就倒闭238家，改组839家，全国主要工业营业额大幅度下降⁽¹³⁸⁾。三、中国对外贸易入超增加和华侨汇款减少，使中国对外收支逆差增加，直接造成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和困难。财政金融是巩固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国民政府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救治。

开征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　为了遏制白银外流和稳定币制，财政部决定从1934年10月5日起，采取紧急处置：征收银出口税和平衡税。凡运银本位币或厂条出口，征出口税7.75％（出口税为10％，减去银币铸费2.25％），运大条宝银及其他银类出口，征出口税10％。如伦敦银价折合上海汇兑之比价，与中央银行当日照市价核定之汇价相差之数，在缴纳出口税仍有不足时，应按其不足之额，加征平衡税⁽¹³⁹⁾。即平衡税的税率应和赢利率相等，可随国际银价涨落而增减，进行灵活调节，使白银输出者无利可图而停止活动。

但事实上，自加征白银出口税和开征平衡税后，国内经海关运银者少了，而偷运者则大为增加。据中国银行精密估计，仅1935年白银偷运，曾达2.3亿元⁽¹⁴⁰⁾。严重的走私，使平衡税失去意义。银本位制的根本动摇，金融市场与整个国民经济行将崩溃，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另谋新途——提早实施法币改革。同时，30年代初开始，世界各重要国家因世界经济恐慌而相继“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¹⁴¹⁾的潮流，对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也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除此以外，如国家财政困难，预算庞大，赤字无法平衡，日本侵华战争日益扩大迫切需要筹集战时财政，均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富有弹性的货币制度给予配合；而废两改元的顺利成功和金融垄断体制的形成，又为实施法币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和奠定物质基础。

二　法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英国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Leith—Ross）来华考察协助

国民政府1934年10月开征白银出口税之后就考虑币制改革方案，同时又极力恳请美、英等国派财政专家帮助策划，企图在洋人支持和援助下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英国在中国的经济权益最大，为保持在华经济利益优势，打破日本独占中国野心，在接到宋子文请求援助之后，立即开始行动。1935年3月3日，英国提议由英、美、法、日四国共同借款援助中国。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A.M.G.Cadogan）立刻入京同外交财政部门接洽借款事宜，惟日本反对，美法又不热衷，事遂不成。同年6月初，英国决定派遣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爵士来华，考察英国在华贸易现况，并协助中国解决财政与金融问题。

李滋·罗斯是英国第一流财政专家，从1932年起担任英国首席经济顾问，8月10日李氏偕同英格兰银行专家罗杰斯（Rogers）等一行十四人来华。于9月6日先抵日本，在日停留两周，9月21日抵上海。李滋·罗斯首先与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恳谈，随后即偕英驻华大使贾德干晋京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财政部长孔祥熙会商。9月底回沪设办事处，对中国财政经济情况进行调查，并与中外金融商业界头面人物交换意见，其工作重点就是对中国货币制度进行“详细调查研究”⁽¹⁴²⁾。美、德、法等国亦派代表团来华，但持观望态度，没有实际行动。

（二）中国自行制定法币政策

法币改革方案在1934年10月开始谋划。不过这是绝对保密的，以防日本人破坏，只有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宋子文、孔祥熙进行过秘商。而后宋立即与美籍顾问杨格等人着手规划，草拟各种币制改革方案。1935年6月3日，财政部次长（原为钱币司司长）徐堪，奉命拟定法币政策具体条文。他独居南京郊区，经若干时日，废寝忘食，草拟实施法币政策办法。“其初方考虑实行金本位制与虚金本位制，均难适合现状。最后乃根据国父钱币革命之理论，实施法币政策，对内不兑现，然必须确立信用，除以现金为准备外，一切完粮纳税均用之，方可示民于信。但对外则可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汇价。于是豁然贯通，乃拟具实施法币政策六条。”“拟定后复字斟句酌，逐条检讨，然后定稿。其后虽经财经首长宋子文、孔祥熙及最高当局之研究审阅，复征询李滋·罗斯之认可，但并无一字修改”⁽¹⁴³⁾。这就是同年9月底李滋·罗斯抵南京后，孔祥熙送给李氏征询意见的草案。李氏阅后视为周密完善之规划，极表赞许；并协助财政部解决若干实施细节问题。由于英国的同情和支援，使币制改革的障碍去除大半，中国政府断然宣布实施法币政策。实施后，李滋·罗斯又协调英国政府和英商给予支持，协调各国在华商人给予支持。

（三）法币政策的公布实施

11月3日午后4时，孔祥熙在上海财政部办事处，召集银行界领袖开会，讨论改善金融，巩固币制，实行新货币政策的办法，至晚9时结束。会后即颁布实施徐堪拟定的《紧急安定货币金融办法》，这就是《财政部改革币制令》。具体内容有以下六项：

一、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十一月三日止的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如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的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十一月四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除银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¹⁴⁴⁾。

《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还谈到：“中央银行之组织，亦将力求改善，以尽银行之职务。其一般银行制度，更须改革健全，于稳妥条件之下，设法增加其流动性，俾其资金充裕后，得以供应正当工商企业之需要。并将增设不动产抵押放款银行，修正不动产抵押法令，以谋地产之活泼。”⁽¹⁴⁵⁾

1935年11月4日凌晨，为减少商民的疑惑，孔祥熙发表谈话，说明实施法币政策的原因和目的，并另以布告方式，宣布实施法币政策。公布币制改革布告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公布了《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章程》，规定该委员会由财政部、中、中、交三行及银钱业代表等组成；奉命保管法币准备金，并办理法币发行收换事宜；法币准备金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规定的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之库房为准备库，予以保管等等。

国民政府还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共团体和个人持有银币、厂条、生银、银锭、银块及其他银类者，应于民国1935年11月4日起，三个月以内，就近交各地兑换机关换取法币；兑换机关除中、中、交三行及其分支行或代理处外，还有三行委托之银行、钱庄、典当、邮政、铁路、轮船、电报各局及其他公共机关或团体，各地税收机关和各县政府；除三行及其分支行、代理处以外的兑换机关收兑的银币、厂条、生银、银锭、银块或其他银类，应立即送交附近中、中、交三行兑换法币。国民政府想通过发行法币聚敛白银，而广大群众由于长期使用银币的习惯，和对法币的不信任，兑换法币期限由1936年2月3日延至5月3日，而后又以偏远省区“持有银币银类未即兑换法币者，仍不在少数”，决定对这些地方兑换法币事项，暂维现状，继续办理，将来由财政部斟酌各地兑换情况，随时随地分别明令截止。

改革币制布告公布后，在全国各地均开始实施新的法币制度。但是，由于现存军阀割据的关系，现银封存在各地方，并未集中到中央，特别是一些偏远省份更是如此。国民政府对于这种情况无能为力，只好顺水推舟，在天津、汉口、广州、济南等地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分会”，“办理分会所在地法币准备金之保管检查事宜”。此外，广东、广西还规定以本省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有的地方仍暂准许银币流通。

关于辅币问题，上海造币厂遵照1936年1月的《货币铸造条例》，陆续铸造和发行了一种重量分别为6公分、4.5公分和3公分的两角、一角和五分的镍币；另一种是重量为6.5和3.5公分的一分和半分的铜币（因抗战爆发，改革辅币方案未彻底实行）⁽¹⁴⁶⁾。

三　实施法币改革政策的效应

实施法币改革是中国货币金融史上的重大变革。过去人们多看重政府用不兑现的纸币代替铸币，为实行通货膨胀，掠夺人民而造成的恶果，故对法币改革持否定态度。但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历史沉淀期的延长，人们更看到它的积极效应。

第一，实行统一发行，采取管理纸币制度，不仅符合世界各国货币发展的共同规律，而且有利于货币统一和国民经济发展。过去，中国货币主体为金属货币，既笨重又不统一，对商品交换极为不利。发行权又不集中，有三十多家金融机构有发行权。法币改革实施后，发行权集中于国家四大银行，把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定为法币，这就是统一全国货币，有利于商品交换，促成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国民经济发展。同时，由铸币换成管理纸币，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世界各国货币发展的共同规律，使中国加入世界先进行列⁽¹⁴⁷⁾。

第二，废除银本位制，实行法币改革，效法英美采取货币减值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政策时，规定银币1元兑换法币1元。而实际兑换时却是银币6元兑换法币10元。银行可以用白银60％，票据40％，兑换100％的法币。这样，法币的流动量就比银币增加了。1935年11月2日以前，四行发行的钞票仅为4.57亿元，到1937年6月底就增发到14.07亿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3.2倍⁽¹⁴⁸⁾。

由于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使货币紧缩，市场危机得到了缓解，全国物价不断下跌的趋势为之一变，从1935年11月开始呈现出回升的景象：如上海1936年上涨12.6％，到1937年6月底又上升到16％；如果以1937年6月的指数126.1与1935年7月的最低指数90.5相比，则高出39.3％，如果与1931年8月的最高指数130.3％相比，则低3.2。物价的普遍回升又使商品生产变得有利可图，便刺激农工商各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如：1936年，中国的农业，除川、豫、粤三省受灾外，全国均获丰收。据中国银行估计，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的价值达法币56亿元，比自1933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几乎增加45％。1936年工业品总产值为1，227，400万元，比1935年的1，104,100万元增加了11.1％，比1927年的670,100万元增加了83.2％。1936年的农业总产值为1.989千万元，比1935年的1.879千万元增加了5.9％。从1916年至1946年铁路运量的工、矿、农、林、畜牧产品历年货量指数表中，还可以看到1936年是旧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峰⁽¹⁴⁹⁾。法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使刚刚露出的头角就被淹没了。

第三，实行白银国有，卖银换汇，稳定法币汇价和金融行市，有利于对外贸易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实行法币政策后，法币对内采取管理纸币制度，1元法币不能兑换1元银币。对外却采取金汇兑本位制，由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来保证。从11月5日起，由中央银行每日挂牌公布汇价。当时规定的汇价是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其他汇价由镑汇算出，每100元法币等于29.75美元，等于103日元⁽¹⁵⁰⁾。此后法币对英镑、美元和日元的汇价，直到1938年3月很少变动。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将全国所有的白银都收归国有，而后又将白银运到纽约和伦敦国际市场去出卖，换回的外汇做法币准备金，由中央银行集中保管的结果。据美籍财政专家恩·杨格统计：“币制改革之际，政府各银行收受其他银行所持有的白银总计约共两亿盎斯，这些都加进政府各银行原已拥有的1亿3千万盎斯之内。此外，1937年中期以前的二十个月内，又从公众方面收集到1亿7千万盎斯。因此在白银国有化方案之下，总共动员了5亿盎斯白银。”⁽¹⁵¹⁾又据张公权估计：到抗战前，全国收缴白银总额约达8亿银元⁽¹⁵²⁾，占全国存银三分之一以上。收缴如此庞大的数额，有助于法币准备金及外汇基金的设立，对法币改革政策的成功起了良好作用。

收缴如此庞大数额的白银，封藏国内，如遇国际银价下落，将会大贬值；又恐中日战争爆发，外运不及，不如早运国外出售，换回外汇，充作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的基金，以稳定汇价，建立法币的国际信誉。而且国人对管理纸币（法币）的信任程度不佳，而法币可随时按稳定汇率换取外汇，也可安定国内法币价值，稳定民心。世界银价均受美国购银政策影响，故国民政府寻求美国协助。在1935年11月2日法币政策公布前一天，美财长摩根索同意购银，13日签订协议，美方以每盎司美元6.625角向我购买白银5千万盎司，限定所得款数悉作稳定新币值用。1936年初，财政部又请求美国收购白银1亿盎司，美国建议派代表团磋商。中国于3月13日派陈光甫、顾翊群、郭秉文等赴美洽商，至5月14日达成协议⁽¹⁵³⁾。美向中国购银7500万盎司，每盎司售价为美元4.5角，另以5千万盎司为担保，贷给中国2千万美元。并约定中国保持币制独立，不与世界任何货币集团联系，及中国至少保持25％的白银为发行法币之准备⁽¹⁵⁴⁾。财长孔祥熙随后宣布：法币现金准备，可用外汇充之，唯白银准备最低限度，应占发行总额的25％⁽¹⁵⁵⁾。从此，中国法币既同英镑有联系，又以美元集团为后盾；还有充裕的外汇作准备。这样既能稳定法币对外汇价，又能扩大法币对内准备金的范围，法币发行量亦随之扩大，金融市场因而活跃。到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在美存银尚有6200万两，卢沟桥事变后，将所有存银售予美国，所得价款又买回美国黄金3000万两，存储联邦准备银行，作为发行准备⁽¹⁵⁶⁾。

由上可见，实行白银国有，卖银买汇，稳定法币对外汇价和安定国内金融行市，既可解除金融恐慌，又可用法币买汇支付中国所欠各国的外债，以避免用白银偿债所带来的许多干扰和损失，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而且法币与英镑、美元、日元有固定比价，也有利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如法币改革之后的头几个月内，出口超过了进口。“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因而到“1937年上半年，进口比一年前同期增加了40％”⁽¹⁵⁷⁾。同时，中、中、交三行外汇准备金充足，又可为农工商各业提供大量贷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第四，缓解金融危机和解决财政困难，为准备战时财政，促进全国实质统一创造条件。法币政策实行以后，放弃银本位，银价与币值完全脱离关系，法币对内不再与定量白银有等价关系，对外汇价也可以作人为的控制。如法币改革前，每一银元所含白银的价值为英镑24便士，而法币实施时，却规定法币每1元只能购买英汇14.5便士，等于贬值40％。这就可以冲销世界各国因放弃金本位而采取货币贬值政策，向中国低价倾销汇兑的不利影响。同时，中国放弃银本位，实行白银国有，杜绝外流，使法币与白银脱钩，终止世界银价涨落对中国币制发生不利影响，使中国币值稳定，金融行市正常运行，这就缓解了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也得到解决。法币改革后，由国家四行独享货币发行权，原为地方及商业银行分占的发行利润，全归政府所有。而且法币发行准备金由白银十足准备，改为收回6元银币，发行10元法币，降低40％。这样，国家收回8亿元银币，就可发行12亿元的法币，政府无形中增加了4亿元的收入。同时，实行白银国有，集中准备，国家总共收回8亿盎司白银，将这些白银分批运往纽约，换回美元和黄金，稳定金融行市，政府财富顿形增加。资金因集中而雄厚，金融因调剂而活泼，国家的金融危机和政府的财政困难立时得到缓解或解决。到1936年秋天，国家的旧外债基本还清，中英、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法币对外汇率稳定，无形中提高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法币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货币发行权被取消，白银被收缴为国有，在财政上不得不依附中央，受中央节制，各省之间因货币、市场的统一，商品交换经济交流更加密切；随着法币流通范围的扩大，人民对法币信用的依赖程度提高，对政府威信的认识有所加深。这就使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同全国人民的关系密切起来，无形中加强了全国经济、政治、思想的实质上统一。这就为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创造了条件。

第五，实行法币改革，对坚持抗战起了保证作用。法币改革后，改银本位制为管理纸币制度，钞票发行富有弹性，可以根据国家财政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有计划的增加发行。一旦国家面临生死关头，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通货膨胀政策来解决战争急需。抗战前期，法币价值尚称稳定，后期增发量大，出现通货膨胀。战时，世界各国普遍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德国马克贬值更厉害。全民族抗战八年之久，军用浩繁，国民政府能坚持抗战，获得最后胜利，法币政策功不可没。

此外，实行白银国有，战前即将白银运往国外，所得外汇存在海外。战争期间，得以外汇购买外国物资和军火运回国内，充实抗战力量。法币改革后，铸发新辅币，将大量的含铜量较多的铜元收回国有，铜为军需金属，用来制造军火，对抗战大为有利。

同时，法币政策实施后，资金集中，调度较易，对筹备战时财政、支援军事作战，特具功效。日本人曾说：“中国如无1935年之法币政策，则无1937年之抗战。”⁽¹⁵⁸⁾银行家陈光甫亦云：“抗战之成功在于法币，若无法币，必更艰难。”⁽¹⁵⁹⁾冯玉祥在1935年11月4日日记中记载说：“本日政府已宣布法币办法。我以为此事关系抗敌之计甚大，此事若成，将来诸事都好办了，要大家起来拥护此善政。”⁽¹⁶⁰⁾蒋介石认为：在抗战前，因“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实赖于此”⁽¹⁶¹⁾。总而言之，币制改革，不仅挽救经济危机，有利民生产业，而且对国家存亡与抗战成败，均具重要意义。中国币制，由混乱分歧到统一健全，由传统过渡时期的毫无制度，到现代货币制度的建立，确实是货币史上重大事件，正如当时在中国的日本三菱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吉田政治所言：“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在中国经济史上可谓破天荒之事，任何外国的货币改革，其复杂与困难程度诚不能比拟，亦可谓为世界上无与伦比大改革与大成功。”⁽¹⁶²⁾

为避免日本人破坏，此次法币改革方案的筹备计划是极端保密的，对于实施办法六项内容，孔祥熙除同宋子文协商外，甚至事前未送交立法院审议，是事后送请追认的。故宣布后，日本大起恐慌，视为外交上一大失败。英国因为商务关系，早已答应给予协助。中国宣布后英皇已下诏在华侨民及汇丰、麦加利等银行，须遵行中国新币制。日本为此曾责问过英国政府，但想阻挠，已来不及了。因此，此事不仅是中国财政金融史上一项特大成功，亦是外交史上一大胜利。法币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除国民政府做了精心策划和认真推行外，孔祥熙将自家祥记公司交给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的保证金2.5万英镑，按当时的汇价，兑换法币40万元，人们听说孔本人肯将英镑兑换法币，疑虑顿消⁽¹⁶³⁾。

法币改革的成功，废除了中国二千多年的硬币制度，实行管理纸币制度，使中国的货币金融制度进入现代世界先进国家行列，是中国币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第七节　国民政府三十年代财政收支概况与赤字

一　不断膨胀的财政支出和赤字

一个国家的财政是整个国家机器维持正常运转的润滑剂；财政收支是否平衡，直接影响它统治全国的力度。因此，当某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之后，必须致力于财政问题的解决，否则整个国家机器就运转不起来，其统治不可能长久。然而，解决财政问题的关键又是能否控制财政支出。如果无谓的财政支出过多，不仅使一般国民的经济生活受到严重打击，而且也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障碍。同时，财政收支能否平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其国家具体政治状况的直接反映。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所谓财政者是国家生产力发展至一定阶段上的一种缩影。……国家的财政是直接地由国家的生产力来决定的，同时它和一个国家具体的政治状态也是密切地有连带关系的。”⁽¹⁶⁴⁾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加上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各派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而进行的连年不断的战争，使中国长时间地处在一种不统一的内乱中，生产力无法得到发展，久在中国驻节的英国公使朱尔典曾经形容“混乱与中国已经成了同义语”⁽¹⁶⁵⁾。

南京政府是在篡夺北伐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建立起来的。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不仅要进行所谓“围剿”红军和苏区的反人民战争，而且还要进行排除异己的军阀战争。长期的混乱与内战，使中国消耗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时期，南京政府的财政支出以服务于军事需要为目的，一切以筹措战费为中心，把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内战上，军费支出日见增长，一年比一年花的钱多。这就是国民政府军事独裁统治的一大特点。

南京政府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债台高筑。它对北京政府积欠的内外债和清政府的对外赔款一概承认下来，并逐步整理清偿。因此，它一成立就是一个财政破落户。

为了筹措庞大的军务费和清偿债务及赔款，南京政府的财政实支总额不断膨胀。请看下表⁽¹⁶⁶⁾：

1927年—1936年度国民政府财政收支亏短数及其与实支总额的百分比（百万元）

由上表可见：

第一，国民政府的财政实支总额是逐年膨胀的，而且愈演愈烈。1936年比1927年增加了12倍多，比1928年增加3倍多。

第二，财政亏短数越来越多，1927年度的亏短数高达48.7％。但国民政府是新建政权头一年，可能不够正常，可置不论。

第三，1928年—1933年的六个年度，虽经常出现亏短情况，大体上徘徊于10％到20％之间，不算严重。

第四，及至本期最后三个年度，亏短情况就相当严重。平均仅略低于50％，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年度1935年，亏短数目占实支的60％以上。以绝对数来说，1935年度亏短数就达8亿多元。

二　内战军费和债务费占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

国民政府不顾债台高筑，竟使财政支出在十年间增加了十二倍多。那么，它的财政支出都用到哪里去了？

以1934年度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实支情况为例⁽¹⁶⁷⁾：

（单位：元）：

党务费 | 6,217,102 | 国务费 | 14,077,236
内务费 | 4,826,030 | 外交费 | 9,772,887
财务费 | 72,573,581 | 文教费 | 36,735,660
司法费 | 2,292,286 | 实业费 | 36,735,660
交通费 | 5,028,271 | 蒙藏费 | 1,903,347
建设费 | 40,460,791 | 军事费 | 367,819,221
国家事业费 | 82,565,070 | 补助费 | 48,599,070
抚恤费 | 1,582,916 | 债务费 | 355,779,876
预支费 | 8,764,718 | 暂记各款净额 | 664,542
整理内外债准备金 | 5,000,000 |  |
支出净计 | 1,059,354,593 |  |
结存 | 143,658,520 |  |
支出净计及结存 | 1,212,013.213 |  |

由上列实支款项可见，实支总额为10.59多亿元。而军事费就占3.678多亿元，占实支总额的34.4％；债务费为3.56亿元，占实支总额的33.2％；两者合计占实支总额的67.6％。军事费和债务费是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庞大款项。不仅1934年如此，其他年度也一样。如果把军费与偿债两项支出相加，便占去了南京政府财政支出的70％以上。（因引用资料的来源不一，故本节的数据各年份或不一致，总额与分项之和有时亦不一致。）请看这两项支出的比例（单位：百万元）⁽¹⁶⁸⁾：

年度 | 军费与债务支出额 | 占岁出百分比
1927 | 132.8 | 88.1％
1928 | 330.8 | 80.2％
1929 | 404.8 | 75.0％
1930 | 552.6 | 77.3％
1931 | 542.6 | 79.4％
1932 | 490.2 | 76.0％
1933 | 575.2 | 74.8％
1934 | 842.4 | 70.2％
1935 | 720.6 | 53.9％
1936 | 1389.8 | 73.4％

在1927年—1932年度的六年中，军费与偿债支出占了整个岁出的75％—80％以上，1933年—1936年度的比重略有下降，但平均也在70％左右。

由于军费与债务两大支出所占比重太大，剩下的经费已经不多。而国民党的党务费和南京政府的行政费等项开支又占去了百分之十几，这样可以用于进行文化教育和生产建设的费用就非常有限。据统计，1933年—1936年度各年所支出的实业费、交通费、建设费、文化教育费等，其总数分别是：1933年度0.266亿元，1934年度0.764亿元，1935年度0.871亿元，1936年度为1.616亿元；其在各财政年度岁出中的比重分别为3.5％、6.3％、6.5％、8.5％。虽然1936年度投入物资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费用最高，但仍没有超过10％；而且在这种比重中还隐蔽着部分属于军费的支出。实际上在1927年—1936年度的十年期间，国民政府真正用来投资于生产建设性的支出，估计平均每年从来没有超过岁出总额实数的4％，其中如实业费和交通费的支出都不到1％，建设费和文化教育费虽然稍多一点，但也都超不过2％。

国民政府为了筹措军费和清偿债务，致使财政支出逐年膨胀，财政赤字不断扩大。那么，它是靠什么措施来解决困难呢？第一，最主要最根本的是靠增加税收，搜刮人民；第二，靠发行国内公债进行弥补；第三，靠发行国外债券，进行调节；第四，靠发行不兑现的纸币补充。

三　以关盐统三税为中心的国税收入不断增长

国民政府不断膨胀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靠不断增长的国税收入来解决的。我们就1934年政府的收入实况加以分析（单元：千元）⁽¹⁶⁹⁾：

关税 | 356,258 | 盐税 | 172,778
统税 | 109,926 | 烟酒税 | 9950
印花税 | 67,528 | 矿税 | 2781
银行税 | 1163 | 交易所税 | 330
国家行政收入 | 8880 | 国营事业收入 | 831
国有财产收入 | 727 | 地方协款收入 | 671
国家机关协款收入 | 18574 | 国有营业纯益 | 35,000
其他收入 | 53,120 |  |
公债库券 | 249,643 | 银行借垫款 | 43,464
上年滚存 | 9929 |  |
收入合计 | 1,115,506 |  |

上列各项收入可见：第一，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可分三类：（一）国税收入，计660,386，占总收入的66％；（二）国有企业共收入为167,803，占总收入的14.9％；（三）债券借款收入是291,107，占总收入的25.1％。其他各年度也是国税收入占第一位，其次是债券借款收入。而国有企事业的营利收入是微不足道的，只到本期最后三年，随着国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才逐步开始上升，占有一定的地位。第二，在国税收入中，关、盐、统三税占绝对优势，不仅本年度这样，其他年度也如此。第三，与不断增长的财政支出相适应，国税收入也是不断增长的。如下表：

1927年—1936年间的国税收入统计（单位：百万元）⁽¹⁷⁰⁾：

年度 | 税项收入 | 年度 | 税项收入
1927 | 46.5 | 1932 | 583.0
1928 | 259.3 | 1933 | 659.4
1929 | 461.7 | 1934 | 748.3
1930 | 535.0 | 1935 | 704.9
1931 | 615.2 | 1936 | 1057.3

此表可见：1936年度的税收为10.57亿元，是1928年度的四倍，1929年—1932年度的两倍，比1935年度也增长了30％以上，增长速度很快。

从收入分类情况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关、盐和统三税，其中关税是最大的税源。关税自主以后，收益逐年增加，超过全部税收总额的一半。1935年以后，虽然比例有所缩减，但仍居主要地位。盐税大约占全部税收总额的四分之一，是仅次于关税的第二大税源。统税实行较晚，然而自1931年后，所占地位逐年上升，也成为一项重要税源。

1927年—1936年国民政府关税、盐税、统税实收数及其占税项收入的百分数⁽¹⁷¹⁾

注：（*1）坐拨征收费及退税未除去。

（*2）括弧内系各该年度预算数字。

首先，上表可见，在本期内三税收入数额大体上是关税高居首位。在正常情况下，关税收入占全部税收半数以上，有些年度且高至百分之六七十，其中1934年—1935两个年度，由于贸易衰退，大量走私，以及日本侵入华北等非常情况，关税锐减。该两年度实收数字低于预算数字各在3亿元以上，从而影响该两年度税项收入，致其未能完成预算部分，亦各3亿元以上。关税在税收中，因而亦在整个岁入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亦得到证明。在一般情况下，盐税居第二位，其实收数常占税收百分之二三十左右。统税居第三位，通常占税收百分之十几，乃至百分之二十几。

其次，还可看出，在本期内国内经济政治情况虽极不正常，而关、盐、统三税收入却与年俱增，增长极为显著。以1936年度数字与1928年度相比，关税增长了3.5倍多；盐税更增长了八倍多；统税也增长了四倍多。总计关、盐、统三税合占整个国税收入的95％左右。可见，国民政府国税收入的支柱就是被称为“三大税源”的关、盐、统三税。国税收入总额在十年中增长了四倍多，而且在1936年突破10亿元大关，这说明它在财力方面比它的前任——靠借债度日的北京政府富裕多了，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也为全民族参加的抗日战争的发动和胜利创造了物质条件。

第八节　国民政府三十年代的内外债

一　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外债

（一）国民政府对旧外债的清偿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巨额的军务费支出是造成财政困难的第一大要素，第二大要素就是偿还外债的负担。国民政府对外债的政策是，包下旧债，续借新债。据张肖梅、张一凡记载：查我国举借外债，始于同光之交，前后借债12次，合计债款4000万两，十余年后如数清偿。甲午战后，五年间即借款七次，约3.7亿两，后又陆续借款筑路，加上庚子赔款，截至民国元年，已负外债6.266亿多元，赔款18.747亿元。北京政府所发的有确实担保的外债共十九种，其中财政借款九种，铁路借款十种。合计42,363,981英镑、1100万美元、15899万法郎、9360.81万日元、荷金5000万弗洛林、国币500万银元⁽¹⁷²⁾。

另据邬志陶换算成国币银元，北京政府时期共借外债是5.337亿元，加晚清时期的6.266亿元，共11.603亿元，再加清政府的赔款18.747亿元，总共是30.35亿元。有人初步统计：从1916年10月至1918年9月，日本对华借款共89项，其中有三项是与英、美、法等国共同借款，总计29500余万元。借给北京政府及各省地方政府的为288,000万元（包括南方各省地方政府七项借款1050余万元）；借给个人和企业公司的1650余万元。就上述数字看，90％以上的借款是给皖系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和各省地方政府的⁽¹⁷³⁾。

国民政府刚成立时，在国际上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各国承认这个新政府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看它能不能偿还以前历届政府所积欠的外国债务。这一点国民政府当然是清楚的。同时政府也明白，只有偿还旧债，才有可能进一步向外国举借新债。为此，1928年7月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时就宣布要“全面整理外债”。9月，宋子文又公开声明政府“亟欲维护国家信用”。1929年1月，政府成立了“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专门审议和处理偿债问题，并一直把承认和整理外债当作其初期外债政策的重点。债务委员会由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监察院长、财政部长以及与内外债有关的各部部长组成，并聘请了一些外国专家参加（上面提到的杨格即是其中之一）。1930年11月，债务委员会与各债权国代表在南京开会，商定了关于外债整理的三条原则：

（一）数小而无问题者，不待交涉，即时开始偿还；（二）数大而无问题者，即予承认，商议偿还办法；（三）有问题者，另行交涉⁽¹⁷⁴⁾。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最为关心的是所谓“西原借款”。这是因为段祺瑞为取得这笔借款，不惜出卖中国主权与民族利益，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先生早在国民党“一大”就宣布不承认这种卖国性质的借款，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南京政府也不予承认。为此，中国与日本的债务谈判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顾问杨格提出解决“西原借款”的妥协办法，“就是把中国公众认为极为可恶的这个债务放在一旁，先解决别的债务问题”⁽¹⁷⁵⁾。因此，这次会议就专门列出一条，即所谓“其有问题者，另行交涉”。

国民政府按照上述原则，将历届政府遗留下来的外债分为两大类进行整理：第一类是指有债约而且债约中已明确规定要由中国关、盐两税来偿还的，即所谓“有确定担保债款”，政府将按债约的规定，按期偿付本息；第二类是指有债约，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偿还方式的即所谓“无确定担保之债款”，政府将“一面审核整理，一面核拨基金，专款存储”，准备逐步偿还。对第一类，“还本付息，从不衍期”，在1927年—1933年的七年间共偿还银元2.49亿余万元⁽¹⁷⁶⁾。对第二类，经过整理，截至1934年6月底止，已承认列入整理准备偿还的，主要有美债七款、英债十三款、日债三十七款、比债五款以及法、意、荷、瑞典等若干款，总共是六十九款⁽¹⁷⁷⁾。

据估计，财政部经管的无确实担保之外债，截至1934年6月底止，已承认“整理者”，折合本息计达10.96亿元；铁道、交通两部经管之外债，承认偿还的，截至1934年6月底止，折合本息约为6亿元；对于有确实担保之借款，截至1936年6月底止，折合本息计约5.8亿元；另有战争赔款还积欠约5亿元。总计各项外债债额当在30亿元以上（另据全国经济委员会统计，截至1935年底止，中国国债总数为57.95亿元。在这近58亿元国债中，内债大约为25亿元，外债实数约为33亿元）⁽¹⁷⁸⁾。

为偿还巨额外债，财政部只得从关税和盐税中拨出款项专做还债基金。自1929年2月起，除由关税中每年拨出基金500万元专款存储外，另又从盐税中拨出专项基金用于偿债。经过整理，到1937年，所欠外债已经清偿了相当大一部分。其中，庚子赔款已由1928年的1.28亿美元减少到1937年的0.33亿美元；财政部负责经管的外债偿还了0.72亿美元（其中包括津浦铁路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等）；铁道与财政两部共同负责经管的债务偿还了0.7亿美元；铁道部单独负责的外债偿还了1.12亿美元，交通部负责的外债偿还了0.17亿美元。政府在1927年—1937年间共计偿还外债额达2.75亿美元⁽¹⁷⁹⁾。如果按当时中国货币每元等于0.3美元计算，政府十年之间偿还外债额共合国币8.25亿元，平均每年偿还外债接近一亿元。在所清偿的外债中，因日本从1931年开始，相继挑起“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上海事变和华北事变，所欠日债被迫暂停偿付，所付还的大都是西方国家债款。当时西方的外债已经剩得不多，按杨格的说法，“如果不是由于战争（即抗日战争）的干扰，这些旧债，除去日本的债权因日本侵略满洲和华北而缓议之外，其他都是不久即可清偿解决的”⁽¹⁸⁰⁾。政府偿还外债如此卖力，在中国历届政府中也是少见的，此举博得了各贷款国家的好感。1936年“双十节”，财政部长孔祥熙曾“自豪”地宣称：“惟近年来政府对于维持债信，较前益加重视，还本付息，从未衍期，不惟国际市场对于我国债券较前增加信任，即国家地位声誉亦因此大为提高。”⁽¹⁸¹⁾

虽然南京政府在内债方面不讲债信，也无任何债信可言，但在致力于外债整理、努力恢复外债债信方面却作了不少工作。这就为它获得国际信任，取得西方借款，也为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能获得更多的外国贷款和国际援助创造了条件。

（二）举借的新外债

有人认为“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指1927年—1937年），对于外债力主慎重，不肯轻于起借”。事实并非如此。国民政府为巩固其政权，四处寻找外国借款援助。20年代末，美国政府的主要财政顾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是决定美国向国外政府提供贷款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929年初，国民政府特别邀请他组织一个“财政顾问委员会”，来华进行财政指导，其根本目的是想通过他从美国获得借款。1932年—1933年间，蒋介石多次派宋子文赴欧美国家寻求贷款，报纸上亦不断披露政府与外国秘密接洽借款的消息。1935年3月8日，财政部长孔祥熙宣称：“中国政府对于国际对华贷款‘极具希望’。”然而，外国贷款并未像政府盼望那样源源而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条：

第一，1929年—1933年爆发的全球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是政府寻求外债的努力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伴随这场经济危机而来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信用危机，许多国家未按期偿还所负的国际债务。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及大多数拉美国家纷纷单方面宣布停付或缓付外债。而债权国一方面由于本身的危机，另一方面又由于国际间普遍的赖债行为，不愿冒风险出借巨额资金，而拒绝向国外提供贷款，国际借贷市场陷于停顿，资本输出几乎停止。据统计，美国的外国有价证券发行额从1928年的13.25亿美元，到1933年降到160万美元（不包括对殖民地的贷款）。英国亦从1928年的5700万英镑下降到1933年的800万英镑⁽¹⁸²⁾。这种信用危机，对于急需贷款的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性的风暴。因此，宋子文数次赴欧美借款，其成果自然难以令人满意。而对这种局面，中国政府大有借贷无门之苦感。孔祥熙曾无可奈何地哀叹：“现在各国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来投资中国？”⁽¹⁸³⁾

第二，北京政府遗留下来的外债问题是南京政府寻求外债活动的另一大障碍。北京政府统治时间，每届政府都要向帝国主义借款。到1927年，连同清末所举借的外债，中国所负外债有数百笔，其中除以关税和盐税等担保的之外，大多数都拖欠未还，这始终是外国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整理清偿旧债成了南京政府获得国外贷款的先决条件。1935年9月来华的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就公开宣称，只要主要债务还未清偿，就谈不上对华借款问题。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对华问题上的勾心斗角，牵制了他们的贷款能力。这是中国政府寻求外债活动中所遇到的又一个大障碍。日本与英美在争夺中国这块肥肉，一向是水火不相容，谁都想夺得对中国政府的支配权。因而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往往互相矛盾，互相掣肘。例如，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浪潮过后的1935年2月，日本向南京政府表示愿意贷款援助中国，英美立即做出反映，首先由美国出面，宣称英美法等国正酝酿“由各国集合力量，援助中国，以代替一国之单独助力，因恐该国单独享受权利，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中国政府得悉后，信以为真。3月上旬，当孔祥熙准备与各国进行“相当之接洽”时，日本政府自知难以同美英政府抗争，只得让步。由日驻华大使有吉明出面宣布：“日本并未以任何经济力量援助中国。”⁽¹⁸⁴⁾于是，美国罗斯福总统也对记者宣称，英美借款给中国问题，虽在考虑，但不会有新的进展，国民政府极其希望的国际贷款，顿时化为乌有。

上述说明，南京政府“力主慎重”借款的说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虽然困难重重，经过政府的努力和周旋，在本时期的后一阶段，还是借了一些外债的。请看下表⁽¹⁸⁵⁾：

1927年—1937年间南京政府举借外债表

年度 | 名称 | 金额
1928 | 中比庚款 | 500万美元
1931 | 美麦借款 | 921.2万美元
1933 | 美棉借款 | 1708.7万美元
1934 | 中英庚款 | 150万英镑
1935 | 沙生银行 | 23.8万英镑
1937 | 广东河工借款 | 200万美元

以上六种为财政借款，均系实际发行额。

1936 | 沪杭甬路 | 110万英镑
1934 | 浙赣路 | 800万法币元
1936 | 南萍路 | 1000万法币元
1936 | 玉杭段 | 233.1万关金元
1936 | 宝成路 | 45000万法郎
1936 | 湘黔路 | 3000万法币元
1936 | 平汉江桥 | 1000万法币元
1936 | 成渝路 | 3400万法币元

以上八种为铁路建设借款，均为实际发行额。

这是有案可查的十四项，共计金额283.8万英镑、3329.9万美元、4.5亿法郎、233.1万海关金单位、9200万元法币⁽¹⁸⁶⁾。另据杨格估计，中国在这几年得到实际使用的铁路信贷总额约有4000万美元；1937年中期德国为中国政府提供信贷（德国对中国的军火易货款）也有4000万美元，共计8000万美元⁽¹⁸⁷⁾。

总起来看，南京政府所借到的实际外债还不如其偿付外债的实际支出多，从财政的角度来说，它举借的外债并没有起到平衡预算的作用。政府平衡预算主要是依靠内债，依靠搜刮国内人民来渡过财政难关的。

南京政府在1936年—1937年间所借外债，主要用在铁路建设和国防建设上，对经济发展和抗战准备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　国民政府举借的国内公债

（一）宋子文举借的公债

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便以发行内债为主的公债政策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个公债政策，早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时就已经制定。“二大”决议案中说：“国家之公债政策，为发展国家之经济及完成重大之计划（如建筑黄浦商港）起见，国民党宜采用国内公债办法。最初发行之公债额宜为一千万元。此公债须以政府所有之产额为其担保，及以明年加增之收入为归还此债额用。此公债宜为短期之有奖公债，抽签发奖之次数须多。此公债成功之时，政府可以发行转为长期之公债。”⁽¹⁸⁸⁾南京政府的公债政策由此发端，尔后成为一项基本财政政策。

南京政府在初建十年发行的公债，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27年—1933年，是宋子文出任财长，有外国支持，有金融资产阶级捧场，以关、盐、统三税作担保，发行大量公债，请看下表⁽¹⁸⁹⁾：

1927年—1931年公债发行数额表

年份 | 发行债券种类 | 债额
1927 | 2 | 70,000,000元
1928 | 6 | 150,000,000元
1929 | 6 | 198,000,000元
1930 | 4 | 174,000,000元
1931 | 7 | 466,000,000元
合计 | 25 | 1,058,000,000元

上表可见，五年内发行25种债券，总金额达10.58亿元。年息8厘，折扣除外，平均利润在1分5厘以上，企图用这种高额利润来吸引钱庄、银行、富商、巨贾购买。到1931年，每月为了偿付公债本息所需的基金便要1600—1700万元，全年约2亿元。当时国民政府每年的收入总额不过三四亿元，还要偿还外债赔款和支付军政各费，所剩无几。关税收入自1929年以后虽然成倍增加，也绝对应付不了这样逐日增加的债券本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债券价格跌落，银行周转不灵，于是国民政府借口“财政困难”严重，第一次宣告债信破产。1932年2月，政府通过“持券人会”对内债发表宣言的方式，宣布改变债券还本付息的办法，主要内容是：

（一）所有债券除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不变外（原定为利息二厘半），概改为年息六厘计算，延长还本年限为以前的一倍，即“向来以20个月还20元者，今改为40月还20元”。

（二）取消以关税、盐税、印花税分别担保的办法，改为概以关税为担保。

（三）每月由海关税项下拨出基金860万元，以为偿付所有债券本息之基金。

（四）设立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以替代以前的“二五基金会”⁽¹⁹⁰⁾。

这是国民政府第一次宣告自己债信破产。它通过“持券人会”的方式提出来，这是表示金融资产阶级对政府的一种让步和支持。但这种让步是有限度有条件的，他们在宣言中说：“持票人既因困难牺牲个人利益，竭诚拥护国家，自此次减息展本之后，无论政府财政如何困难不再牵动基金及变更所定。”同时还要求政府“应将财政彻底整理，完全公开，财政委员会由各团体参加，取节缩主义，应在收入范围内确定概算，不得稍有逾越”。此外，还要求今后“政府不再向各商业团体举借为内战及政费之用公债”⁽¹⁹¹⁾。这项宣言是国民政府与金融资产阶级成立的一个新谅解，据当时报纸传说，政府且有“四年之内不发行公债”的口头默契。但是，中国的金融资产阶级毕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它们是软弱无力的，根本无力左右政府。政府仅在这一年内未正式发行公债，但也向银行借了一亿数千万元。从1933年起，蒋介石又继续发行公债作为发动内战的费用，而中国金融资产阶级却哑口无言。因为，这时候中国工农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下，还在江西苏区活动。蒋介石发动对红军和苏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正是为了保护买办金融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宋子文仍坚持不再大量举债，仅发行了用于热河抗战的2000万元爱国库券。蒋介石对此甚为不满，最后宋氏被迫辞职。

需要指出，尽管宋子文后来反对举债，但他还是举借了大量的内债，合计总额达12.44亿元，除了其中的3.41亿元公债之外，其余的为国库券，共分为十七次发行，总计9.03亿元⁽¹⁹²⁾，所发国库券大约是公债的三倍左右。为什么宋氏要多发国库券而少发公债呢？因为国库券的还本期近，而且每个月付息一次，如果能够按时偿付，便可以增加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感，提高政府的债信；同时对加强资金的流通、活跃金融市场也有一定的作用。而公债的期限一般较长，还本付息不能按年按月进行，几年付息一次，还须抽签碰运气。因此，发行公债既不利于提高债信，也难于推销。由于国库券偿还周期较短，举借以后所形成的还债压力较大，使宋氏难于应付，感到这条路不能继续走下去，这才迫使他紧缩开支，尽量少借债，从其他方面寻找出路。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除了辞职就没有更好的选择。

（二）孔祥熙举借的公债

请看下表：

1933年—1936年财政部发行公债数额

年份 | 种类 | 债款（百万元）
1933 | 3 | 124
1934 | 3 | 124
1935 | 7 | 560
1936 | 3 | 455⁽¹⁹³⁾

在1933年—1937年的第二个时期，由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1933年10月孔氏刚被任命，就立即表示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战争。当时正值蒋介石准备用50万人马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军费需求非常紧迫。11月1日，孔氏对新闻界的声明和11月6日的就职演说中均表示要竭尽全力来筹集蒋介石所需要的军费，声称：“能有个平衡的预算固然很好，然而保证剿共战争的成功更为重要。”⁽¹⁹⁴⁾蒋介石要多少军费，孔祥熙便筹集多少。孔祥熙筹措军费的最好办法就是发行公债。孔氏发行的公债由上表统计，1933年—1937年抗战爆发前，共十三种，金额为12.63亿元⁽¹⁹⁵⁾。而且1936年为调换旧债券所发行统一公债14.6亿元还不计算在内，年平均举借内债达3亿元以上。孔氏举债额平均是宋子文时期的一倍左右。

孔祥熙理财素以圆滑著称。他将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如关盐统等税款用来支持蒋介石作为军费开支，而其他应该支出的费用则采取举债的办法。据邬志陶统计，孔祥熙在1934年—1937年共发行十九次公债，合计约11亿余元法币、2000万元美金、150万镑英金。计用于金融建设者七种，如用作增加中、中、交三行资本，整理四川、广西等省金融等等；用于交通建设者五种，如完成粤汉铁路、修筑玉萍京赣铁路，补充铁路设备，建设电报及无线电通讯网等等；用于生产建设与赈济者三种，如赈济华北、补助农村、救济水灾、办理工赈等等；用于水利建设者一种，即1937年4月发行的开浚广东港河工程公债；至于在名义上纯属用来周转国库解决财政困难的只有三种，合计金额为2.44亿元⁽¹⁹⁶⁾。可见，名义上专为解决财政危机所发公债占据的比例并不大。而这些借款，有相当一部分做到了专款专用。如在交通运输业中，铁路、公路的建设速度在1934年以后明显加快，全国铁路干线南北交通大动脉粤汉线的接轨工程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东南的交通干线浙赣铁路也于这一时期完成。同时，为了作好抗日战争的物资准备工作，政府投资煤炭、电力、钢铁等能源工业及基础工业的步伐也较以前加快，有相当一部分工业都是在1936年前后建成或者是在这个时期动工兴建的。

（三）举借公债的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举借的内债，在经济建设和抗战准备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蒋、宋、孔举借内债的目的和作用，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如：

第一，为发动内战筹措军费。公债是与内战分不开的，国民政府发行的二十多亿公债，为它进行北伐战争，排除异己的军阀战争和围剿红军的反共反人民的战争，提供了充足的军费。使它能转不利为胜利，巩固其统治地位，而给人民、给革命却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和灾难。

第二，金融资产阶级发了财。金融资产阶级承购公债支持国民党政府，同时也从公债买卖中发了财。发行公债是有折扣的，在发行条例上虽然规定为“十足发行”或“九八发行”，而事实上，当公债向银行抵押时，普遍是五六折或六七折，加上公债的利息6厘8厘不等，所以银行承购公债，如按结价时计算，所得年利约在三四分之间。政府发行的公债有半数以上，为上海较大的十七家银行所承购。这些金融资产阶级在公债买卖中发了横财。同时又因他们购买公债支持南京政府，与政府结下生死与共的关系，使他们共同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是对两者都有利的。

第三，扩大政府国家资本的势力。所谓国家资本就是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经营的企事业。这些国营企事业都是在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靠国家机器这个超经济的强制力量建立起来的。其资金来源除了靠税收，就是靠公债。如政府的四行二局的建立和发展、各省银行的建立和发展，都是靠公债。政府发行的金融公债都是同加强国营银行分不开的。另外1936年发行的复兴公债，四川、广东公债，都是加强国有工矿业、铁路交通业、金融银行业建设的。这些公债都增强了中央政府和各省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国营企事业的实力，使国家资本逐步成长为对全国金融业、工矿业、交通业进行垄断的经济力量。而靠承购公债支持它的民营资产阶级，却变成了受国家资本支配和控制的附庸，而失去了昔日自由发展的权力。

第四，加速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大量发行内债过程中，发财最快最大的不是金融资产阶级，而是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集中了国家财富，不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而且在公债投机中兴风作浪，从中取利，成了亿万富翁，成为主宰中国大权的统治者。而这些公债的还本付息是靠政府增加关、盐、统三税的收入来偿还的，赋税重担最终都要压在中国劳动人民的头上，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

(1) 国民政府财政部：《国民政府财政公报》第7期，第8—9页。

(2) 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全国经济会议专刊》，1928年上海版，第1—23页。

(3) 参见［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另见《中华年鉴1929—1930》，1930年上海版，第629页。

(4) 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全国经济会议专刊》，第576—579页。

(5) 《字林西报》1928年6月30日。

(6) 《字林西报》1928年7月7日。

(7)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革命文献》第20辑，第1、8页。

(8)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326页。

(9) 《革命文献》第26辑，第7页。

(10) 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11)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第327页。

(12) 邱松庆：《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财经政策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3)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第327—328页。

(14)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第328页。

(15)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第328页。

(16) 《革命文献》第26辑，第8页。

(17) 《革命文献》第26辑，第5—6页。

(18)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第330页。

(19) 《申报》1928年2月23日。

(20)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1页。

(21) 宋子文：《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财政报告》（1931年11月），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103页。

(22) 《国民政府财政公报》第6期，第34页。

(23) 宋子文：《国民政府财政部最近三个月报告书》（1928年6月），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03页。

(24) 宋子文：《财政部1928年4月份工作报告》，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04页。

(25) 宋子文：《财政部1928年11月份工作报告》，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08页。

(26) 《财政公报》第17期，第87页。

(27) 宋子文：《财政部1929年1月份工作报告》，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09页。

(28) 宋子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财政工作报告》（1929年3月），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09页。

(29) 宋子文：《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财政工作报告》（1931年11月），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09页。

(30)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页。

(31)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0页。

(32)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3册，第551页。

(33) 《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3号，第132页。

(34) 美国国务院1949年出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347页。

(35) 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106页。

(36) 《财政部政治报告》，《革命文献》第26辑，第41页。

(37) 董长芝等：《民国财政经济史》，辽宁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38) 国民政府外交部编：《中国恢复关税之自主权之经过》下册，第118—119页，《中英关税条约》附件四。

(39)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第297—298页。

(40) 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第297页。

(41)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47页。

(42)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51页。

(43)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48页。

(44)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48页。

(45)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49页。

(46)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50页。

(47) 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台北“国史馆”1986年印行，第238页。

(48) 《国民政府十八年度财政报告书》，《革命文献》第73辑，第120页。

(49) 《财政部工作报告（民国二十四年及二十五年上半年度）》，《革命文献》第73辑，第321页。

(50)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52页。

(51) 《国民政府十八年度财政报告》，《革命文献》第73辑，第120页。

(52) 《国民政府十九年及二十年两会计年度财政报告》，《革命文献》第73辑，第135页。

(53) 李权时：《中国关税问题》（下），第304页，引自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第58页。

(54)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347页。

(55) 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对外贸易出版社1981年版，第502—507页。

(56)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附表6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40页。

(57) 李康华：《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第502—507页。

(58)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附表64。

(59) 国民政府主计部：《中国民国统计年鉴》，1948年版，第248—250页。

(60) 刘振东：《孔庸之先生讲演录》第1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79页。

(61) 参见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9—131页。

(62) 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版，第47页。

(63) 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版，第47页。

(64) 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册，第127—131页。

(65) 孔祥熙：《十年来的中国金融与财政》，《抗战十年前之中国（1927—193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109页。

(66)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67) 孔祥熙：《十年来的中国金融与财政》，《抗战十年前之中国（1927—1936）》，第110页。

(68) 参见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49—50页。

(69) 孔祥熙：《十年来的中国金融与财政》，《抗战十年前之中国》，第112—113页。

(70) 孔祥熙：《十年来的中国金融与财政》，《抗战十年前之中国》，第112—113页。

(71) 郑庆平：《略论中国近代农业赋税制度的发展特征》，见《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

(72) 李荣廷辑：《民元来国内外经济大事记》，《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刊行1948年版，第739页。

(73)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0页。

(74)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的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451页。

(75) 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册，第168页。

(76) 孙文学：《中国近代财政史》，第310—312页。

(77) 中国经济报社：《中国经济论文集》第2集，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257页。

(78)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1948年刊印，第5页。

(79) 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20页。

(80) 《中央银行开幕志要》，《银行月刊》第8卷11号银行近闻。

(81) 寿乐英：《宋子文与中央银行的建立》，《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82) 董长芝等著：《民国财政经济史》，辽宁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83)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第12页。

(84)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第12页。

(85) 郭荣生：《孔祥熙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3—84页。

(86) ［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第217页。

(87)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B70页。

(88) 石毓符著：《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页。

(89)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96—297页。

(90)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0页。

(91) 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39年版，第156页。

(92) 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93) 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6—67页。

(94)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金融法规汇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0—63页。

(95)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J45页。

(96) 《革命文献》第74辑，第68页。

(97) 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文海出版社，第165页。

(98) 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69页。

(99) 董长芝等著：《民国财政经济史》，第159页。

(100)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0页。

(101) 见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35年、1936年《全国银行年鉴》。

(102) 石毓符著：《中国货币金融史略》，第294页。

(103) 马寅初：《中国经济之分裂》，见《马寅初演讲集》第3集，北京晨报社1926年版，第173页。

(104) 马寅初：《中国经济之分裂》，见《马寅初演讲集》第3集，第175页。

(105) 宋子文：《国民政府财政部最近三个月报告书》（1928年6月），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31页。

(106) 宋子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财政部工作报告》（1929年3月），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31页。

(107) 《宋子文评传》，第132页。

(108) 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133页。

(109) 宋子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财政部工作报告》（1929年3月），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33页。

(110) 《宋子文评传》，第134页。

(111) 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台北“国史馆”印行1986年版，第232页。

(112) 杨树人：《甘末尔改革币制方案》，台北《大陆杂志》25卷4期，1962年版，第1—7页。

(113) 甘末尔设计委员会：《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附理由书》，上海银行周报社1930年版。

(114) 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第238页。

(115) 沈麟玉：《我国币制改革之经过》，中央银行月报4卷2期，1935年版，第2473页。

(116) 《时报》1929年2月17日。

(117) 卓遵宏：《抗战前10年货币史资料（一）币制改革》，第99—101、124—131页。

(118) 宋子文：《财政部1929年9月份工作报告》，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35页。

(119) 宋子文：《财政部1931年9月份工作报告》，引自《宋子文评传》，第136页。

(120)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F140页。

(121) 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第239—241页。

(122) 《财政部长孔祥熙向中国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财政报告》，《革命文献》第73辑，第317页。

(123)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A23页。

(124) 《国民政府废两改元训令》，《国民政府公报》第1098号，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六日，《革命文献》第74辑，第3页。

(125) 国民政府财政部编：《国民政府财政公报》第62期，第76—77页。

(126)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E90—91页。

(127) 《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案》，《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128) 《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自开工之日起至1935年6月30日为止的报告》，第14页。

(129)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05—206页。

(130) 《银行周报》，第840号。

(131) 赵兰坪：《现代中国货币制度》，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公司1955年版，第81—83页。

(132) 李绍荣、钱纯译：《货币银行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04页。

(133) I.Y.Shen，China’s Currency Reform（Shanghai：Ine Mrcury Press，1941），p.171。

(134)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10页。

(135) 国民政府档案，档号：（财〇二·三——一）档名：《关于银问题之契约节略》，台北“国史馆”藏。

(136) 张素民：《一年来之中国金融事业》，《文化建设》1卷3期，第29页，1934年12月10日。

(137)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二），第313页。

(138) 张素民：《一年来之中国金融事业》，《文化建设》1卷3期，第29页，1934年12月10日。

(139) 国民政府档案，档号：（财〇二·三——一）档名：《关于银问题之契约节略》，台北“国史馆”藏。

(140) 朱疑译：《新货币政策实施半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之详述》，《中国经济》4卷7期，第13页，1936年7月15日。

(141)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3页。

(142) 《申报年鉴》1936年，A26页。

(143) 徐堪：《自述》，《徐可亭先生文存》，台北1970年版，第5—6页。

(144) 国民政府档案，档号：2—1·12·10—11《改定货币政策》，台北“国史馆”藏。

(145) 《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1935年11月3日。《革命文献》第74辑，第6—7页。1936年1月20日又规定“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同中、中、交三行的钞票一样定为法币，在国内同样流通，但不能无限制的买卖外汇。

(146) 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3—94页。

(147) 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1887—1937）》，台北“国史馆”1986年印行，第404页。

(148) 《历年法币逐月发行数额表》，《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第67页。

(149)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16页。

(150) 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151) ［美］恩·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69页。

(152) 张寿贤：《陈光甫先生传略》，台北1977年版。

(153) 姚崧龄：《陈光甫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82页。

(154) 张寿贤：《陈光甫先生传略》，第83—84页。

(155) 李骏跃：《中国纸币发行史》，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版，第102页。

(156) 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21页。

(157)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82页。

(158) 戴铭礼：《五十年来之中国币制》，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

(159) 陈光甫：《五十年来之中国金融》，第111、36页。

(160) 《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34页。

(161)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台北阳明山庄1950年版，第120—121页。

(162) 王骏元：《白银问题与法币改革》，第8页。

(163) 李敏万：《为国尽瘁之孔祥熙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第42页。

(164) 陈叔温：《中国财政的根本问题》，《东方杂志》第33卷，第16号。

(165)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3页。

(166)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43页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

(167) 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H19—20。

(168)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70页。

(169) 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H19—20。

(170)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47页。

(171)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47页。

(172) 张肖梅、张一凡：《民元来我国之国际收支》，《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1948年刊印，第270—271页。

(173) 《光明日报》1965年2月10日；另见孙文学：《中国近代财政史》，第253—255页。

(174) 邬志陶：《民元来我国之公债政策》，《民国经济史》，1948年版，第202页。

(175)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134页。

(176)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63页。

(177) 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第68页。

(178) 李立侠：《中国外债之检讨》，《东方杂志》第34卷第14号。

(179)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155页。

(180)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155页。

(181) 刘振东：《孔庸之先生讲演录》第1册，台北文海出版杜1960年版，第179页。

(182) 《国际联盟统计年鉴》，1933—1934年。

(183) 孔祥熙在1936年3月30日的中央纪念周报告词《自力更生与经济复兴》，《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录》，第449页。

(184) 《中央日报》1935年3月6日。

(185) 张肖梅、张一凡：《民元来我国之国际收支》，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1948年刊印，第271页。

(186) 张肖梅、张一凡：《民国经济史》，第271页。

(187) ［美］恩·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418—419页。

(188) 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财政年鉴续编》第一编，中央印务局1948年版，第17页。

(189)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代序，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19页。

(190) “持券人会”对于内债之宣言，见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债券汇编》。

(191) “持券人会”对于内债之宣言，见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债券汇编》。

(192) 邬志陶：《民元来我国之公债政策》，《民国经济史》，第201页。

(193) 本年发行统一公债14.6亿元，系换发的债券，未计入。

(194) ［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第193—194页。

(195)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64页。

(196) 邬志陶：《民元来我国之公债政策》，《民国经济史》，第201页。

第十章　国民政府的经济

第一节　经济行政的调整

一　实业部的设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分管全国工、矿、商、农等事务的行政机关为工商和农矿两部。1928年2月28日，农矿部设立，以易培基为部长；3月28日，工商部设立，以孔祥熙为部长。国民政府为刷新政治，改善制度，提高行政效率，于1931年1月17日公布《实业部组织法》，将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

实业部是管理全国工业、矿产、农林渔牧及商业等实业行政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内设八司一署。总务司掌公布部令、典守印信、统计、出版、预决算、会计、官产保管。农业司掌农业试验、农地改良、防除病虫害、农田水利、农业调查、农民银行及合作社。工业司掌国营和民营之化学、机械、冶炼及其他工业之筹设、管理、奖励、监督、改良、推广。商业司掌国营、民营商业之管理及推广，商品之展览检验，调节物价，发展国际贸易。渔牧司掌畜产、水产之改良，渔税之拟定，兽疫之调查及防除。矿业司掌国营矿业之筹设，矿区税之拟定，矿业调查及统计，矿区勘定及矿质分析，矿权、矿警及地质调查等项。劳工司掌劳工团体之监督，劳工生活之改良，工厂之卫生设备，工人失业之救济，调解工人与雇主或工会间之纠纷，劳工移植及侨工保护等项。后又设立合作司，计为八司。一署为林垦署，掌林业与垦植。此外，还设有各种专门委员会和专业局等直属机构，如全国度量衡局、国际贸易局、工厂检查委员会、奖励工业技术审查委员会、地质研究所、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央模范林管理局、商标局暨各地之商品检验局、海洋渔业管理局等，均为较重要者。

至于地方实业行政组织，各省均设有建设厅（或实业厅）为管理工商业及农林渔牧等经济事务的机构。

实业部设立时，以原任工商部长孔祥熙为首任部长，郑洪年为政务次长，穆湘明为常务次长。这时南京国民政府面临军事政治危机，财政上没有力量顾及发展实业，实业部因经费不足，工作软弱无力，几近停顿。孔祥熙在实业部任职一年，虽然继续进行并扩展原工商农矿方面的正常业务，制定《工厂检查法》及六年期实业建设程序，并会同外交、财政两部制定《取缔日渔轮侵入我领海捕鱼办法》等，但在实业方面未有重大举措。

1931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陈公博为实业部长。陈是改组派的首领，汪精卫的追随者。他于1932年1月5日接任部长后，立即提出《四年实业计划》。该计划以统制经济为宗旨，要对粮食、棉花、煤炭的生产进行统制，并建立钢铁厂、化学工厂、机器厂、纱厂、造纸厂、汽车厂、糖厂、磁器厂、铜矿、油矿及大规模农业加工厂等，计划每年投资1亿元。这个发展国营工业的庞大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因为1932年开始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合作并不稳定，汪及其派系得不到实权，使陈公博既无经费又无权力来实现他的计划。陈公博在实业部主政四年期间，只完成了一个较大项目，即1933年与华侨合资创建的中国酒精厂。该厂系与侨商黄江泉合资，资本定为100万元，官股占十分之一。后增加股本至150万元，并扩充设备，最高产量可达每日生产1万加仑酒精，当时被称为“东亚第一酒精厂”⁽¹⁾。1935年11月，汪精卫被刺，于12月1日电请辞去行政院长本兼各职。汪既隐退，陈亦无法恋栈，于12月12日辞去实业部长职务。

1935年底，吴鼎昌继任实业部长。吴是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即“北四行”首脑人物，有金融资本为其实力后盾，又有蒋介石集团中的政学系为其政治背景。他是通过政学系的关系出掌实业部的。由于有政治关系，吴有实力实现较大的实业规划。在吴主持下，实业部成为南京政府参与发展工商业的重心⁽²⁾。1936年初，实业部创办上海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着手建立一个价值100万元的现代化鱼市场，有冷冻厂、鱼码头、仓库等完善设备。资本定为120万元，实业部认定50万元，交通银行30万元，私股40万元。5月12日，新鱼市场开业，以促进渔业、减少中国水产进口为名，实行垄断渔业的交易。老式鱼商对此十分愤怒，认为官办公司牺牲他们的利益而攫取超额利润，5月26日鱼行罢市以示反对。后经杜月笙调停，上海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降低鱼商利用鱼市场的收费标准，平息了鱼商的反对。上海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有了政府和上海帮会头目的双重支持，成为一个财源茂盛、利润丰盈的企业。

同年6月3日，实业部以响应蒋介石倡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名义，成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请蒋介石任会长，在南京设总会，各省、县设立支会。该会任务为：

（一）协助推行中央及地方政府经济建设计划；（二）倡导社会各种经济建设事业；（三）培训及介绍各种经济建设人才；（四）研究发展全国农工副业及地方特殊产品；（五）倡导节约，推行国货等⁽³⁾。实业部即以此新设机构来创办大型企业，主要有：一、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8月，实业部与川、鄂、湘、浙、皖、赣六省政府和一部分油商共同组成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垄断出口油料，主要是桐油的出口。该公司资本为200万元，由参加单位分担认股。每一单位可将认股的一半股份转售给私人。于是，从事建立机构的政府官员就可以以私股身份参加进来，政学系的影响也得到了体现，因为参加企业的各省当局是和政学系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成员张嘉璈的弟弟张嘉铸担任公司的经理兼商股董事，政学系的要人熊式辉是官股董事⁽⁴⁾。该公司的宗旨是为了改进植物油生产，并开始建立炼油厂。但提炼植物油获利极缓，于是转而致力于更能获利的销售植物油。豆油和桐油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1936年出口值将近8500万元⁽⁵⁾。1937年该公司在各省政府的配合下，试图完全控制植物油贸易，旋因中日战争爆发而中止，但1937年出口总数仍达1300万元⁽⁶⁾。中国植物油料公司由于有强大的靠山，在中国油类出口业中建立了重要基础。二、温溪造纸公司。1937年春，实业部成立温溪造纸公司，资本总额为320万元，商股定为170万元。在吴鼎昌邀请下，三大报纸（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和四大出版机构（商务、中华、正中和世界书局）认定二分之一以上的私股股份。同时也获得宋子文的支持，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与实业部共同购买150万元的公股，从而保证了造纸公司所需的资金。三、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1937年5月，实业部与闽、鄂、湘、浙、皖、赣六省政府共同组成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为200万元，由实业部和六省政府认购，二分之一股份售与个人。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推销和出口茶叶，它在各有关省政府的配合下，在茶叶市场上开始取代私商，掌握垄断权，但开始不久因中日战争而被打乱。四、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和首都国货公司。国货公司于1932年、1933年在上海、南京等地设立，但营业未得到大的发展。吴鼎昌主管实业部后，决定大力扩大国货公司销售业务，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出面，联合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国货联办处等，共同成立中国国货联合公司。资本额定为200万元，官商合办，其中政府投资占三分之一，其余均由国货工厂和公司入股投资。1937年4月10日在南京成立，5月17日在上海开业⁽⁷⁾。6月，实业部又在南京成立另一家公私合营的首都国货公司。这两家公司因有政府关系得到不少好处。实业部通知各省政府机关，凡公用设备和办公用品均须向上述两公司购买。由于政府的支持，两家国货公司销售业务得到很大的发展，后因“七七”事变遭受沉重打击。

1937年11月，吴鼎昌因阻止上海棉织品投机，在政治上遇到麻烦，不得不辞实业部长职务。但在他短暂的实业部长任期内，由于有从事工商业的经验，有与银行业、商业、政界各方面关系，所以能迅速地筹集资本组织企业，成功地创办了几个企业。他所创立的公司，多是针对当时某些特殊经济问题的，如为防止大量渔产进口而办渔业公司，为防止新闻纸进口而办造纸厂等；多数公司是从事销售而不是从事制造，很少建立新式的工业生产企业。

1937年11月20日，程天固继任实业部长，因抗战之需要，于12月遂合并于全国经济委员会，后改为经济部。

二　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

国民政府为注重经济计划工作，于1931年4月采纳国际联盟派遣来华专家沙特爵士的建议，决定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⁸⁾。同年6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全国经济委员会为经济计划与施行机关，统筹国营经济，直隶于行政院。其职掌为：凡国家一切经济建设或发展其经费由国库负担或辅助者，应经全国经济委员会审定呈请国民政府核准之；施行国营事业建设或发展计划时，全国经济委员会得审核其工作及其费用；组织各种专门委员会研究各项专门问题，并得派专门人员视察或指导各种计划之实施。全国经济委员会在性质上被规定为集顾问、审议、实施于一身的指导国营经济的机关，业务庞大、复杂。

全国经委会工作由于内战连绵、洪水为灾和“九一八”事变，迟迟未能展开。虽然当年9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宋子文、刘尚清、连声海、王伯群、孔祥熙、李书华、张人杰、张学良、李煜瀛、张嘉璈、李铭、周作民、晏阳初、虞和德、吴鼎昌、荣宗敬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1月23日、12月15日又分别任命刘瑞恒、马凌甫为委员），指定蒋介石、宋子文为正副委员长，任命朱家骅为秘书长。但直至11月15日才先行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任命秦汾为筹备主任。该筹备处历时两年，至1933年9月该处代行秘书处职权，主持办理一应筹备事宜，奠定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的基础。

筹备处下设机构有：一、审议机构：公路专门委员会、工程专门委员会、农村建设专门委员会；二、实施机构：公路处、工程处、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湖北堤工专款保管委员会。

在筹备处工作基础上，1933年9月13日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扩大全国经济委员会职掌范围，直隶于国民政府，采常委制，以汪精卫、孙科、宋子文为常务委员；棉麦借款交全国经委会支配，另组监督与保管机关。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秦汾为秘书长，并由常务委员决议推任汪精卫、孙科、宋子文、黄绍竑、朱家骅、王世杰、张人杰、孔祥熙、邵元冲、张嘉璈、周作民、晏阳初、吴鼎昌、荣宗敬、陈立夫、钱新之、陈光甫、刘鸿生、史量才、王晓籁、徐新六、叶恭绰、蒋中正、叶琢堂、彭学沛等为委员。

全国经济委员会似为全国经济行政最高机构，这亦可以从其常务委员声望及预算看出。以1934年论，当时的常务委员为汪精卫、孙科、宋子文、蒋介石、孔祥熙；该年的经费为1500万元，约为该年中央内政部预算6.5％，或为中央其他支出预算的18％⁽⁹⁾。全国经济委员会内设秘书处处理会内一切事务。为完成特定经济建设或发展计划之直接实施，设立专门的审议与实施机构。

审议系统的主要机构有：一、公路委员会。1932年11月为发展豫鄂皖赣苏浙湘七省公路建设，设立七省公路专门委员会，办理七省公路建设事宜。1933年11月，七省公路专门委员会改组为公路委员会，为审议公路专门事项之机关，掌理公路建设计划之审议及经费之核议，以及公路法规、工程标准之审核。二、水利委员会。1932年8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办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移交之工程，设立工程专门委员会，1933年10月改组为水利委员会，为审议水利专门事项之机关，掌理水利建设计划之审议及经费之核议，以及水利法规及工程标准之审核。三、卫生委员会。1932年8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卫生专门委员会，1933年11月更名为卫生委员会，掌理卫生计划之拟订审核，卫生设施之视察指导，以及卫生问题之研究。四、教育委员会。1932年1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教育专门委员会，1933年11月更名为教育委员会，掌理教育政策之建议，教育改革计划之拟订及审核，教育之调查。五、农村建设委员会。1932年1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为改良农产、改善农民生活设立农村建设专门委员会，1933年11月更名为农村建设委员会，掌理农村建设计划之拟订、审核及有关农业统计调查、农村教育、移民垦殖、农业租佃与农产品运销等问题之研讨。六、湖北堤工专款保管委员会。1932年1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为保管湖北堤工专款事项而设。湖北堤工专款账用于湖北省内堤工水利工程，各款均委托各征收机关征收径解汉口中央银行列收。七、棉业统制委员会。1932年10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棉业统制委员会，对全国棉业纺织业行指导监督及施行统制奖惩之权，棉业统制委员会设技术股对棉业纺织业的发展进行研究。八、蚕丝改良委员会。1934年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为采用科学方法改进全国蚕丝业，设立蚕丝改良委员会，对全国蚕桑丝茧各业行指导监督奖惩之权。蚕丝改良委员会还设技术室，研究蚕丝业的发展。

工程实施系统的主要机构有：一、公路处。1932年1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办理7省联络公路督造事宜设立公路处，1933年改组办理公路建设事务，由陈体诚、赵祖康分任正副处长，分设工务、交通、计划三科，分别进行公路工程之实施，公路运输之统筹监督及公路建设、筑路养路材料、车辆油料之研究。二、水利处。1932年8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办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移交工程设工程处，1933年10月改组为水利处，办理水利建设事务，处长为茅以升，分设设计、工务二科，分别进行水利建设之发展及水利工程之设计及实施。三、卫生实验处。1932年8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办理全国卫生设施事务设置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1933年底更名卫生实验处，刘瑞恒、金宝善分任正副处长，下设防疫检验、化学药物、寄生虫学、环境卫生、社会医疗、妇婴卫生、工业卫生、生命统计、卫生教育等九系。四、农业处。1933年1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农业处，办理农业建设事务，赵连芳、许仕廉分任正副处长，下设农业改良、农业建设、农业工程三科，分别进行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农产品产销、土地利用及农村教育等之建设，农村垦荒、水利、建筑等工程之实施。五、信托处。1933年1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信托处，叶琢堂任处长，办理棉麦借款之保管及运用。六、江西办事处、西北办事处。1934年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分别设立江西办事处、西北办事处，分别办理各该地区经济建设事宜。七、驻沪办事处。1934年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驻沪办事处，处长邓勉仁，办理沪地一应接洽事宜。

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之初，工作计划先从三方面入手：一为运输交通之设施；二为农业之救济；三为重要生产事业之改良。1934年2月，国民政府决定全国水利行政机关亦归全国经济委员会统筹办理，其工作范围愈益扩大，设有五个直辖水利机构，即导淮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分别管理国家大规模水利工程。至此，国民政府的水利行政始趋于统一。全国经济委员会业务绩效最为显著者有六个部门，即公路建设、水利建设、农业建设、棉业统制、蚕丝改良及卫生设施，它们的规划与指导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曾奉国民政府训令，一方面会同内政部、财政部合组土地委员会，办理土地调查研究事宜；一方面与教育部合作，设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办理全国学术人才供需方面之联络与辅导。又配合西北之开发，通过《建设西北计划》，逐步实施。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全国经济委员会五位常务委员由蒋介石领衔提出《全国经济建设方案》，期于五年内完成国家各种必要之建设，一方面充实国防需要，一方面提高民众生活，规划尤为具体而远大。同年7月抗战爆发，全国经济委员会乃进行西南各省公路之统一管理，于人力物力之运输贡献良多。1938年1月，国民政府为完成战时体制改组，将全国经济委员会撤销，并将其公路机构归并交通部，水利机构归并经济部，卫生机构归并卫生署，至此全国经济委员会暂告结束。

三　资源委员会的建立

国民政府除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外，还设立了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系国民政府为调查控制全国国防资源及基本工业建设事业的管理机构，其前身是蒋介石自任委员长的国防设计委员会。

1932年3月蒋介石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4月17日，邀请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张静江、黄郛到南京，详细讨论国家的分期建设计划。蒋介石特别和黄郛两次单独商谈未来的国防计划，希望黄郛共同彻底研究。黄郛想出组织国防委员会的主意。他把这个主意告诉了他的连襟钱昌照，钱即向蒋介石上条陈，并得到采纳⁽¹⁰⁾。11月1日，参谋本部创设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在南京成立，是一个调查统计设计机构，对外并不公开。它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本部参谋长蒋介石任委员长，秘书长翁文灏、副秘书长钱昌照负实际责任。其成员来自军政、财经、工商、文教各界中的知名人士，主要任务是发展国家资本，达成中国工业化。它的首要目标在调查和研究国防经济，以为建设基本工业和筹划经济动员的准备。根据《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研究的范围分为军事、国防、文化、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人口土地及食粮、专门人才等八部分。因人力和财力的限制，只注意国防经济方面的调查统计工作，其中做得最多的是原料和制造（即矿产、工业）、交通、粮食、经济财政、专门人才等五项。人口与土地的调查，因范围太广泛，只试办了一些地方。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研究与调查工作，为资源委员会后来成为南京政府主要工业机关，在资料和人员方面进行了初步准备。

1935年4月，南京政府军事机构进行大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由参谋本部改隶军事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成立以后，仍由蒋介石自兼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分任正副秘书长。根据《资源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的职掌，计有人的资源及物的资源的调查统计研究事项，资源的计划和建设事项，资源动员的计划事项，其他有关资源的事项等。由于职掌变更，工作也有所调整，原来的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三部分工作均告结束，其余国防经济之调查、统计、研究工作则仍继续，以便服务于直接建设及资源动员计划。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重工业建设，过去虽有调查设计，而苦于经费无着未能建设。直到1936年度预算中，南京政府始指定1000万元供建设重工业之用。同时，资源委员会呈准军事委员会统制钨、锑两矿出口贸易，所得盈利充作建设费用，而一部分设计乃得见诸实行。

抗战前，资源委员会主要是经办钨锑的对外贸易和建立重工业机构。

1．钨锑对外贸易。钨锑两种矿产是军用合金的重要资源，并为中国特产。1930年—1933年，中国钨、锑产量分别占世界钨、锑产量的41.4％、70％强⁽¹¹⁾。德国在希特勒执政后扩军备战，急需储备钨锑。1935年，德国派特使克兰（Klien）访蒋介石，随后由孔祥熙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Schaht）签订了经济合作合同，两国实行易货贸易。蒋介石将此事交资源委员会办理，1936年2月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经济部签订1亿金马克的周转信贷合同。资源委员会从这笔信贷中获得不足十分之一（981.944万马克）的款项用以建设工业，其余都用于购买军火和兵工厂器材。借款以中国桐油、猪鬃和钨锑偿还。桐油、猪鬃由中央信托局收购和出口，钨锑由资源委员会办理。

中国钨矿主要在江西，次为广东、湖南，锑矿集中在湖南，均手工开采，由商人联合经营，办理不好，有的省份各自为政，不能统一。资源委员会接手后，采取和地方政府分利的办法，从钨锑买卖上获得的好处，由地方政府和资源委员会各半分配，用人行政，地方不过问。1936年1月1日，资源委员会在湖南长沙成立锑业管理处，2月28日又在江西南昌成立钨业管理处，吉安建立钨铁厂，把当地钨砂炼成钨铁，并在上海、汉口设国外贸易事务所垄断出口。德方则于上海设立合步楼公司（Haplo Co.）办理易货。1936年至1937年，资源委员会出口钨16697吨，内易货5183吨；出口锑8583吨，内易货1247吨。从此，钨锑对外贸易地位增强，国际上对于钨锑越来越需要，出口数量和价格也大有增长，资源委员会颇获盈利。

2．重工业建设。1935年，资源委员会制定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以供国防需要和经济自给为目标，分为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气五个部门，经费预算计2.7亿元。1936年夏，国民政府指拨1000万元，开始建厂工作。一、冶金工业：有中央钢铁厂、茶陵铁矿、灵乡铁矿、江西钨铁厂、彭县铜矿、阳新大冶铜矿；二、燃料工业：有高坑煤矿、天河煤矿、万县煤矿、四川油矿、植物油提炼轻油厂、煤气车推行处；三、机器工业：有机器制造厂；四、电气工业：有电工器材厂、无线电机制造厂、电瓷制造厂及四川水力发电厂，以上共计筹建十七单位。

1937年，南京政府又拨经费2000万元，建设计划大体继续上年，事业稍有调整，如冶金工业增设湖南铅锌矿，化学工业增建氮气厂。事实上，资源委员会于1936年、1937年两年陆续设立二十五个企事业单位，其中六个是与省政府或其他部门合办，矿业多是在接办或收买民矿基础上扩建的。当时考虑到与国防有关，这些厂矿均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内地各省。

资源委员会重工业建设正在进行，抗日战争爆发，它的各项事业受到影响，已设立的二十五个企事业单位中有九个结束或停办，五个迁往内地。它们大都于1938年以后才形成生产力。

上述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是南京政府于30年代初建立的经济行政机构。在此之前南京政府还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建设委员会，以张静江为主席（后改称委员长），直隶南京政府以经营国有事业及计划建设方案，并指导一切建设实施之责。这些经济行政组织，虽说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模式，各成系统，但机构重叠，各自为政，如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与实业部的工作很难明确划分；农业方面，除实业部有农业司外，全国经济委员会下有农业处，建设委员会下有振兴农业设计委员会，而且教育部还设有农业推广委员会。政出多门之弊随处可见，不利于全国经济建设的协调与发展。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

一　国营经济的建立

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于1930年3月召开三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设之方针案》。该案指出：“以言需要，则敷设铁道，改良水利，经营工业，开发矿产，扶植农商，均为目前迫切之图，所刻不容缓者也。惟其中如铁道、水利、造船、制铁、炼钢等伟大之建设事业，依总理节制资本之义，宜由国家经营之。”⁽¹²⁾此等基本工业往往建设费时甚长，需款甚巨，而完成之后，亦不易有利可图，私人多无力举办，亦不愿举办。国民党建立国营经济之目的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亦在奠定工业化之基础。基于此点，南京政府在统制金融业的同时，着手在军工、工矿、商业、交通各部门建立国营经济。

（一）军工业

南京政府成立后没收和接办北洋军阀官僚资本的军工厂有汉阳、金陵、济南、巩县、华阴、上海等六厂，另有德州、开封两个小厂和生产兵工材料的上海炼钢厂⁽¹³⁾。南京政府接办军工厂后，根据国防需要整理原有军工厂，一是进行撤并或扩建，二是统一各厂出品之制式，以利战时补给。对原有各厂撤销或扩张，基本上是按参谋本部制定的《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进行。1932年9月，为扩展兵工材料生产以谋自给，兵工署决定将汉阳兵工厂之制药厂，“与汉阳兵工厂分立，更名曰汉阳火药厂”⁽¹⁴⁾，并直属兵工署，加以扩建。之后，又决定将因“一二八”抗战而停工之上海兵工厂撤销，将其机器设备，按性质分别移并宁、汉、巩三厂；并将德州、开封两地方小厂撤销，设备拨济南厂。按《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华阴兵工厂不属撤销之列，但因其设备陈旧等因，1933年奉命停办⁽¹⁵⁾。该厂停办后，少数设备移并巩县兵工厂，大部分机器交陕西省政府作民用。原有各厂整理后，兵工署直辖之兵工厂有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济南兵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上海炼钢厂等六家。各厂还淘汰旧机，补充新机，整顿产品，增加品种。

整理旧厂另一项是力谋械弹制式的统一。北伐完成，全国形式上实现统一，但地方军阀拥兵自重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其兵器多购自国外，聘某一国之顾问，即购某一国之兵器，各部队所使用之武器种类陈杂不齐，零件不能互换，枪弹不能通用。一旦发生对外战事，各部队械弹制式不一，不利于补充。1934年12月22日，军事委员会召集有关单位，讨论各式兵器战术要求诸问题，统一制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逐步定型并大量制造我国自造或仿造的诸如中正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八二迫击炮等制式兵器，一些非制式兵器逐步淘汰。制式武器中，步、机枪口径均为7.9毫米，枪弹能互相通用。械弹制式的统一，为后来的抗日战争中的械弹补充带来很多便利。

南京政府除整理旧厂外，还建设新厂。根据1932年的计划，拟新建的兵器及材料工厂计有制炮厂、炮弹厂、炼钢厂、动力厂、氮气厂、军用化学厂等。但至抗战爆发时，实际完成并投产的仅有生产军用化学产品的巩县兵工分厂。株洲兵工厂于1936年初开始兴建，抗战爆发时尚未出品。

据统计，30年代，南京政府兵工署系统的兵工厂约十余家，军需署系统的被服、粮秣、炼钢、代工等企业十六家，海军部系统的造船、飞机等企业和工程处十个单位，航空委员会所属的飞机修理厂三处⁽¹⁶⁾。南京政府的军工建设，加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对于增强抗战实力有其积极意义。

（二）工矿业

南京政府通过建设委员会、国家银行、实业部、资源委员会等，均组织与筹建了一批国营厂矿企业。

1．建设委员会系统。建设委员会于1928年2月成立于南京，以张静江为主席（后改称委员长），直隶南京政府。它成立后积极向工业领域渗透，没收和吞并了许多重要的工矿企业。金陵电灯官厂是建立于民国初年的官营企业，1928年4月由建设委员会接管经营，改为首都电厂。1929年建设委员会发行八年短期电气公债，扩充首都电厂的发电能力，1930年发电容量已达2.5万千瓦，到1937年资产已从50万元增至1300万元⁽¹⁷⁾。长兴煤矿（湖州长兴县）是建设委员会吞并的一家重要商办企业，1927年冬因该矿抗纳矿税、私向银行团借款，南京政府派员进驻该矿，宣布收归国有，由建设委员会接办。戚墅堰电厂是1923年由中德合资建立，设在江苏省，跨武进、无锡二县，1928年由建设委员会接办收归国有。除没收和吞并北洋军阀官办或商办企业外，建设委员会还自办若干工矿企业。1930年建立淮南煤矿，矿区位于安徽淮南，面积达22平方公里，日产煤1700吨，为了运输煤炭至武汉，又修建长220公里的淮南铁路。此外，建设委员会为军事通讯需要设立电机制造厂，专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常年经费4万元，由南京政府国库拨给。

1937年春，建设委员会以该会负债超过投资一半为由，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将所办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淮南煤矿、淮南铁路委托中国建设银公司招商经营。中国建设银公司系1934年6月由宋子文创办，资本1000万元，中国、交通、金城等银行及孔祥熙、张嘉璈、宋子良等均有股份，宋子文任董事长，宋子良任总经理。该公司属投资公司，以引进外资，对企业控股为目的。该公司接办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并收买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股份，组成扬子电气公司。扬子资本1000万元，内保留建设委员会股本200万元，余由建设银公司募足（银公司自持股本60％）。中国建设银公司接办淮南煤矿、淮南铁路后，成立淮南路矿公司，资本1000万元，内保留建设委员会股本200万元，余由建设银公司募足⁽¹⁸⁾。

中国建设银公司还于1936年与全国经济委员会、陕西省政府创办西京电厂⁽¹⁹⁾，并拟与陕西省政府合办同官煤矿和修建同官至咸阳铁路。又于1936年与铁道部、四川省政府、法国银团合作创设川黔铁路公司，资本2000万元，并与法国银团签订3450万元借款合同，抗战前完成内江至重庆段路基及桥梁涵洞工程⁽²⁰⁾。1936年底，中国建设银公司总资产3283.6万元，内各项投资750.4万元，放款752.8万元，现金892.9万元，当年纯益191.4万元⁽²¹⁾。

2．国家银行系统。南京政府利用国家银行的金融独占地位，积极向工业领域扩张。其中中央银行因偏重金融，投资工业不多，仅有虬江码头和麻织厂两家。相比之下，中国银行在工业领域的扩张及投资活动显得特别活跃，交通银行次之。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通过债务关系及投资改组的方法，不断对民族资本企业进行控制，使一部分民族资本企业变成为国营经济。截至1937年上半年为止，中、交两行控制了15家纺织厂，拥有纱锭35万余枚，占华商纱厂的13％，其中利用债务关系经营的有七家，投资经办者四家，通过银团、信托公司等收买的有4家⁽²²⁾。1934年，著名的郑州豫丰纱厂因倒闭被中国银行收买。山西的雍裕纺织公司也因破产于1936年冬为中国银行接管，同年中国银行又对破产的济南仁丰纱厂进行加资改组攫为己有。1937年3月，中国银行乘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金周转不灵之机，以每股5元（每股票面额是15元，市价为七八元）的低价，购买该公司20万股，控制了这家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卷烟厂。1937年春，渤海化学公司破产，中国银行承付该公司债款120万元，控制了该企业⁽²³⁾。

中国银行还通过“官商合办”或商办的形式投资工业，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中益电工制造厂等。此外，中国银行还投资于其他行业，主要有面粉厂、电器公司、打包厂、食品公司、造纸厂、制铁公司、麻织厂、薄荷厂、榨油厂等，共17家，至1937年7月，共投资440.8万元，占上述十七家工厂总资本的31.8％⁽²⁴⁾。

3．实业部系统。实业部主管全国工商农矿等企业的行政事务，负责执行国家工业发展计划，但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各种因素，1935年底以前实业部在发展工商企业方面起的作用很有限。1935年12月，吴鼎昌继任实业部长，得到政学系的支持，得以大规模投资工业。抗战前，实业部建成的企业有下列三厂。

中央机器制造厂，1932年筹办，1936年投产，资本310万元，由英庚款项内拨付。厂设上海，机器设备购自英国⁽²⁵⁾。

中国酒精厂，实业部与华侨黄江泉、沪商赵晋卿合办，1933年筹办，1935年投产。资本130万元，内官股15万元，由英庚款项内拨付。厂设上海，机器设备购自英国，日产量3万公升⁽²⁶⁾。

中国植物油料厂，由实业部与川、鄂、湘、浙、皖、赣六省政府及油商合组，1936年成立。资本200万元，先收100万元。抗战前，该厂主要是经营桐油出口，并在上海、汉口、芜湖、万县、重庆设炼油厂；芜湖厂资本10万元，有新式榨油机三部，日可出油10吨⁽²⁷⁾。

4.资源委员会系统。1935年4月资源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发展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首先拟定一个《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规定在五年内投资2.712亿元，兴建冶金、化工、燃料、机械、电气等行业三十余个大中型厂矿，并在内地筹建军事工业基地⁽²⁸⁾。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南京政府积极寻求外援，1936年2月与德国签订《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向中国提供1亿金马克的信用贷款。资源委员会从这笔贷款中获得不足十分之一（981.944万马克）用以建设工业，并由德国帮助资源委员会建设钨铁厂和钢铁、电工器材等厂，中国则以钨、锑、生丝、猪鬃等农矿产品作偿付。为了有效控制钨、锑的生产与出口，资源委员会分别于1936年1月1日和3月1日在湖南、江西设立锑业管理处和钨业管理处，开始实施对钨锑的管制政策。同时，南京政府于1936年夏拨款1000万元，次年再拨2000万元，作为资源委员会的建厂资金。到抗战前，资源委员会陆续设立了二十五个企业事业单位，如下表。

1936年—1937年资源委员会设立的企业事业单位

设立时间 | 企事业名称 | 所在地 | 附注
1936.1 | 锑业管理处 | 长沙 |
1936.2 | 钨业管理处 | 南昌 | 另外省府合办钨矿工程处，1938.11结束
1936 | 国外贸易事务所 | 上海、汉口 | 1938年迁香港
1936.6 | 中央钢铁厂 | 湘潭 | 1938.6停办
1936.6 | 茶陵铁矿勘探队 | 1938.11停办 |
1936.7 | 彭县铜矿筹备处 | 四川彭县 | 接收原官矿，与重庆行营联合投资
1936.8 | 江西钨铁厂 | 江西吉安 | 存沪机器被毁，停办
1936.8 | 阳新大冶铜矿勘探队 | 阳新、大冶 | 1938.2结束
1936 | 中央机器制造厂 | 湘潭 | 1938年迁昆明
1936 | 中央电工器材厂 | 湘潭 | 有4个厂1938年迁滇桂
1936 | 中央无线电制造厂 | 湘潭 | 与湘省府及广播事业委员会合办，1938年迁川
1936 | 中央电磁制造厂 | 长沙 | 与交通部合办，1938年迁川
1936 | 高坑煤矿局 | 江西安源 | 收买民窑，1938.10结束
1936 | 湘潭煤矿公司 | 湘潭 | 与中福公司合办，收买民矿，1938.11结束
1937.1 | 灵乡铁矿勘探队 | 1938.3结束 |
1937.2 | 天河煤矿筹备处 | 江西天河 | 与省府合办，收买民矿
1937.7 | 龙溪河水电厂 | 长寿 |
1937.9 | 水口山铅锌矿勘探队 | 常宁 | 1938.8结束
1937 | 四川油矿勘探处 | 巴县 |
1937 | 中央炼铜厂 | 昆明 | 后改称昆明炼铜厂
1937 | 重庆炼铜厂 | 重庆 |
1937 | 云南锡矿工程处 | 个旧 |
1937 | 青海金矿办事处 | 西宁 | 与省府合办
1937 | 四川金矿办事处 | 松潘 |
1937 | 宜洛煤矿 | 宜城洛阳 | 接办原企业，战后停产

资料来源：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沿革》，1947年油印本，参考其他资料修订。

（三）商业

南京政府实行若干商业统制政策，建立国营商业，进行商业独占活动。南京政府的商业统制，常以改进品种、防止中间剥削、集中运用银行资金为由，如1933年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棉业统制委员会，从事棉种改良，规定棉价，组织银行贷款等。1934年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蚕丝改良委员会，江浙两省也相继设立蚕丝改进委员会、蚕桑管理委员会，在改良蚕种和茧灶方面作些倡导，而重点是统制产销，尤其是统制茧行，统一收购，垄断市场。1936年，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的钨锑运销和出口。孔祥熙控制的天津祥记商行，以“商办”名义出现的国家资本，专门从事匹头、颜料、煤油等商品的买卖，在全国各重要都市设有七八个大商号。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棉业公司也于1936年成立，资本为50万元。1937年春，增资为200万元，5月又增资至1000万元。该公司在上海商品市场的交易很活跃，开张第一年，贸易额即超过20万元，原棉交易总额1300万元，经销纱布约500万元，信托业务300万元⁽²⁹⁾，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垄断组织之一。1937年3月，宋子文又在广州成立华南米业公司，资本1000万元，但流动资金2000万元，垄断了华中、华南大米的运输和销售。1936年和1937年，南京政府又先后设立了中国粮食工业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上海中央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茶叶股份公司等商业垄断机构。这种商业因有政府或官僚投资，在政府的支持下，在商业领域的独占活动发展很快，在一些行业已取得垄断控制权。

（四）交通

南京政府成立后继承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修筑的铁路，里程12728公里⁽³⁰⁾；1931年东北沦陷后，东北铁路里程6000多公里亦连同损失。30年代前期，南京政府修筑了浙赣铁路、粤汉铁路的株洲至韶关段、湘黔铁路的株洲至湘潭段等，至抗战前夕，全国有铁路21，761公里，南京政府实际控制的铁路只有11，419公里，约占52.5％，其余均在外国资本控制之下⁽³¹⁾。

公路建设原由交通部主管，后交铁道部接办，再于1932年交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掌理。1933年，全国通车里程除东北外，有6.3406万公里，到抗战前夕，里程扩展到10.95万公里⁽³²⁾。

航运业，主要是招商局。该局成立于1872年，以后所有权经过几次变动，1932年才由南京政府接办。到抗战前，招商局的船舶数目最多时有153艘，吨位8.63万余吨⁽³³⁾，占当时全国国营和民营船舶总吨位57.6万吨的15％左右。

航空运输业，到1936年底，中国已有中国（与美国合办）、欧亚（与德国合办）、西南、惠通四家航空公司。中国和欧亚两公司有飞机27架⁽³⁴⁾，西南公司系两广政府投资的30万元，惠通公司为中日合办，实为日资。此外，尚有中苏航空公司，仅有两架飞机。

据估计，1927年—1937年，南京政府统治下，国家资本在工矿业中的资本额为2.06亿元，在交通运输业中的资本额为2.35亿元⁽³⁵⁾。交通运输业中的国家资本的资产为16.3897亿元（其中铁路为9.8657亿元，公路4.5114亿元）。1927年—1937年，南京政府国家资本的资产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合计为18.4479亿元⁽³⁶⁾。国家资本已在交通运输业中的铁路、公路、空运和邮局部门取得垄断和独占地位，但在航运部门则落后于民族资本。在工矿业资产中，国营、民营工矿业资本合计为13.76亿元，其中国营为2.06亿元占15％，民营为11.7亿元占85％。这表明国家资本在抗战前，在工矿企业中还没有占居绝对垄断和统治地位，只是处在初步形成阶段。然而，南京政府的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已占统治地位，它通过货币信用和外汇政策等，已经可以掌握全国经济命运了。这里所指的国家资本已包含有通常所说的官僚资本的概念。关于官僚资本问题，本书以后各卷将作进一步论述，读者亦可参阅现有的相关著述。

二　对民营企业的扶助

南京政府在建立国营经济的同时，也从清理整顿与奖励两方面扶持民营企业。

（一）清理整顿原有工矿

1930年3月，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建设之方针案》规定：“中国之普通工业，在政府之提倡农业增加原料减轻原料之价格及政府施行保护税则之范围内，准其自由发展。”⁽³⁷⁾南京政府依据三中全会决议，对普通民营工业给予切实保障，而对于混乱状态的钨锑业、采金业，铁砂贸易，以及有逆股的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先后对中兴煤矿、益华铁矿、烈山煤矿等进行清理；同时对外国人经营的中福、开滦、鲁大等煤矿也进行整理。通过清理，一部分产权被认为有“逆股”而作公产处理。如山东峄县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北洋军阀所占逆股颇多。自国民党军克复枣庄后，战地政委会即委俞飞鹏为整理该矿委员会主任，着手进行整理。嗣经委员会与该公司双方议定，由公司资助军饷百万，逆股充公，商股照旧维持，已由委员会呈报总司令部及战地政委会核准。但该公司初则以国民党军北伐未成，意存观望，继则以战地政委会行将取消，冀该会同时裁撤，虽现款已筹足，复提出种种要求，不肯将款缴案，经俞飞鹏迭次交涉卒归无效。该会遂据情电呈蒋介石请示，奉电严限该公司30日以前付清。后逾期仍不遵缴，蒋以该公司竟敢背约要挟，显系军阀奸商朋比为奸，希图阻挠军饷，大为震怒，遂于1928年7月5日正式公布，将该矿所有财产，一律充公，并责成俞飞鹏负责接收，一面严令该公司遵照移交，如敢违抗，定予严办；一面将处置经过情形，函请农矿部查照备案⁽³⁸⁾。同时对一些由外国人经营，中国政府一向难以控制的厂矿，加强了控制。如中福公司合资经营煤矿须经南京政府批准，而合资期限只定为十年，到期后得依法呈请展限，等等⁽³⁹⁾。

（二）颁行奖励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

南京政府于1929年7月及1930年2月公布《特种工业奖励法》及《奖励特种工业审查标准》，以鼓励人民投资创办新兴工业。1934年4月20日又将它修改为《工业奖励法》，并扩大奖励范围。其奖励对象为：应用机器或改良手工制造的制品，在国内外市场能大宗推销的工业；采用外国最新方法首先在本国一定区域内制造的工业；应用在本国享有专利权之发明在国内制造的工业⁽⁴⁰⁾。这三种奖励对象的目的在于促进：1.基本工业，期能带动其他工业；2.外销工业，以增加外汇收入；3.新工业，以鼓励技术进步；4.进口代替工业，以缩减国际收支逆差。奖励方法：减低或免除出口税；减低或免除原料税；减低国营交通事业之运输费；给予奖励金；准在一定区域内享有五年以下之专制权。至1936年底，经审查核准予专制权的有纬成股份有限公司、中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三件；减免税款的有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汉藜公司、天原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十一件；减低国营交通事业运输费的有江南制纸股份有限公司、章华毛绒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裕庆德毛织工厂等二十七件，共计八十一件⁽⁴¹⁾。

对于小工业及手工业，实业部又于1931年5月15日颁布《小工业及手工业奖励规则》，奖励对象为：“对于各种制造品有特别改良者”；“应用外国成法制造物品确属精巧者”；“擅长特别技能制品优良者”。奖励方法：奖金、奖章、褒状、匾额⁽⁴²⁾。自“规则”颁布后至1932年底的一年半时间内，各省市依照该规则呈请奖励者甚多，经核准发给褒章、褒状、匾额等奖励者，计有哈尔滨华北油漆厂、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天津隆记工厂、山西樊字华铜工厂、山东瑞兴和工厂、湖北叶正兴蚊香厂、汕头曹裕兴爱国纸伞厂等三十余家⁽⁴³⁾。同时，对小工业及手工业中擅长特别技能或应用外国成法能制为世人称道的精良物品，除援照前农商部机制洋货税办理外，对于仿制机则给予减免税捐的优惠。1933年一年内，有一百一十多家工厂对外销免税，内销只抽正附税⁽⁴⁴⁾。

南京政府于1931年12月26日颁布《实业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组织条例》，成立中央工业试验所。该所努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研究工业制造技术，并进行推广。1932年，南京政府还选聘九十余名专家组成工业标准委员会，制定工业技术标准，实行商品检验等。在此之前，南京政府还于1929年6月28日公布《技师登记法》，进行技术人才登记，以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至1937年，登记技师或技副的有1367人⁽⁴⁵⁾。

南京政府为调查了解全国工矿企业情况，1931年12月18日实业部公布《工厂登记规则》。规则规定：“凡中华民国境内之工厂平时雇用三十名以上之工人或用机械动力制造出品者，均依本规则呈请登记。”⁽⁴⁶⁾至1937年，全国核准登记的工厂共3849家⁽⁴⁷⁾。

南京政府于1929年2月还颁布《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办法》，奖励华侨回国兴办实业。为扶助纺织业的发展，借拨英国退还庚款余额属水利工程项下的购料款，由政府担保，商民向英国分批订购纱锭60万枚，布机5000台。对于私营企业的资金确有困难者，进行贷款等方式给予补助。1931年为解决丝业危机，发行丝业公债800万元等。政府还提倡举办国货展览会，参加国外的博览会，以扩大中国民族工业产品的影响和销路。

南京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奖励和扶持，对工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使工业生产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率由1921年—1928年的7.3％，到1928年—1936年增长到8.3％。1936年全国工业产值122.74亿元，比1927年的67亿余元增长83.2％⁽⁴⁸⁾。

三　合作事业的推广

中国合作运动萌芽于1919年。“中国初期合作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完全只是凭私人及若干社会团体的努力所推动”⁽⁴⁹⁾。中国初期小量合作社，对后来30年代的合作运动并无直接影响。可以说，中国农村合作运动主要是在华洋义赈会推动下，从信用合作社开始的。

华洋义赈会是由中外人士合组，本为救灾而设的慈善组织。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部分驻华外国公使及外国人士在各地纷纷组织国际救灾会，进行募捐救灾。1921年恰逢丰收，直接的救灾工作结束，但赈款尚余二三百万元，加之中国灾荒频繁，于是这些救灾会于1921年11月在北京成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从成立起，其目标不再是简单地赈济已成之灾，而是防灾。1922年4月，华洋义赈会本着“救灾先须防灾，防灾先须调剂农村金融，俾能使恢复元气”的宗旨，设立机构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认定农村信用合作制度最适合于中国之农村社会。1923年6月，该会拨款5000元为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之费用，并在河北省香河县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到1927年，得到华洋义赈会批准的合作社计561个，社员13190人⁽⁵⁰⁾。

中国初期的合作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然而北洋政府对于带有社会经济改革运动的合作社，始终抱歧视甚至是仇视的态度。1927年11月，北洋政府农工部通令禁止合作社，各地合作社组织相继遭到封闭，特别是关联到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心的生产合作社首当其冲。这样，中国初期的合作运动到此告一段落。

与北洋政府相反，1925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提倡农民合作事业”的决议案；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联席会议亦通过“扶助农民合作组织”的政纲。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陈果夫等又在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第四次全体执监会议上提出“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案”。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六项运动为各级党部工作纲领，合作运动为其中之一（六项运动为卫生运动、保甲运动、合作运动、造路运动、造林运动、识字运动，以后又加上提倡国货运动，即当时所谓的“七项运动”）。但实际上，1931年以前合作事业远没有形成一个运动。从1931年起，南京政府采取一系列步骤，包括1931年公布《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1933年设立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及“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3月1日颁布《合作社法》等，合作事业有了较大发展。

抗战前，南京政府直接参与和推动的合作事业，均出于现实的直接需要，即反共的需要。如1931年到1932年，在江西及鄂豫皖“围剿”共产党而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就在这几个省积极推动合作事业：1931年8月制颁江西省“剿匪”区内农村合作社暂行条例，9月成立江西省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所。1932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复制颁“剿匪”区内农村合作社条例，公布信用、利用、供给、运销四种合作社模范章程，限期实施；同时设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所，规定每省训练100名⁽⁵¹⁾。1933年成立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从资金上给予合作社以支持。四省农民银行开办以后，营业进展很快，1935年4月营业范围扩大到十二个省，故改称为中国农民银行。可见，合作运动实际是国民党反共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

30年代，合作事业在中国变成了一个真正运动，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从1931年起，合作社的数量及分布地区都有了一个相对迅速的发展。20年代合作社在中国北方主要局限在河北一省，南方主要在江苏、浙江两省。到1932年，合作社已扩展到至少八个省份，而且合作社的数量在各省逐年递增，见下表：

1932年—1933年合作社发展概况表

资料来源：方显廷：《中国经济研究》上册第413—432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2月版。

从表中可以看到，尽管其绝对数字都不高，但相对各地而言，发展却非常明显。

1933年以后，合作社发展势头进一步扩大。到1935年底，合作社已发展到除上述八省外的广东、广西、福建、山西、陕西、甘肃及绥远等共十六省。到1936年底，合作社数增至3.7318万个，社员增至164.3670万人⁽⁵²⁾。

第二，从1932年起，更多的金融机构参加到合作事业中来。在20年代，除义赈会外只有专设的省、县农民银行为支撑合作社的金融机构。到了30年代，先从1931年到1933年义赈会先后同上海银行、中国银行、金城银行订立合同为合作社提供贷款。尔后在1933年又有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向农村贷款。由于这些金融机构参加，合作社的资金数量也大为改观。例如，以1922年到1931年十年期间，义赈会提供给合作社的全部资金仅11.22万元，而当它与上述银行签订合同以后，仅1933年一年，这些银行提供的资金即达20万元。至1934年上海的商业银行提供给全国合作社的贷款金额达五六百万元，到1936年底，中国农民银行提供的农业贷款达1480万元⁽⁵³⁾。

第三，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出现和发展。这一时期除信用合作社外，又有生产、利用、消费、购买、运销、保险、贮藏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尽管信用合作社仍为整个合作事业的主流，如1933年信用合作社占全部合作社的82.3％，但随着合作社总数的增长，信用合作社的比例逐渐降低，到1936年已降至55.25％⁽⁵⁴⁾。

抗战前南京政府推广合作事业，创办农业金融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上的一个进步。信用合作社曾经起到一定调剂农村金融的作用。当时普通银行放款给合作社的月利总在0.8—0.9分之间，加上手续费以及合作社的开销，放给农民时月利多为1.3—1.6分。这与月息四五分以至七八分的高利贷比较，确实低得多。在救济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南京政府发放农赈贷款，组织农民成立互助社、合作社，这对于农业经济的恢复也起了一些积极作用⁽⁵⁵⁾。然而，它的客观效果和影响又怎样呢？首先是合作社运动发展不普遍，只集中于少数几个省，合作社名不符实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其次，合作运动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处，高利贷依然存在。据《农情报告》第二年第11期所载的调查报告统计，在全国23省中，银行放款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占到2.4％，合作社平均也还没有占到3％，而富农占18.4％，地主占24.3％，商人占25.03％，三者合计占农民借款来源的70％⁽⁵⁶⁾。银行和合作社对于农民的影响无足轻重，而地主、富农、商人之影响较重要而且普遍。从利率上看，银行的农贷的确是低利贷款，但是由于一般信用社章程规定家有一定财产（10亩地）方能入社，并取得借款权，借款须有财产抵押和担保，所以能够取得这种低利贷款的往往是地主富农。他们取得贷款以后，提高利息转借于农民，这样，农民所得到的仍然是高利贷。合作社被地主、富农所利用，成为剥削农民的新工具，南京政府的合作运动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四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中国进入30年代后，由于遭受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与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压迫，以及天灾战祸的影响，以致农村破产，工商凋敝，国计民生濒于危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于1935年4月1日在贵阳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称为挽救崩溃之国民经济，而使人民获得相当之生活，“今日须有一种运动继新生活运动之后而起，即国民经济建设运动”⁽⁵⁷⁾。8月8日，蒋介石复于成都通电各省政府主席转告各地同胞，指示经济建设纲要。10月10日，蒋介石又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的文章。同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还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施计划大纲》。1936年元旦，蒋介石复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施计划大纲》公布。蒋介石的讲话及国民党五届一中的决议，对国民经济建设的涵义、目标及实施要项作了具体的论述：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涵义：“为促起人民以自动改善国民之经济，即为集合全国社会与生产机关各部分之努力，建设健全之国民经济。政府则以所有之力量，为之排除障碍，且予以种种助力与便利者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者，以建设国民经济，即解决民生问题为目的，与国家经济政策范围有广狭之殊。盖国家经济政策，于民生而外，更须注意于国计，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本位，则为国民也，其对象则为民生也。总理以民生主义为三民主义之中心，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者，实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亦即民生主义实现之初步也。”⁽⁵⁸⁾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目标：为“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⁵⁹⁾。其积极方面：甲、增加生产总量，解决生活需要。乙、增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丙、增加输出产品，藉谋贸易平衡。丁、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消极方面：甲、解决阻碍生产发展之外面的原因（如捐税、产业法规、劳资关系等）。乙、解除阻碍经济发展之内在的原因（如缺乏经营方法与人才等）。丙、解除阻滞货物流通之障碍（交通、金融、运销制度等）。丁、解除妨碍生产建设之心理等因素（如愚昧迷信，保守，缺乏劳动习惯及漠视经济等）。

蒋介石说：在本运动目标上，“首要急务，为使人尽其才。一方面使专门人才有贡献能力于经济建设之机会；一方面使有劳动力的国民，尽量发挥其劳动力于经济建设；同时并须养成中级人员有实际之经验与指导之能力。盖必先人尽其才，而后地尽其利，此为我国从事国民经济建设时所不可忽略者”⁽⁶⁰⁾。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实施要项共分八点：

一、振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凡制肥选种，改良农作方法，活泼农业金融，流畅农产运销，悉以合作社为基础，指导并改进之，以达到粮食自给自足为初步目标。一方面增加农业原料之生产量，同时提倡农产之就地加工制造。

二、鼓励垦牧：鼓励大规模之移民垦荒与经营畜牧，实施军区屯垦制，恢复并增进牛羊马匹与农村各种副产物（如猪鱼鸭之类）之生产，同时提倡各省所有荒废土地之开垦与耕作，以地无旷土为目标。

三、开发矿产：调查矿产状况及摧残矿业发展之原因，建议政府改善矿业法规，鼓励矿产投资，扶助矿商之独立经营与自由发展，以辟天然之富源，而容纳众多之劳力。

四、提倡征工：赞助政府实施征工制度，鼓励民众参加义务劳动。尤以开发交通道路，修治水利，培植森林，开辟垦地，为征工之基本工作。同时实施兵工政策，与征工制并行。以军队补助各地征工工务之不足，并为建设地方公共工程之倡导。

五、促进工业：对农村简易工业及农产品加工制造之简单工业，提倡就农村或其附近按合作系统经营之。对于一般工业，由政府分别保护并奖励之。一面设立劳资调节机关，遇有劳资纠纷，予以公平调处。并须赋与该机关以最后强制执行之权，借以保障企业之安全与劳动者之工作。

六、调节消费：统计各地尤其农村之消费品种类与数量，力谋供求之调剂，必须消费者尽量自己生产；其不能生产者尽量节约其消费。此项工作，须由当地职业团体及合作社协力进行，并须取得进口业公业之赞助。

七、流畅货运：一方面尽量发展各县各省区间之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力谋货物流通之便利；一方面设立各重要地区之主要农产品，如棉、麦、米、丝、茶等之公共仓库与运销机关。

八、调整金融：鼓励民间之储蓄，活泼资金之融通，由政府执行健全之货币与汇兑政策，而人民衷诚拥护之。

至于国民经济建设之初步工作，则为调查统计、集中人才、研究设计、训练人才与宣传指导等项目。其中有宜于利用合作系统者，有宜于利用教育系统者，有宜于利用军队系统者，有必须获得学术机关或学术团体之协助者，有必须产业团体与产业机关自动自发者，因此必须有一统筹机关来负责推动，此一机关即1936年6月成立的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

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总会设在南京，分会遍设各省、县、市。该会并非政府机关，而是一个以宣传及提供实际协助方式，促进人民与政府密切合作的机构。委员会除蒋介石任委员长外，大部分委员均由政府人员兼任，但不另行支薪，与建设委员会等机构不同。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行后，民众的经济建设观念为之一新，到了1936年国民经济有所转机。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也开始活跃。中国农业，由于1936年全国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两年多来又采取了改进生产的措施，也出现了增产的势头。1936年的中国工业、商业、农业比1935年都有较大的增长，与南京政府建立的1927年相比，1936年可算作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

第三节　经济建设的初步成效

一　工业生产状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国内工业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如1929年实行关税自主，1931年裁撤厘金统一税收，1933年废两改元与统一货币，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等。同时发展金融业，建立国家银行；注重交通建设，增修铁路和公路，开辟航空线路。这些政策与措施使中国工业在赓续民国以来发展基础上向前发展，缓解了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解除了1934年由于美国政府大量收购白银，国内金融紧缩给工业带来的萧条和困厄。此外，“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所激发起来的广泛的民族主义的浪潮，抵制外货，提倡国货，也为民族工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所有这些，都促使中国工业在1927年—1937年间有新的发展。

（一）棉纺织工业

棉纺织业始终执工业界之牛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相当发展，后经过1923年—1924年纱布萧条，1925年纱业有了转机。1927年全国纱厂已达119家，以后纱厂、纱锭、织机逐年均有增加。进入30年代，由于东北沦陷和经济危机，纱业一直不振。1932年部分纱厂曾停工数周，1933年4月纱厂联合会决议停工23％，为期一个月。到期又决定各厂根据情况，在下半年自行减工，或停夜班，或全停数周⁽⁶¹⁾。自1932年起，华商纱厂纱产量逐年下降，不过因这时纱锭增多，故总水平尚高于20年代。自1933年以后，华商纱厂建设停滞，出售、出租、改组频仍。在此期间，华商棉纺织厂中，破产的有三家，清理的有三家，出租的有一家⁽⁶²⁾。1935年6月底，59家华商纱厂，完全停工者24厂，而减工者复有14厂，停工减产总锭数超过100万枚⁽⁶³⁾。至1936年，由于农村安定，农产丰收，农民购买力骤增，使中国棉纺织慢性衰落景象获得一线生机，棉业界人士转趋乐观，颇有奋起之势，但形势好转仅系曙光一现，1937年的“七七”抗战发生后，形势大变。

1927年—1937年，中国棉纺织业虽有发展，但华商纱厂无论是增长速度或是绝对增长数，都远比外商逊色。1927年全国纱锭数是367.5万枚，至1936年增加到510.3万枚，其中外国资本（绝大多数是日本的，一小部分是英国的）在华工厂所拥有纱锭数，由157.5万枚增加到235.6万枚，增加几乎达50％，在全国纱锭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由42.9％提高到46.2％；而华商纱厂拥有的纱锭数，从209.9万枚增加到274.6万枚，只增加31％，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57.1％降到53.8％⁽⁶⁴⁾。布机在1927年总台数为2.9788万台，1936年增加到5.8439万台，其中外商厂由1.6329万台增到3.2936万台，增加了一倍有余，在全国布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由54.8％提高到58.1％；而华商厂布机数由1.3459万台增加到2.5503万台，增加约90％，在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则由45.2％下降到41.9％⁽⁶⁵⁾。随着外资特别是日资势力的发展，上海华丰、宝成一厂与二厂及天津裕元、华新、宝成三厂均被日商纱厂兼并，天津裕大、唐山华新也由日资经营或合营。这些情况表明，外资特别是日资势力增强很快，对华商构成重大威胁。

（二）机器面粉工业

面粉是仅次于棉纺织的中国重要工业，它大都集中于交通口岸或大城市，尤以哈尔滨为多。1931年前，面粉工业有所发展，新开设面粉厂44家，同时闭工歇业的也有8家⁽⁶⁶⁾。这年全国共有面粉厂157家，其中华商148家，外资（主要是日资）9家。以地区分，东北三省64家，江苏（包括上海）40家，山东16家，河北13家，河南7家，山西和安徽各3家，湖北10家，湖南1家⁽⁶⁷⁾。

1931年“九一八”事变，面粉业受影响最深；原来华北及华中的面粉有相当部分销售东北，东北沦陷后，关内面粉输往既须征税，如外货，日粉入口反可免税，市场遂为所夺。而且欧美过剩的面粉又咸向中国倾销，益以华北动荡不安，土磨面粉可不纳税，机器面粉销路遂与日俱蹙，小厂停业，大厂减工，面粉工业经营艰难万状。至1933年，南京政府改订关税税则，每担面粉进口加征进口税0.825金单位；1935年又对出口面粉实行退税办法，同时全数退还运销东北所征的税款，并大力调整铁路运费。凡此种种措施给予面粉业以帮助，面粉业得以渡过困难缓慢发展。到1936年底止，全国机器面粉工厂实存数共计152家，日生产能力为45.2218万包。其中东北地区共53家，日生产能力为11.651万包；上海、无锡以及江苏等地区共31家，日生产能力17.6万包，仍占全国第一位。是年机器面粉工厂的生产能力虽较1921年增加47％，而实际年产量仅增加26％⁽⁶⁸⁾。

（三）卷烟工业

卷烟工业在我国轻工业中仅次于纺织业和面粉业而占据第三位。中国卷烟工业向以上海为唯一中心，全国直接从事卷烟业的工人达8万人之多。在这一时期，上海的卷烟工业趋于衰退，每况愈下。1927年上海有卷烟厂182家，1928年减至94家，1929年减至79家，1930年减至65家，1931年减至64家，1932年减至60家⁽⁶⁹⁾，到1936年只余44家⁽⁷⁰⁾，仅为1927年的24％。不过，本时期卷烟日益普及，市场不断扩大，又因其制造较易，内地各省都纷设小型烟厂，卷制低级烟，主销农村。据税务署统计，1933年有纳统税的华商烟厂116家，销烟51.7991万箱，其中低级烟占85％左右⁽⁷¹⁾。

中国的卷烟工业实际上为外商所垄断和操纵。外商烟厂绝大部分在上海，所谓“八大公司”均是外国资本开设。其中以英美烟草公司最大，1935年改名为颐中烟草公司，是国际烟草垄断公司之一。颐中公司在上海拥有三家工厂，汉口和天津两家工厂，青岛一家工厂，并在全国28个城市设有办事处，拥有卷烟机534台，工人达2万人以上，总资本达4亿元⁽⁷²⁾。其次还有美商的大美、花旗、美迪，希腊商的锦华、杜柯、健身，意商的大宝等。据统计，1935年华商销烟46.5023万箱，外商销烟64.1891万箱，占58％⁽⁷³⁾。

（四）机器缫丝工业

机器缫丝工业由于欧战后欧美恢复丝织工业，华丝出口尚称顺利，又遇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日丝出口减少，故1921年—1930年颇有发展。1929年是我国历史上桑蚕丝产量最高的一年，达16.5511万公担，其中厂丝8.937万公担，占54％。这一年全国360家丝厂，有丝车12万部⁽⁷⁴⁾。其中，上海104家、丝车2.3582万部，无锡46家、丝车1.2862万部，苏州与镇江6家、丝车1544部，浙江24家、丝车6452部，广东146家、丝车7.2455万部⁽⁷⁵⁾。

进入30年代，因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经济危机，丝的需求量大减，加以日本改进了制丝技术，华丝难与竞争，以及人造丝大量侵占真丝市场，机器缫丝业面临重重困难。在1930年，上海和江浙两省的开工丝厂共有193家，其中上海111家，而已有开工不足情况；至1931年共减为149家，上海有70家，1932年又减为105家，上海仅存53家。广东省1929年开工的丝厂146家，至1930年减为121家，1931年又减为111家，至1932年仅存58家⁽⁷⁶⁾。山东、四川等地丝厂亦减产或停闭。

但是，在中国缫丝工业的急剧衰落过程中，亦有不平衡现象。其中以原来上海、广东两大基地的衰落最甚，如上海1934年仅存35家，丝车8270部，广东仅存37家，丝车19505部，分别较1929年减少了65％和73％；江苏省因苏州、镇江厂均早已停歇，所存38厂、丝车10348部全在无锡，故与1929年无锡的46厂、丝车12862部比较，减少仅20％，1935年后，由于永泰资本集团形成增长亦较快。又浙江省除1934年丝车减少较多外，其余年份减少不多，1935年后且增长至历史最高水平⁽⁷⁷⁾。

1935年6月以后，美国丝织厂和袜厂纷纷开工，需要生丝增加，丝销渐起，丝价回升，一年内自最低每担380元一跃而至700元以上，我国缫丝工业才稍有起色。除江浙沪丝厂开工者有所增加外，其他广东、山东等地的缫丝工业也稍见活跃。1936年最高丝价每担为960元，最低价也达720元，外销转旺；全国开工丝厂增加到180余家，厂丝总产量达7.0971万公担⁽⁷⁸⁾，丝厂可略获盈利，行业有所转机。但是，1937年日本侵略我国，又给中国蚕丝业以毁灭性打击。

（五）火柴工业

火柴业在上一时期中本已相当发达，据统计，1928年全国有火柴厂180家，资本总额为2400余万元⁽⁷⁹⁾，遍布十四个省市，其中以广东、山东和上海较多。除上海以外，各省火柴厂大都规模较小，设备简陋，随时开张或关闭，生产不稳定，成本高，质量差。1928年后，瑞典火柴商趁机向中国市场倾销火柴，瑞典厂商在东北收购许多日商火柴厂，借助其技术和资本的优势，生产廉价火柴在华北城乡倾销，以图挤垮华北的中国火柴厂，同时在上海和香港囤积大批瑞典火柴，向华中和华南各地城乡倾销，试图垄断中国的全部火柴市场，使中国民营火柴厂因亏蚀或滞销而纷纷倒闭。据报载，1929年下半年，“东北各厂全数倒闭，广东厂家亦倒闭过半，苏浙皖各省虽根基较固，而停业亦及小半”⁽⁸⁰⁾。

在此危机之际，政府与商业界采取措施尽力挽救。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火柴进口税率由7.5％提高到40％，加强国产火柴的竞争力，使进口火柴由1930年的1.7661万箱减少到1933年的1461箱⁽⁸¹⁾。火柴业集中地广东，1930年组织维业堂共同议定产销定额，避免同业竞争。广东地方当局对外国和省外火柴征收内地消费税，从而形成地区垄断，维持偏安局面。东北华商和日商亦于1931年实行联营，并由东北当局实行火柴专卖，以抵制瑞典和关内火柴，旋因“九一八”事变中止。在关内，由刘鸿生倡导，于1935年成立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议定每年总产量为74.6543万箱，另留有给日本厂商的份额。惟各区内部争执未已，仅华中区21家实行。限产后，火柴价格提高，1936年大中华厂已扭亏为盈，一些中等厂也有好转，但仍有些小厂亏累⁽⁸²⁾。

民族火柴工业在国产火柴销路转快的刺激下，不仅原有工厂增加产量，而且又有许多新厂开设。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前，全国共设立75家火柴厂，其中1933年以前开设的61家，1933年以后仅个别省份有所发展⁽⁸³⁾。

（六）水泥工业

水泥工业是本期发展较快的民族工业，新设立的水泥厂有：1928年广东设立的西村士敏土厂、1934年山西太原设立的西北洋灰厂、1935年江苏南京栖霞山设立的江南水泥厂、1936年四川重庆设立的四川水泥厂。中国幅员广大，建设殷切，几家水泥工厂的产品不足以供应全国的需要。据《海关贸易册》的报告，这一时期水泥的进口数量：1928年为270.0609万两，1929年增至340.6814万两，1930年更增至384.0497万两，每年均有若干增加⁽⁸⁴⁾。进口水泥主要来自日本。日本运销中国的水泥每袋售价还不到国产水泥价格的三分之二⁽⁸⁵⁾，以低价打开中国销路。

由于日本水泥在中国市场倾销，华商水泥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剧烈。为了联合抵制外货的倾销，防止彼此在竞争中失利，启新、上海、中国、江南四家水泥厂于1925年、1931年、1936年先后实行过三次联营，联营内容包括划分销售区域、议定销售数额和价格等⁽⁸⁶⁾。南京政府于1934年7月施行进口税新税则，水泥进口税率每100公斤增至金单位8角3分，使水泥输入大减，促进了国产水泥的销售。至1937年，中国资本自办的水泥厂已增至九家，原有厂家也购进新机，扩大生产规模，年产量增至735万桶，不仅供应本国水泥的需要，而且产品远销海外南洋一带，打下了中国水泥业的初步基础。

（七）重化学工业

重化学工业是中国建立和发展得比较晚的一个化学工业部门。中国早期的化学工业，大都是轻工业性质的，如早期的制药工业、化妆品工业等，以后才逐步略有重工业性质的化学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至抗日战争之前的二十年间，是中国重化学工业创建和初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重化学工业亦称基础化学工业，属于重工业范围，包括无机化学工业中的制酸、制碱、制盐、肥料等化学工业部门。

本期制酸工厂有：渤海化学工厂，创办于1926年，资本50万元，厂设塘沽，年产盐酸500吨。得利三酸厂，创办于1929年，资本5万元，厂设唐山，年产硫酸400吨。利中硫酸厂，创办于1933年，资本20万元，厂设唐山，年产硫酸800吨。而规模较大者乃是上海的天原和开成。著名化学工业家吴蕴初，于1922年集资5万元创办天厨味精厂；又于1929年创办天原电化厂，资本初为20万元后增至105万元，年产盐酸近2500吨，并产烧碱、漂白粉。他还创办天利淡气厂，资本100万元，1936年投产，产硝酸1600吨，以及炽昌硝碱公司与炽昌牛皮胶公司等。上海开成造酸厂于1932年投产，资本75万元，年产硫酸3400吨。另上海江南、四川江北广益、成都裕川、西安集成四小厂，共产硫酸、盐酸、硝酸、醋酸1100余吨。此外，尚有广州、梧州、太原的省营厂，年产硫酸8200吨、盐酸600吨，而各大兵工厂也皆产硝酸。由于制酸工业的发展，硫酸、盐酸、硝酸的进口量由20年代末的6000余吨降至1936年的1600吨，而醋酸和其他酸类进口则见增长。

制碱工业的发展较制酸尤佳。著名化学工业家范旭东集中科技和管理人才创办久大、永利公司。塘沽永利碱厂是1924年才正式投产，永利纯碱产量逐年增加：1926年产4576吨，1930年产1.9774万吨，1936年达到5.6297万吨。1930年永利建烧碱车间，1933年产1159吨，1936年已达4517吨。永利由于生产不断扩大，资本由原来的40万元到1936年已超过400万元。另塘沽渤海化工厂和兴华泡花碱厂每年共产泡花碱4880吨，上海天原电化厂年产烧碱2200吨，上海开源公司年产泡花碱1730吨。此外，广东省营碱厂年产烧碱1860吨。至此，中国纯碱已可自给，永利产品并有出口，但烧碱仍然不足。

硫酸亚（化肥）是我国化学工业的一项缺门，30年代进口量1.2万吨，价值1300万关两。1933年，范旭东投资800万元，在浦口卸甲甸建硫酸亚厂，1937年2月投产，日产硫酸亚120吨，硝酸40吨，但在上海抗战后，被日机炸毁停工。

（八）电力工业

电力是本期发展最快的工业。据建设委员会的调查，1929年全国电厂共有724家，资本共计22102.4559万元，总发电容量为83.5266万千瓦；至1932年，电厂减至665家，但资本则增加到30429.054万元，总发电容量亦增至89.3645万千瓦⁽⁸⁷⁾。1931年至1936年，华商电厂发电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3.21％⁽⁸⁸⁾。

中国电力工业原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上海美商电力公司一家年发电容量和发电度数，即超过全部华厂的总和；但到1929年华厂总和已与外资旗鼓相当，1936年不计已沦陷的东北在内，华厂已占总容量的56％。华厂中绝大部分是民营，官营已居微不足道地位。

然而，这一时期电力工业分布极不平衡，集中在上海包括江苏在内，共有发电厂107所，装机容量为12.57万千瓦，占全国装机总容量的20％，年发电量3.2亿度，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8.6％。西南和西北各省仅有一些小发电厂，主要供照明之用。这一时期，上海及江浙一带，电力普及到镇市，促使地方小工业的发展和手工工场改用马达。

（九）矿冶业

中国在抗战前的矿冶业有国营与民营之分。国营矿冶业，无论在绝对数字上或在相对比重上，都显不出重要性。据1933年统计，国营矿场仅有十四处（河北四处，安徽三处，山西两处，河南、浙江、湖南、江西、云南各一处），资产额6926万元⁽⁸⁹⁾。国营矿冶业的扩展，是在1935年资源委员会成立之后。

煤矿工业：战前中国的矿冶工业主要是煤矿工业。当时已知的全国煤矿储量为2583.77亿吨，其中山西省为1271.27亿吨，东北地区为193.18亿吨⁽⁹⁰⁾。1927年—1937年间，煤的总产量逐年有所增加：1927年为2417万吨，1929年为2652万吨，1930年为2603.7万吨，1931年增加到2723.6万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四省年产1032万吨煤全部被日本侵占，煤产减少40％。1932年以后，煤产量（包括东北在内）仍有增加，1932年为2683万吨，1933年为2836万吨，1934年为3934万吨，1937年为3691万吨⁽⁹¹⁾。但增产的主要是日本人控制的东北各矿和英国人控制的开滦、焦作等矿。外资势力控制垄断了中国煤矿，1935年我国煤矿资本总额（包括东北）估计在2.2415亿元左右，其中华资经营的资本为1.08687亿元，占48.22％，中日合办资本为3000万元，纯日资资本2621.3万元，中英合资资本3136.3万元，中德合资资本450万元，中俄合资资本2400万元，合计外资共计占51.78％⁽⁹²⁾。

这一时期国产煤已自给有余，年出口量约350万吨，但尚需进口工业燃煤200万吨。出口国家主要是日本，其次有南洋各国及越南等地。

钢铁工业：抗战以前，中国的钢铁工业非常微弱，许多铁矿尚未开采，已开采的产量极低，冶铁炼钢设备缺乏。较大的华商铁矿仅安徽当涂、察哈尔龙烟两处，余均年产不足万吨。龙烟长期处于停顿状态。当涂各公司1928年—1929年生产有较大发展，由50余万吨增至180万吨，后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而衰退，1936年才恢复到29万吨。

冶炼钢铁方面，因欧战时期铁价上涨，有和兴、阳泉、扬子、石景山四家华商铁厂创建，至本期仅有扬子、阳泉两家生产。阳泉1928年—1931年年产生铁四五千吨，颇有盈余；其后铁价跌落，生产衰退，至1936年才回复到3600余吨。扬子1923年由六河沟接办，以后停产时间多于生产时间，年产最高不过1.1万吨，惟1935年、1936年又超过历史纪录，最高年产1.5万吨。此时还有上海大鑫钢铁厂，仅电炉炼少量钢；天津天兴制铁所于1936年才建厂。

民族钢铁业失败也是由于日本资本的压力。1936年，日本投资和贷款控制的产量，占铁矿总产量的99.2％，生铁产量的96.8％（包括东北）⁽⁹³⁾。当时中国输出铁矿石，进口钢铁和器材，成为典型的半殖民地经济。

有色金属矿冶工业：中国有色金属矿主要有金、银、铜、铅、锡、锌、钨、锑、钼、锰、铋等矿，多由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开采，其余如东北、山东、河北、安徽等省也有。这些有色金属矿原来大多数是私人集股民营，或是由地方政府经营，规模小，资金少，技术落后，大多是土法开采，产量甚少。1931年以后，国民政府根据《矿业法》规定，将重要矿业归国营，逐步把一些大矿山收归国家经营。

1929年—1933年有色金产量

资料来源：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286页。

*系指含锌35％—46％的锌矿石。

中国战前的有色金属生产，品种少，产量不稳定，或逐年下降，其中以锰、锌、铋的产量下降最为明显。中国特产品锑、钨，前期产量仍不多，1936年资源委员会设立钨业管理处及锑业管理处，改善生产，统筹外销，经此整顿渐上轨道，产量有很大增加。锑、钨、锰矿产品成为抗战初期中国主要出口物之一，换回了大量军事物资。

1928年—1936年战前中国锑钨出口量统计表

单位：担

年份 | 锑出口量 | 钨出口量
1928 | 196337 | 121741
1929 | 239602 | 146654
1930 | 183500 | 144293
1931 | 105032 | 114357
1932 | 131703 | 34334
1933 | 139333 | 91590
1934 | 161846 | 47065
1935 | 187723 | 73833
1936 | 173116 | 70499

资料来源：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283页。

二　交通运输状况

交通是国家的命脉，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均有较大影响。中国地域十分广阔，战前交通虽然有很大发展，但仍很落后。当时的交通，分为陆路、水路、航空、邮电四方面，而水路包括海运和内河航运，陆路包括公路和铁路。

（一）铁路

南京政府成立后，接管了北洋政府的国有铁路，于1928年设铁道部，主管全国铁路建设事业。1929年1月，铁道部长孙科提出《庚款筑路计划》，拟六年中从庚子赔款和关税中集资4亿余元，修建铁路4000余公里。1931年，南京政府拟订《十年工业计划》，到1936年又拟订投资近10亿元，修筑铁路7700余公里，并修建黄河和钱塘江铁桥。

南京政府在拟订建设铁路计划的同时，为筹措资金，从整理铁路债务入手，举借外债，并以发行铁路公债方式向国内银行团借款。这一时期，南京政府共向外国借到铁路债款15726.0535万美元，约合法币52910.5966万元，国内借款7455万元，约合美金2215.7699万元⁽⁹⁴⁾。

本期修建的重要铁路有：（1）粤汉铁路株洲至韶关段456公里，1936年9月1日通车。（2）浙赣铁路自1929年动工，至1937年9月分别完成杭州兰溪段、金华玉山段、玉山南昌段、南昌萍乡段，全长903公里。（3）陇海铁路灵宝至宝鸡段、大浦至连云港，共计408公里，于1936年12月完工。（4）同蒲铁路由大同至风陵，全长800公里，于1937年6月竣工。（5）江南铁路由南京至孙家埠，全长193公里，1936年2月完工。（6）京赣铁路由宣城至贵溪，全长480公里，由于抗战爆发仅完成210公里。（7）淮南铁路由田家庵至裕溪口，全长216公里，于1935年竣工。（8）苏嘉铁路全长74公里，1936年7月完成。（9）沪杭甬铁路闸口至百官段77公里，1937年11月通车。此外，还建成南京轮渡码头和钱塘江铁桥，使津浦、京沪杭甬、浙赣诸铁路连成一线。

1931年，全国国有铁路1.396万公里，其中约40％在东北。除外国直接经营者外，中国自营的有9594公里，其中1718公里即约18％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全部沦入日本之手。1932年—1937年，关内修筑铁路3543公里，而日本在东北修筑4258公里，1937年全国铁路2.1761万公里中，东北占45％，南京政府所控制的只有1.1419万公里，占总数52.5％，其余440余公里为英、法资本控制⁽⁹⁵⁾。

（二）公路

1928年，全国已有公路2.9127万公里⁽⁹⁶⁾。南京政府把公路建设亦列为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政，交通部于1928年拟订全国公路计划，以兰州为公路中心，分全国公路为国道、省道、县道三种，总长为4.155万公里，预计十年完成。同年11月，铁道部成立，原属交通部主管的公路建设随即划归铁道部。1929年2月，铁道部成立全国国道设计委员会，负责筹划有关选线、建筑计划、工程标准等事宜；旋制定国道工程标准，并颁布《国道条例》。嗣因内战，筹款无着，到1931年时仅有部分公路开工兴筑。

1932年5月，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奉命督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同年11月，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在汉口召开豫、鄂、皖、赣、苏、湘七省公路会议，决定将三省联络公路扩大为七省联络公路，里程计2.2万余公里。1934年，陕、甘、青、闽四省及闽粤赣边公路亦被纳入七省联络公路网中，全部联络公路路线里程增至2.9万余公里。1932年5月经济委员会开始督造时，七省可通车之联络公路，仅有7700余公里，而至1936年6月止，各省完成联络公路共计2.1万余公里，可互通公路计3万余公里。此外，尚有已兴工路线3900余公里。各省联络公路中，重要者有京沪干线（两路）、京闽干线、沪桂干线、京鲁干线、京黔干线、京川干线、汴粤干线、京陕干线、洛韶干线等。

1935年—1936年，修筑西兰公路（西安至兰州）约700公里，西汉公路（宝鸡至汉中）250余公里，汉宁公路（汉中至七盘关）150余公里。至1936年底，全国共有公路10.8117万公里⁽⁹⁷⁾，中国公路网已基本形成。同时，南京政府还注重公路交通的发展，每年进口客货汽车四五千辆，至1937年，全国约有公路营业客车一万辆，并在长沙、南京、汉口、南昌等地设立汽车机械厂、汽车配件厂和轮胎厂⁽⁹⁸⁾。抗战前，南京政府修筑公路8万公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着眼于军事，在路线选择、修筑质量和运输设备上都不能配合，使公路运输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航运

南京政府成立后，交通部于1928年设立航政司，管理航运行政、船舶海事及海员等各项事务，中国始有正式的航政管理机关。交通部于1931年1月依照《航政局组织条例》，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哈尔滨五个重要港埠设立航政局（其中广州局因广东情形特殊，当时没有成立，哈尔滨局成立后不久，因“九一八”事变而停顿），陆续公布各种航政法规⁽⁹⁹⁾。

抗战前，南京政府在航运方面进行如下工作：

1．建筑港湾：最先修筑者为葫芦岛港，嗣因“九一八”事变而停顿。1934年建连云港。另自1929年后，筹建东方大港及北方大港，而民间亦有开辟三门湾的计划。

2．疏浚航路：1928年成立华北水利委员会，疏浚海河上游各河；同时成立导淮委员会，疏浚淮河。1929年成立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疏浚扬子江。1930年，辽宁省开始疏浚辽河。

3．整顿招商局：1932年10月，南京政府决定将招商局收归国营，并交由交通部管理。1936年2月开始从人事及业务上整顿，效率大增。1935年度盈余29.6万余元，1936年度较1935年度增加纯益达65.6万余元。到抗战前夕，招商局已有大小船舶53艘，8.638万余吨⁽¹⁰⁰⁾，占全国轮船总吨位57.6万余吨的15％。

4.建立水陆联运：招商局与陇海、平汉、京沪、胶济四铁路建立水陆联运关系，方便客户，加快了货物运转速度。

5.发展民营航运：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间，新成立的航业公司有25家，依成立年份，1927年5家，1928年4家，1929年2家，1930年4家，1931年7家，1932年1家，1933年2家；依成立地点分，上海22家，厦门、温州、天津各1家。历年轮船艘数及吨数，依照在政府注册的资料，列表如下：

年份 | 艘数 | 吨数
1929 | 1691 | 324713
1931 | 3115 | 482013
1933 | 3528 | 616112
1935 | 3959 | 711952

另据1936年3月的资料，全国各地注册的帆船有1.4417万艘，共665.7441万吨⁽¹⁰¹⁾，约为轮船吨数的十倍，可以看出，当时旧式交通工具在运输中所占的重要性。

（四）航空

1929年1月，交通部设立航空筹备委员会，筹划航空专业计划。同年5月成立沪蓉航空线管理处，购史汀逊式飞机四架及其他机械，于上海、南京、汉口等处设机场，并于上海设飞机修理厂。7月，首先开航沪蓉线京沪段。至抗战前，中国已拥有四家航空公司，开辟航线17条，通航里程约1.78万余公里。

1．中国航空公司：1930年8月由中美合资1000万元设立，交通部占55％，美国飞机运输公司占45％。至1936年6月，拥有飞机17架，先后开辟沪蓉、沪平、沪粤、渝昆、广河等航线。是年，该公司飞行246.6万公里，乘客1.8567万人，计1200万人公里，载运邮件7.0806万公斤⁽¹⁰²⁾。

2．欧亚航空公司：1931年2月由中德合资设立。原定资本300万元，1936年增为900万元，交通部占三分之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占三分之一。公司拥有飞机7架，其中4架是租用的；并先后开辟沪新、平粤、兰包、陕蓉、蓉昆等航线。1936年，该公司飞行91.1万公里，乘客5115人，计312万人公里，载运邮件2.6961万公斤⁽¹⁰³⁾。

3．西南航空公司：1933年，由广东、广西省政府合组，资本150万元，内拟招民间投资105万元。该公司经营华南航运，并与法国航空公司合作，租用法航飞机飞往河内，与法航的欧洲航线衔接。至抗战前，开辟广河、广琼航线。

4.惠通航空公司：1936年11月设立，资本270万元，名义上为中日合办，中方出资50万元，日方出资220万元，实际上则全由日本人经营管理。总公司设在北平，经营平津与东北之间的航运，开辟津大、平津锦、津平承、津平张、平沈五条，总长2500公里⁽¹⁰⁴⁾。因与伪满通航，引起民众与舆论界的抗议。

抗战前，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的发展比较迅速，但火车、汽车、轮船、飞机在运输上所占的比重仍不及传统的交通工具。据1933年的资料分析，新交通工具的运输收入为4.3亿元，而旧交通工具的运输收入达12亿元⁽¹⁰⁵⁾。

（五）邮电

中国的新式邮电始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国家才逐步独立办理邮件及电信传递业务，但仍然比较落后。

1．邮电：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交通部下设邮电总局，管理全国邮政事务。1931年6月，交通部修订《邮政总局组织法》，规定总局设局长、副局长各一人，全由华人担任；总务、会计、经划、联邮、供应等处处长、副处长，亦由局长遴请交通部委用。此后，在全国邮政系统中虽然还保留着大批洋员，并担任邮务长、副邮务长、会计长等职，但不掌握大权，改变了以前邮政主权旁落的现象。

南京政府收回邮权的同时，积极进行邮政建设。首先是增设邮政局所。交通部为谋邮政之推广，决定在内地及边远省区增设邮局，于是内地邮务大有发展。1928年，全国各类邮政局所为4.1675万所，到1937年6月底增加到7.269万所，十年间共增加3.1015万所⁽¹⁰⁶⁾。其次，积极拓展邮路。过去邮路向以邮差邮路为主，1928年以后全国邮路随着铁路、公路、航空线、轮船航运线的开辟与发展而增加。1928年，全国各种邮路45.8051万公里，到1937年6月增加到58.4816公里，十年间共增加12.6755万公里⁽¹⁰⁷⁾。第三，发展邮政业务和繁荣邮政经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类邮局停办，使1932年度邮政业务与邮政收入减少。邮政总局自1934年起采取以下措施：各邮局自1934年4月1日起开办代订刊物业务；10月开办“平快”邮件业务，凡邮件于普通资费外，如加付平常快递资费（每件国币5分），邮局即按格外迅速手续办理；11月，取消海关邮包转口税，各邮局代售印花税；年底取消民信局，统一邮权，收回其经营的包封邮件业务；1935年1月，邮局开办代购书籍业务；4月举办小件邮件业务；5月将新疆、蒙古邮资与内地划归一律，增加包裹重量及尺寸限度；1936年3月，开始划一全国航空资费，7月重订国内包裹资费表。到1937年6月底，普通邮件较1931年度增加4460余万件，包裹增加258万件⁽¹⁰⁸⁾。其历年业务发展及收支状况，列表如下：

1928年—1936年邮政历年业务发展状况表

资料来源：《交通年鉴》邮政编第14页，1935年12月出版；《中华民国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年度邮政事务年报》，邮政总局档案137/118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电信：电信事业分为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市内电话及长途电话四方面。

有线电报方面，主要进行机构调整，如将电台与电报局合并，又将电报局与电话局合并，并将全国三等及以下的电报局，均与当地邮局合设一处，但仍各受本管机关管理。全国电报局所数目由1927年的1132所，增至1937年5月的1461所⁽¹⁰⁹⁾。

无线电报方面，交通部于全国各地广设无线电台，据1937年调查，全国二十三省区，有电台66处，无线电报机174架（不包括军事与政府机关专用者）。国际无线电报，原操于外人之手，1931年2月，交通部将所辖国际通信大电台筹备处与中菲电台、枫林桥支台等合并，成立国际电台，直接经营国际无线电通信事业。此后，交通部先后开放中越（1931）、中瑞（1932）、中苏（1933）、中英、中日（1934）、中意（1935）等电路，与西贡、日内瓦、莫斯科、旧金山、伦敦、东京、罗马、柏林等处均可直接通报。到1937年6月，国际无线电台开放的直达电路已达十四条，加上地方政府及交通部所办线路，国际通信直达电路共有二十四条⁽¹¹⁰⁾。

长途电话方面，1932年度扩充1347公里，1933年度扩充5560公里，1934年度扩充1.2938万公里，1935年度扩充1.0772万公里⁽¹¹¹⁾。全国线路总长度由1933年的1.48万余公里，到1936年上升到4.8万余公里⁽¹¹²⁾。随着长途电话的发展，带动了市内电话的建设。1927年初，交通部所辖市内电话共二十处；到1936年6月增至三十六处（原设于东北之三处未予计算），通话局所达72所，装机容量为7.338万号，用户数为5.2617万户⁽¹¹³⁾。

三　农村及农业生产状况

（一）复兴农村经济

我国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左右，农业所得占全国所得的五分之四，实为全国经济命脉之所系。我国农村经济之衰落由来已久，自“九一八”事变后，更因天灾人祸之频仍，衰惫益甚。东北失陷，国共内战，江淮大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我国，造成农村经济衰落。农村经济的破产与农业危机，使本来正在激化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不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建设，而且对国民党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南京政府不得不实行一些挽救和复兴农村经济的政策与措施，以巩固其统治的社会基础。30年代，南京政府颁布和实施一系列政策法令。

1．制定土地法规：南京政府初期，土地集中现象相当严重。据各地典型材料估计，抗战前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地主约占有50％以上的土地，地主富农合计约占有70％—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总共只占有约20%—30％的土地。就区域来看，华中、华南各省及新垦区（例如东北、西北诸省）地权更为集中，各地大约有15%—60％的户数没有土地，华北无地户约在20％左右，华中、华南及东北则在30％以上⁽¹¹⁴⁾。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只有靠租佃地主富农的土地来维持生活，他们一般要交纳50％的地租，有的地方甚至达到70%-80％。沉重的地租剥削破坏了农民的简单再生产，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无力改良土壤地力，土地日趋贫瘠，生产力不断下降。南京政府于1930年6月30日颁布《土地法》，全文共五编三百九十七条，包括土地行政、土地使用、土地税、土地征收四个方面的内容。《土地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同时禁止预租制和押租制。这项限制地租的规定比当时普遍实行的地租率要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而禁止预租和押租制，有利于保证农民的租佃权，使租制相对稳定，提高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土地法》又规定对乡村荒芜土地和未经改良的土地加重税率，而对经过改良的土地，则只收1％的土地税。用税收杠杆推动和鼓励农民耕种荒地、改良土壤，这对提高地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然而这种立法在各省并未真正实施，而二五减租也只在浙江和湖北推行有些成绩，其他地区功效甚微。

2．加强水利灌溉工程建设：民国以来因政局多变，中央政府对于水利事业未遑统筹。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就各水系流域为范围，先后组设华北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局等机关，从事测量、设计与施工，创设中央水利实验处，主持有关水利设施的试验研究。1934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通过《统一水利办法纲要》，并指定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全国水利总机构，全国水利行政始告统一。

南京政府虽然在治黄、治淮及治理长江方面成效甚少，但各地的灌溉工程建设却较有成绩。1937年以前，全国共完成了十三个灌溉工程计划，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其主要工程有：运河方面，山东南来之水，以微山湖为归宿，输水至徐州、海州各属，可灌田2000万亩；淮河方面，利用洪泽湖拦洪蓄水，引至苏北里下河及滨海盐垦各区，可灌田2000万亩，均由导淮委员会负责完成。另绥远开民生渠，干道72公里，支道79公里，于1928年开工，1932年完成。宁夏建云亭渠，长60公里，可灌田50万亩，于1934年12月开工，1935年5月完成。甘肃开洮惠渠，1935年10月开工，1938年9月干渠竣工，可灌田3.5万亩。陕西开泾惠渠，1930年冬开工，1935年夏完成，可灌田7万亩；洛惠渠，1934年5月开工，1937年春完成，可灌田50万亩；渭惠渠，1935年春开工，1936年12月完成。此外，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于此期亦有灌溉系统的兴建。水利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也成为1936年中国农业全面丰收的重要因素之一。

3．设立农作物试验机构，进行农产改进：南京政府于1931年成立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后改隶农村复兴委员会。该所主要任务是从事农艺研究工作。在农艺方面，有对小麦、水稻、棉花、马铃薯、甘薯等农作物的育种试验。在植物病虫害防治方面，有稻田害虫防治、小麦黑穗病防治、改良桐油品种、培植菌类试验。在施肥、蚕桑和兽医等方面也开展了实验。在农村经济方面，还组织力量深入到一些农村作抽样调查和召开有关学术讨论会。

继中央农业实验所之后，南京政府又设立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正定棉业试验场、蚕丝改良委员会、祁门茶叶改良场等科研机构。为配合这些科研机构的农业试验与推广工作，又令各省、县相应设立农业试验机构及研究机关，并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增设农学院，与中央和地方农事试验机关共同开展农业科学的研究与推广工作。抗战爆发前，这些农业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在育种和推广良种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如金陵大学培育出的小麦品种就有金大二九〇号、金大南宿州六十一号及一四一九号、金大开封一二四号、济南一九五号、太谷一六九号、徐州四三八号等品种，这些品种比常规品种增产15％—30％⁽¹¹⁵⁾。中央棉产改进所经过两年的育种，获得斯字棉，它比标准品种，在1934年平均每亩增产42.18公斤，1935年增产53.27公斤。同时将该棉种推广，在苏、豫、陕、晋四省，于1934年栽植57.02万亩，1935年又增加河北省，栽植面积增至128.8454万亩⁽¹¹⁶⁾。蚕丝改进委员会则在产丝区进行监督指导，指令各地一律改用良种，如当时经过改良的“诸桂”及“新元”等蚕种，比较受江浙蚕农的欢迎。江浙两省的改良蚕种场在1930年改良蚕种的产量为171.1041万张，至1935年增至262.7207万张⁽¹¹⁷⁾。在防治病虫害方面，也找到了一些实用办法，如用砒酸、钙烟汁及植物油等喷施叶面，可以防止害虫对棉花和烟叶的侵袭等。

4.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缓解农村金融恐慌：农村资金短缺，农业经济停滞不前，迫使南京中央及地方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1927年5月江苏省政府成立时，省政府决定将孙传芳时代征收未完成之二角亩捐，作为筹办江苏省农民银行资金，经中央政治会议核准后，遂于1928年7月正式设立总行。该行以低利资金贷放贫农，促进生产，扶助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后，各省纷起仿效。随后上海各商业银行亦因都市资金壅塞，农村资金枯竭，便以其剩余资金试作农村放款，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1931年春开始农贷之尝试，1933年又在上海总行特设农业合作贷款部（后改为农业部），并于全国各地之分行处设立农业科课，分别办理农业贷款。此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农工银行等亦先后成立农业放款部，开展各该银行农贷业务。

1933年，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以四省农行营业范围普及十二省，遂改称中国农民银行。同年，南京政府明令全国所有银行，应以储蓄存款总额五分之一投资于农业。中国银行除参加农业贷款外，并成立中华农业贷款银团，先后参加银行十余家，以此统一筹划农贷事宜。

1936年秋，南京政府设立农本局，以为强有力之中央农业金融机关，“以调整农业产品，流通农业资金，藉谋全国农村之发达为宗旨”⁽¹¹⁸⁾，拥有资本3000万元。它与中国农民银行一起，成为南京政府控制农贷的国家专职农业金融机构。同年12月，南京政府又通令全国，规定在中央、省、县三级设立隶属于农本局的“合作金库”，进一步控制农村金融业。至此，南京政府的农业金融统治网最后形成。截至1937年7月止，全国性农业金融机关达一百六十余家，以省为范围的农业金融机关达三十余家，县农业金融机关达九百余家⁽¹¹⁹⁾。南京政府从上到下地在全国普遍设立农村金融机构，形成农贷网络，这是有助于农民解决资金困难和促进农业生产的一项措施。

（二）农业生产恢复与发展

战前我国农业状况缺乏精确统计资料，此处根据现有资料对农业生产状况作一粗略统计：

在耕地方面，据当时政府公报和其他有关资料综合统计，1926年—1933年间全国耕地14.1695亿余亩，其中关内各省为11.6648亿余亩，比1913年13.6亿亩增加4.1％⁽¹²⁰⁾。这一时期，人口由4.38亿增至4.5亿，增长幅度为2.7％⁽¹²¹⁾。耕地的增加基本上适应了人口的增长。统计数字也表明，中国人多地少，平均每人仅有三亩多一点，实为全世界人均拥有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

在主要农作物栽培面积与产量方面，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发表的数字，列表如下：

1931年—1935年主要农产面积及产量

资料来源：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第2章，1937年2月，第1—2页。

从这些作物栽培面积看，战前我国以小麦居首位，历年约在3亿市亩左右，其次为水稻，约为2.6亿市亩。但就产量言，则以水稻居首位，小麦次之，后者仅约为前者一半。1931年—1935年的统计表明，中国农业中主要农产面积及产量均有增长，而中国农业战前发展比较快的是1936年。再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以我国农业作物水稻、麦类、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种植面积产量，列表如下：

1936年六种主要作物每亩产量及其与上年增减比较表

单位：斤

作物名称 | 亩产量 | 与上年比较 | 百分比
小麦 | 151 | +14 | 10
大麦 | 166 | +8 | 5
燕麦 | 113 | +6 | 6
粳稻 | 370 | +23 | 7
糯稻 | 346 | +28 | 9
棉花 | 33 | +6 | 6

资料来源：实业部统计处编印：《民国二十五年全国实业概况》，1937年出版，第6—7页。

1936年六种主要作物种植面积及其与上年估计增减比较表

单位：千亩

作物名称 | 本年种植面积 | 与上年增减比较 | 百分比
小麦 | 205,541 | -6566 | 2
大麦 | 98,101 | -1686 | 2
燕麦 | 15,945 | -377 | 2
粳稻 | 241,080 | -8864 | 4
糯稻 | 26,270 | -2082 | 7
棉花 | 63,571 | +11389 | 22

资料来源：《民国二十五年全国实业概况》，第3—4页。

1936年六种主要作物产量估计及其与上年增减比较表

单位：千担

作物名称 | 本年总产量 | 与上年增减比较 | 百分比
小麦 | 461,555 | +35503 | 8.3
大麦 | 162,784 | +4636 | 2.9
燕麦 | 18,036 | +592 | 3.4
粳稻 | 895,601 | +25064 | 2.9
糯稻 | 90,959 | +703 | 0.8
棉花 | 21,058 | +6720 | 46.9

资料来源：《民国二十五年全国实业概况》，第8页。

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就全国省份中二十一省的统计，1936年的上述六种农产产量均有相当幅度的增产。稻增产2500万担，棉花约增产670万担，小麦约增产3500万担。综合所有农产产量的增加数值与上年比较，在10亿元以上⁽¹²²⁾。就上述三组统计表看，表一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普遍在5％—10％之间，其中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最大，年总产量增加8.3％，但种植面积却减少2％。稻的单位产量和年总产也分别增长7％与2.9％，而种植面积却减少4％。这种情况说明，在1935年至1936年间，即使在种植面积减少的情况下，总产量也有2%—8％的增长。棉花在种植面积和年总产量上，均有大幅度的增加。尽管棉花的单位产量仅比上年增加6％，但年总产量却增加47％。无疑这与种植面积增加22％有关系。

至于农产品的净产值，根据巫宝山的估计列表如下。巫宝山所说的农业系指广义农业，包括畜产、水产等产值。

1931年—1936年农业产值

资料来源：巫宝山：《中国国民所得》上册第48页，中华书局1947年版。

上述统计表明，抗战前十年中国农业向前发展，1936年达到高峰。粮食的总产量也于1936年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其增长速度大体可与人口的增长率相当⁽¹²³⁾。而经济作物的增长更快些，因而农业生产结构有一定的改善。

四　对外贸易状况

（一）南京政府的外贸行政与政策

1927年以前，军阀当政，外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际贸易几咸操于洋商之手；1920年，北京政府为发展出口贸易，增进国际信用及普及经济知识，特设全国经济讨论处于北京。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工商部派员接收全国经济讨论处，改组为工商访问局，1931年改为实业部国际贸易局。该局宗旨是调查中外商情，指导国人经营对外贸易。同时，南京政府在驻外使馆中，亦渐有商务官之设置。此为我国国际贸易行政初基。

鉴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国外过剩商品向中国倾销，中国的丝茶特产渐失海外市场，南京政府始筹划国际贸易方面应付方策。

输出贸易政策：南京政府采取奖励出口政策，一方面修订出口税则，对于原料品及制成品在国外市场推销最感困难者，酌量免税减税；对手工艺品宜于奖励出口者，酌量免税，以利推广海外贸易。另一方面设立商品检验局，厉行检政，取缔假冒伪劣，检定质量等级，协助商人提高外销商品的品质。

输入贸易之政策：1929年前，进口税率受《南京条约》的束缚，对输入货品一律课值百抽五税率；其后恢复关税自主，为保护生产，进口税率先后改定三次，最高税率有达值百抽八十者。1930年1月实行关栈制度、领事证单标记办法均有保护国内产业，限制输入的作用。

（二）战前外贸进出口概况

1927年—1937年的1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可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1931年为平稳发展阶段；1932年—1935年为衰落阶段；1936年—1937年上半年为复苏阶段。1927年—1931年四年间，无论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均为平稳发展阶段。其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1927年—1931年中国对外贸易值

资料来源：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3页。

上列资料表明，以1927年进口净值为100，则1928年为118，1929年为124.9，1930年为129.3，1931年为141.5。每年进口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出口方面，以1927年出口净值为100，则1928年—1931年分别为107.9、110.5、97.4和99。从出口指数看，前两年增加，后两年减少，但并不是中国的出口货物减少，而是因为物价狂跌的缘故。下面是1929年—1931年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价格变化情况：

商品名称 | 单位 | 1929年价格（美元） | 1931年价格（美元）
生丝 | 担 | 320.0 | 145.3
茶叶 | 担 | 27.8 | 16.2
猪鬃 | 担 | 100.7 | 54.2
大豆 | 担 | 32.2 | 16.0
桐油 | 担 | 234.0 | 182.0
花生油 | 担 | 169.3 | 88.0

资料来源：［苏］斯拉德科夫斯基著、郗藩封等译：《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简史》，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版，第215页。

以上六种主要出口商品可见，其价格在三年之中平均下跌了一倍左右。中国出口贸易因物价惨跌而受到损失。如果除物价因素，中国商品出口的货物总量在1929年—1931年间实际上还是有所增加的。

1931年—193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衰落时期。其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1932年—1936年中国对外贸易值

资料来源：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3页。

本期进出口贸易严重衰落的原因：从进口方面看，自1931年底开始，各国实行货币贬值政策，纷纷放弃金本位，特别是美国实行“白银法案”，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量高价收购白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根紧缩，影响了中国的进口。1932年开始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经济衰退，生产资料及机器设备需求减少。1933年和1934年南京政府两次修改税则，提高进口税率，使进口贸易额下降：1934年因税则提高进口减少23.2％，1935年则减少22.6％。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大规模走私，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正常的进口贸易。这几年国民党连年发动内战，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购买力下降，进口商品需求量锐减，影响了进口贸易。从出口方面看，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东北出口货物为日本攫取，中国农产品出口受到严重打击。1931年前，东北对外贸易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37％，是唯一出超地区。“九一八”事变前的五年，每年平均输出额为6.6亿元，输入额为4.35亿元，出超2.25亿元。而且这一时期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为摆脱经济危机，实行输入贸易统制政策，提高进口货税率，限制农产品进口，而中国出口商品中恰以农产品为最大宗，因此出口量大受影响。

1936年—1937年上半年为对外贸易的复苏阶段。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世界银价上涨，中国银币增值，加上南京政府的法币政策顺利实施，汇率趋于稳定，中国对外贸易出现转机，贸易数值与入超情形都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1936年进出口贸易总值为105,730.8万关两，比1935年增加9773.2万关两，增长率为10％；1936年入超为15,135万关两，比1935年减少6906.2万关两，减少率为54.4％。

综观战前十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

（1）入超空前增长。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沉重打击，国际贸易总额急剧下降。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利益，都高筑关税壁垒，同时积极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推销商品，中国成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倾销地之一，入超急剧增加。1927年入超为9431.2万关两，1930年达到41,491.2万关两，1932年高达55,660.6万关两，创中国外贸史上入超新纪录。此后入超额虽不断下降，但数量仍很大。

（2）主要进口商品结构变化。其一是消费资料的进口日趋减少。20年代末期，消费资料在中国进口的外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30年代以后，消费资料的进口明显减少。例如，棉布1927年进口额为21，222.1万元，占进口总额的13％，1931年则降至18,864万元，占进口总额的8.4％，1935年减至2137.9万元，仅及1927年的10％，占进口总额的2.2％⁽¹²⁴⁾。其他几种主要消费物资，如棉纱、棉花、食糖、大米、小麦、面粉等进口额均逐年减少。消费资料的减少，说明中国农业生产有了发展，中国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基本上可以自给。同时也说明中国轻工业得到了一定的进步与发展。其二是生产资料的进口日趋增加。1927年五金进口额为7837.7万元，占进口总额的4.97％，1931年增至13262.5万元，占进口总额的5.94％，1935年虽减为8837万元，但占进口总额的9.45％，1936年上半年增至占进口总额的10.3％；机器进口也由1927年占进口总额的1.79％，逐渐增至1931年的3％，1935年的7％⁽¹²⁵⁾。生产资料进口的增长，相应地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

（3）主要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国出口商品中，一直以农副土特产品、手工艺品和矿石为主。1927年以前，以原料及半制品为最多，食品及烟草次之，制造品则较少。1927年起，顺序略有变更，是年出口商品中，原料及半制品占34.5％，制造品次之，占33％，食品及烟草再次之，占31.1％，杂项则占1.4％。1931年因豆类输出特盛，输出额增至32710.7万元，于是食品及烟草遂跃居首位，占35.1％，原料占32.7％，制造品占31.2％，杂项占1％。1936年原料及半制品复居第一位，占38％，制造品次之，占33.7％，食品及烟草占27.5％，杂项占0.8％⁽¹²⁶⁾。这时因东北失陷后豆类及豆制品出口数极微，所以食品及烟草由1931年的第一位降为第三位。

（4）各国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发生变化。1927年，以日本居首位，贸易额达4.57余亿元，美国与英国以2.59亿元与1.16余亿元，分居第二及第三位。1931年情势改变，美国跃居首位，计达5亿元，日本退居第二，计值4.6亿元，英国仍居第三位，计1.8亿元。1935年各主要输入国依次为美、日、德、英。这时期内，德国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也较快，1928年只有6131.4万元，占3.8％，而1935年上升为1.03385亿元，占11.09％⁽¹²⁷⁾。

第四节　抗战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估计

全国各个行业发展到1936年时，各项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一年，农业已经复苏，财政收支有很大改善，交通运输和工矿企业发展迅速，因此，这一年是南京政府抗战前十年经济全面好转的一年，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高峰。

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分为三种资本形式，即外国资本、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外国资本，指由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资本主义企事业。这种资本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不仅超脱在南京政府的驾驭之上，而且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强烈的影响，成为控制和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一种经济势力。由于外商的这种投资是在各国列强攫取中国政治经济特权的情况下进行的，带有很强的侵略性，因此，人们一般称之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国家资本，指由南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开办的资本主义企事业，其中还包括由政府拨款间接经营和控制的官商合营的资本主义企事业。这种资本代表国家经营，是垄断和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一种主要资本形式。私人资本，指由私人独资或合资兴办的资本主义企事业。真正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的，是本国的国家与私人两种资本，而不是外国资本。一般说来，外国在华投资的比例越大，则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越深；反之，其投资比例越小，越能反映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独立发展水平。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经过1895年至1913年和1914年至1920年两个发展阶段，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再经过1921年至1936年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国民经济的各个生产部门中扩大开来。因此可以说，1895年—1913年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时期，1914年—1920年为其进一步发展时期，1920年—1936年则为资本主义化时期⁽¹²⁸⁾。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可以列表如下：

1894年—1936年中国产业资本发展水平估计

资料来源：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14—135页。

从表中可以反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

第一，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所占比重大。在1894年—1936年的四十二年中，中国产业资本的总和增加101.6倍。其中外国资本增加127.6倍，本国资本增加59倍，外国资本比本国资本的增长速度要快一倍以上。19世纪下半叶，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和外贸业，涉足工业的较少。从20世纪开始，外国资本投向又主要集中在铁路的兴建上。20至30年代，其大量投资转向工矿业，到1936年时，外国在华的工业投资不下29.2亿元，加上铁路和航运业，资本总额约有64.34亿元。其中，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占有很大比例，如不计东北，大约为28.43亿元。经过20至30年代大规模的投资，外国资本在中国工矿业中已经占据了垄断地位，大体上已经控制中国生铁产量的95％、钢产量的83％、机械采煤量的66％、发电量的55％⁽¹²⁹⁾。也就是说，外国资本掌握了中国基础工业的主要部分。在轻工业中，外资在某些行业也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如纺织业中，外资占全国纱锭总数的46％和织布机总数的56％⁽¹³⁰⁾。外资比重大，正好说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外资必然要排挤和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这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二，抗战前夕，私人资本在本国资本中的比重大于国家资本，且在工业资本中居于优势。在1894年—1936年的四十二年中，国家资本只增加26倍，私人资本却增加了175.4倍；国家资本在本国资本中的比重日趋下降，由79％下降到24％，私人资本的比重则急速上升，由21％上升到76％，私人资本发展越来越快。从四十二年的全过程来看，私人资本发展的最快时期是1920年—1936年。在这十六年间，私人资本增加到13.35亿元，超过1920年以前积累资本总和的两倍多；而在这十六年中，又以1927年—1936年南京政府建立的头十年发展最快。战前十年是私人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抗战前，国家资本在工业方面并不占重要地位。如果剔除本国资本中的金融资本，全国工矿业资本总额是13.76亿元，其中私人资本约为11.7亿元，国家资本只有2亿元，仅占本国资本的15％⁽¹³¹⁾。抗战前国家资本没有垄断工矿业，但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1936年全国164家银行的总资本为4.0049亿元，国家银行资本约有1.66915亿元，大约占总资本的45％⁽¹³²⁾；加上1937年春财政部向中国通商银行等所谓“小三行”增资的1058.6万元，国家资本达到1.7亿元。当时全国共有私营银行135家，资本额为18619.1万元⁽¹³³⁾，加上全国1269家私营钱庄的资本7784.8万元⁽¹³⁴⁾和35家私营保险公司的资本4222.1万元，其资本总和是国家银行资本的1.6倍。在1936年，从全国银行、钱庄、保险等金融业资本总额看，国家资本是不占优势的。国家银行资本只是凭借国家政权和通过货币、信用与外汇政策的力量，才在本国金融业中取得相对的优势⁽¹³⁵⁾。例如，1931年，国家行、局的普通存款只有8.89亿元、储蓄存款0.05亿元，合计占全国金融业存款总额的42％；而到1937年，国家四行二局的普通存款就增为26.55亿元，储蓄存款增为1.88亿元，合占全国金融业存款总额的72％⁽¹³⁶⁾。所以，抗战前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亦不占垄断地位。如果把国家资本在工业与金融业两方面的力量合起来，亦不占优势，仍是私人资本占显著优势。其比例是国家资本在本国资本总额中只占24％，而私人资本则占了76％。1936年是私人资本发展史上的高峰点。

第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以前有明显的提高。经过鸦片战争后80余年的发展，到1920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已达到219.03亿元。其中农业为165.2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5.4％；工矿业为53.83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6％。在工矿业总值中，手工工矿业产值约为43.17亿元（其中工场手工业约12.95亿元，占整个手工业产值的30％），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9.1％；近代资本主义工矿业产值为10.6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9％，加上工场手工业的部分，整个近代资本主义工矿业的产值约为23.61亿元，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0.8％⁽¹³⁷⁾。这个比例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包括三种资本主义在内）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水平是：新式资本主义企事业的产值大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5％，连同工场手工业（已具备资本主义性质）的产值在内，只有10％左右。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也就是说，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但是，经过十六年的发展之后，即到1936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则有了明显的提高。据统计，1936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已增加到306.12亿元，其中工矿业总产值约为106.89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5％；农业总产值为199.23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5％⁽¹³⁸⁾。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工矿业产值上升，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的标志之一。在工矿业总产值中，手工业产值为73.71亿元（其中工场手工业产值占29.4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如果把工场手工业与近代新式工矿业的产值相加，则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20.5％⁽¹³⁹⁾。这表明，1936年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已经提高到20％左右了。单就工业而言，提高更快，近代工业已占到整个工业产值的58.6％。也就是说，在工业总产值中，有一半以上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生产的，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标志。另外，在近代企业的各个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被普遍采用，如交通运输业，1936年的航空、水运、铁路、汽车、人力车、搬运、电报、邮政等项总收入为13.5亿元，其中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获得的收入占51％⁽¹⁴⁰⁾，比1920年提高了5.4个百分点。这表明：交通运输业中有一半以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标志。总而言之，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20年代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还不大，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扩大到国民经济生产的各个部门，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

(1) 陈公博：《四年从政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9页。

(2) 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

(3) 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6年1—6月），台北“国史馆”1987年版，第1145—1146页。

(4) 张嘉铸：《致经济部工作报告（1941年1月14日）》，参见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97—801、797—798页。

(5) 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172页。

(6) 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172页。

(7) 潘群祥：《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8) 杨格著、陈泽宪等译：《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3页。

(9) 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一），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第414页。

(10)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66—67页。

(11)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63、980页。

(12) 《中国国民党历届次中全会重要决议案汇编（一）》，《革命文献》第79辑，第161页。

(13)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三），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7页。

(14) 《兵工署前第二工厂厂史资料》，1948年油印稿，重庆市档案馆藏。

(15)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中国近代兵器械工业档案史料》（三），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16)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01页。

(17)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775页。

(18)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788—789页。

(19)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页。

(20)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　1847—1947年》，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1、668页。

(21)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4页。

(22)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53页。

(23) 中国银行：《1937年度报告》，第42—43页。

(24)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958—959页。

(25) 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09—110页。

(26) 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09—110页。

(27)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797—800页。

(28)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9) 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163页。

(30)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87页。

(31)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87—88页。

(32)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第473页。

(33) 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发展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34)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838页。

(35)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0页。

(36) 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发展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37) 秦孝仪：《革命文献》第79辑，第162页。

(38)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98—699页。

(39)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204—205页。

(40)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3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398页。

(41) 实业部档案四二二（1）·2010、2009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2)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3册，第3410页。

(43) 《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实业》，《革命文献》第75辑，第1377页。

(44) 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一），第425页。

(45) 中央文化工作会主编：《中国国民党与经济建设》上册，台北1984年版，第29页。

(46)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3册，第3415页。

(47) 《工厂登记分类清册》，经济部档案四35297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8) 中央文化工作会主编：《中国国民党与经济建设》上册，第29页。

(49) 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349页。

(50) 方显廷：《中国经济研究》（上），第415页。

(51) 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一），第426页。

(52) 卜国群：《中国三十年代的合作运动及乡村改良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3) 卜国群：《中国三十年代的合作运动及乡村改良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4) 卜国群：《中国三十年代的合作运动及乡村改良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5) 卜国群：《中国三十年代的合作运动及乡村改良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6)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黎明书局1935年版，第807—808页。

(57) 蒋介石：《国民经济建设之意义及其实施》，葛定华：《国民经济建设要论》，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页。

(58)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第1014页。

(59)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015页。

(60)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015页。

(6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30—231页。

(62)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668页。

(63)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378页。

(64) 《银行周报30周年纪念刊》，1948年印，第225、335页。

(65) 《银行周报30周年纪念刊》，1948年印，第336页。

(66)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07—300页。

(67)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382页。

(68) 上海粮食局等：《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3页。

(69)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679页。

(70)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52页。

(71)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53页。

(72) 《上海华商卷烟工业之现状》，《工商半月刊》第5卷，1935年1月，第1页。

(73) 《近三年国内制造卷烟华商洋商销量每月比较表》，引自巫宝三等：《中国国民所得　一九三三年》下册，1947年版，第132页。

(74)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

(75)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27页。

(76)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25页。

(77)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326页。

(78)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327页。

(79)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90页。

(80)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

(81) 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火柴工业报告书》，1935年7月版。

(82)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7年版，第83页。

(83)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36页。

(84)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92页。

(85)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2页。

(86)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678页。

(87)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292页。

(88)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22页。

(89) 汪馥荪：《中国国营经济的基础》，载《中国工业》月刊新1卷第10期（1950年2月号）。

(90) 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281、287页。

(91)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24、910页。

(92)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12、914页。

(93)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9页。

(94) 李占才：《中国铁路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95)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86—88页。

(96)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94页。

(97) 赵祖康：《中国的公路与运输》，引自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57页。

(98) 张公权：《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1974年版，第235页。

(99) 《交通杂志》第5卷第3期，第173页。

(100) 《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国营招商局档案四方八②／590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85页。

(101)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下册，台北东华书局1979年版，第543页。

(102)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96页。

(103)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96页。

(104)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96页。

(105)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下册，第545页。

(106)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474页。

(107)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下册，第548页。

(108)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476页。

(109) 俞飞鹏：《十年来的中国电信事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年来的中国》，第372—373页。

(110) 俞飞鹏：《十年来的中国电信事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年来的中国》，第396—402页。

(111)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上编第3章，第14页。

(112) 秦孝仪：《革命文献》第78辑，第278页。

(113)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上编第3章，第19页。

(114)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7页。

(115) 沈宗翰：《中国农业科学化之开始》，《革命文献》第75辑，第420页。

(116) 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一），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507页。

(117)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538页。

(118) 《农本局组织规程》第一条。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四，4254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9) 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109页。

(120)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399页。

(121)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62、264页。

(122) 实业部统计处编印：《民国二十五年全国实业概况》，1937年版，第3页。

(123)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82页。

(124)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426页。

(125) 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427页。

(126) 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1册，第577—579页。

(127) 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1册，第580—581页。

(128)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9页。

(12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1页。

(130)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1页。

(131) 慈鸿飞：《关于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的历史后果问题辨析》，《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

(132) 慈鸿飞：《关于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的历史后果问题辨析》，《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

(133) 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508页。

(134) 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第3编第4章。

(135) 慈鸿飞：《关于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的历史后果问题辨析》，《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

(136) 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896—1947），台北文海出版社1948年版，第51页。

(137)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7页。

(138)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2—133页。

(13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2—133页。

(140)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3页。

第十一章　国民政府的教育和学术研究

第一节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

一　初级教育

初级教育是现代教育的基础。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30年4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全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不识字的民众和大多数没有受教育机会的儿童是推行训政和建设的障碍，也就是推进民族文化的大阻力。”⁽¹⁾朱家骅（1931年12月至1932年10月任教育部长）认为：“在任何国家，如欲谋教育普及，必须推广小学教育使成义务教育。”⁽²⁾30年代初，国民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法令规章，推动初等教育的发展。193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幼稚园课程标准》，规定幼稚园招收4—6岁的幼儿，接受音乐、故事、儿歌、游戏、常识等方面的简单教育，以促进儿童快乐、健康发展。这一《标准》初步确立了幼稚教育制度的法律依据。1932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小学法》。次年3月，教育部依据此法令颁布《小学规程》，初等教育发展步入轨道。

《小学法》规定，小学为施行国民义务教育的场所，小学教育的目标为：“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发展儿童之身心，培养国民之道德基础，及生活所必需之基本知识技能。”⁽³⁾《小学规程》规定，“小学分二级，前四年为初级小学，得单独设立；后二年为高级小学，须与初级小学合并设立”⁽⁴⁾，初级小学实行义务教育。《规程》明确小学教育八项训练标准：

（一）培养儿童健康体格，（二）陶冶儿童良好品格，（三）发展儿童审美兴趣，（四）增进儿童生活技能，（五）训练儿童劳动习惯，（六）启发儿童科学思想，（七）培养儿童互助团体之精神，（八）养成儿童爱国爱群之观念⁽⁵⁾。为保证儿童能得到国家民族思想的基本教育，《规程》确定：“非中华民国之人民或其所组织之团体，不得在中华民国领土内设立教育中国儿童之小学。”⁽⁶⁾

由于社会残破，民生凋敝，民国时期儿童失学现象极为普遍。《小学法》和《小学规程》特别强调，除六年制完全小学外，各地还可设立简易小学及短期小学，进行速成教育。简易小学招收不能入初级小学之学龄儿童，修业三年，不收学费。短期小学分一年制和二年制两种，不收学费，书籍用品由学校供给，招收8—16岁的年长失学儿童，每班每日授课3—4学时。年授课时间不少于540学时。学校进行基本用字和常识的教育，要求能掌握1400字的读写。在人口稀少、地方贫瘠，无法设立学校的地区还可设立巡回教学班。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更多儿童接受到最基本的教育。1931年—1936年六年间，全国儿童就学率由22.16％递增到31.09％，学生人数增加56.4％⁽⁷⁾。

早在1922年颁发的壬戌学制中，就规定小学实行四年制义务教育，但当时仅为一纸空文。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规定：“已达学龄之儿童，应一律受义务教育，其详以法律定之。”⁽⁸⁾1932年6月，教育部颁发《第一期实施义务教育办法大纲》，规定1932年8月至1935年7月为第一期，在此期内，各地应设义务教育试验区，大力推行义务教育，实行强迫入学，入学儿童总数至少应达当地失学儿童的十分之一。第一期开始后，由于经费、师资、校舍、观念等原因，收效不大。

义务教育的停滞不前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1935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遵照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标本兼治”等决议案，制定《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等文件，具体推出推进义务教育的时间表，决定自1935年起，在10年左右时间内，分三期完成四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第一期自1935年8月至1940年7月，全国学龄儿童除入普通小学者外，应要求进一年制短期小学学习，使80％以上学龄儿童受到一年以上义务教育。第二期自1940年8月至1944年7月，开办两年制短期小学，保证80％以上儿童享受两年义务教育。第三期自1944年8月开始，最终完成四年制义务教育期限⁽⁹⁾。8月，教育部成立“全国义务教育委员会”，具体负责义务教育推进工作。

经费问题是制约义务教育正常开展的最大障碍。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及拨付办法》、《各省市义务教育经费经管办法大纲》等条例，详细规定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分配和补充办法，确定专款专用的原则。即由省、市自筹和中央补充相结合，省市县新增教育税收，省应提30％，特别市应提50％，作义务及成年补习经费；中央补助义务教育及成年补习教育经费，每年至少应占总金额45％。据统计，1935年至1937年的3年间，中央财政的补助额分别为290万元、438万元、636万元⁽¹⁰⁾。另外，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教育部还于1936年颁布《训练义务教育师资办法》，规定由教育部定期举办义务教育干部人员培训班，训练各省市义务教育人才。

30年代，传统私塾小学在农村地区仍占很大比重。1935年，全国私塾达110,144家，学生1，878，351人⁽¹¹⁾，几乎达全国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为此，教育部要求各地应着力改良私塾，各私塾课目一律依照短期小学或普通小学课程开设，不得擅定课程，私塾办理优良者可改为短期小学。1937年6月，教育部颁布《改良私塾办法》，要求私塾塾师应文理清通，常识丰富，塾舍应宽敞，并有学生运动空地，采用教育部审定之教科书⁽¹²⁾。然而，这些规定在实际执行时是很难到位的。据统计，塾师中受过师范教育的仅占塾师总数的8.55％⁽¹³⁾，教学质量仍难真正得到保证。

小学课程设置是初级教育的另一个重点，教育部对此也几经斟酌变更。1928年2月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暂行条例》中规定初级小学科目为：三民主义、公民、国语、算术、历史、地理、卫生、自然、乐歌、党童子军、图画、手工等，高级小学加设职业科目。这一课目叠床架屋，意识形态色彩浓厚。1929年2月，教育部颁布《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简化、合并了一些科目，简化后的课目主要有党义、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工作、美术、体育、音乐等。1932年10月，教育部根据各地试行的结果，正式颁布《小学课程标准》，确定小学开设课目为：公民训练、卫生、体育、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劳作、美术、音乐等。1936年7月，教育部对此再作调整，进一步将课目简化为公民训练、国语、常识、算术、工作、唱游。经过数次调整、简化，小学课程设置逐渐与小学生身心发展水平较为符合，在民国时代被长期沿用。

在确定课程同时，教育负责部门还采取措施，改变教材零乱的状况。国民政府成立前，各学校均为自由选用教材，各类教材充斥书坊，良莠不齐。1928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小学必须采用经过审定的教材，并查封了一批质量和政治上被认为有问题的教科书⁽¹⁴⁾。同时，当时的教育主管机关大学院要求各地小学一律用语体文教学，不准采用文言教科书。1930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小学禁止采用文言教科书，除国文可兼用文言语体外，其他各科一律用语体文编辑。1933年4月，教育部决定分期编订统一的教科书，由教育部聘请专家编写或委托国内著名小学代编，至1936年，完成编订的有国语、算术、社会、自然等科。部编教材的推出，统一了教材标准，提高了教材质量，对促进小学教学质量提高有一定意义。显然，教材中也包含着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宣传。

教育主管部门对初等教育给予较多重视，30年代初、中期，初等教育在所有教育门类中发展速度是最快的。从数量上看，1929年全国小学生只有880多万人，1931年度即增至1172万人，1936年则达1836万多人，八年时间人数翻了一番多⁽¹⁵⁾。另据统计，1935年全国学龄儿童共49,022,202人，接受义务教育数为10,834,844人，占22.1％左右，上海、山西、威海、青岛等省、市比例更高，达半数或半数以上，上海高达68％，山西接近70％⁽¹⁶⁾。就教育经费言，1930年全国小学教育经费为5758万元，1936年达11972万元，增长了一倍强⁽¹⁷⁾。经过多方整顿，教育质量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应该指出，虽然30年代小学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问题也还是很突出的。整个30年代，全国有一半以上儿童仍未取得接受最基本教育的权利。虽然教育部宣称要逐步完成四年制义务教育，但实际进展十分缓慢。据在全国居前列位置的江苏省统计，1931年该省有学龄儿童518万余人，实际入学者仅133万余人，仅占总数的26％⁽¹⁸⁾。另据统计，1930年广东全省共有失学儿童320多万名，全省完成义务教育，年需经费1亿多元，而同年度全省教育经费总计只有1799万元，倾全省财政所入也不过7000多万元，远远不敷所需⁽¹⁹⁾。中国教育落后的状况仍没有根本的改变。1936年，教育经费虽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创纪录的4.8％，但同年儿童入学率只有23.42％，失学儿童仍达76.58％⁽²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终究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美好许诺而已。

二　中级教育

和初级教育相比，30年代中级教育发展相对缓慢。中级教育包括普通中学、中等师范和职业技术教育。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中，规定普通中学附设师范、职业各科，江、浙等省甚至将师范与中学合并办理。这种普通中学与职业、师范二种教育合并设置的制度，弊端较多，“使中学教育系统混淆，目的分歧，其结果中学教育固无从发展，而师范与职业教育，亦流于空泛”。“中学生之程度，反日而降低，职业技能，未有充分之培养，师范各科，未有专业之训练，而中学应注重之基本教学，反不能严格，结果谋生任教与求学三者均不能自全”⁽²¹⁾。1932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整顿全国教育，重点对中级教育实行改制，相继颁布《中学法》、《师范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一系列法令，分别设立三类学校。同时在这三项法令基础上，具体制定了各类中级学校规程。

《中学法》和《中学规程》规定：普通中学分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修业年限各三年，其培养目标是：“继续小学之基础训练，以发展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并为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²²⁾确定：“中学为严格训练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之场所。”⁽²³⁾具体要求则为：“（一）锻炼强健体格，（二）陶融公民道德，（三）培养民族文化，（四）充实生活技能，（五）培养科学基础，（六）养成劳动习惯，（七）启发艺术兴趣。”⁽²⁴⁾这一德、智、体、美和劳动教育五育共同发展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尚能契合。

中学是青少年思想发育的关键阶段，国民政府成立后，对中学生的意识形态灌输明显加强。教育部要求所有中学必须开设讲授国民党党义的课程，讲义由有关部门严格审定。实行严密的训育管理制度，确定中学训育的目标为：“根据团体化、纪律化、科学化、平民化、社会化的原则，使无处不含有三民主义的精神。”⁽²⁵⁾所有公立中学的校长、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公民课教员均须由国民党党员充任。党义教员和训育人员必须时时与学生接近，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发表之言论，了解学生的思想活动。训育目标中同时也包括指导青年个性及身心发展，指导青年掌握从事职业所必备的技能⁽²⁶⁾。

30年代中期，教育文化界既强调教育要面向世界，也注重弘扬民族精神。在中学课程安排中，1929年、1932年、1936年三年教育部分别颁布了中学课程暂行、正式、修订标准，其中1929年规定高中国文为24学分，外国语为26学分，外国语受重视程度超过国文；1932年修改为两者均为30学分，教学时数相等；1936年再作修订，确定国文为28—30学分，外国语为26—30学分，外国语时数略逊国文。

同时，国民党内也存在守旧复古的倾向。蒋介石多次强调：“必须恢复四维八德，发扬我们民族固有最高尚的精神和道德，以为一切科学之基础。”⁽²⁷⁾要求：“我们的教员、学生，大家要相信、要努力研究大学、中庸之道……完满的学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²⁸⁾表现出浓厚的守旧倾向。一些国民党内的大、小官员也纷纷起而响应，给教育当局造成一定的压力。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就感到：“全会予多数人以失望与恐惧之感者，为一部分人之‘复古’提案，如何键之中小学校课提案，焦易堂等之设置中医学校皆是。凡此皆不免使负教育行政之责者感觉愤闷【懑】。因此种‘复古’倾向，惟令众多知识分子与青年感觉失望，而共趋于偏激一途。”⁽²⁹⁾

这一时期，中小学毕业会考制度引起较大争议。1932年5月，教育部公布《中小学毕业会考暂行规定》，要求中、小学毕业生经所在学校考查合格后，再统一参加有关教育部门组织的毕业会考，会考合格者方得毕业。会考制度过于强调考试成绩，把学生命运系于一次考试中，使学生创造性和学校教学方向受到很大约束，因此招致不少批评。有人指出：“自从会考的号令下了之后……学校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不教。”⁽³⁰⁾1935年，教育部公布《修正中学学生毕业会考规程》，放松了会考标准，学校毕业成绩和会考成绩可合并考查，此后又逐渐取消了小学的毕业会考，中小学会考制度名存实亡。

由于国民政府对普通中学主要着力于巩固、整顿、提高，这一时期普通中学从数量上看发展缓慢。1931年—1936年度，普通中学学校数和学生人数均基本保持平衡，只有少量增长，而且还主要是私立中学的扩张⁽³¹⁾。

和普通中学教育相比，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却比较迅速。1931年教育部根据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关于多设职业学校的提议，通令各省市限制设立普通中学，县立中学逐渐改办实业学校，新设私立中学应劝令改办职业学校。1932年制订了《职业学校法》，此后又陆续颁布《职业学校规程》、《职业补习学校规程》等法令，将职业学校发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为进一步促进职业学校的发展，教育主管部门颁发各省市中等学校设置及经费支配标准办法，规定职业学校经费需占中等学校总经费的35％（普通中学为40％，师范学校为25％），职业学校经费标准直逼规模远为庞大的普通中学⁽³²⁾。1936年，教育部报请行政院批准，专门设立生产教育费，用于补助各公、私立职业学校教学、实习设备费用，进一步充实职业教育经费。为提高职业学校师生素质，鼓励接受职业教育，教育部规定公立职业学校学生一律不收学费，学校供给膳宿费及生活津贴，职校教师待遇也高于其他中等学校教师。此外，政府还设立了工业、护士、助产等四所国立职业学校，着力培养专门职业人才，此为中等学校由国家设立之仅有者。

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青年生活之知识与生产之技能”⁽³³⁾。教育主管部门对经由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实用技术人才寄予厚望。职业学校教学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知能、职业道德和劳动习惯为主，课程分为三类：职业学科、普通学科和实习，实习要占总课时的50％左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职业教育成为发展最快的教育门类，1928年全国职业学校仅149所，到1936年发展到494所，增长了三倍多，学生数由16641人增加到51822人，增加了311％，经费数由22万多元增加到42万多元，增加了近一倍⁽³⁴⁾。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发展更为突出，上海市的职业学校几乎涵盖了上海的各个职业门类，包括金融、通讯、新闻、商业管理、医药卫生等各种新兴职业，“对上海的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直接的促进作用”⁽³⁵⁾。

中等师范教育以培养“小学之健全师资”为目标⁽³⁶⁾，在小学教育备受重视情况下，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据教育部1929年统计，当年全国学龄儿童数为4144万人，已入学的710万人，失学儿童3432万人。要解决这些失学儿童的入学问题，仅师资一项就短缺90万人，而当年各师范学校毕业生总共只有2.3万人⁽³⁷⁾，远远不敷所需。因此，要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发展师范教育刻不容缓。1932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师范学校法》，师范学校脱离普通中学而独立；同时规定：中等师范教育机关，包括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主要由政府办理，私人或社会团体未经教育部特许，不得任意创设。师范学校学生免收学费，膳宿、制服由各省市斟酌情形全部或部分供给。1933年3月，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规程》，次年9月又公布《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师范教育步入稳步发展的轨道。

三　高等教育与留学教育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20世纪初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30年代教育主管部门主要着眼点是巩固、充实、提高。国民政府建立后，相继发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门学校组织法》、《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等，对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大学研究机关的设立、组织、性质、培养方向等作了详尽的规定，使大学教育有章可循，向制度化、正规化方向发展。

国民政府整顿大学教育的最显著例子是实科教育的发展。民国以来，实科教育一直是教育主管部门提倡的对象，但由于传统读书做官观念的影响，文法类学校一直远远超过实科学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明确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³⁸⁾，将调整实科和文法科比例失衡现象作为工作重点。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共计41677人，文科学生占近三分之二⁽³⁹⁾，仍大大超过实科。对此，教育部一方面全力扩充实科学校，压缩超过需要、办理不善的文法科学校；另一方面于1934年起，对大学及独立学院招生规定严格的比率，大学文、法、商、教育等学院招收新生数，不得超过理、工、医、农科，对文科学生数严加限制。这些严厉措施很快见到效果，到1936年，实科类学生即全面超过文科，达到总数的53.3％⁽⁴⁰⁾。

发展实科教育，旨在为技术不断进步、分工日益精密的现代社会提供各种专门人才。因此，在提高实科学生比例的同时，教育部对全国大学实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压缩一些重复设置的文科院系，增加理、工、医、农类院系。清华大学市政工程系（后改为土木工程系）1928年还遭遇到被董事会裁撤的命运⁽⁴¹⁾，1932年却在该系基础上成立清华工学院，设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等三系，成为中国工程人才的重要摇篮。同济大学的理学院，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学系也在这一时期相继设立。为适应社会不断增长的对专门人才的需要，教育部增设一批专科以上高等实科学校，培养学有专长且具实际工作能力的专门技术人才，修业年限一般为2—4年。1934年，据教育部统计，国立独立学院有上海医学院、北洋工学院、上海商学院、广东法科学院等，省立有河北工业学院等11所院校，私立有湘雅医学院、焦作工学院等，总计学生9951人⁽⁴²⁾，另有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大专学校多所，学生4765人⁽⁴³⁾。到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实科学校主要有：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河南省立水利专科学校、四川工学院、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四川农学院、湘雅医学院、天津工商学院及上海女子医学院等，涵盖范围较为广泛。数年中，理、工、医、农类实科学校明显增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高等教育结构失衡，科学技术人才异常紧缺的状况。

清末以来，高等教育几经整顿，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与指导，各校质量参差不齐，师生素质鱼龙混杂。国民政府成立后，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

首先，从制度上对各学校进行全面规范。教育主管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章，在确定高等教育基本原则的同时，对影响教育质量的若干具体问题诸如教师评聘、课程设定、生员来源等方面作了规定：颁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评聘资格，并明确以上四种职称仅大学教员可以使用；规定大学必修课，强调基础知识的训练，尽力保障、扩充学校基本的图书及教学设备；明令取缔学校中的宗教宣传，规定宗教团体设立的私立学校，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部分教会学校的宗教宣传受到抑制；加强大学生入学资格审查，1937年，教育部令中央、武汉、浙江三所大学联合招生，为全国统一考试招收新生作准备，以根绝各校自行招生营私舞弊的不良现象；限制滥设大学，规定大学分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必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为大学，不符合上述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开办大学、学院须经教育部核准，并须达到规定的经费限额；大学凡有三个研究所以上者，可设研究院，招收研究生，研究生在校期限原则上初为三年，后改定为两年。1935年公布学位授予标准，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获有硕士学位并在研究院继续研究两年以上，或在高校任教三年者，经审查合格均可申请授予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尚处起步阶段，清华大学自1929年起开始招收研究生，1935年在校研究生只有55人⁽⁴⁴⁾，全国研究生总数也仅有数百人。

其次，严格对私立学校的管理，提高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教育水准。国民政府教育部对私立学校实行分别对待的奖惩制度，对办理不善者，实行惩处以至取缔，而办理优良者，则予以奖励。1934年；教育部设置专科以上私立学校专门补助费项目，用于补助办学水平较高而经费困难的私立学校，同时对成绩优良而生活困难的私立学校学生实行救助，经费最初为72万元，1937年度增至122万元，资助面扩大到省立学校，并为理、工、医、农类学校的设备补充、改造提供部分资金⁽⁴⁵⁾。这些措施对刺激私立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有一定作用。

第三，增长高等教育经费。高等教育经费1928年仅有1024万余元，1934年增至1812万余元，到1936年底，增为2295万余元，8年间增加1270余万元，增长一倍以上，增速超过同期学生增长速度。其中，武汉、同济两大学1928年经费分别为287,036元、263,790元，1937年增至997,100元、754,000元，增幅均在3倍以上。1937年各大学经费预算居前两名的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年经费分别达1,936,000元、1,700,000元⁽⁴⁶⁾。更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加上社会资助的增加，对高等教育的健康、稳步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国民政府30年代巩固、调整高等教育的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高等教育管理逐渐严格，教育方向渐趋实际，各类高等教育呈现一定的增长态势，实科教育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然而，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仍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仍显缓慢，1931年—1936年全国高校在校学生数仅有微量增长，全国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仅几千人。1931年中国每万人中大学程度者不足一人，在世界上处于十分落后地位⁽⁴⁷⁾。其次，高等教育发展的地理分布不平衡，有限的大学又形成高度集中的状况，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及东南沿海地区，上海和北平就占了全国大学院校总数的近40％，而中、西部十二个省仅有30所高等院校，仅占总数的20％左右。地理分布的不平衡，加大了各地教育文化水平的差异，进一步拉开地区间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距离。再次，教育经费较之20年代虽然有了较大增加，到位率也相对较高，但和需要相比，仍常显不足，加之各地常常克扣经费，经费问题仍是时常困扰大学教育的一个难题。1931年底，北大校长蒋梦麟曾哀叹：“学校的致命伤在经费的积欠，教员的灰心……好多教员，真是穷得没有饭吃。”⁽⁴⁸⁾1934年平津各院校教师联合会致教育部书中也提到：“平津院校经费十九年度、二十年度、二十一年度共短发九个月有奇，以致各院校均向商家借款，积欠教职员之薪俸更巨。”⁽⁴⁹⁾这些问题，在全国各大学中普遍存在。

30年代高等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对高校的渗透。高等教育被强加上严密的政治思想灌输，学生除接受国民党党义课、军训教育之外，还必须接受各种训育指导，学生的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受到限制，人身安全也不能得到保障。当时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常委的董霖写道：“‘九一八’事变以后，学生激于爱国热潮，大举示威请愿。因为一时感情冲动，偶有逾越常轨，不无责难甚至反对政府的情事。不幸宪警机关认为其中必别有用心的，有时不加细察，采取逮捕的高压手段，而且迹近专断。”⁽⁵⁰⁾“一二九”运动后，军警大肆逮捕学生，以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不得不出面要求当局“务取缓和处置，以免激起意外”⁽⁵¹⁾。

在攸关教育成败的教学质量上，这一时期虽然有了很大改进，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没有严格的入学考试制度，入学学生素质难以充分保证，不少人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入学后对学业没有足够重视，学校考核也不严格。由此造成部分大学生素质低下，基础知识缺乏，以致有些毕业生不知道井田制，不知道张居正⁽⁵²⁾，把上大学当作换取文凭的手段。这些情况对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

留学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国民政府成立前，留学教育管理比较松散，留学生质量没有保证。1929年，教育部相继颁布《发给留学证书规程》及《中央派遣留学生管理章程》，详尽规定了留学资格，同时成立中央训练部留学生管理委员会，加强留学教育管理。和大学教育相应，留学教育也强调以实科为主，规定“选派外国留学生，应注重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等，以应国内建设之需要”，“每次属于理、农、工（包括建筑）、医药者至少应占全额十分之七”⁽⁵³⁾。1933年4月，教育部公布《国外留学规程》，进一步明确了留学标准，再次强调选派公费留学生应注重理、工、农、医等科。经过整顿，留学生质量提高较快，据统计，1929年—1934年间，中国赴美留学生共计934人⁽⁵⁴⁾，以学习时间2—4年计，略微错后的1931年—1936年间，即有223人获得博士学位，396人获得硕士学位⁽⁵⁵⁾，两组数据虽然不能简单类比，但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留美学生中获高学历者已过半数。此外，留学生所学学科比例也逐渐趋于合理，1932年，政府派遣的理工医农类留学生共213人，仅占总数的37％，1936年即增加到526人，占总数的52.5％⁽⁵⁶⁾，后来对中国科学发展贡献卓著的科学家如周培源、赵忠尧、谈家桢、钱三强、钱学森、陆学善、张宗燧、黄汲清、华罗庚、苏步青等均是这一时期出国或完成学业回国的。

四　其他各类教育

民国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日益繁杂，教育的功能也逐渐多样化，教育不再局限于学龄学生，而不断向社会扩展，由此兴起了社会教育的热潮。

二三十年代，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民众学校、各类职业学校及民众教育馆等公共文化设施。1929年，教育部发布《民众学校办法大纲》，确定：“凡年在十二岁以上五十岁以下之男女失学者，均应入民众学校。”⁽⁵⁷⁾民众学校修业期限一般为四个月，不收学费及其他费用，所有书籍文具均由学校供给。民众学校注意开展劳工教育，1931年5月成立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次年教育部和实业部联合发布《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要求对劳工进行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训练，各厂矿、公司、商店劳工在50人以上者，均应设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不满50人者由各机关联合办理，经费由设立机关承担。针对大批失学民众，教育部也先后制订方案，要求各地推行大规模定期强迫教育，首先对16—30岁青年失学男女进行扫盲，并逐渐推及全体民众，争取用六年时间分期分批肃清全国文盲。办理民众教育经费原则上由地方自筹，中央政府对边远贫瘠省份酌情予以补助，补助费1936年度为50万元。

民众教育馆是社会教育的另一重要形式。1927年江苏率先开办民众教育馆，此后各地纷纷仿效。1932年教育部公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鼓励各地开办民众教育馆，作为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此后民众教育馆在各地纷纷涌现。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及社会职业学校的出现，确实解决了一部分失学者的扫盲问题，一些大城市的社会教育成绩尤为显著。据统计，1934年上海各类社会职业学校达1173所，在学人数164,566人，数量与正规学校不相上下⁽⁵⁸⁾。市立民众教育馆、博物馆、美术馆、公共体育场等社会文化公共设施也初具规模。上海市政府还确定自1935年起两年内完成市区扫盲计划，因抗战爆发，计划未能如期完成。1936年，全国接受社会教育学生达386万多人，年投入经费1600多万元⁽⁵⁹⁾，形成较大声势。

不过，国民政府庞大的教育普及计划和当时中国实际社会经济状况是存在很大距离的，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大规模接受扫盲教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截止1934年，全国曾经或正在民众学校及识字学校接受扫盲教育的为685万人，占全国2亿文盲的3.4％。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指出：“依据教育部的统计，每一个小学生每年要用八元九角钱的教育费，民众学生每年要用一元八角钱的教育费。现在中国有二万万失学成人，七千万失学儿童。这二万万七千万人当然是我们大众教育的对象。照上面的费用算起来就得要十万万元才能普及初步的大众教育。这个数目不但是大众自己办不到，就是教育部，去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筹到三百多万元的教育经费，对于这十万万的大众教育经费也一定是筹不出来的。”⁽⁶⁰⁾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在全国范围短时期内消除文盲是不切实际的过高目标。

边疆少数民族教育长期来一直停滞不前，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把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纳入议事日程。1930年，国民政府设置蒙藏教育司，负责蒙藏及其他边疆地区地方教育的具体事项。1934年，教育部从中央拨给边远贫瘠省份补助专款内，划出50万元作为推动少数民族教育之用，次年又从各国退还庚款中加拨20万元用于少数民族教育，并拟出《推进蒙藏回苗教育计划》付诸实施。边疆民族教育获得发展，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察哈尔、绥远、西康、贵州等地都相继设立了民族学校，到抗战爆发前，全国总计设有民族师范学校十一所又九班，中学三所，小学2374所。

“特种教育”是为配合对苏区的军事“围剿”产生的。1933年3月，鉴于江西、湖北、福建、安徽、河南等省苏区及周围地区革命思想浓厚，国民党中央通过《特种地区暂行社会教育实施方法》，提出要在这些地区实行“特种教育”，肃清革命思想影响。“特种教育”的宗旨是管、教、养、卫，即以开办民众学校的方式，政教合一，“以学校的方式，得到实施特种教育之程序；以政教合一的精神，得到实现农村自治之步骤；以学校为改进社会中心，得到建设农村文化之方案；以全区为农事改进对象，得到复兴农村自卫之办法。”⁽⁶¹⁾“特种教育”对象包括小学生在内的“特种区域”全体民众，通过开办民众学校方式，进行集中的思想灌输。民众学校以16岁为界，分成人与儿童班两种，成人班教授公民，每天授课两小时，两个月毕业；儿童班学习国文，每天上课四小时，一年毕业。学校均使用单独编印的教材，教材内容要求包括60％以上的政治宣传⁽⁶²⁾。

1934年9月，蒋介石主持的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颁发《赣闽皖鄂豫五省推行特种教育计划》，决定成立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具体指导“特种教育”的进行。蒋介石为其在1934年、1935两年每年争得40万以上的庚款补助资金⁽⁶³⁾。其中江西每年12万元，福建、安徽、湖北、河南四省每年6万元，其他特种补助费4万元⁽⁶⁴⁾。

“特种教育”以反共教育为主，也兼顾文化教育。由于原苏区大多比较落后闭塞，加上战争频仍，教育文化水平很低，“特种教育”开办民众学校，鼓励人人就学，对形成重视教育风气有一定作用。英国人戴乐仁考察江西“特种教育”后提到：“弋阳一县设立中山民众学校五所，因此风气所及，民众自办学校次第设立者，竟有105所之多。”⁽⁶⁵⁾随着时间的推移，“特种教育”的宣传性也在逐渐淡化，1935年7月，蒋介石批发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决议，确定“特种教育”继续进行的四项原则：“一、特种教育应当与当地建设事业发生密切关系；二、应尽量利用已有学校，或就已有学校中增添中山民众学校之课程，或使兼办中山民教事业；三、每县各区应组织教员联合会；四、应兼办职业教育，与当地合作事业机关及领袖人物联络。”⁽⁶⁶⁾1936年3月，“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划归教育部，4月，教育部拟定“特种教育”方案，着重提出改良精神训练，厉行军训，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向抗日目标转移。

军事常识及童子军教育是和正规教育协同进行的。蒋介石说：“军事教育，可以说就是国民教育的重心。”⁽⁶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军事教育成为教育政策中的一个重点。1928年5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对高中以上学生实行军训的方案。1929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公布《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将军事教育列为高中以上学生的必修科目，每周三学时，学习期限两年，每年暑假还需集中训练三个星期。此后，教育部又对《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作了数次修订、补充，进一步严格军事教育纪律，基本套用了管理军队的办法。

对于初中和小学，当局组织童子军训练。童子军原为英国退伍军人贝登堡倡导，目的是培养儿童热心服务、勇敢进取及机智果断的精神品质，创立于1908年。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国民政府规定的童子军训练目标是：根据儿童生活、生理及心理之状态，为实施训练之准绳，以养成其服务民族、国家及社会所需要之基本能力。童子军在国民政府辖区内初称党童子军，1928年改称童子军，由各地教育主管机关办理。1930年4月，教育部在南京举行童子军第一次全国总检阅，促进童子军在各地的发展。1933年11月，教育部公布《中国童子军总章》，次年成立中国童子军总会，蒋介石、戴季陶、何应钦分任会长、副会长，王世杰为理事长。童子军教育倡导并努力培养儿童的集体意识、劳动观念和独立生活能力，加强对儿童的纪律教育。1936年10月，教育部举行万名童子军露营大检阅，参加的童子军表现出较好的精神面貌。军事教育和童子军教育对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加强纪律观念有一定作用，同时还包含着应付民族战争的意义。“九一八”事变后，教育部发出《高中以上学校加紧军事训练方案的通令》，随后又令各校于每周课外讲演日本侵略中国史⁽⁶⁸⁾，激励学生的民族精神。

五　乡村教育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教育救国”浪潮的掀起，教育改革运动也在全国迅速展开，各类教育团体不断涌现，其中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陈鹤琴的儿童教育社等影响较大。随着教育改革运动的深入，不少人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农村，而农村又是教育最为薄弱的地区，因此，到乡村开展乡村教育成为很多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他们以西方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等理论为基础，开展平民及乡村教育实验，试图由此找到一条振兴民族、挽救国家的道路。1925年—1935年间，各地建立的民众教育实验区共有193处，其中最早提出在农村进行教育改革实验的，是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1917年，是一个以倡导、研究、宣传和推行职业教育为宗旨的民间教育团体。该社成立后，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学校，出版《教育与职业》杂志，大力推广职业教育。尤其重视发展农村教育。早在1919年，职业教育社即成立了农村教育研究会，研究普及农村教育。1925年8月，黄炎培在山西太原出席职教社年会期间，提出“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⁶⁹⁾，首次揭示出在乡村举办职业教育的基本思想。1926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团体在江苏昆山徐公桥开办农村改进试验区，明确提出：“鉴于近今教育事业大都偏向都市，又其设施限于学校，不获使社会成为教育化，爰拟从农村入手，划定区域，从事实验，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规定试验区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无旷土，无游民，村民生活状况日趋改善，知识日进，地方生产日增加合格。”⁽⁷⁰⁾

经过两年试点，积累一定经验后，1928年4月，职教社开始独立在徐公桥进行正式试验，试验期为六年，至1934年6月截止。试验区面积约10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余人，区内成立乡村改进会负责管理，下设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七部，负责指导包括农业生产、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共二十二项改进事业项目。六年中进行的主要工作有：

生产方面，建立农艺试验场、合作养鱼池、养蜂场等，推广农业新技术；编制指导耕作的农家历，建立测候所，预报天气，传输初步的农业科学知识，使农、副、渔业单产及总产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教育方面，扩大小学规模，推行义务教育；开办夜校，讲授基本文化知识及公民常识；建立阅书室，举办露天识字、露天讲演等，提高全民文化知识水平。

村政建设方面，开展村民普选，在乡村中实行民主管理；组织信用合作社，设立公共仓库，加强农村合作；设立民众公园、民众体育场及婚嫁改良会、儿童幸福会等，移风易俗，改变传统生活观念。

经过六年的精心组织，试验取得了一定成效。1934年截止时，儿童入学率由70.7％增加到82.3％，成人识字者由540人增加到1524人，识字率达40％多，小学由两所增加到六所，另有两个公共流动教室和露天识字班等。试验区内共有合作社社员四百多人，参加兴修水利，建立公共设施，改善当地的生产环境和乡村风貌，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农业技术和农业科学知识的推广普及，提高了生产水平，改进区的小麦单产从每亩8—9斗增加到1.4—1.5石，养鱼由不及千尾增加到2.3万尾，家畜数量也有大幅度提高。

除昆山徐公桥外，中华职教社还创办了江苏镇江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江苏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试验区、沪郊农村改进区等，同时开办有徐公桥乡村改进讲习所、上海漕河泾农村服务专修科、漕河泾农学团及浙江余姚诸家桥农村改进实验学校等。二三十年代，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理或代办的乡村事业有三十多处。职教社广大同人本着“替受教育者谋出路”⁽⁷¹⁾的原则，将教育与职业、教育与生产紧密相连，把发展农村教育与开发农村经济、解决农民生计、改变农村风俗结合起来，对推动局部地区的乡村教育与社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于20年代。初期主要在城市开展平民识字运动，后逐渐把重点转向农村。促进会总干事晏阳初对平民教育的解释是，“冀以最短之时间，最少之经济，使全国10岁以上、40岁以下失学之人民，无分男女，皆能领受人生及共和国民必不可少之基本教育”⁽⁷²⁾；而且由于“中国人百分之八十住在乡间，中国大多数不识字的，也都是乡下人”⁽⁷³⁾，因此要发展教育，改造中国，首先要从农村做起。

1926年10月，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作为开展平民教育的试验区，最初参加工作者有十余人，“在村外的一个破庙内办公治学，饮食起居都是在这一点破庙的里面，过的完全是乡间农民生活”⁽⁷⁴⁾。他们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大力在村民中推行识字教育，扫除文盲。1929年，平教会将总会由北平迁至定县，次年正式成立定县农民教育试验区。

定县农民教育试验区成立后，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识字扫盲教育，而是进一步扩及生活思想的改造及乡村社会整体建设。晏阳初提出：“平民教育运动的目标，就是要在生活的基础上，谋全民生活的基础建设，为中国的教育谋一出路，为中国人的生活问题，谋一解决。”⁽⁷⁵⁾为达到这一目标，要对农民进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医治中国农民愚、贫、弱、私四大病症。即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治愚；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治贫；以卫生教育培养“强健力”，治弱；以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治私。晏阳初认为，这四大教育“实为根据实际生活之要求，逐渐演进而创出之新民教育内容之荦荦大端”⁽⁷⁶⁾。为实践四大教育主张，平教会在定县推行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谋求通过学校、社会、家庭相辅相成的教育，把定县整个社会都变成一个大的教育课堂，以“因时因地分工合作，联锁进行”的不间断教育，“整个的改进国民生活”⁽⁷⁷⁾。

文艺教育是定县平民教育的基本。平教会以县为单位，设实验平民学校，各乡村分别设平民学校，鼓励青少年和儿童到学校就读。对成年人则施以社会教育，举办讲演、展览，并以电影、戏剧、音乐等逐步丰富其知识素养。在普及教育的同时，平教会更注重提高教育效果。他们自编出版了《平民千字课》、《市民千字课》、《农民千字课》及《市民高级文艺读本》、《农民高级文艺读本》等教材及自然、社会、应用科学等各方面的课外读物，到1935年共出版了600册。同时定期出版《农民周报》，在全县范围发行。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应邀指导组成了农民剧团，编写农村戏剧，在全县各地巡回演出，深受农民欢迎。

生计教育是四大教育的关键。平教会在定县设立两个实验农场，成立几十处合作社，进行小额抵押贷款，扶植农村经济。编印生计教育书刊资料几十种，传授农业技术，组织农民接受应付农村实际需要的必要训练。

卫生及公民、乡政教育是四大教育的辅助部分。平教会设立县卫生院，联村设保健所，建立医疗卫生保健网，在全县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同时，设立公民教育部，建立“公民服务团”，组织农民进行服务训练。编写《公民读物》发放到各个村、镇，培养、灌输农民的公民和民族意识。

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展开后，受到各方重视。美国财团出资资助，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实地考察后，称赞其为“在中国所见到的最重要的事业”⁽⁷⁸⁾。1931年蒋介石电邀晏阳初到南京会面，称赞“公民训练”是个好办法，希望把定县教育试验区纳入政府的轨道。1932年，平教会与河北省政府合作，成立定县实验县。次年设立“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晏阳初任院长，实验区许多工作逐步纳入县政的轨道。1935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实行县政改革，设立实验县，晏阳初及平教会积极参加，大力推广定县的平民教育计划，在全国形成较大影响。

二三十年代，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理论在国内教育界声誉颇著。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深受其“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观念的影响，回国后积极投身平民教育，与晏阳初等共同创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20年代中期，他逐渐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1926年曾与赵叔愚等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设立乡村师范学院，按照教学做合一原则，培养从事乡村改造的新型人才。1927年2月，他又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建立晓庄中心小学，3月与赵叔愚等创办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在此期间，正式提出其生活教育理论⁽⁷⁹⁾。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主要包含有“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方面思想。其中前两者脱胎于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论，但和杜威相比，拓宽了教育的领域和源泉，使教育向生活化、社会化、实际化方向跨越性迈进。他明确表示：“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⁸⁰⁾

晓庄学校开办后，短短几年时间发展成多层次的综合性学校，包括中心小学八所，中心幼稚园四所，另有民众夜校、中心茶园及工场、医院等多项教育、培训设施。学校设有图书馆，出版《乡教丛讯》半月刊。陶行知在教学指导中，根据生活教育理论，强调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他为学校毕业生实际上也是为学校提出的目标是：“一年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⁸¹⁾崭新的办学方式，一时使学校名闻遐迩，一些知名学者纷纷来校授课，蒋介石、宋美龄曾往晓庄参观，冯玉祥等军政大员也多次予学校以帮助。1930年，晓庄学校师生因举行抗议列强侵略中国主权的示威游行，引起当局不满，学校被南京市教育局强行接收，次年2月始发还。陶行知本人也遭通缉，被迫潜赴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由日本回国，继续从事教育普及工作，与先前晓庄师范部分师生一起，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介绍最新的科学知识。次年，他发表《古庙敲钟录》，提出建立工学团的主张，并拟定《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希望以工学团将工场、学校、社会融为一体。1932年9月，上海工学团正式成立。工学团以“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为办学宗旨，培养团员生产、科学、文化、军事及运用民权、节制生育等方面的知识、能力，使之具备现代国民的基本知识。

上海工学团成立后得到教育界的普遍关注。青年、儿童、妇女工学团相继成立，报童、养鱼、棉花等各具体职业的工学团也陆续出现，不少贫苦的失学青少年及妇女儿童得到了入学的机会。根据当时教员不足的实际情况，陶行知提出“小先生制”，主张“即知即传”，强调学生既要立足学习，又要承担以自己所学教会、影响别人的责任，通过以小教大，相互学习，加快知识的普及推广。他编写了通俗教材《老少通千字课》，专供“小先生”使用。在陶行知的倡导下，“小先生制”被全国各省市普遍推广采用，成为普及初级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

梁漱溟的乡农学校实验是乡村教育运动中具有独特风格的部分。梁漱溟是文化哲学家，在他看来，“中国问题并不是旁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⁸²⁾。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村入手，通过学校把乡村组织起来，开展乡村教育，以逐步恢复中国传统的伦理情谊基础，造就一种扎根传统又适合时代的新型的乡村社会组织。

20年代下半叶，梁漱溟着手展开其乡建活动。1927年底，他南下广州，次年在李济深支持下开办乡治讲习所，但反响不大。李济深失势后，他回到北京，主办《村治月刊》，不久应韩复榘之邀，到河南创办村治学院。1930年9月，韩复榘调主鲁政，河南村治学院解散，韩氏随即于次年初邀梁漱溟、梁仲华等到山东邹平建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始“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的试验。乡村建设研究院初期由梁仲华任院长，下设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及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县、区等，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1934年梁仲华调任他职后，梁漱溟接任院长。

研究部是研究院的灵魂，负责研究乡村建设的基本理论，设计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的具体方案。该部招收受过高等教育或有同等学力者，由专门的导师指导训练，梁漱溟为他们主讲“乡村建设理论”。学院开办期间，共招收两期学员计58人，结业后成为开展乡村建设的骨干。

训练部主要培养乡村服务人才，招收具有中等程度学力的学生，每年一期，共招收三期，培养学员千余人。训练内容有乡建理论、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农业常识等，毕业后学员多充实到乡农学校或到实验县、区任职，是当地乡村建设运动的主力。

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最初选定在邹平，1933年扩大到菏泽，1935年又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十三个县，成为当时乡村教育活动中范围最广的一个实验区。实验区主要以乡农学校的形式开展活动。“乡农学校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乡村领袖，二是成年农民，三是乡村运动者”⁽⁸³⁾，这三部分人分别即为校长、学生、教员，原区公所、乡公所的职能由乡学取代。乡学（低一级为村学）的课程主要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农业技术及精神讲话等，担负着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的双重职能。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乡农教育，理论相对完整，计划也较为周密，他主持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各部门培养的学员累计达3000人。这些人毕业后深入实验区各地，对促进农村社会文化的发展及社会风气的转变发挥了一定作用。当然，和梁漱溟重建乡村的宏大信心相比，这些成果是有限的，抗战开始后，乡建运动即无形解体。

除上述团体、个人开展的乡村教育运动外，当时在全国影响较大的还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创办的黄巷民众教育实验区，大夏大学举办的金家巷民众教育试验区，燕京大学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在江西黎川创办的基督教（新）农村服务实验区，以及卢作孚在四川合川、江北、巴县、璧山四县进行的乡村教育运动。江西黎川实验区的创办者曾受到蒋介石接见，蒋表示：“这是给你们一个表现基督教怎样能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机会。请你们和我们合作，筹划一个详细的复兴程序。”⁽⁸⁴⁾到1935年，全国各地共有各种农村教育实验区193处，影响民众数百万人，虽然和广大的农村人口相比，这一数字微不足道，但风气所及，对乡村教育的发展仍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乡村教育运动充分注意到中国农村社会落后的现实，认为“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⁸⁵⁾，把教育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放在农村，希望以教育为中心，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整体改造。他们跳出教育论教育，要求教育要深入实际，“深入民间，站在农夫的立场，去研究解决农事的实际问题……不仅是书本之知识与舶来之学说而已”⁽⁸⁶⁾。把发展教育与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风气习俗的改造紧密相连，大力引进现代政治、经济管理制度及科学文化技术，灌输医学卫生常识，丰富了教育的内涵和功能，对教育与社会的改革、发展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当然，乡村教育运动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当时有人考察定县后提出五点意见：“平民教育的理论，系‘县为自治单位’之一部，深盼勿以办法认为主义，造成社会之畸形风气”；“实验区似应有一定期限，期满即交还人民自办”；“地方舆论与平教会尚多不满”；“以后‘农村建设’应以少数之钱，少数之人，做多量这事，始能从根本将农村救起”；“平教会已经工作，只注意扫除成年文盲，而忽略未来（青年）之文盲，如此愈除愈多，永除不尽”⁽⁸⁷⁾。这些问题在其他实验区也不同程度存在。和庞大的旧势力及根深蒂固的农村旧有结构比，乡村教育运动同仁的力量终究过于微薄，所以黄炎培慨叹：“吾们既没有政权，赤手空拳地来改良农村社会，除掉根据一点热诚所发出的情感，还有什么武器可以利用！”⁽⁸⁸⁾这确实是由衷之言。乡村教育运动虽含有与当时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争竞之意，也因其改革终究流于枝节，自然成效甚微。有关详况请读者参阅已有的论著。

第二节　学术研究的奠基与发展

一　中央研究院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由政府主办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仅有工商部地质调查所，民间也只有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屈指可数几个机构。政府用于学术研究的经费微乎其微，各类科学技术人才异常缺乏，学术研究成果也乏善可陈。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认识的不断加深，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社会上获得普遍承认，“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成为追求进步、新知的中国人的两面大旗，不断发展的大学和留学教育也为科学和学术的发展准备了一批有用人才。

设立中央研究院，是发展学术的重要一步。早在民国初年，马相伯、章炳麟、梁启超等曾倡议设立“函夏考文苑”，是为设立国家级科学研究机构的最早动议。1924年冬，孙中山为召集国民会议离粤北上前，提出设立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⁸⁹⁾的设想，旋因孙中山病逝，局势动荡，一直未能付诸实施，但此动议逐渐引起知识界的重视。蔡元培指出：“教育文化为一国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之基础。”⁽⁹⁰⁾1926年10月，他致函胡适提出：“若有一最高之研究院（大学院），不分畛域，选各校一部分较优之教员为导师（自然可别延国内外学者），而选拔各校较优之毕业生为研究生，则调和之机，由此而启……此等学术研究机关，即不在北京，亦无不可，文化中心，人力可以转移之。”⁽⁹¹⁾1927年4月，蒋介石等酝酿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蔡元培、李石曾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参与其中，乘机提出设立国家科研机构问题。17日，李石曾在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前一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设中央研究院”⁽⁹²⁾，随获通过，李及蔡元培、张静江三人被指定共同起草中研院组织法。5月，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正式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以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为筹备委员。7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大学院为全国学术教育最高行政机关，中央研究院附属该院⁽⁹³⁾。8月中旬，蒋介石下野，南京政局动荡，筹备工作暂时中辍。

1927年10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蔡元培就院长职，中研院筹备工作继续进行。11月20日，蔡元培召集王世杰、王琎、宋梧生、吴承洛、张奚若、周览、胡刚复、曾昭抡等三十余名学术界知名人士组成中研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通过《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本院受中华民国大学院之委托，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⁹⁴⁾同时决定筹设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调查所和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中研院筹备工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改中央研究院为独立机构，特任蔡元培为院长。同时颁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确定该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任务是“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⁹⁵⁾。后又颁布《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将“科学”易为“学术”，规定其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⁹⁶⁾。“学术”一词的涵盖，较科学更为广泛。6月9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首次院务会议，中研院正式宣告成立。中央研究院直属国民政府，除院长由国民政府特任外，其余行政及研究人员均由院长聘任。全院迄至抗战爆发前，共成立十个研究所，即1928年1月设立的地质研究所，1928年5月设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1928年7月设立的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1928年10月设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2月设立的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1929年5月设立的心理研究所，1934年7月设立的动植物研究所（前身为成立于1930年1月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立即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和主持北大时一样，蔡元培在中研院也特别重视科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独立性。早在研究院成立前，他就希望国内学者：“静心研究，于中国文化上，放一点光彩，以贡献于世界。”⁽⁹⁷⁾主持院务后又一再强调：“西洋所谓‘学院的自由’，即凭研究者自己之兴趣与见解，决定动向，不受他人之限制之原则，仍应于合理范围内充分尊重之。盖学院自由，正是学术进步之基础也。……就中央研究院之立场言，更宜注意科学研究之自由精神，自不待言。”⁽⁹⁸⁾蔡元培着力建设各研究所，广泛搜罗人才，奖励科研，发扬学术民主，形成兼容并包、畅所欲言的风气。研究院各研究所汇集了一大批优秀学术人才，如物理学家丁燮林，化学家王琎、庄长恭，工程学家周仁、王季同，地质学家李四光、翁文灏，气象学家竺可桢、涂长望，天文学家高鲁，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经济学家陈翰笙，社会学家陶孟和，语言学家赵元任，考古学家李济，动物学家王家楫等，均为一时之选，代表了国内学术界的最高水平。蔡元培不拘一格，延揽各方面人才，经济学家陈翰笙思想左倾，蔡元培不避嫌忌，延揽其到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实地经济考察，并取得一批研究成果。陈翰笙认为：“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没有蔡先生的掩护，我们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⁹⁹⁾

中研院的组织也较好体现了学术民主的宗旨。院中分设研究、行政、评议三大部。研究部包括各研究所及博物馆、图书馆等，是研究院的基础；行政方面，由总办事处主持，设总干事，在院长指导下综理全院行政，从研究院成立至抗战爆发，总干事共历五任，即杨铨（杨杏佛）（1928.11—1933.6）、丁燮林（1933.7—1934.5代理）、丁文江（1934.6—1936.1）、丁燮林（1936.2—1936.5）、朱家骅（1936.6起）；评议会是全院也是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负责决定学术研究方针，督导学术进步发展，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与交流，同时在院长需要更换时，负责推选院长候选人数名，交国民政府裁定。该会成立于1935年，成员有蔡元培、丁燮林、庄长恭、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李书华、姜立夫、叶企荪、吴宪、侯德榜、赵承嘏、李仪祉、凌鸿勋、唐炳源、秉志、林可胜、胡经甫、谢家声、胡先骕、陈焕镛、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张云、张其昀、郭任远、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定良等共四十一人。评议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分别来自北平研究院、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多所研究机关及高等院校，代表了国内有影响的各学术研究机构，集中了学术界公认的中坚人物。评议会成立过程中，时任中研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出力甚大，胡适称许他“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关，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¹⁰⁰⁾。蔡元培也认为，评议会的成立，“是本院历史中可以‘特笔大书’的一件大事”，“评议会运用得好，他们就找到了中国学术合作的枢纽”⁽¹⁰¹⁾。

充足的经费是学术研究正常进行的必要保证。中研院成立之初，每年核准的经费为120万元，因当时内战尚在进行，政府基础未稳，中研院1927年度（1927.10—1928.6）实发经费为每月5万元，1928年度始达10万元，次年度增至11万元，1930年度加拨当年临时费40万元，“九一八”事变后，一度减为每月10万元⁽¹⁰²⁾。以当时物价水平和中央财政收入衡量，这笔经费尚属可观。1929年，中研院研究员最高一级薪金达每月500元，助理员的最低月薪也有60元⁽¹⁰³⁾，而当年国内一个五口之家的平均年收入仅12.21元⁽¹⁰⁴⁾，收入较高的上海银行界职员也仅在100元以下⁽¹⁰⁵⁾。另外，当时各大学教授月薪普遍在200元—400元左右，清华大学规定初聘教授月薪为300元⁽¹⁰⁶⁾，可见中研院所定待遇确属不菲，这和其相对充裕的经费应不无关系。1936年度，该院实发经费为140万元，和规模远较其庞大的清华大学相仿。

在国贫民瘠的整体大环境下，中研院相对较好的资金状况也无法真正满足学术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主事者仍常有捉襟见肘之感。为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发展，社会各界尤其是庚款基金管理机关给予了重要资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从1929年起，分三年补助中研院物理、化学、工程三所50万元建设经费⁽¹⁰⁷⁾，同时资助历史语言研究所每年3万元。据李济回忆：“最初几年，田野考古工作，差不多全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捐助。”⁽¹⁰⁸⁾中英庚款董事会从1934年起，分三年补助中研院科学仪器设备制造费10万元，至1936年度付讫⁽¹⁰⁹⁾。1937年度，该会又拨出息金5万元继续资助中研院⁽¹¹⁰⁾。此外，中研院开办的试验场、实验馆及田野考古工作也曾得到中基会、中英庚款会及全国经济委员会等机构的资助。

基金是平衡、调节研究院经费的重要杠杆。国民政府规定的研究院基金规模最小限度为500万元，但政府拨支仅50万元，远未达到额定规模。研究院初创时期，基金效用未得发挥。丁文江出任总干事后，决定设立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快、加强基金的聚集与运作。规定：“在基金总数未达五百万元以前，本院得以所举办事业以及其他一切收入拨入基金。”⁽¹¹¹⁾同时决定运用每年基金利息补助研究及建设事业，具体资助范围为：“一，有特殊重要性质之讲座及研究生名额；二，有促成学术进步功用之奖学金；三，院内有利事业之投资；四，其他特别建设设备或事业。”⁽¹¹²⁾基金保管委员会的成立对有效地聚集和运用现有财力有着一定作用。

作为全国最高研究机关，中研院负有指导、促进全国学术进步之责。因本身经费较紧及评议会成立较晚，中研院这方面工作展开不够，仅资助过中央博物馆、青岛海洋研究所水族馆的筹备工作，为北平地质调查所、北平图书馆、南京中央大学陶瓷试验所、上海科学月刊社等提供部分经费。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研究人员迅速增加，1931年8月，全院共有研究人员235人，其中专任研究员53人，特约研究员50人，兼任研究员四人，名誉研究员二人⁽¹¹³⁾，阵容颇为强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属于常规和永久性质之研究；第二，利用科学方法，研究本国之原料及生产，以解决各种实业问题；第三，纯粹科学研究及与文化社会有关之历史、语言、人种、考古、社会、经济、法制学等之研究及调查⁽¹¹⁴⁾。

历史语言研究和考古发掘是中研院实力较强的研究领域，成绩引人注目。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设立考古学组，负责对古代文物进行科学发掘。从1928年10月开始，考古组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多次发掘，先后发现殷代宫廷建筑遗址、殷代王陵墓葬及大批刻字甲骨、石器、陶器和铜器，证实殷商文化的存在，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史语所的梁思永、李济等主持了殷墟的多次发掘，为殷墟发掘作出重大贡献。1930年，李济和梁思永又主持发掘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发现大批制作工艺高超的磨光黑陶，命名为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是中国考古学者发现、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成果编成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对中国考古学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¹¹⁵⁾。历史研究方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都出版了大量专著，对中古史及中西交流史进行深入研究，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被誉为“中西交通史的开山作”⁽¹¹⁶⁾。日本侵占东北后，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组织下，编纂多卷本东北史，说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¹¹⁷⁾。该所至抗战前夕，共出版各类专著（包括论文集）十七种，研究所集刊七卷、收录论文183篇，史料丛书五种36册⁽¹¹⁸⁾，出版量在中研院各研究所中独占鳌头。

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在经济学和社会学。1934年，原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主办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与该所合并，使该所研究质量及经济来源均有较大改善。社会科学研究所注重调查研究，展开多种社会经济及农村状况调查，保存了一批显示当时社会实况的有价值的数据，如该所出版的《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对北平地区的物价乃至经济变动作了详尽、准确的记录，其在保定和无锡展开的农村调查，也取得显著成绩。

地质学是近代中国基础最好的学科，1912年即成立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科学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中研院地质所成立后，组织研究人员分赴各省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十数个省份，调查路线、勘测矿产、研究地形地貌，对江西庐山、南岭西段及宁镇山脉的考察尤为详尽，在庐山脚下的江西星子县设立白石陈列馆，展示该所发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在实地考察基础上，该所注重加强地质理论的研究，李四光强调：“本所的研究工作，应特别注重讨论地质学上之重要理论……解决地质学上之专门问题，而不以获得及鉴别资料为满足。”⁽¹¹⁹⁾李四光本人身体力行，对地壳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是产生地壳运动的主因，在地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1936年，他完成《中国地质学》一书，这是中国人自己撰著的第一部地质学专著。

天文、气象研究分别由天文、气象研究所主持。天文所主要进行观察、研究、编历三项工作。该所利用新建的紫金山天文台，通过新式天文仪器，观测日象、星云，每年定期编制国民历及国历摘要，并进行改良历法的研究。

气象所由竺可桢任所长，聘有胡焕镛、涂长望等著名气象学家，主要进行地面和高空测候，太阳热力与微尘量，历代及当代气候、灾害的调查研究等。高空测候纪录每年汇集成《高层气流观测纪录》专集出版，有关历代气候状况及各地雨量、水旱灾的研究，有助于加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竺可桢、涂长望关于中国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为后来中国的长期天气预报工作奠定了基础。气象所成立后，积极推进全国气象工作，两次主持召集全国气象会议，并和各地合作设立气象观测所，同时开办测候人员培训班四次，毕业近百人，训练各省保送生50人⁽¹²⁰⁾。经过气象所及全国气象学界的努力，到抗战前夕，全国范围天气预报的科学程度与准确度均大为提高。

心理学在中国相对起步较晚，在唐钺、汪敬熙主持下，进行了普通心理、动物心理、神经解剖等多项研究。1935年起，与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合作，在平绥路南口机厂及南通大生纱厂开展了工业心理研究。

物理学是除地质学外，在中国较“有固定的重心，有可靠的标准，有研究的空气”⁽¹²¹⁾的一门学科，30年代尤为活跃。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在丁燮林等主持下，积极展开有关电学、磁学、电磁振动及光谱学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大量发表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季刊》及《中国物理学报》上，按研究种类分，计有十二种之多⁽¹²²⁾。1932年，该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物理学会，负责指导、协调全国物理学研究工作。该所还设有物理检验室、地磁观测台及仪器工场等，将物理学研究成果推向实践。

中国的化学研究开展较晚，迄抗战爆发前五六年，化学研究始有所进展。中研院化学所是国内化学研究的中心，所内设四组，分别研究有机、物理、生物及工程化学，发表论文共四十余篇⁽¹²³⁾。该所为适应中国实业发展的需要，十分重视应用科学的研究，对国产天然药材，本国食品营养及国产硫化矿提硫等均有研究。1932年8月，为促进国内的化学研究与交流，以该所化学家为主体，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发行《中国化学会杂志》和《化学》两种杂志，1935年，该会会员由成立时的七十余人增至七百多人。

工程研究由工程研究所主持，主要研究陶瓷、钢铁、玻璃的结构与制造。先后在上海建成陶瓷试验场和钢铁试验场，试制各种钢铁材料，研究现代陶瓷工艺，力求使该项技术能应用于“商业竞争”⁽¹²⁴⁾。1934年又设立棉纺织染实验馆，研究改进纺织染制造技术。上述实验场馆的设立，对于提高国内陶瓷、钢铁、棉纺工业水平，引进国外新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包括动物学和植物学两个研究方向。动物学着重于鱼类、昆虫及细胞遗传的研究，尤其注重海洋生物。所内研究人员各有所长，伍献文、方炳文等专长鱼类及双栖动物的研究，所长王家楫研究鸟类，贝时璋于实验动物学方面学有专长。1935年4月，中研院联合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社、静生生物调查所、资源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实业部、中国动物学会、山东大学、厦门大学、江浙两省水产试验场及海军有关部队等多个机构、学校、部门，联合组成太平洋科学协会中国分会，在厦门、定海、青岛、烟台各设立一个海洋生物研究所，中研院负责主持定海海洋生物研究所，实地研究、考察海洋生物。

动植物所的植物学研究着重于植物分类、形态、病理、细胞遗传等方面。该所由裴鉴负责，曾组织人力到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广为搜集植物标本。1930年，时为中研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学技师的秦仁昌，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在英国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中国科学家开始加入世界植物学研究的行列中。

作为国家最高研究机关，中研院对国际、国内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也比较重视。该院定期出版发行《院务月刊》、《院年度工作总报告》及有关学术论文专辑等，详细报告全院最新学术研究成果。院内设有出版品国际交换处，专门负责与国内外同行交流最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利用该院出版的大量书刊，架起与国内外学者联系的重要桥梁。该院学者还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学术研究活动。1929年，翁文灏代表该院出席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次年，气象研究所研究人员出席在香港举行的远东气象台台长会议；1933年，竺可桢、沈宗瀚、凌道扬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五届太平洋科学会议；1935年，天文研究所研究人员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天文协会第五届大会，次年又加入国际天文学界对有关天文现象的国际联合观测。这些对外交流与合作，对中国学者开阔眼界，加强中外学术界的相互了解，有一定促进作用。

由于作为“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¹²⁵⁾的蔡元培的开明领导，加上院内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筚路蓝缕，开拓前进，为中国科学事业的进步、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二　北平研究院及其他研究机构

中央研究院成立不久，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筹备设立北平研究院，当时计划附属于北平大学区，后因大学区制取消，改隶教育部，1929年9月9日正式成立⁽¹²⁶⁾。该院强调“学理与实用并重，以实行科学研究，促进科学进步为其任务”⁽¹²⁷⁾，院长为李石曾，副院长李书华。

北平研究院初期设物理、化学、生物、动物、植物、地质等六个研究所，1932年增设镭学与药物学两个研究所，1934年生物研究所易名为生理研究所，1936年史地研究会改为史学研究所，前后共设九个研究所。院内设出版部，出版《国立北平研究院会报》、《物理学研究丛刊》、《化学研究所丛刊》、《药物研究所丛刊》、《生理学研究所丛刊》、《考古专报》、《气象月报》、《动物学研究丛刊》、《植物学研究丛刊》等多种刊物⁽¹²⁸⁾。至1938年院内共有研究员35人，助理员约五十人，研究力量较为雄厚⁽¹²⁹⁾。经费原核定为每月5万元，实发约3万元左右。

和中央研究院一样，北平研究院在物理、化学、地质等学科方面，也投入了较大力量，取得了不少成果。物理学注重光学与地球物理之研究，研究力量较强，在英、美、德等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化学所以应用化学研究为主，共发表有关论文20篇。本着学理与实用并重原则，理、化两所都强调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的产业发展中。物理所运用光学研究成果，对矿产及金属进行光谱分析，为各地电台制造水晶振动器，加工光学零件；化学所设立工学化学实验室，成立小型化学工厂，生产有机原料；地质所与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合作，展开考古发掘，同时进行土壤、燃料等多项实用研究，调查各地矿产情况，进行地震监测，其地震监测纪录最早起于1930年9月。该所研究人员谢家荣在煤岩学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开创了中国煤地学研究、应用的新领域。

北平研究院不少研究项目各具特色。植物所的植物分类和植物地理在国内较有影响，植物标本采集以中国北方地区为主，足迹遍及内蒙、新疆等边远地区，对厘清中国植物状况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抗战前十年间，前后采集各类植物标本六万余种，发表论文六十余篇，编纂出版《中国北部植物图志》五册⁽¹³⁰⁾。动物所以海洋动物及淡水动物的调查研究为主，每年派员赴沿海各地采集动物标本，收集了不少珍贵资料。1935年，该所与青岛市政府合作，组建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采集胶州湾沿海地区海产动物并进行海洋学的相关研究⁽¹³¹⁾。药物所与协和医学院合作，在所长赵承嘏领导下，以科学方法分析中国传统中草药成分，提取有效药质，鉴定药理作用，对中国医药学发展起到一定作用。镭学所系与中法大学合作成立，是中国各研究机构中独有的一门学科，研究放射性物质及X光，为原子科学研究所的前身，代表中国科学研究的新方向。所长严济慈于1935年当选法国物理学会理事，1937年前在各西方国家刊物上发表物理学研究论文共十九篇，在国际物理学界有一定影响。史学研究所以史料搜集整理及北平地方史研究为主，萧一山辑录的《太平天国诏谕》及《中国秘密社会史料》影响较大。考古组徐炳昶等领导发掘陕西斗鸡台遗址，发现大批仰韶文化实物，并挖掘多座先周至西汉时代墓葬，为研究中国史前及古代社会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生理学研究所着重研究细胞学、生理学、实验动物学，同时在所长经利彬领导下，开展对中草药生理作用的研究。1935年，著名生物学家朱洗到所后，与罗宗洛等发起成立中国生物科学学会，创办《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积极推进、发展中国的生物学研究⁽¹³²⁾。

除上列九个研究所外，北平研究院还成立字体研究会、人地学研究会、博物馆、艺术陈列馆等，1936年，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所涉研究范围颇为广泛。北平研究院对北方地区学术研究的发展、提高，起了重大作用。

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各级机关、企业实体及广大学者同人也纷纷组织、成立各种、各级学术团体及研究机构。据统计，1928年，全国共有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41个，到1933年即增至100个，1935年高达144个⁽¹³³⁾，八年间增加三倍多。其中中央政府设立的主要有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央农业实验所、资源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等；地方政府设立的主要有上海、广东、山东、河北等省市的工业试验所，广西的化学试验所，湖南、河南、江西等地的地质调查所及两广地质调查所等；民间创办的主要有中国西部科学院、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经济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纺织学会、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雷斯德医学研究院等。这一时期，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国内各大学、研究机构也培养出一批学术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到1937年，全国从事自然科学的专业人才约在三万人左右。科研经费也有较大幅度增加，1934年，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等23个全国主要学术机关年经费为280多万元⁽¹³⁴⁾，全国科研经费超过400万元。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投入的绝对值仍然很低，但中国科学毕竟逐步由此走上了正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设置总理纪念奖金的议案，准备拨置300万奖励基金，以息金奖励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文艺、教育方面有突出成绩者。嗣因抗战爆发，议案未能实施。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认为，这一时期，“政府对学术的重要的认识，较前深入多了”⁽¹³⁵⁾，可谓中肯之言。

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于1916年10月，最初隶属农商部⁽¹³⁶⁾。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由大学院、农矿部管理，1930年改隶实业部。该所包括古生物、燃料、土壤、地质四个研究室及地质地产陈列馆，年经费额定为每年6万元，集结了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黄汲清、裴文中等一批著名学者，与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两广地质调查所以及各省、市地质研究、调查所通力合作，在矿产、古生物学、岩石、地文、土壤、工程地质等方面展开调查研究，绘制了一批全国地质图，并培养一大批地质研究人员，成果颇著。调查员黄汲清提出的中国二叠纪地层理论，对煤、锰、石油、天然气等矿产的勘测、开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¹³⁷⁾。杨钟健在研究哺乳动物进化方面，独有心得，其对古化石的研究鉴定，国内领先。尤其是该所1929年成立专门研究新生代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的新生代研究室后，深入进行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并于同年12月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后又相继发现北京人牙齿、颌骨化石，出土当时所知的中国最早的石器，发现人工打制的石英制品和人类用火遗迹。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发现，成为研究人类进化的最重要材料之一，使国际学术界为之震动。

中国工业试验所最初动议于1928年。时任工商部长的孔祥熙本着“工业之振兴，必本于科学，而科学之昌明，尤资于试验”⁽¹³⁸⁾的认识，呈请国民政府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工业试验机构。10月，工商部开始筹备设所，1930年7月，该所正式宣告成立。12月，由于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该所改属实业部领导。该所成立后，由国民政府一次性拨给19.5万元作为开办费，此后每年拨款九万余元作为常年经费，资金比较充足，投入研究的速度也较快。抗战爆发前主要进行了新式造纸技术及汽油、柴油替代品的试验，耐火材料的研究及活性炭的研制等，同时积极向工业界提供咨询。由于当时中国工业总体还处于幼稚水平，技术落后，门类不健全，因此该所研究和试验领域比较狭窄，规模也不大，包括各类技术、行政人员仅五十多人，只有化学与机械两个试验组，所长为顾毓瑔。

中央农业实验所酝酿于1928年。是年，农矿部召开全国农矿会议，沈宗瀚等提出设立国立农事试验场的议案，经会议通过，报请国民政府采纳⁽¹³⁹⁾。1931年4月，中央农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沈宗瀚等十四人为委员。筹备期间，考虑到农业发展应“注重‘实用’的试验而不仅是理论的研究，故定名为中央农业实验所”⁽¹⁴⁰⁾，1932年1月于南京正式成立。该所拥有谢家声、冯泽芳、沈宗瀚等农业科技人员，负责全国农业的研究、调查、实验改良工作，并进行农产品检验、农情报告和人员训练等辅助工作。该所与附设于所内的中央棉产改进所、全国稻麦改进所及全国稻米、小麦检验处合作，为全国稻、麦、杂粮、蔬菜等优良新品种的培育与推广，蚕桑优化，药剂治虫，家畜防疫等作了许多努力。所内出版有学术刊物，宣传、普及科学的农业观念，沈宗瀚认为：“自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秋抗日战争开始为止……是中国农业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¹⁴¹⁾这一成绩，和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资源委员会是一个具有一定科学研究性质的机构，前身为成立于1932年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期望以该会延揽贤才，筹划军事以外各项工作⁽¹⁴²⁾。该会具体职掌是：一、拟订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计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筹议关于国防之临时措施。聘请李四光、曾昭抡、竺可桢、吴有训等一批专家为所属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1934年，资源委员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分任正、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集中全国大批科学研究人才，从事矿产、冶金、电气等重要工业的试验和研究，同时对全国的矿产、土地、水力、森林及人口资源进行广泛调查，为国防及科学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两广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27年9月，附属于中山大学矿物地质学系，主要进行广州附近及北江、西江流域地质的调查研究，是两广地区的区域地质研究机构，年经费4.8万元。该所与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及国内其他地质研究机构都有合作，地质学家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均曾到所协助、指导、调查研究，朱家骅曾任该所所长。

中国西部科学院是中国第一家民办的科学院，1930年10月，由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办。该院以卢作孚属下的民生公司为基础，加上各界的支持、赞助，共拥有16万多元的产业基金，每年大约有五万元左右经费，院内所办产业中也可获部分收入，1937年创收1.3万余元⁽¹⁴³⁾。自1932年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每年提供二三千元的补助⁽¹⁴⁴⁾。西科院下设理化、农林、地质、生物四个研究所及博物馆、图书馆、兼善学校等，立足于四川及西南地区，注重应用科学的研究，以“研究实用科学，促进生产文化事业”⁽¹⁴⁵⁾为宗旨，为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提供咨询。该院地质所成立于1932年，主要调查四川地区矿产资源，在著名地质学家常隆庆领导下，先后调查、发掘南川煤田及綦江铁矿的矿藏储量，将探明量提高了几十倍，对政府及实业界进行矿产开发有重要指导意义。地质所还与生物所合作，详细调查了川西雷、马、峨、屏及大小凉山地区，除发现一批矿产外，对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及民族习俗也进行了深入考察，所著《雷马峨屏调查记》是当时有关彝族状况的唯一研究著作。生物所还曾多次组织考察团，分赴四川、西康、甘肃、青海等地考察，搜集西南、西北地区特有的大量珍贵植物标本。农林所创建于1931年4月，下设农林、棉作、畜牧等六个组及气象测候所、农事试验场等，人员最多时不过十余人，以“垦荒地，培育森林，并收求优良稻、麦、蔬菜、果树及牲畜（品种）作改良之研究”⁽¹⁴⁶⁾为宗旨，引进大批优质树木及蔬菜、禽兽品种，对四川及西南地区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有积极影响。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于1928年10月，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尚志学会合作设立，分动、植物二部，秉志、胡先骕先后任所长，研究人员最多时达五十余人。该所主要搜集、研究中国生物资源，足迹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共搜集到动植物标本15万种，居全国之冠。该所标本室主任、研究员秦仁昌1932年写成《中国蕨类植物志初稿》80万字，是中国有关蕨类植物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记载11种86属1200多种中国蕨类植物。1930年-1937年，他先后编印《中国蕨类植物图谱》四卷，此书被誉为“东亚研究蕨类最重要之图籍”⁽¹⁴⁷⁾。1934年，他到江西庐山与江西省立农业院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占地9000余亩，至1937年，从三十多个国家引进2800多种植物，为全国最大森林植物园。所内其他研究人员中，秉志擅长解剖学，享有国际声誉。胡先骕长于高等植物分类，与陈焕镛合著《中国植物图谱》，前后出版四集，发现植物新属种达数百种之多。胡适曾赞扬说：“在秉志、胡先骕两大领袖领导之下，动物学植物学同时发展，在此二十年中，为文化上开出一条新路，造就许多人才，要算在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¹⁴⁸⁾该社每年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数万元资助，1936年高达91000元。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第一个私办化工研究机构，1922年范旭东创办于天津塘沽。范旭东认为：“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¹⁴⁹⁾该社经费主要依赖范氏创办的永利、久大两公司，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自1928年起每年资助一万元左右⁽¹⁵⁰⁾，研究目标是为企业生产服务，努力解决公司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研究社成立后，在制碱、发酵、肥料制造、菌学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侯德榜曾称赞：“化工研究社执工业之成功锁钥，实为工业智囊也。”⁽¹⁵¹⁾侯德榜、孙学梧、李烛尘等都为研究社的创立、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尤以侯德榜最为突出。

上海雷斯德⁽¹⁵²⁾医学研究院开办于1929年，由英国人主办，分临床、生理学及病理学三个研究所，下设研究部，包括预防医学、生物化学、药物学、微生物学、组织病理学、血清学、免疫学等。该院拥有汤飞凡、蔡翘等知名生物学专家，汤飞凡是中国第一个微生物学教授，在细菌学方面有深入研究；蔡翘在研究院期间，与助手易见龙等进行肝糖原代谢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生理学界重视⁽¹⁵³⁾。1936年春，该院与金陵大学农村经济系合作，在南京附近的淳化镇进行农村经济调查，调查农村营养状况，第一次在中国将营养学的调查、研究深入到农村⁽¹⁵⁴⁾。

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于1931年，由中国工程师会（1912年成立）和中国工程学会（1918年成立）合并而成，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规模、影响在民国各学术团体中也首屈一指。主要成员有陈体诚、茅以升、李仪祉、顾毓瑔、凌鸿勋、翁文灏、吴承洛等。该会以“联络工程界同志，协力发展中国工程事业，并研究促进各项工程技术”⁽¹⁵⁵⁾为宗旨，积极促进国内工程理论和工程技术的发展提高，每年召开年会，出版《工程》杂志，讨论技术的改造、革新问题。学会设有工程荣誉金牌，颁发给国内工程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者。1935年首枚金牌授予侯德榜，次年授予凌鸿勋，1937年因抗战爆发中断颁发，1941年恢复后颁给茅以升。侯、凌、茅三人均为工程学界的杰出代表。侯德榜，福建闽侯人，1913年赴美留学，回国后到永利公司任职，率永利厂同人第一次在中国制造出纯碱。1931年，他赴美考察和进修，在美期间，用英文出版专著《纯碱制造》，首次公开了苏维尔制碱法的技术秘密⁽¹⁵⁶⁾，大大推动世界制碱工业的发展，英国化工学会特聘其为名誉会员。1934年，永利制碱公司改组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研究、生产范围进一步拓展，侯德榜任总工程师，开始筹建制造合成氨、硫酸、硫酸铵的硫酸铔厂。1937年2月，永利硫酸铔厂正式投产，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联合化学企业。凌鸿勋，广州人，早年留学美国，1929年7月起任陇海路工程局长，负责修筑陇海路河南灵宝至陕西潼关段。1932年，调任粤汉路株韶段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修筑株洲至韶关段铁路，接通粤汉线。在任期间，精心指挥，按较高标准于1936年4月提前一年接通全线。粤汉线的开通，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均关系重大，“计由七七起至武汉两地失陷的十六个月期间，这段路曾开过军队列车2341列，运送部队达210多万人，军品列车533列，重53万9千吨，由九龙转入内地的建设材料七十几万吨。”⁽¹⁵⁷⁾茅以升，江苏镇江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1934年出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长，负责浙赣线钱塘江桥的建造，于1937年9月正式把全长1400余米的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工程界自己主持设计、施工的第一座大型现代化铁路桥梁。

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研究比较引人注目的两个实绩是紫金山天文台和青岛水族馆的建立。紫金山天文台由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负责建立，位于南京城外紫金山上，天文仪器一部分由原中央气象台移交，同时新购一大批先进仪器，整个工程共耗资40多万元，于1934年建成，是中国天文事业发展的标志性建筑。该天文台建成后，主要进行太阳系及天体行星，恒星的观测研究，并对中国古天象理论及观测纪录进行发掘、研究，是当时东亚最先进的天文台，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声誉⁽¹⁵⁸⁾。青岛水族馆筹备于20年代初，当时蔡元培、李石曾等在青岛发起筹组中国海洋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决定先行创办水族馆，1932年几经周折终告建成。馆内收藏各种鱼类标本一千余件，附设有鲛鱼标本室、养鱼池、展览室、研究室等，不定期出版馆刊《工作报告》。水族馆的建立，为中国海洋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　高校学术研究的开展及社会各界对学术的促进

高等学校是教育发展的重心，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1934年，教育部制定《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为高等学校开展学术研究确定标准。到1937年，经教育部核准成立的各大学研究所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法科研究所，中山大学的文科、教育、农科研究所，金陵大学的理科、农科、法科研究所，中央大学的农科、理科研究所，武汉大学的工科、法科研究所，辅仁大学的文科、理科研究所，南开大学的商科、理科研究所，以及北洋工学院、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分别设立的工科、法科、理科研究所。各研究所下按专业设部，其中清华大学包括物理、化学、哲学、经济等十多个部，北京大学有地质、生物等七个部，中山大学有教育心理、农林植物等六个部⁽¹⁵⁹⁾。契合当时重视理、工、医、农类实科教育的趋向，大学研究门类也向实科方面倾斜，在总共四十二个研究部中，实科类有23个，占了近55％。据教育部统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中，1934年—1936年间作专题研究者共1066人，占全体大学教员总数之14％强，其中理、工、医、农等实科研究课题有754项，文法类370项，实科研究占有绝对主导地位⁽¹⁶⁰⁾。

高等学校的学术研究开展各有千秋。清华大学的物理学研究在当时国内堪称一流，吴有训、叶企荪、赵忠尧、萨本栋、周培源等均为国内物理学人才的一时之选。吴有训是国内开展物理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30年他在英国《自然周刊》发表《单原子气体散射之X线》，为国内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首次亮相⁽¹⁶¹⁾。此后，他又相继在英、美等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国际物理学界产生较大反响，1935年被推为德国自然研究者皇家会会员。赵忠尧1927年赴美留学，在美期间，取得正负电子对产生和湮没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对正、负电子的发现起了重要启迪作用。1931年回国后，组建清华核物理实验室，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研究成果在国际物理学界屡获好评。该系还为国内物理学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如施士元、王淦昌、赵九章、何汝楫、张宗燧、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等均为物理学界的一时之选⁽¹⁶²⁾。除清华大学外，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物理学研究也开展较好。中央大学的张钰哲留美期间，曾发现过一颗新的小行星，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由其本人命名为中华号。回国后他致力于天体物理研究，著有《天文学论丛》一书，在天文学界有很大影响，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特约研究员⁽¹⁶³⁾。

高校的化学研究成绩显著。北平协和医学院在生物化学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赵承嘏、吴宪、张锡钧、陈克恢等均学有专长，赵、吴二人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一届评议员。另外，北京大学的汪敬熙对大脑皮层构造也有深入研究。有机化学研究者较多，北京大学的曾昭抡、孙承谔，清华大学的高崇熙、萨本铁、黄子卿，中央大学的袁翰青等都取得不少成果。中法、金陵、南开、燕京也有一批研究成果涌现。

地质学在各大学中以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实力较强。1931年，中研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使北大地质学研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在该系任职或兼职的孙云铸、谢家荣也均为地质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该系曾多次组织往西南地区考察，对西南尤其是贵州一带地层有较深入研究。中山大学地质学系（1928年9月改称矿物地质学系）依托两广地质调查所，阵容也较强。该系每年均组织十余次调查活动，足迹遍及四川、浙江、内蒙等地。1928年5月，该系与两广地质调查所合作，组织考察团调查西沙地理及矿产资源，并设法协助制止部分日商在西沙开采磷酸矿、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活动⁽¹⁶⁴⁾。

中山大学的动、植物研究也颇有成就。该校设农科研究所，下分农林植物与土壤二部，同时还拥有国内各大学中唯一的一所植物园，研究条件较好。农科所采集大量广东和海南岛地区植物标本，所长陈焕镛著有《中国经济树木学》及《中国植物图谱》（与胡先骕合著）等，并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置的五个科学研究教授席中大学的唯一一席（其他四席为翁文灏、李济、秉志、庄长恭）⁽¹⁶⁵⁾。此外，北京大学的张景钺、清华大学的李继侗、东吴大学的刘承钊、中央大学的邹钟琳及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等校一批学者，在动植物研究方面也各有所长。

抗日战争前，数学在中央、北平两研究院中均未设专所，研究人才主要集中在浙江、清华、北京等大学中。浙江大学是当时中国的数学研究中心之一。教师中，“陈建功之于分析，苏步青之于几何，朱叔麟之于代数，均极能称职”⁽¹⁶⁶⁾。陈建功、苏步青均为留日学者，获博士学位后回国。陈建功留日期间，用日文出版《三角级数论》，为国际上最早出版的三角级数论专著之一，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新成果。他回国后，继续开展研究，先后发表数学论文多篇。苏步青1931年回到国内，在浙大进行微分几何研究，美国数学家认为“以苏步青为首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在浙江大学建立”⁽¹⁶⁷⁾。清华大学算学系研究部成立于1930年，该系主任熊庆来是中国数学研究奠基人之一，他定义的无穷级的亚函数，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研究部的成员还有教授郑之蕃、赵访熊等，华罗庚也是该部成员，陈省身为该部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¹⁶⁸⁾。华罗庚早年辍学，后自学成才，1932年被熊庆来延揽到该系。1932年—1936年四年间，他先后发表数论方面的论文十余篇，逐渐蜚声海内外，1936年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赴英，留学期间发表有关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哥德巴赫问题的论文共十八篇，其关于他利问题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¹⁶⁹⁾。北京大学在数学研究上较突出者主要有江泽涵、冯祖荀等。

人文科学研究基础较好，研究人员较多，在各大学中广泛展开，其中史学研究最为兴盛。全国高校研究所所设十九个文法类部中，史学就有六个，独占鳌头。北京大学的胡适、孟森、顾颉刚、嵇文甫，辅仁大学的陈垣，清华大学的蒋廷黻、陈寅恪（均为兼职），中央大学的金毓黻及北平中国大学的吕振羽等，在史界乃至学术界均享有很高声誉。此外，梁漱溟、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潘光旦、吴景超、俞平伯、朱自清、黄侃、何廉、马寅初、陈岱孙、周鲠生、张奚若等分别在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各领风骚。考古学这一时期成果累累，北京大学在各高校中贡献尤其突出。1927年4月，为更好地研究、发掘、保存我国历史文物，防止文物大量外流，北京大学联合北平地质调查所、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等国内多个学术机构与瑞典科学考察团合作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西北地区历史、地理及民族状况。考察团共有中方团员35人，北大教授徐炳昶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分任中、瑞双方团长。在考察过程中，北大学者黄文弼首先发现了居延汉简⁽¹⁷⁰⁾。接着中、瑞学者又相继发现高昌古城遗址及大批简牍文书、壁画、钱币等，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民族沿革及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与实物资料。孟森、傅斯年、蒙文通等都参加了对所发现的一万多件汉简的整理工作。30年代前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等校又分别或合作组织考察团到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台湾、新疆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陕西和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存，证实长江以南地区存在石器时代，提出台湾和新疆等地自古以来与内地联系密切的考古证据，推动了全国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

博物馆、图书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建设获得长足发展。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理事会条例，以之直属国民政府，任命李石曾、易培基、于右任、宋子文、汪精卫、蒋介石、蔡元培等为理事，李石曾为理事长，易培基为院长（1934年由马衡继任），开始对博物院展开大规模整顿。院内设古物、图书、文献三个馆，建立严格的文物保管制度，增辟文物陈列室，出版影印字画、图书文献等，对文物进行有计划的陈列与展示。经过整顿，故宫博物院管理逐渐走上正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地区直接受到日本侵略者威胁，为保证文物安全，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故宫珍贵文物分类装成19577箱分批南运，第一批于1933年运抵上海。文物南运，使祖国稀世珍宝在日本侵华战争的空前浩劫中得到妥善保存。

30年代前后，一批新博物馆相继建立，其中规模较大者有：河南省民族博物院（1928年10月成立，1930年12月易名为河南省博物馆）、浙江省西湖博物馆（1929年3月设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30年1月成立）、震旦大学博物院（1930年成立）、广西省立博物馆（1933年成立）、上海市博物馆（1936年4月成立）等⁽¹⁷¹⁾。1933年4月，经蔡元培等大力倡导，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成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准备建设一座规模宏大的全国性博物馆。筹备处由傅斯年、李济主持，蔡元培为中博理事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¹⁷²⁾。1935年11月，中央博物院举行奠基礼，正式开始动工兴建，期间从各方陆续接收大批珍贵历史文物，到抗战爆发前夕已初具规模。抗战爆发后，筹备工作被迫中断。

图书馆事业在抗战前发展较快。1927年12月，大学院公布《图书馆条例》，使图书馆建设有章可循。次年5月全国教育会议期间，不少代表纷纷要求重视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¹⁷³⁾。1930年5月，教育部颁布《图书馆规程》，规定：“省及各特别市应设图书馆，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各市、县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私人以资财设立或捐助图书馆者，得由主管机关遵照损资兴学褒奖条例呈报教育部核明给奖。”⁽¹⁷⁴⁾在各方支持、督促下，图书馆事业逐渐走上正规发展的轨道。1934年，仅上海一地就有22个图书馆⁽¹⁷⁵⁾，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则达2955所⁽¹⁷⁶⁾，十年中增加了六倍多。全国大部分县、市政府所在地均设有图书馆，最大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近百万册，私立图书馆中规模最大的东方图书馆，据1931年12月调查，存书达502，765册，其中善本书为3745种35083册（次年“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战火破坏）⁽¹⁷⁷⁾。此外，各高等院校及部分中、小学图书馆也迅猛发展，1933年，全国公、私立高等院校共拥有图书340万册⁽¹⁷⁸⁾，此后几年又续有增加。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壮大，对教育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30年代，随着学术的发展及国人对科学事业认识的加深，一些政界及学术界名流还发起过一个科学化运动。陈立夫、张道藩、张其昀、吴承洛等均积极参与其中。1932年11月，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南京成立，最初会员有五十余人，次年出版《科学的中国》半月刊，系统宣传科学化运动的宗旨⁽¹⁷⁹⁾。他们提出，“没有经济的转变，固然不会造就近代的文化，没有科学和机械的发明创造，更何从发端今日世界艳丽的文明”⁽¹⁸⁰⁾，强调科学家的重要使命就是：“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¹⁸¹⁾科学化运动协会成立后，先后组织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商业经营研究改进会等组织，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展开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宣传，“致力于中国社会之科学化”⁽¹⁸²⁾，提出“以五百万人受科学知识之直接宣传为最低要求”⁽¹⁸³⁾。当然，由于当时中国整体文化及科学水平的限制，科学化运动推广、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虽然协会会员到30年代末发展到3000人，但运动始终局限于科学界本身，未能如发起者期望的那样真正推向社会。

总的来看，自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战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学术的发展还是比较健康的，广大知识界、学术界及社会各界人士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当然，由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过于薄弱，30年代前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水平总体说还是落后的，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研究不系统，人才匮乏。据统计，1937年全国农林方面的专门技术人才仅4113人，相当于全国农村人口的十万分之一，而天文人才总数仅67人，最多的工矿业也仅1.9万余人⁽¹⁸⁴⁾，远远不敷所需。每年新毕业的大学专门人才，工矿方面最多也仅及千人，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落后局面。其次是经费不足，研究难以深入开展。中央研究院是国内各科研机构中经费最高的，但也常有“异常支绌”⁽¹⁸⁵⁾之感，北平研究院则常因经费紧张，致使研究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一些地方及民间团体研究机构的经济情况则更为窘迫，常常遭遇“不可思议之穷困”⁽¹⁸⁶⁾。第三，政府对科学事业的管理尚欠完善。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也无力担当起领导全国科学发展的重任，学术发展缺乏总体规划，各级科研机构的分工合作远未有效进行，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研究机构设置上就有所重复。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

(1) 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50页。

(2) 朱家骅：《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教育部公报》第4卷第49—50期，1932年12月出版。

(3) 《国民政府公布小学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38页。

(4) 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

(5) 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238页。

(6) 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

(7) 参见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编第84—89页有关数据，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8) 《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7页。

(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609—610页。

(10) 《教育部民国廿四年至廿六年义教经费支配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 《民国二十四学年度至二十五学年度全国私塾概况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682页。

(12) 《教育部颁布改良私塾办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679页。

(1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682页。

(14) 参见《取缔世界书局刊行小学国语读本有关文件》，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 《民国二十五学年度全国初等教育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579页。

(16) 《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2期，1935年8月出版。

(17) 参见《民国十九年度全国初等教育概况》，《民国二十五学年度全国初等教育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554、581页。

(18) 《苏省各县学龄儿童统计》，《申报》1931年1月26日。

(19) 据《广东教育概况》、《广东国库、省库最近收支状况报告书》有关数据统计，分见《统计丛刊》第2卷第8期，《民国日报》1930年10月10日。

(20) 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87页。

(21) 《中华教育界》第20卷第11期，1933年5月出版。

(22) 《中学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414页。

(23) 《中学规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422—423页。

(24) 《中华教育界》第20卷第11期，1933年5月出版。

(25) 李桂林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页。

(26) 《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教育杂志》第23卷第10期，1931年10月出版。

(27) 蒋介石：《为学做人与复兴民族之要道》，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194页。

(28) 蒋介石：《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12页。

(29)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7年2月22日条，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30页。

(30) 陶行知：《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生活教育》第1卷第8期，1934年6月出版。

(31) 参见《全国中等学校二十五学年度概况》，《民国十九年度至二十六年度全国中等学校毕业生累计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518—519、530—531页。

(32) 黄问歧：《民国二十三年中国教育回顾与今后展望》，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3) 《教育部公布职业学校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412页。

(34) 《民国廿五、廿六学年度全国职业学校概况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513—515页。

(35)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2页。

(36) 《国民政府公布师范学校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415页。

(37) 转引自高奇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38) 《中华民国教育实施方针》，《革命文献》第56辑，第198页。

(39) 据《教育部报告民国十九年度高等教育概况》统计；另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242页表5、第334页表13。

(40) 据《江西地方教育》第72期（1937年2月出版）有关数据统计。

(41) 参见《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8至22号有关文件，1928年12月出版。

(42) 《教育部统计最近全国独立学院概况》，《时事新报》，1934年2月8日。

(43) 《教育部统计最近全国专科学校概况》，《时事新报》，1934年2月10日。

(44) 《呈教育部文》，《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45)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3辑，第132页。

(46) 参见《革命文献》第54辑，第183—184页；《教育杂志》第27卷第8期，1937年8月出版。

(47) 《我国大学生与世界主要各国比较》，《江苏教育》第4卷第1、2期合刊，1935年2月出版。

(48) 蒋梦麟1931年12月22日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7页。

(49) 《世界日报》，1934年3月23日。

(50) 《教学天涯五十年》，《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1978年7月出版。

(51) 梅贻琦1936年2月29日致翁文灏、蒋廷黻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下），第913页。

(52) 罗家伦：《中国大学教育之危机》，《时事新报》，1934年1月20日。

(53) 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第5页。

(54)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留学生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396页。

(55) 《我国留美学生获得学位学校统计》，《世界日报》，1937年2月14日。

(56)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留学生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396—397页。

(5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693页。

(58) 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编：《上海市政报告书（1932—1934）》第82页附表。

(59) 《民国廿五学年度全国社会教育概况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737页。

(60) 陶行知：《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生活教育》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出版。

(61) 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11月14日。

(62) 《特种小学校国语读本编辑要点》，国民政府国立编译馆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3) 《各庚款机关有关教育文化事业之工作》，《革命文献》第53辑，第464—466页；汪精卫1934年6月致蒋介石电、朱家骅1935年3月致蒋介石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4) 《赣闽皖鄂豫五省推行特种教育计划纲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5) 《戴乐仁对江西特种教育的调查报告》（1934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6) 《委员长行营令发赣闽皖鄂豫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会议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7) 《当前整军抗争的要务和军事教育的重点》，《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第20—21页。

(68) 《教育部要求各校每周课外讲演日本侵略中国史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266页。按：该件编者断为1931年6月17日，应为1932年之误。

(69) 《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70) 《农村教育丛辑》第1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36年版，第4页。

(71) 《黄炎培教育文选》，第16页。

(72) 《晏阳初1925年1月致孔祥熙函稿》，《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

(73) 《平民教育定县的试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7年版，第19页。

(74)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教育运动史略》，国民政府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5) 《平民教育定县的实验》，平民教育促进会秘书处1931年编印，第1—2页。

(76) 《平教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第43—44页。

(77) 《平民教育定县的实验》，第5页。

(78) 斯诺1933年10月17日致晏阳初函，《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

(79) 1939年1月，陶行知曾撰文指出：“生活教育之理论，发端于十二年前。在此理论影响之下，曾先后成立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成立经过》，《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可见其生活教育理论的提出，当在1927年晓庄学校成立前后。

(80) 《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4页。

(81) 《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82) 《乡村建设理论》，山东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版，第256页。

(83) 《乡农学校的办法及意义》，《邹平的村学乡学》，邹平乡村书店1936年版，第313页。

(84) 《女铎》第24卷第9期，1934年3月出版。

(85)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86) 《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款书稿》，《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87) 《李宗黄考察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纪实》，《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767—768页。

(88) 黄炎培：《我之农村工作经验谈》，《断肠集》，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293页。

(89) 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第4册，台北中华学术院1975年版，第1372页。

(90) 《蔡元培言行录》杂著，上海广益书局1932年版，第74页。

(91) 《蔡元培1926年10月8日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4页。

(92)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四次会议纪录》，《革命文献》第22辑，第174—175页。

(93) 参见《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大学院公报》第1卷第1期，1928年1月出版。

(94) 《革命文献》第53辑，第4页。

(95) 《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中央研究院1948年出版，第4页。

(96) 《国民政府公报》第15号，1928年11月10日出版。

(97) 《蔡元培1926年7月2日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95页。

(98) 《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进行大纲》，《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次报告书》，中央研究院1937年版，第110—111页。

(99) 陈翰笙：《纪念蔡孑民先生》，《人民日报》1980年4月3日。

(100) 胡适：《丁在君这个人》，《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2月出版。

(101) 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之概况》，《中央周报》第387、388期合刊，1935年11月出版。

(102) 参见《大学院十六年度决算报告书》，《革命文献》第53辑，第39—46页；《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第56页；中研院总办事处秘书组编印：《中央研究院院史初稿》，台北中研院1988年版，第8—14页。

(103) 《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务年会纪录》，《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2卷第1期，1930年7月出版。

(104) 中国经济研究会编：《中国经济》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出版。

(105) 参见朱邦兴：《上海产业与产业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

(106) 《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第177页。

(107) 参见《中央研究院院史初稿》，第13—18页。

(108) 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109)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之工作》，《革命文献》第53辑，第463页。

(110) 《本年度中英庚款支配计划》，《教育杂志》第28卷第10期，1938年10月出版。

(111) 蔡元培：《丁在君先生对于中央研究院之贡献》，《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2月出版。

(112) 蔡元培：《丁在君先生对于中央研究院之贡献》，《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2月出版。

(113) 蔡元培：《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及今后之计划》，《中央周报》第190期，1932年1月出版。

(114)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3辑，第444—448页。

(115) 参见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编著：《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城子崖》，中央研究院1934年版，第1—15页。

(116) 顾颉刚：《五十年来的中国史学》，《五十年的中国》，胜利出版社1945年版，第202页。

(117) 参见傅斯年1931年10月6日致王献唐函，《近代史资料》第9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118) 参见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史语所集刊》第7期第30页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

(119) 中央研究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0)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4页。

(121) 陶孟和：《追忆在君》，《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2月出版。

(122)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1页。

(123)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1页。

(124)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3辑，第138页。

(125)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126) 《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7页。

(127) 《国立北平研究院组织规程》，《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第5期，1935年9月出版。

(128) 参见李石曾：《国立北平研究院缘起、筹备经过及组织》，《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0年版，第258—260页。

(129) 《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8页。

(130) 参见《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75—1376页。

(131) 参见《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75—1376页。

(132) 参见于有彬：《朱洗》，《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78—79页。

(133) 参见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十年来的中国》下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28—529页；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之概况》，《中央周报》第387、388期合刊，1935年11月出版。

(134) 《全国主要学术机关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96—1401页。

(135) 吴大猷：《我的科学心路历程》，《口述历史》第1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3页。

(136) 参见朱庭祜：《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创始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7页。

(137) 参见郭健：《黄汲清》，《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138) 《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一览》，转引自《抗战时期重庆的科学技术》，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139) 参见黄俊杰著：《沈宗瀚》，《中华民国名人传》第5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6年版，第87—91页。

(140) 沈宗瀚：《中国农业科学化之开始》，《革命文献》第75辑，第423页。

(141) 沈宗瀚：《中国农业科学化之开始》，《革命文献》第75辑，第423页。

(142) 翁文灏：《回顾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2页；另见《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143)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呈送中国西部科学院文件的说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二），第1387页。

(144) 参见杨翠华著：《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03页。

(145)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呈送中国西部科学院文件的说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二），第1388页。

(146) 《中国西部科学院概况》，《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3期。

(147) 胡先骕：《二十年来中国植物学之进步》，刘咸主编：《中国科学二十年》，中国科学社1937年编印，第28页。

(148) 转引自刘咸：《科学史上之最近二十年》，刘咸主编：《中国科学二十年》，第15页。

(149) 《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1期。

(150) 陈调甫：《范旭东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61页。

(151) 侯德榜：《追悼范旭东先生》，《科学》第28卷第5期，1946年5月出版。

(152) 雷斯德（Henry Lester），英国人，1840年生，1860年来华，建筑师。经营建筑及房地产业致富，1926年去世。遗嘱将其财产捐献给上海各医院及学校，一部分作为医学教育和研究之用。

(153) 参见陈高钦：《蔡翘》，《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342页。

(154) 参见姚诗煌、苏瑞常：《王应睐》，《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7—8页。

(155) 参见吴承洛：《三十年来中国之工程师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编：《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1946年版，第1045页。

(156) 参见宋子成：《侯德榜》，《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196页；黄汉瑞：《回忆范旭东先生》，《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39页。

(157) 凌鸿勋：《十六年筑路生涯》，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50页。

(158) 参见余青松：《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建设经过及研究方针》，《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年1月出版。

(159) 参见《大学研究院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三），第1385—1386页；《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3辑，第174—178页；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国高等教育概况》，《革命文献》第56辑，第153—156页。

(160)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育研究专题概览》，转引自陶英惠：《抗战前十年的学术研究》，《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讨论会》（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5年版，第87页。

(161) 严济慈：《近数年来国内之物理学研究》，《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出版。

(162) 参见《清华大学第1—9级毕业生一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下），第782—857页。

(163) 参见古平：《张钰哲》，《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一157页。

(164) 参见关国煊：《朱家骅先生与中国地质学》，台北《传记文学》第43卷第2期，1983年8月出版。

(165) 参见任鸿隽：《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东方杂志》第32卷第7号，1935年4月出版。

(166) 《竺可桢日记》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167) 参见刘征泰：《苏步青》，《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123—124页。

(168) 陈省身：《学算四十年》，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5期，1964年11月出版。

(169) 参见顾迈南：《华罗庚》，《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94—95页。

(170)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察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12页。

(171) 参见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中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727—729页。

(172)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报告》（1933年4月—1935年10月），《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第1卷第2期，1935年12月出版。

(173) 《全国教育会议中关于图书馆之提案》，《图书馆学季刊》第2卷第3期，1928年8月出版。

(17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783—785页。

(175) 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编：《上海市市政报告书》（1932—1934）第82页附表。

(176) 《全国图书馆概况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808—813页。

(177) 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国立编译馆1935年版，第257页。

(178) 《全国各大学民国二十五年度图书册数分类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324—329页。

(179) 参见陈立夫：《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19页。

(180)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出版。

(181)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出版。

(182) 曾昭抡：《中国科学化运动》，《时事月报》第8卷第2期，1933年2月出版。

(183)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第二期工作计划大纲》，《科学的中国》第5卷第5期，1935年3月出版。

(184) 维涛：《战时技术人员训练》第46—51、73—77页有关数据，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

(185) 《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2卷第4期，1930年10月出版。

(186) 《中国西部科学院概况》，《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3期。

参考文献⁽¹⁾

中文档案文献

辽宁省档案馆藏档，沈阳

上海市公安局藏档，上海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部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国民政府及各部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军事委员会及各部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中央档案馆藏档，北京

《访问沙千里、胡子婴、张友渔、徐雪寒记录》，藏地不详

《关于西安事变的参考资料及调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京

《李公朴日记》，藏地不详

《史良个人未刊资料》，藏地不详

《黄炎培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中文著作

《财政年鉴续编》，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编，南京，中央印务局，1948

《蔡廷锴自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蔡元培全集》，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1988

《蔡元培传》，周天度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CC内幕》，柴夫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1958

《察哈尔实录》，赵谨三编，上海军学社，1933

《长城血战记》，中国艺术公司编，北平，京城印书局，1933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陈光甫先生传略》，张寿贤著，台北，1997

《陈果夫传》，徐咏平著，台北，正中书局，1978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大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重庆，出版时间不详

《戴笠传》，良雄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7），宓汝成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吴相湘著，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

《第三国际》，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教研室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东北抗日义勇军史》，潘嘉廷等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杜重远》，张宝裕、杨美君、关继廉著，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

《端纳与民国政坛》，符致兴编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冯玉祥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傅作义生平》，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革命文献》，罗家伦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台北，1967—1978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990

《共匪西窜记》，胡羽高编，贵阳，羽高书店，1947

《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中央研究院编，南京，1948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

《国民革命战史》，蒋纬国、王多年主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

《国难会议纪录》，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编，出版地不详，1932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委会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红军长征在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红军在贵州资料汇辑》，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编，贵阳，1983

《红军转战贵州》，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编，贵阳，1981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沪案真相二编》，苏高中电讯社编，苏州，小说林书社，1932

《沪战纪实》，韦息予编，上海，开明书店，1932

《华北抗日战纪》，国民政府参谋部编，出版地不详，1934

《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荒谬集》，王造时著，自由言论社，出版地不详，1935

《黄仁霖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黄炎培教育文选》，中华职业教育社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沈云龙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回顾录》，邹鲁著，南京，独立出版社，1946

《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火柴工业报告书》，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编，南京，1935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美］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蒋冯书简》，上海，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1946

《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美］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蒋总统集》，“国防研究院”编，台北，1961

《蒋总统秘录》，［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社”译，台北，1975

《蒋总统年表》（增订本），王德胜编，台北，世界书局，1982

《剿匪战史》，“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著，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

《今日的绥远》，丁君陶编，上海，三星书店，1937

《金融法规汇编》，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台北，1988

《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台北，1991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

《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张篷舟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九一八事变史料》，李云汉编，台北，正中书局，1977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杨培新著，北京，三联书店，1963

《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北京，中华书局，1966

《旧中国治安法规选编》，戴鸿映编，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

《救国会》，周天度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救国无罪》，上海，1937

《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上海，时代文献社，1937

《救亡言论集》，丁石民编，上海，1936

《抗日战史》，“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著，台北，1970

《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张公权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

《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李云汉编，台北，正中书局，1982

《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卓遵宏编，台北，1982

《抗战时期的经济》，清庆瑞著，北京出版社，1995

《孔祥熙年谱》，郭荣生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

《孔祥熙其人其事》，寿充一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录》，刘振东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苦笑录》，陈公博著，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4

《拉贝日记》，［德］约翰·拉贝著，《拉贝日记》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李石曾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台北，1980

《李宗仁回忆录》，南宁，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印，1980

《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梁漱溟教育文集》，宋恩荣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领袖的认识》，贺衷寒著，北平，中国文化服务社，1945

《寥寥集》，沈钧儒著，重庆，峨嵋出版社，1944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刘湘》，乔诚、杨续云著，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留学教育》，“国立编译馆”编，台北，1980

《六大以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六一运动后白崇禧的言论》，南宁，虎声出版社，1939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马寅初演讲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满铁史资料》，《满铁史资料》编辑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满洲事变》，［日］关宽治、岛田俊彦著，王振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日本参谋本部编，田琪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

《漫话救国会》，沙千里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冒险犯难记》，邓文仪著，台北，学生书局，1973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1949年出版，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

《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卢明辉著，北京，中华书局，1980

《民国财政简史》，贾德怀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民国财政经济史》，董长芝著，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民国财政史》，杨荫溥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新运促进总会编，南京，1936

《民国二十五年全国实业概况》，实业部统计处编，南京，1937

《民国经济史》，朱斯煌著，上海，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1948

《民国社会经济史》，陆仰渊等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

《民国政制史》，钱端升等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

《民国职官年表》，刘寿林、万仁元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潘汉年诗文选》，陶柏康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七君子传》，周天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七人之狱》，沙千里著，上海，生活书店，1936

《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北京，三联书店，1963

《侵略——日本战犯的自白》，日本从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新读书社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工作检讨》，上海，1937

《全国教育统计》，教育部统计室编，1936

《全国银行年鉴》，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央档案馆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王希亮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日本海军在中国的作战》，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91

《日本侵华内幕》，［日］重光葵著，齐福霖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陈本善等著，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

《日本天皇的阴谋》，［美］戴维·贝尔加米尼著，杨品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杜恂诚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戎马春秋》，董其武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稿》，邓元忠著，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

《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申报年鉴》，申报社编，上海，1934—1936

《沈钧儒纪念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

《沈钧儒文集》，周天度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沈宗瀚自述》，台北，正中书局，1975

《盛世才祸新记》，周东郊著，出版地、时间不详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华振中、朱伯康著，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

《十九路军抗日战史》，上海，战地新闻社，1932

《十九路军兴亡史》，邱国珍著，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十六年筑路生涯》，凌鸿勋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

《十年来的中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编，南京，扶轮日报社，1937

《斯诺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四川军阀混战》，萧波、马宣伟著，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四川军阀史》，匡珊吉、杨光彦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四海之内》，［英］李约瑟著，劳陇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四年从政录》，陈公博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淞沪抗日画史》，中国史事研究社编，上海，中国科学公司，1933

《淞沪血战回忆录》，翁照垣著，上海，申报馆，1933

《淞沪战斗详报》，蔡廷锴、蒋光鼐、戴戟著，上海，中华书局，1933

《宋哲元与七七抗战》，李云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

《宋子文评传》，吴景平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绥远抗战集》，上海，星华出版社，1937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

《太平洋战争史》，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金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韬奋全集》，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韬奋文集》，《韬奋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三联书店，1955

《陶行知教育文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陶行知文集》，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特工秘闻——军统活动纪实》，陈楚君、俞兴茂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蒋凤波、徐占权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土肥原秘录》，土肥原贤二刊行会著，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

《唯生论》，陈立夫著，重庆，正中书局，1943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伪满经济统治》，滕利贵著，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伪满中央银行史料》，吉林省金融研究所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伪满洲国史新编》，解学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我的回忆》，胡愈之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我的科学心路历程》，吴大猷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著，北京，中华书局，1977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吴稚晖先生全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台北，1969

《五十年的中国》，潘公展主编，胜利出版社，出版地不详，1945

《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国通商银行编，台北，华文书局，1948

《西安事变处理与善后》，何应钦著，台北，1984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西安事变简史》，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西安事变史料》，秦孝仪编，台北，正中书局，1985

《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李云汉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

《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高存信、白竞凡著，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西安事变资料》，姜克夫、黄德昭、王秦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西安事变资料选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1980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西安，1979

《西行漫记》，［美］斯诺著，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

《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先总统蒋公全集》，张其昀编，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台北，1984

《现代中国货币制度》，赵兰坪著，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公司，1955

《现行保甲制度》，李宗黄著，上海，中华书局，1945

《宪法草案意见书摘要汇编》，立法院宪法初稿审查委员会编，南京，1934

《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立法院宪法初稿审查委员会编，南京，1934

《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速记录》，立法院宪法初稿审查委员会编，南京，1934

《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孔经纬著，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

《新疆纪游》，吴蔼宸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新生活运动言论集》，蒋介石著，重庆，正中书局，1940

《新生活运动之理论与实际》，陈又新等编，南京警官高等学校，1935

《徐可亭先生文存》，徐堪著，台北，1970

《续修曲阜县志》，出版地不详，1934

《学钝室回忆录》，李璜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

《晏阳初全集》，宋恩荣主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杨虎城传》，米暂沉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一二九运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一二九”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美］杨格著，陈泽宪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一九三二年度报告》，中国银行编，上海，1933

《一九三六年绥远抗战始末》，董其武、孙兰峰著，出版地不详，1937

《亦云回忆》，沈亦云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银海忆往》，刘健群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

《银行周报三十周纪念刊》，银行周报社编，上海，1948

《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张老帅与张少帅》，司马桑敦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

《张闻天文集》，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3

《张学良文集》，毕万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应德田著，北京，中华书局，1980

《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政坛回忆》，程思远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国保甲制度》，闻钧天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王承礼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简史》，［苏］斯拉德科夫斯基著，郗藩封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

《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李康华著，北京，对外贸易出版社，1981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南京，1937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荣孟源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重庆，1941

《中国国民党与经济建设》，“中央文化工作会”编，台北，1984

《中国国民教育发展史》，司琦著，台北，三民书局，1987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巫宝三著，上海，中华书局，1947

《中国海军史》，包遵彭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台北，1970

《中国恢复关税自主之经过》，国民政府外交部编，南京，1929

《中国货币金融史略》，石毓符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中国教育史》，李桂林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高奇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金融年鉴》，沈雷春编，上海，中国金融年鉴社，1939

《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卓遵宏著，台北“国史馆”，1986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

《中国近代财政史》，孙文学著，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

《中国近代工业史》，祝慈寿著，重庆出版社，198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编，北京，三联书店，1961

《中国近代国货运动》，潘群祥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3

《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上海粮食局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章有义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丁致聘编，南京，国立编译馆，1933

《中国经济论文集》，中国经济报社编，上海，生活书店，1936

《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孙健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经济研究》，方显廷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中国棉纺织史稿》，严中平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平心著，上海，进化书局，1947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冯和法编，上海，黎明书局，1935

《中国农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齐福霖、田琪之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3

《中国税制史》，吴兆莘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中国铁路史》，李占才著，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张静庐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

《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李桂林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中国现代经济史》，董长芝、李帆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现代史》，张玉法著，台北，东华书局，1979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魏宏运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北京出版社，1985

《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王永祥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南京，出版时间不详

《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龚骏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中国政府》，董霖著，上海，世界书局，1941

《中国纸币发行史》，李骏跃著，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室，1944

《中国制宪史》，吴经熊、黄公觉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许涤新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吴承明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中华民国大事记》，李新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徐百齐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中华民国海军通史》，陈书麟、陈曾寿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

《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宋恩荣、章咸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

《中华民国开国七十年之教育》，郭为藩著，台北，广文书局，198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朱汇森编，台北“国史馆”，1987

《中华民国统计年鉴》，国民政府主计部编，南京，1948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徐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1

《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杨翠华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中统内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62

《中央银行史话》，寿充一、寿乐英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中央研究院院史初稿》，台北中研院编，台北，198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周恩来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台北，1977

中文报纸

《北平晨报》，北平

《大公报》，天津、上海

《大美晚报》，上海

《广西日报》，桂林

《桂林日报》，桂林

《华北日报》，天津

《江声日报》，厦门

《解放日报》，西安

《救国时报》，巴黎

《立报》，上海

《民国日报》，广州、上海、济南、福州、南宁

《群众新闻》，上海

《人民日报》，福州、北京

《申报》，上海

《时报》，上海

《时事新报》，上海

《天下日报》，上海

《团结报》，北京

《新天津晚报》，天津

《新闻报》，上海

《益世报》，天津

《庸报》，天津

《中兴报》，香港

《中央日报》，南京、上海、重庆

《字林西报》，上海

中文期刊

《大陆杂志》，台北

《大众生活》，上海

《党的文献》，北京

《党史研究资料》，北京

《东方杂志》，上海

《斗争》，瑞金

《独立评论》，北平

《妇女生活》，上海

《工商半月刊》，上海

《广西文献》，南宁

《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北平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北平

《国民》，上海

《国民政府财政公报》，南京

《国民政府公报》，南京

《国难教育》，上海

《国难新闻》，上海

《国闻周报》，天津

《国讯》，上海

《红色中华》，瑞金、延安

《火线》，天津

《江海学刊》，南京

《江苏教育》，上海

《江西地方教育》，南昌

《交通杂志》，南京

《教育杂志》，上海

《解放》，延安

《救亡情报》，上海

《军事杂志》，南京

《科学》，上海

《科学的中国》，南京

《历史档案》，北京

《救国通讯》，上海

《明报月刊》，香港

《民国档案》，南京

《民众三日刊》，上海

《南华评论》，广州

《南开经济研究》，天津

《清华周刊》，北京

《群众论丛》，南京

《山东省政府公报》，济南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上海

《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会刊》，上海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

《申报月刊》，上海

《生活教育》，上海

《生活知识》，上海

《生活星期刊》，上海

《时论》，上海

《统计丛刊》，出版地不详

《外交部公报》，南京

《文化建设》，上海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及各省市

《文献和研究》，北京

《文学》，上海

《协和》，长春

《新人》，上海

《新认识》，上海

《新生活促进总会会刊》，南京

《新生活月刊》，南京

《新运导报》，南京

《学生报道》，上海

《银行月报》，出版地不详

《银行周报》，上海

《永生周刊》，上海

《浙江党务》，杭州

《中共党史资料》，北京

《中国工业》，上海

《中国经济》，南京

《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

《中国论坛》，上海

《中国农史》，北京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

《中华教育界》，上海

《中外杂志》，台北

《中央党务月刊》，南京

《中央银行月报》，南京

《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南京

《中央周报》，南京

《传记文学》，台北

《作家》，上海

日文档案文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审讯记录》（IMTFE），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东京

日文著作

《满洲国史》，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东京谦光社，1973

《满洲年鉴》，福富八郎编，满洲日日新闻社，1941

《满洲特殊会社制度问题》，横滨，横滨银行调查部，1942

《满洲中央银行十年史》，枥仓正一著，长春，满洲中央银行，1942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日本外务省，东京，1978

《日中战争》（五），日本现代史资料（13），出版地、时间不详

《日中战争史》，秦郁彦著，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61

《现代史资料》，小林龙夫等著，东京，美铃书房，1985

英文档案文献

Shen，I．Y．China’s Currency Reform，Mrcury Press，Shanghai，1941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32．Vol．3，Washington，19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Japan： 19311941，Vol．1，Washington，1943

W．N．Medlicott，Douglas Dakin and M．E．Lambert，ed．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Series 2，Vol．9，London，1965，Vol．10，London，1969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¹⁾

A

阿本德（Hallet［Edward］Abend）

艾　登（Robert Anthony Eden）

艾　黎

艾寒松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安德馨

安东诺夫（Антохов）

安华亭

敖白枫

B

八牟礼吉

巴　金

巴品古特

白　杨

白崇禧

白川义则

白凤翔

白利南（J．F．Brenan）

白鹏飞

白寿之

白逾桓

白云梯

柏文蔚

板垣征四郎

包　刚

包尔汉

包善一

包天笑

宝贵廷

葆　康

鲍　尔（Max Bauer）

鲍格莫洛夫（Д．В．Богомолов）

鲍文樾

贝登堡（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l）

贝时璋

贝祖诒

本庄繁

秉　志

波　拉（William E．Borah）

博　古

布劳恩　见李德

布留赫尔（В．К．Блюхер）

布隆白

C

蔡　翘

蔡劲军

蔡六乘

蔡树藩

蔡廷锴

蔡元培

仓冈繁太郎

曹　锟

曹　亮

曹福林

曹浩森

曹聚仁

曹孟君

曹裕兴

柴山兼四郎

长谷部照俉

常经武

常隆庆

车向忱

车耀先

陈　策

陈　焯

陈　诚

陈　达

陈　涤

陈　鼎

陈　端

陈　洁

陈　融

陈　行

陈　仪

陈　毅

陈　垣

陈　云

陈　章

陈　中

陈　卓

陈宝华

陈豹隐

陈璧君

陈炳谦

陈波儿

陈博生

陈布雷

陈昌浩

陈长蘅

陈此生

陈岱孙

陈道弘

陈德立

陈调元

陈公博

陈公培

陈光甫

陈光汉

陈光中

陈国辉

陈果夫

陈翰伯

陈翰笙

陈鹤琴

陈鸿文

陈焕镛

陈季良

陈济棠

陈继承

陈嘉庚

陈建功

陈炯明

陈克恢

陈立夫

陈明樾

陈鸣谦

陈铭枢

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

陈齐瑄

陈其瑗

陈庆云

陈桑英

陈绍宽

陈省身

陈时骥

陈书农

陈树人

陈体诚

陈霆锐

陈望道

陈维周

陈希周

陈先瑞

陈寅恪

陈英士

陈友仁

陈泽云

陈章甫

陈肇英

陈志皋

陈卓林

陈子航

谌小岑

成吉思汗

成舍我

程　克

程　潜

程国瑞

程叔度

程天放

程天固

程锡庚

程子华

重光葵

重藤千春

出渊胜次

初向臣

褚辅成

褚民谊

川岛芳子

川岛浪速

川岛义一

川越茂

丛德滋

崔贡深

崔敬伯

崔龙锡

崔孟博

崔石泉

崔兴武

村谷彦治郎

村井仓松

D

达理扎雅

达密凌苏龙

大谷猛

大角岑生

大月桂

戴　戟

戴　笠

戴　岳

戴洪宾

戴季陶

戴镜元

戴乐仁（John Bernard Tayler）

岛田繁太郎

德鲁蒙（E．Drummond）

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

邓　发

邓　洁

邓　铿

邓　文

邓初民

邓飞黄

邓汉祥

邓龙光

邓勉仁

邓世增

邓铁梅

邓文仪

邓锡侯

邓小平

邓颖超

邓粤铭

邓振铨

邓志才

狄超白

刁文俊

丁　超

丁　玲

丁　强

丁　正

丁鉴修

丁默邨

丁培龙

丁惟汾

丁文江

丁燮林

董　霖

董　钊

董必武

董福亭

董健吾

董其武

董英斌

董毓华

董振堂

杜　威（John Deway）

杜斌丞

杜君慧

杜心如

杜月笙

杜重远

渡边渡

端　纳（William Henry Donald）

段君毅

段茂澜

段祺瑞

段锡朋

多田骏

E

鄂　森

F

法肯豪森（Alexandervon Falkenhausen）

樊崧甫

范本中

范长江

范汉杰

范绍增

范式人

范旭东

范予遂

范驭洲

范毓璜

方炳文

方鼎英

方少逸

方声涛

方振武

方志敏

芳　泽

酆　悌

冯　铿

冯　庸

冯涵青

冯钦哉

冯雪峰

冯友兰

冯玉祥

冯泽芳

冯占海

冯志刚

冯治安

冯仲云

冯祖荀

佛采尔

弗拉塞（Fraser）

弗列明（George Fleming）

符昭骞

福布斯（W．R．Forbes）

傅柏翠

傅秉常

傅东华

傅斯年

傅同善

傅作义

富振声

G

干国勋

甘丽初

甘末尔（Edwin W．Kemmerer）

甘粕正彦

冈部英一

冈村宁次

冈奇胜男

高　岗

高　鲁

高崇民

高崇熙

高福源

高桂滋

高锦明　见敖白枫

高凌百

高桥坦

高士其

高树勋

高文彬

高兴亚

高一涵

高禹山

高宗武

戈　林（Hermann Wilhelm Goring）

戈公振

格兰特（J．Robert Grant）

葛武启

葛钟山

根本博

耿寿白

工藤忠

公秉藩

宫碧澄

宫长海

龚　澎

龚普生

龚维航　见龚澎

古贺传太郎

古应芬

顾　名

顾　振

顾　准

顾德欢

顾颉刚

顾留馨

顾孟馀

顾顺章

顾维钧

顾翊群

顾毓瑔

顾祝同

顾作霖

关景泉

关麟徵

关向应

管翎飞

广田弘毅

贵　福

桂永清

郭秉文

郭春涛

郭冠杰

郭明秋

郭沫若

郭任远

郭述申

郭泰祺

郭外峰

郭希鹏

郭勋祺

郭增恺

H

韩德勤

韩复榘

韩汉英

韩林春

韩色旺

韩天春

韩向方　见韩复榘

韩琢如

何　键

何　廉

何　荦

何　遂

何　伟

何成濬

何公敢

何宏远

何家槐

何克全　见凯丰

何立中

何明理

何汝楫

何思敬

何香凝

何一飞

何益三

何应钦

何瞻如

何章海

何柱国

和加尼牙孜

和知鹰二

河野悦次郎

贺　龙

贺国光

贺耀组

贺衷寒

赫　尔（Cordell Hull）

黑岩浅次郎

横山顺

洪　飙

洪　钫

洪　深

洪灵菲

洪陆东

侯　成

侯德榜

后藤芳平

后文瀚

胡　轨

胡　筠　见胡笔江

胡　适

胡阿林

胡笔江

胡大刚

胡鄂公

胡恩溥

胡刚复

胡汉民

胡化鹏

胡焕镛

胡济邦

胡经甫

胡林翼

胡孟嘉　见胡祖同

胡梦华

胡乔木

胡秋原

胡廷銮

胡先骕

胡也频

胡愈之

胡子婴

胡宗南

胡祖同

花谷正

华丁夷

华罗庚

荒木贞夫

黄　郛

黄　固

黄　华

黄　杰

黄　敬

黄　侃

黄　强

黄　涛

黄　维

黄　隐

黄朝琴

黄复生

黄公觉

黄光锐

黄汉梁

黄汲清

黄江泉

黄居谷

黄慕松

黄琪翔

黄仁霖

黄任寰

黄任之　见黄炎培

黄少谷

黄绍竑

黄守中

黄松龄

黄廷祯

黄维钦

黄文弼

黄锡煊

黄显声

黄旭初

黄炎培

黄永安

黄正贵

黄质文

黄智刚

黄仲瑜

黄子卿

霍揆彰

J

矶谷廉介

嵇文甫

吉　兴

吉鸿昌

吉田政治

吉田忠太郎

季米特洛夫（Gеоrgi Мiкнаilviосн Diмiт-rоv）

冀朝鼎

加　伦　见布留赫尔

贾　士（Gards）

贾德干（Cadogan）

贾士毅

翦伯赞

建川美次

江　庸

江问渔

江一平

江泽涵

姜立夫

蒋　逵

蒋伯诚

蒋鼎文

蒋光鼐

蒋介石

蒋梦麟

蒋南翔

蒋听松

蒋廷黻

蒋锡侯

蒋孝先

蒋孝镇

蒋中正　见蒋介石

蒋作宾

焦易堂

鲛岛具重

今村均

金　山

金　文

金宝善

金璧辉　见川岛芳子

金东天

金井章次

金树仁

金树信

金文亨

金宪章

金永昌

金毓黻

金岳霖

金则人

金仲华

近卫文麿

经亨颐

经利彬

井上日召

酒井隆

居　正

驹井德三

K

凯　丰

凯　莱（Kelly）

康　泽

柯庆施

克　兰（Klien）

克宁翰（E．S．Cunningham）

孔　子

孔从洲

孔令恂

孔庆尧

孔祥熙

L

莱谢劳（Von Reichenan）

兰文林

蓝普森（Miles W．Lampson）

劳　地（Ettore Lodi）

雷寿荣

雷斯德（Henry Lester）

雷中田

冷　欣

冷寅东

黎烈文

黎天才

李　昌

李　德（Otto Braun）

李　杜

李　芳

李　庚

李　济

李　觉

李　珉

李　明

李　铭

李　槃

李　溶

李　胜

李　岳

李超桓

李纯华

李大钊

李德全

李登辉

李调生

李凤翔

李服膺

李富春

李馥荪　见李铭

李根源

李公朴

李锅熙

李国珍

李海清

李汉魂

李红光

李焕之

李济深　

李继侗

李家钰

李嘉宇

李洁之

李金洲

李锦峰

李克农

李烈钧

李默庵

李品仙

李庆文

李任仁

李盛宗

李石曾

李守信

李寿山

李寿廷

李书华

李思温

李四光

李泰昌

李维汉

李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

李伟森

李文范

李文杰

李祥九

李晓生

李笑天

李新俊

李兴中

李学福

李延禄

李延年

李扬敬

李一民

李仪祉

李永祥

李玉堂

李煜瀛　见李石曾

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李云杰

李允生　见冯雪峰

李韫珩

李蕴华

李择一

李章达

李兆麟

李肇甫

李振良

李振球

李志刚

李忠义

李钟颐

李仲融

李烛尘

李卓然

李滋罗斯（Leith-Ross）

李宗鉴

李宗仁

李作栋

厉汝燕

笠木良明

连声海

梁幹乔

梁公福

梁冠英

梁寒操

梁启超

梁漱溟

梁思永

梁仲华

廖　磊

林　彪

林　彬

林　崛

林　棨

林　森

林　蔚

林伯渠

林淡秋

林国赓

林康侯

林可胜

林励儒

林伟成

林铣十郎

林翼中

林育英　见张浩

林云陔

林云根

林子峰

凌　陞

凌道扬

凌鸿勋

凌印清

菱刈隆

刘　斌

刘　鼎

刘　斐

刘　戡

刘　群

刘　仁

刘　湘

刘　兴

刘　峙

刘宝麟

刘伯承

刘伯垂

刘不同

刘承钊

刘城之

刘崇杰

刘崇佑

刘纯启

刘存厚

刘导生

刘窦宸

刘多荃

刘贵堂

刘桂武

刘汉雄

刘翰东

刘航琛

刘和鼎

刘衡静

刘鸿生

刘建绪

刘健群

刘江陵

刘经扶　见刘峙

刘澜波

刘芦隐

刘清扬

刘瑞恒

刘尚清

刘少奇

刘绍先

刘升庭

刘士奇

刘世芳

刘廷芳

刘维炽

刘文彩

刘文辉

刘文龙

刘侠任

刘效曾

刘珍年

刘振玉

刘镇华

刘植炎

刘忠幹

刘仲容

刘祖望

柳　湜

柳　彦

柳乃夫

柳维垣

柳无垢

柳亚子

龙　云

娄饴铠

卢　格

卢光绩

卢兴邦

卢元善

卢作孚

鲁　迅

鲁涤平

鲁效祖

陆　璀

陆　诒

陆殿栋

陆鸿仪

陆九渊

陆学善

鹿万钟

鹿钟麟

吕　骥

吕振羽

罗　青

罗　琼

罗　素（Bertrand Russell）

罗炳辉

罗家伦

罗杰斯（C．Rogers）

罗君彤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罗文幹

罗泽洲

罗振玉

罗卓英

罗宗洛

洛　甫　见张闻天

落合正次郎

M

马　衡

马　悌（Macti）

马步芳

马超俊

马海德

马鸿逵

马虎山

马立峰

马凌甫

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马佩璋

马全禄

马世明

马相伯

马叙伦

马延守

马寅初

马元放

马占全

马占山

马志超

马仲英

毛邦初

毛炳文

毛维寿

毛泽东

茅　盾

茅以升

梅龚彬

梅津美治郎

梅锦昭

梅兰芳

梅乐和（Sir Frederick William Maze）

梅贻琦

梅哲之

门炳岳

蒙文通

孟　禄（Paul Monroe）

孟　森

孟泾清

孟木民

孟文仲

孟宪吉

米春霖

米文和

苗剑秋

苗可秀

苗培成

苗世远

缪澂流

缪培南

摩根索（Jr．Morgenthau Henry）

莫希德

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木户幸一

牧野显声

穆罕默德·伊敏

穆克登宝

穆藕初

穆湘玥

N

南次郎

南汉宸

内田康哉

聂荣臻

乜玉岭

牛赖特

牛元峰

钮永建

O

区寿年

欧　震

欧阳予倩

P

潘大逵

潘公展

潘光旦

潘汉年

潘健行　见潘汉年

潘文华

潘宜之

潘佑强

潘元枚

潘梓年

庞炳勋

裴　鉴

裴文中

彭　鳌

彭　涛

彭德怀

彭文应

彭学沛

彭毓斌

彭泽湘

彭昭贤

彭子冈

片仓衷

濮孟九

朴英根

溥　仪

Q

齐默特色木丕勒（齐王）

齐亚诺

千家驹

钱昌照

钱大钧

钱隽逵

钱俊瑞

钱三强

钱伟长

钱新之

钱玄同

钱学森

钱亦石

钱永铭　见钱新之

钱云阶

钱之光

钱宗泽

桥本正康

秦　汾

秦　桧

秦邦宪　见博古

秦德纯

秦联奎

秦仁昌

秦润卿

秦始皇

秦祖泽

覃　振

丘国珍

丘开基

邱山宁

邱毓芳

裘育德

犬养毅

阙尊民　见刘鼎

R

任弼时

任平治

任颂高

荣　厚

荣宗敬

柔　石

宍浦直德

阮淑清

阮玄武

阮肇昌

若杉要

S

萨本栋

萨本铁

萨镇冰

塞克特（Hans von Seeckt）

三宅光治

桑布尔（Badham Thomhill）

沙　特

沙比提大毛拉

沙赫特（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ht）

沙克都尔扎布（沙王）

沙千里

山成乔六

善　耆

商　震

上官云相

上角利一

尚仲衣

邵力子

邵式平

邵元冲

申伯纯

沈　谅

沈恩孚

沈光汉

沈鸿烈

沈钧儒

沈兹九

沈宗瀚

盛岛角芳

盛世才

施士元

石　瑛

石本权四郎

石本寅三

石不烂

石达开

石世安

石友三

石原莞尔

时子周

史　良

史国纲

史量才

史汀生

笹　目

守屋和郎

舒宗鎏

水上秀雄

斯　诺（Edgar Snow）

斯托莫尼亚科夫

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寺　崎

松村利雄

松冈洋右

松井石根

松井源之助

松木侠

松室孝良

宋　黎

宋霭龄

宋汉章

宋美龄

宋庆龄

宋文梅

宋梧生

宋希濂

宋醒凝

宋哲元

宋子良

宋子文

苏宝麟

苏炳文

苏步青

苏汉章

孙　渡

孙　科

孙　棨

孙　瑛

孙　震

孙炳文

孙长胜

孙朝阳

孙承谔

孙传芳

孙传文

孙殿英

孙凤鸣

孙鸿霖

孙兰峰

孙连仲

孙良诚

孙铭九

孙蔚如

孙晓村

孙学梧

孙永勤

孙元良

孙云铸

孙中山

孙祖基

所茂八郎

索诺木拉布坦（索王）

谈家桢

T

谭　海

谭冬青

谭平山

谭启秀

汤恩伯

汤飞凡

汤用彤

汤玉麟

唐　豹

唐　纳

唐　荣

唐　弢

唐　星

唐　英

唐　钺

唐　纵

唐炳源

唐聚五

唐君尧

唐生智

唐式遵

唐守愚

唐寿民

唐有壬

陶　广

陶克陶

陶履谦

陶孟和

陶明樾

陶希圣

陶新畲

陶行知

陶峙岳

滕　杰

滕代远

藤本铁雄

藤村国吉

藤原喜代间

天崎启升

田　汉

田代皖一郎

田冠五

田润芝

田颂尧

田中玖

田中隆吉

田中义一

畑俊六

铁木尔

佟麟阁

佟希赞

佟泽光

童长荣

童冠贤

涂长望

涂思宗

土肥原贤二

团琢磨

W

万福麟

万式炯

万耀煌

汪　锋

汪葆楫

汪德彰

汪馥炎

汪精卫

汪敬熙

汪日章

汪有龄

王　枫

王　琎

王　均

王　俊

王　明

王　英

王　莹

王　震

王宝珊

王炳南

王伯群

王长海

王宠惠

王大珩

王德林

王德泰

王东原

王法勤

王淦昌

王公度

王宏元

王化一

王纪华

王纪元

王季同

王家楫

王家烈

王家善

王稼祥

王杰夫

王敬久

王靖国

王菊人

王昆仑

王雷震

王礼锡

王陵基

王懋德

王平陆

王平章

王仁忱

王汝梅　见黄华

王世杰

王世英

王树常

王思诚

王统照

王晓籁

王孝英

王新元

王绪祥　见张子华

王阳明

王耀武

王一山

王以哲

王玉瓒

王元虎

王云亭

王赞斌

王造时

王兆兰

王志谦

王子修

王子中

王缵绪

韦尔顿（H．A．Wilden）

韦云淞

卫立煌

魏道明

魏野畴

魏育怀

魏宗普

翁半玄

翁文灏

翁赞年

翁照垣

乌斯满

邬志陶

巫宝山

巫剑虹

巫剑雄

吴　宪

吴蔼宸

吴超炯

吴承洛

吴大钧

吴大锟

吴大猷

吴鼎昌

吴定良

吴涵真

吴瀚涛

吴化之

吴焕先

吴经熊

吴景超

吴敬恒　见吴稚晖

吴开先

吴克仁

吴茂荪

吴乃宪

吴佩孚

吴奇伟

吴尚鹰

吴铁城

吴醒亚

吴耀宗

吴有训

吴蕴初

吴蕴斋

吴曾善

吴稚晖

吴忠信

吴祖贻

伍朝枢

伍献文

伍修权

武纯仁

武藤信义

武止戈

X

西　蒙（John Simon）

西尾寿造

希特勒（Adolf Hitler）

熙　洽

喜多诚一

夏　威

夏　曦

夏斗寅

夏敬履

夏丏尊

夏尚志

夏首勋

夏云杰

闲院宫

香翰屏

香椎浩平

项　英

项康元

萧　克

萧　明

萧　乾

萧　特（Robert Short）

萧　训

萧　铮

萧纯锦

萧佛成

萧劲光

萧敏颂

萧一山

萧赞育

萧振瀛

萧之楚

萧致平

小　滨

小矶国昭

小叶丹

谢　持

谢　华

谢　珂

谢冰心

谢家荣

谢家声

谢介石

谢六逸

谢涛福

谢仰麒

谢镇藩

谢镇南

谢子长

解　方

邢占清

熊　斌

熊　飞

熊佛西

熊庆来

熊式辉

熊希龄

熊玉璋

须磨弥吉郎

徐　冰

徐　范

徐　堪

徐　谦

徐悲鸿

徐彬如

徐炳昶

徐伯昕

徐成冕

徐恩曾

徐福胜

徐国光

徐海东

徐继庄

徐景唐

徐名鸿

徐庭瑶

徐文舫

徐向前

徐新六

徐雪寒

徐永昌

徐源泉

徐祖诒

徐佐良

许宝驹

许成在

许崇智

许德珩

许阁森（Sir Hughe Montgomery Knat-chbull-Hugessen）

许克祥

许权中

许绍棣

许世英

许仕廉

许寿裳

许锡清

许友超

续式甫

宣侠父

薛　岳

薛保鼎

薛笃弼

薛宁人

寻淮洲

Y

严　重

严济慈

严灵峰

盐泽幸一

阎百川　见阎锡山

阎宝航

阎红彦

阎锡山

阎毓善

颜惠庆

晏道刚

晏阳初

阳翰笙

杨　波

杨　格（Arthur N．Young）

杨　杰

杨　林

杨　铨　见杨杏佛

杨　森

杨　述

杨德良

杨东莼

杨福麟

杨虎城

杨靖宇

杨君武

杨克冰

杨立奎

杨茂材

杨明轩

杨勤安

杨清波

杨尚昆

杨庶堪

杨卫玉

杨杏佛

杨秀峰

杨永泰

杨雨民

杨越均

杨增新

杨镇亚

杨正治

杨正中

杨钟健

杨周熙

尧乐博斯

姚　雄

姚景川

姚克广　见姚依林

姚依林

野村吉三郎

叶　挺

叶　肇

叶楚伧

叶恭绰

叶剑英

叶良辅

叶企荪

叶少泉

叶秀峰

叶琢堂

仪我诚也

易德明

易见龙

易培基

易纨士（Arthur Henry Francis Edwar-ds）

殷　夫

殷汝耕

尹奉吉

尹时中

尹心田

应德田

应修人

应云卫

应占彪

英　佐

影佐祯昭

永津佐比重

有吉明

有田八郎

于　刚

于琛澄

于冲汉

于九公

于文俊

于学忠

于右任

于兆麟

于芷山

余汉谋

余井塘

余惟一

余心清

俞承修

俞飞鹏

俞鸿钧

俞济时

俞家骥

俞平伯

俞钟骆

虞和德　见虞洽卿

虞洽卿

羽山喜郎

雨宫巽

玉　春

裕　仁

袁　良

袁德胜

袁国平

袁翰青

袁金铠

袁牧之

袁世凯

原田雄吉

原田义和

远藤三郎

岳武穆

云栋旺楚克

云继先

恽逸群

Z

载仁亲王　见闲院宫

臧启芳

臧式毅

曾国藩

曾扩情

曾南夫

曾宪栋

曾虚白

曾养甫

曾昭抡

斋藤实

詹　森（N．T．Johnson）

詹纪风

张　冲

张　达

张　钫

张　浩

张　继

张　健

张　强

张　群

张　文

张　襄

张　馨

张　炎

张　英

张　云

张　贞

张邦本

张伯苓

张长和

张成义

张传福

张存实

张道藩

张定璠

张定夫

张东荪

张发奎

张福运

张公权　见张嘉璈

张国焘

张国琥

张海鹏

张汉民

张汉卿　见张学良

张惠长

张季鸾

张嘉璈

张嘉铸

张甲洲

张劲夫

张景惠

张景钺

张静江

张静愚

张居正

张君嵩

张坤生

张乐怡

张厉生

张砺生

张凌云

张枚新

张慕陶

张培勋

张培元

张其昀

张清林

张清平

张人杰　见张静江

张任民

张瑞贵

张申府

张树森

张似旭

张天枢

张天翼

张廷谔

张廷枢

张万庆

张文彬

张文果

张文偕

张文藻

张闻天

张西曼

张奚若

张锡钧

张熙光

张肖梅

张啸林

张学成

张学良

张炎元

张燕卿

张耀曾

张一凡

张一麐

张以藩

张印湘

张友渔

张语如

张钰哲

张云逸

张允荣

张泽浦

张兆麟

张振国

张振汉

张振基

张知本

张执一

张志和

张志让

张治中

张仲勉

张子华

张梓芳

张自忠

张宗昌

张宗麟

张宗燧

张作霖

张作相

章炳麟

章伯钧

章嘉呼图克图

章亮基

章乃器

章祖模

赵　丹

赵　毅

赵博生

赵承嘏

赵承绶

赵戴文

赵得寿

赵登禹

赵访熊

赵观涛

赵锦雯

赵晋卿

赵九章

赵连芳

赵尚志

赵寿山

赵叔愚

赵欣伯

赵元任

赵云飞

赵镇藩

赵忠尧

赵仲仁

赵祖康

真崎甚三郎

郑　垂　郑　文

郑　异

郑炳文

郑桂林

郑洪年

郑介民

郑君里

郑培元

郑润成

郑孝胥

郑之蕃

支应遴

植松炼磨

植田谦吉

中井升太郎

中山详一

钟衍庆

周　桓

周　览

周　喦

周　仁

周　叔　见刘鼎

周　扬

周保中

周伯成

周伯良

周恩来

周福成

周钢鸣

周鲠生

周浑元

周培源

周士达

周士第

周瘦鹃

周巍峙

周小舟

周新民

周信芳

周学昌

周昭琼

周志群

周作民

朱　德

朱　瑞

朱　冼

朱尔典（Jordan）

朱家骅

朱镜宙

朱培德

朱瑞墀

朱绍良

朱叔麟

朱树声

朱庭祜

朱学范

朱蕴山

朱忠道

朱自清

朱宗周

诸青来

竺可桢

祝绍周

庄长恭

卓特巴扎布

宗　晖

邹　琳

邹　鲁

邹敏初

邹韬奋

邹仲琳

左　恭

左近司政三

左舜生

佐　藤

佐佐木到一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华民国史

第九卷
（1937-1941）
上

吴景平　曹振威　著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记述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历史；既包括军事方面的主要战役，也包括政治、财经与外交等主要领域的发展演变情况。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拉开了中华民族全体奋起抗战的序幕。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谋划和不断部署全面侵华的必然结果，虽然在这次事变爆发初始日本决策层的确提出过“现地解决”和“不扩大”方针，但那是以中国军队单方面的退让与妥协为前提的，是以强占整个华北乃至更大范围的中国领土为直接目标的，与日方提出该方针相应的，是连续不断地向华北、华东增派重兵，企图速战速决，攻略中国若干重要城市，击败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在三个月内就灭亡中国，使中国成为其独占的殖民地。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清楚地表明外敌大规模的全面武装进犯已迫在眉睫。中国国民党最高决策当局的代表蒋介石终于顺应日益高涨的救亡民意，在庐山谈话会上表明了严正立场，即中国虽然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但为捍卫领土主权全体国民将不惜抗战和牺牲。面对日军的猖狂进犯，驻守平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奋起抗战，痛击来犯之敌，体现了保国卫民的英勇气概。随着1937年7月下旬平津地区的沦陷，国民党高层认识到中日两国间的全面冲突已经迫近，一场大战不可避免。除了走向抗战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随着“八一三”淞沪会战的来临，国民党确立了战时体制，作出了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自卫抗战宣言，决定动员全国的军队和其他各方面的力量，投入这场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的第二次合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表达了实现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愿望。在国共高层会谈中，中共方面主动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双方并就军事行动问题进行了具体接洽。在华北大战前夜，中共第二次发表对华北宣言，呼吁“以积极抵抗的方针去对付日寇的进攻，在日军四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领导的军队相继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出师敌后，打击日军，对于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1937年7月下旬到当年12月中旬，中国军队在华北和华东两大战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攻防作战。

平津失陷后，华北日军凭借优势兵力，沿着平绥、平汉和津浦各路，向山西、河南和山东进犯。在平绥路东段，从8月上旬起的半个多月里，中国军队对来犯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最后南口和张家口相继失守。9月上旬，经过天镇、阳高等地的苦战，中国军队不得不放弃大同。在平汉路北段和津浦路北段，八九月份战事不断。在晋北的平型关、忻口战役和太原等地的战事中，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有很好的配合，沉重打击了来犯日军。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标志着华北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已经为日军占领。

在淞沪会战中，日本组成了“上海派遣军”，先后集中了三十万兵力，企图迅速占领上海，然后一举攻陷中国的首都南京，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为守卫上海，先后有近百万来自中国各地的军队，在没有任何地形可资有效屏障的情况下，与占有海空陆优势的日军展开浴血苦战，坚持了三个月之久，付出了重大伤亡，但也沉重打击了日军，使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图谋破产，为中国方面组织大量人力和重要资源的西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国军队撤守上海后，首都南京顿时直面日军的凶焰，中国抗战事业面临严峻的局面。国民党当局果断决定国民政府西迁四川，中枢机关先迁至武汉，表现出与侵华日军长期抗衡的决心。1937年12月中旬，大批日军攻入南京，连日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犯下了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最为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中日军队从华北的局部冲突，迅速扩大为全面的战争，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接连遭受重挫，战线不得不做较大幅度的西移。日军攻占南京后，对华态度更趋嚣张强硬，逼迫国民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国民党高层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与此同时，举国上下抗日救亡民意日趋高涨，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表明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立场。是否维护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成为对当政者的严峻考验。1938年1月中旬，日本政府宣布“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战争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破灭，也使得打着“调停”、“议和”旗号的迫降活动趋于失败。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反侵略，都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

国民政府西迁后，即开始部署全面抵抗，包括确定和开始实施持久消耗战的方针，重新划分战区，补充、调配装备和兵员，按照新的作战计划部署兵力；同时整饬军纪，严惩违抗军令、擅自撤退失地的将领，振奋士气。在政略方面，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包括总则和政治、军事、经济、民众运动、教育、外交等方面，对于实现一切抗日党派的团结、遏制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对于凝聚民众的抗日共识，进一步动员和组织抗日力量，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1938年1月到10月，中国军队部署和先后实施了徐州和武汉两场大会战。在徐州会战中，日军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方面军共约24万兵力，从南北夹击徐州，意图打通津浦路，歼灭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然后进犯武汉。中国方面则把控制津浦路等铁路干线视作拱卫武汉的需要，向第五战区先后增调数十万兵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路和津浦路沿线抗击日军，在包括苏北、鲁南、皖北和豫南在内的广大地区里，进行了多次战役、战斗，其中的台儿庄战役更是重创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士气。徐州会战前后四个多月，延缓了日军主力的西进，为武汉会战的部署赢得了时间。攻占徐州之后，1938年6月日本调集华中派遣军主力九个师团共二十五万余人，沿长江西犯，力图尽可能多地歼灭中国兵力，攻占当时中国的抗战中心武汉，彻底打击国民政府，进而解决“中国事变”。国民政府方面极为重视武汉保卫战，军事委员会调动了一百二十余师参加会战，总兵力达100万。根据牵制消耗敌人和持久作战的方针，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依托长江要塞、湖泊、山地、丘陵等地形，对沿长江两岸进犯的日军进行节节抵抗。在五个来月的会战时间里，中国军队英勇杀敌，对日军的大小战斗达数百次，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基本上把日军主力阻遏在平汉线—粤汉线以东，掩护了大量人力物资自武汉进一步西撤。武汉会战的结束，以及大体同时广州被日军攻占，标志着中国方面“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目的基本达到，侵华日军则被分散牵制在漫长的战线上，从全局来看，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党最高当局调整了新的抗战指导方针，明确要连续发动有限攻势与反击，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游击战，打破日本“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准备反攻。根据这一方针和武汉会战后的日军态势，最高军事当局重新划分战区和调整了兵力部署，对部队进行整训补充。从1939年初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敌军展开了多次战斗，其中大的会战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1939年的冬季作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其中不少会战的开始阶段，中国军队都处于防御地位，但嗣后抓住战机反攻，甚至一度收复被占的重要城市，如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或者大体恢复战前的战线，如随枣会战。各次会战和战役都十分惨烈，中国军队往往付出重大牺牲，才得以收复重要城池，如昆仑关大战；或历时数月，终遭失败，如中条山会战。各次会战、战役的具体进退得失不尽相等，但都给日军沉重的打击。从整个战局来看，从武汉会战结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军队并没有能够像卢沟桥事变后最初十六个月那样攻占大片的中国领土，中国军队与日军相持的战线也没有大幅度地内撤。

随着正面战场中日军队主战场内移，侵华日军占领的城镇和控制的铁路干线增多，敌后战场在袭扰消耗敌军兵力、破坏敌方供给线、牵制日军主力、振奋被占领区民气方面，所起的作用不仅是战术性的，更具有战略上不可或缺的地位。国民党军队主力后撤时，便留有少量部队进行敌后游击，各地也多有自发的民众抗日武装。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更是在明确的抗日游击战方针指导下，深入华北与华中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和组织民众，极大地壮大了敌后抗日武装。在华北，八路军主力先是在山西的吕梁山脉、晋东南和晋西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然后又在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大力发展，组织起八路军的游击部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到1938年底，华北地区较大影响的抗日根据地就有十多个，包括晋察冀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晋冀豫根据地、晋西南根据地、冀中根据地、冀热辽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山东根据地、鲁西北根据地、大青山根据地等。在华北的诸多重大战役中，如忻口战役、太原会战、台儿庄战役期间，八路军都作出过重要贡献。而1940年百团大战，更是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通讯设施，摧毁了大批日伪军据点，沉重打击了日军在华北的统治，充分体现出敌后战场的巨大威力。在华中，新四军深入江苏、安徽、河南等敌后地区，广泛发动民众，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东、豫东、豫皖苏边、鄂豫边等抗日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本占领军和伪军。1941年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军部迅速重建，各部队整编补充后，冲破顽固势力的阻扰，战略挺进大江南北广大地区，多次粉碎了日军“扫荡”和汪伪“清乡”，巩固发展了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在东北，为配合全国的抗战，东北抗日联军在极为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积极组织抗日力量，主动打击日伪军，建立过多个游击区，取得不少战斗的胜利，即便在敌我对比悬殊的不利局势下，不惧牺牲，奋勇抗敌，谱写了抗战史上壮烈的篇章。敌后游击战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的勇气、毅力、决心和智慧，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抗日战争的爆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领域。为了因应全面民族自卫战争的需要，国民党主导的中央政权进行了体制机制的调整。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并直接对国民党中政会负责；组成大本营，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执掌最高军事统帅权。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领袖制，蒋介石被推为国民党总裁。1938年底汪精卫出走后，国民党中央当局旋即把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被定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此外，蒋介石还担任了四联总处理事长，可以便宜方式，对政府金融机构下达指令。这方面的体制性安排，有助于国民党中央当局排除悲观主义和妥协主张的干扰，作出抗战决策并守住抗战的基本立场；但是也强化了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体制，妨碍了战时政治民主的推进，不适当地助长了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气焰，对于全面抗战的持续开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系，起了消极的作用。尤其是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是全力抵御外敌入侵，而是从狭隘的党派私利私见出发，无视中共等爱国力量的抗日救亡权利，提防乃至限制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壮大，不时制造摩擦，直至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严重损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则从民族大义出发，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原则下，在处理与友党友军的关系中顾全大局，在回击顽固派的挑衅时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维护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神圣事业。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对中国所有政治力量乃至整个民族的严峻考验。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者，在战争初始就宣扬畏战、乞和的立场，在重大问题的决断上彷徨、避责；待到正面战场接连失利、武汉广州失守，他们终于抛却“低调”的面具“出走”，很快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由失败主义走向投降主义。更有甚者，汪精卫集团打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旗号招摇撞骗，成立侵略者卵翼下的伪政权，标榜“和平反共救国”，与伪满洲国和其他地区的伪政权一样，其实质是赤裸裸的投敌卖国祸民，通过伪政权的司法、财税、军队、警察、特务等体制，帮助日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在沦陷区搜捕迫害抗日人士，掠夺民众，成为日本“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战略的帮凶。与汪精卫等伪政权之间展开的政治军事诸领域的斗争，是整个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这些斗争加强了抗日力量之间的团结，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鼓舞着沦陷区民众抵制和反对日伪统治。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是抗战时期国内各种力量团结抗日的重要标志。国民参政会虽然是由1938年的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决议组织，大部分成员是由国民党当局确定的，其召集和运作的主要环节，也都是由国民党方面主导的，但依然得到包括中共和其他各界人士的响应。从1938年7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参政会召开了两届共六次大会，提出和通过了大量的议案，对政府施政报告进行了询问和审议，在坚持抗战建国纲领、坚持持久抗战、推进战时民主法治与宪政、促进战时经济建设、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以及打击汉奸卖国贼等方面，都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通过国民参政会，各方进步力量推动着国民党在坚持抗战的道路上迈出重大的步子。国民党最高当局也确实曾经考虑过推进政治民主、实施宪政，并且让国民参政会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最终却止步于对国民党既有体制和主要人事的维系方面。参政会对政府的监督，整体上还流于形式上，所通过的决议案的实际执行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即便如此，参政会依然是战时中国政治民主取得明显进步的重要体现。日本全面侵华的战火，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在一年半时间里，中国原先工商业较发达的地区和主要外贸口岸几乎全都遭日军占领，当时居于较先进水准的工矿业和交通设施，或直接毁于战火，或无法正常运作。在日伪统治区，日本侵略者在财经领域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和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主要工商城市的社会经济陷于畸形状态。另一方面，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确定和实施军事抵抗的过程中，主导和组织了沿海工矿业的内迁，尽可能把重要设施、原材料和有关人才辗转移至距离战区较远的西部地区，极大地促进了大后方近代工矿业体系的形成。国民政府还颁行了鼓励发展工矿业的一系列政策，尤其加大对于采掘、冶炼业和基础工业的投入，也注意对于民生工业的扶持。后方工矿业对于战时中国的军需民用，贡献良多。另外，大后方的主要交通和通讯事业承续了战前的建设规划，较大提高了运输和通讯能力。后方主要地区战时农业生产有了明显发展，主要农产品产量比战前有较大的提高，为支持抗战军事和维持民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抗战爆发后，由于正常财税收入减少，开支增加，此外仰赖国外输入大量军事物资和工业品，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明显加大，除了加强财政征收和加大举借内外债之外，不得不仰赖发行货币，通货膨胀开始失控。加上生产领域和流通环节都受到战争的影响，市场供需关系失衡，政府当局虽然采取了取缔囤积、限定物价的举措，后方城市的物价涨风难以遏止，社会经济的正常运作和广大民众生计的维系日趋艰难。在金融领域，国民政府通过设立四联总处并强化其统制权限，总体上控制着后方地区银钱业的运作，但在沦陷地区，国民政府要推行其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还受到了来自日伪方面的蓄意破坏，互相之间的较量构成抗战前期军事领域之外的金融战、货币战。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不尽如人意，欧美大国或持中立观望，或明里暗里对日妥协，中国在外交领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也致力于打开新的局面。中国政府曾在国际联盟有关场合以及九国公约签约国会议上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试图达到孤立日本进而解决事变的目的。虽然这些国际交涉并没有能够遏制日本对华侵略，但使得中国获得了更多的国际同情。有关的大国之中，德国较早便确定了亲日疏华的方针，从执意承认伪满洲国到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和驻华大使，单方面停止履行对华提供军需物资，进而与日本、意大利结成法西斯轴心国同盟，甚至承认汪伪政权，中国致力改善对德关系的努力难以奏效，最终导致绝交和宣战。中国分别向苏联以及法、英、美等国寻求援助，其中苏联在日本全面侵华后不久便与中国签署了互不侵犯协定，对华提供最急需的军事物资，以商业信用贷款和易货的方式解决支付问题，还派出志愿飞行员和军事顾问直接支持中国抗战。中国还寻求过法国援华和双方对日的军事合作，但在对中国抗战有着重大影响的输出入货品过境越南问题上，法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给中国带来困难；进而公开对日妥协，导致中法政治关系倒退。在对英国关系方面，寻求财经援助和反对对日妥协，始终是中国对英交涉的重点所在。英国虽然向中国提供过一些商业信贷，并在提供平准基金借款方面采取了较积极的步骤，然而基于对中国抗战的消极评估，英国当时把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基本点，在诸如中国海关、天津租界和白银、滇缅路的关闭与重开等关乎中国主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不惜牺牲中国、对日妥协，两国关系演进中不无曲折。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在促请美国出面解决中日冲突方面没有获得进展，美国对华的经济援助，也限于数额不大的商业信贷；汪伪政权出笼以及日本加紧在越南等地的军事扩张后，美国政府开始加大对仍在从事抗战的国民政府提供援助，包括扩大商业信贷的数额、提供平准基金和成立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会，乃至把中国正式纳入租借法案受援国，围绕援助中国坚持抗战的重要性，两国之间逐步形成战略意义的共识，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正式结盟打下了基础。总体看来，在抗战的前四年里，中国抵御住了日本的军事进攻而没有灭亡和投降，中国战场成功地牵制了数十万日本兵力，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上升。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2月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无论战略防御还是相持阶段，一切抗日的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为守土卫民，不惜牺牲，浴血苦战；全体中国人民，无论是日本占领区、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以及大后方地区，乃至海外的华人华侨，有着共同的觉醒和最大限度的奋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本卷主要记述了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重大事件、主要政策的确定实施概况和发展演变基本脉络，由于篇幅、体例和掌握的史料史实等所限，较少个案性的详细介绍，挂一漏万更是难免；对于思想、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及海外地区的有关情况，亦未能顾及周全。这些都有待再版修订时予以弥补充实。

本卷的工作开始于1995年，先后有吴景平、曹振威、张济顺、章红参加了章节结构和主要内容、若干史实和参考文献等方面的商讨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张济顺女士与章红女士最后没有参加书稿的执笔，但却对书稿的写作与成稿非常关心，贡献良多。曹嘉涵博士、蒋立场博士、石涛博士曾参与了有关军事、政治领域部分章节的拟稿工作；徐昂、贾钦涵在查找有关文献史料、校对清样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本卷成稿各章节中，吴景平承担前言，第一章第三节，以及第三、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章；曹振威承担第一章的第一、第二、第四节，以及第二、第四、第五、第十章。最后的统稿由吴景平承担。

本卷从立项、分工、确定大纲章节到成稿和校对清样，自始至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员的关心、帮助和推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在资料文献方面，则得到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等机构的帮助，在此一并表达谢忱。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　日本加紧部署全面侵华

第二节　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

第三节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国民党决定实现抗战

第四节　“八一三”事变和国民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宣言

第二章　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

第一节　平津抗战

第二节　淞沪会战

第三节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四节　晋北作战

第五节　南京保卫战

第三章　国民政府战时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运作

第一节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二节　战时党、政、军中枢机构的调整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和运作

第四节　国民参政会的设立

第五节　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第四章　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

第一节　鲁南会战和台儿庄大捷

第二节　徐州会战

第三节　武汉保卫战和武汉失陷

第四节　华南作战和广州沦陷

第五章　日本的以华治华策略与汪精卫集团降日

第一节　日本扶植傀儡政权

一　日本推行以华治华的方针

二　伪华北临时政府

三　伪蒙疆政权

四　伪华中维新政府

第二节　汪精卫集团谋求对日妥协

一　低调俱乐部

二　董道宁、高宗武赴日

三　“重光堂”会谈

第三节　汪精卫集团投敌

一　汪精卫秘密出逃

二　艳电——汪精卫的降日宣言

三　汪精卫公开投敌

第六章　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第一节　南岳军事会议和第二期作战方针的制订

第二节　南昌战役、随枣战役与枣宜会战

一　南昌战役

二　随枣战役

三　枣宜会战

第三节　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桂南战役

一　第一次长沙会战

二　桂南战役

第四节　豫南会战和中条山会战

一　豫南会战

二　中条山会战

第五节　鄂北战役和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　鄂北战役

二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七章　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

第一节　日军的“治安肃正”作战和八路军的反扫荡

第二节　百团大战

第三节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

第四节　华南的抗日游击战

一　东江、珠江三角洲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二　海南岛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第五节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作战

第八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部危机　国统区的民主宪政与民众救亡运动

第一节　国共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一　国共之间局部军事冲突日趋增多

二　皖南事变

第二节　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第三节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第四节　各地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　日本加紧部署全面侵华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月开始对中国发起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决不是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历史悲剧，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梦寐以求的侵华战略之具体实施，也是日本大陆政策发展之必然结果。

以武力侵占中国，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或附属国，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把侵略目标对准中国内陆。它不断向邻近东北的华北和内蒙古地区扩展其侵略势力，使中国出现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从而导致中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20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在客观上也为日本对华侵略扩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抓住有利时机，拓展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势力，1934年12月7日，日本内阁的陆军、海军与外务三省有关官员经多次协商，达成一份意见一致的纪要，名为《关于对华政策》，然后分别通报各自的驻华机构。该纪要提出的对华方针是：“使中国成为以日本为中心，日满华三国友好合作，确保东亚和平的帝国方针的追随者”；“基本宗旨为在中国扩张我国的经济权益。”根据中国之现状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上述方针难于立即实现，故应分阶段“逐步追求”。对所谓扩张经济权益，纪要解释说：“实际上是奠定我在中国强固的经济地位。这一政策本身不仅是我国对华政策之根本，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以我方势力控制中国，使该国只能接近我方的有力手段。”当前对中国政局的对策，是促使其自然转化，在转化过程中避免强加于人，同时诱导这一转化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积极而顽强地实施我方认为必要的方针政策”，“使之处于除接近我方以外，别无他路可行之境地”。其中具体的方策纲要，分为一般方策、对南京政权方策、对华北政权方策和对西南派及其他地方政权方策等四项。这四项方策，以对南京政权即中国中央政府的策略最为强硬。比如，“在我方不主动谋求友好，而中国方面又侵害我方权益时，则我方应按自己立场采取必要措施，以严肃公正态度对之”；“要注意利用彼等的内部斗争，改变其抗日政策”；“如因保障我方权益，而采取必要措施的结果动摇了中国政局，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者”；“影响中日接近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基于远交近攻心理的诸般行动及外国给予的援助，对此应力加排斥”。如果这些言词的含意尚不十分明了的话，那么，下面一段就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南京政权的存亡决定于其有无打开中日关系的诚意，如无诚意，即将其赶进不能存在的最后境地，此即对南京政权的基本方针政策。”⁽¹⁾

尽管这是日本政府中三个部门之间达成的方案，因为这三个部门是对华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机关，而且又作为官方的意见正式提出，所以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当时中国的国民党中央政权正忙于内战，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于日本的步步进逼一再妥协退让，导致日本政府推迟了实施强硬方针的时间。然而，不管时局如何变化，上述方案已经为日本的对华战略定下了基调。

此后，中日两国曾就改善关系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由于日本根本没有谋求两国平等友好的诚意，所以谈判不可能有圆满的结果。对日本来说，“日中亲善”只是对外宣传的一个口号。就在谈判期间，日本军方一面抓紧向中国的华北、内蒙地区扩展势力，妄图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为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部早已开始充分准备。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每年都制订一份对华作战计划，以备一旦发生军事行动时使用。在1935年制定的下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准备对华北、华中和华南同时发起攻击，具体部署如下：以第七军（包括三个师团和两个旅团）攻占北平与天津地区；以第八军（包括两个师团）同海军相配合，在山东半岛登陆，夺取青岛、济南等重要城市，与第七军合编为方面军，进行华北会战；以第九军（包括三个师团）配合海军攻占上海地区，然后第七、第八军沿平汉铁路南下，第九军溯长江西进，从两路夹击武汉，进行华中会战；另外再以一个师团从福州、厦门、汕头登陆，进行华南会战⁽²⁾。次年8月，又制定了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该计划把上年度的作战部署作了修改，决定再增加三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华北作战，增加第十军（包括两个师团）在杭州湾登陆，配合第九军进行华中作战⁽³⁾。这样，准备用于对华作战的兵力增加到了14个师团。对此计划，日本海军虽然也采取同一步调，但认为中国正致力于统一，限定局部作战是不现实的，必须做出全面战争的计划。因海军具有较大的机动性，所以一开始即准备去中国所需要的地方，用必要的兵力，迅速达到目的⁽⁴⁾。

1936年8月7日，在“二二六”政变后上台的日本广田内阁举行五相会议⁽⁵⁾，决定了所谓《国策基准》，更以国家基本政策的形式，为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称霸亚太地区确定了总体方案。其中明确提出：日本的根本大政，是“使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成为东亚的安定势力”；当前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相互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希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日满国防的巩固，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范英美，具体实行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⁶⁾。方案中虽没有直接使用以武力侵华的文字，但从日本要在“名义上和实质上”充当东亚盟主，以及“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这两段文字中不难看出，日本政府已把中国同“满洲国”一起列为日本的附属国，除非中国主动向日本臣服，否则武装侵华在所难免。

以上述根本国策为轴心，广田内阁计划统一调整内外各项政策，以适应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首要任务是扩充军备。陆军军备之扩充，以能够同苏联远东的兵力相对抗为目标，特别充实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兵力；海军军备之充实，应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其次是调整外交政策。在总体上应以不折不扣完成根本国策为基本原则，军部应对外交机关进行内部援助，避免军部直接出面，使外交机关能够进行有利而充分的活动。第三是革新改善政治行政机构，确立财经政策，并充分运用各种措施，以同上述根本国策相适应。其中包括“指导和统一国内舆论”，“发展执行国策所必需的产业和重要贸易”，“加速制定国防和产业所需重要资源、原料的自给自足计划”，等等⁽⁷⁾。

广田内阁在确定《国策基准》的同一天，还在四相会议上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其基本精神虽大致与前者相同，但较多地采纳了陆军方面的意见。在审议外交方针时，陆军曾一再强调，充实对苏军备预计至1941年才能完成，因此在今后五年内改善国际关系和其他形势是十分必要的。其中的对华方针是：“诱导其不得不改变对日态度，力求实现以共存共荣为基础的日华合作”，“同时努力使华北成为日、满、华共同防御苏联扩展赤化的特殊地区”⁽⁸⁾。依据这一方针，8月11日又决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其对华策略分为华北、南京政府、其他地方政权和内蒙方面四个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已明确提出了“签订防共军事协定”、“签订日华军事同盟”、“解决日华悬案”等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中包括聘用最高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建立航空联系，签订互惠关税协定等内容⁽⁹⁾。这些要求，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之重现。

同年8月25日，广田内阁又决定了1937年以后日本重点实施的七大国策，其主要内容有“充实国防”、“振兴产业和发展贸易”、“确立对满的重要政策”、“整顿改善行政机构”等⁽¹⁰⁾。另外从1936年开始，日本政府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就扩充重要产业进行具体策划，拟订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该计划的立足点是“综合运用日满两国资源，其中不足部分靠华北解决”⁽¹¹⁾。计划的实施时间为1937年至1941年。与此同时，日本陆军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1940年前后爆发的判断，于1936年11月拟订出《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准备在战时“大约配备40个师团及与之相应的各部队，空军约140个中队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部队”⁽¹²⁾。从这些动向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正在大力进行战争准备，伺机向中国等东亚邻国发动侵略战争。

20世纪30年代的东亚地区已是国际关注的热点，日本妄图充当东亚盟主，必然要与西方大国发生冲突。为确立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日本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个重大的行动——与欧洲的德国结成同盟。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正式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及《秘密协定》。《协定》虽然打着“防共”的招牌，实际上不仅针对苏联，同时也针对美、英、法等西方列强。这一协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与德国结成了国际法西斯阵营。

正当日本积极扩充军备、振兴国内产业，以便在适当时期内发动侵略战争之际，中日两国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于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停止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在中国共产党和爱国力量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对日态度开始趋于强硬。日本国内的一些党派因不满军方对政府的操纵，于1937年1月公开在议会上发表攻击军部的演说，引发了政潮，导致广田内阁倒台。其后，宇垣一成的组阁计划因陆军的强烈反对而流产；2月初成立了威信不高的林铣十郎内阁。由于政党的倒阁运动越来越激烈，林内阁执政未满三月，又于5月31日宣告倒台。6月1日成立了由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为首的新内阁。

面对中、日两国出现的新情况，日本政府对原来的对华政策重新进行研究，提出了修正方案。1937年4月16日，日本内阁在四相会议上决定了《对华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方针》。新的策略和方针除给南京政府一定的面子和“不进行谋求华北分治”之外，其他苛刻要求没有实质性改变⁽¹³⁾。这一表面的友善态度，当然无法缓解中、日两国间的矛盾。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华北地区控制的增强，中、日之间的矛盾与磨擦出现不断加剧的趋势。

对于急于想在中国特别是华北地区扩展其侵略势力的日本陆军来说，这种局面是不能容忍的。6月5日，在中国进行一个半月视察后的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向军部提出一份报告，明确指出：“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¹⁴⁾6月底，日本参谋本部的井本雄男到华北视察后，在报告中陈述了这样的意见：“日本方面军部派出的人员对中国的动向观察大体一致，但在策略方面存在分歧。少数人的意见认为，应该日华平等互惠，和平共存；而大多数的意见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能改变局势。”井本在报告了上述意见之后，又加了一句：“这种状态还不明白是不是意味着中日战争。”⁽¹⁵⁾其实这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总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前夕，要对中国实施“打击”的主张，已经在日本军方高层屡屡被提及。当时在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已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¹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也听到了“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传闻⁽¹⁷⁾。不久以后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谋划全面侵华的必然结果。

第二节　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

1937年7月7日，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一天。那天深夜在古城北平西南卢沟桥畔响起的枪声，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信号，日本军政当局迅速拉开战争的序幕，把中、日两国人民推进苦难的深渊；这枪声同时也震醒了全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自卫战争。

日军选择的全面侵华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卢沟桥。卢沟桥位于北平西南的永定河上，历来是北平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道。明代末年在桥东头建造了一座拱卫京城的城垣，后来称为宛平城。在卢沟桥北不远，平汉铁路桥横跨南北。中国军队控制这个咽喉地带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一旦该处被日军控制，则北平将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由于卢沟桥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华北日军早已把目光盯住卢沟桥。

华北日军亦称“中国驻屯军”，最初是根据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而设置的，称“清国驻屯军”。中华民国建立后，改称“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其兵力根据中、日两国关系的形势而时有增减，大体在千人上下。1935年，日军利用换防的机会，将兵力增加到1771名。1936年广田内阁决定增强中国驻屯军，其定员总数达到5774名，并实行新编制：军司令官由天皇亲任现役将军担任，兵员由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改编后的驻屯军设军司令部、旅团司令部、步兵第一第二联队，以及战车队、骑兵队、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医院和仓库。新编制于同年6月上旬编组完毕，驻屯军司令部、第二联队及军直属部队驻扎天津及丰台，其他步兵部队分布于塘沽、滦州、山海关、秦皇岛等地⁽¹⁸⁾。步兵旅团司令部及第一联队（欠第二大队，该大队驻天津）驻北平。

1936年7月，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强行进驻北平西南部的丰台，与当地中国驻军发生冲突，中国驻军被迫从丰台撤出。丰台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铁路交通枢纽，是平津地区重要的战略据点之一。丰台不是《辛丑条约》规定的各国驻兵地点，日军强占丰台，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同时也给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第二十九军造成很大威胁。日军占据丰台后，为以后新的侵略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

进入1937年后，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军事活动空前频繁。3月上旬，日本参谋本部将驻华武官喜多诚一、中国驻屯军参谋、关东军参谋等召回东京商议对华问题。春夏之间，教育总监本部、参谋本部及陆军省的高级官员先后来华北视察。他们有的深入张家口、大同、济南等地，有的甚至还探查北平郊外第二十九军的防地。与此同时，华北日军也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至五六月间，驻丰台日军的演习从白天延续到晚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高级官员也常来卢沟桥一带视察演习，检阅部队。这些模拟实战的演习，早已超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正常范围。西方国家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的驻军都是象征性的，不仅人数很少，而且没有什么正规的军事活动。然而驻屯丰台的日本军队不仅活动频繁，而且不断去战略要地卢沟桥一带演习，演习活动一直以中国驻军的阵地为假想敌，演习地点更是十分靠近中国驻军阵地，演习时使用的枪弹也由原先的空包弹换成实弹。所以，日军的每次演习，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引发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甚至战争。

1937年7月7日晚上7时半，来自丰台日军兵营的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事后日方称，当晚10点40分左右该中队听到从龙王庙附近中国军队的阵地上射来数发子弹，然后在大瓦窑西面集中点名时，发现少了一名士兵。中队长决定“断然膺惩”，一面作战斗准备，一面派人骑马去丰台向大队长报告。半夜12时左右，接到报告的一木清直大队长通过电话向北平城内的牟田口廉也联队长报告事件经过，并提出丰台驻屯部队立即出动的意见。联队长同意出动，并指示：迅速去现地，作好战斗准备，再去找卢沟桥中国驻军进行交涉。8日零时20分，日军第三大队出动了主力部队，于3时20分占领一文字山山头，并在山上开设无线电台。凌晨4时整，牟田口联队长根据一木大队长听到中方有“第二次”枪声的报告后，即判断为中方的敌对行为，命令开始战斗。5时整，大队长发出第二号作战命令：大队自龙王庙与铁道线之间向永定河沿线挺进；各部队以已经展开的态势向各自目标前进；步兵炮作好向龙王庙及铁路桥头一带射击的准备。8日上午5时30分，一木大队长立即下达攻击前进的命令，步兵炮也向龙王庙及中国驻军阵地集中射击⁽¹⁹⁾。

根据日方的记载，7月7日晚第八中队在点名时发现少了一名传令兵，感到事态严重，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对应措施。然而，该士兵并无其他意外，只是向第二小队传令时，因天黑失足掉进十来米深的沙坑内，头部受到撞击而晕倒在那儿。直至次日黎明时分，才恢复知觉，回到位于大瓦窑的中队内，这时事态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另外，7月8日凌晨当丰台日军以战斗队形向中国驻军阵地前进时，处于右翼第一线的第八中队，在挺进到距中方阵地很近的地方时，仍看不到中国军队有什么抵抗迹象⁽²⁰⁾。仅从上述由日军当事者所陈述的经过中，即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卢沟桥事变，实际上是由日本丰台驻军一手挑起的。不论射击之事的真相如何，7月7日晚上在卢沟桥一带演习的日本军队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如果日本军队不想蓄意挑起事端的话，中、日两国军队的武装冲突决不会发生。然而，华北日军指挥机关仅根据一个电话报告，未予调查核实，即通过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与华北冀察当局进行交涉，横蛮无理地宣称：顷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结果失落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兵”⁽²¹⁾，中方如不允许，（日方）即将以武力强行进城⁽²²⁾。中国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接到报告后，为弄清事实真相，立即派河北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林耕宇等去北平日本特务机关交涉，并与日方人员连夜去现场调查。此时松井已接到失踪士兵归队的报告，但仍无理要求待查清士兵失踪原因后再进行谈判。而丰台日军正进行发动攻击的准备。在此情况下，所谓调查、谈判云云，不过是为日军即将发动的军事进攻作掩护而已。

7月8日凌晨，日军从东、东南、东北三面包围宛平城。4时20分，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下令开始战斗⁽²³⁾。5时左右，日军步兵、炮兵率先向驻龙王庙及卢沟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发起猛攻。对于日军的无理挑衅，在卢沟桥一线的中国驻军没有退让。他们受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决心誓死捍卫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第二十九军顽强奋战，吉星文团所部一排全排壮烈牺牲⁽²⁴⁾，铁路桥东端终被日军占领。与此同时，日军另一部则由龙王庙渡永定河，企图进袭长辛店，第二十九军毅然抵抗。此后，日军仍攻势不断。8日下午3时许，日军开始炮轰宛平城，第二十九军所部予以还击，双方展开炮战。当日晚，日军一部突过永定河，进占铁路桥墩以西地区。面对日军进攻，第二十九军坚守阵地。9日，吉星文率部开始反攻，一举击败日军并击毙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把日军赶至永定河东岸。此后，日军改变策略，他们一面抓紧部署新的进攻，同时又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当日十时半起，中日双方部队向永定河东西岸后撤，等候谈判解决⁽²⁵⁾。

华北地方当局与日方的最初会谈还是有结果的，这就是9日秦德纯与松井久太郎达成的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双方军队各撤回原防地（日方坚持要求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防由冀北保安队担任⁽²⁶⁾。但是，在事变现场的日军于7月10日夜间袭击中方，占领了龙王庙，次日第二十九军反击收回了失地。

中、日两军在卢沟桥一带发生冲突的消息，引起了日本军方和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与华北相邻的关东军最先做出反应，于8日早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付方案。关东军认为，与苏联在乾岔子岛冲突的事件刚达成协议，估计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应借此机会，对冀察给予一击。同时主动向参谋本部请战，称二个独立混成旅团的主力和空军之一部已作好立即出动的准备。侵朝日军与关东军一样，也向中央报告，“鉴于华北事件的爆发，已以第二十师团之一部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²⁷⁾。另外，7月8日清晨4时25分，华北日军向东京陆军中央部发出一份至急电报，报告丰台驻屯军一部在夜间演习中，“因受中国军队不法射击，立即进入敌对状态”的情况。9时10分，又发出第二份电报，宣称：“我军于5时30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²⁸⁾得到上述消息之后，日本陆军中央内部就有人主张乘此机会，“依靠行使武力，把郁结的华北悬案一举解决”⁽²⁹⁾。还有人主张，组织一支由几个师团为基干的部队开赴华北，平定华北地区，进而占领整个中国。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等人则不赞成这一观点，认为对华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必须推迟发动。石原曾是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西安事变后又到中国内地考察，看到了中国民族团结的力量，因而竭力主张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在取得对中、苏两国的优势之后，再实行称霸东亚的国策。在此之前，尽量避免小的冲突，以免影响整个战略目标之实施。在石原的要求下，8日晚上，以日本陆军总参谋长名义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发出了“为了防止事件扩大，要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的临命第四〇〇号指令⁽³⁰⁾。第二天又发出一项具体指示，以“撤退卢沟桥左岸中国驻军；对将来作出保证；处罚直接负责人；赔罪”等四项条件为解决事变的基础，在处理中避免触及政治问题⁽³¹⁾。

应当指出，日本军方的所谓“不扩大方针”，实质是以中国军队单方面的退让与妥协为前提的，而不是出于真正的“不扩大”事态、避免战争的考虑。但即便如此，在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不扩大指令的同时，陆军大臣杉山元也下令京都以西各师团的老兵延期复员，这样可以增加四万现役军人，以供扩大对华战争之需⁽³²⁾。陆军省军务局也抓紧与参谋本部作战课磋商，研究向华北增兵问题。对华采取军事上强硬立场的主张迅速高涨。7月9日上午，日本内阁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处理华北问题的对策，决定了“不扩大事件”，“到有危险时再采取适当措施”的敷衍方针⁽³³⁾。而7月10日，日本陆军拟就了一份派兵方案，身为作战部长的石原也表示赞同，他对于迅即抛却“不扩大方针”有如下的辩解：“如果沿着不扩大主义走下去，岂不应该停止动员吗？这是一般的想法。……其实，所谓不扩大方针是政治上的希望，而在现在因为有战斗行动，所以通常就要考虑到动员的必要。”⁽³⁴⁾

7月11日上午，日本内阁召集五相会议，就派兵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下午马上召集内阁会议，对派兵等问题做出正式决定。首先，将卢沟桥事件正式定名为“华北事变”。同时，对事件做出五项处理决定，主要内容是：派遣五个师团的兵力去华北，先派朝鲜、满洲两个师团，国内三个师团准备动员；派兵之目的是显示威力，达到中国军队赔罪与对将来作出保证；不答应要求时给予打击；坚持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方针⁽³⁵⁾。上述决定报请天皇批准后，当晚6时24分，以日本政府的名义公开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声称“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增兵华北”⁽³⁶⁾，公然对中国政府进行武力威胁。

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出兵华北，是在全面侵华的道路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7月11日晚上，参谋总长分别下达调兵命令，限令关东军的二个独立混成旅团于12日、13日出发，于17日和19日在北平近郊的顺义、高丽营结集；驻朝鲜的第20师团于13日开始紧急动员，17日乘火车去华北，18日达到天津、唐山、山海关一带集结；关东军的一个航空团于12日集结于天津⁽³⁷⁾。为加强现地指挥力量，又任命对华持强硬态度的原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于12日下午飞到天津，连夜拟订出一份入侵华北的方案，13日一早电告东京，请求批准⁽³⁸⁾。

日本内阁的决定和出兵声明，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正式作出的第一个侵华方案，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日本要强占中国华北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以虚伪的言词掩盖了扩大侵略的企图，在文件中多次使用“不扩大”、“现地解决”的词句。此后一段时间，日本军政当局一面抓紧部署对平津地区的军事入侵，一面继续高唱不扩大的调子。

中国政府方面最初得悉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并没有采取重大的外交措施。7月8日，仅由外交部亚洲司日苏科长董道宁在会见日本副武官大城户时指出，卢沟桥事件责任不在中方，要求从速向日本参谋本部及陆军省报告，转令华北驻屯军迅即停止军事行动。大城户表示此系一小冲突，决不至将事态扩大，并承诺向东京方面报告⁽³⁹⁾。当时，在军事应对方面，南京当局还是较重视的。蒋介石于7月8日获悉卢沟桥发生事变后，当即命令冀察当局固守宛平城，全体动员以备战事扩大⁽⁴⁰⁾；同时又电令正在山东乐陵的宋哲元速返保定指挥。当日，蒋介石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转示参谋总长程潜，即刻准备增援华北，同时电令兰封绥靖主任刘峙调派一师开赴黄河以北，庞炳勋部则由正太路方面开赴石家庄策应⁽⁴¹⁾。7月9日，蒋介石又令平汉路孙连仲第26路军两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并于当日电召正在四川主持整军会议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回南京部署应战准备⁽⁴²⁾。10日，蒋介石又两次复电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一面命其“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一面示意可在不丧失丝毫主权的原则下与日方进行谈判周旋⁽⁴³⁾。12日，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会议决定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向宋哲元传达蒋介石“不挑战、必抗战”的指示，即可以忍耐缓兵，但“仍须作全般之准备”，“卢沟桥、宛平城不可放弃”⁽⁴⁴⁾。可以说，当时中国政府处理卢沟桥事变的立场，是让宋哲元为代表的华北地方当局在备战守土的前提下，在现地与日方周旋。

在发生事变的现地，日本方面不断向第二十九军和冀察当局施加压力。7月10日，日本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代表张自忠提出：向日军道歉、处分肇事者、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附近、彻底取缔抗日团体等要求⁽⁴⁵⁾。次日晚上，双方签署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即“秦德纯、松井协定”）：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声明向日军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今后再惹起类似事件；二、中国军队和丰台驻屯的日军过于接近，容易惹起事件，因此卢沟桥城周围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三、对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各抗日团体，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⁴⁶⁾。仅从该《现地协定》内容来看，冀察当局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对日方的无理要求极度忍让，并作出了很大的妥协，且事先并没有把《现地协定》的内容报告南京当局并征得同意。如果联系到签署该《现地协定》的同一时间，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出兵华北并且下发了调兵令，那么《现地协定》的交涉与签署，只能起到麻痹中方的作用，而绝不可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

7月12日，宋哲元命令二十九军，为履行11日《现地协定》由中国方面首先撤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抵抗⁽⁴⁷⁾。7月14日，宋哲元本人以其代表张自忠等人，就处分事变责任者、道歉、北平城内治安维持等问题，分别与日本驻屯军方面进行了交涉。而南京当局则颇为担心宋哲元的一味妥协退让。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指示仍应从速进驻保定，不宜驻津；并电令北平市长秦德纯，勿中日军缓兵之计⁽⁴⁸⁾。7月13日，蒋介石复电示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要宋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⁴⁹⁾。7月14日，蒋介石回复宋哲元关于应否放弃天津的请示电，指出天津绝对不可放弃，务望从速集结兵力应战⁽⁵⁰⁾。

就在中、日双方在事变现地不断交涉的时候，在东京的日本军部认为中方在拖延的同时向华北调遣兵力，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对中方施加新的压力，遂于7月16日决定：限定7月19日必须由宋哲元正式道歉，处罚责任者，包括罢免冯治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在7月11日提出的解决条件上，改为由宋哲元签字。如在限期内不履行日方要求，即停止现地交涉，讨伐二十九军，并立即将需要之国内部队，派往华北。在期限满了后，即使中国方面对上述要求事项的态度有所软化，也要使二十九军退出永定河右岸地区⁽⁵¹⁾。也是在7月16日当天，日本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在酒井镐次少将率领下到达密云；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集结于天津；第二十师团从日本国内出发运往华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已经向全面侵华的目标推进。

第三节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国民党决定实现抗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从对立走向和解与合作，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也趋于强硬，对于日本的步步进逼已经不再轻言退让。到了卢沟桥事变前夕，蒋介石认识到：“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决心，而后可以免战，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的。”⁽⁵²⁾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初始，华北的局势尚不明朗，蒋介石正在庐山牯岭。7月8日接到事变的报告后，蒋介石曾做出如下的判断：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⁵³⁾。蒋介石当日即电示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⁵⁴⁾另外，蒋介石决定动员中央直属部队六师北上赴援，9日至12日该六师中央军停驻于河南边境，向日方示以“不避战事”之决心，甚至已经“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另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进行交涉，试图把华北的军事冲突控制在局部范围内加以解决，“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⁵⁵⁾。当时蒋介石决定中央军北调且进入河北省境内，更多的是让各方面认识到南京政府不会在军事上作出让步的决心，尤其是希望能够阻遏日军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为应付事态扩大，南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备战措施。7月11日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部召集各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就卢沟桥事件举行第一次会报，决定使一切军事准备由平时进入战时状态，并详细拟订作战方案⁽⁵⁶⁾。7月12日晚召开的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进一步讨论了“部队准备案”，其第十条明确规定：“必要时令第三者出绥东侵内蒙，以扰敌之侧背。”⁽⁵⁷⁾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适值国民党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诸多高层官员和上层知识精英对中日间新的军事冲突十分关注。如陈布雷7月11日的日记记载：“十一时到官邸，闻北事消息极恶劣，与辞修等谈极愤慨。”次日的日记：“日方企图扩大之消息继续传来，令人忧愤不止。”7月13日的日记：“日军侵略益露骨，季鸾来谈，深以发动全面战为不可免。”⁽⁵⁸⁾当时刚上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周佛海在日记中也写到：“闻北方当局对日有屈服消息，以后恐对外问题演成对内问题，中央应付更不易，思之怅然。”⁽⁵⁹⁾可见，当时普遍认为这一次中日战事势将扩大。另一方面，中日在军事行动之外的较量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并且引起国民政府内部的分歧。7月11日，在南京的日本使馆参赞日高向中国外交部发出威胁意味十足的声明：中国中央当局如动员部队，“日方必下最大决心”。与此相应，7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从蒋介石电话中得知中央军已开入河北后，“甚慌张”。不过，当时包括蒋介石在内，都愿意接受西方国家出面调停中日冲突。7月14日，王世杰曾要求中英庚款理事会理事杭立武以私人名义向英国驻华使馆表示，希望英国出面调停。7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在南京向王宠惠提出调解的意见，并问中方是否愿意事态扩大。蒋介石得悉之后，即表示：中国绝对的只谋自卫，不愿扩大，并愿接受英方斡旋⁽⁶⁰⁾。

然而，日方却步步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7月17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持一通告往递军政部长何应钦，意谓中国中央军队若违反1935年夏季的“何梅协定”，而遣送军队及空军入河北时，日方将采取断然处置，其责应由中国负之。同日，日本使馆代办日高向中国外交部递交备忘录，要求：“（一）中国停止挑战之言动；（二）不妨碍日方与冀察地方当局商定解决办法之实行。”⁽⁶¹⁾当时行政院在南京举行会议，商议如何答复日方之要求，外交部长王宠惠倾向对日方迁让，并派高宗武赴牯岭向蒋介石报告⁽⁶²⁾。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就是在此背景下作出的。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央认定卢沟桥事件，为中日交涉的最后问题，要和日本作最后的解决。……我们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他表示中国“并不是求战，而是应战”；提出了对日交涉的三点“最低限度”：一、“决不能再订第二个塘沽协定”；二、“绝对不能容许”“在北平造成第二个伪组织，使华北脱离中央”；三、“日本不能要求撤换”华北地方官吏。此后，为了因应时局发展，7月19日蒋介石向外界公开发表了对待卢沟桥事变的声明，明确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最低限度的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蒋介石最后明确指出：“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⁶³⁾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国民政府领导人首次公开发表的声明，其立场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但为捍卫领土主权不惜抗战和牺牲。

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最后关头”的演说公开发表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喜多对敬之谈话与高宗武之报告后，决定发表告国民书。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此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应战宣言即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⁶⁴⁾这表明，当时蒋介石确实考虑不惜与日本的侵略进行军事抗争。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做演讲和随即公开对卢沟桥事变的声明，的确极大振奋了包括国民党政权中有识之士在内的全国的爱国民意，但还不足以统一体制内的思想主张。日方在华北扩大军事冲突，调集重兵强占平津，这对中国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战乎？和乎？当时，部分高官以及与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的若干知识精英，对于中、日一旦发生大战后的结局颇为担忧。如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曾“再三以战争为虑，倾向退让”，提出不妨把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南调保定⁽⁶⁵⁾；实业部长吴鼎昌散布“战必败、不战必大乱”的观点；胡适则与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胡适还向蒋介石面交了关于和议的书面主张⁽⁶⁶⁾。政治与知识精英的畏战求和观点有着社会的基础。如上海的英国商会与新闻界领袖曾托话给王世杰：如英国政府正式调停，以承认伪满与平津不驻兵为解决条件，中央政府愿商量否？对此，王世杰认为：如英、法等国不能出任保证及制裁之责任，则中央政府断不能接受此款解决办法。而蒋介石对于胡适所提和议意见，认为军心摇动极可悲，不可由彼（蒋）呼吁和议，亦不可变更应战之原议，但蒋同意王宠惠以外长资格仍与日本外交官周旋⁽⁶⁷⁾。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调中央军北上的措施，目的是想以此来提醒日方，中方已有充分的战备措施，企盼达到不战、免战而维持现状。随着日本在军事与外交双重施加压力，中国政府与知识精英中的畏战悲观情绪、寄望外来调停的幻想一度颇为严重。蒋介石本人虽然也有过类似的免战企盼，不反对外来的调停，但在7月17日的庐山谈话和19日的声明中，蒋介石十分明确地宣示了领土主权不能退让、不求战而准备应战的立场。这是国民党走向抗日的重要步骤，但是还不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经从整体上作出应战的决策，必须通过当时中央决策体制的实际运作，才能克复高层与知识精英的惧战希和的主张，真正迈出抗战的步伐。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卢沟桥事变的原则立场之后，华北地方当局曾向南京报告与日军达成的协商结果。对此，南京方面在不松懈战备的同时，一度认为局势有缓解的可能，“以后当注重撤兵与交涉问题”⁽⁶⁸⁾。然而，数日内华北局势急转直下，日本大举调兵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蒋介石意识到作出抗战决策的时机业已迫近，准备承担起领导抗战的最高责任，并考虑了由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宣言的时机⁽⁶⁹⁾。7月底平津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国民党高层一致认识到中、日两国间的全面冲突已经迫近，一场大战不可避免。除了走向抗战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那么，国民党具体是在什么时间以及如何做出军事抵抗即抗战的决策的呢？

8月初，国民党中央“为应付非常时期工作起见，经决定由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组织联合办公厅，所有对于下级党部之指导与内部工作之规划，随时会商办理”⁽⁷⁰⁾。这意味着抗战的决策呼之欲出。

根据蒋介石本人的日记，抗战的决策是在1937年8月7日作出的：“晚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午夜始散，决定主战。”⁽⁷¹⁾

同一天，王世杰日记有较具体的记载：“今日上下午均开国防会议，军事各部会长官及由外省应召来京之将领阎锡山、白崇禧、余汉谋、何键、刘湘等均参加。中央常务委员及行政院各部部长于晚间该会开‘大计讨论’会议时亦出席。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惟一面仍令外交部长相机交涉。”⁽⁷²⁾

铁道部长张嘉璈在当天的日记里，则记下了更多的与会者的姓名，以及发言内容：上午八时在国府大礼堂开国防会议，出席者除蒋介石外，有汪精卫、张群、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唐生智、吴鼎昌、俞飞鹏、钱昌照、俞大维、周至柔、钱大钧、陈绍宽等，以及白崇禧、何键、何成濬、黄绍竑、熊式辉、余汉谋、秦德纯、朱绍良、王宠惠、邹琳；当天“晚在励志社与中政会开联席会议，除上午到会会员外，加林主席、张继（监察院）、四院院长及叶楚伧、陈立夫、蒋内政部长、王教育部长等”。“先由主席令何部长报告卢沟桥事变之经过及其措置，军委会徐厅长报告军事准备（甲、敌我之态势　乙、战斗系列　丙、集中情形），次讨论大计”。张嘉璈日记中对蒋介石的讲话记述最详：“此次战事关系国家生死存亡，胜则复兴，败则数十年或一百年不能恢复，希望大家去成见，平心发表意见，迨决定后则不问胜负，义无反顾。”“敌军力比我强，经济力未必一定比我强，外交孤立，德亦未必为日助。但俄国此时不遑与日作战，英安定欧洲之不遑，无力顾及东方，美则向来取独立行动，故我方亦无实在援助。有一二学者说如能保持数十年和平，即以承认放弃满洲亦所不惜。果如是何尝不可，但恐不可得。且以为今日中日之战，非以国与国战相论，乃以革命政府与某一国之战，自问革命政府无与中国可敌者。”张嘉璈日记中还有汪精卫等数人的发言要点，如汪精卫：“先述九一八后日日所希望之全国一致之会议，今始得实现，亦可稍慰。敌人虽无止境，仍视我之抵抗力为转移，准备虽为敌人所不许，然战争仍可进行准备，且更加强。”张继：“应断绝国交，明白表示态度。”林森：“从前说抵抗，此须进一步说应战，来则应之，应否宣战或断绝国交，视对方情形而定。”阎锡山：“我们须有战之决心为后盾，但备战时须有最大之努力，一面估计本身力量。中央与地方力量须打成一片。至友邦关系亦不能不顾及。”刘湘：“条件至不能承受唯有战，力虽不能相敌，然精神作用亦是要素。须使战事延长以待变化，更须运用战略。”程潜：“对敌须运用，彼速则此缓，彼退则此进。”张嘉璈还记载了会议表决蒋介石提议的情况：“蒋先生结论：战争是最后的决心，我方方针照原定方针进行，进退迟速之间由中央作主，何时战亦由中央决定，各省与中央取一致进行，无异言异心。”“全体起立赞成前项决议，十一时半散会。”⁽⁷³⁾根据所记，蒋介石的主战态度很明确，且能够引领其他与会者的表态，较顺利地通过了抗战决策。

随着抗战决策的通过，国民党当局在战时体制的构建上有了较大的进展。

8月11日，国民党中政会开会，决定设陆海空军大本营，由大元帅代表国民政府主席行使统帅海、陆、空军之权；另置国防最高会议，并下设国防参议会，以容纳党外抗日分子⁽⁷⁴⁾。8月12日，国民党中常会开秘密会议，决定自该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并通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关于推定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的提议，还正式通过了中政会关于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的决议，原由五届二中全会决议设立之国防会议和五届三中全会决议设立之国防委员会，均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撤销⁽⁷⁵⁾。国民党中政会提出并由中常会通过的《国防最高会议条例》共11条，其中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国防最高会议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副主席”。这实际上指定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其委员由五个方面的官员担任：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各部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二、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三、行政院秘书长，内政、外交、财政、交通、铁道、实业、教育各部部长；四、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参谋本部总长，军政部、海军部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五、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主席得在上述委员中指定九人为常务委员。这些成员，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物。国防最高会议的职权为：“一、国防方针之决定；二、国防经费之决定；三、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四、其他与国防有关事项之决定。”另外，还授予蒋介石紧急命令权：“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国防最高会议还设置国防参议会，由主席指定或聘任若干人充任⁽⁷⁶⁾。国防最高会议“主要沿袭国防委员会，是抗战之初结合党政军权的全国国防最高统一指挥机构”⁽⁷⁷⁾。国防最高会议有权统辖军事、外交、财政、经济、交通、实业各方面的事务，并且明确由蒋介石执掌最高、最终的决策权。这一机关的设立，表明国民党的最高决策体制开始向战时体制转变，国民党已经决定实施抗战。

第四节　“八一三”事变和国民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宣言

日本政府向华北派遣重兵，强行侵占北平和天津后，一面继续部署兵力，扩大对华北的侵略，同时又在上海点起战火。这是它在侵华战争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当时的上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从政治上看，沪宁地区是国民政府政治活动中心，上海是首都南京的一道屏障。从对外关系上看，上海租界林立，西方国家各种驻华机构大都集中于此。从经济上看，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金融中心，以及远东闻名的贸易港口。日本把上海作为新的入侵目标，是其侵华战争进一步走向扩大的明显标志。

日本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由日本海军一手挑起，这是日本陆海军联合侵华的开始。日本的陆军与海军，虽由于利益不均而时常发生矛盾，但在对外侵略方面却始终目标一致，互相配合。日本前外相重光葵曾指出：在对华侵略方面，“陆军的态势是北进，海军的态势是南进”，因此，进入30年代以后，“在北方由陆军之手挑起事端的话，在上海一定由海军之手挑起什么事来”⁽⁷⁸⁾。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陆军把苏联作为假想敌人，大力扩军备战，军费开支急遽膨胀；海军不甘落后，从日本退出裁军条约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建造军舰，以同陆军保持均势。陆、海军统帅部各有一套独立的机构，不受内阁管辖，连海外派遣机关也不例外。他们每年制定一套对假想敌国的作战计划，经天皇批准后即着手准备。早在1936年订立下年度对华作战计划时，海军即要求将“出兵上海”列入陆军计划之内，理由是，“在日华冲突的情况下，仅仅出兵华北是不充分的，在上海也必须出兵”⁽⁷⁹⁾。陆军原先不同意这一意见，由于海军的坚持以及考虑到对华侵略必须得到海军的支持，于是答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陆军必须出兵”，并将两个战时编制的师团派往上海，以保护当地日本侨民⁽⁸⁰⁾。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海军中央部分析了各种形势，认为这次事件波及全中国的可能性很大，于是马上采取对应措施：首先命令在台湾进行陆、海军合作演习的第三舰队终止演习，返回原来的警备地区；接着又向全国海军部队发出备战电报；军令部亦很快决定了“用兵方针”。该方针是为可能发生全面战争而准备的，其中指出：“鉴于在中国一旦发生局部事件常会波及到全国之实态，作为海军，主要任务是预备在波及到全中国各地时，保护我们的权益和在华的侨民。”为此，作出三项用兵准备：一、配备承担保护运输的直接协助陆军之兵力；二、配备预防青岛方面事态恶化的兵力；三、配备在华中、华南事态恶化的兵力⁽⁸¹⁾。在积极备战的同时，7月11日，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经过协商，签订了有关华北作战的《陆海军协定》和《陆海军航空协定》。两个协定虽为华北作战而制定，但具体内容包含了华中和华南方面。其中规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保护在青岛、上海附近的侨民”，“陆海军协调作战”。对于作战任务之分担与兵力配备，协定规定：对于华北作战，由陆军担当，海军在海上护送与配合；对华中与华南方面，主要由海军担任警戒，在情况恶化时为保护侨民，陆军向青岛及上海附近派兵，预定由国内调派二个师团，陆海军协同作战。在航空方面，以陆军为主力，消灭华北地区敌方航空势力，必要时由海军航空力量协助；华中、华南地区敌方航空势力以海军为主将其消灭，陆军为自卫而进行航空作战⁽⁸²⁾。海军方面主动与陆军签订上述协定，主要是为在中国南方发动战争做准备。

控制上海，是日本海军的既定目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它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上海。7月16日，驻上海的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向海军军令部报告：“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着。”因而提请政府在上海方面也发动战争⁽⁸³⁾。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寻找挑起事端的藉口。7月24日，驻屯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宣称，“队员宫崎贞雄在四川路与狄思威路口被中国人带走”，要求上海市政府及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同时又派陆战队士兵在闸北一带实施戒严。为防不测，中国驻守上海的保安队也加强了戒备⁽⁸⁴⁾。双方连续对峙了三天，上海的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正当双方冲突一触即发之际，7月27日，中国船民在距上海300公里之遥的镇江附近的长江里救起一名将要溺毙的外国人，后查明就是那个“被中国人带走”的日本兵。据宫崎自述：“因为违反军纪去娼寮游荡，过后恐怕要受处罚，就潜登日本轮船溯江而上，途中投水自尽，未能死成。”⁽⁸⁵⁾失去继续挑衅的藉口以后，日军的气焰才有所收敛。

当日本陆军在平津地区部署完毕，准备发动全面攻击时，日本海军也要在上海动手了。7月27日，日本陆军向海军通报，决定向平津两市发起攻击，海军军令部次长嶋田立即表示：“今后陆海两军统帅部应更密切地合作。”次日，在陆军参谋本部兼职的海军军令部高级参谋横井忠雄大佐，向上司提出一项建议，认为这次出兵华北，转变为对华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大，为消除日中邦交的癌症，猛烈促使中国政府反省，必须下决心给予一次痛击。“如果让战争缓慢转变，使战局延长的话，会产生各种内外困难，事态变得不容易收拾。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尽力在短期内使中国丧失战斗意志，迅速结束战争”。“根据目前情况，单凭武力作战要让中国屈服，尚需要相当时日。最好的办法是在行使武力的同时，造成中国的财政混乱”⁽⁸⁶⁾。横井的意见，当时代表了海军内部多数人的意见。很清楚，他们是要尽早对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发动攻击。

8月初，日本政府下令，将长江沿岸城市的日本侨民向上海撤退。8月6日，海军又下令在上海的日侨全部撤退至日本租界。撤退在华侨民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这直接关系到日本海军的面子。这次海军主动采取这一措施，说明其内部早有安排，这是即将要在上海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信号。同一天，军令部向海军省提出：“为保护青岛及上海侨民的生命财产，请内阁尽快批准，立即派遣所需的陆军兵力。”⁽⁸⁷⁾

正当日本海军中央部迫不及待要求向上海增派陆军兵力之际，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已开始向中国方面挑衅。8月9日，最后一批日侨撤退到上海，日本海军的后顾之忧已告解除。当晚5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与一等水兵斋藤驾驶汽车，强闯上海西郊的虹桥飞机场，并开枪打死一名劝阻的保安队员。中国保安队当即开枪还击，将两人击毙。这就是“虹桥机场事件”。事发后，上海市政府于当晚通知日方，共同派员去现场勘验，并由日方运回尸骸。对此事件，中国方面由上海市长俞鸿钧通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约定通过外交方式予以处理。但日本以“大山事件”为藉口，蓄意扩大事态。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声称，所以发生事件，“是因为中国方面的战备超出了必要的程度，要求首先立即撤退保安队以及撤除停战协定地区内的军事设施，并暂时保留提出正式的解决条件”⁽⁸⁸⁾。同时立即进行作战部署，从长江到黄浦江排列战舰30余艘，又从日本佐世保等地调来海军陆战队士兵3000余人。冈本总领事亦向俞鸿钧市长提出：“撤退保安队”与“所有保安队之防御工事应拆除”二项为解决事件的先决条件。俞鸿钧答复称：中方“已自动令饬保安队步哨之贴近日侨居住区域者一律离开”，但冈本继而要求双方派员决定保安队撤退之距离。俞鸿钧驳称，上海系中国土地，“无所谓撤退，更无所谓距离”⁽⁸⁹⁾。自《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以来，上海市内已不驻扎中国的正规军队，仅有保安团、警察总队等少数维持社会治安的武装力量。为维持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稳定，当然不能再撤走治安人员而使上海处于无警察的状态，所以俞鸿钧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

日本海军中央部接到有关报告，一面要求陆军立即出兵上海，一面指示驻沪海军继续向中方提出要求事项。并特别提醒，在外交交涉时要谨慎从事，因为“事态之解决，终究只能依靠武力，然而陆军派兵需要相当时日”，在陆军派兵的情况下，必须在动员后的20天才能发动攻击，所以目前要回避开战⁽⁹⁰⁾。这样，日本海军开始演出上海版的卢沟桥事变。

8月10日，日本内阁确认了就地保护上海侨民的方针，并批准了准备派遣陆军部队的提案。海军内部不像陆军那样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因而对华强硬论就成为制定各种侵略方案的基础。他们把处理这个事件提到与日本前途相关的高度，耸人听闻地宣称：如稍有迟缓，“失去对策机宜，就会使我国作为东亚安定势力的地位有名无实，帝国的国威国权只能白白委之泥土”⁽⁹¹⁾。翌日，海军军令部举行首脑会议，确定了事件处理方针，认为“大山事件发生之原因，是由于上海附近保安队军事力量之增强”，“如果采取中国方面能够容忍的温和解决的话，必留下祸根，贻误将来，维护上海侨民的权益，将越来越困难。限于不从上海全面退却，在近期里再次行使我们的实力，必须促其反省的时机到来了”。“且目下进行的外交交涉，前途遥远，徒费时日，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必后悔莫及”⁽⁹²⁾。在这些激进主张的推动下，海军省部首脑经过会商，认为目前已到派遣陆军的时机，决定立即提交内阁讨论。

日本陆军也支持出兵上海的提案。8月12日，陆军参谋本部拟出派兵纲要，决定立即向上海派遣两个师团，组成一个军；8月15日开始动员。陆军省军事课又对上述纲要作了补充，要求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和军事元老会议，从全局出发，确定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同时要使陆、海两军不仅在战役范围内协作，还必须站在处理事变的全局上互相配合。陆军的支持，进一步助长了海军的气焰。应米内海相的请求，日本内阁于当晚召开四相会议，通过了陆军的派兵方案，决定交第二天上午的内阁会议正式决定⁽⁹³⁾。陆海军统帅部则连夜会商，研究出兵上海的具体问题。陆军方面明确表示：“最初海军是持援助陆军大陆政策的态度，时至今日，陆军也好，海军也好，必须站在同一立场上考虑问题”；对中国之膺惩，必须用尽各种手段，包括“彻底轰炸城市，使用化学武器”；为能够自由运用上述各种手段，需要正式宣战⁽⁹⁴⁾。在日本军政最高当局层面，充斥着军国主义的嚣张狂妄。

实际上，日本陆军对侵略上海也早有准备，他们事先派遣间谍刺探上海与南京等地的军事、经济情报，编撰了《上海及南京附近军用地志概要》、《上海市资源调查》等资料，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侵略上海的作战预案。其方针是：“以一个精锐的兵团在浏河镇一带登陆，派主力在吴淞方面登陆，击破阻击之敌后，占领上海及该地北方的重要阵线。”具体要点是：主力在浏河、吴淞登陆，歼灭上海周围之敌，并希望得到海军陆战队的掩护；如有需要，攻击黄浦江上游，切断沪杭铁路；击破正面敌人后，占领上海及其北侧重要阵地，掩护租界；以一部兵力在租界内登陆，增援海军陆战队。登陆后，迅速占领上海附近的机场，并加以扩充⁽⁹⁵⁾。这些方案，在日本陆军决定出兵上海后，被参谋本部列为必读的参考资料。

日本内阁四相会议的派兵决定以及陆军全力支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上海，正同中国保安队紧张对峙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顿时感到有了依靠，于是不待陆军援兵到达，即于13日上午向中国军队挑衅，制造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来的第二次上海事变。

与此同时，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就派兵问题作出了决定，会后由内阁官房长官以谈话形式发表一项声明，宣称：“今日内阁会议就适应一旦有所变化的当前紧急事态采取之措施，进行了种种协商。该方面形势之恶化，责任完全在于中国方面。在此情况下，政府为在该方面使中国方面放弃挑战态度、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除对中国政府进行严厉交涉外，已对保护侨民问题采取万全措施。”⁽⁹⁶⁾次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继续在上海市区同中国驻军展开激烈战斗，中日双方都出动飞机协助攻击。中国空军轰炸了侵入黄浦江的日本军舰。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的飞机则分别从“加贺”号航空母舰以及长崎、台北基地出发，轰炸了南京、南昌、杭州、广德等中国空军的机场。当天下午，日本海军发表声明，称“此前帝国海军曾一忍再忍，今则不得不采取必要而有效的一切手段”。当天傍晚，又向在上海的第三舰队下令：“除原任务外，要与派遣军协同，确保必要地区，消灭该方面的敌陆军及在华中的敌航空兵力；同时要控制必要的海面，必要时应击灭敌舰艇。”⁽⁹⁷⁾

8月14日晚上，日本政府再次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审议由陆军提出的表示政府决心的声明草案。阁员们因不了解军队的意图，提出了各种意见。陆军大臣杉山元代表军方作了回答。对于已决定向上海派兵，最后如不需要时该怎么办的提问，杉山回答：“在目前危急的情况下，不作那样的考虑。如果不需要援兵，希望转用到华北，华北是决不会安定的。”对于战争继续扩大，是否算全面战争，战争的目的何在，是否要推翻南京政府，是否要改变事变名称等重大问题，杉山虽表示继续坚持不扩大方针，但已作了明确的暗示：“把战争目的定为改变南京政府（原注：打倒南京政府之意）是个重大问题。没有考虑事变向全面战争转化。尤其是把作战目标定在什么地方，这是统帅上的问题”；“对于更改事变的称呼，必须意见一致”⁽⁹⁸⁾。其意思十分明显，军方对于推翻中国政府之事，正在考虑之中，只要内阁的意见一致，马上可以成为政府的决策。

第二天，日本政府为表明出兵上海的态度，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除开颠倒近几年中日关系的事实，重弹卢沟桥事变以来各项声明中的老调之外，明确宣称，这次采取断然措施，“膺惩中国军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之目的，是“根绝在中国的抗日排外活动，铲除如发生今次事变那样不祥事件之根源，并举日、满、华三国融和提携之实”⁽⁹⁹⁾。卢沟桥事变刚发生时，日本政府在7月11日的声明宣称：“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¹⁰⁰⁾。至7月27日，仍在声明中宣称：“切望今天依然由于中国的反省，把局面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看到迅速地、圆满地解决”⁽¹⁰¹⁾。那两次声明都没有放弃“不扩大”，“现地解决”之口号。而这次《声明》只字不提“不扩大”，并把全面地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作为出兵上海的基本目标。这表明，日本政府把战火延烧到上海之后，实际上已放弃不扩大方针，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

正当南京国民政府抓紧部署全面抗战之际，上海日军于8月13日向中国驻军发起了攻击。蒋介石于当天深夜向淞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下达发动总攻击的命令，要求“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¹⁰²⁾。次日即8月14日上午，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霞谷寺抗敌及革命阵亡将士墓堂前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报告了战事情形，会议作出如下决定：“外侮虽告急迫，政府仍应在首都不必迁移”；“此次对日抗战，不采宣战绝交等方式，并由外交部斟酌情形，向国联提请予侵略者以经济制裁”⁽¹⁰³⁾。同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声明书》一开头即表明：“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接着，历数日本的侵略事实，中国政府为和平所作之种种努力。在揭露日本言行不一、横生衅端，一再扩大战域，妄图“实施其传统侵略政策整个之计划”的阴谋之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苟非对于中国怀有野心，实行领土之侵略，则当对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动；如是则中国仍当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¹⁰⁴⁾这份声明虽然没有明言“宣战”，但却是7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对卢沟桥事变的基本立场以来，国民政府对于实施抗战最清楚的昭示，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此后，中国出现了全面抗战的局面。

为了承担起领导抗战的重任，谋求战略与战术之密切配合，国民政府于8月20日设立大本营，以作为对日作战之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以大元帅的身份于当天连续发出多项训令，颁布战争指导、作战指导计划等方案，开始指导全国的抗战。其中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是一个总体指导纲要，该方案第一条首先明确了大元帅的职权：“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之付托，统率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之领土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¹⁰⁵⁾同时拟定了大本营组织系统表：大本营设参谋总长、副参谋长各一员。参谋总长指挥大本营各部，辅助大元帅策划全局；副参谋总长襄助参谋总长指挥幕僚，达成全任务。大本营内设立总机要室及第一至第六部，分别执掌军令、政略、财政金融、经济、宣传、训练等六方面事务，另外还有后方勤务部、管理部及训练总监部等机构⁽¹⁰⁶⁾。

8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公布大本营组织条例，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决议当常务委员会不能按期举行会议时，应提会之案件，由常务委员三人先行批行，报告常会追认。中央政治委员会应提会各案，先由政治委员会主席批行，再报告政治委员会追认⁽¹⁰⁷⁾。起初，还曾考虑在大本营之下设六个部（分司作战、政略、财政金融、经济、宣传、国民指导）⁽¹⁰⁸⁾。据蒋介石日记，在8月下旬已经进一步讨论了大本营组织要领及其发布和地点，“如迁都则应在重庆，大本营则在洛阳，行政院则在衡阳”⁽¹⁰⁹⁾。

大本营为在作战指挥上的方便，根据战略需要设置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部直属大本营，司令长官承大元帅之命，统辖战区内一切军事、政治、党务事宜。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组织系统由大本营统一确定：在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之下，设参谋长、政治部、军法执行部及军政部军需处⁽¹¹⁰⁾。因每个战区所辖部队较多，所以在司令长官部之下，又设数量不等的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承司令长官之命，仅负作战指挥之职。集团军总司令部设正副总司令及参谋长，下辖军二至五个，独立师一至三个⁽¹¹¹⁾。

根据中日两国的军事态势，大本营随即颁布《国军作战指导计划》，根据作战地域设立五个战区：第一战区辖河北及山东北部地区，由大元帅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第二战区辖晋察绥地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第三战区辖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司令长官为冯玉祥，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第四战区辖闽、粤两省，司令长官为何应钦，余汉谋任副司令长官；第五战区辖苏北（长江以北）及山东，司令长官由大元帅蒋介石兼任，韩复榘任副司令长官。在五个战区之外的地区，再设立四个预备军。第一预备军由李宗仁、白崇禧任正副司令长官；第二预备军由刘湘、邓锡侯任正副司令长官；第三预备军由龙云、薛岳任正副司令长官；第四预备军由何成濬、徐源泉任正副司令长官。至于海军和空军各部队，则分别归海空军总司令部管辖，以协助陆军作战。海空军总司令亦直属大元帅指挥。当天任命陈绍宽为海军司令；空军司令由大元帅蒋介石兼任，另任命周至柔为前敌总指挥⁽¹¹²⁾。

大本营在划分作战地域、设置组织系统的时候，同时也给各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直接与华北日军对峙的第一战区，“应即派有力之一部（约两军），近迫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同时抽调在平汉路北端部队（机动性大而富于游击战之经验者）约三师，归第二战区长官指挥，向怀来、万全之线以北转进”。第二战区“为华北惟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第三战区“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第四战区，“对敌海陆军之骚乱，完全战备”。第五战区，主要为应付日军强行登陆作战，根本打破日军登陆之企图。各预备军“除命令所示者外，各依指定之地区，迅速集中完毕后，根据各战区前方会战之经验，各自实施（必要时可与中央各军事学校连络）适当战时之教育，并保有随时应命之机动性”。海军在参与淞沪会战的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以内之敌舰，并绝对防止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空军“应集中主力，协同陆军先歼灭淞沪之敌（以敌舰及炮兵为主要目标），尔后任务另规定”。其他直属各部队，任务与预备军相同⁽¹¹³⁾。从以上安排来看，国民政府已决定动员全国的军队和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以投入这场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

但是很快国民党最高决策者意识到，在军事委员会之外另设实体性的战时军事最高指挥机构并无其必要，最可行的便是“以军委会代大本营”⁽¹¹⁴⁾。于是，在9月1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在报告中提出，此前对大本营的组织过重形式，且现时仍以在表面上避免战争之名为宜，因之决定暂时搁置把大本营实体化，而是把军事委员会适当改组，将拟设置各部置于军事委员会之内⁽¹¹⁵⁾。旋即明确军事委员会设八部及负责人：黄绍竑（作战）、朱绍良（管理）、俞飞鹏（后方勤务）、熊式辉（政略）、吴鼎昌（经济）、陈公博（宣传）、陈立夫（国民指导）、翁文灏（国防工业），以及张群（秘书长）⁽¹¹⁶⁾。此后一直到抗战结束，军事委员会发挥了国民党战时最高军事统帅机构的作用。

————————————————————

(1) 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24页。

(2) ［日］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1》，朝日新闻社1967年版，第369页；《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91页。

(3) ［日］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1》，第413页；《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92—93页。

(4)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93页。

(5) 五相会议：指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的联席会议。另外，四相会议是指前面四位大臣参加的会议。

(6)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344页。

(7) ［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44—345页。

(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77页。

(9)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77—78页。

(10) ［日］原田熊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5卷，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352页。

(11)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原书房1973年版，第76页。

(12)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86—87页。

(13) ［日］《对中国实施的策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60—361页。

(14)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22页。

(1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23页。

(16)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

(17)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23页。

(1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65—66页。

(19) 据［日］《关于卢沟桥事件之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昭和十三年11月），长泽连治于昭和四十五年7月印刷，第13—22页。另参见蔡德全：《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第125期，1998年6月25日，第162-163页。

(20) ［日］《关于卢沟桥事件之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昭和13年11月），长泽连治于昭和四十五年7月印刷，第2页。

(21) 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8页。

(22) 《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上外交部报告卢沟桥冲突情形及交涉尚无结果电》（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122页；载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6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印行，1986年。

(23) 《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章伯锋、庄建平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24) 《抗日战史》（第一册）总论，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5年版，第86页。

(25) 《俞飞鹏关于平津地区中日双方和战情形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34-135页。

(27)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36页。

(2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35页。

(29)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芙蓉书房1981年版，第210页。

(30)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2年版，第193页。《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37页。

(31)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82页。

(32)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212页。

(33)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224页。

(34)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43页。

(35)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201页。

(36)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66页。

(37)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48—149页。

(38)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252页。

(39)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5年版，第219-220页。

(40) 《蒋委员长复示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并动员以备事态扩大电》（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209页。

(4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第32-33页。

(4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35-36页。

(43) 《蒋介石复密电稿》（1937年7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3页。

(44) 《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0页。

(4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41页。

(4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53-154页。

(47) 《秦德纯关于收拾时局方法之提议》，加藤书记官致电广田大臣第四二八号极秘特急电，引自《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第125期，1998年6月25日，第169页。

(4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2页。

(4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3页。

(5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4页。

(5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79-180页。

(52)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53)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54) 《蒋介石致宋哲元电》（1937年7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二），第32页。

(55)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9日、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5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210页。

(57) 《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0页。

(58)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第二册，台北“国史馆”藏，全宗号134，专藏史料0161.40/7540.01—03。辞修，即陈诚，时任军政部次长；季鸾，即张季鸾，《大公报》主编，当时出席庐山谈话会。

(59)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37年7月14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60)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7月13、14、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63—64页。

(61)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7月17、18日，第67—68页。

(6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7月19日，第68—69页。

(63) 刘维开：《蒋中正委员长在庐山谈话会讲话的新资料》，《近代中国》第118期，1997年4月；《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7年7月-12月）》，台湾“国史馆”1987年版，第146-147页。

(64)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6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7月19日，第68页。

(66)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3日，第82—83页。

(67)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4、5、6日，第83—84页。另胡适在7月30日与高宗武等人达成“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打通此路线”的共识后，次日当蒋介石明确“宣言决定作战”后，仍向蒋面谏：“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见于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0页。

(68)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69) “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抗战之国策，须郑重考虑。”（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7日）；“政府应照既定决心，如北平失陷，则宣言自卫与对倭不能片面尽条约之义务。”（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8日）。均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0) 国民党中常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纪录（1937年8月5日），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63页。

(71)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84—85页。

(73) 张嘉璈日记1937年8月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16盒。

(7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速记录（1937年8月1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00.1/234。另参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11日，第86页。

(75) 国民党中常会第五十次会议纪录（1937年8月12日），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67页。

(76) 《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载《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59页。

(77) 王正华：《国防委员会的成立与运作（1933-193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1930年代的中国》（上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78) ［日］重光葵：《昭和之动乱》（上），中央公论社1952年版，第109、174页。

(79) ［日］重光葵：《昭和之动乱》（上），第111页。

(80)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112页。

(81)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141页。

(82)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242—243页。

(83) 《中国现代史大事月表》（1937年7-9月本），转引自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84) 根据1932年5月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地区驻扎与设防，市内仅有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队担任守备。

(85)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11卷，第40页。

(86)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343—344页。

(87)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373页。

(8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89) 《俞鸿钧致军委会等密电》（1937年8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30-331页。

(90) 军令部次长给第三舰队长681号密电（1937年8月10日），转引自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229页。

(91)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377页。

(92)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378页。

(93)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页。

(94)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383页。

(95) 《上海派遣军作战要领案》（1937年），［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二）》，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208页。

(9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页。

(97)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4页。

(98)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386页。

(99) ［日］外务省情报部：《支那事变关系公表集》（第一号），1937年10月出版，第66—67页。

(100)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页。

(101)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387页。

(102) 《蒋介石致张治中电》（1937年8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过程》（二），第169页。

(103)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14日，第88页。

(104) 《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1937年8月14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9页。

(105) 《战争指导方案》（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4页。

(106) 《大本营组织系统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8页。

(107) 《国民党中常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纪录》（1937年8月27日），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69页。

(108) 据熊式辉记载：“（八月）十六日，蒋公受命为海陆空军大元帅，旋即组织海陆空军大本营，组织分为六个部，余时原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受命兼任大本营第五部部长，主管全国总动员业务，卢作孚任副部长，留京服务。”见于洪朝辉编校：《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明镜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109)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26、2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0) 《战区司令长官部组织系统表》，《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92年，第19页。

(111) 《集团军组织系统表》，《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0页。

(112) 《战争指导方案（1937年8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618、620-621页。另见《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42-45页。

(113)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1-42页。

(114)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3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9月1日，第97页。

(116)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9月7日，第100—101页。

第二章　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

第一节　平津抗战

卢沟桥事变是中日两国外交交涉从破裂走向冲突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日军在华北点燃全面侵华的战火时，南京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国家与民族的“最后关头”已经来到了，于是决心走上自卫抗战的道路。卢沟桥畔的枪声，拉开了长达八年的抗战序幕。

早在1935年华北局势日趋紧张之际，南京国民政府一面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同时也开始全面规划国防建设，以准备对日抗战。西安事变以后，参谋本部在《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把准备对日作战作为国防军事的基本方向。该计划对中日军事形势作出评估之后，认为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已为时不远，如日军在华北和东部沿海要地再进犯一步，便为“以局部的战斗以揭开其序幕”。并指出，日军“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¹⁾。基于上述判断，该计划对未来对日作战之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作了基本的规定。其中虽有不少不切实际之处，但已正确提出了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消耗战”的方针。因此，这仍是一份准备实行全国抗战的重要军事战略方案。

在确立对日抗战战略的同时，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也有明显进展。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虽多次制订过国防建设计划，但因受“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制约，大多为纸上谈兵，并无实际效果。1936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较大改变。在武装力量、国防工程和军事后勤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对日抗战，作了军事上与物质上的准备。国防准备的中心是军队建设。经过数年整编，至抗战爆发，陆军已整理和未整理的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及42个独立旅，骑兵10个师及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及20个独立团，共约170万人⁽²⁾。国防工程建设，也建立了以保护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防卫体系，并在华北和东南沿海等地设置了若干防御工事。尽管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准备很不充分，很不完备，而且为时过迟，但应当肯定，这些准备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就1937年初华北的形势看，仍呈现十分复杂的态势。自日本在华北策动“自治”后，当地的中央军和东北军都被迫撤走，平津两市及冀、察两省等广阔地域，只剩第二十九军担任守备任务。该军共辖步兵四个师，骑兵一个师，另有一个特务旅与两个保安旅，总兵力约十万，但武器装备比较落后。该部第三十七师驻北平和保定地区；第三十八师驻天津及廊坊等地区。由于军长宋哲元“一贯抱着与日本人相安无事，维持现状的幻想”，第二十九军在军事上始终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³⁾。而常驻华北的日本中国派遣军自1936年进行扩充之后，实力增强数倍，司令部直辖的第四混成旅团，拥有精良的装备，还配备重炮、装甲车等重型武器。而且经过较长时间的实战演习，备战已很充分。

应当指出，对于冀察地区严重的形势，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抵御日军武装进犯的决心是坚定的。该军官兵曾在长城抗战中痛击日军，而被人民誉为抗战之民族英雄，调防平津地区之后，看到日军的嚣张气焰，早已怒火满腔，抗日卫国的士气颇为高涨。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主持第二十九军日常事务的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不能放弃一寸国土，“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⁴⁾。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北平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发动民众支援第二十九军将士的抗战，这就更坚定了卢沟桥驻军至死不退的抗战决心。战斗开始不久，平汉线的铁路桥及附近的龙王庙等处一度被日军攻占，但当天下午，驻守该地的一一〇旅立即组织力量反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复将铁路桥等处夺回。此后，双方在卢沟桥附近反复展开争夺战。

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出乎日军的意料，使其一举占领宛平城的计划落空，于是他们又改变策略，称失踪的士兵已经找到，向中方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8日深夜，双方商定停战办法三项：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至丰台，中国驻军撤到卢沟桥以西；三、宛平城内防务除原有保安队外，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三百以内⁽⁵⁾。中国驻军开始按照上述办法撤退军队，但日军却反于9日清晨乘机向城内连续发炮轰击。其后，在双方交涉中，日军又多次挑衅，使事态不能平静下来。在与中方交涉的同时，日本不断调动军队前往中国增援，其国内之第五、第十、第十二等师团先后开往华北，驻朝之第二十工兵联队、第二十六炮兵联队及第二十七骑兵联队分批向天津出动。日本朝鲜军、关东军也不断向华北一带输送集结⁽⁶⁾。

南京国民政府密切注视着华北局势的变化。蒋介石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立即电令何应钦返回南京，主持筹划抗战的各项事宜，并电告冀察当局固守宛平城。另外，还通过外交途径，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7月8日下午，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口头提出严重抗议；翌日，外交部次长陈介向日使馆日高参事重申抗议；7月10日，又提出书面抗议，要求日本军队撤回原防，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军政部长何应钦从7月11日开始，每日晚上召集军政部、参谋本部、海军部、军事参议院、军事训练总监部、航空委员会、交通部等军政机关首长参加的高层会议，全面部署与指挥抗战事宜。国民政府对日本进攻的基本态度，是蒋介石提出的“不挑战，必抗战”。“不挑战”，即维持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不做主动攻击；“必抗战”，即在日本破坏这个界限而进攻的情况下，决然起而抗战。对于冀察方面，认为可以通过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之准备，卢沟桥与宛平城不可放弃。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处理的方针是明确的。

然而，直接与华北日军交涉的宋哲元与冀察当局对事变处理的态度比较软弱。他们虽对日军的进攻感到愤慨，但又怕战争扩大会损失兵力与失去地盘，因而力图缩小事态，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宋哲元的部下也“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其地盘”⁽⁷⁾，因而感到十分不安。7月10日，秦德纯向南京发出密电：称“此间形势已趋和缓，倘中央大战准备尚未完成，或恐影响，反致扩大，可否转请暂令准备北上各部，在原防集结待命。”⁽⁸⁾为稳定第二十九军的情绪，蒋介石指示侍从室发出如下复电：“如情况和缓，可饬令停止也。”⁽⁹⁾此时日军正调兵遣将，而大部队尚未到达。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等主张乘此有利时机，向丰台之敌发起反击，但受到军部“只准抵抗，不准出击”命令的阻止⁽¹⁰⁾。失去这一战机之后，第二十九军遂逐步陷于被动的地位。

宋哲元于7月11日由山东返抵天津，他同意中、日双方达成的新方案——《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次日，他又发表谈话称：“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属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属不幸中之大幸。”显示了其认为事件已告解决的乐观情绪⁽¹¹⁾。同日，何应钦密电宋哲元，以天津万分危险为由劝其移驻保定坐镇主持，被宋婉拒⁽¹²⁾。正当宋哲元幻想以某些让步换取和平之时，日本内阁已正式决定向华北派兵。蒋介石接获情报，深知华北事态严重，“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战事）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¹³⁾。7月13日，他亲自致电宋哲元，指出卢沟桥事变必不能和平解决⁽¹⁴⁾。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蒋介石所料，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7月12日到达天津后⁽¹⁵⁾，立即对“必要时一举歼灭二十九军”这一目标做出战略部署。同时，把对中国方面的要求增加到七项之多，其中包括“撤销排日性的中央驻冀察之各机关”；“取缔学校的排日教育”；“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队负责，城内不得驻扎军队”⁽¹⁶⁾。宋哲元对此要求，表示原则上没有异议，指派张自忠等人与日方商谈。7月16日，张自忠等与日本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达成以下谅解：一、谢罪办法由副军长往访日军司令部，宋哲元往日军司令部邸向香月致意；二、处罚责任者中方要求改为免职或减俸，日方对此保留答复；三、中方同意撤退北平市内的第三十七师，但需时一个月，并且仅仅是保安队不行，要求以三十八师接替；四、取缔排日，特别是排日要人，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¹⁷⁾。可见，在11日的《现地协定》已经无法遏止日方扩大事态、增加压力的情况下，冀察当局还是企图通过新的让步来避免整个局势的恶化。日本从朝鲜和伪满地区调派的援军预定于20日到达平津地区，所以日方于17日向宋哲元发出通知，限19日以前做出承诺。

南京方面知悉冀察当局与日方的谈判情形，对于华北事态的发展，越来越感到担心。鉴于第二十九军已处于危险境地，军事当局紧急筹商对“日军奇袭时之应付计划”⁽¹⁸⁾。蒋介石、何应钦等通过各种渠道，一再向其表明中央的态度，并以此前“一二八”事变为鉴，提请宋哲元等提防日军的缓兵之计，并要求冀察当局一面不放弃和平，同时也应做好军事上的准备⁽¹⁹⁾。7月16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秦德纯，提醒注意日本方面的“真意”所在，即“签订协定为第一步，俟大军调集后，再提政治条件，其严酷恐将甚于去年之所谓四原则、八要项”⁽²⁰⁾。7月17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也致电宋哲元、张自忠、秦德纯等，指出日人所谓谈判和平，不过希图缓兵之诡计，应“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奇袭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电文提醒宋哲元等人严重注意日本正从国内及朝鲜动员与出动大批军队来华，日军兵力调集后，必将攻占北平，先消灭第二十九军。电文还尖锐指出，宋、张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懈”，“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迩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困境”。因此要求第二十九军“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个据点，将兵力集结，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²¹⁾。

但宋哲元仍对和谈存有幻想，7月18日下午，宋哲元竟然借参加田代皖一郎丧礼之机，与香月清司会面，双方“彼此希望早日恢复本月八日以前状态”⁽²²⁾。7月19日夜，第二十九军代表张自忠、张允荣又就落实7月11日《协定》中关于取缔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条款，向日方作出了更具体的书面承诺，并且答应自北平城内主动撤出第三十七师⁽²³⁾。次日晨，宋哲元发出了要求第三十七师自北平西撤的命令。下午，宋哲元还与日方商议了第三十七师西撤和接替部队问题。21日，第二十九军所部依约自北平市开始撤出，卢沟桥附近的部队也开始撤退。然而，得寸进尺的日军并未以宋哲元的退让为满足，20日下午和晚上，卢沟桥地区日军开始采取“自由行动”，以大炮猛轰中国军队阵地，并给宛平县城造成相当的损害⁽²⁴⁾。尽管中方多次提出交涉，至23日，占据卢沟桥、宛平城东以及附近的日军依然拒绝按照最初的协定撤退。而从当时整个日军的部署来看，自围绕卢沟桥事变进行现地交涉以来，在华北地区除了原有的驻屯军之外，又集中了关东军、朝鲜军；为了出兵中国，日本国内已经动员和出动的部队，有第五、第六、第十、第十四、第十六等五个师团，以及朝鲜之第二十师团。这些部队连同大量械弹辎重，分从海路、陆路向平津地区集结⁽²⁵⁾。

至此，宋哲元对日本的欺诈手段有所觉悟。通过蒋介石、何应钦及专程北上的军政部次长熊斌等人一再解释与劝告，他对南京中央政府的戒心也逐渐消除。平津地区及全国民众强大的抗日呼声，以及第二十九军官兵高涨的抗日情绪，有力地把宋哲元推向抗战的前沿。此后他不再与日军进行谋求妥协的谈判，而把注意力转向抵抗日军侵略的军事部署。

在第二十九军仓促备战时，增援的日军已在平津地区部署完毕，遂进一步向冀察当局增加压力。7月24日，根据日本驻屯军司令的命令，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向天津市长张自忠提出如下四项要求：一、北平市内的第三十七师必须在10日内全部向南方转移。二、门头沟的第二十九军亦必须迅速向南方转移。三、驻西苑的第三十七师必须在最近转移。四、代替第三十七师而进入北平市内的赵登禹师限两团。驻屯军司令部的意向是，如宋哲元不答应上述要求，或虽答应但不积极实施时，将迫使其实行⁽²⁶⁾。至7月25日，日军第五、第十、第二十师团及海军陆战队之一部，及航空兵团，均已次第到达华北战场⁽²⁷⁾。日本援军与华北驻屯军会合，使北平近郊及天津等地之兵力，达到十万人以上⁽²⁸⁾。日军迅速完成了对平、津的包围，准备发起全面进攻平、津的作战。而当时中国方面驻北平及冀北、察哈尔之部队，仅有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军，下辖四个步兵师（每师四旅），一个骑兵师，及两个独立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兵力总计约十万人⁽²⁹⁾。

廊坊是平、津两市之间的一个市镇，由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部驻守。7月25日下午，日军第二十师团七十七联队十一中队及部分通信兵，藉口修理军用电话线，从天津乘装甲列车开抵廊坊，占领火车站。中国军队通知对方退出，遭日方拒绝。双方僵持至深夜12时，日军突然向中国军队开火，引发起一场激战。26日拂晓，日方派出战机14架，对中方阵地实施首次轰炸⁽³⁰⁾。26日晨，日本从天津调集第七十七联队主力，并装甲车数辆协同作战，中国军队被迫向黄村后撤。当天中午，廊坊陷落。日军还占领了天津至廊坊间杨村、北仓等车站，平津间交通被日军切断。

对于日益恶化的华北局势，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廊坊事件发生后，宋哲元方才认识到，“似此情形，敌有预定计划，大战势不可免”。他于26日向南京发出求救急电：“天津方面兵力单薄，危险万分。拟请速饬庞军集结沧县，以作总援。查日方此次发动，纯对冀察，乃职部防务辽远，战端一启，处处堪虑。即祈速示机宜，以备遵循为祷。”⁽³¹⁾这也是宋哲元与冀察当局自卢沟桥事变以来真正抛却幻想，开始进行抗战准备的转折点。

蒋介石在收到宋哲元这份报告的当天日记中写到：“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想矣。”⁽³²⁾正是从这一判断出发，国民政府军事指导当局于7月26日当晚拟订出如下作战指导方针：“将沧保线部队推进至永定河岸，以便增援北平，而将主力之集中推进于沧保线。”⁽³³⁾据此，蒋介石向宋哲元发出如下电令：“此刻兄应下决心如下：1．巩固北平城防，立即备战，切勿疏失；2．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3．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片刻停留；4．决心大战，照中昨电对沧（县）保（定）、沧（县）石（家庄）各线从速部署”⁽³⁴⁾。同时又令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率所部第二十七、三十一两个师，向永定河地区前进，并归宋哲元指挥；在保定等地的原防地由第五十三军接替。令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率部在沧县、献县一带星夜构筑工事，先求该防线之巩固，待后续部队集中后，再考虑向静海一带推进。次日，又向宋哲元发出指示：“此时应敌，先要巩固现有阵地，然后方易出奇制胜，所谓先求稳定，次求变化，望兄记之”⁽³⁵⁾。

另外，日军为增强北平市内驻军，以强迫第三十七师撤退，7月26日下午，驻丰台日军约500名，分乘30余辆卡车，冒充野外演习归来的日本使馆卫队，强冲广安门入城，与中国守军发生激烈冲突⁽³⁶⁾。27日清晨，日军又先后向通县、团城的中国驻军发起攻击。于是，平津地区战火四起，这预示着日军即将发起大规模的攻击。

为寻找攻击的借口，在广安门事件发生的当晚，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第二十九军在28日正午以前，将三十七师撤退至永定河以西，并陆续退到保定以南，在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之该师部队，在27日正午以前撤退至长辛店，“如不实行，则认为贵军不具诚意，而不得不采取独自之行动”⁽³⁷⁾。宋哲元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并于27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日方“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掬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³⁸⁾。这表明，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之下，以宋哲元为代表的华北军政当局终于意识到退无可退，走上了守土抗战的道路。

而26日东京日本军部接到关于廊坊冲突的报告后，即授权在华北的驻屯军“在必要时得以行使武力”⁽³⁹⁾。于是，27日临晨日本驻屯军下令对北平城内的二十九军不分所属，一律剿灭⁽⁴⁰⁾。在日本国内，则迅速作出了对华增兵和动员的决定。27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会商决定动员国内三个师团，并对第二十师团和其他部队进行第二次动员。随即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批准陆军实行动员，并且很快得到日本贵族院与众议院的支持。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向中国驻屯军下达正式作战任务：除现在任务外，应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安定平津地区各重要地方；下令第五、第六、第十师团派赴中国华北作战⁽⁴¹⁾。这样，经过短短的20余天，日本方面已经把卢沟桥事变从一个局部的军事冲突，蓄意扩大到全面的侵略战争。

由于卢沟桥事变以来一直对和平谈判抱有幻想，第二十九军未采取有效防卫措施，使自己在军事上陷于被动地位，以至战争一爆发即遭受严重损失。7月27日凌晨3时，日军开始围攻通县以西之宝珠寺，并将中方第二十九军傅鸿恩营包围。双方激战至23时许，傅鸿恩率部突围退守南苑，转移途中，遭敌机跟踪炸射，伤亡重大。8时，北平以北高丽营、昌平一带日军亦向南进犯汤山、沙河中方冀北保安队阵地，但未得逞。下午3时，日军在飞机轰炸的配合下，向北平以南15公里之团河发起攻击⁽⁴²⁾。鉴于北平周围地区情势危机，宋哲元电请中央速派大军及飞机北进增援⁽⁴³⁾。

2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各部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对二十九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拂晓，日军突袭中方驻宛平城、衙门口、八宝山之第三十七师阵地。日军第二十师团进攻南苑，遭到第三十八师和第一三二师的抵抗，激战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及官兵数千人战死⁽⁴⁴⁾。当日，日军攻占了南苑和北平以北20公里处的沙河镇⁽⁴⁵⁾。

在各路日军疯狂进攻面前，中国军队奋勇抵抗，甚至数度出击，狠狠打击了日军的气焰。第三十八师刘振三旅，在第五十三军之一旅的协同下，于当日克复丰台车站。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主力，经过与日军奋战，规复廊坊。在日军猛攻南苑之时，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在宛平一带发起反击，将卢沟桥附近的日军赶出了阵地，三十八师之一部还包围了丰台日军。这些局部胜利虽不能挽回全局的失败，但也给第二十九军主力的安全撤退，造成有利的条件。

宋哲元本“决心固守北平”，蒋介石也曾致电宋，请其与孙连仲“切商办法”，以便随时获得增援⁽⁴⁶⁾。7月27日，宋哲元以北平方面情况日趋严重，电令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向长辛店、良乡一带挺进。孙连仲遂命所部第二十七师于28日夜由铁路输送至长辛店，第三十一师及炮兵第七团，则于29日夜随后跟进⁽⁴⁷⁾。由于28日战局陡变，守卫南苑、北苑的中国驻军伤亡惨重，宋哲元认为“殊难有胜算把握”⁽⁴⁸⁾。当天下午，宋哲元在北平城内召集北平市长秦德纯、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等军政首脑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让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留守北平维持局面，第二十九军主力则在宋哲元、秦德纯率领下向保定撤退。当天深夜，第二十九军官兵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离开古城北平。第二十九军主力转移后，永定河以北仅存北平孤城。7月30日，控制北平的日本侵略军拉拢一小撮汉奸，开始组织北平治安维持会。

天津是华北日军攻击的另一个主要目标。这里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驻有一定数量的陆军及华北空军的主力。早自7月20日起，日军就开始在塘沽构筑军用码头，并占用各大建筑物为其兵站仓库。日军登岸不久的海军陆战队，与中方塘沽驻军形成对峙之势。此外，大沽口外泊有日舰3艘，天津南郊之海光寺驻有日军千余人，东郊的东局子机场也经常停机百架左右⁽⁴⁹⁾。中国驻守天津的是张自忠率领的三十八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影响下，该部官兵抗战热情高涨，但高层领导态度暧昧，以致没有进行有效的抗战部署。7月29日拂晓，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向中方阵地发起攻击，中方守军沉着应战。至午后，日本海军陆战队数百人在战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在大沽口强行登陆。凌晨2时起，日军强占天津四区警察局，并向中方保安队驻地进袭。是时张自忠已离津赴平，由副师长李文田代理职务。李文田率部协同天津市保安队与日军激战，击退所有天津东西两车站、特别四区之日军。黄维纲旅则据守大沽口，奋勇杀敌，并于15时袭占东局子日军机场，烧毁敌机60余架⁽⁵⁰⁾。16时，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电令中国军队停战，并向马厂、杨柳青撤退。30日午后，日军占领天津市区，此后三日，日军到处焚掠，并继续攻击，天津市区一片火海，景象惨不忍睹。8月1日，天津也出现了日军拼凑的治安维持会。

平津抗战过程中，第二十九军将士壮烈殉国者，自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以下，约达5000余人⁽⁵¹⁾。平、津两市被日军侵占后，留守北平的张自忠及部分军队，已无法行使维持治安的基本职权，被迫于8月4日乘隙突围，转赴察哈尔省。于是，中国政府对平、津两市的行政权遂完全丧失。

第二节　淞沪会战

上海是中国第一通商大埠，由于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战备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立即调集精锐部队奋起反击，在淞沪地区展开了一场悲壮的大血战。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因受《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政府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地区驻兵设防。为防止日军再次对上海发动侵略，威胁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邻近上海周围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划定防御区域，构筑国防工事。“构筑实施之程序，系以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沿海沿江的防御工事，“先求巩固长江下游之江防，其次渐及闽、粤、苏、鲁诸海岸”⁽⁵²⁾。在具体部署时，曾作过这样判断：日海军可能由长江和杭州湾进犯，陆军可能由上海附近及杭州湾北侧登陆后，分路西进，进攻南京。为此，把宁、沪、杭地区划分为宁沪、沪杭和南京三个防御区，并以宁沪防御区为重点，先行构筑工事，配备兵力防守。根据沪宁地区的自然条件，选定苏州至福山的吴福线和无锡至江阴的锡澄线为该防区的主要阵地，并在这两线阵地的前后，分别设置后方阵地与前进阵地。后方阵地选在常州至石庄一线，主要是左有长江右有滆湖，两翼具有较为可靠的屏障，交通运输也较方便。在昆山附近选择险要之地构筑前进阵地；在昆山以东及上海附近，则临时设置警戒阵地。沪杭防御区主要在乍浦、澉浦等海岸要点，构筑永久工事形成要塞。另外还根据地形，选定乍浦经嘉善至苏州的乍嘉线和海盐经嘉兴之吴江的海嘉线为主要阵地⁽⁵³⁾。经数年努力，至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上述防区的防御工事已基本完成。如沪宁地区预定构筑500座工事，已完成471座；沪杭地区预定构筑1102座工事，已完成1062座⁽⁵⁴⁾。

为增强沪宁地区的防御力量，国民政府于1936年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具体实施该地区对日战备事宜。为了保密，张治中把设在苏州的司令部称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参谋们以军校教员身份，到预定各战线实地考察，绘制地图，初步拟订作战方案。当时整个防区只有三个师正规部队，二个师被安排在吴福线上一面警戒，一面构筑工事；一个师接防锡澄线阵地；沿江防务及上海周围城镇的警戒，则由地方保安团队及警察担任⁽⁵⁵⁾。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沪、宁、杭地区加强了警备，各地区官兵也密切注视着当地日军的一举一动。1937年7月中旬，驻淞沪日军“即迭以汽车载运武装官兵，向江湾一带侦察示威，并于沪西越界筑路区实施夜间演习，诡称水兵宫崎乙名失踪”⁽⁵⁶⁾。与此同时，日军编成第一联合航空队（含木更津航空队、鹿屋航空队，装备中型攻击机38架，舰上战斗机12架）与第二联合航空队（含12航空队、13航空队、21航空队、22航空队、装备舰上战斗机24架，舰上轰炸机30架，舰上攻击机12架，水上侦察机12架）。第一联合航空队的木更津航空队与鹿屋航空队分别进驻济州岛和台北，准备对华作战⁽⁵⁷⁾。8月1日，苏浙边区公署张发奎向南京报告，日舰、日机在杭州湾活动频繁，杭州城内仅存的两名日侨也已离去。据此作出如下判断：“敌侨离杭，敌舰、敌机活动情形似于杭州湾有所企图，揆其寻隙挑衅事变或所难免。”⁽⁵⁸⁾

至8月9日，日军驻沪兵力“计陆战队官兵约五千人，业经组织健全之在乡军人约三千人，壮丁义勇队三千五百人”。此外尚有“各种轻重口径炮约三十余门，高射炮八门，战车及装甲汽车各约二十余辆”，抵沪之日本军舰也达到12艘，“各舰可随时登陆之水兵，共计约三千人”⁽⁵⁹⁾。“大山事件”（即虹桥事件）发生后，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就在中日双方交涉的同时，日军舰20余艘护送其运输舰5艘，向淞沪急驶而来。上海日租界同时实施动员，编组其侨民在乡军人、义勇团，连同驻沪海军陆战队共计万余人，进入备战状态。日军第一、第三舰队军舰30余艘开始不断向吴淞口一带集结，一部且已驶入黄浦江，进入战斗位置⁽⁶⁰⁾。

当时中国方面驻上海市区的仅有保安总队两个团，兵力甚为薄弱。南京当局深知上海的战事终不可免，为在战略上争取主动，军事委员会于8月11日晚上下令张治中指挥之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个主力师迅速向上海近郊推进；京沪警备军及原驻蚌埠之第五十六师、驻汉口之第十八师、驻嘉兴之第五十七师紧急向淞沪、吴县等地区输送，统归张治中指挥。张治中连夜进军上海，将主力部署在宝山县的江湾、彭浦一带，以随时准备对日军发动有力攻击。为统一指挥淞沪地区的军队，军事委员会于8月13日下令将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各部队也划归张治中指挥，并将该部统编为第九集团军，由张治中任总司令。同日，苏浙边区公署也被改编为第八集团军，以张发奎为司令，下辖第六十一、第五十五、第五十七、第六十二师及独立第四十五旅、炮二旅（缺第三团）。此后，军事委员会又划定第八、第九两集团军之作战地境，“为苏州河至上海南站之线”⁽⁶¹⁾。

正当国民政府调兵布阵之际，8月13日上午9时许，虹口方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借故向中国保安队开枪射击，下午又在上海市区的多处地方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侵入黄浦江内的日本军舰也向市内开炮轰击。中国军队尽管尚未完成战略展开，但因守土有责，当即予以还击。“八一三”抗战遂告爆发。

战斗刚打响时，第九集团军只有少数部队到达预定作战位置，张治中下令其余各部紧急部署。当晚各部队的具体位置大致如下：八十七师主力在江湾两江女子体校，沿虬江至虬江桥一带集结，一部在吴淞；八十八师前锋与日军隔横滨对峙，主力在上海北站及鸿兴路东钱江塘之线；炮兵三个团在大场、彭浦一带进入阵地；五十七师一个旅由龙华推进至徐家汇虹桥路一线，另一个旅向北新泾、虹桥飞机场集结；五十六师主力到达太仓，经浏河向宝山推进，直接警戒沿长江各口岸；上海市警察总队部署在虬江码头、张华浜之间警戒；保安总团则在暨南新村附近集结⁽⁶²⁾。这一部署，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态势。

对于淞沪方面的抗战，南京当局早已做出如下战略部署：“国军以保卫政经要地，及诱致、消耗敌人之目的，初期以优势兵力，迅速围歼上海市之敌，使其尔后增援、登陆困难。如敌援军登陆成功，则集中重兵予以打击，迫其追随我军行动，使其主力向淞沪地区转用后，即改取守势，并利用既设国防工事，实施逐次抵抗，破灭其速战之企图。”⁽⁶³⁾为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军事委员会于当天晚上做出如下指示：令第九集团军于次日开始攻击虹口附近之敌；令空军于次日出动，协调陆军作战；令海军封锁江阴江面。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暴自卫声明，宣布“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京沪、京杭两铁路沿线各地戒严，封锁镇江下游长江江面，航行一律暂行停止⁽⁶⁴⁾。中国空军于当天上午向上海的日军发起攻击，先后轰炸汇山码头、日本海军司令部及侵入黄浦江的日本军舰，主要目标均命中起火，日军旗舰“出云”号被炸伤。当天下午，大批日本飞机从长崎、台北机场及“加贺”号航空母舰起飞，越过东海，向南京、杭州等城市进行轰炸。中国空军奋勇拦截，击落日机3架，中方则无一损失，在中日战争史上首次写下击落日机的记录。同时，中国海军为使日舰失去航行目标，除以漂雷封锁长江口及黄浦江水道外，还毁灭通州及通州下游航路标志，同时专门征用军舰商轮沉江，以填塞江阴以下航道，确保南京的安全⁽⁶⁵⁾。中方长江舰队主力亦向江阴附近集中。

陆上攻击也同时展开。第九集团军以第八十七师在左、八十八师在右，向日军发起地面进攻，各部奋力突进，先后夺取预定围攻线上之宝山桥、八字桥、五洲公墓、持志大学及沪江大学等各要点。当晚，第八十八师向天通庵车站、京沪铁路沿线、持志大学之线推进，初战告捷，为下一步行动打下了基础。但在激烈交战时，该师第二六四旅旅长黄梅兴少将不幸中炮弹阵亡⁽⁶⁶⁾。16日拂晓，第八十八师在八字桥、爱国女校，第八十七师在日本海军操场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双方损失均极惨重。当日，中国空军在南京、上海上空与日机交火，击落日机2架，中方亦有2架飞机受创。第一〇五号鱼雷艇则冒死驶至黄浦江内，向停泊在江面上的日本“出云”号旗舰连射鱼雷7枚，予以重创。日军第一〇五号鱼雷艇亦中弹沉没⁽⁶⁷⁾。14、15、16三日，日军损失战机共计30架以上，中方战机受伤数架，空军人员死二人，伤五六人⁽⁶⁸⁾。8月17日，中方再度发起攻击，日军则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优良武器，负隅顽抗。中方“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⁶⁹⁾。第八十八师官兵于日本坟山、八字桥、粤东中学一带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中方部队牺牲达一个营⁽⁷⁰⁾，日军被击伤击毙者约350人。第八十七师也曾一举突入日本海军俱乐部，在日军的全力反扑下，第八十七师被迫退回原防。战局一时陷于僵持状态。

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役之初作战之顽强，超出了日本军方的预料。为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日本内阁决定扩大侵华战争的规模。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的声明中已经没有“不扩大”的字眼，而是强调“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⁷¹⁾。同一天，下达总动员令，编组上海派遣军，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下辖第三师团与第十一师团，限期开赴上海，增援海军作战。8月18日，第三师团之半数及第十一师团全部迅速向上海东南约120公里的马鞍群岛集结。日本政府的增兵行动，使淞沪战争的规模急遽扩大。

中国政府见此情形，深知不实行全面抗战，无法维持民族之生存，因而亦于8月15日下达全国总动员令，在全国划定五个战区，将苏南、上海和浙江列为第三战区，由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副之，陈诚为前敌总指挥。8月20日，第三战区根据军委会之战争指导方案，拟订出围歼上海日军和阻击增援日军的作战计划。22日凌晨，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抽调第九十八师受总部直辖，并限其于8月23日23时前开至大场镇附近地区以备吴淞、宝山方面的反登陆作战。同时，张治中又与陈诚商议，决定调南京之第六十七师紧急向嘉定集结，并以第六十七、第九十八师及炮兵第十六团，归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准备迎击登陆之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鉴于日军数量不断增加，也将长江南岸各守备部队改编成第十五集团军，由陈诚任总司令，配合第九集团军在嘉定、宝山一带防御从长江口登陆之敌。

8月23日拂晓，日军舰艇十余艘驶达蕴藻浜口附近，集中火力向吴淞镇以东之轮渡码头猛烈攻击，蕴藻浜口之中方江防阵地大半被毁，守军亦出现重大伤亡。随后，日军第三师团步兵2000余人在舰炮火力的掩护下，于吴淞镇、张华浜附近强行登陆，上海市保安总团由于兵力薄弱，且缺乏武器支援，处境十分困难，张治中遂命第六十一师第三六一团增援保安团。此后，战局渐趋稳定。同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先头部队在烟幕与战机的掩护下，分乘汽艇六七十艘在川沙镇北侧地区强行登陆。中国守军第五十六师之一个连与日军激战一小时，连长负伤，官兵大部壮烈牺牲，生还者仅十余人。于川沙口登陆的十一师团约一个旅团，也分向宝山、罗店、浏河镇三个方向突进，宝山城很快被日军占领。24日，日军第三师团凭借优势火力于张华浜强渡蕴藻浜，遭到中方将士的英勇痛击。第十一师团则企图一举夺取浏河镇，刘尚志第五十六师率部与日军激战竟日，毙敌500余人，中方伤亡营长以下300余人。随着战线之延长，第九集团军已感兵力不足，第三战区司令部紧急调六十二师、九十八师部分主力去吴淞增援。24日晚，夏楚中率领第九十八师主动出击，向宝山之敌军发动进攻，并乘势克复宝山城。

此后，淞沪抗战的重心逐步从上海市区的杨树浦、虹口方面转移到宝山及吴淞、张华浜一带。从吴淞口附近登陆的日本援军站稳脚跟之后，与上海市区的日军互相配合，对中国军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中国军队原先的优势与主动性逐渐丧失，开始陷于被动应付的地位。尽管在战术上作过多次调整，但仍无起色，罗店与吴淞两个重要阵地，经过多日激战，先后于8月28日和9月1日失陷。

战略要害罗店镇是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所在。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当时便呈文蒋介石，认为中方应绝对在罗店阻止日军，使不能犯刘行，更不能趋嘉定⁽⁷²⁾。25日凌晨，中方第六十七师第四〇二团开始由罗店镇东北侧向尤家楼攻击前进，当即与陆家村、沈宅之日军发生激战。战至拂晓，该团已是伤亡逾半，团长李维藩、营长张培甫以下连、排长多人均壮烈牺牲。此后，日军更向罗店以西包围攻击，中方第一九九旅旅长蔡炳炎亲率预备队一个营与敌军反复搏斗，战斗中蔡炳炎阵亡⁽⁷³⁾。此后，中日双方军队在罗店镇以北之线展开对峙。当日，彭善第十一师奉令将罗店守备交第六十七师接替后，逐次向月浦至周宅之线推进，并积极准备向狮子林炮台、石洞口发起攻击。7时，彭善师预备队第六十二团遭遇日军600余人，双方展开激战。至10时，双方几近格斗，相互进退达七八次之多，战况陷于胶着。26日凌晨，日军一股部队抢登狮子林炮台北侧，中方第九十八师奉令以主力攻击狮子林并占领之，其一部则据守宝山、月浦，构成三据点阵地。28日拂晓后，日军第十一师团千余人猛犯罗店，中国守军第六十七师第三九八团奋力迎战，至午时，罗店陷落。

罗店失守使浏河方面的中国守军渐感孤立，30日，浏河守军调整部署，以第十四师主力占领沿新泾河至浏河河川之线，并派出游击队占领施相公庙、曹王庙之线。31日，日军陆战队千余人屡次进犯中方浏河阵地，均被击退。第十一师团虽攻占罗店镇，但其与在吴淞登陆的第三师团仍处于分离态势。为此，第十一师团于31日派出浅间支队从川沙镇沿海岸线向狮子林炮台附近移动。同日，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在战机30余架、舰炮百余门的掩护之下，于轮渡码头至炮台湾车站之线登陆，并与中方第六十一师第三六一团发生激战。三六一团伤亡甚重，渐呈不支，于午后退守吴淞镇西端。次日，吴淞镇陷入敌手。

9月1日，日军在军舰20余艘、战机10余架的掩护之下，向宝山狮子林炮台、月浦一带的第九十八师阵地发起进攻。此后，中、日双方展开了长达五昼夜的激战，中方营以下官兵大半阵亡或负伤，第十八旅旅长翁国华、第三十三团团长朱福星亦身负重伤⁽⁷⁴⁾。至5日，宝山守军第五八三团姚子青第三营被日军完全包围。当晚，第三战区下令由刚抵达战场的第一师接替伤亡重大的第六师驻防，第六师撤至广福整补待命。6日，日军继续使用优势火力猛攻宝山城，城内建筑物无一幸免，中方部队伤亡惨重。当天，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在吴县颁布第二期作战计划，并重新划定第八、第九、第十五集团军之作战地境。其中，张发奎集团与张治中集团以诸翟镇、苏州河之线为界，线上属张发奎集团军。张治中集团与陈诚集团以南翔镇、蕴藻浜之线为界，线上属张治中集团军⁽⁷⁵⁾。7日晨，日军重新占领宝山城，中方守军第三营营长姚子青于东门附近阵亡，全营官兵亦同时殉国⁽⁷⁶⁾。11日拂晓，日军猛击中方之月浦阵地，守军伤亡惨重，阵地终被突破。此后，中方守军退守街市，与日军展开逐屋巷战，并将月浦重新夺回。

正当中、日双方在宝山城展开激烈争夺的同时，上海市区的战斗仍在继续。9月6日拂晓，日军饭田支队在10余辆战车的支援下，由虬江码头向虬江左岸中国守军阵地反复猛攻达两个小时。午后，日军再增派步兵1600余人、战车20余辆、飞机9架，在海军舰炮数十门的掩护下，续向虬江左岸中方阵地进犯，战况十分惨烈，中方工事悉数被毁，人员伤亡巨大。中国守军顽强抵抗，集中炮兵火力阻击敌军，歼敌百余人，击毁战车数辆，击毙日军支队长饭田七郎⁽⁷⁷⁾。日军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9日晨，日军出动战机20余架竟日轰炸，停泊在虬江码头一带的日舰20余艘也猛烈射击，中方军工路以东之线悉数被毁。8时，日军3000余人在烟幕的掩护下，向驻陆家宅的中方第五十七师第三四二团阵地发起猛攻，双方激战至中午，阵地易手数次。第三四〇团第三营奋力迎敌，将敌击退。下午，日军卷土重来，中国守军以刺刀、手榴弹应战，官兵伤亡殆尽，此后战斗逐渐呈现出胶着状态。当晚22时，中方部队撤至沈家行镇至徐家宅第二线阵地。9月9日之战斗，第五十七师第三四二团军官阵亡计李子峰连长等12员，伤连排长曾凤歧等24员，伤亡士兵580员。第三四〇团伤亡军官7员，士兵百余员⁽⁷⁸⁾。在此期间，中国空军派出战机对吴淞口沿江一带之日军舰进行了俯冲攻击，至少击沉敌舰3艘以上，重创敌舰亦在10艘左右。中国海军也使用自制水雷于9月7日炸毁日军供登陆之三井码头及趸船，并炸沉日军汽艇2艘。

对于当时淞沪战场严峻的形势，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此战不能避免，惟能持久而已。……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动摇。”⁽⁷⁹⁾据此，中国军队逐步停止主动攻击，转向以防御为主的持久作战态势。9月11日黄昏开始，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奉第三战区命令，撤至北站、江湾、庙行至蕴藻浜南岸之线⁽⁸⁰⁾。此后，中方各集团军又陆续退守北站、江湾、罗店西南、浏河之线。

此前，中国大本营于9月6日制定出《第三战区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以调整淞沪抗战的战略。其中对日军行动的判断是：从长江口登陆的增援部队将从罗店向南突进，从左侧背对中国军队形成大包围；从张华浜登陆之敌将向江湾镇方面攻击，吸引中国军队进入包围圈内；同时对围攻市区日租界的中国军队形成小包围。对此，该方面军的战略要领是：首先，“运用优势兵力断绝其联系，限制其发展”，“打破其包围企图，而收各个击破之效”；其次，“如各个围攻之目的不能达到，则依状况逐次于后方占领阵地，采取攻势防御”；第三，“于万不得已时，则退守后方既设阵地，作韧强之抵抗，以待后方部队之到达，再行决战”⁽⁸¹⁾。接着，对各部队的部署及任务做出明确的指示。为加强对淞沪抗战的领导，蒋介石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同时加强了后方锡澄线等处的防御力量，以保卫南京的安全。

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9月6日，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向天皇上奏：“上海陆上的战斗迟迟无进展，必须增强陆军兵力。”⁽⁸²⁾陆军内部经过紧急磋商，于9月7日决定先增派重藤支队，10日再派第九、第十三、第一〇一三个师团来上海增援。上述军队都归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指挥。另外，还派遣野战重炮部队、工兵及飞行团随同去上海。9月12日，从华北调拨的10个大队援兵首先到达上海，重藤支队也于14日到达上海。至9月中旬，日本上海派遣军已拥有5个师团，共约20余万人，另有炮200余门，战车200余辆，飞机200余架⁽⁸³⁾。日军得到增援后，立即调整部署，从吴淞一带向中国守军的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中国军事统帅部也调整了淞沪前线的作战部署。由于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为便于指挥，军事委员会于9月21日将淞沪地区12个师改编成第十九集团军，由薛岳任总司令，朱绍良则接替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之部署也进一步调整如下：黄浦江以西、蕴藻浜以南地区划为中央军，由朱绍良任总司令，以第十八师及第九集团军编成之；右翼军由张发奎任总司令，以第八、第十集团军编成之；左翼军由陈诚任总司令，以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编成之⁽⁸⁴⁾。左、中、右三个作战军沿“北站—浏河”一线与日军对峙，并展开阵地争夺战。各部队接奉军令，立即开始调整。右翼军因尚未投入战斗，全军处于警戒状态；中央军因仅增加一个师，部署并无改变。左翼军的阵地则有较大的调动：第十九集团军第六十九军的三个师，接替蕴藻浜以北、杨家沼一线原第一军的阵地；第十九集团军第六十六军则以三个半师的兵力，驻守杨家沼至樊家桥一线之阵地，充当左翼军的中坚；樊家桥至龚家宅的阵地，原为第十五集团军第十八军之防区，因战斗激烈，伤亡惨重，兵力不足，临时改换第四军之五十九师接替，第十八军在其左侧罗店一带驻防。这一调整，已摆出决战的态势。

从9月22日起，日军集中三个师团近11万兵力，在飞机及重炮的掩护下，向马路河至蕴藻浜间的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激战在左翼军阵地展开。守军的工事几乎被日军炮火摧毁殆尽，第一线阵地上的官兵大半壮烈殉国。有些阵地被日军突破后，中国驻军又发起反击，与敌人肉搏，经过多次反复后，才被迫撤至后方阵地继续抗击。激战至9月30日，日军除夺取有限的几块阵地外，并无其他战绩。

由于中方作战部队逐渐转取守势，日本海军得以长驱直入。中国海军奉命防守江阴长江水道，并相机增援长江南岸守备部队的作战。对于停泊长江及吴淞口外之日本军舰，中国海军一再突击，但未能有所收获。9月22日，日军大编队战机群向江阴地区中国军舰发起攻击，中方沉着应战，击落敌机3架。23日，日机增加至73架之多，继续攻击江阴舰队，并向中方平海、宁海两舰投掷重磅炸弹多枚，两舰相继沉没，“平海”舰舰长高宪申、“宁海”舰舰长陈宏泰均身负重伤。25日，中方“逸仙”、“建康”二舰又被炸沉，江阴海军舰队遭日军重创⁽⁸⁵⁾。鉴于情势紧张，蒋介石手令海军部：“海圻、海琛、海容等凡年在四十以上之大舰，须将其炮卸下，准备沉没，堵塞长江各段之用。如三日内卸拆不及，则连炮沉塞亦可，务如期办到，以示我海军牺牲之精神。”⁽⁸⁶⁾

日本政府因侵沪战争没有进展而感到焦急，10月1日，四相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明确规定：“军事行动之目标，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应采取适当的手段，使用兵力占据要地。”⁽⁸⁷⁾于是，日军调整其进攻方案，将原有的主力从左侧回旋到南面，新增援的几个师团放到右侧第一线，企图从吴淞一带突破中国守军阵地，攻占大场镇，然后向苏州河一线推进⁽⁸⁸⁾。

10月5日，日军以第九、第十三两个师团的兵力向蕴藻浜方面猛攻，7日强渡蕴藻浜，以图突破河防，夺取大场镇，切断防守闸北、江湾的中国军队的后路。日军在炮火的支援下向守军阵地猛扑，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经四昼夜的激战，中方阵地仍然屹立不动。至17日止，日军进展仅数百公尺至千公尺而已⁽⁸⁹⁾。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一师团主力及第三师团之一部也于罗店镇以南向中方部队猛攻，双方激战四昼夜，伤亡均极惨重，日军虽有所进展，但中方仍固守杨泾河西岸阵地。10月上旬，日军增援兵力陆续在吴淞一带登陆完毕。日方除原有海军特种陆战队及后备军人外，已拥有正规陆军5个师团、1个旅团、2个支队以及伪军于芷山部（约4000人），并有飞机300余架，战车百余辆，重炮一个旅团，各型舰艇100余艘，在淞沪战场上形成了绝对的兵力优势⁽⁹⁰⁾，中国军队面临的局势十分严峻。

10月18日夜，中方部队对蕴藻浜南岸之日军发起一连串反击，战至21日夜，进展不大。21日上午，日军重点进攻大场，并利用优越空军对大场附近投弹约百枚，继而以坦克21辆集中向中方阵地冲击。中国守军第十八师官兵英勇奋战，与日军周旋于血肉横飞之中，大场阵地失而复得者凡三次⁽⁹¹⁾。为挽救大场方面危急的局势，战区司令部急令刚到达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实施反击，并将其划归中央军指挥，以达协调作战之效果。反击部队分三路出击，除中路略有进展外，其余两路虽付出巨大代价仍无收获。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大场最终于24日沦陷。大场失守后，京沪铁路被截，中方闸北、江湾阵地线侧背完全暴露。中国军队于是放弃北站至江湾一线阵地，向苏州河右岸转移。10月27日，中央作战军在苏州河南岸与尾随而至的日军展开对峙。由于日军已占领上海各要点且后方无主力部队增援，中方将领建议将淞沪战场主力部队撤至苏南国防线抵抗，蒋介石表示同意。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孙元良第八十八师奉命留守闸北，该师所部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率一个营的兵力进据四行仓库阻敌前进，并孤军奋战至10月30日方才退入公共租界，移往胶州路孤军营⁽⁹²⁾。至此，中方苏州河前进阵地尽失。31日，日军开始横渡苏州河，并向南岸中国守军发起猛攻。中、日双方反复争夺近十日，死伤均极惨重。

为尽快攻占上海，日本政府于10月20日决定向上海增派以柳川平助为司令官的第十军。该军主要由第六、第十八和第一一四共三个师团组成。30日，又下令将第十六师团加入上海派遣军序列。这样，侵入华中地区的日军到达2个军9个师团，其总兵力已超过华北战场。

11月5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向中方苏州河南岸阵地发起猛攻。同时，第十军也利用海上浓雾之掩护，并在炮舰火力的配合下，于杭州湾北岸之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街、金山嘴、漕泾等处强行登陆成功。金山卫中国守军2个步兵连无力反抗，日军得以快速迂回中方淞沪阵地之侧背，迅速向黄浦江挺进，淞沪战场形势也随之大变。右翼作战军总司令张发奎与副总司令黄琪翔下令调部队阻击，但未能奏效。日军乘势急进，于6日抵达松江以南附近，8日又渡过黄浦江。此前一天（7日），日军改编成立“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及第十军作战。

11月8日，日本第十军占领松江，而北面的上海派遣军也已突破苏州河，此时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已陷于即将被切断退路的危险境地，第三战区司令部当即下令全线后撤，向吴（县）福（山镇）国防阵地转进。9日凌晨，中央作战军率先向青浦、白鹤港一线转移，因退却命令下达太迟，途中又遭到日机炸射，各部均拥挤于公路，秩序至为混乱⁽⁹³⁾。左翼作战军各部因奉命现地掩护，遂至12日夜方由新泾河之线向西转移。其时，右翼作战军已撤至苏嘉线附近及以西地区。至此，历时整整3个月的淞沪会战令人遗憾地落下了帷幕。

淞沪会战虽然以失利而告终，但已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同时也给日军造成重创。担当日军进攻主力的第九师团，在中国守军交叉炮火及手榴弹的打击下，损失惨重。该师团第七联队在夺取陈家行的交战中，即死伤千余人，其中一个中队，在与中国军队近身搏斗中，损失过半。因军官死伤过多，由下士伍长代理中队长的即有20余人。在从吴淞至苏州河一线40余日的战斗中，该师团共死伤官兵8527名⁽⁹⁴⁾。这一数字，足以说明中国将士在淞沪会战中的功绩。

第三节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的第二次合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表达了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愿望。随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赶赴庐山，与蒋介石等国民党政要会谈，讨论红军改编抗日事宜。会谈中，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双方谈判期间，叶剑英代表中共与国民党方面就军事行动问题进行了具体接洽，表示“红军主力，准备随时调动抗日”，且“已下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红军“同意担任平绥线作战任务，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击敌后”。对此，国民党方面的回应是“俟正式战争发动时，可以照办”⁽⁹⁵⁾。7月23日，中共中央第二次发表对华北宣言，呼吁“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以积极抵抗的方针去对付日寇的进攻，在日军四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⁹⁶⁾。

7月12日晚召开的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会进一步讨论了“部队准备案”，其第十条明确规定：“必要时令第三者出绥东侵内蒙，以扰敌之侧背。”⁽⁹⁷⁾7月底，何应钦又提出《第三者使用方面及经路之建议》，建议红军部队使用115D、120D、129D番号，“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并“以察东龙关为根据，经赤城向丰宁、承德方面活动”，以对日军侧方形成威胁⁽⁹⁸⁾。8月3日晚召开的卢沟桥事件第二十四次会报会宣布了经蒋介石核定的军事部署计划，其中第三条为：“即令陕北朱、毛所部开绥东出察北，向热河挺进（红军现编为三师，其番号115D、120D、129D）”⁽⁹⁹⁾，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抗日的正式开始。

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期间国共双方就在南京、兰州、武汉等地区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创办《新华日报》、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等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谈判⁽¹⁰⁰⁾。由于当时战事紧迫，国民政府急于调军队开赴抗日前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于8月7日致电蒋介石，请求先行拨给八路军开拔费、善后费共计40万元⁽¹⁰¹⁾。

在国共两党进行谈判的同时，中共即着手红军改编的各种准备工作。红军部队在朱德总司令率领下，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县，整装待命。8月14日，蒋介石在南京亲自与朱德商谈了红军改编参加抗日作战的问题⁽¹⁰²⁾，并最终同意不向红军中派遣国民党人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月11日，根据抗战军事序列的编排，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直至抗战结束，该军一直被简称为“八路军”。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成为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根据国共两党在和谈中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8月25日发出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即：（一）第一一五师，由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而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二）第一二〇师，由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军团、六军团、三十二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师等部队合编而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三）第一二九师，由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九、三十军，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改编而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以及总部直属部队⁽¹⁰³⁾。为保卫后方根据地的安全，中共中央在编组第八路军各作战师的同时，还从各部队抽调部分兵力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由萧劲光任主任。8月25日当天，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向全国人民保证：“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¹⁰⁴⁾这对于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序列。朱德和彭德怀在誓师之后，立即率部从陕西韩城及潼关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根据当时华北战场的形势，中共中央军委预定八路军主力全部进至恒山山脉，并以此为战略依托，再向周围地区发展，建立根据地，然后伺机进入平津日军侧后，牵制日军的正面进攻，配合国民党政府军保卫华北⁽¹⁰⁵⁾。

自9月上旬起，华北日军分三路沿平绥线向山西、沿平汉线向石家庄、沿津浦线向德州进犯，企图采用正面进攻与右翼迂回的战术，击破中国军队的防御，从而占领整个华北。晋北方向之日军又分为左、右两翼：右翼兵团在占领大同后，准备出山阴进犯雁门关；左翼兵团占领蔚县、广灵后，继续向浑原、灵丘方向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防线，与大同之日军在雁门关会合，尔后攻占太原。在此情况下，八路军如按照原定计划行动，将全部陷于日军的迂回之中，处于被动地位。毛泽东迅即指示八路军改变方针，在战略上寻找主动地位，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日军进军太原或继续南下⁽¹⁰⁶⁾。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17日决定采用新的战略部署：一二〇师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地区作战；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作战，尔后视情况南移，在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展开；一二九师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作战；八路军总部进至太原附近适当位置⁽¹⁰⁷⁾。

此时晋北的国民党政府军已后撤至内长城一线，正组织力量防御晋北之敌继续进犯，以固守太原地区。八路军为配合这一战略行动，支援友军坚守平型关、雁门关等长城各隘口，令一二〇师进至雁门关地区，令一一五师主力向平型关急进。平型关地区地形险要，一一五师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伏击日军。9月24日夜晚，一一五师主力冒雨在平型关东北公路边设下埋伏，25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的一个大队，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该日上午，日军进入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伏击圈，八路军立即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双方展开白刃格斗，至当天下午终于将伏击圈内的日军全歼，同时在友军配合下击退前来救援的日军。平型关一役，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歼敌1000余人，并缴获日军汽车50余辆，“均满载军用品”⁽¹⁰⁸⁾。同日，八路军占领蔡家峪、东西跑池等地，并将日军主力包围于鹞子涧、六郎村山⁽¹⁰⁹⁾。阎锡山将此役胜利消息电告南京后，蒋介石曾在复电中称：“捷报传来，至为欣慰。”⁽¹¹⁰⁾八路军一一五师伏击战的胜利，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中共中央军委对太原和华北危急的局势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国民党政府军节节后退的不利形势下，八路军尚不能担当正面拒敌的重任，因此于9月21日发出指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¹¹¹⁾正当平型关战役即将发动之际，毛泽东又给军委及八路军负责人做出重要指示：“林师及王震部既均使用于作战，关于五台山脉之游击战争，应着重发展地方党的布置。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的组织地方支部及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¹¹²⁾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1937年10月23日，一一五师以政治委员（对外为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独立团、骑兵营等约2000余兵力，留守五台山，着手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五台山地处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地区，大山连绵，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参加开辟五台山根据地的部队，乘日军后方空虚，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杨成武率领独立团，在短时间内连续收复涞元、广灵、灵丘、蔚县、浑原等多座县城，开始向平绥、平汉路北段挺进，在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打开了局面。赵尔乐等率领工作团及少数武装部队，开辟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地区，迅速组织起抗日武装。王平等率领工作团同骑兵营配合，在以阜平为中心的地区，组织起若干支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使晋察冀边区的腹地趋于稳定。在正太路以北的山地，周建平等率领工作组和小部队，组建了平山团，并在平定、寿阳等五六个县的农村，组织起若干支游击队，使晋察冀边区的南面也出现了新局面⁽¹¹³⁾。根据晋察冀边区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于同年11月7日任命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统辖军区内的各种部队⁽¹¹⁴⁾。为统一边区内的军事指挥，聂荣臻司令员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于11月13日下令将边区内的军队划分为三个军分区，分别由杨成武、赵尔乐、王平三人任司令员。同时还任命了军区的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卫生部长，供给部长，使军区的指挥机构逐步完善。1938年，晋察冀军区为发展根据地和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先后对平汉路、平绥路、正太路等日军主要交通线进行了三次破袭。此外，军区还针对日军围攻根据地的行动，与八路军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协力开展反围攻作战，先后在郑家庄、阜平、邵家庄、黄台寺等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在反围攻作战中，八路军共毙伤敌军5321人，缴获山炮、迫击炮10门及其他武器一批，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清水喜代美少将也在战斗中被击毙⁽¹¹⁵⁾。

随着晋察冀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根据地的建设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1月中旬，军区领导机关移至河北阜平县，不久即以一一五师随营学校为基础，成立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在短时期内培训了1500多名干部，满足了开辟根据地和扩充部队的需要。根据地的民众在八路军的影响和宣传下，踊跃报名参军，使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1938年1月，在阜平隆重召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来自共产党、国民党、各抗日军队、抗日阶层的各民族代表齐集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会议通过了统一边区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民运工作等各项决议，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使人民群众有了依靠，也使华北敌后的抗战有了一个坚强的依靠⁽¹¹⁶⁾。

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之际，平汉路以东的冀中平原上，抗日游击战争也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七七”事变后，中共派遣干部到冀中组织抗日武装，在高阳、安新、任丘、蠡县一带，培养了一批武装斗争骨干。1937年10月，吕正操率领东北军第五十三军部分官兵回师北上，在晋县改称“人民自卫军”，誓死抗日，并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接受八路军领导。1938年2月，经过整训的人民自卫军开赴大清河以北，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打游击，并胜利粉碎了日军的春季扫荡，巩固并扩展了冀中根据地。整个冀中平原的广大农村，几乎都为抗日武装所控制。同年4月，根据地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成立冀中区党委，区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还成立冀中军区。不久又成立了政权机构―冀中行政主任公署。随着抗日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至同年8月，冀中军区又先后设立五个军分区⁽¹¹⁷⁾。冀中区作为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在华北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八路军另一支主力一二〇师，在师长贺龙率领下挺进晋西北，于1937年10月在保卫太原的战斗中配合友军给来犯日军以有力打击，并伏击其运输队，给敌人的后方运输造成很大困难。与此同时，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师政治委员关向应率领教导团及师直属机关等共700余人组成工作团，分赴朔县、岚县等十余县开展群众工作，经一个多月的努力，建立起一支万余人的抗日武装。太原失守后，工作团主力进入汾阳、离石地区和晋中平原，在晋北全境展开斗争。

绥远是我国西北晋、冀、察、陕和蒙古数省区的交通枢纽，地广人稀，汉蒙杂居，而大青山地区为横贯全省的阴山山脉之一部，北有公路与察哈尔相通，南有平绥铁路，由包头经归绥、大同、张家口，可直达北平，地形十分险要。因此中共中央对在该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十分关心。1938年初，毛泽东即致电一二〇师领导：“关于平绥线路以北，包括丰镇、集宁、天镇、高阳之北部及兴和、尚义、商都、康保、新民、陶林、武川诸县直至东北的张北县这一广大地区，能否创造建立游击根据地，请你调查见告并转宋时轮同志调查见告。”⁽¹¹⁸⁾不久他又向朱德等强调：“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¹¹⁹⁾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及一二〇师即根据大青山地区的地形特点，决定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1938年8月，由李井泉率领的绥蒙游击支队开赴绥远的大青山地区，开展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艰苦工作。该地因长期受日伪统治，又是汉蒙杂居地区，群众基础差，外加土匪活动猖獗，形势又相对孤立，所以工作难度很大。绥蒙支队首先以果断的军事行动打击敌人，争取群众。他们在一夜之间攻克被日伪占领一年多的陶林城（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境内），不久又收复乌兰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¹²⁰⁾。这些胜利，使日伪及土匪闻风丧胆，同时亦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为下阶段工作奠定了基础。以后又经过不断努力，逐步创立了绥南、绥中和绥西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合称晋绥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师长率领下，于同年9月在陕西三原县誓师后，东渡黄河，向晋东南平定地区挺进。此时日军正向忻口进攻，该师奉令开赴太原，配合友军作战。为阻止日军对忻口的进攻，全师各部挺进敌人侧后方，展开游击战。该师七六九团到达代县一带，寻找歼敌机会。经过侦察，得知离代县城南20余里的阳明堡镇附近，确有日军的一个飞机场，驻有20余架飞机。这些飞机每天轮番轰炸忻口、太原中国军队的阵地，给中国守军造成很大威胁。另外，这个机场又是日军重要的空中运输线。尽管机场附近有日军大部队驻守，七六九团经过精心部署，于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机场，机场上24架飞机全部被摧毁，同时毙伤日军100余人，打乱了日军进攻太原的部署⁽¹²¹⁾。此时，攻占石家庄的日军主力又向西进犯娘子关。为打击日军的气焰，八路军总部率领一一五师主力驰援正太路，一二九师也向娘子关东南挺进。10月下旬，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七亘村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娘子关失守后，日军继续沿正太路及其南侧向榆次进犯，11月上旬，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主力又多次伏击敌人，给日军以有力打击。

在主力参加保卫太原战役的同时，一二九师教导团之一部在太谷、榆次、昔阳等县开展群众工作。11月中旬，一二九师在和顺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强调：“山西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¹²²⁾从此，一二九师即以晋东南为中心，把游击战争逐步扩展到冀鲁豫大平原。

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东北屏障和联接晋冀豫根据地的纽带，战略地位重要。早在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之际，毛泽东即指出：“游击战主要应处于敌之侧翼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山脉之晋西南，虽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如若干必要资材之准备迁移等。”⁽¹²³⁾太原失陷后，中共中央军委在调整八路军部署的时候，强调“林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¹²⁴⁾。于是八路军总部即令一一五师主力由正太路南进，适时转入吕梁山脉，创建晋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中旬，日军攻占孝义等地，中国军队一再后退，吕梁山部分地区成为敌后。一一五师主力立即挺进灵石、孝义以西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此期间，侵占临汾的日军西犯大宁，企图强占黄河渡口，进犯陕甘宁边区。一一五师主力在大宁附近与日军激战，打退敌人了进攻。此后，一一五师主力在晋西南地区展开，与晋西北、晋冀豫两块抗日根据地互相策应，在战略上形成了对敌夹击的有利形势。

八路军三大主力在山西省的四周实行战略展开后，控制了山西大部战略要地，使进入山西之日军陷入八路军的包围之中。日军自己也承认，“尤其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¹²⁵⁾。1938年4月，侵华日军为部署徐州会战，从华北各地抽调兵力后，对占领区的控制更为捉襟见肘。侵占山西南部的第二十师团日子尤为难过，辖区内的同浦线频遭破坏，各守备队不断受到中国军队的攻击，“只得撤出蒲州、运城、平陆的守备”⁽¹²⁶⁾。由此可见，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已经给侵华日军构成巨大威胁，迫使他们转入被动防御的态势。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华北各地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指示，八路军各部在山西境内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向华北更广阔的敌占区挺进。他们北上绥察、南下豫北，东进山东，在整个华北敌后寻找战机，适时创建抗日根据地。各抗日根据地还建立民主政权，组织救亡团体，动员人民参军参战，使华北的八路军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节　晋北作战

1937年7月底平、津两市失陷后，国民政府已经清楚地看到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场大战不可避免，蒋介石于7月31日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宣称：“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¹²⁷⁾与此同时，迅速调集军队，加紧对华北各战略要地之防卫。而侵华日军则以平、津两市为据点，又开始部署新的攻击。于是，中、日两国在华北大地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斗。

早在日军准备对平津两市发起全面攻击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为控制整个华北，夺取更大的战果，于7月27日决定再从国内派遣三个师团去华北，编入中国驻屯军序列，同时规定该军的作战区域“大概定于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¹²⁸⁾。平津战役刚结束，日本陆军当局于8月5日又做出一份《形势判断》，认为作战地区要扩大，“使中国驻屯军在新派遣兵团到达后，断然进行华北会战，将河北省内的中国军队击退至石家庄、沧州一线以南并对中国军队主力给予致命打击。使海军航空兵对上述会战予以协助”；“会战结束以前，对华不进行任何外交交涉，并排除第三国干涉”；“会战结束后，应占据河北省北部及察哈尔省要地，并伺机通过与南京的交涉解决事变”⁽¹²⁹⁾。为进行华北会战，增援的日军先在平津地区集结，并逐步向周围地区推进，准备于集结完毕后开始新的作战行动。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向察哈尔省发起攻击。长城一线是华北重要屏障，因而也是日军主要的攻击目标。为与关东军配合作战，日本中国驻屯军于8月7日修订第二期作战计划，除继续准备向保定、沧州方向推进，与中国军队决战外，决定以第五师团为主力沿平绥线推进，“席卷察哈尔省，进入山西北部与绥远地区”⁽¹³⁰⁾。上述计划很快得到日本陆军总部的批准，8月9日，东京发出“临参命第七十二号”，令中国驻屯军及关东军进行对察哈尔省作战⁽¹³¹⁾。12日，华北日军命令第五师团应“击败进入察哈尔省之敌，首先占领张家口附近”，其他各部队准备对南方作战。关东军派遣第二、第十五两个混成旅团组成察哈尔兵团，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为前方指挥官，在多伦设立了前方指挥所，从张北方面发动攻势。中国派遣军则从8月中旬起以第十一旅团为主力，沿平绥线向南口、居庸关方向攻击，以同关东军相呼应。

对于日军沿平绥线的攻击，国民政府早有察觉。山西、察哈尔、绥远三省，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屏障。那里也是中、苏陆路交通的重要通道。横贯其间的平绥铁路，以及沿线的张家口、大同和集宁等中心城市，成为敌我必争之地。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蒋介石即令山西、察哈尔等省从速部署，预为经营。军事委员会亦调集傅作义第三十五军、汤恩伯第十三军、高桂滋第十七军及刘汝明第六十八军等部，组成第七集团军，由傅作义任总司令，刘汝明任副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至察哈尔增强平绥路的东段防守。7月31日，蒋介石致电刘汝明，命其速将平绥路青龙桥、八达岭等处各要点铁路炸毁，阻止日军向察哈尔运兵⁽¹³²⁾。8月6日，蒋介石又向汤恩伯下达手令，命其专对南口当面之敌作战⁽¹³³⁾。

8月8日拂晓，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开始向南口附近中方阵地发动进攻，未能得逞。10日拂晓，日军再次猛攻中方南口阵地，并于下午占领南口车站。次日，日军进攻南口镇，被中方部队击退，日军伤亡甚重。12日拂晓，日军调集主力约5000余众，火炮五六十门、战车20余辆，飞机30余架，向得胜口、虎峪村、南口、苏林口一带中方阵地发起总攻⁽¹³⁴⁾。中方部队连夜反攻，阵地失而复得，官兵伤亡颇重。14日拂晓，日军再向中方南口两侧高地猛冲，中方部队与敌反复搏斗，极其惨烈，第五二九团官兵牺牲达三分之二⁽¹³⁵⁾。为增强南口方面战斗力，军事委员会令驻石家庄附近的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部三个师北进增援，第二战区亦先后以第九十四、第二十一、第七十二师及独立第七旅前往增援反攻⁽¹³⁶⁾。中日双方在南口争夺超过一周，日军进攻南口正面一再受挫。于是转移主力攻袭黄老院、镇边城等地。

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战争指导方案》，将晋、察、绥三省划为第二战区，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在《国军作战指导计划》中，称该战区为华北惟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具体作战方案应分步实施，首先固守南口、万全，俟第一战区转移兵力到达，然后依战况之推移，“对于山西东北方面，厚积兵力，以期永久固守”⁽¹³⁷⁾。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示，第二战区迅速调集部队，驻守战略要地，抵御来犯的日军。首先紧急把辖有两个师的第十三军东调南口、居庸关一带，防堵从东边来犯之敌；其次调第十七军之第八十四师进驻独石口、赤城等要隘，以巩固侧背外；另外以第二十九军一三四师控制张家口、宣化一带，并使三军互为犄角。北面则坚守张家口以北长城各要隘，以骑兵和步兵相配合，对李守信的伪蒙军形成包围态势。然而，这样的防线无法阻止日军的攻击。

为打破僵局，日军于8月21日派第五师团绕过南口西南，向镇边城发起攻击。23日，镇边城失陷。此后，日军向怀来突进。中方第十四集团军先头部队于当日到达青白口，但因未及时渡过永定河，未能全力开展发起攻击。此时，日本关东军正大力进犯张家口，中方南口阵地后方业已暴露。26日，汤恩伯率部向蔚县、广灵、涞源一带转移，第十四集团军亦奉命撤回青白口至房山间集结，并与平汉路方面孙连仲部取得联系。南口及附近地区之战斗，从8月8日开始，持续到8月26日，前后鏖战逾二周。中方伤亡29736人，伤毙日军万余人，生俘日军官佐8员，士兵559名，缴获步骑枪414枝，机枪4挺，无线电机1架，击毁敌机1架⁽¹³⁸⁾。

南口战事正酣之时，察北中国军队主动发起攻势，并自8月13日起，接连出击攻克察南之南壕堑、商都、尚义、新明、崇禧等地。15日，日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步骑三个旅团，加上战车兵团及伪蒙军等部，由张北向张家口进攻。至19日，日军已突破长城要隘，并向南推进。傅作义急令下花园、土木堡附近的第一〇一师及第七集团军第二〇〇、第二一一两旅，开回张家口出击作战。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方反击没有奏效。24日，日军攻占张家口以西之孔家庄车站，平绥铁路交通中断。26日，张家口失陷，中方部队退至柴沟堡⁽¹³⁹⁾。

攻占南口的日军则继续西进，在宣化附近与占领张家口的关东军会合，然后集中主力向大同发起攻击，同时还以部分兵力在伪蒙军骑兵的配合下，直取集宁。第二战区急调第六十一军在天镇、阳高等地构筑阵地，阻止日军继续西进，掩护第七集团军在大同建立防御阵地。9月6日起，奉命占据天镇、阳高一带阵地的中方第六十一军与沿平绥路西进之日军遭遇，并与之展开激战，日军发射大量毒气弹，中方伤亡重大，但仍沉着应战。至10日，阳高为日军占领。11日，天镇也落入日军之手，大同情势危急。傅作义本来主张与日军在大同附近地区决战，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以增援第十五军尚未到达，且大同附近地形不利为由，决定放弃大同。12日，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撤离大同，日军随即侵入，大同失陷。

在华北日军沿平绥线向中国内陆猛烈进攻之时，日本陆军当局决定继续向华北、华东战场增兵，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统一指挥不断增加的华北日军，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8月24日决定将中国驻屯军扩充为华北方面军，以大将寺内寿一为司令，下辖第一、第二两个军，每个军指挥三至四个师团⁽¹⁴⁰⁾。9月4日，华北方面军正式行使统帅权，其作战部署是：“方面军的目的在于以主力消灭保定、沧县的敌人，迅速进入易县、定兴、霸县、马厂附近准备攻击，同时以第五师团迅速进入蔚县附近，准备对保定平原的作战。”⁽¹⁴¹⁾很明显，日军的战略是企图消灭河北境内中央军的主力，沿平绥线西进之日军则是策应性攻击。然而，河北省境内中央军的主力已经纷纷后撤，日军没有找到决战的机会，而对晋北的攻击却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

中国军队弃守大同后，退至雁门关内长城一线，凭借天险阻止日军沿同蒲路南下。南京军委会见华北形势危急，在《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中再次强调，要“确保山东、山西两战略要地”，“固守晋北，以待增援部队之到来”。第二战区的主要任务是：“〈于〉集宁、绥远线节节抵抗，阻敌西进”，“以主力固守雁门关、平型关现阵地，另以机动部队在平型关外及阜平一带山地为根据，见机袭击晋北方面及沿平汉线南下敌之侧背。”⁽¹⁴²⁾为增强晋北抗战力量，特令陈栖霞率空军4个中队支援晋省作战，以朱德为司令的第十八集团军也划归第二战区指挥。根据军委会的指示，第二战区也确定了自己的作战方针：“本军以利用山地歼灭敌人之目的，以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制于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策应各方之战斗，相机移转攻势。”⁽¹⁴³⁾

此时，中、日双方在晋北的态势大致如下：第二战区集结的军队有6个集团军，约20万兵力⁽¹⁴⁴⁾，日军则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及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为主力，另外还有部分伪满靖国军和伪蒙军。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山岳环绕，形势险峻。东以太行山与鲁省丘陵地带遥遥相对；南以黄河天险及中条山邻接河南，可扼控整个黄淮平原；北以外长城及阴山山脉与绥察两省接壤；西临吕梁山及黄河与陕西毗连。省会太原，扼正太、同蒲两铁路之交点，依山带水，历来是战略重镇。第二战区如能控制该地，不仅便利兵力调动，且可威胁沿平汉路南下日军之右侧背，或北拊由察哈尔西进日军之左侧背。一旦太原为日军所占，则晋省南北交通联络即告中断，而日军还可保障沿平汉路南侵之侧背安全。所以，太原成为敌我双方必争之地。

9月中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占领大同后，以独立混成第一旅团进占威远堡，北上攻略绥远；以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沿同蒲路南下，直指太原。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由宣化南下，占领蔚县，并向晋北广灵攻击。中国驻军凭险抵抗，晋北会战的序幕由此揭开。

9月11日，日军第五师团由蔚县、阳原进犯广灵。此前，阎锡山已增派兵力，加强广灵方面的防御，其左右翼军的兵力达6个军，另外还有两个师的预备队⁽¹⁴⁵⁾。中国守军与日军激战数日，伤亡惨重，汤恩伯部第四二三师师长吕超然壮烈殉国⁽¹⁴⁶⁾。14日，广灵失守，奉令前往冀南整训。9月19日、20两日，日军继续凭借强大火力，先后攻陷中方之白旷村、将军山一带阵地，并于21日攻占灵丘。此后，中国军队开始向平型关一带转移。广灵、灵丘作战期间，中国空军也积极配合陆军参战。21日，日军飞机至太原上空进行侦察，遭中方两架战机拦截后退回。当天下午，日军轰炸机14架，在8架驱逐机的掩护下空袭太原。中国空军第二十八大队派出战机7架升空迎敌，击落敌机1架，中方飞机损毁2架，大队长陈其光受伤，队员梁定苑阵亡⁽¹⁴⁷⁾。

由于战场形势变化，阎锡山对第二战区主力部队重做部署，在沿内长城雁门关至平型关一线构筑起有组织之防线，准备并用火力与攻势转移，以求各个击破来犯之敌⁽¹⁴⁸⁾。平型关是恒山山脉中一个要隘。恒山山脉的正面是雁门关，纵深达30公里，山势险峻，是著名的古战场；而其右侧却是宽阔的滹沱河谷，宽达10公里以上。在军事地理上，这条川道是恒山的战役走廊，是恒山山脉的军事生命线。这条川道北端的平型关，则是一扇安全门，门被打开，日军就可长驱直入，防御之师只能后撤百余公里，至忻口方可立足。为守住平型关，第二战区安排重兵防守，还令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在侧翼助攻。尽管作了有力部署，但对能否获胜，阎锡山并无多大把握。因为自日军侵入山西以来，战局一再失利，阎已处于不打一仗无法向国人交代的尴尬境地，然而对这次能否有效阻止日军前进，胸中实无把握。

9月22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先头部队四五千人，在战车数十辆的前导下，开始向平型关正面发起猛攻，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师第一九七旅奋起阻击，重创敌军⁽¹⁴⁹⁾。23日拂晓，日军再向中方平型关、团城口、师福沟一带阵地全面进攻，至下午，平型关、团城口进犯之敌被中方部队击退，中方伤团长1人，伤亡营长3人、士兵2000余人⁽¹⁵⁰⁾。东西跑池一带战况尤为激烈，战斗中中方两个连全部牺牲，双方激战至晚，遂成僵持之局。至24日夜晚，防守团城口的中国军队经多次肉搏，终因伤亡过重，被迫后撤。日军突破防线后，立即准备扩大战果，向纵深攻击，然而25日上午，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之一个大队，却在平型关遭到八路军的伏击，损失惨重。

日军因平型关形势危急，立即命令向石家庄转移的第五师团主力返回救援，同时又令察哈尔兵团两个旅团的主力从大同南下，突破内长城防线，直趋繁峙，予以策应。26日，第五师团全部三个联队开始向平型关发动总攻，主攻矛头直指平型关西北之迷回村，企图打开一个缺口，中方第六集团军及联合预备军奋力阻击。同日，阎锡山派出中国空军北面支队3架战机，对平型关、蔡家峪一带的日军部队及辎重实施空中打击⁽¹⁵¹⁾。27日，日军在优势炮、空及战车的支援下，再次发起猛攻，被中方部队击退。28日拂晓，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为防日军突破平型关，又派三个步兵团与日军展开肉搏格斗，中方伤亡惨重。此时日本关东军两个混成旅团又经应县南下，向中方守军第二〇三旅及第一〇一师之茹越口、小石口等阵地发起进攻，中方部队坚决抵抗，一度肉搏，损失奇重，旅长梁鉴堂督战时英勇阵亡，“所部向团伤亡三分之二，赵温先团亦伤亡半数以上”⁽¹⁵²⁾。茹越口阵地多次失而复得，但最终失守，中国军队退至繁峙以北三四十里之铁角岭布防⁽¹⁵³⁾。当日，日军攻占朔县。朔县守城部队与日军激战，仅10余人突围，其余官兵700多人全部殉国。日军占领朔县后，即开始屠城，城内官绅、民众被屠杀者在3000以上⁽¹⁵⁴⁾。另一方面，八路军一部于28日迂回日军之侧背，在灵丘附近截获满载辎重汽车50余辆，并俘获日军200余人⁽¹⁵⁵⁾。

此后，日军进逼繁峙，使平型关中方守军处于不利态势。29日拂晓，日军再次来犯，双方激战，中方阵地悉数被毁，但守军仍英勇阻击。然而此时，中方铁角岭阵地已落入敌手，中方部队被迫缩短防线。当日黄昏繁峙失守，中方平型关方面之补给线被切断，各军队被迫向五台山转进。至30日，中方军队大部被迫南移至忻口东西之线，再建抵抗阵地。

正当平型关战役激烈进行之际，日本华北方面军另以4个师团的兵力沿平汉路推进，至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攻陷繁峙之时，其前锋部队已越过保定，进抵正定以北约40公里之新乐一带，正太与平汉两铁路交会之石家庄已岌岌可危。日军攻势之急迫，不仅晋东震撼，太原亦堪忧虑。

鉴于晋北战略地位之重要，10月1日代县弃守后，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即奉令率所部第十四军、第九军、第八十五师、第五十四师、独立第五旅、炮五团等由石家庄星夜赶往太原增援⁽¹⁵⁶⁾，第十九军则坚守崞县、原平，以掩护第十四集团军在忻口附近集结布防。10月3日，阎锡山对第二战区主力部队重作部署，分左、中、右三路发起进攻，以第六十八、第七十一、第一二〇师、独立第七旅，配属炮兵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八各团之第三营为左集团军，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以第十四集团军、第十五军、第十七军、第十九军、第三十四军之一九六旅、炮兵第二十七团等为中央集团军，由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以第十八集团军、第一〇一师、新编第二师为右集团军，由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同时，由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六十一军，第六十六师及独一、独三旅团作为预备集团军，由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¹⁵⁷⁾。

日本军部对攻占太原十分重视，10月1日向华北方面军发出命令：“以一部进行山西省北部作战，攻占太原。”⁽¹⁵⁸⁾当天深夜，华北方面军即令第五师团的主力在代县集结，准备对太原发起攻击。为增强第五师团的攻击力量，还将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在晋北的部队划归该师团统一指挥，另外又增派一个支队给该师团。与此同时，华北方面军还令第一军不失时机地进行石家庄会战，并以一部进入井陉以西要地策应第五师团。

10月6日，晋北日军开始集中炮火向中国军队的阵地轰击，发起忻口之战。第二战区在忻口的防御计划是：两翼依托五台山和宁武山区，而以主力扼守忻口正面，并准备相机采取攻势，将日军歼灭于平原以北地区。但因时间仓促，工事尚未完备。战役刚发动，崞县即于8日弃守，导致平原被围攻。虽紧急调主力援助解围，但遭日军阻击，平原亦于11日失陷。13日8时许，日军第五师团及关东军主力在板垣征四郎的统一指挥下，联合陆军、空军之战力，向中方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左翼兵团阎庄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日双方当即开展激战，中国守军奋勇迎敌。至10时，南怀化沿河工事全部被摧毁，守军也伤亡殆尽。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南怀化、大白水等中方阵地先后被突破。

此后，第二战区派出傅作义预备军由忻口转移攻势。14日，忻口中国守军开始向日军发起进攻，中日双方遂在南怀化附近展开激战。战斗初始，战场形势对中方有利。至中午时分，日军逐渐获得增援。战斗中，中方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新编第四旅旅长于振河先后负伤，日军在飞机、战车与火炮的支援下再次攻陷南怀化，中方部队退至新练庄以东之线⁽¹⁵⁹⁾。15日，阎锡山得悉忻口正面之日军已增至六七万之多，中方双方兵力悬殊，于是电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五台山区之部队截断敌后交通，阻止敌军继续增援⁽¹⁶⁰⁾。当日，第十八集团军一部，在灵丘、广灵间击溃日军步骑兵200余人，汽车30余辆，并进占广灵。同时另一支队在克复涞源后进占紫荆关⁽¹⁶¹⁾。15、16两日，李仙洲、郝梦龄、陈长捷等率部与日军主力在南怀化附近及大白水等阵地激烈交锋，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相继殉国，中方部队指挥也一度中断⁽¹⁶²⁾。此后，卫立煌派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统一指挥中央兵团各部继续作战，同时电请军事委员会予以增援。20日起，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南怀化东南之平顶山，先以飞机、火炮连续轰击，又施放大量催泪性毒气，继之以步兵突进。中方部队堵击不及，平顶山被日军攻占。22日拂晓，中方第八十五师由新编第四旅右翼出击，日军负隅顽抗，并频放催泪弹及燃烧弹。中方部队奋勇突击，与日军肉搏十余次，终于于当日下午克复平顶山。是时，右集团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也在敌后开展游击，配合忻口正面中方军队的作战⁽¹⁶³⁾。24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被中方守军击退。至27日，忻口战事仍呈胶着状态。

正当晋北战役激烈进行之际，沿平汉路南下的日军第二十师团之一部企图入晋增援第五师团，遭第一战区部队在娘子关一线阻拦后，第二战区右翼才暂获安定。此时，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主力继续沿平汉线南下，而以第二十师团主力控制石家庄后，又沿正太路西犯。其先头部队突破多道防线，侵入山西境内。

10月10日午后，第二十师团分途渡越滹沱河南岸，直逼井陉。当晚，阎锡山特派黄绍竑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并赴娘子关指挥作战⁽¹⁶⁴⁾。12日，日军在战机的支援下向中方守军阵地猛攻，下午突破中方刘家沟附近阵地，至黄昏又相继攻陷长生口、大小龙窝与井陉。此后，阎锡山急令晋北之孙连仲部回援娘子关，并参加防守正太路的作战。13日，日军攻占旧关。次日拂晓，中方第十二师、第二十七师等部开始向旧关发起第一次反击，中、日双方展开激烈争夺战。15日凌晨，阎锡山下令将娘子关附近作战的指挥权交给孙连仲。拂晓，中方部队再次发动进攻，并占领核桃园、甘桃驿等地。经过两日作战，中方于旧关附近计毙敌鲤登行一大佐、中岛利男少佐以下500余名⁽¹⁶⁵⁾。16日拂晓，中方再度出击旧关，此时日军亦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攻击，双方展开肉搏近战，最终中方攻占之核桃园等地落入敌手，中方则退回原阵地，第二次反击旧关没有奏效。17日至18日，中方各部队再次出击，攻击黄石嘴以西旧关、大小龙窝一带之日军。中方一度实行夜袭，虽有所进展，但伤亡惨重，第三十八军教导团计伤亡营长3员，连长14员，官兵共2000余人，几乎全团殉国⁽¹⁶⁶⁾。19日，乏驴岭方面之日军，向中方第十七师阵地全面猛攻，中方部队折损重大，被迫退向北峪、东葛丹一线防守，第三次反击旧关失利。

20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在战机的掩护之下，向娘子关中方第二十七师所守高地及北峪一带阵地猛攻。中国守军奋力迎击，与日军肉搏十余次，阵地大部失陷。22日，日军再次猛攻第二十七师所守高地，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及新十团伤亡营长以下600余人⁽¹⁶⁷⁾。鉴于中方伤亡重大，战力锐减，且日方援军将至，黄绍竑遂电令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缩短防线。由于第二十六路军自房山、琉璃河、涿州、平山抗战以来，激战数十次，实力损失三分之一强，且又在娘子关一带血战八昼夜，实力已不满6000人⁽¹⁶⁸⁾，阎锡山遂将刚抵达太原的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部急调至阳泉，增援第二十六路军的对日作战。24日，日军再向中方部队发动全线进攻，第三军阵地一度动摇。此后，日军又切断阳泉与平定间的通道，娘子关正面的中方部队也被击破。正太路中方部队久战疲惫，且伤亡重大，不得不于26日主动撤离，日军因此轻易进占娘子关。尽管如此，蒋介石仍于28日电令阎锡山，要求娘子关方面作战部队利用寿阳以东地区山地坚强抵抗，“如无命令，即将全部牺牲，亦不许退至寿阳以西”⁽¹⁶⁹⁾，此举无疑是想通过抵抗延迟日军对太原的进攻。随着第二十六军的撤退和晋东防线的失守，晋北守军立即处于危险境地。阎锡山被迫于11月1日电令忻口各部队退出阵地，向太原以北地区转移，进入预定阵地，继续拒敌南下。至此，忻口战役也以失利而告结束。

随着晋北守军的后撤，日军第五师团于11月3日开始，由忻口向南追击；晋东的第二十师团，此时也已占领寿阳，向太原逼近。为尽快攻占太原，日本华北方面军令其第一军统一指挥太原攻略战。第一军军长香月清司于4日发出命令：第五师团以主力继续向太原攻击，以一部向汾阳附近追击；第二十师团以一部攻占榆次西北地区，对太原东南中国军阵地保持监视，其主力继续沿铁路线向晋中的平遥、介休方向追击；昔阳支队先进击榆次，并与随后跟进之第一〇九师团主力会合⁽¹⁷⁰⁾。这是一个对太原实行三面围攻的计划。

对于太原保卫战，第二战区曾订有作战计划。其指导方针是“利用太原四周既设阵地，实行依城野战，以阻敌前进，消灭其兵力，待我后援兵团到达，再施行反攻夹击而聚歼之”⁽¹⁷¹⁾。根据上述计划，阎锡山在太原四周构筑了一批防御工事，对部队配备也有专门部署。对城内防卫，则有更周详的安排，以使各种武器互相配合，“能集中所有火力，以达歼灭敌人之目的”⁽¹⁷²⁾。为使该计划能够贯彻实施，阎锡山曾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统帅全战区各部队，傅作义兼太原守备司令，负责城内防务⁽¹⁷³⁾。然而战场形势之变化，已超出阎锡山等人的估计，因此上述计划根本无法实施。

11月4日，从忻口后撤的中国军队正准备在太原外围阵地部署之际，日军也已尾追而至；从晋东后撤之各部，在途中即遭日军袭击，无法进入后方阵地，被迫向榆次西南转移。卫立煌只得临时抽调其他部队去该阵地防御，但这些阵地根本无法阻止日军的攻击。日军第五师团，在百余辆战车、装甲车及飞机的配合下，于5日即推进到太原北面的城下；而于晋东来的第二十师团，亦于同一天到达太原南郊。第二天，日军即从南北两面向太原发起攻击。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奋战，在日军炮火与飞机的夹击下，伤亡惨重，至11月8日已无力坚守。当天晚上，残部从南城门突围，向晋南退却，太原城遂告陷落。

从平型关抗战至太原保卫战，蒋介石与阎锡山曾下决心坚决抵抗，在军事上也作出了积极安排，然而第一线部队一再溃退，导致整个战役失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武器武备处于劣势，军队整体素质不如敌人之外，战略上的失误和不少军官贪生怕死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其消极防御的战略，无法发挥在天时地利方面的优势，简单的阵地战更使中方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对于参战部队斗志低下，其内部将士也感不满，他们曾向上峰反映：“查我军将士无战力，遇敌即退。平型关之敌不过一旅团，以十六团兵力，傅总司令亲临指挥，几日且并无丝毫进展，而以溃后退。……请中央速筹大计，以免遗［贻］误全局。”⁽¹⁷⁴⁾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失败就无法避免。

晋北作战失利，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明确指出：太原失守以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¹⁷⁵⁾。

第五节　南京保卫战

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距上海仅300余公里。淞沪防线失守之后，南京立即面临日军日益迫近的威胁。按照事先拟订的抗战计划，国民政府一面准备向内地迁都，以免受到日军的挟制；同时又调兵遣将，在南京外围布防，以保卫首都之安全。

突破淞沪防线之日军，乘攻占上海之气焰，分兵数路，继续向纵深追击。日本参谋本部为扩大战果，给中国方面造成更大的压力，开始研究“在此之际可否抓住战机，一齐冲出制令线给以强有力的压迫？”这一新的战略问题⁽¹⁷⁶⁾，为此，专门派员去上海实地考察。而在淞沪第一线的日军，则早已把制令线置之脑后。第十军司令于11月15日召开幕僚会议，研究战场形势，认为在淞沪会战中虽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但中国军队已处于混乱状态，如抓住战机断然追击，很快即可以占领南京，于是作出了果断向南京追击的决定。19日它向东京报告：“本日正午许占领嘉兴”，“集团19日晨命令以全力向南京追击”。参谋本部对该部超越“制令线”问题向华中方面军询问时，方面军的意见是：“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需占领南京。”其主要理由是：“现在敌之抵抗在各阵地均极其微弱，很难断定有彻底保卫南京的意图。在此之际，军如果停留在苏州、嘉兴一线，不仅会失去战机，而且将使敌人恢复斗志，重整战斗力量，其结果要彻底挫伤其战斗意志将很困难”；“为了要解决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方面军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估计最迟在二个月内可以达到目的。”⁽¹⁷⁷⁾根据现地的实际状况，日本参谋本部于11月24日发出“大陆指第五号”，宣布“废除以临命第六百号指示的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域”，实际上是已经同意向南京攻击。12月1日，参谋本部根据“大陆命第七号”，下达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¹⁷⁸⁾，以松井石根为方面军司令。同一天又以“大陆命第八号”下达天皇敕令：“华中方面军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¹⁷⁹⁾至此，日本攻占南京的战略正式确定。

向南京攻击的日军来势迅猛。蒋介石亲自兼任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从11月13日开始，数次下达战斗命令，以加强吴福线和锡澄线的防御，阻止日军向南京攻击。19日又下令让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亲临前方担任指挥”，并令该军“必须死守马牧港、崇德、青镇、南浔镇之线”⁽¹⁸⁰⁾。然而，在淞沪会战中遭受重大损失的政府军已溃不成军，再严厉的军令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苦心经营多年的两条战略防线，很快即被日军攻破。日本上海派遣军的主力师团一路沿沪宁铁路经丹阳、镇江、句容西进，另一路经金坛向南京进犯；第十军之一部沿宜兴、溧阳、溧水公路西进，另一路沿宁国、芜湖公路进攻芜湖，以图切断中国军队向西的退路。

面临南京即将遭受日军围攻的危急局面，蒋介石从11月中旬起，连续三次召集高级幕僚会议，讨论南京的防守问题。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徐永昌等高级将领均主张对南京仅作象征性防守。李宗仁等认为，“从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背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¹⁸¹⁾。蒋介石、何应钦等虽明知南京难于固守，但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¹⁸²⁾唯有唐生智坚决主张死守南京，他在会上大声疾呼：“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同时欣然接受南京城防司令的职务⁽¹⁸³⁾。在决定举行南京保卫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决定迁都重庆。蒋介石把迁都的理由归纳了两点：“甲、为长期抵抗之计；乙、不受敌军威胁以打破敌人对城下之盟之妄念。”⁽¹⁸⁴⁾国民党高层对迁都问题很快达成共识。11月15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议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之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地点。16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全体会议上提出，主张迁移政府于重庆。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通过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几项决议，包括：1．通过非常时期中央党政军机构调整及人员疏散办法；2．规定中央政治委员会暂行停止，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3．国防最高会议应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所在地；4．预定迁移地点为重庆⁽¹⁸⁵⁾。19日，蒋介石对迁都重庆的决定做了说明，他说：“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所早已预定的”，“只要国府存在，必与之抵抗到底。”⁽¹⁸⁶⁾这样，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之意。此后，国民党党部与政府中央机关各部门纷纷迁往重庆、武汉、长沙等地，仅军事委员会尚留守南京⁽¹⁸⁷⁾。

11月24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并于次日下达第三、第七战区及南京卫戍部队战斗序列之变更及任务。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仍由蒋介石自兼，副司令长官为顾祝同，下辖第九、第十九两个集团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副司令长官陈诚，下辖第八、第十五、第二十三三个集团军。第三、七两战区的作战境地以遂安、淳安、昌化、广德、蜀山镇之线划分，线上属第三战区⁽¹⁸⁸⁾。南京卫戍部队则下辖第七十二军孙元良部、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首都警备军谷正伦部、桂永清教导总队、宪兵部队及其他特种部队之一部⁽¹⁸⁹⁾。各防区的具体任务是：第七战区“除固守现地外，其左翼须以有力部队留置于安吉、孝丰山地，相机攻击敌侧背，迟滞其前进”；第三战区“须以有力部队分别留置于龙潭以南、广德以北各山地，迟滞敌之前进，掩护主力之行动，并破坏重要交通线”；“各战区须与首都卫戍军相策应，对敌作战保持动作之自由”；首都卫戍军“除固守南京既设阵地外，应与第三战区部队密切协同相互策应，击破敌之攻围军”⁽¹⁹⁰⁾。从这一部署看，蒋介石对南京的防卫已经比较消极。第七战区的任务仅是牵制日军对南京的进攻，担任正面拒敌的第三战区之主要任务也是“掩护主力之行动”，而负责“击破敌之攻围军”的唐生智部力量十分有限，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早在11月初淞沪会战失利之际，蒋介石已有避免与日军主力正面交战以保持中国军队有生力量的想法：“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当以前者为重也。”⁽¹⁹¹⁾即便在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之后，蒋介石的内心想法也是“南京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¹⁹²⁾。在当时中日双方兵力和态势实际对比情况下，南京城守与不守，确实难以做出断然的选择。

唐生智受命之后，立即做守城准备。当时南京城防军仅有第七十二军之八十八师和第七十八军之三十六师，以及教导总队，而这些部队又是刚从上海战场撤退下来，尚未得到必要的补充整顿。因军情紧迫，唐生智将上述部队作了如下部署：以八十八师担任右翼地区雨花台及城南之守备；以教导总队担任中央地区紫金山及城垣东部之守备；以第三十六师担任左翼地区大红山、幕府山及城北之守备；以宪兵队担任清凉山附近之守备；另以部分兵力警戒长江封锁线。同时又令各部队征集民伕，抓紧构筑工事⁽¹⁹³⁾。南京城防计划从11月26日正式启动，至12月5日日军前锋挺进南京防区，前后仅有十天时间，而各部队的行动也参差不齐，无论军队部署或阵地准备，均与预定要求有很大差距。而第三战区在南京外围的防御，因时间更短，情况则更糟。

参加围攻南京的日军由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指挥，由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两个军组成。第十军接获攻占南京的命令后，随即兵分三路向南京推进，其第十、第十一、第十三三个师团沿京沪线经丹阳、镇江、句容西进；第三、第九师团则由金坛扑向南京，第十军之第一一四师团沿宜兴、溧阳、溧水公路前进，并以第六、第十八师团沿宁国-芜湖公路进攻芜湖，以切断中国军队西撤之退路；上海派遣军从12月3日起，令第九、第十六两个师团沿沪宁铁路和长江一线向南京方向攻击，第十三师团分兵渡江北上，攻占靖江，从江北迂围。至12月5日夜晚，日军以五个师团、两个支队及一个先遣队的强大兵力，对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南岸中国军队的阵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至此，南京保卫战的序幕已经揭开。

在日军向南京合围之时，南京外围阵地之中国守军步步后撤，有一部分退到南京城内，参加南京保卫战。至12月初，南京守军已增加到15个师。因此，城东南方向主阵地改由第七十四军和第八十三军防守，第七十四军的两个师防守板桥至淳化镇一线，孟堂至龙潭一线的阵地则由第八十三军两个师担任。日军先头部队于12月4日开始与主阵地发生接触，因主阵地有永久工事，而日军兵力不足，至7日中午双方仍相持不下。此时，南京外围句容的阵地在日军第十六师团围攻下损失惨重，第八十三军奉命开赴镇江增援，原有防区由第十军接替。该军以第四十八师为先头部队占领龙潭以北阵地，而龙潭以南至乌鸦山之间，因第四十一师未能如期达到，发生空隙，日军则乘机侵入汤山左侧背之孟塘。当时总部立即组织部队反击，但日军也不断增加，因汤水镇阵地将要被日军围歼，守军被迫后撤。此时龙潭方面之第十军，尚未巩固阵地即见汤水守军已经撤退，也向栖霞山后退，后与日军稍有接触，又退至江北。在淳化镇一带之第七十四军，闻龙潭已失，见镇东北之上庄亦已有日军侵入，也开始向牛首山撤退。由于各阵地之退却均无计划，日军尾随而至，主阵地很快就出现了大缺口⁽¹⁹⁴⁾。

在南京外围战激烈进行之际，蒋介石抱着“余能多留京一日，国家、人民、首都与前方军队，皆多得一日无穷之益”的想法，仍留在南京城内⁽¹⁹⁵⁾。12月4日晚上，他在南京卫戍司令部召集师以上高级军官讲话，强调南京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次日他又去南京城东20公里的汤山，对守城部队训话。这时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外围阵地也破绽百出，精神上的鼓励已无法挽回军事上的颓势。

12月7日，日本军部给华中方面军下达命令，要该军在攻占南京后，与海军配合，控制包括杭州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华中方面军立即制订《攻占南京城要领》，决定“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城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在敌之残兵仍据城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将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展开，进行炮击夺取城墙，各师团以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的部队进入城内进行扫荡”；上海派遣军负责攻占中山门、太平门、和平门，第十军攻占共和门、中华门、水西门；两军在城内的作战区域以“共和门——公园路——中正街——汉中路”为界⁽¹⁹⁶⁾。围攻南京的日军在12月8日夺取城外阵地，分头向城墙推进。南京保卫战遂进入最后阶段的城廓阵地防御战。

12月9日拂晓，日军占领光华门外的大校场与通光营房，并发炮轰击城门。松井石根也于当日向南京守军发出劝降书，限次日上午答复。唐生智拒绝了日军的最后通牒，并于当日傍晚向各军下达命令：“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地，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同时又令第七十八军控制一切船只，严禁私自渡江⁽¹⁹⁷⁾。从10日开始，日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等处同时发起攻击，战况十分激烈，雨花台阵地前面的据点曾数次丢失，又重新夺回。日本空军第三飞行团自12月4日起对中华门等南京城周围的中方阵地实施猛烈轰炸，10日又对紫金山的中国军队进行重点轰炸，此间重轰炸机中队还数次对长江北岸作战的地面部队空投补给卫生材料、粮食等物品⁽¹⁹⁸⁾。11日，日军继续地空联合，向南京周围要地进攻，杨坊山、孔银山等地先后陷落，负责守卫之中方第四十八军第二八八团三营与第二八三团一营均全营壮烈殉国⁽¹⁹⁹⁾。当日，日军突破雨花台右翼阵地和中华门，并一度攻入城内。鉴于南京战局危殆，蒋介石于11日通电指示唐生智称：“如情况不能持久时，可相继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²⁰⁰⁾

12日清晨，各路日军发起总攻，中国军队顽强抗击。激战至中午，雨花台主阵地失守，紫金山阵地亦被日军攻占。重要阵地相继失守，引起全城动摇，日军先后从光华门、中华门侵入城内。卫戍司令部曾令部队紧急增援中华门守军，但因城内秩序混乱，部队无法展开而未达目的。至下午3时，从第一线阵地溃退下来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个师的部分官兵企图出挹江门，渡江北逃，被第三十六师及本部特务队阻拦，使城内秩序大乱。这时，南京城内的防御战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12日下午，唐生智召集守城部队召集高级将领会议，传达了蒋介石之电令，决定弃城撤退，撤退的方案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²⁰¹⁾。唐生智还为各部队的撤退拟订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如突围路线，行动时间，集结地点等，司令部直属部队及第三十六师于当晚渡江北撤；撤退之前，“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火炮并弹药，应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²⁰²⁾。

南京中国守城部队撤退后，冒着日军的炮火堵击，向浙、皖边境突围转进。一部分部队渡过长江进入安徽境内，另一部分则由汤水镇、句容退向皖南宁国地区，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奉命率部掩护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及直属部队由下关渡江。在与日军激战的过程中，南京卫戍宪兵副司令萧中令、第一五六师参谋长姚中英、第一六〇师参谋长司徒非等均壮烈牺牲⁽²⁰³⁾，最后仅有第六十六军安全转抵浙皖边区，其余除部分突出重围外，大部均以身殉国。

反观唐生智制订的撤退计划，表面上看颇为周详，但他没有考虑到当时城内已一片混乱，在此情况下是根本不能按照常规方式行事的。后来形势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首先，由于部队已被打散，通信联络阻塞，许多部队没有接到撤退的通知，所以撤退计划根本无法有序实施。其次，原计划多数部队从陆路突围，但多数部队从第一线溃退后已基本丧失战斗力，根本无力再突破日军阵地向后方转移，因此，只有少数在城外的部队突围成功，多数部队退至江边，准备渡江北撤，使撤退计划全盘打乱。第三，没有对维持渡江秩序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挹江门内人群拥挤，各部队“均争先抢过城门，互不相让”，秩序大乱，发展到“任意开枪，甚至自相冲突”；下关码头的秩序更糟，人多船少，竞相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²⁰⁴⁾，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而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在召开撤退会议后已不能返回设于铁道部的驻地，“原定偕宋军长渡江计划，不克实睡【现】……本部员兵五百余人，现已渡江会集者仅约百余人”⁽²⁰⁵⁾。

12月13日，大股日军分由雨花台、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等处突入南京城区，其中，雨花台、中华门突入敌人300余，中方守军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溃兵退至铁道部⁽²⁰⁶⁾。此后，中日双方进行巷战，战至午夜，留城守军全部牺牲，中华门一带阵亡的中国士兵逾千人⁽²⁰⁷⁾。当日午后，日军海军舰队前卫队、主队分别按顺序从泊地出发，以纵阵列突破封锁线向南京进击，第一水雷队主力随后跟进⁽²⁰⁸⁾，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也乘势进驻南京机场⁽²⁰⁹⁾。至13日傍晚，日本陆海军部队在一片混乱中占领了南京城。南京保卫战之失利，客观原因是新败之弱旅无法抵挡强敌的攻击，但失败得如此迅速，损失如此巨大，则主要由于指挥失策所造成。南京保卫战的损失是巨大的，据日本上海派遣军公布的数字，这一战役中国军队战死8.4万人，被俘1.5万人，而日军仅死伤4800人⁽²¹⁰⁾。

南京沦陷后，中国的抗战进入一个极为困难的阶段。这不仅因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沪、宁、杭三角地区完全沦丧，而且国民政府的精锐部队自抗战爆发以来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惨败，连首都也告沦陷后，抗日阵营内的投降势力抬头，国民党的政治危机也日趋严重。南京沦陷当日，蒋介石发表通电称：“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则之国策。”⁽²¹¹⁾为进一步鼓舞国民的抗战士气，蒋介石于12月15日在武昌发表《告国民书》，强调对于日军的侵略，“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日军大举入侵的形势，“毋宁谓于我为有利”。“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形势之下，不能徒顾虑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诚使我全国同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²¹²⁾。蒋介石不屈服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国民的抗日斗志，同时也击破了日本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阴谋。

12月17日，侵华日军在南京举行入城式，由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与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率部游行。此时，南京攻防的军事行动虽早已结束，但日军却对城内的和平居民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日军在进攻南京的途中，已经开始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达训令，要求“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²¹³⁾。12月13日，日军第六师团从光华门、雨花门进入南京城后，立即以各种火器对马路上的难民进行疯狂射击，一时间血肉横飞、尸体遍街。此后，日军分别占领浦口和下关，切断中国守军的退路，并向江面上正在乘舰艇撤退的渡船、木排疯狂扫射，中国军队被枪炮击毙及因舰艇撞翻而淹死者达3000余人。一名日军随军记者这样记述：“我随同攻陷南京的日军一同进城，在城内待了四天，目睹了日军无数暴行……12月13日，在中山门附近城墙见到极其恐怖的大屠杀。俘虏们在25公尺宽的城墙上排成一列，许多日本兵端着插上刺刀的步枪，齐声大吼，冲向俘虏的前胸和腹部刺去，一个接着一个刺落城外去了。”⁽²¹⁴⁾屠杀战俘，仅仅是南京大屠杀的序幕。

12月14日，日军大部进入南京城，迅即开始烧杀淫掠，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更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在中山码头、下关车站等地，日军对聚集江边的难民疯狂扫射，枪杀数万人。15日，日军又将平民及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押往鱼雷营屠杀。此外，日军还践踏自身承诺，对难民区内的大批难民进行屠杀。16日傍晚，日军从难民区内搜捕青壮难民5000余人赴中山石码头集体枪杀，随后将尸体推入江中。对于已经投降的中国士兵俘虏，日军也全部将其处死。大批中国士兵投降以后，在最初的72小时内就被日军在城外用机枪扫射处决。日军将南京城内手无寸铁的平民及被俘士兵用绳索捆绑后，每百人或数百人围成一团，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然后抛尸江河湖塘。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确认：“在南京城外，有大批的中国士兵放下武器并投降。在他们投降后的72小时内，被用机枪屠杀于长江岸边。大约3万多名战俘被这样杀戮。”⁽²¹⁵⁾

12月17日，日本华中方面司令官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大加奖励纵兵作恶最甚的第六师团的师团长谷寿夫。当日，日军从各处搜捕中国士兵俘虏及平民3000余人赴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此后，日军在南京城内的屠杀暴行愈演愈烈。18日，日军将城郊大批难民及解除武装之士兵俘虏5.7万余人悉数捆绑，押至草鞋峡，用机枪集体射杀，少数未死者，复用刺刀戳毙，后又纵火焚尸，将残骸弃于江中⁽²¹⁶⁾。日本士兵在大街小巷见人便杀，南京城内到处血流成河。仅12月一月，日军在汉中门外、鱼雷营江边、中山码头、下关、煤炭港、草鞋峡、水西门外上新河一带，城南凤台乡、花神庙一带，燕子矶江边，宝塔桥、鱼雷营一带屡次制造集体大屠杀，被害者超过19万人。遍布城郊的分散屠杀，更是难以计数。仅3个较大的慈善团体掩埋的尸体数，就至少有7.7万具⁽²¹⁷⁾。此外，还有一些屠杀的被害者尚不包括在此之内。1937年12月12日至21日，南京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的被俘军民遭日军机关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遇难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有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²¹⁸⁾。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除使用现代化武器之外，还采用各种原始野蛮、残酷无比的杀人方法，如砍头、活埋、水溺、火烧、挖心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日军军官还展开杀人竞赛，东京《日日新闻》和英文版《日本广宣报》曾连续刊登通讯，介绍野田岩与向井敏明两名少尉的“斩杀百人”竞赛，以炫耀日军的武功⁽²¹⁹⁾。当时留在南京的金陵大学教授贝德斯博士说：“劫掠、酷刑、屠杀、奸淫、放火，凡是可能想象的坏事，日军进城后，都毫无顾忌地实行了……在这个新时代中，我们找不出什么东西可以超越日军的暴行。”⁽²²⁰⁾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有计划地进行集体屠杀之后，又焚尸灭迹。几名日军记者共同证实：“自12月16日到17日所直接看到的，首先是从下关到草鞋峡，一路上沿江边一带都是焚烧过的尸体，约有两三千具。大概是经机枪扫射后浇上汽油烧死的。”⁽²²¹⁾

日军在南京大肆屠杀的同时，还丧心病狂地强暴妇女。英国曼彻斯特报记者田伯烈曾报导：“依据德国同事统计，强奸案有二万件。我保守的估计，认为不下八千件，只在金大（金陵大学）一处，我知道全案细节者，有一百件，有确实证据者达三百件。小自十一岁女孩，老至五十三岁的妇人，都被强奸；在大校场上，十七个日军在大白天轮奸一个妇人，事实上，我所知道的案件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干的。”⁽²²²⁾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战后在东京作证：“日军奸淫妇女，不分昼夜，有时竟在街头为之，有一妇人在公墓内被日兵十七人轮奸，年仅九岁的女童及其七十六岁之祖母，竟在南京城内同被奸淫。”⁽²²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还指出：“伴随强奸，还有许多变态和虐待狂的事例出现。许多妇女在被强奸后遭杀害，尸体也被毁坏。”⁽²²⁴⁾

伴随着屠杀和奸淫，日军还进行大规模的抢劫、焚烧和破坏。他们在城内抢劫所想要的东西，“装满一卡车一卡车搬运出去，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²²⁵⁾。1938年1月22日，香港的一则电讯称：“南京被敌军占领，迄今已达39日，但仍有许多地方大火尚在燃烧中，恐怖之时期仍未渡过，所有商业区均成废墟。”⁽²²⁶⁾至2月中旬，德国人还有这样的记录：“市街的情况，在日本军队的占领下完全变样。每天没有一天不放火，现在轮到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九江路。如以百分率计，可以说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街道被烧光了。”⁽²²⁷⁾史密斯博士曾对此进行调查，其结论是：“如果分析一下留在南京的人家损失如此之大的原因，可知百分之二是交战因素，百分之五十二是由于纵火，百分之三十三是由于军队的掠夺抢劫，百分之九是盗窃，还有百分之四原因不明。房屋的损失几乎全部是由于纵火，可是动产的损失只有百分之三十一是由纵火造成的。事实上动产的损失中有一半是由于被士兵们抢去了。”⁽²²⁸⁾

在南京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中国同胞遇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组织专门机构进行调查统计。1946年7月，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综合各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被日军惨杀者为295，885人，另又有家属提出救济申请者为96，260人，共计有39万余人⁽²²⁹⁾。1947年3月，在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中认定，“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以上”⁽²³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则这样认定：“后来的估计显示，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²³¹⁾上述数字上的差异，主要是认定的标准不同。远东军事法庭的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²³²⁾。而这些数字也是相当巨大的。

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因涉及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屠杀现场又完全被日军所控制，在事隔多年之后，要作精确统计是极为困难的。但从杀人现场留下的大量罪证，众多被害者与中外目击者的证词，已足以证实南京大屠杀这一罪行的客观存在。此后，《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等揭露日军暴行的第一手资料陆续被发现与刊布，更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日军的野蛮暴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

(1)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1937年1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页。

(2) 何应钦：《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351页。

(3) 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44页。

(4) 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七七事变》，第48页。

(5) 王冷斋：《卢沟桥事变始末》，《七七事变》，第23页。

(6) 《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日军行动节略》（1937年7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83-85页。

(7) 《杨宣诚关于宋哲元与日蒋关系错综复杂情形报告》（1937年7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93页。

(8) 《秦德纯致钱大钧电》（1937年7月1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93页。

(9) 《钱大钧复秦德纯电》（1937年7月1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93页。

(10) 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七七事变》，第49页。

(11)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41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12) 《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12日）、《宋哲元复密电》（1937年7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60页。

(13)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3页。

(15) 日本原中国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因心脏病恶化，卧床不起，于7月15日死亡。日本军部于7月11日紧急任命香月清司为中国驻屯军司令。

(16)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88—89页。

(17) 《堀内总领致森岛参事官电》，引自《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第125期，第175页。

(18) 《卢沟桥事件第六次会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43页。

(19) 《蒋委员长致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指示勿中日军缓兵之计手令》（1937年7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2页。

(2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53页。

(21) 《何应钦致宋哲元等密电》（1937年7月17日），《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第60页。

(22)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90页。

(23)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84页。

(24) 《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第125期，第180页。

(25)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第9页。

(26) 《三十七师撤退交涉》，堀内总领事致森岛参事官第401号电，引自《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第125期，1998年6月25日，第182页。

(27)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08页。

(28)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17页。

(29)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10页。

(30)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6页。

(31)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22页。

(32)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3) 《卢沟桥事件第十六次会报》（1937年7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63页。

(34) 《蒋介石致宋哲元电》（1937年7月26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册），第68页。

(35)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5页。

(36)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96页。

(37) ［日］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本）上册，第330—331页。

(38) 《日本华北驻屯军对我二十九军之最后通牒》（1937年7月26日），《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189页；《宋哲元致蒋介石等密电》（1937年7月28日）、《宋哲元通电》（1937年7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96-99页。

(39)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94页。

(40) 《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第125期，1998年6月25日，第185页。

(4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97-200页。

(42) 《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呈蒋委员长何应钦部长告日军围攻通县团河激战平郊遭轰炸等战况电》（1937年7月27日），《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187页。

(4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70页。

(44)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8页。

(45) 《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第125期，1998年6月25日，第187页。

(46) 《宋哲元致蒋介石密电》、《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1937年7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98页。

(47)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8页。

(48) 《宋哲元致蒋介石等密电》（1937年7月28日、7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99-100页。

(49)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32页。

(50)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00页。

(51)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33页。

(5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一编《绪编》（三），第354、363-364页。

(53) 黄德清：《京沪杭国防工事的设想、构筑和作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5—56页。

(54) 《抗日战史》（第一册）总论，第358页。

(55) 张治中：《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幕》，《八一三淞沪抗战》，第13—16页。

(56)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94年，第3页。

(57) ［日］海空会：《海军航空年表》，原书房1983年版，第46-48页。转引自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58) 《张发奎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1937年8月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25页。

(59) 《张治中报告日军战前动态密电》（1937年8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86页。

(60)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8页。

(61)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5-16页。

(62) 《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1937年8月1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61-362页。

(63)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23页。

(6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7年7-12月），第300页。

(65) 《海军部长陈绍宽关于征船填塞长江下游航道等致行政院长蒋介石呈》（1937年8月1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721-1722页。

(66)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33页。

(67)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36页。

(68) 《何应钦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关于上海战事的报告》（1937年8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99页。

(69) 《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1937年8月1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16页。

(70)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38页。

(7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5页。

(72) 《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呈蒋委员长报告》（1937年8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181页。

(73)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67页。

(74)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61页。

(75)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计划》（1937年9月6日），《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77页。

(76)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72页。

(77)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51页。

(78)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53页。

(79)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2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80) 《张治中致黄绍竑等密电》（1937年9月1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83页。

(81) 《军委会大本营训令及淞沪抗战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9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74-375页。

(82)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8页。

(83)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40页。

(84) 《蒋介石颁发淞沪会战战斗序列密电稿》（1937年9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44页。

(85)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95-96页。《海军抗战纪事》（1939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743-1744页。

(86) 《海军部交通部为堵塞航道征用军舰商轮情况与行政院来往密呈指令》（1937年9月2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727页。

(87)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1969年版，第370页。

(8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79页。

(89)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1937年8-12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52页。

(90)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05-106页。

(91) 《罗广文报告第十八师淞沪会战战斗概要》（1943年5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89页。

(92)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17、119页。另见《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年10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47页。

(93) 《徐志勖编淞沪抗战经过概要》（1937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05页。

(94) ［日］《第九师团战史》，转引自《日中十五年战争》（中），第50—51页。

(95) 《何应钦关于中共表示愿共同抗日意旨密电》（1937年7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86页。

(96) 《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1937年7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页。

(97) 《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0页。

(98) 《何应钦关于红军抗日部队使用及经路建议书》（1937年7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130页。

(99) 《卢沟桥事件第二十四次会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50页。

(100) 刘武生、杜宏奇：《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页。

(101) 《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呈蒋委员长电》（1937年8月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5年，第278页。

(10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7年7月-12月）》，第353页。

(103)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31-334页。这是最初的任命，其后政治部和各师政训处干部有所调整。

(104) 《第八路军总副指挥就职通电》（1937年8月25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60页。

(105) 《八路军主力配合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18页。

(10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2页。

(107) 《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的意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25页。

(108) 《阎锡山密电》（1937年9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11页。

(109) 《介景和报告蔡家峪等地战况密电》（1937年9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14页。

(110) 《蒋介石致阎锡山密电》（1937年9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29页。

(111)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26页。

(112) 《毛泽东对恒山、五台等地工作布置的指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30页。

(113) 聂荣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41页。

(114) 《朱德等关于成立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36页。

(115) 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280页。

(116) 聂荣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42页。

(117) 聂荣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43—744页。

(118) 《毛泽东致贺龙、关向应、萧克并转宋时轮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64页。

(119)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贺龙、萧克、关向应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64页

(120)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772—773页。

(12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大事记（1927-1997）》，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122) 毛泽东：《向全面抗战过渡期中八路军在山西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123) 毛泽东：《关于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1937年9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1页。

(124) 毛泽东：《关于华北形势和八路军调整部署的意见》（1937年1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5页。

(125) ［日］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5页。

(126) 《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上），第75页。

(127) 蒋介石：《告抗战全体将士书》（1937年7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88-89页。

(128) ［日］陆军参谋本部：《对华作战大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01页。

(129) ［日］陆军参谋本部：《形势判断》，《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11页。

(130) 《第二期作战计划》（1937年8月7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16页。

(131) 《临参命第72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22页。

(132)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一），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13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100页。

(134)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59页。

(135)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60页。

(136)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52页。

(137)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1页。

(138)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70页。

(139)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21页。

(140) 《华北方面军的编成与派遣》，《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2页。

(141) 《察哈尔省及内长城线以北的攻占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7页。

(142) 《第六、一、二战区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9月2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20页。

(143) 《第二战区平型关战役作战计划》（1937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21页。

(144) 六个集团军主要是：孙连仲为司令的第二集团军；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共辖16个军，37个师及15个独立旅。

(145) 据蒋纬国主编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第150页统计，广灵方面参战部队为第三十三、十七、六十一、三十四、三十五、十九军，预备队为第七十一、七十二师，右翼司令杨爱源，左翼司令傅作义。

(146)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46页。

(147)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49-250页。

(148)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33页。

(149)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34页。

(150) 《阎锡山密电》（1937年9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09页。

(151)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58页。

(152) 《阎锡山致大本营密电》（1937年9月2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39页。

(153) 《阎锡山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9月2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40-541页。

(154) 《何柱国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9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43页。

(155) 《徐永昌报告八路军在灵丘涞源抗敌情形密电》（1937年9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20页。

(156) 《卫立煌致蒋介石等密电》（1937年10月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49页。

(157)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64-266页。

(158) 《太原作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71页。

(159)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81页。

(160)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83页。

(161) 《阎锡山编拟忻口会战纪要》（1937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56页。

(162)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84页。另见《阎锡山编拟忻口会战纪要》（1937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55页。

(163)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89页。

(164)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98页。

(165)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305页。

(166)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308页；《孙连仲报告娘子关石门一带作战情形密电》（1937年10-1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85页。

(167)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312页。

(168)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后方办事处编娘子关会战概要》（1937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77页。

(169) 《蒋介石命令阎锡山坚守寿阳以东地区密电》（1937年10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491页。

(170)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233-234页。

(171) 《第二战区太原保卫战作战计划》（1937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9页。

(172) 《太原城防工事计划》（1937年10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12页。

(173) 《阎锡山等报告太原保卫战情形》（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505页。

(174) 《介景和致黄绍竑密电》（1937年9月2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42页。

(175)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8页。

(176) 《废除制令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05页。制令线是日本军部在编组华中方面军时，以临命六百号规定了该军作战范围即制令线：“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区大概定为联接苏州、嘉兴一线以东。”

(177) 《废除制令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06页。

(178) 11月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根据“临参命第一百三十八号”下达华中方面军编组。编组属临时性建制，其司令官由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兼任。战斗序列是正式建制，重新下令组建后，司令官松井石根不再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而另外任命朝香宫鸠彦王中将担任。

(179) 《大陆命第八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09页。

(180)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59页。

(181)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182)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载《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83)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511页。

(184) 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85) 《国民党中常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纪录》（1937年11月16日），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第177页。

(186) 《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演讲，第656-657页。

(18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273-275页。另见《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45页。

(188) 《蒋介石关于第三、第七战区及南京卫戍部队战斗序列变更及任务电》（1937年11月25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278-279页。另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87-288页。

(189) 《蒋介石致唐生智电》（1937年11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298页。

(190) 《蒋介石致顾祝同等密电稿》（1937年11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72页。

(191) 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2) 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2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3)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280页。

(194) 《第三战区南京会战经过概要》（1937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85—486页。

(195) 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2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6) 《攻占南京城要领》，《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11—112页。

(197) 《陆军第七十八军南京会战详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92页。

(19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朝云新闻社1974年7月，第30-54页。转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一册，第149页。

(199)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88页。另见《第二军团徐源泉部增援南京战斗经过详报》（1937年11月-1938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315-316页。

(200)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90页。

(201)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2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83页。

(202) 《唐生智发布首都卫戍部队突围命令稿》（1937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329-330页。

(203)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91页。

(204) 《陆军第七十八军南京会战详报》（1938年1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94-495页。

(205) 《唐生智等致钱大钧密电》（1937年12月1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75页。

(206) 《唐生智罗卓英等报告南京守军溃退出城密电》（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346-347页。

(207) 《路透社记者史密斯先生关于1937年12月9日至15日南京战情的报告摘要》，载《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第159页。

(20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转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一册，第139页。

(209) ［日］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08页。转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一册，第151页。

(210) 《日军公布的南京攻击战战况统计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296页。

(211) 《为国军退出南京发表通电》，《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别录”第165页。

(212) 《蒋委员长为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220、222页。

(21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14) ［日］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料》（9），《南京事件》2，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版，第331-332页。

(215)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转引自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七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607页。

(216)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七卷《侵华日军暴行日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

(217) 孙宅巍：《30万南京同胞被屠杀的史实岂容否定》，《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第107-111页。

(218)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及其附件》（1947年3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五），第783页。

(219) 《日军的“杀人比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67页。

(220) ［英］田伯烈：《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正中书局1938年版，第88-89页。

(221) 《扬子江边每晚大屠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24页。

(222)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97页。

(223)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198页。

(22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转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七册，第607页。

(225) 《外国人的记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72页。

(226) 《历史名城旷古浩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68页。

(227) 《外国人的记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72页。

(228) 《外国人的记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73页。

(229) 《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46年7月1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59—360页。

(230)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1947年3月10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383页。

(23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转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七册，第607-608页。

(23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转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七册，第608页。

第三章　国民政府战时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运作

第一节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针对日军不断扩张的侵略活动，国民政府在未来得及充分准备的条件下，一方面调集军队仓促应战，另一方面仍力图通过外交途径，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和平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1937年底至1938年初，随着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多变，特别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德国一度中断对华援助，使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中日冲突的努力归于失败。而这时日本又提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方针，大力扶持汉奸伪政权。另外，国内政局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经过多轮的谈判交涉，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急迫的条件下，也再度联手，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些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促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亟须改变抗战初期的临时性、局部性应战举措，对抗战有关方针、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与规制，以便统一认识，积极动员民众力量，并整合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与派别，确立战时政治体制，应付长期抗战。正是基于上述种种考虑，国民党酝酿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1938年2月3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六十六次会议，“鉴于国难严重，负荷艰巨，认为有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之必要”，遂决议于该年3月29日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推由驻汉各常务委员起草⁽¹⁾。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中执会常委会第六十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不仅东北早已是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关内华北已经大部沦陷，上海亦成为日军重兵威逼之下的“孤岛”，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更已在日军铁蹄蹂躏之下。因此，已经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正式产生代表，只能采取权宜之计，以原出席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作为出席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²⁾。2月22日，该委员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又议决通过《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经费预算案》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武汉临时办事处组织条例》。在此基础上，3月10日，经国防最高会议电请，国民党五届中执会常委会第七十二次会议作出决议：“此次大会原为长期抗战而召集，军事最高领袖与其他军政长官，均与前方息息相关，丁此强敌进犯，前方晨夕奋斗，随时请命之际，移地开会，自有必要，今既经国防最高会议决议于前，本会郑重决定于后，当为全国人民全党同志所同谅共喻也。且自首都沦陷，政府西移，政府各机关分驻渝汉，主管长官身当前敌者，皆居武汉，若会场设在武汉，以便政府重要代表就近出席，亦无不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应改在武汉开会。”并决定由武汉临时办事处先行筹备，中央秘书处人员也应即陆续赴汉。紧接着在3月22日召开的中执会常委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上，议决通过《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组织条例》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组织条例》⁽³⁾。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活动，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召开。会议开幕式于29日上午8时在重庆举行，由林森主持，丁惟汾代蒋介石宣读开幕词。蒋介石在其致词中，指出了国民党现存的党纪不严、精神涣散等诸多弊病，认为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整饬党纪，改进党务。

临全大会各次正式会议安排在武汉举行。为了避免日机轰炸的干扰，会议时间均安排在晚上。3月29日晚上8时，临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举行预备会议，由汪精卫担任临时主席。会议通过主席团名单，其中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居正、于右任、李宗仁、吴敬恒、冯玉祥、戴传贤、陈果夫、孔祥熙等17人，并指派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⁴⁾。晚上9时举行了第一次大会，除通过主席团决定各案之外，由叶楚伧作党务报告，汪精卫作政治报告，王宠惠作外交报告。3月30日晚8时，临全大会开第二次大会，由居正任主席，听取了孔祥熙所作之财政报告与何应钦所作之军事报告。3月31日晚上8时，临全大会开第三次大会，由戴传贤、丁惟汾先后任主席，通过了各组审查的与会代表之提案，通过中央所提之《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案》。会议在讨论《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和《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时，对于设立参政会的必要性、国民党应否设副总裁，均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最后才得以通过。会议还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该次会议一直开至次日凌晨3时。4月1日晚上8时召开第四次会议，由冯玉祥、孔祥熙、蒋介石先后主持。议设总裁一职及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是此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在会议上，余俊贤等代表提出一项提案，建议恢复国民党领袖制度并推选蒋介石为领袖。马立山等代表的提案则题为《请推举蒋同志介石为本党领袖以救亡图存案》。同时，国民党中央也以执委会的名义提出内容相似的提案，建议确立领袖制度，“中央党部应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⁵⁾。在会议有关决议案中，更是从国民党的历史来论证建立领袖制度之必要，“本党既为革命集团，自应有重心，有干部，有生动之细胞，而后机构严密，运用灵活。乃自总理逝世以后，集团的重心始终未能有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反至今蹈古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重心既未具体建立，以致所谓干部亦感散漫”。最后，在第四次会议议决通过之《对于审查改进党务及调整党政关系有关修改总章部分之决议案》中，要求在国民党总章第四章“总理”之后加上一章，即“总裁”章。并相应规定：“本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之。”“总裁代行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⁶⁾由于担心汪精卫的副总裁会落选，在总裁、副总裁的产生方式上，临全大会最终没有采取票选，而是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提出以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主席团成员分别签字，并由吴稚晖代表提案人向大会提出并予以说明，最后以全体起立的方式得以通过⁽⁷⁾。蒋介石以当选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发表讲话：“历述日本谋我以谋实现其大陆政策之传统的手段，及我国欲谋独立于世界所不可避免的困难，故吾人应以最大之决心以征服之，最后之成功，惟有赖全党同志一致奋起，努力不息，领导全国共同奋斗。”蒋在讲话中还“对于党员及党部委员多所摘指，责促同志之省悟也。”⁽⁸⁾

此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在权力构架中居于全党之上，甚至与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相提并论，表明蒋介石已经成为国民党之重心⁽⁹⁾。这其中虽然不排除个人的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等因素，但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使然。自从抗战爆发之后，蒋介石积极调动军队抵御日军进犯，努力整合国民党内外各种势力等，表现出较强的抗战态度与决心，这方面的立场和举措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国内许多政治力量的肯定。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其上述基本立场与地位的认同，这对协调、集中国民党各派系势力共赴国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如大会最后宣言所称：“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已以一致之决议，授权蒋中正同志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负抗战建国之大任，举国一致受其领导，以向于必胜必成之光明大道而迈步前进。”⁽¹⁰⁾蒋介石本人在当选之日的日记中写道：“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真心，无异予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¹¹⁾以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总裁，对于遏制国民党内部的失败主义主张和投降主义逆流，阻遏汪精卫集团攫夺最高决策权，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4月1日的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指出：“中国现正从事于四千余年历史上未曾有的民族抗战。此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同时于抗战之中，加紧工作，以完成建国之任务。在中国历史上，民族战争不乏其例，然其关系，从未有如今日之深且巨者。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在政治上将使中国失其独立与自由，在经济上将使中国永滞于产业落后之境遇，而为日本工商业之附庸，远非以前历史上一时的暂时军事失败或政治失败可比。以此之故，吾人当竭其全力，为国家民族争取生存与独立；同时根据三民主义，继续不断完成政治上、经济上之建设，俾中国获得自由平等于世界。”⁽¹²⁾因此，抗战与建国并重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主要方针与任务。

4月1日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则是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最重要的议案。此项《纲领决议案》首先就其制定之目的作出说明：“中国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于抗战建国之大业，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担负。因此本党有请求全国人民捐弃成见，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统一行动之必要，特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各纲领，议决公布，使全国力量得以集中团结，而实现总动员之效能。”关于总则，决议案要求“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其中外交方面，要求“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动”。同时要求尽力维护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的公约，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现存的友谊，并扩大其对中国的同情。军事方面，要求“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对于华侨回国效力疆场者，则按照其技能，施以特殊训练，使之保卫祖国”。“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还要求安抚伤残官兵，优待抗战人员家属等。政治方面，要求“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绳”。“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并要求整饬纲纪，严守纪律，严惩贪官污吏等。经济方面，要求“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还要求整理交通系统，增筑交通线路，严禁商业投机，实施平价制度。民众方面，要求“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并要求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充分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救济、组织和训练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加强民众国家意识，辅助政府肃反活动等。教育方面，则要求“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还要求训练青年与妇女，以增加抗战力量等⁽¹³⁾。

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制定抗战建国大计，这在当时国内产生强烈的反响。国内其他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此次大会的召开予以相当关注。

在1938年3月1日，距离大会召开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就致电蒋介石并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提出“当目前日寇深入和全国民众的抗战积极进行之际，加紧巩固和扩大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是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加强政府与民众间的互助，已成为国共两党同志和全体我国同胞的一致热望。”接着围绕如何推进国民党自身工作，如何加强国内团结，以及如何发扬民意争取抗战胜利等问题，提出中共自己的意见。其中关于巩固、扩大各党派的团结等问题，中共建议“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应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去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即由各党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鼓动共同遵守的方针；同时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解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而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共还就统一战线纲领的内容拟定、发表方式以及统一战线组织的形成方式提供具体意见。关于健全民意机关问题，中共建议“民意机关的形式，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的在于此机关要真能包括各抗日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公意的人材；同时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是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中共则提议将工、农、军、商、学各界组织为各种职业联合团体；同时根据地域原则，组织各地方统一的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并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领导机关，“以便真正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以便真正达到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的目的”⁽¹⁴⁾。3月25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就如何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问题提出八条意见：运用一切宣传鼓动方法，增强国人必胜的信心；继续动员全国各种力量，保卫西北，保卫武汉；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继续改革政治机构；继续动员全国人民；优待抗日军属和伤兵等；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发展国防工业，并改进农业等⁽¹⁵⁾。临全大会结束后，《新华日报》以《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成就》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这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最近十年来国民党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会议，因为这次会议表现了国民党更向前的进步，对于抗战时期许多重要的国策，更确定基本的方针。”社论肯定了大会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在外交问题和内政政策上的重大进步，表示：“国民党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就，正是中国继续抗战和争取胜利的重要步骤，我们深望这些进步的继续发展，这些成就的一一实现。”⁽¹⁶⁾

在国民党临全大会上议决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尽管没有完全吸取中共方面所提的建议，但中共中央在其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长江局的电文中认为，“我党十大纲领（除此纲领外还没有其他整个纲领）同国民党纲领应说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坚决赞助其实现，亦即为此”。还认为中共站在主动积极拥护纲领并促其具体实施的立场上，不仅能够取得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和拥护，而且能够取得国民党内一切进步分子的赞许，从而有利于开展对一切顽固势力的斗争。因此，电文中着重指出：“今天的中心策略，不是要国民党定出一个更完善的纲领，而是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¹⁷⁾可见，不仅在公开场合，而且在党内文件中，当时中共对于国民党临全大会都予以了高度评价，表达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事实上，以后中共在向国民党当局争取抗战的合法地位与权益，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一再把《抗战救国纲领》作为有关主张的基础和出发点。

当时的《大公报》针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刊载了题为《全代会之决议及宣言》的社评。其中评论道：“此次大会之特值称道者，为充分表现卫国建国的积极精神，而《抗战建国纲领》，就是此种精神之具体化。……其内容与半年来各方论者之志愿，大体相符，且有许多是当然必然的事实需要，无可论辩。”认为《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的议决通过，一方面可以统一国民之意志，一方面更可以击碎日寇战败中国的迷梦。出于自身新闻媒介利益的考量，社评还对纲领案中宣布组织国民参政会，抗战期间在不违背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充分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予以高度赞许，视其“为扶植民权之重要规定”。并提出“抗战民权”的口号⁽¹⁸⁾。

抗战初期，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及议决通过一系列决议案，可谓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次大会讨论制订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方略，决定了以后抗战时期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在相当程度上统一了政府与民众的意志，为保障抗日战争的推进提供了思想理论和制度安排方面的基础，具有符合历史潮流的合理性、进步性。

第二节　战时党、政、军中枢机构的调整

除了确立蒋介石在党内的总裁地位之外，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还提出了政治机构的调整与改善。大会宣言便指出：“对外抗战，虽在宪政时代之国家，亦必授权政府，俾得集中人民之力量，统一人民之言论与行动，以同赴于国家至上之目的。”“至于政治机构，为适应战时之需要计，应就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使之趋于简单化，有力化。”《抗战建国纲领》也提出：“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¹⁹⁾抗战爆发之时中国尚处于训政时期，政治机构的调整便已经开始了。随着平津失陷、上海撤守、南京被占，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各部被迫西撤，加上战局日趋严峻和持久化，遂使党、政、军中枢机构及其运作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

1936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曾议决成立国防会议。国防会议议长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担任，副议长由行政院长担任，其会员包括中央军事机关各长官、行政院关系各部长，以及中央特别指定的军政长官。国防会议之职权为审议国防方针、国家外交政策、关于国防事业与国家庶政的协进事宜、关于处置国防紧急事变事宜、国家总动员事宜、关于战时的一切组织以及其他与国防相关联的重要事宜⁽²⁰⁾。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设国防委员会，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并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国防委员会正副主席由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其组织成员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五院院长，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铁道部、实业部、教育部各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办公厅主任、参谋本部总长、军政部、海军部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的职权有国防外交政策的决定、国防作战方针的决定、国防费用的编制与筹备、国家总动员事项的决定、国防紧急事变的审议以及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问题的决定。另外，规定“国防委员会之决议及其行动，应绝对秘密。凡参与会议及工作人员，不得将任何决定事项向外发表”。“国防委员会为便利决议之执行，得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之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²¹⁾。但是，设立国防委员会的同时，并未取消国防会议。

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同时撤销国防会议以及国防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通过之后，又先后经过1938年3月1日五届中常会第七十次会议和6月9日五届中常会第八十次会议两次修正。根据《修正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的规定：国防最高会议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主席，中政会主席任副主席。国防最高会议组成人员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各部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五院院长、副院长，行政院秘书长、各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军令部、军训部、政治部各部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以及由主席提名经本会议通过者等。国防最高会议的职权包括国防方针的决定、国防经费的决定、国家总动员事项的决定以及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事项的决定，并由主席指定九人为常务委员。《条例》还规定：“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每星期开会两次，全体委员会议由主席随时召集之。”⁽²²⁾因此，国防最高会议在组成人员和行使职权方面均比此前的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大为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在中政会存在时期，对中政会负责。事实上，由于中政会组织庞大，战时召集困难，而国防最高会议也包括了中政会的主要委员，于是在1937年11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定中政会“暂行停止，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²³⁾至1939年1月底，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共举行会议115次⁽²⁴⁾。

就在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的同时，国民党中常会还决议设立大本营，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²⁵⁾。旋即国防最高会议于9月1日决定：“吾国为自卫而抗战，不采宣战方式，故大本营之组织暂不公布，现就军事委员会改组充实内容。”⁽²⁶⁾于是，军事委员会的组织迅速扩充，设置了作战、政略、国防工业、国防经济、国际宣传、民众训练、后方勤务、卫生勤务等部以及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等⁽²⁷⁾。1937年10月，军事委员会之下增设了军法执行总监部，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以及水陆运输办事处。这样，军事委员会的权限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军事机构，扩充到政治和经济各方面，实现了军事与政治、经济的结合；战时司法权的行使和物资统制，也移转于军事委员会了。1937年11月，军事委员会又进行了一次改组：中央组织部、训练部、宣传部暂时归军事委员会指挥；第二部（政略）取消职掌，与总动员有关事宜归并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办理；第五部（国际宣传）取消其职掌，归中央宣传部办理；第六部（民众训练）以中央组织、训练两部并入之⁽²⁸⁾。这次改组把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分工作系统归入了军事委员会，体现了党务与军事的合一。这样，大体实现了党、政、军中枢统一工作，军事委员会俨然成为战时内阁或大本营了。

待到南京沦陷，国民党的党政军中枢机构内迁，其中大部分迁至武汉办公，还有一部分直接迁往重庆大后方。正面战场不得不大幅度西移，战线则更长了。由机构庞大臃肿的军事委员会来统领党政军中枢事务，难免指挥失灵困难。当时蒋介石军务繁忙同时兼任行政院长，实际上难以顾及。行政机构内部亦有根据需要进行调整的必要。于是，1938年初同时实施了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的调整。军事委员会本身减少了所属机构，具体为：1．参谋本部及第一部合并为军令部；2．训练总监部改为军训部；3．第六部及政训处合并为政治部；4．卫生勤务部与后方勤务部合并；5．总办公厅和秘书厅并为办公厅。行政院方面，首先是蒋介石不再兼任行政院院长，由孔祥熙为院长，张群为副院长，有关机构的调整为：1．海军部暂行撤销，相应事务归并海军总司令部办理；2．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原建设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并入之；3．铁道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公路部分并入交通部；4．卫生署改隶于内政部。此外，军事委员会的若干部门划归行政院相应部门：1．军事委员会第三部、第四部并入经济部；2．原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农产与工矿两个调整委员会，均归并于经济部；3．原属于军事委员会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之下的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改隶于交通部；4．原隶于军事委员会的禁烟委员会总会改隶于内政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再兼禁烟总监职务；5．原隶军事委员会的贸易调整委员会改隶财政部⁽²⁹⁾。至此，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都裁撤了骈枝部门，减少了机构数，从总体上得到了充实健全，同时党政军系统也合而复分，从战初的以军事指挥机构统驭党政军事务，大体上复归各自建制，并且符合简单化、合理化的原则。另外，这些调整还表明，虽然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诸领域都面临极大的困难，但是这个政权依然存在，并且能够维持着正常运作。

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失陷后，国民党最高当局意识到，中国进入了“持久抗战”的时期，旋即汪精卫集团叛离抗日阵营，冲击着抗日局势，造成了极大的政治混乱，党、政、军中枢机构有必要进行新的调整。蒋介石有过以下几方面的具体思考：1．军事委员会本身机构，尤其是“整顿军委办公厅与侍从室”⁽³⁰⁾。2．是否正式确立大本营制，“大本营名称建立对敌利害之作用如何。若大本营成立可带宣战性质，则使敌知所戒惧”⁽³¹⁾。3．“最高国防会议改为执行机关之利弊”⁽³²⁾。其中，整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与侍从室，应当说与曾担任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的周佛海随汪精卫出走，有着直接的关系。至于正式实行抗战初期决定的“大本营”制，蒋介石是有着较多的考虑的。1939年1月中旬，蒋介石曾打算即将行政院各部，甚或其他院、会，划归军事机关直辖，以解决所面临人事与机构的困境⁽³³⁾。具体而言，就是要修正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统一党政军之指挥，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部会，及国民政府五院与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之各部会，兼受国防最高委员会指挥，使党政工作与军事行动能密切配合；国防最高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国防会议，为国防最高决议机关，并在抗战期间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³⁴⁾。

然而，国民党高层对上述改制方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日方正在攻击国民政府渐成“地方政权”，此时不宜削减机构，不宜为不必要之变更，授敌人以宣传之口实⁽³⁵⁾。该提案在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讨论时，引起与会者的责难，认为抗战无论败胜，其责任均应由中国国民党党员承担，决不可因为怕负责任，将国防最高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且这一安排既违反了国民党临全大会关于“中央采取以党驭政的形态”的决议，也违反了训政时期的组织体制⁽³⁶⁾。最后，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修正通过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案》，决定在改组国防最高会议的基础上，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抗战期间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部会及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之各部会，兼受国防最高委员会之指挥。”此外总动员委员会也直接隶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国民党总裁担任，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³⁷⁾国防最高委员会组成委员包括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由委员长提名经中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者，并由委员会指定11人为常务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组成执行委员有中央党部秘书长、各部部长、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中政会秘书长，国民政府文官长，行政院秘书长、各部、会长，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军法执行总监办公厅主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海军总司令，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相比较于国防最高会议仅作为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并且仍对中政会负责，国防最高委员会不仅是国防的最高决定机关，而且是抗战期间统一党政军指挥的机关，并且完全代行中政会的职权，成为一个决策兼执行的最高中枢机关。

1939年2月20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正式开始运作办公，国防最高会议也相应结束。从1937年8月成立以来，国防最高会议的决策机关常委会共举行会议115次。同样，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决策机关也是其常委会，通常每两周举行一次常委会议，有特殊需要时加开一次。从1939年3月2日举行第一次常委会议，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会共开会69次⁽³⁸⁾，主要为听取外交、军事、财经等情势报告，讨论委员长交议案、重要政策的讨论案、国民政府及五院函请核定案、相关人事任免案等，处理五院、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所属部会呈请鉴核备案等。

根据《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国防最高委员会是“统一党政军指挥”的机构，但又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另外，国防最高委员会还须把会议决议案函送中常会，列入报告事项。于是，国防最高委员会一方面集党权、政权与治权于一身；另一方面与最高党政机关之间的联系混乱。在国民党中常会并未因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设立而停止活动的情况下，对于人事任免、法令规章等原来属于党务范围的权限，依然由中常会直接决定。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成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长，无疑有助于提高了该机构的权威性。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蒋介石亲自出席主持常务会议的情况并不多，从而使得国防最高委员会应有的功能降低了。此外，国防最高委员会体制上的党政军关系不分，也引发了一些异议和纠纷，如国防最高委员会与立法院之间围绕着立法权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与纷争，等等。后来，在1940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针对战时党政军统一指挥后，行政效率比较低下，难以适应战争环境的现象，议决通过由蒋介石提交的《拟设置中央设计局，统一设计工作，并设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以立行政三联制基础案》，决定进行行政改革，将行政工作的设计、执行、考核三个环节相衔接，实行行政三联制。同时，为了增进党政机关主管长官指挥效能，特别是加强最高领袖个人的权力机制，国民党中央又推行了幕僚长制度⁽³⁹⁾。不过在抗战前半期，尽管这些后续的制度安排在某些层面上有所见效，但是其整体性效果不甚显著。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和运作

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抗战初期蒋介石试图改造国民党、扩大国民党统治基础的重要举措。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对该党现状时有不满与担忧。早在1932年，孙科就曾表示：“自北伐以来未满民望，党之信用日减，迄至今日，民众对党已大怀疑。”⁽⁴⁰⁾蒋介石也在国民党内的一些场合坦言对党务的失望之情。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全国民众包括广大青年表达出高昂的爱国热情，蒋介石担心国民党吸引青年、让人民诚心服从领导的能力⁽⁴¹⁾。蒋介石在不同场合，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推进三青团的筹组活动。1937年九十月间，蒋介石在南京数次召集CC、政学系、黄埔系、复兴社等派系重要人物开会，明确表示国民党内原来存在着的CC、复兴社和改组派等秘密小组织，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而应当予以解散，成立一个“大组织”，进而实现各党各派和全国的团结。在商议新成立组织的名称的时候，蒋介石反对加上“中国国民党”的字样，而主张以三民主义相号召⁽⁴²⁾。

蒋介石非常重视三青团的筹备。1937年11月初，当华北战场和淞沪抗战受挫之时，蒋介石在考虑改组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调整各省主席的同时，也在“研究青年团之组织”⁽⁴³⁾。1938年1月，蒋介石进一步确定了“青年团组织之性质与干部名单”，认为“青年团必须有政纲”⁽⁴⁴⁾。蒋介石还亲自决定了三青团筹备委员会的名单。至此，三青团的成立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致大会开幕词时指出：国民党目前存在的严重缺点就是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以致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因此他认为大会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国民党自身的改进⁽⁴⁵⁾。该次大会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中提出了党务改进与调整的原则，其中一条就是：“设立青年团。本党应以执政党之地位，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故应设立青年团，将预备党员制取消。”大会通过的另一个议案《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也指出：“抗战实力，寓于民众，而青年尤为国家民族之瑰宝，本党应取消预备党员制，另设青年团，征求全国优秀青年而训练之，使各成为三民主义之信徒。”⁽⁴⁶⁾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国民党章程总章第一章第五条写道：“本党为训练青年设青年团，其办法另定之。”⁽⁴⁷⁾这样，三青团的成立便在国民党体制内获得了最高法源依据。同年4月6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案》，该案指出：“为谋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之力量起见，依照本党总章第五条之规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规定青年团设团长一人，由国民党总裁兼任之；设评议长一人，评议若干人，组织评议会；青年团干部由团长指派之；青年团为公开团体⁽⁴⁸⁾。经蒋介石指定，有陈诚、陈立夫、张道藩、朱家骅、谷正纲、贺衷寒和康泽等人进行了三青团的筹备工作⁽⁴⁹⁾。1938年6月16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公布，共15章72条。这样，三青团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了。

经过酝酿与筹备，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干事会在武昌成立，蒋介石自兼团长。成立仪式上，蒋介石首先进行宣誓：“中正正心诚意，与本团全体同志一心一德，矢忠矢信，继承总理遗志，实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以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会全体干事、中央团部各处正副处长和工作人员，在蒋介石的监督下宣誓：“余誓以至诚，力行三民主义，服从团长命令，严守团纪，执行决议，实践新生活信条，为国家尽忠，为人民服务，不辞劳怨，不惜牺牲，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⁵⁰⁾

三青团中央团部设干事会，干事会的职权有：执行团长命令；决定工作计划；组织下级团部并指挥监督之；办理监察会移付执行的案件；编制预算决算支配全团财务。干事会下设书记长办公处、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经济处、社会服务处、总务处。各处均有专门负责人专司其职。1940年4月，书记长下又增设女青年处。

三青团成立时，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31人，以陈诚、朱家骅、陈立夫、贺衷寒、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谭平山、谷正纲9人为常务干事，其中陈诚被蒋介石指定为书记长。嗣因陈诚承担的前方军务繁重，加派朱家骅兼代书记长职务。1939年9月1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在重庆正式成立，陈诚等35人为干事，程思远等15人为候补干事，陈诚等9人为常务干事，陈诚仍为书记长。1940年9月，陈诚因军政事务繁忙辞去三青团干事会书记长，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另指派张治中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1941年11月中央干事会干事任期届满后，蒋介石重新选派张治中等49人为干事，毛庆祥等19人为候补干事，张治中为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下设书记长办公室、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社会服务处、女青年处、法规审查委员会、人事甄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⁵¹⁾。

三青团中央团部还设立监察会，由团长选派15人为监察，9人为候补监察。团长从监察中选派人组成常务监察会，并由团长从常务监察中选派一人为书记长。监察会的主要职权有：监察团务进行；检举并审议干部及团员违反纪律案件；稽核全团决算及经费收支；指挥下级监察工作⁽⁵²⁾。1939年9月，中央监察会监察为邵力子、陈布雷等35人，其中王世杰、朱家骅、陈布雷、邵力子、罗家伦为常务监察，王世杰为书记长，下设书记长办公室，包括总务、审查、稽核3个组。1941年11月，第一届监察会期满，其中黄仁霖监察、袁守谦、陶百川二位候补监察调任中央干事，马君武监察病逝，于是以顾孟馀、吴南轩为监察，张洪元、余井塘为候补监察，余均连任⁽⁵³⁾。

三青团团章还规定设指导员若干人，由团长聘任，负责指导团务。1941年11月，蒋介石首聘9人为三青团中央团部指导员，他们是吴稚晖、戴季陶、孙科、何应钦、白崇禧、陈果夫、叶楚伧、张伯苓、蒋梦麟⁽⁵⁴⁾。

三青团组织除了中央团部外，下设支团、区团、分团等组织，根据战地与后方并进、学校与地方并重的发展原则，先在重要地点建立组织，逐渐扩充至各地区及各部门，包括内地各省、敌后战区、边疆海外。到1944年12月底，三青团建立有支团26个，区团35个，分团970个，合计达1031个组织单位，包括设于行政区者878个，战区19个，边疆13个，海外25个，学校72个，训练班团21个，其他区域3个。三青团成立后，非常注重发展团员，扩大团员的总数。据统计，1938年三青团成立的当年总人数仅为9207人，但第二年即1939年的团员总数已经扩大到89，664人，1940年更是发展到了总数达259，147人，1941年总数达421，161人，1944年则发展到了887，865人⁽⁵⁵⁾。三青团团员的年龄构成中，按照1944年的统计，16岁至30岁占94.28％，30岁以上者为5.72％。以教育程度来看，中等学校毕业者最多，小学毕业者其次，受高等教育者较少⁽⁵⁶⁾。

三青团成立后，中央团部和地方团部即大力举办干部训练班团，从1938年到1944年，受训干部达11，011人，后来扩充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另外，根据蒋介石1939年5月关于举办青年营的手令，同年三青团中央团部和四川支团部分别在重庆、成都两地试办夏令营，以后成为三青团训练干部的重要方式，得到迅速的发展。1939年的重庆、成都两地夏令营共有学员719人；1940年则举办了重庆、成都和城固三个营，学员数增加至1429人；1941年发展至重庆、成都、陕西、贵州、福建五个营，学员共2496人；1944年则共举办19处夏令营，学员总数6157人⁽⁵⁷⁾。三青团举办夏令营既有刷新青年道德观和政治观的使命，还有着扩大组织的目标，训练对象以中学以上学生为主，学员不限于具备团籍者，训练内容包括政治训练与文武体育各种课程。

三青团还采用多种方式开展宣传工作，如中央团部创办青年书店和青年印刷所，编印《中国青年》月刊、《三民主义》半月刊、《文化新闻》周报，开展对国内外青年的广播。各级地方团部也都出版有刊物。此外还三青团并把宣传工作与各种服务活动、娱乐活动结合起来，如办理青年馆、服务社，举办演讲会、座谈会、展览会、音乐会、游艺会，组织开展慰劳征属、旅行竞艺等活动。一些地方的团部还设立了农场、林场、工厂、合作社。另外，三青团举办的青年学业和职业辅导，也受到广泛的欢迎。

处于战区的三青团组织和成员，还参加了协助军队作战、疏散难民、安抚流亡等工作，如武汉会战后期的撤退，以及河南与湖南的数次战役中，都有三青团组织进行着运送伤员、担任向导和慰劳军队等工作。而处于敌后的三青团组织和成员，则与日伪进行着各种方式的斗争。

总体来看，抗战初期三青团的建立与开展的基本活动，主要服务于蒋介石整饬不同秘密团体、促使国民党进行除弊更新的目标，同时在国统区青年群体中扩大了蒋介石的影响，扩大了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另外，也有助于推进当时国民党确立的抗战纲领和基本政策，对抗战事业有着积极的作用。

随着三青团的筹备和成立，原先处于国民党体制内的复兴社、青白团等秘密团体停止了活动。但是，旧有的派系之争不仅没有中止，相反却以新的样式得以存续甚至发展了，其结果对国民党的体制及其运作造成了冲击。

三青团成立后，其与国民党的关系颇为微妙和复杂。如前所述，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三青团是由国民党所设立的。但是，三青团的创建者蒋介石，虽然是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兼任三青团团长和总揽团务，却明确反对在三青团的名称中加入“中国国民党”，明确表示不想使三青团成为国民党组织的下属部门，以避免其沾染国民党的弊端与恶习。正如蒋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青年书》中所称：“应使此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⁵⁸⁾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文中明确提到“求抗战建国之成功”和“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仅笼统谈“中正受命党国”，但却不明确提及中国国民党。另外，1939年12月4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陈诚在第五期党政训练班作“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宗旨及今后团务推进方针”的宣讲时，就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关系有如下说明：从本党与本团的组织系统上来讲，党部与团部都各有其一贯的系统，本党以政纲政策领导整个的团，但各级平行的党部与团部并不发生隶属关系；他还引用了蒋介石在《党与团的关系》训词中的说法：“在整个系统之下，党部指导团部，党员指导团员，为的是要共同为我们主义而奋斗，但要知道‘指导’与‘指挥’不同，指挥有上下统属的关系，指导完全是引导辅助的意思，故不仅党员指导团员，团员也可以指导党员，并且党员团员都可以尽忠竭智辅助领袖……团员应知道团的基础在于党的健全与充实，党员应知道党的前途有赖于团的向前开展，互相辅助，互相提携，向共同的目标而努力。”⁽⁵⁹⁾这一说法可以为国民党和三青团各持一端，各为所用。

另外，从三青团征收团员的年龄规定来看，最初上限为28岁，后来调整为16至30岁的青年都可以加入为团员，且“对本团工作有特殊需要者”不受上述年龄限定⁽⁶⁰⁾。这就使得三青团与国民党间界限变得比较模糊。事实上，三青团成立之后，其征集发展团员的速度远超过国民党。1938年三青团成立，当年团员数为9207人，同年国民党党员数为633，402人，党、团员比例为68.80∶1；待到1941年时，国民党人数为1，745，697人，三青团则发展至421，162人，党、团员人数比例仅为4.14∶1。而到1944年，这一比例进一步缩小到3.13∶1⁽⁶¹⁾。三青团的发展势头，仅从成员数量上来看，大有直追国民党之势。

对于党团之间的关系，国民党也一直试图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解决。1939年，国民党制定《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国民党征收党员，以25岁以上为原则；团员满25岁时由中央团部介绍入党；在校学生虽满25岁，仍应入团，已经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入团，保留党籍⁽⁶²⁾。1940年11月25日，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一百六十三次会议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规定：“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党应扶植团的发展。”党的工作应注重与政治配合，团的工作则注重与教育配合，但二者的工作互相配合，力避重复抵触。同一地区如有党与团的组织，党不征收未满25岁者入党，团不征收已满25岁者入团，现有团员如年龄已满25岁以上者，一律介绍入党；现有党员如年龄未满25岁者，一律划入青年团，保留其党籍，但党与团的各级干部及工作人员，不受上述年龄的限制。党的活动范围注重于社会，各种民众团体内的团员在民众运动领导方面参加党团组织，由党部统一领导。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各级学校党部不征收学生为党员，青年运动及童子军少年团并由团领导⁽⁶³⁾。1941年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一百七十八次会议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实施细则》，其中又规定：研究生不以学生论。各级军事学校、各部队、各陆海空军干部训练机关、各交通路线及中央政治学校专设党部。凡是一个地区或学校尚未成立团队者，该地区或学校党部对青年工作照旧进行⁽⁶⁴⁾。

然而，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客观上的组织关系准二元化、成员来源的相叠，加上三青团强烈的政治参与性，使得两者之间出现了恶性的“双轨竞进”⁽⁶⁵⁾，争议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党团之争加剧了国民党体制内本已存在的派系政争，使得战时本已十分稀缺的各种资源无端耗费，并且销蚀了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对战时国民党的体制造成了相当的冲击。

第四节　国民参政会的设立

1938年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被视为抗战初期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是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可以公开表达政见的讲坛。

国民参政会的倡设最早见于1932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议决通过了《定期召集国民参政会，并规定组织要点，交常会切实筹备，以期民意得以集中，训政早日完成案》。该案建议应于1933年内召集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代表参用选举和延聘两种方法产生，国民参政会职权应以训政时期约法为基础，参酌中央政治会议及国难会议所举各点规定之，关于国民参政会的一切法规，应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于四个月内依照立法程序制定颁行⁽⁶⁶⁾。1933年2月23日，国民党四届中执会第五十九次常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法》。3月2日，四届中执会第六十次常会又制定《国民参政会会员选举法原则》。依据上述两法，国民参政会会员总数定为160人，其中由各省市职业团体、蒙古、西藏以及华侨选举150人，由国民政府从全国各界富有学识资望者中聘任10人。国民参政会的职权有四项：一是审议国民政府交议的预算案、宣战案、媾和案以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二是关于政治设施，得建议于国民政府或者请求国民政府予以说明；三是得提出法律案于国民政府；四是得接受人民的请愿。国民参政会每年开常会两次，国民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党政要员皆得列席会议⁽⁶⁷⁾。

可是，原拟定于1933年内召集的国民参政会，由于国内时局的原因而一再搁置推延。待到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战全面展开，为了采纳民意，体现战时民主，以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曾于1937年8月中下旬召集国防参议会。国防最高会议起初聘任国防参议员14人，即张伯苓、胡适、张嘉森、蒋梦麟、马君武、曾琦、李璜、黄炎培、沈钧儒、张耀曾、毛泽东、晏阳初、傅斯年、梁漱溟。至11月初增加到24人，到当年底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通过《国防参议会扩充参议员名额案》，把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之名额扩大至75人⁽⁶⁸⁾。尽管国防参议会本身在组织、职权上比较简陋，且其实际发挥的功能也极为有限，但它毕竟是“民主在抗战期间开始发展的小小萌芽”，成为后来“国民参政会的胚胎”⁽⁶⁹⁾。

随着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尽快召集国民参政会，广泛集聚民意共赴国难，便成为众望所归。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该案首先阐述设置国民参政会的必要性：“唯是民族国家在此危急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欲求国事万几，算无遗策，尤宜遍集天下贤才、民众领袖，共襄大计，以济事功。且本党五全大会曾有召集国民大会之决议，兹当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大会既难召集，则设置国民参政会，以统一民众意志，增加抗战力量，似不可缓。”关于国民参政会组成会员，该案认为由中央就原当选国民大会各省市各职业团体代表召集三分之一充任之，并由中央聘请专家会员若干人，其数额不得超过前项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关于国民参政会的职掌，该案规定有四项：抗战时期政纲政策之初步决定权；预算决算之初审权；对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及各部部长行使同意权；其他有关国家大计之建议权、质询权。关于国民参政会与行政院、中央党部的关系，该案建议：除国民参政会对行政院院长、副院长以及各部部长行使同意权外，如其对行政院长、副院长及各部部长人选不同意时，得请另提人选，如果第二次所提人选仍不得国民参政会同意时，应该移送中央党部解决之；国民参政会之建议及质询事项，如行政院认为无法执行，或者国民参政会认为不满意时，得移请中央党部解决之；国民参政会行使其职掌之前两项时，仍须送请中央党部为最后决定。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设置国民参政会的议案，同1933年制定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法》等比较，具有三个特点：1．国民参政会组成会员人数增加，尤其是专家会员人数。原组织法规定由各省市职业团体、蒙古、西藏以及华侨选举150人充任会员，现该议案规定，由中央就原当选国民大会各省市各职业团体代表480人中召集三分之一，即160人充任会员。原组织法规定由国民政府从全国各界富有学识资望者中聘任10人充任会员，现议案规定由中央聘请专家会员若干人，其数额不得超过前项会员总数160人的四分之一，即40人充任会员。2．国民参政会职权的规定更为准确、严格，也更符合实际。1933年的《组织法》规定，国民参政会对国民政府交议的预算案、宣战案、媾和案，以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具有审议权，现议案规定国民参政会对抗战时期政纲政策具有初步决定权，对预算决算具有初审权，而最终决审权与决定权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3．关于国民参政会对行政院主要官员人选行使同意权的规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谓具有体制创新的趋向。“这是自孙中山本人建立政权以来，国民党人首次提出把中央政府行政长官的任命交给议事机构认可的主张，已经突破了军政、训政制度的范畴，不能不说是对于当时社会上团结抗日潮流的一种回应”⁽⁷⁰⁾。针对此项议案，国民党临全大会作出的决议是：“在非常时期，应设一国民参政会，其职权及组织方法，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详细讨论，妥订法规。”同时，在此次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之政治部分中，也建议“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最后，在临全大会宣言中就此宣称：“惟为适应战时之需要计，应就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使之趋于简单化，有力化，并应设立国民参政机关，俾集中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此固所以充实抗战之力量，而民权之基础，亦于此建立。”⁽⁷¹⁾

1938年4月7日，国民党第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案》以及各省市应出参政员名额表。经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核定后，4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计15条。该条例首先规定：“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关于参政员总额150名的分配，条例第三条规定：（甲）由曾在各省市（指行政院直辖市）公私机关或者团体服务三年以上，且著有信望之人员中，共选任88名；（乙）由曾在蒙古西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共选任6名；（丙）由曾在海外侨民居留地工作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谙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共选任6名；（丁）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于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共选任50名。关于参政员的选任程序，条例规定：1．候选人的推荐上，前（甲）（乙）（丙）（丁）四项参政员的候选人，或由各省市政府及各省市党部联席会议、或由国防最高会议、或由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按照应出名额加倍提出。2．候选人资格的审查上，前四项参政员候选人经推荐后，由国防最高会议汇送国民党中执会，提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资格审议会审议，待审议结束后，其结果报告国民党中执会。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资格审议会委员由国民党中执会指定。3．候选人的选定上，国民党中执会于接受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资格审议会审议报告后，即按照前（甲）、（乙）、（丙）、（丁）四项各应出参政员名额，提出中执会会议决定之。另外，按照该条例，各省市应出参政员名额为：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北、山东、河南、广东，以上各出4人；

山西、陕西、福建、广西、云南、贵州，以上各出3人；

甘肃、察哈尔、绥远、辽宁、吉林、新疆、南京市、上海市、北平市，以上各出2人；

青海、西康、宁夏、黑龙江、热河、天津市、青岛市、西京市，以上各出1人⁽⁷²⁾。

关于参政会的职权，条例虽然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前项决议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后，依其性质交主管机关制定法律或颁布命令行之。”“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但同时规定：如遇有紧急特殊情形，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依据《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以命令为便宜措施，不受前项的限制。条例还规定：国民参政会设置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之⁽⁷³⁾。因此，同上述临全大会有关议案内容比较，此《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的相关规定中，除分配给专家学者范围的参政员名额有所增加外，其在参政员的选任程序上，具有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明显特征；在国民参政会的职权规定上，也呈现出相当大程度的倒退。最初，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曾有将立法院并入国民参政会之议，其职权亦即移归该会。由于立法院长孙科的反对，遂仍维持立法院⁽⁷⁴⁾，是以国民参政会的职权中并不包括立法权。

1938年6月16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第八十一次会议作出决议：对《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进行修正，将国民参政会设置参政员的总额，由150名增加到200名，即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满3年以上且著有信望，或者努力于国事且信望久著人员中，原共选任50名，现修改为遴选100名。同时决议：选任汪精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⁷⁵⁾。7月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国民参政会议事规则》和《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组织规则》。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准备，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两仪街20号上海大戏院开幕。出席开幕式的有国民参政会议长、副议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参政员130余人。各院部会长官、中央委员、外宾及中外记者、参政会秘书处职员共1000余人。由议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其开幕词中就国民参政会的重要使命宣称：“在此伟大而艰难的抗战中，非‘政府有能’不能应付时局，非‘民众有权’不能使政府集中全国的心力物力，以供抗战建国之用。”“抗战建国需要民众力量，尤其是需要将这些民众力量集中起来，施以训练，加以领导。”“国民参政会的最大努力，便在如何担负起这重要的使命！”因此，“国民参政会开会之际，惟望根据着组织条例所授与之职权，与议事规则所规定之程序，同心戮力，以求《抗战建国纲领》之实施”⁽⁷⁶⁾。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从7月6日始至15日止，除了开会式、休会式及各组审查会议外，前后共举行10次大会，先后听取了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政治报告、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军事报告、内政部长何键的内政报告、外交部长王宠惠的外交报告、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教育报告、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财政报告、交通部长张嘉璈的交通报告、经济部长翁文灏的经济报告、政治部长陈诚关于民众组织与训练的报告、监察院长于右任的监察工作报告等。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并都提供了详尽的书面报告。参政员对于各项报告多有口头或书面询问案，各部长对此分别作出口头说明或书面答复。此次会议提案共129件，设五个审查委员会，最后通过决议案120件。其中军事方面有改善征兵办法加强抗战力量等18件，外交方面有调整外交机构刷新外交阵容等11件，内政方面有改善各级行政机构设立省、县参议会完成自治等32件，财政经济方面有巩固法币节制资金外流与推行战时税制等36件，教育文化方面有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等10件，另有关于会务的数件议案。提案中最为重要的是7月12日大会上通过的《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此案是在合并郑震宇等参政员28人所提《精诚团结，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陈绍禹等参政员67人所提《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以及王家模等参政员21人所提《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三案的基础上产生的。该案中宣称：“拥护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之抗战建国纲领。切望国民政府制定实施办法，督促各级政府，切实施行。同人当随全国国民之后，依据此项纲领，在最高统帅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努力奋斗，以取得抗战最后之胜利，而达到建国之成功。”据称该案付诸表决时，“全体一致起立通过，掌声雷动，历数分钟不止。此为国民参政会最有意义最有重要性之表示”⁽⁷⁷⁾。参加会议的参政员普遍认为，通过的各项议案如能切实执行，“是可以逐渐踏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⁷⁸⁾。

根据国民参政会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会期十天。为了在休会期间能够听取政府各种报告及决议案之实施经过，须设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驻会委员，共25人：张君劢、左舜生、曾琦、张炽章、胡石青、董必武、陶希圣、孔庚、胡适、刘百闵、蒋方震、秦邦宪、傅斯年、刘蘅静、邓飞黄、范予遂、许孝炎、马亮、梁漱溟、刘叔模、郭英夫、李永新、罗隆基、沈钧儒、陈绍禹。以后各次参政会大会，均要选举驻会委员会。

7月15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闭幕，并发表宣言，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

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团体，尤其是各类报刊媒体等，在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后，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提出意见，发表评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新华日报》提出参政会作为民意机关应有最低限度的五条原则：所有参政员在会议上有自由发表意见和自由讨论的权利；参政员在会议上的言论，除涉及军事秘密范围者外，有向外公开发表的权利；参政员在会议上所发言论，不论其是非与否，会外人士不得擅自制裁；参政员有向各地实行调查访问的权利；参政会开会期间民众团体代表及新闻记者得列席旁听⁽⁷⁹⁾。《大公报》则阐述了国民参政会诞生的意义，认为“凡是中国人，不分种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老幼男女，都在抗战建国的中心领导之下，一致从事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进而提出，国民参政会的运作不但可以巩固战时团结，而且预示战后政治归趋；政府召集国民参政会的目的在于“发挥民权主义，建树民主政治”；国民参政员“须要本自己的理智学识，竭诚行使其职权”⁽⁸⁰⁾。《申报》也发表社评《国民参政会之意义》，认为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在战时既可集中全国之识见与思虑，以谋争取最后之胜利；在战后亦可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⁸¹⁾。尤其是国民参政会开幕的前一天即7月5日，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位中共当选参政员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认为目前最紧急而有待于迅速提出方案以求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如何动员一切力量保卫武汉及有效进行第三期抗战；如何改革流弊百出的征兵制度而代之以广大的政治动员的征募办法；如何采取具体办法真正达到“有钱者出钱”的目的；如何保证最低限度人民生活的改善；如何普遍地发动、组织民众；如何确保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及保证各抗战党派的合法权利；如何真正有效地训练青年；如何改善各级政治机构；如何认真推行地方自治，等等。

7月7日，《新华日报》刊登宋庆龄的撰文《抗战的一周年》，文中针对国民参政会即将开幕，建议国民政府“不仅听取彼等意见，贵能迅速执行彼等所提有利于民族国家及保障抗战胜利之提案！进而能改变参政会之职权，不仅为一中枢政府之咨询机关，而为民主政治国会职权之实”⁽⁸²⁾。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正式开幕，当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评《祝国民参政会成功》，认为：“在抗战异常紧张的今天……全国人民希望着国民参政会能够解决具体的保卫武汉争取第三期抗战胜利的方案，建议政府，协助政府，动员军民财物，为着前线上的胜利而奋斗。”⁽⁸³⁾同日，《大公报》也刊载社评《祝国民参政会开幕》。7月11日，《新华日报》又刊载《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上国民参政会建议书》，提出四项请求：请求国民政府具体施行战时教育；请求政府统筹全局救济失学、失业青年学生；请求政府辅助青年学生组织国际代表团，常驻各国进行国际宣传；请求政府颁布一明确的群众团体登记条例。同日，《新华日报》还译载苏联《真理报》就中国国民参政会开幕所发表的评论。该评论称：中国国民参政会的开幕，“在中国历史上，为一重大之事件，无疑的，对于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之民族解放战争，颇为重要”。“国民参政会乃巩固与扩展统一战线一重要阶段，在进一步团结国内各势力，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者上自具有莫大意义”⁽⁸⁴⁾。7月16日，即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会议闭幕的次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的成功》。该社论认为，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之成功在于五个方面：代表全国同胞又一次确定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国策；代表全国同胞明白宣布了“各党各派各界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代表全国同胞第一次确定了“实行民主政治”的方针；代表全国同胞正式地宣布了“在抗战时期保障民生”的必要；郑重宣布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希望“最高统帅领导全体军民为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⁸⁵⁾。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自1938年7月6日至15日召集第一次会议起，到1940年4月1日至10日最后一次会议止，前后共召集五次会议。

第一届二次会议于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在重庆召集，除开会式及休会式外，共开大会10次，到会参政员共140人。这次会议正好在广州、武汉失陷之后召开，举国上下期盼政府对于抗战前途有明确表示，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在11月1日第五次会上，胡景伊等44名参政员提出“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案”，王造时等66名参政员提出“参政会应发表宣言拥护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并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奋起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案”。会议结合该两案及其他相关内容的三个提案合并讨论，一致通过决议：“拥护蒋委员长所宣示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争取主动之政府既定方针。今后全国国民应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决不屈服，共守弗渝，以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⁸⁶⁾大会议案共93件，经讨论后，决议案共88件。其中，关于军事和国防者，有改善兵役实施办法案等17件；关于外交国际者，有培养及充实外交人材方案等4件；关于内政者，有刷新政本以利抗战案等24件；关于财政经济者，有调整贸易案等24件；关于教育及文化者，有抗战建国过程中职业教育实施方案等14件；关于会务者1件⁽⁸⁷⁾。另外，对于行政院长孔祥熙所作的政治报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张群所作的军事报告、王宠惠所作外交报告、何键所作内政报告、孔祥熙所作财政报告、张嘉璈所作交通报告、陈立夫所作教育报告、翁文灏所作经济报告，以及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院的书面报告，与会参政员均有多起询问，甚至书面询问。对于参政员的询问，政府方面均须作出答复。此外，国防最高会议还向这次会议报告了对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移送86案之决议暨实施情形⁽⁸⁸⁾。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三次会议于1939年2月12日至21日在重庆召集，除开会式及休会式外，共开大会九次，出席参政员146人。由于原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出走叛离抗日阵营，大会一致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大会听取了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政治报告、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军事报告，王宠惠的外交报告、孔祥熙的财政报告、何键的内政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张嘉璈的交通报告。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提出了关于三个月来工作的书面报告。在听取政府各施政报告后，参政员向政府提出询问共28起，对于这些询问，政府主管机关长官或即席答复，或过一二日作出书面答复。所有施政报告均交由各审查委员会审查。这次大会通过提案共96件，其中较重要的有：政府交议之抗战第二期战时军事、外交、侨务、内政、蒙藏、赈济、财政、经济、交通、教育等行政计划，普遍推行纳金缓役办法，战区财政金融及经济处理办法等案。经蒋介石提议，会议决定由参政员组织川康建设期成会，于会后组成川康视察团，分赴川康各地视察，拟定川康建设计划，提交政府建议实行。尤其是周览等50名参政员提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提出了实施民主的三个原则，即政府行动应法律化、政府设施应制度化、政府体制应民主化；提出政治制度改革的三个要点：吏治制度必须建立，公务人员权责必须分明，机关系统必须清楚⁽⁸⁹⁾。这一提案集中代表了进步人士要求革新政治、实行民主的迫切愿望，以及在发生汪精卫出走事件、日本加紧政治诱降的情况下，国民党最高当局对于这种愿望的相当程度的认同。蒋介石在这次大会的闭会词中便说到：“总理倡导三民主义，其民权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民主政治。一国人民如果不能关切他们自身的幸福，管理他们自己共同的事务，就是说，如果人民不能积极参加政治的话，他们就不能建立强固的国家。”⁽⁹⁰⁾国民党当局的这一表态，无疑有助于以后国民参政会推进宪政运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案，提出了精神总动员的三个共同目标：1．国家至上、民族至上；2．军事第一、胜利第一；3．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次国民参政会休会不久，国民政府于3月12日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以及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

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参政员任期为一年，第一届参政员的任期应于1939年6月30日届满。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于同年4月28日颁令，决定本届参政员任期延长一年，并把会期由原来的3个月改为每6个月召集一次。于是，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四次会议便于1939年9月9日至18日在重庆召集，出席参政员127人，加上中央政府官员及来宾等列席者，共达300多人。除了开会式及休会式外，这次参政会共有大会九次，其中听取的会务报告有《国防最高委员会对于本会第一、二、三次大会移送各案实施情形》、《驻会委员会报告》、《驻会委员会检讨大会决议案实施情形报告》等三项；关于政府施政报告，则有行政院的政治报告，以及有关机关长官所作的财政报告、军事报告、经济报告、交通报告、外交报告、内政报告、教育报告；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均有书面报告。这次会议上的施政报告不仅有过去实施，而且有今后的施政方针，除了参政员有多项询问，均交各审查委员会审查⁽⁹¹⁾。

大会通过提案82件，较重要的有关于川康建设方案，包括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教育各方面。自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之后，以李璜为团长、黄炎培为副团长的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在两个月的时间里，15名参政员分成五组，对四川、西康两省的重要县份进行了视察，并把视察结果向一届四次会议提出了报告书⁽⁹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向一届四次参政会提交的“川康建设方案”。另外，一届四次参政会大会突出反映了民主浪潮逐步高涨情况下，国内进步力量对于实施宪政的迫切愿望，相关内容的提案便有七份，正是在合并讨论这七份提案的基础上，一届参政会第四次大会通过了关于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决议。该决议分为治本办法和治标办法，各有两项。只是该决议案没有明确规定废止战前的“五五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则是美中不足。但即便如此，国民参政会通过该决议之后，依然有后续的相关举措。根据该决议，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身份，指定19名参政员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以协助政府，促成宪政，以后又把委员名额扩大到25人。该次会议闭幕后，宪政期成会即开始工作，首先就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公布国民参政会关于实施宪政的决议，接着就开始了讨论宪政和修改宪法草案的工作。同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定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可见，国民参政会对推进宪政的工作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于1940年4月1日至10日在重庆召开，除了开会式和休会式，共开会议9次。出席参政员145人，政府各机关长官均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决议各案实施情形之报告，驻会委员会提出了检讨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实施情形之报告，川康建设期成会则有常务委员会暨各办事处之报告及华北慰劳视察团之报告。政府各部门所作的施政报告，有何应钦所作军事报告、王宠惠所作外交报告、张嘉璈所作交通报告、孔祥熙所作财政报告、翁文灏所作经济报告、周钟岳所作之内政报告、陈立夫所作教育报告。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均提出书面报告。参政员对施政报告共提出了61起询问案。这次大会设有与以往相同的军事、外交、内政、财政、教育文化五个审查组之外，另设检讨物价特种委员会；因为参政会极为关注当时的物价高涨问题，收到此类提案十多件，希望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严厉取缔囤积居奇及垄断牟利之奸商。检讨物价委员会审查时，要求财政、经济、交通、内政各部长出席说明，作出彻底检讨和提出具体对策。这次大会通过提案共76件，其中关于宪法草案的提案连开两次大会，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且极为重视。而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通电修正案，则是对出笼伊始的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的严正声讨⁽⁹³⁾。

1940年10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任期届满，国民党中央当局以国民大会筹备未竣，决定延续设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额由200人增加到240人，议长制改为五人主席制，大会及驻会委员会职权均有所扩充。1941年3月1日至10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在重庆召集，除了开会式和休会式之外，开预备会议一次，正式会议十次。预备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蒋介石、张伯苓、左舜生、张君劢、吴贻芳等五人为第二届参政会主席团。政府各部会向大会提出报告，除了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四院和审计部为书面报告外，由各部长官到会口头报告的有孔祥熙的财政报告、王宠惠的外交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陈立夫的教育报告、谷正纲的教育报告、张嘉璈的交通报告、陈济棠的农林报告、周钟岳的内政报告、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以及翁文灏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参政员对每一报告均提出询问案，共61起，均由有关主管长官即席或书面答复。这次大会收到提案155件，除了按规定分军事、外交、内政、财政、教育等五个审查委员会审查之外，另以物价和粮食问题关系人民生活至巨且相应提案甚多，经临时动议，另设物价问题特种审查委员会，专审此类提案。另设宣言起草委员会。这次大会出席参政员204人，超过以往各届。由于一月份的皖南事变，中共党籍参政员抵制此次参政会拒绝参加，这也是此前没有的情况。1941年2月15日，毛泽东等七名中共参政员曾致“删”电参政会秘书处，要求国民党方面接受中共提出的12条，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能参加即将举行的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由于国民党当局没有接受，3月2日，董必武、邓颖超再度致函参政会秘书处，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⁹⁴⁾。对此，蒋介石依然决定“置之不理”⁽⁹⁵⁾。于是，这次会议期间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向大会作了有关接洽情况的报告，黄炎培参政员也作了补充报告。蒋介石则在第六次会议时对此事声明：军令只有一个，政府只有一个，党派精神一律平等，此次事件只要能达到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目的，一切问题皆愿听从国民参政会根据公众民意解决；对中共各参政员，更希望其毅然接受参政会公众意思，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王云五等54名参政员还临时动议，盼中共参政员坚守统一之宣言出席参政会，俾一切政治问题得循正当途径，以获完善之解决。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二次大会，于1941年11月17日至26日在重庆召集，出席参政员173人，中央党政军机关长官、来宾和记者300余人参加。共开大会10次。前五次为听取施政报告，计有何应钦作军事报告，郭泰祺作外交报告，俞鸿钧作财政报告，张嘉璈作交通报告，翁文灏作经济报告，谷正纲作社会报告，周钟岳作内政报告，徐堪作粮食报告，陈立夫作教育报告，林翼中作农林报告。第六次会议起开始讨论提案。经大会决议成立的各参政员所提议案共115件，包括关于军事及国防者8件，外交及国际事项者3件，内政事项者38件，经济事项者37件，教育及文化事项者29件。另有政府交议1942年度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方针案一件。大会主席团所提“促进民治加强抗战力量”一案，其要点为：1．抗战终了后，即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2．增强战时民意机关组织与职权；3．延揽各方人才，实践“天下为公”之遗训；4．人民合法自由予以保障等。此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临时动议，即“重申我国抗战目的决心收复东北四省”一案。这两项议案受到与会参政员高度重视，获得一致通过⁽⁹⁶⁾。鉴于当时物价大幅波动，成为各界关注所作，这次参政会期间还利用11月20日之暇，召开关于物价及粮食问题座谈会，政府主管部门也有代表参加。

总之，自从1938年7月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参政会召开了两届共六次大会，提出和通过了大量的议案，对政府施政报告进行了询问和审议，从而在坚持抗战建国纲领，坚持持久抗战，推进战时民主法治与宪政，促进战时经济建设，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以及打击汉奸卖国贼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是“七七”事变以来国内各种力量实现团结抗日的重要标志。当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中间力量的代表，对国民参政会有较高的评价，指出：“参政会集合全国各方人士，尤其是集合各党派人士于一堂，确实可以表现全国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⁹⁷⁾通过国民参政会这一战时民主论坛，参政员们可以听取政府有关报告，并进行必要的询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作用。因此有论者认为：“国民参政会事实已成了国内各党派政治上合作的一种形式，成了在野党监督批评执政党的一个机构。”这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毕竟是一种进步，是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开放民主的表现”⁽⁹⁸⁾。这种一定程度民主的开放，又曾推动国民党在坚持抗战的道路上迈出重大的步伐。如几次参政会期间，均要求政府澄清“抗战到底”的立场，国民党最高当局在公开场合一直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但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二届二次大会上，终于通过了收复东北四省的议案。同时，国民党最高当局曾经考虑过推进政治民主、实施宪政，并且让国民参政会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如1939年9月一届四次参政会通过了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决议，而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在日记中目前写到：“宪政应提早实施，本党新老党员落伍，而老党员为尤腐朽，若不还政于民，诚误国而又误党矣”⁽⁹⁹⁾；“决行宪政”⁽¹⁰⁰⁾。国民党最高当局确实也要求政府各主管长官亲自向参政会作施政报告，听取意见和询问。但是，参政会对政府部门及其长官，“没有弹劾权，也没有不信任投票权，只有用建议权和询问权略略表示意思。然犹恐损伤面子，影响团结，所以关于行政院长的个人问题，系用参政员联名函件的形式秘交政府，而不在参政会内公开提出讨论”⁽¹⁰¹⁾。如1939年9月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期间至于休会期间，参政员对行政院长孔祥熙多有批评，作为大会主席的蒋介石却视之“无理攻击”，“政客官僚之无心肝，国难至此，尚以私利私见为重，可叹”。他甚至公开为孔辩解：“余乃以正言评判抗战之功多在财政以指示之，众乃无词。”“参政会议如常集会，对行政庸之多所指摘，余再三声辩，痛论攻讦非训政意义。”⁽¹⁰²⁾这就使参政会对政府施政无法真正起到监督作用。另外，参政会虽然设有驻会委员会，但实际发挥的作用更为有限。当时参政会对政府的监督，整体上还流于形式。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决议案的实际执行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此外，国民参政会作为当时条件下的公开合法的民意机关，其自身的制度设计上还存在着不少的局限性。如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有关规定，国民参政员、正副议长的选任，明显为国民党一党独揽。国民参政员的任期，在1938年4月12日公布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中第八条规定：“国民参政员之任期为一年，国民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得延长一年。”但在1940年4月16日公布的《修正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八条条文》中规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任期为一年，国民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得延长之。”这就使得国民参政员任期的长短全由国民政府随意决定。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原条例第九条规定为每3个月开会一次，会期10天。但在1939年4月28日公布的《修正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九条条文》中规定为每6个月开会一次，会期10天。如此延长开会间隔，实有削弱国民参政会的功能及影响的意图⁽¹⁰³⁾。此外，根据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只有在出席会议参政员人数达到其总额二分之一以上时，才得开议。但在国民参政员人员构成上，国民党籍参政员实占半数以上，因此，国民参政会的开议权，实为国民党当局所把握。

第五节　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尤其是统一的战争动员和各种力量的有效组织，有赖于全国各地齐心协力。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朝野上下、中央与各地，都出现了极为高涨的团结对外气氛。国民党中央当局在协调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加强地方的控制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

为了团结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于1937年8月上旬邀集各地军政负责人在南京共商对日决策，与会者有桂系的白崇禧、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秦德纯、江西熊式辉、湖南的何键等，并鼓励与会者就抗敌大计畅所欲言。会议最后通过了准备抗战的决策。随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得以从各地调集百余万军队投入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给日军速战速决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以沉重的打击。此外，在正面战场其他各主要会战和战役中，都有原地方实力派掌控的军队参战。

鉴于抗战初期各地军政情势的变化，国民政府对多个内地省政府进行了改组或调整主要负责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改组湖南、湖北、贵州、安徽省政府。其中，湖南省任命张治中等九人为省政府委员，张治中为省政府主席，另任命了省政府委员中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以及省政府秘书长的人选。在湖北省，任命何成濬等九人为省政府委员，何成濬为省政府主席，并任命了省政府委员中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以及省政府秘书长的人选。在贵州，任命原实业部长吴鼎昌为贵州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在安徽，任命蒋作宾、端木恺、刘复为省政府委员，蒋作宾为省政府主席，端木恺、刘复分别兼任了民政厅长和省政府秘书长⁽¹⁰⁴⁾。

四川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国民政府的处置颇费周折。抗战爆发伊始，军事委员会即委派川康绥靖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为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不久命令刘湘率领川军出征，经调往抗日前线的川军就有六个集团军，合计单独出川附于其他国军的独立师、独立旅等，共约12个军以上。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11月初设司令部于南京锏银巷川康绥靖公署驻京办事处内。嗣因胃病复发且病情严重，蒋介石即将刘湘转至汉口万国医院治疗，另委任陈诚为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于刘湘养病期间代行职权。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逝之后，蒋介石起初拟取消川康绥靖公署，由张群为四川省主席，遭到川康方面实力派一致反对。为安定局面，蒋介石发布川军高级将领邓锡侯为川康绥靖主任，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邓汉祥为秘书长，改任张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1939年2月任命张群为新设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此后，蒋介石利用四川各派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于1939年秋免去王缵绪的代理省政府主席，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待到国民党最高当局较稳固地控制川局之后，1940年10月蒋介石辞去四川省主席的兼职，改派张群兼理四川省主席，一直维持到抗战结束。

在云南，以省政府主席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既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决策，又对国民党当局有着很强的防范意识。抗战爆发之初，滇军精锐之部便编为第六十军、第五十八军和新三军，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1938年底，上述三个军扩充为第一集团军，龙云任总司令，参加过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时国内各大学、文化机关和中央军政一些部门迁入云南，且滇缅路为重要的国际交通线，蒋介石一直试图加强政治控制和军事的渗透。如任命龙云为昆明行营主任，调关麟徵第五十二军入云南，布防滇缅边境，以后又调远征军入滇，在昆明设立防卫司令部。另外，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主任委员虽然是龙云，但实权则掌握在CC派手中。龙云则力图维持战前的割据地位，对在滇中央军政势力加以限制和防范。尤其是到了抗战后期，龙云与国民党中央当局的矛盾趋于激化，到抗战胜利初始，龙云被解除在云南的一切军政本兼各职。

抗战时期对地方的关系上，国民党中央当局不仅力图整合各地方实力派，此外为了凝聚民心，调动一切力量，共赴国难，同时也为了巩固国民党统治的根基，在地方各级（即省、市、县）党政关系方面，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调整，在不少地区推行了新县制。

抗战前半期，国民党中央在不断加强对地方各级党部控制的条件下，逐步推进地方各级党政关系的调整工作，以期达到“以党渗政”的目标。

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指出：“回顾数年以来之党务，缺憾殊多，而党政关系，亦往往未臻圆满，若复讳疾忌医，将何以图振奋而尽职责。诚欲增强抗战之力量，必先整饬领导抗战之机构，而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乃为急不容缓之图。”“调整党政关系之原则，（1）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2）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3）县采取党政融化，即融党与政的形态。”⁽¹⁰⁵⁾

关于地方各级党政关系调整的大致方案，《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中规定：省党部层次，省党部委员会采取主任委员和委员分区督察制。省党部主任委员由国民党中执会特派中执委员一人担任，并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若干人充任省党部委员。“惟在整理期间，其委员可全由中央指派曾经训练之同志充任之”。“除以主任委员驻省经常办理省党部事务外，其余委员必须按区分派担任督察各该区内所有各县党部之工作，予以指导，并随时报告省党部主任委员”。省党部与省政府每月必须举行一次联席会议。省党部主任委员应该出席省政府会议，以收党政联络之效。县党部层次，县党部委员由全县代表大会选举，并由省党部呈请中央指定其中一人为书记长。“其在整理期间，可只暂设书记长，由中央分配曾经直接受训各同志交由省党部派充之”。“县党部之工作，须绝对受省党部委员常驻该区者之指导与督察”。县政府设地方自治指导员一人，由县党部书记长兼任，负责协助县长指导地方自治的筹备事宜。同时增设社会科，直接受自治指导员指导，专司组织、训练民众及筹备地方自治事宜等。各县必须设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由县党部及地方民众团体共选若干人组成。各县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应该进行筹设县参议会，作为设立地方民意机关的准备。同时县党部对外秘密。县政府之预算、决算及其施政方针，须经县参议会通过。在县参议会未成立前则以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代行其职权⁽¹⁰⁶⁾。

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有关议案就地方各级党政关系作出进一步调整。其中在省党部层次，规定省党部采主任委员制，委员由中央于省党部执行委员中指定，而主任委员得由中央委员充任。省党部委员得参加省政府会议。在县党部层次，规定将原来的“筹备”一词改为“推进”⁽¹⁰⁷⁾。此后，国民党中常会又先后制订《省党部省政府联席会议要旨》和《县各级党政机关调整办法》。

1940年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有关议案，明确地阐释了地方各级党政关系调整的真正目的。其中关于省级党政关系方面，认为“临全大会规定各省党政之关系为‘党政联系’之方式，其所以贯彻之方法，一为在党取主任委员制，以求事权之集中；一为实行党政联席会议，以沟通双方之意思。在前者，主任委员在原则上必须专任，然后可以专心致志以规划党务，推进党务；在后者，必须恪遵中央法令，严格履行，开诚布公，以求党的政策之遂行”。关于县以下各级党政关系方面，认为“就组织言，临全大会所谓县以下各级党部取‘融党于政’之方式者，其真义乃在使党政合为一体，而非欲消灭党的组织与工作也。故今后之县以下各级党部，对外宜改取秘密方式，以加强其活动力；对内则当力求党员选举、罢免等权之实施，俾能自尊其在党内固有之地位。就训练言，必须使各省训练地方自治人员之工作，实质上即为党的训练工作，即在其他各种训练班中亦均宜加强党的教育，使党与政之在各地确能融洽于一炉，而后训练之目的始达。……就社会工作言，必须选择曾受训练之忠实同志担负县政府主管社会事业之责任，以与党的指示相呼应，而各地方人民团体以及乡镇保甲之工作与活动，尤须由本党发动党员掌握其核心，为积极之推进”⁽¹⁰⁸⁾。

这样，经过国民党临全大会以来数年的调整，各地“党政对立之现象虽已逐渐消除，而分工合作之效能迄未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对于同级党部之关系，仍极疏远而不能融洽一体，同时地方党部对于如何领导民众，推动社会，协助政府，亦未克善尽其职责”。这使得国民党最高当局整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目标，依然缺乏牢固的基础。于是，在1941年4月1日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修正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增进各级党部与政府之联系并充实本党基础案》。该议案规定对地方各级党政关系作出了更进一步的调整：省县党部，除了依据总章对同级政府的施政方针及政绩进行稽核外，对其下一级行政机关，应该根据中央颁布或者核定的政令，协助督导并监察其实施。省党部与省政府联席会议，党政双方对于下级干部人员如有不称职，或者违背党政协调原则，以致阻碍党务政令推行者，得互相检举并提出联席会议，予以公同评判并商决处分。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及委员，应该与担任省政府主席、秘书长、厅长及委员的党员划编为一特别小组，直隶省党部实施党团办法。县级层次亦依照同样办理。省党部对担任下级行政职务的党员，得调查登记并考核其工作。被调查考核的党员有报告工作概况及答复查询的义务。还规定：省县各级党部应该随时考核党员的工作与能力，每年选拔优秀党员汇报上级党部，经审核后发交政府任用；应该悉心访询党外人才，向上级党部负责保荐等⁽¹⁰⁹⁾。可见，自抗战爆发以来，地方党政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未能充分合作，使得在地方层面效率低下，影响了中央政权关于抗战的一系列方针在各地尤其是基层政权的贯彻执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一直到抗战爆发，其地方行政机构主要是“省庞大而县弱小，县以下则尤空虚，致有宝塔倒树之讥”⁽¹¹⁰⁾。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持久相持阶段，迫切需要有效动员各地一切资源，贯彻执行抗战建国的既定方针。同时，由中央政府部署乃至掌控县级行政机构的调整，也有助于制衡地方实力派的离心倾向。以推进地方自治之基础为名义的新县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并开始实施的。1938年4月8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案》，提出在保甲制度基础上重新确立县以下党政机关关系之原则。1939年1月26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改进县以下党政机构之实施案》，决定在四川、陕西、贵州、湖南、江西等省开展推行新县制的试点工作。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10月，行政院又拟订《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办法原则三条》，下令各省普遍实行。新县制包括县政府组织规定、县参议会设置以及保甲制度等几个方面。

关于县政府组织方面，根据《县各级组织纲要》的规定，县设县政府，置一人为县长。其职权有：受省政府监督，办理全县自治事项；受省政府指挥，执行中央及省委办事项。县政府设置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军事、地政、社会各科。县政府配置秘书、科长、指导员、督学、警佐、科员、技士、技佐、事务员、巡官。县政府还设县政会议，每两周开会一次，议决事项有提出于县参议会的案件、其他有关县政的重大事项⁽¹¹¹⁾。可见，国民党中央及省政府对县政府实际控制的局面没有多少改观。

关于县参议会设置方面，按照《县各级组织纲要》的规定，县设县参议会，参议院由乡（镇）民代表会选举产生，“每乡（镇）选举一人，并得酌加依法成立之职业团体代表为县参议员，但不得超过总额十分之三”。县参议会暂时不选举县长，而县参议会议长则以由县参议会自选为原则⁽¹¹²⁾。1941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县参议员选举条例》和《县参议会组织暂时条例》。按照两个条例的规定，在县参议员产生的办法上，与《县各级组织纲要》中的规定相同，参议员的任期为两年，可以连选连任。县参议会的职权有：议决完成各项地方自治事项；议决县预算，审核县决算事项；议决县单行规章事项；议决县税、县公债及其它增加县库负担的事项；议决县有财产经营与处分事项；议决县长交议事项；建议县政兴革事项；听取县政府施政报告以及向县政府提出询问事项；接受人民请愿事项；其他法律赋予的职权等。条例还规定：县长对县参议会的决议案如果认为不当时，有权退回参议会复议，对于复议结果仍不满意时，得呈请省政府核办。必要时，县长可以亲自担任县参议会主席。后来，许多省份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其参议员由省政府遴选决定。如果临时参议会违反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省政府有权随时解散之。

当时国民政府核定了在18个省实施新县制，其中四川、广西、广东、江西、河南、湖北、福建、浙江、甘肃、陕西、云南、青海、宁夏13省在1940年开始实施；贵州、西康、安徽、山东、湖南五省于1941年开始实施。各省实施新县制的基本情况如下⁽¹¹³⁾。

（一）划定县等。各省因情况不同，具体厘定的县等级数不尽相同。如最早实施新县制的四川省，在134个县中，共划分六等，其中一等县25个，二等县38个，三等县33个，四等县28个，五等县8个，六等县3个。浙江、甘肃、陕西、宁夏等也是重新划定六等。广东省则厘定县等为五等，其中一、二、三各县暂仍其旧外，将原有的特三等县改为四等县，另有三个县改为五等县。河南也是重新划定县等为五等，计一等县14个，二等县16个，三等县29个，四等县24个，五等县28个。湖北省重新划分县等为四等，计一等县7个，二等县21个，三等县30个，四等县12个。青海省重新划分各县为六等，其中一等县1个，二等县4个，三等县7个，四等县5个。福建省各县县等仍定为三等，计一等县10个，二等县25个，三等县29个。云南各县原分三等，也没有变更。

（二）改组县政府。各地县政府所设机构名称基本统一，所设机构数根据县之等次及实际情况而有所不同。如四川各县设民政、财政、军事、教育、建设五科，教育不发达的县合并设置教建科。广东省一、二、三等县均设民、财、教、建、军五科，四等县设民、财、教、军四科，五等县设民、财、教三科，通常社会科事务归并教育科办理，建设科事务归并财政科办理，军事课事务归并民政科办理。江西省各县均设民、财、教、建、军各科外，再视具体情况设社会科或地政科。福建省各省设民、财、教、建、军五科，地政、社会不设科，其事务分散于民政、教育科办理。甘肃省各县设民、财、教、军四科，部分县酌设建设科或社会科。青海省一、二等县设民、财、教三科，三、四等县设民、教两科。宁夏省各县设民、财、教、建四科，

（三）调整区署，裁撤无设置必要的区署，改组乡镇公所及办公处，县警察组织通常随县政府与区署改组。甘肃省废除县之下的区署，改设指导员。云南省也废除了区制，扩大乡镇，乡镇公所除设乡镇长、副乡镇长各一人外，另设干事一至二人，书记一人。

（四）划分省县地方财政，这是此次推行新县制的重点所在。县财政收入原则上包括土地税之一部，正副溢额田赋，中央划拨印花税三成，土地改良物税或房捐、营业税之一部，县公产及公营业收入等。各省实际的确认情况有所不同，如陕西将中央补助县地方之印花税三成按每年实收数划拨，营业税按照概算的21％划拨；田赋方面，未办理陈报的县份正赋与附加合计，已经办理者其地税总额的55％留县，43％解省。云南省将全部耕地税划拨县府统收统支，营业税、印花税三成则不拨县。而青海省以往大部分县收入甚少，均赖省款接济，省县财政实际上暂时难以划分。但从整体看，实施新县制之后，多数县的财政状况较以往有更多的保证。

在推行新县制的过程中，国民政府还强化了保甲制度。1939年公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对保甲的编制、机构以及职权作出了具体规定。1940年1月和8月，又相继颁布《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各县保甲整编办法》。通过这些法规的实施，保甲制度基本确立起来。该制度主要内容有：设置保办公处，除设保长一名外，还设有副保长一名，下设干事二到四名，分别掌管民政、警卫、经济、文化事务。另通过颁行《防制异党办法》和《国民兵团区乡镇保各级队部组织规程》等，使得保甲组织日趋警察化、特务化；实行保甲组织中保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保壮丁队长由一人兼任的“三位一体”的制度；推行首席甲长制度；对县以下各级组织机构采行所谓管、教、养、卫四者结合的办法⁽¹¹⁴⁾。

此外，推行新县制之后，在设立学校与增加教育经费、建立卫生院、干部培训、整编保甲清查户口等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推进。总的来看，加强了国民党中央政权对各地县和县以下行政区域的了解和控制，增强了战时动员和组织的能力，客观上有助于凝聚基础民众的抗日救国意识，对于推进抗战事业起了积极作用。

————————————————————

(1)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84页。

(2)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87页。

(3)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89、192—196页。

(4)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8年1至6月），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第303—304页。

(5)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6页。

(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99—500、484页。

(7)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4月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230页。

(8)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四册，1938年4月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431页。

(9)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四册，1938年4月2日，第431页。

(1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75页。

(11) 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2)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61—462页。

(13)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84—488页。

(14)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6—88页。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87—489页。

(16) 《新华日报》1938年4月4日。

(17)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114—115页。

(1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8年1至6月），第345—346页。

(1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97页。

(2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14—416页。

(21)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29—131页。

(22)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67页、第190—191页、第229—232页。

(23)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77页。

(24)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364页。

(25) 国民党中常会第51次会议纪录（1937年8月27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169页。

(26) 《国防最高会议第三次会议纪录》（1937年9月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009-1。

(2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51-52页。

(2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52页。

(2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52页。

(30)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1)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2)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3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3)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39年1月14日，第15页。

(34) 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1期，2004年5月，第135-164页。

(3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39年1月18日，第18-19页。

(36) 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1期，第138页。

(37)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63—564页。

(38)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下），第502页。

(3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637页；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322—331页。

(40)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3期。

(41)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42) 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

(43) 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4)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7日、2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第374页。

(4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四编《战时建设》（四），第476、501页。

(4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104页。

(4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16—517页。

(4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119页。

(5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三），第723页。

(51)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第43页。

(5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四），第472页。

(53)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第262页。

(54)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第262页。

(55)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第116页。

(56) 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

(57)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第96页。

(58) 蒋介石：《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青年书》（1938年6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四），第427页。

(5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三），第729—736页。

(6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三），第783页、第786页。

(61)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第116页。

(6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三），第733页。

(63)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648页。

(64)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下），第736页。

(65) 参见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第二章，第87-194页。

(6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81页。

(67)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290—291页。

(68) 《国防最高会议第一次会议纪录》（1937年8月14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00.9-1；《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第三十九次会议纪录》（1937年12月31日），党史馆藏档00.9-5。另参见刘维开：《战时党派合作的开端——国防参议会研究》，《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台北“国史馆”1998年。

(69) 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70)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292页。

(71)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06、486、469页。

(7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206页。

(73) 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编：《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74)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4月8日，第238-239页。

(75)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234页。

(76) 《开会式议长汪兆铭致词》，《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202-206页

(77) 《国民参政会资料》，第90—91页。

(78) 邹韬奋：《参政会第一届大会的总结》，《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173页。

(79) 社论：《论国民参政会的职权和组织》，《新华日报》1938年4月18日。

(80) 社评：《国民参政会的诞生》，《大公报》1938年6月18日。

(81) 《国民参政会之意义》，《申报》（汉口版）1938年6月19日。

(82)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76—79、106页。

(83)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第117-118页。

(84)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第147—150、254—255页。

(85)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第201—204页。

(8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364-366页。

(8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364-411页。

(8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441-506页。

(8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176-178页。

(9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179页。

(9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179-180页。

(9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710-737页。

(9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787-788页。

(94) 国民参政会史料编纂委员会：《国民参政会史料》，台北1962年版，第230页。

(95) 蒋介石日记1941年3月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9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188-189页。

(97) 陈启天回忆录，哥伦比亚大学珍稀书籍与手稿图书馆藏稿，第84页。

(98)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298页。

(99)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00)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1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01) 陈启天回忆录，哥伦比亚大学珍稀书籍与手稿图书馆藏稿，第85页。这里的行政院长指孔祥熙，1938年1月至1939年12月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1939年12月蒋介石恢复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孔祥熙继续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

(102)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13日、9月3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03) 《国民参政会资料》，第9—10页。

(10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68-69页。

(10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98-99页。

(10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01、481—482页。

(107)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21、523页。

(10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629—630页。

(10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696—698页。

(11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444页。

(1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422-423页。

(11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423页。

(113) 《行政院关于各省实施新县政情形报告》（节录，1941年12月），引自《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436-443页。

(114) 林代昭、陈有和、王汉昌：《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470—478页。

第四章　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

第一节　鲁南会战和台儿庄大捷

1937年8月的淞沪会战爆发之后，中国军事最高当局把连接华北与华东两大主战场的山东省与江苏北部地区，划分为第五战区，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战区司令长官，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任副司令长官。该战区的主要任务是：“确占先制之利，根本打破敌军登陆之企图，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一要义。纵使敌军一部先行登陆，务必迅速围攻而歼灭之，不使后续兵团藉此以为安全登陆之掩护。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二要义。必要时，在指定地区之范围内，扼要固守，绝对限制敌军之进展，运用机动部队而歼灭之，以确保我国军南北两战场作战连系之中枢。”⁽¹⁾随着淞沪抗战之全面展开，为阻止华北日军沿津浦路南下，第五战区的地位益发显得重要。同年10月中旬，国民政府改任李宗仁为该战区司令长官，专门负责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作战。侵华日军也早已看到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在淞沪会战激烈进行之际，即令华北日军沿津浦铁路向南推进；攻占南京后，又令华中日军北上，以图南北夹击打通津浦铁路。这样，中日两军在津浦铁路沿线又展开了一场新的较量。

华北日军侵占平津地区后，随着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开始分兵三路，向中国内陆进击。当时，退出平津两市的第二十九军，集结在天津南部的静海、马厂一带与日军对峙。为加强津浦路北段之防务，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统辖五个军的兵力，在铁路沿线构筑阵地，阻击日军南侵。

1937年8月中旬，日军第二军第十师团及第十六师团之一部约4万余人在天津附近集结完毕。8月21日起，第十师团主力开始沿津浦路南犯。宋哲元第一集团军作为第一战区右地区队，奉命沿津浦路静海、马厂一带，占领纵深阵地，阻敌南下。至30日，中日双方历经9昼夜激战，中方津浦路北段静海等前进阵地及警戒阵地相继不守，日军进至马厂。9月1日，日军在优势炮兵及空军战机的掩护下，向中方部队全线进攻，战况空前激烈，双方混战至4日，日军攻陷子牙镇、唐官屯，此后继续南攻。为延迟日军南进步伐，宋哲元令骑兵第九师于南运河、子牙河，分别选择要点，实施决堤泛滥，日军攻势受阻。11日，日军一部疯狂而下，中国军队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师堵击不及，致使马厂失守，中国部队退至姚官屯。

国民政府根据华北的新形势，判断日军将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向山东境内推进。如日军的目标达到，则不仅使平汉路方面的防御增加压力，而且更有利于日军在青岛方面之登陆。为打破敌人阴谋，必须坚守沧县以北阵地。为此，一方面令第一集团军抓紧构筑阵地，同时又令增援部队编组为第三军团，以增强防御力量。鉴于当时大同已告不守，且平汉路北段之日军也已集结完毕，为加强对津浦路一线军队的指挥，军事委员会单独划出津浦路北段为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指挥第一集团军、新成立之第三军团及第六十七军、第二十三师。该战区的具体任务是：“在沧县附近固守，万不得已时，亦应在南波、泊头镇、献县之线持久抵抗，最后须在德县东西之线竭力拒止敌人，以待第五战区（山东）兵力之转用。”⁽²⁾

沿津浦路南下之日军第十师团，在攻占马厂后继续追击，连陷青县、兴济。9月21日起，日军第十师团向姚官屯进攻，并于23日向中方主阵地发起总攻，“姚官屯一带阵地，失而复得达六七次之多”，中方“第四十军折损颇重，不得已，以总预备队第一〇九师接替”⁽³⁾。24日，姚官屯失陷。为掩护主力后撤，以建立新的阵地，宋哲元曾组织部队逆袭，没能如愿。日军进一步南犯，沧县最终失守。津浦路北段作战连连失利，南京当局深感忧虑，于25日电告冯玉祥，令第六战区各部队务在桑园、德县以北，“择地固守，拒敌南进，并应集结兵力，力图反攻，以开拓新局”⁽⁴⁾。然而，该战区各部队连续战斗之后，疲损交加，已无力阻止日军新的进攻。9月29日至10月1日，日军相继攻下泊头、东光、桑园等地，并进逼德县。10月3日，日军第十师团9000余人进犯德县，中方第八十一师运其昌旅第四八五团负责防守，并等待援军。由于中方增援部队仅有第八十八师一团到达，军队势单力薄，与日军难以抗衡，不得不于5日弃守德县。此后，战场延伸到山东境内。

在德县告急之时，南京当局见形势危急，于10月1日向山东的韩复榘第三集团军及第六战区发出新的指示：为尔后作战便利起见，应以确保战略要地为目的，各抽调有力部队在黄河南岸布防，并构筑工事。第三集团军在长清以东设防，第六战区在长清以西设防。第三集团军还以一部兵力向德县集结，掩护第六战区各部队转移。然而，该军援兵尚未到达，德县已失。10月12日，日军偷渡旧黄河，突破黄河崖阵地，一路追击。次日，日军攻陷平原，韩复榘第三集团军于14日夜退守徒骇河南岸布防，与敌对峙。10月20日，军事委员会调整津浦路沿线之作战，将其划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负责，第一集团军宋哲元部改归第一战区指挥，第六战区撤销。同时，军委会训令第五战区，“应确保山东要地，以现在前方之部队担任东海、青岛及胶东半岛各海岸守备，并阻止敌由津浦路南下，以后方部队集结于徐州、商丘一带地区，以策应前方部队之作战”⁽⁵⁾，“为顾及尔后状况之变化，应于鲁南一带山地构筑核心工事”⁽⁶⁾。

是时，第五战区韩复榘第三集团军主力正部署于徒骇河及黄河南岸一线，而沿津浦路南下之日军兵力亦十分有限：第十师团仅以骑兵与装甲车中队为主的先遣部队一路猛攻，其主力尚未到达；第一〇九师团之主力已西进至深县、辛集，靠近石家庄而远离津浦路，仅川本旅团之一部仍留在沧县附近。见此形势，蒋介石于10月16日向第三集团军下令：“敌人冒险深入，显已犯有战术上重大错误，该部应积极活动，袭敌侧背。”两天后，他再次电示：“为确实迟滞敌军前进计，禹城以北之铁路，务必彻底破坏，但敌主力目下已转向晋省，当面之敌，为数不多，希努力加以牵制，并着游击队，积极向其侧背活动为要。”⁽⁷⁾根据军委会命令，第三集团军出动部分军队及游击队对日军进行袭扰，取得一定成效。10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再次对第三集团军下达如下指示：“迭据确报，津浦、平汉两路之敌，大部转用于晋东、晋北后，各仅残余数千人，我为在九国公约开会前，能一新国际视听，并牵制敌人兵力之转用，该集团军应以主力击破当面之敌，进出沧县附近地区，以与我平汉线进出石家庄之第一集团军，相互策应。”然韩复榘奉令后，“以兵力不足为由，对上述任务表现迟疑，一再电呈困难……极尽拖延之能事”，致使贻误战机⁽⁸⁾。

11月5日，日军经庆云迂回南犯。8日，由于山西日军已进迫太原城下，津浦路日军解除了后方的顾忌，同时也已集结足够的兵力，于是又开始向南推进，进犯临邑，此后数日连陷无棣、乐陵、惠民等地。韩复榘见事态严重，才慌忙调动军队增援，但在日军优势兵力压制下，已无法扭转被动局面。至13日，日军攻陷黄河下游北岸重镇济阳，直接威胁中方阵地。军委会根据情报，判断日军有越过黄河继续南犯的企图，乃指示第三集团军，应排除万难，以积极手段转移攻势，解临邑之围，争取战争主动权。韩复榘奉令后虽有行动，但又以侧背受到威胁，请准许在不得已时，撤守黄河南岸。当日，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未经请示，即下令黄河北岸各部队撤回南岸固守。韩部炸毁黄河铁桥，中日两军隔岸对峙达40天之久。此间韩部并无积极布置，白白浪费宝贵时间。12月初，平汉路日军已进抵安阳，并以一部侵入山东境内的朝城，威胁第五战区左翼的安全，韩复榘急调兵力防堵。对山东方面偏重西部，忽视津浦路正面防御，军委会曾于11月下旬电令纠正，但韩复榘并未执行。至南京沦陷后，韩复榘的抗战立场更为动摇。

华北日军推进至黄河北岸后，原准备立即渡河南下，但日本军部因抽调二个师团至华中后，担心华北兵力不足，不同意扩大战线。参谋次长曾指示：“在现阶段不准备立即使贵军在山东、海州方面进行新的作战，并望避免大概在太原、石家庄、德州一线以南进行大规模的追击或新的作战行动。”10月20日又将部分军队从华北调出后，23日在《临参命第一百三十三号》中更明确规定：“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确保大概太原、石家庄、德州一线以北地区，并负责该地区的安定。”同时又命令华北方面军“应尽力集结其兵力，努力整顿军队及恢复战斗力⁽⁹⁾。至12月中旬，日本军部根据占领南京后的新形势，为向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同意华北日军继续向黄河以南攻击。同时又给第二军增调混成第四旅团之一部及第五师团之一部。于是，津浦路北段的战事沉寂一个多月后，又重新展开。12月23日晚，日军第一〇九师团之本川旅团突然强渡黄河南岸，并一举袭占周村，进而切断胶济铁路，连陷淄川、博山、莱芜等地。24日夜，韩复榘匆忙弃守济南，移驻泰安。至此，山东的局势急转直下。26日，津浦路正面之日军第十师团，也于济阳一带强渡黄河南岸，逼近济南。在日军的东西夹击下，济南于27日失陷。31日，泰安弃守，韩复榘率第三集团军向鲁西南后撤，司令部退驻济宁。韩复榘部的撤离，致使徐州北部失去屏障，影响所及，青岛被迫于当日弃守。

1938年1月1日起，日军兵分两路向南进犯，于3日攻占新泰、曲阜，4日攻陷兖州、蒙阴，5日又攻陷历山。沂蒙山区就此大部分沦陷。由东河进犯之日军，也相继攻占东平、汶上，并与沿铁路南下日军会合，直逼济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见韩复榘一路向鲁西南山区败退，于1月6日晚向其电示，强调运河是山东省的最后堡垒，而汶上、济宁又是运河前方重要据点，因此必须固守。但韩未派有力部队驻守，于1月11日弃守济宁。日军占领济宁后，中日双方战事告一段落。津浦路北段作战，历时共4个月20天，中方军队伤亡约37，700人，马500余匹⁽¹⁰⁾。就在济宁失守当日，蒋介石召集第一、第五战区团以上军官开会。会上，蒋介石对前段抗战作了检讨，要求各将官彻底反省，脚踏实地地重整旗鼓。他还指出某些高级将领对抗战毫无决心，“怀着一种保存实力的卑劣心理”，不但按兵不战，还要拥兵自卫。对此，蒋介石予以严厉谴责⁽¹¹⁾。1月24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因违抗军令，回避作战，擅自撤退，贻误戎机，被军事委员会免去本兼各职后枪决⁽¹²⁾。同时，军委会改派于学忠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副之，曹福林为前敌总司令，并派员携蒋介石亲笔函去前线传达中央抗战的决心。至此，该集团军的士气有所振作。

日军攻占南京后，中国政府没有屈服，日本开始考虑新的侵华战略。它一方面调整侵华日军的编制，同时又给各军下达新的任务。华北方面军的任务是：“确保从胶济沿线及济南经上游黄河左岸现已占据地区的安定外，以航空部队继续攻击敌国内要地，并应极力充实各部队的战斗力。”⁽¹³⁾华北方面军早在上年底开始，曾多次向东京提出，为使华北、华中连接起来，有必要进行徐州作战，占领黄河右岸郑州、开封等据点，以向武汉施加威压。对此，参谋次长于2月3日明确答复：“在胶济铁路沿线方面，现在已占据线或其他方面，均不得越过黄河线进行作战。”华北方面军再次申述需要超越上述范围作战的理由，但仍遭否决，于是在2月5日向第二军发出了确保现占领区并维持安定的命令⁽¹⁴⁾。

为打破日军大本营之不扩大方针，诱敌北上，蒋介石决定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对津浦路北段采取攻势，而对津浦路南段采取守势。2月6日，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李宗仁下达电令，命第三集团军主力由大运河西岸向济宁及以北作迂回攻击，并以第二十二集团军由津浦路北正面向邹县、曲阜攻击，同时令李品仙统一指挥津浦路南段第十一、第二十一、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五十一、第五十九军，沿淮河布防，阻敌北犯。根据部署，中方第三集团军以所部第十二、第五十五军向津浦路北段日军发起攻击，双方争夺甚烈。2月12日夜，第三集团军首先渡过运河，分向济宁、汶上攻击，所部第十二军第二十二师一举占领济宁北关，一部冲入城内，与日军展开逐屋争夺。

是时，与中国第五战区军队对峙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也不甘采取守势，而希望给予一击，打破中国军队的反击企图。2月14日，第十师团大举南犯，一举攻陷界河。蒋介石急令汤恩伯第二十军团主力分向临城、商丘、蒙城集结待命，后又令孙连仲第二集团军随时准备机动至徐州地区参加作战。16日，第三军团围攻蒙阴、泗水，一度突入城内。次日，日军第二军命令第五师团“以一个支队配合向沂州方向前进的第一师团作战”⁽¹⁵⁾，第五师团片野支队⁽¹⁶⁾遂由潍县长驱直下，于19日攻陷穆陵关。此后，片野支队与坂本支队合力作战⁽¹⁷⁾，并继续南下，接连攻陷莒县、日照、沂水，并准备向临沂攻击。临沂守军名为一个军团，实际不足一个军。为阻击南下的日军，第五战区遂急调庞炳勋的第三军团至临沂设防。日军因临沂久攻不下，又调兵增援，加强攻城火力。第三军团伤亡过大，渐感不支。津浦路南段日军为策应北段日军作战，也以第十三师团北犯，接连攻陷定远、凤阳、临淮关、蚌埠等地，此后又乘势强渡淮河，进占怀远要地。鉴于战情紧急，第五战区即令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急驰增援，战区参谋长徐祖诒也亲临指挥。此时，由江南奉命驰援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抵达合肥，并迅速协同第十一集团军第三十一军向淮河南岸之定远发起进攻。日军迫于压力退回淮河南岸，中国军队占领淮河北岸阵地并与日军隔河对峙。

3月5日，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攻占汤头镇，并企图进占临沂。9日，坂本支队再攻临沂。根据李宗仁司令长官的命令，中国军队对临沂正面日军决定反守为攻，具体采用正面坚守，两翼迂回，抄袭敌后的策略，从3月14日拂晓开始攻击⁽¹⁸⁾。战斗打响后，双方展开激烈争夺战，日军因遭中国军队反击，进展缓慢⁽¹⁹⁾。另一方面，蒋介石急调第五十九军至临沂北郊，协同第三军团对日军展开反攻。日军一再抵抗，不断增援反扑，第一线要点屡得屡失，双方形成拉锯战。16日，双方在崖头、刘家湖、茶叶山一带展开肉搏战，争夺异常激烈。刘家湖失而复得四次，崖头失而复得三次。茶叶山一度被日军占领，旋即夺回⁽²⁰⁾。战至17日夜，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被中方部队击溃，其两个联队几全被消灭，残敌向汤头退却⁽²¹⁾。其后，因第五十九军主力调走，日军又开始反击，双方再次激战，但日军始终未能攻破中国军队的防线。

与此同时，日本第十师团也沿津浦路方面发动攻势。尽管日本军部在1938年初即做出收缩战面的决定，但侵入山东地区的第二军仍希望继续南侵，为此，它向日本大本营请求：“追剿眼前之敌，决不是深入南进作战。为警备后方希望增加兵力。”⁽²²⁾得到大本营认可后，第二军即令第十师团向南推进，攻占滕县及附近地区。第十师团于3月初以步兵第三十三旅团为核心，另外还配以炮兵、装甲兵若干，编成濑谷支队。濑谷支队于3月14日开始，向滕县发起攻击。滕县是津浦铁路上的一个据点，徐州北面的重要门户。为阻止日军南进，保卫滕县，第五战区把刚从郑州来援的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部调去防堵。该军来自四川，武器粗劣，环境也尚未适应，但官兵们凭着满腔爱国激情，不畏强敌，奋起抗击。城内守军三个营，在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的率领下，不顾日军大炮和飞机的狂轰滥炸，沉着应战。从16日清晨开始，多次击退日军进攻。17日中午，王铭章以电报给集团军司令呈报城内战况：日军用野炮、飞机从清晨至中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数处，敌步兵屡登城垣屡被击退。同时又表示决心：决以死力拒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滕县于18日陷敌，守城各团长、旅长及参谋长均先后阵亡，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中弹仆地，仍高呼杀敌，最后以身殉国⁽²³⁾。

日军濑谷支队在围攻滕县时，另遣其第六十三联队绕道南下，直指临城。第二十二集团军已无力堵截，刚到达临城附近的第二十军团之一部，仓促应战，但无法阻止日军的攻势。濑谷支队攻占滕县、临城后，以第六十三联队第一大队为右翼追击队，沿津浦路向韩庄进击；第二大队为左翼追击队，向峄县进击。支队主力则在临城附近集结。3月20日，日军攻占韩庄和峄县，当天，第十师团向濑谷支队发出命令：“须确保韩庄、台儿庄运河一线，并警备临城、峄县，同时应以尽可能多的兵力向沂州方面突进，协助第五师团战斗。”⁽²⁴⁾22日，濑谷支队发出作战命令：右翼追击队担任韩庄附近之守备；台儿庄派遣队确保台儿庄附近运河一线⁽²⁵⁾，沂州支队于23日出发，策应坂本支队作战；支队主力集结在峄县附近。这一安排，完全不把面前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对于第五战区面临的危急形势，蒋介石十分重视。他一面考虑增调部队，同时又在军事上重新部署。3月20日，第五战区根据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诱敌深入，从东西两面夹击”的策略，作出详细安排。两天后，第五战区下达作战命令，宣布这次作战之方略是：“以一部在运河之线取防御态势，以主力由峄县东南及东北山地侧击南下之敌，聚歼于临枣支线亘韩庄运河间地区。”⁽²⁶⁾为打好这一仗，蒋介石于24日亲抵徐州视察，并令随行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等组成临时参谋团，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23日晨，第十师团濑谷支队以台儿庄派遣队（步兵第六十三联队第二大队，野炮一大队）由峄县向台儿庄攻击前进。中方守军第三十一师奋起迎击，因日军炮火过猛，只能且战且退。当晚，日军推进至台儿庄西北约七公里之北洛。此时，第二集团军由孙连仲指挥的三个师已在台儿庄一带严阵以待。蒋介石也致电孙连仲等，命其对津浦北段轻举暴进之敌实施包围，于微山湖畔歼灭之⁽²⁷⁾。次日，日军在重炮掩护下向台儿庄大举进攻，中国守军奋起反击，将敌人击退，同时又及时调整部署，准备日军再次攻击。第五战区其他各军，按照预定计划，也主动向日军出击，使台儿庄以北至枣庄间广阔地区，硝烟蔽空，战况激烈。因各军缺乏重武器及空军支援，这轮攻击进展不大。25、26两日，中日两军在沂水两岸亦展开激烈对抗。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出击受挫，被迫撤至河西，庞炳勋第三军团伤亡亦极惨重。27日，日军猛攻沂水西岸的张自忠军，张自忠军两日伤亡2000余人，连同以前在临沂作战，共伤亡达万余人⁽²⁸⁾。

台儿庄是中日双方争夺的重点，因相持不下，双方各自一再增加援兵。为先解决该处日军，第五战区于28日令第二十军团放弃对峄县、枣庄的进攻，主力南进转向台儿庄。由于在台儿庄被困的日军约有一个联队，日军第十师团即令濑谷支队全力投入战斗。30日，被困台儿庄北门的日军乘势向东门区扩张，与中国守军发生激烈巷战，双方都有重大损失。此后，赶来增援的日军凭借优势炮兵与机械化部队不断发动猛烈进攻，与中方第三十一师剧烈巷战，双方反复肉搏，台儿庄城寨虽大部被日军占领，中国守军仍顽强抵抗，不断反击，第三十一师连日作战，伤团长三、营长八，士兵约2000⁽²⁹⁾。此时，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开始反攻，并一度冲入枣庄。随后，第二十军团以主力向台儿庄东北侧之日军背后猛攻。战至31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已完全陷入中方部队的包围圈内。因台儿庄方面情势危急，日军第二军令在沂州方面作战的第五师团救援濑谷支队，第五师团遂命坂本支队暂时中止攻击沂州，前往增援⁽³⁰⁾。坂本支队星夜赶赴向城、爱曲，企图通过威胁中方第二十军团侧背以解第十师团之围。第二十军团乘势向北反转迂回，遂将坂本支队日军大部投入中方台儿庄包围圈内。此时，被中方包围在台儿庄的日军，共有第五、第十师团各一旅团（即坂本、濑谷两支队）及片野先遣队，连同战车、炮兵等特种部队，其总兵力约4万人⁽³¹⁾。

鉴于增援部队已全部到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根据军事委员会指示，决定从4月3日起开始总攻击。负责堵击的第三集团军越过津浦铁路向峄县、枣庄挺进；担任左翼攻击的第二集团军击退日军猛攻，极力由南向北压迫，并与右翼兵团遥相呼应；担任右翼攻击的第二十军团，除以第五十二军向北攻击被围于爱曲附近之敌外，另以第八十五、七十五军由岔河镇南北之线向西推进。李宗仁亦亲临台儿庄督战。4月3日，第二十军团向日军展开围攻，奉命增援赶到的第七十五军与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也一并投入战斗。4日，中国空军出动飞机27架分两批在台儿庄东北及西北地区投弹支援，歼敌甚众⁽³²⁾。同日，蒋介石急电张自忠，命其所部第五十九军一面阻止莒县、沂水方向日军前进，一面以三日期限确实封锁台儿庄、临沂及台儿庄、费县间之交通，以确保台儿庄会战的彻底胜利⁽³³⁾。4月5日，被第二十军团3个军及第二集团军围困的日军已经死伤累累。坂本支队见大局难于挽回，即开始准备向北撤退。日军濑谷支队被第二集团军三面围攻，被迫于6日晚向北退却，脱离战场。坂本支队见此情形，亦于第二天夜里向北脱离战场。最终，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被歼达2000余人⁽³⁴⁾。李宗仁见台儿庄日军已被打败，但临沂方面的日军尚未击溃，所以一方面调兵增援临沂守军，同时又组织力量乘胜追击。

日军濑谷、坂本支队在中国军队急攻猛追下，狼狈而退，撤至峄县附近才停脚集结。台儿庄战役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所遭受到的最惨重的失败。在这次战役中，日军凭借其先进武器及机械化装备，向中国守军一再发动猛攻，但在第五战区各部将士奋勇抗击下，终被打败。台儿庄战役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正面战场上的一次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第二节　徐州会战

徐州是连接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通枢纽，为苏、鲁、豫、皖四省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之际，侵华日军为打通华北与华中占领区而从南北两面向徐州发起攻击；中国军队为牵制日军主力，延缓日军对武汉的进攻，也在徐州集结兵力阻击日军的进攻。于是就发生了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徐州会战。

早在1937年8月，国民政府部署全面抗战之时，即把苏北和山东作为重点防御地区，将该地作为第五战区，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战区司令长官。第五战区的主要任务是“根本打破敌军登陆之企图”，一旦有敌军登陆，“务必迅速围攻而歼灭之”⁽³⁵⁾。其后，为加强对该战区之领导，又改任李宗仁为战区司令长官。南京沦陷后，正面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第五战区防止敌军从海上登陆的战略已经失去意义，军事委员会重新划定第五、第三战区的作战地境，由淮河-洪泽湖南畔-淮安-老黄河一线南移至长江之线，并将江北原属第三战区的三个集团军划归第五战区的战斗序列⁽³⁶⁾。当时估计，日军占据沪宁地区后，其主力之行动有三种可能，而“略取徐州，沟通津浦路窥伺陇海路，威胁武汉”⁽³⁷⁾，是其中之一种方案。为此，徐州的战略地位比抗战初期更为重要。

军委会给第五战区制订的作战方针是：“为阻止侵入之敌，粉碎其打通津浦铁路之企图，将区内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并用刚性及柔性之战法，展开全面作战……与敌持久抗战，博取最后之胜利。”因该战区所辖地域广阔，为便于指挥，再划四个分区，配备必要的军队：山东全省（除青岛市区）为第一分区，以第三集团军为基干；江苏全省（除江南）为第二分区，以第二十四集团军为基干；安徽全省（除江南）为第三分区，以第十一集团军为基干；河南及湖北各一部为第四分区，暂不派基干部队；另外再以海军陆战队为青岛守备队，第三军团为东海守备队，第二十二集团军为战区预备队⁽³⁸⁾。

山东本来是抵御华北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的重要战场，然而负责山东防务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畏敌如虎，为保存实力，抗令避战，终致日军顺利渡过黄河天险，不战而得济南。不久日军又夺取泰安，将战线推进到鲁南运河防线，这样津浦路北段全陷日军之手，中国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和战略要地徐州完全暴露在日军攻击之下。第五战区原来的战略步骤完全被打乱，于是只得临时调兵遣将，在徐州地区部署兵力，准备与日军拼搏。

为粉碎日军打通津浦路计划，蒋介石亲赴前线部署。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召集第一、第五两个战区团以上军官训话时指出：“现在我军战略，就是东面要保持津浦铁路，北面要保持道清铁路，来巩固武汉核心基础，津浦、道清两铁路，无论如何，要抵死固守，决不容敌人进占。”接着，他又对第五战区将士训话，再次强调保卫本战区要地之重要性，号召全军要“合力同心，一致杀敌”。军委会交给第五战区的任务是：“须固守徐蚌两要地，非有命令不得撤退。”⁽³⁹⁾同月24日，又将作战不力的韩复榘明正典刑。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士气，稳定了军心。

日本攻占南京以后，从表面看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实际上日子并不好过。为实行速战速决战略，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一增再增，已经到达16个师团，约70万人⁽⁴⁰⁾，但直到占领南京后，中国政府仍未屈服，战场已开始呈现持久的迹象。日本政府为攻占南京而动员了国内最大的力量，历年储备的战争物资也将告罄；而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还有巨大的抗战潜力。日本陆军最为关心的满洲地区，此时仅剩5个师团与实力强大的苏联远东红军相对峙。已经侵占的华北、华中地区，形势也不稳定，重点控制的城市和铁路，亦时常受到中国抗日武装的打击，不得安宁⁽⁴¹⁾。

面对这些不利形势，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必须树立适应持久战态势的全盘计划，才能指导下一阶段的战争。为此在1938年1月下旬起草了新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设想从政略和战略两个方面，把对华战争逐步导入持久战态势，以等待国际形势出现新的转机。《计划大纲》的战略指导大致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实行“对华消极持久战”，在1938年至1939年上半年，“尽量减少国力特别是军力的消耗，以加强对苏中两线作战之准备”。具体分三项：一、“迅速完成进攻广东战略，同时平定黄河以北残部，尔后转为彻底收缩的态势”；二、“建设守备所需要的新军”，换回目前在华之日军；三、“为节约兵力，在当地构筑坚固的城堡”⁽⁴²⁾。这一计划在陆军省部间几经协商，初步取得一致意见，并由1938年2月16日召开的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御前会议对在华日军的任务明确作出规定：“确保在中国已占领的地区（包括华北方面的津浦线以西直到黄河一线），并期望其安定，同时完成对苏中两国作战，作为军的实质的整备，对第三国尤其对苏联须严加警戒。在情况允许之前，对上述战区不要扩大，更不要进行新区的作战。”在华北方面，“确保胶济沿线，并向济南上游黄河左岸一线继续作战，尔后大概在确保以上两界限以北地区的安定外，对敌人后方可继续进行航空作战”。华中方面，“在与海军配合确保现已占据地区的安定外，对敌人后方可继续进行航空作战”。其中特别指出：“济南、浦口铁路沿线（津浦线），不扩大现有地区以外的作战面。”⁽⁴³⁾根据御前会议决定，日本军部对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与基本任务重新作了调整。

对于暂停攻势，收缩作战面的计划，侵华日军并不赞成。早在攻占南京之初，华北与华中的日军都希望打通津浦路，把南北两块占领区连接起来。尽管计划没有得到批准，但南、北两军都有部队超出了预定的作战区域。

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驻在南京附近的长江北岸，见苏北及安徽地区的中国军队活动积极，要求攻击凤阳、蚌埠附近之敌，以策应华北第二军在山东的作战。得到批准后，该师团即沿津浦路北上，向凤阳、蚌埠发起攻击，其目标当然是徐州。

在山东的日军，不顾军部的阻止，不断向南推进。至3月中旬，又以“追缴眼前之敌，决不是深入南进作战”为借口，取得大本营赞同后，即以第五、第十两个师团之部分主力，孤军南下，企图夺取台儿庄，控制大运河，以为攻击徐州作准备。但这两支骄横的日军，在临沂和滕县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接着又在台儿庄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围，伤亡惨重，被迫败退。日本陆军当局大为恼怒，认为这次战斗败坏了日本军队的传统，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长被革职，并编入了预备役⁽⁴⁴⁾。

华北日军见濑谷支队在台儿庄被围困后，一方面组织营救，同时又再次请求大本营，希望立即发动徐州作战。其理由是：“第二军的作战，始终是基于屡次报告的方针进行指导的，但与优势之敌已近于接触，形成对敌之所谓决战攻势，不能不予以迎击的形势”；“倘使敌人断然自由运用其兵力，很可能机动地对我进行各个击破”⁽⁴⁵⁾。日本大本营是在战局不扩大方针下批准这次作战的。遭到台儿庄战役失败后，日本军部心犹不甘。接到台儿庄附近有大量中国军队，特别还有中央军主力的报告时，认为这是给蒋介石的主力一大打击，挫伤其抗战意志的好机会，于是决定立即进行徐州作战。

实施徐州作战，即意味着放弃收缩战面的计划。对日本军部来说，进入持久战态势毕竟是被迫的，如能通过速战速决方式即可解决对华战争，那真是求之不得。因此，为扩大这次作战的战果，大本营还决定把原定于明年进行的武汉作战，提前到徐州作战结束后立即进行。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于4月3日内定实行徐州作战后，当天即向现地军队传达，并召回现地军的参谋，研究作战细节。4月7日，正式下达徐州作战命令，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一部有力部队击败徐州附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的陇海线以北地区”；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以一部协助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击败上项徐州附近之敌，并占据徐州（包括在内）以南的津浦线及庐州附近”⁽⁴⁶⁾。

为协调南、北两军作战，日军总参谋长还在《大陆指第一〇六号》命令中，下达了《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对这次作战作出具体部署：担任主攻的华北方面军约以四个师团兵力向陇海沿线发动攻势，从北面击败徐州附近之敌；华中派遣军以两个师团兵力，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华北方面军占领徐州以北津浦线，以及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华中派遣军占领徐州及以南的津浦线和庐州地区。为协调好南、北两军作战而不至发生矛盾，参战部队由大本营直接指挥。为此，派出以作战部长桥本群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于4月中旬前往济南⁽⁴⁷⁾。

在日本方面策划徐州作战的时候，中国军委会及第五战区也在加紧保卫徐州的部署。至1938年2月，第五战区共有13个军29个师又一个旅，合计兵力约28.8万人，但其中大部是地方部队，装备差，战斗力弱。如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的两个军，来自川西，枪械半为土造。该军出于大义，东进抗战，因装备太差，第二战区和第一战区都不要，最后被李宗仁收留⁽⁴⁸⁾。按照当时常规武器的配备，日军一个师团的战力，约等于中国二至三个军。第五战区的部队，可能还要差一些。

在台儿庄战役期间，军委会及时调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增援第五战区，使华北日军的两个支队遭受重创后被迫后退。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进一步提高了正面迎战日军的信心。他认为：“今敌在台儿庄大败以后，必忿而向我报复，但其实力有限，仍是投机战略；只要我能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终必更获大胜。”⁽⁴⁹⁾于是，军令部立即拟订计划，“调后方已整理之部队及他战区可抽调之精锐部队，迅速集中于第五战区方面以求与敌决战，同时第二战区利用优越态势极力反攻收复晋省，第一、三战区相机反攻以牵制敌人”。按照这一计划，先后从武汉、第一、三战区及广西等处抽调近20万军队至第五战区，在徐州附近集结⁽⁵⁰⁾。

4月10日，担任主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拟订出作战指导方案，准备“在徐州附近及津浦线以东吸引住敌之大部兵力，从徐州西面及西南面包围，切断退路，攻占徐州，歼灭敌人”。具体部署分三期：第一期，迅速给第二军增加必要的兵力，“在韩庄、峄县、沂州一线将敌扣住，尔后准备攻击”；增加的兵力有第十六、第一一四两个师团及战车、野战重炮兵等；华中派遣军“按商定以一部迅速从淮阴方面向西北方前进，占据有利地形，将敌牵制在徐州东南地区”。第二期，第二军准备完毕后，于4月下旬以有力兵团从微山湖西侧急袭南下，切断徐州以西及西南面中国军队之退路，配合华中派遣军将徐州包围，攻占徐州，歼灭中国军队；第一军以一个师团的兵力，从兰封附近渡过黄河，急速切断陇海铁路之交通。第三期，维护徐州及兰封以东地区的安定，确保津浦铁路之交通⁽⁵¹⁾。从4月12日开始，华北方面军连续下达命令，准备发起攻击。

为协调南、北两军的行动，日本大本营派遣班于4月17日在济南召开关于徐州作战的碰头会。会议就作战目的、行动时间等主要问题进行磋商。对于这次作战是歼灭中国军队为主，还是占领要地为主问题，南、北两军有不同意见，最后以华北方面军关于“作战最终目的是攻击徐州，消灭敌人是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的提法为行动准则。关于作战时间，因各军情况不同，难于统一，大致从4月16日发动，总攻击约在5月15日左右开始。第一军还在会上提出了希望发动对开封、郑州方面作战。

日本华中派遣军为准备徐州作战，根据碰头会上商定之事项，于4月24日制定会战计划：决定以第九、第十三师团为主力，同时向蒙城一线推进，然后视战场情况的变化，向左右两面包抄；第一〇一师团向苏北之东台、阜宁，第六师团向安徽之庐州方面进击。各部于4月下旬集结，迅速开赴作战地区⁽⁵²⁾。

经过一番周密部署，华北日军于4月中旬首先发起攻击。在台儿庄战败后撤的第十师团，经休整补充，增强兵力后，于4月18日再次向台儿庄攻击，遭到汤恩伯指挥的第二十军团和孙连仲指挥的第二集团军各部的顽强阻击。22日，日军全线大举南犯，中方部队被迫向台儿庄东北一带转进。中方第六十军在台儿庄以东之线，左右联系第五十一军、第二十军团共同阻敌，徐州东北情势方得以稳定。此时，津浦路南段日军又大肆增兵，企图北进，给第五战区造成巨大压力。李宗仁遂令第二十一集团军抽调两个师开赴怀远一带集结，以巩固南侧防线。日军第五师团以步兵第九旅团为骨干组成的国崎支队于4月19日占领临沂后，继续向南攻击，但遭到张自忠第五十九军等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从4月28日起，双方激战三昼夜，日军受到重大创伤。

5月1日，军委会根据新的形势，拟订出徐州会战指导方案。方案首先判断日军这次行动的目标是：“集中兵力打通津浦线，并求击破我军主力，以达速战速决之目的。”日军调动的兵力有四种可能：仅以现有鲁南兵力继续攻击；再抽调其他战场兵力，仍由鲁南攻击；抽调更多兵力，孤注一掷；同时在淮南方面发动助攻。我军作战方针是：“以阻止敌打通津浦路之目的……行攻势防御。”如敌大举增兵，“则应避免决战，逐次抵抗，以消耗敌之战力。同时在武汉及郑州以西集结兵力，准备诱敌深入与之作战”。具体要领是，对第一种可能，以现有兵力“迅速击破之”；第二种可能，再增兵力，“行攻势防御”；第三种可能，以现有兵力为限度，“避免决战”⁽⁵³⁾。这一指导方案，实际上已改变大量增调军队的初衷，不准备在徐州与日军决战。因为徐州的战略地位虽然重要，但四周是平原地区，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及空军作战。如以劣势装备与日军打大规模的阵地战，极有可能重蹈淞沪战场的覆辙。

进入5月之后，南北各路日军都开始行动，对徐州实施战略包围。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六师团之一部，于4月中旬从芜湖渡江北上，沿巢湖右侧攻击前进，于5月14日占领庐州（今合肥），为华中派遣军主力北上解除了后顾之忧。与此同时，第一〇一师团之一部从苏北东台出发，连陷盐城、阜宁，使徐州守军的后背受到威胁。华中派遣军主力第九、第十三师团由凤阳、怀远向北进击，于5月9日攻占蒙城，中方守备蒙城之第一七三师周元副师长以下约七百人全部殉国⁽⁵⁴⁾。同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第十六师团由济宁南进，向中方第三集团军巨野之线阵地进犯。第十四师团亦开始向濮县移动，试图越渡黄河，南犯鲁西。徐州地区情势日益紧急。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配合战况发展，特变更第一、第五战区的作战地境，两战区以亳县、黄口、沛县、夏镇各东侧附近之线为界，同时令第三军团、第三集团军改归第一战区指挥，第一战区所辖之第八、第七十四军则向砀山、商丘间集中⁽⁵⁵⁾。此后，鲁西方面之对日作战统归第一战区指挥。13日，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占领徐州西南的重要门户永城和百善。14日下午，日军占领砀山以东的汪阁，炸毁铁路桥，切断了陇海线。5月15日，日军第三师团开始向徐州南方门户宿县攻击。日本第十六师团经过激战，于5月17日占领丰县，第十四师团连陷郓城、菏泽、曹县，并由内黄进攻兰封，切断了第一、第五战区之间的联络。在徐州正面的第十师团，夜渡微山湖，于18日占领沛县。至此，各路日军对徐州的包围态势已经形成。

鉴于华北、华中日军已在陇海铁路沿线会师，第五战区近60万大军已陷于重围。5月15日，军委会在汉口最高军事会议上做出决定：避免决战，放弃徐州⁽⁵⁶⁾。李宗仁根据战场实况，于次日决定撤离徐州战场，各军分头向包围圈外转移。具体安排是：以张自忠指挥的第五十九军等部分军队在郝寨、萧县等地阻击日军，掩护主力行动。其余各军的行动方案为：以第二、第二十二集团军等组成鲁南兵团，由孙连仲为总指挥，守备徐州，掩护大军撤退；以第二十军团等部组成的陇海兵团，由汤恩伯为总指挥，向西南的亳县、淮阳一带转移；以第二十一集团军等部组成的淮北兵团，由廖磊为总指挥，由宿县向颍上、凤台方向转移；由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集团军组成的淮南兵团，由李品仙为总指挥，确保官亭、舒城、怀宁之线；以第二十四集团军为苏北兵团，由韩德勤为总指挥，确保淮阴、东海一带；由第六十九军等组成的挺进军，在费城附近的鲁南山地，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⁵⁷⁾。

在第五战区各军分路撤退之时，日军迅速向徐州合围。5月20日前后，日军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分别从沛县、丰县向徐州合击；第一一四师团从津浦路以东地区向徐州进击；第九、第十三师团攻占萧县后向徐州挺进；第三师团攻占宿县后沿津浦路向徐州合围。5月19日中午，徐州失陷。当日，蒋介石电令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将徐州一带火车、机关车全部毁灭，以免为敌所用⁽⁵⁸⁾。此时，中国守军的主力已经全部转移，驻守徐州的鲁南兵团亦已分两路从徐州西南和南部突围。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及陇海兵团之第二十军团等，从宿县分头向西和向太和、阜阳等方向突出重围⁽⁵⁹⁾。在包围圈内数十万大军成功地实行战略撤退，从而使日军统帅部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完全落空。

徐州会战是淞沪会战后中日两军又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较量，由于中国军队广大将士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有力打击。尽管最后没有能够阻止日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但已经消耗了日军的力量，迟滞了日军西犯的日程，为后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

第三节　武汉保卫战和武汉失陷

武汉是中国中部地区的重要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长江、汉水相望，恰成鼎足之势，又当平汉、粤汉铁路之要冲，其水陆交通十分发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从抗战全局看，武汉地区是联接华北、华东、华南战场的枢纽，亦是重要的后方基地，同时也是西南大后方之屏障。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更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行都。国民政府与军事有关的部门大部分迁入武汉，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卫生署及经济委员会等也都在武汉办公，国民政府的首脑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等均云集武汉。此外，武汉还是国共两党合作联络的所在地，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武汉⁽⁶⁰⁾。日本当局企图通过攻占武汉，摧毁中国的抗战中枢，迫使国民政府彻底屈服。

武汉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其地理位置却不适宜现代战争的战略防守。主要原因是，近郊无险可守，中间隔有大江，四周杂以湖泊沼泽，无法持久防御。为确保武汉不失，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认为，“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提出了“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战略⁽⁶¹⁾。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之际，军事委员会便确立了以保卫武汉为中心的第三期作战计划，明确提到：“国军以确保武汉为中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湘东、赣西、皖南、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具体计划是，把武汉周围的重要地区划分为南段、北段和中间三条决战地带，并在江南的九江附近和江北的鄂皖豫交界山区设前进阵地。决定增强湖口以西至武汉的各处要塞，由江防总司令统一指挥；调20个团守备武汉，并新设武汉卫戍总司令；交通方面，修筑武昌至长沙以及通往其他各省的公路；通信方面，为防止日机炸断武汉水线，预先架设联接南北的通信网；后勤方面，以粤汉路北段、平汉路南段为基本补给线，储备足敷三个月之用的弹药粮秣⁽⁶²⁾。当时蒋介石本人也对守卫武汉充满信心，1938年1月26日他对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发表谈话时特别强调指出：“长江方面作战军力虽经京沪之大损失，至本月底，整理补充约可恢复原来力量十分之七；晋方兵力经过近来两月来之整理补充，已恢复原来力量十分之八，再经过两月，均可完全恢复，武汉当可固守，如日方不能增加生力军至十师团之众，将无法夺取武汉。”⁽⁶³⁾蒋介石还下令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以陈诚为总司令，并接连发出指令，限期构筑野战工事，随时报告进展情况。

日本军政当局也很清楚武汉的战略地位，因而早已把攻占武汉列入其侵华计划，但中国军民的奋勇抗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攻占南京后，日本国内可以调动的兵力和战争物资已接近极限，于是被迫考虑暂时休整。1938年1月20日，日本战争指导当局起草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中，准备在1939年下半年或1940年再开始攻击武汉。其作战方案是：沿平汉线及长江两岸，从三面向武汉分进合击，其用兵规模约20余个师团，相当于1937年的攻势⁽⁶⁴⁾。然而这一消极持久战计划不久即被现地日军所打破。华北方面军在台儿庄战役被中国军队击败后，日本战争指导当局决定立即实施徐州作战。夺取徐州打通津浦路，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军事行动，而是整个侵华战略的重要一环，并与攻击武汉作战密切相关。因此，日本战争指导当局在策划徐州会战的时候，决定把攻击武汉也提上议事日程。

徐州战役发动后，日军于5月19日占领了徐州，但中国军队的主力已经全部转移，双方未发生正面的冲突。为寻找中国军队主力决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占据兰封、归德、永城一带，并准备以后的作战”，为此解除原设作战地界的限制⁽⁶⁵⁾。5月28日，又向第二军下达了进入开封东南地区的命令。东京方面看到日军在越过规定的作战区域后，仍没有中止行动的迹象，于29日作出决定：“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同时又划定了南北两军的作战界线。但华北方面军不顾日本大本营的决定，于6月2日将第十四师团拨给第二军，并下达向兰封以西追击的命令：“敌主力有开始向京汉线以西后退的模样”，“方面军决定首先向中牟、尉氏一线追击敌人”，“另外，令一部迅速挺进切断京汉线”⁽⁶⁶⁾。日军一路西进，于6月6日占领开封，次日攻占中牟，10日炸毁郑州南面的京汉铁路线。为阻止日军继续西进侵占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等人提议炸开黄河堤防抵抗日军，这一提议上报不到一小时就获得蒋介石的批准⁽⁶⁷⁾。6月11日，花园口、赵口的黄河大堤被完全炸开，洪水形成数千平方公里的黄泛区，中牟地区17个县成为泽国，140万灾民无家可归。受此影响，西进日军被围者甚众，日军海空军对被围部队实施全力救援。6月16日至24日之间，日本空军“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六十一吨半”⁽⁶⁸⁾。此外，已进至河南新郑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一个支队由于后路被洪水切断，全部被中方部队消灭⁽⁶⁹⁾。黄河的决堤，使日军第二军被迫放弃沿陇海路西进再沿平汉线南下的计划，转而南移至合肥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分沿大别山以北地区和长江两岸地区向西作并行攻击⁽⁷⁰⁾。

1938年6月3日，日军第二军以其第三、第十三两师团由蒙城南进，连陷凤台、寿县、正阳关等地，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由于寿县、正阳关一带黄泛水位逐日升高，日军于6月下旬转移至蚌埠、庐州，准备掩护其主力到达。长江方面，日军以停泊在大通江面之海军第三舰队，掩护其第十一军波田支队，于6月12日登陆安庆以东六百丈之长江下游附近。同日，日军第六师团由合肥西进。中方守军不敌，舒城、安庆先后失守。13日，日军占领桐城，17日又占领潜山，中方第二十七集团军被迫退守潜山西北猫儿岭至太湖一线，与日军展开对峙。

日军波田支队占领安庆后，又在其海军的配合下，于6月24日向中方的马当要塞发起进攻。为阻抑日军攻势，中国海军于6月4日开始，即在马当要塞前后及东流方面加布水雷，增强防御力量⁽⁷¹⁾。陆路方面，防守马当要塞的中方部队不畏牺牲，在藏山矶与日军展开白刃搏斗，伤亡甚重，加之弹药用尽，渐形不支⁽⁷²⁾。26日，日军继续发动攻势，然而却屡攻屡败。情急之下，日军施放毒气，中国守军中毒者极多，日军乘机实施包围，马当要塞守军第二总队牺牲四分之三，各中队长、队副大部均壮烈殉国，第三总队第三大队牺牲三分之二，大队长、队副各一员，中队长、队副各二员为国捐躯，士兵伤亡甚重⁽⁷³⁾。当日，马当要塞陷敌，要塞司令王锡焘失踪⁽⁷⁴⁾。此后，日军波田支队在飞机、海军陆战队和骑兵的支援下继续西进，于29日攻占彭泽。7月3日，日军向湖口进攻，并于次日在湖口附近强行登陆，遂与中方第二十六军主力展开激战，湖口炮台多被轰毁，湖口也于7月5日陷敌。此后，中方第十八军及王东原所部两个师，虽曾向彭泽、湖口反攻，但因缺乏重武器支援，未能奏效。马当、湖口战斗期间，中国空军以汉口与南昌为基地，连日出动轰炸机或战斗机一架至十数架不等，攻击安庆至湖口间之日本军舰，予以重创⁽⁷⁵⁾。

日本内阁在徐州会战期间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5月26日，近卫文麿宣布改组内阁，更换了外务、陆军等四个大臣，同时又设立了五相会议制度。这次改组，主要是集中内阁的权力，协调军政之间的矛盾。6月18日，大本营下达作战命令：决定“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⁷⁶⁾。具体部署是：“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于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向前占据前进阵地，准备以后之作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继续执行关于确保占据区域安定之现行任务。……为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应准备进行部分作战，牵制敌人于北方。”⁽⁷⁷⁾根据大本营陆军部要求，近卫新内阁集中力量研究实施武汉作战后的对华政策，以统一内部思想，力争在年内实现战争目标。7月份，五相会议连续举行，分别对确立调整日华关系新方针，逐步转向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的轨道，接受第三国调停等问题进行研究，制定了一批内容详尽的侵华方案。如关于中国政府是否屈服，即制定了两套对策。当中国政府屈服时，将其作为一个政权，“使其合并于新兴中国中央政权之下”；如不屈服，“帝国须更集中国力，即以作战、内政、外交、经济、谋略、宣传等国家之全力，使现中国中央政府灭亡或屈服”⁽⁷⁸⁾。

在日本政府看来，只有重庆国民政府停止抗战，侵华战争才能结束。因此，近卫内阁把汉口作战期间对重庆的谋略放到重要地位。7月26日，五相会议决定设立直属内阁的“对华特别委员会”⁽⁷⁹⁾，专门负责对华谋略。为统一部署作战指导、对华谋略以及国内的军需动员，以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于7月31日制定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大纲的战略指导原则是：“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东作战的时间间隔”；“汉口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和完成徐州作战以来的继续事业——黄河和长江中间的压制圈”；“广东作战的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在政略指导方面，提出在攻击汉口前以及在攻击广州后，会捕捉到诱降停战的机会，“预料国民政府和某第三国会相继提出和议”⁽⁸⁰⁾。

与此同时，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开始调兵遣将，整备进攻武汉的兵力。7月4日，日本大本营变更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的战斗序列，将第二军划归华中派遣军指挥，以东久迩宫为司令官，下辖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同时又编成第十一军战斗序列，任命冈村宁次为司令官，下辖第六、第一〇一、第一〇六、第三师团和波田支队。此后，第九、第十八、第二十七、第十五、第十七、第二十二、第一一六师团及航空兵团也陆续编入华中派遣军的战斗序列⁽⁸¹⁾。经过调整，日本全国陆军共34个师团，除2个留在日本国内，9个安排在朝鲜、满洲地区对苏备战外，有23个师团部署在华北与华中，其中华中兵力更达14个师团之多⁽⁸²⁾，日军攻击武汉的作战态势逐渐完备。对于汉口作战，日本陆军部早在4月初即派员着手研究。至5月底，方案已趋于成熟，其要点是：先占领安庆，建立机场及后勤补充基地；新编成的第十一军担任长江沿岸作战；第二军担任淮河流域作战。7月14日，编入华中派遣军各部先后进入预定地域，派遣军发出《中支作命甲第一号》，令各部于次日起进入临战状态，并给各军增配了野战炮兵、高射炮兵、工兵等机械化部队⁽⁸³⁾。

汉口作战是日本陆海军的联合作战，7月31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同日本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及川古志郎签署协同作战备忘录。双方约定：“华中派遣军以第十一军由扬子江方面，以第二军由大别山麓方面进行作战，在攻占武汉地方要地同时，尽可能大量消灭敌人。在此期间，航空兵团进行空中作战”；“中国方面舰队以第三舰队进行扬子江的溯江作战，在击败当面之敌的同时，占领水路，协同陆军攻占武汉；在此期间，航空部队进行空中作战”⁽⁸⁴⁾。根据这一协定，担任主攻的第十一军与海军第三舰队、陆海军航空部队间也互相协商，确定合作的细节。如陆军航空兵团与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在“作战协定”中规定：“航空兵团主要协助第十一军，以一部协助第二军作战，同时抓住良机摧毁敌人空军战斗力量，并攻击要地”；“第二联合航空队以消灭敌人航空兵力为第一义，经常、毫不松懈地压制敌人，同时积极协助陆海军溯江部队，以最大努力攻击敌要地，直接或间接协助和策应陆军作战”。航空兵团出动3个飞行团，侦察、战斗、轰炸机共223架；第二联合航空队出动各种飞机174架，另外还有36架水上飞机和30架远程轰炸机协助攻击⁽⁸⁵⁾。

按照日本大本营的统一部署，参与汉口作战的各路日军于7月中旬开始逐步向预定地点集合，分头向武汉方向攻击前进。第二军的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四个师团集结在安徽的庐州附近；第十一军的第六、第一〇一、第一〇六等师团则溯江西上，向黄梅、九江攻击，并于7月26日攻占九江。此时，日本关东军在张鼓峰与苏联红军发生冲突，引起日本大本营的高度重视，汉口作战一度被推迟。8月中旬日、苏双方各自妥协，事态逐步平息后，日本大本营于8月22日正式发出向武汉进攻的命令：“华中派遣军应协同海军攻陷并占据汉口附近的要地，在此期间务须大量击败敌人”；“华北方面军应策应华中派遣军的作战，努力牵制敌人”⁽⁸⁶⁾。海军方面也令有关舰队协同陆军攻占武汉。至此，日本的汉口作战开始全面发动。

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为保卫武汉，在军事上也做出了积极部署。据王世杰记载，还在6月初武汉保卫战刚拉开序幕时，蒋介石便在6月3日的国防最高会议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军事前途，今后（第三期抗战）之决战地域将在平汉路以西，大别山脉以北（豫南皖北），至于开封、郑州等地，以在大平原中将不固守，免受无益之牺牲。蒋先生并谓武汉可固守。”⁽⁸⁷⁾当时军事委员会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改编为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辖薛岳第一兵团和张发奎第二兵团，共27个军，负责长江南岸作战。第五战区负责江北方面作战，以孙连仲的第三兵团、李品仙的第四兵团为基干，辖23个军。长江以北的田家镇要塞部分及武汉卫戍司令部，仍归第九战区指挥。徐州弃守后，李宗仁令孙连仲兵团集结在商城侧击向西进攻的日军，令淮南兵团集结在桐城、霍山、六安等地阻击敌人西进，并指出：无论情况如何变化，须固守大别山根据地。军委会对江南战区亦发出训令，令第九战区以主力在广济、平靖关一线占领阵地，置重点于武胜关、麻城、广济，待机转移攻势，并派一部于信阳、宿松等要点，协助第五战区制敌西进。另在江防、湘赣边区等处都一一派兵防守⁽⁸⁸⁾。

6月8日，军委会颁发武汉保卫战的总体计划，首先确定这次战役的方针是：“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具体要领是：第五战区应以现在态势，“确保大别山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在广济和豫南两个方面调派主力，构筑阵地，阻敌西进，再派遣部队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袭扰敌人。第九战区“应极力维持现在态势，并须确保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要线，以维持全军后方，使尔后作战容易”；在南浔路星子方面、瑞武公路两侧、阳新河以南、通山附近设置重兵，阻敌前进。武汉卫戍部队“改守沿江要点及核心阵地”，应以现有兵力之一部用于第五战区及第九战区，与敌决战。第一、二、三战区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日军向武汉转用兵力⁽⁸⁹⁾。

从6月下旬到7月初，日军接连攻占了马当、彭泽、湖口。中国在军事上也进行了应对部署。7月11日，军委会颁布作战指导方针，决定将国军主力集中于武汉外围地区，尤其是将兵力重点置于长江南北之第五、第九战区，希望通过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地障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泊施行战略持久战，“消耗敌人，以换取至少四个月之时间”⁽⁹⁰⁾。当日，军委会正式颁发了新的国军战斗序列。其中，第五战区的作战地域为豫南、鄂北、皖北及苏北地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白崇禧代）；第九战区作战地域为湖南、鄂南及南浔路以西地区，司令长官为陈诚⁽⁹¹⁾。由于九江失守，军委会于8月1日又将赣北南浔路方面的作战统一交由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同时重新划定第一、第二兵团的作战地境线，为鸡公岭、车轮中间山之线。此后，张发奎第二兵团仅负责九江-瑞昌之线的作战任务⁽⁹²⁾。

从8月开始，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力部队沿瑞昌至武宁公路西进，妄图切断粤汉铁路，迂回武昌之南。其长江北岸之第六师团则由太湖趋宿松，直逼广济。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军主力则沿淮河以南、大别山北麓，由六安、霍山之线，经潢川、罗山向信阳进军，迂回汉口以北。其一部则经商城、麻城进军汉口，日军舰也携海军陆战队溯江而上。针对日军行动，中方逐次转用50个军，共122个师的兵力，广布以武汉为中心，北自信阳、潢川、固始、六安、霍山、大别山东南麓，南迄德安以北及星子在内，怀抱大别山、庐山的长达500公里的弧形阵地线⁽⁹³⁾。同时，中方在田家镇长江两岸构筑江防要塞阻击敌军，并集中空军主力对东流、九江间的日军舰船、沿江机场实施昼夜轰炸，破坏日军的增援与补给。

长江北岸方面，日军第十一军第六师团一部在海军的掩护下，于黄梅以南的小池口登陆，此后又与其沿江北西进的部队对中方实施两路夹击。中方李品仙第四兵团一部奋力拒敌。鉴于广济、黄梅情势危急，李品仙命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向潜（山）太（湖）展开全线攻击。8月1日拂晓，第二十六军第一九九师开始行动，一举占领潜山西侧之黄山头，毙日军大队长奥田新九郎与中队长金子以下百余人。该师另一部亦占领潜山以北之余家铺，双方激战四小时，日军联队长长谷川幸造以下官兵百余人被歼灭⁽⁹⁴⁾。8月3日，黄梅落入敌手。8月下旬，中方部队发起全线反攻，一举规复太湖、潜山等地，日军被迫将后方连络线移至小池口方面，并向广济以东中方阵地猛攻。中国守军伤亡惨重，阵地被敌突破。为牵制日军的行动，蒋介石于8月28日发出电令：要敌后各部队加紧出击，“各尽最大之努力，督饬所属各游击部队，积极游击，其在北部队，特应向津浦南段不断袭击，策应第五、九战区之作战为要”⁽⁹⁵⁾。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广济最终于9月6日陷敌，中方部队退守界岭第二线阵地及田家镇要塞。田家镇要塞位于广济上游十余公里，它与南岸的富池口要塞隔江对峙，扼控长江航道，“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乃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⁹⁶⁾。日军占领广济后，迅即转而南犯田家镇。同时，沿江北西进之日军亦于17日攻陷武穴后，向田家镇进攻。李品仙第四兵团集中三个军兵力，阻击由广济南进之敌，以策应田家镇要塞之作战。由于日军海空火力过猛，加之毒气危害，中方部队苦战旬日，伤亡过重，被迫于9月28日弃守田家镇，重新部署后退至界岭之线继续抗敌。10月初，日军第六师团获得增援，遂兵分二路沿长江向西、向北进犯，并在蕲春、兰溪、黄冈、茅山铺等地登陆，连陷浠水、上巴河、新洲等地，直逼黄陂。黄陂乃汉口东北之门户，为此，蒋介石特于10月24日致电李宗仁，令其指派第五路军最精良部队负责布防，必须尽力固守黄陂⁽⁹⁷⁾。然而由于日军攻势强大，黄陂于次日失守，汉口告急。

长江南岸方面，日军第九师团丸山支队于8月21日抵达九江后，即沿长江南岸西进，并在飞机掩护和毒气配合之下，向中方守军第二十二师马家垅、周家垅、蜈蚣山阵地发起猛攻。蜈蚣山一役中，日军施放深蓝色催泪性毒气，中方伤亡惨重，第八十一师守兵两营中毒，口鼻出血，除三人逃出外，其余均壮烈牺牲⁽⁹⁸⁾。24日，瑞昌陷敌。此时，第一〇六师团开始沿南浔路长驱南下，第一〇一师团则由星子登陆，直接威胁南浔路中国守军后方。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利用庐山据点及两侧有利地形予以日军顽强阻击，双方激战至26日，日军大队长石田道一以下官兵200余人被歼，中方部队亦伤亡重大⁽⁹⁹⁾，星子最终陷敌。此后，第一〇一师团继续沿星子德安公路西进，途中与中方第一兵团第二十九军及第六十六军第一六〇师遭遇。中方守军在隘口街之线建立抵抗阵地，与南浔路正面之乌石门阵地彼此衔接。日军一再强攻，频频施放毒气，均未奏效。9月27日，日军再次猛攻第一六〇师阵地，中方以预备队协同夹击，最终击毙敌板塚联队长、长川少佐以次千余人，生俘十余人⁽¹⁰⁰⁾。

9月间，由九江西北登陆之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及波田支队沿瑞昌阳新公路西进。7日，第九师团向中方守军第二师正面发起强攻，双方激战至下午，日军仍无所进展。于是，日军开始施放毒气，兼用火攻袭击，中方守军被焚毙及中毒者甚多。同时，日舰40余艘向长江南岸之码头镇、富池口要塞发起猛攻，中方第二兵团沉着应战，数度将敌击退，日军乃施放大量毒气。14日，码头镇失陷。24日，富池口亦告不守。此时，沿瑞昌武宁公路进犯的第十一军主力在白水街一带被中方部队击溃。10月上旬，日军不断增兵，沿长江南岸及阳新、辛潭铺、龙港等处并进。中方部队则在龙港、木石港、三溪口、大冶、鄂城、金牛等地截击，予以日军重创。中方第一兵团以主力向德安以北出击，将日军第一〇六及一〇一师团两部共约四个联队包围于万家岭附近地区，双方激战两昼夜，日军负隅顽抗，不愿缴械投降，遂尽遭歼灭，仅有数百人向西北突围逃窜⁽¹⁰¹⁾。中方取得万家岭大捷。10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第一〇一师团突破中方隘口街之线阵地，并于24日与沿南浔路南进之第一〇六师团会合。此后，长江南岸的中方部队逐次向武宁、通城、岳阳附近之线转移。25日，日军逼近武昌。

大别山北麓方面，日军第二军由于淮河泛滥而行动有所延误。8月10日，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急调第七十一、第五十一军向大别山北麓增援，以补充六安、霍山方面的兵力。27日，日军第二军遵照华中派遣军之命，以其第十、第十三师团分由合肥、舒城向六安、霍山攻击前进，中日双方当即展开激战。28日，六安失守。次日，霍山陷敌。中方守军退至淠河西岸之线。9月初，日军渡过淠河，进犯中方叶家集、富金山阵地，遭第七十一军阻击，被歼甚众。由六安西进之日军第二军一部于9月7日占领固始，威胁叶家集第七十一军侧背。11日，第七十一军被迫放弃叶家集阵地。17日，日军攻陷商城。此后，日军进逼潢川，遭中方第五十九军迎头痛击，双方激战近一周，日军以密集炮火及毒气猛攻潢川南北两城，致使中方部队伤亡重大，潢川亦于19日失守⁽¹⁰²⁾。20日，日军继而攻陷罗山。胡宗南第十七军团及时赶到，在信阳以东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不久，日军援军抵达，并猛烈反攻，胡宗南部被迫退守信阳附近。10月12日，信阳弃守。7月至10月间，第五战区左翼、中央、右翼三个兵团共毙伤日军32226名⁽¹⁰³⁾。其中信阳一役，日军被击毙者达550人，受伤者达1560人⁽¹⁰⁴⁾。

日军占领信阳后，其以钳形之势围攻武汉之既定目标大体实现。10月24日，长江南岸日军波田支队之先头部队已经越过巴铺，逼近武昌以东约二十公里的临葛店。25日，长江北岸日军第六师团在占领汉口以北之黄陂后，随即联合陆、海、空兵力，并在战车及重炮的配合下，向汉口外围发起猛攻。当日，日军战机在长江汉口以上、城陵矶以下全港道更番搜索，轰炸几无停息，中山、楚谦、楚同、勇胜、湖隼五舰在不同时间、地点与敌机发生遭遇战。战斗过程中，中山舰受伤沉没于金口江滨，该舰舰长萨师俊中弹牺牲⁽¹⁰⁵⁾。陆路方面，第六师团一部进至汉口以北约四公里之戴家山对岸。入夜后，其佐野支队一部又突入汉口市区一角⁽¹⁰⁶⁾。是时，武昌外围之中方部队均已开赴金牛前线。武昌城内之守备部队，仅有第一八五师之第五四五旅及警卫团，高射炮大队之第三连、宪警一部。由于中方兵力单薄，日军波田支队得以轻易突入武昌。

9月初，即武汉保卫战进行了三个月的时候，蒋介石还是主张坚守武汉的，强调中国军队坚守武汉具有战局本身之外的重要意义：“我军固守武汉之作用，重在第三国之调停与国际之变化也。如能固守核心三月，则我南北野战军整补就绪，又可在武汉与敌持久抗战也。”为此，他甚至考虑到了在武汉地区与日军进行“最后决战兵力与武器之准备”⁽¹⁰⁷⁾。还一度认为“转守为攻之时机已到。决心全力加强武汉核心工事，搜集一切材料为要”⁽¹⁰⁸⁾。甚至到10月3日，蒋介石还亲自“检阅汉口核心工事”，认为“工事坚强，更觉保卫有把握也”⁽¹⁰⁹⁾。但是，到了10月13日即日军登陆广东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决定应当收缩武汉附近的防线：“倭在粤登陆，我军在武汉附近之战线应重新部署。与其南北两岸并守，不如单守南岸，与之持久，一面准备大别山脉之游击部署。”⁽¹¹⁰⁾他认为：“广州既失，武汉已无保守价值，而且敌得广州，更陷于被动，不能不更向我求和也，武汉之得失固无足重轻也。”⁽¹¹¹⁾蒋介石还权衡了继续固守与弃守武汉的利弊得失：“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¹¹²⁾也正是从这一判断出发，从10月中旬起，国民政府各级机关开始逐步从武汉撤退，至10月25日已全部撤出武汉。同日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鉴于局势无法挽回，遂下令各部转移，自动放弃武汉⁽¹¹³⁾。26日，日军占领汉口、武昌。27日，汉阳失陷。

此后，第五战区各兵团向平汉路西侧地区转移，第九战区第二兵团张发奎部则沿粤汉路南移。10月31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声明政府保卫武汉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并号召全国同胞抱定“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争取国家与民族的彻底解放⁽¹¹⁴⁾。

武汉保卫战虽以中国军队全线撤退而告结束，但在安庆失守以后的四个多月时间里，中国政府以江淮流域的鄂、豫、皖、赣四省的广大地域为战场，采用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¹¹⁵⁾，投入120多个师的兵力，步步阻击日军西犯，给日军以有力打击。日军为实施这次会战，共投入12个师团，总兵力达40万，并造成重大伤亡。据日军自己公布的数字，在武汉会战中共死伤21380人，其中军官698人。此后，侵华日军已经没有力量再组织大规模的攻击战，被迫转入持久战的态势。而中国政府在这四个多月时间里，得以把沿江地区的重要工业设施迁往四川和西南各地，为进行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武汉会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四节　华南作战和广州沦陷

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沿海地区，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日本早有觊觎之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需要集中力量夺取华北和华中要地，尚未顾及到对华南的侵略。在发动武汉会战之际，为给中国政府以更大的打击，日本陆海军互相配合，又发动广州作战，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华南。

中国政府早在淞沪会战之初，即考虑到日本有可能把侵略矛头扩展到华南地区，所以在总体战略上已有所安排。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布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和《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中，明确把广东和福建两省划为第四战区，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任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任副司令长官。该战区的主要任务是：“对敌海陆军之扰乱，完全战备”⁽¹¹⁶⁾；“除对敌海陆空之扰乱，完成战备态势外，应充分准备参加第二期之作战”⁽¹¹⁷⁾。当时，大本营把第一期作战的界限划分到当年10月下旬，因此要求第四战区准备参加11月以后的对日作战。这一计划的依据主要是对敌情的判断，认为日军主攻方向是在华北和淞沪地区，“闽粤方面，敌军以海空军扰乱，或在所难免，如用陆军实行真面目之作战，则无此能力”⁽¹¹⁸⁾。同年9月初，军委会电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和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要他们完成作战准备。两军的分工是：第四集团军负责福建沿海防御，第十二集团军负责广东沿海及海南岛的防御。

对于华南沿海地区在中国对日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日本当局也早已看到。早在1937年10月初，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有关科室经过研究，即提出了“为了切断敌之主要补给线路应进行广州作战”的主张。但因实施这次战役，至少需要三个师团的兵力，因而被暂时搁置。为减少用兵，该部又考虑对华南地区重要目标进行限定作战，11月初拿出了具体方案：以一个独立师团的兵力占领香港东面约80公里的平海半岛，建立航空基地，依靠飞机轰炸，切断珠江沿岸及广九铁路的交通⁽¹¹⁹⁾。当时淞沪地区的日军已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开始向西进击，预计1月中旬攻占南京。日本大本营认为，在占领南京前实施这个计划，可以收到较大效果，于是决定从上海方面抽调一个师团的兵力，派到上述目的地附近，做好攻击准备⁽¹²⁰⁾。

12月3日，日本大本营决定调第十一师团及重藤支队为登陆部队主力⁽¹²¹⁾，同时编组第四飞行团以参加华南作战。不久又下达第五军战斗序列，由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兼任军司令官。该军的任务是：“协同海军占领华南沿海及其附近岛屿，依靠航空作战阻止敌在广东方面的补给。”第五军各部迅速从华北、华中和日本国内向台湾集中，预定在当月25日发动登陆作战。12月20日晚上，攻击部队正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日本军令部中止作战的命令。中止的原因是，日本海军军令部于当晚向陆军参谋本部提出：“鉴于在芜湖、南京附近发生了击沉美舰和轰炸英舰事件及其以后的经过等，在这当口再去刺激英、美实非上策，所以希望目前正在准备中的平海半岛作战暂时延期。”陆海军双方经紧急磋商，决定暂时中止这次进攻行动，攻击计划延期进行，各部队“在台湾登陆待机”⁽¹²²⁾。因该计划没有正式放弃但也没有明确的实施时间，所以第五军的任务和战斗序列没有撤销，该军所属的第十一师团和重藤支队转移到台湾屏东以南的平原宿营待机，进行训练。长江轰炸英、美军舰的事件解决后，日本海军对英、美两国的顾虑并未消除，所以该作战继续延期。

1938年初，日本的对华战争逐步向持久战方向转化，大本营决定中止对华南的作战。2月15日，按照《大陆命第二十七号》，撤销第五军战斗序列和第四飞行团编制，第十一师团调回日本国内。然而，日本军方对华南地区仍十分关注。3月初，华中派遣军在对中国形势的分析中，特别提到：“以广东为中心的华南一带，拥护国民党，排击共产党的空气浓厚，对蒋的容共政策，正逐渐形成对立势力。”⁽¹²³⁾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沿海地区被日本控制后，华南地区成为中国惟一的海上运输口，从香港等地转运的战略物资，约占全中国进口额的八成。对此日本军方当然不会熟视无睹。同年5月，日本海军见中国方面调集大批军队进行徐州会战，无暇他顾之际，于5月10日拂晓出动军舰多艘，运载陆战队3000余名，在飞机掩护下，袭击厦门。中国守军第七十五师仓猝应战，因日军炮火猛烈，伤亡重大，被迫退守嵩屿，厦门遂于当月12日被日军占领。

厦门失守后，中国军委会估计日军急于要切断我国海上通道，其下一个目标必然是广州，因此电令余汉谋要妥为部署，积极完成作战准备。但广东方面的防守客观上存在不少困难，首先是海岸线漫长，其次是兵力不足。余汉谋指挥的第十二集团军当时只有七个师二个旅以及虎门要塞司令部，具体部署为：以一个师守备宝安至虎门要塞一带；以一个师驻惠阳；以一个师守潮汕地区兼大亚湾附近；三个师分驻增城、从化及广州东郊；一个师分驻海南岛及广州市内；独立旅驻守广九铁路⁽¹²⁴⁾。这样分散用兵后，每处兵力都很单薄，尤其在沿海防护区域更有许多漏洞。

日本在实施徐州会战，打破持久战方略后，华南作战重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认为，广东作战和汉口作战同等重要，问题是究竟先实施那一个作战。当时考虑到一旦发生对苏作战，可能要出现运输船舶和资材不足的困难，为此在5月底决定于本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接着就进行广东作战。日本大本营对内外形势经过综合分析，作出这样判断：早日解决中国事变，这是陆军省部的一致希望，“即使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攻占汉口、广东，只要投入陆军主力，用现有的兵力就可以作战”；“估计苏联在此时不能参战”；“海军对溯江作战直指汉口，有很高的积极性，广东作战当然有攻占海南岛的意志”⁽¹²⁵⁾。于是在6月15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进行攻击汉口和广东的作战。

由于日苏冲突没有扩大，预定进行广东作战所需的船舶等准备就不会有困难，于是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同年7月31日制定的《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中明确提出：“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东作战的时间间隔”；广东作战之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为此，具体的战术是：“采取急袭方式，果敢迅速地攻陷广州”；“以后在广州附近，切断粤汉线、珠江、西江，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¹²⁶⁾。这次，日本陆军吸取上年底突然中止作战的教训，为慎重起见，不仅事先与海军统帅部联络，还与陆海军省及外务省协商。对海军提出同时攻占海南岛的方案，因兵力分配不适当而未予采纳。

当汉口作战发动之际，日本陆军当局也抓紧进行攻占广州的准备工作。广州紧靠香港，珠江口还有葡属澳门，市内有英、法租界，周围的惠州、博罗等地还有英、美、德、法等国的外交机关、学校、教会、医院、商店等，攻击广州必然要涉及这些国家的权益。为避免与第三国发生纠纷，日本陆军在作战指导上作了周密考虑：不采取沿珠江直抵广州的强攻作战，而改用由大亚湾登陆，迂回到广州的方案。预定参战的兵力有三个师团，分别从华中派遣军和关东军内抽调。参战军队编组为第二十一军，司令官由原第五军司令官古庄干郎担任。9月19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该军的战斗序列及攻击命令。第二十一军由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和第四飞行团为基干兵力，其任务是：“夺取敌在华南的重要根据地、切断其主要对外联络补给线”；在攻占汉口的前后，“与海军协同攻占广州附近要地”⁽¹²⁷⁾。具体要求是：在10月中旬前后，分三个运送团把部队主力运送到大亚湾及珠江沿岸登陆；作战中“要尊重第三国的领域及权益，防止无端招致纠纷”⁽¹²⁸⁾。同时还颁布了作战要领，详细规定了军队的运送和行动方案：第一次登陆要动员40万吨运力，准备各种登陆船只约1100艘，其后由这些船只往返运送；10月中旬，以第18师团和另两个师团之一部为主力在大亚湾登陆，迅速建立登陆根据地，从惠州方面开始下一步攻势；10月下旬，第五师团主力夺取虎门要塞，沿珠江推进，策应主力作战；军主力在珠江作战开始时，发动攻势，向广州进击，与中国军队主力决战；攻占广州后，尽量紧缩占据地，切断在广州附近中国的主要对外联络补给线⁽¹²⁹⁾。

根据大本营的指示，日本第二十一军在福冈召集各部队参谋会议，研究行动细节。参谋次长多田骏等大本营幕僚也前来参加，表示了对这次作战的关心。接着，日本陆军又与海军方面及有关舰队协商并签署了作战协定。为对这次行动保密，第二十一军称“波”集团，进攻广州的战役称“波”号作战，海军为“Z”号作战，军司令部移到台湾办公，并派员去香港西南的万山群岛，对大亚湾登陆地域进行战前侦察。据判断：中国方面已料到日军将进攻广州，但未料到时机已如此迫近；广东军已有4个师调到武汉方面，目前还有北调的征候。因此确信可以按照原计划作战。

与此同时，日军参战各部队分别从青岛、上海和大连出发，到澎湖群岛的马公集合，海军护卫舰队主力也于10月7日前集合完毕。10月4日，波集团发出第一号作战命令，令第十八师团、及川支队、第一〇四师团于12日在大亚湾奇袭登陆，如遭遇阻击则强行登陆。10月9日，波集团的船队在日本海军第五舰队护卫下从马公出发，于11日黄昏到达大亚湾口，接着以日本海军施放的烟雾作掩护，悄悄进入湾内预定地点。同时，又派一支船队去汕头海面佯攻，以牵制中国守军的注意力和兵力。12日凌晨3时前后，日军开始分数路奇袭登陆，在几乎没有受到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占据了滩头阵地，当主力部队和重武器上岸后，即按照预定计划攻击前进。第十八师团分成左右两队向淡水、惠州攻击；及川支队向横沥圩，第一〇四师团向平海、范和岗大道攻击。途中虽有中国军队阻击，但未能对日军构成威胁。

“波”集团司令见登陆军队未遇到有力阻击，决定改变原来计划，一举进入增江右岸地区，提前攻击广州。10月14日，军司令部下令：及川支队从横沥圩向派潭、从化方向前进；第十八师团攻占惠州后，沿博罗、增城公路，向广州前进；第一〇四师团进入平潭圩后，沿第十八师团的路线向广州前进⁽¹³⁰⁾。14日傍晚，日军第十八师团之一部冒雨向惠州攻击，中国守军第一五一师之一部凭工事抵抗，但黎明前城门已被攻破，守城部队慌忙撤退。博罗守军见日军来攻，未作抵抗即弃城逃跑。

中国政府见广州危急，于10月13日发表《告广东全省军民书》，号召团结一致，抗击日军，保卫广东。军委会为确保广东，掩护海上通路，不顾当时武汉军事形势之危急，抽调第九战区之第六十四、第六十六两个军共5个师，紧急南下驰援广东。但远水难救近火，广东守军在援军到达以前已全线崩溃。

为保卫广州，余汉谋委任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为前敌总指挥，率部防守东江。17日，第一五三师与日军先头部队接触，迫使其后退；独立二十旅在正果圩击退日军一支侦察部队。由于前方虚报战果，余汉谋作出错误判断，准备在增、博公路间包抄聚歼敌人，而对日军的合围之势竟不以为然。19日，日军攻占增城，接着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迅速向增城集结，于20日上午向守军阵地发动猛攻。在日军飞机、大炮的猛烈轰击下，守军的阵地很快被突破，并在撤退中发生混乱，日军乘机追击。21日上午，日军追击队的先头部队从镇龙圩出发，沿公路向广州东面地区挺进，连续冲破守军的阻击后，于下午进入广州市区，控制了通向珠江沿岸的各主要公路。其余日军，也先后占领了广州周围的重要城镇。

日军在珠江方面的进攻，原定在10月27日发动，由于从侧面迂回的主力部队进展顺利，提早到22日实施。由于广州已被日军占领，珠江各要塞守军的军心已经动摇。在日军炮火猛烈轰击下，23日虎门告失。26日佛山被占。至28日，珠江水路全面被日军打通。

广州失守后，第十二集团军所部乃退守清远、横石至新丰一线，与日军对峙，整顿部队，准备尔后作战。从武汉回援的主力到达后，第十二集团军开始向日军发起反击，于11月24日克复从化，12月上旬又克复惠阳、博罗和宝安。日军因控制地区太广，兵力不敷分配，处处受到中国军队的威胁，于是被迫放弃大亚湾的补给联络线，集中保护珠江水运通道。至此，日本第二十一军以广州为中心，修筑工事，改取守势，与中国军队相对峙。

广州战役在武汉战役激烈进行之际爆发，前后只有10天时间，广州即先于武汉陷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战略部署欠妥，情报工作不灵，一线指挥不力，这是重要的主观原因。广州失守之后，中国海上运输线完全被切断，这使中国抗战更增添了新的困难。

————————————————————

(1) 《战争指导方案》（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5-36页。

(2) 《对第六战区指导要领》，《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116页。

(3)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117页。

(4)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118页。

(5)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123页。

(6) 《军事委员会训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198页。

(7) 《军事委员会训令》（10月16日）、《军事委员会电示》（10月18日），《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124页。

(8)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127页。

(9) 《临参命第一百三十三号》、《临命第五百八十四号》，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63页。

(10)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132页。

(1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62-63页。

(12) 有学者认为，以韩复榘为首的山东地方实力派作为南京政府、日本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始终在夹缝中投机求生存。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韩却没有摆正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关系，大敌当前之际避战自保，其最终伏法是罪有应得的。尽管韩曾密谋“倒蒋”，但仍不应过分夸大蒋、韩矛盾，片面认为蒋介石除掉韩是借机复仇。从一定意义上说，惩办韩复榘代表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见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163-164页。

(13) 《大陆命第七十五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9页。

(14) 《在津浦线方面活跃着的敌军》，《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25-26页。

(1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27页。

(16) 片野支队由第五师团第二十一联队长片野定见指挥，主力为步兵一个半大队，山炮兵一个中队。

(17) 坂本支队由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长坂本顺少将指挥，基本部队为步兵第十一联队（缺一个大队）、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缺一部）、步兵第四十二联队之一个大队，野炮第五联队主力、山炮一个中队。

(18) 王瘦吾：《第四十军防守临沂之战》，《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11页。

(19)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4页。

(20) 《李宗仁致军令部密电》（1938年3月1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43页。

(21)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261页。

(22) 《第二军的南进命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0页。

(23) 三军大学战史编纂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册（下）《初期战役》，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5年，第31页。

(24) 《濑谷支队进入台儿庄》，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2页。

(25) 台儿庄派遣队，即上述左翼追击队，由第六十三联队第二大队、野炮一个大队组成；沂州支队由步兵第十联队组成。

(26) 《第五号作战命令》，转引《抗日战史》第四册，第263—265页。

(27) 《蒋介石发布汤恩伯及庞炳勋等部作战任务密电》（1938年3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513-514页。

(28) 《李宗仁致蒋介石何应钦等密电》（1938年3月29-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64页。

(29) 《林蔚等关于台儿庄一带战况及作战方针密电》（1938年3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562页。

(3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7页。

(31) 《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271页。

(3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册（下）《初期战役》，第46页。

(33) 《蒋介石关于封锁交通阻击莒沂方向之敌确保台峄战斗胜利密电》（1938年4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564页。

(34) 根据1938年6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三课编制的资料，从2月至5月第五师团战死1281人，负伤5478人；3月至5月，第十师团战死1088人，负伤4137人。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册，第41页。

(35) 《大本营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2页。

(36)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52-153页。

(37) 《军事委员会哿电及战区修正计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405页。

(38) 《军事委员会哿电及战区修正计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405—406页。

(39) 《蒋介石之部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407—408页。

(40) ［日］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3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1月版，第41页。

(41) 《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上），第66页。

(42)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44页。

(43) 《中国事变帝国陆军作战指导纲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5页。

(44) ［日］伊藤正德：《军阀兴亡史》第3卷，第78页。转引［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第45页。

(45) 《华北方面军第一课长下山给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的电报》（1938年3月24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44页。

(46) 《大陆命第八十四号》（1938年4月7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45页。

(47) 《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案》（1938年4月7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46页。另见《抗日战史》（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241-242页。

(48)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1-532页。

(49) 蒋介石：《在车辐山车站对出迎官兵训话》（1938年4月2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408-409页。

(50) 《军令部作战计划》（1938年4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24页。

(51) 《徐州附近作战指导方策》（1938年4月10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47-48页。

(52) 《华中派遣军徐州会战计划》（1938年4月24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51-52页。

(53) 《中国军队作战指导方案》（1938年5月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25-626页。

(5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册（下）《初期战役》，第53页。

(55)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186-187页。

(56) 1938年5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决定在鲁南集结相当限度兵力，行攻势防御。但敌如由国内大举增援至兵力较我绝对优势时，则应避免决战，逐次抵抗，以消耗敌之战力。见《国军战争指导方案》（1938年5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第525页。

(57) 《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第306页。

(5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269页。

(59)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五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64页。

(60) 敖文蔚：《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61) 《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统帅部指导方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13页。

(62) 《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年12月1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2-55页。

(63)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1月26日，第170-171页。

(64) 《1938年以后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1938年1月20日），《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45页。

(65) 《方面军作命甲第三一七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77页。

(66) 《大本营的作战限制和兰封以西的追击》，《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79页。

(67) 《掘堤的建议和实行的经过》（节录），见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530-531页。

(6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81页。

(69) 沈家五：《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经过》，载《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第134-136页。

(70) 1938年的花园口黄河决堤事件，由于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大陆史学界对此多持否定看法。然而有学者认为，花园口决堤一方面是国民党当局以己为重、以民为轻的政治路线的产物，但从纯军事战略的角度分析，决堤亦有合理的成分，可视作一项正确但并非唯一的选择。黄泛区将中国的南北战场隔绝开来，使日军不得不改变其战略主攻路线，中国抗战后方的基地——西南地区由此得以保存。见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191页。

(71) 《中国海军对日抗战经过概要》（1947年2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833页。

(72) 《陈诚致蒋介石代电》（1938年6月2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743页。

(73) 《陈诚致蒋介石代电》（1938年6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2页。

(74)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7年，第40页。

(75)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册（下）《初期战役》，第136页。

(7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12页。

(77) 《大陆命第119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555页。

(78) 《现中国中央政府屈服之对策》、《现中国中央政府不屈服之对策》，［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73—174页。

(79)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06页。该委员会由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为首，还有海军中将津田静枝，外务省代表坂西利八郎，简称土肥原机关。

(80) 《陆军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1938年7月31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07-108页。

(8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15-116页。

(82) 《全面配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10页。

(83) 《华中派遣军命令》（1938年7月14日正午），《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19—121页。

(84) 《关于攻占汉口作战陆海军协定备忘录》（1938年7月31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22—123页。

(85) 《关于实施汉口作战协定备忘录》（1938年8月21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25—126页。

(86) 《大陆命第一百八十八号》（1938年8月22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39页。

(87)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6月3日，第273-274页。

(88) 程思远：《保卫武汉的军事部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545页。

(89)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保卫武汉作战计划》（1938年6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308-313页。

(90)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30页。

(91)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14-224页。

(92)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50页。

(93)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68页。

(94)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61页。

(95) 《蒋介石致程潜等密电稿》（1938年8月2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71页。

(96) 《蒋介石致李延年密电稿》（1938年8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59页。

(9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348-349页。

(98) 《陈诚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8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28-29页。

(99)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76页。

(100)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77页。

(101) 《陈诚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71页。

(102)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依靠其野战瓦斯队、迫击大队和步兵临时发烟部队多次实施化学战，使用的武器主要有特种发烟筒和特种发烟弹。据统计，整个会战期间，华中方面军总计使用毒气375次，其中第二军使用222次，第十一军使用80次。此外，配属华中方面军的德川航空兵团多次空投毒气炸弹，日本军舰和小船队也曾使用毒气。配属华中方面军的正规化学部队使用毒气总计92次，而各个师团临时发烟部队和各种炮兵使用毒气210次。日军的化学战直接造成中方部队的重大伤亡，极大地影响到战局的发展。见毕春富：《侵华日军武汉会战期间化学战实施概况》，载《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134-138页。

(103) 《李宗仁汇报会战期间各部毙伤敌军概数密电》（1937年10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78页。

(104)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抗战经过》（上），第98页。

(105) 《中国海军对日抗战经过概要》（1947年2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837-1838页。

(106)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抗战经过》（上），第116页。

(107)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08)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09)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0)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1)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2)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3) 据陈诚回忆，武汉撤退时机，最初决定八月底，后改为“九一八”，又改为九月底、双十节，直至十月二十日，领袖尚在武汉。故放弃武汉计划其实早已制定，只是久未实施。见《陈诚私人回忆资料（1935-1944）》（下），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19页。

(114) 《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1937年10月31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书告，第301-306页。

(115) 有学者认为，武汉抗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有所变化发展的，他在国共两党军事要人及外籍军事顾问的影响与推动下，改变以往死守式的“单纯阵地防卫战”的打法，而改取主动进攻，在外线牵制日军，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积极防御特点，成为这一时期正面战场取得较大成功的重要因素。见敖文蔚：《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128-156页。

(116)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2页。

(117) 《战争指导方案》（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5页。

(118)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0页。

(119) 《华南登陆作战的停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24页。

(120) 《11月24日的大本营御前会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04—105页。

(121) 重藤支队，原名日本台湾守备队，司令官为重藤千秋少将，1937年9月调往上海参加淞沪会战时称重藤支队。

(122) 《华南登陆作战的停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24页。

(123) 《从华中方面看中国的一般形势》（1938年3月6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21页。

(12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册（下）《初期战役》，第197页。

(125) 《决定进行汉口作战的原委》，《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90—91页。

(126) 《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1938年7月31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07—108页。

(127) 《大陆命第201号》（1938年9月19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3页。

(128) 《大陆指第273号》（1938年9月19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3页。

(129) 《广州作战要领》，《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4页。

(130) 《军的作战指导》，《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7页。

第五章　日本的以华治华策略与汪精卫集团降日

第一节　日本扶植傀儡政权

一　日本推行以华治华的方针

日本政府通过卢沟桥事变，悍然对中国发动全面武装侵略之后，即对如何经营中国占领区进行精心策划。为达到长期霸占中国领土之目的，而又要掩盖其侵略野心，它根据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经验，以及曾在华北地区策划所谓“自治”的实践，迫不及待地在新占领区内扶植傀儡政权，以造成该地区仍由中国人统治的假象。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华北是其重点考虑的侵略目标。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日本当局即软硬兼施，对华北地区进行蚕食渗透。1935年，又开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并唆使殷汝耕等汉奸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于当年11月组织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反对党治，实行独立”⁽¹⁾。这些阴谋活动，虽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日本军部仍一意孤行，继续在华北采取强硬的立场，声称：“总之，帝国的态度，始终俨然不动，不为局部的形势所迷惑。”⁽²⁾1936年以后，日本政府连续三次制定《处理华北纲要》，以确定进一步控制华北地区的基本策略。其目标是：“援助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现阶段的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不能为扩大区域而操之过急”。对该自治政权指导的原则是：“重点放在财政经济（特别是金融）、军事和对一般民众的指导方面，并抓住大局”，“并且始终以内部指导为主旨”⁽³⁾。随着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日本对侵略华北的具体方针也不断加以修正，但其基本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即要“将该地区造成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以防备苏联的入侵，一切为了建立日、满、华三国实现合作互助的基础”。其具体方针的修正，主要是为了应付列国“以为帝国对于华北具有侵略的野心”，所以强调“在今后的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力戒这种引起无谓误解的行动”⁽⁴⁾。这些纲要中所强调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推行“以华治华”的策略，即让日本侵略者选中的亲日分子在前台活动，日本人则在幕后操纵，这样既可达到全面控制该地区之目的，又可回避世界舆论的谴责。这些原则，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不仅继续延用，而且还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扩充和发展。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一面策划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又开始考虑如何维持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日本陆军军部在7月8日的声明中称将等待华北“当地居民自发地建立起政权机关来”⁽⁵⁾。日本驻北平使馆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以“外交官”的身份，与华北地区中方军政要员和各界名流密切接触，物色可以充当傀儡的人选。北平失陷之后，今井武夫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共同策划，列出了一批汉奸名单，包括总商会冷家骥、银行公会邹泉荪、自治会吕均、市政府周履安、公安局长潘毓桂等，并推出年逾七旬的北洋遗老江朝宗为首，于8月1日宣告“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天津陷落之后，当地日军采用与北平相同的办法，于8月1日成立了“天津治安维持会”，拉出北洋遗老高凌霨为会长。9月22日，平、津两地的治安维持会又合并成为“平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联合会”，并与冀东伪政权互相“联络提携”⁽⁶⁾。

在平、津两市之外的占领地区，侵华日军也同样采用了成立傀儡组织的方法。9月4日在察南十县成立了以汉奸于品卿为首的察南自治政府。10月15日，在山西北部十三县成立了以夏恭为首的晋北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南京政府。11月5日，在河南安阳成立了肖瑞臣为头领的河南省自治政府⁽⁷⁾。1937年年底以前，由侵华日军成立的较大的伪组织还有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山西省自治政府、南京自治委员会、济南治安维持会等。在有些占领地区，侵华日军还曾在更小范围内物色汉奸，成立所谓的“自治政权”。自1937年9月23日侵华日军首先在吴淞口的宝山县城内成立宝山县自治委员会开始，至1938年3月伪维新政府成立前夕止，沪宁地区共成立了五十余个大小不等的汉奸组织。这些组织名目各异，各自为政。控制范围有的仅一个乡镇或几条街道，如宝山县的月浦镇与杨行镇自治委员会，只管辖一个乡村小镇的几百户居民⁽⁸⁾。

日本陆军当局一直在考虑如何控制中国占领区的问题。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1937年8月10日即拟订了一份《处理华北事变纲要》，主张“大约在河北省北部并包括察哈尔省在内的范围内，出现一个明朗地区”，即建立一个完全亲日的政权。对该政权的控制，应注意“不要抱有占领敌国的观念”，具体原则有三项：一、“不行使占领地式的行政，但应根据军的指导，巩固治安，以扫除祸根”；二、“政权机构等待当地居民自动产生，给予指导，使其按帝国的希望进行治理”；三、“交通线的整备及经济的开发，由日、满、华民间进行，在必要的统制下积极促其发展”⁽⁹⁾。根据上述纲要，陆军省于8月12日拟出一份《华北政务指导纲要》，提出了对建立华北伪政权的具体指导原则，主要是：“从事各项政务指导时，应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从长远考虑，对本地固有的社会组织及风俗，尽可能允许其存在并善于指导，特别要调整好军队和居民的关系”；“作战的后方地区的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其机构的运用，也要得到居民的积极参加和赞助”；“对冀东政权、特别对其内部要进行改革，使之面貌一新”⁽¹⁰⁾。这一《纲要》，不仅是指导华北汉奸政权的原则，也是日军在其他地区扶植伪政权应当遵循的基本标准。

在陆军中央部拟订有关方案时，关东军也在抓紧拟订对华“政治工作计划”。8月14日，关东军提出《对时局处理纲要》，对建立伪政权问题提出了详细的意见。《纲要》提出：“关于华北政权，最终目标是实行五省联省自治。”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其政权的建立，力促由当地居民自主产生；各地政权的建立，应等待其主观条件成熟；但要从内部给予指导及援助，为之创造条件”；为巩固新政权，“应在一定时期内在该地区的重要地点，驻扎必要的日本军队。撤兵时间要根据政权的基础是否巩固，自行决定”。新政权虽在表面上是由当地居民自发组织的自治政府，但要严格按照日军的要求办事，必须“以亲日满、防共、道义立国为根本政策”⁽¹¹⁾。对在华北地区建立伪政权的具体步骤，这个纲要主张首先让河北及山东二省实行联省自治，合并成一个政权，其领导机关设于北京。将来可考虑将山西也并入该政权。冀东的现状不变，应作为一个独立的省份而单独存在。对华北新政权的指导，应遵循以下原则：“1．在新政权的领导机关及必要的省政府，应配备有能力的日本人作顾问；2．为担任对以上领导机关的内部指导，在北京设立隶属于天津军司令部管辖的大特务机关；3．为维持治安将中国军队改编为保安队，其装备要与现地情况相适应；4．确定币制，接收关税、盐税。”对于察哈尔方面，先在察北、察南二地建立联合政权，其领导机关设于张家口，将来考虑把绥远也并入该政权。察省政权的情况与北京方面不同，对其指导应依照以下准则：“1．新政权要做到日、汉、蒙亲善和睦首先要为对内、外蒙的工作，创造有利条件；2．在新政权领导机关及省政府，配备有能力的日本人作顾问；3．为担任对以上领导机关的内部指导，在张家口设立隶属于关东军的大特务机关，对内蒙自治政府德化机关的指导仍维持现状，但受以上大特务机关的指导；4．除在察北保有内蒙军之外，原则上以保安队担任维持治安，解除一切中国军队的武装；5．看情况确定币制，特别要很好地对察北、察南的财政进行调整。”⁽¹²⁾这些政权名义上是由中国人领导，一切实际权力全部由日本人控制，控制方式是由当地的大特务机关通过日本顾问对该政权进行幕后指挥。

1937年8月下旬，日本军部为迅速侵占整个华北以及与华北相邻的“蒙疆”地区，决定把原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改组成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下辖二个军司令部和若干直属部队。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除设置参谋部以外，还专门设置了特务部，原天津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少将为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得到的训令是：“一、贵官为军特务部长，指挥所属部员对军方作战的后方地区（包括冀东），执行各有关政务事项，统辖指导中国方面的机关，为使该地区成为实现日、满、华合作共荣的基础而进行各项工作”；“二、关于将来在华北建立政权问题，应体察华北人心的趋向，逐步进行准备”；“三、为了削弱中国方面的斗志，以迅速结束战局为目的，对敌军后方应采取相应的谋略”；“有关细节，由参谋长指示”⁽¹³⁾。从这一训令中可以看出，建立华北政权，是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成立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

二　伪华北临时政府

日本华北方面军指令喜多诚一在华北建立新政权，但没有明确指示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当时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军事攻势正全面展开，而在察哈尔方面，关东军操纵的蒙疆伪政权的筹建工作却进展迅速。为不落在关东军之后，喜多诚一在调兵遣将筹组特务部的同时，立即着手研究建立华北伪政权的方案。9月25日，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制订了一个《关于建立华北政权的方案》，其要点为：“适应时局的发展，及时地在华北建立以防共亲日满为其政纲的政权”；“当达到占领河北省大半时，即建立察哈尔省政府、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及统一的华北政权（加强北平市政府）”；“各省、市政府的组织，大致援用原来的组织标准”；“使各政府聘请少数有能力的日本人为顾问”；“当能包括山西及山东时，即扩大为统一政权”；“新政权虽然实质上是与南京政权分开的，但开始即勿使其采取声明独立或进行易帜的态度”。同时，还研究了将来在华北政权中可以利用的人物⁽¹⁴⁾。

华北方面军根据侵华战场形势的变化，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进攻还不能使中国政府放弃抗战的话，“即在华北建立独立的政权，加强此独立政权，实行政治上的变革”。为此，他们于9月29日拟出一份《一般形势判断》，设想“若南京政府仍敢于试图进行长期抵抗，即确实领有占领区，指导其进行政治改革”；“在华北建立的政权，将来应使之成为打倒蒋介石政权的苛政、以使新政统治全中国的政权。因此，应当阐明当南京政府有所觉悟并采取新体制时，华北政权可以和该政权合并”⁽¹⁵⁾。

日本政府对于在华北地区建立伪政权问题也十分重视，在10月1日由四相会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对建立华北政权问题做出了专门规定：“在事变中，对华北作战的后方地区的措施，应排除占领敌国领土的观念。”具体的原则为：“不实行占领区式的行政。但必须在日军指导下确保治安”；“政治机关由当地居民自主组成。但必须加以指导，使其施行明朗的政治”；“在必要的统制下，进行军事上必要的交通建设和资源开发”⁽¹⁶⁾。这些原则的制订，既肯定了华北日军筹建伪政权的工作，又为未来政权的性质作出了规定。

日本关东军于10月11日制订的《处理中国事变的具体方针纲要》，也提出了建立华北政权的意见。《纲要》认为：“解决事变的前提，首先是依靠我军事行动，目标是使中国迅速抛弃战斗意志。”随着军事行动之进展，应当采取的策略措施是，“目前要在大概黄河以北的华北、内蒙等地力图确保安定，并造成建立自治政权的形势。自治政权一经建立，当即与之合作……在我的合作和援助下，脱离赤化祸患，普遍趋向救国的理想。还有，对反蒋政权的抬头，可在无碍于将来施策的限度内给以支援”。“随着形势的发展，可宣布与南京政权断绝邦交，在新建政权中选其基础巩固者承认之”⁽¹⁷⁾。

上述意见，成为喜多诚一等人筹建华北伪政权最初的指导原则。10月中旬，喜多诚一回东京向军部长官报告工作时，明确宣称：“我们希望在华北地区建立一个既对日本和满洲国有利又可用以防共的地区。我们并没有领土野心，不过如果这种局势再拖延下去，那很难说我们会错过机会去建立一个类似满洲国或比满洲国更满洲国的东西。”他还解释说：“我们并不打算建立一个如同冀察政务委员会那种委员会式的政权机构。”他所考虑的，是在政治实权和地理范围上都要大得多的政权。先成立各省的省政府，然后“我们打算建立一个‘中华民国联合省政府’——我们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当使用这个名称”⁽¹⁸⁾。与此同时，华北方面军还抓紧网罗著名汉奸出任新政权的首脑。

至10月下旬，组建华北伪政权的计划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喜多诚一等人经过研究，确定了这样的构想：这次事变演变成长期战争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事变，“在北方建立的新政权，不应作为华北的地方政权，而应成为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权，其政令应普及到日本军势力范围的整个地区”⁽¹⁹⁾。新政权的政体定为民主制，最初以委员制开始工作，但应尽速转为总统制，并以吸收王道和道教的新民精神为指导思想。此后又对具体方案进行研究，于11月14日拟出《华北政务指导计划案》。

随着侵华战局的变化，10月底以后，日本陆军中央也提出了在华北建立替代南京政府的新中央政府的意见。陆军省军务课完全赞成使华北政权中央化的提案，他们主张：“扩大与强化华北政权，指导其成为更生中国的新中央政府，谋求在整个地区内开发产业，促进贸易，恢复与安定治安，进一步采取措施使中国之更生从华北扩大到全中国。”其设想是首先在河北、山东、山西和察哈尔等省成立“自主的”省级政权，组成联省政府，然后与华中、华南相呼应，并将其归并到联省政府内，逐步使其成为取代现中央政府的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有很大发言权的参谋本部中国课在“建立华北新政权研究案”的结论中也提出：“目前，援助以防共亲日为方针，具有自然发生趋势的华北新中央政府之组织是适当的。”⁽²⁰⁾关东军对建立新中央政权的态度更为积极，11月2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致电陆军中央部，申述自己的意见：“迅速断绝与蒋政权之交涉，培养各地建立之政权，分别与其提携，促进成立新中央政权之趋势，条件一成熟，看准机会，日、满首先予以承认。”⁽²¹⁾

建立华北新政权的主张，虽然在日本陆军内部有很大市场，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尤其是华中地区的日军，明确表示不赞成在华北设立新的中央政府。为使建立华北政权工作纳入日本侵华总战略的轨道，陆军内部又抓紧进行协商，并由参谋本部第二课拟订《从对华方略论华北政权问题》的文件，提出折衷方案，其主要论点是：“作为解决事变的前提，帝国希望出现新中央政府”；“以建立华北新政权作为过渡到中国中央政权的策略，要慎重考虑到对南京政府采取措施这一因素”；“建立华北新政权，须考虑到将来置于新中央政权管辖下的情况，以此为原则考虑其组织、政纲和对之进行内部指导等”；将来“成立新中央政府时，华北政权将处于微妙的地位，此时应注意不要形成对立和威胁”。基于上述理由，“在目前以华北政权作为中央政权，以它为中心进行各种工作为时尚早”⁽²²⁾。于是，日本军方对华北新政权的性质有了一个大致统一的意见。

在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北伪政权的性质争论不休之时，处于侵华战争一线的华北方面军正抓紧进行伪政权的筹组工作。继9月下旬平津两地治安维持会合并后，华北方面军又以北平维持会的名义，于10月12日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作为将来新政权的办事之处。新政权需要有影响的头面人物领衔才具有号召力。为此，喜多诚一等人四处奔走，以各种名利相引诱，企图拉拢一些曾活跃于民国初年政治舞台上的老政客，无奈均未成功。于是，他又派特务部总务课长根本博大佐去香港，策动因卢沟桥事变而离开北平，暂时蛰居香港的北洋遗老王克敏出马。12月7日，王克敏随日使到达北平，经与汤尔和、王揖唐、齐燮元等一班汉奸会面后决定出山。喜多诚一等人立即以王克敏为中心，谋划新政权的人事安排及政府组织纲领。此时，华中日军正向南京发动猛攻，而通过德国牵线的诱降活动尚未终止，所以日本政府打算华北伪政权过一段时间再正式挂牌。

12月13日华中日军攻破南京。次日即12月14日，华北日军便于北平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临时政府采用三权分立制，内设议政、行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分别由汤尔和、王克敏和董康任委员长。在该伪政权的主体——行政委员会之下，设行政、治安、文教、司法、赈济五个部⁽²³⁾。政府主席位置因无合适人选而暂时空缺。

伪华北临时政府的要人，几乎全是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北洋时代老政客。临时政府以汤尔和、董康、王克敏、王揖唐、朱深、江朝宗、高凌霨、齐燮元等人为委员，董康、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深为常务委员，各部部长则分由上述委员兼任。王克敏曾于清末在驻日公使馆任职，北洋时期混迹于金融界，并数度出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汤尔和早年留学日本，20年代曾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内务总长及财政总长等职。王揖唐早年赴日本学习军事，历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北方议和总代表等职。齐燮元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北洋时期曾任江苏督军及苏、皖、赣巡阅使等职，军阀混战中失败后逃亡日本。上述四人都于1935年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董康于1912年留学日本，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先后任司法总长、代理财政总长等职。朱深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法科，长期在北洋政府的司法界任职，曾任皖系政府的司法总长。高凌霨曾任北洋政府财政、农商、内务等部总长，此时任天津治安维持会和京津联合维持会会长。

“临时政府”宣布以民国初年的五色旗帜为“国旗”，继承中华民国年号，定北京为首都。在宣布新政府成立当天，还对外发表宣言和施政方针。宣言对国民党的容共抗日政策进行一番指责后宣称：“树立临时政府，旨在恢复民主国家，煎涤污秽党治，同时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德，辑睦世界友邦，开发产业，使民生向上，厘定权责，使中外相安。”最后还假惺惺地表示：“事变略定，我中华民国政治稍有轨道可循，自当联袂引去，以纾罪戾。”⁽²⁴⁾企图以此来欺骗辖区民众，掩盖其傀儡面目。

“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共有五项：内政方针是：“消除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积弊，真正体现中国民众的共同心意，施行为中华民族谋幸福的政治”；经济方针是：“确立以农为本的农村政策，同时开发资源，发展生产”；东亚政策是：“以体现东亚道义的民族协和精神为基准，与邻邦友好相处，谋求真正的亲善合作”；对外政策是：“前政府所负的对外义务，凡属已向国民发表的债务及其他义务，代其承担一切责任”；防共方针是：“绝对排除容共政策，进一步与防共各国相协力，确保东亚的固有和平。”⁽²⁵⁾

从“临时政府”的框架结构及其宣言、方针可以清楚地看出，华北日军和王克敏等人妄图将该政权发展成控制全国的中央政府，以取代蒋介石为主的国民政府。临时政府出台后，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华北各地的大小治安维持会渐次归并到它的名义之下。

日军攻占南京后，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对华北日军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做法予以肯定，并在《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对该政权今后的发展作出明确规定。《纲要》强调，在对其进行指导时，要谋求“逐步扩大和加强这个政权，使它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不仅要使它取得在华北的信誉，并且要使它取得在华中、华南方面的信誉”。为此，纲要提出了四点具体指导方针：1．“要网罗在全中国有信誉的人才”；2．“要具备适应时代新的组织”；3．“要有足以号召全中国的主义和纲领”；4．对于上述政权的领导，“只在制订政策大纲方面由日本顾问进行内部领导”。另外，纲要还对华北新政权的统治范围、指导方式等一一作了规定⁽²⁶⁾。1938年1月11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更进一步肯定了华北伪政权的地位和作用。《方针》强调：“如现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²⁷⁾御前会议的决定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这一方针成为以后日本统治中国占领区的基本方针。

“华北临时政府”于1938年1月正式出笼后，其组织机构陆续作了若干调整。4月1日，将行政委员会各部部长改称总长，并将实业局升格为实业部，任命前北洋政府外交、司法总长王荫泰为该部总长。以后又将财政、内政两局升格为部，撤销赈济部。随着日军占领区域的扩大，临时政府的统治地域也相应扩大，逐步由北平、天津两市扩大到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数省的部分地区及青岛市。

1938年3月，“临时政府”将河北省伪政权改组为省政府，以吴赞周为省长，并将省政府驻地由天津迁至保定，全省划分为津海、冀东、冀南、保定四道，各道设置道尹。河南的情况大致与此相似。1937年11月，日军侵占河南安阳后，即在安阳设立伪河南省自治政府，以萧瑞臣为省长。萧为河南人，曾任吴佩孚部师长，当时已同日军相勾结。1938年4月，伪河南省自治政府划归临时政府管辖，改称“河南省政府”。山西占领区划归“临时政府”的时间要稍微晚一些。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太原后，随即成立伪山西省“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以原绥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苏体仁为临时省长。1938年6月，“临时政府”开始管辖山西省，将省“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撤销，改设省公署，正式任命苏体仁为省长。山东的情况与上述不同。1937年12月日军攻占济南后，成立了以马良为会长的济南治安维持会。当时因没有省级伪政权，所以“临时政府”于1938年3月5日发布成立山东省公署令，任命马良为省长。3月10日，伪山东省公署成立，划全省为鲁东、鲁南、鲁西、鲁北四个道。此外，又将原隶属山东省的青岛市划为“临时政府”直辖的特别市，任命赵琪为特别市市长。

“华北临时政府”虽号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际上它不仅由华北日军一手扶植起来，而且所有活动都必须根据日本的要求来进行。根据日本内阁关于“在制订政策大纲方面由日本顾问进行内部领导”的规定，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华北日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总务课长根本博等人即以非正式顾问身份对政府各个方面进行控制。1938年4月1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与王克敏签订了关于顾问的《约定》之后，喜多诚一等大批日本军人随即正式以顾问身份对“临时政府”进行“指导”了。

日本扶植“华北临时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除在政治上稳定占领区的统治之外，就是要在经济上掠夺华北地区的各种资源，以支持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临时政府”成立后提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改订海关税率，停止征收日本商品进口附加税，减免棉花、棉籽、胡麻子、矿砂、生铁、废钢材等产品的出口税。1938年5月底，日方又令临时政府再次改订关税税率，宣布从6月1日起，降低所有日本商品的进口税。这样，日本商品开始在“临时政府”统治区域内大量倾销。如何“开发”与统制华北地区的经济，是日本政府早就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1938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与“临时政府”间签订了关于成立中日经济协议会的《觉书》。所谓经济协议会，实际上是使日本掠夺华北经济合法化。协议会虽以王克敏为会长，日本人平生釟三郎为副会长，但平生釟三郎作为“临时政府”最高经济顾问，是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所以实权仍全部操在日本人手中。不仅如此，对于交通、港湾、通讯等重要设施，得由日军直接控制，协议会不得加以讨论⁽²⁸⁾。这些规定，在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临时政府”并入汪伪政权并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之后，仍继续生效。

为了更直接地掠夺华北的经济资源，日本于1938年4月在北平设立“华北开发公司”。由该公司出面，对华北的交通、通讯、矿业、盐业、电力等重要产业，实施全面统制，垄断开发权与经营权。金融业亦是日本特别重视的行业。华北日军筹建“临时政府”时，即拟订了《华北联合银行设立纲要》，企图通过设立新的金融机关，发行伪币，控制华北地区的金融，解决日本军费支出，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1938年2月11日，“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由“财政部总长”汪时璟任总裁，日人阪谷希一任顾问。“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条例》规定：临时政府赋予该银行制造和发行纸币的特权；发行的纸币不限金额，适用于公私各种交易，为华北“惟一之法币”；其名称为“联银券”，与日元等值，属于日本元系通货。3月10日，该行正式营业，并在华北各地设立分行。当日，“临时政府”又发表声明称：向来通用之各种纸币，今暂于一定时期中准许其流通，联银券与国币同价使用⁽²⁹⁾。然而一待联银券广为流通，即开始对法币进行排挤、打击。6月10日，宣布于即日起将法币贬值10％，翌年2月，再将法币贬值40％，接着又宣布禁止法币流通使用。至1938年10月，联银券的发行额已超过2.5亿元，“其势力直伸到内地各处”⁽³⁰⁾。

“华北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实际运作清楚地表明，它是一个没有半点独立性、完全由侵华日军所控制的傀儡政权。

三　伪蒙疆政权

内蒙古东部地区，与伪满洲国接壤。日本关东军利用内蒙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等人要求内蒙自治的意向，暗中策动他们搞内蒙独立，企图把内蒙地区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尽管这些阴谋活动屡遭失败，但关东军始终没有放弃向内蒙扩张的野心。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关东军向东京方面提出，依靠行使武力，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其目标是：为准备对苏作战，要在华北、蒙疆建立地方政权，并确立日、满、华北经济同盟的基础⁽³¹⁾。1937年8月9日，关东军接到日本陆军总部关于配合华北日军向察哈尔发动进攻的命令后，立即进行政治动员，于8月中旬先后制订《察哈尔方面政治工作紧急处理纲要》和《察哈尔方面政治工作紧急处理纲要具体措施案》，主要内容如下：（一）在张家口建立管辖察南、察北的统一政权（暂称察哈尔政权）；（二）在张家口设置直属关东军司令官指挥的大特务机关，以监督察哈尔政权的军事、外交、经济方面的主要事务；（三）派遣具有独创性和统制能力的日本人担任察哈尔政权的顾问；（四）接管察哈尔银行，无论如何要建立独立的币制⁽³²⁾。关东军一面召回时任伪满洲国间岛省省长的金井章次，作为未来新政权的首席顾问；一面以情况紧急为由，让张家口特务机关要员与作战部队同行，以便实施既定方策。

8月27日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当地特务机关随即组织治安维持会。9月4日又设立察南自治政府，以原察哈尔省政府委员杜运宇和商务会长于品卿为最高委员，下设总务处及民生、财政、保安、民政四厅，管辖万全、宣化等察南十余县。稍后，日本陆军中央在《察蒙处理纲要》中决定：由“关东军政务指导的范围以察北、察南为范围，必要的情况下负责张家口以西平绥沿线的工作”⁽³³⁾。

此后，关东军的攻势迅速向内蒙古中西部推进，于9月13日攻陷大同，10月14日占领归绥（今呼和浩特），10月17日攻占包头。蒙古自治军政府总裁德王也跟随日军西犯，在日军占领区内召集各旗保安队组织联合军，以备东山再起。关东军希望通过德王，在新占领区内建立统一的伪政权。10月1日，关东军在《蒙疆方面政治工作指导大纲》中决定：改组内蒙政府为自治政府；确定晋北自治政府的组织要领；由察南、晋北、蒙疆三自治政府派出委员，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³⁴⁾。根据这一方案，建立包括绥远、晋北在内的蒙疆政权已成为关东军新的目标。

10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又训令蒙疆各特务机关遵照执行该《指导大纲》。如在向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发出的训令称：“一、贵官对蒙疆方面政治工作，应遵照附件指导大纲统辖有关机关，担任领导工作。二、关于蒙疆方面的领导，应统辖有关特务机关长处理工作。”具体的“指导大纲”由关东军参谋长拟订，主要内容包括：“晋北自治政府，在当地居民自发趋势形成时，即应迅速成立政府”；“蒙古自治政府，应尽力促其早日成立”；“三政权联合委员会应与各有关特务机关长紧密联系，以期使之尽快设立”；平绥铁路，“目前应由满铁华北支局在张家口设立铁道局管理其业务”；“在确定鸦片、盐务政策时，应特别注意筹划蒙疆方面的财源”；“其他矿山资源的开发，目前龙烟铁矿应以兴中公司为中心”⁽³⁵⁾。

根据训令，蒙疆各日本特务机关迅速着手拼凑伪政权。10月15日“晋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由夏恭任主席，日本人前岛升为顾问，下设民生、教育、财政三厅，辖晋北13县。与此同时，德王由百灵庙赶赴被日军占领下的绥远省城归绥，以“蒙古各盟旗联军”总司令名义任命各县县长，并开始与日军共商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事宜。

经反复商讨，德王以“蒙古军政府”名义通知各地于10月27日在归绥市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³⁶⁾，讨论建立新政府问题。应邀与会的除“蒙古军政府”、“蒙古军总司令部”等部门负责人和内蒙西部地区各盟、旗王公外，还有原绥远省所属各市、县指派的人员。此外，还邀请了晋北、察南两个伪政权代表，以及日本顾问、特务机关长等。由于日伪双方在政权名称、人员安排等方面意见不一，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与会进行协调，并作出最后裁定。

10月28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政府所在地归绥改名为“厚和”。云端旺楚克（云王）被推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兼政务院院长，李守信为总军司令⁽³⁷⁾。政府下设政务、财政、保安三部，另有参议会及政务委员会；管辖范围为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察哈尔等五盟及厚和、包头两个特别市⁽³⁸⁾。

此时，日军在察哈尔、绥远、山西北部的军事行动取得很大进展，当地伪政权先后建立。关东军对内蒙地区的统治策略因此也发生显著变化。10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满蒙方面政治工作指导要纲》，规定：内蒙军政府改组为自治政府后，由蒙古、察南、晋北三政权各派遣委员，在张家口设置蒙疆联合委员会，以协调处理有关三政权的重大事项；联合委员会以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并代理总务委员长；三政权范围内的煤矿、铁矿等地下资源和电力等重要产业均由联合委员会统制⁽³⁹⁾。关东军控制下的蒙疆政权统治范围，因此扩大到包括察哈尔、绥远、晋北等地的广大区域。

金井章次曾这样解释关东军的这个计划：“对晋北的经济与物资流通等进行调查，发现通过北京、包头间的京包铁路经营的占八成多，通过晋北的大同与山西省会太原之间而进行的交易，只占全部的二成弱。因此，晋北的经济实体与晋南（太原）分离，同张家口、绥远、包头合为一体的做法是很自然的。”⁽⁴⁰⁾大同地处交通要冲，是山西省财政收入的重镇。当时绥远以西的鸦片从张家口运往北平，须经过大同，其过境税相当可观，阎锡山历来重视晋北，关东军亦不例外。另外关东军对察南、晋北等地丰富的煤铁资源觊觎已久，他们急于将察南、晋北两地都划入蒙疆伪政权的范围。

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三个伪政权的代表卓特巴扎普、于品卿、夏恭等七人于1937年11月22日齐聚张家口，商议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筹备事宜。筹备会议由金井章次主持，并在“为促进蒙疆三政权的相互善邻关系，加强相互关联的产业、金融、交通等重要事项的联络”等名义下，达成了三政权之间紧密联合、共同防共的协议，最后缔结了《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协定》，其主要内容有：“本联合委员会称‘蒙疆联合委员会’，处理有关产业、金融、交通及其他重大事项，各政权将原有权力的一部分，委交本会行使之”；“联合委员会设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各专门委员会，其委员由各政权的特派员及其他必要职员组成之”；“总务委员会为联合委员会之代表，并总理本委员会之会务”；“联合委员会设日本最高顾问一名，顾问、参议若干名”；“联合委员会的决议，须得关系委员、最高顾问及关系顾问之同意，始为有效”；“联合委员会发布有关指导、统制，均以命令行之，各政权为援助执行，得分担义务”；“非经各政权之同意，不得脱离本委员会”⁽⁴¹⁾。

关东军强使这三个伪政权合流，除为掠夺该地区的资源提供便利之外，也意欲增强对平绥铁路沿线的军事控制。为调和各政权之间的矛盾，增强日本顾问的地位，联合委员会不设委员长或其他最高长官，仅以委员会名义组合各政权，而由日本最高顾问金井章次掌控着“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实权。

“联合委员会”成立当天，出席会议的伪政权代表向关东军司令官呈送函件称：“一、蒙疆地方的本委员会应处理的一切命令及执行的政务、须适应贵军占领地的军事要求，因此，请求贵军给以大力协助，特请贵司令官在幕后指导方面给予深切的关怀。二、本委员会的最高顾问、参议、顾问及委员会职员中的主要成员，请由贵司令官推荐日满两国人员充任。三、本委员会所管理及统辖的重要交通和重要产业，根据需要，可委托贵司令官指定日满机关分别经营，或合并经营，对此请给以方便。”⁽⁴²⁾接到上述“请求”后，关东军司令官于11月25日复函表示：“拟在我方可能范围内，尽力给以协助。”与蒙疆联合委员会完成秘密换文手续后，关东军和驻蒙日军最终确立了对该组织的领导权。

对关东军擅自扩大蒙疆伪政权统治地域的行动，日本陆军中央颇为不满。尽管如此，关东军仍态度强硬，不断活动，造成既成事实，同时又向上呈报，强调蒙疆必须与华北分开进行指导。12月24日，日本内阁在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明确规定：华北临时政府管辖的范围，“大致定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与察哈尔省的一部分”；“察南及晋北两自治政府，则待机与新政权合并”⁽⁴³⁾。26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亲自致电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再次强调：“现在，如把察南、晋北合并到华北，不仅无视既成事实，有失皇军信誉，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了以前艰难经营的各项工作。……因此，本军坚决不同意这一决定。”28日，陆军次长梅津美治郎出面答复称：“蒙疆之现状，虽暂且承认内蒙与察南、晋北之关系，但从它们与华北各政权进而与全中国的关系上看，给对华经营埋下了祸根。所以，在将来适当的时期，换言之，在华北政权发展到能够与蒙疆各政权确立关系的时候，再考虑调整与察南、晋北两政权的关系。”⁽⁴⁴⁾由此可见，日本陆军中央既不想强令关东军执行内阁方针，但又不完全容忍关东军独断独行。这一立场在此后编组驻蒙兵团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早在10月日军攻占大同时，陆军中央见关东军对华北的行动超越了中央指令，即考虑让其撤退，另派军队担任该方面工作。但因察南、晋北地区连接中、苏两国，为避免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发生矛盾，最后决定成立“驻蒙兵团”，直属天皇管辖。1938年1月4日，“驻蒙兵团”正式编成，其任务是：“担任内蒙及察南、晋北主要地区的治安”；与关东军作战地区的分界，“为满洲国与内蒙、察哈尔省的交界线”；与华北方面军的分界，“为内长城线及绥远、陕西省境的长城一线，但涞源县属于华北方面军”⁽⁴⁵⁾。

上述安排表面上平息了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的矛盾，但由于驻蒙兵团的要员大都来自关东军，关东军对该军仍有很大影响力。1938年元旦，关东军司令官与参谋长分别邀请新任驻蒙兵团司令官和参谋长进行恳谈，要求他们在政策、作战、谍报谋略等各方面不要改变现状。同时，又致函蒙疆三个自治政府，通知他们将秘密换文中的“关东军司令官”改为“驻蒙兵团司令官”，并希望早日“与满洲国缔结有关防共、通商、经济、金融及其他必要的协定，特别希望将贵地重要物资为满洲国优先利用和开发提供方便”。1月14日，关东军司令官又给德王、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及驻蒙兵团司令官发出公函，宣布“把蒙古军的统帅权委托给在蒙疆日本军最高指挥官”⁽⁴⁶⁾。

进入1938年之后，日军进一步对其占领地区内的各伪政权加强控制。同年7月，日本政府制订《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明确规定：“在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之下，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各个政权首脑以下的官吏，由中国人担任……在关键的位置上配置少数日本顾问，或招聘日本人担任官吏，便于从内部进行指导”⁽⁴⁷⁾。据此，驻蒙日军决定扩大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以增强其统治权。8月1日，日本顾问金井章次操纵蒙疆联合委员会以通过决议的方式，将原来的三个专门委员会扩大为总务、产业、财政等六个部，各部设部长、日本顾问和理事官，部长由三政权代表担任，理事官则由中日人士出任。改组后的联合委员会，从原先单纯协商性质的机构，变为高踞各伪政权之上发号施令的机关，并直接掌管整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

德王是个政治野心很大的蒙古王公，在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他将年老多病的云王推为主席，自己只担任副主席兼政务院院长，因云王不来视事，政府实权就稳操手中。1938年4月云王病逝后，德王继任主席兼政务院长。自治政府虽有日本特务机关长和日本顾问的监督，但在内部事务的处理问题上，他仍有裁决权。蒙疆联合委员会改组后，德王越发感到自己的地位受损，开始表现出抵制的态度。对此，日本当局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一面以强制手段令其服从联合委员会的领导，同时又邀请他去日本访问。同年秋天，德王利用访日机会积极活动，向日本陆军中央提出建立蒙古国的主张，但未获赞同。随同访日的金井章次也只准他称“蒙疆”，不准他称“蒙古”。尽管受到天皇召见，德王仍很气愤，表现出强烈的不合作态度。

由于德王在内蒙古各盟旗中拥有较大影响力，日本因此没有把他抛弃，而是软硬并用，迫他就范。同年11月，蒙疆联合委员会举行成立周年大会，邀请华北日军和伪满洲国的一批有名人物出席，德王托故不去参加。金井章次焦急万分，派人连劝带吓，硬把他拉到会场。为诱使德王合作，当地日军和特务机关经反复研究，又于1939年4月将蒙疆联合委员会中权力最大的总务委员长一职让给德王担任。

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在中苏、中蒙边境与苏联红军发生武装冲突，结果均告失败。此后，日军对苏、蒙两国被迫采取防御战略。蒙疆北部地区，恰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毗连，日本将其划为“防共”特殊地域，急于要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而为一，以便统一发挥“防共前驱”的作用。5月8日，驻蒙日军拟订《蒙疆建设基本计划》，图谋“建设强有力防共特殊地带”，并以1941年基本完成为目标⁽⁴⁸⁾。6月11日，驻蒙日军司令官邀请德王、于品卿、夏恭等三个伪政权首脑，正式商谈三政权合并问题。当时，日军已在北平和南京成立了两个伪政权，因而考虑再成立一个类似“满洲国”的蒙古帝国或“蒙疆联合自治国”。

日本内阁兴亚院对此计划进行了专门研究，同意建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并于7月28日制定《设立蒙疆统一政权纲要》，其主要内容是：统一政权“采取高度的自治制”；“以亲日防共、提高民生为施政纲领”；“设最高顾问，作为主席的协议机关，以日本人充任之”；“设参议府，作为主席的咨询机关”等等，连使用年号、政府机关的名称都有具体规定⁽⁴⁹⁾。

1939年9月1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根据日军内定，推选德王担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蒙疆伪政府成立当天，公布政府“组织大纲”、“施政纲领”和“成立宣言”；确定张家口为“首都”；采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使用黄、蓝、白、红四色七条旗。经过改组后的政府，增设了蒙古军总司令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等职。政务院下设置总务、民政、治安、司法、财政、产业、交通等七部，以及牧业总局、税务监督署、榷运清查总署等多个局署⁽⁵⁰⁾。新政府成立后，一批日本人开始以正式官吏的身份出现，分别担任新政府的秘书长、部长、次长、局长等要职。日本政府还专门设立“兴亚院联络部”，由酒井隆担任联络部部长，以加强对这个新政府的监督。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原察南、晋北自治政府改为政厅，直隶政务院管辖；原“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辖的巴、察、锡、乌、伊五个盟，也直隶政务院。其所辖地域大致如下：察南政厅设张家口，辖张家口市及万全、宣化等10个县；晋北政厅设大同，辖大同市及朔县、应县等12个县；巴彦塔拉盟公署设归绥，辖归绥（厚和豪特）、包头二市与五旗十县；察哈尔盟公署设张北，辖八旗；锡林郭勒盟公署设贝子庙，辖九旗；乌兰察布盟公署设百灵庙，辖六旗；伊克昭盟公署设伊金霍洛，辖七旗四县⁽⁵¹⁾。实际上，当时蒙疆伪政权的势力仅能达到黄河以东的准噶尔、达拉特旗的部分地区。

与其他伪政权相比，“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建立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即使在汪伪政府建立后，仍能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

四　伪华中维新政府

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是中国政治经济命脉所在。日军通过“八一三”事变，在华中地区燃起新的侵略战火，同时又投入巨大兵力，耗时三月，向中国守军反复猛攻，终于突破中国军队的淞沪防线。鉴于在华北扶植伪政权的经验，侵入华中地区的日军也各自在占领区扶植名目各异的治安维持会，接着又开始组建与“华北临时政府”类似的伪政权。

由于日军在向华中地区进攻时遇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不能像华北那样一下子夺取整座城市。因而伪政权的建立，也与华北不同，日军首先在占领的区县建立小规模的伪组织。1937年9月中旬，日军攻占位于吴淞口的上海外围县城宝山之后，即于9月23日设立宝山县自治委员会。此后，随着日军占领区域的扩大，各地伪政权先后登场，最小的政权仅为乡镇一级。如12月13日，侵沪日军在宝山县所属的月浦镇与杨行镇，扶植了两个镇“自治委员会”⁽⁵²⁾。

这批大量出现的维持会与自治委员会，其主要行动口号是：“1．打倒国民党容共政权；2．确立绝对的亲日政策；3．谋求一般民众之幸福；4．发展亚洲民族之团结。”⁽⁵³⁾这些伪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当地日军维持战后的社会秩序，检举抗日分子，清查户口等，由于这批汉奸大多是没有威望、没有能力的地方人士，因此除上述简单工作外，无法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华中日军在拼凑治安维持会的同时，也注意物色有地位的汉奸来组建较有影响的政权，以实现对新占领区的长期统治。日本上海派遣军特务机关精心策划，找到一个曾在日本留过学的福建商人苏锡文，于同年12月5日在上海浦东组织成立“上海大道市政府”，以太极图旗帜为标识，采用日历纪年，公告文件均采用中、日两种文字。同时，还发表《大道市政府宣言》，对“大道”的涵义进行解释，认为：“惟有彼此实行大道，始能得到真正和平。”然后又阐述了成立政府之目的：“值斯日本皇军代我国民诛锄军阀及国共两党之际……吾人特组织大道市政府，更易旗帜，期拯斯民于水火，而与举世之人，共登大同之域。”与此同时，“大道市政府”公布的“施政方针”明确宣称：“基于日满支一元化之精神，谋市政之独立”；“国共两党思想之清扫与东洋固有美德之发扬普及”；“基于‘一家’组织之精神，确立自治制度”⁽⁵⁴⁾。这个初具政府形态的傀儡政权，虽然力量软弱、机构不全，但与治安维持会相比，已能发挥更多作用。华中日军期望通过这个伪政权控制上海及周围的新占领区。

1937年12月14日，华北日军在北平扶植汉奸成立“临时政府”之后，华中日军也考虑成立规模更大的伪政权。日本内阁在12月24日制订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对华中地区建立伪政权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军事的占领区域内，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建立与华北新政权有联系的新政权。”由于日本政府对上海租界及其周围地区特别关心，《纲要》专门进行详细规定，仅行政方面就有五项，主要是：“除租界周围即租界及越界筑路外，以大上海市管辖区域为特别市”；“特别市的行政，由中国人市长加以掌管；但在特别市，设置辅助市长进行一般行政指导的日本人顾问”；“为了施行特别市的警察行政，设置特别警察部；警察部长以下的首脑，由中国人担任，但为了与首脑协作，设置相当人数的日本人顾问”。在经济权益方面，“目标以上海为据点，确立帝国向华中方面经济发展的基础”⁽⁵⁵⁾。

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经过中日双方数月激战，人员与物资方面损害很大，再加上各国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导致日本内部意见不一，组建华中伪政权的工作因此不如华北那样顺利。12月29日，华中日军特务机关拉拢上海财政经济界几个头面人物成立“上海市民协会”，企图首先协调工商界，恢复工商业。1938年元旦，在江、浙两省省会同时成立了“南京自治委员会”和“杭州治安维持会”。其他新占领区的自治组织，也陆续成立。至1月20日，华中占领区的各种自治机构已达26个⁽⁵⁶⁾。

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对华中地区建立伪组织的工作更为重视。日本陆、海、外三省经过磋商，于1月24日达成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在华中方面，对于中国方面的现地指导，须在现地陆、海、外务三个机关联络协商的基础上进行。为此，决定以在上海的陆、海军特务部长及总领事组成现地联络委员会，上述委员会对现地进行必要的筹划，并决定从事指导的负责人和方法等。”⁽⁵⁷⁾2月12日，陆军省制订《华中政务指导纲要》，任命原田熊吉少将为华中方面军特务部长，具体实施有关工作。

根据日本政府指示，华中日军抓紧组建华中伪政权的工作，具体工作由华中方面军特务机关长臼田宽三负责。他首先把目光瞄准了曾在民国初年担任过国务总理，以后又任广东护法军政府总裁的唐绍仪。但唐绍仪犹豫不决，使日军的计划无法实现。于是，臼田又策动温宗尧、梁鸿志、陈群等人率领旧人马，共组新政府。温宗尧早年曾赴美国留学，先后担任过清政府驻藏参赞大臣、湖北军政府外务次长、护国军政府都司令部外交局长、广州军政府总裁等职，20年代后退出政坛，长期在上海寓居。梁鸿志是北洋遗老，曾任安福国会参议院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段祺瑞垮台后离开政坛，此时也在上海寓居。陈群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护法、北伐等革命活动，担任过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首都警察厅厅长等职，是个有实力的人物。2月中下旬，臼田宽三与这些政坛失意的政客，就组织伪政权问题进行具体商讨。由于双方都有很大野心，所以把新政府定名为“中华民国新政府”，同时又确定以民国初年的五色旗为“国旗”，民主立宪为“政体”，“政府”所在地选定南京。另外，还制订了新政府组织大纲，准备于3月16日正式成立⁽⁵⁸⁾。

华中地区的组府活动，引起华北汉奸的不满。“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后，王克敏等即以中央政府自居，不希望再成立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伪政权。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为扩大自身势力，亦支持“临时政府”的主张。他们要求在华中地区设省，让梁鸿志等人去北京“临时政府”任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则认为，长江流域的战略地位超过华北，新中央政府应设在华中。华中日军还策动各地自治委员会发表通电，要求在华中地区成立新中央政府。当时主要在华中与华南地区活动的日本海军也支持这一意见。王克敏见反对不成，就向日本当局提出辞呈，以示要挟。

侵华日军的内部矛盾引起了日本当局重视。3月7日，日本政府召集外务、陆军、海军三省主管官员进行会商，最终在成立华中新政权的有关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次日，陆军次官向华中派遣军参谋长和特务部长通报了日本政府的具体意见：“一、赞成建立新政权，可以起到给蒋介石政府以威胁的效果；二、关于国旗、政体、政府所在地没有异议；三、名称定为‘华中民国政府’。这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把华中政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以便将来与华北政权合并组织中央政府。”另外，对于新政权成立所需的二百万元经费，陆军省考虑拿出一百万元⁽⁵⁹⁾。

然而，华中派遣军不赞成把新政权定名为“华中民国政府”，派遣军参谋长在呈报意见时指出：“政府的性质决定于将来怎样指导，现地可以使用中国人希望的名称，趁建立政权的热情还没有降低的时候，最好先组成政府。”⁽⁶⁰⁾日本陆军当局只得继续同华北、华中两方面磋商，原定成立新政府的时间也被迫推后。

3月24日，日本政府制订《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对华中政权的性质及与华北政权的关系作出明确规定：“华中新政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成立，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尽快使其合并统一。”同时，为使两政权的合并统一不发生阻碍，要将成立宣言作必要的修改；新政权的机构和统辖的各种业务（海关、统计局、盐务局等）措施，要有利于将来的合并；两政权应建立联络协商会议。此外，还有一个谅解事项，即以现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用意，是要它领导各地方政权，至于帝国承认它为中国的中央政府问题，则须根据另外的考虑决定；首都设在何地，一任中国方面选定⁽⁶¹⁾。

梁鸿志等人不甘心充当地方政权首脑，他们认为，政权的性质虽不能更改，但名称可以另外确定，决定把华中伪政权定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特地把成立大会放到尚处于战乱的南京举行。3月28日，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大礼堂正式宣告成立。当天，维新政府对外发表宣言，声称：“恢复秩序、抚辑流亡、安定农村，复兴商业，皆目前最急之务。”⁽⁶²⁾同时还颁布政纲，并在南京和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成立大会过后，梁鸿志等人又跑回上海，躲进位于日租界的新亚饭店办公，故被时人讥为“饭店政府”⁽⁶³⁾。

“维新政府”宣称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因人事安排的窒碍，实际只设行政、立法两院，行政院之下设外交、内政、绥靖、财政、教育、实业、交通七部⁽⁶⁴⁾。梁鸿志任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部长，温宗尧由于内部倾轧，最终担任了有名无实的立法院院长。任援道、陈群、陈锦涛分别出任绥靖、内政、财政部部长，得以掌握实权。王子惠因有日军特务头目土肥原撑腰，当上了实业部部长。

同华北“临时政府”一样，“维新政府”亦是完全听命于日本侵略军的傀儡政权。它不仅由华中派遣军一手策划成立，而且政府的一切活动也都听从日军安排。华中日军仿效华北日军的办法，由当地日军最高指挥官同行政院院长梁鸿志达成派遣日军顾问的协定。因华中地区还有日本海军，故没有像华北那样书面换文。“维新政府”成立后，日本顾问即控制了政府各重要部门。不久，华中派遣军撤销了军特务部，特务部长原田熊吉出任维新政府最高顾问，特务部其他成员也改任绥靖、内政、财政等部门顾问，总数达27名之多⁽⁶⁵⁾。

日本扶植“维新政府”，主要是为了控制与恢复华中占领区的经济，以贯彻其“以战养战”的政策，这自然成为“维新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成立之时，“维新政府”即宣称，新政府的经济政策为恢复秩序、慰抚流民、安定农村、复兴商业四项。为在经济上取得明显效果，首先着手办理警察，恢复交通。同年5月6日，“维新政府”接收上海海关后，立即下令限制各种重要物资的移动，禁止携带500元以上的法币出口。“维新政府”还接收了松江等地盐务局，设立苏浙皖盐务总局，垄断盐政。为发挥上海全国通商大埠的经济枢纽作用，“维新政府”制订了大上海建设计划，同年9月成立直属内政部的上海复兴局，掌管上海复兴事务。接着，又将上海市伪政权改称特别市政府。

为麻痹统治区人民的思想，“维新政府”宣传局与日本情报机关合作，控制舆论、文化机关，创设华中通讯社，作为宣传奴化理论的喉舌。同年7月，又将原流氓组织兴亚会扩充成大民会，大力宣传“中日提携，谋东亚的自主兴隆”。此外，还在中日文化提携的口号下，把日语作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每周上课多达十小时。同时颁布“思想善导办法”，令各级学校对学生进行所谓中日亲善教育。为使奴化教育能够贯彻实施，在南京等城市举办“小学教师夏季讲习所”、“教员临时养成所”⁽⁶⁶⁾。

由于日本政府给“维新政府”的定位是地方政府，不管如何自我吹嘘，“维新政府”总不能以中央政府自居。梁鸿志在宣读《政府成立宣言》时强调：“维新政府之成立，系根据苏、浙等省之事实，原为暂时性质，与临时政府初无对立之心。向来中央所管事项之不可分析者，仍由临时政府商酌办理。一俟津浦、陇海两路恢复交通，即与临时政府合并。”⁽⁶⁷⁾随后，政府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一面强调“维新政府”是“纯粹根据实际需要而成立的事实上的政府”，同时也承认将来要同临时政府合并⁽⁶⁸⁾。梁鸿志等人虽对合并一事很不情愿，但日方出于侵华战争需要，希望合并问题尽快解决。

“维新政府”成立不久，日本当局即策划南北两个伪政权首脑相互接触。4月4日，梁鸿志、陈群、任援道等实权人物即去北平访问，与王克敏、汤尔和、董康等人会谈，商讨南北两政府合并事宜。4月29日，王克敏回访南京，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经两次会谈，大致达成如下意见：（一）关于外交问题，由临时政府主管，维新政府发生外交问题时，应即向临时政府报告；对日外交机关之设置，临时政府原已任命驻东京办事处处长，维新政府可另发任命，让其兼任维新政府驻东京办事处处长；（二）关于教育问题，双方一致同意废止排日教育，所有教科书从速另行编印；（三）关于海关问题，如海关之接收，新税率之制订，完全按照日方意见办理；（四）关于财政税收通货问题，依照临时政府的办法，设立盐务公署以辟财源，但征收款额应向临时政府报告；扩展联合准备银行，使之成为中央银行，华北地区以联银券驱逐法币，华中地区逐步限制法币之流通⁽⁶⁹⁾。

就上述事项而言，“临时政府”名义上占有优势。当时中日两军正在苏北激战，津浦铁路尚未打通，实际联合还无从谈起，“维新政府”方面遂乘机将联合问题搁置起来，以待形势的变化。日本华中派遣军也不希望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在南、北合并后处于劣势，因此反对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合并。此外，两政府合并的人事安排亦是重要问题。由于双方均没有合适的元首人选，所以合并工作难以获得进展。

为消除合并障碍，日本当局派土肥原去做协调工作。在取得南北两支日军赞同后，土肥原于9月初召集“临时政府”的王克敏、齐燮元、汤尔和，以及“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陈群、任援道与蒙疆方面的德王等三个伪政权首脑，加上有关日军代表至大连开会，商讨合并问题。经多次协商，仍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首先是关东军要保持蒙疆政权的独立性，反对蒙疆政权参加新组织；其次是华中派遣军对新组织不赞同；第三是新组织的人选，无法确定令各方都满意的名单⁽⁷⁰⁾。会议行将破裂之时，日本政府一面令土肥原继续积极与各方协商，同时明确表示，联合机关是过渡性机构，并不是统一的中央政权。这样，南、北两政权的对立才告缓和，双方就合流问题初步达成协议。

9月20日，南、北两伪政权首脑根据大连会议的原则，在北平举行联合委员会预备会议，中心议题仍是两政权的合流问题。在日本当局一手策划下，双方同意设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9月22日，公开发表“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成立宣言》、《组织大纲》、《办事细则》及委员名单。根据组织大纲，“联合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统制关于政务上共通事项，使新中央政府易于成立”；“对于交通、通信、邮务、金融、海关、统税、盐务、文教及思想等，其中需要统制事项协议之”⁽⁷¹⁾。

“联合委员会”的人事安排，采取对等原则，即南、北两政权各推荐三人为委员代表各自政府。在委员中选举一人为主席委员，代表联合委员会处理会务。由各政府的委员中各选举一人为常任委员，以主席委员和常任委员组成常任委员会。“联合委员会”的秘书长由“临时政府”派员担任，事务处长由“维新政府”派员担任，“临时政府”推荐一名次席秘书，“维新政府”推荐一名首席秘书⁽⁷²⁾。经双方推荐，由王克敏担任主席委员，朱深、温宗尧为常任委员，梁鸿志、王揖唐、陈群为委员。上述安排显然表明“临时政府”仍占明显优势，梁鸿志虽感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维新政府”的冷淡态度及南、北日军的内部矛盾，使联合委员会成为一个貌合神离的松散组织。此后，双方分别在北平和南京就“蒙疆自治政府加入问题”、“反对英国政府援蒋问题”、“物资调剂问题”、“沟通南北汇兑问题”、“统一编制教科书与年度日历问题”等问题举行过多次会议，发表了“反共救国宣言”、“反对英国援蒋借款声明”等文告⁽⁷³⁾。由于双方都想保住原有权势与地盘，故在涉及实际利益时均不肯作丝毫让步。经过近一年活动，联合委员会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汪精卫集团投敌后，日本政府把组建统一傀儡政权的希望寄托到汪精卫身上，对南、北两政权的联合逐步失去了兴趣。

第二节　汪精卫集团谋求对日妥协

一　低调俱乐部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绝大多数中国人毅然选择武装自卫的道路，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然而，也有一些身居要职的民族败类，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竟认贼作父，投敌卖国。汪精卫等人即是最典型的代表。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号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后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并在广州、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居于决策高层。卢沟桥事变时，他正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面对日军侵略，他胆战心惊，力图妥协。然而见到全国抗日洪流汹涌澎湃，他又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骗取民众的信任，曾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讲话，声称：“最近卢沟桥事变突发，危急情形，更加严重……国难如此严重，救亡图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⁷⁴⁾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汪精卫曾一度四处为抗日唱高调，声称：“中国今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惟有抗日才能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惟有全国同胞一致的自动牺牲之精神，从事抗战，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⁷⁵⁾“敌人在政治上有一个最毒的策略，就是拿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兵，来杀中国的人；拿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士大夫，来统制中国的人……只有不成材料几个最无赖的人，才肯做傀儡。敌人要学从前满洲进兵利用中国士大夫统制中国人的办法，是绝对做不到了。……现在全国人民精诚团结，那个士大夫变节，立刻认他作汉奸，不齿于人。”⁽⁷⁶⁾尽管汪精卫一再于公众场合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言论。然而，由于他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于是便利用抗日宣传的缝隙，巧妙散布“亡国论”的论调。

1937年7月30日，日军攻占北平。当晚，汪精卫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在回顾近年来中日关系时，他说：“我们知道日本对于中国是侵略无已的，自九一八以来，对于中国是一步一步的杀进来。”但中国只有“一步一步的后退”。原因何在？他解释说：“因为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在侵略。”讲话中还专门分析了缔结《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的原因，说当时政府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忍辱负重”，“确是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仍然忍下去，让下去，当时所以如此，是想使日本进得慢些，我们退得慢些”⁽⁷⁷⁾。这些言论，不但是为战前的妥协外交作辩解，而且也宣传了中国不敌日本的亡国论调。

8月3日，汪精卫再次发表广播讲话，强调“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他说：“中国宋末、明末曾两次亡国，其亡国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于不说老实话，心里所想与口里所说，并不一样。”怎样才算说老实话呢？他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败于德国，几乎亡国，德国败于协约国，也几乎亡国的例子，说明其终究未亡的原因，是“肯说老实话”。他对此大加发挥：“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格局来。这种做法，无他巧妙，只是说老实话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谓说老实话，就是“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⁷⁸⁾。这些话的意思是：“和”只有暂时吃亏而已，事后可以“有所以抵偿”；而坚持“战”，就会“败个不已”。

在宣扬“抗战必败”理论的同时，汪精卫还不断通过渲染战争恐怖来吓唬国民。他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那就只有“牺牲到底”了。“‘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有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等到“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⁷⁹⁾。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式上，他进一步鼓吹战争的残酷：“一年来，破碎的山河，没有一处不染满了我们同胞的血痕。今年三月……据军政当局的报告，武装同胞死伤之数，已达五十多万。如今又过了三个月了……武装同胞死伤的数目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也可以推想而知。”“至于非武装同胞，在沦陷区域内，死于飞机之轰炸，大炮之轰击，机关枪之扫射，步枪之射击，刺刀之刺杀，其数目一时更不易统计。即在后方区域，一样的也日日在飞机轰炸之下不断流血”。“一切武装同胞非武装同胞的血，从前流着，现在流着，未来还要流着。”⁽⁸⁰⁾这番言论虽没有公开提出对日妥协，但已强调抗战必定要“牺牲”，以“牺牲完了”暗示“再战必亡”。在汪精卫眼中，对日抗战，除了“死”和“流血”以外，别无所有。

汪精卫不仅在公开场合支持和散布关于抗战的“低调”，在国民党高层之间也一直主张对日议和。

1937年8月4日，汪精卫借口报刊关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将南来的报道致函蒋介石，迫不及待地主张国民政府应当主动对日谋和，他说：“今日仅为应战而非求战，彼既来，既先开口，我无不应之理。故此时努力于谈判公开之外，尚须坚决负起责任，如认谈判所开绝对不可接受，则负起战之责任，要求全国一致效死；如认谈判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要求全国赞成，即不赞成，亦要求必不反对。总之，此时吾党所能望于国民者，得其谅解而已。至于责任，则非吾党负之不可。至于谈判所开内容，此时虽未探悉，然以意测度，可归为数个方式，恕未能详叙，如承赐见，当继续敷陈也”⁽⁸¹⁾。汪精卫还面见蒋介石，转告胡适等人提出的和议意见。在答复汪时，蒋介石“以为军心摇动极可虑，不可由彼呼吁和议，亦不可变更应战之原议”⁽⁸²⁾。对此，汪精卫颇不满意。对于当时中、苏之间洽商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汪精卫认为将导致中日之间走向全面战争而失去议和机会，因此直接表示“怀疑”⁽⁸³⁾。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签署后，汪又于23日致函蒋介石，称：“中国接受俄之援助，且力谋其援助之加强，实为当然。而对于日本，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此绝非心怀两端，实乃孤舟出险所不容不采之手段也。”⁽⁸⁴⁾周佛海投敌后曾公开承认：“在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坚确的认识之下，我和几位朋友，就一面设法约人直接向蒋先生进言，一面设法传布我们的主张。汪先生的主张，是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⁸⁵⁾

应当指出，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许多中国人的政治立场面临新的抉择。以原改组派为主体的汪精卫集团，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些人走上了抗战道路。同时，原属蒋介石集团的一些人却被日军吓破了胆，对抗战前途悲观丧气。此时，汪精卫不断鼓吹的抗战失败论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并促使他们转投汪精卫麾下，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就是其中的代表。

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一度信仰过共产主义，后投靠国民党，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步步升高，进入蒋介石的智囊团，成为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1931年，他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后历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南昌行营政治训练部主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周佛海正参加蒋介石、汪精卫主持的庐山谈话会。他对蒋介石的抗日言论感到迷惑，认为蒋介石是“绝顶聪明的”，目前朝野上下都在“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蒋介石不能不附和，而且调子还要唱得比别人更高，只有这样才能压服反对派，争取舆论的支持。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的用心虽然良苦，但决不会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作茧自缚”，“逼迫他走上不愿意走的路”⁽⁸⁶⁾。周佛海还曾对抗日形势做过如下分析：“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日是倒蒋惟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因为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适足烧身，前途是未可乐观的”；“如果战事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⁸⁷⁾。当时周佛海与一批高层政要和知识精英往来密切，他们一面设法约人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同时也利用机会传播自己的主张，并且自诩为“低调俱乐部”⁽⁸⁸⁾。

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与周佛海两人见面时经常谈起时局问题。汪精卫认为“仗不能再打下去”，周佛海也认为，“中国本身的力量同日本比较，赶不上他”，国际上“对于中国除道德的同情、精神的援助外”，“没有实际的援助”⁽⁸⁹⁾。两人很快结成亲日派系。于是，“低调俱乐部”成为汪精卫进行所谓“和平运动”的基干力量，周佛海亦变为汪精卫的心腹，为其叛国投敌出谋划策，担当起“总参谋长”的角色。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之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当时汪精卫主张接受，向蒋表示提出“彼甚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但蒋明确表示“此不可能之事也”⁽⁹⁰⁾。陶德曼调停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后，汪精卫集团加紧宣传抗战必败的亡国论调。1938年1月，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在武汉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艺文研究会来头很大，根据蒋介石“面命”，受汪精卫“指导”，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⁹¹⁾其活动经费经蒋介石批准，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拨付，每月5万元。艺文研究会总部设在汉口，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了分会。

与此同时，汪精卫、周佛海又派自己的亲信、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林柏生以及梅思平前往香港，开设国际编译社，创办蔚蓝书店。国际编译社实际上是“艺文研究会”的分支机构，由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他们每周开一次国际问题座谈会，研究一周来的国际时事，主要分析对日情报，会后起草两份内容相同的报告交周佛海，让他转呈蒋介石和汪精卫。由于他们打着研究国际问题的招牌，一时间吸引了不少同类，“许多人猬集于两间小房之中，跻跻跄跄，极为热闹”⁽⁹²⁾。后来汪精卫逃离重庆，在香港的这批人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不断为汪精卫集团摇旗呐喊。

周佛海曾明白供认艺文研究会的宣传宗旨，由于当时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怎好针锋相对的明白反对”全民族抗战？“所以我当时的宣传方针，便是提出科学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⁹³⁾。他打着讲理性、讲科学的幌子，归纳夸大国民党临全大会方针中的消极因素，写成《抗战建国的两个要点》一文，进行宣传。他认为《抗战建国纲领》主要提了两点：一是民族国家的信仰；二是科学的信仰。这种信仰要求“全国国民应当牺牲党派的成见，阶级的利害，来服从民族国家，来支持民族国家，全国国民应当认定民族国家高于一切”。换言之，就是要一切服从国民党，它的矛头完全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科学信仰，文章认为科学的研究，“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没有临时抱佛脚的符咒式的观念存在的余地”⁽⁹⁴⁾。这实际上是以谈科学研究为名暗示中国的科学不如日本发达，武器不科学，“民族抗战”就不能取得胜利。

成立“艺文研究会”，标志着汪精卫集团组织的进一步扩大。此后，他们继续大唱“战必大败”，同时又开始明目张胆地反对继续抗战。汪精卫在武昌一个训练班上发表演讲时称：“打败仗要和，打胜仗也要和，到底总是要和。”另一次，他更直截了当地对唐生智等高级将领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了。”⁽⁹⁵⁾汪派集团的骨干林柏生、陈春圃等人，也以“优胜劣败是绝对真理，强权就是公理”为口头禅，鼓吹“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贫弱的中国和富强的外国打仗总是要吃亏。结果不是割让土地，就是赔款求和。而自己没有力量，外援又靠不住，空喊抗战，这样抗下去，一定要把整个国土抗光”⁽⁹⁶⁾。

早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即明确指出：“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⁹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正是这样的民族悲观主义者，他们低估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高估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因而对抗战前途丧失了信心。在日本和平烟幕的诱惑下，他们一步步地走上了叛国投敌之路。

二　董道宁、高宗武赴日

陶德曼调停终告失败之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对此深感失望，但没有死心。由于受日本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中，“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等词句的诱惑，他们急于寻找新的渠道，与日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周佛海曾回忆说：“我们几个同志，虽然力薄势微，没有方法挽回劫运，但是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⁹⁸⁾

为进行所谓的“和平工作”，汪精卫与周佛海几经密商，于1938年2月在“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之下设立“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负责。

高宗武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后转入东京帝大，1931年结束学业回国，并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此间，他担任《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经常就中日问题发表论文，一时名声大噪，被称为“日本通”。蒋介石亦十分欣赏他的文章，并有意延揽其进侍从室工作，最终被其婉拒。1932年底，高宗武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研究日本问题。是时，汪精卫正以行政院长身份自兼外交部长，他遂邀请高宗武进外交部任职。1934年初，高宗武入外交部工作，次年即升任亚洲司司长，时年二十九岁。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召见高宗武，与他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此后，高宗武在获得蒋介石许可后辞去外交部工作，南下香港，以“日本问题研究会”为掩护刺探日本的和战动向。

赴港之前，高宗武曾前往南京银行公会主席吴震修家中会见正在中国的日本人西义显，商谈中日“和平问题”。西义显是日本满铁南京事务所主任，长期在沪宁地区活动，与不少工商金融界人士及政府官员相交甚笃。听罢高宗武的意见之后，他专程赶赴大连，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报告，请他为之设法。松冈对西义显说：“事已至此，实为中日两民族宿命所定。但将来或有机会恢复和平。你能获得中国人如此信任，亦属难得，你可待机行事。你如有意，可任意选择住地，以便与南京（中国）同志再行会面。”⁽⁹⁹⁾为让他专心从事和平工作，松冈免去了西义显在满铁的一切工作，还给他一笔巨款和一封介绍信，让他去东京面见近卫文麿首相。当时中国军民正在淞沪地区奋勇抗战，举国上下抗日情绪异常高涨，和谈活动无从下手，西义显只得返回上海，等待时机。

1938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官员董道宁突然前去上海拜访西义显。董道宁早年留学日本，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曾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参事，同西义显早有交往。两人一见面，西义显即明白其来意。得知他为两国和平曾找过川越茂大使后，就鼓动他直接去东京活动。为打消董道宁的疑虑，西义显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以交战国外交官之身份，既秘密来上海，会见敌国大使，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赴东京直接说服敌国政府，理义虽同，而效果则更大”。“对于你的行动秘密，我负绝对责任，其实较你在上海之保守秘密更为容易。你若有此决意，我当先赴东京，但你是以（中国）亚洲司第一科科长之资格前去，东京自当感激。……今日之悲剧，系由两民族缺少互相信任而起，你赴东京，即表示中国人信任日本人，为建筑信用之第一步。两民族能互信则生共感，东洋之社会始能走上构成之路”⁽¹⁰⁰⁾。

1月17日，西义显将此消息向长驻上海的日本同盟通讯社中南总分局局长松本重治报告⁽¹⁰¹⁾。松本非常重视，亲自会见董道宁，他说：“我认为这次访日旅行对两国都有重大意义，就这样置于不相往来的状态是不适宜的。”⁽¹⁰²⁾同时他还建议西义显立即返回日本，与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联系。1月19日，西义显即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得到影佐首肯之后，他急派助手伊藤芳南前往上海，为董道宁代办赴日手续，自己则留在东京安排接待事宜。

事实上，董道宁此次与日方秘密接触进而秘访日本，是直接受到高宗武指派的。2月25日，董道宁在伊藤芳南陪同下离开上海，次日抵达日本长崎，28日赴横滨，然后去东京，在横滨与东京共待了九天。3月10日董道宁离日，取道大连，于3月15日回到上海。秘密访日期间，董道宁先后与陆军省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第二部长本间等人进行了会谈，大体摸到了日本陆军对解决中日战争的基本立场。如多田骏一开始虽然表示：“此次两国间不幸冲突……应及时妥为解决。”他信誓旦旦地说道：“日本对于贵国领土完整、行政独立，完全尊重，毫无野心……以后对于贵国内政问题，绝对不采取干涉态度，此点可以明言。”但是，旋即多田骏宣称：“惟贵国必须根本放弃抗日政策。换言之，将现在之抗日亲苏政策一变而为亲日抗苏政策是也。”而影佐则赤裸裸地提出：“日方希望中国有大政治家亲自出马，与日方开始交涉。”他提出了中国必须接受的“最基本条件”：放弃抗日政策，与日方合作；承认伪满洲国；对日本赔款；日本在华北驻兵；严加防共⁽¹⁰³⁾。这与1937年占领南京之后日本通过陶德曼向国民政府提出的条件并无二致。

结束访问时，影佐特地至车站送行，并请他将两封亲笔信带给当年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何应钦和张群。信中称：“要解决中日事变，不是用条件做交易所能解决的，无论日本和中国，都必须互相赤诚相见。”“如能有这样的态度，把过去的事情付之东流，披沥诚意，赤诚与日本相会，则深信日本作为武士道国家，应有赤诚握手的气概。”⁽¹⁰⁴⁾显然，影佐的立场非常明确，即希望中国的亲日派一笔勾销日本侵华的滔天罪行，无条件地与他们“赤诚相见”，充当汉奸，其本质与一个月前发表的“近卫声明”毫无二致。

董道宁秘密访日期间，高宗武也在努力寻找同日本方面接触的渠道。为给谋和活动披上合法外衣，周佛海向蒋介石提出，派高宗武去香港等地收集日本情报。得到蒋介石首肯后，高宗武不仅取得了军事委员会的出差证明书，以避免出入境的麻烦，同时又可按月从蒋介石的军事机密费中领取一笔活动经费。到香港不久后，他即秘密前往上海，与松本重治取得联系。3月15日，董道宁与伊藤芳南抵达上海。次日下午，高宗武与松本重治在一家饭店约见他们，询问访日情况。为进一步扩大秘密联系的渠道，几位中日人士决定以兄弟相称，并给每人编一个代号：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二郎”，伊藤芳南为“三郎”，高宗武为“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影佐祯昭为“六郎”⁽¹⁰⁵⁾。

高宗武认为，下一步工作关系重大，于是决定去香港与日方仔细商量后再作决定。3月27日，高宗武、董道宁同松本重治、西义显、伊藤芳南等人，围绕中日“和平”谈判的主题，在香港浅水湾旅馆展开长谈。高宗武首先介绍了武汉国民党中枢对陶德曼调停的态度，他强调说，之所以将这些情况向日方报告，是为了让在座的日本代表“了解中国方面对陶德曼大使所转达的广田外相的和平条件，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是面向和平的。如果日本稍加忍耐，那么两国就是已经走到和平的大门口了”⁽¹⁰⁶⁾。松本重治与西义显谈了日本方面的情况，认为董道宁在东京的活动，使陆军内部一些人对“和平”的愿望愈发强烈了。作为陆军统帅部现役军人影佐祯昭，能够直接给中国高级官员写信，证明他已“布下背水之阵的决心”。于是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看法，即中日两国之间的“和平”意向如果能够互相沟通，再加上两国“和平派”的活动，两国之间开展“和平运动”的可能性是充分具备的⁽¹⁰⁷⁾。

会谈过程中，高宗武又向日方透露了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情况，认为国民党内已经形成一个“和平派”，而且其势力正逐步扩大。松本等人听后，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感到异常兴奋。在具体讨论如何把影佐的信交给何应钦与张群时，决定由周佛海转交蒋介石，让蒋介石了解此事⁽¹⁰⁸⁾。会谈结束后，高宗武、董道宁返回汉口，西义显则去东京，相约十天后仍在香港碰头，交换后续活动情况。

高宗武回到汉口后，立即向周佛海详细汇报，并拿出影佐的两封信。周佛海兴奋不已⁽¹⁰⁹⁾，他随即向汪精卫请示，汪认为这是日本方面的重要意见，应让蒋介石知道为好。于是，周佛海通过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将影佐的两封信交给了蒋介石。蒋命高宗武再去香港，并向他指示：“把这一主要意思传给日本：我们并不是反对和平！不过先反共然后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自己反共的。”⁽¹¹⁰⁾蒋介石日记也有较明确的记载：“上午听高司长报告，乃知倭急欲求和，而其急于攻俄之意，亦昭然若揭矣。”⁽¹¹¹⁾可见，结合战局进展状况和其他资讯，对于来自高宗武的有明确导向性报告，蒋介石主要解读为日本急于与重庆政府休战议和。至于如何应对，蒋介石在稍后的日记中提到“对倭和战方针”之时，既写到要“准备大战”，又指出“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与准备”，并且“与汪（精卫）张（群）谈对倭策略”⁽¹¹²⁾。可见，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乃都认为，以津浦线为主要区域的徐州会战的有利态势，已经挫败日军自攻占南京以来的新一轮军事战略目的，中方大可乘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停战乃至达成和局。

4月16日，高宗武重返香港，他在浅水湾旅馆再次与西义显会面时称：“蒋委员长读影佐大佐之信非常感动，拟向日本当局口头转达委员长之意向。”蒋介石的主要意向是：对影佐的“诚意与勇气表示敬意”；“除对此事深表铭感外，当绝对不发表”；“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这两项趣旨，原则上可予承认”；“若上述趣旨承你们谅解，则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入和平细目的交涉”⁽¹¹³⁾。高宗武一再强调：这是蒋介石亲口对自己说的，希望西义显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及时向影佐转告。

4月27日，西义显自香港返回东京，正式向陆军参谋本部要员汇报。然而，此前对“和平工作”很有兴趣的参谋次长多田骏却保持沉默，连影佐祯昭也一言不发。原来，侵华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被歼二万余人，不仅损失惨重，而且面子大失。日本政府恼羞成怒，正调集兵力，准备向徐州发起大规模进攻。在此情况下，“和平运动”自然被抛到了一边。

5月底，高宗武返回汉口，同汪精卫、周佛海等商量对策。这时，日本国内矛盾激化，近卫内阁进行改组，宇垣一成替代广田弘毅出任外相。宇垣是个老资格军人，曾任清浦、加藤、若槻等多届内阁的陆军大臣，被认为是日本军内“中庸派”人物。他对英、美较亲近，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抗力量也有一定认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曾主张采用“不扩大”方针，企图通过“和平”途径实现日本的侵华目标。因此，宇垣的上台，预示日本对华策略将有所改变。事实固然如此，宇垣在入阁时曾向近卫首相提出四项条件，其中两项是关于对华方针的：“对中国开始和平交涉”；“1月16日的近卫声明（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迫于必要时予以取消”⁽¹¹⁴⁾。他一上任，即向新设立的五相会议提出修改对华方针的建议，再次向中国政府伸出招降之手。6月24日，五相会议确定了“以大体在本年内达成战争目的为前提”，“不妨碍有条件地接受第三国的调解”的新的对华方针⁽¹¹⁵⁾。

对于宇垣上台，中国方面表示欢迎。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专门发贺电表示，日本如有意重开“和平”谈判之门，可由汪精卫或他本人出面接洽。汪精卫等人则更显得兴奋。周佛海认为，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有较大可能性，于是一再对高宗武说：“到东京去一趟怎么样？”高宗武也因此有些跃跃欲试。此时，蒋介石已考虑另派亲信前往香港与日本接洽和谈，而让高宗武继续留在武汉活动。周佛海认为，中日“和平”出现了转机，不能就此撒手，于是又给高宗武打气，称：“蒋先生方面由我负责，你应该断然到东京去！”⁽¹¹⁶⁾经周佛海屡次鼓动，高宗武瞒着蒋介石再次秘密前往香港，与西义显等人会面。

经多次接触，双方都已表明立场。为使今后工作不致引起误会，经西义显提议，两人于6月14日签订《备忘录》，主要内容是：“鉴于日华两国内部事情，为中介和平，计划第三势力之结合”；“第三势力，对于互相交战之日华两势力须保持公正妥当之立场”；“和平实现之绝对条件，为日本放弃其帝国主义，以两国平等之原则，相互承认其立场”；“第三势力于达成和平中介之目的时，即行消解，不使妨害统一中国之实现”⁽¹¹⁷⁾。显然，所谓“第三势力”，即指以汪精卫为首的“主和派”，他们准备离开抗日阵线，以独立姿态“调处”中日两国的战争。

6月17日，松本重治从东京来到香港，参与策划。他们一致认为，“和平运动的主要之点”是日本从中国撤兵。高宗武满怀信心地说：“问题就是这样。日本方面如果声明在一定期间内撤兵，仅仅有这个声明，和平运动必定成功。”⁽¹¹⁸⁾同时，他们也承认，日本撤兵是个难题。如果不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日本连撤兵声明也不会发表；而要蒋介石下野，中国方面也绝对不会同意。为寻找妥协方案，高宗武设想：日本先发表撤兵声明，蒋介石自己下野，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这时希望停止战争的各种“杂牌军”会从“各方面响应”，形势应当会出现转机。松本等人对此计划存有疑虑，认为有些地方“相当地混乱”。因没有更好办法，只能对此计划做进一步研究⁽¹¹⁹⁾。在战争进行之际研究撤兵问题，松本重治深知风险很大。他一面提议双方都要“绝对秘密”，同时又邀请高宗武一起去东京。为进一步探知日方的“和平”意图，高宗武决定秘密前往东京。

1938年7月2日晚，高宗武乘坐日本“皇后号”客轮抵达横滨。上岸后，高宗武为避免外界探悉，“即乘汽车径赴东京”，当晚“住九段‘偕行社’”⁽¹²⁰⁾。次日，他在松本重治、影佐祯昭等人的协助下，移往麻布区住友银行贵宾别墅居住。当晚，高宗武与前来拜访的日本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进行会谈。7月4日上午，高宗武又与影佐祯昭会谈一小时。日本陆军省改组后，影佐祯昭获任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兼陆军省军务局课长，手中实权大增，“可称为日本对华政策之中心人物”。高宗武事后回忆说：“此一小时之会见，余以为意义颇为重大。”当天下午，高宗武还与来访的日本参谋次长多田骏进行了会谈⁽¹²¹⁾。此后数日，高宗武先后会见了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同盟通讯社社长岩永裕吉等重要人物，并前往首相官邸拜访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并与之会谈。

7月3日晚与松冈洋右见面时，高宗武表示：“此行既不代表政府，亦不代表个人，既非求和之密使，又非军事之密探，专以个人资格请教贵国朝野之意见，以作余个人今后努力张本。”⁽¹²²⁾此后与其他日本政要会谈时，高宗武又反复强调这一点。在谈话中，这些日本政府的军政要员顽强狡辩，不断推卸战争责任。板垣征四郎强硬地声称：“非蒋介石先生负责下野、国府改组，日本只有忍痛牺牲一切，以求事件之根本解决。”⁽¹²³⁾影佐祯昭也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则不但于日本方面容易转旋，即中国方面亦易作到，于中国面子，亦可保持。”⁽¹²⁴⁾他们对蒋介石既想同日本谋和，又要依靠欧美的两面政策非常不满，因而感到谋和还是以汪精卫出面为宜，于是得出以下结论：“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¹²⁵⁾对此，高宗武一面呼吁日本深入了解中国人之恐日心理，率先表态息战，同时坚持只有蒋介石方能主持大局。

7月9日上午11时半，高宗武由东京动身，赴横滨乘船返国⁽¹²⁶⁾。回到上海后，高宗武由于肺病恶化，住进医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后，他于8月下旬返回香港。高宗武深知，此次赴日未经蒋介石同意，问题严重，回武汉恐被蒋介石扣留，于是请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回武汉，将他的报告送交周佛海。周佛海接报后，立即向汪精卫汇报。汪精卫听说日本要自己出面“主持和平”，装出有些“吃惊”的样子。此时他尚未下定单独与日本谋和的决心，很想试探一下蒋介石的态度，于是装作不知，让周佛海“将报告原样交给蒋”。同时又表示：“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¹²⁷⁾蒋介石看到报告，知道日本仍想要自己下台，心里当然恼火。但他不动声色，将这份报告批转张群和汪精卫阅读。几天后，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对他大发雷霆，同时严厉责问：“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¹²⁸⁾他下令立即停发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并要高马上从香港返回汉口。

如前所述，关于高宗武与日方有接触一事，蒋介石是知晓的。据陈布雷日记记载，蒋介石在1938年6月5日曾约见高宗武近一个小时⁽¹²⁹⁾。第二天，蒋再次约见高⁽¹³⁰⁾。只是这两次约谈的内容，陈布雷在日记中只字未提。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武是6月23日自香港启程，经上海，于7月2日抵达日本横滨的⁽¹³¹⁾。但蒋介石在6月24日的日记中便提到：“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6月26日的日记提到：“高宗武行踪与处置。”7月9日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他的赴日情况报告送抵重庆后，由周佛海送呈蒋介石，其内容包括日本希望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来实现中日和平。蒋介石看了之后，在其日记中写到：“接高报告，知其误事不浅也。……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安有关系也。”⁽¹³²⁾7月25日，蒋介石“与汪谈高宗武报告内容，觉汪神情皆不自然，岂果有愧怍之心乎”⁽¹³³⁾？总之，蒋介石对汪精卫在当时中日秘密接洽中的扮演的角色，以及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结果十分不满，下令停止向高提供活动经费。而“低调”集团日后便由梅思平出面与日方秘密接洽，谋划汪精卫出走。

高宗武的东京之行，为汪精卫直接与日本交涉铺设了道路。此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心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和平”。因高宗武身体不佳，周佛海遂让梅思平负责与日方秘密联络的工作。

为配合诱降工作的实施，日本政府在部署武汉、广东作战的同时，开始修订原有的对华方针。7月，日本内阁连续举行五相会议，确立调整日华关系新方针，总目标是通过武汉、广东作战，压迫国民政府屈服，力争在年内结束战争。若无法实现此目的，则将以此配合对华新策略的贯彻实施，以适应侵华战争长期化的需要。具体策略有《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适应时局的对华谋略》、《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指导方策》、《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大纲》等⁽¹³⁴⁾。

对日本政府而言，只有国民政府停止抗日，战争才会结束。因此，近卫内阁把对付国民政府置于各项对华策略之首。7月8日，五相会议针对国民政府是否屈服的两种情况制定两套对策。如果屈服，即将其作为一个政权来对待。在什么情况下才算屈服？对策中列出了四项标准：“一、合并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权；二、与上述情况相配合，旧国民政府改变名称或改组；三、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取亲日满与反共政策；四、蒋介石下野。”⁽¹³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开始把“不作为对手”的对象只限于蒋介石个人，而把国民政府也包含在“新兴中国中央政权”的概念之中，这是其对华政策的重要转变。

日本政府设想于攻占武汉之后，立即着手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他们对于新政权寄予极大希望，即不仅使它“成为处理这次事变的中国方面的当事者”，而且要“使它成为能把日华国交从过去的一切矛盾中解脱出来，并以大众之观点，成为确立善邻基础的中国政府”。新政权的建立表面上“使中国方面行使”，实际上由日本从内部操纵，其政权组织形式，“采用分治合作主义”，即仅做到表面上的统一⁽¹³⁶⁾。

按照日方的设想，新政权的建立大体可分两步走：首先，“尽快先使临时及维新两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再联合蒙疆政权以及吸收各种势力，使其初具规模。在攻占武汉或蒋政权发生改组前，暂不正式建立。其次，在攻占武汉后，蒋政权如不发生分裂改组，就以现政府建立“中央政府”；蒋政权分裂改组，出现亲日政权时，“把它作为组成中央政府的一个成员，参加中央政府的建立”。日本政府在该新政权具备中央政府实力时，正式予以承认。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日本政府还要继续研究确定调整日华关系的基本内容，以便同该新政府签订新条约⁽¹³⁷⁾。

根据上述方针，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通过各种渠道，在抗日阵营里寻找合适对象。汪精卫集团当时只是诸多对象中的一个，尚未引起日本政府特别的重视。随着武汉战役的发动，日本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接连遭到失败，而对汪工作却进展顺利。于是，“汪兆铭工作”便日渐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

三　“重光堂”会谈

梅思平是紧随高宗武与日本接洽“和平”的重要人物。他是浙江永嘉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政治系，先后担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战前曾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等职，因其才能为蒋介石赏识，故成为蒋介石系统的重要干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也参与“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并跟随周佛海等密谋策划对日“和谈”。

1938年初，梅思平奉命前往香港主编《国际丛书》，以收集情报为名，鼓吹民族失败主义论调。此后，他与在香港活动的高宗武交往密切。同年8月，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于是提议让梅思平接替自己与日本方面密谈。8月29日，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港首次会面，以后又就“和平”、“撤兵”等问题进行详细交谈。梅思平熟知中国抗日阵营内幕，他强调指出：“撤兵是和平运动的关键，但如果日本方面采取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形式，那是最笨拙的做法。”“日本要求蒋下野作为日军的撤兵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但作为中国方面的情况，如果日本方面要求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蒋介石下野，那么，一切谈判就无望了。”⁽¹³⁸⁾松本了解这一情况后，当即表示：“日本方面要求蒋介石下野，不会固执下去，这一点我到日本去也将要进行说服。”⁽¹³⁹⁾

为防止泄密，他们不断改变会谈地点。至9月4日，他们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对中日和平谈判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均事先交换了意见。如关于承认伪满洲国、撤兵所需要的时间及划定例外的驻兵区域、如何消除抗日排日的宣传和教育等问题。这轮会谈为中日双方正式谈判勾画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因而把日汪的秘密勾结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由于日军向武汉发动全面攻击，汪精卫、周佛海等人随国民政府撤至重庆。10月22日，梅思平从香港返回重庆，通过周佛海、陶希圣，向汪精卫汇报了同日方商谈的结果，以“促汪奋起”。汪精卫倍感振奋，认为“和平运动”的前景不错，决定亲自出马。他指定高宗武、梅思平为中方谈判代表，正式与日方展开交涉。

自8月下旬开始，日军组织10个师团的兵力，在长江南北两岸约600公里的战线上，分多路向武汉发起猛攻。与此同时，又调派侵占台湾的第二十一军向广州发起攻击。军事上向国民政府施加强大压力的同时，日方也积极开展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工作。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同时与国民政府各派人物进行联络。

新上任的外相宇垣一成在诱降活动中一马当先。他上台伊始，即与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互通电报。不久，又策划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建立秘密联系。6月中旬，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同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开始在香港秘密接触，进行“日华和平”的第一次试探⁽¹⁴⁰⁾。日方提出由原外相广田拟订的六项条件，并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¹⁴¹⁾。中方对谈判条件未作争论，而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不肯让步。由于双方意见都由代表转达，不仅耗费时日，且难于取得一致意见。孔曾把其僚属与日方洽晤的情况报告蒋介石，蒋“属孔不可另自接洽”，认为“对倭事亟须统一”⁽¹⁴²⁾。谈判很快陷入僵局，宇垣的希望开始落空。另外，通过萱野长知开辟的民间谈判渠道也中途夭折。武汉战役发动后，日本政府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外相宇垣内外交困，被迫辞职，诱降工作宣告失败。

除宇垣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其他多条渠道进行诱降活动。其中，以土肥原为首的特务机关，在诱降国民政府、拼凑全国性伪政权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该机关以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为首，全称为“对华特别委员会”，简称“土肥原机关”，是专门负责“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¹⁴³⁾。它由陆军、海军、外务三省高级官员组成，直接受内阁的五相会议领导，在业务上统辖除军事统帅部门以外的所有侵华机关，负责除军事作战外的各种政治、经济方面的谋略。

土肥原机关成立后，即根据《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中的“政略指导”原则，捕捉在攻击广州后至侵占武汉前可能出现的两次诱降机会。10月7日，武汉作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土肥原机关接到华南特务机关的报告，称与国民党代表萧振瀛取得了联系。他们认为第一次诱降机会已经出现，于是迅速拟订诱降方案，计划先后派出三个不同级别的使者，渐次推进谈判：首先立即派出第一使者去香港，试探蒋介石的态度，初步提出谈判要点。接着再派出级别较高的第二使者，听取蒋介石对第一使者提案的答复。待国民党当局同意日本的提案，马上着手安排中日高级官员的直接会谈。第三使者须由政府特使、首相或陆相担当，直接与国民党首脑谈判解决战争问题⁽¹⁴⁴⁾。

虽然日本军政当局对此次诱降满怀信心，但事态并未按照日方确定的方向发展。第一使者初步接触后，中国政府因武汉危在旦夕，急于要求在10月17日前进行第二使者会谈。担任日方第二使者的土肥原不愿前往香港谈判，于是临时选在作战区域以外的福州会面。土肥原坚持要在福州海面的日本军舰上会谈，而国民党代表则坚持在福州城内进行。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另外，蒋介石虽有和谈愿望，但坚持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为前提。10月14日，他明确指示：“绝对拒绝之事，宁死勿允”；“以18日为限期，防其缓兵”，“破裂则不怪，越范则不可”⁽¹⁴⁵⁾。由于日中双方均不肯让步，这次和谈遂无果而终。

在实施对国民党当局诱降计划期间，土肥原机关并未放松在中国占领区拼凑伪政权的工作。它把目标集中到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这三个“中国第一流人物”的身上，企图让这些曾在北洋政坛上出过风头的遗老重登政坛，充当伪政权的军政头目。9月下旬，土肥原秘密前往上海，拜访隐居的唐绍仪，策动其出山。受名利驱使，唐绍仪产生了重返政坛的欲望，马上与手下党羽商讨组阁事宜，并拟出了未来政权中高级官员的初步人选⁽¹⁴⁶⁾。可是，唐在9月30日突遭国民党特工人员袭击死亡。土肥原失去了目标，又跑到华北做吴佩孚、靳云鹏的工作。隐居天津的靳云鹏，虽有出山意愿，但因早已在政坛上失势，故没有什么作为。吴佩孚失势后，在北京什景花园隐居，当时仍有不少旧部属。因此，土肥原开始把策动重点转向吴佩孚。然而，吴佩孚与“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有矛盾，又不能与土肥原很好合作。土肥原费尽心机，工作始终没有明显进展。

日本政府诱迫国民政府屈服，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充当统一政权傀儡这两项主要政略遭遇挫折之后，原先不受重视的“汪兆铭工作”逐步引起他们注意，并被置于重要位置。10月下旬，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把在香港同高宗武、梅思平会谈的内容带回东京，建议陆军大臣与参谋总长推进这项工作。由于会谈内容已同日本政府调整日华关系的原则接近，因而引起东京方面的重视。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召开协调会议，对香港会谈中提出的和平方案进行了若干修正，作为下次对华和谈的基础。同时决定派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与民间人士犬养健、西义显等急赴上海，与汪精卫的代表进行正式会谈⁽¹⁴⁷⁾。

为争取这次诱降活动获得成功，近卫内阁在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立即抓紧时机，于11月3日公开发表对华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高唱中国政府如“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的调子，同时强调：“帝国所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合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¹⁴⁸⁾。与同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相比，日本的对华政策有了明显改变，即由企图武力消灭国民政府转为向国民政府诱降。第二次近卫声明向汪精卫集团伸出了招降之手。

经日方代表精心安排，双方会谈地点选在上海的“重光堂”，它地处上海东北虹口公园附近，是一幢深处茂密树丛中的西式二层楼住宅，门牌为东体育会路7号，当时中国居民习惯将其称为“梅华堂”。1938年11月初，今井武夫等人从附近旅馆借了可供七八人使用的生活用具，开始对这幢房子进行布置，准备接待中方代表。

11月7日，梅思平从重庆赶到香港，与高宗武会合。为缩小目标，他们分乘法国和意大利的轮船，先后于12日和13日到达上海。随后由日方人员将他们接到“重光堂”，并立即与今井武夫、伊藤芳南举行预备会议。双方会谈从12日晚一直延续到14日晚，会谈核心内容是商量汪精卫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和汪精卫逃离重庆的详细办法。

会谈伊始，梅思平转述了在重庆与汪精卫等人协商的意见：汪表示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将来保证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开发权，以及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部门的日华合作。中方的底牌亮出之后，根据日方提议，双方就具体方案逐一进行讨论。日方拿出的具体方案为：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区域，允许驻扎日本军队；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国内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承认日本有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的优先权；同意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之损失等。经过一番争论，梅思平等承认了日方的提案，同时也提出几点“希望”：要求日军驻兵内蒙有一定的期限，并在期满后撤退；要求内蒙以外之日军在实现“和平”条件后立即开始撤退，并在规定期限内撤退完毕；要求日本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¹⁴⁹⁾。与日方条件相比，汪精卫方面的“撤兵”希望是虚无的。对此，日方尚认为要价太高，只同意作为“暂行解决的条件”记录在案。

基本原则确定后，即考虑如何实施的问题。高宗武、梅思平代表汪精卫提出“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以及建立政府的有关政策。经过讨论，日方表示同意。行动计划包括“发动”、“建立新政府”、“新政府的政策”三部分；其重点是“发动”，即关于汪精卫等人如何逃离抗日阵营，与日本携手合作。他们设想了七步环环相扣的行动计划：1．“日华代表间如达成协议，日本政府确定解决和平条件，通过中国方面的联络人通知在重庆的汪精卫”；2．“汪精卫在接到上述通知的一两天后，与陈公博、陶希圣等干部同人寻找借口前往昆明”；3．“日本政府准备在汪到达昆明之际，公布日华解决和平的条件”；4．“汪精卫于次日发表对蒋介石断绝关系的声明，当天乘飞机到河内，再赴香港”；5．“汪精卫到达香港后，立即与建设东亚新秩序相呼应，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同时，“对中国内地及南洋华侨开始进行和平运动”；6．“与上述之声明相呼应，云南军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与之呼应”；7．“日本军如能援助上述军事行动，以使中央军的讨伐陷于困难，可隔断中央军，向贵州等后方进攻”⁽¹⁵⁰⁾。上述计划清楚地表明，汪精卫集团的所谓“和平运动”其实只是叛离抗日阵营的代名词而已。

虽然中日双方代表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成功与否仍须由日本当局决定。11月15日，今井武夫带着与高宗武、梅思平两人达成的秘密协定草案，乘飞机赶回东京汇报。今井武夫赶到时，陆军省部首脑恰巧聚集在陆相官邸开会，今井武夫急向板垣征四郎陆相和多田骏参谋次长汇报。对于如此巨大的进展，陆军首脑们感到惊奇，同时也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下午6时，省部中层干部专门召集研究座谈会，详细研究协议草案的可信度。与会者反复向今井武夫提出质疑，而今井则将在上海的三天三夜中讨论、争执的情况详细介绍。对于是否会上当的疑虑，今井断言：“我认为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万一有的话，也是我甘心上当，从我个人的心境来讲是没有什么可后悔的。”⁽¹⁵¹⁾鉴于今井武夫的态度，军部最后作出了大力推进这项和平运动的决定。

此后，陆军省决定派遣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派遣今井武夫作为日方代表负责这项工作。11月18日，今井武夫等人乘飞机返回上海。次日开始，双方在“重光堂”举行正式会谈。由于在预备会议中双方已就重大问题达成一致，所以正式会谈反而比较轻松，仅对协议文本词句做了简单修改。20日晚上7点，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代表日方，高宗武、梅思平代表中方正式在《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同时还达成一项《日华秘密协议记录》。最后，日方还把日本内阁将要发表的声明草案亦送给中国方面参考⁽¹⁵²⁾。

《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双方全面合作的条件，二是合作的行动计划概要。合作条件共有六项，主要是：1．“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2．“中国承认满洲国”；3．“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4．“日华经济提携基于平等互惠之原则”，“承认日本之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之开发、利用，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5．“中国方面应补偿日本在华侨民的损失”；6．“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自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行动计划大体分四步：首先是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解决时局的条件；其次是汪精卫等中方人士立即响应，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第三步是“共同发表日华提携和反共政策的声明”；最后是“俟机成立新政府”。《谅解事项》是对上述协议内容的补充说明，主要是关于驻兵地区以及期限，优先权之解释，日本协助救济难民等三项⁽¹⁵³⁾。

“重光堂”会谈达成的《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其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对中国新政权的控制，以及要求中国协助其向中国周边地区的扩张。对中国控制方面，规定中国将实施亲日的教育及政策，日华进行经济合作，两国设置必要的合作委员等。协助日本侵略扩张方面的规定则更为宽泛，如对苏设置“共同宣传机关”，“缔结军事攻守同盟条约”，“于战时实行联合作战”，“务必努力使日华两国以外之亚洲各国参加本协定”，等等⁽¹⁵⁴⁾。因这些内容影响大、涉及面广，一旦泄漏，对双方都很不利，所以没有放入正式协议之中。

上述协议正式签订后，中日双方都加快了行动步伐。11月21日，影佐祯昭与今井武夫再次飞回东京，向陆军省部首脑汇报。22日，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带着影佐征昭和今井武夫两人前往首相官邸，向首相及其他内阁成员征求意见。内阁同意军方意见，商定将《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作为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内容。得到政府批准后，今井等人立即于11月26日返回上海，守在旅馆里，焦急地等待中国方面的消息。中方代表梅思平则于会谈结束后马上回香港，11月25日又从香港乘飞机出发前往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

“重光堂”会谈的成功，使日本运作多时的政略攻势取得显著成效。面对这一有利形势，他们自然不肯轻易放弃原有目标。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该方针不仅包含了以前已经确定的条款，而且还把正在考虑中的对华要求也添加了进去。《方针》的指导原则为：“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之下，作为友好邻邦互相结合，并以形成东亚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其基本方针是：“制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一般合作原则，特别要制定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和经济合作的原则”；“在华北及蒙疆划定国防上、经济上（特别是有关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在蒙疆地方，除上述外，特别为了防共，应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在长江下游地带，划定日华在经济上的紧密结合地区”；“在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上取得特殊地位”。其中的重要事项，如“善邻友好原则”、“共同防卫原则”、“经济合作事项”等，在《方针》的附件中都有详细的规定⁽¹⁵⁵⁾。

与十天前与高宗武、梅思平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相比，此《方针》中日本对中国的权益要求要广泛苛刻得多。日本代表在“重光堂”谈判中一再强调的“相互本着公正的关系”、“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等美丽词句，不过是吸引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分裂，叛离抗日阵营的诱饵。

第三节　汪精卫集团投敌

一　汪精卫秘密出逃

淞沪战役失利之后，国民政府已难以在正面战场立即组织有效反击。首都南京的失陷，更给国人心理以沉重打击。如何阻止日军的进攻势头，是中国政府面对的严峻问题。台儿庄战役的获胜，不仅没有改变整个战场局势，反而使日本当局恼羞成怒。为挽回面子，侵华日军开始组织规模巨大的秋季攻势，目标直指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及其同伙，因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根本看不到日本外强中干的本质，反而被它的表面凶焰所吓倒。在继续大力散布抗战必败论的同时，汪精卫等人开始走上投敌之路。

1938年8月间，就在高宗武秘密访日之后，周佛海向汪精卫进言称：“战争如此扩大而继续下去，中国固不得了，日本也不得了。……为中国为日本，请速定相救之道。”汪精卫也叹息道：“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如系亡国的条件，苛刻的条件，有碍中国生存独立之条件，我们只有抗战下去了。”⁽¹⁵⁶⁾这段话虽然加上了“为中国”的字眼，但却如实反映了汪精卫等人迫切对日乞和的心情。当时他们只知道日本内部有谋和意向，但不知道日本具体的要价。为此，他们急忙派梅思平前往香港，协助高宗武与日本联络。

同年10月，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港多次密谈，基本摸清了日方的初步要价。汪精卫等人的对日乞和活动，开始逐步进入新阶段。这时，全国抗战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国民党正面战场形势严峻，日军分多路向武汉猛攻，武汉失守已成早晚之事。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浴血奋战，不仅力量迅速壮大，而且在日本占领区内建立起大小十余块根据地和游击区，对日军构成巨大威胁，并为坚持长期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形势下，汪精卫等人终日坐立不安。他们既震惊于大片国土之迅速沦丧，对抗战前途悲观到了极点，同时其暂时压抑的恐共、反共情绪急剧膨胀。于是，他们一面暗中积极与日本相勾结，一面又利用各种场合，大肆散布亡国言论，公开向日本乞和。

10月11日，武汉危在旦夕，汪精卫向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吐露“肺腑之言”：“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¹⁵⁷⁾十天后，广州失陷。汪精卫当天向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时称：“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吾人愿随时和平，不过须有不妨碍中国独立条件耳。”“就中国而言，吾人未尝关闭调停之门户，在比京九国公约会议时，吾人未尝拒不接受调停。去年德政府出面斡旋时，吾人亦未尝拒绝之。即在最近，国联讨论适用盟约十七条时，吾人曾有准备结束战争之表示。”⁽¹⁵⁸⁾

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国民党高层人士中失败主义、悲观主义弥漫，汪精卫明确主张对日议和，与蒋介石的主战立场直接对立。10月24日，部分国民党高层人士对于和战问题发生了激烈争执。据王世杰日记所载：“今日在汪精卫先生处参加谈话会，汪、孔均倾向于和平，孙哲生力称决不可和，言时声色俱厉。余谓政府欲祛一般人对于抗战前途之疑惧，当向参政会提出一个比较切实的继续抗战计画，空洞的主张不足以镇定人心。”⁽¹⁵⁹⁾在10月2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会场中各人均有垂头丧气之情形，惟孙科似不在乎”⁽¹⁶⁰⁾。在汪精卫集团的核心分子周佛海看来，“除共党外，一般人心理几全部望和……惟日本既不能取消一月十六号声明；而蒋先生又不能、且不可下野，和将从何谈起”⁽¹⁶¹⁾？当时蒋介石在湖南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委，征询今后方针，“闻孙哲生电复主战，并主接受共产党所提意见，以加紧团结；汪精卫先生主张设法请英德出任调停，陈果夫亦然”⁽¹⁶²⁾。蒋介石本人则认为，中国到了对日宣战的时候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敌宣战之利害，此时海口全被封锁，吾国已无顾忌，若我宣战，美国应实施中立法，乃可断敌军向美购油钢之路，实于我为有利。”⁽¹⁶³⁾“此后抗战建国必须从新做起，彻底检讨过去之缺点与将来之改革”⁽¹⁶⁴⁾。他还致电张群“属参政会讨论宣战案”⁽¹⁶⁵⁾、“宣传宣战事”⁽¹⁶⁶⁾。10月31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表示政府保卫武汉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并号召全国同胞抱定“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争取国家与民族的彻底解放⁽¹⁶⁷⁾。次日，他还指示陈布雷：“告国民书可即发外电，使敌知我抗战到底之决意也。”⁽¹⁶⁸⁾蒋介石的上述立场，使得汪精卫集团彻底失望了。

汪精卫本人急于求和的态度非常明确，汪集团的其他成员紧跟而上，在自己控制的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讨论“和平”的文章，大力鼓吹天下没有不结束的战争，战争结束便是和平，中国与日本的战争也有结束的时候，所以“和平”不是不可以谈的。他们大力宣传：“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¹⁶⁹⁾陶希圣声称：“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及时谋战争的结束”⁽¹⁷⁰⁾。

然而，大敌当前，投降主义不得人心。为揭露投降派的真面目，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于10月15日发表评论，严正指出：“时至今日，如犹有人欲谋妥协或投降者”，“实系破坏吾人抵抗外侮之决心，无疑为一汉奸，为虎作伥”，“势将为国人所弃”⁽¹⁷¹⁾。其后，又连续发表题为《粉碎一切汉奸伪组织》、《对基本国策不容含糊》等社论，对汪精卫集团的“和平”言论痛加驳斥。国统区非汪伪集团控制的报纸，也纷纷发表社评，斥责汪派“和平”言论。同时，海外爱国华侨也发表函电，严辞驳斥这些汉奸言论。函电严正指出：“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等于自杀。”同时明确表示：“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¹⁷²⁾10月28日，旅外侨民参政员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提案，获得多数参政员响应，并被正式表决通过。上述这一切，反映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鲜明立场。

汪精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参政会议长，对全国人民反对投降的强烈呼声根本不予理睬，照样我行我素。然而，他所宣扬的“和平”理论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强烈抗日气氛的包围下，自己处境非常孤立。他深知，要实现对日谋和，必须离开重庆，从外部发动“和平运动”。“重光堂”会谈的结果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11月27日，梅思平将同日方达成的“密约”带到重庆。汪精卫立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等人讨论，一连开了七八次会。与会者对“密约”的内容表示可以接受，但对是否离开重庆心存疑虑，意见不一。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竭力主张离开重庆，寻找“新的”出路。这一意见最后得到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赞同⁽¹⁷³⁾。

事实上，汪精卫等人与蒋介石集团的权力冲突，亦是他们打算逃离重庆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汪精卫为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曾经进行过多次尖锐的斗争。抗战爆发以来，汪虽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但仍位居蒋介石之下，且手中没有实权，对此他深感不满。1938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¹⁷⁴⁾。对于汪精卫所处的地位，陈璧君十分不满，她曾露骨地说：“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¹⁷⁵⁾周佛海也是个权力谜，由于在抗战爆发后失宠，他对蒋介石也心怀不满。

多种原因导致蒋、汪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在和战问题上的争论尤为尖锐。汪精卫在出逃前，曾与蒋介石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汪精卫再次向蒋介石提出：“如不能战，则不如和。”但蒋介石明确回答：“抗战易，和平难。”汪精卫对此予以反驳说：“谋国者不应从难易定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¹⁷⁶⁾由此可见，蒋、汪两人难于继续合作下去了。汪精卫集团的出逃势在必行。

然而，真正面临抉择之时，汪精卫又显得心神不宁，难下决心。周佛海等埋怨他“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¹⁷⁷⁾。这其实是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必然表现。11月29日，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就响应日本“和平”倡议的具体细节问题做最后磋商，同时也为即将赴沪答复日方的梅思平饯行。当宴会后汪精卫送梅思平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¹⁷⁸⁾

12月1日，梅思平乘飞机抵达香港，即向日方答复称：1．汪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2．“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的必要”；3．汪预定于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12月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4．“汪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¹⁷⁹⁾。收到中方答复后，日方也通知汪精卫等人，日本政府对“重光堂”密约没有异议。

根据“重光堂”会谈中双方达成的协议，汪精卫必须按时逃离重庆，以配合日方行动。为此，他们开始选择出走路线。最便捷的方式是由重庆坐飞机直达香港。然而，以汪精卫的身份，不可能无故乘飞机前往香港。只要汪精卫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就会引起人们注意，所以，这条线路风险极大。另一条线路则是经昆明转赴越南河内，线路虽比较稳妥，但事先须取得龙云许可。

云南省主席龙云是一个地方实力派，历来不满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对国民党中央保持着半独立状态。抗战爆发后，龙云拥护抗战，并派兵参战，但不满蒋保护嫡系、积极向云南渗透的做法，双方矛盾有所加深。汪精卫等人见此，对龙云尽力拉拢。陈璧君曾亲自去云南找龙云长谈，以笼络其感情。当双方了解达到一定程度后，龙云曾向陈保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¹⁸⁰⁾凭借这一有利条件，汪精卫决定假道昆明出境。

究竟如何走法，他们需要精心安排，所有活动都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多人结伴而行，必然引起外界注意，从而导致泄密。于是，他们决定分散出逃。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于12月5日堂而皇之地前往昆明；陶希圣则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汪精卫预定于12月8日去昆明、成都演讲而离开重庆。在成都任职的陈公博则于同一天飞赴昆明，与汪精卫等人会合。

方案确定之后，先派陈璧君的远房侄子、原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春圃去打前站。陈即以送汪精卫的孩子去香港读书为名，把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两名孩子护送到昆明，然后让他们转飞河内再至香港，自己则继续留在昆明与周佛海联络，专候汪精卫何时来昆明的电报，以预定由昆明去河内的火车包厢，把全部出逃人员及时运往河内。

汪精卫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出逃，只能携带少量书籍文件，知道内幕的人也极为有限，即使是陈璧君的胞妹、汪精卫的侄子都没有通知。为此，陈璧君不断问汪精卫：我们走后，“他们留在蒋网罗中，能不牺牲吗”？汪精卫回答：“蒋是奸雄，我们行后，蒋还要重用他们，柔和他们，以孤立我。他们是被严防，不会被害，我们现在尚无力保护他们，通知他们，才是牺牲他们。”⁽¹⁸¹⁾

陈公博是预定出逃人员中唯一不太知情的人。他虽是原改组派骨干，汪精卫的密友，但自1938年春天起，他就出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常驻成都。汪精卫与日本间的一系列密谋，他事先并不知晓。直到11月底，汪精卫电令他立即来重庆一趟时，汪精卫才告诉他“对日和平已有头绪”，自己马上要离开重庆，希望能够跟自己一起出走。汪的主要理由是：“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¹⁸²⁾对此，陈公博感到很突然，由于没有思想准备，他当时表示了反对意见。

这一态度触怒了陈璧君，她挖苦说：“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你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陈璧君深知，陈公博与汪精卫的关系非同一般，汪精卫走后，陈不可能继续留在抗战阵营里，所以她采用激将法从反面推动他。这一招果然击中陈公博要害，在走与留的问题上，他思想斗争激烈，“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¹⁸³⁾。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决定出走为上，以后根据局势发展再考虑自己的行止。

按照预定计划，周佛海于12月5日飞抵昆明。接着，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两个孩子飞往昆明。正当汪精卫准备逃离时，情况突变。蒋介石忽于12月8日从桂林返回重庆，这打乱了汪精卫的安排。他不仅暂时无法脱身，而且还担心行动计划是否暴露，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为掩人耳目，他接见《新蜀报》记者，发表改革政治、整顿财政等言论。12日，又出席蒋介石主持的纪念周演讲会。此时已到昆明的周佛海也受到一场惊吓。12月9日，蒋介石令陈布雷电召他立即返回重庆。对此，周紧张万分，事后他对人说：“事情是否已经暴露？万事休矣！！惊骇之至。但要紧的是汪未飞到昆明来。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虑万分。”⁽¹⁸⁴⁾他深知，如果返回重庆就不可能再逃出来了，于是借口视察工作未完而继续留在昆明。为麻痹蒋介石，他于12日出席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扩大纪念周集会，并发表了题为《抗战前后的形势》的讲演⁽¹⁸⁵⁾。同时，又派人携带自己的亲笔信飞赴重庆，打探汪精卫的处境。在昆明为汪精卫开道的陈春圃，同样坐立不安。因得不到汪精卫的行程通知，只得取消已经订好的火车包厢，焦急地盼望重庆方面的消息。

12月13日，他终于收到汪精卫发来的密电，译出的电文是：“兰妹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陈春圃不知所云，周佛海向他解释：在重庆时已经约定，“兰妹”是汪精卫的代号，“秀妹”是日本方面的代号，“出阁佳期”是日本发表声明的隐语⁽¹⁸⁶⁾。于是原密电立即转发香港高宗武，要他迅速与日方联系。

日方对汪精卫延期出走也疑窦丛生，当时在日本政府和军队内部，有许多人对汪精卫的意图表示不信任。他们认为“汪和蒋是在唱双簧”，“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汪未如期出走，这些人更以为自己的怀疑已经得到证实。对此，就连首相近卫文麿也感到进退两难。根据“重光堂”会谈时的约定，汪精卫一到河内，日方就由首相发表声明。近卫11月份刚发表过一个声明，再发声明，未免太多，因此他决定于12月11日前往大阪发表演说。接到汪延期出走的通知后，近卫只得以患病为由，将讲演时间推迟到14日，以后还无确切消息，近卫只得取消讲演，回到东京去了⁽¹⁸⁷⁾。他心里怀疑：“此事或者已被骗亦未可知。”⁽¹⁸⁸⁾

此刻仍迟留在重庆的汪精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认真研究蒋介石的活动安排，寻觅出走机会。蒋介石预定于18日发表训话，汪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因为这种活动自己可以不参加。他以去各地作抗战讲演为名，派人找原改组派骨干、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彭学沛购买机票。18日上午，汪精卫携夫人陈璧君、亲信曾仲鸣等人悄悄登上飞往昆明的航班。

当天下午1时许，飞机抵达昆明机场，龙云携省政府各厅局官员列队迎接，在场还有军乐队演奏欢迎曲。汪精卫见状，十分生气地质问陈春圃为何不按照指示办事？原来，汪做贼心虚，假托“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只许龙云一人来迎接⁽¹⁸⁹⁾。但龙云为示郑重，特地布置了一个隆重的欢迎场面，使汪精卫哭笑不得。到达下榻处后，他假称身体劳累，谢绝一切活动，只同龙云一人交谈，简略透露了自己的行动计划。得到龙云赞同后，他才松了口气。

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璧君一行十余人，乘上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为蒙骗重庆当局，他在飞机离开昆明前，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称：“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¹⁹⁰⁾当蒋介石读到这份“请假”电报的时候，汪精卫已踏上叛国投敌的不归之路。不过，汪精卫启程前往河内后不久，龙云即致电蒋介石称：汪副总裁“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¹⁹¹⁾因此，蒋介石得以很快掌握汪精卫的异动情况。

二　艳电——汪精卫的降日宣言

汪精卫等人抵达越南河内后，先是分两处居住，后因联系不便，也不易保密，于是合并一处，移居河内西北八十余公里处一个名为“丹岛”的避暑胜地。时值隆冬，当地游客稀少，这正合汪精卫等人胃口。由于延误了出逃时间，无法继续按“重光堂”会谈约定的计划行事，他们只能暂时等待，以便同日本代表接头。

此时，日方也焦急地等待着汪精卫的消息。留在上海专候汪精卫行动情报的今井武夫，早已坐立不安。由于未能在约定时间内接到汪精卫方面的答复，他于12月7日离开上海，经福冈、台北转赴香港，直接与高宗武取得联系。至12月20日，今井终于得到汪精卫已经到达河内的确切消息，于是立即电告日本参谋本部，并转达汪精卫的要求，希望近卫首相发表早已准备好的对华声明。

东京时间1938年12月22日晚8时20分，近卫文麿在首相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份简短声明。声明首先重弹老调，称“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但接着词锋急转，宣称：“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¹⁹²⁾显然，这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再度施出政治诱降的故伎，此次声明亦被世人称作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这次声明中对“新生的中国”提出三项原则：“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接着又进行具体阐述，所谓“善邻友好”，“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所谓“共同防共”，“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所谓“经济合作”，“即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声明还宣称，上述原则只是日本对中国要求的大纲，同时认为，“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¹⁹³⁾。

近卫声明的三原则，表面上看重申了重光堂密约中与汪精卫集团的约定，然其实际内容却已大大超出原先约定的范围。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国内的对华强硬派已不满足于“重光堂”密约的条款，要求增加更多内容。他们对《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进行了多次补充修订，最后经11月30日御前会议通过，成为日本的一项国策。其中关于“善邻友好”项下的具体内容就有七条之多，如“日满华三国在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方面，应废除那些破坏相互之间友谊的措施，消除其原因，并在将来禁绝这种情况”；“三国的外交，以相互合作为基本原则”；“三国应在文化的融合、创造和发展上互相合作”；“新中国的政权形式应根据分治合作原则加以策划”；“蒙疆，规定为高度防共自治区域；上海、青岛、厦门，根据既定方针，规定为特别行政区”；“日本应在新中央政府派遣少量顾问，协助其建设，特别在紧密结合地区或其他特定地区，应在必要的机关内配备顾问”⁽¹⁹⁴⁾。由此可见，日本完全把“新生的中国”当做殖民地或附属国看待，所谓“善邻友好”，不过是欺骗舆论的宣传而已。其他两项原则中亦有许多具体的苛刻条件。为掩人耳目，近卫在声明中故意使用含混不清的外交辞令，制造日本确有和平真意的假象。对此，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汪兆铭工作”的影佐征昭等人亦感不满，他们预感日汪之间的“和平运动”前途茫茫。

近卫声明发表后，重庆国民政府立即加以驳斥。12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首相近卫二十二日晚发表之声明，其内容与以前日方历次声明并无不同，亦即日本破坏中国独立完整，关闭中国门户之基本政策丝毫未变。”⁽¹⁹⁵⁾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发表题为《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长篇讲演，驳斥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指出：近卫的声明，“表面是空泛支离，而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讲演对“日本目前有整个吞噬中国的决心”作了深刻揭露：“大家要注意他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目的在什么呢？以防止赤祸的名义，控制中国的军事，以拥护东洋文明的名义，消灭中国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经济壁垒名义，排斥欧美势力独霸太平洋，再以日满支经济单元，或经济集团的工具，扼制中国经济的命脉。大家试想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七个字之下，包藏着怎样的祸心。简单一句话，这是推翻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图的总名称！”⁽¹⁹⁶⁾这段分析，恰好击中近卫声明的要害。

在讲演中，蒋介石还特别提醒说：“我深恐世上或者还有一小部分人，不明了他这种烟幕后面所包藏着的祸心，还以为他所提出的并不怎么样苛酷，所以特地将敌国日本的用心整个的揭露一下，让国民知道警戒，也让世界友邦明了日本的野心阴谋，充其极量行将搅乱世界贻祸人类到什么地步！”⁽¹⁹⁷⁾这实际上也是向擅自跑到河内的汪精卫一伙发出警告。对汪精卫的出走，当时蒋介石的心情甚为复杂。当确知汪精卫于18日抵达昆明，19日午后“已离滇飞航河内”之后⁽¹⁹⁸⁾，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话，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¹⁹⁹⁾蒋已经清楚汪精卫出走的真实原由，但在公开场合，蒋对汪精卫离渝只做了如下说明：“汪先生出国系养病，无政治意味，尤无如外间所传，代表军委会或政府与日人议和之使命。”⁽²⁰⁰⁾

汪精卫自重庆出走之后，便不再讳言其与日方谋和的立场。12月19日汪精卫临赴河内前，曾向龙云“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²⁰¹⁾。抵达河内后，次日便致电张群称：“弟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事前因种种困难，未及征兄同意，故请对弟之行止，绝不必加以考虑云云。”⁽²⁰²⁾12月23日即近卫发表声明的第二天，汪精卫还电请龙云转致蒋介石一电：“邃密。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弟兆铭。梗。”⁽²⁰³⁾当时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曾去电劝汪勿公开主和并赴欧休养，但汪精卫亦复电称：“日本所提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云云。”⁽²⁰⁴⁾28日，汪精卫又致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会议，建议接受近卫三原则，函中宣称：“今日方声明三项，实不能谓无觉悟，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机矣。”同时，他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之少数人外，想无不同情者。”⁽²⁰⁵⁾可见，汪精卫已经决心与仍主张对日抵抗的国民党中央当局决绝，在对日妥协投降的路上一意孤行。

与此同时，汪精卫对如何答复近卫声明也反复思考，几经研究，最终定稿，决定以致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意见书名义发表。12月29日，陈公博、陶希圣携稿子从河内赴抵香港，并在次日的《南华日报》上公开刊登。因汪精卫在电文末尾签署的时间是“艳（29日）”，该电文于是被世人称为“艳电”。

汪精卫的“艳电”开头即别有用心地篡改中日战争的性质，将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而顽强抗击日本侵略的正义立场，歪曲为“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²⁰⁶⁾。经过铺垫，汪精卫笔锋一转，认为近卫第三次声明恰巧满足了中国的要求。为欺蒙国人，“艳电”依照近卫三原则的次序逐条加以分析。对于“善邻友好”，宣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对于“共同防共”，宣称“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于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对于“经济提携”，宣称“此亦数年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²⁰⁷⁾。

随后，“艳电”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电文称：“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将乞和说成是达到抗战目的之途径，对此汪精卫自己也感到心虚，尤其是当百万日本侵略军仍在中国大地上无恶不作之时。于是，他在“艳电”最后针对日本出兵等问题，装模作样地提出了一些要求：“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²⁰⁸⁾

汪精卫发表“艳电”后，林柏生等人毫无顾忌地紧随其后，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南华日报》，连篇累牍地刊载文章，推销“和平”理论，说什么“历史上无不和之战，否则双方须有一方灭亡”。林柏生更以“理论权威”的身份，对“艳电”进行分析解释，强调要认识“艳电”的“重要意义”，吹捧汪精卫此举是“对党对国”“尽其责任之所当尽”，“决非徒唱高调所能为力”，叫嚷“凡我同胞，当解此旨，求其贯彻”⁽²⁰⁹⁾。

汪精卫的“艳电”公开表明了响应日本近卫声明的立场。它的发表，使国人认清了汪精卫的真实立场和本来面目。汪精卫等人原打算首先尽力拉拢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省的地方实力派，挖空蒋介石的墙脚，同时借此增强自身实力。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在侵华日军的配合下，当汪精卫公开打出“和平”旗号时，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再由张发奎起而响应，接着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纷纷行动起来，在这些尚未被日军侵占的地方造成汪精卫集团的天下，以便同日本交涉和平。因此，“艳电”发表之后，汪精卫即于12月30日向日本提出四点希望：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磨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这些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三至六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三百万元”；三、“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²¹⁰⁾。汪精卫显然希望借助日本的军事力量，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扩大自己的“和平”队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叛国投敌毕竟不得人心。即便是汪精卫寄予厚望的龙云，也没有跟随而去。龙云之所以对汪表示效忠，主要因为汪是国民党副总裁，因此需要巴结，以稳固自身地位，而绝不是愿意随汪赴汤蹈火。汪精卫出逃之际，龙云表面上仍很客气，但随即就向蒋介石报告汪的行踪，以示自己与汪的行动没有关系。其他地方实力派也不愿轻易把自己绑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马车上。

“艳电”的出笼，不仅未能使汪精卫实现欺骗宣传之目的，反而暴露了其险恶用心，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汪讨逆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艳电”见报当日，正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即发表文章予以驳斥：“其所提各点，措辞恍惚，均只从如何执行‘日本政府所提议者’出发，将近卫声明响应一番，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她还呼吁国民“万不要被这些荒谬论调迷惑”，“万众一心，向着胜利的坦途迈进”⁽²¹¹⁾。在香港之国民参政员张一麐、胡景伊、陶行知等联名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发电报，请开除汪精卫所任各公职⁽²¹²⁾。海外华侨也纷纷来电，痛斥汪精卫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赞同日本提出的亡国条件，“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他们坚决主张“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定国法，而定人心”⁽²¹³⁾。

国民革命军第一、三、四、五、九等战区的高级将领及所辖各省政府机关，以及广西、甘肃、广东、湖南、江西、山东、新疆、河南、浙江、湖北等省政府官员与民众团体，一致通电要求对汪“明令通缉究办”。西南地区原先为汪精卫集团看好的那些地方实力派也不甘落后，接连通电声讨。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等人指斥“艳电”是“谬论谬辞，为敌张目”，“挠阻抗战，淆乱是非”，要求对其“明正典刑，以肃纪纲”⁽²¹⁴⁾。

汪精卫的投降主义嘴脸遭到全国各界的声讨，国民党当局也作出了相应处置决定。1939年元旦，国民政府发布《重申严惩民族叛逆令》，宣布对侧身傀儡，潜作汉奸，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宁为国人所共弃者，责成军事委员会切实查明，按照《惩治汉奸条例》严缉惩办。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举行谈话会之后，召开了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汪精卫的“艳电”及对汪的处置。与会者对汪的行为极端愤慨，一致通过“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的决议”，撤除其一切职务。会议指出：“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二十九）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动摇国本。”⁽²¹⁵⁾蒋介石的态度也很坚决，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去年十二月廿六日之演讲词与本日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发表，已奠定国基，克服国难矣。为汪电开谈话会，下午召集临时中央常会及驻渝各中委讨论汪电，决议开除其党籍，解除其一切职权。元旦决定此案，实足为党国之大幸也。”⁽²¹⁶⁾国民党中央的上述决议，表明走上投降主义不归路的汪精卫集团，已经不可能再对国民政府坚持抗日立场起到阻碍作用了。

三　汪精卫公开投敌

发表“艳电”是汪精卫集团走上投敌道路的重要标志。此后，他们不顾重庆国民政府的劝阻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以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为筹码，同日本侵略者不断进行政治交易。

全国抗战处于最困难之时，汪精卫等人突然叛离抗日阵营，影响巨大。汪精卫出走时，其身份仍是国民党副总裁。为减少负面效应，重庆当局曾一度采取规劝的办法，希望汪精卫不要进一步行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作出“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决议时，由于蒋介石的劝阻，并没有立即下达通缉令。其后，蒋介石一再表示对汪“惋惜”，希望其“翻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²¹⁷⁾。对于留在重庆的汪派人员，蒋介石也好言相抚，称：“这次对汪先生的处分，实在是迫不得已，平时和汪先生接近的朋友应安心工作，不要灰心，不要猜疑。”⁽²¹⁸⁾

与此同时，重庆方面还直接派人对汪进行“劝阻”。“艳电”发表前，驻英大使郭泰祺奉蒋介石之命，一再电告汪精卫，“历述英政府对近卫宣言之反响，及英国舆论与最近国际情势”，“切劝其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并希望汪早日来欧洲休养，自己愿意辞职当他的随从⁽²¹⁹⁾。1939年2月中旬，蒋介石又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秘密赴越南河内，对汪进行劝说。谷曾是汪精卫的心腹部下，国民党改组派的老人马。他带了汪精卫等人的出国护照与大笔款项，并转达蒋介石的意见称：“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²²⁰⁾对此，汪断然予以拒绝。

对于蒋介石的劝阻，汪精卫极度反感。两人除政治立场不同外，个人恩怨亦是重要原因。他对谷正鼎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星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沿途尚设许多陷阱，阻我治病。我何尝要过他甚么护照？”同时，他仍以元老的口气说：“谷同志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志，叫他们好好工作，你及正纲，也要谨慎小心，他（指蒋）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²²¹⁾

谷正鼎游说失败后，重庆方面继续通过其他渠道进行劝说。原先与汪精卫共过事的朋友及老部下，也以各种方式进行规劝。时任行政院秘书的陈某，在致汪的信函中委婉地提出一系列疑问，请汪考虑，比如：“在现时情势之下，与敌言和，能否保存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不致重蹈朝鲜、琉球之覆辙？此为最可虑之点”；“艳电主和乃在响应近卫廿二日之演说，是近卫演说之后，始有谈和之可能，而近卫演说之前，先生已先行离渝，离渝与主和是否两事？”“如确认和谈有益国家，以先生之地位与责任言，应向中常委或国防最高会议正式提出，即使势有不许，亦可于离开国境之后，用函电向中央建议，何以艳电竟行在港发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民十六，先生反对清党与特别委员会，均以维护党纪为理由，以后先生对党事主张亦多如此，至有‘党纪先生’之雅号，何以此次发表艳电，对于党纪竟毫无顾及？先生何以自解？”“广州、武汉方相继沦陷，此时突然发表艳电，影响士气与民心甚大，结果将予敌以更大之征服机会，先生何以竟未注意及此？”⁽²²²⁾这些疑点，与其说是“规劝”，还不如说是尖锐的责问。如果汪精卫还没有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抛尽，就应对这些责问进行深刻思考。然而，汪精卫却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针对汪精卫的重要助手周佛海，国民政府的态度也是如此。蒋介石曾派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赶赴香港，准备约其会面，劝他回心转意。但周佛海已铁了心，对萧同兹的约见托辞拒绝。

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如意算盘一开始就没有打准。“艳电”发表后，不但没有出现全国响应的局面，相反激起了一股反对汉奸卖国的怒涛。更令汪精卫等人感到彷徨的是，日本国内此时也发生政潮。1939年元旦刚过，与汪精卫达成默契的近卫文麿首相在内外交困中突然下台，继任的平沼内阁又未把对汪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方面无人关注留在河内的汪精卫。他不得不哀叹：“在河内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²²³⁾

在此形势下，等待有可能就是失败。为尽早了解平沼内阁的对汪政策，汪精卫自2月1日起，与从香港专程赶来的高宗武紧急商讨对策。经过连续五天的研究，拟出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日本直接与蒋介石妥协；第二方案是“以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及其他实力派负责中国的统一”；第三方案才是由汪出面收拾时局⁽²²⁴⁾。制定这套方案，实在是用心良苦。汪精卫等人深知，根据当时形势，日、蒋之间直接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极小，而王克敏、梁鸿志等人因地位不高，影响力有限，难于担当统一日本占领区的大任，所以故意把这二个方案摆在前面。如果日本方面有相同看法，就要考虑启用汪精卫的方案。这时，就可以明了日本对汪的真实态度。

由于汪精卫对第三个方案寄予很大希望，其内容因而要比前两个方案详细得多。该方案共有八项内容，主要包括：“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日本“再次发表声明”；与日方会谈，“发表共同宣言”；建立中央政府；向日本借款二亿日元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建立伪政权的地点作了修改。“重光堂”会谈决定“在非占领的云南和四川省建立独立政权”，而这次却决定“在南京组织新国民政府”⁽²²⁵⁾。南京早在1937年底即已沦陷，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成立也将近一年，“维新政府”是全国公认的汉奸政权，这一点汪精卫心里非常清楚。此前之所以选择在“非占领”地区建立政权，就是想避免被人们称为汉奸。由于西南地方实力派中无人响应所谓“和平”倡议，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设想已完全落空。

2月下旬，高宗武携上述方案再赴日本，会见平沼内阁要人，转达了汪精卫的意见：“（1）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他援助斡旋；（2）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他以在野资格斡旋；（3）如果要他来负责，他将出马。”⁽²²⁶⁾日本新内阁赞赏汪精卫的这种态度，并决定支持汪精卫出马。探明日本政府的态度之后，汪精卫对日本的疑虑一扫而光，开始着手组府的各种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汪精卫集团还四处活动，扩充力量。周佛海以财政委员会主任、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三重身份，大力在香港网罗同党。他首先拉到香港金融界巨头、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通过他说动国民党留港诸银行的首脑，筹措到活动经费20万港币。接着又利用各种关系，把失意军人叶蓬、反共文人樊仲云等先后拉到麾下。新入伙者通常经政治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即由财政委员会发给生活津贴。除香港外，他们还派人去后方活动，物色对象。

身为抗日领袖的蒋介石，无法容忍汪精卫等人执意沿着卖国投敌的道路走下去。软的一手失效后，他即开始改用强硬手段。林柏生主持的香港《南华日报》，是汪精卫集团宣传卖国理论的主要阵地，国民党特工即把林柏生作为首选袭击目标。1939年1月17日，林在香港皇后大道漫步时，被人在头上砍了二斧头，因伤口不深，才没有丧命⁽²²⁷⁾。这次袭击向汪精卫集团发出了警告信号。

对于国民党特务的手段，汪精卫当然不会陌生。谷正鼎无功而返后，他即告诫陈璧君和曾仲鸣：“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了。”⁽²²⁸⁾重庆方面此时确实在部署对汪等人的暗杀工作。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以“十万火急”电报调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赴港待命。然后亲自带陈恭澍去河内，向他面授机宜。经过周密准备，戴笠于3月19日凌晨向陈恭澍下达“制裁令”，陈立即向全体特工下达命令：“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的住所为攻击目标。”⁽²²⁹⁾3月21日晚上，国民党特工人员向河内高朗街27号汪精卫住处发动袭击，结果汪精卫夫妇因临时改变居室而侥幸逃脱，由曾仲鸣当了替死鬼。

国民党特工连续在香港、河内对汪派人员发动袭击，将汪精卫集团逼向死角。他们带着对蒋介石集团的仇恨之情，决定实施反击。因手中没有武力，只能采用政治手段。3月27日，河内袭击案发生还不到一周，汪精卫即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名为《举一个例》的文章，声称：“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于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人的主张吗？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没有证据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吧！”⁽²³⁰⁾接着，他将1937年12月6日在汉口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的记录全文公诸于世。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对日和平问题。会上，外交部次长徐谟汇报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本所提的和平条件，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士也在会上发表了意见。汪精卫举这个例子，是要证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在抗战初期就没有拒绝过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这同自己现在的主张是一致的。

汪精卫随后笔锋一转，向蒋介石提出责问：“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²³¹⁾这些责问，使蒋介石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他因而愤恨地说：“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²³²⁾

汪精卫揭露蒋介石的出发点，与抗日军民有着本质区别。他除了是为反击蒋介石集团对自己的暗杀外，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叛逃行为辩解。三天后，汪精卫发表另一篇文章《复华侨某君书》，其上述用意暴露得更为清楚。文章借答复“某某老兄”的疑问，大肆发挥，重弹“抗战必败”的老调，攻击“共产党所谓游击战，不过是流寇的别名”，扬言要举发“共产党之趁火打劫”。标榜自己从抗战以来“时时刻刻想着抗战怎样可以持久，怎样可以获得胜利，同时也想着怎样可以觅得和平”。指责“重庆诸人”，对自己的“艳电”，“除了谩骂之外，看不见一些理性的话头”，装腔作势地要他们“幡然觉悟”，“拿出抗战的决心与勇气来讲和”⁽²³³⁾。这些言论说明，汪精卫等人正步步走向抗日阵营的对立面。

《举一个例》等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激起了规模更大的声讨浪潮。汪精卫等人陷于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他们的自身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日本当局见此情景，决定立即派员把他们接到日本的势力范围加以保护，然后再磋商下一步合作问题。

根据日本五相会议决定，陆军、海军、外务、兴亚院等有关省部协商后，决定组织一个联合班子，由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影佐祯昭负责，去河内把汪精卫转移到安全地区。在当地日本领馆的安排下，影佐于4月18日下午前往汪精卫住处拜访，双方正式接上了头。汪精卫对影佐等来访表示感谢，同时也认为河内不宜久留，准备离开此地，到上海发展。他认为：“广东对孙先生和我自己来说都是关系很深的地区，但现在已在日军占领之下，因此，有可能给国民以一种印象，认为我是在日本军队保护下搞和平的。和这些地方相比，上海有租界，行政权还在外国人的手中，而且是世界上数得到的暗杀横行的地方，敢于进入这一危险地区的行动，反而会体谅我的爱国行动的诚意。”⁽²³⁴⁾4月29日，汪精卫一行登上影佐等前来接应的日本货轮“北光丸”，前往上海。5月8日，汪精卫入住上海虹口日租界的土肥原公馆，同早已等在那里的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会合。从此，汪精卫集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上海，他们从宣传民族失败主义，转为直接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在日军占领区筹建傀儡政权。

————————————————————

(1) 《秦德纯致蒋介石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二），第187页。

(2) ［日］参谋本部：《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载《现代史资料8·中日战争（一）》，みすず书房1965年版，第143页。

(3) ［日］《处理华北纲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22页，原书房1969年再版本。

(4) ［日］《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56—357页。

(5) ［日］今井武夫：《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16页；转引［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7页。

(6) 《平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联合会成立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7) 邢汉三：《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8) 《维新政府之况》，维新政府宣传局1939年3月编印，第10页。

(9) 《处理华北事变纲要》（1937年8月10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33-234页。

(10) 《华北政务指导纲要》（1937年8月12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36页。

(11) 《对时局处理纲要》（1937年8月14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37页。

(12)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37—238页。

(13) ［日］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14) 《关于建立华北政权的方案》，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26页。

(1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58—60页。

(16) 《处理中国事变纲要》（1937年10月1日），转引《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

(17) 《处理中国事变的具体方针纲要》（1937年10月11日），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60—61页。

(18)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514页。转引《通敌内幕》（上），第120页。

(19) ［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1页。

(20) ［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1页。

(21) 《关参满电》第349号，转引［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1页。

(22) 《从对华方略论华北政权问题》，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26页。

(23) 张炳如：“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与解体”（节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228-230页。

(24)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宣言》，《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21页。

(25) 转引《华北治安战》上册，第54—55页。

(26) 《处理中国事变纲要》（1937年12月24日），转引《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53页。

(27) 《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1938年1月11日），转引《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60页。

(28) 北平《新民报》1938年3月27日。

(29) 北平《新民报》1938年3月10日。

(30) 《一年来之临时政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246页。

(3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27页。

(32) ［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9页。

(33)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28页。

(34) 《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上），第59页。

(35) 《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上），第59-60页。

(36) 同年春天，德王等在乌珠穆沁右旗召开过一次大会，他们称之为“第一次蒙古大会”。

(37) 《蒋鼎文致蒋介石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二），第221页。

(38)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6页。

(39)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176页。

(40) 金井章次：《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之前》，转引《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1页。

(41)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200页。

(42) 《华北治安战》（上），第62页。

(43)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53页。

(44) ［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4页。

(4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29页。

(46) ［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5页。

(47)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73页。

(48) 《华北治安战》上册，第190页。

(49)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97—298页。

(50) 《东北蒙旗联络专员张士英关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及其组织状况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6-9页。

(51) 李泰棻：《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纪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251页。

(52) 维新政府宣传局编：《维新政府之现况》（日文版），1939年版，第10页。

(53) 《维新政府之现况》（日文版），第9页。

(54) 国民政府情报机关编：《伪上海市政府》，《专报》第7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5)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1969年再版本，第381—384页。

(56) 转引［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6页。

(57) 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60-161页。

(58) 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61页。

(59) 外务省记录：《陆海外三省有关官员关于华中新政权组织大纲等协议之结果》，［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6页。

(60) 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61页。

(61) ［日］《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1938年3月24日），转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61—162页。

(62)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宣言》（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43页。

(63) ［日］黑羽清隆：《日中15年战争》（中），日本教育社1979年版，第106页。

(64)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组织大纲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44页。

(65) 转引［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7页。

(66) 《维新政府之现况》（日文版），第331—334页。

(67)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宣言》（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43页。

(68) 《维新政府之现况》（日文版），第29页。

(69) 《汪伪档案》（201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0) 《汪伪档案》（201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1) 《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57页。

(72) 《汪伪档案》（201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3) 《汪伪档案》（201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4) 汪精卫：《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之引论》（1937年7月15日），《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第3页。

(75) 汪精卫：《继续牺牲加紧生产》，转引徐达人：《汪精卫骂汪兆铭》，岭南出版社1939年版，第12页。

(76) 汪精卫：《抗战建国同时进行》（1938年4月30日），《汪副总裁莅湘演讲》，第77—79页。

(77) 汪精卫：《最后关头》，《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8—10页。

(78) 汪精卫：《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第12—17页。

(79) 汪精卫：《最后关头》，《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第10—12页。

(80) 《新华日报》，1938年7月9日。

(81)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档号002-040100-00008-017。

(8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5日，第83—84页。

(83)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84)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档号002-040100-00008-013。

(85)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转引《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86) 周佛海：《回顾与前瞻》，转引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8页。

(87) 周佛海：《回顾与前瞻》，转引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下），第1208-1209、1212页。

(88)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转引《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89) 《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周佛海笔录》（1946年9月21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90) 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91) 《陶希圣致胡适函》，（1938年12月31日），见《胡适往来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7页。

(92) 朱朴：《记蔚蓝书店》，《政治月刊》第13期，1942年12月18日。

(93)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转引《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1页。

(94) 《民力》周刊第四期，1938年4月30日。

(95) 唐生智：《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九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页。

(96) 袁琳：《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转引余子道等著《汪伪政权全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97)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353页。

(98)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99)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日本东京文献社1962年版，第80页。

(100)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第91、95—96页。

(101) 同盟通讯社是日本半官方的通讯机关，1938年1月，它把原上海分社升级为中南分局，除上海外，还管辖南京、广东、香港等地的派出机构。松本重治亦由原上海分社社长升任中南总分局局长。

(102)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册，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年版，第259页。

(103) 邵铭煌：《直蹈虎穴秘档——解读董道宁战时潜访日本刺探报告》，《近代中国》第137期，2000年6月25日，第185-189页。

(104) ［日］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1943年12月），［日］《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五）》，东京みすず书房1966年版，第359页。

(105)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271页。

(106)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279页。

(107)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281页。

(108) ［日］松本重治：《董道宁、高宗武东京之行》，载《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109)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5页。

(110) 雷鸣：《初步和平运动的顿挫》，载《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页。

(111) 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2) 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13)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第135—136页。

(11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3页。

(115)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72页。

(116)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293页。

(117)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中和平工作秘史》，第188页。

(118)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295页。

(119)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295页。

(120) 《高宗武东渡日记（1938年7月2日）》，邵铭煌校注：《高宗武战时私访日本探和密档》，《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15页。

(121) 《高宗武东渡日记（1938年7月4日）》，《高宗武战时私访日本探和密档》，《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15-116页。

(122) 《会晤松冈洋右谈话记录》，《高宗武战时私访日本探和密档》，《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17页。

(123) 《会晤板垣征四郎谈话记录》，《高宗武战时私访日本探和密档》，《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21页。

(124) 《会晤影佐谈话摘要》，《高宗武战时私访日本探和密档》，《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25-126页。

(125) ［日］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日］《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五）》，第359页。

(126) 《高宗武东渡日记（1938年7月9日）》，《高宗武战时私访日本探和密档》，《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25-126。

(127)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66页。

(128)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9页。

(129) 陈布雷日记1938年6月5日：“四时卅分偕宗武同谒委员长。五时卅分归胭脂坪，宗武谈至六时后始去。”《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第二册，第283页。周佛海同日亦记：“晚，武兄来，云奉命明日飞港。”《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第132页。

(130) 陈布雷日记1938年6月6日，《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第二册，第283页。

(131) 邵铭煌：《战端一起，绝不妥协：蒋中正委员长之和战立场》，《近代中国》第163期（2005年12月31日），第25页。

(132) 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33) 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2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同日周佛海日记载：“与周隆庠谈委座阅宗武报告后之态度及处置。”见于《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第148-149页。

(134)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73—179页。

(135)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73页。

(136)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76页。

(137)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77页。

(138)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307页。

(139)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第309页。

(140)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83页。

(141) ［日］《宇垣一成日记》第二卷，第1247页。转引曹振威：《侵略与自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142) 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2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43)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06页。

(144)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200页。

(14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第一册，第122页。

(146) 《唐绍仪与岑德广等谈话笔录》，摘自《岑德广案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藏。

(147)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205页。

(148) ［日］《支那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401页。

(149) ［日］《渡边工作现状》（1938年11月21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93号。

(150) 《渡边工作现况》（一）（1838年11月15日），转引《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04页。

(151)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2页。

(152)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3页。

(153) ［日］《渡边工作现状》（1938年11月21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93号。

(154) 转引《今井武夫回忆录》（资料四《汪兆铭工作概况》），第314页。

(155)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05—406页。

(156) 周佛海：《和平运动之回顾与前瞻》，载《政治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40年7月6日版。

(157) 《申报》，1938年10月13日。

(158) 《申报》，1938年10月22日。

(159)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10月24日，第410页。

(160)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38年10月26日，第187页。

(161)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38年10月29日，第188页。

(16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10月31日，第416页。

(163)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64)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65)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66)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1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67) 《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1937年10月31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书告》，第301-306页。

(168) 《陈布雷日记》第二册，1938年11月1日，第312页。

(169)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汪伪档案未刊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70) 陶希圣：《致胡适信》（1938年12月31日），《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396—398页。

(171) 重庆《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5日。

(172) 《陈嘉庚致汪精卫宥电》（1938年10月26日），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46年版，第7页。

(173) 《周佛海侦讯笔录》（1946年9月24日），汪伪未刊档案。

(174)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175) 《武和轩先生谈话录》（1980年4月15日），转引蔡德金：《汪精卫投敌前前后后》，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176) 陈璧君：《答“为何在抗战中叛离抗日战线”问》（1951年12月24日），汪伪未刊档案。

(177)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38年11月27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178) 罗君强：《高宗武赴日试探投降条件》，《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79)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9页。

(180) 罗君强：《汪精卫逃往河内》，《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181) 陈璧君：《与日本谋和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46页。

(182)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183)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184)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02—103页。

(185) 《新蜀报》，1938年12月14日。

(186) 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3页。

(187)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05页。

(188) ［日］原田熊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7卷，第233页。

(189) 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3页。

(190) 蔡德金、李惠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191) 《龙云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46页。

(192)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07页。

(193)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07页。

(194)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05页。

(19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8年7至12月份），台北“国史馆”1993年版，第796页。

(196) 《蒋委员长对〈近卫声明〉发表严正声明》（1938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34-35页。

(197) 《蒋委员长对〈近卫声明〉发表严正声明》（1938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34-35页。

(198) 《龙云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46页。

(199)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00)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12月26日，第459-460页。

(201) 《龙云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47页。

(202) 《张群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46页。

(203) 引自《龙云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48页。

(204) 《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46页。

(20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51—52页。

(206) 《汪兆铭手书主和之艳电》（1938年12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52页。

(207) 《汪兆铭手书主和之艳电》（1938年12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53页。

(208) 《汪兆铭手书主和之艳电》（1938年12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53-54页。

(209) 转引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页。

(210) 《渡边工作现况》（四），转引《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26页。

(211) 转引绍武：《汪精卫叛国秘记》，1939年初版，第28页。

(212) 转引张篷舟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二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213) 《陈嘉庚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55页；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46年3月版，第72页。

(214) 《张发奎等以汪危害党国请通缉归案明正典型之微电》（1939年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65页。

(215) 《开除汪兆铭党籍决议文》（1939年1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24页。

(216) 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17) 《国民党中宣部为汪兆铭投敌致各级党部的内部指示》（1939年1月1日），转引绍武：《汪精卫叛国秘记》，第16页。

(218) 用五：《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香港《掌故》1972年7月号。

(219) 《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48页。

(220)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对汪伪的回忆纪实》，见《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页。

(221) 陈璧君：《与日本谋和平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46—447页。

(222) 用五：《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

(223) 汪精卫：《河内的正月》，转引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335页。

(224) ［日］《渡边工作（第二期计划）》，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93号。

(225) 《渡边工作（第二期计划）》，转引《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17页。

(226) 杨凡译：《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9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79页。

(227)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见《伪廷幽影录》，第16页。

(228) 陈璧君：《与日本谋和平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47页。

(229)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页。

(230) 汪精卫：《举一个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78页。

(231) 汪精卫：《举一个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82页。

(232)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3页。

(233)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21—28页。

(234) ［日］犬养健：《扬子江还在流》，文艺春秋社1960年版，第135—136页。

第六章　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虽占领中国华北、华中、华南主要交通线与重要城市，但并未达到其最初制定的“速战速决”之目标，也未能彻底摧毁中国战力，迫使中国屈服。相反，经过前期多场战役的消耗，日军基本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而不得不动用重兵防守占领区域，一边在正面战场与中国军队展开对峙，同时在后方应付游击队的袭扰。中日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要建立独霸中国的“东亚新秩序”。1939年9月，日本大本营将其在中国的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和华南第二十一军合并，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官，统一指挥在华日军作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企图依靠局部有限攻势、战略轰炸和海上封锁，切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在继续军事行动的同时，日本还频频使用政治手段，扶植傀儡政权。在日本的诱降与扶植下，汪精卫于1940年3月30日“还都”南京，建立汪伪国民政府。

中国军队退出武汉后，一面整顿训练，一面在正面战场继续抗敌。从1939年初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正面战场历经南昌战役、随枣战役、枣宜战役、第一次长沙战役、桂南战役、豫南战役、中条山战役、鄂北战役及第二次长沙战役等战役，中国军队屡次击退日军进攻，给予日军沉重打击。

第一节　南岳军事会议和第二期作战方针的制订

武汉撤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随即对抗日军事行动作出调整。为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与教训，部署相持阶段的抗日作战，蒋介石于1938年11月18日手令召集第三、第九战区已抽调到后方之各部队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各军师政训处长会议开会，预定会议目录共十九项，包括：甲、此次作战死伤官兵数；乙、各级官兵之有功与有过者之赏罚升降及其姓名；丙、武器现有数目与损失数目（损失原因），等等⁽¹⁾。11月25日至28日，第三、第九战区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在湖南南岳举行军事会议，进行具体研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与会。

11月25日，第一次会议召开，蒋介石作了开幕讲话。他结合自卢沟桥事变以来17个月的开战实践，阐述了对抗战过程的基本设想，修正了以往关于抗战的分期，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抗战按照预定的战略政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即从1937年7月开战到武汉撤退、岳州沦陷是抗战第一时期，此后则进入第二期抗战。在第一期抗战中，中国军队各方面均处于劣势，“不但各种技术装具和一切准备，都不如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学问能力与种种计划，我们自觉也都比敌人差次”，从军事进退上看是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我们已经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做到了以“劣势的军备”来“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并且“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所以，第二期抗战就是中方“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为此，南岳会议需要制订“一个以后作战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然后以万众一心协同一致的精神彻底实施，以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的使命”⁽²⁾。蒋介石讲话之后，各师师长或参谋长分别作了军事报告。

在11月26日上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蒋介石在讲评中具体指出了中国军队以往在战略和战术的种种缺失即耻辱，要求与会各将领“加以研究，制成具体方案，以便确实施行”⁽³⁾。下午，蒋介石出席第三次会议，在讲话中强调应特别注意研究的事项，包括研究学习过去战争失败和不能扩张战果之原因，健全各级司令部之要件，改进通讯联络，部队接防手续与监督方法之规定与施行，部队衔接处与薄弱点应定补救办法，严格整饬军风纪，赶造战斗详报，部队教育，赏罚公布施行，清报公布经费，充实编制，还在会上提出抗战“四要”实施纲领，即军队要提高士气、收揽民心、爱惜物力、抚养伤病⁽⁴⁾。11月27日，蒋介石出席第四次会议，重点分析日军的作战优点，以为借镜。28日，蒋又出席第五次会议，说明南岳军事会议的最大目的，在于整军建军，即以军官为重心，由军官负起建军的责任。整军包含两个要点：一是全国部队拟分三期轮流至后方进行整训，每期整训暂定为4个月，全国军队的整训限在一年之内完成。整训的具体步骤是：将全国部队的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的部队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部队到后方整训。第一批部队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此后调换第二批部队到后方继续整训，其他部队依次进行。二是补充点验事务应于军部或师部设补充点验处专司其事，以便核实补充，增进效能⁽⁵⁾。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对抗日战争进行了新的分期，相应提出第二期的抗日战略，强调整训军队、提高军队素质、增强作战能力，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反攻阶段的到来。通过这次会议，正面战场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过渡。

南岳军事会议之后，蒋介石于1939年1月在陕西武功再次召集军事会议，对第一期作战之得失和第二期作战特点，作进一步的研讨和部署。

根据上述会议的判断与指示，军事委员会制订颁行《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将作战方针确定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⁶⁾第二期作战方针突出强调了敌后游击战的重要性，力图消耗日军战力。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构想是：“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⁷⁾此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大体上就是按照上述作战方针与战略构想开展的。

为了适应第二期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将全国重新划分为十个战区，增设苏鲁、冀察两个游击战区，以加强对敌后战场的指挥，国军战斗序列也得到调整。军事委员会还取消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改设桂林行营、天水行营，分别由白崇禧、程潜任主任，负责指挥南北两战场各地区之作战⁽⁸⁾。各战区划分情况概括如下：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下辖第二、三集团军，辖区为豫境及安徽之一部；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辖第四、五、六、七、十四、十八集团军，辖区为山西及陕西之一部；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辖第十、二十三、二十五、三十二集团军，辖区为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下辖第九、十二、十六集团军，辖区为广东、广西两省；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辖第十一、二十二、二十九、三十三集团军以及豫鄂边区游击总队，辖区为皖西、鄂北及豫南；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下辖第七、十七集团军，辖区为甘肃、宁夏、青海及绥远；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代），下辖第一、十九、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一集团军，以及湘鄂赣边区游击总队，辖区为赣北、鄂南及湖南省；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下辖第三十四集团军，辖区为陕西省；

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下辖第五十一、五十七、八十九军，辖区为山东省及苏北地区；

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下辖第六十九、九十九、新编第五军，以及河北民军，辖区为河北、察哈尔省。

当时，中国的总兵力共计191个步兵师，29个步兵旅，12个骑兵师，10个骑兵旅，其他特种及游击部队尚不在此内。根据当时的敌我形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重兵配置于第五、第九两战区方面迎敌⁽⁹⁾。

第二节　南昌战役、随枣战役与枣宜会战

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双方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峙区域转移至湘、鄂、赣地区。1939年起，驻武汉日军为巩固已占领地区，不断发动有限攻势，中国军队本着持久消耗的原则，对日军采取攻防并举的策略，双方在湘、鄂、赣及周边地区开展了多次重要战役。

一　南昌战役

南昌地处南浔、浙赣两条铁路的交会处，毗邻鄱阳湖，与长江相通，战略地位重要。武汉会战时期，南昌本是日本攻略的目标之一，但当时由于薛岳兵团的顽强阻击，日军被迫受阻于修水以北之线。尽管如此，南昌地区中国军队的存在，对日军利用长江交通线及控制武汉而言始终是一个威胁。

南昌战役，是日军为巩固武汉、切断浙赣路而发动的，也是自武汉会战后，中日军队之间的一次大规模的交战。南昌战役，中日双方投入兵力如下：国军方面为第一、第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二等集团军，合计13个军，34个师，无海、空军支援。日军方面为第十一军第六、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及第一一六师团之一部，另有各型作战舰艇40余艘，战机约600架次⁽¹⁰⁾。

1939年1月底，日军第十一军即制订了《对南昌作战要领》，决定“军约以两个师团及强大的重炮及战车部队等，沿南浔路一线地区进攻南昌。另外，以有力的一部向箬溪-修水公路挺进，以利于上项作战”。2月6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又向第十一军发出《对南昌作战要领》称，“攻占南昌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¹¹⁾。

中方最高统帅部于2月下旬即已判明日军的进攻企图，最初，中方考虑先发制敌。1939年3月7日，军事委员会令第九战区于3月15日向赣北日军出击，但第九战区因部队调整与补给尚未完成，请求展期，军事委员会遂改令赣北中国军队对日军采守势。此时，日军第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主力已在赣北德安以南地区完成集结，第六师团亦在箬溪一带完成攻击准备。随后不久，日方即向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1939年3月17日晨，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一部向赣北修水涂家埠北岸青山一带的中国军队进袭，并强渡南岸。东路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以及海军陆战队一部，则自鄱阳湖向吴城方向进犯，中国守军奋起应战，南昌会战由此拉开序幕。

3月19日，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于涂家埠、穗津间南渡修水，并向中方阵地炮击300余发混用毒气弹，中方部队旅长龚传文及另两名团长中毒⁽¹²⁾。不久，日军占据涂家埠以北六七里处之大路叶一带。中方守军第一四二师组织反攻，战事十分激烈，大路叶阵地三易其手，双方伤亡均重⁽¹³⁾。与此同时，双方还在涂家埠西北之陈村一带进行了数日交战。由于在涂家埠地区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20日晚起，日军主力转向永修至虬津之间，分由狗子岭、刘庄、廖家渡和花园魏四处强渡修水。日军以战车、炮火和毒气弹为掩护，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方第四十九军和第七十九军与敌军血战四日，双方均有较大伤亡。此后，日军一路西进至狮子山与太子岭一带，迫使中国守军向南转移，另一路则向滩溪方面进攻。22日，日军在滩溪以北之大源桥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遂增加兵力，并且向中方阵地大量放射毒气，中国守军牺牲颇众，只得转退滩溪以南一带的高地续守。

东路在鄱阳湖西岸登陆进犯的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在狮子山附近受到中方预五师和第一四一师的阻击，鄱阳湖内之日军舰艇亦被中国军队击毁数艘。在激战数日后，日军凭借优势兵力分路向吴城进攻，并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兼以连续施放毒气，中方守军伤亡惨重，吴城于24日陷入敌手。基于万家埠阵地已受日军优势兵力之压力，中方第三十二军遂转退至乐化以北的第二线阵地。

为便于作战指挥，蒋介石于3月23日下令重新划分第三、第九两战区的作战地境，暂定为鄱阳湖南岸，沿抚河，经南丰，再沿闽赣边境之线，线上属第三战区。同时，蒋令第三战区速调第一〇二师开赴南昌增援，归罗卓英指挥⁽¹⁴⁾。同日，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一部沿公路向万家埠和安义进犯，另一路则向安义与靖安之间的乾州突袭。当日，日军占领了安义城，并进至奉新附近，中方第四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九等军逐次南移，未能予日军有效阻击，不久奉新陷敌。

日军第一〇六师团攻占安义、奉新后，除以一部向高安突进外，其主力部队由安义左旋，径向南昌突进。为迟滞日军攻势，中方第一〇二师于25日奉命扼守奉新通往南昌之公路，但随着日军主力的抵达，第一〇二师很快被击破，不得不退至丰城一带。第三战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急调第三十二军自乐化赶赴南昌守备，但第三十二军尚未全部抵达，从西南方向之新洲、生米街迂回攻袭南昌的日军已经攻入城内。双方随即发生遭遇战，为争夺渡河，双方均伤亡重大。27日，日军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主力向南昌城发起猛攻，蒋介石致电中方守军第三十二军宋肯堂部，命其死守南昌待援⁽¹⁵⁾。然而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第三十二军大部被迫于当晚撤出南昌，向进贤一带转移，该军第一四一师师长唐永良率余部拼死抵抗，与日军血战至28日凌晨方才奋力突出重围⁽¹⁶⁾。

为策应南昌附近会战，第九战区曾调驻湖南长沙、浏阳一带的第七十四军和第一集团军之第三、六十、五十八军前往高安东北之祥符观、会埠街地区，牵制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由于南昌快速失陷，上述各军遂在该地区与敌军展开对峙。此时，中方第十九集团军所部主力，在靖安、安义、大城等地附近与日军激战后，向上高附近转移。4月9日，高安陷敌。与此同时，中方第七十军在清安一带侧击日军，以策应处于被敌包围的第七十九军奋力突围，第七十军复与第四十九军一并转移至高安以东的锦江南岸地区。

南昌陷敌当日，日军第六师团主力仍与中方第三十集团军对峙于武宁东北之津口一带，双方互无进展。28日，第六师团乘中方第三十集团军换防未竟之时突然发动攻击，中国军队被迫后撤，武宁遂于当日失守。

1939年3月30日，桂林行营发言人就中国军队弃守南昌发表谈话称：“敌人此次增兵赣北，拼其最后之死力，以四师团之众攻我南昌，经我猛烈之抵抗，旬日间，敌伤亡达一万五千余，并有高级指挥官多人，亦不能免，我当以消灭战之目的既达，乃于二十九日自动放弃，仅余空城之南昌，而向新阵地作有计划之转移，准备反攻，此仅就军事上言，南昌已失去死守之价值。再言南昌在政治上既已非我赣省省会之所在地，一切物资民众早已按照计划疏散，亦已失去政略之地位。故此次南昌之放弃，纯属循我既定之持久抗战一贯之方针，与全面战局毫无影响，而图增敌人之困难，益使其深陷于泥淖中而已。”⁽¹⁷⁾当时蒋介石虽然对“南昌失陷如此之速”感到不满，但仍然清醒地认识到，“南昌失守后之战略，仍以不决战为主也”⁽¹⁸⁾，“此时战略，仍以打击敌军消耗敌人为主旨，而不在城市之得失”⁽¹⁹⁾。

南昌失陷之后，日军继续在赣北攻击中国军队，中方亦十分重视赣北战场，不愿轻易退出这一地区，双方仍有若干战事。1939年3月底至4月初，中日双方屡次交锋，赣北武宁、祥符观、高安等地也数度易手。即便是对于南昌，中方自最高军事当局以下，亦希望早日收复。4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令其统一指挥第九、第三战区之部队。此后，军事委员会又制定《攻略南昌计划》，其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浔路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系，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之时机为4月24日顷⁽²⁰⁾。赣北之中国军队基本完成整训后，蒋介石于4月16日电令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命其以第三十二集团军的第七十九、十六、预备第十师、预备第五师之一部攻击南昌，第十九、一、三十集团军则在赣北其他各处对日采取攻击行动⁽²¹⁾。

为争取时效，中方将攻击开始时间提前至4月22日。但4月21日起，中方第七十四军就首先由高安以西，及高邮市、石头岗间地区北渡锦江，向高安、大城、石头岗、万寿宫、生米街等地之日军发起攻击。至26日，中方部队先后攻克大城、高安、生米街等要点，并续向奉新东南之虬岭、赤土街前进，途中因遭遇日军顽强抵抗，进展困难。就在第七十四军发动攻击的同时，第一集团军亦开始向奉新反攻。武宁方面第三十集团军，除以主力部队牵制右翼武宁之敌外，另以一部驱逐张公渡之敌，并破坏敌后交通，协同庐山、岷山游击队，策应南昌方面之作战。

4月25日，中方部队迫抵南昌城郊，其一部潜入城内活动，予敌重创。次日，中方军队一部曾两度攻克南昌东侧老飞机场，27日又克复市郊之段冈及大佛塔等处，并逼近南昌市区南部的莲塘、向塘等处。日军为挽回颓势，随即增兵固守，进而出动大批兵力向中方部队猛烈反击。中方攻势一度受阻。4月29日，罗卓英下令，限上官云相所部于30日进占南昌⁽²²⁾。5月1日，蒋介石下令，限5月5日攻下南昌。对此，白崇禧、薛岳等将领均提出：南昌之敌既已有备，我之攻击颇难摧毁克敌之坚固阵地，5月5日前攻克南昌恐难达成任务⁽²³⁾。在此情势下，中方第二十九军之第二十六师仍于5月5日再度克复南昌飞机场和南昌车站，进而向南昌城防阵地实施突击。此后，日军紧急从上海调来海军陆战队5000余人，并凭借空中的优势狂轰滥炸，投掷大量毒气弹，致使中方之攻势受挫，在激战中，亲率第二十六师发起进攻的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腹部中弹，壮烈殉国，第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亦身负重伤，官兵伤亡尤重⁽²⁴⁾。

鉴于反攻南昌之举难以一举奏功，且第五战区日军行动渐趋积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遂于5月9日下令部队停止攻击南昌，转而恢复原有态势，与日军在南昌周边地区保持对峙。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报告，自4月22日至5月9日，中方在反攻南昌的作战中死伤官兵共计6883人，生死不明官兵达1284名，另损失轻重武器若干⁽²⁵⁾。而日军方面也受到重大损失，计战死约500名，负伤约1700名⁽²⁶⁾，也无力进一步反击中国军队，南昌会战由此结束。总体看来，南昌会战的结局表明，日军占领武汉之后，并没有能够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能够削弱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已经体现出了改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战略意图，虽然这一战略指导方针尚需在实际作战中得以历练。

二　随枣战役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以武汉、九江为基地，将部队配置于九江、岳阳、钟祥、信阳间地区，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是时，中方第五战区部队已退守鄂西北及豫鄂边区，于长江至汉江间、宜城至长寿店、桐柏山东南麓至随县一带、汉水上游襄樊地区及大别山区布防，对汉口、钟祥、信阳、麻城等地日军形成包围态势。为加强第五战区战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从鄂南调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至随县、枣阳方面。随枣地区对中国军队巩固桐柏山、大洪山根据地而言关系重大，而且可直接牵制平汉铁路及汉宜公路之交通，威胁武汉地区之日军。日方认为，中国军队集结于襄阳以东枣阳附近的6个师，可能由随县附近采取攻势。日军第十一军遵照大本营之指导，于攻占南昌之后即策划发动“襄东会战”（日军对随枣战役的称呼），其作战指导方针是“一举在枣阳附近捕捉和歼灭敌军”⁽²⁷⁾。

1939年初，蒋介石下令颁发《国军攻势转移部署方案》，决定“加强游击战区兵力，并相继转移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援助”，并确定以3月和4月上旬为各战区开始攻击时机⁽²⁸⁾。3月下旬，日本华中派遣军向第十一军通报敌情称，蒋介石决心自4月上旬转入反攻，以第一期整编部队为基干，调第三十一集团军2个军6个师从江南向江北移动，并自18日起向枣阳以南地区集结，可能从枣阳附近向随县附近采取攻势⁽²⁹⁾。第十一军随即制定作战指导策略，决定予以中方部队快速打击。

1939年4月下旬起，侵据鄂北的日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十五、十六师团及第四骑兵旅团各部，开始分路向钟祥、安陆、应山西北等地集结。至4月28日、29日，日军以小股部队向汉水西岸沙洋、大洪山及随县东北的中方部队作试探性攻击。同时，日军出动战机连日轰炸荆门、沙洋等城镇⁽³⁰⁾。

5月1日，日军第三师团在炮兵掩护下，自安陆、应山方面向中方第八十四军阵地猛攻，并在郝家店、徐家店一带遭遇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一七四师的奋勇抵抗，日军官兵被歼灭者近千人⁽³¹⁾。经过一昼夜的血战，日军第三师团最终突破应山西北至徐家河东岸中方第八十四军守备阵地，中方部队被迫后撤至塔儿湾一带阵地。次日，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一七四师在塔儿湾阵地与凭借飞机与炮兵炮火的日军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交锋，所守备之阵地失而复得达七次之多。由于日军疯狂施放毒气，中方守军牺牲殆尽，塔儿湾阵地被迫于5月5日弃守⁽³²⁾。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三、十六师团各以一部，在优势地空火力的支援下，分由钟祥、三阳店向中方第三十九军阵地发起全线猛攻。双方激战至4日，第三十九军伤亡重大，遂与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一七四师分别转移到漂水西岸。高城镇终告不守。5日，大洪山、长寿店一带阵地也被日军突破。同日，日军又向天河口、白庙镇以及江家河、庐山一带进逼，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双方一度相持不下。大洪山西部地区，中方第一二七师和一八〇师在长寿店及丰乐镇一带阵地阻击沿汉水东岸北犯之日军，但终被日军突破防线。至5月6日，襄阳对岸之张家湾已被日军攻占，襄、樊与随、枣间公路交通被切断，张家湾附近之公路浮桥亦被日军飞机炸毁。此后，日军后续部队沿汉水东岸向北急进。

中方为避免被日军分别围歼，决定将各部队脱离战区转移。第十三军退入桐柏山地区，以冀切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并待机攻击西进之敌；第三十九军据守大洪山阵地，直接牵制西进之日军；位于随枣地区的第十一集团军总部亦于5月6日撤离枣阳移至随阳店；第八十军撤出随县后经随阳店转至唐河一带。此后，枣阳、随县均很快被日军占领。5月7日，日军令其主力第十三、十六两师团进至襄阳以东滚河之线后，即向东北行右旋突进，企图于枣阳东北山地歼灭中方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5月8日，日军第三师团突破中方历山第二线阵地。嗣后，日军依仗优势兵力继续向北突进，先后突破丰乐、长寿店和于斗湾等处的中国军队阵地，于9日攻陷枣阳以北之胡家镇。10日至13日，又相继攻陷继阳、湖阳、新野、唐河、南阳等地。情势危急之下，蒋介石一边下令第六十八、第三十九军仍留置桐柏、大洪山区担任游击，第三十三集团军转移至汉水西岸布防，同时又急调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增援南阳。孙连仲集团军先遣部队独立第四十四旅抵达唐河后，遂与日军第十六师团展开激战，最终顺利掩护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安全转移至镇平、内乡一带。由于中方部队在转移期间情况混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与各集团军之间的通信联络于5月12日几已完全中断，有鉴于此，蒋介石遂命西安行营主任程潜暂时指挥第五战区各部队作战⁽³³⁾。

由于日军过于轻装急进，使得接济后援问题逐渐突出，加之沿途又屡屡遭到中方游击部队乃至地方民团的突袭，已成强弩之末。此时，蒋介石电令西安行营主任程潜，命其出动部队实施反攻。5月中旬起，中方第十三军主力、第八十四军及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开始在鄂北转入反击。第十三军之另一部及在大洪山之第三十九军，分别从南北切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并在襄花公路截击后退之敌军，而原部署在汉水西部之第三十三集团军也向东岸出击。日军第十一军为避免被动作战，于5月13日起分由唐河、枣阳开始向钟祥、京山、安陆、应山撤退。次日，中方第二集团军由南阳一举击溃唐河之敌，第三十九军亦攻克大洪山西北诸要地。至5月16日，中国军队已先后收复桐柏、淮河店以及唐河、新野、湖阳等地，随即攻克枣阳并向随县逼近。5月23日，随县克复。尽管日军已经逐次撤退，蒋介石仍于27日电令孙连仲派有力之一师前往随枣，向平汉路南段日军不断袭扰，勿使其安全整补⁽³⁴⁾。

随枣一役，中方在无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出动兵力约20万人，由于许多部队整补尚未完毕，战力有限。此次战役，中方虽然最终克复随县、枣阳，但损失极为惨重。据中国方面统计，中方部队伤亡人数达到28037人⁽³⁵⁾。相比之下，日军兵力虽只有12万余人，却装备精良，且始终得到空军各型战机的作战配合⁽³⁶⁾。但是，日军试图通过该战役打击中国的抗战力量和抗战意志、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从根本上来说这一目标是失败的。

三　枣宜会战

随枣战役结束后，日军第十一军为清除武汉外围大洪山、桐柏山及豫皖边区一带中方第五战区主力部队的威胁，企图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击作战。1940年2月25日，日军制定《会战指导方针》，即“军在最短期间内作好准备，大概自5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³⁷⁾。4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发布第四二六号命令，勉强同意第十一军“超越既定作战地区”进行作战，但限制其作战结束后，必须返回原驻地，而不许固守新占据地区⁽³⁸⁾。4月中旬起，第十一军主动调整兵力配置，抽调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等约七个师团兵力，进至信阳、安陆、钟祥各附近地区部署，准备向荆门、沙市、宜昌地区发动进攻。早在3月下旬，中方最高统帅部就已探知日军进攻企图，蒋介石随即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示其积极策划、严密防范，并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所部准备由鄂北出汉宜公路作战⁽³⁹⁾。4月10日，最高统帅部又饬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乘敌军进攻荆门、宜昌企图渐趋明显之际先发制敌⁽⁴⁰⁾。

5月1日起，日军分由鄂北、鄂中、豫南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并以襄阳、樊城为目标，采取分进合击战术，试图在襄河以东的枣阳地区及南阳以南地区消灭中国军队。枣宜会战大幕由此拉开。

鄂北方面，日军第十三师团两个联队，加上伪军共七千余人，由钟祥和洋梓向襄河右岸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中方第三十三集团军所属之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推进至转斗湾、半乐河一带迎敌，第二十九集团军则抽调一个师的兵力至汪家店附近，协助第三十三集团军作战。

豫南方面，沿信南公路北进之日军，先是突破大石桥、小林店一线中方第三十军所部阵地，后又突破第六十八军在跑马岭的阵地，但在信阳以北的明港附近，遭到第六十八军独立第二十七旅的阻击。日军凭借兵力上的优势，攻陷明港。嗣后，中方第六十八军于邢集、蓝店、大营之线向日军展开反击，确实控制通往泌阳的各道路。

鄂中方面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于5月4日晨以战车百辆为前驱，并在10架战机的掩护下，由随县附近地区向中方第十一集团军阵地进犯。中方部队极力抵抗，终因敌方火力过猛被迫向北转移。至5月6日，长春店、丰乐等地先后陷敌。至7日，日军又接连攻占泌阳、平氏、兴隆集、资山等地，此后又向枣阳、唐河猛攻。5月8日，防守枣阳的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师奉命从西面突围，后在豫省边境之苍台镇附近遇到大批日军围攻，师长钟毅及随行一个营的官兵激战竟日，全部牺牲⁽⁴¹⁾。为此，蒋介石特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其责令所部长官派专员寻觅钟毅遗体，以慰忠魂⁽⁴²⁾。当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占领枣阳，此后又与第三、第十三两师团会合，从而完成对枣阳以东地区的包围。

此时，中方第三十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及第六十八、第四十五、第八十四军已经转移至新野、泌阳、确山等地，并于5月10日对敌形成包围之势。第二十一集团军之第七军及鄂东游击队也已袭占平汉路之鸡公山、李家寨、柳林车站等据点，第九十二、第六十八军则相继克复泌阳、桐柏、明港。中日双方激战至5月11日，日军各部陆续向东南方面集中进击，中方部队一度克复的枣阳、信阳复陷敌手。

5月15日，日军集中其第十三师团主力围攻驰往南瓜店堵截之中方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四师及特务营。日军在战机和地面炮火的助攻下，对张自忠所部展开三面环攻。至16日，双方展开白刃搏斗，罗家榨屋附近之山头得而复失者四次。第三十三集团军伤亡惨重，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多人先后殉职，总司令张自忠苦战至最后时分，终因身负七伤，腹部洞穿，壮烈殉国⁽⁴³⁾。日军随即占领南瓜店，并乘机于19日全力北进，向中方部队发起反扑。由于日军地空炮火过于猛烈，中方守军不敌，被迫于21日向唐河、白河两岸及新野、唐河以南阵地转移。

此后，日军第三、第十三及第三十九师团分别集结襄阳正面与钟祥南北地区，积极整顿态势，准备发起对宜昌的攻势作战。5月31日，襄阳、宜城间之敌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强渡襄河，对中方部队发起猛攻。6月1日，襄阳失守。日军主力乘势西渡，向南漳、宜城之线推进，并于3日攻克宜城、南漳。此时，中方第七十五军由老河口南下，并在友军的协助下，于4日规复襄阳。

6月4日晚，日军第十三师团突然由沙洋、泗港附近渡过汉水，与由襄阳南退之日军联合进犯宜昌。中方江防军以主力转守董市、当阳之间主阵地御敌。同时，蒋介石急调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南下予敌侧击。至6月10日，日军由正面大举进犯，沙洋、荆门、沙市、江陵、远安、当阳等地相继失陷，中国守军退守宜昌外围。双方激战至12日，中方第十八军伤亡甚重，被迫转移，宜昌于当日陷敌。16日，中方第二、第三十一集团军到达当阳、荆门以北地区，随即发起反攻，可惜均未奏效，至18日，双方战事渐呈胶着状态。对于宜昌之得失，中国最高当局亦十分关注。当时正值法属越南当局在日本的压力下宣布停运中国物资，蒋介石在6月21日的日记中写到：“鄂西战局与安南停运之二事，实自抗战以来未有如此苦痛艰危之事也。……安南停运固甚苦痛，然而宜昌得失之关键，甚于安南之交通也。”⁽⁴⁴⁾此后不久，蒋介石又写到：“敌进攻宜昌南岸，军事甚觉可虑。”⁽⁴⁵⁾与此相应，中方加强了沿江陵、宜昌与长江两岸间之当阳、荆门、钟祥、随县、信阳各地的兵力，与日方展开对峙。为拱卫战时首都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成立第六战区，由陈诚任司令长官，驻节湖北恩施。

第三节　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桂南战役

一　第一次长沙会战

长沙处于湖南省的北部，居湘江下游、洞庭湖以南，扼粤汉铁路与京滇国道之交，与赣、鄂、黔、川、桂、粤诸省相接壤。对中方而言，长沙之得失，直接关系到湖南作为米谷、兵源和工业资源取给基地的存废。而日军占领武汉和岳阳之后，长沙也已成为其通往粤、桂、黔诸省之门户，战略地位不言而喻。长沙以北为洞庭湖冲积地区，地势平坦，但新墙河、汨罗江及汨水、浏阳河三条水道平行横亘，东西两侧又有幕阜、九岭、万洋山及雪峰山脉为屏障，对中国军队的抵抗防守和侧击截击行动而言，都有相当可倚藉之处。

整个抗战时期，中日双方在长沙地区进行了三次大的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夕，适逢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欧洲大战爆发。中国国内方面，汪精卫投敌后，日军第十一军为配合汪伪政权出台，“决定乘加快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9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赣湘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⁴⁶⁾。1939年8月15日，在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确定了《江南作战大纲》，其目的是：“在第九战区，尤其是在粤汉铁路沿线，歼破敌方中央直系军主力，乘中国军衰退之局势，促进挫折其续战意志，同时加强确保作战地域内之安定。”⁽⁴⁷⁾9月9日，日本大本营解除原华中派遣军之系列，在南京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下辖华北方面军、华中第十一、十三军及华南的第二十一军，统一指挥关东军之外的侵华陆军各部。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引起了中日双方的极大关注。日军在战前拟定的作战指导方针曾设想：“本作战之实施以奇袭为本旨，尽量在至短时间内结束作战，其后概恢复原态势。”⁽⁴⁸⁾为此，日军投入大量作战部队，包括第十一军所属第三、六、三十三、一〇六师团全部、第一〇一师团主力及第十三师团的1个旅团，另有海军陆战队的2个独立大队、海军舰艇若干艘、3个航空中队（约30架飞机）、4个独立炮兵联队及若干特种部队，总兵力约18万。中方第九战区参加会战的主力部队则有湘北方面的第十五、三十集团军，赣西和赣北方面的第一、十九、三十集团军，鄂南方面的第二十七集团军以及湘西洞庭湖方面的第二十集团军，另有作为总预备队的15个师，总兵力近40万。

战役开始前，中方最高统帅部一度主张放弃长沙，希望通过避战实现诱敌深入的目的。1939年4月15日，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称：“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⁴⁹⁾然而，薛岳却坚持固守长沙。21日，军事委员会再次致电薛岳，指示：“湘北方面之作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进入第二线阵地（平江汨罗县）时，我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人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预伏置于长沙附近及其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⁵⁰⁾

8月起，日本空军不断飞临湘、赣、鄂上空侦察，长江日军舰队也以炮舰20余艘，快艇百余艘及水上飞机多架进泊岳阳以西的洞庭湖面⁽⁵¹⁾。

9月上旬，第九战区获悉日军第十一军已集结于湘北、鄂南、赣北，长沙极有可能遭敌重兵进犯，即确定作战指导方针：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主力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的中方部队则负责击破敌军策应作战的企图，保障主力在湘北方面的作战⁽⁵²⁾。

1939年9月14日拂晓，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主力及佐枝支队千余人，向江西高安以北奉新一带发起进攻，中方第一集团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第六团、第五五〇团奋起抵抗，揭开了赣北方面作战乃至整个长沙会战的序幕。9月15日起，日军增加了兵力，除了步兵外，还出动了炮兵和骑兵，向位于锦江北岸的高安城推进。日军动用飞机连番轰炸，并且不断使用了燃烧弹和毒气弹。中方第五十八军之第十师、第三十二军之一三九师、一四一师所部多次击退日军，数日内双方在高安以北互有进退。至9月18日傍晚，中国军队弃守高安。19日起，中方将第三十二、四十九、七十四各军所部重新作了部署，与自高安西犯之日军激战。至22日，受重创之日军被迫退回高安城，中方第三十二军乘胜反击，于当晚一鼓作气收复高安，并进占祥符观，日军则往东北方面败退，回到9月14日前之态势。

在高安之战期间，北面同时进行着会埠之战。会埠城位于缭水以北，是阻遏日军自赣北沿缭水西侵湘北的战略要地。9月15日，日军第一〇一、一〇六两个师团分别强渡上乐河与缭水，以重炮猛轰中方阵地，随后日军以步兵、骑兵和战车沿缭水南北两岸向西推进。经过数日激战，北线日军于16日攻占会埠城，然后其一路从会埠向西，沿缭水先后推进到罗坊、上富、横桥、甘坊、找桥，但在横街遭遇中方第七十二军第十五师、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的有力阻击。另一路日军则经九仙汤、沙窝里、黄沙桥进犯至修水、武宁水一带。

与此同时，南线战事亦十分激烈，日军突破中国军队的数道防线，推进到高安西北部的天峰岭、萧庄和西部的斜桥、村前街一带。在此情况下，中方军队依令向后集结，准备反攻，进而重新调兵部署，将原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七十三军第十五师，向东开赴甘坊、找桥一带，纳入第一集团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则西调纳入第十五集团军。从9月下旬起，中方开始围剿各路入犯之敌，第七十四军的第五十师先后歼逐村前街、斜桥之敌；第五十七师收复上富、横桥；第五十一师在九仙汤附近与日军激战，终于收复九仙汤；第六十军第一八三、一八四师收复甘坊⁽⁵³⁾。第四十九军第一〇五师收复罗坊，然后以其主力沿缭水南岸扫荡追歼日军，并于10月12日收复了会埠。另从9月底起，中方第七十二军新编第十四、十五师和第七十八军新编第十六师，向修水方面的日军发起进攻；10月上旬，第八军第三师也参加了会攻，终于在10月10日收复修水城，然后沿修水河南北两岸向武宁方向追击。第三十二军的第一三九、一四一师则在会埠以北一带追歼日军，至10月13日，日军败退至奉新、靖安、武宁原阵地，与中方部队展开对峙⁽⁵⁴⁾。

10月上旬，当修水之战即将结束之际，由鄂南南下的日第三十三师团的2个联队约5000余人，却自三都北窜至时为中方粮仓和游击基地的九宫山一带。中方除调兵固守九宫山根据地之外，另部署第八军第一九七师各部，以较少兵力与来犯日军正面周旋，而以主力沿敌军所经之途实施阻击，并对敌后进行攻扰。日军在沿途受创、进退两难之时，分三路向九宫山西北之通山、正北之富有、东北之燕履等方向逃窜，中方则按计划对其伏击、侧击和尾击，予日军以重创，九宫山根据地完好无损。

在鄂南方面，进犯之日军为三十三师团的二一三、二一四、二一五等三个联队，以及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各一个联队，总兵力约2万余人。9月22日起，原集结通城、高冲附近日军南犯，以飞机和大炮的轰击开路，向麦市、王牙尖一线猛烈进攻，中方第七十九军第一四〇师在第一三四师一部的支持下予以还击，双方伤亡均惨重。23日晚和次日，日军分别攻陷王牙尖东西两侧的苦竹岭、南楼岭，然后南进至桃树港，受到中方第一三三师、一三四师的阻遏。26日夜，中方调动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由官田向北、第八十二师自尖山向东，加上第一四〇师自麦市南下，第一三四师自原有阵地向北，合击南窜之日军，予敌重创，并于28日一度收复苦竹岭、桃树港。10月3日，中方第八军第三师开至桃树港东北前来增援，各部纷纷向日军发起攻击。南犯溃败之日军向南楼岭北撤，而在通城的日军一部又南下增援，双方军队在南楼岭展开了激烈的包围与反包围之战。10月7日晨，中国军队规复南楼岭，残敌遂向通城逃遁。

当9月下旬中日双方在桃树港一带激战时，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主力曾突破白沙岭、包家岭一带中国军队的防线，其一部东向渣津方面进犯，大部则继续南侵，自龙门厂经长寿街直达献钟市北部，企图沿汨水直至湖南平江，与自湘北东进至平江的日军奈良支队会合，进而实现与其他各部日军会攻长沙之目的。这样，在平江以东阻遏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主力，一时成为中国军队在鄂南战场最大的战略目标。对此，第九战区司令部极为关注，急调第九十八师第二九四团向献钟以西之三眼桥推进，以迎阻自平江东下之日军奈良支队一部。第二九三团据守黄花潭、香田、马子岭、粉白岭一线，以切断献钟方面之日军三十三师团西进之路。10月2日，东、西两路日军同时向黄花潭-粉白岭一线进犯，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竟日，香田、粉白岭一度失陷。嗣后，中方又实行反包围，迫使日军分别向平江和长寿街方向回窜。于是，中方分别由第九十八师向平江方向、第八十二师向长寿街方向日军发起追歼。10月6日，第九十八师克复平江。另外，第一三三师之三九九团自长仑岭南下至沙铺里，阻遏企图由长寿街北退之敌，另由第三九七团予以夹击，予日军重创。至10月7日，日军在中方军队追击之下，狼狈退守通城、崇阳。

日军在赣北、鄂南的进袭，原想配合湘北正面的主攻，采取分进合击之战术。但是，无论从赣北的奉新、靖安取道甘坊、铜鼓，还是自鄂南的通城、麦市经过长寿街，通往湘北之浏阳、汨罗，都有190余公里的山路，使日军大部队的行军、通讯和补给均受到相当限制。反之，在赣北、鄂南的中国军队虽然在武器装备方面落后于敌军，但为支持湘北主战场而不期待增援、奋勇作战，且凭借有利地形，在阻击、伏击、侧击和运动作战中，较充分地发挥了战斗力，终于使日军分进合击战术彻底破灭。

湘北方面是长沙会战的主战场。

1939年9月18日起，原集结在岳阳以南的日军第六师团全部和第三十三师团主力，与新增加的骑炮兵3000余人，沿粤汉铁路向新墙河北岸的中方第五十二军第二师、第一九五师阵地发起进攻，这也是日军整个作战计划之中路突破的开始。中国军队英勇抵抗，第一九五师于9月21日在草鞋岭阵地三次击退日军攻击，该师一一三一团第三营在防守比家山的激战中，自营长史恩华以下，全营壮烈牺牲⁽⁵⁵⁾。在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后，中方部队遂在新墙河南岸的乐家湾、王街坊、新墙、潼溪街、杨林街一带，进行防御作战，阻遏日军的进攻。此外，日军第三师团在十多架飞机的空中支持下，出动舰船20余艘、炮艇百余艘，在洞庭湖夹新墙河口南部的九马嘴、鹿角一带强行登陆，中方第五十二军第二师守军凭借着险要的湖岸，与敌军激烈交战。为了防止被从新墙河登岸的日军截断退路，第二师先是有计划地以部分兵力扼守八斗坡、白塘冲、背底冲一线，主力则部署于粤汉铁路黄沙街站附近，从而与长湖、洪桥一带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藕塘附近的第三十七军第六十师一部（由第五十二军指挥）、藕塘以东的第一九五师，组成了新墙河以南的第二道防线，对南进之日军进行逐次抵抗作战。在给敌军重创后，第五十二军各部奉命撤退，日军则南侵至汨罗江、汨水一带。

在新墙河战役打响后不久，日军第三师团另一部凭借空中和水上之优势，迂回绕至汨罗江湖口登岸，但立足未稳，即受到中方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五师守军的反击。双方在湖口的千秋坪、黄婆段、眼镜塘等处进行攻守战，不少阵地数度易手。同时，日军另自营田附近登岸，与中方守军激战。9月24日，第九十五师在汨罗车站、第十九师在黄甲桥和东塘一带的纵深阵地，继续抵抗日军，而第七十军的第一〇七师则沿汨水在浯口、长乐街、新市、坡子街等地，艰苦阻击南下的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

至9月26日，中国军队已经在新墙河、汨罗江和汨水一带毙伤日军逾万人，达到了“正面逐次抵抗，消耗敌人以换取时间”的目的。为实现中方最高军事当局关于“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以有力部队相机予以打击”的命令，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于9月25日命令在汨罗江、汨水一带阻遏日军的中国军队转移，以便诱敌深入、加以围歼⁽⁵⁶⁾。26日起，第五十二军第二、二十五师及所附第三十七军第六十师进入新田、泗汾、铁河口一线和醴陵附近阵地；第七十军的第十九、一〇七师及所附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五师进入石亭、渌口一线和株洲附近阵地；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及所附第五十二军第一九五师进入福临铺以西阵地；第四军第五十九师转移至易家湾和长沙市东南地区，第九十、一〇二师则进入渌口市、易俗河、姜余田和湘潭附近；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一师进入岳麓山阵地。随着中国军队的逐步转移，日军第三师团上村支队由营田一带南进至湘阴；第六师团一部自汨罗车站沿粤汉铁路线进至三姐桥附近，另一路由新市推进至栗桥附近；第十三师团则从长乐街进至福临铺附近。

日军的冒进，使中方“转进设伏”的部署得以实施。9月27日起，第七十七师第二三〇、二三一两团在盛家冲、玉池山北麓、石桥湾、三姐桥、沙河车站等设伏阵地出击，使沿铁路南犯之日军伤亡惨重；第二二九团则在栗桥、关圣庙一带侧击自新市南进之敌。随后，第七十七师奉令南撤至枫林港以北，继续出击南犯之敌。东线自长乐街南进的日军，在高桥附近遭遇第一九五师阻击，在上杉市则受到第一九五师和第六十师的腹背夹击，旋第二十五师也加入对上杉市附近的围攻，予敌沉重打击。

另外，从9月23日起，日军第三舰队海军陆战队在上村支队和多架飞机的配合下，以炮舰、汽艇向洞庭湖之上下青山发起进攻，被中方第五十四军新编第二十三师的守备部队击退。日军又利用水面兵力优势，强行进入夹港，并由湘江攻占营田。为掩护此一航运线，日军于9月27日凌晨出动40余艘汽艇，试图占领湘江西岸之六姓山。中方守军与登岸之敌激战竟日，后南撤至桓家山阵地，与占据六姓山之日军展开对峙。为配合地面部队作战，中国海军亦于9月在湘阴以北，芦林潭一带遍构雷区。日军为趋避雷区，分散登陆，最终导致阵地涣散，首尾不能兼顾，军火粮食之运输亦陷于绝境⁽⁵⁷⁾。

10月1日起，湘北方面作战态势开始转变，日军除留置部分兵力继续与中方对峙外，其主力开始北撤。中方迅速调整部署，以汨罗江南岸为目标，对北溃之敌实施追击。10月2日起，中方第二十五师自上杉市经金井北追日军奈良支队至雍瓦江，然后一部往平江，另一部经浯口往长乐街方向推进。第一九五师则经福临铺向北追歼日军第六师团。自湘阴和沿粤汉铁路南犯之第三师团上川支队和第六师团一部，一度推进到三姐桥以南的桥头驿、霞凝港附近，亦即整个会战期间距长沙最近之处，此时也分沿湘江东岸和粤汉铁路向北溃退。至10月5日，中国军队已进抵长乐街、新市、归义、汨罗江之线，收复汨罗江、汨水以南地区，后又渡江向新墙河一线继续追击。另外，新编第二十三师一部也向六姓山的日军发起攻袭，并收复六姓山。

在追击作战中，中方起初仍防备日军的反攻，因而第九战区司令部要求各部在北进途中分兵占守各重要地点之阵地。至10月7日和8日，各线日军均败退至新墙河以北，分向靖安、崇阳、岳阳方面后撤，溃退之势已定。撤退途中，日军“在蒲塘、金井、新市一带，奸淫掳掠，残杀我民众，暴尸盈野，惨不忍睹”⁽⁵⁸⁾。10月10日，中方开始全面追击，除向敌侧后挺进外，各线主力还时而绕过固守据点之敌，实施对日军主力的超越追击战。至10月14日，中方停止追击。至此，湘北作战宣告结束。

根据第九战区司令部统计，整个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日军伤11950人、亡21530人，共计33480人。中方伤16166人、亡14692人、失踪4883人，共35741人⁽⁵⁹⁾。薛岳曾指出：“长沙会战，我军不呆守阵地，不死守方案；只求歼灭敌人，取绝对攻势；实行反包围，以破敌之包围。坚忍沉着，快速机敏，将士忠勇用命，人民动作协同。”⁽⁶⁰⁾

长沙会战是欧洲战争爆发后，日军发起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该战役历时月余，日方投入兵力10余万，中方投入兵力30余万。结果中方部队伤亡数倍于日军，但日军并未达成捕捉歼灭中方部队主力的目的，且因自身力量不足而不得已退回原防线⁽⁶¹⁾。就整个中日战争战局而言，日方没有因发动此次重大军事行动而取得任何优势。相比之下，中方则在作战中处于主动地位，守、退、攻，大体上均按事先之计划。通过逐次抵抗，迟滞敌军的攻势，并乘机反击，以时间换取空间，使得华中日军深陷难拔。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抗战意志，因此次会战而大为增强。在当时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国内失败妥协情绪抬头的大背景下，第一次长沙会战增强了重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决心，提高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勇气，在鼓舞士气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至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期，蒋介石便认识到：“赣湘战事复起，武长路方面损失颇大，然能照意图部署，已与敌军之大打击，使之不敢再攻他处，则目的达矣。”⁽⁶²⁾此后，在国内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更多地开展了积极的攻势防御，沉重地打击了日军。

二　桂南战役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日军在中国战场愈陷愈深。为切断中国通往安南（越南）的国际补给线，同时在中国军队防守薄弱的桂南和粤西江以南地区取得进展，日本大本营于1939年10月14日下令攻占桂南⁽⁶³⁾。10月19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正式向第二十一军下达作战命令，作战方针定为攻占南宁及附近各要地，切断中方通向南宁的联络补给干线。日方参战兵力包括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海军第五舰队（11月15日改称第二派遣支队）、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及其他配合部队⁽⁶⁴⁾。

中国方面，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最高统帅部即考虑发动更大规模的“冬季攻势”。193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订《国军冬季攻势作战计划》，准备将已经整训完毕的部队主力投入战斗，以第二、第三、第五、第九等战区实行主攻，同时以第一、第四、第八及鲁苏、冀察等战区担任助攻，各助攻战区于11月底开始攻击，主攻战区则于12月上旬开始行动⁽⁶⁵⁾。11月19日，蒋介石下达“冬季攻势”命令⁽⁶⁶⁾。与此同时，日军按照预定部署发动桂南战役（日方称南宁作战），中国军队随即反击。由于与“冬季攻势”同时展开，桂南战役于是成为“冬季攻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11月15日，在华南的日军第二十一军指挥第五师团及台湾混成旅团、佐世保海军陆战队，搭载70余艘运输船，在海空军协同下，兵分三路，在广东北海钦州湾企沙一带强行登陆。中方守军竭力抵抗，仍被迫逐次北撤。对于日方以大批兵力在钦州湾登陆并进犯桂南的企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有关战区事先都确实缺乏相应准备，当时在桂南仅有第十六集团军第四十六军两个独立团与新编第十九师的守军进行了抵抗，但终因兵力对比悬殊，无法阻遏登陆之敌。为增加抵抗能力，蒋介石于11月下旬谕令空军准备参加南宁方面会战，空军方面遂调集主力于该方面。南宁会战空军使用之兵力，有驱逐机5个大队，飞机86架；轻重轰炸机4个大队，飞机35架⁽⁶⁷⁾。

日军第五师团及川支队以约一个旅之兵力，自企沙和龙门附近登岸后，即向防城进袭，中方第五十六团守军抵抗竟日，阵地工事均为敌飞机和大炮所毁，不得不放弃防城，向西北方向山地转移。日军台湾旅团于11月16日在黎头嘴及沙井附近登陆，分两路进攻钦县，中方守备之第五十五团经激烈巷战后，突破日军之夹击而后撤。17日上午，台湾旅团攻陷钦县，随即以一部向东及东北方向攻击中方新编第十九师野战补充团，主力则沿钦邕公路进犯，当日晚已达广西省境附近。另外，日军中村支队约一个旅团兵力，乘汽艇溯钦、防间之渔洪江直上，于16日晚抵黄屋屯登岸，即北进小董一带。

鉴于日军兵力占优且推进颇速，中方第四十六军除电请龙州的教导总队速抵上思外，令第一七五师的三个团赶赴那香附近集结，意在小董、大塘间分两路夹击日军。然而自18日中午起，位于小董的新编第十九师师部和第五十五、五十七两个团，受到日军台湾旅团与中村支队的南北夹击，东向板城附近撤退，日军遂得以径向邕江右岸窜犯。19日，日军分三路续向狮子口、那马至那连一线进逼。

根据桂林行营的命令，第五、三十六、九十九三个军尚在向南宁、宜山、柳州一带挺进，由第一三五师负责南宁之防务，第一七〇师渡过邕江左岸，集结于剪刀墟和二塘附近，新编第十九师及一七五师在那楼一带正面迎击来犯之敌。但中方增援各部尚未集结完毕，日军即从11月22日下午起开始在罗菊村和青山塔附近强渡邕江，并在空中炮火支持下直逼南宁城。中方第一三五师一部被迫放弃前沿阵地，试图在南宁城郊与陆续到达之增援部队一起固守，以待主力到达后再行反击。22日，蒋介石致电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命其着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副总司令韦云淞“负责指定部队，固守南宁据点，待我部队集中后，断然予以打击，如无命令而使南宁不守，即以军法从事”⁽⁶⁸⁾。次日，蒋介石再度致电白崇禧，命其令第十六集团军所部“固守南宁，无令不得撤退”⁽⁶⁹⁾。从24日晨起，中方各部在南宁城外以及二塘、凤山等处曾数度击退日军的进攻。至当日下午，南宁城郊阵地多为日军攻陷，敌从东北、南、西北三面对南宁城形成围攻之势。同时，蒋介石急调第五军杜聿明部驰援南宁。由于受交通条件所限，援军进展迟缓。日军则继续猛攻南宁城。最后，中方守城之第四〇五、四〇四团冲出重围，南宁遂告失陷。

日军占领南宁后，一路攻占龙州及镇南关，切断由龙州经镇南关通往越南之路线。自25日起，日军分别向武鸣和宾阳方向北犯，中方军队进行了艰苦的阻击。在邕武路方面，日军于30日在地空炮火的支援下，向高峰隘发起猛攻，中方守军伤亡重大。12月1日，高峰隘阵地被日军突破，中方守军被迫退至武鸣以北之马安墟、陆幹墟、八塘之线，进行整训补充⁽⁷⁰⁾。在邕宾路一线，中方第二〇〇师第六〇〇团奋勇迎敌。在二塘的战斗中，第六〇〇团团长邰一之壮烈殉国⁽⁷¹⁾。二塘阵地被日军攻下后，中方第一七〇师两个营经肉搏一度收复。11月28日至30日，中方接连失守六塘、七塘和八塘，但给予日军沉重打击。12月2日拂晓起，中方曾以第一八八师第五六四团协同第五军之战车部队反攻八塘，激战至次日下午，未得成功。

基于是时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中方决定将下一步作战目标定为限制日军主力之北进，遂于12月3日晚将约5个师的主力向上林、宾阳和武鸣地区转移，邕宾路仅留第一八八师第五六四团防守昆仑关阵地，以掩护主力后撤。昆仑关位于南宁东北50余公里处，周围群山环抱，与高峰隘成犄角之势，邕宾路纵贯该关南北，是日军自南宁北进必经之地。12月4日晨起，日军出动地空优势兵力向昆仑关猛攻，并企图包抄中方守军。第五六四团激战至中午，遂向北撤往马岭附近，昆仑关失守。

至12月中旬，中国军队于昆仑关方面完成了第五、三十一、三十六、四十六、九十九等五个军的部署，从18日凌晨起，第五军各部开始反攻，该军荣誉第一师在战车和火炮的支援下，向昆仑关正面发起进攻；新编第二十二师由黄盛岭、茅岭之线向南推进，在五塘、六塘一带与日军激战，进而阻击日方向昆仑关之增援；第二〇〇师攻占昆仑关附近之高地后，也加入对昆仑关的进攻。至12月20日，中方一度收复了昆仑关。21日，蒋介石致电白崇禧称：“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特种兵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达成任务者，应即以抗命畏敌论罪，就地处治可也。”⁽⁷²⁾由于日方增援部队很快赶抵，中方各部受到重炮和多架飞机的火力攻击，旋退出昆仑关。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双方均增加兵力，对昆仑关周围的战略高地进行了反复争夺，中方也出动了飞机助战。从28日起，中方开始全面反攻，先后攻占了昆仑关东西两侧各高地，新编第二十二师自同兴向昆仑关发起突击，于31日中午收复了昆仑关。日军则向九塘一线溃退，中方乘胜追击，于1940年1月4日克复九塘。另外，在西部的邕武路方面，中国军队也在1月1日收复了高峰隘。综计昆仑关方面，“计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联队长三木以下四千余”，中国军队伤亡约14000余。至1月16日，日军伤亡8100余人，中方军队伤亡亦达23000余人⁽⁷³⁾。

1940年1月下旬，日方从广东抽调援军，使总兵力达三个师团以上，然后分两路：一部分兵力沿邕宾路向昆仑关一线发起进攻，同时另一部分兵力从邕宁-永淳路迂回突袭宾阳，试图围歼昆仑关及附近地区之中国军队。与此同时，日方出动大批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一度使中方各部与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间的联络中断。在与日军苦战数日后，中国军队终因补给断绝，只得在2月2日、3日先后弃守宾阳和昆仑关。至2月8日，日军又接连占领了上林和武鸣等处。中方待增援部队到达后，立即进行反击，复于2月中旬收复宾阳、武鸣和上林。1940年2月下旬，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反击，24日收复昆仑关，宾阳日军也撤回南宁。

桂南会战初战失利，昆仑关一役，战事无比激烈，中方部队代价惨重。而宾阳一役，中国军队更是在数量占优的情况下败于日军。对于1940年1月底2月初桂南作战的失利，蒋介石极度不满，曾在2月3日所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写到：“本周桂南失败，以主将疏忽大意，处置不当，乃至被围隔绝，纷乱无序，此为开战以来最可耻之丑事。”⁽⁷⁴⁾1940年2月22日至25日，军事委员会在广西柳州召集第四战区军官开军事会议，检讨桂南战役的作战经过，吸取失败的教训，决定今后的改进办法。会上，蒋介石要求各将领认真总结，改过缺点，补过图功，奋发自强⁽⁷⁵⁾。会后，军事委员会对相关将领作了赏罚。其中，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和政治部长陈诚被降级，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被记过，第三十七、三十八集团军被取消番号，两集团军总司令叶肇、徐庭瑶，以及第三十六军和九十九军的军长、第四十九师和一六〇师的师长等，均被撤职查办⁽⁷⁶⁾。

至1940年9月，法国同意日军派兵进驻越南北部，日军遂得以从越南直接截断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线，这样，继续直接占领南宁的意义减少。10月底11月初，日军陆续退出南宁，中国军队乘势收复了南宁以及龙州、凭祥、钦州、防城等地。至此，桂南地区全部收复。

第四节　豫南会战和中条山会战

一　豫南会战

豫南地区位于黄淮平原西部，南部紧邻大别山、桐柏山，西接关陕。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对于日本控制下的平汉铁路、江淮流域和荆湘地区，构成重大威胁。1941年1月初，日军第十一军发现中方第二、第三十一集团军正部署于信阳以北约150公里的遂平至项城一带后，随即于9日决定“击败进入信阳以北豫南平原之敌，摧毁其抗战企图”⁽⁷⁷⁾。此后，日军向豫南地区集结兵力，不断自长江下游向信阳附近输送大量弹药、器材，并调集日空军第二飞行集团之第四十五战队，分向安阳、新乡、淮阳、信阳各地进驻⁽⁷⁸⁾。当月，日军向河南南部集结的兵力计有7个半步兵师团、1个独立骑兵旅团、3个独立战车联队、1个独立野战炮兵联队，总计步兵约15万余人，骑兵约8000余人，另有各型大炮550余门，战车300余辆，装甲车200余辆，飞机约百余架。其中仅信阳地区就集结兵力3万余人，飞机四五十架，战车数百辆⁽⁷⁹⁾。日军在如此有限的区域集中如此大的兵力，为武汉会战后所仅见，其向中国军队发动攻势之意图十分明确。

1月20日，日军第十八混成旅团、第三十九师团、第二三一联队、第四师团各一部，首先在鄂西襄河两岸对中方第二十九和三十三集团军开展佯攻，以冀牵制该地区中方军队；同时，皖北方面的日军第二十一师团的一个联队从宿州向西、骑兵第四旅团及一个战车联队由亳州向鹿邑、涡阳进犯；豫东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的两个联队附一个工兵联队则从开封分别向通许、朱仙镇推进，另一联队沿黄河郑州北岸西犯。上述军事行动的目的均是要保证日军在豫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

1月24日，集中豫南的日军分三路发起全线总攻，豫南会战由此揭开序幕。左翼方面，由原集结于信阳的日军第三师团全部、第四师团第八联队（奥津支队）、独立山炮第二联队、独立山炮第五十三大队、迫击炮一中队和工兵一联队展开于小林店、古城、查山一线，向北进犯泌阳中方第六十八军阵地。其右翼则以第四十师团在槐角岭和正阳间强渡淮河，向北推进。中路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包括第十七师团的4个步兵大队和第十三、三十九、三十四师团的另4个联队，两个战车联队，一个独立山炮大队，由明港附近沿平汉路向北出击⁽⁸⁰⁾。在发动地面进攻的同时，日军还出动大批飞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

在豫南平原地带，日军步兵、骑兵、炮兵、战车和飞机得以联合行动。为避免与装备占优势的日军主力正面交战，蒋介石于1月25日急电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命其“避免与敌正面决战，而以少数兵力在正面节节抵抗，引其深入，以主力在敌各进路之两翼，做主动的侧击；另以有力一部埋伏敌后，待其前进以后，专事切断其交通”⁽⁸¹⁾。中方之主力“望转至敌后，向敌之侧背反攻”⁽⁸²⁾。第三十一集团军遂在平汉路之西平、遂平附近以第八十五军预备十一师一个师的兵力对日军作正面之抵抗与周旋，以牵制、迟滞日军的行动，进而诱敌深入，而将原部署于南阳以东地区的主力转移至敌军进犯路线之两侧。第十三军部署于舞阳以南的象河关、尚店、土山镇、仪封镇，形成向东向西均可侧击之势，第八十五军部署于上蔡、汝南间，准备侧击沿平汉路北进之日军⁽⁸³⁾。

1月26、27日，日军已推进至泌阳、高邑、邢店、确山以及春水、沙河店、驻马店一带。27日，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令饬各集团军全面转移攻势，捕歼深入豫南之日军。于是，中方各部队分别向相应地区行动。29日起，第十三军初在象河关附近，嗣后又在舞阳以南之接官厅、尚店、小史店一带，向日军左翼第三师团实行攻击。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在上蔡附近、第四师在仪封镇附近，从两面突袭日军右翼部队之侧背。日军开始后撤时，又由第六十八军向河关以南、第五十五军自唐河向泌阳、第五十九军向南阳进行追击。至1月31日，中路日军分向两侧，试图与其左翼、右翼兵力对中方进行南北夹击。但在日军完成合围之前，中方第十三军已向叶县以北地区转移，第八十五军另向郾城、商水间以及沙河以北转移，使得日军在舞阳和上蔡均扑空。与此同时，在豫西的中方第五十九、五十五、六十八各军开始从唐河、泌阳及以北地区，向舞阳敌后发起攻击；在皖西的第八十四军北上克复正阳，向日军尾击。

日军各部在后方联络线迭遭切断、疲于应战的情况下，于2月2日全线南退。第五十九军在南阳附近与日军第三师团激战两昼夜，双方均有重大伤亡，在其他部队尚未抵达的情况下，第五十九军于4日由南阳撤至镇平以东地区。中方第十三军在接连收复保安砦、舞阳后，于6日克复南阳，续向日军尾追。是时，日军由南阳南撤的第三师团主力，以及由舞阳向泌阳、唐河南进的第十七师团主力和第四十师团之一部，试图夹击中方第五十五、六十八和二十九军。待到进抵象河关附近时，中方第六十八军发起截击，予敌重创。日军退至泌阳附近时，遭到中方第二十九军的迎击，伤亡甚重。至2月7日晚，日军分别向泌阳东南以及信阳附近败退，中方第八十五军和第十三军、第二十九军以及第五十五、五十九军各一部，分别予以追击。至2月11日，豫南明港、跑马岭，以及皖北各要点，先后被中方收复，双方恢复战前之态势。

豫南会战前后历时20余日，中方共毙伤日军9000余名，并附近焚毁敌汽车300余辆⁽⁸⁴⁾。日军进行多日的扫荡作战，除损兵折将外，毫无所获，以失败告终。

二　中条山会战

1937年秋冬日军侵入山西之后，基本占领了该省各主要交通枢纽点和路段，只是各主要山岳地带一直为中方所控制，尤其是晋南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地区。中条山位于晋南、豫北交界处，是中国军队在晋南坚持抗战的游击根据地，驻守此地区的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所部的7个军，共16个师，近15万兵力。日军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和四十一共4个师团，部署在中条山周围，守备着同蒲路南段和晋东南、豫北地区⁽⁸⁵⁾。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日军曾组织了数次针对八路军的讨伐。到该年秋，日军认为对华北“治安”造成主要威胁的仍然是中条山一带的卫立煌所部，决定集中兵力予以歼灭。日本华北方面军确定了发动中条山作战的目标：“当前的任务在于消灭和扫荡盘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要“扩大和利用这次会战的战果，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⁸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日军从华中地区抽调了两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增加至该地区，以及从关东军抽调两个飞行团以增加原先在华北的第三飞行集团，投入中条山会战之准备⁽⁸⁷⁾。在会战正式开始之前，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和第三十五师团之一部，曾在陵川地区会攻中方第二十七军，防止会战正式开始时其左侧背的威胁；另以第三十七、四十一师团进攻翼城以南、绛县以东的中方第十五军，夺取若干战略点，为会战开始后日军的集聚扫清障碍。

然而，中国方面却对即将开始的大规模会战准备不足。“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并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后方据点与彻底破坏或阻绝通敌道路”⁽⁸⁸⁾，“黄河北岸只注意前线工事，而对于其各渡口生死攸关之桥头堡毫不注重，而且未闻有何工事，甚至掩护退却与收容阵地工事亦无之”。蒋介石将这一点视作晋南战役中“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⁸⁹⁾。当日军基本完成战前准备之时，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也作出了日军有进攻中条山企图的判断，决定“乘敌集中尚未完毕，制敌机先，以击破其攻势”，并要求第一战区发起攻击，打破日军进犯企图，令第二战区、第五战区有关部队进行牵制性作战。1941年5月初，第一战区制订了作战计划，但相应的部署尚未完成，日军便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5月7日，日军从西、北、东三路同时向晋南豫北中条山地区发起进攻。其西路则沿张茅大道东犯王家河、台柴村；东路由沁阳出发，向西经孟县、济源进犯封门口；北路从翼城、张马以及绛县、横岭关等地向南进逼垣曲。

中条山西路方面是日军重点进攻所在，共投入了三个师团及两个独立旅团的兵力。5月7日下午起，日军第四十一师团及第九独立旅团，分别从西桑池及横岭关附近，向垣曲方向发动猛攻。中方第四十三、第十七军所部进行了顽强抵抗。日军凭借优势空中火力援助及大量使用毒气弹，至8日晨该两军阵地被突破。至8日黄昏，日军已攻陷垣曲、台柴村等地，中方守军遂被日军分隔为两段，即一部分固守于同善镇东北一带之山地，而绛垣大道以西部队则在田反涧河与敌军对峙。此后，日军继续发起攻击，于9日凌晨迫近中方第五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马村附近。由于与后方的联络线被日军截断，第五集团军司令部遂向东转移至简南沟。另外，日军第三十六、三十七师团及第十六独立旅团，由夏县方面攻击中方第八十军、第三军阵地。由于一线阵地很快被日军突破，中方被迫退守二线阵地。5月8日晨，日军出动战机30余架，向第八十军新编第二十七师猛烈轰炸，该师所部损失重大，第七十九、八十两团牺牲大半，剩余不足两营，师部与各团联络被迫中断⁽⁹⁰⁾。战斗过程中，该师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杞壮烈殉国⁽⁹¹⁾。日军在张店附近突破第八十军阵地之后，切断了第八十军和第三军的联系。这样，日军已经数路推进至黄河左岸，然后又返向北进剿，中方第三、第十七军均遭日军围攻，处境极为不利，不得不分散突围，其中大部向汾河以西转移，余部留在山区游击。

北路方面，5月7日下午起，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及第四独立旅团一部，不断向第十四集团军第四十三军之贾家山、第十五军之杨家梁、第九十八军之北次营等阵地发起攻击。8日拂晓，日军突破第四十三军第十八盘阵地后继续南进，其先头部队到达歇马店、王茅镇。此后，第十五、第四十三军遂各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同时将主力东移至杨家梁-白鹅之线，阻敌东进。10日，矿铜岭、周北等地的日军，向第四十三军第一六九师大岭口阵地发起进攻，并在南岭附近与第四十二师发生争夺战，日军乘隙进占煤坪中方第二线阵地，此后又分向西庄、河口猛犯。次日，日军继续猛攻中方第四十三军第十、第一六九两师阵地，战斗异常激烈。由于第十四集团军补给线被敌切断，所属各部状况十分恶劣，该集团军仅有两个师突出日军包围到达沁水以北地区，其余被阻于山区之内，进行艰苦的游击作战。

东路方面，日军第二十一师团、三十五师团以及第四骑兵旅团，于5月7日下午起，分两路从济源、孟县两地向中方第九军阵地进攻，并以飞机进行猛烈轰炸。8日，沿黄河左岸进攻之日军攻陷孟县，并继续向西突进。与此同时，沁河两岸之日军亦先后突破中方防守阵地，企图将第九军围歼于济源以东地区。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第九军曾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予日军重大打击，但终因伤亡甚重，主力被迫退守济源既设阵地，而以一部在孤山一带进行敌后游击。当晚，济源被日军攻占，第九军不得不退至封门口南北之线阵地设防。9日傍晚，日军猛攻封门口。双方经过激战，至10日封门口最终被日军占领。至11日，第九军直属部队、十四师和四十七师一部由关阳南渡，守备黄河南岸，第四十二师及第四十七师另一部留在山地进行游击。12日，日军一部控制了黄河北岸各口，其主力沿封门口西进，与由垣曲东犯之敌会合。

此后，邵源镇和封门口的东、西两部日军打通济（源）垣（曲）大道会合，随即向绛（县）垣（曲）大道北部之中国军队进逼，试图一举围歼。中方第五、第十四集团军各部独立苦战不已。根据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命令，各部除留部分兵力留在中条山区内进行游击战之外，主力奋力突围，转移至外线，并伺机实施反包围。5月19日第三、十七两军各有4个团分别到达稷山、乡宁整休。另外，第九十八军一部突围转移至沁水以北地区；第十五军一部以及第一〇一、一〇九两师各一部，第十四集团军总部，转移到济垣以北地区，联络第四十三军一部，向敌后展开游击战。至5月下旬，日军封锁黄河北岸各渡口，并炮击南岸中方阵地；另汇集兵力，对于济垣大道以北及沁水以南地区的中国军队进行扫荡作战，双方军队展开了多日的激战。在济垣大道西侧和阳城附近，绛垣大道以西的闻喜、新绛之间，双方军队亦有殊死激战。至5月27日之后，日军的攻势渐趋休止，中国军队重新部署中条山地区的兵力，业已转移到太行山吕梁山的中国军队，也重新设立根据地，以待反攻。

整个中条山战役作战20余日，日军发动兵力达7个师团之多，最后除了占领中条山部分山隘和黄河北岸各主要渡口之外，未能根本阻止中国军队的活动，中国游击兵力仍可以在各主要渡口以外地区，进行黄河两岸的联络。而中国军队之所以遭到较大的损失⁽⁹²⁾，固然由于敌我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但也与中国军队疏于防备、各部之间联络通讯失灵不无关系。

第五节　鄂北战役和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　鄂北战役

鄂北地区东以平汉路为界，西临汉水，南有大洪山，北以桐柏山系与豫南接壤，水陆交通发达，东进可断平汉路，南下可威胁武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武汉会战结束以来，中方第五战区部队一直控制着鄂北之桐柏与大洪山地区，对武汉日军构成严重威胁。日军曾多次向该地区发动攻击，但均无成效。1941年4月30日，日军第十一军为打击驻武汉周边之第五战区部队，策应其华北方面军同期在晋南进行的中条山战役，遂下达江北作战（即鄂北作战）命令：“决定自5月5日以后逐次开始攻击，各兵团要击败各自当面之敌军。”⁽⁹³⁾兵力投入方面，日方以第三师团为主力，另独立第十八旅团及第四、第三十九师团各一部，战车第七联队主力及第十三联队一部，炮兵第二联队另有空军第三飞行团一部。中方第五战区洞悉日军进犯企图之后，遂进行迎击部署，共计有17个步兵师，但无空军支援⁽⁹⁴⁾。

日军先以第三师团一部，向信阳以北地区进行佯攻。随后，日军第三师团主力自5月5日起，开始在鄂北应山、马坪港、随县一带，向岩子河、高城等地发动攻击。中方第五战区第二十二集团军逐次抵抗，并向西北方向后撤。5月7日，日军先头部队进抵天河口后，主力随即向西南突进，企图将中方部队围歼于澴潭镇地区。此时，退守高城及天河口之中方部队开始转移攻击，并于10日攻克资山、唐县镇。澴潭镇地区之中方部队亦迅速向枣阳转移。13日，日军第三师团继续在枣阳方面追击中方部队，并于14日攻陷兴隆集，15日攻陷枣阳。然而，中方部队于当日午夜发动反击，一举将枣阳夺回，日军则被迫转移。17日，转移之日军在枣阳西南约30公里处的小板桥遭遇中方第二十二集团军之一部，双方发生激战，互有损伤。随后日军折返，中方部队展开追击，于22日恢复原有态势。

就在日军第三师团进攻的同时，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八旅团、第四旅团于5月8日分由荆门、当阳及钟祥附近，向北发动攻击，企图策应第三师团作战。日军各部一度攻抵仙居与远安附近，随即为中方部队击退。15日，双方已恢复攻击发起前之态势。鄂北战役至此结束，日军在付出近500人伤亡的代价之后，对中条山会战没有起到直接的策应目标。

二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1月，日本陆军部制订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准备在1941年夏秋时期，发挥综合战力，给中国军队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中国事变”⁽⁹⁵⁾。而实施这一作战的重点，便是依靠日军第十一军的主力，进行长沙会战。

1941年9月中旬，日本第十一军在司令官阿南惟畿（原陆军部次长）的指挥下，动用第三、四、六、四十等四个师团的陆军兵力，辅以兵舰20余艘，汽船百余只，飞机百余架，总兵力约12余万，发动了代号为“加号作战”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方预想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强渡新墙河，通过汨罗江（汨水）以北、汨罗江（汨水）以南至长沙之间、长沙以南株洲-浏阳等三个阶段的作战，“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给西部第九战区军队一大打击”⁽⁹⁶⁾。

对于此次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早有部署，决定乘虚打击消耗敌人，确保长沙这一军事、经济要地⁽⁹⁷⁾。除了命令第三、六战区攻袭当面之日军以辅助湘北作战之外，特命第九战区于新墙河以南至长沙之间区域逐次抵抗，同时调集中国军队主力向敌侧背转移攻势，最后围歼敌军。第九战区相应拟定的《反击作战计划》确定的战法为：“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⁹⁸⁾中方参战的部队为第十九、二十七两个集团军所辖的16个师，战区直辖2个军的6个师，6个挺进纵队以及炮兵、工兵部队。为配合第九战区作战，军事委员会又配拨6个师，加之第六战区配拨的2个军共5个师，兵力总计约30余万人。

总体上看，第二次长沙会战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41年9月7日日军向新墙河上游大云山发起进攻，至9月26日浏渭河北岸战斗止，为日方进攻阶段；二、从9月27日长沙附近保卫战，至10月1日日军开始突围，为中方的反攻阶段；三、此后至10月9日，日军退至战前原防线，为中方的追击作战阶段⁽⁹⁹⁾。

9月7日晨起，日军第六师团的第二十二、四十五联队向大云山北侧和东北侧发起进攻，第十三联队则从西侧进攻，其目的是夺取大云山，掩护日军向新墙河北岸地区的集中和展开。扼守大云山各阵地的中方第四军第一〇二师、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一师所属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第二天起，双方都向大云山地区增派兵力。日军第二十三联队主力由桃林沿大云山西侧南进，被中方第一〇二师堵截于百羊田、甘田和马嘶塅地区；日军第六师团主力突破大云山东侧的中方阵地，进犯至长安桥附近，后又分路包抄大云山南侧阵地；日军第四十师团则集结桃林后，向甘田方向推进。9月11日起，中方新编第十师和第五十九师，分别自长安桥北、南两侧，同时由东向西攻击；第六十师自杨林街由南往北进攻，对日军进行了围歼。日军伤亡颇众，一度固守待援。9月13日、14日，中方从各方面加紧包围圈，日方凭借优势火力进行顽抗，战斗极其惨烈。日方自岳阳方面继续调重兵南下，至17日，除已在大云山地区的第六、四十师团外，第三、四两个师团也先后抵达新墙河北岸，完成攻击准备；日军还通过舰船穿越洞庭湖向南逼近。中方根据敌方兵力集结的情报，判断日军将有更大规模的南犯行动，遂令昌水以北各部队陆续向昌水南岸转移。

9月18日晨，日军四个师团，并配以两翼的两个支队，同时多处强渡新墙河及昌水，从而挑起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主力战。

日军凭借着占优势的火炮、战车和空中火力，甚至使用毒气弹，分别向杉木桥、潼溪街、四六方、缪家渡、港口、杨林街等阵地发动攻击，中方第五十九、六十、一〇二各师等第一线防守部队奋起应战，但伤亡较大。经数小时激战，日军突破数处中方阵地，大股日军从潼溪街南侵至长湖、百羊冲一线，受到中方第九十师守军的阻击。另外，中方第四军各师主力撤至长湖、王复泰、胡少保一线的预备阵地，阻敌南进；第五十八军向杨林街侧击日军；第五十九师则转移至石塘、朱公桥以南山地，向西侧击敌军。由于双方兵力差距较大，至18日傍晚，长湖、王复泰、百羊冲等阵地均被突破，新墙河以西更是被日军长驱直入，洞庭湖畔至长岳公路，已完全为日军所控制。至19日晚，日军第四十师团尚与中方第五十九、六十、九十各师对峙，被阻遏于刘家冲、杨家港一带；而日军第四、三、六各师团已分别进达汨水北岸之石头铺、兰市河、长乐街各处，其中第六师团一部已渡过汨水，进犯至颜家铺、浯口一带。

与此同时，根据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9月20日拂晓起，第二十七集团军各部在汨水以北侧击敌军，以延缓其南进。第四军以及所附之第六十师，经王家坊、杨家港，向长乐街方向进击。至26日，第九十师收复了浯口，第五十九师攻抵汨水北岸，第一〇二师挺进到新屋内、菖蒲源；第六十师推进达东港。第五十八军经王复泰、大荆街向归义方向进击，于26日达河源坝、哲阳桥一线，控制长岳公路。第二十军（欠暂编第五十四师）经关王桥、渡头桥向新市方向进攻，26日在长乐街附近与日军相持。在近一周内，第二十七集团军各部从各个方向对南进之敌进行攻击，且尽可能地破坏敌军必经之交通道路，成功地达到了迟滞日军之任务，毙伤日军千余名。遂即除第五十八军留置汨水以北之外，主力则渡汨水南下，加入对日军第四、三、六各师团的攻击作战。

汨水南岸的战事要比北岸更为激烈。9月20日，日军第四、三、六师团及早渊支队，分别从洛公桥、新市、伍公市、磨刀滩、浯口等处南渡汨水。在多处突破中方前沿阵地后，于22日起向中方主阵地发起猛烈之攻击。日军第四师团从下武昌、神鼎山方向，突破第九十九师和第九十五师的结合部，第三师团则由浯口经双江口向第一四〇师右翼包抄。至23日，日军这两个师团的主力已分别南进到了麻峰嘴、新开市，对中方第三十七军形成钳形围攻之势。日军第六师团一部自浯口直接南下，抵达南阳庙、张家祠后，继续南侵，其主力则由浯口向雍瓦江北侧挺进，与经张家坡南渡汨水的日军第四十师团会合后，试图围歼中方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和二十六军分别进行了顽强抵抗。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自长沙北上的第十军迅速策应第三十七军。9月23日起，第十军第一九〇师、第十预备师分别在黄泥冲、白杉桥、花门楼、金井一带，与日军第三、第六师团所部激战。第十军第三师则在栗桥、茅根坝、铜盆寺等处与敌第四师团一部及早渊支队苦战。在上述战斗中，第十军各部牺牲较大，其中第一九〇师师长朱岳负伤，副师长赖侍湘阵亡。正是在第十军的殊死应接下，第三十七军和第二十六军主力得以在9月25日夜突围，分别向麻林市以西和蒲塘东南转进。而第十军第三师和第十预备师转向日军侧后部进袭，在安沙、新桥等处与敌交战，然后奉命转移至敌后进行休整。

至9月26日，日军已南进至安沙、麻林市、路口余田、沙市街等地，并继续向捞刀河谷进逼。中方也向这一地区作了相应部署，包括第九十九军、从赣北赶赴前来的第七十二军和第七十四军；另外第六战区之第七十九军和第七战区的暂编第二军亦前来增援。其中第七十七军立即投入了阻击日军的激战。该军第五十八师于9月27日晨向麻林市、大坝桥一带日军出击，结果右翼和左翼分别遭到敌第三师团和第四师团一部的反攻，双方伤亡均重。此后第五十八师在春华山、东林寺、永安市一带同日军第六师团一部激战，并遭日军飞机的攻击，伤亡甚重。第五十一师则在大桥、易家冲之线与日第六师团交战。与此同时，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七和九十五师同日军第四师团主力和早渊支队苦战，亦无法增援第七十七军。

正当双方在捞刀河谷激战之际，日军第四师团一部突破中方的阻击，沿白沙河两侧迅速推进。中方最高军事当局鉴于日军攻势已受到中方逐次阻遏，伤亡颇大，且供给愈益困难，认为是对敌进行反击和截击的时机，遂向第九战区下达攻击命令，粉碎日军占领长沙之企图。当时蒋介石非常重视战事进展：“湘北战局关系较大，故朝夕与前方电话指示，实等于前线之指挥。”⁽¹⁰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即令自常德、沣县赶抵的第七十九军加强捞刀河一线，以保卫长沙之外围，同时向其他各军下达反击作战令。

9月26日傍晚，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在长沙东北侧石子铺阵地的守军，与进犯的日军早渊支队先头部队遭遇，打响长沙郊区之战。27日晨起，第九十八师主力在三窑堂、白茅铺与早渊支队主力激战。当晚，日军借助空中火力支援，突破中方防线而南渡浏阳河，逼近长沙市东郊。第九十八师则奉令进至捞刀河以北霞凝港至罗汉庄一带，截断日军之退路。而由株洲赶抵长沙东郊左家塘附近的暂编第二军第八师第一旅，即迎击占优势的日军，战事颇为激烈。至28日凌晨，该旅与九十八师主力会合后，在跳马涧、新桥、石桥一带阻击日军。当日，日军早渊支队主力突破第九十八师第二九三团阵地，自东北部进入长沙市区。29日，第七十九军暂编第六师率先自岳麓山横渡湘江，向长沙市内日军发起进攻，当日傍晚占领长沙西、北门及南门一带的街市。10月1日，第九十八师在炮火支援下，向南正街及浏阳门一带日军进攻。在中方军队的内外夹击下，长沙市内的日军开始撤出长沙。在长沙市郊和城内之战斗中，中方部队歼灭日军约2000余名，击毙日军第一一六联队的第一大队长川崎进少佐和第二大队长横泽三郎大佐。中方部队伤亡亦达2400余人，其中官佐125员。

自10月1日傍晚起，处于不利态势的日军分三路向北撤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颁令：“第九战区应乘敌疲惫，果敢追击，乘机占领岳阳，并应积极破坏武岳铁路，分向各路退却敌人沿途袭击、伏击、猛烈打击，使其不能退守原防；并牵制迟滞其向武汉方面转移，以利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之作战。”⁽¹⁰¹⁾第九战区除第七十九军固守长沙之外，其余各部如第七十四、十、三十七、九十九各军开始了对日军的追击作战。10月7日，中国军队主力已经北渡汨水，8日再越新墙河，沿途截击敌军。

第二十六军方面，在奉令清扫捞刀河两岸战场后，于3日起经高桥、金井及蒲塘东侧追击日军，6日追抵长乐街，并清扫战场。

第七十二军则实行超越追击，4日抵达梅仙市，6日抵达杨林街西侧，在大松岭附近击退日军掩护部队，继续取道黄岸市北追。10日，该军又在忠防向日军占领之阵地发起进攻。

第四军及所附之第六十师于2日起截击向金井以北地区败退之日军第四十师团。4日，第四十师团又改往麻峰嘴以北退走，第四军遂向汨水以北追击，于10月6日收复长乐街、关王桥等处。

10月2日开始，第二十军开始截击自福临铺取道麻峰嘴北退之敌第六师团，6日从新市、伍公市附近北渡汨水，7日协同第四军击溃长湖附近的日军掩护部队，然后追至下高桥附近。

第五十八军亦于2日起从平江加入北进追击，于4日在关王桥附近截击败退之日军。次日，第五十八军向大荆街日军发起攻击，复于8日越方山洞追至桃林附近。

湘阴县城是日军北退途中之要冲，中方先由第九十九师第二九五团占守。10月1日至3日，该部连续击退日平野支队的进攻。4日，日军荒木支队加入对湘阴的夹击，并攻陷该城。中方第九十九师主力部队奋起反击，于6日收复湘阴。此后，平野支队会同自长沙北撤之早渊支队，从营田乘舟艇退逸。日军荒木支队则尾随第四师团，经归义向新墙方向溃退。7日，第九十九师主力追至归义，清扫汨水两岸之战场。

至10月9日，湘北方面的日军已全部北渡新墙河，退占其战前之阵地。中方局部攻击已无进展，双方恢复对峙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宣告结束。

除湘北主战场外，根据第九战区的统一部署，9月中旬起，第三十集团军第七十二军曾向原日军第四十师团据守的鄂南通山、南林桥等地发动进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主力向鄂南咸宁第四十师团一部发起进攻，余部向崇阳日军第六师团一部发动进袭。在日军主力从长沙地区溃退之际，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对蒲圻、咸宁之间的交通通讯设施加以破坏，截击北退之日军。另外，中方第七十八军之新编第十三师和第十九集团军的新编第十二师等部队，也在赣北武宁和高安方面，与日军进行了作战。

就在湘北主战场激战之时，第六战区也遵令进行策应作战，集中兵力反攻宜昌，试图迫使日军从湘北撤兵回援，缓解第九战区的作战压力。10月1日，日军从长沙撤退后，即回援宜昌。次日，中方第六战区部队经过激战攻入宜昌城郊。至10日凌晨，中国部队突入宜昌城。日军守城部队在战机20余架的支援下，频频施放毒气，致使中方部队伤亡甚重，被迫撤出城外。此后，第六战区部队又开始对宜昌城发起最后攻击，然而由于日军负隅顽抗，加之城外回援之日军到达，中方部队被迫于11日晚冒雨撤出宜昌。中方攻势功败垂成。

为协助陆军作战，中国空军第一、第二大队于9月下旬曾先后出动SB-3型飞机共31架次，对洞庭湖之日军舰艇以及长沙以北的日军实行轰炸⁽¹⁰²⁾。中国海军也出动布雷部队，在新墙河、汨罗江、湘江、沅江等水道布雷，阻遏日军之进退，对战局进展不无助益。

据第九战区统计，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死20830名、伤31991名，共计52821名；中方参战官兵302640人，死23858名、伤35220名，共59078名，此外失踪11954名；中方第十、二十六、三十七等三个师被击破，四个师伤亡在30％以上⁽¹⁰³⁾。日军瓦解中国军队抗战意图，摧毁第九战区战斗力的作战目的，最终没有得逞。日方以15万兵力，企图占领长沙，炫耀武力，配合侵华之政略目的和南进战略目标，结果不仅长沙、株洲等地占而旋失，而且损兵折将。诚如日本军事家冈泷雄所作的客观评论：“长沙之役，日本不仅将珍贵之兵力浪费在非常重要的战线上，而且进攻不成，反使华军有机炫耀胜利，这是一次最愚蠢的作战。”⁽¹⁰⁴⁾

整体来看，从1938年底进入相持阶段到1941年秋近三年时间里，正面战场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由于日军的封锁和对后方的大肆轰炸，中国军事装备的先进性和必要补给，都有极大的困难。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就是在极其有限的外来补给情况下，依照比战略防御阶段更为积极的指导方针，在华中与华北地区连续开展了一系列主要战役。这些战役基本上都是日军发起的，中国军队基本上属于防御的一方。其中某些战役中方还遭遇较大的挫折，如南昌战役最终日军攻占南昌而中方反攻收复失利，中条山战役中方主力最终被迫放弃原先的根据地而转入敌后游击。但是，中国军队已经能够在一定的时空范围里，从实际战况出发，不分前方后方，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袭击，运用侧击、尾击、诱敌深入加以围歼等战法，使敌无时无地不在发生战斗，遭到重创。不仅粉碎了日军利用占领地域“以战养战”的企图，且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无法自由运用。中国军队正在以持久抗战的努力与威力，迎接与盟军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新局面的到来。

————————————————————

(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356-357页。

(2) 《蒋委员长对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37年11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127-130页。

(3) 《蒋委员长对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37年11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138-149页。

(4) 《蒋委员长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37年11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158-162页。

(5) 《蒋委员长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37年11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171-176页。

(6) 《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1939年1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659页。

(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568页。

(8)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47页。

(9)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51-256页。

(10) 三军大学战史编纂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5年版，第25-26页。

(1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4-116页。

(12) 《罗卓英密电》（1939年3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41页。

(1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32页。

(14) 《蒋介石关于三九战区作战地境及南昌附近作战部署密电稿》（1939年3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49页。

(15) 《蒋介石令宋肯堂部死守南昌待援密电稿》（1939年3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51页。

(16)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58页。

(17) 《中央日报》，1939年3月31日。

(18) 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 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0) 《攻略南昌计划》（1939年4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57页。

(2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册，第340页。

(22) 《罗卓英限期攻克南昌命令》（1939年4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70页。

(23) 《白崇禧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陈诚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5月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866-867页。

(2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35页；《罗卓英报告陈安宝军长督战阵亡等情密电》（1939年5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76页。

(25) 《顾祝同报告反攻南昌作战战斗结果密电》（1939年5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81页。另外，蒋介石在5月7日的日记中也写到：“反攻南昌失利，未知损失程度如何。”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25页。

(27)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27页。

(28)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82页。

(29)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25-126页。

(30) 《李宗仁关于日军向鄂中鄂北大举集结企图蠢动密电》（1939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88-189页。

(31) 《李宗仁密电》（1939年5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93页。

(32) 《李宗仁密电》（1939年5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95页。《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5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890页。

(33) 《蒋介石密电稿》（1939年5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198页。

(34) 《蒋介石致孙连仲电》（1939年5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27页。

(35)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329页。

(36)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39-40页。

(3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3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页。

(39) 《蒋介石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示敌情电》（1940年3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53页。

(40)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91页。《军委会拟定第五战区襄东部队作战指导方案》（1940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285页。

(4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111页。

(42) 《蒋介石致李宗仁电》（1940年5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71页。

(43)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第390-391页；《第三十三集团军枣宜地区战斗详报》（1940年5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297页。

(44) 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2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5) 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2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44页。

(47) 容鉴光：《长沙三次会战》，台北“国史馆”1990年印行，第28页。

(48) 《长沙三次会战》，第29页。

(49) 《蒋介石致薛岳陈诚电稿》（1939年4月1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079页。

(50)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577页。

(5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71页。

(52) 《长沙三次会战》，第36页；《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69页。

(53) 《罗卓英报告所部在上富镇甘坊等地战况及作战部署密电》（1939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456-458页。

(54)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64页。

(55) 《关麟徵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9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114页；《第十五集团军长沙会战战斗要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463页。

(56) 《长沙三次会战》，第120页。

(57) 《中国海军对日抗战经过概要》（1947年2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842-1843页。

(58) 《关麟徵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10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122页。

(59) 《长沙三次会战》，第158-160页。据日方资料，称中方阵亡4.4万余人，被俘4000人；日方阵亡850人，伤2700人。冈村宁次：《第十一军作战经过之概要及所见》，《华中华南作战》第612-613页。

(60) 《长沙三次会战》，第143页。

(61) 关于第一次长沙战役日军主动撤兵的基本原因，有学者认为一方面是其在战略上遵奉大本营指令，准备利用欧战之机南进发动太平洋之役，故在中国战场收缩战线；而更为重要的一点则是日军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难有决胜的把握，不得不做出撤军的选择。见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223页。

(62)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3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复制件。

(6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页。

(64)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42页。

(65) 《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第279页。

(66) 《蒋介石下达冬季攻势命令》（1939年11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667页。

(67) 《桂南会战空军战史辑要初稿》（1939年11月-1940年1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191-1192页。

(68) 《蒋介石致白崇禧等密电稿》（1939年11月2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915页。

(69) 《蒋介石致白崇禧等密电稿》（1939年11月2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915页。

(70) 《第四战区关于南宁各役战斗经过概要》（1939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250页。

(7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296-297页。

(72) 《蒋介石严令各部努力进攻达成任务手令电稿》（1939年12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243页。

(73) 《白崇禧致何应钦密代电》（1940年1月2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944页。《白崇禧关于昆仑关龙州等役战斗经过概要代电》（1940年1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245-246页。

(74) 蒋介石日记1940年2月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5) 《蒋委员长对柳州军事会议开幕训词》（1940年2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205页。

(76) 《通电公布处罚桂南作战不力将领》（1940年2月27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别录》第212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40年1月—6月）》，第249-250页。

(77)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22页。

(78) 《抗日战史》（第六册）《华中地区作战》（下），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8年，第3页。

(79) 《抗日战史》（第六册）《华中地区作战》（下），第5页。

(8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22—124页。

(81) 《蒋介石致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示制敌之法电》（1941年1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92—493页。

(82)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石觉先生访问记录》，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1年1—6月）》，第120页。石觉，豫南会战时为第八十五军第四师师长。

(83) 《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呈豫东敌情及部署电》（1941年1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93—494页。

(8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502页；《抗日战史》（第六册）《华中地区作战》（下），第34页。

(85) 郭如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020页。

(8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33页。

(8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224页。

(88) 《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及陈述意见书》（1941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410页。

(89) 《蒋介石为检讨晋南作战经验教训电》（1941年5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405页。

(9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425页。

(91)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年5月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069页。

(92) 蒋介石在1941年6月30日之“本月反省录”中写有：“此次晋南损失与伤亡，虽不如南京失陷时之大，然而危险与壮烈则过之。此应由卫立煌不学无术处置疏忽之所致。”见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93)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29页。

(9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第139-141页。

(9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01页。

(9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59页。

(97) 《军令部拟订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军事部署》（1941年9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490-491页。

(98) 《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1941年9月6日-10月1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130页。

(99) 以下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基本过程的叙述，系综合参考《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抗日战史》（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长沙三次会战》、《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三册）《中期战役》等著作的相关部分。

(100) 蒋介石日记1941年9月2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01) 《长沙三次会战》，第275页。

(102) 《长沙三次会战》，第283页。

(103) 《长沙三次会战》，第302—317页。据日第十一军司令部1941年11月15日发表的数字，日军死5670名，伤5180名，失踪14人；中方参战50万人，“遗弃尸体54000具，俘虏4300名”。

(104) 《长沙三次会战》，第290页。

第七章　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

战略相持阶段期间，国民政府留置敌后的部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相互协作，积极开展游击战，对日军占领区不断袭扰，有力牵制了日军的兵力，在战略上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抗日作战。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后，其政策逐步由“联共抗日”转向“排共反共”，国民党军留在敌后的部队频频制造反共磨擦⁽¹⁾。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不断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先后开辟出十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游击作战区。至1938年10月，八路军兵力已发展到15万至16万余人，新四军也已发展到2.5万人⁽²⁾，成为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

第一节　日军的“治安肃正”作战和八路军的反扫荡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的侵华方针开始发生转变。战争之初，日军凭恃其强大武力，采取了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速决战方针。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日本当局更是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妄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然而武汉一战，日军的战略进攻能力达到极致，其速决战的企图也归于失败。战后，日本被迫改变其原有的侵略方针，采取以政略为主、军事为辅的新方针。1938年11月18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陆军省与参谋部联合制定《促使抗日政权屈服直至崩溃的要领》，对所谓“政略”作了详细规定，其首要一条即是“促进占领区的治安和建设”⁽³⁾。与新“政略”相对应，日本的军事战略也很快做出调整。日本大本营决定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集中主要兵力对已占领地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的文件中，对新军事战略各要点做了阐述。该文件特别指出，战地日军在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要把恢复占领区的治安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包括河北省北部、包头以东之蒙疆、山西省正太线以北地区、山东省胶济沿线地区、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相比之下，正面战场的兵力配备则“限制在最少限度内”⁽⁴⁾。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重新制订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提出如下方针：“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⁵⁾为此，日军开始调整部署，实行对占领地的持久保守作战。日军不断进行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常设师团和特设师团遣返回国休整，同时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制师团及独立混成旅团替代归国部队。1939年底，日军在南京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24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旅团。以上部队分属4个战略集团，各自的兵力及任务如下：第十一军配置于武汉地区，下辖7个师团和2个独立混成旅团，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负责对中国军队主力进行以攻势防御为特点的作战；第十三军配置于长江下游的华中地区，下辖4个师团和4个独立混成旅团，负责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领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第二十一军配置于华南，下辖4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任务是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切断中国的补给路线；华北方面军的兵力最为雄厚，辖9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旅团，负责确保已占据的华北地区的稳定，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此后，其后方的作战活动也日趋频繁。

1939年开始，日军一改战争初期奉行的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方针，日军军事打击的重点逐渐转向敌后战场，集中力量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11月起，日军便已陆续增兵华北：11月从华中、华南抽调3个师团；1939年1月再调出5个旅团；4月又从关外、国内调来4个师团，编入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至此，华北方面共拥有15个师团、9个旅团、1个骑兵旅团。从1939年1月至1940年9月，进行了五期“治安肃正讨伐”战，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大扫荡”⁽⁶⁾。

针对华中、华北等地日益发展的抗日武装力量，日军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日军的“治安肃正”作战由此成为侵华日军正面战场作战外的又一主要作战方式。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的意图，连续实施三期“治安肃正”计划，以武力为中心进行“讨伐肃正”，巩固点和线，更重要的是实现包括各个要地在内的面的占领，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确保所占领地区的安定⁽⁷⁾。第一期肃正作战从1939年1月至5月，此间日军在山西省南北、苏北等地连续发动大规模进攻，妄图消灭占领地区的中方部队；第二期肃正作战从1939年6月至当年9月，先后经历鲁西、鲁南和晋东三次作战；第三期肃正作战从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日军针对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起的“冬季攻势”，一面进行冬季反击作战，同时又对潞安周围和太行山地区进行了反复的“扫荡”。

1940年12月26日，日本大本营又确定当前对华作战纲要，决定彻底肃正华北治安，进行航空进攻战，集中实施对华作战谋略，强化封锁及扶植作为治安警察力量的中国武装团体。1941年1月，日军又制定《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与《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对华战争八条原则，决定在长期持久战争的前提下，“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据地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⁸⁾。同时，华北方面军制定了1941年肃正建设计划，其中包括重点事项12条。该计划指出，“在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同时，计划还强调，“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⁹⁾。兵力部署方面，日军一改以往分散部署的原则，实行集中部署。此外，该肃正计划还对占领区的傀儡政权建设、伪军任务及训练、农村自治自卫、示范占领区工作目标、新民会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

为以综合力量全面对抗占领区的抗日力量，日军自1941年春季至1942年底，连续对华北地区发动五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企图在华北巩固其殖民统治秩序。1941年夏，华北方面军又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对未来三年逐年应达到之治安指标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日军在华北划分治安区（日伪占领区）、准治安区（抗日游击区）和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三类地区，并采取不同的“治安肃正”手段。在治安区，日军利用伪行政机构代行管理，由伪警力量担任治安工作；在准治安区，日军部署固定兵力，在其指导和支援下建立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安团等，以图控制地方行政，同时加强搜索和“扫荡”抗日力量，扼制其活动；对于未治安区，日军则不断对其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拆毁其设施和军需品，实行“三光”政策，使中共的抗战力量不能建设，或不能重建。随后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伪行政机关，使之向准治安区转变。为保障治安区和重要交通线的安全，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日军还在治安区和准治安区的交界处及重要交通线两侧，大量修筑隔离壕沟和碉堡据点。在华中地区，日本通过利用和操纵汪伪政权，推行“清乡”。日军通过与伪军、伪政权的力量结合，以及军事手段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各种手段相结合，将占领区划分为若干片，以日军为主力并在伪军的配合协助之下，对各区域的抗日武装实施军事打击。

针对日军的残酷围攻与“扫荡”，八路军各部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在晋冀豫、晋察冀、冀鲁豫、晋西北等地区取得了英勇惊人的战绩。

1939年6月起，日军调集十数万兵力对晋冀豫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打通白晋公路及黎城至临汾的公路。八路军所部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一部坚决展开反击，将日军在作战初期占领的辽县、武乡、榆社、襄垣、晋城、高平等城全部夺回，并毙伤敌军万余人。同时，八路军将白晋路、武涉路、平昔路、昔和路、高赞路等公路及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道清路等铁路悉数加以袭击破坏，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交通困难。5月初，八路军大破白晋铁路之太谷-襄垣段，经与日军两日三夜的激战，击毙敌军800余人，缴获步枪400余支，炸毁车站3所、火车3列、大小桥梁30余座，焚毁西药一库、汽油一库、子弹百万余发，挖毁铁路总长80余里，运回铁轨千余条⁽¹⁰⁾。

在晋察冀边区，日军亦从1939年9月起连续不断地进行残酷“扫荡”。晋察冀边区部队和八路军一二〇师一部坚决予以还击。9月25日至30日，日军2000余人猛犯陈庄，经过六天五夜苦战，八路军终将敌人全部击溃，毙敌千余之众，击毙日军旅团长水原，缴获枪炮、弹药及辎重甚多。10月25日起，日军出动2万余人，兵分12路向边区大举进攻，发动所谓的“冬季扫荡”。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亲率所部与敌激战43天，经历大小战斗108次，击毙日军官兵4000余人，俘虏日兵13名，伪军2000余人，缴获步枪400余支、各种炮6门，电台4架及其他弹药辎重无数⁽¹¹⁾。在黄土岭战斗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被八路军击毙⁽¹²⁾。日军的“冬季扫荡”也最终为八路军粉碎。与此同时，八路军还针对日军“筑堡修路”的做法，展开大破路运动，给予日军运输以沉重打击。

山东方面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一部及山东纵队所部，于1938年7月底粉碎了日军对鲁西地区的大举围攻，毙敌达4000余人。8月2日，一一五师一个营即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全部枪炮弹药，取得梁山大捷。1939年1月底，日军大举进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二〇师、一一五师及决死纵队奋起抵抗，经过战斗30余次，毙敌1100余人，俘虏日军200余名，日军企图宣告破产。当年3月，平西方面的八路军挺进军又一举粉碎日军7000余人的“春季扫荡”，毙敌2000余人，并击落敌机一架。在冀中地区，八路军部队与当地抗日民众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自1939年春天至当年5月，先后与日军作战200余次，毙敌五六千人。日军多次的疯狂“扫荡”不仅毫无所得，反而徒增消耗与损失。

1939年7月至1940年7月这一年时间中，八路军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7000余次，伤毙敌军6万余人（其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内的特级官长6名、联队长9名、大队长9名、旅团参谋长1名，中队长以下官长若干名）、伪军2万余人，俘虏日军百余人、伪军15000余人，缴获各种炮110余门、轻重机枪720余挺、步枪38000余支、步枪枪弹900余万发、手榴弹万余颗、瓦斯弹200余箱，毁敌汽车1200余辆、装甲坦克70余辆、各种炮50余门，收回电线20余万斤，破坏铁路5000余里、公路5万余里，缴获其他军用品及辎重无数⁽¹³⁾。八路军的反扫荡作战迫使日军的“治安肃正”计划归于破产，“筑堡修路”的企图亦未实现。八路军的行动巩固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有力牵制了侵华日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

第二节　百团大战

1940年秋，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部队、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所部共105个团，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以破袭敌占正太铁路及沿线据点为重点的大规模战略性进攻，史称“百团大战”。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突袭波兰。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至1940年夏天，德军已相继攻占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英国也被迫退出了欧洲大陆。在这一国际形势下，侵华日军一面继续对正面战场施加压力，在封锁中国滇缅国际交通线及闽浙沿海各港口的同时，发动随枣、枣宜战役，占领宜昌，并对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进行了猛烈轰炸，试图用持续的军事攻势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另外，在华北占领区，日军加紧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封锁、隔断中共的敌后根据地，使得华北抗日游击战处境颇为困难。

鉴于国内外形势极为不利且华北敌后战场敌情严重，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发出战役预备命令，该命令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线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击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乘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击破正太路。”“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要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参战的总兵力方面，预备命令要求晋察冀军区、一二九师、一二〇师直接参加这次战役的兵力为22至24个团，另有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命令要求各参战部队须于8月10日前完成战役的准备工作⁽¹⁴⁾。

在各参战部队遵令完成相应准备的基础上，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部署及作战地域区分的命令，对参战兵力作出如下部署：（1）由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约10个团破坏平定东至石家庄段的正太线，破坏重点在娘子关平定段；对北宁线、德州以北之津浦线、德石路、沧石路、沧保路，特别是对元氏以北至卢沟桥段之平汉线，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宽正面的破袭之，阻击可能向正太线增援之敌，相机收复某些据点。（2）第一二九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破击平定至榆次段的正太线，破坏重点在阳泉至张净镇段。（3）第一二〇师则派4至6个团破击平遥以北同蒲线及汾阳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至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线增援。限8月20日开始战斗⁽¹⁵⁾。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共9个师团、12个步兵独立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集团，共计25万人。华北地区另有伪军约15万人。

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10日，重点在于摧毁正太铁路，进行交通总破袭战。8月20日晚，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晋察冀军区部队、第一二九师、第一二〇师等部同时发起进攻。

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向正太路东段的车站、据点及矿区等，展开全面攻袭。8月20日深夜，中央纵队第三团攻入井陉煤矿新矿，与守敌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之一部激战，至次日下午消灭全部守敌，占领全矿，彻底破坏矿上机器设备。第三团另一部同时进攻岗头、老矿，一度占领三个堡垒，与反扑之敌军激战一昼夜；21日夜第二团一部也加入了增援作战，予敌重创后方退出。第三团还攻克了南正敌据点，破坏了南正至微水间铁路，收回电线2000余斤；破坏了井阱、凤山间公路和电话线；还向庄旺、凤山矿敌军发动了进攻⁽¹⁶⁾。第二团一部进攻蔡庄堡垒，击退拥有铁甲车之敌军，占领了蔡庄，并进击雪花山敌军；第二团另一部攻占了乏驴岭铁桥之堡垒，炸毁铁桥一段，与反攻之敌军竟夜激战后撤出；该团一部还破坏了井阱以西铁路一段。第十六团20日晚攻入北峪，歼灭大部守敌，破坏了北峪石桥；21日和22日第十六团和第二团一部，在北峪车站以北山地与敌军激战。第十六团另一部20日夜进攻南峪和地都两据点，在南峪北高地与敌军展开遭遇战，击败敌军后，一部占领地都，另一部向南峪守敌猛攻，歼敌大部。上述战斗打响后，中央纵队之工兵部队将南峪、地都间的铁路、桥梁破坏多处⁽¹⁷⁾。右纵队第五团自8月20日午夜起向正太路要隘娘子关发动猛攻，消灭大部分守敌，破坏娘子关以东之桥梁，收回电线千余斤。次日又在磨河滩与敌援军激战并一度占领该处，至22日晚与优势敌军几度攻防激战，后撤出。第五团另一部向程家陇底发起进攻，一度攻入该车站，与日本援军反复争夺，重创日军后退出。第十九团一部于8月20日晚攻入巨城后，数次向守敌堡垒发起冲锋，激战至次日撤出。21日晚第十九团另一部还曾攻入移穰车站，重创守敌后撤出⁽¹⁸⁾。左纵队也于20日晚起分别数度进攻岩峰、上安等据点，与守军及敌援军激战，破坏相关之铁路线和通讯电线⁽¹⁹⁾。

第一二九师主力发起破袭正太路西段的战斗之后，以左、右两翼向正太路阳泉至太谷段以及平定至辽县间公路，发起重点进攻。8月20日晚，第十六团在攻克芦家庄车站的战斗中，仅30分钟便攻下车站南北共四座敌军堡垒，消灭大部守敌，炸毁了芦家庄至段廷间铁路；次日复与车站守敌及大量援敌激战。第三十八团向上湖日军发起猛攻，至21日晚先后消灭上湖车站全部守敌并占领了车站东南部的堡垒。第二十五团于20日夜向马首车站发起攻击，迅速占领车站左、右侧之碉堡，并于21日击溃顽强抵抗之敌军，最终占领该车站。第二十八团20日晚起同时进攻狼峪、张净、芹泉，与守敌展开激战，至23日终于攻下了狼峪、张净两车站，消灭大部分守敌，芹泉未能攻克。第三十团一部从8月20日夜开始进攻桑掌，经过一个半小时数度冲锋，终于攻占该处，消灭大部守敌，彻底破坏该处之大桥。第三十团另一部于20日夜进攻燕子沟，与守敌及自阳泉赶来之敌援军数度激战，直到次日终将敌军歼灭，占领该据点，炸毁该处两座铁桥。该团另一部于21日夜进攻坡头车站，经过约六小时的激战，全部消灭守敌并占领该车站。另外第一二九师之总预备队为配合主力之破袭战，在大战打响时即强占阳泉以南之狮垴山，阳泉之敌军亦视该处为必争之地，因此至22日双方多次激战，我方始终未失阵地。到了23日和24日，日军大肆施放毒气弹，并出动飞机滥轰我方阵地，但未能攻下狮垴山。直到25日总预备队接到转为破路之任务，遂主动撤往龙门、上庄、曹庄北垴之线，这样敌军才得以在26日占领该阵地⁽²⁰⁾。

第一二〇师承担的作战地区是同蒲路北段，虽然这是整个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但却和转为战役正面的正太路紧相联接，是敌军增援的要道。在8月20日即正太路破袭战打响的同时，第一二〇师向同蒲路北段全线出击，当夜便克复日军在忻县和静乐之间最大的据点康家会，全歼守敌和由静乐前来增援的敌军；同时破坏大同至太原之间的铁路和两侧之公路、电线，攻击敌军之碉堡、车站，特别是攻占了朔宁间要冲阳方口，攻入了五寨等县城⁽²¹⁾。

在八路军的攻势下，日军被迫由白晋铁路和同蒲铁路南段调援军参加正太路沿线的作战，反击晋察冀军区部队和第一二九师，同蒲路北段及两侧公路地区的日军也对八路军一二〇师展开反击。

根据百团大战展开后敌情的变化，8月27日八路军总部决定扩大在正太线已经取得的战果，遂向有关作战部队发出指示：“百团大战对整个战局、改变敌我形势均有极大意义，我在正太沿线能坚持愈久、破坏愈是彻底，可能逼使敌人改变其某些部分之兵力部署，从其他点线上抽调兵力增援正太（线），这给我寻求新的机动的方便，或逼使敌人放弃正太线南北某些据点，回救正太线。这对整个太行山根据地之巩固更是有利，能达到此目的便使我军队作战容易取得主动权与操纵战争。否则，百团大战的结果只能断截正太线一时期内之交通，而不得能取得战局形势之改变。”“估计各线敌人正向正太线增援，正太线南北各据点敌仍图坚守不放。因此，我各线配合作战兵团应继续积极破袭。”⁽²²⁾八路军总部及时调整兵力部署和行动方针，一面坚持正太路沿线之游击战，同时抽出一部分兵力进行休整。晋察冀军区部队和八路军一二九、一二〇师按照调整后的部署，连续击退日军多次反击。第一二九师陈锡联旅与出犯阳泉的日军激战两小时，毙敌甚众。该旅亦伤亡官兵30余人，政治主任卢仁灿在奋战中壮烈殉国。与此同时，第一二九师陈赓旅一部攻击平定西南的日军据点，消灭守敌70余人。由于日军大量施放毒气，八路军方面亦有连长以下官兵40余人中毒⁽²³⁾。

至9月10日，晋察冀军区共歼灭日伪军900余人，缴获火炮5门，破坏铁路30余公里、桥梁18座，攻克据点10余个；第一二〇师歼灭日伪军2700余人，俘虏25人；第一二九师摧毁正太铁路平定至太原段三分之二以上，使日军控制下的正太铁路一度陷于瘫痪⁽²⁴⁾。至此，第一阶段战役胜利结束。

第一阶段战役结束后，八路军各部经过短暂休整和准备，立即投入第二阶段的作战。第二阶段作战从9月22日至10月10日，八路军针对交通线两侧及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继续进行破袭作战，旨在摧毁日军的封锁线。经总部批准，晋察冀军区决定以主力破坏涞源、灵丘间公路，并夺取涞源、灵丘两城；第一二九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的，开展榆辽作战；第一二〇师则以截断同蒲路北段为目的，以主力击破同蒲路宁武至轩岗段。其他部队配合主力作战。

9月22日晚，晋察冀军区以8个团、3个游击支队组成左、右翼，向涞源城及灵丘地区的敌军据点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战，第一团夺取涞源城东、西、南关，迫使日军退入城内；第二、三团等袭击三甲村、中庄、东团堡、上庄等据点，歼灭日军一部。由于日军火力过猛且施放毒气，进展不大。23日晚，第一、第二两团在炮兵的掩护下，袭入东团堡和三甲村，全歼日伪军100余人。第三团在大部中毒气的情况下，与日军展开肉搏战，至25日下午，晋察冀军区部队歼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大队长以下100余人，俘虏1人，缴获轻重机枪4挺、步枪100余支，攻克周围据点10余个。28日，由于张家口增援之敌3000余人进抵涞源城，八路军遂放弃攻取该城计划，转移兵力至灵丘、浑源方向，日军于10月1日夺回大部分据点。而八路军则攻占了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窑等日军据点。这时，由大同增援之日军千余人进至浑源并向灵丘急进，10月8日，晋察冀军区部队再次向驻灵丘日军发起攻击，至10日，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俘虏86人，缴获轻重机枪34挺、长短枪290余支、各种子弹4.5万余发。晋察冀军区伤亡1400余人，消耗子弹近9万发⁽²⁵⁾。晋察冀军区部队于10月10日结束了涞源、灵丘地区的作战⁽²⁶⁾。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于9月23日晚发动了榆（社）辽（县）公路线战役。该师以8个团的主力组成左右两个攻击集团，另以3个团向和（顺）辽（县）线破袭。其中左翼攻击集团先后发动四次强攻，对日军据点碉堡实施爆破，于25日最终攻占榆社，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右翼攻击集团进攻管头据点日军，进展不大。28日，该集团以一部兵力攻克石匣，歼敌数十人。至此，八路军一二九师已占领榆辽公路上除管头外的所有日军据点。随后，一二九师以主力部队准备攻击辽县。由于和顺、武乡之日军援兵到达辽县，一二九师随即停止进攻辽县城，改变作战计划，转而积极进攻管头，在开进途中与由武乡出援之敌军600余人遭遇，经过激烈战斗歼敌大部。29日，管头被八路军攻克。次日，鉴于辽县、和顺增援日军已经突破阻击部队阵地，迫近我方主力，第一二九师所部遂撤出战役。榆社城及其他几个据点复被日军占领⁽²⁷⁾。

就在涞灵、榆辽战役进行的同时，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及独立第一、第二旅在同蒲路忻口、宁武、朔县间开展破击战。至9月27日，一二〇师所部袭击宁武县西南之头马营、忻县北之忻口等据点多处，一度控制朔县至原平间数段铁路，阻断了日军交通。由于日军大量增援，一二〇师根据总部命令，结束了第二阶段战斗⁽²⁸⁾。

此外，冀中军区对任丘、河间、大城、肃宁之敌发动进攻，攻克据点20余处，歼灭日伪军1600余人，破坏公路150余公里。冀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对平汉路元氏至安阳段和德石路进行了大破坏，同时还破坏了白晋路、同蒲路南段及其他一些公路⁽²⁹⁾。

经过40多天的连续战斗，八路军各部伤亡减员较大，亟须进行整补。

百团大战推展，使得日本华北方面军起初颇感“意外”：“中共军对这次奇袭采取了同历来游击战术完全不同的战法，出动了大部队，打的是运动战，所以完全出乎日军预料。”“中共军所到之处，铁路、桥梁被破坏；日军各地警备队陷于孤军作战，不能相互增援的境地，大部分据点好不容易才将敌击退。”⁽³⁰⁾日军遭受八路军的沉重打击，决定实施报复。10月6日起，日军开始向八路军及晋东南、晋察冀和晋西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八路军各部在总部的统一指挥下，依靠自卫队、民兵和广大群众，展开了反扫荡作战。百团大战由此进入第三阶段。

10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由辽县附近出发，第三十六师团一部则从潞城附近出发，南北策应，向辽县、涉县、潞城、武乡地区实施“扫荡”⁽³¹⁾。日军目标直指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企图消灭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及决死第一纵队给予了顽强的阻击，日军被歼近100人，于17日分路撤退。10月20日，日军再次调集重兵“扫荡”太行山区，并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10月27日起，八路军一二九师所部与日军在关家垴和凤垴顶两处同时展开激战。至31日拂晓，八路军歼灭日军400余人。由于日本援军赶到，一二九师遂撤出战斗。11月初，日军“扫荡”八路军总部驻地，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大陌村南北一线进行防御作战，坚守阵地近一昼夜，待总部机关转移后才撤出。11月14日，第二次反扫荡作战结束。11月17日，日军又调集第三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各一部共7000余人对太岳山区进行“扫荡”。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兼太岳军区除以地方部队在内线袭击进犯日军外，同时以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组成东、西两个支队，转至外线沁河东西岸地区寻机打击日军，在官滩、胡汉坪、光凹、龙佛寺等地，予敌以沉重打击。日军“扫荡”扑空以后，遂疯狂残害抗日军民。仅沁源一县，被害群众就达5000余人⁽³²⁾。此后，八路军又屡次反击，重创日军。在八路军和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共同打击下，日军被迫于12月5日撤退。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日军曾多次扫荡晋西北地区，但均为八路军部队击退。

日伪军1万余人分十路对平西区进行“扫荡”，重点合击斋堂和三坡地区，并在根据地内建立了十余处据点。冀热察挺进军在人民群众支援下，苦战半月，歼敌一部，又乘敌向北岳区转移时发动反击，攻占敌据点四处，但由于根据地缩小，斗争更为艰巨。11月9日，日军1.2万人对北岳区进行“扫荡”。21日，日军侵占阜平城，而后“分区清剿”。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游击队、民兵的配合下，内外线相结合，予敌以沉重打击，迫使日军退出北岳区。

此后，日军抽调晋南、晋东南的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配合晋西北的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及第二十六师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于12月14日至1941年1月24日，对晋西北地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扫荡”。日军此次“扫荡”空前残酷，给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破坏。八路军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毙伤敌军2500余人，日军在遭受打击后退回原据点。

在反“扫荡”中，冀中、冀南区军民对平汉路和一些公路进行了破击战，切断了敌人的交通，歼灭了部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山区反“扫荡”。由于各个抗日根据地军民共同努力，密切配合，终于粉碎了日军的报复性“扫荡”。

百团大战作战地区涵盖了冀、察两省全境，晋绥之大部分地区和热河南部；涉及的交通线包括临汾以北之同蒲正太线，彰德以北之平汉线，北宁、平古、沧石、德石全线，邯济线之邯聊段，以及相关区域里几乎所有的公路线；另外，在山东、皖东、豫东、苏北等地区还进行了配合性作战。日军方面的参战部队包括第一一〇及第二十五师团全部，第二十六、第三十六、第四十一师团各两个联队，第三十五、第三十七师团各一个联队，第一、二、三、四、五、七和第九混成旅团各全部，第十五、第六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此外还有伪治安军、伪蒙军、伪满洲军、伪警备队、伪警察、伪宪兵等。其中遭八路军打击最大的为第四、五、十独立混成旅团，基本被全歼；第二、三混成旅团被消灭过半，其余各部日军亦遭到很大伤亡。自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内含大队长以上之军官18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内有副大队长山西绥清、中队长田木石野、小队长木岛等8人）、伪军18407人，消灭日伪军据点2993个，缴获各种炮53门、步马枪5437支，轻重机枪224挺及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4里及桥梁、车站、隧道多处⁽³³⁾。为此，八路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部队牺牲伤亡巨大。仅前三个半月的作战，八路军伤亡人数就达1.7万人。决死队第三纵队政委董天知在战斗中牺牲，另有2万余人中毒⁽³⁴⁾。百团大战作为抗战相持阶段敌后战场的一场大规模进攻性战役，给予了华北日军沉重打击，军事和政治意义巨大。战斗不但消灭了大量敌军，还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日军的交通线。总的来看，百团大战使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大大提高，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也因此得以增强；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正面战场遭受到的日本的压力，有助于遏制国民党内部妥协投降的暗流。与此同时，百团大战也震惊了侵华日军，促使其发动更大规模的报复性作战，这为华北地区的敌后抗战增加了困难。

第三节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方针政策。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总结了过去15个月的抗战经验，在分析抗战形势的基础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光明前途，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肩负起领导抗战的历史责任。此次会议还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另一方面，1938年1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其中关于在华中的指导要领为：“要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据地区的安定，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³⁵⁾当年底，华中地区重新部署之后的日军计有2个军，11个师团，6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1个飞行集团。在新四军周围的南京、镇江、常州、芜湖、泰县、高邮等地驻有第十五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另有大批的伪军⁽³⁶⁾。

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方针，周恩来于1939年2月亲自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与项英商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即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3月，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要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根据全国在新阶段的任务，根据新四军所处地区的情况，游击战仍然是我们新四军主要的作战方针。”⁽³⁷⁾为打开皖东地区的抗战局面，加强和统一江北地区部队的领导工作，新四军军长叶挺于5月初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精神，亲赴庐江组织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³⁸⁾。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张云逸于11月率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无为地区，并将庐江和无为地区的中共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开展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不久，江北指挥部对江北的新四军部队进行了改编，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任司令员，下辖第七、第九、第十四团；同时，在原第四支队第八团的基础上成立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下辖第八、第十和第十五团。此外，指挥部还充实和加强了江北游击纵队。经过整编后，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分别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则以一部在皖中巢县无为地区坚持斗争，扩大武装力量，同时保持与皖南的交通联系；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游击战。

新四军在皖东地区的战略展开，引起了日军和国民党军的严重不安，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军的“摩擦”有所加剧。1940年5月1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附伪军一部共计3000余人，对津浦路西的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并于14日占领定远县城。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与日军激战竟日，将敌击退，毙伤日伪军百余人。5月27日，定远日伪军400余人袭击藕塘，29日在老人仓遭到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十四团的阻击，损失颇重，被迫回撤。6月初，驻滁县的日伪军出动千余人侵占周家岗、全椒一线，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新四军第四支队英勇出击，击退日伪军。另外，5月下旬日伪军2000余人向津浦路以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攻占了津里、来安等地，图谋进行抢粮。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八、十团各一部于5月29日突袭来安城，重创守敌；第八团另一部设伏于来安至滁县公路，截击了从滁县出动的敌援军。另外，第五支队在津浦路南段连续展开破袭战，破日伪军据点多处，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8月，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了淮（安）宝（应）抗日游击区。当月，新四军第四、第五两支队又联合击退国民党顽军及封建刀会组织的武装进犯，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淮宝办事处。

由于1940年夏季的多次“扫荡”收效甚微，从当年8月下旬起，日军分别从苏南、苏中调集第十五师团第六十七联队和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加上在淮南的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共计7000余人，加上从扬州、蚌埠调集的伪军，共万余兵力，计划实施在运河、淮河和长江之间地区的“三河作战”，对新四军开辟的津浦路东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路东部队主力及指挥机关。9月初，来安、天长、六合、高邮、明光、五河、张八岭等据点的日伪军一起出动，采用分进合击战术，试图围歼新四军主力，摧毁路东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和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五团在外线积极袭击敌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十四团，第五支队第八团，加上路东的4个独立团，总共7个团的兵力，自9月5日起展开了反扫荡作战。9月7日，第四支队第十四团伏击开赴竹镇的日军，歼敌20余人，击毙敌指挥官1名⁽³⁹⁾。11日，日伪军千余人分三路进犯涧溪，在白沙王被独立第三团击溃。由竹镇向张山集进犯之日伪军700余人亦被独立第一团击溃。进犯新集的敌军则被第八团击溃。第七团则在崔子岗阻击前来扫荡的日伪军，予敌以重创。新四军的反扫荡作战历时12天，进行大小战斗65次，共毙伤日伪军600余人，比新四军方面的伤亡多一倍以上⁽⁴⁰⁾。日伪军各部均不断遭到打击，扫荡计划连连受挫，围歼新四军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破产，日军除在盱眙建立一个据点外，其余被迫撤返原防。这样，皖东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新四军伤亡200余人。

在创建、巩固皖东根据地的同时，新四军所部还在鄂豫边区积极开展工作，创立根据地。早在1938年3月，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后，即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和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成立留守处。其中，竹沟镇成为中共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1938年秋冬，武汉及周边地区沦陷。11月，中共豫南特委将竹沟镇留守处的一个分队与信阳、泌阳等地的游击队合编为信阳挺进队，迅即投入四望山的游击作战。同时，中共鄂东特委也以七里坪留守处的警卫排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1月，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委派，率部分干部自延安抵达竹沟镇，领导鄂豫边区新四军的敌后游击工作。是时，竹沟镇留守处的两个排已经改组成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该大队遂在李先念的指挥下开展敌后游击战。6月中旬，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与信阳挺进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下辖4个团。11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豫南、鄂东、鄂中等地区的游击部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挺进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1940年1月，挺进支队扩编为豫鄂挺进纵队。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立即配合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冬季攻势作战。挺进纵队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鄂中动员群众破坏汉（口）宜（昌）、襄（阳）花（园）、宋（河）应（山）等公路，并在安陆至花园间的公路上伏击日军第三十九师团车队和骑兵，歼敌近百人。另在京山石板河以南截击日军第十三师团约500人，在云梦以南的长江埠歼灭伪军一部⁽⁴¹⁾。在豫南地区，信阳罗山边的国民党军队遭到日军第三师团一部进攻，鄂豫皖挺进纵队一部主动前往接应增援，在灵山冲一带与日军进行激战，并将敌击退。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挺进纵队还在大、小悟山地区与国民党顽军展开坚决斗争，并最终控制了该地区，逐步开展了根据地建设工作。同年5月，日军进攻鄂西北，一度攻占襄阳、宜昌，枣宜会战爆发。为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友军作战，牵制日军西进，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对黄陂、随县、孝感、安陆、应山、应城、京山、礼山等20多处的日军据点展开了袭击，破坏花园至东阳岗、花园至应山、安陆至巡店间的公路五六十公里，收割电线5000余公斤⁽⁴²⁾。总之，自1939年春到1940年7月，豫鄂挺进纵队（包括其前身）共进行大小战斗281次，毙伤日军2490名，毙伤伪军7100余名；缴获大小炮11门，重机枪34挺，轻机枪106挺，步马枪5774支，手枪驳壳枪170支，掷弹筒32个，手榴620个，子弹813900余发；破坏公路1870里、大小桥梁192座，砍电线杆3000根，收电线17000斤，破坏铁路120段，大小铁桥5座⁽⁴³⁾。7月至10月，新四军所部进行三次保卫战，积极发展鄂豫边区根据地。襄河以西、长江以北的荆门、当阳、远安、南漳、保康等县，以及宜城、江陵、宜昌、枝江、宜都、钟祥等县的部分先后被纳入边区的范围。至1940年底，鄂豫边区的范围已扩大至十几个县，部队规模也不断壮大，共有游击兵团1.5万余人，民兵约10万人⁽⁴⁴⁾。

1939年春，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不断东进，继续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5月初，游击支队以主力进军淮上地区，同时以一部坚持永城、夏邑、萧县、宿县等地的斗争。9月初，支队主力回师新兴集地区进行整训，另一部则分散游击，同时掩护地方工作。1939年年底，新四军游击支队发展壮大到9个团共1.2万余人，同时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全军“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任务”。新四军第六支队随即抽调大批干部至永城、夏邑、肖县、宿县、亳县等地充实抗日民主政权，同时派出4个主力团向北展开，开辟商丘、亳县、宁陵、夏邑和砀南游击区。3月中旬与4月初，第六支队连续粉碎日军的两次“扫荡”，保卫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此后，第六支队各部仍不断出击作战。4月17日，第六支队火烧宿县临涣集外围据点炮楼三座。28日又破击铁路，在黄口车站以西颠覆敌火车一列⁽⁴⁵⁾。5月11日至13日，第六支队夜袭睢县平岗，追歼睢县日军警备司令以下150余人。5月下旬，八路军第二纵队（含第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主力）根据总部指示，在黄克诚的率领下由冀鲁豫南下，于6月20日到达安徽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6月底，八路军第三四四旅与新四军第六支队（除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下辖3个旅9个团共1.7万余人，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继续在豫皖苏地区执行防御任务。8月，八路军新编第二旅、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下辖3个支队9个团近2万人，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执行东进苏北的任务⁽⁴⁶⁾。

苏皖边区方面，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屡次制造反共摩擦，同时，日伪军也频繁进行“扫荡”。为打破日军的分割与封锁，粉碎其“扫荡”，新四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先后在水阳、横山、官陡门、东湾、延陵、云台山等地发动攻击，予敌重创。与此同时，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在丹阳县游击纵队的配合下，冲破国民党军的限制，向扬中和长江北岸发展，于1939年4月控制了扬中和大桥一带的沿江地区。5月，第一支队以第六团向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挺进，并与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合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5月下旬，义勇军部队在无锡东北的黄土塘与数百日军遭遇，经过激战，日军被歼近100人。6月24日，义勇军又夜袭浒墅关车站，全歼日军55人与伪军1个中队。随后该军又挺进上海近郊，夜袭虹桥机场，击毁敌机4架⁽⁴⁷⁾。此时，由国民党特务组成的“忠义救国军”5000余人发起挑衅，义勇军被迫予以反击，歼灭其大部。

1939年11月，鉴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活动日趋紧密，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江南各抗日武装的作战。江南指挥部成立后，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主力与丹阳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负责担任扬州、泰州地区的游击战任务，同时成立新四军苏皖支队，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方面在华中地区的反共活动加剧。5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陈毅等向北转移。陈毅接到指示后，迅速率部渡江北上，发展苏北。江南指挥部携主力部队渡江后，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由挺进纵队、苏南第二团、新六团及苏皖支队改编），共9个团7000余人。7月下旬，苏北新四军继续东进，于29日占领泰兴的黄桥、古溪、加力等地，歼灭国民党顽军及地方武装2000余人。此后，新四军部队又转兵南进，连克靖江东北之孤山、西来镇的日伪据点，粉碎日伪军两次报复性“扫荡”，最终创建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后，留在苏南的新四军部队继续坚持斗争。1940年7月，苏南新四军在茅山地区重新组织江南指挥部，以留置的第四团两个营及各县地方武装编成4个团，共3000人，坚持抗日。为加强无锡江阴与苏太常地区的党政军领导，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于1940年5月进入该地区，并于6月成立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由谭震林兼任司令员。此后，东路军又与西路游击队统一会合，共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有力打击了日伪统治和国民党顽军势力，配合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1939年新四军在华中战略展开后，其作战区域不断向东向北移动扩大。至1940年夏秋，新四军在八路军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已先后开辟了皖中、皖东、鄂豫边、豫皖苏、苏皖边、苏北等抗日根据地。长江南北新四军部队的抗日游击战争，有力打击了日伪统治，同时也挫败了国民党顽军的反复进攻，使得各抗日根据地得以保存和巩固。

第四节　华南的抗日游击战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在华南地区开展抗日斗争，先派张文彬赴广东整顿、加强党组织，后又派廖承志至香港建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决定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参加民众抗日武装⁽⁴⁸⁾。同年10月广州失陷以后，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决定积极组织群众，建立民众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同时加强统战工作，发展壮大自身力量，准备在抗战最后阶段起决定作用。为此，中共广东省委将工作重点放在东江、琼崖地区，将其作为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一　东江、珠江三角洲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广州至九龙的铁路纵贯其中。在中共广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东江地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日益兴起。1938年7月东莞县国民党社训总队常备壮丁队，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派干部充实加强常备壮丁队，使之成为一支在中共控制下的抗日组织。与此同时，成立中共东莞宝安边工作委员会，领导宝安县及广九铁路沿线各地人民的抗日斗争。9月，中共增城党组织建立了增城县抗日民众自卫团仙村大队和雅瑶大队，各有200人枪。10月，又成立了广东民众抗日自卫队增城县第三区常备队。此外，惠阳县、博罗县也成立了抗日自卫队等民众抗日武装⁽⁴⁹⁾。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和及川支队，分三路在广东惠阳县大亚湾登陆，然后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猛烈攻击之下，向广州进犯。承担广州和惠宝沿海地区防御的中方第十二集团军的5个师和2个独立旅，未能对来犯之日军组织起有效的阻遏抵抗。10月21日广州失陷，中方军队大部分撤往粤北英德至河源一线。这样，广州周围各县和东江下游地区落入日军铁蹄之下。

自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那一刻起，便受到东江人民奋起抵抗，如10月12日常柏田乡的抗日自卫队在淡水和霞涌一带袭击行进中的日军，14日坝光抗日自卫队袭击了向西乡围进犯的日军。而沿东江向广州开进的日军，也不时遭到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第三区常备队、雅瑶常备队和仙村、雅瑶两个自卫大队的截击。与此同时，中共加快组织民众抗日组织的步伐并加强了领导。10月15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组建起了东莞县抗日模范壮丁队，进入大岭山整训并建立抗日游击基地，队伍人数也由150余人很快发展到200余人。10月下旬，东莞常备队第二中队扼守京山高地，连续9天击退日军的进犯。11月，东莞模范队还与常备队第一中队一起，在峡口痛击企图渡江南侵的日军⁽⁵⁰⁾。在东莞模范队、常备队防守东江南岸阵地一个月，英勇抗敌，狠狠打击了来犯日军的气焰，极大地振奋了惠东宝地区民众的抗日士气。

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东南特委，以梁广为书记，加强对广州与香港间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成立后，立即派曾生、周伯明、谢鹤等三人组成惠阳工作团，至惠阳整理党的工作，建立起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惠宝工作委员一面发动、组织民众抗日力量，另一方面对当地未及北撤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统战工作，于12月2日正式建立起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由曾生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12月7日，游击总队在淡水地区发动群众，打击伪政权，惩处汉奸，击毙当地的伪警长罗贤和汉奸吴带，伪维持会长曾庚亦在黑夜潜逃时跌死于深山涧中。次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进入淡水维持治安。12月10日，东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在淡水成立⁽⁵¹⁾。1939年1月，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在原东莞县壮丁模范队的基础上组建成立，由王作尧任大队长。2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东江特委，由林平任书记。5月，东江军事委员会在坪山成立，由梁广、梁鸿钧负责领导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进而动员组织起东江人民奋勇抗日，从事敌后抗日游击作战。

1939年春，日军撤出广东惠州及东江部分占领区，旨在收缩兵力，确保广州和珠江、西江交通线。日军撤退后，中国军队进占惠州，设立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保持独立性的原则下，由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收编为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队），主要活动于惠阳之坪山、龙岗、淡水及惠宝沿海一带；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收编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简称第二大队），主要活动于东宝前线及广九路沿线⁽⁵²⁾。

1939年夏天起，新编大队在大小梅沙、葵涌、沙头角、横岗一带频繁出击，积极打击日军。9月初，日军再次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占领葵涌和沙鱼涌，切断了东江地区和香港、南洋间的国际交通线。9月12日，新编大队夜袭日军，战至天明，一举克服葵涌和沙鱼涌，迫使日军从海上撤退。12月，新编大队又在横岗伏击由东莞渡河返回深圳的日军，毙敌30余人。第二大队则活动于东莞、宝安地区，于8月间破坏宝太线上的大涌桥，袭击敌军车辆，割断电话线，使得日军难以离开南头据点侵扰四周乡民。11月，新编第二大队对宝安县城南头镇进行包围封锁，迫使守城日军从海上逃离，南头遂被第二大队收复。该大队由于打击敌伪战绩辉煌，受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嘉奖⁽⁵³⁾。东江民众给予新编大队和第二游击大队很大的支持，并纷纷报名参加这两支队伍。至1939年底，新编大队已发展到500余人，第二大队则发展到200余人，两部分别在坪山圩与乌石岩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进入1940年，国民党在各地的反共活动逐渐加剧。当年3月，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在驻地遭到国民党重兵围歼。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这两支抗日武装力量不得不退出惠、东、宝地区，向海、陆、惠边地区突围转移，但仍遭到国民党顽军两个师兵力的追击，损失惨重，仅存100余人⁽⁵⁴⁾。1940年6月，曾、王两部接到了中共中央5月8日的指示：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在日本与国民党之间，在政治与人民优良条件下，大胆坚持抗日与不怕打摩擦仗；决不可在我后方停留，不向敌人进攻；向我后方行动的政策，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归失败。中央还具体指示了如何做好回防前的工作⁽⁵⁵⁾。以后，处于逆境中的两支抗日武装努力贯彻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为重新返回东、宝、惠敌后做准备。

1940年秋，日军又发动攻势，企图封锁港韶线，扩大东江占领区，国民党军队撤出，宝安、惠阳沿海及南头、深圳等处复告沦陷。原先被迫转退海、陆、惠边之曾生、王作尧部队，在地方党组织和民众的大力帮助下，克服种种困难，重新回到东宝惠前线，发动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不久，曾生、王作尧两部放弃国民党军队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新编大队改成第三大队，由曾生任队长，第二大队则改称第五大队，由王作尧任队长⁽⁵⁶⁾。此后，第三大队挺进东莞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在黄潭村、厚街、桥头、赤岭、篁村等地袭击敌伪军，破坏敌通信联络，缴获武器装备。至1941年，已建立了包括连平、大沙等八个抗日民主政权在内的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第五大队在宝安敌后展开抗日游击战，击退日军对上下坪的进犯，在惠阳、大坑等地多次打击日伪军。到1941年5月，第五大队建立起包括龙华、布吉、望天湖等抗日民主政权在内的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另外，第三、五大队还共同组成小分队，深入增城敌后，在抗日游击战中逐步壮大，至1941年4月正式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从番独立大队，卢伟良任大队长兼政委。这样，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并为日后广州市郊增从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41年6月，日伪军600余人再次进攻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妄图一举消灭广东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主力。虽然在兵力对比上处于劣势，第三大队依靠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熟悉的地形，与来犯敌军激战两昼夜，击毙日军长濑大队长，毙伤日伪军50余名。同年6月至8月，第五大队所在的阳台山抗日根据地遭到1000余日军的扫荡。第五大队与优势之敌展开游击战，毙伤70余敌，粉碎日军的扫荡。至1941年8月底，第三、第五大队发展到了1500人，成为东江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中坚。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州南面，包含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等四县。继广州遭日军占领后，南海、顺德、番禺等地也相继失陷。该地区纷纷成立民众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其中，前南海县农民运动领导人吴勤组建的抗日义勇队最为活跃。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指导和帮助下，义勇队得到整编和加强。1938年冬，抗日义勇队在广州市郊河面伏击敌运输船，毙伤日军十多名；另袭击广州、三水铁路线上的小塘车站，打击了企图西进的日军。抗日义勇队还与南海、番禺、顺德等县民众武装取得联系，共同打击日军。后来，抗日义勇队得到当时正推动组织广州市区游击队的广州市长兼西江八属总指挥曾养甫的认可与嘉许，并且给予广州市郊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的番号，吴勤被任命为二支队司令⁽⁵⁷⁾。1939年6月，广游二支在禺南建立了抗日俊杰同志社，吴勤任社长，另有分社十余处，共有千余人。该社在抗日锄奸工作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先后发动两次对广州市郊的盐步、东塑敌据点的大规模出击，动员人数在六七百人。接着又消灭伪地税征收队，出击市桥、吴岗，破坏敌人交通，俘获敌人汽船，毙伤及俘虏敌官兵数十名。1940年4月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登场后，各沦陷区曾出现投敌的浊流，俊杰社更以极坚决的态度从事锄奸活动，大小汉奸被锄达30余人，给敌伪以严重打击，得到广东省府主席李汉魂的嘉奖⁽⁵⁸⁾。1940年冬，日军对禺南进行水陆两路的大“扫荡”，俊杰社被迫局部停止公开活动。

针对日军加紧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成立伪政权和伪军，中共党组织迅速组织抗日武装，扩大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2月，中共南海、顺德工委利用国民党第七战区第三挺进纵队部署的名义，成立了顺德游击队，由中共南海番禺顺德工委书记林锵云为该队领导人。同年5月至7月，顺德游击队在县城附近的大良多次袭击日军，破获日军汽车，加上该地区其他抗日武装的斗争，迫使日军退出了大良。该游击队还潜入顺德县城，袭击日军。1939年冬，广游二支队与顺德游击队还合力击退日军对大良地区的再度进犯，这一仗极大鼓舞了顺德、南海、番禺等县的抗日民众，一些国民党杂牌军和伪军官兵也参加了广游二支。

1940年夏，中共广东省委抽调中央派赴广东的部分干部进入珠三角地区，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同时，广东省委决定将南海、番禺、顺德、中山四县从东南特委的领导下划出，成立南顺中心县委，直属省委领导，由罗范群任书记。中心县委成立后，决定以西海村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将林锵云领导的游击队并入广游二支队，为广游二支队独立第一中队，林锵云为中队长，开赴西海。同年9月，广游二支队粉碎了敌伪军对西海的进攻。1940年冬，日伪军数百人进犯禺南，广游第二支队在各乡民众抗日武装的配合下，连续进行了里仁洞、汀根、横江、韦涌等战斗，毙伤日伪军多人，击退来犯之敌。保卫了西海抗日根据地。1941年春，日军以四个联队配合多艘装甲汽船和战舰，对南番中顺作了将近1个月的反复“扫荡”，所有的国民党地方部队都撤退到鹤山、新会去了，但广游二支队依然坚持在该地区，以游击战的方式抵抗来犯日军，保卫当地民众⁽⁵⁹⁾。

在抗战爆发后的中山县，当时国民党县政府尚同情救亡工作，民众抗敌情绪高涨，在各乡区成立了人民抗日先锋队等武装，抗先队的组织扩大到3000余人，为广东全省之冠⁽⁶⁰⁾。中共中山县委致力培训了数百名武装干部，充实加强抗日先锋队。中山的抗先队不只在抗敌宣传上展开积极的工作，他们还参加了区乡政权的改造，参加了别动队的改造，在敌人两次登陆进攻时，他们直接参加抗敌守土斗争。1939年底日军首次进犯中山县城，中山县第四区工委书记谭桂明率领武装打击来犯日军。中共领导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其他抗日团体，也纷纷支援当地国民党军队阻击日军。经过三昼夜的激战，终于击退千余名进犯的日军，保卫了中山县城。1940年3月，日军组织重兵分三路再度进犯中山，中山全面沦陷。各地抗日先锋队英勇阻击日军，终因兵力悬殊过大，在重创敌军后撤出，转移至敌后开展游击战。以后，陈中坚、梁伯雄、欧初、谭桂明等人都率领过以抗先队员为骨干的抗日武装，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各地坚持游击作战。

二　海南岛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抗战爆发以后，中共琼崖特委便在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多次展开谈判，要求合作抗日，但颇多曲折。至1938年10月，广州失守，琼崖局势空前紧张，两党谈判出现转机，于1938年10月底双方达成协议。12月5日，原琼崖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琼崖保安司令王毅编制下的广东省第十四区人民自卫独立大队，由冯白驹任队长。独立大队起初仅100余人，很快扩大到300人，分为三个中队⁽⁶¹⁾。

1939年2月10日，日军饭田旅团在海军的配合下进攻海南岛，先后占领海口、琼山、定安、文昌等地，14日又占领三亚、榆林，企图控制整个海南岛。日军在海南岛登陆时，冯白驹部第一中队赶往南渡江的重要渡口潭口，协同国民党军阻敌东进。然而当第一中队赶到潭口时，国民党军已经撤退，第一中队遂发起潭口阻击战，这是日军自登陆以来首次遭到的打击，大大振奋了全岛民众抗日的信心，纷纷要求加入独立大队。经过与日军的多次游击战，冯白驹领导的独立大队迅速发展。1939年4月，独立大队扩编为独立总队，仍由冯白驹任总队长，共1300余人。独立总队坚持在琼崖北部的琼山、文昌、澄迈等县的游击战争，多次成功袭击日军，伏击日军运输车队，一度有效地阻碍了日军深入内地。

1939年秋季，琼崖沿海13个县城已经被日军占领，而国民党军队大都退至中部山区。独立总队却继续深入敌后，甚至把游击战扩大到临高、儋州、琼东等县，给日军带来极大的震撼。在此情况下，日军调集千余人分四路“扫荡”琼文地区。独立总队加强反扫荡斗争，以主力一部西渡南渡江，插入敌后琼山、海口郊区活动，在琼山敌后建立游击区并向琼山西部发展。10月下旬，独立总队在国民党儋州县、乡两级行政人员的配合下，组织军民4000余人对日军的重要据点展开攻势。围攻一直持续到11月5日，日军由于孤立无援、粮食断绝，被迫突围逃向新州。6日晨，日军的那大据点被独立总队攻克，伪军中队80余人被俘虏。独立总队进而推进至昌江、感恩、崖县、乐会、万宁等地，抗日游击战争扩展到了各沿海县市。自1939年2月日军登陆琼崖至1940年1月，独立总队主动采用伏击战术，总计与日军战斗60多次，毙伤敌军500人以上，其中击毙敌少将1人，军官10余人，缴获长短枪支60余支⁽⁶²⁾。

就在日军进行“扫荡”进攻的同时，新任国民党行政督查专员吴道南加紧制造反共摩擦，限制独立总队的发展。为避免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决定将领导机关转移至琼崖西部，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1月，中共中央曾对冯白驹部乃至整个海南的抗日力量的发展，作出如下指示：冯白驹部应作长期坚持计划，因在任何条件下，日本必占琼崖不退；冯白驹与琼崖特委应以全岛为对象广泛发展党组织，发展武装，发展民运，设法争取各县政权，不顾国民党的任何阻碍，坚决组织全岛人民的抗日战争；冯白驹部应在一年内至少扩大至1万人枪，丝毫也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要依靠人民筹给，一切自力更生⁽⁶³⁾。根据中央的指示，独立总队在各处加强对日军的袭击，打退敌人数次扫荡，整个琼崖地区党员发展到8000人，并有群众武装八九千人⁽⁶⁴⁾。

1940年1月25日，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领导机关，在新编成的特务大队的掩护下，由文昌地区向西转移。第一、第二两个大队的主力则继续留在琼文地区活动，此后又成立独立总队东路指挥办事处，由符振中任指挥、陈乃石任政委。2月中旬，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领导机关到达琼山、澄迈、临高交界的美合地区。此时，那大及周边地区已重新被日军占领，琼崖特委及纵队遂决定不再西移，即在美合地区创建根据地。特委和总队积极发动群众，在各地组织成立了抗日民众团体。7月，美合地区还建立了一支70余人的美合自卫队。同时，独立总队第三大队分别以第八、第九两中队为基础扩编为第四、第五大队。当月，独立总队西路指挥办事处成立，马白山任指挥，符荣鼎任政委，统一指挥第三、第五大队。

1940年7月和9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对琼崖抗日斗争的领导，先后派出庄田、李振亚、覃威等干部至琼崖指导工作，并使琼崖与延安一度沟通了电台联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领导机关作了调整，由冯白驹任特委书记，李明任副书记，独立总队则由冯白驹任总队长兼政委，庄田任副总队长。同时，独立总队进行整编，撤销东、西路指挥办事处，改设支队。整编后的独立总队下辖2个支队、1个特务大队和直属于总队的1个独立大队（第四大队）。至1940年底，独立总队的部队规模已发展至3000余人，活动遍及琼山、文昌、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万宁、琼东等11个县的广大地区⁽⁶⁵⁾，先后建立琼文平原根据地、美合山区根据地、六连岭根据地及其他小块根据地，成为海南岛地区敌后抗战的主要力量。

第五节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作战

1936年2月起，东北地区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反日联合军第四、五、六军，以及各反日游击队，抗日武装统一建制，陆续改编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⁶⁶⁾。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动员群众，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然而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撤销了中共满洲省委，将抗联各军分属于新成立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领导。在此背景下，东北抗日联军相继改编成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同时划分各自的活动区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的任务，由原来的区域性单独对日作战，转变为对于全国抗日主战场的配合性作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也明确要求抗联：“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久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⁶⁷⁾日伪军方面则加紧推行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企图彻底摧毁抗联的游击根据地。1937年12月，日本关东军第四师团与伪满军一部共2.5万余人，以松花江下游地区为重点，开始实施囊括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三江省大讨伐”，企图一举消灭该地区的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于1936年7月正式成立，共6000人，由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下辖第一军、第二军，杨靖宇、王德泰分任军长⁽⁶⁸⁾。第一路军主要活跃于吉林省南部和辽宁省东部地区。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路军各部不断伏击和袭击敌军，使其不敢轻易出犯。依兰、勃利、宝清、富锦、桦川、集贤、汤原等许多县城，十里之外就是游击区，日伪军无力进行袭扰。对此，日军极为恐慌，他们在大力巩固后方基地的方针下，加紧了对抗日联军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大肆烧杀掠夺，实行归村并屯，建立“集团部落”、“保甲连坐”等措施，妄图切断群众与抗日联军间的联系，断绝抗联的兵员与粮食来源，以配合其实施军事打击。同时，日军还对抗联将士实施诱降、劝降的手段，想方设法从内部瓦解分化抗日队伍。

1938年初，杨靖宇亲自率领抗联第一路军总部和第一军一部在老岭山开辟游击区，破袭老岭铁路隧道工程，并于通化七道沟伏击伪满军，连续袭击太平沟、双叉河伪警察所。第一路军第二军一部和独立旅，在第二军政委魏拯民率领下，袭击了辉南回头沟等伪军据点，另攻占了长白县六道沟镇。同年8月起，第一路军实行新的建制，取消军的番号，所部编成三个方面军和警卫旅⁽⁶⁹⁾。整编后第一路军决定在集安地区的部队向东部山区转移。由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率领之一部，在北移途中于七道沟袭击了日军武装勘探队。第一路军总部和第一方面军于集安长冈地区的埋才沟围歼伪满军，击溃第四十二团及骑兵一部，缴获步枪140余支，手枪30余支，机枪8挺。另袭击伪警察署和日伪据点多处。1938年10月，杨靖宇还率部在临江东北岔沟地区突破伪满军的重重包围，歼敌百余人后转移。当年冬季，第一路军总部和第一方面军相继转战于集安、通化、临江、辉南、濛江、桦甸等地的东部森林，打击日伪军。

1939年，抗联各部与前来“讨伐”的日伪军周旋，并择机出击，取得不俗战果。该年4月，杨靖宇、魏拯民率部突袭桦甸日军仓库，歼灭伪警察200余人，烧毁了库房。五六月间，杨靖宇率部攻克了辉南县城。6月，第二、三方面军各一部协同袭击延吉天宝山铜矿，第三方面军还在敦化以南大蒲柴河歼灭了日军助川讨伐队。8月下旬，第三方面军一部攻下安图县警察署，缴枪70余支；同时伏击来援之敌，歼敌170余人，烧毁汽车7辆，缴获步枪百余支，机枪2挺。9月下旬，该方面军在敦化南部山地设伏，袭击敌军车12辆，歼敌140余人，缴获步枪90余支，机枪4挺。以后，鉴于敌伪军“讨伐”的压力越来越大，第三方面军除了留小部在敦化地区坚持斗争之外，大部向延吉、汪清、额穆等地转移，并在途中伺机袭击敌军⁽⁷⁰⁾。另外，杨靖宇直接指挥的警卫旅和第一路军一部，在1939年下半年从事较大规模作战23次，歼灭日伪军676人，俘虏341人⁽⁷¹⁾。同年冬，关东军调集日伪军七万余人，对抗联第一路军进行“讨伐”。第一路军为保存实力，决定各部队缩小目标，采取分散活动的方式，坚持游击战。此后，第一路军各部虽然奋起迎敌，终因寡不敌众，损失巨大。1940年2月23日，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杨靖宇率部在反围攻作战中，弹尽粮绝，英勇牺牲⁽⁷²⁾。第一路军剩余部队继续在长白山区各地坚持抗日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于1937年10月正式成立，由周保中任总指挥，下辖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此外抗联救世军（王荫武部）和义勇军（姚振山部）也归第二路军指挥⁽⁷³⁾。嗣后，第二路军各部便不断与前来讨伐的日伪军作战，予敌沉重打击。该年3月，第五军第三师之八团一连16人，于炭窑沟的头道卡子阻击来犯的日伪骑兵400余人，共歼敌100余人，毙战马90余匹，一连长以下12人牺牲。经过数月的反围攻作战，第二路军各部在取得部分战斗胜利的同时，自身损失也很大。为摆脱日军围攻，从根本上改变形势，第二路军决定第四军、第五军主力突围西征，计划与在哈尔滨东南五常地区活动的第十军会合，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同时总指挥周保中率总部以及第四、第五军各一部和第七军等部，坚持在饶河、密山、虎林一带活动，伺机打击敌军，掩护西征部队。1938年5月中旬，西征部队一部开始自佳木斯移动，沿途遭到日伪军的围追堵截，历经苦战，于6月下旬到达依兰、方正和牡丹江东岸，与在该地区的西征军另一部会合。6月底，西征军决定向五常、舒兰方向西征。在西进途中，第四、五军所部都与敌军数度作战。如7月初袭击牡丹江畔的江东和三通道；7月上旬攻占苇河县志楼山镇；7月末袭击珠河以东元宝镇；8月初在苇河南沟的反击战。此后，日军调集大批部队专门围追堵截抗联西征部队，西征军处境日益困难。10月上旬，西征军妇女团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岸边遭遇日伪军，指导员冷云率领七名女战士掩护大队突围，在弹尽援绝之下宁死不屈，一起跳河。这就是抗联史上英勇悲壮的“八女投江”⁽⁷⁴⁾。进入五常地区的第四军部队在敌伪重兵不断的追堵讨伐下损失严重，1938年10月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相继牺牲，第五军亦被迫转回原地坚持游击战争⁽⁷⁵⁾。第四军主力损失三分之二，第五军主力也损失了三分之一。西征的失利，对于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造成不利的局面。

1938年5、6月间，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为了突破日伪军对于下江地区的包围，1939年5月，所属第三军进行整编，并与第六、九、十一军所部向西北远征。同年7月起，西征部队分三批出发：首批西征部队由第六军军部和第一、二师各一部共200余人组成，由第六军参谋长冯治刚率领，7月自萝北以北麻花林子出发，8月份达到海伦八道林子。第二批西征部队由第六军第二、三师一部，加上会合第三军第四师等部，共400余人，于9月上旬从萝北麻花林子出发，上旬到达海伦白马石。11月，由李兆麟率领的第六军教导团、第十一军第一师等部共300余人，自绥滨出发，于12月中旬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三批部队的先后西征，为抗联保存下来部分有生力量。1939年5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正式成立，由张寿篯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下辖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⁷⁶⁾。此后，第三路军所属各部在黑龙江省的十多个县境内展开游击战，主动出击日伪军。其中第三、六军联合攻袭德都县警察署，歼敌百余人，缴获步枪100多支。11月，第六军一部在德都凤凰山区阻击日伪讨伐队，击毙日军官数人，缴获枪支百余支。另外，龙北指挥部所属各部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作战40余次，攻袭多个敌伪据点，歼敌250余人，缴获枪支500余支⁽⁷⁷⁾。

1940年关东军大肆增兵至十一个师团，从1月至5月发动对抗联各部的讨伐作战便达360余次。与此同时，鉴于抗联各路军相继遭受重大损失，中共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第二路军总指挥）、赵尚志（第二路军副总指挥），北满省委代表冯仲云（第三路军政治委员），在苏联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会议，确定采取“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八字方针，同时决定将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共11个军缩编为10个支队分散活动。由于分散活动受敌军阻隔，加之战争残酷，伯力会议精神只是传达到部分的抗联部队，实施缩编。其中，第七军缩编为第二路军第二支队，第五军缩编为第二路军第五支队，第十军没有进行缩编；活动于龙北地区的第三路军各部缩编为第三、第九支队；活动于绥稜地区的第三军、第十一军各一部缩编为第六支队；活动于庆城、铁力等地的第三军所部缩编为第十二支队；第一路军方面未能及时获知伯力会议的精神，其一部于1941年3月缩编为第一路军第一支队。缩编后的抗联各游击支队积极利用夏秋两季对敌实施攻势作战，颇有斩获。然而一到冬季，日军乘大雪封山，联军弹药无补，部队也无安身之机，跟踪追击。因此，中方部队伤亡不断增加，减员情况极为严重。至1940年底，东北抗日联军仅剩1000人左右。为保存实力，培养干部，根据与苏联有关当局达成的协议，抗日联军主力大部于1940年冬撤至苏联境内，并在苏联有关人员的协助下进行整训。1942年8月，抗联整训部队组建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亦称为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八十八旅），周保中为旅长，张寿篯为副旅长⁽⁷⁸⁾。与此同时，留在国内的联军各游击支队化整为零，以小分队的方式，在北满和吉林之延吉、敦化、桦甸、蛟河等地活动，他们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甚至分化伪满军和警察，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

(1) 有学者认为，相持阶段国民党“排共反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亦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积极的抗日态度，期间国军发动较大规模战役9次，占整个抗战时期22次大会战的41％，另进行大小战斗约计496次，占全部抗战时期战斗次数的44％，国军伤亡人数达137.6万，占整个战争时期中方伤亡总数的43％。所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实行的是既反共又抗日的政策。见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229页。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页。

(3)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二）》，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550页。

(4)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二）》，第553页。

(5) 《陆军作战指导纲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8页。

(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282页。

(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110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284-1285页。

(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第101页。

(9) 《华北治安战》（上册），第362-363、364页。

(1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309页。

(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309-1310页。

(12) 岳思平主编：《八路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1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312页。

(14) 《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31-532页。

(15) 《八路军文献》，第536-537页。

(16) 《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96页。

(17) 《百团大战史料》，第96-97页。

(18) 《百团大战史料》，第97-98页。

(19) 《百团大战史料》，第412页。

(20) 《百团大战史料》，第211-214页。

(21) 贺龙：《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晋西北》，《百团大战史料》，第273-274页。

(22) 《彭德怀、左权关于在正太线继续扩大战果的部署致聂荣臻等电》（1940年8月27日），《八路军文献》，第552页。

(23) 《叶剑英致徐永昌电呈》（1940年9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24) 岳思平主编：《八路军》，第226-227页。

(25) 岳思平主编：《八路军》，第229页。

(26) 《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92页。

(27) 《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92-93页。

(28) 《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93页。

(29) 《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92-93页。

(3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57页。

(31) 《日军第二期晋中作战》（1940年10月11日-12月3日），《百团大战史料》，第432页。

(32) 岳思平主编：《八路军》，第233页。

(33)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公布：《百团大战总结战绩》（1940年12月10日），《百团大战史料》，第243-245页。

(3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页。

(3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69页。

(36) 《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93—94页。

(3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365页。

(38) 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39) 新四军战史编辑室：《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4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49页。

(41) 《新四军战史》，第120页。

(42) 《新四军战史》，第123页。

(4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84—585页。

(44)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45页。

(45) 《新四军战史》，第115页。

(46) 《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第470页。

(47)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49页。

(48) 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1页。

(49) 《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2—15页。

(50) 《东江纵队史》，第18-19页。

(5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17页。

(52) 《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53) 《东江纵队史料》，第8页。

(54) 《东江纵队史料》，第8-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55页。

(55) 《东江纵队史》，第57页。

(5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02页。

(5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24-1525页。

(5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26页。

(5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27页。

(6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32页。

(6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45-1547页。

(62) 《黎民关于琼崖部队情形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63页。

(63)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琼崖工作的指示》（1940年1月26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49页。

(64) 《胡服、古大存为海南岛工作致中央书记处电》（1940年6月28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50页。

(65) 《黎民关于琼崖部队情形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63页。

(66)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67)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给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1938年11月5日）》，《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81-182页。

(68)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4页。

(69)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4页。

(70) 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121页。

(71)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9页。

(72)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67页。

(73)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5页。

(74) 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第122-125页。

(75)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67页。

(76)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成立宣言》（1939年5月30日），《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83-184页。

(77) 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第131页。

(78)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6页。

第八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部危机　国统区的民主宪政与民众救亡运动

第一节　国共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一　国共之间局部军事冲突日趋增多

抗战爆发后，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由于两党所处地位和所持基本方针政策的不同，其相互间的矛盾与冲突始终存在着。这些矛盾与冲突不时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中表现出来。特别是随着中国抗战的持久化、时局日趋复杂化，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冲突也在不断地升级，最终发展到了局部军事冲突的阶段。

对于中共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极为恐惧。正如国民党当局在一份文件中所说：“目前共党势力，虽以华北陕北为根据，然其活动范围，则普及各地，而尤以华中游击区为甚。故对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自由活动之处置问题，实即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活动之处置问题。如处置得当，则共党自由活动之范围，或仅及于华北陕北，其他区域则无发展余地；如处置不当，则第八路军将利用沦陷地方中央统治力量鞭长莫及之情势，扩大其自由行动之范围。结果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日本与共党相反相成，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¹⁾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起草并拟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于会后迅速下发执行。该《办法》提出，为限制异党活动，惟有采取像共产党一样“坚强组织之办法，方能奏效”，“以组织对付组织”，并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提出了23条限制异党办法⁽²⁾。虽然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就整体而言国民党当局应对的重点仍然是日本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谋略，密切关注着汪精卫集团脱离抗日营垒之后的动向，但是蒋介石已经把“共党到处发展”列为“目前急患”之首⁽³⁾。当时蒋介石考虑的是“融化共党政策”而非军事剿共⁽⁴⁾，不过已经非常明确地限制中共武装抗日区域，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范围，故国共军事摩擦事件频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河北、山东是国民党顽固派较早向中共领导的抗日地方政权和八路军发难的地区。虽然早在1938年夏冀中和冀南地区就已经建立起多个抗日民主政权，但该年秋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却不顾八路军方面的反对，强行接收抗日政权和团体，纵容乃至指使民团甚至土匪袭击八路军，杀害八路军政工人员。12月，河北的国民党顽军甚至向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而国民党当局颁令，敌后抗战部队不得擅自移驻、不得兼管行政，甚至取消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⁵⁾，更助长了地方顽固势力的气焰。而在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提出的口号是：“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1939年4月，顽军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杀害指战员400余人，即“博山惨案”。同月，河北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400多人，并袭击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部。

除了华北之外，在华中地区发生了多起针对新四军摩擦事件。1939年6月，湖南平江的新四军通讯处机关遭袭击，职员及家属多人被杀、被抓。11月，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两天，新四军伤残人员、家属和群众200余人被杀害。正如1939年初中共中央便指出的，反共摩擦的不时发生，“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对摩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易放弃。”⁽⁶⁾到1939年12月，中共中央更是认为，国民党“已发展到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了。在这个军事限共政策下，国民党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发布了剿办冒称抗日军的命令，并用中央军直接对付八路军与新四军”。中央明确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极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决不轻言退让。”⁽⁷⁾这样，双方的摩擦甚至冲突进一步扩大了。

1939年12月，山西的阎锡山所部首先向中共领导的部队发起进攻，挑起了“晋西十二月事变”。抗战爆发后，按照蒋介石命令，八路军进入山西，加入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作战。中共在山西实行与阎锡山合作抗战的政策，帮助阎锡山建立新的武装力量——抗日决死队，亦称山西新军。但是，在阎锡山看来，新军建成却渐渐“八路军化”，为防新军变为异己力量，自然早有夺回新军的想法。1939年3月，阎锡山在山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秋林会议），逼迫共产党人退出新军，解除新军中共产党员的军权，并秘密制定“讨伐”新军的作战计划。阎锡山声称“迩来晋省政治，大部陷于牺盟份子之手，新旧两军，形成对立，真象渐明，深恐尾大不掉”，乃于1939年10月间召开所谓革命同志代表大会，“拟藉整顿决死队之名，消灭牺盟中共份子之势”⁽⁸⁾。11月29日，阎锡山密令陈长捷为“讨叛军总司令”，分三路向新军进攻⁽⁹⁾。12月初，阎军首先在永和附近袭击决死队第二纵队之第一九六旅旅部，同时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6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团体，杀害政府人员、牺盟会干部及八路军晋西支队后方医院伤病员、工作人员数十人，制造了晋西事变，亦称“十二月事变”。

面对阎锡山部的进攻，中共方面积极应对。在晋西北的一二〇师一部奉令接应晋西南部队北上，在冀中和晋察冀的一二〇师主力也奉令回师。1940年1月，晋西北新军集中主力，重创来犯之阎军，并顺势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同时，在晋西南地区，八路军三八六旅、“集总”特务团及决死一纵队在陈赓指挥下，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逼。至1940年4月，山西省的中共军队和阎锡山部划定了各自活动范围，二者间的冲突暂告结束⁽¹⁰⁾。

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从1939年至1940年，国共双方发生了大小几十起摩擦事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1939年四五月间，发生了在陇东分区的国民党军队袭击镇原县的镇原事件和袭击宁县的宁县事件。9月至12月，又发生了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侵占了原共产党控制的镇原、宁县、正宁三个县；八路军则歼灭了庆阳、合水两县的国民党保安部队300余人。在关中分区，因该地区地理位置重要，因而国共双方摩擦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发动的武装进攻高达64起，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国民党军占领了旬邑和淳化两县。

在这期间，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反摩擦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1940年春夏，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三营和警备八团一部，进行了点头镇突围战和井村、转角镇等多次战斗，收复了马栏镇，拔掉了国民党军十多处据点，消灭了国民党旬阳县保安团团长、土匪头子郭相堂和淳化县保安大队长李养之共计1000多人，粉碎了顽固派妄图打通淳旬线、马（栏）旬线，建立碉堡封锁线，紧缩边区活动范围的阴谋⁽¹¹⁾。

1940年初，在华北、华中等区域也不断发生国民党军队袭击中共军队的情况。如1940年2月，国民党军朱怀冰部袭击在邢台西路罗川的中共独立营，结果该营营长阵亡，士兵230余人伤亡过半，100余人被俘⁽¹²⁾。又如1940年4月，国民党军第一一七师刘漫天部偷袭天长、六合等地的新四军，10月至12月，国民党军第一二八师莫德宏部在皖东袭击新四军等。

对于国民党军的进犯，中共坚决予以反击。1940年2月，八路军对石友三、孙良诚、高树勋等部开始发动进攻，结果重创各部。3月，八路军又发动磁武涉林战役，重创朱怀冰部⁽¹³⁾。1940年，新四军陈毅支队渡江北上，进入苏北。而苏北敌后属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防区，他当然不允许新四军前来发展根据地，而决心要将陈毅部赶走。为了消灭苏北地区的新四军，1940年10月，韩德勤所部对初到苏北的陈毅、粟裕等部发起突然进攻，结果惨败，该事件被称为“苏北事件”⁽¹⁴⁾。之后，苏北的海安、东台、盐城等地皆为新四军所占，以致国民党认为其在苏北的军政机关分散于兴化、泰州、沙沟附近，“四面受敌，进退失据，情势至为危急”⁽¹⁵⁾。1940年12月24日，蒋介石就苏、鲁局势致电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电文中称：“中央已有处置，一个月后便可实现。希按照前令，尽全力巩固鲁省，至对苏北，可无须再抽兵增援也。”⁽¹⁶⁾结果，1941年1月，皖南事变便发生了。

应当指出，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随着双方摩擦的增加，国、共双方高层都曾意识到需要通过谈判的方式予以解决。只是国民党方面旨在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和扩大对日作战区域，压缩陕甘宁边区的范围，控制甚至取消中共领导下的敌后各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中共方面则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主张。1939年11月起，国、共双方在会谈中已经较具体地涉及八路军扩编和边区划界等问题，但未能达成协议⁽¹⁷⁾。1940年4月，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新四军与第三战区进行了会谈，曾就新四军的驻地和作战地、区域，达成过初步协议⁽¹⁸⁾。1940年6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正式提出了全面解决双方关系的具体方案，在第一部分“请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人民集合、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之下，提出了如下要求：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存在；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不因党籍信仰之不同而横遭扣留、拘禁、非刑与歧视；保障《新华日报》之出版发行；保护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家属，禁止非法骚扰和残害。第二部分为“请在游击区及敌占区内，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指导及援助人民武装抗日，并发动普遍的游击战”。第三部分“关于陕甘宁边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问题”，是这份提案的重点部分，包括：甲、命令划定延安、延长等23县为陕甘宁边区，组织边区政府，隶属行政院，委任林祖涵为边区政府主席；乙、扩编第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师，其所属游击队按各地战区所属游击部队同等待遇；丙、增编新四军至7个支队；丁、规定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友队作战分界线；戊、以同等待遇按时补充第十八集团新四军械弹粮饷等⁽¹⁹⁾。

7月16日，国民党方面拿出提示案，以“中央最后决定”的口吻答复几点：一、关于党的问题，“依照《抗战建国纲领》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即根据日后通过之《宪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二、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区域为陕西15县、甘肃3县，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区公署暂隶属行政院，但归陕西省府指挥；三、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问题，划定八路军、新四军作战范围为冀、察两省鲁北及晋北之一部，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上述规定地区；四、规定八路军编制为3军6师6个补充团，新四军为2个师（每师2旅4团）；另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绝对服从军令”、“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称“军事委员会随时派员点验”⁽²⁰⁾。该提示案的实质，就是要压缩边区的空间，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让出在华北江南经过浴血苦战建立起来的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并为日后的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留下伏笔。

同年8月，周恩来在重庆与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会谈中，强调中共50万军队要抗战、无法生活，难以全部开入冀、察，且新四军南调部队不多，南方游击队却很多，表示国民党之方案不可行。对于国民党方面的打压企图，9月5日，周恩来曾代表中共方面提出三条新的解决方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²¹⁾。但是，这并没有获得国民党方面的认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军政高层人士看来，抗战以来中共兵力的发展、影响的扩大，必须加以最大限度的限制，甚至不惜以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为代价。

二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是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独裁政策的必然结果。继在华北、苏北制造一系列摩擦之后，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将反共摩擦中心移向华中，把矛头指向新四军，制定《防止皖南新四军具体意见》，加紧了对新四军的限制封锁。先是下令新四军在长江以北的第四、第五支队开赴到江南的南京、芜湖一带，以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华中与华北根据地，新四军苏北与江南、苏南与皖南部队的联系，陷新四军各部于孤境。同时，制定三路进攻新四军计划，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向新四军皖南、苏南、苏北、皖东及皖中部队大举进攻，企图各个击破。

1940年9月底，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10月上旬，英国政府宣布将按时重新开放关闭三个月的滇缅路。在国民党高层看来，这意味着英、美当继续支持国民政府牵制在华日军。10月中旬，蒋介石等人研究了解决中共问题的方针、态度、行动、兵力、地区等部署⁽²²⁾。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宣布将《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²³⁾。这实际上表明皖南事变拉开了序幕。

继发出“皓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策划围歼皖南新四军各部。他们在严令催逼新四军北移的同时，命令顾祝同在皖南部署包围新四军，命令李品仙、冷欣分别在江北、江南部署堵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如意算盘是：如皖南新四军移动，就在新四军行军途中乘机围歼之；或借日伪军之手，消灭新四军于渡江之际；如新四军仍不遵令北动，则以不服从命令为借口就地解决。局势日趋紧张，尤其是新四军方面，情况十分紧急。

194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

在此情况下，11月9日，中共方面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了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从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和团结抗战六个方面，对何、白“皓电”作了公开答复。“佳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污蔑，揭露了亲日派妄图“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的险毒用心；历陈了八路军、新四军数年来团结抗战，御敌保国，收复失地的事实。对于“皓电”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佳电”要求对于江南新四军“宽其限期，以便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变”；对于在江北的新四军各部，“则暂时拟请免调”，同时责成“整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作战，以免操之过急，转费周章”⁽²⁴⁾。

在得悉朱德等“佳电”之后，国民党方面该如何处置？是“置之不理”，还是“严词驳斥”，抑或“由中正式命令限其如期集中河北”？蒋介石没有马上作出进一步的决断⁽²⁵⁾。稍后，蒋还同意把八路军、新四军的移驻日期推迟到12月底。国民党方面之所以没有立即催逼新四军按照规定日期北移，一是认为当时尚在“国际局势未定之时”，“如过于硬性反于我不利，而且彼于此时决不肯轻易调防河北，如此则徒失威信，或引起纠纷，故不如此弹性留有旋转操纵在我之余地为宜也”；另一重要因素是日本尚未正式承认汪精卫政权，蒋介石等人“决待倭敌承认汪伪以后，或待敌是否承认汪伪之真相判明以后，再发此令，比较妥当”⁽²⁶⁾。

11月30日，日本方面与汪精卫签订《基本关系条约》之后，蒋介石立即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他催促有关僚属准备对于朱、彭“佳电”的复电稿，并且亲自修改定稿⁽²⁷⁾。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了“齐代电”，再度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对国民党军队“侵袭”和实行“割据”，是导致各地摩擦迭起的直接原因，要求迅即遵令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悉数调赴河北”⁽²⁸⁾。次日即12月9日，蒋介石又发出如下电令：“令朱彭叶项（即发）。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限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各地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何白参谋正副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蒋中正。十二月九日。”⁽²⁹⁾与此同时，国民党调集重兵，进行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部署。到1940年12月底，除了李品仙、冷欣各部在江北、苏南进行堵击布防外，皖南方面，第五十二师、一〇八师、七十九师、一四四师、四十师和六十二师一个团、新七师一个旅，在宣城、泾县、宁国、旌德、太平、青阳、南陵、铜陵地区，构成对新四军的重重包围⁽³⁰⁾。至此，皖南新四军已经成为陷入险境的孤军，情况万分紧急。

自从11月9日朱彭等发出“佳电”之后，中共中央便明确指示：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同时，多次指示在皖南的新四军必须在12月31日之前全部北移，北移中要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³¹⁾。但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对于皖南新四军主力部队如何移动犹豫不决。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批评了项英等人，要求对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12月25日蒋介石面告周恩来“渡河不得再缓”⁽³²⁾之后，12月31日毛泽东、朱德还就如何渡江北移致电叶挺、项英。但是，这一切努力实际上为时已晚。

1941年1月4日至13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奉命转移途中，由于判断错误，加之内部意见分歧，对外联络中断等，结果误入国民党军队在泾县茂林地区事先设好的包围圈。经过数日的恶战，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或牺牲、或被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等高级军官和干部牺牲。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通令：“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十五）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通令接着诬蔑新四军为“抗命叛变”，宣布撤销其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³³⁾。这样，国共关系处于抗战爆发以来最为紧张的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认为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才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否则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不能团结本党本军，而且正中蒋介石的诡计。中共中央决定，“佳电”的温和态度立即终结，在政治上发动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³⁴⁾。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还不敢与共产党分裂，共产党也不宜与国民党分裂；故决定“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首先在政治上发起反攻，在全国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宣传事变真相，动员全国爱国军民与国际友人、海外侨胞，共同反对反攻顽固派的阴谋⁽³⁵⁾。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指出：“此次惨案，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与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谈话历数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反共摩擦事件之后，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围歼皖南新四军的真相，进而提出如下要求：1．严惩罪魁祸首；2．释放被俘将士，保障叶挺等人生命安全；3．抚恤死难将士及其家属；4．停止华中剿共战争；5．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6．停止各地残害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释放政治犯；7.肃清亲日分子；8．反对破坏抗战、破坏团结；9．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³⁶⁾。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有预谋有计划的反共行径。“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并维护民族抗战的大局，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刊物、报纸、会议等各种途径，对国民党的反动行径提出严重抗议；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揭露国民党自抗战以来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抗战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准备；在大后方，应运用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动员舆论和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提高人民的不满情绪到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的水平⁽³⁷⁾。1月22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就解决皖南事变问题发表谈话，提出十二条要求：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及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³⁸⁾。这就把中共关于解决事变的原则主张，更为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重庆，周恩来等代表中共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斗争。1月17日晚上，周恩来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反动命令和谈话后，立即向何应钦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在电话里愤怒斥责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作而作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天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一题词冲破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封锁，得以刊登在1月18日的《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有力地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18日下午，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文章，经周恩来审阅后，19日即用秘密传单散发。文章就“所谓新四军违反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新四军移动时间问题”，“所谓借端要索问题”，“究竟谁打谁的问题”，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污蔑，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³⁹⁾。同时，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还以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以对国民党顽固派迫害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表示抗议⁽⁴⁰⁾。

对于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巨大损害，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措施。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鉴于叶挺陷身囹圄，决定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命令要求陈毅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⁴¹⁾。1月23日，陈毅等新四军将领发出就职通电，旋即在苏北盐城成立新四军军部，并扩大整编为七个正规师，分派粟裕、张云逸（旋改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等七人为师长⁽⁴²⁾。这是对国民党围歼迫害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最有力的回击。另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进行了自卫作战的全面准备。

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内外各方人士纷纷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41年1月14日，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宣言，指出：“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宣言指出，一旦发动剿共战争，则过去之悲剧又将重演，抗战之基础将毁于一旦。认为国民党应“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以奠定抗日基础⁽⁴³⁾。1月12日，旅港人士400余人联名发出文电，吁请停止内战，恳请蒋介石“明令凡属抗战部队，俱应加以优容保护，以示大度，表以至诚，使友邦无疑虑之揣，而幸灾乐祸之流无间可入”⁽⁴⁴⁾。此外，如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菲律宾侨胞团体等众多中外组织和个人，也纷纷致电或发布宣言，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呼吁国共两党团结抗战。

皖南事变发生后，当时主要新闻报刊基于不同的立场，发表了各自的评论。1941年1月18日，重庆《中央日报》刊登社论《军队的纪律和民主》。该社论诬称：“新四军擅自行动，是反抗军令，破坏军纪的重大问题，万万不能忽视的。当局为贯彻军令，维持军纪起见，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置。这不但与政治问题无关，而且与其他部队也风马牛不相及，责任完全在叶挺、项英几个人身上。”1月22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拥护统一反对分裂》的社论。社论指出：“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所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唾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社论认为：“在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之下，任何党派的政治主张，容或因求治之急而近于激，非但可谅，亦且可敬。”关于皖南事变的处理，该社论建议：“我们恳切希望叶挺氏个人能邀得宽大的处分，更恳切希望中央小心翼翼的处理此问题，勿使有节外的牵连与蔓延！”1月29日，针对一些敌对势力借口皖南事变散布谣言，以蛊惑国内外视听的恶劣行径，《大公报》又刊载《整饬军纪准备反攻》的社论。社论指出：“敌人对我们原是幸灾乐祸的，它希望中国自溃自裂，它也希望中国失掉国际友邦的同情与援助。在平时，它还在无中生有的造谣，寤寐以求的幻想，现在遇到这个新四军问题，它自然要藉此造谣与挑拨。问题的关键，完全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敌人希望我们分裂，我们必坚持团结与统一；敌人希望我们内乱，我们必严明法纪，显示出一个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相信国际各友邦也必然认识中国，而更同情中国。”⁽⁴⁵⁾总的来看，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日益不得人心。皖南事变后，中共坚决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方针，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及时揭露事变的真相，表明了正确的立场，从而广泛地争取了诸多中间力量、民主人士，得到国内外舆论正面的支持。这些既有助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对日作战，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运动，使之走向新的阶段。

第二节　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1939至1940年前后中国一度兴起的民主宪政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件大事。这次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展，对中国抗日战争乃至战后政治格局影响深远。

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曾有宪政的筹议，并付诸一定的行动。但是自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战事既起，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议决关于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之制定颁布，不得已而延期，政府此时惟有依据国民会议所制定颁布之约法以行使治权”⁽⁴⁶⁾。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发生，原定宪政实施计划被迫推延，这是客观形势所致，也容易为国人所谅解。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作战不利，加上汪精卫集团公开叛离抗日营垒，国民党当局急需得到国内各政治力量的谅解和支持。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要求实行战时民主、推进宪政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1939年2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董必武等所提《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该案认为：“抗战以来，我国政治上的进步，赶不及军事上的进步，更远远地落后于抗战的需要。民众是我国能够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之一，却没有全部动员起来，政治和民众息息相关，民众是否发动起来，一依政治的良窳以为断。”又认为：“政治千头万绪。目前最与民众有关的，是民主自由，民众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没有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永不能提高其积极性。”针对各党派间摩擦不断的缘由，该案指出：“各党派之团结，既已承认其存在，但还没有予以法律上之保障，以至摩擦时生莫由解决。”为此建议：“政府应给各党派以法律上之保障。”⁽⁴⁷⁾在这次参政会上，不少知名人士还提出了多项要求加强民主建设的提案。张澜等提出“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必须选任人才案”，希望政府“选任贤能，俾以绝大之实心与努力，以改进后方之政治，必后方之政治确臻良好，方能兴起人力，发展财力，增加物力，以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⁴⁸⁾。周览、黄炎培等提出“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提出以下建议：政府行动应法律化，政府设施应制度化，政府体制应民主化⁽⁴⁹⁾。此外，罗隆基等提出“调整政治机关职权与工作以增强行政效能案”，罗文幹等提出“请政府实行选贤与能以澄清党治案”等。

1939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成为战时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起点。会前，毛泽东等七位中共参政员于9月8日发表了《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分别在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及党派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在政治方面，提出“容纳各党各派人才，提高战时行政机构效能”，“实行战时民主，严惩对民众和青年的非法压迫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权利”。在党派合作方面，要求“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力，认真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严令禁止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战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⁵⁰⁾。这一意见的公开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为这次会议的民主诉求拉开了序幕⁽⁵¹⁾。

会议期间，中间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均提案要求结束党治”⁽⁵²⁾。陈绍禹（中共）参政员等26人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其中要求：（一）由国民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二）由国民政府明令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严令禁止借口所谓“异党”党籍或思想问题，而对人民和青年，施行非法压迫之行为；（三）在各种抗战工作中，各抗日党派之党员，一律有服务之权利，严禁因党派私见，而摒弃国家有用之人才⁽⁵³⁾。另外，中国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国家社会党参政员张君劢、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等36人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会议还收到了其他有关实施宪政的提案：孔庚等提《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江恒源等参政员40人提《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张申府等参政员21人提《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王造时等参政员37人提《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以及张君劢等参政员55人提《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会议对上述七份有关开放民主、改革政治的提案，合并进行了讨论。最后，由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议案提出治本、治标办法各两项。治本部分包括：1．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2．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治标部分包括：1．请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2．为因应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构，应加充实并改进，借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最后胜利⁽⁵⁴⁾。据邹韬奋回忆说：当时审查会议上，各派间“你起我立，火并似的舌战，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一直开到深夜三点钟模样，那热烈的情况虽不敢说是绝后，恐怕总可算是空前的”⁽⁵⁵⁾。虽然部分参政员提出的“结束党治”、“取消一党专政”的主张未能列入最后通过的决议案，但这些主张得以在国民参政会的议案讨论期间被提出，已属不易。而决议案无论“治本”还是“治标”部分，虽然没有确切的实施日期的规定，但毕竟成为战时各党派乃至广大民众衡量国民党当局是否致力开放民主实施宪政的标杆。

正因为如此，这一议案通过后，中共和中间党派都曾予以积极的响应。1939年9月26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拥护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的正确决议》，认为国民参政会通过此项决议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号召全国人民积极的起来拥护国民参政会这一正确的决议，开展实施民主政治的全国运动”。社论最后指出：“实行良好决议，是今天政府当局及全国人民第一等的共同任务！”⁽⁵⁶⁾救国会也发表文章指出：“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所通过之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是我国之政治民主运动之一新阶段”，“全国的人民，应用巨大的力量去支持国民参政会，协助政府，实现这一重要决议。”⁽⁵⁷⁾

在国民参政会决议案的感召下，各党派以及各界人士逐渐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潮。依据国民参政会的决议案设立了宪政期成会，委员25人：张君劢、张澜、周炳琳、杭立武、史良、陶孟和、周览、李中襄、章士钊、黄炎培、左舜生、李璜、董必武、许孝炎、罗隆基、傅斯年、罗文幹、钱端升、褚辅成、梁上栋、胡兆祥、章伯钧、马亮、王家桢、李永新。宪政期成会召集人为黄炎培、张君劢、周览。1939年9月20日，宪政期成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根据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授予的“协助政府促成宪政之使命”，宪政期成会议决请政府早日颁布召集国民大会公布宪法实施宪政之明令，并开始搜集有关宪法草案的各项资料⁽⁵⁸⁾。这样，国民党当局的态度成为各界关注所在。

1939年11月17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并限期办竣选举案》，其中指出：国民大会的举行“虽因事实上之障碍而一再延期，而本党企求宪政之早日实施，实始终无间。今抗战已历两载有余，赖全国人民于本党领导之下，同心一德，艰苦奋斗，最后胜利之期已不在远。揆之抗战建国同时并进之义，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以确立建国基础，实有积极进行之必要。最近国民参政会曾有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之建议，亦足征国人对此期望殷切”。会议通过三项决议：1．国民大会会期为1940年11月12日；2．大会代表之选举尚未办竣者，应即由选举总事务所督饬赶办，限于1940年6月底以前结束一切选举手续，确定全部代表名单；3．其因地方情势变迁，或事实上之窒碍致选举发生困难者，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妥筹补救办法⁽⁵⁹⁾。这也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中央首次宣布国民大会的召集日期。对此，宪政期成会于11月12日召集第二次会议，决议征集各方对于宪法草案等件之意见，并推左舜生、董必武、褚辅成、罗隆基、许孝炎等五名参政员先拟具待研究之问题。

为了进一步致力促进宪政的实施，1939年10月1日，由救国会、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及无党派参政员张澜、褚辅成、沈钧儒、莫德惠、张申府、王造时、章伯钧、李璜、左舜生、胡石青、江恒源、张君劢等12人发起的宪政座谈会，在重庆举行第一次会议，除12位发起人外，还有王志莘、邹韬奋、张友渔、章乃器、董必武、吴玉章等80多人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怎样推进宪政运动”。沈钧儒以主持人身份，首先表示，宪政的实施，“这不能单赖政府、国民参政会之努力，这尤赖全国人士、社会各方面的负责者，共同负责，共同努力，这需要有广大的运动，全国人民的运动，以推进之”。他强调，当前首先要讨论的是如何“形成社会的宪政运动，并将这运动普及到全国去”。吴玉章指出，这次宪政运动第一是为了加强抗战，是一种救国运动；第二，这次宪政运动不分在朝党与在野党，我们是共同努力。董必武谈到：“今日我们需要的宪法是真正反映了中国现代人民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要求的新宪法，过去的宪法草案已不能适用；制宪机关要真正包含全国各方面人民的代表，过去国民大会召集法、选举法都已不能适用，这是两项原则。”⁽⁶⁰⁾10月18日，宪政问题座谈会举行第二次讨论，召集人由12人增加到19人，参加者也增加了数十人。该座谈会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3月一共举行八次集会，主要讨论了宪政运动与民众运动的关系，实施宪政与抗战建国的关系，实施宪政的条件，以及宪政与宪法等问题。这些座谈会以灵活的方式宣传讨论宪政问题，虽然期间不无干扰，但总体看来扩大了战时陪都的民主气象，受到各界的关注，推动了国民参政会作出相应的决议。

1940年3月20日，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收到参政员罗隆基、罗文幹、陶孟和、周炳琳、傅斯年、钱端升、张奚若、杨振声、任鸿隽等提出之“五五宪草”修正草案等意见多项议案或意见。以后，宪政期成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尤其是以参政员罗隆基等九人的草案为蓝本，对于“五五宪草”，“就原案或存或改或补或删”，提出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草案》，将原8章147条改为8章138条。宪政期成会这个草案对“五五宪草”最重要的修改，是增加了“国民大会议政会”一章。这是鉴于“五五宪草”中规定的国民大会成员过多，每六年才开会一次，而且会期又短，这便使治权属于行政院、政权属于国民大会的原则难以实现。据此，该提案提出在国民大会闭会期间成立一个常设机构，其名称叫做“国民大会议政会”，在国民大会闭会期间执行国民大会的职权，其某些权力甚至超出了政权范围，属于治权范围，它的形式类似于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⁶¹⁾。“国民大会议政会”的提议有相当的基础，当时大后方朝野都对行政当局的低效无能非常不满。据王世杰记载，该提议旨在监督政府，“各方面赞成其议者颇众”⁽⁶²⁾。宪政期成会同时还提出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草案说明书》和《对于实施宪政之建议》，后者共两条：1．请政府对于未完成之选举及附逆分子剔除后之补充，切实注意于选举方法之改善。2．请政府促成宪法及宪政之早日实施⁽⁶³⁾。

为了进一步推进宪政运动，1939年11月19日，在沈钧儒的主持下，决定成立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推举沈钧儒、董必武、孔庚、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史良等85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后又推选孔庚、董必武、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张申府等25人为常委。12月5日，宪政促进会常委会举行首次会议，决定由张申府担任常委会秘书处主任，沈钧儒任宣传委员会主任，章伯钧任联络委员会主任，左舜生任研究委员会主任等。之后，各委员纷纷通过演讲报告、发表文章等方式进行宪政宣传活动。如沈钧儒曾亲往广西桂林进行宪政宣传，作了《关于宪政的几件事》的演讲，还发表论文《实行宪政对我们政治前途发展之重要性》。邹韬奋、张申府等人也经常应邀到各地作关于宪政问题的报告。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则将各种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编辑成《宪政运动论文选集》、《宪政运动参考资料》向全国发行，等等。

在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推动下，重庆及其他地区类似的宪政团体纷纷成立。如以重庆妇女为主体发起组织宪政座谈会、宪政促进会、宪政研究会等，着重讨论宪政问题与妇女解放问题；以重庆青年为主体发起组织青年宪政座谈会、青年宪政促进会等。此外，在成都、昆明、广西、安徽等地区，一系列宪政组织与团体也不断成立，并积极地开展活动⁽⁶⁴⁾。成都的宪政运动主要以大学教授为主体，他们多次讨论了宪草修改问题。云南的地方人士和大学教授对“五五宪草”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广西，不仅成立了以李宗仁为主席的宪政协进会，而且还由“广西建设研究会”出面组织若干小组，对宪法草案的各个部分进行了分别的具体研究，并通过电台发表意见。安徽、浙江、广东等地，也纷纷成立各种研究宪政的团体。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也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的热潮。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会议发表宣言指出：今日实施宪政的意义，在于发扬民意，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代表必须重新选举；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修正，应使国民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应该发起普遍深入的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法选举国大代表的自由，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和参加国大代表竞选的自由。大会还推举吴玉章为理事长，毛泽东、陈云、张闻天、王稼祥等45人为理事⁽⁶⁵⁾。此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是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解释说：“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但是，“真正的宪政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毛泽东最后说：“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⁶⁶⁾随后，延安地区还相继成立了“妇女界宪政促进会”、“新闻界宪政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工人宪政促进会”等组织。此外，晋察冀根据地新闻界宪政期成会、皖南宪政运动期成会、晋西北宪政促进会等也先后发起成立。

面对日趋高涨的宪政运动，国民党内一些人开始恐惧、担忧起来。他们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对宪政运动进行抵制、打击。首先，限制封锁关于宪政运动的消息与言论。国民党利用新闻检查机关对各地报刊和书籍等进行严加控制，在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上刊登诬陷宪政运动的“理论”，甚至在参政员25人所召集的宪政座谈会中进行捣乱，在各地方则严禁宪政运动的出现，以致许多地方报纸连“宪政”二字都不许出现⁽⁶⁷⁾。同时他们又利用所控制的报刊大肆刊载诬蔑宪政运动的文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曾公然宣称：“宪政时期的党治，自然是以国民党治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也说：“研究可以，最好由少数学者在房间里研究研究，不要发表文章，来什么运动！”⁽⁶⁸⁾国民党当局把限制宪政活动的举措法律化，还甚至派出特务四处进行破坏宪政团体的活动。

1940年2月，鉴于宪政运动超出了他们划定的范围，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对于实施宪政的四项指示，对于实施宪政与训政的关系，强调：“我们一方面要求实施宪政，一方面要求宪政实施后继续进行训政未完成的工作。”对于国民大会之选举与职权，强调在过去由他们一手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代表仍然“一律有效”。对于宪法草案问题，强调“五五草宪”的合法性“自无疑问”。对于宪政问题之讨论，强调：“在此战事未结束前，政府对于为研究宪政而组织团体之举，自亦不能不设定必要之限制，以防流弊，在重庆方面国民参政会之宪政期成会为研究宪政向政府贡献意见之合法机关，为集中意志起见，不必另有其他组织；其他各省市如有组织之必要，亦只须由各省市党部政府会同参议会组织宪政研究团体，领导各该地关于宪政问题之研讨。”⁽⁶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业已获得广泛群众认同甚至参与的宪政运动，完全纳入国民党当局可以接受、可以掌控的范围与程度。

对于宪政期成会提出的宪草修正案，蒋介石甚为不满。1940年4月5日，在参政会第五次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对宪草与实施宪政的意见。他说：“我们看世界各国宪政历史，凡是一个国家的宪法，当其施行之始，规定得愈详细，愈繁密，尤其对于政府职权限制的愈严格，就愈不容易实现，而且流弊愈多，乃致毁灭越快，其结果只有宪法之害而无宪法之利。这就是因为制宪的人不明了在开国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有能的政府，宪法规定，必适合这个开国时期的需要，才能够推行尽利，以措国家于磐石之安。”因此，他以中国民众教育落后，知识低下，政治素养缺乏为由，反对将外国宪法成规不加抉择地仿行于中国，并提出：“我们一定要使宪法能够实施有效，至少要在10年或20年之中一定要求条条作到，否则如果有了宪法而再遭破坏，则国家永无挽救的希望。”⁽⁷⁰⁾王世杰认为，蒋介石的这番谈话是“对于宪草中牵制政府权力之规定，表示不满”，使得诸参政员“颇懊丧”⁽⁷¹⁾。这并不奇怪。宪政运动的迅速兴起，确实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之外，他们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各界对于实施宪政的迫切性，甚至将其等同于中共的主张。1939年11月，即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刚刚问世，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写到：“共党态势，似在宪政方面求活动”；“共党叛乱，非到其实力充足后不敢公开发难，宪法与国民大会问题不过藉此掩护其活动而已。”⁽⁷²⁾在对中共和宪政运动的双重偏见之下，当时的宪政运动势必遇到挫折。

1940年4月18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第一百四十五次会议通过《宪政问题集会结社言论暂行办法》。根据《办法》规定：凡关于宪政问题的集会，除由中央直接派人分赴各地办理外，得由各省市党部政府会同所在地参议会召集；凡关于研究宪政问题的团体，由各省市党部政府会同所在地参议会组织之；凡关于宪政问题的言论，应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训政纲领、训政约法、抗战建国纲领、总理总裁有关宪政的指示，暨国民政府公布有关宪政法令为依据，宪政言论如有反对宪政及违反三民主义而曲解宪政者，应该一律取缔之等⁽⁷³⁾。至1940年9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延期召集国民大会⁽⁷⁴⁾。到了1941年3月，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一次大会通过决议，接受了国民政府关于延期举行国民大会的决定：“军事倥偬，交通不便，国民大会筹备未及，不克如期召集，此系限于事实，诚非得已。”⁽⁷⁵⁾至此，这场宪政运动实际上已经中止了。

这次发生于抗战前半期的民主宪政运动，是大后方进步民主力量共同推动政治民主化的一次可贵尝试。它宣传了民主宪政的思想理论，促进了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社会各界的团结与合作。特别是中共在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提高了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影响。这次民主宪政运动对中国战时以及战后民主政治发展影响深远。

第三节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抗战爆发之初，为了集聚力量抵御日本的武装入侵，国民党一度放松了对中间政治派别活动的限制，使得中间力量获得了至少是表面上的合法地位。待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国民党当局“极力统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一切活动，几乎使国民党外的人都不得自由。……这样使得广大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特别是青年，都失去了抗战初起时那兴奋活跃，而陷于抑郁消沉”。一些“历来奔走国是，为社会不断出面”的中间知识分子精英，“势不能瞠目而视，袖手不动了”⁽⁷⁶⁾。他们逐渐意识到单个党派力量的薄弱，难以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意识到应采取联合行动以加强力量，于是他们开始酝酿成立联合政治组织，在国、共两党之外扮演重要角色。

有鉴于此，1939年10月，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人数度聚会，就时政问题交换看法，进而提出了在国共两党之外建立联合组织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担心“国共两党关系恶化，影响抗战前途甚大”，两党之外各小党派如果零零散散，就没有力量说话，没有力量调解，“只有各小党派先团结起来构成一个力量，才能牵制国共两党，不许他们打内战，而要团结合作，一致对敌”。二是看到抗战初期各抗日党派所争取到的一些民族权利受到限制或取消，国民党不仅反共，也打击各小党派，“甚至使手无寸铁的各党派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因此，各小党派应联合起来，“对付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威胁”⁽⁷⁷⁾。于是，与会者决定成立联合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

1939年11月制定的《统一建国同志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帜志”⁽⁷⁸⁾。“统一建国同志会”在形式上未表明是党派联合体，但实则国共两党以外的那些党派人物，差不多全在内。例如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等，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国社党的罗文幹、罗隆基、胡石青等，第三党的章伯钧等，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冷遹、江恒源等，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梁漱溟等皆是。还有一些个人参加，如张澜等。当时订有《统一同志会信约》十二条，揭示他们的信念和主张，主要内容有：该会“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拥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反对国内暴力斗争及破坏行为；对外抗战，对内建设，要求更进一步之统一；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行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反对一切内战，等等⁽⁷⁹⁾。

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确定后，为免致当局误会，托王世杰、张群将信约十二条转呈最高当局。1939年11月29日，梁漱溟受同人委托面见蒋介石，着重说明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要求蒋许可这一组织的成立。蒋介石以不组织正式的政党为条件，同意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该会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权利⁽⁸⁰⁾。

此后，统一建国同志会进行了一些活动，为调解国共关系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总的来说，活动成效不大。各中间党派感到，目前尽管有统一建国同志会，但各党派仍然是各自一摊，缺乏力量，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联合，成立一个统一的、更加有力的组织。1940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中，把原来便很少的国民党外人士更减少了几个，而增加了国民党人员。这引起了民主派人士对国民党的悲观和不满。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人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必须另行组织。”并提出要秘密进行组织并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所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成立机关，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⁸¹⁾。嗣后皖南事变发生，中共的遭遇和国共之间的尖锐对峙，使得中间派别感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他们认为有必要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以便拓展生存空间和扩大社会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始酝酿成立。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下简称“民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等13人。会议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等，并建立了中央领导机构。会议选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等1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其中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⁸²⁾。后来救国会也正式加入到政团同盟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为“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的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无党派人士也可入盟。10月，张澜出任中央常委会主席⁽⁸³⁾。

鉴于国民党反对成立新的政党，民盟是秘密成立的。为了实现由秘密组织向公开组织的转变，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采取了几个重要的步骤：首先，在香港创办机关报，向海外公开自己的组织以及纲领主张。由于国民党不允许民主人士以第三者面目出现，“故同盟势不能不于海外建其言论机关”⁽⁸⁴⁾。1941年9月18日，经过一番周折与努力，特别是在中共帮助下，《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该报创刊号上刊载了《出版公约五项》，提出：“民主精神为团结之本，其意甚近，并不在远，吾人以政治上实现民主为基本，而先以言论之民主精神自勉。”10月10日，《光明报》同时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其《宣言》中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今次成立，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关于成立之原由，《宣言》指出：“国事好转诚在最近之四五年，而其间前后又有不同，大抵国际情势后胜于前，而国内情势则入后转不如初，此其事亦皆在人耳目，无烦缕指。要而言之，国际阵线方明朗有利，外援渐增，而在我则反不得协力制敌，甚而至于内力相销，本末相衡，可忧实大。”“同人于此，曾本严正之态度，为宛转之尽力，而卒未有补。瞻望徘徊，深惧国不亡于暴敌，功不败于寡助，而顾由吾人自丧其前途，是真民族之不肖子孙，上无以对先民，下无以对后世。”“爰自为结合，以作团结全国之始，将以奉勉国人者，先互勉于彼此之间。以言结合动机，端要如是。”关于对时局的主张《纲领》包括十项，分别涉及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督促并协助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确立国家统一，军队属于国家，厉行法治，尊重思想学术自由，以及党治、政务应注意各点等⁽⁸⁵⁾。

其次，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各国记者说明自身组织与活动。如陈友仁、陈翰笙曾主持记者招待会，向外国记者就民主政团同盟成立问题做出说明与保证。还向欧美等记者散发宣传民盟文件的英文本。招待会结束后，各国记者纷纷向海外各地发布有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消息。再次，借助国民参政会这个平台公开自己的组织。如1941年10月9日，蒋介石设宴招待参政员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就国际国内时局交换意见。张等人则证实民盟确实存在。10月11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举行谈话会，张君劢、左舜生、张澜、李璜、罗隆基等都公开表示对民主同盟负责。民主政团同盟各党派还组织联合办事处，并驻处办公等⁽⁸⁶⁾。

最后，召开茶话会正式公开组织，并向国民参政会提呈议案。1941年11月16日，民盟主要负责人在重庆召开了正式公开组织的茶话会。茶话会由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和黄炎培召集，与会的其他党派有中共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以及国民党的王世杰、邵力子、张群等。11月17日，国民参政会召开第二届二次会议，民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向会议提呈了根据民盟纲领拟定的《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该提案再次提出宪政要求，并拟具办法十条，要求“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间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必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之实质”；“为节省抗战时财政支出，减轻民众负担，并预防青年依赖心理，增加其对国体之主义或主张之纯洁信仰，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政府一切机关，应发挥天下为公之精神，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不得歧视无党、异党之分子，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并强迫公务人员入党；“政府明令禁止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等之自由”；“明令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实行经济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⁸⁷⁾。由于蒋介石的抵制，该案“未付讨论”。但这却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一次以政党的面貌在公开场合出现，实现了其由秘密组织向公开组织的转变。

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发表社论指出：“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⁸⁸⁾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除少数为无党派的个人盟员外，它主要的是由三党三派组成。即民主政团同盟有两种盟员，一种是有其他党派关系的盟员，一种是没有党派关系的盟员。凡是入盟的党派的成员都有两重党籍。既是民主政团同盟的盟员，又是另外一个独立政党的党员，他们不受盟的组织纪律的约束。因此它是一个松懈的政治团体。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间势力政治力量发展的一件大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此出现了一个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影响和力量超过以往任何中间政党的新的政党，它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它有利于民主势力，而不利于国民党顽固派。因此，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⁸⁹⁾。

第四节　各地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领土大面积沦丧，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边缘。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也为了配合政府的抗战，全国社会各界民众，世界各地中华儿女，无论工农学商，还是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迅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谱写了中华民族救亡史上最为雄伟悲壮的篇章。

工人在抗战中一直充当着先锋作用。如上海地区，在中共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按地区、产业系统或以工厂企业为单位，先后组织起来的工人抗日救亡团体有40多个。其中在按地区组织的救亡团体中，比较活跃的有沪南青年救亡团、沪西国民战时服务团、沪西青年救亡团、上海纺织工人救亡协会等⁽⁹⁰⁾。又如1937年9月，在中共党员薄一波等人的推动下，以太原毛织厂、晋生纺织厂、太原兵工厂、炼钢厂、育才机器厂、印刷厂、晋华卷烟厂、火柴厂、窑厂、皮革厂、造纸厂以及被服厂等工人为主，成立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后又发展成5000余人的工卫旅，辖3个团，在汾阳、文水、交城、清徐一带活动，积极配合八路军打击日军。又如石家庄失守后，正太铁路工人冒险将一批火车头、车厢、部分器材等，从正太路运往同蒲铁路。工人们的英勇事迹受到交通部表扬，国民政府也发给10万元奖金⁽⁹¹⁾。此外，在战时工厂内迁过程中，工人们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爆发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立即投入到拯救民族的神圣抗战中去，表现出工人阶级坚定不移的抗日决心和强大力量。“七七”事变发生后，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中国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连续不断地举行反日游行和罢工。1937年7月中下旬，上海日商中山钢厂的工人举行反日罢工，日商亚细亚丝业厂工人全体离厂。7月31日，日洋行及住家的华人雇员实行告退，“日人大起恐慌，多允增加工资，而各职员及雇工，毅然不受金钱诱惑，断然告退”⁽⁹²⁾。香港日船华工自动离职，使40多艘日船不能开航。武汉铁路流亡员工抗敌服务团发表《告全国铁路流亡同志书》，表示坚决拒绝替敌人做工，尽自己的力量参加抗日工作。日舰向“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借调长江中段领江员各五名，尽管当时失业海员很多，但武汉海员深明大义，拒绝为日舰引水。广州沦陷后，广九铁路千余员工中，除十人为敌工作外，其余都宁可失业不为敌用，表现出高尚的爱国情操。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许多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同军队并肩作战，挖战壕、救伤员、运送军用物资。为支撑起战时的经济，广大工人群众自觉加班加点，增加工时，努力生产⁽⁹³⁾。

抗战爆发后，各地工人纷纷成立工会组织和救亡团体。1937年9月，山西总工会成立，太原27个工厂的7万多工人加入了工会。1938年2月，同蒲铁路工人召开同蒲铁路总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号召成立全国铁总。4月17日，延安召开陕北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各地工会及工人救亡团体派代表参加，目的在于加强联络。各地工人救亡团体风起云涌。为了统一工人组织，团结全国工人积极参加抗战，1938年2月，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朱学范等人先后到广州、长沙、武汉等地，同当地劳工界人士举行谈话，召开座谈会，交换关于劳工界当前救亡问题的意见，一致主张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工界抗敌组织。在中共长江局工委与朱学范等“劳协”领导层的努力下，经过反复工作，决定共同酝酿发起组织全国工人抗敌总会。3月5日，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在武汉宣告成立，推举朱学范为筹备会总负责人。

3月24日，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欢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参加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的决议。4月17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派人参加，并推选朱学范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标志着抗战时期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国共两党工会的统一战线的形成⁽⁹⁴⁾。

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更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如在平津、淞沪抗战中，战地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力，参加构筑工事、修筑道路，为部队送水、送饭、送弹药物资、送情报，抬担架，救护伤员等。如1938年2月，皖北地区农民数千人组织起来，以游击战击退日军千余人向蚌埠南山地区的进犯。据统计，至1939年，山西省有121个县建立了县区等各级农民救国会，会员人数达到120万人⁽⁹⁵⁾。

在“七七”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山西抗战、徐州会战等多次战斗中，广大农民积极配合中国军队，供应粮米柴草，抢运军用物资，铺路架桥，修筑工事。日军进攻山西时，农民坚壁清野。平型关战役中，农民封锁消息，保证了八路军伏击成功。台儿庄战役中，民众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为了迅速把农民组织起来，在中共的领导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多种抗日团体。在山西，广大乡村普遍建立了农民救国会，农民积极投身抗日，保家卫国。在冀中、冀南、冀东、山东、陕甘宁边区也普遍建立了农会等群众组织。在农会的组织下，边区农民积极开展生产建设，踊跃交爱国公粮，破坏日军运输线，开展锄奸工作，积极购买救国公债，募捐慰劳八路军将士，参加边区民主政权建设。大批青年农民踊跃报名参加人民武装，很多地方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甚至父子争相参军的动人景象，给抗日武装以源源不断的新兵补充。1938年到1939年，晋察冀农会组织共动员了2万多农民参加八路军。广大农民群众还组织游击队、义勇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中。中国农民在抗战初期就已显示出其主力军的伟大作用⁽⁹⁶⁾。

学生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号手，起着先声的作用。如上海地区，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各校学生积极组织各类救亡团体，如抗敌后援会等，人数多则一二百人，少则二三十人。“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学生们有的参加游击队、别动队、战地服务团、救护队，有的组织各种青年救亡团体。1937年10月28日，上海学生界举行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大会发表成立宣言，并通过提案20余条⁽⁹⁷⁾。又如沦陷区和大后方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参加敌后抗日斗争。从延安迁至泾阳地区的由胡乔木、冯文彬等负责的安吴青年训练班，就团结了海内外大批青年学生⁽⁹⁸⁾。

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中国学联”），成立后立即联络各地学生组织，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部分学联领导人来到武汉，商议恢复学联工作，决定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8年3月24日，全国学联筹委会在汉口举行预备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会议程、会章，审查了代表条例和本届代表大会选举法，决定聘请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为大会名誉主席，推举香港学生代表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九个单位的代表组成大会主席团，推举蒋南翔等人为大会秘书，负责大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25日，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汉口商会大礼堂召开，陕西、河南、四川等十六省主要学生团体共73个单位123人出席了会议。国共两党负责人陈诚、周恩来、邵力子等及各界领袖也到会表示祝贺。

全国学联恢复活动，使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团结了一批抗日青年，引导他们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正确道路，并使“学联”争得了合法地位。《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学生是中国救亡运动一支极有力量的队伍”，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定下全国学生大团结的基础”，结成“全国学生精诚团结的统一战线”，克服“摩擦”，使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为动员组织全国学生参加救亡工作的一个强有力的组织⁽⁹⁹⁾。

在“一二九”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到1938年4月，其成员已有3万余人，其中西北地区有一万多人，在大西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高潮。在华北，一批批“民先”队员走向敌后战场，当时华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哪里有游击队，哪里就有‘民先’”。“民先”还在武汉成立办事处，由共产党员于光远任主任，有力地推动着华南各省“民先”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为了尽快把沦陷区流亡到武汉的青年及武汉地区的青年组织统一起来，根据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有关指示精神，中共湖北工委在“华北流亡同学会”、“武汉秘密学联”、“武汉民先队”的基础上，于1937年12月28日，在武昌成立了一个公开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抗日团体，即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团”）。截至1938年7月，“青救团”成员达4万多人，仅武汉就有一万多人。“青救团”的建立，加强了中共与在汉各青年进步团体的联系，为开展湖北地区及全国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各地的青年也迅速动员起来，纷纷组建青年抗日团体。在武汉还有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汉口蚁社，广东有青年抗日先锋队，江西有青年抗战服务团，河南有青年救亡协会，甘肃有青年抗战团。在陕甘宁边区，从乡、区、县到边区均建立了青年救国会；在晋察冀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成员达8万余人；鲁西北有青年救国团，晋东南有青年救国团，至1939年3月，会员达25万人⁽¹⁰⁰⁾。

商人、资本家作为有产者，也以高度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如1937年8月12日晚，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发表播音演讲，号召全沪市民奋起抗争，以全力保卫上海。他说：“诸位同胞，现在真到了最后关头了。每个人只该埋头工作，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我觉得为了国家，流血、流汗、捐钱、捐物，都是最光荣、最有价值的行动。”他又满怀信心地说：“现在各银行，各钱庄，各报馆，都在代收救国捐，我预料明天清晨，一定有许多爱国同胞，一早就等候在银行、钱庄、报馆门口，踊跃输捐。”1937年9月2日，上海市商会通电各省、市商会，就国民政府发行的5亿元救国公债的劝募事宜进行宣传鼓动，通电认为：“此次对日抗战关系全国存亡，政府发行救国公债伍万万元，实为厚集财力，持久制胜之准备，意义重大。”“何况三十年还本，年息四厘……，但使敌人驱出国外，则投资仍旧收回，与完全捐助者不同。”通电还宣称：救国公债上海市商界劝募总队业已成立，其募集办法是商店以其资本额承购5％，公积款项承购10％为标准，店员月薪满50元者承购10％，不及50元者，自由认购。并建议其他各省、市商界参酌仿行沪市办法。同时，上海商会及银钱业宣布对日经济绝交⁽¹⁰¹⁾。商业界还广泛开展了抗日义卖捐献活动，“从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到中小城镇，从卖日用百货到蔬菜水果，从大商行到小商贩，普遍掀起义卖日和义卖竞赛的热潮”⁽¹⁰²⁾。

各中间党派、文化、宗教、妇女各界，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也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来。如“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同胞保卫北方，要求推行抗战国策，并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8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12月，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在武汉创办《全民周刊》。1938年7月，两刊合并为《全民抗战》⁽¹⁰³⁾。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到会者有诸青来、胡愈之、潘公展等500余人⁽¹⁰⁴⁾。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建立后，上海戏剧工作者也于8月17日成立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的统一组织，并将所有的人加以战时的编配，而成为后来支持抗战戏剧的主流的13队救亡演剧队⁽¹⁰⁵⁾。上海文艺界同人还于8月16日组成了战时服务团。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宣告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¹⁰⁶⁾。“文协”以联合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并保障作家权益为宗旨⁽¹⁰⁷⁾。“文协”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它聚集了全国一大批知名作家，使得文艺界达到空前的团结。“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对“抗战文艺”的组织与指导，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八一三”沪战爆发后，上海宗教界组织僧侣救护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其他地区的宗教团体也纷纷以召开反侵略大会或从事募捐等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何香凝等人便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1937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妇女工作大纲》，规定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确定将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并特别注意发动与组织劳动妇女，作为党的妇女工作的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在各地相继兴起。动员起来的中国妇女首先建立起自己的团体组织。广东建立了广东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广州市妇女抗战同志会、女界联合会等30多个妇女团体，香港有妇女慰劳会，江西有妇声社、妇改会，上海有妇女界救国会，河南有妇女抗敌协会，武汉有湖北省妇女工作团。各地还建立了各种妇女战地服务团，如西北妇女战地服务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等⁽¹⁰⁸⁾。

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妇女界谈话会，邀请各党派、无党派和社会知名妇女参加。宋美龄提出以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全国性总机构。经过讨论，到会人士表示同意，但建议对“新运妇指会”加以改组扩大，以适应战时妇女工作的需要。会议决定以“妇指会”为基础，加以扩充，使之成为全国性的包括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的妇女团体总机构，组织动员广大妇女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会议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这是一个动员全国妇女团结抗战建国的共同纲领。《大纲》指出，占国民半数的妇女，应该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参加神圣的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提出了妇女在抗战建国中的任务，即是宣传、救护、征募、慰劳、救济、儿童保育、战地服务、侦察除奸，以及从事工、农业生产与合作事业等。这个《大纲》基本符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妇女界联合抗日的思想政治基础。座谈会于5月25日结束，发表了《告全国妇女同胞书》，号召全国妇女各界领袖，不分党派信仰，在抗日救国的总目标下，团结起来，奋起抗日⁽¹⁰⁹⁾。

各少数民族也踊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潮流中来，如1937年10月，在中共领导下，蒙汉抗日游击队成立，活动于大青山一带，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建立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又如回民马本斋带领的冀中回民支队，发展迅速，在先后六年中，一共作战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¹¹⁰⁾。

1937年7月29日，居住在抗战前线的北平回民同胞组成北平回民守土后援会，通电全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誓本牺牲到底的精神为我政府及二十九军后盾。”日军侵占华北后，利用回族汉奸马良建立所谓中华回教总联合会、中国回教青年团等伪组织，各地回胞闻讯后无不义愤填膺，纷纷通电反对，将马良开除教籍，并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号召广大回民“团结奋进，保持爱国荣誉”，同马良之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冀中回民组织了抗战建国会及各级分会，将该地区30万回胞团结在自己周围。包头地区组织西北回民救国会，西安、四川、云南、广西等地回民也纷纷组织抗日团体，开展救亡运动。

在归绥，1937年10月，中共成立三边工委，次年4月又成立绥蒙工委，积极开展伊盟、河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乌审、郡王、扎萨克、杭锦、鄂托克等旗建立党的组织，成立了抗敌委员会、战地动委会、牺盟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蒙古族一些上层人士参加并领导了对日作战。

地处祖国西部边陲的西藏同胞积极拥护抗战。班禅九世和热振活佛多次向僧俗大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1938年5月，热振命三大寺上下二密院及古刹一律设坛修法，祈祷抗战胜利，20万喇嘛参加了这次祈祷活动，这在西藏历史上是少见的。同年9月，热振致电在武汉的国民政府领导人，表示拥护祖国统一，祝愿抗战胜利。著名的喜饶嘉措大师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战，所到之处，或聚众演讲，宣传抗日；或诵经读典，为国祈祷，听众深受教育和鼓舞。1938年9月，他在重庆发表《告蒙藏人士书》，号召努力抗战，挽救国家厄运。

为了回击日帝挑拨中华民族的团结，1938年4月7日，在武汉隆重举行了“蒙回藏联合慰劳抗敌将士代表团”的献旗大会，周恩来、陈诚等国共两党负责人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主席、藏族代表格桑泽仁说，我们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团进行慰劳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粉碎敌人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改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会各族代表一致表示要加强民族团结，把抗战进行到底。

在新疆，由于中国共产党同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大批党员进入新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相继粉碎了日帝的走狗马木提、马虎发动的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并迅速组织了后援会、反帝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¹¹¹⁾。

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援助。这些身居海外的中华儿女面对祖国的遭遇，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抗战一爆发，各地侨胞就云涌地组织起来了，他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立即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在欧洲的，成立了欧战华侨救国联合会；在美洲的，成立美洲华侨抗日统一阵线。美国十万华侨在司徒美堂等人的影响下，组织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全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开展捐献活动。纽约市区每月参加救国捐款活动的华侨达3万人次，1937年下半年捐资已达100万美元。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舜，仅劳军一项就捐资10万美元⁽¹¹²⁾。

在南洋的华侨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8月14日，南洋地区统一的华侨救亡团体——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为主席。此后，南洋地区各种华侨救亡组织先后成立。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该会下设分会68个，所属团体遍布南洋各地区⁽¹¹³⁾。另据统计，自1937年7月22日至8月13日，总计收到南洋侨胞捐款18宗，数额达8万余元；“八一三”以后的捐款，亦颇多为“八一三”以前所汇寄，其中温哥华华侨捐寄35200元，西雅图侨胞捐寄71186元⁽¹¹⁴⁾。

抗战爆发至1940年6月，海外华侨献给祖国的捐款已达6万万元以上，单是南洋华侨已由战前的每年3万万汇款，增加到了11万万（1939年）⁽¹¹⁵⁾。除了募捐、侨汇外，华侨还通过购债、投资以及把大量战需物资输送回国，如飞机、战车、汽车、药品、服装、帐篷、胶鞋等。华侨对抗战物力上的供给，最重要的是医药，据陈嘉庚先生报告，单是奎宁丸一种，南洋侨胞献给祖国的，其价值达250万元。其他如救伤袋，妇慰会菲岛分会一处便捐送了10万个；寒衣募集，南侨总会负担了50万件⁽¹¹⁶⁾。此外，抗战爆发后，大量华侨中的技术工人和青年，放弃国外安全优裕的生活，回国参加抗战。据《华侨战线》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2月，仅经广州回国抗战的就有30批，近2000人，他们或参加救护运输工作，或直接上前线杀敌⁽¹¹⁷⁾。

此外，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尤其是南洋华侨，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侨商不卖日货，侨民不买日货。各地抗日救国团体制定具体办法，认真执行。1937年日本对东南亚贸易总额为7.6亿元，1938年降至4.666亿元，由历年的贸易出超变成入超。华侨的罢工和禁运禁载运动也有效地削弱了日本侵华的军事实力⁽¹¹⁸⁾。

海外华侨全力支持和直接参加祖国的抗战事业，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840-841页。

(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2-24页。

(3) 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 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1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5) 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致蒋介石电（1939年4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254-255页。

(6) 《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193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

(7) 《中央对时局指示》（1939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341-342页。

(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16页。

(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28页。

(10)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371页。

(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37-941页。

(12)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42页。

(13)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第372页。

(1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10页。

(1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393页。

(1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424页。

(1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54-959页。

(1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61-962页。

(19) 《中国共产党六月提案》（1940年6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64-965页。

(20) 《国民政府提示案》（1940年7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06-507页。

(2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08-509页。

(22) 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78-979页。之所以称何、白“皓电”为蒋介石所指使，可以蒋10月21日的日记为证：“本日令共党部队撤退至黄河北岸，限十一月底为期，试观其能否遵令，即可断俄国对华最近期间之政策矣。”见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09-512页。

(25) 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6) 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27日、2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7) 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2日：“催发复朱彭电稿。”1940年12月3日：“修正复朱彭电稿。”1940年12月7日：“今日修正何白复朱彭电稿，颇费心力，卒无错误。”均见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8) 《何应钦白崇禧复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齐代电》（1940年12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11-519页。

(2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463-465页。

(3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81页。

(3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82页。

(32) 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2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23页。

(3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6页。

(3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041页。

(36)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1-15页。

(37)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522—524页。

(3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44、547页。

(3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87-988页。

(4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48、550—551页。

(4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048页。

(4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43—544页。

(4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056-1058页。

(4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058页。

(4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67、569—570、572页。

(46)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

(47)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469页。

(48) 《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4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159-1161页。

(5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169页。

(51) 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469页。

(5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39年9月12日，第149页。

(53)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581-582页。

(5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755-756页。

(55) 邹韬奋：《关于宪政提案的一场舌战》，《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594页。

(56)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618-619页。

(57)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

(58)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二），第1658页。

(5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09—610页。

(6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05-1207页。

(6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194-1196页。

(6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3月29日，第249页。

(6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二），第1682页。

(64)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311页。

(65) 《国共关系70年纪实》，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0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739页。

(6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02页。

(68)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314页。

(6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42-1244页。

(7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44-1245页。

(71)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4月6日，第253页。

(72) 蒋介石日记1939年11月9日、11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3)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第567—568页。

(74)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9月18日，第345页。

(7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983页。

(76) 梁漱溟：《谈统一建国会之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54页。

(77)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317页。

(78)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79)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3页。

(80) 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第479页。

(8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60页。

(82)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326页。

(83) 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第480页。

(8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63页。

(85)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86)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334页。

(8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80-1281页。

(88)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89) 朱建华、宋春主编：《中国近现代政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0-461页。

(90)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283页。

(91) 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92)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209页。

(93)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94)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280页。

(95)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96)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310页。

(97)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246、258页。

(98)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47页。

(99) 《新华日报》，1938年3月25日；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2页。

(100)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

(101)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第313—316页。

(102)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47—148页。

(103)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52—153页。

(104)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第158页。

(10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210页。

(106)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54页。

(10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229页。

(108)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109)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110)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48—150页。

(111)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94页。

(112)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113)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57页。

(114)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9页。

(11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375页。

(11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375页。

(117)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第290页。

(118)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第291页。

中华民国史
第九卷
（1937-1941）
下

吴景平　曹振威　著

中华书局

目录

第九章　国统区的财政金融与经济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运作

一　战时经济纲领和基本政策的制定

二　战时经济机构的进一步调整

三　战时物资管理与统制

第二节　战时国民政府的财政

一　战时财政征收

二　大举内外债和停付关盐税担保外债

三　巨额赤字和通货膨胀

第三节　战时金融

一　安定金融和维持法币汇价的努力

二　四联总处的主要活动

三　战时后方的银钱业

第四节　战时大后方的生产和交通

一　大后方的工矿业

二　大后方的农业

三　大后方的交通运输

四　大后方的邮政电信

五　大后方的商业和贸易

第十章　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成立和日伪对沦陷区的统治

第一节　筹组汪政府的活动

一　汪精卫赴日会谈

二　建立特务组织

三　汪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四　汪伪集团与“临时”、“维新”政权的交涉

五　日汪关于“日华关系密约”的谈判

第二节　汪伪政权还都南京

一　汪伪集团的还都丑剧

二　汪伪党、政、军机构的建立

三　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府

第三节　日伪对沦陷区的统治

一　日汪“清乡”运动

二　伪满洲国的殖民地政治与文化

三　华北、华中沦陷区的政治与文化

四　日本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

五　沦陷区民众的反抗斗争

第十一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外关系

第一节　中德关系的曲折反复和断交宣战

一　德国承认伪满洲国

二　德国政府执意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三　购料易货关系的勉力维持和中止

四　中国对德断交与宣战

第二节　对法国的交涉和中法关系的倒退

一　寻求法国援华和中、法军事合作

二　中国输出入货品过境越南的交涉

三　法方对日妥协和中、法政治关系的倒退

第三节　苏联援华与中苏关系的发展与波折

一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二　围绕对华军事援助的交涉

三　中苏三次信用借款协定及其实施

四　欧战爆发后中苏政治关系的波折

第四节　围绕英国对日妥协的交涉和寻求财经援助

一　关于英日在中国海关问题协定的交涉

二　关于天津租界和白银问题的交涉

三　关于封闭滇缅路的交涉

四　关于财经援助和平准基金借款的交涉

第五节　美国对华提供贷款和租借援助

一　寻求美国对华提供商业信贷

二　中美平准基金借款交涉

三　力争美国对华提供租借援助

四　居里和拉铁摩尔访华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九章　国统区的财政金融与经济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运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确定和实施军事抵抗的过程中，对经济体制逐步进行了调整，使之适应抗战的需要，从而形成了战时经济体制。战时经济体制主要包括指导经济体制运作的经济纲领和基本政策，以及实施这些纲领政策的基本机构。

一　战时经济纲领和基本政策的制定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头半年里，国民政府颁发过一些带有战时经济统制性质的文件，如《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有过一些较具体的规定。而在1938年3月底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分别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其中《抗战建国纲领》的经济部分共八条：（1）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重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2）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3）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4）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5）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6）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7）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8）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¹⁾。这八条经济纲领，涉及到战时的生产、流通、财政、金融等方面。而会议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分别提出了各个经济领域的基本政策，主要内容如下：

（一）推进农业以增生产　1．农民生活应使安定；2．有用作物之生产应使增加；3．大宗农产品应设法积储调剂；4．农村经济应使活动；5．土地分配应逐步改进。

（二）发展工矿以应供需　1．固有工矿设备应设法保存，以充实内地生产能力；2．国防急需之工厂应积极筹设，政府除保全原有生产力之外，更应创造新生产能力；3．燃料及动力应妥筹供给；4．农村手工业应提倡促进；5．民营事业应扶植奖导；6．资本与劳工之利益应兼全并顾。

（三）筹办工垦以安难民　提出安置难民从事生产工作，以增加抗战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垦荒，要求于最短期内勘定各省荒地，办理难民移垦登记，并拟定各项垦殖实施办法，次第施行。

（四）发展交通便利运输　1．国内交通线路应加速添设，包括铁路、公路和内河航线；2．国际交通线路开辟扩充，包括铁路、公路、电信和航空。

（五）分别地区调剂金融　1．沦陷区；2．接近敌区；3．距敌远区；4．复兴根据区。要求以政府有关规定方法为经，以分区施行为纬，切实推行，期收良效。

（六）管理贸易以裕外汇　限制非必需品与奢侈品的进口，改善出口环境和发展出口产品生产，鼓励大量出口，以所得外汇巩固战时金融，发展国内贸易和生产事业。

（七）厉行节约以省物力　凡政府机关不必要之开支，不能即生效果之建设费用，均宜切实核减；至私人经济，应尽量节省物力财力，贡献国家，用于抗战⁽²⁾。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纲领以及基本政策，成为以后几年里国民政府制订实施具体财经金融政策的基本依据。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更加重视确立起战时经济统制和经营方针，认为：“抗战现已进入第二阶段，经济建设，尤其西部各省之生产建设，必更加速其发展，始能适应抗战之需要。”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应该厉行的四条原则：1．确定工矿等业之统制方式，凡与国防有重大关系之工业以及重工业，自以国营为原则。但经中央许可，仍得由省经营之。其他矿业、轻工业、农业以及不带军用性之普通商业，则务必采奖励民营之方式。2．确定工矿等业之经营方针，国营及省公营工矿等业，应均以供给国防需要、增进社会繁荣为方针，不以与民争利为目的；中央应尽必要范围内给予省营事业以积极的经济援助，减少地方困难，增进地方与中央联系；对于民营事业，中央应以扩大现时奖助总预算，予以保息、保债、垫款、贷款等进行积极辅助。3．确定改进交通事业之计划。4．确定各种工作完成之期限并严订考核程序⁽³⁾。鉴于日本侵略者在前方区域日趋猖獗的经济侵略与掠夺活动，国民党当局还确定了不同地区的基本经济政策，沦陷区域之经济政策应以破坏为主，游击区域之经济政策应以保存资源、扶助民众为主，作战区域之经济政策应以免济敌以粮为主⁽⁴⁾。换言之，让西部各省成为战时经济的基地，在统制基础上综合协调，调动中央与地方各种经济力量，发挥其生产建设之积极性，从而促进大后方经济建设，增强持久抗战的实力与物质基础；而在沦陷区、游击区、作战区则以破坏敌方经济、保存我方经济力量为原则。

随着战线的扩大和战事的持续，战时经济的负担十分沉重。1941年3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确立战时经济体系案》，认为中国战时“经济力之能否持久”，已成为中国抗战“最后胜利之关键”，进而指出基本经济对策为：“积极动员全国人、财、物力，加强战时经济体系，以求生产之增加、分配之公允，并厉行消费节约，务使一切经济之力量，得收全盘控制之运用。”会议制定了《战时经济体系基本纲领》，共十条：

（一）确认当前对敌经济斗争为胜利之主要关键，树立以军事第一与经济国防化之基本信念，确立战时经济体系努力之方针。（二）深切了解新时代国防经济政策之重要，并全力推行，以达到抗战最后胜利之目的。（三）限定最短期间，充实并调整各级经济机构。（四）动员全国专门人才，分配于各级经济机构中。（五）动员全国优秀青年，施行短期训练，充任经济抗战之战斗员。（六）动员全国工人、农民和妇女，分期加以组训，积极从事生产事业。（七）经济机构均依军事部署与科学管理，统一指挥，分层负责。（八）对人民经济活动，从生产到消费，应作有体系之计划统制。（九）对于金融、贸易、运输、生产等关键事业，以扩大国营，联合民营，加强联系等手段，使成为整个经济抗战集体。（十）厉行对敌经济斗争⁽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订立了《加强国家总动员实施纲领》，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是关于经济总动员的。《实施纲领》提出了五项目标：1．全国人民力量充分发挥，合理使用；2．士兵之粮秣、械弹，供应无缺；3．土地之使用竭尽其力；4．一切物力之补充，继续不匮；5．全国人民之生活能维持健康之水准。为达到这些目标，又提出了多项要求，其中与社会经济生产、消费、分配等直接相关的有：提高工作效能，增进物资生产；任何人劳力所获或所有之物资，除本人及其他节约合理需要外，应尽量提供政府征购或借用，不得私作无益消耗或囤积隐藏；全国土地应受国家之统制；生活必需品之物价应由政府管制，严禁违法抬价⁽⁶⁾。

战时经济纲领和基本经济政策的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强制性地要求各经济实体及其从业人员，均必须以发展战时经济为第一要务。对于这一点，国民政府及主管部门曾多次颁发相应的条例。

抗战爆发后不久，行政院便训令各省政府：在抗战时期，各地工商企业应加紧生产和调节物品，不得自行紧缩和收歇，无论部分或全部歇业，均需事前呈请许可⁽⁷⁾。待到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在修正公布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数十种经指定的农产品、矿产品和轻重工业品，“其生产者或经营者，非经经济部核准不得歇业、停业或停工。其已歇业、停业或停工者，经济部得限期令其复业复工”；指定各企业之员工不得罢市、罢工或怠工；但对所用原料为军用必需品者，制造非必需品而所用原料供给缺乏者，经济部得令其停业，并将其土地、房屋、机器、动力、材料、工具等移作其他用途⁽⁸⁾。

这些，都是从消极方面来防止现有生产力的浪费。此外，更从积极动员和鼓励出发，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奖励发展工矿业　1938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工业奖励法》及《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凡应用机器或改良手工制造货物在国内外市场有国际竞争者，采用外国最新方法首先在本国一定区域内制造者，应用在本国享有专利权之发明在国内生产者，可申请奖励；凡实收资本在100万元以上，并且制造原动力机、电机、工作机器、冶制各种金属原料、采炼各种液体燃料、制造运输器材，其他经政府认可的重要工业，得呈请保息或补助⁽⁹⁾。一年之后，又把可申请奖助的重要工矿业确定为电气、机械、化学、纺织、农产制造、采矿、冶炼等七个行业，范围要比原先扩大；同时把实收资本的限额从100万元改为20万元，体现出对中小规模工矿业的重视⁽¹⁰⁾。另外，除了保息和现金奖励之外，还扩大了奖助的方式，包括：减低或免除出口税、原料税、转口税及其他地方税捐，减低国营交通事业运输费，免除和酌减公有土地之地租，提供低息贷款、提供运输上的便利⁽¹¹⁾。为了发展战时急需的矿业，国民政府修订了《矿业法》，在重申“中华民国领域内之矿均为国有”的同时，允许各地在行政院核准后，可与外人合资经营矿业，但半数以上的股份应为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所有，并有半数以上董事系中国中央或地方政府之代表，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中国中央或地方政府所派⁽¹²⁾。

（二）重视农业　在中央政府内设农产促进委员会，为发展农业的最高设计机构；设中央农业实验所，主管农业技术的推广运用。推广战前业已开始的合作事业，至1938年底，在国统区已有农业合作社3万余个。根据战时出现大量难民的现实，鼓励组织难民移垦，国民政府要求各省调查并划定垦区，拟订移垦计划和实施办法，帮助垦民建筑住所，以贷款的方式帮助垦民解决移垦第一年所需之食粮、农具、耕牛、种籽、肥料、饲料、种畜等，免交田租三至五年。国民政府有关当局并把拓宽农村金融业务视作战时农业经济发展之关键，设农本局主持之。财政当局要求各地金融机关设立农产仓库，增加农产押款，增放农田机器借款和农田水利借款，农民得凭存仓农抵押借款。起初，各金融机关仅以合作社为提供农贷之对象。1938年6月，财政、经济两部联合修正通过了《扩大农村贷款范围办法》，规定农民组织亦得为贷款对象⁽¹³⁾。至1942年1月，四联总处又决定，中央信托局和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发放农贷之对象，包括：1．合作社、互助社、农会等农民团体；2．以改进农业为目的之机关、团体、学校；依法登记之农场、林场、牧场等。农贷的种类也扩大为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农业推广、农村副业、农产运销等方面⁽¹⁴⁾。

（三）开发西南地区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关机构在组织安排沿海工业内迁时，便有意识地把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作为重点接受地区。国民党中央政权移至四川后，不仅在政治上提升西南各省的地位，且在经济开发上予以重点扶持。1939年初，国民政府设立了西南建设委员会，由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任委员长，四川省主席张群为副委员长，有关各部的部长、各省主席为委员。国民政府把发展交通运输作为开发西南地区的重要措施，规划和兴建了多条省际公路、铁路干线。资源委员会、经济部亦以西南地区作为发展矿业、基础工业和其他工业的重点所在。

二　战时经济机构的进一步调整

1937年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设立的国防最高会议，既是政治和军事领域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也是经济决策的最高机构。国防最高会议的职权中包括对国防方针、国防经费、国家总动员事项的决定⁽¹⁵⁾，在战时当然也包括了对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至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设立了国防最高委员会，既取代了原国防最高会议，又明确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之职权，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¹⁶⁾，经济决策权同样也高度集中了，这是战时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备的标志。

从战时经济具体机构的设立和调整来看，起初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强化军事部门的作用，来应付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所带来的经济问题。为了应付战争爆发对经济造成的混乱局面，国民党当局决定对战时经济“加以严密之组织，予以适当之调整，济以有力之援助”，以解除战争带来的困难，促进农、矿、工商百业之发展。1937年10月，在蒋介石的提议下，经国防最高会议议决，在军事委员会下设农业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三个调整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和使命，在于调剂农村经济，保育实业生产，保持国际市场，并“各就主管范围，督促管理，负责调整”⁽¹⁷⁾；另在军事委员会设第三部管制矿产品和重工业品，设第四部管制农产品和轻工业品，设第六部管理交通运输，都体现了这方面的用意。

但是，上述军事部门与已有仍在发挥其职能的政府经济部门，如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等，显然有职权划分不清、机构重叠的问题，导致了经济决策和管理方面的混乱。为了适应战争持久化的需要，国民政府开始对经济机构进行较系统的调整。

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对行政院进行改组，将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为管理全国经济行政事务之机关，对于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执行经济行政事务，有指示监督之责⁽¹⁸⁾。原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全国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归并入经济部；原隶属于军事委员会与经济相关的若干机构，即第三、第四两部、资源委员会、农业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也并入了经济部。在经济部内，先后设置了农林、水利、矿业、工业、电业、商业、企业、管制、总务等司，农本、商标、度量衡、采金、物资等局，工矿调整、燃料管理、平价购销等处，资源、燃料等委员会。经济部的职权范围一度包括了战时中国主要生产领域（农、矿、工业）和商业领域，虽然下属机构众多，但大体上代表了一种高度集中的战时经济体制。

资源委员会由原属于军事委员会改隶经济部之后，职权范围扩大了，包括所有国营基本工业、动力工业和矿业企业的创办、经营和管理，统制所有战略物资的生产、收购和运销。战时资源委员会先后建立了数百个电气和工矿企业，是电力、燃料、矿产品和重工业品的主管机构。

原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贸易调整委员会于1938年改隶于财政部，易名贸易委员会，主要职权为管制进出口贸易，推进对外贸易的发展，管理外汇、借款、易货偿债，从国外购货，对日伪进行经济封锁，自日伪占领区抢购重要物资等。

战前，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设交通部和铁道部。1938年1月1日，铁道部被撤销，所经营管理之铁道事业归并入交通部；此外，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的公路处和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也都划入交通部。自此，交通部的职权范围大为扩展，全面负责国有铁路、公路、电信、邮政、航政事业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对地方经办及民营之交通事业，亦有监督之责。

1938年初所进行的调整，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当局对中央经济行政机构所作的最全面、最系统的大调整。其结果是经济、行政职能基本上从军事机构中划分出来，统一于行政院系统。这并非意味着淡化经济的战时特征，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为了适应战争持久化的需要，不再人为划分经济的“战时”和“非战时”性质，而是把所有经济机构都定位于为战争服务，从而大大加强了战时中央经济职能和权限的集中，有助于经济行政效率的提高，对战时后方各地社会经济的运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经济统制的全面实施，要求经济决策的集中统一和贯彻实施的高效率，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40年10月，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内设立了中央设计局，蒋介石兼总裁，其中集中了一批专门人才，掌管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建设计划和预算之设计与审议⁽¹⁹⁾。这还只是个综合性的高层决策咨询机构。同年12月，决定在行政院内设立经济会议，1941年2月8日，行政院经济会议正式成立，开始办公，每星期开会一次，其职权范围为：“统筹战时经济”、“政府一切经济设施概由经济会议审定”，凡经济会议之议决案，以行政院之命令行之⁽²⁰⁾。经济会议以行政院院长（当时为蒋介石）为主席，行政院副院长（当时为孔祥熙）为副主席，委员包括财政、经济、军政、交通、农林、社会各部的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和政务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总长和次长、军令部部长、后方勤务部部长、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各处的主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中央银行总裁、副总裁，四联总处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军需署署长，兵工署署长。指派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为秘书长。行政院经济会议设各专门委员会，指派专门人员组织之。另在秘书处下设政务、粮食、物资、工资、运输、金融、贸易、合作、调查、检察、军事等组，分理各项事务。如检察组可派员前往各地，执行经济检察任务，以贯彻实施经济统制政策。

1942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实施全面的战时统制。4月，行政院经济会议也相应改为国家总动员会议。此后，国民政府战时中央经济机构相对稳定，未再作大的调整。

三　战时物资管理与统制

战时经济体制的运作，较多地体现在对物资的管理与统制上。

抗战之前，国民政府曾通过资源委员会对某些战略原料的产销进行过控制，但总体上看，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没有纳入政府管制。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就提出要对若干重要物资进行统一的管理乃至统制。

1937年12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共20条。规定：在战时，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可对所指定之矿产品及重工业制品进行管理，包括燃料、金属及其制品，酸、碱及其化合品，水泥、酒精及其他溶剂，橡胶、交通器材、电气及动力器材；军事委员会第四部可对所指定之农产品及轻工业品进行管理，包括食粮、植物油、棉、毛、丝、麻及其制品，纸及其制品，纸及印刷教育文化品，皮革及其他畜产品，药品、茶、盐、糖、酿造品、油漆、木材、火柴、陶瓷、砖瓦。条例还规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第四部得就下列事项规定适当之标准：生产或经营方法、原料之种类及存量、工作时间及劳工、产品之品质与产量、生产费用、运输之方式及途径、销售之方式及范围、售价、利润⁽²¹⁾。这是战时第一个在较广范围内对物资进行管理和统制的法规。

1938年10月6日，《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经修正后，易名《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加以公布，从原来的20条增加到36条。新《条例》把对有关物资实施管理的责任机构由军事委员会改为经济部，管理物资的种类由原来的二类（矿产品及重工业品、农产品及轻工业品），进一步分为四类，并作了具体规定：1．棉、丝、麻、羊毛及其制品；2．金、银、钢、铁、铜、锡、铝、镍、铅、锌、钨、锑、锰、汞及其制品；3．食粮、植物油、茶、糖、皮革、木材、盐、煤及焦炭、煤油、汽油、柴油、润滑油、纸、漆、酒精、水泥、石灰、酸碱、火柴、交通器材、电工器材、电气机器工具、教育用品、药品、人造肥料、陶器、砖瓦、玻璃；4．其他由经济部呈准行政院指定者。此外，对于各指定物资，经济部得因必要限制或禁止其输入输出，得依供求情况调节其消费，得因必要分别为禁售或平价之处分，得因必要令生产者或经营者储藏或移置之⁽²²⁾。这个新颁布的《条例》，无论对列入管理物资的范围还是管理的程度，都超出了抗战爆发之初的规定。

对日用必需品的平价和取缔投机，是战时物资管理和统制的重要方面。起初，国民政府系授权各地方主管官署会同当地商会、同业公会设立的平价委员会，根据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原则，以物品之生产及运销成本受战时影响的程度，或以战前的平均价格，或以战时之成本加上相当之利润，作为对有关日用必需品进行平价的标准。平价委员会拟出价格后，再呈地方主管官署核定，最后报经济部备核；至于应予评定价格的日用必需品的种类，亦由各地主管官署指定⁽²³⁾。嗣后不久，国民政府授权由经济部来指定需加以平价的日用必需品的种类，并在经济部之下设立平价购销处，主持办理西南、西北各省的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事宜；购销处营运资金由四联总处直接拨付，会计独立，受四联总处的稽核监督；该机构办理日用必需品的平价购销，须依据以下原则：1．采购日用必需品，应维持其最低价格；2．批售日用必需品，应规定其最高价格，3．维护商人之正当营业，不与商人争利；4．规定批发零售价格，应采取稳定主义。另规定，凡受平价购销处委托并请得营运资金从事购销者，其批发利润平均不得超过成本的5％，零售利润不得超过批发成本的20％⁽²⁴⁾。

上述平价购销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后方各省的日用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猖獗。至1941年1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了《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重新规定了列为取缔囤积居奇范围的日用重要物品的种类：1．粮食类：米、谷、麦、面粉、高粱、粟、玉米、豆类。2．服用类：棉花、棉纱、棉布、麻布、皮革。3．燃料类：煤炭（包括煤块、煤末、煤球、焦煤）、木炭。4．日用品类：食盐、纸张、皂碱、火柴、菜籽、菜油。5．其他经济部呈准指定者。该办法并对囤积居奇行为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授权各主管官署斟酌当地情形规定有关物品的“合法利润”⁽²⁵⁾。

除了综合性的条例法规之外，国民政府还就若干重要物品的管理和统制订定了专门性的文件。

（一）粮食。粮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最早实行统制的物品。1937年8月18日，国民政府颁发了《战时粮食管理条例》，宣布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直隶于行政院；授权战时粮食管理局得发布有关粮食管理事宜的办法或规章，并得对粮食的下列事项进行管理：1．生产；2．消费；3．储藏；4．价格；5．运输及贸易；6．统制及分配⁽²⁶⁾。另设立地方的粮食管理机构，在各省设粮食管理局，县设粮食管理委员会，直辖市或市即由市政府负责粮食管理。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后，对粮食的生产、储藏、运输、销售、消费等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规定所有的粮食仓库、加工事业、粮商，都必须进行登记，并按期报告经营粮食的数量。全国粮食管理局负责规划设立公仓网，从省到镇、乡、保；规定公有粮食必须存储于公仓内，民有粮食亦奖励寄存于公仓，必要时可限定部分民有粮食储入公仓；全国粮食管理局还直接负责粮食动员的实施，从中央储藏之粮食到各省以下乃至民有之粮食；平时则进行粮食市场的管理，调剂供需，加强运销组织，开展平价⁽²⁷⁾。1940年3月起，四川重庆、成都和贵州贵阳等地粮价上涨幅度加大，囤积之风骤炽，蒋介石曾同时致电川、黔两省政府及经济部、四联总处、农本局、重庆市政府等机关，指示施行粮食限价出售，禁止和取缔公私机构购押米谷屯储，现存米谷一律陈报并听候平价出售等措施⁽²⁸⁾。同年8月，国民党最高当局强调“采米统制，不许米商自由采办”⁽²⁹⁾。蒋介石还曾发布手令，要求各地政府在乡镇一级均要组织谷米存户调查会，设立登记处，如有隐瞒不报者，一经查出，充公其所有谷米以外，并加重处罚；同时奖励密报者。蒋介石还要求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努力参加粮食调查工作⁽³⁰⁾。全国粮食管理局还进一步采取治本和治标的管理措施。所谓治本，包括查明粮户的地亩数，约定售出量，规定粮户送粮之限期，民户按月购粮之限额等。所谓治标，包括：委托行政督察专员前往征购军粮各县，督导军粮之提前完成；严禁各地阻碍粮运；劝令300市石租谷以上之粮户出售部分粮食；通令各县对所有公学谷除保留必需之最低数量外，其余售卖以接济市场⁽³¹⁾。政府最高当局还要求“粮食没收须从富豪开始”、“余粮囤积不售者应从官方舞弊者开始”⁽³²⁾。至1940年末，全国粮食管理局还颁行了《粮食管理紧急实施要项》，共18条，要求在各市县克期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各重要粮食市场成立粮食管理处，对所辖境内之粮食市场进行管理，包括制止市场外的粮食交易、管制粮食的转输、定订当地粮食牌价、限期出售民间旧存余粮、对拒绝售粮者照市价征用乃至予以没收，等等⁽³³⁾。1941年5月12日，国民政府颁布施行的《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则在粮食管理方面作出了更严厉的规定：凡非商人或非粮商购囤粮食营利者、粮商购囤粮食不遵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售出者、粮户或农户余粮未按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出售而规避藏匿者，均以囤积居奇论；凡囤积稻谷5000市石以上或小麦3000市石以上者，除没收其粮食外，视囤积粮食之数量，分别处以拘役或罚款、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规定需粮之民户和机关，如存粮分别超过3个月和2个月以上需要量的而未向主管机关陈报核准的，其超过部分的粮食将予以没收；另外，粮商购进售出粮食未登记报告，不按主管机关规定之地域、期限、数量、价格售粮者，均将处以罚金⁽³⁴⁾。

但是，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粮源，严格的粮食管理政策难以奏效。为了直接掌握粮食，也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对田赋收入的不利影响，1941年下半年起，国民政府又在后方各省全面实行田赋征实，起初规定按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合稻谷2市斗（或等价小麦、杂粮，次年调整至4斗），由财政部经征；结束全国粮食管理局，另设立粮食部为田赋征实经收之最高机关，并负责粮食采办、仓储运输等事项。1941年还开始实行粮食征购以补田赋征实之不足，次年改征购办法为随赋随购，1943年又改征购为征借。另外从1942年初开始，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还全面开展了对大户存粮情况的调查，以冀有效地实施粮食管制。一些省份还实行了对大户余粮的强制性收购。例如，广东省曾对粮户存粮满100市担以上者进行强制收购，收购比率从10％到20％⁽³⁵⁾。

国民政府除了以行政手段实行粮食管理和统制外，还一度在战区采用军事体制。1938年4月，国民政府在各战区设立战时粮食管理处，直隶于战区司令长官部，可对战区内所有公私粮食依法处理，乃至直接管理中央及省市县政府在战区内所设之粮食仓库；管理之粮食种类以米、麦、面粉为主，次及重要杂粮，必要时并得包括食盐、饲料及其他可供食用之物品；管理事项包括：了解和查核粮食存储消费数量，公平分配军糈民食之供给，必要时可决定粮食的移运或销毁，得直接办理粮食之采购、加工、储藏及配销，等等⁽³⁶⁾。

（二）棉花纱布。在战时的后方地区，棉花、棉纱和布匹也是列入管制的最重要的物品之一。战前，全国经济委员会曾于1933年设立棉业统制委员会，在部分棉区从事过发放农贷、良种培育、收购棉花等事宜，名为统制，实际上不含强制性。抗战爆发后，全国经济委员会撤销，大部分经管事项归并于新设立的经济部。1938年6月，经济部农本局在重庆设立了名为“福生庄”的机构，在各省设分庄，对棉花纱布市场和价格进行管理，以调剂供需。农本局还在主要产棉区川、陕、豫、鄂等省设收购处，又在川黔等省设立手纺办事处。1939年12月经济部成立平价购销处，曾委托“福生庄”在外地采购布匹，然后运交各供应站平价销售。为了平抑重庆等地居高不下的布价，平价购销处最初采取了“放纱收布”的管理方法，即由该处向织户定量发放棉纱，再向织户收购布匹，平价购销处根据各织户所有织机的种类数量和性能，核发领纱证，准许织户领纱数量，以织布1匹领机纱5市斤3两和土纱5市斤8两为准，最初时先按每台布机织布5匹所需经纬量领纱，以后按所缴布匹数换领相等之纱量，随缴随领，随织随缴，约隔3日缴布1匹，不得延迟；另对织户领纱所织之布的规格，包括长度、宽度、重量、经纬密度、含浆量等，作了具体的规定⁽³⁷⁾。用这种方法，平价购销处得以掌握部分布匹，再以平价推出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遏制市场布价的上涨。

但是，1941年以后，市场纱价激涨，进一步冲击了棉业市场，平价购销处只得在经济部指定的区域内，对棉纱、棉布实行限价，凡经规定限价的棉纱、棉布，平价购销处有权随时派员检查其规格，以资考核。到1942年2月，经济部进一步加强了对棉花、棉纱、棉布的管制，提出了“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的管制政策，并且实行了统筹棉纱平价供销办法，分别规定了16支纱、20支纱的最高价，对重庆附近的豫丰、裕华、申新、沙市四大纱厂的全部出产之纱，均由经济部的物资局加盖标记后，再由农本局按平价统行收购，禁止四厂自行出售纱支；还授权物资局在必要时征购其余公私纱厂的产品。对于所有征购得来的棉纱，除军用部分外，均由农本局负责供销分配，供放纱收布、以纱换布、平价售供直接用户、调节市场之用。对于布匹，一度也采取过平价限量出售的办法。如自1942年3月起，先后向在重庆的公职人员乃至一般市民出售平价布匹，每人可以一次性购买1丈5尺。至当年8月，在重庆市场抛售了平价布12.6万余匹，对平抑市场布价起过一定的作用。后来在财政部设立花纱布管制局，仍沿用“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的政策，但执行规程中更为严厉。

（三）矿产品和重工业品。抗战爆发初始，国民政府便实施了矿产品和重工业品的管制。对于煤，授权军事委员会以命令的方式确定各煤矿供给煤炭之地域、数量及价格⁽³⁸⁾；全国所有各运输机关，“应设法使有关于国防建设所应用之煤炭尽先运抵目的地”，由军事委员会统一规定各煤炭管理区域所需最低额之煤量及供给煤矿、承运之运输机关，各机关均须遵守；非经军事委员会的核准，各运输机关不得装运未经规定之煤炭⁽³⁹⁾；军事委员会于必要时，得在煤炭管理区域内设立煤炭管理机关，管理下列事项：1．各煤炭商行存储煤炭及运到煤炭之登记保管与分配；2．各煤炭商行销售煤炭之种类数量及地点；3．各优先用户购买煤炭之种类数量及地点；4．普通用户购买煤炭之种类数量及地点；5．煤炭之价格。所谓的优先用户，指的是有关军事之制造及运输机关、公用事业⁽⁴⁰⁾。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在经济部下设燃料管理处，煤炭是列入管理的主要物资。燃料管理处先是对嘉陵江、綦江、岷江、沱江各沿岸煤矿产煤进行管制，规定各矿应尽先供给重庆市、成都市及各盐场、各工厂之需要；燃料管理处得随时派员调查各矿生产情形及采运选炼费用或工程设备，各矿须按月向燃料管理处呈报各种煤采选、炼焦、运输、存积吨量及次月预计之数；燃料管理处及其下属办事处得指定各矿煤斤运销区域及停泊煤船地点或分设堆栈，各矿须持有燃料管理处所发之煤运证方得由码头起运，到达目的地后，亦由燃料管理处或其办事处分配⁽⁴¹⁾。自1939年5月起，所有各矿所产煤斤及各重要城市、各工业区暨铁路轮船之用煤，均受燃料管理处管制。对于水泥，由经济部为主，会同军政部、交通部的代表，成立专门的水泥管理委员会，所有的水泥生产厂家和运销行商，都必须向该委员会登记，购用水泥者，亦须预先向管理委员会申请，经核准领取购用证后，再向生产厂家或行商购买⁽⁴²⁾。

汽油、柴油及润滑油等非食用油，是列入战时管制的又一类重要物资，由直属于行政院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经管，所有经销行商，均须向该委员会或其办事处申请登记，经核准发给营业许可证后，方得到指定的油公司领购，并按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核定的价格经售。油料经理商每月应将经售数量、现存数量及正在购运中之数量，报告该管理委员会⁽⁴³⁾。至于酒精，无论制造还是销售，都列入了燃料管理委员会的管制范围，违者将受到查缉。钢铁则由经济部会同军政部组织之管理委员会进行管制，钢铁管理委员会指定实施管理的区域和钢铁种类，并得派员驻在各冶炼制造厂进行监督，稽核有关之簿据；钢铁材料的转运，须持有管理委员会所颁发的运照；各工厂、机关、商号需用列入管理的钢铁材料时，须经该委员会审核批准后，再向指定之主管机关或商号购用⁽⁴⁴⁾。即便是以土法炼制的铁料，也由钢铁管理委员会下设的土铁管理处进行管制，被指定区域内的原存及新生产的所有土铁，都由该土铁管理处分配，亦可统一收购；土铁收购及销售价格由管理处规定公布，其生产过程受到监控，运输亦须领有钢铁管理委员会的运照⁽⁴⁵⁾。

（四）出口物资。出口物资中，钨、锑、锡、汞等特种矿产品，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统制。特种矿产品早先主要是民间开采，多系商人自由经营。1936年起，资源委员会在主要矿区分别设立了钨业管理处、锑业管理处、锡汞管理处等机构，开始实施统制，但主要限于对矿砂的收购运销。抗战爆发后，资源委员会一面协助民营矿区改进技术，获得材料，融通资金，督促开采，另一方面加强了国营生产，而且全面统制了特种矿产品的出口。除了特种矿产品外，桐油、猪鬃、生丝、茶叶、羊毛等物资是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管的。各省茶叶的收购、外销事宜，由贸易委员会负责统筹办理，得定价收买，中国茶叶公司及下属机关予以协助；至于各省茶叶之生产、管理、运输事宜，由各省政府组织茶叶管理机关，商承贸易委员会办理⁽⁴⁶⁾。全国猪鬃之收购运销，亦由贸易委员会统一办理，凡经营猪鬃的商号行栈，均须向贸易委员会登记，在内地收集生鬃并整理，然后按定价售与贸易委员会，不得自行报运出口，囤积猪鬃的数量和期限均有规定⁽⁴⁷⁾。至于各地桐油的收购运销，由贸易委员会属下的复兴商业公司统一办理，价格由复兴商业公司拟订和贸易委员会核定后公布，凡在复兴商业公司设有收货机关之市场，其他任何机关、商号或个人均不得收购或贩运桐油；桐油的运输须持有贸易委员会所发之转运证，甚至复兴商业公司报运桐油转口和出口，也须凭财政部颁发的专用准用单，方准放行。至于各地内销桐油，由地方政府将实际需要数量及经营行号，向贸易委员会申请核定；贸易委员会还规定了每经营行号和桐农存储桐油的最高数额，超过限额者，复兴商业公司将按照当地牌价强制收买⁽⁴⁸⁾。

对于国统区所生产的物资的管理和统制，不仅是为了后方各地的直接需求或出口，还在于限制物资流入日伪占领区。早在1937年8月，国民政府就颁布了《食粮资敌治罪暂行条例》，严禁向敌军供给食粮，违者将没收所运食粮、课以罚金，并视供敌食粮之数量，判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⁴⁹⁾。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了《禁运资敌物品条例》，规定：“凡国内物品足以增加敌人之实力者”，禁止运往敌国及其占领控制地区，所谓的禁运资敌物品和敌国控制区域，由经济部随时指定之，由海关或其货运稽核处严密查禁，在各战区亦应严密划定封锁线，配置军警，以防偷运物品资敌，各地军政、交通、邮局等机关予以切实协助；凡截获偷运之资敌物品，予以没收并罚款，如偷运物品查有实据系售卖于敌人者，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⁵⁰⁾。凡被列为禁运资敌物品，在各战地党政分会的协调下，应由贸易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农本局及下属机构分别负责办理统一收购事宜，其收购资金、价格、存储地点及仓库、转运等，都有相应的规定⁽⁵¹⁾。与查禁偷运资敌物品相应的，是查禁敌货进口和运入后方国统区。国民政府曾颁布条例，明确规定由各地主管官署、海关或其货运稽核处实施查缉敌货之职权、各工厂商号不得购买敌货；凡已购入敌货之工厂商号，须在规定期限内申请登记，具结永不购买敌货⁽⁵²⁾。

随着对日经济作战愈益重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设立了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并在水陆交通重要站口指定负责机关，派军警切实协助，另有军法执行总监部组巡视团监察。

第二节　战时国民政府的财政

一　战时财政征收

抗战时期财政征收，主要包括税收（关税、盐税货物税等）和田赋。

抗战爆发之初，1937年8月国民政府确定的税制方针为：1．改进旧税，变更稽征办法，维持国有收入；2．举办新税，另辟战时特别财源⁽⁵³⁾。随后，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议决授权财政部，对于修改关税、统税、印花税、所得税等税则，“得以命令先予施行，一面将办理情形呈报行政院核准追认，以应事机”⁽⁵⁴⁾。这样往常税则修改办理之繁重手续得以大大简化，以因应情势对税制进行及时调整整顿，以保证税项收入。在1938年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实施方案》中，国民政府进一步将税制方针确定为：从整理旧税与举办新税两方面，推行战时税制。其中整理旧税，在关税方面，改定现行出口税则，“凡出口货品所得外币价款结售于国家银行者，分别减免出口税，手工艺品出口亦予免税，以奖励输出，易取外汇”。在货物税方面，奖励统税货品工厂移设内地，增加卷烟税率以节制消费兼顾税收。在直接税方面，扩大所得税范围，“凡动产与不动产之所得概予课税，现行税率酌予提高，并采分级累进制，使负担公允”。举办新税，主要是举办战时消费税、战时利得税及遗产税⁽⁵⁵⁾。

战前，统税为关税、盐税之外的第三大税项，主要是采用就厂征收的方法。抗战爆发后，对于战区、沦陷区的工厂已经无法如前征税。自1938年4月起，对于内运应纳统税均由第一道统税机关进行查验补收；没有统税机关的情况下，则由海关代征统税。在统税征收科目方面有所增加，如1940年12月开征糖类统税，课税对象包括国制和进口糖类，税目有七种，即红糖、桔糖、白糖、冰糖、方糖块糖、糖精以及其他经财部核定之糖类，征收税率均课统税15％。此外，在课税单位、完税价格、驻厂征收、重征与税照、报请与登记等均有相应规定⁽⁵⁶⁾。至1941年7月，规定征收货物统税之货品包括卷烟、薰烟叶、洋酒、火酒、饮料品、火柴、糖类、水泥、棉纱、麦粉等十类，由财政部税务署所属税务机关征收之。统税原来采用从量税率，随着物价波动严重，1940年下半年起财政部提高税额一倍征收统税，复于1941年9月起，改为各货品均采取从价税率，区别不同货品分别征收2.5％至80％不等税率。如卷烟从价征收80％，洋酒啤酒从价征收60％，国产烟酒类税方面，税率相对较低。其中，烟类税分烟叶、烟丝两种，烟叶依照产地核定完税价格征收30％，烟丝税征收15％。酒类税按照产地核定完税价格征收40％；棉纱从价征收3.5％，麦粉从价征收2.5％，以体现对日用奢侈品和日用必需品的区别对待。茶类统税方面，包括国内产制及国外输入之茶类，具体有红茶、绿茶、砖茶、毛茶、花薰茶、茶梗、茶末等八类，税率规定为15％。并实行国制产茶出口退税，以补贴促进国货出口，拓展国际市场，赚取外汇⁽⁵⁷⁾。

抗战时期，由于扩大统税范围，将其发展为货物税，并结合专卖政策，使得货物税征收数量逐年上升。据统计，货物税征收数量1940年是7200万元，1941年是18900万元，1942年是78300万元⁽⁵⁸⁾。

在直接税的开征方面，主要有印花税、所得税、利得税和遗产税。印花税战前已经开征，“八一三”淞沪抗战之际，国民政府鉴于“值兹非常时期军需浩繁”，决定将现行印花税率加倍征收，即“现行印花税法第十六条税率表第一目至第三十五目所定之税率一律加倍征收”；并酌量扩充征税范围，凡呈文申请书，诉愿书保结、甘结、切结，每件贴印花二角；分别加重处罚漏税之罚款数额，“现行印花税法第十八条所定处分应纳税额十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改为二十倍以上六十倍以下，如倍数计算不满五元时，应处以五元之罚款”⁽⁵⁹⁾。所得税战前仅开征了该税目中第二类的薪给报酬所得以及第三类的公债利息所得。1938年之后，开始计征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和第三类存款利息所得。另外1938年7月1日起计征过分利得税，征收对象范围为：1．凡公司商号、行栈工厂或个人资本在二千元以上之营利事业，官商合办之营利事业及一时营利事业，其利得超过资本额百分之十五者；2．财产租赁之利得超过其财产价额百分之十二者。税率自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不等，但“凡由战区迁入内地之工厂及因战事受有重大损失之营业，经查明属实者，应暂予免税”⁽⁶⁰⁾。开征过分利得税的同时，取消了各省此前擅征的战时利得税、战时商捐等名目。

至于战前规划但未及开征的遗产税，也于全面抗战爆发一年后开始征收。根据1938年10月6日公布的《遗产税暂行条例》，遗产税的征税对象范围为本国公民死亡时在国内和国外的遗产，包括被继承人之动产不动产及其他一切有财产价值之权利；征收税率，遗产总额5000元以上者，一律课税1％，遗产额超过5万元者，依其超过额实行按级计算加征，并一一规定按级计算加征之税率，最高就其超过额征收50％，以体现区别对待；关于减免征税，第七条对免纳做出规定，如遗产总额未满5000元者，军官、士兵及公务员战时阵亡或因战地服务受伤致死者之遗产，涉及文化教育等之遗产，捐助各级政府之财产等，则予以免征，以鼓励人们抗战建国，踊跃捐输之积极性。此外，暂行条例还就遗产处分分割、报告期限、申请诉讼、纳税时间次数与证明以及拖延隐匿等，均做出相应规定⁽⁶¹⁾。暂行条例于1940年7月1日付诸实施。

在关税方面，为了鼓励战时必需品的输入，实行减税，凡列为减税货品的，仅按照1934年进口税则原定税率之三分之一缴纳进口税，因此最低者为值百抽三，最高者也仅为值百抽十左右。至于洋米、汽油、柴油、救护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则全免进口关税。至于非必需的奢侈品，则实行禁控，必须凭进口特许证方得输入。另外考虑到物价波动的因素，自1941年4月起，对于进口洋货的按量计税部分改为按价计税。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出口，凡由专门国营机关统一收购外销的货物，如矿产品、桐油、茶叶、猪鬃、羊毛、蚕丝等，以及经规定由商人向国家银行结售外汇的出口商品，如肠衣、羽毛、皮革、子仁、木材、麻类等，凭准运单或银行结汇证明书，由海关验放，豁免出口税。对于由沦陷区转运内地行销的洋货，则需要补缴进口税；凡禁止进口的洋货，或以禁止进口的货品为原料制成的物品，则不得转运内地销售⁽⁶²⁾。

盐税方面，1941年9月起将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避免因物价上涨而导致盐税在盐价中的比重急剧下降这一不合理的现象，增加盐税的收入。

1941年6月23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第五次大会通过了裁废各省货物税改办战时消费税案，即克期裁废各省货物通过税、产销税及其他对货物征收之一切捐费，所相应导致的各省收入之减少，由中央统筹弥补办法；另由国民政府举办战时消费税，其要点为：战时消费税为中央税，其课税货品由财政部另表公布，其税率对奢侈品征收10％至30％，对日用品征收3％至6％；战时消费税在货品产地一次征足，进口制造品及直接消费品则由海关按同样税率征收消费税；业经征收战时消费税的货品如系输出国外者，于出口时退还已交之税款；战时消费税不得征收任何附加捐费⁽⁶³⁾。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省以财政困难为由，或自行征收货物通过税产销税，或以统制管理物资名义收取捐费。征收种种名目税费的，有粤、桂、湘、赣、闽、浙、陕、甘、宁、青、苏、皖等十二个省份，至1940年征收总额约达7600万元。

抗战爆发时，田赋为地方税，一般以面积为标准，以货币缴付。随着战争进展，沦陷区和战区实际上难以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田赋征收，于是国民政府于1939年9月颁行《战区土地租税减免及耕地荒废之救济暂行办法》，主要内容：1．已沦陷为敌人控制之地区，赋税暂行豁免；2．沦陷地方经过克复，或游击队武力控制，能行使政权之地区，土地赋税及附加税，应予减征，以不超过原税额50％为原则；又田租应予减低，承租人应缴之佃租以不超过原额三分之二为原则；3．接近战区及将成为战场之地区，土地赋税及佃租亦应减轻，准用第二项规定；上述2、3两种地区之土地赋税，得以农产物按照市价折算缴纳实物⁽⁶⁴⁾。这是抗战爆发后关于部分地区土地征收标准变更的最初规定，一方面规定缴纳赋税或佃租，得依照市价折算，另一方面规定征额均比照原额减轻，其主要精神，系对战区及沦陷区农村和农民的一种优待办法。　　

与此同时，在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除了总体上仍如常继续征收田赋外，晋、闽、浙、甘等省相继开始酌征实物。

山西是最早开始田赋改征实物的省份。1937年随着抗战军兴，在山西境内经常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为数颇多，虽然军饷基本按时拨放，但随着物价逐渐高涨，军粮购备困难很大。从1938年起，山西开始试行所谓摊派法，其摊派对象为财产在3000元以上之富户，分为三等九级，按累进率摊派。到了1939年，山西各驻军盛行“借粮”之风，名为官购，实同征用，结果困难迭出，主要是越来越不易购得平价军粮，同时运输又甚感困难。于是自1940年春山西地方当局倡行田赋改征食粮办法，具体为：1．我统治区，采用集中方式；2．敌我交错区，由人民自行保存；3．敌侵占区，则由人民直交钱赋。因山西境内105县已破碎不全，全年田赋共284万两，1940年开征，计粮30万担，棉10万斤，布400斤。省财政厅规定，每两征小米、大米或小麦1官担（山西官秤130斤、新市秤155.172斤）。大麦、豇豆、豌豆、扁豆、绿豆1担半，或谷子、黑豆、高粱、乔麦2担，折为1担；布4斤、棉10斤，亦等于1两。缴纳粮食之运输，大体由征收者和缴付者各负担一半⁽⁶⁵⁾。

福建在全省范围里也较早田赋改征实物。经呈请国民政府核准，福建全省自1940年10月1日该年下忙第二期起开征，其主要办法为：1．依照各县“七七”事变前一年之平均米价为标准，将现有田赋正附税额（包括丁粮每两石正税及原有省县附加）折成米额，改征米谷。2．征米如有困难，得依照米价折合缴纳国币，各以其本县上年10月至本年3月间之六个月平均米价，为第一期（或上忙）征收标准，本年4月至9月间之六个月平均米价为第二期（或下忙）征收标准，由各县查明，呈省核定公布。3．一切田赋临时附加，经改征实物或米折后，一律取消。4．改制后之溢额，用以抵补取销田赋附加，废除苛杂，并支应实施新县制及军米与及其他应办事业经费。5．本年事属创办，如依折合价款缴纳国币，准予八折实收。“凡此在谋县财政之整理充实，使能去其苛杂，固其根基，经费既无虞竭蹙，事业可计日成功，而人民实无加重负担之顾虑”⁽⁶⁶⁾。福建省田赋收入之原有数，计每年正赋约600万元，附加约400万元，改制后，估计可收2500万元左右，约增150％。但是，这种实米折价办法，与国民政府所规定者有所不同，事实上更多地成为各地解决眼前财政困难之变相加赋，忽略解决军民粮食问题⁽⁶⁷⁾。

浙江省1941年1月起开始田赋改征实物，其要点为：1．各县田赋改征米额，以原有各则田地山荡应征上、下期田赋省县正附捐税，及比照田赋标准或按亩征收之税费暨带征之赋收公费总数，依照各该县“七七”事变以前一年内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平均米价，进行折算。2．各县田赋仍分上、下期征收，每期各征半数，上期于5月开征，每期征收均以2个月为限，其原系一次征收者，仍照旧例。3．各县征收实物，如因事实困难，得将米额折合国币征收，以各该县各期田赋开征2个月前4个月内之平均公定米价为折征之标准。4．各县田赋改征实物后，不得再征任何附加税捐，或派征经费。5．逾期或抗缴税款之处分：加收滞纳罚金、拘追、提取欠赋地收益、查封财产；6.1940年份及以前各年份之旧赋，仍照旧追缴；6个月未清缴者，照本办法征收实物及米折标准改征。另外，浙江省颁行施行细则20条，其中规定：业户缴纳实物以干谷为限；田赋缴纳实物部分，得照额酌予折扣，折减成数由省政府随时核定，折缴国币部分须十足征收⁽⁶⁸⁾。但游击区及征收地价税区域，则仍旧贯。

陕西省颁行的《战时田赋改征实物暂行办法》规定：改征标准，未办土地陈报县份按原定粮石数征收，已办土地陈报后，按新定赋额半数粮石改折银元比率，回折粮石数征收；暂分全省为五个标准区，分别征收米、麦、小麦，并得折收现物实价。折收标准，由省粮食厅根据各县所报上年度和本年度粮价，核定平均粮价；愿以实物缴纳者，须以乡镇为单位，全体皆缴实物。改征后取消一切附加。征收地价税县份及城区，以及积欠田赋，不改收实物或折价。核定征数照收征额八折征收⁽⁶⁹⁾。

甘肃田赋中地丁部分照旧征收国币，粮石部分改征实物。原粮石中三四成折价，每石折收2元2角8分至13元6角8分不等，自1941年起，一律征收本色⁽⁷⁰⁾。

青海省每年征粮4.6万石，除同仁一县全征本色粮米外，其余各县皆本色四成，折色六成。宁夏夏粮本折各半，秋粮全数折色。西康原有辖境仅泸安稍有征折色，其余概征本色，内分红米、青稞、大麦、小麦、菽麦、豌豆、玉麦、粟米、元粮、洋芋等⁽⁷¹⁾。

从国民政府层面看，进入1940年之后，由于后方各地物价、粮价腾涨，对于粮食的统筹管制不容迟缓。1940年12月，行政院第409次会议上，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提议，由于各省粮价高涨，政府收支不敷，因而应适应时势需要，准许各省田赋酌量征收实物，并认为田赋征实后，“人民之负担既可平允，政府之损失亦可补偿，而军粮民仓复得资以调节，手续简便，较易推行”。该案经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第四十七次常会决议通过⁽⁷²⁾。

为自本源上解决粮食征购和销售中的问题，1941年3月18日，行政院又修正通过《田赋改征实物办法暂行通则》，要点为：1．田赋改征省份，应自即时起尽量征收实物；2．田赋改征或加征后，所增加人民负担，不得超过物价增加数60％；3．各省征得之粮食，应尽先充作军粮，其处理办法应经全国粮食管理局核准；4．征收实物之种类，应兼顾地方出产及政府需要；5．田赋改征或加征后，省县收入之划分，应不违背现行法令；6．田赋改征或加征后，所有未经中央核准之省县地方税捐，应一律撤销⁽⁷³⁾。

在推行田赋征实的过程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意识到，必须从制度安排上解决地方政府对于财政收支状况的担忧，决定：“田赋改组中央，省经费中央统筹。”⁽⁷⁴⁾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为调整国地收支，并平衡土地负担起见”，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整顿征收，以适应抗战需要；而且中央为适应战时需要，得依各地生产交通状况，将田赋之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⁷⁵⁾。随即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了田赋征实办法，自当年下半年正式把田赋列为中央收入。田赋征实以原来的田赋正附税总额为折征标准，以稻谷小麦为主，每元折2市斗稻谷，产麦区另折征等价小麦；并试各地农产具体情况，兼征等价杂粮。其赋较重之省份，得请财政部酌量减轻。次年征实标准提高，每元赋额折征稻谷4市斗，或小麦2斗8升。由于征实所得粮食无法满足军公粮所需，遂于征实之外，另办粮食征购，大体参酌各省所需和粮价，分省核定征购数额与价格⁽⁷⁶⁾。实施田赋征实的成效，1941年度后方地区征收总额为谷麦22,938,496石，实际征得谷麦共25,560,297石，超过征额11.2％。1942年度征实征购总额为谷麦65,039,582石，实际征得谷麦共66,175,687石⁽⁷⁷⁾。这与当时国民政府与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协力合作有关，更是产粮区民众支持抗战、踊跃输将的结果。

1941年9月，财政部为防止延、抗、逃税起见，订定催征通则颁行：公务人员欠赋限期清完，逾期撤职处分；公共团体欠赋，逾期未完，将首领经管人传案追缴；行政机关欠赋，在应领经费内扣除；经征人员通同隐匿或据报不实，从严议处；欠粮总额达三年应完税款以上者，得拍卖其欠税财产；业主远出或住址不明，责成佃户代完抵租。蒋介石令饬各省市地方，不得率行报灾，应先电财政部查核，省政府田赋管理处会同有关人员履勘，妥慎拟议，报部查明核办。财政部复有《田赋征收实物考成办法》颁布⁽⁷⁸⁾。

二　大举内外债和停付关盐税担保外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后，国民政府原有的正常性财政收入已无法应付迅速增长的军政开支。“盖抗战建国同时进行，需用既繁，税收又减，中央与地方同感支绌，不得不举行新债，以资弥补”⁽⁷⁹⁾。举借公债，首先是内国公债（以下简为内债），便成为国民政府获取税外收入的重要手段。

1937年8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救国公债条例》，宣布为“充救国经费起见”，自9月1日起发行公债5亿元。这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公开发行的第一笔内债，其数额超出了战前国民政府所发行的任何一笔内债⁽⁸⁰⁾。与战前发行的内债相比，救国公债有如下特点：不仅可用现金，也可以用“有价物品”认购公债；没有指定具体的还本付息基金，只是笼统地提“由财政部于国库税收项下指拨”；强调对该公债“如有伪造及毁损信用之行为者，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⁸¹⁾。另外，从公债的募集来看，国民政府于该年8月下旬设立了“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以国民政府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任劝募总会会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立夫任副会长。这是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为发行公债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官方背景的劝募机构。此外，该公债系照票面十足发行，利率原定为年息2厘，后在正式发行前宣布改为年息4厘，但仍低于此前南京国民政府所发行的绝大部分内债的利息率⁽⁸²⁾。即便如此，救国公债的认募情况十分踊跃。在公债发行伊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包括所属机构及同人）便分别认购2000万元，交通银行系统也认购了500万元。在一年的时间里，救国公债便基本认募完毕。至1938年6月底，解入国库的救国公债发售收入为21619.9余万元，而整个1937财政年度（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各种税项总收入才41287.9余万元⁽⁸³⁾。由此可见，救国公债的发行对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具有较大的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在举借外债方面并不顺利，举借内债成为较重要的税外收入手段。在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看来，“战时弥补国用办法虽不止一端，而以发行公债为最普遍之政策”⁽⁸⁴⁾。在发行救国公债之后，国民政府又在1938年发行了国防公债5亿元（实发49811余万元）和赈济公债1亿元（实发2510万元）。此后，一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公债数额居高不下：1939年，发行建设公债和军需公债各6亿元；1940年，发行军需公债12亿元（实发124,939余万元）；1941年，发行建设公债12亿元和军需公债12亿元（实发118,460万元）⁽⁸⁵⁾。这样，自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四年里，由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公债总额约为59亿元。此外，历年为临时周转库款，另发行有短期国库券及国库证351,395万元⁽⁸⁶⁾。

抗战时期若干省政府发行了地方公债。如山东省政府为“办理全省土地陈报及试办地籍图测量”，于1937年9月1日起发行整理土地公债250万元。安徽省政府于1937年10月1日起，发行完成公路建设公债200万元。江西省政府为发展本省生产建设事业，于1938年1月1日起发行建设公债2000万元；又于1941年9月1日起，发行建设公债1500万元。湖南省政府“为筹办建设事业，充实金融机构及应付紧急需要等费用”，于1938年7月1日起发行建设公债1800万元。河南省政府为“供应紧急要需，发展农村经济”，于1938年8月1日起发行6厘公债500万元。甘肃省政府“为筹办建设事业”，于1938年8月1日起发行建设公债200万元。福建省政府“为筹办紧要设施及建设事业”，于1938年10月1日起发行建设公债800万元。1940年1月1日起，福建省政府又为“发展本省生产建设”，分三期发行生产建设公债2000万元。浙江省政府“为筹措国防特种用费”，于1938年5月1日起发行6厘公债1000万元。广东省政府为“巩固本省国防起见”，于1938年3月1日发行省国防公债1500万元；复以“均衡战时省金库收入”名义，于1939年发行短期金库券480万元。江苏省政府“为整理地方财政及调剂农村金融”，自1939年4月15日起发行地方财政公债800万元；1940年3月1日起，江苏省政府又以“整理地方财政及调剂农村金融”名义，发行江苏地方财政公债1000万元。广西省政府“为调整1939年度省库收支”，自1939年5月1日起发行6厘公债800万元。湖北省政府“为办理农民贷款，拨缴湘鄂粮食管理处资金，暨增加湖北省银行资本，谋产业经济之发展”，自1939年7月1日起发行金融公债800万元。四川省政府“为办理交通生产建设事业”，于1939年9月1日起，发行建设公债750万元；于1940年10月1日起，发行四川省建设公债750万元；复为“整理二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前本省债务”，于1941年1月1日起，发行四川省整理债务公债3500万元。甘肃省政府为“筹办水利农矿事业”，于1941年9月1日起发行公债1500万元。甘肃省政府于1941年1月和1942年1月分2期发行了民国30年甘肃省建设公债共800万元国币。四川省政府为“整理二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前本省债务”，于1941年1月1日起，发行整理债务公债3500万元。安徽省政府为“充实地方银行资金，调剂农村金融，谋经济之发展”，于1941年5月1日起发行公债800万元。该省另为“完成本省公路”，于1941年5月1日起，发行公债200万元⁽⁸⁷⁾。战时地方公债条例均由国民政府公布，一般指定以地方财政收入为担保，由各地方银行或中央政府银行在当地之分行负责经理还本付息，财政部、审计部以及省政府、省财政厅的代表参加基金保管委员会。绝大部分地方公债以举办经济实业或交通事业的名义发行，其使用和偿付是各地方财政开支中的重要部分。

战时各项公债除了利率较低外，一般均十足发行，以一般国民为主要对象；偿还期较长，最短的15年，最长的达30年。另外，战前国民政府所发内债之担保主要是关税（占85％）和盐税（占11％），战时关税和盐税收入锐减，列入公债基金的有所得税、统税、烟酒税、国营事业和建设事业余利等财政收入项目。

除了法币内债外，国民政府还公开发行了其他种类的内债。

1938年，国民政府发行了“民国二十七年金公债”，这是抗战时期第一笔非法币内债。举借定额分别为关金1亿元、英金1000万镑、美金5000万元，并分别印制债票。发行该项金公债的直接目的，是收换民间和海外侨胞所持的金类、外币、外汇及国外有价证券。国民政府规定：如以生金、金制品、金币等缴购者，按每一关金合纯金60.1866公毫的比率发给关金债票；如以国外有价债券缴购者，按当时售价发给英镑债票或美金债票；以关金、英镑、美金之外的其他外币、外汇、国外有价债券缴购者，可按当时市价，任择一种或数种债票。该公债年息5厘，期限15年，自1939年起还本，以盐余为偿付基金。规定还本付息时即以债票种类分别付给关金、英镑和美金。该项公债在国内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募集，在海外则由中国银行负责劝募与推销，另由中行委托华侨、中兴、广东、东亚等银行的海外机构代为劝募。各银行劝募该公债，可得劝募债额0.25％的手续费。对踊跃承购的个人和团体，则予以奖励⁽⁸⁸⁾。该金公债的实际发售额分别为关金99,000,110元、英金9,132,340镑、美金48,151,630元⁽⁸⁹⁾，发行是成功的。

此后国民政府又于1940年发行建设金公债（发行定额为英金1000万镑、美金5000万元，实际发售9,874,994英镑、45,989,550美元），1941年发行滇缅铁路金公债（定额与实发额都是1000万美元）⁽⁹⁰⁾。如果加上1938年金公债实际发售额，那么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公开发售的非法币公债共达关金99,000,110元、英金19,007,334英镑、美金104,141,180美元。而在同一时期，国民政府从英国方面借得的债款约为1800万英镑，从美国方面借得债款约为1.7亿美元。还应当指出，这一时期英美政府向中方提供的债款种类是商业信贷和平准基金借款，前一类只能用于购买货物，平准基金借款固然提供外汇现汇，但其使用仅限于维持法币汇价，且置于外方的严格监控之下。由此可见，非法币公债的发行，使国民政府得以获得巨额可自由支配的外汇，其财政意义颇为重要。

总计上述法币公债、短期国库券及国库证、三项金公债，抗战爆发四年里国民政府发行内债共达国币1,015,284.12万元。如果连同战前发行的内债，截至1941年6月底国民政府所欠内债本金共合国币13,183,796,200元⁽⁹¹⁾。

国民政府举借的100余亿元的内债，具有什么财政意义呢？据统计，1937年至1941年国民政府财政总支出约为213.48亿元⁽⁹²⁾。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财政实际支出总额的46.7％是通过举借内债得以实现的。

另外，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国民政府还开始发行了实物公债，即1941年9月的粮食库券，这是战前所没有过的特殊形态的内债。当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曾提出了“加强公债募集与发行田赋之实物库券双方并进”的方法，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把握粮源，特别是保证军粮的供应。这一次发行的粮食库券分为稻谷和小麦两类，券面分为1市升、2市升、5市升、1市斗、5市斗、1市石、5市石、10市石、100市石九种。根据收购粮食的数量，分别省区发行；年利息率为5厘，以实物计算。其期限，规定自1943年起分五年偿还，即随同券面额按年抵缴各该省田赋应征之实物⁽⁹³⁾。根据这一规定，国民政府并不准备以货币或实物偿还，所以，该粮食库券实际上是提前征收的田赋。

举借内债固然对解决抗战初期的财政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战时所需军用物品及交通、经济事业各种器材，多须自国外输入，往往需要以外汇支付。此外，法币汇价的维持，同样需要为数不小的外汇汇兑或平准基金。所以，在举借内债的同时，国民政府还举借了多笔外债。

自抗日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前，国民政府举借外债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苏联。共达成三项易货借款，总额2.5亿美元，其中前二次借款各5000万美元，均在1938年达成，年利息率3％，期限为5年。第三次借款1.5亿美元于1939年达成，年利息率3％，期限10年⁽⁹⁴⁾。中方均以向苏联出售农矿产品的方式偿付借款的本息。至1941年6月，共动用173,175,809美元⁽⁹⁵⁾。所动支的款额均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苏方购买军用品。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方面停止向中方交货。

（二）英国。于1939年和1941年分别达成平准基金借款各500万英镑，年利息率分别为2.75％和1.5％，用于维持中国法币汇价的稳定。又于1939年3月达成购车信用借款18.8万英镑，年利率5.5％，清偿期限为1939年6月起的48个月⁽⁹⁶⁾。同年8月达成购料信用借款285.9万英镑，年利率5％，清偿期限十四年⁽⁹⁷⁾。1941年6月又达成英镑区购料信用借款500万英镑，年利率为3.5％，清偿期限为自1946年10月31日起的十四年半，但中方可随时提前清偿。根据借款合同的规定，为了迅捷拨付到期本息，中方准备向英方出售猪鬃、茶叶、生丝、锑及其他产品⁽⁹⁸⁾。

（三）美国。于1939年2月达成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年利率4.5％（后减至4％），清偿期限不得超过1944年1月1日，规定中方在国内收购桐油，分五年运美销售，以收入之半数偿付借款⁽⁹⁹⁾。于1940年4月达成华锡借款2000万元，年利率4％，清偿期限七年，中方在七年期限内向美方运售滇锡共4万吨，其收入提成作为还本付息基金⁽¹⁰⁰⁾。1940年10月达成钨砂借款2500万美元，年利率4％，清偿期限五年，规定中方在偿付期内向美方运售不少于1000吨的钨砂，其收益首先提作偿付基金⁽¹⁰¹⁾。1941年2月，中美之间又达成了金属借款5000万美元，年利率4％，清偿期限七年，规定中方在偿付期内向美方运售不少于1400吨的钨砂、锑、锡，其收益首先提作偿付基金⁽¹⁰²⁾。上述总额达1.2亿美元的四项借款，均属于信用借款，债权方都是代表美国政府的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各项借款均不得在美国直接购买1939年美国中立法案规定的军械、军火或军用品。另外，1941年4月中美之间达成了平准基金借款5000万美元，年利率为1.5％，使用借款期限初定至当年6月30日，后经双方洽商延长一年；该借款系由美国财政部直接供给，协定未规定中方须提供何种经济担保，也没有规定借款动用部分的清偿期限。该借款规定只能用于在中国维持法币对美元的汇价。另外，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央银行必须拨付2000万美元加入该平准基金⁽¹⁰³⁾。

（四）法国。于1939年10月达成南镇铁路借款合同，法方为中国修筑湘桂铁路南镇段提供材料和工款共1.8亿法郎，与中国建设银公司共同提供工程需款14.4万英镑（其中法方占49％）。借款年利率7％，清偿期限十五年，中方如果提前清偿，须在6个月前通知法方并支付2.5％的酬金；国民政府以普通盐余、广西矿税、其他国税收入以及南镇铁路之产业、收入作为担保⁽¹⁰⁴⁾。1939年12月，中法又达成叙昆铁路借款，法方为修筑叙府—昆明铁路向中方提供材料及设备，价额以4.8亿法郎为限；年利率7％，清偿期限十五年；国民政府以普通盐余、其他政府收入以及叙昆铁路产业、收入作担保⁽¹⁰⁵⁾。

法国的两项借款，约合1500万美元，远少于苏、英、美各国的借款额。但是法方所要求并为中方所同意的抵押担保条件，以及在工程技术、财务和其他特权方面所获得的中方的让步，却是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外债问题中的特例。

除了上述向苏、英、美、法四国的各项借款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四年里，国民政府还因自国外购买机械和军用品积欠有相当数额的外债，计：英金704,866.45镑，美金2,437,937.18元，法金5,126,743.38法郎，港币199,760元，关金195,215.23金单位。连同战前所借外债，结至1941年6月底，所欠外债本金约合国币1,244,035,651元⁽¹⁰⁶⁾。

国民政府一方面大量发行内债和积极举借外债，另一方面不得不支付以往积欠的内外债的本息。偿付本息负担最重的，是以关、盐税担保的债务。按理，关、盐税收入比较稳定，一直被视作债务的“确实担保”。自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关税、盐税多为日本方面劫持，收入骤短。至1938年底，战区关税遭日本劫持约达国币1.5亿元以上。为了维护债务信用，国民政府起初由中央银行垫付到期内外债的本息。据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2月，仅垫付以关税担保的各内外债之本息，就达1.75亿元，占1937年度财政实收总额的42.4％⁽¹⁰⁷⁾。当时无论从财政收支还是从外汇储备来看，都不可能继续垫付以关盐税担保的内外债的本息了。

1939年1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宣布：把以关税作担保的债赔各款改为摊存办法，“嗣后对于海关担保各项长期债务，凡在战前订借而尚未清偿者，当就战区外各关税收比例应摊之数，按期拨交中央银行专款存储。惟此项摊存办法，原系应付目前非常情势之临时措置，如战区各关将已存欠缴之应摊债赔款及嗣后税收应摊之数额如数照旧解交总税务司时，政府自当仍即同时照旧拨付债赔款基金，以恢复战前原状也”⁽¹⁰⁸⁾。具体地说，就是把每月海关担保各项债务之数额，按照各关所在地划分为战区（即日占区）及非战区（即国统区）两部分，各以上个月每区收入数目比照全国关税收入总数，定为各该区本月份应摊债额之标准；国民政府停止支付海关担保各债的本息，但把国统区各关应承担的份额存入中央银行备付，恢复支付的条件，是日占区各关将其以前欠缴之款（即至1938年底的1.75亿元国币）补齐并每月向总税务司照旧解款。具体而言，当时在关税担保项下的长期债务本额约合国币25亿元，其中外币借款约为6亿元，庚子赔款约1亿元，国币借款约18亿元；而1939年内每月偿付数，外币借款项下约合400万元国币，庚子赔款项下约合国币300万元，国币借款项下约合1100万元，亦即每月应付之数约等于国币1800万元⁽¹⁰⁹⁾。

同年3月，国民政府又宣布：“鉴于日方干涉盐税收入范围益广”，决定停付以盐税担保各债本息，采用与关税担保外债同样的摊存方法⁽¹¹⁰⁾。

国民政府宣布停付本息、采用摊存办法的，有以关税担保的英德续借款、善后借款、庚子赔款，以及民国二十五年统一公债、民国二十五年复兴公债、民国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三项内债；以盐税作担保的有湖广铁路借款、克利斯浦借款、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银行借款、英国费克斯马可尼公司借款、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等五项外债。

但是，国民政府规定上述三项内国公债照常抽签，中签债票和到期息票，可由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家政府银行贴现⁽¹¹¹⁾。至于以某关附加捐税，或某省盐税及附税担保的内债，如疏浚河北省海河工程公债，辟浚广东省港河工程公债，玉萍铁路公债，二十六年整理广西金融公债，均不在摊存之列。这样，国内债权人的利益实际所受到的影响并不大。此外，对于中法南镇铁路借款和1938年的金公债，虽然担保中都涉及盐余，但系抗战爆发后举借的，国民政府均由国库另行拨付，予以维持。这样，有利于在战时继续举借内外新债。

三　巨额赤字和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剧增，赤字情况即总岁出与实际收入的亏短数，渐趋严重。

抗战爆发初始，国民政府曾明确了为支持抗战实行节减开支的方针。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民政府抗战《总动员计划大纲》，其中关于财政管理实施方案，就有核减党政各费及停止不急需之一切事业费支出；整理地方财政，增收节支，使有余力补助中央战费⁽¹¹²⁾。但实际财政收支的不平衡愈益严重。1936年度（自1936年7月到1937年6月底），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为国币600.7百万元，占当年度财政实支总额的31.7％⁽¹¹³⁾。1937年度，财政赤字便增加到1532百万元，占财政实支总额的73.3％。1938年度（只包括1938年7月至12月的数字，1939年起，财政年度改成与历年制相同）财政赤字为872百万元，占实支总额的74.6％；1939年度赤字达2082百万元，占实支总额的74.4％；1940年度赤字激增至3971百万元，由于整个开支额的增加，占实支总额的比率增加到75.1％。而1941年度的赤字高达8819百万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22％，赤字占实际支出总额的88.2％，增加了13个百分点⁽¹¹⁴⁾。

赤字额的迅速增加，既是实际支出特别是军政开支居高不下所致，也与战时财政收入、尤其是正常税项增收无着有关。至于举借公债，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虽然可以应付一时，但还本付息又将成为日后的开支负担。这样，增发钞票就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了。

国民政府之所以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与抗日战争的爆发有着直接联系。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持续，既造成了金融的紧张，又导致对通货需求的增加；加上国民政府自战争一开始就实施了收兑金银和吸收侨汇的政策，这些都使得法币的发行量逐渐增长。

通货膨胀政策的出笼，也有一个过程。自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政策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20个月内，法币的发行量只是从4.5亿元增加到14亿余元，增加的幅度还小于被废止的银币的数额，可视作紧缩状态的货币流通。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里，法币的增发幅度也是很有限的。如以1937年6月法币的发行额14.07亿元视作指数100，那么当年9月的发行额15.44亿元的指数，只相当于109.8，增加了9.8个百分点。同年12月的发行额为16.39亿元，比9月份只上升了6.7个百分点⁽¹¹⁵⁾。应当说，这一增发幅度还是正常的，是可以为国民政府所实际掌握的财政力量与经济力量所承受的。

但是，由于实行法币政策时国民政府承诺了无限制买卖外汇的义务，这在战争情况下却是无法长久履行的。于是，在1937年11月间，国民政府有关当局就已经在考虑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了。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提出了“维持法币同时并应增加筹码”的目标，并提出发行不可兑换外汇的“货币券”⁽¹¹⁶⁾。当时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席德懋不同意在法币之外再公开发行一种不兑换外汇的货币，认为这将造成两种不同之币制，“影响法币信用及外汇甚大”，势必使法币政策趋于崩溃。席德懋建议“空发”法币5亿元到10亿元，中央银行的英籍顾问罗杰士也赞成这一主张。按照席德懋的私下解释，所谓空发，既不公开宣布取消法币可以买卖外汇的政策，又不为所发行的钞票提供任何准备，“只要保守绝端秘密，对外否认”⁽¹¹⁷⁾。这一建议后来为财政部所接受，并且得到了四联总处乃至蒋介石本人的允可。于是，从1939年1月1日起，中中交农“四行发行法币，增加之数可暂以金公债充作现金准备，另帐登记”⁽¹¹⁸⁾。公债票本身是国民政府发行的，它与维持同样是政府所发行的法币的币值，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当年9月，国民政府对于法币发行的准备金中，除了原来规定的现金准备和保证准备之外，又加入了短期商业票据、货物栈单、生产事业之投资凭据。这样，战时便于法币扩大发行的因素进一步增加，通货膨胀政策在法理上和操作上都不存在什么重大障碍了。

抗战爆发后法币的实际增发情况可见下表：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90—291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抗日战争爆发到1939年6月的两年里，法币发行额增加了近13亿元，每一季度的法币发行平均增加率为11.5％，应当说涨幅不大。1939年第三季度以后，到1940年底，法币增发额超过51亿余元，每季度的平均增加率达61.2％，速度明显加快。而1941年到1942年3月，法币增发额已近百亿元，每个季度平均增加率提高到137.1％。

如果进一步考察法币的增发情况，还可以看出抗战爆发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在货币发行过程中地位的变化。1937年6月，四行的法币发行额分别是37,584万元、50,986.3万元、31,354.8万元、21,795.1万元，其中中国银行占法币发行总额的36.23％，中央银行只占26.71％；到1938年9月时，中国银行的发行额为66,193.7万元，占同期法币发行总额的34.39％，仍超过中央银行（发行额为56,638.2万元，占29.43％）。但到1938年12月，中央银行的法币发行额达73,802.8万元，占发行总额的32.55％，居四行之首，同期中国银行的发行额为71,105万元，占发行总额的比率为31.36％。此后，中央银行的发行额一直居四行首位。到1942年3月，中央银行的发行额已达717,620.2万元，占发行总额的40.93％，远超过其他三行。同期中国银行的发行额是502,942.3万元，占28.72％，交通银行的发行额为209,587.9万元，占16.6％；中国农民银行的发行额为240,785.8万元，占13.75％⁽¹¹⁹⁾。

还应指出的是，从1939年开始，无相应发行准备的所谓“另帐”发行额迅速增加。具体数额可见下表。

资料来源：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94页。

战时通货膨胀转趋严重，与法币实行另帐发行直接相关。自1939年9月起，中央银行的发行额一直超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另帐发行额之和。而自1942年12月起，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另帐发行额基本上被限定，但中央银行的另帐发行额却急剧上升。

与通货膨胀相应的，是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物价的上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物价指数上升得并不快。但从1938年起，物价上涨的趋势逐步明显。

以下是国统区主要城市平均零售物价指数变化表：

1937年6月 | 1 | 1939年12月 | 3.23
1937年12月 | 1.18 | 1940年6月 | 4.87
1938年6月 | 1.4 | 1940年12月 | 7.24
1938年12月 | 1.76 | 1941年6月 | 10.5
1939年6月 | 2.26 | 1941年12月 | 19.8

资料来源：［美］杨格：《中国与外援，1937—1945年》，第436页。（Arthur N．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3,p．436．）

进一步的计算表明，每一年比上一年物价上涨的幅度分别为：1938年，40％；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

作为战时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所在地重庆，物价上涨、法币购买力下降的情况显得更为严重。以下是1937年至1941年底的变化情况：

日期
22种基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
（以1937年上半年为1）
法币购买力指数
（以1937年上半年为1）

1937年12月
0.98
1.0172

1938年12月
1.04
0.6097

1939年12月
1.77
0.2813

1940年12月
10.94
0.0783

1941年12月
28.48
0.0365

资料来源：物价指数：《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195—196页；法币购买力指数：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59页。

可以看出，1939年是物价迅猛上涨、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的转折点。

战时物价指数上涨的原因，往往被归于货物短缺和运输的困难。但是，事实上后方各地的基本必需品的生产还能够维持下去，还有不少货物可以辗转从日伪占领区获得。正如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的美国人杨格所指出的：“物价不断上升之主因，显然是由于钞票泛滥，而不是由于货物普遍缺乏或运输困难的不断增加。”⁽¹²⁰⁾

应当指出，国民政府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便注意到平抑物价的重要性，也采取了若干措施。1938年10月，国民政府曾明确把三大类近五十种货物列为经济部“指定产品”，授权经济部“对于指定之物品，得因必要分别为禁售或平价之处分”⁽¹²¹⁾。战时通货膨胀之下，物价的平抑成为国民政府十分头疼的难题。

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引起了国统区社会各阶层普遍的不满。考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法币购买力下降的后果，还必须联系同期领薪阶层实际收入指数的变化。重庆等地部分领薪阶层实际收入指数可见下表：

资料来源：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62页。

到抗战中期，以工薪收入为生的人们已经明显成为战时通货膨胀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的名义工资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与物价指数上涨、法币购买力下降的幅度相比，他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比战前大大地降低了。特别是完全靠薪金的普通教师、公务人员和士兵，事实上处于难以为继的艰难境地。

第三节　战时金融

一　安定金融和维持法币汇价的努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金融领域的稳定亦受到较大的影响。国民政府及所属金融机构为稳定金融采取了不少措施。

1937年7月15日，国民政府对两年前实施的《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加以修正公布，除了重申对意图赢利而私运、销毁、或伪造、变造银币、铜币、中央造币厂厂条者的处罚外，特别增加了严厉处罚伪造、变造币券者和收集者的条款，处罚最重的为无期徒刑并课以5000元的罚款⁽¹²²⁾。这一《条例》的要旨，不仅在于防止贵金属的外流，而且从反面提升了法币的重要地位。

对贵金属币的私运、销毁和伪造，还不是金融领域的主要困难。战争爆发伊始就普遍出现的向银行提存、抢购外汇、逃避资金和大幅度呆账等情况，要求国民政府加强对商业行庄的管理。于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的当天就宣布上海银钱业停业两天。8月15日，财政部又公布了以限制提存、鼓励存款为主要内容的《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如规定活期存款每户每星期提取限于5％，且总额不得超过150元法币；定期存款未到期者不得通融提取，用作抵押每户亦以法币1000元为限；到期后如不欲转定期者，也须转作活期存款，并以原存款银行、钱庄为限，同业或客户汇款，一律以法币收付之⁽¹²³⁾。《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是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金融开始由平时转向战时的重要标志，该《办法》施行后，“虽无外汇管理之名，已收外汇管理之实”⁽¹²⁴⁾。嗣后，国民政府财政部还明确规定：各税收机关收纳税款，仍应以法币及可以兑取法币之票据为限，汇划票据概不适用；至于以支票报解税款，均不受《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第一条的限定，只需得到四行联合审核委员会的核准⁽¹²⁵⁾。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旨在控制市面上法币的流通量，来达到安定金融的目标。

为了避免该办法对工商业资金周转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8月16日财政部规定了上海市补充办法四条，以汇划票据弥补市场金融筹码的不足。9月1日又提出汉口市的补充办法四条，采用可以入账而不能支付法币的横线支票，来解决工商业和机关的困难⁽¹²⁶⁾。此后，汉口、西安、郑州、济南、长沙、重庆等城市也实行了大体相同的办法，既执行了限制提存的规定，对金融有所安定，又兼顾到市面资金流通的需要。另外，财政部也适当放宽了提存额的限制。

当然，不同地区对《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的执行情况是有差别的。如根据广州市银行公会的意见，广州中国银行当时并不对提存加以限制，准备到万不得已时再按照上海的方法执行，但停止了以法币折合港币或其他外汇的汇出汇款，并通过广东省财政厅要求香港及广州沙面的外商银行，暂不接受华人的新存款。又如河北省省会所在地的保定，为了避免执行“同业或客户汇款一律以法币支付”的规定对省钞流通的不利影响，一面向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对河北省钞的支持，同时不公布有关安定金融的办法。为了适应战时调剂内地金融、扶助农工各业增加生产的需要，1938年4月8日，财政部发表了《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十项⁽¹²⁷⁾。同年6月1日至3日，在汉口召开了改善地方金融机构会议，各省代表共到74人。

1937年8月30日，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的《总动员计划大纲》，在金融管理各主要方面提出以下实施方案：

1．通货管理。（1）推计法币需要数额，预为印制存储，并注重分储于安全地区。（2）将发行之现银准备，为安全存贮之措置，并奖励督促收兑民间之金银，以厚准备。（3）国防民生有关之农工商矿重要事业，其通货之供给，应为合理之增加。（4）法币发行应从速实行中央储备银行法所规定之办法。

2．汇兑管理。（1）严格限制外汇。（2）积极流通内汇，凡未设银行之地方，应利用邮政机关办理。

3．金融业务管理。（1）必要时主管机关得与各地银行公会规定临时之适宜办法，以维持金融之安全。（2）主管机关令中、中、交、农四行规定接济各金融机关办法及维持发展内地有关国防民生农工商矿必要事业办法。（3）指导投资，使资金运用于必需品之生产储集事业。

4．金融机关管理。（1）促令金融机关将资金逐渐移转安全地带。（2）促令各银行分别就指定地点推设分支行或新组银行，以健全金融网。（3）促令各银行组织联合准备机关，以健全金融机构⁽¹²⁸⁾。

1938年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实施方案》中，关于金融方面，又提出两项政策：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巩固法币，维持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从抗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金融安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币汇价的稳定所体现的。当时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官方外汇市场，通过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买卖外汇，以消耗官方的外汇储备来维持法币的汇价⁽¹²⁹⁾。但是，国民政府战时管理外汇工作，困难重重。正如孔祥熙所说：“一因我国有租界关系，政治力量无法控制；二因有外商银行买卖外汇无法制止；三因金融中心在上海，投机牟利之风盛行；四因敌伪在沪多方捣乱。”⁽¹³⁰⁾从1937年8月13日到1938年3月修订外汇政策时止，国民政府在上海出售的外汇据报约有5000万美元之多⁽¹³¹⁾。可见，有大量的资金还是通过外汇市场逃避了。

为了防止各地以汇款方式调集资金到上海购买外汇、逃避资金，四联总处于1938年3月命令各银行限制往上海汇款，包括解付汇划款额。1939年6月21日，财政部长孔祥熙自重庆发布“马电”，规定从6月22日起，上海银钱业提存款，除政府要需及发放工资者外，每周支取数目在500元以内者，照付法币；超过500元者，以汇划支付，专供同业转账之用；上海以外各埠，仍照旧办理，至于将存款移存内地者，则不受该办法的限制⁽¹³²⁾。

1938年初，日本侵略势力和“临时政府”在北平设立了所谓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并由伪临时政府发布《旧通货整理办法》，规定了法币在华北地区的流通期限：中央银行券和中国、交通两行的南方地名券至1938年6月10日为止，中国、交通两行的北方地名券以1939年3月10日为限。而在以“联银券”收兑法币时，有意压低法币的比价，如1938年8月把法币与“联银券”的比价低贬10％；1939年1月起，又压低法币对“联银券”的比价30％。其目的是套换法币，再以法币到国民政府控制下的金融机构换取外汇。

国民政府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1938年3月12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购买外汇请核办法》，规定：1．外汇之卖出，自本年三月十四日起，由中央银行总行于政府所在地办理。但为便利起见，得由该行在香港设立通讯处，以司承转。2．各银行因正当用途于收付相抵后需用外汇时，应填具申请书送达中央银行总行或其香港通讯处。3．中央银行总行接到申请书，应即依照购买外汇请核规则核定后，按法定汇价售与外汇⁽¹³³⁾。这实际上是放弃了从1935年11月实施法币政策以来的自由买卖外汇的政策，转而实施一定程度上的外汇管制办法，即只有经中央银行审核为“正当”的需求，方得以在上海向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购汇，其他一概停止供给。

随着战事的推进，当时外汇的实际需求量很大，但在外汇请核制度之下，无法获得请准外汇者便纷纷在市场竞购，外汇黑市相应出现，且日趋活跃，波动很大。而日伪势力进一步套购外汇，使法币的汇价更难以维持。自1938年3月下旬每1元法币的英汇跌入1先令，月底又缩至10.75便士，5月中旬为10.625便士，至6月13日，上海汇丰银行英汇牌价为8便士，比实施外汇请核办法前夕的牌价1先令2便士半，约下跌了45％。到8月中旬，英汇一度跌破至7.9687便士⁽¹³⁴⁾。为了避免法币汇价的进一步下跌，国民政府多次商请英商汇丰银行乃至英国政府出面支持。至1939年3月，中英双方正式达成协定，共同设立总额为1000万英镑的平准汇兑基金，用于香港、上海两地的外汇市场，以维持法币的英镑汇价⁽¹³⁵⁾。另成立以英国专家罗杰士为主席的委员会，负责基金的管理与运用。

中英平准汇兑基金和基金委员会的设立，曾对维持法币的汇价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日伪方面不断以法币套取外汇，以及投机商的推波助澜，使平准基金难以应付，法币的汇价也不可避免地低落。1939年6月7日，上海汇丰银行的法币牌价跌至6便士半，10月又跌入4便士。而到1940年5月初，法币的市价下跌到英汇3.125便士、美汇0.045美分。同年7月，平准基金会外汇存底仅200万英镑，难以继续稳定汇市⁽¹³⁶⁾。汇市的不稳又马上影响到上海市场金价的上涨，以及麦、粉、棉纱等均涨价。为了应对这一严峻局面，1941年4月中国政府分别与英、美签署协定，设立“中英美平准基金”，其中，英方共认1000万英镑（约合4000万美元），美方摊认5000万美元，中方出资2000万美元⁽¹³⁷⁾。另设立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平准基金管理委员会，共同维持上海的法币汇价。中英美平准基金运作之后，采用外汇审核制度，按规定汇价（每1元法币合3便士、另合5美分），供给正当商业所需之外汇。这一汇价要比同期上海黑市高得多⁽¹³⁸⁾。此外，根据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授权，平准基金委员会商得上海中外重要银行以及香港当局之合作，宣布取消了上海、香港两地的外汇黑市。

除了设立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会之外，财政部扩大了原有之外汇审核委员会组织，改为外汇管理委员会，财政部长孔祥熙为主任委员。该委员会成为全部进出口外汇管理职权之中心，有关处理封存资金、集中侨汇，取消上海外汇黑市经过、平准基金委员会规定上海买卖外汇办法之经过，都由外汇管理委员会审定。另外，凡属政府机关及企业发展申请用汇，由外汇管理委员会直接审查，至于私人及商界申请购汇，则授权平准基金会审查。

在平准基金设立和运作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方面还与华中傀儡政权的金融机构及有关伪币进行了较量。

1939年5月1日，以伪南京维新政府为背景，并且直接得到日商银行支持的“华兴商业银行”在上海日本占领区宣布成立，同月15日正式开业。该行除在上海设总行外，另在苏州、无锡、镇江、南京、扬州、芜湖、蚌埠、南通、嘉兴、杭州、绍兴、徐州、海州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华兴商业银行宣称系日、华合办，资本总额为法币5000万元。对外公布由伪南京维新政府认股2500万元，另由日本兴业银行认股500万元，台湾、朝鲜、三井、三菱、住友五行各认股400万元。华兴商业银行筹备时，曾试图拉拢在上海的其他外商银行参与认股，但遭拒绝。华兴银行发行面额为100元、10元和1元的“华兴券”。在“华兴券”之前出笼的“蒙疆券”、“联银券”等北方伪币都是与日元联系的，“华兴券”却宣布与法币直接挂钩。日本侵略者之所以没有让华兴券与日元挂钩，不仅在于无法承担相应的财政负担，还有着更为险恶的用意。一手炮制华兴商业银行的日本兴亚院的打算是：规定“华兴券”1元兑换英镑8便士，与法币等价行使；但对于日元系各通货，则根据市面实际行情兑换⁽¹³⁹⁾。日方打算通过“华兴券”与法币的挂钩，可以在上海套取外汇。“华兴券”的1元券上印有“凭票即付国币壹元”字样，国币实际上就是指法币。除了宣布“华兴券”与法币等价，另规定“华兴券”“于缴纳租税及其他一切公私交易，一律通用之”⁽¹⁴⁰⁾。从1939年9月1日起，江海关税收处被日伪方面强占，江海关开始以“华兴券”为征税的折算标准，以法币1元5角5分折合“华兴券”1元收税。日伪方面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江海关税收吸纳法币，再用法币转购外汇，即便法币汇率波动，也将不会直接受损。

早在1939年1月，国民政府方面便针对日元、日本军票和华北伪联银券的肆虐，颁发过《取缔敌伪钞票办法》，明确规定凡“敌国银行所发钞票及敌军所发军用票、伪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暨敌伪所发之其他性质相同之钞券”，“无论在任何地方，一律禁止收受行使”⁽¹⁴¹⁾。在上海租界内，日伪钞票的流通一直遇到有力的抵制。而当华兴银行和“华兴券”出笼后，国民政府方面立即进行了反击。1939年5月3日，即华兴银行成立的第三天，国民政府财政部即致电四联总处、上海银钱业公会和市商会转知各行庄，明确指出：“现在伪币在华北市价日益低落，乃又在沪成立所谓华兴银行，并发行空头伪币，并逞此欺骗之故伎。我中中交农四行暨全国金融业及其他各业自应严守立场，一律拒用该项伪币，绝对勿与来往，使该伪行陷于孤立，以减少其诡恶伎俩之流毒，而保持我正当之权利。”国民政府外交部则照会各国驻华使馆，要求对非法组织之华兴商业银行严加谴责，并告诫在华外侨一律勿与华兴银行往来，勿接受该行伪钞及其任何票据⁽¹⁴²⁾。5月9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言人对中外记者明确指出：“华北伪银行设立之目的，原即在强骗民众使用不兑现而毫无价值之纸币，现敌人在华北之搜刮，已达其限度，惟仍急需金钱，故又转其目标于华中，敌方所拟设立之新银行为商业银行，据谓，其资本半由敌国各银行担任，半由傀儡政府担任，鉴于伪币在华北之失败经过，可断言除非受敌伪之武力压迫，决无人愿接受此新伪银行所将发行之纸币。”要求各外国银行“为其本身及大众之利益计”，继续拥护法币，拒绝接受伪华兴券⁽¹⁴³⁾。7月17日，财政部曾电上海银钱业，要求制止伪币收付买卖。8月，根据财政部的要求，行政院又转咨司法院通饬各级法院，任何债权债务若有基于伪钞（“联银券”、“华兴券”等）而成立者，在法律上应为无效⁽¹⁴⁴⁾。也就从华兴银行成立起，中国、交通两分行停止收受华北地名（如天津、青岛、济南）之法币，以杜塞华北法币南流，防止两行汇兑上之耗损，断绝投机奸商牟利途径。财政部并明确命令上海各业严守立场，一律拒用“华兴券”。

鉴于上海各银行钱庄仍有买卖“华兴券”，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0月9日再度致电上海有关各业公会，要求对各成员店号切实转行告诫，尽力设法制止。内称：查“华兴钞”应一律禁用，并绝对勿与往来，惟沪市银钱烟兑各业，或以贸易零星，不免有收付及买卖情事，并应严予查禁⁽¹⁴⁵⁾。日伪方面成立华兴商业银行、发行以法币为准备的“华兴券”并与之等价流通，其重要目的在于套取外汇和掠夺物资，而图逐渐代替法币的地位。由于国民政府方面及时有效的反击，加上法币的实力和影响范围远远超过“华兴券”，日伪的上述目的一时无法得逞。但是，1939年5、6月间，日本集中大量的法币，向上海外汇市场冲击，造成法币汇价的贬值。7月18日，上海汇丰银行停止法币汇价的挂牌。日伪方面担心“华兴券”随法币汇价的低落而暴跌，即于7月19日发表声明，将“华兴券”脱离法币汇价水准，另订立华兴券1元合6便士的汇价，并称无限制供外汇；其与法币兑换比价，将依法币对英镑之汇价而定。而7月21日汇丰银行的法币汇率牌价跌落到4.75便士⁽¹⁴⁶⁾。

“华兴券”与法币脱离联系后，尽管订立外汇牌价，却并不供应外汇，毫无信用，不仅没有得到扩张，连独自存在的条件也失去了。“华兴券”脱离法币比价之后新印制去掉“兑换国币”字样的5元券和10元券，以及日本为华兴银行铸造1分、5分、1角、2角硬辅币，以后也没有发行出去。据统计，1939年6月“华兴券”发行额为60万元，1939年12月为510万元，1940年6月和12月的发行额都是560万元⁽¹⁴⁷⁾。应当指出的是，伪华兴券的发行额，并不是实际的市场流通额，其中大部分滞留在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和其他在沪日本银行的库房里。即便以“华兴券”的发行额来考察，这一数额与上海市场上数以亿计的法币相比，几可忽略不计。“华兴券”定下6便士的汇价，法币的汇价却在变动，这样“华兴券”与法币的比价也时常变化，这种变化产生的效果，使上海市民更确认为是“华兴券”本身价值的不稳定所致。在市面上，离开法币基础的“华兴券”被视作废纸，流通额无法扩大，仅限于华兴和有关日本银行的往来。

1939年下半年，汪伪政权在酝酿之际，便打算停止“华兴券”的发行，以便让新设立的中央金融机关发行统一的货币⁽¹⁴⁸⁾。1940年12月，汪伪财政部公布《整理货币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华兴商业银行之发行权取消之，其已发行之纸币之收回办法另定之。”⁽¹⁴⁹⁾1941年1月伪中央储备银行正式成立，发行伪中储券，“华兴券”逐步被收回，伪华兴商业银行的发行权被取消，成为汪伪政权金融体制之下的一般商业银行。

汪伪政权取消收回“华兴券”，决不意味着放弃了与法币之间的较量，而是为了推行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1941年1月，汪伪政权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但在上海的分行实际上处于总行的地位。中央储备银行最初发行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1元的“中储券”，根据1940年12月汪伪财政部公布的《整理货币暂行办法》规定，汪伪“国民政府授予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兑换券之特权，以期逐渐完成币制之统一”；“凡人民完粮、纳税及其他对于政府之支付，一律行使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之法币，但暂准以旧法币与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之法币同样行使”；“凡政府机关各项经费之支付，一律行使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之法币”；同时又宣布允许法币与“中储券”“暂行等价流通”⁽¹⁵⁰⁾。汪伪政权出笼前，曾规划了货币与金融措施，虽然已经确定将以新发之货币“中储券”为统一之货币，且已经明确提出须停发与收回“华兴券”，但却不得不承认，法币所定对英镑的汇率，对中国之国际贸易极为适合而有利，“中储券”将继承法币的法定汇率，“以示信用中外”，因而“当政府成立之日，新、旧法币宜通令照常行使，同时并分令各地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中央信托、邮政汇业两局，以及其他各银行、钱庄照常营业，四行及两局并由政府派员监督”。甚至担心“万一四行不遵令而撤退，恐其他各商业机关因缺乏资金之通融而随之停业，使市面金融陷于混乱状态，予人民以不良之印象。上海为全国金融之枢纽，必须用全力顾及，其他各地只须上海不生问题，均可迎刃而解”⁽¹⁵¹⁾。显然，当时日伪方面打算以“中储券”来统一华中地区的伪币，既要扩大“中储券”的流通，又企图利用法币来向国民政府方面套汇。因此，日伪确定采取暂准法币与“中储券”等价流通，先利用法币进而驱逐法币的策略，即先使“中储券”能够立足，然后积蓄力量与法币较量。

伪中央储备银行属于标榜为“国民政府”的汪伪政权的“中央银行”，“中储券”被明确赋予“统一币制”的职能，这与“联银券”、“华兴券”等地方性伪币不同，“中储券”的出笼对国民政府方面的货币金融制度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法币汇价的稳定更为困难。

国民政府对伪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储券”的出笼十分重视。1941年1月初，即在伪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储券”出笼的前夕，重庆国民政府便电令上海银钱业公会和市商会，一律拒用伪“中储券”，在上海租界的邮局也奉令拒绝收汇。与此同时，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在香港召集了上海金融界人士会议，商议汪伪中储行出笼后之应对措施。根据重庆当局的指示，1941年1月9日，上海银行业、钱业公会拟定了拒用“中储券”的办法，如在上海设立“中央特种宣传处”，大张旗鼓地举行“拒用中储券宣传周”。待到伪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储券”正式出笼后，重庆国民政府电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转饬在沪中外银行拒收伪中储券，指出：“中央储备银行”系非法组织，无充足之准备金，非中国或外商银行公会会员，要求拒收中储券。根据这份电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费利浦召集上海金融业和商业上层人士讨论之后，决定在公共租界抵制“中储券”⁽¹⁵²⁾。当时伪中储行分送给上海租界中、外银行的“中储券”样本，各行都未予理睬。伪中储行当局曾指派人员持“中储券”向上海四行及其他商业银行强行存储，中行等在拒绝无效的情况下，只得收下，但在存单上注明“不付利息，提存时仍以原券支付”，以示抵制⁽¹⁵³⁾。另外，上海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还把收到的“中储券”集中汇解英商汇丰银行，然后向“中央储备银行”兑换法币，致使“中央储备银行”措手不及，难以承兑。“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虽笼络租界内电车公司同意收受“中储券”，但市民鲜有以“中储券”去购买车票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上海四大公司原来已同意接受“中储券”，但大部分市民仍拒绝使用，广大营业员坚决拒收，公司只得在营业间另设兑换处，一时出现凡以“中储券”购物者须事先换成法币才能购买的景象。

为了打开推行“中储券”的局面，汪伪当局于1941年3月中旬起实施《妨害新法币治罪暂行条例》，规定凡“故意妨害新法币（即伪中储券，下同—引者注）之流通或破坏其信用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五千元以下之罚金”。（第二条）“拒绝使用新法币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得并科五千元以下罚金”。（第三条）“凡银行、银号、钱庄、典当及其他公司行号，有第二条、第三条情形者，除犯人依各该条治罪外，并吊销其营业执照”。（第四条）“凡公私团体、军民人等，如有第二条至第四条犯罪情形者，应立即报请当地警察机关逮捕，移送法院讯办”⁽¹⁵⁴⁾。这就是汪伪方面推行“中储券”的法律依据。3月24日，汪伪财政部向上海金融业发出“通令”，威胁不得拒收“中储券”。在上海日本占领区，固然可以藉此强使市民和商家接受“中储券”，但是在租界却不那么容易了。日伪方面则采取了种种手段，以冀推广“中储券”，排斥法币。如：在上海的各种交通车辆和大马路张贴宣传伪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储券”的标语，在《申报》、《新闻报》等报纸内夹送相应的传单，派特务到拒收“中储券”的金融业、商业部门进行威胁，强迫各业业主甚至普通市民到伪中储行存款。1941年7月英美宣布冻结中日资金后，日伪方面加大了在上海外汇黑市的活动，造成黑市汇价猛涨，法币不断贬值。上海日商正金、三菱、三井、台湾等银行的华商票据，原由英商汇丰银行收解，改由伪中储行上海分行经办，市场上“中储券”一度升值，在伪中储行柜台前以法币兑换“中储券”者日趋踊跃。汪伪财政部还下令，自9月1日起，所有关、盐、统各税及其他“中央”税收，一律只收“中储券”新法币，不收法币，迫使商人以法币向伪中储行调换“中储券”本票或保付支票，这样伪中储行上海分行曾兑入不少法币。

尽管自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法币的汇价呈明显下降的趋势，通货膨胀比较严重，中、中、交、农四行在日伪地区的业务受到了很大损害，但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了较为及时得当的措施，并且得到了英、美方面和租界当局的公开支持，直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法币在上海地区与伪币（包括“华兴券”和“中储券”）的较量中仍占了上风，在上海租界基本上仍占绝对优势。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半年后，“中储券”在内地流通已达6000余万元，但在上海租界主要是在辅币流通，本位券无法站住脚。一般市民即使不得不收受了“中储券”，也往往立即设法购买物品或换成法币，最终大部分又都流回到“中储行”，对此伪中储行当局颇感无奈：“旧法币头寸日益减少，而来源枯竭，实可虑也。”⁽¹⁵⁵⁾

重庆国民政府和南京汪伪当局双方的特务，还在上海等地展开了针对对方金融机构及人员的恐怖活动。1941年1月，伪中储行的专门委员被暗杀，伪中储行上海分行遭到手榴弹的袭击，数名高级行员被暗杀。3月份，汪伪特务在上海绑架了中国银行职员百余人、交通银行职员二人、中国农民银行职员一人，江苏农民银行也有五名职员被暗杀、六人被伤。而中央银行设在上海亚尔培路和静安寺路的两家分行被炸，银行职员和顾客多人伤亡⁽¹⁵⁶⁾。在上海的中、中、交、农四行职员一度人人自危，不敢上班，各行只得暂时停业。只是在英、美、法领馆的斡旋下，双方才停止了对金融业及从业人员的恐怖活动，释放了捕禁人员。

鉴于日伪势力日趋猖獗，重庆国民政府有关当局也对上海的金融善后进行部署。早在1940年10月11日，蒋介石曾当面指示财政部次长徐堪：“港沪情势将有变化，四行及重要商业银行在沪港人员、钞券及文件、帐册等，务令急速准备，以策安全，并迅拟办法。”徐堪当时拟就关于四行上海分行的三点应对措施：1．租界情势变化不能营业时，即公告停闭，撤退至闽浙省内适当地点。2．撤退时，各行应酌留忠实可靠者若干人，在沪密为照料，并负通讯之责。3．文卷、账册、契据、债券等项，应早为运存浙闽省内适当地点，或在沪移存⁽¹⁵⁷⁾。针对日伪在上海的金融恐怖活动，重庆当局曾议定应因方针：四行照常营业；斟酌实际情形，紧缩存款汇款业务；紧缩人员，后撤不必要之人员；力予减少库存，将公债和账册放置于安全地点⁽¹⁵⁸⁾。特别是上海中、中、交、农四行均作了应变准备。至1941年6月，四行在上海之库存及头寸已大大减少，当地放款及存放同业之款均设法收回；重要账册文件或设法内运，或暂时移存公共租界内安全地点；营业机构则全部移入租界内，除了加强警卫外，又请求工部局加派巡捕。另外，上海银行公会也将包括票据交换所及联合准备库等特殊金融机构的重要文件，秘密移入上海美军防区保存，有关人员作了随时移迁香港办公的准备，上海票据交换所在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存款总额由8000万元减至3500万元，联合准备库则拟定在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不能行使职权时暂行取消⁽¹⁵⁹⁾。由于采取了有关应变措施，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后，重庆当局掌握的政府金融机构遭受的损失较小。

二　四联总处的主要活动

在战时金融体制的确立及其运作过程中，四联总处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即令饬迅速组成以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为首的金融委员会，作为战时金融决策最高机构。旋因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该委员会未及成立。至7月29日，在财政部授权之下，中、中、交、农四行在上海设立了联合贴现委员会，共同办理同业贴现业务。8月9日四行联合贴现委员会正式改为“联合贴放委员会”，核办对上海同业的贴现与放款事宜。当时每日由四行代表商定贴现率和放款利率后，再由中央银行挂牌公布；凡经审定通过的贴放款额，由中、中、交、农四行大体按照35％、35％、20％和10％的比例承担。放款的利息则就放款期间的平均利率计算。中央银行逐日把贴放款项收付报告表分送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以资接洽⁽¹⁶⁰⁾。财政部还令中、中、交、农四行在上海联合设立审核委员会，办理对特别支取款项的审核，并制定特别支款申请书，由需要申请支款的公司行号填写，且由存款行庄提供证明后，再送交四行审核委员会审核⁽¹⁶¹⁾。但这只是四行在贴现、放款和审核支款等普通业务中的合作与协调，还不是一个新的金融机构的成立。同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财政部令中、中、交农四行在上海组成了联合办事处，8月16日，上海四行联合办事处在法租界开业，四行联合办事处最初由宋子文负责主持，“每日开会一次或数次不等”，“凡财部决定之措施，如安定金融办法等等，均由本总处赞襄及执行”⁽¹⁶²⁾。当年10月底财政部长孔祥熙回国后，由孔主持四联办事处事务。国民政府设立四行联合办事处，旨在避免四大政府银行之间的歧异，以实行统一管理和指挥，进而对各行的资金进行统筹分配，以应对因战事而导致的金融紧急情况。另在国内其他重要城市设立的四行联合办事分处和联合贴放分会，均受上海办事处节制。

待到1937年11月，因上海和整个华东战局的失利，中、中、交、农四行的中枢机构内迁⁽¹⁶³⁾，四行联合办事处亦移至汉口。不久，又自汉口迁到重庆。

四行联合办事处从成立到1939年改组，还只是一个松散的协调性机构，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各行都不能下达强制性的命令。但它对于统制金融、扶植中央银行和战争初期重大经济政策的实施，仍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行联合办事处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属下的三个调整委员会（即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共筹拨了调整资金6000万元。1938年3月军事委员会的三个调整委员会撤销、其工作相应改归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农本局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继续进行之后，四行联合办事处又增拨营运资金1.2亿元⁽¹⁶⁴⁾。四行联合办事处还直接向内迁的民营厂矿提供资金上的帮助，至1938年底，贷助民营厂矿内迁和复工的款额达850万元。此外，到1939年12月，四行的联合贴放总额达63645万元⁽¹⁶⁵⁾。显然，四大政府银行资力的集中使用，对于协助内地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缓解内地资金的紧窘状况，有着直接的积极作用。

在一时期的贴放款中，商业放款和同业放款占了78.61％，协助农业、工矿业、盐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款项只占18.78％⁽¹⁶⁶⁾。另外，部分贴放款被人以票据或其他资产抵押的方式获得，而实际上却被用于套买外汇或囤积货物。也就是说，四行联合办事处时期的资金流向和实际使用并不完全合理，对金融的宏观调控能力还不大。

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宣布“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合组联合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四联总处设理事会，由中央银行总裁、副总裁，中国、交通两行的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总经理，以及财政部的代表共同组成；四联总处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实行主席负责制，主席由国民政府特派之，“总揽一切事务”，“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之职权”⁽¹⁶⁷⁾。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的身份，担任了四联总处理事会的主席。作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最高负责人的孔祥熙、宋子文、钱永铭，则为四联总处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另外，翁文灏、张嘉璈、徐堪、陈行、周佩箴、叶琢堂、贝祖诒等为理事。理事会设秘书处管理行政事务。

四联总处的这次实体化改组，还体现了国民党最高当局对政府金融系统进行高度集中的安排。抗战以来，蒋介石对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之间业务经营中实际上存在着各自为政状况颇为不满。在决定四联总处改组前夕，蒋在日记中写到：“金融机关如不能由中央统制，则无疑养瘫致患，岂子文一人而已也。”⁽¹⁶⁸⁾1939年8月初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四联总处改组并由蒋介石任理事会主席之后，有关各行均表示接受。蒋介石当时把改组后的四联总处视为“金融联合库机构”⁽¹⁶⁹⁾，认为改组的完成预示着“财政金融问题渐能如计集中，此亦转败为胜因祸得福之机，国人如子文新之等，究以国事为重也”⁽¹⁷⁰⁾。从而完成了政府银行系统高度集中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人事安排，国民政府的金融统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改组后的四联总处的权限范围较广，包括：全国金融网之设计分布，四行券料之调剂，资金之集中与运用，四行发行准备之审核，受托小额币券之发行与领用，四行联合贴放，内地及口岸汇款之审核，外汇申请之审核，战时特种生产事业之联合投资，战时物资之调剂，收兑生金银之管理，推行特种储蓄，其他四行联合应办事项，四行预算决算之复核⁽¹⁷¹⁾。根据这些规定，四联总处的职权涉及金融和社会经济两大领域。与此相应的，四联总处下设战时金融委员会和战时经济委员会，来实施其职权。战时金融委员会分设发行、贴放、汇兑、特种储蓄、收兑金银、农业金融六处，主管金融方面的事务。战时经济委员会分设特种投资、物资、平市三处，主管特种生产事业之联合投资、物资之调剂、物资之平价等经济方面的事务。

无论从四联总处最高机构的组成人员还是从其职权来看，它不仅仅是在四行之间起协调作用，而是一个在四行之上起指导、监督、考核作用的新的机构。

改组后的四联总处统一了在各地的下属组织，在业务重要地区设立分处，次要地区设立支处，以督导国家金融机构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原在各地设立的贴放分会均归并于当地的分支处。至1940年1月，已设重庆、成都、上海、香港、杭州、宜昌、福州、贵阳、桂林、长沙、西安、衡阳、南昌、昆明、兰州等15个分处，内江、自流井、叙府、嘉定、泸州、万昌、北碚、宁波、吉安、泉州、永安、梧州、零陵、常德、南郑、柳州、西宁等17个支处⁽¹⁷²⁾。各分支处下设文书、业务、会计、调查、农贷、储蓄等组。通过数目多、分布地域广的分支处的活动，四联总处得以控制战时后方地区的金融事务和经济事务，甚至把国民政府的经济、政治影响扩大到日伪地区。

四联总处对战时经济和金融进行了规划。1940年3月30日，四联总处正式提出了《经济三年计划》和《金融三年计划》。同年4月9日，又分别制定了《经济三年计划实施办法》和《金融三年计划二十九年度实施计划》。

四联总处拟订的经济计划目标，“首在增进生产，便利运输，以求自给自足。次为稳定金融，安定物价”。确定经济事业包括农林水利、工矿建设、商务贸易和交通建设四个方面，分别匡算了最低限度所需资金。提出农林水利（包括农贷、农林建设、水利建设三项）在1940至1942年的三个年度内，需要资金国币21.451亿元；工矿建设（包括国营工矿、民营工矿及工业保息与辅助等三项）在三年内需要资金国币3.6101亿元、美金2474.5万元；商务贸易（包括平价资金、出口农矿产购运资金、一般商业贴放等三项）三年内需要资金国币7.3亿元；交通建设（包括铁路、公路、电讯及航空四项）三年内需要国币13.28649亿元、美金2034.7万元、英金42.7万镑。此外，还专门列出了军民运输所需汽油机油及汽车配件三年需要资金额度为美金3800万元⁽¹⁷³⁾。整个《经济三年计划》系以工矿建设为中心，其中国营工业所需经费国币部分定为16654万元，民营工业所需经费国币部分定为3800万元。国营工业拟由国库拨发11415.5万元，四行投资800万元，四行贷款4438.5万元；民营工业拟由国库拨发250万元，四行投资1760万元，四行贷款1790万元⁽¹⁷⁴⁾。

《金融三年计划》提出“以稳定法币为中心”，首要为调节法币之流通额，防止通货之膨胀；其次为维持外汇、节省消耗、紧缩开支与严防敌伪破坏金融。预计三年内国库亏短数将达国币105亿元，增加法币发行国币60.5亿元，所拟补救之道为：中、中、交、农四行和中央信托局吸收存款共45亿元，财政部会同各行局推销公债12亿元，募集捐款6亿元，增加税收8亿元⁽¹⁷⁵⁾。拟在1940年度四行和中信局吸收存款14亿元，推销公债3亿元，募集捐款2亿元，增加税收1亿元，其他金融机构拟吸收存款4亿元。此外，在调节法币流通方面，1940年度拟推广法币在内地的流通额相当于增发8亿元，推行小额币券4亿元，保持法币在华北、华中、华南游击区的流通额约15亿元⁽¹⁷⁶⁾。

由四联总处制定的经济、金融三年计划及其实施办法，成为1940年之后四联总处工作的基本依据，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规范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和金融基本政策。

管理和调剂货币发行，是四联总处的另一重要工作。当时以流通范围受到一定限制的法币大券兑换能在沦陷区流通的小券时，须有相当数额的贴水，致使大券充斥、小券短缺，法币实际上发生贬值。四联总处采取了多项措施，如限制搭发大券，限制大量携带小券出境，大量印制小券，在各口岸无限止兑换小券等，及时制止了贴水风波。另外由于欧洲战局的影响，历来承担主要印钞额的英国公司难以按期交货，一度也造成了通货紧缺。根据1940年7月第三十八次理事会会议关于《调剂钞券缺乏办法》，四联总处组织了钞券的印制和抢运。如转向美国方面订印钞券，还商请英、美公司在仰光建设分厂，由香港公司承印。另制定《内地印钞办法》，仅1941年四行便在重庆、赣州等地印制50元券共37.7亿元。四联总处一方面催促英、美方面加快向中国运送定印的钞券，另一方面还会同运输统制机构，组织抢运四行在香港、海防、新加坡、仰光等地的存钞。1940年平均每月要组织50—60架次的运输机，把钞券抢运到后方地区。并在各地设立了18个钞券集中运存站，核定各个运存站运储钞券的最低限度，从而保证各地军政开支的需要。在货币发行的管理上，四联总处较早就采取了扶植中央银行的措施。如1940年实行轧现制度，规定由中央银行对政府银行实行总轧帐；1942年初起，又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票据交换。1942年3月22日，蒋介石手令四联总处加强对四行的统制，特别是“限制四行发行钞券，改由中央统一发行”⁽¹⁷⁷⁾。四联总处即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会商，先后拟具通过《统一发行办法》和《统一发行实施办法》，规定自1942年7月1日起，所有法币之发行，统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

四联总处还直接介入了战时的金类收兑事项。1938年5月，四联总处属下设立了收兑金银处，6月间开始收兑。起初仅收兑都市存金，继而收购产地生金。至当年底，共收黄金31464两，合国币6,152,948.3元，另收兑白银折合国币10,980,401.98元⁽¹⁷⁸⁾。1939年起，实行了收兑金银的统制，即明确规定：“收兑金银事宜，统由收兑金银办事处秉承四联总处主任之命，督促并指导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分行处办理之。”⁽¹⁷⁹⁾收兑金银处组设了检查，督促收兑，厉行检查，防杜隐匿和私运。另采取措施增加生产，划拨资金以扩充国营金矿，资助民营金矿；还适当调整金价、酌贴运费，以增进收购。1939年内，黄金收兑数量迅速增长，达314917两，合国币88,277,294.09元；白银收兑数则有所下降，合国币3,528,178.56元⁽¹⁸⁰⁾。但1940年以后，通货膨胀渐趋严重，采金成本激增，官收价格与黑市价格差距益远，收兑成效下降，走私猖獗。1940年为267,148两，1941年更减少至84152两⁽¹⁸¹⁾。1942年3月，四联总处撤销了收兑金银处，由中央银行办理收金事宜。1943年5月，国民政府停止执行统制收兑金银的政策。

在战时平定物价、管理物资等方面，四联总处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首先，是审议通过或直接制定施行有关法规。如在1939年11月连续审议通过了由经济部拟具的《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平价购销处组织章程》；1940年3月中下旬，拟订和讨论通过了平定物价办法十二项；1940年3月议决平抑纱价办法四项；1940年8月，拟订《加强同业公会以安定物价之建议案及实施办法》，等等。其次，四联总处采取实际措施，协助和督饬平价工作之施行。1939年底经济部设立平价购销处后，急需运作资金，四联总处曾特予通融，先行拨借800万元；又允准平价购销处以开具贴现票据的方式，向四行支取款项，至1940年8月，共支取18,692,500元，分配予中国国货联营公司、福生总庄、农本局、燃料管理处等机构。后又改贴现方式为低利基金借款，以保证运作资金。此外，四联总处还负责对平价购销业务进行考核。

三　战时后方的银钱业

抗战爆发特别是国民政府西迁后，后方地区金融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根据1939年10月5日通过的《关于加速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的决议》，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在凡与军事、政治、交通及货物集散有关以及人口众多之地，至少应筹设一行，以应要需。至1940年3月20日，依照第一期计划所设立的分支行已达171处，其中四川60处、云南25处、贵州21处、广西22处、广东4处、湖南5处、陕西15处、甘肃11处、青海2处、宁夏1处、西康5处。原计划外所增设的分支行有25处，其中四川10处，云南、陕西、甘肃各3处，贵州、福建各2处，湖北、湖南各1处⁽¹⁸²⁾。另根据到1940年底的统计，自抗战爆发之后，中、中、交、农四行在西南西北增设的行处达235处，计中央银行69处，中国银行85处，交通银行37处，中国农民银行54处⁽¹⁸³⁾。到1941年12月31日为止，中、中、交、农四行在各地的分支行处总数已达469处（不包括在日伪占领区的行处），其具体分布如下：

《四联总处三十年度工作报告》，引自《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97—198页。

战时后方的商业行庄也有显著发展。抗战爆发前，中国西部省区金融业发展滞后，除重庆金融业相对较为发达外，其余贵州、甘肃等省，甚至没有一家银行总行设立。据统计，1937年全国所有银行共有164家，分支行总计有1627家，资本实额为43430万元。其中，设于川、康、滇、桂、陕、宁、新七省的银行总行只有23家，占全国的14％⁽¹⁸⁴⁾。

抗战爆发后，情形迅速发生变化。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国有银行为首的一大批国营、省营、民营银行，纷纷将其总行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其中，中、中、交、农四行总行全部迁到重庆，而且随总行内迁的四行分支行处，也多达200多处。随后，四行在四联总处领导下，在大后方积极推设分支机构，加速大后方金融网建设。到1941年底，中、中、交、农四行在其控制的17个省区内，共设立分支机构450个，其中设于大后方九省为264个，占总数58.67％⁽¹⁸⁵⁾。

除了国家行局，抗战时期后方私营银行即一般的商业银行，也有相当快的发展。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和诸多工矿业内迁，贸易中心西移，原来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城市上海受到极大的冲击，贸易额急剧下降，各种押款也无从料理，金融业出路“各银行既感沦陷区之无业可营，港沪租借地之范围狭小，惟有将其游资散之于农村，爰于抗战之初，即有若干银行随政府内迁，在川、湘、粤、桂、滇、黔各省筹设分支行，入后纷至沓来”。据统计，到抗战爆发一年后的1938年7月底，南方和西南地区银行总支行共322家，其中广东81家，广西48家，湖南50家，贵州4家，四川128家，云南11家⁽¹⁸⁶⁾。以四川为例，抗战爆发前四川境内商业银行，重庆有28家，其他各县市有47家。重庆的钱庄银号只有十多家，成都内江各有两家。抗战爆发后不久，重庆成为西南乃至整个大后方的金融中心。到1942年，重庆的商业银行有23家总行、14家分行、6家支行、17家办事处，共计60家。在四川，商业银行有10家总行、35家分行、9家支行、114家办事处，共计168家。其他内地省份的商业银行机构数为：西康省13家，陕西省12家，甘肃省4家，广西省11家，云南省42家，贵州省9家⁽¹⁸⁷⁾。重庆的钱庄银号比战前增加了41家，达到50多家，四川其他县市增加46家，达到50家⁽¹⁸⁸⁾。

战前一些著名的商业银行，如“南三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北四行”中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小四行”中的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或将总行迁往后方，或将业务重心放在后方，在战时后方的金融市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的势头，政府最高当局也直接要求关注“各行储蓄总额与竞赛”⁽¹⁸⁹⁾，甚至命令“各行集中游资，提高其利率”⁽¹⁹⁰⁾。在管理方面，则要求各省银行及商业银行，必须向政府银行详细报告有关押款、放款、存贷、储蓄等业务情况⁽¹⁹¹⁾。这些措施也促使各商业银行加强展开相应业务。以下是1942年1月重庆市主要商业银行的存放款情况。

重庆市二十家商业银行普通存款余额表　（1942年1月　单位：千元）

银行名称 | 定期 | 活期 | 合计
上海银行 | 2193 | 15795 | 17988
浙江兴业银行 | 584 | 1484 | 2068
中国国货银行 | 126 | 6031 | 6157
中国实业银行 | 60 | 1249 | 1309
金城银行 | 630 | 6994 | 7624
大陆银行 | 368 | 191 | 559
盐业银行 | 313 | 284 | 597
中南银行 | 1533 | 3225 | 4758
新华银行 | 164 | 2146 | 2310
聚兴城银行总行 | 1479 | 3968 | 5447
美丰银行总行 | 435 | 6298 | 6733
川盐银行总行 | 1574 | 5921 | 7495
和成银行总行 | 72 | 2604 | 2676
亚西实业银行 | 45 | 2913 | 2958
四川建设银行 | 6 | 430 | 436
通惠实业银行 | 101 | 3047 | 3148
长江实业银行 | 147 | 3003 | 3150
建国银行 | 72 | 1463 | 1535
江海银行 | 44 | 1660 | 1704
开源银行 | 62 | 2550 | 2612
总计 | 10008 | 71256 | 81264
百分比 | 12.32　 | 87.68 | 100.00

资料出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734页。

重庆市十七家商业银行普通放款余额表　（1942年1月　单位：千元）

银行名称 | 抵押放款 | 信用放款 | 合计
上海银行 | 29508 | 1276 | 30784
浙江兴业银行 | 80 | 9 | 89
中国国货银行 | 2092 | 178 | 2270
金城银行 | 2999 | 1209 | 4208
大陆银行 | 6 | - | 6
盐业银行 | 22 | 202 | 224
中国实业银行 | 1378 | 9635 | 11013
中南银行 | 120 | 1198 | 1318
聚兴城银行总行 | 1162 | 10448 | 11610
美丰银行总行 | 1510 | 23033 | 24543
和成银行总行 | 2746 | 9863 | 12609
亚西实业银行 | - | 15614 | 15614
四川建设银行 | 84 | 1920 | 2004
长江实业银行 | 75 | 6557 | 6632
江海银行 | 60 | 222 | 282
大川银行 | - | 1916 | 1916
开源银行 | - | 3986 | 3986
总计 | 41842 | 87266 | 129108
百分比 | 32.41 | 67.59 | 100.00

资料出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737页。

重庆是战时大后方的经济金融中心。从整体来看，经过抗战爆发四年的发展，在重庆的内迁银行与原先在内地的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基本旗鼓相当，但是不同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额相差非常大，几家大的商业银行显然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活期存款额所占较大比重表明，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之下，后方社会经济活动的波动性甚大，银行业难以汇集起稳定的可用于中长期投资的来源。

第四节　战时大后方的生产和交通

一　大后方的工矿业

抗战前，中国数量有限的工厂，大半集中于沿海省份。“七七”事变后，政府即下令沿海各厂矿迁入内地。从1937年7月至1940年底，三年半时间，完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业大迁移。其中，上海迁出之民营工厂共146家，机料14600余吨，技工2500百余名，成效颇著。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一带工厂，除少数内迁外，大多沦陷。此外，湖北武汉附件厂矿迁移，比较彻底。大冶铁矿共运出5.7万余吨，武汉共迁出民营厂160余家，省有各厂迁出6000余吨，汉阳钢铁厂及六河钢铁厂亦完成拆迁。湖南、浙江、福建等地也有部分厂矿内迁⁽¹⁹²⁾。内迁厂矿共计639家，其中经由政府助迁者共448家，包括钢铁工业2家，机械工业230家，电器制造41家，化学工业62家，纺织工业115家，饮食品工业54家，教育用品工业81家，矿业8家，其他工业54家。内迁器材共计12万吨⁽¹⁹³⁾。按性质分类，机械工业约占40.40％，纺织工业占21.65％，化学工业占12.50％，教育文化工业占8.26％，电器工业占6.47％，饮食品工业占4.91％，钢铁工业占0.24％，其他工业占3.79％，矿业占1.78％。内迁厂矿区域分布，以四川为最多，占内迁总数54.67％，湖南次之，占29.21％，陕西占5.90％，广西占5.11％，其他各省占5.11％⁽¹⁹⁴⁾。这些内迁厂矿，为战时大后方工业重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战爆发后，战时工业对于支持长期抗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战时工业建设负有四个基本任务：第一，增加军需原料和制品的生产，以提高国防能力；第二，增加出口物资的生产，以提高对外的支付能力；第三，增加日用必需品的生产，以安定人民的生活；第四，发展基本工矿业，以奠定工业化的基础。作为战时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机构，经济部以最大努力，积极推行两大政策：即一方面用国家资本，在后方各省自行经办各种重要的工矿业；另一方面协助战区的重要民营工矿迁入内地，并奖励人民大量从事后方的工业投资⁽¹⁹⁵⁾。

国营事业的兴办，主要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负责进行。抗战前夕，资源委员会已经开始施行重工业和矿业的发展计划，包括统制钨、锑和建设年产2000吨的钨铁厂，年产共达30万吨的湘潭和马鞍山炼钢厂，年产共30万吨的灵乡及茶陵铁矿，大冶等铜矿和年产3600吨的铜厂，年产共5000吨的水口山和贵县铅锌矿，年产共150万吨的高坑等煤矿，开发延长等油矿和年产2500万加仑的炼油厂、氮气厂、机器厂、电工器材厂⁽¹⁹⁶⁾。由于抗战的爆发，上述事业大都停顿中断，但相应的器材设备尽可能往大后方迁运、重新安置，而相关的规划、筹办经验、技术和人才，则直接有助于推进战时的工矿事业。

抗战爆发后，后方企业中很快确立了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在民族工业中的领导地位”⁽¹⁹⁷⁾。1938年1月15日，蒋介石致电经济部长翁文灏，要求筹办后方军需工业，地点以川、黔、湘西为主，从速制定方案；另要求拟定西南、西北战时经济建设方案⁽¹⁹⁸⁾。1938年8月1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资源委员会组织条例，进一步增强了资源委员会的权限，使其职掌包括：创办及管理经营基本工业，开发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创办及管理经营动力事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事业⁽¹⁹⁹⁾。在服务抗战、增强国防的目标下，资源委员会倾力发展重工业、矿业和电力事业。国民政府相应实施了多项政策措施，主要有：1．奖励工业技术，其范围包括发明和新型或新样式之创作，甚至对于尚未完成的发明创作，经审查合格后，即可获得经济部协助试验。2．厘定工业标准，先后成立医药、器材、化工、机械、电工、矿冶等工业标准委员会，审定颁布相应的工业标准。3．扶助民营事业，包括贷助资金、供应材料、训练技术员工、定购机器成品等。4．扩充电力事业，包括筹设国营电厂、协建民营电厂、督导自用电厂等⁽²⁰⁰⁾。

为扶助后方关系国防民生之重要工矿业的发展，国民政府还于1938年12月颁布了《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暂行条例》，奖助方法包括保息、补助、减免出口税及原料税、减免转口税及其他地方税捐、减低国营交通事业运输费、提供低利贷款等多种方法⁽²⁰¹⁾。

经过四年，大后方的工矿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38年，后方各省新增了40家工厂，1939年新增466家，1940年新开工589家，1941年新增843家，到1942年，大后方各省共有3700家工厂，资本总额达20亿余元，工人约24万人，动力约14万马力⁽²⁰²⁾。其中，属于重工业范围的厂家约占工厂总数的35％，资本额则占了50％左右⁽²⁰³⁾。到1940年底时，资源委员会已设或筹设的工矿业已达70余个单位；其中已较有规模者，计工业29个单位、矿业22个单位、电气20个单位。工业方面，特别注重机械、电气、冶炼、化学等基本部门。矿业方面，特别注重开发和国防及易货有关的资源，如煤、铁、石油、铜、钨、锑、锡、汞等。电业方面，则特别注重后方各新兴工业中心的动力的供给，庶几动力的发展可以和整个的工业化之推进密切配合⁽²⁰⁴⁾。

大后方各省中，四川原来的交通条件相对较其他省份便利，原料丰富，抗战爆发后自沿海地区迁入的厂家最多，又为抗战之中枢，因而工业发展最为迅速。1938年之前，四川的工厂总数不过240余家，但到1942年底，已增至1600余家，增幅达七倍以上。其次是湖南和陕西，1938年前两省工厂数分别为90余家和70余家，至1942年，该两省的工厂数都增加了4倍。此外，云南、贵州、甘肃等省的工厂数亦有很大的增加。在后方各省的工厂总数中。四川约占44％，湖南占13.34％，陕西为10.24％，广西为7.77％，甘肃为3.69％，贵州为2.98％，云南为2.82％。在国统区的工业资本总额中，四川约占58％，云南占10.8％，广西占7.89％，陕西占5.43％，浙江占4.71％，湖南占3.91％，甘肃占3.19％，贵州占3.38％⁽²⁰⁵⁾。总之，以四川为中心大后方各省工业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战前的中国工业布局。

在抗战爆发后的四年里，后方工矿业各个行业之间，甚至每个行业的各个部门之间，发展的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

采掘冶炼业。煤是战时后方各省交通和工业最急需的燃料，在整理旧矿的同时，开发了不少新矿。1938年上半年，平汉线北段各煤矿相继失陷之前，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即尽量将采掘设备拆迁，移用至后方各矿，如曾将中福公司之设备迁用于湖南湘潭、湖北大冶、江西萍乡、四川天府等煤矿。后方各省中，四川的采煤业发展较快，当时或由资源委员会直接投资，或由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提供贷款，扩充三才生、宝源、江合、东林等旧有各矿之设备，开拓运输通道；另一方面新设华安、华银、全济、华昌、义大等矿。1938年四川省产煤不过140万余吨，1940年即增至279万余吨，两年中增幅几达100％。其他各省的煤业也得以改造扩建和新建。云南的明良煤矿扩建为明良公司，所产煤用于昆明之工厂和滇越、叙昆两路，又开办了宜明煤矿，从事炼焦。在贵州，将筑东煤矿改组为贵州煤矿公司，开采筑东和林东煤田。湖南、广西、江西、西康等省的煤矿，也在资源委员会和各该省政府的协作支持下，有了明显的发展。在西北地区，一方面由陇海铁路局与陕西省政府合作开发同官煤矿，以满足陇海路行车对煤的需求；另一方面，经济部投资协助陕西白水、蒲城、陇县等地煤矿改进产运，在甘肃投资开采永登煤田。从整个后方地区来看，煤的产量有较稳定的增产。1938年产煤470万吨，1939年为550万吨，1940年达570万吨，1941年增至600万吨，1942年则达631万余吨⁽²⁰⁶⁾，资源委员会系统的煤矿产量则有较大幅度之提高：1937年为2万吨，1939年增至19.2万吨，1941年达51.7万吨⁽²⁰⁷⁾。

石油的开采，战前仅陕西延长永平油矿有少量生产。1938年初，政府延聘专家，设立机构，从事油矿之探勘工作。1938年，资源委员会加紧对四川巴县石油沟、甘肃玉门石油河等地的勘探。巴县的钻探获得了大量天然气，为嗣后的正式开采打下了基础。玉门地区的钻探取得了极好的结果，尽管该矿地处塞外、交通不便，采油器材、给养物资的运入和石油产品的输出颇为困难，但1939年起便正式投产，并陆续增开新井、扩大开采，又设炼油厂，生产汽油。玉门油矿投产后，产量连年增加：1939年为4160加仑，1940年达73013加仑，1941年增至20.9万加仑，1942年更提高到189.57万加仑。另外，玉门油矿1941年开始出产煤油113,040加仑，次年即增产为596,936加仑⁽²⁰⁸⁾。从整个资源委员会系统来看，石油产品（包括汽油、煤油、柴油）也是连年增加的：1939年仅为1.5万加仑，1940年便增至16.7万加仑，1941年达46.3万加仑。另外，天然气自1941年开始生产，当年产量为2.7万立方米，1942年就增至23.3万立方米⁽²⁰⁹⁾。

与煤、油、气三大能源产品相比，钨、锑、锡等重要出口物资的生产并不理想。钨砂1937年产量为11,926公吨，1939年为11,509公吨，1941年为12,392公吨。锑的产量，1937年已达14,597公吨，1939年减少到11,988公吨，1941年更减少到7991公吨。锡的产量，1939年为2501公吨，1940年增至17,416公吨，到达战时最高水准，1941年为16,589公吨，以后连年下降。有色金属方面，西南地区的云南东川、西康宁雅、四川彭县等矿，先后由资源委员会和各该省政府联合投资，进行改造扩建，除本身开采外，还收购其他小矿所产之土铜，一并冶炼粗铜。至于提炼精铜（电解铜），主要设有重庆和昆明的练铜厂，年生产能力总共达2000余吨。但粗铜来源的限制，实际产量不高。1938年，精铜产量为580公吨，1939年为582公吨，1940年增至1415公吨（战时最高产量），1941年又下降到779公吨。至于铅、锌，有川康铜铅锌矿物局在西康会理天宝山开采，滇北矿物局亦产纯净铅、锌，湖南练铅厂和炼锌厂经拆迁后，又重建复工。这两种金属的产量也不高。1939年，精铅和精锌的产量分别是262公吨和40公吨，1941年的产量则为277和20公吨⁽²¹⁰⁾。

而作为工业发展重要标志之一的钢铁业，其发展亦远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战前后方铁厂多用土法，制钢的设备尤少。抗战爆发后，面对抗战军需与众多工厂重新建设的需要，钢铁业的建立即成为各方重视的重点，并在各方努力下，取得一定成效。

国民政府有关部门除将上海等地的钢铁厂内迁外，并于1938年将湖南湘潭筹建中的中央钢铁厂的设备、汉阳钢铁厂和汉口扬子铁厂等钢铁企业的设备，迁至川、滇，改建和设立新厂。例如，为完成汉阳钢铁厂的拆迁，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于1938年3月，合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负责将汉阳和大冶两钢铁厂部分设备及六河沟铁厂百吨炼铁炉，拆迁到重庆大渡口，重建大渡口钢铁厂，并于1939年冬与兵工署第三工厂合并，成为战时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²¹¹⁾。另外，兵工署1937年1月接管并继续筹建此前由四川地方政府筹备的重庆电力钢铁厂，并于1939年7月1日正式成厂，改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该厂经过不断扩充，年产钢最高达到4000多吨，农产钢材、丝钉等3900多吨，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后方最大的兵工用钢生产工厂⁽²¹²⁾。此外，较为重要的钢铁企业还有，以炼制合金钢铁材料为主的兵工署第二十八工厂⁽²¹³⁾，资源委员会创建或接办的资渝钢铁厂、威远铁厂等，抗战时期官商合办的最大钢铁联合企业——中国兴业公司，由上海迁川重建的民营渝鑫钢铁厂。除了四川，在云南则有中国电力制钢厂、云南钢铁厂⁽²¹⁴⁾。经过数年努力，后方铁厂家数已由战前的几家增至114家，资本总额约为1.2亿元，每年最大生产能力9.9万吨，炼钢厂有10家，资本总额约1亿元，生产能力达3.9万吨⁽²¹⁵⁾。后方各省钢铁冶炼设备也在逐渐扩充，技术不断进步，历年钢铁产量不断增加。如下表所示（单位：吨）：

年度 | 生铁（包括土铁） | 钢
1938 | 41,000 | 900
1939 | 41,466 | 1,200
1940 | 55,182 | 1,500
1941 | 62,836 | 2,011
1942 | 77,497 | 3,000

资料来源：《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2页。

可见，战时后方地区铁与钢的历年产量均有提高，但尚属较低的水准。

电力。战前中国本国资本之电业生产比较落后，在二十三个省区内，国营民营电厂合计仅460家。1936年装机容量35.587万千瓦，发电77255万度，且发电厂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后方电厂数寥寥无几，资本总额才686万元，装机容量仅1万千瓦，发电1400万度。抗战开始，全国电厂沦陷达三分之二，其时后方华中、华南及西南各省电厂共有141家，而川、康、滇、黔、陕、甘六省则仅占到30家，且设备陈旧落后，无法满足后方工业需要。有鉴于此，经济部加强了对后方电力事业的投资与建设⁽²¹⁶⁾。通过向国外购买电机设备，拆迁战区发电设备等措施，后方电气事业得以初步发展。从1938至1940年的三年里，资源委员会在川鄂区、湘黔区、云南、四川、湘潭、西安、安庆等地区建设电厂，特别是利用后方水利资源，建成多处水力发电站。至1941年，大后方各省已有电厂116家，资本总额1.35亿元，装机容量已达5.3万千瓦，发电9300余万度。其中四川省就有发电厂27家，资本7000余万元，装机容量2.3万千瓦，发电4900余万度；云南电业资本总额1400余万元，装机容量6000千瓦；陕西电业资本总额400余万元，装机容量5000千瓦；湖南电业资本总额1000万元，装机容量3000千瓦；广西电业资本总额600余万元，装机容量5500千瓦⁽²¹⁷⁾。战时历年后方地区总的发电容量和发电度数见下表：

年度 | 发电容量（千瓦） | 发电量（千瓦时）
1938 | 35,405 | 73,621,694
1939 | 40,376 | 91,494,460
1940 | 40,722 | 111,931,172
1941 | 44,313 | 127,302,000
1942 | 49,822 | 136,850,090

资料来源：《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0页。

不仅发电容量与度数逐步增加，电厂的分布区域也在逐步扩展，工业用电的比率不断加大，后方工业电气化程度有所提高。

机器制造业。战前中国机器制造业集中于上海，且以机器修理和零件制造为主，也有若干种纺织机之制造，但电动机和工作机的制造极少。而在后方地区，机器制造业完全是空白。抗战爆发后，机器工厂在内迁工厂中为数最多，迁入后方的机器厂有180余家，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增加到680余家，资本总额达3.3亿元，从业工人30000以上，使用动力16000马力。所制造的机器，已着重于工具机、作业机和电动机。从地域分布来看，四川最多，有330余家机器制造厂，资本总额约1.6亿元；广西有87家机器制造厂，资本总额9000余万元；在贵州、云南、甘肃、湖南等省，也设立了机器制造厂。这里，还可以从典型机器产品生产指数的变化来看后方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以1938年工具机的产量指数为100，那么1939年达204,1940年为296,1942年增至367；又以1938年内燃机的产量指数为100,1939年为151,1940年为529,1941年达706⁽²¹⁸⁾。后方各省主要机器产品（含电器工业产品）产量见下表：

资料来源：《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4页。

化工业。主要指制造液体燃料及酸碱等基本化工品的工厂。化学工业战前甚不发达，1936年全国共19家，集中于天津、上海和广东，资本总额1000余万元，年产各种酸约34.4万担，碱86万担。化工业原本在后方属于空白，经过数年之发展，工厂数达44家，其中酸厂31家，碱厂13家，资本总额4.8亿元，各种酸的生产能力为1.9万吨，碱的生产能力为1000吨，但受到原料的限制，实际年产量酸类2000吨，碱3500吨⁽²¹⁹⁾。此外，主要由资源委员会规划筹建了后方的工业酒精生产企业，1938年6月首先在重庆设四川酒精厂，1939年又成立资中酒精厂，在其他省份也先后设立或接办了20余家酒精厂。1939年后方各厂酒精产量共约28万加仑，1940年增至66.9万加仑，1941年产量达129.8万加仑，1942年达到239.6万加仑⁽²²⁰⁾。工业酒精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液体燃料匮乏的局面。同时，经济部于1938年设植物油提炼轻油厂于重庆，试自植物油炼制轻油，以代汽油，并取得初步成效。1940年，经济部令资源委员会调查五通桥附近煤产，筹建为焦油厂，以低温蒸馏方法，从烟煤中提炼动力油料，如汽油、柴油、灯油等，并于1941年正式出产，陆续扩充⁽²²¹⁾。历年化学工业重要产品产量增减情形，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310页。（说明：原件缺各产品产量单位。）

纺织业。抗战爆发时，后方棉纺织业仅有纱锭25,000枚。后经上海等地迁入纱锭22万余枚，纺织厂数增加到55家；至1941年底发展到76家，资本总额1.78亿元，纱锭30余万枚。后方棉纺织厂约有65％在四川，30％在陕西。整个后方棉纺织业的规模，仅及战前中国棉纺织业的4％，华商棉纺织业的10％左右。由于原料和重要器材的不足，实际开工纱锭数约为25万枚，实际开工布机1800余台，另有千余台未开工。从毛纺织业来看，后方地区的机器毛纺织厂都是在抗战爆发后设立的，如重庆附近的中国毛纺织厂、民治纺织厂，乐山的川康毛织公司，西安的西京、西北毛纺织厂。与重工业有所不同的是，在后方纺织业中，民营企业在资本和生产能力方面，均略高于国营企业⁽²²²⁾。

面粉业。战前中国机制面粉厂有百余家，集中于江苏山东、河北，年产量约7500万袋，最大之厂家日产达1.4万余袋。抗战爆发后，战区不少面粉厂迁至后方，如迁至陕西宝鸡的有福新、大新厂，迁至西安的有和合、同兴厂，至重庆的有庆新、正明等厂。加上战前后方原有的面粉厂，至1941年后方面粉厂总数为70余家，集中于陕西和四川，广西、湖南次之，云南、江西又次之。另外，后方机器厂制造了不少小型面粉机，以增加各厂的生产能力。当时后方面粉厂的规模都不大，最大的陕西咸丰面粉厂日产也只有5000袋，大多数厂日产在2000袋之下。据统计，1938年后方各厂生产面粉151.3万袋，1939年为192.6万袋，1940年增加到323.92万袋，1941年的产量达到了451万袋，1942年进一步增至488万袋⁽²²³⁾。

后方主要民生用品历年生产情况见下表：

资料来源：《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9页。

总之，通过国民政府的大力扶持，在大量内迁厂矿企业的基础上，大后方的工业在1942年前取得了快速发展，成就斐然。据经济部统计，截至1941年底止，依工厂登记法准予登记之后方工厂共有1350家。其中，冶炼工厂由4家增至87家，机器厂由37家增至736家，电工器材厂由1家增至44家，化学工厂由78家增至380家，纺织服装工厂由102家增至273家，水泥厂由1家增至7家，酒精厂由3家增至133家，机器制纸厂由3家增至14家，面粉厂由6家增至17家，炼汽油厂已达22家，炼润滑油厂5家，炼柴油厂15家，煤、铁矿由33区增至112区⁽²²⁴⁾。后方各省摆脱了战前工业寥寥无几的局面，并开始形成了一些工业区。后方工业的发展，为支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大后方的农业

战时大后方作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军糈民食和其他生活必需仰赖农业甚重。以粮食而言，战前中国平均每年输入洋米达1600余万担，小麦和面粉每年平均2000余万担⁽²²⁵⁾。抗战爆发后，一方面东部战区人口大量移至后方，另一方面海口均遭封锁，进口受阻。此外，大后方工业的发展，也需要一些农产品作为原料。于是，为谋求战时农副产品需求的自给自足，国民政府将发展大后方农业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一）增加耕作面积。首先是鼓励垦荒，直接扩大耕地总面积。战前，西南、西北各地均有大量可耕地未开发。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关当局把扩大耕地面积与安置难民和内迁人口相结合，比较重视该项事宜。例如，对于陕西黄龙山、四川边区、广西西北各县、江西南部各县，经济部派员调查，并与当地政府配合，进行大规模难民垦殖。到1942年底，西南各省成立垦殖单位110个，新开垦耕地333万亩⁽²²⁶⁾。此外，推广冬耕制也是重要措施，如1938、1939年在广西、贵州、湖南等省增加小麦种植面积100多万亩，1940年进一步在后方各省扩大小麦种植面积920余万亩，大麦170余万亩，豆类200余万亩⁽²²⁷⁾。川、滇、黔、桂四省1938年增加稻谷种植面积980万余亩，增加棉花种植面积165万余亩；1938年又增加稻谷种植面积200万余亩，增加棉花种植面积近110万余亩⁽²²⁸⁾。

（二）推广良种。为了改良农作物品种，以中央农业实验所为倡导机关，同时督促各省农事机关，对极需自给自足之食粮，可以换取外汇之出口农产品，以及可为工业原料兼可外销之农产品，努力进行优良品种的培育与推广。在水稻方面，中央农业试验所培育出可供推广的品种120余种，与当地之农产品相比，平均可增产60余斤，产量最高者可增产190余斤。1938和1939两年内，仅在湖南省就推广良种33万余亩，增产稻谷26.5万担。1940年除了在湖南推广良种65万亩外，在广西、江西、四川、浙江、广东、福建等省共推广良种25万亩，是年相应增产稻谷约57万担。在小麦方面，战前中央农业试验所曾收集了中外品种5600余种，抗战爆发后运至后方继续试验推广。从1938年到1940年推广了“金大2905号”、“中农28号”等良种，较农家普通品种之产量，每亩可增产15市斤至41市斤。其中，仅1940年就在陕西便推广良种麦18万余亩，四川推广了8万余亩，河南推广3.4万余亩，江西推广2.6万余亩，贵州、浙江各推广2万余亩，上述各省1940年因推广良种而增产小麦9万余市担⁽²²⁹⁾。在棉花方面，1938、1939两年在四川推广优良棉种共19余万亩；1940年又推广了38万余亩，其中“德字棉”14万亩，计增收皮棉4.1万担⁽²³⁰⁾。又在陕西关中平原普及“斯字棉”的种植，产量比当地土棉增产65％。另外，1938年发现云南木棉纤维细长，颇具经济价值，即推广种植，并由农产促进委员会试制相应的“七七纺织机”，效果良好，也加快了木棉的推广。此外，对于可供出口的农产品，如桐油、茶叶、蚕种，也积极进行优良品种的推广。

（三）防治病虫害。在水稻方面主要是防治螟虫害，如1938年至1940年连续在川西水稻区指导防治螟虫，相应增加产量约合19万担。在麦类方面，主要是防治黑穗病和线虫害，1937年在安徽防治麦田病虫害1万余亩，1938年在四川、贵州防治麦田病虫害400余亩。以后防治面积迅速增加，1939年在川、黔两省防治麦田病虫害19.3万余亩，1940年在川、黔、陕、滇、甘等省防治麦田病虫害44.6万余亩。在棉花方面，1938、1939两年在川、陕、滇三省防治棉芽虫、棉卷叶虫、棉红铃虫、棉红蜘蛛等虫害共31万余亩，相应增收籽棉9.1万余担；1940年川、陕、滇、豫、甘、鄂、康七省防治棉花虫害71万余亩，相应增收籽棉14.2万余担⁽²³¹⁾。

（四）兴修农田水利。大型的农田水利工程，在抗战前已由全国经济委员会主持下在部分地区开展。抗战爆发后，后方各省都有新旧工程之推进。如陕西省的梅惠渠，于1936年开工，战时继续施工，1938年完成，使得岐山、嵋县一带增加了13万余亩水浇地。又如陕西的黑惠渠工程，1938年动工，1942年完成，增加灌溉面积16万余亩。在甘肃省，原有兆惠渠工程，系1936年开工，拟引兆河水灌溉临兆一带农田3.5万余亩，抗战爆发后继续施工，于1938年完成。嗣后，甘肃省又于1939年开始兴建湟惠渠和兆溥渠。宁夏、绥远两省历史上早有引黄河水灌溉农田之水利设施，但工程简陋、年久失修，实际灌溉面积很少，战前便有整修规划。战时，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亦作了若干测试工作。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2年，通过贷款方式完成的农田水利工程就有22处，相应扩大灌溉面积近30万亩；另局部完成水利工程9处，相应扩大灌溉面积46万余亩⁽²³²⁾。

（五）健全农业金融，加强农贷。后方各省农村金融，早在战前已陷入枯竭境地。抗战爆发后，农村金融恐慌程度更为加剧。于是，为谋求后方农业生产、供销、农田水利、运输工具、农业推广、农村副业，能够适应抗战建国需要，在国民政府的明确要求下，以四联总处为主，兼及其他金融机构，在后方地区积极增设农业金融机构，并提供了大量农贷。如四联总处1939年9月改组后，在翌年2月便确定农贷中心地区⁽²³³⁾，决定全国范围内的农贷资金总额为4亿元⁽²³⁴⁾。农贷主要用于帮助农民解决因种子、农具和其他投入所遇到的经费困难，详见下表。

1937—1942年农贷余额统计表　单位：元

年份 | 农贷余额（元） | 指数
1937 | 39,529,000 | 100
1938 | 73,551,000 | 186
1939 | 110,563,000 | 280
1940 | 211,408,000 | 535
1941 | 465,306,000 | 1177
1942 | 682,805,000 | 1727

资料来源：黄立人《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贷》，《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

农贷以大后方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为中心区，尤其以四川、西康为重点。农贷种类包括农业生产贷款、农田水利贷款、农业推广贷款、农产运销贷款、农村副业贷款等。农贷资金逐年增长，缓解了后方地区农业发展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农业产量有了明显提高。

1936—1942年川桂滇黔四省主要农作物产量及其指数增长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年鉴》（1944年3月版）附表统计数，转引自朱英、石柏林：《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页。

总的来看，后方主要地区战时农业生产事业有了明显发展，主要农产品产量比战前有较大的提高，为支持抗战军事和维持民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　大后方的交通运输

（一）铁路建设

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铁路通车里程约为7,400公里。抗战爆发初期，铁路在运输军队粮秣、疏散人口、抢运物资等方面，发挥着极大效能⁽²³⁵⁾。尤其已经完成建设的重要路段，如粤汉铁路之株韶段，陇海铁路之展长至宝鸡，广九与粤汉接轨，浙赣铁路之南昌、株洲段，以及苏嘉铁路与钱塘江大桥之全部筑成，在运送军队和军品方面，作用尤为突出。请见下表：

1937年7月至12月各路运输军队军品数量表

铁路 | 段运输军队（人） | 运输军品（吨）
陇海 | 822,180 | 525,245
平汉 | 1,255,887 | 248,251
津浦 | 199,906 | 111,733
京沪/沪杭甬 | 615,712 | 57,728
南浔/浙赣 | 308,760 | 60,863
粤汉/广九 | 697,813 | 126,380
同蒲/正太 | 457,103 | 80,499
胶济 | 110,525 | 25,930
共计 | 4,467,376 | 1,236,629

资料来源：张嘉璈《战时交通》，中央训练团党政培训班讲演录，1942年2月印，第14—15页。

随着战局的进展，原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铁路干线或落入日军手中，或中断交通，各路段员工尽力拆除车轨，迁运设备至安全地带。另一方面，战前拟定之筑路计划，包括若干实施中的工程项目，往往因军事或财政的原因，亦被迫中止。然而，随着战争初期大量民众及政府机关、工商企业转向西南、西北后方移动，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西移，内地建设对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打破日本的封锁，联结重要的国际通道，以及后方地区国计民生之需要，国民政府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均修筑了若干铁路。

湘桂铁路（自湖南衡阳到广西镇南关）。该路联结粤汉路和安南铁路，为西南交通干线，最初动工的是北端的衡阳—桂林段，长361公里，1937年9月开工，至1938年10月竣工通车，工程进展约合每日1公里，为抢筑铁路进度之最快纪录。该路段通车恰值广州、武汉大撤退，在往后方抢运器材、伤兵和难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38年间，湘桂线先后又有三段开工。其中桂林—柳州段计长174公里，于1938年8月开工，虽然受到时局影响，仍于1939年底竣工通车，对于桂南军事所需帮助甚大。柳州—南宁段全长260公里，开工之后，受日敌南侵影响，进度较慢，甚至因南宁一度失陷，于1939年12月完全停工。待到南宁收复，该路段柳江大桥于1940年内赶造完成，以利于黔桂路与湘桂、粤汉两路联通；并把该路段展至来宾。另外，南宁—镇南关段，系中法合办，1938年4月自越南同登经镇南关向北推进，1939年12月铺轨达67公里，后因日军侵入桂南，工程被迫停顿。

湘黔铁路（自湖南株洲到贵州省的贵阳）。1936年7月，该路株洲—蓝田段动工，长175公里。历经2年半，至1939年1月完工，通车营运。但因江西、湖南战事紧迫，军事委员会令遂拆除该段所有之路料，南移用作修筑黔桂线。

黔桂铁路（柳州经独山、都匀至贵阳）。该线全长620公里，为衔接湘桂铁路至进发西南重要干线之一。1939年9月，该线分四段同时动工。该路所需相当部分钢轨材料，系靠粤汉路南北两段、浙赣路西段及京赣路皖赣两境内搜集后，西运应用。其中，柳州—宜山段95公里于1940年10月通车，宜山—金城江段71公里于1941年1月竣工。至1941年12月，尚余460公里中的广西段120公里正全面开工，贵州境内至都匀的130公里也已经开工。但1944年日军攻陷衡阳，并沿湘桂线先后占领桂林与柳州。为阻日军前进，中方即将湘桂、黔桂两路破坏。

叙昆铁路（昆明经曲靖、宣威、威宁至四川叙府）。该路全长860余公里，战前便准备动工，因与法国接洽筑路借款出现波折，自1938年12月才开始兴建，且系利用滇越铁路工程之料。至1941年3月，全长160公里的昆明—曲靖段竣工通车，对抗战后期之盟军军用品接运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由曲靖至宣威段100公里，至1941年底已完成路基，宣威至威宁间170公里桥涵隧道也已部分开工，但因缺乏轨料器材，于1942年全线停工。

滇缅铁路（昆明经楚雄、祥云至缅甸的苏达）。规划全长880公里，这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动工的一条国际铁路，中方原先寄望颇高，1938年12月开工，一度发动了25万民工分东西两段赶筑，拟在1942年底竣工。开工初期，越南当局限制有关物资经滇越铁路运入中国，英国方面也封锁滇缅公路运送物资进入中国三个月，均有碍滇缅铁路工程之进行。1941年美国政府允在租借法案内划拨路材车辆等，在仰光交货，分运来华。至1941年10月，东段工程自昆明至一平浪间的125公里路基全部完成，铺轨22公里；一平浪至祥云的285公里，路基也完成了60％。西段边境至祥云共496公里，分三段同时开工，到1941年12月，三段工程分别完成了20％到45％的进度。缅甸境内共192公里，由英国方面负责施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程进度大受影响，到1942年4月停工。

宝天铁路。该工程自宝鸡展筑，沿渭河而达天水，全长168公里，为陇海线之延长线。1939年5月开工，沿途经秦岭山脉，需开凿之隧道就有100多座，总长度达21公里，石方530万立方，至1941年12月凿通隧道导坑10130米，约合一半工程量。且因财力和其他因素制约，需大量利用其他线段所拆器材，工程进展极其艰难，中途被迫两度停工。直至1945年底，工程始告完成。

咸同线（咸阳到同官）。为陇海线运煤支线，自陇海铁路之咸阳向北，经三原、富平、耀县，跨越泾、渭两大河流，达同官煤矿，共长135公里，于1939年6月分两段同时动工，1941年11月竣工通车。该路工程土石方共约600万立方米，修筑桥涵140处，全部铁轨系拆运自东部战区路段。咸同铁路的通车，使陇海线机车用煤及陕西工业用煤问题得以解决，对军民用运输亦颇有助益。

西部地区战时还进行了成渝铁路工程，该线计划自重庆经荣昌、陇昌、资阳而达成都，于1936年动工。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抗战时期工程未能竣工。与成渝铁路工程相应的，是成都至天水路段，规划总长755公里，预计土石方共6700万立方米，隧道桥梁多处。由于器材和财力的限制，该路完成勘探规划后，最终没有动工⁽²³⁶⁾。

总之，至1942年初，战前11,013公里的旧路中，尚存1605公里；修成之新路中，除有428公里复行拆除外，通车者尚有1529公里，在建铁路2794公里，测量中铁路1983公里⁽²³⁷⁾。

铁路营业里程表1938年3月—1942年3月　（单位：公里）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68—969页。

铁路运量概况表（一）人数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四），第969—970页。

铁路运量概况表（二）吨位数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四），第969—970页。

（二）公路建设

战前中国沿海地区公路较具规模，苏、浙、皖、赣、鄂、湘、豫各省之间公路已陆续衔接相通；西北地区亦开始修筑西（安）兰（州）路、川陕路陕段（宝鸡至川陕交界之棋盘阁）、汉（中）白（河）路、华（家岭）双（石铺）路、甘青路甘段（兰州至河口）、甘新路甘段（兰州至猩猩峡）等。到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公路约达11万公里⁽²³⁸⁾。

抗战爆发后，因主要铁路线路陆续被占或中断，公路交通日趋重要，为配合战局的进展，对原有公路进行改善和新路的抢筑。对战争之初华北战事影响较大的，是修筑河北省之沧石、德石、保石、柳石等军用公路，共617公里，在20天之内便告完工通车；以及连接绥远山西交通的归绥至百灵庙、归绥至杀虎口两公路，太原至大同之公路。在西南地区，继战前通车的川湘公路湘段外，赶筑成川湘公路川段，全长698公里，使得川湘公路成为后方重要干路之一；川黔、湘黔、黔桂、黔滇等线路也有所改善。完成全长163公里的粤港公路，改善湘粤公路，则保证了内地与港粤间交通联系。另外，为配合武汉会战，有湖北与江西、安徽间公路和粤韶、汴洛、武长、汉宜等公路的改善和抢修，尤其是武长、汉宜两公路抢修工程的完成，为自武汉的疏散抢运工作起了重大作用。西北地区则有汉白、老白、华双等路的修筑，以及连接西南、西北之间交通的汉渝、川滇两路。这一阶段共新修筑公路2593公里，计有江苏省28公里、福建省20公里、湖南省136公里、湖北省63公里、广东省680公里、四川省759公里、河北省533公里、绥远省47公里、甘肃省137公里、青海省160公里⁽²³⁹⁾。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后方公路线路的修筑、改善工程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规划的西南地区公路网，旨在联通湘、粤、桂、川、贵、滇各省；西北地区，则把河南与陕、甘、新贯通；另进行川—陕—甘公路工程，真正沟通西南、西北公路干线。此外，为开发大后方经济，又有多条线路之改善和新筑，如川康、川中、西祥、乐四、桂穗、黔桂西、贺连等，以及沟通水陆交通的若干线路。

抗战爆发后，还有接通国际交通的几项公路工程。在西北，是整修西（安）兰（州）线，以及自兰州到猩猩峡的甘新线（经哈密、迪化入苏联）。在西南，修建湘桂、桂越、滇越、滇缅等线路。特别是滇缅公路，曾在7个月时间里动员了25万余民工，使该路初步通车。

以下为抗日战争前半期修建的若干条公路的概况⁽²⁴⁰⁾。

贺连路　自广东连县，经连山至鹰扬关，到广西省贺县。1938年12月开工，次年9月竣工通车。全长153公里，是粤、桂两省间交通要道。

黔桂西路　自贵州沙子岭起，经兴仁、安龙、八渡而至百色。1939年11月开工，1940年3月完成通车。全长413公里，是广西与贵州间一条主要的通道。

川滇东路　起于四川隆昌，经泸州、叙水，入黔境后，经毕节、赫章、威宁，再入云南达沾益，与黔滇路相交。于1939年8月全线打通，1940年2月通车，全线长969公里。川滇东路的修通，使昆明到四川及西北地区的公路运输线缩短了200多公里。

玉秀路　由贵州玉屏，经铜仁、松桃，至四川秀山，全长187公里。1938年冬全线分三段同时动工，其中玉屏铜仁段1939年5月底竣工通车；松桃至秀山段也于1941年10月完工；铜仁至松桃段，因麻阳江大桥工程难度较大，至1942年底完成。

桂穗路　自广西桂林，经义宁、龙胜、湖南靖远，到达贵州三穗，全长479公里，与湘黔路相连，是桂林至贵阳之间的直达路线，而不需经由柳州。于1940年1月分段开工，1941年3月先完成土路以因应军需，同时加铺路面。

从西兰路之华家岭，经天水，至川陕路之双石铺，共长231公里，自1938年3月开工，1939年2月完成通车。此后，从兰州到成都不再需要绕道西安。

汉白路之安康至白河段　为武汉与西北地区间的联系要道，长258公里，于1938年11月完成通车。1939年7月1日，汉白公路全线通车。

甘川路为四川与西北间的重要通道，其中从兰州到通北口段，长360公里，1939年底完成土路通车。

重庆至西乡段，连接汉白路，是重庆与汉中间的捷径，共长592公里，1941年底完工通车。

乐西路　起于四川乐山，经峨眉龙池、富林、洗马沽、冕宁、泸沽，至西康之西昌，为进入川西南部彝族地区最早的一条公路，亦为川康间主要通道，全长517公里，于1939年8月动工，动员民工2.6万余人，施工沿途险峻异常，越过各河流的大桥和渡口工程尤为困难，如青衣江、峨眉江、流沙河、大冲河、大渡河、安宁河、大都河等。1941年7月中旬竣工开通，对四川经济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并为川滇公路西路的延展定立了基础。

西祥路　从西康西昌经会理、江驿、龙祥、大姚、姚安至滇西祥云，总长550公里。经过五处峻险山岭，以及绵川河、金沙江、羊蹄河、江底河、岔河等较大河流，工程难度甚大。于1940年11月开工，至次年4月，云南境内的工程289公里得以打通。西康境内工程261公里于1941年6月完成，全线开始通车，为川康、滇缅两路的重要连接线，可弥补滇缅公路之不足。

川中路　起于内江到达乐山，长200公里，系改善原有路段，共200公里，该段东接成渝路，西连乐西路，是川中盐区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于1940年1月动工，当年底完成。另自流井至宜宾段的121公里，为新建路段，1941年中已修至邓井关。

川陕路　从成都起，经绵阳、广元到七盘关，长419公里，主要对峻险路段进行改修，如武侯坡、剑门关、牟家山等处，全线并新建大小桥梁20余座。

川康路　从成都经雅安、天全、二郎山到达康定，于1938年全线动工，1940年10月粗通，又经改善，于1942年正式通车，全长374公里。

垒畹路　自垒允到畹町，全长59公里，加上八莫水运，可与邦坎公路相衔接，于1941年5月间全线初步打通，对国际运输颇多帮助。

滇缅路　起自云南昆明，原为滇西公路运输干道，到下关为止，长411.6公里。1937年底决定西延，经保山、龙陵、芒市，从瑞丽畹町入缅，至1938年8月全线通车，完成土方1100余万立方米、石方100多万立方米，新修路段547.8公里。1939年7月1日起，滇缅路开始办理昆明至畹町间的客运。更重要的是，此后，滇缅路成为中国大后方主要的国际通道。1942年5月初，日军进犯龙陵，中方炸毁怒江上的惠通桥，这条国际通道中断。

据统计，从1938年10月至1941年底，各省新修筑的公路共达6640公路，计有湖南省459公里、湖北省60公里、广东省165公里、广西省575公里、云南省1291公里、四川省1225公里、贵州省826公里、西康省823公里、陕西省345公里、甘肃省880公里。至1941年底，全国公里里程总计124,418公里⁽²⁴¹⁾。至于各年新筑与改善公路之概况如下：

1937年—1941年新筑和改善公路简表

度新 | 筑里程（公里） | 改善里程（公里） | 总里程（公里）
1937 | 1594 |  | 117,297
1938 | 973 | 5584 | 118,270
1939 | 2583 | 9802 | 120,853
1940 | 949 | 9313 | 121,802
1941 | 2616 | 11,883 | 124,418

资料来源：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有关交通建设部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64页。

全面抗战爆发后，提高现有公路和车辆的运输能力，是颇为重大的问题。随着战局的进展，各省市原有之汽车总队部陆续撤销，设立了地区性的公路运输管理机构，如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川滇公路管理处，主管跨省公路干线之客货运输。当时采取了联运的方式提高效率，扩大公路运输量。战争初期，如由湖北与河南两省办理自汉口经老河口至孟楼、南阳以及信阳之间的公路联运；陕西与河南两省办理南阳经西坪到达西安之间的公路联运；广东和湖南两省办理以坪石为接驳点、以广州和衡阳为起迄点的联运；还办理过汉口经南昌至浙江永嘉、宁波等地的水陆联运。武汉、广州失陷后，于1939年8月成立交通部公路运输总局，专掌各省干线及特约运输业务。1940年1月1日，成立了国民政府特许中国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采用了商业公司的形式，并入了交通部所属之川桂公路运输局、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属复兴商业公司之运输部、交通部所属川滇公路管理处所属之运输业务，额定资本国币5000万元，实际领得开办费150万元，以及复兴公司财产所折定的1992余万元。成立之后专办西南各公路客运货运，以及有关国际贸易运输业务⁽²⁴²⁾。至1940年4月，又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并入了原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和公路运输总局，以统一指挥后方公路运输。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尽管各路段车辆普遍缺乏，但设法维持重要干线之客运班车，如渝筑、筑昆、筑独、筑晃、西兰、兰广、广宝、汉白等路。货运方面，在西南地区重点保障滇境物资之抢运和空运抵昆明物资的接运，西北地区各干线着重于军用补给品运输，另兼顾食盐、棉纱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之转运业务。当时江西、湖南两省，尽力维持省内客运业务；福建省还于1939年10月开办了南平至重庆的闽渝直达客车，每月开一班，全程共3100余公里，起初11日到达，后减至7天，成为联结东部地区与西南后方的重要路线。从1937至1941年底，各年中国公路运输情况统计如下：

历年公路运量表（1937—1941年）

资料来源：交通部统计处编抗战以来之交通概况（1945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第151页。

战时公路运输的另一重要手段，就是驿运。

驿运制度古已有之，到清末业已衰弛。但抗日战争爆发后，粤汉等铁路干线中断；由于车辆、汽油和路段等条件的限制，汽车运输一时又难以满足客运和抢运物资的急需。1938年10月，行政院召集全国水陆交通会议，决定利用全国人力、畜力之运输，以补充机械运力之不足，遂由交通部拟定驮运计划和组织纲要。同年11月，首先在重庆成立交通部驮运管理所，并在重要路线设立分所，征用民间驮畜。经过近一年的运作，驮运机构得到进一步发展，管理逐步规范⁽²⁴³⁾。1939年1月开办了叙府至昆明、贵阳至柳州、昆明至贵阳三条驮运线路，利用旧式舟车，配合人力与畜力。当年，先后新辟重庆至贵阳、贵阳至晃县、贵阳至六寨、柳州至三合等驮运线路，共计2900余公里，年内经运物资便达7900余公吨。自1939年1月到1940年1月，叙昆线平均每月运输量在5万吨以上，黔桂线平均每月在10万吨以上，川滇线每月平均在7万吨以上。1940年初，曾将驮运管理所改称车驮管理所，隶属公路运输总局。同年7月18日，全国驿站运输会议决定成立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相应调整地方驮运机构，各省设置支线管理机构，资助生产驮运车辆、改善道路状况，并重新规划路线。9月1日，驿运总管理处正式成立，隶属公路运输总局。驿运干线经费由国库担负，收入亦交国库；各省支线开办设备费和经常费由中央酌予补助，至1941年初，川、陕、甘、豫、湘、鄂、滇、粤、桂、赣、浙、闽、皖等13个省都设立了驮运管理处，开运干线有八条，即陕甘线、川陕线、川陕川湘水陆联运线、川黔线、川鄂线、泸昆线、黔桂线、叙昆线，总长已达8000余公里。发动的民夫约5万余人，征用驮畜3万余头，起用大车、板车12000余辆。驮运物资总额，1940年初至8月共计12800余公吨，从1940年9月到1941年1月共计29000余公吨。1942年后，驿运一度受到战局影响，营运线路有所收缩。1943年，重新规划为川黔、泸昆、陕甘、川陕、甘新等五线；闽、皖、赣、湘、粤、桂、豫、陕、甘、川、滇、康等十二省各有支线。1944年，陕、甘两省撤销，另增青海省。创办驿运原为交通当局不得已之举措，但它对战时后方运输助益甚大⁽²⁴⁴⁾。

在水运方面，抗战爆发后，沿江沿海地区大部分沦陷，航线数、里程数、轮船数等都明显减少。参见以下统计表：

资料来源：《交通部统计处编抗战以来之交通概况》（1945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第154页。

为适应战时需要，航政当局曾督饬成立长江、上海、镇江、芜湖、九江、汉口、长沙、福州、厦门等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办理联合航运，各埠航商均需加入，所有轮船均由联合办事处统一调度，为战争最初阶段抢运军民用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战局演变，以重庆为中心的后方水运网逐步确立。为统一航政，撤销原四川省政府设于重庆的川江航务管理处，以迁渝之汉口航政局为基础，成立长江区航政局，管辖范围达川、鄂、湘、赣、苏、皖等省。另外，在梧州成立珠江区航政局，管辖粤、桂两省航务。内地新增辟的航线有：沅江线，自常德至沅陵，水程203公里；湘江线，自长沙至宜昌；嘉陵江线，增辟合川以上，直至南充。疏浚水道有：湘桂间之灵渠段（30余公里）、桂全段（120余公里）、桂梧段（360公里）；粤桂间之桂龙段（约720公里）；川黔间之碚龚段（275余公里）⁽²⁴⁵⁾。

1939年1月，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了水陆运输联合委员会，由交通部、军政部、财政部、经济部、航空委员会、兵工署、贸易委员会和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的成员组成，以统一调度水陆运输工具，调查和规划水陆运输路线和方法，洽定运费和运输工具之租费，对水陆运输业务进行稽查促进，在有关运输机关间进行联络协调。

在民用空运方面，抗战爆发后，因沿海口岸遭封锁，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在战区的线段相继停航，两公司的总部亦辗转迁移，最后落定重庆及昆明。除了后方地区原有线段的业务转趋繁忙之外，两家公司均增开了新的航线，如中国航空公司的重庆—桂林、汉口—长沙、重庆—泸州—叙府—嘉定、重庆—昆明—腊戍—仰光、南雄—香港、重庆—昆明—腊戍—加尔各答等航线；欧亚航空公司的昆明—成都、昆明—河内、汉口—西安、重庆—桂林—广州—香港、重庆—西安—兰州—武威—酒泉—哈密、重庆—兰州、成都—兰州、昆明—桂林、南雄—香港。1938年10月之后，以武汉、广州为起迄点或中途站的航线，不得不中止或调整⁽²⁴⁶⁾。

1938年8月24日，中国航空公司班机“桂林号”由九龙飞重庆，起飞不久遭日机攻击，12人丧生，包括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同年9月6日，欧亚航空公司之第十七号班机在飞往西安途中，亦遭日机攻击。

1939年3月15日，中国航空公司重庆至越南河内间正式通航。

1941年1月19日和20日，中国航空公司首次试飞重庆经腊戍、吉大港到加尔各答航班成功。“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及欧亚公司所经营之桂林、南雄至香港各线停航，中国航空公司之重庆经昆明、腊戍至仰光线亦停顿。两公司飞机遭炸毁，空运颇受影响。经与美国、英国方面商议，委托中国航空公司办理自印度丁江（Dinjiang）经密支那（Myitkyina）、八莫（Bhamo）、垒允到云南驿的航线。1942年4月试航，飞机从9架增至20余架，并改由丁江直飞昆明。中国航空公司另有航线为：丁江分别至宜宾、泸县；重庆—兰州—酒泉—哈密、重庆—汉中（后改宝鸡）、重庆—芷江—柳州。由美国自“租借法案”下拨借C—53、C—47飞机，专门负责中印空运。1945年共50多架，每月运入物资最多时为2400吨。

“抗战以来，中苏通航不容再缓”⁽²⁴⁷⁾。1939年9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苏联民航总局合组航空公司，资本总额100万美元，飞机两架，飞行于新疆哈密与苏联的阿拉木图之间。国民政府交通部先于1939年3月24日开通重庆至哈密间航空线，途中经过西安、兰州、凉州、肃州，全程2050公里。每周往返各一次，所经过之城市借用当地军用机场。自通航以来，每周二、五来回一次，从未间断。同年12月6日，正式开通哈密至苏联阿拉木图（Alamatu）之航线，途中经过迪化、伊宁，全程1415公里，即由双方合资的中苏航空公司经营。1940年6月1日，由苏联民用航空管理局负责的莫斯科至阿拉木图段通航，这样由重庆至莫斯科的航空线已衔接开通。但阿莫线不久即停航。嗣后中方数度交涉，于1941年5月5日起复航⁽²⁴⁸⁾。另外，1941年1月15日，双方经协商同意公司增资至180万美元⁽²⁴⁹⁾。

据统计，自1937年到1941年，后方地区历年民用航空货运量和客运量统计如下：

资料来源：《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74页。

四　大后方的邮政电信⁽²⁵⁰⁾

战时大后方的邮政事业有了较大发展。自1938年到1941年底，共新增邮政局所12000余处，新辟邮路132,000公里。

战前全国电报线共95000余公里。抗战爆发后，电信设施遭到很大的破坏，如电报线路沦陷损毁便达4.5万公里。而西部地区原有的线路失修情况也颇严重。1938年初，由交通部、军政部、军令部、航空委员会等部门联合成立了战时电信委员会，规划和协调电信建设工程。

从1938年起，后方地区历年电报线路建设均有显著进展：1938年4401公里，1939年8401公里，1940年6213公里，1941年1562公里，1942年1979公里。同期整修旧有线路约2.5万公里。至1942年底，后方地区共有电报线路达9.1万公里，虽较抗战爆发前减少约4000公里，但年收发达37000万字，大大超过战前全国24000万字的收发报数。1937年全国电报局为1200余处，线路约10.5万公里，抗战期间，后方线路增设2万余公里。

抗战爆发后，电话设备及线路拆卸抢运至后方者颇为不易，先将自南京、汉口两地撤移之自动交换机用于陪都重庆，至1941年底，重庆城区原人工电话500号改为自动电话1500号，新市区自动电话自1000号扩充至1800号。到1942年，重庆市区电话已经全部改为自动转接，其机器和主要线路逐步移装地下。另外，成都、昆明、贵阳、西安、衡阳、常德、曲江等十多个后方城市的市内电话，也得到了整修扩充。另增设西昌、宜宾、沅陵等小电话局九处。至1944年底，后方城市市内电话总容量约达万余号。

长途电话方面，战前共有长途话线约5.3万公里，抗日战争爆发后，长途话线损失达2.3万公里。1938年至1941年12月后方新设长途电话线共2.5万余公里，合计共有5.5万余公里。从通话地区看，以重庆、衡阳、西安为中心，规划并实施了西北、西南长途电话网，以能够与后方各省联络为目标，展接用话单位。以重庆为枢纽，历年开通长途电话的地区就有：1938年：万县、长沙、宜昌、衡阳；1939年：桂林、南昌、洛阳、老河口；1940年：巴东；1941年：合川；1942年：龙门、沅陵、黔江。另一个长途电信中心衡阳至下列地区也先后开通了长途电话：汉口、南昌、沅陵、贵阳、吉安、南岳、湘潭、南平、邵阳、万载、芷江、上饶、曲江。另外，后方不少地区之间开通了无线电话电路，如从昆明分别通往重庆、贵阳、成都、河口、桂林、西安、下关、上饶。值得指出的是，新增筑的长话线路中涉及南宁以西至云南滇越路以东地区，使得滇桂间军讯得以直接联络；而湖南、湖北、四川间线路，使第五、六、九战区近前方的军讯联络得以畅通，还有益于江西与安徽间的联络。

在国际通信方面，1938年开通了重庆、成都至莫斯科、马尼拉、河内、西贡、万隆的线路。1939年开通了昆明至仰光、河内、香港的线路。1940年开通了成都至日内瓦的线路。1941年开通了重庆至洛杉矶、旧金山、新加坡的线路。1942年增加了重庆、成都、昆明至夏威夷、孟买、德里、加尔各答、悉尼、密支那、曼德勒、腊戍等地的线路，基本保证了中国大后方国际通信的畅通。

在筑桂、桂衡、衡长、西安至贵阳等线段完成三路载波机，从而加速电话接转、增加通话容量，起到了增加线路的作用，并构成后方地区辐射通信网。该工程于1943年全部完成，也是中国建立长途电话中心制之肇始。至1943年底，全国长途话线共66,700余对公里，其中属于战前架设的为29,800余对公里，而战时新架设的达36,900余对公里。

抗战时期在无线电话方面，国民政府交通部拟定了同样以重庆、衡阳、西安为中心的通信网计划，覆盖及贵阳、昆明、兰州、康定、桂林、南郑、赣州、迪化等地，总共建立大型电台10余处、中小型电台100多处，为维持军需民用之通话发挥了较大的作用。1937年至1941年中国大后方电信事业概况如下：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3页。

五　大后方的商业和贸易

抗战爆发后，中国大量战时所需物资有赖进口；另一方面，有效组织农矿产品的出口，是中国易货偿债和获取外汇收入的主要手段，因而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对外贸易。“政府深知我国欲将持久制胜，势非控制资源，管理贸易，不足以巩固财政金融基础，而供应长期抗战之要需”⁽²⁵¹⁾。国民政府先后公布《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办法大纲》、《非常时期禁止进口物品办法》及《出口货物结汇领取差额办法》，《进口物品申请购买外汇规则》等文件，采取了鼓励和统制相结合的政策。尤其对于大宗出口货品的桐油、猪鬃、茶叶，国民政府分别设立复兴公司、富华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经营。矿产收购出口则由资源委员会经营。制约进出口贸易的因素很多，由于抗日战争形势变化迅速，尤其是沿海口岸被日本封锁和占领后，经过法属越南的滇越铁路，以及受英国控制的滇缅公路，成为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国际通道，这两条通道都曾因法、英当局对日妥协退让而中断过。因此，这里主要考察1937年—1941年间中国外贸及出口情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进出口贸易实施了鼓励和控制相结合的政策。

1938年，政府机构调整时，行政院将对外贸易机关划归财政部管辖，并成立贸易委员会掌理其事，同时将实业部所属之国际贸易局亦归并该会。贸易委员会会同经济部等部门，一方面管制输入，为“增强抗战力量，故凡与抗战无关不急之需，皆应或减或禁，以节外汇”；另一方面，促进输出，其目的“一在保留必须物资于国内，俾军需民用不致匮乏，且禁止各种物资偷运济敌。一在输入剩余产品于国外，求国际收支保持平衡”⁽²⁵²⁾。

为推销国货换取外汇，贸易委员会与中外出口商行协助合作；该会还在商行不愿购买时，定价收购土货外销。1938年4月，先后颁布《商人运货出口及应结外汇办法》《出口货物应结外汇之种类及其办法》。近因国际市场不振，货价下跌，致出口商人滞销，转而影响生产；复因公定汇率低于黑市，结汇商民要求补偿，四川、湖南、广东等处同业公会曾提出此类请求。由于外汇法定价格不能变更，出口税也已酌量减轻。贸易委员会遂于6月末向有关商行提出了减轻出口成本以促进土货外销，并调整土货市场，以维护国内生产⁽²⁵³⁾。

贸易委员会成立后，通过调整输出业务，管理出口外汇，主办统购统销，管制进口贸易，协助后方生产，抢购战区物资，协助货物疏运等多项措施，实现了对商业贸易的垄断。国民政府战时外贸统制制度的确立推行，为中国换取了大量必需的军用物资、工业设备和日用必需品等，既增强了国家抗击日帝侵略的实力与信心，又促进了后方工业基地的建设，从而对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1937—1941年主要进出口商品位次表　单位：百万元

资料来源：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五卷《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9、730页。

在后方地区，由于产出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国民政府强化了对日用必需品供销的干预统制。

1939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在各省市成立平价委员会，就地方政府所指定之日用必需品，按照产运成本及合理利润，分别评定其价格。为了进一步疏通物资来源，取缔居奇囤积，当年底国民政府又决定垫付资金采购物品，批发给商人销售，同时限定零售价格，即以限制利润的方式间接管理物价。遂相应颁行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以规定最低价格购进货品以促进生产，以规定最高价格出售货品以保护消费，批发利润以5％为限，零售利润以20％为限。又颁行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由经济部和其他有关机构，调查了解各主要城市日用必需用品的存货和销售情况，参酌其他因素，规定公平价格，要求商人照价售货，对不按规定价格出售且囤积者，则予以警告直至依照公平价格强制收买货品，以维护正当利益，取缔不合理所得。

与上述两项方法相应的，经济部分别指定了应施行平价和取缔囤积之物品种类，设平价购销处，下设服用、粮食、燃料、日用品等部门。平价购销处的平抑市价所需经费，系由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以贷款方式提供，第一期为2000万元，并先拨800万元应用。在平抑燃料价格方面，1940年2月平价购销处获得寸煤垫款110万元，可购煤斤38200吨；另获得流动资金37万元，每月购入煤斤52000余吨，委托燃料管理处承办平抑煤价，首先向各机关和各用煤大户接济供给平价煤斤。在平抑纱价方面，平价购销处委托农本局福生庄代办门市业务，按规定牌价1760元售纱。经济部对此专门颁行过《取缔棉纱投机买卖办法》，尤其对棉纱的期货交易及非同业买卖，严行取缔。平价门市业务逐步扩大，进而开展平价批发业务。其他日用品方面，则于1940年拨专款200万元委托中国国货联营公司等在上海采办货物，其中购得布匹便有100箱，另在后方产地收购土产，辗转运回重庆等城市，平价供售⁽²⁵⁴⁾。还组织人力查缉囤积未售之货物，给价收买，然后平价配售，以满足市场需要。

国民政府在后方地区几乎把大部分日用物品均列入了取缔囤积、限定利润的范围⁽²⁵⁵⁾，但是，平价购销处主持的平价措施收效并不显著，重庆等后方城市的物价涨风难以遏止。如对煤矿生产难以做到彻底统制，矿商、煤商对官方的煤斤平购政策多有阻扰抵制，因而即便在重庆市也无法维持普遍销售平价煤市。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重庆每担粒煤市价便上涨了11％，岚炭市价上涨25％，缸炭市价上涨20％。棉纱平价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因平价纱售货有限，无法满足需要，且受香港、上海、云南等地纱价涨风的影响，棉纱投机活动严重，平价措施难以奏效⁽²⁵⁶⁾。1940年3月上、中旬之际，重庆、成都等后方主要城市米价飞涨，每担市价由40余元涨至60余元，涨幅达50％，煤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也迅速上涨。为此，蒋介石在3月16日致经济部、四联总处、农本局和重庆市政府的代电中提到：“政府日日宣言平抑物价，今乃并此民生日食最需要之米谷，亦复愈平愈高，将何以对人民？……又查渝市燃料及其他日用物价，在旬日以来，亦皆逐步飞涨，与经济部、市政府迭次所报平抑情况完全相反，究竟是何原因？政府当局有无实行取缔？及现在有无有效处置办法？并仰据实具报，不得专以纸面粉饰。平价购销处规定资金，曾否拨付？该处现由何人主管？如何办理？并仰详报。”⁽²⁵⁷⁾在蒋的督饬下，有关部门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如1940年6月22日，重庆市日用必需品公卖处开业，先实行米盐两种物品之平价公卖，米价每斗3元7角，比市价便宜1元，盐价每斤2角3分。每天约售盐800斤，米50担。7月2日另开五处，并由经济部燃料管理处尽量供给煤炭⁽²⁵⁸⁾。1940年8月16日，行政院还颁布了取缔囤积居奇的命令⁽²⁵⁹⁾。这些措施执行之处不无成效，得到各方的好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基本日用品供应严重不足的困难，相应的监控和调节体制也存在诸多漏洞。

在粮食市场方面，1934年财政部曾在上海设立粮食运销局，代购洋米以充军粮。后又有华南米业公司之组织，以冀树立近代化的粮食运销制度。1936年9月，设立农本局，内设农产、农资两处。抗战爆发后，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农产调整委员会，1938年2月归并农本局，改设农产调整处。凡战区粮食抢运、军粮供应、贷款发放，均由农本局调度。在粮食购销方面，农本局设有福生庄，专门从事粮食及花、纱、布的购运，尤其在四川、贵州和陕西粮区设分支庄，购入粮食后，运至消费中心地点储存。另外，农本局还曾出资500万元，另由湘、鄂两省银行共贷款500万元，与第六、九战区粮食管理处一起实施了购运两省存谷，至1939年底，共购谷1,185,365市担；另与江西省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在该省办理购粮业务。农本局还向有关部门提供用于购粮的专项贷款⁽²⁶⁰⁾。

随着市场价格波动日趋加剧，供应紧张，国民政府对军公食粮的供应采取了平价购领的政策。1941年规定中央公务员及其眷属（本人连眷属以五人为限）每人每月得购领平价米2斗，每斗收基本价款6元。次年10月起进行调整，对中央公务员食粮均按人及年龄免费配发，不收基本价款，凡31岁以上者月领米1石，26岁至30岁者为8斗，25岁以下者6斗，工役一律6斗。至于省级机关公务员，则按照中央公务员之例配给平价米，每斗收基本价6元。县级公务人员之食粮则由各地自行酌情筹办。

至于一般民用食粮，抗战之初政府并不干涉其买卖，仅在少数重要城市视需要办理平价供应。1941年在实行田赋征实征购的同时，国民政府在大部分省份向市场投放食粮，以供调节民食。计1941年度在川、滇、黔、粤、湘、浙、皖、赣、闽、桂、康、鄂、宁、青、绥、甘等十六省，共拨谷9,002,000余市石，麦208,000余市石；1942年度川、滇、粤、湘、浙、皖、赣、闽、桂、康、宁、绥、甘、陕等十四省，共拨谷8,426,000余石，麦139,000余市石⁽²⁶¹⁾。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组织投放大量的粮食，诚属不易。

同时在打击粮食的囤积居奇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为最强硬，规定非经营商业之人，或非经营粮食业之商人，购囤粮食营利者；经营粮食业之商人，购囤粮食不遵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售出者；粮户或农户之余粮，经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出售而规避藏匿者，均以囤积居奇论，最高处罚可处以死刑。而需粮民户存粮超过3个月以上需要量，而未依法令向粮食主管机关陈报者；需粮之公私团体存粮超过2个月以上需要粮，而未依法令向粮食主管机关陈报核准者，均将被没收其超过量⁽²⁶²⁾。

但是，总体来看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后方地区的粮食市场供应紧缺、价格腾涨的情势非但没有根本缓解，而且日趋严峻，不仅直接关乎整个大后方日用物品普遍紧缺、价格失控，还发展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导致了民众与政府有关当局关系的紧张。

此外，对于一些重要商品，国民政府还实行了具有垄断性质的专卖制度。1941年4月，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孔祥熙等人提出的《筹办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准市价案》。该提案中指出，“专卖制度系由政府管制产销，保障生产运销者之合法利润，而使消费者不增加过分负担”，其目的在于“促进生产，促进消费，调节物价，安定民生”。并认为施行专卖制度，可以“抑制豪强，充裕国用”，有利于国计民生。该案提出政府专卖先从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试办⁽²⁶³⁾。财政部随即设立了国家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从事研究及设计。经过半年多准备，除烟、酒两类专卖暂缓实施外，其余盐、糖、烟、火柴四项物品，分别指派专员负责，渐次实施专卖制度。专卖制度除能增加国库收入，还有助于平定市场、改进品质、调剂盈虚。

————————————————————

(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8年，第50页。

(2) 《非常时期经济方案》（1938年3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1-8页。

(3) 《西部各省生产建设与统制案》（1939年1月26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36-37页。

(4) 《巩固前方经济基础方案案》（1939年1月28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38页。

(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43-45页。

(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46—747页。

(7) 引自《文汇年刊》（1939年），《战时中国的经济动态》，第3—4页。

(8) 重庆市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9)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55、157页。

(10) 《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审查标准》（1939年8月4日经济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62页。

(11) 《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暂行条例》（1938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59—160页。

(12)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80页。

(13)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3页。

(14)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4—15页。

(15) 《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59—60页。

(16) 《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60—61页。

(1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55-56页。

(18) 《经济部组织法》，《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1页。

(19) 中央设计局于1941年2月22日正式成立，召开第一次会议。设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委员、专门委员、科员。蒋介石发表《中央设计局之使命及工作要领》的演讲，称根据行政三联制的原则，设计、执行和考核，设计为最首要的工作；主要中央设计局今后一方面是本局自身的设计，一方面是汇合各部门的总设计。现在的工作目标，不仅着眼战时的需要，还要侧重战后的复兴。一切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各种建设的设计，都属于我们工作范围之内，其中实以国防经济建设的设计最关重要。“我们一定要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用在经济建设方面”。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8，第48—54页。

(20) 《经济会议组织大纲》（1941年3月24日国民政府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59页。

(21) 《文汇年刊》（1939年），《党政重要法令及规程》，第55页。

(22)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78—80页。

(23) 《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1939年2月20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93页。

(24) 《经济部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1939年12月5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95—97页。次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各省办理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业务办法纲要》，规定各省政府得设立该省的平价购销机构，依据上述经济部《办法》规定的有关原则，开展当地的平价购销业务。

(25)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99页。

(26) 朱汇森主编：《粮政史料》（四），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第12—13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20页。

(27) 《粮食管理纲要》（1940年全国粮食管理局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24—329页。

(28) 《粮政史料》（四），第27—30页。

(29) 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1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0)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致行政院函》（1940年8月15日），《粮政史料》（四），第34—35页。

(31) 《管理粮食治本治标办法》（1940年全国粮食管理局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29—331页。

(32) 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3)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32—334页。

(34) 《粮政史料》（四），第67—71页。

(35) 《行政院致粮食部指令》（1944年11月30日），《粮政史料》（四），第94—95页。

(36) 《各战区粮食管理办法大纲》（1938年4月军事委员会核准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22—323页。

(37)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66—267页。

(38) 《煤矿管理章程》（1937年军事委员会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10页。

(39) 《煤运管理章程》（1937年军事委员会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47页。

(40) 《城市煤炭管理章程》（1937年军事委员会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48页。

(41) 《经济部管理嘉陵江、綦江、泯江、沱江各沿岸煤矿所产煤斤暂行办法》（1939年2月25日经济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49—250页。

(42) 《经济部管理水泥规则》（1939年5月26日经济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62—63页。

(43) 《油料经理商经售油料办法》（1938年12月19日行政院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54页。

(44) 《经济部钢铁管理规则》（1940年1月24日经济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66—67页。

(45) 《经济部钢铁管理委员会土铁管理处管理土铁实施办法》（1940年1月经济部核准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67—68页。

(46) 《修正财政部管理全国茶叶出口贸易办法大纲》（1939年5月5日财政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08—309页。

(47) 《修正全国猪鬃统销办法》（1940年2月19日行政院核准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09—310页。

(48) 《全国桐油统购统销办法》（1940年10月24日财政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13—314页。

(49) 《文汇年刊》（1939年），《党政重要法令及规程》，第66页。

(50)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198—199页。

(51) 《战地内禁运资敌物品收购救济办法》（1939年12月22日行政院转令经济部遵照），《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191—192页。

(52) 《行政院经济会议秘书处检查组工作大纲》（1941年4月25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102—104页。

(53) 《总动员计划大纲》（1937年8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2页。

(5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1页。

(55) 《抗战建国纲领实施方案》（1938年8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第13-15页。

(56) 《财政部糖类统税征收暂行条例》（1940年12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18-20页。

(5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21-26页。

(58)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页。

(59) 《财政部公布施行非常时期征收印花税暂行办法》（1937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2-3页。

(60) 《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例》（1938年10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83-386页。

(61) 《遗产税暂行条例》（1938年10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75-379页。

(6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11—312页。

(63) 《大公报》，1941年6月24日。

(64) 朱汇森主编：《粮政史料》（五），台北“国史馆”1990年版，第143—144页。

(65) 《粮政史料》（五），第144—145页。

(66) 《福建省政府陈主席申州电》（1940年10月），朱汇森主编：《粮政史料》（五），第6—7页。

(67) 《粮政史料》（五），第147页。

(68) 《粮政史料》（五），第147-148页。

(69) 《粮政史料》（五），第149—150页。

(70) 《粮政史料》（五），第150页。

(71) 《粮政史料》（五），第151页。

(7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175-176页。

(73) 《粮政史料》（五），第48-49页。

(74) 蒋介石日记1941年3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177-178页。

(76) 《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施行通则》（1941年7月），《粮政史料》（五），第151—152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14—316页。

(7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16—317页。

(78) 《粮政史料》（五），第153—154页。

(79) 《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财政报告》（1938年10月30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36页。

(80) 1936年国民政府曾发行统一公债14亿6千万元，但是为了整理旧有债票，而不是发行新债。

(81)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984年版，第275页。

(82) 1928年国民政府为整理中央汉钞，发行民国17年长期金融公债4500万元，年息2.5厘；1930年发行铁道部收回广东粤汉铁路公债，年息为2厘；1936年发行整理广东金融公债1.2亿元，年息4厘。但这三项公债都属于整理旧债的性质。

(83)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32页。

(84) 孔祥熙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财政报告（1939年11月12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39页。

(85) 参见《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6页附表。另外，1937年12月国民政府曾发行整理广西金融公债，以充实桂钞准备，该项公债的收入用途不同于已述及的各项中央公债。

(86) 财政部公债司编：《战前战时债务状况及其附注（截至1941年6月底止）》，《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332页。

(87) 各地方公债发行概况，参见《国民政府公报》第2504号（1937年11月6日）、第2505号（1937年11月8日）、《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7号（1937年12月20日）、渝字第29号（1938年3月1日）、渝字第62号（1938年7月1日）、渝字第68号（1938年7月21日）、渝字第69号（1938年7月25日）、渝字第126号（1939年2月10日）、渝字第149号（1939年4月15日）、渝字第157号（1939年5月27日）、渝字175号（1939年8月2日）、渝字184号（1939年9月2日）、渝字236号（1940年3月2日）、渝字237号（1940年3月6日）、渝字第310号（1940年11月16日）、渝字第323号（1940年12月31日）、渝字404号（1941年10月11日）、渝字第410号（1941年11月1日）、渝字第423号（1941年12月17日）。

(88) 详见《民国二十七年金公债条例》（1938年4月21日）、《民国二十七年金公债劝募规则》（1938年9月2日），《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282—288页。

(89) 参见《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6页附表。

(90) 参见《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6页附表。

(91) 财政部公债司编：《战前战时债务状况及其附注（截至1941年6月底止）》，《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332页。

(92)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02页。

(93) 《民国三十年粮食库券条例（1941年9月22日修正公布）》，《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01页。

(94) 苏联第一次易货借款自1937年10月31日起计息，即按苏联开设向中国提供军用品的日期计算，但还本期是从1938年10月1日起的五年；第二次易货借款自1938年7月1日起计息，还本则是自1940年7月1日起的五年，因而借款的实际期限等于七年；第三次易货借款自1939年7月1日起计息，自1942年7月1日起的十年内还本，借款实际期限为十三年。详见《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9、23、26页。

(95) 中央银行编《中苏易货借款节略》（1948年），见《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61页。

(96) 该项购车货价总额为22.3011万英镑15先令4便士，其中25％由中方付现；库券总额包括75％的货价16.7258万英镑16先令6便士，以及利息20749英镑3先令6便士。详见《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78—181页。又：本购车信用借款和下项购料信用借款，通常被合称作战时英国第一次信贷，因为是同一阶段中英谈判的结果，又是在同年订立协定的。

(97)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84—191页。

(98)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78—380页。该借款亦被称作战时英国第二次对华信贷。

(99)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19—121页。关于桐油借款和下项华锡借款的担保问题，虽然两项借款协定载明由中国银行“完全”、“无条件”地承担，中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亦要求在纽约的中国银行出面担保。但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以“事关国家整个财政”为由，提出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共同负责，中央、交通两行应向中国银行书面声明共同承担到期还本付息的责任；孔祥熙同意三行按四、四、二的比例分担责任，并换文件存证。参见《中国银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100)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62—266页。

(101)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86—288页。

(102)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09—311页。

(103)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58—365、373页。中美平准基金旋与中英第二次平准基金合为统一的中美英平准基金。

(104)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76—81、91—93、100—101页。

(105)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25—230页。

(106) 财政部公债司编《战前战时债务状况及其附注（截至1941年6月底止）》，《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332页。该积欠数额中，不包括美国金属借款和平准基金借款，英国的第二次信用借款500万美元和第二次平准基金借款四项尚未动用的外债。

(107)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72页，并参照第232页1937年度中央收支报告表计算。

(108)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72—273页。

(109) 1939年1月18日财政部发言人对外国记者的谈话，《东方杂志》第36卷第5号，《现代史料》第63页。

(11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810页。

(111) 《关税担保债赔各款摊存办法》（1939年1月31日财政部公债司、国库司、会计处会签），《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97页。参阅1939年1月18日财政部发言人对外国记者的谈话，《东方杂志》第36卷第5号，《现代史料》第63页。

(11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第11-12页。

(113)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43页。

(114) 《民国财政史》，第102页。

(115)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116) 《财政部次长徐堪致孔令侃电》（1937年11月10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84页。

(117) 《孔令侃致孔祥熙电》（1937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84—285页。

(118) 《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会决议》（1939年3月28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85页。

(119)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92页。

(120)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360页。

(121) 《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1938年10月6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80页。

(1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册，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626页。

(123)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册，第627页。

(12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483页。

(125) 财政部令上海市银行钱业同业公会（1937年8月21日和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银行公会档案，档号S173—1—96。

(126)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册，第627—628页。

(127) 《财政年鉴》续编下册，第308—309页，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12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第12-13页。

(129) 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

(13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471页。

(131)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83页。

(13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9年1至6月），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第720页；转引自《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页。

(133)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下册，第1000—1001页。

(134)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527页；《中央银行月报》，第9卷第8号，1940年8月，第2750页。

(135) 详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445—449页。1940年7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代表，与英国汇丰银行的代表订立建立总额为300万英镑的B种平准基金的协定，其中汇丰银行出资100万英镑，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共出资200万英镑。B种平准基金系作为1939年设立的中英平准基金的后备金，但实际上未曾动用。而1941年4月设立的新的中英平准基金，则是由英国政府直接出资的。

(136)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458页。

(137) 《财政部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的报告》（1941年10月6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481页。

(138) 1941年8月16日，上海每1元法币的黑市汇价为2便士，以及4美分。引自［美］杨格：《中国与外援，1937—1945年》，第198页。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198．

(139) ［日］浅田乔二等著，袁愈佺译：《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98页。

(140) 《华兴商业银行条例》，《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下册，第1537页。

(14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三），第151页。

(142) 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期，第21页。

(14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四），第1007—1008页。

(144) 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期，第22页。

(145) 《银行周报》第23卷40期，1939年10月10日。

(146) 《银行周报》第23卷31期，1939年8月8日。

(147) 前引《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第188页。

(148) 《周佛海起草和平成立后货币与金融政策之设施》（1939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654页。

(14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661页。

(15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660—661页。

(151) 《周佛海起草和平成立后货币与金融政策之设施》（1939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653页。

(152)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一），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25页。

(153)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461页。

(154)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下册），第1557—1558页。

(155)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1年3月10日，第434页。

(156)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461-462页。

(157)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440—441页。

(158) 《四联总处理事会决议》（1941年3月26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448页。

(159) 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2期，第46-47页。

(160) 贴放委员会致中国农民银行函，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银行档案，档号Q61—1—240；另参见《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441页。

(161) 财政部令上海市银行钱业同业公会（1937年8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档号S173—1—96。

(162)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163) 1937年11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南迁香港，是为中行港处，后另设渝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行港处撤离。

(164) 《徐柏园为报告四联总处办理联合放款概况及方针呈蒋介石稿》（1941年8月1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5页。

(165)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5页。

(166)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6页。

(167)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汇编》上册，第634—635页。

(168)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宋子文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69) 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70) 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子文，即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新之，即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

(171)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组织章程》（1939年10月2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70页。

(172) 《四联总处关于1940年度分支处组织演变情况的报告》（1940年），《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27页。

(173)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56—157页。

(174) 《经济三年计划实施办法》（1940年4月9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66—167页。

(175)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58—162页。

(176) 《金融三年计划二十九年度实施计划》（1940年4月9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74—177页。

(177) 《四联总处史料》（中），第47页。

(178) 《四联总处史料》（下），第628页。

(179) 《收兑金银通则》（1939年1月17日财政部核定），《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711页。

(180) 《四联总处史料》（下），第628页。

(181) 《四联总处史料》（下），第661页。

(182) 《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方案》（1940年3月30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91页。

(183) 《四联总处关于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的报告》（1940年），《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95页。

(184)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9页。

(185)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97-198页。

(18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4-685页。

(187) 《三十一年度战时全国总分支行处分布》，《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605-606页。

(188) 张守广：《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189) 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0) 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1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1) 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319页。

(193) 翁文灏：《抗战时期中国实业概况》，唐润明主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重庆市档案馆编2005年版，第539页。

(19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320页。

(195) 《经济部的战时工业建设》，《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第523页。

(196) 钱昌照：《两年半创办重工业之经过及感想》（1939年5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53页—654页。

(197) 吴承洛：《中国战时工业概况》，《中国工业》第6期，1942年6月25日，第25页，转引自张守广：《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页。

(19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二），第291页。

(19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4页。

(200)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85—590页。

(20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34-35页。

(202)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74页。

(20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75页。

(204) 《经济部的战时工业建设》，《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第523页。

(205)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74—676页。

(206)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00—602页。

(207)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台北1984年版，第126页。

(208)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03—604页。

(209)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台北1984年版，第126页。

(210)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台北1984年，第126页。

(211) 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冶金厅《冶金志》编委会合编：《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212) 《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第131页。

(213) 《抗战后方治金工业史料》，第200页。

(214)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工作概况》（1938-1945），分别见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0—591、611页。

(215)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80-681页。

(21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271页。

(217)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工作概况》（1938至1945年）、《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分别见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08—609、679—680页。

(218)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82—685页。

(219)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87—688页。

(220)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第118、126页。

(22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309页。

(222)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89—690页。

(223)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8-599页；参阅《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90—692页。

(224) 袁梅因：《战时后方工业建设概况》，见唐润明主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第638-639页。

(225)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40—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17页。

(226) 转引自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605页。

(227) 陈济棠：《抗战四年来之农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44页。

(228) 《中华民国年鉴》，附表，1944年版。

(229) 陈济棠：《抗战四年来之农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44页。

(230) 陈济棠：《抗战四年来之农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46页。

(231) 陈济棠：《抗战四年来之农业》，引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49—850页。

(232)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28—831页。

(233) 蒋介石日记1940年2月1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34) 蒋介石日记1940年2月2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3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第143页。

(236) 以上参阅张嘉璈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所作交通部工作报告（1941年12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90—993页；《新建铁路工程进展情形》（1942年8月路政司提报），《铁路史料》，台北“国史馆”1992年版，第116-118页；《中华民国交通志（初稿）》，台北“国史馆”1991年版，第10—16页。

(237) 张嘉璈：《战时交通》，第25页。

(238) 《交通部统计处编抗战以来之交通概况》（1945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第148页。

(239) 《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46—47页。

(240)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行政院工作报告》（1941年10月），第11—14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档案500—32。

(241) 《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48页。

(242)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0—24页。

(243) 《交通部公布修正驮运管理所暂行组织规程及驮运分所组织通则》（1939年9月11日），《交通公报》第2卷23期，1939年9月16日。

(244)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交通部工作报告》（1941年3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88—989页；周一士：《中华公路史》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93—294页；《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54—55页。另外《大公报》1940年9月1日刊登《新驿运之特点与困难》一文。

(245) 《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139—140页。

(246) 《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180—181页。

(247) 《交通部致行政院呈文》（1938年9月29日），《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183页。

(248) 《大公报》，1941年5月11日。

(249) 简笙簧：《西北中苏航线的经营》，台北“国史馆”1984年版。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113页。

(250) 本部分内容撰写参考了《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交通部工作报告》（1941年12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93—994、997—999页；《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225—232页。

(25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九），第507页。

(25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九），第402-403页。

(253) 《大公报》1938年6月30日。

(254) 国民政府交议：《关于平衡物价工作正在分别推进列举各项重要问题请讨论商榷案》（1940年4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443—444页。

(255) 1941年2月3日公布的《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规定的各类物品是：甲、粮食类—米、谷、麦、面粉、高粱、粟、玉米、豆类；乙、服用类—棉花、棉纱、棉布、麻布、皮革；丙、燃料类—煤炭（煤块、煤末、煤球、焦炭）、本炭；丁、日用品类—食盐、纸张、皂碱、火柴、菜籽、菜油；戊、其他经济部呈准指定类。见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448页。

(256) 《翁文灏、徐堪致蒋介石呈文》（1940年3月25日），《粮政史料》（四），第25—26页。

(257) 《粮政史料》（四），第28—30页。

(258) 《中央日报》，1940年7月3日。

(259) 《申报》，1940年8月17日。

(260) 《粮政史料》（四），第111—112页。

(26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20页。

(262) 《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1941年5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452—454页。

(26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九），第72—73页。

第十章　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成立和日伪对沦陷区的统治

第一节　筹组汪政府的活动

一　汪精卫赴日会谈

汪精卫一伙跑到上海后，随即开始谋划筹组新政府的活动。他们深知，日军控制的沦陷区内已有各种伪政权，再要在那里建立新的政权，必须首先取得日本方面的同意。于是，汪精卫等人迫不及待地同日方进行交涉，同时还要求去东京与日本政府高层进行商谈。

此后，汪精卫先派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进行了初步商谈。双方多次接触过程中，周佛海等介绍了汪精卫关于组府的设想，同时也向日本提出一个基本要求：“希望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实行第三次近卫声明，如实使四亿中国民众知晓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对于将来新政权使用的旗帜问题，汪精卫坚持“国旗绝对不能改为青天白日旗以外的旗帜”⁽¹⁾，以证明自己是国民党正统的延续。

当今井武夫带着上述意见返回东京汇报时，汪精卫召集骨干，抓紧商讨赴日谈判的具体方案。1939年5月28日，他们正式议定一份内容详尽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该《办法》首先确定了此次“和平运动”的基本原则，即：“收拾时局之要旨以收揽人心为先决条件，因此，以不使抱有因外来压力而变更政体与中断法统（所谓法统即指现在的法律系统，亦即以国民政府之名制定的现行法制）之观念，实为重要”；“此次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²⁾

根据上述原则，该办法还针对建立新政权问题提出了三个必要步骤：

第一，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他们认为，应“首先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依照此次大会的决议，授权汪先生以党内同志及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起改组国民政府之责。在现行法制上此为合法的步骤，不使任何人有指责之余地。而且代表大会在法律上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手续，使国策的变更成为合法化”⁽³⁾。《具体办法》中对于如何召开此次大会拟订了十大步骤，主要内容有：1．由汪精卫指定人员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2．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推举汪精卫为国民党总裁，授权他指定中央委员；3．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改总章；4．重新制定国民党的政纲及政策；5．宣布重庆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今后“一切措施及文告概属无效”；6．宣布“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民国”，“彻底肃清共产主义的思想、行动及一切组织之宣传”，“调整国际关系，确立东亚和平”等三项内容为国民党最高指导方针；7．授权汪精卫以党内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起改组国民政府及还都南京之责”；8．国民党以外之党派中其主张公正者，予以公认；9．国民政府的改组吸收各党派，“在全民的基础上组成之”；10．“使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⁴⁾。由此可见，汪精卫集团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将“正统”的旗帜从蒋介石手中夺过来装扮新建立的伪政府。

第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这一步实际上是完成新政府的各项组织工作。汪精卫依照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之授权，招聘若干党内外人士，组成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实行改组国民政府与还都南京”事宜。具体决议应包括以下四项：1．“国民政府指定一定期限还都南京”；2．“林主席（林森）……今后所发表意见一概无效，而由行政院长摄行主席的职权”；3．“推举五院院长并任命行政院各部部长”；4．“改组军事委员会”⁽⁵⁾。

第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们不顾各种反对意见，坚持新政权仍称“国民政府”。其主要理由是：“盖新政府在于以此来集合同志与军队使之成为主体，新政府的名称定为国民政府，始得使彼等保持真面目，云集于新政府的旗帜之下。”因延用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名称，所以文件强调新政府不是成立，而是“还都”。他们还声称，“政府必须统一”。为表明自己是惟一代表中国的政府，他们对国内各种政府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具体措施有十条之多，主要是：1．在宣布还都南京的同时，已经在沦陷区内建立的“华北临时政府”和“华中维新政府”，即“自动宣告完成任务，自行取消政府的名义”；2．发表还都宣言后，“重庆伪政府对国内发布之法令、规章及对外缔结之条约协定，一律归于无效”；3．“宣告改变国策，即以和平建设、睦邻反共为指导方针”；4．发布公告，令重庆及地方公务员于半年内来南京报到；5．“命令前线各军停战”，6．“各地游击队各自在当地等待检验收编”；7．“促进与日本之平等互惠的谈判，以调整邦交，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础”⁽⁶⁾，等等。

这份《具体办法》最初虽作为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拟订，但实际上是汪精卫集团筹建伪政府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并成为后来汪伪政府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为使这次赴日谈判取得成效，汪精卫与周佛海做了具体分工。汪精卫主要务虚，同近卫前首相、平沼首相及日本内阁重要大臣进行“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周佛海主要务实，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为有利于“和平运动”的开展，日本应表示“丝毫没有侵略、统治中国或干涉中国内政的想法”，以使中国国民谅解，为此，必须向日本政府提出“有关实行尊重主权原则的各种要求”；二、向日方强调，新政府不是因日本的压迫而成立，有必要不使法统中断，所以新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建立的形式是还都，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原则，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这几项为绝对条件，务须求得日本政府的谅解与同意⁽⁷⁾。5月3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日方代表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陪同下，秘密从上海飞赴日本，进行组府谈判。

对于汪精卫的组府计划，日方事先“全然没有足以与之相对应的准备”，其主要原因是双方各有自己的打算，汪精卫的设想已超出“重光堂会谈”的范围。“重光堂会谈”的内容虽得到日本内阁的认可，但当时日本最重视的是如何利用汪精卫集团的出逃，以达到分化、瓦解中国抗日阵线之目的。当时近卫文麿即对汪精卫的组府设想表示了“冷淡的、猜疑的、悲观的”态度，他“真诚希望汪作为居间调解人”，以推进同中国的谈判⁽⁸⁾。不久，近卫内阁倒台，继任的平沼内阁对汪精卫的态度更为冷淡。影佐祯昭事后曾说：“日本政府在当时没有要求汪氏建立政府，也没有怂恿汪氏建立政府。”⁽⁹⁾直至5月11日，今井武夫将汪精卫准备来日本谈判在南京建立新政府一事报告东京方面时，日本政府仍犹豫不决。尽管陆军省持支持态度，但外务省与海军省仍持有不同意见。几经协商，意见仍难于统一，如果拖延汪精卫访日的时间，局势可能发生意外变化。5月29日，影佐等人竭力向日本内阁进言：“应抓住现在这个难得气氛。而且近来汪的周围流传着日本政府的真意在于和蒋介石谈判的谣言，似有退缩的现象，所以希望能按预定的安排偕其进京。”⁽¹⁰⁾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才勉强同意汪精卫一行赴日访问。

5月31日，汪精卫抵达东京，这迫使日本政府迅速对汪的方针政策做出决定。于是，陆、海、外三省及兴亚院分别召回派驻中国各地的有关官员回东京协商。6月2、3两日，陆、海军分别召开“现地与中央座谈会”，现地陆军对汪精卫要求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以及取消临时、维新政府的主张表示保留，但对建立以汪为首的新政府则表示同意和协助。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方针》规定：1．“新中央政府以汪、吴和已设政权以及翻然悔改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中国方面的问题，应依靠彼等的适当合作建立政权”；2．“新中央政府应根据关于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正式调整日华邦交。此等组成人员应于事前接受上述原则”；3．“新中央政府的组织和成立时间，应适应涉及全局的战争指导步骤，根据自主的观点处理之，为此，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和基础实力”；4．“中国将来的政治形态，应适应其历史与现状，以分治合作主义为原则，具体内容则应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决定之：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特别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为日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沿海除将特定岛屿设定为特殊地位外，内政问题以交给中国方面为原则，尽量避免干涉，在适应新中央政府的体制，尊重其领导者意向的同时，特别要考虑到我国对现有政府的特殊关系”；5．“关于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如果放弃容共抗日，改为亲日满防共的方针，则与其他亲日防共为其主义者相同，允许其存在”；6．“重庆政府在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实行必要的人事更换，并接受上述第一、第二项方针时，即承认其屈服，可成为组成新中央政府的一分子”⁽¹¹⁾。

这是一个决定汪精卫集团未来命运的重要文件。它明确规定，将来的新中央政府，是一个在日本占领军控制下的各种亲日势力的联合体，同时，汪精卫必须承认上一年11月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而这一方针他尚未见过。在这里，日、汪双方在上海“重光堂会谈”中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不见了，日方的要求背离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原则。为了使汪精卫就范，平沼首相、近卫枢密院议长及其他内阁大臣，分别会见汪精卫，以示重视，但这些会见都是礼节性的，丝毫未触及实质性内容⁽¹²⁾。这样，使汪精卫感到日本政府很“诚恳”，产生了将会有一个“光明前途”的印象。

汪精卫到达日本等待了十天后，日本政要才出面接见。除寒暄之外，他非常想了解日本政府对自己出马组织新政府的态度。虽然平沼等人高唱日本“尊重武力”，是为了“争取东亚，特别是日华两国间的永久和平”，进而“维持世界人类和平”等空洞论调，并对汪精卫大加称赞、鼓励，以此搪塞过去。但在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会谈时，还是涉及了这个敏感问题。6月15日，板垣会见汪精卫，他一开始就说：“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把握，如果能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实为有幸。”这对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的汪精卫来说，无异是一场奚落。汪精卫心里有气，但为了求得支持，只得忍气吞声地向板垣分析重庆“要人方面”与中国军队内部的情况。他认为“蒋介石现在已经绝望”，因为“大部分的要人心里希望和平”，而且“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关于军队，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使其“作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因此，他希望日本政府应“深刻考虑”中国军队和民众的“民族意识”，“为日本计”，应“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¹³⁾。汪精卫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乞求日本军方支持自己的组府方案。

可是，板垣根本不理会汪精卫的“苦心”，他直截了当地对汪精卫的组府方案提出不同意见。汪精卫原先设想一个国家不可能有几个政府同时存在，因此一旦汪政府正式成立，“临时”、“维新”等“已设政府”应立即宣告自行解散。但板垣却强调日本政府“分治合作”的原则，认为新政府成立后，应“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其原因是：华北是“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是国防上特别为防卫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是日华经济提携最密切地区。根据各地区的特征，并参照日华关系紧密的程度，有必要把以前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华南沿海，由于对南方国防上的必要，主要是海军的问题，但不能不考虑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¹⁴⁾这无异向汪精卫发出警告，即日本已经在华北、蒙疆、华中以及华南沿海取得的权益，均不允许汪精卫染指。对此汪精卫颇为不满，称：“只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称而其实体依然存在的话，中央政府则将流于有名无实。如果两政府的实体必须保留，那么组织中央政府只能延期，国民党将另找地盘组成一个政权以待来日，时机成熟再组织中央政府。”⁽¹⁵⁾而板垣也对此前的话进行解释说：“不是指让地方政府有大得可以和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权限。当然，只要在中央政府下给予相当的权限就够了。维新政府、临时政府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而产生的，和日本方面已经有了种种既成事实，也已经组成关于地方经济开发的机构。前面所说的尊重事实，就是指的这种既成事实”。这样，在日方的胁迫下，汪精卫不得不答应将来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一类的机构，给予较大的自主权限；对于维新政府，根据日本方面的处理意见，另外研究具体方案⁽¹⁶⁾。

在同板垣会谈时，双方在使用何种旗帜的问题上也发生了一番争论。汪精卫为标榜自己是国民党正统，认为“国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所以坚持新政府必须延用青天白日旗。对此，板垣表示反对，他坚持必须在“国旗”和“党旗”上方加一块印有“反共和平”字样的大型黄色三角布片；对于军队，为避免混淆与纠纷，只使用“写着反共和平大字的黄色旗帜，而不用其他的旗，如国旗等等”。汪精卫则强调：如果军队不使用国旗，只使用黄色旗，“作为国家的军队，无论如何有损体面”；“军队不使用国旗，就与军队的士气有关，怕给予不好的影响，如果长期不使用国旗，担心是否会影响军队在精神上的统一性”。板垣坚持说：“从军队的立场来说，现在日军正在和用青天白日旗的中国抗日军进行战争。即使在占领地区，所谓游击队很是跋扈。军队的敌忾心由此旗帜而产生，从军队心理来说，也是当然的。老实说，军方甚至对于日军占领区内除了军队以外的政府机关，或一般民众使用国旗都有相当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取严格取缔的方法，不使为此产生误解。何况中国军队突然升起国旗，其情况极为危险，自不待言。所以我想，无论在前线或是后方，至少在军队方面使用国旗，会造成误解。”板垣并一再强调，“这一点是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言下之意，这一问题没有商讨的余地。此后，经过双方反复协商，日方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在“国旗”的上方加一条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飘带。

一贯以继承国民党“党统”和国民政府“法统”自居的汪精卫，居然在“国旗”问题上放弃原来立场，最终接受日本的方案，这在汪精卫集团中引起巨大反响。对此，就连汪精卫最重要的亲信周佛海也深感不满，称这样的三角小黄旗像一条“猪尾巴”。对汪精卫这次赴日谈判，负责从中联络的日本人西义显也认为是失败了。他在事后曾这样分析：“把平沼首相坚持近卫声明的要点和板垣陆相肆无忌惮地交换意见总结起来，就是说，日本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这只是日本罗列片面的要求，根本否定中国民族主义的主体。平沼政府的真实意图，根本不是超越近卫声明，而是从近卫声明后退，虽然表面上依照声明，但随着问题的具体化，就想用旧有对华权益思想无多大差别的消极解释，强加给汪精卫，如果这也为汪所接受，这只能说汪的宽宏大量。单就这一点，已毁坏了和平工作的基础。至于说什么继承三民主义的法统，显然完全是废话。”⁽¹⁷⁾

汪精卫赴日谈判将近二十天，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定。6月18日，汪精卫怀着沉重的心情以及对日本政府尚存的一丝幻想，乘船离开日本前往天津，准备同临时政府的王克敏商讨组府事宜。周佛海则留在日本，继续与日方进行交涉。

二　建立特务组织

汪精卫的组府活动是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英、美等国早年在上海市区中心设有租界地。尽管抗战开始后不久上海地区就被日军占领，但为避免同西方国家发生正面冲突，日本政府仍对英、美等国租界采取了维持原状的政策。因此，日军的侵略势力暂时无法深入租界内部。这些外国租界，于是也成为日军占领区中的孤岛，以及各种爱国力量进行抗日活动的基地。抗日爱国力量在上海的活动，不仅阻碍了汪精卫组府活动的进程，同时也对汪伪骨干的安全构成威胁。为摆脱这一被动局面，汪精卫集团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支持下开始网罗死党，筹建特务组织，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残酷迫害抗日爱国志士，借以维持毫无政治基础的傀儡政权。

汪伪特务组织的创建者与主要头目是李士群。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变节分子。20年代，受大革命高潮的影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即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此间曾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逮捕后很快投降，成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¹⁸⁾。抗战爆发后，李士群不满在中统特务机关内的地位，一心想改换门庭。1938年夏秋之交，他席卷所经手的公款，从大后方假道越南转至香港，拜会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开始投靠日本。此后，他被派往日本驻上海使馆，为书记官清水董三做情报工作。

回到上海后，李士群先后把“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成员刘某等拉下了水，让他们充当日本使馆的情报员。同时，他又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达成互相照应的默契。1938年底，李士群开始考虑从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他深知，搞特工必须有一批经验丰富的骨干。他把目光集中到原国民党军统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身上。丁默邨1932年即担任军统局第三处少将处长，地位与戴笠差不多。全面抗战爆发后，戴笠地位急剧上升，而丁默邨的第三处于1938年初秋遭裁撤，此后不久丁即离职前往香港“养病”，同时静观事态变化。1938年底，丁默邨又秘密到上海，后被日本人发现并受到严密监视⁽¹⁹⁾。为把丁默邨拉下水，李士群一面在清水董三面前极力吹捧丁的地位、才能及声望，表示愿意让丁坐头把交椅，自己充当副手。同时，李士群又专门找到丁默邨，诱迫其加入到所谓的“和平运动”中。

李士群的活动越来越受日本当局重视，其地位也步步提高。丁默邨来到上海后，日本方面更对丁、李合作搞特工的计划寄予厚望。1939年2月，在清水董三引荐下，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首脑土肥原贤二会见了丁、李二人。“对华特别委员会”是直属日本内阁，“专门负责以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所谓“重大对华谋略”，是指除开直接作战的“关于政治、经济的谋略”⁽²⁰⁾。因该机关以土肥原贤二为首，所以一般称其为土肥原机关。

土肥原机关设在上海虹口公园北侧的“重光堂”内，根据预定计划，决定物色北洋时期曾在中国政坛上出过风头的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为新中央政府首脑。然而，唐绍仪由于遭国民党特工袭击而死去，靳云鹏也早已在中国政坛上失势，没有什么作为，吴佩孚则不能与土肥原很好合作。尽管土肥原费尽心机，工作仍无实质性进展。他不得不哀叹：“可恶的吴佩孚已经没有希望了！”⁽²¹⁾

正当土肥原机关陷入困境、无计可施之际，丁默邨、李士群的出现使土肥原喜出望外。丁、李两人向土肥原陈述了组建特工队伍的设想，并提出请求日本军方援助的理由，即“上海恐怖活动的元凶是重庆的特务工作队，蓝衣社的地下组织。日本军警可以逮捕现场的犯人，但是如果不破获蓝衣社的地下组织，那是没有用的。”他们还向土肥原吹嘘：“我们知道敌人的力量所在，也知道它的弱点所在，我们一定能够取胜，请给我们以援助和指导。”⁽²²⁾几天之后，丁默邨与李士群向土肥原提交了两份资料，一份是《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另一份是《上海特工计划书》。前者是李士群数月来情报资料的汇总，后者则是他们组建特工队伍的蓝图。计划书以获取日本经费、武器为前提，详细罗列了组建特工队伍的方针、工作要领、组织机构等要项，同时还按照工作据点的设置、行动队伍的组成、经费的使用、兵器的保管和修理、反谍报的方法等具体事项，逐项列出了明确方案。这项计划书引起了土肥原的重视，他及时将此情况向日本大本营作了报告。

日本陆军对此计划很感兴趣。当时，影佐祯昭等人正与汪精卫集团联络，策划所谓“日华和平运动”。他们认为，稳定上海局势，镇压爱国民众的抗日浪潮，阻止国民党特工的恐怖活动，是整个和平计划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因此，他们主张把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工计划作为整个对华和平工作的组成部分。2月20日，日方以大本营参谋总长的名义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明确指定由土肥原贤二的助手晴气庆胤具体执行⁽²³⁾。从此以后，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工组织便由晴气庆胤直接指挥，直属日本大本营领导。同年8月，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成立后，又划归“梅机关”领导。

获得日本军方支持后，丁、李两人立即开始着手特工总部的筹建工作。为“笼络争取上海租界内各阶层的中国人”，日军当局允许他们采用各种方式，在上海的原国民党党部成员、捕俘的重庆系特工人员、学校师生等方面物色合适分子，加入其特工组织⁽²⁴⁾。另外，他们还炮制了一套“和平运动”的理论，进行欺骗宣传。谎称“和平运动”是“以和平求和平”，是为了使中国尽快统一；相信以战争求和平，则是“中了共产党的计谋，中国要灭亡的”。经过一番活动，逐步形成了特工组织的核心，最早的骨干主要有七人，他们是：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茅子明、李志云、杨杰、张鲁，当时被人称作“七人委员会”⁽²⁵⁾。此后不久，蔡洪田、马啸天等一批人又或明或暗地参加了进去。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上海租界巡捕、包探听，以及帮会、流氓中网罗对象，组织行动队。通过金钱和武器引诱，使得三教九流人物纷至沓来。如以吴四宝为首的地痞流氓，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兄弟”，先后投入李、丁门下，成为骨干。

特工队伍初步建成后，丁默邨、李士群心里很清楚，以此充当日军的别动队，捞点“外快”，已经不成问题，但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为了在政治上打开“局面”，他们经日本当局授意，开始投靠汪精卫集团。丁默邨刚到上海时，汪曼云就曾当面提醒他说：“以你丁默邨三个大字来‘号召’是不够的。过去你的工作环境与条件，你的大名，别说党外的人不知道，即使党内的人，若非‘CC’骨干，也很少有人晓得的。所以这件事，在你倒不是才的问题，而是号召力方面，确有一些事倍功半的。”为此，向他建议道：“事到如今，当然不能因困难而不做，为求事的迅速‘成功’，我觉得倒不如去接上汪精卫的关系，好在汪精卫已发表了艳电，要是你能采纳我的意见，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²⁶⁾丁默邨点头称是。以后，通过汪曼云的居中牵线，丁默邨、李士群、特工队与周佛海接上了头；又在日方的“训令”之下，汪精卫决定全盘接纳丁、李的特工组织作为自己的警卫武装。在日方的安排下，丁默邨、李士群曾与汪精卫洽商双方合作的条件。丁默邨等提出参加汪伪“和平运动”的条件有二：一、“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十月份以后，经费由汪精卫供给”；二、“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人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位”⁽²⁷⁾。于是，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与丁、李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议定由丁、李日后主持警政部，并担任“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起人⁽²⁸⁾。这样，双方达成一致。从此，汪精卫集团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特工队伍。

丁、李等人投向汪精卫集团后，为适应队伍的扩展，开始寻找合适的基地。几经搬迁，最后选中沪西极司非尔路⁽²⁹⁾七十六号，极司非尔路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外强行修筑的一条马路，属越界筑路，所以路权归工部局巡捕房管理，马路两侧仍属华界。位于马路中段的七十六号，原是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一座花园洋房，因该处三幢洋房的地基曾为洋商购买，所以挂的门牌为蓝底白字，与周围白底黑字的门牌明显不同。日军占领上海后，该房遂被日军控制，后经晴气庆胤联系，同意拨给丁、李使用。丁默邨等将七十六号的房屋建筑进行了大规模改造，设立了“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审讯室”、“看守所”，进出大门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³⁰⁾。从此，“七十六号”成为令人生畏的一个名字。

汪伪特工总部开张后，立即配合侵华日军，疯狂镇压上海爱国民众的抗日反汪运动，接连不断地制造流血惨案，其首要攻击目标是上海新闻界。上海沦陷后，留沪爱国报人利用外国租界，继续出版报刊，宣传抗战。汪精卫集团叛离抗日阵营后，上海各报刊纷纷揭露日汪勾结的阴谋，提醒人们要同这伙汉奸划清界限。因此，汪伪集团将上海爱国报人视为眼中钉，必欲清除而后快。1939年6月中旬，丁、李等人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名义向上海各抗日报刊负责人、编辑、记者发出恐吓信，威胁称：“如再发现有反汪拥共反和平之记载，无论是否中央社之稿件，均认台端为共党之爪牙，希图颠覆本党及危害国家”，“决不再作任何警告与通知，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³¹⁾。同时，又公开发表一道对83人的“通缉令”，将一批新闻界人士列为通缉对象。威胁之外，他们又多次出动汉奸武装袭击《中美日报》、《大晚报》、《大美晚报》等报馆，杀害爱国报人，殴打报贩，妄图堵截抗日反汪报刊的发行。

特工总部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采用威胁利诱手段，为汪精卫集团网罗党羽。其惯用手法是先派一个与对方熟悉的人去拜访，宣传“和平反共建国”的汉奸理论，并以金钱、官位相引诱。如对方不为所动，即再派人送去恐吓信，里面还有一颗子弹，限其一星期内离开上海，以此给对方造成巨大精神压力。倘若如此仍达不到目的，就采用强行绑架的手段，在七十六号内“嘱令宣誓，签署和平运动誓书”，强迫其就范。总之，凡被七十六号列为活动对象者，除逃离上海之外，均无法逃脱他们的魔爪。

在举国上下声讨、揭露汪精卫一伙叛国投敌活动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也通过在上海的留守机关，组织特工对其进行打击，以阻止汪伪政权的建立，双方由此展开了一场“以牙还牙”的特工战。由于驻沪国民党机关已转入地下活动，其特工的活动范围也十分有限。相比之下，汪伪特工不仅活动范围广阔，背后还有侵华日军支持。在争斗中，汪伪特工明显处于优势地位。早在投敌之初，丁默邨即向土肥原夸下海口：“我们要干掉市党部和蓝衣社”，“市党部委员中有不少是我的老部下，现在它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纲纪紊乱，缺少统一领导，如果巧妙地利用这些弱点，可能原封不动地把它拿到手。蓝衣社是最强的对手，但它的情报人员因生活困苦而动摇，这就是它最大的弱点。我们准备从争取它的情报员开始，逐步寻出它的情报网，尽可能接近它的上层人物，说服他们，并使他们为我们所用，最终搞垮蓝衣社。”⁽³²⁾在争斗中，丁默邨首先打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将其主要成员汪曼云、蔡洪田等拉了过去，成为汪伪集团的骨干分子。接着，又把国民党“中统”苏沪区副区长苏德成拉下水，使该区的特工组织完全瓦解。此后，丁默邨等顺藤摸瓜，使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团部全部垮台，主要骨干被迫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悔过⁽³³⁾。

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为汪伪集团的“和平运动”鸣锣开道，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地位也节节升高。汪伪国民党“六大”召开后，伪中央党部内特设了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兼任主任委员，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工总指挥部，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副之。起初，特工总部机构比较简单，不久即增设了三个委员会与四个厅，以后又改设为四处四室。至1940年春汪伪政权建立前夕，特工总部再次进行重大调整，原警卫大队升为警卫总队，由吴四宝任队长，下辖五个大队；增设行动总队，由杨杰任队长，下辖六个大队⁽³⁴⁾。另外，还设立了租界警卫队、直属行动组等机动组织，以及“海社”、“上海法院同仁会”、“立泰钱庄”、“国民新闻社”、“东南贸易公司”等一批外围组织，把魔爪伸向各个行业。

此外，特工总部还在杭州、苏州、南京、蚌埠等日军占领区以及沪杭、沪宁、津浦路段各铁路线设立“区”、“站”一类的分支组织，采用各类极端手段开展特务活动⁽³⁵⁾。汪伪政府正式建立前后一年多时间里，特工总部迅速发展成一个规模巨大、组织完备的特务机关，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支柱。

三　汪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汪精卫一伙在抗战的紧要关头，公然叛离抗日阵线，其自我编造的理由是对日谋求和平。但自从“艳电”发表后，其汉奸面目已经暴露，并很快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为确保自身安全，他们不得不转入地下，偷偷摸摸地进行所谓的“和平运动”。即便到了日本控制的上海，他们仍不敢公开露面。在秘密访日并取得日本政府的口头支持后，他们顿时感觉有了依靠，腰板开始硬起来了。尤其是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下，建立起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更不用为自己的安全担惊受怕了。为扩大“和平运动”的影响，加快筹建新政权的步伐，他们从地下走到地面，公开亮出了自己的旗号。

1939年7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做了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演说。这篇被日汪双方称为“开始实际和运工作之宣言”的演说词，实际上是一篇宣扬卖国理论的代表作，亦可视为汪伪集团公开投敌的宣言书。讲演一开头，汪精卫即以“理论”权威的姿态为日本侵华战争辩护：“日本是东亚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著著先进，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中国事事虽然落后，却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国的强盛对于日本会发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意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中国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决定以中国为敌。以一个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³⁶⁾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理所当然的，原因是中国自不量力，“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

怎样才能“于日本有利”，使日本“愿意与中国为友”呢？汪精卫认为：“中国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更进而根据平等互惠之原则，以谋经济合作，这样中国的强盛，便于日本有利而无害。”⁽³⁷⁾为证明这是解决中日冲突的正确方案，他一方面引经据典，把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帝国主义屈膝求和的卖国行为当作自己的楷模，同时又对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攻击。最后他又声称，要“本着怨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于转敌为友”，“我决心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我决心团结同志并团结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有志之士，来共同走上这一条路”⁽³⁸⁾。

讲演结束之后，汪精卫休息片刻，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敬告海外侨胞》的广播演说。这篇演说除对上述卖国理论进行进一步阐述外，还对重庆政府予以攻击。其目的是欺骗海外华侨，阻止华侨对重庆政府抗日战争的支持。数日前，他曾向日本官员分析过华侨的情况：“在这次事变中，华侨却被蒋介石的抗日宣传所欺骗，被蒋的英雄言行所迷惑，因而支持蒋介石。”为改变这一局面，他主张“用实际行动加以宣传”⁽³⁹⁾。为证明重庆政府之“误国”，他在讲演中指责蒋介石政权还不如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政府“爱国”：“当时的满洲政府，还算有爱国心的，战败了，就承认战败，讲和的结果，虽然割地赔款，却还保得住大部分未失的土地人民主权。如今呢，战败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输越赌，越赌越输，宁可输个精光，断断乎不肯收手。这不是比当时的满洲政府还没有爱国心吗？”汪精卫认为，继续抗战，“民安得不穷？财安得不尽？而民穷财尽的结果，只有国亡种灭”，结果是，“抗战不足，国亡灭种有余”⁽⁴⁰⁾。为进一步推销这种抗战不如投降的汉奸理论，汪精卫将这两篇讲演稿全文刊载在新复刊的《中华日报》上，但由于上海租界内报业公会拒绝销售，影响“甚微”⁽⁴¹⁾。

汪精卫深知，自己被重庆政府开除党籍后已没有威信，只有把自己重新装扮成国民党正统，才能增强理论宣传的效果，排除组织全国性政权的障碍。所以，他在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之后，即着手准备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国民党有关规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有各省市、各特别支部和海外支部推选的代表参加。而此时的汪精卫集团，除几名骨干之外，没有任何基层组织，召开一省党代会的条件尚不具备，遑论网罗全国各地党部的“代表”。8月中旬，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骨干连日开会，商讨对策。

为拼凑“代表”各方的党代表，他们首先设立大会“筹备委员会”，指定“特派员”分区招揽。特派员拥有选择代表的大权，只要他们出具证明，谁都可以充当代表。尽管如此，仍很难觅到合适的人选。汪精卫曾秘密派遣刚从欧洲返回香港的周化人潜赴重庆，拉拢改组派旧人马来沪参加“和平运动”，但只拉到刘仰山等几人。后又让周北上“动员”，结果应者寥寥。于是，汪精卫不得不让周佛海等就地取材，拼凑人数。周佛海利用这个机会，同梅思平、丁默邨等乘机网罗亲信，扩充私人力量。丁默邨包办了上海特别市和江苏省两个党部，把一批原属“中统”的特务都拉来做代表。同时还想染指南京及安徽、浙江三省市。陈璧君也不甘落后，把陈耀祖等两个弟弟、三个侄儿都指定为代表。李圣五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全带了进来；林柏生则发动《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的伙计前来参加⁽⁴²⁾。

经过一番“努力”，拉到的人数仍同汪精卫预定的300名代表相距甚远。于是只能滥竽充数，由非国民党党员冒填党籍后推为“代表”。这样的胡乱拼凑，闹出了许多笑话：有的假党员不仅当上了党代表，同时还被指定为两个省的代表；有的人虽然出席了会议，但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个省的代表。还有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威胁、诱骗到会场，以充当代表⁽⁴³⁾。经过这样不择手段的网罗，勉强拼凑到240名代表。

1939年8月28日上午，汪精卫集团一手策划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召开。之所以选择七十六号，是因为那里是汪伪特工总部所在地，自然比其他地方安全。会议主席团由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组成，梅思平任大会秘书长。汪精卫自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⁴⁴⁾。在开幕词中，汪精卫一再强调，这次代表大会同一年以前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说：“上届大会提出抗战建国的口号，本届大会提出和平反共建国的口号，所谓建国是什么呢？是完成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之建设，因为必须这样中国才能生存，必须这样，中国才能独立自由，这是目的。至于抗战和平不过是达到这目的之一种手段，为达到这目的，不得不战则战，可以和则和，手段有不同，目的则无异致。”把抗战和投降这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柔和在一起，说是具有相同的性质，这是汪精卫的一大发明。为推销这种汉奸理论，他还无耻地说，这是“中国国民党全体同志的公意，也就是中华民国全体同胞的公意”⁽⁴⁵⁾。

伪“六大”首先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这是汪精卫集团从重庆政府手中抢夺“党统”大旗的关键一步。该法案包含多项内容，其中第一项宣称：自1939年1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均已丧失行使职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⁴⁶⁾。此决定具有双重目的，首先是要从重庆国民党中央手中夺权；其次是恢复汪精卫原有的地位。汪精卫是1939年元旦被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两委撤销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的。现在宣布从这天开始，重庆国民党中央已经无权了，那么，对汪精卫的处分也就自然无效了。这样立案，比采用其他方式简单得多。夺过旗帜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即汪精卫不是总裁，领导全党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于是法案专列一项：“修改总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代表行总章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⁴⁷⁾总裁一经废止，蒋、汪之间的正副差别也不存在了；新设国民党中央主席的职位，则为汪精卫担任国民党党首铺平了台阶。有了魁首之后，人手不足怎么办？汪精卫等人挖空心思，在《整理党务案》中又加入如下规定：“除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均由本届大会推选继任原职外，并由本届大会增选中央执行委员38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0人，中央监察委员26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6人。”未参加本次大会的“中央执监及候补中央执监各委员，立即集中上海，共商国事”；“在中央各委员未能齐集以前，中央各种会议，得以实际上有行动自由确能到会者之过半数为法定人数”⁽⁴⁸⁾。这样既增补了100名亲信，又不确定开会的合法人数，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就得以完全被汪精卫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中。

上述法案为汪精卫控制国民党铺平了道路。接着，会议又策动代表提出临时动议两件：第一，因汪精卫“倡导和平，艰贞奋斗，挽救危亡”有功，“大会全体，应致敬意，以表尊崇”，由主席团率全体代表起立，向他鞠躬致敬；第二，依据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之决议，推选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⁴⁹⁾。

经过一番苦心策划，汪精卫等人自以为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国民党临全大会的决议，否定了蒋介石国民党总裁的职务，而自己又“合法”地获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头衔。抓到党统旗帜之后，汪精卫一伙又开始为自己的行动炮制法律依据。

当天下午，会议又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该纲领对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简称《抗建纲领》）中规定的方针政策做了全面篡改，以适应他们进行“和平运动”的需要。若将两个法案进行比较，即可看出其险恶用心。在外交方面，《抗建纲领》第五条明确规定：“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⁵⁰⁾而修正方案则模糊地宣称：“本国家生存及主权独立之主旨，励行睦邻政策，以奠定东亚永久和平”；“联合非共产主义之有关各国，共同防制第三国际之阴谋”⁽⁵¹⁾。在军事方面，《抗建纲领》规定：“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⁵²⁾。修正方案则闭口不谈抗战，仅虚伪地列出了这样几条：“军队国家化，消灭个人及地方之系统”；“召集军事复员会议，解决军事复员、军队驻防及军事建设等问题”；“解散游击将士，助其复业，其志愿服兵役者，经甄别后分别编入国防军或地方保安队”⁽⁵³⁾。在政治方面，《抗建纲领》为夺取抗战胜利，明确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⁵⁴⁾。而修正方案坚持反共立场，全力回避谈及抗战，仅笼统地宣称：“召集国民大会，商讨建国之大计”：“政府草拟宪法，交国民大会审议，由政府公布实施”；“除共产分子外，人民之一切合法自由应予以充分保障”⁽⁵⁵⁾。

从上述三方面的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汪精卫集团别有用心地把“抗日”换成“反共”；把武装自卫换成转业复员；把全民抗战换成排共建国。其目的就是要完全颠倒武装抗日与投降卖国的是非标准。

与此同时，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关于授权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一批议案，为正在筹建的汪伪政府之“合法”出台贴上一张又一张法统票签。

当会议进行到确定中央委员名单时，会场里出现一阵骚动。其主要原因是，在汪精卫提交大会讨论的名单中，有几个在社会上名声颇臭的汉奸，一些标榜继承国民党“正统”的代表“羞与为伍”。尤其是在“八一三”事变后投敌、先后在“上海大道市政府”和“维新政府”等几个伪政权中出任过要职的卢英也竟然名列其中，更使那些人难于接受，于是推派代表去找汪精卫说理。然而那些代表却遭到周佛海的阻拦，周回答他们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⁵⁶⁾这几句话，不仅给卢英的汉奸行为做了辩护，而且也撕下了这批新汉奸的假面具，使他们面面相觑，无辞可对。当然，为了笼络这批新汉奸，汪精卫也作了一些让步，把内定给卢英的中央委员降为“候补”。通过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汪精卫提名的一批老牌汉奸，如“维新政府”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等，都顺利当上了中央委员。

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决定以反共为基本政策》等文件。这些文件的集中反映了汪精卫集团宣扬的“和平反共建国”的理论。其中《宣言》是一份颇具代表性的文件。

《宣言》首先颠倒是非，诡称这次代表大会的宗旨同上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一致的。并认为1938年12月近卫声明所提出的三原则，是日本“为放弃侵略主义欲与中国谋合于正义之和平”的证据。“日本在战争中，有此反省，中国亦不可不深自反省，使合于正义之和平得以早日实现”。而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遽以个人武断，发言拒绝……复用极端严厉手段，箝抑舆论，极端残酷手段，残杀同志，遂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战争依然继续”。对中日战局作了完全颠倒的阐述后，立即对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意攻击，声称“和战问题为共匪所劫持，则合于正义之和平永无实现之希望”。“上届大会以执行之方针付之蒋同志，蒋同志乃弃置方针于不顾，以自误误国，本届大会爰以一致之决议，解除蒋同志总裁之职权，并废除总裁制，更授权汪同志，使本于上届及本届大会所定方针，领导同志积极进行”⁽⁵⁷⁾。经这一番论述，汪精卫似乎成了拯救中国的英雄。

在拐弯抹角把自己的投敌行为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抗战方针连接起来后，《宣言》开始亮出汪伪集团的行动纲领：“自今以后，当易抗战建国之口号为和平建国”，“特再郑重宣布，以反共为和平建国之必要工作”。据此纲领，又确定了内、外方针。其外交方针，表面上赞成上届大会确定的两条方针，而在具体分析一年来形势时，指斥原有的政策是“无实力妄冀远交近攻，以取胜利，充其所至，徒使战则无同盟之援助，和则受外来之牵制，惟有任东亚相与为邻之两大民族共受其祸，而不能自已，非独不忠不仁，抑且不智。不忠，不仁，不智，不特不齿于中国之国民，且不齿于世界之人类”。所以强调，今后“当谨守上届大会所示之两大原则，以谋国际关系之维持，各国友谊之增进”，“而益之以睦邻友好”；“不惟远交近攻之策绝对屏斥，一切合纵连横之技亦无所施，必如此，然后对内得以自力，对外得以共存也”⁽⁵⁸⁾。其实，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完全篡改了原外交方针中抗战救国的内涵。关于内政，《宣言》表面上赞成“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挥原理”，具体内容则全面背离了原有纲领。《宣言》既反对因抗战延期召开国民大会之决定，又指斥“国民参政会形同虚设”，宣称“本届大会特郑重宣布，授权汪同志，延请国内贤智之士，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并改变必须由党员才能参加的规定，宣布“本党愿以至诚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负担收拾时局之责任”。同时又强调，“战争既息，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之制定颁布，已无延期之必要，务于最短期间，使全国和平得以实现，国民大会得以召集，宪法得以制定颁布，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以完成民权正义之阶段”⁽⁵⁹⁾。其用意十分清楚，就是不顾中华民族处所处的危险时刻，要在最近时间里成立伪政权。

戒备森严的汪伪国民党“六大”只开了一天即草草收场，而他们对外却大肆吹嘘，说会议开了三天。9月5日，又在上海愚园路汪精卫住处召开所谓六届一中全会，汪精卫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主持大会，并就内外形势及党务、政治诸问题发表讲演。会议讨论通过了伪“六大”交议的各项提案，推举了领导成员。周佛海等九人当选为“中常委”委员，褚民谊出任秘书长，梅思平任组织部长，陶希圣任宣传部长，丁默邨任社会部长⁽⁶⁰⁾。

伪国民党“六大”结束后，汪精卫在接受日本记者访问时，对今后如何树立统一政权问题，明确表示：“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于此点已郑重说明。连同各党各派，及无党派有志之士，协力一致，以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实为本党之最明确主张也。”⁽⁶¹⁾由此可见，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给汪精卫集团正式在广大沦陷区建立统一的傀儡政权铺平了政治道路。

四　汪伪集团与“临时”、“维新”政权的交涉

早在汪精卫投敌之前，侵华日军就已在中国占领区南北各地扶植了一批傀儡政权。汪精卫投敌后想在日军占领区内建立伪政权，其首要条件是必须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另外还得听从日方安排。日本方面不希望汪精卫集团简单地以“大鱼吃小鱼”的方式将原有伪政权吃掉，重新建立统一的傀儡政权，而是要他们互相合作，共同组织新政权；另外，为扩大新政权的影响与实力，还要求汪精卫与吴佩孚合作。1939年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的《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中明确规定：“新中央政府以汪、吴和已设政权以及翻然悔改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应将此作为中国问题，适当予以协助，以建立其政府。”⁽⁶²⁾

为使政府的决定具体化，日本陆军经过研究，草拟了一份“汪工作指导腹案”，其指导方针是：“让汪同吴及已设政权合作，建立具有文武实力的强大政府。为此，首先应作好必要的准备，在此期间，特别应努力争取重庆政府的各种势力，尤其是其重要人物。”“腹案”中对汪精卫提出的首项要求是：“在成立新中央政府的准备期间，汪、吴和已设政权等应相互协力，并极力争取重庆政府的各种势力，特别是其重要人物，同时应建立基础地盘，以建立具有文武实权的强大政府。”⁽⁶³⁾上述方案明确反映出日本当局希望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建立强有力傀儡政权的迫切心情，而并不是把汪精卫集团作为惟一的支持对象。汪精卫访日期间与板垣陆相等人交换意见时，对日本的立场表示赞同，并发誓要继承民国法统，纠合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便大力促进和平工作。访日结束后，汪精卫直接去北平，开始同吴佩孚及华北临时政府的头目进行交涉。

从已设汉奸政权的手中瓜分权力与地盘，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对此，汪精卫有一定思想准备。在与吴佩孚合作这一问题上，他自认为具有较好的基础。早在访日之前，汪精卫曾通过互致电报及专人携亲笔信拜访等方式主动与吴佩孚联络，希望双方能够合作。对于汪的“和平”主张，吴佩孚曾一度表示赞同，称汪精卫提出的“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立和平，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但双方具体政见并不一致。吴佩孚在给汪精卫的复函中说：“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于矜恤同胞，戛然而止。”信中还强调：“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之向背为准绳也。”⁽⁶⁴⁾由此可见，吴佩孚的“和平”立场实际上与汪精卫有着原则区别。对此，汪精卫自己也承认，双方是“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⁶⁵⁾。

此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已根据上级指令，为汪、吴会谈做出周密安排：将日军总司令官的住宅作为会谈场所；计划让汪精卫先去拜访吴佩孚，然后吴再作礼节性回访；合作达成之后，由汪主持政治，吴主持军事。然而，吴佩孚却不买日本人的账，他拒绝华北日军做出的安排，提出要在自己住宅里与汪精卫会面，而且拒绝回访。汪精卫也自视甚高，不愿以低人一等的身份去拜见吴佩孚，双方直接会谈遂成泡影。随后，汪派代表陈中孚前往北平面见吴佩孚，商讨合作事宜。吴当即提出四项要求，即“一、吴氏对外发表政见汪氏必须采纳；二、汪氏登台后不得干涉军事；三、汪氏不得私自与他国签订任何条约；四、汪氏施政方针须得先征商吴氏同意”⁽⁶⁶⁾。这自然是汪精卫集团无法接受的。

由于在吴佩孚那儿碰了钉子，汪精卫只得硬着头皮去找“临时政府”首脑谈判。1939年6月23日，汪精卫从日本抵达天津，随即前往华北日军司令官府邸会见“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在华北日军的安排下，王克敏被迫参加了这次会谈，他一开始就对汪精卫抱有很高的警惕性。王克敏一面表示愿意参加汪精卫的组府活动，同时又声明“不接受担任委员”，主要理由是：“我已风烛残年，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的前夜，拟告老退休，如果阁下要我参加中央政府，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平工作。”同时还提出要求，如果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应放到北平举行，“北平在治安上也许适当一些”⁽⁶⁷⁾。王克敏的意思很清楚，即可以考虑同汪精卫合作，但应以北平为活动中心，以“临时政府”为主体组织新中央政府，否则王克敏将继续留在北平，当然也不会容许汪精卫染指华北地区。为怕汪精卫不理解自己的主张，王克敏事后专门召开记者会，“宣布临时政府决不支持汪精卫的任何冒险事业”⁽⁶⁸⁾。在华北期间，汪精卫曾打算亲自与吴佩孚会面，但由于吴的“坚决拒绝”而未能如愿⁽⁶⁹⁾。同年10月9日，汪精卫又亲自写信给吴佩孚，称赞其风节“照映宇宙”，将来必成“旋乾转坤之功业”，并请求其参加新组建的“国民政府”⁽⁷⁰⁾。受国内巨大的反汪锄奸浪潮的影响，吴佩孚更不愿同汪精卫集团同流合污，于是直截了当地在汪精卫来信封面上批了这样一段话：“公离重庆，失所依凭；如虎出山，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⁷¹⁾吴佩孚的这一态度，打破了日方精心策划的汪、吴合作的蓝图。

华北之行接连碰壁之后，汪精卫灰溜溜地返回上海。此时，日本政府为进一步支持和控制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已在上海设立了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该机关阵容庞大，除陆、海、外三省的官员外，还有兴亚院的代表和所谓的民间人士。机关长影佐声称，“实行近卫声明是决定汪精卫运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是决定日华事变结果的重要条件”，因此要求全体成员全力以赴⁽⁷²⁾。他们将沪西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的一处高级住宅拨给汪精卫做公馆，该住宅本是国民政府原交通部长王伯群所建的花园洋房，地处幽静。经日本宪兵与汪伪特工的改装，成为戒备森严的政治活动中心。

6月29日上午，汪精卫在整修一新的“汪公馆”会见“维新政府”首脑，探询他们对合作的态度。上午先同行政院长梁鸿志、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会谈，下午又同立法院长温宗尧会面。与王克敏一样，梁鸿志曾在北洋政坛上翻腾多年，政治经验十分老到，他对汪精卫的警惕性比王克敏更高。双方一开口，即摆出互不相让的架势。在日本特务机关眼中，与王克敏会面在表面上还有“合作的气氛”，“而梁鸿志似乎不赞成汪的企图”。双方会谈时，梁鸿志曾问汪精卫：“阁下在东京会谈时，没有提出排除中国特殊化的问题吗？”汪反问：“所谓中国特殊化是什么意思？”梁说：“没有要求取消蒙疆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吗？”汪答：“蒙疆作为防共地区，情况特殊；华北也作为特殊地区。因此，适应特殊情况必须有特殊机构。”梁又追问：“要成立特殊机构，不觉得影响中国主权吗？”⁽⁷³⁾在此次各怀鬼胎的会谈中，双方都回避华中问题，汪精卫强调蒙疆、华北的特殊性，暗示华中地位并不特殊，“维新政府”将不再保留；而梁鸿志则一再否定华北、蒙疆的特殊性，示意华中应与华北同样处理，此次会谈最终没有任何结果。

汪精卫心里非常清楚，得不到梁鸿志等人支持，“还都”南京必然困难重重，因此要尽可能采用温和态度，积极争取对方的好感。7月5日，应梁鸿志邀请，汪精卫专程赴南京进行第二次会谈。会谈中，梁总体上表示“欢迎汪精卫出马，完成统一，收拾时局”，但谈及具体问题时则明确表示，只支持新中央政府“改组”维新政府。并向汪试探：“维新政府目前缺少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要不要加以充实？”⁽⁷⁴⁾其用意十分清楚，即希望新中央政府应以“维新政府”为基础，各部总长维持原状，自己当然仍担任行政院长。

然而与梁鸿志不同的是，“维新政府”其他要员最关心的是个人前途。温宗尧向汪表示：希望“勇敢排除许多障碍，为建立中央政府而迈进”；“和王克敏及梁鸿志等商谈毫无必要”；自己在中央政府建立后，“拟赴大连养老”，但如汪精卫需要的话，“任何方面都可工作”⁽⁷⁵⁾。他惟恐汪精卫不理解自己的想法，一再向汪表示：“我个人毫无问题，无需考虑”⁽⁷⁶⁾。维新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给汪精卫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汪伪国民党“六大”召开后，汪精卫加快了“组府”步伐。为尽快成立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他急于同“临时”、“维新”两政权首脑开展正式接触，商讨“合作”条件。在日本当局的安排下，汪精卫将与南、北两政权谈判的地点选在南京。9月18日，他带着周佛海、梅思平等骨干乘火车赶赴南京。次日，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人各代表一派势力，在南京开始“三巨头会谈”。

会谈开始后，汪精卫即先发制人，要求王、梁等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决定于10月9日在南京成立新中央政府，届时将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汪精卫这一手，自以为得计，其实早在王、梁的意料之中。此前，他们已经打探到日本政府支持汪精卫建立统一伪政权的态度。他们虽不敢违背主子的意愿，但也不愿痛快地交出手中的权力，而准备讨价还价，尽量占据有利地位。会上，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大纲》，希望“临时”、“维新”两政府予以赞同。其中规定，政治会议在暂定的24至30名委员中，“临时”、“维新”两政府只有6个名额，且只能以“社会重要人士”名义参加；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实际大权，也统统由中央政府掌握。对此，王、梁两人当然不愿接受，他们以事先没有从当地日军司令官那里接到有关提案的通知，所以无法答应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为由，予以消极对抗。此后，会谈陷入了僵局⁽⁷⁷⁾。

同日，日方也在南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举行会议，研究促使三方合作的对策。鉴于中日战争的形势，日本阿部内阁于9月中旬决定采取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的“现实主义”对策，并派遣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来南京向侵华日军传达。9月20日上午，日本参谋本部影佐祯昭、“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熊吉、“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喜多诚一参加了“三巨头”会谈。影佐当场宣布了阿部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的立场。汪精卫满心欢喜，以为有日本政府的支持，会谈一定可以顺利进行了。谁知当晚9点左右，王克敏、梁鸿志匆忙前来声明：“我们对中央政治会议人事、人数分配和国旗等议题，都不同意。”这一强硬态度，显然是得到日本顾问支持的。影佐认为：“在时间上来说比他们迟出来的汪精卫要组织中央政府，把临时政府降格为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正面临解散的命运，这样一来，两政府要人也不能安下心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⁷⁸⁾此外，日本内部的不统一，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当时，日本政府与军队的意见存在分歧。侵华日军内部更是派系林立，各地日军都想借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扩充势力，并不希望出现统一的中央政府。王、梁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的立场。

对于这样复杂的问题，汪精卫无法拿出有效的处理办法。为使日本政府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影佐立即同原田、喜多两位最高顾问进行协调，使“三巨头”会谈能够继续下去。经讨价还价，汪精卫对中央政治会议的名额分配做出一些让步，于21日勉强达成一份《决议事项》，其要点是：以汪精卫的提案为基础，“首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负责筹备建立中央政府”；“建立政府后，设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议政”；“中央政治会议人员的分配，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和维新政府占三分之一，余下的三分之一分配给蒙疆政府及其他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央政治会议中应讨论事项，是政府的名称、首都的位置、国旗问题等极重要事项”；此外，“如仍有须商谈的事项，可在以后三巨头再次相会的机会讨论”⁽⁷⁹⁾。这份《决议》虽对设立中央政治会议做了原则规定，但对南、北两个伪政权如何加入新政权的具体问题则没有解决。

对于这次“未圆满地达成意见一致”的会谈，汪精卫甚感失望。考虑到对外宣传的需要，他于会谈结束当天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承认国民党“六大”授予的权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之了解与热烈之赞同，深信从此必能相与致力于和平之实现”。声明还对王克敏、梁鸿志大加吹捧，称他们“挺身离乱之际，相继组织政权，以与日本为和平之周旋，使人民于流离颠沛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⁸⁰⁾。汪精卫作出这番吹捧，旨在为统合“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做铺垫而已。

就在汪精卫公开表态的当天，“临时”、“维新”两政府联合委员会也发表了一项声明，全文只有一句话：“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根据本会成立之使命，此时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⁸¹⁾维新政府的声明是以梁鸿志等十名院部长的名义发表的。声明中谈了一通“同人等在水深火热之中，谋救焚拯溺之举……揭橥和平，用心綦苦”后，勉强表示：“吾人所翘首企足，旦夕彷徨，而未遽达此期望者，得汪先生挺身任之，中日永久之和平，不难实现。同人等本救国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努力协进，以完成中国复兴之大业。”⁽⁸²⁾“临时政府”则在两天以后，才以政府委员的名义发表一项声明。其格式与“维新政府”的声明相似，先是大谈组府的“艰危”，然后表示了态度：“兹读汪精卫先生发表大文，对本政府奖饰过多，惭惶无似，但于国是民生，有所裨益，定当追随先生之后，以底于成。”⁽⁸³⁾

“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公开表态后，从表面上看，汪精卫与华北、华中两个已有的傀儡的协调工作已经取得成果。于是，汪精卫集团又开始了与其日本主子之间关于组织新的伪政权的会谈。

五　日汪关于“日华关系密约”的谈判

在日本占领区建立统一的伪政权，除取得现有伪政权赞同外，还必须获得日本政府的批准。汪精卫在北上南下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进行交涉的同时，也在背后加紧活动，以乞求日本军政当局的支持。

汪精卫一心想建立一个具有较大独立性的中央政权，以便争取民众支持，同时也易于吸引重庆国民政府的官员前来合作。为此，他们希望日本当局不要对新政府控制得太紧。早在1939年5月6日汪精卫刚抵达上海还未上岸之际，他就向前来迎接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表示了组建新政府的设想：“万一决定建立政府，仍将继承中华民国法统，称之为国民政府”；“从而以还都为建立政府的形式，意在采用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⁸⁴⁾。同年6月15日，汪精卫赴日本访问时，又拟订了一份《热切期望日本实行尊重中国主权的原则》⁽⁸⁵⁾，当时日本内部对汪精卫组府问题的意见尚未统一，因而没有对这一方案的细节作具体研究。至9月汪精卫的组府活动正式展开之后，他再次要求日本政府对上述方案表示明确意见，同时另外提出了《有关新中央政府财政问题对日本方面的希望》及《希望日本方面考虑之种种事项》⁽⁸⁶⁾。上述要求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内政、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如内政方面，汪精卫集团保证“绝对严禁抗日、排日的思想言论，彻底实施亲日的国民教育”，同时要求日本“避免在中央政府设立政治顾问及与此类似之名义与职位；在政治上，凡属与日本需要商议之事项，概由正当途径与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进行”。经济方面，对关税、统税、盐税的收入及中日合办企业、开放长江航运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意见。总体而言，他希望日方“以事实为准则，向国民证明日本之好意”⁽⁸⁷⁾。

对于汪精卫集团的组府活动，日本军政当局表面上虽作出不少空洞的承诺，但在实际行动中，决不允许其超越日本侵华总战略之范畴。1939年6月2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向有关人员通报大本营对华谋略时，明确指出：“为策划蒋政权的内部崩溃，正在推动汪精卫的一派，终于出现‘汪’之脱党出国，继之以此次之来访。……在此之际，本问题的解决，应照国家全体一致的方针，中央与当地在军政各方面结成一体，向前迈进，借此发挥策略的作用以使重庆陷于四分五裂，并使离间工作得到飞跃式的进展。”⁽⁸⁸⁾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华的基本方针，是要采用谋略摧毁重庆抗日政府。他们之所以支持汪精卫建立新政权，其根本目标也是想利用汪精卫政权的影响力来瓦解重庆抗日政府，以达到击破中国抗日阵线之目的。根据这一方针，日本当局对汪精卫集团采用了如下策略：先是哄骗，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引其上钩；然而强迫其就范。在此前提下，日本对汪精卫关于建立“独立”政权的种种要求，是不会轻易答应的。

1939年10月30日，日本兴亚院联络委员会对汪精卫的希望要点进行逐一研究后，拟订了一份《日本方面回答要旨》。《回答要旨》首先提出，应“基于互惠、互相提携、善邻友好、共同防卫、经济援助为原则，进而调整两国邦交”，然后将汪精卫的要求一一加以否定。比如，汪精卫为使新政权有一个“独立”的形象，不希望在中央政府设日本政治顾问，也不在中央机关聘用日籍职员。而《回答要旨》则明确表示：“考虑在中央政府设置政治顾问，同时也考虑在中央政府各院、部采用日本职员”；“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就在财政、经济方面，中央政府亦应聘请日本专家为顾问；同时中央政府直辖机关可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税官吏及技术员等”；“各省政府、特别市政府（直辖市）所属的各厅、各局以及各县也可考虑设置日本政治顾问”。这样，不仅中央机关，就连县一级的政府机构都有日本政治顾问在前台活动。军事方面，汪精卫为营造军事指挥权的“独立性”，希望在中央最高军事机关及各种军事教学机关招聘日、德、意三国军事专家组成顾问团或担任教官，各部队内均不得招聘或任用外国军事专家。但《回答要旨》强调：“为适应日中两国新关系的调整，商议有关两国军事合作事项，应设置日本军事顾问；关于中日军事合作，不得使第三国介入。”不仅如此，在日本认为“必要的地区、特殊的军队”，也要“配备日本军事专家”⁽⁸⁹⁾。于是，汪精卫希望新政府在政治、军事方面具有“独立”形象的要求，完全被日方否定了。

为使即将成立的汪精卫政府完全听命于日本政府，日方又决定与汪签订一份调整双方关系的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双方的主从地位。当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在南京会谈并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后，日本兴亚院见成立统一中央政权的道路已基本铺平，即以“为中日两国间缔结条约奠定基础”为借口，提出与汪精卫集团谈判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实际上是一份“详细清单”，开列了汪精卫政府成立后必须履行的一大堆条件。其中除《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外，另有两个附件：《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日华新关系调整要项》；另外还有《秘密谅解事项》八件，《机密谅解事项》三件⁽⁹⁰⁾。

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国内矛盾日益加剧，日本政府中所谓“强硬路线派”逐步占据了优势，这份谈判方案充分反映出强硬派的主张。其条件之苛刻，范围之广泛，连直接主持谈判的“梅机关”头目影佐祯昭也“为之大吃一惊”⁽⁹¹⁾。它不仅包括了以前同“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所签订条约的全部内容，而且超出了同年6月6日五相会议所确定的《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之范围。曾直接参与这次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揭露说，日方的条件所包含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这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的由日本持有或控制”⁽⁹²⁾。

1939年10月初，陆军参谋本部堀场一雄中佐将上述谈判方案带到上海。直接从事对汪工作的“梅机关”认为该方案太过苛刻，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清水则表示，如果以此草案为基础与汪精卫谈判，令人怀疑日本的信义，对日本最为不利；即使汪精卫接受，对和平运动不见得会奏效。因而建议将此方案退回去，“要求上司重新考虑”。“梅机关”负责人影佐虽然“也感到不高兴，有首先把它送回去，促使重新考虑的心情”，但认为作为政府的派出机关，“正确的办法就是忠实执行”，退回政府部门的方案，“那是不适当的”。于是决定：“把这个草案率直地拿给汪看，也听取汪的意见，老实接受其意见中事理明了的部分，以修改草案，然后向政府提出意见。”⁽⁹³⁾

11月1日，影佐约见周佛海，将自己的一封亲笔信和兴亚院谈判草案的原件当面递交给他，并请他转交给汪精卫。汪精卫发现，日本要求的条件已大大超越了“重光堂”协议的范围，而且也违背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原则，但考虑到只有取得日本支持才能建立新政权，于是立即给影佐复函，同意谈判，其大意谓：“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以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则任命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议东亚问题。”⁽⁹⁴⁾影佐见汪精卫没有拒绝，即带领“梅机关”成员开始与汪精卫集团进行会谈。

双方谈判采用了非正式接触与正式会谈两种方式。首先由影佐与周佛海进行非正式会晤，双方在总体上交换意见后，即转入正式会谈；在正式会谈中遇到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再通过非正式方式磋商，寻求解决的办法。至11月12日，双方共进行了七次会谈，对日方提出的草案从头至尾讨论了一遍，并提出了一个修改方案。尽管如此，双方仍有十余个重要问题意见不一，作为悬案留待以后解决。其间，在驻兵、铁路等一些重要问题上，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谈判一度陷于停顿。

影佐见谈判陷入僵局，即于11月16日赶回东京，向陆军大臣畑俊六、参谋次长泽田茂及有关部、局首长汇报谈判情况，并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即“与汪精卫签订秘密条约的目的在于对重庆政府和中国民众明示日本对中国的要求程度，由此使他们理解日本并不象他们所怀疑的那样进行侵略”⁽⁹⁵⁾。对此，军部多数人表示反对，认为即使重庆政府要求和平，现在也不能减轻条件。影佐的意见被否决后，陆军大臣又命令他无论如何要努力导致谈判成功。

影佐返回上海后，双方重又开始谈判。根据陆军当局指示，日方在驻兵、铁路等实质性问题上寸步不让，为给汪精卫集团留一些面子，日方仅在少数枝节问题上做了一些“让步”。处于被动地位的汪精卫集团，开始对日本的意图产生怀疑，他们越来越细致地研究各项条款，极力想弄清其具体内容和范围。“梅机关”则按照兴亚院的方案做详细解释。由于涉及具体问题，双方的分歧意见越发明显。渐渐地，日本当局认为这样马拉松式的谈判已违背了原来的意图。12月8日，兴亚院会议就建立新中央政府问题达成四项协议：一、如果现在要求中方对兴亚院会议决定的要求全面作出保证，“则依靠汪精卫建立新中央政府是有困难的”；然而，日方也难于为建立新政府之便，“而完全同意汪精卫方面的主张”。二、根据当前形势，“尽快建立新中央政府还是有利的”，因此需要弄清双方的差距，“无论如何务必迅速地把汪政权建立起来”；“梅机关”应设法使双方意见不一致的问题留待将来转入正式谈判时作进一步的商量。三、政府在适当时候，同该新政府进行正式谈判；四、兴亚院11月1日的决定，必要时可加以修改⁽⁹⁶⁾。这一决定，实际上是要“梅机关”采取变通办法，先达成内部协议，把汪精卫政府建立起来，待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再由政府出面同汪精卫集团做进一步的谈判。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双方谈判速度有所加快。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日本提出的方案，由于汪精卫集团的步步退让，终于全部得到对方认同。12月30日，汪精卫最后在密约上签字画押。

当时达成的《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协议书类》，共包括《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两份《附录》，《秘密谅解事项》八件，另外还有作为《附件》的秘密谅解事项两件。《调整要纲》虽然只有非常原则的三项内容，但其《秘密谅解事项》，则完全把即将成立的新政府作为日本政府的傀儡；汪精卫希望在表面上有一些“独立”样子的可怜要求，最后也被日方拒绝。

总体上看，这份密约不仅包含了日本政府同“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签订条约的全部条款，而且还有所扩大。军事方面，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日本拥有在防共地区的驻兵权，以及确立治安驻屯权；新政府区域内之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湾及水路等，应使之适应日本军事上的需要。政治上，除不设立政治顾问外，在中央政府及最高军事机关设立财政、经济、军事、及各种技术顾问；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和上海特别市等重要地方，设立日本技术顾问或联络专员；在军队和警察机关，得招聘日本教官、职员，特定地区可设顾问。经济方面，以日华合作为借口，日本取得了全国航空、华北铁路、沿海海运、长江水运等各种交通的控制权；开发、利用在国防上必需的地下资源的优先权；日本“军票”继续流通权；等等⁽⁹⁷⁾。这份密约的签订，比较系统地暴露了日本企图长期霸占中国领土的野心，同时也使汪精卫集团在“和平”伪装的缝隙中露出了日本走卒的汉奸真面目。

汪精卫自知这是一份见不得人的卖国协定，所以在签字时与日方约定“永不公布”。然而，卖国毕竟不得人心，以个人野心为纽带结成的汪精卫集团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密约签订才一个星期，参与汪派并目睹日、汪密约达成过程的高宗武、陶希圣即叛离汪而去，由沪抵港。1940年1月7日，高宗武在香港把日、汪密约稿38纸、照片16张，交杜月笙赴重庆转呈蒋介石⁽⁹⁸⁾。对于这些文件，蒋介石“阅之殊不能想象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于此！”为此他手函高宗武予以“慰励”，反复研究了公开日、汪密约的相关事宜。1月20日，蒋介石获知“汪逆已飞青岛开会”的消息，当即决定“秘约非即速发表不可”⁽⁹⁹⁾。1940年1月21日，香港《大公报》以“汪的卖国密约”为标题，公开披露了由高、陶两人提供的日、汪密约稿，同时还发表了两人致报社及汪精卫的公开信。公开信称，自参与这次谈判，“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走”。信中揭露谈判过程中，“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而汪精卫却“迷途已深，竟亦迁就许诺”⁽¹⁰⁰⁾。另外，在致汪精卫的信中，他们以一副“恳切”的姿态，规劝汪精卫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无益之运动”⁽¹⁰¹⁾。

高、陶两人的倒戈，给汪精卫集团带来极大震动。周佛海得知此事后，“愤极之余，彻夜未睡”⁽¹⁰²⁾。汪精卫亦深知密约被揭露后，自己所谓的“和平运动”将会为全国人民所唾弃，以后的日子将越来越难过，于是不得不仰首长叹：“这是我的不德，完全是不德所致的。以这样的不德来计议国家的将来是不可能的，商谈建立东亚和平也不能自信了。”⁽¹⁰³⁾然而，他们并未就此悬崖勒马，而是继续沿着卖国投敌的道路走了下去。

为掩盖真相，挽回影响，汪精卫集团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展开反击。1月23日，陈春圃以汪精卫随从秘书的身份发表声明，称高、陶“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面记录”。同时还竭力为汪精卫的行为辩护：“吾人与日方所商订之和平条件，断不损害我国之生存与自由独立”，“凡非中国国民所能接受者，凡有损害中国之自由独立与生存之条件者，皆非汪先生所能接受”⁽¹⁰⁴⁾。汪精卫本人也于1月24日接待路透社特派员，就高、陶事件发表谈话。他一会儿称他们公布的仅是“日本方面该地当局一部人士之私案”，一会儿又说“两人所发表者，完全出于向壁虚造”⁽¹⁰⁵⁾。前后之矛盾，反映出他内心的空虚。

在竭力辩解的同时，汪精卫集团还明确表示不放弃原有立场。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在社评中，一方面承认“和议的结果为损失”，同时又强调，“只要屈辱而不至于屈服，损失的程度不至于断送复兴之基础，和了还是比战到灭亡要好”⁽¹⁰⁶⁾。由此可见，他们决心要在卖国投敌的道路上一走到底。

第二节　汪伪政权还都南京

一　汪伪集团的还都丑剧

经过秘密谈判，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签订了《关于调整日华新关系协议书》。随后，汪精卫等即准备同“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首脑就组织新政府展开新一轮谈判，以便早日成立统一的新政府。为减少组府过程中的障碍，一切活动都由日本“梅机关”直接操纵进行。

根据日方决定，汪精卫应于1940年1月下旬在山东青岛同王克敏、梁鸿志等进行正式的组府会谈。之所以选择青岛作为会谈地点，是因为此地过去曾受欧洲国家的侵略，日本“夺回”后“交还”给了中国，“这意味着重建东亚、日华合作的开端”⁽¹⁰⁷⁾。1940年元旦，汪精卫在上海发表题为《共同前进》的文章和《和平运动之前途》的广播讲话，宣称：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是中日的共同目标，“二十九年（1940年）这一年，无疑是和平运动由开始而达于成功”⁽¹⁰⁸⁾。第二天，周佛海也发表同样主题的广播讲话，更明确地宣称：“现在中央政治会议，快要召集了。中央政治会议之后，中央政府就要成立了。”⁽¹⁰⁹⁾与此同时，汪精卫、周佛海等人连日同“梅机关”研究会谈细节。1月4日至7日，周佛海、梅思平等与“梅机关”成员连续进行了四次会议，就“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等重要事项议定了详细的谈判方案，随后报汪精卫与日方负责人审核⁽¹¹⁰⁾。

1月15日，有关青岛会谈的各项议案全部准备妥当，汪精卫即致电王克敏、梁鸿志，邀请他们两人赴青岛会谈。电文称：“数月以来，各事折冲结果，渐见端倪。兹为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促进和平，实现宪政，作进一步检讨，而期实行计，定于本月下旬，在青岛举行会谈，以便讨论国家大计，尚乞赏临为幸。”⁽¹¹¹⁾在伪中央政府成立前夕，汪精卫没有忘记再次向蒋介石劝降。16日，他发表“铣电”称：自“艳电”发表一年来，与诸同志致力于和平运动，并与日本朝野讨论和平方案。现在，“和平方案基础已具，中国所可得到者，不惟非亡国条件，且循此力行，中国之独立自由可保，三民主义之建设可以完成”。以今日之国内外形势，“抗战到底必无最后胜利之望”。只要蒋介石“毅然决定大计，声明愿与日本停战言和”，“则兆铭与诸同志，必能与先生同心戮力，使全国和平早日实现”，否则，“势必先以全力，从事于局部的和”⁽¹¹²⁾。醉翁之意不在酒，“铣电”之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劝蒋介石“停战言和”，而是为即将成立伪政府鼓动造势。

1月21日，汪精卫携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等一班人马，在“梅机关”负责人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陪同下，乘船赶赴青岛。“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维新政府”的首脑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以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代表、蒙军总司令李守信等人也先后抵达青岛⁽¹¹³⁾。1月24日，青岛会谈正式开始。为制造由中国人自己组织政府的假象，汪精卫与“梅机关”事先约定，日本人不直接参加会谈。但会谈三方的日本后台，如“梅机关”的影佐祯昭，“临时政府”顾问喜多诚一，“维新政府”顾问原田雄吉，都带领骨干人员来到青岛。这批日本人虽不在会场上露面，但谈判的全过程都由他们幕后操纵。

会议预定举行三天，由于各项提案事先都已得到各方日本顾问的认可，而且规定在讨论中以不变更为原则，所以会议进展顺利，整个议程有所提前。此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建立新政府的基本原则，以及重要法规制度。会议首先确认，“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的新中央政府，应包括汪精卫等人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维新”两个已经成立的政权，以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其他在野合法政党与社会知名人士，“排除一党专制，建立在全民之基础上”。并重申：“对重庆政权，如其抛弃抗日容共抗战之迷梦，彻底悔悟，亦颇愿将其包括于政府之中。”⁽¹¹⁴⁾这些原则，实际上将日本对华政策具体化了。接着，会议进一步决定了中央政府树立大纲，中央政府政纲及其政策，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央政府名称、首都、国旗及政府机构之构成组织等各种问题⁽¹¹⁵⁾。这些议案基本由日本人制定，因此“临时”、“维新政府”的头目毫无异议，一致同意。

1月26日，各项议案一一讨论通过，会谈顺利结束。随后，汪精卫发表谈话，声称：“第一次之会谈，已略具端倪，今进为第二次之会谈，所得结果，更为圆满”，“青岛会谈，实可称为和平运动之一大进步与发展也。”⁽¹¹⁶⁾“临时”、“维新”两政府也于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汪精卫组府活动的支持。声明表示：“关于内外政策，汪先生谈话所发表者，悉为吾人所冀求望其实现者，全国贤达之士，亦必深谅其苦心，而冀助成此大业也。”⁽¹¹⁷⁾当晚，各方会谈代表与日本顾问们举行联欢会。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也赶来出席，并在酒席上发表声明，强调“凡东洋事务，应以道义为万事之基础；基础已经一致，日华间的一切问题定能迎刃而解”。同时又给汪精卫一伙打气，称他们是“有志气，行得正，谁都不惜予以支援和帮助；一切挺身而战，敢于言和的人，皆为勇士”。对此，汪精卫立即起而呼应，强调了中国的道义传统⁽¹¹⁸⁾。此次会谈，为日、汪合作在日军占领区建立统一政权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青岛会谈后，汪精卫与梅思平等于1月26日晚返回上海。周佛海则于次日前往日本做进一步交涉。抵达上海后，汪精卫立即宣布成立“还都筹备委员会”，着手组府的具体准备工作。为表示新政府是能够容纳各界人士的“中央政府”，汪精卫集团努力拉拢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人士入伙。如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中国青年党常务委员赵毓松、无党派的岑德广、赵尊岳等人，均被聘请参加中央政治会议。2月3日，周佛海回到上海。2月12日，他召集被邀请参加政治会议的青年党、国社党代表开会⁽¹¹⁹⁾，向他们报告日、汪谈判筹建新中央政府的经过，研究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具体问题，抓紧拼凑新政权的基本班底。

在进行组织人事方面准备的同时，日、汪双方还互相配合，展开新一轮舆论攻势。3月9日，上台不久的日本米内首相发表公开谈话，宣称日本将根据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继续进行大规模战斗，“断然溃灭中国之容共抗日政权”，而现在“中国方面体会帝国真意，揭示反共和平方针，以汪精卫为中心之中央政府行将成立，帝国政府决定从速承认，并予以全幅之援助”⁽¹²⁰⁾。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也发表谈话，表示将根据近卫三原则精神，“欣然举广大占领区域，悉置诸行将诞生之新中央政权统辖之下”，“援助其兴隆发展”；“派遣军对新政府之全幅支持，自不待言”⁽¹²¹⁾。3月12日，汪精卫于上海发表《和平宣言》，声称和平运动已进入“组府还都实践阶段”。《宣言》还吹嘘：“自今以后，举国人民皆在统一而有力的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对外调整邦交，对内实施宪政，扫除历年之纠争与战祸，而实现和平与幸福之新天地矣。”⁽¹²²⁾

日、汪相互配合的舆论攻势，除为汪政权的建立鸣锣开道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向重庆国民政府施压。为配合对重庆当局的诱降谋略，日本政府一再推迟新政府成立的时间。万事俱备只待日本下令便粉墨登场的汪精卫集团，对此渐渐感到焦躁不安。经多次交涉，日本方面终于同意在4月份以前成立新政府的请求。此后，汪精卫迅速启动了组府议程。3月20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开幕，正式代表除汪精卫外共有30名，分别代表汪伪国民党、“临时”、“维新”、蒙疆三政权和所谓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另外还有广东、湖北的列席代表各一名。汪精卫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吹嘘说：参加会议诸人，“或为中国国民党同志，曾服务于国民政府，深感收拾时局之重大责任；或为事变以来尽瘁于国脉民命之维持，先后成立政权之诸当局；或为国内有悠久历史，曾参加国民参政会之诸政党；或为海内贤达，有忧时先识，今兹相聚一堂……期于共同担负起和平建国之时代使命”⁽¹²³⁾。会议连续开了三天，与会者装模作样地通过了一批由日、汪双方事先确定的法案，主要有《国民政府政纲》、《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表》，以及新政府的名称、首都、国旗、成立日期等。会议还通过了新政府各院、各部会长官人选。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把政府主席的位置“保留”给了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汪精卫只任代理主席⁽¹²⁴⁾。这一看似荒唐的决定，实际上真实反映出即将成立的汪政府一切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本质。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把对重庆的诱降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虽一再受挫，但从未死心。所以，要求汪伪政府必须为日后的宁、渝合流留下伏笔。3月23日，汪精卫发表题为《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的广播讲演，宣称国民政府还都后，“第一，是把全国普遍的和平实现起来；第二，是把中华民国的建设完成起来”⁽¹²⁵⁾。

为欺骗全国民众与国际舆论，汪精卫在组织新政府的过程中，始终打着国民政府“法统”的旗号。新政府的机构设置也完全模仿重庆国民政府的组织机构，同时新政府的建立亦被称为“还都”。汪精卫等原本打算在还都时由各主要城市悬挂原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但遭到日本政府拒绝，即使“首都”南京也不允许悬挂。后经反复交涉，日本中国派遣军方面同意只在新中央政府正面悬挂一面青天白日旗，而将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三角黄布条挂在另一根杆子上⁽¹²⁶⁾。3月30日，汪精卫等人在南京原国民政府考试院礼堂举行“还都”仪式，宣告汪伪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当日，汪伪政府并未按照与日方协定办法悬挂黄色飘带，从而引发日方不满，最后只能被迫“改正”⁽¹²⁷⁾。

宣布“还都”的同时，汪伪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政府政纲》和《国民政府还都宣言》，以宣布新政府的内外方针。其对外方针为：“与日本共同努力，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并于经济上实现互惠平等之合作，以树立共存共荣之基础。”对内方针则强调：“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过去个人独裁，必当摧陷廓清，使无遗毒。”同时还煞有介事地向抗日阵营内的军政人员发出布告：“凡属公务人员，自此布告以后，务必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对于此等报到人员，一经确实证明，概以原级原俸任用。……有所贡献者，尤当优予任用。凡属一般将士，自此布告以后，务必一体遵守，即日停战，以待后命。其非正规军队散在各地担任游击者，亦务必遵命停止活动，听候点验收编。”并且还宣布：“全国以内，只有此唯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¹²⁸⁾

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同一天，北平的“临时政府”，南京的“维新政府”也分别发表《解散宣言》。“临时政府”的宣言声称：“兹者幸值国民政府改组还都，宣布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之二目标，均能吻合临时政府本来之目的，趣旨既合，两者自当归于统一。现当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宣言解散临时政府，以普告中外。”⁽¹²⁹⁾“维新政府”则解释道：“兹幸中央政府即日成立，并揭橥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同人等赞成于先，尤宜辅助于后，所以原设之维新政府，应即宣告解散。”⁽¹³⁰⁾

为显示日、汪之间的紧密合作，日本政府于3月30日发表声明，对汪政权的成立予以支持。米内首相还与汪精卫互换广播词，向对方国民进行广播。日本政府的声明表示：在庆贺其成立的同时，将根据历次声明，对汪政府的发展“给予全面的协助和支援”，“期望各国均能确认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迅速为东亚的和平建设作出贡献”。同时又宣称：“帝国为与东亚各国一起确保其生存，对于开发利用中国资源有着特殊的关心和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日本以后的对华政策是：“只要残存的容共抗日势力迷梦未醒，帝国对其就断然不能停止战争，并将以坚定的决心和不断的准备，克服与突破今后可能产生的一切障碍，以期达到神圣战争之目的。”⁽¹³¹⁾米内首相在广播词中称赞“早就理解帝国真意之所在”的汪精卫等人，是中国方面“目光远大的先觉者”，并表示对新中央政府“不惜予以全般的援助。”⁽¹³²⁾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与驻中国舰队司令及川也分别发表谈话，表示对汪政权的支持⁽¹³³⁾。

对于日本军政当局的口头支持，汪精卫感激涕零。他在对日本国民的广播词中，称赞日本自近卫声明以来，对华主张“始终一贯”；认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基本精神，“在使东亚诸国家民族各得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以为亲爱和平之合作”；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不仅尊重中国之主权，且不吝进而援助敝国完成其为独立国家所必须之条件”。为报答日本的支持，除向日本朝野“表示深切之谢意”外，他还表达了决心：“鄙人及国民政府同人，以后惟有继续努力，使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更普遍于中国”，“鄙人等愿以最善之努力，达到中日两国之共同目标”⁽¹³⁴⁾。

正当日、汪双方互相吹捧，大演双簧之际，重庆、延安和其他抗日后方迅速掀起了一场声讨汉奸的浪潮。3月29日晚，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痛斥汪精卫等人的卖国罪行：“当我们抗战进展到这样重要时期，不幸出了汪兆铭等少数汉奸，给敌国军阀利用，拿屈辱和平的论调，做叛逆行为的掩护，冒用中国国民党组织下一切原有名称，举行叛党叛国会议，并且有组织伪政权的阴谋，企图盗窃名器，妄称继承法统，混淆观听。敌人如此利用汉奸，以及汉奸如此给敌人摆弄，只不过拿汉奸做个临时工具，以便敌人换一个方式来侵略。”⁽¹³⁵⁾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又发布《悬赏拿办汪兆铭之命令》，“责成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十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用肃纪纲”。另外还宣布逮捕其他大小汉奸百余名⁽¹³⁶⁾。4月1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举行一届五次会议，发表讨汪通电。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于4月15日发表《讨汪救国通电》，揭露汪精卫等人的所谓“和平”即是投降，所谓“反共”即是灭华，并严正表示：“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逐敌伪，还我江山，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¹³⁷⁾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讨汪大会，号召全国各机关及群众团体掀起讨汪运动，严禁各级人员和汪派联系，把残余的汪派分子从抗日营垒中清除出去。海外华侨也纷纷通电讨汪，怒斥汪精卫一伙“罪恶滔天，甘作虎伥，成立伪府，有血皆愤，誓不甘休”⁽¹³⁸⁾。

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国家也发表声明，对汪政权予以否认。3月3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声明指出：“南京政权的建立，是一国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邻国的”，“美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重庆政府依然会得到中国国民的大多数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今后仍然继续把重庆政府看作中国政府，这是自不待言的”。⁽¹³⁹⁾英、法两国也于4月1日发表了不承认汪伪组织的声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先后表明不承认汪政权的立场。可见，汪伪政府一开张，即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孤立境地。

二　汪伪党、政、军机构的建立

汪精卫集团为标榜自己建立的伪政府是继承民国法统的“合法”政府，把伪政府之建立称为“还都”，政府内部组织制度也尽量模仿原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东施效颦，终究无法掩盖其傀儡政权之本质。经过精心装扮的汪政府，与同时期其他伪政权相比，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其主要特点是：在政治上标榜继承中国国民党的党统，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纲领；在组织上具有比较完备的政权形态；在人员构成方面，其主要骨干或为原国民党干部，或曾在民国政坛上出任过要职，都具有较高层次；在对外关系方面，表面上也显现出相对的“独立性”。

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国民政府成立后又与蒋介石集团发生过多次激烈争斗，因而深知抓住党统大旗的重要性。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以及出走前仍为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一开始即强调要以国民党为中心建立新政权。1939年8月，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在周佛海的指挥下，首先通过《整理党务案》。该案宣称：自1939年1月1日起，原国民党中央执、监两委“均已丧失行使职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所有中央党务机关，均着暂行解散，听候改组”；“各级地方党部及特别党部，均着暂行停止活动，听候改组”；“修改总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代表行总章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同时还宣布增补一批中央执、监委员，令尚在抗日阵营中的第五届中央执、监委员立即来上海集中，共商国是⁽¹⁴⁰⁾。

在否定重庆国民党中央的合法地位后，由一批“六大代表”提出两项动议：（一）汪精卫“倡导和平”有功，“大会全体，应致敬意，以表尊崇”；（二）“依据整理党务案之决议，推选汪兆铭同志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上述动议经鼓掌通过后，汪精卫即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¹⁴¹⁾。抓到“党统”这面大旗之后，汪精卫开始以国民党元首的身份，担任六全大会主席。大会还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建立伪政权的法案，其中主要有《修订国民党政纲案》，《决定反共为基本政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案》等五项。

伪“六大”结束后，汪精卫等又于9月5日在上海召开六届一中全会，确定了新中央机构的干部人选。他们首先增补周佛海等九人为中执委常务委员，同时又宣布原中常会委员继任原职。另外还推选褚民谊为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丁默邨为社会部长。

通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式，汪精卫把“党统”旗帜抓到了自己手中。这种掩耳盗铃的手法，当然无法瞒过中外舆论界。为回答西方记者质询，汪精卫于9月7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重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为共产党所劫持”，自己为挽救国家危亡，所做工作的第一步，“在如何恢复中国国民党之本来面目，及自由独立之行动”；第二步，“在如何收拾时局，化战争为和平”⁽¹⁴²⁾。为标榜自己行动的合法性，他还歪曲事实，称重庆方面违背了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方针，而自己召开的党代会则同上次会议一脉相承。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自己的行动符合孙中山先生之遗愿：“而念及孙先生之遗教，尚未能一一实行……孙先生所提倡之中日友好及大亚洲主义，尚有前途辽远之感，实不禁儆惕悲痛之至，因此而更增进和平运动之决心。”⁽¹⁴³⁾

这种解释，当然只能欺骗外国人。对于国内民众，不用说抗日志士绝对不会相信，即便在汪精卫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心存疑虑。为给部下打气，汪精卫于1940年1月专门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合法性问题做了一次讲演。他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对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详细回顾，最后的结论是前后“一线相沿的”。他说：“各位看看，这宣言里头，先后衔接，没有中断，等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各位看看，连体裁都是一样的，最先说明白抗战的目的，后来说到和平条件的达到，后来列举三民主义以及内政、外交，教育，说话完全是一致的。”“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和平的条件，当然还是讲抗战，希望和平，到现在，和平条件已经得到了，我们就要实现和平。”⁽¹⁴⁴⁾应当指出，这种抢旗帜的做法，手段虽不高明，但同此前投敌的汉奸相比，却具有相当的欺骗性。

为自己的投敌行为找到理论依据后，汪精卫等在筹建伪政府的过程中也完全摈弃现有伪政权的组织制度，而是全盘模仿战前的南京国民政府。

首先，根据国民党《训政纲领》中“以党治国”的原则，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确定新政权的人士安排。经过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大小汉奸凭自己的实力排定在新政权中的相应坐次后，正式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的国民党取得十一席，临时、维新两政府各取得五席，其他各方代表十二席。汪精卫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首先对与会诸人吹捧一番，接着要求与会者对各项议题，“作缜密之讨论”，“使全国同胞所企盼之普通的和平，得以从速实现，使全国多时久悬未决之宪政问题，得以确定”⁽¹⁴⁵⁾。经过一番煞有介事的讨论，通过了一大批事先确定的议案。然后根据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并推举汪精卫担任委员及委员会主席。这样，汪精卫的组府活动取得了法统依据。

其次，把组建傀儡政权的活动称作“国民政府还都”，组府地点选在原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所用“国旗”也要采用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在遭到侵华日军抵制之后，仍一再坚持，最后采用在青天白日旗帜上另加黄飘带的方式以示折衷。为对广大民众实施欺骗，还都宣言一开头，即装腔作势地宣称：“国民政府根据中央政治会议之决议，还都南京。谨以诚敬，昭告海内。”⁽¹⁴⁶⁾这样做的惟一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假象，即在淞沪抗战失利之后内迁的国民政府，在汪精卫的率领下又回来了。未觉察其阴谋的人，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

第三，竭力把新政权装扮成“全国性”的“独立”政权。汪精卫政府筹建之时，明明只能控制长江三角洲的狭小地域，但硬要充大。汪精卫在对日交换广播词中宣称：“国民党同人服务于国民政府者，先后退出重庆，联合事变以来全国各处先后成立之政权，以及在野各党派暨贤达人士，相与协力，成立中央政治会议。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统一全国以内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¹⁴⁷⁾在还都当日公布的“十条政纲”中，亦特别强调“以和平外交，求中国主权行政之独立完整，以分担东亚永久和平及新秩序建设之责任”⁽¹⁴⁸⁾。汪伪国民政府的组织机构，采用五院一委制，即在国民政府之下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以及军事委员会。各院再设立数目不等的部委，总数多达23个。尽管许多机关只是徒有其名，但基本框架却与原南京国民政府完全相同。

第四，选用原国民党干部担任要职。值得注意的是，伪政府为标榜承继原国民政府法统，推举仍留在重庆抗日营垒中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仅担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伪政府中虽然也包括“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的头目，以及一批封建余孽、马路政客、失意军人，但仍以原国民党党员为主体。尤其是上层官员，大多数是原国民政府中的达官显贵。汪伪政府的灵魂是汪精卫，他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是国民党内第二号人物；伪立法院长陈公博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任实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兼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伪政府中掌管财政、军事、特务大权的周佛海，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伪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任行政院秘书长；伪工商部长梅思平、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伪社会部长丁默邨等，也都曾经是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

然而，不管汪精卫等人如何装扮，伪政府的本来面目还是终究要暴露的。因为一切伪装只能在日本人容忍的范围内进行，越出范围是绝对不允许的。汪精卫非常想把华北控制在自己手里，由于华北“临时政府”得到日本现地驻军的支持，汪精卫的一切努力全部落空，最后只能默认华北伪政权的独立状态。为给汪精卫保留一些面子，日本同意将“华北临时政府”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归汪政府领导。为明确双方权限，在汪政府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专门制定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允许其享有“极度的自治行政权”⁽¹⁴⁹⁾。这一规定不仅使汪政府无法插足华北，而且在政治上也大失面子。

汪精卫深知，在侵华日军刺刀的保护下，是无法维持“独立”形象的，所以在新政府筹建的同时，也加紧拼凑一支名义上归自己指挥的军队。这也是汪精卫集团蓄谋已久的计划。在公开叛离抗日阵线之前，汪精卫等人即策划依靠云南、四川和两广的地方军阀部队，组建所谓“和平军”，再成立伪政权。1938年11月日汪双方秘密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中，曾拟订过这样的“行动计划”：汪精卫脱离抗日阵线后，“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的声明，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队起来响应”。“广东军队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军队，有不少也是谅解这一运动的”。“日本军队对上述军事行动予以协助，并为中央军的讨伐制造困难”。“行动计划”还设想：“汪精卫将……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其规模为“建立五到十个师的军队”⁽¹⁵⁰⁾。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汪精卫等人的意料。“艳电”发表后，西南军阀无一人响应，日军也未从两广地区撤退，这就使汪精卫的计划彻底破产。

1939年年初，汪精卫等人只得把注意力转到自行编组军队上来。他们设立了“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自任主任委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任委员，周佛海还兼任秘书长，以后又在香港发展了叶蓬、杨揆一两个委员⁽¹⁵¹⁾。同年2月，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如由自己组建政府，要求“重建军队，组编十二个师的军队”⁽¹⁵²⁾。当时仅有设想，还没有实质行动。至汪精卫赴日本访问，其行动计划得到日本首肯之后，才与组府活动同时开展。同年秋季，军事委员会移至上海愚园路汪精卫住宅，“由汪氏自任主席，委员有周佛海、刘郁芬……郑大章诸人”⁽¹⁵³⁾。其主要工作是收罗北洋军阀以来的失意军官、兵痞首脑、杂牌部队头目；对原西北军人员的策反，由刘郁芬、郑大章负责；对原东北军方面由鲍文樾、杨毓坤负责；武汉和江苏地区分别由叶蓬和藏卓进行联络。同年12月，在上海开办“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有八百余名学员参加，由汪精卫任团长，叶蓬任教育长。同时还在上海组建一个警卫旅，充当汪精卫等人警卫之用。

与此同时，汪精卫、周佛海还在上海成立“和平建国军总指挥部”，由王天木任总指挥，负责收罗江、浙、皖一带的游杂部队、国民党溃兵及土匪，编组“和平军”。另外，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撮合下，以丁默邨、李士群为头子的特务机关也于1939年夏季与汪精卫一伙合流，成立伪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和特工总部，从此，汪精卫集团有了特务机关和特务武装。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时，仿照原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正式设立直属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院并列。“军事委员会为全国军事最高机关，其执掌为关于国防绥靖之统帅事宜、军事章制、军事教育方针之最高决定、军费支配、军备重要补充之最高审核、军事建设军队编遣之最高决定及中将及独立任务少将以上任免之审核”⁽¹⁵⁴⁾。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长，内设常务委员九人，委员若干人⁽¹⁵⁵⁾。以后除常委基本未动外，委员陆续补充，最后增加到近五十人。

汪伪军事委员会设有一批直属主管机关。参谋本部为最高参谋机关，“掌理国防及用兵事宜”；军事参议院，为最高军事咨询机关；另外还有军事训练部、政治训练部，以及航空署和办公厅。汪伪军事机构的设置，开始一个阶段实行军令与军政分权制度。军令属于军事委员会，掌管军事情报、参谋、军队调遣、作战指挥、部队训练等事项。军政则归属行政院，在行政院设置军政部，“管理全国陆军行政事宜”；设置海军部，“管理全国海军事宜”⁽¹⁵⁶⁾。凡属军需、军制、军械等方面的事务，均归军政、海军两部掌管。但这两部同时又受军事委员会统辖。另外在军事委员会还设有海军军令处，掌管海军军令。除上述制度之外，汪伪政府的军事法规，也大部袭用原南京国民政府的旧制。伪军政部长鲍文樾曾说：“国府还都伊始，即遵照中政会之决议，通令各军事机关，根据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以前一切法令，按照现在情形，详密审查，其无滞碍者，一律沿用。”⁽¹⁵⁷⁾实际上，并列设置陆海军管理机构的做法，已经采用了日本的模式。

汪伪军事委员会在地方的最高军事机构为绥靖主任公署和绥靖指挥部。其职责“为办理各省区及协商邻接边区绥靖事宜，……凡各管区内之军队及地方团队均归其指挥”⁽¹⁵⁸⁾。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陆续成立的机构有：苏浙皖绥靖总指挥部，总司令任援道，司令部设于南京；苏豫边区绥靖总司令部，总部设于商丘；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总部设汕头；苏皖边区绥靖总司令部，总部设东台；此外还有开封绥靖主任公署、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在华南地区，则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广州办事处。在南京，设首都宪兵司令部。在汪精卫的势力无法到达的华北地区，也设立华北绥靖总司令部，以齐燮元为总司令，总部设北平。其后，根据日本侵华战略的需要及汪政府内部的矛盾，其机构与人事曾作过多次改组和调整。

汪伪军事机构建立后，加快了收编、改编和组建伪军的步伐，以扩充其军事力量。首先，将“维新政府”的伪军全部收编。接着，又采取如下办法扩充军队：“（一）、原有国军部队，遣散在沦陷区自请收编者；（二）接收日军所已经收编者；（三）不及撤退之散兵游勇或小单位之携有枪械而无统辖者；（四）上项游兵散勇，已有人利用之而编成较大单位者；（五）巧立名目，无正式系统委任者；（六）由日军移交之国军俘虏；（七）极小部分，系向各地招募者。”⁽¹⁵⁹⁾其中，收编国民政府的残余部队和改编各地伪军是扩军的两个主要途径。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汪伪政府已拥有如下几支主要军队：（一）第一方面军。这是由原“维新政府”绥靖军改编而成的部队，由任援道任总司令，总部设在南京，下辖南京、湖州、杭州、庐州、蚌埠、苏州、芜湖七个绥靖区，七个师，两个独立旅，一个教导旅，两个独立团⁽¹⁶⁰⁾。（二）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由原西北军张岚峰部伪军改编而成，以河南商丘为基地，下辖三个师，张岚峰为军长⁽¹⁶¹⁾。（三）第一集团军。由原国民政府军李长江部组成。李长江于1941年2月在苏北地区率部投汪，被编组为四个师，两个独立旅⁽¹⁶²⁾。（四）第二集团军。由原国民政府军杨仲华部组成。1941年3月，原江苏省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在苏北公开降日，先被任命为苏皖边区绥靖总司令，后改称为第二集团军，下辖四个师⁽¹⁶³⁾。（五）第十九、二十二、二十八师。这是由原国民政府苏鲁战区副司令韩德勤所属的部分地方部队改编而成。（六）第二军。这是汪伪政权收编苏南地区和淞沪地区的二支和平军合组而成的部队。下辖二个师，三个团，军长为刘培绪。（七）第二十九、十一、十二师。这是在武汉地区先后收编的三支地方部队。（八）闽粤边绥靖军和第二十、三十师。这是在福建、广东地区先后收编的几支地方部队。（九）第三十一师，独立第三、四、十一旅。这是在安徽、山东地区收编的几支地方部队。此外，还有南京的陆军中央军官学校与中央海军学校，这两校规模不大，主要为培训军队干部之用。

汪伪政府党、政、军机构框架构筑完成之后，即以独立政府的形象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同日本政府进行所谓外交谈判，使日本种种侵华罪行合法化。

三　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府

汪精卫国民政府是日本政府和侵华日军一手策划建立的，但对日本侵略者而言，炮制这个全国性傀儡政权，并不是侵华战争的终极目标，而是企图利用其向重庆的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最终迫使中国人民放弃抵抗，接受其殖民奴役。因此，日本对待汪伪政府的态度，完全根据其侵华战略的需要而定。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后，不管汪精卫集团如何焦急，日本政府却迟迟不正式予以承认。这一事实，充分反映出汪伪国民政府的傀儡本质。

早在1939年夏季，日本当局决定在中国占领区建立以汪精卫为中心的新中央政府，并与汪精卫集团进行秘密谈判。是时，日方仍未放松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和平攻势，还派专人与重庆方面的代表进行秘密接触。至于不放弃“重庆工作”的原因，直接负责将汪精卫从抗日营垒中拉出来的今井武夫事后坦言：“从本质上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因此，仅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从侧面推进的策略，应该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阶梯而已。”⁽¹⁶⁴⁾

尽管对重庆的诱降工作在实际执行中与建立汪伪政府工作存在一定矛盾，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这两项工作都很重要，应当在提法上统一起来，因而明确提出：“树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在于使重庆与此合流以达到指导停战之目的。”⁽¹⁶⁵⁾该方针于同年10月30日被正式批准后，对重庆工作即成为日本的一项重要谋略。不久，所谓“桐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如何处理成立汪伪政府与对重庆诱降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为表示对重庆和谈的诚意，日本方面曾一度推迟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时间。这一做法使汪精卫集团感到急躁与不满，他们要求立即成立新政府，然后由“局部和平到全面和平”。此时日本对重庆的诱降，有几条秘密线路在同时进行。这些工作都有成功的可能，但暂时尚无眉目。在这一形势下，日本方面认为，应特别重视成立新中央政府和转入持久作战的时间界限。于是在1940年1月1日，制定了一份《关于解决战事的机密指导》，其方针是：“大致以1940年秋季为限，应特别努力解决战事问题，在加强和促进对汪工作的同时，开展对重庆工作，适时抓住对重庆停战的机会，并指导蒋汪合流”。“对重庆工作要与汪工作相协调，逐次积极地加以指导。上述汪、重庆两项工作，在成立新中央政府前后均应努力实施，并须尽快地掌握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致点”。同时又规定，新政府成立前的工作大致到3月份为止，此后的工作预定进行半年⁽¹⁶⁶⁾。

为实现上述目标，机密指导还细分为“对汪工作指导”、“对重庆工作指导”和“综合指导”三个方面，并列出详细的指导原则。其中“对汪工作的指导”原则有五项，主要包括：对汪工作之进行，“可使其适应于工作本身的自然进度。其政权的建立，也要基于其实力作相应的处理。因此该政权的建立，首先要作为临时政权，而为了要解决战事或遂行持久作战，则进一步使它有可能发展成为正式政府”。对于政府成立前的青岛会谈和中央政治会议，应作为“内政问题处理”，使其取得一致意见。尔后的指导，“应着眼于他们对重庆的看法以至措施”。关于中日国交问题，“可把形势引导到完全责成汪精卫处理”。新政府成立时，应注意通过内外措施，“防止堵塞尔后与重庆合流的途径”。对新政府的承认，“可在通过与重庆合流解决战争之际，或在两政府对立之下，我决意遂行持久战之际，（后者预定在年底），独立自主地进行，而不受内外有关形势的牵制”⁽¹⁶⁷⁾。这些原则，完全抛弃了曾经给予汪精卫的许诺，而把汪政权当作了日本整个侵华战略中的一枚棋子。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重庆国民政府尽管面临极为艰险的形势，但始终没有向日本屈服。1939年底，中国军队在部分战区发动冬季攻势，给日本侵略者予以沉重打击。1940年1月21日，日汪密约公布后，蒋介石于1月23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予以逐条驳斥，指出：“汪派所谓的睦邻友好是日华合并，共同防共是永久驻兵，经济合作是经济垄断”，并呼吁“全国同胞全军将士乘此时机，加倍黾勉，努力奋斗，驱逐倭寇，光复山河”。同日，蒋介石还发表《告友邦人士书》，揭露日本的野心，呼吁各国“共同合作，迅采有效之行动，以制止日本之侵略”⁽¹⁶⁸⁾。重庆政府的强硬态度，使日本当局进一步意识到，要彻底解决中国事变，必须同重庆当局打交道，促使蒋、汪合流，这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为此，日本方面于2月1日确定《调整汪与重庆关系办法方案》，企图采取措施，分别处理停战与和谈问题，“并利用处理两个问题的间隙，处理合流问题”⁽¹⁶⁹⁾。

日本方面对“桐工作”充满希望，但重庆方面态度却不甚明朗，这直接影响了汪伪政府的成立。经与汪精卫协商，日本当局决定把新政府成立时间延至3月30日，蒋、汪事前合流的期限也限定为3月底。然而，在日、蒋代表的秘密接触中，重庆方面要求把最高代表的会谈时间推迟到4月中旬。日方认为，“这是一种可能被误解为企图使新中央政府延期成立的意见”，要求重庆方面重新考虑⁽¹⁷⁰⁾。但至约定时间，重庆方面没有任何回音。至此，日本方面期待蒋、汪事前合流的计划完全落空，于是才决定成立由汪精卫单独组织的新中央政府。

汪伪政府的建立，并未对中日战争的全局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日本方面对蒋、汪事后合流仍寄予很大希望。正当汪精卫一伙在南京粉墨登场，庆贺“还都”之时，日本特务机关已开始筹划第二期“重庆工作”。他们把事后合流的工作期限延展到本年秋季为止⁽¹⁷¹⁾。日本陆军当局也根据欧洲战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形势，抓紧研究如何尽早解决对华战争问题。由于日本政府和陆军中央都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在继续与重庆政府直接交涉上，新成立的汪伪政府反而被冷落在一旁。

5月5日，日本方面制定《对新中央政府指导方案》，对汪伪政府在战争中所起作用作出明确规定：“对新中央政府，首先应根据包括重庆在内的解决事变之方略，对其加以扶持和利用，当取得成效时，正式予以承认”；如逾期仍不成功，“根据其成为对立政府之现实，正式予以承认，使之成为持久作战方略之一环”⁽¹⁷²⁾。5月18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在《对华战争处理方针》中，也对汪伪政权的近期活动作出规定：“尽力扶植新中央政府，使之适应帝国的企图并力求其发展，到1940年底以前，特别要发挥它的谋略职能，集中力量做重庆工作。”⁽¹⁷³⁾对于日方的指令，汪精卫等人只能认真执行，但他们肚里不无怨言，希望日本能尽早承认新政权，以抬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汪伪政府是由日本一手炮制的，承认它自然不是什么难题。日本之所以延期承认，首先考虑的是充分发挥其在处理事变中的作用。如过早承认，“势必造成南京与重庆的对立形势”，导致对重庆诱和工作的失败。另外，正式承认时，双方所签条约的具体内容，“关系更为重大”，因而需要做充分准备，并先就条约内容进行谈判。日本方面认为，谈判虽应以先前达成的日、汪密约为基础，但此时形势已发生变化，谈判一事理应由自己承担。为此，它准备了一份《关于起草条约的方针》，以此作为谈判的依据。方针强调指出：御前会议决定的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是在正式承认新中央政府以前，作为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正式提出来的”，“但属于日本和中国内部的指导问题，以及处理事变上应特别考虑的问题除外”，新的条约应“按各项内容性质，分为基本条约和附属协定，且按公开、秘密分别处理”；“应站在处理事变的观点上，并考虑对内、对华和对第三国的关系来决定公开基本条约的范围”，“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中，不包括在公开基本条约内的东西，须用其他形式，正式地与本条约同时处理”⁽¹⁷⁴⁾。显然，日本总军想通过条约谈判，获取比原先更多的东西，而且采用不为人知的秘密方式取得这些特殊权益。

6月初，日、汪双方开始签约谈判，日本的日高公使和汪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分别任主任委员。6月初与7月底，日本政府把经兴亚院审议的基本条约方案分两次送达现地。在递交谈判代表之前，日本总军再经审议，并逐条提出详细修改意见。对第一个基本方案，共提出十三条意见，如“应作好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协议文件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之大部，作为基本条约或附属协定等同时进行签字的准备”；“现在进行谈判的条约体系，均属与基本条约一并处理的范围（即原则的事项），避免涉及部分的细目问题”；“对各条款和共同协议书等，只要内容没有异议，可以不要过分地作字句上的推敲”，等等⁽¹⁷⁵⁾。日本方面认为，在现地形势没有稳定以前，“对待密约的细目事项之处理，应极力加以限制”，而东京方面却与此意见相左。在第二次送达现地的方案中，写入了不少细目事项。对此，日本当局于7月18日再次向日方谈判代表提出：“为了处理事变，特别是日华两国的将来”，对有关项目和内容的处理，应力求避免“干涉内政”的句子⁽¹⁷⁶⁾。

签约谈判表面是共同协商，实际则由日方一手操纵。根据日方提议，首先确定了几项谈判与签约原则，对于过去已经达成的“协议文件”之内容，虽不可能全部载入新文件，但将来“继续有效”⁽¹⁷⁷⁾。汪伪方面为顾及面子，在驻军等问题上与日方进行了争论，但最终仍按日方意见写入了协议条文。在近三个月时间里，双方经过15次正式会谈，于8月28日就条约内容达成一致意见。条约送至东京后，日本最高决策层经过一个多月争论，至10月中旬，方才决定采纳现地达成的方案。

日汪条约达成之后，日本政府为诱使重庆政府屈服，继续拖延正式签约及承认汪伪政府，这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汪伪集团的不满甚至是动摇。由于日本当局对重庆的诱降活动接连受挫，故决定于11月28日与汪政权签订日华新条约，正式承认汪伪政府。为与日本的行动相配合，汪精卫立即于11月29日正式就任南京伪政府主席。30日汪精卫即同日本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另外汪精卫还与阿部信行、伪满“总理”臧式毅签署了《日满华共同宣言》。

日汪《基本关系条约》与《附属议定书》是日汪新条约的主体。其中除重弹近卫三原则等老调外，日本还虚伪地承诺“撤销治外法权”并“交还租界”，以示对华友好。然而，为达到全面控制汪伪政府之目的，条约又明确规定：“两国政府相约，互相消除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方面足以破坏两国间友谊的措施及原因，并在将来亦加以杜绝”；“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国另行协议决定，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在必要时期内，“得驻泊其舰艇部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特定地区”；“在撤兵尚未完了之前，对共同的治安维持予以紧密合作”⁽¹⁷⁸⁾。这些规定，实际上是以国际法的形式将汪伪政府紧紧控制在日本手中。为防止理解上的分歧，双方在《附属议定书》中作了更明确的规定：“中华民国政府谅解日本国在中华民国领土内目前正在继续进行的战争期间，随着上述战争的进行而产生的某种特殊事态，并谅解日本为完成上述战争的目的而采取必要的措施。”除根据《基本关系条约》及两国现行约定而驻扎的日本军队外，“其余日本军队于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结束战争状态时开始撤兵，并应在治安确立后的二年内撤退完毕”⁽¹⁷⁹⁾。这些规定，不仅承认了日本侵华之现状，而且还使日本长期在华驻军具有了合法性。

日汪新条约，除上述两个文件外，还有《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秘密交换公文》等五个机密文件。这些不公开的文件，更广泛、更具体地规定了日本应得的各种权益。《附属秘密协约》规定：“日本国应将必要的舰艇部队驻扎于长江沿岸特定地点和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以及有关地点，日本国的舰艇得在中华民国领域内的港湾水域自由出入、停泊”；“中华民国政府约定允诺，两国紧密合作，筹划开发厦门和海南岛附件岛屿的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必需的资源”；“关于上述资源的利用……特别应满足日本国防上的要求”。双方在《附属秘密协定》中约定，“进行以相互合作为基础的外交，在对第三国的关系上，不采取与此相违反的一切措施”；“对日本国军队所驻扎地区和有关地区内的铁路、航空、通讯、重要港湾和水路等，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议决定，答应日本国有关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提供军队驻扎所必要的各种便利”。《秘密交换公文》更以通信方式，对蒙疆、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等具体问题达成谅解，汪精卫再次向日本保证：“日本国在中华民国领域内目前正在继续进行战争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国完成战争行为的目的，应积极予以合作。”⁽¹⁸⁰⁾

缔约当天，汪精卫接见中外记者，声称：“中日关系，因此获得纪元一新，已为中日两大民族开辟一线光明之路”；“两国之国交方针，对共存共荣，共亡共辱，已趋一致”。因此双方在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携手合作，不但可能，而且很有必要。他在谈话中还颠倒黑白，胡说日本侵华是由中国抗日引起的，“此全系重庆方面应受之罪过”，并称自己的行动符合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理念⁽¹⁸¹⁾。

日本当局对日汪《基本关系条约》之签订亦极为重视。日本政府于签约当天发表声明，宣称：“本条约之意义，厥在明示中日两国政府于全世界新旧秩序相互交流之一大混乱期，站在人类相爱立场上维护天赋之本分，为建设有无相通、共存共荣之世界新秩序之先遣。东亚民族之欣慰，莫过于此。”⁽¹⁸²⁾直接来华签约的阿部大使也发表谈话，强调缔约后，日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无二之正统政府，此后两国政府间关系趋于正常化”，对于该政府，日本“拟不惜予以全幅之援助”⁽¹⁸³⁾。日军西尾寿造总司令也于同日发表谈话，称赞条约“意义重大”；同时又强调“达到伟大理想的前进途中，障碍也多，一切都要依靠三国的合作来打通道路”；“在这里应分清平时战时的观念，正确运用平时、战时的原则。特别是在现地，应当密切日华两国间的互相合作，为达成共同目的而努力”⁽¹⁸⁴⁾。

汪伪政府得到其日本主子正式“承认”之后，试图扩展其国际承认空间。日本政府也帮助游说德、意轴心国及仆从国。但是，直至1941年6月30日和7月1日，意大利与德国才相继承认汪伪政府⁽¹⁸⁵⁾。7月1日，罗马尼亚政府为了“与德、意政府一致行动起见”，宣布正式承认汪伪政府⁽¹⁸⁶⁾。此后，西班牙、法国维希政府等也宣布承认汪伪政府⁽¹⁸⁷⁾。而美国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则始终坚持承认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拒绝承认汪伪政府。

第三节　日伪对沦陷区的统治

一　日汪“清乡”运动

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借口，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侵华日军虽侵占了华北、华东与华南的大片领土，但这些地方并不安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日军占领区，展开敌后游击战，广大爱国民众也奋起进行各种反抗斗争。活跃于城乡各地的抗日武装，迫使控制占领区的日伪军步步退缩，仅能控制一些城镇及主要交通干线。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被迫把主要兵力转向占领区，以“确保所占领地区的安定”⁽¹⁸⁸⁾，华北日伪当局反复进行“治安肃正”与“治安强化运动”。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是日本占领区内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又是汪伪政府的政治活动中心。日本中国派遣军为巩固对华中占领区的统治，在汪伪政府开张后不久即策动汪精卫等人，推行了以“清乡”为名的殖民主义活动。

推行“清乡”运动，是日本侵华战略的重要一环。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后，从国外获取的重要物资急遽减少。为摆脱经济困境，日本内阁于1940年11月8日决定了《对华经济紧急对策》，强调要全面控制中国经济，“不拘泥于历来措施，迅速加强中国各方面经济力量的综合运用，促进当地必要物资的调拨及获得帝国所需物资的进口”，“以此，期待帝国的国防经济力量特别是综合战斗力的迅速提高”⁽¹⁸⁹⁾。五天后，日本御前会议又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的决定，对中国占领区的政治和经济提出了更多要求。

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1941年1月，日本总军制定《长期作战政治策略指导方针概要》，对如何贯彻政府方针做出具体部署。《概要》决定：为实现政府的目标，“特别要加强对敌占区的封锁”，“有效而合理地截断占领区和敌占区之间的联系”；“逐步划出重要地区，促进占领区的治安整顿，谋求充实我国防资源，同时，谋取民心安定，扶植新政府的实力，渗透其政治力量，以便使之对我战争的进行与事变的处理进行策应与协助”。其实施要领是：“在政略战略上的要地，军队的给养及我方取得国防资源的产地……应确立高度治安，确保它们相互之间的连络线”；“为此，首先从处于长江下游的小块地方开始，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各种状况，逐渐扩大之”⁽¹⁹⁰⁾。依照上述原则，日本总军有关部门与汪伪政府官员反复会商，决定将确立“高度治安”的行动称为“清乡工作”，由当地日军与汪伪政府共同实施，并由汪伪政府出面组织。

日伪当局为什么要在华中地区实施比“治安强化”更为复杂的“清乡运动”？这是根据日本在相持阶段的侵华战略决定的。

首先，华中地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日本企图通过“清乡”，把它变成进行“大东亚战争”的一个后方基地。日本划定的华中地区，北至陇海铁路，南跨长江三角洲，西起汉水，东临黄海与东海，包括苏、浙、皖三省及赣、鄂、豫三省之部分，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徐州、南昌等城市及战略要点都在其内。这一地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日军虽控制该地区多年，统治仍很不稳固。1938年以来，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抗日游击战争在这里蓬勃发展起来。日军虽进行过频繁扫荡，但犹如泼油灭火，游击战争更成燎原之势。单纯的“扫荡”难于奏效，于是只能改用“清乡”这一招。

其次，华中沦陷区是汪伪政府的内宅重地，日本当局企图以“清乡”来强化汪政府的统治，引诱蒋介石投降。汪伪政府的建立，表面上实现了南北伪政权的统一，实际上依然是貌合神离，各自为政。伪政府所能管辖的区域，不过是原“维新政府”的领地，即不完整的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而已。日军发动“清乡”后，提出“强化育成国府”的口号，把汪伪政府扶到台前，在形式上给予更多的独立权能，除武力“扫荡”外，行政、治安、财政、文教等，日军都装出“协助”姿态。日军处处使汪伪当局以“独立”政府的姿态出现，并要求树立“和平模范区”，其真实意图是要给蒋介石集团树立一个“模范”，引诱他们步汪精卫的后尘。

第三，更多地搜括战略物资和掠夺经济资源。当时，江苏的棉花产量居全国第一；皖中与湘汉平原的米粮生产冠于全国，素有中国谷仓之称；江浙一带集中了大量的近代企业，上海更是工商业的中心。日军占领华中后，到处贪得无厌地掠夺财物。但是，“新四军的抗战，大大破坏了敌掠夺计划。加上日寇处于战争危机，经济恐慌、资源枯竭、粮食缺乏的极端危急状况，加紧对江南的搜括是必然的，而清乡则是'确保占领区'保障掠夺财物的手段”⁽¹⁹¹⁾。在汪伪政府看来，实施“清乡”即是为大东亚战争开拓资源。汪精卫说：“努力于清乡，就是努力于大东亚战争之一种重要工作，保障治安，以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增加生产，以培养大东亚战争的资源。”⁽¹⁹²⁾所谓培养资源，就是更多地劫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输血”。此外，实施“清乡”也是解决财政困难的途径之一。汪伪政府成立后，其财政完全依附于日本。当时开办费没有着落，由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从保管的上海海关的关税款中，以借款形式通融4000万元，予以解决⁽¹⁹³⁾。因此，汪精卫集团也希望通过“清乡”，将自己的统治权力向社会下层渗透，以便更多地在统治区进行搜括，改善自身经济困境。

根据侵华日军的要求，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于3月24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亲自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内政部长陈群、工商部长梅思平、参谋总长杨揆一等十四名各部委长官任委员。根据日本军事顾问团提议，由汪伪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并代行会务⁽¹⁹⁴⁾。清乡委员会在汪伪政府中与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并列，占有很高的地位。对于清乡区内的军政事宜，清乡委员会有权“制定法规、发布命令”，并“咨商行政院暨军事委员会分别执行之”⁽¹⁹⁵⁾。

侵华日军对“清乡工作”寄予很大希望，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指示有关人员，迅速研究对汪政府进行军事协力，增强其财力、武力之方案。4月3日，日本总军拟出《第一次军事协力施策要领》，强调：“在对敌进行的经济战及安定民生所需条件的限度内，6月以后，设法使国民政府增加收入，以巩固其财政基础，同时在军事协力上使其分担部分军费。”⁽¹⁹⁶⁾其后又陆续拟出关于“政略指导”、“调整物资流通”等一批方案。

从4月14日开始，汪伪清乡委员会在一个月内连续召开八次筹备谈话会。出席者除清乡委员会正、副秘书长、各处处长及部门负责人外，汪伪警政部与特工总部也派要员参加。日方军事顾问则每会必到，直接指挥。根据日本总军的意旨，会议确定了“清乡”目标：一、“确立治安”，即确立日汪在占领区内的统治；二、改善经济，即进一步加紧对占领区民众的掠夺。鉴于以往在华中的“扫荡清剿”和在华北在“治安肃正”屡遭失败的情况，会议决定在“清乡”中采用新的策略。李士群提出，“清乡”要“军政并进，剿抚兼施，由城而乡，遍及全区”。日本顾问晴气也强调：“清乡工作，军政相辅而行，可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为中心，而以军事推动之，且特工又从旁协助”⁽¹⁹⁷⁾。谈话会还讨论和确定了实施“清乡”的各种手段和方法，他们把日本曾在朝鲜，中国台湾、东北和华北实行过的各种殖民统治手段与方法统统搬了出来，诸如“扫荡清剿”、“封锁交通”、“政治宣抚”、“物资统制”，等等。为推行这一整套法西斯措施，会议决定在清乡委员会之下再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与专职机构。

根据清乡的目标与方针，日伪双方还秘密制定了具体实施步骤。第一步是“军事清乡”。具体办法是实行分区肃清，“一区肃清后将军队向第二区线内移动，第一区线内改调保安警察接防”；第二步是“维持治安”。“在封锁线内从事收编游兵股匪，抚缉流亡离散”，对抗日军民“设法感化，令其诚服来归，为政府效命”；第三步是“整理建设”。“严整保甲编制，整顿农村生产，推动教育发展，加强党务活动，以及训练民众，扩大宣传，调整交通，调剂金融，等等”⁽¹⁹⁸⁾。

要推行这一套维持占领区稳定的总体方案，首要条件是拥有足够数量的军队。然而此时，日本中国派遣军在华中地区的兵力已捉襟见肘，汪伪政府能用于“清乡”的“兵力有限”。因此，“清乡”计划只能先在“局部实施”。“清乡”筹备期间，汪精卫曾提出：“以京沪路沿线作一个示范性的实验区，先把力量集中在这里试搞一下。因为这个地区最易看出成绩，日本人对这条线也很重视；特别是可以减少南京所遭受的威胁。”⁽¹⁹⁹⁾于是，清乡委员会决定，先将京沪铁路沿线以北之太仓、昆山、常熟、吴县、无锡、江阴、常州、丹阳、镇江、扬中等十县划为第一期清乡地区⁽²⁰⁰⁾。

基本方案确定后，汪精卫即于5月11日公开发表谈话，正式宣布成立“清乡委员会”。此后。汪伪政府又不断发布各种“清乡”法规，日汪合作的“清乡”运动开始启动。6月10日，汪伪当局在南京召开“清乡”区行政会议，划定“清乡”区域，对实施“清乡”的各项活动作了具体部署。6月18日，李士群与侵驻该地的日本第十三军（登集团军）参谋长秘密签订《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对“清乡”期间军队调度等问题达成谅解事项。协定规定：登集团军司令官为日方“清乡”的最高指挥官，中国方面最高负责者为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清乡”期间，日本军队主要担任“关于作战及封锁事项”，“中国方面主要担任政治工作”；中国方面用于“清乡”的军队、警察及其他武装，“受登集团司令官之指挥”，或受当地日军调遣⁽²⁰¹⁾。

根据该秘密协议，日本总军加强了原先已在苏州设立的“清乡”指挥部，以便严格控制“清乡”运动之展开。曾在汪伪清乡委员会担任要职的汪曼云这样回忆说：“伪军事顾问部也设立了‘出张所’，主其事的便是……李士群的‘靠山’、日寇晴气中佐与小笠原少佐，名义上它是作‘驻苏州办事处’与日寇‘清乡指挥部’之间的联系工作的，实际上却是按照‘清乡指挥部’的意旨，牵着李士群的鼻子跑。”⁽²⁰²⁾

日汪的“清乡”运动，从开始发动到最后破产，全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清乡”发动至1942年夏季以前在苏南地区的“清乡”。该阶段又可分为三期：1941年7月至9月在江苏吴县、昆山等四县进行的“清乡”为第一期。7月1日，日伪合伙，共调集15000余兵力，攻击新四军苏常太游击根据地。由于新四军缺少反“清乡”斗争经验，在给日伪军沉重打击后，被迫撤出该根据地。同年9月至12月为第二期。其“清乡”重点移到无锡、常熟、江阴三县的部分地区。抗日军民汲取了第一阶段反“清乡”的经验教训，采用以合法斗争为主的方针，基本达到了隐蔽坚持的目的。1942年2月至6月为第三期。主要在沪宁铁路南侧及江阴、武进两县部分地区进行。该年年初，伪江苏省政府改组，李士群兼伪省主席，“清乡”改由伪省府统一掌管。他们对“清乡”区实施广泛而严密的封锁，推行了种种罪恶措施，但仍遭到抗日军民的英勇反击。

第二阶段是从1942年夏至1943年春，着重在太湖东南地区和上海郊区进行“清乡”，同时也在苏淮特别区开始“清乡”。

第三阶段从1943年春至1944年初，重点置于镇江地区和苏北地区，同时也在浙江杭州地区和余姚实施“清乡”。第四阶段从1944年初至1945年夏，“清乡”规模日益缩小，最后彻底失败。

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清乡”运动中，日伪当局采用各种法西斯手段，给华中、华南沦陷区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清乡”发动之初，汪精卫即强调“清乡”之目的是为了“确立治安，改善经济”；后来又一再鼓吹，“清乡的意义，不只在确立治安，尤其要改善民生”⁽²⁰³⁾。不久，又提出“思想清乡”的要求，到第三年，更大弹其“清乡必先清心”的滥调⁽²⁰⁴⁾，把“思想战”抬到重要地位。日伪的“清乡”，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扫荡，它同时具有所谓“总体战”的特点，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军事则是整个运动的支柱。其手段主要有如下几项：

第一，军事“清乡”。“清乡”运动，首先是一个残暴的军事扫荡运动。军事“清乡”是各地“清乡”的第一步。日伪当局首先调集优势兵力，在“清乡”区周围增设大量据点，构成大面积包围；然后深入到包围圈内，以强大兵力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对反抗进军之村庄，实行大烧大杀，警一以戒百”⁽²⁰⁵⁾。接着又构筑封锁网，实施“封锁政策”。在“清乡”区边缘构筑长达数十公里的封锁篱笆，在“清乡”区内的据点之间，也用竹篱笆、铁丝网等构成小块封锁圈，以便分区搜剿。在封锁线的各交通路口，设置检问所，对过往人员进行严格搜查。其封锁法规定，凡民众通过封锁线，“须领有各种证明书”；凡运输物资，“须申请发给搬出入证”⁽²⁰⁶⁾。各种证件名目繁多，如“良民证”、“渔民证”、“旅行证”、“归乡证”、“身份证”、“特别通行证”等等，其限制之严格，将人民的基本权利剥夺殆尽。

第二，政治“清乡”。这是军事“清乡”后的重要一步，其目的是巩固军事行动取得的成果。政治“清乡”的首要内容是根据各地治安形势采取不同的办法进行编组保甲。对于军事扫荡甫告结束的“清乡区”，“以宣传招抚赈济及组织指定队，搜捕零匪及匪物等项为主要工作”；对已完成封锁的“自卫区”，“以严密布置岗哨，编查保甲户口，搜捕零匪，构筑碉堡，整理交通道路等项为主要工作”；对已建立保甲组织的所谓“保甲区”，则“对于保甲组织应切实进行整理”。他们把强化保甲，作为确立治安的主要工作：“清乡区自收复后应于二十日内促进为自卫区，自卫区应于一个月内促进为保甲区。保甲区无论已进至如何程度，应于两个月一律组织完成。”⁽²⁰⁷⁾其次是举办壮丁训练，编组“自卫团”、“爱乡会”等伪组织，强令十八至四十五岁的民众参加壮丁训练，将他们编入“自卫团”，并具“联保切结”，发现有抗日言行，即予镇压。与此同时，为强化“清乡”区内的地方政权，新建并加强了警察保安系统，健全特务情报网。这些罪恶活动，被称为“不流血的清乡”。

第三，经济“清乡”。“改善经济”，是汪伪标榜的“清乡两大宗旨之一”。汪精卫每次巡视“清乡”，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清乡”前后的人口比较；二、“清乡”前后的赋税收入比较。他把这两个问题作为“治安能否确立，民生是否改善的估计标准”⁽²⁰⁸⁾。显然，人口多可以增加掠夺的对象，赋税多即直接增加伪政府的财富。经济“清乡”的一项重要政策是经济封锁，凡日伪当局认为“绝对禁运品”的物资，一律被禁止“在境内运输或运出运入”⁽²⁰⁹⁾。其根本目的是要切断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物资流通。通过增加赋税，对民众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这是经济“清乡”的另一项重要政策。田赋被汪伪当局视为“最大之税源”，他们除提高税额外，还“督征旧欠”，即不顾因战祸而造成田园荒废的事实，强行收取自“八·一三”事变至“清乡”开始时未交清的田赋⁽²¹⁰⁾。日伪当局对营业税和其他各种捐税的勒索，也是骇人听闻的。他们以“整顿”为名，巧立名目，层层加码，明征暗抢，无所不用其极。江苏太仓等七县在“清乡”第一年，征收的营业税即较前一年增加十倍以上⁽²¹¹⁾。另外，日伪还在“清乡”地区设立所谓“合作社”，强迫民众出资入社，以合作之名行掠夺之实。如松江特别区强令民众入社，每户出资五元，一次就勒索了6000余元⁽²¹²⁾。

第四，思想“清乡”。日伪不仅把“清乡”作为“政治战”和“经济战”，而且还作为一场思想战。汪精卫一再鼓吹“清乡先要清心”，要使人民在“心力”上“信仰和平运动”。周佛海也在代汪精卫主持“清乡”会议时强调：“清心工作之根本，不仅为军事上之扫荡，抑且为思想上之斗争；不仅在治安上的确立，抑且在心理上的建设。”⁽²¹³⁾他们空前增强了对“清乡”区民众的思想控制和精神奴役。军事扫荡过后，即采用各种方式进行“清乡宣传”。紧接着再进行“清乡特种教育”，他们自己的解释是，“特种教育……即是感化特殊区域民众的教育”⁽²¹⁴⁾。其目的是“宣传和平反共建国之理论，增强人民对于国民政府之信仰”⁽²¹⁵⁾。加强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是思想“清乡”又一个重点目标。为此，他们成立了“清乡区青少年队”，采用诱骗与强制手段迫使青少年参加，入队者奉汪精卫为“最高领袖”，鼓吹学习“武士道精神”，“奉行领袖之意志”，摈弃“共产主义的诱惑”，“为反共和平建国而奋斗”⁽²¹⁶⁾。

纵观日、汪“清乡”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这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华中、华南占领区的部分地方推行的一种总体性的侵略镇压措施。然而，不管日、汪当局如何煞费苦心，接连不断的“清乡”运动不仅未能巩固其在占领区的统治，相反却使这些地区的抗日烈火越烧越旺。

二　伪满洲国的殖民地政治与文化

伪满洲国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在中国占领区建立的第一个伪政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通过武力大量侵占中国领土，企图把新占领区视作满洲国第二以便实施长久统治。1937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在《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明确提出：“解决华北问题的目标，在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²¹⁷⁾与此同时，它又把伪满洲国作为向中国大陆侵略扩张的重要基地。为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维持伪满洲国的稳定，日本政府通过关东军加紧在该地区实施殖民统治。在政治上，日本顾问对伪满洲国各级机构的控制逐步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思想文化上，日军则进一步贯彻以亲日反共为中心的奴化宣传。

关东军是日本控制中国东北占领区的总代表。“九一八”事变后，它为了欺骗沦陷区内的中国民众和国际舆论，炮制出伪满洲国，让晚清末代废帝溥仪出面当傀儡。日本内阁在溥仪上台之际即制订《支那问题处理方针要纲》、《与满蒙新国家成立相应之对外关系处理要纲》等文件，明确规定伪满洲国“要使日本人成为领导骨干”，“为了贯彻帝国有关满蒙的政策，必须迅速设置统制机关”；“为了在外交上和内政上掌握实权，最初应尽可能使之采用少数日本人作为官吏或顾问，并逐步地加以充实”⁽²¹⁸⁾。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控制，首先是控制溥仪。按照伪满组织法，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三项大权，还能统帅三军，颁布“紧急训令”，有权大赦、特赦。实际上，这些权力并不属于溥仪，而是归关东军所有。关东军曾在一篇题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与协和会的本质》的文件中，这样阐述日满之间的关系：“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圣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己心，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关东军司令官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满洲国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²¹⁹⁾

关东军对伪满洲国元首溥仪的控制，主要采用“内部指导”的方式。表面上，溥仪是伪满洲国皇帝，但他的一切活动必须听从关东军的摆布，关东军的意见通过设在皇帝身边的常驻代表转达。陆军中佐吉冈安直曾连任十年代表，直到日本战败为止。他因控制溥仪有功，官阶跃升至陆军中将，但在关东军司令部开始时只挂了参谋头衔。至1940年，才有了一个“帝室御用挂”的专用头衔。从外表看，吉冈对溥仪及其家眷照料甚殷，但遇到重大问题时却骤然变脸，以关东军代表的身份迫使溥仪服从自己的意见。溥仪曾这样说：“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²²⁰⁾。

伪满洲国政府各部门大权，更完全由日本人操纵。早在1933年8月，日本内阁即制订如下指导方针：“对满洲国的指导，按照现在的体制，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进行。”⁽²²¹⁾根据此方针，关东军一开始即向伪满政府派遣了大批官吏，控制国务院总务厅等重要部门。国务院各部，原设置总务司，由日本人任司长。1937年实行机构改革，各部撤销总务司，改设官房，同时在各部大臣之下设置日本人次长。从此，日籍次长一手包揽各部重大事务。按照惯例，伪满国务院每周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审议重要国务。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摆样子的会议，真正的“国务”全由日本人决定。日籍总务厅长官于每星期二召开各部日籍次长参加的定期会议，通常被称为“火曜会”，有时关东军参谋部也派员参加。这个会议因反映了关东军的意见，所以各项决定都是伪满洲国的最高决策。会上作出的决定，有的拿到国务会议上过个场，有的则直接交有关部门执行。

对于伪满洲国的地方机构，关东军同样采用委派日本人官吏的办法进行控制。各省设置总务厅，县级设参事官和指导官，这些官员全由日本人担任。从1937年年底开始，各省设次长，县设副县长，以同中央官制的改革相一致。为对中国东北占领区实行长期而有效的统治，关东军还采用分而治之的方针，具体做法是把原有的省分割成几个小省，以削弱地方势力。另外，还把原东北四省境内的蒙古盟旗单独划出，以兴安岭这个山脉为名，分成东、西、南、北四省。至1941年，伪满全境竟设置了18个省、17个都市⁽²²²⁾。

为维持占领区的统治，关东军还通过伪满政府，不断增强军警宪特的力量，以配合自身对中国民众实施的残酷镇压。伪满洲国建立之初，日本曾在《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中确定，伪满军的总兵力不超过6万人。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关东军兵力大量被调用，内部日益空虚，于是大量扩充伪满军队以填补空缺。1940年4月，伪满洲国公布《国兵法》，把原来的募兵制改为征兵制，规定新兵从年满19岁的青年中征集，服役期限三年。从此，伪满军的兵力迅速增加，至1945年日本战败时已达15万人，大大超出原先规定。伪满的宪兵从1934年设立后也迅速扩大，1937年改编成宪兵总团，人数超过2000名。

为对统治区民众实施法西斯高压统治，在关东军直接策划下，伪满洲国设立了庞大的警察机构。伪满民政部设立警务司，各省设警察厅，各县设警务局，基层有警察署和警察分驻所或派出所。这套机构，全部由日本人控制。1937年底，根据日本侵华战争日益扩大的需要，警务司划归治安部管辖，警察承担的任务也扩大至配合军队维持地方治安。伪满的警察，根据不同需要，可分为许多种类：如保安警察，以对付抗日游击队的武装反抗为主，配有强大火力；特务警察，以对付中共地下抗日宣传为主，强调研究侦破的策略；经济警察，以保护各种物资和资源为主，会同经济部门，设立各种关卡，查处经济案件⁽²²³⁾。

日满军警机关除对伪满境内爱国民众实施血腥的武装镇压以外，还在政治上进行各种迫害。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形势的恶化，这种迫害也日益加剧。1941年12月，伪满政府颁布《治安维持法》，其中规定：凡以变革国体为目的之团体的组织者、参与者、指挥者，以否定国体或从事可能有损建国神庙及帝室尊严事情为目的之团体的组织者、谋划者、指导者等，都要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²²⁴⁾。该法规严厉而又空泛，致使大批无辜民众惨遭酷刑或被杀害。1943年又颁布《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两项法规。前者规定，可以把“认为有犯罪危险的人”，送进“矫正辅导院”，一面进行“精神训练”，一面强制服劳役。后者规定，对可能犯有政治罪的人，实行“预防拘禁”，同时也施以劳役⁽²²⁵⁾。根据这两项“莫须有”的法令，日满军警可以任意给普通民众戴上一顶“有犯罪可能”的帽子，然后把他投入监狱。

除利用国家机器对占领区民众实行高压统治之外，日满当局还将法西斯组织“协和会”当作殖民统治的另一个工具。“协和会”于1932年7月正式宣告成立，由郑孝胥任会长，溥仪任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任名誉顾问。“协和会”的前身是满洲青年联盟雄峰会。该组织骨干是活跃在东北地区的一小撮日本法西斯分子，其中大部分是满铁成员，他们是网罗汉奸、制造伪满洲国的急先锋。“九·一八”事变后，专门在占领区内拼凑县一级伪政权的所谓自治指导部，主要就由这批人组成。伪满洲国成立后，自治指导部的部分成员进入各级政权机关，另一部分人员则开始筹划建立“统一国民思想，进行思想战的全满统一的国民组织”。几经商议，决定成立满洲国协和会。这是一个御用机构，活动费用全部由伪满洲国政府提供，总部亦设在伪满国务院内。“协和会”的组织机构分为中央事务局、地方事务局和办事处三级。该组织的势力迅速向各地渗透，会员也日益增多，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在县、旗、市所设的本部机关有几百个，分会有2700余，会员总数达到80万。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该会一面继续扩充势力，同时紧密配合日本国策，大力宣传所谓“圣战之真实意义”，发起各种运动⁽²²⁶⁾。

关于该会的性质和作用，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曾这样评介：“协和会作为与满洲国同时产生的国家团体，它无限地维护建国精神，训练国民，努力实现其理想，以便成为唯一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组织。……因此，协和会既非政府的附属机构，也非与之对立的机构，而是政府的精神母体。满洲国政府作为以建国精神即协和会精神组成的机关，其官吏应当是协和会精神最高最热烈的体现者。”⁽²²⁷⁾关东军将它视作与伪满政府并列的机关，可见“协和会”在辅佐关东军实行殖民统治中所起的作用。

“协和会”的骨干是一批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是协助日伪军警进行大屠杀的别动队。起初它配合关东军围剿抗日武装，以后逐步把反共作为工作重点。“协和会”中央本部专门设立“排共特别委员会”，把排除共产党力量作为“国民运动”来进行。它利用一切机会，采用讲演、办讲习所、放电影等各种形式，进行反共和奴化宣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各类物资紧缺，“协和会”即配合伪满政府加紧对人民的搜括。他们开展所谓“农业增产出荷运动”，以对农民进行掠夺；开展“矿山增产运动”，强迫工人超负荷劳动；开展“国民储蓄运动”，以榨取民众的每一分钱财；开展“勤劳奉仕运动”，强迫学生与青年从事无偿的劳动。

“协和会”还对占领区内广大青年的思想进行严格控制。1937年初，伪满政府发布《青年训练规定》，并决定由“协和会”具体组织实施。此后，“协和会”在48个县开设了青年训练所，分期对6000余名16至19岁的青少年进行训练。训练内容除军事操练外，还进行有关保甲制度及课税方面的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根据日本侵华战略的需要，“协和会”又组织他们开展“爱国运动”、“消费节约运动”、“非常时期报国运动”等活动⁽²²⁸⁾。显然，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一批为殖民统治服务的新生力量。

1938年8月，“协和会”本部机关进行大规模改组，增设实践部和辅导部，以对新设立的联合协议会和协和青少年团进行领导和训练。所谓联合协议会，乃是在“协和会”之中设立的由官方与民间各系统代表联合组成的团体，其目标是实行官民一体，“宣德达情”，消除双方的对立，超越职业和民族差别，共同商讨协和会自身发展，并对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联合协议会于同年3、4月份开始在部分县、市筹建，以后迅速扩展到全满各地，并在此基础上设立省联合协议会，青少年团也于同时建成⁽²²⁹⁾。从此，“协和会”通过这样两个下属组织，尽力把伪满全境的民众都控制在自己手中。

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满当局对统治区内广大民众的控制与奴役也日益加深。“协和会”除严密控制民众的思想与行动之外，还策划组织协和奉公队，强迫20至35岁的青壮年发扬“义勇奉公”精神，担任平战两时“国民的警护”，强令当地青年承担站岗放哨、维持秩序、劳动服务等无偿工作。这类组织，很快遍布大小城镇，逐步替代当地的自卫团。1941年3月，“协和会”特设义勇奉公队中央总监部，由关东军参谋长和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任总监，省和县也建立相应的下属机构。从此，全满30多万奉公队员，分别被编入基本组织和特殊组织之中，成为关东军的附属部队和后勤服务队⁽²³⁰⁾。以后，“协和会”又进一步设置了“满洲国防妇女会”、“军人后援会”、“满洲红十字会”、“兴农合作社”、“劳务兴国会”、“商工公会”等外围组织，将各行业都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

大力推行殖民地文化，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占领区实施殖民统治的又一显著特点。早在伪满洲国刚成立之时，关东军即在伪满政府中专门设立思想统制机构——弘报处，其主要职能有三项：一是“宣传建国并施政之精神”；二是“涵养民力，善导民心”；三是“普及自治思想”⁽²³¹⁾。其后，弘报处改隶国务院总务厅，并大量派遣“宣抚人员”，跟随关东军的讨伐队去各地活动，充当其别动队。“七七”事变爆发后，弘报处进行扩充，其任务也扩展为控制舆论、文艺、宣传资料、新闻机关等七项，实际上已包揽文化宣传的各个方面。1939年与1941年，弘报处又经过两次调整扩充，管辖权限更为扩大。处内设置监理、宣传、情报三科，分别掌理文化机关的监督、文化宣传的审查和各种情报的收集。如宣传审查，即涉及报刊通讯、电影制作和放映、电台广播、对外宣传、旅游观光、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各个方面⁽²³²⁾。至此，弘报处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伪满文化宣传的核心统制机关。

对统治区内中国民众实施奴化教育，也是日本关东军推行殖民地文化的重要方面。日军侵占东北各地后，先是查封所有公立学校，然后重新组建由日本人任校长、教导主任的“日满学校”。私立学校也必须经过严密审查，符合日方要求后方可开学。根据日满当局发布的“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的命令⁽²³³⁾，大批原有的教材被废止或焚毁。同时，日满当局又任命教材编审官，组织人员，重新编写教科书。伪满政府先后出版了供小学和初中学生使用的“国定教科书”共22种39册，供各类中等学校使用的“审定教科书”23种29册。这批新教材中，充满了“日满一体”、“王道乐土”等奴化宣传。

1937年开始，日满当局宣布实行所谓新学制。该学制的小学阶段仍采用四二制，前四年的初小改称“国民学校”，后两年的高小改称“国民优级学校”。中学教学则把原来六年缩短为四年，并改称“国民高等学校”，这就使中学教育的文化水准大为降低。高等教育也从通常的四年缩短为三年。这样，伪满的学制总共为十三年，比日本国内的学制缩短了五年。不仅如此，这套新学制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殖民主义思想教育，在政治上对学生进行严格控制：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必须赞颂“日满亲善”与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必须尽心竭力地拥护“大东亚圣战”。每天早晨上课前，学生必须集体用汉语和日语背诵《国民训》，并向皇宫遥拜。至于伪满皇帝发布的诏书等重要文书，更是强迫学生全文背诵。小学有一门“国民科”的课程，把殖民主义政治和语文混合在一起，占据全部课时的一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开设了一门“建国精神”课，以取代地理和历史课。所谓“建国精神”，主要是宣扬“日满一德一心”，“大东亚共荣圈”等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伪民政部教育司对此解释说：“从低年级起，即选择与亲近日本之感情的材料，渐次趋向至日本之国体精神。”⁽²³⁴⁾中学则把进行政治宣传的“国民道德”作为主课，后来改名为“建国精神”。该课程的内容全部是宣扬“日满亲善”等殖民主义理论说教。

在新学制中，日语教学被摆在突出的地位。从小学开始即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其授课时间与汉语文课大致相等。到中学以后，日语课程不断增加，几乎超过汉语文课一倍。新学制把日语定为“国语”，伪满政府亦把它列为“公用语”，要求人人都会说，一切正式公文都用日语表述。其后又规定了日语“检定制度”，以确定学生的日语等级。伪满教育官员强调：“学习日本语的究极目的，当然在于理解日本精神”；因为“在日本语中，是蕴蓄着日本自肇国以来日本的思考和感动的，由此日本的思考和感动作为一体的育成，始能得理解日本精神的真髓。”⁽²³⁵⁾这显然是要通过学习日语，培植青少年学生的奴隶意识。

在抓紧推行奴化教育的同时，日满当局对文化艺术界的管制也不断增强。日满当局对新闻出版业一开始即相当重视，对其实行严格“统制”。报纸、杂志必须经弘报处审查才能出版，其他出版物也要经过多道审查手续。1939年伪满政府设立书籍发行公司后，即垄断了图书发行和进出口业务，弘报处对报刊的审查也变本加厉。如1939年度发行的113中报纸中，有16种被勒令停刊，263种杂志中也有28种未通过审查⁽²³⁶⁾。同样。电影业也极受当局重视。1937年伪满政府先后发布《满洲电影协会法》和《满洲电影法》，对统治区内的电影制作和放映实行严格管制。为向广大民众灌输奴化思想，日满当局于1939年策划制作长达37卷的新闻系列片，其中主要有“建国史篇”、“协和会篇”、“国军篇”、“警察篇”、“内治篇”、“拓植篇”等等，另外还引进了不少德、意两国法西斯主义教育电影⁽²³⁷⁾。对音乐、美术、戏剧方面的统制同样十分严厉。

1941年3月，弘报处提出《文艺指导纲要》，毫不隐讳地道出了推行殖民地文艺的本质：“我国艺文以建国精神为基调。故从事八紘一宇之伟大精神的美的显现。并且以移植于这一国土的日本艺文为经，以原住诸民族固有的艺文为纬。吸取世界艺文的精华，织成浑然独自的艺文。”⁽²³⁸⁾根据此《纲要》，日满当局拼凑适应日本侵略战争需要的文艺组织，同时进一步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各地文艺组织普遍被改组，同时又建立了直接受弘报处控制的“文艺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剧团协会”、“乐团协会”等团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类行业性团体更多如牛毛，而且大都由日本人主持，直接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

三　华北、华中沦陷区的政治与文化

如何对中国占领区实行长久的殖民统治，这是日本侵略者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军事占领之初，它采用扶植傀儡政府出面安抚民众，自己在幕后操纵的办法。汪精卫集团投敌后，为瓦解抗日阵线，引诱抗日营垒中的动摇分子，它又同意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伪政权，与重庆抗日政府相对抗。表面上看，汪伪国民政府把各派汉奸势力都收归其麾下，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由于各汉奸集团之间充满矛盾，加之日本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汪伪政府的政令仅能在长江流域的狭小区域内施行。其他各地的汉奸集团，则在当地日军的支持下我行我素，根本不买汪精卫的账。以德王为首的蒙疆伪政权，一开始即表示不加入的态度；华北“临时政府”虽被迫改名，但新设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依然是个“独立王国”。这种行政管理上的割据状态，导致整个沦陷区在政治统治上具有不一致，其文化上也显现出多样性特征。

华北是卢沟桥事变以来最先沦陷的地区，那里也最早建立起号称为全国性的伪政权。汪精卫在筹组伪中央政府之初，即想方设法要把华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想法遭到华北日军和以王克敏为首的临时政府的共同抵制。经日本政府调和，双方各作让步：华北“临时政府”同意撤销原政府名称，归入汪伪政府治下；汪精卫方面也承认“华北地方情形特殊”，同意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实行“自治”⁽²³⁹⁾。所谓自治，其实就是让华北保持原有的政治形态，汪精卫的势力不向华北地区扩展。

伪中央政府成立前夕，汪伪中央政治会议于1940年3月22日通过《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对华北当局拥有的权限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此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拥有极大的自治行政权。首先，该机关的地位非常高，直属国民政府主席领导，与行政院相并列。其次，其管辖的地域很大，领有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平、天津、青岛三直辖市。第三，拥有广泛权力。政务委员会下设内务、财政、治安、教育、实业、建设六个总署及政务、秘书二厅，负责处理辖区内行政、财政、治安、实业等各方面的事务，而且还拥有一支独立的绥靖军⁽²⁴⁰⁾。这些规定，实际上是汪精卫对华北当局作出的最大让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还都”庆典时，王克敏等“临时政府”首脑于当日上午10时举行末次会议，发布解散“临时政府”宣言，降下五色旗帜，换上加有黄飘带的青天白日旗，接着宣布召开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次大会，委员长王克敏及各委员、总署督办宣誓就职，宣告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²⁴¹⁾。经过这样一番形同儿戏的做作之后，华北伪政权也算并入汪伪政府的治下了。

华北伪政权之所以敢与汪精卫分庭抗礼，是因为获得了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支持。华北方面军在军事行动方面虽受中国派遣军统一指挥，但对于政务方面，则受陆军大臣直接领导。根据日本《战时高等司令部勤务令》第九条规定的行政监察权，方面军司令官可以“统治监督占领区内的行政”⁽²⁴²⁾。据此，华北方面军把华北伪政权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为对华北伪政权实施有效控制，该方面军参谋部第四科专门承担了相关工作。此外，在华北政务委员会本部及所属各省、各特别市政府内，都设有顾问部，由该军派遣的最高顾问、顾问、顾问辅佐官进行幕后指挥。顾问部名义上协助中国方面开展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业务，实际却是凌驾于各级伪政权头上的太上皇。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最高顾问为预备役陆军中将佐藤三郎。除顾问外，方面军司令官还推荐了一批日本技术人员、教授、教官、教导员进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政府机关任职，以进行更为具体的监督控制。

华北方面军除在总体上监督华北全部行政外，还直接担任河北省及北平、天津两个特别市的政务“指导”。山西、山东、河南各省，则分别由第一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团担任“指导”，具体业务由派驻各处的特务机关负责。对于道以下政府机关的行政指导，则由各地日军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派遣道、县联络员，对道、县公署进行幕后指挥⁽²⁴³⁾。

在华北日军的严密控制下，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一切活动当然严格按照日本的侵华战略进行。其施政方针是：“遵循兴亚之大道，以努力东亚新秩序之完成，而求华北政治之日臻明朗化。”⁽²⁴⁴⁾为维持华北占领区的稳定，内务总署着手整顿地方行政，确定各级政府施政纲要，调整行政区域，实施保甲制度。治安总署则编组县警备队和警察所，设立各种训练所，开办警官学校，培养警察干部；招收新兵，创设军官学校，充实治安军之实力⁽²⁴⁵⁾。华北伪军早在1938年即开始筹建，以齐燮元为总司令，其骨干多为他的老同学、老部下和同乡。1939年10月，“治安军”正式建成，编成三个集团军与两个独立团，额定兵力约15000人。华北日军在治安军内设有顾问和教官。治安军从建立之初即同日军混合部署，以协助日军作战。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由齐燮元担任治安总署督办兼治安军总司令，统辖华北伪军与警察⁽²⁴⁶⁾。同年11月，治安军进行大规模扩充，兵力增加一倍以上。治安军不仅在组织上自成体系，不受南京汪伪政府军事机构管辖，在军队内部建制和服饰等方面也与汪伪军队完全不同。1943年治安军改名为“绥靖军”，服饰也作了更换，但仍在上衣左上口袋盖上戴一枚五色徽章，以示与汪伪军队有所区别⁽²⁴⁷⁾。

为欺骗民众，维持在华北占领区的统治，日伪当局还仿照伪满洲国协和会，成立了一个号称“中华民国新民会”的所谓群众团体。早在平、津两市刚陷落之际，日本即指派伪满洲国外交大臣、“协和会”主要头目张燕卿为筹备委员长，筹建新民会。当“临时政府”于1937年12月在北平粉墨登场时，新民会的筹建也告完成，并于同月24日宣告成立。当天发布的《宣言》称：“本会与新政权表里一体，首先拥护新政权，为反共战线之斗士；进而培养民力，实现友邻之共荣。”⁽²⁴⁸⁾其“行动纲领”第一条也强调：“护持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²⁴⁹⁾“新民会”成立之初仅有20余人，因其主要任务是为日伪当局摇旗呐喊，故活动经费得到临时政府的全额资助，规模也迅速扩展。1939年10月，“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担任会长后，“新民会”更成为华北伪政权手中的得力工具。汪伪政府建立后，“新民会”并未被汪伪国民党替代，其组织反而得到加强。华北日军先是任命安藤纪三郎中将任该会顾问，进而又宣布与军部宣抚班“统合为一”，对其机构进行大规模调整，以强化对统治区内部的控制。各级领导机构中，日方人员约占三分之一，双方的任务是：中方人员立于“第一线，与民众相接，而日系则由内部指导及协力”⁽²⁵⁰⁾。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日本“以华制华”的图谋。

华中沦陷区的政治统治与华北完全不同。早在汪伪政府筹备成立之际，汪精卫一再强调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是新政府的两大目标⁽²⁵¹⁾。他打着“以党治国”的旗号，沿用原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对沦陷区民众实施欺骗。

伪政府在南京登场后，汪精卫等人一方面加紧与日本相勾结，争取尽早得到日本的承认，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又着手整顿地方秩序，扩充自身实力。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940年4月连续开会，对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作出决定：宣布国民政府“还都”以前的法令仍然适用，以消除民间的思想波动；由国民政府下令，各地军队立即停战待命，以实现和平方针；令外交部根据政纲，着手调整外交事务⁽²⁵²⁾。此后，伪国民政府各院部委，开始按照各自的职权运作。在财政方面，由财政部长周佛海召集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决议定名“中央储备银行”，于“双十节正式成立”，负责募集资金、整理旧币、发行新币等事务⁽²⁵³⁾。军事方面，改编维新政府留下的军队，收编陆续来投的新军队，迅速扩充军事实力。与此同时，又新成立一个警卫师，专门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卫。宣传方面，创办中央电报通讯社，统一对内外发表新闻。另外，还创设宣传讲习所，培训宣传干部，派往各地宣传机关服务。经过半年多努力，日本终于同汪政府正式签约。此后，汪伪当局认为和平建国之基础已成，开始把政治活动的重心转到“强化党权”、“确立治安”等方面。

汪精卫集团投敌之初，曾指责蒋介石搞独裁统治，借“以党治国”的名义垄断政治。所以，他在伪国民党六大上做出承诺：“还都”以后将实施宪政，以后又把它写入政纲中，并组织宪政实施委员会，以示能容纳各党各派共同参政。然而，汪精卫决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派。当汪伪政府的根基大致稳固后，他立即换了一副面孔，一再强调“强化政治中心领导权的重要性”。他认为，为了培养政治的总力，“我们以为应该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为中心，而联合其他各党各派，以共同负荷国家社会重任”。还说：“今日的世界，是拼命的世界，而今日的中国，又正在危急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候，既需要一种同心协力的精神，更需要一种能适合此精神，运用此精神的政治制度，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为中心势力而共同负荷责任，我认为是比较最合理的。”在一次与日本记者论及实施宪政时，他又强调：“真正之宪政，需有强大之中心势力为之推动。”⁽²⁵⁴⁾根据汪精卫的理论，同年12月汪伪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结集党的势力，来推动政治上对内对外工作，将人民思想，集中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及大亚洲主义”⁽²⁵⁵⁾。在汪伪国民党的压制力下，“维新政府”时期成立的大民会、共和党以及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等三个团体宣布解散。从此，在汪精卫集团控制的区域内，只有一个汪伪国民党。

汪伪国民党的“中心”地位确立后，汪精卫等人即致力于增强伪政权实力的各项工作。首先是大肆扩军，除陆军之外还建立海军，同时又成立航空署，计划购买飞机，筹建空军。接着又在苏南等重要地区实施“清乡”，以图确保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及主要交通干线的安宁。为树立独立政府的形象，汪伪政府于1941年1月创设“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储备券”作为政府的法定货币。

从外表看，汪伪政府比其他伪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更多独立性，但他们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日本侵略者手中的傀儡。汪伪政府是在日本一手扶持下，并在日本占领区内建立起来的，因此日本政府决不允许它脱离自己控制而独立存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及一批附属秘密协定，是一根拴在汪伪集团脖子上的大铁链，他们只能在铁链的长度内，围着日本这个中心转。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日本军事顾问部，严密监视着汪伪政府的一举一动，“汪精卫有时到广州、北平、东京、长春等地方去，军事顾问必定同行”⁽²⁵⁶⁾。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在沦陷区建立傀儡政权，一开始就打着继承民国法统的旗号。为对沦陷区民众实施长久欺骗，他们上台以后，更加重视利用各种媒体，有计划地进行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

报刊、电台等近代媒体，一开始即为汪伪集团所重视。1939年7月，当“和平运动”公开发动之际，汪精卫集团即将停刊两年的《中华日报》在上海复刊，作为自己的喉舌。同年11月，又在上海设立“中华通讯社”。汪伪政府“还都”后，“中华通讯社”改称“中央电讯社”，并在辖区各地设立分社，同时大量创办各类报刊。仅南京地区就有《中报》、《南京新报》、《时代晚报》等十余种报纸，《中央导报》、《现代公论》、《大亚洲主义》等五十余种杂志。在上海则有《新申报》、《日本评论》等报刊二十余种。浙江、安徽、湖北等省及一些大中城市也有数量不等的新办报刊。为统一宣传口径，日伪当局对这些舆论工具实行严格管制，规定所有报刊都必须接受日军报道部和汪伪宣传部的指导，根据其定期发布的宣传要点撰写文章，刊登指定的新闻稿件，接受其新闻检查。1940年10月，汪伪政府发布《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实施新闻检查由各新闻检查所会同当地军警机关一起进行，目的在于“防止破坏和平反共建国国策之一切反动宣传”。凡有“企图倾覆政府危害民国”、“扰乱地方破坏金融破坏邦交”、“破坏公共安宁”等内容，以及通令禁止宣传的新闻稿件，一律删除。如有违反规定，轻者“警告”，重者“移送法院依法追究”⁽²⁵⁷⁾。

此外，日伪当局还利用图书、画报、电影、戏剧、歌曲等宣传手段，向沦陷区民众进行卖国主义理论宣传。如图书出版方面，汪伪宣传部不仅大量印制汪精卫等人的言论集，还出版通俗读物《大众丛书》等，分篇阐述其基本理论，以适应普通群众阅读。同时还组织人员编写教唱“和平”歌曲，派剧团巡回演出，派人去各地宣讲“为何要和平”，等等。

为表示中日友好，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940年7月成立“中日文化协会”。该会宗旨是：“沟通中日两国之文化，融合双方朝野人士之感情，并发扬东亚文明，以期达到善邻友好之目的。”⁽²⁵⁸⁾对于“中日文化沟通”之涵义，汪精卫在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讲得很清楚；“中国应将排日思想”，“从根本上加以廓清”，“中日两国，必须在文化上，共同努力，使东洋文化，大放光明”⁽²⁵⁹⁾。汪政府的吹鼓手叶钧则更加露骨地称：中国文化“随时有遭遇覆亡的危机”，“中国民族文化的发达，必须与日本提携”，“在同一的旗帜下，应紧密团结起来”⁽²⁶⁰⁾。1941年2月，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时，“文化沟通”即成为该联盟四大纲领之一，同时也成为汪伪政府文化宣传的基本方针。

教育是文化领域中的重要阵地，汪伪集团对教育非常重视，他们一开始即注意控制教育机构，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早在1939年8月汪伪修订的国民党政纲中，即把教育方针修改为：“保持并发扬民族固有之文化及道德，同时尽量吸收适于国情之外国文化”；“铲除狭隘之排外思想，贯彻睦邻政策之精神”。同时还强调要“改订教育制度，重编教材，以适于新中国建设”⁽²⁶¹⁾。次年1月，汪精卫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称，将以确立中日永久和平及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²⁶²⁾。此后在“还都”时发布的伪国民政府政纲中更明确规定：“以反共和平建国为教育方针。”⁽²⁶³⁾

在汪伪政府成立前，华北、华中各沦陷区的大中小学教科书，早被日军强令修改，删除一切抗日、排日内容，改成亲日、媚日文字。但汪伪教育部仍不放心，再三嘱令所属机关对各类教科书严格审查，删除所谓不适用之内容。其删除原则是：“教育方针既确定在于反共，则凡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上含有阶级斗争，或有足以引起阶级斗争的一切思想，皆当全部删除”，“又教育方针既确定在于和平，则凡各级学校教科书上，含有民族国家间仇恨，或足以引起将来的民族国家间的仇恨思想，亦当加以适当修正”⁽²⁶⁴⁾。1940年8月，汪伪教育部公布了从幼稚园开始的各类教科书审查表，并删除了一大批文章。同时，还通令各中小学每周必须对学生进行一小时“精神训话”，以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

强令沦陷区内各学校学生学习日语，是日伪当局推行奴化教育的又一重要手段。1940年7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致函汪精卫，要求教育部将日语列为中小学必修课程，宣称这是对日本表示亲善与真诚的“主要标志”⁽²⁶⁵⁾。对于日本的指令，汪精卫当然惟命是听，立即批示“照准”。于是汪伪教育部决定在初中以上学校开设日语课，并规定为学生的必修课程。

为扩大奴化教育的影响，汪伪教育机关还将学校教育扩展到社会与家庭。1940年8月，伪江苏教育厅制订《小学指导儿童及家庭推行和平运动办法大纲》，要求各小学组织“和平运动推行委员会”，指定由校长教员和家长代表参加，校长任该会主席。其任务是：“规划学校及家庭推行和平运动之具体方案”；“讨论学校及家庭推行和平运动之实际问题”。要求家长对学生不合于和平运动之行为，配合学校“予以纠正”，“以身作则，为儿童及各家庭表率”⁽²⁶⁶⁾。伪南京市教育局还要求社会教育机关对学校加强“和平运动”教学，强调各社教机关负责人，要“随时审察校内或馆内全体教职员工、学生之思想，并召集思想善导会议”，“矫正”教职员及学生思想⁽²⁶⁷⁾。显然，日伪沦陷区内各类学校，都已成为控制青少年思想的集中营。

四　日本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其主要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掠夺中国丰富的经济资源。伪满洲国是日本最早实施经济统制政策的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相继制定《满蒙开发方策案》与《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作为掠夺伪满经济的基本方针政策。1934年3月，日本内阁又进一步通过《日满经济统制方策要纲》，声称将“日满经济特别作为同一组织体”加以管理，并对满洲的金融、交通、通讯及其他事业予以适当统制⁽²⁶⁸⁾。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对伪满地区各类产业的统制力度不断加大，并为此先后制定《重要产业统制法》与《产业统制法》。与之相呼应的是特殊会社制度的建立，即日本将其认为具有国防或公共公益性质的重要事业，统一由国营或特殊公司经营。1932年成立的伪满中央银行就是最早的特殊公司。至1941年7月，日本在伪满地区的特殊会社数量已达36家，涉及金融、交通、能源、矿产、机械、化工等多个产业⁽²⁶⁹⁾。同时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对煤、铁等资源的掠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他们不惜杀鸡取卵，将一切人力、物力全部集中到采煤、炼钢作业上去，以满足其对资源的需求量。

对于紧邻伪满洲国的华北地区，日本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就企图使其“迅速成为反共亲日、亲满的特殊地区”，以“获取国防资源”⁽²⁷⁰⁾。日本陆军专门拟订了“由兴中公司经营，其他机关协助”的开发华北经济的计划⁽²⁷¹⁾。随着侵华战争的日益扩大并转入长期化，日本国内的经济资源逐步枯竭，日本军政当局的这一愿望更为迫切，他们采用各种手段，力图从华北占领区掠夺更多的战争物资及其他各种经济资源。　

1937年7月底，北平、天津及周围地区相继沦陷。日军所到之处，中国的纺织、面粉、矿山、制盐、纯碱等民族工业全部被强占。日军将武力抢夺到手的纺织、面粉等工业依托国内的垄断企业经营，煤矿、矿山、电力、钢铁、制盐、纯碱、铸造等部门则依托满铁出资创办的兴中公司经营⁽²⁷²⁾。强占中国现有工矿企业是日本对华北沦陷区掠夺的第一步，接着，它又制订所谓“资源开发计划”，以便对华北资源进行系统而长久的掠夺。

1937年9月，华北日军特务机关和日本满铁调查部联合制订《华北产业基本对策纲要草案》和《华北经济开发方策大纲草案》。上述对策纲要的方针是：“华北产业对策的根本，是以扩大日本的生产力所必要的资源的获得及必要程度的加工为目标，进行综合经营，以弥补日满经济的缺陷为目的。”上述方策大纲的宗旨则是：“依靠日本资本及技术的协助之华北经济开发，作为这次事变的善后处理，是赋予我国的重大使命。”华北经济开发，必须“贯注主要力量，获得日满经济区所缺少的重要矿产资源，确保经济根干的交通机关”。具体方案是，把日本资本参与的产业，分为“统制产业”和“自由产业”。统制产业应纳入日满的产业计划，并作为“国策会社”进行经营监理。统制产业的主要范围是：“重要矿山资源的开发”；“以上述资源为原料的加工企业”；“盐田的开发及开发指导”；“主要发电送电事业”。其他产业原则上为自由企业，但也应进行适当统制⁽²⁷³⁾。

掠夺方案确定后，华北日军又进一步对可能掠夺的重要资源进行估算。他们先后制订《华北重要资源对日输出可能数量》及《华北资源所需数量设定委员会报告书》，在此基础上，于1938年3月制订出《华北产业开发九年计划》。这些文件坦然承认其动机是：“指出至昭和21年（1946年）的9年期间华北产业综合开发目标，在设想的基础上，制订以日、满、华北为一体的重要资源，特别是铁、煤、液体燃料、矾土页岩、盐及棉花的需给计划。”⁽²⁷⁴⁾《华北产业开发九年计划》详尽地列出了各种重要资源的掠夺数量。其中，钢铁是日本最迫切需要的物资。他们计划把以龙烟铁矿为中心的钢铁产量从1938年的48.3万吨扩大到1946年的270万吨，同时规定每年要向日本出口大量铣铁和铁矿。煤炭亦是华北的重要资源，他们计划在当年产量1400万吨的基础上逐年提高，至1946年达到5000万吨，并向日本出口3000万吨。棉花的上市量，计划从当年的24.8万吨至1946年增加到54万吨，其中要向日本输出25.6万吨⁽²⁷⁵⁾。由此可见，日本对华北占领区重要资源的开发，是以率先满足日本国内需求为前提的。据统计，日本自1937年至1945年8月经营龙烟铁矿期间，共开采矿砂374万吨，冶炼生铁20695吨⁽²⁷⁶⁾。这些物资在维持日本侵略战争机器的运转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实施庞大的掠夺计划，华北日军逐步着手设立综合性的管理机构。军特务部与满铁调查机关共同拟订了组建新公司的方案，经反复磋商，最后报请日本政府同意，决定设立一个名为“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国策公司。该公司是日本榨取华北沦陷区各种经济资源的大本营，公司注册资本3.5亿日元，由日本政府和日本民间各出一半；必要时，可发行五倍于公司资本的债券，以筹集所需之资金。在总公司之下，根据“一业一社”的形式，设立若干子公司。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所负之使命，“为促进华北经济之开发，及对各项事业予以投资或融资，并进行综合调整之工作”。其中涉及交通、运输及港湾事业；通信事业；发送配电事业；矿产开发事业；盐之采取及利用事业以及其他促进华北经济开发及统合调整上之必要事业⁽²⁷⁷⁾。该公司拥有的特权主要包括：开业后十年内，免除全部所得税、营业税；五年内政府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助；民间分红未达年利6分时，政府不分红；债券本金及利息受政府保护。因此，华北开发公司实际处于日本“华北经济参谋本部”的特殊地位⁽²⁷⁸⁾，它前后共对30余个子公司进行了投资控股。

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除直接设立公司之外，还策动伪政权配合。1938年3月，在华北日军的策划下，日方与临时政府合作成立了“日华经济协议会”。该会由中日双方各派五名委员组成，“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担任会长。据日本同盟通讯社称：“日华经济协议会今后在日本军司令部及中国临时政府中间，本其广泛的权能，促进华北产业资源之综合的开发。”其运行方式为：“大体上每月举行定期总会一次，审议决定开发华北经济最高方针”；“按照经济产业各部门，置通货金融、商工业、矿业农业、交通等部委，使之拟订各专门事项之企图，交协议会附议”；“审议决定事项，交由日华两国各机关协力提携而实行之”；“临时政府为与该协议会保持联络协力，达到开发经济之目的，由行政委员会新设一实业部，协议会设置一秘书厅”⁽²⁷⁹⁾。其后，协议会的中日委员联合召开会议，确定开发华北的原则，以及“建立日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之最高方针”。双方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为谋日华亲善之实效，两国首先共同努力于农业之改良”，“农业改良，则棉花之生产增加，使由此所增加生产之棉花与其他农业资源，成为日本工业原料，向日输出”；二、“依上述同样之目的，为与治水、交通、通讯、港湾之修筑、金融之改善等事业相并进，即地下宝藏之矿产资源及其他各物，亦渐次开发”；三、“对于上举以外之事业，亦须避免日华经济相克”，“务须实现依日华合办组织之两国资本及经营上之提携”⁽²⁸⁰⁾。至此，华北沦陷区经济已完全纳入侵华日军所设置的轨道。之后，日本又通过设立日华贸易公司、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经济协议会等组织，对华北沦陷区实施经济掠夺。

日本占领华北后，还扶持伪临时政府设立所谓“中央银行”，即“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安定通货，统制金融为目的”⁽²⁸¹⁾。“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名义上由伪临时政府行政部局长汪时璟任总裁，其实际权力却由日本顾问把持。该银行通过独占货币发行权、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统制汇兑、控制各类金融机关、榨取民间资本等手段⁽²⁸²⁾，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进行了长时间掠夺。与此同时，日本对华北地区的粮食、棉花及农矿产品亦紧盯不放。以棉业为例，日本除尽一切手段控制华商纱厂、压榨剥削棉农棉商外，还专门组织华北棉花协会，运用资本力量统一收购棉花，强行垄断华北棉业市场⁽²⁸³⁾。

侵华日军对华中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最初采用了与华北大致相同的方式。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军政当局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发挥该政府的作用。日军在巩固占领区统治的同时，又抓紧掠夺各种资源，力争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以适应长期战争的需要。

汪伪政府成立时，日本已经过近三年的侵华战争，国内各类重要物资几近枯竭，经济形势日益紧迫。德、意、日三国结盟后，日本在国际上越发孤立，美国对日禁运范围不断扩大，这导致日本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为摆脱困境，日本政府一面在国内加紧推行战时体制，将全体国民绑到对外侵略的战车上，同时又紧盯中国占领区，力图榨取更多的战争资源。1940年12月7日，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刚签订不久，日本内阁即决定了《经济新体制要纲》，其基本方针是：“确立以日‘满’为一环，包容大东亚的自给自足共荣圈，并基于圈内的资源，确保国防经济自主性，并于官民协力之下，以重要产业为中心，遂行综合的计划经济，以资应付时局的紧急完成国防国家体制，藉谋军备的充实，国民生活的安定，国民经济恒久的繁荣。”⁽²⁸⁴⁾

通过实行新经济体制来巩固与稳定中国占领区统治是关键所在。日本陆军为此特于1941年1月25日制订《对华长期战争策略要领》，作为加强对中国占领区控制与掠夺的总体方案。该文件由三个内容详尽的具体方案所构成，其中第一个方案是《对国民政府的指导纲要》。方案强调要调整对汪政府的指导方针，使之适应长期战争的需要。对汪政府的指导，首先，应采取措施，“使其一心一意地协助加强帝国综合战力”，“努力向我占领区域内作政治力量的渗透”；其次，是确定对汪政府物资上的要求：“日军在当地独立生活的必要物资及属于物资动员的物资，特别是埋藏物资，按帝国对华要求全额、全部取得”；获取其他普通物资时，“则避免通过压力”，“以正常的经济手段，圆满且恰当地取得之”，“以资收揽民心，且便于我之长期获取”；“随着政府财政力量之增强，指导其逐渐用新货币交付帝国的军费”；第三，调整对新政府内部指导的部门与范围，“关于国防资源，特别是埋藏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合办企业直接参与生产”。需要从内部指导的范围大致如下：“关于粮食及棉花生产事项”；“关于通货、金融、贸易事项”；“财政运用大纲”；“关于军事及整备（包括监察）事项”；“关于交通、航空、通信事项”；“关于外交事项”；“关于建设新秩序理想事项”；“关于重要人事事项”，等等；第四，调整国民政府与华北、蒙疆的关系及承认海南岛、武汉的特殊性⁽²⁸⁵⁾。根据上述指导原则，日本实际上只承认汪伪政府在长江下游地区具有一定统治权，其他占领区的主要权力仍由侵华日军直接控制。

策略中的第二个方案是《对华经济措施》。日本当局逐步认识到，为维持长期对华战争，必须采用“以战养战”的政策，在中国占领区内就地榨取各种战略物资，以弥补国内各类物资的严重不足。因此，日本军方把这个方案作为整个策略的重点，详细罗列如何把中国占领区变成战争物资供应基地的各种策略办法。其基本方针是：“结合日满两国情况，彻底开发和取得国防资源，同时应有助于安定占领区的民心”；“提高日军在现地的独立生活能力，同时坚定地发展国民政府的经济力”；“摧毁重庆方面的经济力”；“采取适当的金融政策，极力防止通货的混乱和膨胀”⁽²⁸⁶⁾。根据上述方针，日军计划并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对策。

一是获取物资的对策，计划从榨取更多的生活用品、开发重要资源和通过租界获取重要物资等三方面入手。榨取生活用品的目标是使侵华日军的生活用品能够就地取材，“提高派遣军在现地的独立生活能力”。重要资源的开发，按缓急顺序与不同地区有计划实施。“按日满华一贯的增加生产及物资动员计划，当前大体以现占领区的铁和煤矿为第一位，其次为棉花、盐、萤石、钨、石棉、羊皮、云母等。力求逐步增加其取得量”。开发资源的方法，“主要采取华北开发与华中振兴公司的分公司等目前使用的方法，合理利用现有机构，以求提高其效果”。取得上述生活用品与重要资源的限度，“以确保现占领区民众的最低限度生活”为原则，并应“尽量利用中国的习惯、经济机构及地方资本”。利用租界取得物资，主要“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性，以该地为基点，对国内不能取得的主要物资，按物资动员计划中的输入数量，用满洲、华北现有的外汇资金，向第三国订购”⁽²⁸⁷⁾。在华中沦陷区，粮食、棉、丝、蔬、果、肉、蛋、皮革等物资是日军掠夺的重点对象。日军占领上海初期，即在浦东等地强行扣留、没收巨额棉花。并公然拦劫运往上海的菜蔬。日军还组织所谓的“牲畜市场”，统制生猪交易⁽²⁸⁸⁾。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又指使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组织粮食管理委员会、粮食联络会等机构，专门负责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粮食征购工作。

二是货币对策，计划让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成为华中地区的统一货币，日本军费也逐步用它支付。“中央储备银行”成立时，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曾发表声明称：“为使金融市场不生动摇，人民资产得以保障起见，关于现在流通之各种旧法币，暂准与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之法币等价流通，然后徐图调整，设法统一……至日本军票，为事变继续中之特殊事态，新法币当与之为相互充分之协力，使得各完成其所负之使命。”⁽²⁸⁹⁾随着“中央储备银行”实力的增强，日伪方面逐步加强了货币管理的力度，但尽可能不使“联银券、蒙银券受到不良影响”。对于日本军票，仍然维持其适当价值，以利于支付军费，同时根据中央银行券地位之增强，“迅速把它掉换成中央银行券”。对于旧法币，则极力阻止“重庆方面通过向第三国出口，华侨汇款及向第三国借款等办法充实外汇资金”，以降低其对外价值。在情况许可时，考虑全面禁止其流通⁽²⁹⁰⁾。

三是贸易管理，目标是“极力使日满华的物资交流综合化，以促进东亚自给经济之确立”。为此，计划把中国对“日元集团”的进出口贸易纳入日本的计划管理之下。对于中国同第三国的贸易，“应促进占领区的物资出口，抑制管理非占领区物资的出口”。对于中国海关，“应加强现正实施的内部改组和增设日籍职员的手段，看准时机，准备把它全部收回”。对于同非占领区的贸易，采用加强封锁、严格控制的措施。凡占领区内不足的必需物资，应“采用各种方法从非占领区取得”，如有必要，“允许从非占领区流入消费物资”；对于为了交换而流出的物资，“应严格选择，不使重庆方面因此增加抗战力量”⁽²⁹¹⁾。日军占领上海后不久，随即实行物资统制与经济封锁。华中派遣军方面还专门发出通知，禁止民间所有物品“由军占据地内向军占据地外输送”，同时还严格限定了向上海租界方面输送物品的范围⁽²⁹²⁾。

策略要领的第三个方案是《对华思想指导纲要》。日本陆军当局认识到，“收揽民心”对维持在中国占领区的长期统治意义重大，因而在《纲要》中明确规定：“适应长期持久作战方略，置重点于占领区，激励国民政府官民建设新国家和大东亚新秩序的热情，在促进和提高其政绩的同时，应开展思想攻势，对反对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向对方进行渗透，瓦解敌军官兵的抗战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²⁹³⁾《纲要》主张从官吏与知识阶层、普通民众及对敌宣传三个方面采取不同对策。

《对华长期战争策略要领》是日本战争指导当局在侵华战争进入长期持久战态势之际确定的一个重要战略方案，它和盘托出了日本企图长期占有中国领土和掠夺中国资源的野心。值得注意的是，为达到长期占领中国领土之目的，日本陆军开始注重对占领区的经营与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反映了侵华日军的意见。日本中国派遣军曾一再强调：“全体一致认为，持久作战方略的根本，在于建设新中国”，“不论为了对综合战力的协力，还是为了政治力量的渗透，都必须加强政府本身实力”⁽²⁹⁴⁾。1941年2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召集所属各军司令官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处理事变的各项纲要，同时贯彻派遣军关于本年度作战和政务指导方针。西尾寿造总司令强调：“现在国内外形势都迫切要求把日满及占领区作为一个整体，加强综合战力”，“政务指导的宗旨是，在建立进行长期作战的基本势态期间，使中国方面广泛地进行工作，谋求占领地区的富强，逐步培植国民政府，使之成为统治的主体”⁽²⁹⁵⁾。为进一步密切与汪伪政府的联系，总军还决定，每周星期三与该政府要人举行定期会谈。

为稳定汪伪统治区，增强汪伪政府的实力，以获取更多的战略物资，日本总军还与汪伪当局达成如下意见：总军对汪伪政府推行的增加粮食对策，确立财政基础，扩充军事力量，隔离敌对地区，渗透政治势力等项工作，给予全面促进与支持。汪伪政府确定的施政措施从1940年秋季开始逐步付诸实施，汪精卫在1941年元旦献词中也声称：“去年的一年是调整邦交条约之缔结，今年的一年是调整邦交条约之实行。”实行需要力量，本年度的最低限度一是要建军以保和平，二要复兴农村以充裕民食⁽²⁹⁶⁾。

尽管日本中国派遣军给汪伪政府以全力支持，力图促进占领区建设，但汪精卫等人毕竟是一伙“赤手空拳”的汉奸，实在没有什么力量，而且政治上又十分孤立，所以“还都”一年，毫无政绩可言。就连汪精卫自己也承认：“一年以来，政治经济各种情形，不能说没有一点进步。但是全面和平没有实现，战争状态仍然继续，因之随着战争状态而发生之事实，仍然存在，甚且日益扩大。所以在施政上，无论是行政的效率，以及经济生活的改善，都受着限制与束缚，不能有充分的发展。”⁽²⁹⁷⁾日本政府虽然深知汪伪政府面临重重困难，但迫于国际形势与国内情况，仍不断向中国占领区提出以取得各种物资为主的大量要求。这不仅加剧了现地的各种困难，同时也使汪精卫集团感到焦躁不安。

为弥补双方之间的隔阂，日本总军支持汪精卫再度访问日本，直接与日本军政当局首脑交换意见。汪精卫访日前夕，日本总军特务部就“加强南京政府”、“调整国营商行”、“华北政治”、“物资流通”等问题事先进行了研究，并拟出一套对策方案。方案认为，加强南京政府问题，“是汪这次赴日的主要事项”，应支持并指导其“本身树立的建设新国家的方略”。为强化实施各种计划，增加财政收入，“促使其首先准备从三角地带开始确立新政府的基础地盘，以及加强训练以国民党为主的政府人员的素质”⁽²⁹⁸⁾。此外，总军还就与陆军中央意见不完全一致的“持久方略的根本问题”、“政略战略之协调”、“前线隔离”等重大问题进行重新研究，向陆军中央部提出《政略指导上的意见》，希望乘汪精卫去东京访问之机，双方“明确与坚定对于将来处理事变的根本态度”，“以转变中国方面目前低落消极的情绪，进一步提高其斗志”⁽²⁹⁹⁾。

6月中旬，汪精卫等人在日本总军的安排下赴东京访问，先后同近卫首相及陆、海、外、藏诸大臣进行商谈。为给汪精卫一伙打气，日本政府表示将进一步对汪伪政府提供援助，并在3亿日元武器贷款、交还没收房产及军管工厂、整理国策公司等具体问题上达成谅解，同时又要求汪伪政府“发挥其独立自主的权能”。对此，汪精卫感激万分，表示将克服任何困难，完成全面和平的使命⁽³⁰⁰⁾。汪精卫访日，暂时缓解了日、汪双方的矛盾。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指挥下，汪伪国民政府更加卖力地为日本侵华战争效劳。

五　沦陷区民众的反抗斗争

日本军政当局以为凭借武力强占中国大片领土之后，就可以在那里任意掠夺，实施长久统治。然而，这一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被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所击碎。自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中国共产党即把反抗日本侵略作为头等大事，不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卢沟桥事变枪声一响，中共又发出抗战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³⁰¹⁾。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中国共产党一面组织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日军占领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游击战，同时又在沦陷区积极发动民众，开展各种形式的地下抗日斗争。沦陷区民众亦本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决不当敌国的顺民，他们有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有的自发地同日本侵略者展开顽强斗争。这些看不见硝烟的斗争，使日伪当局寝食难安，胆颤心惊，有力配合了国共统一战线领导下的武装抗日斗争。

华北是卢沟桥事变后最先沦陷的地区，民众反抗斗争率先在那里展开。7月30日与8月1日，日军分别攻占北平、天津。是时城内的各抗日团体仍积极活动，日军不得不派兵四处镇压。此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交给军特务部的第一项任务是：“首先应迅速确立治安，并安定民心，为使日军的后方安全，着重建立并扩充各项制度和设施。”⁽³⁰²⁾由此可见，日本侵略军刚攻占中国的领土，即遇到后方不安全的问题。为消解沦陷区人民的敌对情绪，日本内阁于10月1日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其中特别强调：“在事变中，对华北作战的后方地区的措施，应排除占领敌国领土的观念”，“不实行占领区式的行政”，“政治机关由当地居民自主组成”⁽³⁰³⁾。然而，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策略无法欺骗沦陷区民众，反日浪潮仍不断高涨。

随着日军占领区域的扩大，沦陷区民众的反抗也从城市扩大到农村。至当年年底，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在当地民众的配合下，开展了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他们主要的斗争方式是：“（一）彻底破坏铁道、道路、水路、通信线路等，阻碍日军后方补给，使之因修理而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二）袭击补给部队或小部队；（三）袭击军用品仓库、飞机场、经济要地等。”⁽³⁰⁴⁾这些斗争使日军损失惨重，被迫抽调兵力以加强后方治安。进入1938年后，日占区内的抗日斗争更为活跃。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已在日占区内建立起大块根据地，民众的反抗斗争遍布各地。挺进山西南部的日军第二十师团陷入中国抗日军民的重围，被迫后撤，来不及撤退的部队则龟缩在据点内，“弹药、粮食均告缺乏，只能以猫狗及野草充饥”⁽³⁰⁵⁾。这一结果，使日本侵略军开始领略到中国人民强大的反抗力量。处于侵华一线的日本军人也被迫承认，八路军“牢固地掌握了农民阶层”，“处于彼此势力中间地区的居民，朝迎日军，晚通共军，向双方纳税等，这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事实”⁽³⁰⁶⁾。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抗日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日军每攻占一地，都会遇到当地民众的反抗。如豫东地区刚陷落时，国民党正规军虽已后撤，但当地原有的自卫团、红枪会、联庄会等武装团体，为保卫家园，纷纷起而扩充实力，添购武器，招收散兵游卒，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河南省会开封虽于1938年6月5日陷落，但附近的爱国民众却立即自发行动，在市郊的辛庄大庙集会，筹商组织抗日武装的具体办法。会议决定，以原有之联庄自卫团为基础，逐步扩编，用以阻止日军侵及四郊，以待国军反攻⁽³⁰⁷⁾。尽管最后未遂所愿，但这一行动已充分表达了开封农民的抗日决心。

如果说沦陷区的农村尚是侵华日军势力的薄弱环节，那么城镇地区则是日军重点控制的区域，大城市更是戒备森严。然而，广大爱国民众凭借聪明才智，照样寻找机会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其中使用较多的手段是暗杀。尽管日伪当局为保护政要不惜代价，却仍无法阻挡爱国民众的正义行动。1940年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居住在北平城内中央饭店的两名日本军官，像平时一样骑马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上班，当他们行至司令部西面约300米时，突然遭到骑自行车的中国人用手枪射击，导致一死一伤。由于事发突然，日方连袭击者是几人也没有搞清楚。无奈之下，华北方面军只得下令撤掉汽车上带有军官阶级的标旗，以防高级军官再遭袭击⁽³⁰⁸⁾。

爱国民众的自发抗日行动，虽予以日本侵略以有力打击，但因力量分散，无法在战略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因此，中国共产党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即提出“全民族实行抗战”的口号。当华北各地相继沦陷，“群情慌急，不知所从时”，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坚持不离开华北，并向群众作广泛耐心的解释，指出自太原失守后，“所有在华北的中国人，只有三条路走：一是继续同敌人打，二是逃走到别处去，三是投降敌人。这三条路中，只有第一条‘打’的路好走，‘逃’和‘降’都不是出路”⁽³⁰⁹⁾。在稳定民心之后，即组织民众，与敌伪当局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沦陷区民众的抗日斗争，主要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地下政治斗争。华北沦陷之初，原有的国民党政权已完全崩溃，敌伪傀儡政权还刚刚建立，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提出“拿起枪来，保卫家乡，保卫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口号，带领民众配合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³¹⁰⁾。与此同时，还在日伪力量比较强大，抗日武装力量不能公开活动的地区率领民众开展地下政治斗争。

地下政治斗争，是配合抗日武装力量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沦陷区的党组织首先抓组织发动工作。当时华北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与八路军去领导他们，要求党派人去指导他们打游击”。而党组织最大的困难是缺少干部，于是采取如下各种办法：首先举办为期一周的短训班，然后把这些骨干派到各地去工作；其次，把上层领导机关的干部尽可能地分派下去，直接领导工作；第三，大量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各级组织。由于及时解决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各种问题，沦陷区的政治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城市中的大批工人、学生及抗日积极分子，经过动员，纷纷下乡组织游击队，或回到家乡打游击⁽³¹¹⁾。这就为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注入了新鲜血液。

中共地下政治斗争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渗透进敌伪组织内部，收集情报并进行策反工作。侵华日军也承认：“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连日本方面的雇佣人员，对他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他们通敌。”⁽³¹²⁾对于中共地下人员向日伪机关内部渗透的情况，根据日军情报机关材料显示，山西省祁县的工作颇具代表性。位于太原南面约60公里的祁县城内，自西安事变后即有共产党组织活动，至1938年底，中共祁县县委已经健全了各级组织，并筹建了青年、农民、工人、妇女、儿童等救国会及日军地下工作委员会。日伪势力控制该县后，首任县长即为共产党员，他一面在县公署职员中发展抗日力量，同时又向八路军及抗日政权提供物资。第二任县长更是党的支部书记。他秘密成立“日军地区工作委员会”，自己任主任，政府秘书和各科长任委员，他们为抗日武装在城内收集现金、棉布等物资，提供日伪军的行动情报。共产党员还打入县警备队，逐步发展了30余名党员，成立党支部。他们利用有利条件，收集县内外日伪军的装备、兵力、计划、行动等情报，同时还设法向日伪当局提供游击队的假情报。另外，学校、火车站、军管棉布厂等都有中共地下组织⁽³¹³⁾。该县表面上仍由日伪控制，实际权力已被中共地下党所掌握。

类似祁县的例子，在整个沦陷区并非个别，几乎各省都有。在河南豫东地区，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民权、兰封、商丘等四县党组织成立了联合工作委员会。他们通过关系，打入伪军内部，一次即搞到枪弹四十余箱。总部设在商丘的张岚峰部，是伪军中的王牌，经常协助日军与人民武装为敌，联合委员会派遣一名与张有同乡关系的党员打入该部教导团，争取教导团长入党，以后又发展多名党员，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经过党组织的积极活动，这支伪军迅速被瓦解⁽³¹⁴⁾。

动员沦陷区内广大民众，共同投入反对日伪统治的斗争，也是地下政治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方面。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即明确指出：“挽救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孙先生临终时的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目的。”“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³¹⁵⁾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沦陷区党组织采用各种方式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取得显著成效。1938年11月，华北日军曾发出这样的惊呼：“总之，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而共军的核心动力则是政治部。政治部的妙处在于其强大的组织力量及顽强的行动，并有一贯的共产思想。”⁽³¹⁶⁾于是，华北日伪当局开始重视在思想宣传领域与中共进行较量。他们把反复开展但并无实效的“治安肃正”运动，逐步升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把以军事清剿为主的方针改为政治攻势为主，提出“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争取民众”的口号⁽³¹⁷⁾。然而，中共的抗日宣传已经深入人心，不管日伪当局如何变换策略，结果仍是劳而无功。

为隔断共产党与沦陷区民众的联系，日伪当局又在华北占领区内推行“新国民运动”，并以河北的高阳县和任丘县为“突击示范区”。具体办法是召开“反共誓约会”，强制推行“反共誓约六条”，要求每个村民背熟并执行。遭到民众的抵制后，又强行把各村18至45岁的男子7400多人驱赶到县城内，要他们背诵反共誓约，交代抗日行动，交出武器文件。村民以沉默表示反抗，结果有100多人惨遭毒打。日伪军把这7000余人当作人质，派人向各村要武器、文件和干部名单，但这一阴谋仍未得逞。于是不让人质吃饭，一直饿了6天，有35人因冻饿而死，尽管如此，被扣群众仍顽强抵制。为让群众能吃到饭，党组织让各村送去一些坏枪、旧书、废报等充数。在半个月时间里，被扣群众只报了冒名的抗日干部，或自己承认是游击组的成员，而真正的抗日干部一个也没有供出来⁽³¹⁸⁾。其他地区的群众同样如此，他们面对敌人的拷打和屠杀，毫不畏惧，宁愿牺牲自己也不向敌人屈服。

由于沦陷区人民的坚决抵抗，日伪的各项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在总结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时，日伪当局自己承认有许多“不充分之点”。首先是“治安强化重点工作不彻底”，“对敌经济封锁最主要的物资为食粮……当局屡次说过，要使华北粮食一粒也不使流入敌区。然而实际上一到登场期便发生种种遗憾”。其次，“各地区警务警防诸机关，缺乏精神融和”。另外还有“指导能力不够”、“各机关内部防共防谍的措施不彻底”、“过于重经济封锁的宣传，遂致轻视剿共自卫”，等等⁽³¹⁹⁾。这种种“不彻底”，足以说明在爱国民众的反对下，日伪当局无法维持华北占领区的安定。

日伪当局在华中沦陷区的统治方式与华北有所差异，因而人民群众的反抗形式也有所不同。华中地区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日军进攻时曾遭遇顽强抵抗，至武汉失守时，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国民党看到敌后抗战的可行性，已抢先在日军力量薄弱的沦陷区内建立起抗日武装。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进攻逐步转为政治诱降。汪精卫集团的投敌，使国民党留在华中地区的抗日军政人员也动摇不定。在此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地区党组织要揭露日本的诱降阴谋，“动员并联合一切抗日的党派、阶层和人民，反对汪精卫，反对亲日派、反共派的投降、倒退、分裂活动，为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而奋斗”⁽³²⁰⁾。根据中央指示，新四军挺进江南，在汪精卫集团的活动中心发动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

以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日汪统治的中心，也是日伪军事力量相对集中的区域。新四军一进入紧邻南京的镇江地区后，日伪军即采取攻守并用的姿态，密布“梅花桩”，企图聚歼或迫使新四军退出该地。新四军洞悉敌人阴谋，坚持在南京、镇江、句容这一狭窄的三角地带活动不撤退，在数月时间内打破了敌人23次围攻，这大大提高了江南沦陷区人民对新四军的信任及开展游击战的信心⁽³²¹⁾。新四军在南京附近的抗日活动，犹如在日伪胸口插上了一把尖刀，使他们寝食不安。从1941年开始，日汪双方经密谋策划，推出了比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更厉害的“清乡”运动。于是，反“清乡”斗争就成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民众的共同使命。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抗日军民除面对强大的敌伪势力之外，还要提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内部“摩擦”。新四军首先向沦陷区民众作抗日形势宣传，提高人民的抗战信心，同时组织民间救济救难，争取得到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对于非共产党系统的游击队，以民族大义为重，采用“杯酒言欢，化敌为友”的办法，消除隔阂，调停各方，“以中国人为本位，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日本”⁽³²²⁾。这些言行，获得了人民的信赖，同时也感动了不少士绅，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日伪以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清乡”运动，手段十分毒辣，尽管如此，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中共抗日武装仍能进退自如。在吸取前几次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后，新四军的反“清乡”策略越来越灵活。每当日伪军集结兵力，对“清乡”区实行合围清剿时，新四军主力早已跳到外线作战，而地下党组织则留在区内带领人民展开积极的反“清乡”斗争，他们一面利用合法手段，对日伪的“清乡”措施予以拖延和抵制，同时又领导武工队打击“清乡”骨干，镇压汉奸，制服伪军。1943年4月，日伪开始在苏北实施“清乡”，企图破坏新四军的苏中根据地。4月1日，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境内各据点的日伪军倾巢出动，向苏中四分区分进合击。抗日军民内外线紧密配合，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6月初，日伪开始政治“清乡”，妄图“六月强化启东，七月强化海门，八月强化南通，九月强化如皋”。新四军采用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群众性隐蔽斗争和合法斗争的方针，发动全民开展反对编组保甲和封锁的斗争。7月初，新四军主力之一部挺进南通地区，开展大规模破击战。迫使集中启东、海门之敌回援，其分区实行政治“清乡”的计划完全被打乱。苏中四分区群众，乘敌混乱之际，一个夜里即破坏封锁竹篱200余里。遭此打击后，日伪被迫改行所谓“机动清乡”。至10月份，又实行“延期清乡”三个月。然而，日伪的这些行动最后仍被抗日军民挫败⁽³²³⁾。其他地区的“清乡”，同样遭到抗日军民的坚决反击而归于失败。

华中沦陷区的爱国民众，还利用汪伪集团标榜继承民国法统的幌子，采用向政府上书的合法形式，揭露日汪的黑暗统治。汪伪政府出台后，向沦陷区民众加捐加税，横征暴敛，使民众无法生存，于是他们冒着遭受迫害的危险，联名向汪伪中央政府上书，揭露汪伪地方当局的苛政，呼吁减轻民众负担。这类上书遍及汪伪统治的各省市，如安徽滁县公民上书控诉县政府假借民意，征收警团捐；江苏盐城乡民呈报苏北税务黑暗情形，呼吁统一税务；江苏常熟乡民控诉当地乡长土豪苛征捐税，敲诈勒索；浙江萧山民众多次上书，控诉县乡政府苛征田赋，欺压农民；上海沪北区大场镇各商号联名呼吁，区署设卡征税，不堪负担，请求勒令停止征收；上海市民控诉日本人率领华工铲除田里豆苗，并强迫缴纳土地登记费。这些呈文，均是摆事实、讲道理，既揭露了日伪统治的黑暗，又使汪伪当局无把柄可抓。江苏崇明居民施静庵等联名向汪精卫提交的呈文，一开头即强调：“呈为苛捐杂税纷至沓来。上违国策，下迫民生，公恳迅予纠正制止，以苏民困而重政体事。”接着，抓住汪伪政府出台时曾作过的许诺，“国府还都，与民更始，首重安定民生，解除痛苦，定为国策，昭示遐迩，涸辙之鱼待救正殷”。而实际情况如何？沦陷后的崇明海岛，“生产不足于自赡，青黄不接之际，贫穷者恒食糠秕”。“而自上月开始举办清乡后，四周封锁，有天然之环海，益以人工之竹篱，耗全县数千百万支之竹竿，糜千万之币值，将以求全民众之安居乐业。墙壁标语朱墨巍然，讵料安业之境未得，剔括之税频出，多似过江之鲫，犹如雨后春笋。某税冠以财政部，某税冠以财政局，名称虽异，性质类同，纸张税与箔类税已相冲突，再加之以迷信捐，一纸之微，须完三种税捐”。“他如保甲捐。则按户征收，牙税则肩挑贸易必交税领证，所得税外再有营业税，统税之外复有附加税，屈计税捐名称达十余种之多。近又开征住房捐，闻以十万有奇之比额转辗承包，最后承包者以达五六十万元之包价”⁽³²⁴⁾。如此厉害的苛捐杂税，确实令人咋舌。各地民众发出的公开呈文，实际上也是对日伪统治的有力打击。

————————————————————

(1)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10页。

(2)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28—329页。

(3)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29页。

(4)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30页。

(5)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31页。

(6)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32—333页。

(7) ［日］《影佐祯昭供词》，见［日］益井康一：《汉奸裁判史》，みすず书房1977年版，第307—308页。

(8) ［日］风见章：《近卫内阁》，第176页。

(9) ［日］《影佐祯昭供词》，见［日］益井康一：《汉奸裁判史》，みすず书房1977年版，第309页。

(10)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20—21页。

(11)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261—262页。

(12)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21页。

(13) ［日］《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要点》（1939年6月15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87号。

(14) ［日］《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要点》（1939年6月15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87号。

(15)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22页。

(16) ［日］《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要点》（1939年6月15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87号。

(17)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第265—266页。

(18) 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建立》，《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259页。

(19) 《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笔录》（1946年9月25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64—665页。

(20)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06—107页。

(21) ［日］晴气庆胤：《上海恐怖机关—76号》，日本每日新闻社1980年版，第23页。

(22) ［日］晴气庆胤：《上海恐怖机关—76号》，第25、36页。

(23) ［日］晴气庆胤：《上海恐怖机关—76号》，第62—63页。

(24) ［日］影佐祯昭：《对汪政府特务工作的协作》，见《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五）》，第396—397页。

(25) 马啸天：《关于在上海之汪特组织情况及历史演变》，转引余子道等著：《汪伪政权全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1页。

(26) 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建立》，见《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267—268页。

(27) ［日］晴气庆胤：《上海恐怖机关——76号》，日本每日新闻社1980年版，第120—121页。

(28) ［日］晴气庆胤：《上海恐怖机关——76号》，日本每日新闻社1980年版，第121页。

(29) 现为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

(30) 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建立》，见《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275—276页。

(31) 钱俊瑞等著：《我们的檄书》，集纳出版社1940年版，第16页。

(32) ［日］晴气庆胤：《上海恐怖机关——76号》，日本每日新闻社1980年版，第48页。

(33) 《中华日报》，1940年7月16日、9月20日。

(34) 《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笔录》（1946年9月25日），《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第666页。

(3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876页。

(36) 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中华日报》1939年7月10日。

(37) 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中华日报》1939年7月10日。

(38) 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中华日报》1939年7月10日。

(39) ［日］《汪精卫与森岛参事官会谈纪要》（1939年7月3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P157号。

(40) 汪精卫：《敬告海外侨胞》，《中华日报》1939年7月11日。

(41)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23页。

(42) 罗君强：《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67页。

(43) 程宽正：《从祸水中登彼岸》，载祝小明编：《汪精卫是什么东西？》第4辑，岭南出版社1940年版，第66—67页。

(44) 罗君强：《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67页。

(45) 《汪兆铭在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讲稿》（1939年8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57—158页。

(46) 梅思平：《中国国民党在沪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1939年6月31日），《时代文选》第7期。

(47) 梅思平：《中国国民党在沪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1939年6月31日），《时代文选》第7期。

(48) 梅思平：《中国国民党在沪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1939年6月31日），《时代文选》第7期。

(49) 梅思平：《中国国民党在沪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1939年6月31日），《时代文选》第7期。

(5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5页。

(51) 《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33页。

(52)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85-486页。

(53) 《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34页。

(5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86页。

(55) 《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33页。

(56) 马啸天、汪曼云：《“七十六号”的一出开锣丑戏》，《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63页。

(57)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36—37页。

(58)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38页。

(59)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40页。

(60) 《召开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中华日报》1939年9月6日。

(61) 汪精卫：《在上海招待外国记者谈话》，《中华日报》1939年9月8日。

(62)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261页。

(63)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263页。

(64) 《吴佩孚复汪精卫函》，转引朱子家：《汪政权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88页。

(65) 《汪精卫再致吴佩孚书》，转引朱子家：《汪政权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89页。

(66)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9年6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52页。

(67) ［日］《汪精卫与王克敏会谈内容》（1939年6月27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157号。

(68) 《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下册，第346页。

(69) 《白崇禧致蒋介石电》（1939年7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53页。

(70) 《汪精卫致吴佩孚函》（1939年10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61页。

(71) 《吴佩孚先生集》第443页，转引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517页。

(72) ［日］冈田酉次：《日中战争内幕记》，日本经济新报社1975年版，第202页。　　

(73) ［日］《汪精卫与梁鸿志会谈内容》（1939年6月29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P157号，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42页。

(74) ［日］《汪精卫与梁鸿志第二次会谈要领》（1939年7月5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P157号，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54—155页。

(75) ［日］《汪精卫与温宗尧会谈内容》，《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P157号，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45页。

(76) ［日］《汪精卫与梁鸿志第二次会谈要领》（1939年7月5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P157号，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55页。

(77) ［日］《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14页。

(78) ［日］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五）》，第375-736页。

(79) ［日］《三巨头会议决定事项》，《日本外交档案》UD51号，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91页。

(80)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55—56页。

(81)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57页。

(82) 《中华日报》1939年9月24日。

(83) 《中华日报》1939年9月24日。

(84)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10页。

(85)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27页。

(86) 《中国方面第二要求》、《中国方面第三要求》，《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45—347页。

(87) 《中国方面第一要求》，《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41—345页。

(88) 《第二部长关于对华谋略的大意》，《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35页。

(89) 《日本方面回答要旨》，《日本外交档案》S493号，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416—418页。

(90)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日本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326—347页；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825—839页。

(91) ［日］影佐祯昭：《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585页。

(92) 陶希圣：《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载香港《大公报》1940年1月23日。

(93) ［日］影佐祯昭：《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586页。

(94) ［日］影佐祯昭：《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587页。

(95) ［日］影佐祯昭：《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转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589页。

(96) 《日华调整协议内容》，［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25页。

(97)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26—347页。另见《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93号。

(98) 《高宗武致蒋介石函》（1940年1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296—297页。

(99) 蒋介石日记1940年1月13日、14日、17日、2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00) 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香港《大公报》，1940年1月21日。

(101) 高宗武、陶希圣：《致汪精卫信》，香港《大公报》，1940年1月21日。

(102)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0年1月22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

(103) 《汪先生苦难回忆录》，见《和运史话》，第19页。

(104) 《中华日报》，1940年1月26日。

(105) 《南京新报》，1940年1月26日。

(106) 《中华日报》，1940年1月26日。

(107)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57页。

(108) 汪精卫：《和平运动之前途》，《中华日报》1940年1月2日。

(109) 周佛海：《和平运动的发展和前途》，《中华日报》1940年1月3日。

(110)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0年1月4日—1月15日，第223—226页。

(111) 《南京新报》，1940年1月19日。

(112) 汪精卫：《铣电》，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07—108页。

(113) 《青岛三巨头会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269页。

(114) ［日］《国民政府要览》，新武汉社1942年版，第29页。

(115) 《青岛会谈日程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65—166页。

(116) 《在青岛会谈各处谈话》，《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09—114页。

(117) 《临时维新两当局联名声明》，《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15页。

(118)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60页。

(119)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0年2月12日，第245页。

(120) 《米内首相谈话》，《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日本之部》第25页。

(121) 《陆军纪念日感言》，《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日本之部》，第29—30页。

(122) 《和平宣言》，《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17页。

(123) 汪精卫：《中央政治会议开幕词》，《中华日报》，1940年3月21日。

(124) 《伪中央政治会议推定汪兆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之录案通知》（1940年3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91页。

(125) 汪精卫：《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中华日报》，1940年3月24日。

(126)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85页。

(127)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0年3月30日，第272页。

(128) 《汪精卫发表还都宣言》，《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16页。

(129) 《临时政府解散宣言》，《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45页。

(130) 《维新政府解消宣言》，《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46页。

(131)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89—390页。

(132) 《米内首相广播词》，《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日本之部》，第37—38页。

(133) 《西尾总司令及川司令长官谈话》，《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日本之部》，第39—40页。

(134) 《国民政府还都对日交换广播词》，《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143—144页。

(13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40年1至6月份），台北“国史馆”1993年版，第389页。

(136) 《国民政府令》（1940年3月3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93—194页。

(137) 《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解放》周刊第105期，1940年4月30日出版。

(138) 《黄益堂吉隆坡来电》（1940年4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212页。

(139)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90—391页。

(140) 梅思平：《中国国民党在沪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代文选》第7期，1939年9月20日。

(141) 梅思平：《中国国民党在沪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代文选》第7期，1939年9月20日。

(142) 汪精卫：《对欧美记者演词》，《中华日报》，1939年9月8日。

(143) 汪精卫：《对日本记者谈话》，《中华日报》，1939年9月8日。

(144) 汪精卫：《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解释》，《中华日报》，1940年1月10日。

(145) 汪精卫：《中央政治会议开幕词》，《中华日报》，1940年3月21日。

(146) 《国民政府还都宣言》，《中华日报》，1940年3月31日。

(147) 汪精卫：《国民政府还都对日交换广播词》，载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44页。

(148) 《国民政府政纲》，载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41页。

(149) 陈东白：《和运的展开与国府还都》，《申报年鉴》1944年版，第34页。

(150)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7—98页。

(151)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载《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152) 蔡德金、李惠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153)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2册，第11页。

(154) 顾仲韬：《政治制度》，载《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24页。

(155) 常务委员有陈公博、周佛海、刘郁芬、齐燮元、鲍文樾、杨揆一、任援道、叶蓬、肖叔宣等九人。

(156) 顾仲韬：《政治制度》，载《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25页。1942年8月，该两部改隶汪伪军事委员会直属。

(157) 鲍文樾：《还都一年来之军事》，载汪伪宣传部编：《国府还都周年纪念实录》，第54页。

(158) 顾仲韬：《政治制度》，载《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25页。

(159)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2册，第17页。

(160) 汪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第119号，《绥靖公报》第9期。

(161) 王翔九：《我所知道的张岚峰》，载《河南文史资料》第3辑，第130页。

(162) 《汪伪军事委员会关于改编第一集团军致国民政府呈文》（1941年7月15日），转引《汪伪汉奸政权的兴亡》，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163) 《汪伪军事委员会关于改编第二集团军致国民政府呈文》（1942年1月8日），转引《汪伪汉奸政权的兴亡》，第150页。

(164)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139页。

(165) 《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之事变处理方略》，［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03页。

(166) ［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53页。

(167) 《关于解决战事的机密指导》，［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53—354页。

(16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40年1至6月份），第132、136页。

(169) 《调整汪与重庆关系办法方案》，［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64页。

(170)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129页。

(171) 《关于今后对重庆工作的指示》，［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388页。

(172) 《新中央政府指导方案》，［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407页。

(173) 《对华战争处理方针》，［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410页。

(174) 《关于起草条约的方针》，［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426页。

(175) 《关于起草条约的第一次意见》，［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427页。

(176) 《关于起草条约的第二次意见》，［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428页。

(177) 《会议记录摘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327页。

(178)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66—468页。

(179)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68页。

(180)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69—472页。

(181) 《汪兆铭对记者发表谈话》，《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389—390页。

(182) 《日本政府声明》，《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1辑，《日本之部》，第69页。

(183) 《阿部谈此次缔约之意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390—391页。

(184) 《西尾总司令谈话》，［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18—519页。

(18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三），第422—423页。

(18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三），第424页。

(18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三），第424—425页。

(18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189) 余子道、刘其奎、曹振威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190)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17—118页。

(191) 张鼎丞：《为粉碎江南敌寇“清乡”而斗争》，《解放日报》1941年5月21日。

(192) 汪精卫：《清乡与大东亚战争》《政治月刊》第6卷，第2期。

(193) 《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419页。

(19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877页。

(195) 《修正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转引《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63页。

(196) 《第一次军事协力施策要领》，［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94页。

(197) 《清乡委员会第四次筹备谈话会记录》（1941年5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289页。

(198) 《清乡委员会第一次筹备谈话会记录》（1941年4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285页。

(199) 唐生明：《我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22页。

(200) 《清乡委员会第七次筹备谈话会记录》（1941年5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294页。

(201) 《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86页。

(202) 汪曼云：《日寇在“清乡地区”对伪政权的层层控制》，《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215页。

(203) 汪精卫：《清乡一周年》，《政治月刊》第4卷，第1期。

(204) 汪精卫：《实行清乡必先清心条》，《政治月刊》第6卷，第3、4期。

(205) 陈毅：《苏南反清乡斗争总结》，转引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页。

(206) 封锁总办事处：《封锁解说》，《清乡日报》，1941年7月31日。

(207) 清乡委员会：《清乡地区整理保甲肃清零匪暂行办法》，转引《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第335页。

(208) 汪曼云：《千里哀鸿说清乡》，转引《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第339页。

(209) 清乡委员会：《清乡地区物资统制及运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日报》1941年7月11日。

(210) 余百鲁：《清乡一年来之财政》，《清乡新报》，1942年7月8日。

(211) 余百鲁：《清乡一年来之财政》，《清乡新报》，1942年7月8日。

(212) 金湛卢：《汪伪政权在浙江省主办的“清乡”》，《浙江文史资料》第五辑。

(213) 《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1944年2月10日，第850-851页；周佛海：《在行政院清乡会议上的讲话》，《中华日报》，1944年2月10日。

(214) 轶士：《特种教育与农村运动》，《江苏教育》第3卷，第2期。

(215) 清乡委员会：《特种教育实施计划纲要》，《清乡日报》，1941年7月27日。

(216) 清乡区党务办事处：《为青少年总队部成立宣言》，《清乡新报》，1942年11月28日。

(217) 《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44页。

(218)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1977年版，第494—495页。　

(219) 《满洲国的根本理念与协和会的本质》，［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みすず书房1977年版，第908—911页。

(220)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页。

(221) 《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昭和八年八日阁议决定），《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589页。

(222) 《地方行政》，满洲国通讯社编：《满洲国现势》，康德八年（1941）日文版，第147—229页。

(223) 《警察行政》，《满洲国现势》，第114页。

(224) 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防谍关系法令集》，第173页。

(225) 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法制处：《满洲国法令辑览》，第5卷。

(226) 《协和会》，《满洲国现势》，第143页。

(227) ［日］植田谦吉：《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第907页。

(228) 满洲国通讯社：《满洲国现势》，康德八年（1941）日文版，第143页。

(229) 《协和会之组织》，《满洲国现势》，第144页。

(230) 《协和会之组织》，《满洲国现势》，第144页。

(231) 《资政局官制》，《满洲国法令辑览》，1933年伪满国务院法制局编，第81页。

(232) 《弘报处》，《满洲国现势》，第92—93页。

(233) 《满洲国法令辑览》，第2页。

(234) 伪满《建国教育》1943年第1期，第19页。

(235) 伪满《建国教育》1943年第1期，第35页。

(236) 《出版》，《满洲国现势》，第500页。

(237) 《电影》，《满洲国现势》，第513页。

(238) ［日］春山行夫：《满洲文化》，日本大阪屋书店1943年版，第335页。转引《伪满洲国史》，第433页。

(239) 陈东白：《和运的开展与国府还都》，《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34页。

(240) 《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74—75页。

(241) 北京《实报》，1940年3月31日。

(242) 《政务指导的基本方案》，《华北治安战》（下），第33页。

(243) 《省以下各地方行政指导》，《华北治安战》（下），第36页。

(244) 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编：《第二届全体联合协议会会议录》，第34页。

(245) 《新民会报》通卷，第101号，1940年12月28日。

(246) 《日军占领区内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状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297—298页。

(247) 陶广仁：《伪华北治安军概述》，《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248) 《中华民国新民会宣言》，《抗日战争》第六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380页。

(249) 《伪新民会的纲领与会旗》，《抗日战争》第六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375页。

(250) ［日］安藤纪三郎：《对于中央总会所指示者加以补充说明》，《新民报》，第72号，1940年8月20日。

(251) 《汪主席招待记者会上发表今后施政方针》，《中华日报》，1941年3月23日。

(252) 汪伪组织档案（十三）1205，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53)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0年5月3日，第288页；《汪伪行政院公布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章程》（1940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编第二辑《附录》（下），第946页。

(254) 孟祺：《国府还都一年》，《政治月刊》第1卷，第3期。

(255) 汪伪组织档案（十三）120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56)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257) 汪伪立法院编译处：《中华民国法规汇编》（三）。

(258) 《中日文化协会章程》，《政治月刊》第1卷，第2期。

(259) 汪精卫：《在中日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训词》，《政治月刊》第1卷，第2期。

(260) 叶钧：《中日文化提携论》，《兴建月刊》第2卷，第6号。

(261)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47页。

(262) 汪精卫：《答记者问》，《中华日报》，1940年1月20日。

(263)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一辑《中国之部》，第141页。

(264) 杨鸿烈：《国民政府还都后的“文化政策”》，《中日文化月刊》第1卷第2期。

(265) 《中华日报》，1940年7月7日。

(266) 伪江苏教育厅：《小学指导儿童及家庭推行和平运动办法大纲》，《中华日报》1940年8月7日。

(267) 伪南京市教育局：《南京市各级学校暨社教机关实施思想善导办法》，《中华日报》1940年10月5日。

(268) 《日满经济统制方策要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64页。

(269) 《特殊会社一览表（1941年7月调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88—91页。

(270) 《帝国外交方针》，《华北治安战》（上），第13页。

(271) 《中央的政策与华北自治运动》，［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22页。

(272) 日本大藏省管理局编：《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调查》，转引［日］依田熹家：《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273) 《华北产业基本对策纲要草案》与《华北经济开发方策大纲草案》，《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第106—109页。

(274) 《华北产业九年计划》，《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第111页。

(275) 《华北主要资源对日可能输出量》，《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第112页。

(27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691页。

(277)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1014页。

(278)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结构》，《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第141页。

(279) 北京《实报》1938年3月27日。

(280) 北京《实报》1938年7月2日。

(281)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条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908页。

(28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614—618页。

(283) 《敌对华北棉花之夺取（1939年11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四），第1088—1094页。

(284) 《经济新体制要纲全文》，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2005年版，第202页。

(285) 《对国民政府的指导纲要》，［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29—532页。

(286) 《对华经济措施》，［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33页。

(287) 《对华经济措施》，［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33—534页。

(288) 《申报》，1939年4月6日、4月16日、8月23日。

(289) 《汪伪财政部长发表关于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钞票的声明》（1940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959页。

(290) 《对华经济措施》，［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35—536页。

(291) 《对华经济措施》，［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37页。

(292) 《日本华中派遣军参谋长通知》（1939年2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111页。

(293) 《对华思想指导纲要》，［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42页。

(294) 《总军关于对华长期战争施策要领之意见》，［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45页。

(295)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长期作战方针》，《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04—105页。

(296) 汪精卫：《所望于中华民国三十年者》，《和平反共建国文选》第1辑《中国之部》，第200—202页。

(297) 汪精卫：《国民政府还都一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第119—120页。

(298) 《强化南京政府问题》，［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84页。

(299) 《政略指导上的意见》，［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91页。

(300) 《重新研究对策》，［日］《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593页。

(301)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周刊》第10期，1937年7月。

(302) 《指示喜多少将》，《华北治安战》（上），第50页。

(303) 《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45页。

(304) 《占领区的治安状况》，《华北治安战》（上），第65页。

(305) 《第二十师团的状况》，《华北治安战》（上），第75页。

(306) 《田副正信少佐的回忆》，《华北治安战》（上），第82页。

(307) 邢汉三：《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308) 《长谷川美代次少将的笔记》，《华北治安战》（上），第355页。

(309) 刘少奇：《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57页。

(310) 刘少奇：《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60页。

(311) 刘少奇：《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57—258页。

(312) 《中村三郎中佐的叙述》，《华北治安战》（上），第157页。

(313) 《中共地下工作的一例》，《华北治安战》（上），第291—292页。

(314) 邢汉三：《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第240页。

(315)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6页。

(316) 《共军的政治工作》，《华北治安战》（上），第100页。

(317) 《剿共指南》，《华北治安战》（上），第408页。

(318) 《新国民运动在高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459—460页。

(319) 《华北“治强运动”总本部第三次“治运”成果检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519—521页。

(320) 刘少奇：《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77页。

(321) 陈毅：《茅山一年》，《陈毅军事文选》，第86页。

(322) 陈毅：《茅山一年》，《陈毅军事文选》，第91页。

(323) 余子道：《汪伪国民政府的“清乡”运动》，《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第325—326页。

(324) 《江苏崇明施静庵等请制苛捐杂税的呈文》，《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清乡”运动》，第330页。

第十一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外关系

第一节　中德关系的曲折反复和断交宣战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德之间在军事和经贸领域有着密切的合作，在政治关系方面也有着良好的互动。直到抗战爆发前夕，1937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正式访问德国五日，迭与德方军政最高当局会晤，希特勒还邀请孔祥熙赴慕尼黑纵谈二小时，“对我作诚恳好意表示”⁽¹⁾。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德关系不时出现大的曲折反复，虽然中方采取种种措施力图加以修补，但是仍然无法挽回，中国最终不得不对德断交乃至宣战。

一　德国承认伪满洲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由于德国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共、国别关系中的亲日反苏取向，中德之间原先的良好关系受到了负面影响。

当时，国民政府在着力推进对苏关系的同时，力图避免损及中德关系。1937年7月27日，蒋介石向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指出，日本如继续入侵，必将使整个东亚被拖入战争旋涡。他向陶德曼保证，中国尚未与苏联缔结任何条约，但如果形势发生变化，他仍拥有回旋余地⁽²⁾。8月中旬，德经济部长沙赫特、国防部长布隆堡（Werner von Blomberg，亦译作白龙培）均向再度访德的孔祥熙指出：对于中日战事，“德国必须保持绝对的中立。惟如范围扩大，苏联卷入漩涡，则形势复杂，恐将影响欧洲”，对中苏接近可能影响中德关系，表示了担忧和警告⁽³⁾。当年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曾向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说明中苏订约理由，盼德政府谅解，维持中德友谊及实行进一步之经济合作。沙赫特表示：本人对中国之立场深表同情，自当尽力，但如苏俄对远东有含政治性质之行动出现，则德国因处反共立场，以后地位将极困难⁽⁴⁾。稍后，程天放还向德国外长牛赖特（Constantin Baron von Neurath）解释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订立经过及中方立场，牛赖特则对苏联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中苏关系演变趋势表示疑虑⁽⁵⁾。双方的地缘政治分歧逐渐凸现。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的国际战略取向日益明确。1937年11月6日，德、日、意订立反共产国际协定，这实际上是法西斯三国轴心的雏形。1937年11月底意大利承认伪满洲国之后，国民政府非常担心德国政府也效仿意大利，当机立断，撤回了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希望“使德知有所警戒，而不致承认伪满”⁽⁶⁾。但1938年1月“陶德曼调停”中止后，1938年2月德国政府改组，被认为具有亲华倾向的国防部长布隆堡和外交部长牛赖特被解职，由希特勒本人总揽陆海空指挥权，戈林（Hermann Goring）升为元帅，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出任外交部长。戈林和里宾特洛甫都是强硬的反共亲日派。经过这一人事改组后的德国政府奉行反苏、亲日、疏华的政策，在远东视日本为其最主要的盟国，逐步抛弃在中日之间维持平衡的政策，为了迎合日本的一系列要求，首先是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希特勒政府与伪满当局早已开始了勾结，1936年4月30日，德国政府外汇局就曾与伪满当局的代表在日本东京签订过贸易协定，当时国民政府向德方提出过交涉，在德方保证不会公开承认伪满之后，中方没有把有关交涉的文件公布。待到1938年1月德国对中日冲突的调停破产后，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Herbert von Dirksen）便向德国政府提议承认伪满洲国，以示对日本友好。1938年2月5日，日本外相广田向狄克逊提出，希望德国继意大利之后，正式承认伪满洲国⁽⁷⁾。这同德国政府亲日疏华的政策一拍即合。而国民政府对德国政府将承认伪满一事也有所知晓，但到了2月19日即德国宣布承认伪满的前一天，中国最高当局依然对德国政府会否走出这一步持有幻想⁽⁸⁾。外交部长王宠惠在汉口向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指出，蒋介石和中国政府都希望，有关德国政府将承认“满洲国”之传闻完全无稽，“中国政府并愿中、德之特殊友谊将继续发展进至更密切之合作。在德方似应保持其现今中立态度，俾将来对于中日问题之解决，有一贡献之机会”。陶德曼对德国政府是否将承认伪满没有直接回答，但承认日本正要求德国方面在对华政策上与日本一致。王宠惠要求德国在与日本接近时，“幸勿以中国与中德间之友谊为牺牲”⁽⁹⁾。

事实上，在王宠惠向陶德曼进行交涉的两天之前即2月17日，希特勒已经作出了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的决定。2月20日，希特勒对国会演讲中，公开宣布德国政府决定承认“满洲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建议中方应采取强硬态度，包括召回大使、向德方严重抗议、将中国的坚决立场通知其他各国，认为“德政府既已决定亲日，政策无再变更之可能，我方再事敷衍，恐亦无效果可言”⁽¹⁰⁾。次日，程天放在会晤里宾特洛甫时，驳斥了德方关于承认满洲国只是“承认事实”的辩解，指出：所谓“满洲国”，世人皆知系日本军阀武力造成之傀儡，绝对不能认为由人民自由意旨组织之合法国家；近年来中、德邦交甚形敦睦，德国政府以前曾一再声称对中日纠纷取中立态度，今竟不顾对华友谊，承认伪国，实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异常不满而予中德关系一大打击⁽¹¹⁾。24日，程天放向德国外交部递交了国民政府的书面抗议照会，并且强调：承认伪满洲国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和完全错误的举措，德国前外长牛赖特多次承诺将不会承认满洲国，去年孔祥熙访问柏林时，德国政府其他高级官员也作过同样的保证，现在对伪满的承认，只能被认为新外长改变了德国的外交政策。接待程天放的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麦根逊（Hans Georg von Mackensen）一方面辩解说德国对华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另一方面推托说，希特勒本人是最后的决策者⁽¹²⁾。

当时中国方面对德国承认伪满一事持克制态度。国民政府指示各报刊：“（一）不对希氏个人作人身攻击；（二）对德国人民在不作伤感情之激烈论调范围以内，予以指责。”⁽¹³⁾王宠惠2月22日也向陶德曼表示对德国承认伪满感到“甚深之失望与遗憾”，但又说：“深信德国对于中国仍将维持过去之态度。”⁽¹⁴⁾24日，王宠惠向陶德曼提交了书面抗议照会，内称：“德国政府现已承认中华民国东北四省内之伪组织所谓‘满洲国’者，中国政府闻悉之余，深感遗憾。该非法组织原系出自日本之侵略，其产生之者、统制之者、维持之者皆为日本之军阀，事实昭然，无待指明。世界各国对于不承认伪组织之原则，及全体坚持遵行。且该伪组织之成立，完全由于日方之武力一层，即德国自身，亦尝与其他各国正式确认。中、德邦交素称敦睦，因是中国人民对于德国政府此次公布之行动，倍感失望，中国人民对于德国一年来之发展，则怀关切与了解之意。方谓德国政府与人民对于中国发生之事态，亦必以同样情绪予以观察，乃德国政府对于东亚现有之痛心事态，似有误认或误解之处。对于所谓既成事实过分注重，而未经正确之透视。凡承认主观方面以为真正之事实，而对于该项事实之如何发生，与最有关系方面之权利，未偿详加研究，则其推演结果，国际间进行其正当有秩序之国交，势必受其影响而趋凌乱。”⁽¹⁵⁾这是国民政府对德国与伪满勾结问题，第一次向德方正式提出的书面抗议，但对德方损害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主权的行径，未加以严厉的驳斥，表现出对德方的迁就和退让。此外，国民政府没有采取其他外交行动，亦未召回驻德大使程天放。虽然中方一再克制，德国却一再孤行。1938年5月12日，所谓的《德“满”修好条约》在柏林签署，除了宣称“应即开始两国间之外交及领事关系”外，还表示“应从速开始关于缔结一般通商航海条约之交涉”⁽¹⁶⁾。

国民政府为什么未对德国承认伪满作出强烈反应呢？当时德国军事顾问仍在参与中国军队的对日作战部署规划，而且德国仍然是中国海外军火主要来源之一。既然有求于德国方面，国民政府认为就必须维持与德国的关系。只是国民政府方面的迁就和妥协，既未能遏止德国与伪满之间的进一步勾结，也无法阻止德国继续恶化对华关系。

二　德国政府执意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早在20年代的广州时期，国民政府便聘有退役德国军官为军事顾问。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有过包尔（Max Bauer）、魏采尔（Georg Wetzell）、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各任总顾问，经双方的努力，那些以个人名义受聘于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已经在中、德两国军事合作、购料易货乃至政治关系领域，都起着十分特殊的重要作用。而在抗战初期，中、德关系走向倒退的过程中，双方围绕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应否被召回，有过不少的交涉。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密令各军事机关和有关部队，对于德国顾问可能将中国军事秘密供给日本之可能，注意加以防范，但旋撤销该密令。蒋介石亲颁谕令，应对德国军事顾问照常信用⁽¹⁷⁾。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曾北上保定，与中方指挥官共同研究华北对日作战的方案；在“八一三”战役期间，他又赴上海前线，协助指挥德式装备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作战。1938年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法肯豪森又偕其他顾问前往战地参观，并与白崇禧一起分析战况。另外，同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昌设立战时将官研究班，德国军事顾问担任了主讲⁽¹⁸⁾。当然，在国民政府看来，德国军事顾问所起的作用不仅是军事方面的，还具有维持对德关系的重要象征意义。

德国政府之所以召回在华军事顾问，最初主要是来自日本的压力。1937年9月，日本就向德方提出交涉，称德国军事顾问介入了华北和上海两个战场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战事，而法肯豪森本人则在上海指挥作战，要求德国政府召回在华顾问。当时德国方面抵制了日本的压力，驻华大使陶德曼便对日方的指责予以否认，称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只是从事教学和训练，并没有担任军队指挥或高级参谋，无论上海还是华北前线都没有德国顾问参与。陶德曼并向德国政府指出，如果召回在华顾问，就会导致两国关系的严重后果⁽¹⁹⁾。同年10月15日，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还当面向中国大使程天放否认德国政府有召回在华顾问的打算，称只是要求在华顾问不要介入前线战事⁽²⁰⁾。

待到1938年1月德国调停中日关系失败后，2月初日本政府就正式要求德方召回在华顾问。希特勒当局见承认伪满洲国并没有导致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应，便在亲日疏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38年3月初，德国单方面宣布中止双方在军官培养和训练方面的合作协议。4月下旬，德国政府又以对中日冲突保持中立政策为由，照知中方将召回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当时包括法肯豪森在内，在华德国军事顾问有24人，另有若干名军械、军辅事务方面的顾问⁽²¹⁾。当时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德国公开对捷克进行军事威胁，英、法试图加以反制。欧洲局势趋紧，使得德国进一步联日，中、德之间的交涉沟通更为困难。

德国政府继承认伪满洲国之后不久就提出召回在华军事顾问，这使得国民政府对中、德关系的认识有了较清醒的认识。1938年5月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德意不可恃，应倾向英、美、法、苏⁽²²⁾。但是，为阻止中、德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中方还是尽了较大的外交努力。4月下旬德方提出召回军事顾问之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奉命立即向德国外交部交涉，指出德国军事顾问经中国政府聘用已久，他们在华服务只是私人行为，与德国政府的中立政策并不抵触，德方完全没有必要召回在华顾问。程天放进而指出，最近德国承认伪满政权，已对中德关系造成不良影响，如再召回在华顾问，必对两国邦交更为不利⁽²³⁾。4月底，在华德国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通过陶德曼向德国政府提出不同意见，称：所有在汉口的以及在内地的德国顾问都只是在军校担任教官，没有任何顾问派往前线；依据个人合同，顾问在华服务要到1939年或1940年才满期限，如果单方面不履行合同，在法律上要承担责任，并且损失相应的薪金和回国的旅费；大部分顾问现在回国后都难以找到工作职位，而他们在华财产将蒙受损失；顾问团总部聘请的德籍女秘书也将无法筹得回国的旅费；因此，德国政府必须保证在华顾问以及眷属和女秘书的回国旅费，保证担负因毁弃合同所引起的所有损失⁽²⁴⁾。陶德曼本人也并不赞成立即撤回顾问团，担心德中关系更趋紧张。

但是，德国政府已经决心召回在华顾问。5月13日，德国外交部通过驻华使馆命令法肯豪森：在华军事顾问必须尽早回国，德国政府打算支付他们的旅费和其他相关开支；但是如果在华德籍顾问拒绝回国，德国政府将予以严厉处置⁽²⁵⁾。5月21日，陶德曼又奉令向王宠惠提出，召回军事顾问是希特勒的命令，希中国政府解除与德国军事顾问间的契约，并尽快安排他们回国。王宠惠指出以下各点：中国国民必以为德国此举无异间接支持日本；从法律上言之，中日之间并没有宣战，并不适用于中立法；德国顾问系以私人资格在华服务，同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在华顾问一样，对各该本国政府并不承任何义务；也不介入实际军事行动。王宠惠希望德国政府予以慎重考虑⁽²⁶⁾。事实上，当时包括法肯豪森在内的一些德国顾问确曾向中方表示愿继续留在中国服务⁽²⁷⁾。5月底，王世杰也向陶德曼郑重提出，在召回军事顾问问题上，德国政府“应重视十数年来中德间之友感”⁽²⁸⁾。

德国政府并不因为中方的再三要求而作罢。6月10日，德国外交部电令陶德曼，限中方在6月13日之前就德国顾问离华日期作出明确的答复。到了13日，德国外交部甚至要求陶德曼照知中方，如果不同意德国顾问回国，德国政府将召回驻华大使⁽²⁹⁾。6月14日，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同意大部分德国顾问将尽快离华返德，“告其解除顾问契约，我不愿其国民为中国关系而违反其政府命令也”；但提出有四五名顾问须暂不回国，以免泄露中方的军事秘密。陶德曼“因惧本国政府之谴责，仍以全体返国为请”⁽³⁰⁾。蒋介石一度仍不打算让步，“决令德顾问不得余命令不得离开职务”⁽³¹⁾，但德方继续一意孤行。21日，陶德曼转达了德国外交部命令在华德籍顾问尽速回国的电文，如不遵令办理，“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销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这对在华德国顾问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同日陶德曼还偕同法肯豪森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声明：“如于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以前，中国国民政府对于全体德国顾问之即时离华不予明白表示同意，并担保该顾问等之离华（安全回国之意），则本大使奉令立即将所有职务移交于代办，离华返国。本大使又奉令表示下开意见：中德外交关系之是否继续维持或由我方（德方）予以断绝，须视关于顾问问题之以后发展而定。”⁽³²⁾这等于是借召回顾问问题向中方下达最后通牒。国民政府外交部于6月23日仍按照蒋介石的意见照会德国大使馆，即同意解除与德国顾问的聘用合同，允许这些顾问回国，但有五六位德国顾问须在了结未尽事务后，再离华回国⁽³³⁾。陶德曼即表示他将不得不离华回国。6月24日，里宾特洛甫借口中方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明确同意让所有德国顾问回国，于是下令召回陶德曼。6月26日，陶德曼便仓促离开汉口返德。6月28日，国民政府终于同意全部德国军事顾问离华。但是，中方的最终让步没有能够使得陶德曼重返中国。陶德曼原为驻华公使，1935年中德关系升格至大使级后，陶德曼为德国首任驻华大使，但也是最后一位德国大使。1938年10月汉口失陷前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要机构均迁往重庆。当时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等驻华使馆都相应迁至重庆，但德国使馆却安置于上海，在重庆仅设使馆的下属机构。然而，德国政府意欲借召回军事顾问一事，继续恶化与中国的关系。

在华德国军事顾问虽以退役军官和个人名义受聘于国民政府，但却是中德军事合作的一大标志，其中不少人与德国大军火商甚至政府军工部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德国政府的相关政策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还直接帮助中方在德订货和运华。“德国军火在华所以能够找到这么大的市场，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存在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德国商人明瞭，如果仍然打算与中国进行军火贸易，就不可能撤回军事顾问”⁽³⁴⁾。德国军事顾问被强行召回，既说明了德国政府远东政策亲日疏华的大势已定，更意味着两国军事和经贸合作关系将出现大的倒退。

三　购料易货关系的勉力维持和中止

较长时期以来，中方向德国采购军工械料、工业设备，同时向德方提供农矿产品，德方为此提供1亿马克的滚动信贷，以作为维系这种购料易货关系的财政保证。德国固然可以得到钨、锑、锡等重要矿品和多种农产品，对中方而言，则是获得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重要渠道。从涉及战时两国易货事务的机构来看，德国政府方面主要是外交部、国防部、经济部，以及与政府和军方关系密切的军工重工企业合步楼公司，其驻华代表为克兰。中国政府直接负责对德易货事务的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1938年初至1939年12月孔祥熙还是行政院长；负责与合步楼公司接洽德国工业品订货和控制输德矿产品的是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原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1938年后资源委员会改属经济部，翁以经济部长的身份继续兼任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在对德易货事务方面，资源委员会往往直接听命于蒋介石，而对于行政院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至于德国所需农矿产品的采购和运德事宜，则由中央信托局负责。在德国，驻德大使馆（大使先后为程天放、陈介）亦为推进易货事宜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使馆的商务专员（1933年3月起为谭伯羽）承担着军工品的订货督运等具体工作。

抗战爆发初期，德国政府对军品输华并无限制。据德国外交部的统计，1936年和1937年达成的输华军火合同金额分别是6458.1万马克与6098.3万马克，实际输华军火总价额1936年为2374.8万马克，1937年就增加到了8278.86万马克，种类有：步枪、冲锋枪、2公分口径机关枪及子弹，15.5公分口径大炮、高射炮、反坦克炮及炮弹，坦克，飞机，海军舰艇，探照灯，火炮牵引车等⁽³⁵⁾。据德国国防部国防经济署署长妥玛斯1937年6月9日致蒋介石的电文：当年6月德国对华起运步枪枪弹1000万发，摩托车39辆，防空炮60门，装甲侦察车18辆，海防炮2门，鱼雷24支；7月将起运有：步枪枪弹1000万发，防空炮60门，海防炮2门，快艇若干；8至10月均将有机械化防空炮装备起运⁽³⁶⁾。又据1937年12月初克兰对翁文灏所言，价值1100万马克的步枪子弹即将运抵中国，当月初将起运的还有105公厘大炮36门附炮弹36000发，150公厘海防重炮4门附炮弹400发以及炮测仪2件，轻迫击炮弹25000发，高射炮及30.7公厘高射炮弹72000发，探照灯2套，防毒气罩10万具，燃烧弹25000枚，10公斤飞机炸弹20000枚，50公斤飞机炸弹2500枚，步枪子弹3000万等，约共值1900万马克。12月15日起运有30.7公厘高射炮弹54000发，30.7公厘防战车炮弹50000发，70.5公厘高射炮24门附炮弹92000发，探照灯2种共63架，听音机18架，燃烧弹75000枚，10公斤炸弹30000枚，50公斤炸弹8500枚，约共值2500万马克⁽³⁷⁾。当然，为了避免引起日方的反对，中国在德订购军火和起运，尽可能加以保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力图加快德国军火的输入。1937年8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访问德国期间，即“订购德机百架，其中八六号重轰炸机25架，下月初即可起运”⁽³⁸⁾。另外，抗战初期中德技术合作也在进行中。1937年6月25日，资源委员会代表翁文灏在柏林与德国合步楼公司订立合办湘潭中央钢铁厂的合同，决定由克虏伯公司为首的德国厂商提供设备，并于1939年下半年安装完毕和开始运用⁽³⁹⁾。1937年8月1日，资源委员会代表钱昌照、恽震，与德国西门子霍尔斯克股份公司签订了电话厂协助合同，在中国中部设立工厂，德方提供各项电话器材料、厂房和机器设计、制造、安装，中方派遣工程师和学生。除安装工具款之外，资源委员会同意支付酬金营业净额3.5％，不少于第一年8万元，第二年9万元，以后八年每年10万元⁽⁴⁰⁾。此外，1937年由中德双方的技术专家拟订了《中德经济合作计划》，提出20年内，中德双方交换货物至少达9亿5千万瑞士金法郎。德方要求中国提供的有：锑、钨、金、银、铝、锡、锌、铜、锰铁和生铁、桐油、丝、茶、大豆、其他；德国对华提供有：农业工具及轻机器，农产加工设备，制造肥料设备，铁道建筑及修理材料，电车等轻便材料，公路建筑之机械设备，载重汽车，耕种机，商用飞机，桥梁及其他钢铁建材，采矿设备，选矿设备，强电、电信，轮船，码头，挖土机，自来水厂，灌溉，抽水，水泥厂，卫生，炼油，等等⁽⁴¹⁾。

抗战爆发前，中国方面总体上能够积极履行易货合同，组织出口往德国的货物。至1937年2月份止，中央信托局在对德易货案下，订购并已向德国运出货物共16700吨，其中钨砂1250吨，锑砂600吨，锡砂50吨，芝麻7100吨，豆油850吨，桐油200吨，以及蚕豆370吨、蛋330吨、茧120吨、棉籽油975吨、花生仁4000吨、花生油925吨，货款达8,825,120.25元。待运德国的货物有：钨砂1250吨、锡砂110吨、花生9500吨、花生油6430吨、芝麻6350吨、桐油400吨、棉籽油2450吨、蛋70吨、蚕茧70吨、猪油450吨，共约27080吨，11,619,845.55元⁽⁴²⁾。抗战爆发后，中方加速运送货品往德国。至1937年10月止，中央信托局订购输德农矿品货价共4074万余元，其中业已运往德国的部分为2886万余元。到次年1月，尽管受战事影响，采办货物已经比较困难，中央信托局仍然订购了运德农矿品约650余万元。不过，中方已经感觉到德方态度的变化，在运输、价格等问题上种种挑剔，为难中方⁽⁴³⁾。在处理相关交涉时，中方不同机构之间也会出现分歧。1938年6月，掌管钨砂产销大权的资源委员会决定，钨砂售价改国币定价为英镑标准，如以国币偿付货款，须以市面汇率折算。由于法币汇价的下跌，按照这一折算办法，钨砂报价增加不少，引起德方不满。而负责购运输德货物的中央信托局，则以财政部关于所有运德货物均以国币购买、再以中央银行汇率折合的规定，向资源委员会提出异议。当时，如中央信托局理事孔令侃曾指出：“惟目下所感困难者，即为资源委员会之多方留难，要求照英镑售给，若不给予英镑，即须照市价予以法币，事实即换汤不换药，无形中使货价抬高，致未能接受，如不予照办，恐资源委员会或将以矿产品销尽为推辞。”⁽⁴⁴⁾孔祥熙甚至蒋介石都向资源委员会提出，不应以货价问题影响履行对德易货。但是资源委员会坚持钨砂产销成本居高不下，对外应参照伦敦行市以外币报价，对内则另定国币价格。最后，孔祥熙只好同意按资源委员会的报价办理⁽⁴⁵⁾。

随着德国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政权、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和驻华大使等举措，中、德政治关系急剧下降；但是双方间的易货购料关系，却在特殊的条件下维系着，尽管经历了不少曲折。

1938年5月初，德国政府一度决定禁止对华出口军火。这意味着单方面中止两国间的易货关系，停止履行业已订立的向中方供货的合同。当时德国政府军火出口运输处向中国驻德商务专员谭伯羽密称，军火仍可照常起运，但避免日方侦探，以后运货不能用客轮，均须改装货船⁽⁴⁶⁾。

当时中国在德国订购有大批军火，包括枪炮、弹药、车辆等，有的装运出厂后受检遭拦截，还有的根本不准装运出厂。为使此事有转圜余地，中国方面没有公开提出抗议，但向德方进行了必要的交涉。5月9日，蒋介石便对陶德曼指出：尽管中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并不融洽，但意大利也没有停止交付业已订购的军事物资，中德易货协定实施已有多年，如果德方停止履行供货合同，而其他国家仍然继续向中国供应军火，将引起中国人民极大的不满，中德关系将受到严重影响⁽⁴⁷⁾。中国驻德国商务专员谭伯羽也奉命频频进行游说，从德国政府军工署负责人、合步楼公司经理到军火厂商。这些人对于德国政府针对中国的军火出口禁令，也有所不满，他们认为一旦实行对华军火及有关物资的禁运，受打击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德国本身的军火工业以及运输等行业，也都将直接蒙受严重损失。在德国政府内部，经济部和军工署都不赞成断绝对华输出军火，认为这将使中国的军火订单落入他国之手。合步楼、克虏伯等大公司厂商的代表数度出面，要求德国政府允许继续按已订立的合同向中国交付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否则各厂商将难以承受因违反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

于是，德国政府同意按已订立之合同继续向中方交付军火，但须以第三国的名义把军火运出德国国境，然后再转交中方。结果，中方假借芬兰、卢森堡等国的厂商名义，把所订购的军火运出德境，再辗转运往中国。可是，这种间接交运军火的方式，对中国甚为不利，一旦军火运华途中发生损失，中方无从向德国方面交涉。至于在德国达成新的军火合同，其难度则更大了。

另一方面，德国政府经济部、军工署的部分官员仍主张维持对华经济往来，他们绕过了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等人，采取主动措施推进对华经济关系。1938年夏，德国合步楼公司的代表佛德博士秘密抵达汉口，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张群、经济部长翁文灏等人的接见。佛德向中方表示系代表德国政府来华，洽商以军事装备换取以矿砂为主的原料，并称这一合作对两国间的经济、政治关系裨益匪浅。国民政府方面对佛德的来访颇为重视，至1938年10月，佛德与中方在重庆达成如下各点谅解：1．明确规定《中德易货协定》及信贷合同继续有效，其有效期暂定为一年；2．在合同范围内，中国若付以现款时，德国则按国际市场价格及出口货物价格计算，向中国提供军械及弹药除外的各军工厂所用的一切材料、半成品、汽车等；3．中国可在不需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在德国订购2000万马克的货物，德国另向中国提供一万万马克的滚动贷款，年利率仅为5厘；4．中方每月供给德方800万元法币的原料（依正式汇率计算，如按普通汇率合1200万元法币），即1年内供给约合7000万马克的原料，其中须有50％为矿物，即每月须向德方提供钨、锡各500吨，锑300吨；5．今后各项货品采购，买主与卖主可直接进行，合步楼公司和中央信托局仅作为会计、统计暨顾问机构；6．中国政府组成中央采购统制委员会，负责审核中国对德各项货品的订购申请，并监督其采购范围及预算情况，订购方面应派技术专家来华协助该委员会工作。此外，双方还对以往合同的交付情况作出处理意见，德方同意在最近4个月内交付总额为720万美元的军火，包括2.2亿发子弹、数万发炮弹；同期内中方交付钨砂和锡各3000至4000吨、锑3000吨，充抵军火价款；德方同意中方撤销价额达2亿马克的不急需的订货合同，但中国在德国的潜艇订货合同仍然有效；中国海军仍可派军官学员赴德学习训练⁽⁴⁸⁾。1938年10月19日，以上述谅解为主要内容的“中德新易货协定”在重庆签署，把双方每月的易货额提高到1000万元法币（合750万马克）⁽⁴⁹⁾。

应当指出，当时中德经贸关系得以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有所改善，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交涉和签约，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1939年8月26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的第三天，中国驻德大使陈介便向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表示了中国政府的祝贺，希望中德经济和政治关系由此获得更好的发展。魏茨泽克则谈到，以往几年因为德苏矛盾和中苏友好，德中关系出现困难，德苏签约后，妨碍德中关系的障碍已经去除⁽⁵⁰⁾。此后德国军火和其他工业品一度又大批运抵香港，由在港合步楼公司和中方代表合作，将其运至中国后方各地。通过佛德访华及双方签署的协议，中德易货关系和新的计划得到了两国政府的确认，自德国军事顾问和陶德曼大使被召回之后，中国政府的担忧和疑虑，暂时得到了缓解。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中方避免公开谴责德国，同时希望双方易货购料关系出现新的突破，向德方提议签订扩大德国军火与中国矿砂交换额的合同，为期五年。孔祥熙甚至向在重庆的德国外交官提出：只要德方同意，中方愿保证在今后50年里向德国提供矿砂⁽⁵¹⁾。在德国政府内部，亦有维持对华经济关系的主张，连戈林一度也表示对中国的“交易仍愿照常”，条件是中国提供金属矿砂并有合适的运输途径⁽⁵²⁾。但是，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只同意扩大武器之外的德国工业品同中国的易货额，急需获得国外军火接济的国民政府方面当然非常不满，遂使这一合同未能达成。不过，德国合步楼公司仍数度向中国方面秘密接洽，表示愿维持双边贸易，将设法使德国货物运至中立国，再转运来华，希望中国方面以大量钨、锡接济德方。合步楼公司还直接致函孔祥熙，商洽双方具体交付办法。这一动向引起国民政府各有关方面的注意。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认为：“德方既有此表示，我国似应趁机善为运用，使德国对远东之和平作有利于我之努力。”但是，具体负责矿产品采购和售运的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则认为，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后，中国须慎重考虑德方的建议，英法在加紧对德国经济封锁，如果中方与德方实行易货，以重要矿产品运往德国，万一被英法探悉，会被认为中国在援助德国；且矿产品及其他货物须由越南或香港出口，英法如果为难，中国将得不偿失。蒋介石得悉翁文灏的意见后，于12月3日指示对德方虚与应付：“关于对德供给锡产一节，自以暂缓为宜，但亦不必拒绝，只言筹划可也。”⁽⁵³⁾1940年1月5日，德方再度致函于孔祥熙，称将把德方所制柴油汽车100辆、电话制造厂材料等列入易货范围，供给中方，深望中国亦能以钨、锑数百吨运德，并于短期内准备就绪。当时中方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以不即不离态度周旋应付”⁽⁵⁴⁾。在处理与德国的贸易关系时，中方不得不慎重考虑英法的因素。

从1937年起，中德之间贸易额逐年下降。1937年中国自德国输入货物总价额6440万海关两，1938年下降为4938.5万海关两，1939年再度减少到3353.3万海关两，1940年已跌至2033万海关两。相应年份，中国对德国输出货物总价额也连年下降，分别为3185.5万海关两、2449.7万海关两、1862万海关两、151.4万海关两。另外，中、德贸易在中国整个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急剧下降。1937年中、德间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5％，1938年尚占10.2％，1939年下降至5.15％，1940年就只占1.48％了⁽⁵⁵⁾。

中德经贸关系的下降，既与德国政府日趋消极的远东政策密切有关，还与欧战的爆发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时，无论是德国军工品、重工业品输华，还是中国农矿产品起运供应德国，都受到过来自英、法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阻扰。如孔祥熙前向合步楼公司购枪弹6960万余发，1938年5月德政府密令禁止军火运华，合步楼委托芬兰一家公司（Dahlberg & Hilbert Co．），呈孔祥熙核准，定金17.5％，前后运出5500万发；其余1460万发，原定1939年9月初装载德国利克茂公司轮船运华，欧战爆发停止行驶，德官方不给出口许可，余货堆在不来梅港驳船中，最后只好请芬兰公司设法出售。又如，1939年4月1日驻德商务专员处曾代兵工署经芬兰公司转向莱茵厂订购37炮料156门。定金50％已由合步楼公司于合同签署后交芬兰。欧战爆发后，德方要求中方交全部款，后商请芬兰公司转运瑞典堆存全部炮料，但未运出⁽⁵⁶⁾。可以看出，欧战爆发后，中国直接与德国方面交涉经贸纠纷愈益困难了。　

欧战爆发后，英方封锁输运德货物，包括载有中方输德农矿产品的货船，均在禁止之列。中方曾屡屡向英方交涉，指出系执行欧战爆发前的对德易货协定，英方不能没收⁽⁵⁷⁾。后来，英国甚至对中国运往苏联的货船也予以扣留，怀疑这些货物将被辗转运往德国，虽经交涉仍无结果⁽⁵⁸⁾。至于英国本国的货物，更是严禁运德。欧战爆发前，驻德中国商务专员处曾请德商Isola—Werke公司由英国转运云母片9万片，货款已付清，原定1939年9月在汉堡交货，欧战爆发后，该批云母片无法运出转交中方，不得已之下，中方遂向德国公司交涉退款，德方称已付与英国，无法退回⁽⁵⁹⁾。当然，这种情况中方也不可能从英国得到补偿。

法国方面，原先对经过法属越南的运德货物并无限定。欧战爆发后，法国不允许中国矿品经越运德，要求收购在越被扣留的中国矿品。即便是在越的运德农产品，也要求中方提出证据，如在1939年9月3日以前订立买卖契约的，可以通过输出，否则也不许通过。只是在中方反复交涉后，经越南的运德货物才获得暂时解决⁽⁶⁰⁾。

驻德国商务专员还曾把向卷入欧战各国所订而未运出的共240余吨货物存意大利，1940年12月后又设法转运存瑞典。1941年6月下旬，恐德国承认汪伪后，中国政府在德国存款被德方没收，驻德商务专员谭伯羽把不能外汇之合步楼公司枪弹余款538,625.08马克，以及兵工署结余合步楼公司货款180,207马克，改以谭伯羽私人名义，分别汇存交三殷实德商公司，改订货物，备作运保费等⁽⁶¹⁾。这些不得不为之的措施，风险也是很大的。

在上述复杂、困难的环境下，中德易货关系的维系诚属不易，遑论进一步发展了。

待到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德间政治关系日趋冷淡。1941年7月，因德国政府公开承认汪伪政权，国民政府宣布中断双方外交关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2月9日分别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中国对德国断交、宣战后，不仅完全中止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并且也彻底停止了向德国出口钨砂等物品。这标志着国民政府主导下的战时对德军事和经贸合作得以存在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战前便开始的中国政府有关机构主持的自德购械购料，以及采办运送输德农矿品等方面的事业，也最终划上了句号。

四　中国对德断交与宣战

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曾希望德国因其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出面劝止日本侵华。当年7月27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时，告以日本积极行动危害东亚和平，请陶大使转电德国政府，“速以德日防共协定签字国之地位，劝告日本停止在华行动。”陶德曼当即表示：“该项协定实与现在中日形势无关。”三天后，陶德曼向中国外交部次长徐谟表述了德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德政府认为不能以该协定为根据，请求日方停止在华行动，反之日方亦不能以该协定为根据，请求德方为任何协助，但德政府业已再向日政府劝取和缓态度云云。”⁽⁶²⁾德国既要从反苏防共的战略利益出发，确立与扩大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但也希望多年来与中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得以维持下去，因而对于日益扩大的中日冲突，德国政府大体上持中立立场，同时择机进行调处。

从1937年10月起到1938年1月，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多次向国民政府决策层传递经由驻日本大使狄克逊得来的日本议和条件，试图促成中日之间议和。

1938年10月22日，陶德曼在上海从日本参谋本部军官马奈木敬信那里得到了一份停战备忘录，日方希望由陶德曼或法肯豪森把日方的条件转告蒋介石。当时，陶德曼曾经指责日本的军事行动严重损害了德国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地区的商业利益⁽⁶³⁾。同时，根据德国外交部的正式指示，1937年10月底，陶德曼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传递了德方愿意为中日之间居中联系的意愿，希望中方做好相应准备。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向蒋介石告知了日本的议和条件：内蒙古实现自治；华北与“满洲国”之间建立非军事区，由中方维持秩序；在上海建立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来管制；停止反日政策；共同防共；减低日货关税。陶德曼还表示，希望中国不应失去议和的机会。对此蒋介石予以拒绝，并且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蒋还希望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条件，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因为这个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注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⁶⁴⁾。这实际上是拒绝了日方的“议和”条件。

待到1937年11月下旬，中国军队弃守上海、日军沿着京沪铁路向南京紧逼之际，陶德曼又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次长徐谟等人提出，日方的条件并不苛刻，希特勒也希望中国考虑与日方议和。另外，德国外长牛赖特也向中国驻德国大使程天放提出，希望中国政府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议和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可能扭转日本在军事上的胜局，“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越大”。可见，德国政府是劝说中方接受日本的议和条件的。

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向陶德曼表示，中方愿意与日本进行和谈，但是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且和谈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议。陶德曼则指出：中国必须宣布愿意讨论日本的条件；华北的中方负责人应是对日本友善的；德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在幕后帮助中国，但不参与直接谈判；中国应当注意到日本的反共要求。陶德曼还提到，中日停止敌对行动的步骤，即在蒋介石的声明交给日本，而且日本的同意的答复也已经收到之后，由希特勒向中日双方政府建议停止敌对行动。蒋介石表示同意，但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初步的谈判，特别是条件，保守秘密。陶德曼建议德国政府应尽量支持蒋的这个要求，否则蒋介石的地位将会大大动摇以至于下台，而使亲苏的人掌握中国政府；他还提出，日本应对蒋介石愿意和谈的态度给予便利，以使蒋得以完成和谈⁽⁶⁵⁾。此时，德方对于能够促成中日停战议和颇为乐观。

12月5日，外交部次长徐谟把蒋介石的谈话以书面照会的方式交与德方，并且重申：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日本必须停止敌对行动，日方所提条件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最后通牒。12月7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把中方的答复转给了日方。

然而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之后，次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日本决心提携亲日政权，彻底惩罚抗日政权，从而根本解决日华间的问题。”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要求德方向中方转达的基本条件：1．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的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2．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区，并在该地区内各地设置特殊机构；3．日、满、华三国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4．中国对日本赔款。另外，日方还要求德国方面向中方强调：中国政府的代表需到日本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谈判，谈判期间日军不承诺停止军事行动。于是，12月26日陶德曼在汉口向孔祥熙转达了日本的最新议和条件，并要求中国不要向苏联做任何进一步的亲善。

当时国民政府高层也有接受议和条件的主张，但也有反对议和的意见指出：“目前言和者，无非以为和则国民政府之生命可以延长，实则目前言和，必须变更政府一切立场，自行撕碎九国公约与中苏不侵犯协约。和议成后，内受国人之攻击，外受日方之继续压迫，不出一二个月，政府必不能维持。”⁽⁶⁶⁾当天蒋介石没有出面，仅由孔祥熙代为会见陶德曼。但在得悉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新提出的条件后，蒋认为：“以其条件与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以接受，决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至纠纷矣。”⁽⁶⁷⁾经过第二天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的讨论之后，蒋介石“乃即决定不理敌之条件”⁽⁶⁸⁾。国民政府其他要员也向德方表示了对日方的不满，如孔祥熙便向陶德曼谈到，日方的新条件实际上是要求在中国为所欲为，日本将使中国绝望并倒向布尔什维主义。12月28日，铁道部长张嘉璈也向陶德曼指出：日本的条件不仅意味着中国必须承认“满洲国”，而且中国其他地区也将被视作第二个“满洲国”，中国在政治、经济、财政上的独立都将不复存在。陶德曼认为中方的解释过于悲观，但也感到可以理解，他把中国政府的反应报告给了德国外交部。在德国方面看来，中国眼下接受日本的条件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但也认为日本应当适可而止，并且由狄克逊转告日本政府：德日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的共同利益，需要中国尽快地恢复正常秩序，即使这意味着不能全部满足日本的条件⁽⁶⁹⁾。

对于中方的疑虑和不满，1938年1月1日，陶德曼向王宠惠、徐谟转达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个人对日方所提四项条件的理解：第一条，首为承认“满洲国”，至加入反国际共产协定及废除中苏互不侵犯协定一节，日本虽认为适宜，但并不要求，又中国须以积极证据表示排共之诚意。第二条非武装区域一点，日方意欲有三处，即内蒙、华北、上海附近；第二条特殊政权，内蒙须自治，华北须有权力甚为广大之特殊政权但仍属于中国主权之下，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外于并不十分广大之地域内，设立特殊政权。第三条经济合作一节，日方指关税与商务而言。关于第四条之赔款，一部分为战费之赔偿，一部分为日本财产损失之赔偿，又占领费用亦须由中国负担⁽⁷⁰⁾。当时中方请陶德曼继续了解日本的意思。日本政府却透过德方逼迫中方作出最后答复。1月13日，陶德曼向中方转达了日本政府的要求：中国方面须于1月15日前作出答复，否则日本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当天，中国外长王宠惠向陶德曼递交了正式答复：“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是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加以仔细的研究，作出确切的决定。”陶德曼提出，中方的答复没有表示希望和解的意愿，会被日本认为是在搪塞。王宠惠答称：除非知道了日本的要求的详细内容，中国政府不能作出决定，也不能表示意见⁽⁷¹⁾。1月15日，孔祥熙在会晤陶德曼时再次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绝不是想采取搪塞的态度，政府中曾经多次讨论，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对于国家和国际都有很重大的关系；中国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愿意同日本实现真正的谅解，以保证持久的和平；中国诚恳地希望寻觅每一条可能的和平的途径。孔要求陶德曼向日方转达如下声明：“中国和日本竟会从事目前的武装冲突，使两国都蒙受灾害的后果，这是极为不幸的。中国仍然抱着与日本达成真正谅解的愿望，俾东亚的持久和平得以保持。”“我们已经表示了诚恳的愿望，希望知道日本所提出的‘基本条件’的性质和内容，因为我们愿意尽每一分努力来寻求恢复两国之间的和平迹象。有了补充的说明，我们就更好表示我们对于日本所提出的条件的意见。”⁽⁷²⁾蒋介石并指示外交当局“对德大使明言，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⁷³⁾。这就使得德国方面当时无法继续在中日之间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了。

另外，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正式接受日方的迫降条件，日本政府遂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中国。”⁽⁷⁴⁾决定中止中日之间的交涉，战时德国对中日战争的第一次调停也收场了。

如前所述，1938年2月德国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给中德关系蒙上了阴影。同年6月下旬德国撤回在华顾问和驻华大使陶德曼，且不再派出新大使，对华政策明显趋于消极。但是，国民政府依然重视德国在中国整个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并采取种种措施以冀改善对德关系。继陶德曼回国后，国民政府也召回了驻德大使程天放，但很快委派陈介为新任驻德大使。陈介于1938年9月22日抵达柏林后，就向德方表示希望尽快向德国元首希特勒递交国书。可是，德国政府却一次次地借故推迟。11月16日，德方曾向陈介约定递交国书的日期，但又数度被取消。与此同时，希特勒却接受了新任日本大使和伪满“大使”的国书。这使陈介在柏林的处境极为尴尬。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德国政府仍在有意恶化双边关系，蒋介石一度考虑让陈介离开柏林一段时间，甚至要孔祥熙调陈介为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长，即日召回中国⁽⁷⁵⁾。直到1938年12月16日，陈介才最终得以向希特勒递交了国书，国民政府对于中德关系进一步逆转的担忧稍有缓解。

陶德曼调停失败之后，德国方面并未放弃过再度充当中日战争调停者的想法。1938年11月，继狄克逊之后出任驻日本大使的奥特（Eugen Ott），在东京与驻南京的德国代办费舍尔（Martin Fischer亦译作飞师尔）讨论过中日冲突的前景，认为日本坚持要蒋介石下台，中日间达成和谈的条件不成熟⁽⁷⁶⁾。1939年9月初欧洲战争爆发，在德国和与之交战的英法之间，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是一个难题。当时蒋介石曾经考虑对德宣战：“以期先发制人，遏止日本对英之妥协”。但是，蒋的重要幕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提醒蒋应考虑到不久前达成的苏德条约的规定：“苏俄不得援助与德国交战之国家，则中国对德宣战后，苏联对华之物资援助，是否受影响，颇成问题。”最后，蒋介石接受了王世杰的意见，对德宣战之议作罢，而是“要求国联制裁侵略，藉以表明我之立场”。同时决定召回驻德大使陈介。稍后，外交部长王宠惠对欧战“不作明显表示”的意见得到确认，业已发出的召回陈介的电令，也被取消了⁽⁷⁷⁾。与此同时，中国驻德使馆参赞丁某曾以个人名义，探询德方出面调停中日关系的可能性。德国方面认为，日本是否愿意与蒋介石和谈，苏联是否打算继续支持蒋介石，在这两个基本问题都不是很明确的情况下，德国出面调停是不适宜的⁽⁷⁸⁾。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汪精卫集团自重庆出逃的风波，成为影响中德关系的新的变数。尽管此前伪满傀儡政权得到了德国政府的正式承认，但毕竟不可能威胁到国民政府作为整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另外，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扶持了一些傀儡政权，如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北平的伪华北临时政府、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南京的伪维新政府，这些傀儡政权都有着明显的地区性，其头面人物又都为声名狼藉的民族分裂分子、汉奸或北洋余孽，同样不能威胁到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而且不存在其他主权国家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然而，汪精卫集团的出逃引起了国内政治局势的极大震动。1939年，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靠日本，召开伪国民党六大，否定重庆国民党中央的合法地位，另行选举“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设立“中央党部”，由汪精卫本人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该年9月起，汪伪集团又大张旗鼓地开始筹备成立“中央政府”的活动。这引起了重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关注，特别是担心其他国家对汪伪政权的外交承认。

根据德国方面公布的档案，早在1939年2月初，汪精卫就曾派员与德国驻河内领事进行过接洽，当时德方对汪精卫集团并不怎么看重⁽⁷⁹⁾。193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称：“中华民国惟国民政府依法总揽治权，对内公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主权完整，不容破坏，倘有汉奸集团傀儡组织僭窃名义，擅发文告，或竟与任何国家订立文件，任在何时，概不承认。”1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把上述声明照知各国在华使馆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此项伪组织为虎作伥，实为中国全国人民所共弃，如有任何国家，予以承认，中国政府及人民，即不得不视为非友好行为。”⁽⁸⁰⁾待到1940年1月8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将考虑承认汪精卫领导下的“新政权”，国民政府担心德国政府也将采取同样行动，即令驻德使馆向德国外交部探询，德方称对此尚未作出决定，且汪精卫的新政府还没有成立，在近期内也不一定能够成立⁽⁸¹⁾。这一答复虽然没有向中方作出任何承诺，但在重庆当局看来，德国至少没有承认汪伪政权的打算。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在南京正式粉墨登场，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即照会德国和其他各国使节，要求对日本扶持的傀儡组织，“决不予以法律上或事实上之承认。无论任何行为涉及任何方式之承认，既属违背国际公法与条约，自应视为对中国民族之最不友谊之行为，而承认者应负因是所发生结果之全责”⁽⁸²⁾。由于连日本政府本身也没有立即予以汪伪政权正式的外交承认，德国政府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也没有加以相应的考虑。甚至到了1940年的9月初，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官员还在致希特勒当局的报告中指出：1．日本所谓的东亚新秩序毫无成就；2．中国人民和军队服从、忠于蒋介石；3．蒋介石对德国不念旧恶，希望以钨、锑等换取军火；4．汪精卫为日本傀儡，毫无人格力量，且受日本钳制甚严，德国政府千万不要上当予以承认；5．日本牵制英美力量甚微；6．蒋介石决不会与苏俄结盟⁽⁸³⁾。

汪伪政权出笼后，重庆方面一度仍希望改善与德国的关系。1940年6月7日，中德文化协会第五届年会在重庆召开，重庆各报刊作了显著报导，体现出国民党当局刻意营造两国间关系融洽的氛围。1940年7月7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致函德国元帅、武装部队总司令凯特尔（Wilhelm Keitel），对德国军队在欧洲战场的“胜利”表示“贺意”，同时指出：“国民党战后之各项建设，必多借助于贵国之处，而中国之复兴，在任何方面有助于贵国者亦匪可想像……余深信贵国人士高瞻远瞩，将来必能促成此伟大计划之实现，以解决此次战后之需要，其有裨益于贵我两国及世界和平者，实非浅鲜也。”⁽⁸⁴⁾蒋介石甚至打算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柏林。然而，中德之间不但在政治关系方面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反而产生了新的分歧。

另外，1940年初起，德国加紧与意大利和日本确立起正式的军事同盟，在此过程中，亦数次试图调停中日关系。如1940年2月8日，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Ernst von Wizsacker，亦译为魏萨克）曾面询中国大使陈介“中国与日本有无直接言和可能”，陈介答称：如条件合理，想无不可谈，倘如最近所传日本与汪所订条件，则任何中国人不能接受。由于涉及到这一敏感问题，魏氏只好表示：德在欧适有战事，对远东无法置喙，但德政府仍持观望态度⁽⁸⁵⁾。

同年夏，原在华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的副官克鲁马赫（Krummacher）向中国驻德商务专员谭伯羽密告：德方渐注意中日问题，德外交部有出面调停之可能，意谓英无力调和，美以对日关系，亦不便调停，德出调和最相宜，亦于德有利。当时谭伯羽向蒋介石建议，可以答复德方以日本退兵为议和前提。当时蒋介石指示谭伯羽查明这一议和建议是否出自日方，并可顺势要求德国外交部能派大使来华，“以便随时商讨中德经济合作等一切问题也”⁽⁸⁶⁾。中方要求重派大使赴华，这显然又使德方感到为难，不了了之。

1940年夏，德国曾提议让重庆国民党政权参加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这也带有调停中日关系的含义，但遭到日本的反对。同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了同盟条约，宣称：“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三国并承允如果三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⁸⁷⁾。重庆当局对三国同盟条约的内容极其震惊，认为它标志着德国和意大利公然宣布支持日本对华侵略战争，遂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9月29日，重庆国民政府分别向德国、意大利递交了抗议书，指出日本所谓的“大东亚新秩序”，实际上“乃欲破坏在亚细亚洲及其附近基于法律与正义之国际秩序而行武力征服他国领土之谓”，“德意二国竟承认并尊重日本建立此种新秩序之领导地位，其蔑视国际法律与国家平等原则及助其侵略，莫此为甚”；并指出中国政府保留将来适当行动之权⁽⁸⁸⁾。

但是，待到1940年9月德、意、日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之后，德国认为出面调停中日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日本也希望德国一并向重庆方面施加政治压力。10月初，中国驻德商务专员谭伯羽已经探悉到了德国可能提出的调停中日关系的条件：日本承认蒋介石政权并撤兵；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及日本在华北的特权，并以上海、青岛、福州、香港、汕头为日本海军基地⁽⁸⁹⁾。当时驻德武官桂永清也转达了戈林关于中日间应实现和平的谈话，但是重庆当局对三国军事同盟之下接受德国调停一事非常慎重，指示桂永清：对戈林谈话最好暂不直接表示态度，如其不再来问询更不必直接答复。但可间接使戈知我国之意，如领土主权行政不能完整，则无和平可谈⁽⁹⁰⁾。

接着，日本又利用对汪伪政权的正式承认，要德方传递有意与重庆方面“议和”的信息。1940年10月30日，驻柏林的日本大使馆参赞告知德国外交部，日本外相打算与蒋介石达成解决中日冲突的谅解。11月7日，日本副外相向驻东京的德国大使奥特明确提出：日本将承认汪精卫政府，德国与意大利根据三国同盟条约的规定也将采取同样的承认，希望德国出面劝说蒋介石与日本就结束两国间的冲突达成谅解⁽⁹¹⁾。11月11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见中国大使陈介密谈，吹嘘德国所处的外交和军事地位，称德国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来，“交谊已密”并且益图巩固，可使德国统一欧洲志愿易于完成，英、美联俄将难以完成；德国已对英国完成包围，英国在军事上必将失败，最终胜利终属德国；德国与意大利、日本缔约，是为了促成建设欧洲新秩序，并得到了苏联的赞成，“绝对可望有把握”。里宾特洛甫在提及德国对华政策时辩称，德国政府对中国尤其在经济关系上始终保持友谊，未取敌对地位，“无如大势所趋，惟强是重，不得不侧重亲日”。他进而提出，日本很可能不久将承认南京（汪精卫）政府，德国与意大利也必继而承认，因此，现在是中日和好的“最后时机”。陈介则答称，中国“为生存与主权而抗战，非达此目的，恐难言和平”；正如此前陶德曼大使调停时蒋介石委员长所表示的，和平须以日军完全退出为先决条件，现在仍持这一立场，如果日军未能放弃所占领的中国领土，和平最终不能实现。里宾特洛甫立即表示，很难把日本从中国撤军作为和平方案的基础，尽管他对中国局势并无详细了解。值得注意的是，里宾特洛甫声称仅作为“个人意见”，未受中日政府委托，亦非德国政府自愿调停；而如果中日双方不提出要求的话，他是不会出面调停的⁽⁹²⁾。里宾特洛甫故意隐瞒了日本方面请德国出面调停的事实，同时向中方施压和诱骗，以冀使中国向日本妥协退让。

在得悉德国政府再度调停中日关系的上述立场后，蒋介石即于11月21日电示陈介答复德方：必须以日本撤出全部侵华军队为议和前提，“德方当知日本控制中国后，对德终属无利而且有害；反之，中国之独立与主权仍能维持，则将来德国对华之经济发展，自属无可限量”，希望德国政府在关键时刻“审慎考虑”其远东政策。对于中方是否接受他国承认汪伪政权问题，则非常明确地照知德国政府：“汪逆早为国人共弃，绝无任何效能，其伪组织如果被他国承认，更使中日战争永无解决之期而已。”⁽⁹³⁾根据在华德国外交官的分析，当时国民政府内部确实有人主张与日本达成有利于中方的和平，这些人担心苏联与日本达成谅解而以牺牲中国利益为前提；但是亲美派和亲英派反对与日本妥协，由于日本近期在广西战事的失利以及滇缅路所重开，日本的力量被削弱，而美国则可能增加对中国的援助⁽⁹⁴⁾。不管这一分析在多大程度上与事实相符，可以肯定的是，国民政府当时确实没有接受德方的调停。

到1940年12月2日，德国政府发言人向外国记者指出：日本虽承认汪精卫“政府”，而德国则并无必须步其后尘之必要，德国此时决不至发生承认“汪政权”之问题，虽三国同盟各签字国彼此有密切关系，但关于对别国之关系，彼此意见上仍有若干不同，德国完全了解日本之承认“南京政权”为一种外交手段，此种手段，在日人观之，系属有利于远东局势之解决者⁽⁹⁵⁾。1940年12月10日，德国新任驻华使馆参赞濮雷森抵达重庆，这表明中、德关系仍得以维持在一定的层次上。

1941年1月，德方又向中国驻德武官桂永清谈到：日本自知不能以兵力结束中日战争，德国非常希望东亚实现和平，中国此时与日本谈判和平，日本必无过分要求，实为最好机会；德国进攻英国势在必行，如果中日冲突延至英国被占领之后，则时过境迁，德国想帮助中国，也将非常困难了⁽⁹⁶⁾。但是，重庆国民政府最终没有接受德国的调停。

至于国民政府最为担心的德国政府对汪伪政权的承认，则是该阶段中、德交涉中的重要内容。据陈介掌握的情况，在1941年2月初德方已在酝酿走出这一步。但直到5月，德国驻重庆的外交官仍然否认德国政府有承认汪伪政权之考虑。同年6月德国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后，决定在承认伪满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换得日本的支持。6月27日，德国正式通知日本方面：经与意大利协商，希特勒已经决定在7月1日承认汪精卫政府⁽⁹⁷⁾。德国政府对这一决定高度保密，连驻重庆的德国使团也是在6月30日才收到德国政府的正式通知。

另一方面，1941年6月下旬，中国驻德使馆已获悉德国政府即将正式承认南京汪伪政权。6月28日，陈介在柏林就此事询问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的态度，重申中国外长王宠惠1940年11月30日宣言中的主张，希望德国以两国间以往友好历史和未来关系为重，并且明确指出：中国政府立场现唯日本为敌，余均认为友，数年来中国对德已万分容忍，希望德国政府不要承认汪伪傀儡政权，迫使中国对德绝交。魏茨泽克谈到，日本多次要求德国承认汪精卫政府，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政府当然可以自行决定所采取的措施；德国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如果追随英国将导致不幸后果⁽⁹⁸⁾。另外，德方还向中国驻德国使馆武官桂永清表白，德国为了满足日本的要求，以使日本撕毁与苏联的中立条约，将于7月初承认汪精卫政权，希望中国理解德国不得不利用日本的苦衷，在德国承认汪精卫政府后，中国不要与德国绝交，至少维持暗中联系⁽⁹⁹⁾。

1941年7月1日，德国宣布承认南京汪伪政权。同日，意大利政府也宣布承认汪伪政权。这就极其严重地损害了中国领土完整与行政主权，直接威胁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的法统地位。此外，德国的这一决定也是对“七·七”事变以来日本侵华罪行的最公开的支持，国民政府如果不作出强硬的应对，势必遭到中国全体抗日军民的唾弃。7月2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发表了与德国和意大利断交的宣言，内称：“德意两国政府竟已承认南京伪组织，是其侵略政策显已推及远东，且又充分证明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已与中国之敌人同恶相济。该两国政府明知南京伪组织为日本军阀一手造成，乃竟加以承认，实为加于中国之重大侮辱，且不惜自弃其所享中国政府与人民之一切友谊。……中国政府对于任何国家承认伪组织之举，早经一再声明态度，兹特正式宣告，中国与德意二国断绝外交关系。”⁽¹⁰⁰⁾7月3日，驻德大使陈介把中国对德断交的决定正式照知德国外交部，驻德国使馆和各领事馆的全体人员将奉命撤离。

当时蒋介石在重庆的一次演讲中谈到：“最近二三年来，虽然德国政府屡次对我国采取种种不友谊的行动，如承认伪满，撤回大使与顾问，对于我陈大使呈递国书时种种轻蔑的情形，都是给予我们国家以很大的侮辱，依理我们早应该与他断绝邦交，但我们因为认定这是他们国社党少数人之所为，而并非德国国民真正的公意，所以不愿为了他国内少数人不当行动的缘故，就将中德两民族传统友好的邦交，一旦断绝。……但是我们这种态度，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我们对德外交更是有一定的方针与决心的。就是等到德国承认‘汪逆伪组织’的时候，我们就立刻与他断交。现在他既已承认‘汪逆伪组织’，乃是他对于我们中国极大的侮辱，我们如仍一味隐忍，不采取适当的步骤，那我们国家就要失了国格，就不能革命。”⁽¹⁰¹⁾国民政府忍无可忍，最终决定对德绝交，实在是抗战爆发几年来德国亲日疏华、一意孤行的结果。

对德绝交后，德国驻华使馆人员及部分侨民陆续撤离回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电知各地政府，对所有在华德侨妥为保护，勿使有任何不当行为，但对行动确有可疑者加以监视⁽¹⁰²⁾。如德华汉沙公司的驻华代表和职员，在结算完竣账目之后，离境回国。对于原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国民政府颁令自1941年8月1日起由本国人独办，所有德方资产由交通部接收保管，德方股东代表、德籍工作人员连同眷属，分批离华回国。一些在华多年的德国传教士，也不得不离华回德。德国合步楼公司希望维持与国民政府的往来，即便中国不便与合步楼保持正式关系，亦请中国政府准许该公司驻渝代表韦尔纳（L．Werner）以商人名义继续留在重庆，以便将来万一交涉之用。蒋介石接受了齐峻的建议，同意由国民政府方面予以韦尔纳维持经费，并保护其安全⁽¹⁰³⁾。

重庆国民政府与德国断交后，希特勒政府与汪伪政权进一步勾结。在德、意、日的“邀请”下，汪伪政权于1941年11月25日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当天希特勒与汪精卫、里宾特洛甫与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还互致贺电。

7月3日，陈介在向魏茨泽克宣布中国对德断交时，曾表示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并不意味着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国际局势的迅速演变使得中国不得不再度对德宣战。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与美国政府紧急磋商，重庆国民政府于12月9日分别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对德意的宣战布告称：“自去年九月德、意与日本订立三国同盟以来，三国显然成一侵略集团，德意两国始则承认伪满，继复承认南京伪组织，中国政府业经正式宣布与该两国断绝外交关系。最近德、意与日本竟扩大其侵略行动，破坏全太平洋之和平，此实为国际正义之蟊贼，人类文明之公敌，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此碍难再予容忍，兹正式宣布自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十二时起，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¹⁰⁴⁾这样，中德之间由战前友好邦交国，双方关系经历了中日战争爆发后四年多的曲折反复和倒退，由于德国固执其认同甚至公开支持日本的侵华政策，中国最终对德断然绝交和宣战。

抗战爆发后，德国的亲日疏华政策和在军事经贸领域停止对华合作，也促使国民政府把寻求国际援助与合作的重点转向苏联、英国、美国等大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开了战时外交的新局面。

第二节　对法国的交涉和中法关系的倒退

一　寻求法国援华和中、法军事合作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法国的远东政策大体上与英、美一致，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有所谴责，对中国抗战表示一定的同情，并且也表示愿意根据商业往来的原则，提供若干财政与军事装备方面的援助。在国民政府看来，法国是欧洲的大国之一，在法属印度支那即越南又有着相当的军事力量，因而把寻求法方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进而实行双方的军事合作，视作对法关系中的重要方面。

1937年6月和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曾两度访问法国，代表中央银行与法国银行团达成金融借款2亿法郎，拟用于稳定中国法币的汇率；另代表军事委员会与法方签订1.2亿法郎信用借款合同，用于购买法国制造的飞机。法国空军部长甚至表示，愿向中方提供“最合用最精锐之新机”⁽¹⁰⁵⁾。只是由于中日战事的扩大，法国政府不愿提供相应的担保，这两项借款未能付诸实施。此外，国民政府委员李石曾、立法院长孙科、驻苏联大使杨杰，都被蒋介石委以特使的名义，相继赴法国接洽援华事宜。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更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也与法国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注业已订立之经济合同的履行情况，并寻求新的合作项目。

战前法方就对投资中国内地铁路建设颇感兴趣，1936年12月法国银行团与中国建设银公司、川黔铁路公司达成的成渝铁路借款合同，在抗战爆发后继续得以履行。与此同时，中法之间积极探寻新的合作项目。1938年1月，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璈赴河内，与法国银行团的代表夏第（L．Chardy）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商谈修建湘桂铁路南宁至镇南关段工程借款事宜。张嘉璈还就该工程项目与越南总督府秘书长和工务部长、东京省行政长官等法越行政官员进行了会谈。法方从连接中国西南地区、发展越南商务考虑，对兴筑南镇铁路颇为关注。中方则需在打通西南国际交通方面得到法方进一步的合作，因而在借款合同谈判过程中，作出多处让步。如法方要求在广西获得采矿业务经营权，张嘉璈出面商得广西政府允准同意。

1938年4月22日，由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交通部长张嘉璈，同法国银行团的代表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在汉口签订了借款合同，法方提供材料借款1.2亿法郎，另提供现金借款3000万法郎，并与中国建设银公司共同认购铁路公司股本2.4万英镑，向该公司垫款12万英镑，借款年利息率7厘，期限15年，由法国银行团负责代购筑路材料，收取手续费1.5％及经费5.5％；合同还规定，总工程师及总会计师由法籍人员担任⁽¹⁰⁶⁾。后因购买车辆需要，双方经磋商后，复于1939年3月31日和10月21日分别签订附约，使法金借款部分的总额增至1.8亿法郎。南镇铁路开工后，日本方面就不断向法方施加压力，作为承包工程的法商建筑公司因而时有耽误迟延情况发生，中方提出过交涉。后因欧洲战争爆发，以及日军攻占南宁，法国方面担心向中方交运的铁路器材将落入日方，遂于1939年11月底起停止交运。至1940年，随着法国在欧洲战场的失利和越南局势日趋严峻，法方实际上已经完全不可能继续履行合同，10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暂行中止该合同。

在达成南镇铁路借款后，中方就考虑举借法国和英国借款，以筑成川滇—滇越铁路。当时中方估计修筑该两条铁路购料和工款将近900万英镑，希望法、英银行团共同承借，1939年1月起中方曾与法、英银行团接洽，但最终未能达成。

抗战时期中法间达成的第二项铁路借款，是自四川叙府经由贵州至云南昆明的铁路工程借款。战前国民政府就开始与法方接洽该项借款，但未能成议。1938年4月南镇铁路借款达成之后，自当年6月起，中方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包括张嘉璈与法国大使那齐亚的会谈，顾维钧在巴黎向法国外交部的游说。中方原先希望英商中英银公司参与该项目，但英方最终退出。中法之间在讨论借款合同具体内容时，国民政府行政院有关部门反对由法方独占铁路沿线矿产开发权，后决定允许法方参与开发，中方另由交通部和中国银行设立专门基金，议购矿产品出口。叙昆铁路借款于1939年12月11日在重庆正式达成，由孔祥熙、张嘉璈、中国建设银公司和法国银行团的代表签字。合同规定：法国银行团向中方提供材料借款4.8亿法郎，中国建设银公司垫借工款3000万元，借款年利息率7％，期限15年；中方同意，法国银行团取得叙昆铁路沿线100公里范围以内共同探矿与经营的参与权⁽¹⁰⁷⁾。借款达成后，因核准手续问题，合同延至1940年3月1日始生效。后因法国和越南情势均趋恶化，法方无力履行合同，国民政府交通部宣布自1940年7月1日起暂行中止合同。

至于法国对华军事装备援华和双方军事合作问题，1938年春中德关系出现逆转之时，中国方面转向谋求法国的援助。国民政府特使孙科也赴法洽商，与法国总理兼国防部长达拉第以及殖民部长孟戴尔等法方高级官员会晤。孙科提出中法在远东有共同利害关系，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均应合作，中国特别需要大量军事接济以增强抗战，希望法方分期提供30至50个师所需最新之武器装备，派遣军事顾问来华，两国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保障越南与中国领土之完整，一旦欧洲发生战事，中国可以派遣华工和兵士赴法助战⁽¹⁰⁸⁾。在此前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就法国派遣军事顾问来华及军事合作问题，与法国当局进行了多次接洽。

关于中方所希望的30至50个师的军事装备，法方表示难以直接大批提供，但原则上同意法国兵工厂接受中方的订货。达拉第本人就曾经批准向中国提供20架飞机。经双方谅解，拟在巴黎设立名为“中法公司”的商业公司，作为法方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的中介机构，中方出资1000万法郎（约合国币100万元），法方人士出面主办，专门经理输华军械事宜。在法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允准下，里昂兵器制造厂、马赛南方企业公司、达尔白企业公司、施乃德公司等军工公司，愿意为中方生产各种轻重军械⁽¹⁰⁹⁾。当时中方以现款订购的军械，法方陆续向中方交付，但毕竟数额较小。由于外汇储备拮据，中方迫切希望法方提供大笔贷款，专门用于在法订购，中方偿付方式以提供矿产品等为主。这也是当时中国方面向苏联、英国和美国接洽购办械料时所采取的基本偿付方式。

国民政府还希望法国能够参与中国维持法币汇率的平准基金。在1939年3月初第一次中英平准基金协定达成后，国民政府就向法方提出为中国平准基金提供帮助。中方先由李石曾以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法国代表德尼（Denys），向法国财政部进行接洽。在进行了半官方的洽商之后，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向法国外交部正式提出了口头和书面的要求，明确要求法方为中国货币的稳定提供贷款。另一方面，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在重庆向法国大使戈思默（Henry Cosme，亦译作高思默）也提出同样的要求⁽¹¹⁰⁾。此外，英国方面曾多次探寻与美国、法国共同出面维持中国法币汇率。法国方面一度考虑由法国银行向中国法币平准基金投入总额为2亿法郎的资金，法国政府将对法方银行的投资予以担保，并提出法方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占两个席位。英国欢迎法国资本的加入，但对法方提出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占两个席位的要求颇不以为然⁽¹¹¹⁾。由于英国明显对法国方面加入平准基金管理持排斥立场，也因为中英平准基金的设立未能阻止中国货币的继续贬值，加上后来欧洲局势的变化，法国最终没有向国民政府提供平准基金借款。　

中法之间的军事借款交涉，参与的方面较多，持续时间也较长。

在中国国内，国务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较早与在华法国银行团进行了接洽，1938年8月，法方原则同意借贷⁽¹¹²⁾。法国军火代理商欧迪南（Audinet亦译作奥迪内、奥丁勒）不仅活跃于法国政府、军火公司和中国驻法使馆之间，还数度前往中国接洽。如1939年9月间，他便与孔祥熙签订了一个总额为6亿法郎的合同，法方投资在云南和越南建立军事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各类工厂，以供应中国军队⁽¹¹³⁾。至1940年初，法方对中国矿产品的需求十分迫切，中方则坚持以矿产品交换军事物资。到2月底，法国政府正式同意以军用品换取中国存于越南之钨、锑等矿产品。3月，欧迪南以法国军需部和公共工程部代表的身份秘密访问重庆，进行具体交涉，并与孔祥熙达成协议⁽¹¹⁴⁾。

在法国本土进行的军事借款交涉，进行得最为曲折。最初，在法国的中法公司筹备处进行了有关活动，法国财界和政府有意提供总额为1750万英镑的借款，由中方用于在法之购械，中方以矿产品及毛皮等偿付⁽¹¹⁵⁾。至1938年11月中国特使杨杰抵达巴黎后，一度由他主持有关的交涉。至1939年1月底，杨杰向国内报告已与法方达成借款原则，2月下旬进一步报告了所达成的要目：借款总额4000万英镑，均用于购买军械，一年内分批运华，年息5厘半，6年偿清；中方以金属原料及商品抵偿，由苏联出面担保⁽¹¹⁶⁾。杨杰一度十分乐观，认为可以再接洽借款4000万英镑。实际上，几经周折之后，杨杰在法国主要是同荷兰商人阿鲁福（D．Wolf亦译作沃尔夫）打交道，阿鲁福代表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几家银行，且提出了要由苏联银行作担保的条件。但是，苏联政府表示不愿与外国银行直接打交道，杨又请宋子文向英美方面大银行接洽担保，宋借故推托⁽¹¹⁷⁾。结果，由杨杰负责联系的所谓巨额军械借款不了了之。后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又在巴黎接洽以中国之钨砂向法方抵借巨款，到1940年3月底法方已经原则上予以同意⁽¹¹⁸⁾。但是待到同年6月法国与德国接洽停战后，法国对中国战略物资已不复有迫切需要，对华巨额借款也无从谈起了。

至于中方起初提出的军事顾问，经交涉后法国同意派遣来华。1938年6月孙科、顾维钧提出要求时，当时法国外交部担心引起日本的不满，表示对于向中国派遣军事专家，“必须用最审慎之方式行之”。法国殖民部虽然认为不便派遣现役军官赴华，但提议用半官方的方式处理，由非现役军官个人自由受聘前往⁽¹¹⁹⁾。次年1、2月间，驻苏大使杨杰专程赴法国洽商军械借款，期间也与法方讨论了赴华军事顾问的待遇问题，包括月薪、津贴、特别费等⁽¹²⁰⁾。此外，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也在法国为促成军事顾问赴华，开展多方工作。

最后，在法国总理达拉第的首肯下，1939年2月下旬中法间达成了法国派遣军事顾问赴华的协议。顾问团共九人，均为退役军官，总顾问白尔瑞中将（Berger，亦译作伯奇、白奇）系圣日耳曼军校陆军大学战略专科毕业，曾任法国高级军官训练处主任。其余八名军事顾问也毕业于法国著名军事学校。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法国顾问来华后，可按中方的需要，“或任参谋担任作战计划，或任军队训练，或任陆大教官，或派遣至各战场指导作战”，悉由蒋介石调遣安排⁽¹²¹⁾。但最后实际抵华为七人。

1939年5月，法国军事顾问团抵达重庆后，曾观察地形，研究和拟具重庆地区的防空计划。6月起，法国顾问开始分别在中央军校和陆军大学任教官，后来还安排至航空学校授课。欧洲大战爆发后，至9月下旬法国政府便提出召回在华顾问⁽¹²²⁾。中方当时一方面表示不会强留，但也向法方提出，如果军事顾问全部离华，日本不仅会认为法国行将放弃在中国之权益，并将放弃在越南之地位；在远东局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欲保持中法两国之合作，并维护安南之安全，顾问团实有暂缓回国之必要”⁽¹²³⁾。但是，法国政府仍要求全体在华顾问迅即撤回。离华以前，法国顾问先后赴第四、五、九战区视察。在华期间，法国军事顾问参与作战的策划部署，提出一些关于训练与作战乃至建军方面的建议，受到中方重视，蒋介石曾通令采纳改进⁽¹²⁴⁾。到当年10月，白尔瑞率法国军事顾问团离开中国。

蒋介石曾请白尔瑞返法后为促进中法关系而活动。白尔瑞确实也作了一些努力，特别是在以中国矿砂换取法国军火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方面还希望与法方进行军事领域的合作。双方较早就开始交换有关日军在远东调动的情报，中国驻法使馆武官通过法国殖民部，得以与法国殖民地军的总参谋部合作。中方数度把关于日本在越南活动和计划的情报传递给法国，法方也向中方传递过有关华南日军调动的重要情报⁽¹²⁵⁾。另外，早在1938年4月，驻越南的法国军官格莱尔中校便主动前来，与驻守广州湾的中国第六十二军代表接洽，提议双方合作，防御日军进占海南。此事上报后，经蒋介石批示允准，中方与法越军方继续商洽联络。以后，国民政府两广外交特派员甘介侯与法国驻远东特务机关负责人茂莱就中法军事合作问题多次交换意见，初步拟出了《中法军事合作计划》、《中国与安南合作对抗日本之计划》，主要内容有：中国选送人员前往越南进行训练、组织与武装，中国同时供给劳工，分往法国、越南或其他地方工作；法国供给中国抗战所需之军火、机器及材料；兴筑中国通往越南的铁路以利运输；中国参谋部的该军事计划负责人与越南参谋部成立协定，以便采取共同防御步骤，并取得中国与越南双方军队的合作⁽¹²⁶⁾。当时越南总督和驻越南法军陆军司令马丹（Martin）对双方军事合作都持积极态度。

1939年春，随着欧洲战争风云的日益迫近，国民政府向法国提出了在远东进行军事合作的提议。3月21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在重庆会见法国大使戈思默时，代表蒋介石提出：中国政府愿意同法国政府签署协定，当越南遭到日本侵略时，中法联合进行军事抵抗。戈思默对中方的建议表示感谢，并称法国政府将十分重视这一提议⁽¹²⁷⁾。同时，根据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指示，顾维钧于3月底向法国外交部提出了关于中、法、英在远东实行军事和经济合作的四项意见：1．中法英在远东的军事和经济合作，适当时候邀请苏联和美国参加；2．在对日战争中，三方不得单方面与日本缔结停战协定或进行和谈；3．在军事方面，中国承诺尽力提供作战人力和物资，英法承诺尽可能多派海军和空军在远东联合作战，各方应派出全权军事代表，就详细计划及实行方法进行磋商；4．在经济方面，各方承诺在货币和贸易方面相互支持，并联合制裁共同的敌人。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Alexis Leger）称，法国政府对这个问题也已考虑，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中国的意见，但法国需优先处理欧洲问题，尚未制订处理远东问题的具体计划⁽¹²⁸⁾。

另一方面，蒋介石派驻苏联大使杨杰以特使身份再度前往法国促成上述设想。杨杰经与法国军方磋商后，拟出中法军事协定草案，于1939年5月间报告蒋介石⁽¹²⁹⁾。草案把协定生效时间定于越南遭到侵略之后，而待到协定生效后，法方才承诺对经由越南运往中国的军用品不加限制。换言之，这一规定等于使中方承认了当时法越当局的禁运决定。这一限定使蒋介石感到十分不满，它表明法国当局认为只有当日本进攻越南之后，中法之间才有必要进行公开的军事合作。此外，草案对法方向中方赴越南军队提供军火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规定战争结束后中法军队开回本国，维持战前中法两国原有领土状态。为此，蒋介石将该协定草案压下，没有继续洽商下去。

二　中国输出入货品过境越南的交涉

抗战爆发前，中国在欧洲（主要是德国）所购军火及其他货物，便有不少部分由海路运至越南北部的港口城市海防，然后经滇越铁路（昆明—蒙自—河口—海防）运入内地；中国输出往海外的货物，包括运往美国和德国、苏联的货物，也有相当部分需假道越南。法国一般允予中方货物过境运输，且免征过境税。当时中国也有经由缅甸仰光的假道运输，不仅路线长，且被征收较高的过境税。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大部分口岸因遭战火或被日军占领，经由越南的过境运输更显重要。法国政府处在中方合法、合理的要求与日本的外交及军事压力之间，对中国过境运输军事物资和其他货物时禁时放，成为战时中、法间的重大交涉之一。

1937年8月初，国民政府特使孔祥熙访问巴黎期间，便向法国当局提出，希望法方如以往一样，允准中国过境运货。法方当时就担心战事爆发后，运送军用品将涉及中立问题，引起与日本的纠纷。同年8月25日、9月5日，日本两度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当时中国除了自德国有大批军火输入外，又开始从苏联获得军事装备，而国外输入军火货价之偿付，主要通过输出农矿产品，因而中方更关注法国政府在越南过境运输问题上的态度。

1937年10月17日，法国政府决定，禁止中国方面假道越南运送军火，法方并以担心越南的交通设施遭日本轰炸为理由，答复中方的质询，建议中方改运香港，然后运往内地。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馆曾照会法国外交部，指出：“中国抵抗违约及不法之侵略，实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条约之神圣，法国亦素来重视盟约、非战公约、九国公约之义务，现继续供给军火，实为抵抗成功之要素。”照会并历引中法滇越铁路合同和中越专条有关条款，证明中国假道运输军火为成约所规定，并符合当年国联所通过的有关决议，因此希望法国政府重加考虑中方假道越南问题⁽¹³⁰⁾。经交涉后，法方在不改变禁运决议的前提下，勉强同意中方在途中之货物通过越南，但希望中方慎密处事，勿致泄漏。

此后，法国政局一度动荡不定。1938年1月中旬，以肖唐（Camiile Chautemps）为总理的新内阁成立后，仍然执行前政府的禁止军火假道越南的决议，当时在巴黎进行交涉的顾维钧、李石曾都感到：“法政府慑于日方威焰，对于禁运军火事，不易挽回。”⁽¹³¹⁾而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璈于1月赴河内，与越南总督、东京省行政长官等进行交涉，法越当局把实施禁运的责任归于中方办事人员未能保密，要求中方尽快把此前到达越南的余货尽快转运香港，以免日本的抗议⁽¹³²⁾。3月中旬，勃鲁姆（Leon Blum）组成了新的政府，但不到一个月不得不辞职。4月份由达拉第（Daladier）任总理的新内阁成立后，法国政坛大体上稳定下来，中方加紧了有关的交涉。直至同年7月，法国殖民部长孟戴尔（Geoger Mandel）向国民政府特使孙科承诺：运输军械，可经过安南，经过虽多误会，将来可设法补救⁽¹³³⁾。待到1938年11月杨杰抵法国谈判后，法方再次作出承诺，中方一度认为“假道事全妥”⁽¹³⁴⁾。1939年1月初，法方表示在越境内代运货物当无问题，凡到海防之援华物资，即可视作法国货物，运至大笼后交付中方。但中方另外所希望的将援华物资在马赛交法方包办海运，为法方所拒绝⁽¹³⁵⁾。

待到日军攻占武汉和广州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加大对法方的压力，指责法方违背以往的承诺，使越南成为向中国输入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主要通道，要求法方切实禁止⁽¹³⁶⁾。驻河内的日本总领事甚至向法越当局提出，要求对假道越南运输的中国货物进行检查。法方一方面向日方解释说，除了1937年7月15日以前向法国的订货，自1937年10月之后，已经停止中国假道越南运输军事物资；另一方面拒绝日方在越南行使货物检查权，称在法国主权管辖的土地上，不能允准外国有这一检查权⁽¹³⁷⁾。1938年12月1日，顾维钧照会法国外交部，要求法方修改1937年10月的禁运令。12月24日，法方复照顾维钧，允准中方于1937年10月之前所订购之军事物资，假道越南运往中国；至于民用物资之假道运输，则不加限制⁽¹³⁸⁾。这样，中方对于假道越南的运输问题的担忧，有所缓解，并试图通过进一步的交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1939年2月初日本攻占海南岛，这引起了法国政府的不满和不安。中国大使顾维钧又向法方提出，对日本最简单的报复行动是撤销对中国军用物资假道越南运输的限制。法方也认为，日本在占领海南岛问题上的食言，使法国在中国假道越南运输军事物资问题上有理由采取自由行动。于是，法国政府决定，重新解释1937年10月法国内阁通过的禁运令的范围，即不再按1935年9月法国政府发布的禁止出口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法令所附之清单，而是以范围较小的1925年《日内瓦公约》第一章所列之清单为依据⁽¹³⁹⁾。这就对中国所运物资的限制就要小得多，法越当局一度对包括火炮在内的各种假道运输货物一律放行。

当时，滇越铁路每月运货量约12000吨，而1939年下半年在海防待运往中国国内的积压货物为30万吨。中方曾采取若干措施，以冀提高运量，如商请法越当局增购车辆及机车，利用自海防至云南边境的富良江水道、至镇南关的公路等，但是滇越铁路仍是主要的运输手段。为了能从根本上解决假道越南的运输能力问题，提高货运量，中国方面还积极与法越当局接洽海防自由港建设事宜。早在一年前的1938年1月，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璈在河内就向越南总督府秘书长和东京省行政长官提出过有关建议，法方当时以需要经过立法程序以及考虑投资收益，没有接受。欧洲战争爆发后，假道越南运输日益困难，中方遂重提海防自由港建议。待到1939年11月底，张嘉璈向法国大使戈思默面交节略，主要内容为：海防辟作自由港；中国政府与川滇铁路公司得在自由港埠区域内建置公事房、堆栈，与改装打包设备及加工厂；滇越铁路在自由港埠区域内应予中国以一切设备便利，凡中国政府之物资出入，须完全自由，不受一切限制；川滇铁路公司于自由港埠之开辟，如得法国政府之同意，可酌量投资；中法两政府应会同组织一委员会，讨论节略所提各点⁽¹⁴⁰⁾。但是法方在假道运输问题上的立场更消极，所以没有接受中方关于辟海防为自由港的建议。

1939年9月初欧洲战争爆发后，中国经由越南的过境运输遇到了更大的麻烦。法越当局根据巴黎颁布的战时措施，不准中国方面经由越南运送军火、汽车、汽油，禁止所有已在途中的这类货物进入越南，并限期清理中国在越之相关进出口货物。经中方交涉后，法越方面暂时允准汽油、汽车通过，但对一般货物入口仍实行开箱检查。当时法国与德国处于交战地位；与苏联虽然没有交战，但由于苏芬战争、苏德条约等问题的存在，法苏政治关系冷淡。这样，中国经越南的进出口运输，不仅有来自日本的干扰，还有着德国和苏联的复杂因素。在进口货物上，法越当局的禁运令，尤其是针对中国购自德国的货物，即以1939年9月3日法国对德宣战之日为界，凡中国所购而暂存于越南待运的德国货物，如能证明货款已在9月3日前付清的，可以准许运出越南，但须在1939年10月25日前清理出境；尚未付款及付款日期在9月3日之后的德国货物，将予以没收。以后，经中方多次交涉，法越当局对于不能提供付款证明的货物，可在中国官方机构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予以放行；并放宽了关于德货付款证书和清理出境期限的规定。对于经越南出口的中国货物，如许多矿产、农产品，在1939年9月3日以前订立买卖契约的，可以通过输出，否则也不许通过。法方表示反对中方向德、苏运销，要求强制收买，这类交涉在当时中、法关系中颇为突出。另外，法方还限制在越南通商的中国商民人数目。只是在进行上述交涉时，法国表示对中国的政策不变⁽¹⁴¹⁾。

对于中美借款项下之美国货物内属于所公布为禁运者，法越方面曾准予无限期往中国内运；非中美借款之货物内属于禁运品，如确为中国政府所有，经法越总督许可，亦准无限期内运。法越方面曾提出，自1939年11月1日起对经越南过境的中国货物恢复征收通过税。经过中方的力争，法越方面取消了对中国政府所有之过境货物征收通过税。

与此同时，对法方提出的相关要求，中方尽可能予以满足。1939年10月10日，法越当局向中方提出，希望大量获得中国所产之钨、锑、锡和猪鬃。国民政府外交部认为：“查自抗战军兴，我方物资假道越南，法越政府尚能应我方要求，予我便利，欧战发生后，法国颁布战时法令，对我物资假道亦能于法外设法通融，查核上述要求，既非苛刻，其最近对我态度，又极重要，似宜允其所请，以示互助之意。”国民政府经济部于10月3日即令资源委员会：对钨、锑、锡、猪鬃等出产，“法国如有需要按价收购，中国自当充分供给”⁽¹⁴²⁾。可见，当时在维持越南假道运输问题上，中方确实受制于法方，有求于法方。

嗣后，又发生了法方要求征用中方在越所储存的矿砂问题。1939年11月至12月初，法越当局扣压了中方4000吨钨砂和3000吨锑矿砂，提出优先购买，并称对于今后到达的矿砂也将同样扣留封存。重庆当局向法国大使戈思默提出交涉，另由顾维钧在巴黎向法方说明：这些矿砂原本是中方经由越南出口，以履行与美、英、苏签订的易货合同，以及为了出口换汇的，对中方极为重要，其中仅有极少的部分是准备运往法国的。法方答复称，除了运往英国和美国的部分外，法国将购买余下全部的矿砂。中方再度告知法方，发往苏联的矿砂，苏联当局已向中方保证，将完全用于苏联国内，因此要求法国政府撤销已宣布的先买权。中国政府还把这一纠纷告知美国方面，希望美方劝说法国当局收回成议。

在日方的压力和中方的交涉之间，法方的态度十分暧昧，但总的趋势是加大了对中方的限制。如1940年6月法国与德国停战议和之后，法国对中国矿砂已不再有紧迫需求，也不再担心矿砂辗转流入德国，于是一度解除了对假道运输中国矿砂的禁令。当时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向法越当局商谈过境运输问题时，法方表示至少还有3个月的安全时间，已下令把滇越铁路80％的车皮交中国政府货运。许念曾即提出应尽量利用该段时间，为中方货物过境运输提供便利⁽¹⁴³⁾。然而不久，法越当局便屈服于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重新禁止中国假道越南运输货物。6月20日起所有对华运输均停顿，凡中国货物，不论为官方还是商人所有，均不准经该路运往中国内地。当时中国在越积压待运汽油便有3万余吨，其他物品约6万吨⁽¹⁴⁴⁾。当时中国政府最高当局对于法国禁运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有如下评估：“安南对我运输一切停止，法国之受倭威胁乃意中事，此或甚于倭寇强占安南攫我于安南一切物资也。”⁽¹⁴⁵⁾蒋介石甚至谈到：“今后我因国外接济受影响，作战方略或须放弃一切阵地战。”⁽¹⁴⁶⁾当时，媒体也十分担心越南对华禁运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法越当局允准日方派员在越南各仓库检查有无中国货物。这样，不仅中国积存越南之货物无法起运，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易货合同的履行，包括中国所输出的矿产、茶叶和畜产品，以交换苏联的军械、汽油、飞机等⁽¹⁴⁷⁾。总之，这一局面是中国方面难以接受的，因而立即向法方作出明确反应。

6月21日，许念曾继续向法越当局交涉，得到的答复是：目前只是暂停一切运输，以应付日方的压力，请中方放心，并称如果日本对越发动进攻，法国方面必予抵抗⁽¹⁴⁸⁾。另一方面，6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在重庆的法国驻华大使馆提出了严重抗议。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指出：根据1930年5月16日达成的《中法规定越南及中国边省关系专约》，“法国允许各种货物通过越南，军械及炮火包括在内，中国政府鉴于法国所负上述之特定义务，自有要求其履行义务及维持越南国际通商路线之权；惟年来中国政府对于军械与军火均未要求通过越南，实已尽可能之范围，体谅友邦处境之困难。不幸日本军阀政府，得步进步，近日竟更乘人之危，对于法国政府，肆为公开及非公开之威胁，逼迫其停止中越间之一切运输。法国政府未能坚决拒绝，中国政府实不能不引为深憾。盖日本之要求，在使法国对于亲善之友邦，施以封锁，此种封锁，无论中法条约上或国际法上，均属毫无理由也。法国既未能毅然拒绝日本之要求，其结果必更鼓励日本军阀破坏远东和平之行为。中国政府于此，自不能不有最大之关切。中国政府确信日本在亚洲或太平洋上任何区域，如有军事侵略行为，无论出以何种方式，无非欲藉其侵略所得，完成其征服中国之根本目的。尤属显然者，日本如侵占越南，其目的将不仅夺取法国属地，势必更取道越南以攻华，故日本如在越南等地有武力侵犯行为，中国政府为维持其生存独立与遂行其一贯之反侵略主义计，不能不因日本之逼迫而采取此种局势下一切必要之自卫措施，特此声明”⁽¹⁴⁹⁾。6月24日，外交部又一次向法国驻华大使馆表示抗议。但是，中国方面的迭次强烈反应，最终未能阻止法越当局对日本的妥协，中国经越南的国际通道亦彻底中断了。

1940年6月下旬，日本大本营向越南派出了以陆军少将西原一策为首、海军大佐柳泽藏之助为副的禁运监视团，一行数十名人员前往越南，在河内日本总领事馆内设置了所谓“检查本部”，在海防、老开、谅山等地实施检查，以彻底切断滇越铁路运输物资进入中国⁽¹⁵⁰⁾。监视团入越一个月后，法越当局仍未对货运开禁问题作出任何决定。于是，许念曾总领事直接面见新任越督德古（Jean Decoux），对以下问题进行了交涉：日方仅要求对军用品禁运，而法越当局为何对华停止一切货品的运输，包括中方急需进口的食米、药品、邮政包裹；对中国之货既不准内运，又不准退运，久屯仓库，甚至使租金超过物价；中方存越货品遭越方自行搬去；中方在西贡有大批钞券急需待用，越方既不准中方直接内运，又不准转经马尼拉或仰光运入国内。德古对许念曾的质询虚与委蛇，不置可否⁽¹⁵¹⁾。

1940年9月，法越当局与日方达成日军进驻越南的协定后，在日本的压力下，法越当局宣布自10月23日起，扣压在越南的所有中国官、商货物。中国在越货物约有4万吨，多为军用品，约值国币1亿元，合美金600万元⁽¹⁵²⁾。中方又进行了多次交涉。法越当局原拟将所扣之中国官商货品予以拍卖，中国外交部向法国大使戈思默提出强烈抗议，称如果法国政府不予以制止的话，中方将把在中国自由区的法方财产封存作抵。戈思默承诺改采以下原则：1．越南当局照价征用；2．物主就地自由出售；3．不能销售之货物，存入仓库由越方负责保管。至于中方提出的转口要求，戈思默未予承诺⁽¹⁵³⁾。但是，法越当局却仍然拒绝中方自行出售，坚持要对中方之商货强行拍卖，虽经中国领事馆严重抗议交涉亦无果。中方最担心的是这些货物最终遭到日本的劫持，要求法越当局在扣压货物之后，应承担保全之责任，蒋介石就曾明确向戈思默提出：“予认为海防商货之保全问题，系法国之责任问题，法国应该设法保全。”⁽¹⁵⁴⁾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中方由西南运输处出面，将大部分来不及内运的官有存越物资转售当地的美商信臣洋行（Far Eastern Trading Corporation），同意由该洋行将无关军用者酌量出售于法方指定之商业机构，但其他可以资敌者绝对不售，要求信臣洋行将凡被法越当局或日方攫夺之物资，向美国政府备案，以待战后清算⁽¹⁵⁵⁾。一直到1941年4月初，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还就制止日方攫夺存海防物资、允准华商出售存货、同意中方将存西贡物资转口他运等事项，数度向法国外交部进行交涉，但均不得要领⁽¹⁵⁶⁾。待到1941年5月下旬，积存于海防之中国货物几近悉数被日人武力所劫夺，法越政府却无动于衷，在中方交涉时，竟以“日本既用强力，法方亦无可奈何”相推诿⁽¹⁵⁷⁾。法国外交部则搪塞中方称，已经向日本政府交涉将货物运回，但没有得到日方的答复⁽¹⁵⁸⁾。由于被截货物名义上已经移转美商，中国的交涉未能引起法方的重视，已在预料之中。至于滞留在海防不准外运的华商行号货物，据越南东京中华商会不完全的统计，就有益昌、国际等20多家的48534件，时值86,553,696法郎⁽¹⁵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6月4日曾向法国大使馆郑重声明：对于滞越官、商货物所遭受之一切损失，中国政府保留要求赔偿及采取适当弥补办法之权。具体而言，就是由驻美使馆出面，要求美国政府抵扣法方在美公款。中方还曾考虑直接扣抵法国在华权益，只是考虑到“我在越侨胞众多，侨产为数可观”，担心法方采取报复手段中方将得不偿失，没有马上采取这一措施⁽¹⁶⁰⁾。

鉴于法方始则停止对中国货物之运输，继而允许日军利用越南领土及铁路设施攻击中国，为了保证该路调度执行圆满、施行军事措施，中方遂于1940年9月对滇越铁路施行管理权，即命令该公司所有的法籍、越籍职员服从中国政府管理。待到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对维希政权断交后，同时宣布接收滇越铁路。

三　法方对日妥协和中、法政治关系的倒退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法间不少交涉关系到是否真正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如何看待日本侵华政策的重大原则。

1938年5月当英日订立关于中国海关协定之后，中方希望法国对这种有损中国主权的行为发表公正的看法。5月7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将5月2日郭泰祺致英国外交部节略予法外交部亚洲司长，法答：中国之立场甚强，但不可不兼顾事实，幸英日关税协定系一种临时办法，且主其事者仍为总税务司，中国一方面保留主权，一方面任凭处分，实为最妥之政策⁽¹⁶¹⁾。1938年8月上旬，法国政府获悉，英国准备与国际联盟以及法国出面调停中日冲突；中国方面也在向伦敦和华盛顿进行这方面的接触。当时正值武汉会战期间，法方了解到，尽管形势严峻，中国政府将继续抵抗日本的侵略，因此法国政府认为，出面调停中日冲突是不现实的⁽¹⁶²⁾。而当1938年底汪精卫出逃、次年投靠日本之后，国民政府抗日、反汪的立场更为鲜明，法国方面也没有考虑出面调停中日关系。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法国与英国即考虑与日本妥协，出面调停中日议和，以牵制苏联。8月26日，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官员吉立脱向中国大使顾维钧谈到，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已间接表示将放弃南进政策，法方认为宜由法国发起、英美为后盾，实现日本与中国中央政府的议和，因此希望中方早日将媾和条件告知⁽¹⁶³⁾。8月29日中国最高当局从顾维钧来电中得悉上述动向后十分关注，甚至考虑通过中国西南地区与越南的密切关系，来对法方进行反制⁽¹⁶⁴⁾。同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法方进而要求国民政府与日伪组织合流，当时法国外交部辗转向顾维钧提出，在欧洲战争期间，法国与英国对远东问题无能为力，为了维护在华利益，法国将不得不与日本在中国沦陷区扶持的伪组织往来，因此建议国民政府自动设法组成一个包括中国全境政权之总机关，“一致对外”。得悉法方这一提议后，蒋介石认为：“倭寇自知其组织伪中央无效，而乃借法国之力，转来恫吓，使中央与其伪组织合流，法国不察，受愚至此，其言无异有意侮辱我国家万分也。”他即指示顾维钧明确答复法方：“即使中国灭亡，亦决不出此。……须知今日安定远东之力，实非日本，而不可轻侮蔑视中国至此也。”⁽¹⁶⁵⁾悉知中方的明确表态后，法国达拉第和雷诺两届内阁都不敢再向中方提及与伪组织合流之事。法国殖民部长还向中方解释说：欧战初起时，法国政府得知希特勒将出面调解中日关系，与其让德国、还不如让法国充当中日之间调解人，所以法国外交部方面有所酝酿；如果中国抵抗到底，法绝不作中日妥协运动，亦不赞助汪精卫的卖国行为⁽¹⁶⁶⁾。只是中国政府对于法方的这些承诺，并不敢轻信，并密切关注着有关动向。

1940年3月底汪伪政权正式出笼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便多次访晤法国新任总理雷诺（Paul Reynaud），以及法国外交部、殖民部、国务会议和国民议会的官员，指出汪伪政权只是日本军方的一个工具，中国政府将继续抵抗日本的侵略，希望法国政府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策保持不变，不以任何形式承认南京傀儡政权。顾维钧还代表中国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就上述立场公开发表声明。法方虽然当面向中方表示无意承认汪精卫政权，将继续执行其同情国民政府的政策，但以种种借口搪塞中方的要求，迟迟没有公开表明态度⁽¹⁶⁷⁾。而此前美国、英国都已明确声明拒绝承认汪伪政权。相比之下，法方的含糊态度使得国民政府颇为不满。

在对德战事战场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法国国内政局再度动荡，1940年6月16日由主张投降的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继雷诺之后组成新内阁，并向德国提出停战要求。6月22日，法国向德国签署了降书。7月法国政府迁至维希，实际上成为德国的傀儡政权。在奉行亲日疏华政策的德国政府的影响下，加上日本在远东对法方屡屡施加压力，法国在远东政策上日趋消极，中法政治关系发生逆转。

贝当政府成立之初，便与日本签订协定，确认所谓中国的现状，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需要”。此后，在涉及中国领土和主权等重大问题上，中方向法方进行过多次交涉。

1940年8月8日，就日方向法要求假道越南进攻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内称：“中国于抵抗日本侵略中，如日本不利用外国国土攻击中国时，原无派遣军队进入外国之意，故现在越南边境附近驻扎之中国军队，苟日军一日不入越南，当一日留住中国领土，而不令其开入越境。乃得确实消息，日本必欲派军队在越南登陆，并在越南境内采取他种军事行动，藉以攻击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于此特郑重声明：日本武装果侵入越南时，不论其用何种藉口，并不论其在何种情形之下，中国政府认为此举系对中国领土安全直接与急迫的威胁，当立即同样派遣武装队伍进入越南，俾得采取自卫措置，以应付此种局势。所有因采取此种必要措置而发生之结果，中国政府自不负责任。而法国当局如在越南准许或容忍日方任何军事行动，则所有因是发生之结果，包括越南中国侨民所受身体及财产之一切损失，法国政府自不能避免责任。”⁽¹⁶⁸⁾8月18日，重庆当局接到顾维钧来电，进一步印证了日本已向法国要求假道越南进攻中国。于是，外交部长王宠惠8月28日再度发表声明：日军如侵入越南时，不论其用何种借口，不论其在何种情形之下，中国政府将认为此举系对中国领土安全之直接与急迫的威胁，当立即派遣武装队伍进入越南，俾得采取自卫措施，所有因采取此种必要措置而发生之结果，中国政府自不负任何责任；而法国当局如在越南准许或容忍日方任何军事行动，则所有因是发生之结果，包括在越南之中国侨民所受身体及财产上之一切损失，法国政府自不能避免其责任⁽¹⁶⁹⁾。另外，从8月到9月，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向法国政府外交部、殖民部官员多次交涉，要求法方不要与日本签订允准日军进驻越南的协定。中国方面还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8月21日，蒋介石电何应钦及昆明行营主任龙云，令在军事上及早筹防日军假道越南进攻中国⁽¹⁷⁰⁾。重庆《大公报》8月29日发表了题为《日若犯越我必自卫》社评，以表示中国方面已经作好了迎击日军的准备。

中国方面的担心决非杞人忧天。就在王宠惠发表声明的两天之后，法国驻日大使亨理（Charles A．Henry）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换文，法方原则上同意日军进驻越南，并向日军提供情报和其他军事上的便利⁽¹⁷¹⁾。根据这一换文，驻越南的法军司令官马丹（Martin）与日军代表西原一策少将，于9月4日签署了关于日军进驻越南北部并使用机场的协定。9月22日，马丹与西原签署日军进驻越南北部协定细则，主要内容包括：日方得使用东京（即河内）区的三个空军基地；日军得以6000人进驻越南北部；日军司令部及部队得驻于河内市；日军可在海防登陆，可在海防港区内停泊军舰；日军得根据划定的路线，假道向越南北部国境发动陆上攻击作战（即进攻中国）⁽¹⁷²⁾。当天，法越总督德古发表声明，称上述协定细则“一面对于关系两国间之利益，同样兼及，一面则可以作为法日永久友谊之第一次真诚表现，使在作战中之日军，可以享受其便利。此种由一国可以给予另一国最大的信任的表记，已建立越日双方真诚协调之基础”⁽¹⁷³⁾。事实上，在该协定细则尚未签订的情况下，9月6日日军便迫不及待地开入越南。23日起，日军大批进入越南，25日占领了海防与谅山。进入越南的日军还与法军发生过冲突。这样，中国自云南、广西经越南的对外交通便被彻底切断了。由于日军的侵入，驻河内的中国总领事馆只得南迁至西贡，另委托美国领事馆照管河内华侨的权益。

对于法日间签订关于日军进驻越南的协定，9月下旬中国方面向法方提出了严重抗议，指出该协定已“构成严重违反国际法及国际睦邻关系之基本准则，实系敌视中国之行动”，“中国政府对日军出现于印支边境附近及利用印支作为对中国作战的军事基地一事，保留采取一切必要自卫措施的全部行动自由，并声明由此产生之一切后果，均应由法国政府负责”⁽¹⁷⁴⁾。10月26日，法国大使戈思默在重庆当面向蒋介石作了辩解，称法国在远东的兵力不足，无法拒绝日本对越南的要求，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谅解法国政府现时的艰难处境；据法方军事专家之推测，日方并无假道越南进攻中国之意，日法协定对中国实亦无真正危险，日本现在并无超出协定范围，似不致再有进一步之要求；万一日方再有其他企图，自当先行奉达中方。蒋介石询问了中方最为关注的问题，如河内以北有无被日军所占领地区、海防要塞是否仍在法方掌握之中，然后表示中国素重信义，对法方处境困难极为了解，中法友谊也决不因此受到影响⁽¹⁷⁵⁾。

另外，在获悉日军实际上已开始在越南登陆后，中方于9月10日自行炸毁中越边界的河口铁桥，拆除滇越铁路河口至芷村百余公里一段路轨；并对昆明至河口段施行管理权，委任原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为滇越铁路昆明河口段督办，命令滇越铁路公司所有的法籍、越籍职员服从中国政府管理，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明中国处置之正当。但法国大使馆即于9月21日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中方收回成命。外交部于24日驳回了法方的照会，并且严正指出：“查法方徇日方要求，始则停止对中国之运输，继而又与日本订立协定，允许日军利用越南领土及铁路设施攻击中国。中国政府在此种情形之下，根据中法滇越铁路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调度。为使调度圆满执行起见，施行军事措施，实为必要之步骤，所有该公司职员均应一体遵从。乃法国大使馆于法国政府破坏中法条约，违背国际公法，不顾中法善良邻谊之余，竟复反对中国政府对于滇越铁路施行管理，此种态度，殊不可解。所提抗议，外交部碍难接受。”⁽¹⁷⁶⁾但法方仍不甘心交出滇越铁路的管理权，复由戈思默大使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三点：1．对滇越铁路材料之毁坏损失，保留要求赔偿之权；2．中方不应对铁路桥梁及其他重要土木工程一律予以破坏；3．中方铁路管理当局布告称，滇越铁路法籍人员不能享受领事裁判权，而须受中国军事法令之约束，法方对此点极为注意，中方应设法纠正。戈思默进一步强调：“滇越铁路为法国政府所经营，而非法国人民私有之企业，该路且为法国政府在远东之主要产业，故法政府非常注意。”⁽¹⁷⁷⁾然而，当时对于滇越铁路包括法、越籍职员在内的管理，已经直接关系到中国领土安全和行政主权，中方没有因法方的屡屡交涉而让步。待到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对维希政权断交后，同时宣布接收滇越铁路。

1941年7月25日，因日本占领越南南部的海、陆、空军基地，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发表声明，指出这一行动表明日本实际上已对法属越南全境实现了军事占领，此种发展不仅继续威胁中国西南边境，抑且危及西太平洋其他诸国之权益与领土；中国政府必以全力尽其本职，厉行反抗侵略之国策，以促日本冒险行动之失败；中国政府与人民深信，其他有关各国亦必不至纵容日本扩大其侵略，而使整个西太平洋局势日益恶化，甚或陷于不可收拾之境地⁽¹⁷⁸⁾。26日，外交部发言人对记者谈话时称，中国为自卫计，当采取必要措施。此后，中国政府曾多次向法方交涉，希望允准中国方面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派遣军队进入越南，以驱逐日军，但均遭拒绝。待到1941年12月9日，中国对日本和德意正式宣战后，中方再度向法方提出派军队入越的要求，12月15日法国使馆参赞博德答复中国外交部次长傅秉常时称：1．法国政府决定对此次远东战事严守中立；2．法日所订协定纯系防御性质，后新订之协定内容和性质均未改变；3．越南不愿参加任何攻势行动，因此交战各国应避免采取任何足以使战事扩大至越南领土以内的行动；4．中国政府之要求与法政府在停战协定下所规定之义务相冲突，鉴于目前的困难处境，法国仍愿维持中立⁽¹⁷⁹⁾。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签署之后，傅秉常再度向博德提出该问题，博德辩解说法国政府欲在太平洋战争中保持中立，仍无意参与远东军事行动，且在越日军人数受到法日协定限制，日军在越南绝非预备对华采取任何侵略行动，因此法国政府反对中国政府任何有侵略性的策动，否则战事扩大的责任将全部归于中国政府⁽¹⁸⁰⁾。但在中方看来，法越当局允准大量日军驻扎越南且使用军事基地，时时威胁着中国国土，这种所谓的中立实在是虚伪透顶，中法关系的改善完全无从谈起。

另外，在对待汪伪政权问题上，重庆国民政府与法国维希政府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交涉。由于法国方面在损害中国主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民政府最终与维希政府断交。

1940年9月，上海法租界曾发生法越士兵开枪打死打伤被拘禁的中国抗日孤军的事件。对此，中方曾向法国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同年11月7日，上海法租界当局与日伪达成协定，擅行宣布把上海法租界的中国法院移交于汪伪政权。8日，在上海法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及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在法国巡捕房出面戒备及日本宪兵支持下，被汪伪政权接收。法国方面的这一做法完全违反了中法之间于1931年7月订立的有关协定。对此，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提出严重抗议：“对于上海法租界内自称为中国法院之任何机关当然认为非法，其所有裁判及其他任何行动一律无效。”⁽¹⁸¹⁾国民政府11月16日颁令，暂行停止上述两法院行使职务⁽¹⁸²⁾。通过上述事件，重庆当局已经意识到，在日本的压力之下，法国维希政府很可能进一步损害中国的行政主权，乃至直接与汪伪政权合流。为此，1940年11月30日即日本与汪伪政权签订《基本关系条约》的同一天，顾维钧奉命向法国外交部秘书罗夏提出，根据南京的消息，日本将承认汪精卫政权，柏林和罗马可能继日本之后也予以承认，这种承认影响不了中国的局势，中国将继续抵抗日本的侵略，但希望了解法国政府的态度，特别是考虑到广泛流传的所谓法国奉行与日本合作的政策。当时罗夏说，法国政府不仅没有设想承认“南京政权”，而且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存在，法国政府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¹⁸³⁾。

1943年1月，日本与汪伪政权演出了所谓“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的闹剧后，法国维希政府居然效仿之，于同年2月宣布，将“放弃”在华所享司法特权及其在北平使馆区、上海公共租界、厦门鼓浪屿以及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四市法租界之行政权。同年2月，日军占领了广州湾法国租借地，广州湾法国租借地行政长官还与日本方面非法订立了所谓《法日联防协定》，使日军对广州湾的占领“合法化”。国民政府即提出抗议，并声明中法1899年广州湾租借条约失效。此后，维希政权又不顾重庆国民政府的数度反对，于1943年5月18日与汪伪政权签订了所谓交还在华法租界的协定。5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法国代办彭固尔提出抗议照会，内称：“查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现在南京伪组织，乃日本军事占领区内之傀儡。迭经国民政府通告各国，并正式声明，该傀儡组织如与各国签订任何协定，均为无效。最近本部亦曾向贵大使馆一再声明，法政府不得将法租界交于南京傀儡组织。现查贵国代表，竟与伪组织签订关于归还北平使馆界、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及各处法租界等协定，显属违背国际公法之行为，兹特提出最严重之抗议。除保留一切权利外，并郑重声明，所有法国依照中法间不平等条约取得之租界，北平使馆区、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权，已因法国政府之非法行为，归于消灭，中国政府不再受其拘束。”⁽¹⁸⁴⁾

基于法方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完整与行政主权的行径，重庆国民政府于1943年8月1日发表了与法国维希政权断绝外交关系的声明，指出：查自法国政府迁都维希以后，中国政府为保持中法两国传统友谊及维护两国间彼此利益起见，对之始终予以尊重，并继续维持正常关系，法国在华一切正当利益亦无一不继续获得保护，无如维希政府对于中国之不友谊行动，层出不穷，近且变本加厉，与南京傀儡组织一再签订协定，对于中国政府迭次声明该傀儡组织与任何国家签订任何协定均为无效一节，加以漠视，中国政府对于维希政府此种行为不能再予容忍，兹特郑重宣告，自即日起，中国与法国维希政府之外交关系，即行断绝。声明并重申，由于法国政府单方面采取了非法行为，法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所取得的各项特权及租界、租借地，均已归于无效⁽¹⁸⁵⁾。不仅如此，由于汪伪政权作为日本侵华战争帮凶和傀儡的性质，中方的立场还意味着已经把法国维希政府置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敌对营垒。

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重庆国民政府还与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海外抵抗运动组织—“自由法国”，建立了联系。1941年12月，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国民党中宣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分别在重庆与“自由法国”的代表爱司加拉进行了会谈。爱司加拉代表戴高乐提出，“自由法国”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并向重庆派出常驻代表。1942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了爱司加拉，双方就如何在越南共同对日本作战交换了意见。同年8月，“自由法国”在重庆设立了代表处，另在昆明设立了办事处。1943年6月，戴高乐在“自由法国”的基础上组织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8月1日重庆当局宣布与维希政权断交后，顺理成章地于8月27日正式承认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8月法国解放后，10月中国政府承认了法国临时政府，双方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经济合作、科技与文化交流活动常有进行。1945年8月，中法签订了《关于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至1946年2月，中法签署了平等新约，法国放弃了在华治外法权和一切特权。

第三节　苏联援华与中苏关系的发展与波折

一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加快了谋求改善对苏联关系的步伐，双方开始秘密接触，交换对时局和合作方式的看法。193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立夫在南京曾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中苏缔结军事同盟，藉此阻遏日本。鲍氏认为与中国订立军事同盟会给苏联带来风险，主张先商谈互不侵犯条约⁽¹⁸⁶⁾。当年10月，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与苏方商讨双方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的问题。1937年2月，蒋廷黻与鲍格莫洛夫在莫斯科会谈时，再提中苏政治与军事合作问题。当时苏联方面对签署互助协定持保留意见，但已经在考虑签署互不侵犯协定、采用易货和派出军事教官等方式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威胁⁽¹⁸⁷⁾。鲍格莫洛夫回到中国后，先后与蒋介石、王宠惠、孔祥熙、陈立夫、张冲、孙科等会谈多次。特别是在与中国外长王宠惠会谈时，鲍格莫洛夫提出与中国共同防御外患的三方面步骤：1．以中国政府名义发起太平洋地区有关国家举行国际会议，商订互助协定；2．中苏订立互不侵犯协定；3．中苏订立互助协定。当时中国方面主张先订中苏互助条约，苏方则以为须先试召集太平洋会议，如果不成再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方可减少德、意等国之疑忌反抗⁽¹⁸⁸⁾。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事趋于扩大化，国民政府加速谋求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当时驻苏大使蒋廷黻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关于卢沟桥事变的书面照会，内称：“中国必须使用它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来保卫其领土、民族的荣誉和生存时，它准备采取为国际法所公认的和平方式来解决同日本的争端”⁽¹⁸⁹⁾。中方并草拟了中苏互助协定的草案，重点写明一旦中国和苏联远东地区受到第三国直接或间接侵犯的威胁时，两国应立即商定办法，实施国联盟约第十条；中华民国或苏联领土受第三者之直接或间接侵犯时，两国应进行相互的军事和其他援助；为履行上述义务，规定经双方同意，一方的军队可调至对方领土等⁽¹⁹⁰⁾。1937年7月19日，陈立夫向鲍格莫洛夫指出，他受蒋介石委托向苏方表示，国民政府准备随时与苏方签订互助协定，另外蒋介石希望把苏联对华借款的总数扩大到1.5或2亿中国元，武器转交期限应缩短到一年内，借款偿还（用商品）期限应在五年后开始并经十年还清，以及中国政府希望获得的武器，如飞机、坦克、口径为37毫米的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口径为20毫米的同类炮、75毫米的高射炮。鲍氏认为，中方再次提出互助条约问题，是迫于日本的压力。因此，苏方可以考虑中方对武器的要求，但坚持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理由是我们应有保障，我们的武器不会用来反对我们”⁽¹⁹¹⁾。7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会见鲍格莫洛夫，向其转达蒋介石的意见，促使苏联尽快提供军事援助，以应付事态的迅速恶化。中国的局势和国民政府的坚持一度使鲍格莫洛夫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致电苏联政府建议先从商务方面入手，使中国获得军事物资。但至7月底，苏方明确把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向中国提供军事物的先决条件⁽¹⁹²⁾。至于中苏间互助条约之订立，苏方认为则尚须继续磋商。

于是，蒋介石与鲍格莫洛夫就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节，进行了会谈。鲍氏坚持，如果不在互不侵犯条约中做出起码的保证，苏联不会向中国提供武器，苏联政府要确保苏联的武器不会被用来对付自己。蒋介石指出，苏联不必担心中国会用苏联提供的武器来进攻苏联，在中日谈判中，日本的基本要求正是缔结反苏军事联盟，并准备为实现这一要求准备作出更大让步，但中国政府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不会去迎合这一要求。但最终蒋介石同意在没有任何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条件下，与苏方立即开始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¹⁹³⁾。双方在此次会谈中还商定，双方各自准备谈判草案，然后由鲍格莫洛夫与王宠惠进行下一步的谈判。

8月8日，陈立夫代表中国政府向鲍氏递交了中方草案⁽¹⁹⁴⁾。8月12日，鲍格莫洛夫与王宠惠商定，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立即生效。中方原先曾担心，签约将意味“苏俄赤化宣传与外蒙古主权独立之默认”，但最后确定的文本澄清了中方的上述疑虑⁽¹⁹⁵⁾。8月21日晚，王宠惠与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全文共四条，其主要内容为：中苏双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本条约之条款，不得解释为对于在本条约生效以前，两缔约国已经签订之任何双面或多边条约，对于两缔约国所发生权利与义务，有何影响或变更；本条约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¹⁹⁶⁾。双方还口头约定，苏联承诺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则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

在中苏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涉过程中，中方高层也有反对意见，但在蒋介石的决断下，排除了这方面的异议⁽¹⁹⁷⁾。另外，在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前，中方还专门向英国、德国政府作了说明。8月30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在南京和莫斯科正式公布。蒋介石认为：“对俄外交应促其加入战争。”他曾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乐观地宣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订立，意味着“苏俄终将加入对日战争”⁽¹⁹⁸⁾，从而对于制止日本侵华战争将产生直接效果，可是中方的这一期望落空了，苏联一直到1945年8月才对日宣战。

二　围绕对华军事援助的交涉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不久，中国便在获得苏联军事援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前所述，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中国方面就已经与苏方讨论过获得苏联制造的武器和军事装备问题。“八一三”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曾派航空署军务处处长沈德燮秘密赴苏联，与苏联政府接洽购买军用飞机，当时中方的要求是：驱逐机200架，重轰炸机100架，并聘飞行员二三十人，把运至新疆的苏联飞机驾驶至兰州⁽¹⁹⁹⁾。这可以视作以后杨杰使苏正式接洽军援的先声。

同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本身并没有直接规定双方有“互助”的义务，但无疑意味着苏联在援华问题上将持积极态度。条约签署之后，鲍格莫洛夫就对华提供军事物资与中方进一步交换意见。8月27日，双方就军火供应问题达成原则协议，由苏联向中国提供价值1亿元法币的贷款，该贷款用以从苏联获得中国所需的军火物资，苏方承诺向中国提供200架飞机和200辆坦克，关于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的购买问题将由中国派出的代表团在苏联与苏方谈判解决；苏方同意在协定生效的第一年中国可不偿付贷款，从第二年开始五年内付清；在协定中苏方坚持以全部贷款的三分之四得到中国的金属，四分之一得到茶叶和其他消费品；条约以英镑形式缔结⁽²⁰⁰⁾。

为了落实上述交涉的成果，中方立即派出了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次长杨杰为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这个代表团的名义是“考察实业”，但从其实际使命而言完全是一个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杨杰一开始就向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提出了购买军械的要求。当时苏方在原则上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如11月18日，在张冲回国前，伏罗希洛夫要求其向蒋介石转告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并表示一旦中国抗战到生死关头，苏联将出兵。同时，苏联希望中国作长期抗战的准备，苏联将继续尽量接济维持中国所需飞机、重炮、汽油、坦克等装备⁽²⁰¹⁾。但是，中方各项具体的要求，都需要双方之间经过多次交换意见才能达成谅解。

受伏罗希洛夫的委托，自9月9日到10月4日，苏联炮兵委员拔也夫、空军委员拉宁与中方进行了多次会谈，讨论中方拟购军械的品种、数量、式样和运华途径等问题⁽²⁰²⁾。杨杰等提出，希望苏方让售的飞机数增加至350架，即重、轻型轰炸机各100架，驱逐机150架。会谈中，杨杰特别强调：“余等来贵国时，蒋委员长曾命购超重轰炸机，作为空袭日本内地之用，若此项超重轰炸机未能购成，则余等此次来苏任务即不能全部完成，务请贵方允诺。至于机数，并不求多，有五十架即够。”⁽²⁰³⁾这一购买超重轰炸机的要求虽转至伏罗希洛夫，但起初苏方仅同意拨与中方6架。后经磋商，苏方同意提供重轰炸机70架，驱逐机165架⁽²⁰⁴⁾。另提供约合飞机数10％的备用发动机即23个；飞机炸弹78200枚，共1900吨；飞机机关枪子弹共1500万发，约合飞机总价额10％的附件，并派飞行教练及技师89人赴华。至9月中旬，苏方已经承诺让购的其他军械有：坦克82辆及为坦克总值10％的附件，外加修理车5辆，坦克炮弹12.3万发；45公厘口径反坦克炮50门，高射炮20门及4万发炮弹，机关枪1000挺，子弹1000万发。在会谈期间，双方还着重讨论了飞机等军械起运的时间、方式等问题。应苏方的要求，中方对自新疆到兰州途中各机场加以修整扩建，储备汽油及其他必要设备；修整公路，以备数以百计的卡车运送所购物料；并规划取道法属越南的海运路线⁽²⁰⁵⁾。上述洽商军事援助的初步进展，对于抗战爆发伊始迫切需要国际援助的中国而言，是极大的鼓舞。

当时国民政府对获取苏联军援抱很大的期望，蒋介石数度致电杨杰、张冲，要求争取更多的军援。根据蒋的指示，杨杰向苏方提出获得20个师的武器装备的要求。经磋商，苏方同意，除步枪由中方自备外，苏方共提供115公厘重炮80门，炮弹8万发；76公厘野炮160门，炮弹16万发；37公厘反坦克炮80门，炮弹12万发；重机枪300挺，轻机枪600挺，枪弹共1000万发；双翼驱逐机62架，附全副武器弹药。上述兵器总数量少于中方提出的要求，苏方的理由是，师之编制，应以灵活性和精于火力运用，而不必过于扩大编制。中方则强调日军装备十分精良，希望日后继续提供军援。但是，即便是按照苏方承诺的数量，上述装备中的飞机和轻武器弹药之一部分自陆路运华，中方就须组织16吨的货车1000余辆在边界接运，其余的则由海路运抵越南，再转运中国内地⁽²⁰⁶⁾。1938年3月起，上述20师装备及60架飞机开始起运⁽²⁰⁷⁾。

但是，经过华北战场、淞沪战场几个月的激战，中方械弹消耗极大，蒋介石不甚满意杨杰在20个师装备问题上与苏方初步达成的结果，认为苏方提供的数量与中国实际的编制和需要相差甚远。1938年1月初，蒋介石指示杨杰在苏联继续交涉，具体目标是：105公厘重炮80门，76公厘野炮160门，37公厘反坦克炮80门，重机枪300挺，轻机枪600挺。并强调轻、重机枪需用最急，务请速运⁽²⁰⁸⁾。同年2月初，蒋介石还指示杨杰向苏方接洽反坦克炮500门，手枪5万枝，重机枪2000挺，迫击炮300门，以及大量的弹药⁽²⁰⁹⁾。但是，直到3月中旬，苏方还是坚持原先答应的军援数量。

这样，从1937年9月起的约半年时间里，经杨杰在莫斯科交涉而获得的军械主要是以下三种账单⁽²¹⁰⁾：

甲账单，飞机共232架（其中轻轰炸机62架，重轰炸机6架，驱逐机156架，教练机8架）以及若干附属器材；坦克82辆及附属器材；76公厘高射炮20门，45公厘反坦克炮50门，配件若干。

乙账单，即20个师的装备：76公厘野炮160门，115公厘榴弹炮80门，炮弹共24万发；37公厘反坦克炮80门，炮弹12万发；马克西姆机枪800挺，德克恰辽夫机枪1100挺，枪弹共2000万发。

丙账单，双翼驱逐机60架，其他飞机5架，飞机配件若干；汽车400辆。

上述三种账单的军械及相关物资，从1937年10月24日至1938年2月14日期间，陆续为国民政府代表所接收。所有物资加上运费等，总计48,557,436美元，按当时的汇率，约合中国法币16000余万元。总之，经过杨杰等人的交涉，苏方提供的轻型飞机和轻型武器的数量方面有所增加，但重型飞机和重型武器方面则远不能满足中方的要求。对此，苏方也给出了解释，如1939年7月10日伏罗希洛夫答复杨杰时称：目前决定运华武器，已超过第一次借款数额，以后能力所及，随时均可办理。不过苏联敌人过多，东西两方，皆须兼顾，尤以蒙伪边境，日在不宣而战之状态中，苏联不能不积极备战，助华程度，只能以无伤国防为限⁽²¹¹⁾。对此，中国方面也颇为无奈。

由于向苏联订购军事物资的交付、输华及中方的偿付办法，均涉及中方的财政收支状况，1938年春曾由宋子文与苏联驻华大使卢干滋商洽具体事宜。中国所需军事物资价款巨大，当时中方无法在易货农矿产品方面满足苏方要求，但又拿不出现汇，这一难题使得中方十分为难⁽²¹²⁾。后来通过谈判，由苏方提供新的大额贷款方式予以解决，详见下文。

基于寻求后续军事援助谈判的需要，1938年5月起，杨杰正式出任驻苏联大使，并以这一身份开始了新一轮的接洽。当时正值武汉会战开始，中方迫切希望尽快达成订货并启运，蒋介石本人就多次电催杨杰，指示急需的飞机、大炮种类和数量，甚至直接致电伏罗希洛夫转斯大林，恳切陈词：“唯目前需要驱逐机及重轰炸机之增加补充，异常迫切，各种俄炮弹亦不足用，如能迅得此项充切接济，则抵抗力量立可增厚，务请速予提前借给，即日起运，以应急需。飞机应用更急，如能早到一日，则我方战事胜利之成分即多增加一分。”⁽²¹³⁾但是，直到8月初，“苏俄对购械合同托辞不肯签约”，蒋介石担心苏方对武汉战况持观望态度，曾向苏方表示：“无论其对倭战与不战，中国必与苏俄始终一致也。”⁽²¹⁴⁾中方的努力收到了回报，8月11日双方达成了价值达12000万元的军械订单，主要包括轻轰炸机120架、重轰炸机10架、驱逐机220架、教练机100架、小高射炮100门，以及备用发动机120台、其他飞机配件、飞机厂设备和航校设备等⁽²¹⁵⁾。8月17日，蒋介石再度致电苏联当局，称武汉会战之需，请苏方尽速将中方所订之军火起运来华⁽²¹⁶⁾。8月23日，由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与苏联大使卢干滋（Ivan Lugants Orelsky）商谈借款购械事宜⁽²¹⁷⁾。除杨杰之外，国民政府还先后派遣孙科、贺耀组以特使身份赴苏联，他们对于达成军械订单和与军援直接相关的贷款协定、催运安排重要物资，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方面先后四次向苏联洽购军械，第一次系于1939年6月26日，由蒋介石致电当时在苏联的立法院院长孙科转交苏方。第二次于1939年9月30日，由在华苏联总顾问崔可夫在衡阳用无线电向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提出。第三次由国民政府特使贺耀组于1940年1月20日面呈伏罗希洛夫四类拟购军械表，共11800余万美元，并于同年3月中旬向苏方提出修正，即将所列购买兵工材料之美金3000万元，改购步枪8万枝及15公分榴弹炮96门。第四次系于1940年8月末由军事委员会将贺耀组所提方案再度加以修改，交新任驻苏联大使邵力子携苏交涉⁽²¹⁸⁾。在国际局势复杂、交通条件困难以及中苏关系出现反复的情况下，那些达成协定的军械的启运、运输和最终向中方交付，也还有很长的过程。根据苏联学者的统计，战时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械有：1235架飞机，1600门大炮，14000挺机枪，大量卡车，航空汽油，弹药等；5000多辆由苏方人员驾驶的载重卡车沿着2700多公里的运输线，把军用物资运到中国。到1939年1月中旬，在中国有3665位苏联军事专家，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²¹⁹⁾。

除了提供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之外，派遣军事顾问赴华，是当时苏联军事援华的重要方面。

继德国撤走军事顾问、广州武汉失陷，以及日苏之间发生张鼓峰、诺门坎事件后，中苏之间一度酝酿进行较全面的合作。蒋介石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派遣党务、政治、军事顾问来华。至1939年7月初，斯大林表示原则上同意，先派遣军事顾问，续派党政顾问⁽²²⁰⁾。7月9日，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还联名致电蒋介石，称苏联将在力所能及之情况下，帮助中国完成解放事业，并指责日本对英国和苏联、外蒙古的攻击⁽²²¹⁾。

实际上，至迟到1938年，苏联军事顾问就开始在国民政府有关军事部门服务。1939年1至12月，在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总人数分别是46、45、51、47、47、56、55、60、75、85、95。苏联顾问涉及的兵种有：炮兵、一般军事、通信、技术员、工兵、辎重、军医、化学、炮科技师、防空、高射炮、战车炮、战车、战车防御炮、公路工程、汽车机械、机械化。这些军事顾问分配的机构和部队分别是：总顾问室8人、军令部7人、军训部4人、军政部军医署1人、军政部兵役署1人、军政部兵工署2人、一战区长官部4人、二战区3人、三战区4人、四战区4人、五战区7人（12月）、八战区1人、九战区7人（11月）、十战区2人、通信兵学校2人、炮兵学校2人、炮7旅司令部1人、步兵学校2人、机械化学校5人、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2人、桂林参谋训练班2人、桂林行营5人、第五军5人（均战车）、桂林防空司令部1人、后方勤务部4人、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3人、天水行营7人（其中1至2人兼十战区顾问）。另外，1939年6月起一些集团军也开始配置俄顾问，分别是第二、五、十二、十五、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集团军，以及工兵学校、陆军大学、第十三军、炮兵十一团、炮兵二旅二十团等⁽²²²⁾。自1938年德国军事顾问撤回之后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中国军队和军事部门中，虽然也先后聘任过少数法国军事顾问，但苏联军事顾问无疑人数最多，时间最长，起的作用也最大。

三　中苏三次信用借款协定及其实施

抗战时期与寻求苏联军事援助相应，中、苏之间先后三次达成信用借款协定，并因实施这些协定两国之间的易货往来延续了数年。

如前所述，中苏在抗战爆发前夕接洽中，双方就已经提到过苏方将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帮助中国获得军事物资，中国可以苏方所需的农矿产品偿付。待到抗战爆发，杨杰、张冲赴苏联进行具体交涉时，苏方曾要求中方全部或部分支付现金，中方则反复申述确实无法以现汇支付所定购的军品，苏方表示谅解，但希望中方尽量提供金属原料，并以农畜产品补充⁽²²³⁾。双方很快确定，以信用借款的方式解决中国在获得苏联军事物资过程中的现金困难⁽²²⁴⁾。

第一次信用借款系于1938年3月1日达成，借款额为5000万美元，年利息率为3％，自1937年10月31日起计息，即按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军用品的日期计算，但还本期是从1938年10月1日起开始还本，五年还清⁽²²⁵⁾。这样，从动用到清偿的实际年限为六年。

鉴于中方需定购的军事物资价款巨大，遂于同年7月1日即第一次信用借款协定达成仅四个月后，双方又达成了第二次信用借款协定，借款额也是5000万美元，利息率3％，自7月1日起计息，还本则是自两年后的1940年7月1日起的五年⁽²²⁶⁾。借款的实际期限等于七年。

然而，这两次信用借款达成之时，双方并没有在协定上正式签字。首先是对于借款协定的具体条款文字，双方都有一个审核认定过程，直到1938年7月11日，苏方才通知中方对于两次借款协定草案审查完毕，待中方认可后便可签字生效⁽²²⁷⁾。到8月初，苏方又要求国民政府为在莫斯科的中方代表出具专门的全权证书。为了节省时间尽快完成两份借款协定的签字，经苏方同意，中方采取了权衡办法，即国民政府方面把两次借款的两份全权证书送至在华苏联大使馆，再由苏联大使馆转报苏联政府⁽²²⁸⁾。得到苏方同意后，中苏第一、二次信用借款遂于1938年8月11日签署，代表国民政府在协定上签字的是业已成为新任驻苏大使的杨杰，代表苏方签字的是对外贸易部长米高扬⁽²²⁹⁾。一年之内达成的这两次信用借款总额达到1亿美元，对于缓解当时中国获取苏联军需物资的支付压力，有较大的作用。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政府必须从苏联获得更多的外来军需装备，这也就意味着在支付方面中国必须与苏方达成新的安排。1939年4月，立法院长孙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再次抵达莫斯科，谋求进行第三次信用借款。蒋介石十分重视孙科这次使命，希望从苏方新获得1.5亿美元的借款总额⁽²³⁰⁾。5月13日，孙科分别会晤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苏方原则同意按照中方的要求提供第三次信用借款，数额为1.5亿美元⁽²³¹⁾。5月15日，孙科与米高扬就借款协定的各项条款，包括数额、动用期限、利息率、偿付期、偿付方式等，达成基本的谅解⁽²³²⁾。此后，双方进一步具体落实各项问题。1939年6月13日，中、苏之间在莫斯科正式达成了第三次信用借款协定，由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国民政府特使、立法院长孙科代表中国政府签字，代表苏联政府签字的仍为米高扬。这次借款数额达1.5亿美元，年利率3％，自1939年7月1日起计息，自1942年7月1日起的10年内还本⁽²³³⁾。借款实际期限为13年。

这三次信用借款总额达2.5亿美元，均由孙科、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根据借款合同的规定，三次借款均用于向苏联“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之用”；中方以向苏方出售农矿产品的方式抵偿债款。这意味着中国在获得已经签约的苏联军事物资的支付压力，得到了较大缓解。

然而，上述三次信用借款的动用情况不尽相同。1939年底爆发的苏芬战争，1941年《苏日中立协定》的签署，都使中苏关系蒙上了阴影；1941年6月又爆发了苏德战争。在新的局势下，苏方中止履行业已达成的借款协定，遑论提供新的借款了。

战时苏联向中国提供的三次信用借款共2亿5000万美元，按照结算日期，中方实际动支共九批，历次实际动用概况如下：

批次
结算日期
动支额
（美元）
要目

一
1938年6月10日
30,321,164
飞机232架，坦克82辆，高射炮20门，反坦克炮，飞机附件零件、炮弹

二
1938年6月20日
8,379,293
机枪2000挺，76公厘野炮160门，115公厘野战重炮，反坦克炮80门，机枪和步枪子弹各1000万发，炮弹36万发

三
1938年6月27日
9,856,979
飞机65架，汽车400辆，备用飞机发动机及其他零件，232架飞机的整套武器设备，各种运输费

四
1938年9月28日
29,601,215
飞机180架，备用发动机106套，机枪2000挺，汽车300辆，37公厘炮500门及附件零件，炮弹70余万发，步枪子弹2036万发，700辆汽车之零件，各种运输费

五
1939年9月1日
21,841,349
飞机120架，发动机83台，飞机其他附件若干，机枪子弹510万发

六
1939年9月1日
18,622,024
大炮250门，机枪4400挺，步枪5万枝，卡车500辆，炮弹50余万发，航空炸弹16500枚，子弹1万发，运费

七
1939年11月1日
3,909,725
飞机53架，发动机11台，汽车30辆，飞机零件

八
1941年6月1日
49,520,828
飞机250架，机枪1300挺，高射炮250门，汽车320辆，高射炮弹30万发，炮弹18000发，炸弹14600枚，子弹3700发，飞机装备23套，石油产品

九
1941年6月1日
1,123,232
飞机4架，发动机21台，机枪子弹16700发。石油产品

资料来源：中央银行1948年编《中苏信用借款节略》，见于《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61页。各年动支要目见于李嘉谷：《抗战时期苏联援华飞机等军火物资数量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第128—141页。

进一步分析可看出，第一次和第二次信用借款，苏方均全额供货，中方全额动支；第三次信用借款合同定额为1.5亿美元，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方交货73,175,809美元，战争爆发后停止交货。这样，至1941年6月，三次借款中方共动用173,175,809美元。所动支的款额均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苏方购买军火和军用品。

中国对于苏联三次信用借款的实际动用总额，其相应利息总额为28,603,897.13美元，中方以苏方所需的农矿产品抵偿借款本息，自1938年到1945年11月底，已向苏方交付农矿产品价额达131,016,271.11美元，尚欠本息70,763,626.02美元，实际上已经清偿了第一、二次借款的本息，第三次借款则正在清偿中⁽²³⁴⁾。

根据苏方的要求，每年应偿债额中，农矿产品各半分摊。其各年具体偿付情况如下（单位美元）：

偿付年度 | 应偿付本息额 | 实偿农产品 | 实偿矿产品
1938—1939 | 6,796,320.57 | 10,059,687.61 | 7,536,703.93
1939—1940 | 8,354,480.00 | 8,424,414.89 | 7,937,089.74
1940—1941 | 11,487,980.00 | 8,919,416.73 | 11,554,269.85
1941—1942 | 11,563,480.00 | 6,215,904.53 | 11,487,731.79
1942—1943 | 12,003,215.00 | 8,330,073.67 | 11,939,950.13
1943—1944 | 6,669,420.00 | 6,285,389.88 | 10,356,336.41
1944—1945 | 16,805,373.00 | 5,876,950.75 | 9,276,000.61
1945—1946 | 4,390,469.50 | 11,443,697.85 | 8,077,546.77

资料来源：中央银行编《中苏信用借款节略》（1948年），《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60—67页。

中方原由财政部所属之贸易委员会统筹办理以农矿产品偿付苏联贷款，后矿产品易货偿债事宜改由资源委员会主办，农产品则由贸易委员会交所属之复兴公司具体办理。至战后，农矿产品易货偿债统由中央信托局接办。历年交货地主要有猩腥峡、昆明和宜宾等地。虽然战时中国运输条件非常困难，中方仍尽力设法运交苏联方面。应当指出，战时中方每年向苏方交付农矿产品价额的计算标准，原订以纽约市价为准，但实际上战时各国均统制物价，并无自由市价之存在，只能参酌成本及过去价格决定，中、苏双方时常发生争执。从各年偿付情况来看，似乎中方在农产品的交付上多有拖欠。实际上其中涉及诸多因素。中方运苏之同一种类农产品，往往产之于不同地区，部分产品的规格与样品不尽相同，苏方动辄严厉挑剔，拒绝签收；部分农产品因未能提供卫生检验注明书（有些产地根本没有卫生机构）而遭苏方拒绝签收；战时中国内地交通条件落后、困难，农产品产地又较为分散，及时交付货物的确不易；另外，在苏方挑剔拒收的情况下，中方考虑到运回国内往返运费损失过巨，往往只能降级折价交付，从而使得已交付农产品的总价额显得低下⁽²³⁵⁾。

四　欧战爆发后中苏政治关系的波折

在1937年8月达成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中以谋求军援和贷款为重点，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不无分歧，但总体发展趋势还是令中方较满意的。

与此同时，鉴于抗战爆发后德国逐渐转为亲日疏华，召回军事顾问和驻华大使，使得中国的战略地位受到损害，中方非常注意维护中苏之间的政治关系，关心苏联对中日战争的基本态度。

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和欧洲大战的爆发，中方十分担心苏联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而使日本得以自满、蒙抽调兵力，向中国战场施以更大的压力，因而密切关注着苏日关系的演变，进一步明确把防止苏日妥协作为对苏交涉的重点。1939年9月上旬，蒋介石连日约见孔祥熙、王宠惠、张群、朱家骅等，指示外交方针：“欧战如果扩大，我国外交方针应注意两原则：一、不使日寇加入欧战为第一义，二、不使俄日妥协为第二义。……我国参加欧战后，俄日如果妥协，对我亦不能加重困难，以我已固守西南，能自主也。……我国对欧战政策之惟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媾和时，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联带解决也。”⁽²³⁶⁾鉴于当时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称，德国和意大利正在诱使日本向苏联提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国民政府遂由驻苏大使杨杰在莫斯科向苏联外交部探寻真相。尽管苏方称“尚无所闻”，但杨杰亲耳听到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所作外交报告中谈到：苏联对外政策之要旨在于“减少敌人，今日为敌，明日亦可为友”，凡对苏友好之国家，苏联都可与之订立互不侵犯条约⁽²³⁷⁾。对此，重庆方面非常紧张，即由张冲向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表示，中国人民对传说中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持反对态度，另向在重庆的苏联军事顾问及塔斯社记者表明了同样的观点⁽²³⁸⁾。同时指示杨杰向苏方表明，根据1937年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不得与日本签订该一条约。9月7日，苏联大使潘友新在重庆向蒋介石转达斯大林复电：一、（俄）未与倭谈妥协；二、（俄）与英、法、波（兰）（关系）如常；三、远东有事，当先通知于我⁽²³⁹⁾。但重庆方面并不放心，接连电示杨杰了解日苏是否仍在继续谈判边界纠纷以外之问题，尤其是日苏停战不侵犯条约。苏方则向杨杰表示，日苏之间悬案颇多，如承租权、煤区暨渔业各项问题，“如日方继续请求谈判，苏联亦可讨论，惟决不能违反中国之利益及危害中国之抗战。至不侵犯条约，目前日方并未提出”⁽²⁴⁰⁾。除了杨杰之外，国民政府还在9月6日致电在莫斯科的中国特使孙科：“传苏日将订不侵犯条约，盼注意查示。”由于当时英国报纸称系德国驻苏大使在居间拉拢，孙科向驻莫斯科的德国、意大利使馆探询消息，德、意方面均予以否认，“此间德义使馆，均否认，德参赞言绝无其事，义大使谓德欲拉日对英，当或希望苏日和缓，但彼意苏援华政策不易改变，故对日妥协，实不可能”。而在莫斯科的美、法使馆亦对苏日妥协的说法不以为然⁽²⁴¹⁾。这样，国民政府稍稍松了口气。

以后，国民政府明确了对欧洲持中立态度，但依然警惕着苏联与日本之间实行妥协的动向。1939年9月15日，苏、日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诺门坎冲突的停战协定后，国民政府对苏、日之间谋求妥协的疑虑进一步加剧了。同年11月，蒋介石在与潘友新会谈时提出，希望澄清有关苏联将与德、日联合瓜分中国的传说，并探询苏日通商谈判的情况。潘友新虽然否定了联合瓜分中国的说法，但却表示苏联与日本通商“无何妨碍”。蒋介石即对苏方的态度极表忧虑，指出日本在实现打击国民政府以结束中国事件之后，日本将以全力对付苏联，从而对中国抗战与远东前途极为不利，同时希望苏联在远东政策上能与美国一致⁽²⁴²⁾。

1939年底苏芬战争爆发后，国际联盟迅速介入，因苏联拒绝国联调停，进而引发了国联会议给予苏联开除会籍之处罚。当时中国既要表达对苏芬冲突的基本观点，又要维护与苏联的良好关系，这在英法控制下的国联会议上，颇为难办⁽²⁴³⁾。12月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中国对于苏芬战争应取态度时，军政部长何应钦便提出：苏联助我抗战，贷款三次共达25000万美金，我不可在国联投票，反对苏联⁽²⁴⁴⁾。由于中国代表没有在国联有关会议上为苏联辩护，且在国联行政院关于开除苏联会籍的表决中投的是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苏联对中国极为不满，对华军援转持消极态度。虽然当时蒋介石亲自会见苏联大使，竭力说明中方的立场⁽²⁴⁵⁾，试图减少这一事件对双边关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苏方的反应非常强烈。苏联外交部次长拉代夫斯基便在会见国民政府代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时，故意向中方表示有与日本在满蒙划界、苏日商约等方面与日本“逐渐接近可能”⁽²⁴⁶⁾。旋即，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更向即将回国述职的驻苏大使杨杰提到，苏联援华之前景当“视中国之态度如何”，“苏联对华政策，仍是一贯，但国联开除苏联会员籍时，如中国代表反对，决不致有此结果，此次中国出席国联代表之举动，无异帮助英、法打击苏联，是何用意，令人难解，截至今日止，中国方面未见有任何人向苏解释此次用意之所在，希望贵使报告贵国政府”。莫洛托夫也向杨杰承认苏、日之间正在进行商约的谈判⁽²⁴⁷⁾。接着，莫洛托夫在会见因杨杰回国暂时主持驻苏使馆工作的贺耀组时，更为直接地质问道：“此次国际联盟开除苏联会员国，中国出席代表未援助，是否中国改变政策之先兆？中国政府对中国出席代表究作何训令？”莫氏认为，中国政府事先不可能不知道国联将有开除苏联会员国之表决，甚至认为国联会议上的风波是英、法、美策划的结果，且三国以援助中国抗战为条件对中国代表进行过活动；莫洛托夫不接受贺耀组的解释，同时拒绝谈军援事⁽²⁴⁸⁾。与此同时，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也两次改变会见贺耀组的约期⁽²⁴⁹⁾。

鉴于苏联方面反响之激烈，蒋介石一方面向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做了说明，并指示贺耀组向苏方正式表示：“此项国联开除苏俄会籍，为我所意不及料，如事先预知，我政府必电令我代表反对此举，惜乎事先毫无人知悉，即在会前我顾（维钧）代表与日内瓦之俄代表连续接见三四次，而俄代表亦未谈及于此，并未对此作何准备也。以后关于外交关系，只要苏俄能与我事先开诚协商，则中国无不乐于尽力，以中国外交方针与苏俄一致，决不为中国自利打算也。”⁽²⁵⁰⁾此外，蒋介石还就莫洛托夫对中方的责难，于1940年1月21日向在重庆的苏联总顾问郑重声明：“鄙人敢负责声明，如当时敝国政府，事前知英、法有开除苏联之举动，当然投反对票，如贵国政府或驻国联代表，事前有所通知，亦必投反对票，今事前不通知，不协商，事后委责，实为抱憾。至于莫氏所称事后无何表示一层，更非事实……同时中国外交部长，正式通知潘使，谓中国仍将协助苏联，中国为国联非常任理事之一，如国联此后有制裁苏联之行动，中国必尽力打消之，使不成立，凡此皆系事后善意之表示，不能抹杀。”蒋介石还对苏方在对华交涉中一系列的冷淡举措表示异议：“数月来敝国当局，无论其在莫斯科代表，或在日内瓦代表，甚至中正本人，屡向贵国政府及驻外代表商讨中苏一致对外之外交政策，曾提出种种意见，请贵国政府参酌答复，皆无复音。此种表示，是否以中国无共同讨论政策之资格，不配作朋友，亦无从知悉。但中国方面，事事与苏联商洽，已确尽其朋友之义务与责任矣。”⁽²⁵¹⁾后来，随着苏联与芬兰之间达成了解决冲突的协定，中国也改派邵力子出任驻苏联大使，做进一步的修复关系努力，这一风波才逐渐平息。

虽然中国方面非常重视维系对苏友好关系，但对于苏日关系接近十分敏感。必要时甚至力图加以反制。如1940年1月，中方得悉苏联在与日本“商谈商约与其他交涉”，作为反制举措，决定对于业已签署的“中俄商约应暂不批准与发表”，同时决定：“俄国态度虽恶化，但我应以镇静处之，当操之在我也。”⁽²⁵²⁾待到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达成军事同盟后，轴心国势力十分嚣张，关于苏、日之间将实现妥协的动向再度引起国民政府的关注。而当时美国表示愿意提供专门的贷款、由苏联提供相应的武器装备支持中国的建议，遭到苏联明确的拒绝⁽²⁵³⁾。10月5日，中国大使邵力子希望苏联外交部次长拉代夫斯基澄清关于苏日将达成互不侵犯条约的传闻时，拉氏闪烁其词，“但谓传说与推测不能作为事实讨论”⁽²⁵⁴⁾。而旋即邵力子从美国驻苏大使处获悉：“苏日不侵犯条约，已为时间问题。”⁽²⁵⁵⁾这更加深了中方的担心。在此背景下，斯大林1940年10月16日致函蒋介石，答复蒋9月29日关于德、意、日三国同盟之后中苏关系的提问时，仅称中国的主要任务在于加强军力，回避是否继续援华；同时谈到：“现在关于对日议和及和平之可能性，谈写颇多，余未知此种传说，与事实有何符合。但无论如何，余认为无疑者，祗须中国国民军坚固强壮，则中国可克服任何困难。”⁽²⁵⁶⁾当时，中方判断“日苏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事渐有可能”⁽²⁵⁷⁾，并且考虑过对于“俄国与倭订立互不侵犯条约限制策略”⁽²⁵⁸⁾，任由舆论界公开批评此事。但在苏日正式签约之前，中方还是比较克制，因此蒋介石在对斯大林10月16日来函的回复中，没有直接点出中方的担忧与不满，只是强调“日本无论如何必为中苏两国共同之敌人”⁽²⁵⁹⁾，希望牵制苏联走向对日本的妥协。

此后，中国方面非常关注苏、日之间关系的发展进程。待到1941年3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访问德国途经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和外长莫洛托夫的接见。中国大使邵力子即向苏联外交部方面探询事实真相，苏方答称仅系礼仪性会见。邵力子即提请苏方注意日本“尽力造谣”、“离间中苏”关系的阴谋，指出“苏联不仅不能与日本商谈任何不利于中国之事，且并未与日本谈及中国问题，此在中苏友谊与苏联独立自由之外交政策，均应如此看法”⁽²⁶⁰⁾。4月上旬，莫洛托夫与结束德国之行再度访苏的松冈洋右会谈，这进一步引起中方的关注。4月1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在重庆向苏联大使潘友新询问此事，潘友新表示：苏联对外政策不变，苏联决不为自己牺牲人家的利益，“松冈过苏，因苏、日并未绝交，照例予以接待”。即便如此，张冲仍表示了中方的担心：“苏联之一举一动影响中日战局甚大，个人及全国社会人士，切盼苏联慎重，有以克服日本之欺骗外交。”⁽²⁶¹⁾

事实很快证明，中方的担忧不是多余的。4月13日，莫洛托夫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在莫斯科签署了“中立条约”，其主要内容为：“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更有甚者，双方签署的共同宣言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²⁶²⁾如果说协定文本的指向并不专门针对某一国家，这一宣言则明白无误地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对中国而言，苏日中立协定是“最主要的朋友”与“最不共戴天的敌人”之间的缔约，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国民政府难以接受的。更何况协定不仅意味着苏联在军事上将不再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对东北和外蒙古的主权，对此国民政府无法再保持沉默，“对俄倭协定与声明，我政府立即否认，毫不顾虑与思索，以示我自主自强之决心与国格，而不与俄国以丝毫之空隙与试探机会”⁽²⁶³⁾。4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称苏日关于中立协定之宣言妨害中国主权，中国政府决不承认：“本月十三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时所发表之共同宣言，内称日本尊重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苏联尊重所谓‘满洲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查东北四省及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²⁶⁴⁾4月15日，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按照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在中日战事未终了之前，苏联似不应与侵略的暴日，缔结任何协定，致于中国抗战，有不利的影响，乃苏日协定竟成立于中国正在抗战的途中，而且在苏联累次声明反对侵略行动之后，这不免予中国国民以奇异的感想。”社论更批评苏联在外蒙古和伪满问题上，违背以往中苏之间的协约和苏联以往的声明，“向暴日索取对外蒙的保证”和“予暴日以这种（承认伪满）保证”，指出：“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第三国相互间的声明，当然无效。”⁽²⁶⁵⁾另外，重庆《大公报》等报纸也发表了措辞甚为激烈的社论。

在中方朝野的反响之下，4月19日苏联大使潘友新在重庆访晤蒋介石，为苏日中立协定辩解，称“对华政策不变，仍照常援华抗倭”⁽²⁶⁶⁾，并指责《大公报》发表的社论“殊觉言之过激”。蒋介石则指出：苏日缔结此约，自表面上观之，苏联已与日本妥协矣，此在余个人则固能了解，惟一般民众与前方军队，则不免受其影响。吾人对于斯大林先生个人之崇敬，绝不因此次之条约而减少也，惟大公报所言，亦足见我国一般知识分子，与许多民众对于该项条约之心理。他并且希望：“往事不须多论，余希望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两先生，于今后讨论苏日关系之时，能于事前与敝政府开诚磋商，则敝政府亦可预为布置。苏联最高领导人今后与日本讨论涉及与中国有关问题时，能于事前与中国政府开诚磋商。……余相信贵我两国之邦交，一如往日之亲密，往事可不必怀忆，吾人权当苏日协定未曾缔结，亦不必认此约存在于今日也。”⁽²⁶⁷⁾

至于苏日中立协定对中国抗战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中方应持的态度，可见于蒋介石1941年4月24日给各地军政当局的密电，内有五方面的分析：一、是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日本将失去其最有力之盟友德国；二、将使英、美对日备战益亟，敌视益深；三、苏联对我国不免失其在道义邦交上及条约信义上之立场，而于我国固毫无损伤，且可使我军民知立国于今日，所有外交政策，固均以本国利害为首位，正足以警觉自悟，策励自强，此项苏日中立条约订立于今日，只有增加我国在太平洋上地位之重要，而绝无妨害我国抗战之全局也；四、日本在东北所能抽调之兵力仅六个师团，在军事上任采取何种途径，均不能与我以抗战全局若何之妨害；五、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日军之动向有南进、北进和先解决中国三种可能。蒋介石的结论是：“苏日条约之订立，一方面决不影响我国之抗战，他方面又只足增敌国所已造成之危机……我国抗战之国策，认定只有在世界整个局势发展中，方能求得我最后之胜利，故联合太平洋上各国以制裁寇敌而澄清远东之局势，乃为我国一贯不变之方针耳。”⁽²⁶⁸⁾国民党当局政府当时一方面通知各驻外使馆，告知“除由外部就满蒙问题声明立场外，我将不对苏作其他批评，以免造成反苏印象，为敌利用”⁽²⁶⁹⁾。另一方面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颁发宣传要点，要求国内各言论机关在论及苏日中立协定时遵行，对苏应力避攻击口吻，以免损伤苏联之感情，造成反苏之印象，且不必连篇累牍评述此事⁽²⁷⁰⁾。虽然国民政府低调处理苏日签署中立协定一事，尽量持克制的态度，苏方也一再表白不会损害对华关系，两国关系毕竟蒙上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第四节　围绕英国对日妥协的交涉和寻求财经援助

一　关于英日在中国海关问题协定的交涉

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便颇为担心英日之间关于中国问题可能达成妥协，认为这种妥协无疑将以中国的权益为筹码。对于中方的疑虑，英国方面也在不少场合作出过澄清。1937年5月23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便致函中国外长王宠惠，称英、日关系范围广泛，“凡谈判发展有涉及他国关系者，将竭力使该关系国预闻，美、法、俄、华同样在此预闻之列”⁽²⁷¹⁾。

战前，英国方面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及上海、天津等重要口岸税务司的职位。抗战爆发后，有关中国海关主权的完整和相应的利益问题上，中英之间发生交涉达两年之久。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在华北步步进逼，天津海关英籍税务司梅维亮（W．R．Myers）已经向总税务司梅乐和（F．Maze）谈到：“（天津）海关问题终必发生。……将来如果发生此项问题，惟一挽救办法，惟有由我方允许津、秦两关因其关税系专为担保内外债而征收，保证两关税款余数扣留，作为此项用途。”⁽²⁷²⁾也就是说，英方打算以停止向国民政府汇解津、秦关余的办法，来应对日本可能对海关行政权的攫夺。这种办法究其实质，仍然是以中国的海关权益来与日方妥协。

1937年7月底天津失陷后，天津日本总领事崛内就向梅维亮提出了这个问题。8月10日，梅维亮致电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称日本迟早将提出海关问题，建议：“将来如果发生此项问题，惟一挽救办法，惟有由我方允许津、秦两关系专为以关税为担保之内外债办理征税，并担保两关税全数扣留，作为此用途。此种办法或有成功可能，因日方态度对于各种有关国际事务，似尚无意干涉。”8月30日，天津日本总领事对于天津和秦皇岛中国海关向梅维亮提出三项要求：1．海关税收除应摊付外债部分可照常汇解外，其余税款应存于日方认可之银行保管；2．不准放行中国政府进口之军火；3．关余暂存横滨正金银行保管，否则应另筹日方认可之方法，担保该项余款不移作不正当之用途。梅维亮提出应接受日方前两项要求，梅乐和亦表示赞成，并认为可以维持中国对外债信和中央政府在当地之主权，遂转呈关务署⁽²⁷³⁾。9月7日，梅乐和又致电关务署，催促尽早答复；答应将就拨付内债基金一节向日方交涉，但如果日方不同意，仅准备声明保留⁽²⁷⁴⁾。

在得悉日方的要求后，以中国金融界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便及时作出了反应，于1937年9月4日致函梅乐和，要求向日方鼎力交涉，对于内债基金务必照前拨付⁽²⁷⁵⁾。关务署则于9月15日致电梅乐和，认为日本提出的三项要求“碍及国家主权”，且日本已在占领区干涉海关行政，因而拒绝接受；并明确指示：“关税收入，关系担保偿还内外债务及赔款，该总税务司责任重大，自应于不妨碍国家主权及关政统一范围之下，力为维护。如遇有某关不能执行职务时，应即将该关宣告封闭，立于附近相当地点，另行设关征税。同时并应预筹由他关代收该关税款办法，以图补救。”⁽²⁷⁶⁾对此，梅乐和一方面电告梅维亮对日交涉范围：（一）所有税收，应由非日籍之中立银行收解存储；（二）扣解征收费用；（三）扣解津、秦两关应摊付赔款及内外债基金；（四）扣除以上各项外，余款暂存第一条所指之中立银行，以待战事结束。同时，就当时国民政府方面的态度，梅乐和又向梅维亮交底：“政府继续摇摆不定，过去和现在，意见都有分歧，‘面子’始终是重要因素。”在他看来，国民政府“对于外国反对劫夺海关的抗议，未免估价太高”，因为“这种抗议对于独断专行的日本军方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梅乐和曾试图说服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财政部次长徐堪等人接受日本的条件，但遭到拒绝。最为关键的是，梅乐和以表达其个人意见的方式向梅维亮谈到：“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这些条件是合理的。”⁽²⁷⁷⁾这实际上是默许梅维亮在对日交涉时可以接受日方的条件。

与此同时，天津海关问题也成为中、英两国正式交涉的重要内容。中国外长王宠惠与英国代办贺武（R．G．Howe）商谈之后，中方仍不愿作出让步，确定了对日交涉海关问题的六项条件，令梅乐和转饬梅维亮遵行：“（一）海关全部收入向系存放于中央银行，现由政府自动令中央银行委托第三国银行暂行存放，其手续由中央银行与受托之第三国银行订定；（二）委托存放之款，为海关全部税款，包括津、秦两关在内；（三）委托存放之时效，以自卫抗战结束时为止；（四）受委托之第三国银行，对于委托之中央银行，负保管其存放之海关全部税款之责，但津、秦两关税款，可允许其转存于其他银行；（五）受委托银行在受托有效时期内，海关按月拨付各款，仍照现行办法办理。但津、秦两关税款暂存其他银行者，得按期提拨外债摊额及经费部分；（六）受委托银行限于保管海关税款，不得干预其他事项。”⁽²⁷⁸⁾上述六项办法，是当时国民政府打算让步的底线。

不过，据梅乐和9月19日致梅维亮电，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非正式特准该税务司得自由斟酌，将津、秦两关税款存于当地有相当地位殷实可靠之银行，以作最后之让步。但所有该两关所需经费及应摊付内外债赔各款，并就地应拨款项，如治河及检疫经费等，应照常如期拨付”。这意味着在津、秦关税存入正金银行一事上，中方实际上打算作出更大的让步。梅维亮即以梅乐和该电文为“授权”依据，迫不及待地于10月22日在天津正金银行设立账户，将津、秦两关征收的全部关税均存于该行。但梅维亮在对日让步方面走得更远，他在当日照会驻天津日本总领事，擅自承诺：“至于指定摊付债务的款项，因目前战事而发生的问题未解决以前，我不拟提取，因此并不发生任何问题。”⁽²⁷⁹⁾这意味着存于日本正金银行的津、秦两关所征关税之中，不仅内债基金，而且外债基金也不会提拨。于是，中国对天津、秦皇岛海关的主权，只剩下英籍海关税务司这一形式了。

日本在攫得了华北海关税收款的保管权之后，又以华北伪政权派往天津海关监督温世珍的名义，提出了减免关税税率的无理要求。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梅维亮、梅乐和还是驻华英国使节，都压国民政府方面作出让步。对此，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8年1月7日电示梅乐和转饬华北各关税务司：“（一）不得接受伪政府命令及与商订任何条件；（二）海关现行章制及办事手续不得变更；（三）现行税则不得擅行变动。以上各点，系维持海关行政权之最低立场，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不得稍有迁就。”梅乐和则在1月12日复电称：“为维护中国主权……并为减少敌方参与关务之机会起见，将来在其他敌方占据口岸，对于非关重要事项，恐不得不因暴力威胁而从权应付，藉维现状。再因战事关系，贸易衰落，民生困苦，为振兴对外贸易恢复国内经济计，职或于最近将来对于某种税率，呈请准予修改。”⁽²⁸⁰⁾1月22日，华北伪政府正式宣布降低多种货品的进口税率。次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再度电示梅乐和，令饬津、秦各海关税务司，“对于该项非法税则，拒绝施行，仍照现行税则征税，不得违误”。梅乐和一方面要求梅维亮不得在未经国民政府批准之下实施修改税则，但又提议对1931年税则稍作修改后在各海关实施，其实质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减税。英国政府也电令驻华使馆代办贺武劝告孔祥熙接受梅乐和的上述建议⁽²⁸¹⁾。

对于实施伪税则，国民政府方面不愿轻易作出让步。2月中旬，孔祥熙电令各关：“不能容许海关人员继续实施伪税则。如果无法实施合法税则，全体关员也应当拒绝实施伪税则。……税务司应该通告公众，凡按伪税则缴纳的关税，中国政府概不承认。”但是，贺武却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反对孔祥熙对各关税务司的这一电令，称：“任何这一类的指示都将使税务司要末违抗命令，要末使海关分裂。”⁽²⁸²⁾2月25日，孔祥熙致函答复驻汉口的英国使团：按照条约和各项协定的规定，中国政府有义务在全国实施统一税则，以关税收入偿付债务并保持海关机构的现状。日本当局和它的傀儡正在严重地阻扰中国政府履行这些义务。中国政府认为应当把日本的种种暴行揭露出来，不应当让它在合法的外衣下活动。对日方暴行采取默许政策，就是为沦陷区海关落入日本手中铺平道路，并使日方的阴谋得逞。孔祥熙进而要求梅乐和命令各关税务司：“伪税则实施范围不得扩大，已实施伪税则的各关应尽可能恢复合法税则，除偿付中国各项债务的税款外，其余税款应设法全部发放。”⁽²⁸³⁾这实际上是对英方作出让步，默许按伪税则征税了。

日本在华北实际上控制了中国海关收入后，便打算进而攫夺其他占领区的中国海关。1937年11月11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之后，日本军方便扬言，要按照天津海关的前例控制江海关。11月下旬，上海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向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L．H．Lawford）提出：1．在江海关任用日籍监视员；2．江海关税收以税务司名义存入正金银行，可提取税务司署经费；3．拨付外债赔款问题，在有关各国与日方谈判后再决定。日方并以“接管”江海关压英方接受⁽²⁸⁴⁾。江海关的关税收入约占全国关税总额的一半，英国政府自然不甘心轻易落入日本手中，担心江海关税务司作出太大的让步，遂提出几种折衷方案，如：把江海关收入存入汇丰银行，分存于四国银行团成员银行，由国民政府授权梅乐和按照英、美、法三国政府的意见与日方达成临时协议，但中日双方都不同意，英日谈判没有取得实际进展。

然而，随着日本接二连三地施压，英国准备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向日方作出让步，以换得英方得以继续在名义上控制海关，按期拨付赔款与外债。从1938年2月26日起，英日之间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会谈在东京开始举行。27日，日本外务次官堀内谦介便向英国大使克莱琪（R．Craigie）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其核心内容就是日占区内各海关之所有收入，均需存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²⁸⁵⁾。尽管在日后的谈判中英方也提出不少意见，但在攫夺各海关收入保管权这一问题上日方始终没有松口。中国完全被排斥在这一轮英日会谈之外，颇为担心权益进一步遭受损害。同年4月下旬，蒋介石在汉口向英国驻华大使卡尔（Sir A．Clark Kerr，亦译作寇尔、克尔）明确指出：现阶段英、日间就中国海关问题的谈判达成任何协议，都将是对中国的伤害，因为日方将把该协议说成是对他们的道义上的支持以及对伪政权某种意义上的承认，中国部分口岸已经沦陷，落入日伪当局的控制；蒋并且说，如果英国不能向中国提供积极的援助，但至少应停止与中国的敌人达成协议来表示对中国消极的支持⁽²⁸⁶⁾。同时，郭泰祺从英国外交部获得的说法是：“在我方未表示意见前，英方自不贸然签订。”⁽²⁸⁷⁾然而，在日方的压力之下，5月1日英国财政部就通过外交部授权克莱琪签字，甚至来不及等待驻华大使卡尔的最后意见，也没有与英国政府其他部门商议，遑论考虑中国政府的反应了⁽²⁸⁸⁾。5月2日下午，克莱琪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换文的方式达成了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²⁸⁹⁾。根据这个协定，沦陷区各海关的一切收入及其支配都将置于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尽管这些收入名义上列在总税务司账户上，其他债权国的有关利益也将受制于日本，而中国对海关的主权受到严重侵害，国内债权人的有关利益被剥夺。

英国方面是在5月2日才由卡尔把上述协定的内容正式函知蒋介石，称协定在三方面有利于中国：1．日方承认拨付关税担保外债之相当部分，藉以维持国际上中国之信用；2．以中国法币而不以任何新行之伪币付税，藉以维持法币对伪币之地位；3．海关行政人员得以保留。并且要求中方不要采取致使协定不能实行的任何举动，否则将导致海关行政完全破坏，使日方为所欲为⁽²⁹⁰⁾。但是中方仍表示了对英日协定的不满。5月3日，孔祥熙在汉口向英国领馆官员表示非常遗憾，指出：一个友好大国与日本达成的协定，有助于加强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的兵力，却没有中国参加，也没有与中国政府协商。孔祥熙质问英方，关于协定的最后条款，究竟在多大程度与美国和法国协商过⁽²⁹¹⁾。

5月4日，国民政府发言人发表谈话，对英日签订中国海关协定表示遗憾，称该协定“对于海关担保之债务，仅提一部分，予以优惠待遇，而对于其他债务，如内债之类，则不提及，是将担保此项债务税款之用途，听其转移，殊为失当。又该协定将现存中立银行之税款，转存于敌国之银行，虽此项税款，系由被占领区域之上海及其他进口商埠所征收，然实际系为我全国各地消费民众所缴纳，存于敌国银行，势将益助长其侵略之行为，尤无疑义”⁽²⁹²⁾。5月6日，外交部长王宠惠正式照会英国大使卡尔：“中国政府兹悉英国与日本政府业已订立关于中国海关的某种办法。不论英国政府订立此项办法具有若何动机，而两国间未经中国之同意，将中国行政上的重要部分即海关问题，作为协定之标的，殊为遗憾。中国政府于此愿向英国政府提醒其作为之正式约言，即不与其他国家订立损害中国主权及行政完整之任何条约与办法。现中国政府不得不声明：英国与日本政府订立之关于中国海关的办法，中国绝不受其拘束，并保留对于海关的一切权利与行动之自由。”⁽²⁹³⁾

除了发表谈话和照会之外，中方确实也采取了某些相应措施。在日本驻上海领事的压力下，经梅乐和的同意，江海关英籍税务司安迈斯在正金银行开立账户，把原存在汇丰银行的江海关税款约1600万元转存正金银行。中方当即表示反对。5月4日，孔祥熙向安迈斯指出，无论总税务司还是任何中国官员，都不能把已存入外国银行的税款转存日本银行。孔祥熙并指示关务署长郑莱，立即把江海关存于汇丰银行的税款2500万元拨交中央银行⁽²⁹⁴⁾。财政部重新核定海关税款汇解补充办法，规定自6月1日起，各关收入中，除将所摊算应付外债赔款、总税务司署经费及其他例拨各款，汇存上海汇丰银行总税务司账户之外，余款均应径汇汉口中央银行总行，存总税务司账户已备拨付内债基金。财政部并且不同意梅乐和的建议，即向汇丰银行借款以偿付积欠的日本部分庚子赔款。

英国在中国海关主权问题上对日本的让步，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中国方面除了由财政部向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及相关英籍税务司发出指示外，又通过外交途径向英方表明立场。如5月6日外交部照会卡尔大使，对于英日两国间未经中国之同意，将中国行政上的重要部分即海关问题，作为协定之标的，表示遗憾，并声明：英国与日本政府订立之关于中国海关的办法，中国绝不受其拘束，并保留对于海关的一切权利与行动之自由，同时将该照会抄送美、法、比、荷等国驻华大使公使馆，表明严正之态度⁽²⁹⁵⁾。6月6日，外交部照会重庆英国使馆，称英方“如果对于实施伪税则不加反对，中国政府对于偿还外债的办法将不得不重新考虑”⁽²⁹⁶⁾。7月7日，行政院长孔祥熙又向英国驻华大使馆表示了中国政府在海关问题上的立场：（1）对日本夺取海关，不予承认，按照现行国际条约基本上维持去年秋天日本非法干涉以前的海关原状；（2）维护所有战前未还清的以关税为担保的内外债持票人的权利；（3）继续停付日本部分的庚子赔款，以免在中日战事期间用于对华侵略⁽²⁹⁷⁾。鉴于中方对英日签署关于中国海关协定的明显不满，7月9日卡尔大使向孔祥熙提出，希望中方采取措施帮助实施该协定。对此，孔祥熙则答复称：中国政府面临很大的难处，包括来自舆论的压力和国民参政会的质询，公众质疑英国的动机，这是中国政府不愿看到的。虽然卡尔本人以及中央银行的英籍顾问霍尔巴志（Hall—Patch）都竭力向孔祥熙进行解释，中方依然对协助实施英日关于中国海关协定持保留态度⁽²⁹⁸⁾。

应当指出，日方对中国海关收入的攫夺由来已久，在财政上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侵占中国各海关，即以武力胁迫将税款收入存于日商银行，不准海关当局自由支配，对于应由关税摊付内外债赔各款，均未汇解总税务司。国民政府为维持债信，只得由中央银行透支垫付日占区各海关应摊未解之款，以保持按期支付外债本息。据统计，至1937年年底，以关税为第一担保的外债总额为25,877,475英镑、28,800,130美元⁽²⁹⁹⁾。从1937年9月至1938年底 的16个月里，中央银行为支付关税担保债赔各款，累计垫付1.75亿元，占1937年度财政实收总额的42.4％⁽³⁰⁰⁾。由于英国方面的妥协，日本对中国海关主权和利益的侵害，便披上“合法”外衣，中国收回海关权益的前景更趋遥远。为应对这一严峻局面，1939年1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正式宣布，停止支付以关税担保内外各债本息⁽³⁰¹⁾。具体地说，就是把每月海关担保各项债务之数额，按照各关所在地划分为战区（即日占区）及非战区（即国统区）两部分，各以上个月本区收入数目比照全国关税收入总数，定为各该区本月份应摊债额之标准；国民政府停止支付海关担保外债的本息，但把国统区各关应承担的份额存入中央银行备付，恢复支付的条件，是日占区各关将其以前欠缴之款补齐并每月向总税务司照旧解款。

为了取得以英国为首的各债权国的谅解，国民政府当时曾多次声明，采用摊存办法是“不得已而出此，而我努力维持债信之苦心，早为中外所共见”；同时把停付外债本息归咎于日本侵华、劫夺中国财政收入，称：“倘日人仍执迷不悟，毁约失信，则一切责任，应由日人负之也。”⁽³⁰²⁾在某种程度上，国民政府停付外债本息，既是直接规避日本的侵害，也是对英国在中国海关主权问题上的错误举措所作出的一种外交反应。但是，英国在以中国海关主权与日本作交易的同时，却对中国暂停支付以关税担保的外债的决定表示不满，甚至向中方建议实行英日所拟之海关办法，以增加关税收入，恢复支付外债本息的能力⁽³⁰³⁾。这一要求遭到中国的拒绝，而英国的妥协，反而助长了日本攫夺中国海关和其他财经权益的野心，英国本身的在华权益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二　关于天津租界和白银问题的交涉

随着侵华战争的进展，日本试图控制其他国家在华租界的活动。当时在天津英租界问题上，日本提出了镇压抗日活动和引渡中国抗日志士，交出中国政府银行存银等要求。

从1938年7月下旬起，英日双方便不断进行交涉，侵占天津的日军甚至在英租界周围设置过路障，但谈判未获有结果。至1939年春夏之际，日本又利用伪政权人员被刺事件，先后提出直接插手上海公共租界和厦门公共租界行政管理权的要求，国民政府曾向英国明确表示反对⁽³⁰⁴⁾。英方联合美国和法国，向日本示以较强硬的立场，日本在上海和厦门两地的租界问题上暂时未能得逞。

1939年4月9日，北平伪临时政府委派的天津海关监督、天津伪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在英租界遇刺毙命，英国租界当局拘捕了四名中国嫌犯。日本乘机在天津租界问题上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以迫使英方让步。

英、日之间为应否引渡刺程嫌犯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涉。国民政府当然坚决反对英租界当局向日方引渡四名中国人。4月30日，蒋介石在重庆向卡尔大使强调指出：在类似情况下的中国人都是爱国者，把他们交给日本人将产生严重的后果⁽³⁰⁵⁾。6月6日，中国大使郭泰祺又向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Viscount Halifax）转达了蒋介石的请求，即不要把拘押在天津英租界的中国爱国者引渡与日本方面，同时保证今后不会给英租界带来新的麻烦⁽³⁰⁶⁾。

在日方的压力下，驻天津的英国总领事贾米森（Edgar G．Jamieson）一开始主张向日方引渡嫌犯。但驻华大使卡尔不赞成轻易向日本妥协，他先是向英国外交部提议，由英方自行把四名嫌犯驱逐出英租界；到6月10日，他又建议由英、日及中立国各一名代表组成委员会，就该四名嫌犯是否有罪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来决定是否向日方引渡⁽³⁰⁷⁾。待到英国外交部同意并向日方提出组成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后，日军却于6月14日起正式封锁了英租界，对进出租界的人士进行严格的检查，侮辱英国侨民的事情不断发生，英租界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也基本被中断了。

在天津租界危机发生之初，英国政府一度考虑作出较强硬的反应，如禁止日本船只停靠新加坡、槟榔屿和香港，中止英日商约。英国还试图获得法国和美国的支持，但未果。在权衡了欧洲和远东的局势后，英国政府最终认为无法单独与日本对峙，决定通过与日本谈判来解决危机。

1939年7月15日起，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商谈有关天津问题。此时，日方提出的要求已经超出了引渡嫌犯，进而要求英方在镇压和防范中国抗日运动方面与日方合作，制止法币在华北的流通，交出中国政府银行在天津的存银。英方则只同意就政治方面的问题进行谈判。7月22日，克莱琪与有田达成协定，24日双方发表声明：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之中国之实际局势，在此种局势继续存在之时，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侵占区内公安之目的计，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时知悉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英国政府将趁此时机对在华之英当局及英侨说明此点，令其勿采取此项行动与措置，以证实英国在此方面所采取之政策⁽³⁰⁸⁾。

应当指出，1938年5月英国背着中国与日本达成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后，国民政府对英、日进一步的妥协开始警觉。同年夏，中方知悉英国与日本将就中国问题进行新的会谈后，曾由驻英大使郭泰祺发表声明，称中国政府不接受英、日间任何损害中国主权之协定⁽³⁰⁹⁾。同年9月13日，英国驻华代办贺武在武昌向蒋介石探询中方是否接受将汉口设立为安全区，并代表卡尔大使向蒋介石转陈日方之条件，遭到蒋介石当面拒绝：“一、从事实上言，凡有华军驻守之处，乃为安全区。二、汉口问题为中国问题之一部分，中国问题又为远东问题之一部分，不可分割。三、除非中国境内，日军全部撤退，决无安全之道。四、中国之抗战，自卫亦为卫（国联）盟约，英法既同为会员国，应彻底与中国合作，驱逐此人类公敌。五、日军从未信守诺言，即使设立安全区，亦不过助益日军之暴行。六、此种无理条款，英方根本不应为之转递。”⁽³¹⁰⁾贺武则辩称法国大使那齐亚亦同意日本此项要求，在蒋介石看来，这意味着“英、法帝国主义毫无公理与公义，而惟以势利是尚也，痛恶之至！”⁽³¹¹⁾如果说在英、法提出在汉口设“安全区”无法被中国政府接受的话，那么1939年7月克莱琪与有田就天津英租界危机在东京达成的协定，已经远远超出了天津英租界的范围，完全可以被视作对日本全面侵华合法性的承认，从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也违背了自抗战爆发以来英国政府在历次国际会议和其他公开场合对中国的道义承诺。对此，中国方面当然更为不满。

中国大使郭泰祺于7月24日向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指出，英日协定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天津地方问题，也是关系到对日本侵略的基本立场，英国与其他有关国家对此均所负有义务⁽³¹²⁾。中方并向英国驻华使馆代办裨德本（Prideaux Brune）提出，英国政府必须就英日协定问题向中国政府作出明确说明。7月25日，裨德本向中方表示：英国愿向中国政府保证，英日所商定之原则丝毫不变更以前情形，对于贵国事件仍照一贯政策⁽³¹³⁾。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发表声明：“中国当局对于英国政府在此次东京会谈所采取之态度，不能不引为失望，日军之对华侵略，业经英国自身与其他国联会员国予以公认，而英国政府对于在华日军之所谓特殊需要，竟声明知悉，是不能不深引为憾。英国政府又担任使在华英国当局及英国侨民明悉彼等应避免任何阻碍达到日本军队目的之行动或办法，尤堪讶异。”不过，外交部的声明也表示：“中国政府差认为满意者，则英国首相张伯伦曾在下议院宣称英政府之政策，决不容许任何他国之指挥而使变更，昨又保证英政府现在发表之声明，绝未包含变更其对华政策之意，而英政府之对华政策，向系根据条约与正义及其自身之权益，且始终一贯遵行，未偿稍渝，吾人故不必重向英政府提示其在历届国联决议案下所为之确保即避免采取足以减弱中国抵抗力量，以致增加其在此次冲突中之困难之任何行动，并对于援助中国之各种办法，尽量使其有效。英方所发表之声明，虽已引为若干疑虑，但中国政府深信英国政府对于所谓天津局部问题之讨论，必将采取一种态度，符合其法律上及道德上对华之责任，并以行动表明其对于日本在华侵略造成之局势，决不变更其固有之政策。”⁽³¹⁴⁾

当时，国民政府正在谋求英国方面为法币平准基金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对有田—克莱琪协定作出的反应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7月27日英国驻华使馆代办裨德本向国民政府中国外交部所作的口头声明中，竟把英国对日本所作之妥协归之于“中国人在租界内之活动”，指责“此项活动妨碍租界之不偏袒，并使租界当局与日本军人之关系趋于恶化”，辩称英日达成协定之后，“现有困难之解决，实无妨碍中国利益之处”。同日，蒋介石在演讲中指出：“任何对于日本之让步，将必妨害中国，将必违背九国公约之规定。如此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亦无异于帮助日本撕毁九国公约，英国何能背信蔑义，甘与侵略国相附而放弃其对华久远之友谊？吾人不仅信任友邦之政府，同时更相信世界各国正义舆论之力量。何况任何协定如不得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次日，蒋介石致电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重申了上述观点，并希望英国朝野忠于诺言，尊重国际法律与条约，立即停止与日本之谈判⁽³¹⁵⁾。当时蒋介石一度把英国在东京会谈中对日本的妥协，与当时上海外汇金融风潮难以平息，看作是“时局最为严重”的重大标志⁽³¹⁶⁾；可见，英日协定的签署被国民政府视为关系全局的重大事件，它给中英关系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为了尽可能避免在中国问题上与日本冲突，英国政府不顾中方的反对，于8月11日公开宣布将把涉及刺杀程锡庚的四名中国嫌犯移交天津日伪当局。蒋介石认为，英方的决定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中国政府无法容忍坐视⁽³¹⁷⁾。这就引发了国民政府新的抗议交涉。根据蒋介石的电示，驻英大使郭泰祺8月12日向哈利法克斯递交书面照会以示抗议，指出：所谓天津“地方当局”的合法地位是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予承认的，因而所发出的引渡要求也是不合法的，因此在当前情况下移交嫌犯有悖法律之公正，也不可能有公正之审讯，与英国的司法原则背道而驰；中国政府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在实施引渡决定之前再度慎重考虑，以维持执法之公正和中英两国现有之友好关系⁽³¹⁸⁾。8月13日，国民政府又通过驻渝英国使馆办事处致电卡尔大使：“委座对贵国政府决定引渡中国嫌犯引为憾事，盼对我之抗议即有迅速答复，声明此种举动在事实上或情理上决无承认天津伪组织之意。”⁽³¹⁹⁾在英方未作出答复的情况下，8月21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英国代办裨德本，要求转告卡尔大使：蒋本人对英方的决定表示遗憾，要求英方对中国政府的抗议作出正式答复，并声明此种引渡措施并不构成对傀儡政权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³²⁰⁾。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也通过裨德本向英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照会，强调英方向天津傀儡当局法院移交嫌犯是非法的。尽管围绕引渡嫌犯一案，中方已经数度向英方进行交涉，但是这一次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响，仍颇使英方感到意外⁽³²¹⁾。迟至8月25日，英国才由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对郭泰祺8月12日的照会作出书面答复，解释说英方之所以没有在天津地方法院提出引渡要求时马上移交嫌犯，是因为当时掌握的证据尚不充分；但在7月24日的东京会谈上，日本方面以及法律顾问提供了证据，嫌犯中两人被指控谋杀，另外两人被指控加入非法恐怖组织，在此情况下，已经无法拒绝天津地方当局的引渡要求，因而英国政府已向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发出相应的指示。另外，哈利法克斯在复函中还辩称，英国政府一贯维持天津英租界的中立地位⁽³²²⁾。8月31日，郭泰祺再度照会英国外交部，要求勿将刺程涉嫌华人移交日方，英方此项行动不仅违反司法惯例，而且违反了英国对华条约义务，指出：“本案之症结，并非在于四华人之有罪与否，主要问题即英方是否有权将华籍人民移交与伪法院，即英内阁总检察官于半月前在伦敦审理人身保护状申请案时，亦称天津法院为傀儡法院。”⁽³²³⁾

应当指出，在天津租界危机期间，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一直不赞成轻易对日本让步。直到8月28日，卡尔还急电哈利法克斯，希望加强在远东的海军力量，重新确立英国业已受到损害的威信，并且指出：英国政府在天津危机中站在日本一边，无疑损害了英国的威信；近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如引渡四名嫌犯，使得中国人对我们产生了疑虑，他们希望我们重新保证英国仍将在远东起重要作用⁽³²⁴⁾。但是，在欧洲大战爆发前后，对日绥靖已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主导面，在日方的屡屡施压之下，英方最终于9月5日把涉及“程案”的四名中国人自租界监狱引渡至伪天津地方法院，该四人旋被交与天津日军当局。

然而英国的退让换得的是日本的步步进逼，也使国民政府方面愈益不满，英国远东政策周旋的余地越来越小。

至于天津存银问题，则由来已久，所引起的英、日之间以及中、英之间相应的交涉也颇为复杂。战前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收兑流通中的白银，另集中各行作为发行准备的白银。但在华北地区收回的白银，却因日方无理阻扰未能南运，大部分留存于天津和北平的中国、交通两行。待到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占领平津之后不久，即试图攫夺在租界的白银。

1938年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出笼后，日本便要求英租界当局交出中方存银，以作为发行伪“联银券”的准备，英方没有同意。当年底日方加速了对天津租界存银的图谋。12月6日，外交部照会法国大使馆：“查中国政府在天津法租界内存有白银，日方屡谋攫取。以天津法租界当局向持严正态度，予以维护，日方未达目的。中国政府对于法方援助，深为感荷！近据报告：日方对于该项存银，图谋益亟。外交部应请法国大使馆转行天津法租界当局，仍本向来维护之精神，将该项存银妥密封存，代为保管，勿任日方或任何非法组织攫取或占有。至纫睦谊。合即略达。”⁽³²⁵⁾另在1939年1月21日照会英国大使馆：“查中国政府在天津英租界内存有白银，日方屡谋攫取。以天津英租界当局向持严正态度，予以维护，日方未达目的。中国政府对于英方援助深为感荷。近据报告：日方对于该项存银，仍在图谋攫取。外交部应请英国大使馆转行天津英租界当局，仍本向来维护之精神，将该项存银妥密封存，代为保管，勿任日方或任何非法组织攫取或占有。至纫睦谊。天津有关系各银行已经中国当局知照悉。合即略达。”⁽³²⁶⁾

为了防止日方的纠缠，英法方面希望封存这批白银时日本总领事在场，但日方却提出，必须有日本军方和“联合准备银行”的代表在场，这一无理要求遭到英方的拒绝⁽³²⁷⁾。1939年1月21日，外交部再度书面照会英国大使馆：中国政府有银锭存于天津英租界，日人曾几番意欲劫夺，终因天津英租界当局明确所持之维护立场而未能得逞。中国政府对英方之相助，谨致谢忱。然而近日有报告称，日人仍在谋划截得此银储备，中国外交部希望英国大使馆直接指示天津租界当局，一本原先之维护立场，封存此批白银并妥加保护，勿使日人或任何非法组织截夺⁽³²⁸⁾。

待到1939年夏初日本军队封锁天津英租界后，日方即要求天津租界内中国各银行之存银（约为法币4800万元）交付日方。当时，日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杉山元公开宣称：英国若不将英租界中的白银移交伪华北临时政府，并禁止法币流通，则天津问题无从解决；英国若拒绝与日方合作，则日军在必要时准备增强对华北英侨之限制，英国并须对华北局势恶化负责⁽³²⁹⁾。有鉴于此，7月5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英国大使馆：“关于日伪谋取中国政府在天津英法租界存银事，外交部曾于二十八年一月廿一日略请英大使馆转行天津租界当局，将该项存银妥为封存，代为保管，勿任日伪攫取或占有在案。现据报：英当局现拟允敌接收该项存银等情。查此项消息如果属实，不啻有显于中国政府不利，且与英国政府向来采取之政策不符。除分达外，相应略请英大使馆查照，特予严重注意，转达英国政府本一贯之精神，坚予维护保存，切勿接受日方该项要求，以敦睦谊，并盼见复为荷。合即略达。”同日，外交部还向法国大使馆致送了仅改动国别称谓而内容相同的节略。而在致美国大使馆的节略中，要求转达美国政府“予以注意，提醒英法两国政府切勿接受日方该项要求”⁽³³⁰⁾。

1939年7月克莱琪与有田达成协定后，日方再次要求英方交出天津英租界之中方存银。8月底，英国政府表示，该项白银分别寄存于英、法两国银行，在未商得法国同意前，不能单独解决白银问题。这样，天津存银问题实际上已经国际化了。起初，英、法建议两项解决方案：一、交由国际委员会管理；二、用作赈济华北之用。但中国政府不愿接受以该两项建议作为解决之基础，坚持中国应有权自行处理该款之主权。

由于日方一开始就把攫夺天津存银的目标公开化了，中方十分关注英方的相应态度。1939年7月18日即克莱琪与有田达成协定公布前夕，中方曾向重庆英国使馆代办裨德本表示，天津存银问题至关重大，英国不能向日本让步⁽³³¹⁾。

1939年9月初欧战爆发后，日本再度要求天津英租界当局交出中国之白银。直到当年12月9日，英国才向中国政府提出与日方商议后的解决方案：天津白银问题为日方取消封锁英租界之惟一阻碍，现与日商议结果，拟将白银（是否包括英、法二租界之存银未据说明）存储于中立银行，提出10万镑，组织包括英、日在内的国际救济委员会，办理救济事宜，奉令征求中方同意⁽³³²⁾。同一天，已得悉英日新方案的蒋介石指示外交部：“查该项存银主权在我，英方何能擅自处理，如此种企划实现，我方损失极巨。希即迅筹对策，设法阻止为要。”⁽³³³⁾但在中方尚未拿出对案时，1940年1月上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进而向王宠惠提出两点：第一，白银改存中立银行；第二，英方提10万镑移作救济事业之用，法国方面要提20万镑，合计30万镑。中方接受了第一点，但不同意第二点，因为白银是法币准备金，且赈灾不能与白银问题混为一谈。另外，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方面亦和英、法大使进行沟通，说明天津白银是各有关银行发行法币的准备金，属于在租界的私人产权，租界当局应该加以保护⁽³³⁴⁾。由于没有得到英方积极的回应，蒋介石本人于1940年2月17日当面向卡尔大使提出警告：如果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立场而欲以天津白银与日本妥协，“余必声明英已破坏九国公约与放弃在华所有条约权益，并协助倭寇侵略我国之罪也”⁽³³⁵⁾。待到2月21日，外交部方面又向英方提出：一、与十万镑价值相等之白银提出后，由有关各中国银行所有，其余部分之白银应以汇丰及美法银行名义存放于一中立国银行，并以汇丰及美法银行为有关各中国银行之信托人。二、英国政府应取得日方有关此事将来不能发生其他困难之书面保证，以代前次所提英国政府本身应供给之担保。三、如以十万镑款项全数用于购买赈济所需之食粮，中国政府准备予以同意⁽³³⁶⁾。到了3月5日英方提出修改意见：将白银以英国及日本领事馆名义存于天津，或将正金银行加入，作为存户之一。中方表示，此实为最后之让步，恐无再让之可能⁽³³⁷⁾。

但是，在中、英尚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4月12日卡尔大使却向王宠惠面交英日商定之对案，规定：（1）现存于天津交通银行之银元及银块，应由英国及日本驻该市总领事共同加封，继续存放于该银行内。（2）除下列第三节所规定者外，该项白银应继续封存，直至联合王国（即英国）及日本两国政府商定其他保管办法之时为止。该项白银加封时，驻天津英国及日本两总领事均应在场。（3）该项白银于封存前，应提出等于十万英镑之数额，作为华北某数地区水灾及其他地区旱灾所直接酿成饥荒状态之救济经费。该项救济应包括某种机器之置备，该种机器系急需购自国外，以疏排水灾区域之水量，俾减少疫症之危险。（4）英国主管当局准备供给各种可能之便利，使该项提出之白银得分配于救济工作，以之出卖，及购买救济所需之食粮及其他物品。（5）驻天津之英国及日本两总领事，应指派若干专家在该两总领事之监督下，协助其管理此项经费，并指导现在北平之救济委员会分配救济所需之食物及其他物品。除该日本及英国顾问外，并应邀请中国及法国国籍之专家及其他国籍之专家一人，协助该项工作之进行⁽³³⁸⁾。由于这个方案与中方新对案出入之处甚多，中方当然无法接受。蒋介石当即认为：英、倭天津存银问题之妥协办法，“此事如果实现，即认为英倭对华共同宣战，我亦必以此应之”，决定“即以严厉态度对英警告”⁽³³⁹⁾。4月26日，王宠惠向卡尔大使指出：“英日所定方案，我国政府自蒋委员长以下均表示反对。兹为迅求解决起见，拟由中英两方换文，声明白银之所有权属于中国之银行，将来非经中国政府及该银行等等同意，不得移动。”对此，卡尔表示满意，认为系解决当前可能之合理与公允办法，并希望愈速愈妙⁽³⁴⁰⁾。这样，起草一个能够为中、英双方都接受的换文稿，便成为此后交涉的主要内容。中方还准备了甲、乙两个换文方案。

1940年6月11日，中英双方在重庆就天津存银问题换文。外交部长王宠惠致卡尔大使的照会称：“关于天津英租界存银问题之最近谈话，本部长谨向贵大使声述，中国政府对于英国政府之建议经缜密考虑后愿提出解决本案之下列各点：（一）现存于天津交通银行所有银币及银块，应仍继续存于该行，并由驻天津英国总领事代表该行总管理处及中国政府加封。（二）除下列一节所规定者外，该项白银应继续予以封存，非与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及中国政府商议，不得移动其全部或一部。（三）在该项白银未经封存以前，中国政府及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授权天津交通银行提出等于英金十万镑之数额，作为华北某数地区水灾及其他地区旱灾所直接酿成饥荒状态之救济经费。（四）该项经费交与包含中国籍委员之国际救济机关，由该机关会同驻天津英国总领事，受托使用于华北救济目的。中国政府希望联合王国政府表示愿意依照上述方案实行而不背理。”卡尔大使致王宠惠的复照称：“本大使兹奉本国外交部长之训令，向贵部长表示，联合王国政府原意依照来照内所包含之方案实行而不背离，相应照复查照为荷。本大使顺向贵部长重表敬意。”除了上述照会之外，卡尔还与王宠惠有往来函，卡尔在来函中承诺：“联合王国政府对于上述方案所规定之办法加以任何变更以前，先征求中国政府之同意。”⁽³⁴¹⁾根据上述换文、往来函，中国对于天津存银的主权、支配权基本得到尊重。

但是，中方即便经过种种努力，依然无法阻止英、日之间的妥协。1940年6月19日，英、日之间在东京达成天津英租界问题协定，互相换文。其中关于英租界存银问题的解决方法为：1．现存于天津交通银行之银元及银块，应由天津英日两总领事共同加封，继续存放于该银行内。2．除下列第三节所规定者外，该项白银应继续封存，直至英国及日本两国政府商定其他保管办法之时为止，该项白银加封时，驻天津英国及日本两总领事均应在场。3．该项白银于封存之前，应提出等于十万英镑之数额，作为华北某数地区水灾及其他旱灾所直接酿成饥荒状态之救济经费，该项救济应包括某种机器之置备，该种机器系急需购自国外以疏排水灾区域之水量，俾减少疫症之危险。4．英国主管当局准备供给各种可能之便利，使该项提出之白银得分配于救济工作，以之出卖，及购买救济所需之食粮及其他物品。5．驻天津之英国及日本两总领事，应指派若干专家，在该两总领事之监督下，协助其管理此项经费，并指导现在北平之救济委员会分配救济所需之食物及其他物品，除该日本及英国顾问外，并应邀请中国及法国国籍之专家及其他国籍之专家一人协助该项工作之进行。英方并保证，英工部局不得妨碍“联合准备银行”钞票在英界内之流通。英日协定还规定，在维持天津英租界治安方面仍维持双方此前达成的协定⁽³⁴²⁾。这五项内容与当年4月12日英方提出的方案并无二致，英国不仅同意了日本方面对天津租界的中国存银实施控制，还进一步坐视日伪金融势力排挤法币的流通。

对于英国当局以牺牲中国权益与日本妥协，国民政府当然不能保持沉默。1940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并未参与该方案之签订，英日换文内关于白银问题之各项规定，苟未经中国政府同意，不能予以变更：“在中国政府提出等于英金十万镑之数额充作华北救济经费后，英国政府对于其余全部白银为交通银行及中国政府之信托人，故现在所议定之封存该项白银办法，对于该项白银之原来状况，并无变更。”“关于英日警务协定之公告，中国政府虽深知天津英租界捕房当局所经历之困难，然依照该协定之规定，日方对于英租界之行政，可予以干涉，且协定之内容与中英两国政府关于该租界之现行协定，亦有未符，殊觉遗憾。依照英日关于币制问题之方案，英国政府业已允许伪币在天津英租界内流通，此举显然有损中国利益，并与英国政府迭次声明愿予坚定保持之远东政策，不能贯彻。”⁽³⁴³⁾《大公报》并且发表社评《天津问题如此解决》，指出：“天津问题的如此解决，真令人遗憾万千！这不但损害中国的主权以及利益，尤其大违国际交与之道！……英国年前曾与日本成立中国关税协定，把我们的关税送了礼！那一件事的结果，是我们每年每月负担沦陷区入超贸易的差额，而使日本坐享关税之利，给我们的经济金融以极大的恶影响。那次事情，中国人尚未忘怀，而英法又来断送天津租界内中国人的生命自由及所存的白银了。英法尽管是我们的好友，我们也要明白宣言——绝对抗议！”⁽³⁴⁴⁾由此，中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于抗战以来日趋明显的英日妥协倾向，持有更高的警觉。

三　关于封闭滇缅路的交涉

1940年6月中旬法国战败向德国求降，欧洲战局逆转，日本认为可乘机驱逐英、法在远东的势力，进而解决中国问题。日本在迫使法国确认中止中国假道印度支那运输的同时，于6月24日由外务次官谷正之向英国大使克莱琪正式提出，要求英国禁止经由缅甸和香港向中国输入军火和其他物资⁽³⁴⁵⁾。

滇缅路自昆明到缅甸的腊戍，全长1146公里，每月运输量达数千吨，在滇越铁路被切断的情况下，已成为中国后方地区最主要的国际通道。中方非常担心的是，前此英国已在中国海关和天津租界和白银问题上接连对日本让步，在欧洲和远东局势趋于恶化的情势下，难保英国不向日本作出更大的妥协，因此向英方进行了一系列交涉。如郭泰祺在6月28日访晤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7月1日又访晤英国外交部次官巴勒特，询问英国政府对日本要求封锁滇缅路之态度，表明中国政府对该问题的关注。英方称即将进行讨论，最后之决定可使中方满意。郭泰祺表示：滇缅路运输对于中国抗战及英国自身利益均关系重大，在道义及现实政治方面而论，万不可不维持⁽³⁴⁶⁾。7月8日，英方答复郭泰祺，称仅答复日方不能停止运输之理由，如所运各货系美、苏产品，且印、缅与中国地理上关系亦须维持；但向中方指出：英国处境极端困难，不愿与日正面冲突，其他有关之国，应分负责任⁽³⁴⁷⁾。英国政府起初并不同意日方关于封闭滇缅路的无理要求，直到1940年7月8日还由驻日克莱琪答复日方，称单方面切断对中国的物资供应有违中立原则，也无助于中日间达成公正的和平，但遭到日方拒绝，日方并以日英两国关系将受到严重影响相威胁。鉴于欧洲政局日趋严峻，美国又不可能出面遏制日本⁽³⁴⁸⁾，英方十分担心与日本直接发生战争，但又不想过于丢面子，于是决定采取“暂时关闭”滇缅路三个月的方案。7月12日，克来琪向日本外相有田通报了上述方案，得到日方允可。1940年7月17日，英国与日本在东京签订协定，宣布自7月18日起的三个月内，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输入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铁路材料；有关经由香港的货物亦予禁运。

英方决定关闭滇缅路，正值7月初宜昌失守之后。此前中国尚可由宁波经过长沙、沙市、宜昌，以水路把部分国外物资运入后方，日军占领宜昌后，宁波海口随时会遭日方彻底控制，形势顿形严峻。至于西北国际交通路线，其运输能力一直有限，加上当时苏联对华实际提供的物资也很有限。所以，在中方看来，滇缅路被关闭后如何“撑持战事，确是难事”⁽³⁴⁹⁾。7月13日，国民政府从驻英大使郭泰祺来电，得知“英政府关于缅甸交通事拟对日妥协，限制若干货物之运输”；来自日方的消息也印证了这一说法。于是，当日王世杰便以国民政府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对英国发出警告⁽³⁵⁰⁾。同一天，张伯苓等30名参政员联名致电英国国会议员，要求英国勿对日妥协，以保证中国抗战交通⁽³⁵¹⁾。令中方更难以接受的是，英国竟然劝中国与日本言和，并将此与英国维持滇缅路交通相联系。

7月16日蒋介石就英国封锁滇缅路发表声明：“余深信守法重信之英国，决不至有此违背公法条约丧失国家信誉之举，如果以滇缅路运输问题与中日和平并为一谈，即无异英国协助日本迫我中国对日屈服，其结果必牺牲中国之友谊，且必牺牲英国在远东之地位。须知中国抗战三年，屹立不动，决非任何第三国威胁所能摇撼，如英国果有此种行动，余可断言英国必获极端相反之结果，其本身必遭无穷不测之祸害；如英国认为停止我滇缅路运输，可以缩短远东战事者，余复断言，其结果必更助长远东之战祸，而扩大远东之战局。”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发表了声明：“中国政府对于英国政府所作之决定，不得不表示最严重之关切，并认为此种举动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缅甸运输之继续维持，对于中国之抵抗侵略至关重要，自不待言。英国接受日本之要求，已给予侵略者以巨大利益，故英国之举动无疑帮助中国之敌人，英国政府曾再三宣称对华政策决不变更，而现在所采步骤，无论如何，断难认为与其所称之政策相符合。”该项声明还指出，根据自19世纪末叶以来中、英两国所订涉及中缅通商之各项条约，中英双方对于中缅间通商线路，“不论平时或战时，均无权封闭”；另外，“根据国联历次关于中日冲突所通过之议决案，全体会员国均应避免采取足以削弱中国抵抗力量之任何行动，致增加其在目前纠纷中之困难”，“故英国政府接受日方要求停止滇缅路运输之决定，实已违反国际公法之原则，中英各项条约及国联之历届议决案”⁽³⁵²⁾。另外，驻英大使郭泰祺7月15日就关闭滇缅路问题向英国外交部次官巴勒特递交书面抗议，表示中国此时决不与日本言和。英方辩称实出不获已，但仅为迁延待时办法，不妨害其将来之行动自由⁽³⁵³⁾。

国民政府还通过驻外使节的游说，希望美国、苏联出面反对英国的决定。美国国务院于7月16日声明反对封闭世界贸易通道，苏联政府未予表态。

另外，在重庆的国民外交学会于7月18日呼吁英国人民劝英国政府迅速取消停止缅甸运输之决定。同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致电国联同志总会，请劝英国政府考虑停止缅甸入华运输之得失。在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大公报》和《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社评，强烈抗议英国关闭滇缅路、封锁中国国际交通线。一时间，关闭滇缅路事件成为中英关系的焦点所在。

关闭滇缅路，是英国继在中国海关和天津租界等问题上与日本达成协定之后，对日本作出的又一大妥协，并且是对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最严重最直接的损害，也给国民政府的统治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正因为如此，中方在对英交涉过程中的态度也愈益强硬。正如7月18日张群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务会议所指出的：“现英日妥协，停止缅甸运输，我对英态度应重新考虑。”⁽³⁵⁴⁾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发生根本改变，而是在对英交涉中将明确坚持“抗战国策”、“多求国际友谊合作之方策”、“拥护九国公约态度”三个不变，决不承认（包括默认）英日妥协的结果，促使英国认清对日绥靖的危害，尽早重新开放滇缅路。

英国首相丘吉尔7月18日曾在英国国会谈到，关闭滇缅路期间，将寻求在中日之间达成公平的为双方所接受的和平⁽³⁵⁵⁾。然而，为了应付中方的交涉，丘吉尔又在7月20日致蒋介石电中称：“余（英国首相自称）确信执事（委员长）对于缅运问题之我方困难，极为了解，余永不强请执事接受违反贵国利益或贵国政策之和平。”蒋介石7月28日复电丘吉尔指出：“余非不知贵方之困难，但和缓日本之政策必将危及贵国自身，此余所已屡次声言者也。惟有中国战胜并保持其独立，英国远东利益方能保存。故余切迫的声请阁下，为贵我两方利益计，从速恢复缅甸运输路线。”⁽³⁵⁶⁾中方并以救护车辆、药品等非禁运品及须备车辆往返所需汽油为理由，在英国和缅甸同时进行交涉⁽³⁵⁷⁾，力争局部打破禁运令。

9月13日，郭泰祺再访英国外交部次官巴勒特，交涉重开滇缅路问题。英方称目前局势困难，待三四星期后，局势当较明朗，易于应付⁽³⁵⁸⁾。随着日军大批进入越南，尤其是9月下旬德、意、日三国签署同盟条约，英国对日本侵略扩张的危害性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开始走出对日绥靖的阴影，远东政策趋于积极。而在关闭滇缅路期间，日本继续扩大对华战事，为英国不再延长与日方的协定提供了借口。9月30日，郭泰祺又向英方交涉重开滇缅路。10月3日，丘吉尔向郭泰祺谈到，三国同盟使国际局势明朗化，英国的处境已远胜于三个月前，当时对滇缅路若不对日本让步，恐日将宣战，故暂为关闭，现决期满开放⁽³⁵⁹⁾。10月8日，克莱琪向日本外相松冈表示，英方将不再延长关于滇缅路的协定。同日，丘吉尔在国会宣布自10月17日起，重新开放滇缅路：“三月之前，吾人被请封闭滇缅路线，当时吾人尤其所请，盖吾人愿以机会给予中日两国政府，藉使两国对其长期而残忍之斗争获得公正而平等之解决。不幸此目的并未达成，反之日本征服中国民族之长期战争，仍在进行之中，且更因而引起种种祸患，此种机会之被弃置，殊堪遗憾。但在此种情形下，英帝国政府仍履行此项协定至期满之日为止，十月十七日以后，英政府则认为此约已无续订之必要。”⁽³⁶⁰⁾

对于滇缅路的重新开放，蒋介石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此不仅对我抗战之成败攸关，而且远东之祸福安危亦系于此也。”⁽³⁶¹⁾中方立即向英方作出积极回应。10月9日，蒋介石致电丘吉尔，对英国政府决定重开滇缅路表示感佩，内称：“顷读阁下在国会演词，指斥三月以来日本对华暴行有增无已，中国民族痛苦日深，因而决定恢复滇缅路之一切运输，中正闻之，欣慰无量，尤其阁下演词中提及日本对华和平已无希望，尤佩卓见。”⁽³⁶²⁾10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与英国大使卡尔进行会谈，主要议题是中、英、美合作，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合作。卡尔明确表示，英国国策今已改变，目前形势已将两国合作问题提上议程，并询问在中、英、美联合对日作战的情况下，中国是否将对德国宣战。蒋介石则作了肯定的答复⁽³⁶³⁾。10月17日，蒋介石又宴请英国大使卡尔与美国大使詹森（Nelson T．Johnson），请两国政府对滇缅路开放后，沿线运输物资之保护，予以援助。

于是，1940年10月16日，在缅甸腊戍的英海关关员正式开始验货，18日，滇缅路在关闭三个月后正式开放。这标志着中英关系摆脱了日本的阴影，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四　关于财经援助和平准基金借款的交涉

鉴于长期以来英国在华的重大经济利益和影响，抗战爆发前后，英国是中国寻求财经援助的主要对象。1937年春夏，国民政府特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利用参加英王加冕典礼之际，向英国各方面寻求援华。英方最初态度消极，如中方希望英方帮助发行债券，但英方称根据英国现行法规，他国不得在英市场发售债券；且四国银行团尚未取消，英方难以单独对华贷款，又借口英国正积极充实国防，市面甚紧，须至当年秋冬方有余力对华投资⁽³⁶⁴⁾。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努力。

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方继续向英国交涉财政经济援助，英方一度也持积极态度，双方曾达成不少协议。（一）广梅铁路（自广九铁路之石滩到梅县）借款300万英镑，由国民政府财政部和铁道部的代表，同中英银公司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于7月30日在伦敦签署；（二）浦（口）襄（阳）铁路借款400万英镑，由国民政府财政部和铁道部的代表，同英华中铁路公司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于8月4日在伦敦签署⁽³⁶⁵⁾。这两项铁路借款的条件，与战前中、英之间的其他铁路借款并无原则的区别，如英方要求中方必须以盐税收入为担保。（三）金融借款2000万英镑，由孔祥熙同汇丰银行的代表，于7月30日和8月3日在伦敦达成，用于维持中国货币的外汇汇率和整理中国的内债⁽³⁶⁶⁾。在进行这一借款的谈判过程中，英方提出了较多的条件，如中国在最短期内改组中央银行为中央储备银行，并聘用英籍顾问一人；中国以关税为偿付本息担保，借款未偿清前仍由英人担任总税务司，并继续酌用英人为关员；中国应实行收支平衡。中方权衡再三，决定接受英方的条件⁽³⁶⁷⁾。可见，当时中方在谋求援助的同时，还不得不接受英方对中国财经事务的控制。上述借款，中、英双方仅达成了草约，未及订立正式协定，旋因中日战事扩大，在英国政府未出面为贷款风险作出担保的情况下，英方相关金融机构没有出面为中方发行债票。中日战事的进展，以及英国远东政策的演变，直接影响着中英财经交涉的过程和结果。

随着德国政府明显采取了亲日疏华政策，中德经贸往来关系急速下降，国民政府方面十分重视获得英国的援助，自1938年起，蒋介石以及外交部长王宠惠都曾向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进行过交涉，要求英方从双方的政治关系以及维持其在远东的地位出发，在援华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³⁶⁸⁾。驻英大使郭泰祺、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则分别在伦敦和香港进行具体接洽。当年5月中方提出了若干方案：英方承受中方所发行1000万英金公债之全部或一部；中方清偿毕1908年的英法借款后，根据原合同条件对华续借款500万至1000万英镑；英国政府为1937年的2000万英镑金融借款提供担保；切实商定购货信贷1000万英镑⁽³⁶⁹⁾。英方没有同意前两种方案，但双方就购货信贷和金融借款进行了后续谈判。中英之间虽历经曲折，但最终在英国对华提供购货信贷和平准基金借款问题上达成了协定。

在购货信贷方面，直到1938年12月，英国政府明确答应的只有购买客货汽车信贷50万英镑。当月中方获悉，英国政府授权商务部可在1000万镑的范围内确定对外信贷。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便数度向英方交涉，希望将此1000万镑全数或大部分归中国运用，英方称要求得到该款的国家甚多，中国至多只能得到200万至300万英镑。郭泰祺向英方提交了包括汽车、铁路、电信、材料、颜料、造纸、机器、军用电话等方面的货单，总价额约达400余万镑，提出中国至少应得到500万镑。在中方看来，英国在对华贷款问题上的犹豫态度，表明“仍无政治决心”，即担心来自日本的反对，“故我方尚难期其痛快援助也”⁽³⁷⁰⁾。至1939年2月下旬，英方决定对华信贷总额为300万英镑。双方先于3月份达成滇缅路购车信贷14.1万英镑，后为中方担保机构及债券发行等问题往返磋商，直到1939年8月18日才签订购料信用借款285.9万英镑，因英方的坚持，中方同意由国民政府及中国银行出面担保，这意味着英方将在获得商业利益的同时，风险由中方承担。

第一次英国对华300万英镑的信贷总额，大大少于同期美国对华信贷额，更无法与苏联的贷款额相比。合同原规定在1939年内完成购料，但因欧战爆发，英国对货物出口实行限制，中方在英购料进展迟缓。当年底，双方商定把贷款使用期限延长半年，以后又多次延长。至1941年底，中方动用该项信贷在英购料的有兵工署、军政部、交通部、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处、陆军机械化学校、中国毛纺织厂、卫生部、中央银行等机构，动用总额约1,482,018英镑⁽³⁷¹⁾。一直到抗战结束后，该项信贷仍在运用。另外1941年6月5日陈维城与艾登在伦敦又一次达成英镑区购料信用借款500万英镑⁽³⁷²⁾。这次信贷的利息率为3.5％，与第一次信贷相比（购车部分5.5％，购料部分5％），显然较为优惠。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英之间在对华提供商业信贷方面没有取得更多的结果⁽³⁷³⁾，但在国民政府最看重的金融借款即平准基金借款问题上，历经多轮谈判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国民政府自1935年11月4日开始实行的法币政策，实际上为外汇汇兑本位，维持法币汇率的稳定必须有相当数额的专项平准基金。当时国民政府必须为稳定法币汇率而设立外汇平准基金。至1937年6月30日，国民政府持有的外汇资产总共约合37,890万美元⁽³⁷⁴⁾。但这对于实际需要相差甚大。当年7、8月间孔祥熙在伦敦与汇丰银行达成的金融借款2000万英镑草约，其中相当部分就是用于平准基金的。1938年1月5日，英国财政部次长李滋罗斯（Fredrick W．Leith—Ross）曾明确告诉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英方无法正式履行原对华2000万英镑草约，除非英国政府出面担保，银行方面不会提供贷款。3月31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在英国洽谈“维持金融外汇借款”时，英国财政大臣西门（Sir John Simon）提出的方案是：（一）中国向英方出售白银或以白银或抵押借款；（二）以金属矿产抵借⁽³⁷⁵⁾。也就是说，英国政府虽然愿意重新考虑向中国提供维持法币汇率所需的英镑，但仅仅定位于一般商业行为。英方所担心的，一是中国方面在对日作战上的进一步失利会使整个局势继续恶化，二是新的援华行动“恐激怒日本攻香港及增强日德合作”⁽³⁷⁶⁾。中方对借款的期望和要求，却是政治和经济援助性质，即由英国政府出面，为英方银行对华贷款提供担保。

在援华问题上，当时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态度较为积极。在英国政府内，当时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也倾向于援助中国，他向内阁会议提出：无论基于荣誉还是自身利益的任何考虑，都促使我们尽可能地援助中国；用一笔较少数额的款项，我们就可以维护在远东的基本利益⁽³⁷⁷⁾。时任中央银行顾问的英国人罗杰士（Cyril Rogers）也认为：向中国提供2000万英镑的借款或信贷，将使局势得以维持相当时期，如一年，从而使日本受到极大的损耗，不得不在合理条件之下接受和平⁽³⁷⁸⁾。但是，财政大臣西门却强调了欧战的危险局势，担心对华援助并不能保证中国在一年内取得对日本的胜利，反而会导致英国在欧洲和远东两面受敌⁽³⁷⁹⁾。这一消极主张在政府中占了上风。1938年7月13日，英国政府内阁会议正式否决了对华金融借款案。

待到1938年10月，宋子文以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身份在香港向英方银行接洽，希望加入中国平准基金以支持中国的币制。12月初，中国方面建议设立中英联合平准基金，即英方银行至少向基金投入300万英镑，中方银行将投入相同数额；由中英银行代表组成的小型委员会来控制和运作基金。中方并且强调：如果来自外国的支持达到500万镑或者1000万镑，中国货币的汇率将能维持较长的时间⁽³⁸⁰⁾。

英国政府在11月下旬考虑向国会提出的方案是：由汇丰银行向中国平准基金认款250万英镑，英国政府对汇丰银行的这一认款额提供担保。到12月初，英国政府还只是考虑把提供担保的借款额稍作增加到300万英镑。到1938年底，英国政府的态度转趋积极。促使这一转变的因素，除了英国商界包括在华英商对稳定英镑与中国法币比价的迫切要求之外，还由于美国已公开表示要对华提供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且没有引起日本方面的强烈反响。用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Sir Robert Craigie）的话来说，就是对华货币贷款并不会导致战争⁽³⁸¹⁾。为了减少风险，英国方面起初试图说服美国政府联合支持中国的货币，但为美方所拒绝。英国政府决定不再等待美国，先单独支持中国货币，并把对华维持法币汇价的借款定位于财政援助。

就在已经大体上确定向中国提供平准基金借款之后，英国政府却向中国方面提出，要以承认1938年的英日海关协定作为提供平准基金的前提条件⁽³⁸²⁾。这遭到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孔祥熙指出：英国加入中国平准基金只须付出极小的代价，但却可以向外界证明英国在保护其利益；英国在援助中国问题上已经说得够多的了，现在该是付诸于行动的时候了，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利益，也关系到英国本身的利益⁽³⁸³⁾。另一方面由宋子文在香港与汇丰、麦加利银行洽商，英国政府原先只同意贷款额在300万英镑之内，经中方要求以及罗杰士的工作，至1939年2月下旬，英国政府原则上已同意增至500万镑，按当时的英、美间汇率，约合2500万美元，即与美国的桐油借款额相等。英方最后还同意，提供平准基金借款与中国承认英日海关协定及恢复支付外债本息不直接关联⁽³⁸⁴⁾。3月3日，英国提出了平准基金借款协定的具体方案：由汇丰、麦加利、中国和交通四家银行达成合作协议，汇丰出资300万英镑，麦加利银行出资200万英镑，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共出资500万英镑，总共1000万英镑，组成法币平准基金，维持法币对英镑的汇率；在香港设立一个五人委员会来管理该平准基金，中国、交通银行每6个月以英镑向汇丰、麦加利银行支付利息，利息率另行商定；基金结束时，所有资产将根据最初投资比例在上述四银行间划分；英国政府则将为汇丰、麦加利银行的投资提供担保；中国政府应承诺，在基金运作期间，其经济和货币政策须以维持法币对英镑的汇率为原则；中国政府须通过上述委员银行买卖外汇，所得外汇余额，在平准基金不足1000万英镑时，应优先售予基金委员会；当基金结束时，除征得英国政府同意之外，中国政府应按当日汇率购回英方银行名下所摊得之法币⁽³⁸⁵⁾。对于该方案各条款，罗杰士认为中方应感到满意；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也认为：方案各条款“均属寻常问题，并无故意为难之意，罗杰士认为圆满，我方似不必犹豫也”⁽³⁸⁶⁾。

国民政府接受了英方提出的方案。1939年3月10日，双方在伦敦签署了《中国国币平准基金协定》，共19条⁽³⁸⁷⁾。《协定》规定平准基金总额1000万英镑均须存于英格兰银行，专用于维持香港、上海两地外汇市场的法币之英镑汇价；出售英镑所购入之法币应存于香港、上海的汇丰银行或麦加利银行；协定有效期为12个月，但经中、英两国政府同意，每6个月得续延一次，这表明当时英方不愿为维持中国法币汇率承担长期的责任；英镑基金所得之利息或贴息应存于英格兰银行，以备付汇丰、麦加利两行应得之利息，并规定中方由中国、交通两行按2.75％的年利率为英方供款银行提供息金担保，这一利息率确实比同期中国政府所获得的外债的利息率要低得多，英方银行对基金之认款将由英国财政部担保清还，基金结束时，将以基金所生利息扣除英方银行所得利息后之余额，作为英国财政部上述清还义务之回报，也就是说，中方虽不直接对英方银行负有还本义务，但实际上是以对基金认款存于英格兰银行所生之利息，作为英方本金之担保。另一方面，英方对中方认款本金不承担任何清还义务，对于中方认款的利息收益，也未作具体的保证，只规定基金清算时，在扣去英方利息和本金之后，其余额将按投资比例在双方银行间分配，亦即中方仅有参与纯益分红之权利。另规定设立一个基金管理委员会，由上述四家银行各出一名代表，另一委员由中国政府委派英籍人士担任，其人选须商得英国政府的同意，未得英方同意，中方不得将其免职；平准基金委员会表决任何问题，均以出席人员之多数通过为原则；委员会须按月及每半年将工作情形及基金状况向英国财政部报告。根据英方的意见，中方提名罗杰士代表国民政府参加平准基金委员会，并担任主席。

就在中英平准基金协定签署的当天，郭泰祺与哈利法克斯以互换照会的方式，代表中、英两国政府确认了由汇丰、麦加利、中国、交通四家银行所签订的平准基金协定，并且强调了英方所关注的各点⁽³⁸⁸⁾。无论该照会还是平准基金协定，都表明英方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要少于中方，而其直接权益则较多且更有保证。

中英平准基金是自1935年11月实施法币政策以来，首次设立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外联合平准基金，主要通过维持上海、香港的法币汇率，进而维持法币在日伪统治区的地位和在后方国统区的稳定。由汇丰、麦加利银行这两家在华地位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英商银行公开和直接出资，又有英国政府作为英方投资担保，可以看作是对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蒋介石甚至认为，英国决定提供平准基金借款对日本的刺激，必比美国对华借款更甚⁽³⁸⁹⁾。不过，由英方银行来保管平准基金并控制基金的使用，固然有利于增强基金的信用度，但也意味着中方将不可能自主地进行基金的投资，遑论整个基金管理和运用了。

中英平准基金和基金委员会设立后，按法币1元合8.25便士的汇价，在上海和香港公开出售，力图把汇价维持在这一水平上。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扬，加上日伪方面不断以法币套取外汇，以及投机商的推波助澜，使平准基金不敷应付。至1939年5月底，基金已总额售出三分之二，至7月中旬英日在东京举行会谈时，上海金融市场发生重大震荡，平准基金会持有基金几乎耗尽，这使得重庆当局十分担心，蒋介石在日记中便写到：“法币惨跌，英倭妥协，人心动摇，于此为甚。”⁽³⁹⁰⁾当年5月起，中国方面就由郭泰祺和罗杰士分别向英国政府探究提供新的平准基金的可能性。到了形势最紧迫的7月中旬，连宋美龄也出面向驻重庆的英国使馆官员求援。7月28日，蒋介石电示郭泰祺把新的平准基金借款额提高到1000万镑，向英方承诺平准基金委员会在供应外汇的方法上将更慎重，杜绝日伪套汇以及资本逃避等情况⁽³⁹¹⁾。郭泰祺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书面照会英国外交部，但到了8月底，英国外交部借口英国财政部持异议，拒绝了中方的要求。

英国虽然不准备直接向中方提供新的平准基金借款，但却数度游说法国方面加入平准基金。在6月中旬时，法国方面一度同意向平准基金认款2亿法郎（按中英、中法间汇价套算，约合100万英镑），但要求派两名代表参加平准基金委员会。英方既认为法方的认款额太少，更以容易泄密和降低工作效率为由，不同意法方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占两个席位⁽³⁹²⁾。后来法方同意只向平准基金会派出一名代表，但考虑到当时英方本身对继续支持平准基金态度不甚明朗，法方也犹豫了。

1939年9月初开始爆发的欧洲大战，一度缓解了国民政府维持法币汇率的巨大压力。到1940年3月平准基金协定一年期满，鉴于汇市又趋严峻，中、英双方均同意延长原协定。此后中方还数度向英方提出，希望向平准基金增加新的认款。但法币汇率的连连下挫，使英方原投资银行的信心受到较大影响，麦加利银行拒绝提供新的借款，汇丰银行也仅愿供款100万英镑。1940年7月6日，中央、中国、交通和汇丰四家银行的代表，在香港正式签署了设立乙种平准基金的协定，共22条⁽³⁹³⁾。上述各行对平准基金认摊额分别为：中央银行300万美元，交通银行200万美元，中国银行60万英镑，汇丰银行100万英镑，共500万美元又160万英镑⁽³⁹⁴⁾。与第一次中英平准基金相比，加入乙种平准基金的银行之中，中方增加了中央银行，英方减少了麦加利银行；认款总额，也从双方平摊改为中方约占三分之二。在乙种平准基金协定中，为汇丰银行投资提供担保的是中国银行，而不是英国财政部。但汇丰银行方面不满足其投资本息仅由中国银行出面担保，汇丰银行总经理格兰朋（Sir Vandeleur Grayburn）借口在当年5月初与中方达成的谅解中，有国民政府财政部与中国银行共同提供担保的承诺，要求财政部提供书面担保。于是，财政部不得不在同年8月23日致函汇丰银行，称：“所有原合同订明应由中国银行负责向汇丰银行缴还本息一节，并准由本部备函加以保证。”⁽³⁹⁵⁾就维持法币汇率的职能而言，乙种基金与1939年基金并无本质的区别，其实际意义，还在于使外界知晓中英双方的决心：为了联合维持法币对英镑的汇率，中英双方都不惜向平准基金追加新的投资。

英方在乙种平准基金协定中仅由汇丰银行承诺新增100万英镑，且英国政府不提供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在远东问题上的谨慎态度，这与当时英国在封存天津英租界中方银行存银问题，以及关闭滇缅路问题上对日本的妥协让步，其基本出发点上有相同之处，即尽可能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然而1940年9月底德、意、日三国达成的同盟条约，使英国朝野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将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造成更大的威胁，对中国的援助是制约日本扩张的有效途径。于是，在向中国提供新的平准基金借款问题上，英国政府转持较积极的立场。自1940年10月起，中国方面先由驻英大使郭泰祺在伦敦接洽新的平准基金借款。12月初英方安排财政部次长费立浦（Sir Frederick Phillips，又译斐律普、裴律普）飞抵华盛顿，与宋子文进行谈判。国民政府又加派财政部次长郭秉文抵伦敦，与英国财政部保持联系。在重庆，当时蒋介石本人也与英国大使卡尔数次谈到平准基金借款问题。中英新平准基金借款的交涉过程中，中方要求英方提供平准基金借款1000万英镑，另加信贷1000万英镑，共为2000万英镑，约相当于1亿美元。按照中方的设想，这是中方应从英方获得的最低借款额。但英方只同意贷款总额为1000万镑，其中平准基金和信贷各500万镑，认为中方提出的数额超出了英方的财政能力。当时蒋介石在重庆、宋子文在华盛顿、郭泰祺在伦敦都进行了交涉，希望英方扩大贷款总额⁽³⁹⁶⁾。但12月10日，英国国会正式通过的对华贷款案总额仍为1000万镑，平准基金借款和信用信贷各500万镑。

除了新平准基金借款的数额之外，中、英双方在是否将平准基金运用于上海地区，也不无分歧。至迟在1940年5月即达成乙种基金前夕，孔祥熙便已有异议⁽³⁹⁷⁾。待到1941年1月初，上海市场法币之汇率日趋疲弱，单靠原有的平准基金难以维持。18日，蒋介石电示郭泰祺转告英方：蒋本人“对平衡基金维持上海黑市场之计划，不能赞成，此徒为日寇套取外汇，而非有利于抗战与经济也。请勿再作此利敌损己之打算为盼”⁽³⁹⁸⁾。在这里，不仅仅是蒋介石对英方在新平准基金借款数额上不接受中方要求表示不满，而且确实表明重庆当局对以大量外汇来维持上海汇市的做法，产生了重大疑虑：当时中国沿海与陆路国际通道大多遭到日本封锁，通过关税和对外贸易的外汇收入来源基本枯竭，国民政府外汇储备日见拮据，获得外汇借款又如此不易，美国尚未通过对外军事援助的《租借法案》，中国在美国采购军用物资还得花费外汇。1941年1月上旬，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开业并发行“中储券”之后，上海外汇市场遇到了更大的套汇压力。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孔祥熙都主张放弃上海，在日伪难以套汇的重庆另辟外汇市场。

但是，英国方面却把提供新平准基金借款与维持上海汇市联系在一起。1941年2月24日，卡尔向蒋介石转告了英国政府的答复：“贵国政府撤销上海法币之支持，如无其他有建设性之政策代之，恐将铸成大错；同时敝国政府以为，就贵国现状而论，统制外汇恐难十分有效，而外汇统制不健全，能否规定任何建设性之政策，实成疑问。”英方在致蒋介石的书面备忘录中陈述维持上海汇市的种种必要性，还断然宣称，无论从组织与设备、交通运输还是自由外汇来源等方面比较，在重庆不可能设立类似上海那样的外汇市场，因此“似以维持现状为最妥办法”⁽³⁹⁹⁾。由于英方坚持以维持上海外汇市场作为提供新的平准基金借款的前提，中国方面只得在重庆新设立外汇市场的同时，同意与英方一起继续维持上海的法币汇市⁽⁴⁰⁰⁾。

1941年4月1日，由宋子文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李幹代表中央银行、费立浦代表英国财政部，在华盛顿签署了中英新平准基金借款协定，共17条⁽⁴⁰¹⁾。与1939年第一次平准基金借款协定和乙种基金协定比较，新设立的平准基金则必须用于在上海、香港维持法币汇率，但1939年平准基金之余额经英方同意可用于上海、香港以外地区；协定是直接由中、英两国政府的代表签署的，英方向该基金提供借款的是财政部而不是汇丰、麦加利银行；新平准基金借款的利息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不再规定中方必须与英方同步向平准基金注入新款项；也不再明确规定协定的期限，不要求每6个月须办理延长期限手续；在操有对平准基金存废权的情况下，英方同意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中方委员占多数。这些都表明，新的平准基金借款带有更多的援助性质。联系到英国同时还向国民政府提供了500万镑的信用借款，可以认为在援华问题上英国政府已不再顾忌来自日本的反对，英国的远东政策迈出了较积极的步伐。在第二次平准基金借款达成后不久，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英国决定冻结在英的中国资金，经双方协商，由中央银行代表中国政府控制被冻结资金的解冻之权⁽⁴⁰²⁾。这意味着中国私人和商业机构在英国银行的存款，将可以由中国政府支配使用，是继信用借款和平准基金借款之外，在财经领域支持中国的又一举措，有助于促进双方的关系。

第五节　美国对华提供贷款和租借援助

一　寻求美国对华提供商业信贷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谋求美国财政经济援助，还只是继续战前的以白银换取美元的方式。待到1937年末布鲁塞尔会议之后，中国开始向美国接洽借款。1938年1月30日，蒋介石致函罗斯福：“吾人急迫之愿望，则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上及物质上予中国以援助，俾得继续抵抗。至其他美国所可采之有效办法，足使阁下意想中之最后解决得以实现，则惟阁下之裁夺。”⁽⁴⁰³⁾当时，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经过美方中介人与美方银行接洽，曾达成2000万美元的借款意向，规定中方至少以半数在美购物。而中方当时希望获得可自由动支的借款，以稳定币制，周转外汇⁽⁴⁰⁴⁾。国民政府起初对通过这一方式获得美国贷款持盲目乐观态度，1938年7月初时甚至以为王正廷已经达成三年期总共达6亿美元的巨额借款，但不久便确认纯系子虚乌有，中方“耗费巨款，毫无结果，受各方之指责”⁽⁴⁰⁵⁾。当年，驻美大使王正廷因此而遭撤换，由胡适接任。此后，国民政府考虑另派特使径直赴美，与美国专门洽商借款事宜。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表示希望与国民政府的代表会谈援华问题。1938年7月26日，时在法国的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在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的谈话中，表示美国政府在援华问题上准备采取“使中国得到援助而又不使美国政府为难的办法”，并建议中国政府派陈光甫赴美国，摩根索本人将与陈直接洽谈对华援助问题。1936年，陈光甫便代表国民政府赴美，与摩根索达成了著名的《中美白银协定》，而且两人都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友。摩根索向顾维钧表示：陈光甫是一个正直的和绝对信得过的事业家⁽⁴⁰⁶⁾。陈光甫起初推辞，由宋子文推荐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赴美交涉，但8月24日徐新六应召乘飞机由香港赴渝，途中遭日机截击遇难。在此情况下，行政院复督促陈光甫赴美交涉，陈无法推托，遂于9月9日偕同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席德懋、资源委员会负责矿产出口的官员任嗣达自香港启程。

在美国谈判期间，美方原则上同意提供信用贷款，即中方用美方的贷款在美国购买产品，这也是摩根索此前向顾维钧所提到的方式；中方另以美方所需要的桐油运美销售，以货款偿付借款本息。但美方坚持：无论贷款的获得还是在中、美两国的货物购运，都必须采取商业的方式，要求中方以商业公司而不是政府机构的名义，出面经办贷款和购运货品等事项。于是，国民政府方面只得拨出美金50万元，以“世界贸易公司”（Universal Trading Corporation）的名称，在美国纽约州申请办理了注册手续；由中央银行代表席德懋任总经理，陈光甫任董事。另拨1000万元国币为股本，在国内成立“复兴商业公司”，向经济部办理注册手续，而陈光甫也是复兴商业公司的董事⁽⁴⁰⁷⁾。

经过中、美双方的交涉以及国民政府内部各方面的安排，首先由“中华民国注册之复兴商业公司”和“美国纽约州注册之世界贸易公司”于1938年12月30日订立了购售桐油合同，共11条，规定由复兴商业公司在五年内将总共22万吨（每吨2000磅）桐油，自中国装运至美国港口，交付与世界贸易公司；世界贸易公司代理复兴商业公司在美购买农工产品运往中国；该合同各条款完全受美国纽约州法律之约束和制裁。由陈光甫和席德懋分别代表复兴公司和世界公司在合同上签字⁽⁴⁰⁸⁾。这份合同在形式上完全符合一般商业合同的要求。

随后，席德懋、陈光甫又分别以世界贸易公司总经理和董事的名义，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总经理庇尔生（W．L．Pierson）、金库副主任格立芬（D．B．Griffin），于1939年2月8日在华盛顿签署了总额为25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这笔借款通常被称为“桐油借款”。该合同共11条，规定世界公司所得之借款，“应如数购运美国农产品及工业品”；借款年利率4.5％（后减至4％），每半年偿付一次，清偿期限不得超过1944年1月1日，世界贸易公司将以销售复兴公司运美桐油收入的半数偿付债款；其余收入亦应购买美国产品运华；世界公司所购货物，均将委托美旗商船装运；美方保留随时停止信用放款之权。而复兴公司与世界公司的购售桐油合同，则作为桐油借款合同的附件甲；附件乙则是世界公司所开还款期票式样。根据美方的要求，另由中国银行为该借款提供担保⁽⁴⁰⁹⁾。

陈光甫当时曾指出：美国向中国提供桐油借款，“虽云助我，实际为增进其工商，解决一部分失业问题，故合同最要点为购买美货”。但就中方而言，则是“试探美方合作之门”，为进一步争取美国援助打下基础⁽⁴¹⁰⁾。当时来自德国的军事物资已经很困难，但苏联对华军事援助态度积极，前景看好，所以在陈光甫赴美前后，中国对美国提供大批援助的期望值并不很高。

美方还明确限定，“桐油借款”不得在美国购买中国所急需的飞机⁽⁴¹¹⁾。这样，中方只好把借款用于未列入限制的兵工材料，另以售银收入在世界贸易公司名义之下办理购买飞机、军火事宜⁽⁴¹²⁾。陈光甫还建议以军用矿产销美，作为续洽借款及军火之基础⁽⁴¹³⁾。

世界贸易公司与复兴商业公司之间订立了购买桐油的协定，这样，复兴商业公司成为代表国民政府在国内收购桐油、运美交货以及接受美货的机构；世界贸易公司则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经办借款、销售桐油、得款偿债和采购美货。

嗣后，由于桐油市场价格的上涨，经中方的要求，1939年10月14日，世界公司与华盛顿进出口银行签订了桐油借款的补充合约，主要是美方同意暂行放弃对中方在美售卖桐油价格的限制，允许中方根据市场价格确定售价⁽⁴¹⁴⁾。美方的这一让步对中国关系至关重大。由于美国市场上的桐油价格由每磅14美方涨至34美分，从1938年9月开始至1941年10月，中方共运美桐油89批，计59005.94吨，离确定借款合同时预计的运交桐油22万吨的数量相差颇大，但价值却达27,835,016.15美元，这样，至1942年3月，中方提前清偿实际动支借款2200万美元和利息1,466,573.68美元⁽⁴¹⁵⁾。

在“桐油借款”合同签署之初，因复兴商业公司成立不久，国内桐油仍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负责采购，运至香港，再由复兴商业公司装船运美。自1940年1月1日起，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将国内购油之业务完全移交给复兴公司办理。贸易委员会负督导之责，并统一规定国内之油价。

陈光甫在美国接洽第二笔借款是“华锡借款”2000万元。在谈判时，中方承诺提供美方急需的锡矿品。美国政府代表、联邦债务署主任琼斯起初对中国运输能力颇表不满，认为中国大量所购货物积压在海防，不如少购；同时以桐油借款尚未动支完毕为理由，对中国新要求借款的数额2000万美元提出疑问，表示先借500万美元。陈光甫则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改善运输条件，运输能力将有较大之提高；另外中国对美货物需要甚巨，仅汽油便达500万美元，另外改善滇锡生产状况亦至少需200万美元，但在新借款数额未最后确定之前，中方对桐油借款的动支颇谨慎。琼斯最终同意了中方的借款数额⁽⁴¹⁶⁾。

1940年3月7日，美国宣布了即将对华提供新的信贷，即“华锡借款”。然而孔祥熙突然致电陈光甫和驻美大使胡适，要求向美方交涉取消以提供锡品作为借款的条件，实际上是想改商业信贷为政治援助。孔祥熙认为，大体同时进行中的美国对芬兰借款，并不要求芬兰方面提供什么担保，如果中方负有提供锡品的义务，那么在中国国内会对政府产生不满，尤其是“参政开会在即，更恐引起质询，势将无以为对”。但是陈光甫和胡适认为，这一借款本身就是商业性质，基本条件都已经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以及琼斯等人确定，且已经公布，难以再向美方提出改变。孔祥熙只好在请示蒋介石之后，同意按原议与美方签约⁽⁴¹⁷⁾。

对于“华锡借款”，美方同样要求中方严格按纯商业方式办理，于是，先由陈光甫以复兴公司董事、任嗣达以世界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于1940年3月15日订立售购华锡合同，规定复兴公司七年内运售滇锡共4万吨至美国，同时委托世界公司在美国购货运华；陈光甫、任嗣达再分别以世界贸易公司董事和副总经理的身份，同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代表庇耳生、格立芬，于1940年4月20日在华盛顿达成20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年利率4％，清偿期限7年；世界贸易公司以借款在美购货，并以售卖滇锡之货款偿付债款⁽⁴¹⁸⁾。嗣后，国民政府由财政部出面，委托资源委员会代购滇锡、钨砂及锑运美，交世界公司在美洽售。这些矿品一般先运至越南的海防或西贡，然后再待美国货船装运赴美。

“桐油借款”与“华锡借款”在数额上远少于同期苏联对华贷款总额，借款的使用也受到种种限制，不能满足当时中国迫切需要。尤其是1940年3月底汪伪政权出笼，国民政府面临更严峻的局面，蒋介石急于从谋求经济与军事援助入手，使得对美关系有大的突破，进而考虑委派新的特使赴美接洽，同时召回陈光甫。1940年4月初，蒋介石便决定派宋子文赴美商洽新的借款⁽⁴¹⁹⁾。宋子文当时虽然只是国民政府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但却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权决策层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罗斯福政府不少官员较熟悉。到同年6月宋子文启程赴美时，他的身份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其在美使命已不仅限于商谈借款，而是被蒋介石赋予“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⁴²⁰⁾。

宋子文于6月下旬抵美后，于7月1日和2日接连两次访问了罗斯福，他向罗斯福提到：“我国三年来不惜任何牺牲，忍痛苦撑，以期民主集团最后胜利，俾中日问题得在美国领导之下公平解决。惟欧洲诸国几乎不战而降，即如法国，其大部陆军实力未减，海军及属地更未持久抵抗，而竟然降德，致使英国危急万状，因而日本肆无忌惮，断我越南运输，陷中国于万分困难境地，影响军心民心实巨，向所期望民主集团最后胜利之抗战理论，不得不重新考虑。”宋子文表示，他本人系受蒋介石委派来美，“委座亟欲总统指示此后应付大计方针”。宋子文还强调中国抗战事业因法国对德投降遇到的困难，与罗斯福谈到“三角援华方式”，即中国向美国借款、向苏联订货和由中国西北运华，以及美、苏在远东问题上达成谅解的可能性。罗斯福表示愿尽力促成对中国币制及物资之援助⁽⁴²¹⁾。

此后，宋子文又向其他美国政要多次游说，包括赫尔国务卿、国务院政治事务顾问贺恩贝克、财政部长摩根索等人。7月12日，宋子文向美国财政部提交了援华备忘录，包括三方面的要求：1．支持中国稳定法币，需5000万美元，另外的5000万美元可以只是名义上的；2．购买飞机、军事物资和兵工厂设备，约需7000万美元；3．改善交通状况，如滇缅公路和铁路，从缅甸北部的腊戍到中国昆明的空运等，约需2000万美元。宋子文同时向美方表示，中国可以向美国提供金属原料以偿付债款，在今后五年内，中国至少可出口价值5000万美元的钨、锑、锡⁽⁴²²⁾。

当时，美国方面不愿意向中国提供维持法币汇价的平准基金借款，但同意通过新的商业信贷，中方以矿砂偿付，由联邦债务署主任琼斯与宋子文具体商谈。宋子文起初提出的数额是5000万美元，琼斯只同意500万，宋通过在白宫、国务院和财政部之间活动，希望在借款数额上不要少于以往达成的协定。这时，由于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的推进，美国感到需要通过对国民政府的公开贷款，使日本人“停停，看看和听听”⁽⁴²³⁾。1940年9月25日，即日本占领原法属印度支那两天之后，美方便宣布将对华贷款2500万美元，即“钨砂借款”。

宋子文最初向国内报告的该项借款数额是5000万美元，所以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悉达成的“钨砂借款”数只有2500万美元，感到太少，希望增加⁽⁴²⁴⁾。宋也曾对借款额太少而感到不满，但基于在美寻求援助的局面尚未打开，担心如向美方“斤斤于数目之多少，时机一失，易生变化，且恐引起反感”，主张待机接洽新的借款。

此后，双方为起草借款合同条款磋商。至1940年10月22日在华盛顿签署了2500万美元借款合同，因规定中方以售美钨砂偿付债款，又称“钨砂借款”。中方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李幹代表中央银行、吴志翔代表资源委员会签字，美方仍由庇耳生、格立芬代表华盛顿进出口银行签字。同日由资源委员会与美国金属准备公司达成的钨砂合同，则作为“钨砂借款”合同的附件。根据合同，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央银行提供2500万美元借款，年利率4％，清偿期限5年，中方由作为借款协定债务方之一的中央银行开出期票，国民政府无条件担保偿付；资源委员会则在五年内向美国金属准备公司运售总共不少于1000吨的钨砂，其收益首先偿付借款利息和本金⁽⁴²⁵⁾。此后经交涉，至1942年2月，美方又同意嗣后资源委员会售美钨砂所得货款，向金属准备公司免交75％，其余25％继续付给华盛顿进出口银行，以偿付金属借款利息和到期本金⁽⁴²⁶⁾。

需要指出，与此前和美方达成的“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合同相比，“钨砂借款”不再通过陈光甫发起成立的世界贸易公司和复兴商业公司。这固然与主持接洽的中方代表已由宋子文取代了陈光甫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钨砂借款”交涉与合同中，美方已不再要求中方形式上以商业机构出面经办贷款、购运货品等事项，而是直接由中央银行和直属国民政府经济部的资源委员会出面，宋子文更是以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因此，“钨砂借款”不仅是新获得的美援，还标志着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的进展和美国远东政策转趋积极。

中美“钨砂借款”合同签署后，日本旋即正式承认了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伪政权，重庆国民政府面临着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宋子文借此时机要求美国政府加大援华的力度，希望提供1亿美元的新借款。另外，美国驻重庆大使詹森于1940年10月和11月两度致电美国国务院，称除非华盛顿给蒋介石新的财政与政治援助以示支持，重庆政权的垮台将迫在眉睫⁽⁴²⁷⁾。在此情况下，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0年12月宣布，将由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和财政部各向中国政府提供5000万美元。

中国方面与华盛顿进出口银行达成的5000万美元借款，亦称“金属借款”，于1941年2月4日在华盛顿签署了借款合同，并以同年1月31日资源委员会与美国金属准备公司所签署的金属合同作为附件。美方由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5000美元，用于资助中国政府输美金属原料和在美购货，借款年利率4％，清偿期限7年，中方由中央银行开出期票，国民政府无条件担保偿付，另规定中方在偿付期内由资源委员会向美国金属准备公司运售价值6000万美元（不少于1400吨）的钨砂、锑、锡，其收益首先提作偿付基金⁽⁴²⁸⁾。中美双方签约人和身份均与“钨砂借款”相同。

通常认为，上述陈光甫与美国接洽达成的“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宋子文与美方接洽达成的“钨砂借款”和“金属借款”，是自抗战爆发以来美国最初向中国提供的第一、二、三、四笔借款。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也有这样的提法，如孔祥熙1940年8月6日在致宋子文的信中提到“华锡借款”，便称之为“美国第二次借款”⁽⁴²⁹⁾；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财政部还谈到：“查我国在美国举借借款，第一次系桐油借款，第二次以华锡作抵，故名华锡借款，或称第二次中美借款”⁽⁴³⁰⁾；“钨砂”、“金属”借款达成后，“中美第三次钨砂借款”、“第四次金属借款”的提法，也常见于有关文件⁽⁴³¹⁾。不过，也有史料表明，在达成“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之间，中国政府还与美国商业机构直接达成过另项可视为债务与债权的关系。1941年美国官方公布过中国所获得的主要外债情况，在列举了“以桐油支付的借款”、“以锡支付的借款”和“以出售钨砂来偿付的借款”之后，明确提到：“除此之外，中国还（从美国）获得1280万美元的商业信贷和1500万美元的飞机信贷。”不过，该文件没有指出提供信贷的美国机构的名称⁽⁴³²⁾。而在国民政府国库署档案中，有关于中美联洲公司飞机价款的记载，称国民政府方面曾与美国联洲公司洽商订立价款总额达1200万美元的购买飞机及配件的总合同，1939年5月20日先达成了部分定购合同，价款为4,424,154美元78美分，其中20％即884,830美元96美分作为定金付现，其余80％自当年6月30日起分27期支付，每期131,086美元6美分，另记息5厘。嗣后商得联洲公司同意，减去价款294,585美元63美分⁽⁴³³⁾。当然，中美联洲公司飞机价款并不是两国政府之间的直接借款，属于分期付款的性质；但在较广泛的意义上，仍可视作美方向中国提供的商业信贷。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华各次信用借款，是租借方案实施之前中国在美购买战时物资主要的财政安排，帮助中国解决了外汇不足的困难；其采用商业信贷的方式，则使得美方当时得以避免主要来自日本的责难。待到中国开始获得租借法案物资之后，信用借款仍然使得中国可以按照中方实际需要购运美国货品，对支持抗战不无裨益。

二　中美平准基金借款交涉

与分几个年头分别达成四次信用借款不同，为了获得美国以借款方式支持中国法币，中国方面经过了数年的努力，双方多次进行交涉。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后，根据与美国财政部的交涉协议，于当年和次年共向美国出售12500万盎司白银。美国以该种特殊方式提供的美元外汇，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维持法币汇率的努力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是在运用美国所提供的美元外汇维持中国的汇率方面，战前中、美之间并没有达成进一步的契约性关系，美方对中国法币汇率的稳定并不承担任何义务。

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达成如下协定：1．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45美分的价格，买下中国在美存银6200万盎司；2．美国将以黄金支付购银款，价格为每盎司黄金合35美元计，这些黄金存于纽约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用于稳定中国法币；3．如果中国需要，美国准备向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用以维持法币对美元的汇价⁽⁴³⁴⁾。7月9日公布的孔祥熙—摩根索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币制改革和稳定货币的方案已取得了重大成功，“美国财政部将根据达成的安排，在保证两国利益的条件下，使中国的中央银行获得美元外汇，用以稳定中国的货币”⁽⁴³⁵⁾。当时中方确实认为，与美国政府达成的这一新货币协定，标志着两国经济合作的新的进展⁽⁴³⁶⁾。此后中美双方经过交涉，分别在1938年的2、4、7月达成了总额为1.5亿盎司白银的售银协议，售价在每盎司43—45美分之间⁽⁴³⁷⁾。

通过出售白银以获得美元外汇，对稳定中国法币的汇率当然也不无裨益，但国民政府方面仍希望美国直接提供借款，以增加中国的外汇基金，也有助于确立市场对法币汇率稳定的信心。在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在美国接洽巨额借款，其主要目的，也是想交涉获得稳定币制的美元外汇。1937年底到1938年初，王正廷报告称基本达成总额为1亿5000万美元的借款，条件大致为：期限10年，年息3厘，九一发行，中方以借款价值四分之一的现银存双方指定银行，债券经中国银行签保⁽⁴³⁸⁾。中国方面一度对获得该项大借款的前景颇为乐观。

嗣后美方把借款总额减至1亿元，又提出先行提供2000万美元的小额借款，有两家美国银行表示了贷款意向，双方对借款条件的商议大致为：期限三年；年利率3％至4％，后减为3％；中方以白银和证券作抵押，另由中国银行作担保；中方还须支付律师费和佣金⁽⁴³⁹⁾。中方最后未与美方达成正式借款合同。

1938年9月陈光甫以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在美国交涉经济援助时，也曾要求美方提供外汇现款借款，以帮助中国稳定货币。当时美方只同意以购买中方2000万盎司存银的方式来提供现汇⁽⁴⁴⁰⁾。此后，中、美之间虽然先后达成了数笔信用借款，但美方迟迟不同意向中国提供直接用于维持法币汇价的借款。在美方看来，中国法币汇率的稳定主要关系到英国的利益，因此应由英国出面提供相应的帮助⁽⁴⁴¹⁾。

国民政府还通过英国政府向美方接洽，希望英美共同对华通过借款，维持法币汇率，但也被美方拒绝。1939年春，中英达成第一次平准基金后，美国政府依然不为所动。而美国运通公司、花旗银行及其他美商一度在上海大肆购买外汇，导致法币汇价低落，孔祥熙也因此不得不直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严重交涉，要求美国政府出面制止⁽⁴⁴²⁾。与此同时，蒋介石电令驻美大使胡适在美促进美方增援中国平准基金，并且特别提到，希望不要通过国会，而直接由美国政府或金融界增援中国平准基金⁽⁴⁴³⁾。但美方仍未予理睬。

从1940年春夏之交起，国民政府方面在继续与英方谈判新的平准基金借款的同时，还加强向美方谋求平准基金借款。当年4月中美达成“华锡借款”2000万美元之际，曾考虑商请美方拨出一部分现款，以加强外汇平准基金⁽⁴⁴⁴⁾。但中方通过“华锡借款”实际上只能在美购料，至于维持法币汇价，不得不另行洽借平准基金借款。当时除了驻美大使胡适向美国财政部有所接洽外，蒋介石本人也多次向美方呼吁。如5月14日，蒋在致罗斯福的电文中指出：“目前日本军事进展既受打击，不宣而战之战争已演为经济战争，最近伪组织宣布拟在上海设立发行银行，加以欧洲局势日趋险恶，敝国币制所受之压力益形严重，以致物价上涨，汇价跌落，外汇基金如不予充实，则经济状况日趋疲弱，影响所及，商业更致纷乱，万一金融崩溃，将使日人藉傀儡组织之力，统制敝国币制，贵国经济利益必遭摧残。最近上海美国调查委员会自动电请贵国政府贷款敝国，以维持币制，此事足以显示一般人士，深恐日人破坏敝国币制之企图，势必影响贵国商业之利益也。”蒋介石要求美国政府“于此紧急之时，贷我现款，以维持敝国币制”⁽⁴⁴⁵⁾。同年8月11日，蒋介石又电示宋子文转告美国政府：“美国若不在金融上从速援我救济，则中国内外情势实难久持。”⁽⁴⁴⁶⁾

1940年6月起宋子文在美国接洽援助时，曾建议中美共同设立平准基金，其中由美方实际出资5000万美元（名义上宣布出资1亿美元），中方出资1250万美元；设立由三至五人组成的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的外汇基金存于美国银行，法币基金存于在中国或香港的美国银行；由委员会指定的银行具体实施有关维持法币汇价的措施。宋子文并提出另行设立协调中美和中英两个平准基金的委员会⁽⁴⁴⁷⁾。11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时，由外交部长王宠惠宣读了一份名为《中英美合作方案》的文件，内中提到，希望英、美联合或分别向中国提供借款，用以维持中国法币的汇率，该借款的总额应在2亿美元至3亿美元之间⁽⁴⁴⁸⁾。美国方面，包括罗斯福总统本人，起初不相信中国能够对货币制度实行有效控制，对中国希望美国提供平准基金借款的要求虚予应付。与此同时，日本公开承认了汪伪政权，英国方面又表明了将提供新的平准基金借款，美国对于向中国提供平准基金借款的态度才转趋积极。1940年11月30日，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将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借款，用于维持中国货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摩根索曾谈到罗斯福作出决定时的情况：“他（罗斯福）为中国担心，他显然担心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会发生某种事，他要求我在24小时内向中国人提供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⁴⁴⁹⁾

此后，主要以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摩根索代表美国政府，双方就平准基金相关各问题经过数度谈判交涉。

关于美国是否真正向国民政府提供用于维持法币汇率的现汇借款，起初摩根索称，如果要以美国的平准基金来帮助任何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必须得到国会的特别批准；摩根索又提到，关于罗斯福宣布的1亿美元援华总额，“有人说是1亿美元的贷款，也有人说是1亿6千万美元的贷款，总之你们希望的是在全世界产生的效果”，暗示美国已宣布的对华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可能只是名义上的。宋子文则提出，尽管中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寻求过“橱窗装饰”即名义上的借款，但如果美国政府此次借款只是停留在“橱窗装饰”上，势必引起误解。他坚持平准基金借款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现汇借款⁽⁴⁵⁰⁾。

关于实际提供的平准基金借款额，在原则上同意向中国提供平准基金借款后，摩根索又提出，在美国政府宣布给中国的5000 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中，美国拟实际新贷款3000万美元，此外的2000万美元由1937年中美货币协定之下中国获得的价值2000万美元的黄金抵扣。这也是此前美国财政部与国务院统一过的口径，按摩根索的说法，宋子文“做梦也想不到，我已经清清楚楚地向韦尔斯（Sumner Welles，美国副国务卿）表明，我们将讨论的是3000万（美元）”。宋子文不同意3000万美元的数额，他提到，蒋介石希望为维持法币获得2亿至3亿美元的借款，5000万美元尚嫌不够，如果再减少2000万美元，蒋本人肯定将十分不满，中国民众也会失望的。宋子文甚至表示：如果这次不是实贷5000万美元，即使中国政府公开接受，他本人也不愿接受⁽⁴⁵¹⁾。在宋的力争下，美国财政部方面不得不同意按5000万美元的实贷额作进一步的谈判。

关于逐月拨付还是一次拨足，在12月26日的草案中，美方起初提出，为了保证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额能够应付较长时间的需要，在事先未得到美方允准下，每月向中方拨付的款额不超过500万美元。在中方表示异议后，美方同意首次先拨付2000万美元，余款分6个月平均拨付。宋子文坚决不同意，认为分期拨付的方式将使平准基金无法应付紧急情况，何况这一消息一旦走漏，市场对外汇的需要肯定会激增，势必无法满足。参与谈判的中国大使胡适起初同意分期拨付，但宋子文坚持不允，并且通过蒋介石向美方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文。另一方面，中方宣布由摩根索所赞赏的陈光甫担任平准基金会主席，使摩根索颇为满意。罗斯福的助理居里（Lauchlin B．Currie）也向摩根索指出，不要在这一问题上使中方认为美方不信赖国民政府，何况中国方面根本用不了5000万美元，平准基金的主要作用是心理上的⁽⁴⁵²⁾。居里还向罗斯福进言，协定的条款应显示出美国对蒋介石信任和信心⁽⁴⁵³⁾。但是，美国财政部坚持不肯把美方认款额一次交付于平准基金会支配，所以直至中美签署平准基金协定之后，中方还曾就此点继续向美方交涉⁽⁴⁵⁴⁾。

到1941年4月1日，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中央银行代表李幹，在华盛顿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签署了中美平准基金协定⁽⁴⁵⁵⁾。该协定共十条（其中第一条至第五条又共分十五款），主要内容为：中国设立中美平准基金，美国财政部提供5000万美元，中国政府银行拨出基金至少2000万美元及其他资产；设平准基金委员会，五名委员中，至少三人应为华籍，并由中方在其中指定一人为主席；至少有一名美籍委员，将委员会业已实施或计划中之一切活动随时呈报美国财政部长；委员会在利用基金中的美金进行投资及再放款时，须获得美国财政部长或联邦储备银行之同意；委员会应将有关基金的说明书、报告书、决算表，及基金及其资产已实施或计划中之一切活动情形，提供予美国财政部；凡动支美方资金维持法币汇率，中方由按年息1.5％向美方支付利息；协定还规定美方可以单方面取消以美元维持法币的义务⁽⁴⁵⁶⁾。从中美平准基金协定的各条款来看，虽然没有采用借款和贷款等字眼，但规定了中方使用美方资金的一系列限制并须支付利息（尽管利息率较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平等的。

在签署中美平准基金协定的同一天，中英之间也签署了新平准基金之协定。之后，中国方面又同美、英经过磋商和换文，在形式上把中英、中美两个平准基金合并为统一的“中英美平准基金”，三方的认额分别是：英方共认1000万英镑（约合4000万美元），美方摊认5000万美元，中方出资2000万美元⁽⁴⁵⁷⁾。1941年8月13日，成立了由中、英、美三方代表参加的平准基金委员会。另外，在美方最终明确同意一次性拨款后，1941年4月25日，宋子文与摩根索正式签署了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协定⁽⁴⁵⁸⁾。同日，宋子文与摩根索发表联合声明，称中美平准基金的达成，是两国在货币领域的合作所采取的重要步骤，除有助于稳定两国货币间之关系外，还是促进两国福利的重要因素⁽⁴⁵⁹⁾。

中美平准基金达成之初，美国方面还是比较支持的。1941年5月8日，摩根索向参议院银行与币制委员会提出，将中美平准基金协定有效期延长至1943年6月底，称平准基金的设立，对于稳定法币汇率、巩固币制，当有重大之帮助。6月14日，摩根索在该委员会发表演讲，称中美平准基金协定有助于中国政府整理金融和开展对傀儡政权货币的经济战⁽⁴⁶⁰⁾。另外，担任中英美平准基金会的美方委员、美国关税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福克斯（A．Manual Fox）也于6月份抵达中国，在英方委员迟迟不能确定的情况下，福克斯与中方一起拟订了平准基金会的最初工作计划。

1941年9月初，美国政府在和英国政府协调之后，要求所有在华友好银行，对于新设立的中国平准基金会全面合作。英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美国政府还表示，各银行的合作是与美国财政部在中国货币领域的合作一致的。美国国务院还分别要求荷兰政府与比利时政府照知各该国在远东的银行，配合中国平准基金会的有关措施⁽⁴⁶¹⁾。

中英美平准基金的正式运作，是在美国政府率先决定冻结中国在美私人资金、英国与荷兰相继响应之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市场的套汇风潮，减轻了基金会的售汇压力。另外，新的基金会以外汇审核制取代了以往中英平准基金会公开抛售外汇的办法，并按每1元法币合英金3又5/32便士（即1英镑合法币76.04元）、合美金5又5/16美分（即1美元合法币18.82元）的汇率，供给正当商业所需之外汇。这一汇率要比同期上海黑市约高10％⁽⁴⁶²⁾。美国财政部还主动提议由平准基金会审核所有的美中贸易，即凡在华之中外商人，必须持有平准基金委员会核准使用外汇的证明，才可从美国订购货物运往中国；另一方面，自中国任何地区运往美国售汇之货物，必须出示已将外汇售与平准基金委员会之证明者，美国政府才允准其货物入口。这样，一方面私存外汇难以绕过平准基金会订购进口货物，另一方面对黑市外汇的来源也有所限制。此外，在取消上海外汇黑市和香港法币黑市问题上，美商银行和英商银行都予以配合，这对于中英美平准基金会无疑是一大支持。

尽管如此，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正式运作之后，为维持法币汇率仍然售出了较大数额的外汇。从1941年8月中旬至11月底的3个半月内，平准基金委员会直接出售外汇总额约为2100万美元，这大大超过了以往三年的平均售汇额⁽⁴⁶³⁾。不过，中英美平准基金会在该时期所售出的美元主要来自中方银行，所售英镑来自英国方面。尽管自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法币的汇率明显呈下降的趋势，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的法币汇率大体上平稳，黑市基本消灭。

1941年11月12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修订1941年7月26日颁布之资金封存法令，声明关于汇华款项，亦已颁发新执照，在新订条例之下，所有中美商务间之款项来往须经中国平准基金委员会之管制⁽⁴⁶⁴⁾。这意味着以后所有进出口概由指定或特准之银行经办，各该银行买卖外汇，必须由平准基金会予以核准，并照平准基金会所订之章则办理，平准基金会得以有效地支配出口货物及汇款所得之外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不可能继续在上海与香港维持法币汇率。另外，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后方地区，国民政府实际上也不再以出售外汇的方式来维持法币汇率，而是实行了外汇管制，平准基金逐步不再起作用。至1944年，中美、中英平准基金均告结束。在5000万美元的中美平准基金借款内，中方仅在1942年12月10日一次动用1000万美元。根据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中方由中央银行按1.5％的年利息率，自1942年12月起每月付息一次。至1943年4月，中央银行已清偿了本金和息金54246.58美元⁽⁴⁶⁵⁾。

三　力争美国对华提供租借援助

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租借关系的建立，是中国方面寻求美国军事援助的不懈努力和美国政府调整相关政策的结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除了向苏联及其他欧洲国家寻求军事援助外，还在美国采购军用物资。特别是陈光甫在美国注册成立世界贸易公司后，这类采购活动的规模有较大发展。但最初中方在美国所能购买到的主要是些非武器类物资。至1939年底，该公司在美国共购得总额为7467.46万元的物资，种类为以下几类：（1）卡车及零配件、维修器械，（2）汽油和润滑油（1145.2万美元），（3）黑色和有色金属（2468.33万美元），（4）无线电和电话设备、器材（560万美元），（5）通用机械（215.1万美元），（6）铁路器材（400万美元），（7）锡矿采掘设备（300万美元）。与此同时，中方也在美国购得若干武器并运回国，但无论种类和数量，都远不能满足中方的需求。例如，据缅甸海关统计，从1939年10月28日至12月31日，经由仰光转运中国的武器价值总额为8,352,756美元，其中购自苏联的为5,418,665美元（火炮、机关枪、步枪及弹药等），占64.87％；购自比利时、英国、瑞典、捷克、法国五国的共1,702,923美元（高射机枪、步枪、爆炸器材、炸药、弹药等），占20.39％；购自美国的1,231,168美元（手枪、雷管、子弹、飞机零件、炸药等），只占14.74％⁽⁴⁶⁶⁾。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军火禁运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1939年11月，美国修改《中立法》，规定外国可在美国用现金购买武器，运输自理。1940年7月初，蒋介石曾电示宋子文，按照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开列的总额为3000万美元的物单洽购械料，同时订购驱逐机150架⁽⁴⁶⁷⁾。由于当时法国维希政府已经向德国投降，中方认为美方可把以往售法飞机额度，转售于中国，因而当月宋子文向美方正式递交的第一份军用物资订单总额，除了3000万美元的械料外，还有价款达4000万美元的飞机，包括300架驱逐机和100架轻型轰炸机⁽⁴⁶⁸⁾。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方向美方提出的数额最大、包括轻重武器和作战飞机在内的军事援助要求。只是美国能否如额提供，中方如何支付价款，却是双方都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

随着欧洲战局的发展，美国已成为中国能够获得外来军事援助的最重要的国家。可是，当时美国提供援助的方式，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对美国军事物资日益增加的需要。通过“桐油借款”、“华锡借款”、“钨砂借款”和“金属借款”，中国已经把到1945年为止的矿产品的预期交货量抵押殆尽。从美国对华借款数额来看，也比同期苏联对华贷款总额小得多。此外，由于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主要外贸口岸和盐区，国民政府的关税、盐税收入急剧下降，不可能调拨巨额外汇用于购买外国军事物资。因此，到了1940年末，即美方允诺提供“金属借款”和“平准基金借款”后，中美双方实际上都意识到，只有采用新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为获得美国军事援助所面临的财政困难。以“租借”名义对华提供军事援助，就是这种新的方式。

1940年12月19日，罗斯福便批准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指示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财政部协商，拟订相应实施方案⁽⁴⁶⁹⁾。1941年1月30日，即美国会尚在就《租借法案》进行听证期间，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如果美国人民希望中国、希腊等友好国家能够继续成功抵御那些意欲征服世界的力量，那就必须提供美国所能的一切必要的援助⁽⁴⁷⁰⁾。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并经罗斯福签署了《租借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可在其认为有利于国防的任何时候，在资金许可的范围内，或根据国会批准的合同，可以批准为任何国家的政府生产任何防御物资，只要总统认为这些国家的防御对于美国的防御是必不可少的；也可以向上述任何国家的政府“出售、划拨、交换、租借，或另行处置”任何防御物资⁽⁴⁷¹⁾。3月15日，罗斯福又在一次演讲中明确表示：“中国通过蒋介石委员长要求我们提供援助；美国已经答应，中国将获得我们的援助……正如我们所曾宣布过的，我们的祖国正在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⁴⁷²⁾1941年5月6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为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的国家。

当租借方案在美国参、众两院寻求通过之际，蒋介石曾向造访的美国特使居里递交一份《美国空军援华备忘录》，请其转交罗斯福总统，这可谓中国向美国接洽租借援华问题的开端。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后，蒋介石立即在3月12日和13日连续致宋子文三份电报，指示宋与美国军方洽商具体的军事援华事宜⁽⁴⁷³⁾。旋即国民政府委派宋子文为处理租借事务的全权代表，另从国内调派兵工与交通技术专家赴美襄助。1941年4月，宋子文出面，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了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Inc．），专门从事租借物资申请及接洽事宜。5月1日国防物资供应公司正式成立，额定资本20万美元，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认购公司首批发行的股本1000股计10万美元，并出任国防物资供应公司的董事长；下设航空、兵工、交通、电信、医药军需等部门⁽⁴⁷⁴⁾。为便利对美交涉，公司另聘请美国资源计划委员会主席、罗斯福总统的舅父德来诺（Frederic A．Delano）担任名誉顾问，聘请了杨门（William S．Youngman Jr．）、毕范理（Harry B．Price）、科克伦（David Corcoran）等美籍人员出任该公司董事和经理人员，这些美方人员都明确知道宋子文是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⁴⁷⁵⁾。根据美国政府的相关规定，国防物资供应公司申请租借物资通常经过多重手续：1．整理国内发来的料单并草具计划；2．向美国政府租借事务管理处（Office of Lend—Lease Administration）说明申请物资的用途，并转请美国各购料机关采购；3．从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获得优先配额；4．敦促美国购料机关及时采购；5．防止中方获得额度之物资转拨其他战区；6．预定船只，整批装运；7．预筹货物到达远东口岸后转运国内方法。凡涉及计划、方针及特别重要事项时，中方还必须向包括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Henry A．Wallace，兼美国经济作战委员会主席）、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租借事务管理处，以及英美合组的联合军火分配委员会（Munitions Assignment Board），进行游说接洽。另外，在重庆的蒋介石、孔祥熙也曾向美国大使高斯、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等人交涉过租借援助问题。

从1941年3月底到1942年1月，中国方面曾分三次向美国申请提出租借预算案，其具体内容可分为兵工器材、航空器材、交通器材（包括战车）、运输（包括船只）、军用杂品、农工产品、服役及其他、厂房器材；从申请物品合计的价款来看，1941年3月31日第一次提出为218,038,500美元，1941年10月28日第二次提出为461,834,253美元，1942年1月15日第三次提出为1,379,779,067美元⁽⁴⁷⁶⁾。如果这些申请得以满足，对于中国抗战事业无疑是极大的帮助。但是，在租借物资的分配上，美国当局表现出明显的“重欧轻华”倾向，分配给中国的数额往往少于中国的申请额。而实际上向中方交付的物资，又要少于分配定额。罗斯福便曾指示有关人员在审议中方提出的军需品申请时，“只有在研究我们的军事问题以及我们自己和英国的需要之后，才能最后决定”⁽⁴⁷⁷⁾。经过中方的交涉，4月28日美国批准向中国提供第一批租借援助物品，价值仅达4510万美元，包括：滇缅铁路材料价款1500万美元、康印公路器材价款100万美元、军用卡车和民用卡车各2000辆价款1200万美元、汽油500万加仑价款100万美元、柴油5000吨价款5万美元、润滑油2500吨价款25万美元、兵工厂原料1000万美元、轻蚕形卡车150辆价款30万美元、载客车300辆价款30万美元、棉毯300万条价款450万美元、棉布1000万方码价款70万元⁽⁴⁷⁸⁾。5月18日，包括300辆汽车在内的第一批租借物资从纽约启运赴华⁽⁴⁷⁹⁾。同月，美方批准向中国提供价额达4934.1万美元的军械弹药。至7月中旬，美方同意向中方提供飞机435架，大大少于中方要求的1000架。7月下旬，美国军方人士曾非正式地表示，将建议罗斯福批准当年向中方交付2.4亿美元的军火，翌年再交付5亿美元⁽⁴⁸⁰⁾。至8月15日，宋子文已与美方拟订了6亿美元的租借援华清单，包括2亿美元的飞机、1.75亿美元的军械、7600万美元的卡车等运输工具，以及其他物料及运费⁽⁴⁸¹⁾。然而，中方获得的诸多租借物资额度，实际交付情况往往不尽如人意，有些货单甚至不得不改向加拿大商购，虽然仍归租借案内办理⁽⁴⁸²⁾。至于那些当时只能在美国生产而中国难以得到优先额度的货品，中方不得不请美国出面，帮助与其他国家恳商可否先行转让给中国。如1941年10月和11月，经过罗斯福总统亲自劝导，英方把美国专为英国制造的66架轰炸机连同机枪、瞄准器等，一并移交给中方⁽⁴⁸³⁾。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1941年中国实际获得的租借援助约为2600万美元，仅占当年美国提供给各国租借援助总额的1.7％⁽⁴⁸⁴⁾。但即便如此，经过中、美之间的反复交涉，美国毕竟开始向中国提供租借援助，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又多了一种特殊形态的外援，中美之间也开始结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军事互助关系。

四　居里和拉铁摩尔访华

如前文所述，1940年11月底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将对华提供平准基金借款5000万美元，对于借款合同的起草，中美双方有待进行具体磋商。而美国加入中国的平准基金之后，如何处理与中英平准基金的关系，则需要中、英、美三方有关人士进行协调。中方更希望由此而促成英美在对华援助方面进行全面的合作。蒋介石最初指示驻美代表宋子文，邀请英、美政府派遣经济专家组织远东合作团，共同来华考察。但宋子文认为这一方式在当时尚无可能性，主张首先加强中美间的经济联系，遂建议邀请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兼经济事务主任居里前来中国，考察经济和币制方面的情况。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居里“学识经验宏富”，能够帮助蒋介石决定有关方针；居里在华期间，中方有关部门应向其“随时供给经济财政多项材料”。蒋介石赞成宋子文的看法，即居里结束访华回国后，因其日常在罗斯福总统旁，此后美国经济财政上或能加强援华，且可成为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私人联络线⁽⁴⁸⁵⁾。这也是当时国民政府开展对美外交的积极举措之一。

1941年1月30日，居里离开美国旧金山赴华，取道马尼拉和香港，于2月7日飞抵重庆。美国联邦储备局代表戴沛礼（Emile Despres）偕同居里来华。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程赴香港迎接居里一行⁽⁴⁸⁶⁾。

重庆当局十分重视居里的来访。正如美国驻重庆大使詹森指出的，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政府主要成员，把居里的来访视作美国决心继续援华中国的标志，同时也是向美方表达中方意见的机会⁽⁴⁸⁷⁾。在三周的逗留期间，蒋介石本人便与居里进行了十余次会谈⁽⁴⁸⁸⁾。居里除了拜访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之外，与其进行过会谈的政、军、财经方面的官员有：孔祥熙、翁文灏、张嘉璈、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商震、俞大维、徐堪、彭学沛、席德懋、徐伯园、顾翊群、贝祖诒和陈介等。在美方看来，国民政府对于居里来访给予了充分协助，提供居里想要了解的各种资料，尤其是财政部、军政部、经济部和交通部⁽⁴⁸⁹⁾。除了重庆之外，居里还到成都地区进行了访问，包括专为美国军用飞机降落的机场工地。　

由于皖南事变发生不久，蒋介石原本不想与居里讨论国共关系，曾指示驻美代表宋子文向美国国务院表示，不希望把调查国共冲突作为居里来华的正式使命⁽⁴⁹⁰⁾。但是，在2月8日与蒋介石的首次正式会谈中，居里便转达了罗斯福关于维持中国政治团结、避免内战的口信。根据当时中方的译文，罗斯福的口信大意为：“予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双方之距离，如为二与八之比，殊少融和之望，如其距离为四与六之比，则接近易矣。”蒋介石则指称中国共产党惟为第三国际服务，无视中国本国之利益；中共反抗中央之命令，即为反对中国与英美合作且立于同一战线。蒋向居里表示：中共如能服从命令，严守国家纪律，当以爱护，一视同仁，否则如彼利用抗战为名而冀图发展第三国际势力，乃至有违抗中央命令，则当限制其活动，不能任其贻害国家也⁽⁴⁹¹⁾。在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会谈中，居里又指出，美国相当部分民众同情中共，相信中共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而对农民爱护备至；他还以罗斯福在美国国内与反对派争取民众的方法为例，表示不赞成国民党的中共政策⁽⁴⁹²⁾。虽然蒋介石一再表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居里还是提出了希望会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要求，并于2月14日与周恩来举行了会晤，就国共关系、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土地政策、美国援华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居里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不愿内战扩大，主张政府改革，并询及蒋介石有无投降倾向、皖南事变真相、中共当前民主主张和各项政策的内容。周恩来回答了居里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关资料，表示如果蒋介石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引起内战，从而严重影响抗战⁽⁴⁹³⁾。通过与国共双方的会谈，居里得出的结论是：蒋介石对中共极为忌恨和不信任，但既无法收买，又压服不了；中共是唯一能够得到民众支持的政党。由于蒋介石和周恩来都表示希望一致抗日，居里认为，虽然局势依然严峻，但近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在整个对日作战期间，国内冲突将得到控制⁽⁴⁹⁴⁾。居里所转达的罗斯福的意见和居里本人的态度，显然使蒋介石在处理中共问题时不得不有所顾忌。

作为一名经济事务专家，居里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财政、金融、外汇管理、交通、工业等方面的问题，尽可能地收集资料和了解国民政府方面的政策。他与蒋介石和中方其他官员多次交换意见，并且提出了不少建议。

居里提议，由美国政府冻结华人在美国银行之存款，据美方调查此类存款总额达2亿美元，这样“中国人民即不能再以外汇汇至美国，而中国出口贸易所得之外汇，将全部受中国政府之支配”。居里还以个人名义建议，中国政府应保留所冻结的资金为战后建设之用。蒋介石对该建议极表赞成，认为如果美国帮助解决此事，中国之经济问题实已解决其一部分矣⁽⁴⁹⁵⁾。居里回美后，促成中美双方有关机构间的正式接洽，并于同年9月实现了冻结中国在美资金。

关于维持中国外汇汇率问题，是居里关注的重点。他与国民政府官员以及银行家多次交换意见，他的倾向性观点，是维持上海的外汇市场，以限制大批法币流入大后方地区；另主张在重庆设立外汇市场，以便在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之后，继续实施维持汇率之政策（2月15日谈话）。居里还与蒋介石讨论了有关美国对华提供平准基金借款的问题。居里转达美国财政部的意见，即5000万美元的借款，每月拨付不超过500万美元，蒋则强调，必须5000万美元全数一次交付，并称将制止上海外汇黑市对平准基金的耗费。居里代表美国政府提议，中英平准基金会与即将设立的中美平准基金会的合并，即中、英、美三方组成一个平准基金会，总部设在重庆，上海设分部，以比较有限制之数目暂维上海外汇市场，以期逐渐缩小为原则，不使上海市场顿时混乱；由陈光甫担任即将成立的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席。蒋介石接受了美方的提议。双方还约定：如果英国不同意，那么中英平准基金和中美平准基金分别运作，中英基金继续维持上海外汇市场，中美基金将设在重庆。但两个基金虽分立，而政策仍须由中国政府统一，以期不至彼此冲突；居里回美之后，中美平准基金协定先行签字，美方款额一次交付⁽⁴⁹⁶⁾。同年4月达成的中美平准基金借款协定和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会的成立，就体现了居里在华会谈时与中方达成的共识。

在讨论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制度时，蒋介石起初不了解居里的观点，把全部为政府投资的中央银行说成有少量商股。居里即明确表示：政府应收买下商股，“俾中央银行成一真正之政府银行”，并且应单独集中纸币发行权⁽⁴⁹⁷⁾。这就促使蒋介石下决心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并于次年年中实行政府银行的专业化，把原由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家银行分享的法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央银行。

居里还与蒋介石讨论了国统区的食粮管制、查缉走私、征税、公债、交通运输、防止沦陷区法币内流和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等问题。

蒋介石向居里提到了英美向中国派遣经济使节的问题，寄望来华规划有关外汇、币制、通货膨胀、沦陷区发行纸币与走私等问题之计划，并希望由美方专家担任使节之主席。居里表示同意，称将尽力促成美国政府派遣第一等人才来华，在居里离华前夕，蒋介石与之达成的共识为：经济顾问之职责应集中注意立即措施之当前问题，惟同时可有助手若干人研究战后建设问题，或另组一经济使节以研究战后问题。且最好为知名人士，得到罗斯福总统之信任。蒋介石还明确提出，希望美方派出一合适人选，担任滇缅公路局局长，负养路、运输及人事之全责⁽⁴⁹⁸⁾。后来蒋介石与居里确定了滇缅公路委员会的组成，由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长为主任委员，一为交通部长，一为美国公路专家。

在居里离华前夕，蒋介石向居里提交了两份备忘录，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美国空军援华的要求，即希望美国以空中堡垒12架和其他飞机数百架供给中国，俾于日本向英美挑衅作战之前，先予日本海军以致命之打击，阻止日军南下；另希望美国加强其在关岛的军事设备，以制约日本。居里还直接询问蒋介石，中国内部是否有主张对日妥协者，正在对日进行秘密议和，如果有的话，是哪一部分人，议和之目的是否希望日军南下。蒋介石明确回答称，除中国获得最后胜利外，绝无对日和议可言，不论日本以何动人之条件向中国求和，亦必在英美参加的和平会议上谈判；但蒋也表示，英美在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华是中国继续抵抗的重要条件⁽⁴⁹⁹⁾。

2月26日，居里向蒋介石辞行，27日乘中国航空公司班机抵香港，3月2日乘美国航班的飞机返美。

居里回美后，向罗斯福汇报访华情况。他提到了国共关系存在的问题，引起了罗斯福的关注⁽⁵⁰⁰⁾。居里向罗斯福提出，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既可能出现军事独裁，也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美国应利用其在华的重大影响，引导中国战后成为一个大国⁽⁵⁰¹⁾。这显然对国民党当局有关政策持批评态度。不过，在3月15日致罗斯福的书面报告中，居里明确强调美国应加强对华关系，这也是居里首次访华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⁵⁰²⁾。居里的主张不久便付诸实施，如对华提供平准基金借款、租借物资援助、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向国民政府派遣政治和经济顾问、经济代表团访华等，并且派出了拉铁摩尔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

1941年一二月间，蒋介石在重庆数次向居里提出，希望美方派出适当人员，担任蒋本人的政治顾问。蒋介石后来还明确提出过以原美国驻苏联和法国大使蒲立德（W．C．Bullitt）为人选。但当时居里指出，蒲立德曾任大使之高位，来华为政治顾问，将使美国驻华大使处窘困之地位；蒲立德与苏联政府之关系素不融洽，当此中国仍拟与苏联保持亲善关系之时，蒲氏来华出任政治顾问，恐将使中国政府为难；且罗斯福已经任命蒲立德为流亡伦敦各国之大使。这使得蒋不得不同意美方另外推荐人选⁽⁵⁰³⁾。

居里回美后，辗转物色到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任教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即推荐给罗斯福。拉铁摩尔是加拿大裔美国人，童年和少年在中国渡过，在英国完成学业后又回到中国，曾在英商洋行和《京津泰晤士报》任职，并在太平洋学会主办的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担任过编辑。经过居里的极力引荐，蒋介石在美代表宋子文会见了拉铁摩尔，双方初步确定了赴华条件。蒋介石起初对宋子文关于拉铁摩尔与罗斯福并不熟识的报告颇感到意外，要求宋进一步了解拉氏与罗斯福的关系。然而，5月29日居里致电蒋介石，告知罗斯福总统提议由拉铁摩尔（霍普金斯大学Page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以私人身份担任蒋的政治顾问，希望蒋及早答复，因为拉氏原定6月9日起上课。蒋于6月1日回电居里，同日并电指示宋子文进一步了解情况，具体办理拉氏赴华事宜。6月11日和12日，宋子文还就旅费、薪金等具体问题与拉铁摩尔达成共识⁽⁵⁰⁴⁾。稍后，居里针对重庆当局的疑虑，强调指出罗斯福总统了解拉铁摩尔本人，对拉氏有高度评价⁽⁵⁰⁵⁾。

拉铁摩尔于1941年7月19日飞抵重庆任职，来华以前他只是个普通的学者，并非罗斯福的幕僚成员。拉铁摩尔来华伊始，便接到居里的指示：对美普通电讯，即交大使馆转递，特种电讯，则直接由居里转达⁽⁵⁰⁶⁾。稍后，居里进一步明确要求：“凡发自委座之任何建议或请求，包括重要之政策，其发动或经由正常外交机关，或起自委座，此项电讯，皆可由里转呈，想此事先生定能了解也。”⁽⁵⁰⁷⁾这意味着拉铁摩尔要通过居里，才能在蒋介石和罗斯福之间建立联系。居里曾通过拉铁摩尔了解中苏军事合作的详情⁽⁵⁰⁸⁾。蒋介石时而还会请拉铁摩尔起草致罗斯福的英文函电，这些英文函电稿通常由宋美龄转蒋介石定稿，然后拍发美国。即便如此，他对促进这种联系还是尽力的。蒋介石曾请拉铁摩尔转告罗斯福，要求美国向英、苏政府建议与中国成立同盟，并同意中国参加进行已久的美、英、澳大利亚、荷兰太平洋联防会议。拉铁摩尔在起草电文稿时，提议删去易造成中国只能依赖美国的印象之字句，同时加上：“委座颇愿利用全般局势发动反攻，惟念军备有限，倘不能如建议办法在政治上取得保障，此项努力之消耗实甚危险。”拉铁摩尔认为，加入这一内容有助于美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重视中国⁽⁵⁰⁹⁾。而居里收到拉铁摩尔8月2日的来电后，又立即转给尚在度假的罗斯福⁽⁵¹⁰⁾。同年11月24日和26日，拉铁摩尔两次致电居里，转达蒋介石对美国在与日本谈判中的妥协倾向的不满，要求美国在对日谈判中坚定立场，使中国不被孤立。居里于11月26日便复电拉氏转知蒋介石：罗斯福总统的根本态度“迄未改变”⁽⁵¹¹⁾。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拉铁摩尔还及时向白宫转达了蒋介石的一系列重要意见，如：美国应当集中军事力量于太平洋战场，这有助于及时把苏联拉入对日作战阵线，成立太平洋联合军事指挥部，由军事重心之美国为之领导⁽⁵¹²⁾；对英缅当局强占在缅甸的美国援华租借物资表示强烈不满⁽⁵¹³⁾。

蒋介石之所以希望由罗斯福推荐的美方人士担任自己的政治顾问，意在建立起与罗斯福“个人直接关系”⁽⁵¹⁴⁾。当时蒋介石不满美国国务院在远东问题上所持的消极立场，与美国大使高斯的关系也很不融洽，因此对拉铁摩尔颇为重视，往往把最重要的意见请拉铁摩尔经居里直接转达罗斯福，而不是通过美国在华大使馆。而蒋的这一考虑与当时居里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起先指示拉铁摩尔代蒋介石起草致美方的电报时，可把普通电报交美国驻华使馆转递，特种电讯则由居里直接转达⁽⁵¹⁵⁾。居里和拉铁摩尔都非常重视发展美国对华关系，通过他们两人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的努力，罗斯福和蒋介石之间建立起了一条特殊的联系渠道，这一联系渠道一度绕开了美国国务院和驻华大使馆。如1941年11月11日，拉铁摩尔曾在致居里的密电中，以蒋介石的名义转达了对美方的要求：增加维持汇率基金约5000万美元，提高对法币的信心；固定法币与美金的兑换率，遏止投机性购汇；授权中国领馆派员监督美国对华进口，遏制投机和奢侈品对华出口；把对华小额贷款合并为大额贷款，减少中国战时还款的负担。拉铁摩尔还转达了蒋介石的担忧，即中国的经济困难要比军事局势更严峻⁽⁵¹⁶⁾。

拉铁摩尔从被居里介绍给罗斯福，再由罗斯福推荐给蒋介石，事先均未征求国务院的意见；待到国务院方面得悉拉铁摩尔即将赴华时，虽不便表示反对，但向白宫强调拉氏只应当以私人名义，而不是作为美国政府官员的身份，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⁵¹⁷⁾。而拉铁摩尔在重庆的活动得不到美国使馆的支持和配合，使馆方面也从不就任何事情征求拉铁摩尔的意见，不邀请拉氏参加使馆为招待中方人士所举行的活动，尽管拉铁摩尔作为蒋介石唯一的外籍政治顾问是由罗斯福推荐的。另外，拉铁摩尔还访晤过英国、苏联、法国等国驻重庆的使节和武官，这类活动既不通过中国外交部，也不经过美国驻华使馆。驻重庆美国大使馆对拉铁摩尔的“不合作”态度，使远在华盛顿的居里颇为不满，1941年9月间，他向美国国务院一官员谈到：国务院应当维护拉铁摩尔的威望，现在高斯与拉铁摩尔的关系不融洽，蒋介石据此断定拉铁摩尔不能对美国政府起到影响，这就妨碍了拉铁摩尔在中国发挥其作用⁽⁵¹⁸⁾。这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美外交运作机制复杂性的体现之一。

拉铁摩尔作为蒋介石的政治顾问，确实也对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的如新疆、外蒙古等敏感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书面意见。如建议蒋介石派私人代表赴新疆，以柔远政策感化新疆督办盛世才，中央政府宜在“政治及经济建设各方面，与新疆以指导及援助，使新疆与中央之关系日趋密切”。在外蒙古问题上，建议中国驻苏联大使与外蒙公使交涉承认中国在外蒙主权等五项目标；与苏联交涉订立互助防御协定；减少外蒙之苏共势力，阻止中共思想及势力侵入外蒙，发展外蒙资源，增加与内地贸易，注意外蒙对内蒙之影响；外蒙问题之紧急性，交涉之方法，等等。在东北问题政策上，提出了中国应坚决申述中国在东北部分之完整主权与治权等六项原则以及九项建议，外交政策与收复东北之关系、内政与收复东北之关系、战后东北之建设，如何应付在东北问题上的日本外交策略⁽⁵¹⁹⁾。这些意见有的不久即为蒋介石采纳，如派朱绍良等大员入新疆；还有的供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参考。

在中国的半年多时间里，除了孔祥熙外，拉铁摩尔还与冯玉祥、张群、何应钦、王世杰、郭泰祺、董显光、迪鲁瓦·呼图克图等中方人士有过多次交谈，也同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有过多次会谈和社交场合下的会面。拉铁摩尔还到滇缅路的中国段进行过视察，会见过云南省主席龙云，了解到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当局资助不足的情况。他还向华盛顿报告说，云南多山的地形无论对中国的防御还是日本的进攻，都起了制约作用，关键是制空权的掌握⁽⁵²⁰⁾。这与蒋介石迫切希望美国增加对华空军援助的要求是一致的。拉铁摩尔本人对介入中国内部政治关系非常慎重，对当时的敏感问题通常不表态，然而拉氏也多次明确表达了罗斯福重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希望避免内战的主张。周恩来曾非常坦率地谈到，拉铁摩尔在重庆的存在有助于维护统一战线的局面⁽⁵²¹⁾。

1942年1月，拉铁摩尔返回美国休假。蒋介石当时致电罗斯福，称“拉顾问业已完全满足我等之期望……中对之从无纤介之疑虑”。重申中国将竭力相助，对抗日本侵略⁽⁵²²⁾。拉铁摩尔则利用受罗斯福接见之际，谈到蒋介石不会垮台，不会向日本人投降，蒋继续抗战的决心是毫无疑问的⁽⁵²³⁾。这对于促使尔后美国加快对国民政府的财政军事援助不无裨益。拉铁摩尔还在美国与各方面开展联络，向中方报告美国可能改变对华补给线等重要消息。他还在《国家地理杂志》、《生活周刊》、《星期六邮报》等美国报刊上，撰文宣传中国抗战⁽⁵²⁴⁾。由于在美国治疗疟疾，拉铁摩尔直到1942年10月初才回到重庆。由于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拉铁摩尔从内心不赞成蒋的许多做法，但又不可能支持史迪威，旋向蒋介石辞去政治顾问的职务，于当年11月返回美国，就职美国新闻局，负责对远东地区的宣传工作。

当然，拉铁摩尔的辞职对当时的中美关系并没有产生什么消极影响。事实上，拉氏抵华不久，蒋介石就发现罗斯福推荐的并不是哈里·霍普金斯那样的重要角色，能够影响到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很有限。而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外交、财政、军事各部门都与重庆方面建立起直接联系；另外通过当时已出任外交部长但仍常驻华盛顿的宋子文，蒋介石与美国白宫之间联系渠道之畅通，也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拉铁摩尔的退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

(1)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7年6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2。

(2) 转引自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4页。

(3) 《柏林程天放来电》（1937年8月11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5年8月发行，第506—507页。

(4) 《程天放致军事委员会电》（1937年8月31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领袖事功）—革命外交（对英法德义关系），第1卷上，26015209。

(5) 《柏林程大使来电》（1937年9月13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506—507页。

(6) 蒋介石致孔祥熙王宠惠电（1937年12月7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领袖事功）—革命外交（对英法德义关系），第1卷上，26500897。

(7)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即《德国外交政策文件》，以下简为DGFP）Series D,Volume1，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49，pp．829—830、832．

(8) “德国承认伪满消息，以理度之，当不至如此也。”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19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一），第154—155页。

(10) 《程天放致外交部电》（1938年2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一），第155—156页。

(11) 《程天放致蒋介石电》（1938年2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一），第157页。

(12) 《麦根逊所作会谈纪要》（1938年2月24日），DGFP，Ser．D,Vol．1,pp．843—844．

(13)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2月21日，第185—186页。

(1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一），第158页。

(1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一），第158—159页。

(1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一），第161页。

(17) 军政部长何应钦1937年8月25日密令、军政部军务司长王文宣1937年9月3日签呈，《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33页。

(18) 《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年版，第56—69页。

(19) 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致外交部电（1937年9月21日）、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外交部电（1937年9月23日），DGFP，Ser．D,Vol．1，pp．759、761—762．

(20) 外交部长牛赖特备忘录（1937年10月15日），DGFP，Ser．D,Vol．1，pp．766—767．

(21) DGFP，Ser．D,Vol．1，PP．854—855．根据德国外交部档案，当时在华德国顾问姓名、来华及合同到期日期为如下：法肯豪森上将（von Falkenhausen，1934—？），施太修斯中将（Streccius，1934—1940），史达开少将（Starke，1933—1939），诺尔特上校（Nolte，1931—1939），魏尔克上校（Wilck，1932—1940），鲁希维中校（Voigt—Ruschenweyh，1933—1939），纳维格中校（Newiger，1935—1939），阿德霍尔德中校（Aderholdt，1936—1940），包姆巴赫少校（Baumbach，1933—？），布伦德尔少校（Brundel，1933—1938），海因利希斯少校（Heinrichs，1934—1939），林德曼少校（Lindemann，1934—？），克鲁马赫上尉（Krummacher，1929—1939），马约上尉（Meyer，1929—1939），斯坦因上尉（Baron von Stein，1931—1941），斯特纳斯上尉（Stennes，1933—1939），阿纳德上尉（Arnade，1936—1939），伯迪恩骑兵上尉（von Boddien，1931—1938），包尔中尉（Bauer，1930—1939），毕格尔中尉（Boegel，1932—1938），胡默尔少尉（Humemel，1928—1939），史脱茨纳少尉（Stolzner，1928—1939），狄林斯豪芬少尉（von Schmeling—Diringshofen，1934—1939），波洽德少尉（Borchardt，1935—1939），军械师包兹（Bautz，？—1939），骑兵保养官本哈特（Bernhardt，？—1939），军械士官海恩利希（Heinrich，？—1939），工兵领班库必克（Kubik，？—？），预备役少尉、工程师劳曼（Lohmann，？—1939），军械师马丁（Martin，？—？），士官伯尔（Pohle，？—？），检验官森泽克（Senczek，？—1939），伙食士官舒尔茨（Scholz，？—1939），预备役中校莱布桑夫特（Lebsanft，1937—？，作为合步楼公司代表，不隶属于法肯豪森）。

(22) 姚崧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05页。

(23) 《程天放致外交部电》（1938年4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684—685页；DGFP，Ser．D,Vol．1，pp．855—856．

(24) 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1938年4月30日），DGFP，Ser．D,Vol．1，pp．856—857．

(2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卷，第861—862页。

(26) 《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1938年5月21日），DGFP，Ser．D,Vol．1，pp．863；《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86页。

(27) 时任军令部长徐世昌1938年5月25日的日记：“十一时总顾问来表示，德国政府虽有调彼回国之电，只要中国政府不令其走，彼等决不顾及其政府命令云云，语颇诚笃（且自有其理由）。”引自《徐永昌日记》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10页。

(28)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5月29日，第269页。

(29) 《德国外交部致驻华大使馆电》（1938年6月13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卷，第872—873页。

(30) 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14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8年6月14日，第283—284页。

(31) 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17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87—688页。

(33) 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1938年6月23日），DGFP，Ser．D,Vol．1，pp．881—882．

(34) 周惠民：《德国对华政策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99页。

(35) 备忘录：运往中国的军事物资（1938年4月23日），DGFP，Ser．D,Vole．1，pp．852—853．

(36) 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1—7。

(37) 《翁文灏致蒋介石电》（1937年12月3日），《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第31页。

(38)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26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领袖事功）—革命外交（对英法德义关系），第1卷上，26018410。

(39) 《中德合办湘潭中央钢铁厂契约（1937年6月25日）》，《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428—434页。

(40) 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1—9。又《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收入的翁文灏1939年10月13日致孔祥熙函稿，仅提到资源委员会中央电讯器材厂1937年8月间曾于西门子订立购买制造军用电话特种工具合同。

(41) 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1—10。

(42) 孔祥熙致蒋介石节略（1937年3月2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1—4。

(43) 《叶琢堂致蒋介石电》（1937年11月10日、1938年2月8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外交（对英法德义关系），第1卷上，26015247。

(44) 《孔令侃致孔祥熙电》（1938年7月2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1—13。

(45) 参见《孔祥熙致翁文灏函》（1938年6月24日）、《蒋介石致翁文灏代电》（1938年7月5日）、《蒋介石致翁文灏孔祥熙电》（1938年8月25日），《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翁文灏致孔祥熙函》（1938年9月1日、9月27日）、《翁文灏致蒋介石电》（1938年9月1日、9月15日）、《孔祥熙复翁文灏函》（1938年10月10日），《民国档案》1995年第4期。

(46) 《谭伯羽电孔祥熙》（1938年5月4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1—14。

(47) 《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1938年5月9日），DGFP，Ser．D,Vol．1，p．860．

(48) 《齐峻呈蒋介石报告》（1938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14—716页；参见蒋档：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1—15。有关佛德访华更多史实和相应的评述，可见黄翠芳、马振犊：《1938年德国特使佛德秘密访华述评》，《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49) ［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第294页。

(50) 《魏茨泽克所作会谈纪要》（1939年8月26日），DGFP，Ser．D,Vol．7，Washington 1956,p．333．

(51) 《德国驻华大使馆致德国外交部电报》（1939年11月11日），DGFP，Ser．D,Vol．7，p．397．

(52) 《陈介致外交部电》（1939年9月19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4册，对德外交，文件54。

(53) 《王宠惠致孔祥熙电》（1939年9月16日）、《蒋廷黻签呈》（1939年9月19日）、《翁文灏致蒋介石孔祥熙代电》（1939年9月24日）、《蒋介石复翁文灏电》（1939年12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64—665页。

(54) 《翁文灏致孔祥熙函》（1940年1月6日）、《孔祥熙复翁文灏函》（1940年1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66页。

(55) 《中德关系密档（1927—1947）》，第225—226页。

(56) 《谭伯羽呈蒋介石驻德大使馆商务专员处报告》（1942年10月1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0—9。

(57) 《王宠惠外交报告》（1940年1月15日），《中央委员谈话会纪录（二十九年份）》，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5—1。

(58) 《王宠惠外交报告》（1940年4月8日、4月22日），《中央委员谈话会纪录（二十九年份）》，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5—1。

(59) 《谭伯羽呈蒋介石驻德大使馆商务专员处报告》（1942年10月1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0—9。

(60) 《王宠惠外交报告》（1940年1月15日），《中央委员谈话会纪录（二十九年份）》，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5—1。

(61) 《谭伯羽呈蒋介石驻德大使馆商务专员处报告》（1942年10月1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德国外交），060—9。

(62) 《中日外交史料丛书》（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495—496页。

(63) John P．Fox，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261—262．

(64) 陶德曼给德外交部密电（1937年11月15日），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7页；另据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5日记载：“敌托德国传达媾和条件，试探防共协定为主，余严辞拒绝。”（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65) 《陶德曼给德外交部电》（1937年12月3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37—39页。

(66)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第158页。

(67) 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6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68) 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8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69) John P．Fox，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pp．279—281．

(70) 《德使陶德曼访晤王部长》（1938年1月1日），《中日外交史料丛书（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497—498页。

(71) 《陶德曼给德外交部电》（1938年1月13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47—48页。

(72) 《陶德曼给德外交部电》（1938年1月15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50页。

(73)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6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4)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1—262页。

(75) 《蒋介石致陈介电（1938年11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89—690页；《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38年11月敬日），《蒋介石致王宠惠电》（1938年12月3江），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4册，文件38、40,2020.30/4450.38、40。

(76) 《奥特致德国外交部电》（1938年11月26日），DGFP，Ser．D,Vol．4，p．693．

(77)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39年9月2日至9月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影印，第143—147页。

(78) DGFP，Ser．D,Vol．8，pp．220—221、243．

(79) DGFP，Ser．D,Vol．4，p．700．

(8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三），第415页。

(81) DGFP，Ser．D,Vol．8，p．689．

(8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三），第416页。

(83) 《桂永清致蒋介石电（1940年9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政权》（二），第418页。

(84)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史料丛刊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657—659页。

(85) 《陈介致外交部电》（1940年2月8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4册对德外交，文件57。

(86) 《谭伯羽致蒋中正电》（1940年7月24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4册对德外交，文件65。

(87)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165—166页。

(8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97页。

(89) 《国民政府驻德国商务专员谭伯羽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71页。

(90) 《蒋介石致陈介电》（1940年10月真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4册对德外交，文件68。

(91) 《奥特致德国外交部电》（1940年11月7日），DGFP，Ser．D,Vol．11，pp．491—493．

(92) 《陈介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72—673页；《里宾特洛甫与陈介会谈记录》（1940年11月11日），DGFP，Ser．D,Vol．11，pp．515—517．

(93) 《蒋介石致陈介电》（1940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00—701页。

(94) 《驻华使馆致德国外交部电》（1940年11月15日），DGFP，Ser．D,Vol．11，pp．576—577．

(95)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下册，台北1978年，第606页。

(96) 《桂永清来电》（1941年1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74页。

(97) 魏茨泽克致驻日使馆电（1941年6月27日），DGFP，Ser．D,Vol．13，p．35．

(98) 《陈介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76页；《魏茨克致驻重庆德国使团电》（1941年6月30日），DGFP，Ser．D,Vol．13，pp．53—54．

(99) 《桂永清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27日），《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第68页。

(10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03—704页。

(101) 蒋介石：《出席中央纪念周演讲》（1941年7月7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256—257页。

(102) 《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第76页。

(103) 《齐峻致翁文灏呈转蒋介石》（1941年12月21日），《蒋介石复翁文灏代电》（1942年1月12日），《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第87—88、91页。

(10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04页。

(105)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7年6月17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第057—2；并参见《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部报告》，《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第70页。

(106)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8页；《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3—197页。

(107)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25—238页；《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231—232页。

(108) 《孙科与达拉第会谈备忘录》（1938年6月21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16页。

(109) 《筹设中法公司情形报告书》（1938年11月7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19页。

(110)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407—410、541—542页。

(111) 《哈利法克斯致驻香港商务秘书电》（1939年6月13日），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即《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以下简为DBFP,1919—1939）Series 3,Volume 9，London 1955，p．167．

(112)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48—749页。

(113)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110页。

(11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二），第767—769页；《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249、第349页。

(115) 《筹设中法公司情形报告书》（1938年11月7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19—20页。

(116) 《杨杰致孔祥熙电》（1939年2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53页。

(117) 详见1939年3、4月间杨杰与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往来电函，《民国档案》1999年第一期，第12—14页；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24—25页。

(118) 《顾维钧致孔祥熙电》（1940年3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69页。

(119) 《顾维钧致孔祥熙电》（1938年6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41—742页；《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199—200页。

(120) 《杨杰致孔祥熙电》（1939年2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53页。

(121) 《杨杰致蒋介石函》（1939年3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53—754页。

(122)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3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23) 《蒋介石致顾维钧电》（1939年9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59页。

(124)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民国二十八年全年工作报告扼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档，档号501—205。另参见陈晋文：《法国军事顾问团来华与抗战前期中法关系》，《民国档案》1998年第2期，第80页。

(125)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201页。

(12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85—788页。

(127) 《戈思默致博内电》（1939年3月21日），《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2辑第15卷，第137—138页。

(128)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413—417页。

(129) 《杨杰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94—795页。

(130) 《顾维钧致蒋介石电》（1037年10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34页。

(131)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196页。

(132)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195—196页。

(133) 《孙科与孟戴尔谈话要点》（1938年7月21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17页。

(134) 《杨杰致孙科电》（1938年11月18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21页。

(135) 《杨杰致孔祥熙电》（1939年1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50—751页。

(136) 《日本大使致法国外交部照会》（1938年10月26日），《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2辑第12卷，第386—387页。

(137) 《博内致法国驻日本大使电》（1938年11月4日）、《法国外交部备忘录》（1938年11月15日），《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2辑第12卷，第457—458页、第566—567页。

(138) 《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2辑第13卷，第401—403页。

(139) 《博内致驻中国代办诺贝电》（1939年2月20日），《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2辑第14卷，第256—257页。

(140)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230页。

(141) 《王宠惠在中央委员谈话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1940年1月15日和1月22日），引自《中央委员谈话会纪录·二十九年份》，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档号5.5—1。

(14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12—613页。

(143) 《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呈外交部文》（1940年6月11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5年版，第102—103页。

(144)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6月20日，第294页。

(145) 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21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46)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6月22日，第295页。

(147) 《东方杂志》第37卷第14号（1940年7月15日），现代史料第43页；香港《大公报》，1940年6月22日。

(148) 《驻河内总领事馆致外交部电》（1940年6月21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05页。

(149) 重庆《大公报》，1940年6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32页。

(150) 香港《大公报》，1940年6月26日。

(151) 《许念曾和越督谈话纪录》（1940年7月29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12—116页。

(152) 《侍从室情报44612号》（1941年7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172—1—0582（1）。

(153) 《王宠惠与戈思默谈话纪录》（1940年12月24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25—126页。

(154) 《蒋介石与戈思默谈话纪录》（1940年12月21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19—120页。

(155) 《行政院长蒋中正致外交部训令》（1941年4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172—1—0582（1）。

(156) 《顾维钧致重庆外交部电》（1941年4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172—1—0582（1）。

(157)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28页。

(158) 《驻法国大使馆致重庆外交部电》（1941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172—1—0582（1）。

(159) 《华商存防商货一览》（1941年5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172—1—0582（1）。

(160)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外交部长郭泰祺电》（1941年7月1日），《外交部长郭泰祺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真电》（1941年7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172—1—0582（1）。

(161) 顾维钧1938年5月7日致外交部电，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第057—3。

(162) 《那齐亚致外交部长博内电》（1938年8月9日）、《博内致驻东京、伦敦、华盛顿的法国使节电》（1938年8月14日），《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2辑第10卷，第614—615、667—669页。

(163) 《顾维钧致外交部电》（1939年8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55—757页。

(164) “（8月）廿九日接顾电，知法国已向我示意，其英法将与倭妥协，而欲劝我与倭言和，于此痛恨已极。乃忽思到英法在远东属地之印度与安南，全受我西南力量之控制，特托美间接转告英法此意，使其知所戒惧。”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29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65) 《顾维钧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21日）》、《蒋介石致顾维钧电》（1939年9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57—758页。

(166)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9年10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62页。

(167)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235—239页。

(16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33页。

(169) 《中央日报》，1940年8月29日。

(170)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4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181—182页。

(171)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第446—448页。

(172)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第454—456页。

(17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0年，9月22日。

(174)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456—457页。

(175) 《蒋介石与戈思默谈话纪录》（1940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70—772页。

(176)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21页。

(177) 《蒋介石与戈思默谈话纪录》（1940年12月21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16—117页。

(178) 《大公报》1941年7月26日。

(17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73—774页。

(18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75—776页。

(18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33页。《申报》1940年11月9日；《东方杂志》第37卷第24号，《现代史料》，第51—52页。

(182) 《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310号，11月16日。

(183)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8—489页。

(18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44页。

(18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79—780页。

(186) 陈立夫著，卜大中译：《拨云雾而见青天——陈立夫英文回忆录》，近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187)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皮瓦涅克（1937年2月11日）注2，《苏联外交档案中有关中苏关系史料选译（1937年）》，见于《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年第4期。

(188) 《王宠惠呈蒋介石意见书》（1937年7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25—326页；《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3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189)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致苏联驻华、英、法、美全权代表电》（1937年7月16日），《苏联外交档案中有关中苏关系史料选译（1937年）》，《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年第4期。

(19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27页。

(191)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急电》（1937年7月19日），《苏联外交档案中有关中苏关系史料选译》（1937年），《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年第4期。

(192) “苏俄允接济武器，但以订不侵犯条约为交换条件。”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3)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7年8月2日），《苏联外交档案中有关中苏关系史料选译（1937年）》，见《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年第4期。蒋介石本人有如下记载：“苏俄允接济武器，但以订不侵犯条约为交换条件。余斥驳之，俄之外交狡诈无比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日。

(194)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7年8月21日），《苏联外交档案中有关中苏关系史料选译（1937年）》，《档案史料与研究》1995年第1期。

(19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8月31日；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6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28—329页。

(197) “汪对中俄协定怀疑”，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2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8)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937年9月1日。

(199) 《蒋介石致蒋廷黻电（1937年8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65页。

(200)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7年8月27日），《苏联外交档案中有关中苏关系史料选译（1937年）》，《档案史料与研究》1995年第1期。

(20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38页。

(202) 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商谈援华抗日械弹记录稿，《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32—43页。

(203) 《商谈购买苏联武器第一次会议记录整理稿》（1937年9月9日），《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32—34页。

(204) 杨杰1937年9月12日的日记，转引自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205) 《杨杰致蒋介石电》（1937年9月14日、9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65—466、468页；商谈购买苏联武器第四次会议记录整理稿（1937年9月17日），《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39—41页。

(206) 《杨杰致蒋介石密函稿》（1937年12月21日），《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4页。按：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472—474页所载同一内容之函稿，所注日期为1938年1月5日。

(207) 《杨杰致蒋介石电》（1938年3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83页。

(208) 《蒋介石致杨杰电》（1938年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73页。

(209) 《蒋介石致杨杰电》（1938年2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77—478页。

(21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86—491页。

(211) 《杨杰致蒋介石电》（1939年7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18—519页。

(212) 宋子文1938年4月29日、30日致蒋介石电，蒋介石曾分别批示：“决无现款可汇，如此则苏俄无异与我有意为难也。”“付给外汇决难办到，此无异强中国为难，未知兄可设法解决否？”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93—494页。

(213) 《蒋介石致伏罗希洛夫电》（1938年7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99页。

(214) 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3日、8月4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15) 《钱大钧呈蒋介石报告》（1938年8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01页。

(21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01页。

(21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04—505页。

(21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8页、第530—533页。

(219) 齐赫文斯基：《1937—1939年蒋介石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的通信》，《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第59页。

(220) 《孙科致蒋介石电》（1939年7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23页。

(22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册，第379—380页。

(222)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民国二十八年全年工作报告扼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档，档号501—205

(223) 《杨杰致蒋介石函》（1938年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72—473页。

(224) 1938年5月30日斯大林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称：“吾人完全理解中国金融财政之困难情形并亦已顾虑及之，因此吾人对于武器之偿价并不要求中国付偿现金及外币，吾人愿得中国之商品，如茶羊毛生皮锡锑等。吾人诚知此类商品中国能供给苏联而对中国之国民经济及国防无若何妨害，因之希望中国供给此类商品。……关于给予中国以新信用贷款问题，将付苏联最高机关讨论，吾人希望能底于成。”见于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3册，对苏外交（2）军火货物交换，文件44。

(22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19页。

(226)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3页。

(227) 《杨杰致蒋介石电（1938年7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99页。

(228) 《杨杰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00—501页。

(229) 《钱大钧致蒋介石报告（1938年8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01页。根据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修正中苏第一二次借款合约草案原文（提要）》（档号172—1/3180），中方在第一、二次借款协定上签字的均为杨杰。

(230) 孙科携带的蒋介石致斯大林函（1939年4月）称：“前向贵国两次军械信用借款，计共美金一万万元，原只备一年之用耳。今入第二期战事，预计一年半间，尚需一万五千万美金之购备，始能补充缺乏，加强力量，以达到胜敌之目的。……故特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孙哲生同志为全权特使，同时代表中正趋前聆教。”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3册，对苏外交2军火货物交换，文件73。

(231) 《孙科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14页。

(232) 《孙科致孔祥熙电》（1939年5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14页。

(233)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6页。

(234)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对苏易货偿债部分报告》（1945年），《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1页。

(235) 财政部编《中苏信用借款节略》（1947年），《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46—49页。

(23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上册，第405—406页。

(237) 《杨杰致蒋介石报告》（1939年9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45—346页。

(238) 《张冲致蒋介石报告》（1939年9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46页。

(239)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7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40) 《杨杰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48—349页。

(241) 孙科致重庆外交部电（1939年9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缩微档400—1980。

(242) 《蒋介石与潘友新谈话纪录》（1939年11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50—354页。

(243) “国联九日召集会议讨论俄芬纠纷问题，此又为新发生之难题，颇费思索。”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6日；“苏芬开战，—此时应注重苏俄关系，若我因此反对苏俄，则英法对我之态度更冷酷无忌矣。”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9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44)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39年12月7日，第194页。

(245) “见俄大使慰问其国联除籍之意，并提议远东外交形势与俄国之利害。”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16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46) 《贺耀组致蒋介石电》（1939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0页。

(247) 《杨杰致蒋介石电》（1940年1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2—363页。

(248) 《贺耀组致蒋介石电》（1940年1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4—365页。

(249) 《贺耀组致蒋介石电》（1940年1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7页。

(250) 《蒋介石致贺耀组电》（1940年1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5页。

(251) 《蒋介石与苏联总顾问谈话纪录》（1940年1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9—370页。

(252) 蒋介石日记1940年1月12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53)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0页。

(254) 《邵力子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1页。

(255) 《邵力子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苏俄外交062—7。

(256) 《斯大林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2页。

(257)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10月17日，第363页。

(258) 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16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59) 《蒋介石致斯大林电》（1940年10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3—384页。

(260) 《邵力子致蒋介石电》（1941年3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8页。

(261) 《张冲呈蒋介石报告》（1941年4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9页。

(26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90—391页。

(263) 蒋介石日记1941年4月14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6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219页。

(265) 《论苏日协定》，《中央日报》，1941年4月15日。

(266) 蒋介石日记1941年4月19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67) 《委座与苏联潘大使谈话记略》（1941年4月19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42册，对苏外交，文件87。

(26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220—227页。

(269) 《王世杰致胡适电》（1941年4月15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01页。

(27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228—229页。

(271) 《许阁森致王宠惠函》（1937年5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94页。

(272)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时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页。

(273) 《梅乐和致关务署代电》（1937年8月11日）、《梅乐和致关务署呈文》（1937年8月30日），《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以下简为《海关协定》），中华书局1983年，第2—4页。

(274) 《海关协定》，第5—6页。

(275) 《海关协定》，第4—5页。

(276) 《海关协定》，第6页。

(277) 《梅乐和致梅维亮电》（1938年9月23日）、《梅乐和致梅维亮密函》（1938年9月27日），《海关协定》，第7、9—10页。

(278) 《梅乐和致梅维亮电》（1937年10月13日），《海关协定》，第11—12页。

(279) 《梅维亮致天津日本总领事崛内函》（1937年10月22日），《海关协定》，第16页。

(280) 《海关协定》，第33页。

(281) 《海关协定》，第34、37页。

(282) 《梅乐和致梅维亮电》（1938年2月16日）、《贺武致汉口英国使团电》（1938年2月20日），《海关协定》，第43—44页。

(283) 《卡尔致梅乐和电》（1938年3月2日），《海关协定》，第44页。

(284) 《梅乐和致孔祥熙电》（1937年12月1日），《海关协定》，第54—56页。

(285) 《克莱琪致哈利法克斯电》（1938年2月27日），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即英国外交政策文件，以下略为DBFP）,Ser．2,Vol．21，p．710．

(286) 卡尔从香港致哈利法克斯电（1938年4月28日），DBFP,Ser．2,Vol．21，p．744．

(287) 《郭泰祺致外交部电》（1938年4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96页。

(288) 哈利法克斯致克莱琪电（1938年5月1日），DBFP,Ser．2,Vol．21，p．750．

(289) 英日关于中国海关协定各条款为：“1．日本占领区各海关所征一切关税、附加税及其他税捐，应以税务司名义存入正金银行，在该行未设立分行的地区，应存入双方同意的其他银行。2．所有进口税、出口税、转口税及救灾附加税按前项规定存入后，每若干日，最多不超过十日，应将应摊外债份额解存正金银行总税务司税款帐内，以便在1937年7月尚未还清的以关税为担保的各项外债赔款到期时，如数偿还。3．偿还以关税为担保的各项外债和赔款，应作为全国各关所征关税的第一项开支，但经总税务司证明的海关经费（包括由各关分担的总税务司署经费）以及其他照例拨付的款项（过去一向在偿付外债以前从总税收中拨付的）应尽先口付。4．（甲）各关应摊外债份额应照本关税收在上月份全国税收总额所占比例逐月核定。（乙）应摊外债份额以中国海关的进口税、出口税和转口税的总数为计算的依据，摊付份额按照上列（甲）项规定，由总税务司署征得日本及其他有关各国同意后议定。（丙）华北和华中日本占领区某关税收不足应摊数额时，应由各该区内其他海关的税收补足。5．（甲）自1937年9月起停付的日本部分庚子赔款，现存于汇丰银行暂付帐内，应即付给日本政府。（乙）日本部分庚子赔款和1913年善后借款，以后应照以关税为担保的各项外债赔款偿还办法同样办理。（丙）1938年1月和2月应摊外债赔款（计3966576.32元）现存于上海汇丰银行，应即发还，以归还以该款作担保的透支款项。（丁）日本占领区各口岸汇丰银行海关税款帐内，如有余款，应改存当地正金银行分行海关税务司帐内，以便将来用于支付应摊外债份额。上述办法应自1938年5月3日起生效，并适用于自1938年3月起征收的关税。”（《海关协定》，第98—99页。）

(290) 《卡尔致蒋介石函》（1938年5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97页。

(291) 《卡尔致哈利法克斯电》（1938年5月4日），DBFP,Ser．2,Vol．21，p．756．

(292) 《大公报》，1938年5月6日。

(293)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80—181页。

(294) 《梅乐和致卡尔函》（1938年5月3日、5月17日），《海关协定》，第103、第107页。

(295) 《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外交报告》（1939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2—34。

(296) 《海关协定》，第116页；《江海关被攫与英日协定》，《东方杂志》第35卷第10号，1938年5月16日。

(297) 《孔祥熙致英国大使备忘录》（1938年7月7日），《海关协定》，第125—126页。

(298) Interview between H．H．Kong anf Sir Archibald Clark Kerr,July 9,1938,Arthur N．Young Papers,Box 75，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299) Finance and Commerce，1938年1月19日，第41—42页。

(300)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二卷，第272页，并参照第232页之1937年度中央收支报告表计算。

(301)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二卷，第272—273页。

(302)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二卷，第274页。

(303)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9年1月17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4。

(304) 《卡尔致哈利法克斯电》（1939年5月16日），DBFP，1919—1939,Ser．3,Vol．9，p．78．

(305) 《卡尔致哈利法克斯电》（1939年5月1日），DBFP,Ser．3,Vol．9，p．33．

(306) 《哈利法克斯致卡尔电》（1939年6月7日），DBFP,Ser．3,Vol．9，p．144．

(307) DBFP,Ser．3,Vol．9，pp．72,156．

(308)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3页。

(309) 《大公报》1938年8月21日。参阅《东方杂志》第35卷第18号，1938年9月16日。

(310) 《陈布雷致外交部电》（1938年9月13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4）《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479页。

(311)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4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12) 《哈利法克斯致卡尔电》（1939年7月25日），DBFP,Ser．3,Vol．9，p．332．

(313) 《杭立武1939年7月24日报告和7月25日致蒋介石密呈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567—568页。

(314) 重庆各报1939年7月26、27日联合版。

(31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02—104页。

(316)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9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17) “英国竟正式引渡津同志，可痛之至。人贵自强，国贵自立，于人何尤？”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12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18) DBFP,Ser．3,Vol．9，p．455．

(31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571—572页。

(320) 《裨德本致英国大使馆（1939年8月21日）》，《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664页。

(321) 杭立武1939年8月18日致蒋介石报告中谈到：“英使馆驻渝代表相告，中国此次对英决定引渡嫌犯一事所引起之注意及反响，实为英外交部初料所不及，故料想对于钧座去电请英国答复抗议并保证不承认伪组织一节，暨对我外交部以前请于白银及法币两点不再让步加以保证一节，均极慎重考虑，至对保证不承认伪组织一节，原可照办，但因我外交部抗议中提出法律问题，故或略有延搁。”引自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7。

(322) DBFP,Ser．3,Vol．9，pp．498—500．

(323) 《中央日报》，1939年9月2日。

(324) DBFP,Ser．3,Vol．9，pp．504—505．

(325) 《外交部致法国大使馆节略》（1938年12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1。

(326) 《外交部致英国大使馆节略》（1939年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1。

(327) DBFP,Ser．3,Vol．8，pp．327—328、388—389．

(328) DBFP,Ser．3,Vol．8，p．440．

(32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第449页。

(330) 《外交部分致驻华英、法、美大使馆节略》（1939年7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1。

(331) 《杭立武1939年7月24日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567页。

(332) 《英国大使馆秘书海特致王宠惠》（1939年12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2。

(333) 《蒋介石致王宠惠电》（1939年12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2。

(334)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40年1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07页；《王宠惠在中央委员谈话会所作外交报告及孔祥熙的补充报告》（1940年1月15日），引自《中央委员谈话会纪录（二十九年份）》，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5—1。

(335) 蒋介石日记1940年2月17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36) 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2。行政院会议通过建议中，原只提汇丰银行，后奉蒋介石面谕改为汇丰与英法银行。

(337) 《部长会晤英国卡尔大使谈话纪录》（1940年3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2。

(338) 英方五项意见稿，附于1940年4月12日王宠惠与卡尔谈话纪录之后，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2。

(339) 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14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40) 《部长会晤英国卡尔大使谈话纪录》（1940年4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2。

(341) 《中英换文和卡尔王宠惠往来函稿》，均见于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2639—2。

(34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1页。

(343) 《大公报》1940年6月22日。

(344) 社评《天津问题如此解决》，《大公报》1940年6月22日。

(345)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136页。

(34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3页。

(347) 《郭泰祺致外交部报告》（1940年7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4页。

(348) 1940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英国驻美国大使罗西恩（Lord Lothian）就英日交涉问题多次吁请美国政府出面相助，但遭到拒绝。只是在英日已经达成关闭滇缅路的协定后，美国国务院才于1940年7月16日声明，认为此举将成为干扰国际贸易的障碍。参见Retreat from Chian,pp．142—143。

(349)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7月11日，第304—305页。

(350)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7月13日，第307页。

(35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575页。

(352)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33—134页。蒋介石在1940年7月16日的日记中写到：“对英提倡缅甸停运促进中倭和平之宣传，应有严格之声明。”见于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53) 《郭泰祺致外交部电》（1940年7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5页。

(354) 《中央日报》1940年7月19日。

(355) Retreat from Chian,pp．145—146．

(35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6页。

(357) 《郭大使伦敦来电》（1940年8月2日、8月13日），《曾镕浦仰光来电》（1940年8月6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六）《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36—138页。

(358) 《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40年9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7页。

(359) 《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8页。

(360) 《大公报》1940年10月2日。

(361) 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19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6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19页。

(36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42页。

(364)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7年5月22日，伦敦），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2。

(365) 广梅铁路借款和浦襄铁路借款协定的内容，见于《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877—878页。 关于两项借款的数额，《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所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部财政报告》记作“广梅铁路四百万镑及浦襄铁路借款三百万镑”（该期第77页），有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7年第4卷，第620页（美国驻英大使1937年8月12日致国务卿电），亦作广梅铁路借款300万镑、浦襄为400万镑。

(366) 《美国驻英国大使致国务卿电》（1937年8月12日发自伦敦），《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7年第4卷，第620—621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部财政报告，《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第70页。

(367)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7年6月6日，巴黎）；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7年6月8日，比京），均引自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2。

(368) 《卡尔致哈利法克斯电》（1938年11月11日），DBFP,Ser．3,Vol．8,pp．216—219；《王宠惠致蒋介石电》（1938年11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0页。

(369) 《孔祥熙致郭泰祺电》（1938年5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97—198页。

(370)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4）《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480—481页。

(371)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14—215页。至1945年底，该项信贷动用总额约为2,857,924英镑。

(372)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78—380页。该借款亦被称作战时英国第二次对华信贷。

(373) 1940年中英之间曾达成钨砂借款1000万镑之草案，年息3厘半至4厘，期限10年，担保品每年运交钨砂7000吨，在海防或仰光交付，由英商福公司经销，所得价款悉数存储伦敦中国银行，备付借款本息，如有剩余由中国政府自由支用。（见于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6。）但该易货信贷未能实施。又1941年3月28日，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向印度航空公司购入飞机50架，价款由汇丰银行转付，其中三分之一中方付现；其余三分之二以及银行手续费欠付（共298741.16美元），自1941年7月4日起，中方每月偿付一次（24893.43美元），分12期偿清。（见于《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47页。）

(374)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38页。

(375) 《郭泰祺致孔祥熙电》（1938年1月5日）、（1938年4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195、196页。

(376) 《郭泰祺致外交部电》（1938年6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01页。

(377) 《关于中国援华要求的备忘录》（1938年5月31日），DBFP,Ser．3,Vol．21，p．793．

(378) DBFP,Ser．2,Vol．21，p．805．

(379) 《西门关于援华问题的备忘录》（1938年7月1日），DBFP,Ser．3,Vol．21,pp．810—812．

(380) 《哈利法克斯致驻美大使林德赛电》（1938年12月5日），DBFP,Ser．3,Vol．8,p．297．

(381) 《克莱琪致哈利法克斯电》（1938年12月4日），DBFP,Ser．3,Vol．8,p．295．

(382)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9年1月17日），引自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4。

(383) 《葛林威致在上海的英国大使馆电》（1939年2月5日），DBFP,Ser．3,Vol．8,pp．441—442．

(384) 《罗杰士致孔祥熙电（1939年2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08页。

(385) 《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致驻华大使卡尔电》（1939年3月3日），DBFP,Ser．3,Vol．8,pp．486—487．

(386) 《郭泰祺致孔祥熙电》（1939年3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12页。

(387)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50页。

(388)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48—150页。

(389) 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11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90)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2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9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15页。

(392) 《英国财政部致罗杰士电》（1939年6月13日），DBFP,Ser．3,Vol．9，pp．167—168．

(393) 可见于《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50—153页；《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455—457页。

(394) 《罗杰士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6日），吴景平、林孝庭主编《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395)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54、157页。

(396) 蒋介石于1940年12月9日和10日分别电示宋子文和郭泰祺向英方表明：如果英国政府确实有困难，可以实际上先提供币制借款1000万镑，另外1000万镑的信用借款可在以后另议；但希望英国政府宣布借款总额为2000万镑，否则不如暂缓宣布。10日晚些时候，路透社发表了英国政府将对华贷款1000万镑的消息，蒋介石又急电郭泰祺和宋子文，要求与英方“切商此一千万镑专作为币制借款，对于信用借款必须另行续商订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30—232、234页。

(397) 1940年5月6日，孔祥熙在中央委员会谈话会上指出：“与我们抗战有关系的便是上海外汇的变动，这仍旧是平衡基金委员会的老套，他们总是他们的办法，他们口口声声要维持自由，不听我们的话。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因为许多外国银行可以不受中国管辖，同时我们的政治网又达不到那里。”《中央委员谈话会纪录·二十九年份》，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5—1。

(398) 《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41年1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40页。

(39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44—247页。

(400) 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p．186.1941年3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在重庆开设外汇市场，由中央银行提供合法的外汇需要，但是在两个月内仅出售了不到20万美元，对维持法币的汇率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401) 协定中文全文可见于《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195—1220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47—253页；《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十一辑，第348—354页；《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465—470页。关于1941年4月1日中英平准基金协定的签署地点，《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195页记为“伦敦”，误，应为华盛顿。宋子文、李幹在同一天（1941年4月1日）还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签署了中美平准基金协定，据同书第1187页则把签署地点记作华盛顿。另蒋介石1941年5月致丘吉尔电文中提及中英新平准基金协定的签署地点：“贵政府最近在华府签订成立平准基金之协定”，见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56页。

(402) 英国财政当局原决定：四行在英存款及中国政府任何英金存款，以及中国政府所属各机关在英存款，均不与冻结；其他中国存英资金（如非政府银行之存款）中方希望予以解冻者，请核示转知。但中方决定只有中央银行有解冻之权，其他冻结之中国资金，暂不解冻。见于1941年7月29日财政部次长郭秉文自伦敦致电孔祥熙和8月1日孔祥熙复电，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英国外交，057—14。

(403)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日外交关系》，第460—462页。

(40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25—226、232页。

(405) 据王世杰1938年7月9日的日记：“今日孔庸之在国防最高会议报告，我方向美国借款六万万美金（分三年付，第一年三万万元，第二年二万万元，第三年一万万元）已签字，惟尚未交付。”《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306页。

(406) 《顾维钧回忆录》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1—152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34—236页。应当指出，在摩根索主动向顾维钧提出上述建议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已有官员主张通过援助中国抵抗日本，来避免美国与日本直接冲突。见范宣德致贺百克备忘录（1938年7月23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以下简为FRUS）,1938，Vol．3，pp．234—237．

(407) 《财政部呈行政院》（1940年1月12日），何思瞇编：《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史料》，台北“国史馆”1994年版，第64页。

(408) 《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史料》，第55—60页。

(409)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19—121页。关于桐油借款和下项华锡借款的担保问题，两项借款协定载明由中国银行“完全”、“无条件”地承担，财政部长孔祥熙亦要求在纽约的中国银行出面担保，但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以“事关国家整个财政”为由，提出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共同负责，中央、交通两行应向中国银行书面声明共同承担到期还本付息的责任；孔祥熙同意三行按四、四、二的比例分担责任，并交换文件存证。参见《中国银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410) 《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39年1月4日、3月8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40—4。

(411) 《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39年2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49页。

(412) 《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39年3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50页。

(41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52页。

(414) 《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史料》，第68—70页。

(415) 《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史料》，第98—99页；贸易委员会编《关于对美桐油借款偿债报告》（1945年12月），《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37—139页。

(416) 《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40年3月5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60—261页。

(417) 《胡适致孔祥熙电》（1940年3月26日）、《孔祥熙复胡适函》（1940年3月27日）、《孔祥熙致蒋介石函》（1940年3月28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40—4。

(418)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62—266页。在此次借款的交涉过程中，中方曾提出免除抵押品，但被美方拒绝；借款年利率初议为3.6％，后美方称北欧、南美各国纷纷援例，提至4％，并应中方要求，把桐油借款利率减至4％。见《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40年4月21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69—270页。

(419) 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9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20) 《蒋介石致罗斯福函》（1940年6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74页。蒋介石在信中还称宋子文“受余完全之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

(42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93—94页。

(422) Morgenthau Diary,China,Dacapo Press,New York,1974，p．178．

(423) Arthur N．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3，p．135．

(424)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40年9月26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40—4。

(425)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86—288页。

(426) 美国金属准备公司致资源委员会函（1942年2月11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00页。

(427) FRUS，1940，Vol．4，pp．439、678．

(428)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09—311页。

(429)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73页。

(430) 国民政府财政部：《中美华锡借款节录》（1947年），《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80页。

(431) 如国民政府文官处1942年1月15日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函、同年6月4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函，见于《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史料》，第178、179页。

(432)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3,p．245, World Peace Foundation,Boston,1941。这两笔信贷与下述中美联洲公司飞机价款之间的关系，尚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

(433) 详见《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19—223页。中方所欠价款以及息金，最后于1941年1月和3月，经由国民政府售让印度航空公司之飞机价款内清偿毕。

(434) FRUS，1937，Vol．4，p．610．

(435) FRUS，1937，Vol．4，pp．611—612．

(436) 孔祥熙致罗斯福函影印件（1937年7月13日），《罗斯福与1937—1939年的国际事务》（F．D．Roosevel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7—1939）Vol．2，New York,1979，No．376．

(437)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61．

(438) 《宋子文致孔祥熙电》（1938年1月2日）。宋子文还要求财政部将以往中国银行运英现银项下拨出3300万元，用中国银行名义交存英国银行或其他银行，作为获得美国借款的准备。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40—2。

(439) 参见1938年2月至7月王正廷与孔祥熙的往来电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23—224页。

(440)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80．

(441) 参见《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39年1月1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40—04。原电如下：“孔院长：密电计达。币制问题，经再与财部要员商洽，称美方协助须国会通过，如动用汇兑基金情形复杂，势难办到，且该问题关系英国最大，美国甚小。应由英国协助云，特闻。辉真。”

(442) 《孔祥熙致美国国务院电》（1939年7月18日），FRUC,1939，Vol．3，p．684．

(443) 《蒋介石致胡适电》（1939年7月3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53—254页。

(444) 《杭立武致蒋介石呈文》（1940年4月18日、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329—330页。

(44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71页。美国方面公布该电文的译文时，记为1940年5月17日，见于FRUS,1940,Vol．4, pp．656—657．

(44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77页。

(447) Morgenthau Diary, China ,pp．180—181．

(448) FRUS，1940，Vol．4，p．691．

(449) Morgenthau Diary,China,p．243．

(450) Morgenthau Diary,China,pp．300—301．

(451) Morgenthau Diary,China,p．303，pp．310—320；《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87页。

(452) Morgenthau Diary,China,p．386、39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307—308页。

(453)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182．

(454) 蒋介石日记1941年4月16日：“本日对美大使说话，痛诋其财政部不肯以平准基金整数交付之小器行为。”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55) 该协定全文可见于《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王铁崖编，三联书店1962年版）、《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等资料集。

(456) 详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187—1193页。

(457) 《财政部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的报告》（1941年10月6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81页。

(458) 分别见于1941年4月5日《胡适致蒋介石电、宋子文致蒋介石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308、311页。

(459) FRUS,1941，Vol．5，pp．633—634．

(460) 《新华日报》1941年6月15日。

(461) FRUS,1941，Vol．5，P．723．

(462) 1941年8月16日，上海每1元法币的黑市汇价为2便士，以及4美分，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198．

(463)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p．201—202．此前的售汇情况为：自1938年6月到1939年4月第一次中英平准基金成立，由中国银行出面净售汇600万美元；财政部自1938年6月起的一年里，向市面投入600万美元；中英平准基金会自1939年4月10日到1941年8月18日净售汇3400万美元。三方面共计净投入4600万美元，平均每月投入120万美元。另据《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第二卷第1414页载，该时期平准基金会售汇额为美金1570万元、英金211万镑。

(464) 重庆《扫荡报》，1941年11月15日。

(465) 《冀朝鼎致钱币司司长杨庆春函》（1944年2月22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74页。

(466) 根据美国财政部档案中世界贸易公司至1939年底的购货清单，以及缅甸海关统计单，引自Morgenthau Dairies，China,pp．49—51,90—91．

(467)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7日），《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40页。1940年6月15日，俞大维在重庆面交宋子文这份物单，包括7.9毫米轻机枪10000挺，价额250万美元；7.9毫米子弹3亿发，价额750万美元；7.9毫米步枪、37毫米战车防御炮、75毫米山炮，共1000万美元；兵工厂设备及物资1000万美元。见于T．V．Soong Collection,Box 65—13，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468) Morgenthau Dairies，China,pp．178—179．

(469)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Office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Washington,D．C．,1953．p．11．

(470) FRUS,1941,Vol．5,p．652．

(471)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3,pp．712—713．

(472) FRUS,1941,Vol．5,pp．652—653．

(473) 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年，第41页。

(474) 宋子文：《租借部分报告》，第7—9页，T．V．Soong Collection,Box 56—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475) 《科克伦等致宋子文函》（1941年4月23日、5月20日），《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27、129—130页。

(476) 宋子文：《租借部分报告》，第19页，T．V．Soong Collection,Box 56—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另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445—447、620页。

(477)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99页。

(478)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4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450—451页。

(479)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65页。

(480) FRUS,1941,Vol．5,pp．635—636；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p．17，pp．20—2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450—451、459—460页。　

(481)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8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463页。

(482)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7月1日），《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93页。

(483) 《宋子文致罗杰斯》（1941年11月7日、15日），《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61、163页。

(484)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350．以后几年中国实际获得的租借数额以及占美国对外租借援助总额中的比例分别为：1942年，1亿美元（1.5％）；1943年，4900万美元（0.4％）；1944年，5300万美元（0.4％）；1945年，11.07亿美元（8.0％）。1945年的11.07亿美元中，抗战结束前拨付5.5亿美元。

(485)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33页；《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1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53—1。

(486) 《蒋介石致居里函》（1941年1月31日），Lauchlin Currie Papers，Box 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487) 《詹森致国务卿电》（1941年2月28日），FRUS，1941,Vol．5，pp．602—603．

(488) 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所刊载的蒋介石与居里的会谈记录就达11次，会谈日期分别是：2月8日、10日、15日（2次）、16日、17日、22日、23日（2次）、26日（2次）。胡佛研究所居里档案第4盒中的英文会谈记录则为14次，分别为：2月7日、8日、10日、15日、16日（2次）、17日、21日、22日、23日（2次）、24日、25日、26日。居里回到美国后，于3月19日把与蒋介石的14次会谈以及与周恩来的1次会谈记录，均送交罗斯福总统。

(489) 《詹森致国务卿电》（1941年2月28日），FRUS，1941,Vol．5，pp．602—603．

(490)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1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35页。

(491) 《蒋介石与居里会谈记录》（1941年2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42—543页。

(492) 《蒋介石与居里会谈记录》（1941年2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46—547页。

(4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1998年2月版，第503页。

(494) 《居里致罗斯福的报告》（1941年3月15日），FRUS，1941,Vol．4，pp．81—86．

(495) 《蒋介石与居里会谈记录》（1941年2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51—552页。

(496) 《蒋介石致宋子文函》（1941年2月27日），T．V．Soong Collection，Box 61—10,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497) 《蒋介石与居里会谈记录》（1941年2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62—563页。

(498) 《蒋介石与居里会谈记录》（1941年2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67—570页。

(499) 《蒋介石与居里会谈记录》（1941年2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85—589页。

(500)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3月2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53—1。

(501) FRUS，1941,Vol．4，pp．94—95．

(502) Lauchlin Currie Papers，Box 4,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503) 《蒋介石与居里会谈记录（1941年2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79页。

(504) FRUS，1941,Vol．5，p．65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26—728页。

(505) 《居里致SEGAS电》（1941年6月9日）、《居里致蒋介石函》（1941年6月25日），Lauchlin Currie Papers，Box 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506) 《居里致拉铁摩尔电》（1941年7月3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53—6。

(507) 《居里致拉铁摩尔电》（1941年8月7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53—8。

(508) 《居里致拉铁摩尔电》（1941年7月22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53—6。

(509) 《蒋介石与拉铁摩尔会谈纪录》（1941年7月31日）、拉铁摩尔致蒋介石函（1941年8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30—734页。

(510) 《居里致拉铁摩尔电》（1941年8月4日），FRUS，1941,Vol．4，p．362．

(51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34—736页；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35册，文件第17—19。

(512) 《拉铁摩尔致居里电》（1941年12月8日、12月1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53—6。

(513) 《拉铁摩尔致居里电》（1941年12月28日、1942年1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36—738页。

(514) 《蒋介石对宋子文1941年6月3日的批示》，《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26页。

(515) 《居里致拉铁摩尔电》（1941年7月3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对美外交，053—6。

(516) 《拉铁摩尔致居里》（1941年11月11日），Lauchlin Currie Papers,Box 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517) 《赫尔致罗斯福备忘录》（1941年5月21日），FRUS，1941,Vol．5，p．648．

(518) FRUS，1941,Vol．5，p．716．

(519) 拉铁摩尔致蒋介石新疆问题节略（1941年8月28日）、外蒙古问题节略（1941年9月）、东北问题节略（1941年9月9日）、最近将来解决东北问题方案（1941年12月2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35册对美外交（5），文件14、15、16、20。

(520) 拉铁摩尔致居里电（1941年11月2日），FRUS，1941,Vol．5，p．747．

(521)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522) 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35册对美外交（5），文件21。

(523)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56—157页。

(524) 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35册对美外交（5），文件23。

参考文献⁽¹⁾

中文档案文献

陈启天回忆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国史馆”藏，台北

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台北

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台北

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国民政府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蒋介石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美国

蒋中正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居里档案（Lauclin Currie Papers），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美国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民国二十八年全年工作报告扼要，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台北

日本外交档案，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藏，东京

上海市银行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

上海市银行公会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

宋子文档案（T. V. Soong Papers），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美国

汪伪（组织）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伪上海市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杨格档案（Arthur N. Young Papers），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美国

张嘉璈档案（Chang Kia—ngau Papers），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美国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台北

中央委员会谈话会纪录（民国二十九年度），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台北

中文著作

《1930年代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日］浅田乔二等著，袁愈佺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

《八路军》，岳思平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八路军·综述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八路军·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八一三淞沪抗战编审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百团大战史料》，何理、王瑞泉、刘威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敖文蔚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拨云雾而见青天——陈立夫英文回忆录》，陈立夫著，卜大中译，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5

《财政年鉴》（续编），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编，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长沙三次会战》，容鉴光著，台北“国史馆”，1990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陈毅军事文选》，《陈毅传》编写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张守广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德国对华政策研究》，周惠民著，台北，三民书局，1995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李惠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东江纵队史》，《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东江纵队史料》，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吴相湘著，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

《革命文献》第106辑，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6

《顾维钧回忆录》第3、4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

《国共关系70年纪实》，黄修荣编，重庆出版社，1994

《国民参政会纪实》，孟广涵主编，重庆出版社，1985

《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孟广涵主编，重庆出版社，1987

《国民参政会史料》，国民参政会史料编纂委员会，台北，1962

《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4部第2、3册，三军大学战史编纂委员会，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5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洪朝辉编校，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

《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李嘉谷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河内汪案始末》，陈恭澍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8

《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华北治安战》，［日］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8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美］柯伟林，陈谦平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4册，台北“国史馆”，2010

《金城银行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今井武夫回忆录》，［日］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千家驹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抗日御侮》第5卷，蒋纬国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

《抗日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5—1994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重庆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冶金厅《冶金志》编委会编，重庆出版社，1988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唐润明主编，重庆市档案馆，2005

《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史料》，何思瞇编，台北“国史馆”，1994

《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粮政史料》，朱汇森主编，台北“国史馆”，1989

《刘少奇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卢明辉著，北京，中华书局，1980

《民国财政史》，杨荫溥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民国社会经济史》，陆仰渊、方庆秋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11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南京保卫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京保卫战》编审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7册，张宪文主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南侨回忆录》，陈嘉庚著，出版地不详，1946

《七七事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七七事变》编审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潜流与点滴》，陶希圣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侵略与自卫》，曹振威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日］依田熹家著，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黄美真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邢汉三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

《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王良卿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

《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四联总处史料》，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

《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吴景平、林孝庭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宋子文与战时外交》，陈立文著，台北“国史馆”，1991

《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吴景平、郭岱君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英］田伯烈，杨明译，汉口，正中书局，1938

《万耀煌将军日记》，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

《汪精卫集团投敌》，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汪精卫骂汪兆铭》，徐达人编，岭南出版社，1939

《汪精卫是什么东西？》第4辑，祝小明编，岭南出版社，1940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蔡德金、李惠贤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

《汪伪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汪伪政权全史》，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余子道、刘其奎、曹振威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

《王子壮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

《伪廷幽影录》，黄美真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我的前半生》，溥仪著，北京，群众出版社，1963

《我们的檄书》，钱俊瑞等著，集纳出版社，1940

《武汉抗战史》，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西北中苏航线的经营》，简笙簧著，台北“国史馆”，1984

《新四军·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新四军战史》，《新四军战史》编委会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1

《徐州会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徐州会战》编审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

《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马振犊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编，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陈仁霞著，北京，三联书店，2003

《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11册，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1986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南京、重庆，出版时间不详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荣孟源主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时期），陈诗启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王建朗、曾景忠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林代昭、陈有和、王汉昌编，重庆出版社，1988

《中国近现代政党史》，朱建华、宋春主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如瑰、黄玉章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张军民著，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大事记（1927—199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田淇之、齐福霖译，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3

《中国通货膨胀史》，张公权著，杨志信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卜明主编，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中国战时交通史》，龚学遂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华公路史》，周一士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交通志（初稿）》，台北“国史馆”，1991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

《中华民国史》，张宪文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41册，万仁元、方庆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1941），台北“国史馆”，1987—1993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徐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1—1988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罗焕章、支绍曾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4、5、6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台北，1995

《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乐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62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台北“国史馆”，1984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刘武生、杜宏奇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1998

《周佛海日记全编》，蔡德金编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78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4

中文报纸

《大公报》，天津、上海、重庆、香港

《南京新报》，南京

《清乡日报》，南京

《清乡新报》，南京

《扫荡报》，重庆

《申报》，上海

《实报》，北京

《新华日报》，重庆

《新民报》，重庆、成都

《新民会报》，北京

《新蜀报》，重庆

《中华日报》，南京

《中央日报》，南京、武汉、重庆中文期刊

《档案史料与研究》，重庆

《东方杂志》，上海、重庆

《国民政府公报》，南京、武汉、重庆

《国闻周报》，上海

《建国教育》，重庆

《江苏教育》，南京

《交通公报》，重庆

《解放》，延安

《解放日报》，延安

《近代史研究》，北京

《近代中国》，台北

《抗日战争研究》，北京

《历史档案》，北京

《民国档案》，南京

《民力》，汉口

《时代文选》，上海

《绥靖公报》，南京

《文汇年刊》，上海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及各省市

《兴建月刊》，上海

《银行周报》，上海

《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

《政治月刊》，南京

《中日文化月刊》，南京

《中央银行月报》，上海

日文档案文献

《关于卢沟桥事件之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战斗详报》，藏地不详，1970

日文著作

《悲剧的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西义显著，东京文献社，1962

《汉奸裁判史》，益井康一著，みすず书房，1977

《近卫内阁》，风见章著，日本出版株式会社，1951

《满洲国现势》，“满洲国”通讯社编，1941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外务省编，原书房，1969

《日中15年战争》，黑羽清隆著，日本教育社，1979

《日中战争内幕记》，冈田酉次著，日本经济新报社，1975

《日中战争史》，秦郁彦著，原书房，1972

《日中战争史料》，洞富雄编著，河出书房新社，1973

《上海恐怖机关—76号》，晴气庆胤著，日本每日新闻社，1980

《上海时代》，松本重治著，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

《石原莞尔之悲剧》，今冈丰著，东京芙蓉书房，1981

《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朝日新闻社，1963

《维新政府之现况》，维新政府宣传局编，1939

《现代史资料》7—9、11，みすず书房，1964—1972

《扬子江还在流》，犬养健著，文艺春秋社，1960

《西园寺公爵与政局》，原田熊雄著，岩波书店，1967

《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堀场一雄著，原书房，1973

《支那事变关系公表集》，外务省情报部编，1937

《昭和之动乱》，重光葵著，中央公论社，1952

英文著作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World Peace Foundation, Boston,1941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ries 2—3, London，1955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Series D,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49

Fox, 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Morgenthau Diary, China, Dacapo Press, New York, 1974

Clifford, Nicholas R. Retreat from China, Da capo Press, New York, 1976

Romanus, Charles F. and Sunderland, Riley.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Office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Washington,D.C.,1953

Young, Arthur N.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thusetts, 1963

英文报刊

F.D.Roosevel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7—1939, Vol.2, New York,197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7—1941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¹⁾

A

阿部规秀

阿部信行

阿德霍尔德（Aderholdt）

阿鲁福（D. Wolf亦译作沃尔夫）

阿纳德（Arnade）

阿南惟畿

艾　登（Robert Anthony Eden）

爱司加拉（Jean Escarra）

安迈斯

安藤纪三郎

奥　特（Eugen Ott）

奥田新九郎

B

巴勒特

拔也夫（Баев）

白崇禧

白尔瑞（Berger亦译作伯奇、白奇）

班禅九世

阪谷希一

坂本顺

板　塚

板垣征四郎

包　尔（Max Bauer）

包　兹（Bautz）

包姆巴赫（Baumbach）

鲍格莫洛夫（Д.В.Богомолов）

鲍文樾

贝　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

贝德斯（Miner Searle Bates）

贝特兰（James Bertram）

贝祖诒

本哈特（Bernhardt）

本间雅晴

本庄繁

毕范理（Harry B. Price）

毕格尔（Boegel）

庇尔生（W.L.W.L.Pierson亦译作庇耳生）

裨德本（Prideaux Brune）

波洽德（Borchardt）

伯　尔（Pohle）

伯迪恩（Boddien）

勃鲁姆（Blum, Leon）

博　德

博　古

薄一波

布隆堡（Werner Von Blomberg亦译作白龙培）

布伦德尔（Brundel）

C

蔡炳炎

蔡洪田

藏　卓

曹福林

岑德广

长　川

长谷川清

长谷川幸造

朝香宫鸠彦王

陈　诚

陈　赓

陈　介

陈　立

陈　群

陈　行

陈　毅

陈　云

陈安宝

陈璧君

陈布雷

陈长捷

陈春圃

陈调元

陈公博

陈恭澍

陈光甫

陈果夫

陈翰生

陈济棠

陈嘉庚

陈锦涛

陈立夫

陈乃石

陈栖霞

陈其光

陈少敏

陈绍宽

陈绍禹

陈维城

陈文杞

陈锡联

陈耀祖

陈友仁

陈中孚

陈中坚

成吉思汗

程　潜

程思远

程天放

程锡庚

重光葵

重藤千秋

褚辅成

褚民谊

川崎进

川越茂

崔可夫（В.И.Чуйков）

D

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

大城户

大山勇夫

戴　笠

戴传贤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戴季陶

戴沛礼（Emile Despres）

德　古（Jean Decoux）

德　尼（Denys）

德　王（德穆楚克栋鲁普）

德来诺（Frederic A.Delano）

邓飞黄

邓汉祥

邓锡侯

邓小平

邓颖超

邓子恢

狄克逊（Herbert Von Dirksen）

狄林斯豪芬（Von Schmeling-Diringshofen）

迪鲁瓦·呼图克图

丁默邨

丁惟汾

东久迩宫稔彦王

东史郎

东条英机

董　康

董必武

董道宁

董天知

董显光

杜聿明

杜月笙

杜运宇

端木恺

段祺瑞

段锡朋

多田骏

F

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樊仲云

饭田七郎

范予遂

费立浦（Frederick Phillips又译斐律普、裴律普）

费舍尔（Martin Fischer亦译作飞师尔）

冯白驹

冯文彬

冯玉祥

冯治刚

冯治安

冯仲云

佛　德

伏罗希洛夫（К.Е.Ворошилов）

符荣鼎

符振中

福克斯（Manual A. Fox）

傅秉常

傅鸿恩

傅斯年

傅作义

G

甘介侯

冈本季正

冈村宁次

冈泷雄

高　斯（Clarence Edward Gauss）

高贵滋

高凌霨

高树勋

高宗武

戈　林（Hermann Goring）

戈思默（Henry Cosme亦译作高思默）

格莱尔

格兰朋（Vandeleur Grayburn）

格立芬（D.B. Griffin）

格桑泽仁

根本博

宫崎贞雄

古庄干郎

谷川清

谷寿夫

谷正鼎

谷正纲

谷正伦

谷正之

顾孟馀

顾维钧

顾翊群

顾祝同

关麟徵

关向应

广田弘毅

桂永清

郭秉文

郭述申

郭泰祺

郭相堂

郭英夫

H

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哈利法克斯（Viscount Halifax）

海恩利希（Heinrich）

海因利希斯（Heinrichs）

韩德勤

韩复榘

杭立武

郝梦龄

何　键

何成濬

何基沣

何香凝

何应钦

和知鹰二

贺　龙

贺　武（R.G．Howe）

贺恩贝克（Stanley K. Hornbeck）

贺耀组

贺衷寒

赫　尔（Cordell Hull）

亨　理（Charles A. Henry）

横井忠雄

横泽三郎

胡　适

胡笔江

胡景伊

胡默尔（Humemel）

胡乔木

胡石青

胡愈之

胡兆祥

胡宗南

华莱士（Henry A.Wallaced）

黄克诚

黄梅兴

黄琪翔

黄仁霖

黄绍竑

黄维纲

黄炎培

霍尔巴志（Hall-Patch）

J

及川古志郎

吉冈安直

吉立脱

吉星文

加藤高明

贾米森（Edgar G. Jamieson）

建川美次

江朝宗

江恒源

蒋鼎文

蒋方震

蒋介石

蒋梦麟

蒋南翔

蒋廷黻

蒋作宾

今井武夫

金　子

金井章次

近卫文麿

靳云鹏

井本雄男

酒井镐次

酒井隆

臼田宽三

居　里（Lauchlin B. Currie）

居　正

崛内干城

K

卡　尔（A.Clark Kerr亦译作寇尔、克尔）

凯特尔（Wilhelm Keitel）

康　泽

科克伦（David Corcoran）

克　兰（Hans Klein）

克莱琪（Robert Craigie）

克鲁马赫（Krummacher）

孔　庚

孔令侃

孔祥熙

堀场一雄

库必克（Kubik）

邝炳舜

L

拉　贝（John H.D.Rabe）

拉　宁

拉代夫斯基（Радевский）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莱　热（Alexis Leger）

莱布桑夫特（Lebsanft）

赖传珠

赖侍湘

劳　曼（Lohmann）

雷　诺（Paul Reynaud）

冷　欣

冷　遹

冷　云

冷家骥

李　幹

李　璜

李　明

李长江

李公朴

李汉魂

李井泉

李品仙

李圣五

李石曾

李士群

李守信

李维藩

李文田

李仙洲

李先念

李延平

李养之

李永新

李兆麟

李振球

李振亚

李志云

李中襄

李滋罗斯（Fredrick W.Leith-Ross）

李子峰

李宗仁

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

鲤登行一

梁　广

梁伯雄

梁定苑

梁鸿钧

梁鸿志

梁鉴堂

梁上栋

梁漱溟

梁希贤

廖　磊

廖承志

林　彪

林　平

林　森

林　蔚

林柏生

林伯渠

林德曼（Lindemann）

林耕宇

林锵云

林铣十郎

林翼中

林祖涵

刘　复

刘　湘

刘　振

刘　峙

刘百闵

刘伯承

刘蘅静

刘家骐

刘漫天

刘培绪

刘汝明

刘尚志

刘少奇

刘叔模

刘文岛

刘仰山

刘雨卿

刘郁芬

柳川平助

柳亚子

柳泽藏之助

龙　云

卢　英

卢干滋（Ivan Lugants Orelsky）

卢仁灿

卢伟良

卢作孚

鲁希维（Voigt-Ruschenweyh）

鹿钟麟

吕　均

吕超然

吕正操

罗　夏（Rochat）

罗　贤

罗炳辉

罗范群

罗福德（L.H.Lawford）

罗家伦

罗杰士（Cyril Rogers）

罗隆基

罗荣桓

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罗文幹

罗西恩（Lothian）

罗卓英

M

马　丹（Martin）

马　丁（Martin）

马　虎

马　良

马　亮

马　约（Meyer）

马白山

马本斋

马格鲁德（Magruder, John）

马君武

马立山

马木提

马奈木敬信

马啸天

麦根逊（Hans Georg Von Mackensen）

毛庆祥

毛泽东

茅子明

茂　莱

梅津美治郎

梅乐和（F. Maze）

梅思平

梅维亮（W.R. Myers）

孟戴尔（Geoger Mandel）

米高扬

米内光政

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

莫德宏

莫德惠

莫洛托夫

牟田口廉也

木　岛

N

那齐亚（Paul Emile Naggiar）

纳维格（Newiger）

倪志亮

聂荣臻

牛赖特（Constantin Baron Von Neurath）

诺尔特（Nolte）

O

欧　初

欧迪南（Audinet亦译作奥迪内、奥丁勒）

P

潘公展

潘新友

潘毓桂

庞炳勋

彭　善

彭德怀

彭固尔

彭学沛

彭雪枫

彭泽民

平生釟三郎

平沼骐一郎

蒲立德（W.C. Pullitt）

濮雷森

溥　仪

Q

齐　峻

齐燮元

前岛升

钱昌照

钱大钧

钱端升

钱永铭

乔辅三

桥本群

秦邦宪

秦德纯

秦启荣

覃　威

清浦奎吾

清水董三

清水喜代美

晴气庆胤

琼　斯（Jesse Jones）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堀内谦介

犬养健

R

热振活佛

任弼时

任鸿隽

任嗣达

任援道

日高信六郎

若槻礼次郎

S

塞克特（Hans Von Seeckt）

森泽克（Senczek）

沙赫特（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

杉山元

商　震

上官云相

邵力子

沈德燮

沈鸿烈

沈钧儒

盛世才

施静庵

施太修斯（Streccius）

石　觉

石田道一

石友三

石原莞尔

史　良

史达开（Starke）

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

史恩华

史密斯（Lewis Strong Casey Smythe）

史脱茨纳（Stolzner）

舒尔茨（Scholz）

司徒非

司徒美堂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斯坦因（Baron Von Stein）

斯特纳斯（Stennes）

松本重治

松冈洋右

松井久太郎

松井石根

宋肯堂

宋美龄

宋庆龄

宋时轮

宋希濂

宋哲元

宋子文

苏德成

苏体仁

苏锡文

粟　裕

孙　科

孙　震

孙连仲

孙良诚

孙桐萱

孙元良

孙中山

T

邰一之

谭伯羽

谭桂明

谭平山

谭震林

汤恩伯

汤尔和

唐惠民

唐少良

唐绍仪

唐生智

唐寿民

陶百川

陶德曼（Oskar Trautmann）

陶孟和

陶希圣

陶行知

田伯烈

田代皖一郎

田木石野

畑俊六

佟麟阁

土肥原贤二

妥玛斯（G．Thomas）

W

汪精卫

汪曼云

汪时璟

王　竣

王　平

王　毅

王　震

王伯群

王宠惠

王德泰

王东原

王光宇

王家模

王家桢

王稼祥

王克敏

王冷斋

王铭章

王士杰

王世杰

王天木

王锡焘

王晓籁

王揖唐

王荫泰

王荫武

王宇楣

王云五

王缵绪

王造时

王正廷

王志莘

王子惠

王作尧

韦尔纳（L.Werner）

韦尔斯（Sumner Welles）

韦云淞

卫立煌

魏采尔（Georg Wetzell）

魏茨泽克（Ernst Von Wizsacker亦译为魏萨克）

魏尔克（Wilck）

魏拯民

魏宗瀚

温世珍

温宗尧

翁国华

翁文灏

吴　带

吴　勤

吴道南

吴鼎昌

吴敬恒　见吴稚晖

吴南轩

吴佩孚

吴四宝

吴贻芳

吴玉章

吴赞周

吴震修

吴志翔

吴稚晖

嵨田太郎

X

西　门（John Simon）

西尾寿造

西义显

西原一策

希特勒（Adolf Hitler）

席德懋

喜多诚一

喜饶嘉措

夏　恭

夏　威

夏楚中

夏　第（L. Chardy）

香月清司

向井敏明

项　英

萧　克

萧劲光

萧同兹

萧振瀛

萧中令

肖　唐（Camille Chautemps）

肖瑞臣

谢　鹤

谢晋元

熊　斌

熊式辉

徐　堪

徐　谟

徐伯园

徐海东

徐庭瑶

徐向前

徐新六

徐永昌

徐源泉

徐祖诒

许阁森（Knatchbull—Hugessen）

许念曾

许孝炎

萱野长知

薛　岳

Y

岩永裕吉

阎锡山

晏　勋

晏阳初

杨　格（Arthur N. Young）

杨　杰

杨　门（William S. Youngman Jr.）

杨爱源

杨成武

杨靖宇

杨揆一

杨毓坤

杨振声

杨仲华

姚振山

姚中英

姚子青

野田岩

叶　钧

叶　蓬

叶　挺

叶　肇

叶楚伧

叶剑英

叶琢堂

一木清直

伊藤芳

殷汝耕

影佐祯昭

有田八郎

于光远

于俊贤

于品卿

于学忠

于右任

于振河

余　均

余汉谋

余家菊

余井塘

余时原

俞大维

俞飞鹏

俞鸿钧

宇垣一成

袁国平

袁守谦

原田熊吉

云端旺楚克（云王）

恽　震

Z

臧式毅

泽田茂

曾　庚

曾　琦

曾　生

曾凤岐

曾养甫

曾仲鸣

詹　森（Nelson T. Johnson）

张　冲

张　浩

张　继

张　澜

张　鲁

张　群

张伯苓

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

张炽章

张道藩

张鼎丞

张发奎

张洪元

张季鸾

张嘉璈

张嘉森

张君劢

张岚峰

张厉生

张培甫

张申府

张寿篯

张文彬

张闻天

张奚若

张燕卿

张耀曾

张一麐

张荫梧

张友渔

张云逸

张允荣

张治中

张自忠

章伯钧

章乃器

章士钊

章正范

赵　琪

赵登禹

赵尔乐

赵尚志

赵温先

赵毓松

赵尊岳

郑　莱

郑大章

郑廷珍

郑孝胥

郑震宇

植田谦吉

中村丰一

中岛利男

钟　毅

周　昆

周　览

周　元

周保中

周炳琳

周伯明

周恩来

周佛海

周化人

周建平

周隆庠

周履安

周佩箴

周士第

周至柔

周钟岳

周子昆

朱　德

朱　深

朱　岳

朱福星

朱怀冰

朱家骅

朱理治

朱绍良

朱学范

诸青来

庄　田

卓特巴扎普

邹　琳

邹泉逊

邹韬奋

左　权

左舜生

佐世保

佐藤三郎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华民国史

第十卷
（1941-1945）

石源华　金光耀　石建国　著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内容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迄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共计三年九个月时间。主要叙述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状况。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中国独力坚持抗战多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卓越贡献，开创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新时代。本卷详尽叙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际环境发生的重要变化，以及国民政府施展的“大国外交”。

在英、美、荷等国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取得的胜利，激励了同盟国对日作战的士气，提高了中国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声望和地位。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国先后得以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和《莫斯科四国宣言》，跻身“四强”行列。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参加“国联”为标志的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出现了质的飞跃。中国参加美、英、中开罗会议，确定中国收复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等失地，取得朝鲜战后获取独立的法律保证。随即，中国又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成为《联合国宪章》第一签字国，奠定了中国的联合国始创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由此获得提升。

中国近百年来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美、中英新约及其后一系列平等新约的签署，虽然仍遗留若干不足之处，但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中国与世界各大国建立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互惠关系，中国的国际形象大为改观，对于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还表现在中国对于周边国家印度、朝鲜、越南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给予了有力的援助，并且派军队两次出国，远征缅甸作战，重振中国军威，使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国际声望和地位得到提升。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也表现出与前不同的特点，本卷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方面叙述了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斗争，尤注重于论述大陆学术界以前论述不足的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再现了中国军民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伟场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盼来了长久期待中的国际格局变化，受到美、英、荷等国对日参战的影响，国民政府基于与美、英合作作战、推进对日战争进程的战略构想，在局部地区发起攻势作战，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出现了从消极转向积极的趋向。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重大战役都体现了正面战场积极的对日攻势作战，取得了重要的战役成果，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而且使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有利于同盟国的重要变化。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一步深入，国民政府所主张的“先亚后欧”战略与英、美等国坚持的“先欧后亚”战略发生对立与冲突，英、美在亚洲战场的消极应对，使国民政府不愿也无法推行拟议中与英、美联合的攻势作战，消极防御又重新占居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主导地位。1944年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主要目标的“一号作战”，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国民政府被动应战，在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湘柳会战中，虽在局部有很顽强的抵抗，但在全局上接连败退，导致河南、湖南、广西以及广东、福建等海岸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共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于敌手，衡阳等七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为日军占领，日本军队基本上实现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和摧毁美军驻华空军基地的战役目标。1944年，国民政府组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并于次年初相继发起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收复广西战役等局部战略反攻作战，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根据盟军的统一作战部署，两次远征缅甸战场，重振军威于海外。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虽以失利告终，但远征军浴血奋战，拼死杀敌，曾予敌以沉重打击，尤其是在同古、仁安羌等地的出色战绩为中国军队赢得了盟国的尊敬和赞扬，也显示了中国与盟国协同作战的诚意和决心。1944年底，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受重创的中国军队，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十几万青年加入中国军队，投身抗日战场。在此前后，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分别发起缅北和滇西反攻作战，1945年3月，两军胜利会师，不仅打通了中印公路并改善了驼峰空运线，使大批美国援华物资得以运往中国，支援了中国的抗战，而且有力地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反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失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日军“建设大东亚兵站基地”的需求，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的存在和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部队的壮大及其对日军占领区的严重威胁，日军决定将其军事进攻重点移向解放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使解放区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在华北各解放区出现以反对日军“治安强化运动”为主要目的的反“扫荡”斗争，在华中各解放区则出现了以反对日伪“清乡”为主要目的的反“扫荡”斗争，经过艰苦卓绝的对日斗争，至1943年底，各解放区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1944年下半年，各解放区开展了反对日本法西斯军事占领的局部反攻作战。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不仅牵制了绝大部分侵华日伪军，而且从地域上形成了对于日军占领区的战略大包围，为日后的战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态势和条件。

本卷对于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的叙述，分别以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沦陷区为对象展开，清楚地阐明了三个不同区域面临的问题、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对于国统区，本卷主要论述了蒋介石重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中央体制的强化，政治权力越来越集中于蒋氏一人之手，这既是战时发挥国民党统治效能的需要，也是蒋介石追求独裁统治的结果。国民政府推行的“行政三联制”和新县制，则是国民政府在战时推行的最重要的行政改革措施，是其强化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与措施，在战时具有更广泛动员人力、财力、物力来支持日益艰难的抗战的积极意义，但由于这种制度建设是以加强国民党集权统治为前提和目的，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国统区的社会经济是本卷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战争和民生的双重巨大压力下，国民政府实施了以“统制经济”为主要特点的社会经济政策，包括增开新税、田赋征实、统购统销、专卖制度、限价议价、举借内外债、发行“特券”等。这些政策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打败侵略者的中华民族利益，对于保证进行战争所必要的物资供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导致国家垄断资本在金融业、工矿业、商业等领域的扩展与独占，导致国统区工商业和农村经济的凋敝和破产，以及国民经济的危机。

国统区的文化事业，也以国民党确立在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地位为主要特征。该政策的实施同样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查禁了不少亲日亲法西斯的汉奸文化，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另一方面也扼杀了许多进步文化，造成国统区文化局面的沉闷。国统区的教育事业则可圈可点之处较多。国民政府积极主导和扶助了全国高校的三次“内迁”高潮，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谱写了值得记述的一页，不仅保存了中国教育界的精英力量，免遭日本侵略者摧残，而且将现代教育制度引入欠发达的大西南地区，直接推动了西南、西北落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与进步，为抗战事业及后来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敌后解放区，本卷详细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解放区进行的政党建设和政权建设。中共领导的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整风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正确认识与处理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确定了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是中共全党范围内的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不仅帮助中共渡过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而且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使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是中共政党建设史上的创举，提供了在小农经济占优势、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经验。在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虽在当时比较迅速地得到了纠正，却没有在全党范围内得到认真的清算，没有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彻底弄清是非，以致在以后中共所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同程度地重复出现，成为中共发展历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共在解放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民主政权建设，内容包括“三三制”政权、普选制与参议会、“精兵简政”、少数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在经济上的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等，实践并大大丰富了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1949年中共在全国执政后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对于沦陷区，本卷引用大量的档案资料分关内地区和东北地区进行了叙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汪伪政权间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本卷着重剖析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后，被迫提出“对华新政策”，并对日汪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内容涉及日本占领军“强化”汪伪政权，同意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日本向汪伪政权“交还”租界与“放弃”在华特权，允诺汪伪政权“接收”英、美等国在华租界、租借地以及特权，签署“日汪同盟条约”，扶助汪伪政权“统一”沦陷区的部分治权等。日本的“对华新政策”既反映了日本法西斯推行“确定不变国策”的顽固和狂妄，又暴露了其为了挽救危局而不得不依赖中国占领区和走向穷途末日的虚弱。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尤其是汪伪政府“参战”后，日本侵略者又迫使汪政权将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部纳入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大大增强了该政权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色彩，内容涉及高度集权的战时政治体制、伪和平军的扩建与整编、以“统制”为特征的战时经济体制、“以新国民运动”为中心的战时文化体制等。日本侵略者以“大东亚圣战”为旗帜，以“黄色人种革命”为诱惑，对于中国关内地区沦陷区的统治和控制更加强化，汪伪政权的傀儡政权色彩更加鲜明，沦陷区人民也遭受了更加残暴的殖民统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东北沦陷区的统治，也表现出“临战体制”的新特点：在政治上，日本关东军直接操纵指挥伪满洲国建立“临战体制”，一是协助日军防备苏联的进攻；二是尽力搜括战略物资，将东北建设成为“大东亚圣战”的后方战略基地，其对东北人民的摧残更加残暴，除残酷压迫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外，甚至出现了遍布东北各地的矫正辅导院、长城一线南北侧的“无人区”，以及活人细菌战试验等极端的反人道暴行。在经济上，日本关东军操纵伪满洲国实施战时紧急经济方策，疯狂掠夺战略物资，以满足日本进行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内容涉及扩建军工设备、强化战略物资统制、“杀鸡取卵”式破坏东北资源、实施“金属回收强化运动”、继续向东北输送日韩移民、严格实施粮油配给制、扩大鸦片种植、强制征集和奴役劳工等。在思想上，日本关东军以“协和会”为日本法西斯在东北实施思想统治和奴化教育的最主要团体，开展“兴亚思想战”，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显扬“惟神之道”，奠定日满“建国”基础；以日本为中心构筑各民族间所谓“协和”关系；确立国民动员体制，充实伪满的战时国民总力；推行战时奴化教育，适应“决战体制之确立”等。在日本关东军的严密统治和控制下，东北沦陷区的殖民地化进一步深化。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推进和日本法西斯败局的明朗化，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间的矛盾逐步上升，本卷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抗日战争后期国共两党以及中间势力围绕着战后中国之命运与前途开展的较量与斗争。蒋介石撰写的《中国之命运》和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于战后中国政治前景作出了不同的设计，大后方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以及民主宪政运动的出现，不仅推动了国共两大政党对于未来中国蓝图的不同描绘，以及两党围绕着抗战方针与中国前途的多轮谈判，而且推动了中间势力的产生和成长，以及中间道路主张的提出。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七大”和5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国国民党“六大”，分别对各自的政治主张作了历史的总结，中国国民党“六大”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确定了继续实施“一党专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七大”则赋予“联合政府”的口号以新的内涵，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奋斗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奋斗纲领。

本卷最后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载入史册及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和意义。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任何贬低中国抗日战争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其在战胜日本法西斯中所起作用的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中国抗日战争也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不仅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国门之外，将中国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收归版图，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民族耻辱，而且以以弱胜强的成功典范，为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大大推动了世界尤其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的国际格局由此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抗日战争也是中国实现民族觉醒和国家重振的历史良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理性爱国民族主义始终高涨，其呼声之高，传播之广，民众发动之普遍，同仇敌忾精神之旺盛，使20世纪中国理性爱国的民族主义达于新的高度。中华民族由此而得以重新振起，出现了伟大的转折。

本卷共九章，写作分工如下：全书纲目由石源华、金光耀共同拟定；石源华负责撰写前言，第一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一、二、三、四节，第八章，第九章；金光耀负责撰写第一章第一、二节，第二章，第六章第五节，第七章；石建国负责撰写第三章。本卷的编写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历经多年，完成交稿亦有年，但因为种种原因，对于交稿后公布及出版的不少关于抗日战争的新史料和新成果未及利用，颇为遗憾，或可待今后再版时再行增补。

本卷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历任领导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汪朝光研究员从本书纲目的确定到全书审读，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一桥大学图书馆、立教大学法学部图书馆等机构，为作者查阅资料提供了方便。本书关于汪伪政权部分内容，参考了石源华参加的课题组余子道、黄美真、张云、刘其奎、曹振威等人的集体研究成果。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著者

2010年12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第一节　加盟世界反法西斯阵线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与国民政府对日、德、意宣战

二　中、美、英重庆军事会议

三　中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与中国战区成立

四　争取美、英加强援华

第二节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一　中英战前磋商

二　中国远征军组成与入缅

三　中日滇缅血战

四　中国远征军撤出缅甸

第三节　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

一　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

二　援助朝鲜独立运动

三　援助越南独立运动

第二章　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的军事战略

一　受制于“南进”的日本对华战略

二　国民政府的对日军事战略

第二节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

一　第三次长沙会战

二　浙赣会战

三　鄂西会战

四　常德会战

第三节　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作战

一　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

二　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三　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反“清乡”、反“扫荡”斗争

第三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国统区

第一节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强化

一　蒋介石重任国民政府主席后的中央体制

二　国民政府推行行政改革——实行“行政三联制”

三　推行新县制，强化统治地位

四　《中国之命运》的发表

第二节　国统区的社会经济

一　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

二　国家资本的发展

三　巨额赤字与通货膨胀

四　抗战后期的民营工商业

五　抗战后期的农村经济

第三节　国统区的文化教育

一　国民政府加强文化控制

二　传统思想的复活运动

三　国统区的教育事业

四　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四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敌后解放区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一　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二　中共全党的整风运动

三　“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

四　加强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

第二节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一　“三三制”政权

二　普选制与参议会

三　“精兵简政”

四　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

第三节　敌后解放区的经济文化建设

一　减租减息运动

二　大生产运动

三　知识分子与文化教育事业

第四节　发展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一　“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召开

二　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

三　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

第五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沦陷区

第一节　日本对华新政策与日汪关系调整

一　日本对华新政策的提出

二　汪政府对英、美宣战

三　日本“交还”租界与“放弃”特权

四　“日汪同盟条约”的签署

五　汪政府“统一”沦陷区的活动

第二节　汪政府战时体制的确立

一　高度集权的战时政治体制

二　“和平军”的扩建与整编

三　以“统制”为特征的战时经济体制

四　以“新国民运动”为中心的战时文化体制

第三节　东北沦陷区殖民地的深化

一　“临战体制”下的残暴统治

二　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

三　协和会的战时活动与思想统治

第六章　中国对同盟国的外交关系

第一节　中美、中英改订新约

一　国民政府的废约努力

二　中美新约的签署

三　中英新约的签署

第二节　中美的合作与冲突

一　中美高层互访的加强

二　“迪克西使团”

三　史迪威事件

四　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

第三节　中英关系的波折

一　中英远东战略的分歧与争论

二　中英战时交涉的主要问题

三　中英访问团的互访

第四节　中苏关系的恶化与缔约

一　中苏关系的恶化

二　雅尔塔密约的签署

三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

第五节　中国参与战后国际政治的安排

一　中国签署莫斯科四国宣言

二　开罗会议与《开罗宣言》

三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四　旧金山会议与联合国成立

第七章　豫湘桂战役与中国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一节　豫湘桂战役

一　日军“一号作战”计划

二　豫中会战

三　长衡会战

四　桂柳会战

第二节　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的攻势作战

一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二　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作战

三　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

第三节　正面战场的局部反攻

一　正面战场敌我战略部署

二　豫西鄂北会战

三　湘西会战

四　收复广西战役

第八章　战后中国政治的设计和争执

第一节　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一　“宪政实施协进会”的建立

二　民主宪政运动的新高潮

三　国统区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

第二节　抗日战争后期的国共两党谈判

一　1942年—1943年的两党谈判

二　1944年的两党谈判

三　围绕着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谈判

第三节　中国各党派的战后政治设计

一　国民党“六大”与其设计的战后政治构架

二　中共“七大”与“联合政府”的新内涵

三　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

第九章　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一节　国民政府结束战争的准备

一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

二　接纳汪政府要员的“输诚”

三　收复台湾的准备

四　收复东北的准备

五　战后处置日本的准备

六　加强援朝独立的力度

七　确定战后对法越政策

第二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　战争后期日本对华“谋和”的失败

二　日本无条件投降

三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第一节　加盟世界反法西斯阵线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与国民政府对日、德、意宣战

1941年12月7日凌晨（中国时间12月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指挥下偷袭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美国太平洋舰队猝不及防，在这被罗斯福总统称之为“永世遗羞之日”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性损失。当天，日本还向美国、英国、荷兰在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军事基地发起猛烈攻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太平洋战争是日本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在北进即以苏联为进攻目标和南进即以英、美为进攻目标的抉择上曾长期举棋不定。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德国在西欧的席卷之势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欲望，南进论逐渐在日本决策层占据上风。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大举进攻后，日本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南进政策。10月16日，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组成新的内阁。11月1日，东条在新内阁与大本营召开的联络会议上对国策提出三种方案：1．“不开战，卧薪尝胆”；2．“立即决定开战，以战争解决问题”；3．“在决定开战前提下，作战准备与外交谈判同时进行”。经过激烈讨论，会议决定采取第三种方案，并以12月1日为与美外交谈判最后时刻，到时谈判不成功即向美、英等国开战。11月5日，由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一决定⁽¹⁾。

从1941年4月中旬开始的美日谈判由此进入了最后关头。日本政府在决定对美开战的前提下，拟出对美交涉的甲乙两个方案。甲案提出，在日中和平实现后，日本在一定期间内（大致以二十五年为期）在华北、蒙疆的一定地区和海南岛驻扎军队，其余日军在两年内撤退。乙案则搁置美日谈判中分歧最大的中国问题，但提出美国不得干扰日中实现和平的努力⁽²⁾。日本政府计划先向美国提出甲案，如不成再提出乙案，以谋求暂时的妥协。11月7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将甲案正式递交美国政府，并表示这是日本所能作的最大让步。但美国国务卿赫尔与野村的会谈没有取得进展。11月20日，野村向美国政府递交了乙案。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得到日本的乙案后认为，如果美国接受日本的要求就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由于此时美国已破译出日本政府给野村的电报，知道日本准备开战的企图，因此为了推迟美日之战的爆发，再争取至少三个月的时间，所以不得不决定对日本的乙案作出回应，以某些退让达成临时性妥协。11月22日，赫尔向中国及英、澳、荷四国驻美大使通报美日交涉情况，表示美国拟实行一项放松对日经济封锁以换取日本停止向新方向发起进攻的暂时过渡办法。11月24日，赫尔再次召集四国大使，通报美国已确定八点临时过渡办法，并强调根据美国军方的报告，美军参战尚需两三个月的时间⁽³⁾。

对美日谈判，中国国民政府原持比较乐观的态度。9月中旬，蒋介石表示，“余以为今日之美倭交涉，决无须十分顾虑”，“美倭决无妥协之可能”，“余可以断定：美倭之谈判绝无结果也”⁽⁴⁾。但在获悉美国将向日本提出暂时过渡办法以求得妥协后，蒋介石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于11月24日致电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嘱他转告赫尔：“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决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不可复问矣。”⁽⁵⁾与中国一样，英国也反对美国向日本提出的暂时办法，丘吉尔致电罗斯福，批评这一妥协将危及中国，从而增加英美的共同危险⁽⁶⁾。

中国和英国的反对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与日本取得暂时妥协的打算。11月26日，赫尔向野村递交了国务院连夜拟定的《美日协定基础大纲》，即“赫尔备忘录”。该备忘录要求日本不以武力推行国策和侵犯一切国家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撤退在中国的军队和警察，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⁷⁾。美国政府明白，日本肯定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因此美日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向日本递交备忘录的第二天，赫尔告诉美国新闻界，美国公众应该知道当前的危险，日本可能在几天内向东南亚发起新的攻击。11月28日，赫尔在白宫军事会议上表示，美日谈判已不可能取得成果，保卫美国安全的重任已落到海陆军的肩上⁽⁸⁾。

日本政府对“赫尔备忘录”十分不满，认为美国在谈判中态度“显趋强硬”，断定美国正在认真准备对日作战。12月1日，日本再次召开御前会议，最后决定对美、英发起进攻，并于次日发出12月7日开战的命令⁽⁹⁾。

蒋介石对成功地制止了美国对日妥协十分高兴，认为“此次美国对倭态度之强化，全在自我态度之坚定与决心之坚毅，尤在于不稍迁延时间，得心应手，穷理致知，乃得于千钧一发时旋转于俄顷也”⁽¹⁰⁾。同时，国民政府高层明白美国的这一态度使得美日之战正在迫近⁽¹¹⁾。

12月8日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早就在苦撑之中期待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蒋介石闻此消息如释重负，视之为中国努力争取美英等国共同反对日本的结果，“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上午8时，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应对方针。由于期望尽早建立远东反法西斯联盟，与会者大多主张立即对日、德、意宣战。蒋介石虽认为“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手续亦甚容易”，却力主在宣战前先征询美、英、苏三国，尤其要先看苏联对待对日宣战的态度，以留“应付余地”。由于蒋介石的坚持，会议没有通过立即对日宣战的决定⁽¹²⁾。会后，蒋介石亲拟文稿，致电时在美国的宋子文，请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明，“我国待美宣战时，亦决与倭正式宣战”，但“此时应特别注重者，为要求苏俄亦立即宣战，此实为太平洋诸战胜负最大之关键”，因此中国将“先以此意要求苏联之同意，惟此或可促进苏联决心宣战，故暂待苏联之答复，万一苏联回答不愿对日宣战，则我国亦必随美对日宣战，如罗总统以为我国不必待苏联之态度，应先与日宣战，则可随时照办”。当天下午，蒋介石在重庆约见美、英、苏驻华大使，向他们提交国民政府的备忘录，表示：“反侵略阵线各国必须对各个轴心国认为共同公敌，因之中国建议美国对于德、意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皆请同时宣战。”⁽¹³⁾

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追求的一个战略目标，他当然不愿放弃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有利时机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但苏联此时正全力对德作战，无意分兵远东，不愿对日宣战。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在与美方紧急磋商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罗斯福总统理解苏联不能立即对日宣战的情况，认为“中国即刻宣战，于大局有利，恳即实行，不必待苏俄答复”⁽¹⁴⁾。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9日下午在重庆黄山的寓所再次召集会议。由于美国已经对日宣战，而根据日本刚公布的美日谈判决裂经过，蒋介石又认为美国卷入战争“实为中国”，因此会议决定立即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¹⁵⁾。

12月9日下午7点，国民政府以主席林森名义发表宣战文告：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公告。

同时，国民政府还宣布对德、意宣战：

自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午夜十二时起，中国对德意志、义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义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¹⁶⁾。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结束了“七七”事变以来中日两国间四年多“战而不宣”的状态，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此与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中、美、英重庆军事会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抓住有利时机，将促成以美国为首的中、美、英、苏等国军事同盟作为首要目标。蒋介石认为：“此次世界战局必为一整个的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之媾和；否则，虽成亦败矣。”⁽¹⁷⁾在12月8日给美、英、苏驻华大使的备忘录中，国民政府建议成立有关各国的军事同盟，并推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之军队。次日，蒋介石又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立即召开联合军事会议。12月10日，蒋介石分别约见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麦格鲁和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请他们向本国政府转告中国的意见：1．由美国提出中、美、英、苏、荷五国联合军事行动计划，并以华盛顿为同盟政治、军事中心点；2．在苏对日宣战前，由华盛顿提出四国在远东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3．四国初步谈判地点为重庆；4．由华盛顿提出五国军事互助协定。当天，蒋介石还致电宋子文，请他向美国政府表明中国的态度，并对“中、美、英对日至今尚无具体计划与团结一致之行动”表示担忧⁽¹⁸⁾。

斯大林于12月12日复电蒋介石，指出“太平洋上之反日阵线”虽是整个反对轴心国集团阵线的一部分，但“抗德阵线具有决定之意义”，所以“苏联之力量，目前似不宜分散于远东”，请蒋介石“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之主张”。14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英国外相艾登的复电，表示对中国关于缔结正式同盟的建议，“英国政府当予以慎重与同情之考虑”⁽¹⁹⁾。美国政府对此作出最为积极的反应。同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对日采取共同行动是“极端重要的”，建议于12月17日前在重庆召开由中、美、英、荷、苏等国参加的联合军事会议，交换军事情报，研讨在东亚地区共同对日军事计划，美国将派勃兰特将军赴华出席⁽²⁰⁾。

接到罗斯福电报后，蒋介石接连数日会见美、英、苏、荷驻华使节或代表，商谈召开重庆联合军事会议事宜。12月17日，蒋介石和何应钦与麦格鲁、戴尼斯和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崔可夫举行会谈，提出中国对会议之设想：一、设立名称为军事代表会议或参谋团的联合作战机构；二、会议地点为重庆；三、由美国代表主持；四、会议任务为建立远东各战区之联系，商定整个太平洋作战计划纲要，决定保卫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具体计划等⁽²¹⁾。12月2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拟定了中国准备向会议提出的联合作战总方略，计划于1942年7月，以美国海空军及中国陆军为主攻，英国海空军及苏联陆空军为助攻，先扑灭敌方空军，取得制空权，然后向日本本岛及中国东南地区，以外线作战态势向敌合击⁽²²⁾。这些计划和作战构想显示了国民政府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和联合对日作战的积极态度。

12月22日，参加重庆联合军事会议的美国代表勃兰特和英国代表、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魏菲尔抵达重庆。苏联和荷兰未派代表。当天下午，蒋介石会见勃兰特和魏菲尔。蒋介石将此次礼节性会面看作联合军事会议的预备会议，提出会议议题应包括讨论反侵略同盟的全盘战略纲要、同盟各国间涉及政治军事的永久中心机构以及中英、中美军事合作等问题。在蒋介石看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对日作战和对德作战联为一体，中、美、英等国间的合作不应“只限于东亚”，而且“不独与军事及战略有关，且亦有政治之意义”。但魏菲尔认为，有关战争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应由各国政府决定，重庆会议应集中于讨论具体的合作事宜，并明确表示：“目前本人所最关切者，实为保卫缅甸问题。”勃兰特也持相似看法⁽²³⁾。由于着眼于建立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同盟，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重庆军事会议寄予厚望，而英、美与会代表只关注具体事宜，因此中、美、英三国对重庆军事会议的看法出现明显的差异。

12月23日下午4点至次日凌晨，中、美、英重庆军事会议正式举行。出席者中国方面为蒋介石夫妇、何应钦、徐永昌、商震等，美国方面为勃兰特、麦格鲁等，英国方面为魏菲尔、戴尼斯等。澳大利亚驻华公使爱格斯登亦应邀出席。蒋介石在会上再次提出，“研究太平洋与欧洲之战略”，拟定反法西斯战争的全盘计划，以及在华盛顿成立一永久组织以“联系各方之战事行动”是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但魏菲尔、勃兰特仍对此持有异议，勃兰特称，罗斯福“所称之战略当只限于东亚”。于是，会议转而集中于讨论中、美、英三国在远东军事合作的具体计划。

勃兰特首先提出他对远东军事合作的基本构想，其要点为先全力守住缅甸，待力量充实时由守转攻，以空军从缅甸向越南、泰国发起反攻，然后向东向北扩展，直至最后从中国向日本发动空中进攻。蒋介石对此计划表示原则赞同，但提出应增加关于支持中国战线的内容。魏菲尔则认为勃兰特的计划“为时似太辽远”，他当时只关注英国在缅甸面临的困境，因此主张所拟计划应着眼于眼前，“务必以一二月时间限度为标准”。蒋介石当即对此提出反驳，指出：“中、英、美三国今即并肩作战，自需一全盘整个之计划。我人试检过去之行动，大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待事件发生，始仓猝应付以与我共同敌人周旋。此后我人计划，自应着眼于整个战区之防卫，防卫缅甸亦包括在内，如是则不作六个月之计划，必将犯目光短浅之嫌。”经过激烈的讨论，会议将勃兰特的建议修改为“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主要内容为：一、守卫缅甸为当务之急，并与中国继续抗战密切相关，因此应尽现有实力发起空军攻势；二、继续援助中国，支持中国抗战；三、中国军队继续发动对日进攻，牵制日军于中国；四、待实力充实后，中、美、英军队协同发起反攻；五、希望在美国组织的总机构早日实现。会议决定将此计划电告美、英首脑，并在重庆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由何应钦、麦格鲁、戴尼斯组成⁽²⁴⁾。

重庆军事会议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间就共同抗日而召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它虽因各国意见不一而未就整个远东战略达成协议，但实际上推动了远东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国民政府对此起了积极的、关键的作用。

三　中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与中国战区成立

重庆军事会议结束次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通报会议情况，建议“在华盛顿组织最高联合军事总机构及制定作战总计划，此为民主阵线之各国对侵略者轴心国有联合一致具体之行动，俾得早日消灭共同公敌之惟一急务”，并指派宋子文为中国出席最高军事会议的总代表⁽²⁵⁾。

其实，在这之前两天即12月22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已抵达华盛顿，参加代号叫做“阿卡迪亚”的美英首脑会议。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盟国首脑间召开过二十多次重要的会议，这是第一次。会议主题是讨论反法西斯战争的全盘战略及与之相适应的举措。尽管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面临着日本的大举进攻，但会议还是决定根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间已达成的共识，确定“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将德国看做主要敌人，欧洲看做决定性的战场。会议还决定成立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负责战争的战略指挥、各战场间的协调、作战物资的分配等事务。虽然中国已建议在华盛顿召开盟国间的最高会议和建立联合机构，并指派了已在美国的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为代表，但美、英两国并未邀请宋子文正式与会。

“阿卡迪亚”会议的主要政治成果是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国家间的联合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会议一开始，罗斯福就向丘吉尔提出由所有参与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签署一个联合宣言，并在1942年元旦发表以庆贺新年。随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草拟出宣言，并在此基础上合并为一个文本征求苏联、中国等国的意见。对宣言的内容经过短暂的磋商后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宣言签字国的排列顺序最初是美国、英国、英联邦各自治领，然后才是按字母先后排列的其他国家。按这一原则，中国与苏联都将排在最后一类。12月27日，美国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向罗斯福提出，“要打破按字母编排的次序，把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提到同我国和联合王国并列的地位”，理由是它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积极作战的国家”，他认为“这样排列极为重要”⁽²⁶⁾。罗斯福十分赞同这一提议，并在宣言的修改稿中将中国列在美国之后的第二位，然后才是英国和苏联。宣言定稿时又作了修改，最后由罗斯福亲笔排出的签字国顺序是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然后是按字母排列的其他各国。

1942年元旦，罗斯福、丘吉尔、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在白宫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次日，其他二十二个国家在美国国务院依次签字⁽²⁷⁾。宣言全文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联邦、南斯拉夫共同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对于具体表现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之共同宣言即通称的大西洋宪章中的目的原则之共同纲领，业经予以赞同。深信为保卫生存、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并保全其本国与其他各国中之人权与正义起见，完全战胜敌国，实有必要，并深信各签字国家正从事于对抗企图征服世界之野蛮与残暴的力量之共同斗争。兹特宣言如下：

（一）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三国同盟”成员及其附从国家。

（二）每一政府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

凡正在或行将提供物质援助与贡献以参加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之其他国家，均得加入上述宣言。

1942年1月1日签字于华盛顿⁽²⁸⁾

《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中国在签字国中与美、英、苏列前而获得“四强”之一的地位，在百年来屡遭屈辱的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四强”地位的取得，首先是中国军民全面抗战以来四年多浴血奋战从而赢得各国尊敬的结果，同时也与美国尤其是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抗战国际环境的极大改善，蒋介石十分欣喜：“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同时，他对中国的“四强”地位也有较清醒的认识：“侵略各国签订共同宣言，我国始列为世界四强之一，甚恐名不符实，故不胜戒惧也。”⁽²⁹⁾对于罗斯福的支持，蒋介石后来曾对罗斯福的特使居里说：“中国得为四强之一，实得总统（罗斯福）所一手促成，英、苏两国并未作何臂助。此为中国所深切了解而铭感者也。”⁽³⁰⁾美国此举使国民政府此后的外交更为倾向美国。

12月27日，宋子文和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赴白宫访晤罗斯福和丘吉尔。罗斯福告诉宋、胡，美、英拟在华盛顿组织军事会议，并在各战区设立联合指挥部，此后南太平洋局面由中、英、美、荷、澳组织共同机关，协力抗敌。此时罗斯福正设想于重庆成立一个分支机构性质的军事会议。12月29日，马歇尔将军向罗斯福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中国战区，这个战区应包括中国、缅甸的东北部以及盟国的部队可能到达的泰国和印度支那的区域。罗斯福删除了“缅甸东北部”后批准了这一建议⁽³¹⁾。

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帅部，该战区除中国外包括“联合国家军队可以到达之安南（越南）及泰国国境”，由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负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境内活动之联合国家军队之责”，并“立即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在蒋介石“指挥下服务”⁽³²⁾。

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同意接受中国战区统帅一职：“承嘱担任联合国现在与将来在中国战区以及安南、泰国境内联合国家军队可能到达区域一切军队最高统帅之责，深知此项任务，对有关各国及其人民与我中国本身所负责任之重大，就个人能力与资历言，实不敢贸然应命，然念此统帅部成立之后，足使中国战区中联合国间得统一其战略，促进其全盘作战之功效，既经阁下征得英、荷政府之同意，作此建议，自当义不容辞，敬谨接受。盖诸国军队为共同需要而作有效之合作，实为目前超越一切之急务，幸恃阁下之发动与努力，使此目的与方法之统一，已近成功之境，鄙人不敏，自当为诸联合国之共同福利而执鞭追随也。……竭诚欢迎美、英代表之立即派定，组织联合作战计划参谋部。”⁽³³⁾

中国战区的成立和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统帅虽进一步确立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但在战时的盟国关系中，美、英实际上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一个平等的伙伴。与同时成立的由美、英等国军队共同组成的东南亚战区不同，中国战区没有美、英的地面作战部队，也没有自己的代表参加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因此，中国战区在整个战争期间实际上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战略单位。对此，蒋介石曾向美国表示不满：“拥有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反不能厕及（联合参谋会议），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不能参加英、美联合参谋会议，益使中国感觉待遇之未得其平”⁽³⁴⁾。

1942年1月4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请其向美国政府提出遴选一罗斯福亲信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对该人选的要求是：军阶须在中将以上，但“不必熟悉东方旧情者，只要其有品学与热心者可也”⁽³⁵⁾。蒋介石为确定参谋长人选的条件是颇下一番苦心的，他不希望请一个了解中国“旧情”而对国民党持轻蔑态度的外国人，他只希望未来的美国参谋长能按照他的意愿“热心”增进中美间的联系，为中国获取足够的援助。

当时，美国军方也正在考虑选派高级将领赴华协同作战。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赴华美军将领的主要任务是带兵作战，促使中国成为尽早对日发起攻势的基地，参谋长马歇尔则认为由于美国尚无法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因此该将领的主要任务是协调盟国间的关系，训练、装备中国军队，维持中国军队作战。后一种意见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并决定由史迪威赴华任职⁽³⁶⁾。

史迪威是当时美军高级将领中最熟悉中国的。1911年他首次来到中国，1920年至1923年在美国驻北京使馆中任语言教官，1926年至1929年在驻天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中任职，期间马歇尔担任过该团的团长，1935年至1939年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就个人背景而言，史迪威显然并不是蒋介石所期望的美军高级将领，这成为两人日后冲突的根源之一。

1月15日，美国陆军部次长致函宋子文，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派往中国的参谋长人选。1月19日，史汀生与宋子文会晤，说明史迪威将被派往中国，在充任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同时拥有如下权限：一、办理美军援华事宜；二、在蒋介石统辖下指挥在华美军及蒋介石自愿交与指挥之中国军队；三、代表美国参加在华之一切国际军事会议；四、维持及管理中国境内滇缅公路运输事。当天，宋子文将会晤情况致电蒋介石报告。蒋介石接电后，看出美方的打算与自己初衷存在差异，即复电宋子文，要他告诉美方，来华美军将领“其职位须明定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内之参谋部长”，“其在华之美代表以及高级军官，皆应受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之节制指挥，而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令而行，此点应先决定，则其他问题皆可根本解决”。但与美方直接交涉的宋子文认为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答复蒋介石，已复函史汀生，“美高级军官一方面指挥在中国区内之美国军队，一方面兼充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当然均应受统帅命令”⁽³⁷⁾。

1月29日，宋子文与史汀生互换函件，确认史迪威来华的职责和权限是：一、美军驻华军事代表；二、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三、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四、滇缅路监督人；五、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六、中国战区参谋长⁽³⁸⁾。2月11日，史迪威离美赴任。

四　争取美、英加强援华

全面抗战开始后，争取国际援助就一直是国民政府对外交涉的重点，而美国和英国则是中国争取援助的主要对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与美、英等国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的盟国和抗战国际环境的极大改善，国民政府更是将争取美、英加强对华援助作为开展外交的主要任务。

中国的抗战当时已进入第五个年头，长期的战争使国民政府原本就不强大的经济实力大为下降，财政上左支右绌，已露窘况。根据国民政府的估计，此时物价已涨至抗战前的20％以上，法币发行总额已达抗战前800％以上，“财政收入渐见减少，收支益无法平衡”，“社会情势与人民心理异常不安”，若无迅速补救措施，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³⁹⁾。与此同时，美日开战后中国的抗战对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进攻具有愈发重要的牵制作用，国民政府遂利用美、英有求于中国的有利时机，要求美、英扩大援华。宋美龄在重庆军事会议上明确告诉美、英两国：“不能希望中国不得援助而可无限继续其抗战。”⁽⁴⁰⁾

国民政府首先向美国提出五亿美元借款的要求。1941年12月29日，蒋介石致电刚出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请其向美国政府提出五亿美元借款，以提高法币信用。次日，蒋介石接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亲自提出这一要求，高斯表示愿促成此事。与在这之前中国向外国借款都以实物或中国权益为担保不同，这次国民政府明确表示，“此次借款手续决非如平常普通之财政借款可比”，“不能有任何担保之条件”，并强调：若无大笔借款接济中国，“则中国人民心理必被动摇，尤其在日本初次胜利之时，敌伪以东亚为东亚人之东亚之理由，竭力鼓吹与煽惑作用发生影响之时，更不能不有此一借款急速成功以挽救国人心理与提高抗战精神也”。为此，国民政府设想了三种借款方式：一、由美国政府利用平准基金直接提供借款；二、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准许中国政府四银行开立信用透支，由中国政府担保，以维持法币信用；三、由美国政府准中国在美发行美元公债，流通市面，便利吸收华侨资金，并请美国国立金融机构酌购若干，以资提倡。在美国直接经手向美借款的宋子文也认为，“中国经济处非常之状态，应有特殊之办法，非可以常情论”，因此，“此次借款五万万元，等于久战疲劳军队之总预备队可到，调用派遣，当随局势为转移”⁽⁴¹⁾。

在日本的突然袭击前穷于应付的美国急需中国加强对日作战，因而愿意答应中国的请求。高斯在与蒋介石会谈后，致电国务卿赫尔表示赞同这笔借款，但认为数额不必如此之多，用途也应有所限定。1942年1月8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就此进行会商。国务院的官员认为，给中国以大笔财政援助对于鼓舞中国的士气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看法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次日，罗斯福致函财政部长摩根索：“关于对华贷款，我明白目前中国不可能提供什么担保。但是，我仍急于帮助蒋介石和他的货币，希望你能找到办法。”罗斯福甚至表示可以不必过于计较贷款可能给美国造成的损失⁽⁴²⁾。

作为一个贷出国，美国政府尤其是财政部不愿对借款不加任何限制，以免借款会被滥用。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怀特在获悉中国的意向后就向宋子文强调：“借款方案，须对中国经济能力有切实有效之补救”，“美国对于中国借款非因数额之巨，有所犹豫，其注重者在中国拟定之方案，是否切实有裨战争”。1月12日，摩根索会见宋子文，首先表示极愿为中国帮忙借款，“总当设法解决成功”，但接着又说，如中国无明确之计划，他就很难向国会启齿，提出中国向美国“借款较好方法莫若借美金为每月直接发给中国士兵饷项之用”。次日，摩根索告诉宋子文，罗斯福总统对他的提议“极为赞同”，表示“美国愿每月担任100万中国军队之军费，官兵平均以每人10元美金计，即1000万元”。在罗斯福看来，以此办法美国就可以得到一支在美国将军指挥下的100万人的中国军队⁽⁴³⁾。

担负着争取美援重任的宋子文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对摩根索的这一提议颇为心动，他在1月13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我虽非一次之巨额收入，但每月有此接济，加以贷借案军械之供给，此后我军维持及整顿等问题，大致可以解决，如此事宣布，对国内外之影响，或竟甚于一次借我十万万元。……盖维持军队即所以维持国家民族，军队有办法，其他可以徐图挽救。”而蒋介石从指挥控制军队这一角度考虑，认为摩根索的提议有“诸多弊端”，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此法可使中国军队与国家政府及社会经济形成对立或脱离关系，而且只有使我国经济、政治与法币之加速崩溃，不惟毫无补益而已；其二，我国今日军事与经济不能分离，而现在经济危急，故致军事不济，若拟增强军事，决非单纯军费之所能解决。”蒋介石更认为，这一办法显示了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态度，坚持这笔借款“不能有任何之条件及事先讨论用途与办法”⁽⁴⁴⁾。视军队为命根子的蒋介石，对摩根索提议将产生的后果，显然比宋子文要敏锐，看得也深远些。蒋介石的立场使宋子文改变了原有看法，在此后与美方的交涉中，他坚持美国对华贷款不能附带任何条件，必须是共同作战的盟国间无条件的政治贷款。

中国的强硬立场迫使美国政府作出抉择。1月23日，国务院政治事务顾问亨培克致函国务卿赫尔，从美国、英国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的战局出发，强调尽快向中国提供贷款的重要性，认为援华贷款与美国整个军备相比，只是一个小数目，但若拖而不决，则将使美国在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内失去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强大盟友。亨培克的意见实际上代表了国务院和军方的主导看法，他们都主张，当务之急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指中国人）继续战斗下去”⁽⁴⁵⁾。

1月30日，宋子文访问白宫，当面向罗斯福提出5亿美元借款，并再次强调“不能有任何条件之束缚”。罗斯福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当天下午，罗斯福召集国务卿赫尔和财政部长摩根索，“讨论中国借款，并嘱无论如何须立即成功”，最后决定向国会提出，以立法形式提供贷款⁽⁴⁶⁾。

2月7日，美国国会一致通过向中国提供五亿美元贷款。当天，罗斯福向蒋介石通知这一消息，表示这笔贷款“具征鄙国政府与人民对于贵国之衷心钦仰，并足证明在大战中为自由奋斗之盟友，吾辈皆当以至诚与坚决予以协助”，“鄙人希望并相信，此次美国国会所通过之资金，其用途重要的将在帮助贵国政府与人民之努力，以解除经济与财政之负担”。正在印度访问的蒋介石获悉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美国的借款后十分高兴，致电罗斯福表示“对于借款亦不附带任何条件，甚为欣感”⁽⁴⁷⁾。

此后，中美间围绕达成五亿美元借款的具体协议展开交涉。摩根索虽放弃了最初有条件提供贷款的做法，但仍试图通过协议对这笔款项的用途加以一定的限制。2月21日，他向宋子文递交了美方关于5亿美元借款的协议草案。该草案第二条规定，中国应将借款用途通知美国财政部长，征询其意见，而美国财政部长也可向中国提供技术上及其他适当之建议⁽⁴⁸⁾。摩根索显然想通过这一条款获得对这笔借款的监督和控制权。3月3日，宋子文致函美国财政部次长培尔，表明了中国对该草案的看法，认为第二条规定“会使自愿的行为变成命令式的”，应予删除。在宋子文的坚持下，美方同意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第二条写道：“为表现中国与美国双方共同作战之合作精神起见，双方政府之适当官员对于此项财政援助所发生之技术问题，将随时互商，并交换关于运用此项资金最有效方法之报告材料与建议。”宋子文认为修改后的条款与原来相比“似较优，可予接受”。但蒋介石却强硬地坚持借款不能附带有任何条件，因此必须完全删除这一条款。尽管许多美国官员包括原先极力主张向华贷款的国务院官员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感到不满，但罗斯福最终还是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3月21日，美方通知宋子文，决定将协议草案的第二条完全删除，但希望中国能单方面发表一个声明，承诺随时将贷款使用情况通知美国。宋子文认为“此是美国最后让步”，而且由中国单方面作一声明，也与蒋介石有关美国不应附加条件的要求“不悖”，遂于当天与美国签署了5亿美元借款的协议⁽⁴⁹⁾。

这笔5亿美元的借款是抗战期间中国获得的数额最大、条件也最为优惠的借款。这一方面是中国军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际地位提高的结果，同时这也与国民政府在盟国间力争平等关系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向美国提出五亿美元借款的同时，国民政府在1941年12月末也向英国提出了借款要求，希望英国能向中国提供一亿英镑，并也提出了不提供担保的要求⁽⁵⁰⁾。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接获政府指令后，先后与英国外交大臣、财政大臣会谈，强调此一借款对于“挽救民众之心理”极为重要，请英方着眼于双方的政治关系予以重视。英国政府虽对顾维钧的说辞“颇动容”，且“态度颇佳”，但并没有立即给予中国肯定的答复⁽⁵¹⁾。直至1942年2月2日，在获悉美国已决定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后才通知顾维钧，英国将给中国5000万英镑贷款。次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通知了蒋介石。但与美国不同，英国当时本身经济拮据，有赖于美国提供的部分财政援助，它宣布向中国提供贷款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其用意在于进行宣传，以及向美国表明，对于中国的抗战它与美国站在一起，因此宣布了上述决定后迟迟未与中国进行具体协商。但国民政府认为，英国既然作出了许诺，它就应该负责履行自己的诺言，成为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另一来源，联系到英国传统的对华政策，国民政府对英国的这一做法产生了不满。4月18日，蒋介石致电顾维钧，请其转告英国政府：“美国借款已如约交付，而英国借款至今尚滞疑不定，未知何故？……乃允许至今，时已两月，尚未签字，又使我军民因感奋而失望。请转告英政府，务望早日签字，其所有条文性质，不宜越出美国条文之外，以英与美皆为我盟国，其对我经济共同之义务，不可有宽苛之分，更使我军民对英发生其他感想。如果必须另订有拘束或限制之条件，则中国为两国感情与战友关系计，不敢接受，不如不借之为愈。惟无论借与不借，皆应从速决定，并正式宣布为要。”⁽⁵²⁾

在中方的催促下，5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向顾维钧送交了英方修订后的借款合约草案。该草案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政府应中国政府之要求，准备以5000万英镑借与中国，但以在英镑区内购买战争必需品为限，并以其中1000万英镑担保中国发行国内公债，至于其他用途须事先由两国政府洽商同意⁽⁵³⁾。显然，这一草案与蒋介石关于中英借款协议“不宜越出美国条文之外”的要求相差甚远。接到英方草案后，顾维钧和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郭秉文与英方交涉，希望按中方要求再加修订。5月30日，顾维钧还专程赴艾登寓所进行商谈。6月3日，他又在艾登的安排下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面。虽然英国对草案又作了些局部修改，但仍无法使中国满意。7月20日，蒋介石致电顾维钧：“请切勿对英再提借款与发起助华事，此不仅徒增国耻，而不啻为人愚弄，无论如何勿再求助为要。”⁽⁵⁴⁾中英关于借款的交涉就此陷入僵局。直到1944年5月2日，抗日战争已进入后期，中英才达成《财政援助协定》，英国最终同意向中国提供5000万英镑的援助。但实际上，中国只使用了810万英镑，而且其中有300万英镑还是在1945年底使用的⁽⁵⁵⁾。

1942年上半年，国民政府还开展了积极争取美国租借物资的外交活动。1941年3月11日，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同年5月6日，中国成为有资格获取租借物资的国家。此后，美国援华的租借物资陆续运往中国。据国民政府的统计，至1942年5月下旬，中国获得的租借物资计有：枪械、子弹、飞机、通信及医药器材等共6500吨；兵工材料、卡车及零件14.3万吨；铁路材料5万吨⁽⁵⁶⁾。但是，这些援助对于整个中国战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国民政府希望美国能提供更多的租借物资。

1942年6月2日，经过中美双方的多次磋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国务卿赫尔签署了《中美租借协定》。该协定的主要内容为：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未经美国同意，中国政府不得改变美国提供之防卫用品或情报的所有权，或允许非中国人使用；战争结束时，中国当以上述未损坏之用品返还美国；美国应充分考虑中国政府所供给及经大总统代表美国接受之一切财产、兵力、情报等；中国政府为酬报所获利益，应不致影响两国间之贸易，而应促进两国间相互有利之经济关系及改善世界经济关系⁽⁵⁷⁾。

《中美租借协定》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积极争取美、英援助所获得的又一重要成果，它使中国获得美国的军用物资建立在双边条约的稳定基础上，摆脱了以往零打碎敲的被动局面，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因此急速增加。该协定签署后不到半个月，美国就向中国运送租借物资3500吨，其中包括飞机28架、战车防御炮28门、榴弹炮40门、迫击炮50门。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至抗日战争结束，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达845,748,220.88美元，其中飞机、坦克、武器等军用装备约占5.2亿美元。战后，除2000万美元需偿还外，其余一概作为无偿赠与⁽⁵⁸⁾。

美国以及英国的援助对于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抗战最为艰苦因而也是最急需援助的1942年—1944年，无论是五亿美元贷款还是租借物资，在使用上都未能充分发挥其效用，如五亿美元贷款在这一时期只动用了一半左右⁽⁵⁹⁾。而到抗战后期，随着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这些援助实际上大部分被国民党用于国内斗争而不是对日作战。

第二节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一　中英战前磋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缅甸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战略目标。缅甸地处中南半岛西部，北与东北毗连中国云南省，南濒孟加拉湾。此时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它不仅是英国防守印度的屏障，对中国的持久抗战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昆明至缅北重镇腊戍的滇缅公路，在1940年9月日本侵入越南，滇越铁路完全中断后，成为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最重要通道。

还在日军袭击珍珠港前，中英之间就已开始酝酿在缅甸军事合作事宜，国民政府对此态度积极。1941年2月，国民政府派遣商震率“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在三个月考察期间，考察团编写出三十余万字的报告书，提出中英在缅甸进行军事合作的设想。报告书认为，日本要封锁中国切断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将从它在亚洲的政略战略出发，在与英国开战后侵占缅甸，达到既夺占英属殖民地又封锁中国的目的。因此，中英军队应协同作战，以确保仰光海港为目的，集结双方主力于泰国、缅甸边境，采取决战防御态势。在兵力部署方面，预定英缅军2—3个师，中国3—5个军。6月，国民政府正式向英方提出中英共同防御缅甸的建议。但英缅当局对局势的判断与中方并不一致，更不愿中国军队进入缅甸，而是强调中国应在中缅、中老（挝）边境布防。而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则赞同中国的建议，认为英缅当局的消极态度“实至愚蠢”⁽⁶⁰⁾。

在向英方提出建议的同时，国民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西南边境防御，为中英共同防御进行准备。军事委员会抽调高级军事人才组成驻滇参谋团，由军令部次长林蔚任团长，作为军委会派出机构进驻昆明，全面指导西南军事，策划中英作战相关业务。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处处提防蒋介石，非滇籍军队长期未能入滇。为抗击日军，经蒋、龙商讨后，这一状况也得到改变。秋冬间，第五、第六军开入云南。第六军第四十九师先开赴滇缅路担任护路，第九十三师开往滇南车里、佛海布防。第五军驻扎杨林、沾益、曲靖等处。

珍珠港事变后，英国感到日本进攻缅甸迫在眉睫。12月10日，戴尼斯拜会蒋介石，代表英国政府请求中国协防缅甸：“（一）贵国驻在普洱之军队，今为一团，拟请增至一师。……（二）贵国驻在车里之一团，拟请调至孟扬。……（三）拟请抽调贵国驻云南省之部队一团，贵国负责送至畹町，由畹町南下交通运输，当由本国负责。该部队拟调掸部南方景东附近。我方判断，战事将在此发生，拟以贵国部队为后备队。……（四）调至孟扬及掸部之贵国部队拟请准归英国总司令指挥调度。”蒋介石对英国请求持赞同态度，回答道：“所请在缅境内我国部队归贵国总司令指挥，当可同意”，并表示对调驻车里一团至孟扬也可照办，但部队调遣之具体事宜将在参谋总长何应钦研究后正式答复⁽⁶¹⁾。

12月15日，戴尼斯与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麦格鲁一起见蒋介石时，进一步提出协防缅甸要求：“（一）缅甸军事紧急，拟请下令以全师兵力开入缅甸。（二）拟请下令，命驻云南军队抽一师待命，于必要时立即开入缅甸。（三）拟请下令，命希诺德（即陈纳德——引者注）部下志愿军留缅参加保卫缅甸战役。（四）准许敝国动用一部分美国租借法案下留在仰光之军用器材。”蒋介石对戴尼斯所提请求一方面表示支持，称原驻车里之一团已根据英国日前要求在开赴孟扬途中，昆明附近已有一军，随时可以调用，而要调用中国留在缅甸的租界物资可进一步商谈；一方面又批评英国方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军事合作之通盘计划。现正开赴孟扬之一团实不能作任何贡献，盖其指挥官既未得任何防御计划之指示，更未能确实明了其职责范围，惟因奉命开拔，只得执行命令开拔前往耳”。因此，蒋介石提出，盟国应就整个南太平洋战局定一通盘战略，“竭中、英、美、荷印四国之物资、人力以保卫星加坡不令失陷，此实为第一要着。其次则为缅甸，中国愿分负责任。以予之意见，应尽量抽调印度、缅甸部队，集中全力以保卫星加坡，缅甸防务如有不足，则藉中国之部队以补充之”。对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蒋介石向英方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中国军队“必须单独负责，绝不愿与英军混合作战。某区某线，划归我军，某区某线，划归英军，责任分明，必能得最佳之效果”，“至分配防区，何处应由中国部队负责，自可由伦敦参谋本部决定之”。戴尼斯对蒋介石的主张表示“完全赞同”，但提出因局势紧迫，希望立即采取行动。蒋介石遂请戴尼斯与何应钦先商讨保卫缅甸的全盘计划⁽⁶²⁾。对英国提出协防缅甸的请求，蒋介石作出了十分积极的回应。当时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对出兵缅甸“以比较被动为佳”，但蒋介石对此“不以为然”⁽⁶³⁾。

虽然戴尼斯要求中国出兵缅甸，但负责缅甸防守任务的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魏菲尔却并不希望中国军队进入缅甸。12月23日上午，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与前来参加重庆军事会议的魏菲尔、美国代表勃兰特等商讨联合作战计划。在讨论防守缅甸问题时，勃兰特认为，滇缅路对中国获得援助十分重要，因此仰光必须守住。何应钦则提出，盟国应以攻为守，从缅甸向泰国境内的日军主动发起进攻，中国已准备好两个军，若需要可再增加一个军。但魏菲尔认为，缅甸境内公路甚少，无法使用大兵力，而英国从印度援助缅甸的军队也将抵达，因此除需要中国军队一师驻守车里、畹町外，是否还需要其他中国军队尚待以后研究。实际上拒绝了中国出兵缅甸的提议⁽⁶⁴⁾。

当天下午，在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上，魏菲尔重申，中国大批军队进入缅甸在划定战区和布防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因此印度增援部队到达后，“不需再请中国增援”；英国所要求中国者是派遣陈纳德志愿航空队参加缅甸空战和调拨在缅甸境内的美国援华物资⁽⁶⁵⁾。

12月24日，魏菲尔离华时，蒋介石再提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事，对他说：“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以派遣八万人入缅作战。”魏菲尔答称：“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我们只要请贵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⁶⁶⁾魏菲尔的这番回答道出了英国不愿中国军队入缅的真实意图。当时英国在缅甸只有新编成的英缅第一师，1942年初英印第十七师增援后，总兵力约3.3万人。驻扎在泰缅边境的日军主力有两个师团并有强大的空军支援，实力上强于英军。但英国并不从保卫缅甸和整个太平洋战局出发，而只关心其本身的利益，欲维护在亚洲的殖民地，担心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会激起缅甸人民的民族主义，从而危及它的殖民统治。因此，对于远东殖民地，英国“宁可丢给敌人，不愿让与友邦”⁽⁶⁷⁾。英国的这一态度使得中国军队无法及时入缅参战。

1942年1月4日，日本第十五军根据大本营“切断援蒋路线，清除英在缅之势力，占领并确保缅甸要地”的指令，突破泰缅边境，向缅甸的英军发起进攻。1月31日，日军占领缅甸第二大港口城市毛淡棉。2月上旬，开始合围仰光。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英国方面改变了原先的态度。1月2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一份电报中指出：“缅甸如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的交战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⁶⁸⁾1月23日，英缅军总司令胡敦致电要求中国军队入缅。2月5日，胡敦赶到缅北的腊戍晋见前往印度访问途中的蒋介石，当面请求中国军队火速入缅。此后，仰光情况危急，英方又多次提出请求⁽⁶⁹⁾。于是，蒋介石下令中国军队入缅。但是，这时已丧失了最有利的战机。

二　中国远征军组成与入缅

太平洋战争一爆发，国民政府立即着手调遣军队准备入缅作战。12月11日，在戴尼斯请求中国协防缅甸的第二天，蒋介石下令第六军第九十三师开赴滇南车里，第六军第四十九师以一个加强团开赴畹町，归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指挥，准备入缅协同英军作战。16日，担任昆明防守任务的第五军奉令将防务移交第七十一军，向祥云、大理、保山地区集结，第六军奉令向保山、芒市地区集结，编组远征军入缅作战。同时，国民政府派军委会驻滇参谋团侯腾少将率部分参谋人员赴缅甸腊戍，筹备中国军队入缅事宜。12月23日，魏菲尔在重庆军事会议上拒绝中国军队入缅后，第五军、第六军奉令暂不入缅，于滇缅路上集结待命⁽⁷⁰⁾。但国民政府并没有停止入缅准备，1942年1月18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徐永昌应对入缅作战防御工事、组织敌后工作队和热带作战训练等事宜拟出具体计划⁽⁷¹⁾。

1月下旬英方请求中国军队援助后，2月3日，蒋介石令第六军军部立即进驻缅甸景东，该军第九十三师担任景东、景来地区防御，第四十九师开赴腊戍，暂五十五师集中畹町待命入缅。14日，蒋介石令第五军迅速入缅，全军按第二百师、第九十六师、军部、新二十二师顺序向畹町附近集中，由英军派车接运入缅，须于20日内运送完毕。第五军入缅后部署于同古（又称东瓜、东吁）、仰光地区⁽⁷²⁾。第六军、第五军接令后立即开拔，向指定地区集中。

中国军队进入缅甸时，日军已在缅南发起全面进攻。英缅军总司令胡敦希望中国军队入缅后，第六军部署于景东一带，担任泰缅边境守备任务，第五军部署于同古、东枝（又称棠吉）地区，担任英缅军撤退时之掩护任务。2月27日，蒋介石根据军委会参谋团代表侯腾报告与英军商谈意见，对入缅作战部队下达命令，其主要内容为：一、敌为夺取缅甸，威胁中印国际路线，企图占领仰光，并继续北上向曼德勒方面进攻；二、我以摧破敌人企图之目的，第五、第六两军，应即全部入缅，协同英军作战；三、关于入缅部队指挥系统，第五、第六军暂归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挥，杜受胡敦指挥；四、关于部队部署，第五军第二百师应急行入缅，在平满纳（又称彬文那）、同古间地区占领阵地，掩护军主力集中，第五军主力应随后入缅，集中杂泽南北地区，准备协同英军迎击进攻之敌；第六军应以第九十三师及刘支队任景东方面守备，以第四十九师任孟畔方面之守备，以暂五十五师为军预备队，控制南桑附近地区；五、第六十六军新编三十八师等任第五、第六军后方联络线之维持，第六十六军主力移驻云南保山附近，准备入缅作战。同时，蒋介石令侯腾立即返缅通知胡敦，其要点为：一、曼德勒以南至同古间之铁路归第五军守备，以北由中英军共同使用；二、每一英军之师、旅部，中国应派员联络，中英作战区域以恩戛村、敏乌里、巴尼托特、密雅内特为界，线以东属中国军；三、胡敦答复照办后，第五军始能入缅⁽⁷³⁾。蒋介石对中国军队的入缅部署基本上接受了英方的要求，并同意将中国军队置于胡敦指挥之下，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军队协同英军作战的诚意和决心，但蒋介石对军队指挥权甚为敏感，因此仍坚持中英军队划分战区各守其责的原则。

3月1日，蒋介石飞赴缅甸腊戍，次日与魏菲尔会晤，要求英军坚守仰光，使第五军能集结同古准备反攻。魏菲尔允诺将尽力为之。3日，蒋介石召集军委会参谋团和第五、第六军高级将领训话，称“此次五、六两军出国作战，因地形生疏，习惯不同，后方组织尚未完成，心中颇难自安，故亲来缅甸主持指导”。对部队指挥问题，蒋介石指示：入缅作战的战术由军委会参谋团团长林蔚负责指导，军事最高指挥官拟调卫立煌担任，杜聿明副之，在卫未到任前由杜统一指挥。对作战方面，蒋介石认为，根据英军作战情况，日军早就可占领仰光，其迟迟不前进的原因主要是调查中国军队行动，担心中国军队威胁其侧面；但3月10日是日本陆军节，日军将于这之前占领仰光，故入缅部队作战指导应视敌情变化作如下考虑：一、第五军集中尚未完成而日军已占领仰光时，应视日军兵力大小决定进攻与否，若日在两师团以内，仍可进攻，若有三师团，第五军主力仍应在后方集中；二、第五军集中期间，日军仍停滞于锡唐河两岸时，则我应歼灭勃固河东岸之敌；三、第五军主力业已集中而日军对仰光攻击时，如日兵力为一师团，应对其反攻；四、第五军主力尚未集中而日军已攻同古时，第二百师应死守，一俟军主力集中完毕即行反攻。蒋介石最后告诫前线将领：“我军此次在国外作战，可胜不可败；故在未作战之前，应十分谨慎，侦察敌情十分明了，一经接战，则不计一切牺牲，以期必胜”，“否则，纵全部牺牲，亦所不惜，以保我国军之信誉及对外之信仰”⁽⁷⁴⁾。蒋介石的这一命令，在作战部署方面，较前一次更为具体，进一步表示了与英军共同坚守缅甸的决心。次日，蒋介石回国，由林蔚指导远征军并协调与英军作战事宜。

3月8日，英军弃守仰光。当天，英方通知中方，已任命亚历山大接替胡敦任英缅军总司令。仰光轻易失守打乱了中国方面原有的作战部署，而英军撤退时不事先通知中方也给此后中英在缅甸的合作投下了阴影。3月9日，蒋介石在欢迎史迪威抵华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宴会后留史长谈，批评英军不与中国真诚合作，撤退时不通知友军，担心此后协同作战时英军再意外撤退，给中国军队安全造成问题。蒋介石表示，英军应将曼德勒交中国军队防守，以确保驻守同古中国军队的后方，否则，中国宁愿将入缅部队全部撤回；如果英方拟将其部队撤至印度，“则保卫缅甸全局之责，由余独任之，固所愿为”。由于中英军队无法协调产生了统一指挥问题，蒋介石请史迪威入缅指挥中英两国军队⁽⁷⁵⁾。当天，蒋介石还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嘱其转告罗斯福总统：“以后缅甸作战不能不重定计划，尤其中英两军必须指挥统一方能收效”，希望请“邱首相下令在缅英军皆归史君统一指挥为要”。但罗斯福未向丘吉尔提出中方要求，而英方则完全不愿将在缅甸的军队指挥权交出⁽⁷⁶⁾。

3月10日，蒋介石约史迪威谈话，命其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赴缅指挥作战，并详细阐明对缅甸战局的看法：“余最近遣五、六两军入缅之目的，原在固守仰光，今仰光沦陷，全部战局，顿改旧观”，“国军入缅，已丧失其目的。如欲克复仰光，我必反攻，然我集结部队需时半月。在此期间中，敌方尽量增援。仰光战略地位有类广州，敌在各方面皆占优势，具备海陆空之便利，我如无足量空军与炮兵之掩护，克复仰光，殊非易事，……故我方欲图反攻，必另有策划，其最妥善者，厥惟集结主力于曼德勒附近，诱敌深入，待与交锋之后，再反攻突破之。”鉴于战局变化，蒋介石主张中国入缅军队的主要任务改为保卫曼德勒。次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史迪威，明确表示由其指挥中国入缅军队，并已命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等“绝对服从将军之命令”⁽⁷⁷⁾。仰光失守使蒋介石改变了原先的作战部署，将原先坚守全缅甸并伺机反攻的积极作战方针，改为作战重点北移至曼德勒以防守为主的保守对策，并对指挥体系作了调整。

3月12日，中国入缅参战部队正式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编制如下：

司令长官 | 卫立煌（未到任由杜聿明代，4月2日由罗卓英出任）
副司令长官 | 杜聿明
第五军军长 | 杜聿明（兼）
第二百师师长 | 戴安澜
新编二十二师师长 | 廖耀湘
第九十六师师长 | 余韶
第六军军长 | 甘丽初
第四十九师师长 | 彭璧生
第九十三师师长 | 吕国铨
暂编五十五师师长 | 陈勉吾
第六十六军军长 | 张轸
新编二十八师师长 | 刘伯龙
新编二十九师师长 | 马维骥
新编三十八师师长 | 孙立人

远征军总兵力约十万人。正式成立时，除第六十六军尚在云南境内外，第五、第六军已进入缅甸开始布防。至16日，第五军军部到达塔泽、漂贝地区，第二百师抵达曼德勒以南同古地区，新编二十二师与第九十六师集结于曼德勒东北地区，第六军军部在雷列姆，第四十九师在孟畔地区，第九十三师在景东地区，暂编五十五师在南桑地区。

史迪威于3月11日离华抵缅后，即赴前线视察，并确定了以曼德勒以南的同古为作战重点并进而收复仰光的计划。由于这与蒋介石以曼德勒为重点的作战方针不同，史迪威专程飞返重庆，于3月19日、20日两次面见蒋介石，提出以第五军全军集结同古的建议。蒋介石最初对此并不赞同，仍主张应以第五军两个师驻守曼德勒，而只留第二百师守同古，他对史迪威说：“我在缅甸作战，应切记两大纲要：第一，应选择与敌最后决战之场所，此场所应在曼德勒以南之近郊；第二，应固守曼德勒。此次在异邦作战，余至感关切，盖其危机有二：第一，当地民众倾向敌人，对我并无好感；第二，缺少统一指挥。历史上之联军，因指挥不统一而失败者数见不鲜。在此两种危机未能解除以前，我入缅作战部队只应取消极态度，不应过分积极，自不宜远离根据地向前突进。”蒋介石的这一考虑一方面是因为第五、第六军是中国“惟一精粹之部队”，一旦受挫将影响整个中国战局；另一方面是他对英方能否予以援助并协同作战心存疑虑。但在史迪威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采纳了他的部分意见，同意在英军守住同古西侧卑谬（又称普罗美）的前提下从曼德勒抽调一个师南下，作为防守同古和卑谬的后备队。蒋介石同时强调第五、第六军绝对不能受挫。史迪威对此表示不敢保证，“盖在战争中实无任何保证之可能”。对于悬而未决的中英军队统一指挥问题，蒋介石请史迪威返缅后与英方磋商后再作最后决定⁽⁷⁸⁾。

21日，史迪威飞返缅甸，准备着手按计划进行部署。此时，远征军第二百师已在同古以南与日军开始交战。

三　中日滇缅血战

入侵缅甸的日军第十五军攻占仰光后，不待后续部队到达，就分兵北上。3月15日，第十五军根据日军南方军迫使对手尤其是中国军队在曼德勒进行决战的指令，确定了作战方针：“大致于5月底以前，在曼德勒地区（包括以曼德勒为中心的中部缅甸地方）捕歼英蒋联合军主力，继于缅甸境内扫荡残敌。主攻指向英蒋两军内之蒋军，对此，应把握战机，强迫决战，予蒋军以彻底打击，并完全扼止其反扑企图。”⁽⁷⁹⁾根据这一方针，第五十五师团沿仰光曼德勒铁路北上，直逼同古，第三十三师团在西翼沿伊洛瓦底江东岸向卑谬北进。3月下旬，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在仰光登陆后，沿仰曼铁路北上投入战斗。日军在缅甸战场兵力约八万人。

中国远征军入缅后，英军陆续转移至缅甸西部，大体以仰曼铁路为界划分中英军队防区。仰曼铁路以西由英军防守，英军主力沿伊洛瓦底江设防。仰曼铁路以东至泰缅边境间地区划为中国远征军防区，其中第五军布防于曼德勒至同古的仰曼铁路沿线，第六军驻守于第五军以东的雷列姆、孟畔、景东等地。

（一）远征军中路作战

仰曼铁路沿线是中英防守的中路，也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3月中旬，先期入缅的远征军第五军骑兵团已沿仰曼铁路南下至同古以南的彪关河附近。3月18日，日军搜索部队进入彪关河地区，第五军骑兵团与之交战，击退日军，掩护英军撤退。次日，日军以一连步骑兵冒进追击，进入骑兵团预设伏击阵地。当日军汽车行至桥上时，大桥被炸，军车尽覆，骑兵团从两翼出击，歼灭日军大部，并获地图、日记等重要文件⁽⁸⁰⁾。日军自占领仰光后一直未遭遇英军抵抗，此战是日军入侵缅甸后首次失利。

远征军根据缴获的日军文件，获悉日军部署和作战计划，判断正面日军不会超过两个师团，史迪威、杜聿明商议后决定固守同古，击破当面之敌，掩护主力集中，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这正是史迪威抵达缅甸之初制定的作战计划，与蒋介石以曼德勒为防守重点的作战方针并不一致。3月21日，史迪威签发作战命令：第五军第二百师、第五军直属部队及第六军暂编五十五师担任同古方面作战，由杜聿明指挥；第五军新编二十二师开往唐得文伊附近，准备支援卑谬方面英军作战；第六军准备抵御泰国方面来攻之敌；第五军第九十六师为总预备队，开赴曼德勒附近⁽⁸¹⁾。同时，杜聿明亲赴同古，指导第二百师准备同古作战，并在连以上军官会议上号召全体官兵顽强作战，为祖国争光。

3月20日，同古防御战正式开始。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以一个团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以十余辆坦克、装甲车为前导，向同古以南第二百师前进阵地鄂克春发起进攻。战至21日，日军伤亡三百余人，远征军伤亡一百四十余人，双方呈对峙状态。22日，日军增加进攻兵力，并加强炮火轰击，“自拂晓至午，炮火之烈为数日以来所未有。敌我冲锋肉搏数次，双方伤亡均重”。“我方伤亡连长以下官长十余员，士兵二百余，敌方倍之”⁽⁸²⁾。日军也承认，自北进以来“第一次与强敌遭遇，由于轻敌致使进攻受挫，而且从前线不断传来攻占敌阵地的误报，使指挥陷于混乱和苦战”⁽⁸³⁾。

23日，日军进攻兵力增至两个团，在二十余架飞机支持下，以骑、炮、坦克联合部队对远征军阵地实施正面攻击。第二百师以步兵接近日军坦克，进行肉搏战，击毁日军坦克、装甲车数辆，挫其攻势。但远征军也遭受重大伤亡，第五九八团副团长黄景升阵亡，阵地一部被日军突破。

24日，日军继续以陆空联合向远征军鄂克春阵地发起正面进攻，同时以骑炮联合部队千余人向西迂回，直趋同古城北的克永冈机场。第二百师与日军在机场展开激战，从上午战至傍晚，伤亡惨重，终告不守。克永冈机场被日军占领后，第二百师与后方联络被切断，陷于三面被围之势。当晚，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召开团长、直属营、连长会议，宣布各级部队长官阵亡后代理人员名单，以示誓死固守同古的决心。戴安澜自己亲立遗嘱：“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团长代之。”并致书妻子：“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⁸⁴⁾

25日，日军从南、西、北三面围攻同古，并遣三十余架飞机轮番轰炸，同古城中一般建筑多被炸毁。第二百师依托工事，沉着应战。入夜，第二百师不断以小部队袭击日军，予以骚扰。次日，日军出动九十余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并继续围攻同古，主力则集中向同古西北攻击，并突破远征军阵地。双方争夺惨烈，伤亡均大。当日，日军一部进入同古以北的南阳车站南侧占领阵地，企图阻止远征军增援部队南下。

同古前线激战之际，蒋介石再次强调应以曼德勒为作战重点。26日，他对远征军下达指示：“侵缅之敌，似有以主力向东吁（同古）、曼德勒进攻之企图。我军目前应以第五军之第二百师、新二十二师及军直，在东吁、彬文那间与敌作第一次会战。如会战不利，应行持久抵抗，以逐次消耗敌人，务期在此期间，迅速将第六十六军全部，及第九十六、暂五十五师，集中于曼德勒、杂泽间地区，俟第二次会战准备完成，以期一举击破深入之敌。”27日，蒋介石又指示史迪威、杜聿明：“如情势不急，应待兵力集中后出击，切忌逐渐使用。”但史迪威与杜聿明此时仍依照既定的“击破当面敌人、收复仰光”的作战方针，并以此作出部署：以第二百师为固守兵团，确保同古，吸引日军；以新二十二师配属骑、炮、工、坦克、战防炮为攻击兵团，攻击仰曼公路以西地区日军左翼；并以第九十六师和第六军暂五十五师为预备队⁽⁸⁵⁾。

27日，日军继续进攻同古，远征军顽强抵抗，双方呈对峙状态。日军自感“攻击力已达极限”⁽⁸⁶⁾。28日拂晓，新二十二师在南阳车站发起进攻，但进展缓慢。而攻击同古日军获悉远征军增援部队抵达，遂加强攻击，欲先解决第二百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敌我双方反复冲杀，远征军伤亡虽重，仍坚强抵抗，士气旺盛，确保阵地不失。此时史迪威判断当面日军“无后续部队，战斗力不甚强”，仍决定集中进攻，并定于29日或30日“开始主力战，一举击破当面之敌”⁽⁸⁷⁾。但实际上，日军后续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此时已赶到同古，并投入对远征军的攻击。

29日，新二十二师继续攻击，经过激战，攻克南阳车站，但随即遇刚开至前线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猛烈反扑，战斗呈僵持状态。而急调前线的第九十六师因铁路被日军炸毁，被阻于平满纳附近，无法前进实施原定的增援同古计划。此时，第二百师在同古已孤军苦战十天，伤亡2500人，弹药将尽，给养不济，且三面受围。在此形势下，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决定改变原定计划，让第二百师突围，以保全实力，另寻战机与日军决战。但史迪威仍坚持对敌进攻，两人争执激烈，互不让步。最后杜聿明坚持己见，命令第二百师于当夜向东突围，新二十二师向日军佯攻，予以牵制。30日，第二百师全师包括伤病员安然从同古撤出，转移至叶达西地区。但史、杜两人关系由此紧张。

同古防御战历时11天，第二百师面对有强大空中支援的优势之敌，英勇作战，歼灭日军五千余人，包括击毙第五十五师团第一四三团团长横田，重创了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美军战史称，第二百师坚守同古是缅甸战役中防御最久的部队，且撤退时秩序井然。日军战史也承认，第二百师“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收容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⁸⁸⁾。

远征军从同古撤出后，决定集中主力于同古与曼德勒之间的平满纳组织会战。3月31日，杜聿明下达作战命令：“当面之敌第五十五师团，似有继续北进之企图。军决以有力之一部，利用斯瓦河西岸，及其以北之森林狭长地区拒止敌人，以主力在彬文那（即平满纳）占领阵地，依火力摧毁敌人，转取攻势，将敌包围而歼灭之。”⁽⁸⁹⁾根据这一作战部署，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沿线担任阻击兵团，阻敌前进，掩护主力集中于平满纳附近。

日军占领同古后，因占有战场主动权并仰仗其优势兵力，于4月3日制定曼德勒会战计划，决定以主力继续北进，在曼德勒附近与中国远征军决战，并以一部切断腊戍方面中国军队退路，企图一举歼灭中国军队⁽⁹⁰⁾。

4月5日，蒋介石飞赴缅北，会晤史迪威、缅甸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并主持召开远征军高级将领会议。蒋介石指出，缅甸战役目前有两个目标：一、尽一切办法保护缅甸中部的油田；二、为政治上之理由保卫曼德勒。为此，蒋介石在与亚历山大会晤时，要求英军守住伊洛瓦底江沿岸，特别要固守阿蓝庙，护卫远征军西翼，并“成立双方不后退之谅解”。亚历山大对此始终不予以肯定答复。蒋介石对英军此举多有批评，但仍赞成平满纳会战计划，表示：“余决意保持曼德勒以南之中缅地带，决战即应在此。即令英军后撤，我军仍应作殊死抵抗保此地区。”并强调：“我国军出国作战，在近代史中，尚为创举，故应充分表现我忠勇刚毅之气与临难不苟之牺牲精神。”⁽⁹¹⁾在缅甸期间，蒋介石还对远征军指挥系统作了调整，由罗卓英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在史迪威指挥下行使对远征军的指挥权。

4月9日，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根据蒋介石指令拟定平满纳会战计划，其要旨为：以新二十二师为基干组成阻击兵团，扼守斯瓦河北岸，逐次阻击消耗进犯日军，并以游击支队袭击日军后方，破坏其交通电讯；以第九十六师为基干组成固守兵团，吸引日军于平满纳附近地区并坚守阵地；以第二百师为基干组成机动兵团，待日军受挫于固守兵团并呈胶着状态时，转取攻势，将日军夹击包围于平满纳附近地区而歼灭之⁽⁹²⁾。

担任阻击任务的新二十二师吸取同古被围的教训，确定不必固守一地，而是利用斯瓦河沿线的地形，预设纵深阵地，三个团梯队配备，相互交替掩护，逐次抵抗占有优势的日军的攻击。4月5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发起猛烈进攻。新二十二师在师长廖耀湘率领下，英勇抵抗。11日，日军第十八师团抵达前线投入战斗，进攻更为猛烈。新二十二师在正面逐次阻击日军的同时，诱敌深入己方阵地，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引发地雷，反击消灭日军，并以游击队在日军后方扰乱其交通运输。这种虚实交替使用的战术有效地迟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激战至16日，新二十二师在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后，按计划进入平满纳预定阵地。新二十二师以一师兵力抗击日军两个师团达十余日之久，毙伤日军约四千五百余人，己方伤亡一千五百余人，完成了牵制日军、掩护主力完成平满纳会战准备的任务⁽⁹³⁾。

在新二十二师完成阻击任务后，远征军着手按原定作战计划“转移攻势，歼灭当面之敌”，并认定“敌受痛击之期已至”⁽⁹⁴⁾。但此时平满纳两翼却相继告急。在西翼，英军毫无斗志，在4月1日弃守卑谬后，沿伊洛瓦底江一路溃退不止，不经抵抗，先后放弃阿蓝庙、马格威等地。16日，仁安羌被日军占领，英缅军第一师在仁安羌以北被日军包围。远征军西翼后侧完全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在东翼，远征军第六军暂五十五师在与日军作战中处于不利局面，至18日日军已推进至垒固附近，对平满纳防线构成直接威胁。在两翼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远征军只得放弃原定的平满纳会战计划。18日，史迪威、罗卓英下令：放弃平满纳会战，主力向密铁拉、瓢背间集结，准备曼德勒会战。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对此虽有不同意见，但仍执行命令，率部退出平满纳地区⁽⁹⁵⁾。

（二）远征军西路救援英军作战

3月下旬，远征军第二百师与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在同古激战时，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在西翼向英军阵地发起进攻。4月上旬，日军在基本未遇英军抵抗的情况下，沿伊洛瓦底江北上，直指仁安羌油田，并预定于5月上旬与第五十五师团会师曼德勒。

4月15日，英缅军第一军团长斯利姆下令炸毁仁安羌油田。次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占领仁安羌。随后，日军以一部抢占仁安羌北面的宾河大桥及宾河北岸渡口，截断英军退路，将英缅军第一师和装甲第七旅一部共七千余人包围于仁安羌东北地区。

在此之前的4月14日，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已因战情危急，请远征军迅速增援。罗卓英下令担任曼德勒防守任务的第六十六军新编三十八师派第一一三团驰援。15日，亚历山大以一团兵力过于单薄，要求远征军增派部队。远征军再派一团，随第一一三团之后赴援。17日，第一一三团抵达乔克巴党。英军斯利姆将军赶到乔克巴党，命令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率部攻击并消灭宾河北岸的日军。

18日拂晓，第一一三团在英军十二辆轻型坦克的掩护下对日军采取两翼包围态势，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击溃宾河北岸日军，并乘胜追击，渡过宾河。此时，被围的英缅军第一师因被围数日，缺水断粮，士气低迷，师长电告斯利姆称只能再坚持一夜⁽⁹⁶⁾。斯利姆要求第一一三团连续进攻，以解英军之围。亲临前线的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根据当前日军情况，连夜调整部署。19日拂晓，第一一三团向围困英军的日军发起猛攻，但攻占日军阵地后，遭日军猛烈反扑，已占阵地，三失三得。经反复肉搏冲杀，至傍晚，日军终告溃退。第一一三团收复仁安羌油田，“救出被围英缅军第一师五千余人（情形狼狈，不复成军），并由敌人手中夺获之英方辎重百余辆，悉数交还”⁽⁹⁷⁾，另救出被日军俘获的英军、美国教士、新闻记者等五百余人，随即掩护他们向宾河北岸撤退。

仁安羌一战，中国远征军以一团兵力1100人，与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两个团鏖战，毙伤日军千余人，自己伤亡五百余人，完成解救英军七千余人的任务。远征军入缅之初，英军对中国军队存有偏见和轻视心理，此战后被救英军官兵高呼“中国万岁！”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向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致谢，并对中国军队表示敬意⁽⁹⁸⁾。仁安羌大捷也轰动了英伦三岛，英国政府向孙立人、刘放吾等人颁发了勋章。

仁安羌获胜后，第一一三团因兵力不足，并未乘胜追击，而是与日军呈对峙状态。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为扩大战果，急调所辖第一一二、第一一四团赶赴宾河北岸，准备以第一一二团为主力，对日军施行强攻，包抄其右翼，断其后路，压迫日军于伊洛瓦底江东岸予以一举歼灭。20日深夜，孙立人下达次日拂晓发起攻击的命令，第一一二、第一一三团利用夜色向前推进，完成攻击准备。但此时传来英缅军第一军团长斯利姆的命令，称因远征军中路第五军已改变原有作战计划，向北转进，从而影响本处作战，要求新三十八师即刻向乔克巴党转移。其实，英军认为防守缅甸中部已无希望，决定放弃，退守印度，并已向西撤退。孙立人接令后只得放弃已完成部署的进攻计划，下令所部后撤，向曼德勒方向转移。

（三）远征军东路作战

缅甸东部雷列姆、孟畔至景东的广大地区，在远征军入缅后由第六军担任防守。3月下旬，第二百师与日军在同古激战时，第六军抽调暂编五十五师第一团南下至同古以东的莫契（又称毛奇）、垒固地区，掩护第二百师的侧翼。同古失守后，第六军正面直接面对日军威胁。

日军在占领同古后，制定了曼德勒会战计划，决定以主力沿同古—曼德勒公路北上，另以第五十六师团自同古东进，经垒固直突腊戍，切断远征军归国之路，然后在曼德勒地区合围歼灭远征军。根据这一作战计划，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于4月初从同古向莫契进军，向第六军发起进攻⁽⁹⁹⁾。

4月6日，日军先头部队在莫契与暂五十五师第一团交锋，中国军队与敌激战至深夜，奉命退守莫契以东的克马俾附近地区，继续阻击日军。此时，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已急令调防杂泽的暂五十五师主力再回垒固，并调守备景东的第九十三师一部移师东枝，设立纵深防线。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在挫敌先头部队进攻锋芒后，决定先发制人，乘日军兵力分散之际，予以各个击破，以掩护正准备彬文那会战的第五军的左翼安全，遂于8日命令暂五十五师第二团推进垒固，第三团暂留杂泽、东枝构筑工事，并令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九团速至和榜集结⁽¹⁰⁰⁾。4月9日，蒋介石在与史迪威讨论平满纳会战计划时，强调必须加强对东枝的防守，兵力由目前的四个营增加至一个师，以防日军从东枝突破，直插腊戍，威胁平满纳前线部队⁽¹⁰¹⁾。

但远征军正在部署之中，日军后续部队已抵达前线。4月10日，日军在增加兵力后向暂五十五师第一团克马俾阵地发起猛攻，第一团奋力抵抗，直至阵地被毁，于11日退守土冲河以北地区，12日转移至保勒及其以西一线。此时，在杂泽的暂五十五师第三团和第六军工兵营已调至垒固，以加强防御。13日，第六军指挥所也推进至垒固。

15日，日军开始向土冲河阵地发起进攻，暂五十五师在抵御日军进攻的同时，不时予以反击，战况激烈，敌我双方互有进展。至17日，暂五十五师第一团兵力已减至两营。18日，因兵力损失过大，暂五十五师退守南柏，保勒失守。19日，日军续攻，暂五十五师阵地被突破，致使日军北上向垒固进击，暂五十五师与第六军军部间失去联络。第六军为挽回不利战局，急令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九团、第四十九师第一四六团在垒固附近投入战斗，并极力设法与暂五十五师取得联系，令其突围。20日，第六军各部与日军在垒固激战，虽奋力抵抗，终因伤亡过重，各阵地相继被日军攻破。当晚，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决定放弃垒固，令部队破坏垒固至和榜间公路，并率部向北转移至和榜附近，继续拒敌⁽¹⁰²⁾。

日军占领垒固后继续北进，至和榜以南地区分兵，一路北上进攻和榜，一路向东北挺进指向和榜以东的雷列姆；另一路向西北挺进指向和榜以西的东枝。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以东枝为第五、第六军联结要点，急调已在西路的第五军第二百师奔赴该地，迎击进犯之敌，确保东枝。第六军一部在军长甘丽初率领下在雷列姆设置防御阵地，一部由军参谋长林森木指挥在和榜阻击北上之敌。

21日，日军向和榜发起进攻，至中午以装甲车冲破第六军前沿阵地，随即向和榜主阵地猛攻，并以三十余架飞机轮番轰炸。第六军官兵与敌激战，伤亡重大，工事大半被毁，至22日夜转移至和榜以东的孟邦。23日，日军在向孟邦攻击的同时，遣一部向雷列姆以北迂回。第六军唯恐雷列姆至腊戍间公路被切断，开始准备从雷列姆撤退。24日，孟邦阵地在日军连续猛攻下被突破，旋即雷列姆失守。日军占领雷列姆后，乘坐百余辆卡车继续北进，直指腊戍，以图切断远征军归国之路。第六军此时已无力阻敌，军长甘丽初急电驻腊戍的军委会参谋团：“情况急迫，腊雷公路，请速防范。”参谋团遂调两营兵力南下，掩护第六军撤退并对通往腊戍的公路实施破坏。26日，甘丽初率军部及沿途收容残部抵达猛朽。次日，参谋团根据蒋介石指示命令第六军向景东地区集结，甘丽初遂率部向景东转移⁽¹⁰³⁾。东路日军得以毫无阻拦地向腊戍突进。

东枝方面，第五军第二百师在军长杜聿明率领下从西路向东奔袭三百多公里，于23日抵达距东枝15公里处，但此时日军已乘虚而入占领了东枝。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亲临前线，决定第二百师三个团从正面和左右两翼同时向日军发起攻击，收复东枝。24日拂晓，第二百师开始进攻，至中午已突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争夺至午夜克复东枝，歼灭日军大部。次日，日军向东枝发起反扑，激战至夜，被第二百师击退⁽¹⁰⁴⁾。

攻克东枝后，杜聿明根据战况，决定率部向雷列姆攻击前进，以切断北进腊戍之日军后路。驻腊戍的军委会参谋团也驰电杜聿明：“应督率所部，于攻克东枝后，继向雷列姆北进之敌尾击，断敌退路，以解腊戍之危。”但是，史迪威与罗卓英正在部署曼德勒会战，电令第五军“于东枝攻克后，即返曼德勒，准备会战”。杜聿明虽向罗卓英申述东枝对守住腊戍以及整个战局的重要性，但罗卓英接连发出四道电令，命令杜聿明除留第二百师向雷列姆攻击外，第五军直属部队及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均向曼德勒集结。26日，杜聿明率部西返，第二百师则向雷列姆进军。当日，东枝再度被日军占领⁽¹⁰⁵⁾。

四　中国远征军撤出缅甸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史迪威、罗卓英在4月中旬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后，就着手准备曼德勒会战。但4月20日后战场情况发生变化，西路英军向印度撤退，扬长而去，东路垒固失守，防线吃紧，远征军在中路曼德勒一线失去两翼防卫。在此情况下，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改变原先“为政治上之理由保卫曼德勒”的作战构想，于4月24日电令史迪威、罗卓英：“一、国军今后在缅甸之作战指导，应以不离开缅境，而不与敌主力决战为原则；依此原则，以机动作战，极力阻止并迟滞敌之发展；尤以对棠吉（即东枝）、罗列姆（即雷列姆）北进之敌，须极力拒止其继续前进。二、新二十八师主力可速运腊戍与罗列姆方面。当先以保守腊戍为主，并尽可能求该方面之敌而击灭之。三、第五军在平满纳方面，应以逐次迟滞敌之前进为目的，施行持久抵抗。但亦不可过久胶着于一地战斗，致招过甚之损失。四、为应将来状况之演进，第六军应准备以景东车（里）佛（海）方面，第五及第六十六两军主力，以密支那与八莫方面，为后方补给联络线。”⁽¹⁰⁶⁾这一命令的要点是远征军坚持在缅甸持久抵抗，为此应以守住腊戍为当务之急，同时也对一旦战局不利腊戍失守，各军转移区域作了规定。

但史迪威和罗卓英并不愿放弃准备中的曼德勒会战，27日下达了会战命令。此时东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在攻克雷列姆后一路北进，先后占领满里、西保（细胞），于28日抵达腊戍城下。腊戍虽为远征军连接国内的战略要地，但守军只有刚从国内到达的第六十六军军直属部队和所属新二十八师一部，布防仓促。29日拂晓，日军在三十余辆装甲车和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向腊戍发起攻击，守军英勇抵抗至正午，新二十八师两个营、军工兵营及新三十八师留守腊戍机场的一个营伤亡殆尽。第六十六军特务营、搜索营等继续与敌激战，终难抵挡日军装甲车冲击，腊戍失守，远征军归国之路被切断。

日军占领腊戍后，立即遣一部南下，企图在曼德勒地区对远征军形成合围之势。在此情况下，史迪威、罗卓英只得下令放弃曼德勒会战，各部分头转移。此时，远征军各部在缅甸的情况是：第五军军部率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及归其指挥的第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集结在曼德勒附近地区，第二百师正在东翼向雷列姆进击之中，第六军已退至缅甸东部萨尔温江以东地区，第六十六军新二十九师及新二十八师所余数百人在腊戍以北至云南境内滇缅公路沿线。4月30日，远征军开始全线后撤。

占领腊戍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除以一部南下外，继续北上攻击。第六十六军新二十九师虽沿途抵抗，但仍无法阻敌。5月3日，日军越过滇缅边境，攻占边境重镇畹町。第六十六军兵败后，建制被打乱，沿滇缅公路溃退。日军则乘势急速北进，连克芒市、龙陵，于5日推进至怒江惠通桥西侧。由于国民政府在滇西至昆明一线并无重兵防守，一旦日军突破怒江，将长驱直入，危及整个西南后方。先期退入云南的军委会参谋团遂下令炸毁惠通桥，阻敌于怒江西岸。日军见桥已被炸，即在炮火掩护下以橡皮艇强渡，守军及赶来增援的第三十六师奋力抵抗，激战三日，歼灭已渡过怒江抵达东岸的日军数百人，终于击退日军的攻势，沿怒江形成对峙局面⁽¹⁰⁷⁾。

腊戍失守后，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于4月30日给在曼德勒附近地区集结的第五军下达向缅北撤退命令。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遂令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及新三十八师轮流掩护，西渡伊洛瓦底江，向北转移。5月4日，各师抵达甘布鲁、车冈一带，准备候车沿曼（德勒）密（支那）铁路继续北上。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因铁路发生撞车，运输停止，并担忧日军占领畹町后直插缅北，先远征军占领八莫、密支那，故于6日电令第五军放弃向缅北转移的计划，改为西进就近向印度境内撤退。随后，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开始西行，史迪威亲率中美官兵百余人徒步半月，于5月20日到达印度的英帕尔。罗卓英率司令长官部其他人员也于数日后抵达。

但杜聿明认为，“我军战败入印，将为印人所不齿”，因此仍主张按原计划向缅北密支那转移，“与由畹町犯密之敌决一死战，胜可保存缅北一隅，败则退守腾冲”。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接杜聿明电报后表示赞同：“所见甚当，勇敢之忱，尤为嘉佩。判断敌纵先占领八莫，或密支那，而为数不多，只要人心坚定，集结兵力，敏速行动，必可冲破险难，打通后路，且可解龙陵山之危，纾统帅西顾之忧，应迅将主力沿铁路北上”⁽¹⁰⁸⁾。7日，蒋介石又直接电令杜聿明：“希即亲率我缅北各部，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¹⁰⁹⁾于是，杜聿明决定率部经密支那向云南境内片马、腾冲方向撤退，并准备途中遇敌即全力击退。

9日，第五军在北进途中获悉密支那已于前一日陷于敌手。10日，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在卡萨与日军发生激战，未能阻敌渡过伊洛瓦底江。此时，第五军军部在卡萨西侧的印道，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主力在南面距印道尚有一日行程，而第九十六师则在印道以北的孟拱，全军兵力分散，日军后续部队则连续抵达。在此情况下，杜聿明只得改变计划：“军以迅速脱离敌人之目的，即改沿曼密铁路以西地区，径向孟关、大洛之线转进。”⁽¹¹⁰⁾根据这一部署，第五军须穿越深山野林，绕过密支那然后返回国内，路途较转向西进直接入印度远为艰难。

5月中旬，第五军各部分头转移。13日，杜聿明率第五军军部和新二十二师开始徒步穿越原始森林区，拟取道大洛、葡萄返国。沿途所经之处，皆崇山峻岭，森林蔽天，道路艰险，人迹罕至。部队前进全凭指南针指引，并只得将重武器破坏丢弃。21日，蒋介石来电，令第五军“未奉命不得入印”。31日，杜聿明率部至缅西北清加林，又接蒋介石电：“既到清加林，应即西向印度或（北向）列多（即雷多）转进，暂时休息，不必直赴葡萄，以免中途被困为要。”第五军军部与新二十二师遂改道由新平洋向雷多进发。6月缅北进入雨季，暴雨引发山洪，冲毁道路，更加原始森林中蚂蟥、蚊虫侵人，行军更为艰难。6月6日至14日，部队被山洪阻于大洛以南河边，“沿途杳无人烟，官兵绝粮八日，草根罗掘皆空，饥病交加，死亡甚重”，同时疟疾、回归热等病流行，军长杜聿明也因病昏迷两日。6月中旬，因获空军空投粮食，官兵得以薄粥糊口。至7月25日，第五军军部和新二十二师历时两个半月，行程480公里，终于到达印度雷多⁽¹¹¹⁾。

新三十八师于4月下旬归第五军指挥，5月10日杜聿明命令向曼密铁路以西地区转移，但师长孙立人认为从缅北迂回回国，路途太远，环境险恶，且有被日军围歼危险，故决定脱离第五军，转向西进退入印度。5月中旬，新三十八师予尾追日军打击后，迅速摆脱日军，向西转入山林地区，跋山涉水，穿越密林，赶在雨季前于5月24日抵达印度英帕尔。沿途虽历经艰辛，但因路途稍短，未遇暴雨，且组织良好，未遭重大损失⁽¹¹²⁾。

第九十六师于5月10日抵达孟拱，原计划攻占密支那，但当日接杜聿明令放弃攻占密支那，向孟关转进。18日，第九十六师抵达孟关，随后向葡萄前进。进军途中辗转于野人山中，给养全无，毒蛇、蚂蟥侵袭，又逢连日淫雨，兵员损失严重。6月下旬，部队获空投支援。30日，副师长胡义宾率部经葡萄以南的埋通时，遭敌伏击，督战时阵亡。8月初，第九十六师翻越高黎贡山进入云南境内，然后渡过怒江、澜沧江，于8月下旬抵达滇西的剑川⁽¹¹³⁾。

第二百师于4月26日放弃东枝向雷列姆进击，30日接杜聿明令经摩谷向卡萨附近集结，归还第五军建制，旋因密支那被占，第五军分头向缅北撤退，师长戴安澜决定向北撤回国内。5月18日，第二百师在穿越西保至摩谷间公路时，遭日军伏击。戴安澜率部与敌激战，不幸身负重伤，第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第六百团副团长刘杰英勇牺牲。26日，戴安澜因伤重不治，壮烈殉国。第二百师在副师长高吉人率领下继续北进。6月17日，到达云南腾冲县境内。25日，全师抵达保山县⁽¹¹⁴⁾。

从雷列姆东撤的第六军于4月30日获悉腊戍失守，并接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令率所部向景东转移。5月上旬，第六军各部向景东附近转进，并沿缅泰边境与日军和泰伪军发生激战。5月15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六军除暂五十五师撤回云南思茅、宁洱外，主力继续留守景东地区。军长甘丽初认为第六军目前三面受敌，且景东地区地势平坦，不易防守，故电蒋介石、何应钦请放弃景东，退回滇南，防守边境。获准后，第六军撤回云南境内，第四十九师至南峤，暂五十五师与刘支队至车里，第九十三师至打洛，军部至佛海⁽¹¹⁵⁾。

中国远征军于4月底开始撤退，至8月第五军第九十六师抵达滇西，历时近四个月。沿途经过之处皆深山密林，又适逢雨季，自然环境恶劣，尤其是长途跋涉穿越缅北的第五军各部，兵员损失极为惨重，甚至超过了对日直接作战的伤亡人员：

①《远征印缅抗战》，第34页。

中国远征军入缅人数共十万人，完成撤退时仅余四万人。第五军入缅作战中为国捐躯的四位团以上军官也都是在撤退途中阵亡的。

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英国对中英合作防卫缅甸的消极态度和自私行为。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就向英方提出共同防御缅甸的建议，战争爆发后，又积极部署准备出兵缅甸，但英国方面出于维护其在亚洲殖民利益的考虑而屡屡拒绝。直至1942年2月，英国无法抵御日本对缅甸的进攻时才请求中国军队入缅，但已经丧失了宝贵的战机，种下了日后失利的祸根。中国远征军入缅后，英国方面不是与中国积极合作，共同商讨制敌良策，而是将远征军推向第一线，掩护英军撤退，并一再不通知中方就独自后撤，致使远征军侧翼受敌威胁，不得不数度变更作战计划，陷于被动境地。因此，英国的消极态度和自私行为是远征军失利的根本原因，其他因素都是由此产生或加剧的。

二、远征军在战略战术上指挥失当。远征军入缅之初，蒋介石制定了积极的作战方针，准备与英军联合对日发起反攻。当英军弃守仰光后，蒋介石改变计划，准备远征军集结在曼德勒附近与敌展开决战。史迪威入缅后，将对日作战地点南移至同古。但由于英方延误了远征军入缅时间，造成第二百师孤军突进，后续部队无法及时跟上。整个缅甸战役期间，远征军先后有三个军十万人进入缅甸，但从未能够集中所有兵力于一次作战行动中。同古战斗后，史迪威、罗卓英专注于在中路组织平满纳、曼德勒会战，而对整个缅甸战场缺少全盘考虑，对西翼英军放弃防守未有足够的估计，对日军分兵进攻东翼也无及时正确部署，导致日军由此突破，一路北上占领腊戍，使整个缅甸战场局势发生逆转。在撤退过程中，远征军缺少统一部署和有效指挥，第五军又舍近求远，没能及早转向西进退入印度，以致在穿越野人山时遭到重大损失。

三、指挥系统混乱多变。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初，蒋介石同意由英方统一指挥中英军队，但英方并无防守缅甸的全盘计划，也不准备与远征军协同作战，更不愿与远征军互通情报，甚至拒绝中方向其师、旅指挥部派遣联络官员。史迪威入缅后，蒋介石希望由其统一指挥中英军队，但英军不愿交出指挥权。在缅甸战场上，中英军队始终各自为战。远征军方面，蒋介石最初派军委会参谋团入缅指导作战，但又任命杜聿明统一指挥第五、第六军；然后授权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全权指挥，同时成立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部，几者间关系并无明确规定，而军委会参谋团仍在履行指导作战职责，以致前线部队多次收到互相矛盾的命令，无所适从。如腊戍告急，参谋团要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守腊戍，司令长官部却令其赴曼德勒。此时第六十六军所属新三十八师已被划归第五军指挥，张轸却始终未接命令⁽¹¹⁶⁾。令出多门，犯了兵家之大忌，以至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缅甸作战已完全由蒋先生直接指挥。奈何？”⁽¹¹⁷⁾而蒋介石本人又有直接指挥第一线部队作战的癖好，时常不顾千里以外的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越过史迪威、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军委会参谋团直接向军、师一级发命令。

四、准备不足、应战仓促。中国军队虽早有入缅作战意图，但由于英方拖延，直至日军逼近仰光，才匆匆入缅。先头部队第二百师赶至同古，未及部署完毕就已投入战斗。后续部队因运输原因，无法及时跟进，导致逐次使用兵力。远征军入缅时仅有过时的旧图，却无法从英方获得详尽的作战地图，第六十六军军部甚至没有一张缅甸详图，指挥作战如盲人瞎马⁽¹¹⁸⁾。

尽管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失利告终，但远征军官兵浴血奋战，拼死杀敌，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尤其在同古、仁安羌等地取得的出色战绩为中国军队赢得了盟国的尊敬和赞扬。国民政府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出发，对入缅作战态度积极，派出了最精锐的第五军和其他部队组成远征军，显示了与盟军协同作战的诚意和决心，也是应予肯定的。

第三节　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

一　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结成同盟国，共同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这不仅使中国四年多来独力进行抗日战争的状况有了改变，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成为中国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并被视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中国国民政府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采取各种形式，积极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而印度、朝鲜、越南等民族的独立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印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英国赖以与轴心国集团抗衡、挽回南太平洋战局颓势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而且也是缅甸失守后通往中国的惟一通道，对于中国抗战具有重要影响。从历史上观察，印度和中国都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是西方列强在远东建立的第一块殖民地和英国侵略中国的战略根据地，印度如能获取独立，对于中国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彻底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印度国大党和印度人民热情支持中国抗战，1937年9月26日和1938年1月9日，两天被确定为“中国日”，组织全印度的声援和捐款活动，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带头捐款500卢比，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多次发表演说，号召印度人民“尽其所能，减轻中国人民的苦难”，并在全印度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38年9月，印度国大党派出由五名医生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陕北，为中国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9年5月24日和7月11日，尼赫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互通信件致敬。1938年初，印度国大党还出版了《印度论中国》的小册子，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国国情，支持中国抗战，反映了国大党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已日益深入，成为国大党制订对华友好政策的理论基础⁽¹¹⁹⁾。

国民政府与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1938年8月，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访问重庆，受到蒋介石和中国朝野的热烈欢迎⁽¹²⁰⁾。1940年11月，国民政府派遣戴季陶率团访问印度，并携带蒋介石亲笔函分致甘地、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1941年8月，印度独立运动家卡拉黛维夫人访问重庆，蒋介石在会见时表示：“中国得到自由与独立以后，第一要务当为协助印度与朝鲜之解放与独立也。”⁽¹²¹⁾

然而，当时的英印关系却十分紧张，以甘地为首的印度国大党明确表示：如果印度不能获得完全独立，就不参加此次战争⁽¹²²⁾。英国当局则对国大党的独立要求采取镇压的态度，日本人利用印度人民强烈的反英情绪乘隙而入，以亚洲盟主自居，鼓吹“大亚洲主义”和“黄色人种革命”，要把英美势力从亚洲驱赶出去⁽¹²³⁾，表示愿意以实力支持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一阴谋虽为国大党领导人拒绝，但却吸引了以前国大党主席鲍斯为首的一批人，他们策划成立“自由印度政府”，并暗中与日本人接洽。印度局势有日趋恶化的可能。

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其目的有三：第一，出于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与英印当局商议开辟中印交通线、使印度成为援华军火的中转基地和生产基地，以及中印缅联合防御等战时合作事宜，并劝说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暂时搁置立即实现印度独立的主张，支持英国对于德、日、意的战争；第二，利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形势，劝说甚至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的殖民政策。蒋介石在临行前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指出：印度“由于受到西方国家长期之统治，又无经济、政治、社会之平等，当地人民可能认为吾人描述日军之残酷，仅只不过宣传。他们也许认为没有理由为防卫现在统治者，对抗将来之统治者去作牺牲。如果他们要有必要之士气，忍受如中国长期经历轰炸与战争恐怖之苦难，则须使他们感到，他们自己有若干民族利益遭受危险”。呼请美国说服英国等在东方享有殖民利益的国家，“依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作政治上之改变，此对联合作战将有极大贡献。不然，如果敌方为本身目的，挑拨当地人民，则随战争之进展与时俱增”⁽¹²⁴⁾。第三，通过访问印度，调解英印关系，提高中国在处理亚洲事务中的国际地位，潜意识中还存有成为亚洲领袖的愿望。

2月4日，蒋介石夫妇偕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等，由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丹尼斯陪同，由重庆飞经缅甸腊戍抵达印度加尔各答，8日转乘火车抵达新德里，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14日，蒋介石赴拉合尔访问。16日起再访加尔各答，21日返回重庆。蒋介石夫妇的访印，得到英印当局和印度各党派两方面的热烈欢迎。蒋介石在归国后的一次演讲中讲到：“我们这次往访印度，印度的政府与各党派领袖对于我们都是十分诚挚的欢迎，无论谈话之间或其他一切行动表现都是真诚坦白，使我们十分感激！尤其是一般社会民众见了我们，如同见了他们自己的同胞国人一样，表示分外的亲爱与恳挚。”蒋介石特别提到：“当我们到新德里以后三天，尼泊尔王知道了我们到了印度，立刻派他在印度的王子特来向我们致欢迎，并将他自己猎获的一张虎皮赠与我国政府，表示他向慕念旧之意。后来我们从新德里再到西北边省——印度与阿富汗交界的地方去视察国防要塞，看到当地的西藏人、尼泊尔人，尤其是布丹人各族长老，有许多在80岁以上的老者，都来欢迎我们，表示格外的亲热。”他认为此为“此行所最感快慰，亦是平生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¹²⁵⁾。

然而，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的收效却不似预期的那么如意。蒋介石与英方印度总督林里斯格等进行会谈，在中英军事合作方面取得了若干进展：英方同意美国援华物资经印度孟买卸港，由陆路运往萨地亚，再从该地空运中国云南；表示愿意说服西藏同意修筑康印公路，经由西藏运输援华军火进入中国；同意以租借方式援助中国军火器械（包括装甲车、大炮、战车防御炮、迫击炮、机关枪和无线电器材）等⁽¹²⁶⁾，这些对于中国的抗战都是重要的支持。但协调印英关系的使命却是毫无进展。蒋介石在与林里斯格会谈时，坦言：“今后太平洋战事，正在英、荷两国殖民地内进行，所以英、荷两国对于各殖民地内的民众——尤其是对于广大的、有历史的精神和潜伏力量的民族，一定要从速赋予实权，采取切实的方法，使其力量得以充分发挥”；“如果英国能够以美国对待菲律宾者来对待印度，那印度将来对英国不仅可以做今日的菲律宾，效忠美国，共同抵抗倭寇到底”；印度“将来必会做今日的美国对英国一样的与之同生死、共存亡，与日俱增，不愿意完全脱离与英国在政治上的关系”；“同盟国无论对德对日作战，印度一定可以作我们同盟国胜利的基本力量之一”，“在地中海、印度洋与太平洋上，发挥反侵略最大的功效”⁽¹²⁷⁾，明确要求英国政府立即给印度人民自由，建立自治政府，“使印人愿意作战而不为敌人所利用”⁽¹²⁸⁾。此番劝告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的英印当局断然拒绝，他们认为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目下尚非其时”，“最好的办法乃将政权逐渐地、部分地交还，否则一定要引起印回间的自相残杀”，不仅不同意让印度完全独立，而且连自治领地位也不愿给予印度⁽¹²⁹⁾。英印当局之所以欢迎蒋介石赴印，纯然是为了利用蒋介石，说服印度各党派支持英国对德日意的战争，对于蒋介石的劝告非常不满，毫不客气地指出：“阁下此来有如审判官地位，将判断是否曲直，并且是袒护国民大会的，那末将使我十分感觉困难，这种印象决不利于联合作战之努力。”⁽¹³⁰⁾双方不欢而散。

另一方面，蒋介石与印度独立运动各党派的会谈亦未取得理想的效果。访问期间，蒋介石会见了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并不顾英方的反对，会见了正在软禁中的印度“不合作运动”领袖甘地，并进行长达五小时的长谈，蒋介石夫妇还广泛会见了印度政界、学界、妇女界的著名人士。这些会见加强了蒋介石与印度各党派，尤其是印度国大党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向他们表达中国支持他们获取独立地位的明确立场，但对于印度独立的步骤，蒋介石却与国大党不同。蒋介石的基本主张是：一、印度在战时先取得自治领地位，战后实现独立；二、印度放弃“不合作主义”，暂停对于英印政府的攻击，积极参加反日联合战线等。而国大党方面则坚持英国必须立刻将主权交还印度国民，“不合作主义”是国大党惟一的武器，不能够放弃，并要求蒋介石对于英国施加某种压力⁽¹³¹⁾。双方亦无法调和。

蒋介石的访印，不仅未能促使英印关系有所好转，反而遭遇到英印双方的猜疑，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¹³²⁾。21日，蒋介石在回国前夕发表《告印度人民书》，号召印度人民参加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强调在世界两大壁垒之间“决无中立旁观之可能”，参加反侵略阵线“系在整个反侵略阵线中之共同合作，而非单独与某一国合作与不合作问题”，婉转表达了对于印度国大党“不合作主义”的批评；同时也敦促英国政府“不待人民任何之要求，而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俾更能发挥精神与物质无限之伟力”，并强调“此乃大不列颠帝国的有益无损且为最贤明之政策也”，向英国政府将了一军⁽¹³³⁾。

尽管如此，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对于推进中印关系的发展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2月22日，尼赫鲁发表演说，称颂蒋介石的访问“将影响中印两国的历史”，“吾人应勇往直前，以中国兄弟姐妹为楷模而鼓舞奋起”⁽¹³⁴⁾。3月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为此发表评论，称：“中印两国是伟大民族，同具悠久的文明”，“在中国过去的抗战期中，你们时常给我们同情与鼓励，这是我们永远不忘的，现在侵略的狂焰，又临到你们的大门，你们已经决定与我们并肩作战，中国人民对于你们的远见和敏断，异常钦佩，对于你们的参加和合作，异常欢迎！”⁽¹³⁵⁾

随后，蒋介石继续支持印度独立运动。2月24日、25日，蒋介石连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强烈认为：“如印度政治问题不立刻解决，则危险只有与日俱增。如果英国政府等待，直到日机轰炸印度，印度士气瓦解，则为时已迟。如果等到日军进入印度之后，再来解决，无疑的，则为时更为晚矣。如日本知此真相，进攻印度，则彼等必可长驱直入，不致遭受抵抗。”⁽¹³⁶⁾6月14日，甘地致函蒋介石，申述印度人民获得自由之重要，并保证自由印度之政府必同意同盟国家军队可留驻印度，并以印度为抵抗日人进袭之基地等，呼吁中方劝阻英印当局停止对于印度独立运动的镇压。22日，蒋介石两次电嘱正在美国的宋子文与罗斯福总统商议，最好由罗总统转达英国邱首相，“惟望美国政府对于此事勿太轻视”，印度问题“能否妥善之处理，实为同盟国在东方整个战局成败之所系，盖非仅英国一国之事也”⁽¹³⁷⁾。希望由联合国，尤其是位居领导地位的美国来“阻止此一不幸情势发生”⁽¹³⁸⁾。显然，蒋介石是利用印度局势的紧张，策动美国出面向英国施压，促使英国改变对印度政策，支持印度的独立要求。然而，8月8日，罗斯福的复电却使蒋介石大失所望，他虽对蒋对印度局势的分析表示同意，但又表示由美国出面奉劝英国政府与印度人民存在“困难”，并认为“目前最好不必采取阁下心中所拟议之行动”⁽¹³⁹⁾。蒋介石与印度国大党继续保持联系，并曾邀请尼赫鲁等访问重庆，这使英印当局大为不满。

印度局势进一步恶化。8月8日，印度国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英国退出印度”。9日，英印当局正式逮捕甘地、尼赫鲁等一大批国大党领袖，向全世界宣示英国决心维护其对印度的殖民统治。11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指出英国此举“对盟国在远东目标，将证明为一极大挫折，且对整个作战形势必有严重影响”；“如果事态任其进一步恶化，则轴心国之影响，必更为加强；盟国宣示作战之目的，世人将不再予以重视；而联合国公布之原则，其精神意义，亦将丧失殆尽矣”。呼吁美国采取有效步骤，以解决面临印度与世界之迫切问题⁽¹⁴⁰⁾。另一方面，又紧急召见英国驻华大使，阐明中国立场，劝告英国政府以“恢然大度之姿态”，允许印度完全独立，“实无迫其铤而走险，掀起革命波澜之必要”，并警告说“若使印度不得不用革命方式取得自由时，则英人在印之势力自然崩溃”等⁽¹⁴¹⁾。同日，重庆《大公报》也发表社评《为甘地等被捕之事惋惜》，紧急呼吁“赶快结束印度的悲剧，谋取合理的解决”等。中国方面的努力没有取得实效，罗斯福表示：“美国政府至今认为，此一争执，因素很多，不积极介入协调双方，也许更能有效发生影响。”⁽¹⁴²⁾丘吉尔则对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指责中国干涉英国内政，宣称英国在中国的国共争端问题上“从未加以任何轻微之评判”，蒋介石如再干预印度事务，“将要承担严重后果”，声明他决不接受“此项影响英皇陛下主权的调停”⁽¹⁴³⁾。蒋介石的调停活动被迫告一段落。

在以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中英间围绕着印度独立问题的交涉仍在重庆和伦敦等地进行。1944年下半年，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奉命拜会丘吉尔，指出：英国哪怕是做个姿态，就有利于盟国的共同事业，就能对各盟国全体人民以至被轴心国所占领的人民带来莫大的好处。丘吉尔仍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是赢得战争的胜利，印度问题很复杂，应等到胜利之后再予解决，并表示一旦战局好转，他就要采取措施，为印度问题制订最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两人的谈话形成书面文件，蒋介石同意将印度独立问题暂时搁置⁽¹⁴⁴⁾。蒋介石对于印度独立问题的鲜明态度虽在战时并未帮助印度取得独立，却奠定了战后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二　援助朝鲜独立运动

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是国民政府长期实行的一项政策。如果说在“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官方对于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受中日关系的制约而不得不采取某种特殊形式，那么中日战争爆发后，这种支持因中国实现全民族全面的抗战而公开化、官方化。在援助方式上，国民政府继续战前的一贯做法，即同时支持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各个派系。

当时，在中国大后方国统区率领朝鲜侨民积极参加中国抗战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两股：一股是以金九为中心的韩国国民党和韩国临时政府，1940年9月在中国官方支持下，成立韩国光复军，总部设在西安，下设三个支队，分赴山西、绥远、山东等地，发布宣言要“与友邦中国抗日大军并肩杀敌”，“不但调动白山黑水间枕戈待旦的三韩健儿和散在华北一带的白衣大群，更能以此国内的三千万革命大众闻风而起，冲断倭寇的铁蹄、锁链而遂行圣洁的天职”⁽¹⁴⁵⁾；另一股是以金若山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1938年10月，经中国官方批准成立朝鲜义勇队，总部初设桂林，后迁重庆，下设两个区队，后扩展为三个支队，在抗战前线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发布宣言要“唤起不愿做殖民地奴隶的千百万朝鲜同胞，在朝鲜义勇队这面旗帜下集合起来，更联合法西斯军阀压迫下的一切民众，打倒我们真正的敌人——日本军阀，以完成东亚永久和平”⁽¹⁴⁶⁾。中国官方对于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扶助，原则上仍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联络以金九为中心的韩国临时政府，由军事委员会支持以金若山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及其所领导的朝鲜义勇队。中国官方的援助包括政治上的支持和帮助、经济上的援助和供给、军事上将该国抗日武装列入中国军队序列和共同作战等，朝鲜独立运动由此声势大振，为战后朝鲜的独立准备了舆论，培养了干部，奠定了基础；朝鲜侨民的反日斗争，特别是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在中国战场的出现和活动，也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壮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声势。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世界局势进一步发生变化，朝鲜独立问题变为指日可待的现实。1941年12月10日，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政府对日宣战的次日也发表对日宣战书，声明韩国人民决心参加反侵略阵线，与轴心国作战到底。该政府主席金九致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外务总长赵素昂致函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表示韩国之独立及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完全解放，全赖中国对日宣战及其获得最后胜利而完成⁽¹⁴⁷⁾。1942年3月1日，重庆朝鲜侨民举行盛大集会，并以会议名义致电中、美、英、苏四国元首，要求同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准予韩国以第二十七个参战国资格加入同盟国对日作战⁽¹⁴⁸⁾。

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中国官方适时对援朝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蒋介石就饬令中国军事委员会从速拟定援助朝鲜在华独立复国运动的方案⁽¹⁴⁹⁾。军事委员会奉命拟定了《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扶助运用指导方案》。1942年7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百〇六次会议讨论了援朝问题，决议推举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长戴传贤，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以及蒋介石侍从室负责人与朝鲜独立运动有深远历史关系的陈果夫七人组成专案小组，由吴铁城、王宠惠任召集人，通盘研究援朝政策的调整和强化。这个小组集中了当时中国党政军的重要大员，对于国民政府的决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较高的权威性。8月1日，该小组举行首次会议，以军事委员会的草案为蓝本进行讨论⁽¹⁵⁰⁾。17日，该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特邀请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立法院长、中韩文化协会理事长孙科以及蒋介石重要幕僚陈布雷参加，使对援朝问题的讨论在财政上更加具体化，在决策上更富可行性⁽¹⁵¹⁾。23日，该小组将两次讨论的结论及援朝方案呈报蒋介石⁽¹⁵²⁾。12月27日，蒋介石核准该方案，第一次形成了中国官方援朝政策的正式文件⁽¹⁵³⁾。其基本精神是：将援朝政策的重点从扶助朝鲜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转移到强化朝鲜独立复国力量，帮助战后朝鲜实现独立，并确定了“于适当时机，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试图扶助该临时政府成为朝鲜独立后亲华的正统政府。根据这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官方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援朝工作。

首先，中国官方将争取国际社会承认朝鲜独立列为援朝工作的首要目标。在国民政府看来，争取战后朝鲜独立复国，不但是由于中朝历史关系的悠远久长，也是战后维持远东和平的需要，更是中国作为亚洲大国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运用一切政治的、外交的，或民间的、舆论的手段，向国际社会呼吁战后立即给予朝鲜独立。1942年1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示中国将支持朝鲜在战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强调说明支持朝鲜独立是中国的国际义务而不是权利⁽¹⁵⁴⁾。1943年1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长邵毓麟公开撰文主张战后朝鲜应该立即独立，该文指出：“朝鲜为日本大陆侵略之跳板，其独立之被侵，为甲午战之起点，为日俄战之诱因，且亦为太平洋战争之远因，故其独立重建应为目前中日战之归宿，事实上殆亦已成为同盟国协同作战之一共同目标。”⁽¹⁵⁵⁾该文被国际舆论认为系代表中国政府之见解，美国驻华大使曾将该文全文电报美国国务院。7月26日，蒋介石在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人时，直率表示：“韩国之在战后应予独立，系中国政府之决定政策。”⁽¹⁵⁶⁾8月，外交部长宋子文分别在伦敦和华盛顿发表类似谈话，表示“中国希望于日本战败后，将东北和台湾归还中国，并使朝鲜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¹⁵⁷⁾。在中国官方的舆论导向下，中国新闻媒体也形成了呼吁给予朝鲜独立复国的热潮。各报刊纷纷发表社论，着眼于自身的安全和未来亚洲的和平秩序，主张战后朝鲜应立即独立。如重庆《大公报》的社论《论朝鲜独立》，指出中国抗战“是五千年来的空前大战，中国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赌国族的命运”，其“抱负的目标”，即是要“抗战到底”，这个“底”字就是要“回复完整的中国”和“独立的朝鲜”，强调朝鲜独立问题是“远东的百年大计”⁽¹⁵⁸⁾。

同时，中国官方也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韩国临时政府自1919年成立后，二十余年间曾得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长期支持，虽然由于当时的中日关系、国际环境以及该政府自身时分时合、未能获得朝鲜独立运动团体全体支持等因素，未为中国官方承认。然而，该政府毕竟是朝鲜独立运动数十年奋斗的一个象征，如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战时可以由该政府组织容纳所有在华朝鲜独立各团体，努力于朝鲜的独立复国事业，在朝鲜独立后可以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与中国友好的政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对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事趋向积极。1942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东方文化协会演讲中高度评价韩国临时政府，称它“已有二十三年革命奋斗的历史，与欧洲的流亡政府不同。它成立时是代表韩国民族，到今天还是代表韩国民族。韩国国内虽有不同的党派，但是却没有第二个临时政府。美国数万的韩侨，最近开会也是拥护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在苏联的几十万韩人，东三省几百万韩人，也是一样拥护这个临时政府，这足证明韩国几千万人民的意志”。孙科首次公开主张目前“最重要的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我们承认了之后，英、美一定会继起承认，将来苏联也会承认。这样临时政府力量更大，更能领导韩国人民，以重庆为中心，一步一步努力完成复国的事业。这样，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不但可以恢复几千年来的关系，当然更趋密切，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¹⁵⁹⁾。孙科的演讲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评价虽有过分之处，但体现了国民政府的意向，对于当时的舆论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高层人士在两次讨论援韩问题的会议中，曾反复探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终因顾忌“承认得太早，英国不痛快，美国亦受影响，承认得太迟，则恐苏联有阴谋”⁽¹⁶⁰⁾，从而确定了“于适当时机，先他国承认”该政府的原则。

与中国朝野的活动相呼应，韩国临时政府自身也积极开展活动，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地位。1942年6月12日，该政府外务总长赵素昂在重庆会见记者，呼吁各同盟国“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和“在物质上援助韩国”，尤强调承认该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回忆上次世界战争，因扶助中欧弱小民族之解放，故能战胜德国”；此刻在伦敦已有九个流亡政府为英国政府承认，“这都因为以政略为前提，而不是局限于法律观点上的斤斤计量”；韩国占有日本“二分之一的人力与价值一千万万的物资供给”，“最有效的办法，莫如承认韩国政府，援助韩国政府，使庞大的人力与物力，不仅不供敌人利用，且可为同盟国战胜日寇的一部分力量的泉源”⁽¹⁶¹⁾。

中国官方就此与美、英、苏等国进行外交交涉，争取他们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和支持，然而，美、英等国却取反对态度。1942年5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复函国民政府外交部，表示美国无意立即承认韩国团体，理由是韩国旅华各团体既不能互相合作，亦未能获得韩国内地人民的支持，同时亦必须顾忌到在美各韩侨团体，以及在苏联西伯利亚一带由苏俄所支持的韩人团体。1943年5月，美国国务院主管官员再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表示，对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目前最好搁置不谈。英国政府顾忌它在亚洲的殖民地问题，担心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将引起连锁反应，采取消极态度。苏联则根本不理睬中国方面的征询，积极组织旅居俄境的韩国侨民，准备战后在韩国另建政权⁽¹⁶²⁾。

为了使韩国临时政府能早日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中国官方采取了各种措施强化该政府。首先，中国方面从组织上改变了以往援朝工作政出多门的现象。当时中国官方涉及援朝事务的机关有蒋介石侍从室，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政治部、调查统计局，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国民政府外交部等，各方意见的不一致，常常导致援朝工作出现混乱，并增加了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间的矛盾和冲突。1942年12月27日，经蒋介石批准，派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和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三人为实施援朝工作主持人，规定今后有关援朝问题，不论政治、军事、经济、党务，统由他们协议办理⁽¹⁶³⁾。

朝鲜独立运动的致命弱点自始即是其内部各党派间的四分五裂。即使是在中日战争期间，虽经中国官方再三施加影响和劝说，但韩国临时政府的基础仍然只限于金九领导的韩国独立党，以金若山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及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对于该政府始终抱“不关政策”，另一些朝鲜独立运动团体更是公开指责该政府“有害于朝鲜复国革命”，“没有群众基础”，“缺乏统治权力及形式”等⁽¹⁶⁴⁾。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中国援朝政策的实施。中国官方决定将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援助由原先的多党运用原则，改变为扶助以金九为主席的韩国临时政府为主的方针，采取多种措施来强化该政府的建设。

中国官方采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措施是改变援朝经费的发放办法，改原来的多党并进为以韩国临时政府为惟一对象，对其他朝鲜独立运动团体不再单独给予经费资助，以促成金若山派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参加韩国临时政府，这一变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42年5月15日，在中国官方的推动下，朝鲜民族革命党领导的朝鲜义勇队并编入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下的韩国光复军，由中国军事委员会下令在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增设副司令一员，由金若山担任，并将原朝鲜义勇队改变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由金若山兼任支队长，原光复军第一和第五支队合编为第二支队，由李范奭任支队长，原第三支队不动，仍由金学奎任支队长⁽¹⁶⁵⁾。

另一方面，中国官方也极力劝说韩国独立党开放政府，甚至不惜采用高压手段，以对韩方贷款是否兑现为条件，敦促金九等人扩大临时议政院、临时政府等，容纳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的领导人金若山、金奎植等加入政府，希望该临时政府能容纳所有在华朝鲜独立运动团体代表，真正成为代表全体朝鲜人民独立复国意志的合法政府。这一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42年10月，韩国临时议政院在重庆举行第三十四届议会，补选缺额议员，开始容纳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左派集团成员，并增加朝鲜民族革命党的金奎植、张建相等为临时政府宣传总长、学务总长以及六个部的副总长，初步实现了左右两派在临时政府内部的合作⁽¹⁶⁶⁾。11月28日，韩国临时政府正式公布了《大韩民国建国纲领》，确定以“三均主义”为“韩国建国精神”和临时政府的最高理想：“实施普遍选举制度，以均政权；采用国有制度，以均利权；采用免费教育制度，以均学权。”该纲领将朝鲜独立运动划分为复国和建国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划分三个时期，并确定各个时期的基本历史任务⁽¹⁶⁷⁾。这个纲领吸收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欧美的三权分立制度和苏俄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成分，并综合近代朝鲜的改革思想而成，反映了朝鲜民族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观念，使韩国临时政府的政府形态进一步完备。

中国朝野的共同努力，为确立战后朝鲜独立地位造成了有利的态势。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开罗举行首脑会议，在中国的坚持下，终于以“我三大同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适当时机使朝鲜自由与独立”的文句，载入《开罗宣言》之中，从而正式确定了战后朝鲜独立的国际地位。这是这一时期中国官方实施援朝政策取得的最大成果。然而，中国官方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努力却未取得进展，在与美、英、苏等国交涉碰壁后，反为同盟国联合行动规约所制约，迟迟不能在是否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上作出决断，坐失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最佳时机⁽¹⁶⁸⁾。

三　援助越南独立运动

中国官方援助越南独立运动的情况与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又各有特色。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联系可以追溯至孙中山与越南独立运动先驱、越南国民党创始人潘佩珠的密切交往。1903年潘佩珠就在中国粤桂滇各省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经梁启超介绍东渡日本组织光复会，并得晤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甚得孙中山同情与支持，建立了相互间联系。1909年后，潘佩珠长期在上海从事反法独立活动，并将光复会改组成为越南国民党。1925年因广州发生越南志士范鸿泰谋刺法国越南总督事件，潘佩珠在上海被法租界当局诱捕解返河内，长期关押。但中国国民党与越南国民党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一批越南革命青年获准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为越南光复事业培养了一批干部。1930年越南国民党在安沛举行反法起义，惨遭失败后将活动重心移往中国。越南国民党在南京设立该党中央干部委员会海外办事处，并在中越边境地区设置分支机构，得到中国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包括在经济上每月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资助经费200元⁽¹⁶⁹⁾。这与中国国民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党派的做法基本相似，体现了中国国民党援助周边弱小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态度。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援助越南独立运动的做法却与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有着不同的特点。首先，在领导体制上，在大后方的朝鲜独立运动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接操纵指挥，而越南独立运动则主要由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负责联络指导，由于担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对待越南独立运动的理念以及对待各党派的态度上有所区别，使得中国方面对于越南共产党系统的反日、反法独立活动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其次，在活动地域上，受中国国民党援助的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总部都设在重庆，活动则遍及各战区，而越南独立运动主要活动于中越边境的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其活动的地域与范围远小于前者；其三，在活动内容上，朝鲜独立运动兼具参加中国抗日战争与争取朝鲜独立的双重使命，尤其是战争前期，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实际上成为参加中国抗战的国际纵队，壮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声势，而越南独立运动的使命则集中于争取自身独立的事业，其参加中国抗战的声势和影响不如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其四，在与国内联系方面，朝鲜独立运动由于远离国土，与国内人民联系不足是其最重要的缺陷，而越南独立运动则与国内人民的反法反日斗争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国内建有根据地和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其主要领导人时而回国内，时而来中国，将境内外的反法反日独立运动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他们战后在国内获得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中日战争爆发后，在中越边境地区活动的越南独立运动党派主要是越南国民党和越南共产党两派。越南国民党主要活动在云南，自称：“根据三民主义为革命指针，与中国国民党保持齐一之步伐，探求东亚之光荣与和平，恢复祖国山河。”对于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该党取拥护态度，“一面派同志投效军旅，上前线抗日；一面派同志返边界，秘密活动，向越南民众宣传，使之拥护中国抗战国策，更为扩充工作，并进一步与中国发生密切联系计，中央即派干部同志返滇改组成立越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执行部（1941）。越南之环境虽数经变易，而国民党始终坚持一宗旨，无论何时皆能镇定依计划而行动，深信惟有中国获胜，越南革命始有成功之希望也”⁽¹⁷⁰⁾。他们的抗日独立斗争得到了中国地方军政当局的支持和帮助。

越南共产党在中越边境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化名胡光，1938年秋从苏联来到中国延安。年底，以八路军军人的身份随同中共领导人叶剑英南下桂林，任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后又参加国共合作开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新闻台少校台员。随后又赴贵阳，参与创建八路军贵阳办事处，并曾到过重庆。1940年2月，胡志明来到昆明，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与印支共产党海外部接上了关系，成为其核心领导人物。该党海外部及其基层组织以“越南民众响应中国抗敌后援会”名义，在滇越铁路沿线各地进行散发传单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揭露法、日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罪行，广泛发动越南侨胞拥护和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们的反日、反法斗争主要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但也未与中国地方当局发生摩擦或冲突⁽¹⁷¹⁾。

1940年6月20日，德军占领巴黎，法国向德国投降。9月22日，法国越南总督被迫与日本签订《越日协定》，允许日军在海防登陆及借用北越三处飞机场，法国的战败与对日本的屈服，使其在越南民众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其在越南的统治地位也摇摇欲坠，给越南独立运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另一方面，中国军方开始为中国军队入越作战进行准备，也希望加强与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之间的联系，其时正在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担任上校参谋的越籍胡学览（越南共产党系统）和在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担任上校参谋的越籍张佩公（越南国民党系统）为中越双方的合作起了铺路架桥的作用。

在中国军方的支持和帮助下，越南独立运动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国内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越南共产党起了重要的作用。1940年10月，越南独立同盟会办事处在桂林成立。该会于1935年7月在南京成立，曾向中国政府登记，此次组建系恢复性质，经李济深批准，取得了在中国境内公开活动的机会。胡学览任主任，林伯杰（范文同）任副主任，系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的联合战线组织，越南共产党在其中占有优势。该办事处曾领导了越南国内1940年底至1941年初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北山、南圻、助江暴动⁽¹⁷²⁾。1940年12月，越南共产党胡志明等又与桂林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广泛接触，共同发起建立“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并依靠这一组织进行公开活动，呼吁中国和国际进步力量支持越南的民族独立斗争⁽¹⁷³⁾。1940年12月，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柳州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其成立宣言称：“日本军阀与法国帝国主义一样，都是坏东西”，号召越南各民族“立即行动起来，挣脱这双层的奴隶的锁链”，“以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为表率，高举我们民族革命的旗帜”，“为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等⁽¹⁷⁴⁾。该委员会成立后，主要是利用张佩公与中国军方的密切关系，以张佩公主持的边区工作队的名义，举办越南干部训练班，培训越南独立运动的干部队伍。1941年4月，在该委员会基础上，又建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以“亲华、反法、抗日”为宗旨，主张“联合越南一切民族革命力量，组织成为一坚强整个革命阵营；同时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共同一致打倒法、日帝国主义，以达到越南独立、自由与领土之完整”等⁽¹⁷⁵⁾。

1941年2月，越南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胡志明等返回越南活动。5月1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印支共产党（即越南共产党）第八次会议在高平省北坡举行。会议决定建立和发展游击根据地，成立越南独立同盟战线（下简称“越盟”），将各群众组织改组为救国会，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5月19日，“越盟”正式建立，这是一个以越南共产党为核心的反抗法日的统一战线组织，成为越南国内实现独立复国的领导中心⁽¹⁷⁶⁾。6月6日，胡志明署名“阮爱国”，发表致越南全国同胞号召书，指出“民族解放问题高于一切，我们要团结起来！为拯救水深火热中的我国人民，同心合力打倒日、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¹⁷⁷⁾“越盟”当时主要在越南国内活动，其活动区域是高平、谅山、北圻等省的边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自成立至1944年4月的三年间，与中国官方并无联系。越南共产党虽仍在中国境内活动，但并未使用“越盟”的名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对于越南独立运动的态度趋向积极。1942年3月23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首次公开主张越南应该获得独立，他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一项“太平洋宪章”，保证联合国承认印度、越南、韩国及菲律宾的独立地位。此一意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也激励了越南独立运动志士的斗争情绪。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开始积极主动地联系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为此，决定约请越南革命领袖轮流草拟演讲稿，每周三次，在国际电台向越南民众广播，报道同盟国家的重要消息，加强对于越南的宣传工作⁽¹⁷⁸⁾。并鼓励原在云南活动的越南国民党人到抗敌前线广西来活动。

在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直接协调和指导下，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于1942年7月在广西柳州建立了“越南革命同盟会筹备委员会”，推选越南老革命党人、长期在中国军界任职的阮海臣为主任委员。参加的党派有越南国民党、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越南复国同盟会以及无党派人士。10月1日，该会正式成立，越南国民党在领导层中占据优势地位。张佩公、阮海臣、武鸿卿为常务委员，阮海臣、张佩公、武鸿卿、杨清民、陈豹、农经猷、严继祖分任秘书、军事、组织、训练、财务、交际组长，严继祖、武鸿卿、陈豹分任东兴、靖西、龙州办事处负责人，并在昆明设有分会。出版宣传刊物越文版《越魂》和中文版《湄公怒潮》⁽¹⁷⁹⁾。该同盟会政纲规定：其最高目的“在联合全越民众及中国国民党，打倒日法帝国主义，恢复越南国土，建立自由平等之民主国家”；“为达成此目的，决以全越民众力量与中国国民革命军并肩作战，以驱除日法帝国主义者，肃清一切侵略势力”；“须联合各同盟国家如中美英苏等国，尤其是中国，切求其援助，以建设越南民主国”等。其组织纲要分列总则、中央委员会、省会、县会乡会、小组、附则六章，较为完备地规定该同盟会严密的组织系统⁽¹⁸⁰⁾。

中国军方与该同盟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该会成立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援助越南党人争取独立，对该会派有指导代表，负责与该会联系，并为之解决问题。指导代表初由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兼任。1943年5月梁调职，由侯志明继任。12月，为进一步加强对于该同盟会的指导和帮助，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亲自兼任，侯志明任副代表，张发奎又将指导权交付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中将高级参谋、外事处副处长萧文（处长由张自兼）“全权负责”⁽¹⁸¹⁾。1944年初，第四战区奉命改编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二方面军，仍由张发奎任司令长官，但原战区外事处却面临裁撤之危险。3月，经何应钦总司令批准，对越指导工作仍请张发奎继续担任，并决定“外事处全部保留，并加强实际工作”⁽¹⁸²⁾。中国军方由张发奎负责指导对该同盟会工作的体系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与越南国民党之间也不断进行联系。1942年1月，越南国民党海外执行部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送呈《越南国民党行动计划大纲》和《工作概况》。希望“加强贵国党政当局与本党之联系，希派明了越情及越语之人员专驻开远或昆明，与本党经常接触，负责指导本党工作，传达上级机关法令与转达本党向贵党当局呈报之意见及情报”等，提出该党每月各种费用不下五万元，若工作继续扩大，则所需当必逾此数，恳请“贵党部体察本党处境之困难，优加津贴”等⁽¹⁸³⁾。1943年9月13日，越南国民党中央海外执行部常务委员严继祖、武鸿卿、周伯凤呈文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转呈蒋介石，对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有因权利问题互相暗斗，有因工作意见各走极端”，“与过去十余年间各党派互相倾轧情形如出一辙”，提议“组织越南革命行动委员会，集合越南之热血青年及有为干部，加以组织训练”，并主张该行动委员会“拟由本党直接指挥，仍隶越南革命同盟会，务使权力集中，指挥统一，争取工作之高度效率”，要求国民党中央“派员主持组训事宜”，至同盟会各党各派“仍拟由指导机构加以整顿调和，使不致分散革命力量或阻碍革命事业之开展。”⁽¹⁸⁴⁾随即，该党迅速提出了《越南革命青年行动委员会会章草案》和《会员训练大纲》⁽¹⁸⁵⁾。次月，该党海外执行部又向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送呈了《越南国民党现阶段革命方略》等重要文件⁽¹⁸⁶⁾。现有的档案资料中，虽未发现中国国民党中央对于越南国民党提案的回应，但仍可断定中国党、军机关对于越南独立运动的分头指导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情况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表现得尤为明显⁽¹⁸⁷⁾。

1943年底，张发奎亲自兼任对越工作指导责任后，设置了一个“指导代表办公室”，加强对于援越工作的领导，并着手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以扩大其群众基础，壮大越南独立运动的力量。由于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对越南国内活动方面未能有所作为，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为配合入越作战，急需协助越南革命力量回越活动以为响应，遂逐渐看重1941年8月重返中国的越南共产党胡志明及其领导的“越盟”在国内的力量⁽¹⁸⁸⁾。当时胡志明尚为国民党地方当局囚禁之中⁽¹⁸⁹⁾。张发奎决定释放胡志明，并让他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改组工作。1944年3月，“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在柳州举行，并重组领导核心。张佩公、张中奉、陈豹、蒲春律、严继祖、黎松山、陈廷川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阮海臣、武鸿卿、农经猷为监察委员，胡志明、阮祥三当选为候补委员⁽¹⁹⁰⁾。该同盟会改组后，越南共产党势力大增，而越南国民党的影响力却有所下降，甚至发生了越南国民党占据主导地位的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分会被强行改组，越南国民党领导人严继祖和武光品被第四战区逮捕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中国国民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但已造成越南国民党在该同盟会中的失势⁽¹⁹¹⁾。

1944年6月，胡志明与从越南来到柳州的黄文欢见面，根据越南国内革命形势，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争取在中国军方的支持下回国活动，直接领导越南的独立解放事业。胡志明迅速向张发奎提出了《入越工作计划大纲》，其工作目的是：一、传达中国政府扶助越南民族解放的决心；二、发展越南革命同盟会的组织与力量；三、置策应入越之华军与其他盟军之准备工作；四、越南之完全独立自由。其工作纲领是：一、领一部干部人员秘密潜返越境自龙州至平孟一带，先行观察及实施计划展开之工作；二、在东兴秘密召集一部忠实能干人员，开设一个短期训练班，授以尔后工作的方式与技能；三、曾经训练的人员，以秘密及武装公开式的宣传去号召人民，领导人民；四、国内各党派团体，并促进其团结及参加同盟会，筹开全国代表大会，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五、游击根据地等，并详细拟订了组织实施、宣传实施、训练实施的方案，编制了经费预算⁽¹⁹²⁾。该计划大纲深得张发奎赞赏，在报送中国最高当局批准后，付诸实施。8月9日，胡志明率领战地工作总队十八人入越从事策动工作，中国军方提供入越旅费五万五千元、补助费一万元，招致越南青年来柳受训旅费一万元以及护照公文药品等⁽¹⁹³⁾。由此，“越南独立同盟”在国内开创了越南独立运动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在第四战区受到压抑的越南国民党人却加强了与重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直接联系和求援工作。中国官方内部环绕着援越方针的争执也日趋尖锐。当中国国民党越南支部领导人严继祖等被捕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连电张发奎催促放人。中国国民党对越工作负责人邢森洲在给中央秘书处的报告中严厉批评第四战区的援越工作：“现在越南共产党之势力，蔓延全越。彼以苏联为背景，与中国政策及本党主义相违背。虽能联络应用，不但于吾人不利，且将利用吾人为跳板，阴贮实力，他日必倒戈相向。是故目前援助越南革命，一面树法为敌；一面受共产党之利用，不得微利，徒遭大害耳！”⁽¹⁹⁴⁾中国国民党中央对于第四战区援越工作的实际主持人萧文尤为不满，但张发奎却针锋相对地致函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称赞萧文的援越工作“努力迈进，艰苦备尝，勤劳卓著，其奋斗精神实堪嘉尚”，呈文“将其在越工作成绩分条报请主席核奖”等⁽¹⁹⁵⁾。

1945年3月9日，越南局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向越南法军发起进攻，法军投降，日本占领越南全境。31日，安南逊王保大在日本的操纵下，宣布“独立”，成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新伙伴。这一形势给“越盟”在国内的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时机。越南共产党中央迅速举行会议，认为该事件所造成的危机，正可以促进越南人民武装起义时机的迅速到来，号召越南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所建立傀儡政权，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¹⁹⁶⁾。“越盟”领导的武装兵分三路，由北向南推进，队伍迅速壮大，并在高平、谅山、河江、宣光、太原等省区建立了地方政权。越南局势的骤变及“越盟”的迅速发展和“失控”，使中国国民党中央大为震惊，其援越政策的重心再度转向越南国民党，并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直接操纵指挥。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决议，推吴铁城、白崇禧、陈立夫、王世杰、陈庆云、彭学沛、李宗黄、蒋梦麟八委员研究越南问题，由吴铁城召集。1945年6月14日，该委员会会商越南问题，并议决援助越南独立运动之方针及步骤。其方针是：一、保护我西南边境安宁；二、保护我旅越侨胞安全；三、打破越南共产党控制越南之企图；四、扶助越南独立。其援助步骤有：探询法国现政府对越南各党派所采态度、派员赴越调查实情、促进各亲华党派团结合作、成立负责策动援越事宜的专门机构、拨给越南革命同盟会和越南国民党枪械、设法使滇桂士兵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及越南国民党军队等。但这一方案因外交部认为有再考虑之必要，蒋介石亦赞同。可能是考虑国际形势之变幻莫测，以及顾忌同盟国对于法国在越南地位之态度，遂被搁置，但中国官方抑制越南共产党、扶植越南国民党的工作方向已经确定。

1945年6月7日—25日，越南国民党中央代表团访问重庆，蒋介石亲自接见，由吴铁城负责接待并多次进行会谈。越南国民党代表团在致蒋介石的《请求书》中，提出两项“最紧急之援助”要求：第一，准予接济国内革命军之枪械，即刻在北圻上游各地发动对敌战争，最低限度步枪1000支（每枪附子弹300发）、手枪200支（每枪附子弹200发）、重机枪10挺、轻机枪60挺、手榴弹2000颗、电台4部等；第二，在中国援助该党成立一队革命军，配备齐全，以便应战，要求按月补助经费400万元，赐发步枪1500支（每枪附子弹300发）、手枪50支（每枪附子弹200发）、重机枪10挺、轻机枪100挺、手榴弹3000颗、电台2部等⁽¹⁹⁷⁾。蒋介石在会见代表团时，明确表示：“中国对于越南当然要援助”，“中国军队不久即将进入越南，中国一定愿意帮助越南得到独立自由”，但同时又提及同盟国关系问题，指出：“国际情形复杂，法国之地位，现在尚未解决，故须与英美研究”，并表示“中国政府现时尚不能以政府名义援助越南独立，接济武器是小问题，但一涉指挥系统，即与国际问题有关，中国所使用之武器，亦多来自美国，故须与美国详细研究”等⁽¹⁹⁸⁾。吴铁城在与代表团会谈中，强调“最重要者，越南本身如无大规模之革命运动发生，造成新的印象，使联合国注意，则独立将为不可能之事，中国不但希望越南获得独立，并愿意帮助越南独立，希望越南革命同志努力”；指出“越南各党派意见纷歧，殊为不幸，至少在敌人未驱出国土、独立尚未完成之时，应相互容忍，不宜意气从事”；并建议“贵代表团最好一部分先行返越，告知越人以新的希望及指示各种准备工作，以便到时协助盟军驱逐敌寇，一部分可暂留，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切取联络，将来随军进入越南”等⁽¹⁹⁹⁾。蒋介石、吴铁城的态度反映了中国官方既想支持和帮助越南实现独立，又顾忌同盟国关系以及战后法国在越南地位问题而不敢放手以实力支持越南独立运动的微妙立场。

————————————————————

(1)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9—721页。

(2) ［日］服部征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20页。

(3)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48—150页。以下简称《战时外交》。

(4)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2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171—172页。

(5) 《战时外交》（一），第149页。

(6) ［英］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等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下第3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00—901页。

(7) U．S．Dept．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1-1941，Japan，Washington，1943，Vol．2，pp．768-770．以下简称FRUS。

(8) Cordell．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1948，pp．1086-1087．

(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卷，第741-743页。

(10)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2年版，第1614—1615页。

(11)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242页。唐纵此时任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事务的第6组组长，他在1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美日之战“当在本月六日以后，明年以前发动”。

(12) 《徐永昌日记》第6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83页；《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197—200页。

(13) 《战时外交》（三），第41—42页。

(14) 《战时外交》（三），第43页。

(15) 《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285页。

(16)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下卷第二分册，第162—163页。

(17)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785页。

(18) 《战时外交》（三），第45—53页。

(19) 《战时外交》（三），第57、60页。

(20) FRUS，1941，Vol．4，p．7．《战时外交》（三），第59页。

(21) 《战时外交》（三），第73—74页。

(22) 梁敬：《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9页。

(23) 《战时外交》（三），第55、78—79页；《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299—300页。

(24) 《战时外交》（三），第82—92页；《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301—303页。

(25) 《战时外交》（三），第92页。

(26) ［美］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页。

(27) ［美］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58页。

(28)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34—36页。

(29) 《事略稿本》（1942年1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5页。

(30) 《战时外交》（一），第699页。

(31) 《战时外交》（三），第96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24页；C．F．Romanus & R．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1953，p．62．

(32) 《战时外交》（三），第97页。

(33) 《战时外交》（三），第98页。

(34) 《战时外交》（一），第635页；《战时外交》（三），第145页。

(35) 《战时外交》（三），第99页。

(36) C．F．Romanus & R．Sunderlans：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pp．64-70．

(37) 《战时外交》（三），第109—111、113—114页。

(38) 梁敬：《史迪威事件》，第27—28页。

(39) 《战时外交》（一），第323页。

(40) 《战时外交》（三），第90页。

(41) 《战时外交》（一），第324—326页。

(42) FRUS，1942，China，pp．423-428．

(43) Morgenthau Diary，China，Vol．1，p．592；《战时外交》（一），第327—330页。

(44) 《战时外交》（一），第331—332页。

(45) FRUS，1942，China，pp．442-443；Morgenthau Diary，China，Vol．1，pp．632-634．

(46) 《战时外交》（一），第332—333页。

(47) 《战时外交》（一），第336—337页。

(48) 《战时外交》（一），第340页。

(49)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08页；《战时外交》（一），第339—343页。

(50) 《战时外交》（二），第259页。

(51)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2年1月5日、8日），《顾维钧文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第56盒。

(5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8页；《战时外交》（二），第260、263页。

(53) 《战时外交》（二），第263—266页。

(54) 《蒋介石致顾维钧》（1942年7月20日），《顾维钧文件》，第56盒。

(55) 《战时外交》（二），第267—270、288—290页；《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1—12页。A．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Harvard，1964，pp．232-234．

(56) 《战时外交》（一），第503页。

(57)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48—1250页。该协定又称《抵抗侵略互助协定》。

(58) 《战时外交》（一），第505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069页。

(59)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97页。

(60)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载《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战时外交》（三），第49页。

(61) 《战时外交》（三），第48—49页。

(62) 《战时外交》（三），第61—64页。

(63) 《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291页。

(64) 《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301页。

(65) 《战时外交》（三），第83—85页。

(66) 《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3页。

(67) 《远征印缅抗战》，第35页。

(68) ［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第79—80页。

(69)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九册，台北1990年版，第230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70)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9册，第230页；《远征印缅抗战》，第12、85页。

(71) 《蒋介石致何应钦、徐永昌电》、《蒋介石致徐永昌电》（1942年1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13页。以下简称《作战经过》。

(72) 《蒋介石致甘丽初电》（1942年2月3日）；《蒋介石致龙云等电》（1942年2月14日），《作战经过》（三），第226—227页。

(73)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41—242页。

(74) 《蒋委员长在腊戍对入缅作战军高级官长训话》，《作战经过》（三），第228—236页。

(75) 《作战经过》（三），第221—226页。

(76)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2年3月9日）、《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3月12日），《战时外交》（三），第121—122页。

(77) 《蒋委员长接见中国战区盟军总部参谋长史迪威谈话记录》（1942年3月10日、11日），《作战经过》（三），第238—240、252页。

(78) 《作战经过》（三），第254—261页。

(7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152页。

(80) 《林蔚致何应钦、徐永昌电》（1942年3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6页；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远征印缅抗战》，第17页。

(81) 《史迪威签发的中国远征军作战命令》（1942年3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91—1392页。

(82) 《杜聿明致蒋介石》（1942年3月2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07页。

(83)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缅甸作战》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1页。

(84) 《缅甸作战时期戴安澜日记》，贵阳中央日报社1942年版，第4页；《远征印缅抗战》，第255页。

(85)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56页；《蒋介石致林蔚转史迪威、杜聿明电》（1942年3月27日），《作战经过》（三），第270页。

(86) 《缅甸作战》上册，第62页。

(87)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10页；《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57页。

(88) Romanus &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GPO，1953，pp．108-109；《缅甸作战》上册，第64页。

(89)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59页。

(90) 《缅甸作战》上册，第78页。

(91) 《作战经过》（三），第279—282、290页。

(92) 《抗日战史》第9册，第265—266页。

(93)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15—1417页；《远征印缅抗战》，第23页。

(94) 《林蔚致蒋介石电》（1942年4月16日）、《杜聿明致蒋介石电》（1942年4月1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16—1417页。

(95)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71页；《远征印缅抗战》，第25页。

(96) William Slim：Defeat into Victory，London，1956，p．68．

(97) 《罗卓英致蒋介石电》（1942年4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19页。

(98) 刘伟民：《刘放吾将军与仁安羌大捷》，上海书店1995年版，第25、37页。

(9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154—155页。

(100)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72页。

(101) 《作战经过》（三），第292页。

(102) 《林蔚致蒋介石电》（1942年4月18、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14页；《抗日战史》第9册，第275页。

(103)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载《远征印缅抗战》，第8—9页；《战时外交》（三），第49页。

(104) 《杜聿明致蒋介石电》（1942年4月2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23页。《远征印缅抗战》，第29页。

(105) 《抗日战史》第9册，第280页；《远征印缅抗战》，第29页。

(106) 《蒋介石致罗卓英电》（1942年4月24日），《作战经过》（三），第299页。

(107) 《远征印缅抗战》，第162、300—304页。

(108)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96页。

(109) 《蒋介石致杜聿明电》（1942年5月7日），《作战经过》（三），第315页。

(110)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97页。

(111) 《杜聿明致蒋介石电》（1942年6月15日），《作战经过》（三），第329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36—1437页。

(112) 戴广德：《缅甸之战》，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0—32、40—44页。

(113) 《远征印缅抗战》，第224—232页。

(114) 《远征印缅抗战》，第262—264页。

(115)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81—284页。

(11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26页。

(117) 《徐永昌日记》第六册，1942年4月18日，第373页。

(118)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309页；《远征印缅抗战》，第291页。

(119) 参见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74页。

(120) 尼赫鲁在访华期间，不仅拜会国民党军政要人，受到蒋介石夫妇的设宴欢迎，而且也会见了中共驻重庆的高级干部以及社会各界名流。毛泽东曾代表中共致函欢迎，并邀请他去延安访问。林承节评价此行为“中印两大民族合作的新里程碑”。

(121) 胡春惠：《中华民国对韩、印、越三国独立运动之贡献》，《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2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430—431页。

(122) 吴俊才：《甘地与现代印度》（下），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版，第123—124页。

(123) 石源华：《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引自《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285页。

(124) 《蒋委员长致罗斯福总统电》（1942年1月7日），《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年再版，第422—423页。

(125) 《蒋公自述：访问印度的感想与对于太平洋战局的观察》，《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第377—378页。

(126) 参见陈谦平：《1942年蒋介石访印与调停英印关系的失败》，《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127) 《蒋公自述：访问印度的感想与对于太平洋战局的观察》，《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第382—383页。

(128) 《战时外交》（三），第357页。

(129) 《战时外交》（三），第354页。

(130) 《战时外交》（三），第356页。

(131) 参见陈谦平：《1942年蒋介石访印与调停英印关系的失败》，《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132) 对于蒋介石访问印度失败的原因，陈谦平分析了五点：英国顽固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政策；印度内部严重的教派与种族冲突；印度国大党人坚持不让步；蒋介石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导致举措失当；美国政府的拒绝调停等。

(133) 《战时外交》（三），第431—433页。

(134) 万仁元、方庆秋：《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0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页。

(135) 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1册，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86年印行，第5011页。

(136) 《蒋委员长致宋子文电报，嘱转报罗斯福总统》（1942年2月24日），《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第424页。

(137) 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1册，第5180—5184页。

(138) 《蒋委员长致罗斯福总统电》（1942年2月25日），《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第425页。

(139) 《罗斯福致蒋委员长电》（1942年8月8日），《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第428页。

(140) 《蒋委员长致罗斯福总统电》（1942年8月11日），《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第429页。

(141) 《战时外交》（三），第476—480页。

(142) 《罗斯福致蒋委员长电》（1942年8月12日），《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第430页。

(143) 《战时外交》（三），第485—487页。

(14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25—26页。

(145) 范廷杰：《韩国革命在中国》，台北《传记文学》，第27—29卷。

(146) 《朝鲜义勇队成立宣言》（1938年10月10日公布）。

(147) 张群、黄少谷：《蒋总统为自由正义与和平而奋斗述略》，台北1985年刊印，第281—283页。

(148) 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3月2日。

(149)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陷川侍六代电》（1941年10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50) ［韩］爱国同志救护会：《韩国独立运动史》，檀纪1989年2月5日刊印，第370页。

(151) 《中央商讨朝鲜问题第二次会议记录》（1942年8月1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52) 《中央党部吴铁城秘书长上蒋总裁特6385号快邮代电》（1942年8月23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53) 《军事委员会第6948号快邮代电》（1942年12月2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54) 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11月4日。

(155) 邵毓麟：《如何解决日本事件》，重庆《大公报》1943年1月3日。

(156) 《韩国临时政府宣传部长金奎植对旅美韩侨广播演讲词》（1943年8月5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57) 重庆《大公报》，1943年9月19日。

(158) 重庆《大公报》，1943年10月12日。

(159) 孙科：《韩国独立问题》，《孙科文集》第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848页。

(160) 《商讨朝鲜问题会议记录·戴传贤发言》（1942年8月1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61) 《新华日报》，1942年6月13日。

(162)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0页。

(163) 《中央党部吴铁城秘书长上蒋总裁特5259号报告》（1942年12月15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64) 如松：《朝鲜义勇队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纠正两种错误的认识》，《朝鲜义勇队通讯》第37期。

(165) 范廷杰：《韩国革命在中国》，《传记文学》第27—29卷。

(166) 重庆《大公报》，1942年10月26日。

(167) 该纲领规定：朝鲜复国运动第一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宣布独立，确定行使国号，建立临时政府及议政院，颁布临时约法及其他法规”，“以三均制度唤起民族的革命意识，集中海内外民族革命力量，实施光复运动之总动员”，编组强大的光复军，“实行对敌血战”；第二时期的历史任务是：“恢复一部分国土，而党政军机构转奠于国内”，“尽一切手段，扩大并强化大众反抗、武装斗争及国际外交宣传等之独立运动，以扑灭倭寇之侵夺势力”，并“联络同情及援助我国独立运动之民族与国家，扩大光复运动之力量”；第三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完全夺还被敌并吞之国土、被奴役之人民、被侵占之政治及经济、被抹杀之教育和文化”，“准备建国任务所必需之人才、法令及其他计划”等。参见金恩忠：《韩国独立党三均制度之铨释》，第113—119页。

(168) 国民政府如能在开罗会议决定战后给予朝鲜独立地位后，果断地、自主地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然后再以强有力的态度与美、英等国进行交涉，不失为一着好棋。而在豫湘桂战役后，由于中国战场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路下落，最终基本失却了在战后朝鲜独立问题上的发言权，中国虽列名所谓“四强”，实际上成为美、苏、英决定朝鲜问题后的被通知者。

(169) 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卢汉：《越南政治党派概况》（1945年12月1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70) 《严继祖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报告》（1942年8月16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71) 参见黄铮：《胡志明与中国》，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3—65页。

(172) 参见黄铮：《胡志明与中国》，第68页；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20—123页。

(173) 参见桂林《扫荡报》，1940年12月9日。

(174) 《桂林日报》，1940年12月28日。另据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考订，该委员会并未真正建立，只是发表了一个声明。

(175) 梅公毅：《越南新志》，第83页，转引自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第127页。

(176) 黄文欢：《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转引自黄铮著《胡志明与中国》，第80页。

(177) 胡志明：《国外来信》，《胡志明全集》第1卷（中文版），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第232页。

(178) 《王之五报告》（1941年12月21日），转引自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第172页。

(179) 《越南革命同盟会指导代表梁华盛报告》（1942年10月24日、28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80) 《越南革命同盟会会章、政纲、组织纲要、工作纲领》（1941年10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81) 《侯志明致蒋永敬信》（1966年9月1日），转引自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第171页。

(182) 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第四战区改编与对越工作近状》（无日期），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83) 《越南国民党海外党执行部工作概况》（1942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84) 《严继祖等呈文》（1943年9月13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85) 《越南革命青年行动委员会会章草案》及《会员训练大纲》（无日期），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86) 《越南国民党现阶段革命方略》（1943年10月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87) 1999年8月—9月，笔者曾赴台湾访问，详细查阅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台北“国史馆”的相关档案资料。

(188) 《张发奎答蒋永敬等访问》，参见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第184页。

(189) 关于胡志明被捕的原因及其经过，参见黄铮著：《胡志明与中国》，第81—98页。

(190) 邢森洲：《越南情况报告》（1944年5月25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91) 该事件的经过参见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第188—191页。

(192) 胡志明：《入越工作计划大纲》，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93) 张发奎：《为派胡志明率领战地工作总队队员杨文禄等十八员即行入越策动工作呈文》（无时间），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94) 《邢森洲报告》（1944年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95) 《张发奎致吴铁城函》（1944年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96) 参见黄铮著《胡志明与中国》，第111页；陈怀南著《越南的人民解放斗争》，第58页，转引自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第216页。

(197) 《越南国民党代表团请求书》（1945年5月25日，原稿时间有误，应为6月25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98) 《总裁接见越南国民党代表团谈话纪要》（1945年6月25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99) 《秘书长第二次接见越南国民党代表团谈话纪要》（1945年6月19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第二章　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的军事战略

一　受制于“南进”的日本对华战略

日本决定“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其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面临着重新调整的选择。1941年12月3日，在发出对美国开战令次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对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为完成帝国之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企图攻占南方要域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中国派遣军应“负责加强对敌封锁及摧毁削弱敌继续抗战之企图”，具体任务是：

（一）大致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及宁波附近之安定，尤应首先使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各要域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之治安迅速得到恢复。

（二）确保岳州至长江下游之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尽力击破敌抗战力量。其作战地域大致为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

（三）占领广州附近、汕头附近及海南岛北部各要域。广州附近之作战地域大致为惠州、从化、清远、北江及三水至西江下游之间。

（四）超越上列各项所示地域进行之地面作战，根据另外命令。

（五）竭力确保重要资源地域，增强我军战力。

（六）……有关沿海作战及航空作战，根据需要……协同进行。

（七）实施对华谋略，以促使抗日势力之衰亡。

（八）作战需要时，可在靠近满华边境的热河省内地域，暂时派遣一支部队⁽¹⁾。

自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一再避免扩大战线，以求首先解决所谓的中国问题。在决定“南进”并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支援南方作战后，日军在华北、华中保持了二十个左右师团的兵力⁽²⁾，在战争全局上实际降低了中国战场的地位，使之从属于“南进”作战，但却又未放弃乘机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上述命令同时强调“攻占南方”与“迅速处理中国事变”，正显示出日军在对华战略上既要策应太平洋战争又妄图乘机全面征服中国的矛盾状态，这使日军无法制定出“迫使蒋政权屈服的自主、具体方案”⁽³⁾。另一方面，日军大本营也根据战况变化，强调对在华占领区重要资源的掠夺，指示中国派遣军：“在我占领区内适当构成切断线，严禁物资流通”；“在我占领区内主要城市，严格取缔物资对敌外流”；“确保我占领区内重要资源地区，使之便于开发及取得，并加强军就地自给的方针，积极取得、利用占领区内外之资源，尽力增强我之战力”，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⁴⁾。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在与美、英作战中频频得手，进展顺利，因此并未着手解决对华战略的内在矛盾，制定出明确的作战方针。12月24日，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就太平洋战争后的对华局势作出决定：“利用形势发展，尤其是作战成果，抓住有利时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该决定提出首先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查明重庆方面的动向，其次是通过太平洋战争的战果及施加压力促使重庆方面的动摇，适时由谍报工作转为屈服工作，同时又提出对重庆工作不宜操之过急。这一决定仍显示了日本既想乘太平洋作战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而又无法以武力达到这一目的的困境。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接到该决定后，认为“这是一个毫无具体内容不得要领的指示”⁽⁵⁾。

1942年初，日本对华战略仍举棋不定。日本政府和军方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当前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从未有过的处理对华问题的绝好机会，主张乘势迅速解决中国问题。驻中国派遣军对发起战略攻势更为积极，制定了夏秋季节同时进攻西安、长沙和常德的计划，企图以军事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一举解决中国问题⁽⁶⁾。但是，由于对美、英开战后日军已从中国战场抽出相当兵力，要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已显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而至1942年3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进攻势头也已成强弩之末。此外，此时制约日本在华战略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北方的苏联。日本大本营虽认为苏联目前将专心于对德战争，但仍担忧在美英要求之下，尤其在苏对德战争进展顺利，而日本在对美英作战中战力削弱的情况下，苏联有可能对日参战，这也使它对在华采取大规模攻势作战不敢贸然作出决定，对驻中国派遣军的计划未作正面回答。3月上旬在大本营与政府的联络会议上，外务大臣对军方未能以武力一举解决中国问题表示不满，责问“难道在军事上毫无办法？”军方代表参谋次长答称，“如单纯考虑中国，在军事上未必有所不能。但是，既有北方，又有南方，如从全面考虑，大概就会理解那是不可能的。所谓进攻到重庆，实际是做不到的”⁽⁷⁾。3月中旬，日本陆军统帅部拟定的“今后的作战指导纲要”更是反映了对华战略受制于整个战局的状况。该纲要对日军在华战略提出两种选择：“在全局形势特别在对苏形势许可时，拟利用大东亚战争之成果，断然向处理中国事变迈进，企图迅速予以解决。在各种形势特别是北方形势不许可时，即大致停止目前态势而加强若干压迫，在长期内期待重庆政权之屈服。”在第一种情况下，“从其他方面调用若干兵团，与在华师团共同进行稍大规模之作战。作战目的为歼灭敌之中央军，或攻占对重庆政权能构成直接威胁的战略要地，或策划使敌各军分崩离析而重庆政权愈加失掉统制力”。在第二种情况下，“对占领地区内部，应努力确保治安和加强经济建设，同时对外部依靠彻底封锁，政略谋略兼施，加强经济压迫，以促使重庆政权之衰亡或分裂”。究竟是迅速解决还是长期作战，这一上奏天皇的纲要表示将考虑与全局形势之关系后再作决定⁽⁸⁾。

4月16日，日本大本营对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一份有关对华作战的通知。该通知判断中国国民政府目前的战略是“对内谋求加强长期持久战的态势，对外则促使美英加强关心东亚并策划拉拢苏联”，因此“不能期待蒋政权的急速屈服”。在此情况下，日本在华战略仍应“始终坚持积极的精神，竭尽一切手段，向促使蒋政权之屈服迈进”，但“在作战上要作极为慎重的考虑，对于进行大规模作战是否真能收到解决事变的效果，则必须经过充分研究后决定”。该通知还指出：“在中国当前形势下，考虑无论为了迅速解决事变，或为了应付长期战争，彻底解决治安问题极为重要。目前正在进行的清乡工作大有希望。”⁽⁹⁾这一通知一方面强调竭尽一切手段促使中国屈服，一方面又表示对大规模作战要慎重考虑，表明日本对华战略仍难以找到一平衡点。

5月上旬，日军结束缅甸战事。而在这之前的4月18日美国空军首次空袭东京。在此情况下，日本大本营考虑对国民政府发起攻势作战，并于5月中旬通知中国派遣军制订作战计划。6月上旬，日军在中途岛之战中失败，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的攻势被粉碎。面对不利的战局，大本营急于摆脱被动局面，更强调在华采取攻势，要求中国派遣军积极准备对西安和四川进行作战，加强对国民政府施压，以达到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崩溃或分裂的目的。但日军内部对此仍有不同看法，有的对此计划反应冷淡，有的认为最好在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全力以赴进行此项作战⁽¹⁰⁾。此后，围绕着究竟是否要在中国采取攻势，发动对西安和四川的作战，日军内部有各种讨论。

8月15日，经东条英机裁决，日军决定于次年2月前后发动对四川的作战。8月25日，大本营陆军部制定《根据目前形势陆军的作战准备》，规定当前日军的作战战略是，在太平洋方面“关键在于加强防守南方现有占领地域，遏制敌反攻企图”，即在中途岛之战攻势被扼制后在太平洋方面取守势；在北方对苏方面，“按既定方针，加强警戒，力求保持安谧”；而在中国和印度洋方面则取攻势。大本营陆军部对中国战场的判断是：“如严重打击重庆政权抗战重要支柱的中央军，进攻其保有整个军需生产力约二分之一、最大的物资补充来源地，而且建有美英空军基地的四川，摧毁重庆政权的根据地并予以占领，则有极大可能使敌屈服。即使蒋政权不屈服，也将名存实亡，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因此，对中国攻势作战“目的在于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并占领四川省要域，摧毁敌抗战根据地，以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为此日军准备组织十六个师团在1943年春从山西南部和宜昌发起进攻⁽¹¹⁾。

这一决定在形式上结束了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日军在对华战略上攻守不定的状况，确定了采取攻势的作战方针。但日军的这一决定是在太平洋战场受挫的情况下做出的，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其战线拉长后在华兵力不敷的问题。因此，此决定刚做出，大本营内部就出现了反对意见，认为发动对四川的作战将征用船只削弱现有的运输能力，而这将影响钢铁产量，从而影响整个战争能力。海军方面也坚持主张以对美作战为中心，对华作战处于从属地位⁽¹²⁾。

此时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况继续恶化，物资供应、船只运输等压力更大。9月2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制定《今后应采取之战争指导大纲》，决定“帝国于今明年内以决定战局大势为目标，摧毁美英之攻势，并迅速确立必胜的战略态势”，“大致以昭和十九（1944）年中期为目标，继续确立对付美英进攻之战略态势，随时捕捉及摧毁敌之反攻战力”。该大纲规定的对华战略是：“对重庆继续施加强大压力，特别是遏止从中国大陆起飞对我本土的空袭与对海上交通的破坏。同时，伺机谋求迅速解决中国问题。”⁽¹³⁾这一战争指导大纲实际上放弃了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在华采取攻势作战的方针。11月初，大本营通知中国派遣军停止对四川攻势作战的准备，并明确指出“今后对华作战在于确立最小限度的地面上及航空战略上的优势地位”，并且“还要抽调、转调、改编驻华兵力”⁽¹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时间内，日军对华战略一直在攻守之间摇摆，难以决定明确的方针。由于开战之初对美英作战的顺利以及后来为了扭转不利战局，对华采取攻势作战的主张一度颇为高涨。但终因作战重心在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在日本战略全局中处于从属地位，最后不得不在华采取守势战略。这一守势战略使日军从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4年初未能在正面战场发动全局性的持续的战略攻势，而只有局部性的短暂的战役攻势。

二　国民政府的对日军事战略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持久消耗”战略是国民政府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对日作战的基本战略，但这一战略在战争的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侧重点。1939年10月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后，消极成分在这一战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¹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盼来了长久期待之中的国际格局的变化。受到美国参战的鼓舞，国民政府在军事战略上出现了从消极转向积极的趋向。

珍珠港事变的消息传到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电令前线将领，“应积极策应英、美作战”，“各战区应于亥月三十日同时发动全面游击，持续时间十五日”，“实施游击时，各战区第一线部队及敌后部队，应同时实施，并各以有力部队分编多数纵队，以广正面逐日派队实施破坏战，遮断其通信，并向敌各据点轮流攻袭，相机略取，务获决定效果”⁽¹⁶⁾。这一对在华日军全面进行游击攻击的部署，是为了在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之际策应美、英作战，而国民政府的主要着眼点还在抓住美、英对日宣战之际，联络美、英制定对日联合作战的总战略，以改变中国对日作战的总体态势。因此太平洋战争一爆发，国民政府就积极筹划重庆军事会议，旨在研究“全盘情况”、“太平洋整个作战计划纲要”和“共同保卫星嘉坡、菲律宾、香港、缅甸、荷印具体计划”⁽¹⁷⁾。12月20日，在筹备中、美、英重庆军事会议过程中，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草拟了中、美、英、苏、荷五国协同作战总方略，计划在1942年7月，以美国海空军及中国陆军为主攻，英国海空军、苏联陆空军为助攻，先扑灭敌方空军，取得制空权，然后再对日本本土及中国东南地区，以外线作战态势向敌合击⁽¹⁸⁾。与此同时，军事委员会拟定了各战区目前作战方针。军事委员会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无论美、英对日实行封锁消耗战或攻势作战，还是由中、美、英、苏联合发起总攻，“我军均须凭依自力，利用上述有利形势，攻击敌人，收复失地”。具体作战方针是，先于12月底实施全面游击，然后各战区各选敌人主要交通线之次要据点，集中优势兵力，于1942年3月底同时开始局部攻势，并准备6月底对武汉、宜昌、广州实行总攻⁽¹⁹⁾。虽然该计划末尾注明“总攻计划须待新战斗序列决定再拟”，但军事委员会还是在差不多同时草拟了1942年收复宜（昌）沙（市）的攻势作战计划稿，准备以“第三战区遮断长江、第九战区攻占岳阳、第五战区切断襄河东岸宜沙敌人后方，以第五、第六战区主力，及本会整训部队保持于襄河西岸，包围襄河以西地区敌人而歼灭之”，“攻势准备应于五月二十日以前完成，攻势开始时期，待命实施”⁽²⁰⁾。

与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后防御占主导地位的作战计划不同⁽²¹⁾，这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拟就的作战方案不仅要求对敌主动出击，而且更着眼于对敌发起全局性的战略攻势，显示出国民政府对日军事战略转向积极的趋向。国民政府的这一变化基于它与美、英联合作战推进对日战争进程的战略构想。但早在珍珠港事变前，美、英就商定了“先欧后亚”的反法西斯全球战略，整个战略重点不在远东，因此对中国的战略构想并无积极的回应。蒋介石为此专门致电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和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指示他们与美方接洽，“对盟国整个战略，作一确切检讨，接纳我方建议，迅速改变‘先解决德国后解决日本’之战略，明确决定太平洋上今后之最高战略，以利整个之战局”。具体而言，蒋介石希望“速将太平洋上主动之战略，包括自印度、澳洲、中太平洋、北太平洋，以至苏联在东方对日之战略，在各国陆、海、空军方面，即有一最高战略明确之决定，速采主动之攻势，则太平洋形势，即可大定，不待欧陆、北非战局揭晓，而日本必由主动而降为被动，由被动而趋于消灭”⁽²²⁾。但宋子文在与罗斯福面谈后报告蒋介石，美、英“先欧后亚”的战略“无法变更也”⁽²³⁾。美、英的这一态度使国民政府非常失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战略是以与美、英联合作战为前提的，因此美、英坚持“先欧后亚”的战略使国民政府不愿也无法推行拟议中的攻势作战。这样，国民政府的对日军事战略在1941年底和1942年初短暂地趋于积极后，消极防御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正面战场采取的是尽量维持现状而不主动出击的方针。

第二节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

一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2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次日，驻广州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向英国军队控制下的香港九龙地区发起攻击。驻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南下策应英军作战，决定再次攻击湘北。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称第二次长沙作战）由此展开。

日军第十一军因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轻易占领长沙，并予第九战区以沉重打击，而生骄横之心。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在日记中对日军发动这次攻击的决策过程这样写道：“第一次长沙作战（中国称第二次长沙会战——引者注），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作战，……第二次长沙作战（即第三次长沙会战），决定的很快，只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12月12日夜，在就寝中考虑了战况，决心对广东方面予以牵制，当即制定了作战大纲。”⁽²⁴⁾次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当场予以批准，并对所属各部下达出动命令。12月15日，第十一军制定会战指导方案，确定作战目的为“向汨水一线进攻，并击溃当面之敌，以策应第二十三军攻取香港以及南方军的作战”，整个作战期限定为两周左右，调集第六师团全部及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主力等共约七万兵力。虽然因兵力所限，日军作战计划将作战行动限在汨罗江一线，但在第十一军司令部内仍有进攻长沙之议，显示出日军在作战目标上的不确定和对第九战区战斗力的蔑视⁽²⁵⁾。

中国第九战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虽然受挫，但因日军占领长沙后又退出，第九战区保全了原有防区，且国民政府又将此役宣传为“第二次长沙大捷”，故第九战区将士并未因受挫消沉，斗志反而得到激发。11月17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曾在长沙举行会议，检讨前两次会战经验教训，提出“天炉战法”，即“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之兵力，施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并判断日军将第三次进犯长沙，选定新樯河、汨罗江之间为伏击、诱击地带，捞刀河、浏阳河之间为决战地带⁽²⁶⁾。

日军第十一军于12月中旬向岳阳、临湘一线集中。12月20日，第六师团集结至新樯河北岸地区，完成发起攻击准备。12月22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从汉口飞往岳阳。第四十师团、第三师团也先后抵达指定位置。日军的调兵遣将引起第九战区的警觉。12月17日，薛岳致电蒋介石等，报告日军向湘北调动及增兵，并判断“当面之敌抽集部队，将有使用”⁽²⁷⁾。12月20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加强第九战区兵力，令第七十三军向宁乡、益阳集结待命，第七十九军向渌口、株洲集结待命。随后又将第四军从广东调至株洲、渌口，第七十四军从广西调至衡阳。上述各军皆划归第九战区指挥。也在20日，薛岳制定了第九战区的作战方针，决定诱敌至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围而歼之。具体部署为：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指挥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二十军和第五十八军沿新樯河抵御、消耗日军，然后转移至关王庙、三江口地区，侧击、尾击南进之敌；第三十七军在汨罗江南岸抵御、消耗日军，然后转移至社港市、更鼓台、金井一带，待机攻击进犯长沙之敌；第九十九军坚守三姐桥、归义、湘阴及洞庭湖南岸，并准备攻击进犯长沙之敌；第十军死守长沙；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由赣北进驻浏阳，指挥第二十六军、第七十九军待敌进攻长沙时反击；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进驻平江，指挥第七十八军等部侧击进犯长沙之敌⁽²⁸⁾。这个作战方针的基本原则就是既定的后退决战之天炉战法。

12月21日，日军向第九战区阵地进行炮击，并派小股部队强渡新樯河。23日，日军二千余人又分路向新樯河一线进犯。这些试探性进攻均被中国军队击退。

12月24日，日军向中国军队新樯河防线正式发起进攻。此时湘北天气一反往常冬季的晴朗干燥，连日阴雨绵绵，间有降雪，气温骤降至－4℃。河水因雨雪暴涨，水田亦一片泥泞，给部队调动带来诸多不便，而日本空军的空中优势也因气候恶劣无法发挥。24日午后，日军第六师团乘大雨强渡新樯河，中国守军第二十军堵截不及，日军在新樯附近渡河并建立桥头堡，至傍晚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万余部队渡过新樯河，连夜向第二十军阵地发起进攻。第二十军辖第一三三师、第一三四师，奉命在新樯河以南、汨罗江以北阻敌十日。日军渡河后，第二十军退守纵深阵地，继续顽强抵抗。25日，日军后续部队第三师团亦渡过新樯河，中日军队于风雪中在新樯河南岸一线展开血战。其中尤以在傅家桥、洪桥两地激战最为惨烈。第一三三师第九八团第二营营长王超奎率全营官兵死守傅家桥，激战终日，风雪交加，腥红满地，直至全营壮烈殉国。第三营副营长吕海群率领部下在洪桥战斗至最后一刻，全体为国捐躯⁽²⁹⁾。第二十军在认为已达到预定的消耗及诱敌目的后，主力向关王桥、三江口、王家坊一线转移。26日，日军乘中国军队转移阵地之际大举进攻，中国守军奋力抵抗，与敌反复肉搏，但关王桥、龙凤桥等阵地相继失陷。在新樯河南岸的战斗中，第二十军“与优势之敌浴血激战，有冻馁死于阵地者，有全营共阵地俱亡者，伤亡虽重，士气未衰”。日军也承认，中国之“顽强抵抗，其激烈程度为前所未有”⁽³⁰⁾。日军占领关王桥等阵地后，不顾第二十军侧击，连夜向南急进，战斗遂转入汨罗江南岸地区。

日军第十一军于12月26日颁布作战命令，令第三、第六、第四十师团分别渡过汨罗江，在南岸地区围歼中国军队⁽³¹⁾。在汨罗江沿岸担任防守任务的是第三十七军和第九十九军，以新市为界，前者防守新市以东，后者防守新市以西。

12月27日晨，日军第三师团首先向汨罗江北岸河夹塘、南渡的第九十九军阵地发起进攻，守军两个连激战后与阵地同归于尽。当日下午，第三师团开始强渡汨罗江，至次日，大部主力渡过汨罗江。第九十九军在归义失守后，退至粤汉路以西的大路铺、渌塘铺及大娘桥、新开市一线。日军第三师团随即根据军部计划，在大娘桥一线转兵东进，准备对第三十七军形成合围之势。

第三十七军正面之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于12月28日分别在新市、长乐街发起进攻，遭第三十七军顽强阻击，又适逢连日雨雪，河水暴涨，渡河受阻。直至29日天稍放晴，日军才在其空军掩护下完成浮桥架设，开始渡河。30日是汨罗江南岸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分别从孝顺岭、长乐街南犯，第三师团一部则在空军掩护下东进，一起扑向第三十七军。第三十七军面对强敌，殊死作战，力拼白刃战。一些阵地失守后，官兵仍利用地形，潜伏在山地中继续对敌袭击。当日午夜，第三十七军以阵地残缺，开始向东转移至浯口、孙家山、朱公源一带山地，以对日军形成侧击之势⁽³²⁾。

至此，日军已攻占汨罗江南岸大部地区，中国守军则转移至东西两侧山地。在此之前，12月25日，日军第二十三军已占领香港。因此，第十一军实际上已接近此次发起攻势之目标。但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在制定此次作战计划时就有乘势攻略长沙的企图，27日在与部下讨论时，又提出进攻长沙的必要性，认为其有利之处是：“一、给予蒋政权以无声的威胁。二、把向南方集结的兵力牵制在北方，使其有湖南随时可能受到袭扰之意。三、表明皇军尚有余力。四、使湖南民众感到蒋军不足依靠。”⁽³³⁾29日，第三师团向军部提出进攻长沙的问题。而空军也在当日报告中国军队正向长沙退却。于是，阿南决定改变原定围歼第三十七军的作战计划，命令东进途中的第三师团转向，朝南向长沙方面追击；第六师团主力进攻长沙以东的梨市，另以一部向长沙方向追击；第四十师团向金井进军。这样，日军第十一军就因司令官阿南的个人决断，在战争进行之中临时改变原定计划，将攻占长沙作为最后目标。阿南此举在第十一军高层引起不同意见，也给后勤供给造成诸多困难，负责后勤的军副参谋长就认为“乃自暴自弃之作战”⁽³⁴⁾。

守卫长沙的是第十军，辖第三、第一九〇和预备第十师。由于在日军准备发动此次攻势时，第九战区就预判日军将进攻长沙，因此加紧坚固长沙的工事。整个长沙城西面以湘江为依托，北、东、南三面形成一个半圆形，由外围向城里层层构筑工事。长沙城东北一线守备由第一九〇师负责，东南一线由预十师负责，第三师进驻长沙城垣，担任核心守备。湘江西岸的岳麓山有瞰制长沙之利，由第七十三军防守，与第十军隔江呼应。

12月30日，在日军转兵长沙后，蒋介石致电薛岳：“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为要。”⁽³⁵⁾当晚，薛岳根据蒋介石电令，下达与敌决战的命令：“以包围歼灭进攻长沙之敌为目的，决以各兵团向长沙外围敌军，行求心攻击聚歼之。”具体部署为第十军固守长沙，其余部队分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以长沙附近为目标，分进合击，聚歼日军。同时，薛岳致电蒋介石，并下达所属各部，表示与日军决战的必胜信心：“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之巨。本会战职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获得伟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一、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二、职如战死，即以罗（卓英）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三、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³⁶⁾

日军第三师团于12月29日转兵南犯，31日深夜渡过浏阳河，1942年1月1日上午抵达长沙东南郊。由于前两次长沙作战日军有不战而入长沙的先例，骄横的日军竟在长沙城外称当天晚上要在长沙城内为元旦举杯。中午，为争头功的第三师团向预十师阵地发起进攻。预十师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激战至日落，双方仍持胶着状态。入夜，日军遣擅长夜袭的加藤大队，企图趁夜色突破中国守军阵地。但日军多次疯狂的进攻均被击退，大队长加藤以下百余名日军被击毙。中国军队从加藤遗尸上获得日军作战文件，知道日军因改变作战计划拉长战线而弹药不济的重要情报。薛岳获悉后称：“虽仅一张纸之轻，却比万挺机枪还重。”⁽³⁷⁾中国军队与敌决战信心大增。

1月2日晨，第十军前线迫击炮及岳麓山上的重炮，向日军第三师团发出排炮。日军则继续向预十师阵地发起进攻。双方短兵相接，白刃相向，争夺十分激烈。几乎每一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敌我双方几度进退，陷入混战。至黄昏，预十师防线岿然不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完全出乎日军的预料，面对重大伤亡，第十一军参谋部忧心忡忡。阿南为打破僵局，又令第六师团主力靠近第三师团右翼，向长沙东部、北部发起进攻。

1月3日拂晓，赶到长沙城外的日军第六师团主力在东郊、北郊开始进攻，协同第三师团在东南郊的进攻，中国守军第一九〇师在北、预十师在南，死守阵地，与敌展开激战。岳麓山上的重炮阵地，因对长沙四郊地形已有精确测量，在一线部队的电话联络下，予日军以重大打击。第六师团有一部曾突入城北，但在重炮的轰击下，又退至城外。下午，日军虽迫近城内核心阵地，但弹药将尽，火力渐弱，只能依靠空投物资增援少许。当日，蒋介石特电第十军军长李玉堂暨全体官兵：“两日以来，该部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至堪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该部能否长期固守长沙，歼灭敌人……我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望激励所属，坚强鏖战，务必争取最后胜利，而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之所期。”⁽³⁸⁾

此时，第九战区外线部队正从东、南、北三方向长沙逼近，对长沙外围日军合围之势已在形成。因此，3日下午，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提出停止在长沙的战斗，于4日夜开始返转，以在5日晨回到汨罗江北岸。阿南虽仍寄希望于对长沙的进攻，但在木下等部属的反复陈说下，在晚上下达了停止进攻长沙，于4日夜开始返转，向汨罗江转移的命令⁽³⁹⁾。

日军第三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接到命令后，不甘心遭到的惨重损失，以部队已冲入长沙城展开巷战，“现在只差一把劲”为由，希望延期一日撤离，但遭军部拒绝。1月4日晨，第三、第六师团孤注一掷，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全线进攻。第十军经数日血战，伤亡已达约三分之一，但士气仍然旺盛。战斗最为激烈的八角亭、南正街一带，几度发生白刃战。战至最后关头，预十师以传令兵、杂务兵、担架兵、输送兵编成一连投入第一线，师部人员也发给武器，分配死守碉堡和坚固建筑物的任务⁽⁴⁰⁾。激战至傍晚，日军徒增损失而毫无进展。而此时第九战区围击部队已按计划迫近长沙，第四军已通过信号弹与第十军取得联系。入夜，第三师团、第六师团只得留下数百具未及烧完的尸体，从长沙城外仓皇撤退。至此，日军以两个师团之主力，攻打中国守军一个军，却始终无法破城而入。

长沙激战之际，蒋介石于1月3日电令薛岳，“应速严令各部向长沙附近敌人围击，务确实截击敌人归路，包围捕捉敌人于战场内而歼灭之……应速以一部先期击破汨罗江敌人，占领各渡口”，“新樯河以南及汨罗江两岸地区，应即发动民众，乘敌后方空虚，彻底施行交通破坏，使敌退却时不能迅速脱离战场”⁽⁴¹⁾。1月4日晚，在获悉日军开始从长沙全线退却后，薛岳发出全线攻击令，命令第二十六军、第四军、第七十三军由南向北追击，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由北向南堵击，第三十七军、第七十八军自东向西堵击，第九十九军自西向东堵击，第一四〇师向黄沙街、新樯挺进，以将日军歼灭于“天炉”之中⁽⁴²⁾。长沙会战由此转入中国军队追击围歼、日军逃窜阶段。

1月4日晚，日军第三师团、第六师团分别向东山、梨市撤退，企图在此渡过浏阳河北撤，但途中遭到中国军队的截击。第七十九军与第三师团在东山附近展开激战。第七十九军将桥梁破坏，占领渡口，迫使第三师团困于浏阳河南岸，并对其进行围击。渡河受阻的第三师团只得向第六师团靠拢。第六师团于5日渡过浏阳河后，根据军司令部命令在梨市附近接应第三师团渡河。于是，对第六师团实施攻击的第二十六军及尾追第六师团的第七十九军与日军两个师团在梨市地区展开激战。6日，日军拼命向北突围，遭中国军队沉重打击，伤亡惨重。第三师团的第十八联队与第六师团的辎重联队均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围之中。第三师团与军部及第六师团的通信联络也完全中断。而此时中国军队第四军、第七十三军正从南向北对日军平行超越追击。7日，天气放晴，日军飞机获得活动良机，刚抵达前线的一个轰炸机中队大肆轰炸，限制了中国军队的追击围歼。第三、第六师团乘机突围，向捞刀河一线北撤。先前为接应攻打长沙从金井南下抵达春华山的第四十师团也乘机北撤。傍晚，日军渡过捞刀河，但因仍未摆脱中国军队的前堵后追而士气低落。是夜，明月当空，第十一军司令部却因这有利于中国军队追击的月夜而忧心忡忡⁽⁴³⁾。

1月8日晨，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为激励士气，突然决定在北撤途中发起攻势，以第六师团从左翼经栗桥向北突破铜盆寺，第三师团从右翼进入福临铺东北地区，第四十师团一部向西北迂回，企图围攻青山市北部的中国军队。此时在日军北撤途中，第九战区第三十七、第二十、第五十八、第九十九军已占据要地，严阵以待。而第四、第七十三、第二十六、第七十八军正在北进追击。中国军队在捞刀河与汨罗江间对日军形成了合围之势。当日，蒋介石电令：“着以福临铺以东之古华山为界，以西由杨森副司令长官负责，以东由王陵基副司令长官负责督率各军堵截，如敌由某部正面窜逃，即枪决其军师长。”⁽⁴⁴⁾

日军第六师团在向北推进中于8日傍晚靠近栗桥以南地区。但此时第十一军获悉中国军队已占据栗桥，另有两个军也进入附近地区，故命令第六师团改经福临铺北进。第六师团即以后卫改为前卫，连夜转进。第九战区发觉后，急调第五十八、第四、第七十三等军追击围堵，将第六师团团团围住。8日夜，日军独立第九旅团为策应第三、第六师团向北突围，派出山崎大队组成敢死队偷袭青山市北面的影珠山。但至次日凌晨，山崎大队长以下五百余人被全歼。一向骄横跋扈的阿南在获悉山崎大队全军覆没及第六师团陷入重围的消息后愕然失色⁽⁴⁵⁾。9日，中国军队以七个师在麻林市以北地区将第六师团分割包围，发起进攻。日军困兽犹斗，战斗极为惨烈，多处展开手榴弹战、白刃战、肉搏战，第六师团指挥部也遭袭击。激战两日，第六师团在付出重大伤亡后，才在第三师团接应下突出重围。但日军已弹尽粮绝，饥疲交加，“有倒毙路侧者，有落伍被我俘者，有掠夺民间谷物以充饥者”⁽⁴⁶⁾。12日傍晚，日军第四十、第六、第三师团主力方摆脱中国军队围追堵截，分别溃退至汨罗江北岸的长乐街、兰市河、新市附近地区。第九战区“痛歼五昼夜，敌伤亡惨重，遗尸遍野”，13日日军残部渡汨罗江时，又遭中国军队痛击，“官兵自相践踏，落水淹死者惨重”⁽⁴⁷⁾。

1月14日，日军三个师团从汨罗江北岸往北退却。中国军队继续对敌主力实施截击、侧击、追击，予敌以重大打击。16日，日军全部退回新樯河北岸原阵地。至此，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

此次会战，中国军队为国捐躯者1.1万余人，受伤者1.6万人。日军被击毙3.3万人，受伤2.3万人，并有139人被俘。被俘者之多为以往所罕见⁽⁴⁸⁾。日军第十一军为策应香港作战而发动这次会战，但其伤亡人数却达到香港作战的2.5倍⁽⁴⁹⁾。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获胜原因，首先在于制定了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正确战略。蒋介石自己总结为：“长沙胜利之原因，实由于事先有确实计划之所致。”日军也认为其失败是因为“完全跳入了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⁵⁰⁾。其次，中国军队英勇奋战，尤其是防守长沙的第十军，以相当于不足日军一个师团的兵力，抵抗日军两个师团达四日之久，为围歼日军奠定了基础。再者，日军骄横轻敌，中途变更作战计划，也是其败走长沙之原因。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在日军发起太平洋战争后，美、英军队在太平洋上接连失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中国军队的胜利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评：“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称：“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⁵¹⁾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激励了同盟国对日作战的士气，提高了中国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声望。蒋介石认为：“当此反侵略各国战事初期失利之时，我们在长沙方面获得如此空前胜利，不仅可以慰告全国军民，而且也可以慰告世界友邦”，“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⁵²⁾而日军则因此次战败“所带来的痛苦体验”而“士气不振”⁽⁵³⁾。

二　浙赣会战

1942年4月18日，美军十六架B—25重型轰炸机自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对日本发起攻击，逐次空袭了东京、横滨、川崎、横须贺、名古屋、神户等城市，随后按计划飞往中国，多数降落于浙江境内的中国空军机场。这是日本本土首次遭到美军飞机轰炸，对日本国内震动极大，民心恐慌，军政当局心惊胆战。日本大本营最初对美军如何发动远程空袭感到“莫名其妙”，直到俘获一架迫降于南昌附近的美机上五名机组人员后，才明白美机的飞行线路。为阻止美军利用浙江的机场再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4月21日日本大本营电令中国派遣军“务须火速实施炸毁浙江省机场的作战”，并从东南亚调两个大队的轰炸机增援中国派遣军，以图“尽力粉碎敌空军利用中国东南地区空袭帝国本土的企图”⁽⁵⁴⁾。4月30日，大本营就对浙江境内机场发动攻势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令中国派遣军尽快开战，以地面兵力攻占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机场群及一切附属设施，并在占领上述地区一段时间，彻底破坏机场一切设施及主要道路后返回原驻地⁽⁵⁵⁾。

在大本营决定对浙江的机场发起攻势作战前，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已决定由驻江南的第十三军于4月下旬对安徽宁国、广德一带的中国第三战区部队发起进攻，以摧毁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并已完成作战准备。因此对大本营的作战命令，畑俊六最初感到“实难处理”，希望“仍按原计划实施”，在向大本营提出申述遭否决后，他才执行命令，但变更了大本营提出的作战方案，融入了自己原先的作战计划。日本大本营发起浙江作战的目的是摧毁空军机场，因此作战方案是以第十三军为主体，配备驻华中的第十一军和华北方面军部分兵力，共计四十余个步兵大队为基本兵力，由浙东向西进军。而中国派遣军制定作战计划时，以第十三军、第十一军和华北方面军增援一部共82个大队为基干兵力，由第十三军在浙江沿浙赣铁路由东向西，第十一军在江西沿浙赣铁路由西向东夹击作战，企图同时达到摧毁中国空军机场和打击第三战区部队的目的⁽⁵⁶⁾。于是，浙江作战成了浙赣会战。

4月下旬，驻江南的日军第十三军开始浙赣会战的进攻准备。5月2日，第十三军军部下令所属各部向余杭以东直至奉化的各地区集结。5月11日，第十三军军部从上海推进至杭州，并下达第六十二号作战令，主要内容为：1．决定于5月×日（×日预定为15日——引者注）对正面之敌开始发起进攻，首先为了捕捉并歼灭安华街、义乌和长乐附近之敌，约在×＋3日傍晚向诸暨、嵊县西南方地区前进；2．第一一六师团、第十五师团和河野混成旅团必须在5月×＋1日拂晓突破正面之敌阵地，向建德、诸暨南方地区和陈蔡市北方地区前进；3．第二十二师团必须于5月×日拂晓突破正面之敌阵地，主要通过沿曹娥江地区向长乐东北地区前进；4．第七十师团必须于5月×－1日日落后开始行动，从奉化方面向新昌南方地区前进；5．第三十二师团必须于5月×＋1日以后，以部分兵力通过富春江右岸地区，主力则通过左岸地区，基本上沿第一一六师团的后方前进⁽⁵⁷⁾。驻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从5月上旬开始向南昌集中。由于大部兵力需由武汉经长江至九江，再沿南浔铁路前进，费时较多，因此第十三军决定5月中旬发起攻势时，第十一军仍在准备阶段。而华北方面军的增援部队则在5月下旬方才完成集结。

驻守浙江前线的中国军队属第三战区（统辖浙、闽两省及苏南、皖南、赣东地区），司令长官顾祝同。4月下旬，日军频繁调动军队引起第三战区高度关注，判断日军将沿浙赣铁路西进，侵犯金华、兰溪，并夺取衢州。5月上旬，第三战区已获悉日军兵力部署概况，决定在勾嵊山、安华街、王沙溪市及东阳、义乌、浦江、建德各线之既设阵地，先予敌严重打击，然后诱敌于金华、兰溪阵地前，以主力进行围歼⁽⁵⁸⁾。但第三战区最终制定的作战计划将与敌决战的地点定在衢州：“以最小限兵力配置浙赣路西段持久，集中主力于浙赣路东段，利用既设阵地持久抵抗，并竭力袭扰敌之后方，迟滞牵制敌人，特在金华、兰溪预筑坚固阵地，竭力抵抗，最后在衢州附近与敌决战。”⁽⁵⁹⁾具体部署是：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驻淳安，指挥钱塘江（富春江）北岸部队，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驻金华，指挥钱塘江（富春江）南岸及金华守军，李觉的第二十五集团军驻缙云，指挥浙南部队。为增强第三战区兵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从第九战区抽调战斗力较强的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七十四军转用于第三战区，配置在衢州附近⁽⁶⁰⁾。

5月15日，日军第十三军以五个师团和两个旅团的兵力在奉化、东关、绍兴、萧山、富阳一线两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向中国军队陆续发起进攻，浙赣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七十师团最先于5月14日夜间从奉化附近开始行动，沿奉（化）新（昌）公路推进；第二十二师团于5月15日晨从东关出发，兵分三路沿曹娥江南下；河野旅团于15日傍晚从绍兴出发，向诸暨东部地区进犯；第十五师团于15日夜间由萧山附近开始行动，指向诸暨西北地区；第一一六师团（配属原田旅团）于16日晨从富阳出发，沿富春江北岸向新登发起进攻，次日，第三十二师团尾随第一一六师团进犯。

担任从奉化至富阳正面防御的是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面对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军队一方面凭借既设阵地奋勇抵抗，一方面避敌锋芒逐次转移兵力。防守奉新公路沿线的暂编第九军及各游击部队，除一部留置敌后游击外，主力按预定计划，逐步消耗敌人后，转进东（阳）永（康）公路南侧地区，侧击日军。沿曹娥江进犯的日军第二十二师团遇到第八十八军暂三十二师的顽强抵抗，18日，该师在长乐与敌激战竟日，伤亡重大，余部向西转移。第八十八军新二十二师则在安华街等处抵御日军第十五师团后，向义乌、浦江及金华外围转移。第一九二师、预五师在新登、桐庐与敌激战后，转至敌后活动⁽⁶¹⁾。日军虽相继攻陷新昌、嵊县、东阳、诸暨、义乌、浦江、新登、桐庐等县，但“未能捕捉到”中国军队主力，感到“十分遗憾”⁽⁶²⁾。至5月22日，日军第七十师团、第二十二师团进至金华东南的永康及附近地区，第十五师团和河野旅团进至金华东面的孝顺地区。23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三十二师团进至建德地区，形成对金华、兰溪地区的合围之势。

第三战区为迎击日军对金华、兰溪的进犯，增派第八十八军主力（新编第二十一师、新编第三十师）至金兰地区，并统一指挥原防守金华、兰溪的第七十九师、第六十三师，另派第四十师、暂十三师分别拱卫侧后的寿昌、龙游，以便随时策应，战区主力第七十四军、第二十六军则集中于衢州附近，准备与敌决战。

5月25日，日军向金兰地区发起全线进攻。日军第七十师团、第十五师团倾力分别进犯金华、兰溪。金华守军第七十九师奋力抵抗，激战至夜间，仍阻敌于金华城外东北六公里处的东关以东地区，粉碎了狂妄的日军于当日攻克金华的计划。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遇到当地残敌出于意料的顽抗，今日终未接到占领金华之捷报。”⁽⁶³⁾次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继续猛攻金华，但仍无法取得进展。进攻兰溪的日军第十五师团也遇到第六十三师的英勇阻击。该师师长赵锡田并抽调兵力，对敌左侧发起反击，与敌激战五小时，终因后援不继而继续坚守。

日军在正面向金华、兰溪发起猛烈进攻的同时，第二十二师团、河野旅团则从金华南翼向西突进，扑向金华侧后的开化。26日，日军突破开化防线后，又直扑汤溪一线。汤溪恰在第四十师与暂十三师防守区域的交界处，应由暂十三师负防守之责，但暂十三师误认不在其防守区域内，竟未置一兵一卒，导致被敌不战而陷⁽⁶⁴⁾。

此时虽金华、兰溪守军奋勇阻敌，坚守阵地，但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和河野旅团已占领汤溪，并继续西进直逼龙游，于5月27日攻占龙游，使金华西面失去屏障。而沿富春江南犯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三十二师团也已进至兰溪西北十公里的永昌镇，金华、兰溪实际上已陷入日军重围之中。

5月27日，金华、兰溪当面日军继续发起猛攻，并出动多批飞机轰炸中国守军阵地。第七十九师、第六十三师凭借高地和城墙，仍拼死抵抗，一些阵地失而复得，争夺十分激烈。中国守军在城外多处埋有地雷，阻止日军前进，使之“触雷死伤者不断出现”⁽⁶⁵⁾。当日，第八十八军军长何绍周因金、兰两地已被日军包围，难以坚持，遂下令所属各部于午后向敌后浦江以北转进，担任游击任务，袭击铁路沿线、兰江、金华江、东阳江一带敌军，并从事破坏敌军交通、通信⁽⁶⁶⁾。5月28日，金华城内外工事为日军轰炸机炸毁大半，日军旋即突入城内。第七十九师留守金华城内的第二三七团在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后，突围而出，金华终告失守。同日，兰溪也被攻陷。在兰溪城外激战中，日军于慌乱中进入中国军队地雷阵，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被炸成重伤，随后毙命。中国战史称此为“开抗战以来，为我击毙敌现役师团长之新记录”。日军战史则称：“现任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⁶⁷⁾

金华、兰溪失守后，衢州直接面对沿浙赣铁路西进的日军。衢州为浙赣铁路从浙江通向江西之要冲，城东建有机场，是中国东南地区最重要空军基地，因此是日军发动浙赣会战的主要目标，也是中国第三战区准备与敌决战之地。第三战区以第八十六军担任衢州守城任务，并在金、兰之战后，以第四十师进占衢州东南之大洲镇阵地，保持与敌接触，诱敌深入。而以第七十四军集结于衢州以南之溪口镇、湖山镇一带，第四十九军集结于衢州以西招贤镇附近，第二十六军部署于衢州西北浮河村、芳村镇一带，摆开以衢州为中心与敌决战的阵势，准备对进犯衢州日军内外夹击予以聚歼⁽⁶⁸⁾。

日军第十三军占领金华、兰溪后，发现中国军队集结大量兵力于衢州附近，判断将于此进行顽强抵抗，因此决定分兵两路，以第三十二师团、第一一六师团从衢江北岸，第十五师团、第二十二师团、河野旅团从衢江南岸，分路突破，定于6月3日同时向衢州发起总攻，主攻方向在南岸。此时，在江西的日军第十一军为策应衢州作战，也于5月31日以两个师团及两个支队约四万兵力，自南昌进犯，与第十三军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

6月3日，日军对衢州城发起全面进攻，飞机大炮交相轰炸，守军阵地大多被炸毁。午后，日军从南门突入城内，一度冲至第八十六军第六十七师指挥所附近。但中国官兵拼死抵抗，城内阵地失而复得达三次之多。战斗十分惨烈，第八十六军伤亡将士有七百多人⁽⁶⁹⁾。当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转入攻势，于4日与敌决战：“战区决确保衢州阵地，消耗疲惫敌人，着衢州南北控置之第七十四、第二十六军，于明（四）日拂晓前完成出击诸准备，以衢州阵地为轴，夹击歼灭敌人。”⁽⁷⁰⁾

6月4日，因连日暴雨，河水激涨，给行军作战带来重重困难，但第七十四军、第二十六军仍按时分别到达衢江南岸和北岸的指定位置，一面等待出击命令，一面抵御日军进攻。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在等待之中，令第一七二团主动出击，冲至敌阵展开激战，至深夜予敌重创后方才返回原防。而出击令却迟迟未能下达。原来，蒋介石在3日决定放弃在衢州与日军决战，4日夜，军事委员会江亥令一六三电令抵达第三战区：“国军以保存战力，以机动打击敌人之目的，决避免在衢州附近之决战。”⁽⁷¹⁾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衢州决战的理由是：“一、判断敌攻衢可用约三师团（其后方约两师团），出我意料之外；二、节用械弹（以后补充太难）。又衢州本无大价值（机场原受杭机场节制），敌由各方抽兵来……如不能达预期目的，即是敌之损失……且我在现地域损失过大，将无以制其深入浙赣路。”⁽⁷²⁾这一决定完全改变了第三战区原定的战略部署和作战计划。第三战区接上述令后即调整部署，以第七十四军逐次向江山转进，第二十六军以一师守常山，两师向玉山转进，第四十九军在衢州西南待命，第八十六军仍坚守衢州主阵地⁽⁷³⁾。

6月5日，大雨停止，天气转晴，日军飞机乘机大肆轰炸，全线向中国军队进攻。第七十四军在衢州以南黄坛口、大滩一线阵地面对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四千余人狂攻，浴血奋战，挫敌锋芒，并击毙日军大队长一名。守卫衢州城的第八十六军正东面有日军猛攻，北、西、南三面为日军炮火所控制，实际已处包围之中，并失去对外联系，但斗志不减，继续“凭借以城门附近市街为据点的坚固阵地进行顽抗”。6日晨，又降暴雨，守军官兵“浸泡于积水盈尺之掩体中，依然奋战不懈”⁽⁷⁴⁾。此时，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派人突破重围经水路送来突围命令。第八十六军除留一团守城外，主力在狂风暴雨中闯出日军包围圈，一路辗转至衢州以南溪口街与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会合。担任守城任务的第四十六团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继续抵抗，在日军突入城内后，与敌展开巷战，一直战至7日午间，“伤团长、参谋各一员，生死不明者一员；阵亡上校参谋一员、营长十一员（内山炮营营长一员）、生死不明者三员；连排长及士兵伤亡及生死不明者十分之八”，全团兵力损失十之八九，余部弃城突围，衢州遂告失守⁽⁷⁵⁾。

日军大本营发动浙赣会战的主要目标是摧毁衢州等地的机场，占领衢州意味着这一目标的基本实现。但中国派遣军还企图通过此次战役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因此攻占衢州后立即乘势西犯，以第三十二师团从北路进攻常山、玉山，以第十五师团、第二十二师团担任南翼，沿江山港南岸推进。衢州失守后，第三战区虽仍在衢州至上饶浙赣铁路沿线作出防守部署，但因部队在转移之中，防守态势已大不同于防守金兰地区和衢州周围之时。6月9日，日军攻占常山。11日，日军在南北两翼同时向江山和玉山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虽奋勇抵抗，但两城仍相继被敌攻陷。此时，从南昌出发之日军正沿浙赣铁路东进，为避免被敌东西夹击，第三战区将部队转移出浙赣铁路沿线狭窄地区，对西犯日军形成侧击态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也于13日从江西上饶南移至福建崇安。15日，上饶被日军占领。

当日军第十三军在浙赣铁路东段向西进犯之时，在浙赣铁路西段日军第十一军第三师团、第三十四师团等也完成向南昌的集结，并于5月底分东、南两路向赣东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此时，抚河东岸由第三战区第一百军防守，抚河西岸至赣江两岸则由第九战区所辖之第十九集团军负责防守。

5月31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由南昌东南的谢埠市一带渡过抚河，向东进犯。6月3日，占领进贤。第一百军第七十五师除在第一线留置一个团在将军岭、东乡、邓家埠逐次抵抗，并予敌以较大打击外，主力转至鹰潭以西即设阵地，与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七师协同防守，但无法抵御日军攻势。6月16日，鹰潭、贵溪失守。6月18日日本大本营以大陆命一一九一号指示中国派遣军：“根据需要，得在南昌附近浙赣沿线全域实施作战。”在这之前，中国派遣军企图打通浙赣铁路的计划曾遭到大本营的指责。6月24日，中国派遣军向第十一军下达“配合第十三军进行打通浙赣线作战”的命令⁽⁷⁶⁾。于是第三十四师团一部从贵溪出发东进，于7月1日在横峰与第十三军部队会合。至此，南昌以东浙赣铁路全部为日军占领。

在江西的日军第三师团及其余各部则于5月底从万舍街、向塘向南进犯抚河、赣江间第十九集团军防地。第十九集团军所辖江西保安第九团、第一团在广福圩、三江口、集贤峰等处奋起迎击，与敌搏杀，但防线先后被突破。日军遂沿抚河两岸疾进，直逼临川。此时，第九战区增援第三战区的第七十九军也正向赣东星夜兼程途中。6月3日，当第七十九军暂六师一部进至临川西北展坪圩时，与日军一部遭遇，当即展开激战。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则趁此掩护，冒雨挺进，于4日夜突入临川城，并与刚入城的日军第三师团“竟夜巷战”⁽⁷⁷⁾。激战至5日凌晨，日军藉飞机掩护反扑，第九十八师因伤亡过重退守城外，临川被占。6日，日军同时向七里店一线之第九十八师、展坪圩一线之暂六师猛攻，第九十八师阵地被敌突破。暂六师虽坚守阵地，但日军一部迂回攻其侧背，使之陷入两面苦战的困境，最后不得不利用夜色突围转移。8日，日军攻占崇仁、宜黄。第七十九军此时集中兵力于南城，企图固守此赣东交通中心。但在日军第三师团强攻之下，南城于6月12日失守。抚河以西地区陷入敌手⁽⁷⁸⁾。

在浙南，日军由华北增援部队编成的小薗江混成旅团于6月22日从武义出发，分左右两路进犯丽水。其左路纵队在进军途中，掠得大批鸡、猪，而误用桐油炸而食之，导致整个部队上吐下泻，丧失行动能力，在当地滞留三十六小时⁽⁷⁹⁾。6月24日，丽水被日军占领。7月初，该混成旅团又向温州发起进攻，由于中国守军以保安队为主，不能组织起有力抵抗，日军于7月11日进占温州。

日军自6月中旬攻克上饶后进入所谓的“驻扎作战”阶段，作战重点增加“加紧破坏并没收敌方军事设施和军需资源，以削弱敌方物资的抗战能力”⁽⁸⁰⁾。为此，日军不惜动用大量兵力，并强征三万余平民百姓，对衢州、玉山、丽水等机场群大肆破坏，尤其是最为重要的衢州机场，以水淹等措施，被破坏十分严重。日军还大肆掠夺各种物资，仅据日本战史记载，就有轻重铁轨1万条，电瓷瓶6.4万个，萤矿石19.6吨，铜38.7吨，发电机28台，桐油4000桶，木材4000立方米，民船800艘，并销毁大型弹药库三处，大型被服仓库两处⁽⁸¹⁾。

但在“驻扎作战”阶段，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逐渐凸现。第十三军以第七十师团守金华、兰溪，第一一六师团守衢州、龙游，第二十二师团推进至上饶附近地区，第三十二师团防守其右翼玉山附近，第十五师团防守其左翼广丰附近。此外，原田旅团驻富春江两岸地区，河野旅团驻守江山，小薗江旅团驻武义、丽水一带。日军沿漫长的浙赣铁路分散部署其兵力，战线过长，不仅无法继续其在战役初期对中国军队的全面进攻态势，而且使退守浙赣铁路两侧的中国军队获得了反击的机会。

第三战区在日军打通浙赣铁路后调整部署，对敌四处出击，进行游击作战。7月中旬，第三战区部队发起局部攻势。在富春江北岸活动的第一九二师、第六十二师于15日克复桐庐，19日克复建德，迫使日军原田旅团弃守富春江沿线。第七十五师等部也先后收复横峰、弋阳，使浙赣铁路被日军打通仅半个多月后即被切断，日军深感“兵力疲竭，顾此失彼，占领地区不易确保”⁽⁸²⁾。在赣东，日军第十一军于7月初向樟树发起进攻，第九战区部队放弃樟树，变内线为外线，向日军发起反击，经多日激战，终于击退日军，并乘胜追击，至7月13日尽复抚河、赣江间失土，日军退返原防⁽⁸³⁾。

7月28日，日本大本营鉴于发动浙赣会战的主要目的——摧毁衢州等地机场——已经达到，下令中国派遣军于8月中旬返转，恢复原有态势，但为扼制中国军队修复机场，需固守金华附近地区⁽⁸⁴⁾。8月中旬，日本第十三军、第十一军分别开始后撤，至8月底，第十三军退至金华、兰溪一线，第十一军退至南昌附近。此后，除第二十二师团担任金华地区防守外，其余部队陆续返回原防。在日军后撤时，中国军队乘势进兵，收复失地，至8月30日，除金华、兰溪地区外，第三战区基本恢复了战前态势。浙赣会战结束。

浙赣会战历时长达百余日，日军出动第十三、第十一军两个军，共七个师团及三个混成旅团，侵占浙、赣两省共48个县。此次战役，据日本战史，中国军队阵亡四万余人，日军战死1620人，伤28620人；据中国档案，日军被击毙击伤3.5万余人⁽⁸⁵⁾。日军破坏了衢州等处机场和浙赣铁路，大量掠夺各种物资，并造成当地平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以衢县为例，据当地史志记载，在日军占领的81天内，全县32个乡镇中有28个惨遭日军蹂躏，10,246人被杀，一千四百余人被掳而失踪，三千多名妇女被强奸，62,146间房屋被烧毁。8月下旬，日军撤出衢州时，更是派细菌部队撒播细菌，致使浙赣铁路沿线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等传染病爆发流行，仅衢县一县在1942年9月—12月的四个月中，患疫人数就达二万余人，死亡三千余人⁽⁸⁶⁾。

浙赣会战中，中国军队官兵面对日军进攻，奋力御敌，尤其是金华、衢州守军顽强抵抗，拼到最后一刻。但在战略部署和战役指挥上，中国军队存在明显的缺陷。对整个战役，第三战区及最高统帅部缺少一个全盘的考虑。先是决定在金华附近对敌决战，随后改至衢州地区，而到战火烧至衢州城下，又临时取消作战计划，致使中国军队始终处于被动应敌的境地。实际上，对日军沿浙赣铁路进犯，无论是逐次抵抗，寻机围而聚歼，还是避其锋芒，保存有生力量，只要一以贯之，都可取得相应的成效。问题出在先按与敌决战部署兵力，后又以“保存战力”为主要考虑，结果就自乱阵脚。而在日军后撤阶段，中国军队又“缺乏利用时机的气魄”⁽⁸⁷⁾，未能乘势加大对日军的打击。此外，浙赣会战以第三战区为主，第九战区在江西配合作战，但在赣东作战中，两个战区的部队未能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给日军以可乘之机。

三　鄂西会战

1940年6月日军在枣宜战役中占领了长江中上游的战略要地宜昌，但宜昌以下至岳阳段的长江航道仍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下，而长江北岸汉口、沙市、岳阳间的三角地带也有中国军队驻扎，对华中日军构成威胁。日军在1942年底搁置进攻四川计划后，驻华中的第十一军于1943年初谋划发起“江南歼灭战”（即中国所称鄂西会战），打击宜昌至岳阳间长江南岸的中国军队，其作战目的之一为打通宜昌至岳阳间长江航道，使停泊在宜昌的十多艘总排水量达1.6万吨的轮船能够沿江下航，以增强军事运输能力。但据日军第十一军高级参谋岛贯武治说，第十一军作战的真正目的是歼灭长江南岸的中国野战部队，提出打通航道仅是为了获得大本营对此次作战的批准，因为大本营对驻华日军的进攻作战有严格的限制⁽⁸⁸⁾。

为排除对长江南岸中国军队作战时的后顾之忧，日军在1943年2月先对长江北岸的三角地带发动所谓的“江北歼灭战”，击溃占据这一地带的中国军队，并南渡长江，占领华容、石首、藕池口等地。4月中旬，日军着手部署对洞庭湖以北地区至宜昌长江南岸中国军队的所谓“江南歼灭战”。洞庭湖北岸至宜昌附近地处鄂西和湘鄂交界处，地形复杂多样，反差极大。该地区东部洞庭湖与长江之间河港纵横，湖汊交错；而西部宜昌南岸地区山势险峻，山高多在1500米—2400米；连接两者的中间地带则丘陵起伏，江河横贯其间。日军第十一军依地形将战役分为三期：第一期以约两个师团歼灭洞庭湖北面安乡、南县湖网地区中国军队；第二期以两个师团及三个大队南北夹击宜城、枝江以南丘陵地带中国军队；第三期以三个师团围歼宜昌对岸山岳地区中国军队⁽⁸⁹⁾。

驻守鄂西地区的是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湖北恩施，辖四个集团军及长江上游江防军，担负屏蔽川东、拱卫陪都重庆的任务。1943年2月日军发动“江北歼灭战”占领长江南岸华容、石首等地后，第六战区重新调整部署，至5月上旬日军发起攻势前其部署为：以第二十九集团军沿南县、安乡、澧县（均在湖南境内）布防，抵御华容、石首一带日军；第十集团军防御宜都、松滋一线，依沿岸即设阵地防守，并向澧县以北联结第二十九集团军，共同阻敌于该线之东；江防军除担负宜昌对岸防守外，应适时向宜都西南实施机动作战；第二十六集团军和第三十三集团军则在长江北岸鄂西地区策应江南作战⁽⁹⁰⁾。

5月3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田勇及军战斗指挥所进驻沙市。5月5日，日军向安乡、南县发起进攻，鄂西会战由此打响。日军第三师团向安乡及其以西地区、第十七混成旅团向安乡及其以东地区、小柴支队向南县、户田支队向南山全线展开攻击，针谷支队则从岳阳由水路穿越洞庭湖向三仙湖方向进军，迂回攻击中国守军。防御安乡、南县一线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奋起迎击。当日晚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下达作战令，令第二十九集团军坚决阻击南犯之敌，并指定部队死守津市、澧县；令第十集团军以一部阻击由藕池口西犯之敌，死守公安，并加强对松滋、宜都对岸之敌的防守；同时将江防军东调至茶元寺附近，准备策应第十集团军作战。6日，中日军队展开激战，中国守军伤亡重大，防守麓湖山阵地的第四十五团团长陈涉藩、营长李亚安均壮烈殉国，暂五师师部军士队一百二十余名官兵在激战后仅余二十余人。

5月6日晚，蒋介石电令孙连仲：“一、查三峡要塞扼四川门户，为国军作战之枢轴，无论战况如何变化，应以充分兵力坚固守备。二、江防军不得向宜都下游使用。三、南县、津市、公安、松滋方面，应以现有兵力与敌周旋，并掩护产粮区。四、特须注意保持重点于左翼松滋、宜都方面，以获得机动之自由。”⁽⁹¹⁾自1940年宜昌失守后，国民政府始终对日军溯江而上进攻四川的企图保持高度警觉，因此日军发动鄂西会战后判断其最终作战目标为重庆，确定宜昌上游三峡一带为防守重点，而不是调集兵力于长江、洞庭湖间区域与敌力拼。蒋介石电令到达后，第六战区调整原有部署，停止东调江防军。安乡、南县一带防线面对优势日军攻击，形势由此迅速恶化。

5月7日，日军第十七混成旅团和第三师团一部向安乡发起进攻。中国军队抵御至夜晚，安乡被敌攻占。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见形势危急，欲进行反击扭转战局，遂令第十集团军除守备公安一部外，其余各部沿东南方向进军，向甘家厂以南地区攻击，第二十九集团军除固守现有阵地的部队外，余部向夹洲、上三汊河以北地区攻击，以求对从藕池口南下之日军进行夹击⁽⁹²⁾。但防守安乡的第七十三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并与集团军失去电信联系。该军暂五师防守南县，7日起面临日军小柴支队的猛烈攻击，虽奋勇抵抗，使日军一个大队所属的中队长或战死或负伤⁽⁹³⁾，南县仍于9日失守。第十集团军接战区命令后即向东南方向推进。但日军主力第三师团此时已集结于东港附近，向第十集团军逼近，为第二期作战准备，第六战区遂停止反击计划。日军进占洞庭湖以北安乡、南县地区后于11日结束第一期作战。第二十九集团军除第七十三军遭受重大损失，至5月12日仅收容一千五百余官兵外，其余大部转移津市、澧县一线，日军围歼二十九集团军的计划未能得逞。

5月12日，日军开始第二期作战，以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枝江以南地区的第十集团军。南翼第三师团从东港附近向第八十七军发起猛攻。第八十七军无法抵御日军攻势，孟溪寺、张家厂、东岳庙于13日先后失守。北翼第十三师团在12日傍晚从枝江对岸乘夜色几乎未遇抵抗南渡长江，随后分三路向第九十四军防线推进，至次日已进至茶元寺、观音寺、斯家场一线。第十集团军判断日军有在斯家场、西斋一带夹攻歼灭我军企图，遂令部队往茶元寺、斯家场、官桥、张家厂之线以西地区转移。蒋介石见鄂西战局紧张，于13日致电第六战区，令其警惕日军西进企图，战况无论如何恶化，必须确保宜昌以西防守，并令第五、第九战区策应第六战区作战⁽⁹⁴⁾。

5月14日，日军第三师团继续攻击前进，占领杨林、饶家嘴等地。第十三师团先后占领新河市、西斋，并在向南进犯中发现几路向西转移的中国军队，但大多“终未捕捉到”⁽⁹⁵⁾。中国军队虽逐次抵抗，及时转移，未遭日军南北夹击，但因接连失利，“军心为之震撼”，向西转移途中“交通拥塞，秩序紊乱”，第八十七军转移至暖水街、闸口、王家厂一线时，“余部仅及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殊难再行坚强战斗”⁽⁹⁶⁾。5月15日，日军南北两翼完成会合后，以主力向暖水街急进，并于当日攻占，企图切断中国军队退路。至18日，日军进占茶元寺、刘家场、西斋、暖水街、王家厂一线，结束第二期作战，并以主力向暖水街、刘家场集结，准备第三期作战。

日本第十一军在第二期作战中即准备第三期作战，目标是首先歼灭长阳周围中国军队，然后向宜昌以西地区突进，捕捉歼灭该地区中国军队。为此，除以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在第二期作战结束后向北推进外，并调在当阳地区的第三十九师团向长江北岸云池一带集结⁽⁹⁷⁾。5月19日，日军第十三师团首先从暖水街、刘家厂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第三师团一部则自茶元寺西犯。此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已由云南返抵鄂西恩施任所，鉴于第九战区增援的第七十四军、第七十九军已到达湘北，战区南翼已有保障，遂下令第十集团军与江防军以渔洋关、津洋口、曹家畈、石牌一线为决战线；第十集团军确保渔洋关，左翼与江防军联系；江防军以第十八军固守石牌，第八十六军守聂家河、安春脑、长岭岗一线，行持久战；第二十九集团军以有力一部向北攻击暖水街之敌，策应第十集团军⁽⁹⁸⁾。

从暖水街、刘家厂出发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原定在20日晚进入渔洋关附近汉洋河一线，但由于“山地险峻，守敌抵抗，前进比预定计划推迟”⁽⁹⁹⁾。第八十军在子良坪、仁和坪一线逐次抵抗至21日。“22日晨，渔洋关附近开始争夺，竟日激战，敌我伤亡均重，卒以众寡悬殊，渔洋关失守”⁽¹⁰⁰⁾。第十三师团在占领渔洋关后继续突进，24日攻占都镇湾，25日师团主力集结于此。日军第三师团于19日袭占王家畈后，因等待后续部队，至21日才分兵三路攻击前进，占领聂家河等处，并于当日夜间进入汉洋河北岸地区，次日进驻磨市。随即根据第十一军“需要迅速消灭长阳附近之敌，准备在宜昌西方地区进行决战”的指令⁽¹⁰¹⁾，向长阳北进。23日，第三师团渡过清江，24日占领长阳。在长江北岸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于22日于云池附近渡江西犯，次日进占鄢家沱，并根据军部“以全力向偏岩方面前进”的命令⁽¹⁰²⁾，向长阳北面的偏岩推进，沿途遇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至25日黄昏攻占偏岩。日军在攻占都镇湾、长阳、偏岩一线的同时，驻宜昌部队也渡过长江，使日军于宜昌西岸地区兵力已逾六万，并已打通宜昌下游长江航道。第十一军企图以此优势兵力捕捉合围宜昌西岸江防军，并使宜昌附近的船只下航。

中国军队对日军集结优势兵力于宜昌以西地区，特别警觉其溯江西上的企图。蒋介石“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牌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¹⁰³⁾。陈诚依此于5月25日指定作战方针，决心确保石牌要塞，第十集团军和江防军须固守防线，待第七十四军等增援部队到达后对日军“行南北夹击而歼灭之”，决战日期定为5月31日—6月2日间⁽¹⁰⁴⁾。

5月26日、27日，日军连续向江防军阵地发起猛攻，中国守军奋勇抵抗。日军进击柳林子一部，被中国军队反包围，最后虽经救援突围，但大队长以下被击毙多人。进攻卷河桥日军，尽管有飞机支援，但遇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战史称“攻击很不顺利”。中国战史则称“敌每一寸土之推展，必须付出同等之血肉代价，其战况之惨烈，乃属空前”⁽¹⁰⁵⁾。在日军猛攻下，江防军部分阵地被突破，27日晚，第六战区决定将江防军防线调整至三叉河、木溪桥、曹家畈、石牌一线，固守以待增援部队到达。至此，日军进攻已成强弩之末，而第十集团军则抓住日军主力北上、清江与汉洋江间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向日军发起反击，于28日收复渔洋关。

由于对江防军的进攻在5月28日后陷入困境，主力背后又面临中国军队的反击，以及中国空军配合美国在华空军开始加强空袭，日本第十一军于5月29日、30日调整部署，命令所部于5月31日开始返转作战，由宜都、枝江等处渡江转移。中国根据截获日本空军电报获悉日军已经开始退却，5月31日蒋介石在重庆讨论对日军追击，并于当日电令第六战区：“渔洋关至长江间各部，应速向枝江、宜昌、长阳沿江追击，歼灭敌人，夺回长江西岸各据点”，“津、澧方面之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四十四军，及第七十四军主力，应速歼灭新安、王家厂方面之敌，并以一部向公安追击”，在长江北岸鄂西山区的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则“应乘敌疲劳混乱，迅向当面之敌猛攻，相机袭占宜昌”。陈诚也在当日下达追击令，并确定追击开始时间为6月1日拂晓⁽¹⁰⁶⁾。

6月1日鄂西会战进入中国军队攻势作战阶段。江防军从自己防线发起全线追击，先后攻占偏岩、沈家棚、雨台山，至6月2日已收复清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第十集团军各部在清江以南、汉洋江以北地区分多路向日军发起攻势，相继克复都镇湾、聂家河、长阳等处。“敌因久战疲惫，且鉴于过去我军追击发起之迟缓，退却之初，警戒疏忽，嗣悉我军紧迫直追，行动果敢，遂恐慌万状，狼狈东窜。敌之后卫部队……为我追及，甫经接触，即仓皇溃窜。”⁽¹⁰⁷⁾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追击“更加疯狂”，第十三师团的后方部队被包围，“处境危急”。该师团殿后的皆塚大队被数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包围，大队长被击毙⁽¹⁰⁸⁾。6月3日，中国军队攻占枝江，并向宜都发起攻击，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则被第十集团军围于磨市附近。为解磨市之围，并争取渡江撤退的时间，日军于6月5日以数千兵力进行反击，枝江、洋溪等地再告失守。8日，第十集团军再度向宜都攻击，并于当日攻克，随即乘势攻击前进，清扫长江沿岸残敌。在战区东翼，会战初期退守湘北石门整编的第二十九集团军与第九战区驰援的第七十四军也在6月初发起攻势，一举攻占西斋、安乡等地，随后在向公安进击时，一度与日军相持于两河口、斯家场一线，展开激战。6月14日，第七十四军在大雨中强攻公安，于午后攻克该城，并乘胜追击，向长江岸边挺进。至6月中旬，中国军队恢复会战前态势。

6月下旬，第六战区为巩固长江南岸防守，部署向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展开攻击。蒋介石并且命令美国驻华空军“连续轰炸藕池口及石首四日”。但因连日大雨，河水暴涨，而渡河船只，或被敌掠走，或被敌破坏，进攻无法取得进展。6月30日，蒋介石下令停止攻击⁽¹⁰⁹⁾。

在鄂西会战后期中国空军与美国空军联合作战，对日军进行大规模空袭，予敌重创，成为整个抗战中制空权敌我间易手的开端。从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美空军击毁日军飞机数十架，5月31日，中美空军联合出击轰炸宜昌时与日本空军发生空战，一次就击落日机达二十余架。此外还攻击日军船只、车队、地面部队。日军战史称：“在我方损失中，由敌机造成的损失激增，这一点值得注意。这表明，航空优势敌我易位的征兆已经开始出现。”⁽¹¹⁰⁾

鄂西会战日军出动兵力逾10万，中国军队在沿江和湖网地区用兵约十五万，在宜昌以西石牌地区部署防守兵力约六万。根据国民政府战史资料，此次会战日军伤亡16,075人，被俘12人，中国军队伤亡41,863人，失踪7270人，“但我战线各县人民生命物资遭敌兵之烧毁损失，则不可数计”。而日本战史记载，日军战死771人，负伤2746人，中国方面遗尸30,766具，被俘4279人⁽¹¹¹⁾。

日军发动此次战役目的，虽为使上游宜昌附近船只下航，但更重要的是企图歼灭中国军队有生力量。宜昌附近一万余吨船只在5月下旬下航，使日军这一目的达到；但围歼中国军队之企图，除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七十三军损失较重外，则因中国军队适时后撤而未曾实现。中国方面对日军作战目的判断为夺取川江门户，意在重庆，作出这一判断在当时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但蒋介石因此在会战初期不准江防军向宜都下游使用，没有集中使用兵力，在用兵上稍显僵硬。而第六战区在会战后期追击作战中，虽较以往已有改进，予日军以相当打击，但并未完全抛弃行动迟缓之积弊，国民政府在检讨此次会战时也指出：“无论攻击或追击时，虽得规复失地，惟败敌早已逃逸，甚少能予以致命打击。所谓胜利，并未歼敌有生力量。”⁽¹¹²⁾但在鄂西会战后期中国制空权的获得对此后战争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四　常德会战

鄂西会战后中日军队在华中继续处于对峙状态。1943年8月下旬，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制订秋季后作战指导大纲，企图再次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势作战，其主要目标是湖南常德。日本大本营因判断盟军即将在缅甸开始反攻，而发起该作战可牵制中国兵力调往云南、缅甸，因此于9月27日以大陆命第八百五十三号正式批准了常德作战⁽¹¹³⁾。次日，中国派遣军向第十一军下达作战令，令其于11月上旬发起进攻，具体步骤为：“一、第十一军主力（加上由其他方面转用来的部队共三十五个步兵大队）由董市及石首附近向前推进，击败各地之敌，攻占常德附近。二、继而追索常德方面猬集反攻之敌，予以歼灭。三、作战目的一经实现，即视当时敌在缅甸反攻等形势，适时开始返还，剿灭残敌，恢复原来态势。”⁽¹¹⁴⁾至10月底，第十一军及由华东调遣来的第一一六师团共约十万兵力集结于沙市至监利的长江沿岸地区。

常德地区属第六战区，地处湖南西北，沅江下游，洞庭湖西岸，战略地位重要。西为川黔屏障，东南与长沙成掎角之势。第六战区在10月上旬就对日军的调兵遣将有所警觉，并于10月10日制订了守势会战计划⁽¹¹⁵⁾。10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敌将抽集其中战场之兵力，再向（长）江（洞庭）湖三角地带进犯，以消耗牵制我兵力，并（达）到掠夺物资之目的。先压迫我10AG（AG即集团军）、29AG于聂家河、暖水街以西山地，再向左旋回进趋石门、澧县，如战况顺利，则渡澧水，犯常德”。并于10月28日作出部署：第六战区第十集团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各一部，于滨湖地区阻击敌人，而以主力利用澧水及暖水街一带山地，侧击进犯之敌；第七十四军之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军主力于常德西北太浮山作机动准备；第一百军推进至益阳待命；第九、第五战区进行策应作战。10月30日蒋介石电令第六战区在“预想敌军进犯之道路，速即敷设地雷”⁽¹¹⁶⁾。

11月2日，日军在松滋至华容间分数路向长江以南迄洞庭湖西北畔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常德会战拉开序幕。中国第一线部队第十集团军第六十六军、第七十九军及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四十四军根据部署，先后于南县、甘家厂、公安、新江口之线进行抵抗，迟滞日军推进，并逐次向西南方向转移。日军虽遭阻击，但仍挟其优势兵力，猛进不已，南县、公安、松滋先后被占。至6日，第十集团军第一线部队已转移至王家厂、暖水街、刘家场、洋溪一线。但日军跟踪西犯，以其主力第十三师团直指暖水街地区。中国守军暂六师虽与敌激战，但暖水街仍陷于敌手。此时，中国方面根据战况及缴获文件确定日军将南下进攻常德，而暖水街处于日军进军路线之右侧背，占领该地将予敌以极大牵制。7日，蒋介石下令：“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即刻集中主力，击破向暖水街方向突进之敌。”⁽¹¹⁷⁾但第十集团军正准备发起反击时，日军又向高岩、王家畈、邓家畈等地发起猛攻，并以主力迂回暖水街以南地区西进。敌我之间呈交错对峙状态。至12日，第十集团军退守聂家河、仁和坪、子良坪、曾家垭一线，继续阻敌。日军则除留第三十九师团等部于暖水街附近外，第三、第十三师团相继向南集结，准备向石门、慈利发起第二期作战。

日军第十一军于11月11日部署第二期作战，以第十三师团进攻慈利，随后追歼常德西北地区中国军队；第三师团奔袭石门以北第七十三军主力，然后进入常德西南地区；第六十八师团渡过洞庭湖，攻占汉寿后进入常德东南地区；第一一六师团经临澧从北面直接攻击常德，企图对常德形成合围之势⁽¹¹⁸⁾。第六战区遂以第七十三军部署于石门附近抵御日军，并以第七十四军部署于常德、慈利间，准备对敌决战。

11月13日，日军第三师团在飞机与炮兵支援下，向第七十三军阵地发起猛攻，中国守军英勇迎战，连长、排长“多裹伤再战”，至14日黄昏，“已陷入苦战，伤亡已逾三分之二”。入夜，日军突入石门，担任守城的暂五师与敌死战，“几全部作壮烈之牺牲”，师长彭士量英勇殉国，石门失守⁽¹¹⁹⁾。

石门被占后，日军沿澧水快速推进，至11月16日已进至慈利以北永盛桥、东岳观，与第七十四军发生接触。在这之前的14日晚，蒋介石电话指示第六战区：“以一部确守常德，主力在慈利附近地区与敌决战。”⁽¹²⁰⁾第七十四军除第五十七师防守常德外，军长王耀武率军主力第五十一、第五十八师布防于慈利附近。17日，第五十八师正面之敌日军第十三师团开始进攻，守军奋勇抵抗。守卫赤松山的一个营沉着迎战竟日，阵地屹然不动。日军白天无法推进，只得于夜间偷袭，守军战斗至最后一人，全营壮烈牺牲⁽¹²¹⁾。18日，慈利被敌攻陷，常德西北失去屏障。

日军第三师团南渡澧水后按计划直扑桃源。11月21日，日军飞机向桃源投弹扫射，并趁势降落伞兵六十余人，与地面部队呼应。桃源守军不足一营，无力抵御，被迫撤离，桃源被占。第四十四军第一五〇师在陬市继续抵抗，以拱卫常德外围，但最终不支，陷于敌手，该师师长许国璋殉国⁽¹²²⁾。常德西南门户洞开。

日军第六十八师团于11月18日拂晓前从安乡以南鱼口附近地区西渡洞庭湖。是日天气恶劣，风高浪急，中国守军因此疏于防范，使日军突袭轻易得手，登陆洞庭湖畔涂家湖一带。22日，第六十八师团攻占汉寿，从东南直接威胁常德。是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从北面开始进攻常德。至此，常德成为一座孤城，会战进入常德保卫战阶段。

担任守卫常德重任的是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该师受命后，以主力集中常德城，加强工事，严整战备，并制订持久防守计划，第一期为外围战斗，以德山、河洑山为第一线，消耗敌人，争取时间；第二期为城垣战斗，固守城垣，坚强抵抗，并实行局部逆袭；第三期为街市战斗，一旦敌军突入城内，“即凭家屋据点，街巷堡垒逐屋抵抗”，直至援军向常德求心包围，乘敌攻势顿挫，予以协力夹击⁽¹²³⁾。

11月20日，西渡洞庭湖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一部向常德城南面的德山攻击前进。德山守军没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被迫撤离，日军于22日进占德山。在常德城西面，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数千人于21日从北、西两面夹攻河洑山阵地。守军第一七一团第三营与敌激战，坚守阵地至22日凌晨，再退守河洑市。23日，日军集中炮火猛轰河洑市，并发射毒气弹，第三营官兵拼死抵抗，“河洑之巷战，失而复得者凡五次”，全营官兵大部牺牲，仅余七八十人，河洑市终告不守⁽¹²⁴⁾。在常德城西北外围的黄土山阵地，第五十七师也与日军展开激战，在击毙日军联队长一名，予敌以重大打击，己方亦遭受重大伤亡后向主阵地转移。

日军原先计划仅以第一一六师团承担攻占常德的任务，但在常德外围遇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后，于11月23日调整部署，决定以第一一六师团从北、西两面全力攻击，第三师团一部从南进攻，第六十八师团从东进攻，并定25日午夜开始进攻。同日，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电令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常德存亡关系全局，着激励官兵，坚守待援，发扬革命军人牺牲之精神，毋致动摇决心。”蒋介石也电令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¹²⁵⁾。

11月25日拂晓，日军飞机二十余架飞临常德上空进行扫射，随即日军地面部队不待午夜即分几路向常德城发起进攻。在北面，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一〇九联队先向外围阵地夏家岗、七里桥发起进攻，遇中国守军迎头抗击，被迫向东绕行，趁守军不备，突破新堤，再转进北门外街一线。中国军队仓促迎敌，展开白刃肉搏，挫敌锋芒。日军战史记载当日常德北面的战斗“由于敌人节节抵抗，前进很不顺利”，直至26日凌晨才到达北门外⁽¹²⁶⁾。在东面，日军第六十八师团一部趁第一〇九联队突进之机，攻占岩桥，推进至东门附近。在西面，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二〇联队在白天开始攻击外围阵地，因守军顽强抵抗无法突破，入夜后才以偷袭突破中国军队阵地，进至西门城外。南面的战斗最晚打响，但战况更为惨烈。先是美军战机袭击向沅江南岸推进途中的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击毙其联队长中畑。午夜，第六联队向沅江北岸常德城内猛轰，其步兵趁此掩护渡江。据日本战史：“江畔的战斗是极其残酷的，我军接连出现伤亡。”日军五百余人强渡后，一部突入城内，守军在下南门、东门附近街巷与之展开恶战，“反复进行肉搏和枪战”，至次日凌晨击退入城之敌⁽¹²⁷⁾。25日一天激战，第五十七师两名营长英勇殉国。鉴于日军从各方逼近常德城。师长余程万调整部署，令外围部队转入城内，并重新配置城垣守备力量，以达固守常德之目的。

26日、27日两天，日军继续发起全线攻势，除以飞机轰炸扫射外，更投掷毒气弹。北门外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主力两个联队轮番进攻，以期攻破北门，突入城内。但中国守军集中火力奋勇杀敌，26日一天挫败日军八次进攻，日军遭受极大伤亡。西门外遭日军猛烈炮火，渔父中学阵地被摧毁，守军虽仅存排长以下数人，仍战至最后，与阵地同归于尽。日军白天无法得手，其第三大队于夜间对大西门进行袭击，仍以失败告终，大队长被击毙，该大队所属中队军官非死即伤⁽¹²⁸⁾。东门守军面对正面之敌和北渡沅江强行登陆的第六联队，与敌搏杀，虽伤亡重大，阵地屹然不动。第五十八师坚持至此，全师八千多名官兵伤亡甚众，弹药消耗已过大半，但守城斗志丝毫未减，师长余程万命令：“自即刻起，所有排、连、营、团长，一律不得变更位置。”并为充实第一线兵力，将所有运输兵、担架兵合编为战斗部队，从炮兵中抽调三百余人加入步兵战斗，师部幕僚亦自告奋勇参加第一线战斗⁽¹²⁹⁾。

日军在连续三天攻城受挫后，于28日发起更为疯狂的进攻。日军的主攻方向在北门，在集中炮火轰击后，步兵反复冲击，北门工事悉被摧毁，防守北门的第一七一团堵截不及，至下午日军从北门突入城内。此时第五十七师已无预备队可资调遣，师长余程万遂命令该团逐次退守城北各街巷，常德保卫战进入巷战阶段。第一七一团利用民宅沿街设置火力点，顽强抵御日军，“苦撑恶斗，拼命力争，一寸山河一寸血肉，惊天动地，惨烈空前”，日军自叹“进展极不顺利，连续出现伤亡”⁽¹³⁰⁾。在大、小西门和东门的日军，自晨至暮，也一再猛攻城垣，但均为守军击退，滞留于城墙之外。因第一线部队消耗将尽，第五十七师又将师部杂兵、政工人员、常德警察等编入战斗部队，并请求战区火速增援。

29日，日军飞机向城内投掷燃烧弹，“城区大火蔽天，家屋碉堡，概成灰烬”。攻城日军也接到命令：“烧毁常德市街，迅速取得战果。”东门外日军依靠火攻，突入城内，但继续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入城后的战斗与北门方面同样艰苦”。西门守军奋力防守至深夜，并与突破城墙的日军展开白刃战，最终不支退入城内。余程万师长在危急关头致电第六战区：“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¹³¹⁾

30日，突入城内各路日军四处纵火，“穿墙凿壁，节节紧逼，我余兼师长及各级幕僚，莫不亲任指挥，尺土之微，不肯轻弃。”配属第五十七师守城的第七十四军炮兵团团长金定洲致电蒋介石：“孤城固守，弹尽，援军未到。虽士气奋勇，我步、炮均凭血肉与敌抢夺市街据点，但敌日增，我日减。职等牺牲事小，整个战局大，务恳严限援军协助袭逆为祷。”⁽¹³²⁾12月1日，常德城内巷战更为惨烈，守军在多处阵地抵抗至最后一刻，与阵地同归于尽。入夜，第五十七师防守区域只剩城内西南一隅。当日，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电告第五十七师，援军已抵达常德附近。2日，刚结束开罗会议返回重庆的蒋介石致电余程万，嘉勉第五十七师守卫常德“辉煌之战绩”，并令其“严督所部与常德共存亡”⁽¹³³⁾。2日拂晓起，日军“放大量毒气，炮击愈猛，空炸愈烈，火攻愈凶，窜逼愈近。我守兵与残破碉堡、阵地工事于惨烈斗争之后，复节节同归于尽，而城内残余之建筑物及碉堡百分之九十五已被毁灭。战至下午十二点左右，我几无立足余地。敌有隙钻隙，有墙登墙，到处流窜。我仅存少数人、枪，有一人使一人，有一枪使一枪，无枪则使刀矛或碎石棒”。尽管核心阵地已缩至约三百公尺见方的区域，但守军坚持抵抗，日军仍“不断出现伤亡”⁽¹³⁴⁾。

常德城内巷战进行到12月3日凌晨，余程万以援军未到，大局已无法挽回，遂命令第一六九团团长柴意新指挥残部继续牵制日军，其本人则亲率余部向南突围。柴意新率部与日军经十余次肉搏，终全部壮烈殉国，常德城陷于敌手⁽¹³⁵⁾。

第五十七师九千余名官兵守卫常德孤城，自外围作战至常德失守，坚持近半月。日军先后使用三万兵力和三百余门大炮进行围攻，全师官兵从外围至城垣再至街巷拼死血战，“兵亡官继，弹尽肉搏”，伤亡官兵5703名，谱写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壮烈史诗。日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占领常德后，承认遇到了“出乎意料之外的顽强抵抗”⁽¹³⁶⁾。

当日军向常德围攻之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除令第五十七师固守以外，并于11月24日令第九战区第十军及第九十九军一部进攻洞庭湖南岸亘沅江右岸日军；第六战区第七十四军、第一百军攻击进犯常德日军之右侧背，第十集团军主力渡过澧水，向羊毛滩、临澧方面求敌侧背而攻击之，第二十九集团军之四十四军由太浮山、太阳山攻敌后方，第七十三军夺回慈利，企图从外线对日军展开求心攻击⁽¹³⁷⁾。各部奉命后，即遵令推进，对进攻常德日军形成外线包围态势，但分别遭遇当面日军顽抗抵御，攻势难以取得明显进展，形成僵持局面。由资水北上的第十军以预十师向敌发起进攻，掩护第三师向常德方向突进。预十师师长孙明瑾率部英勇作战，身中四弹而壮烈牺牲。第三师则趁此掩护，于11月30日攻占常德城南五公里处的德山。

12月3日常德失守后，蒋介石于当日电令第六、第九战区，重申围歼日军之部署：“无论常德状况有无变化，决依既定计划围攻敌人。”⁽¹³⁸⁾第六、第九两战区接令后加紧对日军发起新一轮攻势，但所属各部因连续作战损失过重，仍无法取得进展。而攻占德山的第十军第三师却遇敌反扑，陷于围攻之中，第十军预十师、第一九〇师也因损失太重，无力救援，12月5日德山再度为日军占领。

当中日军队相持于常德地区时，第九战区为增强北援常德兵力而抽调九个团临时组成的欧震（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兵团于12月3日抵达战场，并于12月6日加入战斗，向常德以南的日军发起进攻。此时日军已有从常德撤出的迹象，但重庆最高军事当局判断，日军在常德附近兵力在八个联队以上，虽已向东北撤退，“但不能谓无久据常德之公算”，若“反攻无效，耗用殆尽，转恐无力收拾常德战局，而诱起敌更奢之企图”。因此令第六、第九战区准备守势部署，暂维持原态势，以观敌情之变化⁽¹³⁹⁾。

重庆的这一军事部署，使日军获得从容部署从常德撤退的时间。日军在制订常德作战计划时就确定，在攻占常德后适时返回，恢复原态势。但11月下旬美国驻华空军袭击台湾后，日本大本营开始考虑为摧毁美国驻华空军基地而打通大陆铁路线的作战计划。中国派遣军据此希望第十一军在占领常德后暂不返回，准备下一步作战，并于12月5日派员赴前线与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就此商讨。但横山勇认为，整个作战计划是以占领常德后返回制订的，由于兵力所限、信心缺乏等原因，第十一军无法长期在常德滞留，因此提出仍按原计划返回原驻地，必要时再出发。这一意见为中国派遣军同意后，第十一军决定于12月11日从常德前线全面撤退⁽¹⁴⁰⁾。

12月8日，中国前线部队侦知日军已开始撤退。9日，蒋介石电令薛岳、孙连仲：“常德之敌已动摇退却，仰捕捉好机，截击猛追，以收歼敌之效。”⁽¹⁴¹⁾中国军队随即开始全线反击，欧震兵团首先于9日黄昏再次克复德山，并乘势向常德发起攻势，当夜突入常德。常德在失守六天后即被收复。

12月12日夜，正向澧水南岸撤退的日军第十一军接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电报，根据大本营命令，要求其重占常德。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虽只得遵令停止向澧水北岸撤退，将部队部署于澧水南岸，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但对此命令颇有异议，认为并非上策，因为常德作战中国军队“防备坚固”，本方“损失甚多”，参战兵力五万余人，因伤亡、患病等原因减员一万，已无力再发起进攻，因此建议按计划撤回原驻地。在向中国派遣军反复说明情况后，第十一军终于获准继续后撤⁽¹⁴²⁾。

12月18日，日本第十一军在与中国军队对峙一周后全线撤退。中国军队尾随日军进行追击，并收复失地。至1944年1月初，日军返回原驻地，敌我部署恢复战前态势。

常德会战历时两月。根据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统计，中国军队击毙日军联队长三人，日军官兵伤亡约四万人；中国军队三名师长殉国，伤亡官兵约五万余人。日军战史则记载，至12月8日止日军战死1274人，负伤2977人⁽¹⁴³⁾。

在常德会战中，中国军队采取与第三次长沙会战相同的战略，即纵深抵抗，逐次消耗敌人，最后坚守常德，以外线兵团进行求心攻击，围歼日军。然而，由于会战初期防御作战退缩过快，会战后期外线兵团无法突破日军防线，第九战区增援部队又逐次使用，未能在常德失守前全部及时抵达战场，这一战略构想最终没能完全付诸实施，取得预期战果。因此中国军队虽在常德会战中予日军相当打击，日军仍基本按其战前部署完成此次作战。

第三节　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作战

一　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冬开始因日军调整军事进攻重点逐步进入困难时期，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是抗日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

困难局面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日军自1942年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扫荡”作战，使根据地在军事斗争中面临极端严峻的局势。“在四一、四二两年内，敌人实施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一次比一次毒辣，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了‘完成大东亚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方针，所以在四二年的第四第五两次治强运动中，斗争特别尖锐”⁽¹⁴⁴⁾。日军在1942年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的千人以上的“扫荡”作战达77次，其中万人至五万人的“扫荡”作战达15次⁽¹⁴⁵⁾。在此期间，日军为了封锁、阻隔八路军，在多处制造“无人区”。如沿长城线制造了一片长数百公里宽4—40公里的带状无人区，构筑了割断壕245公里，其他封锁线工事74公里，动用作业人员达195万人次。并以武力强迫居民搬迁⁽¹⁴⁶⁾。在“扫荡”作战中，日军增加了在抗日根据地内的据点并增修了公路网。如在晋察冀边区，1941年春日军只有八百多个据点，但至1942年6月已增至1460个，平均每县有15个以上据点，并在据点周围与公路、铁路两旁兴建了多至七层的封锁沟与墙⁽¹⁴⁷⁾。由于日军点线的增加，“扫荡”作战更为频繁，使抗日根据地面积显著缩减。在晋察冀边区，冀东、冀中两块平原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北岳、平西、平北三块根据地大大缩小。在晋冀鲁豫边区，冀南根据地许多县、区抗日政府解体，中共基层组织垮掉一半，冀鲁豫区只留下像孤岛一样互不相属的几片不大的根据地，维系着周围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太行区的面积从1940年的十万平方里下降至八万多平方里，太岳区虽总面积没有减少，但全区无一完整的县。山东抗日根据地则缩小了三分之一⁽¹⁴⁸⁾。

而灾荒使面临日军残酷进攻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雪上加霜。1940年秋后开始侵袭华北的水灾、旱灾、虫灾一直延续到1942年，在太行等根据地更是延续到1943年。不少地方旱情连续数月，庄稼颗粒无收。灾情严重的冀南一带，老百姓普遍以糠菜树叶为食，除松柏以外，所有树上的叶子、树皮全被采光⁽¹⁴⁹⁾。日军的“扫荡”、烧杀抢掠和“三光”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灾荒的祸害，使原本物资就极为匮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的基本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残酷的军事斗争和严重的灾荒也使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日趋困难，军用器材和弹药倍感缺乏，有些部队，每人平均只发几发子弹。在这最为困难的时期，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缩减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30万⁽¹⁵⁰⁾。

面对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具体方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41年12月17日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但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因此，“应当说明太平洋战争后的有利形势，说明胜利前途更加接近，以克服右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以坚定胜利信心；同时说明敌后抗战仍旧是长期的，艰难的，残酷的，以避免懈怠心理的可能产生”。基于对局势的这一估计，中共中央提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而具体的军事方针是：“假如敌进行扫荡，应坚决反抗之，如不扫荡，则除进行必要的游击战争外，应利用时间，休养兵力，恢复元气”。中共中央号召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英勇斗争的抗日军民，“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¹⁵¹⁾。12月2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又就1942年的中心任务向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出指示，指出“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¹⁵²⁾。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等许多重要措施，为根据地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指明了方向。

二　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日军于1941年3月底开始在华北发起“治安强化运动”，企图以政治、军事、经济、思想一元化的总体战来稳固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并根据它自己确定的治安标准将华北划为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对策：一、治安区，即仅依靠伪军就能确保治安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应由华北伪政权代行管理，由伪警察承担治安工作，日军尽可能早日撤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二、准治安区，即中日双方势力相互交错，治安须靠日军维持但抗日游击活动仍很活跃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应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指导、帮助建立并加强县警备队和保乡团，以图控制县政；并应加强搜寻和“扫荡”中共势力，予以扼制和削弱，逐渐提高伪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过渡到治安区。三、未治安区，即日军发动作战时占领、结束后仍成为中共根据地和策源地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应不断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拆除、破坏其设施和军需品，使中共不能安身和建设，并应反复“扫荡”，使中共方面难以重建，随后日军进驻，使之向准治安区过渡。1941年7月，日军制订计划，决定用三年的时间，将治安区从10％扩大至70％，将未治安区从30％降至10％⁽¹⁵³⁾。

太平洋战争开战后，日军在华北进一步推动“治安强化运动”。12月8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部下训示：“方面军鉴于其政略、战略上的地位及任务，感到所负责任更重，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应欣然加以克服，进而推动华北境内的治安及建设。”在新的战争形势下，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在政治上强调“在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下刷新和加强政务指导力量，进行强有力的一元化领导”，“以扶持中国方面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使之能够积极参与我军的施策，进而无需我军直接援助，就能确保本身负责范围的治安，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人的能力”，也就是要更多地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充分发挥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的作用，弥补自身的兵力不足，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在经济上强调“尽快确立军、官、民的自给自足经济，以确保民生，并在减轻我国经营华北的负担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供应我国所需要的战争资源”，向“飞跃的战时经济体制”迈进，将华北建成“兵站基地”，培养和补给日军战斗力，服务于战争全局。在思想上强调进一步推动思想战，鼓吹所谓大东亚战争是清算英美侵略的正义战争、皇国的兴衰是大东亚兴废的关键、日华命运不可分离等论调，加强新民会等伪组织，并关闭了燕京大学等学校，在日军管理下接收各种学校，强化奴化教育⁽¹⁵⁴⁾。

1942年2月，华北日军制定了当年度治安肃正计划，其基本方针是：“沿袭前一年度计划大纲，特别在军事方面，灵活实现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在治安建设方面，设法掌握民心，促进中国方面独立自主的积极性，大力推行具有创造性的措施，使治安状况得到空前改善。”该计划将“河北省北部的肃正工作为重点”，而治安肃正的重点又“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地区开展治安肃正工作”，企图以此消灭河北省北部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将未治安区变为准治安区，将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从而扩大治安区的面积⁽¹⁵⁵⁾。

3月30日，日军以纪念国民政府（即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两周年为名，发起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运动的目标定为：“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运动名义上由华北政务委员会领导，新民会为核心，但实际上皆操纵于日军之手。为反对此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专门发出指示，要求针锋相对地对日军发起政治攻势，“强调日本必败，用事实来驳斥日寇的欺骗宣传”，并且“随时提高警惕性，准备迎接敌之‘扫荡’，并集中一切力量，在接敌区与敌进行斗争”⁽¹⁵⁶⁾。

作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日军发动了所谓春季四大肃正作战，向冀东、冀中、冀南和晋东南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作战。日军首先于4月1日向冀东发起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扫荡”作战。冀东地区处于联结华北与东北的要道，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前已实际控制该区，并扶植了殷如耕傀儡政权，统治十分严厉。但1938年7月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一直在此活动，并在蓟县、滦县等七个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设置了直辖于晋察冀军区的冀东（第十三）军分区，成为深入敌后的一把尖刀。此次日军向冀东进行“扫荡”动用了第二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和关东军以及伪军等共三万余人，而冀东军分区此时只有两个团数千人。日军凭借优势兵力向冀东根据地进行合击，冀东军分区避敌锋芒，适时转移，向热河境内挺进。日军合击扑空后，即分散部署，进行剔抉“扫荡”。6月上旬，日军一部调离后，冀东军分区部队抓住时机于6月下旬重返冀东，并在7月间多次袭击日军汽车，伏击日军部队，使日军屡屡受挫。8月，日军再派主力进入冀东，反复合击，并加强驻守兵力，企图以“蚕食”为主、“扫荡”为辅的方式扩大其占领区。冀东军分区针锋相对地开展反“蚕食”斗争，打击伪组织，破坏交通线，坚持平原游击战。日军对冀东的这次大规模“扫荡”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在此期间，为了阻隔中共部队的活动，保护伪满洲国的“边界”，日军沿长城线制造了一片长数百公里宽4—40公里的带状无人区⁽¹⁵⁷⁾。

冀中是日军此次肃正作战的重点地区。日军认为，“冀中地区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¹⁵⁸⁾4月中旬，日军制定了对冀中的作战实施计划，其方针为：“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日军调集了第四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等部十八个步骑兵大队为基干，共约五万兵力。而冀中军区所属抗日武装力量只有约3.5万余人。冀中军区和区党委预料日军即将“扫荡”，于4月下旬决定了反“扫荡”的各项措施，包括精简党政领导机构，主力部队保持相对集中、机动，选择适当时机突围至山区，并留精干部队于内线坚持斗争。八路军总部也就冀中反“扫荡”专门发出指示：“为了长期坚持冀中，坚持华北，改变某些斗争方式，以求减轻这次损失”，“冀中反‘扫荡’战是相当长期的，最严重的是在最后阶段之反‘清乡’斗争中巩固群众与军队的政治情绪，避免过大过早疲劳与牺牲”⁽¹⁵⁹⁾。

5月1日，日军开始向冀中发起“扫荡”作战，故此次作战又称“五一大扫荡”。5月1日—10日是日军“扫荡”作战第一阶段。日军分几路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并对石（家庄）德（州）路以北，东至滏阳河、西迄无极安国一线的地区完成了马蹄形包围圈。冀中军区一部转移至外线保持机动，但军区指挥机关与大部部队被迫退向根据地中心区，陷于被动局面。5月11日—15日是第二阶段，日军以主力对包围圈内深县东南、安平西南和深县、安平以东地区进行合击，随后又以深县东北和安平地区为重点，反复“扫荡”。冀中军区除留主力一部坚持战斗外，领导机关与主力大部陆续突围转至外线。5月16日—6月20日是第三阶段，日军在根据地中心区留下机动部队，隐蔽集结于主要点线，故意留出空隙引诱八路军返回。冀中军区对敌情判断不够准确，认为日军可能撤走，于是在5月21日、22日令部分主力部队返回根据地中心区。日军即以重兵围攻，冀中军区部队遭受相当大的损失。6月初，冀中军区决定主力部队向外线转移。6月9日，冀中军区一部于深泽城东北宋庄伏击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坂本。在近两个月的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冀中部队共作战272次，击毙击伤日伪军万余人，但冀中区也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地为敌细碎分割而控制”，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部队减员将近一半，民众被杀被掳达五万余人⁽¹⁶⁰⁾。冀中大片的平原根据地此后成为一小块一小块的游击根据地。

八路军建立的冀南抗日根据地也是日军春季肃正作战的目标。日军对冀南发起作战的目的是“击溃冀南地区的国共两军，封锁其暗中活动，以便将来向治安地区推进”。为了配合冀中作战，日军特将冀南作战安排在先，以隐蔽冀中作战的企图，迷惑并牵制对手。4月29日，日军向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武城地区发起全面进攻。由于日军隐蔽作战企图并散布各种假情报，冀南军区面对突然袭击猝不及防，仓促应战，虽经苦战大部突出重围，仍遭受很大损失。此后，日军又对冀县、枣强地区进行“扫荡”，并在占领区设立据点，构筑割断壕，建立伪政权机构和保甲制定，企图向所谓的“治安区”推进。冀南抗日根据地在此次反“扫荡”中，正规军减员（牺牲、负伤、被俘和失去联络及自行离队）达30％以上（约万余人），游击队垮了十之七八，军队连以上、党政民区以上干部损失四五百人。但冀南军民并未停止抗日斗争。日军自己承认，至6月，中共领导的“地下活动有开始活跃的迹象”⁽¹⁶¹⁾。

日军春季肃正作战的另一个重点目标是晋东南地区。与河北、河南接壤的晋东南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主体，其中又分为晋冀豫交界处山岳地带的太行区和沁河中游的太岳区，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就驻扎在太行区内。日军第一军“以歼灭太行、太岳军区的共军为目的”，从4月上旬起即开始对晋东南地区的作战准备。5月14日日军发起“扫荡”作战，其作战计划分成四期。第一期从5月14日—28日，日军以七千余兵力对太岳区南部进行合击，八路军除以一部阻敌外，大部转移，使日军合击扑空。随后，日军进行疯狂的“扫荡”，大肆烧杀。与此同时，日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辽县（今左权县）、涉县地区完成了包围。第二期是此次“扫荡”的重点，自5月20日—6月8日，日军以2.5万兵力分四路向八路军总部发起进攻，并派出空军进行搜索和对地面攻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及三八五旅及时转移至日军合击圈外，但八路军总部在转移过程中与日军“特别挺进杀人队”遭遇。“特别挺进杀人队”是日军为此次作战专门成立的，士兵经特别选拔，着便衣，其任务是在主力进攻前先行出发，“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如不得手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蔽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25日，八路军总部与其交战，彭德怀副总司令率一部突围，但左权副总参谋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27日起，日军转入分散部署，进行剔抉“扫荡”。此时转移到外线的八路军部队开始向日军补给线、铁路干线发起攻击和破袭。5月31日，新一旅奇袭日军长治机场，击毁日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2座。第三期自6月8日—20日，日军以一万多兵力向太行区南部的平顺及临近的林县地区发起进攻，在对八路军合击落空后，转入剔抉“扫荡”，并攻击国民党部队第四十军。第四期自6月21日—7月8日，日军的作战目标集中在晋豫边境的国民党三个军。日军发起攻击后，党军迅速转移，日军进行追击，并展开清剿。此次反“扫荡”作战，八路军歼敌三千余人，虽自己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但粉碎了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和歼灭八路军主力的企图。正如日军自己所言：“对于第十八集团军虽摧毁其根据地，使之陷入极端的困境，但未能制其死命。”⁽¹⁶²⁾

1942年10月，日军为扩大并巩固治安区，又发起为期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日军进行了所谓的“治强战”。与春季四大肃正作战相比，这次秋冬季的“治强战”规模要小些，其特点是“与治安工作和对敌封锁相配合，不断地进行了小规模的肃正讨伐”。

日军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及与之相连的“扫荡”作战，虽使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遭受重大损失，面临抗战以来最为艰难的局面，但中国共产党仍坚持并依托根据地继续抗日游击斗争，而且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新的斗争策略。日军在华北虽占有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却面临兵力不足的困境，而八路军具有人民支持的政治优势，因此针对日军向根据地疯狂“扫荡”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提出了“敌进我进”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口号，即与敌人争夺游击区，并向敌人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占领区渗透。为适应这一新的对敌斗争方式，一种新的战斗组织“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出现了。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决定建立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工作。3月17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签署了《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工作指示》，规定了武工队的任务⁽¹⁶³⁾。随即华北各根据地开始向敌后派出武工队。武工队是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斗争于一身的对敌进行综合作战的小型游击队，规模在十几个人至数十人间，“把各种抗日斗争的方式带到敌人营垒里去动摇敌人之心脏，并创造了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办法”，是“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¹⁶⁴⁾。武工队深入敌后，打击了日军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牵制了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作战，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如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派出的敌后武工队，在1942年下半年恢复和建立了1600个村政权，其中许多是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¹⁶⁵⁾。在冀中、冀南这样的平原地区，抗日军民为打破日军的残酷“扫荡”和严密封锁，并便于对敌发起袭击，挖掘了四通八达甚至村村相通的地道网，将平原游击战坚持下来，使日军惊叹“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¹⁶⁶⁾。

进入1943年后，日军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面临日益严峻的局势，不断将华北方面军的基干兵力抽调至其他战场，原先强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体战因日军兵力削弱实际上无法实行，不得不将与作战警备无直接关联的政治、经济等事务交由华北伪政权处理，而伪政权却根本无力承担。因此，日本控制下的所谓治安区日趋缩小，而在准治安区，“原来以一个分队就能行动的地区，现在则必须用一个小队到一个中队的兵力才行”。日军一名高级军官不得不承认：“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其后，巡视了所担任警备的地区，看到的情况是，几乎没有税收，逃避劳役，农商不振，筹办军需品困难，搜集敌情亦极困难，敌人阴谋恐怖活动活跃，而我警备队则孤立无援，中国方面（指华北伪政权——引者注）各机关也因敌人的反封锁，陷于同样状态。”⁽¹⁶⁷⁾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开始从严重困难中走出来，抗日游击战重趋活跃，敌后根据地逐渐恢复并发展扩大。在晋察冀边区，到1943年底，北岳区恢复和发展了二千多个村庄，新成立了五个县政权，冀中区恢复和扩大村庄三千五百多个，恢复游击根据地五十四块，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冀东也恢复了原有的平原基本区，并开辟了一部分新区。晋冀鲁豫边区等根据地也逐步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¹⁶⁸⁾。日本战史记载此时的华北局势时写道：“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华北治安殊堪忧虑。”⁽¹⁶⁹⁾

三　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反“清乡”、反“扫荡”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发展至拥有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另有新四军经常游击活动的地区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其中约十万平方公里是巩固的根据地⁽¹⁷⁰⁾。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分布情况是，第一师在苏中根据地，第二师在淮南根据地，第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第四师在淮北根据地，第五师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六师在苏南根据地，第七师在皖江根据地。

华中地区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及汪精卫伪政权的战略重点。日伪为巩固其统治，于1941年起在华中开始推行“清乡运动”。所谓“清乡”，就是以军事“扫荡”为主体，辅之以强化日伪反动统治的政治清乡、大肆掠夺的经济清乡和宣扬奴化教育的思想清乡，实际上是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的总体战。按汪伪政府的日本军事顾问晴气庆胤的话说，就是“指定应清地区，从事清剿，继以政治，辅以党务，以矫正其观念，了解和运之真谛，整理之，建设之，以健全之行政机构，恢复乡村秩序，则地方之治安庶可确立”，“清乡工作，军政相辅而行，可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为中心，而以军事推动之，且特工又从旁协助”⁽¹⁷¹⁾。“清乡”的目的就是为了实行政治上的“以华制华”和经济上的“以战养战”。1941年3月，日军第十三军在苏州设立了清乡司令部。同月24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为委员长，伪立法院长陈公博、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秘书长。6月，汪伪在苏州设立清乡委员会办事处，由李士群兼主任，负责苏南地区的“清乡”。从7月—12月，日伪先后对苏南的吴县、常熟、昆山、太仓四个县的部分地区和无锡、常熟、江阴三个县的部分地区发起了两期“清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于1942年2月发起对苏南地区的第三期“清乡”。在这之前，汪伪将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合并于伪江苏省政府，并成立省保安司令部，同时设立清乡区党务办事处，在“清乡”期间代行伪省党部的职权，而伪省主席、保安司令和办事处主任皆由李士群兼任，以党政军一元化的形式统管“清乡”。第三期“清乡”在昆山、吴县和无锡三县京沪铁路以南地区和江阴、武进两县部分地区进行。与前两期相比，除继续在农村实施“清乡”的各种措施外，并扩展至吴县、无锡、常州、昆山等城市⁽¹⁷²⁾。在“清乡”中，日伪依靠交通干线和据点实行分区封锁，在夜间突击搜索新四军和抗日干部。苏南根据地的新四军在“清乡”初期“因无经验猝不及防，又加战术指导上的缺点，是受了相当的损失，约当于实力的五分之一”⁽¹⁷³⁾。但在反“清乡”斗争中，新四军认识到，“清乡”与一般的“扫荡”不同，后者带短期性，前者则不仅在打击我方主力，还要将我方区域彻底伪化，因此相应的对策应是“主力预先转移，跳出其清剿圈，并以少数武装人员利用很好的群众关系，分散坚持原地斗争”⁽¹⁷⁴⁾。因此，新四军根据形势调整斗争策略，在京沪铁路以北由建立游击根据地转为隐蔽斗争为主，组织精干便衣武装打击小股敌人的方式，在京沪铁路以南采取以地方武装、民兵为骨干，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主力部队则在丹（阳）金（坛）武（进）、太（湖）滆（湖）、横山、大官圩等地分散开展游击战，恢复了这四块游击根据地⁽¹⁷⁵⁾。

日伪前三期“清乡”均在苏南并主要集中在京沪铁路以北地区，从1942年夏起，日伪将“清乡”扩展到江、浙两省位于太湖东南的地区和上海郊区。7月，日伪开始对太湖东南地区的第一期“清乡”，包括吴江、青浦、松江三县和嘉兴、嘉善两县之一部，并在浙江嘉兴设立了清乡委员会驻嘉办事处，由李士群的副手汪曼云任主任。该期“清乡”原定一年时间，但伪浙江省主席傅式说担心李士群通过“清乡”抢占他的地盘，因此不予配合，以致“清乡”尚未充分展开，就于9月草草收场。10月，日伪开始太湖东南地区的第二期“清乡”，并成立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由傅式说兼主任，负责实施。“清乡”区域包括浙江的平湖、海盐和江苏的金山三县的全部和浙江的嘉兴、嘉善、海宁和江苏的松江四县的部分地区，划分为两嘉、平湖、海盐、金山、松南、海宁六个特区。11月，日伪军队开始进行“扫荡剔抉”的军事行动，并推行封锁、编组保甲等各种措施⁽¹⁷⁶⁾。

日伪对上海郊区的“清乡”开始于1942年8月。8月1日，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兼主任。16日，陈公博与日军小林部队长小林信男签订《关于上海地区清乡工作中日协定》，规定日军以担任军事为主，伪上海市政府以担任政治为主。9月，日伪开始推行上海第一期“清乡”，将南汇、奉贤、北桥三区划为清乡区，由日军为主，伪军配合，对三区实行封锁和搜剿⁽¹⁷⁷⁾。中共浙东区党委为粉碎“清乡”，派出由十二人组成的小型武工队赴浦东“清乡区”坚持斗争。武工队在群众掩护下，袭击日军，惩治汉奸，争取伪军清乡人员反正，打击了日伪的“清乡”活动，并建立起了抗日游击根据地⁽¹⁷⁸⁾。

日伪在对长江以南地区推行“清乡”的同时，还对长江以北的苏中等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剿”。1942年春夏两季，日伪军相继对苏中根据地的海门、启东地区，泰兴、靖江、泰州和如（皋）西地区，江（都）高（邮）宝（应）地区等发起“清剿”。苏中根据地及新四军第一师采取分散游击与敌纠缠的方针，以麻雀战、阻击战等形式袭扰杀伤日伪军，并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改造地形，给敌制造障碍。日伪的“清剿”延续至11月中旬，长达半年之久，但最终无法实现其预定计划，为苏中军民所粉碎⁽¹⁷⁹⁾。

11月中旬，日伪军又对淮海、淮北、淮南三块根据地发起“扫荡”。日伪军以1.3万余兵力对上述根据地进行合围，企图寻歼新四军主力和党政领导机关。各根据地以主力和领导机关转移至外线，使日伪军合围扑空，并抓住日伪后方空虚之机，袭击蚌埠附近敌据点。日伪在合围扑空后，在根据地内反复“扫荡”，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实现分区“清剿”，加剧了各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困难。

鉴于日伪1942年下半年对苏中等根据地的进攻及继续向长江北岸增兵，新四军判断日伪将在新的一年对长江以北的敌后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因此决定分散部队，转移领导机关，并将此计划报告中共中央。1943年1月5日，毛泽东复电同意该计划，并要求他们“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电指示：“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¹⁸⁰⁾1月初，新四军和华中局机关从苏北盐（城）阜（宁）地区秘密转移至盱眙。

1943年春，日军如新四军所料进一步集中兵力对华中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乡”，其进攻的重点是苏北和苏中根据地。2月17日，日伪军以二万兵力向苏北盐阜区发起“扫荡”，企图围歼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党政领导机关。由于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早已转移，新四军第三师除留一部于扫荡圈内与敌周旋，主力向扫荡圈外转移，避敌锋芒。日伪在扑空之后，分兵十数路进行分区“清剿”，修筑公路，安置据点，企图实行长期控制。新四军第三师在扫荡圈内部队袭扰日伪军，打击其薄弱部队，在扫荡圈外部队则寻机攻击敌据点，打击其交通运输。日伪军在新四军内外线打击下，顾此失彼，除留一部兵力守备据点外，其主力于3月中旬不得不向淮阴、盐城等地撤退。于是，新四军集中兵力向敌发起进攻，并攻克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4月14日，新四军第三师胜利结束反“扫荡”作战，杀伤及俘虏日伪军共约一千五百人⁽¹⁸¹⁾。

在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同时，日伪对苏中根据地开始“清乡”。4月1日，日伪成立苏北区清乡主任公署。8日，李士群与日军指挥官小林信男签订《关于苏北第一期地区清乡工作实施之协定》。日伪选择南通、如皋、海门和启东四县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集结两万多兵力向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分进合击，进行“军事清乡”。新四军对日伪“清乡”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在‘清乡’圈内以分散的群众游击战，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打击敌人。在非‘清乡’区则以积极动作进攻其薄弱据点，特别是向派出了‘清乡’部队的伪军防区进攻，以配合四分区之坚持。”⁽¹⁸²⁾日伪军开始合击时，第四军分区以大部主力转移至封锁线外打击敌人，而留在“清乡”区内的主力、地方武装、民兵则避敌锋芒，专打日伪“清乡”小分队，袭击敌“清乡”机关，并开展伏击战，阻扰敌修公路、筑篱笆、架电线。新四军还多次潜入日伪在苏中“清乡”的指挥中心南通城内，先后镇压“清乡”人员百余名。日伪在苏中的“清乡”，“铁蹄所至，残暴兽行随至，掳掠不论贫富，十室九空，奸淫竟及女孩老妇，极尽兽行之能事。如南通中区被奸淫妇女为数即达千人。奸淫掳掠之外，复采取烧乱杀政策，‘清乡’区内被烧毁之民房，触目皆是”⁽¹⁸³⁾。6月，日伪转入“政治清乡”，集中大批军警推行编查保甲，企图建立并强化伪组织。第四军分区广泛发动群众反对编查保甲，并以游击战袭扰日伪军，打乱其“政治清乡”的计划。在“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都不能获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日伪从8月起又推行所谓的“机动清乡”和“延期清乡”，但仍无法达到其预期目标。而新四军在反“清乡”斗争中，从分散的小型的游击战发展成“全面全民的游击战局面，敌人虽部分分割了我地区，但有些地区我工作更为加强，我控制力量能达敌占领之地区”⁽¹⁸⁴⁾。

1943年春，日伪还在镇江地区推行“清乡”。镇江地区包括镇江、丹阳、扬中三县（后又划入武进、无锡两县），地处大江南北的出入要冲，南接新四军的茅山根据地，北与新四军的苏北根据地隔江相望，是抗日力量南北来往的交通要道，因此成为日伪“清乡”的重点。3月1日，镇江地区清乡主任公署成立。4日，李士群与驻镇江地区日军指挥官山内正文签订《关于镇江地区清乡工作之中日协定》。随后，日伪军队开始疯狂残酷的军事“扫荡”，由点、线扩展至面，并实施封锁以及清查户口等措施。镇江地区的“清乡”一直持续到次年10月⁽¹⁸⁵⁾。

1942—1943年，由于日伪疯狂的“清乡”和“扫荡”，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但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根据地军民继续敌后抗战，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巩固并发展了敌后根据地，最终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

(1)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759页。

(2) 1941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直辖三个师团，其属下的第一军辖三个师团、第十二军辖两个师团，驻华中的第十一军辖六个师团，驻江南的第十三军辖三个师团，驻华南的第二十三军辖两个师团，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八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5页。

(3)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758页。

(4)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761页。

(5)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29—30页。

(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134、185页。

(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144页。

(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191—193页。

(10)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396—397、401—405页。

(11)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536—539页。

(12)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559—560页。

(13)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第七册，第185页，引自徐勇：《征服之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

(14)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97页。

(15) 参见马振犊：《惨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226页。

(16) 《蒋介石致薛岳电》（1941年12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17) 《战时外交》（三），第74页。

(18) 梁敬：《史迪威事件》，第19页。

(19) 《军事委员会拟各战区目前之急务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83—84页。该稿所注日期仅为“1941年”，但根据其内容，可推定此稿成于12月中、下旬。

(20) 《军事委员会拟国军攻势作战计划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79页。

(21) 如军令部1940年4月的《国军守势作战计划稿》、8月的《拱卫行都交通破坏计划》，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51—71页。

(22) 《战时外交》（三），第159—160页。

(23) 《战时外交》（三），第161页。

(2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长沙作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页。

(25) 《长沙作战》，第140—141页。

(26) 薛岳：《第三次长沙会战》，全国政协本书编写组编：《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27) 《薛岳致蒋介石等密电》（1941年12月1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35—1136页。

(28)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377、385—386页。

(29)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389页。

(30) 《杨森致徐永昌密电》（1941年12月2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42页；《长沙作战》，第149页。

(31) 《长沙作战》，第151页。

(32)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391—392页。

(33) 《长沙作战》，第158页。

(34) 《长沙作战》，第162页。

(35) 《蒋介石致薛岳密电稿》（1941年12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46页。

(36)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395—397页；《薛岳致蒋介石密电》（1941年12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45—1146页。

(37)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401页。

(38) 《事略稿本》，1942年1月3日，台北“国史馆”。

(39) 《长沙作战》，第182—183页。

(40) 赵子立、王光伦：《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杨正华：《长沙保卫战始末》，均载全国政协：《湖南四大会战》。第十军长沙会战机密日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53页。

(41) 《蒋介石致薛岳密电稿》（1942年1月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55页。

(42)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407页。

(43) 《长沙作战》，第186页。

(44)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411页。

(45)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199页。

(46)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412页。

(47) 《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要报》（1942年1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57页。

(48) 《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我军伤亡失踪官兵统计表》，《敌军伤亡表》，《作战经过》（二），第541—546页。此两表为侍从室第六组调制，后一表附记曰：“本表系根据军令部转据薛长官一月养达长回辰达电调制，其伤亡总数过大，似不确实。”另据日方记载，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见《长沙作战》，第215页。

(49) 《长沙作战》，第214页。

(50) 《事略稿本》，1942年1月10日，台北“国史馆”。《长沙作战》，第214页。

(51)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792页。

(52) 蒋纬国：《抗日战争指导：蒋委员长领导抗日艰苦卓绝的十四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64页。

(5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著、高书全译：《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页。

(54)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210页。

(55)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213—214页。

(56)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211—215页。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著、贾玉芹译《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记载，日军出动兵力共达85个大队，见该书第75页。

(57) 《昭和十七、八年的D国派遣军》（上），第79页。

(58)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0页。

(59)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1页。

(60) 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61) 《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0—601页。

(62)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90页。

(63)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96页。

(64)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43页。

(65)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04页。

(66)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45页。

(67)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1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03页。

(68) 《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2页。

(69) 陈颐鼎：《衢州保卫战亲历记》，《闽浙赣抗战》，第361页。

(70)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57页。

(71)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58页。

(72) 《徐永昌日记》第六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17页。

(73) 《第三战区浙赣会战作战经过概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573页。

(74)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18页；《抗日战史》第八册，第63页。

(75) 陈颐鼎：《衢州保卫战亲历记》，《闽浙赣抗战》，第361—362页；《顾祝同报告衢州战役溃败经过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559页。

(76)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320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81页。

(77) 《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4页。

(78)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81—85页。

(79)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46页。

(80)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39页。

(81)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54—156页。

(82) 《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5页。

(83)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29页。

(84)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514页。

(85)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70—172、186—188页；《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10页。

(86) 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3页。

(87)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89页。

(8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著、高书权译：《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页。

(8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744页。

(90)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98—101页。

(91)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11页。

(92)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15—116页。

(93)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71页。

(94)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33页。

(95)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82页。

(96)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35—136页。

(97)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0页。

(98)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45—146页；陈诚：《陈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99)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3页。

(100) 《作战经过》（二），第602页。

(101)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1页。

(102)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5页。

(103)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195页。

(104)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64页；《陈诚回忆录》，第116页。

(105)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8—100页；《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65页。

(106) 《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94页；《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73—175页。

(107) 《作战经过》（二），第603页。

(108)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03—104页。

(109) 《周至柔致何应钦电》（1943年6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七八七，8842；《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97页。

(110)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07页。

(111) 刘凤翰：《抗日战争史论集》，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151页；《作战经过》（二），第597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07—108页。

(112)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227页。

(113)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43页。但据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天野正一的看法，常德作战的目的与鄂西会战相同，也是为了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力，见《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25页。

(114)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27页。

(115)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6页。

(116) 军令部编：《常德会战之检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07—1208页；《蒋介石致第六战区参谋长郭忏电》，《作战经过》（二），第607页。

(117) 《蒋介石致孙连仲等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0页。

(118)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44页。

(119)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26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7页。

(120)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7页。

(121)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30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45页。

(122) 邱正民：《常德、桃源地区战斗》，载《湖南四大会战》，第274—275页。

(123)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72—173页。

(124)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0—1191页。

(125)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1页。

(126)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63页。

(127)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61页；《第五十七师关于战前敌我态势及作战经过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5页。

(128)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64页。

(129) 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86页。

(130) 《第五十七师关于战前敌我态势作战经过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5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69—170页。

(131)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2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70页。

(132)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2、1202页。

(133) 《蒋委员长令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等保卫常德电》，《作战经过》（二），第608页。

(134) 《第五十七师关于战前敌我态势及作战经过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6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71页。

(135)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90页。另有材料记载，余程万命柴意新离城策应援军，而“柴仍欲死守城内，促师长前往”，最后以身成仁，见《作战经过》（二），第616页。

(13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2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71页。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认为，“此次战役之激烈为淞沪会战后之第一次”。但其对余程万撤离常德城却颇有微词。见《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212页。

(137)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3页。

(138) 《蒋介石致薛岳、孙连仲江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3页。

(139) 军令部编：《常德会战之检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11页。

(140) 《日军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44—45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78—181页。

(141) 《蒋介石致薛岳等青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3页。

(142)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85—190页。

(143) 军令部编：《常德会战之检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13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91—192页。

(144) 邓小平：《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转引自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61页。

(145)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146)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72—174、215页；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0—652页。

(147)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解放日报》1942年6月7日。

(148)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32页；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第158—159页。

(149)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第65页。

(150)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15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5页。

(15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72—273页。

(153) 《华北治安战》上册，第414—418页。

(154)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33、58、70—76页。

(155)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00—101页。

(156)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反对敌寇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下册，第646页。

(157)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72—174、215页；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89、697—699页。

(158)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31页。

(159) 《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关于粉碎敌对冀中“扫荡”的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下册，第655页；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第626页。

(160) 吕正操、沙克致军委集总军区电，1942年9月，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大“扫荡”》，第599—602页；罗焕章、高培主编：《中国抗战军事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346页；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第631、635页。

(161) 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第171页；《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35—137页。

(162) 刘伯承：《太行军区一九四二年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大“扫荡”》，第637—644页；《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78—183页。

(163) 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第175页。

(164) 《朱德选集》，第153页。

(165) 罗焕章等：《中国抗战军事史》，第350页。

(166) 《华北治安战》，第441页。

(167)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291—292、341页。

(168)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471—472页。

(169)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282页。

(170)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85页。

(171) 余子道、刘其奎、曹振威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137页。

(172)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28页。

(173) 陈毅：《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9页。

(174) 刘少奇：《关于苏南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175)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88页。

(176)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432—436、442—443页。

(177)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90—191、518—519页。

(178) 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苏南抗日根据地》，第11—12页；朱亚民：《浦东的反“清乡”斗争》，载上海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华中抗日斗争回忆》第二辑。

(179)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88页。

(18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181) 黄克诚：《盐阜区反扫荡》，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182) 《粟裕军事文集》，第183—187页。

(183) 粟裕：《苏中反清乡斗争胜利》，《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1日。

(184) 吉洛、钟民：《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的经过》，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日汪的清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72—797页。

(185)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92、488—489页。

第三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国统区

第一节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强化

一　蒋介石重任国民政府主席后的中央体制

1943年5月12日，为接受加拿大新任驻华大使呈递国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从重庆歌乐山双和桥官邸乘车入城，前往国民政府办公处。不料，专车在行驶途中与美军卡车相撞，遂使林森突患脑溢血，卧床不起。8月1日，林森在双和桥官邸去世。林森的去世为蒋介石重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提供了机会，也引起了国民政府中央统治体制的一些变化。

在国民党的统治体制中，国民政府主席一直是个微妙的职位。它随着国民党权力重心的转移而发生变化，权力大小也因人而异。现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是根据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的精神而被推举上台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内外交困，在各方压力之下被迫于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海陆空军总司令之职。在这一背景下，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广东方面（以胡汉民、孙科等人为代表）决议趁此机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改变国民政府主席大权独揽的状况。于是，12月22日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便正式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选举“年高德劭”的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并通过了《关于中央政制改革案》。它的最大特点是约束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试图建立内阁责任制的权力运行机制。最明显者，以前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依规定兼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而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时，则无此规定，且明确规定不得兼任其他官职。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依规定五院院长、副院长，陆海空军司令、副司令及直隶于国民政府之各院部会长，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免，而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时，则无此权⁽¹⁾。由此可见，国民政府主席权限的变化是很大的。

从此，在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整个期间，仅是一个虚尊的政府元首，政务实权在行政院。林森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和处境，曾自嘲为“监印官”。由于蒋介石复职后长期担任行政院院长，掌握政府实权，所以没有向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伸手。再者，林森在国民政府主席任上也很会察言观色，博得蒋介石的信任。这样，原本规定只能连任一次，即到1935年12月就应期满卸任的林森，竟连续当了十二年的政府主席，直至去世。而蒋介石虽然权力如日中天，却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和机会问鼎国家主席的权位。

然而，尽管自1931年12月以后，国民政府主席的权限已十分弱小，仅是虚尊的地位，但在中国全面抗战的特殊形势下，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渐升高，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主席的职位却日渐显得重要和有分量了。

首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重要战略地位引起美英各国的重视。它们认识到没有中国在东方牵制日军，西方国家执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是不可能的，迫于形势，美英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以示尊重。美英不仅向中国提供贷款和物资，以利中国抗战，而且罗斯福在征得英、澳、荷等国政府同意后，于1941年12月底建议设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战区最高统帅。1942年1月，全世界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宣言——《联合国家宣言》。签署该宣言时，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居于领衔地位。1943年1月，中美、中英签订新约，美、英宣布放弃在华侵略权益。这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象征。此后，中国被称为四强之一，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显得活跃。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外活动日渐频繁，从参与国际事务的角度出发，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的特殊性显现出来。

在四大国的领袖中，美国是总统制，国家元首是总统。英国虽然保存女皇，但实行的是内阁制，政府首脑是首相。斯大林更是被公认为苏联的象征。蒋介石的头衔虽然已经十分显赫，已成为中国公认的最高领袖，但对外代表国家的却不是蒋介石，而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所以，随着时局的变化，蒋介石从觊觎国民政府主席的职位到企图取而代之，便是很自然的事。

其次，以一般事实而论，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权威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国民党统治的角度来说，按照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的理论，训政时期国民党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政权”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领导国民行使，闭会时，以政权托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治权”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实行⁽²⁾。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党统政”。抗战全面爆发后，客观上产生了集中指挥权能的要求。于是，国民党领导体制随之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就是适应战时需要，确立了总裁制，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最高领袖。规定“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同时，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组织庞大，事实上已不召集”⁽³⁾，其职权移交国防最高会议代行。这样，国民党战时体制演化为两大系统：军事委员会与代行政治会议职权的国防最高会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已被授权对党政统一指挥，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也有在作战时期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虽然两者均为蒋介石，看似不存在矛盾，但从权力运行机制的角度出发，仍存在问题，缺乏一个在制度上统驭一切的机关。为此，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又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使之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下对党政军统一指挥的最高机关。在这一体制之下，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依照《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的规定，它指挥国民政府五院及其所属各部会。上述国民党战时统治体制演化的最大特征是，“政权”的无限扩大，“治权”的日渐弱化，甚至缩小。作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取得了超越党和政府的最高“政权”和“治权”。就法律原则而言，蒋的权力已达到不受任何制约的程度。然而，尽管国民党通过“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党政军一体化”逐步确立了高度集权的战时体制，但是，毕竟国民党并不等同于国民政府，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虽然在以党统政的原则下，实际上已是党政军最高统治者，不过，从理论上而言，蒋介石却不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也不能代表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所有命令处分，以及关于军事动员之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行之”的规定，对蒋介石仍有某种程度的制约。因此，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和蒋介石看来，解决“政权”与“治权”、“政治领袖”与“政府首脑”之间存在的二元化矛盾，使二者完全合二为一，实现党国领袖定于一尊的惟一途径，便是改变现状，由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第三，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迅速发展，日益对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应对这种挑战，国民党及其代表的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需要将党政机构“综合化、一元化”，以利用蒋介石的威望，全面强化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

上述内容表明，不论是从主观还是从客观上，蒋介石取代林森都有其必然性。而林森的患病和去世，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实际上，早在林森卧床不久，鉴于林森病势严重，国民党中央就已经在考虑由蒋介石接替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的问题。5月2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百二十八次常委会临时会议，决议修改1931年12月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由于原组织法第十二条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得兼任其他官职”。另外，原组织法中也没有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有什么人代行职务的规定。经过修改，于第十三条中增加一项条文：“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理之”，并删去了国民政府主席不得兼任其他官职的条文，为蒋介石重任国民政府主席铺平了道路。8月1日林森去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立即于当晚举行第二百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选任“行政院长蒋中正同志自即日起代理国民政府主席。”⁽⁴⁾蒋介石正式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已没有任何妨碍，只是时间和手续问题。

1943年9月6日—13日，即在林森逝世后1个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十一中全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通过修改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为蒋介石合法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完成法律手续。修改的主要内容为：

第十条，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委员二十四人至三十六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第十一条，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第十五条，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⁵⁾。

同时还提高了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延长了主席的任期，由原规定任期两年改为三年，并把只能连任一次的规定，改为“连选得连任”。还规定：“与宪法实施后，依法当选之总统就任时，即行辞职。”⁽⁶⁾

显然，此次修改的最大特点是，国民政府由一座空架子变为充分拥有治权的政府机关，国民政府主席不再是一个有职无权的虚尊元首，而是一个实实在在握有大权的国家首脑。政府体制大体恢复到了1931年12月以前的状况。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此次修正还有如下的含义：第一，条文修改为蒋介石实行集权统治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保证蒋介石终身当中华民国最高领袖；第三，为蒋介石日后在实行宪政时出任总统作准备。这次改制，完成了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归于一人的最后一步，极大地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集权统治地位。全会在作了上述修正后，最后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并兼任行政院长。因此，可以说蒋介石已成为彻头彻尾名副其实的专制统治者。

抗战后期，蒋介石利用林森病逝的机会，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是顺理成章之事，在当时并未被人们单纯认定此举是蒋介石追求个人权力的表现，在国统区也未引起人们过多非议。其实，从国民党统治的需要着眼，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

其一，对日抵抗战争在客观上要求最高指挥当局具有比平时更高的指导权威和更快捷的指挥方式，以便有效地管理和调遣一切资源用于战争。这样，抗战的特殊形势，客观上为国民党集中权力，加强指挥效能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顺应了这种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社会基础。

其二，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利用抗战的有利时机，全面加强国民党的统治。在统治体制方面，相继推出了总裁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制、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制，极力强化蒋介石的权威，使蒋介石高高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因此，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是国民党强化一党专政，实行“以党统政”的具体表现，也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既然蒋介石接替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顺应“对于选举主席问题，多数同志主张恢复十八年主席前制”⁽⁷⁾，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同时，也相应对国民政府进行了人事调整。首先，选举孔祥熙、孙科、叶楚伧、居正、覃振、戴传贤、朱家骅、于右任、刘尚清九人为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其次，依新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由蒋介石提请任命“蒋中正兼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为行政院副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叶楚伧为立法院副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院长，覃振为司法院副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朱家骅为考试院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刘尚清为监察院副院长”⁽⁸⁾。不难看出，此次新组成的国民政府具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国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数之少为以往历届所未见，国民政府委员同时又为五院院长、副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会的权力被大大加强。虽然从体制上而言，上述变化更多的只是恢复了1928年、1930年的旧制，但实际上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反映了中国政治领域中发展的两种趋势：一是集中权力，试图提高行政效率；二是权力高度集中于蒋介石手中。

第二，蒋介石由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院长，在国民政府中具有完全支配的地位。国民政府委员会在字面上是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机关，身兼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为该委员会的当然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权力的扩大只能意味着权力转移和集中到蒋介石手中，“故委员会的效用殊属微小”⁽⁹⁾。

总之，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进行人事调整，目的在于更加有效地集中权力，发挥国民党的统治效能。但它表明国民党的抗战体制无论怎样变化，都始终是围绕着蒋介石这一“圆心”进行的。在抗战前途日趋明显，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已广泛提出争取民主的挑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不但不采取实际措施逐步弱化政权的战时性质，扩大民主参政渠道，反而在常规政府组织谋求永久独裁权，通过因人易法的手段获取不受限制的权力，这无疑是违背时代潮流的做法，对国民党的统治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二　国民政府推行行政改革——实行“行政三联制”

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面对战局相对稳定的局面，国民政府开始着手解决一些以前即已存在、战时更加突出的问题。“行政三联制”，就是战时国民政府为解决行政效率低下、不适应战时环境、政令不畅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行政改革措施。

概而言之，所谓“行政三联制”，就是将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设计、执行、考核形成一个有机的行政系统。设计是行政活动的开始，执行是对于设计的实施，考核既是对执行的检验，又是对下一个设计的反馈。如此首尾相连，形成一个有机的行政系统。如果说新县制是国民党意在基层加强其统治的地位和扩大其统治基础的重要举措的话，那么“行政三联制”的推行则是涉及整个国民党官僚统治系统，因而更具有全局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国民党整合官僚统治机器，提高行政效能，在制度上进行建设的重要手段。

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行政效能低下，历来是国民党党政机构的痼疾弊端，在进入抗战后期后，愈益显得突出，与抗战环境格格不入，严重威胁到了国民党战时的各种努力。一些有识之士，早就看到了这种弊端的危害，倡议国民党进行行政制度改革。同时，伴随着国民党战时体制的不断独裁化，其权力运行机制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情形。例如，一些需经几道法律手续方可解决的事情，凭蒋介石的一道“手令”，便可使其简单化。各部门相互推诿事权，敷衍塞责，事事上报，不见“手令”，不敢作主，一些相关部门行政法律程序成为走过场。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使权力运行复杂化，并形成文牍主义的恶劣官风。一方面是蒋的“手令”使权力运行简单化、表面化。与此同时，又造成权力运行混乱化、复杂化。许多部门因不明职权使违法乱纪之事层出不穷。显然，上述状况的存在是极不利于抗战大局的，也是蒋介石实行个人高度集权统治的一个严重障碍。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决定进行“行政三联制”的行政改革。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推举蒋介石重新担任行政院长，为推行“行政三联制”的行政改革做人事上的准备工作。次年3月蒋介石就在中央人事行政会议上作了《行政三联制》的训词，首次提出“行政三联制”的主张。同年7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提交了题为“总裁交议拟设置中央设计局统一设计工作，设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以立‘行政三联制’基础案”的提案。在该提案中他表明了主张实行“行政三联制”的理由：“凡政治经济之设施，必经设计执行考核三者之秩序，不有精密之设计，无以利事业之推进；不有切实之考核，未有察执行之进度。”蒋介石承认在政府机关中“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因而“进度迟滞，成效难期”，“为纠正上述之缺点，于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置中央设计局，……另设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¹⁰⁾。五届七中全会之后，国民党开始正式实行“行政三联制”。蒋介石又于1941年2月先后发表了《党政工作考核之责任与工作要旨》、《中央设计局之使命及其工作要领》，作为指导性文件。上述蒋介石的三篇训词和一项提案，就构成了“行政三联制”的基本理论和实施要领。

根据蒋介石的《行政三联制大纲》，行政设计的基本要点：一为计划需要与预算相联系，二为根据工作的轻重缓急来制定年度计划与经费支出，三为从各部门预算的百分比中确定各部门的工作中心。关于行政执行，蒋介石认为要改变国民党机关中的涣散现象，首先要建立“幕僚长制度”，并实行分层负责制，使人人明确职责，不相互推诿。其次要命令下级机关执行工作，并监督指导。“幕僚长制度”是蒋介石为行政执行而专门设计的，它脱胎于军队机构中的参谋长这一职务。其用意就是指定一名专人负起机关内部事务的总责任，“机关内部的任务完全由幕僚长负责”，“主管长官可以有时间去主持要务与考虑较大的问题”⁽¹¹⁾。这一制度对于加强蒋介石个人权力机制有直接作用，因而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关于行政考核，蒋介石专门设计了行政考核三种方法：一为年度政绩比较表，即由各级政府负责汇编其行政机构的年度工作成绩，作成总表呈送上级机关考核。二为政绩交代比较表，这是考核行政主官成绩的报告。三为某事业的进度表，主要针对每一件具体的事项进行考核⁽¹²⁾。至于推行“行政三联制”的基本方法，后来孔祥熙是这样概括的：“一方面设立中央设计局，一方面设立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分别主持设计与考核的工作；至执行方面，在党的部分为中央党部，在政的方面，行政院负了大部分的责任，而三联制全部的设施，则由国防最高委员会总其成。”⁽¹³⁾

具体说来，“行政三联制”的设计一环由中央设计局负责。按照《中央设计局组织大纲》，该局直属国防最高委员会，是主持全国政治经济建设计划之设计及审核的最高机关。局设总裁，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考核一环由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负责。依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组织大纲》，该局也直属国防最高委员会，负责考察核定设计方案之实施进度，以及党政机关工作经费人事之考核⁽¹⁴⁾。

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后，国民政府在蒋介石亲自指挥下，开始自上而下推行“行政三联制”。这一被称为“新政”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1940年7月至1942年秋，为“行政三联制”的发动阶段。但国民政府各级机关对“行政三联制”反应冷淡，直到1942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时，“于行政效率未见显著进步”、“不遵送计划与不遵照计划执行”，使“行政三联制”“支节割裂，名不副实”⁽¹⁵⁾。（二）从1942年11月至1943年9月，为“行政三联制”全面推行阶段。国民党中央鉴于“行政三联制”在各级机关未见实施，遂决定强令将这一制度向全国全面“切实推行”，规定中央各机关必须在1943年3月底以前、省市6月底以前、县9月底以前成立各级设计考核机构，并专门制订《党的各机关设计考核委员会组织通则》。在国民党中央的严厉督促下，各省市分别制订了本机关的实施细则，如四川省就制定了《四川省政绩考核委员会组织通则》十条，至此，“行政三联制”向下层缓慢推行。（三）1943年9月以后，“行政三联制”进入草率结束阶段。

“行政三联制”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一项重要的行政改革措施，是被国民党寄予很高期望的。蒋介石就认为这是“国家基本制度的一种”，“应该在抗战中完成其制度，然后在战争结束后，我们才有推行新建设的机构”⁽¹⁶⁾。它曾被国民党的一些要人吹捧为是“在现代政治制度上并无先例”，国民党的官方学者也认为，“行政三联制”的实施，是战时行政机构演进的第四阶段，是由平时政制转变为战时政制的完成⁽¹⁷⁾。但是，“行政三联制”实施后，它对国民党战时政体的权力运行所起的积极作用十分有限。“行政三联制”的实施，也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收到什么实效。孔祥熙在总结“行政三联制”实行结果时承认有三个普遍存在的毛病：“一是多犯敷衍门面的毛病”；“二是多犯不相联系的毛病”；“三是多犯铺张夸大的毛病”，并说“字面所写的多与实际不符，或者连十分之二三都做不到”⁽¹⁸⁾。有人在研究后更认为，实际情形比上述国民党官方说法更糟，存在下列几方面的问题：1．上级与下级不一致，党政各部门互相掣肘。2．计划与预算脱节。3．组织机构徒有虚名，法规命令繁复。4．抗战后期，国统区士气低下，民心相背，广大人民及中下层官吏对国民党政府缺乏信心，因而自上而下地推行“行政三联制”没有广泛的基础⁽¹⁹⁾。难怪国民党内政部在实行之初就认为这一制度“理想过多，难收实际效果”，经济部也认为“此制之推行，至多仅能维持原有之行政效率”。因此，“行政三联制”的推行并没能消除国民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端，在行政上化腐朽为神奇，改变其权力运行中的混乱和涣散的局面。作为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它最后收效甚微，流于形式，走向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三　推行新县制，强化统治地位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而且直接危及到了国民党的统治。从1938年起，为应付日本全面侵华引起的严峻挑战，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在遏制日本侵略势头的同时，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推行“新县制”，就是国民党强化在基层统治地位、巩固其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所谓新县制，是为了贯彻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县以下地方行政制度。国民党人将其解释为：“新县制，是改造基层政治机构，完成地方自治，准备实行宪政的政治建设工作，其中心任务是推进地方自治。”⁽²⁰⁾“新县制”从提出、发动到实施有一个过程。

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抗战的持续深入，国民政府发现仅依靠工商业的经济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1938年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改进战时县政机构促进抗战力量案》，指出：“欲求得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全民力量适应天然地形，运用广大民众自卫战，方足致敌死命。……仍必须从县政上做起。”⁽²¹⁾1938年4月，为贯彻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作了《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机构关系》的演讲，并创制了《县以下党政机构关系草图》。这是“新县制”出台的前奏。1939年6月，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又作了题为《确定县各级组织问题》的讲演。根据蒋介石的演讲精神，国民政府着手召集研究县政问题的有关人员，起草了《改进县以下地方组织并确立自治基础案》。该方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审核修改，定名为《县各级组织纲要》（简称《纲要》），并送交蒋介石“最后修订”，由行政院于1939年9月颁布。

国民政府颁布推行的新县制《纲要》共十章，即（1）总则；（2）县政府；（3）县参议会；（4）县财政；（5）区；（6）县（镇）；（7）乡（镇）民代表会；（8）乡（镇）财政；（9）保甲；（10）附则；凡六十条。其主要内容为：“县为地方自治单位。”按照县的面积、人口、经济、文化、交通等状况分为三等至六等，设县长一人。区的划分以15乡（镇）至30乡（镇）为原则，设区长一人，指导员二至五人。乡（镇）的划分以10保为原则，设乡（镇）长一人，副乡镇长一至二人。保的编制以10甲为原则，不得少于6甲多于15甲。甲的编制以10户为原则，不得少于6户多于15户，设甲长一人。同时，还设立“民意机关”，县设参议会，区设委员会，还有乡（镇）民代表大会、保民大会、户长会议等。根据《纲要》，新县制的推行还要相应完成下列十四项工作，即（1）编查户口；（2）规定地价；（3）开垦荒地；（4）实行地方造产；（5）整理财政；（6）健全各级行政及自治机构；（7）训练民众；（8）开辟省县乡交通及电话网；（9）设立学校；（10）推行合作；（11）办理警卫；（12）推进卫生；（13）实行救恤；（14）厉行新生活，禁绝烟赌，改良风俗，养成良好习惯⁽²²⁾。

《纲要》颁布后，国民政府又制定和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原则》，规定“各省应无分敌后与前方，一律遵照实行”，于“三年中一律完成”。由此，“新县制”作为一项行政改革措施进入实施阶段。

国民党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力推行“新县制”，实行县制改革，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第一，国民党总结以往对地方统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县以下基层组织涣散、不健全、号令不畅，使国民党难以有效控制地方，已严重影响了国民党战时体制的有效运行的现实，使国民党将新县制视为使其大力加强对广大乡村统治的有效途径和手段。第二，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形势变化，一些地方军阀诸如新疆的盛世才、云南的龙云等都摆出了服从中央和抗战大局的高姿态，但实际上地方割据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观。因此，在蒋介石看来，实行新县制可以从根本上打击、瓦解地方实力派的分裂割据基础，真正“统一中国”。第三，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更为现实的需要，则为防共、反共的政治目的服务。“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但是，由于国共两党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在抗战的主张、战后的政治意图等方面也均存在明显的分歧。因而，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极力想在抗战中削弱共产党，并力图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然而，随着抗日战局发展，共产党不仅未被削弱，相反，却获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支持，在敌占区广大农村广泛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力量得到迅速发展，甚至在国统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局面对国民党对农村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实行新县制，隐含的政治意图就是“通过新县制”，“从根本上铲除共产党势力及其影响”⁽²³⁾。第四，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也有更为直接的经济原因，这就是动员广大农村的人力、物力支持抗战，挽救濒于衰落的国民经济。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富庶地区相继沦陷，对国民政府来说，如何筹措巨额的军费和维持国民政府统治机构正常运转的经费，以支持抗战和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已成当务之急。而随着战争的进程，国统区财源日趋枯竭，加之，通货膨胀已有加剧之势，因此，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财政收入重心，试图依靠农民来支撑大局。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要保证抗战胜利，就要民众出钱出粮出力来支持抗战”，“为使人民能自动起来办理如何出钱出力来支持抗战”，“必须实行新县制”⁽²⁴⁾。可见，新县制已成动员农民支持抗战的工具，在法律上和制度上为主要依靠后方农民来提供战时财源的保障。第五，实行新县制是为实行宪政奠定基础。抗战爆发后，迫于全国人民的政治压力，国民党在1938年举行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规定“加速完成地方自治，为实行宪政作准备”。新县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这样，新县制的推行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即完成地方自治，为实行宪政奠定基础，并被看成是“宪政之能否推行顺利，系于县地方自治之能否完成，则新县制实为奠国家于长治久安之基石”⁽²⁵⁾。

纵观抗战时期新县制的实施，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9—1942）

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9年10月训令各省颁行《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原则》，次年元旦，通令全国实行新县制。于是，各省分别拟定了实施计划。根据国民政府《实施原则》规定，1942年应为新县制预定完成的最后期限。但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报告，此时在19个省的1469个县中，只有944个县实行了新县制（占64％），调整了1053个县政府，建乡镇公所25,069个，保办公处318,367个⁽²⁶⁾。另据国民政府内政部1943年9月编《各省实施县各级组织纲要成绩总报告提要》，各省实施概况见下表：

县各级组织实施概况

省别 | 全国所辖县市局数 | 实施之县局数（市及特别区除外） | 因特殊原因尚未实施之县局数
四川 | 144 | 137 | 4
云南 | 131 | 112 | 6
贵州 | 79 | 78 |
湖南 | 78 | 76 |
湖北 | 72 | 60 | 10
广东 | 99 | 66 | 31
广西 | 100 | 99 |
江西 | 84 | 69 | 4
福建 | 68 | 64 |
河南 | 111 | 67 | 44
安徽 | 62 | 38 | 24
西康 | 48 | 13 | 35
陕西 | 93 | 34 | 9
甘肃 | 72 | 66 | 4
青海 | 20 | 11 | 9
浙江 | 77 | 76 |
总计 | 1337 | 1106 | 210（115）

资料来源：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下），第336—338页。

上表所列实施情形与国民政府所规定的期限，以及各省上报国民政府的实施计划都有相当的距离，更何况还存在不少虚假的成分。以受国民政府表彰的四川省为例，由于四川是陪都所在地，具有示范作用，所以蒋介石十分重视，曾一度兼任省主席职务，他要求四川省先于其他省完成新县制。由上表所列情况来看，在四川省上报的成绩中，该省所属144个县市局中，实行新县制者为137个，尚未实施者有4个。但是，实际情形远非如此，时至1942年底，大多数项目并没有完成。峨嵋等数十个县乡公所尚未成立⁽²⁷⁾。财政管理、土地测量、地价税等方面的工作，均未展开。新县制中地方自治财政的完成，主要是以地政工作完成为基础的，此项基本工作没有展开，其他工作均无从谈起⁽²⁸⁾。既然像四川这样的省份在新县制的实行中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他如西康、陕西、青海就更成问题。因此，新县制的推行到1942年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大多还只是纸上谈兵。鉴于上述情况，1942年11月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只得详细“规定县政中心工作及分期推行地方自治事业之程限”，严令各省县“务须在1945年底完成新县制”⁽²⁹⁾。

第二阶段（1942—1945）

1942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结束后，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督促下，各省继续推行新县制。1943年11月7日国民政府总结各省推行“新县制”情况如下：“先后办理实施者，即有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东、绥远等二十一省（其中江苏、山东、山西、绥远情形特殊，虽有计划，但未能尽付实施）。”⁽³⁰⁾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44年底，全国1362个县局（县级管理局）中，已有1107个实施了新县制，占81.2％，调整区署1266个，建保办公处343,823个⁽³¹⁾。

和上阶段一样，上述数字并不真实，弄虚作假的成分居多。实际上，就连上一阶段国民政府褒奖的所谓实行新县制的模范县浙江、四川、湖南等省也未完成。例如，浙江在1942年底已上报完成，但经内政部考核发现“虚假成分颇多”⁽³²⁾。不得已浙江省只得重拟《新县制三年实施计划》，后干脆以“本省环境特殊”为由，上报内政部不但“近期难以完成”，“即使再过五年，仍不能全部完成”⁽³³⁾。湖南省则直到1945年底，仍上报该省新县制“根本没有推行”⁽³⁴⁾。再以这一阶段新县制推行的重点——建立健全各级民意机关来说，作为“新县制典范”的四川，到1944年底，所属137县的县参议会“均未成立”，而根据国民党1943年9月五届十一中全会规定，1943年底“县以下各级民意机关一律完成”。期限与实际相差甚远。1944年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再次规定“限于民国三十四年底以前，各县市民意机关一律完成”⁽³⁵⁾。但直至1945年5月，“各地民意机关迄未建立”⁽³⁶⁾。

上述事实说明，第二阶段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的努力仍然很不理想。如果说第一阶段各省为应付差事，虚报成绩弄虚作假的话，那么第二阶段中，各省仍然存在上述情况，所不同的是有些省干脆上报中央，借口“环境特殊”或“人力、财力、物力条件过差”，一再推延新县制完成的期限，使国民政府视为“全国上下之中心工作”的新县制的完成遥遥无期。国民政府也深知新县制的推行存在很大问题，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回顾了新县制推行六年来的情况后就指出：“政府对于新县制之实施及建立各级民意机构，六年来督策进行，虽多效力，但课其实效，则地方自治仍未能完成，……实为训政时期无可讳言之缺陷”⁽³⁷⁾。实际上等于承认新县制基本上未达预期目标。于是，国民党“六大”只得决议于抗战胜利后继续推行新县制，以奠定宪政基础。这是以后的事了。

抗战时期尤其在后期，国民政府试图将新县制作为理想化的基层统治制度，推行全国。但是，实际的推行效果并不理想，“除在陪都重庆附近的地区外，它基本上仍是一纸计划⁽³⁸⁾。造成这种结局的因素很多：第一，国民党的集权统治与地方自治之间存在矛盾。一方面，国民政府要真正调动起亿万民众的抗日积极性，真正实行“训政”，以为日后“宪政”奠基，就必须真正实行它一直提倡的“地方自治”；另一方面，面对战时经济的衰微，中共力量的强大，地方势力的抵制，国民党又感到不能削弱集权。这一对矛盾贯穿于新县制推行的全过程，而国民政府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在实际的推行中，这一对矛盾演化的结果是国民政府一步步走向其反面，由提倡自治到背弃自治，由“自治”到“官治”，日益暴露出其独裁专制的本质，也决定了新县制失败的命运。第二，人才缺乏。据行政院估计，“要推动全国县政工作，政府须训练11,187,336名行政人员”⁽³⁹⁾。当时根本无法实现。由于缺乏推行新县制的人才，致使大批土豪劣绅、鱼肉乡民之乡镇保甲长趁机参与其内，各地乡村政权仍基本上为土劣所掌握，这在人员上就决定了新县制无法推行。第三，经费缺乏。推行新县制除需要大量兴办行政事务机构外，还有相配套的十四项自治事项需要办理。这在客观上就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援。据估算，在原有1.722万余万元之外，需要再增拨5.89万余万元，“倘将各地自治机关所举办的事业费一并加入，那么，数额之巨大当更令人惊骇”⁽⁴⁰⁾。如此巨额的经费，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支付。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结果，无力承担的国民政府只得大力削减地方政府的经费预算，甚至克扣停发。由于没有经费的支持，就造成地方政府缺乏推行新县制的积极性，新县制所要举办的地方自治事业自然就成了纸上谈兵。第四，地方势力的抵制。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自然要触动乡村中的传统封建势力的利益，这部分势力当然不会甘心，于是以各种方式侵蚀和破坏新县制。同时，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也洞悉蒋介石推行新县制，意在削弱他们的统治基础，因此，在明里暗里更是积极反对。山西阎锡山始终抵制中央势力的侵入，“换汤不换药地实行新县制”。西康刘文辉一再用软硬方法反对新县制。云南龙云起初更是拒绝推行新县制，后虽实施，但目的却在巩固自己的统治。此外，战时的特殊环境，也对新县制的推行带来相当的影响。以地方自治的实施而言，正如四川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沈鹏所言：“实施地方自治是当前县府及乡镇公所之惟一主要任务，但事实上今日县、乡镇公所无暇可办自治工作，全部时间为行政工作（即上级委办事项）占去，征兵、征工、征粮、募债，均是他们之‘重头戏’，整日整夜终无演尽之时。”⁽⁴¹⁾凡此种种，都给推行新县制带来了很大的阻力，致使新县制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政治制度改革的一大陷阱。上述原因，使新县制的推行，虽然热闹了一阵子，但终究是虎头蛇尾，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没有取得多大成效。

总之，国民党推行新县制，总体上是为加强以保甲制为基础的国民党基层统治。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它“把政治统治、思想控制、军事约束、经济盘剥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于征兵、抽税，加强国民党统治思想灌输，防范共产党争取群众”⁽⁴²⁾。它既着眼于艰难时局应付战局，更着眼于使抗战的胜利变为国民党的胜利。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县制的推行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加强了思想禁锢与对人身自由的束缚，但作为战时的一项重要应对措施，国民政府确实希望通过新县制的推行，改良基层政权，使民众的负担平均一点，更好发挥民众（包括士绅、其他有产者以及一般民众等）的积极性来有效完成摊筹派募、征丁等任务，是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抗日大局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更广泛地动员广大乡村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日益艰苦的抗战，使得国民政府日渐枯竭的财源、兵源、物资有了保障，部分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积极意义应该予以肯定。

行政三联制和新县制的推行，说明国民政府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挑战面前，已意识到加强政权建设的重要性。但由于这种制度上的建设是以加强国民党集权统治为前提和目的的，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战局的演变和国民党的日益反动和腐朽，上述努力最终都走向失败，这都是加强和实行一党独裁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

四　《中国之命运》的发表

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还可以这样说：战争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舞台。在抗日战争进入后期阶段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日益向政治角逐的方向发展。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抛出了由他署名，实际上是由陶希圣代笔写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蒋介石的世界观、伦理观和政治主张。它是国民党强化一党专政的代言书，是国民党积极反共，展开政治角逐的宣言书和动员令。该书一出版，就在中国政坛上掀起轩然大波，引起了很大反响。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笼是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分不开的。

首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展到1943年后，战争的局势已朝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一变化意味着深重的民族灾难有了结束的希望，中国抗战的胜利即将到来，日本侵略者已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在新形势下，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美国、英国则从战后全球战略利益出发，为确保其在华权益，维护其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开始积极增加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于1943年1月分别与中国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将中国拉入所谓的联合国“世界四大强国”俱乐部。

时局的变化，日本的拉拢和英美的扶持，客观上提高了国民政府的地位，被蒋介石视为是其利用的有利时机，从侧面助长了蒋介石进一步加强其集权统治、进行反共活动的气焰。同时，伴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家已不再为抗战结局而担心，而着眼于战后政治的安排，开始为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积极筹划。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笼，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其次，在国内，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了两年极为困难的局面，渡过了相持阶段中极为艰难的时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之路。这一局面出乎蒋介石的预料，和国统区怨声载道，腐败成风，百官颓废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在中国共产党人艰难的奋斗过程中，在理论上积极探索，逐渐成熟起来，特别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新鲜科学理论。这一理论一经发表，即在国统区产生极大反响，对国民党构成了巨大威胁。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党专政和集权统治受到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力量的严重挑战，国统区人民反对一党专政，要求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宪政的呼声十分强烈，对国民党形成强大的压力。

因此，进入1943年以后，从国际形势来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十分有利；从国内局势来说，则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是一种强大的压力和挑战。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蒋介石在中国抗日大环境刚刚好转的时候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进行政治宣传，展开政治攻势，企图在政治理念上进一步树立国民党的权威，强化对民众的思想统治。这多少反映了国民党对自身统治缺乏自信心，承认其独裁统治埋有“隐患”，是具有强烈生存危机感的表现。蒋介石的意图有二：一是为国民党和自己的集权专制统治辩护；二是配合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宣传，在思想领域中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统治的理念，以与中共领导的进步力量展开竞争，进而为消灭中共力量准备舆论和社会条件。

被国民党奉为“建国之宝典”的《中国之命运》，共十万余言。全书共为八章：（一）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二）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三）不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四）由北伐到抗战；（五）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六）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七）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八）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全书之核心就在于纵论内政，阐明了蒋介石关于中国历史、革命、建设及其命运前途的基本观点，反对民主、自由和共产主义，为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集权统治提供理论根据。其特点是把中国封建文化同改头换面的三民主义糅合起来，炮制出外儒内法，挂着三民主义招牌的国民党理论体系，即周恩来所定位的“中西合璧”的“中国式买办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又名新专制主义”⁽⁴³⁾。

第一，《中国之命运》继续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试图从理论上阐明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是国民党统治建立后矢志不移的执政追求目标，作为具有指导国民党建国实践系统化“理论”色彩的《中国之命运》，自当不能例外，继续以“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为其领篇宗旨。在书中蒋介石以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一直到抗战建国的历史来论证中国国民党自始至终是一个“革命党”，是“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甚至将问题提高到这样的高度：“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来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液”。“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处处颂扬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确立统治后的成就，他指出：“中国往昔之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而今日不平等条约既已取消，则中国今后之命运，乃就系决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之一点上”。既然他领导废除了“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那么，领导取得这一成就的国民党和蒋介石他自己自然合乎逻辑地就是抗战建国的领导者，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主宰者。这就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通篇的结论。由此，蒋介石将“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论调推至极致。

第二，《中国之命运》美化封建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蒋介石一方面对中国封建时代“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礼”的“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大加赞扬，说这种组织构成了国家“严肃整齐施政力教的基础”；另一方面，奉孔孟之道为最高信条，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力鼓吹继承和发扬封建时代所谓“崇礼尚义，明廉知耻”、“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风气”，提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养性法。要求国民遵循封建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有序等常理，以“忠孝为本”，信奉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认为“四维八德”（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是“中国立国的纲”，“四维八德”发扬光大，则国兴；否则，国便衰微，并以此为抗战中中国的道德准绳。蒋介石如此推崇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礼教，其目的无非是为他的专制集权统治寻找历史依据。

第三，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全面阐述了国民党的建国“方略”。蒋介石在纵论历史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全在内政”，“建国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的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须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五个要目，制定周详的方案，而使之实践力行。”蒋介石进而详细论说了内政方面的“五大”建设的主旨：“心理建设”的要旨在“发扬民族固有精神”，“伦理建设”以忠孝为核心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社会建设”旨在强化保甲制度，“政治建设”旨在坚持“训政”，而经济建设旨在实现“工业化”与保障国民生活。看起来既全面又深刻，但实际上处处体现着复古和守旧的痕迹和倾向，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存在着矛盾。

第四，《中国之命运》鼓吹蒋记“三民主义”，宣扬“力行哲学”，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攻击马列主义。蒋介石在书中说：“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之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三民主义“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而且为现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趋势”。又说：“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任何思想离开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当然，蒋介石所说的三民主义，是打上他印记的三民主义。与此同时，蒋介石不忘抨击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说：“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些学说的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在他看来，惟有“蒋记三民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也是救治中国的良方。蒋介石为了为其思想张目，在哲学上宣扬其所谓的“力行哲学”。在书中，蒋介石进一步强调了“力行”和“诚”，指出：“革命的主义，如日月经天一样地明白，革命的方略，国父已经有了精确的遗著。革命的成败，到如今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国民只须遵循三民主义，……穷理致知，实践力行”。“所谓力行与致知，必须出于至诚，……古人所谓‘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力行的本义。”“总之，‘诚’是行的原动力，有了诚，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的去行仁”。蒋介石反复宣扬“力行”、“诚”的目的，就是要民众对他、对三民主义、对国民党，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第五，《中国之命运》极力为实行一党专政辩护，指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割据地方，力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蒋介石在书中指出，中国之所以要实行专制集权制度，有两个直接的政治目的：一是要提高反共效能，否则共产党就会坐大；二是要加强国民党统治效能，提高党权，实现党治。在体现全书宗旨的第七章“党与团”一节中，更宣称国民党统治的根本特点是“一党专制”，“党外无党”，全国国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民党。另一方面，蒋介石则认定“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人权党团，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是在“割据地方”、“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是在“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这种“革命的障碍”留存一日，则国家政治生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蒋介石将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视为是社会进步的障碍，以作为其实行独裁统治的借口，其用心十分险恶，也表露了他要使反共活动进一步升级的意图。

总之，蒋介石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伦理到哲学、从外交到内政，论述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和必然性，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这便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逻辑。

综观《中国之命运》一书，内容极其庞杂。国民党把它捧为“政治圣经”，列为全国各界的必读书。此书一出版，即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由于《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宣扬反共思潮，将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严重关注。所以该书一出版，中共中央便立即专门召开会议，对该书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蒋介石的这本小册子公开抛出来，就是集中代表了蒋介石国民党同我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向我们党进攻，蒋介石叫嚣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投降帝国主义，联日反共，消灭共产党。”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延安理论干部会议，研究批驳《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是批判《中国之命运》的主要阵地。1943年5月—10月《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和批判文章。主要社论有：《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起来！制止内战！挽救死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请重庆看罗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主要文章有：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和《袁世凯再版》，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这些社论和文章，从思想政治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深入批判，斥责和揭露了蒋介石宣传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面目，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⁴⁴⁾。毛泽东还电示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组织力量开展批判活动⁽⁴⁵⁾。直至10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⁴⁶⁾这一宣传战才告一段落。

住在重庆的宋庆龄，对《中国之命运》一书所鼓吹的专制反共倾向，也进行了直接批评。不仅如此，一些国民党内的清醒有识之士对《中国之命运》也持消极看法。张治中曾回忆说：“《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发表以前，不仅外国友人，即干部中也多持不必发表之意见，乃今检查此书发表以后之影响，当了然当时认为期期不可者实非无见。一般人认为此书充分流露钧座保守思想之所在，而钧座之注意当时对国民教育之意义，未注意其可能引起之政治影响。此为儒家思想与当代思潮不尽能融会贯通之症结所在，实不容忽略者。”⁽⁴⁷⁾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刚出版，便遭到了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内战，坚持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进步人士和力量的强烈反对和批驳。蒋介石原本期望借此打压共产党，进一步巩固国民党和自己的集权专制统治，但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引起一片反对责难之声。和以往加强国民党统治的措施一样，蒋介石这次在思想、政治领域中的动员运动，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声中，也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其反共喧嚣有所收敛。

抗战后期，是国民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诸多因素影响和作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其统治机器进行了全面调整和强化。以政治理念而言，抛出了《中国之命运》，全面宣扬蒋记“三民主义”，竭力树立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权威，发动了一场使“抗战胜利成为国民党一党专政胜利”的运动；以政权机器而言，在中央层面上，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使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完成了使蒋介石名正言顺控制国民党三位一体政权全部三条腿——党、政、军的最后一步。在基层，则通过大力推行“新县制”，力图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牢牢控制广大乡村，以防止共产党力量发展和对其统治构成威胁；以权力运行机制而言，为加强行政效能，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令不畅的现象，推出了“行政三联制”措施。

上述措施看起来环环相扣，无不切中要害，但是，只要国民党和蒋介石顽固实行一党专政、个人集权，并且以此为最终目的，这些措施最后都不免流于形式，或适得其反，以失败的结局而收场。这已为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治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第二节　国统区的社会经济

一　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相继攻占香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又在泰国、缅甸得势，完成了对中国外部的军事大包围，从而切断了偏居西南重庆的国民政府与国际社会联系的主要渠道，致使国民政府生存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一局面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严重影响了国统区工业恢复和重建的工作。由于国门被封闭，一些主要依靠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设备才能运转的工矿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的状态，而一些新建企业则不得不停止建设，削弱了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经济基础。关于工业生产受到影响的情况，通过下表统计数字，我们便可得到一个较清晰的认识。

国统区战时工业历年厂数及资本的统计

*指实缴资本；**指币值资本。

资料来源：参见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8—99页。

从上表所列情况来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工厂数虽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其实缴资本额、各厂平均资本则是历史最低水平，由此不难想见战局演变给中国战时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莫大的影响。二是造成中国进出口贸易严重萎缩。1942年，重庆海关洋货进口总值为16亿国币元，跌至战时最低点；这年上半年，国民政府的进口物资减少了50％以上，物价上涨了73％⁽⁴⁸⁾。国民政府掌握的战略物资诸如茶叶、桐油、猪鬃、生丝、羊毛等农副产品和钨、锑、锡、汞等重要矿产品，除猪鬃因可以空运而未受明显影响外，其余出口量均显著地减少了⁽⁴⁹⁾。

工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进口物资又显著减少，致使工业品消费市场严重短缺，随之，物价腾涨，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现象十分严重，与此相伴的便是社会上大量游资甚至相当部分的工业资本也纷纷转化为商业投机资本。据有人估计，1940年大后方社会游资就已达50亿元之巨⁽⁵⁰⁾。上述事实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中国的战略环境有所改变，但整个国民经济却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和挑战。

困境之二，国民政府的财政税收锐减，支出猛增，财政赤字逐年加大，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以关税、盐税及统税为大宗，占整个财政收入的90％以上。但抗战爆发后，三大税收均受战争影响，征收日蹙，政府财政收入锐减。1941年税款收入在国库总收入中仅占6.2％⁽⁵¹⁾，下降幅度十分惊人。在国民政府财政收入锐减的同时，财政支出却在逐年猛增。1942年政府财政支出245.11亿元，较之战争初期（1936—1937）的18.94亿元⁽⁵²⁾，已增加了近13倍。支出无限扩张，收入不断锐减，财政赤字便连年攀升。1941年政府财政实支亏短数占实支总额的88.2％，已达到86.93亿元⁽⁵³⁾，为战时历年最高点。为弥补财政赤字，国民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法币，结果导致法币的持续贬值，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如以重庆地方的商品指数为例，1939年1月为100的话，则当地商品在1941年12月其指数已上升至1303⁽⁵⁴⁾。1942年以后，上涨幅度更大。

总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已十分窘迫，极不利于抗战局面的维持和国统区社会的稳定，对国民党的统治也构成了相当的威胁。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为摆脱财政窘迫，支撑抗战局面，消除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稳定民心，国民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试图摆脱经济上的困难。早在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就经济问题作了如下的十一项经济议决案：

（1）改进财政系统，制定国家与自治两大财政系统；

（2）田赋直接归中央，施行田赋征实，以解决民需、军用粮食问题；

（3）实施统制经济，务使全国人力、物力集中于战争用途；

（4）在行政院下设立贸易部（其后改在财政部下设置贸易委员会）以统制战时贸易；

（5）确立战时经济体系；

（6）举办盐、糖、烟、酒等消费品专卖，以求物价稳定和财源增加；

（7）实行土地政策，举办地价申报；

（8）改进桐油统制，以求外汇增加；

（9）发展边区交通文化经济，以求长期抗战之维持；

（10）扩大水利，以求农产之增加；

（11）战时计划经济之确立⁽⁵⁵⁾。

强调“必使全国人民之一切经济活动完全受国家法令之保障与支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应对战局演变带来的影响，国民党又立即于1941年12月召开了五届九中全会，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沿袭了五届八中全会的精神，强化了贯彻的意图和方向。以五届八中、九中全会为契机，国民党政府全面进行了经济政策的调整，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在抗战时实行的“统制经济”政策，进入了全面实施和拓展的时期。

1．增开新税

一般说来，当一个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时，通过增开税种、加重税负来缓解危机，便是一种必然的手段和选择。国民政府在抗战的特殊时期，曾开征了大量新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试图通过扩大税种，提高税率，以增加税收、缓解财政危机的意图更加明显。

抗战爆发不久，为了使得战时财政正常运行，筹集日益庞大的战争经费，稳固自己的统治，国民政府便打出了“全面抗战，合理负担”的旗号，在税制方面作了调整。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调整扩充间接税：调整货物转口税，扩大其征收范围，提高印花税税率，将统税和烟酒税合并为货物税，扩展征收地区，将云南、新疆、西康、青海等省也纳入统税区。同时，将果子露汁、蒸馏水、半机制麦粉、手工卷烟、食糖、水泥、茶叶、竹木、皮毛、陶瓷、纸箱等为数众多的项目，逐步纳入课税范围。

二是建立直接税体系：颁布《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例》、《遗产税条例》，并开征过分利得税、遗产税。不过，总体上来说在税制改革、新税开征方面迈的步子还不大。

但随着战事的延长，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便开始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试图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缓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1941年7月，国民政府改变征税标准，将以往的从量征收的方式改为从价征收。同年11月公布《修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中央与省级财政并为国家财政系统；自治财政系统以县、市为单位，包括县以下各级地方自治组织。并通令各省于1942年1月1日起一律实行。增收政策和财政系统的改订，直接为国民政府开征新税，扩大税种创造了条件。

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后，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便根据五届九中全会精神，加快了一系列新税制定和颁行的力度。到1943年4月，先后公布施行的税则计有：

1942年2月14日，使用牌照税征收通则。同年9月9日予以修正；

1942年4月2日，战时消费税暂行条例；

1942年4月12日，筵席及娱乐税法；

1942年4月，茶类统税征收暂行章程；

1942年5月13日，战时粮糖专卖条例；战时烟类专卖条例；战时火柴专卖条例。同年5月1日实行；

1942年5月26日，盐专卖暂行条例。同年实施；

1942年5月，修正契税条例；

1942年7月1日，棉纱麦粉统税改征实物办法；

1942年7月2日，营业税法。同年实施；

1943年1月28日，财产租赁出卖所得税法；

1943年2月17日，所得税法；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法；

1943年3月26日，竹、木、皮、毛、瓷、陶、纸、箔营业所得税条例；

1943年4月，食盐附加税条例⁽⁵⁶⁾。

上述开征的三十种税收（因系调整，与旧税略有重叠），占战时国地税系统种类的60％以上。同时，国民政府还逐次提高了原有部分税率。如契税，1940年暂行条例规定买卖契税为其契价的5％，1942年修正为10％，1943年5月重新公布的契税又提高至15％⁽⁵⁷⁾。而且货物税改为从价计征后，税率也大幅提高，例如棉纱就增长了四倍多。1944年7月，对糖类实行征实后，税率也由15％提高至30％。由此可见，国民政府为应付财政危机的局面，在税收方面采取的措施是相当有力度的。

国民政府上述增税方面措施的实施，取得的效果也还是相当明显的。一是增收效果明显，财政收入有了较大改观。如1943年4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后，当年收入12亿元，1944年收入增至145亿元，1945年更进一步增至535亿元⁽⁵⁸⁾。1943年以后，原来一直下滑的年度税收占实际收入比例的状况开始改观，分别为73.7％（1943年）、85.2％（1944年）、66.6％（1945年），已超过或接近69.7％这一战时税收占实际收入的平均值⁽⁵⁹⁾。二是国民政府通过税收杠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发国难财者的投机资本的过分膨胀，使大后方如陪都重庆歌场舞榭、车马盈门的虚假繁荣和奢侈浪费均有所节制⁽⁶⁰⁾。但是，这一系列税收政策的实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作用也非常突出。一方面，它给本来就贫困不堪的广大中下层民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使之日常生计更为困苦艰难；另一方面，由于征税面广、种类多、幅度大，在物价上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推行严厉的税收政策，必然要损害许多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使之不堪重负，难以为继。以重庆地区的情况为例，据统计，重庆区金属品冶制业同业公会所属18家炼铁厂，1943年已有14家停业，其余仅勉强维持生产。重庆的印刷厂，1943年底到1944年初的3个月内，有70家停业⁽⁶¹⁾。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的税收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尽管国民政府增税的政策加重了民众的困苦、百业凋敝的状况，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确对充裕政府财政，缓解政府财政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上对支撑国民政府进行长期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2．田赋征实

田赋改征实物，最初是从山西省开始实行的。抗战爆发后，由于政府财政极端困难，而粮价又大幅度上涨，使军粮筹集十分困难。于是，山西省决定于1940年起，实行田赋改征粮食。这样，一方面可解决军队吃饭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可适当减轻军队驻地农民的负担。既然粮产欠丰的战区省份山西通过征实能缓和军粮供给矛盾，此法当然可资其他省份仿效。随后，福建、浙江、陕西、甘肃等省也相继开始征实。在此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开始积极酝酿和推动田赋改制。

1941年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提出“为调整国地收支并平衡土地担负起见，亟应仍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整顿征收”，“中央为适应战时需要，得依据各地生产交通状况，将田赋之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⁶²⁾。根据八中全会精神，国民政府于同年6月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就田赋问题作出了如下决议：“（1）自民国卅年（1941）下半年起，各省田赋战时一律征收实物；（2）田赋征收实物以卅年度田赋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为标准；（3）各省征收实物，采取经征经收划分制度，凡经征事项，由经征机关负责，经收事项，由粮食机关办理”⁽⁶³⁾。紧接着在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将各地方粮政机关和储运、粮供等部门归口统管。财政部则拟订了包罗前述各项原则的《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十六条，提交行政院第五百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后，于7月23日正式颁行。

国民政府的上述举措，一是把1928年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划充地方税收的田赋重新收归中央；二是变更了自明、清以来我国田赋以缴纳银钱为主的惯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田赋从货币税形式倒退到实物税形式。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在征收田赋这一具体行动中，拒绝收受它自己所发行的、正在日益膨胀和贬值的法币。”⁽⁶⁴⁾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战时环境下，这种倒退在形式上是落后的，但实质上是进步的。促使国民政府对赋税制度采取如此重大变更的原因，一是如前所述因税源枯竭、收入锐减而发生的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二是由农业歉收、通货膨胀和囤积居奇等因素所造成的粮食恐慌。而且，后者对国民政府对田赋改征实物起了关键影响⁽⁶⁵⁾。

《暂行通则》颁行以后，田赋征实便由酝酿阶段转入由国民政府组织实施阶段。1942年7月行政院会议在总结前期田赋征实工作经验基础上，又制定并通过了《战时田赋征实通则》二十五条，对1941年的《暂行通则》略有增减，以此作为全国各省县推行田赋征实的基本规定。综合两通则规定，重要内容如下：

（1）征实目的：调剂战时军粮民食及平均人民负担。

（2）征实标准：各省田赋征收实物依卅年省县正附税总额。1941年“暂行通则”规定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产麦区得征等价小麦，产杂粮区得征等价杂粮）为标准。1942年“通则”规定每元折征稻谷4市斗，或小麦2市斗。其赋额较轻或较重之区域，由中央酌予增减。即各省土地，如已依法办完测量登记开办地价税者，亦应依其税额，按上项标准改征实物。

（3）征收种类：征收之实物以稻谷为主，其不产稻谷之地方，以其收获之小麦杂粮等缴纳之。其缴纳小麦杂粮之比例，另定之。

（4）征收单位：征收实物之单位，概以市石为单位，其尾数至合以上，以下四舍五入。

（5）征收制度：各省征收实物采用经征经收划分制度。凡经征事宜，由经征机关负责；凡经收事宜，由粮食机关负责。1942年“通则”又对征收国币和兼征国币的事项作了补充。

此外，“通则”对于滞纳与匿粮处分、追交旧欠办法、积谷与摊派以及设库收储等均有规定⁽⁶⁶⁾。

依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规定，各省县遂将田赋改征实物视为中心工作，并相继成立了田赋征实的相关机构。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经征经收机构便确立起来，其组织系统如下图：

上述组织机构的运作，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告结束。

田赋征实政策的实施，按当时的标准，每年征实所得约为2300余万市石左右，但这并不能保障当时军公粮的需用。据《解放日报》估计，当时“全国军警公务员为1500万人，共需粮谷7500万市石”⁽⁶⁷⁾。为弥补缺口，在全国田赋征实的同时，国民政府便又规定：“于征收之外，另行办理定价征购，每年参酌各省需要及当时粮价，分省核定征购数量、标准及价格，一次征收。”⁽⁶⁸⁾向大户定价征购余粮，并发行粮食库券作为支付粮价之用，这就是田赋征购。征购“以随赋带购为原则”，办法是以征购额的三成平价付给法币、七成发给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为配合征购，1941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民国三十年粮食库券条例》八条，规定自1941年9月1日起发行粮食库券，从征购后第三年起，每年以配额五分之一抵缴田赋应征之实物，五年全部抵清。但官价征购大大低于市价，结果加重了农民负担。由此看来，征购与无偿缴纳无异，只不过是一种披着商业外衣的征实手段，是变相的田赋征实。

1943年各地粮价持续飞涨，粮价指数达到1942年度的390％左右⁽⁶⁹⁾。为顾及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征购价格不能不随同提高。这样一来，政府征粮开支迅速增大。于是，国民政府从财政因素考虑，在征得四川省政府同意后，率先又从四川省实行改征购为征借的政策，即派购的粮食全发库券，不再搭发现金，起借点为五分。实行征借的结果，四川等九省仅1943年就节约现款达11亿元以上，大大减轻了国库的负担。

鉴于征借实效明显，1944年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次会议通过《加强管制物价方案紧要措施案》，其中规定：“粮食征购一律改为征借，采用累进法提高其数额。……除应征借的粮食及地方积谷外，其他地方私立名目摊派粮食者，均应禁止。”⁽⁷⁰⁾随后各省从1944年起一律改征购为征借，并废除粮食库券，只在交粮的粮票内注明，以作为借粮凭证。这种不计利息的征借，实际上成为对农民的变相掠夺。

上述“三征”中，征实是根本；征购是商业形式下的征实；征借是征购的必然发展，是借贷关系下的征实。总之，以“三征”为基本形式的田赋统征，均以最大限度取得粮食实物为主要目的。

在全民族进行抗战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为支持持久抗战，统一经济力量，将田赋收归中央，并逐步推行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是无可非议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实行田赋征实前，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东南各省主要产粮省份尽陷敌手，战区所在地已非可以就地筹粮之区，四百多万将士的饷糈及后方公教人员和一般百姓的口粮为数甚巨，不但难以从市场上筹集，而且即令能够购到，也必然要带动粮价暴涨，影响非小。购粮款项十分巨大，支出货币过多，还将加剧通货膨胀，于经济、军事都非常不利。惟有直接掌握粮食本身，才能解决以上难题。因此，“三征”措施实质上是不得不为之，而且从实行的效果看，其意义也十分明显。事实上，从下表不难看出，国民政府正是通过“三征”，掌握到大量粮食实物的。并且通过“三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通货膨胀下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军糈、公粮、民粮之困难。

1941年—1945年度田赋“三征”所得实物折合法币数与各年度税收比较

年度 | 谷麦（百万石） | 折合法币数（百万元） | 占税收的百分比
1941—1942 | 56.2 | 5,000 | 44.1
1942—1943 | 65.6 | 14,169 | 23.9
1943—1944 | 65.3 | 49,628 | 26.9
1944—1945 | 57.8 | 100,976 | 28.1

资料来源：转引自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首先，田赋征实给国民政府增加了一大笔可靠的财政收入，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危机。如上表所列，1941年—1945年“三征”所得共折合法币约1697.73亿元。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而且这些收入不是通货膨胀下价值萎缩的法币，而是当时匮乏而须臾不可缺少之食粮，其价值自然也不是相应的货币额所能充分表现的。同时，由于通过征实获得这些粮食，国民政府便节省了在市面上采购粮食的巨额开支，这不但可使严重亏空的财政获得弥补，也在实际上减少了投入流通的货币量，这对当时的通货膨胀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田赋征实对维持国民政府的财政不致在战争中途彻底崩溃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实效。

其次，田赋征实保证了军粮和公粮供应无虞，对坚持抗战有积极意义。从全国来看，在田赋征实政策实施后，军粮供应有了较为充足的来源，四年中实际补给军粮数，米3553万大包，麦2511.7万大包，折合谷约9474.75万市石，麦约3649.21万市石⁽⁷¹⁾。（米每大包100公斤〔合谷2.667市石〕，麦每大包100公斤〔合麦1.429市石〕——作者注。）而且军粮总数也约占田赋“三征”所得的60％以上。另据何应钦在《抗战八年》中称，吃田赋征实粮的军队1941年为425万人，1942年为512万人，1943年为546万人，1944年为681万人。由此可见，田赋征实对保证军队食粮供应起了决定性作用。至于公粮，在战时物价飞涨和粮荒不断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利用“三征”所得的一部分充作公粮，平价或免费供给公教人员，对于缓解上百万公教人员的生活困难，保证后方社会的稳定，坚定抗战胜利的心理也起了积极作用。除此之外，“三征”所得还被用于调剂市场，实行“控量制价”，以缓和市场供需矛盾，缓解粮荒。

尽管国民政府实行的田赋征实政策有功于抗战，但是，由于在征实的过程中，政府只强调“得粮第一”，而忽视了“公平原则”。再加上经办人员中饱私囊，致使征实弊端丛生，严重祸及了它的实效。具体来说：第一、田赋征实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是造成农村经济陷于破产和农民生活困苦的一大根源。由于田赋征实采用上下分摊的形式，于是地主通过种种办法将田赋转嫁于佃农，结果造成田赋“三征”严重失衡，富家负担极为轻微，贫苦农民负担极重的局面⁽⁷²⁾。第二、地方附加摊派有增无已，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大受折磨。虽然政府“通则”规定，田赋改征实物后，除“积谷”外，其他摊派筹募“悉予豁免”。但实际上，由于中央政府剥夺了地方政府的田赋征收权，无异于迫使地方政府另辟财源。于是，在执行过程中，各种附裹在田赋上的摊派就层出不穷。据统计1942年四川省仅十八个县的不同摊派和附加就多达二百四十多种⁽⁷³⁾。第三、各类经办人员徇私舞弊，中饱私囊，鱼肉人民，使“三征”成为扰民的苛政，腐败的根源。田赋“三征”是通过县、区、保甲摊派的，这类人员便利用职权，浮派、侵吞，从中取利。另一方面，由于实行经征、经收双轨制，不仅造成机构重叠，手续繁多，效率低下，而且形成了众多的粮政人员无人不贪的局面。用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堪的话来说：“在征收田赋的收集、储存、运送、分配的四个过程中，没有一个阶段中不存在着腐败。”⁽⁷⁴⁾上述现象的存在，使田赋征实变成了扰民的苛政，严重挫伤了农民为抗战而努力耕作的积极性，对抗战时期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消极和破坏的影响和作用。

总之，由于田赋征实存在上述种种弊害，不但使征实的效益大打折扣，也使广大人民对征实和国民党政权愈加强烈不满，从而使国民党的信誉和统治面临严重的危机。国民政府要员张嘉璈就指出：“田赋征实对政治和社会长远的影响远胜过军队暂时能获得廉价粮食的好处。”这种看法不无道理⁽⁷⁵⁾。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贪污和舞弊现象，并非田赋征实政策本身固有的特性，而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及其吏制的腐败所造成的，换言之，即使没有田赋征实，国民政府采用其他办法筹粮筹款，上述腐败现象也会发生。

3．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统购统销政策是以战时物资管制形式出现的一种财政措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便按照国际上应付大规模战争的惯例，采取了统制经济这一非常措施。作为统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购统销政策很早就已开始实施。1937年9月，国民政府首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贸易调整委员会”，下设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三大公司，负责国统区桐油、猪鬃、生丝、茶叶等物品的统购统销。1938年2月，政府机构进行调整，“贸易调整委员会”改隶财政部，改名为“贸易委员会”。同时，钨、锑、锡、汞、铋、钽等六种矿产品，均系军需工业的重要原料，国内外市场广阔，由资源委员会负责收购和外销。

1940年，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统区物资短缺和市场囤积居奇现象十分严重，已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和军队的士气。于是，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实行全面经济统制”。同年12月的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案更进一步指出：“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必须尽量增加生产并加以合理管制，使价格稳定，供应无缺。且需由局部管制，推进于生产运销分配消费各过程之全面管制，内地管理扩大全国。”⁽⁷⁶⁾这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开始进入强化阶段，当然，作为一种财政措施，它也是加强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手段。

抗战时期统购统销种类很多，从实际统购统销推行的过程看，大致可分为重要外销战略物资产品和日用必需品两大类。生丝、茶叶、猪鬃、桐油、羊毛及若干矿产品等六大类，均属重要的战略物资，为当时主要的外销商品。棉花、棉纱、棉布等日用品类是战时军需民用的必需品。

在外销战略物资方面，统购统销自1938年起实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后四年外运发生困难，除猪鬃因空运减少幅度不大，其余均明显减少。因此，为加强此类物资的销售，1942年2月2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采取措施，改订桐油、猪鬃、茶叶的运购办法，放宽在国内购存储运的数量限制，取消内销茶叶的平衡费，以扩大内销和外运（包括出口和销往沦陷区）⁽⁷⁷⁾。直至抗战结束，统购统销整整进行了几乎八年时间。在此期间，共收购茶叶近190万市担，桐油180多万公担，猪鬃8万多公担，丝茧7万多公担，羊毛（包括少数驼毛）44万多公担⁽⁷⁸⁾。

棉花、棉纱、棉布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主要的统购统销物资。对这类生活日用品类物资的管制，最初始于1941年。不过，一开始时统制方法并不统一，范围也很有限。1942年2月2日，行政院通过《统筹棉纱平价供销办法》，开始加强对该类物资的管制。2月14日，经济部物资局成立，拟定并公布了具体实施方案，对棉花、棉纱、棉布实行“统购棉花、以花易纱、以纱易布”的管制方式，以达到取缔中间商盘剥，增加生产者利润和平抑市场售价的目的。1943年1月，物资局撤销，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对花纱布管制扩大到全国，实行的措施也更为严密，形成了一套统购统运统销棉花，“以花控纱、以纱控布”的完整的管制方式⁽⁷⁹⁾。国民政府通过对花纱布的统购统销，在1941年—1944年共获得棉花160万市担，1942年—1944年累计分别获得机纱22万多件、土纱8万多市担、机布与土布700多万匹⁽⁸⁰⁾。

抗战时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它使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物资，保证了军需民用，也增加了外汇收入。当时政府统购统销的外销物资对美、英、苏诸国易货、购物和偿债等方面曾发挥了重大作用。以偿还债务为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约有6430万美元的出口物资销往美国和苏联，以偿还其于1942年前提供的为购买军需物资的信用贷款⁽⁸¹⁾。其次，它增加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利用统制手段压低物资的收购价格，然后高价出售，获得了高额的利益。关于此项收入，国民政府财政部曾指出：“军用花纱布，由局统筹购供，国库年仅负担价款108余亿元，如依市价收购，则所需价款达1040亿元，故军用花纱因由局统筹购供，仅三十四年度一年，节省国库开支达930余亿元”⁽⁸²⁾。据有人推算，1945年国民政府所收购的全部花纱布的盈利额高达4499亿元，是当年税收的4.5倍，远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数字。而整个抗战时期，统购统销的收入均达当年总税收的3—6倍⁽⁸³⁾。第三，它对市场的稳定、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大后方局势的稳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1942年上半年，经济部物资局先后分两批配售平价布，其对象分别为陪都及迁建区内的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关、重庆市地方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和文化机关团体、学校的教职员工⁽⁸⁴⁾，缓解了部分公职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

当然，统购统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首先，它严重损伤了工商业者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抗战后期大后方经济的发展。据统计，桐油、猪鬃、茶叶、生丝、羊毛五类农副土畜产品收购价均大大低于市价，有的甚至远远不及生产成本。如1943年的桐油收购每担比市价低110余元。1942年的秋茧收购价每担和市价相差8500元。1941年屯绿区毛茶官定价格比成本低103元。1944年猪鬃官价每箱仅及成本的38％，两者差价达1.9万元⁽⁸⁵⁾。属于国家统制的矿产品，1943年“政府收购矿品之牌价，衡以战前及现在物价指数，仅得四分之一，殆实远逾人民所堪受之限度”⁽⁸⁶⁾。如此严重的差价，表明统购统销实质上是对生产者的一场最大限度的掠夺。造成的后果也十分明显，即使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到挫伤，生产大量减产甚至停产，是抗战时期社会经济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陕西棉花统购统销后，由于所定官价过低，棉农所得不敷成本，转而改种杂粮，棉花因而减产。1943年陕西产棉90万市担，1944年仅产50万市担。后方陕、豫、湘、鄂、川及其他地方，1943年产棉量合计295万市担，1944年仅产155万市担⁽⁸⁷⁾。其次，经营统购统销的官商和各级机构借机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敲诈勒索，坑害民众，影响了统购统购政策效能的发挥，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抗战后期社会政治经济局面的稳定。例如，国民政府经济部物资局驻四川广安专员就承认：囤积棉纱操纵黑市者“多系地方土商富室巨绅驻军，甚至机关法团”，而无法予以惩罚。统制棉纱的成都农本局所属的福生庄，更利用办理收购及发放棉纱事务的机会，串通奸商，秘密从事黑市贩卖牟利，即以原价1.2万元之收购价格提高至4.5万元出售，结果引起棉织业工人暴动⁽⁸⁸⁾。蒋介石也承认物资管制成效不大，问题很多，他曾痛责经济部物资局：“政府管制物资办法毫不彻底，越管制黑市越猖獗，弄得有的不愿售，买的到处争，以致物价上涨不已。如管制面粉厂又不管制麦子，管制纱厂又不管制棉花，所以面粉厂尽量囤积麦子，纱厂尽量囤积棉花，政府这一种管制物资办法，无异乎是帮助少数资本家大发其财。”⁽⁸⁹⁾和战时其他经济措施的推行一样，伴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国民政府机构也日益腐败，而广大民众则深受其害，这是国民政府无法消除的弊端和改变的事实。

4．推行专卖制度

“专卖”在中国并不陌生，中国历代曾实施盐、铁、酒、茶等专卖，尤其是盐专卖。它是指政府将某些消费品，以企业经营的方式，由国家独占经营，并在独占的销售价格中取得独占利润。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军费的大量支出，政府财政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特别是1941年之后，财政危机益形严重。而国民政府国库支出的来源，只有四分之一来自税收和捐献，其余都是由发行公债弥补（实际上由银行垫支）。然而，抗战不能专恃债款，而且债款已不易募集，它的副作用也相当明显，是通货膨胀的极大诱因。因此，另辟财源，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战时专卖事业的筹办，就是因应战时财政危机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

事实上，早在抗战开始之初，因军需浩繁，税收短绌，有些省份就曾建议并试行专卖事业。例如，浙江省在得到财政部许可后，曾于1938年4月设立战时卷烟公卖处，试办卷烟公卖。1939年又实行火柴公卖。福建省援引浙江省之例，也于1938年7月设立卷烟公卖局，实行卷烟公卖。上述两省试行公卖结果，不仅税收增加，且有助于物价的稳定，显示实行专卖具有可行性⁽⁹⁰⁾。但是，直到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举行前，国民政府并未遽下决心，推行专卖事业。

1941年4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日常消费品专卖案》，这是国民党对专卖事业态度的重大变化。在会议通过的《动员财力扩大生产实行统制经济以保障抗战胜利案》中，决定“试行国家专卖制度，可先选卷烟、火柴、茶叶、食盐乃至纱布等数项，试验推行专卖物品，并可着重民生必需品类，杜绝操纵居奇，而收平抑物价充裕国库之功”⁽⁹¹⁾。标志着国民党高层对推行专卖事业已取得共识。至此，战时国家专卖事业终于确立。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孔祥熙的《筹办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准物价案》和《粮盐专卖制度基础案》，其中尤以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提案最具代表性和重要性，而且后来的实践证明，国民政府专卖事业的推行基本上是依孔祥熙提案为蓝本进行的。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国民政府推行专卖事业的原因、意义、目的及施行的办法，现将该提案的要点转录于此：

以人民日常消费物品，采行专卖制度，由政府合理分配，为节制私人资本，改善社会经济，实现民生主义方法之一种。盖专卖制度，系由政府管制产销，保障生产运销者之合法利润，而使消费者不增加过分负担，以促进生产节制消费，调节物价，安定民生；而政府对于专卖物品，寓税于价，使居间商之利益归公，财政上可增加巨额收入，资为抗战建国之需。际此非常时期，一般工商业，每多利用时机操纵市价，博取厚利，酿成社会分配不平之现象，施行专卖制度，抑制豪强，充裕国用，又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现我抗战已入第五年度，一面须开拓税源，充裕国库，以供应抗战建国之要需；一面须控制供销，防止垄断，以贯彻节制资本之国策，选定若干货品，及时实行专卖制度，实为当务之急。财政部业经决定设置国家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筹划进行。惟此项设施，于国家财政经济上，均有重大关系，其详细办法，固待研究规划，不能不先行决定，俾有准绳。兹将办法要点列下：

（一）政府专卖，拟先从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试办。

（二）政府专卖物品，以统制、产制、整购、分销为初步实施办法，其零售业务，仍利用现有商店经营，但须经政府登记，给予特许营业证，并须按照政府规定办法，经营买卖。

（三）政府专卖，以使人民得公平享受，公平负担为主旨，专卖物品，寓税于价，实行专卖以后，不再对物课税。

（四）专卖事业有全国普遍一致之性质，应归中央统一办理，地方不得对于专卖物品课征捐费。

（五）财政部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对于专卖事业之一切制度章则，及其他必要事项，应于四个月内计划完成，即筹设主办机关，实施专卖。⁽⁹²⁾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之后，财政部即于1941年6月设立“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由孔祥熙兼任主任委员，寿景伟、刘鸿生和梁敬为副主任委员⁽⁹³⁾，筹划整个专卖事宜。由于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先从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六种消费品试办专卖，所以财政部“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奉令规划，陆续拟订法规章程，设立专卖业务机构，先后呈请行政院鉴核实行。盐专卖，因历史悠久，产制运销，均有控制办法，仍由财政部盐务总局主办；糖、烟和火柴专卖则分别成立局和公司；酒类因酿造过于散漫，且正值禁酿期间，决定暂缓经办；茶叶也因产区多半沦陷，运输困难，且已由国家统制产销，经财政部呈明政府缓办⁽⁹⁴⁾。也就是说，专卖事业推行时，仅限于盐、糖、烟和火柴，不具备专卖条件的酒、茶叶缓办后改征货物税。同时，为有力推动专卖事业，国民政府财政部还下设专卖事务司，综合办理糖、烟、火柴的专卖事务。具体而言，盐、糖、烟、火柴专卖实行的过程是：

盐专卖：因以往已有成规，故设计完成后，国民政府财政部仍责成原盐务总局主办。1942年1月1日起实施盐专卖。同年8月，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战时盐专卖暂行条例》，自8月10日起在全国实施。1944年10月又正式颁布《盐专卖条例》。

食糖专卖：为推行食糖专卖事业，国民政府财政部特设立中国糖业公司筹备处，不久，又改称财政部食糖专卖局筹备处。按照分区次第实行的原则，财政部决定暂就产量较为集中的省份——川康、粤桂、闽赣、滇黔四区先行试办。1942年2月，设立“川康区食糖专卖局”办理食糖专卖。5月13日公布《战时食糖专卖条例》，6月“粤桂区食糖专卖局”成立，7月16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自是日起，粤、桂两省正式实施食糖专卖，8月12日，国民政府又明令公布自9月1日起在闽、赣两省实施食糖专卖。1943年6月，行政院以滇、黔两省产糖量不少，呈请国民政府将滇、黔两省划为食糖专卖区。至食糖专卖停办，该项专卖事业先后在川、康、桂、粤、闽、赣、滇、黔八省实施⁽⁹⁵⁾。

火柴专卖：为推行火柴专卖，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42年2月在重庆组设“火柴专卖公司”，由原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刘鸿生充任总经理。1942年5月1日起，火柴专卖先行在川、康、黔三省试办，5月13日公布《战时火柴专卖条例》，8月国民政府正式明令上述三省实施火柴专卖。此后，各省依据火柴产销情形先后分别设置火柴专卖公司（分公司），负责办理各省专卖事务。至1944年3月，火柴专卖先后在川、康、黔、滇、闽、粤、湘、甘、桂、陕、浙、青、鄂、赣、豫、皖十六省实施。

烟类专卖：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42年1月成立“卷烟专卖筹备处”，负责烟类专卖筹办事宜，同时，拟具《战时烟类专卖条例草案》，5月13日正式公布《战时烟类专卖条例》，同月，“烟草专卖局”在重庆成立，由刘振东充任局长。此外，各省区为办理烟类专卖事宜，也分别设立烟类专卖局。为督导烟类专卖局之业务，又特设“烟类专卖局董事会”。7月1日，烟类专卖首先在川、康、鄂西区实施。至1943年1月，四川、西康、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广西、广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贵州、云南、安徽等省区已先后实行烟类专卖。

上述四项日常生活必需的消费品涉及面广，但实施专卖的方法却比较简便，概括起来就是食糖、火柴、烟类采取“民制—官收—民运—民销”方式，食盐因以往已有成规，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商销”的专营专卖政策。不过，除食盐外，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因限于人力、物力不足，均有所变通，即实行的是“部分专卖制”。主要表现在收购环节上并非绝对的官收，而是由专卖机关将核定收购价格的品种，按数配给各承销商号，由承销商号向制造厂家按价承购，并向专卖机关缴纳一定比例的专卖收益，逐包领贴专卖凭证，以作为专卖证明⁽⁹⁶⁾。

国民政府推行专卖事业，主要是因应当时财政和经济的危局而采取的新政策，一开始就有试办的性质。加之，专卖利益作为变相的消费税，征收比例仍有一定的限度，而且由于专卖机关资金不足，无法完全做到独占，只能采取局部专卖制。运输又十分困难，全国或分区划一价格的目标更难以实现。结果，不仅是控制物价的目标未能实现，商人垄断、囤积居奇现象却愈演愈烈。所以，1944年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时，即有人建议将盐、食糖、火柴等专卖品改为部分征实⁽⁹⁷⁾。是年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终因资金限制，为充分掌握食糖来源，遂将食糖专卖取消，复归统税系统，并改征实物。1945年初，国民政府为迎接抗战胜利局面的到来，对财经政策进行调整，决定放弃统制经济措施，改采自由贸易制，同年2月，实行已三年有余的火柴、食盐、烟类专卖被废止，改行征税。

总体上来说，专卖制度推行的结果，在一定时间内为缓解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各项专卖收入在年度税收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参见下页表），也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五大来源（即税收、田赋、专卖、债款和银行借垫）之一。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的四年间，专卖收入总数也分别占该年国库收入总数的24.10％、15.47％、9.17％、1.07％⁽⁹⁸⁾。就此而言，专卖政策基本上达到了其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专卖政策的推行，也使政府加强了对日用必需品的管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间商的盘剥，对防止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稳定市场平抑物价，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战时专卖制度的推行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方面，正如一位了解内幕者所指出的：“中国缺乏有经验的经营专卖商品的机构和人员，对于糖仅实行了生产上的控制，对于盐仅控制了部分的收运工作，烟和火柴的生产和分配仍掌握在私人手中。于是，除了糖以外，其余3种商品的专卖都是徒有其名。各专卖商品的零售价格完全由商人私自决定。专卖收入虽有所增加，但这完全是由于货币贬值所致，实际上并未增加。专卖工作的开支竟占专卖收入的60％。专卖政策因而受到公开的责骂和攻击，政府于1944年对各专卖商品先后停止了专卖，而代之以原来的货物税。”⁽⁹⁹⁾也就是说，专卖事业开办费用过高，严重影响了其实际的经济效益。此外，由于实际上是实行了部分专卖制，对中间商剥削和商人投机的控制、平抑物价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推行专卖制度旨在增加财政收入，因而往往不惜采取贱买贵卖的手段，严重损害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在专卖推行的过程中，又普遍存在着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的现象，独享专卖大权的官商及其机构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这极大地损害了专卖机关的信用，致使专卖政策颇受民众质疑。因此有人就这样评价专卖制度说：“以言生产，则以专卖物品之收购价格过低，或因专卖利益征收过重，致生产呈萎缩之势。以言消费，则以专卖物品价格之不断飞涨，致刺激物价上涨，加重消费者之负担。以言国库，则专卖利益增加有限，而专卖机关贪污迭见，税收多为不肖官吏所中饱。”⁽¹⁰⁰⁾

1942年—1945年国民政府专卖收入与税收比较表

单位：百万元

年别 | 税款收入 | 专卖收入 | 专卖收入占税款收入百分比
1942 | 2,807 | 1,357 | 48.3
1943 | 12,169 | 3,157 | 25.9
1944 | 30,849 | 3,504 | 11.4
1945 | 99,984 | 2,270* | 2.3

*本年度2月起废止专卖，恢复征税。本数字只包括1月份收入及补缴上年度余数。

资料来源：《财政年鉴》三编，第三篇，第四章“国库收入统计表”（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

5．实施限价议价政策

抗战时期，国统区物价上涨的幅度十分惊人。假定战前（1937年1—6月）重庆的物价指数为100，那么从1938年到1942年历年1月的物价指数则分别递增为110、170、350、1120、3270⁽¹⁰¹⁾，呈加速度上升趋势。这种物价上涨的情形也可以分作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37年至1940年6月，此阶段物价上涨速度较慢；1940年7月至1945年8月为后期，此时期物价波动剧烈，各种民生物资价格猛涨，形成经济恐慌。面对物价上涨的压力，国民政府采取的应急措施之一，便是实行“限价”政策，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进行政策调整的又一重要内容。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最早对物价上涨作出政策反应是在1939年。由于1938年汉口、广州相继沦陷，造成物价加速上涨。1939年2月，国民政府经济部颁布《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试图通过取缔囤积、投机和物价管制，以遏制物价上涨。12月，又颁布《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规定日用必需品必须订立合理价格，同时，成立“平价购销处”，勒令各地成立评价委员会，由各级主管部门与同业公会共同协定商品价格。这构成了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最初阶段，即评价时期。由于评价的要点仅仅是劝导商民，并没有法规约束，因此收效不大，于是1941年2月，颁布《非常时期取缔日用品囤积居奇办法》，明确规定了囤积居奇的界限和处罚的办法⁽¹⁰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限价政策也转入第二阶段。国民政府于1942年初成立物资局，向各省收购物资，大量配给和销售，这就是“以量控价”的平价时期。平价措施的基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财力来控制大量的物资，当时国民政府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平价的效果并不理想，而且难以维持。鉴于物价上涨严重危及国统区社会的稳定和国民党的统治，影响民众将士的抗战士气，1942年11月于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就物价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会上蒋介石提出：“实施限价办法，既为大会对当前经济问题之主要政策，拟请大会再为郑重之决议，昭告国人，使之共信共行。”⁽¹⁰³⁾根据蒋介石的提议，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的提案。会议决议指出：“实施限价，应以粮盐价格为平定一切物价之标准，由政府本此原则，分别就当时拟定粮盐与其他物价之比例标准。凡超过粮盐比例标准价格之物品，应令停止买卖，并得由政府如数征购。凡属于奢侈品，则彻底停止销售。”⁽¹⁰⁴⁾十中全会是国民政府战时物价管制政策的一个转折点。1942年12月17日，蒋介石根据十中全会精神，通令全国宣布限价。此次“限价”规定以1942年11月30日的价格为标准，对商品的价格、运价及工资等一律加以限制，强调“务必达到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同一物品，只有一个价格之目的”。1943年1月15日，国民政府战时“全面限价”政策正式实施⁽¹⁰⁵⁾。由此，国民政府的限价政策转入全面限价时期。然而，全面限价推行难度很大，而且此次“限价”又以其中八项涉及民生必需的价格为准，即粮、盐、食油、棉花、棉纱、布匹、燃料、纸张等，存在限价的种类和推行范围之间的矛盾。因此，1943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在对上述八种主要生活必需品继续实施限价外，又推行“议价”措施来调控物价。议价的管制，分为重要日用物资，由专管机关议定；社会一般需要之物资，由同业公会议定。与限价相比较，议价涉及的范围广泛，也较为灵活。这种限价议价并重的措施，一直保持到抗战结束。这是限价政策的第四阶段。国民政府以法令形式全面地严格地限制物价，发挥了效用，暂时稳定了长期失控的物价。但这一局面并未维持多久，由于造成物价上涨的因素未从根本上消除，结果1943年下半年以后，国统区物价再度波动、上涨，至抗战结束时，几成难以控制之势。

总体上来说，国民政府的“限价”政策对平抑物价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毕竟不是治本之策，企图以行政力量来控制物价，违反了物价自身发展的规律，因而每一项限价措施的实施，都不能有效地抑制物价，这是很自然的事。

6．发行“特券”抢购物资

抗战后期，物价大幅飞扬，严重影响民生和战时军政，虽然蒋介石命令国民政府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农林部、社会部、粮食部等各部部长以及各省主席与市政府市长：“物不患寡，惟虞分配之不均，价不难平，端在意志之统一，所望群策群力，一致奉行，则成功之券，决可计日而致。仰于电到一星期内，切实遵办具报。”⁽¹⁰⁶⁾尽管各方对物价飞涨的根源和控制物价的难度有较清醒的认识，可是由于“物价所表示者乃货物与货币间之关系”，若要达到控制物价目的，“必须一方面控制货物，另一方面控制货币”，亦即“控制物价仍不得不控制物价之两端：一为货币，一为货物”⁽¹⁰⁷⁾。战时后方的税收与公债等收入有限，无法应付浩繁的军政支出，要求国民政府控制货币发行量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由此可行的办法就只有在争取物资方面。

为争取物资，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调整了抗战初期防范敌货的政策，于1943年4月专门成立财政部货运管理局，负责对沦陷区物资的抢购事宜。对于战时物资抢购活动，国民政府是通过官督商营的许可证制度进行的，即官方机构或民间公司均可向政府申请营运执照，从事抢运工作。伴随抢运工作的展开，与此紧密联系且影响较大的就是“特券”的发行。由此，作为一种因应战时物价上涨因素的措施，“特券”发行伴随着物资争夺应运而生，并成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和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

“特券”发行最初的提议来自于军统局局长戴笠，他在1942年1月2日呈报蒋介石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查近来前后方迭破获制造中中交农四行伪钞之机关，……据生推测，此必敌谋以伪法币吸取我后方物资与破坏我法币信用之毒辣阴谋也。吾人为针对敌伪是项之阴谋计，亦应仿造敌在我沦陷地区使用之军用票与伪组织所发行之联银券、储备券等，藉以吸取沦陷地区之物资，与拨付特务工作之经费，亦可以破坏敌伪之金融也。⁽¹⁰⁸⁾

蒋介石虽未批准戴笠的提案，却接受了伪造沦陷区货币的想法⁽¹⁰⁹⁾。1943年初，为因应即将成立的战时货运管理局的业务，蒋介石下令戴笠规划印制沦陷区货币，“特券”发行工作走上台面。不久，蒋介石正式批准发行“特券”，由戴笠负责对沦陷区的伪造伪政权货币的“特券”发行与运销工作。

国民政府批准华中与华北地区的“特券”发行计划后，由宋子文接洽在美国以中国银行名义委托美国制版印刷，并垫付印刷费用美金25万元。到底究竟发行了多少“特券”？由下页之表可知初期发行的数量。

至1943年6月，累计共发行8862.5万元，其中已领用1570万元，结存7292.5万元。实际上到1944年11月29日止，华中地区的中储券“特券”发行额为1.05亿元，华北地区的联银券“特券”发行额也增至1500万元。与1943年6月22日的数目相比，中储券“特券”增发3000万元，联银券“特券”增发137.5万元。汪伪政权中储券此时的发行额为1071.74亿元，“特券”发行额与之相比的比例为0.098％，联银券的发行额为128.28553亿元，“特券”发行额与之相比的比例为0.117％，也就是说，不论在华中还是华北地区，每一千元的中储券或联银券中，即有一元左右的“特券”混杂其中伺机流通，抢购物资。若将这些“特券”以1944年11月底的法币比价（法币每百元约等于中储券100至133元，本文取其中值117元；约等于联银券8元）分别折算，二者合计3.1035亿元，为此时法币发行额1,703亿元的0.182％，此数值可以算作是法币原应在大后方发行而减少发行的部分⁽¹¹⁰⁾。

表一：“特券”领用数额表（1943年5月31日止）

表二：“特券”领用数额表（1943年6月22日止）

资料来源：《贝祖诒呈文（1943年6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41—（10）。

“特券”发行作为一种抢购物资、与敌伪展开经济战的手段，是国民政府面对物资匮乏与物价激涨困境时的一项因应措施，通过该项措施的实施，国民政府将部分通货膨胀的压力转移至沦陷区，并取得了相应的战时物资给养，对缓解国统区通胀压力的积极意义应予肯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应付财政危机和维持抗战局面，国民党政府对经济政策的调整，除了上面提到的增税、田赋征实、专卖、统购统销、限价议价、发行“特券”等政策措施外，在金融政策方面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具体来说，一是大举举借内债，通过配售公债和发行储蓄券的方式募集资金。例如，仅1942年国民政府就先后发行《民国三十一年第一期土地债券》、《民国三十一年粮食库券》、《民国三十一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民国三十一年同盟胜利公债》，另宣布发行1亿美元的定期储蓄券。实际募集到法币约7.0965亿元、美金约9980万元、谷1046.3198万市石、麦120.091万包⁽¹¹¹⁾。二是大量举借外债。1942年，国民政府获得了美国提供的5亿美元，是战时国民政府获得的一笔数额最大的贷款⁽¹¹²⁾。客观地讲，这些内债外债为缓解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支援抗战事业还是起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不论是增税、田赋征实、专卖、统购统销，还是限价议价、举借内外债、发行“特券”政策，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互为联系，共同构成了国民政府抗战后期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当然，上述国民政府调整政策的实施，也有两个动向值得注意：一是国家资本的急剧膨胀；二是国民政府对经济生活控制的全面加强。反映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就是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它同时又充分反映了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具有害民的实质和不合理性。抗战后期，国统区工商业和农业生产的凋敝和破产，正是这种不合理性所造成的。

二　国家资本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家资本极度膨胀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伴随着国民政府各项统制经济措施的实行，国家资本开始向各领域全面扩张，并形成了垄断局面。国家资本的垄断首先是在金融业方面，然后依靠国家权力，逐渐在工业和商业领域中取得了垄断地位。

第一，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垄断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的统治地位就已经确立。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加强对金融业的控制，于1939年10月改组了“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即四联总处）。四联总处被称之为“中央银行以上之中央银行”，由蒋介石担任理事会主席。这样，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战时金融垄断体制开始形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强化四行二局作为国家资本的垄断地位，并严格管理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1941年12月9日，公布《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办法》，强调限制新设银行、严控货物押款和禁止银行经商等规定。1942年1月，全面提出了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后处理金融的办法。关于国内金融，规定：（1）“继续收存商业银行及省银行应缴之存款准备金”，“收兑金银机关可以撤销，由中央银行办理之”；（2）“生产国防及有关民生日用必需品之工矿各业，由四行联合投资放款，尽量协助”。“严格审查省银行及商业银行放款用途”；（3）“不准新设银行并限制增设分支行”。“中、中、交、农四行应与邮汇局及各省银行之分支行处加紧配合，互通汇兑，组成更严密之金融网”⁽¹¹³⁾。5月28日，四联总处理事会颁布《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重申和规定了四行的业务范围。通过四行的专业化，加强四行对一般银行的控制和垄断，特别是形成了中央银行在四行中的集中垄断地位。

具体来说，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范围是：1．集中法币发行。自1942年7月1日起，所有法币发行都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三行截止1942年6月30日止所发行的法币和准备金，全数移交中央银行。2．统筹外汇收付，外汇业务的经营和管理，划归中央银行集中办理，所有外汇收付集中中央银行调拨。原来的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只能受中央银行的委托，经营政府对外款项收付和经办进出口外汇及侨汇业务。3．代理国库。4．集中各银行存款的准备金。5．集中办理票据交换。6．办理票据贴现。此外，国民政府的军政费用，均由中央银行办理解付等⁽¹¹⁴⁾。不难看出，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信用和外汇管理等方面已形成全面的垄断，作为全国银行的银行和惟一的金融核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6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又拟定银行监理官制度，加强政府对银行的管制。根据这一制度，全国划分为十六个辖区，区设监理官，凡规模较大业务较多之银行，在银行内都设置“监理官”。监理官的职责是审核辖区内各行庄放款业务及其用途，检查行庄账目与存款情况，督促行庄提缴存款准备金等⁽¹¹⁵⁾。7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核定实施《统一发行办法》，使中央银行正式拥有独占货币发行与集中银行准备金的特权，并协助财政部拟订货币政策和监督货币市场的活动。与此同时，财政部又为其他三行各增加资本到6000万元，中央信托局也增资到5000万元⁽¹¹⁶⁾。

根据分工，四联总处对请求贷款在百万元以下，就其性质分由交通、农民两银行办理；国际通兑业务由中国银行专司其事；请求贷款在百万元以上者，则由四联总处审查后再定核准与否。四行二局正是借助于行政权力，强化了对金融业的垄断。

上述措施执行的结果，一是在资金上收缩和降低了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的信用，增厚了四行的资本，特别是中央银行的资本。使国家资本银行的存款从1938年的40亿增加到1943年的417亿，由占本国银行存款总数的77.7％，增加到90％⁽¹¹⁷⁾。四行二局的分支机构也遍布西南、西北各地，到1945年8月，共达2281个，占国统区全部金融机构总数的76.5％⁽¹¹⁸⁾；二是在行政隶属和区域划分上大大加强了国家资本银行的控制、监督职能，突出了四联总处作为战时金融集权机构的垄断特征；三是财富日益集中到四行二局手中。据《中央银行月报》公布的数字，四行二局在抗日时期外币与黄金的储蓄，1940年只占1％，1942年上升至16％，1943年为26％，1944年占32％，1945年6月则猛升至75％⁽¹¹⁹⁾。外币与黄金被认为是比较稳定的财富代表物，它的集中动向体现了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导向和实质。

应该说，国民政府扩充国家银行资本，强化四联总处的垄断地位，严格管制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不仅是统制经济政策在金融业方面的表现，而且也是对战时金融业发展状况的必然反应。抗战爆发以后，许多私营银行都采取了紧缩政策，放款数量大为减少。从战时的生存环境出发，在国统区的私营银行都以较大的力量从事于囤积货物。同时，战时物价上涨，商业投机所得大大高于产业利润，所以私人金融资本又都增加了商业放款。据统计，1942年重庆银钱业对工矿业的放款仅为放款总额的12.61％，而同期的商业放款却高达76.9％，如果把对个人的放款并入商业放款，则商业放款更高达82.83％⁽¹²⁰⁾。私营银行推波助澜，是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罪魁祸首之一。例如，1941年下半年，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在成都及其附近各县所查获的十余起囤积案件中，银行是主要的参与者，其作用十分恶劣⁽¹²¹⁾。更为典型的则是发生在重庆的金城银行囤积案。据重庆经济检查队查办，该市金城银行信托部利用200余万元以该行高级职员李祖芬等名义，假设天成公司面粉厂，购囤小麦1900余石，布2400匹⁽¹²²⁾。相反，抗战后期，工农业生产日渐艰危，急需银行资本的支持，但私营银行却几乎完全停止了对农业的放款，对工矿业放款也不多。面对这种状况，国民政府对金融业进行控制确有必要。

第二，国家资本在工矿业中垄断地位的形成。

在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逐步强化的过程中，迅速膨胀起来的国家银行资本便开始向农工商各业渗透和扩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四联总处鉴于后方生产任务严重，就立即着手“将有关放款之原则及方针重加修订，规定凡与国防有关及民生必需之生产事业应加紧协助，以谋战时经济之自给自足，所有普通放款则暂时停做和紧缩，俾使集中财力，先尽急需。至放款之事前审查及事后考核，必须严格，期能确收增加生产之效”⁽¹²³⁾。1942年底又规定，贴放款额按中央、中国两行各占35％，交通银行占20％，中国农民银行占10％的比例分配承受。根据这些规定，四行从1942年起逐年提高对工矿业的放款比例，1937年—1939年占9.3％，1943年则已上升至59.1％，1944年更高达72.2％。放款额也由1941年的2.0934亿元，提升至1942年的9.2306亿元，1944年则为238.2156亿元。1943年和1944年，四行工矿业贷款额已占国统区工矿业生产总值的33.4％和40.3％⁽¹²⁴⁾。除了贷款外，国家银行资本还直接对工矿业进行大量投资。例如，截至1945年6月底，中国银行对生产事业的直接投资总额已达3.78亿元⁽¹²⁵⁾。中央信托局1943年填报的生产事业投资表显示，中央信托局实收资本5,000万元，而投资生产事业共有2,100万元，另外又为中央银行出面代办投资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1,800万元⁽¹²⁶⁾。有人就认为，国家资本通过四行二局的投资，其影响范围已超出了国营和地方政府经营的企业，在一些重要的私营企业中也有很大的影响⁽¹²⁷⁾。

在农村，国家银行资本同样也逐渐占领和控制了金融市场。由于商业银行完全停止了农村放款，省地方银行及县乡银行虽也有办理农贷的，但数量极为有限。然而，绝大多数农民必须靠借债来维持再生产和艰苦生活。据一项调查显示，1941年在农村中借款农户约占总农户数的51％，借粮农户占总农户数的39％⁽¹²⁸⁾。因此，有能力并且愿意向农村放款的便只有国家银行了。实际上自1941年以后，四行农贷便已经成为农村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见下表）。并且根据《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中国农民银行接管其他各行局的农贷业务后，便加强了对农贷的控制，使四行二局逐渐控制了农村金融市场。

抗战期间农村借贷资金来源

*包括银行、合作社和合作金库。

**包括钱庄、典当、商店。

资料来源：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84页。

总之，在抗战后期，国家资本不仅通过四行二局及其领导机构四联总处政策和权力的运作，全面强化了其在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而且通过在工矿业、农村中投资、放款的方式，巩固和扩大了其实力和垄断控制的范围。当然，尽管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的膨胀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极大地损害了工商业者的利益，但应该看到，国家银行资本对抑制银行资本的投机行为、调控金融市场、维持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借助于银行资本，利用金融垄断和国家权力，在工矿业中的扩张，除了前述国家银行资本借助贷款、投资等形式外，更重要的则是通过资源委员会的活动来进行的。

早在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在修订颁布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中，就公开宣布：“为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各矿业、制造军用品的工业和电器事业，“分别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生活日用所需之物品，经济部“应各地方需要，得随时分别种类地域，直接经营之”，或采取接办、合并、代管、收买、合办等形式经营⁽¹²⁹⁾。这一规定，就为国家资本在工矿业领域中大力扩张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国家资源委员会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营工矿业的主要机构。据统计，1937年7月至1945年间，资源委员会预算内投资近12亿元，折合1936年币值约6,632万元。其中，1941年—1945年约为2555万元⁽¹³⁰⁾。资源委员会利用这些资金，适应战时需要，逐渐兴办了不少企业。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资源委员会拥有工矿企业只有11个，到1941年，它支配的企业突增至78个，1945年更增加到128个⁽¹³¹⁾。根据有人统计，资源委员会所属的这些企业并非都是直接投资兴办起来的。实际上有的原先是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各省地方政府投资兴办，后来资源委员会通过投资合办、投资收买的方式控制了这些企业，或者是民营资本企业，而且这类企业数目不在少数。因此，有研究者就认为：“资源委员会的工矿企业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吞并来的。”⁽¹³²⁾应该说，资源委员会确实存在利用国家权力和金融垄断的条件，强制接管了一些民营资本企业。但说它的所属企业大都是靠强制方式吞并来的，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相反，情况要复杂得多，而且资源委员会能够控制这些企业，多半却是由于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和艰难环境所造成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口渠道遭到封锁，后方工业处境越来越困难，尤其是通货膨胀造成了“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反常现象，因而民营工业企业生产出现了停滞局面。一些民营企业在困难局面中难于支撑，濒于破产。然而，只要该厂产品为战时经济所必需，资源委员会就予以接办，甚至出资收购。例如，人和钢铁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因“近来生铁市场发生畸形现象，销路呆滞，兵工方面价格低廉，难维成本”，“而粮食日涨，工价激增，经济窘迫，实难为继”，于1941年要求转让给资源委员会⁽¹³³⁾。资源委员会经过核定后，就于1944年与该公司签订了购买其全部设备与资产的合约。又如云南明良煤矿，1939年因资金发生困难，资源委员会乃入股合办，1945年资本家将全部股权卖给资源委员会⁽¹³⁴⁾。这表明资源委员会对私营厂矿的接办或入股合办，有的是出于私人企业的请求，与“强制”、“吞并”完全是两码事。当然，与国民政府有关的企业确实享有许多方面的优势——银行贷款，原材料，汽车运输，这是不少私人企业自愿出售股份给政府的主要原因。相反，未能这样做的许多私人企业，到抗战后期便因缺乏营运资本、原材料、汽车运输或市场保证而垮台⁽¹³⁵⁾。

与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局面相反，虽然国家资本企业也同样处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之下，但由于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即政府财政拨款、四行二局投资、贷款等形式的扶植，国家资本企业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据四联总处拟定的《经济三年实施办法》所载：1940年至1942年拨发“国营”厂矿资金共1.6654亿元，其中财政拨款1.1425亿元，占68.5％；四行投资800万元，占4.8％；四行贷款4438万元，占26.6％。而同期分配给“民营工业三年计划”的资金仅为3800万元，只占“国营”厂矿资金的22.8％⁽¹³⁶⁾。在国家资本的大力支持下，除了石油、钨、锌、锡等金属矿产品完全为国家资本企业生产外，国统区其他重要工矿产品如电力、煤炭、钢等，国家资本企业所占比重都不断提高。例如，1938年后方发电7362万度，其中资源委员会所属电厂仅占5.5％。到1944年，资源委员会所属电厂发电共达5168万度，已占总发电量的29.7％。汽油类产品更加明显，1938年国统区汽油类产品生产总量共20万加仑，其中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占23.6％。到1944年，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生产量达598万加仑，占全部国统区产量的65.1％⁽¹³⁷⁾。另从下表中不难看出，国家资本企业不仅发展十分迅速，而且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明显增强。

1940年—1943年官营与民营产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

其后，资源委员会进一步加快了投资和建设的速度，采取了独资兴办、和国民政府的中央机关合办、和地方政府机关合办、和私人资本家合办、银行资本合办等五种举办企业的方法，使资源委员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迅速扩张。到1944年12月，它经营了92家工矿单位——33家工厂、38家矿山、21家电力厂。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时，资源委员会的企业又扩张至131个单位，成为集工、矿、贸、电力、服务机构为一体的超大型的工业集团。

再以各生产部门所占资本比例来看，1942年国家资本占水电工业资本的89％，冶炼工业的90％，机器制造业的73％，电器制造业的89％，化学工业的75％，纺织工业的49％⁽¹³⁸⁾。1942年，经济部的报告资料也显示，国家资本企业在国统区占工厂总数的17.5％，投资的70％，职工的32％和动力的42％⁽¹³⁹⁾。由此可见，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在工矿生产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优势地位，形成了垄断局面，而民营资本整体却呈现萎缩趋势。

第三，国家资本在商业领域中的垄断地位的确立。

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在商业领域中基本上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国家资本在商业领域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抗战爆发以后，由于外贸形势日益恶化，国民政府认识到：“我国欲图持久制胜，势非控制资源，管理贸易，不足以巩固财政金融基础而供应长期抗战之需要”⁽¹⁴⁰⁾。于是开始采取切实步骤和措施实行外贸统制，同时由国家投资商业，形成了国家资本在商业领域中扩张的局面。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大力推行统制经济政策，国家权力向经济领域全面渗透。伴随着统制经济政策的全面实施和贯彻，商业领域中国家资本的扩张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最终确立了垄断的地位。

国家资本在商业领域中扩张所依托的最主要的政府组织机构是贸易委员会。贸易委员会的前身是于1937年9月设立的贸易调整委员会。它成立之初，便由财政部一次拨交2000万元作为营运资金⁽¹⁴¹⁾。1938年2月贸易调整委员会改组为贸易委员会，隶属于财政部，并将国际贸易局并入，总揽一切有关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权，在国内外重要地点设立办事处，并设立直辖的复兴商业、富华贸易、中国茶叶三个出口专业公司。1940年后实行行政业务分工，将贸易委员会直接经营的业务全部移交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三公司，分别由三个公司统一负责收购桐油、猪鬃、茶叶和其他土特产品，用于对外贸易和销售。1941年贸易委员会下辖的富华公司撤销，其业务和人员合并于复兴公司。1943年中国茶叶公司又撤销，茶叶经营也并入复兴公司。复兴公司设有四川、西北（兰州）、云南、贵州、苏皖、浙江和仰光等分公司，各分公司之下还设有办事处和储运站等机构，其组织机构几乎遍及整个国统区。另外还有负责运输的西南运输处和猪鬃贸易的猪鬃整理工厂⁽¹⁴²⁾。总之，从上到下组织严密，机构庞大，形成了一个从收购到销售的完整的商业网。

贸易委员会利用建立起的商业网，积极从事商品购销活动，成效十分显著。仅以外销物资为例，贸易委员会从成立至抗战结束，共收购桐油183.9305万公担，猪鬃8.088万公担，生丝2.6714万公担，茶叶100.4974万公担，兽皮680.7694万张，以及羊毛、茧等其他物资⁽¹⁴³⁾。这些物资销售国外所得价款和资源委员会统制的特种矿产品出口所得价款一样，是战时国民政府用于偿付美、苏、英等国债款以及在国外购买各种战争物资的主要资金。可以说，如果没有战时贸易统制，中国就不能进行对外易货贸易，那么就失去了外国的军火供应，对日作战就会产生更大的困难，后方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也会受到更多的阻碍和更大的困苦。因此，抗战时国家资本的贸易机关和企业在商业领域的活动，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应予肯定⁽¹⁴⁴⁾。

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实行专卖制度。为推行该项制度，从1942年起各地相继创设了专门组织机构。这是国家资本依靠行政特权向商业领域扩张的又一重要阶段。除食盐专卖由原来的盐务总局办理外，从1942年起先后创设了“火柴专卖公司”、“烟类专卖局”、“食糖专卖局”。具体而言，烟类专卖局设有总局，各省区专卖局下设办事处，各办事处又下设业务所（或办公处）⁽¹⁴⁵⁾；火柴专卖公司设有总公司，各省区分设分公司；食糖专卖局未设总局，而是采取分区办理方式，例如最早成立的“川康区食糖专卖局”，其下设有分局、办事处⁽¹⁴⁶⁾。1943年1月，花纱布管制局成立，接管日用必需品棉花、棉纱、棉布的统购统销事宜。上述各级专卖和统购统销组织机构设立后，建立起了庞大的商业营运和管制的网络，将国家资本的触角伸向了国统区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对商品价格实行严格的控制，例如，经营外销的行栈，都必须向国家管制机关登记，其产品也需按核定价格售给该机关，不能自行报运出口。又如对于专卖品，规定“应于制造完成十日内，悉数交存专卖局在该区所设立公栈，或其所指定之商栈”，“概由专卖机关收购之”。利用这种超经济的垄断，国家资本获得了巨额利润。

显而易见，上述内容表明，在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在金融、工矿业、商业领域中都已完全确立起了垄断地位，得到了急剧膨胀和发展。这种垄断局面的出现，一是靠国家政权的推动；二是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政策实行的结果。在民族矛盾高于一切的前提下，这种垄断符合战时需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然而，事物具有两面性。国家资本是国民党统治政权利用国家机器建立起来的，本质上是为国民党政治体制服务，是国民党加强统治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其作用好坏也是随着国民党统治政权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到了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走向专制，国家资本的消极作用就越来越明显，其对金融、工矿业、商业的垄断，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

三　巨额赤字与通货膨胀

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军费支出迅速增加，而财政收入不增反大幅度下降，财政赤字就已经形成，且呈迅速扩张的趋势。进入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收支更严重失衡，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而且逐年增高。1941—1945年国民政府收入、支出和赤字数额，详见下表：

单位：法币（百万元）

年份 | 政府收入 | 政府开支 | 财政赤字
1941 | 1,184 | 10,003 | 8,819
1942 | 5,269 | 24,511 | 19,242
1943 | 16,517 | 58,816 | 42,299
1944 | 36,216 | 171,689 | 135,473
1945 | 1,241,389 | 2,348,085 | 1,106,696

资料来源：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处所编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报表。转引自《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尽管国民政府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采取了诸如田赋征实、专卖、增税等诸多措施，力图增加财政收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但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收入虽在增加，而开支数额却增加幅度更大。究其原因：一是军事开支日益庞大。1939年的军事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57.6％，1940年则猛增至73.9％，1945年更高达87.3％。详见下页之表：

军事支出数额的逐年增加是造成巨额赤字的根本原因。从1941年至1945年度财政赤字占岁出平均为81％左右，1945年度高达87.7％，与该年高达总支出87.3％的军事开支正相吻合⁽¹⁴⁷⁾。因此，有人就指出：“财政上几占九成的赤字，正是岁出上几占九成的军事开支所造成。岁出上每十个钱中的九个钱是用在军事上面，就使财政上每十钱中的九个钱没有着落。这就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财政一个最基本的特点。”⁽¹⁴⁸⁾二是行政开支增加。自1941年以后，国民政府为全面推行统制经济政策，相继增设了诸如田赋征实、专卖、物价管制等新机构，致使政府录用的文职人员迅速增加，相应行政开支的数目也迅速攀升。1940年行政开支占国家总支出的4％，到1941年至1944年间则上升到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强（包括部分军政费用）⁽¹⁴⁹⁾。三是政府财源枯竭。作为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体的关、盐、统税早已锐减，到抗战中期以后在国民政府税收中已不占重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货物税和直接税⁽¹⁵⁰⁾。但货物税和直接税毕竟税源有限，且税负提升幅度有限，其增收的速度是远远赶不上开支增长的幅度。国民政府虽将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将食盐、火柴、烟、糖实行专卖，对于增加国库收入有一定的作用。然而，日军在正面战场的进攻，特别是1944年4月至12月间日本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举行的“一号作战行动”，使中国盛产粮食和战略物资的河南、湖南、江西、广西相继落入敌手。这一战局演变给国民政府在财政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田赋征实相应巨减，棉花、钨、锑等战略物资带来的财政收入也大量减少。1943年实物收入占中央财源的28.1％，1944年减少至23.6％，1945年则减至18.2％⁽¹⁵¹⁾。与此同时，政府的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也在减少。1943年直接税收在政府财政支出来源中占8％，1944年降至3.5％，1945年仅占1.1％；间接税1943年占8.3％，1944年占10.1％，1945年占5.5％⁽¹⁵²⁾。

1939年—1945年度国民政府军务费实支数及其占总支出的百分数

年度 | 总支出（百万元） | 军务费（百万元） | 占总岁出的％
1939 | 2,797 | （*1）1,611 | 57.6％
1940 | 5,288 | 3,912 | 73.9％
1941 | 10,003 | （*2）6,617 | 66.2％
19422 | 4,511 | 15,216 | 62.1％
1943 | 58,816 | （*3）42,943 | 73.0％
1944 | 171,689 | 131,081 | 76.3％
1945 | 1,215,089 | （*4）1,060,196 | 87.3％

（*1）1939年度起，加紧急命令拨付款。

（*2）1941年度起，包括国防支出、“国防建设费”、战务费、粮食费、军事运输费和紧急命令拨付款。

（*3）1943年度起，不列军事运输费。

（*4）1945年度包括军政部开支、军政部建设支出和紧急命令支出。

资料来源：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国民政府为解决因税收减少开支剧增而带来的财政赤字，只得采取“赊借收入”的方式来弥补亏空。所谓赊借收入，就是国库向银行借贷的收入。由于国库借支数目庞大，而银行准备金不足，只有扩大钞票的发行。

从下表可以看出，银行垫款的数字几乎与财政赤字的数额相吻合。而这些银行垫款则主要是靠增发法币来实现的。根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银行垫款为201亿元，1943年409亿元，1944年1401亿元，1945年达10,433亿元，而法币增发额则分别占银行垫款总数的96.0％、100.0％、81.4％、80.8％⁽¹⁵³⁾。

1941年—1945年银行的垫支情况：

年度 | 财政赤字（亿元） | 银行垫支（亿元） | 银行垫支占财政赤字的百分数
1941 | 88 | 94 | 106.8％
1942 | 192 | 201 | 104.7％
1943 | 423 | 409 | 96.7％
1944 | 1,355 | 1,401 | 103.4％
1945 | 10,650 | 10,433 | 97.9％
共计 | 12,616 | 12,438 | 98.5％

资料来源：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银行为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大量发行钞票，自然就导致法币的持续贬值，以致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是助长通货膨胀的基本力量。而战时物价无止境的快速上涨，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局面。两者互为因果，一发不可收拾。由于商品短缺和货币信用跌落，人民对法币的信用产生危机，预期物价上涨，为免遭法币贬值带来的损失，普遍产生重物轻币的思想，货币一到手就换成实物保存。工业囤积原料，商业囤积货物，不仅投机活动日益猖獗，而且加快了货币转手及流通的速度，造成物价进一步上涨。若以1940年周转速度为1；1941年为1.5；1942年为1.8；1943年为2.5；1944年为3.2；1945年（1至6月）为9.2⁽¹⁵⁴⁾。以物价上涨的情况来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军封锁下，对外交通全部断绝，外援物资无法接济，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不可遏止。1942年全国趸售物价指数已上涨至3900；1943年跃升为12541；1944年则达43197；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已高涨至163,160；而零售物价指数更涨至190,723⁽¹⁵⁵⁾。据有人计算：抗战八年中，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法币1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底值战前0.6元，到1939年底只值0.28元，到1940年底降至0.08元左右，到1943年底只值半分，到1945年6月，已只值战前法币5毫。就是说这时法币2000元才值战前法币1元，其价值只有原法币价值的万分之五了⁽¹⁵⁶⁾。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造成了国统区人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严重影响了国统区工农业生产和民众将士的抗战士气。

四　抗战后期的民营工商业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协助从沿海迁往内地的工厂恢复生产，使得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势头。但是，好景不长，从1943年起，国统区民营工业就发生了严重危机。首先，这种危机是表现为设厂数的下降和新设工厂规模的缩小。（参见下表）

国统区工业设厂数和投资规模的变化趋势

年别 | 登记设立的工厂（家） | 每家平均资本额（千元） | 指数
1936年以前 | 300 | 393 | 100.0
1937 | 63（60） | 352 | 89.6
1938 | 209（182） | 414 | 105.5
1939 | 419（346） | 289 | 73.5
1940 | 571 | 103 | 26.2
1941 | 866（738） | 53 | 13.5
1942 | 1138（1077） | 9 | 2.1
1943 | 1049（977） | 14 | 3.6
1944 | 549（533） | 6 | 1.5

注：设厂一项中括弧内的数字为民营工厂数。

资料来源：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页。

由上表资料可以看出，1942年是抗战时期设厂数最多的一年，此后逐年下降。不仅设厂数在逐年减少，同时每家工厂平均占有的资本额也在下降。工厂设厂数和投资规模是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晴雨表，而上述指标的逐年下降，正表明国统区工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正趋向恶化。作为工业投资主体的民营工业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动向，正是国统区工业危机的一种表现。

其次，国统区民营工业的危机还表现为工矿企业的停工减产，甚至改组倒闭。以战时的工业中心重庆为例，1943年重庆原有工厂817家，其中停工减产的就达270余家⁽¹⁵⁷⁾。钢铁业22家（炼铁厂18家，冶钢产4家），其中炼铁厂停炉者14家，4家勉强维持；冶钢1家完全停工，其余3家勉强维持开炉，但产量剧减，因为成本加重，陷于半停顿状态⁽¹⁵⁸⁾。重庆民营机械厂共有366家，1942年二三月间各区工厂已渐有停歇业者。至6月底，确实倒闭者达42家。采矿业中，1942年嘉陵区减产和停产的煤矿家数竟达77％以上，盐井溪一地的60余家煤矿中，停产的40多家。重庆的纺织业同样处境艰难，重庆最大的3家纱厂（裕华、豫丰、申新）原有纱锭11万余枚，1942年开工的则只有7万余枚。到1943年底各纱厂纱锭又大幅减少。重庆的印刷厂，1943年底到1944年初3个月内有70家停工。衡阳是仅次于重庆的又一工业中心，1943年90余家机器厂中，停工者已达20余家。昆明原有纺织厂30余家，1943年内竟倒闭了20余家。另据《新华日报》报道，1944年四川原有工业的50％甚至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¹⁵⁹⁾。其他各省也和重庆、四川的情形差不多。如云南个旧的锡矿，1944年1月4日《商务日报》报道称：“往昔在城东炼锡的火炉，共达40个左右，今天能维持开炉，照常炼锡的不到10个；往昔矿工人数已达10万余，今天仅5000余，……目前个旧大锡生产，已临总崩溃前夕，各私家厂商，95％已宣告破产或停业。”总之，在1944年，国统区工矿企业因资金短缺、原料缺乏、产品滞销、营业亏损、动力供应不足等原因，不得不歇业、改组、撤销、转让的工厂达326家，其中省营26家，私营300家⁽¹⁶⁰⁾。由此可见，民营工业在抗战后期已是危机四伏。

第三，国统区民营工业全面衰退和危机还表现在产品产量指数的下降上。如以1938年为100，在1939年为130.57；1940年为142.34；1941年为130.73；1942年为124.37；1943年上半年为112.36；1944年上半年为93.67；1944年下半年为89.83⁽¹⁶¹⁾。整个产品产量指数从1941年起就逐年下降。

造成国统区工商业全面衰退和危机的原因比较复杂，可以说既有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因素，又有战争的影响以及自身的因素。具体来说：第一，民用工业的凋敝首先是因为国家资本企业的排挤。1942年以后，随着国家资本向金融业、工矿企业的扩张，以及一些国家资本企业的相继建成投产，使国家资本企业在工业生产中具有了一定的优势。这些国家资本企业资力雄厚，设备齐全，享有原材料、交通及贷款的优惠，因而生产成本低，民营企业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例如，钢铁迁建委员会所属的大渡口钢铁厂，每吨钢材售价370万元即有利可图，而民营厂的售价每吨要高达550万元才不致亏本⁽¹⁶²⁾。在如此悬殊的竞争条件下，民营厂难以生存。同时，民营厂的大量订货也被国营厂取代，民营厂订货减少，导致生产萎缩甚至停产。以重庆为例，过去民营兵工厂订货占总产值的80％—90％，到1943年则下降到50％，1944年又下降到30％以内⁽¹⁶³⁾。第二，通货膨胀的影响。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使民营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难以维持生产。往往工矿企业出售产品后获得的利润，不及购买原料时的价格，造成企业虚盈实亏。有人这样指出：“一个工厂在账面上虽然赚了钱，但由于物价上涨的结果，它以同样的货币额已经不能从事同样规模的再生产。”⁽¹⁶⁴⁾在物价上涨因素的刺激下，商业投机十分兴盛，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都被吸引过去，企业贷款十分困难。不仅如此，一些工矿企业资金也倒流到商业投机中，出现了“以商养工”和“以商代工”的现象。据统计，1943年3月底，重庆市银行业对商业的放款，占全部放款的70％，而对工矿交通事业的放款则不到15％⁽¹⁶⁵⁾。即便是能够得到贷款的企业，也多为国家资本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工厂，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的民营工业则因贷款抵押等问题，无法得到贷款而不得不关门停业。第三，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政策的消极作用。由于国民政府对原料、交通运输工具、产品等全面实行统制，一方面造成民营工业因原料短缺、交通工具缺乏，不能正常生产。例如，在1943年，许多棉纱纺织厂就由于原棉供应不足，减产30％—50％。而成都办理棉纱收购和发放事务的福生庄，对于民营厂的棉纱供应，托词无货，故意刁难，造成棉织业工人暴动，就是典型事例⁽¹⁶⁶⁾。另一方面，则因政府收购价过低，极大地损害了民营企业者的利益，致使民营工业被迫停工减产。如1943年，政府以稳定物价为由，实行限价政策，对物价进行全面管制。但是，这一政策的副作用也相当明显，以钢铁业为例，1943年9月，机制钢的售价为每吨8.6万元，但当月的实际成本已超过9万元；灰口铁每吨限价为3万元，可是实际成本却要3.5万元。又如纺织业，1943年5月以前，棉纱限价为每包1200元，而实际成本已达1500元以上⁽¹⁶⁷⁾。国民政府收购价过低而导致企业倒闭最明显的莫过于云南的锡矿业。当时资源委员会核定锡价每吨为11万元，而据锡业工会计算，每吨实需成本31万元⁽¹⁶⁸⁾。二者相差甚巨，导致民营企业亏损累巨，无法继续生产，只得关门倒闭。第四，苛重的捐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税收方面有两个明显的动向：一是扩大税源，二是提高税率。以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而论，这一税收政策直接涉及的对象主要为民营工商业者。而国统区工业所负担的捐税，除营业税、所得税、战时过分利得税、统税、矿税等正税外，还有公债、储蓄捐……以至员工的免役金和各式各样的捐献等等。拿捐税中影响最大的直接税（所得税和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来说，以创办时资本为依据的直接税，在通货膨胀的严重情势下，货币数量上的“盈”，并不是真实的，实际上存在着“虚盈实亏”的现象。而完税则需要抽出一部分资本去缴纳。过分利得税规定，凡盈利超过20％的，就是过分利得，就要征税，而且是累进征课，其盈利额超过资本额60％的，其超过额一律征50％⁽¹⁶⁹⁾。再如统税，不仅税目的种类一再增加，税率在提高，而且往往是多次征收。1944年4月30日，黄炎培在谈到统税时就说：“实行统一税率，按理就是统一一次征收，现在不仅统一，简直是‘统二’、‘统三’、‘统四’，甚至到‘统八’都有的”⁽¹⁷⁰⁾。由此可见，国统区工业所负担之捐税之严重，是十分惊人的。有人估计，抗战时期后方工业赚20％的利润只够缴纳捐税。且捐税逐年提高，如1941年的生铁每吨完税1.28元，至1942年秋竟增至90元；酒精税额1943年比1939年高169倍，几占价格的1/3⁽¹⁷¹⁾。民营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资本规模小，在如此沉重的捐税负担下，生产难以为继，无法生存。

与工业衰退、全面危机的局面相对照，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抗战后期的商业则一度出现了虚假的繁荣。例如，1937年，重庆只有商号（资本额在2000元以上的）700多家，一般规模都不大。但到1945年，重庆的商业企业则已发展到27,481家，是1937的38.25倍。同期商业从业人员也猛增至23.42万人，占重庆就业人数的39％，全城市人口总数18.8％，居于重庆各行业从业人员之首⁽¹⁷²⁾。贵阳也是类似情况，1937年登记商业行号为1420户，1943年则增至4239户⁽¹⁷³⁾。不仅商业企业数量大增，而且资本额和规模也有所扩大。与商业畸形繁荣相伴而来的便是商业投机的疯狂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越来越严重，形成商业投机利润高于正当商业利润、正当商业利润高于银行利率、银行利润高于工业利润的不正常现象，因而社会资金纷纷如潮水般涌向商业投机。同时，不少工厂也受商业投机的影响而将生产资金用于商业投机。但是，毕竟国统区这种商业的繁荣不是建立在真实的物价基础上的，具有很强的战时性、投机性的特征。随着抗战胜利局面的来临和人民购买力的持续下降，这种虚假的繁荣便大受影响。于是，抗战后期国统区的商业也开始日益萧条，并笼罩在危机的阴影中。1945年春董必武在谈到国统区商业状况时就说：“我初到重庆市，夜市很热闹，百货商店里推出涌进的人，川流不息。现在无论哪行哪业，打锣打鼓都无人过问。重庆市面商店关门停业的很多，市场不景气可见一斑了。”⁽¹⁷⁴⁾

五　抗战后期的农村经济

抗战爆发后，农村经济就一直是维系国民政府战时财政、军需民食供应的重要来源和支柱，尤其是在实行“田赋三征”以后，为缓解战时国民政府财政危机、物价上涨的压力，民食军需供应的矛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只重视战时的现实经济需要，忽视对农村经济长远的安排，结果，所制定政策往往演变为以最大限度对农村进行搜刮和剥削为特征，致使农村经济从1941年起就开始逐渐陷入衰落的困境之中。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第一，农田耕种面积逐年减少。大后方15省耕地面积，抗战前为3899.75万亩，1938年为3859.3万亩，1939年为3869.86万亩，1940年为3849.04万亩，1941年为3815.46万亩，较战前减少了84.29万亩。也就是说，1941年大后方抛荒了84.29万亩耕地⁽¹⁷⁵⁾。另据调查，1942年大后方13省农作物面积较1937年减少17.3％。从播种面积看，以四川省为例，在1943年到1945年的三年中，冬季农作物播种面积从6000万亩减少到5700万亩，夏季作物从7900万亩减少到7600万亩。同时，冬季休闲田的面积却从2,400万亩增加到2700万亩，夏季休闲田则从500万亩增加到600万亩⁽¹⁷⁶⁾。

第二，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大后方15省各种作物总产量，由1938年的17.21755亿市担，减为1941年的15.3656亿市担，计减少1.85万多万市担。1942年，大后方13省农作物产量较1937年减少13.3％。从四川省的具体情况来看，以1940年至1945年的平均产量同1939年的产量相比，籼稻下降了24.7％，甘蔗下降了35.1％，棉花下降了43.8％⁽¹⁷⁷⁾。

第三，牲畜大量死亡。由于农田面积显著减少，粮食产量下降，草料严重缺乏，以及战争影响，引起牲畜大量死亡。据统计大后方15省1942年与1937年相比，耕牛减少297万头；马减少34.7万匹；驴减少48.8万匹；猪减少393万头；羊减少293.8万只⁽¹⁷⁸⁾。

第四，购买力下降。以1937年农民购买力指数为100，到1942年3月，陕西降为69，福建降为45，青海降为63，宁夏降为66，广西降为82，广东降为81，湖南降为86，贵州降为79，四川降为82，江西降为92，甘肃降为95，云南降为98，只有湖北仍为100，西康稍超出为126⁽¹⁷⁹⁾。

然而，中国毕竟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构成抗战民力的主体，而且，兵员的补充、粮食的供给，军需民用和工业原料的取得，乃至物资运输、商品流通等，无不主要是依靠广大农村民众。在“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已成为当时国内抗战人士共识的情况下，农村存在的农民“缴纳地主的地租是太高了，苛捐杂税是太多了，高利贷的盘剥是太厉害了，耕地不够，无地的农民太多了”等问题⁽¹⁸⁰⁾，以及农村经济陷入困境的局面，都极大地妨碍着广大农民对抗战的积极投入，甚至危及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根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意识到依靠自身力量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随即开始着手采取措施，以解决农村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1941年12月，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针对当时日趋严重的土地问题和粮食问题，蒋介石提交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这个《纲要》是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共有十条，规定在整理地籍的基础上，逐步实施以下内容：

（1）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点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其土地自然增价，应即征收土地增值税，暂依累进制征收之。

（2）国家为调剂战时军粮民食起见，对于农民地价税折征实物，其实物全归中央。在折征实物期间，有中央按各该县（市）地价税实收金额，以百分之五十之现款，拨归各该县（市）作为补助。

（3）为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和公共建设需要，得随时依照报定之地价征收私有土地，其地价之一部（分）并由国家发行土地债券偿付之。

（4）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律不得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

（5）确立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

（6）荒地之可为大规模经营者，由国家垦务机关划设垦区，移殖战地难民或后方有耕作能力之人民，并供给生产工具，以资耕作。私有荒地，由政府征收高额地价税，并限期使用；逾期不使用者，得由政府估定地价，以土地债券征收之。

（7）土地之使用应受国家之限制，政府并得依国计民生之需要，限定私有农民之耕作种类⁽¹⁸¹⁾。

这一《纲领》的通过和公布，表明国民政府以土地为中心的政策已被视为是“当务之急”，农村经济问题开始得到重视。不过，虽然《纲领》的不少规定从字面上来看是进步的，如对地主地租的租额剥削作了一定的限制，存在有利于农民的一面，但就实际而言，农民所得具体实惠并不多。例如，《纲要》规定“地租一律不得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实际上1941年各省谷租普遍是主六佃四，甚至有主八佃二的。以前是钱租的，也纷纷改为实物地租⁽¹⁸²⁾。可见，国民政府关于地租租额的规定，远远落后于实际。因此，考察《纲要》的基本精神，不难看出，其实质是以田赋征实，全归中央，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重点。其结果，就只是“重税政策”的战时实施，而不是“土地政策”的战时实施⁽¹⁸³⁾。国民政府对农业政策调整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除了出台《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外，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对农业的重视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放农贷，扶助农村经济发展。早在1938年，国民政府就颁行《战时合作社农贷调整办法》、《扩大农村贷款办法》以及《改进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等一系列农贷政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便加强了对农村资金的支持力度。据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统计，1941年至1944年，四川农业贷款贷给农业生产累计1.9756亿元，农业技术推广3502万元。水利工程3.241亿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1941年—1944年四川农业贷款对象与数额

资料来源：罗君辅：《由中国农贷谈四川农贷》，《四川经济季刊》，1947年10月第四卷第2、3、4期合刊。（分项统计与总数不一致，原文如此）

这些农贷的发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资金缺乏的状况，是有利于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

第二、兴修水利，鼓励垦殖。由上表内容可知，国民政府的四川水利建设贷款逐年都在增加。据统计，从1939年至1945年6月止，四川共完成开渠工程26处，筑坝工程233处，挖塘工程3879处，其他工程13处，农田受益面积达66万亩⁽¹⁸⁴⁾。不仅如此，开垦荒地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1944年，全国公私垦殖单位已发展到153个，其中四川就占53个，垦民2.4834万人，垦殖面积达29.7074万亩⁽¹⁸⁵⁾。

第三、推广农业和手工业改良技术。为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国民政府于1938年5月成立了农产促进委员会，连同以前成立的中央农业试验所以及各省农业改进所，共同推进国统区农作物推广、病虫害防治、畜牧兽医、肥料、农具、蚕桑、农林副业、水利垦殖经营、棉毛麻纺织品训练等项事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影响较为深入的是农作物和手工业的改良与推广。据一项研究显示，四川省由于推广良种，棉花产量从1938年的76.3万市担增加到了1945年的145.2万市担；粮食产量也从1940年的2.6138亿市担增加到1945年的3.3618亿市担，同时一度趋于衰落的一些手工业如蚕丝业、蔗糖业也取得了恢复和发展⁽¹⁸⁶⁾。

第四、实施自耕农扶植政策。抗战中期土地投机之风十分兴盛，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由此造成租佃矛盾十分尖锐，粮食产量也因此大幅度下降。为改进租佃制度，缓和社会矛盾，提高农民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根据《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扶植自耕农的有关规定，国民政府从1942年起着手实施该项政策。1942年6月，国民政府设立地政署，专门负责扶植自耕农政策的贯彻实施。同年11月由地政署主持召开了全国地政业务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试办扶植自耕农试验区方案》，要求各省择地定区进行试办。各省遵照方案试办扶植自耕农的办法大致有两种：第一种（或称为甲种）是国民政府依法征收非自耕农的土地，发给农民自种。此种办法又称直接创设；第二种（或称为乙种）是由中国农民银行附属的土地金融机关贷款给无地的农民，购买或赎回土地自耕。此种办法又称间接创设。从推行扶植自耕农政策的三年来看，全国共有14省82县进行试办，扶植自耕农总共1.765万户，农田面积总共31.3123万市亩。其中属于甲种扶植自耕农的区域共30处，属乙种扶植自耕农的区域共有65处⁽¹⁸⁷⁾。

但是，就总体上而言，国民政府上述政策和措施的积极作用仍然是十分有限的。以农贷为例，由于借贷关系的成立是通过合作社进行的，而合作社又掌握在封建势力手中，因此农贷就成了变相的高利贷，使农贷的功效大打折扣⁽¹⁸⁸⁾。况且中国农村面积广大，国民政府发放的有限贷款，并不能根本解决农村资金短缺的问题。再以扶植自耕农政策而言，在国民政府标榜的三个模范示范区——福建省龙岩、甘肃湟惠渠和四川省的北碚扶植自耕农试验区，确实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土地关系得到了调整，土地集中趋势也避免了，土地利用得以促进，农业经营也随之改变，农业收益亦相应增加⁽¹⁸⁹⁾。然而，这一成效是在国民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后取得的，并不带有普遍意义。就是整个扶植自耕农政策的推行，也只涉及14省的82县，更谈不上在全国广泛推行。因此，扶植自耕农政策影响甚微。

不可否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和对农村经济的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加之，粮食价格猛涨因素的刺激，抗战后期大后方农业一度扭转了大幅下滑的趋势，总体上还是缓慢的有所发展，各省粮食总产呈增长趋势⁽¹⁹⁰⁾。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经济的困难局面得到了根本改观。实际上随着国民政府一系列统制经济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与强化，从1943年起，农村经济已日渐陷入凋敝和破产的危机之中。

首先，土地投机和兼并十分猖獗，地租暴涨，各种捐税有增无减，使大批农民沦为佃民，农村阶级分化加剧。据对四川某县27户农户交租情况的调查，1938年是48％，1941年是55％，1944年竟高达94％⁽¹⁹¹⁾。另据国民党农产促进委员会1944年对川、桂等11省114个县的调查，佃农半佃农的比重由1936年的57.7％，上升到1944年的62％⁽¹⁹²⁾。这说明封建剥削关系越来越严重，是造成农村经济破产的最大根源。

其次，统制经济政策演变为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和对农民的剥削。国民政府对农产品的统制，实际上是贱买贵卖，“不免有破坏经济‘与民作战’的嫌疑，……贬价的收买农产自桐油以至于米粮，比市价低了好几倍。”⁽¹⁹³⁾拿统制经济政策中影响最大的“田赋三征”来说，在初期的征实、征购阶段，农民或许能获得些许抵偿，但到征借阶段，则完全变成赤裸裸的掠夺，同时，它又为地方乱摊派和勒索大开方便之门，致使农民所受的剥削十分沉重。这种统制当然不能发展生产，反而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害。它是导致农村经济破产与农民生活困苦的一大根源⁽¹⁹⁴⁾。

其三，国民政府不合理的征兵制和高利贷的盘剥，使衰落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最终走向破产。国民政府实行的是征兵制，由于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征兵的基层政权又控制在封建地主势力手中，所以弊端很多。结果在实行过程中，乡、镇、保、甲长乱抓壮丁，征兵变成了掠夫和绑索⁽¹⁹⁵⁾。国民政府兵役署长鹿钟麟就承认说：“不只是兵役官员，而且有时更坏的恶势力，蓄意不分青红皂白地拉夫，把许多农民当作征兵对象，藉此对受害者索取贿赂，借以中饱私囊。”⁽¹⁹⁶⁾加之，新兵待遇极差，被虐待死亡者很多。所以农村中所有壮丁，以及一部分超过或不及役龄的农民全部被弄得不能安居乐业，或为逃避兵役远走他处。兵役和抓丁的结果，非但扰民极盛，而且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枯竭。据统计，到1942年止，西南各省农户中在征调兵役后完全没有壮丁的，四川为16.2％，贵州为52.5％，云南为22％，广西为21.4％；因征调工役而完全失去壮丁的家庭，四川为14.9％，贵州为31.7％，云南为2.5％，广西为8.8％⁽¹⁹⁷⁾。1943年起，西南地区农业生产开始下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劳动力造成的⁽¹⁹⁸⁾。从中不难想见，兵役和工役的征调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与兵役制一样，对国统区农村经济干扰和破化甚大的另一个因素便是高利贷。在国民政府种种捐税、地方摊派勒索以及高额地租压榨下，农民辛勤劳作一年，所获无几。为维持简单再生产和过活，农民只得借债。从1941年到1943年，四川负债农户的比例由51％上升到54％，云南由55％上升为64％，贵州由48％上升为50％，广西由49％上升到59％⁽¹⁹⁹⁾。农民在高利贷的重压之下，生活更形艰难。总之，原本日渐濒临破产边缘的农民，又在兵役制和高利贷的双重干扰和破坏下，更陷入灾难的深渊，无法生活下去。连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考察东南和西南的情况后也承认：“各地民众真是无以聊生，浙江的民众食糠秕、树皮，广东有的人食人肉。”⁽²⁰⁰⁾因而正如一个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当时农民“对政府的愤怒正明显地回响在全国的乡村”⁽²⁰¹⁾。处于绝望中的农民被迫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在国统区，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省都有农民为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而发动的暴动。例如，1943年春，一支大约五万人的农民队伍发动起义夺取了甘肃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年秋天，福建4000名农民发动暴动，反对当地政府⁽²⁰²⁾。仅四川省一省，自1939年以来，就有十余县发生过民变⁽²⁰³⁾。这正是农村经济凋敝和破产的真实写照和反映。

第三节　国统区的文化教育

一　国民政府加强文化控制

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战斗武器，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全国的政治抗战、经济抗战、军事抗战紧密配合，相辅相成，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取得抗战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抗战时期的文化又有进步文化与反动、落后文化，抗战文化与投降、汉奸文化，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等等分野，意识形态色彩极为浓厚，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阶级性。考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不难发现，它具有强烈的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它从维持国民政府的统治、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放松了对文化市场的控制和干预，容许进步的抗战文化运动有所发展，使得抗战初期的文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同样是出于为维护和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地位，保证国民党战后对全国的继续统治，国民政府从1938年起便加强了对文化领域活动的干预，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各种措施，试图将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的统治体系和控制范围之内。特别是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特征的进步的文化运动要突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使得文化领域中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十分激烈。大体说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即国民政府暂时放松对文化的控制阶段（1937年7月—1938年6月）、国民政府重新加紧推行文化专制政策阶段（1938年7月—1940年底）、国民政府文化专制政策完成阶段（1941年初—抗战结束）⁽²⁰⁴⁾。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局势，国民政府不仅将文化专制政策全面推向深入，竭力将抗战文化运动纳入控制掌握之中，而且最终确立了其在文化领域中的专制统治地位。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颁布一系列法规，查禁抗日进步文化书刊和言论。为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政府在以前法令、法规的基础上，又相继出台和颁布了《图书送审须知》（1942年）、《书店印刷管理规则》（1943年）、《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战时新闻禁载标准》（1943年10月）、《书籍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战时新闻违禁惩罚办法》（1943年10月）、《修正图书杂志送审须知》（1944年）、《战时书刊审查规则》（1944年6月）、《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载禁标准》（1944年6月）、《出版品审查法规与载禁标准》（1945年）等，文化专制措施愈加苛繁。凭依这些法规和法令，国民政府强化了对抗日进步书刊和言论的查禁力度。1942年度，国民政府查禁196种图书，停止发售120种，就地取登稿件或不准印行的书稿为数更多⁽²⁰⁵⁾。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2年间，重庆地区就有1400种书刊被查禁。对剧本的审查更为严格。剧本中凡是出现“诋毁政府之措施”、“描摹战时社会畸形状态”、“宣传三民主义之外一切主义”、“鼓吹阶级斗争”、“违反劳资协调”等内容的剧本，一律禁止上演。由此而遭禁演的剧本，仅1943年重庆地区就有110余种。另据1943年10月23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表的《取缔剧本一览表》，内中开列的不准出版或上演的剧本共达116种⁽²⁰⁶⁾。对于言论的控制也变本加厉。据统计，从1941年至1945年间，有关新闻检查的临时性指示就达二百余种。而《修正战时新闻检查标准》和《修正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两个法规中规定的禁载事项就达七十余项。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到财政、文化、社会事务等都有限定，无所不包，使这一时期内不议国是、免谈军情成了舆论界的两大生存技能⁽²⁰⁷⁾。更为露骨和荒唐的是，1943年8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定并发表了《抗战期间宣传名词正误表》，规定：“边区政府”、“抗日政府”等词不许使用，“两面派”、“亲日派”、“团结”、“解放”、“国共合作”、“各阶层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词为“谬误名词”；“革命的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要改为“三民主义”；“拥护革命的领袖”、“拥护抗日的领袖”必须改为“拥护领袖”；甚至“妇女解放”要改为“妇女复兴”，等等⁽²⁰⁸⁾。

第二、设立文化机构，强化对抗战文化的管理和控制。早在1938年7月，国民政府就决定设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各省市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处，对抗战文化实行管制政策。1939年2月，又在重庆设立“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以查禁进步戏剧电影及演出活动。到1942年9月，全国每年只印刷218万余册书刊，而中央一级的书刊审查机构就有八个之多，而各省、市、县也都有类似机构和组织⁽²⁰⁹⁾。1941年2月7日，国民政府又以“履行思想领导责任”，“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为借口，专门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出任主任委员，内分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等组，主要任务是“规划全国文化运动之各种方案”，“协助策进各地文化事业”，进行“有关文化运动之调查设计”⁽²¹⁰⁾。中央“文运会”成立后，积极推动、督导全国各省市设立分会，到1943年7月，成立地方文化运动委员会的有广东、江西、福建、安徽、陕西、青海、西康、河南、甘肃、重庆等十省市，还有少数省市还成立了县文化运动委员会⁽²¹¹⁾。“文运会”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强化对抗战文化运动、思想舆论领导的工具和标志。它的成立表明，国民政府已从组织上建立起了全国各级文化运动的组织机构，使各地的文化运动开始直接纳入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控制之下。

第三、制定和实施系统的“文艺政策”，力图将抗战文化运动纳入国民政府的控制轨道。1942年下半年，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国统区的广泛传播，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国民政府为了抵消《讲话》精神的巨大力量和影响，“纠正共产主义的左倾”，加强对抗战文化运动的思想统治，同时，中央“文运会”统一领导全国文化运动后，也需要在文化运动的理论上随之制订出相应的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2年9月张道藩在《文化先锋》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该文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规定为文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提出“三民主义文艺”要为“三民主义”政治服务，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服务，也即为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统治服务。文章提出了“六不”和“五要”的三民主义文艺政策。所谓“六不”是指文艺创作的六个写作原则，即：（1）不专写社会的黑暗；（2）不挑拨阶级的仇恨；（3）不带悲观的色彩；（4）不表现浪漫的情调；（5）不写无意义的作品；（6）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五要”是：（1）要创作我们的民族文艺；（2）要为最苦痛的平民而写作；（3）要以民族的立场而写作；（4）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5）要用现实的形式⁽²¹²⁾。张道藩针对抗战以来的新特点，把国民党自20年代以来的文艺法令更加具体化、系统化。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三民主义文艺理论第一次系统化，标志着国民政府战时文艺政策的形成。国民政府于抗战后期抛出文艺政策，主要是为了阻止进步民主的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其实质就是将文艺创作纳入其规定的范围之内，力图控制文艺运动发展的方向。有人就指出：“这一文艺政策的实质，是在所谓‘三民主义文艺’、‘民族文艺’的幌子下，实行只准歌颂国民党而不准暴露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的禁令，意在绞杀抗战文艺和人民文艺”⁽²¹³⁾。

第四、运用专制手段，压迫和摧残进步文化团体。国民政府在对文化界实行严苛的审查制度的同时，又配合以追惩制度以及种种非法手段，以迫使文化界就范。1942年，国民政府查封了《世界知识》等500余种报刊。1943年8月，《文学月刊》、《音乐与艺术》被查封，9月，桂林出版的《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创作月刊》等刊物被查封。1944年1月，桂林《野草》、《戏剧生活》等被查封，等等⁽²¹⁴⁾。国民政府还使用强行“接办”等方式以控制舆论工具，如1943年春，《新疆日报》就被国民政府派员“接办”。除了上述手段外，国民政府更借助于特务行径，捣毁进步报馆、书店、出版社。1942年9月16日，福建省南平《南方日报》被暴徒四十余人捣毁。1945年1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馆两次被特务纵火。成都《华西日报》则在1月先后发生5次“政治性偷窃”，后又连续发生火警和流弹射入编辑部等事件。4月18日，《华西日报》及晚报又遭国民党特务捣毁⁽²¹⁵⁾。5月29日，复刊后的《华西日报》终被国民政府查封。而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迫害和摧残进步文化团体最典型的事例，则是压迫和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文工会”的前身是原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当国民政府强迫第三厅所属人士集体加入国民党时，遭强烈反对，结果，第三厅遂被国民政府宣布解散。但蒋介石又不愿让第三厅文化人士离开重庆，于是又另行宣布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术研究性团体，仍归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然而，“文工会”成员的许多作品，国民政府以种种借口不准出版和上演。“文工会”的进步活动更是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委员外出都有特务盯梢。1945年2月，“文工会”顺应时代潮流，由郭沫若执笔起草了《文化界时局进言》，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停止新闻检查、秘密警察活动和战争投机活动，要求保证人身安全和言论、集会、研究、出版以及一般文化活动的自由，建立联合政府，结果触犯了国民党和蒋介石；于是，3月30日，蒋介石下令，由政治部宣布“裁撤”“文工会”。“文工会”的被解散，是国民党政治上倒退的具体表现，也是其文化专制政策推行的高潮⁽²¹⁶⁾。

总之，随着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上述加强对文化领域种种控制措施的推行，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进步文化人士的创作活动受到限制，进步书刊和戏剧被查禁。整个文化界气氛沉闷，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当然，在对国民政府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总体上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的予以分析。例如，为抗战进步文化人士所深恶痛绝的书报审查制度建立后，曾扼杀了许多进步文化书刊和作品，是造成国统区文化局面沉闷的罪魁祸首之一。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利用这一措施，也查禁了相当数量的日本侵略者、汪伪汉奸的作品和宣传品，以及为数不少的淫秽消极书刊。例如，1942年6月上半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令查禁图书八种，其中就有敌伪宣传品两种，停止发售图书九种，属淫秽图书的有四种；1945年2月上半月，查禁图书五种，其中汉奸宣传品三种⁽²¹⁷⁾。这对于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面对国民政府在文化领域中全面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行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进步的抗战文化人士也针锋相对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例如，1943年11月18日，王亚平、于伶、茅盾、老舍、夏衍、曹禺、臧克家、姚雪垠等五十三人为反对国民政府“中审会”任意扩张书刊限制范围，蛮横查禁进步书刊，扣留送审原稿和肆意删改作家原著的做法，上书行政院，要求予以限制和改进⁽²¹⁸⁾。进步文化人士强烈呼吁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公开发表言论，历数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给文化界造成的诸如出版沉寂、文化活动缩减等种种恶果。揭露国民党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文艺政策”的实质，指出这一“文艺政策”就是“逃避现实”的“鸵鸟主义”，其目的是“置文艺于死境”。抵制和反对国民政府的书报审查制度，要求“废除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开放言论、出版、研究及公演之自由”。要求“书刊出版之后，非经法律手续，不得禁止发行，各地军政当局，不得禁扣进口书刊、干涉演剧”⁽²¹⁹⁾。这些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文化界人士的士气，壮大了进步的抗战文化运动阵营，暴露了国民党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实质，使得国民政府日益在文化界陷于孤立。

二　传统思想的复活运动

思想是时代的要求和反映。在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中，中国人民不仅用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者，而且也用思想的火花浇铸着抗日的长城。伴随着全民族抗日精神的高昂，抗日战争在中国思想领域中也引起了极大的变化，一股“中国化”的思潮浸漫于中华大地。各种政治势力都从民族生存、抗战精神的发扬角度出发，结合自身政治理念，高唱“中国化”的旋律。所不同的是，国统区的“中国化”现象，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重新整理和认识，即所谓的“新瓶装旧醋”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和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架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特别是抗战后期，一些素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胸怀和志向的知识分子，在艰难环境下探究国家民族复兴之路的活动也达到了高潮。一时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运动，在国统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并由思想领域向其他领域渗透。因其主流话语与原创活动都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关，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的再创新与发展，所以姑且将这一思想运动称之为“传统思想复活运动”。当然，这一哲学思想活动也是自“五四”以来探讨中国文化现代性与传统性结合活动的继续和深化。

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后期，国统区传统思想复活运动成就显著，除国民党官方系统的思想体系外，较成熟和影响力较大的有代表性的思想体系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和金岳霖的“新道学”，等等。这些思想体系最大的特征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从中华民族生存和复兴的角度出发，重新解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符合时代特征的新的思想体系。

熊十力，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湖北黄冈人，1885年出生。他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家”，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奠基人。

抗战时期，颠沛流离来到四川的熊十力，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著的爱，自甘寂寞，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文化。为此，从1943年起，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勉力著书讲学，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纳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了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出版，标志着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

在哲学本体论上，熊十力接受了佛教唯识宗的“万法唯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认为“识”或“本心”乃宇宙之本体、万化之根源，正如他解释为何以“新唯识论”命名其哲学思想体系代表作时所说：“识者，心之异名。唯者，显其特殊。即万化之源，而名以本心，是最特殊。……新论究万殊而归一本要在反之此心，是故以唯识彰名。”⁽²²⁰⁾在此基础上，熊十力建立了核心为本体与现象、本体与功用是不能分裂成两片的“本体论”。由“体用不二”论出发，他又建构了他独具创意的“翕辟成变”的宇宙论。“翕辟”之说源于《周易》，熊十力借用于自己的哲学中，“翕辟”即是“心物”，“翕即凝敛而成物，故于翕，直名为物；辟恒开发而不失其本体之健，故于辟，直名为心”。“心”与“物”虽是本体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但“辟”包含着“翕”，而“翕”则从属于“辟”。翕是物，辟是心，此心既是“宇宙之心”，也是“个体之心”。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了“性量分殊”的观点。他认为，人的认知能力可以概要分为两种：一是性智，它是一种发自本心的认识能力；二是量智，“习心亦云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之理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的作用故，故说名量智，亦名理智”（新论），量智是从性智中异化出来的而又与性智相对立的一种认识能力，它以日常经验为基础。

“体用不二”的本体论、“翕辟成变”的宇宙论、“性量分殊”的认识论，共同构成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哲学思想的理论框架。

综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他的哲学思想是导源于孔孟的仁学与王阳明的心学，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佛教法相唯识之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融为一体，并且发挥《周易》、《老子》和陆王心学的思想而提出来的⁽²²¹⁾。其“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构思奇巧，富有创意，独具特色。他是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极具创新的一代大师。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抗战时期，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时期，和当时西南联大大多数学者一样，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抱着为中华民族复兴有所贡献的坚定信念，冯友兰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起，先后发表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新事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4）、《新知言》（1946）所谓“贞元六书”⁽²²²⁾，构建了“新理学”的完整体系，使“新理学”成为当时国统区最庞大、也最引人注目的哲学思想体系。

冯友兰在观念上构造了一个“理世界”，“理世界在逻辑上先于实际的世界”。现实世界中的实际的物，不过是“相对的料”，它是第二性的；“理世界”（或者叫“众理之全”的“太极”、“大全”）是第一性的，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创造者。物不过是“理之实现”。通过对“理之观念、气之观念、道体之观念、大全之观念”的哲学阐释，构建了“新理学”的完整体系。并利用这一体系，对他所认识和理解的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解读。其中，他所探讨的“共相”与“殊相”，即“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为他讨论中西文化关系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论证主宰事物的“理”即是寓于“殊相”中的“共相”，冯友兰论证了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必有其共性之所在，而这种共性正是中国人所必须学习的。在此理论前提下，冯友兰的《新事论》（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又进一步从社会类型的角度对中西文化的异同与归趋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中国还是“生产家庭化”的社会，西方则已是“生产社会化”的社会，因而，“中国现在所经历之时代，是自生产家庭化的文化，转入生产社会化的文化之时代”，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民治主义，都是一个社会已实行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制度以后的事，“中国现在最大的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不过，他认为文化类型转变并不是以牺牲文化的特殊性为前提的，需要转变的只是文化类型“有关之诸性”。于是，他合乎逻辑地将视角转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不仅不缺少组织社会的良好道德，而且视道德价值高于一切。仁义礼智信“是无论什么种类的社会都需要。这是不变的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是中国社会自商周以来历久不衰的“国风”。在这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望及中国的肩背”；中国所缺乏、所添加的只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是“中国到自由之路”。这样，冯友兰又陷入到了清末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²²³⁾。

为了论证中国的道德不仅值得中国人珍视，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提出了他的“人生境界”理论。他从人生观的角度将人生分为依次上升的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在“天地境界”中，人是“圣人”，和“理世界”合而为一。《新世训》和《新原道》又进一步从“闻道”、“行道”的角度，对“天地境界”的完美至上作了说明和补充。

由上述内容不难看出，冯友兰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新理学”，不言而喻就是自觉地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直接先驱，而且申明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以继承为基础，以改造、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为鹄的。换言之，冯友兰的新理学是在复活孔子伦理、程朱理学的封建正统哲学的基础上，再糅合道家哲学、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而构成的，其基本核心和主要内容是承继和发展宋明理学而来。

“新理学”的建立，标志着新儒家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新理学”不袭今，不仿古，而是力求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致力于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博采众家、自成体系，从而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独树一帜。冯友兰因此而奠定了“现代新儒家”的地位，他也被认为是抗战时期“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²²⁴⁾。

战时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一样，在国统区有一定影响的另一哲学思想体系是贺麟的“新心学”。

贺麟，字自昭，1902年出生于四川金堂县。和熊十力、冯友兰不同，他属于晚出的哲学思想家。早年留学欧美，回国后主要从事西方哲学思想的整理和研究。正是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陆王一派相结合，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了独特的“新心学”哲学思想。

贺麟是以新黑格尔主义发挥陆王心学而建立“新心学”体系的。在其于1942年出版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中，贺麟全面阐释了“心是主宰”的哲学命题。他说：“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是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故所谓物者非他，即此心之用具，精神之表现也”⁽²²⁵⁾。就是说，客观世界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我的心的存在。同样，贺麟通过从哲学与科学、生命与物品、主观与客观、体与用、人与禽兽的区别等方面论证“心”高于“物”，从而为他讨论中西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铺垫。

在认识论方面，贺麟认为“知行合一乃是知行同时发动之意”，“知是行的本质（体），行是知的表现（用）”。他说辩证唯物主义“只是把科学常识加以玄学化独断化”，称唯物史观为“外观法”，不如唯心史观“内观法”“注重本质”。贺麟对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推崇备至，认为它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精辟的发挥”，“实在是发挥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伟大成果，也就是为知难行易说谋最高的出路，求最后的证明”⁽²²⁶⁾。此外，他还宣扬和肯定封建的“三纲五常”说，说“五伦”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关系，“三纲”是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关系。

当然，在贺麟精心构建“新心学”体系时，受时代的影响，蕴含的特殊本意则是对中国传统封建儒家思想的认识问题。在其《文化与人生》论集中，贺麟从他的“新心学”走到了现实：其一是断言“新儒学思想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其二是指出“以精神或理性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²²⁷⁾。如果将二者融合来看，其主旨是呼吁中国人充分发挥“心”的力量去消除奇灾大难，复兴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他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就在于中国人以“心为主宰”去发抒“内蕴的潜力”，归根结底则是儒学的复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的失调，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因而，“民族的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他指出的具体出路便是“本典型的中国人的态度，站在儒家的立场”，去“儒化西洋文化”、“中国化西洋文化”，不是“西化”，而是“化西”。

由于“新心学”产生于40年代，是较晚出的新儒家哲学，是在继承、吸收和批判前人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贺麟被认为是新儒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

除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之外，较有影响的还有金岳霖的“新道学”。

金岳霖是吸收了休谟、康德、罗素等西方哲学的成果，又对先秦老庄哲学和宋儒道学作了创造性发展而创立自己“新道学”哲学体系的。《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认识论。在方法论上，他将西方哲学严密的逻辑分析和论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结合起来。因之，金岳霖被誉为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

不论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还是金岳霖的“新道学”，它们都有共同的特征：其一，宣扬唯心主义（尽管程度上有差异）；其二，“复活”传统思想文化；其三，重建中国哲学，为现实服务。当然，由于它们的社会影响，以及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不一样，例如，贺麟除宣扬唯心主义、传统思想外，一度还极力吹捧蒋介石，为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集权统治张目，幻想蒋能采用他创立的“新心学”来改造国民党，改造社会。冯友兰则因其“新理学”社会影响大、颇有代表性，因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以延安出版的《群众》为阵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先后发表了不少批判文章，批判和揭露其反时代、主张唯心复古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倾向。

三　国统区的教育事业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立即陷入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和灾难之中。作为民族文化和未来希望传承载体的教育事业，也不例外，受到了蓄意的摧残和破坏。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教育界立即行动起来，为维系民族的血脉，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奋斗。作为教育事业支撑点的国民政府也做了积极引导和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就于1937年8月27日颁布了《总动员时期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规定了抗战时期办理各级教育的基本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学校在战时“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各级学校的训练，“应力求切合国防需要，但课程之变更，仍须遵照部定范围”；学校教职员及大中学生，“得就其本地成立战时后方服务团体，但须严格遵照部定办法，不得以任何名义妨害学校之秩序”⁽²²⁸⁾。显然，教育督导仍以维持正常教育及管理秩序为主旨。但是，民族的危机和战争的危险，已经给中国教育提出了适应战时需要的课题。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对教育规定如下的任务：“（一）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四）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²²⁹⁾同时，为实施抗战建国教育的总纲领，还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就有关学制、学校的迁徙设置、师资之训练、各大学及各院科系以及中小学科目之整理与调整、训练标准、体育、管理、教育经费、行政机构、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留学制度、边疆教育、华侨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教育与国防及生产建设事业的沟通与合作等涉及教育的17个方面，均加以了系统的规定和说明⁽²³⁰⁾。该《纲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教育的指导性原则。随即，国民政府教育部又根据17个要点，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为进一步明确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教育的基本方针，研究和改进各级教育，1939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训词，明确强调“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思想。最后，大会通过决议，以蒋介石的讲演词为全国教育最高指导原则。这样，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后即逐步实行的“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指导方针最终确立。这一指导方针与“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相适应，既注意到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应急需要，更考虑到教育为建国奠基的战略意义。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教育事业就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在贯彻“战时应作平时看”教育方针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对教育事业也十分重视，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扶助，并加强了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和控制，使国统区的教育事业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得以维持，并在西南西北等地有所发展⁽²³¹⁾。概括起来，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为维持和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积极扶助高校内迁，帮助恢复教学秩序。在高校内迁与恢复秩序和发展过程中，国民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牵头协调和组织面临战火威胁的高校迁往内地。针对抗战爆发后国土大片沦陷，日军有意识地对我国教育事业进行肆无忌惮摧残的现实，为避免更大的损失，保存教育的基础，国民政府曾在抗战初期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华北、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高校内迁。1937年抗战爆发至1939年，这一时期仅迁往四川的高校就达三十一所⁽²³²⁾；1940年夏，英美与日本关系紧张，上海租界形势日趋恶化，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迫使原来迁往上海等租界的高校再次内迁，掀起了抗战后期高校内迁的高潮。由于紧接着日军大举侵占东南亚国家，直接危及我国西南各省，受此影响，原来迁往云南等地的部分高校也被迫再次走上内迁道路。抗战后期高校内迁第二波高潮始自于1944年夏到年底。1944年4月，日本侵略者为挽回败局，发起豫湘桂战役，迫使以前内迁至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八所高校再次内迁四川和贵州⁽²³³⁾。三次内迁高潮中，国民政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为内迁高校提供各种帮助。高校内迁是一个系统大工程，牵涉校址的选择，图书仪器的搬运，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转移安置，食粮问题的解决等诸多方面，特别在战时环境中，经费和车辆都非常紧张，在此种情况下，没有政府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大批高校的成功内迁，从一个侧面说明国民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不仅如此，战时物价飞涨，学生生活困苦，国民政府也作了一些努力。例如，1942年国民政府应允增加战区学生贷金，每人每月为白米2.1斗、菜金18元⁽²³⁴⁾。曾于1944年拨出40万元作为专款，用于救济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的贫困学生⁽²³⁵⁾。

高校内迁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行动，它保存了中国教育界的精英力量，从而把现代教育引入了欠发达的内地，为抗战事业及后来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直接推动了西南西北落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第二、设置国立中等学校，救济战区流亡后方的中等学校师生。到1945年，国民政府共设立国立中学三十四所，国立大专院校附设中学十六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十四所⁽²³⁶⁾。

第三、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抗战时期特别是后期国民政府在教育管理上比较重大的改革措施，便是结合新县制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和初等教育行政三联制。

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其中关于教育方面的规定为：“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乡（镇）长、中心学校校长及壮丁队长，均暂以一人兼任之”⁽²³⁷⁾。国民政府意图通过学校教育这一机制，加强对广大乡村社会的控制和对广大民众的管教。为有效地贯彻和实施新县制有关规定，国民政府教育部就于1940年4月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将国民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分，在乡镇中心学校和保国民学校同时实施。在管理体制上，确定由县设教育科主管全县教育，乡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两类学校均分为小学和民众教育两部。后来，为推进民众教育，又于1944年颁布《国民教育法》⁽²³⁸⁾。这一管理体制最大的特征是实行“政教合一”，它通过“管（管理）、教（教育）、养（经济）、卫（警卫）”合一的手段，借助地方政权直接控制教育，强化对国民的专制集权统治和一体化管理。由于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乡镇长、保长都未符合教育部关于小学校长所应具备的能力与资格，而且良莠不齐，教育界也强烈抵制由乡镇长和保长来兼任校长职务。因而，1942年国民政府被迫修正有关规定，改为：“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校长，以专任为原则。”⁽²³⁹⁾

1940年8月在国民教育制度推行后，国民政府又结合正在实施的“行政三联制”改革，在教育管理上厉行初等教育行政三联制。其核心内容为：在设计方面：国民政府制定五年普及国民教育的实施计划及期限；各省市根据教育部规定，拟定本省市普及国民教育计划以及实施方案与进度，呈报教育部；由省教育厅督导各县市统筹拟定本县市国民教育实施计划，报教育厅审核。在执行方面：由教育部、各省市和各县市督学、指导员分层级负责视导。在考核方面：各县市所设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及其他小学实施情况，由县市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考核；县市由各省市教育厅考核；各省市由教育部考核⁽²⁴⁰⁾。教育行政三联制确立了中央、省市、县市分层逐级管理的机制，对提高教育行政效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四、设置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实施战区教育。建立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安置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失学失业青年。这对稳定后方和增强抗战力量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五、推行“党化”教育。“党化”教育并非始于抗战时期，早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国民政府在学校教育中就推行“训育制度”。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强化官方意识形态在教育阵地中的支配地位，便将“训育制度”进一步发展为“以党治校”，规定学校的行政领导必须加入国民党（指中、小学校长及大学处级以上的行政人员）。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尤其是陈立夫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8—1944）期间，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更是不遗余力。在消除不良外来影响和提高学术标准的幌子下，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严格控制。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和《青年训练大纲》，年底，又在各校设立国民党区党部，以“协助学校行政”（后来还增设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以“协助学校训育”）⁽²⁴¹⁾。自1939年起，又在各校设立训导处，在国民党党部的直接领导下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对广大师生的政治监督。建立起了由校长、院长、处长以及国民党区党部成员、三青团团分部成员等共同组成的完整的“党化”控制系统。通过新县制的推行，在广大农村建立了由地方政权直接控制教育，强化对国民控制的“党化教育”管理模式。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蒋介石更进一步提出了“党务与教育打成一片”的口号⁽²⁴²⁾，使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走上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推行“党化”教育，要求必须开设军训和三民主义原理的课程，还组建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整套“国定教科书”，强令各校统一使用。对违反规定的教科书，则采用查禁的手段进行干预⁽²⁴³⁾。另外，国民政府甚至还利用《党员守则》、《军人读训》，以及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等方式强化“党化”教育，更有甚者，甚至采用特务手段来推行“党化”教育⁽²⁴⁴⁾。

这些政策和措施，有的对抗战后期的教育事业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是保证和维持战时教育发展的积极因素，有的则对抗战后期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后果，并进而影响到学校的稳定和学生的团结。例如，“党化”教育推行的结果，不仅未能在青年学生中培植起国民政府当政者所期望的“效忠”国民党、蒋介石的氛围，相反，随着国民政府的日渐腐败、军事上的失利，国统区青年学生中反独裁、反迫害、要民主的要求日益强烈，并演化成为一股宪政运动的潮流，直接冲击着国民党的统治。对学生运动大感头痛的国民政府，1943年7月竟然以行政院名义通电各地党政机关，要求除国家纪念日外不得随意召集学生参加各种集会和游行⁽²⁴⁵⁾。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的推行，也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由于贯彻“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和各项行政措施，教育的正常秩序基本上得到了维持。国统区的各级教育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高等教育方面，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增至141所，比1936年增加30.6％。在校学生人数增至8.3498万人，为1936年的两倍⁽²⁴⁶⁾；在中等教育方面，到1945年中学数达3727所，比1936年增加90％。学生数达126.2199万人，比1936年递增162％⁽²⁴⁷⁾；在初等教育方面，据1946年统计，全国实施国民教育的19省市，共计31.578万保，设国民学校、中心国民学校及其他小学23.7万所，平均每4保设3校，已接受教育的儿童2916.0803万人，占学龄儿童总数3817.3765万人的76％强⁽²⁴⁸⁾。上述统计资料虽有不实之处，但也反映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确实取得了进步，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此外，国统区的社会教育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从1940年度到1945年度，全国仅国民学校所办成人补习班的学生人数，六年中便增加了256万人，妇女班的学生人数也增加了165万人⁽²⁴⁹⁾。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有中断，这对于国民教育的维持，传统文化的延续，现代知识的传授，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抗战所需的技术人才和未来国家发展建设人才的培养，都作了难能可贵和值得肯定的贡献。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时国统区教育的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师生员工的辛勤努力，若没有他们的奉献精神和支持，国统区的教育事业是难以达到这样的成就的。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则通过“党化”教育、“政教合一”与“三位一体”、教科书审定等手段，将国统区教育强制纳入党国统治的轨道，强化了对各级教育的政治控制和思想钳制。使得国民党的政治专制统治渗入到教育领域中，严重阻碍了进步思想的传播以及教育的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当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违背人民意愿，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的教育战线便日渐成为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的重要力量，这正是国民政府在教育领域中推行专制统治、党化教育的必然结果。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教育在中华民族近代教育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留下了浓浓的一笔。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战时艰难环境中取得了发展，更主要的是它充分反映和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奋斗不息、传承文明的可贵品质和精神。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发展为例，它是一部让人慨叹的历史画卷。

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于抗战爆发后南迁长沙而临时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日军溯长江而上进攻武汉，长沙已不安全，在此种情况下，经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师生经长途跋涉（其中湘滇黔步行团行程1671公里），克服种种困难，西迁至云南昆明。1938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迁至昆明的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²⁵⁰⁾。搬迁的艰难和最初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校舍的简陋、图书仪器的缺乏、经费的紧张，时时困扰着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员工。

在战时的艰难环境中，西南联大还是逐渐走出了“不必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教育不出好学生”的阴影⁽²⁵¹⁾。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西南联大已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一年，毕业学生达到121人，是1939年毕业学生的七倍。此后人数不断攀升，这可从每年毕业生人数中看出发展的速度和水平⁽²⁵²⁾。在校学生人数也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仅工学院1941年—1942年度就在1000人上下。培养出了一大批如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等蜚声世界和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教师科研成果也是硕果累累。自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首度设立奖励计划以后，西南联大该年度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奖励的科研成果有：冯友兰《新理学》（一等奖）、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一等奖）、金岳霖《论道》（二等奖）等四项；1942年度获奖的有：周培源《湍流论》（一等奖）、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一等奖）、孙云著《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二等奖）、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三等奖）、费孝通《禄村农田》（三等奖）等九项；1943年获奖的有：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等奖）、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二等奖）、闻一多《楚辞校补》（二等奖）、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二等奖）、张清常《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三等奖）等十项⁽²⁵³⁾。反映了抗战后期西南联大发展的状况和水平，是国统区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然而，西南联大毕竟是在抗战后期的严酷环境中取得上述成绩的。当时，受战争的冲击和影响，昆明的物价在1941年以后，特别是到1942年—1943年以后，飞速腾升，据报载，昆明物价上涨了300倍，更有文章指出物价上涨指数为405倍，而联大教师薪金制只增长了5倍⁽²⁵⁴⁾。薪金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结果联大许多教师都陷于贫困状态中，时在断炊威胁中度日，甚至靠典当兼差维持生计，最后弄到了无衣无物可卖的地步。即便这样，生活依旧困难，以致有的教师身无分文，患病去世，夫人衣食无着，欲投滇池自尽⁽²⁵⁵⁾。学生的情况也是一样，甚至更糟。当时国民政府向学生提供助学贷金，昆明学生每月最多可申请贷金150元，但每月伙食费最低需170元⁽²⁵⁶⁾。因生活困难，许多学生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买不起书本，就伙用或靠老同学出让旧书学习。艰难的环境没有击倒联大的师生员工，他们用热血和奉献精神托起了联大的希望，支撑起了联大发展的大厦，铸就了辉煌的成就。

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克服和战胜战时难以想象的困难，写就不平凡历史的呢？借用陈岱孙的话概括起来就是：“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对国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²⁵⁷⁾正是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西南联大谱写了一段抗战后期国统区教育的光辉篇章。

四　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广大知识分子满怀悲愤与豪情投身于抗日洪流中。他们利用知识和手中的笔为武器，迅即掀起了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抗日运动。随着战局的演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抗战文化运动在广大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相继走过了三个阶段，即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时期（1937年7月—1937年11月）、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1938年1月—1938年10月）和抗战文化运动的调整时期（1938年11月—1941年12月）。尽管自抗战进入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即加强了对抗战文化运动的限制和控制，在文化领域中全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但并未能阻挡住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脚步。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与中共的正确领导下，广大的抗战进步文化人士积极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以各种形式和机会发展抗战文化运动，使富于时代特色的抗战文化运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逐渐形成了以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高潮期。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以后，汇集于武汉的抗战进步文化人士陆续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由于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分别是滇系、桂系控制的地盘，他们与国民党蒋介石中央政权存在矛盾，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加之，李宗仁、白崇禧与龙云抗日态度坚决，这就使得广西、云南相对地保持着民主的气氛，成为国统区政治空气新鲜活跃的地区。于是，大批文化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纷纷云集广西、云南的省会——桂林、昆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澳沪以及南洋等地相继沦陷，留居该地的文化人士纷纷回到国内，其中又有不少人到了桂林和昆明。

抗战时期，大批文化界人士云集桂林，推动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944年的六年中，在桂林路过或在桂林逗留和居住过的文化人士约有一千多人，在桂林发表作品的人更达两千人以上。其中闻名全国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教授近二百人。相继迁到桂林，或在桂林创建的各种文化团体约有三四十个⁽²⁵⁸⁾。在大批文化人士和文化团体的积极推动下，使本来是“文化沙漠”的桂林，“很快成了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惟一文化中心”⁽²⁵⁹⁾，并为桂林赢得了“文化城”的盛誉。在新闻出版事业方面，先后复刊、创刊和发行的报纸有《新华日报》（航空版）、《救亡日报》、《力报》、《扫荡报》、《小春秋》、《桂林晚报》、《自由晚报》等。新闻机构有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中央社桂林分社、西南通讯社等。先后开设的书店、出版社、印刷厂达二百家，其中出版杂志近二百种，专著仅文艺方面就达一千余种⁽²⁶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又向纵深方向发展。创办的文学刊物迅速增加，主要有《文艺杂志》、《文艺生活》、《文学创作》、《当代文艺》、《人世间》等十九种之多⁽²⁶¹⁾。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小说方面，有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艾芜的《收获》、沙汀的《淘金记》、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长篇、短篇名作。在戏剧方面，有田汉的《秋声赋》，田汉、洪深、夏衍合写的《再会吧，香港！》（后改名《风雨同舟》），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特别是桂林的戏剧演出活动，极为活跃。1944年春，桂林举办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西南戏曲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参加西南剧展的有三十三个团体，演出大小剧目七十多个，演出剧种计有话剧、平剧、桂剧、粤剧、湖南花鼓戏、彩调等。这次剧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桂林文化运动发展的状况，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标志。

昆明的抗战文化运动的推动，则主要得益于内迁的高校。1938年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是我国久负盛名并享誉海内外的最高学府。三校合组后的西南联大，群英荟萃，人才济济。共有一百多位知名教授，他们都是当时中国的学界名流文化精英，以及后起的学者二百余人。此后，又有诸如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大学等其他高校相继迁滇。更多的文化人士纷纷涌向昆明，使昆明一时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²⁶²⁾。而抗战文化运动在昆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标志，则是西南联大及其活跃的校园文化。

联大教师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中教书育人的同时，积极埋头著书立说，在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重要的代表作：在文学方面有闻一多的《神话与诗》、《楚辞校补》、《尔雅新义》、《诗选与校笺》等；朱自清的《新诗杂话》、《语文拾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以及与叶圣陶合作编著的《精神指导举隅》、《国文教学》等书；王力的“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现代语法摘要》，等等。历史学领域有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吴晗的《大明帝国与明教》、《明太祖》等；雷海宗与林同济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哲学方面有冯友兰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系列著作；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等。自然科学领域虽因物质条件限制，难以有重大突破，但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例如，华罗庚、许宝禄、陈省身在数学的某些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²⁶³⁾。上述这些名作和成果的诞生，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学研究事业，而且丰富了中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内容。与联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活动相联系，各种学术演讲会十分兴盛。仅从1942年起，中文、历史两系合办的“文史讲演会”就达六七十次之多。除此之外，联大教师还创办刊物，如《国文月刊》、《今日评论》、《当代评论》等；李公朴开办了“北门书屋”，创办了“北门出版社”，出售和出版进步的书籍和作品。

在联大教师的积极影响下，联大学生的校园业余文化活动有声有色，构成了联大校园文化最有生气的部分。联大学生组织了各种社团，利用独特的宣传形式——壁报，出版了《群声》、《耕耘》、《文艺》等刊物。尤其是进步学生组织的社团，更是将联大的校园文化气氛渲染得富有时代朝气和特色。随着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全面实行独裁和专制统治，以联大为核心的昆明抗战文化运动又出现了新的动向，这就是赋予了民主政治文化的品格，使昆明具有了“民主堡垒”的称誉。

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昆明的发展，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实际上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大后方整个抗战文化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了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广州、武汉失陷以后，郭沫若、阳翰笙、老舍等大批文化人士，以及新华日报社、中央日报社、“剧协”、“文协”等大批文化机构、团体，都先后随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委会机关迁到重庆，推动了重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二、抗战爆发后，大批高校内迁，其中先后迁到重庆地区的就有三十一所，占整个内迁七十七所高校的将近一半。加上重庆本地设立的高校，使抗战后期重庆地区的高校达到三十八所，居全国之冠⁽²⁶⁴⁾。这些高校成为传播文化和推动重庆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基地。

第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侵占上海英、法租界、香港、澳门以及南洋各地，迫使留居上述地区的文化人士纷纷向祖国内地转移。数月间，就达几千人⁽²⁶⁵⁾。这批文化人士部分去了桂林、昆明，部分到了重庆。其后，桂林的文化人士1944年夏大都内迁到重庆，昆明也有部分文化人士辗转到了重庆。其中著名的作家有：茅盾、张恨水、胡风、田汉等；诗人有：艾青、臧克家；电影戏剧艺术家有：夏衍、宋之的、洪深、司徒慧敏等；表演艺术家有：金山、凤子、黄宗江、蓝马等；美术家有：徐悲鸿、叶浅予、丁聪；音乐家盛家伦；新闻记者顾执中等70多人⁽²⁶⁶⁾。到1943年上半年，集中于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约有35个，聚集了全国绝大部分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如此巨大的优秀知识分子群体的参与和活动，直接推动着重庆抗战文化运动向高潮阶段发展，并成为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

第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的内迁，原先在上海的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大型印书局也迁到了重庆，并在重庆恢复和扩大了出版业务。许多文化名人和作家自己也开办了小型的出版社，诸如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外出版社、作家书屋等。此外，重庆市还新成立了建国书店、文风书店、南方印书馆等印书馆。上述众多出版机构的建立，不仅使重庆的出版事业日益走向繁荣，而且为重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以及重庆又是国统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缘故，共同构成了重庆作为全国抗战文化运动中心的主客观条件。正是在汇聚于重庆的众多抗战进步文化人士的积极推动与努力下，使重庆的抗战文化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中国的抗战史和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刊物是文学艺术家的活动阵地和舞台。在大批文化人士汇集重庆后，整个重庆新创刊和复刊的文艺杂志很多，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至1943年间仅期刊就有：《文化先锋》、《文艺先锋》、《文坛》、《今文月刊》、《中国漫画》、《文风》、《时与潮文艺》、《演剧生活》、《戏剧月刊》、《天下文章》等。而且陪都出版的各大报纸大都创办了副刊，诸如《大公报》副刊“战国”、“战线”；《国民公报》副刊“文群”、“诗垦地”；《新蜀报》副刊“蜀道”；《新民报》副刊“血潮”；《中央日报》副刊“文综”；《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青灯”；《扫荡报》副刊“扫荡”；《新华日报》副刊“文艺之页”（1942年9月18日改设“新华副刊”）等⁽²⁶⁷⁾。这些副刊内容丰富多彩，它们与新创和复刊的期刊以及先前的刊物一道，迅速促进了文艺界的繁荣。受其影响，此间，重庆的文艺丛书出版也特别盛行，相继出版的丛书有：“每月文库”、“战地文艺丛书”、“中国文艺丛书”、“戏剧丛书”，此外，互生书店、文林出版社、良友出版社、正中书局等均有丛书出版。文艺刊物和书籍出版的繁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状况。

戏剧是重庆抗战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最重要的标志。由于受国民党政府书报审查制度的干扰和限制，其他文艺形式的活动受到了一定影响，陪都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便利用“雾季公演”的机会，推出了每年一度的雾季戏剧节，使戏剧这一文艺形式在重庆抗战文化运动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第一届雾季公演，戏剧界共演出了《大地回春》、《愁城记》、《屈原》、《猴儿大王》等二十九台大型话剧，还有活报歌舞剧《法西斯丧钟敲响了》、小型歌剧《农村曲》、大型歌剧《秋子》、独幕话剧《孤岛小景》等。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的第二届雾季公演中，共演出《法西斯细菌》、《祖国在召唤》、《蜕变》等二十二台大型话剧。雾季公演，不仅使中国抗战话剧运动进入空前未有的黄金时代，也使得戏剧这一文艺形式在抗战文化运动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戏剧内容丰富，有的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宋之的的《雾重庆》，集中表现发国难财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陈白尘的《升官图》，讽刺官场的腐败；最突出的是曹禺的《蜕变》，它刻画一所管理不善的军医院原始状况⁽²⁶⁸⁾。有的借用历史剧的形式痛斥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行为，最典型的如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等。

重庆作为抗战文化运动中心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全国学术研究的中心，此时期在重庆共设有全国性学术团体141个，各种学术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从学术研究成果获奖的状况就可看出，从1941年至1945年，重庆市共有266人获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学术研究和著作发明奖，其中一等奖14人，二等奖74人，三等奖152人，余为奖助金⁽²⁶⁹⁾。除此之外，抗战后期重庆的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创作以及科学和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总之，抗日文化运动是揭露敌人、发动群众共赴国难、参加抗日的重要手段。抗战后期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在唤醒民众将士的觉悟，粉碎日本侵略者妄图涣散我国军民抗日的意志和精神的文化进攻战和精神战，激励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防止妥协投降行为和失败心理，暴露和抨击时弊，推进中国社会进步，推动大后方文化事业发展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

(1)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17页。

(2)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第204页。

(3)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第210页。

(4) 张掖地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四）6。

(5)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2日。

(6)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第216—217页。

(7) 《政治情报》第171期（1943年11月），张掖地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四）6。

(8)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61页。

(9)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第220页。

(10)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

(11) 蒋介石：《行政三联制大纲》，1940年3月。

(12) 蒋介石：《行政三联制大纲》，1940年3月。

(13) 孔祥熙1943年5月26日在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开幕式致词，转引自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

(14) 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上），第212—213页。

(15)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对于行政三联制实施成绩之总检讨及党政工作考察报告之决议案》，转引自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页。

(16) 蒋介石在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训词，1943年5月26日。

(17) 刘佑人：《行政三联制发凡》第六章，转引自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

(18) 《行政三联制会议辑要》，第14—15页。

(19) 参见乐嘉庆：《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权力结构的运行》，《学述论坛》（南宁）1991年第5期，第94页。

(20) 韦永成：《新县制的认识》，载《安徽政治》第四卷第七期。

(21)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二），中共浙江党史协会编印，第356页。

(22) 《地方自治实施案》，载胡昭华《新县制概论》，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127页。

(23)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中国第二历史馆藏档案。

(24) 韦永成：《新县制的认识》。

(25) 《加强推行新县制办法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122目录1卷号223。

(26) 《国民政府年鉴》第一章“内政”，1943年行政院编，第10页。

(27) 内政部档案9048—163，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28) 忻平：《论新县制》，《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二期，第195页。

(29)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会第十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42年12月编印。

(30) 《国民政府公报》，转引自孔庆泰等著：《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9页。

(31) 《国民政府年鉴》（上），第一章“内政”，1945年行政院编印。

(3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1543/173。

(33) 《浙江省政府致内政部盈致字第一一二七号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1543/12/3。

(34) 忻平：《论新县制》，《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二期，第196页。

(35)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增编”（二），1946年5月中执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

(36) 《四川省内政工作总报书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9075/190。

(37)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1945年5月5日编印。

(38) ［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39) 延安时事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92页。

(40) 李建昌：《新县制下的财政问题》，载《地方财政》第一期，1941年7月。

(41) 沈鹏：《在实施中发现之问题及其改进意见》，重庆市档案馆馆藏三专署秘书室档案28号。

(42) 彦奇、张同新主编：《中国国民党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43) 参见宋进：《挈其瑰宝——抗战时期中共与三民主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44) 参见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上），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352—1353页。

(45)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4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47)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页。

(48)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49)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13—314页。

(50) 张锡昌：《中国工业化的当前问题》，《中国工业》，1943年第13期，第28页。

(51) 关吉玉：《四十年来之民国财政》，载台北《中国经济》第十九期，第23页。

(52)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53)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台北“国史馆”1997年印行，第34页。

(54)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39页。

(55) 许性初：《我国后方之战时经济》，《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1948年版，第437页。

(56)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57) 匡球：《中国抗战时期税制概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211页。

(58) 《财政年鉴》第三编，第131—150页。

(59)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60)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61)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3—148页。

(62)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88—690页。

(63) 中央银行经研处编印：《民国卅一年上半年国内经济概况》，第22页。

(64)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65) 参见侯德础：《抗战时期四川田赋征实述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陆大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及国民党政府的战时粮食政策》，《民国档案》1989年第四期。

(66) 周天豹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9页。

(67)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日。

(6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粮食部工作报告》（1945年4月），见粮食部档案，（八三）100—2.7270。

(69) 王洪峻：《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7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89页。

(71) 参见周天豹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8页。

(72)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粮食部报告》，粮食部档案（八三）100—1.7278。

(73) 伍丹戈：《四川地方摊派》，载《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2期。

(74) ［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75)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

(76) 《革命文献》第80辑，中正书局1977年版，第237页。

(77)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78)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

(79) 《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89页。

(80)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81) 郑友揆：《中国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

(82) 《财政年鉴》第三编，第十一篇，第50页。

(83)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84) 《物资局平价布停止配售》，《新华时报》，1942年4月25日。

(85)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86)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9页。

(87)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64页。

(88) 《经济部训令》（1942年10月），《民国档案》1994年第二期，第38—39页。

(89) 《为奉谕抄送政府管制物资不彻底之影响等情报一件查照由》（侍六字第54006号，1942年5月24日），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馆藏，物资局档案828/1049。

(90) 参见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64—66页。

(91) 秦孝仪等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53页。

(92) 秦孝仪等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

(93)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80页。

(94) 参见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83页。

(95) 参见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84—86页。

(96)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538页。

(97) 秦孝仪等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第298—299页。

(98) 转引自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368页。

(99)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8—89页。

(100) 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0页。

(101) 傅润华、汤约生：《陪都工商年鉴》（1945年）第三编，行文书局印行，第5页。

(102)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第448—452页。

(103) 《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社1985年10月版，第811页。

(104) 《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社1985年10月版，第812页。

(105)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页。

(106) 《电令各省市政府负责实施管制物价由（1942年）》，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经济2—（7）。

(107) 《如何解决物价问题（1942年）》，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经济2—（7）。

(108) 《破获制造中中交农四行伪造之机关我方因应方案》（1942年1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50—（5）。

(109) 王汎生：《为呈复罗坚白现任何职及在重庆否等由》（1943年8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特种情报39—（5）。

(110) 参见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26），1996年。

(111) 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7页。

(112)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

(113) 《四联总处秘书处关于修正通过对日宣战后处理金融办法的报告》，转引自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386页。

(114)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

(115) 《财政部拟划设银行监理官》，《新华日报》，1942年6月4日。

(116) 《财政部决定增加中交农三行官股》，《新华日报》，1942年6月30日。

(117) 《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8页。

(118) 陈绍闻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页。

(119) 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9页。

(120) 康永仁：《重庆的银行》，《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3期。

(121) 《成都及附近各县破获大批囤积案》，《新华日报》，1941年12月5日。

(122) 《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36页。

(123) 《四联总处三十一年重要工作报告》，四联总处档案（五八五）—210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124) 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82—83页。

(125)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致财政部函》（1945年7月7日），财政部档案（二七五）19936，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26) 《银行投资生产事业事实表》，财政部档案（二七五）19937，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27) 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84页。

(128) 《1942年度农贷概况》，国家总动员会议档案（一八一）979，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29)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26—727页。

(130) 资源委员会编：《复员以来资源委员会工作述要》（1948年），第38—39页，转引自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86页。

(131)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53—854页。

(132)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04页。

(133) 《人和公司董事长杨萃文、总经理康步七致资源委员会呈文》（1941年7月18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二八）6427，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34) 《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135)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656页。

(136) 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

(137) 转引自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87页。

(138)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4页。

(139)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22页。

(140) 财政部档案（一四八）153，《贸易委员会工作概况》（1937年10月—1940年8月），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4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十六）6193。

(142)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11页。

(143) 《财政年鉴》三编，第十一篇，第13页。

(144) 参见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90页。

(145) 张掖地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四）347卷。

(146) 参见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第543页。

(147)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103页。

(148)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104页。

(149) 《重庆工商史料丛刊》第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

(150)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522页。

(151)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152)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6页。

(153)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63页。

(154) 赵德馨等著：《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页。

(155) 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715—717页。

(156)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

(157)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3页。

(158) 《商务日报》，1943年12月24日。

(159) 《新华日报》，1944年7月9日。

(160) 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二卷第3期，第26—41页。

(161) 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二卷第3期，第27—41页。

(162) 吴培荣、吴华芝、李本哲：《重庆钢铁机器业概述》，载《重庆工商史料》第五辑，第63页。

(163) 吴培荣、吴华芝、李本哲：《重庆钢铁机器业概述》，载《重庆工商史料》第五辑，第64页。

(164) 《新工商》1943年8月第2期，转引自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2页。

(165) 康家仁：《战时重庆的银行》，载《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3期，第13页。

(166) 《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39—40页。

(167)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1—502页。

(168) 《商务日报》，1944年1月4日。

(169) 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02—403页。

(170)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5页。

(171) 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172) 傅润华、汤约生主编：《陪都工商年鉴》第一编，重庆文信书局1945年版，第7页。

(173) 《贵州省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174)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0年第23期，第63页。

(175) 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

(176) 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9页。

(177) 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0页。

(178) 参见李凯：《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之初探》，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6年第6期。

(179)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经济破坏的惨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第324、328页。

(180) 《新华日报》，1939年4月26日。

(181) 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第66—68页，转引自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182) 参见陈翰生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页。

(183)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184) 周天豹等：《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页。

(185) 侯德础：《试论抗战时期四川农业的艰难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186) 谢放：《抗战时期四川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6页。

(187) 《国民政府政绩报告》，《地震通讯》第15期，第46页。

(188)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76—377页。

(189) 杨振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的土地政策初探》，载《抗日战争史新论》，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

(190) 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下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4—507页。

(191)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20页。

(192) 《战时佃农概况》，《武汉日报年鉴》1947年。

(193) 陈翰生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194) 吕士鹏：《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页。

(195) 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参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0年第23期。

(196) 《大公报》（重庆），1945年4月27日。

(197)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209页。

(198) 董时进：《抗战以来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43年2月15日），第51页。

(199) 周天豹等：《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

(200)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页。

(201) ［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202)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662页。

(203) 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参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0年第23期，第64页。

(204) 参见张强：《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民国档案》1991年第二期。

(205) 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六十）10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206) 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207) 江沛：《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管理剖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三期。

(208) 江沛：《南京政府时期舆论管理评析》，《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三期。

(209) 江沛：《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管理剖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三期，第73页。

(210) 文天行：《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年出版，第169页。

(211)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212) 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化先锋》创刊号第5页，1942年9月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编。

(213) 苏光文：《抗战文学简论》，转引自张强：《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民国档案》1991年第二期，第99页。

(214) 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215页。

(215) 穆欣：《1937年至1945年新闻界大事纪要》，张静庐主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

(216)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466页。

(217) 张掖地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四）339、（四）348、（四）377。

(218) 袁润芳、方庆秋：《抗战期间国民党的书刊审查制度及其实施概况》，参见《抗日战争史新论》，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80页。

(219) 《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3、194页。

(220) 《新唯识论》。

(221) 参见张建祥、张扬主编：《中国现代史》（中），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23页。

(222) 参见冯友兰：《冯友兰自传》，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1页。

(223) 参见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224) 郑家栋、陈鹏主编：《解析冯友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1页。

(225)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第3页。

(226)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4页。

(227) 参见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228)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10页。

(229)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10—11页。

(230)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1页。

(231)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5页。

(232)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233)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234)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21页。

(235)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75页。

(236)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6页。

(237)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83页。

(238) 参见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239)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国民教育制度》初等教育，第5—8页。

(240) 参见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9页。

(241) 参见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242)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记录》，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

(243) 《查禁初中新本国史第四册一、二、三页令饬更正或查禁由》（1943年），张掖地区档案馆档案（四）150。

(244) 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245) “陈立夫关于制止各级学生参加群众集会游行等呈文”，《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第三辑，第98册。

(246)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3—614页。

(247)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633页。

(248) 《抗战时期教育》，《革命文献》第58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刊行，1972年版。

(249)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707页。

(250)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7—32页。

(251)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页。

(252) 1942年毕业生为373人，1943年为516人，1944年为531人，1945年为426人。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72页。

(253)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20—534页。

(254)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73页。

(255)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35页。

(256) 《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9日。

(257)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页。

(258)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259) 胡愈之：《我在抗战时期的经历》，《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第125页。

(260) 《桂林文化城概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转引自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261) 参见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214页。

(262)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263)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264) 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65页。

(265) 《慰励归国文化人》，《中央日报》，1942年5月3日社论。

(266)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07—108页。

(267)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43—344页。

(268) 转引自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1页。

(269)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第四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敌后解放区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一　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后期在敌后解放区普遍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内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百年大计⁽¹⁾。经过整风运动，真正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促成了中共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解放区面临的严重困难，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整风运动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产物。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中共，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935年10月举行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1936年12月举行的中共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问题，领导中共开展了英勇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然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机会从思想上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7年11月，原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回到延安，他下车伊始，便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1938年10月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但由于中共处在紧张的军事行动之中，仍然未能从思想上清算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王明不仅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在他所主持的长江局的工作中，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并将自己打扮为土地革命后期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者。1940年3月，他重版了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还特别加了三版序言，要求中共高级干部将此作为学习党史的教材。在他的错误思想影响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不执行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缺乏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结果导致新四军兵败皖南，这一血的教训引起中共深刻的反思。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增强党性问题，检讨皖南事变的教训，王明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引起其他领导人强烈不满。这种情况如果任其继续发展，必然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和稳定，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清除王明错误路线在中共党内的影响，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

整风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迫切需要。抗日战争为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1938年3月，中共中央曾通过《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中共的各级组织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大力做好党的发展工作⁽²⁾；另一方面，大批革命青年向往延安，积极投奔各敌后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从敬仰到热切希望加入，由此而使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迅速壮大。1942年中共党员已达8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新党员，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不少新党员已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革命形势在横断面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带来提高纵向水平的要求，由于新党员90％以上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虽有高涨的革命情绪和接受马列主义的良好愿望，同时也带有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改造党的欲望，他们此种思想上的弱点常常成为“左”右倾机会主义得以推行的市场。因此，提高广大新党员、新干部的思想水平和理论修养，成为中国共产党获取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194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面临着日伪顽夹击及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局面，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均有所缩小，粮食、棉布、药品、弹药以及日用品严重短缺，一些解放区的抗日军民不得不以野菜、柿子充饥，这就更需要中国共产党整训自己的队伍，锤炼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刚刚组织起来的党员和干部，使他们能够在复杂环境中明辨方向，坚定意志，以成熟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高超斗争艺术，领导人民群众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整风运动还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独立自主决定自己政治路线的分水岭。自1922年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一个支部后，共产国际就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在国际主义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指引下，它热心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由于它的领导机制的不健全、对于中国国情的隔膜及受苏联党内宗派斗争的影响，对于中国革命也起了消极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苏联归国的王明等人依然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党内制造混乱，严重干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曾指出：“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原因有二：其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末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其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³⁾。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着指导和制约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旗帜和口号。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号召中共全党“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和教条主义必须休息的重要论断⁽⁴⁾。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反对一切照搬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以是否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作为检验共产国际指示的标准，并决定取舍及执行的程度。实际上是既与共产国际保持原有的关系，又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有限度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重大课题。

整风运动在客观上也具备了在中共范围内广泛开展的条件，在军事上，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尽管日军加紧了对于各解放区的进攻，战争环境相当艰苦，但由于日军兵力更加分散，战局却比较稳定，使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发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在思想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已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发表了大量著作，著名的有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必要准备。在组织上，中共中央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包括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等的坚强领导核心；由于筹备中共“七大”的缘故，各地选举的340名代表中的306名已于1941年3月抵达延安，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各解放区、大后方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他们迫切要求澄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更加统一中共的思想和步伐，为整风运动准备了组织方面的重要条件。

二　中共全党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1940年12月至1942年1月为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也可称为高级干部的小整风阶段，主要内容是研究中共历史上的路线问题⁽⁵⁾。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土地革命后期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和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中的打击政策等等，“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⁶⁾。这一结论性意见修正了遵义会议关于四中全会后党的政治路线正确的决议。这一指示发出后在党内引起争论，解决好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是否为路线错误的认识问题，便成为开展整风运动的基本前提。

为了统一中共的思想，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1941年2月，正式出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的演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强调：“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⁷⁾3月和4月，毛泽东先后写了《农村调查》的序和跋，批评“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主观主义错误，阐明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⁸⁾。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尖锐批评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指出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⁹⁾。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独立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斗争。8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从中央到每一个党员都要着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以便有效地团结全国各阶级的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等。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讨论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曾受王明路线影响的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明确指出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王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并指出此种错误的残余，至今影响着中共的许多部门的工作。王明拒绝会议对他的批评，不仅未作任何自我批评，而且表示将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并以生病为由不再参加整风学习。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全党300名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范围包括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等学校某些教员，内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以半年为第一期，“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¹⁰⁾。为了帮助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主持编纂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党史文件集，汇集各种有代表性的中共历史文件，供学习、比较、分析、鉴别，以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高级干部对于党史的学习和讨论为整风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

从1942年2月至1943年9月为中共普遍整风阶段。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标志着中共整风运动的开始。

根据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主观主义有两种形式：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可以王明一伙为典型，他们口头上也讲马列主义，甚至标榜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们不是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中引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南，而是抛弃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把马列主义的若干词句和结论当作教条，硬搬到中国来，这样的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经验主义者则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能总揽客观实际的全局，轻视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往往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和助手。两者相较，教条主义在当时是最为危险的敌人。与主观主义相对立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毛泽东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求党员通过整风学习要“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只有把理论、历史、现状很好结合起来，才能制订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指出克服主观主义的具体办法是“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¹¹⁾。

第二，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表现在组织上必然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虽已不存在，但它的残余还存在，如闹独立性，特别是由于根据地的被分割而突出表现为山头主义。毛泽东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并具体规定了处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以及几部分军队、几个地方、几个部门之间关系的准则⁽¹²⁾。

第三，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总是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王明的文章和演说就是党八股的典型，“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毛泽东以此为蓝本，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¹³⁾。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决定，部署和启动全党的整风运动，并规定此次整风运动的宗旨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干部和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具体实施的方法是：指定十八个文件为学习考试的范围（后增加为二十二个文件），“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领会贯通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不只是揭发与纠正缺点及错误方面，而且要发扬与巩固成绩和正确方面”；然后，“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¹⁴⁾；处理问题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尤强调不应着重于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要采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¹⁵⁾。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总结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基础上，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据此，在各解放区的各级中共党委仿照延安的经验，有计划地领导开展全面的整风运动。

从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为整风运动总结提高阶段，中共中央组织高级干部再次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并最终由中央全会作出结论性的决定。

1943年9月起，在中共深入进行整风学习的同时，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着重批评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周恩来曾对王明的错误路线作了很好的概括：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抗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宣传；在党的关系中是把党作为私人工具，取消党的正确领导，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中心是想做实际的领袖等⁽¹⁶⁾。12月，中共中央在党内文件中明确指出抗战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1．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3．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¹⁷⁾。同时，中共中央组织全党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并陆续召开各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和总结各地区党的历史问题。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中共历史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作了总结，代表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结论，号召全党“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夺取胜利”⁽¹⁸⁾。1944年5月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举行，1945年4月20日，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中共全党对于党的历史有了统一的认识，为全党的团结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至此，中共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是中国现代史上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从思想上清算了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了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其次，它是中共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不仅帮助中共渡过了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而且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使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第三，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尝试，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有效的形式，提供了在小农经济占优势、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整风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

三　“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各解放区进行的“审干”工作是与整风运动结合进行的。1942年底，延安的整风学习基本结束，1943年春，整风运动逐渐转为以审查干部和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执行“溶共”、“限共”政策的国民党顽固派除发动“皖南事变”等，削弱八路军和新四军外，又对各解放区实施特务渗透政策，“皖南事变”前后已破获多起国民党特务破坏事件，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大发展的过程中，大量扩军、招干、招生、发展党员，革命队伍迅速发展，难免鱼龙混杂，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中既要整顿小资产阶级思想，也要清理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4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今后的一年中，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两项任务⁽¹⁹⁾。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审干”工作采取“公开号召”和“秘密自首”的方法，即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公开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自首者秘密向主管机关首长、党组织负责人或直接向中央、中央局、总政治部等上级机关办理手续⁽²⁰⁾。

4月9日开始，“审干”与反特务斗争首先在延安进行。任弼时两次代表中共中央向延安的两万干部报告《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宣布中央对于一时被逼迫误入歧途的青年实行给出路的政策，号召他们忠诚坦白，悔过自新，为着照顾到其家庭和个人安全，采取秘密办法实行自首，并担保对于自首者不治特务之罪，同时也警告不肯自首者，一旦查出将会受到加倍的处分。28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由此，“审干”运动首先在延安展开。在运动的第一阶段，由于实行“秘密自首”的办法，肃清内奸特务的斗争还是谨慎稳妥的。

5月下旬，出现了共产国际自行宣布解散事件，胡宗南调动数十万部队企图闪击陕甘宁边区，大后方出现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等反共叫嚣，国共摩擦再次加剧，两党的对立情绪急速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党内有些人对干部队伍不纯情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7月15日，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成员、中共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挽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将反奸斗争引上了歧路。首先，报告对于日伪和国民党破坏解放区的敌情作了过分的渲染，导致对于中共队伍的基本估计失误；其次，将反特反奸斗争与整风“审干”运动合为一体，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三，采用苏联肃反及中共在土地革命后期肃反中使用的群众运动的过火斗争方式进行严肃的“审干”工作，导致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第四，出现逼供信等错误做法，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原先执行的“秘密自首”政策被改为“公开坦白”政策，“审干”运动实际成为“挽救失足者”运动。

在一段时间里，延安陷入“恐怖”的氛围之中。几乎所有的党政军学机关团体都开展了“全线进攻”，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通过名目繁多的“抢救会”、“坦白会”、“控诉会”、“规劝会”，甚至刑讯逼供，酷刑折磨，挖出了大批的“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CC分子”、“复兴社分子”、“红旗党”、“汉奸”等反革命分子，出现了很多光怪陆离、闻所未闻的怪事：有的女同志因为长得漂亮，有的老同志因为学过外语，就被无端地怀疑为“特务”；有的单位80％以上的人被列为“抢救对象”；有的单位为了造成“坦白”声势，竟决定给“坦白者”戴大红花，发给点心、饼干等食品吃；甚至某师范学校在十几岁的孩子中也挖出了230个小“特务”等。经过“抢救”，延安各县共挖出2463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挖出了170个“特务”，中央秘书处60多人中，只有20人没被“抢救”⁽²¹⁾。更为典型的事例是，康生将原中共甘肃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打成了所谓的“红旗党”，诬称该同志是打进我党地下组织的“国民党暗探”，造出一个“红旗党”大冤案，把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河南、湖北、广西、浙江等地的中共地下党都称作“红旗党”，许多忠实的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导致严重的后果⁽²²⁾。

“抢救失足者”运动给中共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整风和“审干”工作的正常秩序被完全打乱，曾在大后方工作过的中共干部或从大后方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受到冲击，不少人被打成“特务分子”，造成人人自危的严重局面，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使肃奸反特工作陷入真假不分的迷局之中，无法正常进行。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了问题，迅速采取措施，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指出：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待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后被审讯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假思索地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完全是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一针见血地阐明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出现的恶性循环圈，并指出其根源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的保存着”。针对“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文件提出了领导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九条方针，全面而详尽地阐述各项政策方针，为“审干”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具体的办法⁽²³⁾。

对于“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也认真做了善后工作。10月，毛泽东坚持在此次反特务斗争中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指出：“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²⁴⁾由于执行这一方针，就为复查、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留下了回旋的余地。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审干”转入甄别阶段，对于延安1.5万名“坦白分子”一一进行复查、甄别，分别情况实事求是作出结论，对于搞错了的就给予平反。毛泽东还多次在公开场合主动承担责任，向受了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比较迅速地纠正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所造成的错误，没有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害，并保证了“审干”工作在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正常进行。然而，此种错误的做法并没有在全党范围内得到认真的清算，尤其是一搞运动就过度估计敌情、混淆“审干”与反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审干”以及逼供信错误做法等，都没有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彻底弄清是非，肃清流毒，以至在以后中共所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同程度地重复出现，成为中共政治肌体上需要根治的顽症之一。

四　加强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

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处理党政、党军、党民关系的原则办法，确定了中共领导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政治体制，形成日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的雏形。

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在领导全党反对“三风”的过程中，深感各解放区内部理顺党、政、军、民各领导机关相互关系的重要性。抗战以来，敌后抗日根据地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并已具相当规模。各解放区的中共党组织一般是统一的，党政军民（民众团体）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艰苦奋斗的局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和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组织关系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党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着不协调现象，集中表现在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和政权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地方主义，门户之见等；其次是由于各解放区孤悬敌后，绝大部分在地域上互相隔绝，游击战争又具有独立指挥、分散活动的特点，导致各解放区、各部门及上下级间沟通联系不畅，指挥系统出现某种混乱现象；第三，由于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据点的增强，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分割日益严重，加大了各解放区实施中共领导及各种组织间密切配合的困难。经过整风运动，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适时地调整党与各组织间的关系，形成各解放区较为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领导体制。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在领导体制方面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在各解放区实行中共一元化领导的重要决定，并详尽规定了各项原则，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各解放区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的党军委员会”；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分必须改变，它的成分必须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等。

第二，中共对于军队的领导。决定规定：“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建设根据地与支持斗争的有力柱石，主力军应以巩固和坚持各所在根据地为其第一等任务，主力军固有全国性，但同时具有地方性”；“今后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的法令”，“主力军的军事措施，如军事行动、布置及戒严令等等，地方党政民机关必须遵照执行”；“主力军应当负有保护党政民的责任，凡因军队疏忽与漠不关心因而使党政民机关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时，军队负责人应当受到处分”；“今后如有争执，首先应当就地协同解决，并将争论及解决经过报告上级”等。

第三，中共对于政权的领导。决定规定：“政权系统（参议会与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性质”，“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而不是事事干涉，包办代替，“党的机关和党员应该成为执行参议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在实行“三三制”时，党员在政权系统中的数量减少，质量必须大大提高，“党必须派得力的干部到参议会及政府中工作”；党委在调动政权系统中的党员时要慎重，“必须经过党员实行向政权机关辞职的手续”等。

第四，中共对于民众团体的领导，决定规定：“民众团体是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民众团体的各级委员会委员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政府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的法令，民众团体应依法向政府请求登记，取得合法地位”等。

第五，中共党的纪律问题。决定规定：“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具有决定意义”；针对王明在长江局的工作中搞独立王国的做法，强调各解放区的领导机关“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主张，危害全党领导之统一”；“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等。

决定最后指出：实行中共的一元化领导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要求各级领导机关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以政府法令、军队条例、党团规则、民众团体章程等方式，规定实施中共的一元化领导的各种细则，并报告中央⁽²⁵⁾。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文件，构筑了中共领导各解放区政权以及日后领导国家政权的基本框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2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颁发《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结合精兵简政工作，进一步加强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并着重注意培养各根据地军区、分区两级领导核心的建立。指示指出：“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个为书记是领导中心）”，“在分区一级建立领导一切的地委，其中一定要有一个强的领导人为书记”⁽²⁶⁾。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颁发《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施的各项政策加以概括总结，形成著名的“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实行中共的一元化领导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²⁷⁾。各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采取行动，如中共北方分局改组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使各级党委成员包括党政军负责人，八路军主要负责干部参加各级地方党委；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第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各级党委实行统一领导，使山东党政军达到高度的集中统一，加强了战斗力等等。各解放区先后对各级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和调整，加强了中共对各解放区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1943年3月，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根据中央领导层变化的新情况，调整了中央一级领导机构的人员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主席在讨论问题时有最后决定之权；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任书记；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增加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参加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其他副主席是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等，并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华中、王稼祥负责华北、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陈云负责国统区、杨尚昆负责敌占区，统一领导这些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并直接向书记处负责⁽²⁸⁾。中央领导机构的这次大调整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从组织体制上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和刘少奇在党内的第二把手位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七大”中央领导体制的基本格局，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于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大大加强。这一领导体制对于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一　“三三制”政权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基地和广阔的活动舞台。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广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了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人民都享有权利的民主政权，保证了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抗日民主政权的样板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它来源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辖陕、甘、宁三省的二十三县，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这个政府既继承苏维埃的革命传统，又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进行了改组，为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作了榜样。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设随着战局的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变化。当八路军向华北进军之时，中共中央曾经决定在敌后实行“形式上维持原有政权形态，实际上政权在民众手中之原则”⁽²⁹⁾。中共在刚刚建立起来的各抗日根据地中，或以“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牺盟会”等名义的半政权性质的机构进行活动，或迫使国民党军政当局撤换旧县长，代以进步分子担任新县长行使职权，原有国民政府的行政体制没有变动。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率先举行军政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49人，通过了统一边区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教育的各项提案，民主选举宋劭文、聂荣臻、刘奕基、吕正操、胡仁奎、李杰庸、孙志远、张苏、娄凝光等九人为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并通电全国宣布“晋察冀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任务，在抗战胜利之日即行终了”⁽³⁰⁾。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第一个战略区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随即，晋冀鲁豫、山东、晋绥以及华中和华南各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边区政府一般实行三级三辅制或三级二辅制，三级指边区、县、乡三级政府机构，另由边区政府派出“行署”或“专署”，由县政府派出“区署”作为辅助机关，但不是一级政权组织，这种根据敌后抗日斗争的需要设置的行政机构，是独立于原国民政府行政体制之外的政府机构。这些政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抗日民众团体、抗日阶级代表组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抗日的阶级和阶层联合起来反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既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有区别，又与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政府有区别，是敌后战场开展对敌斗争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正式提出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必须实行“三三制”，其具体规定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³¹⁾三者分别代表无产阶级与贫农、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并指出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强调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³²⁾。

这一政策的提出有着重要的政治历史背景。首先，中国共产党将实现民主视为坚持抗战的重要条件，早在1937年制订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提出了产生“真正的民主宪法”，“选举国防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等口号。1940年1月，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概括为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实行“三三制”无疑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其次，围绕着敌后抗日政权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建立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人主张不要“增加对国民党的刺激”，“在客观上帮助‘抗战胜利后是共产党天下’的谣传”⁽³³⁾。实行“三三制”既可以使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失去凭藉，又能适合中共和中间势力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第三，“三三制”的提出与国统区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也有密切的关系。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各抗日党派代表提出7个宪政提案，要求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对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中共实现“三三制”政权，可以建立一个实现民主宪政的试验场所。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领导机关逐步在边区、县、乡各级政权工作中落实“三三制”的原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在各解放区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三三制”更是一再被强调和重视。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政策，“三三制”政府即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其主要做法是：

第一，“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强调“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

第二，“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通过他们“联系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孤立顽固派”，强调“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

第三，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中共党员克服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强调“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此作为施政方针”；

第四，“三三制”的人员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既强调各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提出辞职，由无党派人士补充，同时也指出“最下层政权的成分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等⁽³⁴⁾。

“三三制”在各解放区实施后，产生了良好的效益与影响。首先，“三三制”有效地保证了工农联盟和共产党对于政权的领导，锻炼和提高了中共广大干部的思想和政策水平，使他们学会与非党人士化除成见，互相信任，通力合作，共同抗敌。“三三制”也保证了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外人士参加政权建设，并使他们有职有权，调节了各抗日阶级内部的利益关系，争取了中间势力，调动了各方面的抗日积极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阶级合作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根据地的建设和度过艰难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三三制”的实践还是实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实践，中国共产党曾经设想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设道路将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各解放区的政权模型推广到全国，全国就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二　普选制与参议会

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民主政治还集中反映在实施普选制和建立各级参议会。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民主乃是普遍的民主，人民选举政权机关，政权机关在人民的监督下行使人民赋予的各种权利。选举采用的是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不记名的投票法，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新型的选举制度，体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是当家作主的主人。各级参议会经人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政府经过参议会与广大人民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

1937年9月—11月，陕甘宁边区首先进行乡、区、县的普选工作。以后在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又逐步将普选制推行到敌后各解放区。太平洋战争前后，各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配合着“三三制”的推行，普选制进一步得到实施并更加规范。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举行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发出指示信，全面论述了实行普选制的意义。针对国民党的“训政”理论，指出：“我们反对那说老百姓文化低，不够讲民主，须要经‘训’的胡说”，强调选举运动“是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一齐上大课”，“是老百姓行使自由的头一桩事”，应“使每个老百姓都能凭自己的意愿去进行参政，选择代表”；同时，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解放区的民主政治进行比较，指出：“民主和不民主的分别，一是恃强霸占政权，不许老百姓说话，老百姓一点权利没有。一是凡事由老百姓作主。老百姓直接出来议事管事，或选代表出来议事管事”，强调革命为的是“推翻那不民主的政府，建立民主的政府，民主的第一着，就是由老百姓来选择代表他们出来议事管事的人”；针对部分解放区领导人存在的“抗战忙，动员忙，那有功夫办理选举”的错误认识，指出：“保卫边区须要选举”，“必须集中边区老百姓的力量，才能对付敌人，渡过危险，边区老百姓为救自己，正在发挥他们的力量，检查他们的代理机关（政府）是否得力”，强调“只有选举，才能改进政治机构，涌出积极分子，有力的保卫边区”⁽³⁵⁾。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修正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次年4月正式颁布。5月，边区政府又专门颁发文件对此条例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各解放区也都颁布了选举条例，这些文件比较完备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后根据地实行的普选制的实践总结，是指导各解放区选举运动的纲领。

普选制在各解放区的推行，有着如下一些特征。首先，高举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的旗帜。解放区的选举条例“系根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民主选举原则及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形制定”，强调“建国大纲系中山先生写的。孙先生革命，为的是要建立民主国家，要有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和政府，可是建国大纲写的选举办法，国民政府没有实行，现在陕甘宁边区没有阻止实行的障碍了，可以依照孙先生的民主原则制定选举条例”⁽³⁶⁾。第二，实行真正普选的选举办法。解放区的选举条例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选举”，“凡居住地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实行中强调“普遍，是指选举人的资格，没有任何限制，任何普通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是选民直接选出被选人，而不要经过转弯；平等，是任何选民投的票，其效力都是一样；无记名亦叫‘秘密’，是选民在票上只写被选出的人的姓名，不写自己的姓名”⁽³⁷⁾。这种普选制“是最公平、最进步的选举办法”，“当着候选人名单公布后，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鸦片等等，有的选民则公开涂掉其名字”⁽³⁸⁾。选民们经过批评、比较，选出自己最满意的代表。第三，充分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选举条例规定，除有卖国行为的、经政府缉办的、经军法或法院判决剥夺公权尚未恢复的、有精神病的人外，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强调“工农有选举权了，但并不歧视地主、资本家；共产党是合法了，但并不剥夺别的党派的自由；同样，弱小民族，信宗教的，都一样有权利，谁也不能限制谁，有势力的不能恃势力去限制其他没有势力的人”等⁽³⁹⁾。第四，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进行选举工作。各解放区根据本区域的具体情况，各自选择适当的时期依法举行普选运动，甚至在敌我拉锯的地区，在敌人经常进行骚扰性袭击的情况下，仍采用巧妙的方法举行选举。第五，运用选举推动解放区各方面的工作。各解放区的领导将选举视为“老百姓对政府工作的大检阅”，通过选举“反映出老百姓的许多意见许多办法，指出政治上那些好与坏的例子”，在选举工作中强调“一切政治上的‘创作’，不存在于领导者的脑子里，而存在于广大群众中间”，“要善于倾听接受，把各种经验添附到政治的宝库里面，作为今后改进工作（包括选举本身在内）的指南”⁽⁴⁰⁾。

各解放区的普选制是与参议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1937年9月起，陕甘宁边区首先经过普选产生了乡级代表和区、县、边区三级参议会，原称议会，后因照顾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关系而改称参议会。随着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参议会制度又被推行到各解放区，有的解放区如晋西北和山东解放区称“临时参议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克服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参议会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规范和完善，大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通过参加参议会的实践，取得了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宝贵经验。

解放区的参议会虽与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省、县参议会名称相同，但实际内容却大不相同。后者实行议行分离的原则，前者则在实质上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解放区的参议会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权力机构，是具有人民代表会议性质的民意机关。解放区各级参议会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方式选举产生的参议员组成，但同级政府认为必要时，“得聘请勤劳国事及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名望者为议员，其名额不得超过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⁴¹⁾。参议会拥有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监督权和弹劾权，从各方面保证抗日民主政权的运行。参议会所议决的案件咨送政府执行；如果政府认为议案不当，必须详具理由，送回参议会复议；如果参议会复议后维持原议案，政府就必须执行；如果下级参议会的议案不当，同级政府只有在受到上级政府或上级参议会的指示时，才能停止执行等。

边区参议会的职权共十三项，主要内容是：选举和罢免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监察与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之公务人员；创制及复决边区之单行法规；批准关于民政、财政、粮食、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等各项计划；通过边区政府提出之预算，并审查其决算；决定征收、废除或增减地方捐税；决定发行地方公债；议决边区政府主席、政府委员会、各厅厅长及高等法院院长提交审议事项；议决边区人民及民众团体提请审议事项；督促及检查边区政府执行参议会决议之事项；决定边区应兴应革之重要事项；追认闭会期间常驻会及边区政府主席或政府委员会关于紧急措施之重要事项；等等⁽⁴²⁾。

参议员任期三年。边区参议会由参议员选举议长一人、副议长一人，主持全面工作。参议会每年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在参议会闭会期间，由九名议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或驻会议员办事处，主持日常事务，其职责主要是监督边区政府执行参议会之议案、听取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向边区政府提出建议和询问、派员出席边区政府委员会的会议、联系散驻各地的参议员，进行调查研究，征求人民群众意见等。在边区参议会之下，设有县、乡参议会组织，并在最基层的村设立村民委员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边区各级政府机构实行“三三制”原则时，各级参议会也严格实行了同样的原则。由于实行普选制，不能保证选举结果完全符合“三三制”的原则，便采取让当选的共产党议员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的办法解决。例如，1941年11月举行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由于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王世泰、萧劲光、谢觉哉等18位共产党员申请退出参议会。1942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专门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发出指示信，号召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提出辞职，由无党派候选议员补充，各县政府还可选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酌量聘请，各县议员中，如有共产党员而被调动离职者，更应以非共产党员补充⁽⁴³⁾。

普选制和参议会的实施和广泛推行，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不仅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广大军民克服困难，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三　“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而制定的重大战略性措施之一。“精兵简政”的实施不仅为减轻根据地人民的战争负担，节省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坚持长期抗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为建设一个“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官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精兵简政”是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首先倡议的。1941年11月，李鼎铭等11位参议员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提议：“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等⁽⁴⁴⁾。该提案在参议会引起热烈的讨论，“多数议员认为这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提案，应尽快实行；但也有些议员认为时值救国紧急关头，敌人正以大量兵力向我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搞精兵简政，岂不等于束手就擒？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等人的动机是否纯正”⁽⁴⁵⁾。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李鼎铭先生的倡议。毛泽东认为，这个办法“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⁴⁶⁾。11月18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了该提案，“交政府速办”。12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题为《精兵简政》的社论。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要求全党“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随即，中共中央又将“精兵简政”列为1942年的中心工作之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迅速接受“精兵简政”的主张并坚决有力地在全党推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已对根据地的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对于“精兵简政”是早有认识的，李鼎铭所提主张，切中时弊，恰与中共中央不谋而合，且它在文字上又表达准确，通俗易懂，便于推广，故立即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并很快成为中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来实行⁽⁴⁷⁾。

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包围，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严重的困难，党政军民学的脱产人员数没有确定的编制，上层机关人员多，真正打仗做事的人少，大量的脱产人员，使农民负担过于沉重，引起人民的不满。而各解放区普遍存在的“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现象，也导致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以及官僚主义等弊病的出现，如不能及时进行调整，将危及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中共中央在12月17日的党内指示中正确地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是否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为此，将“精兵简政”，节省民力，作为“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要求各解放区的党政和民众团体的全部脱产人数应力求不超过甚至少于居民总数的3％⁽⁴⁸⁾。中共中央军委也向各解放区发出指示：在目前新的环境中，军事建设的中心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着重提高其政治军事的质量，进行缩编与充实编制；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在山区根据地为2∶1，在平原根据地为1∶1，在特别困难的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化；强调大力加强不脱产的人民武装，其数量应超过地方军和主力军的全部⁽⁴⁹⁾。

从1941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工作，各解放区的党政军民各部门也进行了“精兵简政”，其中尤其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工作特别出色，被毛泽东称为“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总结和介绍其经验，向各解放区推广⁽⁵⁰⁾。同时，八路军、新四军的精兵建设也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自上而下，循序渐进地进行。整个工作至1943年底1944年初大体结束。“精兵简政”的主要做法如下：

首先，以“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为“精兵简政”的目标，这样就将“精兵简政”的意义从简单的缩减编制扩充至加强政权建设等更广泛和高级的层次。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曾将此精神具体化为十大政策：精简上层，充实下层；紧缩机构，精选人员；确定职责，建立制度；办事迅速，减少文牍；学习业务，工作专门；养成法治，厉行民治；军事第一，对军负责；统筹统支，经营一致；负担合理，节省开支；实行奖惩，俸以养廉⁽⁵¹⁾。这些政策较好地体现了实施“精兵简政”的宗旨。

第二，建立整编委员会，加强统一领导。为了加强对于“精兵简政”的领导，各解放区都建立了整编委员会，“由其负责检查调整各级的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把各级机关过多的人员，尤其是上级机关的过多人员，尽量缩编，把多余的机关加以裁减或归并，以做到精悍、灵活为原则”⁽⁵²⁾。如陕甘宁边区总整编委员会，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边区参议会的领导人组成，以林伯渠、李鼎铭、李富春、叶剑英、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林伯渠、李鼎铭主持会务，并在各系统建立分会，制订整编方案，统一实施。各解放区都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

第三，“精兵简政”采用裁、减、缩、并原则进行。裁，就是把某些不合理的机关或骈枝机关、骈枝部门裁去；减，就是把机关、部队过多的人员、繁冗的事务减少；缩，就是各机关部队在编制上尽量紧缩，以短小精悍为原则，在开支上也尽量紧缩；并，就是把某些工作上相同的机关或部门合并，使工作不致重复等⁽⁵³⁾。

第四，认真做好各类人员的分流工作，“做到人人各得其所”。如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了详细的分流原则：凡是有相当文化程度、有能力、能工作的干部，应该尽量往下移，以加强县、区、乡的机构（县级干部亦应有一部分移到区乡去）；凡是须继续培养、加以深造的干部，应该经过一定的系统送来延安的学校学习；凡是身体确有疾病，实在不可能工作或学习的干部，应该由原机关负责设法给以休养，使其恢复健康后，能够胜任愉快地为革命继续工作；凡是身体健壮的杂务人员，应该送入建设厅所属各工厂，参加生产事业，以发展边区生产；凡是太落后的分子以及太老弱的杂务人员，他们需要回家去务农的，应该让他们回去等。为了做好各类人员的分流工作，解放区各级领导特别强调：在抗日民主政权里，一个干部往下调，并不是“降级”，相反的，应该认为作下层工作是最光荣的事业⁽⁵⁴⁾。

“精兵简政”在各解放区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党政军民机关更加精干，领导作风大有转变，机构运转更加灵活，工作效能有了很大提高；军队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更加坚强有力，实现了精干的主力军和强大的后备军的有机结合，使其更能适应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大大减少，人民负担有所减轻，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帮助了根据地严重物质困难的克服；更加重要的是，它使大批干部经受了“能上能下”的锻炼，思想水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战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的宝贵财富。“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中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四　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少数民族问题是重要的一环。中国共产党实行政治民主平等、经济文化帮助、宗教信仰自由的少数民族政策，成功地化解了长期以来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误解和怨仇，实现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目标，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问题理论。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陕甘宁边区和周边的内蒙、甘肃、宁夏等少数民族聚居省份毗连，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时，也进入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地区，如何对待少数民族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937年7月，中共中央在原有的定边委员会和蒙古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专司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8月，又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列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重要内容⁽⁵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针对日伪分裂我国少数民族的诡计，将“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列为抗日救国的十五项政纲之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主要内容是：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的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等，并强调历代统治者所实行的“怀柔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必须“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⁵⁶⁾。这个纲领是针对全国而言的，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方针和原则。

根据中共中央的总方针，各解放区的领导机关采取各种措施，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团结他们一起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首先，中共全党重视少数民族工作。陕甘宁边区或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都成立了处理民族问题的专门机关，并制订具体的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如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曾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研究蒙古、回回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等的详细情况，并于1940年4月制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7月制定《关于抗战中蒙古族问题提纲》，颁布对于回、蒙两少数民族的具体政策⁽⁵⁷⁾。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设立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专门领导少数民族工作。

其次，尊重与保障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各解放区的参议会都规定了具体的人数比例，保证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代表当选，并在参议会内设立少数民族委员会，保护少数民族的特殊权益。边区政府也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县、市政府机关中设立民族事务科（或设民族事务科员），负责处理该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1942年4月，陕甘宁边区还根据边区的施政纲领，将定边县的四、六区，城关区的两个行政村，曲子县的三岔镇划为回民自治区（乡），后又将新正县的一、九区，盐池县的回回庄以及城川蒙民聚居区，分别划为回、蒙民自治区。在这些自治区（乡）内，由少数民族自己选举区、乡长，实行自治管理。此种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各解放区颁发的各种条例都规定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1939年6月，陕甘宁边区曾组织盛大的祭祀仪式，迎送成吉思汗的灵榇途经延安南移⁽⁵⁸⁾。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拨款7000元，在延安桃花岭修建清真寺，毛泽东为清真寺题写了寺名⁽⁵⁹⁾。

第三，建立少数民族的抗日武装。中国共产党在蒙、回、黎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领导各族人民组建抗日武装，共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成为敌后战场上重要抗日力量。1938年1月，在冀中成立了回民教导队，7月，与河间回民教导队合并组成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司令员，成为冀中平原一支威震四方的抗日武装。七八月间，八路军一二〇师李井泉支队挺进大青山，与蒙古族高凤英等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会合，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并成立了以蒙古族为主的蒙古抗日游击队。由中共党员冯白驹领导的琼崖抗日游击队，领导黎、苗等少数民族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曾发展至七千余人，解放了海南岛五分之三的土地。此外还有宁夏海固地区的回民抗日游击团，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回民支队，安徽定远地区的回民清真大队，山西的壶关回民游击队、长治回民营，山东渤海地区的回民支队，广西左江地区由瑶、壮、汉各族共同组成的抗日挺进队等，都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第四，创办少数民族的救国组织。中国共产党为组织和动员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抗战，还积极联络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创建各种救国协会和文化团体。如1940年2月，在延安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10月由该协会发起创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后又在各解放区成立支会。陕甘宁边区还先后成立了回民文化促进会和蒙古文化促进会等。这些协会和团体的建立，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思想沟通，加强相互间的团结，推动了敌后根据地的抗日事业的发展⁽⁶⁰⁾。

第五，扶植、推动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帮助少数民族“改进农牧生产，发展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为此，各解放区对于少数民族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从事农业的少数民族居民，可以享受分配土地、贷款、调剂种子、划分宅基的优惠，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从事商业的少数民族居民，可以享受贷款、减免税捐的优惠，帮助他们发展经营；对于迁移至边区来的少数民族移民或难民，可以享受适量的救济粮、安排居住、拨给耕牛或荒地、贷款、三年免征公粮等优惠，帮助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安居乐业等。除此而外，各解放区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创办各种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学校，如伊斯兰小学、蒙古族小学等，在成人中举办夜校、识字班等，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发展民族文化。这些措施推动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也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⁶¹⁾。

第六，培养少数民族的各类干部。中国共产党举办各种学校培养少数民族的各种专门人才。先是在中共中央党校设立民族班、回民班，在陕北公学设立蒙古青年队和少数民族工作队，后又设立民族部，吸收蒙、回、藏、苗、满等各族青年入学培训。1941年9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正式创办延安民族学院，首批招生就招收了300名各族青年入学。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专门从事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的大学，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民族工作干部的摇篮。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奋斗，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在抗日战火中不断消除历史上各民族间的隔阂，建立起团结友爱的新关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宝贵财富。

第三节　敌后解放区的经济文化建设

一　减租减息运动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土地政策。这一政策具有革命和改良的双重性质，其革命性表现在为全民族利益而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争取地主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有利于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有利于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夺取抗战的胜利；其改良性表现在它只是削弱封建势力，限制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和推翻封建土地制度⁽⁶²⁾。这是由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最早决定将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写进了随即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于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土地革命，减租减息政策主要在陕甘宁边区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然而，由于各解放区的领导对于减租减息运动认识不一，执行该政策的坚决程度不同，实际效果也就不一样。凡是认真彻底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保证交租交息的地方，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就比较高，社会生活就比较安定，根据地就比较巩固。而有的根据地只是在部分地方实行了减租减息，或者只是把减租减息当作一种宣传口号，既未发布命令，更未动手实行，或者已经发布了命令，形式上减了租息，实际并未认真去做，发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另在一些地方则发生了“左”的倾向，农民不交租不交息，甚至将减租减息变成没收地主土地和废除债务。在发生这些倾向性问题的地方，群众的积极性难以发扬，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能得到落实，根据地就无法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扫荡”，变成软弱无力的地区。

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后，中共中央认真总结了五年来的经验教训，决定进一步落实和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发动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广泛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去战胜困难。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2月6日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的党内指示，形成敌后抗日根据地处理土地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从理论上阐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三个出发点：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中共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的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中共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在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中国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及其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故中共的政策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在对富农的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减息后，同时须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等。

第二，从政策上阐明中共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首先是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谈起，在群众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政策上是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目的在于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跑到敌人与顽固派方面去，跑去了的，也争取其回来。

第三，从策略上阐明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方针：实施减租减息运动一般应经过酝酿、斗争、团结三个阶段，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必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气焰，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使地主阶级感觉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他出路；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必须及时的说服群众，纠正过左的行动，给予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实行“三三制”，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使其感恩怀德，愿与我们合作，达到团结抗日之战略目的；必须教育干部学会与地主作合法斗争的本领，熟悉政府的法令，熟悉拉中有打的策略，以便对付某些奸猾地主的无理进攻，同时须防止被收买。

第四，从方法上阐明政府处于调节人的立场：在处理农村纠纷中，中共与政府的工作人员，不是站在农民或地主某一方面，而是根据整个民族的抗战利益采取调节双方利益的方针；既要使农民明白现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是与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有根本区别的，使他们不限制于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应把眼前利益与将来利益联系起来，把局部利益与全民族利益联系起来，同时又要劝告地主不应该限制于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要顾及将来与全民族的利益等。

第五，从思想倾向上阐明目前工作的主要危险是右倾错误：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与组织起来，这种错误不但在较差的根据地中是严重存在着，就是在最好的根据地中，亦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斗争。为此，应强调反对右倾错误，在这些地区把群众发动起来，在广大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的基础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中共中央的文件强调减租减息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长期土地政策，不但今天必须执行，而且还有很长时期要实行⁽⁶³⁾。

各解放区的党政机关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制订或修正了有关的法令和条例，深入发动广大群众，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华北敌后各解放区普遍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策，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减租减息。1942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修正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例》。次年10月，又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政府根据不同情况，确定运动的重点在于限制高额地租与废除超经济剥削。1942年5月，山东省战工会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颁布《租佃暂行条例》和《借贷暂行条例》，广泛推行“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9月，晋西北根据地领导机关颁布《减租交租和减息交息条例》，规定山地照战前租额的七成五折，再减25％，平原水地只减25％，债务以1933年为界，以前的一律停付，以后的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10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修正颁布《土地使用暂行条例》，详尽规定地租和债息政策，推动减租减息运动在各地深入开展。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创建较晚，1942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也发出《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广泛宣传减租减息的重要意义，并区别中心区、边缘区和游击区三种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减租减息运动。

从1944年初开始，减租减息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抗日战争接近胜利，国共两党围绕着中国之命运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继续存在，但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有所上升。在此背景下，各解放区广泛开展了“查租减租”运动，并加大了对于不法地主斗争的力度，许多地区还结合“查租减租”运动进行雇工增资、清查黑田、反对恶霸、反对贪污和反对地主富农把持政权的斗争，通过普遍深入的检查，一家一户的算账，让地主退出在减租法令颁布后多收的租额和债息，使绝大部分的贫苦农民获得了退粮退款，赎回或索回土地，巩固和发展了农民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取得的胜利果实，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参加抗战的积极性。

减租减息运动以政府颁布的法令政策为依据，以经济调节手段为杠杆，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用和平、渐进和稳妥的方式推进农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王稼祥称：减租减息政策“是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人民的抗战与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加了”⁽⁶⁴⁾。首先，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他们的抗战积极性，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至131万人，民兵268万人，奠定了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的真正基础；其次，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推动了根据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敌后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第三，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协调了各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团结了地主阶级的大多数和开明绅士一起抗日，奠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还促使根据地的社会结构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根据地因实行以减租减息和税收调节政策相结合的新政策，从适当削弱封建土地剥削，逐步过渡到消灭封建剥削，实质上悄悄变革着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为日后彻底实行农村的土地革命作了重要的过渡和准备⁽⁶⁵⁾。

二　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经济建设的主要举措。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抗日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坚持抗战和夺取最后胜利的保证。大生产运动贯彻于抗日战争的始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37年7月至1939年2月，主要是军队开展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生产运动；第二阶段自1939年2月至1942年12月，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第三阶段自1942年12月至抗战结束，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发展⁽⁶⁶⁾。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根据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环境和大生产运动的特点通过一系列决定，毛泽东等领导人也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组织起来》等重要文章和报告，系统地论述了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和原则，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其主要内容是：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毛泽东批判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不注意动员人民发展生产，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强调决定财政的是经济，只有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才能解决财政困难⁽⁶⁷⁾。

“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大生产运动的基本原则。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成分有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地主经济五种，除对地主经济实行减租减息，予以削弱、限制外，其他各种经济成分都应兼顾发展。毛泽东指出：“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⁶⁸⁾

各业发展，以农为主——大生产运动的实施重点。由于抗日根据地主要在敌后广大农村，没有大城市，极少中小城市，农民占全部人口的80％以上，抗战所需物力、人力主要来自农民，大生产运动必须以农业为主，兼而发展包括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等在内的各种产业。毛泽东强调各级党政工作人员“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⁶⁹⁾。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大生产运动的领导方法。由于各抗日根据地散居敌后农村，人力物力高度分散，交通又极不方便，因此，在领导方法上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原则下的分散经营。中共中央决定在大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指示各地成立生产委员会，由党的主要负责干部担任主任或委员，派遣最积极最有经验的干部到生产委员会中去工作，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领导大生产运动。

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方向。毛泽东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⁷⁰⁾。在每一个根据地都把一切群众的力量，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其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根据自愿和等价的原则，在个体经济基础上成立初级集体劳动组织——合作社，其形式有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等等，这些合作社不仅有助于克服根据地的经济困难，而且对于未来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也具有尝试意义。

生产自给，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的特殊内容。中共中央号召一切部队、机关、学校，必须于战争条件下自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分别不同情况，达到粮食和办公用费的自给、半自给和部分自给。此种生产自给“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此种办法“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⁷¹⁾。

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各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陕甘宁边区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模范。著名的三五九旅自1941年3月起在南泥湾开荒种地，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粮食堆满仓，猪牛羊肥壮”的“陕北江南”，至1944年全旅吃用有余，还向边区政府交纳公粮一万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亲自开荒、种菜，参加生产运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实行“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创造性地运用各种形式，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大生产运动既富于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使解放区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增加了人民的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保障了抗战的物资供应，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第二，它使人民军队提高了战斗力，不仅改善了生活，扩大了军队，而且改善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增强了劳动观念和组织纪律性。第三，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建国的毅力和才干，表明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根据地人民前进的步伐。第四，初步改变了农村中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习惯，初级合作社的普遍建立，不仅使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而且使广大农民开始认识到“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第五，它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考验和锻炼了广大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懂得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宝贵财富。同时，也应该指出，大生产运动是在激烈而残酷的战争的特殊环境中进行的，它所采用的群众运动方式的发展生产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在科学性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不足。

三　知识分子与文化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订和实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于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曾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片面强调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无端惩治知识分子干部的工作过失，排斥、打击甚至迫害知识分子，留下了很多教训，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伤害。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各项事业蓬勃发展，需要大批的知识人才。在中国共产党的召唤和影响下，许多爱国的科学家、艺术家以及大批的青年学生纷纷奔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确立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的同时，也适时地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吸引和组织广大的知识分子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中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肯定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吸引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抗日事业。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将知识分子问题提高到决定革命成败的战略高度来统一全党的认识；强调“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必须克服，号召“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⁷²⁾。这一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壮大得到进一步的实施。中国共产党努力从大后方和敌占区广泛招聘吸收军工、医务、教学、文艺等各种专门技术人才。如1941年7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曾致书各兵团首长，指示要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不惜其津贴予以任用，政治上作非党干部看待，生活上作专家待遇之”⁽⁷³⁾。

第二，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将“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列为施政的重要内容。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发展科学事业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成立科学研究调查机关，推进和提高经济文化建设；培养科学技术人员，派专门人员出外学习；出版通俗科学读物，普及科学知识；购买科学图书仪器，改善研究工作条件；尊重并合理使用各种专门干部，欢迎优待外来科学人士；组织科学团体，开展科学运动；制定条例，奖励科学技术研究；确定科学事业预算等，这八项决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敌后根据地建设的积极性⁽⁷⁴⁾。为了更好地将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各种自然科学学会，其中最大、最完备的是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吴玉章任会长，下设农学、生物、化学、医药、航空、气象、土木工程、地质矿冶、机械电机等十多个分会，并办有《自然界》、《大众科学》、《科学园地》等刊物。

第三，优待知识分子特别是技术干部的生活待遇，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在敌后根据地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尽其可能制定特殊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工作条件和提高生活待遇，吸引海内外的知识分子到根据地来工作。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制定一系列条例和规定，优待文化技术干部，根据干部的资历、能力、现任职务，将他们分为甲、乙、丙三类，其中甲类干部享受的津贴为每月15－30元，而当时一般干部的津贴是1－5元，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只有10元，伙食由小灶供应，住房可享受单间宿舍，并配备勤务人员和提供乘马等交通工具。晋察冀边区政府也为技术干部规定了较高的薪金标准：技正每月小米600－1000斤，技士每月小米450－800斤，技佐每月小米250－500斤，技术员每月小米200－250斤，每月折款发给，有特殊贡献者或特殊技术者得特别优待，其经常有成绩者得予加薪；同时为各类发明、创造、改良者规定了奖励办法：荣誉奖励有建立冠以创造者姓名之研究所、荣誉宣扬、奖旗或奖匾、奖状、奖章等，有特殊发明与贡献者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予以特别奖励等⁽⁷⁵⁾。

第四，使用与教育并重，努力帮助知识分子实现工农群众化。1939年，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指出：“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并提出了使工农干部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的口号⁽⁷⁶⁾。延安及各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之一，也在于促进知识分子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和运用，清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指明了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且也向广大知识分子党员提出了思想入党的重大问题，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此必须“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⁷⁷⁾，该文件成为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召唤和吸引之下，大批知识分子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投身火热的民族解放斗争，推动了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教育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干部的在职教育放在全部教育工作的首位。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将在职干部的教育内容确定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4种。业务教育的范围包括与业务部门业务关系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和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各部门业务的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等，使干部学会和精通自己的业务；政治教育的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使干部通晓一般情况和一般政策，扩大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文化教育（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的范围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理论教育的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其中政治科学以马克思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等⁽⁷⁸⁾。

大学和专科教育，敌后根据地的大学和专科教育也体现了干部培训为主的特色。中共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后改中央研究院）、军事学院、陕北公学、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以及“抗大”和“鲁艺”在各根据地的分校等。另有陕甘宁边区的师范学校、警政学校、医药学校、纺织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荣誉军人学校等以及各根据地创办的专门学校。这些学校在体制上尚不完备，办学条件也相当简陋，但及时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抗日人才，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了干部方面的重要准备。

普通教育，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在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相当部分地区的文盲率高达90％以上。开展国民教育运动，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便成为各根据地政府的重要任务。该运动包括以冬学民校为主要形式的成人扫盲教育和以小学教育为主体的学龄儿童教育。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利用战争的间隙和冬令农闲时节，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冬学运动，采用男学组、女学组、青年组、老年组、儿童组、混合组等各种形式，帮助人民群众扫盲识字，并根据群众的需要来确定学习的内容，结合扫盲进行政治和抗日教育。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也十分重视学龄儿童的教育问题，采用民办公助的方式和全新的游击式的教学方法，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根据当时的经济和文化条件，除发展部分中学、职业学校外，主要是增加和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小学。陕甘宁边区1945年已建立小学1377所。各敌后根据地的小学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增加，如冀中区1941年已建立小学4338所，入学学生占学龄儿童总数的62％，有五分之一的县儿童入学率高达90％以上，在“男女教育平等”的口号下，女生人数增加尤其快，占学生总数的41％以上。原来小学教育非常落后的晋绥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1941年晋西北21个县的统计，已有小学1789所，平均每县增加85所，远远超过新政权建立以前的数字⁽⁷⁹⁾。历时多年而经久不息的冬学扫盲运动和迅速发展的中小学教育，有效地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文盲人数逐年下降，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在文学艺术方面，抗战爆发后，以战地宣传为主要内容的文学艺术事业，在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创作出了如《黄河大合唱》等气壮山河的传世之作，群众性的文学艺术活动团体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有力地配合了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和根据地的建立。1942年5月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文学艺术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在遍及根据地的“新秧歌”运动中，涌现了像《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秧歌，和像《白毛女》等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较高成就的歌剧作品；戏剧改革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被誉为平剧改革的优秀作品；文学创作也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欧阳山的《高干大》，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在新闻出版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创办了大量的抗日报刊，总数达四百多种⁽⁸⁰⁾。在延安发行的主要报刊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月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共有八十余种。各敌后根据地也发行了大量的报刊，最著名的有：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敌报》、《边政导报》等，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等，晋绥根据地的《晋绥日报》（原名《抗敌日报》）、《战斗报》等，山东根据地的《大众日报》，华中根据地的《抗敌报》、《江淮日报》等。在延安还创办了新华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各根据地的出版事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在延安就有解放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陕北书店、新华书店等出版机构，各根据地也都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印刷出版机构，大量编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文件以及各种抗战宣传材料，在现代新闻出版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在科学研究方面，在敌人重重封锁、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围绕着抗日战争和生产建设的紧迫需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促使根据地的工业，尤其是与抗战事业、根据地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军工、医药、日化、造纸、印刷、纺织等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呈现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

第四节　发展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一　“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和发展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是由中共的政治纲领决定的。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石，而且也是该党对待周边东方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行动指南。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决议，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发展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早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已提出将“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中国抗日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⁸¹⁾。次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再次指出中华民族当前的第十二项紧急任务是：“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不但是危害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是危害日本全体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东方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是打倒日本侵略者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侵略战争愈延长，这一个统一战线便愈有建立的基础”⁽⁸²⁾，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人民中的声望日益高涨，尤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更是成为广大东方民族的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他们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来到延安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投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为自己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与敌后根据地军政领导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并制订了一系列政策，优待、支持和帮助他们在根据地的生活、工作和战斗。1941年5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文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⁸³⁾从法律上明文保护在敌后根据地活动的外国革命者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人士进行抗日斗争。

1941年9月2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受中共中央委托，邀请在延安的日本、朝鲜、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度等东方民族友人和国内少数民族代表共五十余人举行座谈。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日本法西斯威胁着东方各弱小民族，东方各民族要联合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怎样行动的问题。提议在延安的各东方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织一个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会议推举印度革命家巴苏华等二十人组成筹备委员会⁽⁸⁴⁾。9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批评“东方各民族的内部团结尚不够坚强”，“各民族间的联系更嫌不足，以致各自为战，未能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指出“东方各民族为要完成战胜日寇的艰苦的历史任务，只有加强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同时建立各民族的共同统一战线，举起鲜明的反法西斯侵略与保卫民族生存的大旗，以整齐的步伐，进行有计划的持久的战斗”，进一步论述了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⁸⁵⁾。

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来自日本、印度、犹太、荷印、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东方民族的代表，国内蒙、回、满、藏、苗等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台湾同胞共一百三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推举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季米特洛夫、台尔曼、冈野进、甘地、戴高乐、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推举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阿里阿罕、巴苏华、武亭、原清志、森健清等为大会主席团。会议举行了五天。由朱德作总报告，他在报告中论述了国际和远东形势以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意图、侵略方法，指出：“东方各民族的情况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受到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威胁，统一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打倒法西斯主义或是阻止它发展的最大力量和武器。”并预言：“战争的最后胜利，无疑地将属于反法西斯营垒这一面。”⁽⁸⁶⁾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毛泽东、吴玉章、叶剑英等也应邀到会演讲或致辞，给与会者很大的鼓励与激励。日本代表森健清、原清志，荷印代表阿里阿罕、毕道文，朝鲜代表武亭，印度代表巴苏华，泰国代表马纳，越南代表黄振光，犹太代表桑柏格尔德等都在会上报告各自民族的反法西斯斗争情况及对于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见⁽⁸⁷⁾。

会议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决议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延安，各地设分盟，同盟的宗旨是：“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同盟盟员分为团体盟员和个人盟员两种，凡赞成同盟宗旨者均得要求加盟；同盟代表大会为同盟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代表大会等。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阿里阿罕、巴苏华、武亭、原清志、森健清等三十七人当选为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组织东方各民族抗日义勇纵队，分赴华北前线参加抗日工作；成立东方民族学院，研究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诸问题，培养干部；以大会名义通电世界各国，宣告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⁸⁸⁾。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的召开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东方各民族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　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

中国共产党根据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十分关注组织、指导、发展在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使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支重要的反日力量。

1937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部颁令明确规定了优待和感化日本战俘的政策，主要内容是：1．对于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2．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3．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4．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等⁽⁸⁹⁾。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详尽论述了“使百余万日本侵略军变成我们的友军”的种种方法，包括向两国人民士兵提出反侵略统一战线；由政府下令所有抗日军队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和恰当内容的日本话，进行反侵略口头宣传；尊重和优待敌军俘虏，给予教育，经过他们去影响其余；设法从日本内地组织反侵略的文化人员到中国来参加这一斗争；保护在中国的诚实的日本侨民；教育我国军民大众，区别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敌军军官与士兵、上级军官与下级军官等六大方面⁽⁹⁰⁾。据此，中共中央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中设置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工作委员会，专司其责。自1939年下半年起，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主要有三个系统⁽⁹¹⁾：

1939年11月，由首批加入八路军的日本战俘杉本一夫等人在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成立“在华日人觉悟联盟”，后改称“在华日人觉醒联盟”。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帮助创建的华北敌后根据地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团体。该联盟创立后，逐步在延安、冀南、冀中、太岳、晋察冀、冀鲁豫、山东等各抗日根据地建立支部。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与当时正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即野坂参三）等商议筹办日本工农学校，专门训练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人士。1941年5月15日，该校正式成立。由冈野进任校长，八路军总政治部的赵安博任副校长，由冈野进和精通日语的赵安博、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等担任教员。学校的主要课程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日本问题、时事问题、中国语言等。学员们享受八路军连级干部的津贴标准和外国友人的生活待遇，不仅接受反法西斯的思想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而且积极参加当时延安正在进行的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和参议会选举等各种活动，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稍后，随着各根据地日本战俘的增加，该校又先后设立晋西北、山东、鲁中、鲁南、渤海、华中分校，形成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又一系统。

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反战运动的第三个系统始建于大后方。1939年11月，日本进步作家、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等人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支持和帮助下创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本部设在重庆，后陆续在桂林、鄂北、洛阳等地创建支部。1940年5月起，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支持和帮助下，由日军被俘人员森健清、高山等人发起创立该同盟的延安支部，并由此而在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先后建立了晋察冀、冀中、晋西北、山东、胶东、清河、鲁南、滨海、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支部，形成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又一支重要的力量。

日本反战运动各团体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分散战斗在各抗日前线，采用广播、“喊话”、散发传单等形式，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对日本士兵进行反战宣传教育，在瓦解敌军方面起到良好的作用。1941年10月，当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开幕之时，三十五位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集体宣誓加入八路军，他们在申请书中说：“在过去，我们曾经拿了枪和中国弟兄打过仗”，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牺牲者”，“在八路军友爱的、热心的帮助和优待下，在几个月或是一两年的过程中，使我们渐渐的认识真理，了解了这次战争的性质，我们从二十多年的欺骗和麻醉中觉醒过来，知道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日本法西斯军部”。他们的行动受到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⁹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加大了援助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力度。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明确提出要向日本军队、日本人民等“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更加广大的宣传鼓动，为建立日本内部的反法西斯阵线而斗争”⁽⁹³⁾；同日，又在党内指示中将建立与发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列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心任务，指出这个统一战线应包括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在内⁽⁹⁴⁾。在此前后，八路军及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发布或制订了一系列援助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法案和文件，如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1942年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及野战政治部的《关于正确对待逃到我军防地避战之日本官兵的命令》、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优待日本逃战避战军民规程》、1943年6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等，其主要内容是：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日军，“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在尊重中国主权和边区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他们“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将他们当作国际友人看待；并规定今后日军工作应通过日本反战团体去进行等⁽⁹⁵⁾。后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中共对待日本战俘的政策归结为三点：1．送回日军去，起瓦解作用；2．送统帅部处置；3．留在我军训练成为敌军工作的战士，认为“这对于削弱敌军的战斗意志，有极大的作用”⁽⁹⁶⁾。

继1942年7月，中共中央帮助在华朝鲜人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扩大为朝鲜独立同盟和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改组为朝鲜义勇军后，又着手促进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联合和统一。8月15日，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同时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反战同盟”和“觉醒联盟”的代表、日本工农士兵学校的代表，中国方面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朝鲜、印度、荷兰等反战团体的代表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到会致贺，表示“反法西斯的日本大众士兵，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是建立将来东亚和平幸福的好朋友”，号召“把在华几百万的日本士兵都团结在你们的旗帜底下，枪口对向你们和我们共同敌人的日本军部！”⁽⁹⁷⁾华北日本士兵大会通过了《日本士兵要求书》和《抗议日本军部暴行宣言》两个重要的反战文件，前者在日本军队史上第一次提出日本士兵的234条要求，内容涉及供给、军纪教育、军事行动、书信自由、家族生活、伤兵问题、政治自由、兵役制度等广泛的方面，其原则是站在人道主义和日本士兵的立场，抗议日本军阀的暴行，发动士兵与军阀作不调和的斗争；后者则表达了日本士兵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强烈抗议，表示要“坚决反对对中国人民的掠夺、暴行、杀戮、实行细菌战、拷问和虐杀俘虏等，严惩命令我们实行一切暴行的长官”等⁽⁹⁸⁾。这两个文件对于推动侵华日军士兵的反战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的主要贡献是决定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组成统一的“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领导在华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会议通过了同盟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1．此次中日战争是日本的军部和大资本家所引起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牺牲日本之生命、威胁日本人民生活的战争，因此，我们反对此次战争，为日本军自占领地区撤退而斗争；

2．本士兵的大部分都受着战争是正义的欺骗宣传，不知不觉做了日本军部的工具，因此，我们为使日本士兵了解战争的本质，促进他们的政治自觉而斗争；

3．日本军部是压迫日本人民，掠夺他国的野蛮的侵略者，现在的政府是军部独裁的战争政府，因此，我们为使日本士兵确信有打倒此等人民公敌，建立和平自由幸福之人民政府之必要而斗争；

4．以中日两国人民为首的朝鲜、台湾以及南洋等国之人民都是日本军部压迫下的牺牲者，因此，我们为和全东洋人民团结起来，对共同敌人日本军部进行共同的斗争，建立真正之东洋和平而斗争；

5．我们为了实现以上之目的，积极地援助华北中国军的抗日战争⁽⁹⁹⁾。

会议选举杉本一夫为会长，森健清和松井敏夫为副会长，组成了有力的领导班子。这两个会议的举行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斗争更加有序和活跃。

根据延安会议的精神，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团体纷纷举行会议，改组机构，建立统一的反战组织。1944年1月，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举行执委会扩大会议，协议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准备委员会”，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战斗纲领：1．结束战争，日本军队从一切占领地带撤退，缔结公平媾和条约，严惩战争责任者；2．实行彻底的对外和平政策与各民族确立独立、平等、共存共荣的友好关系；3．实行独立、富强、民族繁荣的经济政策；4．肃清军部在日本政治上的势力，解散军部指导的各团体；5．保证政治的自由，确立民主的政治制度；6．改善、提高一般人民和士兵的生活；7．打倒战争政府，组织联合进步的各党各派的人民政府等⁽¹⁰⁰⁾。4月，日人反战同盟正式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各根据地建立了十三个支部，此外还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华中地区协议会，下辖四个支部，共有盟员289人⁽¹⁰¹⁾。各组织的盟员积极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对敌作战，他们在各根据地创办反战刊物，散发反战传单，会见中外记者，给日军士兵送“慰问袋”，演出文艺节目、战场喊话等，以各种形式深刻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宣传中国军队的对敌政策，瓦解日本军队的斗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投向人民军队，其中包括一些下级军官，如日军军医山田一郎中尉在根据地从事医务工作，日军步兵山光美少尉担任八路军步兵炮教员，日军中岛透、江荣甫担任八路军技术教员等，一些反战同盟盟员如寺泽吉藏、安藤清江、浅野清、黑田嗣、松觉野、大野静夫等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由于中共执行正确地对待日本士兵政策和反战同盟盟员们的努力，抗战前七年八路军俘虏日军和日军投诚数目达2522名，新四军俘虏日军人数也达到五百多名。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火热斗争中，日本人的反战运动蓬勃发展，力量不断壮大，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5年8月11日，日本人解放联盟发表通电，号召日军士兵：“不管你们指挥官发出怎样的命令，停止徒然的抵抗，立刻带着武器，到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联盟来！”⁽¹⁰²⁾30日，日本人解放同盟延安本部、日本工农学校，以及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举行大会，与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告别。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代表叶剑英和日本反战运动代表冈野进互相致词道别。叶剑英表示：“我们过去把诸君作为友人来欢迎，今天又把你们作为好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9月中旬，二百多名日本反战斗士离开延安，踏上归国征途，行前上述三团体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致谢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军民对于他们的援助，并预言：“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被侵略和侵略的关系，而将是友好和相互援助的关系。”⁽¹⁰³⁾1946年6月，反战同盟的成员和其他日本战俘一起被遣送归国，该同盟在抵达日本博多港后宣布解散。

三　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

中国共产党根据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直接支持、帮助、指导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的创建和发展，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培植了一支朝鲜独立复国的革命队伍⁽¹⁰⁴⁾。

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活动的朝鲜革命者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的老红军、老革命，人数很少，但富于革命精神，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独立运动的领袖和核心；二是从大后方转移到敌后根据地的朝鲜义勇队成员，他们有一定数量，经历过抗日烽火的考验，并且有在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工作和生活的比较，向往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独立运动的基干力量；三是来自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投诚、俘虏的日军朝籍士兵和投奔根据地抗日朝鲜侨民，他们深受日本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和剥削，有着做亡国奴的切身体验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坚强意志，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独立运动的基本群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以往单纯与朝鲜共产主义者联系为与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发生广泛的联系，积极支援他们的抗日复国斗争。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屡屡发表社论和评论，声援朝鲜独立复国运动。1938年7月和10月，中共领导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在武汉帮助和支持“朝鲜青年战地服务团”和“朝鲜义勇队”的建立。武汉沦陷后，朝鲜义勇队奉中国军方命令分赴各战区，参加抗日战争，但中国共产党仍对该队保持着相当的政治影响力。11月下旬，该队部分队员随周恩来到了桂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指导下开展工作。朝鲜义勇队曾积极参加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的创建和周恩来在桂林发起的义卖献金运动。更为值得重视的历史事实是，1939年朝鲜义勇队第二支队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直属新四军党委领导⁽¹⁰⁵⁾。中国共产党对朝鲜义勇队若干部分实施组织上的领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直接影响了随后朝鲜义勇队大部分队员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大转移。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已正式形成，随着日军战略重点的转移，敌后战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推行“限共”、“防共”政策，不仅使国共关系出现摩擦，而且朝鲜独立运动中的“左”倾党派也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难以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立足；华北敌后散居着20万朝鲜侨民，日寇正处心积虑地推行“以韩制华”的政策，它们竭力挑拨中朝关系，利用朝鲜侨民为其战争政策服务。粉碎日寇分化中朝团结的阴谋，争取华北的朝鲜侨民参加中国抗战，成为敌后根据地军民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决定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有计划地将在中共影响下的朝鲜义勇队各部陆续调往敌后抗日根据地⁽¹⁰⁶⁾。自此，朝鲜义勇队实现了向华北敌后的大进军和战略大转移。对此，国民党的官方档案中也有明确的记载。1941年10月29日，国民党中统局在《朝鲜各党派活动近况报告》中指出：“朝鲜民族革命党内部分子，素称复杂，自第二次欧战以来，日苏签订协定之后，该党不稳分子认为中日战局将改观，于是纷至陕北活动，盖八路军内炮兵团长武挺，原籍朝鲜，在中共颇有权威，以此咸与联络，希得延安方面之欢心。据闻朝鲜义勇队分队长朴孝三及号称朝鲜民族革命党灵魂之石正，均已前往”等⁽¹⁰⁷⁾。

1940年，朝鲜义勇队经八路军总部安排，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革命根据地。首先受到薄一波领导的山西“决死队”的远道欢迎，接着，又实现了与八路军三八五旅的胜利会师。八路军各级领导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陈锡联等先后会见朝鲜义勇队成员，热烈欢迎他们的来到。1941年1月10日－12日，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朝鲜革命志士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桐峪举行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武亭为会长，李维民、张振光、韩德志分别为组织、宣传、经济部长。并通过联合会纲领，其要点是：团结流亡在全华北的朝鲜青年，参加光复祖国的大业；拥护朝鲜全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发动全朝鲜民族的解放战争；努力保护华北各地的朝鲜人，特别应对青年给予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保护在中国沦陷区痛苦呻吟的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赞助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和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结成韩、日、台人民的反日联合战线等，会议特别强调“中国抗日战争是和我们朝鲜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同联系”，号召朝鲜革命者“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打击日寇，促进朝鲜民族解放事业，朝鲜义勇队要抓紧培养干部，统一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团体，把华北朝鲜侨民扩大到革命战线中来”⁽¹⁰⁸⁾。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同时成立。

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侨民的日益增多和朝鲜独立活动的逐步开展，如何制订对朝政策的问题摆上了根据地党政军领导的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整套对待朝鲜侨民和朝鲜独立运动的政策。目前见到的主要文件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规程》（1941年11月3日）、晋西北行政公署颁布的《积极帮助朝鲜革命活动的指示》（1943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办法》（4月15日）、山东临时参政会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条例》（5月10日）等。主要内容是：一、援助朝鲜民族解放运动，迅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边区政府保护因反抗日本和逃避战乱来到边区的朝鲜人民；三、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享有同等权利，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帮助其解决土地、住所及低利贷与资金、农具、种子、耕牛，维持其生活，帮助发展生产；四、朝鲜人民可享受子女免费入学以及设立学校、发行刊物、帮助旅费回家、介绍参加工作等各种优待；五、支持和援助朝鲜人民参加各种抗日活动，组建以光复朝鲜为目的的抗日团体和武装；等等⁽¹⁰⁹⁾。这些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与殖民地学说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国际主义精神与中朝友谊的结晶。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关心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具体帮助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朝鲜革命运动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

1941年10月，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积极参与发起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武亭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央执行委员⁽¹¹⁰⁾。1942年7月11日－14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晋冀鲁豫边区某地举行代表大会，决定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扩大为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扩编为朝鲜义勇军，两者为军政统一体，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并行。会议的重要贡献是参照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经验和朝鲜革命的实际制定了朝鲜独立同盟关于朝鲜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纲领。前者十条，主要内容是：建立全国国民普选的民主政权；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思想、罢工自由；尊重人权之社会制度；在法律上、社会生活上实现男女平等；在自主原则下，与世界各国及各民族建立友好关系；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一切资产及土地，将与日本帝国主义密切之大企业收归国有，土地实行分配；实施八小时劳动制及社会保险；废除对人民的赋税及杂税，建立单一累进税制；实施国民教育制度；研究朝鲜文化，普及国民文化等。后者七条，主要内容是：改善大众生活与增长革命力量，积极领导和参加大众日常斗争；努力对大众实施革命训练，发展革命组织；为居住在中国，特别是华北各地的朝鲜同胞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奋斗；努力扩大全朝鲜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开展全朝鲜民族的反日斗争，建立革命武装队伍；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赞助东方被压迫民族运动及日本人民反战运动，支持反法西斯正义斗争等。会议的另一成果是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会议选举金白渊（金抖奉）、武亭、崔昌益、韩斌、朴孝三、金学武、蔡野火、王志延、金昌满、李继民、陈汉中、李春岩等十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推选朝鲜老革命家金白渊为委员长，崔昌益、韩斌为副委员长。总部设组织、宣传、经理三部及秘书处。同时任命武亭为朝鲜义勇军司令，朴孝三、朴一禹为副司令。这个领导核心为朝鲜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证⁽¹¹¹⁾。12月1日，朝鲜独立同盟又在山西太行抗日根据地创办朝鲜青年革命学校。金白渊为校长，朴一禹为副校长，张治民为校务主任，目标在于培养大批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的、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朝鲜革命干部⁽¹¹²⁾。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朝鲜青年革命学校以及各根据地的分盟、支队、分校三位一体的朝鲜独立复国运动的新体制。

至1945年8月，朝鲜独立同盟先后在山东军区、新四军、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太岳军区、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区、晋西北军区、延安、太行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华南东江纵队设立了十一个分盟，除太行的两个分盟直接由总部领导外，其余都与八路军、新四军各军区的敌工部发生联系并接受领导，总盟则主要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发生联系。同时，还在敌占区的天津、北平、哈尔滨、朝鲜汉城建立了分盟，在开封、徐州、济南、民权、承德、临汾、榆次、霍县、太原、石家庄、顺德、新乡及朝鲜人在华北创办的各农场建立了据点，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协助下，由同盟总部直接领导这些分盟和据点。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朝鲜义勇军的支队和朝鲜青年革命学校的分校⁽¹¹³⁾。

在敌后根据地的朝鲜抗日军民与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在对敌斗争中，朝鲜革命者冲锋陷阵，配合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动政治攻势：不论在下大雨的黑夜，或炎热的白天；不论在敌占区，在游击区，就是敌人派遣游击队跟踪他们的时候，也仍然坚决完成任务；他们经常在老百姓的包围圈里，用生硬不熟练的中国话，热情地进行宣传；他们不仅向老百姓宣传，而且也是对敌宣传的能手，在敌人炮楼前或电话上，用流利的日语向日本士兵指出活路；他们甚至不惜将自己的鲜血洒在中国的大地上⁽¹¹⁴⁾。1944年8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高度评价朝鲜革命者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贡献。指出为中国抗日战争而牺牲的朝鲜友人有孙一峰等十七人，朝鲜独立同盟自武亭以下的大批成员都为中国抗日战争“做了艰苦勇敢的工作”⁽¹¹⁵⁾。

在整风运动中，朝鲜革命者更是把整风学习视为学习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的最好机会。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后更名为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成为朝鲜革命者进行整风学习的重要场所，各分盟也都建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组织朝鲜革命者的整风学习。朝鲜独立同盟领导人武亭在该校整风动员会上强调为使朝鲜同志在思想行动上统一起来，必须认真进行整风，并提出三项要求：朝鲜义勇军不只要有枪杆，还要有强的政治修养；要把整风和朝鲜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学习时应钻进书本里去，不应徘徊于书本之外等⁽¹¹⁶⁾。在另一场合，他盛赞抗日根据地在精兵简政、大生产、对敌斗争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毛泽东的伟大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实现，他的主义是活的马列主义，他的主义不仅在中国革命中发展着，就是在朝鲜革命中也在发展着⁽¹¹⁷⁾。整风运动对于朝鲜革命者总体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各抗日根据地还涌现了一批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朝鲜籍的杰出人物。他们中除了对敌斗争的英雄和大生产运动的模范外，还有文化方面的专家。优秀的医学专家、和平医院内科主任、朝鲜独立同盟陕甘宁分盟负责人方禹镛大夫就是一位代表人物，在他的五十寿辰时，毛泽东曾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题词相贺，《解放日报》也发表专文，号召边区医疗界的人士向他学习⁽¹¹⁸⁾。朝鲜籍青年音乐家、中共党员郑律成是另一位在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他创作的《延安颂》、《八路军大合唱》、《延水谣》、《准备反攻》、《陕北公学同学歌》等近三百首歌曲，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战斗号角。其中《八路军进行曲》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其威武雄壮的旋律至今回响在神州大地，令人振奋！催人前进⁽¹¹⁹⁾！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不断发展壮大，为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朝鲜的独立复国作了政治、组织、军事方面的全面的准备。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全体人员三千余人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从延安出发，直指东北。一路上，他们一边清扫日伪残余势力，一边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吸收了不少朝鲜人加入队伍，使朝鲜义勇军更加壮大。11月7日，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在沈阳改编为七个支队，由于苏联红军不同意朝鲜义勇军立即开入朝鲜作战，该军奉命开赴东北朝鲜族聚居地区开展工作⁽¹²⁰⁾。1946年3月，该部建制撤销，部分人员归国，其余人员并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建制。

————————————————————

(1)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年6月6日），《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页。

(2) 《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51页。

(3)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4)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498－501页。

(5) 对于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较多的著作主张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

(6) 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20－721页。

(7)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154页。

(8)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49页。

(9)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58页。

(10) 《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1941年9月26日），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11)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69－786页。

(12)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69－786页。

(13)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87－803页。

(14)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75－176页。

(15)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69－786页。

(16)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的检查》（1943年11月27日），转引自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8－549页。

(17)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转引自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550页。

(18)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901－902页。

(19)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转引自李良志等主编：《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

(20) 参见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533页。

(21) 参见《党的生活》（城市版）1994年第3期。

(22) 此案在“抢救运动”后期，已为中共中央发现系假案，及时作了纠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将此历史冤案翻了出来，使许多同志再次蒙受诬陷和打击。粉碎“四人帮”后，才由中共中央彻底予以平反。参见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138页。

(23)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65页。

(24) 《毛泽东对绥德反奸大会材料的批示》（1943年10月9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75页。

(25)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34－137页。

(26)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467页。

(27)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01页。

(28)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30—431页。

(29) 《陈周博董致书记处并转朱彭任刘电》（1938年1月28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35页。

(30)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电》（193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第24—25页。

(31) 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00页。

(32)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08－709页。

(33) 《陈周博董致书记处并转朱彭任刘电》（1938年1月28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35页。

(34) 参见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周恩来：《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3页；《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1942年3月6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159页。

(35)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指示信》（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72－75页。

(36)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1942年5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92－194页。

(37)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1942年5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92－194页。

(38)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241页。

(39)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1942年5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92－194页。

(40)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指示信》（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72－75页。

(41)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1942年4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74－177页。

(42)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1942年4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74－177页。

(43)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1942年3月6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57－159页。

(44) 参见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4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4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45页。

(47) 参见臧运祜：《关于“精兵简政”的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

(48)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64－265页。

(49)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12－213页。

(50) 《解放日报》，1942年9月7日。

(51) 《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1942年9月1日），转引自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376页。

(52)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1941年12月4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22－124页。

(53) 1942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裁、减、缩、并四原则。参见魏宏运等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54)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1941年12月4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22－124页。

(55)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51页。

(56) 毛泽东：《论新阶段》，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01页。

(57)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58页。

(58) 《新中华报》，1939年6月27日。

(59) 《新中华报》，1940年10月20日。

(60) 参见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416页。

(61) 参见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423页。

(62) 参见肖一平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63)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1942年1月28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97－99页；《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第24－27页。

(64) 王稼祥：《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解放》第9卷第3－4期合刊。

(65) 温锐：《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形式》，《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论者认为：此种变革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方式具有特殊的长处：1．它能尽可能地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全面地调动各种阶级的积极性；2．它避免了以往土地革命过程中农村生产常常出现的低落现象；3．它有利于农村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

(66) 参见何进：《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中共党史专题讲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另一种意见认为：大生产运动始于1941年初，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然后推广至各解放区，发展为普遍的大生产运动（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种意见认为：大生产运动始于1939年中共中央举行生产动员大会，陕甘宁边区掀起大生产运动的热潮（陈舜卿：《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

(67)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46－851页。

(68)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46－851页。

(69)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65－868页。

(70)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65－868页。

(71) 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1005—1009页。

(72)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581－583页。

(73) 《毛泽东年谱》（中），第314页。

(74)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9日。

(75) 参见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433－434页。

(76)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581－583页。

(7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32页。

(78)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1942年2月28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71－172页。

(79) 参见魏宏运等：《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第305－307页。

(80) 穆欣：《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报业》，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493页。持此种看法的还有石西民，参见重庆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则认为：“1937年至1939年，在华北、华中两个主要敌后抗日根据地约有各类小型报刊700种。”

(81)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52页。由于当时台湾和朝鲜同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中央在当时的文件中一般将两者并论。

(82)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00－201页。

(83)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69页。

(84)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

(85) 《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解放日报》，1941年9月30日。

(86) 《朱德年谱》，第243－244页。

(87) 《毛泽东年谱》（中），第336页；《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30日。

(88)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日。

(8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90)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00－201页。

(91)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159－166页。

(92)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

(93)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6页。

(94) 《中国共产党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7页。

(95) 参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69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162页。

(96) 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97) 《解放日报》，1942年8月16日。

(98) 《解放日报》，1942年8月17日、19日。

(99) 《解放日报》，1942年8月30日。

(100) 《解放日报》，1944年1月18日。

(101) 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102)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1日。

(103) ［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04) 本节参见石源华：《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纪事研究》一书绪论，韩国高句丽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354页。

(105) 文正一等：《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队》，《民族团结》1995年第7期。

(106) 文正一等：《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队》，《民族团结》1995年第7期。

(107)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刊印，第118－119页。文内“武挺”应为“武亭”。

(108) 《晋察冀日报》，1941年1月28日；参见《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刊印，第310页。

(109) 参见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7、421－422、422－423、427－428页。

(110)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11月1日。

(111) 《解放日报》，1942年8月29日。

(112) 《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7日。

(113) 武亭：《华北朝鲜独立同盟1944年1月至1945年5月工作经过报告》（1945年5月9日），杨昭全等编：《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0页；《解放日报》1945年8月9日。

(114) 宁真：《朝鲜义勇军在晋察冀》，《解放日报》，1944年4月24日。

(115)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116) 《朝鲜青年革命学校扩大生产规模加紧学习》，《晋察冀日报》，1943年3月21日。

(117) 《武亭在边区党政军民隆重纪念“八一”大会上的讲话》，《晋察冀日报》，1943年3月21日。

(118) 黄既：《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人民日报》，1981年8月3日；《向方禹镛大夫学习　为庆祝他底五十寿辰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2月27日。

(119) 刘建勋：《郑律成在延安》，《延边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1949年后，郑律成随中国籍妻子在中国定居，经两国政府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120) 文正一等：《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军》，《民族团结》1995年第7期。

第五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沦陷区

第一节　日本对华新政策与日汪关系调整

一　日本对华新政策的提出

1942年与1943年之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出现重要变化。同盟国军队在西方和东方的各个战场上开始了对于轴心国军队的反攻。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严酷的战争形势面前，虽然仍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并向国人隐瞒败迹，“彻底实施防谍措置”，甚至“将沉没艇之乘员暂时加以集中管理，不准外出”，“但战败之谣言，不翼而飞”，“开失信于天下之端矣！”⁽¹⁾战局逼迫着他们再也不敢像太平洋战争初期那样，得意忘形地叫喊“树立长期不败的体制”了。1942年下半年，东条英机无可奈何地表示要“准备决战体制”，以应付与同盟国“业已迫近的决战”，被迫将其战略方针从进攻转为防御。

日本的对华新政策正是为了适应其军事大滑坡的局面提出的。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竭尽全力动员其本国以及中国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得不重新审订其对华政策，以便充分利用汪精卫政权，更有效地搜刮沦陷区的物资，建设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从而集中力量，应付与美、英诸国的“决战”。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曾发表宣言，揭露日本的“对华新政策”，“不是任何什么有利于日本法西斯的情况的反映，而仅仅是日本法西斯在国际地位上已陷入完全孤立状态这一种情况的反映”⁽²⁾。

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是1942年9月1日在内阁增设大东亚省。东条英机明确指出：该省的设立是“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建设大东亚，将共荣圈内的各种派出机关统一起来，对各项政治事务实行一元化的统一的速效的领导”⁽³⁾。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长邵毓麟一针见血称其为“大东亚殖民地省”，“此乃敌人对现在其军事控制下之‘大东亚共荣圈’内一切地区加强政治及经济榨取的一种组织”⁽⁴⁾。长期以来，日本方面在中国沦陷区“进行掠夺和统治有许多分歧的地方：在机构上有外务省、拓务省、兴亚院的摩擦，对中国采取的‘分治政策’，使现地军人之间，傀儡政权之间纠葛颇深，而各大财阀又竞相渔利”⁽⁵⁾；各派出机关“在实际事务中，矛盾百出，时酿纠纷，给予中国方面的坏印象，实难忽视”⁽⁶⁾。成立大东亚省的目的之一正是调和日本各种势力在中国沦陷区的争夺，弥补各傀儡政权间的巨大裂痕，将治权归一，以利于“对华新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由于这一措施涉及日本统治集团几个方面的利益，因此一经提出，就遭到各方的反对。枢密院不表赞同，外务省因为此举将削减其部分权力，也表坚决反对，外相东乡甚至愤而辞职。但在东条英机看来，这一措施事关“圣战”全局，势在必行，便断然决定自兼外相。但围绕着争夺中国沦陷区的指挥全权，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仍然争吵不休。陆军省以“作战需要”为由，主张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兼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海军省强烈反对，外务省则主张“大使”、“公使”均应由文职担任。10月1日，日本政府制定了《大东亚省驻华机构及其运用》，对于人事安排，作了原则规定。20日，由有关各方达成遣华人员分配协议：特命全权“大使”、驻上海特命全权“公使”由文职官员担任；驻北平、张家口特命全权“公使”由兴亚院联络部长担任；各地机构人员暂由原来的联络部、领事馆职员留任，但尽量使陆海军人员退出；特务机关暂时保留，但权限为专司治安，其他事项移交大东亚省派驻机构等⁽⁷⁾。

11月1日，日本政府颁布《大东亚省官制》，宣布大东亚省成立，下设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南方事务局四个机构，撤销原拓务省、兴亚院、兴亚院联络部、对满事务局官制，并将原外务省所属的东亚局与南洋局、原拓务省所属的拓南局与拓北局的业务一并划归大东亚省主管。同日，日本政府任命曾任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的青木一男任大东亚相。青木一男在南京担任汪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时就认为实行对华新政策是“绝对必要的”，并曾“提议设立大东亚省作为第一步的措施”⁽⁸⁾。同时，任命重光葵为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原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岩崎民男少将任驻张家口“公使”，原兴亚院华中联络部长官盐泽清宣少将任驻北平“公使”，原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任驻上海“公使”，原公使兼总领事堀内干城任驻南京“公使”。大东亚省的建立及驻华人员的调整奏响了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前奏曲。

11月8日，日本第八十一届帝国议会开幕，并发表对华新政策的“转换”声明，向世界宣布了日本政府的这一重要意向。随即，日本政府、军部、驻华机关各部门间，以及日本政府与汪政府间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20日，东条英机与海相青田、大东亚相青木、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重光葵等进行会谈，研究对华新政策的实施方案，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

12月1日，日本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重光葵抵达上海，就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实施问题与汪政府进行磋商。汪精卫立即表示响应，于12月8日发表文章《再告全国同胞——怎样同甘共苦》，表示“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即是东亚共荣基础的奠定”，“决心与友邦日本同甘共苦”；并以农作为例来说明“同甘共苦的意义”：“当耕耘的时候，大家在田间流汗耕作，辛苦备尝，这是共苦，当收获的时候，大家一同在田舍里，尝新谷得安饱，这是同甘，由此可知必先有共苦而后有同甘，共苦是现在的忠实努力，同甘是将来的确实希望”；他特别强调“目前最大的痛苦，是物资缺乏，物价飞腾”，“这些痛苦是不能免的”，要求沦陷区人民要“本着共苦的意义，以极大的勇气来承受”这些“应该承受的责任”，“以紧张的情绪来克服恶劣的环境”⁽⁹⁾。这些言论表明了汪精卫集团对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支持以及准备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12月18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为基础的具体策略》。21日，又由日本御前会议作出决策，正式通过《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这是日本军部和垄断财阀相勾结的产物，是推行“对华新政策”的总纲领。它首先规定了日本对华新政策的总方针：“帝国认为国民政府（汪政府）的参战是打开日本和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应根据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专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要求“对照世界战局的演变，在美、英方面的反攻到达最高潮之前”，“设法使对华的各种措施获得成果”。据此，从政治、外交、经济以及对重庆政府策略等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

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以“加强”汪政府的“政治力量”为主要目标，规定：对于汪政府应“尽量避免干涉，极力促进它的自发活动”；“极力调整占领地区的地方特殊性”，“加强”汪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对于在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殊的各种形态，应以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的精神为基础，设法尽速予以撤销，或者予以调整”；使汪政府“以坚定的决心和信念，在各方面讲求自强之道，广收人心”，“不遗余力地在战争方面与帝国合作”；并斟酌汪政府的充实加强及其对日合作的具体表现等等，“及时考虑对《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加以必要的修改”等。

在经济方面，“以增加获取战争必需的物资为主要目标”，规定：要“设法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地区内的重要物资，并积极取得重要的敌方物资”；“实行经济措施时，一面力戒日本方面的垄断，一面利用中国方面官民的责任心和创造精神，实现积极的对日合作”等。

在对重庆的策略方面，规定“不进行一切以重庆为对手的和平工作”，并“使国民政府采取跟随帝国的态度”等⁽¹⁰⁾。

这个“新政策”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的“基本国策”，只是在策略和手段上有所变化。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解释说：“以前对华处理方针，均系大东亚战争发生前制订的，故尽量考虑与英美冲突，或诱导之以解决事变，那种方针或有不彻底之处。”他主张随着太平洋战争出现危局，日本应该改而采取一种新的策略：“即须举全大东亚之民族，以所有之资源，集中于贯彻圣战之一途，依日华提携之根本精神，以加强国府（汪政府）之政治力，覆灭重庆抗日之根据地，及同盟统一后进中国，以期贯彻圣战。”⁽¹¹⁾显然，日本对华新政策的中心环节是强化汪政府，而以“尊重主权领土”、“经济合作”、“全面和平”一类谎言作为招牌，其根本目的乃在于从中国沦陷区掠取“所有之资源”，保证“大东亚圣战”的进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日本的对华新政策既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确定不变的国策”的狂妄和顽固，又暴露出它为了挽救危局而不得不强调依赖中国沦陷区和走向穷途末路的虚弱。

二　汪政府对英、美宣战

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第一幕，是汪政府正式对美、英等国宣战，参加“大东亚战争”，此举是由东条英机和汪精卫共同密谋决定的。

日、美开战后，汪政府曾发表声明，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是与日本“同甘共苦”，并在各种场合反复宣传。当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时，汪伪上海市政府在宣传要点中提出，要“与日本同甘苦，共安危，扫灭侵略东亚的英美势力”，“使同胞免除白种人之压迫”等⁽¹²⁾。当日军攻占香港时，汪精卫指出：“百年以来英帝国主义在东方侵略之根据地一朝打破，于保卫东亚之意义上实为极大之贡献”，指示上海各界要“举行庆祝”，并加“诱导”，“促其本同甘共苦之意，益加努力”⁽¹³⁾。同月，汪精卫发表《勖中国民众》一文，明确指出：“同甘共苦”包含了三个内容：第一是“确立治安”，“以东亚现在形势而论，日本是站在前线，中国是站在后方，前线的活跃进取，有系于后方之安全，我们应该尽十二分的努力，来使治安确立”；第二是“加强军事力量”，“包括精神的力量和物质的力量”；第三是“增加生产，节约消费”，“战争需要物资，物资需要人民来负担”。汪精卫认为：这三点“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而又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¹⁴⁾，当时尚没有涉及参战问题。

但随后不久，汪政府就改变态度，表示愿意追随日本向英、美宣战。1942年7月，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访日，正式向日本政府表示了“参战”的希望，称汪政府“不仅和友邦同甘共苦”，而且要“共存共亡，同生同死”⁽¹⁵⁾。

日本政府一度不同意汪政府“参战”。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大本营曾下达过为攻略重庆的五号作战进行准备的命令，日本政府设想在实施五号作战以后的某个时机，诱迫重庆国民政府订立“和平条约”，因此不让汪政府“参战”。但是，到了10月，太平洋战局日趋恶化，日本大本营决定中止五号作战的准备，并认为诱降蒋介石已毫无希望，故而改变了态度。10月29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准许汪政府“参战”，并视汪政府的“参战”为“打开日本与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11月27日，又决定将汪政府“参战”的时间定于次年1月中旬。汪政府对美英“宣战”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关键一环和重要组成部分。

12月20日，根据日方的安排，汪精卫以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偕同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赴日访问，与东条英机等秘密磋商“参战”及实施对华新政策的有关问题。根据汪政府官方公布的材料，这次日汪密谋的主题是：“两国如何协力大东亚战争，如何使国民政府有效地发挥其意志和力量，分担完成战争责任等问题。”⁽¹⁶⁾双方约定汪政府“参战”的日期为1943年1月15日。12月25日，汪精卫在东京发表《告日本国民》的广播讲话，表示“决与友邦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同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发出了即将“参战”的暗示⁽¹⁷⁾。

1943年初，日本政府秘密获悉：美国国会即将审议“中美平等新约”并将公布，决定让汪政府提前向美、英“宣战”。1月7日深夜，日本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重光葵奉命访问汪精卫，要求汪政府配合东京提早宣布“参战”⁽¹⁸⁾。汪精卫按照日方指令紧急行动，于9日上午接连召开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会议，完成了有关“参战”的“法律”手续。

同日，汪政府发布对美、英宣战文告，宣布：“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¹⁹⁾汪政府外交部同时通知轴心各国政府，从此以后，汪政府与日本由前后方关系进至并肩作战的关系。汪精卫与重光葵签署了《共同宣言》，宣称“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事，兹以不动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作完全之协力”⁽²⁰⁾。随后，重光葵又照会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要求对中国境内除英、美以外之敌性国财产，“与帝国采同样措置”，褚民谊复照表示同意，这不啻扩充了“参战”的范围，按照日方抄送的名单，日本的敌国除英、美外，还有澳洲联邦、加拿大、新西兰，断交国则有伊拉克、埃及、哥伦比亚、古巴、多米尼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海地、荷兰、墨西哥、巴拿马、比利时、希腊、委内瑞拉、秘鲁、乌拉圭、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挪威、伊朗、智利⁽²¹⁾。

对于日本来说，汪政府的“参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意义将远远超过军事方面。日本统治集团完全明白：汪政府并没有什么实力，不可能在对美、英作战中起什么作用。日本政府同意汪政府“参战”，主要在于实施对华新政策，以便运用汪政府作为工具，在中国沦陷区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从各方面“协力”日本与英美的“决战”。对此，《东京每日新闻》在汪政府“参战”的第二天曾发表上海专电评述：“国府参战之实质”在于“大东亚战力的培养”，由于汪政府“实力”不足，不能要求它“参了战就派兵到第一线去，前线的武力战争依然不能不成为日本的单独战争，而如果没有大东亚的战力培养，则长期的武力战将发生困难，这重大的使命应由国民政府负担起来”⁽²²⁾。

对于汪政府来说，“参战”除了适应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需要外，也还有它自己的企图。根据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记载：汪政府主要首脑间，“关于国府参战问题有两种议论。一种是认为没有实力的参战是没有意义的；一种是为了统一并振作民心，而且从与日本同甘共苦的观点出发，认为可以参战”⁽²³⁾。在太平洋战争形势朝着不利于日本方向发展时，汪政府为什么反而主动要求“参战”呢？

首先，汪精卫等人对于日本战胜美英抱有侥幸心理。他们认为如果日本“胜利”，“参战”就可以“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占一席位”。当褚民谊向汪精卫提出不宜主动向日本要求“参战”时，汪回答：“万一抗战失败，吾人非此不能取得战后之国际地位。”⁽²⁴⁾周佛海更加直率地指出：“假如英美打胜仗，这个时候我们难道因为没有参战而能得到英美的原谅，而能免去英美对我们的宰割吧？万万不能的”；“我们绝对不能以为不参战，就可以获得重庆方面的原谅，而为将来留余地。抱有这样思想的人，实在是太蠢不过，不成功，便成仁，假使失败，我们还能觍颜乞怜以求苟全吗？”⁽²⁵⁾对于太平洋战争的发展形势，汪精卫集团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他们认为：“就军事说，太平洋的军略要点，都被友军占领了；已占领的各地，一年以来已巩固了坚强的防御准备，这就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英美反攻，谈何容易？”“英美以为持久战，或以获得胜利，殊不知时间越久，友邦在占领地的地位越巩固，建设越发展，英美反攻，更不容易。”⁽²⁶⁾汪政府已与日本侵略者绑在一起，不得不孤注一掷，万一日本胜利了，则可分得一点日本法西斯的残羹剩饭。

其次，汪政府的“参战”也有其自身直接利益目标。汪政府在其制订的参战计划中强调要号召“唤起民众，彻底认识参战为中国基于自主的立场与客观的情势之正确的决策，中国因参战而对内之复兴更能推进，对外之国际地位更能提高，日本因中国参战而对我之友好尊重愈加明确，对我之诚意协力愈加强化”⁽²⁷⁾。对内，汪政府企图以“参战”为由实现他们企盼已久的“统一”目标，提高所谓“独立自主”的地位。汪政府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一个局隅一地的小朝廷，他们幻想通过“参战”，乞求日本驻各地占领军的施舍，由他们“统一”指导华北、华中、华南各地的傀儡政权，使所谓的“中央政府”稍稍像些样子。对外，汪政府希图以“参战”的名义，向日本要求“收回”租界，“撤销治外法权”，“接收”英美等在沦陷区的权益，并进而谋求向日本交涉废除《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另订“平等”新约等。

汪政府向英、美宣战的文告发布后，汪精卫集团内外疑虑重重，议论纷纷：“有人以为中国参战，是受友邦日本所逼迫不得不实行的”，“有人以为中国如果参战，负担就要更重，人民就要更苦”，“有人以为英美将来一定打胜仗，我们何必卷入漩涡，将来也随着败亡呢”？“有人以为中国如果参战，日本会借着共同作战为名，对中国的主权行使加以很大的束缚和限制”，“有人以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求全面和平，如果中国参战，不是关了全面和平之门吗”？“有人以为参战以后，要抽壮丁，要限制提存，经济统制更要加严，生产更要委靡”，更“有人以为日本如果得了胜利，中国更要不得了”等等⁽²⁸⁾，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汪政府要员几乎倾巢出动，大造“参战”舆论。汪政府宣传部迅速制订了《关于参战的宣传要点》以及《参战宣传计划》，要求采用文字宣传（电讯社编发专稿、报纸撰著社论、杂志出版专辑等）、民众运动（举行示威运动、各团体拍发通电或宣言、举办演讲、电影或游艺会、组织参战力行推进队、个人相谈、家庭访问、小组集会等）、特种宣传（组织突击宣传队、公演队、演出画片剧、放映幻灯、绘制各种漫画和图表、延请军政长官或文化界名流广播演讲等）多种形式，广为宣传“参战”的意义⁽²⁹⁾。汪精卫发表了《踏上保卫东亚的战线》等一系列文章、文告和演讲，周佛海针对各种议论，发表了《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连平时很少撰文的汪夫人陈璧君也发表了《战后民众情绪的解剖》，再三宣称：汪伪政府的“参战”完全是“自动的参战”，是“以独立自主完全自由之立场，与东亚诸邻邦，及世界诸友邦，同心协力，步入保卫大东亚战争之联合战线”⁽³⁰⁾。

汪政府对美英“宣战”后，并未实际派兵参加对美英的作战，而只是按照日本法西斯的要求和其自身的需要，在“参战”的名义下，将中国沦陷区更紧密地纳入所谓的“战时体制”轨道，继续扮演为日本侵略军建设大东亚战争后方基地的角色。

三　日本“交还”租界与“放弃”特权

与汪政府“参战”同时出台的，是日汪间关于“收回”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的交涉，这是日本调整对汪关系，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又一重要内容。

“收回”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曾经是日汪间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1938年11月20日，日汪双方在上海市重光堂会谈中就已商定：“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国内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承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在华租界”⁽³¹⁾。次年12月30日，日汪双方为汪政府建立而签署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再次重申：“考虑租界及治外法权等之交还”⁽³²⁾。1940年11月30日，日汪签署的《基本关系条约》又对此作了类似的规定。然而，这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仅是标榜“中日亲善”的一张空头支票。而汪政府为了给“和平运动”装潢门面，却抓住这点，一有机会就与日方交涉，要求日本履行诺言，并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准备。

汪政府外交部曾拟定《关于收回租界之研究》的内部文件，内列租界之概况、租界之地位、过去政府对租界之策略、收回租界之必要、国际之展望、收回之策略等部分，对于“收回”租界后的政策和措施作了较为详尽的设计和准备。该文件指出：“现在国府还都，邦基重奠，国人所仰望于政府者，即为民可乐业，共享和平，以租界之为投机囤积大本营也，非收回不足以解民众倒悬；以租界之为乱党渊薮也，非收回不足以根绝乱源”，强调“必收回租界乃可解除外人对华种种之非法束缚”，此“为当今要务彰彰明矣”。主张“以欧战扩大，为保持中立，防止冲突，提议收回上海租界，以次推及各专用租界”，认为英法美不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所谓英、法、美联合行动，不外派舰与增军，在欧战扩大之今日，英、法海军以之应付大西洋、地中海及香港、越南之警备，尚不足虞”，“外交当局之集体表示，亦难阻遏蓬勃之收回运动”，指出时为“收回”租界之最好时机。为此，确定了对内对外的各种具体办法：

一、对内准备

1．加强上海特别市维持治安之机构，充实警力，并储备外事警察人才，为接收之准备；

2．发挥健全之民意，唤起民众对收回租界之决心。

二、对外交涉

1．由中央政府发布宣言，申述收回租界为中国之国策，乃合理之要求，各国应明了远东大势及东亚和平之真义，对收回租界应予充分之同情与考虑；

2．中央政府调查俄、德、奥三国在华租界及汉口、九江、镇江英国租界交由中国管理后，中国政府对于居留地外侨之措施，以祛除其凭藉租界保持在华权益之谬见；

3．中央政府以收回租界之意旨通告关系各国，并以上海市政府为主体，秉承中央之命向驻沪代领事团及工部局要求为接管之谈判；

4．在必要时可发动租界内为外人执业之华人，使之罢工及封锁租界，使之就范。⁽³³⁾

然而，该方案不仅不可能为当时的英法美诸国所接受，而且也遭到了日方之冷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英、美等国在华租界，名曰“代管”，实际上占为己有。直至1942年2月18日，日本占领军当局才在名义上将广州、天津两英国专管租界移交汪政府，但同时又作了种种限制性的规定。如将两租界区域暂定为特别行政区，其“行政上之机构及行政之实施，应与当地日军最高指挥官密切联络”，“一切事项应经由特务机关长”；在租界内接收之英美公馆及其他权益，除在行政实施上有必要移管外，其余“仍由日本军管理”；租界地治安警备，应受日军警备司令处理，“由中日两国军警互相协力担任”；“日本军为管理所接收之权益及保护监视敌性人，在特别行政区内配置一部分之军队”等⁽³⁴⁾。如此“移交”，连日本大东亚相青木也承认：“在名义上，虽然将租界退还中国，但租界内之仓库、房屋及其他值钱物品，均将收归我有。于是，在租界内，不复残留一丝一缕，这种退还方式，中国民心之离反，殆属势所必然”，他极力主张“重新考虑，改弦更张”，制定对华新政策，以适应太平洋战局变化之需要⁽³⁵⁾。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给汪政府带来了新的机遇。

出于催促汪政府提早“参战”同样的理由，日本政府为了抢在中美、中英新约签署之前，与汪政府签订有关协定，也将原来双方约定的签约时间从1943年1月15日提早至9日。这天，汪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主要内容是：日本政府将日本国在中国境内现今所有之专管租界行政权，“交还”汪政府；日本政府承认汪政府“尽速收回”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行政权以及北京公使馆区域行政权；日本政府决定“速行撤废”在华治外法权，汪政府承诺“开放其领域，使日本臣民得居住营业，且对于日本国臣民不予以较中华民国国民为不利益之待遇”等⁽³⁶⁾。

在这之前，汪精卫密令在汪政府行政院内设置“接收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委员会”。协定签署的第二天，汪精卫又下密令，将该委员会改组为两个委员会：“接收租界委员会”，以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为主任委员，李圣五、吴颂皋、吴凯声、汤良礼、周隆庠、张超、王促豪为委员；“撤废治外法权委员会”，以汪政府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为主任委员，乔万选、吴颂皋、张煜全、裴复恒、周隆庠、徐维震、王敏中为委员⁽³⁷⁾。同时，日本方面也设立了以“公使”堀内干城为首的“交还租界委员会”。日汪双方开始就实施“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的具体事宜进行交涉。

3月9日，由汪方褚民谊、李圣五、吴颂皋、周隆庠和日方堀内干城、中村丰一、田尻爱义、盐泽清宣签署了《日本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实施细则条款》及《附属谅解事项》。规定：日本于3月30日将在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及重庆之日本专管租界行政权“实施交还”，“专管租界内之道路、桥梁、阴沟、沟渠及堤防等诸设施”，应无偿移交汪方；汪政府承诺日本“有关于不动产及其他之权利利益”，并“应接用从来日本方面为实施专管租界行政而雇佣之中国籍巡警，及为管理维持道路、阴沟等而雇佣之中国籍从业员”等⁽³⁸⁾。同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照会褚民谊，提出日方的希望要求，主要内容有：1．希望汪方承担租界内日本居留民团等为建造公共设施负有的债务；2．希望汪方确认各地租界原条款中以永租、租借、借地等文句所规定的权利，“一律改为永租权”，其地租“避免急剧之变化”，“暂维持现行之税率”；3．希望“所有旧租界地域不设立类似过去之特别行政区，而并入所在都市的一般行政组织”；4．希望日本居留民团代表能与中国当局“定期或应需要随时会合举行恳谈”，疏通双方意思，“增进当地两国亲善关系”；5．希望能保障“侨居租界内之日本臣民之居住、营业及福祉”等⁽³⁹⁾。名义上是“希望要求”，实质上是日方指令，汪政府自然只能全部照办。3月30日，除重庆外，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七地的日本专管租界行政权分别“移交”汪政府各地方当局接管。

3月22日，由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日汪关于日本交还北京公使馆区行政权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谅解事项》。北平公使馆区是1901年后根据《辛丑条约》设立的，各国以“自卫”为名，实施独占的行政权，该区域范围虽小，却俨如“独立国”。日汪约定：3月30日由汪政府“实施收回”该区行政权；该区域内之“道路、桥梁、阴沟、沟渠、障壁等诸设施，应与隙地同时无偿移让”给汪政府；汪政府承诺“按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日本国政府及臣民在公使馆区域所有关于不动产及其他之权利与利益，并应参此取必要之措置”等⁽⁴⁰⁾。

在日本政府的干预下，与汪政府建有“外交关系”的意大利政府、法国维琪政府、西班牙政府也效法日本与汪政府签署相关的条约，或发表有关的声明，“交还”租界或“放弃”在公共租界享有的权益。3月29日，汪政府与意大利政府代表签署了《关于收交北京公领事馆区行政权之协定》。同日，汪政府“外交部长”与法国维琪政府驻南京大使馆代表领事萨贲德互换照会，宣布法方“放弃”北京大使馆区域行政权。西班牙政府驻南京公使麦唐纳也发表声明，决心与日本采取一致行动，“撤废”治外法权及“交还”北京公使馆区域行政权。3月30日上午10时，汪政府接收委员吴凯声在北京主持仪式，“接收”北京东交民巷公使馆区域行政权。

3月27日，由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关于日本交还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始设于1902年1月10日，其行政权隶属于英、美、日、法、西、瑞典、丹麦等国领事团，是外人在华南方面的重要据点。日汪约定：3月30日由汪政府“实施收回”该区行政权；租界内属于工部局之一切公共设施、资产及负债由汪政府继承；汪政府承诺“按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日本国政府及臣民在上述租界内所有关于不动产及其他之权利利益，并应对此取必要之措置”等⁽⁴¹⁾。同日，重光葵复照会褚民谊，提出关于确认日本国政府及臣民所有在该地域内关于土地的权利（永租、租借、借地等）一律改为永租权，以及采取必要措置“处理在厦门市之中日军事协力及经济提携”等希望条件，并赞同汪政府将厦门市改为直属行政院的特别市⁽⁴²⁾。

接着，汪政府外交部又与法国、瑞典、丹麦、西班牙等相关国家进行交涉。5月25日，汪政府外交部、宣传部发表共同公报，宣布这些国家已“赞助同意，故该租界之收回，即可全部实施”⁽⁴³⁾。5月28日上午，原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宣布解散，该租界的行政权正式由汪政府“接收”。

比起上述各处来，日汪关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交接”谈判要复杂得多。上海公共租界长期操纵于英、美之手，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生活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租界行政权转而为日本掌握。自1月开始，由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及其后任谷正之进行谈判。数月间，“几经折冲，双方意见日趋接近”。6月，谷正之奉命回国述职，返任后才由双方最后达成协议。6月30日，由褚民谊和谷正之在南京签署《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条款》及其《附属谅解事项》，其主要内容与日汪关于日本“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协定内容类似，并定于8月1日由汪政府“实施收回”⁽⁴⁴⁾。同日，褚民谊和谷正之又互换照会，确认“鉴于上海所占地位之重要”，在实现日汪“协力”方面应讲求下列措置：一、“市政府令其所接用之工部局职员及其他被雇佣者之日籍人员退职时，事前由中日两国当地地方官宪间协议之”；二、“市政府经中央政府之许可得聘用日籍经济顾问，必要时得聘用日籍技术顾问”；三、“设置中日联络恳谈会，由市政府高级人员及日本居留民方面代表合组之，关于影响于日本方面之重要市政事项预先咨询之，该会中国方面对日方所陈述之意见等充分尊重之”，等等⁽⁴⁵⁾。这表明：日本政府虽在名义上放弃了在该租界享有的特权，但实际上仍保持着在这一区域的重大权益和影响。陈公博以上海特别市市长身份发表告市民书，称颂上海公共租界的“收回”，毁灭了英美侵略东亚和中国的前哨，表现了日本“理想之远大、友谊之深挚、协力之宏毅”，号召市民“不只廓清英美的残余势力，尤在于廓清英美的思想”⁽⁴⁶⁾。褚民谊还致电日本外务相重光葵和大东亚相青木一男，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谢⁽⁴⁷⁾。

汪政府随后又与在上海公共租界享有权益的法、意进行交涉。7月22日，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法国维琪政府驻南京大使馆参事柏斯颂互换照会，确认法国维琪政府“放弃”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条件与日汪协定类似⁽⁴⁸⁾。23日，汪政府“外交部长”又与意大利驻南京“大使”戴良谊签署《关于意大利交还上海公共租界条款》，对有关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⁴⁹⁾。

8月1日，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举行“交收”仪式，汪政府立法院长兼上海特别市长陈公博、监察院长温宗尧、军事参议院长萧叔宣、外交部长褚民谊等，与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公使”堀内干城、工部局总董冈崎等参加。10时30分，工部局暨所属各机关将原有旗帜降下，改升汪政府的“国旗”，汪政府由此“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

在日本政府“归还”租界的同时，汪政府与法国维琪政府间关于“接收”法国在华专管租界的交涉也在进行。汪政府成立后，法国维琪政府并未予以承认，但在日本的压力下，与汪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日汪签署“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后，汪政府在日本占领军的支持下，数度与法维琪政府驻华代表“往返磋商”。2月23日，法国维琪政府“自动”通知汪政府，表示将“交还”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的专管租界，并“撤废”在华治外法权。4月1日，汪政府设置“接收法国专管租界委员会”，法国维琪政府也任命全权代表团，双方开始谈判⁽⁵⁰⁾。5月18日，由汪方夏奇峰、吴凯声、吴颂皋、周隆庠与法方柏斯颂、葛尔邦、高兰、萨贲德签署《关于法国交还天津、汉口、沙面法国专管租界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约定于6月5日实施⁽⁵¹⁾。嗣后，汪法双方进行“接收”上海法租界交涉，经一月余谈判，双方意见趋于一致。7月22日，汪法双方签署了《关于法国交还上海法国专管租界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并于7月30日举行了“接收”仪式⁽⁵²⁾。7月23日，上海市政府根据汪政府的指令拟定《接收法租界要点》，强调在“接收”租界问题上，对待日本与法国的不同点，指出：“两国在华地位不同，故最近由褚部长与法方商定之总原则，仅为法方对于法籍人员人事上之几个要求，其他如将来组织及管理等等，均非法国所能预问，中国自有自主之权。”据此，汪政府在雇用法籍职员问题上给予法方若干照顾，但收归行政权方面则采取了较日本专管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更为“坚决”的措施⁽⁵³⁾。

随即，汪政府对原上海两租界的行政、警务、司法作了重要调整。在行政方面，将原上海市各区连同“收回”的租界合编为八区，旧公共租界区域划为第一区，由陈公博兼任署长，下设八个处。旧法租界区域划为第八区，也由陈公博兼任署长，下设九个处。次年2月1日，第一、八两区公署合并为第一区公署，仍由陈公博兼任署长，由此实现了上海“市政”的“统一”。在警务方面，租界收回后，改设三个平行的警察局，第一警察局辖第一区，第二警察局辖第二至第七区，第三警察局辖第八区，并由陈公博兼任第一和第八两区警察局长，由汪政府首都警察总监苏成德、原公共租界警务处总监渡正监任副局长。11月1日，第一、第三警察局及沪西警察署合并为第一警察局，由此实现上海警政的“统一”。在司法方面，撤销了旧有因租界关系而特设的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三分院，重新设置汪伪上海高等法院、上海地方法院、上海高等检察署、上海地方检察署，由此实现了上海司法机构的“统一”⁽⁵⁴⁾。

关于广州湾法国租借地，当时未能“收回”。1945年3月10日，日军由于国际战局的变化，以武力接管了该地行政权。7月16日，在汪政府请求下，日方又将该地行政权“移交”汪政府。7月20日，汪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法两国间关于租借广州湾条约，已完全失其契约之目的”，汪政府已“直接收回该租借地之行政权”，并任命陈学淡为广州湾行政区区长⁽⁵⁵⁾。

日本在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同时，也向它的盟国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中国与日本采取同步行动，这就为汪政府提供了与意大利政府交涉“收回”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的机会。1943年1月11日，意大利政府发表原则声明，表示将“交还”在华租界与“放弃特权”，随即双方进行反复磋商，就若干问题达成了协议。关于天津意大利专管租界，一度“因意政府内乱未定，无从洽商”，9月10日，汪政府在日本占领军支持下，单方面接管了天津意租界。1944年初，已被反对派赶下台的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重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政府，汪政府追随日本立即予以承认。6月1日起，应意国政府要求，汪政府驻日“大使”蔡培与意大利驻日代理大使在东京进行谈判⁽⁵⁶⁾。当时意国政府刚刚成立，急需汪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再加上天津意租界已实际为汪方“接收”，在谈判中相当迁就；而汪政府虽已“接收”该租界，也希望尽快与意方正式签订协定予以确认，谈判进展顺利。5日，双方即议定了《关于意国交还天津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及放弃驻兵权协定》、《附属议定书》、《了解事项》以及意国代表声明文件⁽⁵⁷⁾。随后，意大利政府委派施毕纳利为驻华临时代办。7月14日，由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和施毕纳利正式签署上述协定⁽⁵⁸⁾。8月17日，汪政府委派外交部亚洲司长徐义宇、欧美司长范拂公专程赴天津，“接收”该租界行政权⁽⁵⁹⁾。

日汪间关于“撤废”日本在华治外法权的谈判则经历了更为复杂的过程。1943年1月9日，日汪有关协定签署后，双方的交涉委员会随即成立，汪方以“外交部长”褚民谊为主任委员，罗君强、李圣五、吴颂皋、周隆庠、汤应煜为委员，日方以堀内、中村、田尻、盐泽、岩崎、高濑为委员，并于3月24日举行首次会议⁽⁶⁰⁾。但由于日本方面的原因，事情迟迟没有进展。

“撤废”治外法权将使在华横行不法的日本侨民受到限制，因此首先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日本各方也对此意见不一。为了协调各方意见，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不得不往返于东京与南京之间，“将此项问题当地方面的意见传达中央，同时将中央的意见，再度与当地的关系者进行研究”，直至7月2日，才在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召开会议，成立日本方面委员的最后成案”⁽⁶¹⁾。7月3日，日汪双方交涉委员举行会议，决定日本“撤废”治外法权先从课税问题着手。这就是说，日本政府仅同意部分地、有限度地“撤废”治外法权。

7月31日，由褚民谊和谷正之签署了《日本在华臣民课税条约》及《附属协定》、《了解事项》。同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当局发表重要谈话，对该条约及有关规定作了进一步有利于日本侨民的解释：第一、日本国臣民在任何场合之下，“不受较次于中华民国国民之待遇”；第二、“日本国臣民所应服从之中华民国法令之范围及适用之方式”，应由汪政府事先通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无通告，即无服从之义务”；第三、汪政府的课税权“因战时特殊事态，及其他理由，有免除及减轻之必要。例如对日本军人家属之特例，对军用供给物资的特例，对民团民会等公共设施之特例等，加以减免之特殊考虑”；第四、日本在华领事裁判权未撤废前，日本国臣民违背法令之司法上措置，“仍由日本国领事馆行之”；第五、对于日本国臣民违反法令，只能“用行政处分，不用强制力”，“以免纠纷”，即汪政府官宪不能对日商实行“检查、查封、拍卖等强制执行及没收等强制行为”，当日本国臣民对汪政府官宪的行政处分有不服时，汪政府应“采适当之纠正措置”；第六，对于日本方面认为不适当的“通过税及其他不适当课税”，汪政府“应从速整备之”；等等⁽⁶²⁾。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只是允诺自8月1日起，该国臣民须“服从汪政府的课税法令”，作为日本“撤废”治外法权的第一步。9月14日，汪政府外交部呈文行政院，报告中日双方将于20日公布，汪政府为“协力大东亚战争”，决定四大措施：日本在华军人家属免除课税；日本在华军需物件免除课税；日本在中国所经营之超重点产业，经日方申请得酌减或免除课税；对日本重要输出物资，经日方申请得酌减或免除课税等⁽⁶³⁾。这表明所谓的“服从课税法令”在实施中也将大打折扣，而全面“撤废”在华治外法权更是成了一句空话。

“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曾被汪政府头目吹嘘为“中日亲善史上最光荣的一页”⁽⁶⁴⁾。周佛海得意地说：“所谓不平等条约，大部已由吾辈手中取消矣。和平运动至此始有一交代，居心之苦，谋国之忠，天下后世或可见谅矣！”⁽⁶⁵⁾在“接收”上海公共租界后更说：“百年来英美等国经营中国之根据地从此消灭，租界也成为历史上之名词矣。和平运动是否成功，固属将来问题，但历史总可算有一笔交代矣！”⁽⁶⁶⁾然而，这在实际上却是日本侵华史上最富于欺骗性的一幕，正如当时延安《解放日报》评论所指出的：“沦陷区的汪伪政权是完全在日寇控制下，在南京有由大东亚省派来的直接指挥伪政权的‘大使’，在沦陷区有数十万日本皇军，在伪政权里面还有可以掌握实权、颐指气使的日本人的次长或顾问官之类，连汪逆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无不受日本鬼子的监督。在此种情况下，所谓‘交还租界及废止治外法权’，不是最可笑的骗局吗？”⁽⁶⁷⁾

四　“日汪同盟条约”的签署

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调整汪日关系的最高潮，是签署《汪日同盟条约》。早在1942年11月27日，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讨论对华政略问题时，东条英机就提出汪日“基本关系条约”是否“应加以修订”的问题。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表示赞同，认为目前的根本目的是对美英的战争“战胜第一”，“对于以前条约，也不妨重新加以检讨”。大藏相贺屋兴宣也认为：“既有条约，苟有不正之处，即应加以修正。”⁽⁶⁸⁾显然，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看来，只要有利于对英、美战争的胜利，不妨“修正”过去的条约。于是，在12月21日的御前会议上，对此作了决策，并把它作为推行对华新政策的重要内容。

在汪政府方面，自1940年11月签署“日汪关系条约”以来，就一直表示不满。周佛海说：该条约“处处表示日本控制及分割中国之心，盖驻兵规定为其一，华北及内蒙等地特殊化为其二”⁽⁶⁹⁾。陈公博则批评说：该条约“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条约”，日本口口声声宣扬东亚新秩序，但该条约的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⁷⁰⁾。日本政府提出对华新政策后，汪政府趁机要求日本政府废止“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及秘密协定和附件。

1943年3月起，日、汪高级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互访，就废止“基本关系条约”问题进行磋商。3月13日至14日，东条英机作为日本战时首相首次访问南京和上海，和汪政府要人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进行会谈，讨论了日本军事援汪和取消华北特殊化等问题。4月1日，汪政府以感谢日本“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为由，特派汪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为特使访问日本，其真实的意图则是“以修订条约、取消华北特殊化为要点”⁽⁷¹⁾。陈公博在日本拜会了天皇，并与东条英机会谈。此行虽然没有取得具体结果，但日、汪双方已就修订“基本关系条约”问题进行了交涉。

8月19日，日本政府为了进一步了解实施对华新政策后的中国沦陷区实况，为修改“基本关系条约”作准备，特派大东亚相青木一男访华。他访问南京、上海、北平以及中国东北各地，与汪政府要人进行了会谈。9月21日，汪精卫、陈公博受日本政府邀请秘密赴日，商谈修改“基本关系条约”问题。汪、陈会见了天皇，并与东条英机、外相、大东亚相、海相等进行会谈。东条表示：如果全面和平实现，日本不仅撤退在华全部军队，而且还要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目前，将努力取消各地特殊化的情况，以加强汪政府的权力⁽⁷²⁾。日汪间基本商定了修订“基本关系条约”的原则。

汪精卫回国后，与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继续进行谈判。10月13日，谷正之将日本政府草拟的“新约”共五款面交汪精卫，该约“将二十九年所签之各项条约及附属文件完全取消，即驻兵及各地特殊现象、经济上之优先要求均取消”，但“中日满共同宣言仍然有效”，并且“条约所规定者，均须和平实现后始能实现”等⁽⁷³⁾。汪精卫等认为：这个方案乃是“望梅止渴”，提出“除撤兵须待战争终了始能实施外，其余在全面和平实现前也宜逐步实施，即一面高悬理想，一面仍宜改善现实也”⁽⁷⁴⁾。自15日起，日、汪双方就“新约”草案三度进行会谈，汪方参加者有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周隆庠，日方参加者有谷正之、太田参事官及清水书记官，最终达成了协议。2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了《汪日同盟条约》。30日，汪精卫和谷正之代表双方正式在南京签署该条约及附属议定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2．“为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3．实行两国间紧密之经济提携；4．宣布“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及其一切附属文书等一并失效；5．规定“日本国约定于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终了时，撤去其派在中华民国领域内之日本国军队”，“放弃”在中国的驻兵权等⁽⁷⁵⁾。

《汪日同盟条约》被日、汪吹捧为“中国近百年来独一无二的平等条约”。签约前夕，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条约修改如果成功，则吾辈对民族、对国家、对千秋万代均有交代，此心质诸天地鬼神无愧怍矣。”⁽⁷⁶⁾汪精卫则在庆祝《汪日同盟条约》签署大会上发表长篇训词，颂扬条约“在中日关系开一纪元，在东亚开一新纪元，中日两国从此以后，完全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结成永久友好关系，以共同致力于大东亚之建设”⁽⁷⁷⁾。而陈公博直至战后接受审判时还在辩解：“同盟条约内容内，已取消一切密约附件，更取消所谓华北驻兵及经济合作，而且更将内蒙返还中国。所剩下来的，只有一个东北问题了。”⁽⁷⁸⁾

但是，不管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吹嘘，汪政府的头目们如何辩解，这终究是一个骗局，就在签约的同一天，汪精卫和谷正之又互换照会约定：“现在中华民国所存既成事实，如鉴于本条约之旨趣，须调整者，应于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终了时，准据条约之旨趣，加以根本的调整。虽在战争状态继续中，应按照情形所许，逐次由两国间协议，准据本条约之旨趣，加以所要之调整。”⁽⁷⁹⁾也就是说，只要战争状态不终了，日本侵略军即可自由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履行条约，或根本不履行条约。

日本政府在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同时，也在南洋各国占领区推行一系列“新政策”，以确保石油、橡胶、锡、钨、奎宁等特殊重要战略物资的掠取。汪政府追随日本之后，也与南洋各国的傀儡政府发生了某些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就占领了泰国南部和首都曼谷，并于1941年12月21日，以武力逼迫泰国签署“同盟条约”，日军由此以泰国为基地，南进马来亚，北攻缅甸。在日本政府的“媒介”下，汪政府曾派员赴泰“宣慰侨胞，与泰国朝野颇多联络”。1942年7月，泰国外交部长华达刚与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互相致电，彼此正式承认⁽⁸⁰⁾。

缅甸原为英国殖民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日军占领。1943年初，日本在缅甸推行“新政策”，决定改直接的军事占领为“承认”缅甸“独立”，扶植傀儡政权实施统治。8月1日，缅甸宣布“独立”，巴莫出任新政府“总理”，并与日本签署“同盟条约”，日缅“在军事上、政治上及经济上进行全面合作”⁽⁸¹⁾。同日，汪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致电巴莫，承认缅甸傀儡政府，并称“大东亚共荣圈内，又加入一独立国家，相互合作，前途益见光明”。

在菲律宾也和缅甸一样，1943年10月14日，日本菲律宾方面陆军最高指挥官声明撤废“军政”，承认菲律宾“独立”，由洛勒尔任“大总统”，并于同日与日本签署“同盟条约”。次日，汪伪政府致电菲律宾傀儡政府加以“承认”⁽⁸²⁾。

对于印度，日本政府利用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扶植亲日派的“印度独立运动”。1943年10月21日，“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在昭南成立，由鲍斯任主席兼军事及外交部长。2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承认该政府，鲍斯成为日本军部掌握的又一傀儡。汪政府追随日本由宣传部长林柏生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全力支持印度“独立”运动⁽⁸³⁾。

在此前后，汪政府还奉日本政府之命加强了与“满洲国”的联系。1942年5月4日，汪精卫以汪政府元首身份访问“满洲国”，并会见“满洲国”皇帝溥仪。6月初，“满洲国”特派国务总理张景惠为特使访问南京。1943年4月，汪政府委派周佛海为特使，视察“满洲国”各地方产业建设，并与“满洲国”当局“作坦白之恳谈”。随后汪政府又先后在奉天和哈尔滨设置“总领事馆”⁽⁸⁴⁾。

1943年11月初，日本政府在东京发起召开大东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日本政府首相东条英机、泰国政府总理代表温华达亚肯亲王、“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总统”洛勒尔、缅甸“总理”巴莫、“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鲍斯以及汪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由东条英机任议长，由于日本政府的有意安排，汪精卫在会议上的地位名列各傀儡头目之首。他在会上称颂：“先进国的日本，已将他独立自主的光辉照耀于世界，如今还要东亚各国都得到独立自主，不惜加以援助，使之团结一致”，表示要出其“全力”，与“各新兴国家”“奋力齐驱”，“把英美所扶持的榨取政策、垄断政策，根本予以消灭，另创造出一个合乎人道的新天地”⁽⁸⁵⁾。

6日，由日、汪、满、泰、缅、菲六国共同签署了《大东亚宣言》，确定并公布了“大东亚各国为互相提携完遂大东亚战争，解放大东亚于英美桎梏之中，完成其自存自卫”的五项纲领：1．“共同确保大东亚之安定，根据道义以建设共存共荣之秩序”；2．“互相尊重其自主独立，求互助敦睦之实，以确立大东亚之荣睦友谊”；3．“互相尊重其传统发展，发挥各民族之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之文化”；4．“在互惠之下紧密合作，文革谋求其经济发展，增进大东亚之繁荣”；5．“与友邦敦睦交谊，消除人种差别，普遍进行文化交流，进而开放资源，以贡献于世界之发展。”⁽⁸⁶⁾

日汪吹嘘这是一次“划时代的盛会”，“代表着东亚十亿人民”，取得了“惊人的收获”，“不但将使东亚民族的团结更趋巩固，且将在世界造成一稳定的力量，足以左右世界局势，使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都能从英美铁蹄下反抗起来，根本推翻英美的统治，而创造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⁸⁷⁾。在表面上，“大东亚会议”将日汪关系的调整推向最高潮，而实际上，这仅是连遭挫折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玩弄的又一场骗局，是“大东亚共荣圈”梦想破灭过程中的一曲挽歌罢了。

五　汪政府“统一”沦陷区的活动

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诚意”，“树立”汪政府的“中心势力”，即肯定汪政府在各傀儡政权中的领班地位。

汪政权建立后，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成为凌驾于汪政府之上的“太上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日本驻各地特务机关及其派出的“联络员”更是颐指气使，汪政府大小官员的一举一动都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随着太平洋战局的逆转，这种状况已不能适应日本对华战略的要求。日本军国主义的决策者们已经感觉到给予汪政府以某些有限度的“独立”与“自主”，对于“加强战争协力，强化两国之综合战力”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内容之一，就是“极力调整占领地区内的地方特殊性”，“加强”汪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等⁽⁸⁸⁾。

但是，日本政府的这一决策是上层统治集团根据战局的剧变匆忙决定的，并未和驻中国沦陷区军方进行充分酝酿。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认为：“以扶植加强国民政府（汪政府）作为对华政策的中心，不适合现状”，总司令畑俊六大将直率指出：此为“行不通的穷途之策”。副总参谋长兼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武官落合甚九郎少将则向大本营提出反对意见，指出：“国民政府（指汪政府）很不可靠，如果不改变国民政府的性质，以其薄弱的力量，只能起阻碍我方作战的作用，甚至有崩溃的危险。”⁽⁸⁹⁾日本驻华占领军方面几乎一致的看法是：“日华合作并不是扶植和加强国民政府那样简单的事情”，“以为扶植加强国民政府就能争取民心，是完全不了解占领地区和国民政府实际情况的臆断。”⁽⁹⁰⁾

然而，日本最高统治集团既经决策，便执意坚决贯彻。1942年12月24日，日本军部电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以及各军参谋长返回东京，专门解释对华新政策。陆相严厉指出：对华新政策“要排除万难贯彻到基层，彻底执行，特别要努力转变下级人员的思想，如果在执行中遇到阻碍，可采取人事上的措施，或按军纪予以处分。军纪的整肃、军队的威严为强行本方针的基础。军队应回到本来职能方面去，专心于作战的准备。倘以治安警备为借口干涉政治，军队将会堕落。国民政府虽有弱点，但过于干涉反而会削弱其政治力量。望与当地各机关密切联系共同努力。”⁽⁹¹⁾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也指出：要断然执行天皇的旨意，并解释说：“避免干涉，不等于完全放手不管，而是要军队处于后援地位予以推进的意思。”⁽⁹²⁾这表明日本军部将不惜以“整肃”军纪来制止反对者。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表示：决心尽全力执行方针。畑俊六总司令也无可奈何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仅有的最后一策，成败尚属疑问，但既经御前会议决定，我等谨遵执行。”⁽⁹³⁾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则表示了更为积极的态度，他在华北各兵团参谋长及主管政务人员会议上指出：“过去日本方面，尤其是一部分军队在行政、经济方面采取了无视中国方面的立场，挫伤其自主性的过火态度，应予改正。”⁽⁹⁴⁾经商定，日本驻中国派遣军计划在1943年3月以前完成准备，至7月底完成日、汪在这方面的“调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汪政府开始了“统一”沦陷区的活动。汪政府“还都”南京后，名义上虽号称“中央政府”，但实际“统辖”地区只限于上海、南京两市和苏、浙、皖、赣等省沦陷区，以及广州、武汉及附近的狭小地区，为一区域性的地方政权。日本直接控制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管辖着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和冀、豫、鲁、晋等省沦陷区，形式上虽属汪政府领导，事实上则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而“蒙疆自治政府”管辖着绥、察等省沦陷区，更是独立于汪政府之外，俨然“满洲国”第二。此种状况，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实行“分而治之”策略的结果，它们在各地扶植傀儡，由各地驻军直接操纵，并有意使之互相摩擦，互为牵制，以便于控制、利用；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军阀和财阀内部、中国汉奸卖国集团内部的利害矛盾和冲突的反映。这种局面对于日本统治占领区曾经是有利的，可是在新的形势下则不能符合日本侵略战略的要求了。日本侵略者这时需要一个“统一”的伪中央政府，为它看守后方，搜刮财物，把中国沦陷区建设成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于是，改“分而治之”为“以伪制伪”，扶植汪政府“统一”沦陷区，便成为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的重心之一。

1942年12月，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了“调整”汪政府对地方政府关系的具体措施，强调要“加强”汪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领导”，“消除中央和地方之间无意义的摩擦，感情用事”，“酿成融洽的气氛，使中央和地方一起成为更新中国的构成部分，同心协力为完成战争而迈进。”并具体规定：1．“省政府以下各地方政府的人事，一任中国方面自由处理，帝国不加干涉”；2．“省政府以下的施政”，除作战、警备方面外，“应广泛委之于中国方面，有效地运用中国方面的责任感和创造精神，促进其依靠自己主动的行动，加强政治力量及积极地对日作战”；3．“帝国帮助中国方面，贯彻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政令”，“防止由于下级部门的抗拒而使中国方面的行政系统似有中断现象”等⁽⁹⁵⁾。同时，对于汪政府同“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及海南岛、蒙疆地方傀儡政权间的关系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

汪精卫及其一伙得到日本军部的“册封”，顿感身价百倍。在“参战”的第二天，汪政府行政院就召集全国高级行政长官会议，着重讨论“参战”后所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战时施政对策。汪精卫一伙最为不满的，是“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自成一体，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在他们看来，“武汉、广州之不能实行国府统一管理，因为战争关系，接近前线，尚可理解，而华北俨然独立国，最不能令人信服”⁽⁹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更为汪精卫集团所不容，必欲去之而后快。1940年6月9日，王揖唐接任委员长之职后，自称“外臣”，一切惟日本主子之马首是瞻，依靠着日本华北方面军撑腰，处处与汪精卫政府作对。

汪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建立后，立即决定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汪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和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双管齐下”，试图在“统制经济”的口号下，掌握华北经济的指挥权；在一个主义（大亚洲主义）、一个党（汪伪国民党）、一个领袖（汪精卫）的旗帜下，从思想方面“统一”华北。1943年1月20日，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导演下，华北法西斯主义团体新民会举行第二次全体联合协议会，宣言“拥护国府参战方针”，与汪精卫领导的“东亚联盟运动”实行合作，同意在华北也推行“新国民运动”；并改组了新民会人事，由朱深代替坚决反汪的王揖唐继任会长，“推戴”汪精卫为该会名誉会长，汪精卫立即复电同意，标志着汪派政治势力向华北沦陷区的进一步渗透。

2月，汪政府在日本方面支持下，采取了实行华北“中央化”最关键的行动，逼迫王揖唐辞职，改组“华北政务委员会”。当时王揖唐身兼“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汪政府中央考试院长两职。汪精卫首先逼迫他辞去考试院长一职，他们制造舆论说：“王揖唐先生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新职已久，因年事已高，政务繁忙，实难应付，原有之考试院长一职，理当自行让出，俾使位置他人。”但王装聋作哑，不予理睬。汪进而命人通知王，考试院长一职非辞不可，并内定由陈中孚继任，但王依然置若罔闻。汪精卫最终只好“摊牌”，去电命王“即辞考试院长职”。王揖唐只好照办，但又要求保留他任考试院长时支领的一笔“机密费”。正当双方为此争执之时，王揖唐的老政敌王克敏把握时机，在北平刮起一股“倒王”风潮，指控王揖唐“贪污渎职，废弛公务”⁽⁹⁷⁾。经日方派员调查，认为情况属实，便指令汪政府加以撤换。2月8日，汪政府批准王揖唐辞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考试院长职务，明令由朱深继任委员长，为汪精卫“统一”华北扫除了一个障碍。

2月9日，改组后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宣布：自即日起禁止悬挂五色旗，改悬汪政府使用的“国旗”。这一行动被汪政府吹嘘为“从此不但在实质上，并且在形式上表现了南北的统一”⁽⁹⁸⁾。3月30日，为了协调南北的“剿共”行动，“华北政务委员会”设立了“华北剿共委员会”，为政府、新民会、军方三位一体的总力战机关，在北平设总会，在华北各省、市、道、县设各级委员会。8月5日，汪政府委派军事委员会委员荣臻兼任该委员会专任委员，以协调双方的行动。6月26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由张心青任处长。7月2日，朱深因病逝世。5日，日本占领军用飞机将王克敏从青岛接回北平，继任委员长。14日，他赴南京“晋谒”汪精卫，报告就职经过，并讨论“华北今后庶政措施”。他在南京接见记者称：“华北为中央之华北，华北政委会系属国府统制下之机构，今后一切庶政措施，自当秉承中枢意旨办理。”⁽⁹⁹⁾10月4日，汪政府任命胡毓坤为军事委员会驻华北特派委员，以“统一中央军事机构，确保地方治安”。11月11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修正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法》，将该委员会原六总署二厅改组为治安、经济、农务、工务、教育五总署及总务、内务、财务三厅等。在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后，汪政府与“华北政务委员会”之间的联系是得到了加强，表面上该委员会已“归顺”中央，但实质上由于日本华北方面军的严密控制，其独立王国的地位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汪政府推行“统一”沦陷区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淮海省。多年来，汪政府与“华北政务委员会”之间辖区的划分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早在1939年日汪双方在组建汪政府的谈判中，汪精卫就反对日本华北方面军提出的华北疆界案，不同意伪华北临时政府的辖区朝南延伸至安徽和江苏北部。对此，日本军部代表影佐祯昭作了一些让步，同意将华北疆界南延至山东省为限，即将原由伪临时政府管辖的华北、华中接壤地区归汪政府管辖。

1940年3月，“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其组织条例规定：该委员会“负责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市管辖地区内的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由国民政府委托的各项任务，并监督其管辖下的各省市政府”；同时又对内发出指示说：“临时政府时期管辖区域内实施的政治、经济、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一如既往进行处理，不得因设立委员会有所变更”，并不理睬汪政府的立场⁽¹⁰⁰⁾。为此引起汪政府与“华北政务委员会”间围绕着江苏、安徽、河南交界的淮海地区的管辖权问题不断发生争执。在汪政府方面，因淮海地区接近南京，富有农产品、盐、矿产资源，又是铁路、运河等交通枢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具有重要地位，势在必争。而华北日军则采取“舍名求实”的态度，“表面上虽然作了很大让步”，但“有关接壤地带的所有工作”仍“全部委由华北政务委员会承办”⁽¹⁰¹⁾。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方才作出有利于汪政府的决定。1941年12月1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达《华北、华中接壤地带处理纲要》，将华北、华中接壤地带划分为两部分，规定：“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区内的河南北部，在目前仍维持现状，徐海道及淮北地区在1942年初从华北分离，改为国民政府（汪政府）的直辖区域。”但仍将淮海地区列为特殊地域，继续保持华北日军在该地区的巨大势力，《纲要》同时规定：该地区“有关中国方面政务的幕后指导，应受总司令官的指挥，而通过特务机关执行工作”，而“苏北特务机关及海州特务机关，仍隶属于徐州兵团（华北方面军），继续执行原来的任务”；该地区经济指导工作仍“由华北方面承担”，并“暂准为‘联银券’流通地带，继续保持现状，以缓和徐海道金融的急剧变化，并防止由于‘联银券’的不稳定引起全华北的动摇”；在物资流通方面，“尤应考虑华北的需要（主要为农产品），为确保其需要，应采取特殊的措施”；该地区的华北新民会组织虽予以撤销，“但对其人员，应由推行中国方面（汪伪）政策的东亚联盟组织尽可能予以吸收”等⁽¹⁰²⁾。

据此，自1942年1月1日起，原属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管辖的苏淮地区移交给日军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军。后台易手之后，汪政府才敢有所动作。1942年1月15日，汪政府设置直辖行政院的苏淮特别区，辖区包括江苏的徐州、铜山、丰县、沛县、砀山、邳县、萧县、宿迁、睢宁、东海、灌云、沭阳、赣榆、泗阳、淮安、淮阴、涟水、阜宁；安徽的宿县、泗县、灵璧、亳县共一市二十一县。2月19日，在徐州成立苏淮特别区行政公署，由郝鹏举任行政长官。这个所谓特别区，虽然在行政上已归属于汪政府，但根据日本军方意见，“为了防止因急剧变动引起人心动摇”，该地区的“财政、治安、教育、交通通信事业、通货等仍保持现状，并使之继续发展”⁽¹⁰³⁾。因此，该地区的归属问题从根本上仍未得到解决。

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后，汪政府再次向日方要求彻底解决苏淮特别区的归属问题。1943年1月18日、19日，汪精卫亲临徐州视察，表明汪政府决心染指这一地区。1944年1月13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将苏淮特别区改称淮海省，设省府于徐州，由郝鹏举任省长兼任省保安司令、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2月19日，汪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宣布自3月1日起在淮海省停止发行“联银券”，但不禁止流通。4月进而实行“中储券”与“联银券”的全面兑换，规定一切公用开支及银行存放款必须采用“中储券”，至10月“联银券”禁止在市面流通⁽¹⁰⁴⁾。汪政府取得了淮海地区的金融统治权。当然，日本侵略军是不可能让汪伪政府真正实现华北和华中的“统一”的，事实上“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在华北华中一体化问题上仍是一个悬案”。

汪政府推行“统一”沦陷区活动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调整”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关系。“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日本侵略军利用德王等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者在晋北、察南、绥远地区建立的傀儡政府。1937年11月22日，由“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合组成“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德穆楚栋鲁普（下称“德王”）任主席，以黄、蓝、白、赤四色旗为“国旗”，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以张家口为“首都”，是中国沦陷区内又一“国中之国”。

1941年春，日本中国占领军当局为了确定两个傀儡政府间的关系，由汪方代表周佛海等和蒙疆方面代表李守信、关口保（日人）等在青岛举行秘密谈判，并由周佛海和李守信代表双方签署了《协定书》。主要内容是：一、“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承认汪政府“是继承中国法统的正统政府”，“重庆政权无论是在法理上，实质上已降为地方政权”；二、汪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日、满、汉、蒙各族强度结合的地方政权，鉴于历史的、国防的、经济的重要性，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全面施政既成事实的基础上，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高度自治”等。在附件中还规定：汪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沿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使用四色七条旗为其政权标志，并同意其在长城各口驻兵⁽¹⁰⁵⁾。

这一协定是在日本占领军方面的压力下签署的。对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来说，承认汪伪政府的“中央”地位虽属表面文章，但与以德王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向谋求的“蒙古独立建国”意愿是相违背的，引起强烈不满。德王曾说：“日本人忘了他们许下的帮助蒙古建国的诺言，反而叫我当汪精卫的儿子，我可以做日本的儿子，但不能做他的儿子的儿子。”德王等对协定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汪政府对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政务丝毫不能干预。1941年6月，在日本军方安排下，汪精卫以政府主席的身份视察张家口，但遭到了德王的冷遇。他先是称病不见面，后在日本军方干涉下，被迫在家里与汪精卫见面，也只是冷淡地应付，会谈不到20分钟，就不欢而散⁽¹⁰⁶⁾。

1943年春，汪政府趁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之际，企图将它的“统一”活动推及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所辖地区。汪政府起草了《蒙古自治法草案》，共三章十八条，作为与蒙疆傀儡政府交涉的方案。主要内容是：一、汪政府“尊重蒙古民族之独立、自治、自主”，蒙疆政府“尊重国民政府（汪伪）之职权及其各部、院首长”，“两政府相依为命，完成大东亚圣战之神圣任务”；二、蒙疆政府“在军事行动时间内”，“得国民政府之谅解，特准与日本发生有范围之外交关系”；三、蒙疆政府“应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其职掌系统人事由德王直接支配之”；四、汪伪国民党在绥东、察南、雁北分设国民党省、市、县、区党部；五、蒙疆银行及所属分行，“一律改为中央银行蒙疆区分行，其发行纸币，得重新印刷，额数不得超过八×单位”；六、蒙疆政府辖区内所有之工厂、矿山、铁路等，“其最高主权，仍归国民政府，但在军事时期内，仍由蒙疆自治政府管理之”；七、蒙疆政府军队“一律冠上中央蒙疆区某师等名称”，正规军分别调整为蒙古靖安军、蒙古军、救国同盟军（东亚同盟军）三部共六个师，“以绥远、察哈尔、热河、雁北为作战地区，如遇特殊情况，得调华北区”；八、双方在1943年底以前“组织军事代表团，赴宁、蒙两地参观军事行政（军械、军需、给养在内），并各派代表3－5人组织设立办事处于张家口及南京，直接取得联系”等⁽¹⁰⁷⁾。这是汪政府向“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实行全面渗透、控制的方案。

3月，汪精卫委派“和平建国军”第四路总指挥杨中立将这个草案送到张家口。这一系列举动本来是在日本军部支持下进行的。但日本当地驻军为了防止苏联从北部发动袭击，决定继续加紧对“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直接控制，因而对汪政府干涉他们在蒙疆的既得利益，“深表不满”。于是，这个汪集团苦心炮制的草案“还未与德王见面，就被日军所否定”，杨中立也被当地驻军顶了回来。同年7月12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会谈时，汪方面再次提出“统一蒙疆”的要求。周佛海说：“蒙疆虽称自治，但另有年号，另有旗帜，俨然为一独立国，盼日方援助，促成中国统一，勿令此分裂状态长此下去”，却未能取得任何结果⁽¹⁰⁸⁾。

如果说，汪精卫在华北、淮海地区的“统一”活动取得了一些表面的和局部性质的进展，那么，它统一“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活动是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第二节　汪政府战时体制的确立

一　高度集权的战时政治体制

汪政府根据日本对华新政策的要求，在“参战”后将其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大大增强了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色彩。

1943年1月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在决定向英美“宣战”的同时，通过设立最高国防会议。该会议为战时最高权力机构，由汪精卫任主席，周佛海任秘书长，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揖唐、鲍文樾、叶蓬、任援道、陈群、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等为委员。自成立至战争结束，共举行76次会议，由此而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权力集中到汪伪统治集团的少数人手里。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成立后，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都进行了改革，以适应“战时体制”的要求。汪政府的中央行政机构初设十四个部和四个委员会。1943年1月13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了《改革行政机构案》，主要采取三方面的措施，强化中央行政机构：一、移转管辖，将原隶属于行政院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和新国民运动促进会改为直隶政府，将原隶属于考试院的铨叙部改为隶属行政院，以利于集中事权。二、裁并部会，将原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与赈务委员会合并为社会福利部；将原粮食委员会改为粮食部；裁撤原边疆委员会，在内政部内设边务局；裁撤原侨务委员会，在外交部内设侨务局，将原水利委员会与交通部合并为建设部。三、集中责任，将原行政院内秘书处、参事厅、法制局合并为一，设秘书长一人，综理事务，以“增进行政效能”；将各部原设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一人，改为设次长一人等⁽¹⁰⁹⁾。经过这番调整，行政院减少了六个委员会，下属内政、外交、财政、教育、司法行政、实业、建设、宣传、粮食、社会福利、铨叙、陆军、海军共十三个部，机构有所缩减，职权有所集中，是其实行战时政治体制的重要步骤。

一周后，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又通过决议案，将省政府委员制改为省长制。在汪精卫集团看来，因袭原国民政府的省政府委员制“责任不明，效率难彰”，已不能适应战时的需要，决定改设事权集中于一人的省长制。主要内容是：省政府设省长一人，“承行政院院长之命，综理全省行政事务，并指挥监督所属职员及各机关”；省政府设政务、财政、教育、建设四厅及保安、警务、经济、社会福利、粮食、宣传、审计、清乡事务等局，承省长及上管命令处理事务；省政府设省政会议，由省长、各厅处局长及参事组成，由省长任主席，主要审议“省令之颁发及单行条例规程之制定”、“增加或变更人民负担”、“地方行政区划之确定及变更”、“全省预算决算”、“处分省公产或筹划省公营事业”、“地方自治监督”、“省政府所属荐任以上官吏任免”及其他“省长交议事项”等⁽¹¹⁰⁾。对于县一级政府则强调“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县长”，由县长“综理县政，监督所属职员”。同月，汪政府内政部根据实行“战时体制”的需要，要求“各省政府限期改组县政府，并拟订有关法规”，加强县长的个人集权⁽¹¹¹⁾。

为了稳定所谓“战时治安”，汪政府还进一步强化保甲组织，并编组保卫团，加强对于基层组织的控制。1943年4月1日，汪政府行政院公布了《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暂行条例》。主要内容是：“编查”保甲，“严密人民之组织，彻底清查户口，增进自卫能力，完成治安工作”；各县政府组织“保甲户口编查委员会”，各地方原有之一切自卫组织均应改编保甲；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编组时“不得分割乡镇之一部并入他乡镇”；户口“清查由甲长执行，复查由保长执行，按月至少一次，抽查由区长执行，按季至少一次”，全部工作“由县长监督”；保长、甲长负责辖内“安宁秩序”，“户长应联合甲内他户户长至少五人共具联保连坐切结”，“为办理救灾御匪，或建筑碉堡公路等事，须多数居民共同工作者，得将保甲内18岁以上45岁以下之男子编成壮丁队，由保长甲长督率分任之”；“保甲内住户有勾结窝藏匪犯或故纵逃脱者，除依法惩办外，凡甲长及曾具切结联保之各户长，应各科以4日以上30日以下之拘留，但自行发觉曾据实报告并能协助搜查逮捕者，免予处罚”等⁽¹¹²⁾。

汪政府在强化保甲制度的同时，还加强“保卫团”的建设，用以“辅助军警维持治安”。其编制分为总团、区团、队、排、班。以五人为班，以甲长为班长，五班为排，以保长为排长，五排为队，以乡长或镇长为队长，五队为区团，以区长为区团长，由县长兼任总团长，“必要时总团得设团务主任，区、队、排、班均得增设副长，以具有军事知识者与技术者为限”。并强行规定：“凡20岁以上40岁以下之男子，均有入保卫团受训练之义务”，其任务“以侦查盗匪及反革命分子或携带违禁物者，水灾之救济，火警之消防为主”等⁽¹¹³⁾。

这样，汪政府从中央、省、市、县到区、乡、保、甲自上而下层层均按战时体制的要求进行改组，形成了较前更为严密的法西斯统治网，为日本侵略者推行对华新政策，进一步搜刮掠夺沦陷区的战略物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汪政府的“战时体制”还体现在对于军事机构的强化。1942年8月20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应付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新局面，“充实军事力量”，通过了《调整军事委员会机构案》。主要内容是：“强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统率权”，进一步确立汪精卫在汪政府军事系统中的独裁地位；改变军令、军政两权分立制为军事委员会集权制，将原行政院所属军政部和海军部改隶军事委员会，“以集中其权力”，“统一指挥及训练”；军事委员会设总参谋长一人，为委员长之幕僚长，“辅佐委员长襄理一切，兼负调整指导部署之责，以谋军务处理之圆满，及建军效率之增进”；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参谋部、军事训练部、政治训练部合并为陆军部，“使军令、军政、军训、政训，成为一元化”，另设陆军编练总监公署、军事参议院、海军部、经理总监公署、调查统计部、航空署等⁽¹¹⁴⁾。

1943年2月15日至17日，汪政府召开全国第二次军事会议，汪伪高级将领集聚一堂，商议“参战期间应如何积极强化国军实力，以巩固大东亚战争之后方治安，并加强训练，充实装备，期于能在前线分担杀敌致果之责任”等⁽¹¹⁵⁾。随后，汪政府按照“战时体制”的要求，实现军政一体化的原则，逐步实现由汪政府的军事头目去控制地方政权。“军事委员会”驻各地绥靖公署主任一般都兼任省、市长，省、市保安司令，国民党省、市党部主任委员，集数要职于一身，以便集中权力，实行军事法西斯统治。

二　“和平军”的扩建与整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前后，日本侵略军和汪政府对于活动在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部队加强了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国民党部分高级将领在日、汪压力下，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妥协投降倾向明显增长。另一方面，重庆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抗日战争中继续推行消灭异己的政策，将嫡系部队大部分安置在大西南和大西北，或用于封锁陕甘宁边区，而将所谓杂牌军部队安置在华北、华中、华南与日军交战前线，或在敌后从事抗日游击作战，命令他们积极从事反共摩擦，并在待遇上实行歧视政策。这样就使得这些杂牌军的将领陷入重重困境：既要与日军在战场上周旋，又要奉命进行反共摩擦活动，武器、弹药、薪饷往往极其菲薄，兵员补充也完全没有保证，难以维持生存，其离心倾向日益增长。在日、汪软硬兼施之下，纷纷叛国投敌。

汪政府属下的和平军由此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发展高潮是“从1942年春开始，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降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在抗战营垒中的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67人之多”⁽¹¹⁶⁾。1943年3月13日，汪伪军事委员会秘密制定《1943年度国军整备要纲暨苏浙皖军队整编大纲》，全面整备日益扩大的武装力量。其方针是：“依中日之协力，迅速整理素质、训练、装备均不完备之现有军队，重建为编制装备充实之新国军，以期增强大东亚战争共同之力量，并准备今后建军工作”；“编制新国军之目标仍在于保境安民，但考虑将来逐渐演变为国防军”；“实行整编，以军事委员会之责任而断行之，当地日军须协助之”；“实行整编之际，严禁秘匿企图，并研究防止动摇之对策，并须注意勿予作战警备以显著之影响。”⁽¹¹⁷⁾同年，汪伪军事委员会又拟定《建立新军招募计划》，决定在陆军部设立新军招募处，办理招募士兵之计划、指导、检验等事宜，计划分别从山东、河南、苏淮特别区、安徽（皖北、皖中地区）、江苏（苏北地区）、浙江（浙东地区）、湖北（鄂北豫南地区），共计招募士兵1.4万名⁽¹¹⁸⁾。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和平军部队主要有：

第二方面军　1942年4月22日，国民党冀察战区冀察游击总指挥兼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率第六十九军、第十三旅及特务旅共二万五千人投汪。汪政府将该部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孙良诚任总司令。6月，经汪伪军事委员会点编，核定该部编制番号如下：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参谋长甄纪印，总参议郭念基。下辖两军五师以及一特务团一教导团，共计三万多人⁽¹¹⁹⁾。8月20日，原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调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由孙良诚继任。孙本人率总部赴开封就职，所部分驻山东定陶、曹县及河南濮阳、东明与考城一带，成为当时汪伪集团在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

第三方面军　1943年1月18日，国民党苏鲁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参谋长徐子珍、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鲁西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等率部四万余，在山东临沂、沂水地区公开投汪。20日，汪政府将该部改编为山东方面军，吴化文任司令，宁春霖任副司令，郭受天任参谋长，于怀安任第一军军长⁽¹²⁰⁾。7月29日，山东方面军改称第三方面军，仍由吴化文任总司令，成为汪精卫集团在山东地区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第二十四集团军　1943年4月23日，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在河南林县临淇镇投敌。5月10日，国民党冀察战区副司令、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庞炳勋在被捕后也通电全国投敌，共七万余人⁽¹²¹⁾。6月22日，汪伪军事委员会将该部改称伪和平军第二十四集团军，由庞炳勋任总司令，孙殿英任副总司令，辖第四十军、第二十七军、新编第五军，总部设于汤阴，各部分驻河南滑县、林县等地区⁽¹²²⁾。

汪政府除将国民党军三支主力部队改编为和平军外，还收编了其他一些国民党正规军队和地方零星部队，并且将部分和平军部队加以扩编和升格。

1942年1月，汪政府将苏皖边区绥靖军收编为和平军四个师，归军事委员会直接统辖。2月间，又将淮海地区保安司令部所属第五旅及第十二旅改组为和平军第三十六师。⁽¹²³⁾

1942年冬，汪政府建立豫皖苏鲁边区绥靖司令部，由胡毓坤任司令，驻商邱。翌年又将该部和张岚峰部合编为和平军第二集团军，由张岚峰任总司令，下辖两军。⁽¹²⁴⁾

1943年2月25日，国民党第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在湖北咸宁地区被俘投敌，改编为和平军第四十三师，由王劲哉任师长。⁽¹²⁵⁾

1943年3月24日，汪政府取消和平军暂编第十一军李宝琏部、第十二师张启黄部、第二十二师刘相图部、第二十九师邹平凡部的暂编名义，将各部编为和平军正规师。⁽¹²⁶⁾

1943年6月6日，国民党苏鲁战区鲁南指挥部总指挥、第一一二师副师长兼第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桓率所部四千人投敌，被收编为和平军第十军，由荣子桓任军长等。⁽¹²⁷⁾

在这一阶段，汪政府海军也有所发展。1942年3月，汪政府设立了刘公岛海军警备司令部。7月，复将伪威海卫基地部升编为威海卫要港部，由鲍一民任司令。管辖区域为：北自河北秦皇岛，南至江苏连云港响水口，兼黄、渤两海域，下辖威海卫基地队、连云港基地队、青岛基地区队、芝罘基地区队、石臼所基地区队，拥有海祥军舰、海和炮艇等共八艘。1943年4月，又设立伪海军汉口基地部，由孟秀椿任司令。管辖区域为：长江上游（自湖北宜昌至江西九江）、洞庭湖水域、汉水流域，拥有江靖等炮艇共七艘，任务是“负长江上游水上治安维持之责，并随时随地协同友邦海军，警备江汉各地防务”。至1943年底，汪政府海军共拥有小舰艇共五十九艘，其中吨位稍大者，如海兴、海祥、海绥、海靖、协力、和平等军舰，江绥、江靖、同春、民德、东海、海和、江兴、江复、江东、江亚、江宣、江扬、江权等炮艇，“均系友邦海军本诸东亚道义精神，无代价让渡”的；吨位稍小者，如江平级炮艇十二艘，江一号级炮艇二十八艘，是汪伪集团在“还都”后建造的⁽¹²⁸⁾。

伪财政部税警总团是汪精卫集团的又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独立于汪伪军事委员会之外，自成一个体系。自1940年7月始，先后建立了中央税警学校、中央税警团第一支队、第二支队。1943年3月1日，正式建立伪中央税警总团。先由罗君强任总团长，熊剑东任副总团长。1944年1月，由周佛海自兼总团长，兵力最盛时达二万余，装备较伪和平军其他部队优良，任务“除掌理盐场保卫及盐务缉私外，得由政府命令担任地方警备及剿匪戡乱事宜”⁽¹²⁹⁾。

据1944年度的《申报年鉴》公布的材料：“迄三十二年（1943）底为止，综计国军实力已达四十二个师、五个独立旅及十二个独立团，华北方面有十二个集团军及八个独立旅。”⁽¹³⁰⁾汪伪和平军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期。

从1944年开始，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变化，日军败迹进一步明显，汪政府的军事力量进入了收缩、整顿的新阶段，其作战重点也逐步转向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几经调整及并编，汪政府和平军正规军的建制在战争结束前夕如下：

第一方面军兼苏州绥靖公署（任援道部），辖有：第二军第一、二师，第三军第三、四师，另有独立旅、教导旅、特务旅，驻苏南、淮南、皖中地区；

第二方面军兼苏北绥靖公署（孙良诚部），辖有：第四军第三十九、四十师，第五军第四十一、四十二师，第九军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师，直属第三十八师、独立第十九、二十旅，驻苏中、苏北地区；

第三方面军兼蚌埠绥靖公署（吴化文部），辖有：第六军第四十六、四十七师，第七军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师，驻淮南地区；

第四方面军（张岚峰部），辖有：第一军第十七、十八师，第八军第十四、十六师，直属第十五师，驻河南商邱地区；

第五方面军兼开封绥靖公署（庞炳勋部），辖有：第二十三、五十一师，第十四旅，驻河南新乡、淇县、汲县地区；

第六方面军（孙殿英部），辖有：第十一军第七、八师，驻河南滑县、浚县地区；

徐州绥靖公署（郝鹏举部），辖有：第二十八、三十三、三十五师，独立第七十一、七十三、十八旅，驻苏北、淮北地区；

武汉绥靖公署（叶蓬部），辖有：第十二、二十九师，暂编第五、六师，独立第十三旅，驻武汉和信阳地区；

杭州绥靖公署（丁默邨部），辖有：第十二军第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师，独立第十师，独立第四、六旅，驻浙江地区；

广州绥靖公署（褚民谊部），辖有：第二十、三十、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师，驻广东地区；

中央警卫军（陈公博兼军长），辖有：警卫第一、二、三师，驻南京地区；

独立第十一军（富双英部），驻兖州地区等。⁽¹³¹⁾

除此而外，汪政府还加强了壮丁训练，以进一步扩大其武装力量的后备军。1944年2月，汪政府拟定了《壮丁训练计划》，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全国壮丁训练委员会，由陆军部和内政部共同组织，“以训练全国适龄壮丁，完成协力大东亚战争之准备为目的”；“凡有中华民国国籍而未具备免训条件之适龄男子，均有参与壮丁训练之义务”等⁽¹³²⁾。

随着战争的临近结束，国内各种矛盾尤其是国共两党间的斗争日趋激烈。重庆国民党当局通过各种秘密渠道，接受汪政府要员和军事将领的“输诚”，各地和平军与国民党有关战区前沿部队互相联络，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发起进攻。根据八路军延安总部公布的材料：到1943年8月全国62万伪军中“百分之九十（56万）以上为共产党所抗击”⁽¹³³⁾。1944年和1945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伪军的人数上升到占其总数的95％⁽¹³⁴⁾。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打击下，汪政府和平军的穷途末日已一天天临近。

三　以“统制”为特征的战时经济体制

日本政府为适应同美英进行决战的需要，不仅推行对华新政策，而且实施“大东亚经济体制”，以确保日本“占领圈内自给自足的战争经济”。为此，他们要使中国沦陷区成为“大东亚战争进行中的兵站基地”，明确规定日本对华新政策在经济方面的措施，“以增加获取战争必需的物资为主要目标”⁽¹³⁵⁾，要求在中国沦陷区“取得为完成帝国的战争所必要的更多物资，确保军队的自给，并有助于维持民生，谋求于占领区域内重点地并有效地取得重要的国防物资，同时积极地获得敌方的物资”⁽¹³⁶⁾。

太平洋战局出现的新形势，使得日本侵略军在战争前期实行的“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抢劫式掠夺难以继续实施。1942年11月27日，日本大东亚相青木一男在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发言，指责那些主张在沦陷区囊括一切的日本军方人士说：日本对美英之战“如果战胜，美英势力自不能在中国复活，故在今日，似无囊括一切，尽归我有，连根拔尽之必要。万一战败，无论今日如何搜罗，结局总归乌有，现在之先决问题在赢得战争，其他不足考虑”。他直率指出：“在华经济统制现在都是日本人在搞，日本社团获得暴利，是否可以交给中国人去办”⁽¹³⁷⁾。这种主张为日本统治集团所采纳，他们决定变换统治手法，在保证日本军事需要的前提下，同意给汪政府以较多的“自主权”，并由其出面推行以“统制”为特征的战时经济体制。

1943年1月13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首先决定将原隶属行政院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改为直接隶属于政府，由行政院长汪精卫自兼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为副委员长，行政院外交、财政、实业、建设、粮食各部部长及华北政务委员会经济、农务、工务各署督办为当然委员，其职能也从原来的经济政策审议扩大为经济设计、计划、咨询、审议和调查，成为汪政府推行战时经济的领导机构⁽¹³⁸⁾。

2月13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又通过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拟定的《战时经济政策纲领》，主要内容包括“增加生产”、“调剂物价”、“节约消费”、“稳定币值及调剂金融”、“改造经济机构”等五项。该纲领提出要“使军需及主要民需工业之原料及燃料能得最便利之供给”；“以严格的法律制裁取缔投机及居奇”；“健全金融机构，使金融力量逐渐集中，以与经济政策其他部门相适应”等，并特别强调：“各种旧有经济机构，不适合战时经济体制者，一律予以调整或改组”；“各种产业部门，自生产以至于配给之各个阶段，务使其联合组成一贯的机构，作计划的运营”；“各种健全的产业机构，得在政府的指导监督之下，为自治的统制”；“各种主要产业得在政府的指导监督之下，施行团的经营制度”⁽¹³⁹⁾。这是汪政府推行战时经济的纲领性文件。汪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由金融统制、物资统制、产业统制三大支柱组成，三者互为联系，共同支撑战争后期汪政府在沦陷区的经济统治。

金融统制，是汪政府实施战时经济体制的必要前提。首先是强化以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为中心的战时金融网，统制中国沦陷区的大小银行。1942年9月，汪政府财政部操纵太平洋战争后已落入日本军部之手的中国、交通两银行复业，使其“辅助中储行，完成安定金融之使命”⁽¹⁴⁰⁾。1943年又改组中国国货、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家银行，将其中所谓“官股及商股中的敌性弃权股”由汪方接收，“无偿让渡于中储银行”，并派员监察，使四行“置于中储银行的领导之下”⁽¹⁴¹⁾。其次是在日本军部支持下建立以中储券为中心的“新货币体系”。1942年5月，汪政府财政部首先宣布“中储券”为江苏、浙江、安徽及南京、上海之“惟一法币”，禁止法币的流通，随后又推广至广东、厦门两地。1943年4月，日本军方宣布停止军用票的新发行，“中储券”逐渐成为华中和华南的惟一通货，12月后又推广及淮海地区。汪政府战时金融网和新货币体系的建立，加强了他们对于沦陷区经济的实际控制力，为其推行物资统制与产业统制奠定了基础。

物资统制，是汪政府实施战时经济体制的核心，也是日本政府实施对华新政策在经济方面的基本目标。1943年3月11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决定设置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商统会”）。16日，该总会在上海建立，作为实行物资统制政策的执行机关。日本驻汪政府经济顾问冈田酉次指出：“把统制主要物资流通工作从日军移交给中国方面，希望尚未充实政治力量的南京政府来办，这一件事本来就是认为有些不合理的。但是事实上日本政府从培植和加强中央政府这一对华新政策的观点出发，期待着它的政治效果，才决心这样做的。执行这一政策的中心机构就是全国商业统制总会。”⁽¹⁴²⁾

该总会初隶实业部，后改直属行政院。由唐寿民任理事长，闻兰亭任监事长，由一批依附于日汪的上海大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组成⁽¹⁴³⁾。其主管事项为：“统制物资之收买配给”、“各地域物资交换之营运”、“输出物之供给”、“输入物资之配给”、“军需物资之采办”、“实业部及其他主管部指定或委托事项”等⁽¹⁴⁴⁾。3月20日，汪政府又设立物资统治审议委员会，由汪政府有关部长、日本经济顾问、日本驻南京“大使”及驻华海陆军代表组成，周佛海任委员长，任务为“督导商统会完善地运用其机能，强化物资统制”，是商统会的审议、监督机关，并负责与日方的联络⁽¹⁴⁵⁾。4月13日，汪政府又决定设立物资调查委员会，为调查统计机关，由日汪两方有关机关共同组织，陈公博为委员长，任务为“彻查上海中外商民非法囤积大量主要物资”等情况⁽¹⁴⁶⁾。以上三个机构是汪政府实施物资统制的主要机构，其中商统会的规模最大，地位也最重要。

商统会之下陆续建立了由日汪联合组成的四个专业委员会作为核心组织。它们分别是：粉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孙仲立）、棉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上达）、糖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江帛）和油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子彝）。下辖由实业部主管的火柴、化工、毛纺织、皮革、百货、皂烛、金属、玻璃、酒精、麻、丝绸、烟、棉花、棉制品、电器、煤、橡胶业十七个同业联合会以及由粮食部主管的茶、食用油、蛋、畜产、糖、杂粮、面粉业七个同业联合会。

商统会建立后，接替原日本兴亚院在华机关，主持实施经济统制。其主要活动是：一、实行物资移动签证管理。首先在苏、浙、皖及上海、南京三省二市实行，物资多达三十七种，几乎包括全部生活资料、工业原料、燃料、运输工具和通讯器材。禁止一切物资运往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准兵器、弹药、火药、鸦片等物资移动，米、麦、豆类、棉花未经许可不准运进上海，汽油、机械、金属、药品、棉纱布及其制品、火柴、肥皂等十二种物资未经许可不准运出上海，并对人员出入上海随身携带的物资数量作了严格规定等⁽¹⁴⁷⁾。二、实行物资登记。为了掌握物资情况，便于“限价收买”，防止物资拥有者隐匿不卖，首先从棉纱棉布开始实施登记，后推及化学工业品（包括原料、西药、颜料、染料及酒精）、毛纤维及制品、茧、丝及丝制品、工业油脂及制品等共十九种物资⁽¹⁴⁸⁾，其“存贮买卖制造”必须登记，“主管官署得随时派员检查仓库，及公司行号主要商品之存货”⁽¹⁴⁹⁾。更制定《囤积主要商品治罪暂行条例》，对于违反规定而避不登记者，处以罚金、判处徒刑乃至无期徒刑、死刑的严厉处罚。三、实行棉纱棉布的统买与配给。作为“防止中国经济崩溃”的紧急措施，对沦陷区市场上的棉纱棉布实行“强制购买”，收买价仅达当时市价的四分之一，如有人拒绝或妨碍收买，将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罚金。强购所得大部分运往日本，少量配给市民⁽¹⁵⁰⁾。四、实行粮食统买政策。汪政府接管了原日军军需米区域，统一实行粮食收购，在日汪军事力量支持下，进行空前巨大的粮食搜刮活动，收购范围包括米谷、麦子、面粉、豆类、杂粮、油料等。在清乡区采用所谓“分担制”，实行赤裸裸的摊派，在非清乡区采用所谓“收买制”，以低于50％的价格实行强行收购。1943年的收买数量共计63万吨⁽¹⁵¹⁾。五、实行口粮及日用品的配给制度。先是“计口授粮”，后推而及于香烟、火柴、肥皂、食盐、食糖、食油、煤球等，均按户口实行配给等⁽¹⁵²⁾。

1944年6月，日本政府为了操纵汪政府更有效地推行经济统制政策，掠取物资，又对商统会进行了改组，在商统会下设米粮、棉业、粉麦、油粮、日用品五个统制委员会，由袁履登（陈国权暂代）、闻兰亭、孙仲立、陈子彝、罗纳斋分任主任委员，主持实施物资统制政策，商统会则改为指导监督机关⁽¹⁵³⁾。名义上，各统制委员会直属汪政府行政院领导，实际上通过这种分而治之的办法，日本方面加强了操纵和控制。日汪推行的物资统制政策，完全超越正常的经济规律，依靠政治、军事强力推行自己的经济政策，不仅为日本侵略战争保障了供给，而且掩饰了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战略物资的丑恶面貌，起到了日本商人在日军枪杆子下强制收买物资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产业统制，是汪政府推行战时经济体制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其主要形式是调整由日本资本完全控制的“国策公司”与日汪合办的“子公司”间的关系，表现为调整华中振兴公司与其附属公司华中铁道公司、华中轮船公司、华中矿业公司、华中盐业公司、华中蚕丝公司、华中水电公司、华中电气通信公司、淮南煤矿公司、上海内河轮船公司等之间的关系。各子公司由日本“将各地中国人的企业加以合并而组成，固定资产作为华方股本，日方主要以流动资金作为股本。形式上华方股本占51％，日方股本占49％，而实际上许多公司日方股本占70％－90％以上，这些中日合办的企业，表面上向汪政府注册，作为中国法人，由中国人当董事长，但实际上营业权完全操纵在日本人之手，中国人的董事长完全是个傀儡。”⁽¹⁵⁴⁾

1944年3月30日，由汪政府实业部长陈君慧、建设部长陈春圃与日本驻华“公使”堀内干城、华中振兴公司总裁高岛南次郎签署《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日合办公司间业务连络要领》及《中日合办各国策公司调整通则》⁽¹⁵⁵⁾。这些文件在表面上扩大了汪方的控制力，如规定“中日合办各国策公司应受国民政府主管部之直接指挥监督”，其组织经营管理“应遵照中国法令办理”；“中日当局对各公司有改进意见时，经双方协议后，由主管部发布部令，日本大使馆对各公司不以命令行之”；“振兴公司对各公司经营上有意见时，应征询主管部同意，俟决定由主管部发布部令行之”；“服务于各公司之职员，其待遇规程，应一律平等”；等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军部放弃了对于沦陷区中国产业的严格控制。在同一文件中明明白白规定着：各国策子公司在章程变更、资本构成变更、年度资金资材计划及其变更、预算决定及变更、董事长、副董事长、业务董事选解任、决算及利益金处分等公司运营的关键问题上，必须“预先与振兴公司总裁协议，得其谅解后，再行讲求必要之处置”，还规定各子公司应随时向振兴公司报告其营业状况，并就经营问题与振兴公司“作紧密之联络”，这表明日本财阀仍然控制着各子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所有重要环节。

日本侵略军在这一时期玩弄的另一阴谋，是所谓的“归还”日本军管理工厂和“移交”英美在华产业。在沦陷区将所有华人经营的稍具规模的工厂强行接管，交由日本商人经营，称为“军管理”。据《申报年鉴》（1944年度）统计，此种工厂在苏浙皖沦陷区共有140家，内纺织厂67家，其他工厂73家⁽¹⁵⁶⁾。1940年3月，汪政府成立后即向日方要求“交还”，日本占领军开始改换方法，逐步解除“军管理”，其中一部分发还中国资本家，三年中共有60家。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后，为了拉拢沦陷区的中国资本家，决定将所谓“军管理”工厂全部发还，并将华中蚕丝工厂解散，将所谓有丝厂、绸厂都交还中国业主经营。1943年2月至10月，日本军方还分三批向汪政府“移交”被日军没收的英美在华产业，共1551件⁽¹⁵⁷⁾。

1944年5月，汪政府还在中国沦陷区发动所谓的“收集废金属运动”。汪伪行政院制定了《收集废金属办法》，规定“以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各分、支会及当地行政机关为主干，督饬各区公所办理”，其收集范围是：“凡一切建筑物内外非必需之金属设备，确可收集而无妨碍者”、“凡一切非必需之金属物品，确可收集而不妨碍民生者”、“凡破烂废弃无用之金属”及“破坏废弃而不能应用之机轮、车轴、路轨、自来水管”等，均在“收集”上缴之列⁽¹⁵⁸⁾。这是对中国沦陷区人民的一次空前的浩劫，也反映了走向败亡的日汪在战略物资方面的奇缺。

直至战争结束，汪政府实际上始终未能对其统治区内的产业实行有效的控制。所谓的产业统制以及“交还”军管理工厂与“移交”英美在华产业的花样，在更大意义上是对日本财阀垄断中国沦陷区经济命脉的掩饰，只是这种垄断行径在形式的某些方面改日本军队直接操纵为经由汪政府的间接控制罢了。

四　以“新国民运动”为中心的战时文化体制

汪政府在实施战时政治、军事、经济体制的同时，也推行所谓“战时文化教育体制”。该体制以开展“新国民运动”和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为中心。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汪伪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就决定在沦陷区开展“新国民运动”，作为思想文化方面巩固汪政权的重大措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运动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宣传阶段。

1942年元旦，汪精卫颁布了《新国民运动纲要》，提出八点要求，其核心是要求沦陷区人民把“一切一切的自由”，“统统收起来”，换上一个“协力的自由”，以培植适合于“大东亚战争”需要的所谓“新精神”⁽¹⁵⁹⁾。1942年7月1日，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成立，由汪精卫兼任委员长，以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为秘书长。以后又先后在安徽、浙江、江苏、广东、湖北、上海、南京、汉口等省市建立分会，由各省市行政首脑兼任分会主任委员。“新国民运动”进入了组织训练阶段，并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青少年身上。汪政府仿效德国组织青年挺进队和日本组织青少年团的做法，“选拔有觉悟之青年学生，就其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予以根本之训练与改造”，“逐渐推广、普及于一般民众”⁽¹⁶⁰⁾。

7月4日，该委员会在南京举行首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新国民运动第一期组织训练计划大纲》、《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青年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¹⁶¹⁾。7月9日，由汪政府颁布《新国民运动总动员令》。10月14日，又颁布并实施《中国青年团暂行总章》和《中国童子军暂行总章》。12月29日，更由汪政府明令组建“青年模范团”。该团宗旨是：“集结优秀青年施以最严格之训练及最严密的组织，使其坚守和平反共建国国策，与大亚洲主义之信仰，具有勇猛精进、刻苦耐劳之精神，及丰富切实之知能，俾成为青年团童子军之模范，推行新国民运动之中坚，服从领袖、推行主义、兴复中华、保卫东亚之劲旅。”其成员从所谓“体力健全、知力充足、生活严肃、思想纯正、能刻苦、能力行、志愿以毕生心力为国家为东亚而奋斗之优秀青年”中选拔作为“预备团员”，“经各项训练合格”后成为“普通团员及基本团员”，派任为“青年团”、“童子军”各级指导人员⁽¹⁶²⁾。该团“尊奉领袖汪先生为最高统帅”，以团本部为最高组织，团本部下设三个联队：第一联队驻南京，周学昌任指导委员；第二联队驻广州，陈耀祖任指导委员；第三联队驻武汉，杨揆一、张仁蠡任指导委员。该团成为汪伪政府推行“战时文化教育体制”的别动队。

1943年1月9日，汪政府决定将“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由行政院划归汪政府直辖，提高了它作为战时思想文化统制机构的权威性。13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了《奉行领袖训示决议》，决定在沦陷区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以深切认识“完成大东亚战争”之意义、“树立兴复中华、保卫东亚之中心势力”、“使总力参战之意识普及而深刻化”、革除“个人主义与放任主义之恶习”、“普及国家集团主义之正确意识”、“完成战时体制下之国民基本组织”等为七大目标⁽¹⁶³⁾。据此，汪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于青少年的“思想训练”。同月，汪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正式成立并招生，至6月已开办四期，“集训”学员309人。在校学员一律仿效德国青年挺进装束，身穿青黄色服装，头戴橄榄形歪帽，实行军事编制，受训项目分精神教育、思想训练、军体训练、劳动服务、生活训练、工作指导、技能训练等。林柏生在校中大搞对汪精卫的偶像崇拜，每日晨操时都高呼“汪主席万岁”，甚至让学员一听到“领袖”两字就立刻“肃立”，并逐步将这种做法推向整个沦陷区⁽¹⁶⁴⁾。

6月10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进而通过《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详尽规定了“战时体制”在思想、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要求，形成汪政府战时文化体制的完备形态。其实施也由以青少年为重点转而推向整个沦陷区社会。《纲要》规定“战时文化教育体制”的“基本方针”是：“动员文化宣传之总力，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要求在整个沦陷区“激扬举国一致之战时意识”，“确立文化宣传总力体制”。

据此，《纲要》规定了实施“文化宣传总力体制”的七项方针：

一、“认定大东亚战争之完遂为一切东亚理想实现之前提”，以完遂大东亚战争为战时文化宣传之最高目标；

二、“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思想”，“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转移沦陷区人民反日斗争之锋芒；

三、“防止国际共产主义之扰乱，扫除阶级斗争之毒素”，以所谓“中国固有之民族伦理观念”来摧残沦陷区人民反日斗争之意志；

四、“养成勤劳的积极的向上的自肃的人生观，革除享乐的颓废的虚无的放任的末流习气”，使沦陷区人民成为日本侵略者安分守己的顺民和俯首贴耳的奴隶；

五、“统合国家民族共同意志”，纠正“盲目崇外排外之错误思想”，意在磨灭沦陷区人民的民族意识，“统合”到汪集团的“共同意志”之下；

六、在“普及科学教育”、“发展中国实业”的幌子下，“协力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七、“集中文化人才，团结文化力量，调整文化事业，确立文化宣传总力体制”等。

根据这些方针，汪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充实及强化现有关于出版、新闻、著述、广播、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部门之机构”；“调整充实强化现有各种检查机构”，加紧对“图书、新闻、杂志、电影、戏剧、唱片、广播等有关文化宣传作品的严格审查及检查”，删除所谓“违反国策”之文字、实施对各国在华出版物之登记与检查，严厉取缔“敌性”新闻、电讯，“以谋宣传力量之统一”等，加强了对于沦陷区思想文化机构的严密控制⁽¹⁶⁵⁾。

1943年夏，汪政府举办了“新国民运动第一届青少年时期集训营”、“南京公务人员集训营”、“上海公务人员集训营”等活动，受训人数达千人以上⁽¹⁶⁶⁾。除继续对青少年实施“精神集训”外，已将思想训练的重点转向政府官员。11月，汪政府又举行“全国宣传会议”，进一步研究具体实施“文化宣传总力体制”的措施，内容涉及文化宣传机构之调整、文化宣传事业之推进、国民思想之“肃正”、对渝攻势之宣传、国际宣传与联络等等，由此全面强化了在沦陷区思想文化领域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第三节　东北沦陷区殖民地的深化

一　“临战体制”下的残暴统治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满洲国”也绑上了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战车。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决定，“满洲国”虽在形式上不宣布参战，实际上却与日本一样，与英、美处于战争状态。1941年12月8日，溥仪发表“时局诏书”，宣称“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生死存亡，断弗分携”，表示将“举国人而尽公之诚，贡献世界之和平；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戡定之功”等。随即，他一再向关东军表示：“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奋斗到底。”⁽¹⁶⁷⁾并采取若干措施，视日本的敌对国为敌对国。如伪交通部宣布因战争的关系，终止与除日本、中国（汪政府）、泰国、法属安南、苏联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邮递关系⁽¹⁶⁸⁾；伪经济部宣布战前给予外国人的经营许可作废，陆续接收一批外国资产，强行指定管理人，享有经营权和收益处分权，并在伪满中央银行设立“特殊财产资金部”，管理使用日本的交战国在中国东北的财产和收益⁽¹⁶⁹⁾。

在关东军的直接操纵指挥下，“满洲国”迅速建立起所谓的“临战体制”，其战略任务：一是协助日军防备苏联的进攻，“确保北边绝对之巩固，使南方圣战无后顾之忧”；二是尽力搜刮战略物资，确保并扩大“对日农产及经济上之给与”，将东北建成满足日本法西斯进行“大东亚圣战”需要的后方战略基地⁽¹⁷⁰⁾。为了适应此种战略需要，“满洲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都进行了调整，以实现“临战体制”。

首先是强化日本人在各级政府中的地位与作用。由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政府核心机构总务厅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新成立的警务总局、防空部、企画部等与战争直接有关的重要机构都直属于总务厅管辖，总务厅的权力涉及属于国务总理大臣权限的所有事项；原来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门实际行政首脑“次长”的权力也进一步扩大，决定“满洲国”重大事务的次长会议——“火曜会”的活动进一步公开化，其作出的决议常常不经国务会议审议就直接交付执行；有些省、县则改由日本人担任省长、县长，日本殖民者从傀儡政府的后台操纵者一变而为前台演出者。

第二是增设若干适应战时需要和强化殖民统治的新机构。1942年4月，重新设立外交部（原为总务厅外务局），以适应战时“外交”事务之需要。10月，设立勤劳奉公局，初属民生部，后升格为勤劳奉公部，专职管理强迫人民实施服役制度，把东北人民完全“劳工化”。1943年4月，又宣布重新设立文教部（原并入民生部），强化在东北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将治安部改为军事部，增强“满洲国”军队配合日军作战的意义；新设警察总局，专司原属治安部的警察业务，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统治，实施对于人民的高压措施；1943年9月，为了推行所谓的“思想矫正”制度，又专门设立司法矫正局等。

第三，调整各省、市的政府机构，强化对其之控制。1943年10月，日“满”在临近苏联边境的地区，设立了兴安总省和东满总省，分别辖有兴安东、南、西、北四省和牡丹江、间岛、东安三省⁽¹⁷¹⁾，总省长由日本人担任，享有比一般省长大得多的权力，不仅可以指挥所属官吏，而且可以在必要时不经过“中央”政府直接请求驻地日军出兵，进行武力镇压。对于东北地方省、市、县各级政府，日“满”主要推进“政府”、“协和会”、“兴农合作社”三位一体的控制体系，并将整个东北划分为东、南、西、北及兴安五个协议区，由日本关东军控制。

在“临战体制”下，日本加强了对于东北沦陷区的残暴统治。1941年12月，“满洲国”颁布了《治安维持法》和《治安维持法施行法》，成为强化日本法西斯统治的纲领性文件⁽¹⁷²⁾。该文件的要害是将所谓“变革国体”、“流布否定国体”、“冒渎建国神庙或帝室尊严”等言行，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为违反治安的行为，从而为日满军、警、宪、特大肆逮捕所谓的“思想犯”、“政治犯”，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制造法律依据。

他们首先对在东北地区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和活动人员进行疯狂的搜捕和迫害。最为典型的是“巴东木事件”和对国民党地下组织的三次大逮捕。1943年3月和5月，在“巴东木事件”中，日“满”军警在黑龙江中部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活跃的巴彦、木兰、东兴三县实施两次大逮捕，共逮捕662人，被捕者受尽酷刑，其中被判死刑66名，无期徒刑60名，有期徒刑277名，均为抗日救国组织的干部或骨干⁽¹⁷³⁾。1941年12月、1944年4月、1945年5月，日“满”先后三次在东北各地采取“统一”行动，逮捕国民党地下活动人员及无辜群众，累计总人数达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很多人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直至日本战败，许多人还被囚禁在狱中，受尽酷刑⁽¹⁷⁴⁾。

日“满”镇压、打击的锋芒也指向一般不满于日本法西斯统治的东北民众，尤其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1941年12月，东北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进步组织“读书会”在哈尔滨举行各地代表会议，为日“满”军警一网“打尽”，旋即又在各地搜捕其成员，合计355人。日“满”军警常常在各大中城市以执行《治安维持法》和“清除不良分子”为由，进行“大搜捕”。如1943年4月19日，在“新京”逮捕3160人，27日在奉天逮捕3576人。6月22日又在奉天逮捕3500余人等⁽¹⁷⁵⁾。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逐步失利，日“满”对于东北沦陷区的统治更趋凶残。1943年9月，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十二周年之际，日“满”颁布了《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该文件的要害是对“有犯罪之虞者”，实施“预防拘禁”，并强迫服劳役，其“矫正”的对象为：被处刑已终了其执行者、假释者、犹豫执行者、不予起诉者。只要按照这些人的“环境、性格、思想之情况及其他情形”，被认为有可能犯下列行为者：“对帝室罪”、“内乱罪”、“背叛罪”、“危害国家罪”、“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之不敬罪”、“军机保护法之罪”、“治安维持法之罪”、“国防资源秘密保护法之罪”等，就可任意逮捕，关入矫正辅导院⁽¹⁷⁶⁾。被收容者不仅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被迫参加煤矿、铁矿等高强度的劳动，而且还要在严刑拷打下进行“思想矫正”，很多人在双重迫害下严重伤残，甚至死亡。

矫正辅导院初设奉天、哈尔滨、鞍山、本溪、抚顺五地，后又增设齐齐哈尔、佳木斯、鹤岗、阜新、鸡宁五地⁽¹⁷⁷⁾。据日本满洲矫正追想录刊行会统计，至战争结束时，已在各地设矫正院本院十八处，分院十余处，监禁人数达1.3万余人⁽¹⁷⁸⁾。此种统计还只是指官方正式设立的机构及其拘捕的人数，实际上各地还自行设立了许多类似的机构，甚至不少铁矿、煤矿也设立了矫正院。“满洲国”总务厅次长日人古海忠之和伪司法大臣阎传绶承认：各种矫正辅导院在1943年关押七千多人，1944年上升到二万人，1945年8月达到五万人⁽¹⁷⁹⁾，将东北地区完全变成了暗无天日的囚场和地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八路军向热辽地区的进军和敌后游击区的开辟，日本关东军除了继续在东北抗日联军活动地区实施“集团部落”的法西斯政策外，又与日本华北派遣军的“治安强化运动”相配合，在长城一线南北侧制造“无人区”。执行这一任务的日军前线指挥官铃木启久少将在沿长城2－4公里划定了一条“无人地带”，强调务必“在20天内将这一带居民彻底赶出去，在限期内将中国居民的房屋一律焚毁”。并规定“绝对不允许中国居民至无人地带进出和耕作，凡通过禁区的人一律须持军部发给的特别通行证，有人反抗，严惩不贷”。1943年12月，“满洲国”宣布：在长城沿线的“无人区”面积为2500平方公里，涉及人口100万。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日军实施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10万人丧生，无数的房屋财产被毁⁽¹⁸⁰⁾。赶离家园的农民被迫住进所谓的“人圈”，即日军选择其易于防备之地，划定范围，强迫迁移者修筑4米高、2米宽的围墙，墙外筑有深沟，置有电网，里面建造简易平房，将所有的人都圈住在其中。入住者如同关入监狱，外出种地、赶集等受到严厉限制，违者将作为“通匪”处罚。在所谓“人圈”内，更是受着政治、经济方面的严重迫害，不仅需要支付繁重的捐税，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且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遭到逮捕、刑讯，甚至受酷刑致死。

以长城线附近的光隆县为例，日寇施行的酷刑主要有：

1．“断食空腹”，几天内不给吃饭；

2．“倒栽莲花”，头朝下将人活埋；

3．“军犬舞蹈”，让一群军犬一纵一跳地反复扑上去，将人活活咬死；

4．“滚绣球”，把人衣服脱光塞进一个钉满钉子的木笼里，把人滚死；

5．“电磨粉身”，用特制的一种电磨，把人磨成肉酱；

6．“枪戳沙袋”，把人放在口袋里，叫新兵用刺刀扎，说是练武试胆；

7．“虾公见龙王”，把人头脚绑在一起蜷曲着，投进河里或池里淹死；

8．“开膛取心”，双庙村据点内的日寇中川吃了五十多个人的心；

9．“钢针绣骨”，用大铁丝往手指头上或头顶上深扎。

除此而外，还有“皮鞭沾水”、“辣水涨肚”、“薰烧活人”等毒刑，日寇在该县实施“无人区”的三年，共计屠杀同胞1.54万人，抓走1.5万人，除杀害1000人外，几乎全部送往东北与日本内地充当劳工，有相当多的人被强迫去中苏国境抢修军事工程，竣工后即遭杀害。全县十六余万人口，至战争结束时，只剩下十万余人，非正常死亡高达五万多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¹⁸¹⁾。

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东北民众的残害还在于继续使用活人进行细菌战试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大了准备细菌战的力度，以弥补日本缺乏钢铁、稀有金属和汽油等战略物资短缺的不足。关东军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对于日本的战略意图作了这样的说明：“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他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的一种。”⁽¹⁸²⁾细菌战成为日本法西斯进行太平洋战争的秘密武器。日军在中国最主要的细菌部队关东军七三一部队，亦即“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拥有队本部（七三一部队），下辖细菌研究部、细菌实验部、防疫给水部、细菌生产部、总务部、训练教育部、器材供应部、诊疗部八个部及管理监狱的“特别班”，另有海拉尔支队（五四三支队）、孙吴支队（六七三支队）、牡丹江支队（六四三支队）、林口支队（一六二支队）四个支队，后又将原属“满铁”的大连卫生研究所划归七三一部队管辖。除七三一部队和一〇〇部队外，日本法西斯又在华北建立北京细菌武器研究所（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队）、在华中建立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华中防疫给水部）、在华南建立波字八六〇四部队（华南防疫给水部）等⁽¹⁸³⁾，在中国占领区构筑了一个实施细菌战的战略网络。七三一部队仍然是实施研究、实验细菌战的核心基地和指挥中心。

他们继续使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在七三一部队特设的监狱中，常年关着几百名所谓的“原木”或“猴子”，绝大部分是中国的爱国者。此种被送入细菌部队的对象可由日本宪兵和警察随意按主观意志决定，“除所谓政治犯外，凡有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处分案犯，均可作‘特殊输送’。华北、华中方面的被俘人员，通过大东公司送交石井部队去的也有”，“为了造成‘特殊输送’条件，惟一的手段就是残酷的刑讯，即把人抓来后采用灌凉水、殴打、过电、手指挟铅笔等刑讯，强迫其供认是谍报者”等⁽¹⁸⁴⁾。日本法西斯用活人进行试验的手段主要有：各种细菌传染试验、注射疫苗试验、冻伤试验、毒气试验、解剖观察、人血与马血换用试验、梅毒传染试验、细菌武器性能试验、人体移植手术试验，以及以活人为靶子的野外试验等，多得不可胜数。

1945年初，日本的战败已成定局，日本大本营下令加快对苏细菌战的准备，石井四郎确定了生产两吨毒化跳蚤的任务，一旦苏军进攻中国东北，即实施大面积传播剧烈传染病鼠疫，其结果将在中国北满地区遍撒鼠疫病菌，不仅使苏联百万红军，而且也使中国的和平居民大受其害。幸而，苏联红军的提前进攻摧毁了日本法西斯的阴谋⁽¹⁸⁵⁾。更为可恶的是，日本细菌部队在战败逃亡之际，不仅用速效毒气全部杀死了监狱中关押的“实验材料”四百余人，以消灭罪证，而且将其生产的传染病菌和细菌武器投撒遗弃在当地，继续残害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根治的战争遗害。

二　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日本法西斯将中国东北建成“大东亚圣战”后方基地的战略总方针，日“满”加剧了对于东北沦陷区的经济侵略和掠夺。1942年12月22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满洲国”政府颁布了《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成为强化日本法西斯经济掠夺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的要害是考虑“满洲国”在日本“国防上的特殊地位”，紧急“整备强化”产业结构，建立“国防经济体制”，“集中地应急满足日本战时紧急需要”等⁽¹⁸⁶⁾。根据这个要纲，日“满”颁布了一系列计划、大纲、法规等，重要的文件有：1942年4月的《第二个产业五年计划》、10月6日的《产业统制法》、12月8日的《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1943年1月20日的《战时紧急农产物增产方策要纲》等，日本法西斯围绕着建立战略后方基地的目的，紧急进行产业调整，疯狂掠夺战略物资，以满足日本进行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首先是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等维持战争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日“满”在上述各文件中对于这些战略物资的增产指标都有明确的规定，如钢铁计划增产60％，煤炭生产量要求达到4000万吨，有色金属铜、铅、锌等要求增产五倍，液体燃料以9000万公升为目标等。为了摆脱日本战争资源极度贫乏的困境，日“满”采用各种方法疯狂掠夺东北的资源与战略物资，其主要方式有⁽¹⁸⁷⁾：

第一，调整产业结构，扩建急需工业设备。如日“满”在东北的主要钢铁企业鞍山昭和制钢所和本溪湖煤铁公司新建高炉三座，扩充生产设备，并从华北和朝鲜输入原料，充分发挥东北高炉设备的生产能力，还实施大中小同时并举的方针，增设小型高炉以增加钢铁产量，1944年又将两家主要企业连同东边道开发会社合并为“满洲制铁公司”，进一步以行政手段强制促进钢铁生产，使钢铁产量一度有所增长；又如日“满”为了解决日本奇缺的石油供应问题，先是扩建满洲西炼油厂，使其生产能力一度达到20.446万吨粗油，同时新建满洲东炼油厂，设计能力为19.25万吨粗油，1943年11月又将抚顺煤炭液化厂与吉林人造石油公司合并，成立满洲人造石油株式会社，指定为陆军指导工厂，重点生产飞机和汽车专用油，成为专门进行军需生产的企业。

第二，颁布《产业统制法》，强化战略物资的统制。1942年10月颁布的《产业统制法》比1937年颁布的《重要产业统制法》适用产业范围从21种扩大到85种，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产业；其统制监管的程度也大大加强，主管部大臣有权颁令合并事业的全部或转让、委托一部，转让、租赁事业设备等，也有权处理事业的设备新设、扩充、改良，事业的停止，生产量的确保，生产方法的改良，生产的限制，产品的规格，生产技术的提供，原料的获得，产品的配给，以及试验、研究等广泛的事项，当经营者违反法令时，主管部大臣有权停止、限制其业务，并作出免除其职员的行政处分，实际上，日“满”可以对东北的产业进行为所欲为的处理。

第三，“杀鸡取卵”，疯狂破坏东北资源。为了弥补战争巨大的物资缺口和支撑严峻的战争危局，日“满”不择手段，不守规律，不顾后果，采用“杀鸡取卵”和“竭泽而渔”的殖民掠夺方式，使东北的自然资源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如为了“大出炭”，东北各地煤矿普遍实施了利用残留煤柱取代坑木，少设坑木，广开井口，多设工作面，以及单一煤层片盘开掘等“残柱式”、“蚕食式”、“大舞台式”等最野蛮、最原始的方式疯狂采煤，由于只顾眼前掠夺，吃肥弃瘦，煤田被掘得千疮百孔，煤炭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另外，对于森林资源、铁矿资源等也是滥采滥伐，肆意糟蹋浪费。

第四，实施“金属回收强化运动”，掠夺战争急需物资。由于掠夺性生产成果甚微，日“满”又在所谓的金属“回收”上大做文章，主要对象是生铁、钢材以及铜、铝、铅、锡、锑等有色金属。1942年4月，日“满”开始推行“金属回收强化运动”，时间两个月，主要分为“工厂营业所清理”、“一般物件回收”、“官厅物件回收”等，回收的还是废品。1943年起，日“满”开始把搜刮的矛头指向“现用品”。8月，“满洲国”更颁布《金属类回收法》，成立专司其职的金属类回收本部，征收的对象改为“使用铜（包括黄铜、青铜之铜合金）、铁和其他金属的物资”，并规定指定“回收”的设施和物件，如被转让或作其他处理，将受到严厉处罚。据此，东北各地的人民、企业、商家以及公众场所，甚至“满洲国”王宫内府、古寺庙都遭到了空前的洗劫，举凡铁制门、窗、栏杆、路灯架子等15类，铜制牌匾、器皿、茶具等97种，均被搜刮一空。10月，著名古庙钟灵寺的铜像207尊，被拆得只剩20尊。

农产品是日本维持战争而必须大肆掠夺的又一重要战略物资。日本法西斯所企盼的“大东亚圣战”的满洲后方基地自然也是其“粮食基地”。《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领》和《第二个产业五年计划》都对农业“增产”、“搜货”、“配给统制”、“对日输出”作了规定。尤强调“我满洲国作为粮食基地的使命日益紧迫，在根据基本国策大纲积极推进农业增产的同时，还应该采取临时紧急对策，彻底执行和完成我国所担负的任务”⁽¹⁸⁸⁾。日“满”在掠夺农产物方面有以下主要措施：

第一，继续向东北移殖日韩移民与实施“紧急农地造成”。1941年12月31日，日本殖民当局拟订了《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要纲》，决定“遵照东亚共荣圈内大和民族分配布置之基本国策”和“二十年百万户计划和开拓政策基本要纲”，“适应当前战时态势”，在5年内移民22万户，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移入的移民，共计30万户，此外移入青年义勇队13万人⁽¹⁸⁹⁾。同时，日本方面还制订了《朝鲜人满洲开拓五年计划》，计划五年间每年从朝鲜移民1万户至东北⁽¹⁹⁰⁾。从1942年至1945年间，日本实际移入东北日本移民4.1万户，青年义勇队1.8万人，共占土地140万町步⁽¹⁹¹⁾。日本殖民者想尽各种方法掠夺中国农民的土地，使他们被迫背井离乡，另谋生路。被强行移出原居地的中国农民1942年有6554户，1943年有9608户，1944年预计1.0615万户⁽¹⁹²⁾。1943年11月，日本政府为进一步掠夺中国东北的土地资源，使东北成为其进行侵略战争的粮食基地，又制订了《支援农地造成计划》，决定紧急“开垦第二松花江流域及东辽河流域的未耕地，主要为水田，预定完成的总面积相当于鹿儿岛全县的粮食耕地面积”；开垦所需要的劳动力，“满洲国将动员勤劳奉仕队以及满洲国其他劳动力担任”；“开垦完了的耕地，由日本开拓民进行耕种，朝鲜和满洲人也可以耕种”等⁽¹⁹³⁾。这一计划的实施使二万多受害的东北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¹⁹⁴⁾。

第二，强制“出荷”粮食政策，全面掠夺和统制农产物。所谓“粮谷出荷”，是指用低价强行征购农民生产的大部分粮食，始行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得到了全面实施。1942年11月，日“满”制定了《农产品强制出卖法》，次年1月公布的《战时紧急农产物增产方案要纲》规定了实施“出荷政策”的细则。为了完成“出荷”计划，搜刮农民手中的剩粮，伪满中央及各省、各县（旗）都成立了“出荷督励班”或“出荷督励本部”，综合政府、协和会、兴农合作社之力，军警宪特一齐出动，到处搜刮粮食。不服从者即遭到严厉的镇压，非打即骂，甚至纵火烧房，逮捕入狱。农民收获量的40％以上均被搜刮而去，有的粮食产品的出售量高达70％以上。如1943年大豆“出荷”量占生产量的74.2％，稻子为69.6％，玉米为32.1％，高粱为38.2％，小麦为36.2％，谷子为37.1％，平均为42％⁽¹⁹⁵⁾。在日“满”刺刀的胁逼下，“出荷”的粮食数量逐年增长，“1941年680万吨，1942年720万吨，1943年780万吨，1944年820万吨，伪满崩溃的1945年900万吨。伪满政府每年以最低的价格，把东北农民生产的粮谷掠夺到手，然后再按照物动计划分别运往日本、朝鲜、关东州和华北等处，每年约有300万吨以上。”⁽¹⁹⁶⁾

第三，严格实施粮油配给制，强制压低中国居民消费水准。为了保证日本侵略者最大限度掠夺东北的粮食，日“满“当局在乡村实施“粮谷出荷”的同时，又用粮油配给制，从中国居民口中夺粮，给东北人民带来更为惨重的灾难。曾任伪满民生部、厚生部大臣的金名世供认：“由于实行粮谷配给制度，中国人根本没有资格吃大米。大米只配给日本人和一小部分伪满官吏”；“1942年，伪满政府把榨取的粮谷大部分运往日本等处，致使现地粮食严重不足。于是又改变了城市人口粮食配给数量，由原来的15公斤减少到9公斤，并配给豆饼、橡子面，以此替代粮谷的数量。当时农村虽未实行配给，但因生产是有限度的，而榨取却逐年增加，每当粮谷出荷以后，农村就发生粮荒，农民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尤其实行粮谷配给以后，因为配给不足而买粮吃，或在年节吃一次大米，都要受到惩罚。”⁽¹⁹⁷⁾

第四，扩大鸦片种植，毒害中国人民。长期以来，鸦片毒化政策一直是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基本政策。太平洋战争以后，该政策成为日本推行南进政策的重要武器，“满洲国”成为“大东亚圣战”的鸦片基地。1942年9月，日本兴亚院举行“支那鸦片需给会议”，决定“由满洲国和蒙疆生产并保证供应大东亚各地区所需鸦片”。自1942年起，伪满大兴鸦片种植之风，“不但把热河以前所递减的面积完全恢复，并且重新指定奉天、吉林、四平三省为新的鸦片栽种地区，实行集团栽培办法。1942年，奉、吉两省的鸦片栽种面积各500陌（每陌等于13亩），四平省是300陌。”“1943年奉、吉两省各700陌，四平省是500陌。1944年，奉、吉两省各1000陌，而四平省700陌。1945年，奉、吉两省各1500陌，而四平省也达到1000陌”⁽¹⁹⁸⁾。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判定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东北“从事麻药交易，不仅要腐化中国人民，并且有比这更阴险的性质”，“把满洲所栽培的以及朝鲜与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在满洲精制后，再运往世界各地”⁽¹⁹⁹⁾。日本侵略者曾将鸦片运往日本、德国以及中国的华北、华东沦陷区等，牟取暴利，换取军需物资和外汇。同时，日本一方面以此毒化中国人民，使其因吸食鸦片而家破人亡，甚至中毒死亡，另一方面又以戒毒为名，将吸毒者中有劳动能力者编成劳动队，驱逼到矿山、工厂充当苦力，使东北人民受尽其害。

日本殖民者在东北沦陷区经济上的榨取和勒索，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于东北人民的横征暴敛。从1941年至1945年，日“满”当局4次推行“战时大增税”。1941年末，实施第一次大增税，新增了通行税、法人所得税、资本所得税、油脂税等，提高了酒税、烟税、卷烟税、房屋税、事业所得税等的税率，国内税比上年激增82％。1942年10月，实施第二次大增税，新增了清凉饮料税、交易税，提高了酒税、劳动所得税、事业所得税等，并恢复了已经废除的小麦、棉花、水泥统税等。1943年12月，实施第三次大增税，以消费税为重点，再次提高了酒税、清凉饮料税、烟税、法人所得税等。1944年12月，实施第四次大增税，除继续修改税制和增税外，大幅度提高了香烟和鸦片的价格，进行最后一次以税收为掠夺手段的抢劫。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四次大增税，使税收种类由原来的20多种增至60多种，税率、税收总额和国内人均税额大幅度提高⁽²⁰⁰⁾。除此而外，日“满”当局还采用滥发纸币，发行巨额公债，强制人民储蓄等手段，聚敛东北人民的财富和资金，以支持“大东亚圣战”的需要。

强制征集和奴役劳工，是日本殖民者战时实行经济掠夺政策的又一典型表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加紧掠夺东北战争资源以及修筑军事工程的需要，也由于战争的因素，来自华北的移民日益减少，“满洲国”的劳动力严重短缺。据“满铁”的统计，1941年日“满”各部门需要的中国劳工达200万人以上⁽²⁰¹⁾。劳工对象主要有：一、“特殊工人”，指日本“华北军移交于满洲国的俘虏和投降兵”以及在当地“清乡”、“讨伐”中捕获或拘留的“俘虏”和“嫌疑犯”、妨碍新民会工作的人等，这些人中相当部分人是中国抗日军人和志士；二、矫正辅导院的“收容者”，即所谓“有可能犯罪”的人在“预防犯罪”时被抓获的无辜百姓；三、所谓“国兵漏”，指20－30岁的青年男子未被征兵役者（需在三年内服役12个月）；四、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如骗招、强征、摊派、抓捕而来者等。使役劳工最多的当属日“满”直接从事战时紧急物资搜刮的重工业部门，尤其是采煤业和制铁业，以及军事防务上的特殊工程，有的甚至被远送至日本服役。劳工们在这些地方遭受着奴隶般的管理，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冻死者、饿死者、病死者、事故致死者、甚至在输送途中受迫害致死者，不计其数⁽²⁰²⁾。对于他们的生活工作状况，时人曾有这样的记载：

在矿区里，一切建造都是经过残酷设想而构成。电网围绕着一排排的鸽笼式的板房，这就是大多数采煤工作住宅区。倘是夏天，到处都是臭味，成队的大头蝇飞来飞去。倘是冬天，窗户只有半片，雨点风雪横袭进来把土炕弄得湿漉漉的，使你坐卧不安。这里一切都是军事管理，五六百人编成个大队，设大队长一人，不过照矿上的习惯叫“把头”，有生杀予夺之权……此外，还有矿警和日本宪兵，枪刺森严地巡逻着，稍有反抗，就得遭毒打、枪杀，以及给军犬咬死。⁽²⁰³⁾

差不多在每一个矿山、工程附近都有扔弃中国劳工尸骨的“万人坑”，著名者有丰满东山、鹤岗煤矿、大石桥镁矿、辽源方家坟、满炭墓地、富锦五顶山、海拉尔地下工事、虎头要塞等地。中国劳工的嶙嶙白骨是日本侵华残暴和罪恶的最好记录。

三　协和会的战时活动与思想统治

伪协和会成立于1932年，曾被称为“满洲国的精神母体”，是日本法西斯在东北实施思想统治和奴化教育的最主要的团体，也是伙同日伪军警宪特从思想文化、社会组织方面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别动队。1936年伪协和会改组后，被明确定为“满洲国”的“国家团体”，与伪满政府“表里一体”，其作为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工具的特征更加鲜明。“七七”事变后，伪协和会复以“国民组织化”的形式，进一步为奴化、奴役和严密控制东北民众服务，它通过协和会青年训练所全面组织训练青少年，通过协和奉公队控制与奴役成年人，通过其分会和所谓国民邻保组织，全面控制一般会员和广大群众⁽²⁰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协和会进一步强化了其统治和控制民众的功能，并反映出明显的战时特征，是日本法西斯强化殖民统治的主要工具。1942年3月14日，伪协和会本部举行会议，重点讨论战时协和会之任务，涉及的论题有：指挥国兵思想、国民勤劳报国、增产出荷、储蓄运动、国民邻保组织、联合协议会、省本部委员会之运营、青少年运动、义勇奉公队、二位一体制之强化等涉及服务战争的重大问题，确定协和会运动的重点是：“进一步运用二位一体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集结民族力，强化国民防卫力”等⁽²⁰⁵⁾。同年，该会制定的《康德十年度运动方针》更是详尽规定了该会的三大重点实践项目。其一是“思想战的强化”，要求“信奉惟神之道，奉戴帝旨，振兴国民精神”、“发扬击溃美英的热情，排击敌性思想的妄动”、“完全封锁西南地区和北边的匪区活动”、“组织训练知识阶层，特别是中坚青年，自发地开展强有力的思想运动”、“联系国内弘报、文化机关和宗教、教化团体，实行国民思想一体化的指导”、“与大东亚各国民团体提携，促进亚细亚民族团结和兴亚经济的显现”等；其二是“战时经济体制的强化”，要求“开展勤劳兴国运动，谋求国民皆劳精神的提高”、“大力开展农业增产运动，以期战时粮食的确保和民生的向上”、“谋求岗位奉公，效率提高，挺身于工矿增产运动”、“实施国民储蓄运动，建立战时国民生活伦理”等；其三是“国民动员体制的强化”，要求“以精锐会员的旺盛的实践力为中心，谋求分会活动的整备强化”、“以分会活动为中轴，整备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和青少年团，以期战时国民防卫任务的完成和国民训练的彻底”、“根据城市、农村的特点，全面强化国民邻保组织的活动，使之成为国民动员的基础”、“促进智能组织的活动，并强化教育者有组织的活动，谋求智能动员的充分”、“整备并强化各省级本部委员会，谋求确立有力的指导体制”等，强调协和会应“适应战时的跃进”，“确立长期战必胜的基础，每天都以决战的觉悟挺身于会的运动”⁽²⁰⁶⁾。该文件体现了伪协和会配合“大东亚圣战”的基本运作思路。以伪协和会为核心，日“满”实施了一系列强化思想统治的措施：

第一，开展“兴亚思想战”，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为“亚洲的解放战争”。日“满”不仅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的文章，而且出版各种宣传小册子和专著，反复宣传“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从美、英的桎梏中解放东亚，以确立东亚永远的和平”；鼓吹“为了亚洲民族的兴隆与振兴东方道德，要完成兴亚的圣战，唤起以亲邦日本为中心的必定建成大东亚共荣圈的信念”；强调“对于美、英的思想谋略及其傀儡重庆政权之思想蠢动，也不予以余地”等⁽²⁰⁷⁾。他们把“满洲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地位确定为“兴亚之先驱，民族协和之摇篮，圣战兵战总基地，镇北之壁垒，增产之宝库”，为此“责任尤重”，“无论在勤劳增产，防卫守边上，都应当率先垂范”⁽²⁰⁸⁾。

第二，显扬“惟神之道”，奠定日“满”“建国”的基础。所谓“惟神之道”是伪满建国之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满”在东北全境大兴土木，建造日式“神社”，供奉天照大神，强迫当地民众前去参拜。至1944年8月，东北各地的“神社”多达195所，其中99所是太平洋战争后新造的。“神社”之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行经该处，骑马的要下马，乘车的要下车，行人须停步向“神社”致敬，否则即是犯法，将遭受严厉的惩罚⁽²⁰⁹⁾。1943年3月制定的《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指出：“念建国的渊源，来自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以一德一心，实现建国理想，迈进于创建的道义世界”；并强调“根据建国的道统，超越民主主义的议会政治或专制的独裁政治，通过会之政治实践，以宣扬协和道义的政治理念”⁽²¹⁰⁾。关于“惟神之道”的宣传鼓噪，不仅出现于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体和御用学者的论著，而且也被引入中小学生的课堂和教本之中，强行向青少年灌输，毒化他们的灵魂。显然，把天照大神供奉为“满洲国”的“建国元神”，把日本的祖宗硬搬为“满洲国”的祖宗，这是日本法西斯在东北实行全盘日化的重要殖民措施。在此思想指导下，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以电影、戏剧、美术、音乐、文学等各种形式在东北大地泛滥成灾。

第三，对各民族分别实施国民训练，构筑以日本为中心的民族“协和”关系。1943年3月，伪满协和会根据太平洋战局的需要，明确规定了对于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日、鲜、“满”、蒙、俄五族不同的训练要求：对于日本人，应“使其明确地树立成为忠诚之满洲国国民的使命观，提高其民族的品格德性，要成为各民族的中心，并且具备被人敬爱的素质”，“确立适应于大陆生活的科学方式，学习中国语，以实现适应于永久居住的生活新体制”等；对于朝鲜人，应“训练其成为忠诚的满洲国国民和忠良的日本臣民，特别为了适应征兵令的施行，实施以精神教育和日本语教育，并奖励入籍等”；对于“满洲国”人和蒙古人，应“使其成为忠诚的满洲国国民，昂扬其国家意识，理解一德一心的真义，信仰惟神之道”等；对于俄罗斯人，应“训练其成为忠诚的满洲国国民，普及日本语，以提高其就职能力，谋求生活之安定“等⁽²¹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满”关系由原来的“友邦”关系发展为“亲邦”关系，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变换，而是标志着中国东北殖民地化的进一步深化。当时的新闻媒体指出：“亲邦就是父母之邦的意思，日、满两国之关系，就如父子的关系，至亲之爱和道义把两国结合在一起。”⁽²¹²⁾形象地勾画出日“满”关系的新变化和新发展。

第四，确立国民动员体制，充分发挥“满洲国”的战时国民总力。为了动员中国东北的全部“民力”用以大东亚战争，日“满”以伪协和会为中心确立了国民运动一元化的指导体制。其主要措施是：1．全面扩充、强化协和会地域分会及车间分会，扩大、整备基层组织之国民邻保组织；2．整备、扩充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和青少年团、科学技术联合部会、开拓部会，加强其运营与指导；3．以协和会运动为中心，与关系团体、宗教教化团体等进行有组织的联系，综合开展各种国民运动；4．与国防妇女会、军人后援会、兴农合作社、商工公会、劳务兴国会、空务协会、能率协会等保持密切联系，作为协和运动的重要环节而积极活动；5．与佛教总会、道教总会、基督教总会、回教协会、世界红卍字会、道德总会等密切联系，使其成为发挥国民总力的一个环节而加以指导；6．适应时局的进展，在精神上及实践上联系国外团体，以共同确立兴亚国民运动的体制等。据此，伪协和会各级组织纷纷实施青少年训练、国民防卫训练、各种岗位训练、妇女训练以及对于国民邻保组织的指导等彻底的“国民训练”，“显扬奉公的大义，坚持必胜必成的信念，献身于保卫国土、勤劳增产，以实现确立总力的态势”⁽²¹³⁾。实质上是将中国东北的各阶层人民都绑上日本侵略者的战车。

第五，推行战时奴化教育，适应“决战体制之确立”。1943年10月，伪满成立了“文教审议会”，以国务总理为会长，总务厅长、文教部大臣为副会长，参议、各部大臣和次长、各大学校长、各会社总裁等为委员，其宗旨是“致力教育刷新、学校教育强化、社会教育及礼教振兴，以确立未曾有的重大时局之文教决战体制”⁽²¹⁴⁾。1944年8月，又在伪协和会内设置“满洲教育研究会”，为“满洲国教育研究的中央机关”⁽²¹⁵⁾，成为推行战时奴化教育的有力机构。其主要措施是：1．在课程设置上，将原来的“国民道德”课改为“建国精神”课，并颁布了《建国精神教授要目一览》，规定了“皇帝陛下”、“帝旨奉体”、“建国神庙”、“惟神之道”、“东亚之共荣”、“日本之国体”等42门课，强迫学生接受奴化教育；2．推行学生勤劳奉仕制度，组织学生勤奉队，规定大学男生每年必须从事30-45天劳役，随着太平洋战争战局的恶化，勤劳奉仕令的适用范围不仅波及女生，而且扩展至所有学校的学生，时间也延长为大学生二三个月，中学毕业生五个月（实际九个月），直至大中毕业生“通年动员”，劳动强度也日益增强，学生变为从事日本掠夺战争资源生产的苦力；3．强化和扩充军事化教育，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实施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不仅男生要参加各种军事训练，女生也要参加救护训练，学校配置专职的武官及其助理主管学生的军事训练，使学校变成了大兵营，妄图通过军训使学生变成日本殖民统治的顺民和驯服工具⁽²¹⁶⁾。

在日本关东军的严密统治和控制下，“临战体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文化教育上，都使东北沦陷区的殖民地化进一步深化。

————————————————————

(1)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2册，第116－117页。

(2)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1943年7月），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1979年刊印，第280页。

(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9页。

(4) 《大公报》，1942年9月3日。

(5) 启常：《日寇占领区统治一元化的企图》，《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6日。

(6)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2册，第174页。

(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269－270页。

(8)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01－202页。

(9) 《中华日报》，1942年11月21日。

(10)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580－582页。

(11) 《中华新声》（半月刊）第7卷，第30—31页。

(12) 汪伪上海市政府：《关于友邦日本对英美宣战及友军进驻租界临时宣传要点》，上海档案馆藏。

(13) 汪精卫：《宥电》（1941年12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14) 汪精卫：《勖中国民众》，《政治月刊》第3卷第1期。

(15) 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

(16) 林柏生：《在东京答日本记者问》，《新中国报》1942年12月23日。

(17) 汪精卫：《告日本国民》，《中华日报》1942年12月26日。

(18) 《周佛海日记》1943年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19)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1) 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呈文（1943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2) 转引自廖今天：《汪逆参战与敌寇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解放日报》1943年3月25日。

(23) 《畑俊六日记》，转引自《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61—62页。

(24) 褚民谊：《参加和运自述》，江苏档案馆藏。

(25) 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

(26) 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

(27) 汪政府宣传部：《关于参战的宣传要点》（1943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8) 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

(29)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0) 汪精卫：《告将士书》，《中华日报》，1943年1月19日。

(31) 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

(32) 黄美真、张云：《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2页。

(33) 汪政府档案，原稿署时间为1939年6月，有误。按照文中内容推断文件形成的时间当在1940年3月汪政府成立之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4) 《移管广东沙面英租界行政权之纲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5)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2册，第176－177页。

(36)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500－501页。

(37) 《汪精卫密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8) 《中华日报》1943年3月15日。

(39)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0)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502页。

(41)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2)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3)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99页。

(44)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5)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6) 陈公博：《为签定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条款告市民书》，上海档案馆编：《日伪上海市政府》，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8—90页。

(47) 汪政府驻日大使馆档案，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藏。

(48)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99页。

(49)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0) 惠风：《法国在华关系史检讨》，《政治月刊》第1卷第5期。

(51)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2)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3) 汪方接收法上海租界要点如下：1．法租界最高警政长官称警察总监，不受公董局之节制，接收后应将警察总监名称取消，成立警察局，由市长兼任警察局长以适应环境；2．所有行政督办、技正督办、司法顾问等职一律裁撤，改照新组织规程分别调整；3．关于会计部分，成立会计处，设处长一人，由本府总会计处处长兼任，同时成立区金库，设库长一人，主管出纳，由本府会计系统兼任而利管理；4．依照中国法令成立经济处与社会福利处，将现警察总监所管辖之粮食物价管理处及在行政督办下之营业类处统归经济处主管；5．各所属机关之正副首领及各科股主管人员当然应由华人充任，其官制与第一区同。同时，要点还要求在上海的法军防军官兵“应由法国当局自动解散，将一切武器交由中国政府暂行保管，解散后之官兵应驻于法国停泊黄浦之炮舰。”参见上海市档案馆编：《日伪上海市政府》，第103－104页。

(54) 唐学明：《上海租界收回后的新猷》，《政治月刊》第6卷第3—4期。

(55) 《达成领土完整目的，国府收回广州湾》，《中华日报》，1945年7月21日。

(56) 《外交部三十三年下半年施政纲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7) 《中义两国间关于交还天津租界等协定草案会议记录》，汪政府驻日大使馆档案，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藏。

(58)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9) 《外交部三十三年下半年施政纲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0)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500页。

(61)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500页。

(62) 《日使馆当局谈话》，《政治月刊》第6卷第3－4期。

(63) 《汪伪外交部关于对日减免课税措置呈》（1943年9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附录，第846－847页。

(64) 褚民谊：《在日汪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两委员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华日报》1943年3月5日。

(65) 《周佛海日记》1943年7月24日。

(66) 《周佛海日记》1943年8月1日。

(67) 《什么是敌寇对华新政策》，《解放日报》，1943年4月27日。

(68) ［日］服部卓四郎：《太平洋战争全史》（中译本）第2册，第177页。

(69) 《周佛海日记》1943年9月24日。

(70)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1) 《周佛海日记》1943年4月5日。

(72) 参见蔡德金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73) 《周佛海日记》1943年10月13日。

(74) 《周佛海日记》1943年10月14日。

(75)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6) 《周佛海日记》1943年10月15日。

(77) 汪精卫：《永久友好关系之结成》，《政治月刊》第6卷第6期。

(78) 陈公博：《对于起诉书的答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9)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80)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279页。

(81)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280页。

(82)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315－1316页。

(83) 《印度开展反英独立运动，我国决心全力支持》，《中华日报》1942年8月18日。

(84)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93－500页。

(85) 《大东亚会议经过》，《政治月刊》第6卷第6期。

(86)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文书》下卷，第594页。

(87) 《划时代的盛会》，《政治月刊》第6卷第6期。

(88)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文书》下卷，第580－581页。

(89)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273－274页。

(90)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273－274页。

(91)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273－274页。

(92)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273－274页。

(93)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273－274页。

(94)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273－274页。

(95)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7－420页。

(96) 《中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

(97) 《周佛海日记》1943年2月8日。

(98)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9页。

(99) 《中华日报》，1943年7月17日。

(100)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64—69页。

(101)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64－69页。

(102)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64－69页。

(103)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64－69页。

(104)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64－69页。

(105)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1页。

(106)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243－244页。

(107)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257－259页。

(108) 《周佛海日记》1943年7月21日。

(109)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0)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29页。

(111)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33页。

(112)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34页。

(113)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35页。

(114) 《一年来之建军与协力大东亚战争》（1943年1月3日），《政治月刊》第5卷第3期。

(115) 《第二次全国军事会议特辑》，《政治月刊》第5卷第3期。

(116) 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解放日报》，1944年8月24日。

(11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第268－271页。

(11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第276－278页。

(119) 黄广源：《孙良诚投敌及其下场》，《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120) 蔡德金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页。

(121) 《中华日报》，1943年5月17日。

(122) 延安总部：《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解放日报》1943年8月24日。

(123) 《中华日报》，1943年1月3日。

(124) 徐向辰等：《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25) 左史：《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126) 延安总部：《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解放日报》1943年8月24日。

(127) 蔡德金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200页。

(128)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055－1056页。

(129) 《中央税警总团条例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30)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053页。

(131) 参见《华中伪军战斗序列表之四》（1945年夏），《新四军军史》（未刊稿）；蔡德金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268－270页。

(13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第279－282页。

(133) 延安总部：《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解放日报》，1943年8月24日。

(134)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5个统计材料》，《新华月报》1951年9月号。

(135) 日本御前会议：《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1942年12月21日），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420页。

(136) 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为基础的具体策略》（1942年12月18日），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418页。

(137)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2册，第176、131页。

(138)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战时经济政策纲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39)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战时经济政策纲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40)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636页。

(141)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630页。

(142) ［日］冈田酋次：《日中战争内幕记》第37章（未刊译稿）。

(143) 全国商统会：《商统会成立以来之经过》，《商业统制会刊》创刊号。

(144) 《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暂行条例》，《中华日报》，1943年3月21日。

(145)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613页。

(146)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778页。

(147) 汪政府：《对物资移动取缔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48)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616页。

(149)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775页。

(150) 汪政府：《收买棉纱棉布暂行条例》及《实施要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1)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630页。

(152)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20页。

(153) 何望贤：《五统制委员会的事业》，《申报月刊》复刊第2卷第10号。

(154) 袁琳：《抗日战争时期日汪勾结掠夺中国资源的策略》（未刊稿）。

(155) 汪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6)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230页。

(157)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23页。

(15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第401－403页。

(159) 汪精卫：《新国民运动与精神总动员》，《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汪伪宣传部刊印，第353页。

(160) 汪精卫：《国府还都二周年接见中外记者问》，《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第378页。

(161) 《新运会首次开会》，《中华日报》，1942年7月5日。

(162) 《中国青年模范团暂行总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63)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097页。

(164) 郭秀峰：《关于汪伪东亚联盟总会的情况》（未刊稿）。

(165)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979－981页。

(166) 戴英夫：《汪精卫新国民运动内幕》（未刊稿）。

(167) 参见步平等：《苦难与斗争的十四年》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168) “满洲国”：《政府公报》，1941年12月23日。

(169) 参见吉林金融研究所：《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7页。

(170) 参见《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7页。

(171) 1945年5月，东满总省撤销，牡丹江省和东安省合并为东满省，原间岛省恢复原状。

(172) “满洲国”：《政府公报》第2293号，1941年12月27日。

(173)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662页。

(174) 据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记载：第一次大逮捕人数为500余人，第二次大逮捕人数为400余人，第三次大逮捕人数为400余人，第492、668、670页。

(175) 参见《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第447页。

(176) “满洲国”：《政府公报》第2788号，1943年9月18日。

(177) 《矫正辅导院官制》，“满洲国”：《政府公报》第2965号，1944年5月1日。

(178) 满洲矫正追想录刊行会：《动乱下的满洲矫正》，1976年刊印，第7页。

(179) 陈明德整理：《鹤岗矫正辅导院》，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等编：《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80) 参见步平等：《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第66－67页。

(181) 史光：《兴隆县境内的无人区》，《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182) 《前日本陆军军人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审判材料》，转引自解学诗：《伪满洲国史》，第828页。

(183) 参见步平等：《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第209－211页。

(184) 《日本宪兵少尉森三吾口供》（1954），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5卷《细菌战与毒气战》，第87－88页。

(185) 参见步平等：《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第222－231页；解学诗：《新编伪满洲国史》，第834页。

(186) 日本产业调查会：《满洲产业经济大观》，1943年刊印，第448－451页。

(187) 有关工矿业的情况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144页；步平等：《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第86－100页；解学诗：《新编伪满洲国史》，第677－710页。

(188) 《战时紧急农产物增产方策要纲》（1943年2月），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4卷，第425页。

(189) 《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要纲》（1941年12月3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第14卷，第690页。

(190) 《朝鲜人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要纲》（1942年10月26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第14卷，第706页。

(191)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第14卷，第629页。

(192) 转引自孔经纬：《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

(193) 《日本政府支援农地造成计划》（1943年11月26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第14卷，第743页。

(194) 转引自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195) 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编：《东北经济参考资料》（二），《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一），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编：《抗战时期的经济》，第152页。

(196) 《金名世证词》（1954年11月1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4卷，第545页。

(197) 《金名世证词》（1954年11月11日），第546－547页。

(198) 《金名世证词》（1954年4月17日），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等编：《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199)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300页，转引自解学诗：《新编伪满洲国史》，第765页。

(200) 参见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4卷，第794页；步平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第121－122页。

(201) 满铁第二调查室：《劳务关系资料》（1941年5月9日），转引自解学诗：《新编伪满洲国史》，第742页。

(202) 参见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4卷，第913－955页；李联谊：《中国特殊工人史略》，抚顺矿务局煤炭志办公室1991年编印，第10－41页；步平等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第277－300页。

(203) 哈华：《人的屠场——在抚顺和本溪湖的矿山里》，《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8日。

(204) 参见解学诗：《新编伪满洲国史》，第351－355、571－575页。

(205) 《满洲评论》第22卷，第11号，转引自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3卷《伪满傀儡政权》，第670页。

(206) 《康德十年度运动方针》，转引自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3卷，第670－671页。

(207) 《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1943年3月8日），转引自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3卷，第672－682页。

(208) 《盛京日报》，1943年12月2日。

(209) 参见步平等：《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第153－154页。

(210) 《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1943年3月8日）。

(211) 《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1943年3月8日）。

(212) “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旬报》第84号（1942年6月1日）。

(213) 《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1943年3月8日）。

(214) 《盛京日报》，1943年10月16日。

(215) 《盛京日报》，1944年8月30日。

(216) 参见步平等：《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第157－174页；《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1943年3月8日）。

第六章　中国对同盟国的外交关系

第一节　中美、中英改订新约

一　国民政府的废约努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急骤上升，中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有所增强，从而为中国改变低下的国际地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民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随着美、英等国与日本矛盾日趋尖锐和援华态度转向积极，国民政府已经在争取英、美经济财政援助的同时，与他们交涉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1941年4月，国民党中央训令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在归国途中赴美交涉订立中美平等新约。5月31日，郭泰祺与美国国务卿赫尔交换函件，美国政府承诺：一俟中国境内和平恢复，美国愿与中国政府商谈取消美国在华特权。7月4日，英国政府也照会中国作了类似的表示⁽¹⁾。尽管中美、中英换文还只是“空头支票”，但仍对中国的抗战具有鼓舞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废除中外间不平等条约的条件逐渐成熟。在战争初期，与美、英等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军队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大改观。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海军部长诺克斯先后来电和发表《告中国人民书》，庆贺中国军队取得的胜利，称颂这是所有同盟国军队的共同胜利。国际舆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称长沙大捷是“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伦敦《每日电讯报》则称：“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²⁾中国军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要贡献，为中国废除与列强各国的不平等条约奠定了实力基础。

国民政府外交部不失时机为废除中外间不平等条约作了积极的努力与准备。7月26日，外交部拟定了《取消其他特权及特种制度办法》和《租界租借地及其他特殊区域之收回办法》，关于军事，规定取消外国军舰在我沿岸沿海及海港湾江湖中游弋停泊之特权及外国在中国指定地区驻扎军队和警察之特权，废止条约规定中国在本境指定地带不得驻扎军队或设立炮台之限制等；关于势力范围，规定取消条约规定中国不得将某地割让或租给他国之条款，取消外国在某地享有之筑路开矿等特权或优先权，宣布外国间互相协定强指中国某地方为势力范围之条款无效，废止中国在某地不设平行铁路之声明或类似之限制等；关于通商，取消外国在华沿岸贸易及内河航行之特权，以及外籍人员得充中国境内引水员特种制度，外侨在中国设立之行栈、工厂、学校、教会、医院，应受中国法律之限制与管理，敌侨在中国设立者，照敌产处理等；关于交通，规定国内铁路由敌方投资或经营者，准用清理敌产之规定，凡友邦政府或人民经营者，我方备价收回，取消外国在华经营及收发一切有线无线电信特权、在华设立邮政特权、外国邮件由外籍职员检查制度等；关于财政，外人在华应依法缴纳一切捐税，禁止外人在华所设银行发行钞票，废止海关任用外籍总税务司及其他外籍人员之制度；关于租界租借地及其他特殊区域，均应立即无条件收回；并强调废止非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之最惠国待遇，取消日本在东三省，苏联在外蒙、新疆、北满之特权等，这两个文件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废除中外间不平等条约将涉及的各种问题及中国方面的处理原则，为日后的废约谈判作了重要的准备⁽³⁾。

中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第三次长沙大捷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战略地位的上升，以及中国朝野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作的外交努力，迫使美、英等国政府将应否同意立即取消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提上议事日程。美国外交界存在着两种意见，一派反对立即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主要理由是：一、中美刚换文约定战后解决该问题，无须立即改变态度；二、中国大部分领土正在日本军阀占领之下，此时宣布放弃在华特权，敌人势将据以攻讦美国的行动为一种“软弱”的姿态；三、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军事行动及其战果的关注，远在放弃特权的外交词令之上；四、在中国战后的一段不稳定之时期，美国在华人民或极需仰赖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特权予以保护；五、战后美国政府必将有求于中国政府，保留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利，必将增强美国政府谈判之地位；六、由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州禁止中国人拥有不动产，在中美谈判缔结新约时，美国人在华不动产问题不易解决；七、目前之战争可能继续相当时间，无人预测各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如此时缔约，战后或将不合时宜等。另一派则主张立即废除两国间的不平等条约，主要强调三点理由：一、美国与联合国不仅为生存而战，而且为人类之权利与尊严，以及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之平等而战，放弃在华特权这种时代错误，将符合并表彰联合国作战之目标；二、中国人极善于折冲樽俎，讨价还价，他们了解美国人民对在华治外法权所持之态度，即使将这些权利保留至战后，届时仍将无补于美国政府的对华谈判地位；三、治外法权倘保留至战后，美国人民将受到鼓励，回到中国再度从事在治外法权之制度下始能经营之行业，将会引起中美之间之冲突，为预先防止这种早已不合现代观念的制度重现，应立即废除旧约等⁽⁴⁾。当时在中国的著名美国学者、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也提议：“如能在此危急时期，我们带头对华取消一切特权条约，承认其平等权利，乃不失为一明智宽厚的政治手腕”，“将使在英勇奋斗中的中国全民上下一致欢欣绝顶，并可使日本对西方列强此最易受攻击之点的宣传归于无效。”该提议得到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高度评价⁽⁵⁾。美国国务院的最后结论是：美国不拟主动提出该案，除非中国政府要求进行商讨。

英国政府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争论。以外交部执行顾问布伦南为首的一些人认为：虽然中国亟欲以条约结束治外法权及与此相关的权利，但在当时特殊的时机下，只要列强承诺在战后放弃其权利，中国就会满足。他们主张英国应该停止行动，待远东之军事形势好转之后再来讨论，以获取“最高的效果”。外交大臣艾登则认为：“现在把治外法权废除，是适当的政策”，不必“担心人们会认为那种姿态是示弱行为”，但他强调“进行时要让中国晓得主动的是我们，而非美国”。英国政府最终决定英国暂不主动提出废除治外法权问题，与美国约定采取同步行动⁽⁶⁾。

国民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对英、美等国发起了舆论攻势。此种攻势是从批判英国首相丘吉尔1942年3月17日关于在印度、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重建英国殖民统治和重建大英帝国的誓言开始的。四天后，中国旅美学者林语堂发表《亚洲的命运》，点名批评丘吉尔精心策划的“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是殖民主义的阴谋，目的是反对支持中国抗日，削弱战后中国在谈判桌上的地位，使“白人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巢穴”“十分安全”。林语堂批评说：“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英国要关闭滇缅路和削弱中国，为什么英国要拒绝帮助中国建设自己的空军，从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就可以一目了然。”指责英国“缺乏一位有才干的首相和更多有献身精神的官员”，“丘吉尔辈缺乏洞察力、勇气、远见卓识和较好的政治素养”⁽⁷⁾。中国国内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钱端升、陈朗川等教授也著文批评英国的殖民主义和对日作战不力。重庆各报都刊登了这些文章，造成了一定的声势。4月19日，宋美龄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如是我观》的长篇文章，直接提出了要求列强废除在华特权的明确要求。文章回顾了列强与中国签署不平等条约的历史，批评列强“以枪口相威逼，一次又一次令中国蒙羞受辱”，侵犯中国的主权，尤指出领事裁判权是“一种恶劣的司法制度”，呼吁各相关国家尽早废除在华特权；文章批评西方在太平洋战争前对于中国抗战的冷漠以及对日本侵略的温顺，甚至变相的袒护，使“中国人民以难以置信的惊愕之情目睹了西方军队的投降场面”；文章颂扬中国人民的坚持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⁸⁾。《纽约时报》在发表文章时曾冠以“东方第一夫人致西方”的醒目标题，使文章引起国际舆论界的广泛注意。8月27日，著名历史学家、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就《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一百周年发表公开演讲，呼吁“不平等条约应该早取消，完全取消”等⁽⁹⁾。10月6日，重庆《大公报》趁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行将归国之际，发表社评《希望美国首先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指出“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枷锁，那不仅是中国四亿五千万人的奇耻大辱，且根本摧残了中国国家的独立尊严，剥蚀了中国民族的生存大权”；“最难令人索解的是我们并肩作战的盟邦还与中国不平等”，“中国已把国家命运生存整个交给血泪交迸的战争”，“当然有权要求盟友把我们身上的锁链解除”；要求威尔基特使转告罗斯福总统暨美国人民，希望美国首先放弃不平等条约等。在中国舆论的强烈要求下，美国国务卿赫尔承认：“中国政府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的任何要求都会在美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¹⁰⁾

促使美、英等国与国民政府商议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另一重要背景，是西方列强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已随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发生重要变化。由于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尤其是占领了西方列强权益集中的东南沿海地区，列强已无法在沦陷区行使其特权；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列强也不可能在这些地方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而在国统区，由于西方列强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下降和战争的特殊因素，国民政府也采取了某些措施，收回或者限制列强在华特权的行使。如国民政府成立财政部关务处，收回了英国人把持近百年之久的海关之权；颁布战时法令，限制外国人在华活动，逮捕违反中国法令的外国人。在贵阳，中国官方以间谍罪逮捕了两名来自香港的英籍欧亚混血华人，关入中国监狱，英国驻华使馆对此爱莫能助；在昆明，中国当局传讯了英国缅甸兄弟钢铁公司在华代理人麦凯，审理该公司对于中国人的欠款案件，使英国人惊呼：“整个不平等条约体系，包括治外法权已经不存在了。”⁽¹¹⁾这种状况显然有利于中国方面的“废约”努力。

日本与汪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玩弄的花招，也为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造成了某种有利的态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在其利益集中的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所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已为日本占领军夺取，原来居住在租界内的美、英人士被日军作为敌侨，关进了集中营，其产业也为日本占领军接收，成为其战利品。日本法西斯为了欺骗中国沦陷区的民众，正以亚洲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领袖”自居，大肆鼓吹“东亚解放”、“黄色人种革命”等滥调，酝酿推行“对华新政策”，与汪政府实施所谓“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的闹剧。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指出：汪精卫宣传“他已将英美驱逐，收回了租界，取消了领事裁判权，废弃了不平等条约；重庆却拥护不平等条约，替帝国主义的特权作战。日本发言人也做着同样的宣传。这种宣传真是恶毒之至。但不平等条约的存在，是一种事实。”日汪的宣传使中国人民感到莫大的羞愤，“我们的盟邦又何吝惜而不给我们为正义而战的中国人解除这种羞愤呢？”⁽¹²⁾这从另一侧面对于美、英的对华政策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　中美新约的签署

面对中国朝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强烈呼声，美、英两国自1942年4月起就与中国改订新约事进行频繁的磋商。

1942年6月，美日中途岛大海战之后，美军在太平洋上从守势转取攻势；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却因缅甸战役的失败、对外海陆联系全部中断而更加严峻，美国政府由此认为：已到了美、英主动采取废约行动的好时机。8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英方提出他设计的“废约方案”：美、英两国分别立即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在短时间内达成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简要条约，并对由此产生和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整。确定国家关系的综合性条约可留待战后进行谈判。其理由是，综合性条约谈判“所需时日较长，容易走漏风声，谈判中双方分歧的泄露易为敌国挑拨离间提供口实”；“且在中国领土全部收复之前，也不宜进行此种谈判”⁽¹³⁾。尽管此议不为英国方面赞成，但美国政府并不动摇，9月5日，再次照会英国政府，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对外政治关系上采取主动”，“目前可能是采取确切行动的最好时机”，并强调此时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可以实现三个目标：一、为联合国家的事业赢得某些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利益，具体的协助中国，增强中国对日作战的决心；二、消除美英对华关系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三、规定美英两国公民在中国享有通常在其他友邦享有的正常权利等⁽¹⁴⁾。经过美、英间反复交涉，英方在保留要求上海的“特殊地位”等的前提下，与美方达成共识。

9月11日，国民政府任命魏道明继胡适为驻美大使。美国政府立即意识到，新大使在到任后将随时可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美国政府决定赶在中国提出之前，主动宣布与中国谈判废除两国间的不平等条约。10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批准赫尔的“废约方案”。3日，美国驻英大使通知英国外交部：美国建议两国在10月9日同时在华盛顿和伦敦约见中国大使，用绝对机密的口头方式说明几个月来美英会商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情形。英方不同意美国的机密通知方式，主张两国发表联合文告，10月10日见报。美方同意发表公开文告，但不同意取联合文告形式，主张由美、英分别发表，英方表示同意⁽¹⁵⁾。

10月9日，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约见魏道明，宣读了美方的声明，并称美方将在一周内向中方提出草约。次日，美国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宣布立即放弃在华特权。蒋介石一面致电罗斯福致谢，一面于9日和12日两次致电正在美国活动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和驻美大使魏道明，强调“领事裁判权以外，尚有其他同样之特权，如租界及驻兵与内河航行、关税协定等权，应务望同时取消，才得名符其实也。”对于交涉方法，蒋氏指示：“应静待美政府提出其所谓简短的草约后，我方再表示意见”，但可“间接表示甚望其将过去所有各种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整个撤销，重订平等合作之新约”。

10月2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将《中美关系条约草案》面交魏道明，共八款，主要内容是：一、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二、废除《辛丑条约》规定的一切特权；三、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归还中国；四、美国政府及侨民在华业已取得的不动产权不变；五、两国人民享有在对方国家旅行、居住及经商的权利，两国给予对方国人民关于法律手续、司法审判、各种租税及经营商业之待遇，不低于本国人民之待遇；六、两国领事官员享有现代国际惯例所给予的权利、特权、豁免；七、战后六个月内进行谈判，签订近代广泛的友好通商设领条约；八、条约的批准与生效等⁽¹⁶⁾。草案以取消领事裁判权为中心，未提及通商口岸制度，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特区法院制度，内河航行，沿海贸易，美国军舰在中国领水游弋，外籍引水员雇用等美国在华享有的其他特权。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在详加研讨后，撰成《对于中美关系条约草案意见》、《中美关系条约修正草案》、《中美关于新约范围以外之特权应即废止之换文》等文件，对美国所提草案作了修正，将中美新约的范围扩大为全面废除中美间的不平等条约⁽¹⁷⁾。11月3日，魏道明奉命将外交部上述文件送交美方，美方同意以此作为双方交涉的基础。

双方在谈判中争执的主要问题有：关于经营商业之国民待遇问题、关于限制不动产权利之行使问题、关于设置领事馆问题、关于内河航行及沿海贸易问题、关于通商口岸制度之废止与海外商运问题等。双方互作让步，达成了协议。如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问题，中方主张改为“不得低于第三国人民之待遇”，即由国民待遇改为最惠国待遇，由于美国实行联邦制，经营商业问题还需受各州法律的限制，实行中方主张有困难，经商议双方同意删除第三款中“经营商业”字样，留待将来在商约中规定。对于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权问题，最终双方也以互相给以“同样之权利”达成一致意见。对于美国除领事裁判权以外在华享有的其他特权，美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以换文方式予以废除的建议⁽¹⁸⁾。中美之间的谈判相当顺利，至11月下旬谈判已实际结束。

然而，中美新约的签署却是一拖再拖。中方最先希望能在11月28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闭幕会上宣布，但因中英谈判不顺利而延搁。12月21日，中美新约及换文定稿。其时，汪精卫应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邀请访问东京，日汪间正就日本“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移交”英美产业等进行谈判。在此刺激之下，蒋介石力争中美新约能在元旦签署，以免日汪抢先签约，使中美新约“因之减色”。但中英新约谈判仍未结束，中美新约的签署再次被拖延。1943年1月9日，日本大本营在获悉中美、中英新约将在1月中旬签署的密电后，抢先与汪伪政府签署《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宣布“交还”在中国的专管租界，“承认”中国收回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北京使馆区，“撤废”治外法权。这虽系日汪间的一场闹剧，但仍使蒋介石视为“平生遗憾，更知外交被动之苦也”⁽¹⁹⁾。

1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代表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简称“中美新约”。按照美国惯例，条约在未经参议院批准以前不得公布，由中美共同拟定《中美条约及换文之概要》，于同日公布。2月1日，罗斯福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中美新约。11日，参议院经过简短辩论一致批准该条约。5月20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互换批准书，中美新约正式生效。据此，撤废的美国在华特权计约八大类，包括治外法权、使馆界及驻兵区、租界、特别法庭、外籍引水员等特权、军舰行驶之特权、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以及影响中国主权之其他问题等⁽²⁰⁾。这些内容基本集中在政治、军事方面，中美新约的签署及批准建立了中美间的平等互惠关系，从法理上结束了百年来美国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具有重大意义；但该条约尚未完全解决经济、文化领域美国依据不平等条约享有的一些特权，如美国人在华投资设厂、创办学校、设立教堂等均未涉及，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中美新约签署后，国民政府又趁热打铁，向美国政府提议废除实施已六十年之久的《排华法案》。该法案制订于1882年，禁止华工入美十年，并禁止批准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以后《排华法》一再限期，并在1904年由美国国会决议无限期有效，限制性规定也越来越多。这种对中国人实行的“特殊丑恶形式的种族歧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越来越不得人心。美国国会中主张废除《排华法》的人日益增多，1943年6月29日，参议员马格纳森提出“HR3070”案，主要内容有三条：1．废除现存的一切排华法令；2．每年允许105名中国移民进入美国，其中79名分配给中国本土移民，26名分配给各地中国血统移民；3．准许合法的中国移民加入美国国籍等⁽²¹⁾。在中国方面的一再敦促下，罗斯福总统于10月11日致函国会，提出：“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呼吁国会废除《排华法》，清除美国法律中“不合时宜的东西”，由此而“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消除日本人的歪曲宣传”，加强中国“对于盟国的信任”等⁽²²⁾。10月21日和11月26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HR3070”案，即《马格纳森法》。12月17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该法案。

中国朝野对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作了高度评价。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发表广播演讲，称颂此举“在促进平等原则与消除对华歧视上乃重要里程碑，并且坚定了中国对美国真正友谊的信心”。《时事新报》称“此举不但改正了历史错误，而且替中美邦交奠下深厚的基础”。《自由西报》则称“此举将获得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一致拥戴与友善，并且是一个世纪的结束”⁽²³⁾。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详细论述美国此举对于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意义，指出：日本所一向宣传的白种人蔑视黄种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白种人想统治世界，以及日本根据此种理论所高唱的“大东亚共荣圈”、“亚洲人的亚洲”以及它对菲律宾、缅甸、印度赐号“独立”，玩弄傀儡，均因此而彻底破产；“日本的恶意宣传一扫，而日寇的无形兵力也被解散，这不但中国军民闻而欣慰兴奋，倍增抗战杀敌的勇气，而菲、缅、印等民族也将不受日寇的欺骗，坚定对联合国家的向心力，这对于太平洋战争实无异于添莫大的战斗力。”⁽²⁴⁾战时中美关系由此而更加密切。

三　中英新约的签署

中英间缔结新约的谈判是与中美间的谈判同步进行的。10月24日，当美方向中方提出草约时，英方向中方说明，英国的草约文本与美国相似，现正与印度及各自治领商议。30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将英方草约面交中方，计九款，比中美新约草约多一款，规定新约适用之领土、人民及公司，包括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北爱尔兰、印度、英王之一切殖民地、海外领土、保护国、在英王保护或宗主权下之一切疆土及英国的一切委任统治地。另在第四款中增加了交还天津、广州英租界的内容。11月初，国民政府外交部研究拟定了《中英新约草案初步审查意见书》和《第二次审查意见书》，制定了《中英新约修正草案》。

12日起，中英双方在重庆进行缔约谈判。与中美缔约谈判相比，中英间的谈判要复杂和艰难得多，在谈判的一个月间，风波迭起，险象环生，几次迫近破裂的境地。双方在谈判中争执的主要问题是：九龙租借地问题、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内河航行及沿海贸易问题、购置不动产权问题等。

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收回香港是太平洋战争后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新任驻英大使顾维钧就奉命试探英国政府对于中国收回香港的态度，并向英方说明香港问题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²⁵⁾。然而，英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是：不把香港归还中国，出于从经济上、战略上长期占领香港之需要，也不把九龙租借地归还中国。10月14日，英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在下院明确表示：“废约只是废除治外法权”，香港不归还中国⁽²⁶⁾。英国外交部远东司长克拉克更在内部文件中指示：“如果美国支持中国收回香港，英国绝不能屈服于美国压力。”⁽²⁷⁾英国提出的新约草案，只字未及香港问题。国民政府外交部审查英方草案后，决定暂不涉及整个香港问题，集中力量要求交还九龙租借地。提出：1898年6月9日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予废止；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²⁸⁾。双方的观点绝然对立。

对于中方的修正提案，英国政府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同意归还九龙租借地，那么在英国人看来将使香港成为“孤岛”，必将极大地降低其经济地位及减损其战略价值；二是拒绝中国要求，英国也担忧将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公众舆论也会同情中国；三是拖延。11月30日，由丘吉尔主持的战时内阁会议，决定拒绝放弃英国在九龙新界的地位，坚持九龙租借地问题不在中英新约的讨论范围之内⁽²⁹⁾。艾登甚至表示“不惜冒中断讨论之险，仍要站稳立场”，态度极为顽固。英方的态度引起中方强烈不满，蒋介石一度准备“自动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以不承认英国在华固有之权利；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³⁰⁾。然而，外交部长宋子文、驻英大使顾维钧等却担忧因为香港问题而拒签新约，会使中英关系彻底恶化，不利于中国解决更为棘手的中苏关系，会使中国在外交上陷入被动。他们认为：“先缔约不失为外交上有利的一着；同时，我们可以公开讲明，希望英国在战后归还香港。”顾维钧劝告蒋介石说：中英新约是英国主动送上门来的礼物，“我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该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礼为宜，可以在收礼的同时暗示一下我们在等待第二份礼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他强调：“战争期间，盟国应该表示团结一致，这点极为重要。”⁽³¹⁾此主张为蒋介石所采纳。而英国方面出于对美国反对和干涉的担忧，也同意中方采用照会方法对归还九龙租借地问题表示保留。最终，中方在签约的同时照会英方，声明中国对于九龙租借地问题“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英方复照称：业已将此通知转达本国政府。英方在换文中没有作出任何承诺，承担任何义务⁽³²⁾。归还九龙租借地问题的交涉以中方的失败而告终。

关于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内河航行和沿海贸易问题、购置不动产权问题，中美在交涉新约过程中已通过互让就这些问题迅速达成了解决办法，美方及时将中美谈判情况通报英方。但英方却强调英国的特殊性，坚持要求上述三项权利，外交大臣艾登指示薛穆在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问题这一点上要“坚持到最后时刻”。英国外交部对美国在谈判中的处置方法大为不满，指责说：在上述三个“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美国人处处拆我们的台”；“由于他们的快速战术，事实上我们被剥夺了与中国人进行实际谈判的任何机会”；“而如果美国人作了让步，我们大概也只能这样做了”；“看来只好等到日后订立广泛条约时再把整个事情扭转过来了”⁽³³⁾。随后，英方又以在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问题上让步为条件，要“尽最大努力保证关于不动产权的条款”。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英方放弃内河航行和沿海贸易权及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要求；中方同意双方互相给予对方侨民购置不动产的权利⁽³⁴⁾。

1943年1月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重庆签署《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简称“中英新约”，其基本内容与中美新约相似。但比起中美新约来，中英新约具有更大的局限性，就政治领域而言，香港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九龙租借地问题悬而未决，刘公岛问题也因1940年刚签约展期十年而暂予搁置⁽³⁵⁾。

尽管中美、中英新约还有不彻底之处，但毕竟是中国人民长期进行反帝斗争，尤其是六年半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的一大胜利，百年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彻底崩溃。消息传出，举国欢腾，普天同庆。国民政府颂令，放假三天，“悬旗志庆”。蒋介石为此发表告全国军民书，称颂新约“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而且亦是英美各友邦为世界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³⁶⁾。中共中央也决定各抗日根据地“在战地环境许可下，均应于旧历元旦前后召开军民庆祝大会”⁽³⁷⁾。各报纷纷发表社论志贺，《大公报》社论题为“百年耻辱，一笔勾销”；《中央日报》社论题为“平等自由的光明灯塔”；《国民日报》社论题为“五十年外交奋斗之光荣”等。

中美、中英新约的签署，标志着中美、中英间建立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互惠关系，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蒋介石和罗斯福、丘吉尔互致贺电，称颂此举为“盟国间在伟大作战中之一竭诚密切合作”，确信“联合国家争取胜利与改善世界之目的，更易达成”⁽³⁸⁾。中国舆论指出：这一举动“不但可以激励我们前方将士的战志，而且可以坚定我们全国民众的信心，不但中国的军民因此可加强其为自由平等与独立而奋斗的意志，即全世界爱好自由平等的民族亦皆透彻认识联合国家的最终目的，对于今后战局必有不可预测的效果”⁽³⁹⁾。

中美、中英新约的签署，也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增强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强国地位，从而将大大有利于推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和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专论指出：“战胜为急务，以中国之坚卓抗战，得英、美之明白承认完成主权，其精神将益加强，并保证战胜后居大国优越地位，以重整新亚洲。”⁽⁴⁰⁾

在中美、中英新约的影响下，同盟各国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陆续与中国签署平等新约。1943年8月20日，中国与巴西在里约热内卢签署新约；10月20日，中国与比利时在重庆签署新约；11月10日，中国与挪威在重庆签署新约；1944年4月14日，中国与加拿大在渥太华签署新约；1945年4月5日，中国与瑞典在重庆签署新约；5月29日，中国与荷兰在伦敦签署新约。战后，中国又先后与法国（1946年2月28日，重庆）、瑞士（4月13日，伯尔尼）、丹麦（5月20日，南京）、葡萄牙（1947年4月1日，南京）等签署新约。百年来，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胜利告终。

第二节　中美的合作与冲突

一　中美高层互访的加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大国，中美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重要标志是两国高层人物的互访得到加强。

1942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并常驻美国，与驻美大使协同工作，在华盛顿政府、国会、商界频繁进行活动，争取美国财政、军事援助，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宋子文多次出席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更多份额的美国军事援助，也为蒋介石的作战方针进行辩解。如1943年5月，宋子文在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力主美国应重点援助中国空军，要求6月、7月、8月，中印空运吨位悉拨空军飞机器材，9月后中印空运应以4800吨拨给空军使用，为此与史迪威发生争执⁽⁴¹⁾。会后，宋子文又访晤李海海军上将，请其影响罗斯福总统的决策，取得了实效。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魁北克会议，未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会议。宋子文据理力争，致电美国政府要求参与协商重要军事方案的权利，并指出：“美英官方虽然多次强调四大国的领导地位，但中国代表却未被邀请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或华盛顿会议。这两个会议制订的计划，都关系到以蒋委员长为最高统帅的盟军中国战区。这些决定只是在事后才通知中国方面，结果导致对中国应承担义务的不同解释。如果确立起真正的合作并实行之，这种误解本可避免的。”⁽⁴²⁾正是在宋子文的努力下，他被邀赶赴魁北克，在会上表达了中国的意见，并促使罗斯福同意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参谋团及军火分配委员会。

1942年11月26日至次年7月4日，宋美龄应罗斯福总统之邀访问美国，受到美国朝野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宋美龄虽以私人身份出访，以治病疗养为由，实际上是蒋介石的特使，其使命是协助宋子文办理中美外交，向美国人民广泛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国朝野的同情。宋美龄不仅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如纽约市政厅、麦迪逊广场、芝加哥运动场、旧金山市政厅、好莱坞等，并且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并应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1943年2月12日，蒋致电宋指示演讲要点：一、中美两国传统友谊过去一百六十年间毫无隔阂之处，是世界各国历史所未有之先例；二、感谢美国朝野援助中国抗战之热忱；三、今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往太平洋，中美须有共同之主义与长期之合作，始能实现太平洋永久和平；四、战后太平洋各国应以开发西太平洋沿岸之亚洲未开发之物资与解放其被压迫民族，使世界人类得到总解放为第一要义；五、中美为太平洋上东西两岸惟一之大国，肩负着实现太平洋永久和平的时代责任等⁽⁴³⁾。次日，蒋介石又两次电宋补充数点：一、感谢美国国会通过中美新约及其撤销在华特权；二、证明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的“以解放被压迫人类为己任”，既是“美国立国平等、自由之精神”和“耶稣基督博爱、和平教义”，也即是“中国孔子大同世界与国父孙博士三民主义立国之基本原理”；三、强调太平洋问题及战后亚洲经济开发的重要性等⁽⁴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受到美国公众舆论普遍好评。美国女参议员史密斯夫人称：宋美龄的演讲“言词无多，而如此有力，殊人惊叹”；参议员拉佛莱特称：“此乃余担任参议员十七年来所闻演说中最完善者，余不禁感觉吾人应该紧记吾人必须立即在财政及物资方面援助中国，使能超过吾人所作之诺言。”⁽⁴⁵⁾宋美龄的访美，在美国刮起一股“宋美龄旋风”，对于增进美国人民对于中国抗战的了解，推动美国政府加强援华起了一定的作用。1944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奉派访问美国，与美国政府要人就中美合作、国际合作及垫付美军在华用款等问题进行广泛的洽商，并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1945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再次访问美国，就“雅尔塔密约”及中苏谈判等问题与美同当局进行磋商，并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筹建联合国会议。

美国政府也不断派遣高级官员访问中国。1942年7月，罗斯福派遣他的行政助理居里再度来华访问，并亲自致函蒋介石，对居里使命作了说明：“居里先生自前次访华之后，本人畀倚至深，随时咨询，凡有关中美关系之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各问题，彼以沉默之姿态，在幕后活动最力，深信彼能将尔我间特殊观点与相互所取之态度，作忠实与正确之沟通，此实为尔我不能面谈不得已而求其次之最善办法。”罗斯福特别解释，美国“正竭尽全力以帮助中国之争取胜利，正如现我协助英国及其他同盟国战胜敌人之努力，无分轩轾”⁽⁴⁶⁾。自7月20日至8月7日，居里访问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达十四次，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远东战略，并就反攻缅甸、飞机供应、改善中英邦交、史迪威之地位、空运紧急物资、战后政治、印度问题、改善中苏关系等，广泛交换了意见。当时，蒋介石对美国援华物资太少、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没有中国代表以及史迪威监管与控制美国援华物资非常不满，居里的来访，安抚了蒋介石，疏解了双方的冲突和误解，缓和了史、蒋矛盾，使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关系出现的第一次危机平安渡过。

10月2日—8日，罗斯福又派遣私人特别代表威尔基访问中国，并致函蒋介石介绍威尔基：“彼为反对党名义上之领袖，彼对于政府外交政策以及作战事项，皆竭力予以拥护，并协力以造成今日国内精诚团结之现象。”⁽⁴⁷⁾威尔基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要人就加强中美合作、战时经济、中国工合运动、印度独立、英苏关系、中共问题以及战后稳定太平洋局势等进行磋商，并在重庆发表演讲，指出“贵国抗战之胜负关系全人类的生存”，“美国更应进一步联络贵国以及其他同盟国家”，“使贵国可以完全解放，使其他现正遭受蹂躏的国家也可以完全解放”等，颇受好评⁽⁴⁸⁾。威尔基回国后，写了《天下一家》的小册子，介绍他访问各国的情况，其中对于中国抗战颇多肯定，并敦促美国政府加强援华。10月2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于威尔基访华结果表示满意，称“威尔基先生已以最热烈之语词，称述彼在中国人民中所见到之良好精神。福深信彼之访华，使吾等在美者对于协调吾人共同作战力量之各种重要问题，获得更明切之见解，而证明此行有莫大之补益”⁽⁴⁹⁾。

1944年6月18日至30日，当中国战场出现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危机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旨在稳定中国局势。华莱士向蒋介石转达了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成为一个强国寄予“信心和希望”，建议国民党和共产党取得谅解，并表示美国愿意充当调解人。早在华莱士使华前，蒋介石即致电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向华莱士作非正式表示：“如其来华有调解中央与共党合作之表示，则中国抗战局势不仅因之动摇，而以后共党势力必更加枭张，无法消弭赤化之祸害。”⁽⁵⁰⁾但美方并不为之而改变既定方针。由于华莱士的坚持，蒋介石被迫同意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7月10日，华莱士向罗斯福报告：美国政府“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但“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蒋介石“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美国必须“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对他施加影响，迫使他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的起色的政策”⁽⁵¹⁾。华莱士此行为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定向作了重要的准备。9月，当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激化之时，罗斯福又派遣赫尔利为特使赴华，调处史、蒋矛盾引起的紧张的中美关系。（详见另节）

中美高层人物的频繁互访，是战时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世界大战的特殊环境之下，这种互访对于及时交流两国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疏解互相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突发事件，起了良好的作用。

二　“迪克西使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有两个目标：其一，是利用中国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给中国以一定的援助，“用较小的代价使中国成为一个从那里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⁵²⁾，实际上是依托中国战场来拖住日本，减轻其在太平洋战场所受的压力，使其能首先击败德国，再打垮日本；其二，以援华为手段，在远东扶植一个亲美的“强国”，代替日本的位置，“在远东为和平、战后的稳定和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发挥有效的影响”，既抗衡苏联对亚洲的扩张，也削弱英国在亚洲旧有的殖民影响。

要实现这两个战略目标，美国就将不可避免地介入中国的国共关系问题。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壮大，占领和控制着广大的敌后区域，并从战略上包围着相当多数的侵华日军，成为美国官方不可忽视的政治实体；其二，抗日阵营内部，国共两党的压制与反压制、防范与反防范、摩擦与反摩擦越演越烈，已发展至严重的军事对峙，存在着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危险，这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局稳定，而且也严重削弱了中国的抗日力量，在美国人看来，发展下去将使其国家利益受损，而使日本得益；其三，随着美国援华力度的不断加强，美国人对重庆政府的抗日态度和治政措施的不满也日益加深。在他们的心目中，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失职与共产党的民主、廉洁、效率形成鲜明对照，尽管国民党竭尽全力把中共描绘得一无是处，一再警告不要被中共的宣传所迷惑，但是美国人对于战斗在穷乡僻壤而保持神话般活力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抱有越来越大的兴趣。

加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调处国共关系，逐步成为美国对华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分析美国政府的动机主要有两点：第一，“共产党军队可能对我们的战争努力产生的积极的军事价值”，中共的军队“控制着通往内蒙、满洲和日军在华北各基地的地区，他们所处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还会因为俄国加入对日作战而大大加强”；第二，出于对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考虑，“一旦日本战败，共产党将稳据华北大部分地区，并且处于日军撤出的绥远、热河和满洲真空地带的最有利的位置，加上他们在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所获得的同情，以及可能得到的来自俄国的支持，国民党要想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国共内战将会引起革命，其结果会“使中国共产党远远超出他们现在所追求的温和民主的范畴”，“更趋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两国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这将会对美国利益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⁵³⁾。美国参战后不久，部分美国驻华官员就主张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建立军事上的联系，扩大对华抗日合作，并设想这种军事合作至少能为白宫判定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方案提供有用的情报。1943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内的“中国通”们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地区设立美国总领事馆，并派遣军事观察团，以便于制订对待国共关系的积极对策⁽⁵⁴⁾。2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在一份《备忘录》中肯定了上述意见，并指出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可以获得双重利益，“既可以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对整个问题的关切，同时又可以使我们得到有关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更多的情报”⁽⁵⁵⁾。

处于国民党军事进攻威胁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美国意欲介入国共关系采取了欢迎的态度。1942年5月，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表示中国共产党欢迎在重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访问⁽⁵⁶⁾。11月，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与美国驻华官员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有可能改善当前国共关系恶劣局面的惟一的力量；说明中共军队作为对日战争的参加者应当按比例得到美国的租借物资⁽⁵⁷⁾。次年3月，当周恩来获悉美国有派遣官员访问中共控制区的意向后，立即向美国官员表示：中共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作为观察员到陕西、山西等敌后根据地去搜集情报，并常驻在那里工作⁽⁵⁸⁾。中共中央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是争取与美国方面建立具有官方性质的联系；二是要求合理分配美国援华物资，从而在政治上加强与国民党谈判的地位，在军事上进一步壮大自身的力量。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对美国介入国共关系采取强烈反对态度，蒋介石担忧美国的介入将会对其权力形成潜在的威胁，危及其统治秩序。于是，步步为营，抵制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当他得知史迪威要求国民党解除对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包围，装备并利用中共军队参加对日作战时，指责美国此举“更将使共党鸱张无忌，而使我政府对中共之处理，更增困难，不惟不能阻止共党之内乱，适足以奖励我国之内乱也”⁽⁵⁹⁾。在美国方面的一再交涉下，蒋介石一方面再三向美国政府保证：“我中央对中共本无武力制裁之意，始终如一以容忍感化为怀”；另一方面采用种种手段阻止美国与中共发生直接联系。直至1944年2月9日，罗斯福直接致电蒋介石，询问美军观察团可否去山西、陕西等地考察军事？蒋介石虽表示愿意“提供方便”，但仍坚持考察路线只能限于国统区内⁽⁶⁰⁾。

1944年中，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大惨败，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了政治、军事、经济全面的危机，美国政府加大了介入中国国共关系的力度，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成为美国解决中国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访问中国时，向蒋介石再三表示对于国共关系的关切，明确提出派遣观察员去延安的希望，最终迫使蒋介石同意美军派遣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迅速完成了军事观察组的组建工作。其使命是获取日本在华北和满洲的有关情报，估计“共产党对战争潜在的贡献能力”，“提供共产党扩大他们战果最有效的办法”，并协助美国政府寻求“应以何种最适合的方式才有助于友善地解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同时，此举也是美国政府为阻止国共关系日益恶化、挽救中国战场危机而做的一种努力。

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的成员18人，分两批飞抵延安，组长由“中国通”包瑞德上校担任，谢伟斯、卢登任该组政治顾问，其他成员包括航空兵军官、陆军军官、军医、技师、海军军官和信号兵等。美国中缅印战区给观察组的任务指令是：派往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的观察组，请注意下列项目的情况，希望得到特别重视：敌军战斗序列；敌军空军战斗序列；汪伪军军队的战斗序列；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情况、训练状况、战斗力；共产党在敌军内部和敌占领区中情报能力的利用和发展；共产党官员的全部名单；敌军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机场和空防力量；情报目标；敌军轰炸的损失情况；气候情况；经济情况；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敌军的作战行动；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的估价；共产党控制地区目前的扩展状况；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最有效的方法；海军情报；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共产党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的估计等⁽⁶¹⁾。

中共对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持非常欢迎的态度，《解放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称颂美军观察组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期待美军观察组冲破国民党封锁来到延安，将认清国共关系的真相，并指出：“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为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多次会见他们，八路军主要将领专门为观察组作了介绍各部队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彭德怀作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状况报告，陈毅作新四军在华中七年抗战状况报告，叶剑英作有关敌后作战及八路军编制装备报告，聂荣臻、林彪等介绍各抗日根据地状况。同时，在延安参观游览，如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南泥湾三五九旅、抗日军政大学等。中国共产党希望美军观察组的进驻延安能“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⁶²⁾。其具体目标是：争取实现“盟国给我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盟国在我边区及主要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设外交机关”，“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等⁽⁶³⁾。

美军观察组在中共帮助下，迅速分批前往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广为收集各种情报，在两个月内就成功发送了112份报告，其中绝大部分是重要的军事情报，如华北、西北地区的地理、气候和经济状况、日军在华北的机场和防空力量，八路军的实力、布防、作战部署、训练状况等。更为重要的是，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深入接触，增进了互相间的了解，他们接受了中共提出的若干重要主张，他们发回的报告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高度评价共产党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指出：“东京的报纸的稿子在日本出版后只有十天，延安就可以收到了。”“他们为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搜集天气预报，这是极其重要的，由于他们的合作，在通讯主任木克上尉的监督下，许多小型无线电台和指挥行动的仪器被送往共产党控制区的边远部分，惊人的、大量有用的报告一旦通过小型无线电台发出，延安就收到”。这表明双方的合作十分融洽⁽⁶⁴⁾。

8月23日，毛泽东会见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详细阐明了中共对于时局的分析及其方针政策，其要点是：一、民主改革国民党，是团结抗战和解决中国内政问题的关键。指出：“国民党必须整顿，它的政府必须改组，像它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能指望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的，要是美国替它打赢这场战争，那胜利后也肯定要发生动乱。”二、希望美国政府对中国内部事务发挥积极的作用，指出：能否防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取决于外部力量能否约束国民党，在这些力量中，最主要的是美国；“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了战争的利益，他应当怎么办。可以把蒋介石按美国意愿办事作为美国向他提供援助的条件。”三、中共和美国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指出：战后中国的工业化，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得到外资的援助才能做到，中美两国的利益是相关又相似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调和的；美国同中共合作对于一切有关方面都是有益的和值得高兴的，不会损害美苏关系；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给予合作，我们应当合作，我们也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等⁽⁶⁵⁾。毛泽东的谈话，不仅对美军观察组的官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通过谢伟思等送往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也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政府后来派遣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关系和逼迫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的方针，既是美国远东政策的表现，也与中共的外交努力有关。

同时，中共争取美国军火援助的努力也通过美军观察组取得了若干进展。8月下旬，中共发现在美国正式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情况下，要求美国外交承认中共不大可能时，迅速将工作重点放到争取美国军火援助上来。中共领导人的想法与美军观察组谢伟思等人的主张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谢伟思等人认为：美国与中共的合作“应从向中共提供其极度缺乏的基本军事装备开始，并辅之以对使用这些装备的训练”。这样做，不仅对战争将会起十分的作用，当美国军队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时，将会得到中共军队的各种掩护和情报帮助，而且将迫使国民党放弃武力解决国共矛盾，在政治上实行改革，从而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图⁽⁶⁶⁾。谢伟思等人的主张得到了史迪威的赞同。

9月上旬，中共中央一方面命令沿海各部队，速向京沪及华北各地发展，特别要在沿海一带广泛地开始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建立各种秘密的情报和联络机构，以迎接美军的登陆作战并实现中美联合作战；另一方面，又指示驻重庆代表向美国史迪威将军和赫尔利特使提出：“根据我军历年抗战的战绩，今日抗击敌伪的战略地位（敌后沿海及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两侧），我军的实力（50万正规军，200万以上民兵），和我军配合盟国军队作战的各种可能，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连战皆衰弱无能”，“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应占全中国军队所接收全部援助数量的二分之一的比例，至少应得三分之一的比例。”后又指示在与美方交涉时，不提三分之一，只提二分之一，“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其都优于国军也”⁽⁶⁷⁾。中共中央公开提出平分美国租借物资的要求，与政治上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美军观察组从10月开始，先后策划了一系列与中共联合作战的军事行动计划。如谢伟思曾秘密建议美国用缴获的德国武器援助中共，以承认中共独立政府为交换，令其在江南地区发动攻势作战。后美军观察组又秘密制订了“连云港计划”（空投支援中共在山东的部队）、“伯尔德计划”（为二万五千中共游击队提供武器装备并加以训练）、“麦克卢尔计划”（美国空降兵部队在中共军队支持下在山东沿海登陆作战）等。

由于美军观察组的进驻延安以及中共与美国驻华部分官员双方的努力，美国政府曾经存在着与中共建立正式关系，并向中共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公正处理国共关系的可能，但是随着9月6日赫尔利的来华，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逐渐偏向扶蒋反共的方向，其转折点就是震惊中外的“史迪威事件”。1946年4月20日，美军观察组结束工作离开延安。

三　史迪威事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虽然结为战时盟国，但国民政府对日战争的基本战略和美国政府的远东战略并不完全相同，两者的战略意图有时可以互相衔接，有时却是互相冲突的。如前所述，美国的远东战略有两大目标，但其基本点是要求中国积极对日作战，尽快击败日本，而国民政府却将希望寄托于美、英等国的与日交战，“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蒋介石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大部分兵力将被美国吸引过去，可以指望由美国“替他打日本”，他自身则利用西方的援助，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消灭共产党，这就是为共产党人所批评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战略。中美战略方针间的差异以及美国两个战略目标间的矛盾，导致中美关系波澜迭起。史迪威事件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的集中表现。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最基本的分歧大致有下列各项：在政治战略方面，蒋介石认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日作战的重担已由美国人接任，他不断批评英、美的“先欧后亚论”，鼓吹“先亚后欧论”，希望依赖美国打败日本，实行所谓“长期抗战”，实际上是把“保存实力看得比对日作战更重要”。蒋的这一态度引起史迪威严重不满。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戴维斯在一份备忘录中尖锐批评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态度，内称：“一，中国政府的目的，第一是确保其自身的存在及在国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是尽可能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便有资格参加最后的谈判。二，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保存实力而不是消耗其军事实力，指望由美国的海陆空军力量，或者俄国的陆空军力量去打败日本。三，如果有可能指望中国统帅部同意采取攻势的话，那多半只是在说服它相信它所消耗的军事装备能立即得到补充，并有利可图时，才是可能的。四，如果不附带任何交换条件，转交给中国的租借物资都将被囤积起来，而不会被中国政府按照租借法的规定，将这些物资用于对日作战。”⁽⁶⁸⁾蒋介石的方针与美国要利用中国的力量削弱、打击日本的战略目标是不相吻合的，为此遭到史迪威的激烈批评和指责。史、蒋的分歧实际上是中美远东战略的分歧。

在军事战略方面，按照美国的远东战略，史迪威的基本思路是：尽快进兵缅北，打通滇缅路，恢复美国向中国提供物资的运输线，为此主张按美国方式整编中国军队，担负在亚洲大陆进攻日军的任务，甚至不惜以供应租借物资为条件，强迫蒋介石出兵缅北。蒋介石虽赞成发动缅甸战役，但以英国军队同时在缅南发动两栖作战，美、英提供海、空支援为先决条件，不肯贸然出兵。他热心支持的是陈纳德提出的“空中战略”。1942年10月，美国驻华空军指挥官陈纳德致信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全面阐述他的空战计划，主要内容是：美国驻华空军只要拥有并维持一支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和12架轰炸机组成的空中力量，就可以在中国境内击败日本，并有助于整个太平洋战争⁽⁶⁹⁾。1943年1月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支持陈纳德的空中计划，要求美国军方优先保证对于美国驻华空军部队和中国空军的物资供应。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没有要求中国军队担任重任，比较符合蒋介石依靠美国军队打败日本的战略意图，然而，这一方案将与史迪威的进兵缅北计划争夺战略物资，其可靠性也有疑问，遭到史迪威的坚决反对。史、陈两人为此从重庆争吵至华盛顿，蒋介石是陈纳德的有力支持者。

与政治战略相关的还有是否装备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争执。对此，美国政府内部意见不一，但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及其政治顾问戴维斯、谢维思等出于对美国战时和战后利益的考虑，力主美国在援助国民政府的同时，也要和中共合作。他们认为中共“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看到的”⁽⁷⁰⁾。一再表示要“给同日本作战的中国共产党人供应美国武器装备”，并指示部下与中共方面拟定种种军事合作计划。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正是他们坚持和活动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样做既符合战胜日本的需要，又能“在政治上抓住中共，不让他们倒向俄国”。他们的这些主张和行动，遭到视中共为其心腹之患的蒋介石死命地抗拒，毫无通融余地。

与军事战略相关的则是租借物资控制权争执。美国在战时虽然在政治上执行扶助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但在军事上、经济上却并未真正将中国作为大国平等相待。中国战时获得的美国租借物资不及英国的5％，苏联的15％，甚至不如退居北非一隅的法国的半数。更有甚者，当时给予英、苏的租借物资，货一上船，所有权即归英、苏，而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即便运到中国，控制权仍操之史迪威之手，成为史、蒋争执的又一重要内容。争执首先围绕着租借物资的支配权展开，史迪威声明在租借物资支配问题上，他以总统代表行事，而中国战区参谋长职责中并不包括物资支配权，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提出抗议，要求改变史迪威独立控制租借物资的状况，让史迪威服从自己，但美方的答复是：即使换人，也将担任同样的任务，并对租借法案行使同样的控制权⁽⁷¹⁾。史迪威由此得以继续支配租借物资，并以此作为压迫蒋介石的重要筹码。当史迪威和陈纳德发生“空中战略”之争时，该项争执又转移到陆军和空军的物资分配份额上。1943年4月前，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八分之五用于陆军，八分之三用于空军。蒋、陈在提出“空中战略”后，极力主张租借物资应优先供应空军，为此不断与史迪威及美国政府交涉。1943年初，陈纳德的主张曾一度得到罗斯福的支持。3月，罗斯福下令成立以陈纳德为司令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并指示应维持陈纳德部队的继续作战能力。4月召开的“三叉戟会议”决定自7月起将“驼峰”运输线的运输能力提高至每月7000吨，其中4700吨拨给陈纳德使用⁽⁷²⁾。总统的直接干预，表面上平息了双方的争执，但互相间的积怨却由此而更加加深。1944年6月，豫湘桂战役进入高潮，华中、华南战局危急，陈纳德告急，要求每月给他1万吨物资。执掌分配大权的史迪威却在美国陆军部支持下，没有及时给予救援，使华中战场出现大溃败，围绕着“空中战略”的失败及其责任问题，蒋、史间，史、陈间互相攻击，推诿责任，更加闹得不可开交⁽⁷³⁾。

导致蒋、史最终决裂的是军事指挥权争执。蒋、史对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军事权限问题从开始时就存在分歧。蒋介石认为：史迪威是他的下属，对于中国军队没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而史迪威则以宋子文与史汀生换文为依据，认为有权指挥中国军队，双方认识不一致。再加上战时中美关系的种种政治、军事问题及其他方面的分歧，导致双方矛盾不断升级。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蒋、史就发生指挥权之争，史迪威指责蒋介石的“战术思想非常离奇”，虽然给予他指挥全权，实际上却是蒋本人遥控指挥，指手划脚，朝令夕改，致使部队不听调遣，贻误战机，感觉“受制于人，精神负担太大”⁽⁷⁴⁾。蒋介石则埋怨史迪威“脱离我军，擅赴印度”，“不知军纪何在”⁽⁷⁵⁾？4月，美国以轰炸机16架轰炸东京，此举对于中国军事形势有严重影响，然而事先并未征询中国同意，本来双方曾约定轰炸东京的飞机不能返回中国，美方亦未实现诺言，结果招致日军5月对于中国浙东地区的报复性进攻，美军又不及时支援，造成浙东中国二万军民的伤亡，亦引起双方不愉快的争执⁽⁷⁶⁾。5月，双方又在陆军改革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在蒋介石看来，军队改革只是期望用美式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而史迪威提出的方式却建议精简合并现有的师，清除无能的高级将领，授予前线总司令以指挥全权，这将会影响蒋介石对于军队的控制力。史迪威在2月内提出十一个军事改革计划，蒋介石无一作复，使史迪威通过改革军队取得指挥权的计划破产。

7月，史迪威致书蒋介石，强调他首先是总统代表，其次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⁷⁷⁾。蒋介石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私下指责史迪威：“言行无常，似有精神病状态，望其在华尽职，恐非所能”，要他转告美国政府，“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⁷⁸⁾随后，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问中国，对于蒋、史矛盾有所调解，但问题并未解决。1943年下半年，因史迪威要求蒋介石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调往山西抗日前线而双方再起冲突。9月15日、28日、29日和10月，蒋介石连电美国，要求撤换史迪威，未为美方接受。至1944年3月，蒋、史又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问题上闹翻。4月4日，蒋介石虽在史迪威中断美援威胁下，下令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却没有放弃对于远征军的指挥权，他对部队的遥控指挥，使史迪威恼怒不已。7月初，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史迪威立即以挽救华中战场危局为名，建议美国陆军部强压蒋介石把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自己。史、蒋矛盾由此而激化。

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将晋升史迪威为上将，由他“统率全部华军和美军”，“并包括共产军在内”，以挽救危局。史迪威为了迫使蒋介石交出军权，再次利用美援卡住蒋的脖子，宣布凡不属于他指挥的军队均不能得到美援。蒋介石为了取得美援，一度曾同意委任史迪威以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并在军队编制方面作了一些准备，但要求罗斯福总统派一代表来华，调整蒋、史关系。为此，罗斯福决定派遣特使赫尔利来华。事态似乎有了转机，赫尔利的调解有所进展。然而，9月18日，罗斯福总统鉴于豫湘桂战局进一步恶化及陆军部的建议，向蒋介石拍来了“最后通牒”式的电文，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于是，事态起了戏剧性的变化。蒋介石决定冒中断全部美援之险而与美国政府摊牌。他向罗斯福强硬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要求，但决不接受史迪威，要求“另派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之任何美国将领接替史迪威”。由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转而支持蒋介石，并建议“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⁷⁹⁾。10月20日，史迪威被调离回国。

史迪威事件标志着对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来说战后的长期政治目标已显得比战时短期的军事目标更为重要，美国政府不愿因一个史迪威而交恶国民政府，以影响战后美国在远东的政治利益。史迪威事件对于中美关系影响很大，它中断了由史迪威以及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所宣传和推行的美国和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的工作进程，使美国对华政策由此而确定了扶蒋反共的方向。

四　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

以1944年10月25日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美军总司令和11月30日赫尔利继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标志，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确定了扶蒋反共的方向。

9月6日，正当史、蒋矛盾激化之时，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赴华，其使命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队统帅；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为打败日本，统一中国军队等。赫尔利在协调史、蒋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史迪威的看法，其基本思路是：美国应该坚决支持国民政府，并联合苏联对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承认并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交出军队，参加政府。为此，他在史、蒋争执中支持蒋介石，认为“史迪威在政治上不能了解蒋介石，或与他合作”，史、蒋的僵局“有深远的影响，会导致战争的延长和增加美国人力和物力的损失”，他甚至危言耸听地对罗斯福说：“你若在此争论中支持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可能连中国也一起丢失。”⁽⁸⁰⁾

史迪威去职后，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并未结束。与赫尔利持对立观点的有艾奇逊、谢伟思等驻华外交官和美国国务院内的一些高级官员。1944年12月28日，中共领导人会见包瑞德，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去美国，毛泽东和周恩来愿一同或单独一人前往华盛顿与罗斯福进行会谈，并强调此事应由魏德迈将军单独处理，“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知道”。美军观察组及时向重庆美军总部转告中共的意向，但当时魏德迈不在重庆，而且魏德迈与赫尔利早有互通信息的约定，结果观察组的电文落入赫氏之手。赫尔利为此大怒，致电华盛顿，称：“如果共产党人与美国陆军达成这样的安排，那末我们试图拯救中国国民政府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⁸¹⁾结果，魏德迈从缅甸前线赶回重庆进行调查，并为自己部下加入此事表示歉意，包瑞德被免去观察组组长职务，并因赫尔利的反对而失去了晋升准将的机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赴美之行自然也是烟消云散。

然而，赫尔利的反对派并未就此罢手。1945年2月19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奇逊、谢伟思等五人乘赫尔利回国述职之机，联名向国务院拍发紧急报告，反对赫尔利推行的对华政策。主要内容是：如继续赫尔利的政策，“中国的混乱将不可避免，中国内部冲突的爆发将加快”；美国由于军事需要应“与共产党及其他有助于这次抗日战争的团体进行合作，并给以供应”；“向蒋介石建议组织最高战时委员会或战时政府，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将中共军队编入中央政府军队，执行联合作战计划，由美国军官指挥”；可将上述建议“私下通知蒋介石，如蒋拒绝，美国应准备发表公开政策声明”⁽⁸²⁾。此份报告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支持，由此而引起赫尔利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上的一场争论。

赫尔利视艾奇逊等人的行动是驻华美国使馆内的一场政变，他向国务院声明：“发这封电报是他的部下对他不忠的行动，它使承认共产党为武装作战一方的问题又复活了，而史迪威将军正是为了这个问题被召回的。”⁽⁸³⁾魏德迈支持赫尔利的立场。赫、魏的主张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艾奇逊一派意见被否决，此后难以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发生影响。4月2日，在争论中占了上风的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美国“承认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认为蒋介石在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运用了他所有的权力，然而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有的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公开宣布不与中共合作，并断然否定美国将向共产党提供武器等⁽⁸⁴⁾。赫尔利的这个讲话即是他与国务院关于对华政策争论的一个总结。

随后，赫尔利按照既定的政策，积极扶蒋反共。首先，推动美国政府大大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1945年1月至8月，美国给予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达到2.265亿美元，相当于1943年和1944年两年经济援助总额6000万美元的3.7倍，给予的租借军事援助总额也是前两年总额的二倍⁽⁸⁵⁾。魏德迈在军事方面也一改史迪威的做法，采取了许多旨在壮大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新措施，如建立每周一次的中美联席会议制度；组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专门指挥野战军作战，何应钦任总司令，麦克鲁任作战司令，齐夫斯任后勤司令，由中美军官共同组成各职能部门；派遣美国军事顾问至中国战斗部队师一级司令部；在广西、云南各地举办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训练学校，在兰州成立训练与装备中心，在日本投降前，帮助蒋介石装备了20个美式机械化师；帮助建立战时生产局、战时运输局以及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发展军需品生产和运输；增加驻华美军人数，至战争结束时已达六万余，其中空军3.4万；成立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进行心理、谍报以及反共等方面的特种技术合作研究等。美国政府在“援华”的旗帜下，加紧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支持国民政府。

同时，赫尔利继续以调停人身份介入国共谈判，企图将中共军队统一于国民政府军队之中。（详见另节）他曾表示：“最主要的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⁸⁶⁾为此，赫尔利严格限制美国驻华官员与中共间的接触和联系，否决了所有美国驻华军官和外交官制订的装备和训练中共军队的计划，禁止向中共提供任何援助。“艾奇逊报告事件”发生后，赫尔利对美国驻华机构进行了大清洗，一批具有远见的敢于反映实情的外交官被逐出在华外交机构，谢伟思等六人甚至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泄密罪逮捕。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能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为了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赫尔利还积极谋求让苏联向中共施加压力。他认为，中共在政治上依赖苏联，只要苏联与美国采取同步政策，就能迫使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交出军队，参加政府。1945年1月14日，赫尔利致函罗斯福，建议在美英苏三国雅尔塔会议期间，与丘吉尔、斯大林达成协议，促使他们赞同美国的政策，意欲以美、英、苏联合支持蒋介石的国际压力，迫使中共同意“统一”于国民政府。赫尔利的这一建议成为美国赞同签署《雅尔塔密约》的动因之一，给战后中国政治留下了无穷的祸害。

第三节　中英关系的波折

一　中英远东战略的分歧与争论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尽管在战略上与日本对立，对日本侵犯其在华利益不满，却始终对日本的侵华行动推行绥靖政策，在中国海关问题、天津英租界问题、华北白银问题以及封锁滇缅公路问题上，损害中国利益，换取与日本的暂时和平，给中国民众留下的印象不佳。中英关系随着国民政府争取英国援华的失望而日趋冷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远东消极抗敌，节节败退，并且不时和中国争夺美援物资，使其国际威望及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中英虽然结为战时盟国，在反对日本法西斯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也曾在缅甸战场上并肩作战，但英国的远东战略与中国的抗日外交间差距很大，双方出现矛盾和冲突为势所必然。

英国政府的远东战略有三个要点：其一，“重欧轻亚”、“先欧后亚”论。英国认为欧洲是决定英国生死存亡的关键之地，远东虽然也有英国巨大的殖民利益，却不对其本土构成直接威胁。为此，英国牢牢拉住美国，不使其稍离“先欧后亚”的轨道，这与蒋介石奉行的“先亚后欧”论，南辕北辙，无法协调。其二，维护英帝国的远东殖民利益。在英国统治集团看来，远东的抗日战争既是反法西斯战争，又是保护英国殖民利益的战争，对于两者的位置，他们常常把后者摆在首位。蒋介石曾批评英国的远东政策，无论军事、经济与政治上，“绝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英国之自私，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⁸⁷⁾。其三，与美国扶植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不同，英国既希望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本，使其能在战胜德国后，顺利恢复其在远东的旧有殖民地，又害怕一个独立强盛的中国会对其在亚洲事务方面的绝对发言权提出挑战，更担心新生的中国会成为亚洲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主义的榜样，形成与大英帝国相抗衡的中心，并在亚洲引起民族解放的连锁反应。中国则在经历了漫长的抗战历程后，进入了“四强”的行列，支持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提升自身的强国地位，成为其重要的外交目标，这也势必与英国的远东殖民利益发生冲突。

1941年8月，美、英首脑联合发表了《大西洋宪章》，肯定了民族自治原则，但丘吉尔很快作出自己的解释，称该原则只适用于欧洲，不适用于印、缅等地，将英国的远东殖民地排除出《大西洋宪章》适用的范围之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统治者坚持殖民统治立场，不仅明确反对印度、缅甸等旧有殖民地的独立，而且不断地贬低中国的抗日战争，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激起中国朝野的坚决反对和批判，也一再导致战时中英关系面临破裂的危机。

1942年8月4日，蒋介石在会见美国总统代表居里时也对英国的战时对华政策作了激烈抨击，指出：“目前英国所采取之政策，实甚短见”，“倘无中国之抗战，亚洲大陆早已为日本所独占，印度早成为缅甸第二，而日本铁路早已纵横西比利亚原野矣，英人见不及此，仍视中国为百年前之中国，伈伈伣伣，俛首于英人之压迫，甘受屈服”，表示“英国对我既不愿以平等相待，藐视我为劣等之民族，故即彼有协助之贡献，亦非吾之所可接受”等⁽⁸⁸⁾。

1944年9月28日，丘吉尔在题为“战争和国际形势”的演讲中，针对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受的失败，说：“我非常遗憾地注意到，尽管中国得到过量的美国援助，但这个伟大的国家由于被七年的战争弄得筋疲力尽，所以遭到严重的失败。其中损失了陈纳德的美国飞行大队所需要无价的飞机场。这些不能不十分令人失望和不安。”⁽⁸⁹⁾丘吉尔的演讲再次引起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应。国民党军方的《扫荡报》发表社论驳斥丘吉尔的讲话，首先引证美国租借物资分配给各国的比例，指出这些美国物资大部分给了英国和苏联，中国仅得到2％，说明“过量”之说的荒谬；接着历数英国自抗战以来损害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指出丘吉尔之所以尽一切来反对中国，是因为中国进行了七年半卓有成效的抗日，形成了对英国在远东利益的威胁，尤强调三点：第一，中国的抗战会激励印度为独立而战；第二，香港的九龙问题是中英关系中的“脓包”，是英国良心上的耻辱；第三，英国担心战后中国会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成为远东举足轻重的大国。态度之严正，措辞之尖锐，为战前所未有⁽⁹⁰⁾。10月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评述丘吉尔的讲话，“以正视听”。其要点是：中国军队靠的是抗战决心来对抗日军的优势兵力；中国军队将美援物资和其他物资主要用于缅甸战役，才导致本土军事失利；丘吉尔沾沾自喜夸耀的英军在缅甸的胜利主要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中国毫不犹豫地为英属缅甸的抗日大业奉献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等⁽⁹¹⁾。中国舆论批评远东战场不受重视，大批美援给了英国和欧洲战场，中国未能得到应有的援助，呼吁美国加强对华援助。国民党对于丘吉尔的批判，包含着为自身军事失败辩解和开脱的意义，但丘吉尔指责中国得到的美援“过量”，却为国民党提供了反英的借口和发泄的机会。在中国朝野一片反英声中，英方被迫做了让步。根据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建议，一方面由英国政府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结束反英运动；另一方面，由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肯定中国军队在缅甸的贡献，并让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上将于10月14日亲往缅甸北部慰问中国军队，同时由英国总参谋部发布特别嘉奖令，表扬中国军队。此次风波在双方的妥协下告一段落。

二　中英战时交涉的主要问题

由于中英两国在远东战略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中国朝野的反英浪潮持续不断，中英间的交涉也层出不穷，其数量之繁多，争执之激烈，在同盟国间是很突出的。主要争执除香港问题、印度独立问题外，还有下列数端：

中国的四强地位。1943年3月21日，丘吉尔发表广播讲话，有意不提中国是四强之一，只提美、英、苏三强，还谈到在击败德国之后，英国将采取某些措施让军队复员，只字不提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在广播前，英方还故意安排中国驻伦敦军事代表团的成员去听演讲。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当即提出抗议，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此与英方进行严重交涉。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约见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指出中国的不满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丘吉尔的意思是中国是战后需要西方援救的国家，不仅不是四强之一，而且不能参加战后的世界组织；第二，丘吉尔提出在打败希特勒后要部分撤军；第三，丘吉尔大谈战后问题，而不提如何打败日本⁽⁹²⁾。随后，中国报刊掀起了批判丘吉尔谈话的浪潮。最终迫使丘吉尔指示英外相艾登在马里兰州发表演讲时，承认中国是四强之一，中国为世界作出了贡献⁽⁹³⁾。事态虽暂告平息，但双方的分歧并未解决。5月，丘吉尔又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说，建议由美、英、苏总揽一切，再次把中国“摒之门外”。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随即在芝加哥发表学说“加以巧妙的反驳”，并事前电请罗斯福总统从无线电中收听，争取美国的支持。结果，罗斯福对宋美龄表示与她“有同一感情”。美国参议员、民主党领袖发表演说，指责丘吉尔，称“我们不能存有击败日本为次要的观念，中国必须出席和平会议，应有他合理之地位，并非为一被救之儿童。中国为四强之一，应决定将来之和平会议”，迫使英国外交大臣改口称“中国必为四强之一”⁽⁹⁴⁾。

缅甸战役。英国先是拒绝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继而又不积极抗击日军入侵，处处掣肘中国军队的行动，最终独自仓皇撤往印度，导致中国远征军败北，英国在缅甸问题上，最主要是担心中国参与保卫或解放缅甸会导致缅甸倾向中国并走向独立。当曾经在仁安羌救援过英军的中国军队新三十八师退入印度境内时，英印当局竟以“维护治安秩序”为由，要求解除中国军队武装，遭到严拒⁽⁹⁵⁾。当盟国间讨论反攻缅甸计划时，中、美均取积极态度，1943年7月至8月，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访问英国，曾反复强调收复缅甸、重开滇缅公路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⁹⁶⁾。8月7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呼吁盟国协力收复缅甸。美国政府也希望尽早发动缅甸战役，由于美军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尝试失败，只能改为沿喜马拉雅山边缘飞行，不断遭到日军飞机袭击，损失惨重，因而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重开滇缅路，史迪威曾蒙耻缅甸，重返缅甸报仇雪恨，也是美方急于发动缅甸战役的动机之一。但英国反对在缅甸进行大战役。丘吉尔相信缅甸战后会自动落入英国之手，他指示暂把缅甸问题放下，他强调英国不应该“选择一个错误的地方与日军进行决战”。开罗会议期间，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一度确定了由英国在缅南发动两栖作战，中、美军队在缅北发动攻势作战的计划，即代号“海盗”的作战计划。但会后很快因英军拒不进行缅南作战而使计划告吹。英国的消极态度反映了其自私的远东战略。美国外交官戴维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这些属地直至战争结束时还在敌人的占领下，则将来在和平会议时，英国人的主权可以分毫无损地恢复，而如果这些属地因借中、美的帮助而夺回，则英国人的主权可能会受到影响。”⁽⁹⁷⁾英国为此拖延收复缅甸作战达两年之久，直至1944年5月才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参加缅甸战役。

西藏和东三省问题。英国政府不仅在香港问题上顽固坚持殖民立场，而且在中国的西藏主权和东三省回归问题上，阻挠中国的统一。英国虽然不能否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但不断玩弄花招，企图分离西藏与中国的关系。1943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到中国外交部，就中国军队在青海集结事提出质询，称此举使西藏当局深感不安，英国政府以为中国政府在中亚细亚有所举动不甚相宜，希望中国政府能表示无此事实，以便转告西藏当局，使其安心。”外交部严正表示：“一国之内部队之调遣，实与另一国无关”，将其挡了回去。蒋介石为此批示：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受任何国家询问，“如其再提此事，应请其勿遭干预我国内政之嫌，以保全中英友谊。”⁽⁹⁸⁾6月，英国外交部在一份题为《西藏的地位》的备忘录中认为：西藏的战略价值极其重要，是“保卫”印度的一个重要地区，为使印度免受俄国和中国的“侵略”，必须由英国控制西藏，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西藏国”作为印、苏、中三国之间的缓冲国。为此，英国一直反对中国在西藏行使管理权⁽⁹⁹⁾。1944年，国民政府将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调任重庆农林部长，成功地实现了对于新疆的直接控制，接着，调兵进驻新疆和西藏邻近各省，大有改变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西藏现状的可能，引起英国政府的恐慌。当中国政府准备在西藏修筑一条公路，以便从印度运进战略物资时，英国立即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决心用武力去统一西藏的象征，为此英国驻华大使数次向中方提出抗议，反对中国在西藏修公路，也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邻省驻兵⁽¹⁰⁰⁾。在英国的威胁下，国民政府放弃了在西藏修筑公路，也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统一西藏。开罗会议上，双方再次就西藏问题进行交涉和争执。中方表示：“西藏本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其与中国之关系纯属中国内政，切盼英国根本改变其过去对西藏所持之政策，俾中英能彻底了解，增进邦交”；英方则坚持视西藏问题为现实问题，“中国前既允许西藏完全自治，则英方之立场自以此为出发点”。中方要求“英方放弃其不合理之政策，否则不免影响两国邦交”；英方则坚持“如欲寻觅解决方案，当由中英双方同时重行考虑其所持之立场”等⁽¹⁰¹⁾。

战后由中国收回东北，是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多次声明战后要收回东北主权，并要求英国政府发表宣言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但英国政府却不愿这样做，担心会引起连锁反应，危及它在香港等地的地位和利益。相反，英国处心积虑地意欲造成东北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印象。在英国出版的地图上，东北和西藏、蒙古都被标为独立于中国的国家，在外交场合和外交文件中，称呼东北为满洲，国民政府数次提出抗议，均不为其理睬。1943年初，中英在东北回归中国问题上的争论终因英国人赫利在华盛顿太平洋会议上大放厥词而公开化。赫利在会上提出的方案是：我们赞成恢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但由于满洲的工业的发展，完全靠日本人，所以是否可以考虑战后在安排满洲前途时，一方面终止日本对满洲政治上的控制；另一方面让日本继续在那儿进行工业生产。尤强调“应该有余地考虑是否允许日本人战后在满洲继续从事经济活动”⁽¹⁰²⁾。此举引起了中国朝野的强烈反应，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中国舆论也纷纷谴责英国的阴谋，坚决要求战后东北回归中国。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钱端升教授致书英国议会领袖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和英国著名政治家西赛尔，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要求收回东北的意志和决心，指出赫利事件使中国人民怀疑英国是否反对无条件将东北归回中国，要求英国政府发表公开宣言，支持战后将东北归还中国。虽然中国方面的抗议并未使英国官方改变立场，英国外交部坚持“东北三省及台湾的前途必须留待战后和平会议来处理”，但这一事件使中国朝野的强硬立场进一步公之于世，在国际社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为日后开罗会议决定将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打下了基础⁽¹⁰³⁾。

战争贷款问题。1942年2月，当美国宣布对华提供五亿美元贷款之时，英国政府也宣布将给予中国5千万英镑贷款。在国民政府看来，英国政府既已宣布给予贷款，就应予以兑现；但英国方面则以此举为一种姿态，“就像一幅字画拿来挂在墙上看着就行了”，其用意是进行宣传和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并没有付款的打算，英国本身财政拮据，有赖美国帮助，也没有兑现贷款的实际能力。消息传出，引起中方强烈不满，认为这是“英国又一次背信弃义的行动”⁽¹⁰⁴⁾。随后双方进行长达两年的交涉，至1944年5月2日，由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伦敦签署了《中英财政协助协定》，确定英国对华贷款总额仍为五千万英镑，用于战时偿付在中国因战争而为国家所需物资之购买、支持因按对日战事结束前中国政府所订合同所作购买而在英镑区负担之服务费用、备供发行内债所需之英镑、供给中国政府支付在印度与缅甸之中国军队之薪给及当地开支所需之卢比货币、支付两国政府随时商定在英镑区内之其他服务费用等⁽¹⁰⁵⁾。实际上直至战争结束，中国并未完全得到英国的战争贷款。

宋美龄访问英国问题。1942年11月至次年7月，宋美龄抵美访问，受到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非常隆重和热烈的接待，在同盟国间传为美谈。英国政府为了与美国实行平行政策，也由皇太后出面，邀请宋美龄访问英国。然而，由于中英间存在种种问题，两国领导人之间心存芥蒂，宋美龄不仅没有接受英方的访问英国的邀请，而且也谢绝在华盛顿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面。这种对于英国外交的冷遇，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战时中英关系的低落。

三　中英访问团的互访

尽管战时的中英关系经历了种种波折，但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战争，还是其主要方面，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声援。1942年4月，英皇以英国最高军人荣誉大十字勋章赠予中国战时统帅蒋介石。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致勋赠词时称：此举“除向贵委员长军事成就表示敬意外，复亦为本国人民对全体中华民族反抗英勇斗争表示崇敬敬佩之忱。”《中央日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英国勋章的授受是“中英两民族友好交流的象征”⁽¹⁰⁶⁾。为了消除中英间的种种误解，缓解互相间的冲突，寻求沟通与谅解，在中英双方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曾互派代表团进行访问，对于增进两国间的了解和友谊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战时中英关系中不容忽略的又一重要方面。

1942年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获悉英国国会拟派遣代表团访问中国，以期改善两国关系。他立即建议蒋介石以中国政府领袖和最高统帅的身份出面邀请，为蒋介石所采纳。顾氏认为应该抓住这个契机，改善中英关系。在英国访华团抵达中国之前，顾氏奉派赶回国内协助接待工作。11月10日，英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抵达重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代表团以艾尔文勋爵为团长。四名成员分别代表英国保守党、工党、自由党三个主要政党及国会上下两院。他们性情善良，不囿于成见，热爱中英友好事业。其使命除了实地考察中国的抗战形势外，将向中国人民说明欧洲的战局和英国面对的严重局面，解释英国必须集中力量打败德国纳粹，然后才能将注意力转移至远东来。

代表团受到中国朝野的热烈欢迎，应邀出席了一系列的宴会、茶话会和招待会。当时，正值国民党中央举行五届十中全会，在顾维钧的建议下，代表团被邀列席了11月16日的会议，这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一次邀请外国人出席中央全会，既表达了国民党对于英国访华团的重视和中英人民间的团结和友谊，也有利于推动国民党与英国各政党间关系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重庆、西安、成都、昆明等大都市，并赴潼关抗日前线视察，对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陪同代表团活动的顾维钧在事后给蒋介石汇报时指出：“这次访问是成功的，访华团对战时中国的精神面貌、政府政策、人民的气质以及中国在战争中面临的问题获得了一个总的印象”，“对促进两国间的同情和了解肯定是十分有益的”⁽¹⁰⁷⁾。

1943年12月，国民政府为推动中英战时合作，沟通双方对于互相关系和重要国际问题的意见，并对上年英国国会代表团的访问进行回访，决定派遣代表团访问英国。代表团由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任团长，参政员王云五、胡霖、杭立武、立法委员温源宁为团员。其使命是：宣达中国对英国人民之友好、考察英国努力抗战状况并报道于中国政府与人民、与英国朝野交换意见等⁽¹⁰⁸⁾。蒋介石致函英皇乔治和首相丘吉尔介绍中国访英团赴英访问。

中国代表团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访问了英国二十余座城市，受到英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英王乔治夫妇亲切接见代表团，丘吉尔也病愈后将中国代表团作为第一批外国客人接待。1944年1月25日，丘吉尔在唐宁街首相官邸与代表团全体成员及驻英大使顾维钧“接谈半小时”，态度庄严坚定，“谈至东方共同仇敌时，渠以郑重词调申述英国国策，必以军力迫使暴日无条件投降求饶，方算对得起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词语沉着，字字有声，盖对中国国民保证也”⁽¹⁰⁹⁾。使代表团成员深感满意。在一次矿工联合会举办的国际形势报告会上，一位矿工发问：“世界的重心，现代为美国，下代为苏联，再下代为中国，英国应如何及早与美、苏、中取得彻底的联系呢？”表达了英国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信任，并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更使代表团感受到英国人民的情谊⁽¹¹⁰⁾。

中英代表团的互访，系半官方性质，双方在访问中都没有对中英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也没有互相进行争执和质难，因此，不可能使有争议的问题获得解决或有所进展，但是双方的互访对于促进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了解和同情是大有裨益的。1944年1月30日，丘吉尔致函蒋介石称颂中国访英团之成功，赞扬访问团诸君所表示的“谦恭和悦与完美合宜之态度，使凡与接触者均发生敬爱与仰慕之感”，向中方表示感谢⁽¹¹¹⁾。4月7日，访英团王世杰、王云五、杭立武、胡霖相继在国民参政会报告访问英国经过及观感，亦对此行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英人不分朝野，不分党派，对我具有深厚同情，并盼两国于战后之继续合作”等⁽¹¹²⁾。在当时的情况下，此种方法既是明智的，也是成功的，中英访问团的互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四节　中苏关系的恶化与缔约

一　中苏关系的恶化

以日苏签署《中立条约》为转折点，中苏关系逐渐逆转。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的生存面临严峻考验，对华援助完全中止，其远东政策的重心从战争初期的帮助中国拖住日本，确保自身安全，转变为敷衍中国，稳住日本，避免两线作战，两国在欧洲大战爆发后已经淡化与松懈的双边关系迅速恶化。另一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实现结盟，美国援华的力度大大加强，占据了主导地位，国民政府转而依靠美国的帮助战胜日本，苏联在国民政府外交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对此感触尤深，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依靠美国的意向“越来越明显”，他“在中国已无事可做”⁽¹¹³⁾。

中苏间的正面冲突是从新疆问题开始的。新疆地处西北边陲，同苏联的中亚地区接壤。1933年4月，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发动政变，依靠苏联军队的支持，平定了新疆的各种反对势力，稳定了统治，苏联势力也随之渗入新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失去了对于该地的权力控制。新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仅苏联军队可以在新疆常驻，而且苏联有权在新疆开矿、采油、采金和修筑铁路，新疆的对外贸易，完全依赖苏联，而与内地中断了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虽然经由新疆运输各种苏联援华物资入内地，但新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却依然如旧。这种状况至1941年前后发生变化，由于盛世才与新疆地方民族势力间的矛盾以及苏联势力的介入，引起双方的猜疑、摩擦、冲突以至残杀；另一方面，也由于苏联在苏德战争中暂时失利，导致盛世才对苏联的离心倾向，并向国民政府输诚。盛世才在致蒋介石的信中，指责苏联“挂着马克思主义假招牌，以帮助落后国家与民族为名，暗中进行其侵略伎俩，其用心较之其他帝国主义者尤为毒辣！”检讨他过去的“联苏”，“实由学识与经验之不足，致被挂着马克思主义假招牌的人们所愚弄欺骗”，表示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合作，“誓以致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等⁽¹¹⁴⁾。

盛世才的“倒戈”，给国民政府控制新疆创造了条件。国民政府迅速制订《收复新疆主权方案》，规定：“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并扶之，使其逐渐中央化；一面敷衍苏联，迟缓其对新之策动并尽速加强我甘、青、藏边军务，及一切必要之准备，俟机再确实控制之”；并计划将美、英势力引入新疆等⁽¹¹⁵⁾。1942年7月，国民政府利用盛世才在新疆策动反苏行动，逮捕新疆政府中的亲苏人员，并于年底迫使苏联驻哈密地区的红八团部分人员撤退。8月，国民政府很快决定了对苏方针及实施步骤，主要内容是：一、关于苏方在新取得之合法利益应由中央与之商订；二、如无协定根据而无关主权时，应分别予以调整；三、其所得利益妨碍我主权时，应分别予以调整或取缔；四、关于国境检查，我国应在霍尔果斯及其他新边要地派驻军队布置防务，作为中央恢复新疆主权之一种表示；五、苏联飞机入新省境内，须先依照外国航空器飞行国境统一办法及检查暂行办法办理，否则以非法越界论；六、苏联车辆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擅自入境；七、苏联人民未持有我国合法出入境签证者，不得擅自出入新疆省境等。并强调：“苏方在新非法行动相沿已久，兹予矫正，自感不便，但在现在国际局势之下，我方进行调查与之提高，苏方似不致公然表示拒绝，惟难免有色取行违情形，我方似应选派精明干练之负责人员执行之，并先派兵入新以为我决心处置之表示，但在实际上不可过于操切，以免影响邦交。”⁽¹¹⁶⁾随即中方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

苏联方面迅速作出反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多次直接会见蒋介石，交涉新疆问题，同时在新疆采取报复行动。1943年1月，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宣布：“新疆当局之反苏行为，迫使苏联决定撤回对新疆的一切支援。”红八团撤退时，拆除了独山子油田机器和头屯河铁工厂机器，运回苏联。4月10日，普式庚再次声明：完全停止苏联在新疆的地质考查团工作，撤回工作人员和机器⁽¹¹⁷⁾。5月17日，由苏联驻华大使与国民政府代表进行了将近十个月的中苏合办独山子油矿谈判，也因苏方拆除设备运苏而告中止⁽¹¹⁸⁾。6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将苏方决定正式通知中国官方：一、撤销迪化飞机厂，将新疆苏联工人、职员及技术人员，以及苏联设备运回苏联；二、停止独山子油矿及炼油工作，召回各专家，并将自有设备运回苏联；三、缩减苏联驻新疆商业机关之活动；四、召回在新疆之其他苏联专家⁽¹¹⁹⁾。1944年2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签署合同，中方以170万美元现款购买苏方在独山子油矿遗留之全部油井建筑及设备，并于21日接收完竣⁽¹²⁰⁾。自此，中苏在新疆的经济合作完全停顿。

然而，中苏在新疆的交涉却并未结束。由于盛世才在新疆的残暴统治，激起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和反抗。苏联的影响和卷入也鼓励了部分新疆少数民族领袖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愿望。自1943年春起，新疆不断发生各族人民的起义。1944年8月，国民政府逼迫盛世才提出辞呈，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企图缓和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满情绪。但由于对苏关系恶化后，中苏边疆贸易锐减，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大幅下降，致使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有增无减，至1944年底形成“三区革命”的高潮。此时，由于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苏联已不再担心来自西部边界的威胁，对新疆政策也转趋强硬，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明里暗里采取支持的态度，甚至出动飞机轰炸中国军队，这引起国民政府的更大疑忌和仇视，两国间交涉不断，中方质问苏联驻华大使，指责苏联飞机轰炸中国军队，要求苏方调查该项飞机来源，并防止类似事件发生；苏方则称该事件系由中国军队因追缉哈萨克人民、遂侵入外蒙古之领土引起，声明苏方根据1936年3月苏蒙互助条约，为保护外蒙古领土安全起见，将不得不予该共和国以一切必需之援助及支持等。双方的争执复转向外蒙古主权问题，中方声明根据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及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1936年之苏蒙互助协定，中方当时即提出抗议，不予承认，苏方当时亦在复照中重行确认1924年中俄协定仍保持其效力等。蒋介石还将该事件诉之于罗斯福总统，希望美方予以干涉，但罗斯福却复电蒋介石，建议暂时搁置外蒙古、新疆边境事件，“以待此次战争之结束”，事态虽未恶化，但争执却进一步升级了⁽¹²¹⁾。

中苏关系恶化的另一标志是国民政府在国内不断挑动反苏行动。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壮大，国共摩擦、冲突的日益升级，蒋介石越来越将共产党问题与“第三国际”与苏联政府的支持相联系，由此而对苏联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恶感，并大量削减对苏贸易等，恶化两国关系。苏联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1942年3月，召回了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团，开始对国民政府采取公开批评的态度。1943年夏，当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大规模发动反共摩擦，苏联政府公开指责国民政府抗战不力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进行围攻。1944年夏，苏联新闻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不将全部兵力用于抗日作战，而是使用大量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抨击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没能组织好对日本军队的反击，大多数部队一触即溃，一败千里，向同盟国呼吁改组中国国民政府，给国民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国际压力。

苏联政府还在同盟国内部和国际事务中有意贬低、留难国民政府。当美国政府欲将中国列入世界四强行列时，曾一再遭到苏联政府的反对和阻难。1943年10月，苏联政府曾反对中国签署《普遍安全宣言》。11月，斯大林又借口苏联未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拒绝罗斯福提出的举行美、英、苏、中四国元首会议的建议，不愿与中国平起平坐讨论国际问题。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多次和斯大林讨论中国问题，斯大林始终对中国抱蔑视的态度，罗斯福提出：战后应由美、英、苏、中四大国组成一个“有权立即处理对和平的任何威胁”的警察委员会。斯大林表示：他不认为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是强大的，要中国参加四大国会议或组织，显然是不合适的。罗斯福解释说，他并不是不认识现在的中国很弱，而是想到更远的将来，毕竟中国是一个有四亿人民的国家，将他们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但是，斯大林依然不置可否。1944年夏秋间，当筹备建立联合国的顿巴敦橡胶园会议召开时，苏联政府再次拒绝与中国代表坐在一起。会议不得不重演开罗—德黑兰的一幕，分为两个阶段举行，使中国处于美、英、苏决定重大问题后被通知的被动境地，这使中国的对苏不满情绪益发增强。1944年下半年，中苏关系下降到了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的最低点⁽¹²²⁾。

二　雅尔塔密约的签署

1943年底，苏军在苏德战场上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作战，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表已经确定，欧洲战场的胜利大局已定。尽管大战的战火仍在熊熊燃烧，但是各盟国的首脑已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战后的利益分配和政治安排。美、英、苏三国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和各种会晤，力图为自己的国家获取更多的权益。中国虽已荣列“四强”行列，但未能享受“四强”待遇，反而成为美、英、苏三国进行秘密交易的对象。

苏联是谋求在华特权的主要国家。出于自身的国家安全考虑，苏联早就计划从西向东在新疆、外蒙、东北的中国境内建立自身的势力范围，构筑一道抵御美国在远东势力的防波堤。由于盛世才的“倒戈”，国民政府势力进入新疆，使苏联对新疆的控制受到影响，苏联转而支持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政府斗争，随着“三区革命”的发展，使苏联有理由认为它可以继续保持其在新疆的影响；外蒙古已在它的实际控制之中，需要解决的只是正式独立的名义问题；其主要的目标是中国东北地区，苏联念念不忘要恢复沙俄在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并将承诺对日参战视为索取中国权益的最好时机。

1943年11月，美、英、苏举行德黑兰会议，首次就三国击败德国后苏联的对日作战问题进行磋商。斯大林提出了在远东获取不冻港的问题，并表示参战的条件“也许等到俄国人积极参加远东战争的时候再说比较好些”⁽¹²³⁾。随着欧战的临近结束，斯大林关于对日作战的条件逐步明朗，并就此与美、英进行了一系列极其秘密的谈判。参与其事的，除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外，还有华莱士、哈里曼、莫洛托夫、赫尔利等。

1944年10月中旬，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特使哈里曼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斯大林表示：苏军须在德国失败后三个月始能完成兵力调动，集中60个师在远东发动攻势，要求美国在1945年6月30日前协助贮存150万人所需粮食、燃料、交通工具等战争物资，共计固体物资86.014万吨，液体物资20.6万吨，并且处理好俄国参战的政治方面问题——即指中国承认苏联在远东的对日要求等⁽¹²⁴⁾。苏联政府以参战为筹码，向美国索取大量物资，并要挟美国满足其在远东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12月14日，哈里曼会见斯大林，再次讨论苏联参战的政治条件，斯大林明确提出：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归还俄国；租借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租借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到满洲里的铁路；承认外蒙古的现状——保持外蒙古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其范围远远超过了德黑兰会议所讨论的内容⁽¹²⁵⁾。

对于美、英、苏间的这种秘密交涉，中国国民政府有所觉察。1944年11月9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致电蒋介石，密报“苏联国内近月来对旅顺港颇多关注之证，不但杂志著论，称旅顺为苏联之宝，一如其他苏联领土，且有专书出版，追述旅顺之失，视为遗憾”；并称美国海军李海上将曾向他透露：“美方曾表示，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俾促日寇之败，并探苏联之意，而苏联隐示，欲乘机取得旅顺，为参加条件之一”，实为探询中方态度⁽¹²⁶⁾，然而国民政府却无法探知确讯，也难以采取制止行动。雅尔塔会议前夕，苏联政府曾秘密通知中国，表示愿意接待蒋介石的个人代表宋子文访问苏联，讨论苏联加入对日作战、战后朝鲜地位、苏联利用中国东北港口、战后中苏经济关系、中苏边界和平以及中苏间建立更密切更协调关系诸问题，中国官方立即通过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密报美国政府，希望美国方面的“合作与建议”；然而，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的答复却是：“我们不应使中国政府得到那样的印象，认为在中苏关系中我们准备承担的‘顾问’责任。”明确表示不在中国与苏联之间扮演“调停者”，实际上拒绝了中国方面的求援⁽¹²⁷⁾。

1945年2月4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8日下午，罗斯福、斯大林秘密磋商苏联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内容涉及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问题、大连与旅顺口问题、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问题等。斯大林再三强调：如果此等条件不能满足，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何要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对德作战是因为德国威胁了苏联的生存，但他们却不能懂得苏联何以要和一个并未发生重大冲突的国家作战？假如此等政治条件可予实现，人民即将懂得宣战是为了国家利益，且比较容易向最高苏维埃会议解释这一决定。双方约定在苏联把25个师的军队调到西伯利亚至满洲边界后，再把有关决定通知中方。斯大林特别强调，在会议结束时将经三国同意的条件见诸文字⁽¹²⁸⁾。

10日，斯大林提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的草案》，美方提出三点修改，即大连港“应在国际控制下成为自由港”，中东、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委员会来控制管理”，有关港口和铁路的协议“需要取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等。双方略经讨论，即于次日邀约丘吉尔共同签署《雅尔塔密约》。该密约规定苏联将在欧洲战争结束后2个月或3个月内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还苏联。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的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联政府承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¹²⁹⁾。这就是美、英、苏三国以中国主权为筹码，为满足各自利益而签署的违反国际法准则的雅尔塔密约。这是大国强权政治在同盟国间的一次丑恶的表演。由于斯大林的建议，而且罗斯福担心，通知中国政府的任何事情，不出24小时就会让全世界知道，三国约定该密约在斯大林最后决定对日宣战前，暂不通知中国。

美国政府何以会签署这样的密约呢？首先，由于“去年我国军事失利，罗感觉我国力量不够，美国舆论又不愿见美士兵牺牲，故罗转而盼苏联参加远东战争”⁽¹³⁰⁾。其次，美国军方对于日本军力的估计错误，他们以为日本陆军尚有强大力量，如苏联不参战，日本即使丧失本国诸岛，仍可在中国大陆作战，战争可能延长至1946年秋甚至1948年⁽¹³¹⁾。为此，美国急切希望苏联能在欧洲战争结束后，挥师东进，参加对日作战，尽早打败日本，减少美军伤亡。第三，同样重要的因素是由于美国出于战后维护远东利益的政治需求，罗斯福担心在美国军队付出巨大代价最终打败日本之后，苏联军队将不请自来，长驱直入中国东北地区，将该地和外蒙古占为其势力范围，那就将直接影响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为此，预先签署一个条约，将能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并促使苏联政府承认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在中国东北的主权。

英国政府在讨论和签署该约的过程中很少发言，貌似被动，实则另有企图。英国战后在远东的最大目标是恢复其在战前享有的权益，包括恢复在印度、缅甸、马来亚等地的殖民统治，继续占有香港等。英国政府签署该密约，将可在香港等问题上与苏联保持某种平衡，便于它在远东恢复殖民统治。

苏联政府是签署该密约的策动者和主谋，密约内容也主要体现了苏联政府的远东战略利益。它和当时有求于它的美国和在香港等问题上心怀鬼胎的英国，背着中国达成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肮脏交易，演出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极不光彩的一幕。

雅尔塔会议后，美、苏两国间关于中国问题的秘密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对于美国来说，它已插足中国内政，期望按照自己的意图处理国共关系，使中国成为两党并存竞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美国在远东的附庸，既借以抵制战后苏联在亚洲的扩张，又抑制英法殖民势力的复归远东。而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在于如何使苏联政府在处理中国的国共关系问题上与美国采取同步政策。4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国述职途中抵达莫斯科，奉命向斯大林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决定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斯大林答称：苏联支持这个政策，表示愿与美国合作，完成中国军队的统一，同时无端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土地改革者，此种提法经赫尔利传播，迅速传遍美国统治集团，引起极大关注。5月28日，斯大林又一次向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表示：无论战时平时都愿意尊重蒋主席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坚固统一的国家⁽¹³²⁾。

对于苏联政府来说，随着苏军参战日期的临近，频频要求美国履行诺言，催促中国国民政府接受雅尔塔密约。5月下旬，斯大林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时，再次希望美国政府立即将密约内容通知中国政府，敦促其履行一切。双方商定中国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应于7月抵达莫斯科谈判中苏条约，届时由美苏双方同时和中国政府说明雅尔塔密约的内容⁽¹³³⁾。

然而，由于赫尔利在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期间，已将雅尔塔密约的内容透露给了蒋介石，美国政府不得已提前将密约内容通知中国国民政府。6月9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约见宋子文，通报密约有关内容，并表示：“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则美国政府对于雅尔塔协定便不能不予以支持！”宋氏作出强烈反应：“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联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五百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¹³⁴⁾6月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示“关于俄国备忘录案，暂以兄个人意见对美表示，‘租借’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今后不能再有此污点之发现，非设法除去不可”等⁽¹³⁵⁾。但是，杜鲁门总统并不为中国方面的交涉所动。14日，美国政府正式将密约通知中国，力促国民政府按照美苏商定的时间表，派遣宋子文赴莫斯科与苏联缔约。

按照国际惯例，中国没有参加签约，也就不存在履行条约的义务和责任。但是，由于该条约是由美、苏、英共同签署的国际条约，中国国民政府受同盟国关系制约，无法拒绝。如果拒绝，即将出兵中国东北的苏军可能会更加无拘束地在中国东北自由行动，给中国造成更大的伤害。15日，中国外交部向美国方面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不论中苏可能签订什么条约，美、英均应为协定当事人；第二，旅顺口应指定为中、美、英、苏四国联合海军基地；第三，千岛群岛及库页岛南部转让苏联，应由四国而不是单独由中苏两国来讨论等。显然，无可奈何的中国国民政府希望将美国拖入中苏谈判之中，以为自己的后援，但是这些建议均为美国所拒绝⁽¹³⁶⁾。中国国民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苏的安排，与苏联政府进行中苏缔约的谈判。

三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

按照美苏商定的日程表，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苏联政府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中苏谈判。会谈分为两个阶段，自6月30日至7月12日为第一阶段，双方进行五轮谈判。后因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波茨坦会议而暂停。8月7日至8月14日为第二阶段，双方又进行四轮谈判，最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苏联政府在谈判中态度傲慢。早在6月12日，中国代表团出发之前，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就会见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

1．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

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的权利。

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4．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

5．库页岛南部及与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当还苏联⁽¹³⁷⁾。

蒋介石则在谈话中强调：“租借地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我们不好再用这种名义，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是一种光荣的条约，如有租借地一类的名义，则将失去条约的原意。”⁽¹³⁸⁾中苏谈判一开始，斯大林就拿出“雅尔塔密约”，气势压人地指出：“商谈条件是可以的，但是，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谈判不时出现僵局，苏联方面还以“苏联在参加对日作战以前，应先和中国政府签订协定”为由，催逼中国代表团让步签约⁽¹³⁹⁾。

中国代表团长宋子文在谈判中除据理力争外，始终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保持密切联系。在谈判开始后的十天中，宋子文五次会见斯大林，同时也五次会见哈里曼。显然，国民政府希望通过美国的帮助和干涉，迫使苏联能有所让步。然而，在谈判的第一阶段，美国政府虽在一些问题上同情中国，却始终恪守不介入中苏谈判的立场。7月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就中国方面要求美国对“雅尔塔密约”关于外蒙古文字作出解释一事致电哈里曼：“在目前的双边会谈中，美国政府如试图充当‘雅尔塔协定’任何有关条文的解释者，那将是不明智的。但是您可以非正式地告知宋，据您所知，美并未讨论过如何解释‘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外蒙须维持现状的条款，在未进行这种讨论的情况下，这些书面文字可以接受的含义，即应维持外蒙古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现状。您应向宋表明，美不能对‘雅尔塔协定’中的文字作出任何官方解释。您的非正式的解释仅供他本人得知，不得在官方的谈判中引用。”⁽¹⁴⁰⁾美国的立场反映了当时美国远东战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1951年哈里曼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对此作了说明：

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是否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在于是否及时参战，有助于联合参谋总部关于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的实施。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的大片地区，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公众要求”为口实，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罗斯福总统力图使斯大林先前所作的一般化保证化为俄国人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明确行动，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和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¹⁴¹⁾。

中国代表团孤立无援，只能独力与苏联争辩。

在谈判的第二阶段，由于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导致苏联对日作战的重要性大幅下降；同时，也由于中国在苏联的压迫下，在谈判中作出了太多的让步，将有损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政府逐步介入了中苏谈判，并加大了援助中国的力度。8月5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奉命通知斯大林：美国政府相信宋子文已满足了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提出的要求，希望苏联“不再要求中国让步”，“不要和中国签订要他们进一步让步的协议，不利于我们的利益”，建议在中苏协议中“再次肯定斯大林口头保证东北地区遵守‘门户开放’政策，并同时公之于众”，表示美国政府不反对成立一个中苏美英四方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管理大连自由港的最高机构等⁽¹⁴²⁾。8月8日，哈里曼代表杜鲁门总统会见斯大林，要求苏联方面“能向美国公众说明，关于苏中之间现正谈判中的有关使用东北地区的港口和铁路的协议，无论苏方或中方都没有背离该地区的门户开放政策”，斯大林表示同意⁽¹⁴³⁾。美国态度的转变使中国代表团在对苏谈判中的艰难处境有所改变，并推动了中苏条约的最终签署。

中苏双方在谈判中主要围绕着外蒙古问题、大连商港问题、旅顺军港问题、东北铁路问题等进行了艰苦而激烈的交涉⁽¹⁴⁴⁾。首先是关于外蒙古问题交涉，争执最为激烈，几使谈判决裂。焦点问题是如何理解“外蒙古现状应予维持”。中方认为，1924年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已确定苏联尊重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此即是现状，不能变更；苏方认为，“维持现状”是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现状，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中方表示，中国目前可不向苏联提商外蒙问题，盼苏联亦不提此难题，中国任何政府如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苏方表示，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供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苏联在远东之地位，日人业已试过，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等。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中方坚决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要求，强调如承认外蒙之现状，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苏方则坚持该问题不解决，宁可中断会议。最后，中国在求助美国无望后，由蒋介石亲自决定有条件作出让步，即在苏联政府保证“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新疆伊犁以及全新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三个条件下，中国“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苏方表示同意。随后，中方又提出外蒙古疆界问题，并坚持以中国旧地图为基准，双方经数度争执，最后约定“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其次是大连商港问题。苏方提出以《中俄租借旅大条约》为根据，将大连作为苏联专用港口，由苏中共同管理，遭到中方拒绝。随后，苏方稍作让步，主张由华人出任管理大连行政的董事会主席，仍遭到中方拒绝。8月10日，在美方的协调下，双方达成协议：大连开放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务主任由苏联人担任等。

第三是旅顺军港问题。苏方要求由苏联管理旅顺军港，并一度主张扩充至旅顺港外100公里岛屿，附属地之行政官吏由中国在征得苏方同意后任用，旅顺附近之缪岛、雷岛不设防等，遭到中方反对。后在美国协调下，双方决定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苏军在规定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民事行政权归中国，但该地之防护由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等。

第四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双方的争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中苏联合公司的人事安排，苏方要求设公司理事会，设理事十人，中苏各半，理事长为华人，铁路局长为俄人；中方主张中东铁路可按苏方意见办理，但南满铁路局长应由华人担任，争执再三，仍未为苏方同意。其二是铁路运输苏联军队问题，此事关系中国东北国防安全问题，中方坚持铁路运输军队只限于进攻东北日军及撤军之时，平时旅顺苏军移动不能利用铁路；苏方始而主张进驻旅顺的苏军在运输武器、弹药及接防时可以使用铁路，在中方强烈反对下，退而主张限制铁路运兵数量，由四个师逐步退至一个师；最终决定铁路运输以军用物资为限等。

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宣布对日宣战，战争局势发生激烈变化，日本即将投降。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由此而变得强硬起来，明确反对中国政府在东北问题上再向苏联作出重要让步；苏联政府则已开始将美国作为自己的主要敌手，既对美国干预中苏谈判表示疑虑，也不对中国国民政府抱信任态度，它在与中国签约的同时，不同意在协定中具体写明不支持中共的文字，也回避接收日本在东北的战利品问题，以为自身日后的行动自由留下活动的余地；中国政府面临着苏联百万大军进入东北，深感事势严重，因担忧苏联在中共问题上变卦而急于要求与苏联签约。14日午夜，中苏两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附属协定，换文《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之协定》、《关于外蒙古之换文》等。主要内容是：

1．两国在对日战争中互相帮助与支持，不与日本单独谈判和平，战后共同密切合作，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

2．苏联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尊重中国对东三省的完全主权，并无意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

3．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开放，中国以所有港口工事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联，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务主任由俄人担任，期限三十年；

4．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苏联可在规定地区驻扎陆、海、空军，该地民政由中国执行，另设中苏军事委员会，由苏方任委员长，期限三十年；

5．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共同经营，两国合组铁路公司，双方各五人组成理事会，各三人组成监事会，由中方任理事长，苏方任监事长，铁路局长和总稽核分由苏、中人员担任，并依照平等原则任用各处、科、站长，中国政府担任铁路保护，由苏联境内到旅大往返货物免征关税，期限三十年；

6．战后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如民意赞成独立，中国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7．进入东北的苏联军队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从东北撤退等⁽¹⁴⁵⁾。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雅尔塔密约”的基本框架下签署的，是美苏强权政治和妥协的产物。该约的签署使苏联提出的要求基本如愿以偿，美国政府也为因此而与苏联在远东达成某种平衡而感到满意。中国国民政府虽然处于被动和被迫的地位，但也认为：“即使这个条约不能发生预期的积极作用，至少也能有其消极的作用。”当时的谈判代表、国民政府外交部西亚司司长卜道明事后这样追叙中国签约的原因：在苏军数十万全线攻入中国东北的情况下，“苏俄当可凭藉武力实现其全部愿望，那时中苏间将发生种种权益和领土的纠纷”；“我若提出交涉，美国将因我拒绝了雅尔塔协定，未与苏俄成立条约对我不予援助，而对苏俄则因雅尔塔协定的存在，反有支持苏联实现其全部要求之义务”；“不仅如此，苏俄势必利用我之孤立状态，根据雅尔塔协定笼统的规定，乘势更进一步的分裂中国领土，在东北、内蒙、华北及新疆等地建立其傀儡政权，因此造成更混乱的局势”；“我国若与苏俄预先签订一项条约，用条约来限制‘雅尔塔协定’的流弊，约束苏俄的侵略行动，并对日后苏俄可能违约的行动预先把握一种交涉的政治立场，那时不仅我们进退有所依据，而且美国对中苏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亦不能坐视无睹，而应根据道义与公理的立场予我以声援”等⁽¹⁴⁶⁾。

8月24日，中苏两国政府互换批准书，条约生效。中苏两国领导人互相致电祝贺。蒋介石的电文说：“深信今后两国政府根据条约，将能表现互信互助之精神，以尽力为中、苏两大国家及全球造成幸福及繁荣。”斯大林复电称：“确信此项条约及协定将为进一步发展贵我两国友好关系之坚固基础，借谋两国人民利益与繁荣及远东与全世界和平及安全之巩固。”⁽¹⁴⁷⁾然而，这个条约并没有促进战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也未能如美国所设想的为远东带来和平和稳定。战后的中苏关系将随着美苏冷战的形成和升级以及国共内战的全面展开而历尽波折。

第五节　中国参与战后国际政治的安排

一　中国签署莫斯科四国宣言

中国在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十分关注参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鉴于美、英于1941年8月共同发表《大西洋宪章》，蒋介石指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研究太平洋宪章问题。1942年7月7日，王宠惠将研究结果报告蒋介石，在肯定《大西洋宪章》基本精神的同时，指出其美中不足之处在未提及暴日和消极的民族自决，应予补充⁽¹⁴⁸⁾。中国舆论对此问题也积极关注，表示中国人“全心全意”要求加入新的国际秩序⁽¹⁴⁹⁾。

美国在1942年下半年整个战局发生有利于盟国的变化后，也开始考虑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罗斯福总统设想在战后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世界性国际组织，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在其中起支配作用。1943年8月上旬，国务卿赫尔及国务院的顾问就建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起草了一份四国宣言草案。草案经罗斯福、丘吉尔认可后，被分送斯大林和正在美国的宋子文。8月下旬，斯大林在推托罗斯福关于举行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建议的同时，同意举行三国外长会议。美、英方面遂将四国宣言列为外长会议优先讨论的事项⁽¹⁵⁰⁾。

美国国务院在将四国宣言草案送交宋子文时口头说明，宣言草案已列入美、英、苏三国会议议程，中国政府对该草案“如有意见或评论须要向美国政府表示者，当为美国政府欢迎”⁽¹⁵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在对宣言草案研究后认为，该草案内容“对我均甚有利”，但“苏联对我国参加此项宣言，尚难免不持异议”，因此，他向蒋介石建议：“我方政策在力求此项草约得经四国同意迅速成立。”该建议获得蒋介石首肯⁽¹⁵²⁾。

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于10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签署宣言是会议的主要议程。正如王世杰所预料，苏联反对将中国包括在内，只愿讨论三国宣言。苏联政府对宣言内容并无不同意见，但认为既然中国没有参加会议，当然就不应签署宣言，实际上不愿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但美国国务卿赫尔根据罗斯福的指示，坚持中国必须作为宣言的签字国。为此，他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举行多次会谈，强调四国宣言的重要性，表示“将中国排除在四国宣言之外是不可思议的。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如果美、英、苏在宣言问题上将其抛弃，那将很可能在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方面产生十分可怕的反应”⁽¹⁵³⁾。赫尔甚至表示，如果宣言不能以四国名义签署，美国绝不会在三国宣言上签字。由于美国方面的强硬态度以及英国对美国立场的支持，苏联被迫同意发表四国宣言。但在10月26日的会议上，莫洛托夫又提出中国无代表在莫斯科，主张仍由美、英、苏三国代表签署。会后，赫尔立即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要他尽快获得中国政府授权，代表中国签署宣言。

傅秉常在三国外长会议开始后，与赫尔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向重庆报告会议进展情况。26日，他急电蒋介石，请授予签字全权。蒋介石于27日复电，授权傅秉常全权代表中国政府在四国宣言上签字⁽¹⁵⁴⁾。

10月30日，美、英、苏、中《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正式签署。宣言向全世界宣告，四国将继续对轴心国的战争，直至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并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¹⁵⁵⁾。11月2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总统表示感谢：“此次四国宣言之签订，全由阁下坚持正义团结之精神所感召，实为一伟大之成功。此举对于未来世界之和平与安全，必有莫大之贡献，殊堪庆幸，余兹请阁下接受余热烈之感忱。”⁽¹⁵⁶⁾四国宣言的签署是大战期间盟国合作的重大事件，它奠定了日后联合国的最初基础。对中国而言，四国宣言也意义重大，它进一步确认了中国的四强地位，并奠定了此后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二　开罗会议与《开罗宣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虽然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但两国政府间并无英、美之间那样的经常性双边工作机制，更不用说像丘吉尔与罗斯福那样经常性的首脑会晤了。对此，中国政府多次抱怨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为安抚中国并商讨战后世界安排，罗斯福总统于1943年6月初向在美国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表达了拟邀丘吉尔、斯大林与蒋介石共同会谈的意愿。蒋介石获悉后，于6月7日致电宋子文，请其面告罗斯福，表达在苏、日公开决裂前他本人参加四国高峰会谈可能使斯大林感觉不便的担忧。7月4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与蒋会晤“殊为重要”，建议两人相见于重庆与华盛顿间之中途地点。7月8日，蒋介石复电，表达与罗会晤之期望，并建议会晤时间以当年9月以后最为适宜。此后，美国方面先后提出会晤地点在阿拉斯加及华盛顿，均被国民政府以不便为由婉拒。10月28日，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邀请蒋与他及丘吉尔三人在11月20日—25日期间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会晤，当面讨论中美间及战后世界重要问题，以求“圆满之解决”。蒋介石于11月2日复电表示愿意赴会。但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地点及日期决定后，罗斯福又于11月9日致电蒋介石，将美英中首脑会晤改为11月22日—26日在开罗举行。蒋介石获悉罗斯福将与斯大林举行会谈，担心中美首脑会晤在美苏首脑会晤之后，遂电罗斯福，希望中美会晤安排在美苏会晤之前。罗斯福复电允诺⁽¹⁵⁷⁾。

为出席开罗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分别准备了中国拟在会议上所提问题的方案。这两个方案涉及日本无条件投降应接受条款、盟国间战时军事与政治合作、战后重要问题及战后中美经济合作等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其战犯交付联合国审判，将旅顺、大连、台湾及澎湖列岛、琉球归还中国，赔偿中国自“九一八”起一切损失；加强中美军事合作，中、美、英联合先行收复缅甸；中、美、英、苏共同或分别承认朝鲜独立，保证印度于战后立即获得自治领地位；战争结束后现有之联合国团体应继续存在，而以四大国为主席团，维护世界和平之责；战后美国在资金与技术方面，协助中国经济重建，树立健全制度⁽¹⁵⁸⁾。这两个方案集中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开罗会议的期望，其重点在收复中国失地、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及加强中美合作等方面。

蒋介石本人对第一次与美、英首脑举行高峰会议也抱有很大的期望。11月18日，即离开重庆赴开罗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与罗邱会谈应注重于最大之问题：甲、国际政治组织，乙、远东委员会组织，丙、中英美联合参谋团之组织，丁、占领地管理方案，戊、反攻缅甸之总计划，己、朝鲜独立，庚、东北与台湾应归还我国。”显然，蒋介石对此次会谈与正在进行的世界大战尤其是战后世界安排之间的关系具有足够的认识，但因首次与美英首脑会晤及中国本身的实力，他又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余此去与罗邱会谈，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¹⁵⁹⁾

蒋介石于11月21日抵达开罗。同行的有宋美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等二十人⁽¹⁶⁰⁾。开罗会议的议程由美、英代表团抵达开罗后于22日定下，中国代表团于当日深夜方才获悉⁽¹⁶¹⁾。23日，会议正式开始。由三国首脑及其幕僚出席的正式会议主要讨论军事问题。

国民政府在出席开罗会议前，由美国派驻中国任蒋介石参谋长的史迪威制定了拟在会上提出的军事方案，其主要内容为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收复缅甸，打通滇缅交通线，以及由美国提供武器分三批装备中国90个师和每月向中国提供一万吨空运物资⁽¹⁶²⁾。会议中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上。在11月23日举行的三国首脑都参加的第一次大会上，蒋介石强调了收复缅甸对整个战局的重要性，并认为缅甸之战的关键“完全在于海军与陆军之配合作战，同时发动”，即英国海军必须在孟加拉湾发动两栖作战，与中国陆军形成南北夹攻之势。英国首相丘吉尔虽表示在意大利投降后，可增加在孟加拉湾作战之英国军舰，但并不愿作出英国海军两栖作战的承诺⁽¹⁶³⁾。在此后进行的三国军事联合参谋会议中，史迪威奉蒋介石之命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坚持缅甸作战水陆必须同时夹攻。由于美国支持中国的缅战计划，最后经蒋介石与丘吉尔会商后达成共识，英国海军在安得曼岛登陆作战，而中国则允诺将每月空运量减少至8700吨⁽¹⁶⁴⁾。

开罗会议期间有关中国及战后世界安排的政治问题主要在蒋介石与罗斯福两人的会晤中讨论，对中国而言，这也是更为重要的议题。抵达开罗后，王宠惠将原先准备的方案中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修订成四个节略，提供给蒋介石。这四个节略分别是：关于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关于过渡期间国际安全问题、关于德国投降问题、关于远东之问题。但蒋介石认为这四个节略所涵盖的各种问题无法在会议期间逐一讨论，因为会议重点在调整对日作战战略及日本战败后之惩处办法，所以决定有关政治问题，分别轻重，提出与罗斯福讨论，而将节略书面提交美国以备参考⁽¹⁶⁵⁾。

整个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共有八次会面，其中11月23日赴罗斯福晚宴后长谈与11月25日赴罗斯福官邸茶叙后谈话，最为重要⁽¹⁶⁶⁾。蒋罗会谈涉及下列内容：

一、中国国际地位。罗斯福表示中国应作为四强之一，并以平等地位参加此后的国际组织，蒋介石欣然接受。

二、日本皇室地位。罗斯福以战后日本皇室的存废征求蒋介石意见。蒋介石表示，事关日本政体，应在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以免造成国际关系中可能后患无穷的错误。

三、军事占领日本。罗斯福认为，在战后对日军事占领问题上，中国应担任主要角色。但蒋介石认为，中国尚未有承担这一重大任务的准备，应由美国领导执行，中国于必要时辅助执行。蒋并提出，此问题可视实际形势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四、对华实物赔偿。蒋介石提出，日本战后对华赔偿，一部分可以实物支付，如工业机器与设备、战舰、商船、火车头等可移交中国。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

五、收回失地。蒋介石与罗斯福同意，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中国东北四省（包括辽东半岛及旅顺、大连）、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罗斯福还问，中国是否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回答说，中国愿由中美两国共同占领琉球，并在国际组织托管下由两国共管。罗斯福还提出香港、大连宜由中国收回后，改作国际自由港。蒋介石表示同意，但以国际保证为条件，并提出应由美国与英国、苏联分别商讨这一问题。

六、战后中美军事合作。罗斯福提议，中美在战后应就防止远东未来侵略作出互相支援的安排；美国应在太平洋上维持适当军事力量，以有效担负防止侵略的责任。蒋介石同意这两项提议，并希望美国提供帮助装备中国陆海空军，以加强中国国防及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蒋还提议，中美军事基地可互相使用，并表示中国准备将旅顺港交中美共同使用。罗斯福又提议，有关亚洲事务，两国应在作出决定前彼此磋商。蒋介石表示同意。

七、朝鲜、越南与泰国。罗斯福认为，两国应就朝鲜、越南和泰国的未来地位达成共同谅解。蒋介石在表示同意的同时，强调朝鲜应予独立的必要性，中美两国应帮助越南在战后取得独立，并使泰国恢复其独立地位。罗斯福表示同意。

八、战后对华经济援助。蒋介石认为，战后中国经济重建十分艰巨，希望美国能给予各种形式的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罗斯福表示对此问题将予以认真考虑。

九、外蒙古、唐努乌梁海。罗斯福特别问到唐努乌梁海的现状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历史关系。蒋介石指出，唐努乌梁海原为外蒙古的组成部分，后为俄国夺走；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皆原属中国，应与苏联谈判解决。

十、统一指挥问题。蒋介石提议，中美成立参谋长联合会议，或中国加入现有的英美参谋长联合会议，以示一律。罗斯福允诺与其军事幕僚商量以便作出决定⁽¹⁶⁷⁾。

根据罗斯福事后对其儿子所讲，他与蒋介石的会谈还涉及中国国内政局。罗斯福向蒋介石建议，国民党应在战争期间与共产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则表示，如果美国保证苏联能尊重中国东北的边界，他可以邀请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¹⁶⁸⁾。

根据蒋罗会谈商谈结果，罗斯福令其特别助理霍普金斯起草了会议宣言草案，并首先交中国代表团审阅。蒋介石对其内容表示可以同意，但草案中漏缺“澎湖列岛”应予加上。11月26日，美方约中、英代表团共同商讨会议宣言草案时，英方对宣言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欲将东北、台湾与澎湖列岛等“当然应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将决定使朝鲜“成为一自由独立之国家”改为“脱离日本之统治”，实际上是对宣言草案只字未提被日本占领的英国在远东的属地不满。中国参加此次商讨的王宠惠当即明确表示反对，指出“日本放弃之后，归属何国，如不明言，转滋疑惑”，“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由于美国代表团支持中国的立场，英国上述提议未被接受⁽¹⁶⁹⁾。

开罗会议于11月26日结束。会后，罗斯福、丘吉尔赴德黑兰会晤斯大林。蒋介石在游览金字塔后于27日离开开罗。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正式发表：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诸方面加诸残暴的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¹⁷⁰⁾

对国民政府而言，开罗会议的成果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蒋介石本人对此评论道：“在开罗逗留七日，其间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自信日后更有优良之效果也。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列岛为已经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领土，而能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皆为国民革命之主要目标与期望，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空前未有之外交成功也。”⁽¹⁷¹⁾开罗会议确立了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并以明确的语言和国际公约的形式确定将日本强占中国的领土归还中国；会议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因而成为民国外交史中重要的一页。

三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莫斯科四国宣言签署后，大国间关于国际组织的筹建提上议事日程。1944年5月，美国政府制定了一个初步计划，拟邀请中国、英国、苏联赴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开会具体商讨筹建事宜。蒋介石获悉后于6月2日致电罗斯福，表示对此“极为欣慰”，“盖东方人民如无代表，则此会议将对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其意义”，并表明“中国向来主张早日成立此种机构，如其可能，并望在战时结束以前成立”。但由于苏联以尚未与日本开战为由，不愿与中国坐在一张会议桌上，最后会议只得采取开罗会议模式，即第一阶段为美、英、苏三国会议，第二阶段为美、英、中三国会议。7月10日，魏道明将这一安排报告重庆，蒋介石批示“应可赞成”⁽¹⁷²⁾。

国民政府外交决策层对成立新的国际组织早就有过考虑和研讨。1942年7月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主持的国际讨论会拟具了一份“国际集团会公约”，主张为在战后确立集体安全制度、保证永久和平，应建立新的对侵略能行使制裁的国际组织⁽¹⁷³⁾。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也在开罗会议前向蒋介石递交的节略中，主张尽早成立中、美、英、苏四国机构，并以四国机构筹建联合国总机构⁽¹⁷⁴⁾。

接受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邀请后，国民政府就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准备了多个草案，其中以王宠惠主持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方案和王世杰主持的参事室方案及驻英大使顾维钧提出的方案最为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王宠惠方案分基本态度与对重要问题之立场两部分：关于前者，王宠惠认为国际组织以“愈坚强有力为愈宜”，并应尽快成立，中国应与美、英、苏取得同等地位，而对与会方针则主张“暂不提出整个提案”，只就美方草案建议补充或修改；对于后者，王宠惠提出，区域组织应隶属国际组织之下，国际组织议案之表决取多数通过原则，对运用制裁应有具体之规定，并宜设置国际警察或空军，倡导国际间经济和文化合作，设置国际法院等⁽¹⁷⁵⁾。王世杰方案分基本政策、设立程序与组织原则三部分。王世杰主张国际组织应在战争结束前成立，并应有充分力量，但美、英、苏、中四国不应享有过大之特权，因为“我如主张其他特权，势必增加各小国对我之反感。且四国纵令享有其他特权，实际上我亦未必能利用”。对国际组织的设立，他主张应包含代表大会、理事会和国际法庭。在组织原则中，王世杰强调国际组织对于侵略国负有执行经济、政治与军事制裁之责任，并应具有执行军事制裁之充分力量，即成立强有力之国际空军。他还提出，国际组织大会与理事会的决议依三分之二多数表决为原则，国际组织具有修正不合时宜的国际法的权力，可设立区域组织等⁽¹⁷⁶⁾。顾维钧方案分应取立场、与会策略与应注意事项三部分。在吸取国联面对法西斯侵略时无所作为的教训的基础上，顾维钧强调新的国际组织的中央机构必须具有权威，而会员国有实施制裁侵略的义务，并应预先规定实施制裁大纲，以避免国联之弊端。对中国与会之策略，顾维钧在权衡中国在四强中地位和会议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主张采取现实、灵活的立场，“慎重发言，减少提案”，“避免提出与任何一国正面冲突之主张，而多事居间调和”，以确保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顾维钧还主张，国际机构的投票原则应改国联的全体一致为多数原则，但应包括全体常任会员国方为有效，“以重我地位也”⁽¹⁷⁷⁾。

这三个方案在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必须能够进行制裁、国际组织投票表决取多数原则等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有关实施制裁的手段，顾维钧着重通过法律程序确定会员国的义务，而王宠惠和王世杰则主张应具有实施军事制裁的力量，建立国际警察或国际空军。三个方案的差异主要在于中国的国际地位，顾维钧与王宠惠持相似的看法，认为中国应与美、英、苏以平等地位参与国际组织，享有大国特权，“以重我地位”，并据此确定中国在会议期间的策略，即应“减少提案”，“居间调和”。而王世杰则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四大国不应享有过大之特权，因为中国未必能利用大国地位，反倒会增加小国的担忧。

国民政府最后根据王宠惠方案和顾维钧方案确立了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方针。8月中旬，王宠惠根据顾维钧方案修订了他原先的方案，作出两条重要增补：1．一旦会议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可留待他日，不必坚持，“总以促成会议有初步成功为主”；2．“中、美、英、苏四国所投之票，必须在赞成之列”。这一修订后的方案于8月18日电知在美国的中国代表团，作为中国与会的基本方针⁽¹⁷⁸⁾。8月下旬，蒋介石又指示中国代表团：“一、此次会议，系初步商谈之性质，吾人希望其成功。对于若干困难问题，我方不必坚持，因在将来联合国之大会中，仍可提出解决。二、对于苏联，虽不共同会议，但仍宜设法联络”⁽¹⁷⁹⁾。

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驻英大使顾维钧、外交部次长胡世泽、驻美大使魏道明和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组成，顾维钧任首席代表，正在美国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就近指导”⁽¹⁸⁰⁾。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第一阶段于8月21日至9月28日在美、英、苏三国间进行。虽然由于苏联与美、英之间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行使范围和会员国资格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但三国还是在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新的国际组织名称为“联合国”；联合国设四个基本机构，即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和国际法院；大国在安全理事会中有常任席位；大会重要决议由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一般决议以简单多数决定。

对于中国代表团无缘会议第一阶段，中国代表团感到非常失望。顾维钧认为，与将中国列为四强之一的莫斯科宣言相比，会议“在这方面几乎倒退了一步”，“很显然，中国只能面对既成事实——第二阶段会议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¹⁸¹⁾。如何应对这一困难而又尴尬的境地，具体而言，对第一阶段会议已达成的草案取何态度，成为中国代表团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中出现了意见分歧。驻美大使魏道明、代表团空军专门委员毛邦初等认为，三国草案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中国应该提出自己所有的建议，与美、英两国进行从容不迫的讨论，不论美、英或者苏联的代表有无可能接受；中国要表现出愿意为会议作出充分的贡献，因此不能让第二阶段会议草草了事。但顾维钧认为，这一立场是不切实际的，根据“现时之国际情势，与我国之地位，我方对于该建议书（即三国草案），似不宜坚持修改，或拒绝同意”，因为一方面三国草案“需要补充之处固多，但其业已列入者，对于我国之权益，似尚无不利之点”，另一方面，美英两国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主要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声望”，而不是听取重要意见，所以，为了装点门面而延长会议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顾维钧主张，“中国代表团应该作出适当的妥协”。最终，代表团根据顾维钧的意见决定取现实的态度：“我方主要目的在促成此次会议之成功，使四国能提出一国际和平安全机构方案。再此次会议，原系初步商谈性质，一切现时不能解决之问题，仍可留待将来联合国全体会议中提出讨论，是以我方对于各项问题，可不必坚持，并可藉以表示我国爱好和平及与各友邦合作之精神。但对于和平安全机构之重要意见，我方仍应提出并详为说明，一则可使世人明了中国之正义立场，二则又作为将来在大会中或将再行提出之张本。”同时，“我国现时处于四强之一之地位必须维持”。代表团决定，在第二阶段会议期间以补充意见的方式向美英表明中国的看法⁽¹⁸²⁾。

中、美、英三国参加的第二阶段会议于9月29日举行开幕仪式，10月3日上午，顾维钧代表中国提出补充意见七点并作说明：一、维持和平与安全必须根据正义与国际公法之原则，以免新的国际组织沦为强权政治的工具；二、保障各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以增加各国特别是小国的安全感；三、侵略应加定义，并尽量列举侵略的各种行为；四、组织国际空军，以作为安全理事会权威的象征和采取行动的手段；五、国际公法的方针与修订应由大会倡导，以有利于推进符合国际公法原则的安全；六、国际法庭应能强制裁判；七、应促进教育和文化合作⁽¹⁸³⁾。

对中国提出的七点补充意见，美国和英国代表团并不完全赞同，三国就分歧之处展开了讨论。对于第一点，英国最初认为国际法是不明确的，当出现争端时，国际法只会引起争论。经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美国表示支持中国的立场，英国才表赞同，同意列入联合国宪章。对于第二点，美英方面坚持第一阶段草案中“主权平等”字样已包含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涵义，中方不再坚持。对于第三点，美英方面均反对对侵略加以定义，因为一方面难于对侵略下令人满意的定义；另一方面原草案已说明将制止侵略，于是顾维钧表示对此问题可作进一步考虑；对于第四点，美英明确表示根据实际情况无法予以同意；对于第五点，美英接受中国的要求，同意联合国大会应负责提倡研究国际公法，并推进国际公法的发展与改进。对于第六点，美英原则上同意，但又称：“此问题复杂，可由修订法庭法规之专家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于第七点，美英同意“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应特别设法促进教育以及其他国际文化合作⁽¹⁸⁴⁾。讨论结果，美英接受了中国补充意见中一、五、七三点，对第六点表示原则接受，第三点留待以后讨论，而对第二、四点则予以拒绝。

在讨论中国补充意见的同时，美英方面提出希望尽快结束第二阶段会议，在10月9日同时在四国首都公布敦巴顿会议文件。美英代表强调，美、英、苏“三国草案经长时期之讨论磋商始得成立”，希望中国政府能予以同意⁽¹⁸⁵⁾。这样，在补充意见未被全部接受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面临着是否同意并完全接受第一阶段会议结果的抉择。尽管代表团内存在不同意见，但首席代表顾维钧认为，促成会议的成功和维持中国的四强地位是首要之事。10月2日，他致电重庆当局，认为美、英、苏三国草案“整个目的期在以实力保障国际之公安，注重实际之效率，不尚理论之空谈，欲矫国联盟约规定空疏之病，故凡与此目的无直接之原则，概不阑入”；该草案对中国主张之主要问题如制裁侵略等均已采纳，虽有数点未被列入，原因在于“其出发点之不同，故特从略”，但“草案全部对我国家权益似无不利之处”。据此，顾维钧对中国在会议中所处的实际地位作了分析，并对应取的相应对策提出自己的看法：“钧等察英美首席代表语意，此次会议英美邀我参加，乃系形式之举，与莫斯科会议三强发表宣言请我署名于后同一意义。形势如此，倘我对其草案坚持修改，不予同意，则三国政府同时将其发表，我独向隅，不特四强团结之精神不克保持，我国国际地位亦有影响。钧等思维再四，惟有在开会期间仍将我国立场及主张继续提出讨论予以阐明外，敢请从速授权，对此事相机办理，至本周最后必要时对草案表示我国政府之同意，一面仍请迅速准备届时公布手续，使四国同时发表之议可成事实。”⁽¹⁸⁶⁾顾维钧的建议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10月6日，外交部长宋子文复电：“准予授权，相机办理。”⁽¹⁸⁷⁾中、美、英第二阶段会议于10月7日结束，10月9日会议公报正式发表。

虽然与美、英、苏三国相比，中国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但由于确定了务实的方针和灵活应对的策略，还是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中国补充意见中被采纳的三点日后就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会议也巩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四　旧金山会议与联合国成立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后，美、英、苏三国首脑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行使范围和会员国资格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根据苏联的建议达成共识：有关需采取经济、政治或军事制裁解决的争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使是当事国也有权投票，而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争端，争端当事国不参加投票；由于苏联在战争中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它可以有两个加盟共和国作为联合国发起国。三国首脑还商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请柬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及法国临时政府发出⁽¹⁸⁸⁾。

2月13日，美国驻华使馆将雅尔塔会议有关联合国事宜的决定通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在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这一决定时认为：“五常任理事之一遇有争议，涉及其本身时仍有权否决施用任何制裁办法”，故“可表示英美对于苏联让步”；“再就整个三国会议公告而言，对于波兰、南斯拉夫之处理以及在解放国家内，规定三强有权干涉其内政”，不过“就我国目前环境而言，我对三国会议所提之安全理事会投票办法，亦只得同意”⁽¹⁸⁹⁾。显示出有所不满而又无奈的心情。

3月中旬，国民政府外交部拟定出席旧金山会议有关各项问题方案共七件，分别为：甲、草拟国际法院规程应注意之要点；乙、设立领土代管制度之原则；丙、对区域组织问题之意见；丁、中国所提已经英美接受之三项建议编入宪章问题；戊、对于我国所提而未经英美接受各项建议之态度；己、解散国际联盟之步骤；庚、各国对敦巴顿建议案之意见与我国应采之态度。该方案在甲件中指出，在国际法院法规问题上，中国“对外可暂勿作硬性主张，并与英美协商，在可能范围内，与苏联采取一致态度，避免不必要之摩擦”。对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权，针对一些国家关于当事国不应投票的主张，外交部认为，中国已同意雅尔塔会议的相关决定，“未便再作主张，惟对于常任理事为争议国时仍得投票一点，不必为之辩护”⁽¹⁹⁰⁾。

在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上，国民政府高层，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最初都主张由三五人组成的小型代表团，并由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组成⁽¹⁹¹⁾。但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提出，中共应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3月7日，周恩来致函王世杰，具体提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代表团。对中共的提议，王世杰以“不便转达”为由予以拒绝⁽¹⁹²⁾。这时，已被内定为旧金山会议代表的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与蒋介石会面时表示，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应有广泛的基础，包含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以便向世界昭示，代表团是真正的全国性的代表团，扭转国际上有关中国政治不统一、四分五裂的看法，从而巩固中国的大国地位。在顾维钧的游说下，蒋介石开始“对包括有几个无党派代表人物感兴趣”。3月19日，宋子文告诉顾维钧，代表团人选已定，由外交部长宋子文、驻英大使顾维钧、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驻美大使魏道明、著名学者胡适、资深外交官施肇基、大公报总经理胡霖、金陵女子学院校长吴贻芳组成⁽¹⁹³⁾。胡、胡、吴为无党派人士，代表团内仍无中共和其他党派人士。

在向国民党提出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应包括中共代表的同时，中共方面周恩来于2月中旬和3月上旬两次致函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出同一问题⁽¹⁹⁴⁾。此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关注并介入这一问题。3月22日，重庆收到罗斯福落款为3月15日的一封致蒋介石的电报，称：“余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结合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致有何不利情形，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罗斯福还有意指出，“美国两大政党之代表，在美国政府代表团内均有其地位”⁽¹⁹⁵⁾。蒋介石当时正在昆明，宋子文向顾维钧出示了这份电报。顾维钧当即认为，这表明罗斯福对代表团应包括共产党人这个问题很重视，尽管他提得轻描淡写，语气谨慎，充满外交辞令，但确实希望代表团中有共产党的代表。由于顾维钧翌日将经昆明赴美国，宋子文请其将这份电报面交蒋介石。

3月23日，蒋介石看到罗斯福的电报后，“起初似乎颇感兴趣，继而显得心烦意乱”，强调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并问顾维钧罗斯福提出这一建议意图何在？顾维钧认为，这与中国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有关，在各大国中，中国最易受别国攻击，而罗斯福既已支持中国为一个强国，可能对中国在大会上的地位有些担心，因此希望看到中国代表团显得越强有力越好。蒋介石当时仍坚持决不让共产党人进入代表团⁽¹⁹⁶⁾。然而，对美国尤其是罗斯福总统本人的建议，蒋介石毕竟不能置之不理。而原先反对中共加入代表团的宋子文和王世杰在罗斯福来电后也改变了态度，认为如同意中共派代表，“罗总统当必以钧座（指蒋介石——引者注）为宽大，不能有何闲言”，今后中美交涉“亦可免去一种心理上障碍”。但王世杰又主张只允许中共派一名代表，让秦邦宪去，“其捣乱之力当亦有限度”⁽¹⁹⁷⁾。3月26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通知他中国已决定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十名代表，其中包括中共的董必武与青年党的李璜和民主社会党的张君劢。次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代表团名单，成员为：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李璜、张君劢、董必武、胡适、吴贻芳、胡霖⁽¹⁹⁸⁾。

中国代表团由宋子文任团长，但由于会议期间宋子文专心于与美国洽商财政及其他事务，并不常在旧金山，有关会议事宜皆委托给顾维钧全权处理。代表团秘书长由外交部次长胡世泽担任，代表团内设起草委员会和报告委员会，分别由吴经熊和张忠绂任主任。代表团成立时为52人，后陆续增至百余人⁽¹⁹⁹⁾。

旧金山会议的主旨是制定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的基本框架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已经确定，美英与苏联间的分歧之处经雅尔塔会议也已达成共识。但雅尔塔会议后，美苏间关系因波兰问题而日趋紧张。因此，旧金山会议与敦巴顿会议的一个显著不同是，美苏在大战中形成的合作已开始为冲突所替代，而中国代表团也面临着如何在美苏间自处的问题。美国为使旧金山会议顺利进行，提议美、英、苏、中四强先行协商。4月3日，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与三国驻美大使开始讨论会议程序问题。美国提出，会议应设主席一人，由美国担任，另设副主席三人。但苏联主张设主席四人，由四大国轮流主持会议。英国则在美苏间调和，表示可以接受四个主席，而每次会议都由美国主席主持。但苏联坚持四个主席轮流主持会议的主张。面对美苏间的争执，中国代表团内顾维钧、王宠惠和魏道明讨论后认为，应该支持美国方案，同时“为避免有不赞成苏方提议之嫌”，可提出“美方代表缺席时由其他三国轮流主席”，并以此意见请示重庆。4月9日，蒋介石指示：“关于联合国主席事，我方可赞助英大使提议，由美代表担任，但应事前向苏表示，依照国际惯例，国际会议主席多推地主国担任，故我赞成美方担任。”当日稍后，中国代表团又接到蒋介石第二个电报指示，嘱对苏联解释可便中说明，不必特意为之⁽²⁰⁰⁾。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美苏冲突中，中国代表团应站在美国一边，而不必太顾及苏联的反应。但实际主持代表团工作的顾维钧认为，一方面与美国合作并支持美国是代表团的基本原则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四强中的地位比较微妙，不应不必要地冒犯和惹恼苏联⁽²⁰¹⁾。因此，中国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期间，对美苏冲突虽偏向美国，但并不放弃在两者间居中调停的立场。会议主席的争执一直延续到4月下旬会议正式开幕后，才在全体会议中以表决方式，通过英国方案。但此后，苏联又坚持为乌克兰谋求一个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而美、英方面对此都持异议，双方再次陷入僵局。最后在苏联代表团暗示下，中国代表团出面调停，才使这一难题得到解决⁽²⁰²⁾。

旧金山会议于4月26日正式开幕。根据四大国商定，所有提案在提交大会或各委员会前，必须先经四大国审查批准。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宪章草案，除对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提补充意见中三点已被纳入表示满意外，又在提交会议讨论前提出三项新的修正案，即：甲、国际间如有危害和平事件发生，安全理事会应有权采取临时办法；乙、国际法院之判决，法院本身不能行使，是以应有一种机构以执行之；丙、当非会员国为国际争议之一造，或当非会员国将争议事件送交大会或安理会时，此等非会员国在国际组织中之地位及安全理事会对此等非会员国之权力，在宪章中应有说明⁽²⁰³⁾。修正案吸取国际联盟的教训，即当侵略发生后，国联不能迅速作出反应，或无法采取有效行动，针对联合国宪章草案中的不足，提出了中国的看法。四大国外长讨论中国修正案时，美、苏最初分别称对第一、第三项须加以研究，但最终美、英、苏三国对这两项表示一致接受，而对第二项三国均持反对意见，中国于是撤回第二项⁽²⁰⁴⁾。在四大国外长讨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时，英国提出应注意对和平贡献之大小，意在增加中等国家特别是英联邦国家入选的机会，中国代表团当即以口头修正案的形式，建议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应按地域平等分配。此提议获得通过后，被列入联合国宪章，从而有利于小国、弱国入选安理会⁽²⁰⁵⁾。

托管制度是旧金山会议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托管制度是美国最初提出的概念，即在国际组织监督下由受托国对殖民地进行管理，意在取代殖民地制度。但这一主张遭到最大殖民帝国英国的强烈反对。丘吉尔曾言，他对美国关于托管制度报告的每一个字都不同意，只要他当首相一天，就决不让出英帝国遗产的任何部分⁽²⁰⁶⁾。而美国对托管制度的看法在大战后期也有变化。美国军方认为，太平洋地区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在美国掌握之下，主张将太平洋地区列为战略地区，另类处理。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英、苏三国就托管制度达成谅解，托管领土仅适用于：一、国联的现有委任统治地；二、此次战争中割自敌国之领土；三、自愿要求置于托管制度下之领土⁽²⁰⁷⁾。这一谅解意味着托管制度将不涉及英国的已有殖民地，是美国对英国的一大让步。中国对托管制度有自己的主张。外交部为出席旧金山会议拟定的七个方案中第二个就是关于托管制度的。该方案主旨为，托管制度的目的是“改善被代管领土之人民之经济教育状况，促进社会福利”，尤其是要“扶助其完成自治或独立”；被代管领土若“政治发展已届成熟者”，应“将其独立之日期及早公布”，“其政治发展尚未成熟者，应逐渐予土人以参加当地议会之权，使其能早日获得自治及独立”⁽²⁰⁸⁾。与三大国在雅尔塔会议达成的谅解相比，中国的主张最明显的特点是以殖民地独立为托管制度的最终目标。

旧金山会议期间，美国提出的结合托管制度建立战略地区的提案遭到一些与会国家特别是小国的反对。中国代表团认为，建立战略地区的设想与以往国联的委任统治制度一样，而有违于托管制度的基本目标。虽然中国代表团不便反对美国的提案，但对托管制度坚持在自治之外，须加上独立字样。5月17日，会议小组委员会讨论托管制度时，美、英及法国、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均反对中国的提案。中国代表顾维钧四次起立发言，“态度异常坚决”，“会场空气异常紧张，形成中国与英美尖锐之对立”⁽²⁰⁹⁾。由于小组委员会无法达成妥协，只能进行会外协商。美国代表为此专门拜访顾维钧，表示只要中国与美、英等国意见一致，可以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中国一个永久性席位。顾维钧答道，中国在此问题上并无特殊利益，也无意为自己谋求特殊好处，只希望将民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²¹⁰⁾。由于中国的坚持，独立两字最终被列入联合国宪章第十二章国际托管制度阐述托管制度目的的条文中。

旧金山会议历时两月，6月25日，全体大会通过联合国宪章。次日，大会举行宪章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在五个发起国中按字母列于首位，因此会议后期代替宋子文出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署下自己的名字，随后中国其他代表一一签字。签字结束后，发起国代表相继致词，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

今天是我们全体联合国极重要的一天。吾现在代表中华民国签字于新安全组织之大宪章时，心里发生了无穷的感想。我们一生已两次遭遇了世界上侵略势力所造成的大流血大破坏。此次战争中国是第一个被侵略的国家。今日联合国能在隆情厚谊的美国金山制定奠立世界和平基础之大宪章，实觉无限愉快。现在欧洲胜利既已完成，对日最后胜利不久亦可取得，余个人深信并深望这世界安全组织，一本各国始终不断的合作精神，能使我们的子孙不致重遭战争的苦痛，而得享受和平与幸福。⁽²¹¹⁾

旧金山会议的成功与联合国的成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中国作为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因为在战争中不可替代的贡献而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由于中国与美、英、苏等大国间实力上的差异及实际上仍存在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国内动荡复杂的政局，中国的这一地位在联合国筹备过程中是不确定的。而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上的成功应对，维护和确定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在联合国成立过程中，中国对联合国宪章的诞生和指导战后国际关系的原则，如宪章中维持和平与安全必须根据正义与国际公法之原则的条文、托管制度的制定、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按地域平等分配的原则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1) 郭泰祺：《呈报商订中美、中英换文经过》（1941年7月25日），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汇编》第10卷，第4743—4744页。

(2)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792页。

(3)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147—149页。

(4) FRUS，1942，China，pp．271-272．

(5) 联合报社：《1941年美国远东外交关系文件》，1962年刊印，第341页。

(6) K．C．Chau：《英国在华汉外法权之废除》，引自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9辑，第439—445页。

(7) 林语堂：《亚洲之命运》，转引自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第30—32页。

(8) 《蒋夫人宋美龄言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5页。

(9) 蒋廷黻：《江宁条约的思想背景》，《大公报》1942年8月29日。

(10) FRUS，1942，China，p．282．

(11) 参见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第65页。

(12) 《希望美国首先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大公报》1942年10月6日。

(13) FRUS，1942，China，pp．282-286．

(14) FRUS，1942，China，pp．287-288．

(15) FRUS，1942，China，pp．295-298．

(16) 《战时外交》（三），第716—719页。

(17) 林泉：《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台北中正书局1983年版，第542—568页。

(18) 林泉：《从不平等到平等》，《传记文学》第40卷第3期。

(19)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译本）第4册，第307页。

(20)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签订经过》，台北“总统府”机要档案。

(21)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265页。

(22)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44—445页。

(23) 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2卷，第5988页。

(24) 《大公报》1943年1月28日。

(25) 《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14页。

(26) 《备忘录》（1942年10月14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0371—35679。本章所引英国外交部档案、国防部档案均转引自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7) 《克拉克备忘录》（1942年11月20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7822—828—10。

(28) 《战时外交》（三），第765页。

(29) 英国外交部档案F0371—31777。

(30)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译本）第13册，第781页。

(3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17—18页。

(32) 《战时外交》（三）第781页。

(33) 《布雷南备忘录》（1942年12月3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31664。

(34) 《艾登致薛穆》（1942年12月24日、27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31665。

(35) 1940年3月15日，中英互相换文，确定自1940年10月1日起，将1930年4月18日所订之《中英出借刘公岛房屋便利之换文》展期十年，原订条件不变。据此，英国继续在刘公岛享有某些特权。

(3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535页。

(37) 《新华日报》，1943年2月5日。

(38) 林泉：《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第735—736页。

(39) 《中央日报》，1942年10月31日。

(40) 《伦敦大使馆致外交部报告关于英美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签订新约英伦各报专论一致颂扬电》（1943年1月16日）。

(41) 《战时外交》（三），第225—226页。

(42) FRUS，1943，China，pp．94-95．

(43) 《战时外交》（三），第790—791页。

(44) 《战时外交》（三），第791—792页。

(45) 《大公报》，1943年2月20日。

(46) 《战时外交》（三），第627页。

(47) 《战时外交》（一），第749页。

(48) 《大公报》1942年10月6日。

(49) 《战时外交》（三），第779页。

(50) 《战时外交》（一），第862页。

(51) ［美］伊·卡通：《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140页。

(52) FRUS，1942，China，p．139．

(53) FRUS，1943，China，pp．193-199．

(54) FRUS，1943，China，pp．258-260．

(55) FRUS，1943，China，pp．205-208．

(56)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32页。

(57) FRUS，1943，China，p．197．

(58) FRUS，1943，China，p．214．

(59) 《战时外交》（一），第162页。

(60) FRUS，1944，China，pp．329-330，pp．348-349．

(61) ［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62)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63)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4卷，第314—318页。

(64) ［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中译本），第42页。

(65) 《谢伟思报告》（1944年8月27日），转引自汪熙主编：《中美关系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362页。

(66) 《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命》，参见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41—442页。

(67) 《毛、刘致张、饶、曾电》（1944年9月10日）、《中央致董必武电》（9月9日）、《毛致林伯渠电》（9月12日），转引自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42页。

(68) FRUS，1942，China，pp．129-131．

(69) 陈香梅：《陈纳德和飞虎队》（中译本），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147页。

(70) FRUS，1945，China，No．5，p．204．

(71) ［美］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1—112页。

(72) 指日军攻占缅甸，切断中国与西方盟国的交通线后，美国开辟的从印度阿萨姆的提斯浦尔基地飞越喜马拉雅山，到达中国昆明和重庆的空运线。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议后，空运量增加，并利用回程空机运送中国兵员到印度训练。年底每月空运量突破万吨。至1945年5月达7万吨。

(73) 参见陈香梅：《陈纳德和飞虎队》，第135—145页。

(74) ［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89—390页。

(75) 梁敬：《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4页。

(76) 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台北中国研究中心1978年版，第95—96页。

(77) 《战时外交》（三），第608—609页。

(78) 《战时外交》（三），第611页。

(79) 《战时外交》（三），第643页。

(80) ［美］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中译本），第172页。

(81) FRUS，1945，China，No．7，pp．175-176．

(82) FRUS，1945，China，No．7，pp．37-39．

(83) ［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中译本），第197页。

(84) FRUS，1945，China，No．7，pp．317-320．

(85)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97页。

(86) FRUS，1944，China，No．6，p．669．

(87) 转引自李荣秋：《珍珠港事变到雅尔塔协定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台北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委员会”1978年版，第112页。

(88) 参见陈志奇：《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汇编》第11卷，第5323页。

(89) ［英］丘吉尔：《战争和国际形势》（1944年9月28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41689，F4516—4516—10。本节所引英国外交部档案资料均转达引自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特此注明并向作者致谢。

(90) 《重庆致外交部》（1944年10月3日），英国国防部档案WO208—399。

(91) 《重庆致外交部》（1944年10月3日），英国国防部档案WO208—399。

(92) 《薛穆致艾登》（1943年4月5日），英国外交档案FO371—5799，FZ174—254—10。

(93) 《首相致艾登》（1943年3月22日），英国外交档案FO371—35739，FI725—25—10。

(94) 《战时外交》（一），第841—842页。

(95) 史悦：《国民党驻印军始末及缅北战役概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96) 《中央日报》1943年8月6日、8日。

(97) FRUS，1942，China，p．129．

(9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592—593页。

(99) 英国外交部：《西藏的地位》（1943年6月23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46213。

(100) 《致英国外交部》（1943年5月11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35737、F2418—134—10。

(101) 《战时外交》（三），第534—535页。

(102) 《华盛顿致外交部》（1943年1月10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35793、F202—134—10。

(103) 参见李世安著：《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第12—15页。

(10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9—10页。

(105)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第1297—1298页。

(106) 《战时外交》（二），第191页。

(107) 《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149页。

(108) 《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致蒋委员长签呈》（1943年11月2日），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汇编》第14卷，第6143页。

(109) 杭立武：《国民政府时代之中英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0页。

(110) 杭立武：《国民政府时代之中英关系》，第42页。

(111) 《战时外交》（二），第134页。

(11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4年4—6月），第33—35页，台北“国史馆”藏。

(113) ［俄］崔可夫：《在华使命》（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

(114) 《盛世才致蒋介石》（1942年7月7日），《苏联对新疆之经济侵略》，《传记文学》第53卷第2期。

(115) 《战时外交》（二），第438页。

(116) 《战时外交》（二），第445—446页。

(117) 《战时外交》（二），第447页。

(118)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台北中正书局1969年版，第443—444页。

(119) 《潘友新致蒋介石信》（1944年6月16日），转引自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对外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页。

(120) 《吴湘泽报告》（1944年2月），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第1683—1684页。

(121) 《战时外交》（一），第165—167页。

(122) 参见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页。

(123)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61页。

(124)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56—458页。

(125)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57—61页。

(126) 《战时外交》（二）第540页。

(127) 《赫尔利致斯退丁纽斯》（1945年2月4日）；《格鲁致赫尔利》（2月6日）；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第1688—1689页。

(128)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59—460页。

(129)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216—217页。

(130)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5年5月26日），《战时外交》（二）第547页。

(131)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59页。

(132)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72页。

(133) 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汇编》第14卷，第6782—6783页。

(134)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73页。

(135) 《战时外交》（二），第558页。

(136) ［美］赫伯斯·菲斯：《中国的纠葛》（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8页。

(137) 《战时外交》（二），第561—562页。

(138) 《战时外交》（二），第561—562页。

(139)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67—470页。

(140) 《贝尔纳斯致电哈里曼》，《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

(141) 《战后世界史长编》（195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42) 《贝尔纳斯致电哈里曼》，转引自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对外关系》，第492页。

(143) 《会谈备忘录》，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第1761页。

(144) 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1945年的中苏条约”节，第1689—1776页；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75—483页；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25—626页。

(145)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第1331—1340页。

(146) 转引自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84—485页。

(147) 《中央日报》，1945年9月1日。

(148) 《战时外交》（三），第796—797页。

(149) 《大公报》，1942年12月7—8日，1943年1月3日、9日。

(150) 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97—600页。

(151) 《战时外交》（三），第799页。

(152) 《战时外交》（三），第800页。

(153) 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Macmillan Company，N．Y．1948，p．1282．

(154) 《傅秉常致蒋介石》（1943年10月26日），《蒋介石致傅秉常》（1943年10月27日），《领袖特交文电：拾伍、开罗会议》，台北“国史馆”藏。

(155)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02—403页。

(156) 《战时外交》（三），第496页。

(157) 《战时外交》（三），第491—497页；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ran，1943，GPO，1961，pp．1755-5673．

(158) 《战时外交》（三），第498—501、503—506页。

(159) 《事略稿本》（1943年11月17日、18日），台北“国史馆”藏。

(160) 《战时外交》（三），第509页；梁敬：《开罗会议与中国》，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1962年版，第23—24页。

(161) 《王宠惠呈蒋介石关于开罗会议日志》，《战时外交》（三），第514—515页。

(162) 《战时外交》（三），第501—503页。

(163) 《军事问题会商经过》，《战时外交》（三），第536—537页。

(164) 梁敬：《开罗会议与中国》，第74页。但开罗会议刚结束，丘吉尔就变卦，推翻自己作出的承诺，取消英国海军在缅甸的登陆作战计划。详见本章第三节第一目。

(165) 《王宠惠呈蒋介石关于开罗会议日志》，《战时外交》（三），第527—528页。

(166) 梁敬：《开罗会议与中国》，第35页。蒋罗之间的会谈，美方没有正式记录。1956年台湾方面将蒋罗11月23日晚会谈记录译成英文提供给美国，被编入《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Cairo and Teheran Conference，pp．323-325．（中译本见《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7—451页）。中文方面有王宠惠所作的记录（见《开罗会议与中国》，第39—41页），与上述提供给美国的英文件内容基本相同。台湾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无蒋罗会谈记录，只有《政治问题会商经过》中的简要记录，见《战时外交》（三），第525—535页。本文讨论蒋罗会谈，皆依据上述两种资料。

(167) 对于台湾提供的蒋罗会谈记录，有学者怀疑其准确性，认为有关中国领土的内容有些“被篡改了”，见Keith．Sainsbury：Turning Points：Roosevelt，Stalin，Churchill，and Chiang Kaishek，1943：The Moscow，Cairo，and Teheran Confer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89．刘晓原在其著作中，将会谈记录与霍布金斯文件中中方提交的备忘录比较，认为会谈记录在不少方面故意强调了罗斯福的主动性，从而偏离了事实真相。如会谈记录表明罗斯福首先提出香港问题，并要将琉球交给中国，都是故意误导，Xiaoyuan Liu：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China，the U．S．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1941-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37-138．

(168) Elliott．Roosevelt：As He Saw It，NewYork：Duell Sloan and Pearce，1946，p．164．

(169) 《战时外交》（三），第528—532页。美方宣言草案漏缺“澎湖列岛”由中国代表团成员、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核出并报蒋介石，见梁敬：《开罗会议与中国》，第50页。

(170)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407页。

(171) 《事略稿本》1943年11月28日日记，台北“国史馆”藏。

(172) 《战时外交》（三），第828—830页。

(173) 《国际讨论会拟具国际集团会公约》，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档案，国防005/5。

(174) 《王世杰拟关于四国会议问题节略》，《特交档案：外交——对国联、联合国外交》第10卷，台北“国史馆”藏。

(175) 《战时外交》（三），第832—833页。

(176) 王世杰拟“我政府关于国际安全和平组织问题之主张（要点）”，1944年7月20日，《特交档案：外交——对国联、联合国外交》第17卷，台北“国史馆”。并见《战时外交》（三），第834—835页。

(177)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4年8月6日），《顾维钧文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第75盒；并见《领袖特交文电：柒》。

(178) 《战时外交》（三），第866—867页。王世杰方案由蒋介石嘱外交部送在美国的孔祥熙参考，但并未作其他指示，王世杰为此颇为失望。见《王世杰日记》，1944年7月21日。

(179) 《出席国际和平组织会议代表团会议纪要》（1944年8月29日），《顾维钧文件》，第74盒。

(180) 国民政府最初于7月下旬指派胡世泽为会议代表，8月10日加派顾、魏、商三人，8月16日明确顾为首席代表。孔祥熙本人虽欲率团与会，但蒋介石只请其“就近指导”。此外，驻美大使魏道明对未任命其为首席代表颇为不满。详见《领袖特交文电：柒》，《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91—392页。并参见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参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载《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8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05页。

(182) 《中国代表团报告书》；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1944年9月29日、30日，《顾维钧文件》，第74盒；《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17—418页。

(183) 《顾维钧等致宋子文并转蒋介石》（1944年10月3日），《顾维钧文件》，第70盒；FRUS，1944，Vol．I，pp．864-865．

(184) 《顾维钧等致宋子文并转蒋介石》（1944年10月3日），《顾维钧文件》，第70盒；FRUS，1944，Vol．I，pp．865-866．中美双方关于讨论的记录基本一致，但关于第3点稍有出入，顾维钧的电文称，美方表示“此问题仍在考虑中，并可由大会再行讨论”。

(185) 《顾维钧等致宋子文并转蒋介石》（1944年10月2日），《顾维钧文件》，第70盒。

(186) 《顾维钧等致宋子文并转蒋介石》（1944年10月2日），《顾维钧文件》，第70盒。

(187) 《宋子文致顾维钧》（1944年10月6日），《顾维钧文件》，第70盒。

(188)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35、172页。三国首脑在讨论未来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投票权时，实际上考虑的只是确保联合国的决议没有三大国的同意不能通过，中国并未在他们的考虑之中，见该书第136页。另法国后未接受发起国的地位。

(189) 吴国桢：《分析三国会议对于安全理事会投票程序之决定之意义》，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转引自李朝津：《顾维钧与旧金山会议》，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90) 外交部：《有关国际和平机构各项问题之方案》（1945年3月），《顾维钧文件》，第79盒。

(19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75—476页。

(192)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24日、3月13日。并参见邓野：《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9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75、484页。

(194)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51—152、223页。

(195) 《战时外交》（三），第906页。

(196)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88—493页。

(197) 《王世杰致蒋介石》（1945年3月23日），《领袖特交文电：七》，台北“国史馆”藏。

(198) 《战时外交》（三），第907页。董必武是由顾维钧推荐的。原先内定的代表施肇基在增加了董、李、张后改任代表团高等顾问。

(199) 中国代表团报告书，《顾维钧文件》第81盒。根据代表团专门委员张忠绂的说法，光代表团秘书处就增至120余人，但其中大多数是挂名领薪或来旧金山游玩而不干实事的，见张忠绂：《迷惘集》（香港，无出版日期），第188页。

(200) 《魏道明致外交部》（1945年4月8日），《吴国桢来电》（4月9日），《顾维钧文件》第82盒。

(20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97—498、516页。顾维钧并责备魏道明无保留支持美国的做法。

(20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24—525页。

(203) 《中国代表团会议结论》，第六次会议，1945年5月2日，《顾维钧文件》第85盒。

(204)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33、34号电》（1945年5月3日），《顾维钧文件》第83盒。

(205)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33、34号电》（1945年5月3日），《顾维钧文件》第83盒。

(206)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88页。

(207)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225页。

(208) 外交部：《有关国际和平机构各项问题之方案》（1945年3月），《顾维钧文件》第79盒。

(209) 《毛邦初致蒋介石》（1945年5月21日），《领袖特交文电：七》，台北“国史馆”藏。

(210)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30—531页。

(211) 《顾代首席代表签订新安全组织大宪章时演词》，《顾维钧文件》第83盒。

第七章　豫湘桂战役与中国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一节　豫湘桂战役

一　日军“一号作战”计划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转折性的重要年头。日本自中途岛海战后在太平洋上转入战略守势，至1943年2月在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败退在战略上进一步陷入被动局面，而美军则乘势开始战略反攻，从5月起与日军在太平洋上展开逐岛争夺战，步步向前推进。在欧洲战场上，苏军在1943年2月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后开始战略反攻。7月，英美军队对意大利本土发起进攻，9月意大利宣布投降。日德意轴心开始崩溃。

面对美军强大的反攻和每况愈下的战局，日本统帅部不得不考虑收缩战线并着手调整战略。日军参谋本部7月初的一份文件痛苦地承认日本与对手间的实力差距，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我国国力将下降，战力对比恐将更加悬殊”。因此，“今后数年之国力，只能维持现在的态势，勉强实行攻势防御作战以图摧毁敌反攻，势将破坏国力基础，难以承担战争的消耗”⁽¹⁾。9月初，大本营判断战局将朝更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盟军反攻尔后将更加激烈，世界战争将以盟军对轴心军之继续攻势为推移，自本年下半期以至明年春夏之交，将达其高潮。在东亚方面，美英将联合中国、印度、澳洲，加重对日压迫；在东南方面之反攻将继续加强，并将自西南，及东北两方面，缩小对日包围圈，自空海两方加强对我占领要域之攻击，企图尽速解决东亚战局。”⁽²⁾基于这一判断，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于9月25日制定《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该大纲确定的基本方针第一条虽强调“帝国于今明年内以决定战局大势为目标，摧毁美英之攻势，并迅速确立必胜的战略态势。同时急速加强决战力量，特别是航空战力，主动地进行对美英战争”，但其第三条指出要“迅速确立国内决战态势，加强大东亚团结”，实际上已将日军防御的战略重点大大后撤。为此，该大纲划出“在太平洋、印度洋绝对确保的要域为：千岛、小笠原、内南洋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在内的范围”，即所谓的“绝对国防圈”⁽³⁾。这一大纲的主旨是战略收缩，它是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面对美军反攻在作战方针上作出的重大调整。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于1942年底放弃四川作战计划后就取守势战略。但1943年春季以来在华美国空军日趋活跃，逐渐掌握了制空权，并不断袭击长江和沿海的日军运输船只，因此上述大纲对在中国的战略确定为：“对重庆继续施加强大压力，特别是遏止从中国大陆起飞对我本土的空袭与对海上交通的破坏。同时，伺机谋求迅速解决中国问题。”11月初，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提出：“压制中国大陆的美空军似有困难，船只在中国东海相继被炸沉，其基地似在中国东南部。难道不能从华中和华南打通粤汉铁路，使美空军不得使用中国东南部的基地吗？”并指示部下对此进行研究。11月中旬，杉山元又指示中国派遣军：“为了防止中国东海的海路被切断，要尽力消灭美空军。”⁽⁴⁾这样，日军在太平洋上战略收缩的同时，在中国大陆却将进攻提上了日程。

11月25日，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从江西遂川机场起飞对台湾的新竹发起空袭。这次空袭极大地震动了日本大本营，加快了其在中国策动进攻的计划。11月底，日本大本营研究打通中国大陆的作战，将作战目的定为“打通粤汉、湘桂以及京汉铁路南部，实现与南方地区的铁路联络，同时摧毁铁路沿线重要地点上的敌航空基地，以阻止在华美军空袭我本土”⁽⁵⁾。12月7日，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拟订了《纵贯大陆铁路作战指导大纲》，准备在次年分几期在京汉、湘桂铁路发动攻势。随后大本营在与中国派遣军的讨论中将这次攻势作战称为“一号作战”。12月底，大本营陆军部以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为主进行了虎号兵棋演习，将一号作战的目的列为：“一、尔后美机B29为空袭日本国内起见，将利用桂林柳州基地，我须予以攻略，以完成本国防卫。二、将来敌可能自印度、缅甸及云南向华南方面采取攻势，我必须确保桂林、柳州附近，以应付之。三、鉴于海上交通逐渐不安之情况，可修补纵贯南北之此等铁路，经由法属越南，确立与南方军之陆上交通。四、藉中国军基本武力之摧毁及综合战果，以策中国政府之丧亡。”⁽⁶⁾

进入1944年后美空军的攻击更为加强，1月上旬对长江和东海航运的空袭就达到12次。日本统帅部深感在华美空军势力已不容忽视，增强了摧毁其基地的迫切性。1月上旬，服部就一号作战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报告，根据虎号兵棋演习列举了摧毁航空基地、打通大陆、击溃中国军队等项作战目的。东条认为，作战目的必须简单明了，最后将一号作战的目的明确为摧毁美空军基地一项⁽⁷⁾。但随后在制订作战纲要时，虽强调了摧毁美空军基地这一目标，仍然保留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内容⁽⁸⁾。

1月24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将一号作战计划奏请天皇批准，并说明：“消灭中国西南的敌航空基地，阻止敌机对本土及中国东海的活动为第一目的。此外，即使将来海上交通断绝，也可将南方物资经中国大陆运回。在本作战期间期望努力完成纵贯大陆铁路”，将作战目的定为摧毁美空军基地和打通大陆交通线两项。天皇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⁹⁾。当日，大本营下达了一号作战命令，明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攻占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域”，以“消灭在中国西南之敌空军主要基地”，并指令先于4月前后在京汉铁路开始作战，6月间开始在湘桂方面作战⁽¹⁰⁾。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接大本营令后，着手拟定作战计划。在研判中国战场局势时，中国派遣军认为，国民政府目前最关心的是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其反攻首先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因此，一号作战目的虽在于摧毁美空军基地，但对于消灭重庆军队尤其是其核心中央军，应予以极大关注。3月10日，中国派遣军制定《一号作战计划》。该计划确定一号作战的目的是：“击败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冲，以摧毁敌空军之主要基地，制止敌军空袭帝国本土以及破坏海上交通等企图，同时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图。”作战方针是：“派遣军于1944年春夏季节，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击溃敌军，尤其是中央军，并先后将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之要地，分别予以占领并确保之”，“其次，只要情况许可，于1945年1、2月份攻占南宁附近，将桂林至谅山通道打通并确保之”，“在进行作战时，应努力将京汉南部及粤汉两条铁路修复，如情况允许，将湘桂铁路一并予以修复。”该计划还分别拟定了京汉和湘桂方面作战的具体方案，前者以华北方面军发起攻势，作战期定为一个半月，后者以第十一军、第二十三军发起攻势，第十三军策应，作战期定为五个月⁽¹¹⁾。中国派遣军制定的这一计划将一号作战的目的最终确定为：摧毁美空军基地、打通大陆交通线以及通过打击中国军队摧毁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意志。

在决定进行一号作战前，中国派遣军遵大本营令，已在从中国战场抽调部分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一号作战确定后，为确保足够兵力实施作战，日军停止原调第三、第十三师团的计划，将此两师团继续使用于中国战场，并从关东军调入第二十七师团，先后新编十四个独立步兵旅团和八个野战补充队及军直属部队，派遣军所属空军第三飞行师团也升编为第五航空军。为发动一号作战，日军共调集50万军队、10万匹马、15000辆汽车、1500门火炮和约250架飞机，战线跨南北2000公里⁽¹²⁾。这是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

二　豫中会战

日军一号作战的首期目标是占领河南境内的平汉（日军称京汉）铁路黄河以南沿线地区，担任这一任务的是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根据派遣军的指示在2月拟定了作战设想，准备以全部兵力的一半投入战斗，“为此，只好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牺牲我占区的治安”。“作战分两阶段进行，首先突破正面的敌军阵地，将我主力部队集结于黄河南岸。随后部队佯作沿京汉线南下，以郾城附近为中心，使主力朝西方向迂回，围歼第一战区敌军，特别是汤恩伯军。作战目标为洛阳，根据情况也可能在许昌附近向右迂回。在此期间以部分兵力打通京汉线，与武汉地区连接起来。”华北方面军预定作战结束时的占领线是自洛阳西面经临汝、襄城直至郾城一线⁽¹³⁾。

为发动河南境内作战，日军自1月起重建黄河南岸的邙山头阵地，修复黄河铁桥，并将平汉铁路从新乡附近向黄河北岸延伸。2月下旬，日军开始频繁调兵。3月25日，黄河铁桥修复。至4月，日军调集至黄河北岸第一线的部队有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和第一一〇师团及四个独立旅团，在第二线集结的有从东北调来的第二十七师团和从绥远调来的坦克第三师团，总计约15万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

3月初，日军的集结引起国民政府的关注。3月中旬，蒋介石判断日军此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打通平汉线而修复之”⁽¹⁴⁾。担任黄河南岸防御的中国军队是第一战区，共十八个军，约30万兵力⁽¹⁵⁾。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第一战区制定了在嵩山附近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指导方案，准备先以河防部队阻敌渡河，在日军渡河成功后，河防部队凭借许昌、洧川、长葛、新郑、郑州、荥阳一带据点疲惫日军，同时汤恩伯部与第四集团军在登封、密县北侧构成守势阵地，在襄城、叶县、临汝、登封、密县、禹县地区构成攻势阵地，与日军在此进行决战。第一战区并按此方案着手调集部队、决战地带道路破坏及地形改造、疏散洛阳城内机关与民众等战前准备⁽¹⁶⁾。根据相持阶段以来的作战经验，国民政府判断日军即将发起的军事行动仍是战役性的，上述作战方案就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

4月17日入夜，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先头部队利用夜色在中牟附近悄然向中国守军阵地逼近。午夜时分，担任河防任务的暂编第二十七师发现敌情，奋起阻击日军，黄河沿岸顿时枪声四起。豫中会战就此打响了。

4月18日拂晓，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向暂二十七师阵地发起猛攻。中国守军以手榴弹、步枪为主要武器进行防守，日军战史记载，中国军队“进行了意外顽强的抵抗，斗志也很旺盛”⁽¹⁷⁾。但由于暂二十七师成立不久，装备简陋，并为避免背水作战之不利，乃在抵抗数小时后放弃阵地，向南转移。这样，战役打响当日，日军就在中牟一带轻易突破黄河，并随即架起轻便桥梁，其后续部队陆继渡过黄河。

由于开战第一天日军仅从中牟一处发起攻势，中国军队决定趁其孤军突入，立足未稳之际进行反击，以暂二十七师固守现有阵地，并由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率新编第二十九师之第八十六团和军辎重之一营及特务连等部，由新郑兼程北上迎敌。4月19日凌晨，第八十六团等部向北发起反攻，冒着日军炮火与敌展开手榴弹战，作战异常勇猛，并击溃当面之敌。但日军后续部队迂回推进，从左翼直拊中国军队后背。中国军队虽奋力御敌，终因兵力相差悬殊，且暂二十七师伤亡已过半数，而不得不于当日晚上向南转移。

日军虽从中牟首先发起河南作战，但其主攻方向则定在郑州北面的邙山头方面。4月19日清晨，日军出动两个战队飞机共计200架次，对邙山头一带进行猛轰，随后第十二军主力在炮火掩护下沿黄河南岸向汉王城发起进攻。汉王城中国守军预备第十一师一个营拼死抵抗，多次退敌，战至正午，阵地全被日军飞机、大炮炸毁，“营长王鑫昌以下官兵三百余人，均与阵地共同牺牲，状至惨烈”⁽¹⁸⁾。日军占领汉王城后又向黄河南岸制高点摩旗岭进攻。其间，中国军队增援部队曾向汉王城发起反击，并逼近城麓，但最终仍未成功。而摩旗岭阵地也在19日夜失守。摩旗岭阵地失守，使中国军队失去设在该高地上的炮兵观测所，对日军所能施加之炮火威力顿时锐减⁽¹⁹⁾。

日军突破黄河防线后，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于4月20日晚下达命令，调整部署，将所辖兵力分为南北两兵团，南兵团以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为指挥官，指挥第十二、第二十九军等部，除以一部巩固许昌、新郑等地外，主力机动侧击日军；北兵团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为指挥官，指挥第十三、第八十五军，固守密县、禹县、临汝、登封间各据点，以期对从中牟和邙山头进犯之敌，在许昌、襄城、禹县、密县间地区予以歼灭⁽²⁰⁾。

但日军在突破第一线河防阵地的同时，派出多股突击部队穿越中国守军防线，攻击战略要冲，打乱了中国军队的部署。4月18日晨，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从中牟突破后，以第二十二联队三百人组成郑州挺进队，全队人员一律轻装，只携四挺机枪，以每小时6—8公里速度急行军，向西直插郑州。由于日军不走正道，中国守军毫不知晓。19日黎明，日军到达郑州东南火车站附近，用绳梯开始攀登城墙。守城的中国军队暂编第一旅这才发现敌情，仓促之间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郑州东南一角被敌占领。20日晨，由邙山头南进的日军第六十二师团也派出挺进队，在郑州西郊发起进攻。中国守军暂一旅在日军两面夹击下凭借工事进行抵抗，数度击退入城之敌。但日军后续部队陆续抵达郑州城下，并以飞机对守军阵地轰炸，战至22日，城防工事被毁殆尽，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固守陇海花园的第三三〇团加强连全体殉国。当日晚，中原铁路枢纽郑州失守⁽²¹⁾。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除派出郑州挺进队，并以大部向西南追击暂编第十五军外，还于20日派出新郑突击队，从郭店南进直逼新郑。而随第三十七师团渡河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则从东向西突击新郑。21日凌晨，日军向新郑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一一五团与敌激战，两名营长先后负伤。后日军迂回从西南突入城内，双方展开混战，战至正午，日军占领新郑。23日，分别从中牟和邙山头进犯的日军又向密县猛攻。时值天降暴雨，中国守军在积水之战壕内艰难迎敌，终不能支，当天密县陷于敌手。此外，尉氏、荥阳等地也相继失陷。

至4月24日，日军第十二军已推进至汜水、密县、新郑一线，其所辖除第一一〇师团部署于密县外，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均向新郑附近集结，第二线兵团坦克第三师团等也陆续渡过黄河，完成预期的河南作战第一期目标。

中国军队虽在一周内被敌突破多处，但官兵在作战中还是十分勇猛。日本战史记载，中国军队“斗志一般旺盛，我军发起冲锋以前，坚持抵抗，并且屡次进行反攻。在正面战斗时抵抗尤其顽强，但受到侧后方攻击时则易崩溃”，中国军队“高级指挥官的部署极为迅速，各部队的行动大致能按命令执行，部队彼此之间也能保持良好的联系。但初期受到我军突然袭击，似乎发生了混乱”⁽²²⁾。第一战区在初战失利后仍积极准备“举全力对渡犯之敌反攻”。此时中国方面对日军战役目的仍不明确，军令部判断其目的“一、因抽兵而先发攻势，以防我反攻；二、声北击南，其目的恐仍在粤汉线；三、打击有力之汤（恩伯）部，防其活动，并妨害我之抽兵。”因此对第一战区反攻请求，军令部于24日决定：“一、汤（恩伯）集结反攻部队于登封、禹县、临汝；二、敌如西进不已，则断然反攻之，如敌尚回旋周折，则以今后所得敌未渡犯之力量究竟如何，以定反攻时期。”⁽²³⁾第一战区据此令汤恩伯部攻击密县之敌，汤部主力第十三军等遂向密县进击⁽²⁴⁾。

主力集结于新郑的日军第十二军根据原定作战计划，在4月下旬着手部署对许昌的进攻，并准备在攻下许昌后迅速南下，在郾城附近向西迂回，对第一战区主力进行围歼。4月27日，第十二军下达第六十号作战命令，规定了所辖各部的作战任务。28日，又进一步明确作战目标为“尽力摧毁敌高级司令部，俘获其高级指挥官”，尤以汤恩伯直系为重点，并要求各部在攻下许昌后，“应准备以后能连续十数日发挥机动性能”⁽²⁵⁾。第十二军各部奉令后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许昌一带逼近，沿途遭到中国军队抵抗。至29日，许昌一带日军已逾三万，坦克达150多辆，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及刚到第一线的第二十七师团一部推进至许昌城西北和东北郊，独立第七旅团一部抵达许昌城东南，渡过黄河不几日的骑兵第四旅团则在向许昌以南进击，与在许昌西北正向南推进的第六十二师团遥相呼应，许昌已在日军围困之中。

4月30日凌晨，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向许昌城北门、西门、南门发起猛攻，第七旅团也从东门开始进攻。守卫许昌城的中国军队是新编第二十九师。面对日军四面围攻，全体官兵凭借城墙、碉堡、掩体等奋起抵抗。整个上午，攻城日军无法取得进展，只得惊叹中国守军“毫无撤退迹象”，“将死守许昌”⁽²⁶⁾。下午，日军加强攻击，并调12架轰炸机飞临许昌进行轰炸，炮兵则向西门外和城墙西南角集中猛轰，守城工事大部被毁。日军决死队凭借飞机、大炮的掩护发起冲锋，终于在黄昏从城墙西南角突破，中国军队数度反扑，均未能将日军逐出城外。稍后，日军坦克部队向南门猛攻，终将城门冲破，突入城内，并对四周狂轰达一小时之久。入夜，西、南两门守军被迫退入城内，与敌展开白刃战、肉搏战。子夜，北门也被日军突破。在日军三路夹击下，5月1日拂晓，新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率部向东北方向突围，但在许昌城外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伏击，吕公良及副师长黄永淮等均阵亡殉国。许昌遂被日军占领。

4月30日日军对许昌发起攻击的当日，蒋介石电令第一战区“汤（恩伯）兵团对窜犯许昌附近之敌，应予以严重打击；对密县之敌，暂行监视，佯动牵制”，将作战重点从几天前部署的密县转向许昌附近⁽²⁷⁾。但日军第六十二师团先发制人，于30日向进至许昌以西颍桥镇欲机动侧击的中国第二十师发起进攻，中国军队遭到重创，伤亡达三分之二。因此汤恩伯只得建议于禹县附近集中有力部队，予敌打击。5月1日，蒋介石复电同意汤恩伯意见，并令“汤兵团除监视密县之敌外，应集中全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军、暂十五军、第七十八军等），使用于禹县附近，与敌决战”⁽²⁸⁾。5月2日，汤恩伯调整部署，南兵团第十二军集结于郏县、宝丰地区；第七十八军推进襄县；第八十九军集结漯河、郾城一带；北兵团第十三军主力集结白沙、告成间地区；第八十五军集结登封；第二十九军固守禹县，摆开与敌决战的态势。

按原定作战计划，日军第十二军在攻下许昌后将南下郾城，然后向西迂回包抄第一战区主力部队。但日军华北方面军在作战开始后，认为汤恩伯部队尤其是其主力第十三军正北上集结，是对其进行围歼的良机，而且中国军队集结对日军南下将是威胁，因此要求第十二军攻下许昌后主力迅速向西迂回。而刚抵达第一线的坦克第三师团则提出，如从许昌南下，汝河南岸无适当道路，从坦克师团行动考虑，以在许昌附近实行迂回为宜。第十二军遂于5月1日下达第七十五号作战令，改郾城迂回为许昌迂回，目标为围歼中国第十三军，“扼杀其南下企图”⁽²⁹⁾。

第十二军主力在许昌向西迂回后，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一个联队奉命继续南下，向郾城推进，以完成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任务。5月5日，日军向郾城发起进攻，当日击溃守军第八十九军新编第一师防线，占领郾城。随后，日军沿平汉线南下，于7日攻下遂平。而武汉方面的日军第十一军也根据中国派遣军部署，派出由7个步兵大队组成的宫下兵团，从信阳北上，以配合华北方面军打通平汉铁路作战。5月9日，第二十七师团先头部队与宫下兵团在确山会师，平汉铁路被日军打通。

日军在河南境内发动攻势的目标是打通平汉铁路与打击中国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在占领许昌后，日军侦知许昌以南并无重兵防守，打通平汉铁路易如反掌，因此后者成为主要任务。5月2日，日军第十二军转入迂回作战，其具体部署为：由坦克第三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担任突击力量，向临汝及其以西地区突进；第六十二师团在左翼向禹县方向推进，与在密县附近的第一一〇师团配合，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团在右翼向西推进，确保长埠街至临汝沿线要冲，并歼灭南撤之中国军队⁽³⁰⁾。

5月3日，日军第十二军分三路发起猛烈攻势。第六十二师团以万余兵力对禹县实行钳形攻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依城抵抗，全城陷入炮火之中。至黄昏，守军支撑不住，弃城向西北转移，禹县及其附近地区为日军占领。第三十七师团一部与独立第七旅团猛攻襄城，于深夜突入城内，占领该城。坦克第三师团主力从中路突进，对郏县展开进攻，守军官兵虽与敌激战，但无法抵挡日军坦克的锋芒。午后，郏县陷于敌手。

5月4日，日军第六十二师团向西北方向尾追中国第二十九军，日军第三十七师团沿郏县—临汝大道推进。而坦克第三师团则乘豫中平原之利，一路突进，直抵临汝城下展开强攻，很快从东门突入城内，临汝随即告失。

日军以坦克兵团快速突进，迂回作战第三天就占领临汝，冲垮了南兵团的防线，完全打乱了中国军队的原有部署，使告成、白沙间的北兵团第十三军侧后方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而在密县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在迂回作战开始后，分多路向第十三军阵地进犯，并切断其与在登封的第九军之间的联系。面临被日军围歼的危险，第十三军只得转移，于5月5日向南突破日军第六十二师团防线，并在临汝以东穿越日军坦克第三师团与第三十七师团间空隙，脱离日军包围圈。

日军坦克第三师团在占领临汝后，不及补充燃料，就向西北继续突进。而沿途中国守军已悉数南移，因此从临汝向西至伊河间，日军坦克如入无人之境。至5日，其先头部队向龙门高地发起进攻，其中一部竟已渡过伊河。洛阳顿时面临日军进攻的威胁。

洛阳自古以来为中原战略重地，又扼陇海铁路线要津。第一战区除汤恩伯部以外的第四、第十四、第三十九集团军的四个军六个师均集结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日军发动河南作战后，其后续渡河部队第九独立旅团曾在4月下旬沿陇海路西犯，但在汜水以西金沟一线被中国军队阻截。5月7日，为击退龙门之敌，第一战区作出部署，以刘戡兵团（由第十四军〔欠九十四师〕、暂四军〔仅辖暂四师〕、新六师等组成）抵御龙门之敌，并相机转移攻势；以第十五军及第九十四师守备洛阳；以第四集团军及第九军坚守洛阳以东汜水至登封一线；并令汤恩伯部第十三军、第八十五军由临汝方面尾击进犯龙门之敌，以期在龙门附近对日军进行夹击。5月8日，重庆大本营也分别电令刘戡兵团向龙门前进，汤恩伯部与刘兵团配合，以夹击日军⁽³¹⁾。

但推进至临汝附近的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全力追寻第十三军、第八十五军，刚转移至临汝以南山区的汤恩伯部没能组织与敌正面交锋，被迫向嵩县方向西移，致使刘戡兵团无法与之联络⁽³²⁾。5月9日夜，山西境内的日军第一军派遣其独立第三旅团及第五十九旅团，在垣曲境内强渡黄河，中国守军不及阻截，河防被敌突破。日军第一军渡过黄河后直趋渑池，12日攻陷渑池，切断潼关与洛阳间陇海铁路，并沿铁路向东推进，从西面威胁洛阳。日军南北进击，尤其是第一军突破黄河南下，使中国军队在龙门附近夹击日军的计划破产。

5月13日，根据蒋介石组织反攻的命令，第一战区重新调整部署，命令第十三军北上向宜阳以南之敌攻击，刘戡兵团在新安至宜阳一线向东进攻，第三十八军在刘戡兵团左翼扫除磁涧及以北地区之敌，以上部队都以向洛阳围逼为目标，仍期望对日军实行夹击⁽³³⁾。但实际上面对多路推进的日军，中国军队此时根本无法组织反攻，因此该计划形同具文。

5月14日，日军分几路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从伊川西进的第六十二师团猛攻宜阳，当日下午宜阳不守。从伊阳西进的第三十七师团则进占嵩县。随后，第六十二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沿洛河与伊河向西猛追败退的汤恩伯军队。而日军第一军与坦克第三师团等部围攻在新安以南的刘戡兵团，刘戡部虽奋力抵抗，终因背腹受敌，向南沿洛河左岸往洛宁撤退。这样，中国军队原本计划在洛阳一带对日军进行夹击，却因洛阳外围中国军队相继撤退，洛阳反被日军团团围住，成为一座孤城。

洛阳城防由第十五军（辖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师）及第九十四师担任，第九十四师守城厢，第六十四师守洛阳城西的西工区，第六十五师守城北的邙岭。5月8日，日军向洛阳逼近之时，蒋介石命令守城部队死守10—15日⁽³⁴⁾。5月9日，日军坦克第三师团逼近洛河南岸，并于次日渡过洛河。11日，坦克第三师团开始猛攻第六十四师防区。日军以坦克为前驱，反复冲锋，中国守军奋力抵御，阵地失而复得者九次。激战整日，敌我双方仍成对峙之局，而洛河河水染成赤色⁽³⁵⁾。12—13日，日军继续以几十辆坦克反复冲击中国阵地，并曾一度从西南角突入城内，但最终仍被中国军队驱赶出城。此时，第十二军命令坦克第三师团沿洛河河谷追歼向西退却的中国军队，因此13日后坦克第三师团脱离洛阳前线⁽³⁶⁾。

日军坦克第三师团调离后，由十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组成、直属于华北方面军的菊兵团接手进攻洛阳。但日军遇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进展甚慢。战至22日，中国守军除以一部继续坚守东西车站外，第十五军主力全部退入城内，与第九十四师共同固守城厢。而日军久攻不下，除增援部队外，将坦克第三师团重调至洛阳前线。洛阳守卫战到了最后关头。

5月24日清晨，日军以数十架飞机轰炸洛阳城区，并空投传单劝降，但守军置之不理。正午，日军以百余门大炮对城区狂轰滥炸两小时，随后数百辆坦克及尾随的步兵向洛阳城猛攻。洛阳西北角和西关首先被攻破，随后各处相继不守，傍晚日军坦克突入城内。但中国官兵仍拼死抵抗，日军战史记载：“各个正面均彻夜进行攻击，随时随地展开激烈的巷战，逐屋逐街相继攻克”⁽³⁷⁾，可见守军抵抗之顽强。至25日上午洛阳终告失守。

在攻打洛阳的同时，沿洛河两岸追击的日军穿插进攻，轻装突进，中国军队此时已毫无斗志，一路败退。洛河沿岸韩城、洛宁、长水等地相继弃守。5月20日，卢氏又被日军占领。5月下旬，日军在河南转入守势。

豫中会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第一战区部队面对日军进攻，一再败退，丢失了大半个河南，使日军达到了打通平汉铁路和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的预期目标。中国军队战败主因在于战略指导失误。中国方面从第一战区到大本营直到会战打响仍不明白日军进攻的战略意图，因此作战部署仍按以往对付日军局部战役办法，即以一部从正面阻截，主力从侧面进行出击。而日军此次作战为达到其目的，采用大规模穿插迂回战法。中国军队作战部署多次被敌打乱，却又缺少应变能力。其次，河南境内中国军队虽均属第一战区，实际上却分归蒋鼎文和汤恩伯指挥，而两人之间缺少信任，更谈不上配合。会战之初，蒋部很少介入，到了会战后期，汤部又怯于北上配合作战⁽³⁸⁾。因此在整个河南境内中国军队虽然人数占优，而在局部却并无明显优势。再者，此次日军作战，大量使用坦克，不仅机动快速，也使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难挡其锋芒⁽³⁹⁾。当然，会战后期，第一战区不少部队斗志丧失，闻敌丧胆，望风披靡，也是溃败的重要原因。

三　长衡会战

当豫中会战正在进行时，驻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也开始准备向湖南方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与担任豫中会战的日军相比，第十一军更具进攻作战经验，兵力也更为充足强劲。在湖南作战期间，它辖有11个师团共计100个大队，加上华北方面策应作战的30个大队和华南方面策应作战的20个大队，日军投入兵力比1938年进攻武汉时的140个大队更多⁽⁴⁰⁾。

4月上旬，第十一军开始着手制订作战计划。根据“一号作战”的总体部署和自身拥有的兵力，第十一军判断此次向南进击长沙一举可破，关键在衡阳长沙间的作战，而进入桂（林）柳（州）地区将面临严峻困难。因此，将向南作战分为攻取衡阳和攻取桂柳两个阶段。4月中旬，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制订完成。其要点为：一、将兵力分为两线。第一线五个师团并列于华容、岳州南部、崇阳一线，其中第四十师团在湘江以西，第一一六、第六十八、第三、第十三师团在湘江以东。第二线以第五十八师团部署在监利、第三十三师团部署在蒲圻西南方附近，正在集结途中的第二十七师团调至崇阳附近。二、于5月27日至28日开始发动攻势，围歼沅江、益阳附近及新墙河、汨罗江间中国军队。第二线部队负责扫荡残兵及修补道路。三、突破汨罗江防线后，应准备进攻中国军队主要防线宁乡、长沙、浏阳。四、突破浏阳一线后，应以部分兵力急袭突进占领衡阳⁽⁴¹⁾。日军此次作战部署，吸取前三次长沙会战经验，强调向纵深急进突破，同时配置第二线兵团，以防中国军队迂回侧击。

守卫湖南的中国第九战区此时辖有第一、第三十、第二十七共三个集团军，计十个军三十余师，此前已多次与日军第十一军交战，但对日军此次作战的意图和部署却反应迟缓。日军虽从三四月间就向崇阳、岳阳、华容等地抽调军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至5月14日方指示第九战区：“敌打通平汉路后，必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其发动之期，当不在远，务希积极准备，勿为敌人所乘，以粉碎其企图为要。”⁽⁴²⁾及至5月27日日军全线发起攻势，军事委员会才于5月31日颁布长衡会战计划，判断日军将“会攻长沙”，“并以有力兵团钻隙奇袭衡阳”，命令“第九战区以现有兵力，于长沙附近与敌决战”。第九战区遂决定“于湘江东岸新墙、汨罗、捞刀、浏阳河、渌水间，湘江西岸资水、沩水、涟水间，节节阻击，消耗敌力，控置主力于两翼，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⁴³⁾。中国军队不仅在时机把握上先失一着，而且因对日军作战方针不甚明了，仍沿袭以往的侧翼迂回攻势，在战役部署上又陷于被动。

5月23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由汉口出发至蒲圻，设立战斗司令所。5月25日中国派遣军决定将其前进司令部推进到汉口，显示其投入此次作战之决心。5月27日，日军第一线五个师团在东起崇阳西至洞庭湖以西公安、南县一线，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势，长衡会战（日军称湖南会战）由此打响。

在东路，日军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分别从崇阳、白霓桥向通城、麦市进犯。中国守军新编第十三师势单力孤，虽经抵抗，通城、麦市一线还是于5月30日失守。随后，日军第三师团沿南江桥、团山铺南下，中国第二十军奉命抽调第一三三师至团山铺堵击，但未能阻敌向平江突进。平江守军虽与敌展开激战，也因伤亡过重未能守住，6月1日平江陷敌。同日，第十三师团南下攻占长寿街。日军控占汨罗江一线后，继续南下，直指浏阳。第九战区根据以往作战经验，除以第四十四军防守浏阳外，调第七十二、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五十八军至浏阳外围侧击、尾击日军，企图围歼日军。日军第三师团自6月6日起向浏阳防线发起攻势，第四十四军顽强抵抗，与敌激战，致使日军一度自认“战斗进展不甚理想”⁽⁴⁴⁾。中国守军与敌对峙九昼夜，苦战至14日上午，城防被攻破，浏阳终告不守。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三师团从左翼直趋浏阳东南一带，连陷东门市、达浒、蒋埠江等地，至第三师团攻陷浏阳时已抵达浏阳以南，使第九战区侧击、尾击日军的计划完全落空。

在西路，集结于华容、石首一带的日军第四十师团亦于5月27日向第九战区防线发起攻势，并于28日、31日先后占领南县、安乡，渡过洞庭湖。随后，日军突向沅江。6月5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从三面猛攻沅江城。中国守军奋力御敌，战况激烈，第九十二师有一营官兵包括营长均壮烈殉国。6日，沅江陷敌。攻占沅江后，日军第四十师团以主力南犯益阳。此时，为增强湘江以西防守兵力，军事委员会特令第六战区之第二十四集团军归第九战区指挥，驰援益阳一线。6月10日，日军第四十师团向益阳发起围攻，守军第七十七师奋起迎敌，城防在敌我之间几度易手后被日军占领。奉令增援的第一〇〇军第十九师于13日向敌猛攻，夺回益阳⁽⁴⁵⁾。而日军第四十师团大部此时已南下进犯宁乡，与守军第五十八师发生激战。面对日军重炮、毒气，第五十八师官兵“忠勇用命，力抗顽敌，浴血抗战”，在日军突入城区后，与敌展开巷战，“毙敌遍巷”⁽⁴⁶⁾。但日军第四十师团主力按急进突破的作战部署又已南下直趋湘乡，西路战斗遂告一段落。

中路是日军发起湖南会战的重点。日军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在5月27日晚乘夜色强渡新墙河，守军第二十军在新墙河南岸荣家湾、新墙、杨林街一线与之展开激战。28日，日军后续部队源源渡过新墙河南犯，相继占领八仙桥、黄板桥、黄沙桥、关王桥等阵地，于30日抵达汨罗江北岸。汨罗江南岸是数米高的悬崖，中国守军利用地形构筑纵深网形阵地，并埋设地雷阻挡日军。31日，日军向汨罗江南岸发起进攻，中国军队依托工事顽强抵抗，予敌以较大伤亡，击毙日军中下级军官多名⁽⁴⁷⁾。但汨罗江防线坚持两天后仍告失守。日军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随即又向捞刀河突进，相继占领福临铺、金井等地。8日强渡捞刀河，与守卫长沙的第四军在南岸发生战斗。11日，这两个师团已抵达浏阳河北岸，长沙东侧外围处于其控制之下。而此时长沙西侧外围已受到进犯宁乡的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威胁。

长沙是日军前几次湖南作战的主要目标，但此次日军作战部署与前几次不同。担任第一线进攻的部队在突破中国守军防线逼近长沙后，并不直接攻城，而是在两翼策应。第十一军专门指定经过攻城特殊训练的第五十八师团担任进攻长沙的任务，对步、炮、空协同作战有周密安排的第三十四师团担任进攻岳麓山的任务，另派配备有150毫米榴弹炮，150、100毫米加农炮的野战重炮部队参战⁽⁴⁸⁾。发起进攻后才赶赴第一线的第三十四师团于6月初投入战场，10日在长沙东北的白沙洲附近西渡湘江，随后推进至岳麓山东、北两面。原先集结于岳阳附近的第五十八师团跟随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推进，于12日渡过捞刀河，直插长沙东郊，与第三十四师团隔江相望，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夹攻之势。第一线进攻的五个师团则在两翼对中国军队施加压力，使进攻长沙的两个师团无后顾之忧。在此情况下，中国方面仍根据前几次长沙作战经验，准备以两翼侧击的战法与日军在长沙决战，就难以避免被动的局面了。

担任长沙守城任务的是第四军，下辖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一〇二师及炮兵第三旅，共计一万人⁽⁴⁹⁾。6月初，当日军进抵汨罗江时，第四军以第五十九师防守长沙市东车站以南，以第一〇二师守长沙市东车站以北，以第九十师守湘江西岸的岳麓山。

6月14日，日军第五十八、第三十四师团分别从湘江东、西岸向长沙和岳麓山外围推进，与第四军守城部队展开交火。次日，日军继续向中国守军主阵地推进。16日，日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向长沙城南和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虎形山、牛形山猛攻，中国官兵拼死苦战，数次击退日军进攻。但战至夜晚，城南、虎形山、牛形山等阵地被日军攻破。17日，日军继续向长沙城妙高峰、天心阁及岳麓山、桃花山猛攻。第五十九师凭借妙高峰等阵地死守，中国空军十多架战机也在上午对妙高峰当面之敌予以扫射，打击日军进攻气焰。但湘江西岸岳麓山、桃花山阵地在日军连续进攻，侧背又被其迂回部队威胁，并遭日军施放毒气的情况下，第九十师防守部队“损伤过半，虽经增援，似有不支”，战局危急。岳麓山为长沙城屏障，一旦岳麓山被占，长沙将无以为守。第四军军长张德能遂决定从湘江东岸第五十九、第一〇二师抽调兵力增援湘江西岸，“与敌作决死之斗，以确保岳麓山炮兵阵地，控制长沙”。当晚，湘江东岸部队遵令转移，“但当时情况紧急，渡河未及，船舶、渡口、部队时间均未十分计划，渡河后之集中地点、指挥人员，亦未指派，以致秩序混乱，无法掌握，坠江溺毙者，不下千余”⁽⁵⁰⁾。而日军又以火力对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进行袭击，进一步加大了伤亡。18日凌晨，日军对长沙城和岳麓山发起总攻，飞机、重炮轮番轰炸，并施放大量毒气。第四军官兵坚持至午后，岳麓山和城内阵地先后失守，长沙城终被日军占领。

至6月中旬，日军在开战20天后，已占领浏阳、长沙、宁乡一线。但第十一军明白，由于第九战区主力回避决战，稍战即退，损失并不很大，如不予以打击歼灭，第二期向桂林、柳州方向作战将有后患。因此，6月18日在占领长沙的当日，第十一军就下达向衡阳挺进的命令⁽⁵¹⁾。中国方面在长沙失守后，仍采用两翼侧击的战法对付日军突进，准备与之在衡阳决战。6月20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国军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以一部于渌口、衡山东西地区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⁵²⁾

日军南犯仍分东、中、西三路。在东路，日军第十三师团在6月中旬就南渡浏阳河急速推进，20日攻占醴陵，然后转向东进，22日又占萍乡。日军第三师团也于此时南下进犯萍乡地区。第十三师团遂根据军部命令以耒阳为下一步进攻目标。24日，第十三师团折返西向，沿醴陵、攸县公路长驱南进。攸县并无中国军队守卫，日军不费吹灰之力于26日进占攸县。随后日军进逼安仁，第三十七军在安仁以北顽强阻敌，激战两昼夜终于不支，安仁陷敌。7月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进抵耒阳附近，对衡阳南翼构成威胁。而在醴陵、萍乡一带，中国军队与日军第三师团展开拉锯战，战况惨烈，双方阵地几度易手。

在西路，日军第四十师团不待宁乡战斗结束，即于6月18日南下进犯湘乡。21日，湘乡被占。随后，日军继续南下，猛攻永丰。7月3日，永丰失守。第四十师团攻占永丰后，一部向南进犯金兰寺，一部向东南推进指向渣江，从西翼策应进攻衡阳。

在中路，日军第一线兵团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在长沙战斗还在进行之时，即南渡浏阳河，于6月13日攻占株洲。随后，日军分兵两路，沿湘江东、西岸一路南下。第九战区部队虽沿途阻截，但仍被日军逐次突破。6月23日，日军在衡阳城东30里的泉溪市附近与担任衡阳城防任务的第十军部队发生交火，揭开了衡阳保卫战的序幕。6月26日，第一一六师团主力推进至衡阳西北方向的杨柳桥，第六十八师团则占领衡阳以东的飞机场。次日，该两师团分抵衡阳城西、南两面，对衡阳形成合围，衡阳成为一座孤城。

衡阳地处湖南中部，湘江中游西岸，南岳衡山南麓。整个城市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1600米。湘江东岸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经湘江大桥与粤汉铁路相连，使衡阳不仅是湘粤两省的交通枢纽，也是进入西南四省桂、黔、川、滇的门户。粤汉铁路东面有衡阳机场，是美国在华空军在华中最重要的基地。衡阳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使其成为中日双方攻守争夺之焦点。

担任衡阳城防的第十军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坚守长沙城，有丰富的防守作战经验。1943年冬参加常德会战后驻防衡山。第十军下辖第三师、第一九〇师、预十师，但因常德会战造成的损失尚未恢复，兵力并不充足，三个师的番号实际上却只有七个团。连同归其指挥的暂五十四师、新十九师和炮兵部队，总计兵力约1.8万人⁽⁵³⁾。而面对的则是日本两个主力师团。

早在5月29日日军刚发起攻势时，蒋介石就以电话命令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固守衡阳十天乃至两周，吸引消耗敌军兵力，在配合外围友军，内外夹击，以歼灭敌军主力于衡阳近郊地区”⁽⁵⁴⁾。方先觉接令后，根据衡阳城东是湘江，城北有河流，城西大部为密布鱼塘、莲池之沼泽地区，而城南是丘陵地带，因此判断日军主攻方向将在城南，并按此进行部署：第一九〇、暂五十四师守备湘江东岸，预十师防守湘江西岸衡阳城南，新十九师防守湘江西岸城阳城北，第三师则守备衡阳外围的下摄司附近，并于日军抵达前疏散完衡阳城中民众，炸毁湘江铁桥。

6月28日拂晓，日军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对衡阳城南面和西南的第十军阵地发起攻势，妄图一举突破守军防线，占领衡阳。早有准备的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其防御之坚固、作战之英勇出乎日军的预料，且炮火相当活跃，将至前线指挥战斗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参谋长原田贞等多名指挥官击伤⁽⁵⁵⁾。日军对衡阳的这次攻势延续5昼夜，除黄昏、拂晓和午夜，战况略为沉寂一两小时外，其余时间敌我双方连续拼杀。日军进攻先以飞机、大炮轰炸，并施放毒气，随后以步兵猛冲。中国守军则在日军轰炸时蛰伏在掩体和工事内，待日军步兵逼近时，以火力将其歼灭于阵地前。若日军突入阵地，则以手榴弹、刺刀与敌展开肉搏战，歼敌于阵地内。一些阵地在双方之间几度易手。30日一天，二二一高地四次被日军突破，守军第二营伤亡达百分之七十，伤势稍轻者虽仍在前线搏杀，但难抵日军连续进攻。入夜，预十师第三十团团长陈德坒亲率预备队增援。“时值黑夜，伸手不见五指，该二高地官兵与突入之敌混战一起，敌我莫辨，双方均静静的不敢弄出一点音响，以免暴露自己的位置，有如捉迷藏，我官兵以手摸抚，穿粗棉布衣者为自己人，穿光滑咔叽布军衣者为敌人。发现敌人，即以刺刀刺杀。因此，枪支碰撞声，与被刺者之惨叫声，时起时寂。”至天色微亮，双方后续部队赶到，又是一场激战，最终中国军队将日军赶下山去，恢复阵地⁽⁵⁶⁾。日军在其战报中承认：“衡阳城之敌，利用地面障碍及防御设施，仰仗火力配合反攻，进行顽强抵抗”，日军“前进迟缓”⁽⁵⁷⁾。战至7月2日，日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仅占领停兵山、张家山南麓等前沿阵地，而衡阳城南第一线其余阵地仍牢牢控制在中国守军手中。日军因损失过大需等待补给，不得不于7月2日午夜停止对衡阳的第一次总攻。

日军在准备第二次总攻的同时，对衡阳城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以大批飞机对衡阳城进行轰炸，并投下大量燃烧弹，使城内火光冲天，昼夜均在熊熊燃烧，民房大部付之一炬，第十军囤积粮弹也多被焚毁。但第十军亦抓住时机，调整城防部署，并令在衡山的第三师第八团归还建制。该团于7月5日突破日军阵线，冲入孤城之中，增强守军力量⁽⁵⁸⁾。

7月11日，日军发起对衡阳城的第二次总攻。自拂晓起，日军飞机对衡阳展开整日轮番轰炸，其炮兵则对城西南主阵地猛轰，并施放毒气，随即步兵发起总攻。第十军各部在各自阵地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预十师第二十八团防守城南五桂岭阵地，战至12日，第八连连长以下官兵伤亡殆尽，仅余一位班长率兵两人据守一碉堡，仍与敌作殊死战。第三十团第二营，一个上午就换了三个营长：第一个营长为国捐躯，接任的营长身负重伤，继任的营长指挥作战至下午也被敌军击伤，战况之激烈可见一斑⁽⁵⁹⁾。在张家山阵地，日军连续三昼夜以成百人为一梯队，在炮火掩护下持续发起进攻。守军阵地四度失守，四度夺回。多名营、连长在第一线率兵杀敌壮烈殉国或身负重伤。一名卧地呻吟之伤兵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驱敌之后，工事残破，“官兵累垒积尸加盖沙土为避弹之胸墙，臭气熏天，群蝇乱飞，不顾也！”只为击退日军的下一轮进攻⁽⁶⁰⁾。至7月16日，战斗更为惨烈。日军再度发起猛攻之时，天气骤变，豪雨倾盆。守军在茫茫雨幕中跃出战壕，与敌展开白刃肉搏，彼此进行拉锯战。担任衡阳城南防御重任的预十师激战至此，伤亡惨重，连炊事兵、运输兵悉数尽上一线搏杀，所属三个团番号虽在，实际上多是第二线阵地增援的第三师第八、第九团官兵。当日晚，萧家山、枫树山等处被日军突破。第十军遂放弃第一线阵地，连夜调整部署，全力固守第二线阵地。而日军虽攻占衡阳城南第一线阵地，却也付出重大代价，许多中队已无军官，不得不由士官负责指挥⁽⁶¹⁾。日军对中国守军第二线阵地的进攻一方面继续遇到顽强的抵抗，无法取得进展，一方面面临弹药不足，呈难以为继之势。7月20日，日军不得不结束对衡阳的第二次总攻，仍改为重点进攻。

此时湖南战场制空权已渐为美国驻华空军控制。美国空军对日军补给线的轰炸使日军难以向前线正常运送弹药，而且白天作战也因制空权的丧失颇受限制⁽⁶²⁾。因此自20日起，日军只能每日在拂晓和黄昏前后以重炮对第十军阵地猛轰，并空投传单，煽动、引诱守军放弃抵抗。第十军至此已在日军重围之中守城一月。军长方先觉于8月1日致电蒋介石报告：“本军固守衡阳，将近月余，幸我官兵忠勇用命，前仆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回忆！自开始构工，迄今两月有余，我官兵披星戴月，寝食俱废，终日于烈日烘炙雨侵中，与敌奋斗，均能视死如归，克尽天职；然其各个本身之痛苦，与目前一般惨状，职不忍详述，但又不能不与钧座略呈之：一、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质尽毁，幸米盐均早埋藏，尚无若大损失；但现在官兵饮食，除米及盐外，别无若何副食，因之官兵营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日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为痢疾者，日见增加，既无医药治疗，更无部队接换，只有激其容忍，坚守待援。二、官兵伤亡惨重，东抽西调，捉襟见肘，弹药缺乏，飞补有限，自午卅辰起，敌人猛攻不已，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⁶³⁾

7月底，日军陆续向衡阳前线增调第五十八、第十三师团，部署向衡阳发起第三次总攻。8月3日，日军炮兵对中国守军阵地开始作地毯式狂轰滥炸，衡阳西南半壁约4500米的正面全为硝烟弹雨所笼罩。次日，日军步兵向经过一昼夜猛轰的守军阵地发起全线总攻。第十军阵地虽在日军轰炸下毁损严重，但广大官兵仍沉着应战，奋勇杀敌，日军第一天的进攻均被击退。5日，日军再度发起进攻，中国军队抵死奋战，予敌以极大杀伤。第一一六师团黑濑联队一大队长被击毙，这是该联队在衡阳前线被击毙的第六名大队长⁽⁶⁴⁾。但中国军队也伤亡惨重。当日，第十军军、师长举行紧急会议，商讨此后作战方针。认为因无可抽调之兵，弹药也将告尽，守城至多再支撑三天，但城内有伤病员六千余人，无法突围，因此只有死守一条路⁽⁶⁵⁾。6日，日军攻势更猛，守军渐渐不支，城西北角率先被敌突破。7日，日军倾其所有兵力向衡阳城发起最后的总攻。至8日拂晓，衡阳半个市区已为日军攻占。当晚，方先觉率守城的第三师、第一九〇师、预十师、暂五十四师各师长举白旗向日军投降⁽⁶⁶⁾。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至此结束。整个衡阳一战，中国第十军1.8万余人，伤亡1.5万余人，其中阵亡约七千人。日军自称伤亡1.938万人，内含军官910人⁽⁶⁷⁾。

衡阳激战之时，集结在外线的中国军队有八个军共计10万人以上。蒋介石虽多次命令向衡阳增援，但被派往衡阳担任解围任务的仅有第六十二、第七十九两个军和第六十三师。而真正全力杀向衡阳前线进行解围的只有第六十二军。第六十二军于7月下旬向衡阳进军，与日军在衡阳西南一带展开激战，曾推进至衡阳南郊的火车西站。终因孤军深入作战，无法抵挡日军衡阳攻城部队和外围增援部队的夹击而败退。

日军第十一军攻占衡阳后，虽已筋疲力尽，但为不给中国军队喘息机会，以利下一阶段广西境内的作战，决定乘势进击。于是，第十一军倾其各主力师团由北向南宽广正面急进。8月下旬，为统一指导湘桂作战，日军新成立第六方面军，调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任司令官，统率直接担任湘桂作战的第十一、第二十三和防卫武汉附近的第三十四军及配备于长、衡地区的直辖部队，实施打通湘桂铁路计划⁽⁶⁸⁾。而衡阳一战后，湖南前线的中国军队尚未调整部署，在日军快速突进之下，无法组织有效抵抗，防线一触即溃。仅半月间日军就横扫衡阳至湘桂边境间250公里，至9月上旬，已轻易占领祁阳、零陵，将战火烧到了湘桂边境，连第十一军自己也为进展如此快速而惊叹⁽⁶⁹⁾。

四　桂柳会战

1944年夏中日双方在衡阳激战之时，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和缅甸战场上的英帕尔两地连遭败绩，而攻占衡阳又比原计划晚了一个月。为此，新成立的日军第六方面军不得不调整原来的湘桂战役第二阶段在广西境内的作战计划，决定第二十三军于9月上旬从西江地区发起攻势，于10月下旬前作好进攻柳州的准备，第十一军从衡阳南面展开攻势并攻占全州后，于10月下旬前作好进攻桂林的准备，该两军于11月上旬开展包围攻势，围歼桂、柳附近的中国军队，并攻占桂林、柳州等地⁽⁷⁰⁾。

日军第十一军于9月上旬占领零陵后，以第十三、第四十、第五十八师团继续向湘桂边境推进，并于9月11日越过省境后至全州北面。驻扎于广东的第二十三军也于9月上旬沿西江逼近广西。日军两个军从北、东两面对桂北中国军队形成合击之势。

驻守广西的是第四战区。此时第四战区兵力单薄，仅七个师约六万人，而其中过半兵力刚参加了长衡会战，战力并不充实⁽⁷¹⁾。国民政府方面在衡阳被攻占前已判断日军必将继续攻打桂林、柳州地区。8月24日，军令部向第四战区及第七、第九战区颁发作战指导，要求在日军大举侵桂时，第四战区以“主力死守全州”，日军如深入桂林附近，则调集军队“协力守军包围歼灭之”；第七战区除留一部固守梧州并准备攻击沿西江西进之敌外，另准备以一部适时参加桂林决战；第九战区部队则积极夹击侧击进犯日军⁽⁷²⁾。

南犯的日军第十一军进入广西境内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桂北重镇——全州。全州此时是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重要的物资补给点，存有弹药粮草等各种作战物资。因此，蒋介石在8月底、9月初两次直接电令守卫全州的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以主力固守全州”，“迅速完成作战诸准备”，“粮草及其他战斗资材之准备，虽以二个月为基准，但须以极激烈之战斗计算，并须将可能之轰炸损耗计入，务期在敌人断续攻击之下，能固守三个月以上”⁽⁷³⁾。担任全州防守任务的第九十三军，是在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后为增强桂北兵力而从四川调防的，9月上旬刚抵达全州完成部署。9月12日，日军向全州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次日，日军全线进攻，守军阵地被突破。14日，第九十三军根据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命令，在破坏未能运走之军需物资后放弃全州城防，转移防线至兴安附近。日军遂轻易占领全州。

日军第十一军陷全州后稍作调整，又沿湘桂线继续南犯。中国守军沿途进行抵御后逐次南移。至10月初，日军已进占兴安以南地区。此后，日军虽在大溶江正面遭遇中国军队顽强抵抗，难以推进，但桂北门户已经洞开。

广东境内的日军第二十三军于9月9日沿西江向粤桂边境发起攻势。西江两岸至广西梧州只有第七战区的三个步兵师，难以阻挡日军的进攻。日军北翼第一〇四师团沿西江北岸挺进，接连攻陷四会、高要、德庆，逼近桂东重镇——梧州。其南翼第二十二师团沿西江南岸推进，连陷高明、新兴、云浮、郁南，与第一〇四师团隔江呼应。而第一〇四师一部穿越粤桂边境山地，于9月中旬迂回至梧州北边。21日，日军向梧州发起进攻，而守军防守部署尚未完成，虽奋力迎敌，但战至次日不得不放弃防守，梧州被日军占领。24日，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又从梧州西犯，进攻丹竹。丹竹是中美空军在广西重要的前进机场，但仅有一团守兵。守军虽浴血抵抗，终因力量相差悬殊，于28日失守。

与此同时，在雷州半岛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也从遂溪向北发动攻势，在占领廉江后北犯进入广西，于9月23日攻陷容县，随后继续推进，于10月初至桂平以东邕江右岸。

第四战区面对日军从北、东、南三面向桂林、柳州地区的进逼，于10月上旬决定调集可机动兵力，部署于武宣东南地区，形成局部优势，首先击退由西江西犯的日军，以利此后作战⁽⁷⁴⁾。10月19日，中国军队在中美空军支援下向日军第二十三旅团突然发起攻势。日军毫无准备，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伤亡重大。第二十三旅团通讯中心遭轰炸，使旅团与上级之间通讯中断达一周之久⁽⁷⁵⁾。血战数日，中国军队将桂平、蒙圩外围各据点收复。但日军第十一军主力此时已全部侵入湘桂路至湖南道县以南约40公里处的江华一线，而第二十二师团主力也在10月下旬投入桂平正面战线，面对不利战况，第四战区只得放弃刚刚发起的攻势，将所有兵力向桂林、柳州附近集中。

桂林此时是广西省会，湘桂铁路经此直趋柳州，为广西交通枢纽。9月初当日军沿湘桂铁路南犯时，第四战区指派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为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于10月10日拟定作战计划，基本方针为“防守军以确保桂林之目的，以主力固守城北要点及杉湖。榕湖以北城区为核心阵地；以一部固守近郊各要点，掩护核心，采持防御，吸引胶着敌人于桂林近郊，俾与我外线兵团，协力合击敌人而歼灭之”。具体部署为第一三一师固守桂林北部地区，第一七〇师固守桂林南部地区，外围部队则对日军进行侧击尾击⁽⁷⁶⁾。

日军第六方面军于10月11日命令第十一、第二十三军准备攻占桂林、柳州。第十一军于10月14日将战斗指挥所推进至全州，20日在全州召开兵团长会议，部署各师团作战任务。26日，第六方面军向第十一军下达攻占桂林的命令。

10月28日，从全州南下的日军第五十八师团对桂林北面发起进攻。随后，抵达桂林东郊的第四十师团也向桂江东岸的中国守军阵地开始进攻。中国守军凭借桂林城郊的石山、岩洞等天然屏障进行抵抗，阵前预埋之地雷也予敌极大杀伤。11月1日，日军除继续从北、东两面进攻外，一部对桂林西北城郊的笔架山等阵地发起进攻。次日，第三十四师团一部又从西南方面向桂林城逼近。至此，日军从东、北、南三面对桂林形成合围之势。由于自10月下旬以来阴雨不断，道路泥泞，致使日军炮兵前进迟缓，一时无法对桂林发起总攻。6日，绕道东面推进的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一部抵达桂林城南郊，完成对桂林的四面合围之势。此时，桂林城外四郊均已展开激战，日军逐渐向城区逼近。8日，日军炮兵进入前线阵地，城东的第四十师团一部在强大的炮兵火力掩护下强渡桂江，突入市区与守军展开巷战。桂江东岸的七星岩洞中尚有一连步兵和野战医院官兵约八百人，因洞口被日军炮火封锁，无法突围，洞内储存弹药又起火燃烧，致使全部遇难殉国⁽⁷⁷⁾。

11月9日，日军对桂林城发起总攻。凌晨，日军炮兵对桂林开始集中炮击，城区内一片火海。守军虽遭日军围攻，但仍斗志顽强，奋力御敌。在城北，日军自认“攻击不能顺利进展”，“老人山的守备非常坚固”。在城东，伏波山上的中国军队予敌以重大伤亡⁽⁷⁸⁾。激战至晚上，日军从四面突入城内。10日，城内中国官兵继续抵抗，但阵地相继被日军攻破或隔离。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率部苦战至此，见战局已无法挽回，遂自尽殉国。其余阵亡将官有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桓、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第一七〇师副师长胡厚基等。当日午后，桂林陷敌。

在进攻桂林的同时，日军第十一军认为正面之敌非常薄弱，无须以一军的主力全力对付，遂在11月3日决定调派第三、第十三师团向柳州发起攻势。第十一军的这一决定未事先报告第六方面军，并与第六方面军在柳州以西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战役设想不合，故引起第六方面军的不满，但并没有能改变第三、第十三师团已经向柳州推进的局面⁽⁷⁹⁾。

柳州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但防守力量并不强大，防守准备更是不足。9月中旬之后，第四战区因战事两次调防柳州守军。11月3日，第二十六军奉命接手柳州防务，至7日方才辗转赶赴守区，完成防御部署。11月9日，日军从北、东、南三面向柳州发起猛攻，守军奋力抵抗，但损失惨重，阵地相继被敌突破。10日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电话指示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桂林情况不明，该军应避免无谓牺牲，着即适应情况，开放西侧道路，配属炮兵应撤离大塘。北市区之一个团，可撤至南岸，对所有仓库，应遵前令彻底破坏。”⁽⁸⁰⁾第二十六军奉令后遂向西撤离守区。11日，柳州被日军占领。这样，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曾宣称可坚守一年的西南战略要地，日军一发起总攻即告失守。

日军占领桂林、柳州后，完成一号作战的主要目标——摧毁美国空军在西南的两大空军基地。但由于第十一军未按方面军部署行事，第二十三军推进缓慢，没能如愿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而中国第四战区在桂、柳失守后，调整部署，准备以宜山为中心重布防线。第六方面军遂于11月15日向第十一、第二十三军发布追击令，“决定继续迅猛追击，消灭残敌。”“第十一军可不受作战地界限制，消灭宜山附近敌军，并应与第二十三军紧密配合，消灭忻城以西地区及其附近之敌。此外，应以一部迅速向金城江以西地区挺进，占领黔桂铁路。”“第二十三军应与第十一军密切配合，消灭忻城附近之敌。此外，应以一部向前推进，争取占领南宁。”⁽⁸¹⁾

攻占柳州的第三、第十三师团在11月12日即根据第十一军的命令开始转入追击，沿黔桂铁路西犯。第四战区没能组织有效防御，日军轻易突进，未经激战就于15日占领黔桂线上重要城市宜山。随后，日军直扑黔桂线上的下一个城市怀远。此时防守怀远的只是一个工兵团、一个坦克营、一个炮兵连及一个教导营等特种部队，但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日军无法从正面轻易突破。战至11月20日，怀远被日军占领。继续西进的日军沿途虽遇到中国军队的零星抵抗，但由于第四战区并未作出有效的防御部署，日军沿黔桂线不断推进，于22日占领河池，28日占领南丹，逼近贵州省界。

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十三军一部从柳州南下，于11月24日轻取南宁。12月初，在越南的日军也派兵北上。12月10日，两股日军在绥渌会合，日军打通了直贯中国大陆的南北交通线。

日军第十一军所部从柳州沿黔桂线西进追击，至广西贵州交界处已逾300公里，由于后勤补给无法跟上，沿途又有美国空军袭击，实际上已难以继续推进。但第十一军仍在11月下旬向第三、第十三师团下达越过省界向贵州境内独山、八寨挺进的命令⁽⁸²⁾。11月30日，日军第十三师团由六寨圩进入贵州境内。次日中国守军在黑石关抵御日军，但当日防线就被突破。日军乘势推进，于12月2日抵达独山。中国守军未及有效抵抗，就被穿中国军服的一部日军混入城内，因此仓皇退出独山城。12月3日晨，日军完全占领独山。从黎明关进犯贵州的日军第三师团则于12月2日下午占领八寨，并在当夜继续向都匀突进。次日在都匀东南与中国军队交战。

日军迅速突入贵州境内，威胁贵州，震动了整个大西南后方。蒋介石惊呼：“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且美国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⁸³⁾国民政府虽在桂柳会战之初就向黔桂边界地区调兵，由黔桂湘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准备抵御入侵贵州之敌，但因缺少交通工具，部队调防缓慢，至日军入侵贵州，只有一个军及两个师的部队进抵都匀以南地区，与日军交锋，而其余部队仍远离战线，鞭长莫及。

日军突入贵州后，战线越拉越长，供给更加困难，兵力损失也十分严重，而美军飞机的不断袭击加剧了日军的困难。此时已入冬季，大多士兵还穿着夏服。因此在占领独山后，第十一军指挥部以作战目的已经达到，下达了反转命令⁽⁸⁴⁾。12月4日，日军在对独山城区大肆破坏后，开始沿黔桂线全线后撤。

中国军队随日军后撤尾追跟进，相继收复独山、八寨，并进入广西，于12月12日收复南丹。继续尾追的中国军队在河池遇到日军的抵抗和反击，双方展开激战，伤亡均重。中国军队攻势受挫，战况形成相持局面。桂柳会战至此告一段落。

桂柳会战是在长衡会战刚结束后展开的。日军从湘、粤两省向广西迅猛进犯，中国方面在广西兵力不足，处于劣势。但在指挥上，第四战区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全盘防御部署，致使中国军队陷入更为被动的境地。而在作战中，尤其在桂林、柳州失守后，中国军队明显士气低下，“一般指挥官缺乏必胜信念、旺盛精神”，“军队一般精神不甚巩固，士气衰落”⁽⁸⁵⁾。这种种因素最终导致中国军队在广西、贵州的溃败。

整个豫湘桂战役期间，从1944年4月至12月的八个月中，中国军队在豫、湘、桂三个战场上虽在局部也有顽强的抵抗，但在全局上接连败退，河南、湖南、广西以及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共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于敌手，洛阳等四个省会城市和郑州等146个中小城市以及衡阳等七个空军基地和三十六个飞机场为日军占领。这与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战后期对日作战相对消极、作战能力下降是分不开的。日军在结束一号作战后，虽基本达到其打通大陆交通线和摧毁美军在华中空军基地的战役目标，但实际上由于国共两党军队对日军的进袭和干扰，所谓的大陆交通线并未真正打通，中美空军则依托西南的机场，仍控制着中国上空的制空权，继续对日军予以打击。而日军由于战线拉长，兵力损耗，在战略上反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在整个中国战场上陷入了困境。

第二节　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的攻势作战

一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军队在作战中减员严重，仅1944年豫湘桂战役期间兵员损失就达60万。战时国民政府推行的兵役法规定知识青年可以免役或缓役，致使原本因征兵区域缩小而兵源有限的状况更为加剧。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自1943年下半年再次出兵缅甸，与美国军队并肩作战，军中迫切需要具有英语能力和文化素质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1943年年底起产生了遍及国统区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根据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为其补充有一定文化素质兵源的要求，命令四川省军管区选送300名知识青年补充远征军。四川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随即出巡川北各师管区宣传和督导。11月13日，徐思平在绵阳演讲后，当晚就有15名中学生表示愿服兵役。15日，徐思平在三台县向东北大学师生演讲，当场就有15名男生、4名女生申请参军。此后，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参军。至12月7日，报名参军接受体检者有六百余人，被录取者213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⁸⁶⁾。

继四川之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先后扩展到湖北、西康、陕西、甘肃、河南、绥远、青海、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十余省。为推动从军运动，由三青团主持的全国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于1944年1月11日成立，蒋介石亲任委员长，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教育部长陈立夫、军政部兵役署长程泽润为常务委员。随后各省也成立了相应的委员会。

1944年秋，日军在长衡会战结束后以重兵从湘、粤两省突入广西，震动了整个大后方。9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⁸⁷⁾10月11日至14日，国民党和三青团在重庆召开“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蒋介石亲临会议两次讲话，强调知识青年从军事关抗战和国家前途，号召知识青年踊跃应征。会议决定征集十万青年入伍，国民党、三青团各负责征集五万人⁽⁸⁸⁾。14日会议结束时，成立“全国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蒋介石兼任主任委员，何应钦、吴铁城、陈果夫、张治中、白崇禧、陈立夫、张定蟠、徐思平为常务委员，罗卓英等十六人为委员⁽⁸⁹⁾。随即，各省、市、县都成立了知识青年从军选征委员会。

在这之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逐渐步入高潮。《中央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整版整版地报道各地青年从军的消息，其他报纸也大造舆论。国民政府提出的“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响遍国统区。为激励青年学生从军，一些国民政府高官带头送子女入伍。蒋介石在发动知识青年从军大会上当场让蒋经国和蒋纬国参军，张治中表示要让儿子从国外回来从军，冯玉祥夫妇遍访西南各地，鼓励青年从军。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题词慰勉其侄陈迨从军，书称：“你是我家第一个请缨入伍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练得好身手，学得好技术，报效国家，复仇雪耻。我以满腔热烈的情绪期待尔奏凯归来。”⁽⁹⁰⁾一时传为佳话，激起众多青年报名参军。

国民政府各机关还制订相应政策、法案，以保证从军青年的各种利益，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11月19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知识青年从军优待办法草案》，主要内容是：（1）原任职于各级党政教育机关者得保留其职务，并按日照发其工资薪金全额；（2）原肄业于各级学校者得保留其学籍，如系公费生及领有奖学金者一并保留；（3）原从事于国营公营事业组织，得由原机关保留其职务，并照发薪津等。对于从军青年复员后的待遇也有明确的规定：（1）公教人员得依本人志愿仍回原机关工作，该机关不得藉任何理由拒绝其复职，并须给予升迁优待机会；（2）学生得以本人志愿仍回原校原级并特许参加升级考试；（3）参加留学考试及各种考试，予以优先录取之机会；（4）凡志愿参加国内外军事学校以及出国研究国防科学者，得由政府择优保送之；（5）应征青年因作战阵亡或受伤残废积劳病故者，除政府照规定从优抚恤外，其家属得由申送地点之党政机关救济等⁽⁹¹⁾。考试院、军政部也颁布相关规定。一些学校也制订优待入伍学生的办法，如中央大学规定：从军学生如系自费生，自报名之日起一律改为公费生；从军同学复员时欲转院系者，得依本人志愿请求准予转院系；借读生从军者，退伍后一律转为本校正式生等⁽⁹²⁾。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从1944年秋冬之际掀起高潮后，遍及国统区许多省份，尤以四川省最为热烈。一些沦陷区青年也跋山涉水来到大后方参军。青年从军者以学生为主，广及公务员、教师、新闻界、医务界、金融界、文艺界、法律界、商界、宗教界各界人士及国民党、三青团党团人员，还有很多女知识青年。广大知识青年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表现出高昂的参军热情。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的学生报名率达到三分之一，西北工大则达80％以上。知识青年踊跃参军，渴望到前线杀敌报国，完全冲破了中国传统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尤其是女知识青年的从军更是对传统思想观念的猛烈冲击，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不屈意志，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大批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军队的构成，对于军队机械化和通讯快捷化起了积极作用。

报名从军的青年至1944年底达122,572人，至1945年2月下旬征集入伍工作告一段落时，知识青年从军人数达15万余⁽⁹³⁾。超出原定计划数一半。从军的知识青年从1944年12月24日起开始报到入营，陆续接受训练，并成立青年远征军，编为第二〇一师至二〇九师九个师。经过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后，各师正式纳入正规军编制，分别归属于中国远征军第六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另有相当部分调入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辎重汽车第十四、第十五团，宪兵第三、四、五团，伞兵总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其中部分青年军派赴驻印军，在缅甸前线中担任交通运输、坦克兵等技术兵种工作，为缅北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⁹⁴⁾。

二　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作战

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缅甸被日军占领，抗战前期中国主要国际交通线滇缅路由此中断。此后，美国空军虽开通了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至昆明的驼峰空运线运送美国援华物资，但对于整个中国战场而言只是杯水车薪。第一次入缅作战结束后不久，史迪威就于1942年7月向蒋介石提出收复缅甸的计划。随后，中、美、英三国开始磋商反攻缅甸。1943年8月美英首脑魁北克会议期间，罗斯福与丘吉尔决定于当年冬天从印度进入缅甸开始反攻，并为此成立盟军东南亚战区，由英国蒙巴顿将军任统帅，史迪威任副统帅。

由印度突入缅甸的作战任务主要由中国驻印军承担。1942年中国远征军一部从缅甸退往印度。根据史迪威的建议，在印度的中国军队集结于比哈尔省的蓝姆伽地区，接受美国租借法案所提供的物资和美国军官的训练，并由驼峰空运线的返程飞机从中国国内运送官兵至印度，补充兵员。驻印军由史迪威任总指挥，1943年1月刚编成之时仅有新一军，军长郑洞国，下辖新二十二、新三十八师，另有直属三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和汽车兵团等⁽⁹⁵⁾。

1943年9月，驻印军根据盟军东南亚战区的反攻计划，制定缅北作战计划，决定于12月中旬向缅北发起攻势，于攻势开始前集中于印度东北的雷多附近，待雷多至新平洋公路完成后即向新平洋突进，攻势作战的第一目标为孟拱、密支那一线⁽⁹⁶⁾。在这之前，1943年1月27日，驻印军工兵第十、第十二团开拔至雷多，协同美军两个工兵团及三个工兵营，开始修筑由雷多至印缅边界野人山区的中印公路。新三十八师先遣部队也深入野人山区，掩护中美工兵筑路，并于三四月间击退企图干扰中美联军筑路计划的日军。9月，雨季结束，中印公路修筑加快，而完成训练、准备补充的驻印军各部也渐次抵达雷多。驻印军总指挥部遂于10月10日令新三十八师以掩护筑路的先遣部队南向攻击前进⁽⁹⁷⁾。缅北反攻战由此拉开序幕。

从印度进入缅北是人迹罕见的原始森林山区，山脉与河流皆南北纵向，东西间交通隔绝，形成狭长的河谷，地形险要。驻印军进入缅北后首先面对的是日军沿胡康河谷设置的防线。10月24日，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由缅北野人山向胡康河谷的大洛、新平洋、于邦一线推进。10月29日，攻克新平洋。11月初，第一一二团向于邦发起进攻。于邦是日军第十八师团防守胡康河谷的重要据点。日军“凭借于邦既设阵地工事之强固，顽强死守，以待其后续部队之到达”。第一一二团因兵力有限，无法突破日军防线，双方形成对峙。此时，日军第十八师团从滇西抽调第五十五、五十六联队增援于邦。11月22日，日军增援部队进行反扑，偷袭第一一二团指挥所，并将第一营包围。第一营官兵被围不惊，粮食耗尽后以芭蕉充饥，坚持月余。12月中旬，新三十八师另外两团抵达前线。21日，师长孙立人亲临前线部署第一一四团主力直趋于邦，随后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亦抵达前线。24日凌晨，新三十八师向于邦日军发起总攻，“先以山炮向敌阵地施行一小时之攻击准备射击，继以步兵实行果敢之冲锋”，“如此经一周连续之攻击，卒于十二月廿九日晨将于邦敌阵完全攻占”。此役击毙日军军官11人，士兵173人⁽⁹⁸⁾。于邦之战虽是局部性小战斗，却极大地提高驻印军官兵战胜日军的勇气，成为此后缅北反攻中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信心来源。而日军战史则记载：“历来的行情都是日军一个大队（团）对付中国的一个师而绰绰有余。尤其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十八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更有最强的自信心。岂然胡康河谷的中国军无论在编制、装备或战法与训练上都完全不同，——使我军损失惨重。”⁽⁹⁹⁾

在攻克于邦的同时，驻印军于12月28日令新三十八师为左翼，新二十二师一部为右翼，分别向太白家、大洛一线攻击。新二十二师取道丛山密林，辟路迂回推进，出敌不意发起进攻，于1月31日攻占大洛。新三十八师则以两路夹击，于2月1日占领太白家⁽¹⁰⁰⁾。

攻占大洛、太白家后，驻印军继续以新三十八师为左翼，新二十二师为右翼，向缅北门户——孟关攻击前进。日军第十八师团在师团长田中信一指挥下，利用河川沼泽和既设阵地沿大奈河布防，并以优势炮火封锁渡口和各道路。驻印军避免正面攻击，以新二十二师由右翼迂回至孟关以南、北、东三面，先夺取孟关外围。新三十八师则由左翼作大规模迂回，直趋深入敌后，接连占领马高、拉树卡等处，肃清大奈河以北之敌，对日军形成钳形攻势。新二十二师遂从三面围攻孟关，经过激战，于3月5日攻克该地。整个孟关之战，驻印军毙敌1400余人，重创日军第十八师团⁽¹⁰¹⁾。

日军第十八师团从孟关溃逃后集结至瓦鲁班，准备伺机反扑。驻印军截获日军此项命令后，当即兵不解甲，马不停蹄，分数路迅速南进追击败敌。此前美军一部已抵达瓦鲁班，但因攻击未得手而于3月6日后撤。新三十八师获悉后立即急行军增援美军，突击当面之敌。新二十二师主力沿公路南进。坦克第一营则超越追击逃敌，至瓦鲁班以北与敌遭遇，“即以炽盛之火力，纵横扫射，死尸累累，枕藉道途。当于遗尸中捡获十八师团司令部关防一颗。”9日，驻印军攻克瓦鲁班。“此后，败残之敌，毫无斗志，节节溃退。”15日，丁高沙坎被攻占。从而将胡康河谷之日军全部肃清⁽¹⁰²⁾。

从瓦鲁班败退的日军第十八师团在瓦鲁班以南30公里的坚布山隘口部署防御阵地，企图阻止驻印军推进。接连败退的日军此时已疲惫不堪，构筑工事也进展缓慢⁽¹⁰³⁾。驻印军不予敌喘息之机，立即向坚布山隘口进攻。由于受日军火力瞰制，且隘口树木茂密，迂回困难，驻印军仰攻深感困难。因此在新二十二师正面攻击之时，新三十八师从东面辟道迂回，截敌后路。随后南北夹击，于3月29日完全攻占坚布山隘口。

坚布山隘口为胡康河谷与孟拱河谷的分水岭，占领隘口后驻印军即进入孟拱河谷。孟拱河谷纵长约110公里，平均宽度不及10公里。河谷南端的孟拱城有铁路和公路与曼德勒、密支那连接，战略地位重要。日军退守孟拱后，获得兵员和物资补充，沿河谷设防，企图逐次抵抗。驻印军仍以新三十八、新二十二师为左右两翼，分沿公路以东和公路并列南下。至4月底，新三十八师已攻占高利、马兰等据点。5月3日，新二十二师在坦克营和美军飞机支援下，对英格坎陶发起猛烈攻击，并一举突破日军阵地。

5月以后，缅北进入雨季，行军作战日益困难，日军则期待雨季迟滞驻印军进攻。但驻印军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不顾恶劣天气，继续推进。新三十八师一部从深山里开路，冒雨忍饥，兼程急进，向加迈以南迂回，于5月26日强渡南高江，占领西汤，切断加迈与孟拱间交通。正面日军在后路被切断后，无心应战，逐渐后撤。新二十二师遂于6月初突破日军马拉高阵地，逼近加迈。日军为挽回败势，以增援兵力集中于加迈，全力反扑，但未能得逞。6月16日，加迈在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一部协同猛攻下被占领⁽¹⁰⁴⁾。

在攻克加迈前，驻印军总指挥部于6月11日令新三十八师主力会同英印军一个旅奇袭孟拱。新三十八师即由师长孙立人亲率第一一三、一一四团冒雨向孟拱秘密急进。此时孟拱地区日军有第十八、第二、第五十六师团各一部，总兵力约达一个师团，在人数上占优。6月18日，第一一四团进入孟拱北部地区，恰逢英印军一部五百余人在孟拱东南进攻中遭日军反扑并被包围，紧急之中向新三十八师求援。第一一四团一部连夜冒雨强渡大雨后水涨流急的南高江，于20日向日军发起进攻，成功地救英军于危急之中。随后经两昼夜激战，第一一四团占领孟拱外围据点，将城中之敌完全包围。23日，第一一四团向城区攻击，经两日激烈之巷战，于25日完全占领缅北重镇孟拱⁽¹⁰⁵⁾。

在这之前的4月上旬，当驻印军主力越过坚布山隘口向孟拱河谷攻击前进时，驻印军总指挥部以奇袭密支那为目的，将刚到战场的新三十师第八十八团、第五十师第一五〇团与美军两个步兵营组成中美混合突击支队，由美军米尔准将任支队长。密支那是缅北最大城市之一，亦是缅甸铁路北端的终点，沿铁路南下可达孟拱、曼德勒、仰光。另有公路南接八莫至腊戍，与滇缅公路相连；西经孟拱至胡康河谷，衔接正在延伸的中印公路。城郊还有机场，其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美混合突击支队于4月下旬以孤军从古树蔽日之山区挺进，沿途克服种种险恶的自然环境，排除日军轻微抵抗，经二十余日之努力，突进一百多公里，于5月15日迫近密支那附近，并切断密支那与孟拱间公路。由于中美突击队推进神速，日军毫无准备，因此5月17日向密支那机场发起进攻时，日军猝不及防，机场被一举攻占。早在雷多待命的驻印军两个营随即空运抵达。此后，驻印军其他部队亦相继空运降落密支那。

中美混合突击队于攻占密支那机场当日即向市区开始攻击。守城日军总数约有三千余人，依据市区建筑物及预设之坚固工事顽抗。双方攻守激烈，伤亡重大，不少阵地数度在敌我之间易手。更因大雨滂沱，攻势进展甚慢。史迪威为此三次撤换前线指挥官，最后交由新三十师师长胡素接替美军将官指挥前线作战⁽¹⁰⁶⁾。

7月7日，为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驻印军向密支那日军发动全面进攻。激战整日，驻印军仅推进百余码。此后，攻城各部均以坑道攻击方式，挖壕推进，每日前进一二百码不等。7月下旬，驻印军增援部队陆续抵达密支那前线，遂对日军展开总攻，逐步向市区推进。至31日，大半市区已被攻占。次日，指挥防守密支那的日军水上源藏少将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¹⁰⁷⁾。8月2日，第五十师组成敢死队百人，携带轻便武器，分组潜入日军后方，将日军通讯设施完全切断，并猛烈攻击其指挥所，日军防线完全崩溃。8月3日，经两个半月血战，密支那终被驻印军攻克⁽¹⁰⁸⁾。

密支那一役，驻印军毙敌两千余人，俘获七十余人⁽¹⁰⁹⁾。此战胜利，意义重大，不仅使驻印军完全掌控缅北各要点，而且使驼峰空运线可南移至安全航线，从而使空运量急剧增长，且以雷多为起点的中印公路也得以迅速延伸。

驻印军攻占密支那后，所属部队包括新从国内空运至印度的部队编为两个军，新一军由孙立人任军长，辖新三十、新三十八师，新六军由廖耀湘任军长，辖第十四、新二十二、第五十师。在史迪威调离中国后，驻印军由美国中将索尔登任总指挥，原新一军军长郑洞国任副总指挥。

10月中旬雨季将过之际，驻印军在休整两个月后，南进向八莫发起进攻。八莫位于密支那以南，地处中缅边境要冲，是中印公路从密支那南下进入云南的必经之路。驻印军以新一军为左翼，沿密（支那）八（莫）公路向南推进；以新六军为右翼，沿孟（拱）曼（德勒）铁路转进八莫以西地区。

左路的新一军以新三十八师为第一线兵团，新三十师为第二线兵团，于10月21日沿密八公路向南攻击前进。10月29日，新三十八师攻占八莫外围据点庙提，肃清太平江北岸日军。太平江水流湍急，而庙提对岸地形险要，日军又构筑坚固工事，渡河困难。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亲临前线调整部署，以一部在正面继续进攻，而将新三十八师主力转移于左翼山地，由太平江上游铁索桥渡江，实施迂回进攻。从太平江上游迂回的部队渡江后，与在庙提正面攻击的部队相互呼应，连克莫马克、曼西，突进至八莫东南，切断八莫、南坎间公路。至11月中旬，已将八莫团团围住。

日军在密支那被攻陷后，为阻止中印公路打通，继续从缅南向八莫、南坎增兵。增赴八莫的日军在8月中旬抵达后，即赶筑工事，企图死守。新一军包围八莫后，对城区发起进攻。至11月底，新三十八师将主力全部调至八莫前线，在陆空密切协同下，加紧围攻，逐步缩小包围圈。日军虽数度反扑，均遭击退。激战至12月15日，八莫被驻印军完全占领，日军守城司令原好三大佐以下官兵大部被歼，仅六七十人乘黑夜泅水逃窜⁽¹¹⁰⁾。八莫之战后不久，新六军第十四、新二十二师奉调空运回国。

当新三十八师围攻八莫之时，驻印军为争取战略主动，避免因日军死守八莫而推延战局进展，于11月19日令第二线兵团新三十师南下对南坎发动攻势。南坎位于八莫东南百余公里，距中国边镇畹町仅六十余公里，在八莫被攻占之后，是阻隔缅北与滇西间相连的惟一重要据点。日军在此设有重兵防守，并修筑坚固阵地。

新三十师于11月下旬分三路沿八南公路和两侧山地南进。12月初，在康马、南于一线与从南坎企图增援八莫的日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战况惨烈。日军反复增援猛扑，驻印军官兵奋勇御敌，均将其击退。12月中旬，新三十师一部向日军正面防线左侧迂回，突入敌后，将八南公路切成数段。27日，一举攻占劳文及其西北的飞机场。由于日军主力布置于南坎正面，当面攻击损伤太大，驻印军决定再采取迂回、奇袭并用的战法，向南坎西南大规模迂回。1945年1月5日，新三十师和新三十八师各一团开始翻越崇山峻岭，秘密迂回。7日起大雨连续三日，山洪暴发，山路泥泞，人马行动困难。但驻印军官兵不畏艰难险阻，奋勇向前，钻隙突破，偷渡瑞丽河，于1月14日进抵南坎西南侧。随后星夜突进，于15日上午一举袭占南坎。正面防守之敌，在南北猛烈夹击下，也几乎全部被歼，仅少数残敌零星溃逃⁽¹¹¹⁾。

攻克南坎后，驻印军乘胜继续攻击前进，以使中印公路早日通车。1月16日，驻印军以新三十师围歼老龙山之敌，以新三十八师沿公路向东进攻中印公路上日军最后一个据点芒友。新三十八师推进中，相继攻占色兰、苗西等芒友外围据点，并于1月21日与远征军第一一六师第三四八团取得联络。23日，芒友日军纠集主力分三路进行反扑，被驻印军击溃。新三十八师另一部则向南迂回，切断日军退路。随后驻印军向芒友发起总攻，经两日激战，于27日上午攻占芒友⁽¹¹²⁾。新三十八师与远征军第九、第三十六、第八十八师胜利会师。中印公路终告打通。

芒友被攻占当日，新三十师经过5日激战歼灭老龙山阵地的日军。打通中印公路后，驻印军沿滇缅公路南下乘胜攻击日军。日军此时以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和第二、第十八师团一部，企图利用滇缅公路沿线天险要隘继续抵抗。2月11日，新三十师主力强渡南开河，进入山地与敌激战，将其击溃后突进。14日，向贵街发起总攻，于当日午后2时占领贵街。新三十师乘胜向南进击，于新维以北十英里处遇日军依山隘顽抗。新三十师除从正面对敌猛攻外，以两侧部队向敌侧背压迫。19日，正面部队乘敌军心动摇之际，一举突破日军主阵地。次日晨，又乘大雾弥漫冲入新维市区，苦战三小时，全歼守敌，攻克新维。

2月23日，驻印军以新三十八师主力超越新三十师，沿公路分三路南下，直指腊戍。日军在新维、腊戍间山地隘口扼险死守。新三十八师官兵在坦克、炮火掩护下，奋勇向前，连克日军沿路据点。3月6日晨，进抵老腊戍，完成对腊戍包围态势。次日，攻占飞机场和火车站，并突入市区，展开白刃巷战。3月8日，完全攻占腊戍⁽¹¹³⁾。

新一军在攻克腊戍后，以新三十八师沿滇缅公路继续向西突进，于3月24日与新六军第五十师胜利会师于细胞。3月30日，第五十师与英军在乔梅会师。至此，驻印军胜利完成缅北反攻任务。

三　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

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除一部转入印度后编为驻印军外，大部撤退至云南西部，编为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沿怒江东岸设防，与西岸日军隔江对峙。1943年4月，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初由陈诚任司令长官，后由卫立煌继任。

1944年4月中旬，正当驻印军从胡康河谷向孟拱河谷挺进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美国方面要求和要挟下，制定远征军策应缅北作战方案，拟渡过怒江攻击当面之敌，并相机攻占腾冲。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据此制定渡江攻击计划，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军，强渡怒江，以腾冲为目标；以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军，负责怒江东岸防守，并以一部渡江作战，策应第二十集团军⁽¹¹⁴⁾。

5月11日黄昏，第二十集团军所属两个加强团由栗树坝、双虹桥间强渡怒江，第十一集团军也派出三个加强团由惠通桥等处渡江，策应第二十集团军攻击作战。次日，远征军各部强渡均告成功。渡江各部面对日军死守，展开猛攻，血战数日，克复红木树等日军沿江等据点。5月20日，军令部长徐永昌以远征军各部强渡怒江后进展顺利，而驻印军已占领密支那机场，在此情况下日军已难以向滇西大量增兵，因此提出“我远征军主力似应即乘机渡河，扩张战果，进攻腾冲、龙陵、芒市之敌而占领之”。该建议获蒋介石批准后即付诸实施，以第二十集团军为右集团，攻击腾冲；以第十一集团军为左集团，攻击龙陵、芒市⁽¹¹⁵⁾。

第二十集团军强渡怒江后，以第一九八师攻击北斋公房。北斋公房是日军在高黎贡山上的一个据点，腾冲北边的咽喉，从山脚到山顶75华里散设着日军的堡垒。第一九八师在空军支援下，经数日激战全歼顽抗抵御的日军，翻越高黎贡山隘口⁽¹¹⁶⁾。第二十集团军其余各部也击溃当面之敌，向南追击，于6月底逼近腾冲北郊。

腾冲是日军在滇西最坚固的防守据点，城池一公里见方，城墙全用大青石垒砌而成，城外有来凤山、飞凤山等为天然屏障。7月2日，第二十集团军以第五十三、第五十四军对腾冲外围发起攻势。3日，攻克飞凤山等，迫近腾冲城郊。但日军依据坚固工事死守，攻城部队进展缓慢，伤亡重大。26日，远征军在空军支援下，以优势兵力对来凤山日军四个堡垒群同时猛攻，“官兵奋勇，前仆后继，血战竟日，迄傍晚止，歼敌大部，确占该山”。日军被迫退入城内，“四门紧闭，深沟高垒，企图困斗”。远征军兵临城下，将敌四面包围。但腾冲城墙既高且厚，兼有大盈江等河水环绕东西北三面，有险可凭。远征军攻城月余，在空军连续猛烈轰炸下，将城墙炸开缺口十余处，方于8月21日开始向城内日军攻击。但“顽敌家家设防，街巷堡垒，星列棋布，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声折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沿”。远征军各部战斗减员严重，遂从他处调兵增援腾冲前线。苦战至9月14日，终将日军全歼，攻克腾冲。第二十集团军自渡过怒江至此，共生俘日军官四人，士兵六十余人，击毙日军少将以下军官百余人，士兵6000人⁽¹¹⁷⁾。

第十一集团军渡过怒江后，以第七十一军新二十八师于6月初进攻松山。松山扼惠通桥咽喉，距桥仅六公里，有日军守军3000人，构筑有四个各自独立又互为犄角的坚固工事群。新二十八师攻击二十余日，伤亡惨重。6月下旬，由第八军承担起进攻的任务。第八军在空军和炮兵轮番轰炸下，先后发起八次围攻，但至8月底仍无明显进展，而伤亡重大。此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传达蒋介石命令，限第八军于9月上旬攻克松山，逾期依军法论处。第八军遂召集各师师长重新部署作战计划。9月初，第八军以一部对松山顶峰日军主阵地进行佯攻，而以工兵在松山顶峰日军阵地垂直下30公尺处挖掘两条地道，装进10吨炸药，将整个松山顶峰炸翻，终于全歼日军3000余人，攻占松山。第八军在松山之战中官兵伤亡逾3000人⁽¹¹⁸⁾。

第十一集团军另一部第七十一军主力于6月初向龙陵攻击前进，6月6日迫近龙陵近郊，10日攻入龙陵市区。城内尚有数百日军负隅顽抗。此时因连日暴雨，远征军行军困难，弹药输送亦无法及时跟上，致使未能一鼓作气攻克龙陵。而腾冲日军却以2000兵力南下增援，并冲入龙陵城内。芒市日军亦北上窜犯，对攻击龙陵的远征军形成反包围态势。远征军被迫退出龙陵城，“各官兵目睹功败垂成，各个嘘声叹气”⁽¹¹⁹⁾。此后中日双方在龙陵城外激战至7月底，处于胶着状态。

8月14日，远征军向龙陵发起第二次攻击。在空军和炮兵猛烈轰炸下，步兵展开猛攻，反复冲杀至20日，将龙陵外围据点全部占领。此时日军2000余人又从芒市北上，持续向远征军进攻。远征军全力阻击，激战至9月中旬，迫敌退回芒市。而远征军为恢复战力，也重新调整攻城部署。

10月29日，远征军向龙陵发起第三次攻击。攻城部队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突破日军阵地，并与负隅顽抗之敌激烈搏杀。“经五日之激战，将龙芒公路截断，并逐次攻略龙陵城区外围坚固据点”，于11月3日凌晨完全克复龙陵⁽¹²⁰⁾。

龙陵被攻克后，日军在滇西已成强弩之末。远征军乘胜跟踪追击，扫荡残敌。19日，远征军挺进至芒市，对千余守敌发起猛烈围攻。次日，日军残部向西南败退，芒市被攻占。11月底，远征军进抵遮放，截断遮放、畹町间公路，经激战于12月1日占领遮放。

此时日军在滇西的据点只剩在中缅边境的畹町了。12月12日，蒋介石电令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着远征军迅速攻击畹町之敌，限亥月养日（12月22日）以前占领畹町具报。”⁽¹²¹⁾远征军接令后部署对滇西日军的最后进攻。12月28日，远征军对畹町地区日军开始全线攻击。日军虽“凭坚固守顽抗，赖我官兵前仆后继，奋勇搏斗，进展尚称得手”。经半月多激战，远征军突破畹町外围阵地后，三面包围畹町，于1945年1月20日，歼灭守敌，占领畹町⁽¹²²⁾。随后，远征军继续追击，肃清残敌，并进入缅甸境内与驻印军胜利会师。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作战，自1943年10月向胡康河谷发动进攻起，至1945年3月结束缅甸战斗，历时一年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以中国驻印军为例，大部时间以两个师的兵力（最多时两个军辖五个师）连续击破日军六个师团的兵力，击毙日军27699人，击伤42760人，俘虏395人⁽¹²³⁾，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攻击作战歼灭日军的典范。中国军队在反攻作战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驻印军伤亡12729人，远征军阵亡26697人，伤35541人，失踪4056人⁽¹²⁴⁾。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的反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失败，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取得的辉煌战绩不仅使国人感到振奋，也赢得了并肩作战的盟国的尊敬和赞扬。缅北、滇西反攻作战打通的中印公路及驼峰空运线的改善，使大批美国援华物资得以运往中国，支援了中国抗战。

第三节　正面战场的局部反攻

一　正面战场敌我战略部署

抗日战争进入1945年时，中日双方的战略态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中国派遣军因在一号作战中攻城略地，完成其所谓作战目标，而在1月1日制定的《今后作战指导意见》中提出：“抓住目前战略、政略上的最后良机，以异常的决心覆灭敌抗战根据地四川要地，扼重庆军总反攻于未然，迫使重庆政权崩溃，俾能有助于指导战争全局。”企图于1945年春季发起对四川的攻势作战⁽¹²⁵⁾。

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大本营于1944年12月中旬确认在菲律宾莱特岛与美军作战已处于不利境地后，就开始考虑全盘作战指导问题。1945年1月19日，日本陆军与海军共同确定联合作战计划，鉴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败局已无可挽回，决定“在日本本土上完成最后决战”，“把华中沿岸要地、台湾、南洋群岛、硫磺岛等要地作为外围防御线”，并将主要作战目标“从过去的对重庆和对苏联转向美国”⁽¹²⁶⁾。1月22日，日本大本营根据新的作战计划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新的命令。该命令明确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作战目的“在于击破进攻中国大陆的主敌美军，粉碎其企图，同时确保大陆要域”，为此须加强东南沿海特别是长江下游的战备，并继续对重庆方面实施压迫，但限制对晋西南至黄河、老河口、宜昌等地一线以西进行大规模作战⁽¹²⁷⁾。这一作战计划在“本土决战”的战略方针下，实际上确定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处于战略退却的态势。

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上述命令于1月29日召开军司令官联席会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会上表示，“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圈内的宝库；在东方海岸要域布成铁桶般的阵地，当敌登陆时予以歼灭；在西方排除万难挺进深入重庆辖域，以摧毁敌之根据地。”⁽¹²⁸⁾即在遵照大本营命令以东南沿海为防御重点的同时，仍企图继续其向中国军队发动攻势的计划。由于在湘、桂的机场被占后，中美空军利用老河口、芷江两地的机场分别袭击平汉铁路、长江和粤汉、湘桂铁路，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冈村宁次下令以摧毁两地的空军基地为攻势作战的目标，以华北方面军和第六方面军一部攻占老河口，以第六方面军攻占芷江。

在国民政府方面，尽管在豫湘桂战役中损兵折将、弃城失地，但由于整个对日作战局势发生有利于盟国的根本性转变，因此已开始考虑对日军反攻作战的计划⁽¹²⁹⁾。1944年12月，为便于协同盟军对日作战及准备反攻，国民政府特在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远征军、黔桂湘边区、滇越边区、第四战区及第五集团军的部队，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同时，再次调整了各战区序列，以适应对日作战最后阶段之需要。1945年2月，军令部拟订《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确定“中国陆军以开辟海口之目的，于盟军在东南海岸登陆之同时，向桂湘粤采取攻势，特须保持重点于黔桂路方面，攻略宜山、柳州，与盟军会师西江”。而在华中等地区，国民政府则仍按战略持久战方针进行作战部署，以“主力固守”，“遏阻敌奸窜扰”，“完成攻守作战之准备”⁽¹³⁰⁾。因此，国民政府此时确定的战略重点是策应盟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战略态势已发生有利于中国方面的转变时，这一战略构想没有拟订中国军队独自先行开始攻势作战的计划，就显得有点保守了。

二　豫西鄂北会战

日本华北方面军根据中国派遣军部署，在1944年12月中旬就命令其所辖第十二军于次年3月实行以攻占位于湖北西北部的老河口机场为目标的作战。1945年1月中旬，驻扎于平汉铁路黄河以南沿线及洛阳等地的第十二军确定作战基本构想，即利用中国军队战区衔接部位的弱点，进行贯穿突破，选定容易机动作战的南阳平地向西突进。据此，第十二军制定作战计划，决定“于3月末开始行动，以主力快速袭击和突破鲁山（郾城西北偏西90公里）、舞阳、沙河店（确山西北40公里）一带之敌阵地，神速挺进西峡口、老河口之线”。企图以其所辖第一一〇师团、一一五师团、坦克第三师团、骑兵第四旅团等部进犯豫西鄂北地区，一举攻占南阳、老河口机场⁽¹³¹⁾。日军还以驻武汉的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九师团由荆门一带北进，策应第十二军作战。

防守豫西、鄂北地区的中国军队是第一、第五战区。为加强掩护川、陕门户及空军机场，并确保平汉铁路以东地区及尔后协同作战，国民政府又将第一、第五战区平汉铁路以东辖区合并成第十战区。1945年1月初，在日军显露向豫西、鄂北进攻迹象之后，蒋介石电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密切协同，作战方针为“第一、第五战区，以广领要地，掩护机场，巩固川陕门户之目的，应就现态势，配合路东及敌后部队，行战略持久战，主力固守函、卢、宛、酂、襄、樊，以遏阻敌奸窜扰，并利用豫、陕山地，广建根据地，完成攻守作战之准备。”具体部署为第五战区以主力固守枣阳、南阳一线，第一战区以主力固守镇平、朱阳关、函谷关一线，两战区其他部队准备适时策应作战，第十战区则攻击日军背后⁽¹³²⁾。

3月22日，日军第十二军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一五师团、坦克第三师团由鲁山、舞阳、叶县分三路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进攻，豫西、鄂北会战由此打响。正面对敌的第五战区并未进行大规模抵抗，即根据重庆指示将主力向湍河以西转移，而以一师兵力防守南阳，准备与日军在湍河一线决战⁽¹³³⁾。因此，开战仅两天，日军前锋已逼近南阳。25日，日军除以一部正面攻击南阳外，其余大部兵力绕过南阳，继续西犯。

南阳在日军主力向西进犯后，即陷入日军重围之中，成为一座孤城。3月28日，日军万余步兵在坦克和炮兵支援下开始猛攻南阳。南阳守军第一四三师在强敌围攻下，退守城垣奋力抵抗。30日，日军突入南阳城内，守军与之展开巷战，至深夜，南阳被日军攻占。

当日军向豫西发起进攻之初，其骑兵第四旅团即按作战计划超越第一一五师团，冒雨急进，先后渡过唐河、白河，突破中国军队正面防线，直插腹地，于3月26日抵达鄂北重镇老河口的外围。老河口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和中美空军基地。27日凌晨，日军骑兵第四旅团以4000兵力向老河口外围阵地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一二五师官兵顽强抵抗，美国驻华空军也前来助战，战斗十分激烈。战至傍晚，日军攻占老河口城外飞机场和马窟山等外围阵地，但也因伤亡过大，不得不停止进攻。31日，日军再次向老河口发起攻势，“随着与重庆军阵地益发接近，城墙上重庆军的射击也更加激烈，加之受到汉水对岸的炮击，不能按预期的速度前进”⁽¹³⁴⁾。日军进攻再度受挫。此时，从南阳以南西进的日军第一一五师团在占领邓县后抵达老河口，并于4月2日替代骑兵第四旅团实行进攻老河口的任务。4月7日拂晓，第一一五师团在坦克掩护下发起猛攻。守军奋勇抗击，但伤亡甚大，战至次日，城防被突破，继续与敌巷战，直至晚上才乘夜色突围撤出。老河口遂告陷落⁽¹³⁵⁾。

与此同时，从南阳以北西犯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于3月28日攻占内乡后，继续西进，于31日攻占西峡口，随后沿丁河进逼重阳店。日军坦克第三师团最初遭遇大雨和美国空军袭击而行动受阻，随即与第一一〇师团协同西进，也于4月1日攻陷淅川。

当日军在豫西继续西犯之时，蒋介石于4月4日电令第一、第五战区：“深入内乡、淅川之敌，受我陆空军严重打击，伤亡惨重，攻势已挫，据俘供称，敌所携行粮秣，仅供一周之需，其后方追捕，亦只备两星期之用。自开战迄今，已逾两周以上，现敌军补给，仅能维持数日，尤当天雨，战地泥泞，敌战车已难活跃，此实为我歼灭敌人之最佳机会，希即督饬所部，积极反攻。”⁽¹³⁶⁾4月5日，中国军队对向重阳店推进之敌发起反击攻势，并形成三面围攻之势。10日，中国军队以野战重炮、山炮、迫击炮猛烈轰击，美军战机也出动扫射，使日军伤亡惨重。战至15日，日军被围一大队乘夜色方得以潜逃⁽¹³⁷⁾。与此同时，中国军队还向老河口等地发起反攻。4月28日，中国军队一度攻入老河口，但因无后继部队跟进而被迫退出，与日军隔襄河对峙。4月29日，日军再向重阳店发起进攻，中国军队积极抵抗，予日军以重大杀伤，致使日军撤退时连处理战死者的时间也没有，只得剁下死者的手指后掩埋。由于美军战机轰炸，至战斗后期，日军甚至发生断炊⁽¹³⁸⁾。5月下旬，日军停止在豫西的进攻。

在鄂北方面，策应豫西作战的华中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于3月20日夜由荆门一线北犯，向中国守军第五战区第五十九军阵地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边抵抗边后撤，23日自忠（宜城）被敌攻陷。第五十九军随即以南漳为后方，在自忠西北组成防线御敌。中日双方激战至28日，终因第五十九军一部抽调支援老河口方面导致兵力不敷，南漳失守。29日，中国军队反击，收复南漳。但同日，日军一部北上攻占鄂北重镇——襄阳。30日，樊城也告不守。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占领襄、樊后，以主力西进，向谷城发起进攻，策应第十二军对老河口的攻击，而以一部转进再攻南漳。4月4日，南漳再度失守。此时，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以已达到策应作战目的，决定将向谷城进犯的主力撤回襄阳。而中国军队则开始发动反击。4月10日，经激战，中国军队再克南漳。随后，中国军队乘势追击，向襄、樊地区发起反攻。16日，襄阳、自忠被收复。18日，中国军队又攻克樊城。至此，鄂北地区恢复战前态势。

此次会战中，中国空军、美国空军和中美混合团出动战机数百架，不仅完全压制住日本空军的活动，而且对日军地面部队尤其是坦克部队连续攻击，造成其重大损失，甚至不得不放弃白昼活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地面部队的作战⁽¹³⁹⁾。

豫西鄂北会战历时两月，日军虽完成其预期占领老河口空军机场的任务，但并未能抑制住中美空军的活动。由于中国战场整个战略态势已发生变化，日军在战役后期已呈疲态。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3.5万人，日军伤亡约1.5万人⁽¹⁴⁰⁾。

三　湘西会战

日本中国派遣军在1945年1月下旬确定发起对芷江的进攻时，战略目标在摧毁中美空军基地，并准备下一步对四川的进攻。但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后，日本大本营命令驻湘桂铁路沿线的第十一军往华北集结，这样在华日军对四川的进攻已完全不可能。但日军仍欲进攻芷江摧毁中美空军基地，于是发起了对中国军队的最后一次攻势——湘西会战⁽¹⁴¹⁾。担任这次进攻任务的是驻扎在湖南的日军第二十军。第二十军辖五个师团，由于豫湘桂战役后日军战线拉长，防区扩大，先期投入攻势作战的主要是第一一六师团和两个支队（共有两个联队又三个大队）。

防守湖南西部地区的是编入中国陆军总部的第四方面军及第三方面军。中国军队在3月即发现日军调动迹象，判断日军“有抽集三个师团以上兵力，分路会犯我芷江要地，以排除其大陆交通线及空中威胁之企图”⁽¹⁴²⁾。4月14日，日军发动进攻前夕，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部署拟定作战计划，决定以第四方面军主力于武冈、新化附近一线与敌决战，第三方面军阻击黔桂路及桂穗路之敌，策应第三方面军，并以新六军为总预备队置于芷江⁽¹⁴³⁾。

4月15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由邵阳方面分几路全面西犯。日军中央纵队从邵阳向小塘攻击前进，未遇激烈抵抗于18日占领岩口，22日进抵山门时遇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成僵持局面，随后中央纵队一部继续西进，至雪峰山东麓半江峰地区遭中国军队抗击。日军右纵队由邵阳西北突进，与中国军队激战三昼夜，占领隆回司，4月下旬进至大黄沙、放洞附近遇中国军队有力阻击。日军左纵队西犯后于18日占领桃花坪，随后在洞口遭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进攻受挫。中、美空军在日军开始进攻后，也从4月23日起，对日军地面部队进行打击，致使日军伤亡增大，白昼活动受到极大限制。

在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由邵阳大举西犯的同时，其关根支队和重广支队也分别从南、北两翼开始攻势。关根支队由东安向新宁发起进攻，17日攻占新宁。随后日军分兵两路向武冈和武阳推进。中国军队沿途阻击，与敌展开激战，日军进攻受阻。重广支队于4月15日西渡资水进犯，中国军队在新化以南进行阻击，予敌以重大杀伤。

4月下旬，当日军进攻受阻，中日双方处于相持状态下，中国军队开始部署反攻。4月26日，何应钦下令第九十四军归第二十七集团军指挥，向日军进攻南翼武冈地区进击，参加决战⁽¹⁴⁴⁾。5月1日，第九十四军攻克武阳，日军残部纷纷后逃，南翼被中国军队突破。北翼重广支队在中国军队攻击之下，也于5月上旬后撤。日军南、北两翼均已败退。日军中路第一一六师团虽仍向当面中国军队阵地猛攻，但在守军坚强抵抗下毫无进展。

5月4日，何应钦下达攻击命令，目标为“击灭进犯之敌，恢复我资水西岸之原阵地，并相机攻略宝庆（邵阳）”，要求“各部队应密切协同，全军一齐猛烈进攻，如敌动摇，应不分昼夜，与敌保持接触。并应以钻隙、迂回、超越、追击诸法，分别截断包围退却之敌而歼灭之”⁽¹⁴⁵⁾。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在久攻受阻并获悉美式装备的新六军已空运至芷江后，开始改变原定以芷江为目标的进攻计划。5月4日，第二十军给第一一六师团下达命令，决定避免与中国军队决战，应适时脱离战线，向山门、洞口一带后转。5月9日，中国派遣军也下达了终止芷江作战适时回到原来态势的命令⁽¹⁴⁶⁾。

中国军队各部根据攻击命令，分别调整部署，转入攻势位置。南、北两翼则继续已开始之进攻。5月9日，中国军队开始全线反攻。“霎时湘西战场杀声震天，爆声四起，硝烟蔽空，我陆军健儿，个个英勇争先，敌军为之胆寒，被迫步步退缩”⁽¹⁴⁷⁾。在中国军队奋勇攻击之下，日军各部被分隔切断，陷入困境。日军战史记载，被围攻的日军“陷入苦战。部队因缺乏弹药，只好进行白刃战，粮食也已吃完，只能以杂草和水充饥。连日激战，损失极大，战力显著减退”⁽¹⁴⁸⁾。5月12日后，日军后续部队第四十七师团投入战场，但未能改变整个战役已有态势。日军在中国军队猛烈进攻下，节节败退。中国军队乘胜收复失地。至6月7日会战结束，日军退至原防线，双方恢复战前态势。据中国第四方面军统计，整个战役，毙伤日本军队近3万人，己方伤亡1.8万余人⁽¹⁴⁹⁾。

日军发动对湘西的进攻，旨在打击芷江空军基地，但在中国军队的坚强抵抗下攻势受挫，随后又在中国军队的反攻下狼狈溃逃。侵华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攻势以失败告终，也宣告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处于强弩之末的被动局面。

四　收复广西战役

1945年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对整个对日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由此改变了侵华日军的作战部署。4月14日，日本大本营通知中国派遣军：“为对付美苏，内定将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各师团及第二十七师团，调往华北集结待机。”⁽¹⁵⁰⁾4月27日，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第三师团7月上旬从全县出发，经由汉口、郑州开往徐州；第十三师团8月上旬从全县出发，经由京汉线开往北京；第三十四师团6月上旬从全县出发，经由南昌、南京开往天津；第二十七、第四十师团5月下旬从广州附近出发，对残存在三南地区的敌第七战区抗战根据地给以一定程度的摧毁以后，经由赣州、南昌，然后第二十七师团开往济南，第四十师团开往南京。”并命令刚开始对湘西芷江进攻的第六方面军“要适时撤回湘桂沿线的兵力，确保武汉地区及北部粤汉线要地，而继续执行以前任务”⁽¹⁵¹⁾。这一部署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开始全面战略退却。

1945年春，日军虽向豫西鄂北和湘西发动攻势，但其整个战略态势败相毕露。因此，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为适应新的战略形势，准备与盟军协同作战，制定代号为“白培计划”的中国战区总反攻计划，其主旨是：“决定于是年秋间，开始对盘踞中国大陆之日军断行总反攻，以遮断在华日军与越南及其以南地区之陆上交通，使印缅战区盟军作战容易，并迅速夺取中国西南沿岸诸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质供应，充实战力，俾能在对日作战之最后阶段，有最大之贡献。”⁽¹⁵²⁾同时，鉴于日军发起湘西战役后，广西境内空虚，决定以第二方面军进军广西，收复桂林、柳州⁽¹⁵³⁾。

4月21日，日军为在后撤时减轻中国军队追击压力，以第三、第十三师团一部向广西都安一带发起攻击，24日，进攻部队沿原路返回。中国第二方面军乘势推进，于27日占领都安。随后，以主力经都阳山脉向南宁迫近。5月27日，中国军队攻克南宁，残敌弃城逃窜。第二方面军除以第六十四军一部向龙州追击外，另以第四十六军向柳州东南攻击前进。第六十四军一部于6月7日克复思乐，8日攻克明江，并于7月3日收复龙州、凭祥，将桂南日军驱逐于国境之外。第四十六军在攻击前进中，于6月底迫近柳州。

中国第三方面军于5月初也开始向广西西北的河池、黎明关进攻。5月19日，攻克河池，21日攻克黎明关，并沿黔桂铁路追击，于6月6日攻入宜山。但日军由柳州方面增援，与中国军队反复争夺宜山。激战至6月14日，中国军队击退日军，再度攻占宜山。随后，第三方面军进军柳州，与第二方面军会师。6月29日，攻克柳州。中国军队攻克柳州后，分兵三路向桂林攻击前进，歼灭沿途顽抗之敌，于7月28日收复桂林⁽¹⁵⁴⁾。

在广西境内反攻连连告捷之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准备扩大反攻作战规模，于7月中旬制定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案，拟分三阶段攻占上述各地，即第一阶段于9月15日前攻占桂林、雷州半岛，开辟第一海口；第二阶段于11月1日前攻占衡阳、曲江；第三阶段于次年3月1日前攻占广州、香港，开辟第二海口⁽¹⁵⁵⁾。但中国军队刚按此计划进行部署，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对日作战遂告结束。

————————————————————

(1)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101—192页。

(2)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台北军事译粹社1978年版，第2页。

(3)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107—108页。

(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中华书局1982年版，上册第4页。

(5)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10页。

(6)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194页。

(7)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17页。

(8)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18页。

(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133页。

(10)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134页。

(11)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26—32页。

(12) 徐勇：《征服之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378页。

(13)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40—41页。

(14) 《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256、259—260页。

(15)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但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直接指挥第二十八集团军、第三十一集团军等一半以上兵力。

(16) 《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61—64页。

(17)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52页。

(18)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六册，台北1988年版，第310页。

(19) 19日正午日军向摩旗岭发起进攻后，中国军队炮兵就突然停止了对敌炮击，见《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58页。

(20)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249页。

(21)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317页。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于4月20日进占郑州，见《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63—64页。

(22)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84页。

(23) 《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287—288页。

(24) 《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71页。

(25)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92—93页。

(26)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105页。

(27) 《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73页。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这一部署有不同看法，认为“大兵团指导，不应该追随敌人应战”，并提出两项建议：“一、俟机打击西进之敌；二、东向击敌之后”，蒋介石采纳了前者，《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293页。

(28) 《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73页。

(29)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114页。

(30)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第135页。

(31) 《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79—80页。

(32) 《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80页。

(33)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284—285页。

(34) 《蒋鼎文拟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81页。

(35)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337页。

(36)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下册，第32页。

(37)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下册，第88页。

(38) 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评论两人：“汤恩伯一味飘忽，保存实力，而蒋铭三张皇失措。”《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299页。

(39) 蒋鼎文在总结此战失败时提到“以血肉之躯，当装甲部队之锋，终难限制其活动。”见《蒋鼎文关于中原会战溃败原因之检讨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93页。

(4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14页。

(41)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12—13、20页。

(42)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八册，第208页。

(43)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208—209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56页。

(44)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67页。

(45) 《王耀武致徐永昌等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68页。

(46) 《王耀武致徐永昌等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71页。

(47)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45—46页。

(48)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75页。

(49)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254页。

(50) 《第四军参加长衡会战作战经过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157页。

(51)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78页。

(52)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58页。

(53) 《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53页。

(54) 《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54页。

(55)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101页。

(56) 《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61页。

(57)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102页。

(58)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280页。

(59) 预十师第三十团第二营营长甘握回忆，见《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18页。

(60) 《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66—67页。

(61)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143页。

(6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东京朝原出版社，第478页。

(63) 《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71页。

(64)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册，第39页。

(65) 《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74页。

(66)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册，第55页。

(67) 《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近代中国》（台北）第42期，第76页。

(6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2页。

(69)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册，第6页。

(70)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上册，第108页。

(71)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129页。

(72) 《军令部拟桂柳会战有关战区作战指导要纲》，1944年8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23—224页。

(73) 蒋介石令陈牧农密电稿，1944年8月26日，9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27—228页。

(74) 《桂柳会战第四战区作战计划》，1944年10月13日。

(75)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册，第40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32页。

(76)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01页。

(77)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08页。

(78)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册，第115—116页。

(79)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册，第78—81、86—92页。

(80)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219页。

(81)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册，第155页。

(82)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册，第180页。

(83)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1062页。

(84)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册，第203页。

(85) 《桂柳会战之经验及教训》，《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37页。

(86) 江沛：《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提交“第二次民国史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南京大学2002年12月。

(87) 《勖知识青年从军》，重庆《大公报》1944年9月20日，转引自江沛《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

(88) 江沛：《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

(89) 《中央日报》，1944年10月15日。

(90)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1069页。

(91) 《中央日报》，1944年11月21日。

(92) 《中央日报》，1944年12月9日。

(93) 《中央日报》，1944年12月31日，1945年2月22日。

(94) 江沛：《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

(95) 郑洞国：《中国驻印军始末》，《远征印缅抗战》第72页。

(96) 《中国驻印军缅北作战计划》，《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40页。该书仅记此作战计划为1943年，具体时间不详，据《抗日战史》此计划为1943年9月制定，见该书第九册第334页。

(97)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新卅八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44页；《抗日战史》第九册，第316—322页。

(98)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新卅八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45—1447页。

(99)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971页。

(100) 《中华民国驻印军缅北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54—455页。

(101) 《中华民国驻印军缅北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55页。

(102) 《中华民国驻印军缅北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56页。丁涤勋：《悲壮激烈的胡康河谷反攻战》，《远征印缅抗战》第339—341页。

(10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缅甸作战》，中华书局1987年版，下册，第29页。

(104) 郑洞国：《中国驻印军始末》，《远征印缅抗战》第78页；《抗日战史》第九册，第349页。

(105)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新卅八师司令部孟拱区作战经过概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64—1465页。

(106) 《抗日战史》第九册，第404页。

(107) 《缅甸作战》下册，第73页。

(108) 《攻克密支那街市经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69页。

(109) 《抗日战史》下册，第406页。

(110) 《中华民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第二期战斗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59—461页；《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八莫区战斗经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75—1478页。

(111) 《孙立人致龙云代电》（1944年12月23日、1945年1月2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81—1487页。

(112) 《中华民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第二期战斗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65页。

(113) 《孙立人致龙云电》（1945年3月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90页；《中华民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第二期战斗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67—468页。

(114) 《远征军策应驻印军作战指导方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504页；《抗日战史》第九册，第338页。

(115) 《徐永昌再致何应钦转蒋介石签呈》（1944年5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505—1506页。

(116) 董铎：《腾冲歼敌记》，《远征印缅抗战》，第425—426页。

(117) 《第二十集团军腾冲战役战斗经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508—1509页。

(118) 王景渊：《血战松山》，《远征印缅抗战》，第396—397页。

(119) 《卫立煌致何应钦抄电》（1944年6月1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513页。

(120) 《卫立煌致蒋介石电》（1944年1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520页。

(121) 《蒋介石致何应钦卫立煌》（1944年12月1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522页。

(122) 《宋希濂等致蒋介石》（1945年1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526页。

(123) 《中国驻印军中国统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转引自马振犊《惨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124) 《中国驻印军反攻侵缅日军作战经过史料》附表三，《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所属各战列部队各战役伤亡官兵骡马统计表》，转引自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307页。

(12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5页。

(126)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页。

(12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519—520页；《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页。

(12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521页。

(129) 还在1943年11月，军令部长徐永昌就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拟订了一份总反攻作战计划。该大纲基本方针为“先以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会师武汉，再与盟军相策应，逐次肃清长江、黄河流域及沿海之敌，进而规复东北。但倭寇有总崩溃之征兆时，各战区应不失好机，同时反攻”。《国军总反攻作战指导计划大纲》1943年11月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2—114页。1944年2月，蒋介石也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台北国防研究院等编：《蒋总统集》，第1484页。

(130) 《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稿》（1945年1月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6页。

(131)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9—42页。

(132) 《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稿》（1945年1月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6—137页。

(133)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363页。

(134)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二分册，第77页。

(135)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二卷（下），第2192—2193页。

(136)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373—374页。

(137)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32—133页。

(138)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46、148页。

(139)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382页。

(140)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377页。

(141)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4页。

(142) 《陆军总部及第六战区策应王耀武集团保卫芷江作战指导方案》，1945年3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41页。

(143) 《何应钦复蒋介石电》（1945年4月1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45页。

(144) 《何应钦致蒋介石徐永昌密电》（1945年4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49页。

(145) 《何应钦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49—1350页。

(146)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55—58页。

(147)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385页。

(148)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67页。

(149) 《第四方面军湘西会战敌我伤亡统计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386页。日方统计其伤亡数为26,516人；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88页。

(150)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二分册，第3—4页。

(151)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2页。

(152)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第366—367页。

(153)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265页。

(154)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265—268页。

(155)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48—149页。

第八章　战后中国政治的设计和争执

第一节　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一　“宪政实施协进会”的建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曾出现过民主宪政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提议和推动下，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于1939年9月通过了要求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¹⁾。国民政府当局被迫允诺在1940年冬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但不久即自食其言，以战时环境为借口，以政治高压为手段，迫使战时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归于沉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主宪政运动再起的条件逐步成熟。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尤其是中国跻身“四强”行列，同盟国政治军事形势日趋好转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中国以怎样的政治面貌出现于世界政治舞台，引起国人高度关注，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推行民主宪政运动提供了较好的历史机遇，而且鼓舞了国民党内的民主派起而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呼号呐喊，同时也推动了国民党当局实施预备宪政的若干行动。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之际，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改良政治”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按照三民主义原则，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革，借以达到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间之现状进一步的和睦关系，能够为准备反攻发动人民的积极性”⁽²⁾。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指出：“这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余年和战争的初期，有些人因为被轴心国表面上短期的军事声势和军事胜利所震撼摇惑，遂认为民主政治已届没落时期，以为独裁政治行将成为今后世界政治演进的一种合理新形态，于是率先效尤，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厉行党治的风气，张甚一时。年来保障人类自由，倡行民主政治的同盟各国逐渐胜利，声势日振，正义日张，民主政治乃为世界各国所重新认识，加强重视，均认为此次世界大战，完全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战争，也就是自由平等独立和奴役压迫侵略的战争”，“从此独裁政治将日趋于崩溃，民主政治更将普遍地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形态的惟一极则”。并借英国首相丘吉尔之言，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实行的“一党专政”，内称“一党专政之极权制度，以秘密警察为其爪牙，取政府之一切官职，虽至微官胥吏而垄断之，举凡地方民政官与法庭，均在行政首长控制之下，国内外皆布有最完整之间谍网。此种制度行之过久，则彼广大群众对其国家生命，即毫无左右之权。舍官吏阶级而外，别无独立人物”，强调实现民主宪政已成为世界不可逆转的政治潮流⁽³⁾。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李济深、陈铭枢等，也陆续发表文章和谈话，要求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实行民主政治。如宋庆龄发表公开谈话称：“应该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该给以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的胜利。”⁽⁴⁾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也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坦承“我们是民主阵线四大盟邦之一，对外既与盟邦携手，和法西斯敌人作战，对于国内政治建设方向，当然只有走向民主的路线，以与国际路线相配合”，并从稳定国民党统治出发，警告说：“如果我们把宪政实施，一天天搁下来，不能完成国家的建设，那就不但违背了建国纲领，而且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将使“政府对人民损失威信，更予反对党以攻击本党的口实，而中央也就会为人民所不满。”⁽⁵⁾这表明战争局势的变化已对中国的执政者造成强大的压力，为中国民主宪政运动造成了有利的态势。

太平洋战争期间，随着国民政府专制独裁统治的进一步强化，大后方出现了日益加深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在政治上，“一党专制”、特务横行、保甲制度三位一体，使人民没有安全保障；在经济上，国民党官僚资本垄断经济命脉，国统区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经济困难重重；军事上，依赖外援，消极避战，除打了第三次长沙战役等少数胜仗外，在重大战役中连连溃败，而且降官如毛，降将如潮，汪伪政府60万和平军中50万来自国民党军队，尤其是豫湘桂战役的失利，激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和不满。张澜批评说：“年来言政治，则官吏公开贪污，上行下效，法令皆成具文；言财政，则专卖统制于各种收税机关，繁重苛扰，结果是政府受怨，民众受困，大利归于中饱；言粮政，则无谷者必须地地缴谷；言役政，则有人者不肯出人；不平现象，到处皆有。”并指出：只有“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使人民有权来监督政府，纠弹官吏，并协助政府办理各事，政治才有望合理改善，挽回颓势”⁽⁶⁾。黄炎培也愤慨地指出：“炎培往来各地，亲见非法逮捕拘禁，几乎到处都有，或怀挟私怨，滥用职权，或假借公务行敲诈，甚至地非监狱，人无罪名，而久久不见天日。”⁽⁷⁾孙宝继更直率指出：“在战时或对决定重大政策之时，则一举一动，俱属有关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决不可由一部分人或一党人甚或一党人中的一部分人，擅自决定”，“如果在朝党或多数党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味滥用权力，擅自行动，或对异己加以监视、压迫、虐待、逮捕、逐放，甚或残杀，则请问与暴政有何区别？暴政的结果如何，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出来。”⁽⁸⁾改变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实行民主宪政已成为坚持抗日战争至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成为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再起的重要动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成战时盟国，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财政、军事援助，随着大批贷款、租借物资和美军人员的来华，国民党的“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引起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和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从十个方面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内外政策，指出“国民党与蒋委员长的地位是到了过去十年来最微弱无力的地步”，“国民党在它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之前，渐渐不复为中国社会中团结和进步的力量，逐渐不成它曾经扮演的并对现代中国有过最大贡献的角色”，“国民党不但无力自动扭转难局，相反的，其政策加深了危机”等⁽⁹⁾。美军在华人员大量不利于国民党当局的报告纷纷送回美国国内，对美国最高当局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政府虽然从其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执行维持蒋介石领导地位的基本政策，但敦促甚至压迫国民政府改变现状，实行民主改革亦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罗斯福总统明确要求蒋介石：“中国宜从早实行宪政，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派处于平等地位，以解决纠纷。”⁽¹⁰⁾美国的态度成为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再起的外部原因，对于国民党当局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1943年9月8日，迫于国内外压力的中国国民党在重庆举行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内称：“今抗战胜利在望，宪政基础已立”，应“从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国民共信共守之大法，以完成建国之大业。”并决议如下各端：

1．全国党政机关，除后方各省应就原有基础加紧推行地方自治之工作外，今后随各地之恢复，应积极辅导各该地人民加速完成地方自治及职业团体组织，确立宪政之基础，并为复员建国之中心工作。

2．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

3．凡前次依法产生之国民大会代表，除背叛国家或死亡及因他故而丧失其资格者外，一律有效；前次选举未竣或未及举办选举之各区与各职业团体，均应依法补选，至于国民大会召集之前三个月办理完竣。

4．关于筹备国民大会及开始实施宪政各项应有之准备，由政府督饬主管机关负责办理⁽¹¹⁾。

这个决议案将宪政的实施推迟到战争结束后一年，不能不使人感觉到是国民党当局的一种缓兵之计，而承认在国共内战期间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代表，更是表明国民党当局仍然坚持其专制独裁的立场。

同月，最高国防委员会设置了“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自兼会长，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为当然会员，另由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员及其他富有政治学识经验或对宪政有特殊研究之人士中指定35人—49人为会员。由蒋介石指定孙科、王云五、莫德惠、黄炎培、吴铁城、褚辅成、张君劢、左舜生、董必武、傅斯年、王世杰为常务委员，以孙科、黄炎培、王世杰为召集人。下设三个委员会，第一组委员会（关于宪法草案研究事项）以孙科、王宠惠为召集人，第二组委员会（关于民意机关事项）以王世杰、吴铁城为召集人，第三组委员会（关于宪政有关法令实施状况事项）以黄炎培、许孝炎为召集人。规定该会的任务是：1．向政府提出与宪政有关之建议；2．考察关于地方民意机关设立情形并随时提出报告；3．考察与促进宪政实施有关法令之实施情况并随时提出报告；4．沟通政府与民间团体关于宪政问题暨其他有关政治问题之意见；5．依政府之委托审议一切与宪政实施有关之事件⁽¹²⁾。

该协进会虽由各党派代表人士组成，然而实权完全操诸国民党当局之手，所有活动都秉承会长蒋介石的意旨进行。至1944年5月该会共开全体会两次，常委会六次，各组委员会若干次，通过各类提案二十二件，其主要内容有：1．组织国人讨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2．建议加强各级民意机关，提高国民参政会及省市参议会职权；3．提请提前实行提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自由；4．主张改善图书杂志审查与新闻检查制度；等等⁽¹³⁾。但均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国民党当局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基本局面没有任何改变。然而，国民党当局对于实施宪政的允诺，却为大后方抗日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涨创造了条件。

二　民主宪政运动的新高潮

以国民党当局的宪政允诺为契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判断国民党当局的举动是为“国内外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而不得不采取，“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定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为此决定因势利导“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的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中共不仅派代表参加国民党当局召集的宪政协进会，并且在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宪政座谈会，“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更在党内严格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况，“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为在全国实行民主宪政作出榜样⁽¹⁴⁾。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重要演讲《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宪政问题的基本主张。他首先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理论论证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一切，“完完全全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性质的”，“不仅可以坚持抗战，而且可以有力量组织反攻；不仅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行得很有成绩，而且很可以推行于全国”，要求国民党当局“如欲实行宪政，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来做宪政的基础，而且要不怕面对现实，来看看我们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成果”。

其次，指出实行宪政必先实行的最重要的三个先决条件：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这是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如果“人民的住宅随时可以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以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和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其二是“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其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对于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应该给予他们以自治的权利，真正的地方自治实现了，全国的民主宪政自然会水到渠成”。表示中国共产党愿与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呼吁和争取其实现。

接着，周恩来针对国民党的宪政筹备方案提出了三点具体主张：第一，主张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来建设中国。提出宪法应“承认革命民权”、“直接民权”，“承认中国境内的民族自决权”，“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承认‘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必须以实现民生幸福和繁荣为目的”。第二，主张彻底的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新选举国大代表。批评过去的国大选举完全违背“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记名投票的原则”，“而且是内战时期的选举，为国民党一手包办，不合抗战时期已经变更了的情况，其成分又都属于有钱有势的阶级，不能代表广大的工农平民”，提出新选举法“不应有任何被选举权的不当限制，尤其不应以党义考试来限制，不应有候选人的指定，不应当由乡镇长来推选候选人，不应有对少数民族、边疆及华侨的不平等待遇，并且允许各党派的竞选自由”。第三，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反对国民党当局将宪政实施推迟到战后，指出“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就应该在抗战期中提前实行”，“民主的动员是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¹⁵⁾。周恩来的演讲对于推动该运动在大后方的全面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演讲精神，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民族工商业者、西南地方势力中广泛开展活动，推动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迅速出现了新的高潮。

各民主党派在民主宪政运动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1944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与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张相呼应，批评国民党当局“训政十余年，国民的组织未见加密，国民的道德未见提高，贪污土劣只有增加并无减少，糜烂腐败更加普遍并未减轻”，导致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以及文化与教育，一切一切都生了问题”；谴责国民党当局允诺准备实施宪政半年余，“依然只限于口头，限于纸片，而取缔人民自由的章则或条例，照旧是层出不穷，妨碍人民自由的非法机关，照旧是重重叠叠，人民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由苦闷而发为呼吁，因呼吁无效而流于怨望”；抨击国民党实行专制独裁，“除一个执政党而外，绝对不允许其他在野的党派合法的存在、公开的组织，乃至从事社会事业或其他的正当职业，也要因党派的关系受着显然的歧视”，“其国民不能自由发表负责的言论与主张，不能合理地批评政治的措施与人事，其新闻的记载只能限于好的一面，而绝不允许暴露坏的一面”，“其人民的身体自由毫无切实的保障，可以由若干秘密的来历不明的机关非法拘捕，非法幽禁，非法处死，甚至不知拘捕于何地，幽禁于何所，处死于何时，被害者的家属无从接见，其亲友亦无从援救”，强调“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在无保留无犹豫给予人民以各种基本自由”；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相同，该同盟亦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已刻不容缓，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期间即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¹⁶⁾。

其他各党派亦颇为活跃，国社党领袖罗隆基发表演讲疾呼：“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在“政治上必须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经济上必须生产手段公有”，指出国民党军队“军事上吃败仗，完全是政治上不民主的缘故”，主张实行“多党政治”。张君劢则发表《联合国家中之治国与乱国》，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寡头统一”，“专恃有形之武力和军警等，而忽视其自动自发之忠诚，则猜忌防制之术终有穷之，而其一致所生之效果，微未不足道矣！”指出“惟有民主，惟有有言论结社自由之民主，有反对党之民主”，才能“去乱国而成治国”。青年党领袖李璜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主张在目前应实现三大自由——人身的自由、思想信仰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一党专制，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使各政党能够自由充分的发展。左舜生也著文主张“切实调整国共关系”，“加速实现民主，以澄清国际的疑虑，并举国内团结之实”。该党机关报还载文提议根本改造国民参政会，批评该会不足称为“过渡的民意机构”，只是“聊备一格之外交姿态而已”！中华职教社的负责人黄炎培更是在复旦大学演讲时发出了“为民主拼命”和“成为一个大运动”的激昂号召，指出：“要民主，我们自己不动，休想别人把礼物送上门，要成功，一定要我们‘求’的有力，要成功的快，也得拼命的‘求’”，“要说的就说，要干的就干，良心以为该做便做，硬是要做，认为不当做的便不做，绝对不做”等⁽¹⁷⁾。

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大后方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迅速行动起来，成为推动民主宪政运动高潮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各地建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研究会，创办各种刊物，举行座谈会、演讲会，发表通电、文告等等，在国统区汇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民主潮流。

在重庆，1944年1月，黄炎培创办了《宪政月刊》，张志让任总编辑，为民主宪政运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阵地，该社每月组织一次宪政座谈会，共计举办十七次，邀集各界名流，讨论实施宪政的各种热点问题，发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如第四次座谈会讨论妇女和宪政问题，与会者认为：“因为妇女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特殊地位，所以将来在宪法上妇女的权利要特别重视”，主张“妇女要有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目前要有研究宪草的各种权利；宪政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要扩大到劳动妇女和农村妇女中间去；宪法上应明文规定妇女在国民大会代表中的名额；宪法上应该具体规定对劳动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上和男子一律平等”；等等⁽¹⁸⁾。第八次座谈会讨论保障人身自由问题，与会者严厉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达成两点共识：一是“要求提早实行提审法”；二是“要求法权统一，不得以命令代法令”，“人治尽好总不及法治”，建议“各位大律师发起一种组织，对保障人身自由为无条件的辩护，以充分保障人身自由”等⁽¹⁹⁾。1944年9月，黄炎培等三十人还联名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提出七项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处此千钧一发之时机”，及早实现“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不惟其名，务求其实”等，“非此不足以一新政象，激发人心，增进团结，以迎最后胜利”⁽²⁰⁾。

在成都，1944年6月由张澜、李璜等名流组成的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于国是的十项主张，认为“非立即实行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其要义有三：第一，“切实施行约法”，“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人身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结社集会之自由”，“公教人员、学生士兵入党入团须基于自愿，并不得以党员团员资格为铨叙考核之标准及享受其他特权”；第二，刷新政治，“给予各级民意机构以必要的权力”，“政府用人应一本天下为公之旨，选贤与能”，“切实改革征兵、征实、征税等之弊端，严惩贪污，杜绝中饱，革除苛政，以减轻人民痛苦”；第三，实施全民动员，“举凡训练群众、组织民众，均以国家立场出之，不再以党的立场出之”等。该国是主张刊出时被有关新闻机关删得残缺不全，但仍发生了重要的影响⁽²¹⁾。自1944年5月起，代表四川地方势力的《华西日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力主“迅速刷新政治”，“肃清变相的法西斯”，指出目前的军事危机“决不是单靠盟国的若干协助，就可以改变的”，“政治的彻底刷新”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锁钥”，提出要警惕那些“想利用人类为民主，为和平，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强盗所流的血，暗中灌溉新的暴力统治”的企图⁽²²⁾。

在桂林，1944年6月，先后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和“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以李济深为会长，邀集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名流学者，动员大批青年学生，“力主动员全民，坚决抵抗，痛斥畏祸先逃，动摇战志之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加强民主抗战。由于当时军事形势非常危急，桂林的民主宪政以实行民主动员、解决军事危局为特征，得到了国统区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舆论普遍指出：“不动员民力，当然会自陷于无法无力之境”，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从认真动员做起，急起直追，“敌人已经扼住我们的咽喉，要窒息我们”，“倘再因循，真就误事透底，要谋补救，都来不及了”。

昆明也是开展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基地。由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的进步师生广泛参加了运动，使该地的运动表现出更为激进的态势。教授们创办了《自由论坛》刊物，公开表明：“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1944年7月7日，云南各校师生三千余人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集中讨论政治改革问题，不少著名教授参加了会议。潘大逵教授呼吁：“青年们应加紧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不要吝惜任何牺牲！”著名诗人闻一多更是号召青年“闹”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会后，他又撰专文揭露大后方的深重危机，呼吁青年们起来为民主而斗争，“现在是非常时期”，“任何平时的规范都是可以搁置的枝节，火烧上眉毛，就是抢救！”⁽²³⁾

西南地方实力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这次民主宪政运动。广西和云南的民主宪政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就与李济深为首的广西地方势力和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势力的支持有关。1944年6月15日，李济深在桂林发表演讲，大声疾呼铲除失败主义，“希望中央与各地方长官要尽到领导抗战的责任，立刻动员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并使一部分武装起来”，主张加强民主抗战，在国统区发生重要影响⁽²⁴⁾。而在龙云控制下的《云南日报》和《云南民国日报》也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和文章，批评国民党中央将地方政府“从前所有之一切权力渐次吸收，而集中于各部院会手中，以致政令频繁，机关林立，直接指挥，收效殊鲜”，“省政府有责无权，有事无权”，要求改变“一切均归中央统制”的独裁政策，“切实保障地方权益，使地方能因地制宜，运行其高度的职权”⁽²⁵⁾；更批评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处处阻碍军事进展”，对待中央军与杂牌军“应该一视同仁，打破地方关系，实行平等待遇”；等等⁽²⁶⁾。四川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刘文辉战时深居西康，沉默寡言，此时也发表谈话，主张加强各党派、各军队团结，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人民的团结，“进行大后方的保卫战”⁽²⁷⁾。

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涨，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地方实力派领袖对于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统治的认识已较前有了进步，要求改革现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政治主张方面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接近，并在行动上逐步实现同步。1944年底，豫湘桂战役失利后，国民党统治危机进一步加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民主宪政运动进而发展为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斗争，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也由此而进一步密切。

三　国统区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

与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同步发展的是大后方各阶层人民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两者相辅相成，使国民党独裁统治出现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反对国民党推行的特务制度、经济统制政策、横征暴敛政策以及民族压迫政策成为国统区人民抗暴斗争的重点。

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系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在战时迅速膨胀，他们和国民党军警相结合，在大后方为所欲为。随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出现和日趋严重，特务统治，军警横行，成为国民党当局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手段，也激起了大后方人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1944年7月，遭受国民党特务迫害而被迫离开重庆的著名抗日文化人邹韬奋在上海病逝，激起国统区人民的极大悲哀和对特务统治的痛恨。10月1日，重庆数千学生举行集会追悼邹韬奋先生，并发出了“向法西斯进军”的口号，表达了国人对于国民党特务统治制度的强烈抗议⁽²⁸⁾。

在大后方人民的反特抗暴斗争中，成都“市中事件”和重庆“胡世合事件”影响最大。1944年10月，成都市立中学因校方处理年级之间的纠纷不当，激起学潮。31日，成都市长余英中命令警察局长方超率领武装警察冲进学校，打伤学生三十余人，逮捕四十余人，酿成重大事件。成都各大中学学生代表会，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揭露事件真相，抗议军警暴行，同时成立后援会慰问受伤同学。叶圣陶、沈志远等52人发表慰问同学书，全市32所大中学校联名致信国民政府，数千学生集会游行，要求省政府公布事件真相，医治受伤同学，保障人身自由，严惩凶手，撤处市长等。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被迫接受上述各项要求⁽²⁹⁾。

1945年2月，又发生“胡世合事件”。20日，国民党特务田凯无故枪杀正在正常执行业务的重庆电力公司外勤工胡世和。这一暴行激起了一场以重庆电力工人为中心，得到全市各界人民支持和响应的群众性抗暴斗争，“严惩凶手，保障人权”成为全市人民一致的要求和共同的斗争目标。《新华日报》先后发表《特务横行越来越凶，偷了电还枪杀工人》、《不能忽视的一件惨案》等消息和社论，推动群众性抗暴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电力工人组织了“胡世合血案后援会”，散发求援传单，召开记者招待会，举行追悼会等，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在肇事地枪决凶手田凯、惩处伙同行凶的警察局保安队员、保障电力工人工作自由和生命安全、优恤受害工友胡世合等要求。23日，3万重庆市民在特务肇事地举行悼念活动，25日，更有近10万市民前往胡世合灵堂吊唁，国民党当局被迫将田凯枪毙，给胡氏家属发放抚恤金10万元，并由市长亲自“主祭”为胡氏举行公祭，公祭三天内共有20万市民参加，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怒潮。西安、成都、昆明、贵阳、桂林等地也都开展各种形式的反特抗暴斗争，这些斗争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³⁰⁾。

国民党当局执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在战时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执行机关滥用职权，对于民营企业实行窒息政策，导致国统区的民营企业家濒临破产，难以为继。他们也起而参加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和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行列。1944年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等五工业团体，联合起草《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呼吁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改变经济政策，保护民营企业。同年5月20日，重庆宪政月刊社举行座谈会，集中讨论保护民营企业问题，与会者尖锐批评国民党当局推行的经济统制政策，指出：“原料方面自从统制以来，有些物品日渐减少，而有些物品竟致绝迹不见”；运输方面“各地关卡林立，滞留货物，使工业界四肢不灵”；“机械方面则都市里更堆着机器，停置不用，甚而有拆成废铁按斤出卖者，但在各地乡村中对于这种机器却正是求而不有”；营业方面政府“不准更改价格，然而事实上黑市满街，于是我们工业界只好坐视亏本”；“此外以不合标准，管理不佳等理由，下令停闭的中小工厂，更是为数不少，而一息残存的几家较大的工厂，也只是苟延撑支而已”等，大声疾呼：“在今天这种机器停搁、技工失业、原料久封不启等等实况下，我们工业界不得不发出这一要求‘生产自由’的呼声！”破产的痛切经验使民营企业家们深切感受到，如果不改变国民党的统制政策，那么，所有的正当工商业必然要被窒息至死！为此他们团结起来，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与垄断的斗争⁽³¹⁾。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营工商业家在民主宪政运动的积极活动充分反映了民族企业家的情绪和立场。

国民党当局在农村的横征暴敛，使大后方广大农民也濒临绝境。《解放日报》利用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材料描述了大后方农村的现状：“农田面积逐年锐减”、“农业生产量惊人降落”、“牲畜大量死亡”、“土地加速集中”、“土地租押金飞涨”、“农民分化愈趋尖锐”、“高利贷重利盘剥”、“经济剥削变本加厉”、“农民挣扎于饥饿死亡线上”、“保甲长鱼肉农民、出征壮丁妻室被奸、农民铤而走险”等。指出：“大后方农村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压榨之下，广大农民正日益剧烈的走向饥饿与死亡的境地”⁽³²⁾。

国统区农村出现了“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局面。先是国民党统治较为薄弱的边远省区，后发展到国民党严密控制的重要省区，都发生了农民的抗暴斗争，甚至武装起义。1943年，甘肃临夏、临洮等二十余县的各族农民10万人联合举行反蒋斗争，要求免粮免款，坚持斗争达十个月之久，最后国民党当局出动飞机轰炸残酷镇压了此次起义。广西大瑶山各族农民为反抗国民党“设治局”的残暴统治，群起捣毁“设治局”，一度将国民党势力逐出大瑶山。海南岛白沙县农民也举行了“七月起义”，进攻国民党自卫队，并以各种原始武器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激战，一度占领五指山。后在国民党军队三路“清剿”之下，惨遭失败，被害群众多达万人以上。1944年，河南桐柏、遂平、唐河、确山、泌阳、信阳和湖北随县、应山等县农民为反对国民党强抓壮丁先后举行起义。农民起义军七千余人曾将国民党驻信阳的何励生部缴械，国民党调来大批军队镇压，屠杀五千余人。起义农民并未屈服，数万人继起组织“农民救国军”，提出了“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军队”，与国民党军进行激战，消灭了残害民众的国民党六十九军二十八师，击毙师长，成为国统区农民抗暴斗争中最为典型的事件⁽³³⁾。

国民党当局的残暴统治及其民族压迫政策也导致了大后方内少数民族的抗暴斗争，有些地区还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早在1941年11月，云南基诺族人就发动了反抗国民党征兵命令的武装暴动。国民党当局对只有8000人口的基诺山区下达了800个征兵名额，该乡乡长为抗议此种暴行而服毒自杀，成为起义的导火线。起义军喊出了“踏平宣慰街，赶走国民党”的口号，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次年8月和10月，国民党当局两次出动重兵围剿起义军，并大开杀戒，仍不能取胜，双方战成僵局，同意暂时停战。12月，双方再起战事，国民党军又遭起义军重创。1943年4月，国民党军改而实行剿抚结合，抚重于剿的政策，国民党军逐渐占据优势，由于连年战斗并遭多次烧杀抢掠已贫困不堪的基诺族人决定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国民党一切武装部队十日内撤离基诺山，并保证不再继续烧寨子和抢走、屠宰耕牛，双方实现停火。随后，国民党当局又允诺“现阶段不再向基诺山征兵派粮，原下达的征兵命令作废；停战后几年不再向基诺山征兵派粮，并免除过去三年所欠一切捐税”，7月，国民党军撤走，历时近两年的基诺族起义告终⁽³⁴⁾。

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又在贵州东部发生各族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黔东事件”。1942年8月，松桃县各族群众4000人，在苗族领袖石宝山领导下，打出“中元左翼军”的旗帜，举行暴动，目标是“安定人民社会，专杀贪官污吏”，“建立新的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等，起义军连克数乡，两攻县城，10月中旬为国民党军所镇压。10月下旬，镇远境内发生了分别由吴宗尧等和杨树勋等领导的苗、侗、汉族群众的武装起义，起义文告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假借抗日救国之名，“趁火打劫，以发国难财”，决意“除暴安良，打倒恶劣政府并及魔妖土狂，取消苛捐杂税，以免民众受殃”，两支起义部队一度十分活跃，后为国民党援军镇压失败。11月，又发生朱伯屏等领导的“大中华定国军”第五路左翼军和陈信哉等领导的“救国救民军”第六军的武装起义，他们以“奉天命扫尽妖氛，平定天下，永享太平”和“抗兵抗粮”，“解除人民痛苦”为旗帜，聚兵反抗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延至次年3月才在国民党大军围剿之下失利⁽³⁵⁾。黔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武装起义，表明国民党专制统治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从另一个侧面配合了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后期，大后方人民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成为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方面。随着国民党当局统治危机的全面来临，一个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更大规模、更为强劲的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就将到来，国共两党围绕着战后中国政治前途的争执也趋向表面化和激烈化。

第二节　抗日战争后期的国共两党谈判

一　1942年—1943年的两党谈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现了有利于改善国共关系的国际环境，中共中央判断：由于中国已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过程仍是慢的”，对国民党应实施“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的方针，在宣传上“务必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等⁽³⁶⁾。针对国民党中央五届九中全会决定的方针及随后准备策动反共摩擦举动，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军事上作了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决定了“巩固自己，沉机观变”的方针，并为恢复两党谈判作了艰苦的努力。

1942年6月30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请考虑利用纪念“七七”机会，找国民党王世杰谈一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在战时首次表示愿见蒋介石一谈⁽³⁷⁾。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该是团结的”，希望“按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争论问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³⁸⁾，宣言拉开了本轮国共谈判的序幕。

7月3日和11日，中共代表董必武、周恩来先后约见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指出克服抗战困难的主要办法是国共合作，障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总可谈得解决办法，请国民党的联络参谋速回延安，并指派人员和共产党代表经常接洽，同时要求国民党释放叶挺、廖承志⁽³⁹⁾。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已指定张治中、刘斐同中共谈判，联络参谋将继续去延安，并提出想同毛泽东会面，请周电告延安⁽⁴⁰⁾。迄此，国共两党领袖都表达了见面的愿望，但两党谈判的实际进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却使蒋、毛在此轮谈判中无缘相见。

8月19日、29日，9月3日，毛泽东曾三次致电周恩来，表达了见蒋的意见，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关系根本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10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⁴¹⁾周恩来力持异议，8月19日，致电毛认为“目前形势虽有政治解决趋势，但具体问题尚未谈到，且实行压迫，一无减轻；而会晤地点又在西安”，“蒋毛会面似嫌略早”⁽⁴²⁾。9月5日，再电毛，陈述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如“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则“于我损失太大”。中共中央决定，先由林彪去西安，“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⁴³⁾。但毛泽东依然表示：“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不确定时间”，“如此较妥”；并指出“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此时毛见蒋的愿望并未完全消失⁽⁴⁴⁾。

9月14日，林彪在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陪同下前往西安，但蒋介石已返回重庆，留话要林转往重庆面谈。林彪在西安先后与国民党方面李宗仁、胡宗南、张治中、谷正鼎等进行洽谈，初步交换双方意见。10月7日，林彪一行抵达重庆，协同周恩来正式与国民党开始皖南事变后两党间的正式谈判。13日，周恩来、林彪会见蒋介石，主要由林彪表示中共方面意见。林首先传达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现在能彻底统一，更求将来能永远团结”的意见，指出“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林彪进而全面阐述了国共两党在理论、政纲、组成等方面的共同之点，关于理论，“中共虽信奉共产主义”，但“不主张将恩格斯、马克思、列宁与斯大林的教条，主观的搬来中国应用，我党共产主义之目的，在救中国，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理论上并无二致”；“就两党之理论方法与所处同一之客观情势与所抱同一之总目的而言，并无纷歧之点”。关于政纲，“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过去所制定之所谓十大纲领、三大纲领，语其要旨，不外求民族之独立，民权之平等，与民生之自由，近半年来，我党已将向来之理论与方策作一总检讨，结果不外上述三要旨，此项检讨不久在会议中即可宣布”。关于党的组成分子，凡属中共党员“只以目击当时帝国主义者所施于中国之侵略压迫，如划设租界，实行领事裁判权，夺取我内河航行权等种种不当中国人为人，不当中国为国家之事实，大家激于义愤，心切雪耻救国，故相率入党”，“中国目前既在救国之阶段，则国共两党目前惟一共同之任务即在救国，此客观事实之需要与时代之使命既属相同，然则两党之间尚有何鸿沟之可言？”林彪批评国民党顽固派总是希望挑起内战，“果如所期，则抗战建国将前功尽弃”，强调“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等，林彪的谈话重在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未涉及具体问题，蒋频频点头，但未表示意见⁽⁴⁵⁾。

10月16日，周、林会见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林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当局实行“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发饷、发弹、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允许中共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等⁽⁴⁶⁾。一涉及具体问题，国民党代表即开始推诿塞责。周恩来很快感觉到国共谈判具体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国民党方面虽倾向于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但并不急于解决，也不先提要求，而是看中共方面能作出什么让步，他们以为时间越延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越有利于使中共就范⁽⁴⁷⁾。据此，中共中央决定“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⁴⁸⁾。

随即，国共两党均为双方关系的缓和做了一些努力。11月12日至27日，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中全会，通过《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本党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公开宣布“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不特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⁴⁹⁾。29日，中共中央就此发出党内指示，认为该决议“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地解决”⁽⁵⁰⁾。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称“在对外对内的最重要问题上，国共两党之见地并无二致”⁽⁵¹⁾。1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委员郑延卓携款30万元到陕甘宁边区赈灾，毛泽东两次与他会面，并请携信转交蒋介石，称赞郑之来延安，“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表示“前承宠召，适感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⁵²⁾，表示出相当的和解精神。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民党十中全会后，趋向好转的一面已渐增长，坏转的一面已渐减弱的新情况，制定了“三争取，三勿忘”的应对方针，即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争取合作，勿忘斗争；争取发展，勿忘巩固⁽⁵³⁾。

12月16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林彪，以此为标志，两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24日，周、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提出四项要求：

1．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2．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待遇；

3．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4．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⁵⁴⁾

周、林声明：如此四项可以谈，林即留此继续谈，倘相距太远，就请蒋介石提示具体方针，交林带回延安商量。就中共方面而言，此为迫蒋对于各项问题表态。

12月31日，国民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就上述四项要求的研究意见呈报蒋介石，其结论是：该四项要求“系根据本党所示宽大政策而来，其目的在对于党政军各方面皆欲取得合法地位，不能认为有悔祸诚意”；“本党宽大政策之真正作用，应为瓦解中共，绝非培养中共，故林、周所提四项不能作为商谈基础”；如须商谈则应以“中共不应有军队”、“中共不应在各地方擅立非法政府”为商谈基础，“假定上述原则中共不肯接受，则不必强求商谈，尽可加紧防制，使其停止于非法地位，以期动摇其内部，增加其苦闷，俾便将来之解决”；“如采取敷衍态度，似可告以此事牵涉太多，并令林彪先行回去”等⁽⁵⁵⁾。这个文件表明国民党上层此时并无解决国共关系的准备和愿望，这给本轮谈判埋下了失败的根子。

1943年1月9日，周、林与张治中再次举行谈判，国民党方面认为，中共四项办法与国民党方面要求“相距较远”，解决问题必须根据“皓电”提示精神，共产党方面则认为四项办法与“皓电”精神并无不合，距离只在部队数目和移动时间，谈判无果而终。随后国共两党代表又进行数次谈判，除争执中共的四项办法外，国民党方面提出中共军队问题，中共方面也提出了要求释放新疆的徐杰（即陈潭秋）、毛泽民等140人问题等，但谈判毫无进展⁽⁵⁶⁾。

2月12日，毛泽东电复林彪、周恩来，判断“国共谈判成功大概要等到实行反攻前夜，不到反攻，彼方认为是不需要和我妥协的，彼方正在注视日、苏关系变化，以为日、苏开战彼可渔人得利”；尽管如此，为了推动谈判有所进展，仍指示“可以答应以‘皓电’为谈判基础”，可以提出李先念部与于学忠部对调作为委曲求全的表示，可以答应少编一二师等⁽⁵⁷⁾。同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联名致电各战区，就主动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作出指示，指出：“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民党上层虽仍采取拖的办法，而下层与局部已出现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我方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事件，主动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并命令“如有摩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不许自由行动”⁽⁵⁸⁾。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无论国民党对我态度怎样不好，都不要与国民党以外之中外人员团体或党派签订秘密协定，以免给国民党以借口。”⁽⁵⁹⁾即便如此，本轮国共谈判仍无进展。2月下旬和3月28日，周、林先后约见张治中、何应钦，双方交涉不仅依然没有结果，而且其重点已转移到讨论当时已经发生的国共军事摩擦问题。此后，双方间的谈判实际已经停止。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乘机发动新的反共攻势，国共谈判再也无法继续。6月4日，张治中通知中共代表：前方摩擦正在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须搁一搁”。周恩来表示：谈判暂搁是“意（料）中事”，林彪决定回延安，如要谈时可以再来，他本人也拟回延安，以便延安了解外面情况，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7日，蒋介石会见周、林，表示允许他们回延安。此为皖南事变一年半以来，蒋介石首次同意周恩来回延安。本轮国共谈判历时近一年终于无果而终，但双方都留有余地，继续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二　1944年的两党谈判

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国民党顽固派过高估计该事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冲击和影响，企图利用该事件摧毁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军委会军统局长戴笠提出了对付中共的方案，具体拟出四个，其基本原则和目标是：“利用第三国际解散时机，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⁶⁰⁾国民党顽固派迅速发出了以“解散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交出军队政权”、“取消边区”为主要内容的反共声浪，同时，国民党河防大军被调防至陕甘宁边区附近，与原有包围边区的部队会合，共计50万兵力，由胡宗南统一指挥，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

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反应，决定实行“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的方针，并具体化为五项工作：“一、实行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二、在军事上实行必要的准备，调若干兵力来边区及晋西北，加强军事技术训练，组织机关自卫军及加强民兵工作；三、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四、加强党内与人民中的阶级教育；五、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⁶¹⁾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理的军事抗争和坚定的宣传攻势，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的反共攻势不久便偃旗息鼓了，两党又重新回到对话和谈判的立场上来。

1943年9月，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虽然在会上仍有顽固派攻击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叫嚣“打下延安”、“消灭共产党”等，但两个会议都不得不承认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⁶²⁾。中共方面也积极作出反应，中共中央任命董必武为谈判代表，并要求他向国民党方面传递信息：“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如继续合作，则延安保证继续实践四条诺言，并要求国民党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⁶³⁾10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正式宣布：“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⁶⁴⁾

国民党方面也作出了缓和的姿态。10月20日，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设置宪政实施协进会，周恩来被指定为委员，董必武为常务委员。11月12日，蒋介石找董必武谈话，表示“决不会在国内动武的”，请周恩来来重庆，“如请他出来什么都好谈些”⁽⁶⁵⁾。次年1月，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会见毛泽东，奉命要求林伯渠、周恩来、朱德赴渝，毛泽东当即表示林、周或可先后赴渝，并嘱电告当局⁽⁶⁶⁾。2月2日，国民党当局电复延安，表示欢迎中共代表周、朱、林同去重庆。17日，毛泽东再次会见郭仲容，告以中共中央决定派遣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随后，国共两党都对本轮谈判方针作了研究和准备。3月1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延安发表演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五项要求，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国民政府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等⁽⁶⁷⁾。4月16日，国民党当局也制定了《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以“国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为基本方针，重弹在军令军政问题、十八集团军问题、政令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上的老调，该四项“如中共均能确实遵办以后，政府可准予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⁶⁸⁾。

5月2日，林伯渠到达西安。4日、6日、7日、8日，与赶往该地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四次谈判。9日，国民党方面将国共谈判初步意见整理出来，以书面形式送交林伯渠，请其签字后上报蒋介石。11日，林伯渠对该文件作修改后签字，并送还张治中，并请其也签字，但遭拒绝，称此为“林先生所提出或同意我们一部分意见，自只应由林先生签字”⁽⁶⁹⁾。经过西安谈判，两党初步交换了意见，并各自向中央作了报告。

5月17日，林伯渠抵达重庆，19日会见蒋介石，22日，开始正式谈判。林伯渠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二十条，其中关于全国政治者三条，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面交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认为：中共所提条件太多，有些条件的提法，无异是在宣布国民党罪状，要求中共方面考虑修改二十条的内容和词句，并拒收和转交蒋介石。林表示此件为中共中央对于西安商谈文件的答复，没有修改的余地，双方争辩很久，无法达成谅解。会后，林伯渠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31日，毛致电林指示说：为尊重国民党方面意见，将拥蒋及执行四项诺言加入此次文件，将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如彼方再不接收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⁷⁰⁾。6月5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新提十二条（附口头要求八条）送交张治中、王世杰。这是一个全面表述中共主张的重要文件，内容如下：

一、关于全国政治者：

1．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

2．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3．请政府允许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二、关于两党悬案者：

1．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应请政府将中共编为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2．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的各项设施；

3．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时期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4．请政府在物资上充分援助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自1940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文钱、粒米之接济，此种情况请予改变；

5．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金钱，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6．请政府撤销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7．请政府饬令军事机关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8．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9．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办党办报。⁽⁷¹⁾

该文件还指出：“中共方面诚恳希望我国民政府予以合理与尽可能迅速之解决”，“若我国共两党不但继续合作，而且能将国内政治予以刷新，党派关系予以改进，则不特于目前时局大有裨益，且于明年配合同盟国举行大规模之反攻，打下坚固之基础。”

然而，中共方面的让步并未能取得任何实效。当天，国民党方面将《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送交林伯渠，内容如下：

一、关于军事问题：

1．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

2．该集团军应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

3．该集团军之员额照国军通行编制，不得在编制外另设纵队、支队或其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依照中央核定之限期取消；

4．该集团军之人事，准予按照人事法规呈报请委；

5．该集团军之军费，由中央按照国军一般给予规定发给，并须按照经理法规办理，实行军需独立；

6．该集团军之教育应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校阅；

7．该集团军之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其未集中以前及其在各战区内之部队，应归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部整训指挥。

二、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

1．该边区之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2．该行政区域以其现有地区为范围，但须经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3．该行政区公署直属行政院；

4．该行政区须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之法令，应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5．该行政区之主席由中央任免，其所辖专员县长等，得由该主席提请中央委派；

6．该行政区之组织，应呈请中央核准；

7．该行政区预算，应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8．该行政区及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驻在地区，概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应由财政部妥商办法处理；

9．其他各地区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应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

三、关于党的问题：

1．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2．中国共产党应再表示忠实实行其四项诺言。⁽⁷²⁾

这是一个与中共要求针锋相对的文件，综合起来是要中共方面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十师集中到那里就必须到那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⁷³⁾这样的条件是中共方面理所当然不能接受的。

国共两党的立场相距过远，国民党坚持解决办法须依照政府提示案，不能变更；中共方面表示坚决不能接受政府提示案，指示林伯渠将该案退回国民党代表。双方函件来往，国共谈判毫无进展，陷入了僵局。7月2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举行记者招待会，谎称：国共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已经有了一部分解决了”，指责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于共产党“所做的事和他们所说的话相反”，企图把谈判未取得进展的责任推给共产党。8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答新华社记者问，逐条批驳梁氏的言论，声明国共谈判“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双方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有着很大的距离”，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⁷⁴⁾。

9月，两党的争执又转移到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9月15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经过，再次强调“中央政府所求的，只为军令与政令的统一”，指责中共方面“还没有接受中央提示案和实行遵守国家军令政令的表示”，声明“中央政府决不变更政治解决的方针”，“期待中共修正其所持的观点，早日解决此一问题”等⁽⁷⁵⁾。同日，中共代表林伯渠亦在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经过，声明中共方面“很盼望把问题解决，我们所提意见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希望政府能一切从抗战民主团结利益出发，接受我们的合理要求”；更进而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⁷⁶⁾9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指出：“虽中共中央及其代表十分宽容忍耐，委曲求全，但由于政府方面对错误政策之顽固不化，对谈判缺乏诚意，玩弄手段，以致谈判毫无结果，任何一个具体问题，即使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并宣布“现在谈判经过已在参政会报告，参政会并决议组织视察团来延，四个半月来之国共谈判由此告一段落”。中共方面表示“仍希望张、王两氏来延视察与谈判”，也欢迎“参政会推选之五位参政员来延参观，交换意见”⁽⁷⁷⁾。

国共两党均未关闭谈判的大门，但此轮谈判却已结束。11月7日，林伯渠由重庆返回延安。国共两党的争执和谈判进入了以建立联合政府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

三　围绕着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谈判

“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1942年—1943年和1944年国共两党两轮谈判的失败以及同时开展的民主宪政运动难以取得进展，使中共中央深感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是解决国共争执、实现全国团结抗日的关键所在。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最早提出与民主党派领袖商量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问题，并指出：“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⁷⁸⁾9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等，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是：“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⁷⁹⁾，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既是抗战后期民主宪政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国共谈判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并成为大后方人民争取抗日民主的斗争目标。

“建立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也与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受惨败而引起的大后方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有关。豫湘桂战役进入8月以后，国土丧失之广，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耻辱之重，极大地震动了国统区各阶层人士，也动摇了国民党当局的统治，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且英、美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⁸⁰⁾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成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解决时局危机的基本主张。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著名的讲演《如何解决》，指出：国民党当局“死死守着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剥夺人民自由，实行官办自治，钳制舆论，摧残文化，垄断专卖，横征暴敛，纵使特务机关蹂躏人权，纵使官僚资本破坏民业，致造成目前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种错误的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如果再不改弦更张，而仍要倒行逆施下去，则种种危机还会继续增长，还会更加严重”。强调解决危机的惟一出路就在于“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并提出六项具体步骤，指出“只有这样的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只有这样的联合统帅部，才能听命政府，协和盟邦，击退敌人的进攻，配合盟国的反攻”⁽⁸¹⁾。同日，中国民主同盟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呼应中共的主张，明确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政治口号，并就此提出十项具体主张⁽⁸²⁾。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办法虽然有所不同，但以此作为解决时局危机的基本思路则是一致的。

“建立联合政府”还与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及其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对于国共关系的关注和干预，早在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即已开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力度不断有所增强。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攻势以及国共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引起美国对于中国局势的严重关注。9月，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一次谈话中对战时的国共冲突和战后的中国内战表示担忧，认为美国应“竭尽全力调解重庆和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又第一次向蒋介石建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国共两党就应建立一个联合政府⁽⁸³⁾。豫湘桂战役爆发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局面，更使美国震惊不已，对于介入国共争执的紧迫感进一步加强。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寻找解救正面战场危机的办法。他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一再表示对于国共关系问题的关切，并促使蒋同意派一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美国国务院在解释此举的动因时称：“一、国共关系的不断恶化对中国对日作战有着普遍的不利影响；二、局势进一步恶化可能导致严重危及中国政治统一的内部冲突；三、它并且可能在将来导致引起中国与苏联关系的复杂化。”美国驻延观察组的基本任务之一，便是协助美国政府探求“应以何种最适合的方式才有助于友善地解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⁸⁴⁾。这一举动表明美国已正式承认中共及其军队与政权事实上的存在。9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奉派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是其重要使命之一。尽管赫尔利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主席和军队委员长”，但为了“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赫尔利也要求蒋介石放弃一党专政，在民主化问题上多作让步，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中共和各中间党派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当然其内涵与中共的主张是有本质区别的。

10月3日和13日，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两次致函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明确表示：“现在惟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对于国民参政会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林表示欢迎，并仍请张、王到延安一行。自此，成立联合政府问题成为下一轮国共谈判的核心问题⁽⁸⁵⁾。国民党方面迅速作出反应，10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言人招待外国记者称：组织联合政府一说“不值讨论，吾人亦不拟讨论”。8日，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新华社评论，严词驳斥了“不值讨论”说和“不拟讨论”说，强调“不管国民党当局‘讨论’与否，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这个要求是无法抗拒的”⁽⁸⁶⁾。

10月17日、18日和23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与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董必武进行了三轮会谈，中共方面向美国代表阐述了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和中共中央关于解决两党关系的既定主张，赫尔利强调蒋介石为抗日领袖，是全国公认的事实，但现政府不民主，他已告诉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称赞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许诺国共合作后，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在军事机关中也应有中共党员参加，分配军事物资也不应偏于哪一党派等；赫尔利的计划是：先约张治中、王世杰与林伯渠、董必武谈，得出两党合作的初步结果，后由赫尔利同蒋介石商量，蒋同意后，他去延安和毛泽东谈，求得双方合作基础，最后由蒋介石和毛泽东见面，发表宣言，实现合作⁽⁸⁷⁾。

然而，赫尔利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这张日程表行事。10月21日，赫尔利代替高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急于在调处国共关系上建功的赫尔利，于11月7日由林伯渠陪同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亲到机场迎接。

11月8日上午、下午、9日下午、10日上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了四轮谈判。在第一轮谈判中，赫尔利首先说明自己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并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中国的事情，此次来延安曾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他在会上宣读了由他起草并经国民党方面修改过的《为着协定的基础》五款，其主要内容是：中共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其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⁸⁸⁾。

在第二轮谈判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重申改组国民党政府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对《为着协定的基础》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1．将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2．将原案中共领导的军队改为一切抗日军队都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统帅部的命令，并为这个政府及其统帅部所承认；3．增加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规定；4．承认中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⁸⁹⁾。在第三轮谈判中，双方进行进一步的磋商。11月9日晚上，中共中央举行六届七中全会，批准了经修改后的五点协定。在第四轮谈判中，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其全文如下：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2．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3．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行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4．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5．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⁹⁰⁾。

毛泽东表示：“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10日下午2时，周恩来随同赫尔利返回重庆，以继续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

对此次谈判所达成的协定，中共方面是满意的，毛泽东在致罗斯福的信中称：“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⁹¹⁾赫尔利由于对于中国政治的隔膜，他并不了解国共在联合政府问题上争执的内涵，他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签署的把军权交给国民政府的惟一文件，因为“修正草案中的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国民政府与中共达成协议，将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加强国民政府，并将防止崩溃”⁽⁹²⁾。

赫尔利与中共方面达成的协定，遭到国民党方面强烈的反对。11月18日和19日，赫尔利与蒋介石进行了两次长谈，试图说服蒋介石接受该方案，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并提出三条反建议。赫尔利虽然对国民党方面的顽固立场表示不满，但最终还是转而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主张。其基本的原因是：赫尔利认为“他的使命是把中国所有的军事和政治集团统一到蒋介石的领导之下，保存现有的国民党政权，由所谓少数党和武装集团组成并无实权的松散联盟从属于国民党政权”⁽⁹³⁾。

11月23日，赫尔利会见周恩来，转告国民党三条反建议：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军，其经费、饷项、军械及其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二、中国共产党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本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促进民主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⁹⁴⁾。该反建议回避了最为关键的建立联合政府问题。

于是，围绕着“五条协定”和“三条反建议”，国民党、共产党以及赫尔利之间进行了反复的交涉和较量。蒋介石认为，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⁹⁵⁾，提出三条反建议实际上是要“招安”中共军队。以后又提出一些新的方案，如主张设置战时内阁性之机构，使中共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由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中共将领）和美国军官一人主持中共军队的编制及军械补给，由美国将领一人直接指挥中共军队等，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诱使中共交出军队⁽⁹⁶⁾。中共方面则坚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和五条协定，认为蒋介石不签署“五条”反而对中共战略利益有利，“五条”所包含的内容作为整案，不拆开提出，蒋介石既然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中共也不入阁，继续在敌后争取一二年时间大发展，以“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⁹⁷⁾。并于12月7日电召周恩来回到延安。赫尔利和魏德迈则以向中共军队提供美援和军火作为交易的筹码，诱使中共参加政府，中共不为所动；在周恩来返回延安后，赫尔利又通过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长包瑞德威胁毛泽东、周恩来：如果中共不接受国民党的建议，会在美国造成不利的影响。毛泽东答复说：“蒋介石的三条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了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并表示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将要做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⁹⁸⁾。中共一度甚至准备公布五点协议，这使赫尔利大为恐慌，赫尔利紧急致电周恩来，不同意公布五条协议，包瑞德也出面缓颊，希望中共不要让赫尔利太难堪，“若广播谈判条件，导致与美国决裂，将对中共不利”。毛泽东表示中共方面“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但重申“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我们决不能干，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⁹⁹⁾。

1945年1月7日，赫尔利致电毛、周，提议在延安举行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11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表示婉拒，并重提在重庆举行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如国民党方面同意，周恩来可到重庆磋商⁽¹⁰⁰⁾。20日，赫尔利在与国民党方面经过十天商讨后，致电毛泽东，称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已有所更改，建议中共方面派代表赴重庆作一短期访问，俾与政府商谈问题。24日，周恩来再次奉派赴重庆谈判。中共方面的谈判基调是：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¹⁰¹⁾。

然而，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方针却是换汤不换药，除坚持原三条反建议外，又增加了四条：一、行政院下设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的新机构；二、成立有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三、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四、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对此，周恩来表示拒绝，并坚持先解决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问题。

2月2日，国民党代表提出了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国民政府同意召开有国民党代表与其他党派代表参加的会议，职责是：一、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二、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方法；三、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等，这表明国民党有可能接受党派会议。中共方面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其要点是：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等。双方的分歧仍然集中在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上，但中共方面没有拒绝王世杰方案，只说可回延安商讨⁽¹⁰²⁾。

2月3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蒋介石如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我们要抵制。并指示周恩来“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态度趋向强硬⁽¹⁰³⁾。13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也明确表示：建国大纲所定之还政于民的程序不能变更，国民党只能还政于未来之国民代表大会，不能将政权移交于中共所要求召集之党派会议；中共不能推翻国民党与蒋介石本人，必须与国民党彻底合作⁽¹⁰⁴⁾。周恩来逐条进行批驳，国共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2月14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举行记者招待会，单方面公布国民党在谈判中所做的让步和妥协，批评中共拒绝接受政府提议，等于公开宣布两党谈判的破裂。15日，周恩来在离渝前发表声明，指出王氏的说法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说明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反对建立民主的联合国民政府，导致谈判无果而终。次日，周恩来飞返延安，本轮国共谈判宣告结束。

由于在史迪威事件后，美国政府已基本上确定了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五个月，虽然主观上企图调处国共关系，按照美国的设想改革中国的政治机制，结果却是不仅没有缓和中国的分裂与内战危险，反而增加了蒋介石坚持独裁专政、分裂内战的意念和政策趋向。

第三节　中国各党派的战后政治设计

一　国民党“六大”与其设计的战后政治构架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在欧洲战场，战争已在德国本土进行，3月美英联军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4月苏联军队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纳粹德国的败亡已成定局。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已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硫磺岛、冲绳岛，并加强了对日本东京及其他战略要地的地毯式轰炸，摧毁了日本的主要军事工业基地。在中国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开始了局部反攻，日本法西斯同样面临绝境。中国的各派政治势力开始各自为战后中国政治设计蓝图，并为此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中国国民党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举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基本任务是：统一全党思想，策划战后国家发展大计，最重要的是抵制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继续维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

国民党统治集团当时正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政治压力，首先，中共所领导和倡导的以建立联合政府为旗帜、由各民主党派和国统区人民参加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已汇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当局的统治，迫使他们必须作出必要的应对。

其次，美国政府对于国民党独裁统治及军事溃败的不满与日俱增，各种不利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情报和报告不断送往华盛顿，而美国最高当局和驻中国机构催促国民政府实行改革的劝告和敦促，也源源不断地提出，甚至以停止美援为要挟，迫使国民党当局必须做出一些“革新”的举措，来换取美援与美国的支持。

第三，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党政革新运动”，豫湘桂战役后，国民党政府政治上贪污腐败日益暴露、经济上通货膨胀情况急剧恶化，国际舆论批评指责有增无减，党内人心涣散，国民党内一批少壮中委和中层干部起而寻求振兴自救之道，他们痛愤国民党之腐败无能和元老派的昏庸误国，具有“亡党亡国，大乱将到”的危机忧患意识。他们逐渐组成松散的跨派系的联合，以国民党的中央全会为其政治论辩的场所，要求实行革新党政人事，改变国民党的现状，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但也向国民党的现实政治发起了挑战⁽¹⁰⁵⁾。

最重要的是，抗日战争已临近胜利，作为一个执政党在面临党内外各种挑战的情况下，必须确定自身的大政方针，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谋求战后国家的复兴”。

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曾通过决议：“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事实上可能时，尽速召开，至迟应于战争结束后半年内召开之。”⁽¹⁰⁶⁾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将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功于一役”的意见，表示俟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不待抗战结束，政府决定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还政于民”⁽¹⁰⁷⁾。显然，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号召的一种对应。1月6日，蒋介石召集五院院长商讨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大会问题，决定于5月5日举行国民党“六大”，国民大会召集日期可在党代表大会中决定。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核定上述决定，并推叶楚伧、陈布雷、吴铁城等七人筹备有关事项⁽¹⁰⁸⁾。22日，又由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加派张继、张治中、潘公展、朱家骅、王世杰十四人参加，组成二十一人的“审议委员会”，以叶楚伧、吴铁城为召集人，共策筹备事宜⁽¹⁰⁹⁾。

2月起，在各地区和各党部选举国民党“六大”代表。有45个单位的代表因情形特殊无法如期完成选举，而采用由该单位提出加倍人数，由国民党中央圈定代表人选⁽¹¹⁰⁾。外蒙、西藏、台湾等边疆党部的代表，由代表候选人委员会提出代表人选，由中央常委会决定。4月间，各地代表抵达重庆。

5月5日，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复兴关中央干部学校大礼堂举行。出席代表六百余人。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提名，通过居正、于右任、戴传贤等36人为主席团，吴铁城、狄膺为正副秘书长。会议共举行二十次大会，蒋介石致开幕词并作政治报告，吴铁城、吴鼎昌、程潜、翁文灏、潘公展、孙科、何应钦分别作党务、政治、军事、经济、中共问题、宪草问题、部队整编及湘西战役等报告，会上提出各种议案400余件，讨论通过了有关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各项决议案250余件。就议案内容观察，大会关注的重点政治事项居首，经济事项次之，余依次为党务、外交、军事、教育。

这次大会以实施宪政为中心议题，拒绝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在会议开幕词中，针对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打出了“还政于民”的旗帜，提议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指出：“召集国民大会的日期必须及早确定，且必须使之如期集会，不可展缓，即使遇到任何困难或阻力，本党亦应毅然决然执行我们革命建国的使命，力排万难，促其实现。”并不点名地指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野心家假借民主名义，僭窃民权，便利私图，陷国事于紊乱无主的状态”⁽¹¹¹⁾。

为了显示“行宪”的决心，会议通过了《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决定在闭会后若干措施以为实施“宪政”之准备，如：“一、三个月内取消军队中原设的党部；二、各级学校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工作；三、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临时参议会依法选举，而各省临时参议会于所属县市参议会有过半数已经成立时，立即依法选举，俾皆能成为正式民意机关；四、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五、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应于闭会后陆续移政府办理。”⁽¹¹²⁾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并不能改变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实质，在实践中也并未得到认真执行。

大会关于“国民大会”的决议，则明显地表现出国民党不肯放弃其对于整个国家政权的垄断，坚持“一党独裁”的原则。他们所准备举行的“国民大会”，仍然是一个反民主的、一党包办的大会。如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抗战以前产生的“国大”代表“除因背叛国家及死亡或因他故而丧失其资格者外，一律有效”⁽¹¹³⁾。这些代表是在战前人民毫无权利的极不自由的情况下选举产生的，当然不能为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所接受。同时，还规定“国民大会开会时，仍应以国民政府公布之五五宪法草案为讨论基础”，“国民大会的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仍要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¹¹⁴⁾。这表明国民党所勾画的战后政治蓝图，仍将坚持独裁的方针，体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其抵制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政府要求的意图，昭然若揭。

中共问题也是本次大会讨论的重点问题。潘公展在第八次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共问题的报告》，强调“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条件与环境。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强固党的力量。当前对中共之论争，应集中于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¹¹⁵⁾。这段讲话及其列出的四个重点，鲜明地反映了两党斗争的焦点所在。

大会组成特种委员会对此议案进行审查，并于第十六次大会通过两个决议：其一是公开发表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一方面仍然指责中国共产党频年以来“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另一方面又表示将“宽大容忍，委曲求全”，“在不妨碍抗战、有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¹¹⁶⁾。继续摆出政治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姿态。其二是党内文件《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指责中共“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致本党委曲求全政治解决之苦心，迄无成效”；“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复政府，危害国家”；要求本党党员“提高警觉，发扬革命精神，努力奋斗，使本党政治解决之方针得以贯彻”。并制订了六项具体措施：一、“大量吸收工农党员，发展本党在农工社会中的组织”；二、“吸收富于革命性的知识分子，并正确地领导青年”；三、“对外应配合政治环境，加强国际宣传，对内应加强党员政治训练，纠正中共之虚伪宣传”；四、“一切社团中之本党同志，应加强党团组织，争取第三者对本党之同情”；五、“在沦陷区应确立并加强党的领导”，“由中央选派坚强干部深入敌后工作”；六、“加强中央及各地对于本问题之统一指导机构”等⁽¹¹⁷⁾。由此可见，国民党“六大”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全面较量的方针，准备随时以所谓的“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帽子强加在共产党的头上，进而用武力解决所谓的“中共问题”。

强化国民党的集权体制，是国民党“六大”的又一重要内容。5月17日，大会主席团提请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吴敬恒在关于选举总裁案的说明中，颂扬蒋介石“在过去一二十年中，擘划军政设施，辛劳备至，总理在其遗墨中论及总裁才能时，亦隐有以蒋总裁为其继任人之意”，吹捧“抗战前后，对我国最注意之人士即为总裁”，并提议总裁一职，职位重要，故用“推选“方式产生⁽¹¹⁸⁾。大会全体一致通过推选蒋介石为总裁，并将原党章中总裁代行总理职权，修改为“行使”总理职权，从法理上强化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5月28日，国民党举行六届一中全会，全体新当选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举行效忠蒋介石的宣誓，其誓词为：“余誓以至诚遵奉总理遗嘱，服从总裁命令，信仰本党主义，遵守本党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绝对不组织或加入其他政治团体，绝对不自私自利，绝对不以个人感情或意气用事，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处分。”⁽¹¹⁹⁾对于一般党员，国民党新党章也规定，凡国民党党员“不得于党外攻击党员及党部”，否则以违纪论处。这些规定表明国民党在组织上已进一步集权化，这与其政治路线是相适应的。

国民党“六大”对于经济问题也有所讨论，代表的提案中经济类多达70余案，会议通过了《本党政纲政策》、《土地政策》、《农民政策纲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等决议案。这些决议案虽也涉及“耕者有其田”和“扶助民营企业”的内容，却并不准备认真实行，其基本精神则是为扩大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如规定“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一切山林川泽矿产水力等天然资源，应立即宣布完全归公”，“凡私有土地，应即速规定地价，照价征收累进税和土地涨价归公”，这些均有利于国民党国家资本集团扩展势力。同时，又规定“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均归国营或公营”，“原属民营之事业产量未足定额时，由政府筹措”，更是为国民党国家资本集团限制、吞并民族资本大开绿灯⁽¹²⁰⁾。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将继续在中国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

国民党“六大”还对兴办党营生产事业，巩固党的经济基础问题有所讨论和决定。为了适应国民党“还政于民”后的经费问题，与会代表提出数件关于筹措党务经费的提案，交党务组负责审查。第十六次大会讨论通过了党务组的审查意见，决定交下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采行。根据决议案，党费筹措除紧缩机构以节开支，增收党员捐款以供县以下党部经费，宽筹100亿基金取其子息以供中央及省市党部经费外，还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将党费基金全部投资于各种事业，以巩固党的经济基础。并规定党营生产事业，以实践三民主义经济政策为原则，以有关国计民生文化教育事业为宜，应完全依照合法手续成立合作社或公司组织经营等，具体确定文化、电影、合作运输、金融保险储蓄、农林畜牧等为经营范围。此为国民党利用基金营利，厚植党费的起点，对日后国民党解决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¹²¹⁾。

会议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222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人，中央监察委员104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44人。5月28日至31日，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在重庆举行，推选戴季陶、于右任、邹鲁、李文范、陈布雷、程潜、张治中、吴铁城、宋子文、何应钦、潘公展、朱家骅、张厉生、陈果夫、丁惟汾、段锡朋、张道藩、冯玉祥、叶楚伧、陈济棠、孙科、陈立夫、陈诚、白崇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推选吴稚晖、张继、王宠惠、邵力子、程天放、林云陔、王秉钧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次选举有两大特色，一是将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全部吸收为中央执行委员，加强国民党对于军队的集中控制。其二是选举中派系斗争激烈，复兴社、黄埔系、朱家骅派、政学系、新桂系联手对付以陈立夫为核心的CC派，使派系斗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载：“念此次大会竞选中委情形之恶劣，甚为本党耻之，亦为本党前途忧之”；“此次选举中，各部分猜疑过甚，互信消失，纠纷怨望，无所不有，真堪浩叹！”⁽¹²²⁾有论者认为，国民党“六大”在决定今后时局的关键时刻，由于派系斗争激烈，使国民党陷入分裂而不团结，种下了日后在大陆失败的前因⁽¹²³⁾。

国民党“六大”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继续一党专政的方针。

二　中共“七大”与“联合政府”的新内涵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15人为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任弼时、李富春为正副秘书长，彭真等22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设计战后中国政治的蓝图，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做准备。这次会议本早应举行，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以及中共开展整风运动的关系，推迟了若干年。与中共历史上历次代表大会相比，这次会议是在前所未有的新的国际国内党内形势和条件下举行的。

首先，国际形势有了重大变化，世界将走向进步，人民民主势力一定胜利的历史总趋势已经确定，“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其次，国内形势也有利于人民，“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中国国内虽依然存在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阶层的国民党政府，时刻有将中国拖入内战的危险，但“中国人民不但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¹²⁴⁾。“七大”召开时，中共已领导着19个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等军队91万人，民兵220万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抗击着中国战场56％的日军和95％的伪军，“成为民主中国的楷模，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¹²⁵⁾。

第三，中国共产党自身也获得了大发展，实现了大团结。中共党员已从1937年的五六万发展至120万，“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审查干部，党内思想更加一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组织更加纯洁，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种思想上的准备经过三四年，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¹²⁶⁾。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该报告赋予了“联合政府”新的内涵，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构筑了未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

“联合政府”的口号是1944年9月提出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长期以来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也非常拥护。”⁽¹²⁷⁾这个口号是针对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而提出的，其实质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¹²⁸⁾。国共间环绕着联合政府进行了多轮的较量，双方毫无通融妥协之余地。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七大”政治报告草案时指出：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其一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我们交出军队，国民党给我们官做。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去不去做官呢？我们要准备这种可能性，不应完全拒绝去做官，这是委曲求全为了团结抗战，好处是可以进行宣传”。其二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其三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150万以上、人口一亿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毛泽东特别指出：“在蒋介石发展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应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¹²⁹⁾毛泽东在这段讲话中，对于“联合政府”的政治内涵赋予了三个层次的意义，这三个层次的内涵随着时局的变化与国共力量的升降而发生转换。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着重论述了联合政府问题。其基本的主张是：“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¹³⁰⁾显然，毛泽东给“联合政府”赋予了第三个层次的新内涵。

毛泽东首先将两个中国之命运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全党面前，指出：“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¹³¹⁾接着指出：“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了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针对有些人怀疑中共在得势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¹³²⁾

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形态就是中共所极力倡导的“联合政府”，显然其内涵与中共最初提出“联合政府”时已有很大的变化。其根本的区别在于这个联合政府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个民主阶级的联盟，要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在政治上，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实行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文化上，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联合政府”成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最为合理和合适的形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

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批评了国民党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指出：“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针见血地揭露国民党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做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指出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中国共产党提出以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和正式的联合政府作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并指出：“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¹³³⁾

为了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那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在报告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史及其主要经验，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¹³⁴⁾报告详尽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解放区的不同任务，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迅速行动起来，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中共“七大”还决定以大会的名义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¹³⁵⁾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向着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中心的联合政府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根据会议制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会议还规定了若干具体路线和政策。朱德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路线，系统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三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在全国，是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帅部，按照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原则，成立一个能够胜任统一指挥的联合统帅部，毫无例外地把一切新式武器去武装一切能对敌作战的部队，以加紧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完成民族的解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共同奋斗；在沦陷区，是加强对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以争取他们的反正，加强敌后各城市工作和组织地下军的任务，脚踏实地，准备力量，以便时机成熟的时候，即摧毁日寇，光复我们神圣的河山；在解放区，是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扩大人民武装，消灭与瓦解敌伪军，在现有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自卫军的训练，提高军事技术，加强指挥机关，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等，人民军队的中心战略任务是，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的到来⁽¹³⁶⁾。

周恩来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彭德怀所作的《关于华北八年抗日游击战争的成绩和经验》的发言、陈毅所作的《新四军和华中工作的经验》的发言、陈云所作的《要真理不要面子》的发言、彭真所作的《在敌占区城市工作问题》的发言、张闻天所作的《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特点的认识》的发言、李富春所作的《如何争取胜利》的发言、林彪所作的《关于群众观点和发动群众问题》的发言、刘澜涛所作的《关于党在东北工作问题》的发言、马凤舞所作的《关于组织和领导回民斗争问题》的发言、张鼎丞所作的《关于整风问题》的发言、傅钟所作的《关于团结问题》的发言、叶剑英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等，从各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对于中共的总路线和总方针作了具体阐述。

会议的另一重要议程是通过刘少奇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¹³⁷⁾新党章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一切工作的指针，并将“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每个共产党员的基本义务。“七大”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祖涵、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形成了一个具有很高政治威信的、能够领导中共去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强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所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口号及其赋予的新涵义，是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二十四年英勇奋斗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订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奋斗纲领，勾画了未来共和国的清晰蓝图。它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中共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式上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¹³⁸⁾

三　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

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分别举行“七大”和“六大”，确定争取抗战胜利和战后建国政治路线，勾画各自的政治蓝图前后，中国第三种政治势力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积极参政议政，扩大政治影响，试图形成中国的第三大党，在国共两党之外另辟第三条道路。

根据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中间党派的某些领导人发出了“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的呼声。罗隆基撰文指出：“假使中国要走上真正民主的轨道，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第三个大党”，这个大党有两个很大的作用：“第一，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冲突，防止内战；第二，团结国共两党以外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并论证说“假使反对内战的人民真有了组织，真有了政团为之领导，他们拒绝供给从事内战的财力与人力，内战自然打不起来”，“两大政党间有了倚重的平衡力量，于是谁是内战的发难者，谁就成了民意的公敌，自然内战不至轻易发生”，这是第三大党的缓冲作用；“有了一个纯粹以民主主义为信仰，以实现中国的民主为目标的政团，他们团结一切小党派及无党派的进步人士，这必能使中国的民主提早实现”，这是第三大党的民主效用。他的结论是：“当前是中国复兴的最大机会，亦是中国复兴的惟一机会，同时亦是中国最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只有产生第三个有力的政党，国家目前许多困难才有解决的途径。”⁽¹³⁹⁾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顺应时局的需要，在重庆举行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使其更具政党的色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其背景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日本法西斯加紧侵华的战争环境中，这种打击和企图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也激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国民参政会中一些在野党派人士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一面试图调解国共矛盾和冲突，同时也企图谋取自身的发展空间。该同盟由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派、职业教育派、乡村建设派三党三派的主要人物参加，实际上只是几个中间党派领导人的较为松散的联盟。该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后，“不再是过去党派的联合，而成为争取民主的各界各阶层的大联合”。尽管该同盟领导人自称他们不是一个政党，但实际上他们同其他政党一样，选举产生了由99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15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由张澜任主席，下设组织、宣传、文化、财务、国内关系、国际关系六个委员会和秘书处，由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张澜（兼）、梁漱溟、张君劢和左舜生分任主任委员和秘书长。并在各地设立支部，如东南总支部、华北总支部、四川省支部、昆明支部、上海支部、重庆支部等。参加对象也由原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扩大为广大的作家、编辑、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和工商界的从业员，而且相当多的无党派关系的盟员也加入进来，使同盟具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¹⁴⁰⁾。

尽管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的政治哲学和基本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并不相同，但他们在中国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却与中共的政治主张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争取民主的问题上，他们一般能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并肩，团结合作。1944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共五条三十五款。其主要内容是：1．贯彻抗战国策，切实整理军队，以期加强反攻，争取最后胜利；2．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3．确立亲睦之外交政策，加强对英美苏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并把握当前之胜利，奠定世界永久之和平；4．确立战时经济、财政之合理机构与政策，以期对内对外树立政府与国家之信誉，并奠定和平建设之坚实基础；5．彻底革新目前之教育文化政策，保证思想、学术之自由发展，并迅速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准等⁽¹⁴¹⁾。从中可见，中国民主同盟的基本立场是赞同和呼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的，尽管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要求，与中共提出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从总体上观察，该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与国民党的专制政治进行斗争。

1945年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针对蒋介石在其新年文告中提出的“及时召开国民大会，不必再待战争结束以后”的主张，针锋相对地指出：“假定能召开一个举国一致而又确能解决当前一切实际问题的国民大会，吾人在原则上自亦赞成之，但目前事实上乃绝少办到的希望。如仅仅将二十五六年所选出之一部分代表，再就无法选举之若干省份指派若干，以足1400名之额，更益以数百名国民党中委及候补中委为当然代表，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国共遵之宪法，以此而居然‘还政于民’，并欲以此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吾人以为必将适得其反。”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其理由与中国共产党方面所表述的内容并无二致。中国民主同盟在该宣言中重申了该同盟的十点主张：

1．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

2．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并筹备正式国民大会之召开，宪法之制定；

3．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之自由，废除现行一切有妨害上列自由权利之法令条例；

4．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并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

5．废除特务及劳动营一类纯粹法西斯之组织；

6．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轨；

7．财政绝对公开，凡预算决算及增加人民负担之措施，必须交现有民意机关审查通过；

8．保障人民最低生活，改善士兵及公务人员之待遇，对战时战后之受灾人民，尤应统筹救济；

9．立即停止党化教育，保障讲学自由及从事教育职业之自由；

10．促进中苏邦交，加强对英美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

宣言强调：“吾人以为在战争未结束以前，必须将此项过渡办法切实做到，中国始有实现民主宪政之可能，否则借延宕以资敷衍，弄名词以布观听，则不惟当前一切困难无从解决，整个国家民族且有陷于分裂破碎之虞。为国民党计，与其空谈‘为政于民’，何如实行与民合作以免自误误国之为愈也。”⁽¹⁴²⁾该宣言的态度较之1944年10月发表的政治主张更为明确，也更有抗击国民党当局的力度。

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通过发行报章刊物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如左舜生主编的《民宪》（半月刊），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黄炎培主办的《国讯》、《宪政》，罗隆基主编的《民主周刊》，潘光旦主编的《自由论坛》等，都盛行一时，颇具影响力。在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和组织下，各界民主人士积极参与了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重点在于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国民党片面的“还政于民”。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再次发表谈话，重弹“11月12日举行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行宪政”的老调。昆明文化界342人联名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蒋氏此举“只是蒙蔽国际视听，拖延国内民主的技术”，责问国民党当局“宪法是十年前一党包办的草案，国民代表是十年前一党包办的选举，试问以这样的代表，通过这样的宪法，再来选举大总统，产生新政府，这样的民主有真实的意义吗？试问这样迂回迁延的方式，能够挽救当前千钧一发的危局吗？”再次提出了以召开党派联席会议、建立联合政府为中心的四项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一、政府立即邀约全国在野各党如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自推选的代表，而后会同各政党代表共同推定社会上无党无派各界进步人士，共同举行国是会议，决定战时的政治纲领，并重行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筹备召集真能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以通过宪法，实行宪政；二、国是会议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由该会议产生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执行战时纲领，并共同负担抗战及参预一切国际会议，奠定世界和平的责任；三、现政府应立即宣布解散特务组织，取消言论出版登记制度，释放全国政治犯，切实保障人民身体、思想、言论、演剧、集会、结社、居住、旅行、通信等自由；四、彻底改组国家最高统帅部，使统帅部成为超党派的国家机构，以统一全国军事指挥，集中全国军事力量，以便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消灭日寇，争取抗战胜利，并保障在民主政治基础上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¹⁴³⁾。显然，这些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十分相似。

中国共产党“七大”和中国国民党“六大”结束后，环绕着“联合政府”问题展开的两个中国命运之争，更加激烈。国民党一意孤行，5月间，宣布将于7月7日召开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会议，审议召集国民大会办法等，并仍决定于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6月16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共产党决定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6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代表会议筹备事项的决议》，决议国民党如独裁地召开所谓国民大会，中共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日期也定在11月⁽¹⁴⁴⁾。毛泽东指出：“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拒绝参加。我们决定不参加，把一个问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¹⁴⁵⁾在国共两党针锋相对的情况下，中间党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

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遹、傅斯年六参政员经蒋介石同意访问延安，调解国共分歧。4日，中共中央代表与六参政员达成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国民大会工作，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并建议：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各自推出三分之一的代表，并经其他方面同意的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政治会议性质应是公开的、平等的、自由的、有决定权的；政治会议应议的事项为：关于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关于将来国民大会的召集；政治会议召开以前，应释放政治犯，并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等⁽¹⁴⁶⁾。10日，蒋介石接见六参政员，表示对他们带回来的中共意见将加以研究考虑，实际上却将其束之高阁。然而，六参政员访问延安本身表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第三种力量已被国共双方所承认，并各自都想加以利用。

对于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会议，中国民主同盟内部意见不一，以云南省支部为代表，主张抵制该会议。他们认为：“国民参政会七年的历史，只证明‘参政’徒有其名，而‘国民参政’更无其实。国民参政会是政府圈定指派的机关，一党包办，绝对不能代表民意。国民参政会今天惟一的作用，是为政府伪装国内民主，蒙蔽国际观听的工具，是中国实现真正民主的障碍。”为此，他们不仅反对将于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而且也反对在7月7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他们提出了“圆桌会议”的政治口号，表达了他们强烈的参政意识，其具体主张是：

1．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三大政团的圆桌会议；

2．在这圆桌会议上，由三大政团共同推定国内无党派的代表人士，请其前来共同参加会议；

3．由这种圆桌会议产生举国一致（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代表人士）的联合政府；

4．联合政府再拟定人民代表，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重新起草宪法；

5．联合政府重新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依据这种新的法律，重新选举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

6．由联合政府召集新选的国民大会代表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并实行真正的还政于民。

他们认为，国共谈判不能成功的基本原因有两条：其一是国共两党的谈判“没有一个缓和调剂的力量，两党外的政团及人民代表对谈判缺乏一个公正的评判者”；其二是“政府几年来始终不肯认识、承认正在发展、代表中国民主运动新生力量的中国民主同盟，其结果不能得到中国第三大政党的合作与协助，全国人民所热望推行的团结统一方案，也就始终得不到效果”⁽¹⁴⁷⁾。显然，他们已自称为中国第三大政党，并表达了中国政治非第三大党加入不得成功的强烈意识。

然而，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领导人却依然参加了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拒绝到会，与会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参政员就成为与国民党代表就国是发生争执的主角。会议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的决议案，关于国民大会之日期，因意见未尽一致，“由政府斟酌情形决定”；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请政府参照本会参政员提案衡酌法律与事实，妥定办法”；“宪法制定时，应即予实施，俾政府还政于民之旨，早获实现”等⁽¹⁴⁸⁾。对此，新华社发表记者时论，进行严厉批判，并告示国人“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¹⁴⁹⁾。7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发表谈话，呼吁国民党当局：“顺适世界民主潮流，容受人民的要求，以壮士断腕之决心，作悬崖勒马之毅行，实施民主改革，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迅速召开政治会议。假如错认时机，固执成议，则此后纠纷益增，演成分裂，将难以邀国人之谅解。”⁽¹⁵⁰⁾主张停开国大，立即召开政治会议，共商国是。

7月28日，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发表对时局宣言，再次呼吁召开各党各派政治会议，挽救危局。宣言指出：“谋取团结实现之关键，只视各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之政治性的会议能否重开。本同盟以为在此紧迫时期，此项会议实以万难再缓。应请政府体察时势，顾念民情，即早召集。”要求国民党当局“为表放弃专政，实现民主之诚心”，立予实行四事：确实保障人民身体、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居住之充分自由，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彻底取消一切特务及类似特务之法令及机构，承认各党派公开活动之权利等，强调该四事“实为任何民主国家内人民最起码之权利，政府果欲实行民主，即宜立刻照办，同时进行政治协商，召开上述会议，务使最短期内，达成改组举国一致政府之目的，以利国家”⁽¹⁵¹⁾。

综观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后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其基本宗旨是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能左右中国政局的第三大党，在激烈的国共冲突中寻求新的出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在政治上反对国共内战，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反对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赞成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赞成举行各党派的政治会议共商国是，赞成由联合政府主持重新选举代表，举行新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行宪政。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斗争纲领比较接近，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和同盟军。但由于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基本纲领并不相同，互相间的分歧在所难免，战后国共两党斗争更为激烈，中国民主同盟内部就出现了分化，分别倒向国共两党，他们组建第三大党的理想将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破灭。

————————————————————

(1) 《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

(3) 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300—1304页。

(4) 《解放日报》，1943年5月17日。

(5) 达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消息》（1944年9月3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1页。

(6) 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306页。

(7)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某些报刊揭露国民党政权专制、腐败的片断资料》，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313页。

(8)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某些报刊揭露国民党政权专制、腐败的片断资料》，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313页。

(9) 《谢伟思致国务院报告》（1944年6月2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333—335页。

(10)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5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页。

(11)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34—844页。

(12) 《宪政实施协进会组织规则》、《宪政实施协进会会员名单》、《宪政实施协进会会员分组名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二），第1782—1784页。以下简称《战时建设》。

(13) 《宪政实施协进会工作报告》（1944年5月），《战时建设》（二），第1791—1793页。

(14) 《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78—179页。

(15) 《解放日报》，1944年3月14日。

(16)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8页。

(17) 以上国社党、青年党、中华职教社的反应，参见达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消息》（1944年9月3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69—470页。

(18)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0日。

(19) 《宪政月刊》第10号，1944年10月1日。

(20) 《宪政月刊》第9号，1944年9月1日。

(21) 《新华日报》，1944年7月3日。

(22) 《华西日报》，1944年5月11日、18日、20日，7月12日。

(23) 参考达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消息》（1944年9月3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65—466页。

(24)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8日。

(25) 《云南日报》，1944年5月26日。

(26) 《云南日报》，1944年8月12日。

(27) 刘文辉：《在省参会的开幕词》，《西康日报》，1944年8月8日。

(28) 参见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29) 参见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52页。

(30) 《关于胡世合事件》，《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237页。

(31) 参见达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消息》（1944年9月30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0页。

(32) 《解放日报》，1943年8月30日。

(33) 参见李良志、李隆基主编：《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402页。

(34) 参见王军：《基诺族起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5) 参见程奎朗：《黔东事变经过》，《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350页。

(36)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略方针》（1941年12月28日），引自《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48页。

(37)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90页。

(38) 《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39)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41页。

(40)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41—542页。

(4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02页。

(42)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43)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02页。

(44)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45页。

(45) 《蒋委员长召见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谈话记录》（1942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四），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5年版，第236—242页。以下简称《中共活动真相》。

(46) 《周恩来年谱》，第540页。

(47)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1942年10月27日），转引自李良志、李隆基主编：《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第449—450页。

(48) 《周恩来年谱》，第542页。

(49)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93—794页。

(50)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转引自《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15—416页。

(51)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中国国民党十中全会发表谈话》，《新华日报》，1942年12月9日。

(52) 转引自李良志、李隆基主编：《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第452页。

(53) 《中共南方局关于国共关系的报告提纲》（1942年12月12日），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074页。

(54) 《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48页。

(55) 《参谋总长何应钦呈蒋委员长就林彪周恩来所提要求四项排列并附具研究意见列表签呈鉴核》（1942年12月31日），《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45—246页。

(56)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54—557页。

(57) 《毛泽东年谱》，第427页；《周恩来年谱》，第549页。

(58)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57页。

(59)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61页。

(60) 四个具体方案分别是：1．军事上十八集团军完全国军化，一律听中央编遣，政治上取消边区政府，听候中央处置，党务上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2．军事上十八集团军调驻黄河以北指定地区，取消政委制度，解散军内共党组织，听候中央处置，党务上修改党章党纲，改组为纯政党性之团体；3．军事上取消十八集团军之政委制度，解散军内之共党组织，政治上改组边区政府，恢复原有行政区，党务上保存中共现有组织的存在，但在国民党任何机关中不进行秘密活动与党团组织；4．军事上取消十八集团军之政委制度，政治上改组陕甘宁边区为陕西省两个行政区，并放弃其在甘宁两省之侵占地区，党务上保存中共组织之存在，但在国民党内之任何机关中不得进行秘密组织与党团活动等。

(6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51、456页。

(62)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841页。

(63) 《毛泽东年谱》，第475页。

(64)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解放日报》，1943年10月5日。

(65)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82页。

(66)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93页。

(67)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11页。

(68) 《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55—256页。

(69)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87页。

(70) 《毛泽东年谱》，第516页。

(71) 《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出之意见书》（1944年6月5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41—442页。

(72) 《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67—271页。

(73)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7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06—312页。

(75) 《中央日报》，1944年9月17日。

(76) 《解放日报》，1944年9月22日。

(77) 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39—440页。

(7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6页。

(79) 转引自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17页。

(80)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1062页。

(81)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2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步骤是：1．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代表总额为应时局急需，且便于召集起见，可不必太多。2．国是会议，国民政府应于最近期间召开，以免延误事机，陷大后方于不可收拾的地步。3．在国是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4．在众所公认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5．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6．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

(82) 《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1944年10月1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6页。中国民主同盟的十项具体主张是：1．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举国一致之政府；2．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之自由，废除现行一切有妨害上列自由权利之法令与条例；3．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4．迅速筹备实施宪政，立即召集全国宪政会议，制颁宪法；5．在宪法颁布前，赋予国民参政会以各民主国家议会具有之主要职权，并扩大省市参议会之职权；6．充实一切地方自治基层组织，普遍实行民选；7．废除特务及劳动营等类组织；8．简化政府机构，分明权责；9．本公平原则，按照生活指数，改善公务员待遇，并厉行裁汰冗员，严惩贪污；10．对于战时战后之受灾人民，统筹切实救济等。

(83) 转引自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378页。

(84) 转引自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35页。

(85) 转引自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24—625页。

(86)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9日。

(87)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25、626、628页。

(88) 五款的具体内容是：1．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2．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3．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4．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5．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8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6—557页。

(90)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32页。

(9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8页。

(92) FRUS，1944，China，pp．669-701．

(93) ［美］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90页。

(94) 《1944年5月—1945年1月国共谈判资料》，《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

(95) 参见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50页。

(96)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37页。

(97)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6—358页。

(9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3—564页。

(9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4—565页。

(100)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2页。

(10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4页。

(102)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50页。

(103)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6页。

(104)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105) 参见王奇生：《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的自省——以1944年至1947年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为视点》，1999年12月，2000年1月“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106)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07)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第101、107页。

(108)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4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09)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下），第1303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10)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下），第1352—1353页。

(111)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辞》（1945年5月5日），《战时建设》（二），第1799—1800页。

(112)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记录》，第200—201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13) 《中国国民党六全大会第九次会议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讨论速记录》（1945年5月1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1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60页。

(115) 王千秋：《重庆的喜剧——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内情》，1946年油印本，第27页。

(116) 转引自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384页。

(117) 转引自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384—1385页。

(11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002页。

(11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025页。

(12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25、936页。

(121) 参见邵铭煌：《为抗战胜利而绸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与时代意义》，北京“1994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9年12月。

(122)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民国三十二年1月1日至三十四年12月31日），第774—775页，转引自邵铭煌：《为抗战胜利而绸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与时代意义》。

(123) 邵铭煌：《为抗战胜利而绸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与时代意义》。

(12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32—933页。

(125)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46页。

(126) 《任弼时报告七大筹备经过》，《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119页。

(127)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86页。

(12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6页。

(12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86—587页。

(130)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30—931页。

(131) 毛泽东：《七大开幕词》，《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92页。

(13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56—957、963页。

(13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69—970页。

(13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99页。

(135)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93页。中共“七大”后，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并由各解放区代表共同开过一次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日本投降后，因时局变化，该会议没有举行。

(136)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523—526页。

(137)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4页。

(138)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1003页。

(139) 昆明《民主周刊》第1卷第16期，1945年4月9日。

(140) 参见曾守约：《介绍中国民主同盟——为中国实现民主团结》，《中华论坛》第4期，1945年4月1日。

(141) 《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1944年10月10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6—477页。

(142) 《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1945年1月15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8—479页。

(143) 《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1945年3月12日），《解放日报》1945年5月11日。

(144)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64—665页。

(145) 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07页。

(146) 参见毛磊、范小方等主编：《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147)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为纪念抗战八周年敬告国人书》（1945年7月7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44—46页。

(148) 《参政员提案案由及国民参政会之决议文》，《战时建设》（二），第1454—1455页。

(149) 《新华社记者论时局内战危险空前严重》，《解放日报》，1945年7月23日。

(150)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7月19日。

(151)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49—50页。

第九章　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一节　国民政府结束战争的准备

一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下简称“陆总”）的建立动因始于豫湘桂战役后中美关于中国战场军事指挥权之争。豫湘桂战役的溃败，使“日本人实际上是没有阻拦地沿汉口到郑州的铁路进军，他们将得以在夏季结束前打通从朝鲜到华南的内陆交通线，这将意味着中国沿海省份与重庆完全隔绝”⁽¹⁾。美国军方担忧日军将长驱直入，占领昆明，切断驼峰空运，使盟军驻在成都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基地丢失，甚至导致整个中国战场的崩溃。而当时欧洲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已转入反攻，开始收复西欧大陆。欧洲战场的成功战例和中国战场的险恶军事形势，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产生了在中国战场也采用相同的办法，任命一名美国军官来担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的动议。

同时，美国装备中国军队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美国已装备了十二个美械军及四个半美械军，共约三十几个步兵师。这些美械部队的配备如下：每师辖步兵三团，炮兵一营，工兵一营，通讯兵一营，辎重兵一营，卫生队一部和一个特务连；每团辖步兵三营，迫击炮、平射炮一连，通讯连、卫生队、特务排各一个，每团3000人；每营辖三步兵连，机枪连、八一迫击炮排、火箭炮排各一个；每连辖三排，每排辖步兵三班，六〇迫击炮一班，全连配备轻机枪九挺、汤姆森手提枪十八支、六〇小炮六门及火焰喷射器一具等。在所有美械装备军队中以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第十八军、第七十四军五部火力最强，称为五大主力，每军除辖三个步兵师外，另配置直辖炮兵、骑兵、工兵、装甲、辎重团各一个，以及通讯、高射机枪、战防炮、平射炮、特务营、新兵训练处等。这些美械军队的编练，使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虽然损失了四五十万人，但总的战斗力却有所增强⁽²⁾。美国大量装备中国军队，使得美国在中国军队中影响扩大，实际上接受美械装备的中国军队很多都在美国将军的指挥之下，如中国驻印军归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战区中美空军混合团归摩斯上校指挥等等。在美国军方看来，由美国将军指挥中国军队，是摆脱中国战场困境的最佳方案。

史迪威成为美国军方理所当然的人选。在他们看来，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既熟悉中国战况，又在领导中美联军进行缅甸战役中战绩卓著，于是他们计划将史迪威将军由中将晋升为上将，由他来统率中国军队，如同艾森豪威尔指挥欧洲战场一样。史迪威本人也积极赞同这个方案，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局势“实恶劣之至，管理不善与忽视，现在已结出丰硕的果实。如无急剧和很快应用的补救办法，吾人将蒙受极大的挫折。”如果罗斯福给蒋一份措词十分强硬的电报，指出中国局势的严重性，强调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和利益，坚持非常的形势必须采取非常的补救措施，可迫使蒋同意这种安排。他设想运用正在陕西围困中共军队的胡宗南部，并在中共军队的帮助下，向洛阳、郑州、武汉发起反攻，认为这是挽救中国形势的惟一办法⁽³⁾。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同意授以史迪威“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表示将晋升史迪威为上将，“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⁴⁾。史迪威为了迫使蒋介石交出军权，利用美援卡住蒋的脖子，宣布凡不属于他指挥的军队均不能得到美援物资。

蒋介石没有断然拒绝美方的要求，一方面表示原则同意委任史迪威以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另一方面致电罗斯福，解释中国之部队与内政情况不似他国之单纯，为使史迪威将军有统帅中国部队绝对之权力而无窒碍，必须有一准备时期，要求罗斯福委派一人来华调整史、蒋之间的关系⁽⁵⁾。在军队编制方面，他们设计了一个应付美方进逼的对策：计划将国民党军队划分为攻击兵团（第一线兵团）与守备兵团（第二线兵团），列入史迪威指挥的只是列入作战序列的第一线兵团的部队，第二线兵团的部队仍由原战区司令长官指挥。至于被重兵围困的中共军队，除非他们“接受中央政府之军令与政令”，否则不能归史迪威指挥⁽⁶⁾。这第一线兵团的设想，就是后来“陆总”的由来。8月，蒋介石又拟以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之名称，规定其职责是：承中国战区统帅之命令，负指挥本战区前线各军作战之全责。赫尔利使华后，中美双方在会议中又将该名称改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⁷⁾。

后来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介石决定冒中断全部美援之险而坚持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他向罗斯福强硬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要求，但不能接受史迪威，要求另派“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之任何美国将领接替史迪威”⁽⁸⁾。由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转而支持蒋介石，更重要的是对于美国来说，其战后的长远政治目标已比战时短期的军事目标更为重要，美国不愿交恶蒋介石，史迪威被调离中国。1944年10月25日，由魏德迈将军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

“陆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1944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新编组国民党军队，除原由军事委员会直辖的十个战区和五个行营外，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驻昆明，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任总司令，龙云、卫立煌任副总司令，其主要任务是：保卫云贵川抗战大后方，准备反攻作战。下辖四个方面军、昆明防守司令部和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共计28个军，8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第一方面军，由卢汉任总司令，驻云南蒙自；第二方面军，由张发奎任总司令，驻广西百色；第三方面军，由汤恩伯任总司令，驻贵州贵阳；第四方面军，由王耀武任总司令，驻湖南洪江；昆明防守司令部，驻云南保山；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由黄琪翔任司令⁽⁹⁾。

1945年2月2日蒋介石颁发告“陆总”所辖各将领书，指出：“此次盟邦以极大的热情友谊，不惜以物资、精神同时对我援助”，“不独协助我指挥作战训练及装备武器，划一编制，即交通、通信、卫生、补给、后勤诸项，亦均负责帮助办理，此正我建军整军之绝好机会”；强调盟邦美国与中国“在政略上毫无利害之冲突，在战略上实有互助之必要，而在两国传统友谊上，美国更时时表现其援助我国独立自由之热忱，故其在物质上、技术上均畀我以积极之援助”，“今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辖各级指挥机构中，均已派定美籍联络官”；要求“陆总”诸将领“对于军队之整理、训练、情报、作战、后勤等诸业务，应尽量接受其建议，学习其优长，并虚怀雅量接受其批评与纠正，一扫国军以往虚浮骄之颓风”，“切盼此次西南整军之成功，完成反攻之胜利，以开拓我全国整军之成功，奠定最后胜利之基础”⁽¹⁰⁾。

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后，美国方面没有进一步要求蒋介石实现让美军将领全权指挥中国军队的要求，而且调整了与蒋介石的关系。依据美国扶蒋反共的新政策，采取了很多旨在扩大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措施，如建立每周一次的中美联席军事会议制度；任命麦克鲁任“陆总”作战司令，齐夫斯任后勤司令，由中美军官共同组成“陆总”各职能部门；派遣美军顾问组到中国师一级战斗部队；在广西、云南各地举办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训练学校；在兰州成立训练与装备中心，继续帮助国民党军队装备美式机械化部队；等等⁽¹¹⁾。

“陆总”成立后，立即配合美英军队完成打通中印交通线的战略任务，参加保卫云贵川大后方的战斗，并在湘西开始了反攻作战，日本投降后，“陆总”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统帅部在南京主持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陆总”下属部队成为在越南、广东、湖南以及上海、南京等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重要部队，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　接纳汪政府要员的“输诚”

联络、利用汪精卫集团，进行反共布置，使之成为接受日军投降时的先遣队，是国民党当局为结束战争所做的重要准备工作。长期以来，国民党主力部队绝大部分都布置在大西南、大西北，华北敌后及长江中下游沦陷区都落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战略包围之下。国民党为了与中共争夺战后华北，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原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地区的控制权，并准备配合美国军队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作战，决定由“军统局”牵头，各机关和各战区一齐出动，加紧对汪政府要员的策反，以实现利用汪集团进行反共布置，战后抢占华北以及上海、南京等战略要地的目标。1944年12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拟定了《协助同盟军登陆前后防制奸伪办法》，策动汪伪和平军为其所用，是其“防制奸伪”的主要内容之一，内规定“利用”和“确实掌握”已策动成熟之伪军，在沦陷区建立秘密据点，“慎选策动优良之伪军，并注意伪保安团队以及地方武力”，将“此项部队潜伏沦陷区重要城市，非必要时不见诸行动”等。蒋介石对此件批示，批评其“尚欠积极，应再研拟积极清除之办法报核为要”⁽¹²⁾。

重庆当局的这一战略意图，得到了汪精卫集团的响应。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迹象日益明显，汪政府要员们瞻望前途，忧心如捣。他们担心：如果日本军队战败，他们必定不会“反省自责”，“而心归怨于我政府之不协力或无力，将一切怨毒丛集于我政府少数要员身上，尤以其少壮军人为然”；第二，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下游地区遍布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如果日本投降撤兵，重庆军队不能马上赶到，新四军必乘隙而入，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也必定是汪政府要员；第三，即使重庆军队接收南京、上海，其“民族英雄之气焰亦必使人难受”⁽¹³⁾。他们既害怕日本败军的骚扰，又害怕重庆政府接收大员的报复，更担忧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会遭受惩办。顾前思后，认为比较好的出路是暗中向重庆当局“输诚”，以积极的反共举动，帮助国民党保住南京、上海等要害地区，并以此为资本，争取蒋介石的宽容和谅解，为战后逃避罪责寻找政治退路。

在汪政府领导集团中，最先向重庆当局“输诚”的是汪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行政院长周佛海。长期以来，周佛海一直是蒋介石系统的重要人物，投日后他凭借着原先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关系和影响，始终与重庆国民党军政大员陈立夫、张群、唐生智、何应钦、顾祝同、陈布雷、胡宗南等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重庆政府派往上海、南京等沦陷区活动的地下工作人员川流不息地出入周佛海的门庭，在遇到麻烦时，不断地得到他的关照。重庆军事委员会驻沪代表蒋伯诚和国民党“中统局”驻沪代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都与周佛海有直接的联系，在被日宪兵逮捕后，都因周的疏通、庇护而免遭于难。1943年春，他与“军统局”局长戴笠建立了直接联系，听命于重庆当局的指挥。周佛海母亲去世时，戴笠披麻戴孝代周“尽孝”，关系非同一般。重庆当局通过秘密电台，不断指示周佛海，要他“对于共产党在此间情形，时予通知”，并要他在战争结束的“过渡时期”，负责“保全”东南富庶之区⁽¹⁴⁾。

汪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在汪政府要员向重庆当局的“输诚”热潮中也不甘落后。但他与周佛海不同，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曾主编《革命评论》，组织“改组派”，策动“护党救国运动”，参与军事倒蒋等，一直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反对派，他向重庆当局的“输诚”比起周佛海来，要困难得多，但他也费尽心机，通过各种途径，向重庆政府频送秋波。早在1942年下半年，陈公博已与重庆“军统局”建立了两座秘密电台联系，重新为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效力。1944年3月，汪精卫赴日医疗后，陈公博负起了指挥汪政府军事的全面责任。他发现数十万和平救国军所处的军事态势十分不利，长期以来，由于日本占领军害怕和平救国军的过于集中驻扎，会妨碍其殖民统治，一直实行“分而治之”的方针，和平救国军被分割在陇海路以北、商丘以东的山东和河南北部，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皖北和苏北地区，长江以南的安徽、江苏、浙江地区以及湖北、广东地区，不仅彼此的防务不相衔接，而且分别属于日本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控制和指挥。更重要的是他们分别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没有一个部队不给共产党包围”⁽¹⁵⁾。陈公博在接受重庆方面的反共指令后，深恐分散各地的和平救国军会轻而易举地被八路军、新四军各个歼灭，又感到长江以南地区兵力薄弱，不足以对付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进攻威胁，为了确保在战争结束时，原国民党统治中心上海、南京及其周围地区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决定利用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机会，不断向日本占领军当局进行交涉，实行和平救国军的军事布局大调整。

陈公博经过缜密考虑，决定暂时北以陇海路为界，南以钱塘江为界，组成一个防共区。在军事布局上采取层层南移的方针，实现以京沪杭为重点的战略收缩。首先，是把陇海路以北、商丘以东的和平救国军尽可能集中到陇海路以南的皖北和苏北地区，加强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加固防卫京沪的屏障。陈公博认为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和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处境很困难，又分别受日军开封重田兵团和济南土桥兵团节制，“不能互为依靠”，“最好能使他们向南京靠拢，以保存实力”。这一安排在取得日军当局同意后实施⁽¹⁶⁾。1944年10月，陈公博下令将孙良诚部从河南开封调防苏北扬州、泰州、淮安、阜宁、盐城地区，孙良诚任伪军事委员会苏北绥靖公署主任。11月，又将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部移驻开封，填补孙部南调后的空缺。接着，陈公博又将原驻山东的吴化文部南调皖北，担任津浦路南段的护卫任务，并保卫南京的大门。

同时，陈公博将原驻苏北、皖北的部分和平救国军逐步调至长江以南，加强江、浙、皖汪政府统治中心地区的军事力量。1944年6月，陈公博将原驻苏北的第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师合编为第十二军，由项致庄兼任军长，以便于调动。其时，项氏已秘密接受重庆当局要员陈立夫的指令，要他设法带兵回家乡浙江，“建立一个据点，以迎接胜利”⁽¹⁷⁾。同年9月，在陈公博的支持下，项致庄调任伪浙江省长，并兼任伪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杭州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二军也同时由苏北调往杭州地区。他们设想在战争结束时，迅速组成“杭州指挥部”，以和平救国军第十二军为基本队伍，加上第一方面军驻浙江的部队谢文达部、程万军部，由张恒指挥，迅速控制沪杭铁路沿线，防备浙东新四军部队的进击⁽¹⁸⁾。

1945年1月，陈公博为了加强上海、南京的军事力量，将和平救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南京移至苏州，由总司令任援道兼任伪江苏省省长、国民党省党部主任、省保安司令和新成立的苏州绥靖公署主任，重点防卫京沪铁路沿线。在吴化文部抵达安徽蚌埠后，将原驻安徽的警卫第二师和第一方面军第四师调防南京，并组建中央警卫军，陈公博自兼军长，下辖三个师。对于上海，1945年1月，周佛海在取得重庆当局批准后，接替陈公博任伪市长兼保安司令。为防备新四军向上海进攻，曾“调黄埔军校学生数人分任要职”，加强对于税警团部队、中央税警学校及警察部队三万余人的控制，并“拟具保卫大上海计划，交由程克祥电呈中央备案，以后就根据这个计划配备兵力、排定战斗序列并且补充军实，加紧训练”⁽¹⁹⁾。由于日本迅速投降，这个计划未及全部实施。战后，周佛海不无遗憾地说：“盟军如果在上海附近登陆，我们一定也必有相当表现，以后虽然敌军投降没有机会使用，但是在中央没有到达之前，我们维持了四十多天过渡时期的治安，未令一匪入市区，未闻市区开一枪，市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劫掠和焚烧，却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准备。”⁽²⁰⁾

在陈公博调兵遣将，实施军事布局调整的同时，汪政府的军事将领们或由陈公博、周佛海间接接洽通知，或由重庆“军统局”或前线相关战区司令长官直接委任，或由重庆当局派遣代表亲赴部队接洽，都暗中接受了重庆当局的委任，为帮助国民党当局抢夺抗战胜利成果作了准备。1945年2月23日，陈公博在南京召集汪政府高级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项致庄、任援道、郝鹏举、杨揆一、鲍文樾、叶蓬等。会议决定如果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汪政府军队将集中兵力全力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采取进攻的姿态。会议讨论了和平救国军各部最感缺乏的子弹问题，陈公博要求各军“自行设法购买或制造”，更“密嘱各军与中央部队联合剿共时，设法密送械弹过来，使得增厚剿共的战斗力”⁽²¹⁾。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汪政府也随之烟消云散。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日本侵略者，原已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战略包围之下，日本投降后，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迅速发动战略大反攻，中共中央已任命了各大、中城市的市长，准备解放上海、南京以及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然而，由于美国对于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出动空军帮助运送国民党军队迅速进入东南战略要地，并利用日伪军队作为“卫戍部队”，抵御人民军队的进攻，致使中共的战略意图未能如期实现。显然，数十万汪伪军队于一夜之间成为重庆国民党的先遣队，抵抗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对于日伪的受降活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　收复台湾的准备

1943年12月，中美英《开罗宣言》公布，奠定了台湾及澎湖列岛回归中国的法律地位。国民政府加强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

当时，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的台湾抗日团体主要有三支：其一是台湾革命同盟会。1940年3月29日，由台湾留居祖国的反日团体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中华青年复土血魂团、抗日复土大同盟、台湾革命党、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等，联合组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次年2月10日，更名为“台湾革命同盟会”，总部设重庆，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行动四部，并在金华、漳州设南北执行部，后改为八个地方分会。该同盟会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工作目标。他们接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领导，并开展活动⁽²²⁾。1942年4月，该会呈请中国最高当局准予成立“台湾省政府”，“以励人心”，使五十年失地得以归依祖国⁽²³⁾。其二是台湾义勇队，成立于1939年春，总部设金华，后移龙岩，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设三个区队及“台湾少年团”，主要在东南各省开展抗日活动⁽²⁴⁾。其三是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1940年成立筹备处，总部设香港，后先后迁九龙、桂林、韶关、赣州、泰和等地，1943年4月，更名为“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执行委员会”，设在漳州，吸收台籍党员689人，积极开展抗日复台工作⁽²⁵⁾。国民党当局积极支持、充分利用这些团体开展抗日复台工作。

1944年1月4日，国民党台湾党部呈文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台湾党务工作意见书》，对于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提出五项建议：

1．台胞以漳、泉、潮、梅为最多，拟在各地以台湾工作团名义，集结内地台胞随时予以训练，加强主义认识，增进军事及航海技术，团员仍操原有职业，平时利用其各种关系推进岛内工作，总反攻时协助英美海军袭取台湾；

2．台胞团体与全国舆论均主张从速建省，以使台岛人心及工作胜利计，应在台湾党部所在地开办台湾党政人员训练班，以资收揽人才及造就人才，并利组织工作之开展；

3．为配合党政班工作及研拟各种收复与建设方案起见，先成立“台湾政治设计委员会”，聘请台湾问题专家为委员，可向中央提供各种方案，亦可藉此树立省政基础；

4．为明了内地台胞状况，以备协助台岛工作及将来收复进行计，拟举办内地台胞总登记，由台湾党部负责办理；

5．查台湾志愿兵征调已三十余万，分布越、缅、海南岛各地，拟选派干员参加远征军及第四战区司令部担任策动该项志愿兵工作，以为将来配合同盟国海军进攻台岛之前导。

1月18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复函台湾党部书记长萧宜增，称意见书“所拟尚无不合，准予试行”⁽²⁶⁾。

4月17日，国民党台湾党部就《马关条约》签订四十九年发表《告国内外同胞书》，明白指出：“我国抗战之成败，当然以台湾之能否收复为断”，此乃“我四万万同胞全体的责任”，号召国人“切实注意台湾，纠正以前不大注意台湾的毛病，须研究台湾，要把台湾的一切研究得清清楚楚，然后向全国宣传，使大家都能了然于台湾的重要”，“负起全部的责任，致力于台湾的收复，俾完成抗战之使命”⁽²⁷⁾。28日，国民党台湾党部又呈请国民党中央恢复台湾省制，内称：“窃查台湾前为我国行省，台民原为中华同胞，此壮丽河山曾因《马关条约》而割让，我固有主权应随此次对日宣战而收回；开罗会议后，须经同盟领袖之公认，正宜掌握时机，使主权由初步收回而达完全管领；首要之图，端在政权名分，得民心，以共赴事功”，为此“似应即由政府明令宣布台湾恢复省制，始足以正内外视听，而促台胞内向，事关国土收复，国族生存大计”⁽²⁸⁾。国民党台湾党部的这些活动对于推动国民政府的收复台湾准备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直至战争结束国民党政府却始终未能恢复台湾省制。

1943年9月6日，孙科致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转送台湾义勇队提出的意见书，其主要内容是：在国防最高委员会设“台湾问题委员会”，或在中央党部设“台湾革命工作指导委员会”，决定台湾党务、政治、军事之全盘计划，审核其工作进度，依工作计划分配经费及工作，实施“台湾工作人才总登记”，依其才能分配工作，在我国训练机构设立“台湾政治干部训练班”及“军事干部训练班”，以准备将来设立“台湾省政府及台湾军管区”等，要求国民党十一中全会讨论决定⁽²⁹⁾。1944年4月，在各方人士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决定在中央设计局内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由陈仪任主任委员，着手编拟《台湾接管计划纲要》，经该委员会历次开会讨论，并送中央设计局各有关组处陆续签注意见，又根据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之《复员计划纲要》加以整理，拟定16项82条草案，于10月27日签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鉴核，1945年3月23日“业奉总裁修正颁发”。这个文件是国民党当局准备收复台湾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文件，分列通则、内政、外交、军事、财政、金融、工矿商业、教育文化、交通、农业、社会、粮食、司法、水利、卫生、土地共计十六大类。主要内容是：1．台湾接管后一切设施，以“力谋强民利益，铲除敌人势力为目的”；2．民国一切法令均适用于台湾；3．地方政制以台湾为省，接管时正式成立省政府，下设县（市），就原有州、厅、支厅、郡、市改组之；4．省政府应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赋予极大的权力；5．台湾应分区驻扎相当部队，以根绝敌国残余势力；6．应由中央银行发行印有台湾地名之法币，并规定与日币兑换率；7．敌国人民所有或与台民合有之工矿商业一律接收；8．学校接收后，课程及学校行政须按照法令规定，教科书用国定本或审定本；9．原有人民团体，接管后一律停止活动，俟举办调查登记后，依法及实际情况加以调整；10．讯释政治犯，清理狱囚，应将未结之民刑案件，分别审结；11．日占时代之官有、公有土地，应于接管后一律收归国有，敌人私有的土地，应于接管后调查是否非法所得，分别收归国有，或发还台籍原业主；等等⁽³⁰⁾。

随后，又由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主持，会同中央设计局、中央训练团、东北调查委员会、台湾调查委员会商拟了东北、台湾党政干部训练办法九项，签奉蒋介石核准。12月25日，由中央训练团举办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由各机关选送学员120名，次年4月20日结业。10月2日，由中央警察学校举办“台湾警察讲习班”，12月22日结业。1945年6月，又举办“台湾银行人员调训班”，这些训练班为台湾的光复与接收工作培养了不少干部。为了更好地接管台湾，该调查委员会还做了不少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如选译台湾现行法规，分为行政、司法、财务、教育、金融、工商交通、农矿渔牧七大类，印成43册，以供有关方面参考。编印出版了台湾概况等调研报告19种，还成立了行政区划、土地问题、公营企业三个研究会，就相关问题作成了报告书⁽³¹⁾。

1945年5月，国民党举行“六大”，台湾问题成为大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台湾党部代表谢东闵出席大会，是台湾同胞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人。5月9日，谢东闵在第五次大会上提出两点书面质询：中央何以不设立台湾行政机构，又何以未选派一个台籍参政员？对于国民党当局的复台工作提出强烈批评。并表示台湾同胞虽受敌寇重重压迫五十多年，但无日不在奋斗，目的则在归宗祖国。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央似乎还没有注意台湾同胞的愿望，所以迄未设立行政机构，也未选派参政员，不免令他们失望。希望中央能多多注意台湾问题⁽³²⁾。谢东闵领衔提出了“拟请中央统一加强对台湾工作之领导案”、“拟请中央从速确定台湾法律地位案”、“拟请有关台湾事业之军政机关尽量录用台湾人案”三个提案，主要内容是：1．“放宽尺度，洞开门户，以便延揽台湾人才，充实党之干部，庶人地熟悉以利工作之进行”；2．“光复在即，台湾人心必大振奋，故台湾党部之工作可能突飞猛进，随时开展”，“经费应大加宽筹，并设特别秘密开支项目，使能因利乘势便宜行事”；3．国内台湾各革命团体尚未能完全集中，拟请中央加以援助，并随时指导，使之形成抗敌巨大力量，使能协助国军光复故土，不独可以减少牺牲，并对国际观瞻收刮目相看之效，显示台湾同胞确抱重归祖国之决心”等⁽³³⁾，这些提案均为大会通过，交政府办理。

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为解决台湾回归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对于日后接收台湾，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从总体说，他们的准备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台湾各界人士的批评和国民党台湾党部领导人的呼吁，反映了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心声，但并未唤起国民党领导人采取坚决而切实的行动，以便于战后妥善解决台湾问题。

四　收复东北的准备

抗日战争爆发后，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法西斯出中国全境，成为中国抗战的目标之一。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收复东北问题更是被摆上了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国民党当局主要从党政两条线为收复东北失地作了筹划和准备⁽³⁴⁾。

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即通过了钱公来等提出的“重建东北四省政治机构案”，请政府迅速办理。第四次会议又由王卓然等提出“增强宣抚东北工作案”，建议政府“从速恢复省政府主席等名义”，“以收效命疆场打回老家之效”等。尽管东北各界人士奔走呼吁，但政府方面的反应却并不及时。延至1940年4月25日，始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一次常务会议决议：任命万福麟为辽宁省主席、邹作华为吉林省主席、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缪澂流为热河省主席；设立辽吉黑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其组织及人选由军事委员会拟定呈核。5月3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东北四省主席任命。随后，四省府曾在重庆南山合署办公，处理相关事务，但有名无实，既不受重视，亦无所建树⁽³⁵⁾。这表明当时抗日战争面临的实际问题很多，国民党当局还未把收复东北问题摆到重要的位置上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显露，国民政府加大了接收东北的准备工作力度。1942年初，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何应钦、组织部长朱家骅等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奉命拟定了《推进东四省党务纲领》，决定以国民党为发动东四省军事政治重心，推进东北党务政治，并彻底调整各抗日团体。其总纲规定：

1．推进东四省党务应采取革命方式，以军事为中心，军事所到之地，即党务与政治所到之地；

2．推进东四省党务应先从东四省边境做起，逐渐推进于东四省内部；

3．推进东四省党务应先从建立革命干部着手，将熟悉军事信仰主义富有牺牲精神之东北人士，予以相当时期秘密工作技术训练，一部派在东四省边境组织挺进部队，一部打入伪军从事反正运动；

4．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一东四省党务统筹机构，负推进东四省党务与指导团结关内各地东北人士，从事收复失地准备工作之任务；

5．推进东四省党务统筹机构为一极端秘密之组织，其下公开成立一冠东四省名之团体。在新团体成立后，所有过去东北地方性团体一律取消；

6．推进东四省党务应与已成立之东四省省政府行政机构及有关东四省部队工作机构取得密切联系与配合。

对于收复东北的具体工作纲领，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关外工作为“在东四省边境建立挺进部队；运动伪军于必要时反正；对于教育文化界设法吸收，争取知识分子入党；积极宣传民族主义及有关抗战资料以争取民众；招致东四省青年予以革命之训练”等；关内工作为“大量吸收东四省优秀分子入党；协助政府及慈善团体办理东四省难民失学失业青年救济工作；协助政府办理关内各地东北在乡军人登记训练并使其参加抗战工作；研究准备东四省之收复工作”等⁽³⁶⁾。

随后，国民党中央设想成立三个重要机构：1．国民党东四省革命行动委员会，“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外不公开，举凡策动伪军反正，打入伪组织，发动民众等，均由该会统筹指挥，俾政治与军事均纳入党务范畴之内”。2．国民党东四省党务高级干部会议，“对外不公开，决定东北工作方针、工作计划及工作联系配合事宜，其决议事项由行动委员会分别执行”。3．东四省抗敌后援会，“为民众之组织，将原有之东北协会、东北抗敌建国协进会、东北青年学会、东北救亡总会及其他政治性之民众团体一律取消，公开号召东北民众一致团结，暗中受行动委员会之指挥”⁽³⁷⁾。

实际上，除东四省革命行动委员会并未正式成立外，其余两个机构建立后均为接收东北主权做了若干工作。1942年5月31日，东四省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前此，原有的东北协会、东北抗战协会、东北青年学会、东北救亡总会等一律于4月15日前自动结束。6月9日，该会选出领导机构，刘尚清等25人为名誉理事，吴焕章等31人为理事，吴焕章、马亮、陈士瀛、田雨时、谭文彬为常务理事，王德溥等9人为监事，马愚忱为总干事，洪钫、程烈、赵宪文、武尚权为副总干事。该会先后设立了文献资料编审委员会、善后问题委员会、经济作战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财务工作委员会、工作考核委员会、敌后工作委员会、救济委员会等，并出版了《东北前锋》刊物，编印东北丛书十种。其主要任务在纵的方面是，“深入东北，策动敌伪，暗施宣传”，横的方面是“与中央各机关所派工作人员取得相互联系”⁽³⁸⁾。1943年1月19日，该会在重庆举办收复东北问题座谈会，与会者强调四点：1．东北必须由中国收复，否则无以言世界和平；2．东北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3．收复东北要靠自力更生国策之贯彻，东北尤须努力于收复东北之武装准备；4．东北是防止东方侵略者的一道长城，只有中国才能胜任这个任务等。对于国际上出现的“东北应作特殊处置”的谬论，与会者尤着力进行批判，强调应加强国际宣传，使国际社会对于东北问题有清楚的了解⁽³⁹⁾。虽然由于战时环境、经费短缺以及该会内部关系复杂，对于该会的成就不能作很高的估计，但仍然应肯定该会“对于加强东北团结、组织、宣传等方面，努力进行，确有助于抗战及准备复员”⁽⁴⁰⁾。

关于东四省党务高级干部会议，正式成立时更名为“东四省党务干部会议”，由于组成人员的风波，延至1942年9月28日正式举行会议。组成成员原为何应钦、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张治中、朱霁青、刘尚清、刘哲、万福麟、莫德惠、邹作华、马占山、刘多荃等22人参加，后增到37人。其中辽宁15人、吉林10人、黑龙江4人、热河2人。该会议每月开会1次，必要时得开临时会议，由中央秘书处召集之，由于原定的执行机关东四省革命行动委员会没有成立，会议的决议由中央秘书处分行各主管机关办理，此为当时国民党中央综理东北事务，审定一切有关东北设施的最高审议机构，曾提出和通过了不少有关东北接收准备的提案，如1943年8月，该会通过万福麟的提案，送政府采纳，建议中央在东四省拨编四个军，由各省省长兼任军长，以便利指挥增加抗战实力，“必要时可率部深入敌后，或先遣小部骑兵深入东北地带潜伏骚动，乘机扰乱煽惑鼓吹”。并认为“此举纯为着重复土复员之实际工作”。1944年7月，该会议曾决议《为发展东北沦陷区党务工作，应将由关外来归之青年加以严格训练，派遣回潜伏工作案》、《为将来接收东北工作，应先训练高等警官数百人案》以及《东北青年暑期辅导班应否继续办理案》，决定交由中央组织部、高等警官学校、教育部等办理，后又决议在中央训练团内设立东北党政干部训练班，为日后东北的接收培养各种干部。1945年8月，该会议又对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签约事提供意见：“1．在苏联出兵进攻日寇期间所有东北铁路港口尽可允许使用，惟军事结束以后应即予归还，不得假借任何名义长期占据或变相租借，以期保我领土主权之完整；2．战争结束以后东北经济建设，可允许苏联投资，同时应招致英美等盟国尽量参加，以谋经济合作，并期国际繁荣，无论何国不得独享优越地位，以免引起纠纷；3．宋院长再次赴苏随员应派东北籍有声望之人员以备咨询。”这些议案对于推进收复东北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⁴¹⁾。

在政府系统，1944年5月，最高国防委员会决定在中央设计局之内设置东北调查委员会，由沈鸿烈主持，并由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亲自督导，负责规划战后东北建设诸事务。抗战胜利后，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施策时采用和参考东北调查委员会规划研究的方案和资料颇多⁽⁴²⁾。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也自1942年起将其注意力投向东北，该委员会的经济研究室不断派人前往东北沦陷区收集日满的重要经济情报，编撰了《伪满经济概况》、《沦陷区经济概况》等报告，对于战后国民政府东北的接收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战后接收东北将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国民政府亦有所准备。1942年8月，蒋介石在会见美国总统代表居里时，断然表示：“倘和平会议席间，不能返我东北失地、仍为我不可分割领土之一部分，我人仍将继续抗战，即招致国家毁灭，亦所不惜。凡不承认东北为我领土之一部分者，皆为我仇。即我实力不允，亦必誓死争取。”⁽⁴³⁾1943年1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长邵毓麟公开撰文，主张必须使日本成为“日本人之日本”，“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日本人所占之中国，如台湾、琉球、东北四省均应重返中国”⁽⁴⁴⁾。当美国出现主张战后不将东北四省交还中国之逆流时，中国朝野及时进行还击，如《大公报》曾发表《辟新孤立主义——并论中国抗战的世界地位》、《读美国白皮书——并论中国东北四省与中国之不可分》等，其结论是：“这次大战的根源既在中国的东北问题，就必须达到公正合理的解决。”⁽⁴⁵⁾战争结束前夕，军事委员会拟具了《旧金山会外应与美英苏商谈之各项方案请示案》，强调“所有中国领土（包括开罗会议宣言应行归还中国之领土在内）无论被任何军队解放，其行政权应即在开始时完全归还我方”。针对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后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主张加强与美方的交涉，“必要时并可将我之顾虑密告美方”，“恺切向美方说明，并以中苏关系实亦有关美国之安全，请美从旁协助，使中苏能开诚谈判。若苏联能有确切表示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之决心，则我可考虑（一）予苏联在新疆及东三省之极大让步……；（二）外蒙、唐努乌梁海之在中国主权下予以高度自治，若苏联同意，我并可与之互相订类似英苏、法苏及捷苏条约之互相条约”，“至于旅顺问题，苏方或竟要求回复日俄战争以前之状态，此点我似应坚持”；等等⁽⁴⁶⁾。这些意见在日后的中苏缔约谈判中应是起了参考作用的，然而，由于美英苏“雅尔塔密约”的制约和苏联方面的强硬态度，大多未能实现。

从总体上观察，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复东北的准备工作既无完整严密的计划，亦未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尤其在东北现地的地下组织工作，更为欠缺，这将直接影响战后国民党政府对东北的接收工作。

五　战后处置日本的准备

1943年底，中美英开罗会议后，国民政府根据战争即将结束的新形势，加强了对于战后处置日本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战争罪行调查和战争索赔问题。对于日本的战争罪行，国民政府早就着手进行调查了。1938年11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黄炎培等建议政府尽快设立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的提案。1939年，行政院颁布了《抗战损失调查方法》及《查报通知》，通令中央及各地方机关转饬所属人民依照查报，并指定国民政府主计处审核汇编所有材料。自1940年起，主计处每隔半年将统计数字累积汇编成册，名为《抗战中人口与财产所受损失统计（试编）》。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劣及当时人民组织程度的低下，这些统计尚不完备和全面。

开罗会议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为了配合同盟国对于战争罪行的调查，决定成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其调查的职责和范围是：中央、省级、县级各机关及其所属各机关所有或管理的各种财产的损失、国营工矿道路船舶及其他经济事业之损失、民营工矿船舶及其他企业之损失、国家人民团体及个人财产之损失，其他因敌人侵略所受之财产及人民生命之损失，敌人在沦陷区经营各种事业之调查等⁽⁴⁷⁾。1944年1月，又将教育部所属“向敌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并入该委员会，由孔祥熙兼任主任，下设四个小组，分别负责教育文化事业损失、公私损失财产、其他损失以及日伪在沦陷区经营各种事业之调查。同时修正公布了《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和《查报须知》，将调查的时间向前延伸至“九一八”事变，以“七七”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将调查的地域扩展至中国本土和使中国遭受损失的敌国领土及其占领区；将调查的类别详列为人民伤亡、公私财产损失等十项；并统一印制表式二十二种，要求各地依统一体例具体填报。1945年初该委员会改隶内政部，成为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调查委员会的前身⁽⁴⁸⁾。

战争结束前夕，西南联大向达教授向教育部提出了《战后应要求日本赔偿我文化上之损失》文件，指出：日本的所谓“集东方文化之大成者”，“不过掠取他人之文物，觍颜以为己有，以蒙蔽欺骗人民而已”；“战后重新教育日本，文化上解除武装，以消灭其精神上之夸大狂，实为第一步应采之行动”；提出应“将其视为国宝之中国古器物、书画图籍”，“勒令缴还我国”，“就其公私所藏我国古器物、书画图籍，指名索要”，并具体提出：上野、日比谷诸处所陈列甲午诸役自我国掠去之战利品，应一一归还，日本宫内省图书馆、内阁文库、尊经阁库所有宋以来善本秘籍，为我失者甚多，应择优选取，大连图书馆、满铁图书馆、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四者，应全部归我国所有，中村小析、大谷光瑞所藏敦煌卷子，“此本公物，复归国家，理所当然”，大连博物馆、满铁博物馆及东方文化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应全部予以接收等等，“一方面藉此赔偿五十年来我国家与人民在文化上之损失，一方面予侵略国家之政府与人民以一种惩戒”。向达教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日本赔偿问题⁽⁴⁹⁾。旧金山会议前，中国官方对于日本赔偿问题，认为“拟仿照此次克里米亚会议之苏联办法”提出，其一是“各盟国应摊得之赔偿应以各该国所损失对其本国国富之百分比为标准”；其二是“日本对于中国之赔偿应以实物交付为主”；其三是“盟国应在重庆设立赔偿委员会主持日本对盟国赔偿事宜”等⁽⁵⁰⁾。这些意见均成为战后中国官方在对日索赔问题上的重要原则。

随着太平洋战局的进一步发展，中美就战后占领日本进行协商，并达成口头协议。1944年8月，罗斯福总统公开表示：“一旦盟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占领时，与中国成立最后协议，决无困难。”⁽⁵¹⁾国民政府开始拟议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的总体方案。1945年初，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和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秘书长王世杰共同主持拟定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遵办之条款草案》，共二十五款及三条附加条款⁽⁵²⁾。这是全面反映中国官方对于战后处置日本基本方针的文件。

在军事方面共十款，主要内容是：1．日本应立即停止其陆海空三方面一切军事行动；2．日本应于联合国指定之期限内，自“九一八”起在中国所占领之地区及在其他联合国占领之地区撤退其全部陆海空军人员；3．日本所有在中国境内一切武器与配备应悉数缴存，听候中国政府派员接收；4．日本对于其在占领区域以内征编之伪军警应负责约束，听候点验处置；5．日本应释放联合国方面被俘之战斗员及被扣之非战斗员；6．日本应在联合国指定期限内将被其调送出国之联合国人民资送回籍；7．日本之陆海空军除由联合国准其保留者外，应依照联合国之规定予以复员；8．一律禁止日本作战器材之制造、生产与配置及其出口；9．联合国于日本境内指定若干地点由联合国派兵驻扎；10．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等。

在政治方面共十款，主要内容是：1．日本应即交出联合国指定之日本战争罪犯，听候审判；2．日本应依照我方指定名单将在中国各地伪组织重要人员分别加以扣留，听候我方处置；3．旅顺、大连归属中国，应定期由日方撤退其军警，由我方接收；4．日本应将南满路及中东路无偿交还中国；5．台湾及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6．琉球群岛应归还中国，如英美异议时，我方可考虑将琉球划归国际管理，或划琉球为非武装区域；7．日本承认朝鲜依甲午战争前之版图独立；8．日本应解散一切从事侵略或宣传侵略主义之组织，取缔一切侵略主义之思想与教育；9．日本应释放一切因与联合国接触、对联合国表示同情，或倾向民主主义而被限制、拘禁或受判决的日本人民及其他任何国籍人民，并免除其所受法律上之限制；10．日本应供给联合国所需之一切情报及文件等。

在经济方面共四款，其主要内容是：1．日本应归还中国中央及地方机关（包括国立银行）之一切文件、簿籍、现金、币钞及其他有价证券等；2．日本应归还自占领地所运走之重要图书、古物、文化品以及工厂设备、机器、机件、铁轨等；3．日本应归还自联合国攫去之一切船舰车辆等；4．日本应赔偿中国因日本侵略（自“九一八”起）所受之一切公私损失，由我方接收之日本公私财产得作为日本赔偿中国损失之一部分等。

该提案设想由联合国设置监督委员会保证上述各条款之切实执行。并在附记中规定：如日本先德国向联合国投降，则应增加三款内容：1．日本应将国内及其占领区内尚与联合国作战之敌国官吏人民及船舰器材等交与联合国；2．对尚与联合国作战之敌国不得予以军事政治经济或其他援助，联合国于必要将利用日本领土物资向上项敌国作战；3．日本应完全遵行联合国根据上列两条款所定之详细办法等。

旧金山联合国创立会议前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根据德黑兰会议美英苏已决定设立欧洲顾问委员会，“以解决欧洲各项政治纠纷，保证三国切实合作”的成例，拟文提出应向美英提出在重庆设立一同样性质的“远东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内称“命名远东较亚洲或太平洋为妥，盖用远东字样，可避免荷兰、澳、纽等国要求参加”；该委员会“由中英美各派代表组成。如苏联参战或愿在参战以前指派代表参加，我当欢迎。如英方要求令法加入，而美不表示反对，我亦可赞同”；“举凡对日之军事占领及战后处置，以及对泰、对韩、对越南各种问题，均可由该会拟具方案送请各政府核定”；该委员会对中国有两大好处：其一是“对于上述各问题可以保持（与）重要盟国之密切合作”；其二是“若苏联不加入，对于远东之措施可以三国协调方式出之，予苏联以有力之钳制，若苏联加入，则我可利用此机构以缓和或增强中苏关系”等；并认为该提议“与我国关系甚大，其着手方法自当先与美方商洽，得其赞助，再共同向英方提出”⁽⁵³⁾。此议可视为中国官方对于建立对日管制的盟军远东委员会机构的最初设想。

六　加强援朝独立的力度

朝鲜独立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经开罗会议原则确定，但由于开罗宣言中有英国加入的“适当时机”的限制，该问题在战争后期成为大国出于私利而玩弄政治阴谋的热点问题。

英国政府的战后远东战略，以重新恢复战前的旧殖民统治秩序为最高原则。为了维持其在印度、缅甸、马来亚等地的宗主国地位，反对朝鲜以及一切东方民族主义运动的扩大，更不希望由中国来扮演亚洲民族解放领袖的角色，因此，从本质上是反对朝鲜尽早独立的。它与美国一拍即合，成为国际托管朝鲜主张的主要支持者。

美国虽在开罗会议上支持确立战后朝鲜独立的原则，但对于何时给朝鲜以独立，态度一直模糊不清。美国政府早期通知中国拒绝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理由是等待英国谅解后，与印度独立问题一并解决，显然是对英国殖民主义立场的姑息；但是在开罗会议后，又引入苏联对日参战问题，担心立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会触犯希冀在朝鲜获取权益的苏联，在未获苏联表示意见之前，不敢对朝鲜独立问题有所决定。于是，便以朝鲜人“未经训练”，“缺少自己治理政事经验”为由，主张战后由国际托管朝鲜。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便在旅苏朝侨中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中日战争爆发后，又扶助朝鲜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从事抗日斗争，逐步壮大力量，以便战后在朝鲜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因此，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赞成开罗会议确定的战后给予朝鲜独立的原则，对于是否将朝鲜交付托管，没有表示十分明确的态度，将其注意力集中于争取对日参战后对于朝鲜的军事占领⁽⁵⁴⁾。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阴谋四出的大国政治，国民政府坚持战后朝鲜立即独立及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立场，并为此与美、英等国一再进行交涉。1944年9月，美、英政府先后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内容相同的《研究韩国问题草案》，建议在盟军军事占领朝鲜本土后，成立临时国际监督机构。月底，美国国务院在征得苏、英同意后通知中国国民政府，美国的对朝鲜政策主张战后先设美、英、苏、中四强国际托管组织⁽⁵⁵⁾。这一主张与国民政府的对朝政策意图是背道而驰的。10月27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英活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表示虽可与美、英共同交换意见，但绝不改变我国扶助朝鲜早日独立的一贯政策，更不同意战后国际共管朝鲜⁽⁵⁶⁾。国民政府外交部除派员在重庆与美、英驻华使馆人员多次协商外，又指派亚东司长杨云竹直接与美国国务院当局多次研商朝鲜独立的途径问题，但未获结果⁽⁵⁷⁾。

1945年1月，中国代表团又奉命利用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学会第九届年会提供的讲坛，大力宣传中国主张，并就朝鲜托管问题与美、英等国代表辩论。美、英代表认为，朝鲜业已亡国多年，缺乏足够的行政管理干部，一时无法建立有效的政府，而且朝鲜人不能团结合作，短时间难以建立独立国家，主张由同盟国托管五年。中国代表反驳说，托管朝鲜是将朝鲜由日本一国统治改为数强国统治，违反同盟国共同作战目标以及《开罗宣言》确定的朝鲜战后独立的精神；朝鲜人的不团结，是帝国主义统治者挑拨离间的结果；认为朝鲜没有行政管理干部，是对朝鲜人才智慧的侮辱；主张战后立即给予朝鲜独立，而不经过托管阶段⁽⁵⁸⁾。

同年初，中、美、英、苏四国决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创立会议。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支持韩国临时政府代表参加会议。4月3日，蒋介石着令外交部就此事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令财政部比照中国外交人员待遇，拨出15,345美元，作为韩国临时政府赴美代表之来往旅费及制服费⁽⁵⁹⁾。然而，美国政府却连会议观察员身份也不愿给予韩国临时政府，美国驻华大使馆奉命故意拖延赴美韩国代表团成员的入境签证，以俟会议将结束时，再准他们入境⁽⁶⁰⁾。而旧金山会议秘书长、美国代表希斯则正式通知已在美国的李承晚等人，拒绝朝鲜人以任何方式列席会议⁽⁶¹⁾。

1944年6月，韩国临时政府在争取国际承认无望的情况下，曾要求中国国民政府单独承认，深获中国朝野同情。7月10日，蒋介石指示吴铁城会同外交部长宋子文，“迅即核议首与承认或先与事实承认”的可行性⁽⁶²⁾，但外交部经郑重考虑后认为：“开罗会议以后，我国对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仅应与美、英两国采取一致行动，而目前对此问题仍有两点顾虑之处，一为韩国临时政府能否真正代表朝鲜内部人民意思，英、美两国对此尚不无疑虑，且开罗会议公报所称，在‘适当时机’承认一节，系指将来承认朝鲜之独立而言，至是否于最近承认在渝之韩国临时政府实系另一问题，英、美两国或将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而不愿有所决定。二为苏联之态度，查苏联未参加开罗会议，对韩国独立一事未作任何表示，在苏联未参加太平洋战争之今日，中、美、英三国如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恐易启苏联之误会，度美、英也必顾虑及此，我国鉴于目前对苏联关系，似有审慎必要。”在美、英、苏三国压力下，中国国民政府不得已决定暂缓外交承认，以待适当时机⁽⁶³⁾。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还积极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组建反日地下军。早在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就指出：为了加强朝鲜独立运动，应设法使韩国临时政府将其反日工作推进于朝鲜境内⁽⁶⁴⁾。1945年3月，中国方面在得知日本有可能放弃本土而在朝鲜与中国东北进行大陆决战的情报后，更感到在朝鲜组建地下军，利用本土人民高昂的反日情绪，发动反日暴动，对于配合同盟国军队登陆作战的重要⁽⁶⁵⁾。稍后，当中美空军作战能力伸展至朝鲜境内时，中国方面又极力希望能在朝鲜国内组织地下军，从事救护盟国空军失事人员的工作⁽⁶⁶⁾。在国民政府当局的极力鼓励和支持下，韩国临时政府拟定了“军事计划书”，计划选派若干光复军干部进入朝鲜内地，唤起原有之爱国组织，组成地下军，配合盟军登陆。其具体方案是：“设其秘密指挥部于京城，设分部于龙山、平壤、罗南、大丘等敌兵所在地，并广设细胞于各要地，组织被征入伍之韩军，软化敌之军事组织，吸收敌军中之韩人爱国分子。并将基本队伍隐蔽于江原道山地，俟光复军、东北义勇军或海上韩军攻势接近韩土时，起而破坏敌之交通路线，进而占领京城，隔绝敌军南北交通，与友军协力，将敌人歼灭之。”⁽⁶⁷⁾但正当中朝双方积极筹划之时，战争已告结束，该计划停止执行。

对于战争结束后盟军占领朝鲜期间如何扶助朝鲜独立问题，最高国防委员会会同军事委员会拟定了《扶助韩国独立方案》，内分拟提出方案和最后磋商让步办法，后者的主要内容是：

1．在军事占领期间，应尽量给予韩国一切协助，所有民政事项概由韩人自行处理，同时承认一韩国“临时政府”以树立韩国独立之基础，中美英三国对于上项“临时政府”之承认，应互相协商，并采取一致步骤，如苏联愿意参加，应欢迎其参加；

2．对日军事结束后，为维持韩国治安起见，对韩国境内若干重要据点必须加以占领，直至正式承认韩国政府之时为止；

3．正式承认韩国政府以后，应由中美英三国同时实行临时国际协助制度，中美英三国对于上项之正式承认，应互相协商，并采取一致步骤，如苏联愿意参加，应欢迎其参加；

4．正式承认韩国独立以后，应使韩国立即加入国际和平组织，韩国取得会员国资格，其独立地位亦可获得一种国际保障；

5．关于国际协助制度之具体办法应由中美英诸国商议负责执行（俟远东顾问委员会成立后，我国可将其提交该委员会共同研讨）；

6．此项国际协助制度，经参加诸国多数同意，可随时予以废止，但其有效期间应以不超过三年为度。⁽⁶⁸⁾

该文件体现了中国官方尽力使朝鲜尽早独立的意愿，但时势的发展却使中国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发言权越来越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美、苏成立秘密协定，决定以三八线为界由两国军队军事占领朝鲜半岛。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及朝鲜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入了朝鲜北部，美国军队也准备在朝鲜南部登陆。美国远东方面军麦克阿瑟统帅正式向日本大本营下达了驻朝鲜日军应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向苏军和美军投降的命令，并经驻华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以备忘录形式通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很显然，在美英苏三大国眼中，中国国民政府对于朝鲜问题的决定已不再是参与者，而仅是决定后的被通知者。

在如此险恶的国际环境之下，国民政府为了继续贯彻既定的援朝方针仍作了不少努力。8月24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表了“完成民族主义维持国际和平”的演讲，严正表示：中国之反抗日本，“不仅为中国自身自由平等而奋斗，也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而奋斗，今日以后，我们更须本于同样的宗旨，与一切有关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永远保障他们应该获得的地位”⁽⁶⁹⁾，说明中国援助朝鲜独立政策的坚定性。同日，当中国方面接到韩国临时政府请求中国建议同盟国立即承认该政府的备忘录后，明知困难重重，仍立即决定由外交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正面洽商，表明中国认为此时已为同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适当时机”，为实现韩国临时政府这一愿望而做最后的努力。但是这个意见遭到美方拒绝，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复照中称：“美国政府对于韩国国外任何政治团体，皆不拟绝对协助”，美国政府还正式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美国已和英国、苏联达成协议，原则上准备将韩国交由四强先行托管，俟详细办法拟定后，再与中国会商，至于在朝鲜成立临时政府一事，当在国际托管组织商订后再行考虑⁽⁷⁰⁾。至于朝鲜临时政府则坚持必须解散，其领导人员以个人身份归国。

至此，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一切希望全部破灭。国民政府当局只得退而在美国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设法尽早将在中国的韩国临时政府人员送回国内，以便发挥他们自身在国内民众中的号召力，为战后朝鲜独立地位的实现而努力。中国国民政府曾应韩国临时政府的请求，在接受驻华日军投降时，对于日军中的朝籍士兵给以特别优待，将他们移交给韩国光复军加以训练，企图以此作为韩国临时政府归国时的基本队伍⁽⁷¹⁾。韩国临时政府曾派遣一批干部，收编了为数约5万人的朝籍士兵，分别集中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广州等地，进行训练。但这支队伍同样不为美国政府承认，美国军方坚持此等人员必须先行解散后方准入境⁽⁷²⁾。结果这些人员只得列入韩籍日军战俘行列，乘船遣返朝鲜。

国民政府当局于万般无奈之中，只能在经济上给予韩国反日独立运动诸领袖一些帮助，以利于他们归国后的政治活动。9月，蒋介石批准借给韩国临时政府金九等人10亿元法币和20万美元，并由中国方面出面代他们向美国军方借用飞机。11月12日、13日，在金九答应解散韩国临时政府后，美国军方派遣二架飞机，运送金九一行到上海，并于23日返回朝鲜本土，从而结束了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流亡二十七年的历史。中国国民政府扶植韩国临时政府成为战后正统政府的政策也以失败告终。

七　确定战后对法越政策

中日战争期间，中国海岸线被日军封锁，越南成为通向中国的主要国际交通线。然而，法国政府顾虑日本的南进威胁，不肯答应中国政府的过境运输要求，一再地下令禁止中国军火假道越南运输。在中国政府的再三强硬交涉下，始获法方允诺凡中国军火各货抵海防后，即视同法货，由军队代运。尽管在日本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威胁之下，过境运输的形式不断有所变化，但中国经过越南的国际通道在法国投降德国之前一直是开通的，这对中国的抗战是一个有力的支持⁽⁷³⁾。

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向德国投降，随之成立的维琪政府不仅关闭了中国经由越南的国际通道，而且准许日军在越南登陆，假道进攻中国。中国政府曾向法越当局提出，中国将进入越南抗击日本侵略，但遭到拒绝。法国维琪政府向中国表示：希望中国军队万勿进入越南，否则越南法军必会抵抗，甚至联合日军进攻中国⁽⁷⁴⁾。9月，日本迫逼法国维琪政府签署《日法越南协定》，法方允许日军6000人在越南海防登陆，占领飞机场3处，部分进攻广西的日军为撤退目的经由越南海防撤走。国民政府就此向法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中国政府对此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自卫措施和全部行动自由，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法国政府负责⁽⁷⁵⁾。中法双边关系趋于淡化。1943年初，法国维琪政府要求中国撤退驻法使馆，纵容日军侵占广州湾租借地，后又将在华各租界“交归”日本控制的汪精卫政府。8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与法国维琪政府断交，双边关系完全中断。

与此同时，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魁北克会议上提议，派遣中国军队侧击越南的河内，减轻驻越日军进攻中国云南的危险。然而，这一主张遭到法国维琪政府和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两方面的坚决反对，戴高乐的代表甚至向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如进攻北越，全越人将起而反抗同盟国。”美国虽不同意戴高乐所陈述的政治理由，但也未能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中法关系更形微妙⁽⁷⁶⁾。

随即，中国与美国等同盟国家曾多次讨论过战后越南的地位问题，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不赞成法国殖民势力重返越南。美国罗斯福总统曾向蒋介石提议将越南归还中国，蒋表示不愿接受，但同时认为越南不能交还法国，因为法国统治越南几近百年，并没有尽到训练越南人的责任，法国在越南只是有取而无予。罗斯福又提出国际托管越南的主张，提议由中、美、英、法、俄、菲律宾各派代表一人，另选越南人二人，成立托管机构，训练越南人成立自治政府。蒋介石表示原则上赞同，同时又强调中国和美国应尽力帮助越南在战后独立，并建议“可否先发表一份宣言，主张越南在战后独立”，未为罗斯福接受⁽⁷⁷⁾。后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期间，中国与美国间、美国与苏联间都曾就战后越南的独立地位问题有所讨论。罗斯福和蒋介石在11月23日的谈话中就中国和美国应共同努力帮助印度支那战后取得独立达成共识。五天后，罗斯福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又讨论越南问题。斯大林一再表示：法国必须对勾结德国的罪行付出代价，不得恢复旧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主义统治；罗斯福表示百分之百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强调法国统治印度支那已达一百年之久，那里居民的处境比开始受统治以前更坏，重申将与蒋介石讨论把印度支那置于托管制度之下的可能性，其任务是使那里的人民在二三十年内取得独立，但是所有这些谈话均未能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⁷⁸⁾。

1944年秋，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英、苏等同盟国改取支持和扶植自由法国政府的态度，其对待越南战后独立地位的态度也从原有立场上大大后退。国民政府随之改变了对越方针。10月10日，蒋介石接见中国刚刚承认的自由法国政府驻重庆大使贝志高⁽⁷⁹⁾，表示中国对印度支那或印度支那的领土都“没有任何企图”；“如果能够帮助贵国在该贵国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贵国驻印度支那的军队如果受到日本的压力而不得不退到中国时，将会受到兄弟般的接待”；甚至称赞“法国人的思想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不管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更接近中国人”，“希望从此把我们的传统地位肯定下来”等⁽⁸⁰⁾。在对待越南独立问题上，这是180度的大转弯。12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致函戴高乐，再次表示要恢复中法两国战前建立的真诚友谊，并“准备以最诚恳的态度解决中国和法国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⁸¹⁾。

1945年初，在中国代表团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前，最高国防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联合拟定的文件就中国对越南问题的态度作了如下表述：

我应趁此密询美方态度：1．如美已决定将越南交回法国，我自不便反对，但我可向美方说明：越南与我毗邻，此次日本曾用以为侵略我之根据地，战后法国应予我以特殊交通之便利，并将我侨民待遇改善，我与法方交涉时，美应为我声援；2．如美主张将越南置于国际领土代管制度之下，则我除向美作前项之同样说明外，并表示希望法应早使越南独立；3．如美主张将越南交由数国代管，则我应赞成其主张，并要求为代管国家之一。⁽⁸²⁾

从中可见，国民政府的对越南政策完全惟美国之马首是瞻，当时还很不确定。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根据盟军统帅部第一号命令，中国派遣陆军第一方面军进入越南，在河内设立占领军司令部，接受北纬16度以北的日军投降。这无疑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支持越南独立的良好机会。当时，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发动了被称为“八月革命”的全国总起义，成立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但国民政府的对越政策却陷入了混乱。中国占领军得到的最初指示是：接受日军投降，解除其武装，遣送其回国；组织军政府管理民政；驻云南的法军在原地待命，不准入越等，既未把法国人当作交涉对象，也未考虑把越南交还法国⁽⁸³⁾。在河内举行的日军投降仪式也只挂中、美、苏、英四国的国旗，而未挂法国国旗。法国代表多次交涉，但主持受降的卢汉将军坚持仅挂《波茨坦公告》签字国的国旗。然而，9月15日，由行政院制定的《占领越南军事行政设施原则十四项》却以尚未回到越南的法国作为一方，有关措施和办法都须与法方商洽，而只字未提业已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使占领军当局不知所措，向最高当局请示的结果是：牢牢掌握老街—河内—海防运输线；对越南当局应采取不管态度；让法军开入越南，不得予以阻挡。随即又补充指示：对法越纠纷严守中立⁽⁸⁴⁾。

与此同时，宋子文以行政院长身份访问法国，于9月19日会见戴高乐，戴高乐对中国占领军进入越南北部后的形势表示强烈不满，并认为中国的政策与1944年10月中方的承诺不相符合。宋子文重申“中国不以任何方式反对法国对印度支那所享有的权利”，声明“中国希望法国仍然是中国在亚洲的邻邦”，表示回重庆后将按法方的期望处理北越问题⁽⁸⁵⁾。国民政府的对越政策基本定型，中国占领军司令部接到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命令，准备接待法国代表团，法国的军用飞机也准由云南飞往河内。国民政府实际放弃了支持越南独立的立场，而让法国殖民者在战后重返印度支那恢复其殖民统治。

第二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　战争后期日本对华“谋和”的失败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战况每况愈下，日本政府和军部开始策划通过汪政府实现对华“和平”。1943年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制定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规定：“解决中国问题”的要点，是彻底实现“对华新政策”，“应伺机加以领导，使国民政府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等⁽⁸⁶⁾。这是日本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运用汪政府来“诱和”重庆政府的策略。根据日本方面得到的情报：重庆政府在宋美龄访问美国时得知，“英美对于苏联潜在实力之强大重新作估计，大为恐慌。可以对此防御的，西为德国，东为日本，所以认为打倒此两国，并非得计。从这个观点，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与日本谈判。”⁽⁸⁷⁾

汪政府的要员们是否愿意充当日本政府的“劝降”使者呢？最初，日本方面曾表示疑忌，担心汪政府会阻碍日蒋“全面和平”的实现，曾设想让汪精卫担任华北地方政权的主席，以解决“全面和平”实现后最为困难的蒋、汪关系问题⁽⁸⁸⁾。但日方很快发现“汪似乎希望由他自己这一派尽快完成”中日“和平”的任务。陈公博、周佛海则积极性更高。汪精卫向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表示：“我是一个探险家来发见大陆，如果不能发见，重庆一定拍手笑我，如果能够发见，全中国的民众会感谢。”汪精卫的所谓“大陆”就是指“和日本以好的条件达成和平”⁽⁸⁹⁾。

自1943年1月汪政府对英美宣战后，汪精卫等不断就“中日全面和平问题”派人与重庆当局进行联络，出面较多的是周佛海。1月4日，周佛海委托即将赴重庆的国民党“中统”特工陈宝骅，“带缄交孔庸之（祥熙）、钱新之、杜月笙及果夫、立夫、布雷六人，劝其时机如到，主张和平，余在外力助其成”⁽⁹⁰⁾。2月2日，周佛海又对刚从重庆返回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工刘百川说：“国际关系瞬息万变，英美必留日本之势力以牵制苏联，故日美妥协迟早必实现，渝方应注视此点，如日美有妥协之倾向，即宜著先鞭与日和平，不可追随美国之后与日妥协，盖前者为主动，后者为被动，利害得失固可预见也。”刘百川表示同意周的意见，并允将此“转达渝方”⁽⁹¹⁾。4月5日，在汪政府要人的一再疏通下，日本占领军方面同意将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并软禁已一年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用飞机送广州，转道回重庆，传递“和平信息”。周佛海是这样向日本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解释的：“欲求全面和平，与其走许多不正确的冤枉路，不如把他送回重庆，让他把目睹的一切，向当局面陈，也可以把汪先生与日方的意思，代为转达，这是求取全面和平的一个捷径。”⁽⁹²⁾

同时，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不断与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以及日本军部在华代表辻大佐、都甲大佐、永井大佐、川本大佐等商谈实现所谓“全面和平”的条件。1943年9月，汪精卫、陈公博等多次与谷正之会谈，“最关心的是撤兵问题，如果蒋提出与英美切断关系，希望日本也撤兵时，日本是否肯答应？”要求日方明确表示态度⁽⁹³⁾。9月29日，周佛海会见日本军部代表都甲大佐，也提出“重庆所惧者，脱离英美后，而日本不履行条约也。故如何能有切实保证，使重庆信任日本，此日本必须反省者也”⁽⁹⁴⁾。10月2日，周佛海又向日本军部代表川本大佐指出：“重庆对日不信任，如何取信于渝，乃为先决问题，而欲取信于渝，先须见信于南京政府下之人民，今日本所约定者多不能实行，其能使重庆信任日本之诺言耶？”⁽⁹⁵⁾10月4日，周佛海在与谷正之会见时再次强调：“中日全面和平”之能否实现，“全在日本做法如何而定，如以在和平区日本之做法视之，则重庆决不和。‘言必信，行必果’为日本做法今后应取之途径。”⁽⁹⁶⁾这表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企图利用日本决策者们急于希望结束战争的心情，迫使日本方面向汪政府做出更多的让步。

1943年10月30日，《日汪同盟条约》签署，日本政府答应在“中日全面和平”实现时，从中国撤兵，并放弃根据《辛丑条约》取得的驻兵权，这使汪精卫等大为振奋，趁势向重庆政府发动了一次“和平攻势”。汪精卫在重病之中，仍亲自撰文，指责重庆方面据以抗日的理由已不复存在，“以今日的状态而言，不仅回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且超过若干倍了”，劝告重庆政府“赶快决定自己应走的路”，“抛下抗战，回复和平”⁽⁹⁷⁾。然而，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汪政府的“和平攻势”成效甚微。

1944年初，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到了更为惨重的失败。日本大本营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确保日本本土与南方占领地的大陆交通线，于1月24日下达了“一号作战”命令，要求日军“攻占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的重要地域”，并于4月中旬开始发动河南攻势作战。日本军部执行了一种“和”、“战”自相矛盾的方针，即“一面希望对渝和平，一面又常取攻势”。这说明日本政府面对每况愈下的战局，举措无定，执行着混乱的对华政策。

在汪政府方面，1944年3月，汪精卫病重赴日就医后，实权已落入陈公博和周佛海手里。他们虽然表面上仍然热衷于居间“劝降”，但从心底里已深信日本必定战败，暗中向重庆政府表示“输诚”，积极地为自己寻找退路。他们考虑“全面和平”的出发点已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其重点已放到如何取悦于重庆政府了。

基于这样的立场，他们一方面对日本方面的“谋和”要求虚与周旋，另一方面婉转批评日本方面“对渝军事上施加压力，只足以促渝之坚决抵抗，和平更难”⁽⁹⁸⁾，并以“谋和”为由，向日本方面交涉“撤兵”、取消伪满洲国等，力争在较好的政治条件下，实现所谓“全面和平”，争取重庆当局对他们的宽容和谅解。对于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这种心态，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也有所意识。他说：“日本政府对南京政府的这个提议（即由汪政府居间“谋和”中日关系），南京方面明白看出日本的战意消退，除了只派遣一名表面形式上的使者到重庆以外，似在煞费苦心地寻求同重庆方面的要人进行联系。”⁽⁹⁹⁾但这种状况却未为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的日本政府决策者们所认识，由汪政府出面进行的“谋和”活动仍在继续。

1944年7月，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倒台，继起的小矶国昭内阁面临比它的前任更为严重的局面，战况愈加险恶，为了“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已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他们把与重庆政府“谋和”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分崩离析的汪政府身上，迫不及待地要以更大的步伐，与重庆政府取得沟通和联系，实现所谓的“全面和平”。8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了《世界形势的判断及战争指导大纲》，规定在“战局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情况下”，对外政策“以斡旋德苏和解及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为中心课题”⁽¹⁰⁰⁾。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制定了《实施对重庆工作方案》，规定“对重庆的政治工作的重点，在于完成大东亚战争，必须使重庆政权迅速停止对日抗战”，具体方式是“使国民政府进行活动，制造彼此之间会谈的机会”，并由“国民政府派遣适当人员到重庆去”；同时，“有效地运用由于日苏邦交的迅速好转而造成的政治压力，设法促进这项工作”；“如果需要，使苏联成为这项工作的居间人”；强调“讲求一切手段，助长日华和平思想，并贯彻宣传重庆依靠美、英，终于会招致中国民族的被奴役，造成东亚的灭亡”等。在这个文件中，日本政府还决定了一旦中日直接会谈实现时，日本方面最大的让步腹案，主要内容是：

1．中国对日本、英美关系“采取善意中立”，“自发地使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

2．“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介石与汪精卫关系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

3．“废除《日华同盟条约》，重新签订全面和平后日华永久和平的友好条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

4．“如果在中国的英、美军队撤退，帝国也撤退全部军队”；

5．“满洲国不改变现状”；

6．“蒙疆问题作为中国的问题处理”；

7．“把香港让给中国”；

8．尽量答应“中国方面对帝国提出的保障安全的要求”，“为了反对美、英军队再度侵入中国，使中国承认（日本向中国）派遣必要的军队”。⁽¹⁰¹⁾

在日本方面看来，这是一个很为宽大的条件，“将使1932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成果，除满洲国外，一概化为乌有”⁽¹⁰²⁾。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已入穷途末路，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

四天后，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通过了《对国民政府传达有关〈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的要点》，决定“先由中央派遣适当人数，并会同当地机关，共同向国民政府进行传达”⁽¹⁰³⁾。随即，日本政府派遣陆军省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赴南京，向汪政府要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传达日本政府的决策。柴山中将原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与汪派人物关系密切，刚调任陆军省新职，即受命再次来华。

9月13日—14日，柴山中将与陈公博、周佛海进行会谈。柴山表示：“日政府虽明知形势不利，时机不顺，不易成功，但仍盼积极进行全面和平工作”，但此次“谋和”，日本政府不出面，由汪政府出面进行，“且不可使外间知系日方所发动”；提出日本方面实行“全面和平”的条件，主要内容是：1．纯以平等立场讲和；2．如美国撤退在渝空军，日即全部撤兵；3．渝与英美之关系，尊重渝方意见决定；4．关于保证问题，俟确知渝方意见后决定；5．关于宁渝汪蒋问题，乃中国内政问题，由双方商办等⁽¹⁰⁴⁾。为了保证“谋和”工作的顺利进行，柴山特别强调该项工作今后“由首相和外相联系，一切要南京方面采取措施，不让当地军方干预”⁽¹⁰⁵⁾。

在会谈中，陈公博提出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后，“是否要在此线驻屯相当兵力？”柴山表示：“日本政府现在没有考虑这样的驻兵问题”，但“如果中国宣布中立，而美、英侵犯了中立”，“那时只凭中国政府的力量当然阻止不了美、英的侵犯”，“日本不能不考虑到在必要地点的必要驻兵问题”。陈公博又提出：“重庆在与日本言和时，必定担心日本果真能否如约执行？为了消除这个疑问，感到有第三国担任保证的必要。”柴山答称：日本对由苏联来作为中间人，“有充分的考虑”。随即，陈公博表示“可以提出反共问题作为南京政府与重庆政府相接近的方法，现在能作为两方的共同目标的就是反共”。柴山当即表示赞同，并说：“日本对南京政府的政策，不加掣肘。”最后，双方谈及伪满洲国的存废问题，陈公博指出：如不撤销满洲国，“终为中日间一个极大障碍，而为中国生存的致命伤”，与重庆政府讲和也将“无从谈起”。柴山回答：“现在无法回答，在具体情况有发展时再行协商”⁽¹⁰⁶⁾。经过双方会谈，陈公博表示：对于日方企图，“当努力求其贯彻”，周佛海也说要“遵命办理”，“无论如何都要抓住机会，完成预定目标”，并商定：“通过无线电与重庆联系，不是很好的办法”，必须派人去联络。9月28日，陈公博与周佛海决定派遣朱文雄赴重庆，向重庆最高当局转达日方“和谈”条件。直到次年5月底，朱文雄才返回上海，但“并无具体结论”。实际上，汪政府“大部分首脑内心认为此项工作不可能实现，对之表示消极”⁽¹⁰⁷⁾。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这一决策，招至日本军方及政界不少人士的反对。战后，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批评说：“中央并未深入考虑南京政府与重庆政府的关系，也未很好研究南京国民政府近一年来几乎完全失去信心而放弃努力的实际情况，即行作出如此决定。”⁽¹⁰⁸⁾差不多在柴山来华的同时，日本政府为了推进此项工作，还特派和重庆不少要人保有长远历史关系的宇垣一成大将来华活动，以私人名义试探与重庆政府进行谈判的可能。9月中旬，宇垣一成偕坂西利八郎等，从中国东北开始，视察了华北、华中地区，先后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和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王揖唐、缪斌等会面，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宇垣一成回到东京后，曾向日本最高当局建议：“重庆工作需要开辟新路线，南京政府的存在对工作反有妨碍。”表示了反对由汪政府居间进行“谋和”活动的意见⁽¹⁰⁹⁾。

但是，日本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矢崎中将却赞成并坚决执行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定，使得通过汪政府进行的“谋和”活动持续到1945年初。然而，这一工作的日方主管部门却一变再变，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在对华工作上的混乱。最初，日本方面确定“由首相和外相直接联系”；10月25日，改由日本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矢崎担任当地日方负责人，受日本首相的直接指示行事；12月13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决定改由日本驻南京“大使”及在华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协商进行工作，并“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与中央联系，以统一掌握并进行上述工作”⁽¹¹⁰⁾。

1945年春，由于“谋和”工作毫无进展，小矶国昭内阁决定改变方针，改由“日本政府自己直接进行缪斌工作”。“缪斌工作”是日本对蒋介石政府进行“谋和”活动的最后一幕。缪斌，虽为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却不属于汪精卫派，也与陈公博没有历史关系。他原为国民党在野政客，抗战爆发后，在华北投日，任新民会副会长，汪政府成立时，由日方推荐参加该政府，在政治上一直是汪派集团的反对派。他以为日军情报机关搜集重庆方面情报的机会，与重庆的友人经常联络，并与反对汪政府的日本人士交往，炫耀自己与重庆当局关系密切，建议由他居间进行“全面和平”的谈判。1945年3月16日，自称代表重庆政府的缪斌受日本首相小矶国昭之邀抵达东京活动。当晚，他与日本内阁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会谈，向日本当局提出了《中日全面和平案》，主要内容是：1．“南京政权立即宣布自动取消，成立留守政府”；2．“日本政府在南京留守政府成立时，立即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撤军事宜”；3．“停战协定正式发表时，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等⁽¹¹¹⁾。3月21日，小矶国昭在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提议：“以缪斌案为基础正式进行和平交涉”，“允许缪斌使用无线电与重庆联络”等⁽¹¹²⁾。

小矶国昭的这一举动遭到日本驻南京“大使”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反对，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致电日本政府，指出：“这种计划既违反过去的决定，也轻视汪政权，决无成功的希望，况且从缪斌的地位看，他所提出的使日本让步的方案的结果仅是被他个人及重庆政府所利用，不能达到真正和平的目的。”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对“缪斌工作”均不表赞同，外相重光葵直接面告天皇，认为“国家处于危局，日本应当采取的态度必须走大路，只要无亏大义名分，即使一旦国破，将来还有复兴的希望；若是玩弄不当的手段走入歧路，日本也许将永远灭亡”⁽¹¹³⁾。日本天皇亦反对“缪斌工作”，表示“和平工作通过缪斌这种人是不能成功的，此时不应采取策略的手段，对整个大局是无益的”⁽¹¹⁴⁾。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歧、争吵及天皇对此的决断，不仅使“缪斌工作”很快停止，而且使小矶内阁也因之而垮台。日本政府小矶内阁进行的“缪斌工作”表示日本政府在中日战争后期假手汪政府进行的“谋和”活动已遭彻底失败。

二　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4月7日，铃木贯太郎继小矶国昭成立新内阁。战局迅速恶化，4月5日，苏联政府通知日本，宣布废除届期的《日苏中立条约》。5月7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次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总统祝贺，表示：“纳粹政权既已崩溃，吾人深信贵国强大之军事力量，与其他盟国勇敢之军队通力合作以击败吾人远东敌人日本，必不在远。”⁽¹¹⁵⁾随即，日本海军在冲绳岛决战中失利，苏军移师远东，日本陆军声明准备本土决战，但已只剩下7000架飞机。日本天皇私下哀叹：“战况似乎较我想象的更坏。”⁽¹¹⁶⁾

日本政府在对华谋和失败后，转而试图邀请苏联出面斡旋媾和。5月11日—14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作出重大牺牲，诱使苏联斡旋媾和。其主要内容是：1．防止苏联参战，“目前日本正以全部国力与英美交战，此时如苏联参战，帝国将被置于死地，因此无论对英美战争出现如何状态，帝国必须竭力防止苏联参战”；2．诱导苏联采取善意态度，“苏联的要求必将以废除《朴次茅斯条约》为重点，帝国当然要力争降低其要求，为达成协议，决定承认废除《朴次茅斯条约》和《日苏基本条约》，结果是：A．归还桦太，B．取消渔业权，C．开放津轻海峡，D．出让北满各铁路，E．苏联在内蒙的势力范围，F．租借旅顺、大连也需做好思想准备，不得已也可割让千岛北半部，但最希望将朝鲜留在我方，南满作为中立地带，尽可能维持满洲帝国的独立，关于中国，则建立日、苏、中三国共同体制”；3．邀请苏联作为结束战争的斡旋者，“迅速开始日苏两国的会谈，我方应使苏联了解，苏联此次对德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是由于帝国维持中立之故，并应说明，考虑到将来苏联与美国可能发生对抗的关系，使日本保持相当的国际地位，是对苏联有利的。此外并要阐明日、苏、中三国有团结的必要，应极力诱导苏联达到上述目的”等⁽¹¹⁷⁾。

据此，5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废除德意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及三国间一切协定，缓和对苏关系。6月3日起，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奉命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两次会谈，转达日本政府的意向。6月22日，美军完全占领冲绳岛，战况进一步恶化，日本天皇下令：“关于结束战争问题，此时希望不拘泥于历来的想法，从速进行具体研究，力求促其实现。”24日、29日，广田再度两次与马立克会谈，并面交了日方起草的日苏互不侵犯协定文本，马立克答应向政府报告，但随后便避不见面。7月7日，天皇召见首相催促派遣特使赴苏。12日，近卫公爵奉派为遣苏特使，准备携带天皇亲笔信前往苏联，日本外相与马立克交涉，希望苏联同意其入境。13日，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奉命将日本外相的电报内容转告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18日，苏方答复：“鉴于近卫特使的使命不明确，不能回答诺否。”19日，佐藤将此结果报告外相东乡，并劝告东乡说，日本将不得不明确地阐明自己的意图，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21日，日本政府针对苏联的答复，再电佐藤大使批示说：近卫使团是为了请求苏联斡旋以结束战争，并明确表示日本很希望奉行一项在战争中和战后都与苏联实行合作的政策；同时宣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无条件投降”，但只要不是以彻底投降为代价，日本是要和平的，亦即近卫将要求苏联政府为日本争取到他们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条件，而日本政府则准备为此付出相当高的代价。”24日，佐藤收到电报，25日转达给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并向苏方保证近卫一定会带来明确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包括结束战争和改善日苏关系的内容，暗示近卫将带来某些东西奉献给苏联。但苏联方面仍未答复⁽¹¹⁸⁾。这表明日本请苏联斡旋媾和，完全是单方面的想法。日本外交重臣重光葵就对此表示疑义，他对于苏联迟迟不答复一事评价说：“答复是会来的，但答复的内容恐怕与日本期待的完全相反吧！”⁽¹¹⁹⁾

更为严峻的考验正摆在日本政府和军部面前。7月17日，为处理德国善后问题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在波茨坦举行。其时，美国在新墨西哥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已获成功，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建议杜鲁门总统，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以前应劝告日本投降，警告日本如不投降，就将使用这种毁灭性的炸弹。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其主要内容是：1．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2．《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现，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3．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4．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等等⁽¹²⁰⁾。该公告给了日本政府一次结束战争的机会，也断绝了日本有条件议和之路。

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激烈争吵。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发表谈话称：“该宣言只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并未予以重视，只有置之不理。我们坚决完成战争。”⁽¹²¹⁾表明了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态度，仍寄希望于苏联的斡旋。7月30日，佐藤拜会苏联外交部，声称要日本无条件投降是办不到的，但是，假如日本的体面和生存能得到保证，日本准备“以重大妥协的条件”结束战争，日本准备为苏联调停付出高代价。但苏联方面答复，由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在柏林，无法答复⁽¹²²⁾。日本的顽固态度，给日本人民再次造成灾难性的打击。8月6日，美国在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其巨大的杀伤力，使日本朝野极为震惊。同日，杜鲁门总统发表谈话，宣布“吾人现已开始使用此具有可怕威力之炸弹攻击日本，势将完全击毁日本之作战能力，日本不投降则自招毁灭矣！”随即，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宣布：“不久有一种改良之原子弹出现，其效力且将‘数倍’于目前之新武器”，进一步给日本施加压力⁽¹²³⁾。8月8日，莫洛托夫应约会见佐藤，送交了苏联对日进入战争状态宣言书，内称：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使日本要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失去了一切根据”，苏联决定“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接近，减少牺牲者的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¹²⁴⁾。苏军对日作战十天，歼灭关东军、伪满军和伪蒙军约70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60.9万人被俘，苏军伤亡3.2万人⁽¹²⁵⁾，这使日本请苏联斡旋媾和的最后希望破灭。

8月9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军部坚持须在四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1．维持天皇制；2．敌人既不在本土登陆，也不得占领；3．在海外各地日军的撤退由日本自主地实行；4．战犯之裁判处罚由日本自行办理；外务省则主张只保留第一个条件。正当两种意见争执之时，美军又在长崎扔下第二颗原子弹⁽¹²⁶⁾。

8月10日，日本政府将在坚持天皇制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通过驻瑞士和瑞典公使转达美英苏中四国。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盟国答复日方，主要内容是：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必须听从盟军最高统帅之命令；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表示之意愿确定之；同盟国之武装部队将留于日本，直到达到《波茨坦公告》所规定之目的为止等⁽¹²⁷⁾。消息传出，中国陪都重庆彻夜欢腾，庆贺战争胜利结束⁽¹²⁸⁾。

日本接获同盟国复照后，内部继续发生争吵，军部反对接受同盟国公告，少壮派军人甚至计划发动叛变，铲除主和派阁员，挟持和拥护天皇继续实行战争政策，阻止盟军登陆，主张在本土与敌人决一雌雄，万一战败的话，全国国民即使都自杀，也在所不惜。他们击杀近卫师团长和参谋长，伪造命令，袭击宫城，占领中央广播电台，全力搜寻天皇录音唱片，阻止天皇对国民的投降广播⁽¹²⁹⁾。14日，日本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接受同盟国答复。15日，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录音通过叛乱者所未探知的电台向全国播送，宣告向同盟国投降。16日，日本大本营向全体陆海军发布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17日，皇族东久迩内阁成立，重光葵重任外交大臣，处理日本投降问题。9月1日，日本大本营根据盟军统帅部命令通令国内外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停止作战，向盟军无条件投降，中国方面（东三省除外）及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之日军向中国战区蒋委员长投降；东三省及朝鲜（北纬38度以北）及南库页岛方面之日军向苏军投降；安达曼、尼科巴、缅甸、越南（北纬16度以南）、马来亚、婆罗洲、荷属东印度、新几内亚俾士麦及所罗门岛方面之日军，向蒙巴顿元帅或澳军司令投降；日本本土及朝鲜（北纬38度以南）及菲岛之日军，向美太平洋方面陆军总司令投降⁽¹³⁰⁾。

8月15日，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致电美、英、苏三国领袖，庆贺盟邦获得全面胜利。同日，致电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示6项投降原则，其主要内容是：立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之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留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等等⁽¹³¹⁾。次日，命令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全权处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事宜。自8月21日至9月5日，何应钦将军共向日军冈村宁次发出20个备忘录，指示有关日军投降事宜⁽¹³²⁾。

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和日本大本营代表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参加了该仪式。仪式结束后，数千架飞机越过“密苏里号”上空，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礼堂举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就座受降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向中国无条件投降，从而宣告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十四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终告结束。

在正面战场，从9月11日至10月中旬，由国民政府军接受投降的日军共有1个派遣军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军、33个步兵师团、1个坦克师团、2个飞行师团、41个独立旅团，以及警备、守备、海军等部队共计128.32万人，接收日军的武器装备有：步骑枪68.5897万支、手枪6.0377万支，轻重机枪2.9822万挺、主要火炮1.2446万门，步枪弹1.80994亿发、手枪弹203.5万发，各种炮弹207万发颗，炸药6000吨，坦克383辆，装甲车151辆，卡车（包括特种车）1.5785万辆，各种飞机1068架，飞机用油1万余吨，舰艇船舶1400艘，共5.46万吨，马匹7.4159万匹等⁽¹³³⁾。在敌后战场，从8月11日至10月10日，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发起全面的大反攻，对于不肯投降的日本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共收复国土31.52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71.7万，收复城市190座，毙伤日伪军23万人⁽¹³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三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载入史册。这场战争的结果对于世界、亚洲，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影响和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长期以来，西方有关“二战史”的著作和回忆录往往忽视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¹³⁵⁾，战败国日本的某些著作更是别有用心地贬低中国抗战对于战胜日本所起的作用，甚至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翻案⁽¹³⁶⁾。中国在所有的反法西斯国家中最早举起抗击日本侵略的旗帜，最后结束战争，是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时间最长的国家。在战争的每一个阶段，中国人民英勇卓绝的悲壮斗争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为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937年7月7日至1939年9月3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部战争阶段。日本悍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法西斯侵略战火逐渐蔓延到亚、欧、非三大陆，日、德两大战争策源地在远东和欧洲形成，整个世界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高举反侵略战争的旗帜，实行全民族全面的抗日战争，独力抵抗日本法西斯的百万大军，不仅粉碎了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而且使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在长时间内无力扩大侵略范围。同时，中国抗战也给予面临德、日西东夹击危险的苏联以有力的支持，再者，中国抗战不仅捆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而且导致德、日协调其全球战略的谈判一再搁浅，从而延缓了日、德、意结成军事同盟的进程，使英、法在欧战爆发时未遭日本在远东的夹击。总之，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推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并使英、法、苏在大战来临时处于较好的政治军事态势。

1939年9月3日至1941年12月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全面战争的新阶段，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较前更为重要。除中国正面战场坚持抗战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中国敌后战场大显神威，创造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光辉典范。据日方资料统计，仅1940年中共敌后部队就与日本华北方面军交战2.0123万次，足见战斗之频繁和激烈⁽¹³⁷⁾。日本天皇曾忧心忡忡地以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最终败在消耗战和游击战上为例，担忧日军在中国的前途。而中国敌后抗日游击战的经验却为同盟国军队所借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共同财富。在这一阶段，由于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继续牵制着日本军队的主力，使德、日始终未能将欧亚战场连成一片，使美、英、苏得以实施“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苏联得以避免东西两线作战，集中兵力对付德国，并使太平洋战争推迟爆发，美、英、荷等国取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这是中国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又一重要贡献。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扩展至61个国家和地区，卷入20多亿人口，战火燃遍了亚、欧、非、大洋四大洲，作战区域面积达到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场始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日本陆军主力被牢牢地牵制在中国5000公里的正面战线和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区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的正面战场吸引了大批日军。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一号作战”，攻占了河南、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大面积国土，也使其当时所能调动的机动兵力全部陷于中国战场而无法动弹。同时，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英美军队配合下，入缅作战，于次年3月打通中印公路，为结束战争作了重要的准备。在敌后战场，尽管日军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使敌后根据地在1941年—1942年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开展了英勇卓绝的反扫荡战争，不仅保卫、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而且从1944年春开始局部反攻，为转入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条件。1945年更开展大反攻，收复了250余座中小城市和大片国土。

中国军民的英勇斗争，与盟军在苏联、欧洲、北非以及太平洋上的攻势作战互相呼应，彼此支援，共同为夺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而奋斗。在此期间，中国还积极参加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普遍安全宣言》、《开罗宣言》、《联合国宪章》、《波茨坦公告》等重要的国际文件，为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以及联合国的建立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员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人民连续八年的英勇抗战是打败日本法西斯和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原因之一。任何贬低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地位与作用的论调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中国抗日战争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中国抗日战争也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百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自1840年起，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进行无数次斗争，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但其结局却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日本是近代以来对中国侵略最为频繁、残酷、贪欲最强的国家，从19世纪70年代起，采用各种卑劣的手段，相继吞并了原属国琉球、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将其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的华北、华东、华中的广大地区，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企图灭亡中国。从1931年起，中国人民经历六年局部战争、八年全面战争，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国门之外，中国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收归中国版图，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民族耻辱。中国抗日战争以弱胜强的成功典范，为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极大推动了世界，尤其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一大批亚洲新独立的国家紧随中国抗战胜利之后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的国际格局由此而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抗日战争，使中国近代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强烈愿望和奋斗目标。20世纪以来，中国曾经出现过北京政府的“修约”运动、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废约”运动、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虽也取得过若干进展，如中俄、中德、中奥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部分租界的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实现等，但列强对华不平等条约的体系却始终未能打破。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中国军民对于战争的巨大贡献，为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升国际地位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性机遇。首先，中国成为《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四大领衔国之一，后又因签署《普遍安全宣言》（亦称“四强宣言”）而成为“四强”国家，奠定了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其次，1943年1月，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同时签署，除中国与日德意处于战争状态，已自动废除互相间一切条约外，其他在中国享有不平等条约特权的国家，先后仿照中美、中英新约的成例，与中国签署新约，尽管个别条约中还有某些缺陷，但从总体上说外国在华享有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已予废除，中国收回了除香港、澳门之外的所有失地、租界、租借地、铁路附属地以及北平使馆界的主权。美国还主动废除了为时数十年之久的排华法案，借此表示美国“不仅视中国为进行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为和平时期的伙伴”⁽¹³⁸⁾。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这是抗日战争的重大成果之一。

抗日战争，也是中国实现民族觉醒和国家重振的历史机遇。日本法西斯企图灭亡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入侵，激发起全民族空前的爱国热情，中华民族数千年悠久历史文化所积聚起来的民族凝聚力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如同火山般地喷发出来。被外国人称为“一盘散沙”、“东亚病夫”、“沉睡中的睡狮”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骤然觉醒，奋起抗争。血战了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同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技能出技能，一齐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始终高涨，其呼声之高，传播之广，民众发动之普遍，同仇敌忾精神之旺盛，使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潮达于顶点⁽¹³⁹⁾。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阶段，使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出现一个伟大的转折。

————————————————————

(1) 美国战略情报局长多诺万致罗斯福备忘录（1944年6月中旬），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2) 参见姜克夫编著：《民国军事史略稿》第3卷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80页。

(3)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16页；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第280页。

(4) 《战时外交》（三），第611页。

(5) 《蒋委员长致罗斯福总统电》（1944年7月8日），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第282页。

(6) 《战时外交》（三），第643页。

(7) 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3卷，第6365、6368页。

(8) ［美］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中译本），第172页。

(9) 参见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3卷下册，第783页；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北传记文学社1967年版，第104页。

(10) 国民政府国防战史局及战史会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724—727页。

(11) 参见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17页。

(1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三），第278—279页。

(13) 左史：《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14) 左史：《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15) 陈公博：《对于起诉书的答辩》，上海高等人民法院档案室藏。

(16) 张耀宸：《汤恩伯勾结敌伪的一个例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7) 徐向宸等：《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8) 徐向宸等：《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9) 周佛海：《简单的自白》，江苏档案馆藏。

(20) 周佛海：《简单的自白》，江苏档案馆藏。

(21)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上海高等人民法院档案室藏。

(22) 参见吕芳上：《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团体及其活动》，《中国近代史事论集》，近代中国杂志社1994年版，第477—485页。

(23) 《大公报》，1942年4月14日。

(24) 参见薛军力、徐鲁航：《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250页。

(25) 参见吕芳上：《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团体及其活动》，《中国近代史事论集》，第491—496页。

(26) 萧宜增：《台湾党务工作意见书提要》（1944年1月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27) 国民党台湾党部：《“四一七”告国内外同胞书》（1944年4月1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28) 国民党台湾党部：《请求恢复台湾省制呈文》（1944年4月28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29) 台湾义勇队：《代拟统一加强台湾革命工作，以利收复台湾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30) 《台湾调查委员会一年来工作状况》（1945年6月2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31) 《台湾调查委员会一年来工作状况》（1945年6月2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32)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33) 谢东闵等：《拟请中央统一加强对台湾工作之领导案》（1945年5月），抄自台北国民党党史会展览照片。

(34) 据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台北东北文献杂志社2000年版）研究：“综括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八年期间，对接收东北的筹划，其荦荦大者，在政府方面为恢复东北四省政府建制，以表收复失地之决心，成立东北调查委员会，以规划战后东北之建设。在中国国民党方面，于敌后设立东北四省革命行动委员会，以策动沦陷区民众及伪军；组织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以整合后方东北民众之行动；成立东北四省党务高级干部会议，以决定东北工作方针。于敌后继续发展党务组织，结合东北青年，以待光复。”本专题的写作参考了陈立文的研究成果，表示感谢。

(35) 参见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89—97页。

(36) 转引自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121—123页。

(37) 吴铁城、陈立夫：《为研拟彻底调整东北党务及各团体意见呈蒋委员长文》（1942年2月26日），转引自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122—123页。

(38) 参见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108—111页。

(39) 参见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1卷，第70—71页。

(40) 吴焕章：《日本投降后东北接收的回顾》，《东北研究论丛》（一），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7年版，第148页。

(41) 参见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123—127页。

(42) 张希哲：《记抗战时期中央设计局的人与事》，《传记文学》第27卷第4期。

(43) 国民党当局这一坚定立场在海外宣传中得到充分贯彻。转引自陈志奇《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1卷，第5323页。

(44) 邵毓麟：《如何解决日本事件》，《大公报》，1943年1月3日。

(45) 《大公报》，1943年1月5日、6日。

(46) 原件无时间，当在1945年春，台北“国史馆”藏。

(47)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3卷，第387页。

(48) 参见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65—666页。

(49)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第639—641页。

(50) 军事委员会：《旧金山会议外应与美英苏商议之各项方案请示案》，台北“国史馆”藏。

(51)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4卷，第866页。

(52) 《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遵办之条款草案》，台北“国史馆”藏。

(53) 军事委员会：《旧金山会议外应与美英苏商议之各项方案请示案》，台北“国史馆”藏。

(54) 关于英、美、苏对朝政策。参见朱宗震：《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9页。

(55)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第38页。

(56)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第39页。

(57) 张群、黄少谷：《蒋总统为自由正义与和平而奋斗述略》，第288页。

(58)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第50页。

(59)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致金九函》（1945年5月16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0)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致中央吴秘书长之人抄6月8日韩国情报》（1945年6月20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1) 重庆《大公报》，1945年5月22日。

(62) 《中央秘书处特6711号上总裁签呈》（1944年8月19日），转引自［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一），延世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80页。

(63) 《外交部关于韩国临时政府请示承认事上主席签呈》（1944年7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4) 《蒋主席致吴秘书长（32）字晋侍秦电》（1944年1月21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5)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送军事委员会之《太平洋战争与朝鲜现况情报》（1945年3月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6) 《蒋主席致吴秘书长（34）卯尤（1）侍秦电》（1945年4月12日），转引自［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三），第385页。

(67) 《军事计划书》，转引自［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一），第170—171页。

(68) 《扶助韩国独立方案》，原件无时间，应为1945年初；台北“国史馆”藏。

(69)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5日。

(70) 张群、黄少谷：《蒋总统为自由正义与和平而奋斗述略》，第209页。

(71) 《金九致蒋介石备忘录》（1945年8月24日），转引自［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一），第461页。

(72) ［韩］爱国同志援护会：《韩国独立运动史》，第381页。对于韩国光复军的人数，1946年1月10日军事委员会核准的人数为1021人，与5万人的说法相去甚远。参见中国军事委员会：《韩国光复军各部队及驻地人数表》，上海档案馆藏。

(73) 《战时外交》（二），第720—781页。

(74) 参见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104页。

(75) 《顾维钧回忆录》第4卷，第457页。

(76)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944页。

(77)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944页。

(78) 参见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1页。

(79) 1943年8月27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但同时声明并非承认其为法国政府，参见《大公报》1943年8月28日。

(80) 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32页。

(81) ［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中译本）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397页。

(82) 军事委员会：《旧金山会议外应与美英苏商谈之各项方案要请示案》，国民政府档案第403卷，台北“国史馆”藏。

(83) 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人入越受降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84) 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14—15页。

(85) 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38—39页。

(86)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583页。

(87) 《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9月18日），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

(88) 《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4月15日）。

(89) 《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9月21日）。

(90) 《周佛海日记》1943年1月4日。

(91) 《周佛海日记》1943年2月2日。

(92)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3年版，第151—152页。

(93) 《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9月18日）。

(94) 《周佛海日记》1943年9月29日。

(95) 《周佛海日记》1943年10月2日。

(96) 《周佛海日记》1943年10月4日。

(97) 《中华日报》，1943年11月1日。

(98) 《周佛海日记》1944年6月4日。

(99)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221页。

(100)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601—602页。

(101)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604—605页。

(10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195—196页。

(103) 日本参谋本部：《战败的记录》，第175—176页。

(104) 《周佛海日记》1944年9月13日。

(105)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221页。

(106) 《柴山中将报告》，参谋本部：《战败的记录》，第177—179页。

(10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0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0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1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1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12) 《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75页。

(113)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396页。

(114) 台北“国史馆”：《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月—4月，第988—989页。

(115) 《大公报》1945年5月9日。

(116)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中译本），第414页。

(11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卷，第622—623页。

(11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编）下卷，第638—639、642—643页；［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译本）第8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206页。

(119)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中译本），第418页。

(120) 《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转引自《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298—299页。

(121)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卷，第644页。

(122) ［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译本）第8卷，第209页。

(123)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6卷，第649、655页。

(124) 《苏联对日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的宣言书》（1945年8月8日），《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15页。

(125) 参见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6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9页。

(126) 第二颗原子弹原定8月11日投掷，提前投掷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预测11日天气不佳，不如说是与苏联参战有关。美国驻苏军事使节团团长曾有如下回忆：“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时，苏联的报纸无任何报道，但苏联最高当局无疑对之非常关切。苏联不能不取得太平洋和平会议的入场券，因而必须加快步伐。否则，舞台幕启，观众满座，恐怕将无法挤进。对于阻碍苏联插手远东战争并尽量抑制其打败日本所作的贡献，其方法即尽早投掷原子弹。而苏联既已参战，则必须尽早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127) 《中美英苏对日本乞降照会的复文》（1945年8月11日），《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19页。

(128) 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于10日晚8时许，经中央通讯社收获，发布号外，“顷刻震动全市，街头人山人海，遍处欢呼呐喊，爆竹与锣鼓声，打破山城八年来之沉寂，超过十万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纷纷手持火棒，自各处奔赴国民政府暨中央党部前欢呼，向蒋主席致敬，市区交通因行人拥挤，几难维持，无数盟国将士手持啤酒或川产大曲沿街边走边饮，欢喜若狂。”“记者于8时30分起，自上清寺出发，步行全市，直至过街楼为止，一路可见兴奋之情形，为生平所未有，都邮街爆竹声响震天，火花四射，织成美丽之火网，行人穿越其间，识与不识，彼此点头握手。各处舞厅闻讯后，即奏联合国国歌及中华民国国歌”，“不久均开放门户，任人出入，载歌载舞，心花怒放矣。三年来无空袭之重庆，探照灯早已销声匿迹，乃今晚大放光明，光芒满天，已变为象征和平之火炬”。参见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6卷，第668—669页。

(129)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中译本），第422—423页。

(13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9月，第723页，台北“国史馆”藏。

(131) 何应钦：《八年抗战》，台北1969年印行，第315页。

(132) 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5卷，第7219—7247页。

(133) 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争史》第3部《抗日御侮》第10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18—119页。

(134) 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6卷，第680页。

(135) 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把1940年7月“不列颠之战”到1941年6月苏联参战这段期间称为“单独作战”时期，并把该书第2卷的标题定为“英国人怎样单独坚守堡垒”，完全不提中国抗战早自1937年7月就开始单独抵御日本侵略，也间接打击了德国和意大利。

(136) 数十年来，日本人的此类谬论一直有着相当的市场，近年来更有发展滋长的势头。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撰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是反映日本右翼势力荒谬历史观的代表作。该书从根本上否定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叫嚣“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的“防卫战争”，“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胡说1943年大东亚会议发表的《大东亚宣言》明确宣布“解放亚洲”的思想，战后十年为亚非会议所继承等，并批评日本的进步史学观为“历史自虐症”和“民族自虐症”，扬言要恢复日本的“民族精神”，重树“大和民族正确的历史观”。

(137) ［日］《现代史资料》第9卷，日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470—471页。

(138)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08页。

(139) 姜义华认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曾有过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即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这次大浪潮“激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而起，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达于顶点”（《论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

参考文献⁽¹⁾

中文档案文献

陈公博档案，上海市高等人民法院档案室藏，上海

陈公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褚民谊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南京

顾维钧文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纽约

韩国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军事委员会档案，“国史馆”藏，台北

台湾调查委员会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台湾义勇队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外交部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汪精卫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汪精卫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

汪精卫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萧宜增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越南档、韩国档、马来档、泰国档、琉球档、菲律宾档、缅甸档、印度档、台湾档等），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周佛海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南京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致金九函》，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请求恢复台湾省制呈文》，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四一七”告国内外同胞书》，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外交部三十三年下半年施政纲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百七十四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下），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中国国民党六全大会第九次会议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讨论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台北

《中国青年模范团暂行总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国史馆”藏，台北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签订经过》，“国史馆”藏，台北

《中央税警总团条例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中文著作

《八路军内日本兵》，［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财政年鉴第三编》，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惨胜》，马振犊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长沙作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

《陈诚回忆录》，陈诚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陈纳德和飞虎队》，陈香梅著，石源华、金光耀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重庆的喜剧——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内情》，王千秋著，出版地不详，1946

《重庆工商史料丛刊》第2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周勇主编，重庆出版社，1989

《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冷欣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大东亚战争全史》，［日］服部征四郎著，台北，军事译粹社，1978

《党史概要》，张其昀著，台北，文物供应社，1952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8卷，［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本书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吴相湘著，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

《俄帝侵略中国史》，吴相湘著，台北，正中书局，1969

《法西斯战争文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

《甘地与现代印度》，吴俊才著，台北，正中书局，1987

《革命文献》第80辑，秦孝仪主编，台北，正中书局，1977

《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

《顾维钧与中国外交》，金光耀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关内地区朝鲜人民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杨昭全等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贵州省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国共两党谈判通史》，毛磊、范小芳等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冯崇义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国民参政会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国民革命战争史》第3部《抗日御侮》第10卷，蒋纬国主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

《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张弓、牟之先主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国民政府年鉴》，行政院编印，出版地不详，1943

《国民政府时代之中英关系》，杭立武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1988

《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文天行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

《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石源华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朱宗震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湖南四大会战》，全国政协本书编写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胡志明全集》（中文版），河内，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

《胡志明与中国》，黄铮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胡志明在中国》，蒋永敬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

《华北抗日根据地》，魏宏运等主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华中抗日斗争回忆》第2辑，上海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印，上海，1982

《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回忆与研究》下卷，李维汉著，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基诺族起义》，王军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美］费正清、费维凯主编，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蒋夫人宋美龄言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

《蒋介石与蒋经国》，［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郭荣赵编译，台北，“中国研究中心”，1978

《蒋总统集》，“国防研究院”等编，台北，1960

《蒋总统秘录》，［日］古屋奎二著，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

《蒋总统为自由正义与和平而奋斗述略》，张群、黄少谷著，台北，1985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陈翰笙等编，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解析冯友兰》，郑家栋、陈鹏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今井武夫回忆录》，［日］今井武夫著，本书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近代唯心论简释》，贺麟著，独立出版社，出版地不详，1942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千家驹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开罗会议与中国》，梁敬著，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62

《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报业》，穆欣著，重庆出版社，1992

《抗日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90

《抗日战争》，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张宏志著，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张宪文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黄修荣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周天豹等著，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陶文钊等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周天豹等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抗日战争史论集》，刘凤翰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抗日战争指导：蒋委员长领导抗日艰苦卓绝的十四年》，蒋纬国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

《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林泉编，台北，正中书局，1983

《抗战时期的经济》，清庆瑞主编，北京出版社，1995

《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戴知贤、李良志主编，北京出版社，1995

《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何思眯著，台北“国史馆”，1997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王洪峻著，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抗战中的中国政治》，延安时事研究会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谢本书、温贤美主编，北京出版社，1997

《苦难与斗争的十四年》，步平等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刘放吾将军与仁安羌大捷》，刘伟民著，上海书店，1995

《刘少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美］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美］沙勒著，郭济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美］麦克尼尔著，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美国与移民》，邓蜀生著，重庆出版社，1990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美］包瑞德著，万高潮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卢明辉著，北京，中华书局，1980

《迷惘集》，张忠绂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缅甸之战》，戴广德著，黄山书社，1995

《缅甸作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

《缅甸作战时期戴安澜日记》，贵阳，中央日报社，1942

《民国财政史》，杨荫溥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民国教育史》，李华兴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民国军事史略稿》第3卷，姜克夫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91

《民国卅一年上半年国内经济概况》，中央银行经研处编印，出版地、时间不详

《民国史纪事本末》第6卷，魏宏运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民国政制史》，钱端升著，上海书店，1990

《闽浙赣抗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重庆出版社，1986

《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重庆出版社，1990

《陪都工商年鉴》，傅润华、汤约生编，重庆，文信书局，1945

《挈其瑰宝——抗战时期中共与三民主义研究》，宋进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大“扫荡”》，中央档案馆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8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日汪的清乡》，中央档案馆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日本侵华内幕》，［日］重光葵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何应钦著，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2

《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等编，北京出版社，1995

《日伪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上海金融史话》，本书编写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史迪威事件》，梁敬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2004

《使韩回忆录》，邵玉麟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孙科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李世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李良志、李隆基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余子道、刘其奎、曹振威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汪精卫集团投敌》，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蔡德金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朱子家著，香港，春秋杂志社，1963

《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

《伪满经济统治》，滕利贵著，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伪满洲国史新编》，解学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吉林金融研究所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

《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

《文化与人生》，贺麟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

《行政三联制大纲》，蒋介石著，出版地不详，1940

《徐永昌日记》，徐永昌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1

《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2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

《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

《远征印缅抗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凌其翰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在华使命》，［俄］崔可夫著，万成才译，陈启民校，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唐纵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战争回忆录》第3卷，［法］戴高乐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

《张治中回忆录》，张治中著，北京，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珍珠港事变到雅尔塔协定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李荣秋著，台北，东吴大学，1978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贾玉芹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2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十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出版地不详，197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14册，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雷云峰等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郑友揆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中国的纠葛》，［美］赫伯斯·菲斯著，林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刘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纪事》，石源华著，汉城，高句丽出版社，1997

《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程思远主编，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出版地不详，1945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会第十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出版地不详，1942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荣孟源主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出版地不详，1984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中执会中央训练委员会，出版地不详，1946

《中国国民党史》，宋春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中国国民党史纲》，彦奇、张同新主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纲》，孔经纬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等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赵德馨等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中国近代经济史》，陈绍闻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近代经济史纲》，魏永理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严中平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蔡尚思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田酉如著，北京出版社，1995

《中国抗战军事史》，罗焕章、高培主编，北京出版社，1995

《中国抗战时期税制概要》，匡球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中国特殊工人史略》，李联谊著，抚顺矿务局煤炭志办公室，1991

《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美］伊·卡恩著，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中国通货膨胀（1937—1949）》，张公权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台北，文物供应社，1984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

《中华民国史料长编》，万仁元、方庆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3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

《中华民国外交史》，石源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陈志奇辑编，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86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徐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秦孝仪主编，台北，文物供应社，1981

《中美关系论丛》，汪熙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中美关系史（1911—1950）》，陶文钊著，重庆出版社，1993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62

《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林承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周佛海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邱明轩编著，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

中文报纸

《大公报》，重庆、长沙、上海

《桂林日报》，桂林

《华西日报》，成都

《解放日报》，延安

《晋察冀日报》，出版地不详

《扫荡报》，桂林

《商务日报》，重庆

《盛京日报》，沈阳

《西康日报》，雅安

《新华日报》，重庆、南京

《新华时报》，重庆

《新中国报》，上海

《新中华报》，延安

《云南日报》，昆明

《中华日报》，南京、上海

《中央日报》，重庆、南京

中文期刊

《朝鲜义勇队通讯》，武汉、桂林、重庆

《传记文学》，台北

《东北研究论丛》，台北

《复旦学报》，上海

《解放》，延安

《近代史研究》，北京

《抗日战争研究》，北京

《民国档案》，南京

《民主周刊》，昆明

《民族团结》，北京

《南京大学学报》，南京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北京

《商务月报》，重庆

《商业统制会刊》，出版地不详

《申报年鉴》，上海

《申报月刊》，上海

《宪政月刊》，重庆

《旬报》，出版地不详

《延安大学学报》，延安

《政府公报》，重庆、南京

《政治月刊》，南京

《中共党史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

《中华论坛》，重庆

《中华新声》，上海

日文著作

《动乱下的满洲矫正》，满洲矫正追想录刊行会，1976

《满洲产业经济大观》，日本产业调查会，1943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980—1945）》下卷《文书》，外务省编，1969

《现代史资料》第9卷，日本みすず书房，1964

《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东京朝原出版社

日文报刊

《东京每日新闻》，东京

韩文著作

《韩国独立运动》（一），秋宪树，延世大学出版社，1972

英文著作及报刊

Hull，Corde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1948

Liu，Xiaoyuan：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China，the U.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1941-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Romanus，C.F. & Sunderland，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1953

Roosevelt，Elliott：As He Saw It，Duel Sloan and Pearce，New York，1946

Sainsbury，Keith：Turning Points：Roosevelt，Stalin，Churchill Chiang Kaic-shek.，1943：The Moscow，Cairo，and Teheran Confer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Slim，William：Defeat into Victory，London，1956

U．S．Dept．of State：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31-1941（Japan），Washington，1943

Morgenthau Diary ，China ，Vol．1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¹⁾

A

阿里阿罕

阿南惟畿

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

艾青

艾芜

艾尔文（Aylwin）

艾奇逊（Dean Acheson）

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

艾思奇

安藤清江

B

巴莫（Ba Naw）

巴苏华（B．K．Basu）

白崇禧

柏斯颂

坂西利八郎

包瑞德（David D．Barrett）

保大

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

鲍文樾

贝尔纳斯（John M．Byrnes）

贝志高（Pechkoff）

彼得罗夫（Appolon Alesandrovich Petrov）

毕道文

勃兰特（George H．Brett）

博古

薄一波

卜道明

布伦南（Brennan）

C

蔡野火

曹禺

柴山兼四郎

柴意新

陈豹

陈诚

陈迨

陈群

陈仪

陈毅

陈云

陈白尘

陈宝骅

陈璧君

陈伯达

陈布雷

陈春圃

陈岱孙

陈德坒

陈公博

陈国权

陈果夫

陈汉中

陈济棠

陈继桓

陈君慧

陈朗川

陈立夫

陈勉吾

陈铭枢

陈牧农

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

陈庆云

陈绍宽

陈涉藩

陈省身

陈士瀛

陈潭秋

陈廷川

陈锡联

陈信哉

陈学淡

陈耀祖

陈寅恪

陈正云

陈中孚

陈子彝

成吉思汗

程烈

程潜

程克祥

程天放

程万军

程泽润

重光葵

褚辅成

褚民谊

川本

崔昌益

崔可夫（В．И．Чуйков）

D

大谷光瑞

大野静夫

戴笠

戴安澜

戴传贤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戴季陶

戴尼斯（L．E．Dennys）

戴维斯（John Davis）

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

邓发

邓小平

狄膺

丁聪

丁默邨

丁惟汾

丁治磐

东久迩稔

东条英机

东乡茂德

董必武

董显光

都甲

杜鲁门（Harry S．Truman）

杜聿明

杜月笙

渡正监

段锡朋

E

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F

范拂公

范鸿泰

范文澜

范文同

方先觉

方禹镛

费孝通

丰岛房太郎

冯白驹

冯友兰

冯玉祥

凤子

服部卓四郎

傅钟

傅秉常

傅式说

傅斯年

富双英

G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甘丽初

冈村宁次

冈野进

高岗

高濑

高山

高斯（Clarence E．Gauss）

高岛南次郎

高凤英

高吉人

格鲁（Joseph C．Grew）

古海忠之

谷正鼎

谷正之

顾维钧

顾执中

顾祝同

关口保

广田弘毅

郭秉文

郭沫若

郭念基

郭受天

郭泰祺

郭仲容

H

哈里曼（Harriman）

韩斌

韩德志

杭立武

郝鹏举

何励生

何绍周

何思敬

何香凝

何应钦

河边正三

贺麟

贺龙

贺屋兴宣

赫尔（Cordell Hull）

赫尔利（Patrick J．Hurley）

黑田嗣

亨培克（Stanley K．Hornbeck）

横山勇

洪钫

洪深

侯腾

胡敦

胡风

胡光　见胡志明

胡霖

胡适

胡素

胡汉民

胡厚基

胡仁奎

胡世合

胡世泽

胡学览

胡毓坤

胡志明

胡宗南

华达刚

华莱士（Henry A．Wallace）

华罗庚

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怀特（White）

黄江帛

黄景升

黄琪翔

黄文欢

黄炎培

黄永淮

黄振光

黄宗江

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J

季米特洛夫（Georgi Mikhailovich Dimitrov）

江荣浦

江上达

蒋伯诚

蒋鼎文

蒋介石

蒋经国

蒋梦麟

蒋廷黻

蒋纬国

今井武夫

金九

金山

金白渊　见金枓奉

金昌满

金定洲

金枓奉

金九东

金奎植

金若山

金学奎

金学武

金岳霖

近卫文麿

酒井直次

居里（Lauchlin Gurrie）

居正

K

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

卡拉黛维

凯丰

阚维雍

康生

克拉克（Clark）

孔子

孔祥熙

孔庸之　见孔祥熙

堀内干城

L

拉佛莱特

蓝马

老舍

雷海宗

黎松山

李海（William Daniel Leahy）

李璜

李觉

李宝链

李承晚

李初梨

李春岩

李鼎铭

李范畴

李富春

李公朴

李济深

李杰庸

李井泉

李圣五

李士群

李守信

李维民

李维诺夫

李文范

李仙洲

李先念

李亚安

李玉堂

李政道

李宗黄

李宗仁

李祖芬

梁寒操

梁华盛

梁敬

梁漱溟

廖承志

廖耀湘

列宁（В．И．Ленин）

林彪

林肯（Abraham Lincoln）

林森

林蔚

林柏生

林伯杰　见范文同

林伯渠

林里斯格（Linlithgow）

林森木

林同济

林语堂

林云陔

林祖涵　见林伯渠

铃木贯太郎

铃木贞一

刘斐

刘杰

刘戡

刘哲

刘百川

刘伯承

刘伯龙

刘昌义

刘多荃

刘放吾

刘鸿生

刘澜涛

刘尚清

刘少奇

刘文辉

刘相图

刘奕基

刘郁芬

刘振东

柳树人

龙云

娄凝光

卢登（Ludden）

卢汉

鲁迅

鹿地亘

鹿钟麟

吕公良

吕国铨

吕海群

吕旃蒙

吕振羽

吕正操

罗君强

罗隆基

罗纳斋

罗瑞卿

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罗卓英

洛勒尔

骆宾基

落合甚九郎

M

马烽

马亮

马纳

马本斋

马凤舞

马格纳森

马克思（Karl Marx）

马立克

马维骥

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

马愚忱

马占山

麦格鲁（John Magruder）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麦克卢尔（Robert B．McClure）

麦克鲁（John McCloy）

毛邦初

毛泽东

毛泽民

茅盾

梅津美治郎

梅思平

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

孟秀椿

缪斌

缪流

摩斯

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莫德惠

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

木克

木下勇

N

拿破仑（Napoleon）

尼赫鲁（Jawaharlal Pandit Nehru）

聂荣臻

宁春霖

农经猷

诺克斯（Knox）

O

欧震

欧阳山

欧阳予倩

P

潘大逵

潘公展

潘光旦

潘佩珠

潘友新

庞炳勋

裴复恒

彭真

彭璧生

彭德怀

彭士量

彭学沛

蒲春律

朴孝三

朴一禹

溥仪

Q

齐夫斯

钱端升

钱公来

钱新之

浅野清

乔万选

乔治六世（George VI）

秦邦宪

秦景伟

覃振

青木一男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R

任弼时

任援道

荣臻

荣子桓

阮爱国　见胡志明

阮海臣

阮祥三

S

桑伯格尔德

森健清

沙汀

山本五十六

山光美

山内正文

山田一郎

杉本一夫

杉山元

商震

上官云相

邵力子

邵毓麟

沈鹏

沈鸿烈

盛家伦

盛世才

施肇基

辻久一

石正

石宝山

石井四郎

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

史密斯（Smith）

史汀生（Henry Stimson）

矢琦

寿景伟

司徒慧敏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斯诺（Edger P．Snow）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斯利姆（William Slim）

斯退丁纽斯（Edward Stettinius）

寺泽吉藏

松井敏夫

松觉野

宋美龄

宋庆龄

宋劭文

宋之的

宋子文

苏成德

孙科

孙云

孙宝继

孙殿英

孙立人

孙连仲

孙良诚

孙明瑾

孙一峰

孙志远

孙中山

孙仲立

索尔登（Daniel Sulton）

T

台尔曼（Ernst Thälmann）

太田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谭平山

谭文彬

汤恩伯

汤良礼

汤应煜

汤用彤

唐生智

唐寿民

陶希圣

田汉

田凯

田尻爱义

田雨时

田中信一

畑俊六

W

万福麟

汪精卫

汪曼云

王力

王明

王秉钧

王超奎

王宠惠

王促豪

王德溥

王稼祥

王劲哉

王敬久

王克敏

王陵基

王敏中

王世杰

王世泰

王鑫昌

王学文

王亚平

王耀武

王揖唐

王云五

王志延

王仲廉

王竹溪

王卓然

威尔基（Wendell L．Willkie）

韦尔斯（Sumner Welles）

韦云淞

卫立煌

魏道明

魏德迈（Albert C．Wedemyer）

魏菲尔（Archibald Wavell）

温华达亚肯亲王

温源宁

温宗尧

闻兰亭

闻一多

翁文灏

吴晗

吴大猷

吴鼎昌

吴国桢

吴化文

吴焕章

吴经熊

吴敬恒

吴开先

吴凯声

吴颂皋

吴铁城

吴贻芳

吴玉章

吴稚晖　见吴敬恒

吴忠信

吴宗尧

武　亭

武光品

武鸿卿

武尚权

X

西戎

希特勒（Adolf Hitler）

夏衍

夏奇峰

向达

项　英

项致庄

萧文

萧劲光

萧叔宣

萧宜增

萧毅肃

小矶国昭

小林信男

谢东闵

谢觉哉

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

谢文达

邢森洲

熊十力

熊式辉

徐杰　见陈潭秋

徐堪

徐悲鸿

徐思平

徐维震

徐向前

徐义宇

徐永昌

徐子珍

许宝禄

许国璋

许孝炎

绪方竹虎

薛穆（Sir Horace James Seymour）

薛岳

Y

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

严继祖

岩崎民男

盐泽清宣

阎传绶

阎锡山

阳翰笙

杨森

杨虎城

杨揆一

杨清民

杨尚昆

杨树勋

杨云竹

杨振宁

杨中立

姚雪垠

耶稣（Jesus Christ）

野村吉三郎

叶蓬

叶挺

叶楚伧

叶剑英

叶浅予

叶圣陶

影佐祯昭

于伶

于怀安

于学忠

于右任

余韶

余程万

余意万

宇垣一成

裕仁

袁履登

原清志

Z

臧克家

泽田茂

张超

张恒

张继

张澜

张群

张苏

张轸

张道藩

张德能

张鼎丞

张定蟠

张发奎

张恨水

张嘉璈

张建相

张景惠

张君劢

张岚峰

张厉生

张佩公

张启黄

张迁孟

张清常

张仁蠡

张申府

张闻天

张心青

张学良

张振光

张志让

张治民

张治中

张中奉

张忠绂

章伯钧

赵安博

赵树理

赵素昂

赵锡田

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

甄纪印

郑洞国

郑律成

郑延卓

中村丰一

中村小析

中村义一

中岛透

周伯凤

周恩来

周而复

周佛海

周励武

周隆庠

周培源

周学昌

朱德

朱深

朱伯屏

朱光亚

朱霁青

朱家骅

朱文雄

朱自清

邹鲁

邹平凡

邹韬奋

邹作华

左权

左舜生

佐藤贤了

佐藤尚武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华民国史

第十一卷
（1945-1947）

汪朝光　著

中华书局

前言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赢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终胜利。这是永垂史册的历史性胜利，是近代以来备受列强欺凌而从未放弃过抗争的中国人民所赢得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全面、彻底的胜利。

本卷所述为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的民国历史。这是一个中国政局大幅度动荡、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抗战胜利，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全中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建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富强民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但是，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和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力量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建设战后中国，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与行动。国民党奉行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和领袖个人专断的理论，企图独享抗战胜利成果，继续排斥其他党派和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维持其多年一党专政带来的既得利益。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主张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各党派与各种社会力量合作，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这种分歧的实质用一句话表达，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它成为战后中国政局变化原因的根本所在。

国共两党关于未来中国前途与命运看法的分歧，既缘于政治理念的差别，更缘于对战后中国形势的不同理解。国民党认为，它因为抗战胜利而得到民心，因为接收日伪政权大量资财而得到空前的物质支持，因为战后有利的国际政治形势而得到美国的支持并可以期望苏联的中立，同时它还有着军事上确切无疑的优势地位，所有这些使国民党获取了自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从而处于其统治的巅峰地位。因此，在这种强烈优势感笼罩下的国民党领导层及其领袖蒋介石，没有抓住民心望治的历史机遇，为中国开辟一条和平民主发展的新路，而是袭用其惯常思维逻辑，以武力作为自己统治的砝码，以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企图压服自己的政治对手。

抗战的胜利，同样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历史契机。经过抗战八年的发展，中共已经成为有了大块根据地、独立的武装、严密的组织和成熟的领袖的政党。中共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从理论到实际都更接近中国的国情，从而也更利于自己的社会动员；农村土改政策，使它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口的农民的支持；统一战线团结了全国多数中间党派和社会舆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军事战略，为自己打下了一块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所有这些，使中共的力量日渐上升，在战后中国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实力地位。

战后初期，中国出现了和平的期望与现实的机遇。从重庆谈判、政协会议，到停战协议、军事调处，战争暂时得以停止，国共坐在一起谈和。尤其是1946年初政协通过的诸项决议，为中国打开了和平民主的大门，社会各界为此而有着极大的期待。但是，面对自己的政治对手强有力的挑战，国民党领导层根深蒂固的唯我独尊意识和多年执政的既得利益，以及其组织力与竞争力日渐低下的现实，使它不甘心在民主竞争中败阵，从而失去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国民党最终放弃了和平而选择了战争。但是，选择战争就是违反民心，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同样不能逃脱这一历史的必然。

全面内战的爆发，是战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大转折。国民党以自己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为后盾，对中共根据地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双方力量对比的强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国民党以占领实地为目标的军事战略，使它的军事力量不断在战争中被消耗，而中共的运动战、歼灭战战略，使自己在失去地方的同时，换来了实力的增强。战争进行刚刚一年，国民党统帅部就不得不由全面进攻改行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改取全面防御。加上影响民心向背的其他种种因素，自抗战中后期起即逐渐显现的国民党统治力的衰败，已经成为国民党领导层也无可讳言的事实。

国民党通过战争确立自身全面优势的企图失败了。国民党很快就因为接收舞弊和通货膨胀而失去了民心，因为战争而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并导致了经济危机，因为战略战术的失误而失去了军事优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就基本丧失了它在胜利初期所拥有的诸多资源，从而不得不进行“戡乱动员”。国民党所失即中共所得。在一场以弱对强的较量中，历史的天平正在向新生力量一方倾斜，中共历经多年的奋斗，终于看到了全国胜利的曙光。

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环境，为中国的中间势力及其代表党派提供了一次发展机遇，一时党派林立，蔚为大观。所谓中间势力，即介于国共及其代表的阶级之间的社会力量，主要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企望中国以渐进与和平的方式走西方式民主与发展的道路，思想来源是自由主义与改良主义。然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达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缺乏，使他们缺少自身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国的政治现实决定了，只有实力才是政治斗争的依靠，因此也只有国共两党有实力角逐中国的领导地位。中间党派短时的发展不仅没有改变这种格局，而且他们的发展本身就是国共相持不下时的产物。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共关系的破裂，处于两党夹缝中的所有中间党派，不是投靠国民党，便是接近共产党，走中间道路的努力最终没能成功。

战后中国的国内政治无可避免地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与战前相比，日本退出中国政治舞台，英法在华影响式微，而美国与苏联两强参与中国政治的广度与深度则大大超过了战前。不同的是，美国主要是在台前，苏联基本上是在幕后；美国是全面参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事务，如马歇尔使华与中美商约；苏联则更多地关注地区问题及其自身利益，如东北和新疆。美苏的立场与行动对于中国战后政治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实际同时说明，中国的发展道路主要决定于内部因素，而非国际干涉，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

战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危机。经济恢复迟缓，生产水平下降，财政出现巨额赤字，通货膨胀威胁到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国家资本有了很大的发展，民营资本运营困难，外国在华投资也在萎缩之中。执政的国民党为更紧迫的政治与军事问题所牵制，对于经济问题，既缺乏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也提不出改善经济状况的良方，其战争政策更拖累经济的不断下滑，以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黄金风潮。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正在成为统治当局的滑铁卢，并导致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危机。

战后中国外交地位较之战前有所提高。中国成为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拥有否决权的一员，被列为国际五强之一。中国废除了近代以来被外国列强强加于己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这是中国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成果。但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国内分裂与战争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外交还只能是大国的附庸。旧的不平等消除之后，新的不平等仍然在出现。在中苏条约谈判及其实施过程中，在中美商约谈判过程中，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之争中，在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交涉中，这种不平等均有种种具体的表现。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所有这些，就是本卷所要叙述的内容和解释的问题。历史著作的本质特征首先是真实，只有在真实再现历史的基础上分析历史与解释历史，历史才可置信，历史才有意义，因此本卷写作的原则首先是叙述历史事实，然后才是历史分析与评论。尽管特定的历史事实只有一个，但真实的再现仍非易事，其中既有档案文献掌握不够的客观原因，更有各种各样的影响及于研究的主观原因，诸如历史的禁忌与避讳，尤其对于距离当今很近的近代史而言，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作者在写作当中，不敢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的真实与可靠，但在史料运用、史实分析乃至名词术语的使用、写作文笔的把握上，都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做到客观真实，实事求是，尽量避免强不知以为知的主观与个人感情的色彩，以求经得起历史本身与时代发展的考验。然而历史本身的复杂，决定了求真的困难和解释的困难，也由于作者自身功力的限制，虽然作者努力使本卷叙述的事实和对历史的解释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和本来面目，然本卷所述所析离充分反映历史的丰富多彩与复杂多变恐仍有一定距离，因而仍待作者自己与后来者的努力。

由于体例与条件所限，本卷所述仍以这段时期的政治史为中心，辅以直接相关的军事、经济内容。这样做的好处是，叙述集中并反映了历史的重大内容，不足之处是，对社会发展全面性的研究仍不够完整。更全面地研究这段历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历史的全面观照，也待将来的继续努力。

在本卷写作中，作者尽可能搜集了国内外的档案文献和图书资料，尤其注重第一手档案文献史料，但因为种种原因，还有许多第一手的、有助于说明与解释历史真相的档案文献，或仍未开放，或开放后不易得之，因此也为叙述与分析这段历史留下了遗憾。好在这方面的条件正在日益改善，而且历史学本身也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视今后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或许本卷还可修改，以臻更为完善与真实。

本卷书末附有参考文献与人名索引，俾便读者阅读时参考利用。对于索引的编制，作者尽量接近于国际通行规则，但为了使用的方便，也有若干变通处理。由于技术原因，本卷未附有关示意地图，烦请读者在必要时参阅相关的地图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本卷毕竟是作者十年心血的汇集，所谓敝帚自珍也。作者期待能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阶段的历史有更深入的研究。至于本卷史实叙述或分析论点中的疏漏与不足之处，概由作者个人负责，并敬请各界读者不吝指教。

本卷自酝酿到成书历十年之久。最初的提纲于1987年由邓野和作者共同拟订，并曾经过研究室内同仁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其后，作者即开始广泛搜集国内外所藏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准备写作。因为种种原因，写作间有断续，但作者对这一时期历史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进展的关注则从未中断，其间写的若干论文亦为本书写作打下了基础。1995年起，作者在对原拟提纲进行修改的基础上，集中时间写作，历时三年有余，终告完成。书中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目和第三章第四节第二目，由陶文钊先生惠赐大作。全书经总编李新先生审阅。本卷写作过程中，得到近代史所历任领导和科研组织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近代史所图书馆提供了周到的服务。所内外学者杨天石、曾业英、陶文钊、李玉贞、万仁元、马振犊、吴景平、罗志田、章百家、皮明勇、黄亦兵诸先生，均给予作者各种形式的帮助。作者写作当中，常与《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作者朱宗震先生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受益良多，并承朱先生指出书中若干可修改之处。当年历史事件的当事人郭汝瑰、杨伯涛、郑庭笈、文强等先生接受了作者的采访，提供了若干有价值的亲历史料。1993年，作者得到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的资助，赴美访问进修，并搜集了若干现藏美国的民国史料。在此过程中，得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曾小苹（Madeline Zelin）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马若孟（Ramon H．Myers）教授、斯坦福大学历史系范力佩（Lyman P．Van Slyke）教授的帮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和图书馆等机构，给予作者查阅资料的方便。本卷责任编辑陈铮编审在书稿审阅中付出了大量劳动。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副主任柳宪女士及书局诸领导对于本卷顺利出版多所贡献。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对本卷的写作予以支持。对于以上所有为本卷写作和出版给予帮助的机构和个人，谨致以衷心的谢意。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抗战胜利与战后初期的国内政治

第一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　日本投降普天同庆

二　受降权的争执

三　各地受降

第二节　重庆谈判

一　重庆谈判的背景

二　重庆谈判的过程

三　双十协定的签订

第三节　国共军事政治对峙

一　国民党以接收为重点的战略方针

二　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三　不断升级的国共军事冲突

四　打打谈谈边打边谈

第四节　中间势力的兴起

一　日渐活跃的中间势力

二　中间道路的理想和现实

第二章　短暂的和平

第一节　停战令的颁布与政协的召开

一　和平民主的呼声

二　马歇尔来华

三　停战令的颁布

四　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

第二节　政协会议的成就和局限

一　各项方案的磋商

二　政协决议的达成

三　整军方案的制订

四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五　中共对政协会议的评价

六　政协决议的实行与顿挫

第三节　军事调处与军事复员

一　军调部的成立及其活动

二　复员整编的实行

第三章　战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第一节　战后接收及对日伪的处理

一　接收与复员

二　对汉奸的处理

三　对日处理

第二节　边疆问题

一　台湾的光复

二　昆明事变

三　新疆三区问题的暂时解决

四　外蒙的独立

第三节　战后财政经济

一　经济重建及其困难

二　国家资本的膨胀

三　财政状况与通货膨胀

四　黄金风潮的爆发

第四节　战后外交

一　外交关系的拓展

二　中美关系与中美商约

三　中英关系与香港问题

四　中法关系与越南问题

第四章　国内冲突的焦点——东北

第一节　东北局势的演进

一　国民党接收东北的企图

二　中共进军东北的决策与行动

三　山海关之战

第二节　东北的国共美苏四方关系

一　三国四方的纠葛

二　中苏经济合作交涉

三　反苏游行与苏联撤军

第三节　东北的战火

一　东北军调的失败

二　空前激烈的四平战役

三　东北的停战

四　国共战略的调整

第五章　全面内战的爆发与国共关系的破裂

第一节　全面内战的爆发

一　战前基本形势与国共双方的军事对比

二　中原战事的爆发

三　华东战场的激战

四　华北战场的风云

第二节　内战调处与和平运动

一　三方均不满意的调处

二　反战运动与反美运动

第三节　制宪国大的召开

一　围绕国大的纵横捭阖

二　制宪国大的开幕

三　《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

第四节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一　马歇尔回国与军调部的终结

二　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

第六章　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与统治危机

第一节　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一　从苏北到山东

二　重点进攻的展开

三　陕北作战暂时得手

四　东北战场攻守易势

第二节　国民党统治的危机

一　国民政府的改组

二　反战运动的高涨

三　国共对前途的不同估计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抗战胜利与战后初期的国内政治

第一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　日本投降普天同庆

1945年8月10日夜，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人声鼎沸，炮竹四起，一片欢腾。日本通过瑞士政府，请求转达日本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公告，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¹⁾，饱受战争的苦难和折磨，付出了难以计数的生命财产损失，然而坚持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创造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英雄壮举的亿万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

这是八年来，重庆市民第一次可以不必担心日本飞机的轰炸而自由地聚会，“这是一个兴奋的不眠之夜”。街上的人流中，人们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在奔走相告，传递着日本投降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街头上是一片狂欢的人海，每个人对每个人，每群人对每群人，都打着招呼，互相道贺。大家的感情在泛滥！升华！”“人的潮水几乎吞没了全部的马路。”⁽²⁾他们尽情地欢笑，他们有理由高兴，因为他们为这一天付出了无数艰辛，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名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中国人民值得衷心庆贺的一天，是永载史册的一天。当晚，重庆各报的号外均书醒目大字：日本无条件投降。次日的《大公报》在社评中激情洋溢地写道：“同胞们！战争是要结束的了，整整八年的大战要过去了。强大的敌人，要屈服了。我们实在抑制不住要长长欢呼，欢呼！昨夜，山城已为欢呼的声浪久久淹没。我们受了八年苦难的压缩的心，好像原子弹一样，已经爆炸了，爆炸了！”⁽³⁾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全中国都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从后方到前线，从战时首都重庆到中共解放区的政治中心延安，所到之处，人人兴高采烈，个个欢欣鼓舞。在沦陷区，受尽了日伪统治带来的屈辱与压抑的民众，也在衷心欢呼抗战的胜利⁽⁴⁾。唯有日本豢养下的南京、华北和东北伪政权的大小官僚处于一片混乱慌张之中，在他们的主子投降之际，他们惶惶然不可终日，急于寻找新的出路，在国民政府正式接收前便纷纷作鸟兽散。8月16日，南京伪政权举行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声称“国民政府自汪主席领导以来，即努力于中国之独立完整，兹者虽其方法有所不同，然既已见诸和平之实现，故作为完成其使命者国民政府应予取消，并为处理善后计，设置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以待将来中央政府之接收。至地方行政机关，则依然继续存在，担当局面之维持，军事委员会则改为治安委员会，其所属军队，将以全力维持治安以待将来之收编”⁽⁵⁾。陈公博和周佛海分任该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亦电告重庆称，将“尽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统候中央明令派员接收”⁽⁷⁾。8月11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家族偕伪满众臣，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逃离长春，13日到达中朝边境临江县的大栗子沟。17日夜，在这个偏僻小镇一座灯光昏暗的简陋小屋内，上演了伪满洲国历史的最后一幕。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向溥仪表示，“事到如今，对满洲国来说，已是失掉了依靠和存在的意义。我想应由皇上自动退位，来给满洲帝国以最后的终结”⁽⁸⁾。随后，溥仪宣布“退位”，在日本扶植下存在了14年的伪满政权终告灭亡。19日，溥仪飞回沈阳，准备逃往日本，但被苏军扣留，解往苏联。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停战诏书。诏书矢口不提“投降”两字，对于日本挑起侵略战争，造成各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诏书中毫无反悔认罪之意，仍声称“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除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并“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面对日本战败的事实，诏书解释为是因为“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⁹⁾。如此一来，侵略者倒成了悲天悯人、仁义道德之辈，颠倒黑白莫过于此。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日本的心态，不服输不认输，期待来日。然而，无论日本的心态如何，日本投降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侵略者已经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反法西斯同盟国为人类文明与正义做出的贡献也必将永远为历史铭记。

8月15日，中国政府外交部接获日本政府的投降电文，文称：“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之必需条件”，日本正式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¹⁰⁾。当天，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讲称：“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尤须感谢我们国父辛苦艰难领导我们革命正确的途径，使我们得有今日胜利的一天。”⁽¹¹⁾蒋介石的演讲，标志着中国官方对抗战结束的正式表示，也拉开了驻华日军向中国投降的序幕。就在同一天，蒋介石致电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其“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8月21日，日本驻华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根据中方指令飞抵湖南芷江，接洽投降进行事宜，由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指示其有关投降程序及区域划分的规定。负责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指示日军投降的备忘录交今井带回南京，命令日军：自即日起立即接受本总司令之一切规定，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听候本总司令派员接收⁽¹²⁾。

9月2日，日本投降代表、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订了日本投降文书，正式声明：“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在日本控制下驻扎各地方的日本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¹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次日即成为对日作战胜利纪念日。

为了庆祝抗战胜利，9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决定：1．所有抗战以来殉职官兵，由军事委员会依例给恤，凡阵亡将士家属及残疾官兵，并各依例优待，供以年时之抚慰，予以生活之保障，因抗战死难之各地同胞，由各省市县政府查明姓名事迹，报由内政部分别褒恤；2．由军事委员会传令全体官兵，一体优予褒奖，厚为慰劳，其应如何各按功绩分别给赏以励忠勋而资激励之处，并由该会会同行政院迅为拟议，详订办法，呈候核夺施行；3．所有在抗战期中颁布之各种战时法令，着各主管院部官署立即分别检讨，加以整理，其有未合平时规模者，得先申请废止，以相符合约法的精神，而作实施宪政之准备；4．凡我曾经陷敌各省，应即予豁免本年度田赋一年，其他后方各省为今年军粮民食所赖，准俟明年亦予豁免（次年7月又改为分两年平均豁免），全国兵役，自本日起一律缓征一年，其余减租轻息，以及一切安缉事宜，并责成各级政府暨各主管机关照二五减租决议及其他政纲政策中有关民生之各项规定，限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分别条议办法，次第实施⁽¹⁴⁾。当天，陪都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日本无条件投降大会及有六万余人参加的盛大的纪念游行。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南京，这座中国的历史名城，在抗战中蒙受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数十万军民惨遭屠杀，留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痛的一页，也使所有中国人永志难忘。然而，雄伟的紫金山和中山陵终于洗刷了侵略者强加的耻辱，高昂起自己骄傲的头颅，目睹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向全中国人民俯首认降。当天上午，南京黄埔路原中央军校、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院内，日军投降仪式会场布置得庄严得体。会场门前牌坊上书“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典礼会场”字样，进门后的大牌坊上书“和平永奠”大字。“会场前面一片草园，绿草如毯，当中康庄大道，两边每隔十公尺，彩扎竹杆，悬五十同盟国国旗，犹如联合国家，聚首一堂，洋洋喜气，弥漫全场”；“葱翠雄壮之紫金山第二峰，屏峙与侧背。而国父陵寝所在之紫金山第一峰，更以虎踞龙蟠之姿态，映入吾人眼帘，真乃毓秀钟灵，宜吾民族有此光荣际会也”⁽¹⁵⁾。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的有：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上校，东南行营主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等；日本方面投降代表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等。出席观礼的有美、英、苏、法等同盟国代表、中外来宾、记者及会场礼仪警卫人员计一千余人。签字仪式于上午9点整开始，首先由何应钦命冈村宁次交出证明文件，其后何应钦将日军投降书中文本两份交由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由小林浅三郎至席前呈递给何应钦，何应钦签字盖章后再由萧毅肃交付冈村宁次。日军投降书声明：在联合国规定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中国政府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历二十分钟结束。据记者现场报道，“冈村宁次进入席前，脸色惨白，眉头高耸”；“签字时，手臂微抖，签字盖章后，低头俯视有五十秒钟之久”；退场时，“冈村翻着脸……形容惨淡，几乎像要哭了”⁽¹⁶⁾。

南京受降，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后、也是最精彩、最壮观的一幕。抗战八年，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付出了无数的牺牲，终以自己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奋斗，赢来了这胜利的一天。所有为抗战胜利献出自己生命的志士仁人，都将得到中华民族永远的尊敬与纪念；所有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的党派、团体与个人，都将永载于万千年的中国史册。

抗战胜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体现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侵略的无畏精神；这也是国共两党合作、全体中国人共同奋斗而取得的胜利，所有中国人都为此感到骄傲与光荣。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战胜利的旗帜，这又说明，只有一个统一团结的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从另外一方面观察战后中国的现实，抗战胜利并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在长期抗战之中，中国饱经了战争的苦难与创伤，遭受了空前的破坏，经济残破，人民生活困苦，战后恢复重建工作极其繁重，亟待解决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仍然严峻地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

在如何对待抗战胜利成果的问题上，在如何实现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上，在如何进行战后恢复重建、改善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国两大党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国向何处去？9月3日，国民党为抗战胜利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就战后重建问题，提到“目前急待共同进行的复员，最近必须完全实施的宪政，有许多大事要做。关于前者，要为军人布置就业的机会，要为抗属伤兵难民难童取得必须的救济，要为毁于炮火的城市乡村策复兴，要为海外侨胞谋复业，要为青年解决求学的困难，要为工矿农商各业开拓发展的道路。关于后者，要加紧造成地方自治，要切实保障人民权利，要从速成立各级民意机关，要充分养成尊重法治习惯”⁽¹⁷⁾。然而这个文件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国共对战后中国发展道路意见不一而导致矛盾冲突的加剧，以至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则只字未提。当天，蒋介石也发表广播演讲，比上述文件更为具体地提到：宪政实施愈早愈好，因此召开国民大会不可再事迁延，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致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见共同商讨，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尤愿社会贤达，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共策和平建国的百年大计；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惟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就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再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的军队⁽¹⁸⁾。这一演讲对国民党战后政治意图的表达更为明确，即独享抗战胜利成果，继续确保国民党一党统治。

比较起来，中共的战后声明比国民党坦率得多，也切实得多。8月25日，中共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目前面临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此，宣言提出六项要求：1．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军队；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本投降的地区；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4．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5．承认各党派合法，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6．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商讨各项问题，成立联合政府，筹备普选的国民大会⁽¹⁹⁾。国共两党对战后中国面临的急迫问题的不同表态，将两党分歧一下子摆在了全国和全世界的面前，而最先引发两党争执的就是受降问题。

二　受降权的争执

8月10日晚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大使，得知此事后，他立即召集部下会商，将预定电稿发往各战区。电令在通告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指示如下：1．对敌可能之抵抗的阻扰，应有应战准备；2．并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3．对封锁地伪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联络掌握，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先期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4．对投降之敌军及俘虏，不得危害，并剀切通令所属官兵；5．各战区除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外，应酌留必要部队维持当地治安；6．国军之整编，得由各战区长官斟酌状况暂缓实施⁽²⁰⁾。

1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临时联席会议，通过有关受降和沦陷区问题各案，决定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受降和伪军处置，中央秘书处负责伪组织处理，行政院负责伪币处理和复员计划问题⁽²¹⁾。对于最为紧迫的受降问题，蒋介石当天发给各战区长官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电报，用了两种不同的口气。他给各战区的电令称：“倭寇政府已示投降，国内外军阀仍不免有负隅顽抗之事故，目前断不能认为日寇已实行投降。且我国领土之内，迄今尚有多数盘踞寇军，狡恶万端，诡计百出，非以军事实力迫令放下武器，绝不能望其觉悟。我各战区前线将领及全体官兵，务当严密警戒防范，加倍奋斗，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执行，绝不可稍有松懈，致涉贻误。务希切实遵照，并逐级饬遵照为要。”而给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电令称：“本委员长经电令各部队一律听候本会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除分令外，希即严饬所部一体遵照。”⁽²²⁾这样就将中共排除在对日受降之外，因而引起了中共的抗议。

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以延安总部名义，于8月11日连发七道命令，下令：“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²³⁾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说帖，并请转达其政府。说帖声明，国民党政府不能在受降时代表解放区、沦陷区广大人民和抗日武装力量，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²⁴⁾。当天，朱德还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身份，直接命令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²⁵⁾对于蒋介石的命令，中共公开予以反驳。8月13日和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两份电报，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给蒋介石，电称：“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电中提出六项要求，主要是中共及其武装有权参加受降及受降后的工作，国民党应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²⁶⁾。

国共关于受降权的争执，并非仅仅是一个对日受降的问题，实际上它是战后初期国共两党分歧的焦点所在。承认中共的受降权，就意味着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就意味着中共可以在未来和国民党分享国家政治权力，所以国民党决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轻易让步。中共提出受降问题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拟出对策，认为中共“企图先发制人，以割据地盘扩张实力，进而自建中央政权，与国民政府对抗”；提出“中央对共党态度应及时改变，在此期间，应以争取主动为最有利，应予打击者打击之，不可再事迁就与过于顾忌”⁽²⁷⁾。因此，蒋介石在随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坚持，“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决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²⁸⁾。

蒋介石在极力阻止中共参与对日受降的同时，首先部署利用日伪军控制原占领地区，以待接收。蒋在给何应钦的指示中，特别要求“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我受降计划者，得呈请本委员长下令惩罚之”；对于日伪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²⁹⁾。何应钦因此在给冈村宁次的命令中强调：“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或代表人员”。9月10日，何应钦在南京受降仪式后首次召见冈村宁次，再次对他强调，日军一切武器必须完整交给指定部队，切勿损坏散失，落于匪手，致扰乱地方。冈村表示，此点在蒋委员长下命令前我已下令实施，日军武器完全缴交中国中央政府，决不交与其他任何地方部队⁽³⁰⁾。同时，戴笠主持的军统利用过去建立的关系联络各地伪军。8月15日，戴笠致函周佛海称：“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务。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于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旨，鼎力以支持之也。”周佛海即在京沪地区布置伪军控制局势。戴笠以后曾经称赞周佛海：“奉令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防制奸共，稳定金融，极著成效。……伪府数十万伪军之向背，与东南财富及通都大邑之掌握，不费一枪一弹，而能顺利接管，关系大局极巨。”⁽³¹⁾冈村宁次和周佛海等日伪头目与国民党的合作态度，是以后国民党不顾各方抗议对他们从轻论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国民党的举动，中共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立场。日本刚刚宣布投降，中共中央即发出党内指示，要求“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³²⁾中共以交通线及其两侧地区为接收重点。8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我党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如下：同蒲路太原以北段、平绥路归绥以东段、北宁路、正太路、道清路、白晋路（山西白圭至晋城，未完成）、德石路、平汉路郑州以北段、陇海路郑州以东段、津浦路、胶济路，“并须积极准备对付蒋介石之进攻”⁽³³⁾。在给华中局的指示中，中共中央要求“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津浦线至少集中十万到十五万人，沪宁线至少七万人”⁽³⁴⁾。8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扩军的指示，要求“各战略区应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三，编成野战兵团”⁽³⁵⁾，表明中共根据形势的发展，已经准备将抗战时的分散游击战转向以正规兵团为主的运动战。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各地中共部队起先都准备了占领若干大城市的计划。华中局于8月11日提出：由苏浙军区部队占南京，七师占芜湖，浙东部队控制沪杭路并以一部开上海，三师解决苏北，二师、四师占津浦路徐浦段⁽³⁶⁾。陈毅亦建议新四军在江南“造成一整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农村局面，造成迎接内战的坚强基础”；在江北“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³⁷⁾。19日，华中局又向中共中央报告，准备在上海动员二十万人，发动群众武装起义，被中共中央认为“完全正确”，并要求“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中共中央还指示晋察冀分局，要求对于华北的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³⁸⁾。

但是，随着情况的变化，中共很快对接收方针作了重要调整，即由大中城市转向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8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各大区，认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³⁹⁾。中共此时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在苏联支持下合法受降的想法，而将工作重点置于尽可能地以和平或武力方式扩大中共占领区，争取在未来国内斗争中的有利地位。

三　各地受降

受降权之争由于国共双方的主张不一而没有结果，国民党利用国际上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有利条件，垄断了中国战区的受降工作。

根据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的命令，“在中国境内（除满洲外）、福摩萨（即台湾——作者注）以及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盟国只授权上面指定的各司令官为接受投降的代表，日军只能向各该司令官或其代表投降”⁽⁴⁰⁾。中国战区的受降工作，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进行。8月18日，蒋介石电令何应钦，“承本委员长之命”，处理以下事项：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期办理一切接受敌军投降之实施事宜；对中国战区内之敌军最高指挥官发布一切命令，等等⁽⁴¹⁾。20日，陆军总司令部自云南昆明转移至湖南芷江，何应钦在此连续召集部分战区、方面军受降主官和各部门接收代表开会，部署军事受降和政治经济接收事宜。根据蒋介石18日和何应钦25日的命令，中国战区受降地点和指挥关系的划分如下：

第一战区，受降主官胡宗南，接收洛阳地区，受降地点洛阳，日军投降代表第一一〇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宏，后改为接收洛阳、开封、郑州、新乡地区，受降地点郑州，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二军司令长官鹰森孝；

第二战区，受降主官阎锡山，接收山西省，受降地点太原，日军投降代表第一军司令长官澄田徕四郎；

第三战区，受降主官顾祝同，接收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地区，受降地点杭州，日军投降代表第一一三师团师团长野地嘉平（后改为第十三军司令长官松井太久郎）；

第五战区，受降主官刘峙，接收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地区，受降地点开封，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二军司令长官鹰森孝，后改为接收许昌、商丘、堰城地区，受降地点漯河，日军投降代表仍为鹰森孝；

第六战区，受降主官孙蔚如，接收武汉、沙市、宜昌地区，受降地点汉口，日军投降代表第六方面军司令长官冈部直三郎；

第七战区，受降主官余汉谋，接收曲江、潮州、汕头地区，受降地点汕头，日军投降代表第一〇四师团师团长（后改为第二十三军司令长官田中久一）；

第九战区，受降主官薛岳，接收南昌、九江地区，受降地点南昌，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一军司令长官笠原幸雄；

第十战区，受降主官李品仙，接收徐州、安庆、蚌埠、海州地区，受降地点徐州（后改蚌埠），日军投降代表第六五师团师团长森茂树（后改第六军司令长官十川次郎）；

第十一战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受降地点北平，日军投降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下村定（后为根本博）。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主官李延年，接收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地点济南，日军投降代表第四十三军司令长官细川忠康；

第十二战区，受降主官傅作义，接收热、察、绥三省，地点归绥，日军投降代表蒙疆军司令长官根本博；

第一方面军，受降主官卢汉，接收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受降地点河内，日军投降代表第三十八军司令长官土桥勇逸；

第二方面军，受降主官张发奎，接收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地区，受降地点广州，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三军司令长官田中久一；

第三方面军，受降主官汤恩伯，接收南京、上海地区，受降地点南京、上海，日军投降代表第六军司令长官十川次郎、第十三军司令长官松井太久郎；

第四方面军，受降主官王耀武，接收长沙、衡阳、岳阳地区，受降地点长沙，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军司令长官坂西一良⁽⁴²⁾。

9月3日，指定台湾、澎湖地区受降主官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受降地点台北，日军投降代表为第十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

为了确保接收计划的顺利完成，陆军总部首先令各接收单位派出前进指挥所，先行到达接收地点，安排、监督日军投降事宜，待准备完毕后，即行正式受降仪式。8月27日，陆军副参谋长冷欣飞抵南京，设立陆总前进指挥所，进行受降和接收的准备工作。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当天，蒋介石向投降日军发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指示日军投降的具体事项：1．停止敌对行动，暂留原地待命，保管武器装备及一切资产、建筑，严守纪律及秩序，保护战俘及平民，扫除交通障碍；2．提交部队、武器、装备、建筑设施的详细情况报告；3．报告日侨情况，通知其留驻现地或指定地点；4．一切军政官员须协助接收；5．日军及其一切文武官员和人民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之命令须敬谨服从，倘有迟延或不能施行者，将立刻严惩违反者及其负责之军官⁽⁴³⁾。除此之外，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还给冈村宁次发出若干命令，指示投降具体事项，尤其注重于要求日军维持治安，等待指定接收部队到达。

各地受降仪式举行的时间是：

第一战区，9月22日；第二战区，9月13日；第三战区，9月16日；第五战区，9月20日；第六战区，9月18日；第七战区，9月25日；第九战区，9月14日；第十战区，9月24日；第十一战区，北平，10月10日，济南，12月27日；第十二战区，9月28日；第一方面军，9月28日；第二方面军，9月16日；第三方面军，与南京受降典礼同时进行；第四方面军，9月15日；台湾地区，10月25日。少数地区因接收军队未能及时到达而延至1946年初才缴械完毕，如天津、青岛就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先行代理受降。

总体而言，受降大体顺利。也有少数地区的日军有抗拒表示。如日本第十二军司令长官鹰森孝因未及时接到改变投降地区的指令，而以“未奉上峰命令，不便洽降”；驻长衡地区日军也以“未奉上峰命令，坚持不肯将轻武器缴收”。经与冈村宁次交涉后，才得到解决⁽⁴⁴⁾。

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总数为：一个总司令部，三个方面军司令部，十个军，三十六个师团（内有一个战车师团，二个飞行师团），四十一个独立旅团（内有一个骑兵旅团），十九个独立警备队（含守备队、支队等），六个海军陆战队（含特别根据地队）；总人数1，283，249人，其中华北方面军326，244人，华中第六方面军330，376人，京沪地区的第六、十三军330，397人，广东第二十三军137，386人，台湾第十方面军169，031人，越南北部第三十八军29，815人。投降地点集中在中国和越南北部的98个城市⁽⁴⁵⁾。在东北，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于8月17日下令向苏军投降。9月3日，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到达长春，关东军近六十万人成为苏军俘虏。

日军向中国军队投降缴械的主要地点与时间如下⁽⁴⁶⁾：

①原文如此，山西县以上地名无汤原，疑为浑源或襄垣。

据统计，接收日军装备总数为：步枪685，897支，手枪56，698支，轻重机枪30，961挺，各种炮12，446门，步机枪弹10，899万发，炮弹207万发，装甲战车456辆，卡车14，964辆，马73，886匹，各种飞机1068架，机动船舶514艘，7.7万吨。仅仅是火炮一项，军政部即准备将其编成126个炮兵营，至1945年底，已经编成54个，其中第十一战区最多，已编成20个营⁽⁴⁷⁾。

因为国共关于受降权的交涉没有结果，中共不再理会国民党“固守原防”的命令，从日军或伪军手中，以和平或武力方法接收或占领了若干地区，这些地区多位于华北和华东。据统计，中共部队占领的城镇有，晋察冀近六十座，晋冀鲁豫近八十座，山东六十余座，华中四十余座，晋绥十余座，其中较重要者有，察哈尔省会张家口，热河省会承德，绥远的集宁，河北的邢台、邯郸、衡水，山西的长治，河南的焦作，山东的烟台、威海、淄川与博山、周村、临沂、菏泽、曲阜、济宁，江苏的淮阴、淮安、盐城等。在东北，中共进入了数十座苏军占据的城市（见第四章第一节）⁽⁴⁸⁾。由于占领了这些城镇，使中共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广大的地域与人口，力量达到了中共从事武装斗争以来的最高峰，从而也增强了中共与国民党抗衡的实力。

在受降和接收过程中，因为国共双方立场不一，因而在一些地区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尤其是在华北，双方都在争夺失地，国民党军队依靠空运，在接收大城市中占了上风，而中共部队利用国民党大部军队不及北上之机，占领了大量中小城镇。在河北，全省132个县，中共占领了94座县城，完全控制了82个县；在山东，中共部队所占城镇已达到90％以上，以至山东省主席何思源向国民党中央惊呼，“情势益危，务乞钧座速赐派机运送弹药，伫盼孙长官、李副长官率军早日空运入鲁支援”⁽⁴⁹⁾。如何解决国共之间日趋激烈的矛盾冲突，成为战后中国的头号问题。

第二节　重庆谈判

一　重庆谈判的背景

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一直是国民党面对的中心问题之一。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之后，国共在两党关系如何定位、中共军队与政权的地位等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两党多次谈判均无定论。国民党内对中共问题的处理，自抗战后期起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以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党务系统、以邹鲁等前西山会议派人物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以及以陈诚为代表的黄埔系军人，沿袭传统的看法，主张对中共以强硬为主。陈立夫认为，与中共谈和就是玩火，终必自焚，而且一方面要求军队在前方准备与中共作战，一方面在后方谈和，将会大大影响部队士气。他批评主和派自命为自由派，他们以为有足够的精明对付中共，实际则对中共一无所知⁽⁵⁰⁾。以张群为代表的政学系和当时主政的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等人，更多地看到国民党正在走下坡路，用传统方法很难与中共相争，因而企图以和的方法拘束中共，同时不无借此刺激国民党改革的意图，以最终维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内心更倾向于军事解决中共问题，但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考量，主要是国民党军事准备不足和美苏两强对国共和谈的支持，以及国内的和平呼声，使蒋认为动武时机尚不成熟，因而在表面上较多地考虑到后一批人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后一批人多与蒋有较深的个人关系，又身居重要岗位，他们的意见因而更易于影响蒋的决策⁽⁵¹⁾。

战后国共关系首先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是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此举究属何人所建议，现并无确切记载。日本决定投降后，国民党高层连续几天开会，讨论有关重要问题，但并未见提及邀请毛赴渝一事。有说法称此事出于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建议，如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毛泽东赴渝“由吴文官长鼎昌为蒋委员长去电邀其来的，此事关系甚大，未付中央常会讨论，遽尔去电，似乎疏忽”⁽⁵²⁾。蒋此举未经国民党中央讨论当为事实，是否出于吴鼎昌献言尚需更为可靠的材料证实⁽⁵³⁾。倒是蒋介石的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拟订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非常值得注意。该份文件拟于日本投降前后，于8月12日交给蒋介石。关于中共问题，此件建议：“中央表示统一团结战后建设之殷望，并重申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之诺言，同时表示希望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⁵⁴⁾蒋介石对这个建议有何反应，唐纵未予记载，但该文件其他各项建议大多实行，而蒋在两天后即电邀毛赴渝，恐不是偶然的。何况该建议对国民党邀请毛泽东赴渝的原因及利害表述得非常清晰，无论其起到作用与否，它所反映的内容应该是当时国民党的真实想法，即以和谈压中共就范。

由于国民党的体制决定，邀请毛泽东的决定只能由蒋介石作出。无论这个过程如何，外界关注的是其结果。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致电中共领袖毛泽东，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并表示“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⁵⁵⁾态度执著，语气谦恭，大有毛不赴渝、如苍生何之慨。

蒋介石邀请中共领袖赴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出，在国内政治上似乎得了一分。战后中国人民和民间舆论最关心的就是国共是否会打仗，大家都希望中国能够和平，能够建设，能够让大家不再受战火的折磨与摧残。蒋两电公布后，社会舆论的喉舌《大公报》在社评中说，“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日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得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⁵⁶⁾。国民党内主张与中共谈判的一派人还频频与各界人士接触，希望得到社会各界与舆论的支持⁽⁵⁷⁾。

中共对于国共谈判早有考虑。1942年林彪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即考虑“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1944年11月赫尔利到延安，毛又对他表示，“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⁵⁸⁾。潜藏在毛泽东这样表示背后的考虑，是毛提出并经中共高层认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1942年，毛泽东在一份给从华中启程回延安的刘少奇的密电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⁵⁹⁾在这样的方针之下，虽然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不断地有摩擦，甚而在抗战后期中共一度有另起炉灶的打算，但就中共的根本战略而言，仍然大体立足于毛的判断。抗战胜利后，在美苏两强合作、国内人民反战的形势下，中共的基本战略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

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苏联参战后的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中共在新形势下的任务之一即继续国共谈判。11日，中共在日本投降后发出的第一份党内指示中便谈到，“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⁶⁰⁾。只是由于日本投降后，在受降等问题上国民党摆出了一副独占姿态，中共对内战形势估计较为严重，所以蒋的第一次电邀被中共认为“请毛往渝全系欺骗。目前蒋之一切宣传均为内战做文章”⁽⁶¹⁾。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对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谈判的态度有了变化。蒋的第二电发出后，中共决定先派周恩来去谈。8月23日，蒋的第三封电报到延安，当天毛泽东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了中共将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他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国共各有有利不利之处，但因为国民党本身的困难（兵力分散、矛盾很多、实力不足），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摆出内战是不好打的姿式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势。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周恩来认为，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边谈边打，或者打打停停。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个总任务没有变。朱德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彭德怀说：要把打与争两者结合起来。我们今天所提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是主动的、适合的，今后解放区一切工作要作长期打算。毛主席出去，我们是主动的，给全国人民很大兴奋，对民主运动是个推动。在会议结论中，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的内战，和平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关于谈判，“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为了谈判期间的中共领导不至受影响，会议还决定在毛泽东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补选陈云和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⁶²⁾。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上已经基本决定了。

对于毛泽东赴渝谈判，中共党内也不是没有阻力的，这种阻力更多地来自对于毛赴重庆安全上的担心。据李维汉的回忆，“开始，大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去重庆，消息传开后都很紧张，许多解放区负责同志为他的安全计，或者口头劝说，或者打电报来，认为不去为好”。为了缓解这种担心，周恩来经过分析对大家说，毛去有利，同时在中共力量和美方调解的保证下，毛的安全是有保障的⁽⁶³⁾。

8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和从重庆回延安的王若飞最后商定了毛泽东去重庆一事，并于当晚复电魏德迈：“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⁶⁴⁾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事。毛泽东再次谈到：“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⁶⁵⁾会议并决定中共在谈判中可作一定让步，第一步为广东到河南地区，第二步为江南地区，第三步为江北地区，但从陇海路到东北地区一定要占优势。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向全党通报并解释了重庆谈判问题。通知说：“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强调，“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是整个国际国内大势有利于我党和人民，只要全党能团结一致，是能逐步地战胜各种困难的”⁽⁶⁶⁾。

重庆谈判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这是战后雅尔塔体系达成的默契。8月15日，蒋介石会见美国大使赫尔利，向其通报中苏谈判的情况，对中苏条约的签订表示满意，认为苏联将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赫尔利不失时机地向蒋建议，这时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适宜时机，但他从蒋处得知蒋给毛的邀请已经发出。过后他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他向蒋提出这样的建议时，并未对蒋的决定承担责任⁽⁶⁷⁾。由此可知，美国人事先并未对蒋的决定作出建议。当然，美国关心国共两党接触的情况，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和美国与苏联争夺战后世界霸权的需要。

苏联在重庆谈判前后起了什么作用，现在仍然不是十分清楚。从已经公布的资料看，中共确实考虑过在国际大背景下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在8月9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谈到，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⁶⁸⁾。曾经有这样的说法，中共同意参加重庆谈判，是因为斯大林来电压迫的结果。由于目前无法见到这份电报的原文，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决定参加重庆谈判是综合各方情况作出的决定，斯大林的电报可能对中共的决定起了一定作用，但未必就是决定性的作用⁽⁶⁹⁾。根据美方资料，8月29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与斯大林会见，斯大林告诉他，他相信国共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会达成一项协议，如果中国有两个政府，那就太愚蠢了。此处透露的含义是暧昧不明的，并未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这与苏联在中苏条约谈判中的立场是一致的，即既支持国民党作为合法政府的地位以协调苏联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又保留对中共的支持以显示其意识形态色彩。这样的立场体现了苏联对外关系的特点，保持国家政策的灵活性以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其国家利益⁽⁷⁰⁾。而据毛泽东当时的秘书胡乔木回忆，“在考虑赴重庆谈判的问题时，毛主席在国际方面更为关注的实际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而不是苏联的态度和反应，这是因为美国的动向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更为直接”⁽⁷¹⁾。这是一个符合当时实际的看法。毛泽东自己也说：“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早先大得多）依靠外国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是能够起决定作用的。”⁽⁷²⁾

二　重庆谈判的过程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自延安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称，本人此次来渝，系因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⁷³⁾。重庆以及全国的舆论都对毛泽东到渝和即将开始的国共商谈表示了极大的欣慰和期待。《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在社评中写道：“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⁷⁴⁾这一段文采斐然、激情洋溢的文字，可以说代表了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心声，他们饱经战争的创伤与折磨，祈求中国的和平、建设、强大与繁荣，反对一切内战和动乱。他们寄希望于国共两党的商谈能够得出人民满意的结果。

蒋介石虽然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但对谈判并无准备，在他的内心或许这不过是一种策略。据中共获取的国民党情报，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是：“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⁷⁵⁾国民党代表张群曾在谈判中告诉中共代表：你们所提的办法，事先经过你们党的决议，而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何讨论，亦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⁷⁶⁾。而按国民党的公开说法，没有提出方案是因为，“我们只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⁷⁷⁾。直到毛泽东已经到了重庆，蒋介石才决定谈判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政府改组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⁷⁸⁾这是以国民党军事收编中共部队，从而换取中共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的交换，与中共对谈判的立场有重大差别。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后来被概括为，先行军事国家化，再行政治民主化，还是先行政治民主化，再行军队国家化。

毛泽东到重庆后，在正式谈判前后，与蒋介石有多次会见。因为有些谈话只在他们两人之间进行，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他们的会见无疑为谈判决定了原则，国共谈判实际是在两人指导下进行的。

重庆谈判最初几天为双方交换意见阶段，也就是“先培养谈话的良好情绪”，“因为过去不幸的事情太多，不先有良好的情绪，就谈各种具体问题，解决一定很困难”⁽⁷⁹⁾。9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会见，双方先就需要商谈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毛建议，当双方会谈有结果后，再由政府邀请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及中共举行政治会议，讨论诸问题⁽⁸⁰⁾。9月3日，周恩来将中共的谈判方案正式交给国民党方面。该方案首先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具体内容有承认各党派合法，承认解放区政权及部队，严惩汉奸，重划受降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结束党治，保障人民自由等。方案中最关键的内容是九、十两项——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前者包括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讨论建国大计、施政纲领、改组政府、重选国大等问题，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承认中共解放区政权的地位，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委任中共推选之省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七省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省副主席或副市长，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后者包括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部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在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各部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委任中共人员为主任⁽⁸¹⁾。

蒋介石得知中共的要求后，自感“脑筋深受刺激”，事情的进展不如其所愿。他认为：中共“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两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自相矛盾者，即不应提出”。9月4日，蒋召见国民党谈判代表，归纳了他的谈判条件是：1．军队问题，中共军队最多编十二个师，驻地由双方商讨决定；2．解放区问题，此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只要中共做到军令政令的统一，则对县级行政人员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引中共人士；3．政治问题，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俟国大后再予改组；4．国大问题，已选国大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方面可酌增代表名额⁽⁸²⁾。4日，他在与毛泽东会见时告以，“所提方案与态度，皆应根本改变”⁽⁸³⁾。国民党代表根据蒋的指示，拟定了对中共方案的答复，对第一、二项拥护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内容表示“甚佩”，对于其他各项多表示原则上“绝无问题”（实际仍各行其是），但对关键性的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具体办法则不予接受，尤其是对解放区和军队问题，提出解放区名词“已成过去”，倘必指定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则即非真诚作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中共军队编为十二个师实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⁸⁴⁾。国民党的态度预示着国共谈判前景之不容乐观。

自9月4日起，国共谈判正式开始进行。国民党方面参加者先后有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叶楚伧和张厉生，中共方面参加者始终为周恩来和王若飞。谈判以中共所提方案为基础，双方唇枪舌剑，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第一次会谈主要涉及国共之间广泛的未决问题。国民党代表邵力子首先表示，中共方案中第一、二两项（即实行三民主义和承认蒋的地位）态度甚好，不胜赞佩⁽⁸⁵⁾，然九、十两项（即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具体办法）实令政府为难，没有顾及对方的困难，实有重加考虑的必要。张群称，中共此次所提条件，距离实在太远，因此亟须确定谈判之态度与精神。周恩来表示，中共此次不提联合政府、党派会议问题，对国大代表重选虽保留意见，但亦不反对参加，凡此让步，皆为此次谈判之政治基础。我等以上述之让步，政治既可安定，各党派间亦可和平合作。毛先生有此决心，党内异议，均所不顾，毅然来渝。如果不希望解决问题，毛先生何能远来。邵力子答称，他承认中共此次商谈已有若干让步，但中央之让步，亦已达最大之限度。张群称中共所提九、十两项意见，实为问题之症结所在，关于军队问题，与前此所谈距离甚远，而解放区问题如照中共意见，非致导国家于分崩离析之局不止。王若飞提出，解决问题必须根据事实，中共所要求于政府者，亦无非在于事实之承认，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必须承认中共军队与解放区政权存在的事实⁽⁸⁶⁾。此次会谈可谓主要务虚，双方未多接触实际问题，但从双方的发言可知，解决国共之间的问题绝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9月8日，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主题仍是上次悬而未决的问题。周恩来首先表示，希望国民党能对中共所提各项予以答复。张治中答称，中共所提九、十两项的内容，国民党不能接受，因此要求政府答复实在困难，希望中共重新考虑。王若飞表示，今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两党皆有军队和政权的现实，否则便无法再谈了。双方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反复争辩，未能一致。张群遂建议，今后应讨论具体问题，以期一次会谈有一次之进步，得到周恩来的赞成⁽⁸⁷⁾。此后的会谈即围绕各项具体问题展开。根据中共给各地的通报，在谈判的第一阶段“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⁸⁸⁾。

10日、11日、12日，双方连续进行第三、四、五次会谈，主要涉及政治问题⁽⁸⁹⁾。首先谈政治会议，中共建议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协商解决和平建国、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国民大会和复员善后问题，这样可“在训政结束之过程中，使各党派由协商而趋于合作。一改过去一党在野一党在朝之方式，亦非以此党代替彼党之方式，乃求党派合作，共同参加政府，以求全国政治之安定”。此建议得到国民党的原则赞同，张治中并建议此会议称政治协商会议。双方并就会议的组织、地位与范围问题达成了初步妥协⁽⁹⁰⁾。继谈国民大会问题。中共主张国大延期召开，代表重新进行选举，国民党则坚持国大尽早举行，原选举代表有效，可在此基础上增加若干代表。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第一次国大只进行制订宪法的工作，适当延期举行，第二次国大再通过普选代表赋予行宪权。关于国大代表问题，中共对原代表有效问题没有松口，但国民党提出可在当然代表240名（国民党中央委员）、遴选代表240名和未选出代表240名的基础上，由各党派适当分配，因此此一问题虽未解决，实际为以后的妥协留下了活动余地。

军队问题本为国共之间一大难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对中共军队的地位不能不予以承认，但对其应编数量双方意见不一。国民党起先只同意中共军队编十二个师，但过后感到此一提议很难为中共接受，因此12日蒋与毛会谈时，表示原则上可以考虑中共编二十个师，“唯必须保证共军确能接受国民政府之统率权为前提”⁽⁹¹⁾。中共也在19日的第七次会谈中表示，军队数量可考虑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如果国民党军队缩编至一百二十个师，则中共保留二十个师。这样，双方在军队问题上的距离有所接近，剩下唯一谈不拢的问题就是解放区的地位问题。

9月15日，第六次谈判主要涉及解放区地位问题。张群自始即表示，他们经请示蒋介石后，认为蒋之提议（即在军令政令统一后，中共可推荐省级行政人员，中央择予任用）为解决问题之唯一办法，中共的方案与国家政令之统一不符，碍难考虑，我等亦想不出任何方法。王若飞认为，中央依照政令统一之原则，处理各项问题，尽可不必否认地方之现存事实。今我方提案，规定解放区各省市，由中共推荐人员请中央任命，并不有违政令统一之旨。周恩来继提出，我党对于国民党，已作重大之让步，军权政权，中共皆承认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党，然国民党亦不能抹杀共产党，故国民党亦必须为我党打算，方能使我两党各得其所。我们所提之办法，乃目前过渡时期之必要办法。张群又称，蒋主席此次之所主张，尚未提经党与政府讨论，蒋主席须对党与政府负责，吾人不能不体谅其困难，我等实不能再作任何主张，或者蒋主席与毛先生直接商量，较易获得结果⁽⁹²⁾。张群摆出甩手不干的架势，既为胁迫中共让步，也为国民党内可能的反对意见预留地步。

9月19日，双方进行第七次谈判。中共主动表示，中共军队数量可减至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南方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豫南等八个地区的军队可以撤退至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上述地区的部队撤退，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而合一，即鲁、冀、察、热四省主席，晋、绥两省副主席，及平、津、青三市副市长由中共推荐，较之中共原提方案有了较大的减少。中共以此作为对国民党的又一重大让步，借以推动谈判的进行。张群对此没有准备，因而只能表示俟转呈蒋介石请示后再议⁽⁹³⁾。

然而中共的让步并未得到国民党的回应。在9月21日的第八次会谈中，反而出现了谈判期间争论最为激烈的场面。此次会谈重点谈军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立场本已有所接近，但在此次会谈中，张治中起始即表示，政府军事上各部门负责同志对中共之过分要求，尤深为愤慨，政府殊难予以考虑。他提出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十六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他提出中共如觉何人堪任省、厅、县长，尽可开列名单，送请中央量才任用，但切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他认为解决两党间问题须首先培养信心，接着指责中共方案有碍信心之培养，何异乎割据地盘。此时，王若飞激动地质问，那末，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也许是考虑到张治中与中共有长期友好关系，周恩来出面为其解围，他赞成张治中所言，双方应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以互让互谅之精神，求问题之解决。接着批评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视我党为被统治者，投降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但他巧妙地将这一批评引导到真正反对国共和谈的陈立夫一派身上，以陈之言为例，说明必惹起我党之愤怒。王若飞继而说明，军队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则一切军事政治皆可解决。他并质问你们国民党做了些什么？今日的问题，要看全国的民主实行到何程度，如能实行民主，问题即易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张群、张治中和邵力子又有激烈的争论⁽⁹⁴⁾。此次会谈气氛紧张，结果导致谈判停顿，陷于僵局，而且连双方已经达成默契的若干问题，也被淹没在争论之中。而美国人的插手，更使问题复杂化了。据胡乔木的回忆，恰在此时，赫尔利企图在回美前见到谈判获得成果，对中共施加压力，提出军队编二十个师，但不能按国军比例缩编，必须放弃任命省主席的要求，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发公报。他最后威胁中共，要么承认由国民党统一，要么谈判破裂。说完要求周恩来立即请示毛泽东，做最后决定，而张群就坐在隔壁的屋子里等待答复，情况十分紧张。毛泽东当即决定会见赫尔利，告诉他中共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可以想出合理的办法解决，不会向分裂的方向走⁽⁹⁵⁾。

9月21日谈判后，会谈停顿，照其后邵力子的说法，“当时的情形，几乎使会谈搁浅”。他认为这一由于多年以来的事实造成的困难，二由于两方面的立场本不相同，各有不能让步之处⁽⁹⁶⁾。中共在给各地的第二次通报中称，谈判“基本上无若何进展，即起草联合公报事，亦为蒋所阻，谈判乃遭受挫折。三星期来，我方调子低，让步大（允逐步退出陇海路以南），表示委曲求全，彼方乘机高压，破坏联合公报。因此我方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一切中间派均为我抱不平，认为我们已做到仁至义尽，同情我们主张（提议各党派参加谈判），谈判将坚持原定方针转入第二阶段”⁽⁹⁷⁾。毛泽东在会见国社党领导人蒋匀田时告他：“商谈了近二十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我们触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个是我们管理的地区自治问题。现在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说商谈已经失败了”⁽⁹⁸⁾。作为国共谈判的旁观者，青年党领导人李璜在从美国写给重庆总部的信中认为：“敌人忽然投降，高君（指蒋介石——作者注）得美助力，收复各要地，高兴之余，必骄而难说话。毛则到处有兵，横亘南北东西，势亦不弱，虽苏允独支高君，毛有十年内战经验，亦不愿随便妥协也。……恐谈去谈来，仍是一个先统一军权，一个则先改组政府。美总统杜鲁门今日谈话，仍如前几日，说是中苏协定，苏联既承担蒋为正统，则中共黯然无光，势须妥协。杜总统看法未免简单。杜不知中共根本看不起国民党人，认为不是敌手，对蒋势力毫无所恐惧，且苏联表面不助中共，骨子里有无另一套，亦不可知。”⁽⁹⁹⁾李璜的看法不无道理。作为两个各有政权和军队并经过多年对立的政党，在没有互信的情况下，很难设想可以以几天的谈判便解决多年的积怨。亲历谈判的王世杰认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性格及信念上似不能合作”，他并且将此看法告诉了毛本人⁽¹⁰⁰⁾。此一看法恐非一时心血来潮，其间多少透露出国民党内对国共关系的预期。说到底，这不仅是两位领导人个人，也不仅仅是单独两个政党之间的较量，这是各有各的基础、各有各的支持者、从而也各有各的不同利益的两大力量之间的较量。

据胡乔木回忆，9月21日前后几天“是谈判期间最紧张的几天，因为当时看起来双方最后能否达成协议很成问题”。而且中共还得到情报，国民党中统要员私下透露，不宜让毛泽东和周恩来返回延安，表面是蒋常有国事咨询，实际是此举可动摇中共军心，有利于国民党军进攻⁽¹⁰¹⁾。延安得知后，在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认为谈判没有结果，形势可能逆转，蒋介石要共产党屈服，否则就准备武力对立，毛泽东再留重庆似无必要，建议毛泽东争取快回延安⁽¹⁰²⁾。但毛泽东既然亲自到了重庆，说明国共谈判有其内在和外在动力，也不可能轻易中断。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国共双方打的是心理战，谁都不愿承担谈判破裂带来的政治责任。所以毛泽东决定仍留在重庆，以取得最大限度的政治主动，而国民党也会给自己找台阶下。谈判又出现了转机⁽¹⁰³⁾。

在重庆谈判进行过程中，蒋介石感觉“目前最重大的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皆在于此”。但他对美苏的态度没有把握，“俄是否因此藉口毁灭其盟约义务？促使蒙疆内侵与久踞东北？果尔，则国际形势犹能容忍否？又美国舆论与政策，是否因之改变，弃绝我国不再予以接济乎？”因此蒋只能决定“不能不为国相忍”⁽¹⁰⁴⁾。在整个谈判期间，国民党内部仍然有争论，据王若飞说，参加谈判的“国方代表都承认解放区的力量，认为国共不能打，一定要和，他们是倾向民主和平方面的。其中，最肯想问题的是王世杰；邵力子愿意解决问题，但怕负责任；张治中坦白直爽，连CC派指责张群‘联共坍党’的事情也讲了出来”⁽¹⁰⁵⁾。而中共则始终表示拥护国民党的领导，发动政治攻势，争取中间派，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毛泽东特别告诉《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¹⁰⁶⁾。

9月27日，谈判恢复，张治中首先提出，军队问题的解决，需要经过相当的程序和步骤，技术上的问题可否由军政、军令部同中共派员另组小组会议，共同商讨。此提议得到周恩来的同意。这样，谈判的难题之一军队问题得以暂时解决，剩下解放区的问题，仍成为双方反复争论的焦点。中共提出的解决方法，从重划省区到任命省级长官再到民选，均为国民党所拒绝，最后周恩来只好提出暂时维持现状，留待政治会议解决。张群表示，暂维现状非问题之真正解决，提出国民党的省政府与中共的县政府互相承认，俟宪法颁布后，省政府再行选举。对于这种使中共政权限制在县一级的办法，中共当然不能同意。28日双方的会谈中，就军事小组的成员达成了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由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参加，中共则派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代表⁽¹⁰⁷⁾。

10月2日和5日，国共双方主要就解放区的问题进行了最后二次会谈。张群先提出中共解放区不过六十余个县，问题不难解决，但周恩来指出经过日本投降前后的战斗，解放区已有二百八十余个县。张治中提出了行政专员区的方案，即中共统治地区如数县连成一片者，可由中共推荐行政督查专员，显示国民党愿意再退一步，但始终不同意给中共省一级的行政权。周恩来提出，华北冀、鲁、热、察四省，大部分甚至整个省区均在中共治理下，不可与行政专员区相提并论。如中央必欲置一省府，岂非等于虚设。他批评国民党不同意解决解放区的问题，仍旧是心理的问题，以为地方如归中共治理，而军队又驻在当地，则一切归中共包办，中央将永不能插足矣。中共则以为解放区之成立，乃多年奋斗所得之结果，政府何必阻止地方行政之进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一番争辩。张治中认为解放区乃战时的产物，中共的要求不论基于何种理由，均将怀疑为中国之分裂矣。邵力子指责说，中日战争发生之近因，乃因日本要求华北五省特殊化，今中共又有此要求，政府将何以向国民解释。周恩来立即指出邵之比喻之不当，解放区问题与华北特殊化根本不同，中共所要求者不过实行民主而已。王若飞则指出，解放区虽为战时产物，然不能说民主制度在战后即须取消，其他莫不如此，政府不可不维持之。中共方面感觉这样的争论不会有结果，遂提议将商谈的结果整理发表，而毛泽东来渝已逾一月，拟于下周回延安。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¹⁰⁸⁾。国共历时一月之会谈告一段落。

三　双十协定的签订

10月10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纪要共十二条，主要内容如下：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双方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限制特务机关活动、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实行地方自治、惩处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地区等问题上，政府方面表示实行地方自治不应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惩处汉奸要依法律行之，中共参加受降在其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¹⁰⁹⁾；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同意提交政协解决；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提出将部队缩编至二十个师，自八个地区撤出部队至陇海路北和苏北皖北，政府方面表示，此次商谈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军队数目可以考虑，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方案，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由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组成，进行具体商谈；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政府方面均不同意。政府方面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表示同意继续商谈。对于未解决的问题，双方表示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¹¹⁰⁾。

“双十协定”列出了国共两党对于战后中国各项待解决问题看法的异同之处。对于国民党而言，最大的收获是中共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共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国民党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对于双方一致之处，实际国民党以后并未能完全实现其诺言，如保证人民自由和限制特务机关权力；对于国民党原则同意的各点，国民党有其前提条件，因此实际基本没有实行，双方仍是各说各话；对于国民大会和军队整编问题，双方虽未达成协议，但实际已有了妥协方案，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谈判达成协议；因此双方最大的分歧实际是如何解决中共解放区政权的地位问题。对于国民党来说，中共的地位可以承认，军队可以整编，但如果军队和地盘结合，则国民党就无可如之何了，因此它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周恩来在总结国共谈判成果时曾说：“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¹¹¹⁾

10月8日，张治中举行盛大宴会，欢送毛泽东回延安。张在会上报告双方大部分意见已经一致了，就是“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很有方法来接近”。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于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大家一条心，不作别的打算，作长期合作的计划⁽¹¹²⁾！

10月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相见，蒋一方面表示“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但又要求中共“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在毛泽东临行前，蒋又告以“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¹¹³⁾。据胡乔木的回忆，毛泽东说蒋在这几次谈话中表示，我们两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毛并未正面回应蒋的谈话，但表示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应该帮助。正因为蒋的这些表示，毛泽东对国共和谈前景一度较为乐观，认为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¹¹⁴⁾。

10月11日，毛泽东飞回延安，当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谈判经过。他认为，会谈纪要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区问题，还要经过斗争。会议批准了这个会谈纪要⁽¹¹⁵⁾。次日，中共中央下发给各地的指示，着重强调：“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¹¹⁶⁾

全国舆论对于国共会谈结果的评价不尽一致。国民党为了呼应舆论的和平要求，对会谈结果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同。《中央日报》认为，“这一结果固然还有不能尽满人意的地方，但内战之不至发生，却已有确实的保障，我们总也可以普告国人和关切中国问题的友邦人士，请其不必为和平将在中国遭遇危机而担忧了”。中共则对会谈成果予以积极评价，《解放日报》认为，“此次会谈获得了重要的成果，表示了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在中国人民及抗日党派面前还有很多困难，走向光明的道路上还有荆棘，还有曲折，还有障碍。但是我们坚信，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¹¹⁷⁾。社会舆论在肯定会谈成果的同时，又表示出相当的担心。《大公报》认为：对于双方一致的问题应该至诚至速地付诸实施，对于关系建国根本的政治上的大问题希望由政协商得共同的办法，对于现实的军政问题，复杂难决，但必须求得解决，才能真正避免内战的危险。目前似可从求安定着手，但求不决裂，力求妥协，尽力增加向心力，力避割据争夺现象，以求得一个过渡的办法。《新民报》的评论更为低调，认为双方一致之处在谈判的比重上却不是最重要的，现实的问题不是堂皇的原则所能解决的，假如这些现实的问题得不到最后的结果，即使不至于推翻已有的成果，也可能阻碍已有成果的实施。提出民主政治是消灭问题的惟一途径，民主的进程愈快，问题消灭得也愈快⁽¹¹⁸⁾。现实也确实如此。国共最高会谈结束后，双方围绕一些现实问题的分歧远未解决，导致双方之间的冲突不仅没有停止，反有越打越大之势。

第三节　国共军事政治对峙

一　国民党以接收为重点的战略方针

战后初期国民党的基本战略方针，就是以恢复交通为主旨，将其军队向全国推进，控制要点要线，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压迫中共妥协。所谓恢复交通，主要是铁路交通，因为空运数量有限，公路或水路运输又缓不济急，只有恢复铁路交通，国民党的军队才可以运动自如，接收、复员、遣返等等才可以顺利进行，因此在战后最初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基本是沿铁路线向各地尤其是华北推进。但因为国共双方未就接收问题达成妥协，国民党实行此一方针的结果，必然造成其军队在向前推进过程中，与铁路沿线的中共军队发生军事冲突，孕育着内战的极大危险。

据李宗仁回忆，还在抗战临近结束之时，他曾向蒋介石建议，战后应令日军就地维持治安和交通，对沦陷区的接收采用“后浪推前浪”的方法，即以驻豫、皖、苏的部队向鲁、冀推进，驻晋、绥的部队向察哈尔推进，再以后方部队接替上述部队防地，以便尽快接收华北，防止中共捷足先登。但蒋介石为了防止非嫡系部队先入华北，调远在大西南的嫡系部队前往接收，致时间迟缓，落在了中共后面⁽¹¹⁹⁾。

8月12日，唐纵将侍从室拟订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交给蒋介石，该文件对军事方面提出了八项意见，主要内容为：1．为防止奸伪乘机进占重要城市与收编敌伪武装及为尔后恢复沦陷区秩序起见，似应发动全线部队从速推进，并特别派遣部队进据各重要据点；2．饬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推进；3．向美国交涉空运及海运，以为接受日本投降，收复华北打击奸伪企图作准备⁽¹²⁰⁾。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观察形势后亦提出四点建议：1．请迅速由陆空两途推进，派遣部队控制要点，以免归顺或观望之伪军，被奸党威胁利诱；2．请迅即发表北平行营命令，以便先遣要员，率一小部空运部队早达平津，指挥先遣军及伪军，巩固要点，控制机场及海口，以保持交通联络，并安定民心及归顺军之军心；3．令由行营指挥河北滦东一带归顺之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之线，以防奸军东窜，渗入东北境内，夺取伪械，发展组织。因苏军进入伪满境内，其撤退完毕有三个月以内之时间，倘此时，如任奸军渗入，苏军以不干涉内政为口实，恐不至拒止，我对奸军投鼠忌器，东北环境恐日趋困难矣；4．黄河以北，党政军各机关渐次向北推进，联络通信既已困难，协同一致亦属不易，请划定行营管辖区域及所属战区，俾便督导指挥⁽¹²¹⁾。这些建议的重点都在于尽力限制中共力量的发展。

8月18日，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在办理接受敌军投降期间，秉承本委员长之指示，调动部队，占领中国战区内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要点及要港，构成处理敌军及恢复全般秩序之有利态势。”22日，又令各部队“迅速行动，以争取时间”，为此下令：预定空运部队，应立即向机场所在地集结。其余部队，除残留必要部队维持辖境区内之治安外，一切应尽可能即向指定目标挺进；各挺进部队之番号、目标、路线，由何总司令及各战区长官指定克日行动，不必反复请示⁽¹²²⁾。9月2日，何应钦遵蒋令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以接收名义“急向所规定之受降地点挺进，并尽先以一部接收日军撤离之地区，主力迅速进驻日军投降集中地区之附近，完成一切受降准备”；“受降地点以外之重要城市之据点，应迅速以有力部队接防控置之”；“奸匪活动地域，应集中优势兵力择要封锁之”⁽¹²³⁾。何首先部署对于全国二十七处大城市和战略要点，即南京、上海、杭州、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安庆、徐州、济南、青岛、郑州、洛阳、石家庄、太原、大同、归绥、包头、张家口、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山海关，“须于解除日军武装之同时，即能完全掌握之，以期受降事宜得以顺利进行，及各地治安得以早日恢复”⁽¹²⁴⁾。

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为关注的是长江以北地区，尤其是华北与东北，因为长江以南地区“实力雄厚，党政力量亦能配合，尚不十分严重”，而华北地区中共部队“深入陷区，易制先机，控制交通，接近敌区，便于受降收械”⁽¹²⁵⁾。但是国民党主力部队偏处后方，运送需时，因此国民党最初主要是利用日伪军暂时控制要点，以待其军队的到达。具体作法是，在部署受降时，“不先占领敌军指挥机关”，而是暂时保持其建制，利用其力量控制要点要线，等待接收军队的到达⁽¹²⁶⁾。各战区接收指挥机构无不要求日军：保持原有态势，在接防前不得移动，并须继续维持地方治安及一切交通通讯，等待接收；不得交由非指定部队接收或占领与破坏，否则应负责任；如有匪徒伪军企图接收或占领破坏时，日军应即加以制止⁽¹²⁷⁾。对于华北各省的接收，何应钦要求冈村宁次：“查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着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序。俟各该区内指定接收部队全部到达，就日军态势逐次接防，逐次缴械。”对于北平日军准备撤出城外的举动，何应钦令冈村宁次转令根本博“严密注意，并对北平之治安及华北各要地与重要城镇及交通线等，在孙长官连仲之部队未到达及正式接收以前，务须确保，并维护地方秩序为要”⁽¹²⁸⁾。在察哈尔省会张家口被中共军队占领后，何应钦即致电冈村宁次，要求他“立即查明张家口究被何项部队占领，如果属实，贵官及当地日军长官应负其责”。冈村宁次表示，此种行动为苏、蒙军所为，“我方难于现地处理，故有必要时，作为贵方之要求事项，请中央作为联合国全般之问题，向苏联国方面接洽处理”⁽¹²⁹⁾。在山东，省长何思源要求日军“协助维持山东治安及现在态势”，并完全依赖日军的接应才得以于9月1日打破中共部队的围困，自章丘进入济南⁽¹³⁰⁾。在山西，阎锡山因为兵力不足，索性大规模利用日军，南北自灵石到大同，东西自沁县到汾阳，“皆依赖日军护路”，“且皆凭日军为之固守也”⁽¹³¹⁾

利用日军毕竟受到许多限制，为了应付自身兵力不足以迅速展开的处境，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初即命令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¹³²⁾。在蒋的命令下，伪军被赋予占领要点要线、保护交通通讯、监视敌人、维持治安等重要任务。如任援道的伪第一方面军成为南京先遣军、苏浙先遣军，周佛海的税警团成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华北伪军则给以新编第一至十路的名义，其他地区的伪军也多给以先遣军、挺进军的名义。这些伪军堂而皇之成为“国军”，较之日军更易运用⁽¹³³⁾。然而在抗战胜利的大环境下，伪军普遍无心继续作战，而且其多数部队的战斗力也不强，因此国民党在战后争夺华北优势地位的斗争中，大城市依靠空运尚可维持，而广大地方则只能等待接收部队的陆续北上。

就国民党军在华北的行动而言，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和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由于位置靠近华北日占区，因此出动的也最快。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阎锡山立即在8月11日召开所部干部会议，决定采取各项紧急措施：1．派楚溪春率军向太原前进；2．电赵承绶速赴太原与苏体仁并日酋澄田联系；3．电史泽波抢占上党；4．电王靖国即赴临汾；5．电高倬之即与日军联络进入运城。8月18日，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部进入太原，30日阎锡山到达太原⁽¹³⁴⁾。在绥远，8月11日，傅作义下令“绥西部队积极向东挺进”，并令马占山部“相机收复各县城，不得再任奸军占领，并选地集结，防止奸军北窜，候与进出绥包部队确实联系后再向察北、东北前进”⁽¹³⁵⁾。18日，傅部暂三军进占归绥，28日傅总部到达归绥，随后继续沿平绥路向东扩展，9月初已经打通了平绥路的归绥至大同段。在西安，8月13日，胡宗南奉蒋介石令，以四个军驻守关中，以六个军入晋，与第二战区切取联系⁽¹³⁶⁾。9月3日，胡部第三十八军到达郑州，8日，第四十军到达新乡，第三军和十六军则自韩城渡黄河入晋，沿同蒲路北上，10月18日到达石家庄，改归第十一战区指挥。此外，李延年指挥的第十二军自徐州沿津浦线进入济南，九十六、五十一、七十七军随后进至山东兖州、泰安等地，九十七军进至徐州北韩庄地区，李品仙部第七军和四十八军则沿津浦线自蚌埠向徐州前进。国民党军向华北的进军形成了自北、西、南三个方向，以平、津、济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向心推进。

由于中共部队沿铁路线的阻击，9月以后国民党军向华北的推进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察、热两省基本由中共控制，冀、晋、绥、鲁等省和豫北、皖北、苏北只能接收省会和大中城市。针对接收中出现的新形势，唐纵判断中共“所持谈判之方针，拖延时间和缓各方空气，以期转移兵力于华北乘势进入东北造成新割据局面”，因此拟定意见为：向美国大量接洽飞机船舶；于九、十两月之内，将预定国军全部输送于京、沪、平、津、东北各要地；构成点线，再扩张面；在华北筑成两条长城线，一自津沽而至平绥包头之线，一自青岛济南而至石家庄太原之线，以抑制中共军事之发展；同时研究地方行政战斗体制以抑制其地下组织⁽¹³⁷⁾。10月13日，蒋介石给各战区长官发电，进行战争动员，电文称：“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抗战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抗战八年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依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¹³⁸⁾由于蒋的态度，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剿共”颇为积极。军令部长徐永昌让下属拟出全盘“防剿”共党部署，于10月底连续与蒋介石商讨如何进行。杜聿明曾向蒋介石建议：“国军这次接收敌占领区，在解除日寇武装的同时，请令大军所至各地，将共产党的武装游击队一律肃清，以消除今后建国之后患。”胡宗南亦在11月的复员整军会议期间向蒋献言：“连日恭聆训示对现时剿匪颇有忧疑，如以管见：一、官兵副食如能维持……则逃兵减少，士气旺盛，成功极易；二、请亲临西安或太原则军心士气必振。补给、交通、通讯、卫生等解决，陆空联络解决，军民配合解决，一年工作，半年决可完成，时间缩短，苏俄虽欲援助共匪，亦不易也。”⁽¹³⁹⁾在蒋的命令下，国民党军在华北各主要铁路沿线与中共部队发生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华中，国民党军则着重于“围剿散匪”，“清剿任务，改由第五战区刘（峙）长官负责”，刘峙即命令“各部队应以三分之一兵力担任交通警备，在各该辖线三十里以内不得有奸匪存在。以三分之二兵力担任进剿，协助友军歼灭本战区所有之奸匪”⁽¹⁴⁰⁾。

国民党军以接收为中心的军事进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支持。美国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国民党政府军调动提供空中与海上运输，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运输，国民党军队就不可能迅速确定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华北的优势地位；其二是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的登陆，为国民党提供直接的支持。所有这些支持，都是以同盟国统一安排、援助中国接收、进行战争善后的名义进行。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话说是，“蒋介石需要我们的帮助，运送他的军队到日本主要部队准备投降的地点。否则，中共就会得到日军的武器，并且占领日本人控制的地区”⁽¹⁴¹⁾。

美国对国民党军的海空运输计划于抗战胜利前即已决定，并在战后开始实施。7月31日，蒋介石和宋子文与魏德迈达成了一项原则协议，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占领华北的关键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将据守战略要点，直到中国正规军可以控制这些要点为止。日本决定投降的当天，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魏德迈：“你应该援助中国中央政府迅速运送政府军到各关键地点”，“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力量应准备尽可能迅速地控制中国关键港口和交通要点”⁽¹⁴²⁾。9月间，美国第十和第十四航空队开始空运新六军自芷江到南京，随后第九十二、九十四军10月间自汉口、柳州空运至北平和上海（九十四军其后又空运至天津）；海运第十三、五十二军11月上中旬自九龙、海防到秦皇岛，第七十、六十二军10月下旬、11月下旬自宁波、海防到台湾，第八军11月中旬自九龙到青岛⁽¹⁴³⁾。9月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五万余人先后在华北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并进入北平和天津以及北宁铁路沿线各点，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并确保华北若干指定港口和机场，以便利中国政府军进入这些地区；协助对日军的受降并解除其武装；确保对投降部队及其装备的控制与安全，并尽其可能移交给中国当局。此外，他们还受命保护北宁铁路塘沽至秦皇岛段、开滦煤矿的安全。而且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驻华美军的指令，美军占领的地区只能移交给中国国民政府。连同以往驻在中国的美军，在华美军总数最多时达到十一万余人。这些对于亟须确立对华北控制并进而自此进军东北的国民党而言，对于稳定迫切需要煤炭供应的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形势，都是极端重要的⁽¹⁴⁴⁾。

但是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要求并不总是一致的。蒋介石注重于建立国民党在全国的优势地位，主张向东北运送相当军队，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认为国民党应该首先巩固华北。魏德迈在给华盛顿当局的报告中作出这样的结论：1．如果委员长接受外国行政和技术人员的帮助，通过正直而富于进取心的官员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他将能够稳定南中国的局势；2．除非他和中共达成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并现实地遵循之，他将不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稳定华北局势；3．除非他和俄国及中共达成一个满意的协议，他将不可能在若干年内占领满洲。因此他向蒋建议，首先集中力量控制华北，同时进行政治和行政改革，清除官吏的贪污腐败行为⁽¹⁴⁵⁾。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11月19日，驻华美军总部突然拒绝继续海运国民党军北上，蒋向魏德迈询问原因不得要领，只好立即致电杜鲁门，电称华北接收任务“必须再增运五个军之兵力”，“余兹紧急吁请贵国早日供给达成此重要任务所需之船只”。为了缓和美国舆论对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担心，蒋在电文中表示，“贵国人民关怀贵国军队有牵涉中国内部战争之可能性一点，敝国人民完全了解，余诚盼经中国已往八年抗战及牺牲所获取之胜利之果，得在一建设之时期内享受之，并得由此瞻望一充满自由、民主、繁荣、发展之和平康乐时代”⁽¹⁴⁶⁾。在某种程度上，当国民党与美国的意见不一时，美国人便将军运视为压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蒋介石对此虽屡有怨言⁽¹⁴⁷⁾，但迫于形势，也只能与美国周旋，而美国的总体战略仍是支持国民党，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尚处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11月21日，蒋介石告诉魏德迈，政府军在东北只准备进至锦州，以为以后的行动留下一个方便的基地，但政府军的力量无法应付目前的华北局势，再次要求美国加运五个军到华北。魏德迈认为，加运军队一事确实十分必要，他已向美国政府建议，要么进一步援助中国，要么撤出全部美国军队。他还建议蒋可以向联合国求援，在能够确实接收东北前，将其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否则苏联将在东北扶植一个缓冲政权。蒋表示在他作出决定前，将考虑美国的意见，但他怀疑此举的可行性⁽¹⁴⁸⁾。就魏德迈本人而言，他虽然不赞成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入东北，但对于支持其控制华北则是完全赞成的，但他不想在没有得到华盛顿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承担美国卷入中国事务可能带来的后果。美国军方则反对任何放弃华北和满洲的计划，认为从长远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远东有利于美国的最为重要的军事因素，就是一个统一的、包括满洲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蒋介石的地位并非完全没有希望，美国的援助和承诺将给予国民党抵抗共产党的决心，因此应该向蒋提供除了加派美国战斗部队以外的一切必要援助。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席会议为美国对华政策确定了大致轮廓，即继续维持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为国民党运送军队去华北和满洲，同时努力促成政治解决和停战⁽¹⁴⁹⁾。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和矛盾，从美国当局这种既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又企图将中国问题约束在中国国内和政治层面的政策中，可以找到全部答案，这也是其后马歇尔来华调停的出发点。

到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以接收为中心的全国战略部署，因为运输问题及中共部队的抵抗，未能达成其预期目标。当时的军政部军务署署长郭汝瑰以后在其回忆录中评论为，“蒋介石自以为垄断受降，便可达到独吞胜利果实之目的，殊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处出击，弊多力分，处处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因素”⁽¹⁵⁰⁾。

二　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抗战临近结束之时，中共一度摆出了向南发展的态势，派八路军王震部南下湘粤赣，新四军粟裕部南下苏南浙江，以隔断大后方的国民党政权与江南广大沦陷区的联系，争取在日本投降时取得有利的战略地位。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中共仍然坚持了这个方针，要求江南粟裕部“就原地继续扩展，长期坚持”，即使“不可能在现地坚持时，应准备开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决不退回江北”⁽¹⁵¹⁾。

中共决定由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后，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为了有利于谈判，需要作一定的让步，中共准备让步的地区，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这要看谈判的情况。“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刘少奇亦对毛泽东谈了他的设想：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¹⁵²⁾。于此已经透露出中共向北发展战略的讯息。与此相适应，中共着重部署了华北的军事行动，令太行区夺取上党，太岳区向同蒲路进击，冀鲁豫区进攻豫北，晋察冀区出击晋北与正太路，晋绥区协助晋察冀区夺取大同，并争取收复归绥，尤其要求各地控制国民党军队北上必经的交通要道⁽¹⁵³⁾。

对中共确定其战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两件事，一是东北的情况，一是部队干部的建议。中共在战后初期的千头万绪之中，已经注意到东北问题的重要，但因对东北的具体情况不明，对苏联态度和东北苏军动向不明，在行动上比较谨慎。此时，正值进入东北的中共曾克林部有了很大发展，但对未来究竟如何行动没有把握，而东北苏军面对当地的复杂局势，也希望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因此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派出飞机，送自己的代表贝鲁罗索夫和曾克林于9月14日一同飞抵延安。贝氏向朱德转告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国共军队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在苏军撤退前不得进入，现已进入东北的部队应退出苏军占领区，苏军撤退后，中国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¹⁵⁴⁾。苏联的这一表示，虽然没有支持中共军队立即进入东北，但也没有提根据中苏条约将东北交给国民党一事，而且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实际默认了中共军队可以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入东北，对中共实际还是有利的⁽¹⁵⁵⁾。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曾克林谈到东北广大地区无人管理，秩序混乱，而我军进入东北后发展很快，认为应该配合苏军，接管东北。如刘少奇所说，在曾克林到延安前，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而曾克林的汇报为中共中央提供了了解东北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对中共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¹⁵⁶⁾。

也就在曾克林到延安汇报的这一天，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发出给华中局转致中共中央电，他认为蒋介石对和谈毫无诚意，只不过作为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同时以大军积极进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到和平压力无效后，即以大军进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主力不多，且部署分散，突击力量欠强大，各根据地联系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他提出目前中共可有三个方针：一是以极大让步取得和平，但将造成严重失败；二是在有利基础下让步，争取和平，保持力量，但目前很少有实现可能，时间拖延对我极端不利；三是主动放弃一些地区，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逼蒋介石让步，取得和平，他认为中共应采取第三种方针。为此他建议：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并派有威望的领导人去主持工作，创造总根据地，支持关内斗争；以晋、绥、察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在此集中主力决战，以求基本控制，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争取局部决战胜利，不可能时以游击战争周旋；为了达此目的，须从山东调三至五万人去东北，从华中调三至六万人去山东，河南主力调山西，江南主力调江北。他认为：“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¹⁵⁷⁾与此同时，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亦建议，“从新四军调数万兵力到山东，以便山东兵力能迅速进入东北”⁽¹⁵⁸⁾。9月17日，华中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在过去情况与我战略要求下，苏南、浙东、皖南部队决留原地有重大意义，且已收到很大效果（如收复许多县城地区，提高我政治地位）。但在今天新的情况下（如对顽敌已打不到，扩大地区已达一定限度，山东急需派大批主力前往东北，为应付内战危险，须集中主力作战等），如果江南主力分散各地，似将害多利少。”因此他们建议，“浙东、苏南主力转移，时间越快越好”⁽¹⁵⁹⁾。这样的意见同时有人提出并非偶然，可见中共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了向北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也为中共战略重点的转移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根据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有改变中共战略方针的必要。15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的毛泽东等人，通报了东北的情况，认为这是中共在东北发展的“千载一时之机”。当天又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¹⁶⁰⁾9月17日，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拟电致重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毛泽东等于19日回电，“完全同意”延安中共中央的决定⁽¹⁶¹⁾。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提出：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我们要当作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完成这样的计划。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朱德在发言中说：“南面定天下”，古来如此，我们将来也会如此。但是我们现在要争取北方。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三个月打不起来，要打至少得六个月。我们要争取主动，争取时间⁽¹⁶²⁾。发展东北成为中共中央的共识，会后刘少奇即将中共中央的指示发至各地，指示提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¹⁶³⁾指示要求，晋察冀与晋绥两区确保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山东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华东新四军主力一部向山东移动，江南主力撤返江北，晋冀鲁豫部队阻滞顽军北上并准备以一部调东北。从此，中共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不仅使中共得以集中力量发展东北、华北战略根据地，而且放弃江南根据地，还可作为中共对国民党的让步，在国共谈判中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对中共在战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方针⁽¹⁶⁴⁾。

中共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之后，迅即付诸实施。在北方部署调兵东北（详见第四章第一节），控制华北，在南方部署部队北撤。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同意你们提议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估计从江南皖中可以撤出四五万人，以此加强苏北、皖东，则苏北、皖东主力，应即迅速向山东开进，以便山东部队亦能迅速开动”⁽¹⁶⁵⁾。26日又指示华中局，“江南撤退，但江北必须控制，不可放松”；“因目前谈判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那时，苏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居很重要地位”⁽¹⁶⁶⁾。22日华中局电示江南各部：“粟（裕）率一、三纵王（必成）陶（勇）部迅速集结完毕，立即出动，叶（飞）率四纵及江南可能转移之部队及地方干部，为第二梯队，作两批转移，时间在浙东纵队转移至安全地区及宣传、秘密工作准备适当完成之后。”⁽¹⁶⁷⁾在苏南、浙东、皖南的中共各部队遂按计划陆续北撤，先后到达苏北泰兴、南通和皖中地区，总计北移人数达七万余人。随后，这些部队中的大部分继续北移山东，新四军军部也迁往山东，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两地的部队。在湖南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部北撤，与湖北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和河南军区王树声部在中原鄂豫皖边地区集结，后因情况变化，未及北撤。中共在南方根据地的调整到10月间大体完成，原拟第一步撤出的八个地区，只有海南岛和广东的部队因国民党不承认中共武装而未撤退（广东部队的撤退直至次年6月才最终解决，而海南岛部队国民党始终不予承认）。至于原拟第二步撤退集中方案，因在重庆谈判中国民党没有同意中共以在南方让步换取在北方合法发展的建议，中共改变原来设想，要求坚持苏北、皖北和豫北。

为了确保在北方的发展，中共以交通战为核心，阻止国民党向华北的进军。9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给各地负责人发出指示，提出对沿津浦、平汉、同蒲路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用纠缠扭打的战法”“阻止顽军根本不能由上述三路北进，对我争取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胜利是极端重要的”⁽¹⁶⁸⁾。26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提出中共的方针就是阻止国民党军的前进，随迹尾追，追跟扭打，应以一切力量争取时间。任弼时认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占东北，打傅顽，东北可说是决定中国革命之命运的。所以，掌握东北是首要问题”⁽¹⁶⁹⁾。中共派往东北的彭真、陈云等到达沈阳后，经过与苏方交涉，传回了更为令人鼓舞的信息：“某方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收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云。”彭、陈因此建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主力卅万，于一月内赶到彭、陈处，用一切方法控制此间，宁使其它区受牺牲化为游击区，以至暂时丧失。”⁽¹⁷⁰⁾这更进一步坚定了中共向北发展的决心。为了与此相配合，毛泽东回延安后，10月15日，中共中央给各地党委发出指示，“为争取我党我军的应有地位，保证解放区人民的既得权利，争取部分受降，争取东北工作的开展，争取全国和平局面的出现，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路前进之国民党军队，必须坚决加以打击和阻止”。这个指示划定了归各地破坏和扼守的铁路路段，要求组织野战军并以地方部队配合进行阻击作战，以民兵和群众破坏铁路，并由公家订价奖赏。“各地必须在干部中、群众中充分解释目前交通作战，是决定今后国内形势和人民地位的中心环节，因此必须全力进行，坚决作战”⁽¹⁷¹⁾。

在组织上，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以各地中央局为核心的领导机关，按地域关系将各地划分为东北局（书记彭真）、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中原局（书记郑位三）、西北局（书记彭德怀）。各中央局对各地军区、野战军及政权机关实行一元化领导，以确保令行禁止，统一力量。

总之，中共根据抗战胜利后的情况变化，确立了明确的战略方针。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地负责人的指示，提出：“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为此，在国统区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的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¹⁷²⁾。

三　不断升级的国共军事冲突

还在抗战刚刚结束之时，中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一段时间内的国共军事争夺将主要围绕交通线而展开，因此要求“为围困大城市，夺取小城市，增加国民党军队与我争夺果实的困难，故我应彻底破坏所有铁道”⁽¹⁷³⁾。随后，周恩来在重庆会谈中警告国民党方面，在这一问题未解决前，国民党若要利用铁路运输北上接收，我方决不能同意，自不能坐视。他提出建议，双方可协商若干大城市由国民党接收，若干地区国民党不再派兵前往，但未得国民党的同意，最后的会谈纪要中也未能列入这个问题⁽¹⁷⁴⁾。因此当国民党军队在接收名义下向华北推进时，便不断遭到中共部队的阻击，国共双方军队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种冲突的本质，是国共双方都企图以实力较量占据未来政治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如同中共中央在给各地负责人的指示中所说：“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¹⁷⁵⁾这种“军事斗争”主要发生在通往华北的各条主要道路，尤其是平汉路、平绥路和津浦路两侧地区。

1．上党战役

战后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第一仗发生在山西东南部的上党地区。上党地区是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的古称，8月下旬，阎锡山部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四个师抢先自日伪军手中接收了该地区。但该地区恰位于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与太岳两区之间，态势孤立，中共在抗战胜利伊始即将其列入应予占领的地区之一。8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各地军事部署的指示中，要求太行军区应即集结主力，“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31日再度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阎部一万六千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¹⁷⁶⁾。据此，刘邓部署了对上党地区的作战行动。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部队在抗战结束后编成四个野战纵队（11月又增编三个纵队），为了进行上党战役，动用了三个纵队。9月10日，太行、太岳、冀南三个纵队同时行动，不出十天，阎军据点尽失，20日晋冀鲁豫部队已兵临长治城下，史泽波率部困守待援。阎锡山得知长治被围，一方面给史泽波打气，告其“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一方面决定派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第二十三、八十三军共六个师二万余人，自祁县南援长治⁽¹⁷⁷⁾。刘伯承决定改取围城打援战法⁽¹⁷⁸⁾，以一部续攻长治，集中主力围歼阎锡山的援军。彭部南下走白晋大道，沿线山势陡峭，地形狭隘，重装备运动困难，不利大军展开，行动时又值天雨，道路泥泞，部队拥挤于山路，行动迟缓。10月2日，彭部在屯留以北山地被包围，5日在突围中被歼，彭毓斌身亡。阎锡山急令史泽波突围，史虽担心“背敌弃城”的危险，但见增援无望，不得不于8日弃长治城南逃，终于12日在沁水以东被晋冀鲁豫部队抓住歼灭，史泽波被俘。

上党战役，阎锡山以“牵一发动全身，虎搏兔竞全力”的态势出战，结果一次损失十个师，几占其总兵力的一半，对阎本人、对国民党均为一大打击，阎锡山在内战中从此再无大的作为⁽¹⁷⁹⁾，而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太行与太岳两区联为一体，在晋冀豫三省交汇处稳固立足，东对平汉路，西对同蒲路，北对正太路，南对陇海路，均可构成威胁，大大有利于中共在华北的战略地位。而且此役正值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其对双方心理的影响不可轻视。

2．平汉战役

重庆谈判结束后，关于接收问题，国共各持己见，国民党军队继续向华北进军，中共也因而部署展开阻击战、破路战，堵击国民党的进军，平汉战役由此而起。

10月中旬，胡宗南部第三十四集团军李文部乘中共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作战之机，经同蒲路、正太路到达石家庄，第一军在晋南亦准备沿同蒲路后续北上；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第四十、三十、新八军，组成北进兵团，自河南新乡集结北进，企图与李文部在石家庄会合，打通平汉路北段。此一计划的进行，不仅对中共在华北的地位是一大威胁，而且直接牵涉到中共对华北、东北全盘战略部署能否顺利完成，因此中共极为重视。10月间，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要求晋冀鲁豫部队“必须阻止胡宗南、孙连仲北进”，以地方部队“对顽阻击侧击扭击”，迟滞、消耗对手，“便利我主力适当集中，寻求机动歼灭顽伪每路一师或数师”，并要求“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¹⁸⁰⁾。刘、邓据此部署平汉战役，首先利用沿途均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以地方部队及民兵不断袭击国民党军队，迫其分兵，使其疲惫，同时集中三个纵队于邯郸以南漳河以北地区，待对手进至预设阵地时予以歼灭之。

10月14日，国民党军自新乡北上，左翼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指挥的新八军和第三十军共五个师，沿平汉路北进；右翼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指挥的第四十军及第三十军二十七师共三个师，沿平汉路东的公路北进。部队受第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节制，但两位战区副司令长官随军行动，可谓一国三公，难以令行禁止。这三个军渊源系统不一，第四十军与第三十军是8月初才分由第一、六战区调至第十一战区，临时组合成兵团，“地理民情不熟，系统不一，补充困难”，又把对手“当作只能扰乱的游击队看待”，轻装急进，没有友邻支持与策应，“犯了‘夜郎自大’的骄傲和孤军深入的错误”⁽¹⁸¹⁾。

中共晋冀鲁豫部队在作战部署上，先对对手故示以弱，以纵其骄，诱其放胆北进至漳河与滏阳河河套纵横的预设战场。24日，国民党军渡过漳河到达磁县，次日续进至邯郸南十余公里的马头镇地区，晋冀鲁豫三纵立即攻占磁县，封闭其退路，一、二纵分由东、西攻击。此时对下一步的进止，马法五与高树勋意见不一，只能先就地转攻为守，形成三个分散防守集团。因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与中共早有联系，因此刘邓集中全部三个纵队重点攻击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只以太行军区部队牵制第三十军，同时对新八军发起政治攻势（27日，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亲至高部，争取其起义）。自25日起，经过数日战斗，第四十军大部被歼，高树勋率新八军于30日宣布起义，改编为民主建国军，整个防线顿形动摇，马法五见固守无望，不得不率第四十军残部及第三十军向南突围，脱离既设阵地后，又于途中遭晋冀鲁豫部队的东西钳击和兜击，11月2日大部被歼，马法五、宋肯堂被俘⁽¹⁸²⁾。

平汉战役，中共认为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结果“获得完满胜利”，使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继而控制华北、北进东北的计划未得实现。孙连仲于是役后报告军事委员会，称“经此次挫折，匪军之势当益甚。负军事之责者，宜详加筹度，勿令大河以北从此不可收拾也”。蒋介石得知此役之败的次日，在与王世杰谈中共问题时，“亦甚悲观，似以为黄河以北一时殆无法收拾作为今后建国之洁净土”。可见此役之败对蒋之战略打击之大⁽¹⁸³⁾。蒋认为，“这次我们在马头镇的失败，并不是兵力不够，更不是土匪的力量如何强大，而完全是由于我们高级将领指挥的错误和注意的疏忽”⁽¹⁸⁴⁾。国民党所编战史承认，经此役连同上党之役，国民党损失十七个师，在华北的兵力优势大打折扣，而且“上党为晋、冀、豫交通之孔道，冀南漳河为平汉铁路所必经。由于两作战之失利，终戡乱全役，该两地之交通要冲，均未规复。东西、南北中梗，在用兵上形成极大障碍，行动之自由尽失”⁽¹⁸⁵⁾。

3．平绥战役

华北国共冲突的另一个主要地点是平绥路沿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部署由傅作义第十二战区接收绥远、察哈尔两省，由于傅部离绥、察距离较近，而且该两省一直是其地盘，故傅作义行动积极，其部队三个军、四个骑兵师于8月中旬自绥远五原出发，至9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先后进占平绥路上的重镇集宁、丰镇等地，进至柴沟堡，离中共晋察冀区中心城市张家口不到百里。如任其继续前进，将导致中共在晋察冀和热河的地位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分割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区的联系，对中共实现华北、东北战略部署是一大威胁。因此，中共认为这“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¹⁸⁶⁾。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配合，由聂荣臻和贺龙共同指挥，担负平绥路作战任务。

傅作义部东进后，其部队沿平绥路据守各点。中共决定先打路外分散各点，再寻机在绥东歼灭傅部主力。为了实现战役计划，晋察冀集中三个纵队，晋绥集中五个旅，共五万余兵力，10月18日分由平绥路东、南两面出击。23日晋察冀部队攻占集宁，25日晋绥部队攻占卓资山，傅作义部队未作大的抵抗即向归绥收缩，平绥路沿线各点均为中共部队所占，傅部一度在绥远只占有归绥、包头、百灵庙三点。但从军事上说，傅部本处于一字长蛇阵的不利态势，现在主动收缩固守，以逸待劳，反将远途奔袭的不利留给了对手。根据情况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聂荣臻等人，“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否则待回师时再占。请按此方针部署作战”⁽¹⁸⁷⁾。10月26日，聂荣臻与贺龙在集宁南隆盛庄会见，商定下一步“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后路，孤立归绥之敌，以利于在其动摇恐慌时予以歼灭”⁽¹⁸⁸⁾。至11月初，两部已扫清归绥外围据点，兵临归绥城下。傅作义不得不连电向蒋介石告急称，“我军一面坚守城防，一面机动出击，鏖战已数昼夜，奸匪主力尚未击溃，刻仍围攻归绥甚急，情势极为严重，恳请钧座迅赐有效策略，以济艰危为祷”⁽¹⁸⁹⁾。

傅作义部退守绥、包，以深沟高垒坚拒固守。在归绥，傅作义亲自督战，“整个防区，筑有坚固防御阵地，阵地内筑有明暗碉堡及侧射斜射轻重机枪掩体和掷弹筒、迫击炮游动阵地，火力交叉，消灭死角。阵地前沿挖有深宽各四米的外壕，壕外设有鹿砦及通电流的带刺铁丝网。阵地后方筑有坚固的炮兵群阵地”。在包头，由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董其武坐阵指挥，“四围是高5米、厚2米的土城，四周筑有深、宽各2.5米的外壕。日占时期即筑有坚固城防工事。外壕筑有鹿砦，壕边设带刺通电铁丝网，并布地雷。城外各据点均有通往城内的暗壕沟通”⁽¹⁹⁰⁾。攻打这种坚固布防的城市，是中共部队以往作战所没有的经历。关于归绥作战的方法，中共中央军委11月6日曾有指示给聂荣臻与贺龙，提出一举攻克、诱敌出歼、围坚攻弱、久困重围四种方法，实践的结果，由于傅作义部几乎全部主力均集中于归绥，城防坚固，而攻城部队无论数量还是攻击力都不居优势，几次攻击不下，至11月中旬，攻击顿挫，形成僵局。聂荣臻和贺龙商定改变原计划，由贺龙率晋绥部队攻包头，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部队继续围困归绥。因绥远作战不顺利，中共中央曾向前线指挥部提出三个方案，或以贺部攻包、聂部围归绥，或聂、贺两部主力集中攻取包头，或放弃原计划、部队后撤整理，中共中央更倾向于先以全力攻包头⁽¹⁹¹⁾。聂荣臻认为，如果照此执行，“显然是不妥的”，因为全部主力西进，归绥方面将成劣势，于全部战局不利；再者这样绥远将形成归绥、包头、河套三个战场，相距遥远，兵力分散，难以策应；而且绥远是无后方作战，后勤也是问题。他建议“仍按原部署进行，再打几仗，看情况发展，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因此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时间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相机再定今后计划。”⁽¹⁹²⁾晋绥部队在12月初攻击包头未果后，于12月4日主动撤出了战斗⁽¹⁹³⁾。12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结束平绥战役，随后晋察冀部队撤围归绥。

平绥战役，中共部队将傅作义部队向西逼退200公里，并一度使其困守孤城，策应了华北和东北全盘战略部署的实现，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此役中共部队未达预定目标，主要原因是赋予战役的任务过重，与部队实力不相符合。塞外天寒地冻，土工作业困难，后勤支援不足，也直接影响到作战进程。这次战役的主要指挥者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总结道：“从力量对比和我军的具体条件来看，要求夺取绥远全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当时，部队正处在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过渡之中，……武器装备比较差，尤其是缺少火炮。部队训练也差，不会打大兵团的运动战和攻城战。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许多成员来自县大队、区小队，要到塞外作战，时值冬季，长途远征，出现不少思想问题，这也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总之，这次战役无论是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资上都准备不足。”⁽¹⁹⁴⁾因为此役未达预期目的，使傅作义部成为中共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患”，次年的大同和张家口两役，傅部都被蒋介石作为援兵，发挥了很大作用。

4．津浦战役

津浦路是国民党军北上重点路线，兵力最为雄厚。中共山东主力调东北后，新四军北移山东，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陈毅任军长兼司令员，另在苏北组建华中军区。中共中央赋予华东方面的中心任务，“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立即组织一个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之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顽军”⁽¹⁹⁵⁾。同时指示：“华中可能为蒋介石最先向我进攻之地，如华中现有地区不能确切保障，不独影响山东局势，且对全国形势及国共谈判均极不利，故必须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¹⁹⁶⁾为此，华东方面以山东部队为主于10月15日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下辖四个师，以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为作战中心，迟滞国民党军的北上。华中则以江南北撤部队为主，在11月10日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进行苏北内线作战。

津浦战役之始，中共部队首先在10月19日占领津浦路上之邹县，随后继续向南北扩张，南段于12月14日攻占滕县，围困临城、枣庄，北段先后攻占宁阳、曲阜，包围兖州、泰安。坐阵济南的李延年和困守临城的陈大庆，均连电向军委会告急，“援军如再迟延不到，恐将影响山东全局及铁路煤矿”；“恳速饬大军北上，否则鲁省恐将不保”⁽¹⁹⁷⁾。与此同时，华中野战军于11月16日占领盐城，12月26日占领高邮，1946年1月15日占领陇海路徐东要点新安镇，配合了津浦路的作战。山东军区部队则进行了胶济路阻击作战。至1946年1月停战之日，华东三大铁路干线中，津浦路济南南万德至徐州北韩庄段、陇海路徐州东新安镇至海州段、胶济路济南东张店至昌乐段，均在中共部队控制下，中共山东和华中两大根据地已连为一体，成为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地区最直接而严重的威胁。

四　打打谈谈　边打边谈

重庆谈判结束之时，国共双方同意就有关未决问题继续商谈，自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为此进行了多轮谈判。

这一阶段国共谈判的主题之一是政治会议问题。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便就政治会议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妥协，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之前，由国民政府召集政治会议，邀请各党各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国民大会以及相关问题⁽¹⁹⁸⁾。关于会议代表名额的分配，会议进行的方式和会议召开的日期，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中共曾经建议，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名额可适当多一些；会议采取平等、自由、一致、公开方式进行，协议结果有最后拘束力；会期可定于10月10日。但国民党方面对代表人数、会议方式有不同看法，对会议日期表示过近恐来不及⁽¹⁹⁹⁾。9月30日，国共就政治会议的一些具体问题征求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各方大体同意国共商谈的结果⁽²⁰⁰⁾。

10月20日，国共谈判重开。在关于政治会议的商谈中，首先遇到的是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会议原定代表三十六人（蒋介石在外），由国、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四方面平均分配。后来国民党提出减少一人，中共提出减少二人，让于民盟。但青年党在国民党的鼓动下，提出自己是第三大党，历史长、党员多，不同意作为民盟成员参加，而要成为一个单独单位参加，并与民盟代表人数相等，各为六名。这立即成为政治会议能否顺利进行的一大关键。中共认为，青年党的要求毫无理由，其以第三大党自居，纯属主观看法，如照此办理，中共和各党派均可要求加倍。但国民党极力为青年党说话，认为不能对其勉强。后经各方会外协商，青年党同意减少为五名，另在总数上增加二名，使民盟代表达到九名，此一问题遂在21日的会谈中得以解决。国民党即提出政协于11月1日召开，然后如期在11月12日召开国大⁽²⁰¹⁾。

国民党此时之所以热心于其以往深为反感的政协，目的是通过政协确定国大日期，再通过国大确立其统治合法性，同时以军事进军控制全国局势，企图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对中共施加压力并约束中共至其框定范围内，重心在以战迫和。可以说，这是战后国民党处理对共关系时的基本方针之一。而中共对国民党的这个方针采取的是针锋相对的回击战略，军事上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军，政治上不使国民党以国大获取政治利益。因为国民党的进军没有停止的迹象，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颇为怀疑，对政协和整军的态度也不如以往积极。10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蒋现以七十万大军向我进攻，如不停止，我方对政治会议无甚兴趣，叶剑英出来也无可谈。伪军、受降、解放区三问题不解决，缩军、国大均谈不上⁽²⁰²⁾。因此，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为不致妨碍政治协商会议之进行，应在开会前将军事和解放区问题商得眉目，实际是以其作为政协召开的先决条件。从21日到30日，国共连续举行了五次会谈，讨论未决问题。在军事上，中共提出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各守原防，重划受降区，各自执行；国民党则提出治本之法为速开军事小组会议，解决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治标之法为中央军经交通线通过中共地区时，中共军队不应妨碍。中共认为现在前方交通线均在中共控制下，中央军如一定要前进，当然要起冲突，而且中央运兵华北数额若无限制，将使中共感到威胁。在政治上，中共提出或维持现状，或进行选举，或直接由中央委任中共提名人选；国民党认为如此维持现状，则问题根本未解决，殊非办法⁽²⁰³⁾。双方此轮谈判着重于国民党进军和恢复交通问题，但因意见不一而呈胶着状态。

26日，张群在会谈中就避免冲突问题以蒋介石名义提出，铁路交通必须恢复，中共军队退至铁路线以外，早日召开军事小组会议，商谈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周恩来愤愤而言，受降问题现在未得解决，甚至视我军不如日军，日军在中国境内尚得保持武器，受命维护交通，而中共军队则须退出交通线，揆诸情理，宁可谓乎？他警告说，在解放区问题未得解决和受降区没有重划之前，我方视中央之进兵即为进攻，而我方之破坏交通，阻止中央军之前进乃为当然的事。交通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恢复，若中央必欲武装占领交通线，而将我方驱出于交通线之外，那便是战争⁽²⁰⁴⁾。张群请中共提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恢复交通的方案。29日，中共提出恢复交通的前提条件是：停止进兵、进攻、进占，停止利用敌伪，在华北的八条主要铁路线上双方均不驻兵，国民党如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在上述问题之原则决定后，军事小组可以拟出具体办法，如不能取得协议，可以先召开政协，但开会时须先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31日，国民党提出对案，主要内容为：双方下令部队各驻原地；中共部队撤离铁路线10公里以外；由第三方组织交通监察委员会视察事实提出报告；中央军队如在华北各路运输与中共协商决定；一个月内对中共军队驻地及整编商定办法；按计划召开政治协商会议⁽²⁰⁵⁾。但中共同意撤出铁路沿线的条件是国民党不得利用来运兵，这个对案对此未作明确规定，双方未能谈成，谈判陷于停顿。

对于谈判停顿造成的形势，国共双方各有自己的判断。而因为国共之争导致交通受阻，影响战后复员，国内舆论对此有所评论。《大公报》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评，提出“我们需要安定，需要进步”。社评对国共双方均有批评，然在当时情况下，此种批评更有利于国民党，因此受到中共的反批评，指其失去了中立立场。《世界日报》社评称，“我们对于共产党所提的团结统一和平民主等等政治主张，绝对拥护”，但是对于破坏交通的军事行动“则不能不予以指责”⁽²⁰⁶⁾。国民党利用舆论呼声发动宣传攻势，以《中央日报》为中心，频发言论，利用人民渴望安定的心理，指责中共破坏交通，阻挠复员，称“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再对这交通建设作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不能让国库负担的交通建设费成为无代价的牺牲，更不能坐视社会经济生命线的断绝”。交通部长俞飞鹏、次长凌鸿勋对记者称，华北主要铁路线被破坏一千四百余公里，尤以平汉、津浦、同蒲三路为甚，系“有组织有计划之破坏”⁽²⁰⁷⁾。同时，国民党继续摆出热心于政协的架势，呼吁“要终止目前的混乱局面，惟有共产党体念国家的前途，悲悯人民的痛苦，迎合全国的期望，不再延期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以谋合理解决一切问题”。并策动若干社会团体，以全国人民团体名义，发表对时局宣言，指责中共“遣将派兵，争城掠地，因利乘便，巧取豪夺，遮断国军，阻挠受降，至不惜举全国铁路航路电杆电线工厂物资，尽情破坏”，“深望共产党当局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无条件归政还军，服从中央军令、政令，放弃武装斗争，遵循政党正轨”⁽²⁰⁸⁾。

对于这样的形势，国民党内主和派颇为不安。当时正在新疆与三区代表谈判的张治中，曾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份万言书，可谓主和派的代表性意见。上书称：“关于中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钧座与中央曾一再宣示，此为国人所共同体认与热烈拥护之方针。盱衡当前局势，似仍宜尽量予以最大之容忍。倘问题能适时解决，固所愿望，否则亦不妨暂为等待，以俟时间之转移，不宜遽行变更方针，采取其他解决方针也。倘为一时感情之愤激所冲动，或为任何个人与某一地区目前之利害，而放弃政治解决之方针，使国家蒙受极不利之影响，职殊未敢苟同。”张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国际上此时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国民党不宜借任何一国之力量解决国内问题，而且内战将大大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蒋的声望；在国内，人民经多年战乱，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战争违反人民的愿望，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为不可遏止之时代巨流。他坦率地告蒋：“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度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各将领在钧座之前，或不敢显然作厌战之表示，甚至有自告奋勇，坚持以武力解决中共者，然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之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张的结论是：“决不能轻率从事，作孤注之一掷。”⁽²⁰⁹⁾王世杰和张群也向蒋建议，与中共订立一个暂时避免冲突的办法，“盖内战一发，势将不可遏止，中共或可藉此机会，借苏联为暗援，夺占热察绥甚或东北三省，而自成一国”。王世杰还认为，“中共问题与苏联问题不可分开，今后苏联定将采取与美英合作路线，抑或背道而驰，不久当见分晓。在此一问题未决前，政府对于中共问题，只可尽力防范其扰乱之范围，不能希望得到根本解决”⁽²¹⁰⁾。由于他们的意见，也由于军事进军受阻的形势，使国民党表面上仍摆出希望谈判获得成果的姿态。

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如同对其军事攻势一样，中共采取了坚决反击的战略。11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代表团电，认为“目前形势于我有利，我必须达到下列目的：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他在电中还提出：“应公开承认破毁铁路是为受降、灭伪、制止内战绝对必要，毫无不好。又蒋军侵占各县须退出。请警告蒋方如华北各地受降不归我方，我方是绝对不答应的。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5日，毛泽东再草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认为“在恢复交通问题上有几点提法已处于被动，必须考虑成熟，恢复主动”，即“强调必须立即制止内战，必须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电报要求周恩来等以平汉战役缴获的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文件“借此转弯，采取强硬态度”，而且“不但我们在之交通线彼不得进，我们不在彼亦不得进，已进者须撤退，否则一定是内战”⁽²¹¹⁾。当天，毛的意见以中共发言人谈话的形式公诸于众，提出“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²¹²⁾。中共并且公布了平汉战役期间缴获的蒋介石给各战区的“剿共”密电及各战区的进攻计划，对国民党进行反宣传战。在重庆的谈判中，中共于11月8日向国民党提出四项要求：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进占区全部撤退，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表现了毫不退让的立场。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强调中共的方针是两手策略，但“现在美蒋一定要把我们整下去，给我们的压力很大，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打”。“蒋军来势很凶，对我们压力很大，除抵抗以外，别无办法。我们不打肯定是被消灭，打顶多也是被消灭，为什么不打呢？我们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²¹³⁾。由于国共双方距离相距较大，11月中旬，双方在最后两次谈判中泛泛交换了意见而未涉及具体问题，双方均表示希望继续商谈，和平解决问题。11月25日，周恩来飞返延安，谈判暂时中断⁽²¹⁴⁾。

11月26日，国民党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并公布了三十八名代表名单，但因为政治、军事两方面尚未出现有利于政协召开的形势，国共关系也暂时处于僵持状态，政治协商会议一时尚无法召开。

第四节　中间势力的兴起

一　日渐活跃的中间势力

战后中国政坛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为政党的发展留出了较大的活动空间，一时党派纷出，颇有政党政治的声势。据《中国党派》一书的统计，战后初期涌现出了105个大大小小的党派，成为当时所称的中间势力⁽²¹⁵⁾。

中间势力的中坚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的民盟，自称“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主要宗旨是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厉行法治，尊重自由⁽²¹⁶⁾。自成立后，民盟便站在国民党反对派立场上，批评国民党的诸多施政方针，要求结束一党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权。随着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加剧，民盟对国民党的批评也在加强，它实际上已成为中共在政治上的盟友。抗战胜利之初，民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我们坚决的要求民主，一切反民主的都是我们所不赞成的”；“我们要求一个完整的国家，凡一切可以制造分裂或引起内战的姿态与措施，也是我们要坚决的排除的”；“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声明提出了十项主张，要求延期召开国大，保障人民自由，召集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²¹⁷⁾。

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政治报告认为：“从国际的及国内的形势来说，中国目前迫切的需要是民主。……因此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就认定我们当前唯一的责任是实现中国的民主，是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报告肯定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制度，提出“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报告提出中国面临的三大问题是，政治会议、联合政府和国民大会问题。认为政治会议应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国民大会必须名符其实，而不是任何党派包办操纵的机关⁽²¹⁸⁾。会议通过的纲领全面概括了民盟的基本政治主张。纲领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妇女七大项。政治上，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实行宪政，厉行法治，实行地方自治，并实行国会制、内阁制、普选制的政治制度，行政首长和议会议员由民选产生；经济上，保障人民经济平等，发展社会生产力，制定统一经济计划，实行减租，并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用事业及具有独占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其他一切企业，均可由私人经营，企业员工应有管理权，予外人以投资之便利；军事上，军队属于国家，禁止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实行征兵制，现役军人绝对不得干预政治，并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外交上，以保障国家之领土主权，民族之自由平等，与各国和平相处为原则⁽²¹⁹⁾。大会通过的宣言，重申了政治报告和民盟纲领的主要要求和主张。

民盟一大选出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梁漱溟、张东荪、张申府等十八人任中央常委，张澜任主席，左舜生任秘书长（青年党退出后，梁漱溟任秘书长）。下设十一个委员会，负责人为：组织章伯钧，宣传罗隆基，国内关系梁漱溟，国外关系张君劢，工商黄炎培，青年沈钧儒，民运陶行知，妇女刘清扬，华侨郑振文，文化张申府，财务张澜⁽²²⁰⁾。各地支部负责人为：西南潘大逵，西北杜斌丞，南方李章达，华北张东荪，东北高崇民，华东由民盟中央直接负责。据统计，到1947年11月民盟被迫解散前，全盟有总支部五个，分支部四十六个，盟员总数2.2万余人⁽²²¹⁾。民盟领导人之一罗隆基认为，这时候的民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集合团体，它在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它的代表性，亦有它相当的影响。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它是中国当时较有代表性的有多个派别组成的政治集团⁽²²²⁾。

民盟的特点是各个党派的联合，盟员与各党派成员可以兼跨（随着盟务的发展，无党派盟员数量在增加），入盟党派仍有相当的自主权，因此如何处理盟内各党派之间的关系，也是民盟面临的一大问题。民盟成立时，是三党三派的结合（青年党、国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和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²²³⁾，其中青年党力量较大，在盟内占有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由于政治立场未尽一致（青年党倾向于与国民党合作，而民盟内不少人则倾向于与中共合作），更由于实际的利益考虑（争取参政时的更多席位），青年党在1945年底退出民盟，自立门户⁽²²⁴⁾。为了解决盟员与党派的关系问题，1946年4月，民盟中常会专门通过了《调整盟内党派问题施行办法》，规定加盟党派应负下列义务：1．接受本盟之政治主张，并遵守组织规章，服从决议；2．对政治上之重大意见，顺向政府提出者，应建议本盟提出之；3．不得以其党派之名义，自行向政府交涉政治权益；4．所主持之言论机关，对于本盟或盟内党派不得有所诋毁或攻击；5．不得在盟内收揽盟员参加其组织；6．分担本盟经费⁽²²⁵⁾。同时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规约》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入盟办法》，以图对盟内成员的不同立场予以约束。尽管如此，民盟的组织基础仍不稳固，盟内各党派间的关系仍然存在某些矛盾，也不可能执行非常严格的纪律，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时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到制宪国大召开时，民社党决定参加国大，导致民盟的又一次分裂。

民盟以外，还有一批中间党派相继成立。民主建国会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为中心的部分工商界人士和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中心的部分文教界人士组成。1945年12月16日，民建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发表成立宣言。对于国内政治，主张和平统一，民主集中，政府充分尊重人民自由，各政治党派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以达成军队的国家化；对于经济，主张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计划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用和平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宣言称“我们不是一个党同伐异的政党，我们对于一切为民主建国而努力的党派及个人，都愿保持极度的友善，然而同时保留对于任何方面的完全的批评自由，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成立大会通过的政纲，提出了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方面的四十六项要求。民建组织原则规定，“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²²⁶⁾。成立大会推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施复亮、李烛尘等为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上海的文教界人士和部分工商界人士为主组成的。1945年12月30日，民进在上海正式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次年1月4日，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提出实现民主、还政于民、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²²⁷⁾。随后推出马叙伦、陈此生、王绍鏊为常务理事。

九三学社以“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口号为号召。1944年底，许德珩、潘菽等一部分文教科学界人士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抗战胜利后改称“九三座谈会”，并决定筹组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选出潘菽、褚辅成、许德珩、涂长望等为理事。成立宣言称，“中国今日，舍和平团结，实无救济之策，而和平团结之能实现与否，端赖民主宪政之实施，故政治的民主与宪政的实施，实为救国要着，本学社同人，愿在自己岗位上，作此种问题之努力，促其实现”。成立大会上提出八项基本主张，着重于“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从政治的民主化，谋军队的国家化”⁽²²⁸⁾。

上述新成立的党派，其政治主张与民盟大同小异，人员组成亦常有与民盟重合者，民建主张“对于中国民主同盟须极端联系”，民进“愿与国内各民主党派友好联合”⁽²²⁹⁾，因此，民盟实际上是战后中间势力的中坚力量和政治上的代表。除此之外，由国民党内民主派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分别于1945年10月28日和1946年4月14日成立，民联由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等任常务干事，民促由李济深任主席，李未到任前，由蔡廷锴代理。除了在政治主张上与民盟等党派基本一致外，民联和民促的特点是利用其成员在国民党内的老关系，要求改造国民党，并联系与策动国民党内的反蒋人士一致行动，共同投身于反蒋的实际行动之中⁽²³⁰⁾。民联和民促最终于1948年1月合并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²³¹⁾。

除了这些新成立的党派之外，原有的一些老党，主要是青年党和民社党（原国社党），也在战后全面恢复了活动。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是国共之外各党派中历史较悠久、组织较健全、人数也较多者。抗战胜利后，青年党在10月初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十条要求，中心为“从速召集建国会议（或政治会议），以奠定团结基础。其权限不必动摇国民党之领导地位，但必须是以解决问题；其名额与人选不必拘文牵义，但必须顾及各方之实现，并转得举国一致之信赖”；国民大会之召开，须在政治协商会议作详密之协商；切实保障人民之基本自由；中央与地方之用人行政，宜破除成见，一本惟才惟贤之旨；解散伪军，裁汰冗兵，为全国大举整军的初步⁽²³²⁾。12月2日至12日，青年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其目的在重订政纲，修改章则，扩大组织，刷新阵容，尤以研讨战后时局，讲求适当对策，为其最主要的工作之一”⁽²³³⁾。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称：“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则，内求统一与自由，外保安全与独立，以建设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并促进平等合作的世界为宗旨。”⁽²³⁴⁾大会选出曾琦为主席，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为常委，陈启天为秘书长。青年党号称中国第三大党，有党员二十余万，但实际党员人数不过万余人⁽²³⁵⁾，党部组织以四川、重庆、西康、云南、贵州等西南诸省市较为健全，尤以四川为其主要活动基地。青年党中央领导号称曾、李、左三巨头，曾琦抗战时期一度活动于沦陷区，形象欠佳，战后代表党内右派，“力主脱离民主同盟”；李璜因在抗战时期实际领导该党，“在党内之势力相当雄厚，该党参加民主同盟及与中共采取联系，多为李璜所主张，故有左派之称”；“左舜生则依违于曾、李之间，曾经联李以排曾，复因不满李之左倾领导，又联曾以排李”⁽²³⁶⁾。然而随着国共关系和国共与青年党之间关系的变化，随着战后国内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随着青年党对于参政利益的追求，这三人之间对国共的态度也逐渐趋于一致。实际上，1945年底青年党退出民盟已经预示了其政治态度的变化，其后青年党实际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盟友。

民社党是由张君劢、张东荪负责的国家社会党和由伍宪子、李大明负责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²³⁷⁾。两党领导人因为与康有为、梁启超共同的传承关系，且政见大体相同，在张君劢的运作下，1946年8月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成立民主社会党，由张君劢任组织委员会主席，伍宪子任副主席，以形成一个大党，在战后政治舞台上据有一席之地。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主张在国家本位基础上，实行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苏俄式的经济平等，故将该党定位为民主社会主义，即政治民主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的结合。张君劢在二十余年政治生涯中，屡受挫折，政治活动不如其意，感到“人民权利毫无保障”，因此希望得到西方式的政治活动空间与自由。他自称：“我从读书起，一直看重英美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是以尊重人民权力为基础，而以选举方法表示民意，始终觉得值得爱护”⁽²³⁸⁾。张君劢在战后中间势力争取民主政治的活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政协和制宪问题上，张主张限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特权，实行英美议会政治，一度颇受中间势力的推重。民社党在成立宣言中主张，奠定和平，拥护统一，要求民主，实现社会主义，而要做到这些，应该实行政争决于选举，不决于疆场，“故吾人尊重政协之协议，非徒以其为协议之结果，乃以其为建国关键之所在，而吾人平日所祈求之和平统一，正在于是”⁽²³⁹⁾。民社党对各党的态度是：对国民党，反对其一党专政，指出其政治腐化，惟在实施政协决议，则予赞助，如在各地不阻碍本党之发展，与之取友好态度；对共产党，在目前力避文字上之攻击，忠告其停止军事行动或缩小范围，在反对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等方面取同一态度；对青年党，保持以往私人往还及友好态度，在文字上对其取静观态度；对民主同盟，视为联盟，非为政党，暂不退出，惟须保持本身独立，如有共同行动，应以明文约定者为限，党员非经核准，不得自行加入民盟或担任任何名义⁽²⁴⁰⁾。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坛上还涌现出一大批形形色色、背景不一的小党派，其中有源起于清末的光复会（1945年恢复，负责人尹锐志）、源起于20年代的中国少年劳动党（负责人安若定）；有主要在海外侨团中发展的党派，如中国洪门民治党（负责人司徒美堂，后退出）、中国中和党（负责人尤永昌）等；有的是特殊社会阶层的集合，如四川袍哥的中华社会党、以佛教界人士为主的中国宗教徒和平建国大同盟；有的是地方实力派为巩固自身利益而组织，如山西的民族革命同志会（阎锡山任会长），四川的中国农民自由党（得到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支持）；有的是失意政客军人的寄托，如四川将领范绍增的益社；多数是抗战胜利后成立或开始公开活动的党派，如中国民主党（负责人侯野君）、中国人民党（负责人吴仁勋）、中国国民自由党（负责人林东海）、中国农民党（负责人董时进），等等⁽²⁴¹⁾。

战后的小党派，无论旧有或新成立的，多数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而为利之组合，希求在战后的政治重组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趋时而起，应时而散，在中国政治中毫无影响力可言。少数有政治主张的党派，在国共分裂前，多数呼吁停止内战，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与中间势力的主张大同小异，间或有一些代表行业利益的特别要求。而在国共分裂之后，这些小党派或追随中共，或投靠国民党，或干脆散伙，除此很难有别的选择。然而无论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只要他们存在，总是既存秩序中的不稳定因素，总对执政党形成公开或隐藏的威胁，因此国民党对这些实力不大的小党派也不愿放手，他们不反现政府，则听其自生自灭，一旦有反对现政府的迹象，则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

二　中间道路的理想和现实

何为中间道路？中间势力的基础与意义何在？施复亮的解释可为代表之一。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在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间派的政治立场必须站在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政治上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思想上应是自由主义，行动上应是和平的改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民主的。中间派决不笼统地反对或追随国民党或共产党，而“国共问题的合理解决，中国政治的全面安定，和平、民主、统一的真正实现，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间派在政治上起着积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²⁴²⁾。

中间势力及其代表党派在战后一度有较大发展与战后美苏相争的国际背景和国共相争的国内背景密切相关。国共两党在政治斗争中都希望争取中间党派的支持，而美国要求国民党实行一定的民主改革，容纳反对党，这些均鼓励了中间党派的兴起。中间党派的中间路线，在战后中国主要表现在以和平方式调和国共关系，希冀以此为中国打开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民盟可称中间势力的代表性党派，它自称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它独立的政纲，有它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在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谨严态度，不苟同也不立异，以期达到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民主”⁽²⁴³⁾。民社党的张东荪对中间势力的这种立场作了更为详尽的解释。他认为，国际存在美苏对立，反映到国内即存在国共对立，中间势力的责任，就是调和折衷，使两者之间的对立趋于软化。他提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虽名为政治制度，当然亦包括经济教育以及全体文化在内，自不待言。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对于国共对立，他希望将“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所以我们一百二十分赞成联合政府，但我们却以为联合政府必须建立于共同纲领之上，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这条唯一的路可泛名之曰民主，但不是纯粹英美式的，至于苏联式的，当然更不必说了”⁽²⁴⁴⁾。一句话，中间党派主张在左与右之间保持中立，方法上采取和平改良的立场，协商谈判，不搞暴力革命。

在抗战胜利后的现实条件下，中间势力对于国内外形势、尤其是国内形势的看法，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脱离实际。理论上，他们对西式和苏式制度本质及其优劣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以为西式民主加苏式计划经济，就可为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搭上过桥，这实在是一种空想。至于实践，中间势力企图以调和国共之争争取自身的地位以至规划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他们在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选择。然而调和国共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国共力量的强大与中间势力的无奈。与政治主张脱离实际相伴随的，是中间党派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多在上层活动。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无论中间派的理想多么高远，事实是中国政治已经处于国共两大党的争斗之下，留给其他党派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而且中国当时缺乏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环境与条件，党派政治奉行的是实力原则⁽²⁴⁵⁾，只有国共两党有组织、有武装、有强大而可靠的群众基础与动员力，任何其他党派都难以代替国共两党的作用，这是中国的客观情况所决定，而非一时可以改变。中间党派格于实际，只能周旋于国共之间，受到国共政治斗争的强烈影响，在国共之间保持完全的中立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发展，非偏于国，便偏于共。但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中间势力对国民党的压迫感受更为直接，争民主是他们的一致要求，因此在国共尚未破裂之际，他们的态度对中共更为有利，在实践中他们也往往采取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的立场。

不仅如此，中间势力自身由于种种利益考量的不同，不仅各党间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各党内部同样存在着主张的不一，尤以民盟为甚。民盟是各个不同党派的集合体，在政治问题上一向主张不一，只是对外维持着大体的统一。民盟内部最初的三党三派中，青年党较为倾向于国民党，第三党、救国会较为倾向于中共，民社党、职教社、乡建派态度较为中立⁽²⁴⁶⁾。随着形势的发展，民盟成员不断分化，青年党脱离单干，民社党逐渐与民盟拉开距离而倾向于国民党，他们成为中间偏右政党；而民盟作为一个整体，更多的是中间偏左，与中共更为接近。民盟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声明中，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要求延期召开国大，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都与中共的主张相一致；而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民盟虽主张军令政令的统一，但又提出“应该注意到人事的合理安排，使各有关方面心安理得”；“组织一收复地带人事调整委员会，根据当地的实况及人民的要求，作人事上合理的调整，以避免党派间的冲突”⁽²⁴⁷⁾。这又在实际上呼应了中共的要求，自然为国民党所不满。对于中共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问题，中间势力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些问题往往为更为迫切的和平民主问题所掩盖，因此中共与中间势力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表现得并不明显⁽²⁴⁸⁾。

实际上，中间势力的作用也只有在国共两党争执不下时才得以发挥，至于他们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主张，因为中间势力的在野特性而未及进入实践。一旦国共破裂，战火燃起，中间党派势必在国共中间作一抉择，任何真正的中间道路都是不可能的，这已为以后的历史发展所证明。他们深知：“倘使内战长期继续下去，中国问题只有依靠武力来解决，那么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在中国政治上都不会有重要地位，也不会起什么独立的作用……只有在内战停止，和平恢复之后，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才有实现的可能。”⁽²⁴⁹⁾如同梁漱溟所言：盖唯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²⁵⁰⁾。

在内战战火即将点燃之际，1946年5月间，民盟领导人在聚会时有若干对话，颇能反映他们的处境与心态。沈钧儒说：内战扩大，人民固然痛苦，我们这些第三者又将如何呢？一方面政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已有地盘，更有枪杆，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这些赤手空拳，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人，恐将左右为难，如何是好呢？梁漱溟说：在左右和谈时，中间人已感不易；到左右开枪武打的时候，中间人当更难以自处。黄炎培说：现在处变之中，固不易决定我们的立场，然恐亦不容静观以待呀！章伯钧说：两个有力的政党都在那剧变，形势实恐不容我们静观。国民党专政多年，优越感太浓。我敢武断的说，他们的一切筹策，还是保持一党专政。他们早已认定我们这些中间人都是左倾的，不要说我们不愿右倾，就是你想投靠，他们也不会容纳你。我们在政治协商会中，虽与中共合作，目的仅在造成制衡的力量，以为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何尝是左倾呢？国民党失计，因此而加以左倾的罪名。我们如此夹于两者之间，真是不知如何是好⁽²⁵¹⁾？归根结底，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与条件下，没有武装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真正的政治地位。著名的《观察》杂志记者曾经就张君劢写过一段颇含意味的话：“如张君劢氏，固一彬彬有礼的长者，亦为一博学能文的学者，然而他领导组党，数年以来，可谓无甚成就。吾人固不赞成组党要用打手，然而单靠书生，也是不行的。”⁽²⁵²⁾

中间势力在战后中国政坛上一度活跃的重要原因，是国共两党的态度。由于国内外形势所逼，政治斗争一度代替武装斗争成为战后中国政治大舞台的焦点，而在政治斗争中，国共双方都需要支持者，因此也就为中间党派的活动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客观上提高了中间党派的地位。然而，国共双方虽都力争中间势力能够站在自己一边，但都不会使自己的政策受中间势力的左右。国民党中宣部早在1943年就拟订了《各党派之言论分析与对策》，认为对于各党派而言，“以本党开放政权为最有利，次之在本党及中共相持不下之局面下亦可以稍收渔人之利，至于在本党或中共独揽政权之形式下则最不利”。对策提出国民党应付各党派的三项原则：一、必须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联盟之形势——本党对现状如无任何改变，则在“民主宪政”之共同要求下，各小党派可能与中共成立联盟，加厚反政府之力量，目前有种种象征，证明此一可能性之日益显著，故本党现阶段对各小党派，当尽力疏隔其与中共之关系，不使有任何形式之反政府联盟可以产生；二、采取对各小党派开放，对中共抑压政策——要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之联盟形势，必须一方面尽可能给予他们以言论结社之自由，及参政之机会，另方面对中共则尽量予以箝制，如此，不但可以一新国人之耳目，且可以转移国际（苏联方面例外）观听；三、拉拢各小党派，增我外围实力，以孤立中共——本党如对各小党派稍示公开，彼等必如张君劢云，感政府求治之殷，亦以琼瑶报之，而可能成为本党外围，如善加扶植及运用，不但可以孤立中共，亦可助我完成统一。对策提出拉拢各小党派的方法是，加强联系，有限度的满足其要求（言论自由，活动公开，参加各级民意机构）⁽²⁵³⁾。在这样的认识下，国民党对中间党派的策略是，拉住青年、民社两党，争取其他党派的领导人，对于靠近中共者则施以压力。对于最主要的中间党派民盟，国民党的策略是，“加速其分化过程，孤立其对外关系，并加强本党对其之压力。譬如民盟内部已有左右两派之斗争，即应加速挑起国社党村治派等对救国会派第三党之斗争，扩大其矛盾”⁽²⁵⁴⁾。在全面内战爆发前，蒋介石特别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尤其对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²⁵⁵⁾。对于态度较为温和的黄炎培，蒋介石专门派陈立夫、陶希圣、杜月笙等去拉拢，还派陶希圣前往上海，征求黄炎培对时局的意见，以得到中间势力对其政策的谅解。但黄答以：“一，对中共只有一法，即以共同制定之宪法范围其行动，故下手必须合作，只有政协会议决案可以解纷；二，目前办法宜使参加商谈，迅速解决军事问题，接谈政治；三，若舍政协会，别寻门径，决非国家之福。”使陶悻悻而归。陈立夫为此指责黄炎培说：国民党不能容许共产党并存，第三者以国共并称，忽视国民党之为正统，从事调解冲突，即延缓对中共问题之解决⁽²⁵⁶⁾。

由于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理念，国民党对于各小党派仍多采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对他们的拉拢并不成功。即使是与国民党较为接近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在一个时期内反对国民党以武力解决中共的政策，可见国民党对中间势力政策的不成功。反观中共与其他党派之间，虽然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一致，但因为现实处境的相同，在反对国民党垄断政权和一党专政的当前斗争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因此而有相当成功的合作⁽²⁵⁷⁾。据国民党方面的情报，还在1945年11月，中共与民盟签订了秘密合作的协定，双方同意：1．双方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之新中国，得共同携手奋斗；2．双方得保持其政治最高原则，但在奋斗过程中得随时交换意见，以划一步调增加力量；3．中共解放区欢迎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分部，但民主同盟所做之工作，以不妨害中共事业为原则；4．中国民主同盟对中共解放区之政治军事经济各设施得尽量予以支持，并扩大其影响；5．双方不得单独对国民党作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相互通知，并取得双方同意后，始与国民党成立条件⁽²⁵⁸⁾。在战后国共政治斗争中，如停战、政协、国大、宪法、改组政府等方面，中共与中间势力尤其是民盟的合作，给国民党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即便如此，中共对中间势力的基础及其发展前景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周恩来在总结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时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历史的发展，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到了大革命后，就只有两个全国性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一天天证明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已成为不可能。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²⁵⁹⁾

中间党派自身随着形势的发展，也逐步放弃了中间的政治主张。青年党和民社党投向国民党阵营。青年党本身即具有反共色彩，他们自称：“本党对共产党，从周恩来在法国组党迄今，一贯立于反对地位。”⁽²⁶⁰⁾随着战后国共关系的不断恶化，青年党的态度也日渐倒向国民党。发展到1947年9月，青年党的曾琦在该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称：“中国现介于苏美两大集团之间，可以亲美反苏，亦可以亲苏反美。但自中苏条约签订以来，苏联所表现之不友好态度，层出不穷，如搬运东北物资，及长期占据旅大等，均极明显之事实。美国对华政策固不如吾人理想之友善，然较诸苏联，则属进步多多矣。次就国内情势而言，青年党今日亦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可以亲共反国。但自政协会议以来，共党存心破坏，无所不用其极。青年党力谋团结，与国民党政策固无二致。因而参加国大，参加政府，在与国民党合作之下，而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²⁶¹⁾民社党起初虽避免直接批评中共，但它的行动已逐步脱离民盟与中共合作的路线，尤其是它决定参加制宪国大后，实际上也已倒向国民党方面。

中间势力中最强调中间立场的民盟，则在政治立场上不断地靠近中共。虽然民盟人士关于在国共破裂后民盟应采何种立场的问题上有争论，有人主张坚持“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对内“调和国共”，对外“兼亲美苏”；也有人认为，民盟实际是与中共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因此不能称为第三方面，在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没有调停两可的余地，只有勇往直前，以斗争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²⁶²⁾。但是国民党打击民盟而中共争取民盟的事实，迫使民盟只能左转。民盟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已经表明其与国民党的分道扬镳。1947年1月，民盟举行一届二中全会，分析形势，总结工作。主席张澜在会议报告中回溯了过去一年的形势发展，认为中共“确实有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而“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分子有彻底推翻政协的阴谋”，他将政协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撕毁了政协决议”，召开国大是“政府用任何言词不能掩饰这是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的行为”。对于国共双方的态度如何实际决定了中间党派的政治立场，张澜此言对民盟在国共之争中的立场是一个明确的解释，说明民盟也不可能在国共之争中保持所谓真正的中立。还在这个报告中，张澜解释了民盟的政治立场，他认为：“站在政团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党争，民主同盟是个第三者，我们应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民盟既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团，我们依据我们的政纲政策以争取国家及人民的福利，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²⁶³⁾既是第三者，但又不能在反民主时保持中立，而反民主的责任者是国民党，民盟就这样在逻辑上解释了自己向中共立场靠拢的原因。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虽然还提到“继续推进与国共两党的合作”，但决议中彻底反对内战、重新举行政治协商、成立全国一致的联合政府、认为制宪国大不合政协决议的要求等主张，与中共更为接近而远离国民党的立场⁽²⁶⁴⁾。因此国民党逐渐不能容忍民盟的公开存在，终至发展到压迫民盟解散的地步。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使一贯坚持中间路线的人也不能不走向反对国民党的立场，正如施复亮文中所说：“自然万一中间路线真正走不通，中间阶层和中间派也可以支持并执行左翼的政治路线，但决不可支持或执行右翼的政治路线。因为反动是一条死路，只有改良和革命才是出路，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²⁶⁵⁾

相比较起来，从国民党分离出来的民联及其后身民革，对国民党从言论的批判到实际的行动都更为激烈。1947年2月，民联召开第四次政治会议，会议报告认为，国民党已经成为代表军阀、官僚、买办、大地主、金融资产阶级、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的集团，建立了法西斯的独裁政权，发动了全面内战。因此提出：中间阶层不但应该立即团结起来，组织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还要和工农民主力量联合，组织广泛、坚强、统一的民主联合战线，用尽一切手段，甚至不惜流血，争取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实现政协决议、停战和整军协定⁽²⁶⁶⁾。他们虽然还强调自己的中间阶级特性，但他们联合工农，不惜流血的主张，与中间派一贯的和平改良、保持特性的主张，已经有所疏离。他们虽然还不能忘情于国民党，认为反动力量不能代表国民党，主张恢复党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对国民党进行改革，但他们的实际作为已经离国民党越来越远，而离中共越来越近了。

————————————————————

(1) 该照会称：“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即上述公告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317页）因此，日本投降实际是有条件的，即维持天皇的名义地位不变。

(2)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8月11日。这一晚的重庆确实令所有亲历者难忘。陈纪滢写道：“重庆市民的狂欢，是毕生中难得一见的场面，唯有亲自参加的人才能体会到是什么情况。”傅斯年拿着一瓶酒，到街上大喝，又拿了一根手杖，到街上乱舞。易君左正在一家餐馆用餐，忽然有人冲进来大声狂叫：“日本投降了！”“吃饭的客人也同时推翻食桌，一齐向门外狂奔。这家菜馆的老板、老板娘子、伙计们，什么都不管了。跟着我们跑出大门，只见人潮汹涌，在黯淡的街灯光下，万头攒动，高呼狂叫，嚷成一片，像巨雷的震响。”（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月10日，台北“国史馆”1988年版）

(3) 《是投降的时候了》，《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11日。

(4) 上海全市商家11日停业，各报均出号外报道日本投降消息，日军因未接到投降令，仍实行戒严，压制民众情绪。

(5) 《情报单位截译南北伪组织善后措置情形》，1945年8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第四册，台北1981年版，第1537—1538页。

(6) 陈公博为了向重庆靠拢，特意致电蒋介石献策称，南京政权所属部队“若有自危之心，无路可投，必走奸匪自固。公博之意似宜均应予以番号，一俟大局初定，再行分别改编复员”。他还对委任名单提出了建议（《陈公博报告伪组织解散并请予伪军番号免其走匪自固一俟大局初定再分别改编复员呈蒋主席之巧电》，1945年8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第四册，第1552页）。然而蒋介石对陈不屑一顾，陈的献策没有得到蒋的青睐，陈不得不于25日在日方安排下匆匆逃往日本。周佛海则早经戴笠和重庆建立了联系，抗战临近结束前，周又与顾祝同“不断派人员往来联络”，“关于配合防制奸匪问题”，顾“指示彼等配合防制办法，坚定其信心，俾不致为奸匪所利用”。因此，日本投降后周佛海即被任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负责暂时维持京沪地区的治安（《顾祝同为策动周佛海等反正呈蒋委员长电》，1945年4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第四册，第1551页）。

(7) 《阎锡山转报日本投降后华北王荫泰等上蒋委员长静候处置之皓电》，1945年8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第四册，第1537页。

(8) 田中钧一：《满洲国皇帝的最后一天》，孙邦主编：《伪满覆亡》，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9) 《日皇裕仁停战诏书》（1945年8月14日），张蓬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页。

(10) 《日本政府致中美英苏政府电》（1945年8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1) 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1945年印本，第1—2页。

(12)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备忘录》（1945年8月2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78—79页。

(13)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23页。

(14)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15—17页。根据10月30日公布的《二五减租办法》，凡实行豁免田赋省份的佃农当年地租一律减交四分之一。陆军总部进驻南京后亦颁布命令：“伪政府所颁布一切法令规章，亟应完全废止，所有因爱国行为，致遭逮捕，及触犯伪订法律，而并不违反国法，业被拘禁判处徒刑人员，均得宣告无罪，予以恢复自由。”（《布告废止伪政府法令规章》1945年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1946年印本，第205页）。

(15) 严问天等编：《南京受降记》，四人出版社1945年版，第132页；《青年日报》1945年9月9日报道，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36页。

(16) 《南京受降记》，第131—133页。

(17)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5—9页。

(18)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12—13页。

(19) 《解放日报》1945年8月27日。

(20)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台北1978年印本，第785页。

(21) 《中央对于日本请求投降之决策暨有关受降及沦陷区各问题之议案》，1945年8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9页。

(22) 第六战区参谋处编：《第六战区受降纪实》，1946年印本，第3页；《日本投降后中共动态资料汇编》，第48页。

(23)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1日。

(24)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其后通过魏德迈向朱德转交了他们的答复，强调美、英、苏一致同意，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盟军总司令将接受日军的投降，美国政府希望中共在这个问题上与蒋介石充分合作（Feis，Herbert．The China Tangle——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35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53）。

(25)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186页。

(26)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1945年8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39—1044页。

(27) 《国民党中执会关于延安总部命令的对策》（1945年8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四辑第二册。

(28) 《蒋介石致毛泽东电》（1945年8月20日），《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8月21日。

(29)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4页。

(30)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备忘录》（1945年8月21日），《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78—79、146—147页。实际上，冈村宁次早于8月18日就拟订了《对华处理纲要》，其原则为“首应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国共关系应由中国方面自行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持以抗日、侮日态度时，则断然惩罚之”，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他还命令日军，不但不接受敌方（指中共——作者注）任何要求，且必要时，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46页）。

(31) 《戴笠致周佛海函》（1945年8月15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月18日。

(32) 《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228页。

(33) 《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城市》（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4) 《中央关于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13页。

(35) 《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36) 《华中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页。

(37)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3页。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39)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页。

(40) 《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1945年8月17日），琼斯等著：《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41—742页。东北由苏联受降。由于英国的坚持，香港实际由英国接收，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第三目。

(41)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3页。

(42)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8日）、《何应钦电》（1945年8月2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5—67、71—73页。中国方面接收主官，除李延年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外，其他均为该战区或方面军司令长官。

(4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40—143页。

(44)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军字第5、29号，1945年9月11、20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13页。

(45)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1983年版，第375—376页。

(46) 《中国战区日本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缴械情形一览表》，1946年2月14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507—513页。表中若干错误，根据《中国战区受降始末》第229—236页同表较正，但仍有个别地方两表不一，本书概据前表。

(47)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附表第21、45表，1946年印本，第7—8页。

(48) 据《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附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大事日记》的统计。

(49) 《河北省政府代电》（1946年1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二档），全宗二，卷号9099；《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致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告朱德令鲁境共军窥犯津浦胶济铁路沿线祈请政府派军援助电》（1945年8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318页。

(50) Chen Li-fu Materials，pp．22-24，Chen Li-fu Collection，Box 48，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51) 蒋的亲信陈布雷曾对人抱怨说：自1944年以来，新进的人（指宋子文、王世杰、张群等人——作者注），立论高，气势逼人，拼命拉着政府向左边跑，右倾势力日渐低落，连果夫先生近来也不常见委座，见到委座也不常发言（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02页）。

(52)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34页。据吴鼎昌的旧部、时被提名任吉林省民政厅长的尚传道回忆，他在重庆见到吴鼎昌时，吴告他“现在毛润之先生亲自来重庆了，国共两党正在进行谈判，是我向蒋主席建议连发三次电报才请来的，电报是我亲笔拟的”（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第10页）。然此说法并不完全可信，吴鼎昌是否会向一位地位并不高的下属、以这样明确的方式谈论当时尚属高度机密的事情，甚可怀疑。与吴鼎昌同属政学系、同为蒋之高级幕僚、而且关系十分密切的熊式辉，在其日记中对此事毫无记载（熊的日记为当年所记而非事后回忆，可信度当更高，何况其日记中对国民党高层机密并无避讳处），如果此事确属吴之献言，按常理吴更应该告诉熊。另据《大公报》渝版负责人王芸生回忆，吴鼎昌向蒋献言后，为了给他曾任社长的《大公报》一条特大新闻，15日将蒋电稿交《大公报》，准备当天发在晚报上，但在检查时被扣，经请示侍从室，陈布雷称“绝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谣”。结果此电只能在16日由中央社发出通稿（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3页）。吴将电稿交给《大公报》，只能说明他事先得到此电稿，并不必然证明此电与他的关系。

(53) 现有关于吴鼎昌与蒋电关系的材料均为他人回忆，然后口口相传，吴本人并未有此说法，已公开的蒋的谈话、日记亦未有任何暗示，故尚待更为可靠的材料予以证实。

(54)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88页。

(55)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8月16、21、25日。

(56) 《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得知蒋电后，总主笔陶希圣等决定“假戏真做，制造空气”。陶希圣认为：“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王抡楦：《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重庆文史资料》第1辑，第73—75页）

(57) 8月21日，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宴请民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意在沟通感情，结果黄炎培不客气地说：“蒋主席仅发电邀毛来渝，虽见恳切，尚不够，必须在日本签和约后，主办数事；言论解放了，身体自由了，特务取消了，政治犯释放了，各党承认合法了，一面立即宣布召集政治会议。抗战之初，数度邀集会议会谈，今结束了，胜利了，难道不应有一度召集。况国防最高委员会非改组不可，抗战建国纲领非重订不可，何不自动为之。再隔一星期、一旬无所表示，大好机会又逸去矣！”（《黄炎培日记》1945年8月10日，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

(58) 《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1943年1月25日）、《同赫尔利的谈话》（1944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5页。蒋介石也曾有请毛泽东到重庆当面商谈之意，并在1943年林彪自重庆回延安时，经张治中向林转交了一封给毛的信。因为时机不成熟，此事未有下文（《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85页）。

(59) 《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1页。

(60) 《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30页。

(61) 《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揭穿蒋介石的欺骗阴谋》（1945年8月16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

(62)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1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6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

(6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28页。贺龙曾在毛赴渝后致电刘少奇等询问：“毛泽东主席赴渝安全有无保证，我们不明了情况，望告之。”刘等回电说：毛泽东赴渝和平谈判是完全必要的，蒋介石不敢不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页）。据贺龙说，“对于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大家对蒋介石的诚意有怀疑，对毛主席的安全很担心，许多党员、干部、战士、群众放声大哭”（《关于前后方军事政治群众情况》，1946年3月31日，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8月25日，中共高级将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等搭乘美军运输机离开延安赴各根据地，毛特意对他们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页）。

(64)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页。

(65) 《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16页。

(66)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51—1052页。

(67) Foreign Revol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Vol．7，p．446．Here after FRUS．

(6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18页。

(69) 参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据当时在中共中央负责对苏联系工作的师哲回忆，斯大林有过两封电报，第一封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第二封则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毛泽东看到这两封电报后非常生气，1949年以后曾在不同场合谈到此点（《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这两封电报可能属实，但具体内容在见到电报原文之前，只能存疑。

(70) FRUS，1945，Vol．7，p．454．国民党对苏联的态度一度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实际上，苏联虽然在中苏条约谈判时表示支持国民政府，但这并不等于不支持中共，国民党是在以后的历史实际进程中深切感受到这一点的。如同有研究者所论，“斯大林支持统一中国的政策并不意味着他会全身心地支持国民党，或他将拒绝援助共产党人，也不意味着他会帮助国民党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权力，并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政策”（Tsou，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p．326．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63）。

(7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页。

(72) 引自邓泽宏：《美国对华调处政策和第三条道路的兴衰》，《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46页。周恩来也曾告诉美国人，“尽管苏联在欧洲的战争中起了最大的影响，做了最大的牺牲，但它在东方的影响总是次于美国，这是无可争辩的”（《中国不要成为一国的工具，应同一切盟国保持友好关系》（1946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40页）。出于这样的估计，中共处理战后国共关系时，在全局上更看重美国，而在局部上如东北，当然较多地考虑到苏联的意见。

(73) 《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74) 《毛泽东先生来了》，《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29日。

(75)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0日。

(76) 《第六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83页。

(77) 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3日。民社党的蒋匀田曾经评论说，国民党作为执政党，面对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建国的心理，“无建国救民的具体方案之提出，能赢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吗”？反观中共，“则强调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权利及党派平等合法的地位，自然获得各方面之赞许”（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5页）。

(7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15—816页。

(79) 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代表商谈经过》，《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3日。

(80) 《政府代表王世杰与毛泽东谈话记录》（1945年9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37—39页。

(81) 《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0—21页。

(8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25页。据中共方面的情报，蒋的实际开价是，中共军队编16个师，考虑在中央各院增设副院长，由中共人员担任，并让出新疆省主席给中共，国大保证国民党代表占十分之七以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07—408页）。

(8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24、826页。

(8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41—44页。

(85) 在国共谈判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张治中认为，中共这两项表示，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张治中回忆录》，第728页）。

(86) 《第一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45—55页。

(87) 《第二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55—60页。

(88) 《中央书记处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知》（194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6—277页。

(89) 以下引文见《第三、四、五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0、11、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60—78页。

(90) 中共在抗战后期提出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事会议，解决战时的迫切问题，但为国民党拒绝。此后中共一直坚持党派会议主张，而国民党反对此一提法，主张采用咨询会议方式，故建议改为政治协商会议，以示协商而非决定。而按中共的理解，政协会议就是党派会议。

(9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32页。

(92) 《第六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8—86页。

(93) 《第七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86—89页。

(94) 《第八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89—97页。

(9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10页。

(96) 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3日。

(97) 《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谈判的第二次秘密通知》（1945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93页。

(98)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2页。

(99) 《李璜自纽约致重庆青年党总部函》（1945年9月16日），Li Huang Collection，Box 1，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100) 《王世杰日记》1945年9月4日，台北1990年版。

(10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11页。

(10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2—503页。

(103) 胡乔木认为：“当时的情况恐怕是我们紧张，国方也紧张。一方面，他们冷淡我们，向我方施加最后压力，想要我党再让一步；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谈判结果只能大体如此，继续施压有可能迫使我们关闭谈判之门而适得其反。我方担心达不成协议，国方也担心，因为如果达不成协议，国民党方面要承担主要的政治责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12页）

(10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37页。

(10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18页。

(106)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34页。

(107) 《国共第九、十次商谈记录》（1945年9月27、28日），张九如：《和谈覆辙在中国——知难行易在美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34—142页。

(108) 《两党代表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5日），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编：《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274页。

(109) 根据中共方面关于会谈纪要的原拟稿，中共曾经提出：中央军队进入或通过某一解放区，只有在会谈已有结果，驻地已有划分后，才不致发生冲突，如在目前，不论前进或通过，事实上均为进攻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且此事已在许多地区发生，要求政府立予制止，免致造成内战。因为国民党方面的不同意见，此条没有列入最后公布的纪要中，而以后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对受降、进军问题的看法不一，导致国共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国共会谈纪要初稿（我方起草）》，1945年10月，《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第91页）。

(110)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0月12日。

(111)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4页。

(112) 《大公报》（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0月9日。

(11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45—848页。

(11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22页。

(115)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页。

(116) 《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24—325页。

(117) 《政府与中共的会谈》，《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0月12日；《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3日。

(118) 《团结会谈的初步成就》，《大公报》（重庆）1945年10月12日；《未解决的问题》，《新民报》1945年10月13日。

(119)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政协1980年印本，第846—849页。据郭汝瑰回忆，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已有计划，以傅作义进军张家口，胡宗南进军平津，不使中共通过收缴日械而壮大（作者访问郭汝瑰记录，1989年9月19日）。

(120)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86—687页。

(121) 《白崇禧副参谋总长上蒋委员长告共军侵夺华北各地并陈述处置事项函》（1945年8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318—319页。白崇禧是战后坚决主张“剿共”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称曾向蒋介石建议，“应乘战胜余威，先将共匪剿平，而后行宪”；“若共匪未剿平即行宪，有甚多矛盾处，且难免违宪”。他的理由是，行宪“予共党以扩大叛乱之机会”，负责任者忙于竞选“势必松懈其本身工作”，“因竞选激烈而生争执伤和气者甚多”，东北华北因无法票选而改为推选，“与宪法规定之普选殊为不合”。他将这些意见签呈报蒋，蒋对他说：“你从军事的观点主张先剿匪后行宪，不错的，但各党各派压迫得厉害，本党主张亦不一致，我们再考虑考虑。”结果蒋迫于形势未接受白的意见（《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第475、478页，下册第848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

(122)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8、2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4、69页。

(123)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自芷江呈蒋委员长报告已通令各战区各方面军迅速派出前进指挥所向受降地区挺进并以优势兵力封锁奸匪地域电》，1945年9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第三册，第642—643页。

(124)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393页。

(125) 《新编陆军骑兵第六师作战机密日记》，二档，全宗廿五，卷号6822。

(126)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第7页。

(127) 第六战区参谋处编：《第六战区受降纪实》，1946年印本，第6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处编：《广东受降纪述》，1946年印本，第27页。

(128)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训令》，诚字第24、31号，1945年9月28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86、90页。

(129)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备忘录》（1945年8月31日）、《冈村宁次致何应钦复文》（1945年9月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95、109页。

(130) 参山作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进入济南之真相》，《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第120—123页。

(131) 《徐永昌日记》1945年10月2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据原伪山西省公署顾问城野宏回忆，赵承绶初至太原即告诉他，阎锡山认为“这次日本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失败者的地位是暂时的，今后的问题是中日如何团结一致，抵挡北方。为此，希望得到你们比以前更好的合作”。其后，由省防第二军军长赵瑞与城野宏等达成原则：日军自愿者编成部队，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原级别上升三级，合同期两年，期满后阎方负责归国事宜。这种情况以至连蒋介石也觉得“有碍观瞻”。他对阎的老部下、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说：“山西有利用日俘对共作战之事实，此种情事实属破坏国家政策，教敌人看不起，无论对内对外使主席不能负责（不但共党宣布，日人亦有正式报告，美方亦不谅解）”，要徐前往“办理送俘”（城野宏：《日俘“残留”山西始末》，《山西文史资料》第45辑，第37、41页；《徐永昌日记》1946年3月23日）。实际上，在全国日俘遣返以后，仍有日军留在阎部参战。直到1949年4月太原战役期间，以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名义参战的日军最后覆灭。日本前驻华北第一方面军司令澄田徕四郎则一直被阎锡山奉为顾问上宾，至1949年初才被送回日本。

(132) 《蒋中正令》（1945年8月1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2页。

(133) 军统局局长戴笠在浙江淳安得知日本投降消息后，即致电在重庆的局主任秘书毛人凤：迅即就已策动之一百二十七部伪军中实力较大之九十七部，七十四万人，呈奉军委会核准，先给予先遣军或先遣支队之名义，赋予维持当地地方秩序与阻止共军滋扰任务。上海方面，派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指挥，负维持地方治安，稳定金融责任（《戴雨农先生全集》，引自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月11日）。

(134) 贾文波：《上党战役前后在阎锡山身边所见》，《山西文史资料》第37辑，第39页。

(135) 《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机密作战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6页。

(136) 第一战区参谋处编：《第一战区受降纪实》，1946年印本，第1页。

(137)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41页。

(138) 《胡宗南十月二十四日致高树勋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1951年印本，第174—175页。此电于平汉战役中为中共部队所缴获，并于11月5日公布。

(139)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5页；於凭远、罗冷梅等编：《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9—160页。

(140) 《二十八集团军阵中日记》，二档，全宗廿五，卷号6836。

(141) Truman，Harry S．The Memoirs of Harry S．Truman，Vol．1，p．378．Hodder and Stoughton Ltd．，Suffolk，1955．

(142) Wedemeyer Files，Schaller，Michael．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262．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79；Naval Aide Files，Westad，Odd Arne．Cold War &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p．100．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3．

(143)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附表13。次年春，美国又从上海、九龙、海防等地海运新一、新六、第六十、七十一、九十三军到东北，使美国运送国民党军队的总数超过了四十万人。

(144) The China White Paper，Originally Issued as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Vol．2，p．694．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73，Far Eastern Series 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67；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Vol．1，pp．381-382．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Inc．Arlington，Virginia，1976．

(145)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131-132．

(14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90—891页。

(147) 在次年东北作战时，蒋介石便报怨“我中央军则须由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且彼时时以撤退其海军，中止其运输，以为胁迫，使我不能不迁就彼对共党妥协之建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15页）。

(148) Minutes Of Meeting Held With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ik，Nov．25，1945，T．V．Soong Papers，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49) Forrestal and Patterson to Byrnes，Nov．26，1945，Meeting of Secretaries of State，war，and Navy，Nov．27，1945，JCS to Wedemeyer，Dec．14，1945，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pp．284，287．Levine，Steven I．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1945-1948，p．53．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7．

(150) 《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

(151) 《中央关于华中我军的战略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34页。

(152) 《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16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07页。

(153) 《军委关于目前军事部署的指示》（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0—251页。

(154)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0页。

(155) 中共中央得知苏联态度后，由刘少奇等致函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热河、辽宁抗战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得到苏方的默认（《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1页）。同时，进入华北的苏军则要求中共“火速北开接收”，并给予武器，“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

(156)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页。

(157) 《黄克诚关于目前局势和战略方针的建议》（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83—285页。

(158)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4页。

(159) 《华中局建议江南主力北调致中央电》，1945年9月17日。

(160)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2页。

(161) 《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电及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复电》（1945年9月17、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8—280页。

(162)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5页；《朱德年谱》第279页。

(163) 《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372页。

(164) 国民党和美英在华人员亦认识到：“国党最大危险，莫如共党全力挺进东北，借苏联暗中掩护占据东北，利用日军武器武装军队，然后由张家口至承德沿山海关秦皇岛一线筑成防线，若是，则国际和会对国共必折衷解决，共产党如失此机处境必危。”（《中情部关于东北问题的通报》，1945年9月20日）

(165) 《中央关于撤退江南部队向北进军问题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86—287页。

(166)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17页。

(167)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页。

(168)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01页。

(169)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0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7页。

(170)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0月5日。

(171) 《中央关于进行交通战阻止国民党军队前进的指示》（194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45—347页。

(172) 《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70—372页。

(173) 《军委关于破路给晋察冀、晋冀鲁豫、平原、山东区的指示》，1945年8月24日。

(174) 《国共第九次商谈记录》（1945年9月27日），《和谈复辙在中国》第136页；《两党代表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日），《重庆谈判纪实》第271页。

(175) 《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71页。

(176) 《军委关于目前军事部署的指示》（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0页；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65页。

(177) 史泽波：《阎军抢占上党的惨败和“雪耻奋斗”的幻灭》，《山西文史资料》第24辑，第15页。

(178) 晋冀鲁豫部队当时刚刚编成野战军，装备奇缺，全军只有六门山炮，半数以上的团没有重火器，每支枪平均只有数发子弹，因此刘伯承决定不强攻城池，而是力争在野战中消灭对手。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符合实情的决策。

(179) 阎锡山部总共有七个军（二十一个师），另一个骑兵军（三个骑兵师）。经此一役，一向闭关自保的阎锡山，不得不一再要求蒋介石派军队入晋，接管晋南防务，而山西境内多处防务依赖日军承担，颇为舆论所诟。

(180) 《军委关于阻止国民党军北进掩护我向东北进军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军委关于迟滞国民党军北进给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17、337页。

(181) 《中央关于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问题给晋冀鲁豫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59—360页；《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1945年12月1日，《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页。

(182) 上党与平汉两役，刘伯承均利用对手不擅野战、运动战的特点，诱使其脱离既设工事，于运动中歼灭之。刘伯承在战役总结中认为，因为国民党军队“战术上的单独防御与互不支援，一切按照条令动作而不会机动”，因此“特别利于我们在野战中，压迫与引诱它脱离阵地，在运动中消灭它”（《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1945年12月1日，《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21页）。邓小平认为，高树勋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页）。

(183) 《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5年11月2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3日。

(184) 《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1945年11月16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786页。

(185) “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2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156页。

(186) 《中央关于平绥战役及准备消灭阎锡山残部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55页。

(187) 《归绥包头大同等地必须占领》（1945年10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71页。

(188)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10页。

(189) 《傅作义司令长官呈蒋委员长告共军围攻归绥甚急电》（1945年11月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321页。

(190) 靳书科：《第十二战区抢夺包头归绥大同胜利果实的经过》，《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4辑，第20—22页。

(191)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32页。

(192)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12—613页。

(193) 董其武在起义之后，曾对贺龙说：“我们的部队工事里生着火炉，枪炮口都标定了方位，是以逸待劳，又有优势装备，弹药充足。包头城一面是山坡高地，一面是平坝子。我们部队据守在高处，给周围城墙泼了许多水，一冻成冰，又滑又硬，不好接近，你们是很难攻下来的。当时，你下令撤退，非常英明。”（《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194)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15页。

(195) 《军委关于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给陈毅等的指示》（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35页。

(196) 《中央关于在华中和山东建立野战军等给陈毅、黎玉及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0页。

(197) 《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5年12月11、31日。

(198) 《国共第十次商谈记录》（1945年9月28日），《和谈复辙在中国》，第142页。

(199) 《两党代表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日），《重庆谈判纪实》，第270—271页。

(200) 《政治会议问题谈话要点》（1945年9月30日），《和谈复辙在中国》，第143—145页。

(201) 《国共两党代表继续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0、21日），《重庆谈判纪实》，第407—411页。

(202) 《周恩来年谱》，第624页。

(203) 《国共两党代表继续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1、22、23日），《重庆谈判纪实》，第410—417页。

(204) 《国共两党代表继续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6日），《重庆谈判纪实》，第417—418页。

(205) 《中共代表向国民政府代表提出停止内战的四项办法》（194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2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68页。

(206) 《为交通着急》，《大公报》（重庆）1945年10月25日；《中共报国之机》，《世界日报》1945年11月4日。

(207) 《建设第一交通第一》，《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1月2日；《时事新报》1945年11月6日；《扫荡报》（重庆）1945年11月1日。

(208) 《迅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2月12日；《和平日报》1945年12月1日。

(209) 《张治中回忆录》，第734—736页。

(210) 《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31日、11月3日。

(211) 《华北东北等地须归人民自治》（1945年11月3日），《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1945年11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7、66页。

(212) 《国民党进攻的真相》（1945年11月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66页。

(213) 《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6—78页。

(214) 对于召开政协会议未能达成协议，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政治会议早开对我们不便，倡议不开或缓开，又给国民党造口实”，“我方表示无兴，则将给人以我方消极的印象”，不利于宣传。但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请向各界说明政府所谓和平民主都是骗人的，实际已经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双十协定不过是废纸，政府急于要开政治会议之目的是强迫各党承认旧代表及筹备登极大典。”周恩来随后建议：因抗战初胜，双方协定签订未久，人民渴望和平，一般人多幻想政治协商会议能解决问题，故要使人民相信必须经过战争才能真正保障和平，非经相当时间体验不可。在这种条件下，我在宣传上只能采取“哀兵”策略，“不仅哀必胜，而且胜亦不喜”，如此“方能使人民同情我们”（《拟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交通的四项临时办法》，1945年10月26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

(215) 中联出版社编：《中国党派》目录页，中联出版社1948年版。

(216)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民主同盟文献》，1946年印本，第1—5页。

(217) 《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1945年8月15日），《民主同盟文献》，第36—39页。

(218)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45年10月11日），《民主同盟文献》，第50—57页。

(219) 《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民主同盟文献》，第40—45页。

(220) 卫聚贤编：《中国各党各派现状》民主同盟篇，说文社1946年版，第7—8页。

(221)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页。

(222)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00页。

(223)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2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主席；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45年12月改组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任主席。

(224) 青年党把持盟务的行为引起盟内其他党派的反对，据罗隆基回忆，他和史良还有救国会以及无党派盟员主张开除青年党，但张澜和其他常委不同意，后因青年党与民盟分歧越来越大，民盟常委开会不再通知青年党成员参加，而青年党成员也不再参加常委会，实际等于开除了青年党（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13页）。

(225) 《中国民主同盟调整盟内党派问题施行办法》，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158页。

(226) 《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宣传部编：《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1），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9、26页。

(227)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1946年1月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62页。

(228)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办公室编：《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2页。

(229) 《民主建国会进行步骤》（1945年11月2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1），第2页；《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第65页。

(230) 1946年2月，李济深、冯玉祥、杨杰、陈铭枢、蒋光鼐等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刘文辉在重庆秘密聚会，李济深提出，“今后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就在内战中打倒他”；陈铭枢提出，“我们要进一步的合作，把政治和军事配合起来，在各方面实际上动员起来，彻底地把这个独夫民贼打倒”（冯洪达：《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会后成立了先后由冯玉祥和李济深任组长的秘密策反小组，在国民党内部进行策反工作。他们本来希望推出孙科与蒋介石抗衡，但参加了此次聚会的孙科不久即变卦，重新接近蒋介石，他们的计划未能实现。

(231) 参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

(232) 《新华日报》1945年10月7日。

(233) 《中国青年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45年12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234) 《中国青年党党章》（1945年12月），《中国青年党》，第243页。

(235) 北平市宣慰团编：《中国各党派史略与批判》，1947年印本，第39页。

(236)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李璜坚辞经济部长内幕及青年党要求参加地方政权目的的专报》（1947年5月31日），《中国青年党》，第306页。

(237) 伍宪子等人的民主宪政党袭承梁启超的宪政党衣脉，1945年改现名，但长期在海外活动，国内没有多少影响。张东荪等人的国家社会党成立于1934年，也承继了梁启超研究系的余绪，但长期在上层活动，缺乏群众基础，党员人数从未超过二百人（《中国党派》，第43、49页）。

(238) 张君劢：《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1946年3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90—91页。

(239) 《中国民主社会党组织委员会宣言》（1946年8月31日），《中国民主社会党》，第167—172页。

(240) 《中国政党》，第44页。

(241) 有关战后诸小党派的情况，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国党派》两书。

(242) 施复亮：《何谓中间派》，《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243)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45年10月11日），《民主同盟文献》，第63—64页。

(244)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46年5月22日），《再生》第118期，第3—4页。

(245)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国社党领导人蒋匀田说：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3页）。证之以民国年间的实际，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此言的道理。

(246) 第三党领袖、也是民盟重要领导人的章伯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战后问题的中心在于，“必须坚决要求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目前解放区之军队及政权问题之解决，须着眼于实际的情况，觅取妥当而切实的过渡办法，因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军队国家化实现之先决条件，在以全国政治能真正民主化（《新华日报》1945年9月14日）。这实际是在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两个问题上呼应了中共的主张。而民盟领导人张澜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了一封《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希望“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对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张澜认为，“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纵国共双方存有若干特殊问题，不妨事先商谈，但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如团结仅有空名，统一徒具形式，则于根绝内争一点，窃恐贡献无多”；军队则须“绝对超越党派关系，绝对遵守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之原则”，“如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新民报》，1945年9月18日）

(247) 《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1945年8月15日），《民主同盟文献》第38页。

(248) 黄炎培曾为土改问题致函毛泽东，并在民盟内部表示，“应以民盟同人公共名义，向中共委婉而恳切地劝告其从速改善苏北、华北等地政治作风（求生存越困难，改善政治作风，争取人心越需要），是善意的劝告，非恶意的诟骂”。李烛尘认为中共“军纪极好”，但对中共“到处闹清算斗争”颇为不满。梁漱溟亦然（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黄炎培日记》1946年7月1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11页）。

(249) 蔡尚思主编、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2—303页。

(250)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页。

(251)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70—71页。

(252) 《中国各党派史略与批判》，第108页。战后的中间党派主张和平的民主运动，即使是较为激进者，如罗隆基，也“坚决反对运用武力争民主”，认为此乃“手段破坏目的”（《罗隆基日记》1946年7月5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05页）。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稍后成立的民革有一定区别，民革因为与国民党的渊源关系，在国民党军政界有较为广泛的联系，因此作了一些军事策反和建立武装的工作。

(253) 《各小党派之言论分析与对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11册。据唐纵记，1944年，国民党中央指派张群、吴铁城、王世杰、张治中、陈布雷五人负责“联系各党派孤立共产党之工作”，“乃以彼等无组织，各人事忙，终至迄未进行”。1946年4月，又指定唐纵负责，“配合情报，切实进行”。参加此项工作的有陶希圣、李惟果、黄少谷、彭学沛等（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08页）。

(254) 《国民党应付民盟之策略》，二档，全宗一三，卷号279。

(255)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2页。

(256) 《黄炎培日记》1946年7月15、26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12-113页。

(257) 有美国研究者认为，中共和民盟合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共需要民盟作为其与部分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中共一时尚联系不多的阶层之间的桥梁，而民盟与中共合作的原因，一是只有中共的力量可以使国民党放松政治控制，二是共产主义是中共的长期目标而非中共的当前目标，因此不需要为此而担心（Belden，Jack．China Shakes the World，p．397，Victor Gollancz，London，1951；Van Slyke，Lyman P．Enemies and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pp．195-196，20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87）。

(258) 《中国民主同盟与共产党成立协定》，T．V．Soong Papers，Hoover Archives。民盟内部不少成员甚至领导成员是中共地下党员（如民盟中委周新民），他们在推动民盟与中共合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259) 《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1948年1月），《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3—284页。

(260)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在各地动态的专报》（1948年3月），《中国青年党》，第328页。

(261)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中国青年党第十一届全代会经过的专报》，《中国青年党》，第310—311页。

(262) 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创刊号；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马叙伦政论文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00页。有关这方面争论的情况，参《中国往何处去》（文化出版社1949年版）、《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1958年印本）两书。

(263)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1947年1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66—277页。

(264)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关于目前应采取的政治主张及行动的决议》，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467页。

(265) 施复亮：《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文汇报》1947年4月13日。

(266) 民潮社编：《民联政治报告》，香港1947年印本，第16—21页。

第二章　短暂的和平

第一节　停战令的颁布与政协的召开

一　和平民主的呼声

重庆谈判结束后，社会各界所期待的和平局面并未出现，相反，“一个为我们所最忧虑的、所最厌恶的、所最恐惧的大祸，终于无端的飞临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着”。这个“大祸”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大规模的内战”⁽¹⁾。

国内愈演愈烈的内战局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与担心，刚刚赢得了抗战胜利的中国人民，亟须休养生息，不愿见到战争的重演，因此社会各界和舆论界一片反对内战之声。据《新华日报》11月所载，就有第三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六团体、全国工业协会等三团体、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民主实践社、《中华论坛》等二十六家杂志、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以及重庆、成都大学生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宣言、言论发表。他们一致的要求是：内战必先停止，是非再付公论。政治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并且必须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²⁾。中间派代表民主同盟亦积极反对内战。民盟负责人黄炎培于10月30日致函国共两党和谈代表：“各报发表收复区军队双方冲突，益趋激烈，各方关心国事者，一致惊讶。”他提出：双方电令部队立即停止冲突，听候解决；组织包括各方人员参加的调查团，前往冲突地点，调查真相，或就地商决，或电报中央商谈解决。“至一切基本问题，恐须有待于政治会议，此会议必须早日召集，借以协商结果，安定人心”⁽³⁾。民盟发言人也发表谈话，表示：“在抗战八年以后，在全面胜利以后，假定大规模的内战终于无法避免，这不仅要为一切中国的友邦所齿冷，要为新遭惨败的敌人所窃笑，这简直是在对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当心一枪，简直是对着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瞄准扫射。国家绝对无负于任何党派，任何党派不应该这样毁灭国家。老百姓也绝对无负于任何政团，任何政团不应该这样的残杀老百姓。”“现在一切谈判，既已经过两个月，而得不着一个具体的结论，当然便只有把这个问题全部公诸国人之一途，舍此已无其他更好的办法了。”⁽⁴⁾所谓公诸国人，就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因此，11月以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呼声日高。12月30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国共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协即将召开之际，“双方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际此履端伊始，咸与维新，同人等基于国人公意，敬掬至诚，为此迫切建议，希望转达当局，迅予鉴纳施行”⁽⁵⁾。

反对内战的呼声一旦转为实际的行动，便很难避免与当局的冲突。11月底，中共云南地下工委为响应中共的反内战宣传运动，组织以西南联大为首的昆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时事演讲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政治学教授钱端升演讲称，“苟无联合政府，则内战无法停止，老百姓将增无数不必要之痛苦”⁽⁶⁾。讨论会进行过程中，遭到军警干扰，引起学生愤慨，各校相继罢课，要求当局查办有关人员，并发表《为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要求制止内战，实现和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云南军政当局认为这是“共党煽动”的结果，遂在各校策动成立反罢课委员会，组织党团人员与学生会抗衡，军警便衣人员奉令禁止学生串联，与学生发生多次冲突，昆明形势趋于紧张⁽⁷⁾。12月1日中午，先是身穿军服、佩有“军官总队”徽号的人员闯进云南大学骚扰，接着又有百余人企图闯入西南联大各学院，与在校学生发生冲突，暴徒大打出手，并投掷手榴弹，导致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和在场的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四人身亡，数十人受伤。

“一二一”事件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军警闯入学校校园内致伤人命，云南省军政当局自然难逃干系⁽⁸⁾。消息传出，引起全国各界和舆论的强烈抗议。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昆明惨案“深引为痛惜”，要求“对此次学潮，即应予以圆满的解决，以平全国之公愤，而政府之威望亦可挽回于既坠之后”⁽⁹⁾。在“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上，民盟主席张澜和梁漱溟、张东荪三人合送的挽联上写着：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试思中国之命运，能勿忧心。邓初民在会上演讲时疾呼：今天有人在争论是谁在发动内战，是谁先放的第一枪。是谁？“一二一”的惨案等于不打自招。谁反对学生反对内战的，谁就是内战的发动者⁽¹⁰⁾！这无异于将国民党置于被告席上，并在全国引发了抗战胜利后一场大规模反对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中共以此作为推动反国民党的契机，宣传“谁要和平，谁在国民党当局眼中就是敌人。这种敌人，那怕手无寸铁，也要加以威吓，最后就置之死地”⁽¹¹⁾。参政员许德珩等提案，认为“自战事结束以来，内战纠纷愈演愈烈，青年本其爱国热诚，对国事有所主张，亦为事理之常，情非得已”，要求严惩肇事者，抚恤受害者，严禁以后有类似情事发生⁽¹²⁾。《新民报》发表社评《刺刀乎？民主乎？》，认为“这惨案的发生与政府对此案的处置，都可以作为民主前途的测验”；“反对内战既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仅仅是反对内战就须受到这样的迫害，试问人民如何能够顾问国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乃是证明没有武力的就得不到安全保障么？假如无武力即无发言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责备共产党的拥军自卫呢”⁽¹³⁾？这些言论实际上支持了中共的主张，使刚刚在宣传中共“破坏交通”、“阻碍复员”问题上似乎得了一分的国民党又处于被告地位，很是被动。事后奉派赴昆处理的联大常委傅斯年抱怨“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身历其事的联大党团负责人之一姚从吾感叹，“风潮的扩大，全是由于军人的盲目泄愤……指挥既不统一，见识又甚卑陋，实在没有政党的组织，也没有政治斗争的能力，就这次的学潮而说，C．P．可能完全胜利了”⁽¹⁴⁾！蒋介石于事后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称此次“乃讹言流传波及学府，演成如此不幸之事件”，“目前一切问题必以恢复课业为前提，以正常手续为解决，否则政府纵如何爱护青年，亦不能放弃其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¹⁵⁾。为了缓和社会各界的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12月10日下令，以“此次学潮之酝酿与扩大，虽系有人策动，惟关总司令负地方治安职责，究属防范欠周虑，以致学生竟有死伤”，将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停职议处，由霍揆彰代理其职，李宗黄调离云南。云南当局还搞了一次审判，于11日将两名“失业军人”以投弹致人死亡而处以死刑⁽¹⁶⁾。

中国的局势也引起了国际尤其是美国的注意。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认为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端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他提出，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他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但不会发展为军事干涉，以至左右中国内争的发展。他特别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如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在广泛的有代表性的政府成立之后，全中国的武装部队都应编入国军。当中国经由上述途径走向和平与团结后，美国准备用各种合理的办法协助国民政府复兴中国，并提供各种贷款⁽¹⁷⁾。这一声明明确要求国民党作出改革，而且只有在这种改革基础上，美国才能提供其所要求的援助，因此中共认为这表明“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因此中共以中央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对杜的声明表示欢迎，并“希望杜鲁门总统的建议能为中国各方面在实际行动中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一切民主派别有充分诚意，希望与中国国民党在杜鲁门总统建议的基础上求得妥协”⁽¹⁸⁾。

12月26日，在莫斯科结束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渠等同意，在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渠等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苏、美二外长对于两国军队应在合乎完成任务及责任的条件下，尽早撤离中国一事，彼此意见完全一致⁽¹⁹⁾。公报发表后，中共中央发言人再度发表谈话，表示其“与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要求相适合”，希望国民党“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与三强对中国所一致表示的愿望的基础上，迅速以政治商谈的方法，来解决国内的一切争论，以求实现团结与民主”⁽²⁰⁾。值得注意的倒是国民党的态度。杜鲁门声明发表前，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特意约见美国总统顾问李海，希望“总统宣布对我协助之旨，必须明确切实无疑，当更有助益，否则影响匪浅”。显然，杜鲁门的声明并未如国民党所愿，魏道明称其“措辞不少含浑之处，语气亦嫌有未当者”。因此，国民党对此几乎没有公开反应，被中共称为“抗拒式的沉默”。只是由于魏道明的建议，“避免外间可能发生误解起见”，蒋介石才对外表示，杜鲁门的声明与他的初衷并不违背⁽²¹⁾。为了抵消杜鲁门声明可能的消极影响，国民党中宣部特别向各省市发出密电进行解释说明。电称杜声明表示美国对国民政府政策的不变与全面和无条件的支持，目的为马歇尔使华之后盾，并协调各大国之关系；如以为“似不免对我施以相当压力者，此实为一种不应有亦不必要之过虑”；“吾人为配合此一局势，应当继续推行用政治方法解除共产党武装的政策”；“望我各级机构在此期中，不论对于军事政治均须充分提高警觉性，以资防备，对于共党组织联合政府一项宣传攻势幸勿轻信谣言，一切镇静应付听候中央指示为要”⁽²²⁾。无论如何，对于国际上对国民党施加的公开压力，国民党公开不反驳，内心里也难免酸溜溜的⁽²³⁾。

二　马歇尔来华

出于稳定战后远东局势以及与苏联争夺战略势力范围的需要，中国问题占据着战后美国远东政策的中心位置。对于中国局势，美国当局一直存在着担心，即中国可能爆发西班牙式的内战，从而使苏联和西方都卷进去，但范围更大，危险性也更严重⁽²⁴⁾。而在一场世界大战之后，再爆发一场这样的战争，则是美国人十分不愿意见到的，那将使美国处在一个非常为难的处境下。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按艾奇逊的说法，面临着三种选择：1．自中国完全撤出；2．大规模军事干涉，援助国民党击败共产党；3．援助国民党尽可能确立对中国的统治，同时使国共双方达成妥协以避免内战⁽²⁵⁾。第一种选择，是刚刚成为超级大国，并必然与苏联竞争未来世界领导权的美国所不甘为的；第二种选择，是刚刚经过大战的美国所不能为的；因此第三种选择便是美国政策的必然，保持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稳定”，这样既可以保持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又可避免美苏可能有的直接对抗。还在战争末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中，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便有明确表示，即：我们应该负起领导责任，援助中国，发展一个强大、稳固和统一的政府，使其成为远东稳定的主要因素；美国政府关于中国的长期政策，应该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赖于中国成为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我们的政策是在政治上促成一个强大、稳定和统一的中国，并有一个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政府⁽²⁶⁾。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美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前提是并不以武力直接卷入。杜鲁门曾经表示，摆在我们面前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尽力协助维护中国的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有限度地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同时避免卷入中国内部自相残杀的战争。如同美国舆论的代表《纽约时报》所言，帮助任何一方去进行内战，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正当的事情是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影响来求得协议与和平⁽²⁷⁾。

美国在考虑战后对华政策时，除了与国民党的关系之外，苏联的存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如同魏德迈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所说，“由于出现了强大的苏俄，中国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即苏联和美国的政治、经济角逐的舞台。如果中国成为苏联的傀儡国……那么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控制欧亚大陆。统治如此广阔的空间，特别是由一个极权主义的强国来统治，将会使世界和平受到危害。……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有关中国的政策，那就不能允许俄国取得对它的统治”。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未来与苏联可能发生冲突的危险也困扰着美国当局，即如魏德迈所言，“如果美国的政策是要在国民党军队统治下使中国和满洲统一起来，那就必须卷入自相残杀的战争，以至可能卷入对苏联的战争，而为实现此项政策，肯定需要增派远远超过目前在该战区可以动用的更多的美军”。但是这样行动带来的麻烦与困扰，诸如美国军人驻在海外的代价，中国内部斗争可能引起的困难，美国公众对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外国内部事务而引起的批评，以及同俄国之间可能产生的麻烦，等等。都不是魏德迈所能决定的，而只能由华盛顿最高当局决定⁽²⁸⁾。

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因其坚决扶蒋政策引起广泛争议而突然辞职，杜鲁门旋即任命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前往调处中国内部冲突。2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拟订了在华行动方针备忘录，提出美国应帮助国民政府运送军队北上，收复满洲，在国际上继续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但不进行军事干涉，同时谋求和平解决中国的政治纷争。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虽然其大框架是确定的，但具体如何执行，在政府官员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这又是与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共之间的矛盾随着日本投降而渐趋激烈。这一矛盾的发展及其解决方式，决定着中国未来的走向，也关系到美国在中国、远东以及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利益。如何在美国介入中国问题时处理国共矛盾，是美国当局不能不考虑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备忘录又提出美国鼓励和支持国民政府召开有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以扩大政府基础，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建立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这样的政策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即以武力支持蒋介石抗拒共产党人，而同时又倡导努力在他们之间寻求一种政治上的解决办法⁽²⁹⁾。马歇尔来华调处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基础上进行的，即一方面谋求国共妥协，在约束中共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另一方面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尤其是接收东北，同时鼓励其进行民主改革。马氏起初并未完全意识到他的使命的艰巨性，而是满怀信心地出任调处使命，并且一度取得了成功。

在马歇尔来华之前，美国高层对他赴中国的任务进行了反复讨论。在支持国民党的问题上美国决策层其实并无根本的分歧，但在运用什么方法上，则意见不一。军方主张继续运送国民党军队北上，国务院认为，这将损害马歇尔的努力，并导致内战的爆发。麦克阿瑟和魏德迈则建议，美国应支持国民党，但是否运送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可由马歇尔相机行事。结果，这个建议被接受。12月11日，杜鲁门和马歇尔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讨论马歇尔此行的目的。贝尔纳斯说明了美国应在中国采取的政策，即美国将为国民政府继续运送军队去华北和满洲，但目前不必将此通知蒋介石，以便马歇尔可以利用这种不确定性，对国共双方施加影响，以达到美国结束中国内部冲突，建立统一政府的目的。在对中国两大党的态度上，如果中共不合作，美国将全力支持国民党，然而如果国民党不合作，美国怎么办？贝尔纳斯主张，可以通知蒋美国将不再为他运兵，也不会给予进一步的援助。马歇尔不赞成贝氏的意见，他倾向于即便蒋不让步，美国也应继续支持蒋，并帮助他运兵。最后，杜鲁门明确授权给马歇尔，无论蒋让步与否，都应继续支持蒋介石⁽³⁰⁾。他们讨论的结果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在蒋领导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为此应成立一个以蒋为首的联合政府，既使中共处于从属地位，又防止俄国在广泛程度上插手中国事务⁽³¹⁾。实际上，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军方，对国民党政权战胜共产党和武力统一中国的前景并不乐观，而恰恰是这种担心，使他们主张支持国民党，以保证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在这种方针之下，马歇尔在中国可以用来压蒋让步的手段十分有限，他一方面要压国民党让步，另一方面又必须支持国民党，这种内在矛盾很难解决。一旦蒋介石摸清了美国的底牌，马氏的活动余地就相当有限了。不幸的是，以后的形势发展，恰恰是向着这个方面进行的。

12月15日，杜鲁门给马歇尔一份指示，内称：他和国务卿切望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成中国的统一，我希望你作为我的特使，以适当而可行的方式运用美国影响达成这一目的。你可以以最坦率的方式告诉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希望在经济方面得到贷款和技术援助以及军事援助方面，一个不统一的、并为内部冲突所分裂的中国，实际上不可能被认为是按既定方针接受美国援助的合适地区。就在这同时，国务卿贝尔纳斯根据和杜鲁门及马歇尔讨论的结果，致送陆军部备忘录，要求陆军部指示魏德迈，帮助国民政府运送军队前往满洲，作好运送军队去华北的部署，在不妨碍商谈或协商失败时，可由马歇尔决定付诸实施⁽³²⁾。美国对华政策这种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注定马歇尔的使命很难成功。也在15日，杜鲁门发表公开声明，阐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则、手段和目的（见上目），战后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蒋介石对美国将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非常敏感的。当他得知报载美国有意派艾奇逊和谢伟思等人为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协助决定美国远东政策时，在尚未证实消息是否可靠的情况下，便交给赫尔利一份备忘录转呈杜鲁门，指艾、谢两人“均曾发表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确实不利之意见，并明显表示拥护共产党之政策”，对美国表示了不满⁽³³⁾。实际艾、谢两人只驻东京，处理有关对日占领问题，并无来华之意。所以，蒋极力邀请支持国民党的赫尔利回任驻华大使，但赫尔利因为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而辞职，使蒋颇为失望。对马歇尔来华的消息，国民党喜忧参半，喜的是美国派出如此高级别的特使，表明其对中国问题的重视，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自然获利多多；忧的是对马歇尔态度把握不定，担心其有对国民党不利之言行。得知马氏来华消息后，《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一面对马氏来华表示欢迎，一面又对赫氏辞职表示婉惜，希望“中美合作更加密切化”，马帅“本其素具的抱负，卓绝的才能”，必能执行杜鲁门总统的政策⁽³⁴⁾，可谓反映了国民党当局的真实心态。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在与马氏会见时也表示，“此时美对远东态度，必须明朗，切实协助，当不仅使远东形势改进，可望由此打破世界僵局”⁽³⁵⁾。所谓“明朗”，“不为浮言所动”，实际即希望美国能够坚定地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

12月17日，马歇尔抵达北平。21日，马歇尔在南京与蒋介石首次正式会见，蒋首先告马：“中国所以不能统一，乃由中共拥兵割据，仰承苏联鼻息，其同意和谈乃在争取时间，政府必须迅速收复华北，方能促使中共言和。”马歇尔则表示：“中美关系友好，惟美国人民不愿干涉他国内政，此种情绪相当强烈，足以左右杜鲁门总统之行动，是以今后对中国援助，将视国共双方能否互相让步，达成协议而定。”⁽³⁶⁾于此可见，蒋企图拉马歇尔站在国民党一方，但马氏初来乍到，态度谨慎，双方立场尚有一定距离。不久，蒋便慨叹“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谋并无了解，终将误大事也”⁽³⁷⁾。

中共对马歇尔来华抱谨慎的欢迎态度。中共当时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是，“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望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³⁸⁾。这种“中立美国”的政策，即争取美国在国共斗争中保持中立，只要美国保持中立，实际则有利于缓解其对中共的压力，而于国民党不利。当时中共甚至有让英国和苏联也参加调停的考虑，在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所拟致重庆代表团的指示中认为：“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胡乔木认为，“这个设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它反映出党中央当时的一个策略思想，就是要运用国际力量的相互制衡来保持我们党的独立地位，在国际国内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³⁹⁾。中共的对美政策，随着美国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基点是“对其错误政策必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给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给以坚决抵抗”⁽⁴⁰⁾。当马歇尔来华之初，一方面被中共认为是美国“重新考虑其政策”的某种契机（因为马氏来华是反共的赫尔利辞职后的产物），寄希望于美国可能对其对华政策作一些修正；另一方面，马歇尔来华已是既成事实，中共希望能够有利于至少不妨碍自己的既定政策。在周恩来与马歇尔的首次会见中，周态度热情地表示：“我们的政策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而且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一致的。我们对其中的主要论点是同意的。”⁽⁴¹⁾因此，当国民党提议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后，周恩来认为，“国际过问国共谈判已在开始”，“我如完全拒绝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我将处于不利地位”，只有如此，才能迅速达成停战。中共中央予以同意⁽⁴²⁾。唯其如此，在马歇尔初到中国的一段时间中，中共与他维持着还算良好的关系。

三　停战令的颁布

马歇尔来华，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停战呼声，国民党政府军推进的受挫，这一切使得停战的条件接近成熟。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是：“问题的解决系于美苏的关系和力量的对比”；“反内战求和平，是目前最得人心的口号”；“要蒋放弃反共思想和灭共企图而自动地做到国共亲密合作，这是不可能的；但要蒋目前下讨伐决心，宁进行长期内战而不惜，这也是不可能的。”⁽⁴³⁾作为国民党长期的和最有力的对手，中共对国民党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可以说，正是在国内外对国民党继续作战反应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另外一种解决方法的可能性。

12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回到重庆，即向国民党表示，立即无条件停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由于马歇尔已到重庆，23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讨论全盘形势，决定“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则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⁴⁴⁾。这样，国民党的对共方针又由战而和，国共谈判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得以恢复。

27日，国共重开中断了一个月的谈判。中共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战的建议，即国共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解放区等，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组织各界考察团分赴发生内战区域考察，报告事实真相。31日，国民党答复中共提议，提出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对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和受降等事项，由国共各派代表会同马歇尔商定办法⁽⁴⁵⁾。1946年1月3日，中共原则同意国民党的提议，从此马歇尔成为国共冲突之间的调解人，由马氏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会议，负责停战和整编军队中有关事项的讨论和决定⁽⁴⁶⁾。马歇尔提议在三人会议中采取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协议须送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始生效。在北平设立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协议的政策，监视停战，公正地作调查。执行部亦由国、共、美三方组成，一切行动根据一致协议进行⁽⁴⁷⁾。5日，国共双方在马氏调停基础上草拟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对于停战的原则（无条件就地停战）及其实施方法（由军调部监督执行），国共双方未产生大的分歧，主要的争执之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东北，国民党坚决拒绝将东北列入停战令规定的停止调动军队的范围之内，他们的理由是东北属于接收主权的问题，牵涉国际条约义务，应由其与苏美协商解决。马歇尔支持国民党的立场，他在1月3日与周恩来的谈话中提到，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调动军队进入东北接收负有义务。中共一方面对东北问题有全面和长远的考虑，而这非在停战谈判中可以解决，另一方面苏联出于种种原因不愿介入国共美三方谈判，因此中共考虑将东北问题留待下一步解决，遂同意在东北问题上作出让步。1月5日，周恩来告诉马歇尔：“我们承认东北问题的特殊性。因为这里关系于政府接收东北的主权，牵连到美国协助中国经海路运兵到东北境内，并牵连到根据中苏条约中国由苏联手中接收东北之事，因此，应由国民政府直接与美苏办理。”⁽⁴⁸⁾东北问题的解决为停战消除了一个主要障碍。但从以后停战令的执行过程看，东北条款成为国民党调派大军进入东北的借口，并最终导致东北大战，牵连关内，使停战终成昙花一现，由此也可知国民党当时之所以坚持东北例外有其更深的意图。其二是热河问题，热河对屏障东北、隔断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地的联系、从而对国民党确立其在东北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民党极力主张将热河包括在东北之内，并要求接收东北通往华北交通线上的要点赤峰（在热河）与多伦（在察哈尔靠热河边界），但遭到中共的坚决反对。周恩来指出，华北所有地区均已被政府或中共接收，赤峰与多伦也在中共管理之下，如果政府一定要求接收这两处，则冲突责任不在我方。何况如果按照国方理解，则其他地区亦可被授权接收，而这正是导致过去冲突的原因。中共主张不附加任何条件，立即停战。至于政治问题，可以留待停战以后再解决⁽⁴⁹⁾。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能接近几乎导致停战谈判功败垂成。

尽管国共双方就停战已经接近于达成协议，蒋介石仍对停战“颇犹豫”。王世杰认为，停战可以使美国协助国民党接收东北，给予借款，帮助遣返日本战俘，恢复交通，因此建议蒋“断然接受美方提议（略予修正），以加强政府之国际地位与自身力量”。但即便蒋考虑到实际情况而接受停战，在具体得失上，他仍然是寸土必争的，停战问题一度卡在赤峰和多伦问题上即是蒋坚持的结果。王世杰又建议蒋“多从政治上作远大之考虑，不可拘泥于一二城市之暂时得失”，以此作为对马歇尔的让步，“以示宽大，且以坚中共对马歇尔之信任”⁽⁵⁰⁾。蒋碍于马氏刚到中国，需要给其一点面子，何况，政协即将开幕，停战多少可以为政协创造一个良好气氛。9日晚蒋在与马氏的会谈中，在赤峰和多伦问题上作了让步，为停战谈判消除了最后的障碍。

1月10日，张群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主要内容为：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应即实行下列命令：1．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2．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3．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4．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双方并声明下开规定，亦经同意，载入会议记录内：1．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在扬子江以南整军计划之继续实施，并不影响；2．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3．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三节内所云之交通线，包括邮政在内；4．国民政府军队在上项规定之下调动，应每日通知军事调处执行部⁽⁵¹⁾。当天，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均对各自所属部队下达了停战命令。

停战令颁布前后，国共双方围绕争夺实地，在热河和绥远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

在热河，停战令下发前，国民党第十三军沿锦承路进攻承德，在占领朝阳、叶柏寿之后，已进至凌源附近，与此同时，第九十二军自北平沿平承路向古北口、九十四军自唐山向喜峰口攻击前进，蒋介石严令于停战前拿下承德。中共中央认为“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这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因此要求冀热辽部队“死守平泉、凌源、承德，不得退让，同时迅速集中兵力打击进攻之顽军”⁽⁵²⁾。至1月13日停战令生效，国民党政府军各部均停止了进攻，承德仍控制在中共手中。

在绥远，由于中共部队在平绥战役后后撤，傅作义部企图跟进打通平绥路。1月12日，傅部占陶林、和林，攻击卓资山，14日又占集宁。阎锡山部与之呼应，自大同派兵于13日攻入丰镇。中共部队立即发起反击，14日收回丰镇，迫使傅部停攻卓资山。就在集宁战斗激烈进行之时，16日军调部小组飞抵张家口，要求前往集宁调停，聂荣臻告诉他们，集宁不属晋察冀军区管辖，如要前往须得晋绥军区的同意，并将谈判延迟了3个小时，使他们不得不改在次日前往。就这样“赢得了收复集宁的时间”。等到次日上午，军调部小组飞抵集宁时，战斗已经结束，中共部队“已把战场打扫完了”，小组成员也就无话可说了⁽⁵³⁾。

1月13日，停战令生效，国共双方均下令所属部队停止战斗行动。在军调部派出的执行小组调处之下，到当月底，除了东北之外，内战基本上停止了，一度遍及华北华中大地的枪炮声终于停息了下来。然而停战的基础并不稳固，与其说这是真正的停战，不如说是国共双方都有这种需要⁽⁵⁴⁾。关键是在停战期内双方如何以明智的态度找到办法，以真正避免战火的重燃，政治协商会议一时间便成了避免内战的唯一选择。

四　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否，是重庆谈判之后国共双方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在马歇尔来华调处、停战令颁布的形势下，召开政协的条件也告成熟。国民党同意召开政协，一定程度上如重庆谈判一样，是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应付国内外舆论。蒋的幕僚唐纵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有两个特质，一是面临当前的现实困难问题，二是国际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开。停止冲突，开放政权，由此可获国内的安定，国际的同情。如果中共不就范，则可获得国内国际对用兵的赞同⁽⁵⁵⁾。但国民党内对政协会议的反应不一。强硬派持反对态度，陈诚电蒋称，须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始能政治民主化，否则，中央政权公开了，而共党军队仍不交出，将为国家无穷之害⁽⁵⁶⁾。温和派则主张对中共采取缓和态度，孙科主张“亲苏和共”，王世杰主张“本党此次下大决心，作一妥协之尝试”⁽⁵⁷⁾。处于两者之间的蒋介石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接受了温和派的意见，但他内心的真实意图是，“对共条件应着重在军队统一与统辖于中央，而对政治方面尽量开放为主”⁽⁵⁸⁾。即以中央政府的一些席位，羁縻中共，本质仍是以军事国家化换取有限的政治民主化。

经过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和宣传战，中共也考虑恢复谈判，并开政治协商会议。由于中国的现实和国共交往的经验，中共起初更倾向于由国共两党直接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曾经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提到，“政治会议实际上是一对于各中间派的教育机关，使他们取得经验，问题是不会在那里解决的”。周恩来回延安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亦将政协视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于国共的幕后商谈”，“不要希望这次商谈有什么大结果”⁽⁵⁹⁾。进行政治攻势是中共此时同意召开政协的主要考虑。12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政协，任务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具体方法是争取停战，在政协会议上制定和平建国纲领，改组政府，在此基础上讨论国大和宪法问题，至于解放区问题在地方自治下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由改组后的民主政府解决⁽⁶⁰⁾。但周恩来重来重庆之后的新情况，诸如停战的实现，美苏的态度，及各党派和国内舆论的呼声，使中共敏锐地观察到形势的变化，从而修正原先的估计。1946年1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代表团，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如果国民党被迫接受用政协来解决问题，那这次政协会议亦将可能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对政协应做解决一些问题的准备。“如果政协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更实际一些、简单一些，而不只是为了宣传”。10日的中共中央会议集中讨论停战和政协问题，认为：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和国际的压力下，被迫接受和平，但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未变，美国的政策基本还是扶蒋、压共，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任务是发展民主，巩固和平。此次会议提出了主要斗争形式是非武装斗争⁽⁶¹⁾。正是由于这种估计的变化，使中共在政协会议期间积极活动，与民盟合作，得到了一系列有利自己的结果。

由于国共两大党都同意召开政协，1946年1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办法》，规定“国民政府为在宪政实施以前，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起见，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代表三十八人；会议协商范围为和平建国方案及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事项；“本会议商定事项，由本会议主席提请国民政府实施”。会议代表分配为，国民党八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中共七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惪；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派人士九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云台、李烛尘⁽⁶²⁾。下分改组政府组（十人，召集人王世杰、罗隆基）、施政纲领组（十一人，召集人张厉生、董必武）、军事组（十人，召集人胡霖、张东荪）、国民大会组（十人，召集人曾琦、邓颖超）、宪法草案组（十人，召集人傅斯年、陈启天）共五个组（各组人员互有重复者），具体讨论各项方案。另设综合小组，由五方面各出二人组成，负责解决一些有关全局的问题，成员为王世杰、吴铁城、周恩来、董必武、章伯钧、张东荪、曾琦、陈启天、王云五、傅斯年，召集人孙科。

1946年1月10日，各方关注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府礼堂开幕。蒋介石以会议主席身份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要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来消除一切足以妨碍意志统一、影响安宁秩序和延迟复兴建设的因素，以充实我们建国的力量，加速我们建国的进行。政府召集本会议的旨趣，就在于此。本会议的使命和任务，也就在于此。”他认为要开好这次会议，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的楷模”；“大公无私，顾全国家的利益”；“高瞻远瞩，正视国家的前途”。他同时宣布了国民政府四项诺言：人民享有各项自由，现行法令将依此原则修订，司法、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人民；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可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各地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⁶³⁾。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致词中表示，中共“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和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在其后回顾国共会谈经过的报告中，周恩来谈到处理党派关系的四点经验：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互相商量，不要独断；互相让步，不要独霸；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对于国共曾经争论的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的问题，周表示：执其一端，必致造成对立，应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⁶⁴⁾。政协主角国共两大党领袖的这番讲话，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认为使会议有了“光明的前途”。民盟代表张澜（由沈钧儒代读）、青年党代表曾琦、无党派代表邵从恩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词，均表示祝贺政协开幕，希望各方面开诚布公，和衷共济，互相谅解，使会议达到成功。全国各界、各主要报刊对政协会议的开幕也都寄予极大希望。会议当天，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自13日起停止一切战争行动。所有这一切，为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开端，使中国出现了和平的希望。

第二节　政协会议的成就和局限

一　各项方案的磋商

政协会议召开前后，各方对其提出了很多希望，焦点仍是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两事，更多的是要求政治民主化，即国民党开放政权，成立广泛的有代表性的联合政府，召开民主的国大，修改“五五宪草”，保证人民自由。《大公报》的言论可谓代表，它在社评中提出“我们更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要能解决问题，且希望解决得彻底，解决得快”；它认为政协要解决的问题无非政府、军队与地方三者，“这些实际问题，需要有实际的方案，但也有一个前提，即是政治的民主。政治果真大量民主化了，则军队便可能摆脱党派的窠臼，而地方也可能无分彼我了。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人人希望其能做到，而这两个‘化’实是相连的。政令军令的统一，也应该由此着手。我们的政治必须向民主方向迈进”⁽⁶⁵⁾。各方也都认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是中国急待解决的问题，但如何解决则意见不一，政协会议的全过程实际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各方讨价还价的过程。

政协会议根据小组分组，对各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国大、宪法和改组政府问题讨论最多，也最为激烈。关于国大问题，国民党提出，当年5月5日召开第一届国大，职权为制定宪法，原代表有效，另增加部分代表，宪法颁布六个月内，选举召集第二届国大。张厉生在对这个方案作说明时，特别提到原选代表问题，认为就法理而言原国大代表没有任期规定，就情理而言为了求团结也不能不承认其有效⁽⁶⁶⁾。对此，各党派代表的意见集中在原国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上。因为原国大代表为1936年选出，当时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选举有许多限制，其他党派不能参加选举，其中还有许多当然和指定代表，何况时间已有十年之久，情况变化很大。因此中共反对原代表有效，主张根据当前的情况，重新举行公正而合理的普选，并得到其他党派几乎一致的支持。民盟代表章伯钧认为，论法理，国大组织法只规定任务，并不能因此而为维持旧代表之根据；论情理，不能忘记民主原则而来讲团结。因此他代表民盟声明，坚决不承认旧代表，要依新的组织法和选举法重行选举。青年党代表曾琦也批评国民党在国大代表问题上一党决定，与民意不合，主张要认清当前事实，不要拿法统来谈⁽⁶⁷⁾。当时的舆论认为，“必须承认反对派的理由是相当强固的。任何人不能相信，十年前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选举能够公平合理。即说政府办理并无私心，可是以十年前所选的代表，来代表十年后的民意，又是谁也不能承认的。……要想以不变应万变，将政权交给十年以前的民众代表，那确是民国三十五年的国民所难以承认的”⁽⁶⁸⁾。

在国大代表问题上，国民党与其他党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邵力子表示，政府方面于法不能承认旧代表无效，主张增加代表即是让步。陈立夫说，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尚清高而不愿竞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无党派人士王云五等人附和国民党的主张，认为法令不能随便修改，应在法统中顾及现实。罗隆基则认为，以十年前选出的代表来开议会，制定宪法，为世界史例所无，坚持重选。中共代表陆定一批评陈立夫的说法，责问他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⁶⁹⁾。对立双方各不相让，使此问题几成僵局。用《大公报》的话说是：“若以政治协商会议的全部工程比作为金字塔，则国大代表问题便是塔尖，然而这个塔尖的工程真是千难万难。”⁽⁷⁰⁾为了打破僵局，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承认不承认国大旧代表是一回事，是否因此而闹到分裂，这又是一回事。国大旧代表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个问题未得解决，是否为了这一个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党分裂呢？当然不能。既是难题，就要找出路，就要在许多问题上找政治民主化的出路。如果在若干问题上都有好的民主的出路，那么，对于这一件违背民主的事情，人民或者还能谅解⁽⁷¹⁾。也就是说，国民党需要在其他方面作出让步，如改组政府的问题，宪法草案修改的问题，等等。最后，在其他问题得到解决后，中共才同意在各党派约束其代表在国大支持政协宪草和中共与民盟获得四分之一否决权的前提下，与国民党在国大代表问题上达成妥协，即原代表有效，增加东北和台湾地区的代表一百五十名，将原规定的当然及指定代表七百名另行分配于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此一问题在政协闭幕的当天才得到最终解决。

与国大问题直接相关的是宪法草案修改问题。国民党提交政协讨论的仍为1936年制订的“五五宪草”，是根据所谓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五权宪法”精神而来，它的核心是实行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具体作法是将国大作名义上的人民权力机关，而以总统为施政中心，五院从属于总统。这部宪草被在野党派和舆论认为“缺点太多，只可作为参考，不可用为蓝本”；“总统大权在握，不啻独裁，而地方制度，规定省长仍由中央任命，处处表现集权，即处处表现不民主”；“把立法这一部门也划成政府的能而不是人民的权，再设立一个庞大不着边际的国民大会以行使所谓直接民权，这种制度从民主运用的观点来说，就远不如英美现行的议会制度”⁽⁷²⁾。民盟主张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共出于抑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考虑，支持民盟的主张，因此，采用西方式国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宪法成为中共和民盟的共同要求，并得到了青年党的支持。再者，根据中共提出的宪草修改原则，实行地方自治，这样国民党最为反感的解放区问题可以在这个名义下解决，而不必另行提出，也避免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公开争论。张君劢为此设计出一套制度，即由选民直接投票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同时加强立法院的作用，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这样，国民党原来设计的架在五院之上的国大由有形化为无形，不再起作用，而立法院实际成为国会下院，监察院成为上院，中国的政治制度便成为国会两院制下的责任内阁制，有五院之名而无五院之实。张以为这样既可得民主之实，又可在名义上符合孙中山的五权设计，以免国民党的反对⁽⁷³⁾。在这样的宪政体制下，“总统位尊无权，他只是国家名义上的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⁷⁴⁾。蒋介石如果作总统，则无实权；如果作行政院长，则随时有被倒阁的可能，因此，宪草决议以后成为国民党最为反对的一项政协决议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而这个决议之所以能通过，据梁漱溟回忆，是因为参加宪草小组的国民党代表孙科企图在行宪后当行政院长，掌握实权，所以赞成这个方案⁽⁷⁵⁾。邵力子本来就是党内温和派，更不会反对了。孙科以后确实也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报告政协讨论情况时，为国民党的让步作了辩护。他认为宪草原则最大的变更就是国大由有形变为无形，因为有形国大开会期间，除了听报告以外无事可议，也许会发生找问题的情形，如果设立常设机关，就会影响立法院的工作。立法院相当于民主国家的下议院，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相当于内阁制。他强调这些修改并不违反总理遗教，现在是参考英美体制推行五权宪法⁽⁷⁶⁾。

关于改组政府问题。国民党提出，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治最高指导机关，委员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即由三十六人增至四十八人），并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担任，决议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为有效，遇有紧急情况时主席得为权宜处置，但应于事后报告国府委员会，行政院增设政务委员若干人。王世杰在对这个方案作说明时，强调须顾及事实与法理两面，所谓事实即是政府不能不改组，以容纳党外人士；所谓法理，就是不违背国民党的法统。比如在改组国府委员会时，交出一权即最高决策权，保留一权即用人权，此即为兼顾法理与事实。他就顾及法理方面作了特别说明：在国大召开前，国府委员仍由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但党外人士自须先征求各方意见；国府委员名额分配，不作具体规定，待事后协商解决；国民党委员名额应占特定多数；国府委员会可以议决法律、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等事项，但不包括用人权，部会长官任命权属行政院。在解释为什么国府没有用人权时，王世杰说，用人如需先经国府讨论，难免有所评论，爱惜声名的人，就不愿来干了，或无勇气来做，做主席的也为难，对行政效率并无帮助。这倒实在是一种新奇的解释，体现了国民党为了维持一党专政地位而苦心孤诣地造出的理论的贫乏⁽⁷⁷⁾。由此观察，国民党的本意是使国府委员会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最高咨询机关，一种荣誉机构。

国民党改组政府的方案被中共评论为，“把现在已经动摇的一党专政，经过三个多月的临时的‘扩大的’一党专政，最后过渡到完全合法的‘宪政’式的一党专政。总之，变来变去，还是一个一党专政”⁽⁷⁸⁾。中共的主张是，政府要有一个共同纲领，有用人权，国民党委员名额不超过三分之一，委员不能经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主席决定须由会议通过、有人副署，不能有紧急处置权。中共中央曾有指示给周恩来，提出：1．国民党改组政府方案，仍是露骨的要保持一党专政，我们不能接受；2．改组政府未获协议前，对国大问题绝不要让步；3．军队国家化问题，应表示非有广泛代议制政府则军队无法统一。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现利于速决不利于拖，愈拖我愈强他愈困难愈被动”，因此，“我应说服中间派了解此点，争取其共同行动”⁽⁷⁹⁾。民盟同意中共的主张，罗隆基代表民盟发言时尖锐地质问国民党：国府委员须经国民党中央通过，是否要向国民党负责？增加国府委员是整个国府委员会改组重选还是只补充？如是后者，根据三分之一建议、三分之二否决的原则，则党外委员永远难有建议权，更谈不上否决权；国府委员会如方案所言为政治指导机关，“指导”似谈不上“决策”；国府委员会没有用人权，决策如何保证其实施？对政府官员弹劾权的问题如何解决？主席紧急处置权如无限制，则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等于今天的国府委员会。他认为，改组后的政府要真能决策，真能执行，真能过渡到民主，不然只有过渡而无目的，就无意义⁽⁸⁰⁾。他以法学专家的身份，对国民党方案的质疑颇为有力，一针见血地揭出其维持一党专政的实质，使同样也是法学专家的王世杰处境尴尬。青年党则主张以中央政治会议代替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国策，而不主张设国府委员会；全盘改组政务执行机关，包括各院会；扩大国民参政会，在宪政实施前作为政府监督机关。曾琦在发言中认为，国府委员会自民国二十年以后就未开过会，以此久未运用的机构，恐难使天下人民一新耳目⁽⁸¹⁾。虽然青年党的主张与众不同，但对国民党一党统治的不满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中共和各党派的坚持，国民党在政府改组问题上，同意使国民政府委员会成为负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国务机关，有决策权和用人权，主席和行政院对国府委员会负责。接下来的困难是国府委员名额的分配。国民党企图占据多数席位，中共认为绝对多数不可能，相对多数是可以的。最后国民党对国府委员会让步为其占一半席位，中共表示同意，但提出重要议案须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中共和民盟席位合占三分之一。中共的意图是将国府委员会作为政治枢纽机构，并保证中共和民盟的否决权，只有这样，中共才能在政权和军队问题上得到保障。最后得出的妥协是，国府委员名额四十人，国民党占半数，其他方面合占另外半数；凡有关变更施政纲领的决议须有三分之二委员的同意。这个方案大体满足了中共和民盟的要求，但国府委员的具体分配方案未能在会中得到解决，又为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留下了空间。

关于和平建国纲领，因为这是中共所坚持，故草案也为中共所提出。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包括了十个方面的内容，基本点是：各党派长期合作，实施宪政，和平建国；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权利；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改组后的国府协同政协商定宪法草案，并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自由的民主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推行地方自治，成立各级地方民选政府，省得自订省宪；改组军事委员会，使之成为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同领导的机构，公平合理地分期整编全国军队⁽⁸²⁾。中共认为，有了共同纲领，可以在过渡期约束各党派，使参加政府的各方有一个共同遵行的施政原则，便于政务的进行。中共提出的草案，被认为是“内外并顾，无微不照”，“赢得在野党派一致赞许”，“更争取得广泛的民间之同情”⁽⁸³⁾。民盟认为，没有共同纲领，难免使参加政府的各党派意见不一，不能做事。青年党同意中共的意见，认为很切合需要，可作讨论的根据，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草案，与中共所提草案有相通之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也不便反对，吴铁城提出可以仿照《抗战建国纲领》的形式。青年党也主张以《抗战建国纲领》为蓝本，去掉有关抗战的部分，再加以修改而成⁽⁸⁴⁾。

关于军队整编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将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具体商谈，而且参加政协的其他党派没有军队，在这个问题上插不进手，既没有多少发言权，也不关乎其实际利益，所以这个问题虽是国共之间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在政协会议上，各方除了发表一些原则性看法外，没有成为争论的热点。曾琦提出三原则：希望政府切实实行整军计划；国共双方军事问题由双方自行解决，即由三人小组会商，但望时间不要太长；实行军党分治。邵力子很坦率地说，军事方面过于棘手之问题，可由军事三人小组解决，不必在本会议提出⁽⁸⁵⁾。实际大家心中都有数，即使提到大会也解决不了。《大公报》对军事问题讨论的描述是：一派和平，无半点火药味，会中发言的都温文儒雅，心平气和⁽⁸⁶⁾。

二　政协决议的达成

政协会议历经各方磋商与讨价还价，在各项问题上意见终于接近，得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就政协的讨论而言，国民党处于受指责的被动地位。中共与国民党立场对立自不待言，民盟信奉西方式民主，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施政理念距离很大。因为中共当时希望以西方式民主约束国民党，作为结束其一党专政的过渡，所以在要求民主的问题上，民盟与中共意见一致。即使是与国民党接近的青年党，多年在野，时受挤压，也希望通过开放政权而分一杯羹，在政协会议期间他们对国民党的公开批评虽较为克制，但也主张实行多党合作的民主制，客观上于国民党并不利。

美国特使马歇尔虽未直接参加政协有关问题的讨论，但始终关心着政协的进程。1月22日他与蒋介石会见，双方同意，在政协关于政治民主化的讨论结束后，即进行军队国家化问题的谈判。马氏告诉蒋，在他看来，有两个因素使其迫切需要与共产党人尽早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军队达成协议，其一是，在目前形势下，中国对付俄国在紧邻俄国的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区加强共产党政权、进一步削弱国民政府地位的行动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其二是，美国陆海军力量显然不可能长期待在中国⁽⁸⁷⁾。马氏还向蒋提出了一个《临时政府组织法》，主张：1．国务委员会以多数表决为原则；2．各省主席及特别市市长人选由国务委员会通过；3．非经国务委员会同意，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地纯地方性事务之法令，各地方政府仍由现有之行政官员管理，在其他行政人员未确定之地区，国务委员会应成立一小组委员会，国共代表各半，以选拔临时行政人员。这一方案不仅沿用了西方式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是一大约束，而且对中共控制区采取了承认现实的态度，并赋予中共参与决定地方行政的很大权力，难怪蒋介石看到这个方案后大发感慨：“此为共党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对它国政治之隔阂。若本身无定见，不仅误事，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⁸⁸⁾虽然如此，在当时情况下，马氏的态度对于国民党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成为国民党接受政协决议时不能不考虑的因素⁽⁸⁹⁾。

1月27日，周恩来飞返延安，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报告了政协商谈的情况，得到认可，认为成绩很大，方针正确，授权代表团在政协各项决议上签字⁽⁹⁰⁾。国民党方面，对政协会议似无党的统一立场，其政协代表在会议期间通过与蒋介石的个人沟通决定对各项议程的态度。考虑到“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结论，将造成空前之政治新形势，兼之协商会中所商定之‘五五宪法’草案修正意见，尤足引起党内外之反对”，故王世杰建议“应将协议结果提请常会核定后，始能由本党代表于政治协商会议末次会中正式表示接受”。因此，31日下午，在政协各项议案均达成协议后，国民党召集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各项议案，授权代表签字。但在常会讨论时，反对派对宪草协议极为不满，“谷正纲反对宪草协议甚烈，至于流泪”，这实际预示了其后政协决议实行过程中国民党出尔反尔的必然⁽⁹¹⁾。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五项议案，主要内容为⁽⁹²⁾：《国民大会案》规定，当年5月5日召开国大，职权为制定宪法，宪法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原有代表1200名照旧，台湾、东北增加区域代表150名，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分配另定之，行宪机关在宪法颁布六个月内，依宪法之规定选举召集之。

《宪法草案案》规定，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由参加政协的五方面及会外专家组成，根据政协拟定之修改原则，参酌各方面意见，在两个月内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大采纳；宪草修改主要原则为：1．全国选民行使四权，名之曰国民大会；总统普选制未实行以前，总统由县省及中央各级选举机关选举或罢免。2．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职权相当于民主国家之议会。3．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由各省及民族自治区议会选举，职权为行使同意、弹劾及监察权，相当于上院或参院。4．司法院即为国家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须超出于党派之外。5．考试院委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须超出于党派之外。6．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对立法院负责；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7．总统经行政院决议，得依法颁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8．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与中央权限划分依照均权主义规定；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9．人民自由权利受宪法保障；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关于国大和宪法的决议另有不公开之商定事项：1．各党派负责使其出席国大之党员在国民大会中维持政协所修正之宪法草案；2．如有其他较好之宪草意见，由党派临时协商定之；3．国大增加代表名额分配为，国民党220名，中共190名，民主同盟120名，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⁹³⁾。根据这两案的规定，国民党放弃了“五五宪草”的总统和中央集权制实即变相一党制，而采用国会制、责任内阁制、省自治制度，中国将成为采用西方式民主政体的国家，各方并承诺保证该方案在国大通过，中共和民盟则承认了旧国大代表的有效。

《政府组织案》规定，一、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1．国府委员名额定为40人；2．国府委员由主席就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3．国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4．国府委员会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预算、各部会长官任免及立法、监察委员之任用等事项；5．国府主席对国府委员会之决议如认为执行困难，得提交复议，如有五分之三以上委员同意，该案应予执行；6．国府委员会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过半数通过之，如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7．国府委员会每两周开会一次。二、关于行政院，1．各部会长官均为政务委员，并设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三至五人；2．政务委员及部会长官，均可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附注，1．国府主席提请选任各党派人士为国府委员者，由各党派自行提名，但主席不同意时，各该党派另提人选；2．国府主席提请选任无党派人士出任国府委员时，如有为各被选人三分之一所反对者，主席须另行选任；3．国府委员半数由国民党人员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分配另行商定；4．行政院政务委员总额中将以七至八席约请国民党外人士充任；5．国民党外人士担任部会数目，会后继续磋商。根据这个决议，国民党承认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保证中共和民盟在重大问题上的否决权，取消了国府主席的紧急处置权，中共和民盟则承认国民党占国府一半名额和行政院五分之三名额，并担任五院院长。

《军事问题案》规定：1．建军原则，军队属于国家，军制依国防需要，依政制和国情实行改革。2．整军原则，（1）实行军党分立，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中公开或秘密活动，现役军人不得参加党务活动，政党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工具；（2）实行军民分治，现役军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吏，严禁军队干涉政治。3．实行以政治军，初步整军计划完成时，即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国防部长不以军人为限；军额及军费经行政院决议，立法院通过；全国军队受国防部统一管辖。4．实施整编办法，军事三人小组尽速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中央军队尽速于六个月内完成90师之整编；上两项完成后，将全国军队统一整编为50或60个师。国共两党在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承认了军党分立、军民分治和以政治军原则，实行军队国家化。

《和平建国纲领》包括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及财政、教育及文化、善后救济、侨务等九个方面的内容，规定了国民政府改组后的施政纲要。在总则中规定，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以“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为了使国民党放心，纲领特别提到了“在蒋主席领导之下”的字样。对于解放区的问题，纲领提出“暂维现状，俟国民政府改组后”，再依地方自治原则解决。国民党承认了一系列民主化主张，以政治方法解决问题，中共承认了三民主义、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在政协闭幕式上，各方面代表的发言均称赞政协取得很大成功，为中国开辟了一条和平民主的道路，希望能够早日全部实现。对解决中国问题负有关键责任的国共两党，对政协决议都表示了尊重与支持的态度。蒋介石“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周恩来代表中共声明，“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然而，有心人仍然可以从蒋、周的讲话中听出不同的声音。蒋介石在讲话中强调了《和平建国纲领》的重要。因为这个纲领的总则中两次提到了蒋，这可能是蒋不足与外人言的微妙心理。他尤其强调政党不应再使用武装暴动，所有军队听命于政府，是“巩固和平完成统一的最大要素”，是决议“能否全面贯彻的试金石”，这又显然是对着中共而发。周恩来在讲话中两次提及宪草修改原则，并强调改组政府是将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联系起来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蒋在讲话中丝毫未提到宪草和国大问题，并且在议程讨论完毕时曾经声明，据宪草修改原则而成之宪法草案是提供国大“采纳”而非“接受”，实际并不影响国民大会之权限，这又埋下了动摇宪草修改原则的种因⁽⁹⁴⁾。以后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抵触和反对，就是自宪草修改原则而始，因此蒋有这样的表态恐非偶然。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后，社会各界和舆论对其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寄予乐观的期望。《大公报》在社评中说：政治协商会议使积累多年的国家严重问题得以政治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各党派态度的妥协，值得赞美；中共不固执己见，甚为难能；国民党着眼于国家，值得赞扬。“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现在这两项具备，以后施政建军有轨辙可循，其前进之路，则归纳于政府改组，以过渡到宪政实施”。中共《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称政协是“中国历史的创举”，“符合于今天中国与人民的需要”，呼吁“努力把所获协议变成现实，使中国历史真正走上和平建设的大道”⁽⁹⁵⁾。经历过晚清、北洋和国民党三个时期的马叙伦先生，过后曾经用令人警醒的语言写下了人们对政协的期待：“我们国内除了一部分所谓顽固分子外，都从政治协商会议的议决案里，充满了对中国前途的乐观和展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现在是被鸡唱出了曙光，怎样不叫人们对这个曙光发生欣慰，和希望他不要被阴霾来笼罩了，而且不但国内这样，就是国际明白中国在世界里面关系重要的人们，也和我们有一样的感觉。”⁽⁹⁶⁾比较起来，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评论较为低调，它强调的是国民党的让步，军队和政权的统一，认为宪草修改原则为国大多一“参考”，须国大“从长考虑与研究”⁽⁹⁷⁾。

政治协商会议在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政协决议以及此前达成的停战协议，此后达成的整编军队的协议，为中国展现了一个光明而有希望的前途，可以说是民国三十余年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对于政协会议的成功，参加党派均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和让步，是“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无论主动还是被迫，毕竟做出了一些有利于民主化进程的让步，承认取消一党专政，承认实行民主政治；中共虽然认为政协决议与其政治理念还有距离，但也做出了相当让步，承认三民主义、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在许多问题上做出了妥协；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会内外折冲努力，促成了会议的成功。但是，政协决议毕竟还是纸面文章，关键的问题是决议如何贯彻执行，如黄炎培所说，建设中国好比造房子，政协决议只是一个精美的图样，真正要把房屋造好，还须依靠今后努力⁽⁹⁸⁾。正是在这一方面，社会各界仍然存有疑虑，其中关键在于当时中国第一大党也是执政党的国民党的态度。有意思的是，政协会后，国民党代表孙科和邵力子都谈到，有人认为政协会议是国民党的失败，他们认为这不仅不是国民党的失败而是国民党的成功⁽⁹⁹⁾。然而正话反说，于此人们可以领会他们的话外音，就是国民党内对政协会议的评价与外界的期待有很大距离，所有人因此都在注视国民党的正式反应。

三　整军方案的制订

政协会议通过了有关军事问题的决议，但军事问题的解决并未在会议上具体讨论，而是在马歇尔的直接参与下，会后由国共美三方谈判解决。马氏提出的对中国军队彻底改造的方案，强调按西方军事传统，在中国建立一支国家的、非政治化的、民主的军队，而非政争的工具。军政分离是他拟订整军方案的总原则⁽¹⁰⁰⁾。然而他的设想，首先在国共军队混编问题上便碰了壁，中国的现实注定了马氏的设想难以实现。

军队是中共最为关注的问题，即使是在政协刚刚闭幕的乐观气氛中，中共对军队问题也比对其他问题更为小心。2月5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马歇尔的整军方案，马氏提出实行军队国家化，军人不得兼任文职，平时军队只管训练，另划补给区供给，军队不得随意调动；整编时间为18个月，第一步即实行国共军队以师为单位的初步混编。周恩来认为马氏提出的“建军原则可同意，因他在基本上是限制统帅权的”；其“整军原则，基本上亦可同意，因他之统一整编办法，是公平的”。但在整军程序上，周恩来认为国共军队应首先平行整编，混编应待第二步再行⁽¹⁰¹⁾。中共中央基本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认为：马歇尔所提主张按西方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军队制度及军人思想的办法，对破坏国民党及许多军队的原系统是彻底的，但事实上今天行不通，可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对于马氏的混编方案，中共认为“其目的是企图消灭或控制中共军队，故绝不能答应”。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军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必须谨慎处理。为取得经验并看清美国的意图及当前形势来决定对军队的政策。”⁽¹⁰²⁾

中共对马歇尔整编方案的反应尚在马氏意料之中，令马歇尔不解的是，国民党也反对他的混编计划，原因之一是非嫡系部队及其长官担心因此而失去部队的自主性，从而也就失去了诸多特权。直到晚年撰写回忆录时，李宗仁尚愤愤于陈诚企图以混编“排除异己，培植私人势力”，而且这样一来，“原先本甚单纯的军事系统，反而弄得庞杂了，指挥不易，士气消沉，战斗力也因此丧失”（实际陈诚并不主张立即实行混编，见下段）⁽¹⁰³⁾，马氏另外一个设想更是令国民党莫明其妙。据张治中回忆，马歇尔最初曾提出中共陆军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海空军中共亦占至少30％份额的方案。蒋介石见到该方案后非常诧异，因为国共军队比例双方已有成议，即中共占总数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而海空军问题中共从未提出过，蒋即要马歇尔立予修改。马氏最后提出的方案维持了中共军队占总数六分之一的原案，而未再提海空军问题⁽¹⁰⁴⁾。大概马歇尔当时企图对中共诱之以利，使中共尽早同意其整编方案。就马氏本人而言，他自认提出的方案对国共双方不偏不倚，然而他是按美国人的思维逻辑考虑问题的，因此他的方案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情，没有认识到中国长期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军队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他的方案遭到国共双方的反对就不奇怪了。

2月14日，关于整编军队的三人小组会议在重庆开始举行。由于国共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已经有私下默契，也由于当时的大环境，加上马歇尔的调解，整军谈判总体而言是在较为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在军队数量、统帅权、复员等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妥协⁽¹⁰⁵⁾。国共争论较多的是马歇尔提出的混编计划。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最先提出的方案照抄了马歇尔的方案，在第一期整编的十二个月内，军队实行以师为基础的初步混编，即每军由政府军二师和中共军一师，或政府军一师中共军二师组成；十二个月后的第二期整编六个月内，实行彻底混编，即不再有政府师和中共师的界限之分。中共代表周恩来反对此一方案，他提出第一期双方各自编成，不相混合；第二期初步混编或称统编；彻底混编则须视以后局势进展情形如何再议。他的理由是，两支军队彼此对立了十八年，有着不同的制度和体系，不可能一下就合在一起。马歇尔折衷双方意见提出一个方案，第一期整编，前六个月各自编成，后六个月实行以军为基础的混编，第二期实行以师为基础的混编，未提彻底混编问题⁽¹⁰⁶⁾。实际混编的方案在国民党内亦遭反对，军政部部长陈诚的意见是：“混合编军办法最值得研究，因国共军队今后虽均属国军，在理自无问题，惟以种种思想问题，以及各军历史性，尤其所处之环境及将领之生活等等，决非短期所能融合（此点尤需特别注意）。”张治中详加研究后，认为一年内混编实属利害参半，遂向蒋介石建议，不如顺水推舟，接受马歇尔的折衷方案⁽¹⁰⁷⁾。结果马氏的方案得到国共双方的首肯。

整军谈判中另外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一般人不太注意的宪兵与护路队的地位。周恩来认为此两者人数及武装均不少（宪兵有20个团，护路队有18个总队），考虑到他们对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应予限制。张治中则表示，宪兵编制小，部署分散，且无重武器，不能称为武装力量，护路队则不属于军政部管辖，因此这两者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不应提出。周恩来又表示，宪兵问题非纯关力量对比，而是宪兵到处干涉人民，影响民主政治。马歇尔建议将此问题留给政治方面解决。张治中就此问题向蒋请示时认为：“整编共军最主要的为统编及驻地问题，但如能于六个月后，即以军为单位开始统编，则驻地问题亦可随而解决，似属于我有利。至宪兵及护路队问题，自仍以坚决拒绝商谈为宜。”⁽¹⁰⁸⁾最终这两个问题未在协议中写明。

2月25日，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通称“整军方案”），主要内容为：1．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最高统帅，但在撤免中共部队军官时，应由政府内的中共代表提名；2．陆军每军由三个师组成，全国划为八个补给区，负责军队补给；3．本协定公布后十二个月内，政府应将九十个师、中共应将十八个师以外之各部队复员，三到六个星期内，政府与中共应交出保留各师表册及复员部队次序，十二个月完毕后之六个月，政府军应缩编为五十个师，中共军应缩编为十个师，合共六十个师，编为二十个军；4．自整编开始六个月后，由政府军和中共军编成集团军，十二个月终了时，配置如下，东北，政府五个军，中共一个军。西北，政府五个军。华北，政府三个军，另四个集团军，各包含政府一个军、中共一个军，双方各担任二个集团军总司令。华中，政府九个军，中共一个军。华南，政府四个军。十八个月终了时，取消集团军，配置如下，东北，政府四个军，另一个军，包括政府二个师，中共一个师，政府军官任军长。西北，政府三个军。华北，政府二个军，另三个军，每军包括政府一个师，中共二个师，中共军官任军长，一个军，政府二个师，中共一个师，政府军官任军长。华中，政府三个军，另一个军，包括中共二个师，政府一个师，中共军官任军长。华南，政府二个军；5．省保安部队不得超过1.5万人，以轻武器为限；6．军调部为本协定执行机关，协定生效后，政府及任何党派组织不得保持或支持任何秘密或独立武力，伪军及非正规军应尽速解除武装并解散之⁽¹⁰⁹⁾。

自抗战中后期起，军队问题就一直是国共之间争执不下、最难妥协的关键问题之一，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双方达成整军协定，这是继达成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之后，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又一重大收获。在整军协定签订时，国共美三方代表均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张治中称，政治协商会议之成功，乃在达成政治民主化之目标，此一文件，则将奠定军队国家化之基础。今后我国当可本和平建设之大方针，以建设三民主义之新中国。本人代表政府签此方案，并百分之百保证其执行，使达成逐步军队国家化之目的。周恩来称，只要政府和中共，乃至全国人民都能坚守和拥护此一方案，相信任何困难阻碍，都不能妨碍此方案之实施。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诸位，向全国人民，向世界友邦保证，凡我们签订的文件，特别要包含这次签订的整军基本方案，我都要使他百分之百的实现。马歇尔称，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吾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利自私，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¹¹⁰⁾。根据马歇尔拟订原则达成的整军协定，与政协决议精神是相符合的，即在一个西方式民主政体下，建立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考虑到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重要性，整军协定的实行较之政协决议更为困难，更有赖于整个政治环境的支持，然而此时的政治环境较之一个月以前已经有了某种变化，国民党内对于政协决议的反弹正在浮现，从整军协定在反苏游行的余波中签订这一事实⁽¹¹¹⁾，多少已可预知其未来的命运未可乐观。

整军协定虽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但他对此并不满意，他自记所感曰：“整编时期定为一年半，乃全照共党之意见而定，又华北五省，政府只可驻七个军，而中共反可驻四个军，初尚以为只限于冀鲁两省，殊不料其所谈者系指华北五省也，甚矣！文白（张治中）之足以误事也。”⁽¹¹²⁾更为蒋介石不满的是，美国提出在整军期间建立一所军事学校，训练中共军队，并以美国武器装备中共部队十个师。在美国看来这是对中国军队一视同仁，并且可以借此笼络、控制中共部队，但在蒋介石眼中，这无异于使自己的老对手如虎添翼。魏德迈在3月27日以备忘录致蒋介石，拟先装备中共部队十个步兵营，十一个山炮连。蒋介石批示以下述意见转告魏德迈：“在中共部队未依照规定整编完毕以前，似不宜将此项装备即行移交。”⁽¹¹³⁾马歇尔回中国后，对蒋的决定颇为不满，他在给蒋的备忘录中指出，此项装备为供给设在张家口的中共军事学校培训之用，以使其部队在整编时得有适当组织与训练，非为野战使用，“现得见钧座之训令，势将中止上述办法，于是实施整编统编之协定，亦必中止，故此事自极严重也”。国民党方面经过研究，认为训练与装备应该分开，训练所用之必须装备可以同意供应，但应先交由国方保管，至于“装备共军部队，须俟统编后能统一指挥，方可开始，否则，危险性大，我方拟坚持此项原则”⁽¹¹⁴⁾。由于形势的变化，马歇尔以后未再坚持前议，此事遂不了了之。

整军协定达成后，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偕军调部三方委员于2月28日至3月6日巡视了北平、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武汉十处，会见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国共双方高级军事将领，解决了若干未决问题⁽¹¹⁵⁾。此次三人小组视察体现出的合作精神，不仅是军事调处，而且可以说是1946年早春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最高峰。在延安，毛泽东向马歇尔保证，中共将尽其可能地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这些协议定能付诸实施，完成中国的复兴重建工作。马氏显然为毛的表示所打动，特意告诉他，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因此其党内的自私派别自然不愿交出权力，然而这一定不会被大家所容忍。随后，马歇尔自信地告诉杜鲁门：“通过他们的巡视，各地的所有问题已经得到澄清，并促进了普遍的理解。一切都表明，事情将迅速得以解决，交通将重新恢复，平民的正常生活实际正在恢复之中。”⁽¹¹⁶⁾他因此而认为，事态的发展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他可以放心地回国述职，安排贷款、援华等事宜。然而马歇尔过于自信了，他没有料到的是，就在他返美前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决议的反动，导致了这一民主化进程的停滞和逆转。等他一个月之后自美返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与他走前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

四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政协会议对国民党带来了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严重的冲击，国民党内对政协会议的反对意见远远大于重庆谈判。因为，重庆谈判并未达成多少实际的协议，而政协决议则对国民党一党独大地位作了许多实际的约束，因此引起其党内的强烈反弹。连同政协前后的停战、整军协议，以及东北问题的激化，在国民党内造成了强烈的反应。如同周恩来5月12日在和美国记者的谈话时所分析的，“停战协定使政府军事领袖不满，政协决议使顽固分子不满，整军协定使高级军官不满，东北问题又使若干国民党分子不满”⁽¹¹⁷⁾，所有这些不满汇合起来，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反对势力，以至到了蒋介石一度也无法控制的地步。

政协会议进行期间，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假座重庆沧白堂，举行报告会，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进行及商谈情况。在16日到19日的几次会议中，演讲人遭人围攻，并发生扰乱会场情形。会上有人喊出“拥护国民党”和“打倒异党”的口号，显见有国民党背景⁽¹¹⁸⁾。政协会议闭幕后，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二十三家单位发起，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然会议尚未开始，即有国民党支持的职业团体农会、总工会、教育会等派人抢占主席台，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自称主席，会议主席团李公朴等与其交涉，结果李公朴遭人殴伤，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等均被殴打，包括记者在内的十余人受伤，大会无法正常进行，本已准备参加的邵力子、周恩来和各界代表只能离去。刘野樵等即以会议名义发表反对政协宪草修改原则的言论。此事发生前，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经向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请示，由陈立夫授意市党部主任委员、CC大将方治主持，于2月8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如何遏止反动言行以戢邪乱”。决定派各职业团体参加大会，设法以刘野樵为总主席，由擅长辩论者发言，强调三民主义、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强调宪法不容修改。对于发言者名单、动员党团员参加会议、如何把握会场情绪等等，会议都作了具体安排。会议记录上报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中央组织部⁽¹¹⁹⁾。可见，较场口事件完全是国民党内某些人有计划有预谋造成的，表示了他们对政协决议的强烈不满情绪。一叶知秋，此事发生后，社会舆论认为，国民党“如果心理上先蒙上一层阴影，对于闹嚷嚷、活泼泼的人民行动看不惯，一定要以拳头铁条打击别人表达意见的自由，那可就太危险了。以小喻大，则沧白堂的石块与较场口的铁条，可能就是国家大乱的缩影”⁽¹²⁰⁾。2月下旬，在国民党内部分势力策动下，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反苏反共游行示威活动，进一步恶化了政协会议后的和解气氛⁽¹²¹⁾。

沧白堂、较场口事件和反苏反共游行，成为国民党对政协决议反对意见的一种公开表示，私下里，围绕未来政治发展走向，国民党内各派间也产生了尖锐的分歧。据王世杰所记，2月4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委员谈话会，“出席发言之委员大都为党中某一系统之人，均反对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而尤攻击宪草案”⁽¹²²⁾。这所谓“某一系统”，即操控党务的CC系的代名词，他们对政协的反对最为激烈。他们认为，中共的根本目的是夺取政权，因此“决不能妄存幻想，希冀中共和平合作”。说到底，他们是不愿放弃国民党一党专政地位带来的特殊利益，张厉生以后向黄炎培说过实话：“要改组行政院，那吾们也要恐慌，问题到吾们身上来了。”⁽¹²³⁾CC系领袖陈果夫向蒋进言，“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陷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并劝美国勿误中国并以自误为幸”⁽¹²⁴⁾。张道藩、谷正纲等在国民党党政小组会上“对现状抨击甚力！谓一切失败，均由于不民主，要求党、总裁给予民主”！反对矛头已指向蒋介石，参会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无法控制局面⁽¹²⁵⁾。握有实权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也多反对政协。阎锡山认为，“协商愈久，祸患愈大，调处结果是助共选举，毛得政权，华南三之一，华北十之九有选举把握”⁽¹²⁶⁾。而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开会期间，中统局以重庆传言的名义报送了一份情报，声称对于政协决议，“多数国军干部咸表愤慨，成都军校学生群情哗然，认为……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及国防部即无异中共主张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之实现。……各党派高呼拥护蒋主席之口号，恐口是而心非，意在逐渐减消委座权力，以法共对戴高乐之手段对委座，是可忍孰不可忍”⁽¹²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关于国民党军队动向的情报出于CC系控制的中统之手，他们选择这样的时间将此情报送给蒋介石，意图一目了然，即以此影响一贯重视军队的蒋介石的态度。相反，国民党内支持政协决议的一派人的声音显得较为微弱。孙科指责反对派的意见“犯了严重之错误”，称政协决议是经国民党当时表决通过的，成就很大，是国民党的成功也是国家的成功，并称如六届二中全会“压迫他，他即脱党”。王世杰认为，如果政协会议的结果使国大顺利召开，并使中共军队改编为国军，则国民党的让步是有代价的，“惟欲达此目的，似须造成一种宁静的政治空气，而从国共双方相约停止互相攻击入手”。张治中认为，政协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从此中国结束了过去以武力从事政争的旧历史，并将步入和平建设的新时代”。邵力子提醒外界，“政界若干人士刻正企图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我人必须保持镇静与忍耐的态度，勿入若辈圈套。目下政治局势紊乱已极，以是日后之政治发展实难预测”⁽¹²⁸⁾。在国民党总裁决定一切的体制下，党内意见不同的双方都在寻求蒋介石的支持，蒋的态度决定了国民党未来政策的走向。

表面上处于两派之间的蒋介石，实际上更倾向于强硬派的意见。蒋介石对形势的分析在其1月12日的日记中写得明明白白：“颁发停战命令，以及宣布政府关于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四项要旨，在现时观之，对于政府乃为不利……但为国家前途计，此时只有忍辱负重耳！”“政治协商会议分子复杂，其真有国家观念主持公道者，实不多见”。事后他称，“政治协商会议集会的三个星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是在“委曲求全”⁽¹²⁹⁾。然而蒋为什么同意召开政协并通过各项决议呢？他曾经在2月召开的军事复员会议上，对高级将领解释了召开政协的原因：一，军队疲劳与空虚；二，官兵精神松懈，志气消沉，士气不振，纪律废弛，漠视命令；三，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困苦，大家希望安定，厌倦战争；四，国际上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希望现政府成为强有力政府，但不希望一党专政，如果先动武，国际舆论必有不利反响。基于以上原因，所以不能不产生政治协商会议，故本会议可说是一种政策，希望大家忍耐，在本人岗位上埋头苦干，克服困难。这样的言论，蒋以后多次对党政军高级干部解释过，尤其是告诫军队将领，“我们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因为经过这样长期的苦斗，一般部队未免精神疲惫，内容空虚，战斗的力量和纪律皆不甚健全。这在当时平汉路与津浦路各战场剿匪的经过，可以明证。因此我们不能不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休养整训，来充实我们军队的力量”，“所以不能不忍受一时的委曲，求得谅解”⁽¹³⁰⁾。无宁说，这更反映了蒋的真正想法，他对政协的态度本来是为了应付国内外环境的压力，不能不作出某些姿态。然而政协决议的达成，使中国偏向于西方式民主道路，多少出乎蒋的预计，也使蒋感到了危险。蒋在其年末反省录中写道：“自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与颁发军事停止冲突令后，政府无论政治、军事各方面，皆处于被动逆势，本党中有所谓左派者，以及所谓民主同盟者，皆为共党张目，至平时所谓无党无派而自名为社会贤达如黄炎培者流，一面受俄国与共党之操纵，一面藉美国与马歇尔为其奥援，煎迫不已，故余此时之处境，乃至感痛苦。”⁽¹³¹⁾

蒋介石并不甘心这样的处境。会后不久，2月4日，蒋在接见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谈及改组政府时称：现在乃政党合作之开始，将来政府采取何种方式须由国民大会决定⁽¹³²⁾。这里已透露出蒋不承认政协决议，而将问题留待国大解决的讯息。10日，蒋约请国民党高级干部谈话，提出了对政协宪草决议案的十二点意见，他表示：“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中，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处颇多。余事前未能评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代表贡献意见，以相商榷。协议既定之后，本党代表八人所同意者，党不能不为八位代表负责，虽有不同意之处，党亦只好为所派遣之代表负责也。然事实上欲据此原则作为定案，则窒碍甚多，且决不能拘束国民大会而使之通过，亦为甚明之理。”这实际是将政协决议的通过推为国民党政协代表的个人行为，无异于否定政协决议的合法性⁽¹³³⁾。蒋在谈话中对政协宪草决议表示了全面的否定意见，认为“不合党纲，不适国情”，“不足以服党内同志之心，亦不能保证国民大会代表之不反对”，实际这是利用国民党内强硬派对政协的反对，而挑动他们出面公开反对。对宪草规定的国大形式及中央和地方政制，蒋均提出了反对意见。对于责任内阁制，蒋碍于外界的议论而不便公开表态，但称之为“应顾及我国之国情及事实，不可以若干学者空想之理论，拼凑而成，致有扞格难行之处，使政府成为无能之政府，而无法做事”。此言明明白白地表示，蒋不甘作一个名义领导人，而一定要有职有权，继续独裁。最后蒋“深望今日在座之各位老同志，于此次宪草审查委员会开会时，尽保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责任”⁽¹³⁴⁾。蒋的这番谈话，实际是对政协会议及其决议的全面否定，其后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否定即是从宪草决议开始，并在其二中全会上得以实现。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表示将实行“和平建国”的方针，“我们要由战时渡到平时，要进行复员建设的工作，所遭遇的困难与阻力特别繁多。这些困难与阻力，我始终认为唯有以最大的忍耐来克服，以大公至诚的精神来消除，也要秉着我们历届决议‘政治问题用政治解决’的方针来处理”。然而蒋在这个讲话中，对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否定预留了伏笔，其一，他认为在宪政问题上，国民党“在不违背革命主义，不动摇国家法统之下，不惜变通总理关于建国程序的遗教，以求得和平建国的机会”。这为国民党的立场设立了界线，即“主义”和“法统”，至于对这两者如何解释，则取决于国民党的态度，而且他的关于“变通”总理遗教的说法，正为国民党内的不满者提供了攻击政协决议的口实，事实上，二中全会恰恰是以此为借口，否定了政协关于宪草的决议。其二，蒋在讲话中声称，“我们要与各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但是我们本党还负有捍卫主义、保障民国的特殊义务。我们党的地位较之抗战结束以前已稍有不同，而在宪政实施以前，我们在法理上与事实上，还不能诿卸我们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¹³⁵⁾。这仍然是将国民党凌驾于其他各党派之上，坚持国民党的独大地位。从蒋的讲话透出的信息，对于国民党二中全会非常关注的其他党派没有理由乐观。而在会议期间的纪念周演讲中，蒋一方面表示希望大家忍辱负重，认清环境，另一方面又声称宪草协议违反了总理遗教，并鼓励自由发言，实际目的何在一目了然。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战后国民党的施政方针进行了全面检讨，主题报告多达十七个，其中较为重要者为宋子文的政治报告，王世杰的外交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孙科的政协会议报告，张群的停战问题报告，张治中的整军报告等。报告人回述了国民党在战后实行的政策措施，并为此进行了说明辩护。孙科在政协会议报告中，说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完全是秉着本党多年来以政治方式解决国是的一贯政策”，并对各项决议进行了解释；认为各党派代表在会中“对于每一问题都能殚精竭虑，多为国家民族打算，少为党派利益计较”；强调“所有的协议，都在不违背革命主义，与不动摇国家法统之下，来容纳各方面的可行的意见”⁽¹³⁶⁾。张群和张治中的报告，对停战和整军谈判的过程及内容作了说明。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尤其是围绕政协会议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共关系问题、宪草修改问题，会议进行了激烈争论。强硬派在发言中一味指责中共，要求中共“放弃割据之政权”，“放弃武力争权之野心”，“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指责国民党政协代表让步过多。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为强硬派反对之焦点，他们坚持五权宪法“不容率予变更”，应实行总统制，国大“不应约束其权力”⁽¹³⁷⁾。他们连带指责宋子文、王世杰对苏外交软弱，东北处置错误，宋子文的财政金融政策失当。此次会议争论的激烈程度在国民党历次中央全会中是少有的。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等人成为众矢之的，宋子文答辩时，因气氛过于激烈，“甚愤慨，其手发抖”。主张对共缓和的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亦噤口不言，以免成为攻击对象。为了适应会场气氛，孙科在报告中数次引用蒋介石的讲话为报告充门面，为各项报告中所仅见。张治中同样打出蒋介石的旗号，称整军问题“关系国家之存亡，最高统帅部处理此项问题，一定不致疏忽，请各位信仰最高统帅”⁽¹³⁸⁾。只有邵力子就宪草协议“说明当时不得不有此谅解之苦衷与彼个人之见解”，被人称为“为人算有担当”⁽¹³⁹⁾。而在强硬派方面，张继、邹鲁、潘公展、方治等极为活跃，谷正纲“慷慨陈词，垂泣而道”；善于演讲的刘健群在发言中极具煽动性地说：“有办法拿出来，没有办法说出来，干得了挑起来，干不了放下来”，博得会场内一片欢呼⁽¹⁴⁰⁾。不仅如此，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党内“革新派”，以“救国必先救党”，实行民主革新为口号，打着“肃清官僚主义”的招牌，提出一系列“革新”主张，以通过自己掌握的组织系统，控制选举，取代党内温和派的地位⁽¹⁴¹⁾。据当时美国陆军部战略事务组的情报，二中全会“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对政协决议的攻击以及对国民党政协代表们个人的攻击，总言之，是对整个政协决议的不满，但不满的焦点却集中在关于修改宪法的协议”。他们认为，“这一切都说明国民党是故意为了应付公众，特别是美国人，表示他们保证实施政协决议，而他们实际活动的精神却丝毫不意味这一点”⁽¹⁴²⁾。

二中全会如此激烈的争论，可能也出乎蒋介石事先的预料。他对会议的几近失控不满，感觉党内如此互相攻击，对国民党自身形象和地位都未必有利，因而他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3月4日，蒋在纪念周演讲时，告诫代表不能“徒逞感情，执持成见，各行其是”；“切不可作片面的观察，感情用事，凭幻想和主观来决定行动，以致破坏整个的政策和终极的目的”。他强调政协不是在国内外压力下召开的，而是出自他本人的决策，“不必责备本党的代表”。然而对于国民党内反对最强烈的宪草协议，蒋却表示“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这不仅各位已经感觉到，我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这件事情是否即已不能挽回呢？我认为这是不会没有挽救的办法的。宪草正在审议，而且将来要提到国民大会去采纳，国民大会的权限，自不受任何的约束，所以我们尽有讨论的余地，各党派如有真诚合作的诚意，也不能漠视本党的立场”。他强调“我希望各位都相信我，我决不会不忠于党，不忠于主义，而且绝不肯违反了总理遗教的。所以我绝对不会抛弃五权宪法而不顾的”。最后蒋总结说：“这一阶段，必须平心静气，体察国内国外的环境，采取适当的政策，来达到一定的目标，决不可意气用事，感情冲动，以致破坏政策，而使革命建国的目的愈形遥远。”11日，蒋又在纪念周演讲中表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完全由我负责，你们不能责备负责政协的八位代表，你们如果一定要责备他们，就不如直接来责备我。至于政治协商会议对‘五五宪草’修正的原则，违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党纲的地方，我们自然不能接受，我个人将来到国民大会里面，也一定要负责力争，总要依据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党纲来加以修正。”⁽¹⁴³⁾蒋介石的这些表示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他对党内强烈的反政协情绪予以警告，以保证全会至少在表面上不通过反对政协的决议；另一方面，他又为党内反对政协决议的主张留下了发挥余地，尤其是在宪草问题上。前者是做给美国人和舆论看的，后者是在实践中必须坚持的。

在蒋介石一打一拉的操控下，国民党重要领导干部何应钦、陈诚、吴铁城、朱家骅，包括对立双方的人物陈立夫和张治中等，多少领会到蒋之苦心，在会下商谈中要求“不要责难太过”，使会议总算得以正常进行。3月16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根据张继等人的提案，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案》。这个名为关于政协的决议案，对于政协决议没有明确表示赞成还是反对的态度，只提到“于各项协议之实施进程中，凡有足为和平建国之阻碍者，胥必力为排除”。对于政协决议的中心问题“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两事，该案完全责之于中共，要求中共“使政治民主化之原则不致因任何障碍而不能普遍实现”，对于整军协议，中共“务须切实履行。尤其目前一切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之成议，必须迅确实现；封锁、围城、征兵、扩军及军队之调动，必须即刻停止”。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对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负有无可逃避的责任，然国民党于此独责中共，而对自身责任只字不提，一党独大的心态之外，无非是将能否实现政协决议的责任诿之于中共。更关键的是，决议提出“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绝不容有所违背。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改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订，提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¹⁴⁴⁾。综观该案全文，在对政协决议起码的表面赞成都很暧昧的文字中，独独对于宪草问题有如此明确的文字表述，显示国民党势将以此为借口，为政协决议的实行制造障碍。而这样的决议还是在蒋介石公开表态之后才得以勉强通过，可见国民党内对政协决议反对力量之强烈。

为了将对政协宪草的修改意见具体化，二中全会通过决议，要求：1．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依据；2．国民大会应为有形组织，用集中开会方式行使职权；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4．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5．省无须制定省宪⁽¹⁴⁵⁾。这个决议实际主张“五五宪草”一仍其旧，无异于否定政协会议通过的关于宪草的决议。同日，二中全会决定国府委员由国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在中执会闭会期间，提请中常会选任；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撤销后，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国民党对于政治的最高指导机构。这两项决定实际又将政务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违反了政协决议各党派协商的民主原则。

17日，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全会宣言后闭幕。宣言提出国民党的六项任务为：1．安定社会，恢复秩序，完成复员计划，以开始和平建国的工作；2．如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以达成我们实施宪政的夙愿；3．说明我们对于贯彻政协决议的诚意，与坚持五权宪法的决心；4．贯彻军队国家化，以立和平统一的基础；5．实行六大着重民生主义的方针；6．贯彻保持国家主权而巩固世界和平⁽¹⁴⁶⁾。紧接着二中全会，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参政会于3月20日至4月2日召开四届二次会议。4月1日，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称：宪法的最后决定权属于国民大会；在宪法未颁布前，训政时期约法根本有效；政协会议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协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本质上不能代替约法；如政协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和全国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蒋的演讲对二中全会决议又加引申与发挥，在所谓民意场合表明了反对政协的态度。在其鼓动下，参政会通过的关于政协的决议声称：国家法统，不容中断，政府扩大组织，尤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宪法制订原则应根据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理论；要求广为延揽民意机关代表参加国大，强调中共应取消特殊组织，实行军事整编⁽¹⁴⁷⁾。这样，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便通过“民意”招牌而“合法化”了。

六届二中全会是战后国民党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为国民党的战后政策决定了基本框架，然而这次会议带给社会各界的却是重重疑虑。除了重复一些以往的空洞许诺之外，此次会议未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带来任何新东西，相反，会议对政协决议实际的否定，使刚刚为政协决议给中国带来的新变化而感到一些欢欣的社会各界心中又抹上了重重一层阴影。各界舆论在二中全会开幕前后，本期望国民党“接受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循和平民主之路向前进步”⁽¹⁴⁸⁾，然而二中全会的结果使这种期待终归落空。民盟主席张澜认为，国民党二中全会“目的无非在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成请客。所以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的决议，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如果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同盟为对国民负责计，不愿贸然参加政府”。为政协宪草做出贡献的张君劢认为：“国民党内有少数人希图采用总统制是不对的”。无党派人士邵从恩认为：政协决议是全国都赞成的，中国目前的问题，除此也没有可以解决的途径。即使与国民党较为接近的青年党领袖陈启天也认为：应将政协宪草提交国大讨论，如果有几个草案同时提交国大，徒引起纠纷⁽¹⁴⁹⁾。天津《益世报》认为，二中全会表明国民党内“握有实权之强硬派人士，正猛烈抨击目前若干从政之进步派人士，责渠等执行之外交财经等政策均有错误，并对政协表示不满”⁽¹⁵⁰⁾。

对国民党二中全会作出强烈反应的首推中共。政协会议之后，中共立即召开中央会议，认可并力促政协决议的实行。但是中共也知道，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态度对政协决议能否顺利实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中共一直密切关注着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动向。可是会议的结果却使中共非常不满，因为国民党实际抛弃了政协决议的精神。国民党如此作法，使本就缺少互信的国共两党之间，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中共感觉国民党的不可信，必然要相应调整自己的政策，而中共的政策调整又会反馈给国民党，国内和平的希望就在两党关系的恶性互动之中日渐黯淡，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自国民党二中全会始⁽¹⁵¹⁾。

五　中共对政协会议的评价

政协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确立和平建国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对于中共是有利的，因此中共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政协刚刚结束，2月1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刘少奇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提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式。”为此，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准备整编军队，学习合法斗争、上层斗争和大城市的斗争。指示特别强调：“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同志中的左倾关门主义。”⁽¹⁵²⁾同一天，刘少奇在延安作报告，对这个指示作了进一步的解释⁽¹⁵³⁾。他在报告中说，这次是苏美英三国、国共民盟三党、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三个阶级合作，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条件和环境比过去都好，因此中国的民主化是有希望的。我们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改组，实行转变，党要适应目前这个新的形势，从武装斗争为主转变到非武装的政治斗争。这个变化是一个带基本性质的变化，而且牵扯的很广泛，牵扯到党的全部工作需要转变，需要加以改组。他在报告中用了不少篇幅解释军队问题，认为实行军队统一整编是我党的一个必要让步，好处是换来了我们军队的合法化，国家的民主化，合乎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且丝毫没有改变我们军队的本质。以后主要依靠搞群众斗争，议会斗争，合法斗争，这方面我们比国民党要好一些，熟练些。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对狭隘的左的关门主义的重要性，认为这来源于我们党与国民党长期的斗争，使党内外许多人不相信内战可以停止，和平可以到来，因此不愿与国民党合作，不重视合法斗争，这种倾向是危险的，对今天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是不适合的。刘少奇在报告最后总结说，我们经过了整风，又经过了七大，我们党有充分的经验，克服左右倾偏向。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也不会有大的危险⁽¹⁵⁴⁾。从中共的指示和刘少奇的报告看，中共认为政协决议虽然与自己的主张仍有距离，但基本上是合乎人民利益的，表示欢迎，准备力促其实行，这就是中共在政协会议之后一度实行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方针的由来⁽¹⁵⁵⁾。

政协闭幕之后，中共对于全国进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估计，通过延安权威人士评论和朱德在延安庆祝和平民主大会上讲话的形式公之于众⁽¹⁵⁶⁾。2月1日，周恩来在会见蒋介石时，转达了毛泽东军党分立、长期合作的意见，并告以毛将参加政府。在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周表示，中共在政协会议上作出了很多让步，是因为中共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不可一蹴而就，国民党也有很多让步，现在已经进入和平时期，中共愿与国民党及各党派长期合作，以后不是武装斗争了⁽¹⁵⁷⁾。2月2日，中共中央电告陈毅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¹⁵⁸⁾。2月6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提出中共准备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包括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八人，并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¹⁵⁹⁾。同时以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何思敬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委员。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指示，认为国民党内在政协后已起分化，一派支持政协决议，另一派则反对，“我们的方针是争取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向民主方面转变，以实现国家民主化，孤立国民党内部的反动派。我们现在应谨慎的与蒋介石、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及政学系等人合作，进行民主化工作，而反对西西复兴两系中的坚决反民主分子”。为此，“中央决定暂时与国民党成立宣传休战，停止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对于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反动措施的批评，“应该指出这是反动分子的行动，使之与整个国民党及蒋介石分开”⁽¹⁶⁰⁾。从2月1日到7日，中共在国统区的舆论喉舌《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政协的态度表示肯定，对“在蒋主席领导下”，国民党能够实行政协决议寄予希望，提出各党派长期合作，民主协商解决中国问题。从抗战中后期国共关系恶化之后，这样的言论出现在中共党报上还是很少见的。

自停战以后出现的国内和平局面，与马歇尔的调停是分不开的。马歇尔此时表现的对国共大体不偏不倚的态度，尤其是主张实现西方式民主带给国民党的压力，也使中共较为满意。周恩来在政协会议结束时特意告诉马氏：“我们认为你这次在处理停战的态度和方法上是公正的。中共愿在像你所表现的这种公正的态度和方法的基础上，在地方以及在全国的范围内和美国合作。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要走美国的道路，因为中国今天没有社会主义化的条件，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但在今天不打算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施。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得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以达成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周恩来还对马氏说，外传毛泽东要去莫斯科，毛觉得很好笑，如果休养，他宁愿到美国去休养，在那里还有许多东西要学⁽¹⁶¹⁾。9日，毛泽东在和美联社记者的谈话中表示：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加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综观中国内部及世界大势，各种情形实利于转趋民主的新方面⁽¹⁶²⁾。这些表示使马歇尔很是受用，也增强了他调处成功的信心。

2月上旬的十天时间，是中共对形势估计最为乐观的一个时期。这种乐观估计的基础，一方面是中共认为蒋介石处于国民党内左右两派之间，将蒋定位于中派，因此认为，经过斗争有可能争取蒋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民主；另一方面是中共对美国的作用估计过高，认为美国可能压蒋接受民主改革。然而就当时的实际而言，国民党内对政协决议确实有不同意见，但蒋并没有居其中，而是自始即站在反对派一边，对此即便国民党内赞成政协决议的一派人也没有完全估计到，而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不会离开其基本立场，这是杜鲁门在马歇尔到中国之前的指示中已经明确的。因此，中共当时对于形势的判断确实不无过于乐观之处。

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中共仍然对形势可能的发展保持着一定警惕。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认为：政协成功很大，整个和平民主趋势是确定的。但民主化的具体过程与结果还没有看到，民主化过程必然很慢，还须寸土必争，针锋相对。尤其对军队整编问题，中共认为要慎重，目前国家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明朗，如果我们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权，我们的发言权即降低，即成为民主同盟，民主化就反而没有希望⁽¹⁶³⁾。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全军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要尽量争取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即使很短时间也对人民有利，一方面要积极做好迎接全面内战到来的准备⁽¹⁶⁴⁾。

2月10日，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其后明显有国民党势力支持的背景，同时在整军谈判中，马歇尔提出国共军队混编方案，引起了一直关注国民党动向和军队问题的中共的警惕。2月8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重庆代表团关于整编军队问题的指示电中，提出：“美蒋的目的仍是在政治上让步，军事上取攻势，即最后夺取我之军队，此种阴谋必须严重注意。”⁽¹⁶⁵⁾11日，董必武和王若飞在回延安汇报时，提出了十一点意见，重点在于：失掉军队就失去一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控制在手；力争和平，避免内战，但又要有不怕内战的准备；力争全国和平民主统一是在不丧失解放区政权及军队根本上的统一；马歇尔的整军计划是在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消灭我们军队；他的国共军队合编及分驻计划，有使我们军队被化掉的危险。身处谈判第一线的代表提出的意见无疑引起了中共党内高层的重视。毛泽东阅后批示：“此意见书所取立场及态度是正确的，因而是可以预见与预防将来之危险的。”⁽¹⁶⁶⁾次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和王若飞讨论了整编军队方案问题，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力求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但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独立性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杂牌军还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编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掺杂合编。我们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刘少奇则认为，以军队国家化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险性，国民党是不会使它的军队国家化和民主化的，在这一点上不可有幻想⁽¹⁶⁷⁾。这与中共最初的乐观态度已经有了一定的区别。

政协会议结束后，各方都在等待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召开，但在此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使中共提高了对国民党否认政协决议可能性的警惕。2月下旬，全国各大城市发生大规模反苏游行，并由此发生冲击重庆《新华日报》和北平军调部的反共行动，中共认为这是国民党内反动派“企图撕毁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挑拨中苏、美苏邦交的法西斯阴谋充分暴露”，“应立即发动一个宣传的反攻”，虽然中共此时仍强调“不要一般的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与政府军，不要反蒋”⁽¹⁶⁸⁾，但一度平静的政治局势再度紧张，国共双方的怀疑和猜忌进一步加深了。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结果，使中共改变了原先对形势的估计。3月15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即将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对时局的四条分析：1．战后，民主在向前发展；2．法西斯残余势力与同盟国内的亲法西斯势力已经在组织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革命运动，这些反动势力是当前和今后的主要敌人；3．各国资产阶级分裂为反苏反共与和苏和共两大派，和苏和共派又包括资产阶级的中派和左派，如蒋介石就是中派，这就产生了妥协的可能性；4．党的路线是联合广大人民和资产阶级的中、左派，打倒法西斯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势力。毛强调：“不管风浪多么大，这几条我们要把握住。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一来就又记得了。马歇尔能够放长线，蒋介石也和何应钦有不同，假如美蒋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有些人就会忘了第二条，就会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就危险得很。我们的军队是要缩编的，但不是缩编得越少越好，一些同志不知道这些，需要说清楚。”⁽¹⁶⁹⁾刘少奇在总结时提出中共的方针是：“打起来，有了准备；不打，更好。”⁽¹⁷⁰⁾蒋介石虽然还被列为中派，但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和对中国未来形势的估计已有了明显变化。国民党二中全会结束的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代表团电，提出“如果蒋介石坚决要修改宪法原则，我们便须考虑是否参加政府及是否参加国大问题。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同时指示代表团，“闻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¹⁷¹⁾。18日，中共中央向各地主要负责人发出指示，通报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情况，要求“各地应严重注意和警惕”。指示指出：“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的，只有经过严重的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此电在对形势估计上又进一步，蒋介石不再被列入争取对象而强调其反动性，中共对前途的估计也由“和平民主新阶段”转变为力争“某些”妥协。这个指示提出，“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¹⁷²⁾。同日，中共中央在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中说：“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¹⁷³⁾

3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提出：“宪法原则协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并呼吁一切民主人士与全国人民准备为此神圣的任务进行严重的奋斗。”⁽¹⁷⁴⁾同一天，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二中全会的结果“令人失望”，“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他对国民党在保障人民权利、改组政府、国大、整军、停战诸问题上违反协议的表现提出了批评，关于宪草问题，他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主或独裁的大问题，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他特别提到：“亲自主持政协的蒋主席，竟使顽固派的要求得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通过，实使我们奇怪。”他表示：“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¹⁷⁵⁾随后，中共报刊发表一系列公开批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文章，直至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驳蒋介石》，公开批驳蒋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说，表明政协之后的一度宣传休战结束⁽¹⁷⁶⁾。这样，中共与国民党在政协决议上的分歧由此而公之于众，而中国政治的特点决定了，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国的和平是不可能的。

六　政协决议的实行与顿挫

政协会议闭幕后，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开始进入实施程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组政府和讨论国大召开问题。然而，国民党方面的一系列举动，使这些商谈很难保持原有的和谐气氛。

国民党修正政协决议的突破口就是关于宪草原则的决议。政协会议通过宪草修改决议后，拥护国民党观点的宪法专家频频公开撰文，从法理角度论证政协宪草修改原则的不合实际，声称“如果曲解了五权宪法的原则而制定的宪法，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宪法”，主张至少坚持下面三种主张：国民大会应有形的存在以行使四种政权；五院行使治权，不容与政权相混；省长可以民选，但不主张省宪⁽¹⁷⁷⁾。实际即反对政协宪草的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原则，而主张中央集权、大权独揽的总统制。在人皆认为“五五宪草”总统权过大时，他们反认为“五五宪草”“对总统限制太严”，“限制总统权力的规定也实在太多”；攻击政协宪草原则与“五权宪法之精神大相径庭，而且十之七八皆根本欠妥”，尤其是“对于中央政制之拟议，几无一是处”⁽¹⁷⁸⁾。宪草审议会的领衔专家、立法院秘书长吴尚鹰认为：中国现时所最需要者，为政局之安定。是以“五五宪草”之国民大会制度，或与欧美之议论政治不同，民权之行使或为间接，而总比议会制减少政潮起伏与政局动荡之虞，实值得国人慎重考虑，不必泥于欧美成例，为偏见所困，使民国初年错误上演也。现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大会原则，提出修正，实有重加考虑之必要⁽¹⁷⁹⁾。政局安定唯有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唯有以国民党为主导，这就是国民党的逻辑。

政协结束后，首先成立了宪草审议委员会，由参加政协的五方面各出五名代表组成，另聘吴尚鹰等会外专家十人（其中六人为“五五宪草”起草人），由孙科为召集人。任务是根据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参酌各方意见，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讨论采纳。根据会议程序，该会如对政协宪草原则作出修正，必须得到五方面的同意，宪草条文以出席者三分之二多数通过。2月14日至19日，宪草审议委员会举行审议会议，就宪草问题作原则探讨。国民党代表主张对宪草原则有关国大、立法与行政关系、地方自治问题作出修改，部分无党派人士和专家附合国民党的主张，中共与民盟代表反对对政协宪草原则作重大修改，青年党和部分无党派人士的态度则左右摇摆⁽¹⁸⁰⁾。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协期间同意修改“五五宪草”的孙科，此时的态度有明显变化，认为政协宪草原则关于国民大会各点有不妥之处，而有形国大可补救各国议会制度之缺陷⁽¹⁸¹⁾，从而也埋下了以后宪草审议纠纷的种子。

3月8日至16日，宪草审议委员会连续举行审议会议，对宪草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问题仍为讨论的焦点。国民党方面主张对政协宪草原则进行修改，尤其对于国大，坚决主张恢复为有形。王宠惠提出，将国大恢复为有形国大，实行总统制，省不必制订省宪。参加会议的制宪专家也都附合国民党代表的主张，这些主张与正在进行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反对政协决议的要求正相呼应。

国民党在宪草审议中的主张，在其他方面引起不同的反应。中共与民盟对于国民党的主张持反对态度。张君劢撰文全面而尖锐地反驳了国民党二中全会提出的宪草修改意见，他认为：1．照“五五宪草”所规定之国民大会，人数虽多至一千五百名，而在全体选民，仍占绝对少数，此与代议政治何异。何况国大三年开会一次，会期仅一月，名为有形，实等虚设，其去中山先生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之意义，不啻十万八千里。以四权属于千五百人，名为尊崇中山先生，实假中山先生之名，以行专制之实；2．国民党主张采用总统制，然在其心目中，政府之权力，宜如英制，但不要对议会负责。总统之地位，宜如美制，以防止政府动摇。试问内阁操全国之大权，而不对任何机关负责，恐按之法理人情，均说不通。今次修改，为总统有权，行政院有责之制，固非总统制，亦非内阁制，纯为针对国内实际情况而设；3．省宪之名，闻者为之疑惧，然吾国即有省宪，亦不怕其因此而分裂，况各省自制省宪，为国民党早年宣布之政策。他在文章中总结说：十余年来政府借三民主义四字，以为妨害民权之借口。目下既已还政于民，中山先生之遗教宜善为规定于国宪中，方不至令人借中山先生之名义，以掩其施行专政之伎俩⁽¹⁸²⁾。

在宪草讨论中，周恩来考虑国民党内反对宪草原则呼声正高，如果坚持原议，很有可能使政协决议的实施搁浅，因此为了争取国民党对于政协决议的支持，在3月15日的政协综合小组和宪草审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又做了三点重要让步，即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删去宪草协议第六项第二条（即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自治法⁽¹⁸³⁾。据梁漱溟回忆，孙科在讨论中以国民党内部对宪草协议反对甚烈为理由提出修改的要求，得到一些会外专家的附和。民盟反对让步，但周恩来对张君劢说，政治是现实的事情，走不通就得设法转圜，不能因此而牵动大局⁽¹⁸⁴⁾。因此周恩来在同意对宪草决议作修改时，曾经提出这一问题不能单独解决，要国民党对履行政协决议作出明确表示。实际这是沿用了政协讨论国大代表问题时的策略，希望以此形式上的让步，而保留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精神，同时使国民党约束其党员不再反对政协决议，并尽速实行政府改组，使大局得以稳定。

然而中共的让步并未得到国民党的善意回应，反而更增加了国民党内反对派的气势，国民党中央社在报道对政协宪草原则作出修改时擅自扩大范围⁽¹⁸⁵⁾，更使同意修改的一方居于微妙地位。此时正值国民党二中全会对政协宪草原则发出一片反对之声，中共如再让步有被视为软弱的可能⁽¹⁸⁶⁾。因此中共中央18日致电周恩来：“修正宪草原则三点，我们仍深感不妥，因为这动摇了议会制、内阁制及省之自治地位，因为这些是基本的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是决不能容许动摇的，而如果动摇了这些，必给国民党保持独裁以极大便利，国家民主化就没有可能。同时我们现在同意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这种修改，在策略上亦给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的企图和斗争以便利，使我们保卫政协决议的斗争增加困难。因此，我们认为对十五日决定，必须迅速加以挽救。”办法是，或者撤回此让步，或者要求召开政协否决，或用其他办法挽救⁽¹⁸⁷⁾。在19日的宪草审议会上，董必武即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必须坚持政协的一切决议，目前应召开政协的综合小组讨论，保障原有政协决议不能有任何动摇。”⁽¹⁸⁸⁾3月22日，周恩来回延安请示后电告在重庆的董必武等，“我们打算在宪草修改时，力争立法监察两院合为国民大会而将省自治法仍改回为省宪，以保证解放区的地位”。“政协谈判应以宪草为中心，如能争得一个民主宪草而又能保证在国大通过，则可参加政府、国大，因此，在目前谈组府及国大时，必须与宪草扣住”。“重庆除继续宣传攻势外，请注意勿再提我之让步各点（如宪草三点东北一师等），以免束缚我之改变打算，而强调我之进攻各点（连东北问题美苏问题在内）”⁽¹⁸⁹⁾。

由于中共对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不满，致使本已达成原则妥协的宪草三点协议又成悬案，有形国大的组织及职权、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省的地位问题，成为宪草争论的焦点，3月19日以后的讨论纠缠在这些问题上，进展甚微。在国大问题上，各方虽同意恢复有形国大，但职权只限于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及修改宪法。在行政与立法关系问题上，关键是内阁向谁负责，国民党要求内阁向总统负责，中共和民盟坚持内阁向立法院负责，认为此“乃是整个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头等重要的原则”，并得到青年党的赞成。在地方自治问题上，国民党力图限制自治权，得到青年党的附合，但中共坚持省为地方最高自治单位，并得制订省自治法。4月1日，在审议会上，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提出，省自治法应在中央决定的原则下制订，遭到中共代表秦邦宪坚决反对，认为这无异于使省自治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双方代表就此进行了激烈争论⁽¹⁹⁰⁾。

4月8日，中共代表秦邦宪、王若飞等在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身亡（自“皖南事变”后即被国民党关押，此时刚被释放不久的前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亦同机遇难），中共随后派李维汉参加宪草审议工作。宪草审议委员会会议恢复后，讨论仍无定议，只整理出了一个由张君劢起草而没有得到各方认可的草案。关于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该案规定行政院长任命须经过立法院同意，行政院依规定对立法院负责，即行政院如不同意立法院的决议或议案，得经总统核可后，交立法院复议，经立法院出席者三分之二复议维持原案，行政院长或接受或辞职，但立法院没有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投票权，行政院也不能解散立法院。按此规定，立法院的复议权受总统核可和出席者三分之二的限制，实际仍保留了较大的行政权力。关于地方自治，规定省自治法事先须根据省县自治通则拟订，事后须送司法院认可，也就是为其设置了若干障碍⁽¹⁹¹⁾。在整个宪草问题讨论中，“争论最久的为行政院问题，争论最烈的为地方制度问题，最后总算勉强定案”，但并未得到一致认可⁽¹⁹²⁾。4月21日，在宪草问题讨论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共代表李维汉声明：鉴于小组本无协议权，而许多重要争议问题又搁置未议，加以中共负责代表，因故未能出席，而由雷震秘书长整理的条文更多不忠实，甚至任意增减，故中共代表团对小组全部工作及雷震整理的全部条文，概采保留态度⁽¹⁹³⁾。

除了宪草问题外，在改组政府问题上因国共对名额分配意见不一，亦陷于僵局。政协会议对国府非国民党委员名额分配问题未作明确规定，但根据当时的默契，中共和民盟在国民政府委员中合占三分之一名额，即十四名，以保证否决权⁽¹⁹⁴⁾。中共和民盟会后多次提及此一默契的存在，但为国民党方面否认，使国府委员名额分配问题成为改组政府难产的最重要原因⁽¹⁹⁵⁾。其实根据改组政府的协议，只有在涉及施政纲领变更时，才牵涉到三分之一否决权问题，而议案内容是否涉及施政纲领的变更，由出席委员过半数解释之。按国民党能够掌握的委员席位，应该可以争取到过半数的票数。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耿耿于怀，不过反映了其长期一党专政思维形成的神经过敏，以及对有可能影响其执政地位的任何规定的高度警惕。民盟曾经将这一问题解释为，“民盟与中共在国府委员会中所以要取得否决权，此所以保证中共放下武力。因民盟不赞成政党有武力，而欲使中共放下武力，循民主宪政常轨办事，必有所保证。政协各方面，国民党与中共为反对党，不能予以保证；青年党为国民党之与党，中共不能信任；无党无派，以个人为单位；惟有民盟有力量与资格，为之保证”。民盟认为否决权的问题是换取中共武力的交换品，若不能使共产党放心信赖，则交换不成。国民党坚持反对否决权，表示其“在政治上不肯让步，以求得交换之成功，以遂其破坏政协之私图而已”⁽¹⁹⁶⁾。

按政协决议的程序，应该首先改组政府，议定宪法草案，再由改组后的政府召开国大，通过宪法，但由于在宪草和改组政府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国共意见不一，其他问题更无法列上议事日程，政协决议的实行无形停顿。国民党此时摆出一副急欲改组政府、召开国大，还政于民的姿态，催各党派提交国民政府委员和国大代表的名单。此举被当时舆论评之为：如果各党派不交名单，则国民党“实际上不过是装出一种好看姿态，把不能早日改组的责任推在各党派身上而已”；如果交出名单，则国民党希望“各党派暂时（最好是永久）作为客人，把政府的样子弄得‘民主’一些。这样做有二个好处，对外可以弄得到美国的大笔借款，渡过难关；对内则塞住各党派的嘴巴”⁽¹⁹⁷⁾。中共深明国民党的用意，3月30日，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上，王若飞代表中共代表团声明：鉴于二中全会所造成违反政协决议之混淆情形，尚未澄清；宪草修改原则之争议未决；国大代表名额总数，政府又提修改之议⁽¹⁹⁸⁾；而中共应有国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之名额，政府亦尚未作最后之肯定；在此种情况下，中共目前实无提出国府委员名单之可能⁽¹⁹⁹⁾。4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代表团，肯定了他们“所取坚决斗争立场是很对的”，“对于过去所取不适当的让步态度，因而使自己处于很不利的被动地位这一种情况，有求得解脱与恢复主动之可能”。同时提出，“在宪草与国大等问题没有解决，中央没有最后通知以前，我党参加政府的名单不要提出，名单内容亦尚待考虑”⁽²⁰⁰⁾。应该说，实施政协决议的契机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可谓稍纵即逝，而在政协闭幕后的一段时间里，本来有这样的机会，但国民党囿于一党独大的理念没有抓住、更可能是根本不想抓住这样的机会，政协决议为中国打开的和平民主的道路终未能走通。

4月2日，王世杰向蒋介石转达中共意见，国大开会法定人数应由2/3改为3/4，但为蒋所拒。15日，蒋亲自出面，召集各党政协代表举行座谈会，表示国大“各党派应提出之代表名单，甚盼于本月二十日以前提由政府办理。至国民政府委员名单，亦盼同时提出，俾能于还都前完成政府之改组，使和平建国工作，得以逐步实施”⁽²⁰¹⁾。蒋想以改组政府的许诺，掩盖东北正在爆发的战争，并在还都后立即召开国大。但是国民党提出国府国民党外委员名额，中共、民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按8:4:4:4方法分配，使中共和民盟失去否决权，被中共认为“决无考虑之余地”。而且国民党二中全会提出的国府委员须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一事也未得到中共和其他党派的认可。周恩来在座谈会上表示，政府名额分配、宪草修改问题尚未解决，整军和停战也发生不少问题，希望将诸问题迅速一道解决。会后周致电中共中央，告以蒋是两面作法，公开要求各方提出参加政府及国大名单，暗中布置东北大打全国大闹，代表团的方针是“决提高价求全盘解决”，“中心在人权、宪草、东北、停战、整军五个问题”，“如蒋在马之压力下最后能接受，我不致上当；如蒋坚不接受，则责在彼不在我。东北不停战，决不参加政府”⁽²⁰²⁾。周恩来、董必武等和张群、邵力子等为此多次交换意见，但在如此仓促的时间下（此时距国大原定开幕之期还有不到一个月），显然无法达成妥协。4月21日，中共代表团正式通知国民党代表：关于参加国民政府及国民大会之名单问题，在政协决议、停战协议及整军方案被破坏，内战重新扩大民主毫无保障之情况下，中共目前已无提出国府委员及国大代表之可能。同时警告国民党，“若政府更不顾各方尤其是敝方参加与否，即径自召开国大，则尤为违反政协决议，破坏团结，结果必致造成分裂之局，其责恐政府亦无法逃避”⁽²⁰³⁾。民盟亦于同时通告国民党，民盟要求：东北必先停止内战；在国大召开之前改组政府，由改组后的政府召开国大；国民政府委员会与行政院同时改组。如果不能满足这三个条件，民盟决定不提名单⁽²⁰⁴⁾。

中共和民盟对国大的态度，使国民党召开有各党参加的国大成为不可能。在蒋介石召集国民党政协代表讨论应对方案时，孙科、王世杰、邵力子等认为，“中共等不参加国大，则召开国大徒然促成大决裂，于党于国无益，不如暂时不开会”。他们还指责CC系“过去数月鼓励党中同志异论以增加本党负责对外接洽诸人之困难”。吴铁城认为，“今日既不能决裂，亦不能妥协，延期得以争取准备之时间”。陈立夫等仍主张只要能拉入青年党参加，“则即中共不来亦应开会”。结果与会者达成共识：“共党并无急求解决之意，我希望于五月五日前改组政府，恐不可能，而国民大会之召开，亦难望获得决议。”⁽²⁰⁵⁾此时正值国民党筹备还都，召开国大本已面临许多困难，因此蒋介石决定将国大延期。24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国大延期召开，表面显示为尊重各党派意见，实际表示其以国大营造全国统一气氛的企图失败。从此，政协综合小组会和宪草审议委员会会议停顿，再未举行。政协决议实际已被束之高阁，战争成了更迫切的问题，实行政协决议倒成了第二位的问题，很少有人再提了。

政协举行前后，国民党在人民自由权利方面作出了一定姿态。1月28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对于有碍人民自由的法令规定如下：1．法令之已经明令废止者，毋庸再议；2．法令之拟予废止者，由原公布机关明令废止；3．法令之应予修正者，可送立法机关重行修订；4．各省县市及治安机关自行制定而与中央有关人民基本自由之法令抵触者，一律废止。根据这个规定，应予废止者有：《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及其实施规定》、《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办法》、《国家总动员法》、《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战时书刊审查规则》、《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共产党人自首法》、《人民团体整理办法》等等；应予修正者有：《保护管束规则》、《出版法及施行细则》、《废止出版品检查制度办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等等⁽²⁰⁶⁾。然而这些规定只是纸面上的，实际仍有许多新旧法规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比如舆论出版界啧有烦言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终国民党统治之世，始终未能真正废除。

第三节　军事调处与军事复员

一　军调部的成立及其活动

根据停战令的规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名委员组成，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军事调处执行部之一切协定建议及指示，只涉及停止冲突所引起之直接问题；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仅为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命令⁽²⁰⁷⁾。在国共双方同日达成的《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中具体规定：军调部的任务是，执行已经商定之停战政策，提出有关建议，增订必要之附属协定，以确保停战命令更有效地实施；军调部委员各有表决及商议权，邀请美国委员任主席；设立执行小组，作为军调部之执行机构，实地监督各种协议的执行，提交报告，国、共在执行组内应有同等人数，主任由美国军官担任；军调部的工作将延续至国民政府主席或中共中央主席通知对方废除此协定时为止⁽²⁰⁸⁾。这样就对军调部的性质、作用及美国的地位作出了原则规定，以后军调部的工作大体即按此原则实行。

军调部于1946年1月13日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平，所有部门成员均由国共美三方共同组成，国方委员郑介民（军令部二厅厅长），共方委员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美方委员罗伯逊（美国驻华代办），执行主任由美方白鲁德担任，5月增设副委员，国方蔡文治，共方饶漱石，美方吉伦。总部下设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为国方蔡文治，共方先耿飚后罗瑞卿再后陈士榘，美方海斯凯），以及执行、新闻、总务、通讯、交通科（5月改为调处、交通、整军、新闻、行政处）。在军调部工作的高峰时，设有36个小组，加上执行部机关，人员总数九千余人（其中国方两千六百余人，共方六百余人，美方则多达六千余人），每月开支法币4亿元，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机构⁽²⁰⁹⁾。根据协议，军调部的工作主要是五项，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受降日伪、遣返日俘、整编军队，实际工作主要是前两项，尤其集中在停止冲突问题上，后三项任务中，国民党不承认还有受降问题，遣返日俘则主要由国方负责，军调部干预不多，整编军队尚未开始即告搁置。

军调部最早派出的执行小组是集宁第一小组，其后执行小组陆续被派往各个地区，东北停战前后，又向东北派出若干小组，最多时共有36个小组。驻扎地点如下：集宁第一小组（1.17—8.14，以下小组顺序类推），赤峰（1.17—9.28），太原（1.31派出），徐州（1.17—9.29），张家口（1.17—9.30），沁县（3.27派出），济南（1.17—10.1），广州（1.22—7.10），汉口（1.20—9.12），新乡（1.29派出），承德（1.31—9.10），石家庄（2.4派出，4.24共方撤离），大同（1.19派出），侯马（1.31派出），德州（2.1派出，7.8改驻青岛，9.25撤离），泰安（2.7派出），淮阴（3.6派出），泊头（2.18派出），安阳（2.20派出），南口（2.20派出，8.20共方撤离），高密（2.22—5.16），枣庄（3.5派出，6.16国方撤离），晏城（3.7—7.17），徐州（2.11—9.29），安次（3.16派出，不久回北平，8.2改为安平小组），朝阳（4.9派出），沈阳（3.30—11.21），四平（3.30—11.21），海龙（原在本溪，3.30—11.21），鞍山（原在海城，3.30—11.21），永年（5.7派出，后驻邯郸），光山（宣化店）（5.4—9.2），拉法（6.17—11.21），德惠（6.17—11.21），双城（6.17—11.21），齐齐哈尔（后移洮南即白城，6.17—11.21）⁽²¹⁰⁾。执行小组是军调部工作最基层也最重要的组织，负责监督命令的实行，提出调处报告。在36个小组中，第18到24共7个小组为交通小组，主要负责恢复交通工作，其余为停战小组，负责停战的执行（其中有9个小组兼管交通）；第1、3、4、7—12、27小组为中心小组，必要时可派出分组；小组驻在国方区域者24个，驻在共方区域者12个，华北最多，有24个，其中山东地区即有8个（包括徐州）；派出时间，停战小组主要集中在2月，交通小组集中在3月，东北小组集中在3月和6月；此外还派出过若干特别小组及联络员，任务完成即行撤销。在派出小组地区上，国共双方都争取将小组派往己方处于劣势或需要阻止对方进攻的地区，以保护己方战略利益，如国方要求派往集宁、赤峰和山东等处，共方要求派往广东、中原和东北等处。

军调部成立后，在最初三个月内，由于大环境的关系，工作进展较快。这一阶段，军调部发出六号和字命令，五件特别指令，派出23个小组，达成69项小组协议或指令⁽²¹¹⁾，均占各项工作数量的60％以上⁽²¹²⁾。关内冲突在军调执行小组监督下基本得以停止。在这一阶段调处中，国共美三方均表现出较为合作与克制的态度，军调部第七号公告曾称，国共“双方皆有保持和平之诚心，且无疑义的，双方要求和平，并将尽可能以全力处之”⁽²¹³⁾。中共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在军事调处问题上态度更为积极。2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军调部工作时，刘少奇指示，在全国要与国民党的主体合作，表现我们力求解决问题的诚意，对1月14日以后被国民党所占地区基本上应以政治方式解决⁽²¹⁴⁾。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在给中共各战略区的电报中，要求各地实行彻底停战，主动提出双方撤除包围封锁，对国方蚕食政策应采取扩大政治宣传与积极准备自卫方针，各小组对执行部命令应表示积极支持态度⁽²¹⁵⁾。

国共双方在最初阶段的调处中，互有让步。中共在伪军和遣返日俘问题上作了让步。中共原本坚持解散被其包围的伪军、并参与日俘遣返工作。但在国方坚持下，军调部2月9日发出第九号公告（和字第三号令），规定所有部队，不论其是否称为伪军，均属于停战令范围内，应保持在1月13日的位置（此规定可使被中共部队包围的伪军免受攻击），有关部队地位问题，将由三人会议决定。2月18日，发出第十三号公告，将遣返日俘责任归之于国民政府，并由美军协助⁽²¹⁶⁾。

在中共东江纵队撤退问题上，国民党作了让步。东江纵队是中共领导的广东地区抗日武装，停战令下达后，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声称，“行营从未奉到辖区内有中共部队番号、驻地及驻军数目之通知，各方亦无此种情报，事实上在粤专扰乱治安者，仅系地方零星土匪及伪军之残余与逃亡之日兵，其行动在任何方面观察，均不能承认其为军队，故本人实无法应中共代表之要求，妄行承认此种败类为中共部队”⁽²¹⁷⁾。因此张不同意派军调小组到广东（军调第八小组到惠州视察后，因当地驻军的反对而无法执行任务），并派部队继续围攻东江纵队，引起中共的抗议。在三人小组的最初几次会议中，周恩来提出应允许东江纵队北撤，否则“定必引起严重之后果，届时共党军队亦必在山东方面采取报复行动，如因此使停战协定陷于破裂，其责任应由政府方面负之云”。参加三人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认为，“彼既保证此项部队退出广东，则似不宜因此局部问题致影响整个问题之进行”。他与军令部商量后，提出由军令部电令张发奎停止军事行动，并由军调小组前往调处⁽²¹⁸⁾。4月初，国共代表皮宗敢和廖承志在美国代表协调下，与广州行营和东江纵队达成协议，中共武装人员分为三个地区集中后至指定地点大鹏湾驻扎，准备复员及北撤，行营方面对此给予便利。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延宕，至5月下旬，中共部队才开始集中，6月30日自大鹏湾由美国军舰接运北上，7月5日，东江纵队全部二千六百余人，由司令员曾生率领到达山东烟台⁽²¹⁹⁾。

当然，军调中的三方矛盾斗争，尤其是国共之间的矛盾斗争，自始即存在。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停战原则问题，1月21日军调部第二号公告（和字第二号令）规定所有冲突部队立即停火并予隔离，隔离方法为，城市如一方占领，另一方应撤离一日路程，如双方都在城内，则各自撤离一日路程；野战部队撤离冲突地点一日路程；一日路程至少为60里⁽²²⁰⁾。因为国方军队占的城市多，如实行此一规定，则共方部队将撤出许多地方，因此指令下达后，国美方即抓住条文在集宁、大同、同蒲路南段等双方相接地区提出隔离问题，企图保护己方所占地区，合法削弱中共所占地区。中共中央认为该项规定“其内容是不公道的，对我是不利的”，因此指示“各地接到这一命令应依照各地情况灵活执行”⁽²²¹⁾。叶剑英亦致电各地中共负责人，要求“各地区在实施停战隔离之时，必须根据情况决定。各停战小组的中共代表，在实际执行隔离时有自己的否定权，可以坚决抵抗并将办法中实际行不通的情形电告我们，以便根据实际材料作新的规定”⁽²²²⁾。在中共的坚持下，2月4日，军调部发出对和字第二号令的修订指示，规定隔离办法可由双方根据情况就地决定，随后又将“城”的含义解释为“城、镇或乡村”。3月19日，军调部又发出和字第六号令，规定国共双方军队必须停驻于1月13日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否则，“将以违反停战命令论罪”⁽²²³⁾，从而确定了调处工作根据停战令规定进行的原则，如何恢复1月13日的军事位置成为此后各方争论的焦点。

在最初的军事调处工作中，恢复交通问题占据着重要位置。国民党特别注重恢复交通带来的战略利益⁽²²⁴⁾，而中共强调恢复交通的全面性及拆除封锁线的重要性。在谈判中，国民党提出，立即发布命令，禁止破坏交通和通信；恢复交通由政府交通部负责，派执行组监督实行；交还被拆去铁轨枕木与器材；由交通部警察护路⁽²²⁵⁾。中共提出交通恢复应为全面性的，包括铁路、公路、水路、邮电；各自地区由各自负责，所有封锁线及碉堡均应撤除；铁路局、运输司令部和路警应由双方人员组成；拆除对陕北的封锁线。对于铁路管理问题，中共希望“深插一脚”，而国民党不同意，为了显示诚意，中共过后作了让步，同意美方建议，由北平执行部监督修复铁路及通车，同时成立铁路管理组，铁路守卫和保护各自负责。“此外，恢复与开放交通应坚持同时并行，一切封锁线碉堡必须拆除，并以后不得建立”⁽²²⁶⁾。此问题在执行部谈判未得结果，不得不提至三人会议，2月9日，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达成恢复交通原则协议，11日由北平军调部发出第十号公告（和字第四号令）并两项附件，公告规定：“为履行停战任务之一部分，各指挥官应立即进行协助恢复各交通线工作，所谓交通线包括所有道路、铁路、水道、邮政、电话线、电报线、或无线电设备。各指挥官应立即撤去或平毁在交通线上及沿交通线之一切地雷碉堡封锁防御工事，及其他军事工程之妨碍交通线运用者”；“政府或中共任何一方，均不得藉修复交通而获取军事上之利益。除非经执行部特准，重行开放之各运输线，均不得运输军队及武器军火”；对于国共意见不一的铁路管理权和护路问题，协议规定，修复工作将于执行部监督下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之代表机关完成之，执行部设立铁路管理科，各指挥官均有护路责任，列车守卫、路政管理、行车员工由交通部代表机构直接管理，受执行部监督⁽²²⁷⁾。该协议只规定了恢复交通的原则，而在管理权和一些具体问题上未能作明确规定，为以后的实行埋下了隐患，但无论如何，恢复交通协议的达成，是此期国内政治和解气氛的又一产物，它与停战协议、整军协议并称为1946年初国共关于军事方面的三项主要协议。2月16日，军调部决定了待修复的八条主要铁路的次序，成立了铁路管理科，并派出了七个交通小组监督实行。为了争取舆论同情，3月初中共在三人小组内口头同意，“铁路修复不应以等待对于拆除碉堡工事之决定而中止或受阻碍”⁽²²⁸⁾。此后，中共在解放区内自行进行了修复铁路的工作⁽²²⁹⁾。

在恢复交通实行过程中，关于管理权问题国共双方始终争执不下，中共建议仿照军调部成例，成立由三方组成的铁路管理委员会，在军调部监督下行使管理权，而国方坚持由交通部统管，解决方案因而搁浅。对于协议中要平毁的碉堡的定义，国民党只强调拆毁妨碍铁路交通的碉堡，对于“保护”交通线的碉堡则坚决主张保留，而中共则主张拆毁一切碉堡，特别是双方交界地方如陕甘宁边区周围的碉堡。4月3日，在陈诚接任张治中出任三人会议国方代表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强调“不去除一切碉堡，仅铁路通了，则政府有到中共区去的自由而中共区不能反过来照行，这样不能说是恢复一切交通”⁽²³⁰⁾。7日，陈诚提出国民党方面提案为：1．同意碉堡不应妨碍人民往来；2．拆除工事与碉堡问题应从整体解决，请即执行整编方案，此问题仍可顺利解决；3．如必拆除，提议于整军第一期完成开始拆，第二期完成则拆完；4．如上述条件暂时无法做到，则就考虑凡足以妨碍交通之工事与碉堡一律撤毁，但防守性及保护性之工事与碉堡决不能撤除，必须保留碉堡之地区为，津浦、胶济、北宁线、陇海线西段及平绥线之一部，陕北封锁线是否撤除须待胡宗南决定；5．中共应该做到修复各路，保持路政完整（即用人由交通部考核，统一收费，统一路警），不破坏煤矿和邮政，不向铁路作向心运动⁽²³¹⁾。这样的条件实际意味着国民党不同意先拆碉堡，而保持其作为封锁、压迫中共部队的手段，谈判自然无法达成妥协⁽²³²⁾。因此，中共的对策是，“主动的修复解放区铁路，同时不断的提出修路的成绩数字，以争取政治上影响，但在国共地区恢复通车，则自然采取拖延政策”⁽²³³⁾。此后，更为迫切的东北问题占据了谈判的中心，恢复交通问题则被搁置，直到6月谈判中才被重新提起。

对于军事调处，国共双方都希望能够为己所用，国民党由于美国的支持，“开始时期也自然比较主动，来势汹汹”，而中共方面因为工作干部多系临时抽调，缺乏外交谈判的经验，“开始采取的是防御方式，试探性质”⁽²³⁴⁾。据华东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国民党时常利用中共地方准备不足，交通联络困难，进行突然袭击，提出大批要求，侦察中共方面意图，寻找弱点，造成中共方面仓促应付，前后矛盾，“作对他有利之解决”，“各地美国人态度上，尽管方式有些不同，基本上与国民党站在一齐”。因此，华东局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剧烈的政治斗争，我们须以军事战斗的精神，沉着机敏，提高警惕性与求主动，决不可仓促解决问题，暴露我之弱点与企图，造成劣势与对全局之不良影响”。在具体作法上，要求签字应一律请示上级批准；提交材料须统一提出、完全一致以保持主动；以国民党为主要斗争对手，对美方代表避免正面冲突；对军调部的命令应联系当地的实际情形，找出有利于我之解决办法，对恢复交通问题要特别警惕；全部谈判由华东局亲自掌握，进行一元化领导⁽²³⁵⁾。

三方一致同意原则为军调部工作的核心原则，然而在当时情况下，国共美三方完全一致的可能性几等于零，国美一致不同于共方者居多，共美一致不同于国方者很少，也有三方各执己见者，由此导致军调部及其小组的实际工作，除了少数程序问题以外，终日处于开会、谈话、互发备忘录的争吵之中。据不完全统计，在军调部存在的一年中，三委员正式会议62次，参谋长会议53次，处长级会议269次，非正式会议和谈话不计其数，国方发出备忘录12571件（实际收到四千余件），共方发出1222件，美方发出约一千件⁽²³⁶⁾，如此数量实为惊人，可见军调部及其小组就是一个你来我往、但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的事务性机构。如同中共方面参谋长罗瑞卿所言：“在执行部的工作就是三方天天开会，亦就是天天吵架。”“一遍又是一遍，一场接着一场，如此翻来覆去，周而复始，没有终了。”⁽²³⁷⁾由于执行小组经常因为意见不一而无法工作，3月31日，美方曾提出对三方一致同意原则加以修改，建议当调查违反停战令事件而派出小组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时，由美方以主席资格作出决定，但只牵涉小组往何处派出问题，而不牵涉调查的结果或采取的行动。国民党方面同意，而中共方面反对，认为这种关系军调部活动原则的改变，应由高层当局决定⁽²³⁸⁾。5月初，美方又提出，派出小组问题由多数决定，为了配合美方提议，国方代表有意在执行部和小组会议上，无条件地同意美方意见而反对共方意见，一切推由美方决定。虽然美方的提议似乎只牵涉到调处中的程序问题，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任何违反三方一致原则的规定无疑首先有利于国民党，因而为中共所反对。周恩来对白鲁德表示，三方一致的原则“才可以解决一切纠纷。这获得我们的完全信任，认为公正，有诚意。这种立场我们不能改变。否则会影响到我们的党对美方的调处公正的信任。这个办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²³⁹⁾。

军调部最初的若干成功，是在国内政治和解的大环境下取得的。美国人在总结时认为，军调部所有被赋予的任务中，只有遣送日俘回国一事顺利完成了，恢复交通和整编军队必须依赖于停战，只要军事冲突还在继续，并且没有对相关政治问题的适当解决，这两件任务不要说完成，即便是有效地开始进行都是不可能的。执行部在其可能限度内，已经非常成功地行使了其职能，但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盘政治形势⁽²⁴⁰⁾。军调部成立时间不长，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已经使“全盘政治形势”恶化，军事调处工作很快受到影响。根据整军协定，在协定公布后的三个星期内，国共双方应交出拟保留部队表册和最初两个月部队复员之次序，由军调部制订实施计划。3月16日，三人小组在备忘录中确认，军调部为执行整军方案的工作机构，并将组织小组监督执行情形⁽²⁴¹⁾。然而这也是关于整军方案执行的唯一一个协议。由于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共方面认为，国民党未能履行政协决议，交出整编表册的时机尚不成熟，整编复员工作未能循序开始，整军处成为军调部最清闲的一个部门⁽²⁴²⁾。

东北战火燃起之后，军调部的活动集中在找出解决东北冲突的办法，但终未能如愿。此时，关内军事形势虽还保持大体稳定，但亦有恶化的征兆。一是中原地区形势日渐紧张；二是中共为了报复国民党在东北的进攻，在关内若干地区发起反击；三是恢复交通受阻；四是各执行小组内互相指责，已很难再达成协议。不仅如此，军调部工作人员本身的安全亦成为问题。首先是中共方面人员的安全不断受到威胁，其中严重者为4月3日北平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被搜查、滕代远将军秘书李新被扣押，5月15日调处处中共方面处长宋时轮遇刺未遂。如同中共其后所总结的，“这时期在谈判与调处上的斗争确是走入最尖锐的阶段，无论与国民党或美国人，大家都已撕破脸，丝毫不让”⁽²⁴³⁾。由于马歇尔此时尚极力控制战火不使蔓延关内，为了保持军调部的权威及其活动的势头，因此而有5月初徐永昌、周恩来、白鲁德的中原之行，以及5月14日三人会议给军调部下发的五条指令（16日以和字第七号令公布）：1．国、共双方应对执行小组的行动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而不得强加以任何延迟与限制；2．国、共双方应保证执行小组成员的个人自由与安全；3．国、共双方将在任一执行小组区域内得到同等的调查机会，调查次序将以报告给小组的违反协定事项的严重和紧急程度而定；4．前往调查地区和调查事件的次序由小组美国代表作为主席而决定，并经小组成员一致同意，如有不同意见则报告执行部，再有不同意见即报告三人会议（这一条在文字上照顾到了美国的要求）；5．若有关于调查违反协定事项的虚假报告呈送小组，三委员应将其提交三人小组，采取制裁办法⁽²⁴⁴⁾。但无论如何，军事调处工作已不复最初的权威，当一地发生战事时，曾有有利一方借口离去而拒绝前往调处的情况出现⁽²⁴⁵⁾，执行小组也由监督执行停战的机构，退而成为报告机构，何况牵涉违约的报告由于意见不一也往往送不上去。

二　复员整编的实行

整军方案达成后，国共双方都依据这一方案，进行了初步的复员整编工作。

国民党方面早在抗战后期便已计划军队整编工作。至1944年底，国民党政府军计有124个军354个师31个旅近600万人，如此庞大的兵力于经济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而且部队素质低下，待遇不高，亟待调整整编。从1945年初起，国民党已陆续裁减了36个军111个师21个旅，编制减少了约三分之一，人数减少了约110万。到整军方案达成时，国民党军队还有91个军253个师⁽²⁴⁶⁾。据军政部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政府军将在十八个月内分两期整编。第一期十二个月，部队裁减为30个军90个师，其中第一阶段先将军改为师，师改为旅，预定5月底完成；第二阶段统一编成90个师，两期预计复员官兵143万人。第二期全军编为50个师，预计复员官兵65万人。地方保安团队亦复员三分之一⁽²⁴⁷⁾。

根据蒋介石的机密甲9269号和9272号手令，国民党军队的整编方法是，“将全国现有陆军，按军师单位，军缩为师，师缩为团，或先缩为旅”⁽²⁴⁸⁾，即将三师九团制的军缩编为三旅六团制或二旅四团制的师，裁掉三分之一的员额，从三三制改为三二、二三或二二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应付整军方案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保留原有单位的情况下也较易操作。就军事作战的角度考虑，三三制较为合适，但当时军队高层考虑，“三三制在运用部署上虽较便利，但三旅九团过于庞大笨重，在我国道路不良，行军长径大，补给与指挥不便，易失机动力”。而“两旅六团兼有持续强韧战力与机动力，在运用上似较适宜”⁽²⁴⁹⁾。国民党军队的整编自3月开始进行，第一期整编陇海路沿线的27个军67个师，4月底完成；第二期整编长江以南的30个军84个师，6月底基本完成；第三期计划整编陇海路以北的32个军，自7月开始，因内战爆发而停止⁽²⁵⁰⁾。

对于复员计划所裁减的官兵，按蒋介石当初的设想，是“将现役师旅团中之各级优秀军官佐及军士，轮流悉数选集于中央陆海空军各学校，重新训练，以为建立国防军之新干部，尔后按省设立军区，开始征兵，逐步成立国防师”；“将已经缩编之师旅，配置于全国重要公（铁）路线上，及国防重地，区分地境，限期六个月至一年内，将其所辖地区内之公路铁路或水利治河，定期完成，尔后按实有人数，师缩为旅，旅缩为团，继续增修公（铁）路与治河水利工作，并增加较久之生产事业，如造林，垦殖，与移民实边等工作”⁽²⁵¹⁾。为此，行政院成立了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对于复员官兵之生计，负统筹设计之责，务使人人各安其业，各得其所”⁽²⁵²⁾。根据其计划，预计第一期复员军官（佐）18万人，其中除了1万人深造，1万人退役，1万人集团转业外，其余15万人将经三个月至一年的训练后，予以个别转业。计划为，警官4万人，交通管理5000人，工矿管理2000人，农林垦牧1000人，土地测量1000人，地方行政2万人，地方卫生2000人，金融财政1000人，民众义务教员4万人，劳动服务队督导员4万人，总预算2010亿元。如加上上述事业开办费和军官（佐）薪俸（每月人均7万元），还需3566亿元⁽²⁵³⁾。至于复员士兵125万人，“除择优深造及资遣退役者约二十五万人外，尚余百万人，即行集团转业，分配于修筑铁路、公路、水利、工程，及垦殖畜牧等项”⁽²⁵⁴⁾。可是这些计划大都停留在纸面上，很少真正付诸实施。唯一实行的是成立了20个军官总队及4个直属大队，收容被裁军官⁽²⁵⁵⁾。正是由于国民党对复员官兵的漫不经心，使得复员官兵流落社会，生活无着。按国民党原规定，军官佐退役金数量，最高的将官不过发给一年薪给及6斗退役粮另加三分之一月俸，后调整为按实职年资计算，以三个月薪水为基数，每增加一年，加发一个月薪水，及二分之一月俸。然而按照当时的物价上涨情况，如果退役后没有职业，这点薪水能够维持的生活水平是可想而知的。甚至出现了“将级人员退伍还乡后，社会地位未予保障，致受保甲人员欺压”的情况⁽²⁵⁶⁾。这就难免使复员工作受到影响，复员官兵对国民党心怀怨恨，不仅影响社会安定，而且直接影响到部队作战士气。至于被裁军官，更是利用以往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量，四下串联，要求给以适当安排，以致最后酿成中山陵哭陵的一幕，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士气是一大打击⁽²⁵⁷⁾。

对于军队复员整编，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据郭汝瑰回忆，“围绕着整军，蒋军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蒋、白、陈都坚决反共，而整军的态度各不相同。蒋介石坚决反共，国共两军在全国已广泛展开战斗，蒋军将领许多人都叫嚣停止整军，但蒋介石还是要整，陈诚希图迎合蒋介石意旨取宠，也大声疾呼整军，对于蒋军要整，对满洲国及汪伪部队，更要整编，声称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以保持国防军的纯粹性。……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²⁵⁸⁾。实际上多数高级将领对整军态度消极。2月16日，国民党军事整编会议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出席致词谓：因为军事上之弱点，所以政治协商会议有此失败，所以我们不得不忍耐，不得不避战！我们必须改正过去庞大空虚的军制之思想观念而整军建军，重质不重量。会议提出的口号是：加强革命武力，贯彻三民主义；拥护领袖，必须分劳任怨；复兴民族，当从死里求生⁽²⁵⁹⁾。 会后陈诚即按蒋的旨意大力裁减军队人数及编制，实行精兵主义。但是在明面上的理由而外，陈诚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目的，即排斥异己。照当时人的说法，“同样是国家的军官，出身经历战绩等等都差不多，而属于所谓‘土木工程系’的军队，不只不被裁编，反而扩充”，“这种不公不平的事实……怎么不会使得国军的精神完全瓦解了”⁽²⁶⁰⁾。

国民党军队在复员期间的重大改革，是重组了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机构迭经变动，至抗战后期，形成了以军事委员会为龙头，以军政、军令、军训三大部为主干的一整套叠床架屋而庞大繁杂的机构（直属单位十七个，编制人数2.4万人，外有行营、战区、绥署等机构），“组织庞大，系统复杂，指挥运用自难期其灵活”；各部会“事权不一，连系概同，所在不便，行政效率难于发挥”；最重要的是，军令与军政分立，陆海空军各有指挥系统，互不相属与联系，很难组织统一而有效的指挥，已经明显不适应时代要求⁽²⁶¹⁾。抗战胜利前后，各方均有改革呼声。何应钦呈蒋介石称，军事改制，势在必行，建议仿美体制，撤销军委会，改设国防部，以便号令一致，有始有终。同时魏德迈亦建议：为了今后贵我两国长期协作，军事体制必须紧密配合，达到中美国防体制一元化，俾可达到共同对敌，共同繁荣之目标⁽²⁶²⁾。蒋介石遂决心在美国顾问团的帮助下⁽²⁶³⁾，对军事指挥架构进行彻底改组，以收运用自如之效。1946年3月30日，蒋召见各军事机构负责人，宣布改组中央军事机构，“以仿照美国制度为原则”，并以陈诚牵头组成起草委员会，限于5月15日之前完成⁽²⁶⁴⁾。美国方面由白林克将军等参加改组筹备工作。4月19日，驻华美军总部向陈诚提交了关于《中国国防部组织》的基本研究，其原则是：1．所有设计主要在中国国防，而非全球作战；2．应求适应自平时转入战时之预备扩充之基础；3．组织应简单；4．应能迅速有效执行参谋总长之命令，并提供适当之方法与权限，以监督及指导其命令之确实执行；5．研究与发明应注重至达高级水准；6．集权之指挥统御，与分权之实施管制，应在各级组织中贯彻之⁽²⁶⁵⁾。根据这个方案，4月26日，成立了以陈诚为主席的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委员会，进行改组准备工作。5月29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国防部组织法》，决议裁撤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各部会和行政院之军政部，于行政院内设国防部。

根据《国防部组织法》的规定，“国防部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综理军令事宜；并承行政院院长之命，综理军政事宜”；国防部设参谋总长和陆、海、空军及联合勤务司令部。国防部以参谋总长为核心枢纽，其职责为“掌理军事之一切计划准备及监督实施，并有关国防之各种建议”；国防部所属各厅局处“均承参谋总长之命，分掌业务”；各总司令部“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参谋总长之指导，分掌军事实施”。国防部长的职责不过是，审定参谋总长所提之军事预算及人员物资计划，提交行政院决定，审议总动员有关事项⁽²⁶⁶⁾。美方最初的建议纯仿美制，以文人担任国防部长，但格于中国实情未能实现。改组后的国防部，形式上仿美制，但国防部的职掌明显偏于一般军政事务，军事实权全在参谋本部，正因为国防部长名大于实，蒋介石才将第一任国防部长的虚名给了桂系的白崇禧，以示拉拢，而将自己的亲信陈诚摆在参谋总长的位子上，其下四大指挥机构的负责人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海军总司令陈诚兼，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合勤务总司令黄镇球。

国民党中央军事机构的改组，“系参照美方建议原案，及斟酌国情，顾虑今后新军事建设开展容易为原则”，但在改组过程中，就制度而言，一方面“因彼此国情未能尽合，此次改组偏重采用美制，未能兼顾本国固有之国情与环境”，另一方面又“未能采用美国分层负责之制度，工作程序繁重”。就改组本身而言，时间紧迫，“旧有积习，仍多未除”，“最大缺点为忽视业务，迁就人事”⁽²⁶⁷⁾。在国防部的运作过程中，各部门机构重叠，职责不明，相互掣肘，人事纠纷不断。国防部两巨头陈诚和白崇禧更是积不相能，白无实权但名义上是国防主管，陈目空一切根本不把白放在眼里，在部务会议（部长主持）和参谋会议（总长主持）上，两人各执一词，下属无所适从，后来矛盾一直发展到互不出席对方主持的会议⁽²⁶⁸⁾。在这样的关系下，很难保证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效率。

总体而言，国民党一方面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以及过于庞大的军队带来的财政负担和运转不灵的实情，进行了一定的精简整编，同时其整编的过程也是裁弱留强、军事动员备战的过程，它的一系列军事作战计划都是在这一时期制定的。

中共方面，对复员整编也作了若干规定。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提出“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该指示要求兵员最多的华东（山东）、晋冀鲁豫、华中三处，“于电到十日内开会讨论，制定方案，并派员来延报告，做成最后决定，然后立即实施”。15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再次强调：“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整军复员（即精兵简政包括党、政、军、民、学所有脱离生产人员在内），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作长期打算为目标。”“同时要向复员者说明，如遇反动派大举进攻，除老弱外，要在一声号令下准备归队。”⁽²⁶⁹⁾可见中共是从积极的意义理解整军复员之举，既可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又可精兵简政，提高部队战斗力，而且对政治形势可能的变化，保持了警惕。为了避免被精简人员的不满，中共特别要求“除在政治上彻底解释清楚外，必须对复员人员妥为安置，各得其所”。“各地应组织复员委员会等机关，认真办理，不得敷衍塞责”。具体办法是：

1．复员人员，按照军龄长短，发给胜利生产补助金（标准由各地自定）；2．复员人员，不论军龄长短，一律发给衣服、鞋子；3．连以上干部一般不复员，但有一部分须帮助其转业；4．复员人员回到各地后，应设法拨给土地及帮助解决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5．家庭非在解放区的干部战士暂时争取其不复员或复员在解放区生产⁽²⁷⁰⁾。这样避免了复员人员流落社会，有利于安定人心⁽²⁷¹⁾。

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达前后，中共各大区都召开了复员整编工作会议，颁发复员条例，组织复员委员会，进行复员工作。不过中共内部对复员的看法并不一致。据当时人回忆：“同志们看到整军方案后，有些发愁，说革命二十年，就搞剩这么些枪！”“此刻，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确切地说，是有点混乱，各种议论纷纷不一。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军队国家化的问题；缩编我军为二十个师的问题；……对此简直有点想不通，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情形颇为近似。”⁽²⁷²⁾不过，由于国民党二中全会对政协决议的反复，政治形势变化很快，中共的复员工作实际未能按计划进行，已裁减者主要是地方部队和老弱病残人员，全军人数由138万人减少为127万人⁽²⁷³⁾。

但是，“在复员问题上，晋察冀却是一个例外”。在中共各大区中，晋察冀部队复员的人数最多，时间也最快。还在整军方案最后达成前，1946年2月16日，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目前和平已确定，全国范围内战已不可能，军队需要大量缩编……因此我们提议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精减（如果迟了一方面开支浩大，另一方面回乡人员将误农时）。”⁽²⁷⁴⁾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称：我国已开始步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边区立即开始部分的复员，将战时的各种组织机构逐步转变为平时的组织机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还公布了《晋察冀边区复员条例》和《晋察冀边区复员人员费用发给办法》，按参军时期的不同，发给数量不等的小米、衣服和鞋子⁽²⁷⁵⁾。此后晋察冀部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简整编。抗战胜利时，晋察冀部队编为第一野战军（4个纵队）和第二野战军（5个纵队），共有9个纵队（26个旅）20万人，还有5个地方军区，部队11万人，连同机关学校等共32万人。到1946年6月，虽然地方部队增加为15万人（主要由编余部队转入），但野战部队撤销了3个纵队，其余精简整编为4个纵队（9个旅），人数锐减为五万余人，全区总兵力减少为二十余万人⁽²⁷⁶⁾。其间原因，郑维山认为：“中央之所以指示晋察冀率先复员三分之一，恐怕意在给全国树立一个复员整军的榜样，以事实使设在北平的军调部看到，我党执行整军方案是切实认真的。”⁽²⁷⁷⁾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晋察冀离北平最近。但是晋察冀的复员与该区负责人聂荣臻对形势的估计也有关系，他曾对人说：大势所趋，非要和平。我也有矛盾，一面担心内战再起，一面又看到中央的决心很大……国民党军无法打下去，美国也不支持他打下去。那就按中央的决心办吧⁽²⁷⁸⁾。其后，他坦承“这时我们的领导机关过多的相信了和平，就是所谓和平幻想问题。因为这个缘故，使得我们对于战争的准备极不充分。军队进行了复员”；“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对全国形势的估计有错误”⁽²⁷⁹⁾。

军队整编对国共双方的作战能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白崇禧认为，国民党军事失利“实因整编与取消杂牌部队致军队减少，仅能控制点与线，无控制面的力量，士气低落，人心怨上畏匪”。徐永昌甚至认为，“当此战事吃紧，部队军官多惧年限失业，以为平匪无异缩短一己职业（退伍有一条可以因需要不按年限者）”，因此作战不积极⁽²⁸⁰⁾。除此之外，从军事意义而言，国民党很快在作战实践中发现新编制的不足，最主要的是第一线部队和预备队均不足数，不适应实战要求⁽²⁸¹⁾。蒋介石总结为：“在作战时，师长旅长留置必要之预备队后，其第一线兵力极为薄弱，未能尽量发挥其战斗力。譬如三旅制之师，师长旅长各控制一个团，则该师六个团之部队，其在前线作战之兵力，只有二个团。如二旅制之师，在前线作战兵力，仅有一个团。此种缺点，影响作战甚大。”⁽²⁸²⁾因此从1947年起，国民党军队在实战中又陆续恢复了三三编制。至于整编过程中因为处理不当而造成的矛盾，使得人心浮动，战斗力下降，则已经不是军事学意义的问题，而要由国民党军队复杂的派系组成及其多年积累的矛盾中找原因了。

中共方面对精简整编也有不同看法。在精简整编较多较快的晋察冀区，不少人当时和以后都认为，该区在全面内战初期作战不利的原因之一，就是精简整编“大大削弱了野战军这个‘拳头’”，“伤了部队的元气”；“大批干部战士复员到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增加了地方工作的困难，也造成了部队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从而影响了士气”；“而且大量复员这一行动本身，又增加了部队的和平观念，影响了练兵的积极性。练兵抓得不紧，对战争初期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²⁸³⁾。最权威的意见当然是毛泽东的看法，他在1946年11月和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中说：“在复员的问题上我们就吃了亏，结果有些部队不充实，民兵也减少了。”⁽²⁸⁴⁾

————————————————————

(1) 《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0日。

(2) 《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0日。

(3)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日。

(4)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3日。

(5)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31日。

(6) 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第1页，无出版地及出版年月。

(7) 张奚若教授在演讲中指斥蒋介石说：“不知主席从何产生，我不能称他为主席；我非军人，我不能称他为委员长；我非党员，又不能称他为总裁；我经考虑再三，唯有称他为蒋介石先生较为合宜。”此语被当局认为是“公然否认蒋主席之法律地位，此为共产党所不敢为者”，“应予处置”（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第417页）。

(8) 此次事件实际上是云南军政当局事先布置的。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委李宗黄在12月1日上午召集手下开会，号召“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随后即由手下开始行动（沈沉：《“一二·一”惨案侧记》，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编：《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23—425页）。

(9) 《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第86页。

(10) 于再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镇华出版社1946年版，第18—19页。

(11) 《昆明惨案》，《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12) 《请政府从速严惩昆明学生惨案祸首禁止非法行为安慰员生以平民愤案》，1945年12月7日，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13) 《新民报》1945年12月7日。

(14) 《傅斯年致其夫人俞大彩函》、《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一二·一运动》，第409—413页。

(15)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2月8日。

(16)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2月11日。

(17)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07-609．

(18)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42页；《和平民主的道路——国共停战协议及政治协商会议重要文献之一》，1946年印本，第9—11页。

(19)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25—126页。

(20) 《和平民主的道路》，第20—21页。

(21) 《驻美大使魏道明呈蒋主席告与马歇尔特使晤谈要点电》（1945年12月6日），《驻美大使魏道明呈蒋主席告美总统指示马歇尔特使调停方针等事电》（1945年12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47、61页。

(22) 《中宣部致各省市密电》，1945年12月22日，二档，全宗一（八），卷号178。

(23) 中央社在发自纽约的报道中，虽然极力想使读者认为杜鲁门的声明对国民党并无不利，但除了美国继续承认国民政府这一点外，中央社的报道找不出这个声明中还有什么可以使国民党引为同道之处。而美国新闻处发自重庆的报道称，中国报纸对于杜鲁门的声明一般的明白表示赞同，官方报纸以之为一粒难于消化之药品，共产党则认为彼等乃系可自此种声明获益之主要对象（《和谈复辙在中国》，第156、160页）。美国人的报道无宁说更接近于事实。

(24) Wells，Sumner：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p．152．Harpes and Brothers，New York，1951．

(25)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X．

(26) FRUS，1945，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pp．353，356．

(27) Truman：Years of Trial and Hope——1946-1953，p．67．《纽约时报》1945年10月2日，译载于《新华日报》1945年10月5日。

(28) FRUS，1945，Vol．7，pp．659，665，673．

(29) FRUS，1945，Vol．7，pp．745-747．艾奇逊：《参与宇宙的创造时——国务院时代》，第139—140页，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6页。

(30) FRUS，1945，Vol．7，pp．767—768．艾奇逊：《参与宇宙的创造时——国务院时代》，第142—143页，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354—355页。

(31) 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292．

(32) Truman，Years of Trial and Hope——1946-1953，pp．72，76-77．

(33) 《蒋主席为艾其森事致赫尔利大使转呈杜鲁门总统备忘录》（1945年9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30页。

(34) 《惜别赫尔利欢迎马歇尔》，《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1月29日。马氏到华后，《中央日报》再度为文，声称“在当前的中国，宣传常大于事实，而事实亦常供宣传之用。若认定这种不正确的宣传为中国的民心，则易生莫大的误解”。也即担心马氏受所谓“宣传”之惑，从而对国民党有负面看法（《马歇尔特使莅渝》，同前，1945年12月23日）。

(35) 《驻美大使魏道明呈蒋主席告与马歇尔特使晤谈要点电》（1945年12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47页。

(3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907页。

(3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4页。

(38) 《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页。

(3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27页。苏联虽然没有参加调停工作，但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他们的意见，要求中共无论如何应决心停止内战，不搞苏维埃化，并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实行民主化。他们特别提醒中共，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军队和空军会压下来，要对美国有足够估计（《周恩来年谱》，第638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2页）。

(40) 《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页。

(41) 《欢迎马歇尔来华促进中国和平》（1945年12月2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3页。

(42)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第232页。

(43) 《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页。

(4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909页。

(45)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

(46) 张群只在停战谈判的短时期中参加了三人会议，从1月中旬到3月底，国方代表为张治中。张治中出任西北行辕主任后，4月上旬陈诚接任国方代表，但他无意言和，只参加了几次谈判，便称病离任。自5月到6月，徐永昌出任国方代表。6月以后，三人会议停顿，直到11月国大召开前夕，陈诚又一度参加三人会议，但因内战已经大规模进行，此时的三人会议不过虚应故事而已。国大召开后，周恩来回延安，三人会议不复存在。

(47) 《周恩来年谱》，第634页。

(48) Notes on Conference Between General Marshall and General Chou En-lai，Jan．3，1946，FRUS，1946，Vol．9，p．12．《停战办法中应删去涉及东北的文句》（1945年1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3页。

(49) Minutes of Meeting of Military Sub-Committee，Jan．8-9，1946，FRUS，1946，Vol．9，pp．73，99-101．

(50) 《王世杰日记》1946年1月5、9日。

(51)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1日。

(52) 《中共中央关于保卫承德问题给程子华等的指示》（1946年1月3日），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第213页；《中央关于死守平泉、凌源、承德的指示》（1946年1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1页。

(53)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19—620页。

(54) 周恩来在对国共谈判作总结时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同意停战是因为军事上还没有准备好，加上国内外环境的压力，而“我党在当时也需要停战整顿，特别在东北是日本投降后才搞起来的。就是在华北，过去也没有这样大，所以当时党签订停战协议是对的”（《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5页）。

(55)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78页。

(56)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2页。

(57)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3日、12月16日。中共的分析是，“黄埔、CC是要战的，但对战，尤其是军人，并无足够信心。政学、英美、元老三系是倾向和的，当然希望照他们能出的价钱和下去”。此一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8页）。

(5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909—910页。

(59) 《我方发动反攻具有充分理由》（1945年11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9页；《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3页。

(60) 《周恩来年谱》，第630—631页。

(61)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页；《董必武年谱》，第238页；《任弼时年谱》，第506页。

(62)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7日。政协代表名单亦详见当日该报。

(63)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1日。

(64)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13日。

(65) 《希望解决问题》，《大公报》（重庆）1946年1月14日。

(66) 历史文献社编：《政协文献》，1946年印本，第111—113页。

(67) 《政协文献》，第114、121页。

(68) 《国民大会问题》，《新民报》1946年1月18日。

(69) 《政协文献》，第122—127页。

(70) 《大公报》（重庆）1946年2月1日。

(71) 《政协文献》，第124页。实际上，以承认国大旧代表有效以交换其他问题解决的方案，周恩来在政协开幕前已经提到了。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如果能在政协会议中商定宪草原则，国大只限于在形式上通过宪法，并增加中共和各党各界的新代表，旧代表的作用就不大了，还可永久保留我们批评旧代表的权利。由此也可见中共当时对政治斗争的算度确胜于国民党（《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月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2页）。

(72) 《纲领·政府·国大·宪草》，《大公报》（上海）1946年1月24日；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意见汇编》，1946年印本，第70页；《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45年10月11日），《民主同盟文献》，第52页。

(73) 据蒋匀田回忆，“因当时所有朝野代表，皆认同张君劢代表为宪法专家”，因“请君劢先生草拟十二条修改五五宪草原则”。宪草原则通过后，周恩来建议由张君劢拟订宪法草案，“以免国民党代表执笔，偏于一党私见”；而王世杰亦中意由张拟订，因为“若由国民党代表执笔，将难免中共代表每字推敲，甚难通过”。因此宪法草案亦由张君劢执笔拟订（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36—37页）。

(74) 曾资生：《论宪法上的中枢行政制度》，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编：《宪草修改原则批判集》，1946年印本，第21页。

(75)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19—220页。孙科的这个设想未能实现，蒋介石为了安抚孙科，在1947年改组政府时，派其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

(76) 《政府代表孙科报告政治协商会议各分组委员会商谈情形》（1946年1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215—216页。

(77) 《政协文献》，第52—53页。王世杰早年留学欧洲，曾获伦敦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为国内知名法学家，可是却在政协公开场合发表如此有悖常理、且为国民党辩护之言论，颇为时论所诟。

(78) 《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解放日报》1946年1月19日。

(79) 《中央关于我在政协斗争中之方针原则的指示》（194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3页。

(80) 《政协文献》，第56页。罗隆基和同在一个小组的中共代表王若飞会内外有密切的合作，发言和提出方案均在事前有详细地讨论。

(81) 《政协文献》，第57页。

(82)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

(83)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26页。

(84)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6日。

(8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183页。

(86) 《大公报》（重庆）1946年1月17日。

(87) General Marshall to President Truman，Jan．23，1946，FRUS，1946，Vol．9，pp．142-143．

(8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4—25页。马歇尔提出由国务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任命临时行政人员的地区包括热、察、绥、宁、鲁、冀、陕、晋、豫、甘等省，以及平、津、青三市，几乎囊括了华北以至西北的大部分省份，比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第二次提出的要求还多出了一个河南省，当然是国民党所不可能接受的（FRUS，1945，Vol．9，p．140．）。

(89) 蒋介石以后曾抱怨说，他之所以同意政协决议，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国际关系复杂，我们政府不能不委曲求全，以谋国内的和平统一”（《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1946年6月，《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820页）。

(90) 《周恩来年谱》，第640页。

(91) 《王世杰日记》1946年1月31日。

(92) 政协各项决议条文均见《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1日。

(93) 根据最初的协议，国大另行分配代表名额700名，计国民党230名，中共200名，民盟及青年党各100名，无党派人士70名。其后，民盟提出其由各党派合组而成，代表人数应超过青年党，而青年党以第三大党自居，自不相让，中共遂提议国共各让出10名代表给民盟，得到国民党同意，遂成立党派代表名额分配的最后妥协。另根据国共双方的默契，在原有1200名区域代表中，华北战前未及选出需待补选的250名，由中共解放区选出，无党派代表中可有17名由中共或民盟提名，这样中共和民盟合计共有代表577名，超过了四分之一否决权的票数。后来国民党为了打消中共和民盟的否决权，补选代表多采用遴选方式产生，破坏了原有的默契（Memorandum from Sprouse to Marshall，Nov．16，1946，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2，p．467）。

(94) 《中央日报》、《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据梁漱溟回忆，政协宪草决议通过前，国民党内即有强烈反对，蒋介石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176页）。联系蒋的公开表态，可见蒋对宪草决议的不满始终一贯。

(95)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就》，《大公报》（重庆）1946年2月1日；《和平建国的起点》、《中国历史的新方向》，《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2日。

(96) 《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后》（1946年3月17日），《马叙伦政论文选》第86页。

(97)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1日。《中央日报》在政协开幕当天发表的社论说，“政权之归还于国民，乃以国民大会为唯一的枢纽，而以五权宪法为正常的轨道。因此，召开国民大会才是宪政的成功。至于政治协商会议乃是国民政府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的一种权宜的重大措施，并不是民主政治完成和其完成所必经的步骤”（《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0日）。可见国民党始终坚持政协的咨询性，而不当其为决策机构。

(98) 《新华日报》1946年2月2日。

(99) 《新华日报》1946年2月7日、9日。

(100)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0．

(101) 《关于军队整编办法和程序的意见》（1946年2月5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第53—54页。

(10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6—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3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9页。

(103)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851页。

(104) 《张治中回忆录》，第739—740页。

(105) 关于中共军队数量，国方原提15个师，中共要求20个师，后妥协为18个师，即占全国总兵力的六分之一，与政府军比例为1:5。

(106) 关于整军谈判，参Minutes of Meeting Between General Marshall，General Chang Chih-chung，and General Chou En-lai，Feb．14，15，16，18，21，22，25，1946，FRUS，1946，Vol．9，pp．220-292。

(107) 《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张治中上蒋主席报告军事三小组第二次会议商讨整编共军方案内容呈》（1946年2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76页。

(108) 《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张治中上蒋主席报告商谈共军统编问题情形呈》（1946年2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77页。

(109)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6日。另据三人小组在3月16日达成的备忘录，整军方案即军调部关于复员、调防和统编的一般指令；军调部为执行此方案的工具，将以小组根据军调部的命令监督方案的执行情况；逐步取消军以上之军事指挥部；三个月内完成伪军之遣散；军调部将指令政府或共产党所要保留的师集中至其所在地（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26-627）。

(110) 《新华日报》1946年2月26日。

(111) 有关反苏游行事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目。

(11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56页。整军谈判基本是由张治中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进行，国民党军事高层主官未参加意见，何应钦等人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每次会前国民党方面都未举行会商，是最大的错误。他尤其对方案未曾提及大本营直属部队和西北驻军太多两点深表不满”（《郭汝瑰回忆录》，第235页）。参谋本部经研究亦认为，华北的政府军数量不足以对中共形成优势，建议将原定华南政府驻军六个军减至四个军，西北由五个军减至四个军，将此三个军配置于华中，形成对华北的支援之势。结果，张治中只同意华南减少二个军，西北驻军则不变。因为张治中即将去西北任职，故他对西北驻军数量可能有所偏袒。

(113) 《魏德迈参谋长为装备共军十师训练计划事呈蒋委员长备忘录译文》（1946年3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96—97页。

(114) 《马歇尔特使为装备训练共军十师案复蒋委员长备忘录译文》（1946年4月21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军政部部长陈诚上蒋委员长有关装备训练共军十师案拟办意见呈》（1946年5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113—114、119—120页。

(115) 此次三人小组出巡会见的国方将领有（以先后计）王耀武、顾祝同、阎锡山、傅作义、郭忏等，共方将领有聂荣臻、贺龙、萧克、陈毅、粟裕、刘伯承、陈赓等，如果加上在延安会见的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可以说，中共高级将领中，除了林彪、罗荣桓、徐向前三人，已全部在此次露面。即就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国共高级军事将领，由于此次三人出巡而能坐在一起的事实，亦可称为国共对立史上一次少有的经历。

(116) Minutes of Meeting Between General Marshall and Chairman Mao Tse-tung at Yenan，March 4，1946，General Marshall to President Truman，March 6，1946，FRUS，Vol．9，pp．501-502，510．

(117) 《瞭望台》，《世界知识》第13卷第10期，第1—2页。

(118) 陈立夫曾下令拨给重庆市党部法币400万元，以每人每晚2000元的代价，雇人扰乱会场（张钧陶：《“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601页）。

(119)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第二十次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46年2月8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584—587页。方治曾建议国民党中央召开大会，宣传上述各点，但未获同意。在军统的情报中，也提到较场口事件“为CC方面所为”，“中统局所主使”（张钧陶：《“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607页）。蒋介石事先即得到有关报告，但他避不表态，实为默许。

(120) 《民主的习惯》，《大公报》（重庆）1946年2月12日。

(121) 有关反苏游行事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目。

(122) 《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4日。

(123) 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台北永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黄炎培日记》（1946年10月27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24页。

(124) 徐泳平：《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935页。

(125)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8页。

(126) 《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15日。

(127) 《陪都传言国军干部反对政协决议之谣言》（1946年3月12日），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一三，卷号239。

(128)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3页；《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3日；《新华日报》1946年2月9日；《时事新报》（重庆），1946年2月24日。

(12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3页；《最近国际形势之分析与国民大会应注意之点》（1946年12月20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87页。据李璜回忆，张群告诉他，“蒋先生肝火甚大，天天吵马歇尔将军压迫他，他不愿与中共开会了”。李认为，“蒋以正统的全国领袖自待，不愿意平等视中共”，“蒋愿意以领袖的身份封赐权位，而不愿开会讨价还价”，“国民党之二陈派受不住，复在蒋处煽动，于是愈协商则离题愈远了”（李璜：《记生平所经历的几件事》，Li Huang Collection，Box 1，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130) 《张发奎日记》1946年2月，Chang Fa-kuei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特种兵的任务与努力方向》（1946年6月7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324页。

(13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48页。

(132) 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政治协商会议之经过及有关文件》，1946年印本，第49页。

(133) 根据国民党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承诺，政协会议“协议之结果，各方面均须遵守，当然有最后之拘束力”（《国共第十次商谈记录》，1945年9月28日，《和谈复辙在中国》第141页）。因此，蒋的意见实际也推翻了国民党当初的承诺。

(13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41-43页。

(13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1946年印本，第6—7页。

(136) 青年远征军第二零八师政治部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1946年印本，第83—90页。

(137)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3月8日。

(138) 《国民党二中全会面目》，1946年印本，第101页。

(139)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7页。

(140)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7页。

(141) 据程思远回忆，革新运动认为：政学系利用与总裁接近的关系，提出各种建议，然后挟总裁手令以压人。例如此次政治协商，本党中央并未作出任何决策，本党八个代表，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方案。某些代表不惜牺牲本党的立场以谋与共产党达成妥协，藉此维持其既得的权位。此种走私勾当，再不能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了。因此他们提出：总裁最后决定权只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行使，而不能以面谕或手令方式变更中央决议；总裁最后决定权只能在议案经过充分讨论并付表决后认为必要时行使，不能在议案尚未表决前先作决定，致妨碍自由讨论；中央常务委员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以往是总裁指定），中央各部会首长应由总裁提名经中常会通过任命。此案如通过，国民党中央权力将全部置于掌握了组织大权的CC派控制下。对于这种限制总裁权力的举动，蒋介石颇不以为然，当革新派向其游说此项提案时，蒋训以“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权制，你们主张民主固无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权”。由于蒋的反对，革新派的主张终未如愿（程思远：《政海秘辛》，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189页）。

(142) 《美国陆军部战略事务组关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会议情况的报告》（1946年4月1日），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80、485页。

(143) 《认识环境与遵循政策的必要》（1946年3月4日），《革新党务之要道》（1946年3月1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262、266—267、272页。

(144)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18页。

(145)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3月17日。

(146)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45—147页。

(14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496—498、267页。国民参政会委员企图通过参加国大而继续自身的政治参与，国民党则利用这一点提出进一步增加国大代表名额的提议，从而推翻中共与民盟合占的四分之一否决权，因而受到中共的坚决反对。

(148) 《诉诸国民党的智慧》，《大公报》（天津）1946年3月4日；《所望于二中全会者》，《时事新报》（重庆）1946年3月2日。

(149) 学习知识社编：《评二中全会》，1946年印本，第15—18页。

(150) 《益世报》（天津）1946年3月7日。

(151)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以后曾经对第三方面代表说，千不该，万不该，国民党最不该。一不该，较场口；二不该，二中全会；三不该，东北纠纷，致把政协议案搁起。如果当时打铁趁热，立即将政府改组，则一切没有问题，中枢下令执行，便不得有异议了（《黄炎培日记》1946年6月18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07页）。邵力子也对周恩来说：如照政协决议，当时即应改组政府，一气呵成，情形要好得多。不幸，当时未改组政府，以至六个月中局势更坏，彼此更不信任了（《政府已在各地扩大军事动作》，1946年7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12页）。

(152)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62—67页。

(153) 自上年11月中旬起，毛泽东因为疲劳过度、身体不适而暂时休养，中共中央的工作由刘少奇主持。

(154) 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1946年2月1日。因为是口头报告，其中一些提法与中共正式文件相比，更随意一些，因而刘少奇的这个报告在中共党内始终存在争议，刘少奇以后也承认这个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林蕴晖：《高岗发难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中共党史资料》第57辑，第150页）。但是因为中共对形势的估计很快便发生了变化，因而这个报告的精神在中共内部并未起到太大影响。

(155) 周恩来过后曾经总结说：在政协决议中承认了联合政府。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当然这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还有很长的距离，但如照政协做下去，则是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个决议实际上也就是实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我们对此要有个深刻的认识，政协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这将是今后长时期的奋斗目标（《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6页）。

(156) 2月1日，延安权威人士评论政协决议为，“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开始脱离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走上国家制度民主化的第一步”，“中国从此无疑的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3日，朱德在延安庆祝和平民主大会上更明确说：“从大局方面来看，国内和平局面，是已经确定了。全国民主化的方向，也是已经确定了。我们的国家，从此已走向和平民主与建设的新阶段。这个事实已经不能抵抗了，已经不容怀疑了，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个非常伟大的胜利。”（《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针——国共停战协议及政治协商会议重要文献之二》，1946年印本，第1、7页）刘少奇在2月初会见美国驻延安观察组成员时，作了同样的估计，他认为反动派修正政协决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随着民主化的进程，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起草一部基于美英议会制和内阁制基础的宪法并实行之（Ariyoshi to Fairbank and Conners，Feb．3，1946，Westad，Cold War & Revolution，p．149）。

(157) 《周恩来年谱》，第642页；《新华日报》1946年2月2日。周恩来在此时期的一次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与国民党合作的一些设想：我们与国民党，准备搞几个君子协定，长期合作，不搞两党交替（执政）。长期合作的办法是：1．保持政府以外的两党协商（政协可普遍化，遇有争论即协商）；2．联合选举；3．公开说明四分之一否决权，备而不用；4．有效地参加政府，不仅今天，宪法实施后亦如此（引自王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共谈判述略》，《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51页）。

(158) 张治中于3月初随军事三人小组巡视到延安时，毛泽东曾对他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张治中回忆录》，第750页）。可见中共当时确有将中心移至苏北并参加政府之意。

(159)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6页。据国民党称，中共要求为交通、经济两部部长和军政、财政、内政三部次长。周恩来解释中共之所以要求这两个部，一是国防、财政、外交等重要的部国民党不会同意，二是这两个部多是和美国合作，可以使国民党放心。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导致改组政府一事搁浅后，国民党于5月16日局部改组行政院，任命接近国民党的无党派人士王云五为经济部长，俞大维（名义上是无党派人士，实为国民党秘密党员）为交通部长，刚好占据了原定中共所占席位，周恩来认为“这不过是对付中共而已”（《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13页；《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东北》，1946年5月27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62页）。

(160) 《中央关于争取蒋介石国民党向民主方面转变暂时停止宣传攻势的指示》（1946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72—73页。

(161) 《中共愿在公正的基础上同美国和国民党继续合作》（1946年1月3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92—93页。

(162)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

(163) 《任弼时年谱》，第508页。

(164)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473页。

(165)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9页。

(166) 《董必武年谱》，第245页。

(167)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6—57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0页。

(168) 《中央关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宣传反攻及应注意事项的指示》（194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83—84页。

(169) 《关于时局的四条分析》（1946年3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96—98页。

(17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55页。

(171) 《甲乙致丙丁电》（1946年3月17日），中央档案馆卷90，第9号。

(172) 《中央关于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指示》（1946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7—98页。

(173) 《甲乙致丙丁电》（1946年3月18日），中央档案馆卷90，第10甲号。据马歇尔的报告，因为国民党二中全会对政协决议的态度，中共将预定于3月底举行的批准政协决议的中央全会延期，并拒绝送交其军事单位的全部名册，包括将保留的18个师的名册和最初两个月军队复员的日程，而根据规定，应该在整军协定公布后三周内送交这些名册。国民政府已在3月26日送交了这些名册（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66）。

(174) 《解放日报》1946年3月19日。

(175) 《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

(176) 《解放日报》此文被国民党认为是“诬蔑元首”，国民党各报因而一致发起对中共的攻击。

(177) 杨幼炯：《宪法中必须坚持的几个主张》，孔繁霖编《五五宪草之评议》，时代出版社1946年版，第87—88页。

(178) 范予遂：《对于五五宪草与宪政期成会修正案之比较研究》，陈长蘅：《评政治协商会议所拟定之宪草修改原则》，《宪草修改原则批判集》，第116、118，57、63页。

(179) 吴尚鹰：《对协商会议改订宪草原则意见》，李旭编：《政治协商会议之检讨》，时代出版社1946年版，第182—185页。

(180) 青年党在立法与行政关系上，主张大体维持政协原案；在国大问题上，认为如一定要恢复有形国大，可限制其权力为选举总统与制定宪法；在地方政制上，主张省的地位应提高，但省宪可称为省单行法。无党派委员中，王云五等与国民党一致，而傅斯年仍基本赞成政协宪草原则，但不赞成制定省宪（《宪草审议会第一至六次会议》，孔繁霖编：《五五宪草之评议》，第291—307页）。

(181) 《宪草审议会第二次会议》，孔繁霖编《五五宪草之评议》，第293—294页。

(182) 《张君劢对修宪原则疑难之解答》，孔繁霖《五五宪草之评议》，第309—315页。

(183) 《周恩来年谱》，第651页。谈判各方还达成默契，修改后的宪草为提交国大的唯一方案，各党派有义务约束其国大代表支持该宪草，国民党中执会只任命参加国府委员会的国民党员，其他党派成员由各党派分别任命。据孙科说，蒋介石曾明确同意上述各点，但其后的事实表明，国民党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p．64-65）。

(184)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181页。这种让步反映了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他曾认为：“既称和，便须有妥协，有妥协便须有价钱。早晚市价固可不同，但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基本价钱，好在有利时机，使妥协能够得到。否则，我有利，我涨价，他有利，他涨价，其目的便非求妥协，而是在求战。”“定了价钱，也不是一次就能解决，更不会全盘解决。但是有了定价，而他不解决，其过在彼不在我。如解决了一部分，可使我们有阵地或有资本地进而解决另一部分，到那时另一部分的价钱，也就有可能提得更高些。”（《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页）

(185) 中央社的报道为：国大应为有形之国大，其职权为行使选举或罢免总统，创制立法原则及复决法律之权（如此具体规定各方并未达成一致）；行政院与立法院之关系，立法院对行政院之不信任权，及行政院解散立法院之权均取消；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规或省单行法规（各方同意者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法与法规虽一字之差，然法理意义大有差别，仅仅制定法规等于取消省的自治权）（《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3月16日）。

(186) 周恩来其后公开表示，中共的让步反而增加了顽固派的嚣张（《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而据周恩来其后告诉梁漱溟，在中共党内讨论此事时，毛泽东说，他们（指国民党）要制定他们所要的宪法，十个、八个，由他们自己制定去吧！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我才接受。我只接受第十一个宪法！亲历其事的梁漱溟认为，“论理，大会之所决议，虽大会亦不得变更之，何况大会所付托之一小委员会，岂有权变更大会决议？这种让步实为过分之让步”（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181、244页）。

(187) 《甲乙致丙丁电》（1946年3月18日），中央档案馆卷90，第10甲号。

(188) 《董必武年谱》，第249页。

(189) 《周恩来关于进行宣传攻势及在谈判中要强硬问题致董必武、王若飞电》（194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91页。

(190) 《新华日报》1946年4月4日。青年党因为要争取参政权，故支持内阁制，但因为其在地方没有多少力量，故对地方自治不感兴趣。

(191) 黄香山主编：《国民大会特辑》，东方出版社1947年版，第24—25页。

(192)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63页。

(193) 李维汉：《人民无权　独夫集权》，《群众》第14卷第3期，第10页。司徒雷登亦承认，宪草问题无法达成协议的根本障碍是国民党企图修改政协决议，改内阁制（行政明确对民选立法院负责）为总统制（最高权力集中于总统，同时没有美国制度中对总统权力的监督和制衡规定）（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9，1946，Rea，Kenneth W．and Brewer，John C．edit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rat，1946，p．26．Westview Press Inc．，Boulder，Colorado，1981）。

(194) 司徒雷登认为，如何保证政协达成的协议不被破坏，是中共的主要担心所在，因为他们将政协决议视为生命线，寻求保障以反对对其作任何修改，可能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修改的规定能够向他们提供这种保障（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30，1946，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12）。

(195) 周恩来1月31日会见马歇尔时首次提及，国民党已和中共及民盟成立谅解，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中，中共和民盟合占十四席（《中共愿在公正的基础上同美国和国民党继续合作》，1946年1月3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94页）。此时正值政协会议期间和平气氛最为浓厚之时，应可排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互相刁难的可能，故国共双方的谅解当为事实。据罗隆基回忆，此事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民盟随后准备提出七人名单，即张澜、黄炎培、张君劢、沈钧儒、张东荪、梁漱溟、章伯钧，此外罗隆基和杜斌丞参加行政院。同时决定，国府改组应与行政院改组同时进行，民盟名单与中共名单同时提出。不料国民党其后否认有此默契的存在，民盟也拒绝提交名单（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47—248页）。为了拉拢青年党，国民党于4月要其提出四名国府委员，一名政务委员，及社会部部长名单，青年党无人愿干社会部，且第三方面当时尚持一致立场，故未提出（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24页）。

(196) 《梁漱溟先生说明民盟对中共态度》（1946年9月6日），《梁漱溟谈国府委员名额分配问题》（1946年10月4日），《民主同盟文献》，第146、151—152页。

(197) 陈浩：《改组政府难产》，《消息半周刊》第2期，第3页。

(198) 政协关于国大的决议决定国大代表名额为2050名，此时国民党又在酝酿增加，此举将威胁中共和民盟在国大否决权的实现，因此为中共所反对。

(199) 《新华日报》1946年3月31日。

(200) 《中央关于用坚决斗争的立场保卫政协决议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4月1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94页。

(20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08页。

(202) 《对蒋介石两面作法的分析和我们的对策》（1946年4月16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48页。

(203) 《新华日报》1946年4月23日、24日。

(204)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49页。

(20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13—114页；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10页。

(206) 《最高国防委员会关于废止及修正侵害人民自由法令之决议》（1946年1月28日），《政治协商会议文献》，第86—90页。

(207)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1日。

(208)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27-628．

(209) 《执行部谈判总结》（稿本），第89、99—100页。军调部最初编制不过国共双方各170人，美方125人，后来随着任务的增加，编制日渐庞大。

(210) 各小组派出与撤回时间各说不一，此处据1946年10月的《军调部三方小组人员名单》，二档，全宗七八七，卷号16716。各小组国共美三方负责人员迭有变动，此处不赘。

(211) 这些协议主要是解决若干地方冲突、恢复交通、交换物资等，如山东德州、泰安、张店、聊城、枣庄协议，河北石家庄、保定、琢县协议，河南新乡协议，山西大同、临汾协议，绥远集宁协议，湖北罗山协议等。以徐州小组为例，先后达成了执行停战令的《停战协议》（1月28日）、同意国方驻临城军队购买粮食及燃料的《运粮证明》和《燃料协议》（2月16、22日）、保证民众自由来往的协议（3月9日）、不得阻碍恢复交通工作的《特别备忘录》（3月9日）、国共军队撤离枣庄的《徐州协议》（3月15日）等（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军事调处在徐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6—89页）。

(212)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8页。

(213) 《第七号公告》（1946年2月1日），晋察冀日报资料科编：《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1946年印本，第30页。

(214)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7页。

(215) 《叶剑英等致各战略区各小组电》（1946年3月9日），军事图书馆藏档。

(216) 《第九号公告》、《第十三号公告》（1946年2月9、18日），《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第32、37页。

(217) 《新华社延安1946年2月16日电》，《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第，375页。

(218) 《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张治中上蒋主席报告与周恩来代表马歇尔特使会谈经过呈》（1946年2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74页。

(219) 《陈毅、张云逸、黎玉报告党中央：东江纵队抵达烟台》（1946年7月7日），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8页。东江纵队其后被编入华东野战军。

(220) 《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第26页。

(221)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0页。

(222) 《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347页。关于和字第二号令，叶剑英曾经回忆说：“军调部刚刚开始工作时，我们没有经验。美国人起草了个协议条文，送给三方委员，说是已经讨论过的东西，各方的意见都吸收了，要求签字。那时黄华作我的翻译。当时我想，刚一开始就闹僵了不好。于是我采取灵活的办法，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公布以后，很快发现问题比较大。我立即给我方各战略区部队打电报，告诉他们，在执行中要坚持有理有利的原则。我一连发了几个电报给部队。后来中央领导对这个事情也有批评。六号命令发布以后，中央领导又来电报，给予了表扬。那时，我们同美国人和国民党代表一起谈判，一开始确实缺乏经验啊。”（同前，第348—349页）后来，叶剑英总结了此次经验，要求中共各代表，一是话不要说得太多，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充分的考虑，话一说出了就不好改变；二是三方达成协议并签字时要慎重，写在纸上的东西，用斧头砍都砍不掉；三是要注意保密工作，防止敌人钻空子；四是要及时请示报告，以便统一步调（《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页）。

(223) 《和字第六号命令》（1946年3月19日），《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第45—46页。

(224) 徐州小组国方代表谢慕庄曾对陈毅说，现进入解放区之许多部队，如铁路不恢复很难继续维持，国党对执行政协决议有困难，今后时局仍须巩固，要价不宜太高，山东华中与陈军长关系甚大（《华东局关于我与徐州小组会谈情形报告》，1946年2月10日，《军事调处在徐州》，第39页）。

(225) 《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郑介民上蒋主席报告会商处理共军阻挠恢复交通问题经过情形电》（1946年1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72页。

(226)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1、19页。

(227) 《第十号公告》（1946年2月11日），《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第32—35页。按协议解释，恢复交通包括一切交通形式，但军调部只成立铁路管理科，显见国美方只对恢复铁路交通感兴趣。当时华北十条铁路干支线全长7602公里（包括津浦与陇海路），车站830座，其中2512公里和239座车站在中共控制下，占全部里程数的33％，全部车站数的29％，而其中石德路的94％，平绥路的57％，津浦路的47％，胶济路的39％在中共控制下，对国方调动军队准备战争极其不利，因此国方特别强调恢复铁路交通的重要（《执行部谈判总结》，第226页）。

(228)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194页。

(229) 据中共方面统计，自2月到5月，解放区共计修复津浦、胶济、陇海、平汉、平绥五条铁路干支线共计1238公里，占中共实际控制铁路长度的近一半，但均未与国方区域铁路接轨（《执行部谈判总结》，第229页）。

(230) 《恢复交通应包括铁路和其他一切水陆交通》（1946年4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93页。

(231) 《郭汝瑰回忆录》，第201—202页。

(232) 据中共方面情报，国方在协议达成后，尚命令在华北各要线要点“应即修碉堡工事，限于本年四月底完工，并在各要点屯足两月粮弹”；“各地无防奸必要之碉堡工事可由战区长官自行决定修筑或平毁，但铁路沿线之防奸碉堡工事则不可拆除”。据不完全统计，国方在华北八条主要铁路线增建碉堡5023个，工事441处，其中以津浦、平汉、同蒲三路最多，同蒲路上十里一大碉，五里一小碉，二里一哨棚，此为阎锡山接受日军经验所致，中共中原军区周围则平均每300米即有一碉堡（《执行部谈判总结》，第215—217页）。

(233)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21页。虽然恢复交通问题未能解决，但国共双方实际控制区之间的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中共山东省政府曾下令：“关于对国民党所占城市点线地点的物资封锁问题，前经指示，原则上一律撤销。按目前形势变化，已无封锁必要，因此决定凡粮食、棉花、煤炭、油类等均一律准许输出。”（《山东省政府关于撤销对蒋占区物资封锁的紧急命令》，1946年2月10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据不完全统计，自2月到5月，国方区域与共方区域间开放物资进出口24处，其中山东9处，河北8处，山西6处，江苏1处，共方向国方输出粮食29033吨，食盐380吨，煤炭14603吨，其中以山东为最多，对缓解国方区域粮食供应紧张状况起到了一定作用（《执行部谈判总结》，第233页）。

(234)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21页。

(235) 《华东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2月。

(236)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285、328页。

(237)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这种争吵的主要内容不外是力争对己方有利，有时也不无幽默之处，令人忍俊不禁。比如有一次，罗瑞卿在会中说：狡辩改变不了事实。蔡文治立即声称此话侮辱了他，要罗道歉。美国代表不明所以，蔡向其解释：中国文字的偏旁有特定含义，“狡”字用的是反犬旁，就是狗的意思，因此罗这样说是对他的侮辱。翻译也不知该怎么翻，吭哧了半天，美国代表总算搞明白了，只能说：你们中国字实在是神奇莫测。他自以为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对蔡文治说：罗用的是第三人称，不是指你，可以不道歉。蔡不同意，会议只能休会（同前）。

(238)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p．74-75．

(239) 《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不能改变》（1946年5月12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15页。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在6月休战期的谈判中再次成为各方争执的问题，详见第四章第三节。

(240)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632．

(241) Memorandum by the Military Sub-Committee，March 16，1946，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26-627．

(242)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9．

(243)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46页。

(244)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40-641．

(245) 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出现，军调部不得不发出鸽字第3623号令，申明各小组成员不得擅离小组所在地，违者应予适当处罚，但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执行部谈判总结》，第143页）。

(246) 林蔚：《关于整军的报告》，《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7日。

(247) 林蔚：《军事复员报告》（1946年3月3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42—48页。

(248) 《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1946年印本，第4页。

(249) 《陆军部队现行编制装备之检讨综合研究》，军官训练团编：《第二期军事小组讨论结论汇集》，1947年印本。但据时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的看法，国民党军原计划汰弱留强，后因各部队要求公平，遂改为凡整编部队一律裁减三分之一，导致弱者更弱，强者变弱（作者访问郭汝瑰记录，1989年9月19日）。

(250) 这种整编本身由于时间所限和计划的粗糙，很多时候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如第三十八集团军电称：“整编之各师军，不论其是否改编完毕，统自五月一日起军改称为整编某某师，师改称为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第254页）国民党军队裁减实数尚缺乏确切统计。如按中共的统计，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总数为430万人，则较林蔚所称1945年底490万的数量约减少了60万人，但国民党军队缺额甚多，此减少数字完全可能是名义上的数字而非实数。现有资料显示出国民党军队军官佐被裁员后的情况，但很少士兵被裁员情况的资料，或许可能说明问题。

(251) 《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4—5页。

(252) 《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3页。

(253) 《第一期复员军官佐十五万人个别转业训练计划》，1946年印本。

(254) 林蔚：《军事复员报告》（1946年3月3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48页。

(255) 根据国防部统计称，复员军官佐人数总计约23万余人，其中编余16万余人，失业7万余人，最后安排是，留用约7万人，转业5.6万余人，退役10.6万余人（《国防部对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军事报告》，1947年9月9日，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七一一五，卷号129）。

(256) 《国防部政绩报告》，《国防部会议记录》（第三次参谋会报，1946年6月18日），二档，全宗七八三，卷号797、822。

(257) 据重庆警备总司令孙元良回忆，重庆一地的登记失业军官即多达四千余人，“虽经收训若干，但没有着落的仍有三千多人。其中数百人藉口饥饿难捱，成群结队地‘游食’于市内各大小餐馆。食后，照数付给欠条。夜间，露宿于精神堡垒和关帝庙两处。他们那种悲苦无告的样子，社会各界都寄予同情。市内秩序，自然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后不得不强令资遣回原籍（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高雄世界出版社1972年版，第286页）。这些被裁军官，多数身无长技，一旦裁减，势必流落社会，走投无路，甚至不乏自寻短见者，以至“兔死狐悲，士气也无形中受到影响”（《刘汝明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43页）。国民党在整编时将编余军官组成军官总队，原意是不使其流离失所，但却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场所，发泄他们的不满与怨气。以至当时舆论将“军官总”与“国大代”、“立法委”、“新闻记”、“妇女代”并列为社会“五害”。1947年5月12日，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失业学员五百余人，于中山陵谒陵时，因感生活无着，“多掩面痛泣”，并表示如不能按目前待遇发给编余费，将续向行政院请愿。史称“哭陵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称为“近年来空前的现实大讽刺”（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258) 《郭汝瑰回忆录》，第237页。

(259)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1页；《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17日。

(260) 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第286页。实际上不仅是陈诚系，整个中央系军队裁减都极其有限，被裁者主要是非作战人员或原已列入编余的人员。

(261) 《国防部政绩报告》，二档，全宗七八三，卷号797。

(262) 徐世江：《国民党政府军事整编改制的内幕》，《武汉文史资料》第32辑，第131页。

(263) 1946年3月9日，魏德迈宣布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成立，前美驻华作战司令部司令麦克鲁任团长。“该团人员不超过七百五十人。该团任务乃助华训练军队，纯系顾问性质，而非受雇性质”（《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8册，第770页）。

(264) 国防部史政局编：《国防部改组纪要》，1947年印本，第6页。

(265) 《中国战区美军总部致军政部备忘录》（1946年4月19日），二档，全宗七八三，卷号788。

(266) 《国防部改组纪要》，第12页。起草委员会事先拟订改组计划时，专门制定了《总统国防部长参谋总长职权划分办法》，将参谋总长定位为“负全部军事指挥之实际责任”，而将国防部长定位为“负有国家政策与军事组织互相联系协调之任务”，这也是为了应付未来可能成立的多党政府，将军事权力置于国民党而非联合政府控制之下。林蔚在改制会议上曾说：“关于军政、军令范围问题，我们也慎重考虑过，如果军政职权过于扩大，今后有关重大军事决策，势必先经行政院，而将来行政院改组，可能扩大组织范围容纳各党派各方面人士参加组阁，那么决策不仅缓不应急，且有泄密之危险！因之，为了党国大计，军事还要第一，不能不将军政职权缩小些，军令范围扩大些，那么有关军事决策，就可由国民政府主席直接裁决，再不经过行政院了。”（徐世江：《国民党政府军事整编改制的内幕》，《武汉文史资料》第32辑，第138—139页）

(267) 《国防部改组纪要》，第23页。

(268) 《郭汝瑰回忆录》，第226页。

(269) 《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1946年3月6日）、《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86、93—94页。据郑维山回忆，中共在2月曾有一个关于整编的指示，要求“为将来国民党内反动派一旦对我进行突然袭击我能有效地组织自卫起见，除将二分之一的主力部队编为保安部队外，再保留大约三分之一的优秀军政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不去请求政府加委，以便在一旦受到袭击时，他们能自由行动”（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8页）。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达后，山东报告共有部队29万人，拟保存15万精锐武装，其余逐步复员；华中报告第一期复员5万人，区乡脱离生产部队全部复员（《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47页）。晋冀鲁豫则未见计划。但实际因情况变化均未见执行。

(270) 《中央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194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42—144页。

(271) 中共复员工作也有各区所发复员费多少不一、敷衍应付、“致伤情绪”的情况出现，不过中共部队的正规化程度不高，官兵本无固定薪饷，因此这个问题并不严重。

(272) 《关于目前时局和任务的报告》（1946年6月19日），《贺龙军事文选》，第233页；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第15页。郑维山认为：“第一期就复员三分之一，步子似乎大了些（第二期还要精简三分之一），而且光靠‘裁减老弱’等项又不可能达到三分之一，势必要大伤军队的筋骨方能完成。”（同前，第19页）

(27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9页。据郑维山回忆：4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整军会议要点的通告，“关于复员的要求已经由第一期的三分之一改为依本身具体情况作适当复员。凡在此之前尚未着手复员的，自然不必按照三分之一的要求执行了”（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第19页）。

(274) 《关于整编复员问题摘报》，军事图书馆藏档抄件。

(275) 《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第27—33页。

(276) 北京军区《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编写组编：《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附件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华北军区实力统计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77)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第20页。

(278) 《聂荣臻传》，第401页。

(279) 《总结经验　继续前进》（1947年9月30日），聂荣臻传记编写组编：《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259页。

(280) 《徐永昌日记》，1947年4月18日、6月14日。因为对裁减不满和前途的无望，当时在被裁人员中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作者访问郑庭笈记录，1991年9月10日）。陈毅在对中共作战做总结时认为，国民党政府军的整编，好处是充实战斗力，大力重新配备，缺点是，所有军官降级使用，情绪不满；编余军官失业，影响在职者不安心；指挥不方便，兵力较前单薄，又不好形成重点，特别是旅更不能形成重点；排斥异己，战斗力大为削弱。因此，“蒋军整编害多利少”（陈毅：《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中央档案馆卷89，第1号）。

(281) 整11师11旅旅长杨伯涛认为，二团制“在战术上部署极为困难。如我旅只辖两个团，等于两根木联在一起，不能直立起来，必须要三根木才能稳固直立，所谓‘鼎足之势，固若金汤’”（《杨伯涛回忆录》，第124页）。

(282) 蒋介石：《机密（甲）10080号手令》（1946年），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3页。

(283) 《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21页；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第21—22页。

(284)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99页。

第三章　战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第一节　战后接收及对日伪的处理

一　接收与复员

抗战胜利如此迅速地来到，多少出乎国民党的意料之外。对于战后复员的设计与安排，国民党还缺乏充分的准备。8月12日，得知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后，唐纵才将侍从室拟订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交给蒋介石，对于接收与复员，这个报告建议：“从速发表上海、南京、武汉、平、津市长人选，并令各沦陷区省主席、市长从速前往抚辑流亡，恢复秩序”；“饬复员委员会于一周内提出计划纲领并即核定实施，以免临时仓促陷于无计划无组织无秩序之行动。此事最好责成一大员负责主持统一步骤。”⁽¹⁾关于第一点建议，8月13日，国民政府任命马超俊、钱大钧、熊斌、张廷谔为京、沪、平、津四市市长⁽²⁾，紧接着又派定了收复区苏、浙、赣、鄂、湘、闽、粤、桂、鲁九省的行政长官。但是对于统一接收步骤问题，并未引起当局的足够注意。

接收之初，蒋介石令陆军总部“指导监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各事务”。9月5日，在陆军总部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总司令何应钦兼，副主任委员为社会部长谷正纲和陆总参谋长萧毅肃，秘书长李惟果，任务是搜集研究接收资料，拟办接收计划与命令，联系协调接收工作。但该会不过是“幕僚性质之机构”，并不实际主管接收工作⁽³⁾。陆总也不可能具体处理军事接收以外的各项接收事务，实际接收是由各战区成立的、以战区接收机关为主、由行政院各部会特派员和各省市政府成员组成的接收委员会负责，各机关派出的接收委员或特派员具体主持接收⁽⁴⁾。这就难免造成接收中各自为政、各不相属的混乱状况。随陆总参加接收的侍从室秘书邵毓麟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告以：“军事接收以团体为对手，正面侧面相机配合，并运用其原有组织逐步接收，除有少数日军部队有不法行动，大致成绩尚佳。但行政经济接收情形极坏。”原因为，陆总与行政院配合不够，办法先后不同，职权亦有变更；行政院接收人员对敌伪政治经济毫无认识，不知从何着手；经济接收工作原极微妙难办⁽⁵⁾。

接收开始后，陆总很快便觉得没有统一接收机关带来的问题，9月11日，何应钦电请成立收复区全国性事业临时接收委员会，但由于行政院迟迟未派定负责人员，此事仍未能进入实际运作。直到9月下旬，宋子文自国外回国，由行政院系统统一全国接收事宜的工作才提上日程。宋子文首先从上海开始，设立行政院院长驻沪办事处（10月12日），统一接收工作。接着在10月下旬，正式成立了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办理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事宜并协助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接收事宜”，“全国性事业系指经济（包括工矿、商业、农林、粮食、水利等）、交通、金融事业，均由本会统筹接收，并移交有关各部会接管之”⁽⁶⁾。此举使最初接收的混乱状况有所改观，但“接收办法公布既晚，且复一再变更，致敌伪事业，先经军事机关接收，复经地方机关接收，又经主管机关接收，接收一次，损失一次，至于不肖官吏军警勾结地痞流氓，明抢暗盗，所在多有，损失更所不赀。敌伪强占或强租强买人民房屋，经各机关接收后，任意占用或封锁，使人民无屋居，此为各城市之普遍现象，丧失人心，莫此为甚”⁽⁷⁾。

11月23日，行政院颁布《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规定：收复区敌伪产业接收处理以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为中心机关，在重要区域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办理敌产接收处理事宜；处理局分别委托各有关机关接收敌伪产业；处理敌伪产业的原则是，原属本国盟国人民、被日方强迫接收者发还原主，原属华人后与日伪合办者收归中央政府，产权原为日侨所有或为日伪收买者收归中央政府；接收后之敌伪产业处理原则是，与资源委员会所办事业性质相同者交该会核办，纱厂及其必需附属工厂交纺织业管理委员会接办，面粉厂交粮食部接办，规模较小或不在上述范围内者以公平价格标售；已接收厂矿由经济部督导尽快复工；收复区原有接收及处理敌伪产业机关一律撤销移交处理局⁽⁸⁾。在此前后，成立了上海区（后改为苏浙皖区，局长刘攻芸）、河北平津区（局长孙越琦）、山东青岛区（局长程义法）和两广区（局长林继庸）敌伪产业处理局，以及武汉和河南区敌产处理办公处。湖南、江西两省接收委托省政府处理，东北和台湾则设立接收委员会或处理委员会⁽⁹⁾。敌伪产业处理局的成立，使接收有了相对统一的机构，并发布了有关规章制度，有助于改变接收中的混乱局面，但因为它们成立得较晚，以前接收的许多敌伪产业既不可能交还，账册亦难以查找，而且由于它们和各机关尤其是有实权的军政机关在接收上的矛盾，它们的工作仍面临着相当的困难。以致蒋介石在12月还电告宋子文，斥责接收人员“既不互相联系，又不与党政军主管人员通力合作，更有自以为中央所特派，不受当地行营主任指挥者，以致系统紊乱，权责不明，有利相争，遇事相诿，形成无组织状态”，要其“针对错误，妥拟方策，以图补救”⁽¹⁰⁾。1946年7月，敌伪产业接收大体完成，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撤销，由中央信托局接办敌伪产业处理善后事宜。

关于接收敌伪产业的总数量，现有统计数字不一。因为法币币值变动剧烈，以法币计算其价值因时而变，很难得出确切数字，而以美元计算，在换算时亦不无困难。一般而言，以美元直接计价的数字偏低。如赔偿委员会1946年11月第一次估计是38，992万美元，1947年7月第二次估计为33，496万美元，英国估计为4亿美元，美国顾问估计为3.5亿美元⁽¹¹⁾。以法币价值折算为美元则偏高。如据1947年3月的统计，全国接收总数（不包括东北和台湾）为法币95，897亿元，其中已处理6252亿元，转账12，388亿元，未处理76，250亿元（三者相加与总数不一，原文如此——作者注），按当时法币官价12000元兑1美元折算，则为79，914万美元；今人有统计全国接收总数（包括东北与台湾）合战前法币230，155万元，如按当时法币兑美元1:0.295的比例，则合67，896万美元⁽¹²⁾。

以接收产业论，工矿企业为重点。至1946年2月止，苏浙皖区，接收厂矿562单位，其中以上海为最多，又以纺织业为最重要，计接收上海棉纺织厂27家（纱锭96万枚，织机1.7万台），毛纺织厂9家，其他纺织业厂71家，金属制造厂19家，机器厂97家，电器厂21家，卷烟厂13家，包括永利公司、首都电厂等大企业；冀察热绥区，接收厂矿58单位，以化工为最多，包括北平石景山钢铁厂、天津永利公司、久大精盐公司、北平门头沟煤矿、河北开滦矿务局、华北电业股份总公司、北平石景山电厂、唐山电厂等大企业，以及天津的纺织厂等；鲁豫晋区，接收厂矿74单位，其中青岛纺织工业拥有纱锭38万枚，织机7000台，三省煤炭业亦具有重要地位；湘鄂赣区，接收厂矿90单位，但规模均较小，较为重要者是湖北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粤桂闽区，接收厂矿34单位，以化工厂为最多⁽¹³⁾。

经济部工矿电商事业接收处理概况表（迄1947年9月底）⁽¹⁴⁾

经历了后方八年艰苦生活的国民党各级官僚，骤一到达收复区，犹如闸门开口，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各谋私利，徇私舞弊，滥用权力，给收复区人民留下极坏的印象，当时称之为“五子登科”，即房子、条子（指金条）、票子、车子、婊子。由于这种事情很难有完整的档案记载，因此确切的贪污数字仍有待研究。据参加湘鄂赣区接收清查团的监察委员何汉文总结，接收中的贪赃枉法可分四种情况。其一是抢，即接收之初的公开抢占敌伪房产和金银珠宝等财产，仅上海一地的八千五百多幢敌伪房产中，就被占据了五千多幢；其二是占，即以单位名义占有，再化公为私（如南京二千多幢敌伪房屋，几乎全由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占据），其后发展为只要是敌伪财产，贴上封条就可据为己有；其三是偷，或是监守自盗（如汉口宝安大楼原存有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或是乘混乱之机，援引外人直接盗窃，不仅盗走了物资，还对财产本身造成了极大破坏（如上海流氓盗窃团伙）；其四是漏，即日本人为了讨接收人员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之堂而皇之地落入接收人员私囊（如武汉日本第六方面军在移交时留下了百亿元的无清册物资），移交物资再经层层转手，另造清册，又有不少被截留⁽¹⁵⁾。

除了上述这些虽然规模很大，但至少名义上还是非法的贪污外，还有一类通过标卖方式进行的合法贪污。接收产业经层层截留，最终移交给敌伪产业处理局的仍有相当大的数量。对这些产业，政府以平卖、委托代售、标卖、拍卖、价让等方式出售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上海区接收478家工厂，标售或由各机关承购者有226家，宋子文坚持将敌伪物资全部交由处理局，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这批巨额财产的控制权转移到行政院，以利其施政方针的实行）。各敌伪产业处理局下有评价委员会，负责敌伪产业标售时的估价、投标人的资格审查工作。虽然有规定“变卖接收后之敌伪产业（包括逆产）所得价款应悉数解缴国库不得移作别用”⁽¹⁶⁾，但由于标售和处理物资可以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并指定商家进行，因此给了接收官员以合法的机会，从中上下其手，收受贿赂，贪污实物。如上海标售日人房屋二千多幢，基本上由接收时的占用者获得，所付只有标价的一半；汉口江汉关标售物资13批，得33亿元，但标售最高价格只有市场批发价的60％，最低不过20％，中标者的无形收入当在15亿元以上。有人估计全国标售敌伪物资总价在法币5万亿元左右，如以损失一半计算，则有2.5万亿元落入私人手中⁽¹⁷⁾。

接收过程中最为恶劣的一项政策，是法币与伪币兑换率的规定。9月9日，陆军总部发布命令：“政府机关暨国营事业，以及一切税款之收支，自我政府所派人员接收后，即应完全使用法币，不得再用伪钞，京沪区各银行，自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二日起，凡一切往来交易，应一律使用法币。”⁽¹⁸⁾及至9月27日，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收兑期为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11月22日，又公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将法币与伪联银券的兑换率定为1:5（收兑期为次年1月1日至4月30日）。这一兑换比例对收复区人民无异于一场灾难。因为如以物价指数计算，上海物价为重庆的约五十倍，为整个法币使用区的约三十五倍，当时黑市兑换价为1:80，因此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最高也不能超过1:100。据统计，伪中储券回收总数为41，677亿元，伪联银券回收总数为1167亿元⁽¹⁹⁾，如按上述兑换比例，只要四百余亿元法币即可全部收回，政府的公开说辞是以少量法币换回伪币，以免刺激通货膨胀，然而实行的结果，恰恰是后方法币大量流入收复区，刺激了收复区物价的上涨，大量资金东流也打击了后方工业，而且接收官员凭本已不值钱的法币在收复区大发横财，被时人形象地描述为，“陪都来沪接收人员，均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之感”⁽²⁰⁾。如果说，官员腐败尚是不合法的私人行为的话，法币兑换率的规定则几近于国家掠夺，是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剥夺收复区的财富。这一私心自用的政策，引起收复区人民的强烈不满，以至国民党官员以后也不能不承认这一重大失误。陈立夫认为，这样“把有钱的人也变成没有钱了，没有钱的人，更是一无所有了”，“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李宗仁认为，在“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²¹⁾。

普遍的接收舞弊不仅腐蚀了国民党的干部队伍，而且使国民党在接收中失尽了人心。《时事新报》在社评中说：“老百姓的希望，说起来实在是极其简单而起码的。他们恨日本人，恨汉奸，他们希望中央来了之后能够把日寇汉奸所作所为的坏事一律革掉，而切切实实地替老百姓做一点好事。”社评问道：“政府究竟替老百姓做了些什么？”《大公报》在短短半个月中两次发表社评《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莫失尽人心》，呼吁“我们现在不但去收复失土，而且去抚慰受创的人心。收复失土，千万不要失去人心”；“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有早已伏在那里的，也有由后方去的，只要人人有来头，就人人捷足先抢”⁽²²⁾。

接收中的舞弊行为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之后，不能不使当局加以注意。陆军总部进驻南京后，一周内连续发布《布告不得擅自封占汉奸及日侨产业》、《布告在京各机关人员不合法处置宣告无效》等通令，并称一经查获违法行为，即予严惩不贷，企图抑制各级接收人员擅作主张、影响形象的举动⁽²³⁾。蒋介石陆续接到有关接收舞弊的报告后，9月25日，分电何应钦和北平行营参谋长王鸿韶，训以对接收人员“应即严加督饬，务须恪守纪律，以维令誉。如有不法行为，准予从严究办，毋得宽假”⁽²⁴⁾。10月24日，陈诚和张群在官邸会报中报告“接收人员花天酒地，以及贪污受贿等种种不法情形”，使蒋介石“闻而怒甚”⁽²⁵⁾。他即召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赴渝，令其彻查。同时电致京、沪、平、津四市军政长官称：“据确报，京、沪、平、津各地军政官员，穷奢极侈，狂嫖滥赌，并借党团军政机关名义，占住人民高楼大厦，设立办事处，招摇勒索，无所不为，而以沪、平为尤甚，不知就地文武主官，所为何事，究有闻见否？……如各地文武主管再不及时纠正，实无以自容，当视为我革命军人之敌人，必杀无赦，希于电到之日，立刻分别饬属严禁嫖赌，所有各种办事处之类，大小机关名称，一律取消封闭，凡有占住民房招摇勒索情事，须由市政当局负责查明，一面取缔，一面直报本委员长，不得徇情隐匿，无论文武公教人员及士兵长警，一律不得犯禁，并责成各级官长连带负责，倘再有发现，而未经其主官检举者，其主官与所属同坐，决不宽贷，特此严令遵行。”⁽²⁶⁾12月30日，陆军总部又颁布了《收复区隐匿日伪财产物资及军用品检举奖励规则》，规定凡在指定机关和人员以外自相授受敌伪物资者以隐匿论处；隐匿者凡未向指定接收机关报告者，一经检举查实，物品由指定机关接收，隐匿者除依法惩治外，课以隐匿物品价值10％之罚金；以该项物品价值10％之奖金奖励举报人⁽²⁷⁾。行政院1946年2月27日下发的《收复区隐匿敌伪财产物资及军用品检举奖惩规则》重申了这些规定。且不说这些规定能否真正实行⁽²⁸⁾，即就其发布的时间而言，接收中大规模舞弊行为的高潮此时已过，因此，这个规则的颁布，除了显示国民党惩治舞弊的决心外，不过是事过境迁的表面文章而已。

为了缓和舆论对接收中大规模贪污舞弊情况的批评，1946年6月，由监察院牵头，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民参政会参加，组织接收清查团，赴苏浙皖、湘鄂赣、粤桂、冀察热绥、鲁豫、闽台、东北等地清查接收情况。然而清查团清查时间，已是接收一年之后，可以使接收人员中的贪污者有充分的时间在原始表册上做手脚⁽²⁹⁾，兼之清查团所管地区广大，人员不多，时间紧迫，在清查团的清查过程中，各地又有各地的借口，东北借口战事紧张，台湾借口光复不久，上海借口国际观瞻，两广借口地方情形复杂，使清查工作困难重重，与社会和舆论的期待相距甚远。但各清查团都承认接收中贪污舞弊行为的存在，在各方最为关注的上海，清查团团长张知本公开谈及接收中的弊端为：1．政府接收处理政策失当；2．接收机构众多，组织散漫，致骚扰凌乱；3．处理工作迟缓，接收物资或隐匿盗卖，或腐烂，未能充分利用。致战后工厂倒闭，生产衰落，物价腾贵，人民生活不堪其苦⁽³⁰⁾。赴北平清查团认为，“接收工作之贪污问题，由于人事者半，由于政策者半”；“既未先设整个统一之机构，亦无统一指挥接收之大员。关于各部分之派员来平，特派员头衔者不知若干名，接收机关不下数十处，各不相谋，各自为政，明为接收，实为抢攘”⁽³¹⁾。实际上，虽然清查团出巡浩浩荡荡，真正因涉嫌贪污被处理的官员却不过寥寥数例⁽³²⁾。

在接收的同时，国民政府各机关、经济事业单位、教育和文化机构，以及战时迁往后方的机关团体也开始了复员回原地的繁复工作。中央设计局拟订的《复员计划纲要》草案于1944年7月31日由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该计划分内政、外交、军事、财政、金融、工矿商业、教育文化、交通、农业、社会、粮食、司法、侨务、水利、卫生、土地十六个部门，每部门又分工作要点和计划项目两项，“前者，在提示每部门主要复员业务之原则，便于各主管机关据以拟订其复员工作计划；后者，在提示有单独计划必要之特别重要事项，便于各主管机关据以拟订其复员事别计划”⁽³³⁾。根据这个纲要，在各部门提出自己复员计划的基础上，再由中央设计局拟订复员总计划，然总计划尚未编出，日本已经投降，复员工作只能在没有周密计划准备的情况下进行。

8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决定：1．一般复员计划，由各机关分别拟订；2．收复区紧急措施办法，由中央党部、行政院和军委会分别拟订；3．各单位派出人员赴南京接收；4．还都分三期进行⁽³⁴⁾。随后，行政院匆匆拟出《收复区各项紧急措施办法》，要点如下：1．地方治安，迅速恢复地方行政、警察机构；2．财政金融，分区设置财政金融特派员，供应钞券，恢复银行系统，举办紧急贷款，处理敌伪金融机构，接收敌伪财产；3．交通，接管敌伪陆海空交通线路，并照常运营；4．邮电通信，接管敌伪邮电通信机构，并照常运营；5．经济工矿，接收后迅速恢复业务，整理就绪后，根据处理原则，或发还原主，或由政府经营；6．军政，接收军用物资，处理后勤补给业务，担任俘虏管理；7．教育，接收教育文化机关，督饬整理恢复工作，各级学校照常上课；8．农林，接收农林渔牧机构；9．社会，安定沪、京、津、汉、穗五大都市工人，进行社会救济；10．粮食，供应收复地区军公民食；11．司法行政，恢复收复区司法行政机关；12．蒙藏，派员前往宣示中央德意，施放急赈；13．水利，接管水利机构；14．卫生，接收卫生医疗机构；15．善后救济，接运国外物资，设立输送难民机构；16．广播，接收广播事业⁽³⁵⁾。复员还都工作进行之中，人人归心似箭，但因交通工具的制约和指挥管理的混乱，复员工作进行困难。在一段时间里，许多单位在重庆和原迁出地均有工作班子，反而加重了经济的负担并降低了工作效率。12月中旬，行政院第一批复员还都人员陆续抵达南京，行政院例会开始在南京举行。

1946年2月21日，行政院发出《中央党政机关还都办法》，对各部会还都人员、运输及经费预算作出了具体规定，行政机关的复员工作加速进行。4月25日，行政院迁回南京办公，各部于28日开始在南京办公。4月30日，国民政府发出还都令，内称：“兹者国土重光，金瓯无缺，抗战之任虽繁，建国之责加重，政府爰定于本年五月五日凯旋南京，以慰众望。”该令同时称陪都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当永光史册，奕叶不灭”⁽³⁶⁾。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大典在南京隆重举行，因战争而流迁异地八年半的国民政府又回到了其发家之地。

二　对汉奸的处理

关于战后对汉奸的处理，侍从室最初拟订的意见提出：1．凡附逆之汉奸均应受特别审判，褫夺公权，其受有任务参加秘密工作者经审查确实准予另案办理；2．敌产逆产由政府组织特种委员会调查处理；3．伪军之处理方针当视其对国军协助与贡献之成绩，本宽大之旨分别处理之。结果奉批“如拟，但不可发表”。因为“为受降便利起见，未予发表。其后，共党倡乱，破坏道路，煽惑伪军，如是政府处理伪军之方针动摇，所有伪军均予收编，利用暂时维持地方秩序。伪军察知政府之处境，恬不知耻，向政府要挟需索”。唐纵以为“此事关系重大，苟我不予纠正，中央将蒙莫大之羞”⁽³⁷⁾。

国民党接收人员到达接收地区之后，因为需要利用原有敌伪政权机构和人员为其服务，因此对汉奸并无动作，结果造成大汉奸逍遥法外，中小汉奸摇身一变而为“地下工作者”，一些无辜者倒成了敲诈勒索的对象。据最早进入南京的陆总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回忆，“不断来见的伪官群丑，均口口声声说是奉有陈立夫或戴雨农（戴笠）两人的使命，负有中统、军统的特别任务为开场白，自命地下英雄，功在国家，口讲指画，神气活现”；“光复后的陷区，所谓地下工作人员，真像雨后春笋，一个连接一个从地下冒出来”。此种情况的出现，使冷欣也感到太不成话，他曾与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联名致电戴笠称，“各杂色部队以及地方痞棍，亦皆闻风而起，甚有假借名义强占民居，妄缴枪械，绑架勒索，无所不为！以致京沪一带城市，内外秩序，顿遭破坏，造成极度恐慌现象，舆论沸腾，闾里骚然！若不迅予遏制，后患殊堪忧虑”⁽³⁸⁾。

陆军总部到南京后，先发出电令，对于南京伪政权简任职以上之官吏，“应查明其行踪”，“饬觅具妥保，随传随到，听候依法处理”；对于各地之汉奸，“应先行调查，予以监视，听候中央命令处理”⁽³⁹⁾。但对于汉奸问题，蒋介石自有其考虑，他在给何应钦的指示中，要求“逮捕汉奸消息及逮捕条例，概勿发表，必须由本委员长批准后，方得正式公布”。同时他命令：“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副局长（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作者注）负责主持，另派有关人员会同检查办理，以归统一，而免纷歧。”⁽⁴⁰⁾军统局随后成立肃奸委员会为处理汉奸最高机关，并在全国设立了二十五处肃奸分会。但在审判汉奸问题上，国民党的动作迟缓，大大不利于其政治形象。直到接收告一段落，并且各方对汉奸问题有了强烈反应之后，国民党才开始逮捕和审判汉奸的法律程序。

最早被捕的大汉奸是伪广东省长褚民谊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9月9日在广州被捕。9月26日，何应钦下令各战区对伪政权武官少将以上、文官荐任以上之正副主官，目前尚未自新自效者，以及职位虽低但罪行重大者，一律拘捕，听候中央处置。自此，南京汪伪政权汉奸梅思平、李圣五、郑大章、项致庄、温宗尧、梁鸿志等陆续落网。30日，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一行五人由戴笠陪同飞赴重庆，听候处置。10月3日，陈公博等人自日本被押解至南京。12月5日至8日，军统局在北平和天津统一行动，缉捕了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齐燮元、殷汝耕、周作人等华北大汉奸（次年5月，其中一部分人被解至南京受审）。据统计，经军统逮捕的汉奸总数为4692名⁽⁴¹⁾。伪满汉奸和战犯，以溥仪为首，陆续被苏军逮捕后押往苏联关押⁽⁴²⁾。

1945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规定下列汉奸应厉行检举：曾任伪组织简任职以上公务员或荐任职机关首长，特务，文武公务员侵害他人经人告发者，曾任军政特务机关工作者，专科以上学校校长，金融实业机关首长，新闻出版宣传文化社会组织团体重要工作者；上列汉奸曾协助抗战工作或有利于人民之行为者，得减轻其刑；汉奸财产应予没收或发还被害人；汉奸案除被告任伪军职应受军事审判者外，均依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之规定，由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理之；汉奸于8月10日以后自首者，不适用减刑规定；各地军政机关对于审理汉奸案件应切实协助。12月6日，又公布了重行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规定有图谋反抗本国等十四项罪名的汉奸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预备或阴谋犯此等罪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对汉奸藏匿不报包庇纵容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汉奸案件应迅速审判并公开之；曾在伪组织担任职务未依本条例判罪者，仍应在一定年限内不得为公职候选人或任用为公务员⁽⁴³⁾。

经过一番法律程序，1946年3月，对大汉奸的审判开始进行。18日，汪伪头号汉奸陈公博以叛国罪被起诉，起诉书列举其十大罪状为：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搜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场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而陈公博对这十条罪状矢口否认，强调他是为了“保存国家、人民元气和日本苦斗”，“铺好一条统一之路，等蒋先生容易统一”，并表白自己“防共”之功。与其说这种论调是汉奸的无耻，不如说是求生的本能。然而，众目睽睽之下，罪状铁证如山，赖是赖不掉的，何况汉奸声名已臭，对于当政者也失去了利用价值，自然难逃一死。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在判决书中驳斥了陈公博为自己的辩护，指其“一再破坏抗战国策，助长日寇侵略，将使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地，实属昧于大义，甘作罪魁，于法无可钤全，自应处以极刑，以昭炯戒”。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⁴⁴⁾。此判决足以为一切背叛民族利益、通敌谋叛汉奸的警戒。

5月21日，汪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被枪决，这是大汉奸伏法的第一人。6月3日，陈公博在苏州被执行死刑。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的重要汉奸还有：伪参谋总长胡毓坤（1946年6月24日，执行时间，下同），伪海军部长凌霄（6月24日），伪湖北省长杨揆一（6月24日），伪外交部长褚民谊（8月23日），伪内政部长梅思平（9月14日），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10月8日），伪立法院长梁鸿志（11月9日），伪华北治安督办齐燮元（12月18日），伪浙江省长傅式说（1947年6月19日），伪陆军部长叶蓬（9月18日），伪冀东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12月1日），伪安国军司令、国际女谍金璧辉（即川岛芳子，1948年3月25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9月10日）。据不完全统计，被判死刑并执行的曾任伪政权部长、省长以上职的特任级汉奸不到二十人⁽⁴⁵⁾。其他大汉奸被判刑者有：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伪司法院长温宗尧、伪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伪安徽省长罗君强、伪米粮统制委员会主任袁履登均为无期徒刑，伪华北教育督办周作人十四年徒刑。此外，1945年8月17日，汪伪考试院院长陈群自杀。12月25日，原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被捕后病死。总体而言，被判刑的汉奸中，政务官员多于军事将领，北洋和汪派余党多于原国民党中央官员，手握军权的伪军头目大多逃脱了审判。

汉奸审判虽在进行，但大汉奸周佛海、丁默邨等人一直在戴笠的庇护下，安居重庆，舆论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周“和日本勾结最深，卖国是最彻底的。在汪记傀儡班中，周逆罪实在陈逆公博之上”；而丁所主持“七十六号”之特务机关，“不知多少在地下工作的忠贞爱国分子，死在此人的手里”；“若巨奸不早伏法，多年锻炼培植起来的民族气节，恐不免有所耗伤”⁽⁴⁶⁾。在各界要求下，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1946年9月25日，周、丁等人由重庆解往南京。10月7日，周佛海在南京被起诉⁽⁴⁷⁾。与陈公博不同的是，周佛海与蒋介石关系较深，投敌后又较早与军统拉上关系，在抗战胜利初期为国民党顺利接收京沪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还在审判期内，即不断有各方面党政要员为其说项，甚至陆军总司令部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亦专函说明周之“功绩”。11月7日，首都高等法院以与陈公博相同之罪名判周佛海死刑，并驳其“纵树微功，难掩巨过；偶施小惠，莫蔽大辜。权衡轻重，量刑未便从宽，自应处以极刑，并褫夺公权终身，以伸国法尊严而正人民视听”。周被判决后，各方说项者纷至沓来，然法院方面不改初衷，1947年1月20日，最高法院复判周“实属法无可恕。虽事后稍树微功，仍不足以蔽其过，乃处以极刑，于法并无不合”⁽⁴⁸⁾。此判决作出后，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亲自致函蒋介石，称周“在京沪杭一带暗中布置军事颇为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尽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顺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经过一番周折，蒋介石最终批示，“该犯似可免于一死”⁽⁴⁹⁾。2月26日，国民政府发令，以周佛海“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⁵⁰⁾。周佛海总算逃脱了死刑判决，1948年2月28日，病死南京狱中。丁默邨则没有周佛海这么“幸运”。1947年2月8日，丁被判处死刑。5月1日，最高法院复判，认其自首在被通缉之后，协助受降则在胜利之后，“虽不无微功，究不能掩其罪恶之万一，因此不予轻减”⁽⁵¹⁾。虽然各方为其说项者亦颇具地位与声势，但如果继周佛海后对其再予减刑，则当局承担的舆论压力必更大，因此丁之减刑未成事实，7月5日被执行死刑。

1946年底为告发汉奸的截止日期，据司法行政部统计，截至1947年10月，各地汉奸案件经检查办结45，679件，起诉30，185人，不起诉20，055人，其他13，323人。审判办结25，155案内，科刑的14，932人，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罚金14人，无罪5822人，其他10，654人⁽⁵²⁾。

关于伪军的问题，国民党的处理更为宽大。何应钦最初指示：如各地投诚伪军已由军委会委派新职者，暂由各战区指挥；各地伪军曾由我策反人员接洽投诚，或现在接洽尚未经军委会委派者，由各战区先行准其投诚，以待日后处理编遣；凡各地伪军抗不投诚者，由各战区分别切实剿办⁽⁵³⁾。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需要利用伪军控制局势，而伪军出于未来出路考虑也愿意投靠国民党，因此伪军多为国民党所用⁽⁵⁴⁾。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军陆续运至收复区，而利用伪军易遭社会的反对，因此国民党对伪军的政策转向以编遣为主。但各地对伪军的处理因情况不同而未尽一致，大体在北方者，因其对协助国民党稳定统治有作用而多以原编制保留；在南方者，因为国民党的统治较为稳固，伪军部队编制被遣散，而以士兵拨补各部队。如在北方的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第四方面军张岚峰部、第六方面军孙殿英部、徐州绥署郝鹏举部均被大体按原编制保留下来，投入反共战争第一线，而庞炳勋的伪军被拨给各部队。在南方的伪第一方面军任援道部、蚌埠绥署林柏生部、杭州绥署项致庄部、武汉绥署叶蓬部、九江绥署黄自强部、广州绥署陈春圃部，则被解散，将士兵拨补各部队。据林蔚向政协的报告，对伪军以全部编遣为基本原则，至于官佐则按甘心附逆、投机两可、被迫胁从、奉派策反四种方式处理。至1945年底，全国伪军（除东北外）五十一个单位60万人，长江以南的20万人已编遣完毕，长江以北尚有20万人未能编遣，将于1946年上半年完成⁽⁵⁵⁾。

三　对日处理

关于战后对日本的处理，蒋介石采取了宽容态度。8月15日，蒋介石在为日本投降发表的广播演讲中提出：“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⁵⁶⁾这就是被称之为“以德报怨”的战后中国对日政策，在战后对日处理问题上，国民政府基本实行了这个政策。应该说，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残暴政策相比，作为一个战胜国的中国战后对日政策，确实相当宽容与宽厚。蒋介石之所以这样作，表面上的理由虽然冠冕堂皇，显示胜利者的“与人为善”和“仁义之师”，实际的目的一则是企图尽可能平稳地处理日本投降问题，以免干扰他对战后中国其他更紧迫问题尤其是国共关系问题的处理；二则是希望在接收问题上得到日本的合作，成为减少接收阻力的策略和手段，不使其因别种原因而投向中共方面；三则蒋已体会到美国对日态度因国际局势的变化而与对德态度不同，因而在此问题上与他最希望得到支持的美国保持一致。

为了体现“以德报怨”政策，当时对于在华已经放下武器的日本军队，不称战俘而称徒手官兵，并保持了原有的部队指挥体系，集中于各地设立的集中营内，由各战区设立的战俘管理处集中监视、教育、管理，等待遣返。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秉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之一切善后事宜”⁽⁵⁷⁾。各战区的日军司令部相应改称该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使日军得以基本以原编制生活在集中营内。在这些集中营里，除了少数执勤人员外，不得携带任何武器，非经允许不得外出，如有逃亡者应予追捕法办；接受中方的教育，清算军国主义毒害，灌输民主和平意识，并从事一定的体力劳动，主要是修复交通通讯设施和战时被毁工程⁽⁵⁸⁾。对于中国境内的日本侨民，陆军总司令部先后发布了《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日本在中国私人产业暂行处理办法》、《中国境内日籍员工暂行征用通则》，规定：“凡散处于中国境内（东三省在外）之各地日侨，应均由各该地区中国陆军受降主官指定区域集中，交由当地省市政府管理”；日侨产业以公司会社形式经营者、战争中以强力占有者、中国法律所禁止者应由政府接收；个人小本产业登记封存；个人财产，除生活必需品外，每人准带法币5000元，其余款项存入中国政府银行作为将来赔款之一部；对于各事业部门中事业不能中断技能无人接替者、技术为我国缺乏者、需征用为业务上之清理者，可以征用日籍员工，发给生活费⁽⁵⁹⁾。

1945年10月25日至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举行第一次遣返日俘日侨会议，制定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决定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北部）日俘日侨的遣返由中国政府负责，日俘日侨的运输自内地至集中地由中方承担，自集中地至日本由美国第七舰队和日本航运管理处提供运输船只，运输规模为每月15万人⁽⁶⁰⁾。1946年1月5日，中美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遣返会议。2月6日，在东京召开了中国战区遣送会议，确认了中美双方先前的安排。军调部成立后，在遣返华北日俘日侨方面被赋予了特别的使命，它们可以根据情况，安排运输及登船次序，保证被遣返者沿途的物品供应⁽⁶¹⁾。

日本军队和侨民遣返回国的工作自1945年11月起运，至1946年4月20日，在华日本官兵共124万人，已遣返78万人；侨民78万人，已遣返66万人。官兵和侨民还余58万人等待遣返⁽⁶²⁾。据中国战区美军总部的统计，越南北部的遣返于4月21日完成，台湾于4月23日完成，华南于4月25日完成，华中于7月11日完成，华北于8月11日完成。东北的遣返由于苏联因素，在由谁负责问题上经过一段不明确时期后，直到4月下旬才明确，除旅大地区外，仍由中国政府负责遣返，此后开始由美国负责自葫芦岛起运。到1946年底大规模遣返完成时，自中国遣返的日俘日侨总数达到近300万人，具体统计如下⁽⁶³⁾：

地区 | 军人 | 平民 | 总计
华北华中华南 | 1，036，922 | 462，475 | 1，499，397
台湾 | 154，634 | 318，682 | 473，316
东北 | 41，688 | 969，149 | 1，010，837
总计 | 1，233，244 | 1，750，306 | 2，983，550

对于日本在中国犯下战争罪行的罪犯，1945年11月6日，由军政部、军令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等机关合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负责日本战犯处理工作，职权为决定审判战犯政策，调查、逮捕及引渡战犯，监督军事法庭的审判。后由国防部主持，部长兼主任委员（1947年1月，改由次长秦德纯任主任委员）。次年2月，军事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战争罪犯审判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战争罪犯处理办法》，对日本战犯的检举、逮捕、审判、行刑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同盟国在东京组织了对日本犯有重大战争罪行的甲级战犯的审判，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只限于在中国战场犯下罪行的乙、丙级战犯，而且由于大量日本战俘遣返工作需要进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迟至遣返基本完成后，1946年10月才开始进行（此前各地已有部分审判在进行，但级别较低）。

因为蒋介石已有对日“以德报怨”政策，因此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亦较为宽大。1946年10月25日，战犯处理委员会举行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决定“对日应高瞻远瞩，处理战犯宜从大处着眼，不必计较小节，并迅速结束战犯处理业务”。在此原则下，会议决定：1．对日本普通战犯之处理，应以宽大迅速为主眼。已拘战犯，限于本年底审理，若无重大罪证者，予以不起诉处分，释放遣送返日；业经判刑之战犯，移交日本内地执行（后因盟军总部持异议，改在上海战犯监狱服刑）；其余战犯案件审查应于1947年6月底结束；2．日本战犯案件，送经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审查通过者，应即行逮捕，其已回日本者，应与盟军总部接洽引渡之；3．与南京及其他各地之大屠杀案有关之重要战犯应从严处理；4．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之战犯，其与我国有关者暂不要求引渡；5．对于此次受降，日军负责执行命令之尽职人员而有战罪者之处理，俟东京战犯审判告一段落后再行决定；6．战争嫌疑犯中无罪证者，应尽速遣送回国⁽⁶⁴⁾。根据这个政策，对日本战犯的检举于1947年10月15日停止，当年底审判基本结束，各地军事法庭撤销，1948年7月，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解散，1949年4月，国防部军事法庭结束。

日本战犯的拘押和审理，由国防部（国防部成立前，为陆军总部）在全国成立十处战犯拘留所及军事法庭进行，其中最重要者是设于南京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6年2月15日成立），庭长石美瑜（兼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这些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各军事法庭日本战犯审理情况表（1947年12月25日）⁽⁶⁵⁾

在日本战犯审判中，最引起国人关注的，是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日本战犯的审判。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者、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于1946年2月2日在东京被捕，同年8月被引渡回中国，在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在检察官的讯问中，谷寿夫矢口否认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甚至说他根本未听说有屠杀的事发生，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在报纸上得知此事。然而谷寿夫的抵赖掩盖不了血的事实，在大量有力的人证物证面前，谷寿夫不得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是他又将责任推到其他部队身上，辩称“我师团于入城后未几，即行调转，故无任何关系”，并一再上书陈诚、白崇禧等人，要求“宽延公审”⁽⁶⁶⁾。然而历史不容抹杀，身历亲睹南京大屠杀惨祸而得以幸存的中外人士数百人为审判提供了证词。1947年2月6日到8日，国防部军事法庭在南京励志社对谷寿夫进行公开审判，中外人士八十余人出庭作证，庭审长桌上放有刚刚掘出的被害人头颅，无声地控诉着当年日军的暴行。3月10日，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指称谷寿夫以“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夫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不仅为人类文明之重大污点，即揆其心术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应予科处极刑，以昭炯戒”；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⁶⁷⁾。谷寿夫申请复审被驳回。4月26日上午，谷寿夫在南京被绑赴雨花台刑场，就在他当年指挥部下屠杀之地，被执行死刑。是日，南京市民万人空巷，争睹谷寿夫的最终下场。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次屠杀我同胞数百人的第六师团中队长田中军吉、以杀人比赛闻名的第十六师团小队长向井敏明、副官野田毅，亦于1947年11月自日本被引渡回中国受审。1948年1月28日，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三人因“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死刑。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经东京同盟国军事法庭审判，认定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他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1948年11月12日，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据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梅汝璈法官回忆，“松井石根在两年多的受审过程中一直装出一副懊丧、忏悔的可怜相。在最后一庭，宣布对他判处绞死刑时，他吓得面无人色，魂不附体，两足瘫软，不能自支，后由两名壮健宪兵用力挟持，始得迤步走出法庭”。其当年的不可一世荡然无存。12月22日，松井石根在东京被执行死刑⁽⁶⁸⁾。杀人者终必覆灭，松井石根、谷寿夫等人的下场，体现了人类正义道德的胜利，终使我南京被害数十万同胞地下冤魂得以稍慰于万一。正如梅汝璈法官所言：“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⁶⁹⁾

据不完全统计，被判死刑的日本战犯还有：前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前任第二十三军司令官、攻占香港纵兵屠杀的指挥者酒井隆（1946年9月13日执行），后任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广东多次大屠杀的责任者田中久一（1947年3月27日执行），第一三〇师团师团长、广东多次大屠杀的责任者近藤新八（1947年11月21日执行）；被判无期徒刑的有，前日本驻华武官高桥坦、前日本驻香港总督矶谷廉介以及若干名日军师团长。此外，前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于1946年4月1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自杀身亡，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于11月28日死于战犯医院。如果与其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相比较，日本战犯判死刑者并不多，而且高层级者偏少，量刑也偏轻，军及军以上方面大员多未追究或判刑较轻，这与当时的整个国内外形势是分不开的⁽⁷⁰⁾。

在多数日本战犯处理告一段落后，还剩下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运引人关注。冈村被认为是“中国战区天字第一号战犯，就是不要审问，也可以判处极刑”，“对中国，对中国人民，碎骨粉身不足以偿其罪”⁽⁷¹⁾。但由于他在接收中的合作态度，国民党自始就有对其网开一面的考虑。据冈村自记，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均向蒋介石建议，因为其“在战争结束后功绩显著，应予宽大处理，如此对将来中日关系亦属有利”。但蒋“要考虑政治方面的策略”，对他们的建议“默不作声”。由于既担心释放冈村带来的政治麻烦，又担心交付审判而无法从宽处理，因此国民党对他既不监禁亦不释放，而是令他住在南京，养尊处优，对外则称尚需其协助处理遣返未了事宜。国防部长白崇禧托人转告冈村，“根据国际情况，以暂不归国为安全。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⁷²⁾。迫于舆论的压力，1948年8月23日，国防部军事法庭在上海开庭，对冈村宁次进行“走走形式”的审判。审判只进行了一次即以冈村患病为由休庭。1949年1月26日，法庭重新开庭，认定冈村宁次于1944年11月26日出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因此日军在中国的历次大屠杀“均系发生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罪相绳”。因此，法庭判冈村“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⁷³⁾。1月30日，冈村和上海战犯监狱全部在押战犯被送往日本⁽⁷⁴⁾。

第二节　边疆问题

一　台湾的光复

台湾自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而割让给日本后，离开祖国怀抱五十年，由于抗战的胜利而重回祖国大家庭，可谓中国抗战胜利的一大盛事。

鉴于台湾已在日本统治下历五十年之久，情况特殊，还在1944年4月17日，国民党中央设计局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由陈仪任主任委员，台籍知名人士黄朝琴、连震东、游弥坚等任委员，负责根据台湾的具体情况，拟定战后台湾接收计划。1945年3月，该会拟出《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该计划提出，接管后之省政府，应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赋予较大之权力，此即为日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制度的来源。该计划并对台湾接收后内政、外交、军事、财政、金融等各方面应采取的措施作了原则规定⁽⁷⁵⁾。应该说，国民党对台湾的接收准备工作，要比对其他地区的接收准备更为充分。

日本宣布投降后，接收台湾计划进入实施阶段。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特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其后又任命他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9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隶属于行政院，依据法令综理台湾全省政务；行政长官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署令，并得制定台湾单行条例及规程；行政长官得受中央委托办理中央行政，对于在台湾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⁷⁶⁾。这实际上意味着，台湾省行政长官的权力要大于一般省主席，再加上陈仪还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实际上台湾的军政权力高度集中于陈仪之手。这种对台湾的特殊化政策，虽然有助于台湾的顺利接收，然而在一般台湾人民的观感上，与日本总督制度无甚差别，而且埋下了陈仪在台湾独断，引起台湾人民不满的种因。

9月14日，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先期抵台视察，10月5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率前进指挥所到达台北。自17日开始，国民政府第七十军和六十二军先后在台湾基隆和高雄等地登陆。25日，台湾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市中山堂隆重举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警总参谋长柯远芬等出席仪式，陈仪接受了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证书，然后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台湾，这块中国的神圣领土，历经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受尽了屈辱与苦难之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日本投降仪式举行当天，“台北四十余万市民，庆祝此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之日，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⁷⁷⁾。

陈仪甫抵台湾即表示：不是为做官，而是为做事；对台湾的建设抱有信心，决心修明政治，铲除贪污和一切弊政；要求台湾同胞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台湾⁽⁷⁸⁾。对于经济政策，陈仪要求，“首先须注意提高人民生活的欲望与水准，对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公营事业，“除有特殊情形者外，须以商业化为原则”。政治方面，三年内完成县市自治⁽⁷⁹⁾。具体作法是公地放租，发展公营事业（分类实行资源委员会经营、国省合营、省营），实行统制贸易，维持专卖制度，继续使用台币等。鉴于大陆当时的政治经济现实，陈仪有心在台湾作出成绩，使台湾成为一片“干净土”，成为“实行三民主义的实验室育种场”⁽⁸⁰⁾。

陈仪认为，“要实行国父建国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计划经济”，因此“要以计划经济的方法建设新台湾”，具体作法则是在台湾实行以公营事业为主的经济体制⁽⁸¹⁾。这一体制将生产、贸易、金融、运输四位合为一体，工农商业囊括无遗，使台湾经济的90％处于长官公署的控制下。陈仪实行的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当属专卖和贸易制度。专卖局“其特点在以生产销售置于政府统一机构之下”，专卖物品为樟脑、酒、烟草、火柴和度量衡器五种；贸易局“专办重要物资进出口及其配销业务，并兼理有关行政”；专卖制度和台湾公营事业的收入，占到台湾年预算收入的66％以上，其中仅专卖一项即占收入的三分之一，为台湾省政府的最大财源⁽⁸²⁾。对于实行专卖与统制贸易，他认为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使台湾的重要进出口物资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纵，牟取暴利；二是要把贸易所获的盈余，全部投到经济建设上来⁽⁸³⁾。然而这样的制度最为台湾人民所不满，“以工商企业之统制，使台湾拥有巨资之工商企业家不能获取发展余地；因贸易局之统制，使台湾一般商人均受极端之约束；因专卖局之统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无法生存”⁽⁸⁴⁾。大商人大企业家的不满，影响到当局的施政效用；而中小商贩的不满更容易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影响到当局的社会形象。专卖制度终于成为“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陈仪在台湾实行的经济政策，大体维持了台湾经济的正常运转，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出现大陆所有的恶性通货膨胀现象。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原准备在台湾发行地方流通券，并规定了具体办法，但陈仪“到台后体察实际情形，深觉发行必须由台湾银行办理，方能适应机宜，控制物价，安定人心。要之，中央银行此刻决不宜来台设行发行，致与台湾银行发生竞争，使弟无法控制，以致通货膨胀，币制混乱，物价高涨，人心动摇，皆属必然。近日上海物价激涨可为殷鉴”⁽⁸⁵⁾。他建议货币金融暂维现状，中央银行暂不入台，台湾货币由台湾银行继续发行，或由中央银行委托台湾银行发行，得到宋子文的首肯。陈仪公开表示，继续使用台币是因为“内地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如果法币流入台湾，势将造成和内地同样的结果，为避免这种威胁起见，所以本省暂准台币继续流通，并以台湾银行续为金融机关的中心”⁽⁸⁶⁾。这一措施对于避免台湾受到法币币值急剧下跌、从而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由于陈仪的调控，台币对法币的汇率一直在缓慢上升，从1946年5月的1:25涨到1947年5月的1:44，上升了76％。然而在生产没有全面恢复的情况下，台湾光复初期的诸多花费，大多只能靠发行货币解决，台币发行在接收时为16.5亿元，到1947年3月已经达到67.5亿元，增加三倍以上，从而也导致通货膨胀。据1947年3月的数字，台北物价指数为战前的271倍，物价上涨幅度虽仍远逊于大陆，但相对于过去已经使台湾人民大为不满，尤其是台湾本为产米区，然米价居然一年之内暴涨二十倍以上，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基本生活⁽⁸⁷⁾。

台湾长期处于日本统治下，陈仪到任后，认为“法令与人事，如果变动过甚，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乱”，因而宣布台湾过去的法令暂时继续有效，日本在台官吏暂时留用，以稳定台湾的形势⁽⁸⁸⁾。然这与中国战胜日本的大环境不甚适合，尤其是在日本人大部遣返后，陈仪对起用台湾人士参政问题仍注意不够，从而与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人士亟愿摆脱过去的殖民地地位而参政议政的热情形成反差，使他们心怀不满。其实，对于任用当地人出任公职事，陈仪不是完全没有考虑。他曾发出通令，要求在两年内完成全省荐任委任人员的审查、训练工作，其中对于县市政府科长、中学校长、工厂厂长、公司协理等岗位，将法定名额的四分之一征选本省人才，但同时需培训半年，学习三民主义、国语国文及主管法令⁽⁸⁹⁾。但在实际操作中，格于种种原因，本省人出任公职的情况仍不够理想。据1946年底的统计，台湾全省行政机关、公营事业机关和公立学校共有职员54，617人，其中本省人39，711人（72.7％），外省人13，972人（25.6％），外国人934人（1.7％），但在这些人中，来自外省的国民党接收人员占据了荐任职以上的绝大部分重要岗位⁽⁹⁰⁾，而且这些官吏中不少人“或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藉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予台胞以深切之反感”⁽⁹¹⁾。陈仪自己虽自奉廉洁，但不知约束下属，一样为人民不满。

陈仪主政台湾，有自己的理想，也不乏成功之处，然其以统制和垄断为主导的施政措施，使一般台湾人民感觉与日据时期变化不大，而军政当局借此体制与民争利，以至贪赃枉法之处，更增人民反感。以陈仪严峻固执的个性，又不能正视这些已经积累下的社会矛盾，台湾形势便日渐紧张。“二二八”事件发生当天，《文汇报》记者从台北发回报道称：“假使再不设法对台湾的整个行政设施作通盘的改变检讨，这种积压在台湾民众心里深沉的恨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到那时会弄得整个局面难以收拾。”⁽⁹²⁾国民党中央政府，当时忙于应付大陆一系列燃眉之急的问题，对于台湾也无暇顾及，种种主客观因素，终于导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

“二二八”事件起因于缉私行动。台湾光复后，由于经济一时尚未完全恢复，失业率增高，不少失业人员以做点小商小贩的生意维持生活。他们走街串巷的贩卖举动与省当局的专卖政策不合，屡查屡犯，已经埋下了冲突的种子，“二二八”事件由缉私而起不是偶然的。1947年2月27日晚，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南京西路查获女私贩林江迈的货物时，与之发生冲突，引起围观民众的不满与围攻，查缉员情急之下开枪示警，击中围观市民陈文溪（次日身亡），更激起民众义愤，群起追至警察局，要求惩办凶手，因未得满意答复，次日，台北全市罢工罢市，向长官公署请愿解决，结果又在公署外发生冲突，士兵开枪，打死数人。当天，警总宣布戒严，军警与民众发生大规模冲突，死伤人数大增⁽⁹³⁾。至此，事态由一桩孤立事件而迅速扩大，由经济而政治，由自发而有组织，终至不可收拾之地步。

台北事件消息很快传到台湾全省，各地均出现对当局的抗议行动，各级政权机关几近于瘫痪，台中、嘉义、高雄等地且有民众武装与驻军发生激烈战斗，酿成较大伤亡。显然，此一波及全省事件的发生，不是出于个别人所为，而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行动，是台湾人民对于光复一年多以来政府施政措施不满的总爆发。

3月2日，台北“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立，其后，以台北处委会为中心，各地均成立处委会。处委会组织大纲声明，“以团结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处理‘二二八’事件为宗旨”，成员由台湾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省市县参议员、人民团体和学校代表组成，下设常务委员会和各局组，俨然有政权机关的规模⁽⁹⁴⁾。这样，一方面是台北局势渐趋平静，秩序得以恢复，另一方面是全省范围内处委会的成立，形成从上至下与官府对立的另外一套政治架构，从而孕育了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

3月5日，台北处理委员会提出《政治根本改革草案》，主要内容为：1．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及各处长，半数以本省人充任；2．公营事业由本省人经营；3．即刻实施各县市长民选；4．撤销专卖制度；5．取消贸易局及宣传委员会。此后，这样的要求内容不断增加，至7日已扩大为四十二条，主要内容仍集中在和平解决此次事件，取消政治经济上的统制措施，实行地方自治，保证人民自由⁽⁹⁵⁾。台北处理委员会在6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声明：“我们的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外省同胞来参加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以使台湾的政治明朗，早日达到目的，希望关心国家的各省同胞，踊跃参加，和我们握手，举着同样的步骤，争取这次斗争的胜利！”8日，又对全省民众发表声明，认为“改革省政要求，已初步达成，本会今后任务，厥在恢复秩序，安定民生，愿我全省同胞速回原位，努力工作”⁽⁹⁶⁾。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难免出现一些偏激的口号或行动，台湾事件也不例外，诸如某些对外省人的过分行为和对台湾自治地位的过分要求，这在当时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就实质而言，此次事件还是因为对国民党统治的无能和腐败的不满，对于台湾光复后省当局实行的高度统制政策不满而引起的。

由于新闻封锁，对于台湾“二二八”事件，大陆人民并不完全了解其真像，一般舆论都希望此事得到妥善的解决。《大公报》社评认为：“台胞这次剧烈举动，也不是绝对无可疵议的。……此次激发民变，责在政府，故在基本观点上，我们寄予同情。问题只是，感情的野马，应该勒回一点。看在同胞面上，也为了不使台湾地方糜烂，最好能回复正常理智，停止冲突，谋取和平解决的途径。”⁽⁹⁷⁾在大陆的台胞亦要求废除行政长官制度及其特殊权力，允许台湾地方自治，实行省县长民选，取消专卖及统制贸易，惩办陈仪，抚恤伤亡等⁽⁹⁸⁾。

“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台湾最高负责长官陈仪当然有其责任，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政策有错误，而只认为是手下人没把事办好。面对各地民众上街的现实，仍固执认为是“完全由于少数乱徒希图谋叛，决不是民众要求改良政治与改变专卖贸易等经济制度的运动”，将之归因于“奸党、日本御用绅士、海南岛、南洋、东北各地遣回之台籍日兵、热中之野心家勾结流氓地痞及少数私立学校之学生合串之叛乱行为”⁽⁹⁹⁾。当事件初起时，陈仪还企图以缓和方式解决，以免影响自己的地位，因此“无事不宽，有求必允”。3月1日，在台籍知名人士向其要求妥善处理事件时，陈仪同意：将有关查缉员交司法审判，死伤者予以抚恤，解除戒严，被捕者交保释放，由民意机构与长官公署合组处理委员会，处理整个事件。6日又同意：长官公署向中央请示改为省政府，成员尽量登用本省人；县市长定期民选，未选前不称职者可免职，由当地民意机关选出候选人三人，由长官圈定一人；省市县政府改组调整后，决定有关行政改革事宜⁽¹⁰⁰⁾。事发时台湾的正规军很少，总计不过特种部队四个营的兵力，显然不足以应付如此大规模事件，恐也是陈仪采取缓和态度的原因之一。他曾告友人：“此次处理事变最感困难者，实缘兵力太薄，奸匪敢于暴发者，亦由于我之兵力太薄，稍缓时日，当能彻底肃清。”⁽¹⁰¹⁾

台湾“二二八”事件给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又出了一道难题。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如果国民党当局妥为因应，未始不可以和平解决，并为台湾的民主发展开辟一条新路径。但是台湾事件甫经发生，国民党中央在省方报告的影响下，很快认定其为“暴民暴动”，尤其是省方认为“当以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民主同盟分子为此次事件策动之要角”，“证之二十年来奸党之避重就轻，声东击西之阴谋，实无容疑义”，更使国民党中央神经紧张⁽¹⁰²⁾。此时，上海金融风潮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引起社会震撼，国共关系正告彻底破裂，国民党军队又在山东战场失利，因此国民党不能容忍其后方再出现不稳。处理委员会提出的台湾改革方案，不过是国民党镇压的借口，“二二八”事件终于由于国民党的过度反应而出现了最后悲剧性的结局。

台湾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最初指示政治上尽量退让，但如“暴徒”干预军事，即以“军力平息叛乱”⁽¹⁰³⁾，显示其基本处理方针是以军力维持台湾的稳定。3月7日，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飞抵南京，带来陈仪报告，强调“奸党”在事件中的作用，要求加派部队至台。陈仪并于当天电蒋，告以“如无强大武力镇压制裁，事变之演变，未可逆料”⁽¹⁰⁴⁾。其时，处委会提出取消警总要求，触及国民党对台统治的根本，蒋即于次日电告陈仪，台湾局势“无时不念，李主委已晤见，现正研究处理方案，兹已派海军军舰两艘来基隆，约九十两日分期到达，二十一师两团定明日由沪出发，刘师长明日飞台面详一切”⁽¹⁰⁵⁾。可知蒋已决定武力镇压方案。当日，国务会议决定对台湾事件的处理办法为：政府应派大员前往台省宣慰；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应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组为台湾省政府；改组时应尽量容纳当地优秀人士。9日，蒋介石在中枢纪念周发表演讲，声称：“希台省同胞深明大义，严守纪律，勿为奸党所利用，勿为日人所窃笑，冥行盲动，害国自害，切望明顺逆，辨利害，彻底觉悟，自动的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俾台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乐业，以完成新台湾之建设。”⁽¹⁰⁶⁾

3月9日，第二十一师在基隆登陆，由于有军队为后盾，长官公署重新宣布戒严，次日下令解散各地处理委员会及一切“非法组织”，搜捕参加事件的重要人员。随着军队陆续到位，省府在全台“进行清查户口，办理连保，彻底肃奸”，局势重新得到控制⁽¹⁰⁷⁾。虽然蒋介石有令“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对参与事变人员从宽免究⁽¹⁰⁸⁾。但是在实际行动时，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完全做到。国民党以镇压换得了台湾局势的暂时平静，但同时也给台湾社会留下了一时难以弥合的深重创伤⁽¹⁰⁹⁾。

事件基本平息后，3月14日，蒋介石致电陈仪，提出处理原则，并于17日以广播讲话形式公诸于众：一，地方政治常态应立即恢复，其办法要点如下：1．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府；2．台湾警备总司令以不由省政府主席兼任为原则；3．省府委员及厅局处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士；4．台湾各县市长提前民选；5．县市长民选前，省府依法任用，并尽量登用本省人士；6．政府或事业机关职员，无论本省外省，待遇一律同等；7．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应尽量缩小；8．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现行之政治经济制度及政策，其有与国民政府颁行之法令相抵触者，应予分别修正或废止。二，台省各级“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临时类似之组织，应即自行宣告结束。三，地方政治常态应即恢复，其参与此次事变之有关人员除共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¹¹⁰⁾。3月17日至4月2日，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与冷欣、蒋经国等奉派赴台湾宣慰。他们提出的处理意见为：1．台湾改行省政府制度后，各厅处多设副职，多用台湾人士；2．轻工业尽量开放台人民营，公地尽量放租，缩小专卖范围，撤销专卖局和贸易局；3．各级政府官员尽先选用台省人士；4．澄清吏制，杜绝贪污，专设监察使署⁽¹¹¹⁾。从国民党提出的善后方案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台湾人民的要求，尤其是认为长官公署制度和统制经济制度有改变必要，可见国民党也已认识到台湾事件的起因与其对台政策失当相关。

3月22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刘文岛等五十五人提出的《请即将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撤职查办并迅速实施善后办法案》。4月22日，行政院会议决定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任命魏道明为省主席，陈仪成了国民党收拾台湾人心的替罪羊。魏道明上任后，台湾省政府十五名委员中，台籍占七人，在省政府内，台籍人士还担任了一位厅长，三位副厅长和二位处长。警备总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专卖局改为烟酒公卖局，贸易局改为物资调节委员会，撤销新闻电信图书检查。5月16日，台湾解除戒严，表示“二二八”事件造成的非常时期暂告结束。

二　昆明事变

云南自北洋时代唐继尧当政时开始，便对中央政府形成半独立状态，国民党掌握中央政权后，虽然致力于统一全国，但对于地处偏远的云南暂时心有余而力不足，1927年上台的龙云在省主席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八年，成了称雄一时的“云南王”。这种情况自抗战起开始发生变化。因为大量抗战物资自滇越路输入和中国参加同盟国阵营出兵缅甸，云南从后方变成了前线，国民党中央系部队源源不断开入云南，到1945年已有将近十个军驻在云南，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先后设于云南，这本身就为蒋介石解决云南半独立的问题准备了强有力的条件。随着中央系势力伸入云南，原本尚不明显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在发展，而当龙云感到其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对于西南联大教职员和学生以及民盟在昆明的民主运动采取了某种放任态度，以此作为对国民党中央的抗衡力量，使昆明有了“民主堡垒”的声誉，更引起蒋的忌恨⁽¹¹²⁾。这种矛盾最后发展到蒋介石下决心以强力解决云南问题，抗战胜利后的局势为蒋的决断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蒋介石处理云南问题，系其“个人独运匠心，外人鲜有知者”，一切均是在极为秘密的准备中开始的⁽¹¹³⁾。1945年4月，蒋召见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告诉他为了统一云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拟调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闲职，但龙可能不服从命令，要他作好军事解决的准备，在调令下达同时，解除龙的全部武装。杜认为，龙云在昆明的部队不多，解决并不困难。蒋要他即刻准备，并再三叮嘱“要守秘密，要慎重”⁽¹¹⁴⁾。接着，蒋介石在7月间召见云南出身的李宗黄，谈及云南问题处理方案。他对李宗黄明确说：“志舟（龙云）行为特殊，连年阻挠抗战，我都念他的前功，曲予优容。可是长此以往，对他过于纵容，恐怕他自己也很难善始善终。所以现在决定请伯英兄（李宗黄）回滇，接任他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两职，假如志舟能够听命，那就调他到中央来另畀职位，否则就应该予他以相当的制裁。”⁽¹¹⁵⁾从蒋与杜、李两人的谈话可知，解决龙云的方案此时已在蒋的考虑之中。

蒋介石解决龙云的想法为何应钦所知后，何认为最好能避免动武，以免不测之后果，如能劝龙自动辞职更好。他的看法也为杜聿明所同意，武力解决的事暂时拖了下来。然而，何和杜两人用尽了各种方法婉劝，龙云一概置之不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感觉此事不能再拖，否则将失去时机，因此武力解决方案正式开始运作。为此，蒋作了精心部署。先是以受降为名，令卢汉率第一方面军赴越南，带走了龙云的基本部队第六十军和九十三军，使龙云在昆明失去自己部队的支持。其后蒋再次召见杜聿明，要他从速准备。杜回昆明后，对武力解决龙云作了周密部署。为了缓和此举可能造成的反弹，分化云南内部力量，蒋决定由龙云的亲信部下卢汉出任云南省主席，行动前夕还由何应钦专程赴河内，安抚并监视卢汉所部⁽¹¹⁶⁾。虽然杜聿明在昆明的部署不可能不露出一点风声，但似乎并未引起龙云的警觉⁽¹¹⁷⁾。

10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到职前由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同日蒋介石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免去行营主任、陆军副总司令龙云职务，行营原属部队均归昆明防守司令部指挥。当天下午，空军长官王叔铭和李宗黄一行飞抵昆明，会同杜聿明秘密布置。杜聿明得令后，即召集部下开会，宣布蒋的处理方案，部署以驻昆明的第五军解除龙云部队及警察的武装，如有不从者即以武力实施，控制昆明所有对外交通和通讯出口，将此次行动通告驻昆明美军⁽¹¹⁸⁾。3日凌晨，杜聿明部按计划行动，其间与龙云的部队发生冲突，但因杜部占据压倒优势，龙部很快便被制服，并被解除了武装⁽¹¹⁹⁾。龙云本人则于事起后，避入他在五华山的官邸，拒不外出，但因对外联系中断，无所作为，而杜聿明因为有蒋保证龙生命安全的命令，也不能进攻，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4日，李宗黄至龙云官邸，将蒋致龙函面交龙云，函称：“当兹建国开始，重在中枢，故特调兄入长军事参议院，参赞戎机，辅导统一，甚望兄能树立楷模，为党国与共休戚也。”⁽¹²⁰⁾然龙云仍迟迟不愿成行，或许他还寄希望于赴越南受降的云南部队回师救主。昆明事变的消息传到越南，确实引起了云南部队的震惊、不满和激愤。“有的要求卢汉下令打回去，有的要求连名发电，强求蒋收回成命，还有的说应忍辱负重，以待时机”。然卢汉权衡利害，认为云南部队正在越南受降，如有行动将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其部队装备及战斗力也不如在滇中央军，事前又无准备，何况蒋令已发，木已成舟，“故力排众议，告诫部属，千万不可轻举妄动”⁽¹²¹⁾。龙云于无可奈何之下，又蒙蒋介石派何应钦和宋子文先后到昆明劝驾，给他面子，10月6日，终于由宋与何陪同离开昆明到达重庆。

龙云去职，是蒋介石实行全国统一计划的一次成功，被国民党认为，“消灭西南割据危机，苟不能适时处置，政府东迁，民主同盟与龙云勾结，藉云南之武力，行西南之割据，中央投鼠忌器处理唯艰。此事之解决，对于大局裨益匪浅”⁽¹²²⁾。为了对外有所交代，蒋介石稍后以杜聿明“管束不严，防务处理颇多失当”为由，予以免职处分⁽¹²³⁾，由关麟徵出任云南警备总司令。12月1日，卢汉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昆明事件的余波至此得以平息。不过卢汉主政云南，仍然力图控制省政，不让中央插手，而蒋介石正被内战所牵制，也无力对云南施以重压，双方相安无事，云南仍维持着很大的独立性，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

三　新疆三区问题的暂时解决

1944年9月1日，统治新疆十多年的盛世才调任农林部长，吴忠信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治新期间，实行政治高压政策，滥兴冤狱，苛税繁重，贪污腐败，积累下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吴上任伊始，采取了清理监狱，宣抚地方，敦睦邦交等政策，以缓和这些矛盾。然而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相反，由于吴的统治措施从高压一变而为宽松，使多年积累的民怨突然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新疆的局势反呈恶化之势。吴忠信是一个所谓“耆年硕德”的老官僚，对应付新疆复杂的局势显然缺乏准备，以至国民党中央对新疆事变的爆发颇感突然。新疆在地理、民族、经济上与苏联一直有密切的联系，苏联也把新疆视为后院，对国民党和英、美势力在新疆的拓展抱着怀疑态度，而对反对派势力则表同情与支持⁽¹²⁴⁾。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新疆事变的发生与迟迟不得解决。

战后新疆问题源于伊宁事变的爆发。伊宁是新疆伊犁区的首府，设有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及苏联领事馆，为新疆西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犁区辖十一个县和一个设治局，地形险要，农牧业发达，粮食产量占全疆的五分之一，一旦有变，势必影响全疆。1944年9月，伊犁区巩哈县（今尼勒克县）哈族牧民首先起事。11月7日，伊宁城内发生事变，起事者围攻城内各政府机关，国民党政府军困守若干据点，坚持至次年1月30日被迫突围而遭全歼。与此同时，伊犁区除精河外，各县全告失守。

伊宁发生事变，省府迪化（今乌鲁木齐）震动。坐镇迪化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紧急调兵增援，但因兵力有限，且缺乏塞外作战经验，兼之天寒地冻，未见成效。吴忠信则进一步实行政治安抚政策，组织宣抚委员会到各地，优遇各族头领，以图稳定局势。然而，伊犁方面的事态仍在发展。1945年4月8日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民族军成立，随后三路出击，北路进攻塔城、阿山，中路进攻精河、乌苏，南路进攻拜城、阿克苏。到9月，占领了北疆伊、塔、阿三区全部及乌苏、精河与拜城，并成立政府，通过施政纲领，与省政府对抗⁽¹²⁵⁾。此时迪化人心浮动，已有人主张省府撤至哈密，朱绍良、吴忠信决定坚守迪化，同时连电重庆告急。蒋介石接电后，即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寄峤入新，代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并自青海调马呈祥骑五军入新，以稳定局势。

新疆事变的消息传到重庆，国民党中央感到了局势的严重，尤其是新疆问题牵涉到对苏关系，处理不当，极易为苏联利用，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内政治。前此，在中苏条约谈判时，蒋介石已提出新疆对苏方针是，以新疆对苏经济合作为条件，换取苏联在新疆内部问题上对国民党的支持⁽¹²⁶⁾。为此，在中苏条约附件中，苏联承诺“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¹²⁷⁾。随着新疆局势的不断恶化，国民党尤其需要苏联的支持，蒋介石此时一心考虑如何对付中共，不希望被新疆问题牵扯过多力量。9月11日，蒋决定对新疆的方针是，“只可暂时忍受，不能立即作积极之抵抗”，外交对苏“只作应有与合理之表示，而不加以刺激，勿使其有所借口”、“对新疆政治与宗族之改革，则作积极之准备”⁽¹²⁸⁾。恰好此时，原定到东北任职的张治中因为受熊式辉的排挤而无法前往，蒋介石有意让其到西北任职，遂先派他到新疆调查情况，提出解决方案。

9月13日，张治中衔命飞往新疆，与朱绍良、吴忠信等探讨解决新疆问题的方法，并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会见。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认为：此间情况万分紧急，除非伊宁军队停止前进，迪化殊无把握确保。目前只有通过外交一途从事和平解决，否则迪化一失，则局势全非，今后即能恢复，亦须费极大力量与极长时间。夜长梦多，变化难测，恐影响中央威信太大。应请当机立断，不要拘于外交常规……请苏联方面出来调停⁽¹²⁹⁾。

国民党要求苏联调停的信息，很快便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回应。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向中国外交部发出照会，称新疆三区代表“希望俄国出面为中间人，担任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之冲突”，“苏联政府因关切其与新疆接壤地区之安宁和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住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以便调整新疆已造成之局势”。外交部随即答复称：“苏联驻伊宁领事愿意协助，请即代为通知并令介绍彼等到迪化晋谒张部长，商洽进行和平解决办法。”⁽¹³⁰⁾至此，国民党与三区方面谈判的渠道已经打通。

张治中回到重庆后，向蒋介石汇报了新疆的情况，并综合与各方商谈的结果，建议：新疆人民历史上备受高压，当前应改变过去的作法，保证新疆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新疆与内地路途遥远，增兵不易，补给困难，不能动武；新疆与苏联有历史渊源，关系密切，不能反苏；因此，只能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张的看法得到了蒋的首肯，蒋遂授权张全权处理新疆问题⁽¹³¹⁾。

1945年10月，张治中以中央政府代表身份飞往迪化，随行的有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梁寒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昭贤，政治部一厅厅长邓文仪，三青团秘书处长刘孟纯，陕西省建设厅长屈武等人。17日，张治中与先期到达的三区代表阿合买提江、赖希木江首次会见，张在谈话中将双方关系形容为“兄弟手足”，表示：“本人这次代表中央到这里来，很希望弟兄间的感情很快的能够恢复，新省的问题很快的能够得到解决，使一切恢复正常状态。”⁽¹³²⁾张的谈话为其后的谈判定下了基调，即在不损害国家主权、不违反三民主义、不违背中央法令的前提下，“充分予地方自治发展”。在张治中给三区方面的《中央对新疆局部事变的提示案》中提出：扶助新疆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之平衡发展；尊重各族之宗教信仰；尊重各族固有文化风俗习惯；保障各族人民身体、财产、行动、居住、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减轻赋税，严禁摊派。在实施地方自治方面，提示案规定：三个月内进行乡镇保甲选举，六个月内进行县参议会选举；县参议会成立六个月后，可选出二人，由省府择一为县长；各区行政专员由省府保荐，中央任命，亦可任用地方人士。提示案要求变乱区域停止军事行动，限一个月内恢复事变前状态，取消不合法组织，参加人员资遣回籍或考核任用，免予追究⁽¹³³⁾。张治中认为，此一提案对三区方面作了不少让步，尤其是关于地方自治的规定，内地尚未实行。三区代表当时未作答复，只表示须携回研究。

11月13日，谈判重开。三区代表带来了对中央提示案的对案，认为中央提示案“未能满足吾人之要求”，故“要求真正的高度自治权”。该对案与张的提案最重要的分歧之处在于，它要求各级行政官吏由选举产生，并规定省府的组织形式，还要求组织民族军队。张治中先同意县级选举时间可提前三个月，三区部队可以团为单位编为保安部队，后又在省府组织形式上作了重大让步，同意将省府委员名额扩大一倍，其中地方可保荐十分之六，包括副主席一人及二位厅长，而三区方面可在其中保荐厅长一人，委员可占地方名额的十分之四。作为谈判中间人的苏联领事认为此案比原案“显示了极大的进步”，但三区代表表示还需要回伊宁研究。

12月25日，三区代表第三次来到迪化。他们先提出了三项要求，最重要者为1945年内国民党新增军队于签约后全部撤回。张治中认为这是“节外生枝，没有商谈的余地，即席坚决拒绝”⁽¹³⁴⁾。经过苏联领事的疏通，三区代表同意暂时不提这几条，双方的谈判回到上一次的两个分歧点上。关于军队问题，没能达成协议，双方同意以后再谈。关于省府组织，张同意增加一名三区副主席，三区同意主席由中央任命。

1946年1月2日，《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在迪化签字。该协定共十一条，主要内容为：事变解决后三个月内选举县参议会，由参议会选举县长，副县长由县长委用；区专员由当地保荐，省府核定；县参议会选举省参议员；省府委员25人，中央直接派定10人，各区保荐15人，其中包括副主席两人，副秘书长两人，教育、建设厅长，民政、财政副厅长，及卫生处长、社会处副处长。附文（一）规定，三区可保荐省府委员六人，包括副主席、副秘书长、厅长、副厅长各一人，处长或副处长一人。关于成立民族军队问题，规定由三区部队进行改编，具体办法由附文（二）决定⁽¹³⁵⁾。这个协定基本满足了三区方面的要求，当地舆论认为，“由于张氏诚挚开明态度之感动，与其负责精神及非常之忍耐心，使此一困难问题终于获得解决”⁽¹³⁶⁾。

新疆签约的第二天，张治中飞回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此期间，他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了有关新疆谈判的报告，提出今后解决新疆问题的方针是：以三民主义力量保障新疆，以修明政治安定新疆，以充分经济力量建设新疆。同时，为了便利新疆问题的解决，国民党对西北人事作了调整。2月15日，调朱绍良为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办公厅主任，撤销第八战区。3月1日，吴忠信以述职为由离开迪化。同月29日，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并于当天离开重庆，飞往新疆，主持西北政务。

张治中主政新疆，首先调整人事，调跟随自己多年的刘孟纯任省府秘书长，作风稳健的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以保证自己的权力运作少受干扰，同时“对省府改组事宜，刻正积极着手办理”，“对施政方针将开始拟定具体草案……方针将本中央之一贯民主精神，配合地方情形树立宪政基础，予各宗族人民以合理之平等自由与人权之绝对保障”⁽¹³⁷⁾。在这样的气氛下，他和三区方面继续就上次未能达成协议的有关军事条款进行商谈。三区方面要求，部队编为骑兵十个团，步兵三个团，住地除三区外，还要住在南疆喀什、阿克苏、库车与省府迪化，这与张治中的编二个团与三个保安大队且全住于三区的方案相差甚大。双方对此进行了反复的讨价还价，张只同意部队数字可以让到六个团，但坚决不同意住地扩大到三区之外。三区代表最后同意了张的方案，但张也允诺三区部队可设统一指挥官。6月6日，新疆和平协定的附文（二）《关于事变部队改编与住地的补充条款》签订，规定三区部队编为步、骑各三个团，人数以1.2万为限；指挥官兼省保安副司令；住地以三区为限。协定签订后，中央社在发自当地的报道中称，“商谈已逾八月，计正式商谈十八次，非正式商谈不下数十次，经历无数挫折，其间且曾有三度陷于僵局”的新疆和平谈判，终于“获得最后之协议”，“经历一年又八个月之伊宁事变问题，至此已告和平解决，新疆全省人民于殷切盼望欢欣鼓舞之下进入和平建设之时期”⁽¹³⁸⁾。

7月1日，改组后的新疆省政府宣誓就职。根据事先的协议，张治中仍任省主席，三区方面的阿合买提江任副主席，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赛福鼎任教育厅长，赖希木江任民政厅副厅长，其余各区推荐的包尔汉任副主席，萨力士任副秘书长，伊敏任建设厅长，马廷骧任财政厅副厅长。中央派定的成员为，秘书长刘孟纯，民政厅长王曾善，财政厅长卢郁文。这可说是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联合省政府，成员既有政治上的革命派（三区），也有中间派（包尔汉等），还有保守派（伊敏等），而张治中则以中央大员身份操控省府的运作过程。

新疆联合政府成立之初，尚能保持合作局面。7月18日，省府全体会议通过了《新疆省政府纲领》，提出政治上保证人民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经济上扶植自耕农，保护佃权；对外增进中苏亲善。各方对这个纲领颇有好评，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各方对这个纲领都可谓言大于行，最后只能束之高阁。不仅如此，因为联合政府成立而暂时被掩盖的矛盾也在随时间的推移而凸显。国民党与三区方面围绕三区地位及选举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矛盾。此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三区方面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实际成为中共领导的反国民党阵营的一个组成部分⁽¹³⁹⁾。而国民党也对三区形同独立的存在很不满意，11月，宋希濂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力主对三区采取强硬态度，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

1947年2月20日起，迪化连续三天发生示威请愿，参加者向省府提出中央军队撤离新疆、重新举行选举、在南疆成立民族军等要求，有着明显的三区背景，因而引起国民党势力的强烈反弹。24日，迪化出现国民党势力操纵的拥护中央、要求取消地方特殊化的游行。次日，游行群众至省府请愿，与支持三区的群众发生冲突，互有死伤，一时迪化人心恐慌，当局宣布全市戒严。此时，张治中正在南京，他对省府主政者未能控制局面很为不满。3月16日，他回到迪化，25日发表告全省民众书，表示：“我们的坚决的态度是，从积极方面说，我们誓以全力贯彻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全部不折不扣实现；从消极方面说，我们誓以全力采取最严厉而有效的办法来制裁破坏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的分子和挑拨者。”⁽¹⁴⁰⁾“二二五”事件后的紧张局势得到暂时缓和。但是随后张治中为地方选举问题于5月去南疆巡视，受到群众围攻，他认为此事得到三区方面支持，使原本显得超然的张治中也开始对三区方面不满，他态度的变化，使本来表面上尚能一致的联合政府滑向了解体的边缘。

新疆联合政府的破裂，是从省政府改组开始的。为了实行地方自治，张治中推出维吾尔族人麦斯武德担任省主席，但麦氏是国民党内维吾尔族头面人物，政治立场与三区方面对立，因而遭到三区方面的强烈反对，决定“宁可不要和平条款，也要坚持我党的政治立场，绝不与大土耳其分子合作”⁽¹⁴¹⁾。5月28日，麦斯武德宣誓就职，三区方面省府成员拒绝出席，此后并拒绝出席麦氏主持的省府会议。张治中事后也认为，他“坚辞省主席保荐麦斯武德一举，终于演成与伊宁方面再度分裂的开端”⁽¹⁴²⁾。麦氏就职的当天，民选产生的省参议会开幕，但也因为在省主席问题上分为两派，经过一个多月协商仍未能达成一致，结果一次大会未开便宣告休会，联合政府的命运岌岌可危。

7月中旬，迪化以东的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发生三区支持的武力袭击当地驻军的事件，这三个县位置重要，一旦为三区控制，既可以控制出疆通道，又可对迪化形成夹攻之势，还会影响南疆局势，张治中再三犹豫之后，觉得不能再让，遂告宋希濂，“坚决镇压，彻底肃清，交你全权处理”⁽¹⁴³⁾。由于国民党军队兵力居优，不出几天，便平息了三县武装事变。

吐、鄯、托暴动迅速被国民党军队平息，使三区方面深感唇亡齿寒，决裂不可避免。8月12日，代表三区方面出任省府副主席的阿合买提江离开迪化回伊宁，随后三区方面成员陆续撤离，维持了一年多的新疆省联合政府最终破裂。此后，新疆局面处于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中。

四　外蒙的独立

根据“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苏条约谈判中，中国确认了外蒙古独立的现实。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临时联席会上特别解释了外蒙独立的问题。他说：“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事实上已完成其独立的体制，如今已届二十五年。当此世运一新之会，正重敦旧好之时，我们必须秉承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方针，用断然的决心，经和平的程序，承认外蒙之独立，建立友好的关系，使得这个问题能够完满的解决。否则将使中国与外蒙古之间，永无亲善之可言，其对于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更将因此而发生重大的影响。”⁽¹⁴⁴⁾中国随后为履行条约义务，敦促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外蒙古政府于9月21日决定在10月10日至20日间进行公民投票，并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参观，“俾重向全世界表示蒙古人民独立之意志与愿望”⁽¹⁴⁵⁾。10月18日，内政部次长雷法章率领由蒙藏委员会、军政部和内政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到达外蒙古首都库伦（即乌兰巴托），参观定于20日进行的投票过程。据蒙古独立中央委员会公布，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决定是否独立的公民投票。凡年满十八岁的公民均有权参加，全境共设投票点4251个，投票采用公开记名签字的方法，决定对独立是“赞成”还是“反对”。据公布，在有资格参加投票的494，960人中，有487，409人参加投票，结果百分之百同意外蒙古独立⁽¹⁴⁶⁾。其实谁都知道，公民投票不过是形式而已，外蒙古独立是雅尔塔协定早已决定的现实。

11月15日，中国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收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乔巴山的电文，内称：“谨将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会议主席团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之决议案，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举行关于国家独立问题之公民投票之纪录，送达阁下，即认为中国政府承认蒙古独立之正式文件。”⁽¹⁴⁷⁾12月10日，国民党第十六次中常会决定承认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告：“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¹⁴⁸⁾2月间，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副总理苏伦札布率代表团访问重庆，完成了中国承认外蒙独立的最后手续。双方并商定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公使。

对于外蒙古的独立，国民党内外都曾有强烈的批评声浪，尤其是在东北接收受挫之后，这种批评更为强烈。1947年3月21日，蒋介石不得不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对此作了专门解释，以消除党内外的批评。他称：“外蒙古的问题完全是我个人的主张，不能怪外交或军事方面负责的人，这在历史上我个人负责任，与外交当局没有关系。这个政策是我决定的，但是我相信外蒙虽然离开了我们中国，而是自由独立，不是给予人家割据的，我相信我决定这个政策没有错误，而是根据外蒙古当时的情形，应该给他们独立。至于决定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想以外蒙的独立，使得我们东北完全收回，至少以外蒙掉换东北是事实的话。外蒙古虽然独立，而东北没有完全收回来，旅顺大连也没有完全收回来，这不是我们政策的错误，如果说是错误，就是我个人的错误，不过这个政策一定成功，东北一定可以完全收回，而外蒙古一定可以独立。”⁽¹⁴⁹⁾蒋的这个解释应该说是事实，当时他确实是企图以允许外蒙独立作为苏联将东北交给国民党的交换，并为此不顾党内的反对意见而作出了决断，而且外蒙已经长期脱离中国的实际管辖，其独立又是苏联所坚持，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显然无力与苏联抗衡，蒋因此而弃名求实，谋取实利。至于后来的情况，则非蒋当初可料。

外蒙古独立以后，在新疆北部的北塔山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喧腾一时。北塔山海拔一千五百米左右，位于新疆东北阿勒泰地区，距奇台县城二百余公里。中苏条约谈判时，对于外蒙古疆界问题，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同意以现有疆界为准，但现有疆界究为何指，双方理解显然不同。外蒙古独立后，认为北塔山属其管辖，1947年6月2日，蒙古边防军派代表至北塔山，要求驻守该地的中国军队于四十八小时内撤离。驻军连长马希珍以守土有责予以拒绝，但答应向上级请示。因为交通不便，层层转递，待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收到请示电报已是事发之后的事了⁽¹⁵⁰⁾。

6月5日，外蒙古军队突然向北塔山中国驻军发起攻击，并有飞机、大炮助战⁽¹⁵¹⁾，守军予以还击，双方激战竟日，互有死伤，但中国军队守住了阵地。北塔山冲突消息传到迪化，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立即决定派一个团前往增援，另以一个团准备支援奇台。6日到8日，外蒙军队续向北塔山进攻，均为守军击退。双方共计死伤百余人。

北塔山武装冲突的消息传出，除了中国外交部在6月11日向外蒙提出强烈抗议外，国民党中央社大肆渲染所谓外蒙军队深入国境几百里及苏联支持蒙古进攻事，借此进行反苏宣传，意图以此向苏联施加压力，在对苏外交上争取主动。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张沅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此事并非寻常边疆冲突事件，我政府极为重视，当地军事当局，已奉命坚守疆土，慎重处理，我政府并拟派大员赴新疆，指示地方当局⁽¹⁵²⁾。外交部长王世杰电令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政府、并经外蒙驻苏使节向外蒙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有关负责人员，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苏联坚决否认其与冲突有关，声称中国的抗议“不符事实，并系挑拨性之虚构”⁽¹⁵³⁾。身处新疆第一线的张治中致电蒋介石和王世杰，认为中央社电讯夸大事实，北塔山不过是局部一时冲突，以目前情形论，不宜扩大事态，主张只向外蒙提抗议即可。陷于内战漩涡中的国民党，政治经济正处危机之中，不可能在如此遥远之地再受牵制，且对苏关系一向敏感，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研究后认为：“最近外蒙军侵入新疆之事件，性质颇为复杂，事态亦相当严重，迥非偶然发生之边疆纠纷可比，亦非外蒙之独自行为，显有其背景。当此内乱外患交相剪逼之际，政府应付之策，自宜审慎考虑，轻率固属不可，畏葸亦为非计。”提出：1．不使事态扩大；2．尽力保守阵地；3．恢复原有态势⁽¹⁵⁴⁾。蒋介石亦无意扩大事态。他指示新疆当局：一面极力避免足以扩大事态之行为，一面固守防地，不许轻易退让，并将当地情形，逐日分电外交部，以便随时研议对策⁽¹⁵⁵⁾。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针对传媒对北塔山事件的过火宣传，在对各宣传机构的指示中，要求对蒙苏此项举动作适当之批评，但措辞应采取就事论事态度，不宜激烈，尤不可予人以开始反苏运动之印象，对所传苏联在东北协助中共军队之行动暂不涉及⁽¹⁵⁶⁾。中蒙双方在经过若干次互提外交抗议后，此事不了了之。北塔山续有一些冲突，但不至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大局。

因为北塔山冲突的发生，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遵照外交部命令，在联合国大会反对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理由为北塔山“在民四所定蒙新疆界西，有档案地图可证，且历在新疆省治之下，又有中国军警驻扎”，而外蒙以正规军攻击北塔山，“非普通边界纠纷可比，纵有问题，不用和平方法解决，实不爱好和平，不应入会”。“在该国有确已改变其政策及确系爱好和平之证明前，我国仍将继续反对其加入联合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还要求美国“考虑这种新的情况，不要在安理会支持接纳外蒙古的想法，而要继续保持其反对的立场”⁽¹⁵⁷⁾。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对下，外蒙加入联合国一事被搁置。从此，中蒙间正常的外交关系未及建立即趋于冷淡。

第三节　战后财政经济

一　经济重建及其困难

经过八年战争的摧残，战后中国经济面对的是复兴重建的艰巨任务。有利一面是，中国的近邻与宿敌日本战败，退出东亚经济角逐场，战前压迫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日资不复存在，相当数量的日资产业转入国人之手，增加了经济实力。不利一面是，政治不稳定，交通恢复迟缓，基本生产资料缺乏，不利于吸引长期投资，东北工业基地因为苏联强拆装备而受到严重损失。比较起来，不利面的影响远大于有利面的影响，而国民党政策的不当，更造成经济重建的失败。其一，接收中的大量产业转为国家资本，但因效率低下而未能发挥应有的支柱作用；其二，恶性通货膨胀销蚀了所有尚存的经济活力，波动不已的币值，令任何现实的投资者望而生畏，投机心理如同癌症般弥漫于有产者心中；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没有抓住国内人民望治心切的历史契机，没能以求实的态度实现国内和平。结果，内战不仅使国民党失去了人心，而且是经济重建极端困难的根本原因。在已经残破的经济基础上，进行又一场战争，不仅导致经济体系难以承受，从而使经济重建成为幻影，而且最终也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统治的经济基础。

194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目的是，“实行民生主义，帮助人民使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今日的伟大和平建设及发展的工作上”；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筹划交通、农业、工业、外贸、卫生和五年经济建设方案⁽¹⁵⁸⁾。兼任该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子文在委员会成立致词时提出了政府战后经济政策的纲领，一是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与民营事业的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二是平衡政府收支，协调政府各部门利益；三是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毫无偏倚⁽¹⁵⁹⁾。然而此三点纲领均在执行中成为泡影，政府经济政策不是扶助民营而是偏于国营，政府收支不仅不能平衡反而赤字愈增，友邦经济合作偏于美国一家而且名为互惠实受其害，引起社会各界以及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的普遍不满，成为导致宋子文下台的重要因素。

收复区尤其是沿海城市的经济活动，战后由于复员还乡对消费的刺激和人口与资金的流入，加上原有经济基础较好，首先得以恢复。1946年，上海新登记工厂1992家，1947年则达到9285家，创历史记录。如同战前一样，上海仍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工厂、工人、产值数均要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在各主要工业部门中，棉纺织工业，由于日资退出，复员所需，低价美棉大量进口（纱棉比价为战前的三倍），及投机囤购因素，“是以凡能开工的纱厂，无不利润累累”。1947年，全国纱厂纱锭数达到438万锭，布机数5.4万台，恢复至战前总数的90％左右，如与战前华商（包括民营与国营）设备比较，纱锭超出59％，布机超出一倍以上。但由于日资企业被接收后多转为国营，战后民营纺织业的地位较战前下降，纱锭数虽已恢复到战前水平，纱产量则只有战前的三分之二，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企业集团的产量均未恢复到战前水平。面粉工业，虽然新开厂数仍有三十余家，简易小厂则新开二百余家，厂数和生产能力均超过战前，但由于原料缺乏，进口大增，产量逐年下降，1948年只有3600万包，仅及战前华商厂产量的三分之一。火柴工业，战后新增60家工厂，大中华公司年产已恢复到8万箱。造纸工业，机器造纸业工厂与职工人数，均比战前翻了一番，产量增长三分之一以上。橡胶工业，上海一地即增设工厂71家，产量超过战前水平。酸碱工业，酸产量为战前的1.5倍，碱尚未恢复到战前水平。重工业中的水泥和煤炭工业，较战前衰落，水泥需求跌落，进口增加，致开工不足，产量只及设备能力的28％；煤产量仅及战前的一半，导致燃料紧缺⁽¹⁶⁰⁾。

收复区工业多少得以恢复的同时，战时在后方发展起来的工业，反因胜利而陷于危机与萧条之中。战后后方厂商急于清货复员，物价下降，资金紧缺，加之后方工业本身就是战时产物，缺乏坚固基础，设施简陋，战后需求减少，主管当局又倾注意力于沿海城市的接收，导致后方工业几一蹶不振。1945年底，后方工业指数较8月间下降20％以上，其中重工业下降一半。在后方工业中心四川，重庆工厂歇业数达到95％，四川中小工厂联合会的1200家工厂，停工者达80％，其他云南、贵州、陕西等后方各省情况亦莫不如此。曾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贡献的后方工业，“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他们“由狂欢而彷徨，由彷徨而焦忧，今则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¹⁶¹⁾。

战后中国经济的恢复程度，我们只能以现有统计作一估计⁽¹⁶²⁾。从工厂和工人数看，1947年全国工厂数为11，862家，工人81万人，比1936年分别增长了59％和33％。从实际生产量看，1947年产煤1949万吨，铁3.6万吨，钢6.3万吨，电37亿度，水泥73万吨，棉纱170万件，棉布4763万匹，面粉5565万包，火柴85万箱。如与1936年华商（包括民营和国营）企业产量比较，这其中除了面粉下降近一半外，其他全都超过了1936年的水平，其中电力增长3.8倍，棉布增长3.3倍。但如果加上外资企业产量，则1947年与1936年产量的比较，火柴为0.70，棉纱为0.67，水泥为0.65，煤为0.52，面粉为0.37，钢为0.17，铁只有0.05，只有电达到1.21，棉布达到1.28。如果再与1942至1943年的最高产量相比较，则煤为0.33，钢为0.07，铁不到0.02，电力亦只有东北和华北的0.72⁽¹⁶³⁾。由此可见，战后轻工业尚未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距最高水平尚有相当距离，这主要是因为重工业最为发达的东北遭到战争和人为的破坏。据今人研究，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看，除了新式交通运输业的指数上升了22％以外，其他近代工业生产指数均在下降，因此战后中国的近代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也趋于下降。按不变价格计，战后农业指数为战前的88％，近代工业指数为79％，矿冶业指数为42％，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战前的21.81％，下降到战后的19.7％⁽¹⁶⁴⁾。

在战后中国经济的重建中，也有两点略有积极意义的现象。其一是由于日资退出中国，在华外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有较为明显的下降，1948年，外资总额为1936年的0.81，其中直接投资为0.48。与此相对应，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亦明显下降。如按1936年币值计，在中国全部资本总值中，外国资本占8％（战前为36％），其中占产业资本的11％（战前为57％），商业资本的4％（战前为25％），金融资本的6％（战前为19％），这就为一直苦于外资挤压的华商腾出了一定发展空间，但由于外资腾出的空间多为国家资本占据，使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又打了折扣；其二是民营重工业有了明显增长，煤产量超过战前16％，铁产量超过39％，发电量则超过89％，尽管实际产量并不高，但这种增长对于一直以轻工业为主的民营工业而言，还是有一定意义的⁽¹⁶⁵⁾。

战后经济的恢复重建，主要集中在1947年以前，但即便在这一时期，经济重建仍然面临重重困难，主要是经费短缺，进口冲击，通货膨胀，加上政府的政策不当。由于内战再起，政府军费剧增，能够用于经济重建的费用少得可怜。据估计，战后用于经济建设的政府投资和国外借款总数为28，200万美元，不及战时损失的十分之一，而政府用于经建的经费占军费支出的比例，最高为1946年的0.5％，最低为1949年的0.17％，在军费吞噬了所有政府开支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政府还会在经济建设上投入多少资金⁽¹⁶⁶⁾。而本身实力有限的中国经济，一度又受到开放市场政策的强烈冲击，国产货难与大量价廉物美的进口货竞争。1944年中国外贸尚有出超100万美元，但1946年入超即猛增为47，430万美元⁽¹⁶⁷⁾。除了棉纺织业得益于廉价美棉外，其他工业多受打击，面粉、卷烟、水泥等工业受影响尤大。日渐高涨的通货膨胀，更使有效的生产很难进行，企业虚盈实亏，被迫转向投机，所谓生产不如投机，存钱不如存货⁽¹⁶⁸⁾。至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则偏重国营，忽视以致压抑民营企业，但国营企业效率不高，使整个经济缺乏活力。及至1947年以后，随着国民党全盘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恶化，经济建设更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正常的生产已经很难进行，就整个经济的活力和发展而言，此时已经跌入民国以来的低谷。

中国农业经济因为其本质上的自然经济性质，受外部形势影响相对少一些，但是大规模战争对生产环境的破坏，军队征发对劳力的占用，田赋征实对农民生产物的低价以至无偿占有等，对于战后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不利影响仍然是相当大的，加之旧有农业生产关系甚少变化，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1947年全国稻、麦、高粱、小米、玉米、大豆六种主要粮食作物总产量为22.5亿市担，为1936年产量的97％，但棉花产量下降较大，1946年为743万担，只及1936年的43％（以后也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¹⁶⁹⁾。

作为民生基本的粮食问题仍然是战后较为严重的问题之一。由于收复区的扩大，粮食消费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各地粮价均在不断上涨，尤其是收复区各省，受抢购军粮和复员还乡的影响，粮价攀升更为剧烈。1946年，全国粮食消费亏空为446万吨⁽¹⁷⁰⁾。为了保证粮食尤其是军粮和主要城市粮食的供应，国民党仍然沿用了战时采用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但因为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其统治区面积的减少，实征数趋于下降。1945到1947两个年度内，实征7210万石，占定额数的比例从86％下降到76％，而1948年度的实征数更是剧降为2000万石，预示着继货币制度的崩溃，实物征收制度也难以为继⁽¹⁷¹⁾。

农业经济复兴的关键仍然是土地问题。据22个省的统计，战后佃农占农户总数的33％，半自耕农占25％，两者合占58％，较战前增长了四个百分点⁽¹⁷²⁾。如何从解决土地权问题入手，提高农村人口大多数的生产积极性，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所在。国民党内对此也不乏认识，“土地问题是解决国民经济的中心，土地问题合理解决，政治与军事便迎刃而解”。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即刻规定耕者有其田之实施步骤及办法，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收购大地主土地，分配于退伍士兵及贫农，并切实扶植自耕农，保护佃农。行政院亦于1946年12月修正通过《二五减租办法》，规定本年度豁免田赋省份一律减租四分之一，下年度豁免田赋省份亦照此实行⁽¹⁷³⁾。但平均地权、减轻租赋是国民党当政二十余年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它一方面要打出这面旗帜，以拉拢人心，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在实践中迁就、照顾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维护自己的统治基础。地政部在答复国大代表的质询时承认，关于耕者有其田政策，拥有土地者多持反对态度，而省县参议会亦有请求暂缓实施者，今后全国土地改革之推进，政府固须努力，尤赖全国人民之策动，地主阶级之觉悟，以及人民团体之协助。因此，行政院对解决土地问题的答复，始终是“正在拟订实施办法”。终国民党统治之世，土地问题一直没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它的所有关于农村的政策，无论其理论上多么完美多么有效，一到实行之时则如大海中之一滴水，很快便消失于无形。连国民党自己也承认其政策“执行之不力，或由执行之时发生曲解”⁽¹⁷⁴⁾。

在国民党的战后农村政策中，比较特殊的一类是对所谓“收复区”或“绥靖区”（即原中共占领区）的政策。根据《绥靖区施政纲领》，“凡经奸匪盘据及流窜，经国军进剿收复及尚待进剿收复之区域，概划为绥靖区”，第一期暂以苏皖豫鲁冀五省为范围，第二期推及晋绥察热及东北各省⁽¹⁷⁵⁾。由于这些地区或长或短处于中共治理之下，实行了一系列不同于国民党政权的经济政策，得到相当多数民众的拥护，因此国民党对这些地区的政策曾经想作出某些调整，主要是改革土地收益关系，给直接生产者以实利，同时也可以在政治上与中共的土地改革相抗衡，争取广大乡村民众的支持。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收复区经济政策应着重下列各点：1．解决土地问题，应一本国父平均地权之旨；2．发行土地债券；3．设立农村合作社；4．创办农民银行⁽¹⁷⁶⁾。这几条措施中，关键在平均地权，而蒋强调在所谓“收复区”实行，明显含有与中共争夺民众的意义。他训诫部下，我们“特别要注意土地的处理和分配，要比共匪处理土地的情形，还要表现更好的成绩出来，使一般民众皆能了解我们的土地政策是真正为民众解除痛苦，使农民得到利益。然后国际的观感，也可因而改变”⁽¹⁷⁷⁾。

尽管国民党认识到与中共争夺农民支持的重要性，但国民党正式出台的政策仍然偏向于土地所有者。1946年10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绥靖区施政纲领》（1947年2月19日修正公布），规定：绥靖区内之农地，其所有权人为自耕农者，得凭证收回自耕，其所有权人为非自耕农者，在政府未依法处理前，得凭证保持其所有权，但其农地应由现耕农民继续佃耕；绥靖区内之佃农，对地主纳租，其租额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其约定以钱币交租者，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之折价，收复前佃农欠缴之佃租，一概不得追缴；绥靖区内之农地，经非法分配，地主失踪，或无从恢复原状者，应由县政府征收，其地价应依法估价折合农产物，由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土地债券，给予合法所有人，分年偿付⁽¹⁷⁸⁾。在此前后，行政院公布了《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绥靖区政务委员会通过了《绥靖区城市土地及建筑物处理办法》，以产权恢复原主为原则，将土地问题的处理具体化⁽¹⁷⁹⁾。这些办法，一方面强调地归原主，对于已经通过中共的土地改革得到土地的广大乡村贫农而言，实为一次再剥夺；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照顾到这些地区经过土改后的现状，对于现耕作者给予一定优惠。然而即便如此，其实施范围仍非常有限，当局只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察哈尔、陕西六个省划出十四个县为实验区，其中正式开始实行的不过五个县。更普遍存在的是，流亡在外的地主以还乡团名义跟随进攻的国民党政府军回到原住地，向得到土地的农民追回土地和其他财产。据国民党官员实地所见，“收复区最近发现两种怪现象，（一）查封奸匪家属全部财产并驱逐之。（二）本年地租地主不特不奉行二五减租办法，除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外并追算历年未对半分租之旧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各地方官绅均为地主官绅，既与地主打成一片，故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秩序之法令相率阳奉阴违”；识者担心“佃农无钱无势，虽不服亦不敢诉讼。若长此以往，实无异驱民为匪，自塞剿匪胜利之路”⁽¹⁸⁰⁾。在苏北和山东，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徐州绥署曾制订了还乡团组织办法，规定还乡团受当地县长及党政军联席会报指挥监督，必要时得派军队掩护，这意味着土地所有者可以在武力支持下向农民追索失去的财产⁽¹⁸¹⁾。因此，国民党在仍然依靠地主作为农村统治支柱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最广大农民的支持，而土地所有权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农业经济的复兴和发展就只能是空中楼阁⁽¹⁸²⁾。

为了战后经济重建和善后工作，国民政府于1945年1月21日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由蒋廷黻出任第一任署长。该机构实际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在中国的对应机构⁽¹⁸³⁾，任务是“办理战后收复区善后救济事宜”，“善后救济工作办理完毕时，善后救济总署应即撤销”⁽¹⁸⁴⁾。当年11月14日，行总与联总签署协定，规定联总以善后救济物资和服务供应中国，分配过程对联总公开，并须全部用于善后救济，联总可观察行总是否遵守协定，并派员视察救济工作⁽¹⁸⁵⁾。根据善后救济要求，行总确定战后工作的重点是：输送难民回乡、各地难民救济、医药卫生工作、协助修复铁路河堤、房屋修复、协助农业复员、协助平抑物价等七大项，实际最主要的工作为分配联总援华物资。行总将全国划分为十五个救济区，设立分署，并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六处港口设立储运局，接收、存储、拨发、转运联总运到中国的救济物资。1945年10月23日，联总救济物资正式运抵中国港口，至次年1月即运来物资16.8万吨，其中粮食即达14万吨，其他还有衣物、农业、工业和医药卫生器材。这些物资中的一部分，并未直接运到各地，而是由政府在市场出售，如1946年1月前在上海出售的有1.8万吨，占第一批到华物资的十分之一以上⁽¹⁸⁶⁾。至于收入按规定应全部用于善后救济工作，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挪用于他项用途者有之，借机贪污，攫为私有者也不少（行总副署长李卓敏即因贪污被停职）。

中国向联总要求的善后救济援助额为94，500万美元，但联总只能援助67，500万美元（其中11，250万美元为运费），据美国白皮书所言，联总对中国的援助，“是这一时期外国对华援助中最大的一笔，也是联总对所有国家援助中最大的一笔”，其总数达到了65，840万美元，其中美国承担的份额占到了72％，即47，400万美元。“联总对中国的援助主要包括食品、衣物和对于中国工农业复兴至关重要的、种类广泛的生产资料和物资。此外，联总还派去了大量的技术与监督人员，以帮助中国分配这些消费物资”⁽¹⁸⁷⁾。1947年12月31日，联总和行总的工作结束，据行总署长霍宝树报告，联总运华物资总数达到225万吨，价值6.6亿美元，受惠人民7600余万⁽¹⁸⁸⁾。

根据联总的章程，“一切形式之救济，应依各该区域中人民之相对需要而公平分配，不得因任何理由而对任何人有所歧视”，尤不得有“政治信仰之歧视”⁽¹⁸⁹⁾。因此，联总对华援助应一视同仁，公平分配于政府统治区和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解放区为此相应成立了由董必武任主任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1946年7月，解总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并陆续在天津、开封、烟台、临沂、淮阴、菏泽等地设立联总、行总、解总三方联合办事处，处理联总对解放区分配物资问题。国共关系破裂后，解总驻沪、津、开封三地人员成为中共在国统区唯一的公开合法机构，直至1947年底，联总结束在华救济工作，解总人员才全部于12月间撤回解放区。据统计，在联总对华救济工作中，解放区共得到价值约1000亿元法币的物资，主要通过山东港口运入解放区的物资计八万多吨⁽¹⁹⁰⁾。

二　国家资本的膨胀

战后中国经济的突出现象是国家（官僚）资本的急速膨胀，其直接原因，是接收敌伪产业庞大数量中的相当一部分以或自营，或转让，或标售等方式，转移到国家手中，使中国的国家资本发展到其最高峰。据估计，按1936年币值计，战后中国资本总值为142亿元，其中国家（官僚）资本占54％（战前为32％），民族资本占38％（战前为33％）。按分类计，产业资本总值为65.5亿元，其中国家（官僚）资本占64％（战前为22％），民族资本占25％（战前为21％）；金融资本总值为38.7亿元，其中国家（官僚）资本占89％（战前为59％），民族资本占5％（战前为22％）。从1936年到1947年，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民族资本，数量均有下降，只有国家资本保持增长，产业资本年均增长6.72％，占到工业总资本的43％，交通运输总资本的91％⁽¹⁹¹⁾。国家（官僚）资本已经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反映出国民党历经二十余年的经营，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由国家政权掌控的、集中在少数官僚经营下的国营经济体系⁽¹⁹²⁾。

国民党政权控制下的国家资本，有多种实现形式。经济学家王亚南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即由官僚自己参股或经营的企业；其二是官僚使用或运用资本，即名为国营企业但由官僚处置；其三是官僚支配资本，即既非自己经营，也非通过国营形式运用，但却因种种原因在多方面受官僚支配的私人资本⁽¹⁹³⁾。在这三种形式中，第三种形式牵涉较广，概念有欠严密，姑可不论。第一种形式属于官僚个人资本，亦即纯粹意义上的官僚资本，如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氏家族的扬子公司等。而通常所说的国家资本大多以第二种形式出现，企业的运作基本处于政府控制之下，并打上了企业负责人即官僚个人的印记。

由于国家资本企业有种种特权，因此其战后发展也快于民营企业。1947年，全国工业指数为1945年的7.86倍，其中国营工业为21.37倍，而民营工业只有5.36倍。但由于国家资本企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管理混乱，使得生产效率不如民营企业。以产值为例，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64％，但1947年，国营企业产值只占总产值的42％。国家资本中经营情况最好的电力工业，设备容量占全国的74％，但发电量只占61％，水泥工业中的国家资本工厂生产能力占全国的72％，产量则只占57％⁽¹⁹⁴⁾。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一方面是原有单位规模的扩大，如四行二局、资源委员会等，另一方面是新建的若干垄断性公司，其中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最为引人注意。战后接收敌伪产业以棉纺织业最成规模，当时民营呼声很高，然政府以“一时难以确定价格标准，无法标售，益以鉴于当时商人方面，对于原有之商营纱厂，尚难继续经营，自无余力再行承购”为理由，1945年12月决定成立中纺公司，“暂由政府独资经营，以二年为期，今后当依原定期限或提前逐步售予民营”⁽¹⁹⁵⁾。中纺公司董事长由经济部部长兼任，总经理由宋子文的亲信束云章担任，总公司设于上海，另在天津、青岛和东北有三处分公司。据1947年的统计，中纺公司下属85家企业，囊括了棉纺、毛纺、麻纺、绢纺、印染、针织、轧花、打包等几乎纺织业的所有部门，员工7.5万人，拥有纱锭176万锭，线锭35万锭，布机3.6万台，纱线锭占全国总数的44％，布机占55％，棉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棉布产量占70％，居于垄断地位。中纺公司享有种种特权，如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美棉和煤炭，还可利用其特殊地位，免受限额收购，垄断棉纺业进出口贸易，以低吸高抛方式谋利，对于民营纺织业具有特殊优势地位⁽¹⁹⁶⁾。

战后发展最快的原有国家资本单位首推资源委员会。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由原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规格提高为部级单位。由钱昌照任委员长，孙越琦任副委员长。根据资委会组织法，其任务是：创办开发及管理经营国营基本重工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国营工矿事业。对于战时创办和战后接收的庞大产业，资委会决定，对于后方战时事业，纯为战时需要者停办，适应地方需要者转让地方，有价值者酌量紧缩，属于基本工业者继续维持；对于接收的敌伪产业，化零为整，集中力量全力经营，力求企业化。1947年，资源委员会下属有重工业的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钢铁、机械、电器、化学、水泥九个部门，轻工业的制糖、造纸两个部门，共96个单位，附属厂矿291个，职员3.3万人，工人19万人⁽¹⁹⁷⁾。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比为，电力50％以上，煤炭33％，石油100％，钢铁80％，有色金属的绝大部分，其他工业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可以说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生产⁽¹⁹⁸⁾。产业分布于全国各地，重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京沪地区，轻工业主要集中在台湾。资源委员会1946年收入2731亿元，支出2366亿元，盈余365亿元；1947年收入51，497亿元，支出50，180亿元，盈余1317亿元。盈余率（盈余占总收入的比例）由1946年的13.4％急剧下降到1947年的2.56％，显示经济效益在战乱影响下已无法得到保证⁽¹⁹⁹⁾。有研究者分析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虽然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但并没有发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它像一个充气的巨人，貌似强大，内部却是孱弱的”⁽²⁰⁰⁾。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有其主客观因素。客观上是接收的大量敌伪产业为国家资本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主观上是国民党企图以此为其统治建立有力的经济基础，而国家资本企业对于国民党政权确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中纺公司为例，1947年账面纯利润5932亿元，其中上缴国库4087亿元，每年无偿供应军用布匹300余万匹，价值超过1000亿元⁽²⁰¹⁾。因此，国家资本对于国民党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如宋子文、孔祥熙或CC系），它对于维系整个国民党统治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也是国民党在各界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国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确有一批官僚豪门，利用权势，以国家的经济资源为自己谋私利，从而成为社会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所有国家资本，无论其运作形式如何，有无官僚豪门的插手，均被社会舆论指为官僚资本，遭致社会各界的猛烈攻击。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糟的很多，效能两字谈不到的更多。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²⁰²⁾。曾有国民参政员提出议案，痛斥“官僚资本往往假借发达国家资本，提高民生福利等似是而非之理论为掩护，欺骗社会。社会虽加攻击，彼等似亦有恃无恐。盖官与资本家已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声势浩大，肆无忌惮也”。议案要求，公务员及公营事业人员，应宣誓不兼营工商业，如有兼营者应在两者间作一选择，否则任何人得告发之；如有利用职权经商图利者，应依法加重处罚；公营事业机关之收支，应受审计机关之审核⁽²⁰³⁾。

对于官僚资本问题，不仅是社会反应强烈，国民党党内因为内部矛盾，CC系亦借此对当政的宋子文等发起攻击。CC系文宣系统的核心《中央日报》多次发表社论，认为，“官僚资本操纵整个的经济命脉，且官僚资本更可利用其特殊权力，垄断一切，以妨碍新兴企业的进展。所以代表官僚利益的官僚资本，如果不从此清算，非仅人民的利益，备受损害，抑且工业化的前途，也将受严重的影响”。社论提出，“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并且应该追究一下，这些年中间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一切政策和方案搁在一旁的，究竟是谁？把财政经济弄到今日不可收拾的田地的又是谁？然后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里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的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²⁰⁴⁾。

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以CC系代表为主，对官僚资本大加抨击。萧铮认为，战后经济失败的原因是忽视民生主义，培养官僚资本，而对民营工业，则听其自生自灭，不加注意；赖琏认为，战后种种经济措施，均与民生主义背道而驰，要求官商分离，登记官吏资产；吴铸人认为，经济问题，最严重而最难解决者，为官僚资本，经济部应宣布官僚资本之姓名，列为革命之对象；吴铁城认为，经济事业官营者多失败，且有官僚资本之讥，何不将民生必须之工业，交由民营。吴绍澍、潘公展在发言中更是直指宋子文控制的中纺公司带头涨价，且有特殊待遇，要求行政院如无办法，应即辞职。二中全会《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提出，“肃清官僚主义、官僚资本，为修明吏治之前提”，要求清查战时暴利者之财富，课以重税，并进行征借巨富之资财及外汇，并严格推行适度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制⁽²⁰⁵⁾。上述言论固然不乏国民党党内斗争的因素，CC系因对宋子文把持权力不满，借此问题发难。但这一问题能够公开见之于国民党党报，并引起各界广泛共鸣，显见又不单是国民党党内矛盾问题，它已成为国民党官方也无法讳言的不争事实。

三　财政状况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自抗战中后期开始困扰国民党政府的一大难题，抗战结束后，这一难题除了在最初一二个月内有所缓解外，仍然在继续发展，并日渐恶性化。

抗战的胜利，为人民带来了新希望，复员还乡的期待，使人们急于处理手中的物品，而且沦陷区的接收，使法币的使用范围陡然扩大，导致后方物价一度急剧下降。重庆物价指数（与战前相比）从8月的1793倍，下降至10月最低点的1184倍，下降了三分之一，黄金价格则从每两25万元陡降为5万元，只及高峰时的五分之一，同时美元兑换价亦跌为1:1040，下跌40％以上。而在收复区，由于法币币值的高估，使得物价指数最初亦反映为下降。上海物价指数9月较8月下降了36％，黄金从每两伪中储券1400万元，剧降至230万元，只及高峰时的六分之一。这是自抗战中后期物价日日高涨以后绝无仅有的现象⁽²⁰⁶⁾。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从11月起各地物价重又上涨，至12月，物价指数大致又恢复到8月的水平，而在收复区，由于高估法币币值，造成法币大量拥至收复区，物价上涨更为明显。上海物价指数（与战前相比）从9月的345倍，暴涨至11月的993倍，上涨1.87倍，米价从每石3725元涨至10250元，上涨1.75倍，上涨程度为抗战以来少有⁽²⁰⁷⁾。

物价的上涨从根本上说，是政府财政完全依赖发行造成的恶果。大量纸币充斥于市，又没有相应的硬通货或物资作后盾，当然造成物价日高，而物价的上涨又迫使政府发行更多的纸币，促使物价的进一步上涨，导致恶性循环。战后一度出现的物价下跌情况不是建立在通货收缩的基础上，而是市场对骤然到来的胜利的一种短期反应。随之而来的物价新一轮上涨表明涨价的内在动因并未消除，尤其是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内战带来的军费大幅度增长，使赤字财政愈演愈烈，仅仅使物价保持一个还能忍受的涨幅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不必说彻底稳定了。如何处理通货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动荡是国民党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宋子文以财政金融专家身份出任行政院长，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一度颇具信心，原因是他手头确有若干砝码是他的前任所不具备的。战后政府掌握的若干亿美元黄金外汇储备和几千亿元的接收物资，为稳定物价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宋子文为此采取了一些相当大胆的措施以实现稳定物价的目标。他通过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比价，以稳定法币币值；通过刺激进出口贸易，以大量进口和出售接收物资缓解市场物资供应不足，压抑物价；以出售黄金回收泛滥于市的法币，减少市场通货。这些措施一度取得了相当成效，在1946年的前八个月，物价上涨势头尚未失控。然而宋子文知道，物价上涨的关键是政府收支的不平衡，导致纸币大量发行，只有使预算收支大体平衡，才能少发通货，对物价釜底抽薪。他认为：“胜利以后，健全财政，实为首要，而必须求收支趋于平衡之途径，则通货膨胀，自可逐渐遏止，一切金融经济等问题，始可获得解决。”⁽²⁰⁸⁾因此宋子文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即“安定物价，平衡国家预算”。

对于如何解决收支不平衡，宋子文上台后动了不少脑筋。增收方面，首重积极整理税收，对作为政府财政收入支撑的四大税种关税、盐税、货物税和直接税特别关注，大幅度增加了货物税税率，提高进口货物税率，使这两种税有了较大增长。减支方面，宋子文认为政府支出最大的是军费，“在战争结束以后军费应积极减低”，“同时一切政费，凡于经济复员不是切实需要的，也必须在合理范围内极力撙节”⁽²⁰⁹⁾。然而在这方面，宋子文的成就非常有限，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却无力改变，因为国民党坚持以战争解决中共问题，军费便不可能减少。庞大的军费完全靠中央银行垫款解决，也就是靠无限制发行纸币解决，因此宋子文不能不声明：“事实上在预算外之支出，为数过巨，且多系临时支出，事前难以预计，收支相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赖于中央银行之垫借。此种超额之支出，则以军费为最巨。”⁽²¹⁰⁾据统计，军费和特别支出（即以蒋介石命令开支的军费）在国民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1945年为71％，1946年为54％，1947年为60％⁽²¹¹⁾，这还不算其他名义下的军费支出和实物支出。军费成为一个无底洞，消耗了几乎所有可用的资源，最终也导致经济事业和政府财政的崩溃。

法币的发行战后呈加速趋势。1945年8月，法币发行额为5569亿元，为1937年6月的395倍；次年1月即翻了一番，8月再翻一番，到1947年2月黄金潮爆发时，法币发行额已经达到48，378亿元，为战前的3430倍。1946年3月前，法币月增发1000多亿，3月后月增发2000多亿，到12月剧增为4000多亿，1947年1月陡增为8000亿，4月以后，月增发额超过1万亿元⁽²¹²⁾。同一时期物价上涨较法币发行的增加更快，1945年底至1946年底，法币发行增加2.6倍，月增11.3％，同期物价指数上涨5.5倍，月增16.9％，大米、黄金、外汇价格上涨幅度也均超过法币发行额的增加。经过八年抗战，物价上涨倍数为法币发行倍数的22.5％，战后第一年即达到111.5％，而且这一差距还在继续增大，两者互相刺激，互为影响，使通货膨胀进入恶性加速阶段，这也是所有恶性通货膨胀的必然规律⁽²¹³⁾。因此，尽管法币发行已达天文数字，但以往具有的支付功能日渐萎缩，几成废纸。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钞券产量有限，生产与支出不能配合，券料输送已到随到随罄之境地”。钞票在外国印刷，由飞机运送，钞票印刷、运输费用已经成为政府外汇第三大支出，1947年3月至9月，印刷钞票耗去外汇968万美元，占政府机关同期外汇支出的七分之一，仅次于购米和偿债支出⁽²¹⁴⁾。

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正常的收支已经无法反映真实的收支状况，每年编制的政府预算也失去了意义，执行的结果总是超出许多，预算成了数字游戏。根据财政部长俞鸿钧对行宪国大的报告，1946年政府收入19，791亿元，支出55，672亿元，1947年收入138，300亿元，支出409，100亿元。张嘉璈提供的数字为，1946年收入28，770亿元，支出75，748亿元，1947年收入140，644亿元，支出433，939亿元。无论哪一说，赤字均高达60％以上⁽²¹⁵⁾。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实际开支和赤字比预算都只会高不会低，政府财政已完全成为赤字财政，靠印钞票过日子。而且物价上涨程度已经高出预算增长数字，与战前相比，1946年物价上涨倍数比预算增长倍数高出36％，1947年则高出215％，表明政府的实际开支处于萎缩之中⁽²¹⁶⁾。由于钞票越来越不值钱，即便政府收支也不得不运用实物（如田赋征实）或美金（如美金公债）计算方法。以往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税收，由于币值变动过于频繁而难以计算；填补亏空的重要手段公债，由于法币信用的低落难以发行；一般外国财团甚至政府也不敢轻易借给外债。1946年政府总收入只占支出数的38％，即便如此，税收在收入中也只占42.3％，非税收入（包括出售黄金外汇和接收产业）则占到57.6％，而公债只占万分之七（不包括外国借款），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张嘉璈认为：“黄金、外汇储备的减少和处理敌产工作的困难都使非税收入下降。在间接税方面，其收入跟不上物价水平的上升；在直接税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的危机和国民经济处于半战时状态，是无法改进和扩展的。结果，政府收入越来越落后于物价水平的上升和政府支出的增加。”⁽²¹⁷⁾在非税收入已经占据政府收入大宗的情况下，一旦此项收入枯竭（如停售黄金），填补财政赤字的方法就只剩下印钞票一项，法币信用便失去了最后一道防波堤，其崩溃就不可避免了。国民政府经济顾问杨格在1946年5月14日给政府的意见书中认为：“从来未有通货膨胀像中国现在膨胀的情况，而能避免财政崩溃的”；“美国和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协助，和运用中国的国外资源，只能推迟而不能避免崩溃”⁽²¹⁸⁾。

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一般民众生活水准的急剧下降。法币购买力指数，从战争结束时的0.289，下降到1947年3月的0.0089，即下降到战争结束时的三十分之一。因此，尽管以货币数量计算的收入在增长，但实际收入水平仍在下降。虽然实行了根据生活指数发放薪金的方法，并按时调整生活指数，但仍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仅从物价指数与生活费指数的关系看，1945年9月，上海物价指数为战前的346倍，生活费指数为299倍，此后物价指数与生活费指数互有涨落，互有高低，而自1947年5月以后，直到1949年5月，物价指数始终高于生活费指数。在物价指数高于生活费指数的情况下，工薪阶层的收入绝对下降，而在物价指数低于生活费指数的情况下，因为指数编制的滞后效应（按季或按月进行），以及编制时的操作（如按低价而不按基准价编制），因此以实物计算的收入仍在下降。另据统计，上海生活费指数与物价指数之比，如以1937年为1，则1945年8月为0.68，1947年12月又降至0.49，表明即使按指数计算，生活水平也至少下降一半以上。而这种下降在社会各阶层中的表现不一，受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公教人员，即各级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和大中小学校教师。据统计，一个昆明大学教授，战前月工资为350元，到1945年下半年超过11万元，为战前的300倍以上，但同期生活费指数上涨6039倍，因此实际收入只及战前的二十分之一⁽²¹⁹⁾。公教人员“以此可怜之薄薪，维持五口之家之生活，其清苦情形，可以想见。欲其工作情绪之提高，与为官操守之清廉，当非易事”⁽²²⁰⁾。所谓公教人员，是维持政府及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环节，他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必然导致其对自己服务的政权态度的变化，从而威胁到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在收入水平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他们或者是洁身自好，清廉自守，但要忍受清贫的折磨；或者是得过且过，甚或贪污腐败，以至政风日下，民怨四起。国民党统治后期的吏治败坏，确乎不完全是官僚个人的好坏或良心发现的问题，而与经济状况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牵动政治，政治又影响到经济，两者形成恶性循环，对国民党统治的衰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国民党统治下的通货膨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整个统治体制的政治问题⁽²²¹⁾。

国民党对于通货膨胀导致民心涣散的严重性并非不知。宋子文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通篇所谈内容几乎不涉政治，而完全为经济问题，关键又是如何扼制恶性通货膨胀。他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人人都不满意，这是势所必然的”，并将其原因归结为抗战带来的收支不平衡。但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提出的方案无非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的老套。谁都知道，平衡预算的关键是减少军费支出，但战后政府军费支出不减反增，根本原因是内战支出成为预算无底洞。宋子文知道军费必须裁减，但又承认这“还需要相当时期，方能成就”⁽²²²⁾。实际上，终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军费始终是预算大头，军费降不下来，赤字问题便解决不了，恶性通货膨胀便难以遏止。如果说，通货膨胀之初对于缓和经济困难、支持战时经济还有某些作用的话，那么一旦其进入恶性膨胀阶段，首先摧毁的是当政者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统治基础。所谓得不偿失，饮鸩止渴，先是经济停滞，后是民心不顺，成为最后导致国民党统治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黄金风潮的爆发

宋子文的经济政策与前任相比，也有一点重大区别，就是他在战后采取金融开放政策，以买卖黄金外汇作为平衡通货、稳定价格与市场的重要手段，并在一个时期内显出其成效。但是这一政策的基础极不稳固，在内战不能停止的大环境下，很快失去效用，并直接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法币与美元的兑换率一直是固定的，自抗战后期起长期为20:1。这显然早已脱离实际情况，黑市兑换率大大超过此一比例，已经接近2000:1。宋子文上台后认为，这种情况导致法币与美元比价与市场脱节，使外贸停顿，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他制订了开放金融的计划，将法币与美元兑换率改为随市场供给自由浮动，并由中央银行操控买卖市场，他以为这样“对外贸易便可畅通，各项物资尤可随人民的需要而增加，游资之流入投机市场，以助长物价之波动者，亦可纳入商业正轨，国外原料及机械，也可因对外贸易之恢复，源源进口，来配合国内工业之发展，足以使增加生产，并收平定物价的效果，所以开放对外贸易，在国内可以安定人心，在国外可以导引投资，予我国经济建设以重要的助力”⁽²²³⁾。这一政策的重要倡导者，是行政院的美国顾问杨格，他力主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之一，是有利于战后美国资本的对华扩张，也符合美国倡导的世界经济自由化潮流，而宋子文执著于西方经济理念，以西方理想套中国现实，最终导致自己的失败。

实行金融开放政策，需要有相应的金融市场作后盾。宋子文在开放外汇买卖的同时，决定以中央银行库存黄金为基础，以官价通过上海黄金市场买卖，借此回收大量发行的法币，吸取民间游资，稳定通货，并给金融开放政策以有力支撑。宋子文采取这样的政策，姑不论其是否有私心⁽²²⁴⁾，但确有以此平抑物价，稳定经济的意图，而在发行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以此作为回收通货的手段，也不失为一条可行途径。而宋子文之所以能够实行这个政策仰仗于三大法宝，即库存黄金、美元和战后接收物资。据统计，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外汇储备于1945年底达到最高峰，为85，805万美元，其中黄金为568万盎司，1946年上海接收物资变卖收入为6698亿元⁽²²⁵⁾，这样空前的硬通货储备，为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国内一度的和平气氛，使宋自信其政策可以成功。这一政策实施初期收到了一定成效，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也有它的合理性。然而它在本质上是自由经济与开放经济政策，适合的是和平时期，它能够顺利实行的前提是市场预期心理的稳定，要做到这一点，又需要政治的稳定。可是国民党坚持内战政策，战争要求的是紧缩经济和统制经济，在内战烽火四起的情况下，市场对未来前景的预期不确定，黄金外汇买卖价格便极易波动，引发投机，因此黄金外汇买卖价格不仅不能压抑物价，反而成为物价上涨的带头羊，导致两者之间互相刺激、互为影响的恶性循环，最终连累整个经济大局。加上国民党各级军政官员在市场上兴风作浪，以投机获取个人利益，更使宋子文的黄金外汇政策难以成功。事实证明，开放黄金外汇市场是宋子文施政期间最引起众人非议并最终彻底失败的一项政策，除了消耗大量黄金外汇储备由官控转为“民有”，并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之外，这一政策不仅未能取得宋子文当初设想的成果，而且成了他下台的导火线。

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案》，将进口物品分为三类，一类为工业及民生需要物品，可自由进口，二类为烟草、汽油、汽车、纺织品等，可经许可进口，三类为奢侈品，禁止进口；中央银行指定若干银行买卖外汇，供一二类物品进口之用；废止官价外汇汇率，由中央银行根据供求情形，随时调节，对于外币现钞及黄金买卖，依同样原则办理；政府拨出美金5亿元，并由中央银行拨出一定数量外汇，作为基金，作随时平准市场之用，并指定专员负指挥运用之责。金融开放政策由此付诸实施⁽²²⁶⁾。2月26日，贝祖诒出任中央银行总裁，成为金融开放政策的实际指挥者。

3月4日，中央银行开放外汇市场，以法币2020元兑1美元的价格买卖美元。与此相配合，中央银行制订了《黄金买卖细则》，每天由各金号银楼向央行申购黄金，即明配，另外由央行委托几家指定金号随时抛售黄金，即暗售，通过这种方法，中央银行控制着市场黄金买卖的平衡⁽²²⁷⁾。8日，中央银行开始买卖黄金，每条（10两）售价165万元，起初2个月内，黄金买卖大体持平，4月卖出3674条，买进3000条。从5月开始，卖出大大超过买进，6月卖出19，982条，买进只有402条，净卖出19，580条，买卖已经完全失去平衡，表明市场对未来预期的悲观及对法币的不信任。同期美元买卖情况与黄金大体相当，4月买进1013万美元，卖出1850万美元，净卖出837万美元，此后逐月增加，6月净卖出2492万美元⁽²²⁸⁾。但因为当时中央银行手中掌握的黄金美元数量甚大，通过大量抛售，尚可维持黄金外汇价格的基本平稳。7月金价升至190余万，美元2500余元，上涨了20％左右，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两者指数的上涨（与战前相比），分别为756倍和1663倍，远低于同期上海物价4072倍的涨幅⁽²²⁹⁾。也正因为如此，投资或投机于黄金外汇市场所得，实际是低进高出，利益远大于其他市场，而这又导致黄金外汇市场在巨大投机压力下的崩盘。

由于在实行开放市场政策时，高估了法币与美元比价⁽²³⁰⁾，导致外国商品大量进口，外贸入超严重（6月入超已超过千亿，还不算走私），外汇市场售汇压力日渐增加（8月美元净售出3262万元），法币的持续疲软，加上游资作祟⁽²³¹⁾，造成市场抛出法币换取黄金美元之风日甚，迫使中央银行于8月19日宣布将法币与美元比价由2020:1调高为3350:1，法币贬值66％。表面上，改变外汇汇率的理由是鼓励出口，减少进口，激导侨汇，扶助生产⁽²³²⁾，然而实际上，此举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意味着原有自由买卖外汇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市场的反应非常灵敏，调整外汇汇率决定公布后，上海金价越过200万大关。由于中央银行供应能力的有限，一度消失的黑市卷土重来，与公开市场互相刺激，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形势的恶化。虽然中央银行严令取缔黑市，并规定美元价格不得超过官价的5％，但在经济规律作用下，无法遏止黑市现象的存在，美元黑市价已超过官价的三分之一。11月17日，政府又决定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实行输入许可与出口补贴，大幅度放宽出口限制，同时严格限制进口，除禁止进口物品外，所有其他物品进口亦需申领许可证，用行政手段压抑进口，缓和外汇供应压力，此举对减少外汇供应确有成效⁽²³³⁾，但对整个经济环境的改善、对压抑黄金价格并无明显作用。在黄金外汇价格上涨幅度较为平稳时，一定数量的买卖有助于平抑市场物价的上涨。而一旦价格大幅度上涨，社会对平抑物价的信心就会动摇，黄金外汇价格反成为物价上涨的带头羊，并刺激市场万物齐涨，整个经济形势很快就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黄金买卖运作由宋子文指示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再由贝下令央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和副局长杨安仁执行，复由央行指定的同丰余等五家金号银楼作为市场代理人，每天的抛售数量和价格高度机密，知者不过三五人，也没有非常严格的手续规章。全部过程外人不得与闻，不要说财政部长俞鸿钧，即便蒋介石，对于黄金外汇买卖情况也是一知半解⁽²³⁴⁾。运作过程的机密性，固然使外界对央行的实力不明底里，但导致市场极易受流言影响，在各种势力尤其是权势机关、人物的介入下，市场日渐成为投机集散地，各军政机关收到现钞后，首先用于购买黄金美元，大量军饷发出后，原封不动地回到上海黄金市场，投入黄金投机买卖⁽²³⁵⁾。一般工厂企业在开工困难的情况下，也改走炒买黄金之路。同时由于外地金价大大高于上海，导致游资向上海集中，抢购黄金保值。而且由于央行的抛售，金价上涨幅度还小于物价上涨幅度，使投机黄金买卖有利可图。就在各色人等几近疯狂的投机行为下，中央银行有限的黄金外汇储备无论如何也难以抵挡。

由于美元汇价的改变，美元投机稍有收敛，市场游资多集中于黄金，进一步加大了黄金价格上涨的压力。12月12日，上海黄金价格突破300万大关，美元价格达到5650:1，黄金美元价格从此开始进入急速上扬阶段，几乎到了一日一涨以至一日数涨的地步。12月24日，金价突破400万，中央银行两天抛出16，000条黄金，才使金价稍有下降。由于物价的上涨，1947年1月1日，当局宣布实行花纱布管制，凡由政府供给外汇购棉之棉纺织厂，其生产之棉纱、棉布的半数由政府按成本加价20％收购。加之中央银行于16日发行500元关金券，其与法币兑换比例为1:20，即合法币1万元，这更刺激了物价的狂涨。中央银行孤注一掷，1月30日一天抛出黄金19，000条（19万两，合六吨左右），回收法币750亿元，“气魄”不可谓不大，但2月4日，上海金价仍无情地涨到480万，美元达到8500:1⁽²³⁶⁾。次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出口结汇由政府补贴100％，进口货物从价征收50％附加税，以图挽救法币的颓势，预示着黄金外汇政策已至强弩之末，市场反应则是更疯狂地投机。6日，上海金价一日五涨，达到550万，美元兑法币比价突破1万，并引发各地投机抢购狂潮的出现，南京、广州、汉口、重庆金价均突破600万，天津暗盘达到700万。上海由于央行抛售，金价相对较低，引来各地游资聚集上海市场争购，央行已至无法招架之境。8日，央行停止暗售黄金，10日，停止对金号的配售（即明售）。由于在毫无通告的情况下突然停售黄金，使快速上涨的市场物价一下失去原有的制动阀，黄金、美元黑市价格暴涨，上海金价涨至720万，美元达到16000:1，带动市场谣言四起，一片混乱，所有物价均大幅度上涨，引发了抗战胜利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以上海物价指数为例，1946年3月为战前的2558倍，12月为5713倍，9个月上涨了123％，而1947年2月为10665倍，两个月即上涨了86％⁽²³⁷⁾。

黄金价格的暴涨，引发经济危机，使国民党中央再也不能对此熟视无睹。2月11日起，蒋介石连续召见宋子文并主持中央常会，讨论经济形势。此时，上海黄金官价730万，但有价无市，黑市高达940万，直逼千万大关（广州已达到1100万）。宋子文虽也意识到形势的严重，但仍图最后一搏，他要求蒋介石核减预算，节约开支，以对金价釜底抽薪。这是正孜孜于前方军事行动的蒋介石所不可能接受的，他要宋速筹对公教人员以实物代货币的紧急方案，以安定人心。然宋子文仍不甘心，2月13日，他搬出美国顾问杨格见蒋，提出改变外汇汇率，继续抛售黄金，被蒋认为“决难持久”，“期期以为不可”⁽²³⁸⁾。蒋决定实行停售黄金、管制物价、禁用外币、取缔投机等一系列经济紧急措施。财政部长俞鸿钧过后在国民参政会解释实行紧急措施的原因是，“全国各地游资麇集上海，群以黄金为投机对象，央行如不大量抛售，则金价日高，刺激物价。如拟以全力与投机者相搏，则牺牲甚大，徒使牟利者益增利润。于是政府运用黄金政策，不得不改弦易辙”⁽²³⁹⁾。

2月15日，中央银行公告停止抛售黄金。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主要内容为：1．关于平衡预算，本年度政府支出，除非迫切需要者，均应缓发；严格征收税收，加辟新税源；加紧标售敌伪产业和剩余物资；国营事业除重工业及特殊者外，应公开出售民营。2．关于取缔投机买卖安定金融市场，即日起禁止黄金买卖；禁止国外币券在境内流通；加强金融业务管制。3．关于发展贸易，法币与美元比价调为12000:1；废除出口补助进口附加税办法；推广出口；修正进口许可制度。4．关于物价工资，行政院指定若干地点，严格管制物价；一切日用必需品，按评议物价实施办法，严格议定价格；职工薪金，以1月指数为最高指数，粮、布、燃料亦按1月平均零售价，定量配给于职工；经济紧急措施时期内，禁止罢工怠工、投机垄断、囤积居奇。5．关于民生日用必需物品供应，政府对日用必需品米、面、布、燃料、盐、糖、油以定价供应公教人员，先在京、沪两地试办，并在各重要地区分期推进。同时公布的有《取缔黄金投机买卖办法》、《禁止外币流通办法》、《加强金融业务管制办法》、《评议物价实施办法》等条例，对于有关金融物价事项作出了严格规定，如禁止黄金外币买卖、流通，持有者必须按公布价在指定行局兑换成法币，违者处五年以下徒刑；各行局应严控放款，5000万元以上放款必须经四联总处核定，多余款项一律存放中央银行，机关单位用款一律使用支票，商业行庄业务应照章办理；一律不准新设银行钱庄；在全国重要地点设立物价评议会，评议主要民生日用必需品售价，协助检举违反议价行为，等等⁽²⁴⁰⁾。在这些规定中，最重要者当属严格管制黄金外汇和物价，期以遏制投机风，稳定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当局矫枉过正，甚至规定金银首饰店的首饰亦需登记，在三个月内出售，逾期未售出者，必须兑换为法币。可见黄金风潮影响所及，已经到了草木皆兵之境。然而且不论这些规定是否真正有效，过于严厉的规定本身就因为其没有可操作性而留下了反弹空间（有关首饰业的规定即明显例证）。不出两月，这些看似极为严厉的规定便有了程度不同的松动。

黄金风潮中损失的黄金美元数量，由于其机密性，当年从未公布过确切的统计数字。当监察院彻查风潮委员向贝祖诒询问时，他答以“事关机密，奉主席谕，对任何人不能公开”⁽²⁴¹⁾。较为可靠的统计有两个。其一为现公布的财政部档案所载，自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共售出黄金353万两，收回法币9989亿元，结存黄金122万盎司⁽²⁴²⁾。更详细的数字出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国民政府经济顾问杨格档案。根据中国政府当年致送杨格的密件可知，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外汇储备，1946年2月已较上年底的峰值略有下降，为83，359万美元（其中黄金未变，仍为568万盎司），1947年2月下降到37，987万美元，减少了45，372万美元，为上年2月的46％，为峰值时的44％，其中黄金为237万盎司，减少了331万盎司，为上年2月的42％，即两者均在一年中减少了一半以上，黄金减少比例更大一些⁽²⁴³⁾。这两处档案所记黄金损失数量差别不大，前者比后者多近7％，唯留存数有较大差别，前者只有后者的51％。考虑到杨格档统计为逐月报告，且包括外汇统计，因此可能更为可靠。央行在一年的金融操作中，黄金外汇损失相当严重，但并非如外传消耗殆尽⁽²⁴⁴⁾，然而由于财政当局操作上的机密色彩，事发后又刻意封锁信息，使得黄金潮的影响被人为扩大了，加上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矛盾，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经济危机。

上海黄金风潮爆发，引发全国社会动荡，舆论哗然，对国民党统治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宋子文因此成为众矢之的。2月13日，监察院由院长于右任主持会议讨论黄金风潮，决定派何汉文等四委员前往上海彻查。次日立法院会议则对宋子文发动猛烈攻击，要求“宋子文应辞职以谢国人”。傅斯年在《世纪评论》杂志连续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两文，以极为尖锐的文辞痛责宋子文经济政策的失败。文章开宗明义便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此语直指国民党统治的危机，而要挽救这个危机，“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傅文以宋子文连带以孔祥熙作靶子，批判“孔宋两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提出“彻底肃清孔宋两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²⁴⁵⁾。傅文一出轰动朝野，成为倒宋潮中的重磅炮弹。早就对宋子文不满的CC系和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亦借机发起倒宋潮⁽²⁴⁶⁾。宋子文经济政策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宋本人无论多么能言善辩，也抵挡不住舆论的攻击，黄金风潮使他遭到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打击。以他行政院长的身份却成为舆论公开攻击的对象，预示着他的政治地位也摇摇欲坠。

宋子文的经济政策不但导致经济的危机，而且引发对国民党政权的信任危机，蒋介石震怒之下决定换马。据宋的亲信贝祖诒告诉张嘉璈，29日下午，蒋介石约宋子文谈话，告诉他明天立法院会议将对其大加攻击，是否不必出席。宋答以如不出席，必须辞职。蒋名为关心其声誉，实际暗示宋自动辞职，但宋并不明确表示，谈话没有结果。当晚，蒋再约宋谈，告以不必出席为宜，宋谓只好辞职，蒋允之。由此观之，宋尚有恋栈之心，他的下台实为蒋逼迫的结果⁽²⁴⁷⁾。3月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张群任副院长；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职务，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对于下台，宋子文心中难免有对蒋介石不支持自己的怨气。当天，他未如蒋之要求，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立法院报告财政金融方针。他首先自夸了一番理财功绩，接着声称“政府对于收入极为有限，但为应付各方开支要求起见，不能不仰仗于增加发行。本人深悉此种途径，足以引起可能之严重局势，因此本人和同僚们，日夜为这个问题担心，但是各方面总以为本人是在一味拂逆他们的意志。如此忍受各方的责备，几乎只可认为命运所支配”。此种表示暗含了他对蒋不同意他削减开支也即军费主张的不满。宋不无伤感地承认，“本人已经好像是公众的仇敌，每遇物价暴涨，本人即被人唾骂”，但他表白：“本人自从担任行政院的职务以来，一切尽心力而为之，政策方面，可能有错误的地方，而在良心方面，离开行政院的时候，觉得绝对对得起国家民族。”然而立法委员不因宋的表白而罢休，宋讲完后立委群起质询，宋称“所有问题不加答复，以后问题自有新院长答复，关于黄金外汇之问题，俞部长及贝总裁均知道很清楚，辞职的人不应该讲话”。言毕扬长而去，既让准备打落水狗的立委们无奈，又将了蒋一军⁽²⁴⁸⁾。

监察院调查黄金风潮案四立委于3月间对宋子文提出弹劾案，认为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以来，其误国失职多端，尤以此次黄金风潮，使社会骚动，影响国计民生至深且巨”。该案列举宋之误国失职事实为，财政金融政策失当，摧残生产事业使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运用黄金政策失败贻误国家财政，浪费外汇促成金潮，独断孤行贻误全盘行政，因“依法提出弹劾，即请提付惩戒，以正纲纪”。但监察院的审查意见为：“本案所举弹劾宋子文之事实，均属政策运用问题，尚未举出有何犯罪情事。该宋子文于金钞风潮发生后，既经自请去职，应毋庸再付惩戒。”⁽²⁴⁹⁾在3月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与会者对金潮案反应强烈，以黄宇人领衔，一百名中央委员临时动议，提出《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污吏之财产以肃官方而平民愤案》，提出：“抛售黄金政策，原意固在收回法币，乃负责主持之人，不但运用失宜，抑且有勾串商人操纵图利之嫌，亟应一面再促政府依法提付惩戒，一面转咨中央监察委员会从速查明议处，以肃党纪。”蒋介石虽对宋子文不满意，但一损俱损，对宋的攻击过火，亦影响国民党的公众形象，因此蒋在三中全会上为宋辩称，宋院长“依法执行任务，不知何故加以谴责”；“宋子文在行政院长任内，并不贪污，如谓余见贪污而不知，则由余负责”。他告诫说，“这次三中全会通过之决议案，大部分属于破坏性”，“党内纷争，殊为扼腕”。查办宋的声浪就此停息⁽²⁵⁰⁾。而对金潮本身，国民党拿不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只是寄希望于“迅速处理无须国家经营之企业，出售敌伪产业及剩余物资，并整理税收，以谋在短期内弥补财政之不足，防止通货之膨胀”⁽²⁵¹⁾。

3月13日，与黄金风潮案有关的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兼同丰余金号经理詹莲生三人被捕，贝祖诒亦被监察院提出弹劾（后予以申戒处分了事）⁽²⁵²⁾。林、杨两人受贝祖诒的指示，与詹莲生直接联系，通过詹进行全部明配与暗售业务。据监察委员调查指称，央行出售黄金价格由同丰余等行号与央行对讲电话报告为准，行号指定则由贝祖诒等三人“任意决定，漫无标准，已属不当，益以此五家均系由詹莲生一人介绍，则显然央行出售黄金事宜在市场方面故任詹莲生一人把持操纵，谓为官商勾结，实非过分”⁽²⁵³⁾。由于这个过程的高度机密性，林、杨等有无玩忽职守、贪赃枉法之处，恐怕法庭也很难得其详，但詹莲生获利之丰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他在事先得知买卖数量和价格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时间差赚上一笔，更重要的是，黄金卖出前需要从金块改铸成市场所需的金条，每条有三分火耗，如按售出35万条黄金计算，仅此一项，詹即可得到十余万两黄金⁽²⁵⁴⁾。4月4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配售黄金“舞弊嫌疑”案。林、杨两人均称“一切都是奉命办理”，詹莲生亦称买卖黄金的金号和价格都是由局长和总裁决定，“我丝毫不能参加意见”⁽²⁵⁵⁾。然而无论当事人怎么说，对这一震动全国的案件总要有所交代，最后，法院以判处林凤苞无罪，杨安仁有期徒刑八年，詹莲生有期徒刑四年而了结此案。其实严格说来，不仅是林、杨两人，即使贝祖诒亦不过奉命行事，黄金风潮引发的危机绝不是处理这样几个人物所可以解决的。

黄金风潮的爆发并引发经济危机，原因很复杂，但从“根本上讲，物价的病根在于通货，通货的病根在于内战。内战不停，生产不能进展，通货不能停发，物价便无法收拾。黄金政策，即使改弦更张圆滑的运用，还只能减杀物价的波动，并不能根本解决物价问题”⁽²⁵⁶⁾。解决的办法如同时论所言，“今天中国的经济财政病症，任何专家设计，任何医生开药方，其前提只有一个，就是停止内战，实现和平”⁽²⁵⁷⁾；倾向于国民党的著名金融家陈光甫认为，除非政府改变对中共的政策，否则经济注定无法长期维持，黄金政策的失败不在于中央银行的错误，而是错误的政治政策的结果⁽²⁵⁸⁾。黄金风潮的当事人贝祖诒在辞职答立法委员质询时直言不讳地认为，黄金政策一度取得的成功，“原因大部应归功政协会议之成功”，“主要由于国内和平，今年情势大变，此一政策能否继续施行，实有详细加以考察必要”⁽²⁵⁹⁾。国民党无意实行和平政策，因此其经济政策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不出根本解决之道。

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的出台，暂时以行政手段抑制了市场动荡，然而并未能解决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时论认为，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在目前或不失为一治标应急之策。但是国内经济上的积弊，政治上的积弊，币值稳定上的积弊，依然很明显的存在。一次风潮算是过去了，第二次的风潮又在酝酿着。如果不从根本上想办法，难道焦头烂额的人民生活，还经得起再受打击吗？”⁽²⁶⁰⁾这是当时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普遍看法与担心，即使国民党官员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张嘉璈上任后，认为能否平衡预算、获得外援及军事胜利，是稳定财政经济的三个条件，而在战争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法币增发，物资日趋缺乏，距离紧急措施之平衡预算与稳定物价两目标，相去日远”。如是，“则我之任务必告失败。思之几于寝食不安”⁽²⁶¹⁾。他的不安完全被其后的事实所验证。他要求中央银行垫款应有限度，紧急支付命令宜经过审核再付，财政部长俞鸿钧首先反对，“谓军费支出，无法拒绝，何能规定中央银行垫款限度。主席亦以俞部长所言为然”⁽²⁶²⁾。在这种情况下，张嘉璈迟早要走上宋子文的老路。果然，在国民党拿不出治本之策的情况下，市场只维持了大约两个月的稳定，4月中旬开始，因为法币万元大钞的发行，物价再度发生剧烈波动，从而成为5月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直接诱因。

第四节　战后外交

一　外交关系的拓展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废除了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跻身世界五强之列。联合国以及各个国际组织均有了中国的地位甚至是重要地位，国际形势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较之以往更多地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日渐重要，中国在海外的数千万侨民需要祖国的关心与保护，中国战后外交正是在这样有了很大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²⁶³⁾。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中，声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指针是：“我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常任理事国之一，所负责任特别重大。今后自应根据一贯政策，与美、苏、英、法诸大盟邦及其他爱好和平之国家密切合作，以加强联合国之组织，而求国际间各项问题之合理解决。”具体政策是，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有所贡献；废除尚存的不平等条约；广订友好条约，以开展邦交；谈判通商条约，以树立新的商业关系⁽²⁶⁴⁾。

自美国和英国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之后，中国与其他订有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也在逐一谈判废除中。抗战胜利前，已有中比（利时）、中挪（威）、中加（拿大）、中瑞（典）、中荷（兰）新约成立。战争结束时尚未签订平等新约的国家尚有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西班牙、澳大利亚、南非等国，但法、瑞、丹、葡四国均已表示放弃特权，西班牙根据1928年中西商约条文规定自动放弃，澳、南两国因系英国属下的自治领，而英国已下令取消本国及自治领在华行使特权所依据的《中国敕令》，故此两国的领事特权实际已经停止。战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未遇大的阻力，中法、中瑞（士）、中丹（麦）、中葡（萄牙）先后签订平等新约。至此，从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列强入侵而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废除，中国人民历经百年的奋斗和抗争，终于在抗战胜利声中摆脱了列强加于自己的耻辱，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权的历史写下了新的一页。

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相应的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外交关系的拓展。中国是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并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具有否决权的五强之一，在联合国占有重要地位。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国际法院等，中国均有理事和法官参加，并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至于其他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等，中国也都参与了其活动。抗战以前，中国与二十五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其中大使级八个，公使级十七个，数量很少，级别也不高，主要局限在几个大国。而到1947年，中国已与四十一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其中大使级二十四个（以欧洲最多），公使级十七个，还设有七十六个领事馆（以亚洲和美洲最多），三个驻外代表团。驻外外交使团数量和外交关系的级别都有了较大提高。外交范围有了新的拓展，尤其是与亚洲和美洲国家的关系发展较快。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和巴西、墨西哥、暹罗（泰国）、沙特、阿根廷、菲律宾等亚洲和拉美的十二个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²⁶⁵⁾。

然而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旧的不平等消失了，新的不平等又产生了。中外之间不仅仍然存在着新的不平等条约，如战争结束之时签订的中苏条约，即使是中外签订的平等条约，往往在表面的平等下仍然隐藏着实际的不平等。如中美、中英关于互相给予驻军治外法权的专约（1943年5月和1945年7月签订），表面上是平等的，然而实际上中国不可能驻军于美、英，因此只有美、英驻华军队可以享受如此特权，与此类似并引起更大反应的是中美商约⁽²⁶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仍然是一个弱国，无力为自己争得国际上应有的平等地位，而国家的分裂与内战，无疑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国民党的基本政策又是先国内后国外，在内战烽火连天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文汇报》在社评中写道：“看政府当前外交政策的运用，我们认为，追随的实例太多，独立自主的表现太少；为迁就眼前内外情势而过分倒向美国的地方太多，真正站在国家远大利害的考虑上利用国际矛盾来维护民族利益的作为太少”；“我们深知，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在目前内政情形之下，外交政策很少有改变的可能，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内政问题能够赶快圆满解决，同时也希望政府尽可能减少内政问题对外交政策的影响。”⁽²⁶⁷⁾如果说国民党对于大国的外交妥协尚可找到借口的话，对许多同样是弱国或小国的外交也无起色，则是很难使人理解的，在东南亚华侨保护问题上的软弱无力便是一个例证。

东南亚华侨在战争期间本已因战争影响，颠沛流离，遭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战后不仅未享受到胜利成果，反而受到所在国内部冲突（如法越、荷印冲突）以及排华风潮（如泰国）的影响，生命财产均遭受严重损失，流落在外者返乡困难，“华侨所望国家强盛，以解除过去痛苦者，竟成幻影”⁽²⁶⁸⁾。关于侨务政策，外交部长王世杰曾提出，“目前基本保侨工作，仍在与一切有华侨居留之国家订立友好条约，使华侨在条约上获得最惠国待遇”⁽²⁶⁹⁾。然而实行的结果，华侨待遇并未见明显改善。在越南，中法谈判时虽有关于华侨问题的默契，但法军虐待华侨、迫害华人的情况并未稍减。据第一方面军参议袁子健在西贡亲见后的报告：“西贡法军劫杀华侨案件，据领馆调查，已达两千件以上，现尚继续发生，仍未停止。究其原因由于军纪堕落，长官纵容，不加严厉处分之故。”⁽²⁷⁰⁾在泰国，中泰虽订有友好条约，但其国内仍时不时掀起排华风潮。其他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的华侨同样处境困难。其实不仅是东南亚，世界各国的华侨受到不公平待遇者所在多有，各国均在中国侨民入境、居留及其他问题上苛求不已，究其实质，仍是中国的软弱与政府保护不力。对此，国内各界和舆论有强烈反应。《大公报》社评说：“南洋近千万华侨，现正遭遇着总攻击，孤军绝域，可能被各个击灭。这一严重的事实，不知道政府看到了没有？那一片哀切呼救碎心断肠的声音，不知道政府听见了没有？假定看见与听见了，不知道政府有无对策？有无救援的心思？看在千万侨胞面上，祖国呀，你该争气了！该把国家弄得像个样子，该让中国人抬头见人。”⁽²⁷¹⁾

对于有关中国切身利益的华侨问题尚且解决不了，遑论其他。中国参加了战后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如1945年9月的伦敦五国外长会议，1946年1月的伦敦联合国会议，7月的巴黎和会等，但多是以配角身份出现，并在有关主要问题的立场上追随美国的态度。1946年7月，巴黎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召开欧洲和会和对意大利等五国签订和约等问题，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竟坚决反对中国列为和会邀请国⁽²⁷²⁾。美英虽曾支持中国，但在苏联的反对下，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对中国代表表示，“中国为召集人系属颜面问题”，“希望中国政府平心静气，统筹全局”；英国外长贝文表示“因苏联坚决反对，未便坚持”，表现出国际政治游戏以实力为第一的原则。结果，中国只能接受现实，只是由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未来在巴黎举行之和会，应由外长会议全体会员国召集，并不仅限于英、美、法、苏四国，实至明显。不然，则中国政府将视为违反前述协定。”⁽²⁷³⁾1947年3月莫斯科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期间，苏联提议将中国问题列入会议议程，虽然未能实现，但已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在列强中的地位，以所谓五强之一，其国内问题居然成为别国讨论的对象，无论如何也和大国的形象不相符合。资深外交家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由于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参加讨论和决定影响全世界的主要问题而未能取得成果，使我感到很遗憾。我尤其感到特别失望，因为我毕生的希望是，在世界大家庭里，应使中国享有适当的地位，并且中国应对维持和促进世界安全与福利做出应有的贡献。我国政府未能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实在是所有过失的根源，甚至在中国没有参加的国际会议上，把中国的国内局势作为议题，使我国在国际领域内蒙受耻辱⁽²⁷⁴⁾。

二　中美关系与中美商约

中美关系始终是国民党外交的重心所在，战后尤其如此。美国与中国除了因为马歇尔使华以及美国介入中国国内政治斗争而发生的密切的政治关系之外，经济关系也是战后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尤以中美商约的谈判占据着战后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地位。

在旧有不平等条约体系下，外商在华经济活动受到一系列特殊的保护，与华商相比处于优势地位。1943年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由不平等条约体系保护的旧有经济规范取消了，如何界定中外之间新的经济关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美商约谈判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它又是中国与外国间谈判的第一个新商业条约，因而不仅对于中美两国，而且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美商约谈判引起了中美两国政府和工商企业家的广泛关注。

还在抗战结束之前，美国政府和工商界已经在为中美商约谈判进行准备。有四百家成员参加的美国中美工商业协进会（其中包括不少美国著名工商企业），代表美国工商界提出了对中美商约谈判的意见，主要目标是：“帮助为两国间的贸易和美国在华投资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律基础，并为双向贸易最大限度的发展提供一切实际的帮助。”⁽²⁷⁵⁾由于过去特权带来的好处，他们仍然希望在新条约中保持某种特权。在中美工商业协进会向国务院提交的意见中要求：“战前美国在华实业因遵循美国法律、服从美国法庭而得到好处，人们合乎情理地相信，这种状况将继续下去，如果发生什么转变，将会规定一个过渡时期，其间将继续享受美国法律带来的好处。”⁽²⁷⁶⁾不仅是美国工商界要求中国市场的开放，甚至连美国军方亦认为，蒋介石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支持应当付出的代价是，保证美国的特殊经济利益，将中国经济置于美国的完全指导之下⁽²⁷⁷⁾。美国国务院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草拟了条约草案，在新商约框架中，将旧有特权尽可能保持下来。

根据中美新约的规定，新商约的谈判将在战争结束六个月后开始。不等战争结束，1945年4月2日，美国方面已将一个长达五十八页的商约草案交给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召集经济、财政、交通、内政、教育、司法行政等部和地政署及中央宣传部对美方草案进行了详尽研究，认为美方约文“范围之广，内容之详，为以往美国对外商约所未有”，而且此约“不但对于中美今后合作关系重大，且将为我国与其他各国商约之范本”，因此各部均提出了若干意见，其中最大的异议集中在美方要求的给予缔约双方公司、社团以国民待遇与“无条件和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上⁽²⁷⁸⁾。虽然这样的待遇是给予双方国民的，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使中国国民实际上无法享受此种待遇，而且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都有保护自己利益的特别规定，外国国民在美国所能享受的国民待遇只限于联邦法律的范围内，这对于中国极为不利，最惠国待遇则有被他国援用之担忧，因此中国有关部门均反对不加限制地给予美国公司、社团以国民待遇与“无条件和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美方草案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关于在华美国公司法律地位的规定与中国正在讨论中的新《公司法》不符。拟议中的新《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法律地位采取属地原则，无论由谁经营，凡本部设在中国领土内的公司为中国公司，反之即为外国公司，这样许多在华营业多年的美资公司（如著名的上海电力公司等），由于他们的本部不在国外，不能算外国公司⁽²⁷⁹⁾。美国对此反应强烈，他们在商约草案中极力要求中方接受美国对于公司法律地位的解释，即公司的法律地位决定于其注册地，这样许多在华营业的美国公司，虽然本部设在中国，但因其在美国注册仍可算美国公司。

美方草案提出之后，在美方催促下，中美双方首先在美国进行了非正式会谈，主要是中方要求了解美方草案中若干规定和措辞的确切含义。日本投降后，美国实业家急于返回中国，中美工商业协进会及其下属公司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向战后中国市场进军的运动，协进会及美国各大工商业企业代表纷纷来华，准备在战后中国市场上大显身手。美国政府和企业家雄心勃勃地要把19世纪末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时对中国市场的高度期望变成现实，把中国潜在的庞大市场变成能为美国实业家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的市场。因此，美方催促中方尽快开始正式谈判。美国商人提出，如果中国不同意开始谈判，则美国应停止对中国的贷款和援助⁽²⁸⁰⁾。马歇尔受命来华后，美国又将中美商约谈判与马氏的使命联系起来。1946年1月17日，美国国务院将财政部的急电转致马歇尔，其中转述了由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等部门代表组成、负责协调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监管对外贷款的国际货币财政问题委员会的意见，将立即谈判商约作为美国给予中国贷款的条件之一，同时还要考虑中国在下列问题上的态度：1．中国商业政策的非歧视性质；2．并非旨在发展自给自足经济的合理的关税政策；3．为外国在华公司创造与在其他商业国家相似的条件；4．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使外国公司进入各种实业领域；5．扩展私人贸易和私人企业经营的领域；6．无损中外企业的经济发展计划，等等。上述种种条件多数与商约谈判有关，质言之，谈不成美国满意的商约，国民政府就很难得到贷款。这实际是在谈判中加入了新的因素，即国民政府从美国获得财政援助及马歇尔在调处中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依赖于谈判的进展，这对于已经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在谈判中处于弱势的国民政府又加一重新的压力，而且这样的压力，对于正在极力争取美国支持以削平对手统一中国的国民政府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商约谈判的过程充分反映了双方的这种不平等性，美国政府与工商界一直密切合作，最大限度地保证美商利益，而国民政府因为担心外界对条约的负面反映，一直保持了谈判的秘密性，工商界不得与闻，只能在条约签订后，接受既成事实。

在美国的压力下，1946年2月5日，关于中美商约的谈判在重庆开始举行，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美方首席代表是美国驻华参赞施麦斯。双方以美方提出的草案为基础，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中方首先声明：1．为中美友好全面合作起见，“我们已对贵方所有建议均加以最优惠的考虑，并尽可能立即按原有形式接受美方条款”；2．中方不仅要考虑本约，而且还必须联系与其他国家的关系；3．中国与美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而并非所有条款在实际运用上双方都有同样的好处；4．中方的对案勿让第三方知道。美方强调，美方方案是谈判的基础，因为此方案注意到了最近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是作为一项统一的计划而设计的，因此它的有关内容须放在与这一整个计划的关系中考虑”⁽²⁸¹⁾。

有关中美商约谈判的讨价还价实际集中在三个主要分歧点上。中国首先在公司法律地位问题上向美方作出了重大让步。3月中旬，国防最高委员会审议新《公司法》，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堪提出取消外国公司需在本国“营业”的规定，遭到委员们一致反对。但主管当局深知，“就两国经济相需情形而论，我所赖于美者急，而美所求于我者缓，故研议本约自应权衡国家整个需要，就全面之利害着想，庶不致因小失大”⁽²⁸²⁾。换句话说，中美双方在商约谈判中地位的不平等，是自始即由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因此在主管当局坚持下，3月23日，立法院还是通过了修改后的《公司法》，在公司定义上接受了美国的要求，这在国民政府立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指出：“外国人不应干涉我国的内政，更不应干涉我们的立法。中国的立法应当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可是我们的政府不重视人民的意见，而重视美国的利益，只知道如何便利美国，而不顾老百姓的利益，这不是中国的经济，而是美国的经济。”⁽²⁸³⁾

关于国民待遇问题，美方坚持如果没有该项规定，外商在华经济活动将受到中国地方法律的限制，但闭口不提美国联邦法与州法律的差别。美国要求美商在华享受国民待遇，而华商在美国只能享受他州待遇，这显然不公平，但在美方压力下，中方同意给予美国公司、社团国民待遇，并同意公司范围包括金融业（中方以前一直反对金融业享受国民待遇），但加上“除缔约彼方法律另有规定外”，同时接受了美国的“它州待遇”。关于“无条件和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双方于此费时最多，中方坚决反对“无条件和无限制”字样，因为这将开一个供他国援引的不利先例。由于中方表示“我国在事实上已采用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但为避免舆论反对及他国援例要求，故不愿列入条约，美方人员以我立场坚定，经请示国务院终于让步，同意将本款中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一句删去”⁽²⁸⁴⁾。谈判从重庆到南京，历时半年，至8月底谈成了初稿。

11月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使馆参赞施麦斯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内容十分广泛，林林总总，计有三十条之多，各条中又有若干款，但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项：1．缔约双方国民在下列各方面彼此享有国民待遇，即在彼方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经商、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购置动产，进出口商品内地税的征收，商品的销售、分配，在彼此领土内所制造商品的出口关税；2．缔约双方在下列各方面彼此享有最惠国待遇（即所谓“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国民、法人及团体所享有之待遇”），即进口关税、采矿、内河及沿海行船与通商、购置不动产⁽²⁸⁵⁾。

中美商约是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之后，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商约。该条约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限于条约名称所指的通商航海，还涉及政治、文化、教育、宗教乃至军事等各个方面。如同艾奇逊所称，它“为美中两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法律框架”⁽²⁸⁶⁾。与旧有不平等条约不同，这个条约的大多数条文规定对于双方都是平等的，互惠的⁽²⁸⁷⁾。考虑到中国近代订立的那么多单方面优惠的不平等条约，该约条文的平等互惠内容当然具有一定的意义。然而，在废除了旧的不平等条约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外侨特权之后，是否只要规定了互惠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就是平等呢？其中的关键在于，美国是最发达的经济大国，而中国还是一个极不发达国家，互惠平等对于两个经济发展差别极大的国家的意义显然是不一样的，美国可以充分享受的优惠，中国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所限，根本不可能享受，因此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各界反应最为强烈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而实质上的不平等。中美商约公布之后，除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文认为，“只要这个条约在原则上是平等的，便无非议的余地”外⁽²⁸⁸⁾，几乎没有得到中国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支持。知识界称其为单惠条约，沿海大城市工商界人士多数反对或不无疑问，而内地工商界则一致反对。《大公报》认为：“在实质上，我们觉得它几乎是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当年的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是片面的，现在则是双方的，自然是平等的了。但事实上中国的国力太差，于是所有的互惠都变成了单惠。……中国这样的大开门，是完全符合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的高度工业品大量涌来，美国的高度生产力与高度生活力都大量拥来，试想想，我们的工业将如何建设？我们的经济将成何形状？我们人民的生活将处何境遇？我们是弱国穷国，我们不怪美国，只是惊异我们的政府为什么竟不为本国的工业、经济与人民生活谋一些保护？”⁽²⁸⁹⁾中共更是抨击中美商约“乃不平等条约废除后首度签订的最不平等条约”，谴责国民党借此约“不但将获得前次所谈五万万元借款，而且将获得更大更多的借款与投资，以便加强统治与扩大内战”⁽²⁹⁰⁾。

面对外界对中美商约的强烈批评，主持中美商约谈判的王世杰承认，“因中美经济状况不同，所谓互惠实际上仍易成为片面之惠，故对若干问题，中国不能不采取若干保留之态度。然为鼓励美国对华投资以助我工业发展起见，势不能不给予美国人民及公司以必要之保障”⁽²⁹¹⁾。为了缓和这种批评，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于11月28日发表声明：“总观各界批评，最着重之点，佥以中美两国国力不同，我国不能根据条约而享受与美国同样之平等互惠利益，对于此点，我方于谈判中，无时不予以细密之注意。”他认为条约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亦给予了考虑，在九个方面中国作了保留。如国民待遇在“法律另有规定时，则不适用”；关于版权，中国人翻译美国著作不受任何限制；对关税自主和进出口的决定权毫无影响；关于船舶航行范围，“其权操之在己”，“我方对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之必要保留，由本国国民享有一点，向所坚持”。他强调“所谓最惠国待遇，实即为与第三国之平等待遇，此为我国历年来在外交上所力争之原则。我既不愿在美华侨遭受低于其他国家国民所受之待遇，则我当亦不应对在华之美侨予以不平等待遇”⁽²⁹²⁾。

评价中美商约，不能仅仅从经济意义考量，它的谈判过程和政治背景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一面。在条约谈判过程中，中美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中方始终承受着某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有些是美方公开强加的，有些是中方可以感觉到的。而条约谈判的政治背景，加剧了双方的这种不平等性。战后中美关系的两个显著特点是：中国经济的恢复有赖于美国的援助，国民政府需要美国的支持对付其对手中共并确立其在国内的独尊地位。可以说，中美双方都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谈判中的不利和有利、劣势与优势地位，唯其如此，美国才敢于对中国有关立法过程进行干预；国民党才不顾内外的强烈反对，不惜以损害国内工商业界利益为代价迁就美国，以换取美国的支持。为免节外生枝，条约签订后，11月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批准了条约，9日立法院表决通过条约，这样在条约签订后的一周内，国民政府已经完成了全部批准手续。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各界对中美商约强烈反对之际，被中国人认为占了便宜的美国人对这个条约仍不满意，这其中除了两国经济文化环境带来的差别外，确实也存在对于国际经济规则的不同理解⁽²⁹³⁾。比如内河航运问题，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关于航运的规定，采取了相背于普遍国际惯例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即所有外籍货轮均不得载货驶往非指定海口的中国口岸。这样就使外籍货轮不能进入上海以远的长江，而只能在上海卸货，再经转运至长江上游港口，如重要的商业中心汉口。结果，货物在中国水域内的转运费远高于其应花费数字，而且上海转运中的种种程序，使它成为阻碍中国内地极需货物的瓶颈⁽²⁹⁴⁾。再如知识产权问题，在国人看来似乎并不那么重要，而在极端重视知识产权并以此作为出口创汇大宗产品之一的美国人眼中，条约对中国作了重要让步。美国人希望的是无条件和无限制的自由贸易以及国民待遇，因此，直到1948年11月，美国国会才批准了该条约，30日，中美双方在南京交换了批准书。此时国民党政府已在内战中全面失利，条约对美国人的意义已经很小了。

在战后最初两年间，中美之间还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如《关于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之协定》（1946年4月29日）、《中美空中运输协定》（1946年12月20日）、《关于美国武装部队驻扎中国领土之换文》（1947年9月3日）、《关于美国救济援助中国人民之协定》（1947年10月27日）、《中美在华教育基金协定》（又称《中美文化协定》，1947年11月10日）等。通过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将美国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进一步固定下来，保障了美国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具有绝对优势的排他性的特殊地位。单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1936年，中国自美进口及对美出口货值分别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19.6％和26.4％；而到1946年，这两个数字为57.2％和38.7％⁽²⁹⁵⁾，仅此一项，即可见美国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所占的特殊重要地位。

三　中英关系与香港问题

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中英关系也不再具有以往所有的重要意义。战后中英关系除了在香港接收问题上有所交涉外，既非十分密切也无大的冲突。

在抗战期间中英进行新约谈判时，为了尽早达成此约，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作出了让步，没有坚持战后收回香港的主张，但对于九龙租借地问题，因为中英新约的签订，其法理依据已不复存在，何况各国均已将租借地交还中国，因此国民党尚有借抗战胜利而收回的想法。然而英国顽固地坚持其旧有殖民帝国的傲慢立场，拒绝讨论任何有关改变未来香港九龙地位的主张。直到抗战胜利，香港问题再次由于接收而提上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8月2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上解释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称，我们中国决不借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合作和盟邦的主权，所以我们不愿借此派兵接收香港，引起盟邦间误会。关于香港的地位，从前是以中英两国条约为根据，今后亦当依中英两国友好的关系协商而变更，我们的外交方针和国际政策，主张尊重条约，根据法律以及时代要求与实际需要，求得合理的解决。现在全国各租借地均经次第收回，九龙的租借条约自非例外。但是我们亦必循两国外交谈判的途径，以期收回领土，行使主权⁽²⁹⁶⁾。当时政府内部有人建议，应在时机成熟之际，以精兵直袭港九，再与英国交涉，至少以收回九龙为限⁽²⁹⁷⁾。但蒋介石对任何与英国可能发生冲突的建议均态度谨慎，他不愿在战后国内问题优先的情况下，因此影响与英国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对这样的建议均未认真考虑。

日本宣布投降后，英国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接收香港的准备工作，英国首相艾德礼并致电杜鲁门，要他指示麦克阿瑟，命令香港日军向英军投降⁽²⁹⁸⁾。曾经在香港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美国，此时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竟然同意香港由英军受降。尽管蒋介石不主张在香港问题上与英国发生冲突，但他也反对英国军队重返香港并接受日军投降的举动，要求日军根据原计划向中国投降，他还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求援，强烈反对对波茨坦公告和盟军最高统帅已经发布的投降条款作任何改变。但杜鲁门告诉蒋介石：香港受降不过是个军事行动问题，而无关英国的主权，中国应该与英国进行合作，“英国在香港的主权是没有疑问的，倘为投降仪式而发生麻烦，似乎将抵偿不了其恶劣影响”⁽²⁹⁹⁾。美国的态度使蒋大失所望。蒋只能再后退一步，8月23日，蒋介石电告杜鲁门，提出香港由中国战区统帅委派英军代表进行受降，实际这只是挽回一点面子而已，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料英国连这一点面子也不愿给。8月27日，蒋介石会见英国大使，英方告以“英国必须在击败日本以后，恢复香港原有之地位，因此彼等甚歉彼等不能接受蒋委员长之建议，由英国军队之官长作为蒋委员长之代表，在此英国领土接受投降”。蒋当即表示“余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³⁰⁰⁾。29日，蒋介石发出命令，授权英国海军少将哈考脱接收香港及九龙日军投降。次日，蒋再次会见英大使，告知此项决定，表示：“除非联盟国不承认余为中国战区之统帅，华盛顿之盟约无效，或尔英国脱离联盟，宣告单独自由行动；否则余之指令决不能改变，余决不能破坏盟约，违反公约，屈服于强权也。余令既出，必贯彻到底，希望英国恪守信约，保持荣誉，如其最后仍加拒绝，则必宣布其恃强违约，公告世界，以著其罪恶而已。”9月1日，英国表示同意中国的意见，由蒋介石委派英军将领接受香港日军投降，此一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8月30日，英国舰队抵达香港，次日即成立军政府，重建对香港的殖民统治。9月16日，香港日军投降仪式在原总督府举行，由英国第十一舰队司令哈考脱将军和日本香港军司令冈田梅吉、华南舰队司令藤田赖太郎分别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潘华国将军参加了日军投降典礼。受降典礼之后，中方交给英方一份备忘录，称今日受降之事，并不包括九龙日军。此前，中国新一军第五十师先于英军大部队于9月8日进驻港、澳地区，待英军开到后，香港由英军进驻，新一军仍驻九龙，直到11月下旬奉命开赴东北时为止⁽³⁰¹⁾。

香港问题虽因中国的让步而得到解决，但国内要求收回香港的呼声一直不绝，国民党也通过各种途径多次向英国提出此一问题⁽³⁰²⁾，原则均为和平解决，但以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英国不会理睬中国的要求。直到1948年行宪国大期间，还有代表提出这个问题。外交部的答复是：我国外交政策，有一极显著之点，即我素来一贯尊重国际义务，信守国际条约。香港以及九龙之一部分，系我于1842年鸦片战争后，先后依照条约规定，割让与英国者。纵然我人对签订该项条约之当时环境与历史，深具遗憾与憎恶，但我人对已经签订之国际条约义务，在条约未失效前，只有忍痛遵守。我政府决循正当外交途径，以求港九问题之根本解决⁽³⁰³⁾。但直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告终，香港问题始终未能提上中英双方的外交议事日程。

四　中法关系与越南问题

中法关系在民国时期的对外关系中本不是重点，因为同盟国将北纬16度线以北的越南北部划入中国战区受降范围，而越南在战前是法国殖民地，才使中法关系一度成为战后中国对外关系的重点之一。

中国赴越受降之时，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已经宣布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反对法国殖民者重回越南。越南本与中国有长期往来关系，越南独立运动领导人抗战时多在中国活动，而法国驻越当局和军队在中国抗战期间长期与日本合作，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因此中国当政者中有人对越南独立呼声颇表同情⁽³⁰⁴⁾。但是这与国民党最高当局当时的全盘方针不符。支持越南独立，势必与法国对立，可能还会与其他大国发生矛盾，对于急需在战后国内政争中得到大国支持的国民党自然是得不偿失⁽³⁰⁵⁾，何况蒋介石正设计将龙云赶下台，不会听任云南军队因待在越南而坐大或出现什么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国民党对赴越受降较为谨慎。行政院组织了越南顾问团，由外交部代表凌其翰，军政部代表邵百昌，财政部代表朱偰，以及经济、交通、粮食等部的代表组成，任务为拟定受降期间的行政命令，并与法方协调接收问题。根据行政院在顾问团出发前的十四条指示，受降时将邀请法国派员参加，并由法国组织代表团协助接收，顾问团应与法国代表团密切联系；对越境内一切交通工矿事业继续维持，听候商洽法方派人接收；对法越间一切关系严守中立态度，不加干预。显示中国无意长期待在越南，介入越法之争。这些规定在顾问团内被人认为是“过于消极，一切出发点，皆以将越南交还法国为前提”，也被卢汉认为“不合实际情形”。但是他们无力改变国民党中央的受降方针⁽³⁰⁶⁾。然而即便如此，法国从越南原宗主国的立场出发，对于中国赴越接收充满了疑虑和敌意，中法之间便难免在越南问题上的矛盾。

9月28日，驻越南北部日军投降典礼在河内举行，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长官卢汉接受了日军司令土桥勇逸的投降，法国代表亚历山大因以官方身份出席的要求遭到拒绝而未出席典礼，受降仪式也未悬挂法国国旗⁽³⁰⁷⁾。卢汉发布的受降布告中称，“中国军队非为越南之征服者或压迫者，而为越南人民之友人及解放者”，未提越南以后的地位问题，只要求“各级行政机构，均一仍旧贯”，“现有行政人员，亦应各就岗位”，并强调了中国军队指挥官在接收期间的最高权力⁽³⁰⁸⁾。10月1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赴越视察，除了对受降具体事项有所规定外，决定“对于越南现有临时政府之态度，必须审慎，但宜保持友好立场，不可有正式公文来往，交涉最好以备忘录（无头无尾）出之”⁽³⁰⁹⁾。先期回重庆请示的外交部代表凌其翰也于10月上旬携回重庆的指示为：对于越盟党政权，采取不管立场，惟我国驻军必须切实掌握铁路与港口；我军受降缴械遣回日军工作完毕，即行撤回；对于越南民政机构，不必接管；对于东方汇理银行，不必接收。卢汉在得到这个指示后，进一步指示下属，对法越纠纷严守中立，越军进入我防区即须解除武装，对越党不干涉亦不警戒，对法人生命财产尽力保护⁽³¹⁰⁾。

由于国民党的谨慎政策，中法双方在越南尚能做到相安无事，只在中国军队用费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入越受降部队15万人，其初期费用为国内携去之法币与关金券，折合越币大约在每月近亿元，入越时间既长，继续使用多有不便。10月间财政部代表朱偰回重庆请示，建议先由法国供应越币，以后再由两国政府结算，同时在当地由银行开办法币、关金与越币的兑换业务，但法方在谈判中拖延不予答复，最后行政院径行指示卢汉，请其与东方汇理银行交涉，暂行开办法币、关金与越币兑换业务，每月暂借越币4000万元，以后统由中法两国政府结算⁽³¹¹⁾。法国驻越代表对此仍极力拖延，经中国驻越军政当局以强力要求，方才应允。但11月20日兑换刚刚开始，法方突然宣布停用500元越币，导致市面紧张，金融混乱，关金价格下跌，越南人民也因此而不满，26日群众游行抗议，与法方发生冲突，东方汇理银行停业，此事只能暂停。中国驻越当局遂决定以强力手段解决，11月29日，财政部代表率员前往东方汇理银行，逮捕其副经理和河内分行经理，强制执行兑换，并加借军费至其已允之每月5500万元。12月4日，中法就此事达成协议，500元越币照常使用，每月兑换额由华侨、法人和越人按一定比例兑换，中国部队机关的兑换由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审核后，开据证明兑换⁽³¹²⁾。

法国对于战后重新确立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地位是孜孜以求的。1945年9月，法国军队在英国支持下开入越南南部，而中国军队则成为他们开入越北的主要障碍。如同戴高乐所说：“中国军队占领着北部和中部以及老挝的一部分，却是最令人讨厌的事情。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将长期受到阻碍。”⁽³¹³⁾为了尽快消除法国人眼中的这种障碍，法国在对华关系上作出了若干姿态。1945年8月18日，法国与中国签订了《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同意将广州湾租借地提前交还中国。在西方各大国中，法国因为战争缘故，是尚未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的国家。11月，中法两国就此进行了初步谈判，在其他问题上，因有中美、中英新约成例可循，故谈判的重点集中在有关中国在越南的利益问题上。主要有：1．华侨问题。越南是中国大量侨民的聚居地，他们在法国殖民时期受到种种歧视性待遇，中方在谈判中提出，在越华侨的历史传统和习惯性权利（如使用中文等）应予保持，在居住经营等方面应享受最惠国人民待遇，法方应取消向华侨收取的身份税，华侨应享受与法籍居民相同的法律待遇；2．国际交通运输问题。因中国滇、桂两省对外联系不便，长期依靠通过越南的海运，法方提出，将海防港划出自由区，使中国过境物资运输可不经检查直接通过并免缴关税和过境税；3．滇越铁路问题。中方提出，中国因日本侵略导致中越过境交通中断而遭受重大物质损失，法方表示可由中国提前赎回法国投资的滇越铁路云南段以为补偿，赎款由清算日本财产中补偿。对中方上述意见，法方并不反对，但其签约的前提是中国尽早在越南撤军交防，而中方表示撤军原则自无问题，但时机尚不成熟，因此中法正式谈判直到次年的2月才开始举行。1946年2月28日，中法关于双边关系的谈判在重庆结束并签订新约，法国同意交还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法租界，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以及其他特权，并确认了谈判中达成的关于华侨、海防港和滇越路地位的各点意见⁽³¹⁴⁾。对法国而言，放弃特权是大势所趋，“不因此而受损失”，而中国军队撤出越南，对于法国重新确立其在越南的殖民地位却有重要意义，“至可满意”⁽³¹⁵⁾。

法国既已在有关中国利益的问题上作出了让步，急于从越南脱身的国民党便同意从越南撤军。在中法新约签订的同时，双方以换文方式同意中国军队于3月1日至15日期间开始撤退，月底撤完，而法国每月向中国军队垫付越币6000万元⁽³¹⁶⁾。3月4日，军令部指示驻越军司令部，法军可自海防登陆开始接防，至月底完成。当晚第一方面军与法方谈判接防日期，法方要求允许法军于6日在海防登陆。陆军总部代表陈修和以未接到重庆命令和法越谈判正在进行为由表示反对，而第一方面军因卢汉不在河内，不敢作出决定，谈判无结果。次日，顾问团得知后，认为法越谈判正在进行，如允许法军在海防登陆，越方必定抵抗，中国军队将处困难境地，反对法军立即登陆，参加谈判的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正在重庆）副军长赵镇藩也反对让步，刚好驻海防的即五十三军的第一三〇师，因此海防驻军决定在未接到正式命令前拒绝法军登陆⁽³¹⁷⁾。

法国为了迅速恢复在越南的殖民统治，急于派遣军队入越，因此在中法双方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法方代表于3月5日向海防中国驻军提出，法军在海防登陆事已得重庆和河内中国当局的许可（事后调查此事纯属法方的欺骗），但海防驻军以未接到命令为由，拒绝法军登陆。6日晨，法军开炮轰击码头，守军还击，双方遂发生激烈战斗。法舰被击沉一艘，击伤二艘⁽³¹⁸⁾。此事发生后，中法双方都采取了低调处理态度。法方表示，“双方利益在树立以后友好关系，应避免事态扩大，以中法友谊为重，地方误会宜解不宜结，不必过于追究”。中国外交部则电令卢汉，“海防事件移向外交途径处理，交防任务仍不变更”。18日，法军开入河内⁽³¹⁹⁾。顾问团遂于3月底结束工作，4月上旬陆续撤离河内。第一方面军各部亦同时登轮径赴东北，6月上旬全部撤离越南。中国对越受降工作由此结束，中法关系亦因新约的签订而完成了重新定位的工作。

————————————————————

(1)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87页。

(2) 8月18日，蒋介石在接收大员一时未及到达情况下，任命蒋伯诚、何其巩为委员长驻沪、平代表，策应接收工作。

(3)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第36页。

(4) 行政院曾订有《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规定各部会署局可派出接收特派员，以各区受降军事长官驻在地为工作地点，受陆军总司令部指导监督。第一批派出的特派员有，京沪、冀鲁察热、晋豫绥、鄂湘赣、粤桂闽区财政金融特派员，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南京、青岛市四行两局接收委员，京沪、平津、武汉、广东区交通通信特派员，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冀察绥、鲁豫晋区经济工矿特派员（《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0页）。

(5) 《邵毓麟为经济接收问题呈蒋委员长电》（1945年9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1页；邵毓麟：《胜利前后》，台北1967年版，第75页。

(6) 《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组织规程》（1945年10月26日），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秘书处编：《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章则汇编》第1辑第1页，1946年印本。

(7)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提案原文》下册审4第134号，1946年印本。

(8) 《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1945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公报》1945年11月26日。

(9) 《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工作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1页。

(10) 《蒋主席令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转各部部长议处接收失职人员电》（1945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4页。

(11) 《我国接收敌产估计表》，“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台北1966年版，第106—107页。

(12)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122页；《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04页。

(13)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行政院工作报告》经济章，1946年印本，第6—8页。接收数量各家统计不一，本节各数均取其中一种。

(14) 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经济部）之答复》，1946年印本，第11页。

(15) 何汉文：《大劫收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22—30页。

(16) 《行政院节三字第3070号训令》（1946年1月31日），《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章则汇编》，第30页。

(17) 何汉文：《大劫收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28页。

(18) 《布告处理伪钞办法》（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06页。

(19) 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编：《财政年鉴》第3编（下），第10篇第5页，1948年印本。

(20) 汤心仪：《上海之战时经济》，引自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8页。

(21)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337—338页；《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852页。

(22) 《市政所感》，《时事新报》（上海）1945年12月15日；《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14日、27日。

(23)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06—210页。

(24) 国民政府档案《复员计划纲要卷》，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9月25日。

(25) 《徐永昌日记》1945年10月24日。

(2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58—859页。

(27) 《收复区隐匿日伪财产物资及军用品检举奖励规则》（1945年12月30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329—330页。

(28) 据亲历者称，检举密报办法给各级官吏又一次贪污机会，“因为密报物资的范围很宽，数目很大，又无案可稽，报来以后，可以任意以多报少，或全部吞没，毫无问题”；“而且密报查封的物资，不少系被挟嫌诬报，损害私人利益，尤属巧立名目劫夺民资”（何汉文：《大劫收见闻》；杜建时：《蒋帮劫收平津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19、41页）。

(29) 湘鄂赣区清查团在武汉清查时，“有的声称原始清册已经上交到南京去了，有的干脆什么清册也没有，最好的也只有接收机关自己造具的接收清册。三百多个单位的接收，全部都成了一笔无底帐可查的糊涂帐。而原来投降时移交的日本人都已经离开原单位不知去向，无法对质。整个的接收帐目，如果按照会计审查手续核其有无原始凭证，都是显然有重大贪污嫌疑，可以一起送法院治罪”（何汉文：《大劫收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13页）。

(30) 《大公报》（上海）1946年9月23日。

(31) 《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报告书》，二档，全宗五三六，卷号56。

(32) 根据公开报道，被处死刑的官员计有，军统局少将秘书叶燕荪（1946年9月4日），海军驻津专员刘乃沂（1947年1月16日），沈阳市工务局局长李荣伦（1947年12月9日），江海关帮办尹兰荪（1948年1月31日），北平市民政局长、原军统华北区区长马汉三（1948年9月28日）。此外，1947年9月19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李卓敏因贪污案被停职，1948年1月21日，原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上年因贪污失职被撤职）在香港被逮捕。另据杜建时回忆，天津市市长张廷谔仅贪污黄金就有400两，清查团到天津后，张“做贼心虚，唯恐有人告发，心神不安，坐立不宁”。清查团离开的次日，9月1日，市府招待记者，张致辞时已语无伦次。当晚，在游艺大会上，张忽然发生脑血管痉挛，晕倒地上，几乎丧命。不久，张被免职，杜接任市长，张贪污事亦不了了之（《从接收天津到垮台》，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历史的转折——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1988年印本，第10页）。

(33) 《复员计划纲要》（1944年7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51页。

(34) 国民政府档案《复员计划纲要卷》，引自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月17日。

(35) 《收复区各项紧急措施办法》（1945年9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82—402页。

(36) 《国民政府公报》1946年4月30日。

(37)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40、579页。

(38) 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28—129页。

(39) 《电令南京市政府首都警察厅监视伪方简任以上官吏》，《电令各受降主官各战区各省市监视重要汉奸》，《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13页。

(40) 《电令各省市军政长官拘捕汉奸》，《电示各战区司令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逮捕汉奸权限》，《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196—198、214页。

(41) 《戴雨农先生全集》，引自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0月3日。另一说称军统逮捕汉奸总数为3455人，尚不及军统人员在抗战中死难四千余人的数字（何国涛：《国民党政府惩治汉奸的真相和对敌伪产业处理的见闻》，《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1页）。

(42) 上述人员在1949年后由苏联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过战犯拘留所的改造，得到宽大处理，除已死亡者外，其余人员自50年代末起陆续被特赦。

(43) 《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945年11月23日），《惩治汉奸条例》（1945年12月6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0—1494页。

(44)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起诉书》（1946年3月18日），《陈公博之答辩书》、《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判决》（1946年4月12日），《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第41—44、45—59、65—69页。

(45) 根据洪桂己的《近代中国外谍与内奸史料汇编》第766—804页的统计，台北1986年版。

(46) 《陈逆公博判死刑》、《周佛海丁默邨怎样呢？》，《大公报》（上海）1946年4月13日、8月24日。

(47) 据周佛海日记，戴笠曾“谓蒋先生对余事至相当时期必有办法”，因此戴飞机失事身亡后，周“为之忧虑不置。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隐忧也”（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周佛海狱中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日记中记载了周佛海为求一命而请人四处活动奔走之情形。

(48) 《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6年11月7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7年1月20日），《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上），第238、272页。

(49) 《陈果夫、陈立夫为请对周佛海减等处罪致蒋介石函》（1947年1月25日），《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上），第273页。

(5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第四册第1625页。

(51) 《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7年5月1日），《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下）第862页。

(52) 《中国战区受降始末》，第176—177页。

(53) 《何应钦电》（1945年8月2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9页。

(54) 据时人回忆，在讨论对伪军的处理时，何应钦与白崇禧主张收编，陈诚反对。主张收编伪军最坚决的恐为戴笠，他在军统局会议上说，“经我们策反的伪军将近百万，他们对国家、对抗战，有罪无功。现在要他们对付共产党，保卫国家，用来洗刷伪军耻辱，必然全力以赴。所以，这百万伪军，我们必须善为运用。试想，如果不是靠这些伪军负责保守各个城市，我们接收能这样顺利吗？能不为共产党抢占吗？伪军是对付共产党的一股强大武力，我们不能疏忽”（刘措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收编伪军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163页；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9月20日）。

(55) 林蔚：《关于整军的报告》，《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7日。

(56)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3页。

(57)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军字第一号（1945年9月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44页。

(58) 《第一战区受降纪实》，第81—84页；《广东受降纪述》，第96—97页。

(59)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训令》，政字第21号（1945年9月30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177—182页。

(60) 《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1945年10月），《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24—227、236—238页。

(61)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83．

(62)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附表7。

(63)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23．另据报告，自越南北部遣返的有30888人。而自东北遣返的日本军人数字之所以如此之少，是因为有大批军人被送往苏联，还有不少军人或是害怕被处罚或是为了在遣返时带回更多的日元而改称平民（Ibid．pp．92-93）。

(64) 《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1946年10月25日），《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第458—459页。

(65) 《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第469页。原表总数与分列数字不一，概照原文。已处徒刑战犯包括将官2名，校官6名，尉官9名，士兵92名，其他99名。已判死刑战犯包括将官6名，校官4名，尉官21名，士兵44名，其他35名。另据1949年1月27日上海《申报》报道，日本战犯被审共二千二百余件，其中被判死刑145人，被判徒刑四百余人，其余均无罪遣返。

(66) 胡菊蓉整理：《中外军事法庭对战犯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审判概况》，《史料选辑》（南京文史资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第63—64页。

(67) 《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233页。

(68)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89页；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04页。南京大屠杀的其他责任者，如日本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和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因已死亡而未予审理。

(69) 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315页。

(70) 据冈村宁次回忆，广州军事法庭曾一次判处40人死刑，经联络班向国防部恳切要求，乃将被告全部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再审，结果全部无罪释放返国（《冈村宁次回忆录》，第137、139页）。被判死刑的田中久一等人，主要是因为在香港地区的屠杀行为和杀死被俘美军飞行员而遭美英当局追究，田中即为设在上海的美军法庭审判后押回广州执行（李汉冲：《广州受降接收纪实》，《广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35页）。

(71) 《大公报》1948年8月24日。

(72)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144—148页。

(73) 石美瑜：《审判战犯回忆录》，《传记文学》第2卷第2期，第37—38页。

(74) 据冈村所述，“事后得知，李宗仁代总统为争取和平，已下令对我重新逮捕，而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将军，将命令扣压不发，而令我乘船归国。此外，日后在东京，中国代表团团长商震亲口告我，李宗仁也曾命令商震将我逮捕归案，经与美军当局协商结果，予以拒绝”（《冈村宁次回忆录》，第234页）。

(75) 《台湾接管计划纲要》（1945年3月），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7页。

(76) 《国民政府公报》1945年9月4日。

(77) 《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接收总报告》（1946年4月），《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第162页。

(78) 杨鹏：《台湾受降与“二二八”事件》，全国政协、浙江省政协、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组编：《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79)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通知》（1946年4月9日、7月10日、5月20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机要室编：《陈长官通知辑要》第1辑，台湾省印刷纸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版，第20、26、34页。

(80) 《陈公洽与台湾》，南瀛出版社1947年版，第18页。

(81) 《来台三月的观感》（1946年1月16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编：《陈长官治台一年来言论集》，1946年印本，第61—62页。

(82) 《台湾省贸易局工作报告》、《台湾省专卖局工作报告》（1946年4月—12月），《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24、532页。

(83) 《陈公洽与台湾》，第17页；于百溪：《陈仪治台的经济措施》，《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第119页。

(84) 《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1947年4月16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39页。

(85)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令中央银行暂不在台设行事致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电》（1945年11月15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427—428页。

(86)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中国新闻社出版部1947年版，第48—49页。

(87) 《财政部档》，引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0页；《陈公洽与台湾》，第70页。

(88) 《台湾的施政方针》（1945年11月3日），《陈长官治台一年来言论集》，第4页。

(89)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通知》（1946年6月3、4日），《陈长官通知辑要》第1辑，第4、6页。

(90) 《台湾省公务人员概况统计》（1946年12月），《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第265—268页。

(91) 《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1947年4月16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40页。

(92) 扬风：《台湾归来》，《文汇报》1947年3月4日。

(93) 《鲍良傅等调查“二二八”缉私血案发生经过报告》，《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67—68页。

(94) 黄存厚辑：《二二八事变始末记》，扫荡周报社1947年版，第9—11页。

(95)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第116、120—124页。国民党认为，7日的要求中有解除政府武装、撤销警备总司令部等要求，“不惟已逾政治改革要求之范围，且其叛国阴谋已昭然若揭矣”（《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1947年4月16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28页）。

(96)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第117、146页。

(97) 《台湾官民要停止冲突》，《大公报》（上海）1947年3月11日。

(98) 《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为挽救台湾危局致于右任电》（1947年3月19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3页。

(99) 《陈仪报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吴鼎昌等电》（1947年3月24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7页。

(100)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关于台湾“二二八”暴动事件报告》，《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10—612页。

(101) 《陈仪致徐学禹》，1947年3月8日，《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第56页。

(102)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关于台湾“二二八”暴动事件报告》（1947年3月30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08、620页。中共对于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的行动当然是支持的，但台湾长期处于日本严酷统治之下，中共活动极为困难，光复后，中共在台组织与活动尚在恢复之中，远不能与其在大陆国统区的组织与活动相比。台中处委会委员谢雪红，台湾漳化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8年在上海参加建立台湾共产党，担任候补中委，同年赴台从事革命活动，后被捕长期系狱。事件期间成为台中主要领导人之一。但台共并非中共直接下属，谢是在事件被镇压、自己潜赴香港后才重新加入中共。因此，中共地下组织与台湾事件的关系，尚需深入研究，但以中共策动为事件主因显为过于夸张。如当时人所言，“台湾共党组织战前被日人消除殆尽毫无活动能力。胜利以后如有一部分由内地潜入，但数甚微，绝无力发动蔓延及全省之民变，但地方当局为减轻责任计自不得不加重共党活动之报告”。国民党事后派往台湾调查的监察院闽浙监察使杨亮功在其报告中也承认，“共党人数甚少，亦无控制全局之力量”。至于民盟与事件的关系更是无稽之谈（《“二二八”惨案台胞慰问团呈于右任关于处理台湾事变意见书》，1947年3月14日，《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1947年4月16日，《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1、636、644页）。

(103) 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著：《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台北1994年版，第203页。

(104) 《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第204—207页。

(10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00页。二十一师于9日到达台湾，因此不可能如蒋电所称“明日”出发，实际离沪时间为7日。

(10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00—401页。

(107) 《白部长宣慰台湾报告书》，《二二八台湾事变及其他处理台湾各案文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存档抄件。

(10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03页。

(109)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死伤人数，各家统计不一。官方统计一般偏低，在2000到3000人之间，民间统计则又偏高，在1万到5万之间，甚而有估计多至十余万人。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兼之时日的流逝，确切的统计数字也许已经难以得出（参侯坤宏：《“二二八事件”有关史料与研究之分析》，《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6期第62—63页；《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第368、370页）。

(110) 《主席三月十四日寅寒府交代电》，《二·二八台湾事变及其他处理台湾各案文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存档抄件。

(111)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第163—164页。

(112) 据罗隆基回忆，龙云是民盟秘密盟员，龙经他和中共建立了联系，龙还指定缪云台代表他，罗代表民盟，加上中共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组成秘密委员会，讨论团结西南几省的实力派反蒋的问题（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08页）。龙云秘密参加民盟一事，也为其他一些民盟人士所证实（王昆仑、楚图南：《怀念龙云先生》，《人民日报》1984年11月19日）。

(113)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45页。

(114)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37页。

(115) 《李宗黄回忆录》，引自《一二一运动》，第419页。据李宗黄回忆，1945年内，蒋为了云南问题，曾经五次召见他，面授机宜，可见蒋对处理龙云颇费心机。

(116) 在越军队中央系与滇系数量大致相当，驻地互为牵制，至昆明事件前，蒋介石又调第五十三军向越南推进，以加强对滇军的控制。卢汉地位居龙云部下之首，与龙的关系既密切又难免矛盾之处。蒋在解决龙云前，亲书致卢汉函，告以将调龙云到中央任职，并任其为省主席，“盼晓谕所属，以安众心”（范承枢：《卢汉任云南省主席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86辑，第73页）。

(117) 据时人回忆，9月下旬，已有人要龙云提防蒋介石的阴谋，但龙云没有重视，他认为在战后的和平气氛中，蒋不至下手，即使有事，卢汉部队也会迅速回滇。事后龙云曾责卢汉和滇军其他将领没有“闻讯火速回军”，并要卢一旦国内和平局面破裂，即通电反蒋，打回云南（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第22、28页）。

(118)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41—44页。杜文所记时间为29日晚，疑有误，因龙云撤职命令为10月2日下达（杜文误为9月30日），故李宗黄回忆的10月2日在时间上更为合理。

(119) 据昆明防守司令部发言人对报界称，“此次中央部队奉命接收地方部队防务均持有中央命令，直接送交各部队，其中有少数不明大义者，未遵中央命令，不幸发生局部冲突”。在冲突中，中央部队死24人，伤71人，干训团伤54人，地方部队死48人，伤29人（《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7册，第206页）。

(120)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0月2日。

(121) 张第东：《回忆六十军起义前后》，《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06页。

(122)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47页。

(123)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0月16日。蒋对杜的处分不过是做姿态而已，杜旋被任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124) 不仅三区起事前的宣传组织工作得到苏联的支持，而且三区起事后苏联直接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并派兵参战。三区民族军第一任总指挥便是一个俄罗斯人（参朱培民：《新疆革命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5) 11月7日，“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在伊宁成立，艾力汗·吐烈任主席。有关情况请参《赛福鼎回忆录》、《新疆革命史》等著作。

(12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735页。

(127)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29页。

(12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31页。

(129) 《张治中回忆录》，第41—42页。

(130) 《外交部新疆特派员公署新苏外交档》第15号，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2册，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6802—6803页。

(131) 《张治中回忆录》，第422页。

(132) 新疆省政府秘书处编：《新伊和平谈判》会议卷第1号，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2册，第6810页。

(133) 新疆省政府秘书处编：《新伊和平谈判》会议卷第1号，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2册，第6813—6814页。

(134) 《张治中回忆录》，第437页。

(135) 《新疆日报》1946年1月3日。

(136) 《新疆日报》1946年1月3日。

(137) 《新疆日报》1946年4月10日。

(138) 《新疆日报》1946年6月7日。

(139) 1946年11月，三区代表去南京参加制宪国大，阿巴索夫与董必武会见，要求中共接受三区的人民革命党为下属组织，请求中共派人指导人民革命党工作，中共同意与其建立友谊关系，派代表前往联络与观察，欢迎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加入中共（《赛福鼎回忆录》，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383页）。

(140) 《新疆日报》1947年3月25日。

(141) 赛福鼎：《天山雄鹰》，第137页。

(142) 《张治中回忆录》，第661页。

(143)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页。

(144) 国际出版社编：《蒋主席最近言论》第1辑，国际出版社1945年版，第5—6页。

(145) 《傅秉常致外交部电》（1945年9月25日），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第4册，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525—1526页。

(146) 兹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陈大维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74页。

(147) 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第4册，第1534—1535页。

(148) 《国民政府公报》，1946年1月6日。陈立夫等人曾主张，中国对外蒙独立最好是保持沉默，不必以公开声明方式留下历史的记录。王世杰等则主张，承认外蒙独立不可延搁，以示我方之守约。陈立夫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决定承认外蒙独立，是因为他担心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会影响到中苏条约的效力，从而对国民党不利（Chen Li-fu Materials，p．70，Chen Li-fu Collection，Box 48．《王世杰日记》1945年12月2日）。

(149) 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第4册，第1541页。

(150) 《鹰犬将军》，第246页。北塔山所在的阿山地区专员乌斯满原为三区领导人之一，后因与三区方面发生矛盾，退居阿山地区，并在三区武装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至北塔山附近。因此，张治中和宋希濂当时均认为，北塔山的冲突不仅仅是边境纠纷，外蒙还有与三区方面配合，消灭乌斯满势力的意图。宋希濂在回忆录中认为，“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作出任何结论，还不能彻底弄清楚外蒙古军队当时进攻北塔山驻军的真正动机”（《鹰犬将军》，第233、248页）。

(151) 据马希珍报告，有苏联飞机参战，但张治中认为，马系行伍出身，对苏、蒙军队标志分不太清楚，所谓苏联标志飞机参战并不可靠（《张治中回忆录》，第531—532页）。

(152) 《中央日报》（上海）1947年6月12日。据宋希濂回忆，蒋介石当时想派白崇禧到新疆视察，但为张治中反对而未成行。张其后告宋，“白健生以反苏反共著称，现在北塔山事件又牵扯到苏联，他一来，必然引起苏方的严重不满，我们都知道阿合买提江等人所代表的伊犁势力，是有其背景的，现在我们和伊方，正处在紧张和微妙的阶段，白健生在这个时候到新疆来，不啻火上加油，会使局势更为不利”（《鹰犬将军》，第253页）。

(153) 孙福坤：《苏联侵略北塔山的症结及经过》，《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776—778页。

(154) 《中央政治委员会内政外交军事三专门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外蒙军侵入新疆问题报告书》（1947年6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789页。

(15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73页。

(156) 《中宣部第五十次宣传通报》，二档，全宗一八，卷号987。

(157) 《蒋廷黻自纽约致外交部电》（1947年8月1日），二档，全宗一八（二），卷号160；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第4册，第1573页；《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6—117页。

(158)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34—40页。

(159) 《大公报》（重庆）1945年11月27日。

(160) 本段资料均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2—644、651—667页。

(161) 狄超白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47），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版，第9页；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1、244页。

(162) 中国经济一向缺乏系统的统计资料，由于战后整个形势的不稳，此种统计更为缺乏，各家统计不一，公布数字与实际情况又不一，更由于币值变动的频繁，许多数字已经失去了比较意义，因此本节各目引用的有关经济数字，只是就现有较为可信的研究选择若干统计，目的更多的是提供一种参照，以估计中国经济在战后的地位。

(163)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6—647页；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3、130、142—143、146—147页。

(164)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43、793—796页。

(165)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00、646—647页。

(166)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791页。

(167)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456、584页。

(168) 知名工商业家刘鸿生曾经坦承：“如果从生意人的角度说，那几年我确实是赚了一笔钱。但是从一个搞实业的人来说，我们企业在那几年中几乎全部停顿了。因为当时只要生产，必定赔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投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6页）因此在生产活动日渐萎缩的同时，商业和金融业显得十分活跃。上海棉布商业同业公会会员，从1946年3月的813家，增至1948年4月的2115家，为战前的三倍。百货批发商从战后初期的244户，增至1946年5月的372户，为战前的近四倍。全国商业银行数从1936年的132家，猛增八倍以上，达到1947年的1210家，还有超出此数两倍以上的银号和钱庄，可见投机风之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69—671页）。

(169)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0页。

(170) 行政院新闻局编：《全国粮食概况》，1947年印本，第15页。

(171)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172)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6页。

(173)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04页。国民党的扶植自耕农计划分甲乙两种，甲种为政府征收土地，放给农民耕种，乙种为贷款给无地农民，购地自耕。前者在七个省份试行，后者在十一个省份试行，但数量均极为有限。

(174) 《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1946年3月15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03—104页；《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地政部）之答复》，第34—35页；《中国经济年鉴》（1947）下编，第40页。

(175) 《绥靖政工手册》乙编，1946年印本。

(17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21页。

(177) 《绥靖区之中心工作》（1946年11月18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845页。

(178) 《绥靖区施政纲领》（1946年10月31日），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编：《绥靖区行政法令汇编》第1辑，1946年印本，第1页。

(179) 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为行政院下属机构，由行政院长兼主任，国防部长兼副主任，负责处理绥靖区之行政、经济、文教等问题，然实际作用不大。

(180) 《关于“收复区”地主还乡清租倒算的情况》（1946年12月5日），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7页。

(181) 《绥靖区难民还乡团组织办法》（1946年8月10日），《绥靖政工手册》丁编22目。

(182) 关于抗战胜利后的土地问题，参见本书第十二卷。

(183) 1943年11月9日，43国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约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处理战争善后救济问题。该机构中央委员会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组成，下属委员会之一的远东委员会主席由中国代表担任。联总在中国设有办事处。

(184) 蒋廷黻：《善后救济总署》，1946年印本，第28—30页。

(185)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基本协定》（1945年11月14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43—1350页。

(186) 浦薛凤：《善后救济工作报告》，《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71—74页。

(187)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225-226．

(188) 《中央日报》（上海）1947年12月27日。

(189) 成润等：《回忆解总沪办》，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190) 成润等：《回忆解总沪办》，《上海周公馆》，第299页。

(191)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22—723、727、731页。所有统计均包括东北，外国资本比例已见前述。

(192) 只有在商业资本领域，民族资本占90％以上的压倒优势，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商业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交易为主，故私人资本占据优势；二是国家资本中的商贸机构大户，如中央信托局、资源委员会等被列入了其他部门。

(193) 王亚南：《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文汇报》1947年3月25日。关于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仍有争论，一般而论，国家资本较接近于经济学的概念，而从中国特定经济史或政治史的角度而言，官僚资本的概念也具有重要意义。本书根据叙述时的不同情境，两个概念并用。至于两个概念本身的含义及相关争论，请参有关著作。

(194)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第767—768页；《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25、666页。

(195) 《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经济部）之答复》，第6页；《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行政院办理情形报告表》，附件，第22页。代表民族资本的全国棉纺同业联合会对于中纺公司的成立“深表诧异与不满，认为不特违背国家既定之经济政策，且系与民争利”。有参政员提议，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以国家资本为后盾，供少数人盘踞利用之”，“害国病民，此为尤甚”，要求停办中纺公司（黄逸峰等著：《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页；《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提案原文》下册审4第47号案）。

(196) 陆仰渊：《中纺公司的建立及其性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28页。

(197) 台北“国史馆”编：《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册，台北1984年版，第82、131、142页。

(198) 钱昌照：《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始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199) 《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资源委员会）之答复》，第4页。

(200)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03页。

(201) 陆仰渊：《中纺公司的建立及其性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32页。

(202) 傅斯年：《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引自陈昭桐主编：《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203) 《国民参政会关于严厉清除官僚资本的建议》（1946年8月20日），《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第402页。

(204)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114、123页。

(205) 《国民党二中全会面目》，第40—44页；《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03—104页。对于征借巨富外汇的建议，行政院答称，财政部拟有征借人民外汇资产办法草案，并由外交部向英美政府商洽，但困难为英美政府在法律上并无强迫银行商号申报存户姓名数额之权，故此项建议似已无法进行（《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行政院办理情形报告表》附件，第3—4页）。

(206)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198页。

(207)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21、168页。

(208) 《行政院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政治活动报告（财政金融经济部分）》（1946年10月），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页。

(209) 《宋子文政治报告》，《国民党二中全会面目》，第70页。

(210) 《行政院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政治活动报告（财政金融经济部分）》，1946年10月，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488页。

(211) 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

(212) 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第95页。

(213)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50页。

(214)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96、898—899页；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5页。

(215)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71页。

(216) 《历年总预算数与物价增长倍数比较》，二档，全宗六，卷号2462。

(217)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张志信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5页。

(218)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第77—78页。

(219) 贾士毅：《民国财政经济问题今昔观》，台北正中书局1970年版，第11页；《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84、168—170、335—337页；杨培新：《中国通货膨胀论》，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53—54页。通货膨胀甚至对于上层高官也不无影响。蒋介石的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1946年每月工资收入十余万元，但开支需四十余万元，其妻每与他争吵，他也感无可奈何。以唐纵这样的高官尚且如此，遑论一般百姓（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15页）。

(220) 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38页。

(221) 对于恶性通货膨胀及其给国民党政权带来的严重后果，当时和现在、国民党内外、中外人士和研究者的看法有相当的一致性。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关于财政金融经济的决议中认为，“风气败坏，军纪废弛，行政效能低落，其最大原因，首为军警公教人员，生活待遇之未尽合理”（《财政金融经济决议案》，1946年3月17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36页）。美国学者认为：“层出不穷的事例说明，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众普遍的对于政府应付日渐恶化的经济形势的能力丧失信心，是政府诱使人心归顺的企图失败的根本原因。”（Pepper，Suzanne．Civil War in China——The Political Struggle，1945-1949，p．9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78）

(222) 宋子文：《在二中全会的政治报告》（1946年3月8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17—18页。

(223) 宋子文：《在二中全会的政治报告》（1946年3月8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21页。

(224) 有批评者认为，宋氏此举无异以合法方式将国家财产转入私人腰包，证据是孔、宋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从1946年3月开放外汇市场，直到1947年2月黄金风潮爆发，共计结汇33，447万美元，占同期售出外汇总数的88％。这些以官价得到的外汇或用于进口原禁止进口的物品以赢利，或直接出售赚取差价。此事被《中央日报》透露后，在官方压力下，报纸其后发出更正，称小数点点错，使总数一下减少了99％，成为334万美元（漆敬尧：《小数点的玄机化解一场政治风暴——独家采访宋孔家族利用特权结汇谋取暴利新闻的一段往事》，《传记文学》第54卷第1期第67页）。孔、宋家族通过官价与黑市价的差价套汇谋利当为事实，但孔、宋两家即便权势显赫，能否一举得到88％的出售外汇，尚需更确切的资料证实。据财政部和经济部上蒋介石呈文，孚中公司结汇153.8万美元，扬子公司结汇180.7万美元。监察院和审计部的联合调查，则称孚中公司结汇158.5万美元，扬子公司结汇182万美元。然而，即便是334万美元，在当时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了（《财政部档》，引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5、842—843页）。

(225) Strictly Confidential，Jan．1 1946，Arthur N．Young Papers，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中央信托局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现金收入总报表》（1947年2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39页。盎司与中国旧市制的两基本持平，即1盎司约等于1两。

(226) 《国民政府公报》1946年2月26日。

(227) 暗售数量远远大于明配，1946年全年明配为42，100条，暗售则达231，600条（《中央银行档》，引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0页）。

(228) C．Y．Pei（贝祖诒） to T．V．Soong（宋子文），July 22，1947，Arthur N．Young Papers，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229)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第75页。

(230) 按1946年2月公布的法币汇率，较战前贬值约585倍，而同期上海物价指数为战前的1759倍，汇率高估2倍，考虑到后方物价指数较上海为低，汇率高估也至少在一倍以上。

(231) 据估计，战后上海一地的游资即达8000亿元之巨，按官定汇率合4亿美元，它们在市场上寻求高额利润，兴风作浪，对央行的外汇自由买卖政策是巨大的压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72页）。

(232) 调整后的汇率为战前的971倍，但此时上海物价指数已达到4285倍，法币币值仍为高估，因此对减少进口作用不大，9、10两月外贸月入超已高达1800亿元。

(233) 此前出售外汇已经达到38155万美元，此后直到实施经济紧急措施时为止，出售外汇锐减为2011万美元（《财政部档》，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835页）。

(234) 据监察院调查，中央银行自开始买卖黄金，逐日均有详细英文报告一份呈宋子文，而自1947年1月起，每星期始向蒋介石及财政部报送统计（《监察委员何汉文等调查黄金风潮呈文》，二档，全宗二九三，卷号69）。

(235) 据监察委员的调查，各机关部队均以紧急支付命令提款，“间有军事机关人员以种种威胁方法胁迫提款”，用以黄金炒作。仅1947年1月，一次提出1亿元以上之款项者即有293起，总数超过1000亿元。据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亲历者回忆，载有军饷现钞的轮船未及出港即卸下钞票参与黄金投机，亦有各地军政长官嫌汇款太慢而包飞机运钞参与黄金投机者，“中央银行由南京往北运送钞票的运钞专车，有时竟出现行至半途即掉转车头原车南开的怪事”（《监察委员何汉文等调查黄金风潮呈文》，二档，全宗二九三，卷号69；Wu Kuochen Memoirs，Wu Kuochen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资耀华：《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236) 四联总处此时发出650亿元的生产贷款，名为恢复生产，实际早晨发出的贷款支票，下午已经出现在黄金市场上，对黄金价格可谓雪上加霜。

(237)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68—169页。

(23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85页。

(239) 《财政部长俞鸿钧在国民参政会报告》（1947年5月23日），《银行周报》第31卷第24期。

(240)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2月17日。

(241) 何汉文：《记上海黄金风潮案》，《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143页。

(242) 《财政部档》，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744—745页。

(243) Strictly Confidential，Jan．1，1946，Feb．28，1947．Arthur N．Young Papers，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244) 自1944年4月到1945年6月，中央银行实行买卖黄金政策期间，共售出335万两，收回法币838亿元（《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行政院工作报告》财政章，第5页）。此次黄金潮中消耗的黄金数尚不及前次之大。

(245)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世纪评论》第7期第5—8页，第8期第7页。

(246) 宋子文一意垄断战后接收产业和物资处理权，扶植与重用其所属部门和部下，早已引起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CC系的不满，在一年前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CC系便借东北问题发难，对宋发动过不指名的攻击，陈立夫并曾当面指责宋之经济政策的不当。孙科亦公开批评“主管当局对（经济）政策方面，颇有若干错误，以致发生了不良的恶果”（《中央日报》上海，1946年10月9日）。黄金风潮为所有对宋不满的派系和个人攻击宋子文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王世杰认为，导致宋下台的原因有三个，一则党内陈立夫等及黄埔同志等均对彼不满，二则党外之民主社会党一再声称如宋继续主持行政院则彼等决不参加，三则胡适之傅斯年等无党派人士均反对宋子文（《王世杰日记》1947年3月1日）。

(247)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801页。有研究者认为，宋子文下台的根本原因除了经济危机之外，还与宋恃才自傲、难以驾驭有关。宋较具西方经济理念，主张经济政策的规范，不能如蒋所愿任意动支。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派陈诚多次向宋催索军费，遭到力图减少货币发行的宋子文的冷遇和拒绝，使蒋甚为不满。联系到1933年宋子文辞职即是因为不愿破坏财政收支程序滥发军费而起，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506页）。

(248) 《行政院长易选》，《东方杂志》第43卷第6期，第82页；《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53页。蒋介石到台湾后，对宋子文擅作主张耗空国库资金仍耿耿于怀。他在国民党七大政治报告中说：“民国卅六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总裁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1952年10月13日，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7辑，台北1978年印本，第86页）

(249) 《监察院对宋子文黄金舞弊案的弹劾书及审查报告》，二档，全宗八，卷号1362。

(250)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49页；《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63—64页。

(251) 《经济改革方案》（1947年3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91页。

(252) 贝祖诒被弹劾后，张嘉璈特意找到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请其与司法行政部谢部长冠生接洽，勿再重生枝节”。此事最终以贝受申戒了之（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837页）。

(253) 《监察委员何汉文等弹劾黄金风潮负责人员呈文》，二档，全宗二九三，卷号69。

(254) 据何汉文当时调查，五家指定金号资本不过4610万元，最高的同丰余不过区区1500万元，然而1947年头2个月配售量近8万条，其中同丰余一家超过4万条，如果以每条400万计，流通资金额为五家总资本的6500倍，为同丰余资本的1万倍以上，资本额与经营数极不成比例，内中必有奥妙（《监察委员何汉文等调查黄金风潮呈文》，二档，全宗二九三，卷号69）。

(255)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80—81页。

(256) 严仁赓：《检讨黄金政策》，《世纪评论》第8期第10页。

(257) 《由上海市场看国家需要》，《大公报》（天津），1947年2月7日。

(258) Chen Kuang-pu Memo．，Feb．13，1947，Chen Kuang-pu Collection，Box 8，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259) 《行政院长易选》，《东方杂志》第43卷第6期，第83页。

(260) 《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大公报》（上海），1947年2月17日。

(261)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805页。

(262)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828页。

(263) 本节分目叙述了战后中国的一般外交及与主要大国的外交关系，中苏关系主要涉及东北问题，已在第四章叙述，本节不赘。

(264)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19页；《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行政院工作报告》外交章，第1页。

(265) 建交国数量见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17页。

(266) 关于中美商约问题，本节下目将专题叙述。中苏条约问题已在本书第十卷中叙述。

(267) 徐林仪编：《战后中国的两条路线》，山东新华书店1946年版，第39—40页。

(268) 《请政府贯彻护侨政策迅速厘定具体实施办法并选择贤能熟悉侨情人士负责执行以期实收效果案》，《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提案原文》，审一第10号。

(269) 王世杰：《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上的报告》（1947年5月22日），引自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第722页。

(270) 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82—83页。

(271) 《为千万华侨呼吁》，《大公报》（上海）1947年2月4日。

(272) 苏联的理由是，非签字于投降条款之国家，不得参加对该国和约的讨论。1945年9月伦敦五国外长会议期间，英国提议五强可以参加和约讨论，曾得到苏联同意，可是苏联很快又出尔反尔，坚持原议。

(273) 《驻法大使钱泰关于巴黎和会致外交部电》（1946年7月6、8、12日），二档，全宗一八，卷号2336；《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13页。

(27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08—609页。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公开表示，中国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能有助于管好全世界的事呢。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告诉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为了保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中国必须尽快解决国内问题，否则就将失去这种地位（同前第6分册，第75页）。

(275) Directory of the China-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A Guide to Nearly 400 American Companies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p．6．The China-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ed．，New York．1946．

(276) Julia F．Gosgrove，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Toward China，1943-1946，pp．117-118，Ann Arbor，1983．

(277) Report by JCS，Oct．22，1945，S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p．279．

(278) 《外交部上行政院呈文》，二档，全宗十八，卷号3034。

(279) 新《公司法》对公司如此定义的原因，一是防止外商皮包公司在中国买空卖空，以及在其属国与经营国同时享受优惠待遇，二是防止国内资本抽逃国外，再以外资名目出现。

(280) United States Economic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pp．182-183．

(281) 《中美商约谈判记录》，引自任东来：《试论一九四六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8页。

(282) 《经济部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草案”意见书》，二档，全宗十八，卷号3034。

(283) 周永林、张廷钰编：《马寅初抨击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153页。

(284)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初步谈判报告书》，二档，全宗十八，卷号3034。

(285)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429—1451页。

(286) Raymond Dennett and Robert Turner，eds．，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9，p．577，New Haven，1950．

(287) 该条约的有些规定文字上仍然不平等，如第26条第4款规定，美国给予古巴和菲律宾的贸易优惠不适用于该条约。更重要的是，美国坚持移民法规中涉及中国的条文仍然适用。1943年，美国废除了《排华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此后美国实行移民的国籍配额制度，以各国1920年在美人数的1％的六分之一为基数，而1920年的美国已经实行排华法律三十多年，当时在美华人数比1882年还少近五万人。按照这个数字计算的华人移民配额与别国配额相差悬殊，因此这个配额对于中国仍然是歧视性的。

(288) 《中央日报》（上海）1946年11月5日。

(289) 《评中美商约》，《大公报》（上海）1946年11月6日。

(290)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7日。

(291) 《王世杰日记》1946年11月4日。

(292) 《中央日报》（上海）1946年11月29日。

(293) 如何建立新的、涉及全球发展的、基于自由贸易体制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战后世界面临的新问题。美国所希望的，是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以利于美国资本的扩张。中方在讨论商约草案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经济部认为，美国“意旨在将其近年来所主张之自由思潮与经济政策施诸于商约条款，以为今后美国与他国商订商约之范形，藉为推行其世界政策之滥觞”（《经济部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草案〉意见书》，二档，全宗十八，卷号3034）。此时这一国际经济秩序还处于形成过程中，如何理解并在实践中运用，作到真正有利于缔约双方的互惠利益，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磨合过程。

(294)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223．

(295) Cheng Yui-kui，Foreign Trade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pp．180-182，The University Press of Washington，Washington D．C．，1956．

(296) 《蒋主席最近言论》第1辑，第9—10页。

(297) 外交部欧洲司：《收回香港问题》（1945年8月），引自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第636页。

(298) Truman，Year of Decisions，p．379．

(299) Truman，Year of Decisions，p．380．［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7卷，台北“中央日报”社1986年版，第3037页。

(30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13—814页。

(301) 尹骏：《胜利后国军率先光复香港记》，《传记文学》第46卷第3期，第19—20页。

(302) 1946年6月，蒋介石会见即将离任的英国驻华大使，告以香港问题务设法早日解决。王世杰称此一问题尽可觅得解决，而不影响双方之实际利益。王世杰还要顾维钧向英国外相当面提出香港问题（《王世杰日记》1946年6月13、14日）。

(303) 《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外交部）之答复》第52页。

(304) 越南独立同盟领导人胡志明、越南国民党领导人武鸿卿和革命同盟会领导人阮海臣等，战时均在中国从事越南独立活动，后两者还得到国民党的大力支持。主管受降的中国陆军总部和赴越第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多主张支持越南独立。陆军总部最初拟定的赴越受降指令中，并未提及与法国的关系，没有考虑将越南交还法国的问题（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6—22页）。行政院驻越顾问团也多倾向于这种意见。

(305) 据外交部驻越代表凌其翰以后回忆，蒋介石曾在开罗会议上与罗斯福达成默契，战后越南不交还法国，而由国际托管并最终实现独立。但由于史迪威事件的发生导致美蒋矛盾的尖锐，蒋介石突于1944年10月10日接见戴高乐的法国政府驻华代表，表示“不论对于印度支那或者印度支那的领土，我们都没有任何企图”；“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28、32页）。因此，国民党不准备介入战后越南问题的立场实际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决定了。而在国际上，英国坚决支持法国，并允许法军在越南南部登陆，美、苏由于战争末期已与法国达成了默契，同意法国成为战后五强之一，因此也不再提越南独立问题，中国缺乏支持越南独立的国际环境。

(306) 朱偰：《越南受降日记》，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4、10页。由于卢汉等人对法国重回越南持消极态度，9月19日，法国总理戴高乐对在巴黎访问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抱怨，中国占领军的态度使情况复杂化了，但宋向其保证：“中国政府不以任何方式反对法国对印度支那所享有的权利。”（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军投降内幕》第38页）

(307) 原驻越法军一部在1945年3月日军接管越南后退入中国，驻在云南蒙自。日本投降后，他们向中国陆军总部提出：越南本属法国的远东殖民地，目前日本已经战败投降，维希政权瓦解，要求贵部协助我军重返越南，接受驻越日军之投降。陆总答以：四国波茨坦公告，并无法国代表参与其事，未闻法军可以受降，我总部无权擅自改变盟国共同的决议，碍难照办。因此法方代表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受降仪式（万金裕：《日本投降和中国陆军总部受降内幕》，《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35页）。

(308) 朱偰：《越南受降日记》，第21页。

(309) 朱偰：《越南受降日记》，第31页。

(310) 朱偰：《越南受降日记》，第35页；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15页。

(311) 朱偰：《越南受降日记》，第49页。

(312) 朱偰：《越南受降日记》，第74页。

(313)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页。

(314) 《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1946年2月28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62—1369页。

(315) 《尹凤藻致外交部电》（1946年3月4日），引自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第651页。

(316) 《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关于法国供给中国驻越北军队越币之换文》（1946年2月28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71—1375页。

(317) 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27—28页。

(318) 冲突发生后，中法双方战地指挥官签约，法方承认此次事件由法军负责，赔偿海防居民财产损失，今后不再偷袭海防，中方释放法军被俘人员（王理寰：《抗战胜利后海防痛击法军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52—153页）。

(319) 《尹凤藻致外交部电》，1946年3月14日，引自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第651页；朱偰：《越南受降日记》，第125页。此时顾问团仍建议，在海防事件未解决前，应以第五十三军留在越北，要求法方赔偿损失。结果行政院回电，“以事关军事，非本团职责，颇有斥责之意”。陆军总部驻越代表陈修和建议何应钦以三个军驻越，而“万不可以区区经济利益，尽忘前仇，弃友援敌，自拆藩篱”，电文由何转蒋后无下文。据卢汉致外交部电，海防冲突发生后，各种意见大略为：1．不准法军登陆；2．海防突变后应借此拒绝登陆，不予交防，以造成推翻协定之外交；3．迟延交防，同时故意利用法军对华侨生命财产确有危害之事实，即借武力以解决其武装，就此使中法协定被破坏；4．交防后，应将海防事件解决后方能撤兵，以便护侨。可见当时反对立即自越南撤军的呼声很高，但这均不合主政者的既定政策。王世杰曾数电卢汉，催其尽快交防撤退（朱偰：《越南受降日记》，第125页；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25页；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100页）。

第四章　国内冲突的焦点——东北

第一节　东北局势的演进

一　国民党接收东北的企图

东北面积占全国的七分之一，人口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可耕地面积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铁路长度占全国的一半，可谓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尤其是东北工业，在中国并不发达的工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据1943年的统计，东北的钢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0％左右，煤产量占一半，发电能力和水泥产量占三分之二以上，在全国举足轻重。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本占领，国民党势力无法插足，而随着日本对东北统治的日趋严酷，中共在东北的活动也受到压制。尽管如此，东北在国共两党斗争中的重要性是双方都不会忽视的。

随着抗日战争的接近胜利，国共双方都开始考虑战后东北问题。蒋介石曾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¹⁾的确，国民党如据有东北，不仅可以占有东北的工农业资源，而且可以对中共的主要根据地华北构成合围之势，战略上将占据极大的优势，这也是国民党忍辱负重签订中苏条约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还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已经开始了战后接收东北的准备工作。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是政学系。当时，在熊式辉任局长的中央设计局下面成立了一个东北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战后东北接收问题，由沈鸿烈主持。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改组后方东北各省政府，作好接收准备；训练接收干部；处理好对苏对共关系⁽²⁾。在此之前，张群、熊式辉、吴铁城等人在重庆多次讨论过东北问题。他们认为，美国为了对日作战的胜利，一定会要求苏联参战，而苏联进入东北必然对中共有利，为了国民党的利益，他们提出了五点意见：一、为了便于复员并考虑到东北的具体情况，将东北划为九省；二、以三民主义为东北总的施政方针，保障人民自由，成立地方民意机构，实行民选，限制私人资本，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三、以一部分国军长住东北，作为军事基础，同时改编伪满军队，作为辅助；四、将日本在东北的公私企业收归国有，同时对东北进行有计划的开发，作为全国经济的基地；五、人事上避免一党专政色彩，争取中间派的合作⁽³⁾。这些建议实际上是以国民党东北施政方针的某种中立色彩换取苏联的支持，以确保国民党对东北的控制，但国民党战后在东北的施政并未能照这几项建议办理。

1945年6月9日，蒋介石召见熊式辉，指示对上海、平津、东北接收工作早为准备，并提出由熊负责上海，张群负责东北。然而政学系的如意算盘是，张群在中央运作，操控政局，熊式辉出任东北职务。因此，熊向蒋坚辞去上海的使命，而蒋确也离不了张群在中枢的谋划。最后，蒋同意由熊负责战后东北政治，张治中负责东北军事。但政学系不愿东北这块肥肉落到别人手中，便四下活动，终使蒋同意由熊“专任东北，文白任西北事”⁽⁴⁾。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31日，国民党六届中常会第九次会议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一六九次常会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并由国民政府公布，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综理一切”，并“得就近指挥监督东北各省区内行政机关”（1946年9月22日改为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行营下设政治与经济二个委员会，“分别办理行营区域内政治经济事务”；在长春设立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办理行营区域内交涉事宜”；同时决定东北行政区划改为九省：即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省（9月19日，立法院通过东北改划省区案，次年6月6日，正式公布各省行政区划）⁽⁵⁾。9月1日，熊式辉被任命为东北行营主任。其后，熊又兼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多为原东北知名人士和将领，以安抚东北人心），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何柱国为参谋长（后因何双眼失明，改任董英斌），组成了东北接收的一套班子。10月8日，关麟徵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26日，关与因昆明事变而为龙云所极不满的杜聿明对调，杜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9月1日，东北行营筹备处在重庆开始办公，主要是遴选行营工作人员，准备接收计划。在此前后，熊式辉与宋子文、陈诚、陈立夫就接收东北的有关经济、军事、党务问题交换过意见，但都未涉及苏联和中共对东北的态度问题，外交当局亦未对外交交涉作什么指示。由于中苏条约签订后，国民党对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持乐观态度，他们似乎对具体接收方案并未下多少功夫。奉召自美国回来参加接收的张嘉璈，在重庆盘桓近月，只参加了行营政经两会的两次联席会议。当他得知中苏间对东北接收移交程序并无具体规定，而行营上下盲目乐观，不禁感慨万端。

蒋介石比他的部下们考虑得多一些。日本投降后蒋就不断接到密报，中共军队正进入东北。在蒋身边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判断：中共将“转移兵力于华北乘势进入东北，造成新割据局面”，建议迅速派兵去东北，同时力控华北，抑制中共北上企图⁽⁶⁾。美国也向国民党建议：如果此时共产党控制张家口、承德、山海关一线，并利用苏联掩护控制满洲，则英美将来在和平会议上对国共问题不能不采取折衷办法，如果中共此时没有实行此着，则中共问题不难解决⁽⁷⁾。这引起了蒋的重视，尤其是中共军队占领山海关的举动，使蒋认为东北“驻军之配备与运输，不能不从速筹备，以防万一”⁽⁸⁾。9月11日与13日，蒋两次致电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要他速向美方商洽运送军队去东北事，否则，如“让共党占领东北，此为最险之事也”，“今后接收东北必多纠葛，或因此无法接收，亦未可知也”⁽⁹⁾。但因调派军队需要时间，而且蒋此时更关心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东南沿海一带的接收，他最初还是将接收东北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的协助上⁽¹⁰⁾。

9月18日，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说称：“由于盟邦苏联的军事援助之下，实现了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而我们东北同胞亦由此得到了解放，重返了祖国。最近将来，我们的行政人员及我国的军队就要来到东北，与我们隔绝了十四年之久的亲爱同胞握手言欢。”蒋表示今后建设东北的方针是：“第一，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力量，以奠定建设的基础。第二，我们也要获得盟邦的援助，以完成建设的全功。”蒋特别表示：“至于希望盟邦协助的方面，包括经济上的援助和技术上的协力而言。尤其是对我盟邦苏联业已订立了三十年友好同盟条约，此后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守望相助，东北同胞，首先蒙受利益，我东北同胞必须重视这个友谊，真诚相处，以增进两国的邦交，实现我们国父共同奋斗的遗教，完成我们建设的大业。”⁽¹¹⁾这个演说对苏表示友好，从中可见当时国民党寄希望于苏联的心态。

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军业已开始自东北部分撤离，主力将于当月下旬开始撤退，11月底撤完，请中国接收人员在10日后到长春与苏军统帅接洽。同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方，中国军队将于10日自九龙由美国舰船运往大连登陆，办理接收。不料苏联于5日向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询问中国军队此次登陆目的何在，又于6日正式答复称：“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¹²⁾虽然9日外长王世杰会见苏大使，表示“中国政府对条约所规定之义务，必完全履行”，但中国派兵到东北登陆，“决不能认为系违反中苏条约”⁽¹³⁾。但苏方并未接受王的解释。苏联为何拒绝国民党政府军在大连及在东北各港登陆，牵涉到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根本原因是苏联一直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雅尔塔协定已经充分暴露了它对东北的企图，它对美国背景浓厚的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进入东北，进而导致美国插足东北，威胁自身利益，持有相当的戒心。无论如何，苏联拒绝国民党政府军在大连登陆一事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预示着东北接收不会如国民党预期的顺利，但这仍未引起国民党足够的重视。

10月9日，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等先行到达长春，准备行营到后的工作事宜。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及东北宣慰使莫德惠一行飞抵长春。国民党接收东北的领导机构姗姗来迟，与中共争夺东北动作的迅捷恰成鲜明对比，此时中共东北局已在沈阳工作了近一个月，中共已有好几万部队在东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熊等由苏方指派的抗联人员担任警备工作，行营用款也因既无旧币亦无新币又不能向苏方借用而无法解决。张嘉璈因而感觉“不易自由行动”，“如同身在异国”，认为这是“中央有关各部尤其外交部对于此类接收失地之大政尚缺乏经验，不能于事前缜密准备”的结果⁽¹⁴⁾。一叶知秋，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前途由此可知。果然，13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等与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见。马氏表示，苏军已遵约开始撤退，希望中国照约接收，但对熊等提出的部队登陆、协助运输、恢复交通、行政机关接收等几个关键问题，马氏均未作出使国民党满意的答复，而推之以“无权”，或须“请示”。在国民党最关心的部队登陆和运输问题上，马氏对登陆事不表反对，但请自便，对运输事，则称铁路正用于苏军撤离，并有几处发生鼠疫，因此不能相助。相反，马氏却提出东北反苏组织问题，要求国民党“注意并设法阻止，否则苏方将采取严厉处置”⁽¹⁵⁾。事后，张嘉璈和蒋经国对此次会谈最深刻的印象都是，“不愿我方有大批军队入东北”，“彼方不愿我军海运登陆”，结论是“苏军撤退以前，吾方在政军方面不容有丝毫自由行动”⁽¹⁶⁾。

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军海运登陆、接收东北采取如此态度，完全出乎国民党意料，且因事先没有准备，使其措手不及，极为被动。国民党只好改变原定计划，“以交涉我军登陆及出关二事，作为中心工作”⁽¹⁷⁾。而国民党所可依据的只有中苏条约及其附件，但其中的有关条款较为模糊，并无接收程序的具体规定。虽然在有关附件中有国民政府可“在已收复领土内树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的规定，但又规定“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属于苏联军总司令”，且应“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联军总司令之积极合作，并依据苏联军总司令之需要及愿望，特予地方当局指示，俾得有此效果”⁽¹⁸⁾。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在东北的一切行动必须得到苏联的同意。

经过与苏方的几次交涉，苏联坚拒国民党政府军在大连登陆的态度毫无松动。10月下旬，熊式辉回重庆请示东北接收问题。18日和23日，蒋介石两次会见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请其向斯大林报告，“根据中苏同盟关系之精神及感情，苏联即能予我帮助。我军在大连登陆，应该没有问题。至于谈到条约根据，大连为我国领土，主权属我，为条约所保障。如果我军不能在大连登陆，反为破坏条约。……我个人请他根据友谊关系，予我回答”⁽¹⁹⁾。但苏方未予置理，国民党不得不放弃大连登陆方案，25日改提在营口、葫芦岛两港登陆的方案（国民党也曾提过安东港登陆的方案，但苏方答以安东属另一战区管辖而未同意）。对苏联的态度，蒋似还抱希望。10月29日，杜聿明到东北与苏军接洽登陆事，行前向蒋介石请示：“假如共军确已先入东北，苏军又不承担掩护国军接收的任务，下一步怎么办？”蒋只强调“根据条约规定，他们一定要对中国负掩护接收之责”⁽²⁰⁾。他还针对苏联所提“反苏活动”事，指示熊式辉：“苏方顾虑两国合作之事与人，吾人应特别注意，竭力避免。”⁽²¹⁾希望以此示好于苏方，得到其协助。

然而，苏联并未因国民党示好而改变其态度。相反，自10月下旬起，“苏方态度，显有急激之变化”。25日，苏军搜查了长春国民党党部，切断了行营电话，在蒋经国与马氏顾问巴佛洛夫斯基的谈话中，苏方甚至提出行营应对反苏活动负责，并询问“行营既为收复事而设，可否取消”⁽²²⁾。11月5日，马林诺夫斯基在与熊式辉的会谈中告诉熊：营口、葫芦岛已“被十八集团军所占，苏军已经退出”，故对国民党政府军登陆事“不能负责”；苏军已“由南向北撤退，至撤退后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亦不干涉”；“至于十八集团军与中央军之纠纷，乃内政问题，不便干涉”。至此，熊式辉等与马氏会谈五次而一无所得，熊不能不对马氏表示：行营到东北后，“毫未展开工作”，军队不能登陆，“行政方面，不能着手编练团队，不能接收铁路邮电金融等机关，不能派员赴各地视察，致一切接收准备皆无从进行。以上事实，不符合中苏友好条约之精神，诚为遗憾，万一接收部队不能按时到达，而影响整个东北之接收，此责任应由贵方负之”⁽²³⁾。一位美国研究者这样评论：苏联对国民党军队登陆一事的阻挠，“为中共军队深入满洲并从苏军遗下的库存中得到日本武器提供了时间”，“这几个星期至关重要，它在控制满洲的较量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²⁴⁾。

国民党本指望依靠苏联的帮助接收东北，尤其是指望军队一到，“一切可迎刃而解”。然而苏联表面上不反对国民党接收，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性支持，熊式辉感到事态严重，已非他在东北交涉所能解决，因此在5日的会谈后，他将情况报告蒋介石，建议或由外交部与苏方交涉，“请苏方对于东北措施，重行考虑，加以改善”，或由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告以东北现状，有不能贯彻中苏友好条约精神之顾虑，请其主持改善”⁽²⁵⁾。在行营讨论接收对策时，熊式辉主张“共党力量犹未长成，我久放任，则其活动更易，力量滋长更速，应不必定待国军到达始往各地接收”，但事实上做不到，也为张嘉璈和蒋经国所反对。事实上，熊式辉其人多谋而少断，是政客而非政治家，难以应付东北的复杂局面，把他放在这个岗位上，显出蒋介石所选非人。张嘉璈、蒋经国、杜聿明对熊都颇为不满，小蒋认为他“怕负责任，怕有责任，对大问题又皆无决断”，甚至“以长春万一有变则将如何自处为念”⁽²⁶⁾。

由于苏联的态度以及中共军队大举出关的现实，国民党原来设想的东北接收方案无法实行，必须对其东北决策作出调整，实际可能的抉择有四个：

一、继续外交交涉，以进一步妥协的姿态求得苏联的谅解与协助。张嘉璈等主张采用这个方案，作“忍耐为有限度之妥协”⁽²⁷⁾。东北元老莫德惠认为，“必须先即速表示不再运送军队来，以安苏联之心，然后再由经济政治上求转机”⁽²⁸⁾。但前一阶段中苏交涉的实际，使国民党对苏联的态度不再有当初那样的乐观。最关键的是，苏联对东北有它的利益要求，国民党如要顺利接收东北，就必须与苏联妥协，但如何在国家利益与党派利益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妥协到什么程度可以解决问题而又不至于影响国民党的公众形象，国民党似乎心中无数。主持中央外交政策的宋子文与王世杰已经担心因中苏交涉而背上骂名，拒绝了对苏再作让步的可能。此一方案遂不行。

二、中断中苏交涉，将东北问题公诸国际，或由联合国解决。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人持此主张。他们认为此案“其害在失经济与人心，其利则不分关内兵力”⁽²⁹⁾，即可集中兵力于关内，首先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在苏联大军占领东北的情况下，对苏决裂不仅使接收东北更遥遥无期，而且苏联一旦放手支持中共，“数月之内，东三省内将有以日本武装为装备之中共军数十万出现与我作战”，此种前景足以使国民党担忧不已。何况所谓公诸国际，说穿了只能是求助于美国，而美国是否会冒与苏联公开对抗的风险施以援手则大成疑问。因此从中央的宋子文、王世杰，到东北的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都反对此案，而主张“为顾及接收东北之重要，非尽最后之努力，决不可轻易放弃”⁽³⁰⁾。

三、立即以强力打进东北。东北前方军事将领主张此案。国民党政府军虽在东北各港登陆一事上受挫，但在美国支持下，11月间改在秦皇岛登陆成功，控制了出关的前沿阵地。杜聿明力主乘中共军队立足未稳，先解决东北问题。此案与前案的分歧源于军事战略的不同考虑，即先关内还是先关外，但实行此案的困难在于，国民党在东北前线兵力不足，增援需时⁽³¹⁾，而在苏军未撤的情况下，增加兵力又必须得到苏联的谅解，这又回到了第一案的出发点，需要以外交妥协为代价。如此双重困难，使此案未被采纳。

既然上述方案都不可行，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外交上作适当表示，但保持交涉渠道，同时进行军事进兵的准备。用王世杰的话说，就是“一面坚持条约的立场”，“一面继续交涉继续准备接收”⁽³²⁾。国民党于无奈中选择了这一方案，尽管这一方案或许对国民党是一个最不利的选择。

从东北接收交涉不利的报告不断传来后，蒋介石似乎便无意作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而开始将重心置于准备军事接收上。他一再要求东北行营“作陆运为主之准备……积极恢复北宁路为首要工作”，“第一要务还在使国军如何进入东北，故修复北宁路必须竭尽一切方法，期其完成也”⁽³³⁾。10月29日，他在给蒋经国的信中谈到：“万一我军不能在葫芦岛登陆，则决心在秦皇岛与天津登陆，由山海关入东北也”⁽³⁴⁾。大约在11月上旬，蒋介石已觉得“东北登陆计划，今已尽我心力，不能再有其它道路可循”⁽³⁵⁾，决定暂时搁置东北问题，撤回行营，先解决关内问题，同时加速运兵至津、秦两地，循机由陆路进入东北。11月7日，蒋介石重订东北接收计划：“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³⁶⁾次日，蒋介石召集宋子文、张群、王世杰、白崇禧、吴鼎昌、陈布雷等讨论东北局势，蒋提出了撤退东北行营的计划，众人未表异议。12日熊式辉应召到重庆汇报，13日和14日，在有陈诚、白崇禧、何应钦、王世杰、张群、熊式辉等参加的国民党高层决策会议上，蒋的决策经讨论被通过。14日，蒋介石致函在长春的蒋经国，告以：“照目前局势以及根本之计，只有将东北行营迁移于山海关，决由山海关循铁道进入东北之一途，而对苏联仍与之继续周旋，不取决裂形势，不过明示其我政府在事实上已无法接收东北，行使主权，故不得不迁移行营地点，暗示其责任在彼而不在我也。”⁽³⁷⁾蒋的考虑是以退为进，反守为攻，借助国际力量迫使苏联让步。

11月13日，王世杰约见苏联大使，告以中国将对东北接收问题重新考虑。15日，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中国政府鉴于现在东三省尚有甚多日本投降之军队及伪满军警，需待处置，地方秩序，必须维持，拟于派员接收东三省时，随派军队若干前往。兹因运兵至东三省事，遭遇诸种阻碍……以至东北行营及其随行赴东北接收各项行政之人员，不能达成其任务，故中国政府决定：

一、东北行营职员及偕行营赴东北之军事、行政外交人员全体四百余人，迁移至山海关。

二、迁移时间决定为本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每日将用运输飞机一架至六架往长春接运。

三、我政府依照中苏协定，并派定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为军事代表，带同助理人员数名派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之总司令部所在地，随同进止，以资联系。”⁽³⁸⁾

至此，东北行营在长春一月，未能解决任何问题，不得不撤回关内。国民党企图依靠苏联协助接收东北的计划暂时告一段落。

二　中共进军东北的决策与行动

中共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与重视丝毫不亚于国民党，而战略与战术则远胜于国民党，因此中共成功地在战后建立了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并为其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在抗战中期，中共在战后国共继续合作的前提下，已经考虑到向东北发展的可能。毛泽东提出：“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³⁹⁾在决定战后方针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两次提到了东北问题。他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毛特别强调东北的工业对中共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中共现有的基础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⁴⁰⁾。根据毛的结论所言，“七大”提出了“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的问题，可见中共当时已经有了战后经略东北的设想。不过由于中共对苏联的动向无所知，其具体行动方案尚不明确⁽⁴¹⁾。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1日，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的第二号令，命令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等部向察、热、辽、吉进军，揭开了战后中共经略东北的序幕，而最早进入东北的中共力量是抗联教导旅的部分人员。1940年冬，抗联部队迫于日益严酷的环境，陆续进入苏联境内，后于1942年8月，成立了国际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教导旅，即抗联教导旅，并组成了中共东北委员会，由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负责。苏联对日宣战后，周保中等决定，必须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东北大小城镇，迎接中共大部队出关。经与苏方商定，同意抗联人员以卫戍副司令身份随苏军进入东北五十七个城市。9月上旬，抗联人员入住包括长春、沈阳、哈尔滨在内的东北五十七个城市，以黑龙江为最多，以长春为总的指挥中心，其中周保中在长春（对外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冯仲云在沈阳，李兆麟在哈尔滨，同时原在苏联学习休养的刘亚楼和卢东生等也到了哈尔滨。他们的工作重点一是接收武器装备和公安、邮电、广播、银行、铁路等要害部门，二是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而且由于他们的身份，起了别人代替不了的作用。中共东北局成立后，这批人员均归属于东北局领导。

8月13日，紧邻东北的中共冀热辽军区由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主持，在冀东丰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一万三千多人的军队及二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分西、中、东三路向承德、赤峰、锦州进军。担任东路进军任务的是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的四千余人，他们于25日进行动员，29日即从山海关以北的九门口绕道越过长城，进入了东北。30日上午，该军与苏军在山海关以东二十余公里北宁路上的前所车站会合，并成功地说服了苏军帮助一起攻打尚被日军占据的山海关。当晚，山海关被攻占。这样，日本宣布投降不过半月，中共便卡住了陆路出关的咽喉要道，占据了进入东北的先机之利，迫使国民党其后为了循陆路出关不得不付出加倍的代价。

中共中央对曾克林部的行动虽有所知，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实际情况与指挥部署未必能够同步（曾部攻占山海关的消息，延安《解放日报》一周后才予报道）。9月4日曾部过锦州后，由于电台功率太小，已与李运昌失去了联系，而当时各种情况纷至沓来，中苏条约又于27日公布，中共一时尚不能确定苏联的立场，因此中共起初对进入东北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8月20日，中共决定从山东、冀鲁豫和冀中调四个团入东北。22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中认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目前不可能援助我们，因此我党方针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未提及东北问题⁽⁴²⁾。26日，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前起草的通知中，认为东北“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⁴³⁾。但29日中共中央在给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华中局的指示中，虽然仍认为“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同时又认为，“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在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这是对苏联动向和国共双方战略态势作出的较为准确的判断，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判断的基本正确。正是因为这样的估计，这个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⁴⁴⁾胶东军区情报部的邹大鹏8月底率人员到达大连后，发回的情报称“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进一步坚定了中共进入东北的决心。9月10日，中共将出关部队增加十个团，并决定调集近万名干部组成干部团出关。次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两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⁴⁵⁾。

对中共确立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两件事。其一是9月14日曾克林和苏军代表一起飞抵延安，使中共中央得以第一次从亲历者口中了解到东北的实情；其二是新四军领导人黄克诚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多派军队去东北的建议（此二事详情已见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目）。据此，中共于19日决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由此而使进军东北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中共战后全盘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着棋。

中共确立以东北为争夺重点的战略方针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有关部署。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组成东北局，彭真为书记。19日决定原去山东的林彪改去冀热辽（10月17日令其去东北），罗荣桓去东北。其后，又派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去东北。最终到达东北的有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近三分之一，可见中共对东北的重视。9月18日，彭真、陈云等人到达沈阳，开始工作，并陆续组建了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分局和各地方党委。10月9日，成立东北军区，以程子华为司令员。10月31日，中共决定东北部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⁴⁶⁾，林彪任总司令。这样，中共在东北的最高政治、军事领导机构便组建完成。

中共进入东北最初的两个月，主要的工作就是调兵出关和占领地盘。9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派去”，“其他到东北能作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亦望尽可能派去。”⁽⁴⁷⁾9月中旬与10月中旬又决定分两批调至少十万部队到东北，并规定了部队去东北的行军路线与部署地点。至此，中共向东北调派十万部队与一百个团架子干部的大盘子已定。

中共出关部队的主力是山东军区的部队。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一水之隔，海路交通比较方便，以往就是闯关东的一条捷径。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力量有了较大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山东军区已编成主力与基干部队八个师、十一个警备旅和四个独立旅，共二十三万余人，为调兵它用准备了充分的条件。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开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时机非常紧迫，望你们迅速动作，越快越好。”同时并指示东北局：“目前对于你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迅速组织和接引山东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⁴⁸⁾山东部队主要由海路进入东北，在胶东由蓬莱和龙口出发，在辽东于孤山、庄河、貔子窝一带登陆。显然，在辽东登陆至少得到了苏军的默认⁽⁴⁹⁾，而苏方又以此为借口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军协助登陆的要求。到11月底12月初，山东部队约有6万人到达东北。

由陆路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前期走山海关，后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军向山海关进攻而改走热河绕道出关。这其中最主要者为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三万余人，还有陕北、冀中、晋绥的部队，以及抗大总校和大批干部。到12月间，中共出关部队总数达到近十一万人，还有两万干部，原定调军计划基本完成。同时由于在东北“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就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因此中共要求出关部队“必须分散摆开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会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在大规模扩兵之后，早期出关部队几乎是以成倍的速度增加，以至“一名排长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已多了一个排的新兵，一时传为笑谈”⁽⁵⁰⁾。曾克林部半月内从4000人扩到2万人，年底便达到7万人。当年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已辖有十三个军区，三个纵队，五个师，十七个旅，共274，900人⁽⁵¹⁾，1946年1月14日，部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东北已一跃而成为与中共其他战略区平行的大区之一。

与中共部队大举出关的同时，中共在东北大力扩张地盘。根据9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给东北局的指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10月2日，中共中央再度强调按前电部署执行，“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⁵²⁾。东北局据此提出东北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收集资材，接收并改组政权，建立根据地，以便在长期斗争中达到全部控制东北或保持我党在东北能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为目的”⁽⁵³⁾。但是由于中共初入东北时的特殊情况（各城镇尚无正式政权，苏方不仅不加限制，而且愿意中共协助其维持城市秩序，刚出关的部队需要城市作为补给、中转地），加上东北工业发达，人口集中，广大乡村人烟稀少，需要中共在工作方式上有所变通，因此东北局的工作重心起初放在南满地区，对城市工作给予了较多的注意，而中共中央一度也曾有过力求控制全东北的主张（见下节）。

曾克林部到达沈阳后，9月9日便成立了临时人民政府，然后分兵五路接管了鞍山、本溪、抚顺以及原辽宁省的大部分城市。18日彭真、陈云等到沈阳后，感觉“此间发展条件甚好”，因此在次日召开的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决定以组织部队占领城市，控制铁路交通沿线，以及营口、山海关等要点，迎接大部队出关为中心开展工作。据过来人回忆，当时的东北“到处是放手发动群众，收缴敌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的轰轰烈烈的场面”⁽⁵⁴⁾。然而这毕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随着国民党接收东北部署的逐渐到位，随着国共美苏四方关系的演变，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首先出现的就是不可避免的国共冲突。

三　山海关之战

国民党接收东北虽然暂时受挫，但其军队登陆一事在美国的帮助下，却有了重要进展。10月中旬，国民党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由美军掩护在秦皇岛登陆完毕，建立了进军东北的前进基地。10月底，杜聿明亲往东北与马林诺夫斯基交涉，马氏“同意”国民党政府军可在营口登陆，但11月初，杜聿明和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乘军舰到营口，准备指挥军队登陆时，发现苏军已经撤退，营口已被中共军队占领。杜认为国民党想依靠苏联协助派军接收东北已无可能，遂飞重庆向蒋介石建议：既不能和平接收，即不惜使用武力，迅速抽调十个军，以美舰掩护强行登陆，先肃清东北共军，再回师关内作战⁽⁵⁵⁾。蒋此时对依靠苏联接收也不抱希望，但出于总体战略考虑及实际困难，尚无意在东北动用重兵，况且他对用兵也无十分把握，不过完全听任中共在东北发展，亦为蒋所不甘，所以他采取了折衷办法，令杜聿明先以两个军打下山海关再说。

国民党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共的警觉与注意。国民党军队陆续在秦皇岛登陆后，距离控制在中共手中的山海关只有咫尺之遥，中共认为其“向山海关、锦州进攻前进是必然的”⁽⁵⁶⁾。此时正值中共向东北进军的关键时刻，已经到达东北的部队有了较大发展，控制了大片地区，苏联在东北又对国民党采取了不合作态度⁽⁵⁷⁾，中共认为如能控制山海关和东北各港口，可能将国民党堵在东北大门外，由中共独占东北，因此，中共对东北工作的部署有了变化。10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彭真等人：“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如能消灭蒋军前头部队，即可使蒋军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⁵⁸⁾19日再度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⁵⁹⁾10月28日三度指示东北局：“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⁶⁰⁾这几次指示改变了早先分散部署部队，首先创立根据地，与国民党长期争夺东北的方针，而要求“竭尽全力霸占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⁶¹⁾。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中共并请求苏联推延撤退时间并在此期间拒绝国民党军队登陆及接收政权，同时允许中共接收政权、民选地方政府及组织武装⁽⁶²⁾。如此一来，东北国共双方之间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

11月7日，蒋介石令杜聿明“应即占领山海关而确保之，相机向大凌河之线挺进”⁽⁶³⁾。此时国共双方部队已有一段小规模接触，国民党军并未占到便宜，十三军军长石觉甚至建议杜重新考虑是否要立即进攻山海关。杜聿明到秦皇岛后，经过了解，判断山海关的中共军队“素质训练均极低劣，弹药尤为缺乏”，而自己指挥的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为美械部队，装备精良，兵力集中，数量上亦占优势，且背依铁路，补给方便，自信可以一战。14日，他下达作战命令：“本部以迅速进入东北地区接收防务之目的，于11月15日晨，以主力自临榆、九门口强行出关，以有力之一部，由驻操营经无名口、永安堡向中前所、大石桥东南地区迂回，冲击匪之侧背，并与主力协力，将其包围于临榆、中前所间地区一带，向海滨压迫而歼灭之。尔后进出绥中南北之线。”他令十三军第四、八十九师对山海关进行正面攻击，十三军五十四师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由九门口和无名口迂回攻击，拊山海关之侧背，五十二军主力为预备兵团，“随攻势之进展，逐次向山海关推进，于攻击兵团攻势奏功而弹药缺乏时，应适应战机准备超越第一线扩张战果，穷追败退之匪”⁽⁶⁴⁾。15日上午，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各一部首先向山海关侧翼九门口和义院口攻击，当晚占领两地。次日又向山海关正面发起攻击，经一日激烈战斗，至晚中共军队撤离阵地。

林彪接受中共中央指示于10月下旬从冀东到达沈阳。11月上旬，他命令程子华、杨国夫、李运昌、吴克华、萧华为五方面前线司令员，分兵把守古北口、山海关、葫芦岛、营口、安东五处，算是落实了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但是林彪对东北局势有他自己的看法，在兵力部署上主张“我之战术基本原则是将主力隐蔽、控制于前方的适当地点，寻找战机”⁽⁶⁵⁾，因此他并未将主力全部放在山海关一线。当时中共在山海关的部队，先只有冀热辽的一个旅，后来山东第七师加入，总数一万余人，由师长杨国夫统一指挥，在人数与武器装备上显然远不如当面国民党军，而且冀热辽部队多系扩编，杨部又经长途跋涉，战斗力不强。15日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后，守军感到强大压力，虽经顽强抵抗，然终不得不于次晚撤离。就军事角度而言，中共的失利并不意外。国民党投入了两个军七万人，全美械装备，而中共部队只有万余人，还包括新兵，平均两个人才有一支枪，且缺少纵深配备。

山海关发生冲突之初，中共对前景的估计较为乐观。毛泽东给东北局的指示认为：国民党“孤军深入，地理民情不熟，脱离群众，南方人怕冷，又多新兵，弱点甚多”，而我军正向东北开进，“只要坚持半个月，即有办法”⁽⁶⁶⁾。他同时又令黄克诚、梁兴初部速赴山海关参战。至山海关失守前夕，毛泽东的看法有了改变，认为新出关部队同样存在“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的问题，如“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因此要求“谨慎使用主力”。但他此时在给林彪的指示中，仍主张沿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待对手疲惫而自己休整后，由林彪“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⁶⁷⁾。可见中共还没有完全放弃拒国民党军队于东北之外，而由自己独占东北的想法。11月12日，东北局作出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的部署，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要求“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⁶⁸⁾。即便在山海关失守后，为了配合国民党撤退行营而引起的形势变化，中共中央仍指示东北局，“蒋介石困难甚多，即使苏方以重庆为移交东北对手，蒋亦无法接收，如我能迅速组织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并在锦州方向大量消灭蒋军，则我争取满洲仍有极大可能”⁽⁶⁹⁾。

事实证明中共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正是因为山海关被较为顺利地攻下，使杜聿明感到自己判断的正确，从而坚定了他进一步追击的决心。攻占山海关当晚，他便下令前线部队自次日起沿榆沈公路两侧向绥中进击，19日绥中被杜军占领。当天，林彪受命到达前线，他观察形势后认为：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缺少用费，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地方群众则尚未发动。况且，出关部队来自各地各个山头，刚到东北不久的林彪当时还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灵活的指挥系统，因此他建议：“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⁷⁰⁾。此时正值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苏联顾忌国际影响而对其在华战略有所调整，中共也相应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准备退出大城市和中长铁路沿线，军事部署当然亦随之改变。23日中共军委复电同意林彪前电的“基本意见”，28日电告东北局：“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进占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⁷¹⁾这表明中共此时已放弃了独占东北的计划。

国民党军占领绥中之后，蒋介石致电杜聿明，嘉奖其部下“忠勇奋战，迭克要隘，着即转谕锦州、葫芦岛一带，尚有匪军，仍希转励所部击灭之，向大凌河进展”⁽⁷²⁾。杜聿明即下令攻击兵团沿锦榆公路和北宁铁路、一部自公路以北山地迂回，迅速向锦州推进，企图乘林彪部主力未到之前一鼓而下锦州。22日，国民党军占领兴城、锦西与葫芦岛，对锦州构成合围之势。林彪此时无意在锦州与国民党军队决战，率主力部队退往辽西阜新一带，26日国民党军占领锦州。

国民党军从攻占山海关到占领锦州，前后不过用了十天时间，而且未付出很大代价，可谓长驱直进，说明国民党用于东北的两个军具有相当的战斗力，而中共军队当时尚不具备与对手全面抗衡的实力。中共其后也认为，国民党军“几乎未遇严重抵抗”，表明出关部队“不经休整准备，亦几乎不能作战”，“目前与顽军决战，我们一切条件都不够”⁽⁷³⁾。然而国民党的弱点在于，它当时可用于东北作战的部队只有这两个军，本来蒋介石答应杜聿明，调天津的第九十四军出关，但军令部和北平行营都不同意，因为军令部自始即主张先解决关内问题，而北平行营李宗仁认为，“华北如生问题，影响及于全局”，所以何应钦曾令杜聿明先进攻热河，收复承德，杜自恃有蒋的指示而未予理睬。但东北地域辽阔，以两个军兵力出关确实力有不逮。第五十二军二师师长刘玉章进入锦西后就向杜抱怨：锦西太大，兵力不够，不是他不敢打，实在力量不够啊⁽⁷⁴⁾。杜聿明也知道孤军深入的危险，但一路未吃到大苦头，还跃跃欲试，企望再进一步。然蒋介石一则对苏联的态度没有把握，惟恐出关部队“中途再受其胁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为避免与苏冲突而主张“应特别慎重，不在急于接收也”⁽⁷⁵⁾；二则他此时更多地关注华北局势，不愿多调兵力出关。因此他一面致电杜聿明表示慰勉，一面严令非有其手令不准继续前进。杜聿明虽不同意，但不敢抗命，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12月上旬，蒋召杜到重庆，指示他对东北苏军占领区准备用外交接收，当前任务是打通锦承铁路，占领热河，保证侧翼安全，切断东北中共与华北的联系。杜遂将主要兵力转用于热河。

山海关和锦州的战斗规模并不大，但却表现了战后东北局势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如何解决政治与军事、战略与战术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以后还将多次出现。国共双方的战地指挥官主要考虑的是军事战术的运用及是否有利于我的问题，并且都表现了与中央的某些分歧，这自无可厚非。但双方最高领导层的战略运用则体现了在对战后形势与自身优劣分析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全盘部署，而在这方面，中共显然占了上风。中共部署在山海关等地作战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使蒋方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如此，“则将给我党以布置东北及热河全盘工作之时间”⁽⁷⁶⁾。山海关作战失利后，中共认识到当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⁷⁷⁾，因而适时调整了战略部署，并有了后退一步的准备。以当时的实际（国共力量的对比，美苏之间的角力，苏联对国民党态度的某些缓和，甚至中共也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国民党军队至少可推进到沈阳一线而无大碍，甚而再进一步也并非全无可能。杜聿明根据其亲身观察，一直力主集中重兵，先向北进，然后再回师关内。应该说，他的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⁷⁸⁾。然而，蒋介石出于种种实际的考虑，对东北问题暂时搁置，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耽误的时机却是以后很难挽回的。

第二节　东北的国共美苏四方关系

一　三国四方的纠葛

战后东北问题不仅仅是国共之争，而且是美苏两强解决战后世界问题的雅尔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美、苏两强的角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东北成为国共、美、苏三国四方之间互为联系互相争夺的大舞台。

国共东北之争离不开美苏之争的大背景。雅尔塔会议时期的美苏妥协气氛决定了有关东北的战后安排。自罗斯福逝世后，美国政界对其与苏妥协的政策颇有微词，美苏关系开始变冷。及至战后，两大国间的合作因为缺少了共同的敌人而失去了当初的动力，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差别开始凸显出来，冷战的阴云在凝聚。无论是美苏妥协还是美苏冲突，对他国尤其是弱国的影响都非同寻常，国际政治的冷酷是毫不留情的。雅尔塔会议后，国民党利用美苏的妥协，争取了两强对自己的支持，而面对战后的美苏矛盾，国民党在拉住美国的同时必然失去苏联，由于苏联在东北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失败便在情理之中了。

中苏条约签订后，苏联起初对国民党表示了友善态度，表现之一是苏联对国共谈判的支持，国民党也因而对顺利接收东北持有信心。然而时间不长，情况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美国独占日本，排斥苏联，使苏联很不满意。接着在9月美苏英法中五国外长伦敦会议上，美苏在管制日本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会议不欢而散。在此背景下，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接着国民党提出由美舰运输军队在大连登陆的计划，自然使苏联猜疑美国是否企图插手东北，因而坚决反对。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后与熊式辉的会谈中也一再提及美军舰运输问题。国民党决策者很快体会到其中的奥妙，王世杰认为苏联的态度“半因中共问题，半因美苏既渐不睦，而我运军赴大连将用美舰也”⁽⁷⁹⁾。张嘉璈认为这是苏联“对于我方借助美国力量运送军队入东北之不满，更显见苏联不愿见美国势力侵入东北”⁽⁸⁰⁾。其后，王世杰便对苏联强调这是“因中国缺乏运输工具，故所用运输船舶及侦察飞机系借自盟邦美国。惟登陆军队则纯为中国军队”，请苏方不要“误会”⁽⁸¹⁾。王的话当为实情，当时国民党要求美国帮助运送军队去东北，恐怕并没有与苏联为难之意，但是美苏矛盾最终使国民党的东北登陆计划成为泡影，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难怪王世杰以后感叹，“想不到国际局势变化如此快，美苏僵化如此快，美苏关系使得我们更增加许多困难，使我们交涉丝毫不能得第三者协助”⁽⁸²⁾。

随着国民党在东北接收的失利，其党内对美苏矛盾影响及于中国的事实有了更深的认识。11月5日、6日、9日，主持东北接收的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三人先后致函蒋介石，报告情况，提出看法。三人均认为“东北局势之变化，系受美苏关系及中央与共党冲突之影响，苏方恐我国军队进入东三省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苏方之目的为：“1．东北今后成立之政权，不能有与苏联不友好之意旨与行动。2．阻止美国染指东北，断绝中国以夷制夷之观念。3．使中央不能在关外有雄厚之武力，至少使八路军可在关外立足。”⁽⁸³⁾这样的分析大体符合当时的实情，然而如果照这样的逻辑推理，国民党如要顺利接收东北，便要走联苏疏美甚而反美之路，这无异于要国民党脱离其执政二十年的基本轨道，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

国民党虽然认识到东北问题受到美苏矛盾的影响，但在处理上，则沿袭了以往的一贯作法，首先求助于美国，也就是苏联极其不满的“以夷制夷”。国民党这样做有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基础。就历史而言，美国对东北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在本世纪初，美国便极力想打入东北这块俄、日两国的传统领地。就现实而言，雅尔塔会议期间，为了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美国虽然在东北问题上对苏妥协，同意了苏联的一系列要求。然而这并不表明美国就此甘心让苏联独占东北。中苏条约谈判期间，美国密切关注着谈判的进程，并在东北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战后，东北问题更成为美国考虑对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美国的帮助，国民党军队才得以在东北各港登陆无望时，以秦皇岛作为接收东北的前进基地。东北接收不利之后，国民党早先对苏的乐观估计不复存在，遂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东北行营自长春撤退后，国民党首先通知了美国，11月17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称：苏联“对于中苏协定之条文与精神，则故意蔑视，对于中国方面实现该协定之种种努力，在在予以阻挠”，“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窃意此种局势，需待中美双方之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22日蒋又致函杜鲁门，告以“余之决心为立即撤退业已前往满洲之中央官员，并延缓进入该有争议之地区”，蒋在函中提出增运五个军赴华北，“紧急吁请贵国早日供给达成此重要任务所需之船只”⁽⁸⁴⁾。蒋还要王世杰随时将中苏交涉情况报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以便其贡献意见。其后，驻美大使魏道明又当面对杜鲁门表示：“东北问题不能视为中国问题，乃系整个世界问题之一面，自伦敦会议后，形势急转，此显为苏联对于国际僵局之反应，亦实为角斗之开端……望美国尽量与吾人可能之协助。”⁽⁸⁵⁾国民党的意图很明显，将东北问题适度国际化，利用战后美苏的矛盾，以美国的战略利益打动美国，然后拉美国下水，压苏联让步。

国民党的期望没有能够完全实现。美国确实对苏联在东北的作为不满，但战后美苏矛盾一时尚未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就只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东北这样关系苏联切身利害的问题上，美国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为了国民党与苏联彻底翻脸。说到底，国民党只能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棋子，它不太可能使美国完全听从自己的调遣。美国对东北的政策是，保持对苏联的压力，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行动，但不直接卷入，这也符合美国对战后中国的基本政策。因此，美国在得知国民党接收东北受挫之后，杜鲁门虽对“苏联此种态度，甚为失望”，对国民党的求援“频表同情”，并称将与其“密切合作，妥商办法”⁽⁸⁶⁾，但除了派遣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去东北一事外，并未见有对苏强硬的表示，对国民党而言，这多少有些口惠而实不至。

国民党接收东北受挫，而中共在东北最初的发展则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中共部队初入东北之时，苏联方面并未认可⁽⁸⁷⁾，为了照顾苏联的立场，中共指示所有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帮助”⁽⁸⁸⁾。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发生了变化。9月中旬，苏军代表到延安，随后中共东北局在沈阳成立，延安、沈阳、莫斯科之间在东北问题上从此建立起密切的热线联系。

中共东北局到沈阳后，与苏军建立了经常联系，苏军由驻沈第六坦克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和该军军委委员杜曼宁出面，东北局则由彭真牵头，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参谋长伍修权参加。据伍修权回忆，他在沈阳“一开始就从事着大量紧张而复杂的外交活动，即与苏联红军驻沈阳指挥机关的联系”⁽⁸⁹⁾。这种联系随着苏联全盘外交战略的变化而时紧时松，时起时伏，总体而言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陈云在回顾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时认为，中共夺取东北的胜利，第一个原因就是苏军出兵东北，“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⁹⁰⁾。这样的看法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苏联对中共初入东北的帮助体现在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让中共接收了若干省市的政权。据曾克林回忆，他的部队接收了大量工厂和军用仓库，包括全国闻名的沈阳兵工厂和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仅在苏家屯仓库，就用了三天时间，拉出了步枪2万支，机关枪1000挺，各种炮150门，其后还给山东送去了500万发弹药⁽⁹¹⁾。但据黄克诚回忆，他的部队到东北后，既未得到接收物资，也无后勤供应，“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⁹²⁾。有一个统计称，仅长春一地，在三个月内，就接收了步枪6万支，机关枪2800挺，弹药1200万发⁽⁹³⁾。比较权威的数字当来自中共中央方面，陈云和高岗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苏对我援助是秘密的，有限的（枪十万，炮三百）”，而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中提及“枪接收了十二万支，还有些炮”⁽⁹⁴⁾。据国民党情报估计，苏联给中共的武器“以轻武器及少数火炮为主”，重武器则大部运回国内⁽⁹⁵⁾。看来，十余万支枪的轻武器与实情还是大体相符的。在政权方面，由于苏联的默许，从9月到11月，中共先后成立了滨江、奉天、安东、辽北、黑龙江、合江、嫩江省政府和大连、哈尔滨市政府，控制了东北近一半的县份，并以各省市县政府作为公开的号召机关，同国民党争夺。在苏军占领下的城市，中共通过城市警察或保安部门实际控制着城市行政权。以中共东北局为领导中心，各省市县委员会为工作支柱，出关及新发展部队为武装手段，中共已在东北初步建立了自上而下一套相当完整的党政军体系，而此时国民党除了在长春有一个足不出都门的行营外，在东北疆域内尚无多少武力，更不要说行政架构了。

国民党按计划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并公告中外后，苏联感到了一定的压力，毕竟它还要顾忌条约的国际义务和苏美两强间的复杂关系。熊式辉曾对手下人说：这次总撤退，是委员长在外交上的一张王牌，是给苏联一种外交上的压力，以便于为今后接收开辟途径⁽⁹⁶⁾。果然，苏联立即对国民党作出了一些缓和姿态。11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外交部，称苏军“对于中国政府将予应有之协助”，对于中共部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在空运部队等问题上也有松动，并表示如中方需要，苏军可延缓撤退一至二个月⁽⁹⁷⁾。同日，长春苏军代表两次约见留在长春、负责与苏军联络工作的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称苏军将协助中国政府建立政权，取缔反政府活动，禁止反政府宣传，长春可即行接收。其后，马林诺夫斯基又在长春向张嘉璈表示“苏方绝对遵守中苏条约”，政治情况“一定即能好转”⁽⁹⁸⁾。国民党在随后提交的接收计划中，要求苏方保证长春和沈阳空运的安全，协助利用铁路和港口运兵，给予接收人员以物质协助等，苏方虽予同意，但对关键的运兵要求则表示“实无可能协助”⁽⁹⁹⁾。与此同时，苏联也相应改变了对中共的策略，要求中共撤出中长、北宁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斗争暂时从军事移到了政治。

东北行营撤退之后，对下一步怎么走，国民党内认识不一。蒋介石召集有关人员多次讨论，王世杰主张重订接收计划，部分军方将领主战，徐永昌仍主中止交涉，但“终无结果”。其实，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关键在于苏联的态度，身处东北交涉第一线的张嘉璈与蒋经国看得最清楚。蒋经国在11月6日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苏方对我国如不能谅解，则东北不但今日，即今后亦不得安定。盖苏联对于所谓道义感情，并不重视，所要求者，乃现时之利益也。”⁽¹⁰⁰⁾张嘉璈也认为，“苏方有一图样在其胸中”，既不会“负破坏中苏协定之恶名，亦决不因行营撤退而变更其原定计划”，因此“与苏方须得一精神上之谅解，否则种种交涉均是枝节”⁽¹⁰¹⁾。因为苏联不会容忍东北成为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雅尔塔协议已充分表明了苏联的意图，而国民党的历史及其美国背景，不能不使苏联心怀疑虑，对国民党接收东北有所阻挠便顺理成章。苏联的态度又直接决定了对国共两党何方更为有利。因此，当时如果要使东北局势出现对国民党有利的转圜可能性，在于前述国民党提出的解决方案中第一案与第三案的结合，即尽最大的努力以外交妥协求得苏联可能的谅解，同时以现有军队控制要点，继以增援作战略展开，不能说如此可操胜算，但至少不失主动性与进攻性。

然而，国民党处理东北问题的麻烦在于，如何寻求外交与内政间的平衡。它既要遏制中共的发展，又不能因为过分地对苏妥协而引起非议；内心里它倾向于党派利益，明面上又不能不维护国家主权。它始终未能在这两者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东北行营撤退前，蒋介石曾经对蒋经国交待四点，作为对苏让步的底牌：1．国方只接收行政，不建立强大武力；2．空运部队以维持治安为度；3．东北可实行县自治，组织民选政府；4．东北经济与苏联合作。这实际是使东北在某种程度上的中立化。然而蒋可能心有不甘，因此又交待说：“以上四项，实为不得已之所为，如当地情形以为尚可尝试，不妨为之。”这又表明蒋并无真正照此办理的决心⁽¹⁰²⁾。所以，除了经济合作一事由张嘉璈与苏方谈判而无结果外，其他几点似未见向苏方正式提出。张嘉璈认为，这几条可“在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予苏方以定心丸，祛除其对于国府之猜疑，在此轮廓之中，吾外交当局如能灵活运用，未始不可有一转机”，再照此“开诚与苏方说明，或较撤退行营为更有效”，并为此事的不遂行而遗憾⁽¹⁰³⁾。蒋经国在交涉不利时向他父亲建议：“除中央方面在外交、内政上设法转变局势外，对于接收以及进兵各事更应作积极之布置”，并认为“大问题之处理，既不可意气用事，亦不可专讲面子，而必须走一步是一步，争一点是一点也”⁽¹⁰⁴⁾。但国民党既未在外交与内政的平衡上作出新努力，也未在两者之间作一取舍，其转圜的可能性也就在自己的无所作为中消失于无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蒋介石此时考虑首先解决华北中共问题。他对参加重庆复员整军会议的高级将领专门解释了他的想法。他认为：“现在苏联不负责任，借口登陆的地点为共匪占领，给我们以种种的阻碍，因此我们军队入境，事实上非常困难。而且我们即令将这五个军开入了东北，仍不能确实掌握地方，东北的主权仍然不得完整，一切接收都不能进行，建设更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宁可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种由近及远的政策，我想一定不会错误的。否则，如果我们舍近而图远，不先除腹心之患，以求华北的安定，而孤军深入东北，则东北名存而实亡，同时华北方面土匪的力量，必将一天天的膨胀，清剿的时间就更须延长了。”⁽¹⁰⁵⁾蒋介石的考虑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从以后形势的发展看，搁置东北问题的结果，不仅失去了争夺东北的有利时机，而且因为军事力量和舆论环境的因素，国民党在华北同样无大作为。

东北行营撤离长春后，国民党中央对东北问题态度消极，只有张嘉璈和蒋经国还在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做着对苏外交的努力。12月5日，张嘉璈与蒋经国返回长春后和马林诺夫斯基首次会谈，苏方对解除非政府武装和非中央政权、组织地方团队及空运等事作出了承诺，“并声明其已得莫斯科训令，必须设法切实执行”⁽¹⁰⁶⁾，但实际还是诺而不行。为了打开僵局，使国民党能够顺利接收，张嘉璈返长前，于11月30日在重庆会见董必武，要求中共退出铁路沿线，为此他表示可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停战。中共对此表示了积极态度，告张可就国民党军队进驻长春、沈阳问题进行协商⁽¹⁰⁷⁾。张又以此作为筹码，在长春请马林诺夫斯基劝中共退出铁路线。但如此一来无异于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是蒋介石此时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蒋一直坚持东北只有主权问题而无中共问题）。何况张此举事先并未与蒋通气，在张是为国民党着想，体念蒋“关怀东北日夜焦思，故不惮出位之嫌”，在蒋却以为张“不识政治情形”，擅作主张，因此蒋得知此事后甚为恼怒。他不仅电告张“在东北尤其对苏方切不可再提董必武与共党有关事宜”，而且要熊式辉告张，“毋与董必武商谈共军事，尤不可向苏方言之。关于共党问题，中央有人负责与之谈判也”⁽¹⁰⁸⁾。张嘉璈毕竟不是国民党的决策人物，在党内的影响有限，对国共政治关系更缺乏深入认识，不可能成为解决东北问题的恰当人选。此后，张嘉璈主要就中苏经济合作问题在长春与苏方谈判（见后述），而蒋经国则出任访苏并与斯大林直接交涉的艰难使命。

当初行营撤退前，熊式辉等都有请蒋介石与斯大林直接交涉的建议，苏方也向蒋发出过访苏邀请，蒋虽未接受，不过他有意让蒋经国赴苏一行，既代表自己与斯大林沟通，或许还不无锻炼小蒋之意。12月30日，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蒋经国代表蒋介石表示，中苏关系应该加强，如果双方彼此完全谅解，苏中关系就一定能够加强。他向斯大林重复了蒋介石一贯的主张，即中共军队和共区政权应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在此基础上，中共可以参加政府，他还请斯大林劝告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斯大林则反复表示，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国民政府，但中共并不听从苏联的指挥，他也不知道中共的情况如何，苏联不能为中共的行为负责，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中共。双方还讨论了东北、新疆、中美关系和对日处理问题。斯大林坚持苏联有权获得东北的战利品，对国民党的反苏言论表示不满，蒋经国则向斯大林保证中国决不反苏。当蒋经国问斯大林，苏联可以为中国的统一作些什么时，斯大林回答，需要同中共谈判，了解他们有何要求，双方都应该作出让步，比如实行选举制度。可以说，除了重复支持国民政府的外交辞令以外，斯大林没有对国民党作出任何令其满意的切实的承诺，尤其是在中共问题上，按斯大林的说法，似乎苏联与中共已经毫无关系，令国民党想寻求苏联的支持亦不可得，蒋经国此行一无所获⁽¹⁰⁹⁾。

国民党的外交努力未取得应有的成果，但它在两个方面与苏联达成了协议，其一是苏联同意延期撤军，其二是苏联同意国民政府行政接收东北若干城市与省份。

东北行营自长春撤退后，苏联为了不在外交上给国民党留下口实，主动提出延期撤军事，同时还企图借此尽可能掠夺东北资源、压国民党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让步。国民党本来是反对苏军缓撤的，在熊式辉赴东北接收之前，曾提出“恐苏军撤退期届，而我尚无军队到东北接防，致为共产党军队所乘，不如责苏军缓撤”。但王世杰认为，“苏军如有意扶植共军，则彼多留一日，结果将更坏一日”，蒋介石因而决定“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请其缓撤”⁽¹¹⁰⁾。然而此时国民党改变初衷，实因其以为有苏军在，苏联顾虑国际反映，总会对中共有所约束，可为自己增兵赢得时间，一旦苏军立即撤离，在当时情况下，东北势必完全落入中共手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11月底，决定苏军延期一个月撤离，12月底，又将苏军撤离时间定为次年的2月1日。此事表面上对国民党有利，它因此在苏军保护下接收了东北若干城市，但实际上，苏联在东北的存在，首先束缚的是国民党的手脚。中共认为，“苏军延长住满时间，对我在满多有一些时间进行工作，是有利的”。这对国民党真具有讽刺意味，如果它知道自己的对手也希望苏联延期撤军，不知该作何感想⁽¹¹¹⁾。

苏军在延期撤离的同时，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城市与省份的行政权力。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内许多人对无军队随行的行政接收并不热心，加上苏联此时提出经济合作问题，更使蒋认为“应一本行营撤退之方针进行，以免中途再受其胁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¹¹²⁾。直到12月下旬，国民党才决定先行接收若干省市。因此，国民政府接收人员于12月22日接收长春，26日接收沈阳，1946年1月1日接收哈尔滨（12日接收松江省），8日接收辽北省和四平市，24日接收嫩江省和齐齐哈尔市。此后因为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停滞，苏联为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行政接收再度停顿，原定接收的黑龙江和合江两省及若干城市未能如期接收。而在已接收省市中，因为只有若干保安部队随行，在中共部队已经控制了东北大部地区的情况下，国民党接收人员大都坐困省城，根本无法真正展开工作。辽北省总共任命了三个县长，“其他各县县长均无法到任”，“对于各项政务之推行均感棘手，处境之艰难当可想见”⁽¹¹³⁾。如张嘉璈所言，“因无充分武力，处处为八路军所阻碍”，“因此目下在各地接收政权，等于虚饰”⁽¹¹⁴⁾。此时苏联还同意国民党可空运部队至东北，但蒋介石因对苏联不放心，没有同意空运计划，以至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对张嘉璈冷嘲热讽，称“贵方何以有二十余架飞机来长接撤退人员，而不将军队运来？”“吾人等待中国军甚久，不悉何故乃迟迟不来”⁽¹¹⁵⁾。然蒋介石坚持己见，即军队只能尾随苏军的撤退行动，不能超越苏军防线，因此国民党军除了在1946年1月中旬派二个师进驻沈阳附近的新民和铁西区外，其余部队始终控置于锦州一线不动。不过无论如何，由于苏联延期撤军并同意国民党接收东北若干省市，双方对外都算是有了交待。

就在国民党与苏联继续交涉东北接收问题的同时，中共也在积极进行争夺东北的预定计划。东北行营撤退的消息公开后，中共认为：这是“由于我党在满洲的发展，蒋军不能顺利进入满洲，国民党在满洲的接收工作不能顺利开展，美、蒋在满洲问题上已对苏联采取了外交攻势。……最近苏军态度变化，暂缓撤退，当亦为此种情况之反映。国民党现在是抓住中、苏条约，使苏联不能在满洲现在的情况之下脱身。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¹¹⁶⁾。中共与国民党相比其高明之处在于，其一，中共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较国民党准确，认为美苏两强之争，并不能完全决定各国内部政治的运行轨道，因而中共可以在东北独立发展而不必顾虑美苏的干涉；其二，中共认为苏联是决定东北命运的关键力量，主要作苏联的工作，并扩大苏联与国民党的矛盾；其三，中共与苏联对形势的看法毕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苏联与中共之间虽也有矛盾，但如在国共之间作一抉择的话，苏联恐怕还是宁要共而拒国，何况中共非执政党，对许多问题的处理较国民党具有相对大的自由度。因此，在国共关于东北问题的角力中，11月间东北形势的变化，对中共虽有不利的一面，但其活动空间仍然很大，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中共在东北的发展。

东北行营撤退之前，中共已得到某种情报⁽¹¹⁷⁾，由于苏方要求中共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沿线，情况似乎对中共并不有利。11月19日，苏方通知彭真、林彪：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苏军之处不得与国民党军作战，并要求中共退出铁路沿线若干里之外，但“彭林未答应”。彭真要求苏方重新考虑其作法，并向上转达他的意见。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斯坦科维奇态度傲慢，他对彭真说：“要你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彭真回敬以：“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据在场的伍修权回忆：“大家毫不客气地吵了一架，闹得不欢而散。”⁽¹¹⁸⁾当天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仍提出“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¹¹⁹⁾，但次日，中共中央便给东北局连发两电，一电指示：“彼方（指苏联——作者）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一电要求：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¹²⁰⁾。此两电表明，中共在东北问题上已和苏联有过交涉，在不能继续占领大城市的情况下，退而沿用传统的根据地战略。但是中共为了在东北立下更牢固的根基，对苏联提出了若干条件，主要是为了让中共有时间布置撤退等一系列工作，请苏方“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并要求保有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¹²¹⁾。随着以后东北局势的发展，中共认为苏联与国民党在东北接收问题上并无协调，“苏方在东北态度已甚为明显，目前所取步骤，既便严拒美军入满，又便我方谈判和发展”⁽¹²²⁾，因此中共与苏联之间可以说至少在对国民党的方针上存在着某种默契。

由于东北的情况在不断变化，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之间以及东北局内部对东北未来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不尽一致之处。前已述及，林彪主要是从军队状况出发，主张避免仓促作战，先行军队的整顿，再图发展。东北局则从未来工作方便考虑，较为关注尽可能多地保有东北地盘。中共中央力争东北的总方针是一定的，但具体如何执行，则又不断有所变化。因此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战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不断表现出某些矛盾与摇摆。

锦州一战之后，林彪率部退往辽西阜新一带，进行整顿。东北局也在11月23日撤离沈阳进驻本溪。11月26日，东北局发出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在说明根据情况需要退出城市的同时，要求：“一切既不影响苏联外交，又可以在城市立足之干部，应坚决留在城内”，在已撤退的城市，应“准备力量，以便在不久的将来里应外合，收复这些大城市”，总之，“目前的任务，是在尊重苏联外交政策照顾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一切工作的部署，都为着这一伟大的斗争目标”⁽¹²³⁾。在中共中央28日指示以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后，东北局也相应指示下属照此执行，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中共在东北的工作重心保持了城市与农村并重的局面。

国民党接收东北若干城市，毕竟使中共的公开活动受到影响，对于如何实现最大限度的控制东北的战略战术，中共中央与东北局之间有着频繁的往复商讨。随着形势的发展，东北局内部多数人倾向于首先整顿军队，巩固后方。陈云、高岗、李富春、罗荣桓等均认为，“根据情况无独占满洲的可能”，“但力争优势仍有充分可能”，提出首先整训军队、建立根据地的建议。黄克诚认为出关部队有“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提议“作长期斗争之准备”。林彪则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须肃清土匪，充实后勤，整训部队，“做长期打算与大规模打算”⁽¹²⁴⁾。中共中央对东北形势的估计，也根据实情而逐渐趋于务实。12月初，东北局提出，“我们应积极准备夺取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但中共中央回电强调，“第一由于目前的国际条件不够；第二由于我们在东北还有各种缺点，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季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同时提出，东北的力量对比还待发展而定，“而苏联又要求满洲局势安定，因而达到一种妥协有一个时期的和平局面也是可能的”⁽¹²⁵⁾。随后，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在阜新召开会议，研究战略部署，对东北工作以城市为主还是以农村为主进行了争论。会后，东北局在给各部的指示中提出，“为了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结点），建设根据地，加紧肃清土匪，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并使主力求得休整，与新军合编，以充实主力，巩固新军”。指示同时又提出，对个别大城市，“我们应不放过时机以适当兵力争取控制之”；对次要城市及工业动力基地，“亦应争取控制之”⁽¹²⁶⁾。这又表明东北局并未完全放弃夺取城市的计划。

12月24日，刘少奇致电彭真指出：“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¹²⁷⁾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¹²⁸⁾这两次指示使中共在东北的工作重心由争取与巩固城市转入传统的以建立根据地为中心，这在当时被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¹²⁹⁾。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的这一方针以后又有过相应变化，而在东北方面，直到次年3月的东北局抚顺会议，“尚无统一的认识和决定；在行动上，有些方面做得好一点，有的则做得差一点，还没有真正开展发动群众的运动。有的地方思想上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十二月指示，传达和贯彻就更谈不到”⁽¹³⁰⁾。

二　中苏经济合作交涉

在国共双方围绕东北问题进行政治军事较量的同时，国民党还在东北进行着另一场艰苦的外交谈判，这就是和苏联就东北经济合作问题进行的交涉，此事本为中苏国家关系中的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又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而不可避免的与中美关系、国共关系等纠缠一体，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图景。

在中苏条约谈判中，关于经济问题没有过多涉及。蒋介石在给宋子文的指示中要求：“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据宋称，苏方“对此事允予同情考虑”⁽¹³¹⁾。

熊式辉一行到达长春后，在和苏方的会谈中不可避免的涉及经济问题。10月17日，熊等在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中，提出接收日本和伪满政府独营与满日合营之产业，但马氏居然称这些产业均应视为“苏军战利品”，应由苏方处理，并提出中长路须用煤，故抚顺煤矿应由中长路当局经营。苏方此举无疑从一开始就否认了中方接收东北日伪产业的合法权利，而“欲籍战利品为名，攫取东北工业”，并为全面介入东北经济预留伏笔。张嘉璈马上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认为，如照苏方说法，则“东北所有工厂势必均归苏有”，“我方丧失经济自立”。他建议迅由外交部向苏方提出：1．满洲繁荣有利于中苏经济，故已有工矿不可破坏；2．满洲所有敌产，应以抵偿所欠人民债务，如有剩余，应以赔偿中国战争损失，故应归中国没收（因为满币及公债、储蓄等价值超过150亿元，而东北全部工矿资产不过100亿元）；3．苏联若提出战费问题，则只能由中国政府付给，不宜合办工矿事业，否则影响主权；4．东北矿产不能归入中长路；5．苏方战利品以已拆卸之机器为限，未拆机器不得继续拆卸。否则，“东北军事政治因时势所迫，处于不利地位。若经济再落空虚，则真名存实亡矣”⁽¹³²⁾。张嘉璈此时不仅主张将东北日产收归国有，而且反对苏联以经济合作为借口控制东北经济的企图。但是当时国民党正全力交涉东北接收，并寄希望于苏联的协助，无暇也无力在此问题上与苏联对抗，所以蒋介石接到张的报告后，只“令外交部切实研究后再定交涉步骤”⁽¹³³⁾。苏联则企图以既成事实压国民党让步，并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此事遂暂时未提上双方的商谈日程。

然而，中苏双方不谈东北经济问题的情况并未能持续多久。在苏联方面，它对东北经济的方针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可以拆卸的动产尽量运回苏联，二是对无法拆卸的不动产要求中苏合办。对前者苏联根本不愿谈判，即使谈也是敷衍，以等待既成事实，榨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对后者则想通过谈判获得合法权益，将东北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就法理而言，苏联的要求毫无道理，即便是索取战争赔偿，也应该由同盟国共同向日本提出，更不必说经济合作这样完全超出战争善后范围之外的问题。可叹的是，苏联自恃强权，完全无视中国也是同盟国和战胜国一员的事实，任意处置日本在东北掠夺中国资源而形成的大量产业，表现出一副贪婪面目。在拆卸了动产之后，苏联必然提出不动产的问题。在国民党方面，虽然对苏联的行为很是不满，本不愿涉及此问题，但形势的变化导致国民党态度的变化，由不愿谈而同意谈，尤其是主持东北经济接收的张嘉璈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了重要变化。他很快便认识到，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具有关键的作用，经济合作问题是苏联全盘战略的一部分，简单的拒绝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有可能增加苏联对国民党的恶感和戒心，对国民党不利，因此他转而主张就东北经济问题与苏联谈判，并在可能情况下满足苏联的要求，以此换取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支持。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双方抱着不同的目的开始了经济问题的交涉。

10月27日，张嘉璈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就东北经济问题进行首次接触。斯氏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很少表示自己的态度，而只询问中方对东北经济的基本政策。张表示，他“此来拟致力于中苏两国在满洲经济上之合作”，东北日本工业应赔偿中国抗战损失，“希望苏方开诚以意见相告”。这次接触“彼此语气均含有试探性质”，没有接触实质问题⁽¹³⁴⁾。此前三天，斯氏已直接要求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高崎达之助和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将满业和满电各项事业移交苏联，高崎质以“若交与苏联，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将何以应付”，斯氏答云，“对于中国方面之问题，由苏联负责解决”，并称将以此为基础，在东北成立中苏工业公社⁽¹³⁵⁾。29日和30日，满业和满电与苏方达成移交协议，全部过程中方毫不知情，苏方所谓由它“负责解决”中国方面之问题，无非是先造成既成事实，再压中方承认而已。11月7日，马林诺夫斯基在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对张嘉璈说：“此后第一幕工作为阁下之工作，阁下向在经济界负有声望，富有经验，阅名已久，且知阁下为有思想之人，必能解决一切，但望勿为金元（即美元）所左右。”张氏不明底里，“不知何以在其语气中如此注重我之工作”⁽¹³⁶⁾。直到13日，他得到苏方与满业和满电签署的文件，“乃知苏方注意满洲工矿，必欲染指，为排斥美国势力之侵入，阻滞我方军队之运输之一重大原因。苏方设计以战利品名义先自日本手中攫取工矿之所有权，同时又恐计不得逞，再拆迁重要机件入掌握之中，故经济问题不得解决，即接收问题无法解决，又灼然可见”⁽¹³⁷⁾。正是抱着这种认识，张嘉璈主张不能不与苏方谈判解决经济问题。

11月14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璈提出，苏联在东北的商业机构拟向中国政府立案，并拟以没收敌产作为苏方财产与中国合作。这是苏联第一次提出东北中苏经济合作问题。苏方在中苏东北接收交涉陷于僵局之时提出此要求，时机颇为耐人寻味。16日，斯氏复催问张如何考虑此事，更使张感觉自己对苏判断的正确，但张已接到行营撤退的命令，对东北交涉如何进行心中无数，只能表示将等候政府的指示再行谈判。为了对以后的谈判预作铺垫，张提出“政治环境可妨碍此种经济合作之发展”，并在斯氏追问时明确“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须同时解决”⁽¹³⁸⁾，将其以经济合作交换苏联支持国民党接收的想法传给了苏方。当然，张深知此事的难度，姑不论苏联的态度，即便是在国民党内和舆论界，对中国作为战胜国却被苏联视以战败国待之，是很难赞成的，所以，张对此事小心翼翼，必领命而行，而且他从未将其想法公之于众，以免引起更大的争议。

苏联的态度则颇为急迫。20日，斯拉特科夫斯基与张嘉璈见面，正式提出苏方关于经济合作的设想，即组织中苏合办之股份公司，经营满业和满电包括地上和地下的所有产业，股本双方各半，苏方以两会社日本资产的一半作为己方股本，中方人员担任总裁，苏方人员担任总经理。斯氏在谈话中大棒和胡萝卜并用，一方面声称“目前有迫切问题，亟待解决，因许多工厂全被破坏，无人管理，急须设法保护”，在两国政府解决前，他将令苏联人员照管维持；另一方面又表示，“环境可藉丰满之工作克服之”，暗示苏方将以此决定对国民党接收的态度⁽¹³⁹⁾。张嘉璈不敢怠慢，当即急电重庆，向蒋介石请示方针。22日接熊式辉电，令其返渝汇报。

11月25日，张嘉璈回到重庆，他向蒋介石建议早定经济合作方案，以便接收顺利进行。蒋对经济合作问题本有考虑，但态度游移，28日他召集宋子文、王世杰、张嘉璈、蒋经国等讨论此事，张的方案遭到强烈反对。宋子文认为，东北日产作为苏联战利品再投资合办产业，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王世杰认为，在东北接收之前谈经济合作问题，无异屈服于苏方高压，“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¹⁴⁰⁾。会后，张与宋、王又分别讨论此事，两人仍表示“目前万不能谈”。宋、王两人是中苏条约谈判的主持者，东北接收受挫，两人因此而承受了国民党内外的极大压力，认为他们过于“懦弱”，甚而被指为“祸国害民”。在这种情况下，宋、王虽不主张对苏决裂，但为顾及自身地位与名誉而反对对苏再做让步实为情理之中。宋、王态度如此，更不必说国民党内对苏强硬的主张了，他们的意见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张也承认宋、王的主张“于法于理确是正当”，但他又自信自己主张的正确，认为国民党“徒知主张原则而不知运用方法以贯彻原则”，然而他无能也无力说动国民党内的多数人同意自己的主张。这样，一方面是国民党内多数人主张先接收而后谈经济，反对对苏再作妥协，另一方面是苏联有意无意的将经济合作与接收相联系，先经济而后谈接收，国民党与苏联关于东北接收问题的僵局便无法真正打开，东北问题只能暂时拖下去。

因为国民党决策层无意对苏让步，张嘉璈的经济合作主张不能实行，他在会后根据讨论结果拟定了对苏答复的三项原则：1．苏军未撤东北接收未完成前讨论此事将予外间不良之误会；2．中国愿在东北接收完成后与苏方商讨经济合作办法；3．中方将在所定经济建设方案的范围内尽力与苏方合作。其后他又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拟定了中苏经济合作大纲，原则为：商务合作订立以货易货协定；技术合作尽量聘用苏籍专家；资金合作欢迎苏方投资；工业合作双方指定种类商议办法⁽¹⁴¹⁾。此大纲得到蒋介石、宋子文和王世杰的同意，但宋、王对其中最关键的工业合作问题提出须由双方政府协议并待东北接收后再谈，实际仍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苏联不能等待国民党在经济合作问题上的拖延与犹豫。12月4日，张嘉璈和蒋经国回到长春，次日在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中，马氏在对接收诸事表示态度的同时，特别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即开始商讨，并有所结果”⁽¹⁴²⁾。7日，斯拉特科夫斯基约张谈话，催问中方关于经济合作的方案。因蒋有电要张按“面授方针进行”，张遂重申了已交马氏的经济合作大纲的内容。张还告诉对方，经济合作之所以暂时不能进行，是因为东北接收发生问题，而且苏方提议“无异日本帝国主义之故伎”。斯氏闻之甚为不满，“认为莫大侮辱”，他重复苏方一贯作法，一方面表示，“经济问题如能解决，政治问题亦随而解决”；一方面威胁，此事如不能解决，东北工业将“任使其尽数破坏”。斯氏反复要求中方提出具体方案，张称经济合作不能“在苏联武力高压下成立”。双方争论无结果⁽¹⁴³⁾。9日，马林诺夫斯基又在与张、蒋的会谈中直接了当地要求，“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能采用简单与迅速之办法解决”。这两次会谈后，张嘉璈与蒋经国联名致电蒋介石汇报情况，称：“现适值紧要关头，迎拒之间，十分微妙。实不敢负此重任，务请中央早日定一原则，是否愿于经济上稍作让步，以求接收撤兵之顺利。”电中建议由翁文灏或钱昌照“来此主持交涉”，或“迅派大员来长主持，以免延时太久，恐生枝节”⁽¹⁴⁴⁾。此时的张嘉璈，既感在国民党内得不到支持，又对同意苏联要求后东北能否顺利接收心怀疑虑（苏方在谈判中只作空洞承诺而不提实际问题），从而也不再过于坚持己见，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因此而迟迟不得开始。

根据苏联代表斯拉特科夫斯基12月11日对张嘉璈所言，苏联希望列入合办事业的厂矿为原满业和满电的全部产业及关东军经营的产业，这些厂矿占东北总产量的比例为：煤炭18％，机械33％，有色金属（包括钢铁）81％，水泥37％，电力89％。两天后苏方提交的清单具体列出了合办单位细目，计八十一个单位，总价值38亿元。苏方要求组织十一个合资公司，其中钢铁等五家公司，苏方占51％的股份，董事长和总经理由苏方担任，其余公司苏方占49％的股份。就上述方案而言，苏联的胃口相当大，尤其是钢铁与电力两大基础工业，大半囊括其中，再考虑到合办企业几乎包括了东北工业的全部精华，则问题更为严重⁽¹⁴⁵⁾。苏联的要求如果实现，意味着东北工业将由苏联所控制。张嘉璈在对苏方方案的分析意见中认为，化学、机械工业及本溪钢厂设备已为苏军掠去，不妨同意合作；鞍山钢厂设备虽被拆走，但宜保持；煤矿可以部分合作；有色金属应予保持；电力除鸭绿江电站外均应自办。但对这一既要政府同意又要顾及民众和舆论反应，不仅适用当时且可影响久远的重大问题，张嘉璈此时不能也不愿自作主张，而是静待蒋介石的决定。

12月19日，蒋介石、王世杰和应召回渝的张嘉璈、蒋经国讨论东北对苏外交。决定：以延期撤兵费名义付给苏方东北流通券10亿元，苏方不再提战利品问题；合办事业分为若干单位，不搞成一个大公司；先由经济部派人至长春商谈，俟苏方撤兵后再正式谈判⁽¹⁴⁶⁾。其时，蒋介石决定先接收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派蒋经国赴苏协商，开始新一轮外交努力，因此他同意就经济合作问题与苏方作初步商谈，不无以此向苏方示好，得其协助接收之意。

张嘉璈回长春后，于24日将中方意见通知苏方，随后中苏开始了经济合作问题的非正式交涉。但国民党内对此意见不一，反对声浪很高，经济部提出的交涉方案比原方案有所后退，不再提撤兵费一事，缩小合办事业的种类和规模，电力不能合办，矿业应避免合办，可合办者只有本溪钢铁厂及一部分机械厂，所有合办企业的董事长应为中国人，总经理保留中国人担任的机会，更关键的是，在苏军撤退前，只能由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预作初步谈话交换意见⁽¹⁴⁷⁾。面对党内的反对意见，蒋介石的态度也在变化，主张“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¹⁴⁸⁾，并对经济部的方案又作了重要修改，只限于南满路以东的少数单位，中方股份占50％以上，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中方担任，而且必须等待苏联撤军之后才能签订协议。在此情况下，张嘉璈出任交涉使命，虽然他和蒋经国仍主张：“先作让步表示诚意与坚决，能得一气呵成，反少受损失，以免重蹈以往对外交涉愈拖延愈吃亏之经验。”⁽¹⁴⁹⁾，但因为国民党始终坚持苏联不撤军即不签约的态度，中苏经济合作交涉难有大的进展。

国民党关于经济合作的方案提交给苏方后，苏方极为不满。1946年1月26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在和张嘉璈会谈时声称：中方提案“无法使每一公司有发展之基础，实在不敢报告政府”。同时威胁说：“此项讨论，拖延已久。若再拖延，势必影响军事政治一切问题。”斯氏还解释说：苏方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并非苏方欲一手霸占利益”。对此，张表示：“我政府方面已尽最大之努力。”⁽¹⁵⁰⁾2月1日，张嘉璈会见马林诺夫斯基，马氏直言不讳地告张，中方对于经济合作问题，“如仍拖延不决，作赌牌式勾心斗角之种种举动，则工业停顿，且继续遭受破坏，东北秩序始终不能恢复”，“而华方所提对案，决不能使此问题获得解决”。他半开玩笑半是真实地对张嘉璈说，经济合作问题如能解决，他和苏军便可早日返国。张嘉璈认为，“此次谈话无异苏方之最后通牒”，决定回重庆请示⁽¹⁵¹⁾。中苏有关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未及正式开始，便已实际陷于僵局。

2月4日，张嘉璈回到重庆汇报谈判情况，并与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等商量对苏方针。此时在国民党内，除了孙科、邵力子等少数人主张妥协外，多数人反对对苏让步。据张嘉璈所记，国民党主其事者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三人，“宋、王二人因当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冲，唯恐再受攻击，宋则取极端冷淡态度，王则取极端谨慎态度，翁则以宋、王态度为转移”，蒋介石则“为主权与法理两理论所拘束”，不愿让步，因此事无可为之处⁽¹⁵²⁾。蒋介石向张表示，“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¹⁵³⁾。

就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处境微妙之际，美国人的插手使事态更为复杂化了。马歇尔到中国后，不止一次对王世杰谈到，对苏联的经济合作要求“不必立予解决”，“不主张对苏让步”。这样的意见无疑是有分量的⁽¹⁵⁴⁾。2月11日，美国大使馆交给王世杰一份照会，转达美国政府之意见称：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将被认为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明显的歧视美国企望获得参加满洲工业发展机会之人民，并可能对于树立未来满洲贸易关系上，置美国商业利益于显著的不利地位”。“在此时将日本在满洲之国外财产作最后之处置，或以‘战利品’之方式而迁移此项财产，或由中苏两国政府订立关于此项财产所有权的管理之协定，均将视为最不适宜。……对于中苏双方现已有或在计划中之商讨，以及或将采取关于处置或管理满洲工业组织之行动，美国政府深愿获悉，并欢迎一般问题之详尽的、坦率的商讨”⁽¹⁵⁵⁾。美国此举，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防止苏联独占东北，并为美国资本进入东北打开方便之门，但它却使国民党内“主张对苏采强硬态度者，觉得吾可藉美国助力以抗苏联，使谈判益增困难”。就在美国照会送达的当天，雅尔塔密约全文正式公布，又使国内“一般人民睹此协定，必大起愤懑无疑”⁽¹⁵⁶⁾。这几件事使国民党决策者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就连一直主张对苏让步的张嘉璈也认为，即使此时与苏方达成协议，东北接收也“非用武力不可”，如此，“不特主持交涉者将遭唾骂，即交涉协议亦势难实行”⁽¹⁵⁷⁾。

张嘉璈到渝后，经其与王世杰、翁文灏商议，搞出一个方案，蒋介石本想以此“作为最后之尝试”。2月19日，王世杰约见苏大使，告以中方提案已为最后方案，将由张嘉璈和蒋经国在长春与苏方谈判。然而就在当晚，张嘉璈正准备次日束装就道之时，接蒋介石电话，令其缓行。两天之后，国民党强硬派挑起全国范围的反苏游行，并继而在二中全会上指责对苏外交软弱，中苏关系气氛急剧恶化，中苏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交涉实际中断⁽¹⁵⁸⁾。

三　反苏游行与苏联撤军

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不顺利，苏联迟迟无撤军之意，激起了民众和社会舆论的不满与疑虑。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势力利用这一点，策动了一场反苏运动，一方面压苏联撤军，一方面借此对党内温和派施加压力，以否定他们认为对国民党不利的政协诸决议，结果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但国民党并未因此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占据优势。

苏联出兵东北，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确实功莫大焉，但是苏联毕竟有它自己的利益考虑。苏军进入东北后，对东北物产资源的掠夺，加以苏军士兵以占领军自居，在东北的种种劣行，也是不争的事实，并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与反感。中共部队最先感受到了这一点，据曾克林所见，“在奉天之红军士兵生活甚苦，衣裳褴褛不堪，纪律甚坏，强奸事甚多，曾每日将红军士兵违犯纪律事实向红军政治部汇报……但仍无法维持”⁽¹⁵⁹⁾。伍修权也回忆说：“苏军进入我国东北的部队，有的纪律相当坏。据反映在他们的连队里，有部分士兵不是正规军人，而是一些刑事犯人……这些人原来不是正路人，来华后又以胜利者自居，不断酗酒滋事，甚至骚扰群众，在沈阳的大街上，时常见到醉酒的红军士兵……后来他们撤出东北回国时，又从工厂的机器设备到日伪人员的高级家具等等，都一一拆运带回苏联”⁽¹⁶⁰⁾。甚至中共高级将领、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也在制止苏军士兵抢劫时被这些士兵所杀害⁽¹⁶¹⁾。

国民党对苏联在东北的作为所知更多。熊式辉和张嘉璈初到东北，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都提到了苏军在东北的恶劣行为。熊报告：金融业，现钞均被提走，银行全部停业；交通业，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已改为宽轨，公、铁车辆“均为苏军征发运赴它处”；工业，“重要工厂机械已有多数撤去”；通讯业，电报电话完全停顿。熊认为：“照上述情形，经济方面，前途十分棘手。”⁽¹⁶²⁾张在报告中写道：“工厂机器大宗均被拆迁，即电厂电机亦已部分拆走，交通通讯工具多数拆运，甚至机关家具亦多搬走，都市成一空城。”⁽¹⁶³⁾据事后统计，东北著名的丰满、抚顺、阜新电厂，鞍山、本溪钢厂及煤炭、机械、化学、水泥工业均受到严重破坏。东北以至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满洲制铁会社，全部设备的三分之二和七万余吨物资被苏联运走，其中包括全部炼钢、炼铁、轧钢、选矿设备，以及大半发电、锅炉、机械设备⁽¹⁶⁴⁾。苏军还在东北发行军用票，用途超出原协议范围，扩展到民用领域，用以任意购置物资，助长了通货膨胀⁽¹⁶⁵⁾。

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苏联占领期间对东北工业生产力的破坏，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后人对此问题的计算方法与结论也各有差别。1946年12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驻远东盟国赔偿委员会代表鲍莱于1946年中视察东北后提交的报告。该报告估计，苏联占领期间东北工业的直接损失为85，800万美元，其中电力20，100万美元，煤炭1亿美元，钢铁14，100万美元，铁路13，700万美元，金属业15，000万美元，如果加上间接损失，则高达20亿美元，各行业的生产力下降程度都在50％以上，尤以钢铁、电力、机械等行业损失惨重。报告认为“东北工业大部分的破坏都是发生在苏军占领的期间，而且主要是由于苏联对各种设备的迁移”造成的。苏联还接收了伪满银行5000万元以上的现钞和价值300万美元的金条，并发行了约10亿元的军用票⁽¹⁶⁶⁾。1947年2月，东北工业会及东北日侨善后联络处发表了《苏军驻留期内东北工业损失调查报告书》，估计东北工业损失为123，600万美元，如加上无法确证者不下20亿美元，其中电力21，954万美元，钢铁20，405万美元，铁路19，375万美元，机械15，887万美元⁽¹⁶⁷⁾。中共方面根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东北“共损失各类机器40，269件，发电设备1，537，046千瓦等，共计折合美金352，815，851美元”。其中毁于战火或散失原因不详者，折合135，129，331美元，苏军拆走者约合189，934，947美元，国民党方面搬走的约合899，800美元，中共方面移出的共合12，151，773美元⁽¹⁶⁸⁾。无论哪一种统计，东北工业的损失程度都是惊人的⁽¹⁶⁹⁾。而且，“许多工业设备既已拆去，剩余部分，即无法运用。例如抚顺煤矿，电力设备因被迁拆四分之三，故电力不足，抽水机不能大量使用，煤矿被水淹没，全部不能工作；又如鞍山钢铁厂，因炼焦炉被毁，不能炼焦，既无焦炭，则所余之平炉、化铁炉即毫无可用之途；又如轧钢厂，虽一切设备未动，而精小之轧钢机则被苏军拆走，该轧钢厂犹如人之心脏被挖，丝毫不能生产；更如机器厂之皮带，苏军于临撤退时，皆斩为寸断，论其生产能力之损失，亦等于百分之百，故苏对我东北工矿业之抢劫与破坏，绝不能以区区之数字所能表示于万一也”⁽¹⁷⁰⁾。在这方面，苏联的作为有违同盟国共同作战的初衷，也找不到任何条约和法理的依据，表现了大国强权主义行径。此种情形的逐渐披露，给本为苏联二战盟友并且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中国民众泼了一瓢冷水。

中国民众对苏联在东北所作所为的反应由于雅尔塔密约的公布而更形强烈。1946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正式公布了雅尔塔密约。在此之前，中国民众认为苏联出兵东北是支援中国抗战，并由中苏条约界定了两国关系，但密约的公布，使人们得知在表面文章之下，还有大国之间的交易，而中国完全处于被动无援的地位，一切都是由大国强加给中国的，这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由于东北处于苏军占领下，苏军不仅有种种伤害民众感情的举动，而且迟迟不撤兵，并在经济合作谈判中要挟中方，因此这种不满便主要针对苏联而发。从2月13日《大公报》发表《读雅尔达秘密协定有感》为开端，全国各报连续发文，抨击苏联的所作所为，尤其是知识界对此反应强烈。傅斯年、王云五等领衔发出《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签名发出关于东北问题的宣言，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等中间党派领导人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谴责雅尔塔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苏联的作为“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的中苏友爱的新基础，违反苏联多次的对外宣言，尤其是对华放弃帝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违反大西洋宪章以来各重要文件的精神。……苏联乘人之难，提出这种要求，其异于帝俄对中国之行为者何在？这种行为，难免造成今后世界战祸的因素。为中国，为世界，我们不得不提出严厉的抗议”；大国“运用秘密外交，以处置第三国之领土与权益，实为旧日帝国主义之惯技”，要求：“政府披露中苏签订条约以来，一切有关东北问题的谈判经过，并拒绝再作妨害主权的任何协商；政府与苏联均应忠实履行中苏协定，苏联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¹⁷¹⁾

中国人民历经艰辛、含辛茹苦，在同盟国共同作战中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然而少数大国为了一己私利，以牺牲中国国家主权作代价，私相授受，无异使中国仍处于二等地位，当然为中国人民和舆论所不满。这种不满和反感是完全正当的。然而这种对苏不满情绪给了国民党强硬派一个机会，他们借此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苏反共游行活动，以实现他们改变国民党对苏对共政策的企图。美国则利用这个机会，极力鼓动中国排挤苏联。2月8日，王世杰征求马歇尔对苏联迟迟不撤兵一事的意见，马歇尔建议，不要向苏联作任何让步，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认为时间对苏联人不利，如果他们不撤兵，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成为条约的破坏者。他还建议让同盟国记者进入满洲，对苏联发起心理战。王世杰告诉马歇尔，将公众注意力转向东北一事正在考虑中⁽¹⁷²⁾。当然，这样做的后果，美国和国民党都没能完全预计到。

自2月中旬起，首先是东北旅渝人士在16日举行会议并游行请愿，接着重庆各校学生开始酝酿举行游行，反对苏军继续占据东北，要求苏军尽早撤离。一直对学生运动心怀警惕的国民党此次一反常态，在事先已得到情报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阻止的举动，而且党部和三青团系统人员在学校频繁活动，力图将游行导向对其有利的轨道。20日和21日，国民党党政小组举行两次临时谈话会，分别由陈立夫和吴铁城主持，决议对学生游行不能劝止时应尽量避免发生意外，学校当局和教职员应参加游行，严防工人参加游行，游行后之宣传由吴国桢等负责，游行当日，党内负责人坐镇中央党部，“以便应付一切”⁽¹⁷³⁾。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各省市政府与党部，称对学生行动“制止恐不可能，但本党只宜善为引导”，而“引导”方向为，“避免正面攻击苏联，”“东北问题，乃是共党阻挠国军接收问题”，“应痛加指责”，“予以驳斥”，并要求各省市“特加注意，妥为运用，并将该省市情况随时电报为要”。吴铁城、陈立夫等还电告正在杭州的蒋介石：重庆学生酝酿游行，“观察现势，劝阻已不可能，因此次运动，为青年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之自动自发，学校中反共空气之浓厚，出于自然，故只能使其减少反苏成分，及防止不生意外”⁽¹⁷⁴⁾。由此清楚地说明，国民党支持游行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党内强硬派企图将游行导向反共之途，以此加强自己的党内地位，并为在即将召开的二中全会上改变政协决议预作舆论准备。

2月22日，以中央大学为主体的大中学校学生及教职员工二万多人，举行“重庆市各校学生爱国运动游行大会”，发表《告全世界人士书》、《告全国同胞书》、《对苏联抗议书》、《质中共书》等文件，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苏联切实履行中苏条约，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并进而提出反对东北“特殊化”，反对“割据东北”，拥护政府接收东北等矛头指向中共的口号。在游行队伍经过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时，有人煽动捣毁了该营业部。重庆游行当天，国民党中执会再次指示各省市党部，重申前电各点，并特意提出严防“异党分子”“转移运动之领导权”，“各地党团应即与军政各机关首长举行会议，密切联系，妥慎应付”，“各地有关此事之情况应随时以最迅速方法报告中央”⁽¹⁷⁵⁾。其后重庆续有游行，全国各地也都发生了类似的游行示威及抗议活动，北平还发生了冲击军调部中共方面办公处的事件。国民党宣传工具乘机推波助澜，发表反苏反共言论，挑动民众情绪。

此次反苏反共游行，是国民党多年来第一次得以利用学生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实则是党内强硬派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还有一个原因。本来国民党认为苏联在东北的驻留对自己有利，所以才要求苏军延期撤退。但延期撤退的期限2月1日已过，苏军并无撤退之意，且称由于运输、接收及若干问题尚未解决，撤退将展缓至开春以后。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经研究认为，“苏联目前拖延东北驻防军撤退时间，似确有利用此时间完全充实中共军之实力，滋长共党在东北蔓延之趋势。一俟将来苏军撤退，则共军装备亦已完成，根据地亦已巩固，即国军北进既难克尽收复之任务，且对装备优势之共军亦无可奈何”⁽¹⁷⁶⁾。国民党因而一改过去的主张，要求苏军尽快撤退，以为自己能在东北放手动武准备条件，学生游行即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对要求苏军尽快撤退，国民党内本无异议，但党内温和派对强硬派采用如此激烈的公开动作颇为忧虑。王世杰事前曾邀集孙科、邵力子、王宠惠、张嘉璈等商议，均认为应和苏联继续商谈，不宜采取激烈行动。王世杰认为：“本党同志之反对政治协商会议者，亦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政局确走入极严重状态。”因此他致电在杭州的蒋介石，“谓情形严重，盼其急电党中同志，阻止扩大此种政潮”。游行发生后，王“十分忧虑”，认为“蒋先生在杭州似未十分明了近日陪都情形演变之严重性”，因而连电催其速“返渝主持”⁽¹⁷⁷⁾。但蒋在杭州静观事态发展，不急于有所动作，正表示了他的态度。强硬派的行动实际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他内心未尝没有借此压苏联和中共让步的想法。24日，蒋才从杭州回重庆，王世杰告其重庆近日情形，请其作适当之公开表示，以安苏联之心。次日，蒋公开发表谈话称，“东北问题必能有合理的解决，切不可轻听外间无根据之传闻，而有激昂过分之言动”⁽¹⁷⁸⁾。然而此一讲话明显不过是马后炮而已。

3月间，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强硬派借政协决议和东北问题发难，掀起反苏反共浪潮。全会秘密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以保我领土主权行政完整而固国防案》、《限令中央对当前东北严重局势采取紧急有效措施以维国权而保领土案》和《本党结束训政前拟请政府迅采关于经济国防及东北问题之有效措施期使全国民生安定人心振奋案》，强硬派以此进一步向蒋介石和中央施加压力，而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强硬派指为“卖国”的猛烈攻击下，噤口不敢言，国民党整个东北政策的右转已经不可避免⁽¹⁷⁹⁾。

国民党的举动使中苏关系气氛急剧恶化。2月26日，苏联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认为反苏游行责任应由中国政府负责。3月6日，外交部照会苏大使，要求“转请贵国政府令饬现在仍驻中国东北诸省之苏军即行撤退”⁽¹⁸⁰⁾。一周之后，苏军在不通知国民党的情况下，突然从沈阳撤退。对国民党而言，更严重的是，苏军的撤退完全不等国民党军的接防，无异为中共部队大开方便之门。3月17日，中共军队经过激烈战斗攻占辽北省省会四平，扼住了长春铁路往北的咽喉要道，使整个北满将要落入中共的控制之中。国民党感到形势的严重，21日，王世杰紧急约见苏联大使，表示“我预定担任接防之军事人员，遂感受重大困难”，要求苏方预先通知撤退日期，并“对中国接防军队予以便利与协助”。苏方对此未作表示，只于次日正式通知外交部，“苏军依照政府之决定，本年四月底将自满洲撤退完毕”⁽¹⁸¹⁾。而东北苏军总部的态度则更为直截了当。苏军参谋长特罗增科面告留驻长春的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关于接防问题，如贵军在苏军预定撤退之日期以前到达，我军可采一切必要之步骤交防接防，如未到达，苏军亦不能改变预定计划”；苏军“仅知遵奉命令完成任务，不遑顾及其他，并声明苏军在长春以北所警备之区域，不能株待中国国军接防，而只能将防务交付地方现存之武力，如华军不及开到，则苏军不能因此停止撤退”。至于长春以南，苏军虽表示可以交付接收，但又称因鼠疫停止一切铁路客货运输，中国军队应在公主岭停留十天以接受检疫。马林诺夫斯基对董彦平称，苏军“因等待甚久，外间误会滋多，故不得不及早撤退”⁽¹⁸²⁾。国民党不得不为自己的轻率举动付出代价。

4月14日，苏军自长春撤退，25日自哈尔滨撤退，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和松江、嫩江省及哈尔滨市政府接收人员不得不随苏军撤入苏联境内⁽¹⁸³⁾。5月23日，苏联大使照会中国外交部，宣布苏军已于5月3日自东北撤退完毕。至此，困扰国民党的东北苏军问题暂告一段落⁽¹⁸⁴⁾，然而，对国民党而言，东北接收的军事行动即将开始，难题还在后头。

第三节　东北的战火

一　东北军调的失败

日本投降以后，东北虽是国共争夺的重点之一，但在一段时间里，东北问题并没有端上国共双方的谈判桌。在国民党方面，是根本不愿提，而将其定位为接收国家主权问题，目的是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以独占东北。在中共方面，是有意不提，以尽量争取在东北的有利地位，从实力出发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而在苏军未撤的情况下，国民党按兵不动，中共则致力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双方暂时还能做到相安无事，与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华北的冲突比较，东北还不算国共冲突的热点地区。随着苏军逐步撤离东北，原先隔离国共武装不使之发生直接冲突的缓冲力量不复存在，东北国共冲突的可能性骤然上升，而国民党内政治情势的变化，使这一冲突很快便不可避免。

如前所述，以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内强硬派和主战军人集团结合，不满于政协决议对国民党一党独大地位的限制，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以检讨战后政策得失为名，在国共关系、中苏关系、东北问题上发难，对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等人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导致国民党战后政策走向的重大改变。国民党内政治动向的这一变化，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纵容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温和派不敢或不便再作主张，从而使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失去了应有的弹性，动武大气候已成。而苏军的撤离，更使国民党不再有过去的担心，东北问题的焦点开始从国民党与苏联的矛盾向国共矛盾转化。

蒋介石决定对东北的政策时，从未真正放弃过收复东北的想法，但他一方面顾虑苏联的反应，所谓投鼠忌器也，另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军队力量不足，因此他迟迟未下令军队进入东北。随着苏军从东北撤离的最后期限的到来，虽然苏军还在找借口拖延，但蒋判断苏军撤离不过是迟早问题，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协助下正源源不断开入东北，蒋对东北接收的态度逐渐趋于积极。1946年1月19日，蒋要求熊式辉和杜聿明：“凡我军已入东北部队，无论其兵力大小，亦无论行军驻宿，皆须随时完成作战之准备，千万勿忽。”2月13日，再次下令，要点有苏军者力予交涉接收，要点无苏军者可能占领则占领之，以防东北成为“第二华北”⁽¹⁸⁵⁾。这表明一向迷信武力的蒋介石已准备军事解决东北问题。与此同时，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和云南系统的六十军、九十三军等部由美国军舰陆续运抵东北，使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总数将近25万人，军事实力大大增强。1月发布的停战令，由于国民党的坚持，规定“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¹⁸⁶⁾。这一条规定虽只涉及军队调动问题，但含义并不明确，何谓“恢复主权”，范围如何确定，军队如何调动，国共双方各有不同解释。实际上，国民党如此坚持这条规定，已透露出其改变东北政策的信息。停战令生效前后的国共营口争夺战，凸显了东北问题的严重性⁽¹⁸⁷⁾，在全国局势的相对平静中，东北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也开始关注如何解决东北问题。随着停战令的颁布，政协会议的召开，整军协议的签订，全国范围的国共军事冲突暂时得以平息，而东北局势的不确定，蕴含着发生冲突的极大可能。随着苏军的即将撤离，中共势将直接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如果能在此时，为东北问题确立一个解决框架，无疑对巩固中共的地位，完成中共预定的战略任务，是非常有利的。何况，经过半年来的积极行动，中共已经基本完成了在东北的战略部署，并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地位较之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共自信可以在政协决议的框架下，与国民党讨论解决东北问题，争取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194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驻重庆代表团，“我们现在似须主动提出东北问题与国方谈判，要向他声明如不先谈好，在东北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并必然影响全国的和平”。谈判的方针为：1．改组东北行营，容纳各党各派参加；2．承认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地位；3．实行民选，并承认现已存在的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4．国民党军进入东北须有数量限制⁽¹⁸⁸⁾。

由于东北在中共战略中的特殊地位，东北局彭真、林彪等负责人对国内形势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国民党可利用停战稳定关内，同时自关内调兵出关，与中共争夺东北，这样对中共不利，因此他们建议应以各种手段“逼蒋迅速与我谈判东北问题，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¹⁸⁹⁾。此时中共中央对国内和平前景的估计较为乐观，认为“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因此中共“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为此，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提出：“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指示东北局，军事上避免与国民党军冲突，退出长春路及沿线若干大城市，在军事上采取完全防御的姿态，对国民党接收人员表示合作协助的诚意⁽¹⁹⁰⁾。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了力求和平解决，力求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的基本方针。次日，中共关于东北问题的主张，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方式公诸于世。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重庆整军谈判中向张治中不断提出东北问题，表示“东北问题长此拖延下去，恐不是办法”⁽¹⁹¹⁾。整军协议签订当天，周恩来会见马歇尔，提出停战和整军应将东北包括在内，“因这是一严重问题。在上次的停战协议中，此点规定得尚不够明确，致你的提议未能在东北实现。现在整军和停战的协议都有了，以后就要赶紧把冲突停止”⁽¹⁹²⁾。但中共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并未能得到国民党的应有回应。国民党坚持东北接收是关系国家主权的问题，而且有条约依据，不能受任何限制，同时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中共公布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后，国民党舆论群起而攻之，东北问题解决的关键显然在于国民党的态度。

在苏联即将从东北撤军之时，东北问题纠葛中的另一位主角美国登场，从后台走到了前台。马歇尔使华的最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解决东北问题，维护美国的利益。他来华不过两个月，就在停战与整军两事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但东北问题的悬而未决，不仅存在着发生军事冲突的极大可能，而且必然影响全国和平，使马的成功付之东流。如同马歇尔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所说：“过去一个月在中国已经成就的一切能否持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及早处理满洲正在恶化的局势。”⁽¹⁹³⁾马氏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在停战与整军问题上达成协议后，便着手解决东北问题。

还在1月24日，马歇尔便提议派出军调小组前往营口，并建议以后遇有同样事件时照此行事。这实际是将军事调处的范围扩大到东北，但这个建议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2月20日，马歇尔重提向东北派遣军调小组的建议，又为国民党拒绝。这使马氏认识到，“国民政府似乎决心不使它在满洲的行动自由受到任何限制，并且倾向于以军事完全占领满洲全境，如遇到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阻挠，则消灭中共军队”。马氏的观察是正确的，但他同时也认为国民党此时在东北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有把握消灭中共，相反，轻率动武的结果，可能反而对国民党不利⁽¹⁹⁴⁾。问题在于，马歇尔对国民党在东北行动的后果估计不足，因此他当时尚无意压国民党让步。而美国帮助国民党大规模运送军队到东北，并发表对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反对意见的声明，使国民党寄希望于在未来的东北冲突中得到美国的支持，马氏的建议便更可能被国民党理解成一种姿态，而非强力。这反映了美国在东北问题上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它既要伸展美国在东北的势力，对抗苏联的利益企图，就不能不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从而也就不能不导致国共军事冲突，而东北冲突的结果，必然影响关内，促发全国内战，最终使马歇尔调停失败，并损害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

蒋介石对马歇尔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置之不理，反映了国民党此时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态度，即不承认中共的地位，要求由国民党独占东北。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后的大环境下，这个态度很难再有松动的可能。3月9日，蒋介石对马歇尔表示同意向东北派出军调小组，但提出五项条件，即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小组随政府军行动；小组有权去双方冲突的一切地点；政府军有权接收中长路及两侧30公里内的全部地区；中共军撤出矿区和铁路；凡国民党军队接收时，中共军队不得阻拦并应撤退。当马氏将此转达给周恩来时，周反问他，如此岂不等于中共军队将从全东北撤退？因此当然为中共所拒绝⁽¹⁹⁵⁾。在马歇尔回国前，周恩来与他连续会谈，解释中共对东北的要求是先停战，再谈其他；外交与内政分开，内政要协商；军事与政治问题同时解决，国民党在东北只保留五个军，实行政治民主，地方自治。周恳切地对马氏转达了延安的表示：你能否把东北问题解决了再走，这样对中国人民有极大好处，而且改组政府事也可决定了，全国的局面就都安定了，这对你回美后要解决各种问题也可有极大便利。由于马氏前一阶段大体公平的调处，使中共对他压迫国民党解决东北问题寄予希望，然而马氏在东北问题上代表美国利益，显与中共立场有较大距离，他更希望看到的是由国民党接收东北，以排除苏联插手，确保美国战略利益。针对马氏“对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关系还未释然”，周恩来特意解释说，“中共和苏联在思想意识上有其共同点，但两者绝然是两个国家”；“至于外交方面，现正由政府和苏联直接办理，我们并未参加意见。因此在解决东北的问题上，我们力避接触到外交问题，而在东北的内政问题上，我们欢迎美国来帮助解决”⁽¹⁹⁶⁾。但3月11日马歇尔离华当天，根据蒋介石的五点意见拟出的东北军调命令草案，因在铁路沿线接收问题上国共意见不一而无法达成妥协，这也表明马氏此时尚不急于解决东北问题，或许他还想观察一下形势的发展。马歇尔没有想到的是，等他一个月后回到中国时，东北已经战火纷飞，并且最终牵动整个大局，使他辛辛苦苦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全部成了废纸，他本人的公正性和由此而来的声名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事实证明，马歇尔在东北调处问题上的大意或是故意，是美国人调处中国内战的工作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东北问题未得合理解决引发的战火，则是全面内战最终爆发的导火线和时局由和而战转换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来，中共从国内外大势出发，准备在东北与国民党达成妥协。但是东北与关内的不同之处在于，关内是现地停战，中共并不损失实际利益，而东北停战后势必要让出中共已占领的若干地方给国民党接收，因此东北的中共领导人对此有不同意见。中共中央认为“他们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并且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最难说服同志，而可能造成党内纠纷”。正因为如此，中共一方面准备对国民党作出一定让步，另一方面认为“此种让步须有交换条件”，即中共前所提之四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需要东北方面“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作为逼蒋谈判的筹码。因此，中共中央最初要求东北方面退出长春路沿线城市，其后又同意了东北局意见，“在沈阳以南我军留驻长春路沿线，不自动撤退，作为与国民党谈判条件”。同时中共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也会提出一些或高或低的条件。无论是作为实际要价，还是谈判策略，作为对抗的一方，中共这样做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直到3月中旬，中共“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是要让给国民党的”⁽¹⁹⁷⁾。问题在于，中共对于东北问题的缓和主张，以及中共心中“最难”的让步，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应有的回应，东北的军事形势日渐紧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更有对共强硬的表示。国共双方长期的对立与斗争，使双方内心的互相猜忌与疑虑很难一下子消失，国民党的举动，使中共不能不怀疑对方的真实企图，从而相应改变自己的政策。

3月13日，苏军撤出沈阳，国民党政府军立即进驻，随即以沈阳为中心，向外围作扇形攻势，先后占领辽阳、抚顺、铁岭等地，并有北上长春的意图。与此同时，关于东北军调的谈判在美国调停下正在紧张进行。中共认为，在此情况下，“必须打几个胜仗，弄得蒋军在东北处于困难的情况下，蒋军才会在我们所能接受的条件下和我妥协”⁽¹⁹⁸⁾。3月16日，中共中央两电周恩来，东北“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如国民党“不愿如此作，则内战责任在彼方，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压，甚至以全面破裂、大打内战相威胁，我们亦绝对不屈服”⁽¹⁹⁹⁾。表明中共决定在东北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3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²⁰⁰⁾。同日，东北民主联军攻下四平。24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为此须：1．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决不让国民党军向长春前进；2．南满主力就现地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国民党军，牵制其不得北进；3．如国民党军北进时，南满主力应转移至四平街地区，为保卫北满而战。随后，又在25日、27日连电东北局和林彪、彭真等领导人，强调“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赴事机”，据此“部置力量，指导工作”⁽²⁰¹⁾。这表明中共对东北方针的重大变化，即由和为主、承认国民党的接收权转为先战后和、在可能时最大限度地占领东北实地，以在未来的谈判中可以照关内现地停战的先例，从实力地位出发和国民党讨价还价。在此前后，由于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恶化，因此苏联对国民党态度也转为强硬，支持中共接收东北各大城市与交通干线，并一再询问中共：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允许国民党派五个军来东北？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中共都可放手大打，并希望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应让出⁽²⁰²⁾。中共力争东北的方针因得到苏联的支持更增强了把握。

马歇尔回国述职后，东北停战谈判仍在进行，周恩来和张治中以及马氏代表吉伦进行了反复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国民党要求接收苏军撤退的地区，而中共认为如此则含义模糊，使国民党“可指任何一苏军到过的地方都是撤退区，都要进驻，毫无限制，将使我陷于彻底被动。彼方即不承认我军驻地，甚至连维持现状的话都不愿规定，我方当然不能承认彼方此种无限制的要求”⁽²⁰³⁾。因此，中共坚持接收只能限于苏军现时撤退的地区，同时国民党应承认停战，解决东北驻军配置及政治问题。3月16日，张治中同意接受中共要求，国方只接收苏军现时撤退地区，而如进驻中共军队驻地应经过商定，结果遭到蒋介石的否决。直到27日，国共美三方才就向东北派出军调小组一事达成协议，规定：1．小组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2．小组应在政府军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避免进入苏军驻留之地区；3．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作公平之调处。东北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继续商谈，政治问题另行商谈⁽²⁰⁴⁾。这个协议抹去了国共分歧的关键点，即国民党的接收要求和中共的政治要求，因而没能解决东北的实际问题，实际上更鼓动了交战双方抢占实地，使执行小组成了观战小组。根据协议，东北成立四个执行小组，其中第二十七小组驻沈阳，为中心小组。3月29日，美方白鲁德飞抵沈阳，与熊式辉讨论派出小组问题，遭到熊的强硬拒绝。因为熊有蒋介石的指示：“凡我军工作有妨碍之处，如执行组有前往视察之要求，亦可暂为婉谢。”因此熊有恃无恐。尽管白鲁德向熊表白：小组作用“可使国军顺利接收”，“可暴露苏、共勾结情形于世界”，但熊并不领情，回以“不便与小组会议”⁽²⁰⁵⁾。4月2日，参加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在飞抵沈阳机场时被扣留了三个小时，导致原定派出的执行小组大多未能到达战地，说明东北军调根本无法进行，东北和平的前景日渐黯淡⁽²⁰⁶⁾。

4月1日，军政部部长陈诚接替去新疆的张治中出任三人小组国方代表。陈诚是主战派，他甫上任便对美方代表吉伦说：中共与英美等国的政党不同，它是有国际背景的集团。他们一贯不守信义，只知不断争取利益。因此他主张中共必须严格执行军队整编统编事项，不然用不着再谈。他还表示，尽管他个人与周恩来关系尚好，但主义不同，友谊关系不可靠⁽²⁰⁷⁾。陈与张对国共关系的不同看法，使谈判更不可能有进展。对于整军和东北局势，陈诚在召集部下讨论后决定谈判方针为：东北按停战协定调军不受限制，以此向美方说明并再运一二个军去东北；所谓东北国方的五个军为整编后之数字；中共规定在东北只驻一个军，然而现在超出远甚，希望停止秘密运兵并速整编；只要迅速按基本方案规定国共双方部队驻地，并且中共不在东北接收苏军退出之城镇，冲突自可停止；全国问题须整个解决，不可因东北局部情况而陷整军于停顿，希中共速按整编方案整军并规定驻地⁽²⁰⁸⁾。由于陈诚缺乏解决东北问题的诚意，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多次讨论东北问题而无结果。4月8日，蒋介石致函美方代表转马歇尔：对于国军接收苏军撤退地带一事，事关恢复我国主权，必须办到。今共军非法占领沿铁路线各据点，造成冲突，中共应负其责。因此，余要求中共军队立即沿铁路线各点撤开，俾国军可以通过，达成上项任务。至于中共对于东北军事有何其他意见，尽可提出，由三人会议讨论，以谋合理解决⁽²⁰⁹⁾。同日，在三人小组会议上，陈诚指责“发生冲突之根本原因是中共阻止政府军接收主权，或攻击已接收之地区，故必须明确规定中共让政府军接收苏军撤退的地区，并限制中共军队不准攻击政府接收人员，只能如此，方能避免两方冲突”。美方代表吉伦附合陈的意见，他提出中共军队不得再事调动，撤出铁路两侧一日行程。周恩来则坚持，“必须先将冲突停止下来，再定如何接防。现在政府推翻原协议而不执行，即或再得协议，也可能被推翻，这样，谈来谈去有何作用？”⁽²¹⁰⁾会谈不欢而散，陈诚于会后干脆借口去上海治病，不再出席三人小组会议，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从此无形中断，表明国民党决心在东北武力接收。

由于中共军队攻占四平，切断了中长路，整个北满实际已在中共控制下。3月30日，周恩来会见张嘉璈，表示中共“闻国军大量北上，不能不为防卫之策，因此北上之国军已受阻于铁岭，恐再受阻于四平，目前解决之道唯有迅速在政治军事方面同时谋解决”，明确地将信息传给了国民党⁽²¹¹⁾。然而两天之后，和平解决的希望便破灭了。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演讲，坚持“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东北九省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对中共军队和政权“决不能承认”，“军事冲突的调处，只有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²¹²⁾。这无异于宣战声明。13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回应了蒋的演讲，他表示：如果国民党不停止进攻，则中共也将不停止抵抗，假如国民党有权从那里进攻，则中共也有权在那里自卫，假如国民党用武力进攻，则中共也将用武力反击⁽²¹³⁾。难怪张嘉璈感叹，东北问题“除国共两方武力决斗之外，别无解决之道”⁽²¹⁴⁾。

二　空前激烈的四平战役

东北军事调处的努力失败后，国共双方尽遣精锐，在四平、本溪一北一南两条战线作实力较量，双方一攻一守，战斗的规模与激烈程度，在全面内战爆发前的国共军事较量中可称空前。战斗的结局，不仅影响东北，而且及于全国；不仅影响军事，更及于政治，以及国共关系和国内形势的全局。四平战役可称为战后中国政治军事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自上年攻占锦州后暂时停止，但国民党军队自进入东北后，虽和中共军队交过几次手，然并未真正吃过苦头，前线将领多持主战态度。杜聿明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力主“一面接防，一面肃清，在共军根基未固之前，一举铲除”⁽²¹⁵⁾。1945年12月下旬，东北国民党军以锦州、锦西为出发地，开始在北宁路锦州、沈阳段西侧发起进攻，先后攻占北镇、黑山、义县，12月30日，进占阜新。1946年1月上旬，又对热河发起进攻，先后占领了北票、朝阳、叶柏寿、建平、凌源等地，因停战令发布而停止于赤峰、承德近郊。中旬，沿北宁路推进至沈阳近郊的新民和市内铁西区待命。2月上中旬，杜聿明又以二个师发动了对北宁路锦沈段两侧的扫荡战，先后占领了路南的辽中、盘山和路北的法库，其间在法库南之秀水河子和盘山东之沙岭子与东北民主联军发生激战，结果一失一得，打成平手。

2月底，杜聿明因病离职赴北平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其职务。3月4日，熊式辉奉蒋介石令，“着坐镇锦州，直接指挥军事”。他随即下令开始在辽南进攻，并与前线将领商定“一致拒绝三人小组干与东北接防事”，并在三人小组到东北前，尽可能抢占实地，控制铁路沿线及重要城市，造成既成事实，以便日后谈判。29日，他致电蒋介石，认为“苏军将撤，共军自危”，建议“对苏对共，应取强硬态度”，“中央对东北军事，似无重订新协定之必要”。其后，他又向蒋提出，“此后青纱帐起，继以雨期，故此时间性之重要，甚为明显”⁽²¹⁶⁾。这些主张对蒋的决策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尤其是在蒋本人也倾向于动武的情况下，前方将领的态度，使蒋更可以之压服党内不同意见。

3月13日国民党军进驻沈阳，15日即发出进攻命令。此时正值中共军队调整部署，准备大战，而不求保守城市，因此国民党军的攻势取得了较大进展。在南线，3月21日，占领辽阳、抚顺，4月2日，又占领了鞍山、海城和营口三城。在北线，沿中长路北进，3月23日，占领铁岭，30日，占领开原，4月4日，占领昌图，复经过激烈战斗，中旬进至四平外围。

4月6日，蒋介石指示熊式辉，“如我军决心向北挺进，则对南除收复本溪湖以外，不必再求发展，应暂取守势，而用全力向长春挺进……目前共军主力全在沈北，应抽调新六军及其他有力部队向北推进，集中全力击破其四平街以南之一股而消灭之，则大局定矣”⁽²¹⁷⁾。13日，又严令熊式辉于20日前攻下四平。由此表明蒋决心在东北动武，预示着更大规模的战斗即将展开。

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分为南北两条战线。北线进攻由孙立人的新一军和陈明仁的七十一军担任，从重要性而言，国民党更看重北线，因为东北未接收地区集中在北满，何况长春是东北首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南线进攻由廖耀湘的新六军和赵公武的五十二军担任，由于南线对其后方威胁较大，而且“化冰后，辽南平原河川横梗，进军不易”，因此熊式辉对南线较为重视。由于杜聿明此时因病离职住院，北线由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南线由东北行营熊式辉直接指挥。从兵力部署而言，国民党军摆出了一个平分兵力、齐头并进的阵势。

在国民党军即将发起大规模进攻之时，中共东北部队也在进行着部署的调整。在上年底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下达后，中共东北部队分散进行整顿、剿匪、发动群众与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现在根据中共中央“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指示，3月2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新的作战部署，认为完成中共中央指示的关键，“在于集中全东北一切可能调用之兵力，在沈阳与长春之间铁路沿线上进行反复的争夺战，大量消灭敌人，力争阻止敌人于四平以南地区”，为此要求“各军区应不顾惜暂时可能失掉某些地区（例如被匪占据）。将守备兵力减到必要限度，而抽最大限度的兵力参加此次有关东北全局的大会战”⁽²¹⁸⁾。东北局决定由西满部队承担四平作战任务，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南满部队承担本溪作战任务，掩护东北局机关转移并牵制国民党北进部队；东满部队承担攻击长春任务；北满部队承担攻击哈尔滨的任务。此后，西满与南满部队开始分别向四平和本溪集中，对其他各城未作坚决防守的部署。而在北满，中共集中二万余部队，自4月14日苏军撤退当天开始进攻长春，18日占领长春；24日，占领齐齐哈尔；28日，未经战斗进驻哈尔滨。至此，全部北满落入中共手中。

东北战事爆发后，4月上旬，国民党军首先在进攻本溪的作战中遭到挫折。防守本溪的是东北民主联军萧华、程世才指挥的南满军区第三、第四纵队，由于国民党军在辽南占据了若干城市，需要分兵把守，而且前一阶段进攻的顺利，使它有些轻敌，因此最初进攻本溪的部队只有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和新六军第十四师。4月2日，国民党军的第一次进攻受挫。7日，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率部再度发起攻击，由于兵力不集中，被萧华部反击，损失了一个团，于10日被迫退回出发地。

四平方面，国民党军队从4月17日开始发起全面攻势。由新一军担任正面主攻，分为左路新三十八师、中路新三十师、右路第五十师，以四平南中长路上之虻牛哨为基地，向四平三路同时进攻。另以七十一军两个师由四平西面之大洼、八面城向四平作大迂回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以两个团守四平城，另以陆续调来之十四个师（旅）在四平正面构成蜿蜒百里的防线，林彪率前线指挥部在四平西北的梨树坐镇指挥，并要求“每一个前线指挥员必须有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皆无权离开岗位”⁽²¹⁹⁾。从17日到27日，新一军对四平连续发起猛烈攻势，并出动空军和装甲部队助战，双方反复争夺，战况空前激烈，双方均伤亡惨重。由于是阵地战，便于国民党军队发挥优势火力装备的作用，但中共部队在劣势装备下，完全凭高昂的士气与精神，抵挡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对手在十天时间中不能越防线一步。国民党军虽一度攻入城内，但未及立足即被迫退出，而七十一军由于在15日的大洼作战中遭受严重损失，心有余悸，迂回作战不很有力，直到25日方攻下八面城。

因为攻势顿挫，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熊式辉和杜聿明虽都主张动武，但两人也都认为东北兵力不足，杜提出东北应有十个军，而熊更要求东北部署十二至十五个军。四平作战时，国民党在东北已有七个军，但实际可用于前线的不过四个军，就军力而言，装备优于中共部队，而人数并不占多少优势，但中共军队抵抗之顽强，大大出乎国民党的预料。熊式辉先前的主战态度有了变化，主张只有等待援军开到，才能继续进攻，尤其是北线，不可过于深入。国民党统帅部方面，何应钦主张“后防不可少忽，主要兵力不宜远出”⁽²²⁰⁾。军令部方面则一直主张，东北不宜孤军深入。4月21日，蒋介石召集军事幕僚讨论东北战局，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认为，“国军既受运输限制（无问军队，粮弹尤然），更防苏联破脸的助共，我孤军深入，今已为甚，奈何开进。……既进入矣，以为政治尽可前进，军事力量只能以锦州为主，沈阳左近为最大限……今日诚不可再进一步矣”⁽²²¹⁾。他们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除了兵力的增加之外，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地位与半年前相比并无明显改观，而中共经过几个月的经营，根基大为稳固，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东北军事行动的最佳时机。

尽管东北作战不利，但一则此时国民党内的政治气氛有利于主战派；二则收复东北是国民党公之于众的抗战基本目标之一，事关其政治地位与公众形象；三则4月18日中共军队攻占长春，随后又占领哈尔滨的行动，使国民党感到大丢脸面，主战的喧嚣掩盖了作战的不利。蒋介石于恼怒中确立了必须拿下长春再及其他的决心。21日，蒋指示熊式辉，“四平街会战，国军应彻底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23日，又召见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指示作战方略，要求：彻底使用空军助战，设法抽调新六军活用，坚定各军官兵信心，并答应增调援军⁽²²²⁾。由于蒋的作战决心，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不可能停止。

中共方面对四平作战的得失也不是没有异议的。东北局和林彪最初主张乘苏军撤退之机，尽可能控制东北广大地盘，以实力与国民党讨价还价，他们的想法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并与中共中央夺取中长路沿线大城市的命令相合拍。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大举北进，一贯作战谨慎的林彪审时度势，反对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军队对抗，而主张作长期打算，以运动战为主。4月11日，他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根据目前东北形势及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消灭敌人的结果。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取主动进攻，对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建议我军以便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²²³⁾。他的主导思想是“且战且退”，延缓对手的进攻，以争取时间。东北其他中共领导人陈云、高岗、黄克诚等也都认为，在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进攻下，不宜采取固守城市的战略。

中共中央的考虑与林彪等人的建议显然不同。尽管毛泽东也曾同意林彪意见，“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并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²²⁴⁾，但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四平战役前后的大量指示而言，其主导面是指示东北方面，“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要求“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六个旅或更多）；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军事准备”，从一开始就表示了打大战的决心⁽²²⁵⁾。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东北战事开始前，中共“估计在东北的内战不可能长期继续，在我党采取明确和平方针下，国民党终将被迫和我谈判停战”；“蒋方对东北问题大吹大擂，高声恐吓，其实是想达不战而得大部地方之目的。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战事开始后，中共认为国内舆论和民主党派都在要求停战，而美国也不会听任东北战火蔓延影响全局，只要能够坚守四平，便可在停战时“确保以长、哈为中心的北满全部在我手中”，这样，“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²²⁶⁾。四平作战期间，中共中央给东北方面的有关指示，多是围绕停战问题而部署工作。战事开始前，4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拟电致林彪：“马（歇尔）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长春、哈尔滨先后被中共部队攻下后，守住四平，便意味着北满可能掌握在中共手中，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四平坚守的决心更为坚定。26日，毛泽东再电林彪：“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5月1日，毛泽东三电林彪：“东北战争，中外瞩目……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尽，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电文并告林：“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²²⁷⁾他还不断指示四平前线的兵力部署与战略战术，总之，守住四平，以利谈判⁽²²⁸⁾。

在此期间，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和美国以及国民党交涉的结果对中共在东北的作战决心和部署有着重要影响。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根据谈判的情况，数次建议，不能消极防御和等待，应“打得顽痛，以利谈判”；“美企图助蒋接收长春路。若如此，非打不足以杀其锋”；并建议“抢先开兵入长”，对国民党军“在四平街及其东西翼宜给以重击”。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视东北为检验国民党军战力的战场，只有痛加打击，“如东北冲突能停，和平有望，则关内问题有法解决，否则很难孤立解决”。当马歇尔调停暂时中断后，周恩来又建议：“请东北以最大之力守住四平、公主岭，大举破路，夺取铁路一二城市，以保长春，而促停战成功。”⁽²²⁹⁾中共中央坚守四平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重庆代表团对于形势的判断。

正是由于这诸多原因，中共中央强调集中兵力，打大战，打硬战，“化四平街为马德里”，视四平战斗为国内和平能否实现的关键一战。四平作战，一反中共传统的运动战战法，以阵地战与国民党军对抗，主要反映了中共中央的政治意图。从战争的过程看，中共对国民党作战的决心和美国调停作用的估计不无失当之处，而且即便守住四平可以促成和平，但中共部队在东北当时尚不具备与国民党军进行全面阵地战的能力。这样，中共的政治目标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间不协调，是导致中共四平作战未达预期目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北作战由于国共双方各有企图，不仅没有在全国舆论的停战呼吁中歇手，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方都有了决战的心理准备和相应部署。国民党方面，如蒋介石所言：“此次东北作战如果一地略遭挫失，则全局皆危，国脉将断。”中共方面，如东北局在动员令中所言：“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望空前动员全党全军以最大的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战的决定胜利。”⁽²³⁰⁾战争机器一旦开动，轻易不会停止运转。

4月中旬，杜聿明出院回到沈阳，接过东北军事指挥权。他在国民党将领中属于较为有胆有识而且长于实干者，事前蒋介石有电给他：“望速指挥部队收复东北领土主权，有厚望也。”⁽²³¹⁾因为前一阶段的作战他未参加，他对东北打成这个局面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重在争城夺地的失误，应该集中兵力消灭对手的主力和有生力量，才能改变战局。他经过研究，认为四平和本溪两条战线中，在四平的中共军队实力强于本溪，而且是中共的作战重点；而国民党方面，四平战线兵力不足，损失较大，本溪战线的两个军只动用了两个师，且对本溪成包围态势，攻击较易，如能先解决本溪方面，既可确保沈阳安全，还可抽出兵力增援四平，因此他决定“以集中主力，各个击灭共匪之目的，决先将本溪之匪包围而歼灭之”，得手后再图四平⁽²³²⁾。他的主张得到本溪方面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和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的支持，廖而且夸口，发起攻击后，四天之内拿下本溪。但杜的方案不符合蒋介石先解决四平的意图，也与熊式辉四平与本溪并重的意见相左。不过杜自信他的部署符合实际，一旦进攻有了进展，蒋介石与熊式辉都不会再说什么。在部署上，杜将到东北不久的六十军接替鞍山、抚顺等城的防务，以新六军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为右兵团，沿太子河两岸向北进击；五十二军为左兵团，抑留当面中共部队，待右兵团取得进展后，向南压迫，最后两路会合攻占本溪。杜要求部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迅猛行动，不使对手有各个击破之机。

4月29日，新六军及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三路并列攻击本溪，位于中央的新二十二师于次日逼近本溪城下，五十二军则进展稍缓。此时，中共在本溪地区的部队，三纵二个旅已调往四平助战，本溪只有四个旅的兵力，攻守之势悬殊。萧华等认为，本溪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守卫，但中共中央要求“死守不退”。经过数日激战，5月2日晚，五十二军首先突破防线，攻入城内。次日，中共部队在寡不敌众的形势下，撤离本溪。

国民党军队攻下本溪后，杜聿明认为对手遭此打击，短期内战力不易恢复，遂大胆转用兵力于四平方面。5月10日，他下令以新六军附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为右路，自开原向四平东攻击，继以公主岭、梅河口、长春、永吉为目标；以新一军为中路，自现地向四平正面攻击，继以德惠、农安及松花江北之双城子为目标；以七十一军为左路，自现地向四平西攻击，继以三江口、郑家屯为目标；三路中以右路为攻击重点，取大弧形包围态势，“同时发动攻势，吸引匪于新四平街附近，包围而歼灭之”，并规定了四平中共部队固守或撤退时的作战预案⁽²³³⁾。

5月14日，沉寂了近二十天的四平战线战火重燃，战况之激烈，为开战以来所未有。国民党军队的炮火以每分钟二十发以上的密度，连续二小时以上的时间，炮击守军阵地，为内战、抗战多年所仅见，空军连日助战，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中共部队的顽强阻击，中路与左路国民党军队的进展仍然甚为缓慢，而右翼指挥官廖耀湘由于本溪一战的成功，颇为自负，行动较为迅速。他将部队分为二个纵队，以宽正面跃进方式行动，这样既可互相掩护，使对手顾此失彼；又可避免对手的纠缠，确保行动的迅速。14日，新二十二师在威远堡门与担任阻击的中共南满军区三纵遭遇，三纵于抵抗后因实力不足主动撤退，廖耀湘判断，对手兵力不足而且实力有限，遂下令各部迅速向各自目标迈进，遇有抵抗应断然攻击。廖部利用其机械化优势，行动甚速，18日已进到四平外围，并占领了四平防守的要地塔子山。林彪事后也说：“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²³⁴⁾

塔子山扼四平东南之要冲，国民党军队占领之后，不仅可以据此威胁四平城，而且可以从此迂回，截断四平守军之退路，完成对四平的包围。此时，中共在四平的部队，外有大军压境，内部伤亡、减员较大，处于非常困难的处境。林彪审时度势，认为不能再守下去，否则“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²³⁵⁾。18日夜，林彪决定撤出四平，次日，中共中央电告林：“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的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²³⁶⁾因为情况紧急，此时林彪所部已在撤出四平的途中。

5月19日，国民党军进入四平。恰在此时，蒋介石因四平久攻不下，特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飞东北视察，于17日到达沈阳。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时，杜聿明和蒋、白之间发生了分歧。杜主张继续向长春进军，白则向杜转达了蒋的意见，如果长春再打成四平式的胶着，不如适可而止。白的看法与蒋一致，他对杜说，四平打下，国民党已有了面子，不如暂停整理，再行大举进攻。但杜不同意，他认为：1．攻击四平的目的就是为了长春、永吉，如不乘胜追击，必将前功尽弃；2．共军整补比国军迅速，这有去年打下锦州后暂停前进的先例可证；3．命令已下，中途改变部署困难，反有为对手所乘之危险；4．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之小丰满电站为东北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政治经济意义重大。对于蒋、白能否顺利拿下长春的怀疑，杜保证绝对有把握，坚持不拿下长春不停止前进。最后，白崇禧同意了杜聿明的计划，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²³⁷⁾。

根据杜聿明的命令，国民党军按原方案仍分左中右三路向长春、永吉攻击。杜聿明得报攻击途中未遇中共部队大的抵抗，又从已向七十一军投降的林彪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处得知，中共部队减员过半，遂判断中共部队已无力作决战性防御，命令所部“应不失时机，编组机动纵队，实施猛烈果敢之超越追击，寻求匪之主力而歼灭之”⁽²³⁸⁾。

四平撤守后，中共中央本来要求林彪坚守公主岭，如公主岭不守，则坚守长春，继续以实力换和平的战略，以在谈判中交换有利条件。但国民党军队行动甚速，而林彪所部经四平苦战，已极度疲劳，在仓促后撤中来不及调整部署及防线，而且四平以北铁路沿线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只能于21日撤出公主岭。随后，林彪、彭真、罗荣桓等东北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经过讨论，决定放弃长春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向松花江北撤退⁽²³⁹⁾。

由于中共军队主动撤退，新六军于23日占领长春，28日占领永吉，新一军于29日占领德惠，进至松花江南岸，与中共军队隔江对峙⁽²⁴⁰⁾。在此前后，中共南满部队乘国民党军队在辽南部署分散之机发动进攻，5月25日占领鞍山，30日驻海城的云南部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宣布起义，迫使杜聿明自四平前线调新一军南援。6月7日停战令发布后，历时两个月、规模与激烈程度均属空前的四平战役暂告一段落。

四平战役，国共双方均动员了东北战场的大半精锐。国民党方面为在东北的七个军二十一个师中的十个师，且全为美国装备的机械化部队；中共方面为东北主力三十九个团中的二十个团。双方伤亡情况大体相当，都在近万人左右，但中共部队转移过程中减员不少。就此战的纯军事意义而言，国共各有得失。中共因四平阻击国民党军队北上而得以夺得北满哈尔滨等重要城市，对以后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但因为战线过长，防御纵深过浅，更主要的是因为实力的差距，未能达成战前预期的目的，因此毛泽东在战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战略区的指示电中说：“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使敌遭受我军重大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²⁴¹⁾

国民党军在四平战役前后虽然占领了包括长春在内的东北十几座城市，表面很是风光，但相对于东北的辽阔地区而言，仍然局限于点线，尤其是采取广正面推进战术，并未达到消灭中共军队主力的企图。国民党以后对此的检讨是：中共部队“对任何战略要点，判断已无力继续据守，类皆能相机及时撤离，虽有时不免招致损失，但决不至遭受全歼”。而己方“只要求各部队应占领某城某地，并继续加以确保，而且特别提示，应向长春急进，……此种只重视接收空间目标——城镇，忽略对敌有生力量之击灭，乃国军最普遍最常见之错误”。具体就四平战役而言，国民党方面认为其失误在于：四平未下前，兵力分配平均，未能形成绝对的优势；作战正面过广，不能发挥突击功效；进攻目标不明，不能紧密配合；没有对四平形成包围圈；四平既下后，行广正面追击，不能收歼灭对手有生力量之效⁽²⁴²⁾。

然而，四平战役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军事的，实际上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这一点并没有随着战事的结束而结束，它还不断在谈判桌上，在全国的其他战场表现出来。

三　东北的停战

与四平激战同时，国、共、美三方在谈判桌上就东北以及全国政治军事问题也在进行着反复的讨价还价，其中谈得最多的当然是东北停战问题。

中共在东北作战的目的，还是为了迫使国民党坐下来谈判，一揽子解决东北问题，但国民党根本无意商谈，美国方面在马歇尔走后实际也处于观望之中。周恩来在4月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东北情况在张治中走后便是拖，陈诚故意不积极，沈阳小组派不出，白鲁德颇有困难，说接收不在渝商定三人去沈无益。吉伦亦改口强调国方接收被破坏，只好打进长、哈，扫清南满。”⁽²⁴³⁾实际上，各方都在等候东北作战的结果，谈判暂时无法取得进展。

自东北战事发生后，中共比较期望美国能够压国民党让步，解决东北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在前一阶段的调处中保持着较为公正的形象，也在停止内战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中共估计美国可能和苏联有默契，保持双方在中国的中立立场。然而，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的态度极为顽固，因为国民党的态度，美国权衡利弊，调处的天平开始向国民党方面倾斜。马歇尔离华回美之后，美国的态度更为明显地偏向国民党方面。3月27日东北停战协议达成，但即将派往东北的军调小组美方代表接到密令，小组应通知政府军有权执行：1．占领所有村镇、城市及交通线上之要点；2．政府军单独管理所有公路、铁路、水上、空运交通，包括上述交通设备两侧三十公里之地区；3．政府军得占领并管理所有工厂、煤矿、电厂及其他设备之地区⁽²⁴⁴⁾。这实际是由美方出面保证国民党的顺利接收，无奈国民党自信其军事实力，对美国人的好意不领情，小组未能派出。4月8日，三人小组就东北问题开会，吉伦提出美方方案，要求中共军队不得再有调动，并从长春路和苏军占领城市中撤出，由国民党军队接收，而闭口不谈中共关心的政治军事问题，周恩来当即表态说：“这是承认政府无条件接收，中共纵然被打也得撤。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这个办法不能停止冲突。这是二十天来我方不能接受的方案。”⁽²⁴⁵⁾中共认为这是美国企图助蒋的表现，但此时中共还希望马歇尔回来后，能在东北问题上有所作为，因此还未放弃努力。

马歇尔回美国后，一直关注着中国局势尤其是东北局势的发展。然而他离开中国时间不长，战争却急剧升级，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4月6日，罗伯逊急电马歇尔，告以“形势极为严重，而且还在迅速恶化，为防止你的使命遭到严重危害，务请立即返回中国”⁽²⁴⁶⁾。18日，中共军队攻占长春的当天，马歇尔匆匆回到中国，而此时中国的局势与他离开时的情况已是今非昔比。马氏对东北战火的蔓延极为不安，认为如此打下去，势必影响关内，导致整个和平局面的破裂，而且他担心政府军战线过长，军事上未必有利。但他对中共军队攻占长春也很不以为然，无论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国民党的需要出发，他都不能拒绝国民党接收长春的要求⁽²⁴⁷⁾。这种在东北和战问题上的两难自始即困扰着马歇尔，不偏不倚是马氏可以做但不能做的，他采取的立场是交替压国共双方让步，在他看来这仍是不偏不倚，然而在对立双方心目中，他的做法是吃力不讨好，最终没有成功。

马歇尔返华后，国共双方都在争取他的支持。4月19日，蒋介石接见马氏，“直告以非先改变其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唯有美国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其消极容共之目的。若采取过去对共党怀柔与妥协之方法，则将贻误大计，必根本失败而后已”⁽²⁴⁸⁾。中共中央则指示周恩来，“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要他与马歇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以利谈判的进行⁽²⁴⁹⁾。22日，周恩来与马氏会见，周介绍了马氏离华期间的情况，强调国民党既要进攻，“我们便要抵抗，于是战争一直在继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愿意停战的”。周表示：“我对你此次重来中国抱了很大的期待”，“我相信公正的办法是自可找出的”⁽²⁵⁰⁾。马氏对双方的回答是在23日搞出了一个调停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双方停战，根据整军协议确定双方军队的位置，国民党政府军对东北的接收根据军调部的指令进行，政治问题暂时维持现状。蒋介石对马的方案很不满意，认为“在在予我政府以多方面之限制，且有承认共党伪地方政权之无理拟议”，并指责“美方协助我对东北之海运不力，且自下月起将减少运输舰至十四艘，使我后方联络线有随时断绝之虑，因之我东北军心不安，士气低落”⁽²⁵¹⁾。结果马氏同意为国民党运足九个军到东北，而他的这种作法只能鼓励国民党继续打下去。果然，蒋介石在第二天拿出了他自己的方案，内容为：在东北实行1月10日的停战协定，东北军队调动根据整军方案规定，长春路两侧30公里内之地区由政府军接收中共不得阻挠，中共军队所驻地区之政治事宜由国共协议解决。蒋之所以重提1月停战协定，伏笔是坚持国民党对东北的接收权，而周恩来在和马歇尔会谈时则认为，“现在的环境造成了新的问题，这是现况所造成的，是四个月来因为不停战造成的结果……现在局势既已如此，而苏军又走了，便已无接收的问题，那么便应该先停下来再说”⁽²⁵²⁾。马氏也知道蒋的要求中共不可能同意，因此他迟迟未将其转达给中共。

4月28日，马歇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了五个小时的会谈，蒋在会谈中对马氏“说明美国以往对共党之调处政策，虽采取消极与怀柔方法，因当时共党尚在华北，未与俄国打成一片，故美国尚可以声威制之。今后共党在东北已与俄国联成一气，对美国既无所顾忌，亦无所企求。若美国不改变已往之消极政策，积极支助我国政府，则必不能贯彻其协助我收复东北主权与和平统一之政策，而且美国在东亚之声望，亦将因此丧失殆尽，无法挽回”。蒋在会谈中除了重提他的要求之外，强硬地表示：“必须俟军事上收复长春，然后有和平之可言，届时政府始可考虑接受中共所提之其他若干要求。”⁽²⁵³⁾马歇尔对蒋的态度虽有不满，但他同样不满中共占据长春，因此他在29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将蒋介石24日的方案和关于长春的要求转达给周，表示他已尽其所能，筋疲力尽，但他看不出在目前的调解中还能做什么，他的立场因中共在满洲的行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只能退出调停，由国共直接商谈。周恩来强调苏军已从东北撤退，因此不再有接收问题，如果蒋坚持打下长春再谈，如同赌博，很危险。马氏与周的会谈历三小时，言谈之间，周感到“马情绪不高，数月来第一次看到他这样颓丧”⁽²⁵⁴⁾。

马歇尔对周恩来的表示只说对了一半，他的“颓丧”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东北的战火将使他几个月的辛劳付诸东流，但他说已尽其所能则又未必如此。他手中还有牌而且是可以使国民党让步的王牌。这张牌不仅他知道，周恩来也明告他了。5月3日，周恩来给马歇尔发去备忘录说：“你今天手边实尚有其他的资本，可使得你对政府所说的话增加许多分量。因为今天政府之能在东北发动这样大的武装冲突，如果没有美国海空军对其军队所给予的运输便利，几是不可想象的。就这方面而言，美海空军在运输上的协助对目前东北的严重局势实起决定作用。为此，延安要我正式地向你做这样适时的建议，即美国海空军应立即停止帮助政府军运兵及军火去东北。”⁽²⁵⁵⁾问题在于，马歇尔不愿轻易动用这张牌，这和他当初得到的授权有关系，也和他本人的想法有关，他此时也希望国民党军队能够拿下长春，压一压中共。如周恩来所说：“美马对苏联及中共却具大疑惧，其本身亦急欲插足东北，故对蒋之接收长春主权虽不公开主张，但亦不反对，而且助其运兵。”⁽²⁵⁶⁾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战争的机器并不是任由某个人调遣的，马歇尔不久便明白了这一点，这张牌他最终还是打了出来，不过到那时，国共双方都不再领他的情了。

5月10日，马歇尔应国民党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分析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位和弱点，及应该采取的措施。这份备忘录指出：政府军在东北的部署应根据中共未来行动之不可预测和苏联可能的反应，以及后勤和运输状况而定，因此他建议政府军应集中于东北南部尤其是沈阳附近；而在未来的谈判中将中共军队置于哈尔滨以西至满洲里之间，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方指挥所，至于东北的政治问题也与中共军队的分布相关，中共可能在北部诸省占据一定位置。他提醒蒋介石，政府军如从长春北进，不仅将妨碍谈判，而且也无力消灭中共军队，反将使自身遭受打击。他的结论是，国民党在东北军事上有严重的弱点，中共则占据着战略上的优势，而且时间对中共有利，因此国民党必须迅速作某种妥协，否则将陷于军事、财政和经济上的混乱状况⁽²⁵⁷⁾。马氏已经认识到国民党不可能完全控制东北，他为国民党设计的方案是军事上确保南满，政治上力争北满，这与美国当初的立场比是一种双重后退。它既承认了国民党控制南满的事实，在中共看来是从美国自诩公正立场的后退；它也承认了国民党不可能完全控制东北，是从美国力图通过国民党控制全东北立场的后退。但在马氏看来，这总比陷入未来深不可测的战争泥潭好得多。

由于马歇尔对东北战事暂时袖手旁观，并且美国向东北运输国民党军队的行动照常进行，无疑鼓励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马氏在长春设立军调部指挥所以换取中共撤出长春的建议没有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响应。5月13日，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见，重申除非中共撤出长春，他无法再向蒋介石进言，并指责中共过分重视武力，使军调小组美方代表无法工作。周恩来在会见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认为，“在东北问题上，马蒋之距离已不相远，而关内问题，美我关系亦日趋对立，尤小组中为甚。因此，很难希望马既认识苏在东北助我而他仍会去要蒋无条件停战。故我方利用美马的可能性已日益狭窄，而欲麻痹之则更难”⁽²⁵⁸⁾。而毛泽东仍认为：“马歇尔在关内主维持和平，此点马、蒋不甚一致；在东北主收复长春，此点马、蒋一致；但在调整东北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上，马较蒋要开明一点。”⁽²⁵⁹⁾因此，毛此时还有让出长春、有条件妥协的意图。5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提出“在目前条件下我应决心让出长春，请你根据此项决心负责进行谈判”，电文提出让出长春的三个方案，力争双方不驻兵、由中间派任市长的方案⁽²⁶⁰⁾。

但是，形势的变化使各方调停终未成功。国民党政府军于5月18日攻下四平，23日进入中外瞩目的长春，以长春作筹码的种种调停方案失去了意义。不过由于国民党已经实现了它事先声称的目标，马歇尔的调停活动再度趋于积极。他极力向蒋介石兜售他的设想，即确保南满，再图北满。23日，马氏与蒋会谈，提出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发布停战令，军调部派人进驻长春。然而蒋氏夫妇当天飞赴东北视察，并且由于国民党军队攻下了长春，使蒋颇为自负，故提高了他的要价。24日，宋美龄给马歇尔连发了二封信，开出了蒋的要价：中共不得阻碍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不得阻碍政府修复铁路，履行停战、整军与恢复交通协议，并在国共对执行以上协议有分歧时，赋予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信中还提出整编后之中共军队在东北只能驻在新黑龙江省或合江省，东北政治问题留待军事问题解决后再谈。蒋介石亦同时有函给宋子文，要他向马歇尔解释，这样做是因为中共“故意刁难，无论大小问题皆未能解决一件，徒使政局动摇，人心不安，以致国家危殆”；“故此时不得不提最低限度之办法，并对共党作最后之试验也”，如果中共不提要求，马氏可以暂不与中共谈判⁽²⁶¹⁾。

蒋介石的态度引起了马歇尔的极大不满。他之所以放任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进攻，是因为他原本相信蒋的解决长春问题便可停战的诺言，但蒋现在不愿罢手，使马氏处境尴尬，“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周恩来在和马歇尔的会谈中几次明确表示，如果按照蒋的要求去办，“仗便会从东北打到关内，全面破裂，一切推翻”⁽²⁶²⁾。马歇尔最担心的就是战事扩大到华北，他不能不重视周恩来的警告，因此也不得不从原先袒护国民党的立场后退，对国民党施以压力。26日，他给蒋回函，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进攻，并由军调小组进驻长春。29日，马氏要求宋子文转达蒋介石：由于政府军在东北不断向前推进，使他的调停工作遭遇极大困难，如此他将退出调停。马氏并频频与国民党要员接触，告诫他们中共军队主力并未被击垮，国民党军队如再向前进，后方将受威胁，不如适可而止，在有利条件下寻求解决办法。马歇尔的态度和蒋介石的要价甚至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温和派的不安。宋子文和王世杰均认为蒋的要求过于“硬性”，“并以军事再进之转多可虑”，向蒋建议，不妨同意马氏要求，因为马氏对国民党军队开入东北“出力不少，我方似应顾虑马受共党在美国攻击，而助长东北战事”⁽²⁶³⁾。蒋仍未改变其态度，28日他提出东北苏军撤退地区应由国民党接收，赋予美方以修复铁路恢复交通问题的决定权，整军协定先在东北实行，如作到了这些，则可停止军事行动，军调小组人员可进驻长春⁽²⁶⁴⁾。

马歇尔在压国民党让步的同时，也在寻求中共可能的让步，由于对停战、恢复交通和整军问题中共原则上均不反对，因此马氏对美方决定权的问题很感兴趣，觉得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周恩来5月30日明告马氏，不同意美方决定权，理由是美方“在调处冲突上，不能完满地公正地照顾政府与中共双方面的意见，客观上对政府方面有所袒护”。而且周恩来在和马氏的谈话中，虽然还对马氏的处境表示理解，但也坦率地批评美国“在中国采取积极帮助国民党的政策”，“这样，美国的政策即变成二重的了，使中国的内战很难真正制止”。这是中共对马歇尔和美国态度变化的预兆⁽²⁶⁵⁾。处于两难之中的马氏，面对蒋介石的顽固和中共的坚决，只好使出最后一招，先逼国民党让步再说。6月3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次日与马歇尔会见，马氏表示，在东北停战问题解决之前，美方不再安排为国民党运输军队和补给到东北，以此迫使蒋接受自己的计划。

蒋介石对东北问题的态度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在国民党的全盘战略中，东北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当抗战胜利之初，蒋企图借苏美之力收复东北的计划失败后，他将注意力转移于关内，尤其是华北。停战协定签订后，由于关内不便大打，蒋又重新关注于东北，导致东北战火的扩大。长春打下后，蒋再次面临抉择，是继续北进还是另作考虑。他在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的当天飞赴东北，不无就此实地考察之意。最初，他受国民党军事胜利的影响，有意北进，认为：“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至于调处执行部自以不来东北对我为有利，以免共军借其掩护，获得喘息之机会。”在当时，这一计划军事上并无问题，中共已有了退出哈尔滨的计划。但是，北进不仅仅是纯军事问题，蒋介石对美苏的反应都不能无动于衷，因此他同时考虑：“东北与对美对俄外交，皆有微妙之关系，稍一不慎，将受重大影响，故当马歇尔未谅解以前，不能不委屈以求和平解决也。”⁽²⁶⁶⁾马歇尔果然没有“谅解”，蒋也因而不得不改变他的原订方案。

6月4日，蒋介石和马歇尔会谈，在马氏的压力下，蒋表示可考虑停战半个月。马歇尔则不容蒋犹豫，次日再次见蒋，终于使蒋同意东北停战。6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余刻已对我东北各军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追击、前进及攻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获得一机会，使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²⁶⁷⁾打了将近半年的东北战场总算暂时平静了下来。

东北停战的实现，对国共双方各有利弊。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东北停战，除了美国的压力外，还有他自己的考虑。一则是他已准备关内作战，东北不宜牵制过多兵力；二则是东北国民党军队自四平战后急速冒进，战线太长，兵力不足，需要巩固后方。但如此一来，国民党军队在没有消灭中共军队主力的情况下停止进攻，又分兵把守各个城市，反而暴露了其后防弱点，并且丧失了再向松花江北进军的唯一机会。过后，蒋介石为他的这一决定后悔不已，认为是“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²⁶⁸⁾。但问题在于，即使蒋下决心北进，他能对苏联可能的反应无动于衷吗？他能不考虑美国的态度吗？问题又回到它的起点，东北问题首先需要苏联的合作，需要美国的支持，这又需要国民党付出代价，这于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两难抉择。

中共需要停战作为休整之机。经过四平一战，中共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全军无所措手足”。据黄克诚反映，“有些部队元气受到损伤，不经整训已难作战”；“有些战士撤退时走不动，干部因长期支持作战亦极倦怠”；“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怨战情绪……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²⁶⁹⁾。因此中共部队亟须休整，以利再战。6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目前军队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²⁷⁰⁾。16日，东北局与东北民主联军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调整，由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²⁷¹⁾。在休整期间，东北局动员了1.2万名干部下乡，野战军抽出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分散剿匪，其余部队迅速进行了整顿补充。到东北再度开战之时，东北民主联军下辖东满、西满、南满三个军区，五个野战纵队，及一批地方部队和二线兵团，总兵力达到36万人。

东北停战实现后，军调部在长春设立分部，并增设四个执行小组（6月17日派出），原有小组的任务也作了调整。军调部长春分部国民党代表为蔡宗濂（后为邓为仁），中共代表饶漱石（后为伍修权），美国代表白鲁德（后为田博门）。不过，这些停战小组的作用与关内一样，没有战争时用不着他们，有了战争时他们也管不了。

东北停战并不意味着国共双方就此罢战言和。四平一役对国共双方的战略部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并不随着战事的暂停而停止发生作用，相反，国共双方都在利用这个机会调整部署，准备下一轮大战的来临。和平的空气已经越来越稀薄了。

四　国共战略的调整

东北的停战，被马歇尔认为是自己努力的成功，他认识到整个形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如果不能借此机会使国共双方达成妥协，他的使命也就彻底失败了，因此他在休战期内使出了浑身解数，企图达成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然而，四平战后的国共关系与战前有了根本的不同。因为四平战役，国共双方都在重新估计自己的战略战术。四平未下前，国民党党内对东北以至全国作战的前景都不乐观，据长期在蒋身边的唐纵所记：“此次东北问题，是我们对于情况判断的错误。当初以为东北之共军不堪一击，故不接受调处。现因苏军援助共军之故，共军实力增强，欲调处而不可得，政府感觉苦闷万状。”⁽²⁷²⁾四平作战胶着之时，国民党高级官员观察到蒋介石的心境是，“忧心如捣”，“焦虑万分”⁽²⁷³⁾。然而四平为国民党军队攻下后，国民党内的气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民党上下都迷信“军事之影响有决定性之作用”，不仅主战派兴高采烈，即便是温和派，也开始动摇不定，蒋介石更是得意洋洋⁽²⁷⁴⁾。5月20日，蒋介石召集党政最高小组会议，“决定对中共采取严厉态度”⁽²⁷⁵⁾。5月23日，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的当天，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飞抵沈阳视察。在他25日给宋子文的信中写道：“此地实际情势，与吾人在南京所想像者，完全不同……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也。……只要东北共军之主力消灭，则关内关外之事，皆易为力，已作慎密之处置，请勿过虑。”宋子文在与马歇尔的谈话中也大谈“共军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²⁷⁶⁾。军令部长徐永昌则向蒋建议，“如其胜任，应即向共逐渐进攻”。“今日不办，仅就断交通扼我经济一事，即倒政府而有余”⁽²⁷⁷⁾。因为国民党的这种认识，必然导致其战略向战争方面倾斜，也因此而使停战令下达后的全国局势仍然处于紧张之中。

中共方面，对四平战役的结果同样有自己的估计。长春失守的次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退出长春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我方已获自由，并非不利。”⁽²⁷⁸⁾这里所说的“自由”，实际是指四平之战解除了中共原先在和与战问题上的某些顾虑和约束。中共对于东北问题的态度是：“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²⁷⁹⁾更重要的是，四平战役直接导致中共对全国形势估计的变化。直到四平失守前，中共一直认为国民党“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四平战后，国民党趾高气扬，使中共认为“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恐难有挽救可能”，并因此而布置作战准备工作⁽²⁸⁰⁾。从根本上说，国共双方在抗战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互相信任是非常脆弱与不稳固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前后，这种互信已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四平之战则使这种互信荡然无存。周恩来就对马歇尔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双方没有互信，在一切问题上彼此的信心都破坏了”⁽²⁸¹⁾。很难想象这种互信会在半个月的停战期内再次建立起来。

实际上，四平战斗刚刚结束，中共中央已通报在重庆的周恩来，“我在大局上仍忍耐，惟须取局部报复手段”⁽²⁸²⁾。这种“报复”即是将战争引向关内，以减轻东北的压力。中共中央指示陈毅在山东攻击津浦路上泰安、兖州地区的吴化文部、德州王继祥部和胶济路上张店、周村地区的张景月部，理由是：“一则时局发展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我宜从小的打起显得有理，不宜从大的打起，显得无理；二则消灭上述三部后看顽方如何动作，然后决定我主力使用方向，方不陷于被动；三则……我可于运动中消灭增援之敌。”⁽²⁸³⁾6月7日开始，中共山东部队以讨逆自卫作战名义发起进攻，历时1周，攻占德州、张店、周村和枣庄等地，几乎占领了山东全境。中共的行动使蒋介石感到华东地区中共部队的威胁，更加强了他准备在关内动武的决心，他在6月停战谈判中重点强调苏北和胶济路问题，实际上已是在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准备借口。

尽管国共双方都在准备战争，但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停战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三人小组会议也在东北停战后恢复举行，国民党代表换成了原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蒋介石在停战声明中提出，在十五天停战期中，应商定停止东北冲突、恢复国内交通及实施整军协议之办法。蒋原本并不感兴趣的整军协议现在成了他强调的重点，因为他急于通过对军队的整编框住中共的手脚，同时通过解决交通问题，使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可以运用自如。因此蒋指示“对以上三事之协定，必须同时签字，不可再有先后之分，以免共党继续拖延也”⁽²⁸⁴⁾。6月停战期的谈判，在恢复交通、军调部工作和停止东北冲突等问题上，国共双方较快达成了协议，这就是6月24日国共美三方草签的《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线指令》、《解决执行小组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及长春军调分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和《终止东北冲突之训令》。关于交通的协议规定：华北华中一切交通线立即恢复，铁路修复立即进行，拆除碉堡时，铁路沿线重要车站、隧道、桥梁一千米以内之碉堡可以不拆，郑州以西以南之碉堡不拆，陇海路徐郑段缓拆（中共原要求一律限期拆除）；中共区域铁路员工由交通小组考核决定任用（中共原要求一律任用）；各路均限定修复期限，最短者同蒲路仅三十天，最长者津浦路也只九十天（原交通协议无限期规定）。关于军调的协议规定：当小组内意见不能一致时，美方代表可直接向上单独提出报告，请求指示，决定何时何处进行调查，命令停战及实行隔离部队；当执行部内意见不能一致时，美方代表可单独提出报告，请求指示，指导命令或指示之执行；此项规定是中共在“最后决定权”问题上作出的一定让步，在调处中酌量增加了美方代表之职权。关于东北的协议规定：在东北完全停战，15日内交出部队清册，中共因此而承认了1月停战令以后国方军队进入东北的事实⁽²⁸⁵⁾。从这三个协议的条文看，中共均作了重要让步，显示出谈和的诚意，应该说，如果能够将这些协议真正付诸实施，和平还有某种希望。但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因为蒋介石的指示，坚持只有在修订后的整军方案达成协议后，才能在这些协议上正式签字。换句话说，如果中共不同意国民党的整军方案，这些协议则无异废纸。而军队整编方案的修订，尤其是军队驻地的划定，由于国民党的过高要求而非常困难，何况蒋要求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解决半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使他的要求具有了类似最后通牒的性质，不排除蒋的内心正是用这种方法或逼中共就范或由中共承担战争责任。

中共对国民党的要求并未正面回绝，但周恩来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先从一个个具体问题做起，中共的目的是“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既要避免破裂，又要不大让步”⁽²⁸⁶⁾。国民党却无意于此，在谈判中采取了步步紧逼，以求彻底解决的方针。6月17日，蒋介石提出东北中共驻军方案，中共军队三个师分驻于兴安、黑龙江和嫩江省，或驻兴安、黑龙江和延吉地区，哈尔滨至满洲里铁路沿线由中央护路宪警进驻，如中共同意该方案，其军队必须撤出热河、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烟台和威海卫两地，双方在山东恢复6月7日的军事位置⁽²⁸⁷⁾。在18日徐永昌、俞大维和周恩来的会谈中，国民党又提出，中共军队在关内的五个军应集中在陕北、山西上党、河北大名、山东临沂、察北五个地区，这意味着中共还应退出苏北。这是一个极其苛刻的方案，不仅中共在东北的军队被限制于北满狭小偏僻的地区，而且中共在华北的地位还将受到重大削弱，军队将被挤出城市和铁路沿线，而被分割部署在若干偏僻孤立、互不联系的地区。周恩来在见到这个方案的当天致电中共中央，称蒋的方案“混蛋之至，战意已大明……蒋有可能将东北问题再拖数日，而先在苏北、山东开刀并及热河”。他建议“中央令各地，尤其是苏北、山东、东北、热河速作各种准备，迎接蒋方进攻”⁽²⁸⁸⁾。在和马歇尔的谈判中，周恩来表示，蒋的方案“完全出乎意料，而且感到愤慨”，政府“是在出难题，使问题不能解决”。他明确告诉马氏，中共要求东北驻军增加为五个师，驻安东、牡丹江、齐齐哈尔、洮安、哈尔滨；关内军队驻地应另行商谈，且应规定双方驻地；至于退出所占城镇，原则上双方应退出1月13日后所占之地⁽²⁸⁹⁾。周恩来坦白地对马歇尔说，蒋介石就是要“先把此事弄成合乎他的愿望。如一切都照他的希望实现，他放心了，而我们就不能放心了，因为一切都无保证了”⁽²⁹⁰⁾。当时谈判的实情如此，一方放心，另一方必然不放心，而这又是因为东北开战之后一系列冲突造成的连锁反应。

作为调停一方的美国，关键的要求是国共双方停战。司徒雷登告诉马歇尔，“主要是使蒋停战，然后才好续谈。中共愿和，愿解决问题，但必须双方让步，不能单要一方屈服”⁽²⁹¹⁾。但马歇尔以为，他已经压蒋介石同意停战，现在该中共作出必要的让步了。因此他在这一阶段的谈判中，一方面企图说服蒋介石不要要价太高，另一方面又企图让中共让步，尤其是在华北问题上，马氏主张中共接受蒋的条件。马歇尔的处境仍然处于两难之中，他既要保证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又要限制国民党的行动在不引发全面内战的范围之内，这本身就是矛盾的。由于东北战事的发生，马氏在中共眼中已经失去了他一度有过的公正形象，而他在停战谈判期内的表现，更使中共确信，美国已经站在了国民党一边，对马氏的调停不再抱什么希望。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马歇尔“在第一时期对停战、政协、恢复交通、复员、整军的意见和办法是公正的。第二时期对东北问题就偏了，只要我们让，不要国民党让，而且让了还不停战”。蒋介石在“第一时期还听马建议，但不愿其成功，放纵和指使部下违约反对。到第二时期便准备大打，借口主权、交通使内战全面化”⁽²⁹²⁾。国民党则因为马歇尔的态度受到鼓舞，美国国内因为冷战而逐渐升高的反共声浪更使马歇尔失去了回旋余地。由于马氏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所限，他只能偏向于国民党一方。

6月16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成立纪念日演讲，次日又在国府纪念周演讲，声称：共产党过去在日本掩护下，得以发展割据一方，今日人投降，共产党再无幸存之理。本党对中共如此让步，欲以政治方法，给中共以合法存在之机会。有人以为中共问题军事不足以解决，此乃大谬不然，过去军事不能解决的原因，由于日本掩护中共捣乱，今日人已经投降，军事解决为极容易之事；又有人以为中央经济困难，不能用兵，殊不知中央财政之准备，足以维持二年有余。出席听讲者都认为蒋的讲话“充满剿匪意味，并坚定大家之信心”，可见蒋已无意再言和⁽²⁹³⁾。但是为了进一步拉住马歇尔，20日蒋介石同意延长停战期至月底，但同时又提出中共军队必须在此期间撤出胶济路两侧30公里之外。蒋明知中共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而他还如此提出，主要是为了争取马歇尔和舆论的支持，把战争责任推到中共头上，为动武作准备。中共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6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林彪的电报中明确谈及中共的方针是：“（一）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二）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三）全靠自力更生。（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五）友邦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六）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²⁹⁴⁾中共确实不能抱什么幻想。26日，蒋介石决定全盘战略方针为：“此时对东北军事应暂取守势，不可亟求进展，因原定政策本以收复长春及其以南之南满与北宁二铁路干线为军事目标，其他地区则用政治方法以求解决，一则使俄国不致正面出而干涉，一则使我兵力运用容易，不致过于分散而为俄共所乘也。故关内共军未戡定以前，对东北之军事决心维持现有形势为要旨，此不能不慎重出之也。”⁽²⁹⁵⁾于此表明蒋的战略重心转向关内，就在这一天，中原战事爆发，全面内战已经无可避免。

马歇尔还在做着徒劳无用的努力。从停战开始，马歇尔搞出了一个又一个方案，但没有一个行得通，问题的焦点是国民党的要价一次比一次高，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而中共又决不可能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以至马歇尔也认为：“在休战期的谈判中，很清楚的是中共更愿达成停止冲突的协议，而政府方面如此苛刻的条件使共产党不可能接受。同样清楚的是，部分国民党文武领袖以其力量和权威倾向于武力解决，他们的信念是，全面战争比目前伴随着经济和政治停滞的不战不和状态更好。”⁽²⁹⁶⁾28日，蒋介石向马歇尔又提出新的条件，即国共军队的总比例不变，军队驻地问题应整个解决，进入防区的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达成协议后十天内，中共军队在山东、山西6月7日后攻占地区及胶济路、临（城）枣（庄）支路和临（城）徐（州）路沿线撤出，三十天内从承德、古北口和苏北撤出。29日，周恩来在和马歇尔会谈时愤愤地说：“蒋介石是要绞死我们。我用一切力量让，而我让一步他即迫一步！”⁽²⁹⁷⁾即便如此，为了争取时间，获得政治上的主动，中共同意可有条件让步，东北的松江省和哈尔滨可由政府派军驻扎，但行政机构改组为联合政府；中共军队撤出国民党所要求的若干地区，如苏北淮安以南、皖东北、胶济路沿线、承德和张家口以南地区，条件是“政府军队决不开入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及其保安部队仍应当于原地维持治安，实施行政”。结果国民党仍坚持中共应交出地方政权⁽²⁹⁸⁾。中共对此绝不能接受，因为“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若干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²⁹⁹⁾。此时的谈判对双方都不再有实质性意义，而成了一种准备战争和动员舆论的手段。

6月28日和29日，蒋介石连续召集部下开会，商讨对共战略。主战呼声占了上风，只有王世杰等少数人仍主张“成立协定，即令协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亦可避免局势之恶化”，但他们的主张得不到蒋的支持。不过格于政治环境，蒋亦不能公开宣战，因此决定方针是，在军事“进剿”同时，宣布“和平之门不闭，唯待共党之回头”⁽³⁰⁰⁾。30日，停战令到期之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发表声明，声称：“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其军事进攻与破坏交通之行动，以证明其诚意，并开诚切商整军实施方案与指定驻军地区之协定，限期成立，则政府仍当曲予容忍。……今停战命令虽已期满，政府对于和平统一之方针决不变更，除非共党进攻国军……则国军不仅为自卫计，且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维持地方安定秩序，职责所在，不能不加以抵抗和驱除。此外中央军队不对中共军队采取军事行动，以静候各项未决问题之解决。”⁽³⁰¹⁾周恩来亦在当天举行记者招待会，称国民党的声明“不能算有期限的休战，更不算是长期停战”。对于国民党的停战条件，周恩来指出：“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铁路沿线中共部队威胁交通，应该撤退，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整编统编之后，大家都是国家军队，不能说谁威胁谁。反过来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铁道线驻军威胁附近各县村庄，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了，这样的提法并不是从国家观点出发的。政府要求虽然如此不合理，但我们还是让了步，答应在某些地区不驻兵。然而政府还不满足，一定要这些地方的党、政、军、民众团体一律撤出，实在太不合理了，而且超出整军的范围，是我们不能接受也不能考虑的。”⁽³⁰²⁾

6月30日，蒋介石会见马歇尔，马氏告以中共不会接受国民党的提案，蒋询问如国民党暂不提承德问题，中共能否同意，马氏认为仍无此可能，因为交出地方政权为最大困难。马氏坦诚告蒋：政府的条件颇为苛刻，中央有人将国军武力估计过高，如果酿成全面内战，甚不值得，并批评国民党官员经常发表非武力不能解决的言论，影响谈判。蒋也似乎推心置腹地对马氏说：本党党员皆有言论自由，他们的言论不会左右自己的意见。他举圣经为例，称其中有言饶恕罪人应饶恕七十个七次，而余所受已达过此限，惟余系为国家忍受一切。在蒋问马歇尔是否要为以后的谈判规定一个期限时，马答以不定期为好，可见马氏也对自己的使命能否完成产生了怀疑⁽³⁰³⁾。

7月2日，蒋介石几个月以来首次会见周恩来。周提出，在全面停战的同时，一面谈判军事问题，一面恢复政协综合小组会，谈判政治问题。蒋则根本对此不感兴趣，而仍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前所要求之各地，否则，“政治问题实无法商谈”。蒋强调如中共占据苏北，“政府实已无安全可言”，而“政府如要保卫北平，则必须保有热河”。“此为政府与中共和平谈判之基础，倘此点不能实现，则一切无法再谈”⁽³⁰⁴⁾。这次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这也是国共双方最高层次之间最后一次实质性会谈了。

从7月2日到10日，国民党代表陈诚、王世杰、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进行了四轮会谈，继续讨论未决问题，双方的立场始终无法接近。国民党代表反复要求中共退出蒋所提出的几个地区，表示只要退出了其他就好办了，希望中共了解政府的困难。他们承认在地方政权问题上他们改变了政协的程序，但理由是政府已在东北问题上对中共作了让步，承认了中共在黑龙江、兴安和嫩江省的地位。周恩来只同意可考虑苏北减少驻军，但坚持不交出地方行政是中共的基本立场。他对国民党态度的判断是，如我方同意他们的要求，便不放弃谈判；如我方不同意或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军事动作便会扩大⁽³⁰⁵⁾。就在谈判期间，国民政府4日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用周恩来的话说是，“这等于政府又投下一颗炸弹”。蒋介石的目的是以此显示改革和民主，拉住美国（马歇尔听到这个消息确也表示“感动”），但国大问题一直是国共谈判中双方争执的一个重点，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表示此事“完全违反协商精神，敝方坚决反对”，“关于国大诸问题，在未得协议以前，敝方不受贵方任何片面决定之拘束”⁽³⁰⁶⁾。这一插曲使双方会谈气氛更为恶化。在10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国民党代表提出在国方进入中共撤出地区时，对中共党部给以照顾，周恩来表示，“那些地方可考虑少驻兵，但非撤退，不是行政权就不要了”。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在当天的会谈结束时感慨地说：即使行政问题达不成协议，照6月30日那样也可以签字了，如果我不是国民党，我一定签字了⁽³⁰⁷⁾。然而他个人的感慨终究代替不了国民党决策层的决定，此次会谈之后，国共高层代表接触暂告终止。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宣言回顾了战后中国政治的发展过程，批判国民党“公开号召全国的内战，而禁止人民反对内战，公开要求夺取解放区更多的地方，并要求推翻整军方案，以便扩大内战和保存军阀制度”。宣言引人注目地公开谴责“美国反动派的军事干涉”，提出“没有美国反动派的所谓‘援华’，我们就早已得到民主，而内战也根本不可能发生与继续”。中共中央对下属解释发表这个宣言的目的是，“美国和中国反动派均利用人民对他们的丑恶行为认识模糊，欺压人民，从中取利，我们应当尖锐揭穿，方能使彼辈在人民面前孤立起来，方能打退其进攻”⁽³⁰⁸⁾。这个宣言无疑表明中共战后政策的改变已经公开化，基本放弃了战后一度采取的中立美国的政策，而将美国视为国民党的支持者，以反美、即民族独立的口号作为动员群众的手段。中共的这种政策转变，一方面向外界表明了坚决抵抗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决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美国调处的接近收场。中共此时的策略是：“对马歇尔不要公开说他好，也不要公开说他不好，在谈判中仍须经过他来缓和局面；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对国民党军队，则看彼方态度，彼打我亦打，彼停我亦停；对谈判，我党已有所让步，但国民党贪得无厌，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应予拒绝。”⁽³⁰⁹⁾

国民党方面已经作好了战争准备。7月11日，蒋介石会见马歇尔，“劝其暂作静观态度，并告以三十年来处事之经验，凡事至无能为力时，只有暂时搁置，听其自然，但终有解决之一日，非至时机成熟，则徒劳无益也。至于政府现所采取有限度之军事自卫行动，实有助于彼之调解工作，而决无任何妨碍”⁽³¹⁰⁾。蒋介石的态度已经预示着谈判这一幕就要收场了，一切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7月14日，蒋氏夫妇以避暑为名赴庐山，就在前一日，苏北战火点燃，全面内战终于无可挽回地爆发了。

————————————————————

(1) 刘武生主编：《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2) 《熊式辉日记》1945年6月5日。

(3) 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174页。孙科也提出：苏联必在东方参战，东北将为苏军力所及，如我内政上无良好措施，如苏联兵力所及，可能将政治交与中共，中共将于其间大扩张武力，黄河以北全入掌握之后，大局可以推想而知（《黄炎培日记》1944年5月17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49页）。

(4) 《熊式辉日记》1945年8月23日。

(5) 《国民政府公报》1945年9月4日；参谢国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划东北为九省述评》，《民国档案》1990年第4期。

(6)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41页。

(7)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8日。

(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28页。

(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32、834页。

(10) 因为苏联在中苏条约谈判中承诺所有援助只给予国民政府，使国民党作出了苏联将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的错误判断。实际上，苏联对东北有其自己的考虑，其对中共的支持也没有违背条约承诺。美国情报机关向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苏联在条约中没有做出任何特别的承诺，将中共排除在满洲之外（Manchurian Prognosis，Fall 1945，Levine，Steven I．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1945-1948，p．30．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7）。

(11) 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19日。

(12) 《傅秉常大使致外交部告苏联反对我军在大连登陆电》（1945年10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19页。

(13) 《外交部长王世杰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关于中国政府派兵由大连登陆至东北谈话纪要》（1945年10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1页。

(14) 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前言。

(15)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到长春后与苏方代表谈话经过之情形》，1945年10月12日（原文如此，应为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1—122页。

(16) 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13日）；《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呈蒋委员长告今日会谈最可注意事项函》（1945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2—123页。

(17) 《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与苏方交涉国军登陆与出关之经过电》（1945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34页。

(18) 《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39页。

(19) 《主席接见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谈话纪要》（1945年10月23日），《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第132页。

(20)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5—6页。

(21) 《蒋介石致熊式辉、张嘉璈函》（1945年10月16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去东北的特派员齐世英发表反苏言论，遭到苏方抗议，蒋即令熊世辉约束东北党部活动，以免刺激苏方（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185页）。

(22) 《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告苏方态度急激变化电》（1945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6—127页；《熊式辉日记》1945年10月28日。

(23) 《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共军占据营口葫芦岛苏方藉口内政问题不予干涉电》、《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五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详情函》（1945年1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38、141—142页。

(24) Feis，Herbert．The China Tangle-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38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53．

(25) 《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五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详情函》（1945年1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3页。

(26) 《熊式辉日记》1945年11月1日；蒋经国：《五百零四小时》，《蒋经国自述》第161、156页。

(27) 《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主席告苏联不容强力政权存在并扶植中共立足关外函》（1945年11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561—562页。

(28)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4日。

(29) 《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19日。

(30)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14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7页。

(31) 因为种种原因，直到次年3月，国民党在东北只有十三、五十二两个军的兵力。

(32)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7日。

(33) 《蒋介石致熊式辉等函》（1945年10月16、25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34) 《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告决心在秦皇岛天津登陆出关接防函》（1945年10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30页。

(3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2页。

(3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8页。

(37) 《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指示解决东北问题途径函》（1945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6页。

(38) 《外交部为迁移东北行营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5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7页。

(39) 《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1页。

(40)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0—411、426页。

(41) 据师哲回忆：“在苏军进入我国东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苏军的动向，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我方人员——如刘亚楼、周保中等同志，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05页）然而据参加中苏条约谈判的外交部次长胡世泽所记，斯大林告诉宋子文、孙科将莫斯科谈判的内容传给了延安，并称这是“非常糟”的事，必须停止（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胡世泽文件，1945年7月12日谈判记录，引自Westad，Odd Arne．Cold War &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P．43．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3）。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中共知道苏联动向的可能性不大，毛泽东在8月23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对中苏条约的内容尚是推测，因而胡的说法未必可信，而且不排除斯大林以此故意向国民党示好，以促进谈判的顺利进行。

(42)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页。

(4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5页。

(44) 《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57—258页。

(45) 《中央关于调四个师去东北开辟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194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4页。

(46) 苏方曾对进入沈阳的曾克林建议，由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中共军队对外最好不叫八路军，改叫东北人民自治军，我们就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接受了苏方建议后，苏方下令凡佩戴自治军符号的部队，可在东北各地活动，不加阻拦限制（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18页）。刘少奇也建议彭真，出关部队既要有正式名称，又要避免外交纠纷，“请考虑是否可用东北人民自治军”（《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9页）。

(47) 《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电》，1945年9月15日。

(48) 《中共中央致山东分局电》，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9月20、24日。

(49) 据载，罗荣桓在渡海途中，遇到苏军巡逻艇，苏军官登艇后表示，我们不阻止八路军的行动，船队可在旅顺、大连之外的任何港口登陆（《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页）。

(50) 《中央通报》（1945年9月16日）；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46页。此种扩军素质不高，中共亦有察觉。据林彪的报告，“在东北新成立之十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分，亦被带坏”（《林彪致中央电》，1945年12月14日）。据萧劲光回忆，“后来，当国民党部队一进攻，这些部队整团整营的反水，杀害我们的干部，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页）。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底到次年初，东北收编部队叛变的有近四万人（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编著：《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因此，中共在东北后期的扩军作法有了改变，并对新编部队进行了大规模整顿。

(5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3卷，长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552页。

(52) 《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中央关于东北战略方针与部署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00、309页。

(53) 《东北局关于建军方针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第4页。

(54)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42页。

(55)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8页。杜聿明是当时国民党内主张在东北动武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对前景较为乐观。他曾对人说，“如今我们拥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再加上美国朋友的全力支持，整个形势都将对我们有利，只要认真、慎重地指挥作战，打败共军不是不可能的”（《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399页）。

(56)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坚决阻蒋登陆给彭真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袁伟主编：《山海关之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57) 苏方与中共当时在拒绝国民党政府军登陆一事上似有默契。根据现在公布的材料，国民党军队准备在东北登陆前，苏方即已通告中共，并促“派兵阻击”。毛泽东要彭真告苏方，对国民党在东北各港登陆的试探，“请告辰、马诸兄（苏方代号——作者注）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坚决拒蒋登陆给彭真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袁伟主编：《山海关之战》，第189页）。苏方随后建议中共部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以阻止国民党军队登陆，而中共对苏方的态度“甚为欣慰”（《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页）。

(58) 《中央关于阻止国民党军队入东北问题给彭真、陈云等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51页。

(59) 《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64页。

(60) 《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389页。

(61) 《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4页。

(62)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0月27日。

(6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474页。

(64) 《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机密作战日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册，第2011—2012页。

(65)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79页。

(66) 《中央关于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19页。

(67) 《从内线作战着眼分批歼灭国民党三个军》（1945年11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43—144页。

(68)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辽沈决战》编审小组编：《辽沈决战》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6页。

(69)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3日。

(70) 《林彪致军委等电》，1945年11月21日。

(71) 《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47页。

(72) 《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机密作战日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第2024页。

(73) 《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页。

(74)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23页。

(7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901页。

(76) 《坚决作战控制东西北满》（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17页；《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0月27日。

(77) 《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47页。

(78) 杜聿明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中共部队的发展比国民党迅速，当时以两个军可以打到锦州，半年后以七个军却胶着于四平一个多月，可见国民党军队缓进东北对中共有利。

(79) 《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9日。

(80)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29日。

(81) 《王世杰部长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谈话纪录》（194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5页。

(82) 《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在重庆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交涉接收东北报告》（1945年11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14页。

(8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4、876、880页。

(84) 《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告苏联违反条约东北行营移至山海关已危及中国主权完整电》（1945年11月17日）、《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告苏联扶植中共阻挠接收遣俘工作并请拨船舰增运兵力往华北函》（1945年11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9、565页。

(85) 《魏道明大使呈蒋委员长告与杜鲁门总统谈话要点电》（1945年11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6页。

(86) 《魏道明大使呈蒋委员长告与杜鲁门总统谈话要点电》（1945年11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6页。魏德迈认为，由于苏联和中共的行动，此时国民党无法控制东北，建议国民党首先确保华北，而将东北提交国际讨论，由美英苏三国托管，直到国民政府强大到足以完全控制该地区为止（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132）。

(87) 曾克林部初到沈阳，苏军不让入城，经过三天交涉才予同意（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12—218页）。

(88) 《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分局等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

(89) 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59页。

(90) 陈云：《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1983年8月9日），见《辽沈决战》（上），第2页。周恩来当时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在可能条件与许可情况之下，它（指苏联）没有不愿意援助中国人民和支持中共谈判的。只是这种援助必然是不公开的，这种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远方朋友（指苏联）曾为此向我们做过多次解释。”（《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页）

(91)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23页。

(92) 《黄克诚回忆录》，第333页。

(93) 孟宪章、杨玉林、张宗海主编：《苏联出兵东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94) 《陈云和高岗给中央的报告》，1945年11月29日；《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4页。

(9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597页。1952年，蒋廷黻在联合国大会上称苏联在东北交给中共枪30万支，炮2700门。1975年，苏联出版的著作称交给中共枪为70万支，炮4200门（《蒋廷黻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声明》，引自刘馥：《中国现代军事史》，梅寅生译，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57页；阿坚科等著：《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所给予的军援》，引自台湾“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编：《两次大战与中国前途》，台北1985年版，第65页）。这些统计显然大大夸大了实情，只能认为是政治考量的产物。

(96) 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188—189页。

(97) 《外交部为另订接收办法与延期撤兵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5年11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3页。

(98)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侵据东北折冲纪要》（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65册，第43页）；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3日。

(99) 《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诸省办法要点》（1945年11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覆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照会译文》（1945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4、155页。

(10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7页。

(101)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5、11日。

(102) 《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指示解决东北问题途径函》（1945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6页。张嘉璈主张蒋经国访苏时将这几条面告斯大林，但未实现。熊式辉也曾向蒋提出东北政治“可以商量限度，一、只要不私拥武装，各级政府用人可不论党派；二、省县政府职权在开国民大会以前应依照中央法令规定，不能擅自改变；三、一切选举不许有暴力威胁；四、不私有武装之任何政党可以公开活动”。蒋“许可照办”，但未见下文（《熊式辉日记》1945年12月1日）。

(103)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5日。

(10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6—877页；《五百零四小时》，《蒋经国自述》，第165页。

(105) 《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1945年11月16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787页。

(106) 《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情形电》（1945年12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8页。

(107) 《董必武年谱》，第232页。

(108) 《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主席告促锦州共军通告移撤日期电》（1945年12月6日）、《蒋委员长致张嘉璈主任委员蒋经国特派员指示对苏交涉要领电》（1945年12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567、167页；《熊式辉日记》1945年12月7日。

(109)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1辑，第193—219页。此会谈记录存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1996年由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公布。据蒋经国自己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中不客气地告诉他：“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我的经济顾问最近会到长春去的，我要他和你见面，我并且告诉他，只要国民政府能保证今后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我们苏联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让步（蒋经国：《访苏交涉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12页）。

(110) 《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11日。

(111) 《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页。实际上，还在10月底中共中央便已要求苏联延迟撤退时间至次年1月或2月。

(11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901页。

(113) 刘翰东：《本省接收一年来之回顾与前瞻》，《四战四平》，第365页。

(114)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1月18日。

(115)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3日；《张嘉璈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谈纪要》（1946年1月3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16) 《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页。

(117) 11月13日，中共中央已告东北局：友人方针已定，恐难改变，我们应服从总的利益，立即重新部署力量，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3日）。

(118) 《刘少奇年谱》，第531页；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62页。

(119) 《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页。

(120) 《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长春铁路线后开展东满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央关于东北撤出大城市后的中心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31、434页。

(121)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0日。

(122) 《中央关于再开谈判之门给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3页。

(123) 《东北局关于撤出大城市后工作任务的指示》（194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35—436页。

(124) 《陈云、高岗给东北局及中央的报告》（1945年11月29日）；《李富春等给彭真等的报告》（1945年12月11日）；《黄克诚回忆录》，第334页；《林彪致东北局及中央电》，1945年12月11日。

(125) 《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页；《任弼时年谱》，第503页。

(126) 《东北局关于当前东北形势与准备作战的指示》（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第14页。

(127) 《以主要力量建立东、北、西满根据地》（1945年12月24日的电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4页。

(128)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75—1076页。

(129) 此语最早出自11月22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所拟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针对苏联要中共力量撤出东北各大城市的举动，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31页）。

(130) 陈沂：《四平保卫战》，《辽沈决战》（上），第220页。

(131) 《蒋委员长致宋子文院长令与苏方切商东北工矿应归我所有电摘要》（1945年8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41页。

(132) 《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主席报告苏方视东北工业设备为战利品函》（1945年10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71—372页。

(133) 《蒋介石致张嘉璈函》（1945年10月25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34)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27日。

(135)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3日。

(136)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7日。

(137)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3日。

(138)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5日。

(139)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0日。

(140)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8日。

(141)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8日、12月1日。

(142) 《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情形电》（1945年12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8页。

(143) 《张嘉璈主任委员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关于东北工矿合作问题谈话纪录》（1945年12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87—394页。

(144) 《张嘉璈主任委员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商谈经济问题电》（1945年12月8日）、《张嘉璈主任委员蒋经国特派员为经济合作原则事呈蒋委员长请示电》（1945年12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94—396页。

(145) 苏联要求合办的企业有：本溪、阜新等煤矿，鞍山、本溪钢铁厂，主要的有色金属矿山，鞍山、本溪的化学工业，沈阳的机器制造业，丰满电厂等（《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2月11、13日）。

(146)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2月19日。

(147) 《指示张主任委员对苏谈话要点》（1946年1月16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48) 《蒋介石致张嘉璈函》（1946年1月16日），Chang Kia-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49) 《张嘉璈致翁文灏电》（1946年1月19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50)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1月26日。

(151)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1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5页。

(152)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1月18日。

(153)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4日。

(154) 《王世杰日记》1946年1月29日、2月8日。

(155) 《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施麦斯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有关美国对东北经济合作态度之照会》（1946年2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453—454页。美国此意见在2月9日转达给苏联。3月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不承认‘战利品’之解释为包括工业或其组织要素，如东北之日本工业与设备等在内”。5日，美国国务院再次致文予苏联政府，重申：美国不同意战利品之说法，日本资产应由各战胜国共同处理，中苏如成立协定美国不能承认（同前，第247—248页）。英国政府亦表示反对苏联的作法，但苏联坚持己见。

(156)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14、11日。

(157)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20日。

(158) 中苏谈判中断之后，苏联仍未放弃达成协议的努力，并提出了新的方案，作了若干让步，不过国民党坚持苏方不撤兵接收未完成则不谈判的态度。4月间，苏军自长春撤退前夕，张嘉璈“深以长春等地危险为虑”，蒋介石亦以“东北军事紧急……欲藉此消灭苏方之阻挠与操纵也”，准备重开经济合作谈判。但王世杰坚持“我决不可因军事上一时之需要”而予让步。4日，王世杰会见苏联大使，表示中方决定与苏方谈判，但仍需等苏军撤离及完全接收东北之后才能成立正式协定（《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4、13日）。其后，随着长春为国民党军攻占，蒋介石态度再次变化，声称“哈尔滨收复以后，苏方外交可进行，此时尚无外交可谈也”（《蒋介石致张嘉璈函》，1947年6月17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再以后，东北成为国共交战的主要战场，经济问题事实无法提上日程，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交涉最终不了了之。

(159)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6日。

(160) 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63页。

(161) 卢冬生被害日期诸说不一，有1945年11月15日、11月17日、12月14日等说法，但被害经过则大体相同。

(162) 《熊式辉主任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委员长报告长春当地金融交通经济情形函摘要》（1945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42页。

(163)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14日。

(164) 张克良：《国民党接收鞍钢面面观》，《鞍山文史资料》第1辑，第158—159页。

(165) 1945年12月11日，中苏签订财政协定，规定苏军可在东北发行军用票，以供其支付开支所需，此票在苏军撤离后，由中国政府收回，并向日本提出偿还要求。此票发行数量，苏方从未通知中方，苏军撤离后，中央银行在东北收兑数即有六七亿元，实际发行数显大于此。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对日索赔问题未能得到合理解决，此项损失实际是由中国承担了（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37、39页）。

(166) 《鲍莱调查东北工业报告》（1946年12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63—267页。

(167) 《苏军驻留期内东北工业损失调查报告书》（1947年2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74—275页。

(168)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69页。

(169) 根据苏联官方在1947年1月29日公布的数字，东北“战利品”总值只有9700万美元，这个统计其后没有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支持。如果这个统计是这些“战利品”在运到新地点重新安装后的价值，而这种新价值由于种种损耗和其他因素，大约只有原价值的10％至20％，则苏联的统计应增加五至十倍，才可能接近于事实（McLane，Charles．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p．235．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58）。

(170) 郭克悌：《东北的盘据与劫掠》，《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63页。

(171)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2日、23日。

(172) Marshall to Truman，Feb.9，1946，FRUS，1946，Vol．IX，p．426．

(173) 《重庆党政小组临时谈话会会议记录》（1946年2月20、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639—642页。

(17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陪都学生为东北问题酝酿活动事致各省市当局指示处理方针电》（1946年2月20日）、《吴铁城陈立夫等上蒋总裁报告沙坪坝学生酝酿游行出于自动势难劝阻正设法疏导电》（1946年2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638页、642—643页。

(17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各地学生爱国游行事致各省市党团部指示应注意事项电》（1946年2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644页。

(176) 《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关于中共军与苏军勾结情形之研究》，《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584页。

(177)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15日）；《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19、21、22、24日。

(178)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6日。

(179)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行政院办理情形报告表》，1946年印本，第19—20页，附件第74—75页。据张嘉璈所记，在全会讨论中，“对于中苏友好条约纷纷反对，有人主张应提交安全理事会，亦有谓应要求苏方修改”；“谷正纲谓应发动民众运动，萧铮谓应请求总裁罢免外交部长或劝告辞职”。宋子文“大受攻击，体无完肤，宋答复神态极窘”；“东北问题审查会决议指出，应撤换熊主任，取消政务、经济两委员会，停止地方交涉”（《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3月6日、8日、15日）。

(180) 《外交部为东北苏军逾期未撤退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6年3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87页。

(181) 《王世杰部长为先期通知我方撤军日期事致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照会》（1946年3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通知苏军于4月底撤退完毕照会译文》（1946年3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88—189页。由于苏军的突然撤退，不仅使国民党接收行动不及展开，而且使国民党已经派出的部分接收官员处境尴尬，熊式辉不得不部署紧急撤退计划，但为蒋介石所反对，而蒋固执的结果，不过使这些接收官员成为中共军队的俘虏而已。

(182) 《董彦平致张嘉璈电》（1946年3月27日、4月6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180页。亲身经历这段过程的黄克诚这样评价：“国民党当局本来以为苏联红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未料到会由此促成我军得以进占大城市的局面（指中共占领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作者注）。我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给养也不成问题了，给了部队以非常有利的修整、补充时机。”（《黄克诚回忆录》，第344页）

(183) 撤入苏境的行政人员，于5月19日自海参崴回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则暂驻伯力，处理善后问题，6月15日启程回国。

(184) 苏军撤退后，国民政府在东北与苏联的外交接触主要是关于大连接收问题。此事苏联一度表示可以进行，并同意国民政府派出视察团在1947年年中去大连视察。但大连行政此时实际已在中共控制下，国民政府格于实际，无法接收，也不能动武。此后，随着国民党政府军在东北军事的失利，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了接收大连的企图。

(18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0—21页；《熊式辉日记》1946年2月13日。

(186)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1日。

(187) 杜聿明为在东北占据一个海口城市以利以后作战，命五十二军于1月10日占领营口，随后又为接收沈阳，令其北上，在营口留置一个加强营守备，中共部队于13日对营口发起攻击，次晨占领之。

(188) 《中央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给中共驻重庆谈判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5—56页。

(189) 《彭真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1月14日；《林彪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1月15日。

(190)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60页。其后中共中央还决定原拟调往东北的山东叶飞纵队、晋察冀杨得志纵队不再去东北，以免“给国民党以借口”，“结果不仅拖延东北战争局势于我不利，破坏停战协定责任人民一时也不易了解，反而给战争挑拨者以利用”（《中共中央致林彪等电》，1946年3月4日）。

(191) 张治中在向蒋介石的请示中认为：“揆其前后再三向职提及东北问题，其用意似希望政府与其商谈者然。但此问题关系甚大，职自未便作任何表示”，并建议蒋，“现在东北问题日趋复杂，政府似有郑重考虑决策之必要”（《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张治中上蒋主席报告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商谈东北问题情形函》，1946年2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78页）。

(192) 《停战和整军都应把东北包括在内》（1946年2月2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20页。

(193) Marshall to Truman，Feb.9 1946，FRUS，1946，Vol．IX，p．428．其实不仅是马歇尔，有关各方都认识到东北问题将是能否实现政协决议的关键因素之一。

(194)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146．Marshall's Misson To China，Vol．1，p．56．

(195) 《代表团关于东北问题的对策》（1946年3月1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32页。

(196) 《关于东北问题的说明》（1946年3月10日）、《东北问题必须军事与政治一道解决》（1946年3月1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25、135页。

(197)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4页；《辽沈决战》（下），第603页；《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给东北局和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89—90页。

(198) 《四战四平》，第3页。

(199)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62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8页。

(200) 《辽沈决战》（下），第606页。

(201) 《中央关于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保卫北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3月24日）、《中央关于东北停战前坚决保卫战略要地给林彪、彭真等的指示》（1946年3月25日）、《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方针给东北局及林彪的指示》，（194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00—105页。

(202) 《失去的机会》，第253页。

(203)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8页。

(204) 《中央日报》1946年3月28日。

(20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82、88页。

(206) 据原定去四平的第28小组中共代表耿飚回忆，他们到达铁岭之后，既不能向前进，又不能与北平联系，实属被软禁于驻地。及至四平被国民党军队攻占后，小组才到达该地，但已无事可作（《耿飚回忆录》，第390—391页）。

(207) 《郭汝瑰回忆录》，第200页。

(208) 《郭汝瑰日记》1946年4月6日；《郭汝瑰回忆录》，第201页。

(209) 《郭汝瑰日记》1946年4月8日。

(210) 《郭汝瑰回忆录》，第206页。

(211)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3月30日。

(212) 《中央日报》1946年4月4日。

(213) 《解放日报》1946年4月16日。

(214)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4月15日。

(21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4页。

(216) 《熊式辉日记》1946年3月4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89—90、110页。

(21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00—101页。

(218) 《迅速占领长哈齐，确保北满于我手中》（1946年3月26日的电报），《彭真文选》第124—125页。

(219) 《四战四平》，第467页。

(220) 《熊式辉日记》1946年4月12日。

(221) 《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21日。

(222) 《熊式辉日记》1946年4月25日。

(22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4页。

(224) 《东北作战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1946年4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3页。

(225) 《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是当前关键》（1946年4月6日）、《对东北作战问题的补充指示》（1946年4月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59、161页。

(226) 《中央关于在东北与国民党停战谈判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82页；《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给东北局和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1页；《四战四平》，第464页；《中央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2页。

(227) 《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1946年4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5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73页；《毛泽东关于东北前线指挥及在四平、本溪歼敌问题给林彪的指示》（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49页。

(228) 四平前线的中共将领多不知坚守四平是毛泽东的决定，当时极力反对守四平的黄克诚，直到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时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而此时毛也并不认为守四平是错了，只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黄克诚回忆录》，第348页）。

(229) 《东北应以消灭顽军为主守城为次》（1946年4月2日）、《美企图助蒋接收长春路，非打不足以杀其锋》（1946年4月8日）、《对陈诚忽然改口赞成停战维持现状的分析和我们的对策》（1946年4月11日）、《马歇尔扬言停止调解要我接受蒋介石的意见》（1946年4月3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89、230、241、282页。

(23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01页；《迅速占领长哈齐，确保北满于我手中》（1946年3月26日），《彭真文选》，第126页。

(231)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35页。

(23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528页。

(23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570页。

(234) 陈沂：《四平保卫战》，《辽沈决战》（上），第228页。

(235) 陈沂：《四平保卫战》，《辽沈决战》（上），第227页。

(236) 《中央关于主动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给林彪的指示》，（194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6页。

(237)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集》第42辑，第47—48页。蒋不主张立即进长春，主要是顾虑苏联的反应。22日，蒋命令杜聿明：暂就原地停止候命，如共军已退出长春，则可派少数军队入城维持秩序（《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47页）。但据白崇禧回忆，蒋令杜停止追击，他要杜继续前进，并表示责任由他承担。白并向蒋面陈：“战胜则当进，或追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匪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未置可否，直到杜军进入长春，蒋才因“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第458页）。可见蒋介石对进长春较为慎重当属事实，但白和杜两人谁坚主进入长春，两人说法不一，揆诸情理，白是代表蒋来督战，更应领受蒋的意旨，而杜作为战地指挥官，在军事胜利的形势下，主张进长春更为合理。

(23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579页。

(239) 1947年5月8日，陈云在给高岗的信中曾经说：造成东北胜利形势的原因有两件事是必须提及并计算在内的，即一是锦州不决战，二是四平撤退的指挥是很成功的。如果在这两件事上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情况了（《辽沈决战》下册，第631页）。

(240) 新一军已以一部渡松花江，中共也已有了撤出哈尔滨的准备，旋因停战令下而各守原防，新一军只在江北保有唯一一个据点陶赖昭，驻有一个团。

(241) 《四平防御战不能成为一般作战方针》（1946年5月2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36页。

(24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591—594页。

(243) 《东北问题切勿幻想国民党能让步》（1946年4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23—224页。

(244) 《军调部致东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密令》（1946年3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94页。

(245) 《三月二十七日协定不能推翻》（1946年4月8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27页。

(246) Robertson to Marshall，April 6，1946，FRUS，1946，Vol．9，pp．735-736．

(247) 周恩来以后曾经对马歇尔说：“我们攻下长春以后，这是给你一个难题”，但强调这“是不得已的行动，是被迫的”（《美国的两重政策很难使中国内战停止》，1946年6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90页）。

(24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11—112页。

(249) 《中央关于谈判重点及对国民党与美国的态度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36页。

(250) 《当前的政治情形和东北问题》（1946年4月22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61—264页。

(251) FRUS，1946，Vol．IX，pp．792-793；《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16页。

(252) FRUS，1946，Vol．IX，pp．795-796；《主要的环子是停战》（1946年4月27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70—273页。

(25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24页；丁晓春等：《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第54页。

(254)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p．106-107．《先打下长春再谈判的想法行不通》（1946年4月29日）、《马歇尔扬言停止调解要我接受蒋介石的意见》（1946年4月3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77—280、281—282页。

(255) 《美国海空军应立即停止运送政府军及军火去东北》（1946年5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88页。

(256) 《蒋介石的两面作法和我们的方针》（1946年5月1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23页。

(257) FRUS，1946，Vol．IX，pp．824-828。

(258) 《美蒋在东北问题上的距离已不相远》（1946年5月1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28页。

(259) 《美蒋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及我方的对策》（1946年5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18页。

(260)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5页。双方不驻兵的方案最早由民盟在4月间提出，即国共军队均不进长春，由警察负责市内治安，另组东北政务委员会主持政务，人选由各方协商产生。中共表示可以考虑，但马氏其时对国民党军队进攻长春表示默认，未将这个方案转给蒋介石。5月22日，民盟向国共双方重提这一方案。

(261) 《蒋夫人致马歇尔特使申述蒋主席对于停止冲突与恢复和平统一之意见函》，《蒋主席致宋子文院长指示面交蒋夫人函予马歇尔特使时相机补充说明要旨函》（1946年5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127—130页。

(262) 《政府军占领长春后是停战的时候了》（1946年5月3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72页。

(263) 《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29日；《宋子文院长呈蒋主席转述马歇尔备忘录电》（1946年5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140页。

(26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58—159页。

(265) 《美方代表调处不公正，不能有最后决定权》，1946年5月30日；《美国的二重政策很难使中国内战停止》（1946年6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77、386—387页。

(26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51—152页。

(267) 《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6月7日。

(268)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336页。

(269)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罗荣桓：《在四野高干会议上的讲话》，《辽沈决战》（上），第88、38页；《黄克诚回忆录》，第349—350页。

(270) 《中央关于同意放弃哈尔滨采取运动战、游击战方针给东北局及林彪的指示》（1946年6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85页。

(271) 据伍修权回忆：“林彪来到东北以后，一直极力贬低和排斥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彭真同志，因此在东北局内部发生了严重的不团结现象，中央只得调开了彭真同志，并派叶剑英同志来调查和处理此事，以求解决分歧，团结斗争。”（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272)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08—609页。

(273)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4月14日；《熊式辉日记》1946年4月22日。

(274) 据邵力子告诉罗隆基，“主战派不止抬头，且特别抬头，时局极为严重”（《罗隆基日记》1946年6月5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00页）。据顾维钧回忆，邵力子告诉他，国民党内部几乎所有的军事将领都赞同摊牌，其中包括白崇禧、何应钦和陈诚。可是，大多数文职领袖都不赞同使用武力，因为在过去中共力量较小的情况下，都未能将其摧毁，现在就更难办到了。但是，委员长内心是赞同使用武力的。孙科也告诉顾维钧，除文官以外的所有军职人员，都主张使用武力。国民党内部大多数赞同武力解决，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国民党就会垮台。6月13日，蒋介石接见即将出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要他做好对美宣传工作，使美国人相信是中共不遵守协议，因此政府不能只采用政治手段（《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08—709、725—726页）。

(275)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19页。

(276) 《蒋主席致宋子文院长嘱告马歇尔特使国军进入长春无碍于和平统一函》（1946年5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129—131页。

(277) 《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12、19日。

(278)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5页。

(279) 《东北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准备长期斗争》（1946年5月2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34页。

(280) 《中央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1页；《周恩来关于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及我之方针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南京局》，第58页。

(281) 《国民党积极准备大打，希望马歇尔继续居间努力争取和平》（1946年6月1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09页。

(282) 《对顽军进攻取局部报复手段》（1946年5月1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28页。

(283) 《山东军区以首先消灭吴化文等部为有利》（1946年5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2页。黄克诚曾向中共中央建议：“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对）不利。”（《黄克诚回忆录》，第347页）山东则已于5月初作好内战一旦爆发时进攻枣庄等地的准备，故中共首先令山东施以报复行动。

(28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89页。

(285)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1341—1347页。

(286) 《准备国民党不愿和平时能够进行有力作战》（1946年6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67页；《周恩来年谱》，第673页。

(28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81页。

(288) 《蒋介石战意已大明》（1946年6月17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42—443页。实际上，即便是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徐永昌和俞大维也感觉蒋的要求过于苛刻，主张在东北将中东路以北让给中共，但为蒋否决。

(289) 《蒋介石的方案是无意解决问题》（1946年6月18日）、《对政府关于整军问题有关文件的意见》（1946年6月19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45、455—456页。据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要求关内驻军地点为华北的绥德、集宁、张家口、承德、赤峰、闻喜、长治、邯郸、曹州、德州、青州、滕县，华中的宿迁、淮安、东台，此与国民党的提议距离甚大（《我方提出整军方案的原则和实施步骤》，1946年6月24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第137页）。

(290) 《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关头》（1946年6月2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66页。

(291) 《南京空气紧张》（1946年6月2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57页。

(292) 《周恩来年谱》，第669页。

(293)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3页。徐永昌当日日记亦有同样记载。在此前后，蒋介石在军队中作了一系列演讲，与政协前后要求大家“容忍”的态度完全不同，此时的蒋毫无妥协地表示，国民党与中共“势不两立”，国民党“最后的敌人是谁？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次剿匪的成败，就是本党革命生死的关头”，实际是为战争进行动员（《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1946年6月7日）、《政工人员对于时局应有之认识与努力》（1946年8月8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323、385页；《如何消灭我们最后的敌人》，1946年7月16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831页）。

(294) 《暂无和平希望准备全国大打》（1946年6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95页。同日，中共中央致南京代表团电称：“我党方针是争取长期全面和平；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又不可能则请考虑恩来托故回延，准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并带必要人员回来，而留董老及其他同志坚持代表团工作，以待时局之变化。”（《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7页）

(29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91页。

(296)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176．

(297) 《力求和平，但不允许国民党武装接收》（1946年6月29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03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99页。

(298) 《整军期间政府军不得开入中共部队退出的地区》（1946年6月28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92—493页。地方政权问题，政协曾有协议留待改组后的政府解决，因此中共的要求是有协议根据的。6月28日，第三方面代表在与国民党代表会商时，黄炎培建议，“中共在军事方面既多让步些，则政府在政治方面应多开放些，以此为交换条件”。但因国民党坚持中共交出地方政权，导致谈判最终破裂（《黄炎培日记》1946年6月28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

(299) 《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的修改意见》（1946年7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33页。

(300) 《王世杰日记》1946年6月29日；《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29、30日。

(301) 《中央日报》1946年7月1日。

(302) 《中国巨大变化的一年》，第20—21页。

(30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99—203页。

(30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07—208页。据周恩来告马歇尔，蒋在会谈中反复强调“苏北太威胁京沪，你们的军队在这里，人家觉得你们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苏北你们要退（即退到陇海路以北），由政府接收”。而且说苏北地方小，中共让出不能算吃亏（《政府已在各地扩大军事动作》，1946年7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09—511页）。

(305) 《政府已在各地扩大军事动作》（1946年7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11页。

(306) 《中共代表为抗议国民党单独决定召开国民大会致国民党代表函》（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南京局》，第97页。

(307) 《政府军应停止追击被迫突围的我中原部队》（1946年7月1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43—544页。

(308) 《解放日报》1946年7月7日；《中央关于发表纪念“七七”宣言后对美国及国民党斗争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31页。

(309) 《中央关于发表纪念“七七”宣言后对美国及国民党斗争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30页。

(31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17页。

第五章　全面内战的爆发与国共关系的破裂

第一节　全面内战的爆发

一　战前基本形势与国共双方的军事对比

全面内战爆发前，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军队大大超过中共军队。据中共方面统计，国民党陆军有86个军（师），248个师（旅），200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特种兵36万人，海、空军19万人（各型舰艇129艘，各种飞机443架），后勤、后方机关和军事院校101万人，总兵力430万人⁽¹⁾。

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国民党军一线兵力主要部署在东北（7个军），华北（13个军7个师），华东（5个军9个师），中原（16个师）四个地区。二线兵力主要部署在华南（1个军3个师），西北（4个军7个师），西南（6个师）三个地区，总兵力为78个军（师），但这不包括国防部和各绥署直辖部队及台湾驻军，如第五军、整编第十一、七十四师等，因此，国民党陆军部队总数不会少于80个军（师），其中部署在第一线的占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三左右⁽²⁾。

中共部队总数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共有野战部队24个纵队（师）、11个旅（师），分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3万人）、晋绥军区（5万人）、晋冀鲁豫军区（27万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42万人）、东北民主联军（30万人）、晋察冀军区（20万人）、中原军区（5万人）等七大战略区，没有海、空军⁽³⁾。

国民党不仅军队数量对中共具有绝对优势，装备也大大超过中共部队。以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中共部队中装备最强的东北第一纵队相比较，前者拥有各种枪11，520支（其中冲锋枪2370支），各种炮440门（其中105榴弹炮8门），汽车360辆；后者拥有各种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92支），各种炮46门（其中75山炮12门），没有汽车。由此可知，国民党军装备的步兵武器大体与中共部队持平，但自动武器占据绝对优势，重火力接近于中共部队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中共部队⁽⁴⁾。

国民党的战争部署从停战令下达后就没有停止。1946年1月14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召集各部门主官开会，提出：“1．陆军方面以整训名义，迅速整编，充实粮弹，赶运各师武器，并多制游动铁丝网，俾适于北地作战；2．空军方面，应多储油弹于各重要基地；3．海军方面，第一舰队已在渤海口游弋，继续阻绝奸匪海运；4．安抚伪军，在未整编完成以前，一律按实有人数发给主副食费，已整编完成者，则由一月起按军政部规定给与发给薪饷，免因粮饷告绝，而投匪军；以上各项系密为准备，如中共听命，则国军各师固应趁此时机，充实整训，如其背信抗命，则我有充分准备，宁未雨以绸缪，亦可毋临渴掘井也。”⁽⁵⁾军队整编方案的实施，为国民党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调整其战争部署（虽然该方案也有对国民党不利的一面），蒋介石要求各部队在整编期内特别注重攻击、防御、清乡侦察、组训民众方面的训练。军方有关部门在2月拟出了一个名为复员行动计划，而“实一作战计划”，蒋介石于3月4日“批交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准备”。该计划将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分为三步，第一步拟攻占热河之赤峰、承德及察省之多伦、张家口，同时以数军由海道输连云港登陆，以拊苏北鲁南共军之背而歼灭之；第二步则打通津浦线；第三步则再击灭冀南、豫北共军。对于延安则认为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时，应一举而攻略之⁽⁶⁾。虽然国民党其后的军事行动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但其大的轮廓此时实际已确定了，即着重于控制华北与华东战略要点，打通主要交通线。

对于打一场全面内战，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将领曾经有过充分的自信。蒋认为“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⁷⁾。

然而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并不必然能够转换为战场上的优势，古往今来，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国民党军事战略战术的一系列致命的失误，使其没有能将最初的优势转化为胜势，从而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

蒋介石对于如何打这一场战争，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想法。他曾经解释说，“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此，蒋的战略是，“第一步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线”；“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⁸⁾。蒋还从中国古代战史中为其主张找来根据，他认为中国历来的“流寇”如要生存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流窜”，居无定所，一种是“负隅”，凭险顽抗。而在现代条件下，由于交通的发达，“不能流窜”；只要国民党军能够攻占中共的根据地，使其“不能负隅，那他就不能持久”，则“剿匪”即可大功告成⁽⁹⁾。蒋这一套逻辑，听起来不无道理，可惜一经实战，则完全显其一厢情愿。首先是中共从不采用固守一处被动挨打的战法，蒋的攻其“负隅”便成了无的放矢；其次是国民党军的能力还达不到以交通线封锁中共灵活性的程度，蒋的阻其“流窜”又成了空谈。

为了达成国民党的军事战略目的，蒋介石主张打速决战，这对国民党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其所处的经济政治环境未必能够支持一场长期的战争。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速决的条件有三个：1．我以优势之兵力与装备，自然有主动迫敌决战之自由；再则为避免三次世界大战之发生，我亦有迅速安定国内实行建设国防之必要；2．我军装备优良，除国械日械之外，并有美械装备，且有飞机坦克，具备发挥优势装备与素质，实行迅速决战之条件；3．我战争准备完善，足够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实行歼灭速决之条件，亦唯有速决歼灭乃最经济之战争⁽¹⁰⁾。然而，国民党军四处出击的战略，与其速战速决的预期背道而驰，最终不仅没有能速战速决，反而在消耗战中拖垮了自己。

蒋介石虽然对战争有自己的设想，但他并未能据此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以及与这个方针相适应的军事部署，国民党军的初期作战指导基本是随机而无序的。全国如此，具体战区亦然⁽¹¹⁾。全面内战爆发前夕，6月13日，国防部举行作战会报，陈诚提出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是：1．剿共方针，东北应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平衡发展，长江以北应以军事为主，政治经济为辅，长江以南则以政治为主，但仍配合军事要求；2．共军利持久，国军利速决，以国军之优攻共军之劣，防国军之劣取共军之优为制胜要诀；准备时间要长，作战时间要短，战前准备极端重要，兵员粮弹补充愈快愈好，要统一战术思想，节约兵力，集结机动使用。参谋次长刘斐具体解说了作战计划是：“今后作战方针，应关内重于关外。关内首先打通津浦、胶济两铁路，肃清山东半岛，控制沿海口岸。”⁽¹²⁾按此设想，国民党政府军进攻初期的战略重点应是在华东和华北的部分地区，尤其是从苏北到山东一线，但为了全面摧毁中共的抵抗能力，国民党总是倾向于将进攻面铺开，也就是采取全面进攻的方法。可是由于政治考虑和军事动员的实际情况⁽¹³⁾，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之初又未能全面行动，而成逐次用兵之势，导致全面进攻难称全面，重点进攻亦无重点，主要作战方向不断在东北、华北、苏北之间徘徊。国民党资深将领程潜曾经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¹⁴⁾根据中共方面的统计，全面内战爆发之时，国民党一线攻击部队为26个师72个旅，占其总兵力的比重为30％，到10月的最高峰也不过为43个师117个旅，占总兵力的50％⁽¹⁵⁾，这个数字与中共部队相比并不占绝对优势，其不能取得预期的战果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具体作战战术上，国民党军亦存在重大的缺陷。其一为攻击力低下，缺乏顽强坚持精神，作战主动性不够，尤惧夜战、近战和白刃战⁽¹⁶⁾，对战术的理解近于教条与机械，因此每逢运动战，国民党军总占不到多少便宜。国民党战史认为这是因为：1．部队对后勤之依赖过重，故不敢过度远离补给线；2．装备钝重，机动不容易；3．在对手所经营之地区，运动亦易遭敌攻击；4．抗战时常采守势，惯用防御，一时不能摆脱积习；5．部队行军力之训练过差，缺乏机动之先决条件；6．接收为先，束手束脚，不能放胆行动⁽¹⁷⁾。

其二为协同不好，各战场之间各战场内部以至军师之间，很少有协同配合的成功范例。进攻时如此，撤退时更是如此，往往是部队与部队守望相助，却终不得助，这种情况的多次出现，导致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的恶性循环，守者对援者没有信心，不敢坚持；援者认为守者不会坚守，救援缓慢，原定的决战设想便总是落空。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我们一般赴援部队因为在未出发的时候不先加研究，更没有切实的准备作积极的行动，而只怕在中途被匪军伏击或包围，这样一开始便没有信心，就存着不能达成任务的心理。同时被围的部队因援军不能及时达到，又不相信援军能达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宁可冒险突围，以致全部覆灭。”⁽¹⁸⁾国民党军复杂的派系渊源更加剧了这种情况，尤其是1946年上半年的整编，因为排斥异己而影响到军队作战士气，又因为编制缩小而影响到军队作战部署。

其三为指挥和情报能力低下。不少战区主官仍为长期没有实战历练的老朽无能之辈占据，其中明显的例子是所谓“福将”刘峙。更糟的是，国民党军的指挥系统叠床架屋，自统帅部至行营（或绥署、绥靖区）至兵团至军，至少有四五级之多，越级指挥，下不服上成了常事，大大削弱了部队战斗力。而且由于派系、个人等种种原因，不仅战区一级，往往是军师一级的指挥，也要靠统帅部和蒋介石的直接命令，姑不论蒋的指挥是否正确，即就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发展而言，蒋的指挥也经常有隔靴搔痒之感。在情报方面，国民党几乎没有获取过中共统帅部和战区一级有价值的重要情报。蒋介石承认，“共匪最大的长处，即在于他们情报工作的确实和灵活。他们不但可以多方面搜集我们的情报，刺探我们的消息，而且他们得到了关于我们的情报之后，立刻就能作适当的布置，实行欺骗诱惑，来打击我们国军。他们情报人员不仅布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打入我们的司令部里面，担任很重要的位置”。徐永昌称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为，“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测国军如指掌，国军对敌在敷衍”⁽¹⁹⁾。更令国民党其后耿耿于怀的是，国防部负责作战的三厅厅长郭汝瑰秘密为中共传递情报，导致国民党统帅部的决策几无秘密可言⁽²⁰⁾。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疏离，其战场情报工作也往往是一无所获。

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上下交索，捞取实利，贪图享受，缺乏经受又一场艰苦战争的心理准备。其兵员补充仍多依靠强迫性征补，也即所谓抓夫，越到后来越难以适应战争的要求。1946年全国征兵69万人，实际分配至部队59万人，估计超过18—25岁适龄男性青年数的2％⁽²¹⁾。在刚刚经过八年抗战的大规模征补之后，继续维持这样高强度的征补率，极易引起社会的不满与骚动。这些抓来的壮丁，生活水平低下，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²²⁾。结果就是，国民党军队的熟练士兵在战争中或逃跑或投向中共方面，而国民党又依靠强迫征补的新兵补充军队，这些新兵经过训练投入战争后，又不断或逃跑或投向中共方面，使国民党难以维持一支稳定的有战斗力的军队。

因为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它不能不以恢复地盘作为作战重点，作战目标是在广阔的进攻面下以占领点、线为主，一方面没能在野战中削弱或消灭中共军队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又使自己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导致占地越多，则被牵制的兵力就越多，机动兵力越来越少，既给对手造成打击目标，自己也疲于应付，无力作运动战。所谓旁观者清，中共当时即看出了国民党的致命弱点，“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国民党军“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不可避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²³⁾。事实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中共的判断。

至于战争的目的，国民党企求实现的是确保其一党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中国。然而战争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目标的综合行为，国民党在准备战争之时，对政治的分裂、经济的混乱、外交的牵制未及深思熟虑，只企图以军事解决问题，本身就陷入了惟军事论的误区，仅仅倚仗军力的优势是不能打赢一场全面战争的。正如一位美国研究者所言，蒋介石“从未能成功地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个牢固结合的、对抗共产党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战线。他可以操纵个别的政治家，但中共却驾驭着民众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民众革命”⁽²⁴⁾。

国民党的短处恰恰是中共的长处。中共虽然在军事力量上与国民党相比处于劣势，但这种弱者地位迫使中共不敢大意，而是兢兢业业，作战略和战术上的精心算度，将总体劣势转化为局部的优势，又由局部的优势积累为均势而最终超过对手，变为全面优势。

自内战不可避免之后，中共就在作着一系列的战争准备。首先是思想动员，这是中共最为擅长的。政协会议之后，由于一度的和平气氛，中共各地区也就难免缺乏战争的准备。东北战事发生后，中共开始强调战争的可能。5月1日，中共中央对各地发出指示，提出：“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为此，“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²⁵⁾。东北战事迟迟不得停止，表明国民党的大打意图，5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为此又对各军区发出指示，“我应有对敌作战之充分准备”，“各战略区应于电到半月至一月内完成侦察敌情、配备兵力、配备武器弹药（例如黄色炸药）及预拟作战计划等项准备工作，不得有误，对于防御方面之准备工作也是如此”⁽²⁶⁾。这个指示对战争时间的估计相当精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应该是有备无患。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主要军事负责人，电文说：“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全面内战爆发后，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提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指示要求“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²⁷⁾。至此，中共已经将战争的准备传达给了各地区。

与思想动员的同时，中共着重军事战略战术上的部署和动员。中共强调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以保有城市为目的。对于放弃若干城市和地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而在作战上则要求“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蒋军经过整编，其战斗力一般加强，我军对其作战时，必须取集中优势分割歼灭方针，其比例为三对一或四对一，否则不易解决战斗，欲速不达”⁽²⁸⁾。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在战役方面，必须集中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选择敌军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一路歼灭之。在战术方面，当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军后，不应平分兵力，处处攻击，而应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较弱的一点，猛烈攻击之，务期必克。这个指示认为，“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最充分地补充自己；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²⁹⁾。在作战时机上，强调应时而变，应地而变，不恪守成规，给予地方相当的自主权，这些方针为中共部队确立了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且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中共军事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国民党方面失败后也承认中共军事战略战术的高明。

至于作战部署，中共特别强调各大区间和大区内部各地区间的配合，并随着战争的进程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部署。战争爆发前，中共以中原部队原地坚持，吸引国民党军，便利其他各区的准备。战争爆发后，中共在要求各地区打击当面国民党军的同时，最初设想出击外线，太行（晋冀鲁豫）主力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出击陇海路徐（州）开（封）段；山东主力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华中主力出击津浦路蚌（埠）浦（口段），配合徐州方向作战；再视情形由太行和山东主力渡淮河出击大别山，“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介石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³⁰⁾。东北、西北则争取时间，准备作战。此时中共的战略重点是跳到外线打几个大仗，以此迫使国民党坐下来谈判。

7月间，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的情况，认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³¹⁾，并将整个作战进程分为内线与外线作战两个阶段。由于内线作战取得很大胜利，至10月间中共又“估计关内蒋军攻势还可能有两个月至三个月”，“我军……明春即可开始反攻，大量收复失地”，将外线作战时间推至次年春。次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³²⁾。这说明中共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不断调整战略，着重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实际上，中共部队转入外线作战是在全面内战开始的一年之后。

中共强调的是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自战争开始，中共就算计了国民党军用于进攻的总数，将应该歼灭的数字分给各个战略区。最初中共定下的数字是，“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第一线全部进犯军三分之一即一六二个旅中五四个旅”，后来这个数字被定为每年消灭国民党军一百个旅左右⁽³³⁾。中共的征补机制也远较国民党有效。中共部队分为野战（一线）、地方（二线）、民兵（三线）三类，可以逐级迅速递补⁽³⁴⁾。尤其是中共特别注重对国民党军队俘虏的教育争取工作，发展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以此“瓦解敌军”、“壮大我军”，最后达到了“即俘、即补、即战”，使国民党军队几乎成了中共军队的补给队。以华东野战军为例，莱芜战役后，有的部队解放战士（国民党军俘虏参加解放军后的称呼）占50％以上，有的已经达到70％，技术兵种的人员基本是解放战士。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华野伤亡47万人，但人数却从成军时的27万人发展到1949年6月的63.5万人，其中解放战士除伤亡外尚有29.5万人，占总人数的46％⁽³⁵⁾。此外，中共对战争之算计，情报之准确，舆论动员之得力，都是国民党所无法相比的。

虽然如此，中共在国共对抗中毕竟处于弱势的一方，准备尚不充分，下定决裂的决心也并非易事。这其中的关键还是能否在军事上顶住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不仅一般群众和舆论存有疑虑，即便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对于未来的前景也存在着一些担心，因此中共当时并不希望内战的发生。在中共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中共的对策是，“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³⁶⁾。据胡乔木回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多年，有两件事是毛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就是1946年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毛“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但一旦下了决心，毛泽东就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与气魄。他在给东北李富春和黄克诚对和战前途的请示电的复示中写道：“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和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³⁷⁾对于共产党外人士和一般群众的思想疑虑，毛泽东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³⁸⁾可以说，到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也已基本完成了战争的思想动员和实际准备工作，最后的胜负只能留待战场决定了。

二　中原战事的爆发

关内首先全面打响的是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中共部队是抗战胜利后数支部队汇合而成，主体是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其后又加入了南下的河南军区王树声部和自湘粤赣边北撤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震部。1945年10月底，成立中原局（郑位三任书记）和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王树声、王震任副司令员），下辖二个纵队、三个军区，共六万余人，集中在中原鄂北和豫南地区。中原地区原属中共在重庆谈判中提议让出的八个地区之一，但其后中共根据形势的发展，为了牵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并在未来的战争中以中原地区配合内线作战，不再提让出一事。10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郑位三和李先念，“你们须准备至少六个月内在豫鄂活动”；11月28日，又指示中原局，“只要你们在现地区坚持，蒋军就不能集中兵力北上”，因此应在现地“回旋坚持至一年的时间，不作大的转移的打算”。同时中共中央在11月3日致电重庆代表团，要求：“关于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问题，请不要再提。”⁽³⁹⁾然而，中共在中原地区能够牢固掌握的根据地面积狭小（不过一百余万人），陡然增加众多部队，获取给养非常困难。经中共中央同意，12月底，中原部队越过平汉路，向苏皖地区转移。因停战令发布，他们停止在鄂东北、豫东南以宣化店（位于礼山县，今属大梧县）为中心的一块狭小地区内集结待命。

停战令发布后，中共部队虽停止了前进，但与尾追的国民党军之间仍不断有摩擦发生。1946年1月19日，军调部成立第九小组，负责中原地区的调处工作。21日，第九小组到达汉口，随后召集国共对峙双方前线军事将领会谈，23日，国共双方在河南罗山达成本地区停战协议，规定双方部队“均停止于现在地区，不得向对方前进”；中共军队“得在其所驻地区之间运输给养”，国民党方面“绝不阻挠干涉此种运输行动”⁽⁴⁰⁾。至此，中原的战事才算基本停止了下来。

在中共的全盘战略考虑中，最初有意要中原部队在原地坚持，意图增强中共在谈判中的地位，并在鄂、豫、皖三省未来的政治安排中打进一个楔子。但中原地区情况特殊，一是位于国民党层层设防的中心地区，四周至少有三个军（师）以上的国民党军队；二是孤悬于外，与中共其他部队均无联系；三是地区狭窄，纵横不过百余华里，且无可靠之根据地，回旋余地甚小，尤其是粮食供应极度困难，接近于无米之炊的程度。自停战令发布后，中原部队就要求尽快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准备合法不行则“非法”行动⁽⁴¹⁾。鉴于中原部队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定方针，同意他们的转移要求。2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郑位三和李先念，中原部队的“行动方针是力求合法北移，但估计国民党可能故意为难不让你们北移，因此你们应积极进行自动非法向皖东或向华北行动的一切准备。但在非法行动前，必须先得中央允许，不可冒然行动”⁽⁴²⁾。3月初，军事三人小组巡视各地到达汉口时，周恩来和李先念提出中原中共部队全军调往安徽五河，张治中表示可在回渝后讨论。但周恩来在回渝后提出这个问题时，张治中又表示，只要能够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撤离即无此必要，实际拒绝了中共的要求。郑州绥署主任刘峙曾经说，共军要求移驻苏北，“苏北毗连鲁南，鲁南为窜扰东北之基地，是乃显欲将此共军部队置于开往东北跳板之上，蓄有其最大之阴谋也，当局所以拒绝其请”⁽⁴³⁾。虽然处在停战期中，国民党军队仍云集中原地区，加紧修筑碉堡，包围蚕食，将中共部队挤压到一个尽可能小的空间中，以便在动武时能够尽快解决。中原地区因而成为当时除东北之外的国内第二个可能爆发冲突的热点地区，数量远小于四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部队处境确实非常危险。

虽然中原的战事迫在眉睫，但中共还在争取延迟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争取突围的准备时间。5月1日，周恩来会见徐永昌，建议国共美三方代表同赴宣化店，实地监督停战的实施情形。5日，军事三人小组徐永昌、周恩来和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飞抵汉口。8日，周、白和徐永昌的代表王天鸣到宣化店实地调查，次日回到汉口。10日，三方达成关于中原停战的汉口协议，规定：立即停止本地区之战斗和冲突；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停战令中允许之调动应通知执行小组；停止碉堡和工事的建造；确定对峙部队之界线；同意中共部队运出伤病兵及有关人员1160人至安阳；保证中共军队复员还乡人员之安全⁽⁴⁴⁾。由于该协定的签订，暂时缓解了中原的紧张局势，但在全国局势的影响下，这个协议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际上，周恩来不辞辛劳亲赴宣化店的主要目的，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原部队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并就突围的有关问题进行周密部署。而国民党方面同样也没有放弃围歼中共部队的企图，陈诚对俞大维说：中共李先念部突围，政府不能同意放一条路让其去延安，李部逃得脱，算伊本领好，政府不能打，算政府不行⁽⁴⁵⁾。

东北停战之后，国民党准备关内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中原成为行动的首选地区，因为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完成了对中共部队的包围，行动把握较大。但在讨论对中原地区的进攻战略时，武汉行辕主张先解决平汉路西，郑州绥署则力主先解决平汉路东之中共部队，后者的意见得到国民党统帅部的认可。6月18日，蒋介石电令由郑州绥署刘峙“统一指挥五、六两绥署之部队围歼李先念部”。20日，刘峙下达作战计划，以防剿部队“堵匪流窜”，“肃清收复区潜伏残匪”；以进剿部队“依急攻猛打、穿插分割，先将匪截成数段……分别包围而歼灭之”；以机动部队“准备适时截击企图逃逸之匪”。兵力部署以定远店、泼陂河、宣化店为三个攻击中心，采“四面对进，将匪分割为三部分，同时击灭”的行动方案，其中整四十一师、整四十七师在北面之罗山、光山；整四十八师在东面之商城；整七十二师在南面之黄安、经扶（今新县）；整六十六师、整十五师在西面之武胜关、广水；整七十五师为机动部队，位于应城；整三师为总预备队，位于信阳；总兵力十八万余人（在其后的“追剿”阶段，又增加了六个整编师，总兵力达三十余万人）。绥署驻驻马店指挥，要求“各部队应于6月25日前，进抵指定地区，完成攻击准备，待命开始进剿。预定进剿时间为6月底”⁽⁴⁶⁾。21日，蒋介石再次电令刘峙，“应按既定计划先速歼鄂中李先念部，便尔后主力作战之利”，“担任攻击各部队统于巳月养日（即6月22日——作者注）前秘密完成包围形势及攻击准备，待令实施攻击。各部应于攻击开始之日起，对敌一举包围歼灭之”⁽⁴⁷⁾。在国民党作出上述部署后，其进攻部队开始向指定地区运动，形势异常紧张。

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调动情况为中共侦悉后，中原局立即报告中共中央，“现在我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如果等顽军已经完全部署完毕，正式向我全面进攻时再突围，则我不仅在战略上即在战术上亦处于被动地位”。6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原部队“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⁴⁸⁾。至此中共部队的突围行动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中共中原部队所在地区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在突围方向选择上，中原局认为：向南突围有长江之隔；向东突围则因国民党在津浦铁路上控制有强大兵力，难以达到目的；由界首附近北渡黄河则由于不能徒涉的河川很多，危险极大；因此决定向西，从国民党军队部署的薄弱处突出，再转向豫、陕、鄂交界处的广大山区活动。具体计划是，由皮定均率一纵一旅向东，吸引国民党军队的注意，然后自行突围；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率军区机关和二纵，自西北方广水、信阳间过平汉路后向豫西、陕南运动；王树声率一纵自西面孝感、花园间过平汉路后向鄂西北运动；另以三个独立旅原地游击，掩护突围。在整个行动部署上，中共保持了高度的机密性。

根据部署，6月24日，中共部队开始秘密集结。26日，国共双方军队在前线已有交火，当晚，李先念等率所部开始向平汉路运动。29日，李部乘国民党整十五师在平汉路之部署尚未到位之机，在信阳南之柳林车站附近突过平汉路。7月1日，王树声部在花园北之王家店越过平汉路，皮定均部也利用国民党军两部之间5公里的空隙突出包围，向东疾进。中原军区宣化店留守代表29日在军调第32执行小组会上宣布，中原军区部队已经突围。至此，国民党原定围歼计划落空⁽⁴⁹⁾。

由于中共部队以迅速动作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6月30日，刘峙下令“各部队即以现态势，以主力分途堵击，各以一部兵力，按原计划清剿匪之老巢”⁽⁵⁰⁾。在西线，整四十一师行超越拦截，整四十七师向南阳前进堵截，整十五师向高城攻击，整三师在四望山堵击，但因各部行动不够迅速，李先念部于7月3日、8日两次乘隙越出包围。此后，第一战区胡宗南派整九十师自洛阳南下至荆紫关要隘一线加入堵截，而李先念和王震则分率所部，且战且走，于月底到达陕西南部之商南和商县。王树声部在国民党整六十六师追击、整七十五师堵击下，月底到达鄂西北地区。在东线，国民党追击部队只有一个旅，皮定均部脱离其追击后，于7月20日越过津浦路，进入淮南根据地。国民党军队此后由“追剿”转入“清剿”。

中原战事，国民党虽先后集中了十四个整编师三十余万人，五倍于中共部队，占据了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但由于中共部队行动迅速而灵活，使国民党临时改变军事部署，由围歼转为围堵，兵力调度迟缓，目标不明确，战术配合不完善，没有完成其全部围歼的预定计划。至于中共方面，中原部队在突围过程中减员近三万人，“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比较大”，但就全局而言，“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⁵¹⁾。

中原战事爆发后，6月28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告他国民党已开始进攻中原中共部队，“迫我起而自卫，形势很严重”。周强调，“如蒋愿和平处理，应即电豫、鄂政府军停止进攻”，否则，“闹起来事便大了”，“这里的冲突也会使别的地方（如济南）的战事扩大的”⁽⁵²⁾。但国民党对此不予理睬。直到7月27日，军调部第九小组和三十二小组才在湖北老河口达成《中原临时休战协议》，要求自8月2日起到20日止，双方停战，各自现地后撤20英里，并在西安继续谈判有关事宜。显然这一协定在当时情况下根本无法执行，西安的谈判毫无进展，8月24日，国民党代表宣称老河口协议无效，并退出调处，谈判中断⁽⁵³⁾。中原战事打破了停战协定生效后关内较为平静的局面，意味着内战的战火从关外烧向关内，导致内战的最终爆发。

三　华东战场的激战

中原战事尚未了结，华东战场便开始了大规模战斗，这是全面内战初期国共双方倾注全力的战场，对全国战局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国民党在华东的军事进攻准备早在1946年的春天便开始了。第一绥靖区司令汤恩伯在5月初提出了进攻苏北的计划，但此时蒋介石正专注于东北战场，对汤的计划，“初已允许，继因全面冲突多处无把握，其议遂寝”⁽⁵⁴⁾。东北战事告一段落后，因为种种压力，蒋同意东北停战，预备在关内动武，苏北形势顿显紧张。

华东战场包括江苏（苏中和苏北）、安徽（淮南和淮北）、山东三省，河南的部分地区有时也包括在华东的作战行动中。国民党方面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负责指挥华东战事，下辖第一（无锡）、第二（济南）、第三（徐州）、第八（蚌埠）四个绥靖区。但由于华东战场的特殊性，国民党参谋本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经常插手华东战场的指挥。国民党初期军事进攻的重点是，“以徐、蚌地区国军，极力向东、西发展，在第一绥区及第五军北进支援下，合力规复苏北、皖东，彻底歼灭地区之匪军。同时打通胶济路，并准备继续向鲁境进出，寻求华东陈匪主力，实施决战”。徐州绥署计划将华东作战分为三期进行：第一期，徐蚌方面扩展周边空间，江北方面进至天长、盱眙、如皋、海安线；第二期，徐蚌方面西侧贯通陇海路，东侧进至运河线，江北方面进至东台、高邮线，山东方面打通胶济路西段；第三期，徐州方面廓清鲁西，进出两淮，肃清苏北；山东方面打通胶济路全线。作战指导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次完成碉堡线，防匪反扑，确保既得成果。”⁽⁵⁵⁾

中共方面华东战场部署分南北两线。南线为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北线为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两线由新四军及山东军区陈毅负责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策应华东作战。战事开始前，中共中央指示陈毅部“全力担负占领徐蚌间铁路线及调动徐敌出击而歼灭之”；粟裕部“主力占领蚌浦间铁路线”，“策应北面作战”；而以刘伯承部出击陇海路及豫东为策应⁽⁵⁶⁾。战事开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也在不断调整作战部署，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粟裕部改变原定方针而进行内线作战。

1．苏中作战

华东战场最先打响的是苏中地区。自抗战中后期起，苏北就是中共重点经营的地区，抗战胜利后，苏北大部为中共所占，尤其是苏北沿江的苏中地区，除了南通、扬州、泰州等几个孤立城市外，全部控制在中共手中。一江之隔的南京、上海和沪宁路沿线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及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现在处于中共部队的直接威胁下，“使南京政府感到极不安全，面子上很不好看，所以，下决心要攻占苏中、苏北”⁽⁵⁷⁾。

7月4日，徐州绥署发出第二号作命，“以确保京沪津浦长江之交通，而达到确实拱卫首都安全之目的，应先肃清长江以北东台兴化高邮盱眙以南地区，及津浦路南段铁道两侧地区之匪，以利尔后之进剿”⁽⁵⁸⁾。担任此方向作战的主要是第一绥靖区所辖的整编第二十五、四十九、六十五、八十三师，及整二十一、六十九师各一个旅和二个交警总队，共12万人。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刚刚于6月间接替汤恩伯的职务，甫上任便受命进攻苏北。他决定先集中兵力攻占伸入国民党军队防线的如皋、海安等地，解除对北进的后方威胁，再行北进攻击盐城等地，然而就在他部署完毕，准备于15日开始进攻时，出乎其意料的是，他的进攻计划已为中共所获知，由于马歇尔对蒋介石的压力，迫使蒋下令暂缓行动，更使他被动的是，“由于我部的作战计划泄密，导致我部不能按计划行动。粟裕的部队首先向我部发起了进攻，造成我部被动挨打的局面”⁽⁵⁹⁾。

在苏北的中共部队是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1945年11月成立），下辖二个师、三个纵队，五万余人。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中央部署外线作战计划，赋予华中方面的任务是，“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国民党军，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出淮南，“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限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⁶⁰⁾。中共中央的意图是以此配合刘邓和陈毅出击外线的行动，争取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华东局据此于6月27日命令粟裕部留一个纵队在苏中牵制，主力集中西移天长整训，准备行动。

粟裕受命后，经过仔细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第一，如集中兵力在淮南地区作战，“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第二，如主力出击，苏中被国民党军占领可能性极大，“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政治、军事、经济影响均不利；第三，淮南国民党军实力较强，不如苏北好打，对初战获胜不利。因此，他建议“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⁶¹⁾。他的看法得到了华中分局负责人的支持，29日他们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强调“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建议仍在苏中作战⁽⁶²⁾。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在7月连续发电给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并华中局，提出：“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⁶³⁾苏北首先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至此确定。

虽然国民党军占据着数量和装备的优势，但粟裕没有采用中共部队通常采用的诱敌深入战法，而是选择在苏中前部主动出击，利用对手的骄傲轻敌，一战获胜，既可鼓舞士气，又可掩护作战准备，还可收战略侦察之效。他选择的初战对手是宣家堡、泰兴一线的国民党整八十三师孤立、分散部署的二个团，以一个师打一个团，形成6:1的绝对优势。7月13日，华中第一师遵令发起对宣家堡，第六师发起对泰兴的攻击，李默庵接到报告，事出意外，不知中共主力何在，没有及时派出增援，结果战至15日，宣家堡的一个团全军覆没，泰兴的一个团基本被歼。

苏中战斗打响，国民党统帅部急令徐州绥署各部按原计划发动进攻。16日，李默庵命整四十九师自南通的白蒲进攻如皋，整六十五师和九十九旅由靖江增援泰兴并攻击黄桥，整八十三师自泰县向东策应。他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自认“信心很大，决心很硬，严令各部要不惜代价，一举突破”⁽⁶⁴⁾。

粟裕部初战获胜，内线连续作战的设想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粟裕得知国民党军队的行动部署后，再次作出一个出乎对手意料的决定，将部队迅速由西转东，二天急行军一百多里，奔袭四十九师。17日，四十九师已到如皋附近，当晚，华中第一、六师和第七纵队发起突然攻击，整四十九师仓促由攻转守，损失甚大，至19日晚，右路第二十六旅被歼，师长王铁汉率师直突围而出。此时，整四十九师一〇五旅北上增援，整六十五师于18日占领黄桥，随后向如皋进逼，整八十三师于19日占领姜堰，粟裕部在国民党援军进迫下，被迫于22日放弃对进攻如皋的七十九旅的攻击，随后，又在23日放弃如皋，向北撤退，未能完成预想的作战目的。粟裕认为这是由于国民党军“有日美各种装备，弹药充实，有飞机配合。我军技术、战术均差，且兵团配合亦不协同，不能如愿圆满完成战役计划”⁽⁶⁵⁾。

国民党军占领如皋后，继续向北进攻，目标指向苏中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海安，因为拿下海安，便可使国民党军在苏中的防线取直，巩固长江沿岸的苏中占领区，确保长江通道的安全。李默庵以整六十五师附整二十一师新七旅由如皋北、整八十三师附二十五师一四八旅由姜堰东，两路向海安进攻，整四十九师一〇五旅向李堡进攻，30日开始行动。面对兵力居优的对手，粟裕决定实行运动防御，华中七纵于8月3日放弃海安。

占领海安，使国民党军实现了进攻苏中的战略目的，李默庵认为自己“打了胜仗”，而对手“大势已去”，“一时不会有大的行动”，遂命令部队抓紧时机，建立自泰州、海安直到海边的防线。而此时，中共华中部队主力就在海安东北休整，近者离海安不过十几里地，国民党却一无所知。正是由于对手的轻敌，使中共部队又抓住了一次机会。8月10日，驻海安的国民党整二十一师新七旅和驻李堡的整四十九师一〇五旅换防，粟裕即令华中第一师和第六师十六旅攻击一〇五旅，第七纵队和第六师十八旅求歼新七旅。当晚，国民党军在李堡交接当中突遭攻击，新七旅和一〇五旅各损失一个团。次日，新七旅另一个团又在开赴李堡途中被歼。

就在李默庵决定暂停进攻，调整部署之时，粟裕看准国民党军防线的薄弱处，率部南下对手的侧后，21日以第一师攻丁堰，第六师攻林梓，守军交通警察第七和第十一总队缺乏正规作战经验，除了一个大队突围而出外，余皆被歼。就在这同时，李默庵接令以驻扬州的整二十五师在西线北上攻击运河要地邵伯、乔墅、丁沟一线，策应国民党军对淮阴的进攻，粟裕则指挥所部西进如（皋）黄（桥）公路，攻黄（桥）救邵（伯）。25日，粟裕部在如黄路上遭遇自黄桥增援如皋的整六十九师九十九旅和自如皋开出接应的整六十五师一八七旅，粟裕当即决定以第六师攻九十九旅，以第一师和第二师第五旅攻一八七旅，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部署，战至27日，全歼这两个旅和如皋出援的一个团，获得苏中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1日，乘胜攻占黄桥。在西线，华中第十纵队顽强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虽丁沟、乔墅相继失守，但邵伯阵地仍能保持，而国民党方面因东线失利，影响军心，26日李默庵下令撤攻后退，“以主要精力巩固如皋、海安等地的防区，设置障碍，构筑堡垒，休整和补充部队”⁽⁶⁶⁾。苏中战斗暂告一段落。

国共两军苏中作战，国民党重在收复失地，解除中共军队对京沪一线的威胁；中共重在发挥内线优势，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因此，双方对作战结果的看法也不一致。战役历时一个半月，中共方面以损失1.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六个旅和二个交警总队，共5.4万余人（国民党方面统计为五个旅4万余人）。国民党战役指挥官李默庵认为：“我部虽然受到较重的损失，但是，实现了第一期作战计划。”⁽⁶⁷⁾中共则称苏中作战为七战七捷，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指示中称：华中部队“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⁶⁸⁾。对于中共而言，苏中作战带有战争初期战略侦察的性质，其成功的战略战术运用，对中共确立内线作战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起了重要作用。客观地分析，苏中作战，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粟裕能够抓住战机，连续作战，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胜面确实大于国民党方面。而且，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军事进攻势头正盛之时，中共在苏中战役中的胜利，对于坚定并鼓舞各战区与国民党作战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

2．皖北作战

与苏中相比，国民党在皖北的军事行动进展较为顺利。皖北战场分淮南和淮北两部分，部署在淮南的国民党军是其精锐主力第五军和整编七十四师五十八旅，作战目的是“确保津浦南段交通及首都安全”⁽⁶⁹⁾。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以四十五师为右翼，由六合攻天长；以九十六师为左翼，由来安攻盱眙；五十八旅为预备队，随右翼北进。7月16日，第五军开始北进。中共在淮南的部队是华中第二师，兵力装备上显然不及对手，地处孤立，又未能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而是采取了分兵防御的战术，使本已不足的兵力更形分散，在占据优势的国民党军压迫下，步步后退，处于被动，遭受严重损失。26日，四十五师攻入天长，29日九十六师占领盱眙，中共部队背靠洪泽湖，已无可退处，被迫向东转移至苏北淮安一带。

国民党在淮北战场的军事进攻由徐州绥署直接指挥，部署是：南路第七军由固镇向东面之灵璧、泗县、五河进攻；中路整五十八师由宿县、蒙城向北面之濉溪口进攻；整六十九师由宿县北之夹沟向东面之朝阳集进攻；北路整二十八师向徐州东陇海路两侧进攻；总的目标是从西、北两面进迫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便于随后在南面苏中、淮南国民党军策应下，三面合围淮阴。在淮北的中共部队是由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第七、八师和第二纵队，以及华中第九纵队，共五万余人。其作战计划是按原部署出击，在淮北寻机歼灭国民党军队一部，巩固苏北。

7月18日，国民党在淮北的军事进攻开始。在南路，第七军于22日占灵璧，28日占泗县，30日占五河。在中路，整五十八师于20日进占濉溪口，整六十九师于25日进占朝阳集。在北路，整二十八师于21日进至曹八集。陈毅抓住对手中路较为突出孤立的弱点，集中十三个团于27日攻击朝阳集，歼灭整六十九师九十二旅。此时苏中连战皆捷，陈毅认为：“现华中全境，苏中敌势已颓，淮南、淮北敌势正旺，”因此“决心在淮北打一二好仗，即可改变局势”⁽⁷⁰⁾。这种急于求成的想法，为其后作战不利埋下了种因。

朝阳集战斗之后，因北路国民党军队密集，“只能击溃，不能歼灭”，陈毅“决心以主力向灵壁、泗城找桂顽求战”。中共中央军委得知后，于8月3日指示陈毅：“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战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⁷¹⁾华中方面和山野内部也对先打泗县有不同意见，但陈毅决心已定，他以第八师主攻泗县城，第九和第二纵队分攻泗县东、西关，第七师位于泗县南阻援。这个部署使用兵力分散，攻城兵力不足。7日晚，陈毅部发起攻击，次日晨第八师攻入泗县城内，但守城的第七军一七二师为桂系主力，作战顽强，拼死抵抗，并借助优势火力反击，致八师伤亡严重，无力扩张战果，攻守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九纵和二纵对泗县东、西关的攻击均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因正值雨季，“火炮、辎重因雨水影响未及跟上，打援兵团又为河水所阻，无法投入攻城作战”⁽⁷²⁾，而第七军一七一师增援部队已突破阻击线逼近泗县，陈毅于9日决定后撤休整待机。

泗县战斗是淮北战场初期的关键一战。中共部队攻城未克，主力部队伤亡近二千五百人，这不仅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对部队的作战心态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国民党军借中共部队调整部署之机，迅速行动，导致中共部队在淮北、苏北均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3．两淮作战

8月10日，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为配合华东作战，以三个纵队出击陇海路豫东段，半月内占城五座，破路三百余里，威胁到徐州侧翼安全。徐州绥署在策定第二期作战计划时，不得不考虑这一情况，将作战重点置于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路东西两侧，以期改善徐州当面态势。徐西方面，以刚调来的精锐主力第五军和整十一师为左右两翼，分由宿县和黄口向砀山、夏邑进击；徐东方面，陇海路南侧由第八绥区夏威指挥整六十九师、整七十四师和第七军向宿迁进攻，陇海路北侧由第三绥区刘汝明指挥整二十八师向碾庄进攻，整五十九和七十七师向台儿庄进攻。

徐西方面，8月13日，整十一师自黄口向西攻击前进，19日再占砀山，21日第五军占夏邑，中共部队主动撤退。其后徐州绥署又命该两部配合郑州绥署的攻势，向鲁西南进攻。（有关鲁西南作战情况，详见下目）徐东方面，陇海路南整六十九和七十四师自西向东，第七军自南向北，21日发起进攻，直指宿迁、睢宁。整七十四师为刚投入战场的生力军，自恃兵精械优，一味冒进，与南路第七军很快形成对宿迁的夹击之势。陈毅部自泗县战后甚为疲劳，兼之对手又是重兵推进，遂决定暂避其锋，未作坚守之打算。8月27日，整六十九师占睢宁，29日占宿迁。陇海路北，整二十八师于22日占碾庄，整五十九师于9月2日占台儿庄，10月8日，又占峄县、枣庄。

自9月起，徐州绥署开始实施其第三期作战计划，重点是攻击中共苏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淮阴和淮安，以求尽早结束苏北战事，将中共部队压至陇海路北，再行山东作战计划。由于第一绥区作战不利，此期作战主要由淮北方面担负。其部署是：第七军由洋河向泗阳推进，占领泗阳后掩护整七十四师侧后安全，策应作战；整七十四师正面攻击两淮；整二十八师推进至洋河，为预备队；整六十九师守备宿迁。作战行动由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统一指挥。

经过前一阶段的作战，山东野战军转移至泗阳以东休整，华中野战军则在休整的同时准备攻击海安。面对国民党新的军事进攻，山野和华野之间在作战部署上出现不同意见。陈毅倾向于北移沭阳，而粟裕认为这样将使两淮空虚，一旦两淮失守，苏中与山东的联系将大受威胁，势将处于被动，建议山野在泗阳地区作战。这种不同意见，实际反映了自华东作战开始后，陈毅和粟裕在作战重点置于何处问题上的不同看法。陈毅强调淮北和山东的重要性，要求华中主力尽早北上作战。粟裕则更着重在苏中作战，认为如苏中“不断向坏的方向发展，于我不利，且部队拖来拖去亦徒增疲劳，着实不合算”⁽⁷³⁾。因此他不仅主张陈毅所部作战方向尽可能靠近苏中，而且认为“淮北如山东主力不南下，很难支持……对将来整个战局不利。建议山东主力迅速南下”⁽⁷⁴⁾。虽然陈毅受命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但他需要统筹各方关系，兵力的调动洵非易事，何况在战争初期，华中毕竟有很大的独立性，在兵力向什么方向集中的问题上，经过了反复的讨论⁽⁷⁵⁾。

对于华东战场的兵力使用，中共中央是在尊重战区指挥员建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的。最初，中共中央支持了粟裕的意见，指示华中野战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⁷⁶⁾。粟裕遂按照这个精神，部署攻击海安。然国民党军逼近两淮的现实，使苏北根据地处于危境，中共中央改变了方针，于9月9日指示粟裕，“目前各方敌情正在改变，无论将来向何方作战，似宜放弃海安，及时休整”。11日又致电粟裕等：“两淮危急，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⁷⁷⁾这表明中共在苏北作战方针的一大变化，华中主力北上作战的方针得以确定。

就在中共华中主力转移北上途中，山东野战军对国民党军的动向判断失误，将主力由泗阳北调，采取由北转西的作战方针，准备求歼由宿迁出动之整七十四师或攻睢宁，但整七十四师并未经宿迁出动，而是自运河西岸南下洋河，会同第七军从10日起进攻泗阳。山野不及调整部署，第七军于12日攻进泗阳。次日，整七十四师超越第七军，向淮阴发起猛烈攻击，守军虽是地方部队，但仍顽强抵抗。整七十四师借助优势火力，并由空军连日出动轰炸，17日进至淮阴城郊，复经二日激战，19日终于攻下淮阴。22日，整七十四师又占领了淮安。此时，山野和华野的主力部队均未能及时赶到战地，陈毅虽“五内如焚，力图挽救”，但终不能挽回两淮之失。

中共苏皖根据地首府淮阴失守，使国民党在苏北战场的军事进攻暂告一段落。此一阶段，国民党军将中共苏皖根据地压迫为自南向北沿运河以东的一条狭长地带，并对其形成了半弧形包围，迫使中共不得不作放弃苏北，向山东转移的计划。中共部队在作战中受到一些挫折，尤其是两淮失守，“由于事先缺乏思想准备，撤退非常混乱，损失不小，惊恐、埋怨情绪，一时相当严重”⁽⁷⁸⁾。至于失利原因，既有华野和山野兵力一直分散使用不能集中，也有对对手的进攻意图估计不确，还与陈毅在指挥中的失误不无关系。陈毅坦承：山野三月来未打好，“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⁷⁹⁾。但在整个苏皖作战过程中，国民党军注重的只是扩大占领区，故平均使用兵力，多点进攻，而未求歼中共部队的有生力量，虽然解除了中共部队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区的直接威胁，但并未能在战略上获得优势。

4．胶济路作战

全面内战爆发之时，国民党在山东只控制了济南、青岛和潍坊三座城市，大约占全省面积4％的地区。国民党在山东共有五个军，经略全省显然实力不够，因此，国民党在山东的初期作战目标主要为打通胶济路，建立济南、青岛两大城市间之联系，同时从徐州以一部进出鲁南，控制进攻基地，等待苏皖战事结束后，再会攻山东。

1946年6月，第二绥区制订了山东作战计划，以“贯通胶济路西段为目的。以一部确保济、青基地，而以主力编成东、西兵团，分由济南、昌乐，沿胶济路对进”⁽⁸⁰⁾。兵力部署为：东兵团为第八军，西兵团为七十三、九十六军，第十二军固守济南，第五十四军扫荡胶东，策应东兵团。6月25日，东、西兵团发起攻势，中共山东军区各部进行节节抵抗，但因实力不济，7月6日，国民党东、西兵团在张店西会合，打通了胶济路西段。继之，第八军于9日占淄川，七十三军于11日占博山，胶济路西段作战结束。

胶东方面，第五十四军自6月23日起由青岛北之城阳对即墨发动进攻，中共胶东军区部队进行阻击作战。城阳距即墨不过15公里，然因中共部队的坚强阻击，五十四军耗时10天，直至7月2日才攻下即墨。随后，五十四军以全部主力西进，10日占蓝村车站，12日占领胶县。此后转入休整。

9月底，第二绥区开始胶济路第二期作战行动，以“贯通胶济全线之目的”，“打通胶县至坊子间交通，并索匪主力而歼灭之”⁽⁸¹⁾。部署是，以第八军为西路，五十四军为东路，分自坊子和胶县东西对进。10月1日，第八军占昌邑，9日，五十四军攻占高密，次日与第八军会合，胶济路全线打通。

5．苏北作战

苏北战场经过短暂的平静之后，10月间大战又起。南线国民党第一绥靖区部队经过休整，于10月初开始自苏中向北进攻，由于中共华中野战军北调，战斗并不十分激烈，西线整二十五师于10月8日攻占高邮，控制了运河一线。东线整八十三师自海安北攻东台，26日占领东台，30日又占兴化。至此，中共在苏中的据点尽失，部队被挤压至苏北以盐城为中心的一个狭窄地域，处境不利。

在运河一线作战的同时，攻下两淮的国民党整七十四师自10月中起倾全力向东攻击涟水。涟水位于中共苏北尚存地区的中心，如涟水失守，不仅苏北无法立足，而且盐城北撤的后路将被切断，因此粟裕认为“必须彻底歼灭该敌，才能巩固涟水，保障苏中坚持之后路有所依托”⁽⁸²⁾。他部署在涟水进行坚决抵抗，华野第一、六师和九、十、十一纵均参加了涟水守备及外围运动作战。19日起，整七十四师分三路猛攻涟水，并以飞机大炮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持，与华中野战军发生激烈战斗。23日，整七十四师一部突入城内，双方以白刃战相拼，战况惨烈。经过反复争夺，华野终迫使整七十四师后退，至27日暂停进攻。此役中共部队付出伤亡六千余人的代价，其中包括十纵司令员谢祥军于10月24日战死城下，成为内战期间战死于战场的唯一一位中共野战部队纵队一级指挥官。

就在战场激战之时，中共华东部队内部有关作战战略战术的争论也在继续进行。由于前此分散作战的不利之处，华中野战军北上之后，粟裕等建议集中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得到了陈毅的赞成，陈毅还建议将两个指挥部合而为一，“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中共中央于9月22日复电，“同意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望即按此方针坚决执行”，并指示集中行动后，由陈毅担任司令员，粟裕担任副司令员⁽⁸³⁾。

对集中兵力作战的方针，华野和山野均无异议，但集中在哪一个方向，双方的考虑不尽相同。起初，陈、粟共同决定了一个首先在宿迁作战，然后西渡运河、恢复淮北的方案。然而此时，国民党在苏北发动军事攻势，在山东则占领峄县、枣庄，威胁山东解放区中心城市临沂。为此，陈毅认为：如临沂不保，全军供应困难，山东破碎，华中也难恢复，主张山野回鲁或全军回师入鲁作战。粟裕则认为，“两淮失陷后，华中局势即已严重……华中如不能坚持，则将使我大军局促于鲁中地区更为不利，造成山东莫大困难”，主张继续在苏北作战，然后出击两淮⁽⁸⁴⁾。这种分歧意见实际上是华东战事爆发后，华野与山野在主要作战方向置于何处上一直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⁸⁵⁾。

对于华东战场应以何方为作战重点的不同看法，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支持了粟裕的意见，指示陈、粟等人：“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开展局面，对淮海本身，对鲁南，对苏中，对配合刘邓均好”；“蒋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中共中央特别要求：华东各负责同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⁸⁶⁾。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仍未完全解决。涟水战后，华野留原地整补，陈毅率山野司令部和八师回鲁南，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整个华东局势，计胶济线、淮北、鲁南、苏中四个战场，目前不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彻底解决一面，战局难以改变。仍主张全力解决鲁南、鲁中之敌为主。”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敌既不打通津浦，又不切断陇海，而进攻临沂，其目的是欲调动我苏北主力北援（调虎离山），以便先解决苏北，然后以苏北、苏中主力（十二个旅以上）进攻山东，我们切不可上当”⁽⁸⁷⁾。这样，自9月两淮失守，到12月宿北战前，中共部队一直在苏北还是鲁南作战之间徘徊，“部队南调北移数次，虽也组织过一些战斗，但均未获得大量歼灭敌人的战果。部队打得很艰苦，也有不少损失，思想波动很大”⁽⁸⁸⁾。直到国民党军队在苏北继续向前推进，客观形势不得不要求中共部队集中兵力迎战，此一问题才得以最终解决。

国民党在苏北的军事行动于12月再度大规模展开，此时正值制宪国大进行期间，国民党急需战场上的胜利为自己打气。12月7日，徐州绥署发出第七号作命：“以迅速击溃共匪陈毅部主力于陇东以南地区，再向鲁南追歼其残余之目的，决先攻占阜宁……涟水沭阳……各要点，以利尔后之进剿。”⁽⁸⁹⁾具体部署为：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整十一、六十九师自宿迁进攻沭阳；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整七十四、二十八师和第七军进攻涟水；第一绥区李默庵指挥整六十五、八十三、二十五师进攻盐城；第三绥区冯治安指挥整二十八、五十一、五十九、七十七师在鲁南威胁临沂。

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仍以占领实地为目标。整七十四师自12月3日起再攻涟水，这一次他们避开涟水正面，改由侧翼突击，以伤亡四千余人的代价，于16日攻占涟水。与此同时，整八十三师于18日攻占盐城，整二十五师于27日攻占阜宁。

国民党军虽然在占领实地上得了便宜，但在宿北野战中却遭到重大损失。担任宿迁一线进攻的国民党军右翼为整十一师，自宿迁进攻沭阳；左翼为整六十九师，自宿迁进攻新安镇。这一路被认为对中共威胁最大，因为“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⁹⁰⁾。而整六十九师是由三个原建制不同的单位组成，战斗力及协同作战能力均较差，因此陈毅和粟裕在提出多个方案反复考虑之后，决定先打整六十九师。作战部署是，由谭震林统一指挥涟水、盐城方向的华中部队，尽可能牵制当面国民党军，粟裕则指挥山野第一、二纵队、第七、八师和华野九纵共三倍于整六十九师的兵力，秘密行动，隐蔽开进，在对手尚未发现自己的意图时，于15日晚突然出击，切断了整六十九师与整十一师之间的联系，将整六十九师分割包围于宿迁北人和圩一带。整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言大而夸，“平时侈谈战略战术滔滔不绝”，然缺少实战历炼，“遭此不意袭击，张皇失措，无法对付，部队陷于混乱”⁽⁹¹⁾。近在咫尺的整十一师非但未能解救戴之奇，反因其在整六十九师右翼的二个团弃守阵地时未通知整六十九师，而使整六十九师师部所在地人和圩更陷于重围之中。战至19日晨，整六十九师三个旅二万余人被全歼，师长戴之奇自杀，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也因而丢了官。

宿北战役首开内战以来中共部队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三个整旅的记录，这是中共在华东战场一大胜利。这也是中共华中与山东野战军统一行动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上下都极为关注。中共中央严令“只许打胜，不许打败”⁽⁹²⁾，这对于一贯重视下属主观能动性的中共来说，并不多见，可见中共对此役的重视。此役之胜，对中共华中与山东两大部队此后顺利协同作战、积累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提高民心士气都具有重要意义。粟裕认为：此前，中共在苏北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战役将决定我们能否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将战役的主动权夺取到手中”。因此宿北战役“可以说是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开端……是胜利实现这一转折的标志”⁽⁹³⁾。此战之后，华东战场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陈毅“长期抑郁的心情为之一扫”，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要尽量保持华中盐阜地区，我未能贯彻集中大兵力的主张，数月来，用于钳制的兵力太大，今后当可多用兵去突击（由于华中城镇沦陷，包袱放下）。”“过去的问题是山东部队常不安心南下作战，华中部队亦不肯入鲁作战。数月来的矛盾，由于战局演变，现已解决，今后可集中从鲁南向南打。部队编制、番号均须统一。一面作战，一面正商讨整编办法。”⁽⁹⁴⁾虽然中共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最终被迫自苏北撤向山东，但在这一转战过程中，中共不仅没有在有生力量上受到大的损失，而且保持了部队的高昂士气与战斗力，这在战略防御的一方并不是容易做到的。

国民党军队苏中、苏皖、两淮、苏北作战的结果，于损兵折将的同时，基本完成了其最初的作战计划，最大的收获是占领了苏北全部县以上城镇，将中共主力部队压过了陇海路，既解除了中共对长江南岸南京、上海一带的直接威胁，又为下一步山东决战准备了条件。李默庵认为：“由于双方作战目的不一样，各自评价也不一样。我当时奉命作战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驱走解放军，维护占领区的安全。所以，尽管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军对南京政府的威胁。从这点上看，我部达到了作战目的。由于我指挥的部队较多，损失一些，也算正常，南京政府从来没有怪罪我什么。”⁽⁹⁵⁾然而他也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采取的是分进合击，稳扎稳打的正规战法，但是因为各部队之间的战斗力不整齐，战力强的部队容易受战力弱的部队拖累，加之指挥官麻痹大意，骄傲自信，又不能集中兵力，优势变成了劣势，战斗中吃亏甚多。

尽管如此，苏中、苏北作战对国民党军队确立对中共的战略优势地位并无多大裨益，其中关键在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目标大多局限在占领实地，各个部队为了确保自己任务的完成，只求占领上级规定的要地，而对当面中共部队则都乐于推至其他部队的作战地域，这种战术使中共部队有生力量未受大的损失，而国民党军队每占一地必分兵守卫，反赋予中共部队灵活运用、任意打击国民党军队驻守各点的机会。国民党军队在苏北战场投入兵力虽数倍于中共，但主攻方向不明，缺乏协同与策应，“兵力虽较优势，但均胶着于据点，致决战方面，兵力反较敌为劣”⁽⁹⁶⁾。然而当时国民党仍然陶醉于苏北的军事进展之中，其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华东主战场即将转入山东境内。

四　华北战场的风云

华北战场是国共争夺的重点之一，自抗战结束之后，华北战场便一直冲突不断。停战协定签订后，华北战场暂时得以平静，及至全面内战爆发，华北的战火再度燃起。不同的是，中共在华北战场一度占据着军事主动地位。

1．北线作战

华北北线国民党军分为第二（山西）、第十一（河北）、第十二（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战区。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在华北除了晋南和豫北有攻势外，其他地区暂取守势。中共方面，赋予华北部队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即首先集中晋察冀四个纵队主力出击平汉路北平石门（石家庄）段，相机占领保定与石门两城；然后以晋察冀主力入晋，会合晋绥部队夺取正太、同蒲两路，相机夺取太原与大同两城；这样将使中共华北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可西接陕甘宁，东接东北，确立中共在华北的战略优势。因此，中共中央强调此一计划“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⁹⁷⁾。就国共在华北的军事实力对比而言，中共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显然脱离了实际，同时高估了己方力量，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和决心。

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共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和晋绥军区贺龙等负责人认为，如果同时出击三路四城，则兵力不易集中，建议先打大同，再战平汉路，末战正太路。大同位于国民党华北三个战区的结合部，其兵力调动不易迅捷，而且经过前一阶段的晋北作战，大同已陷于孤立，如攻下大同，则晋绥到晋察冀的交通得以畅通，并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因此这一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首肯。

大同为著名煤都，三面环山，筑有四郊、外廓和内城三道防线，易守难攻。守军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指挥的三个师及零散部队两万余人。楚溪春判断中共部队为有备而来，而大同至太原铁路已断，增援不能北上，东西援军则分属另两个战区，能否及时赶到难以预料，因此作了困守的准备，事先即储存了大量粮弹。大同城池设防坚固，阎锡山部队接收后，增挖深12米、宽16米外壕一道，并以暗道通入城内，同时筑有侧防工事，控制壕内。城外要点均以碉堡和壕沟构成防线⁽⁹⁸⁾。防守部署考虑到“若将兵力分散，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虑”，因此要求“选择要点而占领之”，主动放弃了若干城外据点，收缩至城郊，依托核心据点和坚固工事，划定责任区据守⁽⁹⁹⁾。尽管大同守军成分复杂，建制混乱（两万人的部队，单位则有七八个之多），但在一定的协调准备之下，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

作为大同攻击战的序战，7月20日，中共晋察冀部队开始攻击应县，但历时20天攻击四次未克（后来直至大同战役结束也未能攻下），此一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8月1日，他致电聂荣臻、贺龙等人，提出：“应县久攻不下，你们对攻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估计到。”同时，他还请自北平回晋察冀的罗瑞卿向聂、贺等人转达了他的先打平汉路的意见⁽¹⁰⁰⁾。然而毛泽东的提醒和意见未能引起前线将领应有的注意。8月2日，聂荣臻在阳高主持晋察冀和晋绥军区联席会议，会上多数人认为大同已成孤城，守军战斗力不强，估计一个月内可以解决战斗。会后调集了晋察冀五个旅和晋绥四个旅的兵力，以四个旅攻城，五个旅打援，战役前线指挥部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和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分任司令员和政委。实际上这九个旅并非全建制参战，尤其是攻城部队总人数不到两万人，与大同守军人数相比并不占优势。而且由于整个作战准备时间不够充分，又是两个方面联合作战，联络不能得心应手，为失利埋下了伏笔。

8月初大同攻击战打响。中共部队经一周作战，基本攻克了外围据点，守军收缩至城郊。14日，中共部队以十三个团的兵力对大同近郊和城关据点发起攻击，由于守军“依托坚固工事、充足的弹药和复杂交错的碉堡群进行抵抗”，而中共部队“由于没有攻坚经验，火力不强，仅用手榴弹和梯子攻敌人的碉堡，效果不大”。大同矿区虽然有充足的炸药，但“没有利用爆破进攻。近郊作战打得非常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许多据点得而复失，形成拉锯”⁽¹⁰¹⁾。直到9月4日，才攻至城垣。

大同被围后，因为阎锡山困守太原，自顾不暇，8月9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告以“大同部队应归兄指挥，如此则调配补给皆易生效，如兄以为可，则中即电阎长官照办，此乃有益大局之事，兄自无须推辞也。……至如何空运交警部队及武器增援，请兄主持定夺，概可照办”。次日蒋电阎锡山称：“大同情势日急，该处作战似由绥远方面负责指挥为便，……中意大同方面之指挥，就近暂归第十二战区之战斗序列为宜。”⁽¹⁰²⁾此在蒋为一举两得，既可促傅速援，解大同之围，又可在傅、阎间打入一个楔子，便于居间运用。此着果然生效。傅作义因大同划归自己指挥，增援颇为积极，而阎锡山因大同危在旦夕，对这块肥肉落入他人之口也不便表示什么。8月底，傅作义在先派出一个交警大队空运大同后，下达了增援大同的作战计划，“以夺取集宁，威胁张垣，并解大同之围之目的，即以战区主力，分途向集宁攻击，并相机捕捉匪军主力于丰镇附近，予以歼灭之”。具体部署为，中路以暂三军攻击平绥路之卓资山，北路以暂骑第十二、十四纵队攻击集宁，南路以三十五军攻击归绥丰镇公路上之香火地，俟后会合攻击丰镇，解大同之围⁽¹⁰³⁾。

9月1日，傅作义各部开始自归绥向东攻击前进。中共事先未估计傅部会全力援大同，打援准备不足，部队猝不及防，5日傅部暂三军占领卓资山，由于其他各部距离尚远，傅改令暂三军攻击集宁。面对傅部积极东援的态势，中共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对大同暂取围困之势，集中七个旅四万部队打击傅军。7日，暂三军绕道进抵集宁城下，发起攻击，而中共部队因联络不畅，8日晚才得知此信息，随后各部陆续到达集宁四周，自10日起双方在集宁城郊展开激战。傅部一面抵抗，一面攻城，各据点有反复争夺至五六次者，由于中共部队占据了兵力优势，战况渐对傅军不利。9日，傅部主力三十五军到达卓资山集结，然因情况不明，未能及时向集宁前进，暂三军陷于苦撑之境，由于空军的支持，也由于中共部队没有组织连续进攻，使其得以稳住阵脚。

12日，傅部三十五军一〇一师开始东进增援，暂三军一部攻入集宁城内，此时中共部队如能集中兵力一鼓而下集宁暂三军，则形势有利，但此时前指决定调兵打击三十五军，结果导致兵力分散，而且因为是临时决定，部署、协同、联络等问题均不能及时解决，甚至连对手的位置也不十分清楚，结果打援计划未能实现，集宁战场也陷于胶着。这是中共部队此役关键的一次失误，傅作义其后总结时认为：“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一个是侥幸。”⁽¹⁰⁴⁾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13日中共前指决定撤出集宁。聂荣臻认为“我如仍以重兵屯驻于大同坚墙之下，已属不利”，因而“决心撤除围攻大同之部队，以便迅速休整，准备执行新任务”⁽¹⁰⁵⁾。大同遂于16日撤围。

大同、集宁作战，中共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集中兵力并确定作战重点。中共在大同战场的兵力本居一定优势，但由于重在攻城，且对国民党军队守城决心与攻击坚固设防城市的困难估计不足，攻城战术有误，导致久攻不克。在集宁作战中，又未能集中兵力一鼓而下，轻率分兵，导致战场形势胶着，不得不撤出战斗。聂荣臻这样评价大同战役：“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在攻城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打援上，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前来救援大同的敌人，那后果就会大不相同了。起初虽然我们部署了五个旅准备对付傅作义的增援，但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这一点是不明确的。再加上后来集宁方面战场指挥的错误，就导致了这次战役的失利。”⁽¹⁰⁶⁾当时作战的指挥者之一罗瑞卿认为：“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这是起了战略性的影响的。主要的还不是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主要的是影响了冀察晋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是没有明确的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相当典型的战例！”⁽¹⁰⁷⁾

中共大同作战失利，立即导致中共华北区中心城市张家口处于危境之中。9月中旬，北平行辕制订张垣（张家口）会战计划，“以收复张垣，打通平绥路，巩固华北，截断共匪国际通路之目的，以十一、十二两战区主力，分沿平绥路及其两侧地区，东西并进，向张垣攻击，以东北兵团之一部，分别进出赤峰、围场及独石口各附近，策应张垣攻势，并遮断匪北窜退路，将匪包围而歼灭之”⁽¹⁰⁸⁾。根据此一计划，东线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第十六军由南口、五十三军由怀柔进攻张家口，九十四军集结于沙河，准备出击怀来南侧，对张家口形成包围之势。十六军率先出动，于9月29日起，从南口、青龙桥向怀来方向攻击前进。

自大同作战失利后，中共即已估计国民党军将向张家口发起进攻，面对对手的东西夹击战略，兼之己方部队因大同之战伤亡较大，甚为疲劳，聂荣臻等晋察冀军区领导人本“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然而，由于华北方面初战不利，中共中央指示“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¹⁰⁹⁾。遵此，晋察冀军区以主力二个纵队置于东线，以一个纵队置于西线，另以一个纵队出击平汉路，准备以防御作战结合运动作战，打击进攻的国民党军队。

9月30日，国民党第十六军进占平绥路要点康庄，并经整顿后于10月3日开始猛攻怀来，中共部队一面节节抵抗，一面发起运动反击，致十六军苦战一周而仍无进展。此时，五十三军经激战于11日占领延庆，九十四军之四十三师进至怀来南之长城线。就在东线激战之时，西线傅作义部却坐山观虎斗，按兵不动。傅作义曾于9月24日飞大同视察后致电蒋介石，称：“大同守军经四十余日之苦战，均已疲惫不堪，且该部素乏攻击训练，势难再赋予第二任务。”⁽¹¹⁰⁾傅明知蒋已令其攻击张家口而如此说，一面是对他增援大同期间第十一战区不予配合行动表示不满，一面也是借机向蒋提高要价，而蒋也只有重施故伎，将张家口划入第十二战区管辖，诱使傅积极行动。

傅作义在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后，积极部署进攻张家口的行动，企图乘中共主力“与第十一战区部队在怀来方面作战，而张垣西侧防务空虚之顷，尽速秘密移师东进，夺取张垣”⁽¹¹¹⁾。他采取声东击西战法，一方面令部下在大同扩大番号，采办军需，造成将由大同沿平绥路正面东援的假象，而以董其武指挥三十五军的二个师和暂三军一个师及骑兵集团秘密集结于集宁地区进行演练准备，并以三十五军和暂三军各一个师为二梯队在大同随时准备增援。傅充分发挥骑兵在塞外的作用，令董部绕由长城外荒芜之地向张家口以北疾进，保证了行动的迅捷与出人意外。由于中共事先估计傅部出动将在怀来攻下之后，援军将走平绥路，而且援军数量不会很大，因此西线部队大部位于平绥路待命，不料傅部避开铁路，由北面直扑而来，9月27日袭占兴和，10月6日占尚义，8日傅部骑兵直下张北，中共守城部队只有一个连，不得不退出。张北位于张家口以北不过百余里，此处一失牵动张家口形势顿趋紧张。东西线中共部队临时调动已缓不济急，10日傅部进至长城要隘狼窝沟，张家口完全处于其威胁之下，当晚中共晋察冀各机关仓促撤离，次日，傅部进入张家口。

张家口既失，平绥路阻击战也失去意义，中共部队主动撤退，国民党西线部队于12日占宣化，东线部队于13日占怀来，14日在宣化东会师，打通了平绥路。随后继续向南北扩展，至11月初，北线先后攻占了商都、新明、康保、宝昌等地，使热、察、绥三地交通得以贯通；南线则占领了蔚县、广灵、阳原等地，使大同周边态势得以改善。

张家口作战实际是大同、集宁作战的延续，对国民党而言，打下张家口是其既定目标，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大同和张家口先后划归第十二战区管辖，调动了早就想向华北中心腹地发展的傅作义的积极性，傅则运用了适当的战略战术，并充分发挥了奇兵的作用⁽¹¹²⁾。因为傅作义的部队多年跟随他，彼此熟悉，指挥运用得当，协同能力明显好于所谓中央军⁽¹¹³⁾。几仗打下来，傅作义颇为自负，他在部队长会议上声称：“无论如何今天和共产党作战，比过去和日本人打仗，容易的太多了。”⁽¹¹⁴⁾他还特意让其新闻处副处长阎又文捉刀起草了一份《致毛泽东的公开电》，自吹自擂：“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¹¹⁵⁾

对中共而言，张家口是中共所占的有数的大城市之一，虽然有了撤离的准备，但在东线阻击成功的情况下，为傅作义部所乘，导致张家口的过早丢失，确有失误之处。内战开始，华北几仗中共部队打得都不理想，“有些同志震惊于张家口之失，议论纷纭”，“由此产生的埋怨情绪，甚至对战胜蒋介石缺乏信心”⁽¹¹⁶⁾。事后总结，罗瑞卿的意见可为代表：失利原因，“一个是远的，叫和平幻想，备战不足，和的工作作得太多了，备战工作太少了，复员过多直接影响到战争，练兵工作我们没有抓紧，军工建设也没有大力进行，当时张家口那样好的环境，我们连手榴弹迫击炮弹也没有多准备些”；“近的原因，主要是在军事指导上，初战没打好，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战役指导上和战术指挥上均存在问题”⁽¹¹⁷⁾。

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以及在此前后占领安东等城，使当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控制区城市数达到63座，可称其进攻的顶点。10月17日，陈诚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对国民党军事行动作了乐观的展望。他认为，张家口收复后，冀察热绥以及晋北均可联系起来，对战略有很大的影响。当有记者问及内战前景时，陈诚自负地说，如果迫不得已而作战，我想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对于交通，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¹¹⁸⁾。但张家口之战的影响不仅是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中共以国民党军是否停止攻击张家口作为能否继续维持国共关系的条件之一，而国民党军攻下张家口的当天，蒋介石得意之余，宣布如期召开国大，导致国共关系急转直下，从此再无挽回的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家口之战是全面内战爆发初期的标志性战役之一。

大同、张家口作战是华北战场北线的西路，华北战场北线的东路是热河作战，不过热河位于华北与东北的结合部，国共双方在此的作战都由东北方面负责，而又与华北密切相关。

承德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攻击重点之一，还在上年底，承德即发生激烈战斗，只是由于停战令的颁布，才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停止前进，为此，东北国民党军指挥官杜聿明一直心有不甘。关内打响之后，国民党在东北方面暂时维持了和局，而将东北部分兵力转用于热河，企图拿下承德，截断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大区之间的联系，并保证东北的侧翼安全。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为热河的行动调动了第十三军和九十三军，又加上了第十一战区的第五十三军，共三个军的兵力，而中共部队则只有冀热辽地方部队七个旅，就军事实力而言，显然不及对手，因此中共也没有准备在承德地区与国民党军队硬拼。8月下旬，第十三军担任主攻，由凌源沿锦承路进攻承德，五十三军和九十三军策应，分由绥中进攻都山（今青龙）、由锦西进攻凌南（今建昌）。28日，十三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随后，第十三军负责热河守备，五十三军和九十三军转向冀东卢龙、迁安方面进攻，第十一战区出动第十六、九十二军由平北之怀柔、密云向平谷、遵化进攻，九十四军由唐山向丰润、玉田进攻，整六十二师由滦县向乐亭进攻，企图全面解决冀东中共部队，安定东北后方和平津侧翼。至9月底，国民党军在冀东占领了十余座县城。张家口作战期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又以第十三军和九十三军出动配合作战。10月7日，十三军攻占围场，然后转向西进，12日占领多伦，17日占领沽源，与察境之国民党军打通联系，同时九十三军于10日占领了热河中心城市与交通枢纽之赤峰。然而就全盘战局而言，热南冀东的作战并不是国共双方关注的重点。

2．南线作战

华北战场南线主要指以豫东、豫北、鲁西南为中心，包括晋南部分地区的作战地域。国民党方面以郑州绥署刘峙所辖兵力为主，并得到徐州绥署薛岳部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的支持，中共方面则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承担该线作战任务。由于该区域地理位置处于华北北线、华东和中原诸战场的结合部，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共双方在此线的作战，除了攻与防之外，还有牵制、配合其他战场作战的目的。

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根据其全盘部署，赋予晋冀鲁豫刘邓部的任务是，“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开（封）徐（州）间陇海线之占领及豫东、淮北各城之占领全归刘邓薄（一波）负担”⁽¹¹⁹⁾。此一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出击陇海路，切断国民党徐州和郑州两大军事集团间的联系，分散国民党军兵力，沟通中共晋冀鲁豫和华东两大区的联系，从而配合华东以至全国战场的作战。根据这个指示，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三个纵队首先出击豫东。

国民党在豫东的兵力部署极为单薄，只有战斗力不强的前西北军刘汝明部整五十五和六十八师及一些地方部队，分布在陇海路开封至黄口段及豫东广大地区。“惟因正面过广，处处形成空隙；且地当徐、郑两绥署之结合部……仓促应变，难期发挥统合战力”⁽¹²⁰⁾。8月10日夜，刘邓以三个纵队分左、右两路向陇海路沿线突然出击，当夜左路攻占砀山，右路攻占兰封，控制了百余公里铁路沿线地区。随后继续南下豫东，半月内连占杞县、虞城、通许等地。迫使国民党调华东战场的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和在豫西的三个整编师分从东西两面驰援。在国民党东西对进的军事压力下，加之“作战半月，伤亡五千余，已感疲惫，亟待休整”⁽¹²¹⁾，刘邓部队遂撤回陇海路北，结束了此次作战行动。

陇海路两侧战事虽告一段落，但蒋介石判断“刘伯承部经各部反击，伤亡惨重，开始向北溃退”，因此于8月底下令徐州、郑州两绥署发起对中共冀鲁豫区的攻势⁽¹²²⁾。国民党军队摆出钳形攻击态势，东线以徐州绥署所属之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率第五军、整十一师及新二十一旅，自虞城、砀山一线向北出动；西线以郑州绥署所属第五绥区孙震部整三、四十七师为左翼兵团，第四绥区刘汝明部整五十五师和六十八师的一一九旅为右翼兵团，自考城、兰封一线向北出动，另以整四十一师自长垣东进，掩护北侧安全，各部进攻的中心目标是中共冀鲁豫区的中心城市菏泽和定陶。为了显示进攻决心，刘峙将郑州绥署前进指挥所设于攻击出发地考城，将第四、五绥区司令部由许昌和驻马店前移至兰封和开封，就近督导攻势。8月底9月初，东西两线部队开始攻击前进。

面对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中共中央指示刘邓以整三师为打击重点。因为西线国民党军队实力不及东线（两个师不过1.7万余人），整三师又是其中唯一的嫡系部队，如能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聚而歼之，估计其余各部将知难而退。为此，刘伯承、邓小平调回原在豫北的一个纵队，集中全部主力四个纵队，预备在鲁西南歼灭整三师。恰于此时，刘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或许是因为攻击途中并未遭到大的抵抗，他令原为齐头并进、会攻定陶的整三师和整四十七师分别攻击菏泽和定陶，使两部之间的距离拉大到二十余公里，与其他部队相距至少也在三十公里开外。事为中共部队侦知后，刘邓立即决定改变原定作战时间与地区，提前开始围歼整三师的行动。

9月3日，晋冀鲁豫野战军诱使整三师进入定陶西南天爷庙预设地区，以第二、六纵队为右集团，第三、七纵队为左集团，实施向心攻击。刘峙得知整三师被围，急令各部迅速增援，但为晋冀鲁豫阻击部队所阻，整四十七师离整三师不到十里，仍未能会合。整三师方面，战至6日晨，大部被歼，师长赵锡田见增援无望，于当日午后率余部突围，结果于混乱中全军覆没，赵本人被俘⁽¹²³⁾。随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乘胜追击，又歼灭退却中之整四十一、四十七师各一个旅。至9月8日，国民党军退回进攻出发地。定陶战役，国民党损失一个整编师及二个旅，共1.7万余人，被中共誉为“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¹²⁴⁾。此役之败，国民党指挥无能、协调不周、将无斗志、兵无士气的诸多弊病暴露无遗。刘峙轻率下令改变攻击目标，导致战线出现漏洞，而在一部被围的情况下，增援部队又迟迟不能到位（最近者不过相距五公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结局。国民党统帅部恼怒于刘峙的指挥无能，于9月14日下令免去他的郑州绥署主任职务，改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郑州绥署主任。

由于中共的攻击重点在西线，东线国民党军的行动较为顺利，9月初起先后进占单县、城武、鱼台、金乡，12日攻占定陶，20日攻占菏泽，完成了预定作战目的。接着，第五军和整十一师北、南两路，沿菏泽、济宁公路自西向东行动，作战目标进一步指向巨野、嘉祥。由于整十一师态势稍为突出，部署较分散，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以一个纵队牵制第五军，集中三个纵队寻歼整十一师。9月29日，第五军首先与阻击部队接战，晋冀鲁豫二纵以龙堌集为核心，顽强抵抗十天，第五军前进不过十余里。与此同时，晋冀鲁豫三、六、七纵从10月3日开始攻击整十一师，因整十一师几次变更部署，攻击扑空。6日，晋冀鲁豫三、七纵猛攻张凤集，与守军1团展开逐屋争夺，双方战线犬牙交错，均有惨重损失。奉令解救的第五军激战竟日，终未有大的进展。整十一师师长胡琏对第五军进展缓慢甚为不满，如果不是整十一师战斗力较强，必定重演定陶战役之一幕。结果整十一师还是靠自己的力量，于次晚以两个团接应张凤集守军余部突围而出，全师集中一处，方免被歼之命运。此后，国民党统帅部感到鲁西南作战地域分属两个绥署在指挥上的不便，将其全部划归郑州绥署指挥。郑州绥署于10月下旬集中八个整编师兵力，继续在鲁西南追踪刘邓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甄城以南歼其一个旅后，主力避其锋芒，主动撤过黄河，至濮阳一带休整。

在晋南战场，郑州绥署所属的第一战区胡宗南派出四个师，北渡黄河自运城沿同蒲路北进，期与介休南下的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会合，打通同蒲路南段；中共则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部在晋南作战，任务是夺取同蒲路南段若干县城，沟通与晋绥区的联系⁽¹²⁵⁾。7月上旬，胡宗南部进入山西，连续占领同蒲路上之闻喜、侯马、曲沃等地。陈赓部首先于7月中旬歼其一个旅，接着于8月下半月在同蒲路南段临汾以北地区，连续攻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五城，控制了同蒲路南段，又于9月24日在临汾、浮山公路全歼了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部整一师第一旅五千余人。不出3月，陈赓部三战三捷，受到中共中央的嘉奖，陈赓因而和粟裕一道被誉为中共新起的军事家。

豫北战场，郑州绥署为巩固平汉、陇海两路安全，策应鲁西南作战，由整二十六军军长王仲廉指挥四个师，先于9月底占领了平汉路东的道口、浚县等地，再于10月中旬占领平汉路西的焦作、博爱、沁阳等县城，下旬占领鹤壁，结束了豫北作战。

华北南线以鲁西南为中心的作战，国民党军队占领县城二十五座，并将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暂时抑制在黄河以北，但国民党军队为此被牵制诸多兵力，战略上也未达成其预期目的。其战史承认：“国军两绥署投入之兵力达三十余万，以优势战力居外线之有利态势……惜因缺乏统一之指挥、齐一之行动，虽屡有斩获，但亦损兵折将。”⁽¹²⁶⁾

第二节　内战调处与和平运动

一　三方均不满意的调处

内战全面爆发之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是“边打边谈以打为主”，打是为了获得与己有利的谈，谈是为了掩盖打。蒋介石虽然还在公开场合谈论和平，但在内心里，他已承认其通过和谈拘束中共战略的失败，对中共采取了誓不两立的态度。7月18日，蒋在青年军复员工作检讨会上讲话，称国民党真正的敌人是中共，“要彻底消灭共党，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方面对共党发动全面的斗争”⁽¹²⁷⁾。在此前后蒋作类似的演说不止一次，其通过军事手段消灭中共的方针已经无可更改。在这种方针下，国民党干脆回避谈判一事。中共方面还在作谈判的努力，然而照马歇尔对叶剑英所言：这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周恩来坦承：“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从七月到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方针。”⁽¹²⁸⁾

7月15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¹²⁹⁾。司徒雷登长期在华活动，可谓中国通，他出任大使出于马歇尔的极力推荐，因为马氏认为，“中国局势的恶化和围绕着委员长周围的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的决定性影响力使我确信，我需要在调解努力中，获得一位有着无可争议的品行和诚实，并在中国有长期经验的美国人的帮助”。“司徒雷登博士对于中国及其人民心理的了解，对于中国语言的熟练掌握，以及国共两党对其共有的尊敬，使他成为参加调解努力的极好人选。他的参加将可抵消对于我缺乏对中国事物了解的批评”⁽¹³⁰⁾。司徒雷登的任命确实为美国调停带来了新的动力，无奈其时运不济，没能挽救美国调停的命运。

自7月中旬起，蒋介石避居庐山，等待战况的发展。此时国共谈判已经中止，只有美国人还在作着徒劳无益的努力。对于美国的调处，蒋的方针是“使马歇尔氏明了欲完成其调解之使命，不在单独使国共两党妥协之一途，而应另觅途径，即先协助政府用军事解决，然后再收抚之，此乃剿抚兼施之道也”⁽¹³¹⁾。马歇尔不顾盛夏酷暑，仆仆风尘，自7月18日至9月15日，八上庐山，奔走于南京庐山之间，虽然还想努力挽救危局，但实际上也不过是随着蒋的方针转而已。

8月1日，司徒雷登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一个由国共双方各二人组成的非正式小组，加上他本人，以达成打破僵局的协议。5日，蒋介石在庐山会见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蒋同意司徒的建议，但重提6月所提诸条件，并称这是“最后之条件”，“为政府最大限度让步。如共方有一不能同意，则应断然中止谈判，不可再予以拖延之机会也”⁽¹³²⁾。次日，司徒雷登在南京向周恩来转达了蒋的意见。周恩来回答司徒：蒋的要求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蒋要求无厌，故内战责任应由蒋负之；美既为调解人，应主持公正，判明内战责任在蒋，不能形式上不管，实际上驻兵助械借款，仍是参加内战，不能卸脱责任。会见后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蒋为大打，必先多方要求，而美亦有可能放手让蒋大打一阵再谈。如此，我必须一面在准备全面大打的基础上，打两三月再谈，也可能谈不成，而全面大打下去。”中共中央回电同意周的判断与答复⁽¹³³⁾。美国调处者在中国特色政治面前不能不感到自己影响的有限。

对于谈判的僵局，美国人很不满意。杜鲁门认为，蒋介石的行动与美国在华所要达成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他在8月10日将一封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请其转蒋，信中称：“本人自向阁下派遣马歇尔将军作为本人特使以来，曾密切注意中国之局势。深以为憾者，本人不得不断言，马歇尔特使之努力似属徒劳无益。”“除非短期内能见明证，使人确信中国内部问题之和平解决已有真正进展，否则欲期美国舆论继续对贵国持优容态度已不可能。进而本人必须重新确定美国立场并向美国人民加以说明。切盼不日可闻阁下之积极表示，冀其有助于实现贵我双方共同宣布之目的。”⁽¹³⁴⁾当天，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称为了结束目前中国日渐滋长之冲突已用尽全力，但冲突仍在天天扩大，蔓延全国，有演至不可收拾之势。国共双方尚有若干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无法获得协议，以至不能发布完全停止全国冲突的命令⁽¹³⁵⁾。马歇尔在与国民党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本人的多次谈话中曾强调，美国不会担保中国的内战，美国的目标是一个统一和新生的中国，而不是如委员长的某些顾问所想象的，是使共产党就范。马歇尔告诫国民党，政府遵循的策略是压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然而这种努力反为共产主义制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以财政和经济状况为例，认为军事行动的继续将使情况更为严重，因此内战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将为共产主义提供迅速滋生的土壤，提供颠覆政府的极好机会，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¹³⁶⁾。18日，杜鲁门以行政命令禁止对华输出军火，以此作为促使国民党“作出某些合理妥协的唯一手段”，同时亦符合“给予国民政府以有条件的支持”的原定政策⁽¹³⁷⁾。

面对美国人的压力，国民党内的反应不一。正在巴黎开会的外长王世杰连续致电蒋介石，认为“倘我不采若干步骤，致使马歇尔陷于完全失败状况，美国政府将必采取若干不利于我之措施与声明……基于此种考虑，认为钧座对于中共问题，至少尚需更作六个月之忍耐，拟请责成俞部长大维等，与马歇尔及中共，就业经商有成议之约定整军等事先行成立协议，六个月内，如该协议不能实行，政府自可自由行动”。蒋介石以此令陈布雷研究意见，陈认为，王“对美国舆论非常顾虑，常恐因坚持中共撤退苏北，而影响马歇尔之使命与美国对我之观感”，对王不无揶揄之处。他提出，如蒋认为“马帅态度尚不如其声明之焦急，拟请钧座将最近与马商谈情形电告雪艇（即王世杰——作者注），以安其心”；如蒋“亦认为美国当局对谈判停顿畏怯太深，而有另发声明之可能，则似宜对当前僵持之局，有以缓和之”⁽¹³⁸⁾。在这种情况下，蒋既未接受王之意见，但又不能不对美国人的表示略予敷衍。8月14日，蒋介石在纪念抗战胜利周年文告中，提出召开国大、遵守政协决议、改组政府、停止冲突等主张，19日，蒋函复杜鲁门，解释国民党和他本人的政策，指责中共不能合作，称将“竭尽所能，排除万难，与马将军取得合作”；继表白“政府方面，亦不免有少数分子曾有错误之行动，但比较共产党之公然破坏协定，其程度相去甚远。政府方面，如再发见类似错误，则将予以严厉之处治”；表示“切盼共党方面能接受余之意见，政府方面必将尽一切可能使此等达到和平民主之步骤，迅速成为事实”。但是，蒋并未提出具体主张，而私下在日记里仍表示“坚持我一贯之政策，决不为任何环境压迫而有所动摇”⁽¹³⁹⁾。说明蒋介石此时仍寄希望于靠军事解决问题，无意真正言和。

马司联合声明发表之后，调处和谈判实际处于停顿。中共认为“今后将有一个相当时期是大打大闹时期，而主要是靠打得好，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此时谈判的目的则在于“揭露蒋及逼美表明态度”⁽¹⁴⁰⁾。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中指出，马歇尔在3月回美国前，“声望是很高的，因为他当时的行为一般是公正的。他对于和平民主的原则是坚持的，他对于顽固分子是曾予以斥责的”；接着批评马氏，“并不为已成的协议之实现去奋斗，却不顾已成的协议，而来重新‘调处’，这样，就使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肆无忌惮，美国反动派也越来越肆无忌惮，马歇尔自己的地位就越来越低”⁽¹⁴¹⁾。这表明马氏已经失去中共曾有的信任，已被中共视为国民党的支持者，他的中立调处者地位很难继续维持。中共的谈判策略此时也有了重要变化。9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认为“无条件停战可使蒋军获得休整以利再战，而我则不能恢复失地，因此必须开始考虑改变此要求”。条件是国民党军退出被侵占的解放区，并从江北撤退二分之一的兵力到江南，“方能保证停战之后不再打”⁽¹⁴²⁾。此后，这个方针被概括为恢复1月13日的“地区和军队原状”，“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皆不能谈”⁽¹⁴³⁾。

周恩来在南京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谈判中，坚持进一步的谈判必须在停战条件下进行，并询问马、司两氏，如果改组政府谈成了，蒋介石是否可放弃自己的条件，立即停战并根据政协决议成立国府委员会。马、司两氏均表示不能保证。周告以如此谈判不过利于国民党拖延时间。在美方坚持下，8月29日，中共同意成立非正式五人小组，由国民党代表吴铁城、张厉生，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和美国代表司徒雷登组成。在国共代表的非正式接触中，国方代表表示只谈改组政府，不谈军事和停战问题，中共表示如此则改组政府无从谈起，何况国民党坚持不同意中共和民盟在国府委员中拥有否决权，不同意放弃蒋介石的各项条件，因此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一直无法正式进行。蒋介石并坚持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和停战的条件是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恢复交通与整军方案，并提交国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单，双方的立场各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9月13日，马歇尔第八次去庐山与蒋商谈无结果。16日，周恩来自南京飞抵上海，行前他以备忘录致马歇尔，提出：“六月休战以来，一切迂回曲折之办法均已试验失败，无补时艰，且徒使好战者拖延时日，蒙蔽舆论，扩大战局，祸害人民。因是，我现以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之地位，特向阁下，三人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提出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之办法，请阁下立即召开三人会议，商谈停战问题。”并对马氏请其回京续谈的来信，表示不愿再进行无意义之磋商，除非重开军事三人会议，否则自己将不返南京⁽¹⁴⁴⁾。中共对于美国和马歇尔调处的态度，在毛泽东9月底会见美国记者的谈话中有明白无误的表示。他说：“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¹⁴⁵⁾

9月底，国民党军队在解大同之围后继续进攻张家口，引起了中共的强烈反应。张家口是中共当时在华北占有的最大的也是唯一一个省会城市，国民党在以前的谈判中对张家口的地位一直未表示异议，因此中共中央于9月29日指示周恩来，如果国民党政府军攻占张家口，“即是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彼方负之”。次日，董必武向马歇尔转交了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给蒋介石和马歇尔的备忘录，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¹⁴⁶⁾然而此时国民党军事进攻连连得手，蒋介石判断中共急切要求停战是无力再战，因此坚持攻下张家口后，再考虑停战，以在军事压力下“促使共党参加国民大会”，“如共党再不接受，亦可使美国了然于共党之悖乱也”⁽¹⁴⁷⁾。对于与国民党有二十年对抗史的中共而言，这种以战迫和的手法很难取得成功。

9月底10月初，马歇尔为美国的调处作了最后的努力。他一方面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战，一方面要求中共参加和谈，企图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解决自己面临的尴尬局面。10月1日，马歇尔向蒋介石提交备忘录，内称：“政府现显然采取以武力解决基本争执之政策，此即以全面攻势强制其遵照政府之条件及要求，余实难同意。……现余仅欲表明者，即对于停止冲突之协议，应即获得协议之基础，而不再彼此提出条件及反条件，而致拖延谈判之进行，否则余拟向杜鲁门总统建议，请其将余召回，并终止美国之调处工作。”他还在与蒋的会谈中表示，“本人代表美国政府，若因本人之处置与地位，使美国政府在国际上担负道义上之责任，则诚非本人所愿者，故战事不停，则本人只有请求回国之一途”⁽¹⁴⁸⁾。但蒋介石对马氏的努力反应冷淡，他在2日给马氏备忘录的回复中仍坚持中共先提交国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单（蒋在国府委员名额问题上故作让步，提出中共与民盟委员十二名外，中共可推荐一名无党派人士），规定中共军队驻地并限期进驻后，再行停战。他并对马歇尔当面表示，国民党必待收复张家口之后才能考虑停战⁽¹⁴⁹⁾。但为了给马歇尔一点面子，6日蒋在与他的会谈中提出，如果中共接受他在2日给马备忘录中的两项条件，政府军可以对张家口休战十天。对蒋的建议，就连马歇尔也认为中共“必将拒绝”，而且表示对所有问题是否可在休战期内解决“实无把握”，“对于短期休战办法之成功性，颇为怀疑”。他不无悲哀地感觉：在政府继续使用武力并拒不停止对张家口进攻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继续调停而这场战役却进行到底，我本人和我所代表的美国的公正立场已经成为疑问⁽¹⁵⁰⁾。

10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对国民党提议和美国调处的应对方案。认为国民党正进攻张家口，表明其无意真和，中共应采取强硬立场，国民党如不同意停攻张家口，不同意恢复1月13日的军事位置，则应表示一切不谈，对美国调处亦不必表示挽留⁽¹⁵¹⁾。9日马歇尔亲到上海，促周恩来回南京谈判。周告马氏，蒋介石的要求“是迫我屈服的哀的美敦书，使我不能不坚决拒绝这一提议”。周恩来向马歇尔重申了中共的要求：只要国民党政府军停攻张家口，则中共愿意参加军事三人小组和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在军事方面，双方军队在关内恢复1月13日的位置，在东北恢复6月7日的位置，规定双方军队驻地；在政治方面，国府委员中共与民盟合占14席，行政院与国府同时改组，依据政协原则制订的宪草提交国大并保证通过，国大召开日期和代表名额分配由政协综合小组决定，各党派向改组后的政府提交国大代表名单，地方政权维持现状待政府改组后实行地方自治⁽¹⁵²⁾。马氏的努力再遭失败，而且与中共的关系也到了非常僵的地步⁽¹⁵³⁾。10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现时一切所为均在为分裂时责在彼而不在我”，“目前谈判与军事无联系，不发生配合问题。你们只把握教育群众，表明分裂责不在我一点便好，对美蒋欺骗取坚决揭露方针，对马司退出调停之表示不要表示挽留之意，再过一时期我即应考虑退出执行部”⁽¹⁵⁴⁾。此时的调处对于国共美三方面来说都失去了意义。

10月16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提出处理时局的八点办法，主要内容为实施6月达成的有关恢复交通、军调部调处办法和东北军队驻地方案等三项协议，华北华中国共军队暂驻现地以待三人小组商决，五人小组成立之协议交政协综合小组处理，关内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府解决，宪草委员会商定宪法草案后交国大讨论，在中共同意以上各点后下令停战，同时中共交出国大代表名单⁽¹⁵⁵⁾。中共认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后，即宣布开国大，此时又提出此一声明，表明其“方针是政治大攻，军事大打，现在他骄气正盛”，中共决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屈服⁽¹⁵⁶⁾。18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提出：“今日一切会谈如欲有其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¹⁵⁷⁾蒋的声明遭到中共的拒绝，此后的政局转入围绕国大召开问题各方之间的纵横捭阖，第三方面登场，美国调处反退居二线。

二　反战运动与反美运动

自东北战争爆发之后，国共商谈没有进展，6月停战令到期前后，国内笼罩着一片战争气氛。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是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声。在这样的呼声下，国内一度出现了颇具声势的反战活动。

6月8日，以马叙伦领衔，上海各界知名人士陶行知、马寅初、茅盾、巴金、许广平、周建人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内称：“国内人情，莫不深厌战祸，盖中国既为世界政局未来之枢轴，而战焰复燃，足以外召凌侮，内致崩离，公论皆谓抗战已终，一切皆属内政问题，自宜揠息干戈。”⁽¹⁵⁸⁾6月23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主⁽¹⁵⁹⁾，推出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阎宝航、雷洁琼等十一名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各方请愿停止内战。车至镇江，即有自称为苏北难民代表的人上车纠缠，车到南京下关车站后，代表们受到名为苏北难民代表实为国民党组织人员的围攻。据马叙伦日记所记，由于请愿代表不听这些人的鼓噪，车站内“打声四作，候车室窗户皆为挤开，往窗飞跃而入者，先击浦熙修等，洁琼亦被持其发，痛殴，受伤极多而甚。余首被殴者四处，皆起大包，眼鼻亦伤，腹受踢，遂以痛坐地”⁽¹⁶⁰⁾。民盟在向国民党的抗议中指称：“在场军警时多时少，时远时近，始终不为有效之制止，以致自晚七时拖延至夜深十二时，前后历时五小时余，以首都重地，军警如林，而不能维持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身体之自由，窃不能不怀疑吾人为有政府抑为无政府。此断非可以防范疏忽等论调推卸责任者。”⁽¹⁶¹⁾请愿团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时，向蒋请愿不要再打内战。蒋介石告诉他们，“放心，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们（指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¹⁶²⁾。然不及一月，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更严重的事件接踵而来。

7月中旬，在全面内战的低压气氛中，云南省会昆明连续发生两起震惊全国的政治谋杀案，引起国内各党派、一般民众和舆论界的震惊和广泛关注。11日晚，战前以“七君子”之一闻名于世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偕夫人外出访友并看电影，散场后在回家途中遇刺身亡。四天之后，15日下午，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悼念亡友并痛斥杀人者的著名教授闻一多，也在回家途中遭暗杀而逝。出事前，有人劝闻一多暂避，但他表示“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临出门前，他又说：“今天跨出大门，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¹⁶³⁾结果，闻一多以身殉言，终于倒在暗杀者的枪口之下。案发后，昆明形势空前紧张，民盟在滇负责人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楚图南等不得不至美国领事馆暂避，民盟刊物《民主周刊》等则被查禁。

这两次暗杀发生在昆明不是偶然的，昆明长期是地方实力派龙云的地盘，龙为了与蒋抗衡，对民盟的活动采取了默认和赞助态度，兼之因抗战而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大汇聚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使昆明成为民主派活动的基地，久为国民党所不满。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利用赴越接收迫龙云下台，西南联大准备复员，学生陆续离开昆明，民主派活动失去奥援，又值国内形势紧张之际，云南国民党当局遂有此举。从5月份起，昆明各种五花八门的组织和刊物即不断传出对民盟以至李、闻二人不利的谣言，诸如民盟成员是共产党员，民盟要组织暴动，闻一多正组织暗杀团，李公朴携款到滇等等，且越传越甚，情节已至离奇程度。迫使民盟云南支部不得不于6月底连续举行记者招待会，申明民盟所持为“和平建国，民主团结”的宗旨，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并非暴力革命团体⁽¹⁶⁴⁾。然此种表示并未使云南的主政者有所收敛，各种谣言、威胁仍不断出现。案发地点附近，军警机关密布，但却无人出而过问，刺闻更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事后凶手从容登车而去，可见这决非一般凶案。

李闻案发之时，正值国共和谈停顿，国内政治空气空前紧张，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李闻案又有明显的国民党方面背景，此一行动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当政的国民党难辞其咎。李闻案一出，即引起舆论强烈反应。《大公报》在社评中写道：“李公朴这个人，本如鸿毛之轻，而遭如此凶死，其意义却有如泰山之重。假使李氏之死，是有政治背景，则前方兵争，后方暗杀，那岂不是国家大乱的象征？”“如此杀人，对中国民主前途，威胁至大。”⁽¹⁶⁵⁾当事主角民盟由其政协代表致函国民党政协代表并转蒋介石，声明此两案“是直以恐怖手段对付在野党派，实可骇异。且本同盟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自身从未利用武力，并坚持各政党均应放弃其武力，今乃以暴力残杀无武力之在野党派如同盟者，则尤可异讶，因是不能不向政府当局提出严重质问与抗议”⁽¹⁶⁶⁾。民盟主席张澜致电蒋介石，直接批评其“惟凶手特务，敢于横行无忌，如此发纵指使，必有背景，主席于事先，似不应完全不知，知之而不早为纠正防范，而奉令缉凶者，又仅于事后巧事推卸敷衍，必不得已，则执一二不相干之人以塞责，则天下人对主席保障人权之诺言，讵敢相信！如谓此类暴行，并无背后指使，则特务行动，自由如斯，所谓纪律者又安在？”⁽¹⁶⁷⁾不仅如此，这两次暗杀事件，原因出于国民党“恨民盟是共产党尾巴”，蓄意“破坏民盟，打击民盟”⁽¹⁶⁸⁾，从而不能不导致民盟为自身利益向中共进一步靠拢，开始对国民党采取公开批评的态度。在7月15日民盟政协代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民盟代表批评国民党拒绝再开政协会议为最重要的错误，要求立即恢复政协会议，实行政协决议，尽快成立联合政府，从而与中共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立场相一致。其后，民盟又批评蒋介石8月14日的文告，认为政协决议之所以未能实行，执政党比在野党之责任为大，文告所提方针完全违反政协决议，并举李闻案为例，“在此事存在之下，有武力政党如何敢放下其武力”。当有人问民盟为什么不批评中共时，梁漱溟称，在此一致争取和平之时，目标一致，不能批评⁽¹⁶⁹⁾。可以说，在这样的敏感时期，国民党方面策划李、闻案，本想打击反对派，但就政治影响而言，此事对国民党可谓因小失大，非但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相反却导致其政治形象的下降。

社会各界及国内外舆论对李、闻案的强烈反应，使国民党当局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内心里，它无疑支持至少默认这样的举动，而表面上，它又不能不应付各界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以至蒋介石出面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政府必切实查究，并重申负责保护人民之生命与自由”。面对社会各界的指责和抗议，国民党不得不作出一系列姿态。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司令张镇和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先后抵昆明查办此事。8月25日，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被下令革职看管，由何绍周接任，警总特务营三连连长汤时亮和该连排长李文山，以闻案凶手罪名被处死刑，此一震惊全国的大案暂告一段落⁽¹⁷⁰⁾。

反对内战的和平运动的进行，无论参加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不能不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国民党，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对此持反对态度，而中共则持支持态度，许多反战活动本身就是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如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请愿活动，就是由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向周恩来建议，得到同意后，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实施的。从请愿代表的产生、请愿口号的选定，到请愿的具体方式、欢送队伍的组织等等，都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具体操办的⁽¹⁷¹⁾。国民党对反战和平运动当时还不便公开镇压，只好采取暗中活动或特务活动方式进行破坏，而这又与民众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呼声站在了对立面，从而使自己在争取民众的工作中失了重要一分。如当时舆论所言，国民党的行为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处境实在尴尬。

1946年底反美运动的爆发，更使刚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的国民党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先修班文法组学生沈崇，在北京城中心的东长安街东单操场附近，被美军士兵强奸。自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后，美军士兵恃强凌弱、行为不检之举所在多有，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此时又正值中美商约刚刚签订不久，舆论对商约确立的美国对华经济优势多有批评，使社会上形成对美不利印象。恰恰“沈崇案”发，又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文化首都的北平，最高学府的北大的一个名门闺秀的年青女学生身上”⁽¹⁷²⁾，立即引起北京大学学生的抗议，并进而扩散到社会。使社会的对美不满情绪找到一个发泄点，经过传媒的广为传布，很快在全国形成了一次反美运动。

北京大学学生得知“沈崇案”后，立即召开了抗议美军暴行大会，会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控诉“我们中国的国民在自己的国土上都得不到平等的法律保障，犯罪的美军们一直逍遥法外，受迫害者却无从申诉，这表明了不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已被糟蹋无余，而且连生杀大权也完全操在外国人的手里了”。告同胞书提出应严惩凶手并由美军最高当局公开道歉，同时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¹⁷³⁾。这样的要求为此次运动定下了强烈的政治性质。北大学生的行动，很快得到了北平以及全国大中学校的支持。12月30日，以北大、清华、燕京为主导的北平各大学学生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并向北平行辕请愿，强烈抗议美军暴行。南京、上海、天津、杭州、武汉、重庆、广州等大城市的大中学生也都先后举行了支持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

反美学潮得到各校教授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北大名教授沈从文、周炳琳、钱端升、朱光潜、向达等48人得知“沈案”之后，致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先生以教育家出任驻华大使，对此事之观感，当与吾等相同”；“望保证此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事关吾国国民身体自由，及人格完整之保障，处置略欠允当，并足影响中美两国人民间之敦睦”⁽¹⁷⁴⁾。清华大学教授绝大多数赞成罢课和游行，朱自清主张彻底解决美军驻华问题，吴晗并望同学与外界社会各阶层联络行动⁽¹⁷⁵⁾。他们对此事的反感与抗议，不能不牵涉到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从而演变为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政治诉求。向达认为，国大闭幕宪法制完就应该也算民主了，宪法的兑现程度如何，就要进行考验了。张奚若表示，事情不能孤立看，这是一连串事实的继续，非彻底解决不成，彻底解决，非美军撤出中国不可。民盟在公开表态中认为，美军一日不离中国，此种暴行一日不会中止。美军在华无必要，应即退出中国⁽¹⁷⁶⁾。全国各报亦对学生行动发表了大量正面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反美学潮，国民党出于公众反应既不能公开镇压，考虑到对其极为重要的对美关系又不能听之任之，处境颇为尴尬。蒋介石对于学潮的处理原则是：1．对共党扰乱我后方社会，应指明其叛国害民之罪恶；2．中美国交与关系，不能以美兵个人罪行，而妨碍破坏；3．统一我内部之言论行动⁽¹⁷⁷⁾。这种力图将此事限制在法律范畴内的处理原则，不能化解公众激烈的情绪，负责具体处理的国民党官员又奉命惟谨，不善以技巧性操作应付公众情绪，反而刺激了运动的扩大。北平市政府虽于27日对美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严肃纪律，但为了避免刺激美方，当局在公开表态中，一再强调“此案系一纯法律问题，酒后失检，各国均所难免”，这种态度极易引起公众的反感，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传统道德的国度⁽¹⁷⁸⁾。国民党在北大的代表人物、北大训导长陈雪屏出语荒唐，先训斥学生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后来为了“威信”又予否认，但又说什么，“该女生亦有不是处，为什么女人晚上要上大街，而且还是一个人”。各校且有此事为中共“阴谋”的传单出现。此种言论当即引起学生与社会舆论的愤慨⁽¹⁷⁹⁾，可以说，国民党当局的应对无方，是学潮得以发生的重要因素。

处在风暴漩涡中心的北平各大学当局，显然不能完全按国民党的解释行事。刚刚开完国大、在学生游行当天才回到北平的北大校长胡适，态度较为温和，他称“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¹⁸⁰⁾。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表示，“北大四五十年一贯作风，向无干涉学生运动之成例”。清华校长梅贻琦和燕京代校长陆志韦，对学生行动均表示同情。梅贻琦在北平学生游行当天上午，主持召开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联席会议，决定对学生游行不加阻止，并联络各有关机关，请求保护。由于学校当局的态度，北平游行得以顺利进行⁽¹⁸¹⁾。直到反美游行高潮过后，1947年1月4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才对各地发出通令：此事为该犯事美兵之私人行为，犯事者自应受法律裁判，至中美两国间之友谊，自不应因此而受损害，任何人亦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而有损侮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动⁽¹⁸²⁾。

反美学潮得到中共的支持和领导。“沈崇案”发后，北平各大学中的中共地下党认为，时机非常有利，应当放手发动群众，作出反应，给美蒋以打击。他们因此进行了发动学生、组织反美抗议运动的工作⁽¹⁸³⁾。中共中央得知北平反美学潮的情况后，立即指示国统区组织，在各大城市尽量发动游行示威，“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更重要的是，全面内战爆发及制宪国大召开之后，中共亟须以群众运动扰乱国民党后方，打破国民党合法与正统的外部形象，反美学潮即为中共发动国统区的群众运动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¹⁸⁴⁾。连马歇尔都告诫国民党官员，反美示威虽然无疑有共产党的参加和鼓动，但有迹象表明，示威也是间接反对国民政府的，而且是普遍的反国民党情绪的一个信号，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情绪将转到直接反政府一面⁽¹⁸⁵⁾。反美学潮过后，1月28日，成立了平津学生抗暴联合会，3月8日，进而成立了全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两会的宣言中都提出，“立即停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¹⁸⁶⁾。将反美学潮的政治诉求又推进了一步，为五二〇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准备了条件。

第三节　制宪国大的召开

一　围绕国大的纵横捭阖

制宪国大是战后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对于国民党而言，当政近二十年尚未确立一部宪法，使国家政治体制处于悬空状态，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训政体制已经越来越难以得到社会认同，由此孕育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自抗战中后期起，国民党便一直酝酿召开因抗战而搁置已久的制宪国大，企图以“训政”向“宪政”的过渡而为自己的统治找寻更能为社会接受的法理依据，并以此完成社会整合。然而问题在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民党可以一手遮天的阶段，国大的首要议题制订宪法便引来了众说纷纭，中共和民盟对制宪有其自己的主张，并成为事实上的盟友，任何一部宪法得不到他们的认可，便不具有统一全国人心的代表性。抗战后期，此事已成为困扰国民党的一大政治难题。政协会议期间，制宪原则问题几经争论，终于得到了各方都可接受的结果。本来按预定计划，国大应该在5月5日开幕，但是政协会议之后的和解气氛很快便被破坏了。对召开国大至关重要的宪草修改问题悬而未决，先改组政府再开国大的程序无法实行，因此国大能否如期召开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中共的反对下，4月24日，国民党同意国大延期召开，后又于7月4日宣布改至11月12日召开。

就在国共双方战场厮杀的同时，政治上的斗争也没有停止，其中的中心环节就是国大问题。国民党急于通过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使国内外认同其统治合法性，并使中共陷于孤立；中共坚决反对在其他问题未能完满解决前召开国大，实际是以此作为手段，不使国民党建立统治合法性的既成事实；中间党派既愿意通过召开国大使中国走向民主化，又不愿意因为国大问题而使国共彻底破裂，因此极力调和国共，希望找出一个圆满的解决办法。随着国民大会预定召开日期的临近，各种政治势力围绕这个问题，纵横捭阖，演出了中国政坛的一幕幕悲喜剧。

国民党在国大开会日期问题上一延再延，自感有失尊严，因此国大已成了国民党的心病，开不成国大，就标志着国民党的失败。内心里实际上并不想放弃一党专政地位及其利益的国民党当局，表面上却成了实行多党民主制的热心鼓吹者和捍卫者，“制宪”和“还政于民”一时间成了国民党最有力的宣传口号。为了达到开成国大的目的，国民党一面极力拉拢民盟，一面在战场上向中共施加压力，以战迫和。

中共对国民党开国大的用意一目了然。中共的战略就是让国民党开不成各党派共同参加的国大，不让国民党打出合法的旗帜。即便国大开成了，只要中共和民盟不参加，国大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国大，国民党就不能以此作为号召各界的借口。对于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攻势，中共在政治上争取民盟，军事上坚决抵抗，以不妥协的姿态与国民党对抗。

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军攻占张家口，当天下午，蒋介石即宣布国大如期在11月12日召开。此时国民党上下都为胜利冲昏头脑，判断“共党主力已被击溃”，“如能再将冀鲁平原收复，则共党无可为矣”，因此匆忙宣布召开国大⁽¹⁸⁷⁾，企图一鼓作气，以军事胜利压迫中共在政治上屈服，如中共拒绝，则以国大号令各党派和舆论，完成社会整合工作。这是国民党一大政治失策。当时舆论评论为：“这从政府方面看，是一个军事胜利紧接着一个政治僵局，这是很欠斟酌的。”“在军事上，政府占了优势，要解决问题，还得靠政治。”⁽¹⁸⁸⁾民盟也认为，“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¹⁸⁹⁾。

国民党召集国大的命令发表后，原本积极调处中国内战的美国人感到事已无可为，遂推出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再作努力。第三方面因为国民党极力拉其参加国大，感到在表明其态度之前，先有调停国共之必要。而且国共之间在国大问题上僵持不下，使民盟以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照梁漱溟的说法，“国民大会大家都不来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大失败；反之，各党派如果参加国大而共产党不参加，共产党顿形孤立”⁽¹⁹⁰⁾。国共两党都在争取第三方面在国大问题上的支持，国民党不想因为国大背上分裂的名声，中共则希望以此教育第三方面认清国民党的不可信，因此给了第三方面一次表现的机会。自6月以后一度沉寂的第三方面调停再度趋于活跃。

10月17日，国民党代表吴铁城、邵力子和雷震到上海，与各党派代表交换意见，并力邀周恩来回南京谈判，以此发起和平攻势。周恩来此前即估计，国民党将“争取第三方面参加‘国大’，争取舆论同情而孤立我们”；因此“中心的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揭穿蒋的和平攻势，虽不能争取到全部不参加‘国大’，如能争取民盟大部不参加就是胜利”。中共中央同意他的判断，指示他“给第三者面子，参加三人会商与政协综合小组，不参加非正式五人小组”；“对于美蒋背信弃义，破坏和平，作历史性解释”。所以中共在明知谈判很难成功，周恩来且已准备只待国大开幕即回延安的情况下，在第三方面出于种种原因劝说周恩来回宁时，周恩来同意回南京继续谈判⁽¹⁹¹⁾。

此时谈判表面上的主角是第三方面，尤以民盟为中心，参加者有民盟的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青年党的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无党派人士莫德惠、缪云台，可称知名的中间派人士几乎全体出动。作为第三方面而言，其内部立场并不完全一致，青年党更接近于国民党方面，民盟更接近于中共方面。但就总体而言，第三方面希望国大能够顺利召开，以获得自己合法参政的机会，而不愿在国共分裂的情况下召开国大，那样国大就缺少了名正言顺的号召力，而且一个没有中共参加的国大，只能是国民党主宰的民意工具而已。因此第三方面此时调解国共之心还是非常迫切的。

然而全国形势的发展，使第三方面的调解一开始就显露败象。不给第三方面面子的首先是蒋介石。10月21日，周恩来和第三方面代表一行到达南京，然次日蒋介石在与他们匆匆见面之后，未谈正事便启程飞往台湾视察，此举表明蒋根本无意谈和，所谓重开谈判不过是敷衍美国人和国内外舆论而已。23日，第三方面与国民党代表首次聚会，第三方面转达中共提出的国府委员名额、行政院改组、宪草、国大日期、国大代表名单、地方政权、停战及驻军地区等问题的解决办法，王世杰的答复完全以蒋介石16日声明所提八项条件为依归，几乎没有透露出国民党方面任何妥协的可能性，已经预示了调停的结局⁽¹⁹²⁾。尤其是25日国民党政府军又在东北占领安东，使周恩来极为愤怒，经第三方面的极力挽留才同意暂时留在南京，但和平前景更为黯淡。

此次第三方面调停采取的方法是，由第三方面与国共分别商谈，听取意见，然后再转达彼此的意见。国共双方，一个是八条，一个是二条（中共18日声明）。第三方面原以为既是要价，总有还价的余地，岂知国共都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三方面代表“愈跑愈觉得这个中间派难做，总找不着双方要价还价的眉目来”，经过几天奔波，毫无进展⁽¹⁹³⁾。第三方面感到这样下去终无尽期，不少代表已厌倦思归，而国大开幕在即，时间不容再拖，便在28日搞出一个自己的方案，内容为：全国军队一律就地停战，依整军方案整编进驻；地方政权依据政协决议由改组后之国府解决；依据政协决议及程序，商定改组政府、国大、宪草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和国大。但是梁漱溟在讨论时认为应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还应该将方案的规定具体化，如东北军队驻地应事先规定，以免到时再起争执，出席者遂推举黄炎培、梁漱溟和莫德惠三人进行研究。三人提出东北中共军队驻齐齐哈尔、北安和佳木斯三地，莫德惠又提出长春路沿线各县政权除中共已接收者外，由国民党派县长和警察接收。这个方案得到了第三方面参加调停者的一致赞成，他们认为现在再恢复1月13日的位置“非事实所可能”，需要国共双方“衡情酌理，互相让步”⁽¹⁹⁴⁾，而且第三方面调停者迫切希望早有成果，心浮气躁，在未事先征求各方意见的情况下，便贸然将这一方案送交国、共、美三方。然而事实全不如他们的一厢情愿。且不说就地停战方案明显有利于国民党，与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相距甚远，他们自作主张提出的东北中共军队驻地和国民党接收长春路沿线政权方案，也是中共决不可能接受的。周恩来见到这个方案后极为震怒，痛斥第三方面不守信义，落井下石，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下，你们还要踩上一只脚⁽¹⁹⁵⁾！接下来便出现了第三方面调解过程中戏剧性的一幕。他们见中共坚决反对这一方案，自知难以成功，又不愿让国民党用作借口，便由黄炎培、罗隆基、李璜、莫德惠四人去孙科处，告以这个方案还漏抄了一条，需要补上，将其从孙科处要回。经此一幕，第三方面的调解已很难进行下去。

10月29日，蒋介石会见民盟黄炎培，民社党徐傅霖，青年党曾琦、李璜、陈启天，以及无党派人士莫德惠、胡霖、缪云台等人，诱以第三方面如能先提交国大代表名单，虽中共不交，则政府亦可下令停战。蒋还对莫德惠、胡霖说，现在看你们社会贤达，是为国家还是为中共？胡霖建议找个办法将国大延期，并说这于政府威信也不妨碍，当场遭到蒋的训斥⁽¹⁹⁶⁾。但是由于中共对民盟所作的工作，也由于国民党战后诸项施政措施大失人心，第三方面对国民党的拉拢反应冷淡。

第三方面提出的调停方案，未及正式提出即遭否定，第三方面的调停也失去了最初的动力。29日和30日，国民党政协代表与第三方面代表会谈，第三方面要求国民党再作让步，首先改组行政院，并表示最好由国民党与中共直接会谈，并有多人表示将陆续回沪。其间原因，李璜说了实话：“此乃有如连环，不能打开，即政府要先提国大名单，而中共要先改组国府及行政院。政府所要求者，中共做不到；中共所要求者，政府不许可。”会后孙科认为，此次会谈“简直是第三方面代表中共说话，为中共而向政府办交涉，完全丧失其公正立场矣”⁽¹⁹⁷⁾。然而国民党方面也感到问题的严重，孙科、吴铁城、张厉生、邵力子、陈布雷、王世杰在事后联名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认为，“目前形势，希望中共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固不可能，第三方面单独提出名单，在势亦有不能，因此对于十一月十二日即将开幕之国民大会，不得不作郑重之考虑”。他们建议，“此次国民大会原为制宪，而宪法为百年根本大法，自不宜在战争尚未停止之局势下开会议制，为此拟建议将大会日期再行延缓，一俟大局好转，再行召集”⁽¹⁹⁸⁾。但蒋介石决心已定，他知道如果接受这样的建议，意味着国大将永无开会之日，除非国民党准备接受中共的条件，而这是蒋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自全面内战爆发之后，蒋就准备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召开国大，而现在他感觉时机已到，他不准备再作让步。

11月8日，蒋介石下令自11日起“全国军队一律停止战斗，各守原防”。蒋介石同时声称，国民党在一系列问题上之所以不能按政协决议的程序行事是因为，“自政协会议闭会以来，此半年间，一般情势已大有变迁，关外东北严重之战事发生，旋又蔓延及于华北，而中共军队之整编，迄未照协议之方案而开始实行。在此种状况之下，政治协议遂未能获得结果”。他声明“现国民大会依法选出之代表，均已如期报到，国民大会实不能再予延期，以增加政治、军事之不安，而加深人民之痛苦，且召开国民大会，为政府还政于民唯一合法的步骤，亦不能再有稽延，因此政府已决定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开会”⁽¹⁹⁹⁾。这就封死了国民党再作任何让步的可能，因此虽然蒋在声明中表示军事、政治诸问题仍可协商解决，在明眼人看来不过是敷衍舆论的手段，而不再有任何实际意义，不仅中共决不会接受蒋的条件，民盟等党派也表示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停战完全是为国大开幕营造一些虚假的和平气氛而已，各战场从未真正停止战斗。

自国民党宣布国大如期召开到其开幕的短短一个月中，各方面进行了频繁的接触。第三方面调停失败后，经过他们的建议，由国、共和第三方面组成非正式综合小组，开会讨论政治问题，同时由国、共、美三方非正式三人小组讨论军事问题。直到国大开幕前，非正式综合小组和周恩来、陈诚和马歇尔参加的非正式三人会议仍在断续进行。在国民党，是显示其尊重社会舆论，对第三方面进行拉拢；在中共，“目前谈判中心工作在向第三方面解释一切系蒋美骗局”，以争取第三方面对抵制国大的支持⁽²⁰⁰⁾。国共双方实际对一切早有定规。11月10日，周恩来对马歇尔表示：现在争执的焦点，或者是政府取消国大，召开政协综合小组解决全部争端；或者是政府置中共及其他党派意见于不顾召开国大，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任何一种会议讨论政治争端的基础就荡然无存⁽²⁰¹⁾。而国民党根本无意停开国大。双方之所以还在谈判，目的都是为了争取第三方面的支持。只有第三方面内心尚存一丝调停成功之念，因为他们明白，国共的分裂也就意味着第三方面的分裂。但此时国民党坚持蒋介石的八条，中共则坚持自己的两条，即一切照政协决议办事，同时恢复1月13日军事位置。在国共各执己见之下，第三方面日日聚议，但仍找不出可以使国共那怕是稍为接近的方案。于理，第三方面较倾向于中共，因为政协决议也是他们立身所在；然而于实际，第三方面无力改变国民党的立场。在现实的考虑下，第三方面内部也在分化。

第三方面调停失败后，各方关注的焦点转向他们是否参加国大。国民党仍极力企图将第三方面代表拉入国大，以充实民主的门面。据民盟人士言：“近日政府拼命拉第三方面，真是无孔不入，笔难尽述，证明了政府主要只在拉拢第三方面，交出国大名单，就算达到目的。”国民党向第三方面表示：“最好各方先提名单，即不然，只要第三方面提供保证，交一部分国大名单，那怕三五个人都成，政府便可对十二日的开会，予以延期。”⁽²⁰²⁾11月11日张君劢遂提出，由第三方面致函政府，说明如果国大延期至12月1日举行，在此期间解决各项问题，各党派可以参加，签字者即作为提送的提名名单。张君劢此举，为民社党、为民社党同仁、甚至是为自己与国民党的关系考虑兼而有之，不意却成为第三方面最终分裂的导火线之一。

张君劢提议以签名信解决交出国大代表名单与国大开幕在即之间的矛盾，民盟诸代表出于情面或其他考虑，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当天，蒋介石宣布国大延期三天举行，以示尊重民意。但在张申府、章伯钧和沈钧儒三人将此告知周恩来后，周立即向第三方面表示：二十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之后，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政协召开决定于双十会谈，有国共谈判才产生政协，有政协才有第三方面。现在国民党要我们交名单，就是要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事情牵涉全体，变成中间人避着我们去跳火坑，违背了政协决议。我们愿意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国民党的用心很清楚，请大家进国大，为的是在脸上搽粉，而把中共踢开。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而诸位将难免受压迫，希望有一天仍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²⁰³⁾。结果除张君劢之外的民盟代表均退出签名。张君劢对此很不满意，表面上是表示独立行动，实际上是为民社党最终参加国大寻找理由。他表示“此后民社党不得不自由活动了”。青年党诸领导人亦借机表示对民盟向中共靠拢的不满，同时准备参加国大⁽²⁰⁴⁾。第三方面在国大开幕前，终因为内部态度不一而面临分裂。

二　制宪国大的开幕

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截至当日，国民政府公布代表名单为1580人，已报到代表1420人，到会代表1355人，占应到代表总数2050人的三分之二⁽²⁰⁵⁾。蒋介石在开幕式演说中称，“宪法是全国共循的法典，一方面必须有远大的理想，一方面又必须顾及国家现实的情况，我们的理想就是国父遗留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国家的现实，就是国家社会自抗战以来经过长期间的演变和进步，惟有理想与现实兼顾的宪法，才是适合国情而完善可行的宪法”，其间含义不言自明⁽²⁰⁶⁾。

对于国民党不待各方一致同意坚持召开制宪国大，其他各党派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11月10日和13日，马歇尔在国大召开前夕与周恩来进行了最后两次会谈，周表示，“政府单独召开国大，政治方面必然产生决裂，而军事方面亦将不无影响”；“如国大将不延缓召开，则是明白表示政府正走向政治决裂之路”。马歇尔对此无话可说，他明白任何调解此时都是多余的了⁽²⁰⁷⁾。11月16日，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中共坚决反对及不承认一党包办国大的书面声明，并对记者表示：“自国民党召开所谓一党国大后，已经把政协决议破坏无疑，政协以来和谈之门已被最后关闭。”⁽²⁰⁸⁾国共关系实际已经因为国大的召开而破裂。19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他在对一年来的国共谈判总结时得出这样的结论：“斗争的双方，在斗争的基本方针上是绝不会让步和变动的。基本方针，对蒋来说，是要用各种迂回方法消灭中共；对中共来说，是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民主，将反动阵营压下去。”⁽²⁰⁹⁾

第三方面调解国共的努力终因国共在国大以及其他各个问题上互不相让而无结果。国大开幕之日，第三方面也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国民党对民盟的态度以及民盟的现实处境，终于使民盟决定与中共共始终。11月14日，民盟总部秘书处发表紧急通告，声明民盟留京中委于11日决定：民盟历次宣言维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当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前，暂不参加⁽²¹⁰⁾。其后民盟公开声明：“民盟拒绝参加十一月十五日举行的国民大会，理由很简单，这次召集的国大违背了政协决议的整个精神，破坏了政协决议的程序，并且这次国大不是全国团结统一的制宪会议，这是举世共同承认的事实。”民盟今后的方针是“恢复和谈，停止内战”⁽²¹¹⁾。

作为第三方面成员的青年党和民社党则与民盟表示了不同的立场。青年党原就靠拢国民党⁽²¹²⁾，在调停失败后，青年党声明：“吾人为促成民主宪政之实施，并与若干社会贤达表示一致之行动，更不愿引起全国日益水深火热之人民发生过度失望之感，始将本党代表名单，毅然提出。”⁽²¹³⁾国大开幕当天，青年党代表向国大报到。社会贤达代表多数也参加了国大。此后，各方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民社党参加与否，如果形象较青年党为中立的民社党不参加国大，对国民党将是一大打击。

民社党内部对是否参加国大意见不一。张东荪、叶笃义等反对参加，张东荪且有言称，“民社党参加国大之日，即弟退出民社党之时”⁽²¹⁴⁾，蒋匀田等主张参加⁽²¹⁵⁾，但最后参加与否，关键在于主席张君劢的态度。张主张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政协会议前后一度与中共和民盟联系较为密切，被民盟中人认为“态度非常之好”，“站得稳，拿得住”。即使此前因为签名信问题而对中共不满，但他仍向民盟内人士表示：“我作人有个格，党有个立场，分裂的国大，我们不会参加的。”⁽²¹⁶⁾国大开幕前，他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重点对象。

11月1日，张嘉璈接蒋介石电自东北飞南京，据其自记：蒋“此次要我返宁，专为希望我劝君劢家兄采取独立立场，勿受共方影响”，并嘱其“多多与君劢接洽”⁽²¹⁷⁾。张嘉璈遂奔波于沪宁间，将蒋意传达给张君劢。私下接触外人难以度之，然张君劢的态度自此有了变化当属事实⁽²¹⁸⁾。11月16日，张君劢决定向国民党提出参加国大条件，20日，张君劢公开致函蒋介石，强调在彻底实行停战命令和政协决议之前提下，“倘宪草能一本政协之决议，而同时政府能迎之于机先，早日自动表示结束党治，一面彻底执行停战命令，一面彻底实现政协决议之精神，则民主社会党同人虽深以各党不克共聚一堂为缺憾，然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此函既发，显见民社党是在为出席国大及避免外界批评寻找借口，蒋介石立即顺水推舟，次日即复函表示“函中指示各点，或为政府所已办，或为政府方在实施，要皆真知灼见，与政府不谋而合。……总之，函中列举诸端，俱为政府所当为，亦即中正个人所愿竭全力以求实现者。……故此国民大会，甚盼贵党人士出席，共同参加制宪工作，俾宪政早日实施，则先生所有政治主张，一切皆可迎刃而解。务希贵党与各党人士及社会贤达，一本抗战初起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精神，与本党通力合作，以促进建国大业之完成，国家前途实利赖之”。经此一番公开对答，双方都找到台阶可下，民社党也就堂而皇之地参加了国大。23日，张君劢发表谈话称：“此次民主社会党与国民党交换之文件，纯粹以国家人民之需要为出发点，承蒋主席之答复，实为施行宪法前之重大表示。本党同人本此精神参加国大，以赞大法之完成。”⁽²¹⁹⁾至此，民社党向国大提交40名代表名单。

民社党虽已决定参加国大，但张君劢本人仍表示不参加，使需要借助张君劢声望充实国大门面的蒋介石仍不罢休，派出多人劝驾。张既主张民主，对国民党的一党统治自不无反对，何况其对政协宪草出力甚多，出席分裂的国大脸面上有点下不来，因此他只能声明：“至君劢个人，向来好致力于政治思想与学术研究工作，所以自重庆各方讨论提出国大名单时，即一再声明不愿担任任何名义，至于讨论宪草时，无论任何方面，如需要君劢说明或参加意见，无不乐从。”⁽²²⁰⁾应该承认，张君劢对国大的态度是矛盾的。据张嘉璈的观察，张君劢在参加国大与否的问题上“有无限痛苦，认为中共问题不解决，即开国大会议，亦无补于国家统一与政治安定。但彼一生迷信立宪政治，总觉有法胜于无法，以致矛盾环绕于胸中”⁽²²¹⁾。而且他长期受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对蒋介石的“民主”承诺总抱着怀疑的态度⁽²²²⁾。但张君劢不仅对中共也对与中共接近的民盟抱有疑虑⁽²²³⁾，与国民党有着比较密切的人事往来，其弟张嘉璈又是国民党高官，对于国民党的拉拢也不能过于拒绝，加之党内有要求参加以脱离在野地位而从政的呼声，因此他最终决定全党参加，但其本人不参加，以两面都留有余地⁽²²⁴⁾。

民社党既已决定参加国大，12月24日，民盟秘书处致函张君劢称：民盟中央常务会第十一次会议议决，民社党参加国大，“与本盟的政治主张显有出入。兹经本盟决议，认为民主社会党已碍难在本盟内继续合作……应予退盟”⁽²²⁵⁾。次日，民社党发表声明称：此次参加国大，所以完成宪法，所以期望以宪政代替训政，较之于停滞在专政阶段，自进一步。本党既无武力，又无地盘，对于接近民主之路，岂能舍而不顾？本党自有主义，自有政纲，与夫因牵挂而起纠纷，自不如各自独立之为得计⁽²²⁶⁾。中国战后中间党派的代表力量民盟就此再度分裂。国大开幕之日，不仅是国共分裂之时，也是中间力量分裂之时，中国政治经过战后短暂的多元化时期后，再度呈现出两极分离的传统特色。民盟自己也承认，“在内战中的中国人民根本不能超然中立”，“今后只有民主与反民主之分，第三方面这一名词应成过去”⁽²²⁷⁾。

国民大会开幕时，决定保留中共和民盟代表名额。但在这样一个所谓决定国家根本大计的会议中，除了中共而外，国民党终于未能拉进最大及最有影响的中间党派民盟，使国大失去了所谓广泛的代表性，被当时的社会舆论评为，“在全体代表的成分中，虽有极少数的小党派及几个无党派的分子参加，然而无论如何，不是圆满而毫无缺憾的”⁽²²⁸⁾。国民党本想以国大为其一党统治打上民意与合法的印记，然而就理念而言，一个不能做到所有代表参加的国大，不仅不能为国民党提供广泛的社会整合基础，反而只能加深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分裂，给国民党的反对派提供攻击的口实；就实际而言，第三方面的多数代表未参加国大，对国民党争取民意支持是一大打击；尤为关键的是，一个没有中共参加的国大，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这不是国民党的主观愿望所可决定的。然而国民党迷信于武力可以解决中共问题，执著于维护自己统治的既得利益，坚持召开一个分裂的国大，使得国民党若干年来所谓通过制宪而“还政于民”的政治宣传，不仅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反而成为其无法摆脱的政治包袱。

三　《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

此次国民大会按其组织法的规定为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因而也被称为制宪国大。国民党提交国大讨论的宪法草案是张君劢草拟、曾经政协宪草审议会讨论而未得到各方一致认可的方案，此草案于开会前由王宠惠、吴经熊等作文字之整理校正，复经孙科、王宠惠、吴铁城等就校正稿加以研究，基本维持原案。国大开幕后，孙科邀请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成员（中共与民盟未参加）再度审议后，经国民党中常会“原则通过”，11月22日立法院决议“照案通过”，国民党遂以政治协商会议商订之宪法草案修正案的名义于28日提交大会⁽²²⁹⁾。由于政协被认为是全国一致的政治协商，因此蒋介石在向大会提出该草案时仍然强调，这个草案是“根据政协的修改原则，再加审订整理和补充，成为完整的草案……中国共产党虽没有参加，而当时参加政协的大多数党派是经过同意的”⁽²³⁰⁾。大会分八个审查委员会审议宪草各章内容，另由综合委员会负责审查各组争论不决事项、各组审查结果与宪草原则有变更者、综合各组意见及宪草章节文字整理。

提交国大的宪法草案虽然作了若干于国民党有利的修改，如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取消立法院的不信任权，降低省的自治地位等，但因为当时的情况，国民党尚需以民主的门面号召全国，因此不能不留有政协宪草原则的痕迹。在立法与行政的关系上，保留了立法对行政的制约权，尤其是国大组织形式，虽为有形，但只限于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和复议宪法等极少事项，使出席国大的国民党代表很不满意。大体而言，“制宪国大中有一部分国民党籍代表以遗教及五五宪草为依据，希望尽量修改宪法草案。而非国民党籍代表则认为宪法草案系各党派意见调和折衷的结果，内容比较合于民主，宜尽量予以维持”⁽²³¹⁾。

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国民党代表对这个草案的不同意见，集中在国大权力过小，立法院权力过大上。他们主张国大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应为常设机关，每年开会一次，代表全国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他们的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的，一是搬出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强调不能违反国父遗教；二是立法权大，易形成议会专制，且行政受牵制，不能顺利运转；三是所谓中国地域辽阔，人民程度不高，以数百人的立法院由人民选举产生，必不易运作。总之，如照国民党代表的意见，现行宪草是人民无权，政府无能；扩大国大的职权，加强行政权力，则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

国民党代表的言论，引起舆论和部分代表的反弹。《大公报》连发数文，批评国民党代表一党独大的心态与做法，其言辞相当尖锐。该报社评《一个可怕的观念》，针对国民党立委讨论宪草时所说“相信我们的主义，才能做我们的国民”的谬论批道：“这话严重极了，这话就代表着一个很为可怕的观念。由此观念出发并发展，那就注定了一党力图独裁，而国家终于破裂。……那些不相信‘我们’的主义不能做‘我们’的国民的那大群‘他们’怎么样呢？岂不就被拒于‘我们’一群的国家之外，而势所必至，使那大群‘他们’而另成一个或数个国家了吗？……这就是说，与‘我们’思想不同的人，就是自外生成，就应摈出于国家之外。这在主观上，是无比的凶暴；在客观上，是迫使国家碎裂，迫使天下大乱。”⁽²³²⁾该报评论指出：“国民大会，会期间隔长，集会时间短，名为有形，实同虚设”；照此办理，“一个权力极大的总统，下面直属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行政院，旁边有一个徒拥虚名的有形国民大会。如此总统既高踞五院之上，有权支配国民大会，再加上总统手中握有无限制的紧急命令权。这是一个怎样的制度？”⁽²³³⁾这就点出了国民党之所以独钟情于国大制度的用心。国民党代表坚持民主只能通过国大体现，然外人难免疑问，数百人的立法院尚且不易运作，以一个两千人以上的国民大会，又如何能够体现人民权力？再者何以立法院是代议制而遭否定，而国大就不是代议制？何以国大可以代表民意，而同样是民选的立法院就不能代表民意？说到底，国民党如此坚持国大的权力，无非是以国大大而无当的形式，又不经常开会，更便于执政党操纵而已。参加国大的青年党代表亦反对国民党的主张，认为“一个万能的政府，如果没有一个常设的人民代议机关从旁时时监督，谁能保证总统常是贤明，官吏常是尽责？如果不贤不能，人民有什么办法去纠正他？照五五宪草的规定，国民大会每三年仅召集一次，会期不过一月至二月，是三年之中有二年零十个月政府可以为所欲为，无人掣肘……以两千人左右的国民大会，断无法长期集会，行使监督政府的职权”⁽²³⁴⁾。其实这也正说明，国民党制宪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民主，而在于通过制宪为其统治找出法理依据。当年制宪国大的副秘书长雷震以后亦承认：“如以国民大会为代表人民的机关，立法院为纯粹立法技术的机关，那么，顾名思义，国民大会仍属于代议的制度。可是代议制度之下，经由立法程序来控制行政权活动的手段，国民大会几乎完全没有，故此种民主政治，实际上连代议制度都不如了。”⁽²³⁵⁾

国大关于宪草的争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表态，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告诫国民党代表，“如果大家意见纷纭，议论庞杂，往复辩难，各逞己见，那不仅在二十天内不能制定宪法，即使讨论一年，也不会获得结果！这次国民大会如果失败，就等于是共产党胜利，所以要特别注意！”蒋的意图非常清楚，即以国大和宪法堵住外界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批评。为了平息党内的反对意见，蒋推心置腹地告诉他们：“任何宪法都有修改的规定的，这次宪法草案通过之后，如果将来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我们在下届国民大会，仍旧可以提出修改，使之符合我们的理想。”⁽²³⁶⁾蒋之所以急于通过宪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的压力。马歇尔明白表示，考虑到美国的关心，如果通过偏离接近于政协认可的基本原则的宪法，对国民政府将是致命的⁽²³⁷⁾。结果在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层人士讨论宪法问题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原草案的有关内容终得以维持⁽²³⁸⁾。

在宪法草案的讨论中，也有事先没有料到的热点问题，即首都应设在何处。提交大会的草案将首都定为南京，但颇有代表反对。有人主张定都武汉，理由是位置居中，便于指挥国政；有人主张多设陪都，广为疏散。比较集中的争论是定都南京，还是定都北平。主张前者的认为，定都南京有其革命历史的背景，孙中山领导建国，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乃留以不可磨灭的光荣历史，是以南京之为国都，实系全民热血铸成，更为举世周知之事实。主张后者的认为，东北西北为国防首要，北平能控制东北和西北，有利国防，远胜于南京；北方多产煤铁，可促进重工业发展；北平为数百年古都，规模宏大，形势雄壮，气候适宜，交通便利；甚至说，凡建都于北纬25度以北的国家或民族，无论大小国家或民族，没有一个不是强国；如果中国北伐成功时即定都北平，“九一八”及卢沟桥事变或不会发生。为了缓和两派的争论，也有不少代表提出“国都为政治之中心，不能不配合当时之国策，为顾全事实及解除目前种种之困难计，宪法中似可不必作此硬性之规定”⁽²³⁹⁾。结果在第一审查委员会第一次表决时，全部192人中，主张首都定为北平者117人，主张宪法对首都不加规定者67人，还有其他若干意见，主张首都定在南京者竟至无一人（有若干人主张南京为首都之一）。第二次表决时，主张维持南京为首都者亦只有63人。北平为首都一案遂提交综合委员会。

12月21日，国大第十三次大会提出宪法草案审查报告书。各审查委员会提出对草案的修改意见后，经综合审查委员会综合各方意见予以定案。蒋介石特意让陈诚主持综合委员会，直接秉承己意，既保证自己的意图得以贯彻，又可以以军方力量控制CC系的嚣张。在几个争论较多的问题上：1．关于国大职权，草案规定为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宪法修改之创议，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修正案，关于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俟全国有半数之县市曾经行使创制复决两权时，由国大制定办法并行使之；第二审查委员会建议改为，国大职权为选举和罢免总统、副总统、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四院院长副院长及立法、监察委员（行政院长由立法院选举，但可由国大罢免），创制和复决法律，修改宪法，宪法所赋予其他职权；参加该委员会的青年党、民社党和部分代表声明保留；综合委员会决定基本维持原草案。2．关于总统与行政院的关系，草案规定总统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长或有关部会首长副署；第三审查委员会争论未决，最后以出席73人中之43票通过并送综合委员会；综合委员会决定维持原草案。3．关于总统紧急命令权，草案规定于天然灾害或财政经济重大变故时，总统于立法院休会期间，得经行政院会议决议，依紧急命令法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第三审查委员会建议在天然灾害和财政经济重大变故外，增加紧急事变一项；综合委员会决定维持原草案⁽²⁴⁰⁾。4．关于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草案规定，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不赞同其重要政策之决议，或立法院通过之议案但认为窒碍难行时，得经总统之核可移请立法院复议，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决议或原案，行政院长应予接受或辞职；第三审查委员会将立法院复议通过人数改为全体立法委员的三分之二；综合委员会决定基本维持原草案⁽²⁴¹⁾。

由宪草一读对原草案的修改可以看出，审查委员会的修改倾向于维护五五宪草原案，即扩大国大权力，加强行政权力，但综合委员会的最后修正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政协宪草的名义，也就是维护未来宪法的社会认同，这也是国民党在国大设立综合委员会，意图对过分偏激作法有所纠正的目的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政制方面，草案意见为省于不抵触国家法律内得制定单行法规；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会，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省自治法，但不得与宪法抵触；省自治法制订后，须即送司法院，如司法院认为有违宪之处，应将违宪条文宣布无效。第五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和综合委员会的意见于此完全一致，可证国民党对于地方政制的敏感，在事关国民党统治根本的方面，审查委员会和综合委员会是高度统一的。关于首都，草案原定为南京，第一审查委员会建议改为北平，综合委员会亦通过。与提交大会的草案相比，宪法一读经综合委员会定案后，除了删去立法与监察委员为国大当然代表，及首都改为北平外，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动⁽²⁴²⁾。

为了保证宪法的顺利通过，蒋介石在20日对国民党国大代表的演讲中要求：凡综合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意见，除中央另有指示者外，应依照通过；除临时指定必要者外，其他代表不必发言⁽²⁴³⁾。在这样的严令下，从21日到24日，宪草一读修正案经二读逐条通过，惟删去了关于首都的一条⁽²⁴⁴⁾。12月25日，制宪国大第二十次会议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决定于1947年12月25日实施。

《中华民国宪法》分为十四章，共一百七十五条，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纲，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法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人民享有居住及迁徙、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秘密通讯、信仰宗教、集会及结社自由；人民有生存、工作及财产权，请愿、诉愿及诉讼权，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权；人民其他自由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保障；以上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依本宪法之规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国大代表由区域、民族、侨民、职业、妇女代表选举组成；国大职权为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国大代表六年改选一次，于总统任满前九十日由总统召集开会，并得在补选或弹劾总统副总统时、或修正宪法时、或五分之二以上代表请求时，召开临时会议。

第四章总统，总统为国家元首；统率全国军队；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长或有关部会首长副署；依法宣布戒严，但须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决议移请解严；依法任免文武官员；国家遇有天然灾害、疬疫或国家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须为急速处分时，总统于立法院休会期间，得经行政院会议决议，依紧急命令法，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总统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

第五章行政，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及政务委员，由院长提请总统任命；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责，立法委员在开会时有向行政院质询之权；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不赞同其重要政策的决议，或对于立法院议案认为窒碍难行时，得经总统核可，移请立法院覆议，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决议或原案，行政院长应即接受或辞职。

第六章立法，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之立法委员组织；立法院有议决法律、预算、戒严、大赦、宣战、媾和、条约等议案及国家其他重要事项之权；立法委员任期三年，连选得连任，院长副院长由委员互选⁽²⁴⁵⁾。

第七章司法，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院长副院长及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法官须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

第八章考试，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试、任用、铨叙、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院长副院长及考试委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公务人员选拔，应实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考试委员须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

第九章监察，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纠察及审计权；监察委员由各省市议会、蒙古西藏地方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委员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院长副院长由委员互选；监察院对于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须有全体委员四分之一以上提议，全体委员过半数之审查及决议，向国民大会提出之。

第十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中央立法并执行者为，外交、国防、全国性法律、司法制度、全国性交通、中央财政、国营经济、币制及国家银行等；中央立法并执行或交由省县执行者为，省县自治通则、行政区划、森林工矿及商业、教育制度、银行及交易所制度、土地法、劳动法及其他社会立法、警察制度等；省于不抵触国家法律内，得制定单行法规。

第十一章地方制度，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会，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省自治法，但不得与宪法抵触；省自治法制定后，须即送司法院，司法院如认为有违宪之处，应将违宪条文宣布无效；省自治法施行中，如因其中某条发生重大障碍，由五院院长组织委员会提出方案解决；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县实行县自治，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县自治法；县民关于县自治事项，依法律行使创制之权，对于县长及其他县自治人员，依法律行使选举罢免之权；县议会议员及县长由县民选举。

第十二章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各种选举以普通、平等、直接及无记名投票方法行之；国民年满二十岁者有依法选举之权，年满二十三岁者有依法被选举之权；各种选举之候选人，一律公开竞选；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以法律定之。

第十三章基本国策，国防以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军队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任何政党及个人不得以武力为政争之工具，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文官；外交应本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敦睦邦交，尊重条约及联合国宪章；国民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实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第十四章宪法之施行及修改，宪法之解释，由司法院为之；宪法之修改，或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提议，三分之二出席，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决议，得修改之；或由立法委员四分之一提议，四分之三出席，出席委员四分之三决议，拟定宪法修正案，提请国民大会复决⁽²⁴⁶⁾。

制宪国大通过的宪法，就其条文而言，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性和进步性。以人民自由权利而论，“五五宪草”对于每项自由权利均附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条文，名为自由实为限制大开门径。在代表的反对下，此项条文被取消，而另列一条规定，除了几项条件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人民自由，对于人民自由的保障更为明确。在行政与立法关系方面，既非总统制，亦非完全的责任内阁制，而是折衷了立法与行政、总统与行政院的权限，但基本保证了立法的控制地位，对于总统权力亦作了较多限制，如发布命令必须行政首长副署，实际是有限度的责任内阁制。然而宪法毕竟是理论，要想将其真正运用于实际中，并非其条文显示的完美。还以人民自由为例，宪法于1947年12月25日实施后，国民政府即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其后又在全国普遍设立特种刑事法庭，以所谓“戡乱时期”为借口，以严酷手段处置所谓“谋叛案”，宪法中的各项人民自由条款几成空文。另以总统权力为例，蒋介石在将宪法草案提交国大时称，“五权宪法的中央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总统制，行使政权的人民如果没有掌握政权的能力，对于治权不能有适当控制，则总统权力过分集中必至形成极权政治，这种政治不合于现在时代，而且有害于中国有害于中华民族的”。照蒋的讲话，他也是反对总统制的，然而妙就妙在他话锋一转，称“我相信假如我自己来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以治权来保护政权，培育政权，使民权充分发展”⁽²⁴⁷⁾。换句话说，别人实行总统制会搞独裁，我实行总统制则是民主，这表明了蒋的真心还在总统制，然而又要在形式上表现出民主。蒋的亲信左右对他的这种想法可谓了然于心⁽²⁴⁸⁾，果然，就在蒋介石在国大上声称“总统的紧急处分权，我以为也可以删去，以避免外人的误会”之后，在次年的行宪国大上，国民党代表领会蒋意，又搞出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既不违宪法“民主”之名，又保证总统权力扩张到了极限，实际上一切大权仍操总统之手⁽²⁴⁹⁾。

即使是这样一部远远谈不上完善的宪法，因为在议会民主制方面有所突破，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多少有些限制，因而引起其党内相当多数人的不满，以至宪法通过后，孙科、王宠惠、彭学沛等国民党高级官员不得不撰文解释订立这样一部宪法的理由，以缓和党内的反对声浪⁽²⁵⁰⁾。一般舆论则认为，这部宪法“较五五宪草为进步，但从时代性格与立法技术上看，尚非理想的佳构”，“思想上有矛盾，因之在制度上欠和谐，而条文尤其粗陋草率”，“最大缺点还不在它的本身，而是这次的制宪国大缺少了一个和平团结的规模。一个主要的党派未参加，而半个中国还在打内战，因此大大减损了这部宪法的尊严性”⁽²⁵¹⁾。美国人则从他们的立场对这部宪法予以肯定。马歇尔认为，这部宪法可称为一部民主宪法，其主要部分符合政协决定之原则；司徒雷登认为，提交大会的宪法草案比十年前的草案要民主得多，如果不是委员长的决心，它本不会被大会通过⁽²⁵²⁾。然而这部宪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美国人也心知肚明。

12月25日，制宪国大闭幕，扰攘经年的国大与宪法问题总算暂时落下了帷幕。虽然蒋介石宣称“这一部宪法的精神，是荟萃全国各方面的意见，是根据政治协商会议所定的原则”；“宪法的内容，兼顾到理想和现实，对于国内各民族，汉满蒙回藏及国内其他各民族的一律平等，各政党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以及人民权利自由的积极保障，都有确切的规定”⁽²⁵³⁾。然而国民党原来希望达到的目的远远没有实现，最关键的是中共与民盟对国大和国大通过的宪法持反对与不承认态度。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辛辣地写道：“蒋介石打出了最大的一张牌，但是他既不能满足人民，又不能压倒对方，却只把曾弄假成真的国大再弄真成假。一切历史家都会看出，这乃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败。”⁽²⁵⁴⁾民盟声明认为此次国大“是违背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程序与精神而召集的一种制宪会议”，“此次宪法所依据的宪草乃国民党片面提出的草案，在法律上与事实上均非政协宪草”；批评国民党“显系假借制宪行宪之名，为长期内战永久分裂作准备，此实政府决心放弃和平与团结之预谋”；表示“政府此种措施，与本同盟之主张根本违背，更与全国人民之利益根本冲突，本同盟愿唤起全国人民共起坚决反对”⁽²⁵⁵⁾。这样的结局，还在国大开会时，已有代表认识到了。因为“政治协商会议，由政府重要人员与各党重要人员组织之。……此各党皆为会议中主体。必须主体完全存在，始终遵守，由此会议产生之宪法，方能有效。今共产党及民盟，皆不来参加制宪，是政治协商会议之主体，已不完全存在，由此产生之宪法，安能期其有效”⁽²⁵⁶⁾。

第四节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一　马歇尔回国与军调部的终结

国共内战规模日益扩大，马歇尔待在中国已无事可干。他一方面认为国民党仅凭武力无法统一中国，但又不能对国民党施以强硬压力；另一方面他对中共也不满意，但更无力施以影响。二战英雄马歇尔面对中国的复杂局面，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从而萌生退意。

还在马歇尔未能使国民党政府军停止攻击张家口时，他已感到自己对国民党决策影响力的有限。10月5日，他致电华盛顿，表示他感觉他已不可能继续作为调处者，并应将此通告委员长⁽²⁵⁷⁾。11月13日，马歇尔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表示，“苟余公正不偏之诚恳努力，不受信任，则余之力求调处，势必无用。……故余希望阁下愿正式自延安适当之权力处决定彼辈是否希望余个人继续目前之工作？余之兴趣，全在以调处方法尽绵薄之力。余知如延安对余失去信任，余即无法做此工作。”⁽²⁵⁸⁾至此，马歇尔对国共双方都表示了他将退出调处之意。

国大开幕后，马歇尔还希望“利用我的影响力，以通过一部符合政协原则的民主宪法，在中国组织一个能够支持好政府的真正自由派集团，实现政府的改组，以有利于恢复和谈并使共产党重入政治活动”⁽²⁵⁹⁾。但马氏此种表示并未体现在美国的政策上。在此期间，他与蒋介石有多次会见，他认为国民党仅靠军事不足以言胜，当务之急是由国大通过一部符合政协精神的宪法，然后成立有中共和民盟参加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并对行政院实行真正的改组。蒋介石则强调共产党受苏联的影响，目的是瓦解政府，因此必须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如果做到这一点，共产党问题就不难解决。他自信可以在八到十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²⁶⁰⁾。

12月1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对一年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作出了总结。声明回顾了一年来中国形势的发展，认为中国一直未能用和平方法达成团结目的实为一大遗憾。声明表示：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承认这个事实，也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我们仍然希望该政府找到和平解决的路径。我们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将维持我们帮助中国人民在其国家内争取和平与经济复兴的政策，同时避免卷入他们的内部冲突⁽²⁶¹⁾。这个声明在国大召开期间发表，主要谈及美国一年来的活动和成就，为美国调处政策辩护。这个声明与上年的声明相比，声调较为低沉，虽表示继续支持国民党，但显示了美国对马歇尔调处失败的失望，对国民党的支持并未完全如其所愿。不过，蒋介石却有理由作另外的理解，他认为杜氏的声明不提中共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但提及东北问题，将和平破裂责任归于中共，表示无论中国是否有战乱美国都将给予援助等等，较之上年声明“可判断美国对华政策变动的迹象，而且对于我们是有利的”⁽²⁶²⁾。以后的事实证明，蒋这样的乐观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至此，马歇尔再留在中国已经没有实际意义。蒋介石为了拉住美国人，提出聘请马歇尔为总顾问，马歇尔告诉司徒雷登，对这个建议最好的回答是：不。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全力支持的调解人尚且不能影响中国政府，就更别指望作为政府顾问能在这个政府内促成什么有益的回应了⁽²⁶³⁾。在随后的会见中，马歇尔干脆地拒绝了蒋的邀请。马歇尔在和蒋介石及国民党官员的会谈中，一再告诫国民党，期望美国为政府军事领袖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而造成的经济空洞注入金钱是不现实的，同时，期望美国为执著于垄断政府权力的反动派系所控制的政府注入金钱也是不现实的。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不可能靠军事力量去消灭。抵御共产党的最好办法，就是中国现在的政府实行改革，以获取人民的支持⁽²⁶⁴⁾。为安马氏之心，王世杰告诉他，国民党将改组政府以容纳党外分子，对于中共问题，政府决不关闭谈判之门，但对于恢复交通、收复失地、及行宪工作，则决不再因中共之拒绝妥协而延搁，希望继续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马氏对此未表示具体意见⁽²⁶⁵⁾。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奉召回国担任美国国务卿，他行前发表声明称：和平的最大障碍是中共和国民党彼此间完全的、几乎是压倒一切的猜疑心，政府领袖深信，中共愿意参加政协所规定之政府完全出于破坏性的目的；中共则感觉政府并无实行政协决议、组织新政府的诚意。因此，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对每一项建议和可能性，都心存偏见和戒心。马歇尔在声明中对国共双方均有批评。他认为：最近谈判破裂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亦即国民党方面，有一居于优势地位的反动集团，反对我促成真正联合政府的一切努力，他们公开坦率地声称，与中共在政府中合作是不可想象的事，只有实力政策才能解决问题，这个集团包括军事和政治领袖。中共方面，也有极端分子，他们完全不信任国民党领袖，确信政府的每一项举措都是为了摧毁中共。马歇尔认为，如欲挽救此种形势，将依靠政府与小党派中的自由派取得领导地位，他们目前仍缺乏政治力量去发挥其具支配性的影响力⁽²⁶⁶⁾。这个声明将其调处中国内战的失败归于国共双方的“极端分子”，表现出马氏在中国政治特质面前的无奈，也为其调处的失败自寻托辞。马氏将中国的未来寄于所谓“自由派”当政，但他自己也承认他们缺乏真正的“影响力”。这个声明名为对国共双方不偏不倚，但国共对此均不满意。蒋介石对美国记者谈话时，表示马氏声明只能“视作对杜鲁门总统对华声明之补充”，“仅就马氏之声明而论，似有若干漏略”。周恩来认为马氏承认国民党内有反动集团的观察是说得对的，“但遗憾的是他并未指出蒋介石就是这个反动集团的最高领袖”，马氏想以实行宪法改组政府为蒋找出路，“结果只会使它更加失信，绝对得不到人民拥护”⁽²⁶⁷⁾。由于国民党视美国为其最大的支持者，而中共对美国无所求，马歇尔的声明虽对双方都有批评，但在实际效果上，国民党更可以感觉到其影响⁽²⁶⁸⁾。

1月8日，马歇尔在反美浪潮遍及中国的难堪境遇下，自南京黯然登机回美，这与一年前他来华时，中国各界和舆论对他的热诚欢迎形成鲜明对照。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名闻遐迩的英雄，虽然马氏以国务卿的身份离华，多少挽回了他个人的面子，但他在回国时的心情很难称得上是愉快的，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他的中国使命也只能说是一段失败的经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说明了任何其他国家在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时影响力的有限，而且多少也反映出美国对华影响力逐渐式微的趋势。

马歇尔离华，表示美国退出调处，作为调处重要机构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走到了其尽头。全面内战爆发后，军调部早已失去其最初的动力，成了观察战争的机构，对制止战争束手无策。美方曾经提出由国共双方高级指挥官进行直接会谈和在双方冲突地点建立中立区的建议，但均被中共认为单方面对国民党有利，未能实现⁽²⁶⁹⁾。“执行部所派出的各个小组，这期间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状态，执行部内部的谈判与工作也是一筹莫展。除美方故作忙碌状态，硬拉着讨论无关轻重的积案以外，实际上对下面冲突与纠纷的调处已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这时争论的中心已不是停战、调处、恢复交通诸问题，而主要是执行人员安全自由问题和连续发生的几个困难的案子”⁽²⁷⁰⁾。这其中包括1946年5月20日高密小组共方代表辛冠五失踪被害案，5月30日枣庄小组共方代表甘重斗及译员被殴致重伤案，6月10日晏城小组国方代表雷奋强中弹身亡案，19日新乡小组国方译员郭子祺中弹身亡案⁽²⁷¹⁾。7月23日，执行部国方委员郑介民竟然发出密令：“如中共方面组员与非法密探人员有关，而证据充足时，则当地之最高军事机关将以间谍罪审理之。”8月21日，执行部国方参谋长蔡文治在给美方的备忘录中又称：“凡有执行小组之中共方面人员被发现为密探时，则即失去代表资格，且受法律制裁。”这样一来，执行部及小组共方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可言，因此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周恩来专函致马歇尔，要求“敦促政府采取有效办法，以保障执行部中共人员在政府区之安全与自由”。在中共坚持下，军调部于9月10日发令，重申保障各方人员之安全，如有间谍行为，只能提交执行部三委员处理，此前所有人员工作不受限制⁽²⁷²⁾。

1946年7月29日，安平事件的发生，更使作为调处中立一方的美国直接牵入冲突之中。驻北宁路沿线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共治下的冀东解放区近在咫尺，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美军在进入冀东解放区活动时，已经迭有冲突发生。7月13日，美军自北戴河进入冀东解放区时，因事先未得同意而被俘七人，后经交涉获释，预示着未来冲突的不可避免。29日晨，中共驻安平镇（位于北平东之平津公路70公里处）部队得到情报，当日将有载运军火之运输车队经过，因此布置伏击。至午，果有无标识之二十余辆车组成之车队经过，伏击部队开火，双方交战历三小时，后中共部队主动撤离。事后得知，该车队所载为驻津美军六十余人，在冲突中美方伤亡十五人（亡三人，伤十二人），国美两方随后派军增援，占领了安平。此事之发生，立即轰传中外，国民党视为天赐良机，大肆鼓噪，企图就此拉美下水，使美国在调处和内战中完全站在国方一边。蒋介石致电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令其“根究彻究，从速处理”，“一面派员协同美军洽商处理善后办法详报为要”⁽²⁷³⁾。而中共方面态度沉稳，提议派遣小组进行调查，在查明真相的基础上再作解决。周恩来告诉马歇尔：美军“如说要巡察，何必到解放区去！有了美军，又有国民党军，这只能说明国民党一些人想利用美军在北宁路制造事件，把美国牵扯进来，并使北宁路周围成为国民党占领区”⁽²⁷⁴⁾。8月2日，执行部决定派第二十五小组调查有关安平事件的前后情况，询问证人，向执行部提交报告。经过若干时日的争执，三方在调查程序、轮流担任主席等问题上取得一致，17日开始调查工作。然三方各自提出的证人各说各话，无法得到一致，更因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最终安平事件的处理不了了之。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大环境下，国共美三方都失去了继续进行战地调处的耐心。9月27日，执行部三委员签署协议，关内除保留太原、沁县、临汾、邯郸、新乡、泊头六个小组外，其余小组均撤回北平，随后，东北亦由八个小组缩减为三个⁽²⁷⁵⁾。11月21日，东北小组全部撤离，1947年1月，关内各小组全部撤退完毕。此时的军调部名存实亡，只有北平总部和长春分部还维持着一定的工作和人员，最后结束军调部的工作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制宪国大召开后，一方面是国共关系实际破裂，另一方面是战争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执行部无所事事，但因为考虑到宣传和责任，国共双方均不愿主动提出撤销问题。国民党用种种办法，企图逼中共撤离，但中共则坚持对方不宣布解散则不走的方针。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存废问题还只能由始作俑者美国人来解决。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现已决定结束其与三人会议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关系，这是马歇尔回国、美国调处失败的逻辑结果。30日，国民政府宣布，因美国退出调处而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调部。与美国退出调处的同时，美国大使馆宣布，美方将负责送返军调部国共双方人员至各自地区，以3月5日为最后期限，“以后仍留驻现地者，应由其自身负责，美方将不予过问”⁽²⁷⁶⁾。随后军调部中共方面人员于2月内陆续撤离北平，长春分部人员则撤往哈尔滨。2月21日，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率最后一批中共人员离开北平回到延安。

二　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

虽然国共关系因为制宪国大的召开而实际破裂，战争已在大规模进行，但为了配合国大通过的宪法，显示和平民主的姿态，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表示争取国内外的支持，国民党发起了新一波和平攻势。194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和司徒雷登的谈话中，表示考虑派人直接赴延安谈判⁽²⁷⁷⁾。1947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声称，“政府对中共问题的处理，仍然要一秉以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的方针，如果有任何机会，政府的政治解决能够实现，政府决不放弃那种机会”。其后，孙科、张群、吴铁城、彭学沛等人均放出言和风声，孙科主张“大家放弃成见与主观，重视国内与国际之客观现实，一本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召开各党派圆桌会议解决问题⁽²⁷⁸⁾。15日，蒋介石召集出席政协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商谈，决定派张治中去延安恢复国共谈判。次日，国民党通过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将恢复和谈的四项条件转达中共：1．政府愿意派员赴延安，或请中共派员来京，继续进行商谈，或举行圆桌会议，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2．政府与中共双方立即下令就现地停战，并协议关于停战之有效办法；3．整编军队及恢复交通，政府仍愿根据三人会议过去协议之原则，继续商谈军队驻地、整编程序以及恢复交通之实施办法；4．在宪法实施以前，对于有争执区域之地方政权，政府愿意与中共商定公平合理之解决办法。20日，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声明，将国民党恢复和谈的条件公诸于世，并称“深盼中共体谅政府相忍为国，力求政治解决之苦心，捐除成见，继续协商。政府仍愿以最大之忍让，竭诚相与，虚怀接纳”⁽²⁷⁹⁾。

对国民党发动的和平攻势，中共反应冷淡。1946年12月3日，周恩来致函马歇尔称：“一党包办之国大既开，政协决议遂被蒋主席破坏无疑，国共两党谈判之基础亦不存在。唯我方为适应全国人民之和平民主要求，认为只要国方能立即解散正在开会之非法国大，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令下时之驻军位置，则双方谈判仍可重新开始。”⁽²⁸⁰⁾这是中共恢复和谈的基本条件，而国民党显然不可能接受。得知国民党发动和平攻势的信息后，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认为“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并利于三月莫斯科会议，美方好作交代，粉饰太平。故我们对美蒋所谓恢复和谈认为全是欺骗，绝不信任。我们方针，应使这种有利于美蒋的完全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²⁸¹⁾。因此，中共坚持恢复上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和取消国大通过的宪法两条为恢复和谈的基本条件。次日，王炳南将中共意见告诉了司徒雷登。24日，中共中央又指示董必武和王炳南：“（一）目前情况下董暂在上海工作，不要回宁；（二）王亦不要去看美蒋两方的人，对他们表示冷淡；（三）如美蒋两方再来人催询四条回答，可告他们根本拒绝此四条，非完全接受我方两条（最低限度）不能开谈。”⁽²⁸²⁾在国民党将和谈条件公开后，26日，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声明，认为国民党的方案“完全是欺骗”，并逐条批驳之⁽²⁸³⁾。由于国共双方的和谈条件距离相差太远，国民党的所谓和平攻势也就成了镜花水月。

中共之所以拒绝国民党的和谈提议，是因为这时中共对于形势的判断已经有了重要变化。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并未能团结全国各党派，其军事进攻在占城掠地的同时，丧失了相当的有生力量，因此在国民党上下尚沉浸在所谓胜利的欢欣中时，中共已经敏感地预计到形势将起变化，从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从1946年底到1947年初，中共在几次高层会议中，对以往的国共谈判作了回顾，对未来的形势发展作了分析，决定了中共将要采取的战略方针。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和两天前刚刚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枣园开会，回顾了一年多以来国共斗争的情况，并就未来的部署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在我们党内都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都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因此，揭破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现在已经降为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问题是要宣传我们有条件取得胜利，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蒋介石的进攻是可以打破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一年内打破，使国共两党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它。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发展，这大约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总的说，斗争是长期的，中间还会有许多曲折”。周恩来说：经过谈判，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为群众所认识，蒋集团中除极少数外都缺乏对前途的信心，我们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以武装斗争为根本。刘少奇最后说：在一二月间是糊涂了一下，国际上也是糊涂了一下，但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了。和虽不可能，谈是必须的，为了教育人民。几个问题可以确定，打的方针是定了，但不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从国际国内分析，胜利是可能的，但要经过较长的困难时期，要提倡克服困难⁽²⁸⁴⁾。当晚，中共中央举行全体扩大会议，决定了“打”的方针，即蒋要灭共，我必倒蒋，但现在尚不公开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与会者认为，共产党能够战胜蒋介石集团，预计用三年到五年，也可能十年到十五年⁽²⁸⁵⁾。此时此刻，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的问题，并由中共中央会议认可，表明中共认为国民党出牌已尽，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与国民党谈判合作建国的问题了，而是准备另起炉灶，为中共的建国理想而奋斗。这在当时还不为社会以至中共党内许多人所知，但是不久，国民党就会感觉到中共方针的变化。

1946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刘少奇认为，半年到一年要有大革命，要准备在半年到一年内作出成绩来。确定大革命前夜的形势很重要，有预见才能有领导。全国的形势是进攻不是退却，党内目前的主要倾向仍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敢放手⁽²⁸⁶⁾。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时局和任务的指示。指示提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²⁸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均肯定了形势的变化及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毛泽东说：“和国民党打的结果，解放区的区域有打得大、中、小三种可能，现在看来，打小的可能性是很小了，打大的可能性是很大了”；“党的六次大会的决议提出两个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作者注），现在仍未解决，因此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指出革命高潮一定要到来这一点，使全党了解并从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预作准备，那么在这次高潮中我们就可能取得胜利”；“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但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刘少奇认为，最近我们在军事上取得许多胜利，全局即将变化，在政治上国内外形势也有利，蒋的国大宪法、和平攻势均未达到目的，蒋区群众运动大发展，这些都表明中国大革命高潮要来。周恩来分析了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认为从现在看，蒋介石是可以打倒的，但在宣传上要有保留，关键是自卫战争的胜利。朱德认为，现在到了快打出去的时候了，准备工作要做好。我们内无后顾之忧，外有发展之途⁽²⁸⁸⁾。这两次会议表明中共高层对形势的估计又进了一步，在中共党内许多人对革命“高潮”尚有疑虑之时，就提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问题，并决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确表现出了中共领导层的棋高一着之处。很显然，在这样的形势估计之下，中共不可能再去理会国民党的和谈提议。

也就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举行当天，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声明：“对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²⁸⁹⁾这个声明的发表，无异于公开否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国共之间的最终分裂也就成为自全面内战爆发之后政治形势发展的逻辑结果⁽²⁹⁰⁾。

马歇尔走了，军调部结束了，国民党的和平攻势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山东战场战斗正酣，国民党军队并准备进攻延安，一切都预示着勉强维持的国共关系即将走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对维持表面上的国共联系也不再有兴趣，它已不能容忍中共在其统治核心地区保留办事机构，作为宣传鼓动的阵地。军调部结束时，美方表示以3月5日为期负责送返中共人员的承诺，也给了国民党一个实际的借口，因为中共人员的撤离显然需要美方的协助。而中共之所以保留南京等地的机构不撤，主要也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阵地，“在蒋管区进行宣传组织与联络工作，促进蒋区民主运动”，并保持这些地方与延安的空中交通，因此中共指示各地办事机构，坚持“非赶不走”原则，并逼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²⁹¹⁾。

最后的破裂举动只能由国民党出之。1947年2月28日，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致送中共代表团公函称：“自贵党拒绝和谈，关闭和平之门，贵党军队在各地公开叛乱，处处攻击国军，而贵党人员又在各处散播谣言，鼓动变乱。本部为维持地方治安，应请贵处将居留本京人员，于本年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²⁹²⁾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和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也在当天和前一天分别致函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和驻重庆代表吴玉章，以同样理由要求中共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周恩来于接到中共代表团被逼撤退的报告后致电蒋介石，提醒他：限令中共人员撤退的举动，“不识为贵方地方当局之主张，抑出于阁下之命令。如属前者，则地方当局之任意妄为应请阁下予以制止；如属后者，则阁下业已决心内战到底，不惜以最后破裂，关死一切谈判之门”⁽²⁹³⁾。但蒋介石未作答复。

3月7日，中共代表董必武一行离开南京飞返延安。行前，董必武发表书面谈话称：“必武等今日被迫离此，感慨莫名。十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联系，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断矣！”他在谈话中指出：“内战显将继续，人民之灾祸必将更大更深。然而，此种以千百万人性命为赌注之极大冒险，因其违反全体爱好和平人民之愿望，终必失败无疑。”⁽²⁹⁴⁾董必武登机前，自信地对送别者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至此，以抗战为开端，维持了十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终因抗战的结束使双方失去了合作基础而最终结束，中国的未来只能由战场胜负决定了。

————————————————————

(1) 国民党军总数统计缺乏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此处据中共在全面内战爆发前的统计，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2) 关于国民党军的部署，各说不一，此处采用《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1册第256—257页的统计。据国防部的统计，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国民党共有步兵36个军、150个师（内整编师54个、独立旅3个），骑兵10个旅，3个独立团，炮兵12个团（内美式榴弹炮5个团），工兵18个团，辎汽兵24个团，11个营，通信兵8个团，11个营，战车兵3个团，铁道兵3个团（《国防部政绩报告》，二档，全宗七八三，卷号797）。

(3) 中共部队的人数和编制各说不一，此处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第338页的数字。因为各区人数不断变动，故总数与各区数有5万人之差。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6页。国民党军拥有的重装备是否能在实际作战中发挥效用，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中共部队的运动战战法，往往使重装备失去作用。国民党军由美国提供装备的39个师，虽然装备程度为中国军队前所未有，但在实战中经常受到补给问题的影响，装备不能发挥效用，尤其是在美国一度禁运军火的情况下，这些装备的效用大减。据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回忆，该军初入东北时，还是用的训练时发下的弹药，直到打下锦州才得到补给，“总的说来，军品补给断断续续”（《石觉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版，第238页）。陈毅根据其作战经验亦认为，“美械使火力增强，但火器复杂，干部无法掌握，不能灵活机动，消耗弹药甚多，缺少运输工具，供给不上。野战能力很弱。美械化害多利少，最多不过利害相等”（陈毅：《一年自卫战争总结》，1947年12月31日，中央档案馆卷89，第1号）。

(5)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呈蒋委员长关于停战令颁布后国军应有充分准备电》（1946年1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第四册，第387页。

(6) 《郭汝瑰日记》1946年3月9日。

(7) 《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35页。

(8) 《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2—113页。

(9) 《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0、112—113页；《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军事图书馆藏档。

(10) 《剿匪战事之检讨》，第6页。

(11) 国民党方面的战史认为：“国军军事战略构想，迄无完整原始资料可资依据”；“绥靖作战期间之史料，均未载明对绥靖作战之全般战略构想”（《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1册，第306、308页）。

(12) 《国防部作战会报记录》（1946年6月13日），军事图书馆藏档。

(13) 在政治上，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由于要应付国内外各种压力，还维持着国共关系和表面上的谈判不能破裂，因而迟迟不能完全动员，进入全面战争状态，而是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下进行，这多少也影响了它的战略部署。在军事上，由于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国民党急于维持其全国优势地位，导致兵力部署分散，及至战争开始，兵力调配尚未全部完成，只能就现有部署行动。

(14) 王禹廷：《胡琏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公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册，第544—545页。

(16) 蒋介石曾经抱怨说：“我们只有白天能打仗，匪则日夜皆能打仗，因此在一天之内，匪军有二十四小时可以利用，我军最多只有十二小时可利用，匪军在半天可以做到的，我军则需二天或三天才能做到，这样下去我们怎么不失败呢？”（《剿匪战事之意义与重要原理之综述》，1947年4月27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98页）

(1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150—151页。

(18) 《剿匪战略战术的总检讨》（1947年4月20日），军事图书馆藏档。

(19) 《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68页；《徐永昌日记》1947年1月6日。

(20) 郭汝瑰自述曾于1927年加入中共，后失去联系。抗战胜利后，他又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并和董必武几次会见，要求到延安去。董必武通过他的联系人告诉他，“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作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此后郭即为中共秘密传送军事情报。他的联系人与他单线联系，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有一次他送交的情报传到民革王葆真处，而王因暴露一度被捕，此前，王将文件烧毁，使郭未因此而暴露。因为郭与其联系人始终是单线联系，而他的联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留下郭的姓名，因此郭一直为中共传递情报而未暴露（《郭汝瑰回忆录》，第385—389页）。此外，还有不少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在国民党内部工作，获取情报。

(21) 《国防部兵役总局关于兵源补充等问题的说明》，1947，二档，全宗七八三，卷号860。国民党军队征补的困难，根本上是其不能给被征者以实际利益，在当时情况下，就是不进行土地改革，使兵源最广大来源的农民没有利益驱动的积极性，也使征补来的士兵缺乏战斗积极性，极易逃跑或投向中共方面。胶东兵团司令范汉杰以亲身经历上书行政院，认为：共军在山东号召青年参军，往往超出征兵人数的一二倍，而国军靠保甲长拘捕的办法，很难补充足额，即使抓来，也不会心甘情愿地为国民政府卖命。这是战争胜负的关键，非迅速改革征兵制度不可（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第65页）。

(22) 根据国防部下发的《陆海空军日给养定量》，陆军士兵日给养定量大米1.5斤，蔬菜豆类0.75斤，肉则1两都不到（《第一期军事小组讨论大纲及参考资料》，附表）。姑不论这样的定量能否兑现，即使可以兑现也很难适应战场艰苦生活的需要。蒋介石承认：“我们的军队，除内容空虚，名实不副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现在一般下级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准线以下，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以致面黄肌瘦。”（《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1946年4月3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807页）以如此生活水准，加之没有思想动员，没有家庭经济利益的驱动（如分配土地），很难指望部队能有高昂的士气和战斗力。

(23) 《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02页。

(24) Tsou，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pp．437-438．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63．

(25) 《中央关于练兵的指示》（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46页。

(26) 《军委关于充分准备对付国民党大举进攻的指示》（1946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80页。

(27) 《中央关于大打后我军部署的指示》，（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96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83—1084页。

(28)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83页；《学习陈赓部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1946年7月16日）、《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灭敌人》（1946年7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48、368页。

(29)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3—1094页。毛泽东的这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的军事思想以后被总结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43—1144页。

(30) 《中央关于全面破裂后作战方案给刘伯承等的指示》（1946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10—211页。

(31) 《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1946年7月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20页。

(32) 《华中等战略区战况及对蒋军攻势的估计》（1946年10月28日）、《考虑作战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1947年3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30页、第4卷第1页。

(33) 《周恩来年谱》，第691页。

(34) 中共征补机制的活力建立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使千百万农民可以为保卫自身利益而主动参军，并为中共部队的后勤供应和战场情报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持（有关中共土改的情况，见本书第十二卷）。

(35) 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国民党军的装备同样不断落入中共部队手中，参谋次长郭忏自嘲自己是“国共合作”，因为国民党军的补充每落入中共部队之手，“岂非与之合作”（《徐永昌日记》1947年11月29日）。

(36)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我之基本方针的指示》（194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8页。

(37) 《毛泽东对李富春、黄克诚关于时局的意见的复示》（1946年7月6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10页。

(38)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1页。

(39) 《集中力量在桐柏山区创造战场》（1945年10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9页；《中央关于中原我军行动方针给中原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3—454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5页。

(40)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8日。

(41) 据郑位三2月1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我焦急万分，事情真如火急，连日检查，3月1日全军无粮，即使有钱买，也要在25公里至50公里以外运输。3月13日，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称：部队有1.6万人已全部无粮吃，其他数万人至多只能维持一星期到九天（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1页）。国民党方面则加紧对该地区的封锁，即使有罗山协议，中共部队也仍无法外出购粮运输。因此中共部队内部也有人认为无法坚持，“个别负责同志曾散布失败情绪，说什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李先念：《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原突围前后》，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42) 《中央关于中原军行动方针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80页。

(43)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第115页。

(44)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1日。

(45) 《郭汝瑰日记》1946年7月9日。美国调处代表马歇尔的助手吉伦曾经要求蒋介石与中共就中原部队的问题达成妥协，蒋勃然大怒，宣称他不会让中共部队逃走的（Pogue，Forrest C．George C．Marshall-States Man，p．109．Viking Penguin Inc．New York，1987）。

(46) 《武汉行营关于围攻鄂西汉川、刁汊湖一带中原部队战斗详报》（1946年6月26日至7月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5册；《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395—398页。

(47)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第66页。

(48) 《同意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1946年6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88—289页。

(49) 据王首道所记：“我军军事行动保持了高度机密，一切行动与平日一样，坚持生产、练兵。行动前三小时，我们以野外演习为名下达了出发命令。”因为“我军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段均出于敌人意料之外，因此，鸡公山和黄袍山上的工事，敌人大多没有占领，只派了不到一个连的兵力担任警戒，也没有配置重火器”。中原部队突过铁路线没有遇到太大阻力（王首道：《忆南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194页）。

(5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417页。

(51) 李先念：《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中原突围前后》，第21—22页；任质斌：《关于中原突围》，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中原突围》，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中原军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1947年5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87页。

(52) 《政府军已开始攻我中原部队形势极为严重》（1946年6月28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89页。

(53) 据俞大维告郭汝瑰，蒋介石不同意对李先念部调处，郭感觉，“李先念部调处与否，均不过如此一回事，李要逃出重围，政府军则图加以消灭，此观念未从根本改正，调处与否都是打仗”（《郭汝瑰日记》1946年8月3日）。

(54) 《郭汝瑰日记》1946年5月10日。

(55)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37—39页。

(56) 《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1946年6月2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92页。

(57)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58) 谢声溢编：《徐州绥靖概要》，1946年印本，第2页。

(59)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58页。事隔五十年后，李默庵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华中野战军对我部作战计划的掌握是很准确的。然而，至于我部的作战计划是怎样泄露的，事后我始终也没有查清楚。那个时期，抗战胜利不久，各部队指挥机关保密观念很淡薄，泄密事件的发生，并不奇怪。”（同上）粟裕在其回忆录中则写道：“我主动进攻敌人的出发地，可以打乱其部署，寻歼其一路，造成有利于我机动之局面。”“主动进攻敌人的出发地，是否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否！……衅自彼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给予敌人以反击是顺理成章的。”（《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60) 《华中野战军应准备出蚌浦线作战》（1946年6月2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01页。

(61)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报山东野战军、军委、华中军区电》，《粟裕军事文集》编写组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62) 《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建议一、六师仍在苏中作战致中共中央并陈毅、舒同电》（1946年6月29日），《苏中七战七捷》编写组编：《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63) 《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1946年7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20页。

(64)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61页。

(65) 《华中野战军关于苏中十天战况及建议乘胜收兵休整待机致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中共中央军委电》（1946年7月21日），《苏中七战七捷》，第124页。

(66)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71页。

(67)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71页。

(68) 《延安总部发言人谈苏中自卫胜利战果》，《苏中七战七捷》，第236页；《华中野战军的作战经验》（1946年8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38页。

(69) 国防部编：《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1948年印本，第7页。

(70)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72页。

(71)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81页；《不要打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战》（1946年8月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75页。

(72)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83页。

(73) 《粟裕关于再在苏中打一仗尔后西移致中共中央并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电》（1946年8月8日），《苏中七战七捷》，第174页。

(74) 《粟裕等致陈毅等电》（1946年7月17日），《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76页。

(75) 自山东主力调东北，新四军主力入鲁后，粟裕便建议华中应留下一定兵力，以坚持华中现有阵地。战争初期，山东和华中都强调保卫地方的重要，都愿意留下更多的主力部队在当地作战。陈毅需要协调两大区（山东和华中）、四方面（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关系，“为寻求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案，相互间电报往返上百份，方案提出三四个，今天提出，明天推翻，后天再提，反复次数之多，简直难以数计”（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76) 《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苏中歼敌》（1946年8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10页。

(77)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00、402页。

(78) 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第13页。

(79) 《陈毅同志给第八师领导同志的信》（1946年10月4日），《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6日。

(8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158页。

(8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171页。

(82) 《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关于计划在涟南打击七十四师向陈毅的报告》（1946年10月7日），中共涟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涟水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83)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04—405页。12月23日，陈毅、粟裕等进一步提出，“必须将山东、华中政治上、经济上、财经上均统一指挥、统一收支始能维持战局”，建议“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合并，山野与华野合并，成立统一的华东司令部。粟（裕）、谭（震林）主持前（方），陈往来前后指挥”（《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105页）。此一方案直到1947年2月才最终实现。

(84) 陈廉：《决战的历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酉时报中央并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粟裕军事文集》，第284页。

(85) 陈、粟之间的不同意见还受到一些非常微妙因素的影响，当时山东有“华中的部队不要到我们山东来”的言论，华中也有“不到山东当流亡政府”的言论。山野几次作战不利也影响到陈毅的威信，泗县作战失利后，“‘陈毅不会打仗’的澜言就在临沂城传开了”。两淮失守后，“华中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就把责任推到陈毅身上。他们召开了‘七人批陈会议’，批评陈毅‘不执行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这一分歧又因为华东局内部饶漱石与陈毅之间的矛盾而更为复杂化了。饶在两淮失守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以粟代陈”的建议，并当面对粟裕说：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要负主要责任。他还找山野一纵司令员叶飞谈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此举无异于在领导层内制造矛盾。这些对中共华东战场作战不是没有一点影响的（王昊：《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328、347页；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第13、18页）。9月间，中共中央一度也有派徐向前到山东负责鲁南作战的动议，有人认为这是“对陈毅在淮北仗没打好，也有些不满”（《陈毅传》编写组编著：《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第14页）。

(86) 《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以开展局面》（1946年10月13日）、《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在淮北歼灭东进之敌》（1946年10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22、525页。因为出淮北作战是陈毅曾经同意的方案，对他又提出回鲁的主张，中共中央担心他与华中“诸同志间关系是否将生影响”，故有此“团结协和”之要求。

(87)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44—145页。

(88) 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第32页。

(89) 谢声溢编：《徐州绥靖概要》，第41页。

(90) 《歼灭进攻沭阳之敌极为重要》（1946年12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75页。

(91) 《杨伯涛回忆录》，第126—127页。

(92)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27页。

(93)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25—427页。

(94) 《陈毅军事文选》，第359页。

(95)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75页。

(96) 《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9页。

(97) 《国民党大打后晋察冀军区的基本任务》（1946年6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05—306页。

(98) 行定远：《日寇投降后阎锡山对大同的控制》，《大同文史资料》第15辑，第36—37页。

(99) 《暂三十八师战斗详报》（1946年8月3日至9月20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8册。

(100) 黄瑶、张明哲著：《罗瑞卿传》，第179页。

(101) 《张宗逊回忆录》，第299页。

(10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31—233页。

(10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200—201页。

(104) 第十二战区长官部编：《傅长官讲话》，1947年印本，第49页。

(105) 《聂荣臻、萧克给各纵队的指示》，1946年9月15日。

(106)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29—630页。

(107) 黄瑶、张明哲著：《罗瑞卿传》，第182—183页。

(108) 《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84页。

(109)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1946年9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87—488页。

(11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58页。

(11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261页。

(112) 为了保密，傅作义不用国民党军共用密码，自己另搞一套，而且通过电台测向得知中共在张北兵力空虚。比较之下，中共对蒋系部队较为重视，对傅作义则重视不够，这可能是因为傅部长期地处偏僻，而又未和中共部队交过手。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的行动，中共通过情报事先即得知，而傅进攻张北的行动则保持了高度机密，使中共情报部门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113) 傅作义较为强调团队合作精神，自抗战结束傅部东进之初，即指示各部：“为期密切协同作战胜利，兹规定凡各部队奉有作战任务，在战场上或战场外遇到友军受敌攻击，或战斗激烈时如闻枪炮声，应即自动速往增援，参加战斗，如此不但绝对易获战果，更足实现密切协同之真精神，或因支助而受到损失亦情有可原。”（《三十五军阵中日记》，1945年9月，二档，全宗廿五，卷号6312）

(114) 《傅长官讲话》，第48页。

(115) 《罗瑞卿传》第182页。10月18日，陈诚召集各战场主官在北平会商军事，傅作义甚为得意地介绍了其部的作战经验。

(116)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38—639页。

(117)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121页。毛泽东曾告聂荣臻等：你们长时间没有打开局面，其中必有原故，应虚心检讨得出教训以利作战（《军委致聂荣臻、萧克电》，1947年3月12日）。

(118) 《中央日报》（上海）1946年10月18日。

(119) 《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1946年6月22日）、《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1946年6月2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83、292页。

(12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450页。

(121) 《定陶战役作战经过和主要经验》（1946年9月），《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页。

(122) 李达：《回顾定陶战役》，《李达军事文选》编辑组编：《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123) 据第五绥区副司令胡临聪回忆，赵为黄埔一期毕业（实为二期），又是顾祝同的外甥，本来就骄横跋扈，对绥区抱若有若无态度，私人之间亦少接触，彼此存有隔阂，他接到刘峙的命令后，不向绥区司令孙震请示即径往前线，意欲一战成名而取代孙的位置，使孙对他甚为不满，当赵部被围请求增援时，孙有意使赵栽跟斗，以报赵目中无人并企图取而代之之恨，没有令在东明的整四十一师积极增援。于此可见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对于其战斗力的影响（胡临聪：《蒋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整三师赵锡田部的被歼》，《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58页）。

(124) 《蒋军必败》，《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

(125) 陈赓部虽属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编制，但受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作战行动具有战略单位的独立性。

(126)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479页。

(12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21页。

(128)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9页。

(129) 美国曾有派魏德迈出任驻华大使的动议，此事为国民党所欢迎，但因美国国内因素未能实现。据王世杰所记，蒋介石对司徒雷登“颇不喜其人，以其人无定见徒趋时尚也。惟彼既经正式提出，我照国际习惯亦殊难拒绝”。但司徒上任后，王世杰觉其“态度甚为确定，且可随时纠正马歇尔之性急与狭隘之见，殊出予之意外”（《王世杰日记》1946年7月8日、9月20日）。

(130)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186．

(13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17页。

(132)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7，1946，Rea，Kenneth W．and Brewer，John C．edit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rat，1946，p．7．Westview Press Inc．，Boulder，Colorado，198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30页。此前，周恩来通过马歇尔向蒋转达解决时局的办法是，立即无条件停战，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一道解决。蒋介石的条件可谓对中共的答复。

(133) 《蒋介石的五条要求绝对不能接受》（1946年8月6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83—585页；《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的五条绝对不能接受致周恩来电》，1946年8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美国调处者在中国特色政治面前不能不感到自己影响力的有限。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134) Truman，Years of Trial and Hope——1946-1953，p．86．《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7—18页。顾维钧认为：这封信意味深长，它表明总统对中国目前局势极为失望，措辞严峻，甚至唐突。他立即将全函译成中文转呈蒋介石。顾维钧其后又告蒋，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曾对其谈及美政府对中国局势的看法，主要内容为：国军虽暂占优势，但难以武力统一，政府方面或望以军事胜利逼共方就范，但此着亦不能得根本解决；中国分裂局面的存在，使美国无法援助，若军事行动继续，徒耗政府实力，益使中国转弱；若政治统一告成，军事停止，美国将立即进行各种助华计划，此计划必有利于政府；如军事扩大范围，美国或须撤退，以免卷入漩涡；国民党乃中国多数大党，与他党合组政府，可无顾虑，只要实行改革，增强民众对政府信仰，对共党问题为釜底抽薪，凡允许共党参加政府者，其共党势力反深减削。顾维钧认为，这种意见与马歇尔回美时与其所谈意见“大致相同”，表明美国不愿中国局势“激成危局。并认为实际情势，惟采此婉转和缓方法，始能扶助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呈蒋主席谓美方盼我下令停战如战事扩大美或自中国撤退电》，1946年9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3册，第217页）。

(135)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48-649．

(136)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173-174，176．

(137) 此次禁运最大的影响是，美国拒绝为1.3万发7.92毫米子弹核发对华出口许可（《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9、21页）。该禁令于1947年5月撤销。国民党对该禁令极为不满，并称这严重影响了其军队的作战能力。但据马歇尔1948年2月20日在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所言，发布禁令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战争蔓延至整个华北，并显示美国在调处中国内战时的中立立场，实际上中国政府当时有足够的弹药供应军队，政府军的失败不能归因于缺乏武器。同时，美国供给中国军用物资和在华基地剩余物资的转让与出售实际并未停止。就在8月30日，中美签订协定，将价值大约为9亿美元的战时过剩物资折价为17500万美元售与中国，其中便包括了不少海空军设备和交通工具等军用物资，结果导致了中共的强烈抗议（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355-356）。

(138) 《王世杰部长呈蒋主席告我如不停战使马歇尔陷于失败则美国舆论逆转于我不利电》（1946年8月14日）、《陈布雷主任对王世杰部长寒电研究之意见》（1946年8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10—211页。其后，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巴黎告王世杰，马歇尔认为他继续留在中国已无意义，对蒋未能压制主战派表示不满。贝氏并要求王转请蒋介石，设法使局势好转。王因而认为，“在对美未有充分谅解，对苏未有应付之准备以前，我政府统筹全局，似仍须力持忍耐，如改组政府，似尤宜尽量容纳党外人士”（《王世杰部长呈蒋主席告与美国务卿贝尔纳斯面谈马歇尔续留华合作及对华政策问题并建议力持忍耐电》，1946年8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14页）。

(139) 《蒋主席复杜鲁门总统说明马歇尔调处经过及共党破坏协定攻击国军情形并重申合作态度函》（1946年8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13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39页。杜鲁门接蒋函后，于9月5日复函称：“本人切望政治解决方法，早日完满达成，俾武力纠纷，得以停止，而阁下与贵国人民得从事于重大紧急之建设工作。抑更有进者，本人仍愿贵国政治统一之早日完成，迅速消灭内战蔓延之威胁，能依美国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政策末段所含意义，推进协助中国农业与工业经济复兴计划。”（《驻美大使顾维钧译呈杜鲁门总统复蒋主席函》，1946年9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16页）

(140) 《中央关于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公报后我党对策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72页；《周恩来年谱》，第689页。

(141) 《七个月总结——评马司联合声明》，《解放日报》1946年8月14日。

(142)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0页。

(14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9页。

(144) 《内战严重发展请立即召开三人会议商讨停战》（1946年9月13日）、《如政府对停战要求确有事实回答我自可回京商谈》（1946年9月27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43、651页。

(145) 《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8页。

(146) 《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2日。

(14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55页。

(14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65、273页。司徒雷登亦认为，目前情况有碍于马歇尔和美国政府的公正立场，马歇尔的退出是他能够体面采取的唯一途径（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7，1946，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20）。

(14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72页。宋子文曾在10月1日向司徒雷登提交非正式备忘录，建议首先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改组国府问题，然后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决定整编问题，当中共接受军队驻地及移驻日期时即下令停战，这实际仍是以停战为手段逼中共就范，自然得不到中共的回应（《宋子文院长向司徒雷登大使提出之非正式建议备忘录》，1946年10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3册，第219页）。

(15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76—277页；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309。

(151) 《任弼时年谱》，第528—529页。

(152) 《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194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304页。

(153)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在关于蒋介石对张家口休战十天的条件的用词表达上，在10月6日马氏致司徒的备忘录上，说是蒋的条件将被“实行”，而在8日马、司两氏的对外声明中又改口说是可以“考虑”蒋的条件。这使周恩来极为不满，因为如果“实行”蒋的条件，“就等于一纸迫降书”，而对外说“考虑”显见有敷衍中共之意。此事使马歇尔更失去了中共的信任（《蒋介石的两条要求是迫我投降的最后通牒》，1946年10月9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66页）。

(154) 《关于目前战局及谈判问题》（1946年10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17—518页。周恩来早于8月底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已经提出：“估计前途，美国可能撤兵而仍暗中助蒋内战，而蒋仍大打，起码要作本年准备，大打中开国大与否，须看情况如何，如此马司调处及执行部已无作用，我应主动提出撤退以准备下一步。”（《美蒋在三个问题上已得到一致意见》，1946年8月3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35—636页）

(155) 《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10月17日。

(156) 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编，袁伟、吴殿尧主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82页。

(157) 《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8日。

(158) 《新华日报》1946年6月12日。

(159)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由民主促进会发起，于当年5月5日成立，参加者有各界社会团体53个（后发展到91个），自成立后便一直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160) 《人民政协报》1986年7月8日。

(161) 《民盟代表团致函国民党代表对南京血案提三项意见》（1946年6月25日），《民主同盟文献》，第115页。

(162) 雷洁琼：《血溅金陵忆当年——一九四六年“下关事件”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北京）第16辑，第34页。

(163)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李闻案调查报告书》，1946年印本，第20—21页。

(164) 《李闻案调查报告书》，第11页。

(165) 《李公朴案感言》、《闻一多案的判决》，《大公报》（上海）1946年7月16日、8月27日。《大公报》在战后对国民党的政治、经济措施屡有公开批评，以至蒋介石恨之为：“《大公报》言论，几全为共党宣传，已丧失其昔日之公正立场，至为惋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28页）

(166) 《为李闻案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1946年7月22日），《民主同盟文献》，第123页。

(167)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电责蒋介石》（1946年7月18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98—199页。

(168)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就国民党当局破坏民盟发表谈话》（1946年7月21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01页。在此两案前后，民盟还遭到国民党一系列打击。5月3日，民盟中常委、西北支部主委杜斌丞担任发行人的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被迫停刊，该报顾问、民盟盟员王任竟在4月13日被诬以“烟犯”名而遭枪决。民盟成员、著名教育家李敷仁4月30日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枪杀，幸未死而辗转逃至延安。8月18日，民盟主席张澜又在成都参加李闻追悼会后遭特务袭击。

(169) 《民盟发言人为蒋主席八月十四日文告发表谈话》，《梁漱溟先生说明民盟对中共态度》，《民主同盟文献》，第126、146页。

(170) 据时驻大理的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回忆，闻案真凶为云南警总二处（稽查处）处长王子民等人，事发后由顾祝同令他派人秘密押至滇西大理看管，他调走时又移交警总（王凌云：《国民党处理闻一多被刺案凶犯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175—176页）。1950年4月，参与闻案的蓝鹏、崔宝山等三人在昆明被处死刑。1951年1月10日，王子民在成都被处死刑。1958年4月26日，最后一名涉案人员、原预备二师谍报队组长蔡云祈在江苏盐城被处死刑（李晓奇：《“杀人者终必覆灭”——暗杀李闻两先生的漏网特务归案记》，《中国青年报》1997年2月14日）。

(171) 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承宗和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等，在上海和平请愿团出发当天，均亲临上海北站秘密指挥行动。参刘晓：《关于“六·二三”上海人民和平请愿运动的一些回顾》，《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6期。

(172) 周扬：《在爱国主义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晋察冀日报》1947年1月20日。沈之曾祖父沈葆桢，为清朝两江总督，其父时任交通部处长。

(173) 《国立北京大学全体同学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告全国同胞书》，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138页。

(174) 《新民报》1946年12月31日。

(175) 《益世报》1946年12月30日。

(176) 《益世报》1946年12月30日；《新华日报》1947年1月1日。

(17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53页。

(178) 《华北日报》1946年12月29日。

(179) 《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1分册，1948年印本，第13页。陈雪屏一言既出，北大学生即贴出斗大告示，上书：“如果是你的妈，你管不管？”北大教授钱端升说：学校里出了一个情报网，说是被奸同学是从延安派来的女同志，逗引美兵制造事件。这是造谣的低下手段，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文汇报》1947年1月5日；《益世报》1946年12月30日）。

(180) 《大公报》（天津）1946年12月31日。

(181) 《益世报》1946年12月30、31日；《世界日报》1946年12月31日。

(182) 《世界日报》1947年1月5日。根据中美新约，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已经废除，但因战时同盟国关系需要，根据1943年10月1日公布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在华美军所犯刑事案件，除非美军当局愿意移交中国者，均归美军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裁判，中方可以要求美军将处理经过及进行程度随时通知中方。该条例本应于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废止，但中方因美军在华任务未完成，1946年3月3日又予延长一年，至1947年3月期满。故沈案仍由美方审判（《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612页）。1947年1月17日，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沈崇案被告皮尔逊，22日法庭判被告强奸罪名成立，3月3日，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宣布，皮尔逊被开除军籍，处以15年劳役。但皮尔逊被押送回国后，8月11日，美国海军部宣布，原判证据不足，应予撤销，皮尔逊宣告无罪并恢复职务。

(183)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北平学委抗暴运动总结》，载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184) 据中共北平学委对反美学潮的总结，此次学潮“使群众运动由防御转入进攻”；“是亲美的传统思想转为反美的运动，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北平学委抗暴运动总结》，《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第69页）。

(185)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19-420．

(186) 《平津学生团体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联合会宣言》（1947年1月30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页。

(187)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52页。

(188) 《为国民大会设想》，《大公报》（上海）1946年10月14日。

(189)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对时局发表谈话》，《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41—242页。

(190)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10页。

(191) 《对国民党正在发动和平攻势的斗争策略》（1946年10月14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77页；《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682页。

(192)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107—108页。

(193)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65页。

(194)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15页。梁漱溟认为，国民党的八条，不包括解决东北的军事政治问题，而第三方面提案提出关内外同等对待，即为照顾到中共利益，何况整军之后，军队统一编组驻扎，所谓恢复某日位置即无作用。

(19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48页。因为民盟事先曾对中共表示，将加强同中共的合作，如有重要主张和行动，必先同中共协商，并征得同意，所以周恩来才如此愤怒。

(19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50页。胡霖对于蒋的态度甚为不满，他曾在第三方面集议时表示，“在蒋统治下，绝对无民主可言。假如不是为人民的安全想，我一定主张革命”（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146—147页）。然而在蒋的软硬兼施下，他最终还是参加了国大。

(197) 《陈布雷主任上蒋主席续报告十月三十日政府代表与第三方面人士会谈情形文》，1946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37页。

(198) 《政府代表孙科等六人上蒋主席告第三方面人士态度突变建议邀集中共面商函》（1946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40页。

(199) 《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11月9日。

(200) 《周恩来关于目前谈判中心为向第三方面解释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南京局》，第174页。

(201) 《周恩来年谱》，第703页。

(202) 《范朴斋致鲜特生、张澜》（1946年11月7、16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14、121页。国民党拉拢第三方面代表参加国大不自此时始，还在全面内战开始之后，国民党即开始有意识地拉拢第三方面人士集体或单独参加国大，以壮大国大的门面。陈立夫专门作了黄炎培的工作，希望他单独参加国大，然黄回以：“1．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2．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3．欲我离同盟，我不能自毁人格。”国大开幕后，杜月笙、钱新之、陶希圣还力劝黄参加，雷震则从南京一直追到上海劝说，为黄坚辞（《黄炎培日记》1946年7月27日、11月21、23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13、130页）。

(20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51页。

(204) 《范朴斋致鲜特生、张澜》（1946年11月16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23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50页。

(205) 因为国大开幕当日，民社党代表及若干其他代表尚未报到，故代表人数非最后人数。此次国大最终公布代表数为1745人，出席代表为1701人。

(206)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致词》（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特辑》，东方出版社1947年版，第3页。

(207) 《马歇尔特使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谈话记录内容摘要》（1946年11月10日）、《马歇尔特使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就延缓召开制宪国大问题谈话摘要》（1946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43、250页。

(208)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209)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0页。

(210)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秘书处紧急通告》（1946年11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46页。

(211)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26日。

(212) 在国大开幕前夕第三方面最后的调停中，青年党的李璜也强调遵守政协，决不单独提交名单，被认为“表现得很好，各方面都甚称赞他”（《范朴斋致鲜特生》，1946年11月2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12页）。但青年党内主张参加者居多，尤以曾琦态度更接近于国民党，李璜最后也不能不随了大流，但他本人实际并未出席国大会议。

(213) 《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11月16日。青年党的陈启天私下曾对黄炎培说：青年党陷于十六字中，即内外夹攻，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啼笑皆非（《黄炎培日记》，1946年11月12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28页）。可见青年党在参加国大时的矛盾心理。

(214) 《中国党派》，第45页。后由于民社党内的斡旋，张等未退出民社党，但在次年1月的民盟二中全会上，张东荪当选民盟秘书主任，叶笃义当选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社党以两人违反党纪，决议停止其党籍，实际等于变相开除。

(215) 此据范朴斋致张澜函中所言。然据蒋匀田言，民社党参加国大，“乃参加组成民社党的海外民宪党所促成。他们缘于渴望中国变成立宪政府多年，所以不愿放弃此一机会，因此敦促君劢先生同意参加。此一历史性的真情，逼得君劢先生无可如何，乃允予在求得保证通过政协宪草条件下参加”（《范朴斋致张澜》，1946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26页；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130页）。

(216) 《范朴斋致鲜特生、张澜》（1946年11月7、9、16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14、117、123页。

(217)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760—761页。

(218) 民社党内有人认为，对于参加国大与入阁等问题，“君劢先生似举棋不定，俯仰随人，其实不然，君劢先生早已拿定主义，一步一步进去，但不肯坦白说出，不曾开诚布公，与各常委磋商，遂至闹出无限纠纷”（卢毅安：《中国民主社会党分裂之经过》，《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41—142页）。民社党革新派其后称，“参加国大的前夕，张氏还口口声声主张不参加，而中常会讨论的时候，九个常委除了蒋匀田外，也都不主张参加，但他突然来了个相反的决定，提出国大代表名单”（《中国民主社会党革新委员会告全国同仁书》，1947年8月，《中国民主社会党》，第415页）。

(219) 《张君劢关于参加“国大”问题与蒋介石往来函》（1946年11月），《中国民主社会党》，第336—339页。王世杰认为，“实际上彼等之参加恐不能有何贡献，唯国民党则可以宣布此次之国大并非一党之国大矣”（《王世杰日记》，1946年11月17日）。

(220) 《张君劢关于参加“国大”的谈话》（1946年11月23日），《中国民主社会党》，第339页。张君劢事前与张群、王世杰等有数次商谈，告他个人将不参加国大，“以留彼与中共及民盟分子接触之余地”。结果蒋介石“答以既然如此，不必再勉强”（《王世杰日记》，1946年11月22日；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770页）。

(221)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769页。

(222) 据雷震回忆：张君劢对他说，“‘蒋中正是过河拆桥的人，有求于你的时候，可以满口应允，等到不需要你的时候，就一脚踢开，完全无视对方的人格’。所以他就不愿意参加国民大会来共同制宪，他对蒋中正守法的精神则是十分怀疑的”（雷震：《制宪述要》，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7页）。

(223) 因为签名信的问题，张君劢认为民盟与中共过于接近，因此对罗隆基说：“开除也好，退出也好，民盟跟着共产党走，我本来不想再搞了。”（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82页）

(224) 张君劢决定参加国大之后，对罗隆基说过一段心里话：“这一伙人跟着我这许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抗战胜利了，国民大会要开了，联合政府就要成立了，我还能够要他们老饿着肚皮跟着我吗？国民党是国库养党。我有什么法子养这批党员？让他们去搞吧，我是不参加的。”（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82页）因为张君劢的态度，中共当时对他也留有余地。周恩来在离开南京前给郭沫若夫妇的信中写道：“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东望沪滨　不胜依依——致郭沫若、于立群》，1946年11月17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225)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55页。

(226) 《中国各党派史略与批判》，第119页。

(227) 《文汇报》1946年12月24日。

(228) 《国民大会开幕　特致两点希望》，《大公报》（上海）1946年11月15日。

(229) 秦孝仪主编：《实施宪政》，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275页。

(230) 《蒋主席演说》（1946年11月28日），《国民大会特辑》，第21页。

(231) 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0页。

(232) 《一个可怕的观念》，《大公报》（上海）1946年11月20日。

(233) 戴文葆：《国民大会、直接民权与五权分立》，《大公报》（上海）1946年12月15、16日。

(234) 常乃惪：《宪法问题的我见》，《中华时报》1946年12月13日。

(235) 雷震：《制宪述要》，第16页。

(236) 《本党对国民大会和宪法问题应有的态度》（1946年11月25日）、《最近国际形势之分析与国民大会应注意之点》（1946年12月2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459—461、484—485页。

(237)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p．427-428．

(238) 《王世杰日记》1946年12月4日。

(239) 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意见汇编》，1946年印本，第10、31、98页。国都问题自抗战胜利后便有议论，1946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曾通过议案，要求定都北平。

(240) “紧急事变”字样为五五宪草所有，在非国民党籍代表坚持下，综合小组审查时认为，“此四字意义过于广泛，不宜增加”（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12页）。

(241) 非国民党籍代表认为，“若将出席两字改为全体，则复议难于成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规定亦不易实现”。孙科也认为，如照审查委员会的决议，只要行政院能控制四分之一的立法委员，复议程序便无从进行，凡行政院所不愿执行的法案，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置之高阁，必将给行政院控制立法院开方便之门（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13页；孙科：《新宪法与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特辑》，第184页）。

(242) 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会议纪录》下册，1946年印本，第25、27、28、31、36、44、47页。

(243) 《最近国际形势之分析与国民大会应注意之点》（1946年12月2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489页。

(244) 首都问题虽经综合审查委员会改为北平，但24日蒋介石代表主席团提出，宪草内可不必规定首都地点，最后通过的宪法因而删去首都一条，使国民党免去了因宪法通过而不得不行迁都一举。

(245) 王世杰认为，“依照宪法草案之规定，立法院或将经常集会，能不断的干涉行政。此一机关之人数如超过四百人，将使行政与立法频频陷于争执纷扰之状态而不易平息。但依此次审查会通过之条文，则立法院之名额可达六七百人。故予深虑此项规定为使民主在我国再度失败之一大因素”。从“行宪”后的立法院工作看，王的担心不无事实根据（《王世杰日记》1946年12月21日）。

(246) 《国民大会特辑》，第165—177页。

(247) 《蒋主席演说》（1946年11月28日），《国民大会特辑》，第22页。

(248) 蒋的笔杆子陈布雷曾对左右说：“现在要实施宪政，未免过早。委座性格，负责太过，只看事实，不问形式。我恐怕宪法颁布以后，人家会以法令条文来拘束委座，委座受不了。”（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陈布雷》，《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第167页）

(249) 关于宪法临时条款，见本书第十二卷有关章节。

(250) 参王宠惠、孙科、彭学沛文，《国民大会特辑》，第180—185页。

(251) 《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上、下）、《国民大会闭幕了》，《大公报》（上海）1946年11月23、24日，12月26日。《大公报》在会议期间多次发文鼓吹政协宪草，并批评宪法以三民主义为国家基础，认为“中国现状是多党并存，贫富悬殊，人民的利害及意见纷歧不一。如此现状，以一党主义冠诸国体，是不切实的。强制人民接受这个国体，不仅欺人自欺，或且将贻纷扰于无穷”。结果遭到国民党舆论群起而攻为“开倒车，实为一种反动企图”（《关于宪草第一条》，《大公报》（上海）1946年12月18日；叶青：《驳大公报“关于宪草第一条”》，《和平日报》（上海）1946年12月21日）。

(252)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688；Stuart，Fifty Years in China，p．171．据国民党搜集的国外舆论反应，“国民大会召开时，各国舆论初期对我之批评，颇多不利，嗣后因青年党、民社党，暨社会贤达踊跃参加，复以会场内充分表现民主精神，国际遂以另眼相看。更益以主席恳切之演讲，及保证宪法通过之坚决，尤得国际舆论之赞扬。新宪法通过后，因大部原则系依据政协决议，除极少数之左倾报纸继续吹毛求疵，攻讦本党及政府外，其他各报咸一致称赞，尤以美国霍华德及赫斯特两系报纸，更多推崇之辞”（《谷正鼎秘书长上蒋总裁有关国际对我新宪法之评论呈》，1947年1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39页）。然这不过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随着宪法通过后国民党继续垄断权力，国外舆论的批评也日渐增强。

(253)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3页。

(254) 《弄真成假——评蒋介石“国大”的闭幕》，《解放日报》1946年12月28日。

(255) 《中国民主同盟对于片面宪法发表声明》（1946年12月31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59页。与民盟靠近的党派，如民建、民进、九三学社等亦声明反对制宪国大通过的宪法。

(256) 《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意见汇编》，第76—77页。

(257)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192．

(258) 《马歇尔特使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就延缓召开制宪国大问题谈话摘要》（1946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52页。

(259)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22．

(260)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p．405-407．

(261)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694．

(262) 《最近国际形势之分析与国民大会应注意之点》（1946年12月2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485—486页。

(263)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12．

(264)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210-213．

(265) 《王世杰日记》1947年1月7日。

(266)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86—688．虽然马氏在这个声明中对国民党有所批评，但美国对国民党政策的基点并未变化。马氏离开中国前，与司徒雷登讨论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司徒建议可以有三种选择，即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并促其改革，不作有力行动一切等着看，完全退出中国内部事务。司徒建议采取第一种方法，马歇尔原则同意，这实际是马氏来华之前就已确定了的（Stuart，Fifty Years in China，pp．178-179）。

(26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63页；《评马歇尔离华声明》（1947年1月1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721—723页。

(268) 据对美国人有深切认识的顾维钧分析，蒋介石和马歇尔曾多次争论，有时甚至不欢而散，原因是两人都个性极强，如果他们能够合作，那倒真是奇迹了。但马氏在杜鲁门心目中公正、可靠而忠实，他在中国调处的失败，将会影响到他本人、杜鲁门以及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因此蒋介石担心马氏出任国务卿后，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对国民党不利（《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9—40页）。

(269) 美方在7月间提出山东王耀武和陈毅、山西阎锡山和贺龙、热河石觉和李运昌、中原程潜和李先念、东北杜聿明和林彪进行直接会谈，但对会议具体内容无所规定，中共因而认为此举只有宣传意义，甚而有诱禁共方高级将领之意图，因而除山西阎、贺代表进行会谈但无结果外，其他会谈均未举行。至于在冲突地点建立中立区，显然对正在向前推进的国方军队有利，因而中共坚持应恢复1月13日之位置。

(270)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62页。

(271) 辛冠五由高密乘火车返回解放区途中，被暂编第十二师赵保原部绑架遇害，后因赵在胶东作战中身亡，国方借口调查无法进行，此案遂告悬置。雷奋强自晏城至济南途中不幸中弹身亡，郭子祺因未经通知即赴修武调查中弹身亡，中共认为此两案皆属“偶然”及“误会”，国民党则利用来大作文章，并在新乡扣押了第十小组共方代表黄镇。直到10月底，双方达成协议，共方同意支付郭家属抚恤费二千万元并向执行部书面致歉，国方同意将黄镇送回。雷奋强案亦以共方支付抚恤费方式解决，国方承认此为偶然事件。

(272)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64—65页：《执行部和小组之中中共人员在政府区安全与自由应该得到保证》（1946年8月27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26—627页。

(273) 《蒋主席令李宗仁主任从速处理美军在平津道上被共军袭击事件电》（1946年7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01页。李宗仁回电称，前“经迭次派员洽商，如后在国军警卫区以外行动，请事先通知我方，以便协助。但美军当局不肯照办，以致保护难期周密”（《李宗仁主任呈蒋主席报告调查美军被共军袭击经过及善后处置电》，1946年8月1日，同前，第202页）。

(274) 《安平事件应该进行调查》（1946年8月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75页。

(275)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67页。

(276) 《司徒雷登大使为遣送各方人员事呈蒋主席备忘录译文》（1947年2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72页。

(277) 蒋介石的表示不过是争取美国人和舆论而已，因为在12月1日，蒋会见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时，蒋坚信中共的军事力量将在9到10个月的时间里被粉碎。一周之后，蒋将军事解决的时间提前到了6个月（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2，21，1946，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p．46-47，53）。

(278)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5页。此前，民社党已经提出类似建议，“即日恢复国共两党的和议，政府当局应派员前往延安或邀请中共首脑来京，商讨一切”；“由国共谈判中求得基础后，扩大为全国党派会议，各民主有力团体，亦应邀其参加，共商一切政治问题，以奠定法治基础”（《中国民主社会党对目前时局意见》，1946年12月31日，《中国民主社会党》，第296页）。

(279)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月21日。

(280) 《解散非法国大　谈判仍可重开——致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1946年12月3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63页。

(281) 《中央关于对美蒋恢复和谈阴谋所采方针给董必武的指示》（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388页。

(282)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63页。

(283) 《解放日报》1947年1月26日。

(284)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96—200页；《谈判使党赢得了人心》（1946年11月2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95—699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6页。

(285) 《任弼时年谱》，第533页。

(286)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7页。

(287)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07页。

(288) 《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1947年2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20—221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65页；《周恩来年谱》第718页；《朱德年谱》，第292—293页。

(289) 《解放日报》1947年2月4日。

(290) 王世杰认为，中共此一声明“使蒋先生痛矣”，因此“不欲允其留人在京沪”（《王世杰日记》1947年2月8日）。

(291) 《周恩来年谱》，第709页；《中共中央关于京沪渝联络机关坚持非赶不走方针给董必武等指示》（1947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迫我撤离之对策给董必武等指示》（1947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0页。

(292)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3月1日。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最终撤退日期推迟了两天。

(293) 《大公报》（上海）1947年3月3日。

(294) 《撤离南京时的书面讲话》（1947年3月7日），《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中共人员自京沪渝三地撤退之后，唯一还留在国统区的中共公开人员是办理战后救济工作的解放区救济总会人员，分驻上海、天津和开封三地。1947年11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宣布停止在华工作，所有中共人员于12月撤离国统区。

第六章　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与统治危机

第一节　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一　从苏北到山东

华东地区一直是国民党军事进攻的重点所在。到1946年底，国民党军将华东中共军队主力从苏皖压到了山东，国民党因此认为中共部队实力受到重大损失，因此企图在山东与中共部队决战，华东主战场因此而由苏皖转入山东。

国民党军队虽在宿北战役中遭到严重损失，但在苏北战场仍居有兵力优势，同时在鲁南的四个师则直接威胁中共山东根据地的中心临沂。中共方面对于下一步作战行动，陈毅、粟裕等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一是在苏北沭阳打整七十四师，但不易割歼；二是出击淮北，创造运动歼敌之机，但须有时间准备；三是回师鲁南，此地国民党军系统不一⁽¹⁾，间隙较大，有利割歼，但须将我主力长途北调山东。虽然中共部队在苏北尚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但毕竟国民党军队已占据苏北大半地盘，而山东为中共长期根据地，后方条件较好，有利内线作战，因而此时的主客观形势都要求中共部队转入山东，陈毅等提出的第三方案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毛泽东在为中共军委代拟的电文中指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第一仗似以打二十六师三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²⁾

国民党军在鲁南的四个师自1946年12月中奉命向前推进，其中整二十六师推进最快，已进至向城一带，离临沂不过几十里路程，“惟以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师长马励武曾建议后撤一步，但徐州绥署只令其就地固守而不同意后撤，使其“孤军久暴，既不进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此诚军语所谓挂形也”⁽³⁾。陈毅等抓住这一机会，决定集中山东野战军一纵和第八、九、十师，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共27个团的兵力，围歼整二十六师，同时苏北部队适时北撤，集中山东。中共部队作战部署的这一改变，并未引起其对手的警惕，从而相应改变其部署。

1947年1月2日晚，山东野战军突然出现于向城、傅山口、卞庄地区，包围了整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整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事先毫无察觉，元旦那天正在峄县后方欣赏京剧《风波亭》。结果风波来时，前方部队群龙无首，又无增援，只能决定于4日突围。但突围之日“天忽大雨，道路泥滑，人马车辆均陷泥淖，行动倍增困难”⁽⁴⁾。快速纵队的战车在泥泞中无法发挥作用，两部于突围当日下午被全歼。蒋介石在得知整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失利的消息后，认为“此乃徐州绥署指挥错误，对战车重炮皆置于最前方突出部分，且其时甚久，此无异以精械贻敌”⁽⁵⁾。

整二十六师被歼后，山野原计划打冯治安部整五十九和七十七师。冯部原已奉令增援整二十六师，但为保存实力，进展极为迟缓，此时更迅速收缩至运河南岸固守。山野遂改变计划，于9日起分头攻击国民党军据守的孤立据点峄县、枣庄，11日占领峄县，俘整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20日占领枣庄，歼整五十一师全部，俘师长周毓英。至此鲁南战役结束，国民党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共五万余人被歼。在近二十天的战斗过程中，徐州绥署没有作出有力反应，尤其是陇海路南的十几万部队停留原地不动，令人莫明所以。

国民党军虽在鲁南又遭损失，但其统帅部判明中共部队主力已经移至山东，符合其原先作战设想，因此策划发起鲁南会战。蒋介石判断，“关内土匪计有四大股，为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现贺聂已无大能为，如陈刘两股能一举击灭，则中原大局可早安定”。他指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此次陇海东段与鲁南之决战，实为堵遏共军成败之唯一关键，万不可以一隅之得失，而置根本计划于不顾……必须先集中我主力对付陈毅一股以后，再肃清刘伯承股，此为既定不易之方针。”⁽⁶⁾参谋总长陈诚认为，经过上年的作战，政府军已获“莫大之成功”，华东中共部队“大势已去，不得不作困兽之斗”，而鲁南“为主要战场所在地，同时更为匪我决战所关”⁽⁷⁾，为此，他亲临济南，策划鲁南会战。他命令将攻击部队编为南北两个兵团。南兵团为主攻兵团，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整编第十一、二十五、五十九、六十四、七十四、七十七、八十三师和第七军，由陇海路沿沂河、沭河分三路直指中共华东区的中心所在地临沂；北兵团为助攻兵团，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第十二、七十三军和整四十六师，由胶济路出莱芜、新泰，断中共部队后路。整个战役部署是南北对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在沂蒙山区夹击中共部队而歼之⁽⁸⁾。1月30日，国防部决定鲁南会战计划，2月初，蒋介石亲至徐州、郑州部署，“责令前方将领乘此有利形势，把握战机，督率所部继续前进”⁽⁹⁾。此时徐州绥署下辖四个绥靖区，24个整编师，7个军（20个师）及特种部队，总兵力达八十余万人，实为国民党军最大的一个战略集团。

1月中旬，中共部队放弃在苏北的最后一座县城沭阳，原在苏北的部队大部撤至山东，酝酿已久的中共华中与山东两支部队的合并在2月初最后完成。2月3日，中共华东野战部队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所辖部队编为十一个纵队（野司直接指挥九个纵队）及一个特种兵纵队，总兵力达到30万人，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指挥，部队数量和战斗力有了较大增长，具备了打大仗的条件。中共中央在整二十六师被歼后即指示陈毅和粟裕：不要轻动，而要休整部队，充分准备，创造战场，吸引对手北上到适当地区，然后歼灭最为有利，“总之，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¹⁰⁾。因此国共两军可谓都有了在山东打大仗的心理与物质准备。

1月28日，徐州绥署发出作命第十号，各部开始行动。或许是吸取了几次失利的教训，南线十余万兵力在宽不过几十里的战线上，以密集平推方式缓慢推进，而且稍遇阻击便停止不前，七天才走了不到七十里，且各部互相观望，都不愿过于突出，行动非常谨慎。绥署的作命特别规定：“如匪集中全力向我某一纵队猛犯时，则其他纵队除以一部向原任务迈进外，应以主力策应该纵队之作战。”⁽¹¹⁾而北线国民党军未遭败绩，表现冒进，2月1日开始行动，4日便到达莱芜，8日，整四十六师已前出至新泰，三个军（师）的兵力沿莱芜、新泰公路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且脱离了胶济路后方。按国民党统帅部原计划，北线为助攻，但在南线主攻部队迟疑不进的情况下，北线助攻部队过于突出，已经处于不利地位。

对于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共已经有了准备⁽¹²⁾。根据情报，1月底中共中央指示华野：“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似宜待其进至郯马以北发起全力歼击，可连续打数个大歼灭战，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如打得太早即有打成胶着陷于被动可能）。”⁽¹³⁾华野最初的设想是在南线诱敌深入，争取歼其一路，为此采取了种种手段逼其突出一路。但因欧震所部行动谨慎，没有暴露明显弱点，2月4日，陈毅和粟裕报告中共中央，南线各路“进攻之敌前进甚为稳重”，“如目前我军进行出击，只能击溃，很难达成歼灭”⁽¹⁴⁾。他们提出三个作战方案，重点放在转兵北线、先打弱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据此，2月10日，合并后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发布命令：南线“尚未获歼敌良机，局部战斗虽能获胜，亦难获得彻底解决整个战局问题，经我们研究后目前战局，以先解决李仙洲所部然后肃清胶济线之王耀武部，再全力南下歼灭南线之敌较为有利”⁽¹⁵⁾。根据这个命令，华野集中在山东的全部主力投入此次作战，其中一、四、六、七纵自临沂北上围歼李仙洲部（另加由胶济路南下的八、九、十纵），二、三纵由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在南线担任牵制任务。2月10日，参战部队秘密撤离临沂，以急行军速度北上⁽¹⁶⁾。由于华野严格保密，并部署了一系列佯动（临沂外围伪装主力节节抗击，在运河上架桥，筹集渡船等），国民党方面一时难以判断华野的真实企图，作战部署难免失误。

2月9日，徐州绥署发出第十二号作命，令南线各部于10日起“向临沂及其以西地区攻击前进，诱致匪主力于当面一举歼灭之”⁽¹⁷⁾。由于华野主力已转兵北上，南线部队佯作抵抗后即行撤离，国民党南线部队于15日占领临沂。蒋介石对此颇为得意，认为“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国军占领临沂以后，如果我们计划周密，部队努力，则鲁南、胶东不难收复，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对于外传中共是主动撤退的说法，蒋不屑一顾，声称“他们退出老巢，放弃军事重镇，便证明他们是受了严重的打击，不能不出此穷途末路的一着了”⁽¹⁸⁾。然而南线部队未经大战便占领临沂的情形，使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起了疑心，他得到中共部队正在北移的情报，遂判断“由南向北急进之匪军，应为其主力之转用，显有打击北路兵团之企图”⁽¹⁹⁾，因此急令李仙洲部收缩。然而国民党统帅部的判断与王耀武正相反，他们以为中共部队是“无力与我军主力作战，有北渡黄河避战的企图”，因此命令王耀武执行原南北夹击之作战方案，“勿使其继续北窜”，并派飞机向李部空投命令，严令其回防，否则以抗命论处⁽²⁰⁾。本来李仙洲在接到王耀武的命令后已于16日开始将整四十六师自新泰后撤颜庄，七十三军自颜庄后撤莱芜，十二军自莱芜后撤胶济路，次日又因徐州绥署和南京统帅部的严令，各部重回原地。部队来回运动，疲于奔命。及至19日，中共大部队已出现在李部四周，王耀武不等批准命李部火速后撤。但就是这两天的动摇与延误，注定了李仙洲部的覆灭命运。

华野主力北上后，虽然其对手的行动反复变化，华野部署也随之变化，但歼灭李仙洲部的决心不为所动。2月20日，华野首先以八、九纵在莱芜北设伏，歼灭了由博山南下莱芜归建的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又以六纵攻吐丝口，封闭李部向北退路；以十纵阻击莱芜西北可能来的增援。此时整四十六师自新泰北撤，且战且走，21日到达莱芜南，而莱芜城外各要点多已为华野占领。南线欧震兵团自占领临沂后，因对华野动向判断不明，迟迟未有行动，距李部尚有相当距离。王耀武认为，李部孤守莱芜，粮弹缺乏，援军无望，因此下令李部突围，先至吐丝口与新三十六师会合。莱芜至吐丝口不过二十余里路程，王耀武认为“以如此强大力量，在空军掩护下作短距离之战斗前进，绝未料其失败”⁽²¹⁾。但李仙洲属下的两个军（师）互有矛盾，李本人既非军事长才，又无与中共作战的经验，突围不过无奈之举，注定很难成功。还有一个很长时间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使得李部注定难逃覆灭命运。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与周恩来早有联系，上年11月调往山东前，韩在南京曾受董必武交待与华野联系的办法。战役开始前，韩与华野建立了联系，并透露了己方的行动部署。战役开始后，整四十六师因韩之拖延而行动迟缓，及至李仙洲接令突围，韩坚持准备不及而要求将突围时间自22日延至23日，使李部进一步陷于不利境地⁽²²⁾。

23日晨，李仙洲部开始突围行动。临行前，韩练成不知去向，此时李仙洲尚不知韩已在中共安排下离队出走，他以七十三军和整四十六师并列行动，因突围心切，出莱芜城后即径行向北，未派有力部队占领突围路线外侧山地要点掩护，也未派一部留守莱芜以为支持，而华野已派一、七纵在左，四、八纵在右，六纵在北既定阵地设伏。李部后尾刚刚脱离莱芜，华野便占领莱芜城，断李部回城之路，预伏各部发起有力攻击，李部全军陷入重围⁽²³⁾。因北撤队列位于一狭长地段，正面宽不过几公里，机动空间有限，无法展开，李部被迫向内收缩，互相拥挤，队形大乱，已无法实施有效指挥。整四十六师因韩练成离队，全军失去指挥，在中共部队打击下，迅速崩溃解体，并直接影响了七十三军的队形与士气。四万人的部队，不过四个小时即遭全歼，李仙洲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及多名高级将领被俘⁽²⁴⁾。当晚，驻守吐丝口的十二军新三十六师弃城而走，又遭华野九纵伏击，大部被歼。华野乘胜占领博山、张店等地，再次切断胶济路。

奇怪的是，就在国民党统帅部严令北线各部不得后退之时，南线欧震兵团在占领临沂后，却在原地停止不动，徘徊近十日之久。既然判断华野主力向北“溃退”，正应令欧兵团从速北上，以实现南北夹击之原定计划，而且也不至于使北线李仙洲部其后处于孤立无援之境⁽²⁵⁾。16日，蒋介石电令陈诚与薛岳，望吸取以往之教训，“务希激励所部积极扫荡，以为一劳永逸之计”⁽²⁶⁾，但直到23日，李仙洲部被歼当天，徐州绥署才发出第十三号作命，以一部“监视临沂以北山地之匪”，主力向临沂西北费县、曲阜、汶上、东平“进剿，会师兖泰，将匪压迫于黄河右岸而歼灭之”。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国民党之想当然于此可见⁽²⁷⁾。

莱芜战役，国民党军在四天内损失七个师（旅），五万余人，开其大兵团被歼之例，为内战开始以来之空前失败，王耀武自认为“不仅损失重大，使党国蒙忧，而本部一年来在鲁省艰苦奋斗所开创之新局面亦悉告破产，每一回忆实有无限之沉痛与惭愧”⁽²⁸⁾。此次战役，连同先前之鲁南（峄枣）战役，使国民党军在鲁南的攻势顿挫，被国民党战史称为“其对双方战力与士气之消长，影响尔后作战者甚巨，所以此次作战，实为双方在主战场上胜败之转捩点所在”⁽²⁹⁾。在战后总结中，陈诚认为：“匪以轻装，我以重装，面大线长，消极防守，未有不败。”王耀武认为：“此次南进兵团之失败，为战场上诸种错误之总和。本部在奉令向新泰进出之前，已深感态势不利，既进出新泰之后，尤觉兵力分散过于突出，随时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共军放弃临沂后，本部即已判断共军必打击我南进兵团，以挽回其颓势，故一再要求机动作战，但层峰因有整个计划，始终未能采纳。”结果，国民党军“旋进旋退，轻进轻退，举棋不定，措置乖方，涣散了军心，打乱了步骤，以致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³⁰⁾。

莱芜之败，使蒋介石极为恼火，他在日记中写道：“莱芜所造成之最大损失，实为国军无上之耻辱……本月下旬，实为军事最危急之时期也。”⁽³¹⁾2月24日，他亲飞济南部署善后。他将失败的原因总结为“全在于李仙洲司令官指挥部署之错误及其怕敌心理所造成”，并训斥王耀武说：莱芜既已被围，你为什么又要撤退，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你是不能辞其咎的。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尾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挥？如派个能力好的人指挥，还不致失败⁽³²⁾。在追究失利责任时，徐州绥署主任薛岳成了替罪羊。3月3日，国民党统帅部下令撤销徐州与郑州两个绥署，设立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和郑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阵徐州，统一指挥华东战事。此举实际是将陆军总部搬到了徐州，由此也可见国民党对华东战场的重视。然而顾祝同其人并非大将之才，守成有余，进取不够，即在国民党内亦被评为“太无军事天才”，“军事上之庸才耳”⁽³³⁾，很难期望他能够改变华东战局。中共得知国民党换将的消息后，评论为：“薛岳用兵尚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的败将，这无异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更迭上，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³⁴⁾果不其然，不出三个月，国民党军便在山东遭受了又一次惨重的失败。

二　重点进攻的展开

战争进行到1947年初，国民党军在各战场的进攻已由盛而衰。在晋冀鲁豫战场，1946年12月，国民党以王仲廉的整二十六军和王敬久的整二十七军发起冀南攻势，1947年1月初占领大名和临漳，逼近邯郸。晋冀鲁豫野战军转而出击鲁西南，发起巨金鱼战役，20天内收复县城九座，迫使国民党军自冀南回援。此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局部反攻，先以五个纵队出击豫皖边陇海路两侧地区，接着又于3月下旬到5月下旬在豫北发动攻势，收复了豫北大片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陈赓部，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5月也在晋南地区先后发起多次攻势。国民党军在豫北和晋南被迫收缩到安阳、新乡、临汾、运城等少数孤立据点。

在华北战场，国民党军于攻占张家口之后，自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4次南进攻击易县，企图占领中共整个晋察冀区，但遇到了中共晋察冀部队的有力反击，进攻受挫。5月，中共晋察冀部队重组野战军，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下辖三个纵队。在此前后，晋察冀野战军连续发起正太、青沧、保北战役，攻占了冀晋两省交界处的要点娘子关，控制了正太路大半；占领沧县、徐水，切断津浦路天津至济南段和平汉路北平至保定段。

经过大半年的作战，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若干中共根据地，但远未达成其战略构想，机动兵力不足的弱点也在逐渐显现，高层已有这样的议论，“败固败，胜亦不胜，盖每发动一攻势，胜后即将能机动之部队悉供于驻守，则尔后即无再主动能力”⁽³⁵⁾。因此，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对未来的进攻计划重作检讨。1946年11月15日，陈诚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已经提出：“为争取主动计，我应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分区扫荡原则。先肃清苏北、鲁南地区，再准备解决刘伯承匪部主力，进一步再准备对刘伯承、聂荣臻两股匪军联合之作战。”18日到19日，陈诚在北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出席者有华东的顾祝同、王耀武，华北的李宗仁、孙连仲、傅作义，东北的熊式辉等。与会者多提到集中兵力、打击中共主力的问题，陈诚总结为四点：兵力转用免化众为寡，与空军密切协同，发挥特种兵效用，各战区协力⁽³⁶⁾。1947年初，国防部在作战检讨中认为：“国军因受政略影响及局部状况之诱惑，致将主力逐渐分散于各战场，遂使主战场之陇海方面，无法集注绝对优势及精锐之部队，以致进展迟缓”；“各战场之兵力，均非绝对优势。以各个战场比较优势之兵力，发动攻势，固不能获致重大之战果。同时，散布各战场之兵力，因种种关系，抽调转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发现良机，而不能捕捉”⁽³⁷⁾。在军官训练团的讨论中，国民党高级将领总结军事失利的原因时也认为，政府军“无计划，无准备，处于被动，常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之过失”；“多行全面攻击，兵力分散，攻防均无重点，建制常被分割，指挥系统重复而紊乱”；“任务赋予不明确，多以城镇为作战目标，故使匪主力得以逃走”；建议今后“确实控制战略要点，控置战略机动部队，迅速以围歼匪之主力不计其他点线得失”，“要点要线应施以据点工事，以节约兵力而固守，得以彻底集中兵力，以机动歼灭敌人”⁽³⁸⁾。即便蒋介石也不能不承认：“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攻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匪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致匪越战越强，我则兵力日减，士气日以萎靡不振。”⁽³⁹⁾这些情况说明，国民党统帅部此时也认识到全面进攻在兵力调度上的困难和战略上的不利，而考虑对作战战略作出一定调整。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在全国范围的进攻已呈疲态，蒋介石决定改行重点进攻计划。他的设想是：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因此“凡是匪军的老巢，尤其是他的制弹厂和粮秣、弹药的集中地，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根据这个设想，蒋将作战重点置于山东和陕北两地。前者是企图捕捉中共主力进行决战，或者至少将中共部队压过黄河再行歼灭；后者是企图摧毁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使中共陷于群龙无首之境。而在这两个战场中，蒋更注重山东战场。他认为，“照现在的战局来观察，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所以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而其他皆是支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⁴⁰⁾。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基本计划是：

一、西北第一战区及徐州绥署同为本反击作战之主攻，分别于西安、徐州地区，向北发起攻势。

（一）第一战区为西翼主攻，首先反击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战志，削弱其对外声势，然后荡平陕北，东渡黄河，连系第二、第十二战区，续向北平亘石门之线进击，会合徐州绥署部队，协同郑州绥署，捕歼刘伯承部于晋、冀、豫、鲁边区地带。

（二）徐州绥署为东翼主攻，首先摧毁沂蒙山区陈毅根据地，消灭陈毅主力，控领山东，截断共军来自东北之外援。尔后再北渡黄河，除以主力继续进出天津及其以北地区外，另以一部左旋，于石门附近地区会合第一战区部队，协同郑州绥署，捕歼刘伯承部，肃清关内共军。

二、郑州绥署应与华东、西北战场切取联系，以有限攻势，拘束刘伯承部，并准备于后期作战中，协同友军，围歼共军于晋、冀、豫、鲁边区。

三、第十一战区（北平）确保冀境要点、要线，对当面聂荣臻部，相机发起攻势，策应主攻作战。

四、第十二战区（归绥）及第二战区（太原）准备协同第一战区在晋、冀之作战。

五、东北保安司令部暂采战略持久，以待国军主力移师关外后，随同转移攻势，彻底歼灭共军，规复东北⁽⁴¹⁾。

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自1947年3月开始，以山东和陕北为中心战场，尤以山东战场投入兵力最多，战斗规模最大。蒋介石一直重视山东在战略上的地位，在军事部署上强调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因为山东地当要冲，交通便利，便于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军队的决战。他认为只要消灭了山东境内中共军队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中共部队也就容易肃清了。蒋此时虽仍强调作战目标为收复据点，控制交通线，但在方法上则提出集中兵力，增加部队机动性的问题。山东战场的大规模战斗因此而展开。

莱芜之败，负责国民党政府军全盘作战指挥的陈诚实不甘心，对于山东攻势，他下了绝大的赌注，集中了原徐州、郑州两个绥署的绝大部分机动兵力，将其编组为三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指挥整编第二十五、二十八、五十七、六十五、七十四、八十三师，以临沂为中心，加强据点工事，准备尔后向北推进；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指挥第五军及整编第七十、七十二、七十五、八十五师，以主力自宁阳、汶上东进，逐次攻击大汶口、泰安等要地；第三兵团司令欧震指挥第七军及整编第十一、四十八、六十四师，自兖州进出曲阜、邹县地区，并续向新泰、蒙阴地区攻击；三路互相协力，构成一个半月形攻击态势；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指挥第八、十二、五十四、七十三、九十六军，第三绥区司令冯治安指挥整编第五十九、七十七师，徐兖绥区司令李玉堂指挥整编第二十师，担任守备、牵制任务，整编第九师为总预备队，全部兵力达到24个军（师）45万人。作战基本目标是“迫匪于蒙山与沂山地区，与我决战，抑或迫匪放弃沂蒙山区老巢，向胶济路以北、东北地区退缩，以利我尔后之围剿”⁽⁴²⁾。由于以往作战经常由于缺乏协同而被各个击破，此次攻击部队编组为兵团，强调统一指挥和行动，基本战法则改为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强调纵深配备与兵力密度，最重要的变化是，此次战役目标强调的是寻找中共主力决战，而不再如以往着重于点的占领。

4月1日，国民党军各部全面行动，当天占领泰安，随后打通了津浦路济南至兖州段和临沂兖州公路。不久，徐州司令部发现中共华野部队由鲁中向南运动，遂调整部署，令第一兵团向临沂收缩，调第三兵团第七军和整四十八师东援，加强第一兵团，同时以第二、三兵团东进威胁华野侧后方。此举虽使华野打击第一兵团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同时却使泰安陷于孤立。华野遂拟订泰蒙战役计划，集中了三个纵队，十纵于22日围攻泰安，一、三纵预备打援，希望以此调动国民党驻大汶口的两个师北上而歼之。对于前方将领的谨慎，蒋介石颇不以为然，他训斥顾祝同、汤恩伯等：敌人退了你不知，自己又无计划，不知打什么仗，令其尽速行动⁽⁴³⁾。在蒋的命令下，顾祝同决定置泰安于不顾，各部按原计划行动。26日泰安被华野攻占，整七十二师被歼，但向华野正面进攻的汤恩伯、王敬久兵团仍无大的进展，只有欧震兵团经过激战，于28日攻占蒙阴，30日占领新泰。

自国民党发起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后，华东野战军一直在寻找机会，以打破此次进攻。但此次对手表现非常谨慎，大军麇集一团，稳扎稳打，不以一地之失而变更计划，而华野“耐心持重不够，战役企图过大，兵力不够集中，因而几次决心都未能实现”⁽⁴⁴⁾。陈毅、粟裕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蒋、陈以进攻山东为其战略重点，企图依靠黄河封锁，迫我东撤海滨，同时集中使用兵力，不轻易分散，自然增加我方许多困难。”⁽⁴⁵⁾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华野：“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让敌放心前进，又使敌完全不知我主力所在，当此时机，好打则打之，不好打则以主力转入敌后，局势必起变化。”⁽⁴⁶⁾华野遂将部队集结待机，同时采取各种行动，调动、迷惑对手，等待并创造作战时机，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了。

国民党军在经过一段巩固调整后，得到情报称华野“损失甚重，刻已北窜”。5月3日，蒋介石飞徐州、济南，部署新的攻势，令汤恩伯兵团自正面北进，欧震兵团和王敬久兵团自西向东推进。顾祝同于10日下令各部开始行动，重点放在汤恩伯第一兵团，令其进至莒县、沂水、坦埠一线⁽⁴⁷⁾。第一兵团自此次进攻开始后，行动较他部更为谨慎⁽⁴⁸⁾，此时汤恩伯也认为当面中共主力部队已北撤，遂令所部于11日自临蒙公路上的垛庄，经孟良崮北进，“先行攻略坦埠，尔后，与友军协同，求匪主力而歼灭之”⁽⁴⁹⁾。攻击部队以整七十四师为中心，其左翼为整二十五、六十五师，右翼为整八十三、四十八师及第七军，整个部署成一弧形。行动开始后，由于整七十四师比其他部队速度稍快，12日已进至坦埠南，独立展开攻击，处于弧顶的位置，而且与两翼拉开了一段距离。

国民党军队的动向立即为中共抓住。陈毅、粟裕原准备先打右翼桂系第七军，情况变化后，他们认为整七十四师态势突出，又正处华野主力当面，便于分割歼灭。虽然该部战斗力较强，且四周国民党大军云集，一旦形成胶着于华野极不利，但陈、粟仍定下了打整七十四师的决心。陈毅豪迈地说：打整七十四师就是要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5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和粟裕，指示根据情况选其一路打之，“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⁵⁰⁾。此战的关键，一是将整七十四师从国民党进攻部队中割裂出来并迅速歼灭之，使国民党其他部队不及增援；二是在国民党大军环伺下，能否阻止其增援。陈、粟为此作了周密部署，以一、八纵自左右插入，割裂整七十四师与他部的联系，六纵封闭其退路，四、九纵正面进攻，二、三、七、十纵负责阻击、牵制国民党援军。华野以五个纵队对付整七十四师，兵力上居于优势。何况自内战爆发后，整七十四师占两淮，攻涟水，与华野几次交手都占了便宜，华野上下“久已抱有同第七十四师决一死战的夙愿，可以说是完全达到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灭此朝食的气概”⁽⁵¹⁾。此役华野一改先打弱敌的传统战法，舍弱取强，充分表明了中共部队能够根据主客观形势而适时改变战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造成强弱易势。粟裕在战后总结中认为：“我们几次定下决心和变更决心，而最后决心集中全部兵力捕歼位于敌军密集队形中央的‘王牌’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地区，是很不容易的。充分体现了歼敌决心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⁵²⁾

5月13日，华野第一、八纵队分向整七十四师左右两翼运动，但国民党此时尚未判明华野的真实意图。参谋本部方面判断，在汤兵团进至沂水后，中共部队有攻其右翼可能，但并未料到中共部队会强行楔入汤兵团的当面中心⁽⁵³⁾。因此，蒋介石于当日决定在山东发起全面攻势，令汤恩伯部占莒县、沂水，欧震部占南麻，王敬久部占淄川、博山，“达成包围歼灭淄博山地共匪之目的”⁽⁵⁴⁾。汤恩伯即令整七十四师于14日攻占坦埠。但实际情况完全不似国民党的判断。次日，整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发现华野部队续向己部两翼运动，有封闭己部退路的征兆，而左翼整二十五师一〇八旅和右翼整八十三师十九旅已在华野打击下放弃界牌、桃花山要点后撤⁽⁵⁵⁾，己部已陷于孤立。正面华野部队又发起猛烈攻击，张灵甫“乃确信解放军有积极企图，已成包围我师之态势，乃决心撤退”，立即向后收缩⁽⁵⁶⁾。但又一次出乎张灵甫的意料，华野在鲁南埋下的伏兵六纵昼夜兼程，两天走了二百余里赶到战场，15日拂晓攻占整七十四师后退必经之地垛庄，断其退路。张灵甫遂决定全师退踞孟良崮固守待援，他以为如此可以居高临下，态势有利，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他犯的一个致命错误。

整七十四师被围后，起初张灵甫“以为左右友军，在毗接相靠，决不会有意外问题”，又以“顾虑战责及上级指定勿退”，因此指挥所部顽强抵抗。“战斗空前激烈，官兵伤亡重大，骡马、非战斗人员多漫山遍野，通讯机构时断时续，已成混乱状态；且因石地无法构筑工事，伤亡特大，而伤兵又无法护运，呻吟不绝，士气影响很大”⁽⁵⁷⁾。此役再次暴露了国民党军队缺乏灵活死守教条的错误。据其作战详报载，张灵甫为集中兵力，将全军挤在一处，又盲目相信高地的优势，然而“退守山地之后，饮料断绝，渴不可支，体力渐弱，各种火炮以俯角全失，效力降低，且阵地毫无遮蔽，全受共方火制。而山地概系岩石，匪方射击威力倍增，人马损害更大，尤以我军骡马及杂役兵夫，受敌炮击惊扰奔窜，引起部队混乱，致使掌握困难，匪军因得自各方渗入”⁽⁵⁸⁾。经15日一天战斗，整七十四师阵地“人马纷杂，混乱不堪”，大部已失去抵抗能力。

整七十四师被围，国民党统帅部认为是决战之机，企图以整七十四师吸引华野，调各部援军对华野实行反包围，与华野决战。汤恩伯致电张灵甫，称此“实难得之歼匪良机……贵师为全局之枢纽，务希激励全体将士，坚强沉毅，固守孟良崮，并以一部占领垛庄，协同友军予匪痛击，以收预期之伟大战绩”⁽⁵⁹⁾。他令驻桃墟的整二十五师，驻青驼寺的整八十三师，驻汤头的第七军和整四十八师，驻蒙阴的整六十五师，同时王敬久令驻新泰的整十一师向孟良崮增援。这些部队多数离孟良崮只有一两天路程，它们如能及时赶到战场，华野将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在孟良崮外围还有第五军和整六十四、二十、九师接令向孟良崮运动。然而事实证明了国民党军指挥系统不一，缺乏协同精神，行动迟缓，不能互救的顽疾。身为兵团司令的汤恩伯，一方面在15日晚给张灵甫去电，为其打气：“目前战局，贵师处境最苦，而关系最重，本日空军全力来助，黄（百韬）、李（天霞）两师并王凌云师即向东出击，只要贵军站稳，则可收极大之战果，亦即贵师极大之功，希必转告全体将士，一致坚毅奋斗，以达成此伟大任务。”⁽⁶⁰⁾另一方面，他在16日电令各部增援时已近于恳求：“我张灵甫师连日固守孟良崮孤军苦战，处境艰危，我奉令应援各部队，务须以果敢之行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袍泽于危困，以发扬我革命军亲爱精诚之无上武德与光荣，岂有徘徊不前、见危不救者，绝非我同胞所忍，亦恩伯所不忍言也。”⁽⁶¹⁾然而两天时间里，各部多则前进十余公里，少不过三五公里，及至整七十四师被消灭，离孟良崮最近的整二十五师仍在十里开外的界牌。从而也印证了张灵甫在战役开始前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所言：“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⁶²⁾

5月16日，华野对孟良崮发起总攻，至下午5时，全歼整七十四师三个旅3.2万余人，击毙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以下高级军官多人，自己损失1.2万余人⁽⁶³⁾。此时蒋介石尚存决战之念，16日手令各部：“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之惟一良机。凡我全体将士，应竭尽全力，把握此一战机，万众一心，共同一致，密切联系，协力迈进，各向当面之匪猛攻……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以致友军危亡，致使匪军漏网逃脱者，定以畏匪避战，纵匪害国，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顾祝同因此命令“集中主力围歼匪军于蒙阴以东汶河畔”⁽⁶⁴⁾。除了第一兵团继续向北进攻外，顾还令欧震进驻新泰指挥整十一、九师向东进攻，与一兵团会师孟良崮。但华野部队面对国民党援军的逼近，改变原定继续打整二十五师的计划，迅速脱离战场，使蒋的决战计划又落了空。

5月19日，整八十三师终于进至孟良崮，但华野部队已经撤退，空余昔日激战的战场供其凭吊。经此一役，国民党亟须调整作战部署，当日蒋介石飞徐州，与陈诚、顾祝同商讨山东军事，决定“各部暂驻原防，实施全面整训，改正战术，期作最后决战之准备”⁽⁶⁵⁾。次日，陈诚与顾祝同赴临沂处理善后，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攻势暂告一段落。

孟良崮战役，整七十四师被全歼，对国民党军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和全国战场的作战都是一次沉重打击，蒋介石称之为“悲哀痛愤”，“尤增愤激”，痛责“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能缓急相救”；“官兵生活脱节，军心涣散”⁽⁶⁶⁾。5月29日，蒋介石为此役发出通令称：“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至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为此，他下令对作战不力的整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革职拿办，交军法审判”，其他“与作战应援有关者，迅即查明责任，依法严处，以昭炯戒”⁽⁶⁷⁾。

对于孟良崮战役之失败，即使在国民党内，亦有不少人感觉不可理解。郭汝瑰在其日记中写道：余以纯军事立场甚觉此失败十分怪异。整七十四师左右翼友军均相距五六公里之遥，何以竟三日之久不能增加。各部队如此不协同，战斗力如此之差，舍失败而外，当无二条路。他认为：山东已集中全国兵力，如仍失败，则政府军前途堪虞之至⁽⁶⁸⁾。为了检讨此役的得失，国民党在山东的将领大半被召到南京接受训练，以“对整个军队之战术、精神、纪律，作一番彻底检讨，彻底改革”。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攻势也因而停止了一个多月。但是效果如何，连蒋介石自己也没有把握，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对前方将领之教训勖勉，心力已尽，未知果有效验否？”⁽⁶⁹⁾更妙的是，蒋介石不承认他和国防部的作战指导有什么错误，而是指责汤恩伯错在部署失当、下令整七十四师孤军仓促行动，张灵甫错在修路暴露目标（因张部行动必须借助道路）、而后退时又不留意地形、不肯放弃地点，甚而指责重装备部队不该使用于山地。他忘了正是他自己下令汤部速进，下令张部坚守，并且很以国民党军队的重装备而得意的。蒋认为以后作战，“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并且独出心裁地提出，“可采逊清打长毛所用梅花阵办法”⁽⁷⁰⁾。他倒没有具体说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如何摆梅花阵法，可见蒋介石自己对如何与中共作战也失了方寸。

孟良崮战役对中共而言，“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灭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⁷¹⁾。此时，东北民主联军已在东北战场发动大规模攻势，给国民党以极大的震撼，战局即将进入一个转折点。

三　陕北作战暂时得手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另外一个战场是陕北。全面内战爆发前，负责镇守陕西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便于1946年5月令部下拟订了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但因陕北是中共中央总部所在地，此时国民党尚未与中共最后决裂，此一计划“因碍于政治因素，未蒙批准”。10月间胡托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再向南京建议攻延，王告他“暂缓，将来如何，尚不一定”。胡为此进京“力言进攻延安之时机，逾此，天候限制、地形限制、补给限制，不可为矣”。然蒋介石仍以为时机不至，要他出兵晋南，打通同蒲路⁽⁷²⁾。直到1947年初，国民党重开和谈的建议遭到中共拒绝，2月底蒋介石下令驱逐中共驻南京等地的谈判代表团，国共关系最后破裂，进攻陕北的计划才得以付诸实施，目的是“摧毁共匪叛乱之神经中枢，瓦解匪军意志，并打击其在国际上之虚妄宣传”⁽⁷³⁾。

1947年2月28日，胡宗南应召到南京，与蒋介石商讨陕北作战方案。因国民党军刚在山东莱芜失利，蒋对陕北作战亦不放心，连问胡两次“陕北作战有把握否”？胡“列举匪我兵力以对，并称极有把握”，蒋因此决定实施进攻延安方案⁽⁷⁴⁾。胡回西安后，立即下令各部按计划进行。战役目标为，“彻底集中优势兵力，由宜、洛间地区直捣延安，以有力一部突入敌后而奇袭之”；战术指导为，“第一线兵团应以步工兵编组多数攻击群，于空军及炮兵掩护之下，突破敌之阵地并继续贯穿其纵深，遇匪之顽抗，则由第二线兵团迅速前进作翼之延伸包围而歼灭之”；具体部署为，以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整十七、三十六师及整十五师一三五旅为左兵团，自洛川北攻甘泉、延安；整一军军长董钊指挥整一、二十七、九十师为右兵团，自宜川北攻临镇、延安；整三十六师副师长顾锡九指挥整七十六师新一旅及六个团为陇东兵团，自合水向东作扰乱性攻击；整七十六师为预备队；进攻总兵力达到15万人⁽⁷⁵⁾。3月12日，胡宗南率前线指挥所到达攻击出发地洛川，次日，国民党军开始全线进攻。

延安虽为中共中央驻地，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西北恰恰为中共军事力量最为薄弱的一个地区。战前，陕北部队尚无野战指挥机关。2月14日，为了应付国民党军即将开始的进攻，陕北部队编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张宗逊。随后，面对国民党大军压境之势，中共中央决定调晋绥军区王震部至陕北，3月20日将陕北部队编为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但所辖只有两个纵队六个旅，两万余人（有的部队每支枪只有十发子弹），与进攻的国民党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因此，中共自始就没有固守延安之意。其部署为，以晋冀鲁豫陈赓纵队出击晋南，刘伯承、邓小平部出击豫北，牵制国民党军；陕北部队则在内线构筑三道防线，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中共中央机关的转移。放弃延安后，继续吸引国民党军，“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它区作战取得胜利”⁽⁷⁶⁾。陕北成为中共全盘战略部署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以后的战局发展，基本是按中共的设想进行的。

3月13日，国民党军发起对延安的进攻，中共部队以三个团兵力，作宽正面纵深阻击。16日，毛泽东发布保卫延安命令，要求“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⁷⁷⁾。中共部队遵此在延安近郊对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周激烈的阻击作战。3月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居住了十余年的延安，19日上午中共部队放弃延安。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21日蒋介石电致胡宗南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诚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24日，胡宗南率指挥部进驻延安。陈诚认为陕北战事不久将可结束，已令部下拟订胡部兵力转用计划，并准备撤销郑州指挥所，由胡担任郑州绥署主任，负责平汉路战事并策应山东方面⁽⁷⁸⁾。因此，胡宗南更为志得意满，急于实现其战役计划，一举将中共部队歼灭或赶过黄河，这种轻敌浪战、急于求成的指挥，为自己的失败准备了条件。他判断中共部队已向安塞“北窜”，遂令向安塞攻击，同时以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向安塞东南的青化砭进发，以掩护大队侧翼。24日，整一军占领安塞，但并未发现中共主力，不等胡宗南判明实情，次日，西北野战兵团利用青化砭的有利地形，预先设伏，歼灭了三十一旅。胡宗南此时才发现中共主力在东面，改令所属转向东进，“以主力由延川、清涧地区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回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⁷⁹⁾。26日胡部占延长，29日占延川，30日占清涧，4月3日西转占瓦窑堡，但都未能找到中共部队决战。

3月29日晚，毛泽东在清涧北枣林子沟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⁸⁰⁾。这是一个重要决定，充分表明了中共对于战争前途的自信，并以此在战略上吸引胡军在陕北，以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幽默地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地打胜仗。”⁽⁸¹⁾4月9日，中共中央对全党发出通知，通报了这个决定：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⁸²⁾。

青化砭战后，为了避免再受中共部队的伏击，胡宗南部行动“异常谨慎”，采取所谓“方形战术”，各部排成数十里方阵，“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⁸³⁾。一时在陕北的山梁上，胡军的行进队列浩浩荡荡，蔚为壮观，被中共讽之为“武装大游行”。中共则利用有利的地形与群众条件，不断调动对手，使其始终无法确切得知中共首脑机关和主力之所在⁽⁸⁴⁾。胡军来回扑空，疲于奔命，补给困难，士气大受影响⁽⁸⁵⁾，而中共部队则选择时机，予以打击。毛泽东在给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等负责人的电报中称之为“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⁸⁶⁾。国民党战史也不得不承认，“陕北追剿作战，因无全程之指导，加以情报失灵，不仅使追剿作战捕风捉影，往返奔驰，徒劳无功，全陷被动”⁽⁸⁷⁾。

胡军在陕北多日求战不得之后，主力南下蟠龙整补，4月13日，再向蟠龙西北进出，并令驻守瓦窑堡的整十五师一三五旅南下策应。西北野战兵团抓住战机，集中四个旅于14日在羊马河设伏，全歼一三五旅。其后，蒋介石、胡宗南据空军侦察发现在绥德附近黄河渡口出现渡船，判断中共部队将东渡黄河入晋。26日胡宗南下令以所部为南兵团，由蟠龙北进绥德，另以榆林守军三个旅组成北兵团，南下米脂镇川堡，企图南北夹击中共部队。西北野战兵团得知后，决定避其锋芒，以一部伪装主力诱胡部北上，主力四个旅则大胆南下，攻击胡部后方唯一的补给基地蟠龙，这样既可补充自己，又可使胡部后方动摇。

5月2日，整一军占领绥德，出乎胡宗南意料的是，非但没有发现中共主力，自家的后方基地蟠龙已在当晚受到西北野战兵团的猛烈攻击。此时，胡部后方空虚，在绥德的部队一时难以调回，胡宗南只能急令驻延安的整二十七师派出一个旅前往救援，但已缓不济急，蟠龙守军整一师一六七旅在抵抗了两天之后，于4日被歼灭，大量物资为中共部队缴获。9日，胡部主力放弃绥德，撤回延安、蟠龙地区休整。曾经对胡攻占延安大为嘉许的蒋介石，发现陕北战况并不如前之预期，面对各战场均兵力不足的窘境，此时已有自陕北调兵他用之意。5月25日，蒋在召见胡时直截了当地问他：“陕北军事何时可以结束？”胡为了己部的利益，称“今日对陕北作战，必须更积极行动”。蒋因而同意陕北兵力暂不南调，令其在两个月内肃清陕北⁽⁸⁸⁾。然而，胡宗南部已陷入陕北作战僵局难以自拔，所谓两个月肃清陕北也成了遥遥无期之事。

国民党军攻占延安，除了在政治上可以借此鼓吹一番之外，在军事上几乎没有得到利益，反而被牵制了大量兵力。中共部队三次作战，虽然战斗规模并不大，但基本度过了延安被占后的困难局面。就战场作战而言，胡宗南部虽占了绝对优势，但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不高，并未表现出过人之处。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被俘后认为：胡宗南指挥无能，孤军深入，下了一着死棋，摆开了挨打架式⁽⁸⁹⁾。国民党战史认为这是因为“各级干部缺乏战场磨练，一般官兵临战慌张，战况稍显不利，即莫知所措，以一个旅万人之众，仅经一个多小时战斗，即全军覆没。其战斗力之脆弱，深值检讨”⁽⁹⁰⁾。蒋介石以胡部作为战略预备队，长期控置于西北，一朝投入战场又无所表现，显示其无知人之明。周恩来为新华社改写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对胡作了辛辣的讽刺：“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恶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⁹¹⁾

四　东北战场攻守易势

东北战场自1946年6月停战后，因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调整而维持了四个月的平静局面。进入10月，东北战场战火重燃，战场主要在南满。

杜聿明对东北的停战始终耿耿于怀，因此他并未放弃在东北动武的准备⁽⁹²⁾。蒋介石当然也不甘心让中共在东北生根，不过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与关内相比，他对东北军事行动的态度略为谨慎一些，尤其对苏联可能的反应，他不能无动于衷。这是东北战场与关内的不同之处，也是东北战事暂时主要局限在南满的最主要原因。而在军事上，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有限，既要占领点线，可使用的兵力便更少，兵力不足与东北地域的辽阔恰成矛盾，使国民党也无力在东北发动全面进攻，因此杜聿明经与下属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其基本思想是，先集中足够兵力进攻南满，消灭兵力相对弱小的南满解放军，解除后顾之忧，再全力向北满进攻”。要旨为：辽西方面，控制热河，确保北宁路安全；辽南方面，将中共部队压至貔子窝、普兰店之线以南，封锁旅大与内地的交通；辽北、辽东方面，将中共部队压至松花江、长白山以北；待上述任务完成后，再进攻北满⁽⁹³⁾。

10月中旬，国民党军在华北东线热河的攻势已近结束，西线已占张家口，蒋介石自感无后顾之忧，遂令杜聿明“对安东方面迭次进犯之匪，应集结主力而痛击之，并尽可能予以彻底歼灭之”⁽⁹⁴⁾。此时正值中共部队为牵制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进攻而攻占西丰，杜判断中共南满部队主力集结于沈阳至梅河口铁路（沈吉路南段）以北，因此以打通沈吉路，捕捉中共军队为第一步进攻目标。他以新一军新二十二师为左路，自长春路上之开原出发，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为右路，自沈吉路上之营盘出发，攻击沈吉路两侧，新一军新三十师出梅河口策应，行动统由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10月6日开始进攻，至中旬先后占领西丰、清原、柳河、新宾、辉南等地，打通了沈吉路全线。

10月17日，杜聿明发布对中共南满根据地的攻击作战命令。他以新六军十四师、新二十二师及六十军一八四师为右兵团，自海城进攻普兰店、庄河一线，担任迂回任务；五十二军为中央兵团，其中二、二十五师由本溪沿沈安路两侧正面进攻安东，一九五师自新宾进攻桓仁、通化，牵制安东方面；新一军新三十师及六十军一八二师为左兵团（七十一军九十一师稍后加入），自柳河向南进攻当面中共部队，并相机协助占领通化。

10月20日，各路国民党军开始攻击行动。南满中共部队是由萧华指挥的第三、四两个纵队，实力对比处于劣势，林彪等人电示萧华：我军如勉强进行保卫安东的战斗，则不仅仍然达不到保卫安东的目的，且反加上碰坏了部队；此次你们应一心一意集中兵力打运动战⁽⁹⁵⁾。因此南满中共部队并未作固守安东的准备，在进行了几天阻击后，10月25日退出安东。此时，新六军已进至普兰店、庄河一线，一九五师逼近通化，杜聿明据情报判断中共军队已被“击溃”，遂越过五十二军军部，径令二十五师向东攻击宽甸，企图夹击中共部队于通化、桓仁地区。30日，二十五师进至宽甸西北，为南满军区四纵包围，经三日激战，11月2日全师在新开岭被歼。当天国民党军占领通化、桓仁、宽甸，达到其在东北攻势的顶点，但二十五师被歼事实预示着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兵力不足与地域辽阔之间的矛盾将日趋严重。

国民党军占领安东后，中共在南满所占地区已缩小为沿鸭绿江中朝边境的狭窄地带（最少时只有四个县23万人口及部队3.6万人），内部对是否继续坚持南满地区有不同意见。东北局经过讨论，认为坚持南满“意义甚大，使我们仍能保有广大土地与人口，使敌不能全力向北摧毁北面的根据地，使我南北互相依存”⁽⁹⁶⁾，因此决定东北工作方针为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互相配合，改变东北局面。中共中央也指示东北局：“在目前情况下暂取守势，力求拖延敌对北满之进攻，并准备迎击敌之进攻部署甚妥。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⁹⁷⁾为此东北局加强了南满的领导，派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辽东（南满）分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兼辽东军区司令员，陈云到任后，12月中旬在分局七道江会议上确定了坚持南满的方针。

安东作战告一段落后，杜聿明已感兵力不足，需要调整部署，进行整补。11月他去南京向蒋介石面陈增援要求，未得批准，相反国防部认为应一鼓作气，收复南满还在中共掌握之中的临江地区，确保国民党在南满的优势地位。熊式辉则认为，南满临江地区山林丛密，军事意义不大，而北满“地形平阔，攻取自易”，主张“不如收复哈市齐齐哈尔较为有利也”⁽⁹⁸⁾。但蒋介石顾虑苏联的反应，对进攻北满始终持慎重态度。因此从12月中旬到1947年4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先后以五到六个师的兵力，四次进攻南满临江地区。辽东（南满）军区以内外线结合、防御和出击并用战法，扰乱、打击对手的进攻。此时正值东北的冬季，气候严寒，临江地区地形复杂，国民党军的进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非但始终未能攻占临江，而且还丢失了已占的桓仁、柳河、辉南等地。在此期间，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次渡过松花江南下作战，使国民党军往来调动，疲于奔命，也消耗了其有生力量。

自最后一次进攻临江地区失败后，东北国共之间攻守易势，国民党军在东北已无力发动攻势，被迫转取守势。国民党在东北军事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地域广阔与兵力不足之间的矛盾⁽⁹⁹⁾，大量城镇只能以团、营为单位守备，极易被各个击破。杜聿明因为担心中共即将发起的进攻，5月上旬特意派其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去南京向蒋介石要求增援。蒋强调各个战场的兵力都不够用，因此无兵可派，指示东北“采取‘收缩兵力，重点防御，维持现状’的方针，将来再待机出动”⁽¹⁰⁰⁾。杜聿明无奈，只得将作战方针改为：“为保持战力，及确保战略要点要线，依工事及火力之加强，逐次消耗匪军战力之目的，分别集结兵力，固守永吉、长春、四平、沈阳、葫芦岛诸要点，期待关内增援部队之到达，相机转移攻势，捕捉匪之主力而歼灭之。”具体部署为，新一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五十二军、二〇七师、九十三军各以长春、永吉、四平、本溪、抚顺、锦州为中心，“确保战略要点及机场之安全，并逐次以保安部队，扩张外围据点；如遇匪之主力，即依机动战法，退返守备据点，同时注意埋伏及袭击之实施”。以新六军位于沈阳附近为机动兵团，利用铁路线往来支援各点⁽¹⁰¹⁾。但还未等杜聿明完全部署完毕，中共部队便发起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中共部队在东北顶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之后，部队数量与战斗力都有了迅速的增长。到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45万余人，其中野战部队20万人，虽然数量与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基本持平，装备仍不如国民党军，但可以主动出击，攻其不备，而且北满在经过剿匪与初步的土改之后，中共地位较前更为稳固，具备了转守为攻的条件。国民党军对临江最后一次进攻失败后，4月7日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表示根据东北局的讨论，“决将我军战略主攻方向与主要力量使用于南满”，“进行大规模作战，使东北局势发生根本变化”。23日林对东北全军发布指示，要求“全军高度集中兵力，坚决放手打击敌人，实行连续攻势作战和规模日益扩大的歼灭战，以根本改变东北战局”⁽¹⁰²⁾。5月5日，东北局作出《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提出“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¹⁰³⁾。中共中央不仅同意了东北局的意见，而且要求晋察冀部队配合行动“钳制关内敌军，不使东调，使东北取得胜利”⁽¹⁰⁴⁾。

5月8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第一、二纵队及两个独立师共八个师，东满六纵及三个独立师共六个师分别自扶余和榆树渡松花江南下。13日，东北民主联军在五条战线同时向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夏季攻势由此拉开战幕。北满部队首攻长春西之怀德，东满部队攻击吉林周边地区，同时南满第三、四纵队出击沈吉路，西满辽吉纵队出击四平西北地区，刚刚划归东北民主联军指挥的冀察热辽部队则出击热河西部与河北东部，配合东北作战。由于东北民主联军同时在广大战场全面出击，迫使东北国民党军往来救援，疲于奔命，他们不得不大量放弃中小城镇，同时也放弃了一些位置较偏的中等城市，开始向中心城市收缩。至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占领了中长路上的公主岭、开原、昌图，南满部队重占通化与安东，攻占沈吉路重镇梅河口，西满部队占领通辽、郑家屯，东满部队收复沈吉路东大片地区，打通了东、南、北满之间的联系，冀察热辽部队占领热河的围场、赤峰，冀东的昌黎、抚宁，共计二十余座城镇。

中共部队在东北的大规模攻势，使本已兵力不足的东北国民党军捉襟见肘，难以应付。此前，杜聿明旧病复发，难以指挥战事，临时代理的熊式辉更形慌张，5月20日匆匆飞往南京求援。蒋介石无兵可派，只能指示其“速将南满各地之正规部队完全集中于四平街附近，而以地方团队接替其防务，除沈阳外围……各据点必须固守外，其他至不得己时，皆可放弃，须立下决心，切勿犹豫，至于长春与永吉，应严令死守核心，待援勿失”；同时又教训熊式辉：“身处危急之际，凡事须尽其在己，而尤须以顾全大局为第一要着。”⁽¹⁰⁵⁾30日，蒋介石亲临东北，视察战局，观察到的形势完全不容他乐观。他在日记中写道：“沈阳内部复杂，天翼（熊式辉）威信已失，光亭（杜聿明）卧病在床，军国大事，推诿延宕，几误全局。”但蒋并无制胜之方，只是手书各将领（包括四平陈明仁、长春孙立人、永吉曾泽生、朝阳孙渡等人），望“淬励所部，沉着固守”而已。由于杜聿明身体欠佳，他令熊式辉全权处理东北军政事宜，不得有误⁽¹⁰⁶⁾。

经过一个月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取得重大胜利，随后将作战矛头指向中长路沈阳、长春间的孤立据点四平。如果攻下四平，则可切断中长路沈阳与长春两大城市间的联系，孤立长春、吉林，威胁沈阳。为此，东北民主联军以一纵、辽吉纵队和六纵十七师，共七个师的兵力攻击四平；以八个师位于四平东南之西丰地区，三个师位于中长路四平南之昌图地区，一个独立师位于开原南，阻击沈阳援军；以五个独立师位于四平北，阻击长春援军。攻击发起前，林彪要求攻城部队“发扬高度攻坚精神、小部队硬打死打精神”，“力求乘胜猛烈扩张战果，须准备数天解决战斗之精神”，“充分准备，务期必胜”⁽¹⁰⁷⁾。

四平守军是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指挥的七十一军八十七、八十八师和十三军五十四师，以及保安团队，共三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后，七十一军在5月中旬救援怀德时遭到重大损失，八十八师几乎被全歼⁽¹⁰⁸⁾。退回四平后，周边据点尽失，态势孤立，势将成为中共部队攻击的下一个目标。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身经百战，自认“平生以打胜仗著名”，“到东北后却无特殊表现，仅仅解德惠之围有点成绩，但怀德一役又失败了，希望能够特别出一次风头”；而且他“估计当时凡属国民党的部队，守了一个地方，如能坚守下去还比较有把握，如守到中途而要撤退，则绝对会被击溃、被消灭的”，因此他作好了“置之死地”、“全力死守”的准备⁽¹⁰⁹⁾。事前，蒋介石曾亲书于陈，告他“此时为弟成功成仁之机会，切不可因一时之小胜小负而自馁”，并表示“必集中陆空军尽速增援”⁽¹¹⁰⁾。这与陈想出风头的想法正相吻合，作为战场最高指挥官，陈明仁的决心对四平防守确实起了相当作用⁽¹¹¹⁾。

陈明仁为守四平制订了完整严密的守卫计划。其指导要领为：“依都市防守要领及要塞配备方式，依核心内外复廓之细胞组线构筑坚强工事，大量储积粮弹而死守之。”在具体部署上，他将全城划为核心守备区及一、二、三、四守备区，各守备区“除在指定之地区构成复廓及核心工事外，并在内外复廓及核心工事间，构成据点严密之纵深工事。使相互间成为带式阵地网状配备，使匪无法向任何方向突进，均不能长趋直入”；“在主阵地前选择要点构成前进阵地，迟滞匪人于远方，非万不得已时不得弃守，俾心脏不受作战之威胁”；“市区工事应将既设半永久性之据点工事予以加强，阵地之编成应采纵深配备，各阵地带须编成犄角侧防若干支点以半永久机枪掩体为骨干而以野战工事连系之”；控制强大预备队，集中使用炮兵。对通信、交通、补给、民政等都作了具体规定⁽¹¹²⁾。整个部署强调以面为主，以点控面，纵深配备，交叉火力，对进攻一方形成较大威胁。

6月10日，东北民主联军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指挥部队发起了对四平的攻击。经过三天外围战斗，14日对城区发起总攻。由于保安团队战斗力不强，弃守后退，一纵当晚攻入市内铁路以西市区，守军利用纵深工事进行顽强抵抗，攻守双方反复拉锯拼杀，战况之激烈前所未有。由于是城市攻防战，进攻与防守双方的作战地域都不大，兼之守军利用城区坚固楼房为工事，双方遂进行逐屋争夺，死伤惨重。东北民主联军此时装备已有了很大改善，此次进攻动用重火炮近百门，而国民党方面则动用大批次空军助战，更加剧了战斗的激烈程度⁽¹¹³⁾。19日，七十一军司令部在猛烈进攻下告急，陈明仁不得不率部退往铁路以东。为尽快结束战斗，林彪下令调准备打援的六纵两个师投入战斗，并和罗荣桓电示各部：决以共计付出一万五千之伤亡，再以一星期的时间将此仗打到底，以达到完全消灭敌人和打垮敌守城信心⁽¹¹⁴⁾。至22日，七十一军机动兵力已告用尽，陈明仁已将军直属队编组投入战场，守军退至城区东北隅作最后的抵抗。当天，蒋介石电致陈明仁鼓其气，告以“关于增援陆空各军，中朝夕督促向前迈进，预计五日内必可直上四平”⁽¹¹⁵⁾。

由于四平在国民党军东北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四平被围之后，国民党东北当局立即部署南、北两路增援，企图夹击中共部队，解四平之围。南兵团以新六军三个师自中长路右侧向四平东南迂回，另以二〇七师掩护其右侧安全；九十三军两个师及五十二军一九五师自铁岭沿中长路正面向四平推进，另以骑兵第一军掩护其左侧安全；刚刚由关内增援东北的五十三军两个师为预备队，随后跟进；北兵团以新一军两个师自长春南下四平。为了避免以往中共围点打援的情况再现，援军被要求实行纵深配备，逐段跃进，保持后方稳固。

6月22日，四平援军南、北同时出动，南线占开原，27日又占昌图，北线逼近公主岭。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对四平采取佯攻方针，吸打增援”，抽调部分攻城兵力，集中四平南阻击援军并着重打击新六军。但因援军行动谨慎，未能捕捉到战机，而四平前线攻击部队已显疲惫，态势不利，林彪遂决定停止攻击，除掩护部队外，全军于30日撤离四平战场。7月2日，林彪等决定：后移休整，整顿组织，另寻战机。

四平攻城战，是继上年四平作战后在这一地区的又一次大规模作战，不同的是主客易位，仅仅一年时间，国民党军便由攻转守。东北民主联军以1.3万人伤亡的代价，未能攻下四平，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四平守军情况不明（原估计只有两万人，有战斗力者不过五个团，实际有三万余人），因此未能形成绝对优势（攻击部队人数不到守军的两倍）；对其坚守决心估计过低（认为大半系新兵败兵），因此急躁轻敌；对城市攻坚战的战略战术掌握不够（主要是突破后的纵深战斗和巷战未及充分演练），因此伤亡较大；步炮协同不够熟练，有时压制火力已经结束，而进攻部队还在三里路之外⁽¹¹⁶⁾。还有一个事先未料到的原因，当时正值东北夏季，“日长夜短，白天不进攻，黄昏调集部队，一打天就亮，白天不能作战，其伤亡之大超过晚上作战伤亡”⁽¹¹⁷⁾，对素擅夜战的中共部队不利。但这种情况便利空军活动，国民党空军出动大规模机队支援守军作战，空投补给⁽¹¹⁸⁾，对攻击部队威胁极大，对守军也是个鼓舞。因为攻击四平是东北以至全国中共部队首次大规模攻坚作战，“对我军建立攻坚信心关系甚大”，而最后未达预期目的，多少影响到其后林彪对攻坚战的看法。

虽然国民党方面经苦战保住了四平，但经过此次作战，东北国民党军损失兵力八万余人（四平一地即近三万），丢失县城42座，兵力大部退据几大城市和南满、北宁铁路沿线，已完全处于守势。不仅如此，东北是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由守转攻的战场，而且其攻势规模之大，动用兵力之多，大大出乎国民党的意料之外，连同其在山东战场遭到的挫折，已经使国民党切身感受到了中共对其统治的威胁。如同新华社在社论中所言：“东北形势的变化，不能不震动全国。东北解放军的全面反攻，难道不是整个解放区全面反攻的信号吗？以东北在全国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而首先反攻并取得了胜利，难道不是大大加强了华北解放军反攻时的地位吗？”⁽¹¹⁹⁾就在东北大战前后，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使国民党在另一条战线上也疲于应付，国民党统治处于危机之中，由此而导致一系列更为严酷的统治措施的出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戡乱总动员”的酝酿与实施。

第二节　国民党统治的危机

一　国民政府的改组

自上年制宪国大之后，国民党便酝酿改组政府，改变一党独裁形象。1947年初对中共的和平攻势失败后，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制造全国和平统一的表象已不可能，国民党尤其需要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摆出民主的姿态，争取舆论与民心，也对美国的“关心”予以回应⁽¹²⁰⁾。在改组政府之前，1947年3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立法院增加委员50人，监察院增加委员25人，国民参政会增加参政员44人，其中均包括了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代表。3月15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幕，讨论结束训政促进行宪问题，蒋介石在开幕词中称：“本届全会对于行宪准备时期本党的地位和职责，应该特别有一个详尽的检讨和明确的决议……现在宪法既经颁布，在建国程序上，我们就要进入宪政时期，在政治形态上，就要由一党负责的时期过渡到各党派和全民共同负责的时期。”⁽¹²¹⁾23日，三中全会通过《宪政实施准备案》，表示“本党之政治设施，应以从速扩大政府基础，准备实施宪法为中心”；“国民政府扩大基础后，在三民主义原则指导下，依据宪法基本精神所为之各项设施，本党应予以全面之支持”；“本党与国内其他和平合法之政党，应切实合作，共同完成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¹²²⁾。3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组织法。至此，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改组政府一事进入国民党的议事日程。

在讨论改组政府问题时，国民党与民社、青年两党的争执所在，表面是施政纲领应如何决定的问题，实际是权力如何再分配的问题。施政纲领是政府施政的指导方针，民、青两党既自诩入阁参政，自然要显出其与国民党的不同之处，尤其是不能如国民党那样以老大自居，在许多问题上更愿打出民主旗号；而国民党既要走改组政府这步棋，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青两党曲予优容，总要在表面上像那么回事。3月5日，蒋介石召见民社党张君劢、徐傅霖和青年党左舜生、余家菊，讨论改组政府问题。18日张君劢致函蒋介石，提出：“同人以为和平建国纲领，本为各党共同参加政府时代之决议，此纲领就年来之国内局势与主席最近之演说观之，已有出入，新政府之施政方针何在？令人有惘惘若失之感。兹特列举各点为商讨之资（另纸列陈），此项和平建国纲领依旧保存，此外加以补充。窃愿本此精神先行商讨，俾各党有一共守之信条，此后实行之际倘有背驰之处，则各党有进退之自由。”⁽¹²³⁾民社党和青年党各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草案，民社党案强调以政协的《和平建国纲领》为准绳，试行行政院负责制，并提出仍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青年党案除与民社党案相近处外，强调开放地方议会和政权，使各党派平等参加。政协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其实在一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已经精神全失，但国民党还可以此作为搪塞外界指责的工具，因此对民、青两党的提案，国民党除了在中共问题上有所争执外，其余未表反对⁽¹²⁴⁾。实际上，关于施政纲领问题，国民党与民、青两党间都不过是为了敷衍外界而已，在改组政府时表面热闹，改组过后即置之度外，实际上的讨价还价集中在政府阁员的分配问题上。

在政府的改组过程中，国民党极力想拉进著名的党外人士，以装点民主的门面。然而民盟与国民党本非同道，自然不可能入阁，余下的所谓党外人士只有青年和民社两党。可是民社党自参加制宪国大以后，党内对未来政治走向看法不一，张东荪等已有退党之意，副主席伍宪子一派对张君劢在制宪、入阁等问题上自作主张很不满意，要求由中常会决定党内大政。对于入阁与否，民社党内有主张全面参加者（蒋匀田、戢翼翘等），有反对参加者（张东荪、叶笃义等），双方争执不下。民社党的核心人物张君劢虽然赞成改组政府，但明确表示暂不入阁。他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谈到不入阁的原因是，最近几个月里，在中国迈向民主的道路上还没有什么有希望的征兆，国民党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变化，国民党采取的许多行动并无平等和公平竞争精神⁽¹²⁵⁾。虽然如此，张君劢却不能不考虑党内要求入阁的呼声⁽¹²⁶⁾。最后由张君劢以主席身份决定参加并提出了民社党方面的名单，但只出任国府委员和行政院政务委员⁽¹²⁷⁾。不过民社党因为张君劢不入阁，对部长的争夺似还收敛一些，青年党则将改组政府看作捞取实惠的好机会，对国府和行政院成员均要求比民社党多一席，完全是赤裸裸地伸手要官，令有识者为之齿冷⁽¹²⁸⁾。青年党不仅要求参加中央政府，而且力争参加地方政权，要求四川一厅长一省委，湖北、湖南、江苏、福建、广东一厅长，江西、河北、安徽、辽宁一省委，因为这样“不但足以掩护党务活动，而且可以藉政权在手，吸引下层群众，争取乡镇保甲长，以为竞选之准备”⁽¹²⁹⁾。

4月16日，蒋介石与民社党张君劢，青年党曾琦，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王云五等共同签署《共同施政纲领》。“纲领”共有十二条，基本内容是：1．改组后之国民政府，以和平建国纲领为施政准绳，由参加之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共同负责完成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2．以政治民主化及军队国家化原则，为各党派合作之基础，在此共同认识之下，力谋政治上之进步与国家之安定；3．外交政策，应对各友邦一律平等亲善，无所偏倚；4．中共问题仍以政治解决为基本方针，只须中共愿意和平，铁路交通完全恢复，政府即以政治方法谋取国内之和平统一；5．提前试行行政院负责制，行政院依国府委员会之决策，负执行全责；6．行宪前之行政院院长人选，国民政府主席在提出任用时，应征求各党派之同意；7．对各省行政，本军民分治与因地制宜原则，作彻底之检讨与改革；8．凡因训政需要而设立之法制与机关，应予废止或裁撤；9．彻底整理税制及财政，减轻人民负担；10．严格保障人民各项自由，严禁非法逮捕与干涉，其因维持社会秩序避免紧急危难而必须予以限制者，其法律应由国府委员会通过；11．今后所举办之外债，应专为稳定并改善人民生活及生产建设之用；12．各省市县参议会及地方政府，应尽量使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¹³⁰⁾。同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各级政府、机关、团体、学校，在政府改组后停止举行总理纪念周，不再悬挂党旗，不再诵读国父遗嘱，但各级党部照旧举行纪念周。

4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修改后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推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副主席，张群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¹³¹⁾，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同时选派25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陈立夫为秘书长，作为全国政治的指导机构。18日，《国民政府组织法》正式公布，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新任国民政府委员二十八人，其中国民党十七人，除五院院长外，还包括党政重要负责人张继、邹鲁、宋子文、翁文灏、王宠惠、章嘉呼图克图、邵力子、王世杰、蒋梦麟、钮永建、吴忠信、陈布雷；青年党四人，为曾琦、陈启天、何鲁之、余家菊；民社党三人，为伍宪子、胡海门、戢翼翘⁽¹³²⁾；社会贤达四人，为莫德惠、陈光甫、王云五、包尔汉。当日，蒋介石对报界发表谈话，称政府改组为“自训政进入宪政之重要步骤”，“我国之政府权力，以往属于国民党负责，此次改组以后，将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所共同行使。国民政府委员会将在此过渡时期行使其职权，执行国民大会之决议，而完成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行宪之准备工作”。为了与《共同施政纲领》和平解决中共问题的精神一致，蒋介石声称：“倘中共放弃其以武力夺取政权之行动，能为国家之团结统一而合作，则该党仍有参加政府，从事建国工作之机会。”⁽¹³³⁾

4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行政院组成人员名单，其中国民党十六席，包括院长（张群）、内政（张厉生）、外交（王世杰）、国防（白崇禧）、财政（俞鸿钧）等关键部门；青年党三席，为经济部长李璜、农林部长左舜生及政务委员常乃惪⁽¹³⁴⁾；民社党二席，为政务委员李大明、蒋匀田⁽¹³⁵⁾；社会贤达四席，为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交通部长俞大维、卫生部长周诒春和政务委员缪云台；同日撤销国防最高委员会。至此，国民政府改组完成。5月1日，张群首次向立法院报告新内阁的施政纲领，称其基本方针为：1．多方努力迅速结束军事，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国内纠纷，恢复统一；2．力求收支平衡，努力整理通货；3．遵守宪法精神，保障人民自由，严惩贪污；并称“立法院与行政院系并立而非对立，希望立法院体谅事实困难，信赖行政院之经验及能力，两方面切实保持联系”⁽¹³⁶⁾。

虽然国民党声称“国民政府改组完成之日，即为训政开始结束之时”，然而，修改后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仍以训政时期约法为根据，而国民党则称“实行主义保卫民国之责任，则义应积极继承而决不有丝毫之诿卸”⁽¹³⁷⁾。不仅中共对政府改组不屑一顾，斥为“不过是继承袁世凯旧筹安会的一个新筹安会，其媚外、残民、打内战、走死路诸特点，将无一而不相像”；民盟认为其“实与民主和平团结统一的途径背道而驰”；一般社会舆论也认为，“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纵然是多党政府，而实质仍是一党负责”⁽¹³⁸⁾。即便国民党的合作伙伴青年党也不能不承认，除了在中央当花瓶之外，国民党“在各地之地方政府及民意机关，甚至各地选举事务所，竟拒绝青年党党员报名竞选，由此可见国民党仍欲把持地方政权，操纵选举，尚缺乏合作诚意，故要求开放地方政权，实为急切需要”⁽¹³⁹⁾。

而在极力主张改组政府的美国人眼中，青年党与民社党的追随者之少，使将他们拉入政府努力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具有名义上结束一党统治的象征意义。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现在估计政府改组的意义还为时过早，因为以往历次政府改组都只具有对外的意义，而在中国国内很少发生有影响的变化。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政府的实际权力没有真正的改变，它们仍然牢牢地控制在国民党手中⁽¹⁴⁰⁾。可见，政府改组在美国人眼中并没有国民党预想的效果⁽¹⁴¹⁾。实际上，国民党改组政府的目的，除了表面文章之外，是拉各党为“剿共”内战共同负责。结果不出三月，所谓各党派联合政府便通过了“戡乱动员”案，为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抹上了一层“民意”色彩。

二　反战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在战场上失利的同时，其后方爆发了一场来势甚猛的反战运动，此次运动以大学生为主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使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大为动摇。

学生运动最初起因于经济危机。自2月间经济紧急措施实施之后，物价在强力管制下略为稳定了两个月。4月下旬以后，物价再度开始急速上涨，上海5月的物价指数比4月上涨了70％，米价上涨更为惊人，4月为15万元1担，5月急涨为31万元，翻了一番以上，较之上年下半年6万的均价上涨了四倍以上⁽¹⁴²⁾。不止一座大城市爆发抢米风潮，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呼声高涨。5月5日成都的抢米风潮，导致两人被打死，全市戒严，整个社会呈现不安与动荡之势。如《大公报》社评所言：“因物价腾昂，生活不安，人心浮动，几乎处处都在闹事，事事都有风波，一种阴霾恐慌的气象遍布各地。”⁽¹⁴³⁾

大学生本为社会上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抗战以后，由于公费制度的实行，大学生不需要为生计而操心，即使是在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之中，大学生的基本生活仍然得以维持。然而，战后通货膨胀的日趋恶性化，使定额公费远远追不上物价的上涨，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生活。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伙食“看不见一滴油，吃不到一片肉，连一天两顿干饭一顿稀饭的伙食都不能维持了”；北京大学“由于最近物价暴涨，自本月（指5月——作者注）五日起改食丝糕，白开水一碗，青菜一碟，完全素食”；即使在素有贵族学校之称的燕京大学，也开始供应玉米面、黄豆面和小米。以至校园里出现了这样的打油诗：“内战声高，公费日少。今日丝糕，明日啃草！”⁽¹⁴⁴⁾舆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政府“除以军事为重外，似对其他建设较为淡漠，尤其是对教育的视线，几乎是视若无睹，遑论教育建设，各校经费拮据，直接原因当归于此”⁽¹⁴⁵⁾。对于抗战时期的困难学生尚可忍受，而战后反不如战时，这对敏感的大学生们的思想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进入5月以后，各大学校方和教职员率先要求提高待遇⁽¹⁴⁶⁾，对于学生的行动也是一个鼓舞。

5月起始，各大学校园都处于动荡之中，而最先酿成风潮的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大学生们。5月13日，中央大学学生第一次向政府发起请愿，要求副食费增加一倍，但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接见请愿学生时一派官腔，不仅对学生没有安抚，居然说出什么：中国穷，物资缺乏，所以物价亦涨，你们吃不饱，是实在的情形，可是，全国人民都吃不饱，我也吃不饱，我的儿女也吃不饱。甘的一番言词更激怒了学生，中大学生立即决定联合全国大学采取一致行动，导致学运迅速兴起，很快便到了国民党难以控制的程度⁽¹⁴⁷⁾。

5月15日开始，南京学生连续举行反饥饿请愿游行。政府官员不是温语劝慰，而是一副官僚架势，不能缓和学生的情绪。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表示，学生要求“为绝对办不到的事”；学生问“钱哪里去了？”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回答，“头可断亦无力答复”；学生复追问“为什么军费可以增加？”“为什么打内战？”⁽¹⁴⁸⁾因为请愿未达目的，中大学生决定，如果政府不同意学生要求，将举行无限期罢课。南京学生的行动，很快得到各地学生的支持。上海复旦、同济、交大和杭州浙大等大学派出学生代表赴南京，参加向政府的联合请愿。北平学生从17日起先后罢课，18日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反对内战，受到青年军士兵的围攻，学生多人受伤，进一步刺激了学生的激烈情绪。北平学运自始即喊出了“立即停止内战，反对武力统一”、“恢复政协路线，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表现了此次学运强烈的政治性⁽¹⁴⁹⁾。

学生运动之起，来势迅猛，多少出乎国民党意外。国民党官僚机构事先既无防范，事起则一片慌乱，除了沿用一贯的高压手段外，别无他法。5月16日，行政院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学潮，教育部长朱家骅“主张采严厉办法”，但王世杰认为，学潮“一因经济的压迫遍及各校员生，一因内战之结束无期，人心苦闷”，“学潮之解决，究非警察所能为力也”⁽¹⁵⁰⁾。但此时军事与经济形势对国民党均极为不利，它不能容忍学潮再动摇其后方统治。18日，国府委员会匆匆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称：“京沪等地，竟有若干学校学生，及一部分工商界职工，相率集众请愿，迭提过当要求，出以越轨行动，妨害公务，阻碍交通，显系有意鼓动风潮，扰乱社会秩序，破坏行政措施……实亦政府所难坐视。”“办法”规定不得越级请愿；请愿代表以十人为限；如有学生罢课、民众罢业、罢工，及游行示威等情事，各地行政主管机关应采取必要措施，或予以解散；凡不遵守以上规定者，当地政府应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止。当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责学运受“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以达成其夺取政权，推翻中华民国之企图”，因此“决非政府所能许可，亦决不能有所姑息”。在这个谈话中，蒋声色俱厉地质问，“国家何贵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将不能不采取断然之处置”，完全没有了一国元首的气度⁽¹⁵¹⁾。教育部据此通令各大学，“近来学生之罢课游行，请愿要挟，荒废学业，扰乱治安，逾越教育范围行为，殊应予以纠正”；下令“已罢课者，即日复课，并查明滋事分子，分别主从，从严惩处，为首者一律开除学籍”⁽¹⁵²⁾。由此可见，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离社会的脉搏相距甚远，他们已经完全被自身的既得利益蒙蔽了眼光。

国民党的处置并未能压抑学生运动，反而激起了学生反抗的高潮。5月19日，京、沪、苏、杭区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在南京中央大学集会，决定次日举行联合请愿游行，会议通过的宣言疾呼：“我们不要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要饭吃，要图书，要仪器，要教授，要安定的生活”；要求全国教育经费提高到总预算的15％；学生副食费增至10万元，以后按物价指数逐月调整；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一律享受公费待遇；提高教职员工待遇，并按物价指数逐月调整；请政府拨付充分外汇，交学校定购图书仪器及科学器材。会议通过的游行口号包括“反对内战”、“遵循政协路线”、“反对征兵征粮”等内容⁽¹⁵³⁾。

5月20日这一天，南京、北平、天津等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在南京，游行历时自晨至晚，学生与奉命阻拦的军警宪兵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学生数十人受伤、被捕，是为“五二〇惨案”。在北平，游行最富于政治性。学生们明确地将反饥饿与反内战联系起来，在宣言中声明：“老百姓要团结，和平建国，而这反动腐败的一群却要实现武力统一，征兵征粮，一切为内战，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在这紧急关头，为着千百万老百姓要活命，为着我们自己要活命，我们忍痛暂时牺牲学业，放下书本，进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其后又在递交北平行营的请愿书中，明确提出：“我们追根求源，知道目前中国社会一切混乱不安的局面，都是因为政治上不民主及打内战的关系，所以我们更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内战，恢复政协路线，实行民主政治。”⁽¹⁵⁴⁾这些要求将这次学潮定位在反内战的政治层面，呼应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使此次学运发展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这是与中共的领导和动员分不开的。

自上年底反美学生运动发生之后，中共对国统区组织发出指示，认为“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正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着配合作用”，要求“必须注意纠正对群众运动与民主来潮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加强对学校学生组织的领导、发展和巩固⁽¹⁵⁵⁾。还在此次学运发生前，中共已确定了国统区工作战略策略是，“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同时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¹⁵⁶⁾。学运兴起之后，中共认为“蒋管区要饭吃、要和平、反对借外债打内战的任何一种斗争，不管其主观想法如何，其客观意义都在搞垮蒋介石统治，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乃至相互埋怨，美帝国主义对蒋借债的犹疑，都可看作搞垮蒋介石统治的间接帮助。所以我们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¹⁵⁷⁾。与反美学潮的突发性不同，此次学运基本上是在中共预先有计划地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中共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国统区工作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行动策略为基础，从一般群众可以接受的反饥饿、求生存口号入手，继之以反内战的政治性口号，目的是利用国民党政策的不得人心，造成国民党后方的不稳，从而配合战场作战⁽¹⁵⁸⁾。

学生运动既起，如同时论所言，“反内战，反饥饿，是人民一致要求，无论何人，登高一呼，自会万众响应，群起支援”⁽¹⁵⁹⁾。社会各界对学运多持支持至少是同情的态度，因为饥饿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学生，也关系到社会各阶层。著名学者马寅初在中央大学演讲，愤愤地说：“请愿就是承认政府，与革命不承认政府完全不同，而政府不准，不知其用心何在。”他将一切问题归之于“内战造成的恶果”，“内战不停不得了，内战一天不停，风潮一天不息”⁽¹⁶⁰⁾。北大和清华教授一百余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提出“政府当局则应深切省悟，政治败坏之责任，本在政府而不在学生。学生由苦闷郁愤而发生之呼吁及运动，只能善导而不应高压。治本之道，在求实现其正当合理之要求；治标之法，亦惟有疏导，以缓和其情绪。此乃政府起码的责任，亦当局应有的措施”。对于时局，平、津各大学教员在宣言中声明：“一切纷扰现象，根源胥起于经济危机，则又为长期内战之恶果。一切学潮工潮，均为当前时势下必然之产物。默察当前情势，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俱已临于崩溃之边缘，危机迫于眉睫。政府如仍长此敷衍支吾，不迅采釜底抽薪之有效办法，最后势必同归于尽而后已！继续战争，决不能解决困难，而只有引起更大之困难。党政军各方面欲图自救救民，唯有立即停止内战，以诚意谈判并实现和平，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办理善后，此外别无他途。”上海各大学教授几十人亦发表《对学生运动之意见》，表示学生主张“不可厚非，倘能一一贯彻，实可挽回国家民族的危运于无形”⁽¹⁶¹⁾。即使是亲国民党的北大校长胡适，虽碍于身份未公开支持学运，但对学运也未大加谴责。他一方面呼吁学生“以理智抑制住感情之冲动”，一方面表示希望当局与校方合作，“保护青年安全”。更有意思的是，他在蒋介石声色俱厉的讲话的次日发表谈话称，“所谓学生受共党煽惑，此说不甚公平，应当说是青年在困难无路中的烦闷较为合适，一个国家政治未上轨道，政治不满人意……学生必然要干涉政治”，话中透露出对学生的同情⁽¹⁶²⁾。北平“五二〇”游行未发生大的冲突，与胡适事前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疏通有一定关系。

此次学运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舆论态度。原本立场左倾的上海《文汇报》自不待言，它与《联合晚报》和《新民晚报》因被国民党当局认为“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于25日起停刊。素称中国社会舆论喉舌、政治立场较为中立的《大公报》，其天津版此次态度鲜明地支持学生。据时人统计，《大公报》天津版在学运期中，发表社论11篇，专论三篇，特写三篇，以及大量的通讯报道，正面反映学运情况，主旨是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上海版总编辑王芸生5月中旬恰在北平、天津公干，他在北平和天津各大学演讲，“简直与学生论调一致”，他对津版编辑部面授机宜，对于学运态度“居中而偏左”。事后他又撰文，表示反内战反饥饿不单是青年学生的要求，实是全国善良人民的共同呼声，并大声疾呼：赶快停战！快快和平！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更是北方人民的生路。因此有人论为：“北方学潮之风起云涌，《大公报》不为无力。另外一点是，除该报的文字号召外，王芸生的口头宣传，得力尤大。”⁽¹⁶³⁾无论此种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对于一年前因《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反对中共攻占长春，而遭中共尖锐批评的《大公报》，此时此刻的言论，表示出社会舆论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倾向。北平市政府在致蒋介石报告学潮的电文中承认，“综观此次学潮，社会人士明知学生系受奸匪煽动，但生活不安，人同此感，仍不免寄予同情。客观情势如此，强制消弭，似难奏效”⁽¹⁶⁴⁾。

“五二〇”大规模游行发生之后，国民政府一方面于23日的国务会议通过《调整文武职人员待遇》和《追加公费学生膳费》案，给学生与公职人员适当安抚；另一方面下令对各地学运加强防范与镇压。淞沪警备司令部、平津警备司令部等军警机关，均发出严禁游行示威的命令，学运在严酷环境下渐趋回落⁽¹⁶⁵⁾。

国民党指责学生运动为中共“利用之工具”，就前述中共对学运的领导而言，学运当然与中共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国民党并未追问何以学运是中共的工具而不能成为国民党的工具，根本原因还是国民党战后的一系列政策失去了民心。就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承认，中国学生较之其他国家的学生更能反映民心所向，他们是社会中最为敏感的分子；他们日渐同情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而非他们中绝大部分人认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政府⁽¹⁶⁶⁾。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对国统区学生运动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¹⁶⁷⁾

与学生运动发生的同时，国民党操纵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内部也在酝酿着和平运动。自抗战胜利后，参政会便甚少开会，制宪国大召开之后，参政会本已失去其作用，但因为民盟拒不参加国大，同时又未退出参政会，国民党还想利用这个机构为自己的政策抹上更多的民意色彩，遂有参政会开会一举。不料，聪明反被聪明误，民盟正好利用参政会这个合法机构和场合，发起反战和平运动，使国民党一时狼狈不堪。

5月20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在学运高潮中开幕，若干参政员发起的和平运动引人注目。民盟参政员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韩兆鹗联署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提出“吾人主张，既求政治解决，只有政治解决，凡国内一切政治问题所构成的党派纠纷，必须在和谐融洽之空气中，用协商方式，本着相忍相谅之精神，以寻得结果”。建议：1．依据政协路线，重开和平会议；2．恢复国共联系，商讨停战方案；3．政府停止征兵征粮征实；4．尊重人权，保障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恐怖行为⁽¹⁶⁸⁾。26日，大会通过临时动议，要求讨论和平方案，并邀请中共参政员来京出席。邵从恩、褚辅成、张难先等也提出和平方案，要求“政府重申和平意愿，恢复和平谈判，邀请中共速派代表进行商谈，并由参政会组织一特种委员会促进和平”。许德珩、钱端升、周炳琳等亦有《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提出⁽¹⁶⁹⁾。参政员的行动实际反映了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大公报》为此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评，认为“国共纷争骑虎难下，仇恨越搞越深，如不猛然回头，速化干戈为玉帛，则兵连祸结，尚无止期”，希望参政会“尽其最大最善之努力，争取和平，务求迅速实现”⁽¹⁷⁰⁾。

对于学生运动，国民党可取高压手段，但对于合法的参政会，国民党有点无可奈何。5月28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参政会演讲，声称“当前国家最大之隐患，在于是非观念之混淆，与利害认识之不明，以致丧失共同之目标”。何为“是非”与“利害”，蒋责以“在共产党迫使政府不得不以武力遏止破坏统一之武装行动时，而若干社会舆论，只以战争责任加之政府，反对征兵征粮，全不思此种痛苦之原因，系何方所造成”。晚间蒋宴请全体参政员时，更是声色俱厉地说：现政治、经济、军事皆临极危，但最要在明是非。中共区人民还要苦，何以不向他们诉苦，而责我征兵征粮。军警制止学潮，是奉令，不能以昆明事件比。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等殉职，是光荣。中共虽暂胜，必为我灭⁽¹⁷¹⁾。在当时情况下，蒋的这番讲话，多少给人以色厉内荏之感。在蒋的授意下，国民党参政员在会上大肆鼓吹“唯有派大军剿共，方有和平，政府是戡乱，不是进行内战”；“与共产党谈和，等于向日本人投降，与土匪妥协，请政府明令讨伐”⁽¹⁷²⁾。结果，会议通过《共军扰乱情势日迫请政府速派大军分路应援以挽危局而救民命案》等“讨共”案，而和谈案则决议交驻会委员会“本此次大会之精神，于最短期间促成和平之实现”⁽¹⁷³⁾。实际上，无论战与和均非国民参政会这样的“民意机关”所能决定，这也是参政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国民党很快就不需要这个工具了。

尽管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若干“和平”议案，但此时已非一年之前，形势的发展已经使中共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对与其谈和根本不屑一顾⁽¹⁷⁴⁾。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新华社社论，将此次国民参政会会议称为“不但是一辆破车，并且已经抛锚了。以CC系、复兴系为中心的一切反动派，在这次参政会上结合起来，要帮蒋介石推动破车。但是，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决非他们所能挽救，也决非任何人所能挽救”⁽¹⁷⁵⁾。

学生运动的猛烈兴起，社会各界的反战呼声，加上经济危机的日甚一日，使国民党疲于应付，统治基础大为动摇。从蒋介石当时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其忧心之虑：“上月间经济、物价、学潮与政治、军事，可谓险象毕呈，尤以参政会开会期间为甚，而奸党之造谣滋事，其势亦几至不可遏止，幸我当机立断，始告平服，现国内部分舆论，虽仍持异议，惟鉴于治乱世用重典之义，此亦良非得已，固未遑葸葸顾虑也。”⁽¹⁷⁶⁾蒋心中的“乱世重典”即不久之后出台的“戡乱动员令”。

三　国共对前途的不同估计

1947年年中，全面内战已经打了一年，国民党未能达成预期目的。政治上，制宪国大及其通过的宪法未能整合社会力量于一个共同目标，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经济上，以黄金潮为标志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而起的学潮，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外交上，不仅对苏外交一筹莫展，对美外交也无重大突破，美国援助未能如国民党原先之预期；最重要的是在军事上，经过一年的战争，国民党承认“以优势之装备及兵力，未能一举击破匪军主力，且于各战场屡遭局部重大之失败”。他们认为原因是，“在精神方面国军于抗战胜利后不无和平苟安轻视匪患之观念，缺乏旺盛坚勇积极战斗之意志，稍受挫折，又存惧匪之心理，或有观望不前，消极避战之行动，在指挥方面国军由于江西剿匪及八年抗战习惯过度保守及被动，一般指挥官缺乏独断专行与密切协同之精神，每每行动迟缓，各自为战，频失战机，不但不能制匪，反为匪所制，多因战略上之分离，及战术上之突出，予匪以可乘之机，致遭重大损失，始而失之骄，继而失之惧，遂致因惧而处处被动，由指挥过失所招致之失败，益影响战斗精神及士气之低落”⁽¹⁷⁷⁾。

由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的种种失利，国民党已经没有了一年前的自信，党内弥漫着一种悲观气氛。一般人不论，即便当初主战最力的人，现在也感到情形之不容乐观。阎锡山致蒋介石函中认为，“依现在情况，三个月后局面恐有大变化，病如到了不可救药时再治，那就徒劳了”；傅作义“谓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直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陈立夫感叹，“不想军事已到如此地步”；白崇禧“讲到剿共军事屡摇头，表示无把握”；胡宗南电告蒋，“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¹⁷⁸⁾。蒋介石的头号大将陈诚一方面辩称“自己不能负责，因为命令多不由彼决定或发出”，向人抱怨蒋“几次之不当罚彼经过，直使其不能做下去”；另一方面又大叹“军队根本不够，况尚多不好用者”，“颇露消极之意，谓俟局势稍好转即将引退”，全没有了上年“三五个月解决中共”的“豪气”⁽¹⁷⁹⁾。作为一个军事行动的旁观者，陈光甫在6月6日的国府会议上听了陈诚的军事报告后写道：我得到了确定无疑的印象，陈诚将军正面临着困难，战争在继续，而他的战线正越来越虚弱，他的报告充满了踌躇和不定，没有任何最后胜利或何时能得到这样的胜利的保证。这与我一年前得到的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在一次蒋介石为欢送何应钦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任职的聚会上，陈诚和高级军事将领全体出席，大家充满了希望与自信，认为政府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胜利可以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来到，并以共产党的失败而告终⁽¹⁸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多份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由于经济和军事状况而加速恶化，不安与失望日见增长，共产党的威望因为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胜利而大大加强。他甚至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内开明派上台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¹⁸¹⁾。

不仅是国民党军方对前途不乐观，政界人物也感到了形势的严重。6月18日，国民党中政会讨论时局，张继认为，“现在真是江河日下，今日并非不信总裁，不过派往东北军队都是精华，这种精华消耗到不精华将如何。我们不能尽恃命运，到北方不保恐南方亦难保，到那时又将如何”。邹鲁谈及，“我每谈共匪必须打，旁边即有劝我，留点余地吧，可证人心之已死”。原先主张对共缓和的孙科在会上发言：“剿共最少必有两个把握之一，即美国援助吾人剿共，苏联不助共匪扰乱，今可明确的认识，美国不助我内战，而苏联确切的助共叛国，如此我们剿共决无把握。”可见国民党内高层对形势估计极其严重，但如何解救这样严重的形势，众人全无良方。王世杰的印象是，“大多数人均有重大恐惧心”。不少人主张退出东北，相当多数人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信心，将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彭学沛感叹：“美军部甚悉苏联野心，惜美国政事必听舆论以为准绳，今如有能转移美国舆论之论说在美发表，是最需要最有力的一法。”梁寒操甚至建议在东北实行张治中在新疆所用和苏一法，起用张学良，真给人以方寸尽失，病急乱投医之感⁽¹⁸²⁾。陈光甫在进入国府委员会后，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总的印象是：目前的困局找不到出路。军事上，进展不令人鼓舞；经济上，形势是危险的；除非美国大规模经济援助的介入，我看不出目前的形势如何收拾。政府处于无望之中，他们不知该做什么，既没有明确的政策也没有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¹⁸³⁾。

面对国民党的颓势，蒋介石只能决定动员全部力量，作殊死之搏。国民党军事屡屡失利之后，蒋对军队将领的演讲和训诫明显增加，在鲁南失败之后，蒋更直接走上军事指挥的前台，决定由自己亲自指挥作战。他在高级将领军事研讨会上抱怨说：“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他认为“这就是你们一切失败的总因”。他告诫军队将领：“对于前方后方的情形，我所知道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清楚，我所想到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周密，只要你们照我的指示，实实在在的做到，我就可以保证你们成功。”⁽¹⁸⁴⁾这倒真像一个大家长在苦口婆心地训斥一群不懂事的孩子，而且确实如蒋自己所言，是有点老年人的唠叨了，无奈孩子们不争气，令家长也徒唤奈何。从此，国民党军的行动“必受到蒋先生亲署命令方生作用”，更进一步养成了将领们的谨慎心理和依赖心理，更不利于作战积极主动性的发挥。何况，蒋介石的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尤其远隔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即便亲令，也是“一曝十寒，无甚效果”。蒋此举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愈独裁愈不近人才，同时愈不放心人愈非私不用”⁽¹⁸⁵⁾。蒋亲自指挥的结果，并未能改变国民党军事每况愈下的不利局面。

蒋介石挽救危局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实行全国总动员。由他手批的《剿匪战事之检讨》提出：“剿匪军事，不仅为一单纯的军事问题，且有其政治性与经济性，不仅为中国国内问题，且有其国际性与世界性，故剿匪军事实为一可大可小，具体而微之战争，举凡与战争有关诸条件，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均含于剿匪问题之中。如仅以军事力量作战，而其他力量不发生作用，就战争之立场言，则为战力分散，乃军事上之孤军深入，即为被匪各个击破之态势。……故剿匪军事，非局部之戡乱，乃一可大可小，具体而微之世界战争，即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均非动员不可。”⁽¹⁸⁶⁾在3月间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由张继领衔提出“请对共产党问题重行决定态度案”，全会宣言并宣称，对中共“军事叛乱自不能不采取坚决迅速之措置，而予以遏止”，实际即预示全国总动员的即将实行⁽¹⁸⁷⁾。其后山东和东北战场的接连失利、经济紧急措施的失败、学运造成的政治震撼、社会上的谈和呼声，使蒋介石只有使出加强控制，进行全国总动员这一招，以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危机。5月24日蒋自记：“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奸党为遂行其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之意图，其在前方则广泛展开武力斗争，攻城略地，着着进逼，而在后方各大都市，则鼓动风潮，扰乱社会，更无所不用其极，而此次参政会中，亦既为只求和平不顾利害之空气所笼罩，而本党同志又大都苟且自全，随声附和，革命志业，委以尸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若不早下决心，用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则因循延误，更难挽救，故决定先肃清后方，安定社会，再图军事之进展也。”⁽¹⁸⁸⁾东北战事紧张之时，蒋介石又记：“东北与华北战局紧张，人心动荡特甚，党内同志多失信心，顿呈忧惶之象，且有主张放弃东北，撤守关内者，余则主张应先决定明令讨共问题，一面全体动员，改革内政与币制，以一民志；一面仍进行宪政，如期召开国民大会。”⁽¹⁸⁹⁾国民党的政治路向又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头，“戡乱动员”呼之欲出（有关情况请参第十二卷）。

与国民党的悲观沮丧相反，中共内部却洋溢着一派乐观气氛。还在学运兴起之时，毛泽东便兴奋地写道：“一切事变都证明我们估计的正确。”“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¹⁹⁰⁾6月14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工委刘少奇和朱德去电，谈及“我们身体均好，我比在延安时好得多了”；“敌人内部互相埋怨日见增多，士气日渐下降，对前途悲观。我们则信心甚高，士气甚壮”；“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¹⁹¹⁾。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对一年的战事作了总结：

（一）第一年作战，除山东外，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在一切区域均已停止，其在陕北虽尚有进攻能力，但已变为游击性的，我军将逐步转入攻势。

（二）第一年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连同非正规部队，共112万人。

（三）经一年作战，国民党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已陷孤立。

（四）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使敌由数量优势变为劣势。

（五）我已有112个旅90万人，此外还有地方部队60万人，军事机关40万人。

（六）第二年作战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甘、宁大部，北线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¹⁹²⁾。

根据中共公布的战报，自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间，国民党正规军被歼灭97个旅，78万人，非正规军被歼灭34万人，两者共计112万人，其中被俘68万人。中共部队损失36万人。国民党军净占中共解放区面积19万平方公里，人口1800万人，城市84座。但从1947年3月开始，在国民党最为看重的城市方面，中共所得已超过所失。到6月为止，国民党军一线攻击部队只有15个师40个旅，占其总兵力的不到五分之一，表明其攻击力已接近枯竭。更重要的是，中共在一年战争中，俘毙国民党军将级军官202人，其中上将1人，中将9人，“战争的这个令人惊异的特点，最是表现双方士气的悬殊”。所以陕北军事观察家自信地宣称：“根据这些客观事实，一方愈战愈强大，一方愈战愈弱小，前途胜败如何，人们不难作出科学的判断。”⁽¹⁹³⁾

还有一件事可作为中共自信心的重要象征。在中共部队的作战方法中，破路一直是重点，抗战刚刚结束时，破路甚至是中共部队最重要的行动。但在1947年6月，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已经明确提出：“现在我军作战业已全部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过去需要破坏的铁路，现在一般地已无此种需要，相反，如果现在还不停止破坏铁路，我们就将做出错误。因此，从现在起，除作战时因为战术上的某些需要，仍可予以局部性的战术性的破坏外，一切大规模破坏铁路的行为应予停止。……此外，对于一切普通公私建筑物、道路、桥梁、矿山、工厂、机器、军用或民用物资，均照上项原则，除战术上必要者外，一律重申禁令，不得破坏，即使暂时可被敌利用，亦不要破坏。”⁽¹⁹⁴⁾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¹⁹⁵⁾。这表明中国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转折关头。展望未来，摆在国民党和中共前面的是两种不同的估计，不同的发展前景，而根据一年来的形势发展，中共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乐观。

————————————————————

(1) 在鲁南的整二十六师为中央系，整五十九、七十七师为原西北军，整五十一师为原东北军，彼此互有矛盾，打一部他部不会全力增援。

(2) 《鲁南首战以歼敌二十六师为宜》（1946年12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91页。

(3) 《马励武致友人信》、《马励武日记》，枣庄市出版办公室编：《鲁南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153页。

(4) 《马励武日记》，《鲁南战役资料选》，第152页。

(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54页。

(6) 《郑州绥署鲁豫边区作战经过概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8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62页。

(7) 陈诚：《告剿匪各部队官兵书》，转引自《大众日报》1947年3月10日。

(8) 国民党政府军的指挥每逢重要战役必定层次重叠，即以鲁南作战为例，南线的指挥层次为：蒋介石——陈诚——薛岳——欧震——各军师长，很难想象在这样重叠的指挥系统下，各部队能有多少主动性的发挥。兼之上级对下级干涉过多，不仅影响下级的独立自主能力，而且上级的指挥也无法适应战场情况的瞬息万变。这与中共强调在统一指挥下充分发挥下属主观能动性的作战指导方针恰成鲜明对比。

(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80页。

(10) 《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1947年1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03—604页。

(11) 谢声溢编：《徐州绥靖概要》，第71页。

(12) 国民党鲁南会战计划于1月30日下午5时由国防部作战会报讨论，5时半即已为中共通过秘密渠道得知。

(13) 《宜在鲁南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1947年1月3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49页。

(14)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118页。

(15) 《华东野战军莱芜战役命令》（1947年2月10日），中共莱芜县委宣传部编：《莱芜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73页。

(16) 中共部队当时还缺乏机械化能力，完全靠徒步行军，为了保密只能昼伏夜行，能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转进几百里山路，行动是相当迅捷的。

(17) 谢声溢：《徐州绥靖概要》，第85页。

(18) 蒋介石：《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军事图书馆藏档；《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1页。国民党军事将领对攻占临沂亦极为乐观。陈诚称“中共之损失极大，现正向鲁西溃退”；“中共此次集合号称二三十万人之众，败后残余渡河者当不过十万人”。空军司令周至柔报告，临沂一战，共军因空军轰炸伤亡七八千人，毁汽车千余辆，陈毅主力被迫向泗水方向退却（《王世杰日记》1947年2月17、20日；《郭汝瑰日记》1947年2月15日）。实则中共部队是主动转移，而当时中共部队还很少有汽车，所谓千余辆汽车明显是夸大其辞。这种虚报战果的情况，在很多情况下影响到国民党的作战决策。以至蒋介石其后训诫部下，“过去我们的作战计划往往凭借空军的侦察报告而下判断来决定的，但照这次莱芜战役的经验，空军的侦察并不能作为唯一可靠的根据，以后还是要你们靠陆军本身在前方实地的侦察来决定，前方将领在必要时，就可以依照你们自己所得的实际情况，决定计划，独断专行，向敌人进攻”（《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蒋总统集》第2册，第1578页）。

(19)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214页。王耀武自始即对李部南下计划态度消极，认为南进孤军深入，补给困难，且使胶济线兵力空虚。李仙洲南进后亦电告王：鲁南未有决战征候，鲁中为中共根据地，共军决不会轻易放弃。但陈诚认为共军是已败之师，无足顾虑，要王耀武在事关国共存败之时具有决心，顾全大局（《莱芜战役前后敌情综合介绍》，军事图书馆藏档）。

(20) 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1页。

(21) 《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莱芜战斗详报》，山东省政协、莱芜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莱芜战役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国民党方面战后总结则认为，“第二绥区未能恪遵本部迭次指示，使新泰莱芜我军坚守待援，反饬令其退却，致于半途遭优势匪军截击，蒙受重大损失”（《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39页）。

(22) 周士观：《回忆我所参加的军事策反工作》，《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1辑，第28—29页。韩后来以突围而出的身份回到南京，蒋介石不明底里，居然大夸其“从莱芜带了一百余人，在敌人的后方横行五六百里，历时十余日，最后安抵青岛，……如果共匪真的厉害，韩师长又何能以这样薄弱的兵力横行于这样广大的匪区？”（《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64页）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国民党最高统帅尚且如此不知彼不知己，何论其下属。其后，蒋一度安排韩为侍从室武官。一年后，由于其与中共的关系暴露，张治中将正在西北任职的韩送往上海，后潜赴香港。

(23) 据王耀武回忆，在他下令撤退前，曾派人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认为：敌前撤退不利，既已下令北撤，应特别注意后尾及两侧的安全。而李仙洲在撤退时将此完全置之不顾，使蒋事后大为恼怒（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4—125页）。

(24) 李仙洲：《莱芜战役蒋军被歼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91—94页；刘贯一：《关于争取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的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1月3日），《莱芜战役纪实》，第104页。

(25) 粟裕在战后总结中认为，进占临沂的国民党军离华野预定在北线发起攻击的时间（最早为18日）不过四天距离，如其继续前进，“则在我打响第二天即可赶上与北线之敌会师”（粟裕：《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粟裕军事文集》，第298页）。国民党方面在战后总结中也认为，徐州绥署未能“使欧震兵团适时迅速放胆跟踪追击，进出蒙阴新泰，致匪得以充裕时间，集中全部兵力，围攻我新泰莱芜。至廿四日，徐州绥署始转用十一师六十四师由临城北进，已不及挽救战局”（《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39页）。

(2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2页。

(27) 谢声溢编：《徐州绥靖概要》，第94页。国民党自己也承认，“我方情报每欠确实，易受匪方宣传所惑，且传递迟缓，多失时效，致影响上级指挥官之判断”。这其中原因很多，但国民党军脱离群众当为重要原因之一。国防部甚至在作战总结中提出，“我部初至一地时应避免人民之一切招待，并与人民断绝往来为原则，盖匪常假装民众，乘机暴动，使我措手不及”（《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39、43页）。

(28) 《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莱芜战斗详报》，《莱芜战役纪实》，第287页。

(29)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218页。

(30) 《陈诚对鲁南战役的检讨》，军事图书馆藏档；《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莱芜战斗详报》，韩浚：《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和整编第四十六师莱芜就歼纪实》，《莱芜战役纪实》，第287、162页。

(3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5—396页。

(3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4页；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9页。

(33) 《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27、30日。某次，郭汝瑰至徐州总部与顾研讨作战计划，当要写下来时，顾“噜苏半天，于大处全得不着要领”，可见其在一般军事将领心目中的印象（《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28日）。

(34) 粟裕：《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粟裕军事文集》，第304页。

(35) 《徐永昌日记》1946年12月3日。

(36) 《熊式辉日记》1946年11月18、19日。

(37) 国防部第三厅第二处：《绥靖作战检讨》（二），第75—78页，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3页。

(38) 《军官训练团第二期第一次战术小组讨论一般战法综合汇编》，《第二期军事小组讨论结论汇集》。

(39) 蒋介石：《对匪军战斗手册之研究及对策》，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2页。

(40) 《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4、117页。

(4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1册，第334—335页。据国民党方面的说法，所谓重点进攻计划并未发现己方的原始资料，而系根据中共方面之资料判断其存在（同前，第335页）。但据时任国防部三厅厅长、主管作战的郭汝瑰的回忆，国民党军攻占延安之后，蒋介石即令国防部三厅研究陕北战事结束后的兵力转用计划，三厅提出的方案是：1．局部各个击破案，即以主力监视中共主力，然后选择局部目标，集四五倍于敌的兵力加以歼灭；2．主力决战案，可选三个主攻方向，山东、豫北或陕北。结果蒋选择了山东。郭认为“这便是以后山东重点进攻的由来”。“进攻山东，是他主观以为进攻延安后，就可抽调主力在山东寻求决战，是进攻延安后的临时决策而不是预定计划”。“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蓄谋已久。他之所以选定这个时候发动进攻，是想为国民党召开的三中全会撑持门面，借此以证明解放军不能‘负隅’，他进攻陕甘宁边区很有把握罢了。但他不懂得开辟新战场，实际是分散兵力，有碍重点形成的道理。蒋介石本人在战略上就根本还未着眼到重点进攻，更未想到钳形攻势。他进攻陕甘宁边区，初意也只是想压迫解放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以便转用兵力，但兵力转用何处也并无定见。至于重点进攻山东，那是以后才决定的。即使到那时，他也未着眼到钳形攻势。同时，陕北和山东相去甚远，也不可能发挥钳形攻势的作用。由此可见，蒋介石配合协调各战区的本领很差，很不高明”（《郭汝瑰回忆录》，第243—244、420—421页）。如据郭的说法，则所谓重点进攻更可能是蒋介石本人根据战场情况的适时决策，而非事前精心计划的结果。

(42) 《陆总徐州司令部鲁中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7册；《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250页。

(43) 《郭汝瑰日记》1947年4月18日。

(44) 粟裕：《孟良崮战役总结》（1947年5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

(45) 《放弃歼敌十一师的计划拟一部南下鲁南华中》（1947年5月3日陈粟给军委的报告），《孟良崮战役》，第31页。

(46) 《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1947年5月4日）、《不性急不分兵诱敌深入相机歼击》（1947年5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2、59页。

(47) 据战后国民党军战俘云，顾祝同认为当面情况不明朗，北进有风险，但陈诚以整七十四师战斗力强，可以造成有利战术形势为辞，力主即行北进（《孟良崮战役》，第249页）。

(48) 蒋介石曾令汤恩伯“先发制人”，“惟第一步行动，必须快速，最好改变我军向来重装迟钝、日行夜防之旧习，而转为轻装远探、夜行晓击之新作风”（《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25页）。但前线指挥官的普遍心态是避免决战，企图以其兵力优势压迫中共部队北撤，或等中共部队疲惫后再行出击，可以自保兼邀功。此一战略上的速决和战术上的犹豫不决构成了很大的矛盾，为中共创造了作战机会。

(49)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18页。国民党通过情报得知坦埠为华野指挥部所在地，企图一举摧毁华野指挥中心，但华野指挥部此时已移至坦埠东北的西王庄。

(50) 《须不失时机歼击一路好打之敌》（1947年5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70页。

(51) 粟裕：《孟良崮战役总结》，《孟良崮战役》，第213页。

(52) 粟裕：《孟良崮战役总结》，《孟良崮战役》，第216页。

(53) 《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14日。

(5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49页。

(55) 第十九旅一个团撤至张部附近，后奉令掩护张部右翼，于战中被歼。

(56) 《战俘供述：对孟良崮战役的检讨》，《孟良崮战役》，第252页。

(57) 《战俘供述：对孟良崮战役的检讨》，《孟良崮战役》，第251—253页。

(58)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32—433页。关于这一点，粟裕在莱芜战后总结中已有精辟的说明：“敌人在指挥上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怕分散为我各个歼灭，随时将兵力集中。加上部队素质差，因此抓得更紧，靠得更拢，四五万人挤在东西六七里、南北仅三四里的狭小区域内，无法展开，在我炮火杀伤后迅速为我歼灭。这从反面说明了兵不在多，而在于谁能首先展开兵力火力，并高度发挥其作用，谁就能胜利。”（粟裕：《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粟裕军事文集》，第308页）孟良崮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了这一看法的正确。

(59)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21页。

(60)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23页。

(61)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27页。

(6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46页。

(63) 国民党方面一直称张灵甫等为自杀，此处据陈毅、粟裕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据最后调查证实，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确于16日下午2时解决战斗时，被我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当场所击毙。”（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

(64)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28—429页。

(6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56页。

(6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7页。

(6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2—463页。此役李天霞的整八十三师和黄百韬的整二十五师离张灵甫最近，但两部先则后退，致整七十四师被围，后又未积极救援。蒋介石严令李天霞17日到达孟良崮，但李部直至19日才到。李天霞打仗惯于保存实力，自诩为打巧仗，不打硬仗。上年苏北作战已受过撤职留任处分，此次战后李天霞被撤职查办，但最后仍不了了之，1948年复出担任徐州“剿总”下辖的第一绥靖区副司令。黄百韬则受到告诫处分，因他非黄埔出身，自感后台不硬，此后作战较为积极。汤恩伯也于战后被撤职，由范汉杰接任。

(68) 《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17、1日。

(6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71页。

(70) 《主席对孟良崮战役之讲评》，《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55—57页

(71) 《军委关于歼灭第七十四师的意义及下一步行动方针给陈毅等的指示》（194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52页。

(72) 於凭远、罗冷梅等编：《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77页。

(7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08页。

(74)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86页。

(75) 《西安绥署延安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9册。国民党政府军进攻延安的全部部署当时就由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传给了延安。熊自1939年起即在胡身边工作，国民党1943年6月进攻延安的计划，1946年5月进攻中原的计划，都是由熊传给中共。此次进攻延安情报的传递堪称中共在抗战胜利后一次成功的情报杰作（参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76) 《军委关于陕甘宁边区战局形势的通报》（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26页。

(77)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关于保卫延安的命令》（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23页。

(78)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90页；《郭汝瑰日记》1947年3月21、22日。但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认为，“延安为一空城，攻延安无非关闭和谈之门，且可使世界知政府有力攻占延安而已，军事上无何价值可言也”（《郭汝瑰日记》1947年3月14日）。

(79) 《瓦窑堡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9册。

(80)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78页。中央工委后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4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时留驻晋西北临县地区，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同前，第181页）。

(81)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563—564页。中共中央留在陕北，恰恰印证了国民党内对占领延安不以为然者的担心。徐永昌认为，延安被占后，“陕北共党若折回扰胡宗南之后，则可征其有力，如被迫仅至扰晋，则无能为矣（吾将以此测中共前途）”（《徐永昌日记》1947年4月11日）。事实证明了徐之担心。胡乔木认为，“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要把党中央留在陕北，确是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也是他在书写自己一生历史的辉煌篇章中的‘得意之笔’”（《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1页）。

(82) 《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1947年4月9日的通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17页。

(83) 《关于陕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九个电报》（1947年4月2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第22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84)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确切行动去向，国民党始终未能真正搞清。6月8日，胡军刘戡部曾进至离毛泽东等在靖边县王家湾的驻处只隔一个山头处，当晚，中共中央紧急转移，次日脱险。以中共中央机关几百人的队伍，和国民党十余万大军周旋一年而安然无恙，亦可谓战争奇观。

(85) 胡宗南年谱称：“我则全待后方补给，车运艰难，虽有延咸、榆延、延洛、清绥诸公路，时遭阻截，以至前方士兵，既须裹粮而战。部队则须易地取粮。溯自延安作战之前，联勤总部仅补给干粮十五万份，以后即无补充，陕西省府军粮支应，尤乏热忱，后勤如此，每致影响战机，如四月三日我整一、整九十师会克瓦窑堡，次日即以粮尽，回至永平；十六日整一军再克瓦窑堡李家岔，十八日须南下补充；五月七日整二十九军到林家畔高家河，整一军到刘子坊坪，皆以粮尽空投补给。”（《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207页）

(86)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18—1119页。据熊向晖回忆，胡宗南进入延安后，仔细看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住宅，在枣园毛泽东住处，发现一张纸条，上写：“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第80页）胡军在陕北的行动恰成此写照。

(8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782页。胡军在陕北作战期间，基本没有实地情报，只靠空军侦察和电台测向，所知极为有限。加以陕北人烟稀少，地处荒凉，后勤供应大成问题。整一师师长罗列向胡宗南报告：“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克到达。夜则露营，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人马时致枵腹，故不特军纪日衰，且士气已远非昔比。临履实境，时切心痛。”（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88)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96页。

(89) 《贺龙年谱》，第440页。

(9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783页。

(91) 《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1947年5月9日），《新华社评论集》（1945—1950），第155—158页。

(92) 东北国民党将领对停战多不以为然，认为“军事不宜久停，若再拖延半载，则匪势坐大，不堪收拾”（《熊式辉日记》1946年8月22日）。

(93)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页。杜此一计划9月间已拟好，因国民党正集中注意力于张家口战役而暂缓进行。

(9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621页。宋子文因担心进攻安东可能引起马歇尔的不满，曾面请蒋停止进攻，但为蒋所拒。

(95) 《林彪彭真陈云致萧华等电》（1946年10月20日），陈廉：《决战的历程》，第273页。

(96) 《辽沈决战》（下），第623页。

(97) 《南满集中主力歼敌拖延敌对北满进攻》（1946年12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77页。

(98) 《熊式辉致蒋介石函》，1946年11月21日，Hsiung Shih-hui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99) 国民党在东北（包括热河）当时有7个军（21个师）约20万人，特种部队5万人，地方部队15万人，总共40万人。还在东北大规模战斗爆发之前，林彪便分析了国民党的弱点：“顽在东北的最大困难，为彼如兵力集中，则广大地区落在我手，且无法寻求我决战；彼如分散，则被我各个击破。其进攻时，如兵力在一师以下，则有被我消灭的最大可能；若分兵守碉，则一营以下即有被我消灭的危险。”（《林彪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23日）

(100)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446页。

(10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1册，第341页。

(102) 陈廉：《决战的历程》，第396页；《萧劲光回忆录》，第363页。

(103) 《东北局关于东北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1947年5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藏中央档案馆，第77页。

(104) 《钳制关内敌军配合东北作战》（1947年5月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66页。

(10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57页。

(10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4—467页。

(107)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阵中日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页。

(108) 郑洞国认为，当时如果中共部队立即向四平攻击，四平可能守不住，但因为中共部队在四平外围“忙于分兵略地”，使陈明仁“得到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整顿部队，安定人心，加强防御工事。解放军因而失去了一个重大胜利的机会”（《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457页）。其他国民党战场指挥官也有同样看法。

(109) 陈明仁：《四平之战》，《四战四平》，第349页。

(11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5页。

(111) 据亲历守城战的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师长熊新民回忆，守卫铁西的八十八师师长彭锷打到最后，只身逃到铁东，陈指示下属不准放过来，“后来还是下面私自放他过来的”。而已经当过一次俘虏的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建议陈明仁突围，陈板面告之：如再有胆敢言突围者，以扰乱军心论处，立即枪毙！（熊新民：《一九四七年四平战役回忆》，《四战四平》，第355—356页）

(112) 《四平兵团防守计划》，《四战四平》，第433—438页。

(113) 陈明仁认为八年抗战都未遇到如此猛烈的炮火，熊新民则称“战斗之残酷，真是不堪回忆”，“是我生平打街巷战斗中最残酷的一次”（《四战四平》，第350、354—355页）。

(114) 《阵中日记》上册，第292页。

(11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79页。

(116) 参李天佑：《四平攻坚战总结》，《四战四平》，第143—156页。

(117) 《阵中日记》上册，第287页。即便在晚间，守军也使用照明弹或柴油照明，协助防守。

(118) 据国民党资料统计，其空军在四平作战过程中各型飞机出动2000架次以上（《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716页），蒋介石称其为“第一首功”。

(119) 《东北一年》，《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第52页。

(120) 杜鲁门在其声明中曾声称美国援助将给予改组后的民主政府，这也是国民党改组政府的目的之一。政府改组后，经济部长陈启天即以非国民党籍部长身份，向美国要求二三十亿美元的大规模援助，并称，美国不能待和平及政治改善后，援助中国，倘是项援助无望，则中国只有面临经济崩溃之途，而美国亦不免受其后果（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34页）。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即将举行，也是国民党改组政府的动因之一。

(121)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6页，1947年印本。

(122) 《宪政实施准备案》（1947年3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54页。

(123) 《民社党张君劢上蒋主席告各党参加政府之意见函》（1947年3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95页。

(124) 《陈布雷副秘书长上蒋总裁报告讨论国府改组后之施政方针案情形呈》（1947年3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95—797页。

(125) Chang Chun-mai to Wedemeyer，July 26，1947，Chang Kia-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26) 据张君劢对董必武所言：为安插追随其个人数十年之党员及维持其生活起见，故参加政府之立、监两院及参政会与宪政实施促进会四机构，希望中共予以谅解（《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民社党活动情况的报告》，《中国民主社会党》，第370页）。

(127) 因为入阁一事，民社党内意见不一，1947年5月，民社党中常委孙宝刚等因不满张君劢作为，成立革新委员会，8月，副主席伍宪子等人亦参加革新委员会，在《告全国同仁书》中，指责张君劢“自食其言的参加了国大，接着又忸忸怩怩的参加了所谓四民意机构，又支离破碎的参加了国府。……张氏受少数人的把持，竟一意孤行，前后翻覆，置大多数同仁意见于不顾”（《中国民主社会党》，第414页）。结果造成双方均自开代表大会，自称代表民主社会党的情况出现，民主社会党最终分裂。

(128) 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青年党则因党中闲人甚众，亟思借参加政府而多获位置，对中央及地方政府均思取得甚多之位置，对今后政治之改进，似无任何真正理想或信仰（《王世杰日记》1947年3月3日）。

(129) 《陶希圣函陈民社党青年党方面之希望》（1947年3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94页；《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李璜坚辞经济部长内幕及青年党要求参加地方政权目的的专报》，1947年5月31日，《中国青年党》，第307页。青年党首领曾琦曾经坦率地告诉蒋介石：行政院必须改组，吾辈无所谓，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黄炎培日记》1946年10月29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25页）。陈启天出任经济部长后，党内某老至其家，边哭边说：“不给我做次长，我便死在这里不走。”（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27页）

(130) 中央训练团编：《宪政实施参考资料》，第266—268页，1947年印本。

(131) 蒋介石曾想提胡适为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他亲自敦请胡出任此职，并请王世杰和傅斯年促胡接受，但胡表示不入政府则能为政府之一助力，终未接受（《王世杰日记》1947年2月9日）。

(132) 民社党原提4人，由于徐傅霖坚辞（表示不愿干空头委员），临时未任命，直到6月6日，徐才被任为国府委员。伍宪子表示在党内纠纷未决前，暂不就职，8月15日，国务会议免去其委员职务。

(133) 《蒋主席为国府改组成立发表谈话》（1947年4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98—799页。

(134) 李璜被任命后一直未上任，原因是“经济部职权太小，吃力不讨好，党徒欲进经济部者太多，难以完全容纳，次长人选争夺剧烈，深恐开罪一方；又加以其川康干部多不主张就任，李璜因鉴于种种困难，为保持其干部信仰及领导地位，故坚决不就经济部长”（《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李璜坚辞经济部长内幕及青年党要求参加地方政权目的的专报》，1947年5月31日，《中国青年党》，第306—307页）。青年党改推陈启天任经济部长，常乃惪任国府委员，郑振文、杨永浚任政务委员，5月18日由国民政府公布。

(135) 李大明当时滞留美国未归，不久后又参加民社党革新派，8月15日，国务会议免其委员职务。

(136)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97页。张群对于政府的前途并不乐观，他坦率地对黄炎培说：我是没有办法才上台的，国民党关系四十年，蒋关系四十年（《黄炎培日记》1947年5月24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42页）。

(137) 《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1947年3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10页。

(138) 《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1947年4月22日），《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第8页；《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1947年4月25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21页；《国民政府宣布改组》，《大公报》（上海）1947年4月19日。

(139)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中国青年党第十一届全代会经过的专报》，1947年9月15日，《中国青年党》，第312页。在青年党十一大上，决议向国民党交涉开放地方政权，解除各地方党政军对青年党之压迫歧视，如无圆满结果，则考虑退出政府（《中国党派》，第108页）。

(140)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234；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19，27，1947，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p．90，99．

(141) 司徒雷登直率地对急于得到美国援助的蒋介石说，他尚未得到任何指示，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美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决定。美国政府首先关心的是，任何可能采取的财政援助应该真正有利于全中国人民，而不是任何派别或集团，这样的援助不应使内战延长，也不应使内战中的一方得益。短期内，政府应尽快结束主动的军事行动，同时向共产党敞开大门。目前的政府改组，应使未来进一步的改革成为可能。这是华盛顿的中国友人和所有热心公益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5，1947，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99）。

(142)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21、169页。

(143) 《须要替老百姓找生路》，《大公报》（上海）1947年5月13日。

(144) 《向炮口要饭吃》，1947年印本，第46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在第二条战线上》，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145) 《严重的教育问题》，《益世报》（北平）1947年2月23日。

(146) 上海复旦等4所国立大学校长致电教育部称，“教职员生活困苦已达山穷水尽之境，非空言所能慰藉，务恳迅予提高待遇”；北大教授180余人透支4亿元，其中最多者为600余万元，校方称，如此下去，教授即将无法教书；清华大学教职员要求，“迅照现实物价指数，调整公教人员生活待遇，俾能略具薪水之资”；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批评“教育经费太少，故教师待遇很低”，决议要求提高待遇，否则“当考虑适当步骤以求上列决议案的有效实施”（《文汇报》1947年5月3日；《大公报》（天津）1947年5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大公报》（上海）1947年5月13日）。

(147) 《文汇报》1947年5月14日。国民党对于学生要求自有说不出的苦衷。全国享受公费待遇的大学生有36万，每月每人需供米2.3斗，副食费为学校所在地公教人员生活补助费的七分之一，以5月的市价计，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中，两者合计每人每月共需十万余元，即国库每月需支出360亿元左右。如按学生要求的副食费增加一倍，则每月又需多支出200亿元（《学风与学潮》，华北日报社1947年印本，第24页）。这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国民党迟迟不能作出决断，也就无法扼止学潮的发生。

(148) 《文汇报》1947年5月16、17日。

(149) 《北京大学学生罢课宣言》（1947年5月18日），《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第134页。

(150) 《王世杰日记》1947年5月16、18日。

(151)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5月28日，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在蒋介石邀宴时，述特警凶暴殴学生状，蒋居然不顾以往惯用的礼贤下士的风度，愤愤地说，是我叫他们打的，他们奉我命令打的，他们是自卫，否则学生打他们了（《黄炎培日记》1947年5月28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43页）。在著名教育家、且为女士的吴贻芳面前，蒋如此失态，可见其面对国民党政权危机时的真实心态。司徒雷登认为，蒋委员长和他周围的负责官员将学潮归之于中共和民盟的煽动，他们不能理解民众的诉求，倾向于武力镇压，反而对共产党有利。他们高估了共产党的影响力，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既非共产党也非国民党，而只是中国人，关心自己的生存状况，即便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激进行动，首先也是由于物质的痛苦和精神的幻灭。把这些归于共产党的阴谋，并企图以残暴的武力消灭之，只能加剧已有的不满（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4，1947，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114）。

(152) 《教育部饬令所属执行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代电》（1947年5月18日），《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第241页。

(153) 《京沪苏杭区专科以上十六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宣言》，《京沪苏浙各大专学校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口号》（1947年5月20日），《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第246—247页。

(154) 《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请愿书》（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第160页。

(155) 《中央关于加强对蒋管区学生运动的组织与领导的指示》（1947年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383—385页。

(156) 《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1947年2月2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9页。

(157) 《中央关于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针的指示》（194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55页。

(158) 中共对学运的领导，由各地地下组织通过学委进行，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参《在第二条战线上》一书。

(159) 王水：《北方学运的源源本本》，《观察》第2卷第17期。

(160) 中大《公报》1947年5月23、25日，引自《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第391—392页。

(161) 《大公报》（上海）1947年5月30日、6月3日；《益世报》（天津）1947年5月29日。

(162) 《最近学潮之起源及其演变》第4辑，时代出版社1947年版，第62页；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163) 王芸生：《我看学潮》，《大公报》（上海）1947年5月25日；王水：《北方学运的源源本本》，《观察》第2卷第17期。《大公报》上海版因处于国民党统治中心区，态度没有天津版激烈，对政府和学生两面都予敷衍。

(164) 《国民政府文官处抄送北平市政府有关学潮密电》（1947年6月6日），《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第345页。

(165) 此次学运的悲剧一幕发生在5月31日晚，武汉军警包围武汉大学，进行搜查，次日凌晨，军警枪击企图解救被捕同学的学生，结果打死三人，打伤十余人，武汉警备司令彭善因此而被撤职查办。

(166) Stuart，Fifty Years in China，pp．188—189．也有美国学者认为，学生运动的目的本来并非是要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只不过是因为对它的腐化无能不满而要限制它的权力而已，他们中的多数人显然并不赞成共产党统治全国的想法，但国民党的种种作为，使学生日渐疏远政府，使自己的群众支持减少到了最低点，同时扩大了其政治对手的群众支持（Pepper，Civil War in China，pp．43，69，93）。

(167)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20—1121页。

(168)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1947年5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33—334页。此次会议开幕前，民盟中常会认为参政会与国大及宪法毫不相干，决定民盟参政员出席此次参政会，以“反映人民意见”，“代表人民呼吁”，同时要求“本盟各地组织应立即就近与民主团体联合，策动——争取和平阵容与当前之和平运动相配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对于五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之决定》，1947年5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28页）。

(169) 彭静中：《“和平老人”邵从恩》，《文史资料选辑》第101辑，第182页。

(170) 《读收复区视察报告》，《国民参政会大会开幕》，《大公报》（上海）1947年4月16日、5月20日。

(171)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31—132页；《黄炎培日记》1947年5月28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43页。

(172)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112页。

(173)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117页。

(174) 此时国民党与中共唯一的联系渠道是解放区救济总会驻上海办事处，但试探的结果，救总称与解放区很难联系，对国民党的试探置之不理。

(175) 《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第30页。

(17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72页。

(177) 《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51页。

(178) 《徐永昌日记》1946年2月25日、5月20、28、29日；《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99页。

(179) 《王世杰日记》1947年5月31日；《徐永昌日记》1947年6月8日。

(180) Chen Kuang-pu Memo．，June 7，1947，Chen Kuang-pu Collections，Box 7，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181)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238-241．

(182) 《徐永昌日记》1947年6月18日；《王世杰日记》1947年6月18日。国民党寄予希望的美国，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颇为失望，自无再全力相助之心。据司徒雷登在南京告诉黄炎培：蒋无能，且战败，美决不助蒋，美愿调国共（《黄炎培日记》1947年5月31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43页）。

(183) Chen Kuang-pu Memo．，May 24，1947，Chen Kuang-pu Collection，Box 7，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184) 《高级将领精神心理之改变与剿匪战略之研究》（1947年2月26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30页。

(185) 《徐永昌日记》1947年5月29日、7月30日、9月28日、11月22日。

(186) 《剿匪战事之检讨》，第1—2页。

(187) 《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11页。

(18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6卷（下），第459页。

(18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6卷（下），第479页。

(190)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23页。

(191) 《致朱德刘少奇》（194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页。

(192) 《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0—262页。

(193)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公报及陕北军事观察家的评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册，第540—550页。蒋介石亦承认，“自从去年七月开始剿匪以来，我们前方有若干师旅团部高级指挥干部为匪所袭击，指挥官且被匪所俘，这不仅影响一部分的士气，而且使整个战局都受到顿挫”（《剿匪必胜的事实》，1947年5月12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05页）。

(194) 《中央关于停止破路的指示》（1947年6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60页。在中共第一个反攻地区东北，毛泽东在4月26日即致电林彪，“我们感觉似不宜再破路”，“不久将来即可全为我用，若再破坏则将来修复极为困难”（《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85页）。

(195)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7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6页。

参考文献⁽¹⁾

中文档案文献

军事图书馆藏档，北京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部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国民政府及各部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北京

中央档案馆藏档，北京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张嘉璈著，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郭汝瑰日记》（稿本），军事博物馆藏，北京

《熊式辉日记》，Hsiung Shih-hui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张发奎日记》，Chang Fa-kuei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执行部谈判总结》（稿本），1948年4月，军事图书馆藏，北京

《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编，中央档案馆藏，北京

中文著作

《八十年来》，黄炎培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财政年鉴》，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编，南京，1948

《陈公洽与台湾》，南瀛出版社，出版地不详，1947

《陈果夫传》，徐泳平著，台北，正中书局，1978

《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全国政协、浙江省政协、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陈毅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陈毅年谱》，刘树发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编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陈长官通知辑要》第1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机要室编，台北，台湾省印刷纸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

《陈长官治台一年来言论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编，台北，1946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

《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编，重庆出版社，1993

《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冷欣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郑维山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刘武生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熊向晖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第二期军事小组讨论结论汇集》，军官训练团编，出版地不详，1947

《第六战区受降纪实》，第六战区参谋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第一期复员军官佐十五万人个别转业训练计划》，出版地不详，1946

《第一期军事小组讨论大纲及参考资料》，军官训练团编，出版地不详，1947

《第一战区受降纪实》，第一战区参谋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编著，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东江纵队史料》，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董必武年谱》，《董必武年谱》编纂组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董必武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二二八事变始末记》，黄存厚辑，南京，扫荡周报社，1947

《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著，赖泽涵总主笔，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冯洪达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傅长官讲话》，第十二战区长官部编，1947

《冈村宁次回忆录》，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

《革命文献》，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

《耿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顾维钧回忆录》，第5、6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1988

《广东受降纪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国防部改组纪要》，国防部史政局编，出版地不详，1947

《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提案原文》，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提案原文》，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出版地不详，1947

《国民参政会纪实》，孟广涵主编，重庆出版社，1987

《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意见汇编》，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南京，1946

《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之答复》，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南京，1946

《国民大会会议纪录》，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南京，1946

《国民大会实录》，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南京，1946

《国民大会特辑》，黄香山主编，南京，东方出版社，1947

《国民党二中全会面目》，作者及出版地不详，1946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万仁元、方庆秋主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三军大学”编，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

《郭汝瑰回忆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章则汇编》第1辑，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秘书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和平民主的道路——国共停战协议及政治协商会议重要文献之一》，作者及出版地不详，1946

《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作者及出版地不详，1946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针——国共停战协议及政治协商会议重要文献之二》，作者及出版地不详，1946

《和谈覆辙在中国——知难行易在美国》，张九如著，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

《贺龙军事文选》，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贺龙年谱》，李烈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贺龙传》，《贺龙传》编写组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胡琏评传》，王禹廷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北京军区《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编写组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1分册，《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编，出版地不详，1948

《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王德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黄炎培年谱》，许汉三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寄园回忆录》，陈启天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

《蒋介石的经济危机》，中国问题研究社编，华北新华书店，1947

《蒋经国自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蒋主席最近言论》第1辑，上海，国际出版社，1945

《蒋总统集》，“国防研究院”编，台北，1960

《蒋总统秘录》，［日］古屋奎二著，台北，“中央日报”社，1986

《剿匪战事之检讨》，军官训练团编，出版地不详，1947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全国政协等合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近代中国外谍与内奸史料汇编》，洪桂己编，台北，“国史馆”印，1986

《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5卷，张蓬舟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九三学社中央社史办公室编，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杨培新著，北京，三联书店，1963

《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黄逸峰、姜铎、唐传泗、徐鼎新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吴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决战的历程》，陈廉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军事调处在徐州》，谢端尧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晋察冀日报资料科编，出版地不详，1946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万仁元、方庆秋主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汇编》，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抗战后期反间活动》，陈恭澍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抗战胜利的代价》，许倬云、丘宏达主编，台北，联合报，1986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出版地不详，1945

《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出版地不详，1946

《莱芜战役纪实》，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莱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莱芜战役资料选》，中共莱芜县委宣传部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李达军事文选》，《李达军事文选》编辑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李聚奎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李闻案调查报告书》，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出版地不详，1946

《李宗仁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宁，1980

《涟水保卫战》，中共涟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两次大战与中国前途》，“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编，台北，1985

《辽沈决战》，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辽沈决战》编审小组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刘伯承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刘伯承用兵要旨》，杨国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刘汝明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

《刘少奇年谱》（1898—1969），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鲁南战役资料选》，枣庄市出版办公室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罗瑞卿传》，黄瑶、张明哲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罗荣桓传》，罗荣桓传记编写组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马叙伦政论文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马寅初抨击官僚资本》，周永林、张廷钰编，重庆出版社，1983

《毛泽东军事年谱》（1926—19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4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逄先知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毛泽东文集》第3、4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毛泽东传》（1893—1949），金冲及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苏］伊·亚·兹拉特金著，陈大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孟良崮战役》，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民国财政经济问题今昔观》，贾士毅著，台北，正中书局，1970

《民国财政史》，杨荫溥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於凭远、罗冷梅等编，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

《民联政治报告》，香港，民潮社，1947

《民主同盟文献》，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出版地不详，1946

《南京受降记》，严问天等编，贵阳，四人出版社，1945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聂荣臻军事文选》，聂荣臻传记编写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聂荣臻传》，《聂荣臻传》编写组编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配合军事收复苏北紧急措施方案》，江苏省政府秘书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彭德怀军事文选》，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彭德怀年谱》，王焰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彭真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4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出版地不详，1958

《评二中全会》，学习知识社，出版地不详，1946

《评中美商约》，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研讨股编，出版地不详，1947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薄一波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编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全国粮食概况》，行政院新闻局编，出版地不详，1947

《任弼时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日本投降后中共动态资料汇编》，出版地不详，1945

《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台北，1966

《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何应钦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

《戎马生涯的回忆》，曾克林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6辑，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

《山海关之战》，袁伟主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善后救济总署》，蒋廷黻著，出版地不详，1945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胜利前后》，邵毓麟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杨奎松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实施宪政》，秦孝仪主编，台北，1978

《石觉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0—1947），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出版地不详，1989

《四战四平》，高永昌主编，长春，1988

《宋子文评传》，吴景平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侵据东北折冲纪要》，董彦平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苏联出兵东北》，孟宪章、杨玉林、张宗海主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苏中七战七捷》，《苏中七战七捷》编写组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粟裕军事文集》，《粟裕军事文集》编写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国防部编，出版地不详，1948

《绥靖区行政法令汇编》第1辑，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秘书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绥靖政工手册》，出版地不详，1946

《台湾光复初期历史》，赖泽涵主编，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

《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南京出版社，1989

《台湾事变内幕记》，唐贤龙著，南京，中国新闻社出版部，1947

《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陈士榘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天津历史的转折——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出版地不详，1988

《天山雄鹰》，赛福鼎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外蒙古现代史》第4册，张大军著，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王首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往事沧桑》，伍修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伪满覆亡》，孙邦主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黄美真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我的历程》，伍修权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

《我与民革四十年》，朱学范著，北京，团结出版社，1990

《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2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987

《五五宪草之评议》，孔繁霖编，南京，时代出版社，1946

《先总统蒋公全集》，张其昀主编，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宪草修改原则批判集》，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编，出版地不详，1946

《宪政实施参考资料》，中央训练团编，出版地不详，1947

《向炮口要饭吃》，出版地不详，1947

《萧劲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新华社评论集》（1945—1950），北京，新华通讯社编，1960

《新华社评论集》（1947—1950），北京，新华通讯社编，1960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2册，张大军著，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新疆革命史》，朱培民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出版地不详，1946

《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徐州绥靖概要》，谢声溢编，出版地不详，1946

《学风与学潮》，北平，华北日报社，1947

《杨伯涛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叶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编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于再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上海，镇华出版社，1946

《一二·一运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王昊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1942—1946年的远东》，［英］琼斯、博顿、皮尔恩著，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军官训练团编，出版地不详，1947

《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高雄，世界出版社，1972

《忆南征》，王首道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忆往谈旧录》，梁漱溟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梅汝璈著，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越南受降日记》，朱偰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在第二条战线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凌其翰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唐纵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国史馆”编，台北，1984

《战后中国的两条路线》，徐林仪编，山东新华书店，1946

《战争回忆录》，戴高乐著，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编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张宗逊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阵中日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政海秘辛》，程思远著，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

《政协文献》，历史文献社编，出版地不详，1946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孟广涵主编，重庆出版社，1989

《政治协商会议文献》，立华编，北平，中外出版社，1946

《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李炳南著，台北，永业出版社，1993

《政治协商会议之检讨》，李旭编，南京，时代出版社，1946

《政治协商会议之经过及有关文件》，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出版地不详，1946

《制宪述要》，《雷震全集》第23册，雷震著，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16册，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

《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陈昭桐主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中国党派》，南京，中联出版社，1948

《中国各党各派现状》，卫聚贤编，重庆，说文社，1946

《中国各党派史略与批判》，北平市宣慰团编，出版地不详，1947

《中国各民主党派》，于刚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3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编，北京，长征出版社，1994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青年远征军第二〇八师政治部编，出版地不详，1946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行政院办理情形报告表》，出版地不详，1947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行政院工作报告》，出版地不详，1946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出版地不详，1946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出版地不详，1947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参考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等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1961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近代史转捩点》，蒋匀田著，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中国近代珍藏图片库——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万仁元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4

《中国经济年鉴》，狄超白主编，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

《中国巨大变化的一年》，东北日报社编，佳木斯，东北书店，1947

《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张军民著，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中国民主社会党》，方庆秋主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中国青年党》，方庆秋主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2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1996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北京，1951

《中国通货膨胀论》，杨培新著，上海，生活书店，1948

《中国通货膨胀史》，张公权著，杨志信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

《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吴东之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往何处去》，上海，文化出版社，1949

《中国现代军事史》，刘馥著，梅寅生译，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李华兴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彭明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出版地、时间不详

《中国战区受降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出版地不详，1946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出版地不详，1946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

《中华民国史画》，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8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万仁元、方庆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朱汇森主编，台北，“国史馆”，1988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6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1

《中华年鉴》，南京，中华年鉴社，194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62

《中央银行史话》，寿充一、寿乐英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中原突围》第1、2、3辑，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1986

《中原突围纪事》，李少瑜等编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中原突围前后》，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中原突围史》，湖北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湖北省军区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纂室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钟期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周恩来军事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周佛海狱中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朱德军事活动纪事》，袁伟、吴殿尧主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

《最近学潮之起源及其演变》第4辑，时代出版社，出版地不详，1947

中文报纸

《大公报》，重庆、上海、天津

《大众日报》，山东

《和平日报》，南京、上海

《华北日报》，北平

《解放日报》，延安

《晋察冀日报》，张家口

《申报》，上海

《时事新报》，上海

《世界日报》，北平

《文汇报》，上海

《新华日报》，重庆

《新民报》，重庆、上海

《益世报》，北平、天津

《中央日报》，重庆、南京、上海

中文期刊

《党的文献》，北京

《东方杂志》，上海

《观察》，上海

《国民政府公报》，重庆、南京

《国史馆馆刊》，台北

《近代史研究》，北京

《近代中国》，台北

《抗日战争研究》，北京

《历史研究》，北京

《民国档案》，南京

《群众》，上海

《时与文》，上海

《世纪评论》，南京

《世界知识》，上海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及各省市

《消息半周刊》，上海

《银行周报》，上海

《再生》，上海

《中共党史研究》，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北京

《传记文学》，台北

英文档案文献

Arthur N．Young Papers，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Chang Kia-ngao Papers，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Chen Kuang-pu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Chen Li-fu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T．V．Soong Papers，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Wellington Koo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Wu Kuochen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英文著作

Beal，John Robinson．Marshall in China，Doubleday Canada，Toronto，1970

Belden，Jack．China Shakes the World，Victor Gollancz，London，1951

Chen，Kenneth S．Dilemma in China：America's policy debate，1945，Hamden，Archon Books，1980

Cheng，Yui-kui．Foreign Trade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The University Press of Washington，Washington D．C．，1956

The China White Paper，Originally Issued as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73，Far Eastern Series 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67

Directory of the China-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A Guide to Nearly 400 American Companies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The China-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ed．，New York，1946

Feis，Herbert．The China Tangle-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53

Ferver，John H．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1950：the Policy of Restrained Intervention，Michigan University，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0

Garver，John W．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8

Gosgrove，Julia F．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Toward China，1943-1946，Ann Arbor，1983

Levine，Steven I．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1945-1948，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7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Inc．Arlington，Virginia，1976

McLane，Charles．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58

Pepper，Suzanne．Civil War in China-The Political Struggle，1945-194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78

Pogue，Forrest C．George C．Marshall-States Man，Viking Penguin Inc．New York，1987

Rea，Kenneth W．and Brewer，John C．edit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rat，1946，Westview Press Inc．，Boulder，Colorado，1981

Schaller，Michael．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79

Stuart，John Leighton．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Random House，New York，1954

Truman，Harry S．The Memoirs of Harry S．Truman，Vol．1，Year of Decisions—1945，Vol．2，Years of Trial and Hope—1946-1953，Hodder and Stoughton Ltd．，Suffolk，1955，1956．

Tsou，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63

Van Slyke，Lyman P．Enemies and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87

Wells，Sumner．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Harpes and Brothers，New York，1951

Westad，Odd Arne．Cold War &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3

英文期刊

Dennett，Raymond．and Turner，Robert．eds，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9，New Haven，1950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¹⁾

A

阿巴索夫

阿合买提江

艾德礼（Clement Attlee）

艾力汗·吐烈

艾奇逊（Dean Acheson）

安若定

安藤利吉

B

巴　金

巴佛洛夫斯基（Павловский）

白崇禧

白林克（F．C．Brink）

白鲁德（Henry Byroade）

坂西一良

包尔汉

鲍　莱（Pawley）

贝　文（Ernest Bevin）

贝尔纳斯（James Byrnes）

贝鲁罗索夫（Белуросов）

贝祖诒

彼得洛夫（А．А．Петров）

薄一波

C

蔡仁杰

蔡廷锴

蔡文治

蔡云祈

蔡宗濂

常乃惪

陈　诚

陈　赓

陈　群

陈　仪

陈　毅

陈　云

陈璧君

陈布雷

陈春圃

陈此生

陈大庆

陈公博

陈光甫

陈果夫

陈纪滢

陈立夫

陈明仁

陈铭枢

陈启天

陈绍宽

陈士榘

陈文溪

陈修和

陈雪屏

城野宏

程　潜

程世才

程思远

程义法

程子华

澄田徕四郎

楚图南

楚溪春

重光葵

褚辅成

褚民谊

崔宝山

D

戴　笠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戴季陶

戴之奇

邓初民

邓为仁

邓文仪

邓小平

邓颖超

丁默邨

董　钊

董必武

董其武

董时进

董彦平

董英斌

杜斌丞

杜建时

杜鲁门（Harry S．Truman）

杜曼宁

杜聿明

杜月笙

F

范汉杰

范明枢

范朴斋

范绍增

方　治

费孝通

冯文彬

冯玉祥

冯治安

冯仲云

傅秉常

傅式说

傅斯年

傅作义

G

甘乃光

甘重斗

冈部直三郎

冈村宁次

冈田梅吉

高　岗

高崇民

高崎达之助

高桥坦

高树勋

高倬之

葛敬恩

根本博

耿　飚

谷寿夫

谷正纲

顾维钧

顾锡九

顾祝同

关麟徵

郭　忏

郭寄峤

郭沫若

郭汝瑰

郭子祺

H

哈考脱（Harcourt）

哈里曼（William Harriman）

海思凯

韩　浚

韩练成

韩兆鹗

郝鹏举

何汉文

何鲁之

何其巩

何绍周

何思敬

何思源

何应钦

何柱国

贺　龙

赫尔利（Patrick Hurley）

赫斯特（Willan Randolph Hearst）

侯野君

胡　琏

胡　霖

胡　适

胡海门

胡厥文

胡临聪

胡乔木

胡世泽

胡毓坤

胡志明

胡宗南

华　岗

华西列夫斯基（А．М．Василевский）

黄　华

黄　镇

黄百韬

黄朝琴

黄克诚

黄少谷

黄炎培

黄宇人

黄镇球

黄自强

霍宝树

霍华德（Roy Howard）

霍揆彰

J

矶谷廉介

吉　伦（Alvan C．Jr．Gillem）

戢翼翘

江亢虎

蒋伯诚

蒋光鼐

蒋介石

蒋经国

蒋梦麟

蒋廷黻

蒋匀田

今井武夫

金璧辉（川岛芳子）

近藤新八

酒井隆

居　正

K

康有为

柯远芬

克拉夫钦科

孔祥熙

蒉延芳

L

赖　琏

赖希木江

蓝　鹏

雷　震

雷法章

雷奋强

雷洁琼

冷　欣

李　达

李　海（William D．Leahy）

李　璜

李　文

李　新

李大明

李敷仁

李富春

李公朴

李济深

李鲁连

李默庵

李品仙

李荣伦

李圣五

李天霞

李天佑

李惟果

李维汉

李文山

李仙洲

李先念

李延年

李翼中

李玉堂

李运昌

李章达

李兆麟

李烛尘

李卓敏

李宗黄

李宗仁

笠原幸雄

连震东

梁寒操

梁鸿志

梁启超

梁漱溟

梁兴初

廖　昂

廖承志

廖耀湘

列　宁（В．И．Ленин）

林　彪

林　枫

林　蔚

林柏生

林伯渠

林东海

林凤苞

林继庸

林江迈

凌　霄

凌鸿勋

凌其翰

刘　斐

刘　戡

刘　晓

刘　峙

刘伯承

刘长胜

刘攻芸

刘翰东

刘鸿生

刘健群

刘孟纯

刘乃沂

刘清扬

刘汝明

刘少奇

刘文岛

刘文辉

刘亚楼

刘野樵

刘玉章

柳川平助

柳亚子

龙　云

卢　汉

卢　醒

卢冬生

卢郁文

陆定一

陆志韦

吕正操

罗　列

罗伯逊（Walter S．Robertson）

罗君强

罗隆基

罗荣桓

罗瑞卿

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M

马超俊

马呈祥

马法五

马汉三

马励武

马林诺夫斯基

马廷骧

马希珍

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马叙伦

马寅初

马占山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麦克鲁（John McCloy）

麦斯武德

毛人凤

毛泽东

茅　盾

梅津美治郎

梅汝璈

梅思平

梅贻琦

缪　斌

缪云台

莫德惠

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

木村经宏

N

聂荣臻

钮永建

O

区寿年

欧　震

P

潘　菽

潘　琰

潘大逵

潘公展

潘光旦

潘华国

潘朔端

庞炳勋

彭　锷

彭　善

彭　真

彭德怀

彭学沛

彭毓斌

彭昭贤

皮定均

皮尔逊（William Peirson）

皮宗敢

平岛敏夫

浦熙修

溥　仪

Q

齐世英

齐燮元

钱昌照

钱大钧

钱端升

钱新之

钱永铭

乔巴山（Horloogiyn Choybaisan）

秦邦宪

秦德纯

邱清泉

屈　武

R

饶漱石

任弼时

任援道

阮海臣

S

萨力士

赛福鼎

森茂树

山田乙三

商　震

尚传道

邵百昌

邵从恩

邵力子

邵毓麟

沈　崇

沈葆桢

沈从文

沈鸿烈

沈钧儒

盛丕华

盛世才

师　哲

施复亮

施麦斯（Robert L．Smith）

十川次郎

石　觉

石美瑜

史　良

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

史泽波

束云章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司徒美堂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斯拉特科夫斯基（М．И．Сладковский）

斯坦科维奇（Н．В．Станкевич）

松井石根

松井太久郎

宋肯堂

宋美龄

宋时轮

宋希濂

宋子文

苏伦札布

苏体仁

粟　裕

孙　渡

孙　科

孙　震

孙宝刚

孙殿英

孙立人

孙连仲

孙良诚

孙蔚如

孙元良

孙越琦

孙中山

T

谭平山

谭震林

汤恩伯

汤时亮

唐　纵

唐继尧

陶　勇

陶希圣

陶行知

陶峙岳

特罗增科

滕代远

藤田赖太郎

田博门（Tim Berman）

田中久一

田中军吉

涂长望

土桥勇逸

W

万　毅

汪精卫

王　任

王　震

王葆真

王必成

王炳南

王宠惠

王鸿韶

王化成

王继芳

王继祥

王敬久

王靖国

王克敏

王凌云

王懋功

王若飞

王绍鏊

王世杰

王首道

王叔铭

王树声

王天鸣

王铁汉

王亚南

王耀武

王揖唐

王荫泰

王云五

王芸生

王缵绪

王曾善

王仲廉

王子民

魏道明

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

温宗尧

闻一多

翁文灏

乌斯满

吴　晗

吴鼎昌

吴国桢

吴化文

吴经熊

吴克华

吴奇伟

吴仁勋

吴尚鹰

吴绍澍

吴铁城

吴贻芳

吴玉章

吴忠信

吴铸人

伍宪子

伍修权

武鸿卿

X

细川忠康

下村定

夏　威

向　达

向井敏明

项致庄

萧　华

萧　克

萧　铮

萧劲光

萧毅肃

小林浅三郎

谢冠生

谢慕庄

谢伟思（John Service）

谢祥军

谢雪红

辛冠五

熊　斌

熊式辉

熊向晖

熊新民

徐　堪

徐傅霖

徐继庄

徐向前

徐永昌

许德珩

许广平

宣铁吾

薛　岳

Y

亚历山大（Alexander）

阎宝航

阎锡山

阎又文

杨　格（Arthur N．Young）

杨　杰

杨安仁

杨伯涛

杨得志

杨国夫

杨揆一

杨亮功

杨尚昆

杨永浚

姚从吾

野地嘉平

野田毅

叶　飞

叶　蓬

叶　挺

叶楚伧

叶笃义

叶剑英

叶燕荪

伊　敏

易君左

殷汝耕

尹兰荪

尹锐志

鹰森孝

尤永昌

游弥坚

于　再

于右任

余汉谋

余家菊

俞大维

俞飞鹏

俞鸿钧

裕　仁

袁履登

袁子健

Z

曾　琦

曾　生

曾克林

曾泽生

詹莲生

张　继

张　澜

张　群

张　镇

张承宗

张道藩

张东荪

张发奎

张华昌

张嘉璈

张景惠

张景月

张君劢

张岚峰

张厉生

张灵甫

张难先

张申府

张廷谔

张廷孟

张闻天

张奚若

张学良

张学诗

张沅长

张知本

张治中

张宗逊

章伯钧

章嘉呼图克图

章乃器

赵　瑞

赵保原

赵承绶

赵公武

赵家骧

赵锡田

赵镇藩

郑大章

郑洞国

郑介民

郑天挺

郑维山

郑位三

郑振文

中岛今朝吾

周保中

周炳琳

周恩来

周佛海

周福成

周建人

周新民

周诒春

周毓英

周至柔

周作人

朱　德

朱　偰

朱光潜

朱家骅

朱绍良

朱自清

邹　鲁

邹大鹏

左舜生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中华民国史

第十二卷
（1947-1949）

朱宗震　陶文钊　著

中华书局

前言

本卷是《中华民国史》的最后一卷。这一卷主要是叙述中华民国国民党政权最后溃败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旧政权交替的标志。1949年10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本卷写作的历史时期，主要是从1947年7月到1949年9月，而以最后一章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残部在大陆失败和最后撤离的经过，以求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分期问题经常是历史学工作者争论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历史过程是纷繁复杂的，后人对历史进行理性的分析研究时，依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分期方法。所以，本卷章节的划分，只求叙述历史过程的方便，而不纠缠于分期问题。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走向失败，有许多深刻的历史原因。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对此作过许多探讨，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探讨都还不够系统，人们仍然十分关注这段历史，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评价往往众说纷纭，难求一致。历史工作者的主要职责就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清理历史真相。因此必须在收集大量正确反映客观事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来叙述历史。本卷着重于叙述历史真相，对历史的分析也着重于使读者理解复杂的历史事实，而不作过多的历史评价。相信读者完全能够根据历史事实，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判断。

本卷所述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而许多核心资料又尚未公开，这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面临着双重的困难。尽管本卷作者在近十年内一直用心搜求历史资料，但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仍然有限，由此叙述这一段复杂的历史，不免还有疏漏，敬请读者指正。

本卷所叙述的历史时期内，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政治上，一方面要动员“戡乱”，实行战时体制，强化法西斯式的统治，以支持其反对共产党的战争；一方面又要实行“宪政”，举行国大代表选举，“还政于民”。而进行战争是真，实现民主是假。这种自相矛盾的体制，使蒋介石和国民党自乱阵脚，加剧了内部矛盾，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缺乏凝聚力的党，始终不能解决其内部激烈的派系纷争和冲突。这种内部派系斗争，成为促使它最后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军事上，由蒋介石和国民党掌握和指挥的政府系统的军队同样派系林立，内部矛盾尖锐，指挥难求统一。统帅部和前线将领以及前线将领之间，勾心斗角，加以赏罚不公，结党营私，人事制度腐败透顶，蒋介石的军事威信严重失落，战略意图难以贯彻。在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势面前，国民党将领的战斗意志越来越趋于消极，已经没有能力去控制战局的逆转，最终以一连串的指挥错误，导致了全面的雪崩式的崩溃。

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财政崩溃，社会经济破产，通货恶性膨胀。社会各界一再要求打击豪门，即官僚资本。但国民党政府不肯触动豪门的丝毫利益，却用发行金圆券的币制改革，对全体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甚至用对付中共地下党的特种刑事法庭来对付中小资本家，结果导致了社会经济的极度混乱，使国民党政府完全丧失了民心。

土地制度的改革为现代社会所必需。同中共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形成鲜明对比，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始终未能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直至它的崩溃，仍然流于空谈。这使国民党的统治和战争动员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对农村残酷的人力物力的掠夺，导致了农村的破产。落后的地主经济并不能构成国民党战争政策的强有力的社会基础。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国民党政府军士气低落。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城市尚未成为中国强有力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的基地，控制城市并不能够制约农村。国民党未能实行土改，也就失去了战争动员的最广大的社会力量，这构成了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基本社会历史原因。

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专制、腐败、自私及内部派系斗争，也导致了自己在外交上的孤立。国民党由于自己不能振作有为，也就逐步失去了美国的积极支持。尽管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曾寄予很高的期望，并曾给予支持，但美国既不愿意、也没有力量去扶植一个扶不起的政权，最终只好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无奈地从中国内战中脱身。

历史学家傅斯年对国民党政权说过一段十分痛心的话：“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尽管傅斯年并不希望国民党政权崩溃，但历史的进程仍然证实了他的理智的判断，“自己的崩溃”是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本卷概括而扼要的叙述，难以详尽地分析和论述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全部原因。国民党政权的内部运作方式、行政效率、官吏贪污腐败的深度和广度、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和普遍性、整个社会文化冲突的复杂性、国际环境和中国社会的交互关系、中国社会发展层次和世界发展趋向的落差，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本卷还难以细加叙述。同政治问题相比，社会问题更为复杂，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因素，也有待历史工作者继续深入研究。

我们在民国史研究过程中，遇到许多称谓问题，诸如北洋政府、北京政府，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的用法和区别，等等。由于中华民国历史时期，政治状况和社会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党派冲突变化的复杂性和尖锐性，造成了称谓问题的复杂性，在本卷的写作中，称谓问题是服从于叙述清楚历史事实的，我们尽量根据历史事实和我们所要叙述的问题的具体状况，来灵活地使用不同的称谓。我们参考了相关图书有关称谓使用方法，也作了一些新尝试，或许这样处理更有利于叙述历史。究竟如何，有待史学工作者和读者共同研究，以便将来能更好地处理这个复杂问题。

由于技术原因，本卷未附有关示意地图，烦请读者在必要时参阅相关的地图集。

本卷共分十章，第九章由陶文钊执笔，其余九章由朱宗震执笔，全书经总编李新审定。人名索引由程朝云编制。本卷因人手少，有些章节可能写得比较粗糙，如有错误、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教。

在本卷写作过程中，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辽沈战役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等单位惠予帮助，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们在实地考察辽沈、淮海战役的时候，承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锦州部队、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江苏省税务局及徐州、临沂、邳县税务局等单位，惠予提供帮助。我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刘凤翰、万仁元、陈兴唐、阮家新、黄亦兵、胡绳武、王鹤鸣、田昭林、俞辛焞、程悠、马长林、皮明勇、华校生、莫永明、申晓云、陈谦平、戚厚杰、李玉贞、薛衔天、汪朝光等著名学者的帮助，并承郭汝瑰、杨伯涛、郑庭笈、文强等历史事件当事人的指教。周炳钦、萧甡、邵维正、杜振发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特此致谢。在本卷写作过程中，王欣嘉帮助解决了许多电脑操作中的问题。还有许多学者、朋友在我们工作过程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未能一一列名致谢，谨致歉意。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的赞助。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国民党最后的总动员

第一节　“戡乱”总动员

一　总动员令的发布

二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

三　民主同盟被迫解散

第二节　国大选举和实施宪政

一　行宪国大的政治意向

二　纷扰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三　行宪国民大会的召开

四　总统选举和政府组成

第二章　国民党军战略攻势地位的丧失

第一节　战略形势的转换

一　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

二　七月山东战场的攻防战

三　解放军挺进中原

第二节　国民党军的守势作战

一　国民党军日趋恶化的北方战场

二　中原战场的拉锯战斗

三　解放军战略优势地位的确立

第三章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强化统治的措施

第一节　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国民党的对策

一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

二　国民党对中共土地改革的对策

三　国民党在土改问题上的立法努力

第二节　总体战和国统区统治的强化

一　总体战

二　国统区的强化统治

第三节　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一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二　民主党派的斗争和新政协运动

第四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上）

第一节　战略决战的准备

一　战略决战的酝酿

二　战略决战的序曲——济南战役

第二节　辽沈战役

一　锦州攻防战

二　长春之围

三　廖耀湘兵团的覆灭

第三节　平津战役（上）

一　辽沈战役期间的华北战场

二　平津作战的决策

三　平津之围与接洽和谈

第五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下）

第一节　淮海—徐蚌战役

一　国共攻防计划

二　黄百韬兵团的覆没

三　黄维陷围和徐州弃守

四　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的覆没

第二节　平津战役（下）

一　天津之战

二　北平和平解放

第六章　国民党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的总崩溃

第一节　财政金融的严重危机

一　财政收入状况的严重恶化

二　对美援的失望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

第二节　掠夺性的币制改革

一　币制改革的酝酿

二　币制改革方案的发布

三　以强力贯彻的币制改革

第三节　财政经济的总崩溃

一　币制改革的失败

二　社会经济的严重混乱和财政的总崩溃

第七章　蒋介石引退和北平和平谈判

第一节　和平运动和蒋介石引退

一　和平运动与白崇禧主和

二　蒋介石引退和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第二节　李宗仁的求和活动

一　初步的接触

二　南京主和派的和谈方针

三　和平代表团与和平内阁

第三节　北平和平谈判

一　和谈酝酿成熟

二　北平和谈初期的意见交换

三　北平和谈的破裂

第八章　中华民国的覆灭

第一节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崩溃

一　国民党军的江防计划和形势

二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三　国民党政府逃离南京

第二节　国民党军的全线溃退

一　上海战役和太原战役

二　解放军的全面进军（上）

三　解放军的全面进军（下）

四　广州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纷争

第九章　国共对外政策

第一节　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

一　魏德迈使华

二　美国1948年的《援华法》

第二节　对日和约和战争赔偿诸问题的处理

一　对日和约问题的初步讨论

二　战争赔偿与索还劫物问题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的末路外交

一　难以挽回美国从中国脱身

二　美国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

第四节　走向“一边倒”的中共外交政策

一　中共争取苏联的援助

二　中共的反美斗争

第十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开国大典

第二节　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大陆的溃灭

一　解放军向西南进军

二　蒋介石退据台湾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国民党最后的总动员

第一节　“戡乱”总动员

一　总动员令的发布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成了四大强国之一。国家面临着和平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由国民党一党执掌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坚持一党的狭隘利益，拒绝了和平、民主和发展经济的道路，蓄意发动内战，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解放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然而，在政治和经济上拒绝改革的国民党，在军事上同样腐败无能，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的装备和兵力，却屡战屡败。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衰败的形势开始明朗起来。在军事上，打了一年的仗，国民党军损兵折将，要想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连不懂军事的人也明白已经是做不到的事了。在经济上，通货膨胀，财政破产，民生凋敝。在政治上，国民党政府统治地区群众运动高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威信扫地。国民党面临着失败的局面，不能不力谋补救，企图挽回危局。

当时，在东北和华北，国民党军已经只能处于守势，除了局部性的反击之外，总体上是被动挨打。西北战场，对于国民党军来说，并无军事上的重要价值，占领延安，只有暂时的宣传上的、或者是说不清的心理上的价值。然而，中共中央和彭德怀所率领的六个野战旅，在陕北坚持旋磨打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三十多个旅的主力部队被牵制，置于无用之地，一无作为，还屡屡损兵折将。在南线，国民党军拥有明显的优势，但孟良崮一战，主力第七十四师被解放军歼灭，师长张灵甫阵亡。高级将领随着整师整旅成建制地被歼灭，也屡屡被俘、阵亡，使国民党军的士气越来越低落。蒋介石也十分沮丧地说：“自从去年七月开始剿匪以来，我们前方有若干师旅团部高级指挥干部为匪所袭击，指挥官且被匪所俘，这不仅影响一部分的士气，而且使整个战局都受到顿挫。”⁽¹⁾战略上的主动权，慢慢转移到了解放军手里。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群众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日趋高涨。5月20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此起彼伏，国民党的后院起了火。在5月间的参政会会议上，民盟主席张澜等参政员的提案，历数人民的痛苦，坚持要求停止内战、恢复和平，并且要求“政府先明令停止征兵与征粮、征实，为倡导和平之表示，以减轻人民负担”，“政府先饬各地方文武官吏，切实尊重人权，保障自由，迅速释放一切政治性被逮捕、被拘禁之人民，恢复政治性被封闭、被查禁之刊物。并停止一切有名无名的特务非法恐怖行为”⁽²⁾。张澜等的提案在参政会内得到了广泛的共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内战方针，在自己的统治区也遭到了严重的抵抗。这使国民党深感自己的区区虚假的民主政治形式也成了它的战争政策的绊脚石。

同时，原先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如李济深、冯玉祥等也加紧了反对蒋介石的活动。美国驻北平领事弗里曼（Fulton Freeman）获得情报说，存在着建立一个第三党的运动，其中包括了许多非黄埔系将军，“他们中的许多人，急于除掉委员长（指蒋介石——引者），以便促使内战结束”。据估计，这股力量共计有32个整编师⁽³⁾。当然，这类活动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和成效，存在着疑问，活动的性质也各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着蒋介石的统治，打击着国民党的士气。

1947年5月24日，蒋介石考虑时局对策说：“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奸党为遂行其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之意图，其在前方则广泛展开武力斗争，攻城掠地，着着进逼，而在后方各大都市，则鼓动风潮，扰乱社会，更无所不用其极。而此次参政会中，亦既为只求和平不顾利害之空气所笼罩。而本党同志又大都苟且自全，随声附和，革命志业，委以尸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若不早下决心，用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则因循延误，更难挽救。故决定先肃清后方，安定社会，再图军事之进展也。”⁽⁴⁾也就是说，他已不能容忍区区民主政治的形式存在，而要进一步强化军事独裁统治。6月27日，蒋介石进一步考虑当前要务归结为：“一为实施总动员，二为党政改革，并拟于鲁中军事告一段落，即实行总动员，巩固后方，而先以整饬党务，充实军队，改革币制，切实稳定社会，树立威信，恢复革命精神为急务。”⁽⁵⁾

不过，蒋介石已经等不得前线军事的进展，即着手部署动员。国民党发动的对中共的军事进攻，当时叫作“绥靖”行动，按文字含义，只是对地方进行“安抚”的工作，用以掩盖大规模内战的本质。国民党为了进一步强化战时体制，“绥靖”这一概念就名不正言不顺了。6月20日，蒋介石在宴请国府委员时，张继就提出要对中共“明令讨伐”⁽⁶⁾，以便公开用军事、特务统治，强力压制舆论，强行集中人力物力，支持战争。25日，最高法院检察署训令全国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以“窃据国土，称兵叛乱，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名，饬属严缉毛泽东⁽⁷⁾。《中央日报》借用某法学家的话说：“最高法院对于毛泽东之通缉，在人民心理上必能产生一种极严正之印象。此后倘仍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作乱为政治性之斗争，不仅属是非之观念，且系犯罪思想。”⁽⁸⁾不过，蒋介石对于选择明令讨伐还是采取全国总动员的方式，有所犹豫。当时，青年党方面，曾琦主张：“第一，讨伐令下后，共党必在东北自行组织政府；第二，苏俄可能首先承认其所支持之傀儡组织；第三，战事若扩大及长江时，最重现实之英国，亦可能承认其为交战团体。故不如实际上总动员以征剿之，而形式上之讨伐令则从缓发。”⁽⁹⁾

1947年7月4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正式向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国务会议提交了一份议案：《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提请励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该案指控“中国共产党拥兵割据，扰害地方，武力叛国”，并要求：“必须全国军民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一面加紧戡乱，一面积极建设，方能扫除民主宪政之障碍，达成和平建国之目的。本此意旨，拟请由国务会议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励进行，举凡加强经济建设，刷新地方政治，发动人力物力，改善粮政役政，保持社会安全，救恤人民疾苦，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厉行消费节约，增进农工生产，提高官兵待遇等项，均交各主管机关，妥拟方案，制颁法令，一体依法推行。”⁽¹⁰⁾

总动员令的实施，本是使国家从平时体制转入战时体制的强力措施。国民政府曾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日宣战后，制定《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国民政府于战时为集中运用全国之人力物力，加强国防力量，贯彻抗战目的，制定国家总动员法。”⁽¹¹⁾《国家总动员法实施纲要》规定：“国家总动员之使命，在于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达成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其方法为增加生产、限制消费、集中使用，因而管制物资之生产、分配、交易、储存乃至征购、征用，实属急要之图。”⁽¹²⁾但中国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处于战争状态，在战前和战后，也一直处在内战状态，人民长期过着战时生活。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经历了长期战争的痛苦之后，迫切需要和平和民主的生活。因此，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发布这种总动员令，根本不可能起到动员人民从事战争的作用，只能是强化法西斯式的恐怖统治，更加残酷地掠夺社会财富以供战争的需要，加剧人民的痛苦，从而激起人民更大的不满和反抗。

按例，战时体制，必须限制人民平时享有的民主生活，以便当局集中权力，实行军事管制。抗战胜利之后，对人民要求的民主权利，国民党为了敷衍各方面的舆论，做了一些表面文章，而且召开了制宪国大。这些举措，本不为中共和中间性的民主党派所承认，所以他们并没有参加制宪国大。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既要实施总动员，当然就要进一步限制人民本来就不存在的民主权利，也就不可能去实行什么宪政。然而，这个总动员提案却要让总动员去扫除民主宪政的障碍，在后来也就是在总动员令之下行宪。如果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循序渐进的理论，也就是让军政时期和宪政时期同时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行政院长张群也感到了逻辑和体制的无理，只好勉强解释道：“现在的动员问题，一方面是要集中人力物力来使用，加强戡乱的力量；一方面又要作实施宪政的准备，从事建设。这两件事好像不能平衡，顾到戡乱便顾不到建设。就如今日谈到的军法问题，顾到治安，就顾不到宪治一样。这都是出于情不得已。”⁽¹³⁾国家体制的混乱和滑稽，也表明国民党和蒋介石已经统治乏术，回天无力了。

正由于有上述的矛盾，行政院在贯彻总动员令时，没有直接援用《总动员法》及其相关法规，而是另行制定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这个纲要，除规定对于妨碍人力物力动员的行为以及怠工罢工停业等予以惩处外，其第七条规定：“为维持安宁秩序，政府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第十四条规定：“人民基本权利，均应切实尊重，妥为保障，除因动员戡乱所必需之各种法令必须切实施行者外，任何法外侵扰行为，均应严行防制。”而第二条规定：“实施宪政及各项有关宪政之选举，均应依照规定积极进行。”⁽¹⁴⁾这就是说，在实行战争动员的同时，还要制造民主宪政的表象，多少缓冲一点人民对独裁政治的愤怒。张群在前述总提示中表示：“我们对于动员令的实施，除了照动员戡乱实施宪政纲要运用外，假如超出了这个范围，在行政院权责上，自然还可以再引用动员法其他条文，另定办法。不过，我总希望能够如此顺利进行，不至于扩大更好。”⁽¹⁵⁾

“戡乱”总动员令发布后，民盟成了执政的国民党攻击的主要对象。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对记者发表谈话：“总动员令之颁布实施，旨在加强剿匪军事，若仍有人提出反对战争口号，即系反对政府。此项行动绝对不能饶恕。君等可以我意转告民盟朋友。”⁽¹⁶⁾蒋介石在“七七”前夕发表广播讲话，一面攻击中共，一面也对民盟加以影射攻击：“共产党利用社会上苟且偷安、因循姑息的心理，指使其反动工具，提出‘反对征粮’、‘反对征兵’、‘反对内战’等各种口号，来颠倒黑白，麻醉人心，蛊惑社会，动摇国本，使我们的人力物力乃至精神的力量，都不能集中应用到剿匪和建设的工作上去，坐视共匪暴力长大，叛乱因而蔓延。追本溯源，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人士中了共匪反宣传的毒计。”⁽¹⁷⁾

但是，民盟方面并不因为总动员令的发布，及蒋介石、孙科的威胁恫吓而屈服。7月8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书面谈话，对总动员令表示遗憾：“至今日政府下总动员令矣。同人痛心之下，复有何言。”同时表示：“同人一日为中华民国国民，矢愿一日为民主和平统一而努力。”⁽¹⁸⁾7月11日，参政会举行驻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白崇禧在会上作了军政情况的报告。参政员潘朝栋在会上提议，请政府励行总动员令，遭到民盟参政员黄炎培的痛驳，主张由提案人撤回。潘的提案，在参政会内遭到强烈反对后被迫撤回。黄炎培在日记中记道：“参政会条例第一句，团结全国力量，不能赞成战争。大会通过和平方案，驻委会无权违反。我本次多数第九，经十余人让出递补驻委，全为我民盟或可为和平助力，我安能主张战争。”⁽¹⁹⁾国民党政府方面，为此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民盟的压迫。

此外，总动员令发布后，经7月18日国务会议第七次会上通过，国民党政府于7月22日发布训令，批准行政院于7月8日第十一次院会决议：“原保留共党之国大代表及国府委员之名额，应予取消，共党现任参政员者，应予除名，今后如办选举，亦不再为共党保留名额。”24日，参政会秘书处函复国民政府文官处，已将毛泽东、林祖涵、陈绍禹、邓颖超、董必武、周恩来、吴玉章除名（另一共产党参政员秦邦宪已去世）⁽²⁰⁾，表示了国民党与中共的最后决裂。

此后，各种加强统治和控制的法令法规即陆续出台。

二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

蒋介石面临着全面的统治危机，深知不改革就难以生存。总动员和党政改革，是他企图挽救危局的两项措施。

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作出了三项决定，一是集中党与团的力量，二是加强剿共军事，三是依照宪政实施准备程序，办理选举⁽²¹⁾。与准备总动员的同时，部署改革。党团统一是为行宪作准备的改革部署。

国民党之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原期望向党内输送新生力量，而结果却形成党团之间的纷争。白崇禧在1947年初即向蒋介石建议，确定青年团的性质。他指出：“青年团应使成为党之生力军，在党领导之下，为巩固革命政权而奋斗到底……惟就过去七年来之经验与教训，青年团与本党之关系，未能明确划分，而工作亦多重复，必须立即加以调整，乃能避免相抵相消之病。”他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案确定青年团隶属于党而在工作上与党有明确之划分。如苏联的青年团。第二案青年团独立成一政党。第三案青年团为社会性之训练组织，其性质如今日之童子军⁽²²⁾。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时，萧铮也指出：“党的号召力异常薄弱，非但一般人不相信国民党自己的决定能够施行，一般民众没有信心，就是我们自己的党员也没有信心。党到了这个阶段，的确没有法子收揽人心。抗战期间，总裁看到了党的危机，为新的号召，在抗战期间成立了青年团，希望能有真正新的号召，从【重】新提起党的精神。不幸到现在目的没有达到，党团分成了两个组织。”⁽²³⁾这就是说，组织三青团的结果，不过是使派别林立的国民党又增加了一个派系。

蒋介石把白崇禧的意见交给吴铁城、张厉生、陈诚，会商的结果并未如白崇禧要求的那样确定团的性质，竟规定：“绥靖区高级军事长官，如察明当地党政负责人员有不称职或自相磨擦贻误事机者，先行撤换，或调整，再行补报。”⁽²⁴⁾这种规定只是一种战区的军事独裁手段，不可能达到发挥党团政治功能的目的。

这时，国民党即将部署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准备行宪。6月25日，选举总事务所正式成立。党团之间，在竞选中发生冲突，已经难以避免。蒋介石认为青年团“过去在心理上精神上已经犯了两个足使革命失败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决定今年团的中心工作在参加立委和国民代表的竞选；第二个错误是主张与本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发生相互的作用。这两个错误的决定足可以使革命整个失败。青年团是青年组织，是培育青年、为青年服务的团体，为什么要参加竞选，为什么要使纯洁的青年变成政客？这样的青年组织还有什么革命性可言？要知道：凡是竞选的人就是你的敌人，那里还有功夫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所以你们这种行动的后果，只有促成党团对立，而减少本党革命的力量。这是我所以要把团合并于党的主要原因。”⁽²⁵⁾

6月27日，蒋介石召见三青团书记长陈诚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宣布实行党团统一组织的决定。至6月30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和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党团统一。蒋介石在讲话中感叹说：“现在我们党的精神是太颓唐，太消沉，根本提不起气来。所以我们中央同志人人都要立下决心，要趁此时机来自反自觉，贡献自己的才力。对于本党作一番彻底的改造，彻底的刷新。如果还是不从改造党的本身着手，那么革命建国的前途，绝对没有希望！”⁽²⁶⁾是日，蒋介石手令成立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设立党团统一组织研究委员会，并拟订9月9日召开党团中央全体联席会议⁽²⁷⁾。

当时，国民党正在批判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士大夫意识，压制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内战政策的批评。而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已深深地侵入到国民党政权中去。虽然民国以来，中国的现代经济和现代观念有所发展，但仍非常薄弱，大批读书人仍然只能以做官为谋生手段，甚至是唯一的谋生手段。像黄炎培那样，辞官不做，一心从事社会事业的人；像章乃器那样，主张不靠做官吃饭，不靠做官发财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在战争环境下，是无法发育壮大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的。蒋介石通过青年团向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的结果，竟发展成了传统的朋党之争。尽管国民党人以北宋的新旧党争的历史教训为鉴，实行党团统一，又能发生什么改革效果呢？

7月16日，蒋介石对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全体委员作出指示：“此次合并统一，应以求其产生新的力量为前提。故必须提出新的革命主张及办法，以资号召与团结，使人民拥护本党。其次为对党员团员提出新的要求，并以能否符合此要求，作为肃清腐败分子之标准。党团合并统一工作，应视为政治革命性的，而非技术或事务工作。”同时，确定9月9日召开党团中央全体联席会议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并为会议准备相应文件⁽²⁸⁾。

1947年9月5日至14日，三青团二届二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宣告了三青团团务的结束。9月9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暨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召开。在开幕典礼上，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指出：“此次大会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造本党，充实内容，以期完成我们历史的使命。”他规定了大会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这次大会要完成党团的统一，团结意志，加强党的力量，来消灭共匪，完成革命。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实在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达成这种任务。第二，这次大会要对今年十二月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要作必要的准备。对于选举国大代表的具体办法，应该赶快决定，迅速举办，使别人明了本党有真正实现民主、还政于民的决心，以打破共产党对我们的毁谤和社会上对我们的怀疑。”蒋介石痛苦地指出：“这次大会，各位同志应该切实检讨，我们为什么会弄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会弄到人人束手无策，人人失去自信心。经济问题不过是各种问题中的一种，其他如军事、政治各方面没有一样不是如此。本来处在很好的环境，具有很好的条件，一到我们的手里，就毫无办法。这真是最耻辱最可痛的问题。”他警告说：“而仍如过去一样，因循苟且，腐败堕落，甘于暴弃，那即使没有敌人，我们也将遭遇天然的淘汰，无法生存于这个世界。”⁽²⁹⁾

在会上，秘书长吴铁城作了党团统一组织的报告，行政院长张群作了政治报告，国防部长白崇禧作了军事报告。吴铁城对这次会议寄予了极高的期望：“此次会议为富有革命性、建设性、政治性之会议，为集中革命力量、巩固革命组织之会议。其由此会议而实现的党团统一组织之力量，其必可以戡定变乱、统一国家、改善民生国计，将同于民国前二年改组兴中会为同盟会以后之卒能推翻清廷，民国三年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后之卒能推翻袁世凯帝制，民国十三年改组中国国民党以后之卒能荡平军阀，民国二十七年本党实行新建设以后之卒能获得抗战胜利。”⁽³⁰⁾

会议的中心议题为《如何加强本党革命组织，革新政治，完成戡乱建国，贯彻后期革命之任务》⁽³¹⁾，围绕此中心议题，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拟有《党的新建设纲领草案》，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拟有《中国国民党改造纲领草案》供大会讨论。但讨论的结果，仅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而“关于当前政治纲领，经大会详加研究，认为此次全会不必另订新的纲领，应就历届全会所作决议，择要力行，藉收实效”⁽³²⁾。同时，会议通过了《统一中央党部团部组织案》。蒋介石认为：“此次会议，以本案最为重要，今由大会通过，充分表现吾人团结之精神，奠定本党新生之基础。”⁽³³⁾

国民党的这次党团统一，其主观目的上，“系革命组织之彻底改造，其意义系政治革命性的，而非事务技术性的”⁽³⁴⁾。改造方案反映在《当前组织纲领》上，纲领中的“原则”一项规定：“1．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整饬纪律，淘汰腐恶分子，严肃革命阵容，以促进党的新生。2．吸收党员，应特别注意优秀农民、工人及青年知识分子，以为革命之主力。3．建立宪政时期党的作风，改善组织运用。今后各级党部当以服务民众，切实为民众生活之改善、痛苦之解除及知识水准之增高而努力。”纲领规定党团员要重新登记为党员，党员要登记财产，禁止党内的小组织，等等⁽³⁵⁾。但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成风，这些官样文章，难收实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Stuart）在9月20日致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的报告中评论说：“对这次大会的特殊成就似乎毫不足道。它只是在常务委员会之前进行了职位的预先瓜分和政府的一些调动。鉴于合并青年团的计划规定党员要重新登记，所以可能出现改革和清党。但现阶段尚难预见改革和清党的形式及性质，不过可以推测，它符合于最有势力的集团的愿望与野心。”⁽³⁶⁾

为了改造国民党，蒋介石于会后继续部署统一工作，并曾要求：“自明年一月起，办理党务人员，均为无给制，应与统一组织办法同时宣布，并自十一月份起，凡有党籍之党员，均应由其所属党部实行征收党费，并以收费之成绩，定党部工作之优劣。”⁽³⁷⁾也就是使国民党从国库养党，改造为党员养党。但研究的结果，“事实上似不可能”⁽³⁸⁾。因为，地方党部的人，本来就觉得待遇不公，生活困难。程中行说：“地方党部里，个个人都是苦干，生活很苦，像叫化子一样……现在上海市党部就没有一辆汽车。所以中央对于地方党部的待遇似太残忍。”⁽³⁹⁾谷正鼎说：“党外人说国民党一党专政，我们实在没有……在我们本党，今天既不能支配政治，实际上政治的权力反被一些官僚所窃据支配了，成了官僚政治，挟天子以令的诸侯的政治。”⁽⁴⁰⁾这些CC派分子，对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并不满足。

蒋介石在9月13日闭幕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强调“第一要澄清吏治，根绝贪污”，指出：“现在我们中国政治最为外人所诟病的，就是我们政府的贪污和无能。这当然是部分的现象，然而我们政府里面如有一个贪污的官吏，就是我们全体的耻辱。而本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当然要负责任。”然而，就在这篇讲话中，他在要求党员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时，直接出面为宋子文辩护：“今天有一件事可以附带报告的，就是宋子文同志，已决定捐献其建设银公司全部股产，作为救恤抗战剿匪死难同志家属之用。宋子文同志在前次卸任财政部长之后，经营经济事业，颇多成就，而社会上多诬为官僚资本。现在宋同志慨然将其财产捐献于党，足见其并非为私人利益经营事业，而是为党为国发挥服务精神。他这种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感佩，值得全党同志效法。”⁽⁴¹⁾

一位路人侧目的权贵，竟然受到如此崇高的评价，不免使正人丧气。会后不久，宋子文即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一位反对共产党、宁肯与国民党同归于尽的自由主义学者傅斯年，是年3月间写信给胡适说：“‘政府决心改革政治之诚意’，我也疑之。盖不能不疑也。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然蒋公在全会上（指三中全会——引者）骂人时仍言孔宋不贪污也。孔宋是不能办的，CC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借重先生（指胡适——引者），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假如先生在京听到蒋公教训中委的一段话，当知此公表面之诚恳，与其内心之上海派决不相同。我八九年经历，知之深矣。”⁽⁴²⁾他感慨地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⁴³⁾傅斯年不愧是一位历史学家，说出了至理名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经是可以预期的了，任何所谓的改革，都无法挽回它失败的命运。

三　民主同盟被迫解散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改革”和“民主”的旗号下，筹备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准备行宪，所谓“还政于民”；而一方面又在“戡乱”总动员令之下，压迫中间派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同盟解散。这一严重的政治压迫，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国大尚未召开之时，就给自己筹备中的“民主政治”打上了一个大大的疑问号。

自从5月间学潮爆发之后，国民党方面就对民盟的疑忌更为加深。“戡乱”总动员令发布后，民盟仍坚持反对内战、反对总动员的政治立场。延至10月间，国民党决心排除民盟这一异己的政治派系。10月1日，新闻局长董显光发表谈话，指责民盟“殊非独立政党，实为中共之附庸”⁽⁴⁴⁾。为此，黄炎培起草了一个经民盟同人商定的书面谈话，予以反驳：“炎培所愿向各方坦白说明者，民盟一切行动，只以民盟中央纲领所大书特书的民主、和平、统一为目的。为了主张统一，所以反对分裂；为了主张和平，所以反对战争。为什么反对分裂？分裂将不成为国家。为什么反对战争？战争给予老百姓痛苦实在受不了。这都是双方的，不可片面的。民盟同人，不能帮助国民党去打共产党，那能帮助共产党来打国民党？同人亦知是两方不讨好的事，但宁使不讨好两方，不愿违反自己一颗良心。”⁽⁴⁵⁾对当局的攻击，常驻南京民盟总部的民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罗隆基，也在报上公开进行了答辩。

国民党方面一步步地强化对民盟施加的压力，它已容不得民盟以不同的政治观点进行自由答辩。10月3日，董显光就黄、罗的答辩，进一步攻击民盟：“自参加政协以来，无独立之政治主张，有之，唯追随共党，亦步亦趋，为世人所共见。”⁽⁴⁶⁾10月7日，西安警备司令部公然枪杀了在押的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10月13日，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总动员会声称，民盟在“戡乱”总动员令宣布后，“尚认定共匪为友党，即无异于附敌，无异参加叛乱，应与共匪同在讨伐之列”，要求当局“明令解散”⁽⁴⁷⁾。10月23日，南京梅园新村、高楼门两处民盟总部办事处均为警察围困，出入须检查。罗隆基和民盟成员的活动遭到跟踪和监视，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民盟作为一个从事合法活动的政党，面临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

上海民盟方面接到南京方面的报告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史良、叶笃义等在张澜处商谈对策。同时，上海警方对民盟事务的干预也强化起来。至10月27日，为了缓解国民党对民盟的压迫，上海民盟领导成员决定请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较密切的黄炎培到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黄炎培即与上述民盟领导成员商定最后主张：“如政府不下令解散，即声明现状，通告盟员停止政治活动。”⁽⁴⁸⁾当日，叶笃义和黄炎培即先后前往南京。同一天，内政部发言人指控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内政部“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处置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⁴⁹⁾。10月28日，黄炎培乘车到南京后，看到了报纸上登出的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谈话；翌日，又看到了报上登出的所谓民盟参加叛乱真相文件。鉴于国民党当局的严重压迫，民盟作为一个合法政党，在事实上已经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性，他必须为民盟的结束方式和民盟成员的人身安全同当局谈判。

黄炎培到达南京的当天，即先访问邵力子，旋至司徒雷登大使官邸，同傅泾波、罗隆基、叶笃义一起商谈两小时，随后到参政会借邵力子办公室再和罗隆基、叶笃义商量两小时。翌日，司徒雷登向国务卿报告说：“民盟的共产倾向仍令人怀疑，很少希望它能具有自由运动的核心作用。我目前主要担心的是，政府在对民盟的鲁莽迫害中，将进一步使自己声名狼藉。而民盟则获得主张开明宪政的人士的同情，这使民盟更加左倾，并从事地下活动。”⁽⁵⁰⁾

黄炎培探明了民盟的处境后，第二天即前往拜访行政院长张群，就民盟的结束方式和民盟成员的人身安全问题与当局谈判。根据《黄炎培日记》的记载，谈判的要点大体为：一、民盟解散由政府宣布还是由民盟自行宣布；二、民盟要求必须公告其成员免除登记；三、罗隆基个人的自由保障。民盟方面，黄炎培向张群、吴铁城（国民党秘书长）要求政府宣布解散，而国民党方面既要迫使民盟解散，又不愿背解散民盟的反民主的政治包袱，因而逼迫民盟自行宣布。黄炎培提出的基本条件是：“一、撤退监视，恢复自由；二、各地盟员一律无庸登记；三、代管（指为中共代管——引者）或拨给房屋交还政府。”⁽⁵¹⁾在谈判中，和黄炎培个人友谊良好的张群，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而在幕后的人则立场严峻。据《黄炎培日记》记载：“（11月3日）夜九时，岳军（张群——引者）又招往谈，乃大变：（一）取消换函，（二）不允努生（罗隆基——引者）明日同赴沪，皆以某方为梗。余议将来往函叙入总部解散内，准明晨八时半脱稿送到，努生事明日偕努生来面商。即夜起草完了，大能（黄炎培之子黄大能——引者）录副。……（11月4日）七时到参政会共努生等公阅昨夜稿。八时半至官邸挟努生、笃义往。岳军接稿，约定十二时顷电话复努生去沪事，恳商结果亦待十二时复。十二时得岳军电话，昨稿略修正认可，努生见允去沪，此事乃始圆满解决。”⁽⁵²⁾谈判的结果，民盟以自行宣布解散的严重代价，换取了暂时免遭大规模镇压的危险，为民盟成员转入地下赢得了时间。

11月4日下午3时3刻，谈判结束之后，黄炎培即同罗隆基、叶笃义一起在特务监视下回沪。翌日，民盟中央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据《黄炎培日记》记载：“九时半，到集益里，表方、衡山、努生、笃义、史良、张云川（陈新桂列席）共商大计。余报告在京商洽经过，努生继之。衡、史、云各就携归之稿仔细商榷，发表异议。终以大局被迫至此（至门外特务为努生云集），已无否认之余地，乃决照原稿付公表。”⁽⁵³⁾沈钧儒、史良、张云川等虽曾义愤填膺，表示反对解散，但因缺乏具体办法未能通过。民盟本是一个松散的进行合法活动的团体，并没有武装斗争和转为地下斗争的充分准备，在国民党压迫来临之际，民盟中央并没有力量采取强有力的应变措施。在国共两党眼里，民盟都只是历史机遇的产物，在国共大决战的时候，民盟作为一个并无强大社会基础的政党，其被迫解散，也是无可奈何的历史命运。

1947年11月6日，民盟主席张澜不得不签署了民盟解散的公告，这份由当局审定的公告宣布：“合将洽商经过情形公布周知，并通知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⁵⁴⁾翌日，张澜发表个人声明：“余迫不得已，忍痛于十一月六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⁵⁵⁾

黄炎培在南京谈判期间，心力交瘁。11月2日，在谈判间隙游玄武湖时，赋《玄武湖秋感三绝》⁽⁵⁶⁾以明志：

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争羡湖园秋色好，万千凉叶正辞枝。

红黄设色补寒苔，点缀秋光枉费才；毕竟冰霜谁耐得，青松圆角后雕材。

那有秋纨怨弃遗，金风尽尔鼓寒漪；谁从草际怜生意，百万虫儿绝命时。

民盟公告发表后，他又发表了《我与民盟》一文表明心迹：“经过无数沧桑，到今年——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政府认民盟为非法团体，禁止活动，民盟同人亦已不能活动，而我于其间被推自沪赴京，与政府当局商善后办法。七日之间，会商七次，民盟主席乃于十一月六日宣布洽商善后经过，同时正式公告……一部大历史，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者，不知凡几。民盟已矣，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唯春秋。我只平心静气地问一句话：请大家公正检讨民盟从创始到结束，前前后后所有文件，曾有一字一句，足以构成危害国家颠覆政府的罪行者否？”⁽⁵⁷⁾他忧劳过度，旧病复发。

从1940年底黄炎培动议创立民盟起，作为一个独立、中立、进行合法活动的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系（或称第三方面）的政党组织，至此宣布结束。中共方面，周恩来也指出：“自民盟在蒋管区被迫并由其一部分领导人接受国民党的命令自行宣布解散后，全国性的第三大党运动已经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破产。”⁽⁵⁸⁾从此，民盟的基层组织开始转入地下活动，民盟总部的恢复和政治路线的确定，转移到香港进行。

第二节　国大选举和实施宪政

一　行宪国大的政治意向

蒋介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实行“戡乱”总动员的同时，仍继续部署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准备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所谓“还政于民”。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行宪是抵制社会上与中共进行和谈要求的一种手段。南京《中央日报》曾于是年5月24日发表社论：《和平的根本是行宪》，强调说：“寄语热心和谈的先生们，与其空费唇舌以倡导前车可鉴的和谈，毋宁同心协力来促成宪政，督促共产党也实施宪法，一切听命于人民代表的决议，移疆场的战争于议场之中，这才是实现和平的根本办法，这才是国家和人民的福音。”

同时，实行民主改革一直是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的先决条件。8月10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蒋介石陈述了他对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意见⁽⁵⁹⁾：

1．中国应参加反对共产党侵略的国际民主集团。

2．美国一直准备以正当和可能的方式援助中国，条件是现政府必须足以证明其进行改革，以恢复非共产党人民的支持。

3．程序可包括以下措施：

（1）国民党应与政府截然分开，就像民主制度下的其他党派一样（蒋委员长已让郑将军准备一份有关美国两党的材料交他审阅）。（郑将军，即郑介民——引者）

（2）军事方面，在美国军事顾问团帮助下，从目前内战的实际情况出发，按政协原则改组军队。军队短小精悍，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物质充足，士气高涨，这将比目前的军队更有效率，开支更少。如何裁官减兵，这一问题不可忽视。

（3）行政方面，在开始阶段可扩大监察院职权，以制止文官中猖獗横行的贪污腐化现象。在宪法生效日期（12月25日）之前，先宣布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条款生效。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对民主制度的真谛和价值的崭新的革命精神，具有全新的热情与生意昂然的信念。蒋委员长必须对此有献身决心。他本应是国家的元首，但他太多的只是一党之魁。

1947年七八月间，魏德迈（Albert Wedemyer）奉美国政府派遣访华期间，也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官员就民主改革问题，作了训导式的建议：“政府不应对于批评感到烦恼。我想建设性的批评应当加以鼓励。这样可使人民感到他们是参与政府，成为政府中的一分子……政府应该指出：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有缺陷，能做错事，然政府应当强调错误一经指出，必将采取有效步骤来补救。政府应将有关支出及税收的消息，坦白发表，让全国人民知道，每个人，尤其是富户及大商业公司现在交付多少所得税。任何官吏或个人违法犯罪要公开宣布，并指出所定的处罚。政府个别活动的成绩或良好工作亦要依同一方式公开宣布。所有这些事情，将有助于人民方面对政府的信任。人民需要知道，也有权利知道现在进行什么。政府方面公开的正式公告也能促止反政府者的恶意揣测和反宣传。”⁽⁶⁰⁾“为了恢复及维持人民的信任，中央政府必得立即施行彻底的深远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空言已是不够，实行乃是绝对需要的。必须承认徒有军事力量不能消灭共产主义。”⁽⁶¹⁾

因此，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面通过党团统一来进行改革，一方面急于通过行宪来表现改革的实绩。

但是，要蒋介石和国民党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实现民主，开放政权，谈何容易。司徒雷登一再劝蒋介石让陈立夫出国，以减弱CC的影响。但仅这一条，蒋介石也不愿意去做。他向司徒表示：“他本人也考虑过让他（指陈立夫——引者）到欧洲旅行，但眼下鉴于选举日益迫近，他不能没有他。”⁽⁶²⁾仍然是3月间傅斯年批评的作风。那么，蒋介石又怎样来体现行宪的民主性呢？显然，他只能做一些民主的花架子。

对于召开行宪国大，在9月9日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上，蒋介石作了一些布置，其主要着眼点，在于通过大选，向青年党和民社党“开放政权”。蒋介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说：“我们这次选举代表，必须信守下列三个方针，即：（一）党员参加竞选，必须由党提名，绝对禁止自由竞选。任何党员如不听命令，自由竞选，党部即开除其党籍。（二）必须选贤与能。凡本党所提之候选人，必须其人格道德和能力学识，均足以为人民的代表，且为众望所归的人物。青年同志最好不要参加竞选。党部尤不可以选举为迎合青年心理的手段，使他们放弃本身基本的工作，而走上政客的道路。（三）选举必先推社会贤达与友党提名的人士，而后及于本党党员。这一点特别重要。”他希望：“这次国民代表选举的结果，如果本党同志只占半数，则可以说是我们的成功，若是超过半数甚远，甚至占百分之八十或九十，则是本党的失败，而非建国的成功。”⁽⁶³⁾

但是，有着民主政治理念和一定社会基础的民主同盟，由于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显然不会参加大选，而不久也被迫宣布解散，更何况中共了。国民党的让贤怎能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呢？当时的中国政治，只有通过政协的形态，才有可能在实质上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向民主政治前进一步。但政协精神已被内战破坏无遗。青年党和民社党在民主的旗帜下，其实仍然充斥着传统的士大夫观念，在社会上并无群众基础。章乃器一针见血地指出，青年党左舜生所主张的“民主”，是“以‘给我官做’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开放政权’”⁽⁶⁴⁾。司徒雷登也曾指出：“为扩大政府基础而纳入政府的两个少数党人员，贪心于争权夺利，超过了许多国民党人士。”⁽⁶⁵⁾蒋介石把行宪国大的“还政于民”，变成向青年党、民社党开放政权，这样的民主政治，当然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而且，由于国民党内对任何微小的权力都争夺不休，他想向青年党和民社党“开放政权”，也成了一桩徒增纷扰、加深国民党分裂的举措。

二　纷扰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国民党在四中全会后即着手部署选举事宜。参加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的党派限于参加制宪的党派。由于中共和民盟不参加大选，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能够和国民党竞争，而为了确保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成员当选为国大代表，使得这次大选体现出党派民主的模样，国民党就只能采取让予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又怎能体现民主法治的精神？这本身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早在7月初，国民党方面，由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与青年党、民社党的胡海门、蒋匀田、左舜生、陈启天等商定，三党选举合作，国民党对青、民两党的竞选采取协助态度。这时候，民主社会党内部发生分裂，以伍宪子为首的革新派从民社党中分出，但仍称民社党。张君劢的民社党力量和影响更为衰弱。国民党四中全会后，三党即具体协商三党联合提名方案。但三党协商非常困难，加上中国交通不便和内战十分激烈，原定10月份举行选举，不能如期进行。9月26日的国务会议上，决定将选举日期推迟到11月21日至23日举行。

没有实力的民青两党，不能不仰仗国民党的帮助，但他们又贪心很重。10月15日，民社党发言人徐傅霖对记者发表谈话，声明“若民社党不能获得国大代表四百名、立法委员一百名额，该党将保持在野党地位，放弃本年普选”，并表示这是该党“最低限度之要求”⁽⁶⁶⁾。选举即将临近，而三党的协调仍未结束。11月6日，民青两党对国民党方面交来的两党候选人名单都表示不满。张君劢在致吴铁城、陈立夫的信中说：“兹经本党中常会议决认为，台端所提名单中，于本党前提之重要人员，漏列甚多，倘照此公布，将令全党哗骇，有碍于目前合作之局，断难同意。爰再将前开首要名单中，必须产生者，另开名单，计共七十四名，并将台端所开名单中，删去四十四名。至于绥远、山西、山东、东北、河北以及其他未能选举之区域，请查照本党原开首要名单，于提名时，分别补入，以符协定。关于由本党提名之县份，其候补人亦应由本党分别提名。再，职业及侨胞代表人数，原在定额以外，仍请维持原议，合并声明。”左舜生、余家菊、刘东岩在致陈立夫、吴铁城、张厉生的信中说：“顷奉先生等交来之本党国大代表候选人名册两件，经本党中常会研讨之结果，认为与原议大有出入。贵党调整名单之煞费苦心，本党无任钦佩，自能予以体谅。但本党对此名单难于完全接受之实情，亦望贵党特予鉴原。兹特送上最低限度必须增改之名单一份，拟请察照增改，始可公布。如贵党对此增改之名单，尚有不能同意之处，务希将本党国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全部保留，并即约晤，以便商洽。否则，本党对先生等未经采纳本党所请增改之意见，而公布之名单，势必难以承认也。”为此，国民党特意召开中央临常会进行讨论，“各委员为顾全宪政大局计，均主张委屈求全，不使破裂，决定关于各县市之候选同志，能让与者，即予让与，其确有困难之县市，则说明理由，拒其要求”⁽⁶⁷⁾。

直至11月中旬，三党候选人提名名单才协调成功，先后予以公布。《中央日报》（南京）于11月11日发表社论《国大代表两党提名之公布》，为国民党对外谈苦经说：“两个友党要提名候选人五百六十人，就是说全国各县之中，发生了五百六十个问题，需要国民党来考虑其解决的方法……直至最近五日，民社党将其既经提出的名单抽出四十四人，另提七十四人，更使国民党中央在技术上感觉困难。”结果，国民党提名1758人，青年党288人，民社党238人⁽⁶⁸⁾。而国民党提名者中间，还有不少非党员，以贯彻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员让与非党及友党人士的指示。但由于国民党内反对采取“比例”制，反对“保证当选”的舆论很强烈⁽⁶⁹⁾，因此，这次协调，仅仅是三党的联合提名，以此来提高当选的概率而已。民社党于提出候选人名单后，发表声明，对蒋介石表示感谢：“本党为参加制宪政党之一，今日参加竞选，以肩负共同行宪之责，实为义不容辞。此次虽以候选人之提出，与原来之协商出入过多，致费周折，然为突破行宪困难计，始终与友党委屈商洽。幸有感于蒋主席鉴空衡平、公平处理之精神，乃予接受……此不能不感佩蒋主席之诚恳与友党之相谅，仍望友党今后本此精神，共同继续努力，以利宪政基础之树立。”⁽⁷⁰⁾

当时，国民党内外许多人士要求推迟大选。10月18日，在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上，余楠秋责问张群说：“政府对人民缺乏诚意，大选何以不能顺从民意而延期？”⁽⁷¹⁾但蒋介石决意举行大选。11月8日，蒋介石约集五院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商讨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与各政党提名事宜，决定仍照常进行。虽其时民社党所提名额与指定地区问题，尚未获解决，但蒋以为“倘再延期，则将益感困难”⁽⁷²⁾。张治中在邀请司徒雷登与王世杰、吴鼎昌、吴铁城、邵力子、甘乃光等共进午餐时，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司徒雷登于11月19日向国务卿报告中说：“鉴于选举有可能危害和谈的效果，他们建议应该延期选举。邵力子说，他已在国府委员会上提倡过这一行动，但被否决了。他说委员长坚持认为，举行选举是走向宪政的必要步骤。”⁽⁷³⁾

11月21日到23日，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如期举行，在几个大城市中一般秩序尚好，而各地的舞弊和纠纷情事则层出不穷。《中央日报》（南京）引用司徒雷登的话以肯定大选：“以美国人眼光看中国大选，难免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此事之教育价值，实无法估计。中国经此一开端，即正式步入民主大道，对于国家之民主建设，□当发生至佳之影响。”⁽⁷⁴⁾《大公报》评价说：“一般对这次选举的观感，总认为一般选民不够热心，这可说是我们的经验还少，同时也因为这选举甚安全，毫无危险性，所以不必惊慌”，国、民、青三党都是在朝党，“在朝党选举，况且三党实力悬殊，青民两党根本不会有取而代之的野心，而且也绝无此可能”⁽⁷⁵⁾。但很快舞弊和纠纷事件暴露出来，沸沸扬扬，使国民党自乱阵脚。《黄炎培日记》中说：“为了大选，连日各地怪现象记不胜记。本日国民党控制下的《正言报》称：‘本报连日接读者来函，报道此次大选舞弊之真相，揭露操纵把持以及偷天换日之丑态，不一而足，前后信件五百余起。’同报同日载：‘张君劢强调此次选举仅是骗人戏法，包办选举，扣留选票，涂改选票违法事，不胜枚举，此实盗窃民主。’‘江问渔说，有一亲戚青年女子来沪谋事，某机关招令专写选举票，得酬金一百几十万元。’”⁽⁷⁶⁾

当时，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操纵的大选十分冷淡，参加选举的人文盲比较多。如上海北四川路区第一投票所，这一带文化艺术界选民很多，但来投票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不识字的选民⁽⁷⁷⁾。这次投票，采用单记法，即选民要书写被选举人姓名，文盲要请人代书，既易舞弊，错写的废票又很多，笑话百出。而选票在选举前即凭选举权证领取，投票时，选举票是否和投票人相符未加验证，结果，“本届选举之最大弊端，为少数不法之徒，竟利用此种罅隙，事前大量搜集选举权证，甚至区镇公所或选举团体负责人径将选举权证扣留不发，待投票时利用中小学生，轮流投票（实则中小学生，多未达选举年龄），常有一人投票十次以上者，此种情形以第一日妇女选举时最为普遍，当日大行宫、大瓦巷、中华路等投票所几全为市立第一第二女中学生包办（前者属沈慧莲，后者属徐元璞）。二条巷投票所竟有某报记者夏某，临时雇佣贫苦妇女二十余人，轮流投票，每次给钱若干，实为非法”⁽⁷⁸⁾。

但是，选举的结果，最令蒋介石烦恼的乃是青年党和民社党候选人大量落选，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员当选为国大代表，这会使大选所要达到的花架子的门面也难以支撑起来。例如，浙江省，民青两党提名十八名，当选仅七名，上海民社党候选人金侯城所获选票估计仅列第十九名。各地办理选举时，国民党员并未如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听命于党的提名，许多人按选举法的规定，自由竞选。民青两党原指望国民党能保证他们当选，结果落了空，尤其是民社党。时评指出：“民社党在大选中的失败，一方面是实力问题，其次是准备问题。他们把这次普选看做‘配给’，而不把它当作竞选。这点是致命的错误。”⁽⁷⁹⁾其实，与其说是错误，不如说它是一个不具备民主观念的“民主”党。为此，国民党方面，不能不试图予以补救。11月28日，在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国务会议上，张群、莫德惠、吴忠信、居正、余家菊、曾琦、张继、戢翼翘、邹鲁、陈布雷、徐傅霖、于右任十二人提出了《政党提名补充规定》一案，经讨论通过：“（一）凡中国国民党、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党员参加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竞选者，均须由各所属政党提名。（二）用选民签署手续登记提名者，以无党派者为限。”⁽⁸⁰⁾

本来，出现国民党员自由竞选的情况，最多如蒋介石原来指示的那样，执行党纪，开除党籍，而不能改变选举结果。现在，国民党政府竟以国务会议提案的方式，来企图改变选举结果，完全无视选举法的规定，迫使当选的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退让，强行让民青两党成员递补为国大代表。三党标榜的“民主政治”其虚假性，在这一提案引起的纷扰中也就暴露无遗。

12月25日，在宪政实施促进会纪念制宪完成一周年的会上，一些对被迫退让表示不服的代表，会晤孙科，要求予以支持。孙科当即回答说：“此次选举太迁就事实，精神上已与宪法相违背。由于采用若干权宜处置，因此发生种种问题。关于国务会议发表之国代选举罢免法补充规定，亦即国民党中央为扶植友党之补救办法。此次友党要求联合提名，保证当选，事实上是强人所难，而为一件不易交卷之事。”孙科认为：“补充规定对当选之国代当然无约束力，因此本人认为，现在既然事已如此，诸位恐怕除了依法律起诉外，并无他法。”⁽⁸¹⁾

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例会上，又通过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国民党党员让与友党实施办法规定，国民党党员当选为代表时，得与友党当选之候补人互换，作为党让与友党，与本人无关。当时，一批代表于是日晨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中常会请愿，认为当选人资格不能由任何政党及任何行政机构非法撤销，并要求于12月31日前发给当选证书，否则，将于元旦后诉之国际公论，并依法起诉⁽⁸²⁾。

国民党一方面要应付与中共日趋激烈的战争，一方面要做实行宪政的官样文章，弄得手忙脚乱，正是图虚名而得实祸。大选进行之后，制宪国大原定的1947年12月25日宪法生效的日期，越来越逼近。但各地当选代表名单一时无法齐集，而按照有关法律，国大代表需达到法定人数的三分之二，即2031人，才能召集国民大会。显然，到12月25日召集国大是来不及了。于是，一部分制宪国大代表乘机要求召开临时国大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国民政府在12月12日的国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训政结束程序法案》，规定国民政府职权继续行使到依宪法选出之总统就职为止。同时，将国民参政会的任期也推迟到国大开会为止⁽⁸³⁾。这一法案，当即遭到一部分制宪国大代表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欲变更，舍制宪国大会议本身外，任何机关个人不能擅动其只字”，旧约法到时已经失效，“法律绝难略有迁循，而宪法之神圣，更未可丝毫逾假”⁽⁸⁴⁾。但国民政府仍然于12月22日由立法院会议修正公布了《训政结束程序法》⁽⁸⁵⁾。12月24日，全国各地选出之国大代表呈报到选举总事务所的，已达2042名，超过了总名额的三分之二。于是，国民政府即于24日明令于民国三十七（1948）年3月29日召开国民大会。⁽⁸⁶⁾

宪法生效日期正是西方的圣诞节。蒋介石早在12月21日晚即发表了圣诞节广播讲话：“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就是耶稣降生一九四七年的圣诞节，将是我们中华民国和全体人民统一、独立、平等、自由新生机运肇始的一天。我们新宪法特点，就是它保证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即个人的尊严与自由，普遍的给予我们全国的同胞。这个新宪法确认了全国国民的各种自由权利，它在国家统一与自由之下，于一个自由人民的精神中孕育诞生……我们认为新宪法的实施，只是完成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最后目标的初步。但这对我们中国三千年来专制政体和封建社会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我愿我们全国同胞，凭着信仰和虔诚，共同一致，努力前进。”⁽⁸⁷⁾然而，空话不可能掩盖铁的事实，假民主的把戏，并不能达到蒋介石和国民党预想的目的。

三　行宪国民大会的召开

1947年12月25日，国民党政府虽然宣布宪法已经生效，但事实上只是一纸空文，社会的政治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围绕着行宪的问题，政治上的纷扰，却是一波接着一波。

一方面国大代表退让问题，遭到通过自由竞选当选的国民党籍国大代表的强烈反对，国民党中央一再提出妥协方案，均未能说服他们让出代表名额。一方面立法委员选举的纠纷接踵而来。鉴于国大代表选举的教训，国民党中央加强了立法委员提名的审查，并且规定办法如下：“（一）各级选所委员，各政党均有人员参加，关于签署提名立委候选人有无党籍，应由各级选所抄录名单，先送各党各省级党务机关审查，取具正式公文附卷。（二）如确系政党党员，未经政党提名而自由竞选时，应受政党提名补充规定之限制，不予公告。（三）如受政党提名补充规定限制之立委签署候选人，虽经公告，亦应予以撤销。”⁽⁸⁸⁾1948年1月21日到23日，举行了立法委员的选举，尽管国民党改善了立法委员的提名让予方法及投票办法，但舞弊事件和让予纠纷，在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依然未能避免。

3月18日，国大代表开始报到。但是，国大代表纠纷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是日，陈立夫、张厉生、谷正纲同签署提名国大代表当选人代表马文车、盛紫庄、翟宗涛等会谈，劝他们退让，但遭到拒绝。据说，当时签署提名当选的国大代表有600多人，必须以党让党的有170多人，已经取得协议的有37人，也就是说尚有130多人的代表权问题还没有解决⁽⁸⁹⁾。19日天还没亮，马文车等50多人就到内政部等候选举总所主任委员张厉生，要求发给当选证书，以便到国大报到。僵持到晚上9时半，他们又离开内政部到陈立夫公馆等候，待陈回家，直谈到半夜也无结果。20日，代表们对外界表示：“我们今后的态度是不退让，不妥协，不请愿。我们的办法是：（一）全体到京，依法报到，参加大会，驱逐非法代表；（二）加紧团结，不受各个击破；（三）以脱党救党；（四）组织真正的民主宪政集团；（五）拥护蒋主席戡乱建国。”⁽⁹⁰⁾陈立夫、吴铁城等一度准备向代表们让步，但民青两党国大代表鉴于代表权纠纷，正在商讨对策，没有一人前往报到。25日，蒋介石只好亲自出面和部分代表见面，希望他们“体认革命环境，互让互谅，牺牲小我，顾全大局”⁽⁹¹⁾。

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在民选原则和政党协议之间，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困境。27日，他以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总裁的双重身份发表声明，进行裁决：“兹当国民大会开会之前夕，若干代表当选资格，因政治与法律观点之不同而尚未解决者，余乃负责予以解决。余以为本党同志相互间的问题，应依一般选举之通例，使得票比较多数者当选。至本党同志与友党候选人之间的问题，则应以政治方式为解决。本党同志应本于尊重政党协议与政党提名之精神，放弃其当选资格，俾友党候选人膺选。惟有如此，始能符合召开国民大会之宗旨。”⁽⁹²⁾28日上午，蒋介石约见民社党的徐傅霖、青年党的余家菊，保证三党合作，并望民青两党国大代表能于28日开始报到。午后，国、民、青三党代表在孙科公馆继续会商，达成协议：（一）民社党名额由260人减至202人，青年党名额由300人减至230人。（二）两党在京代表应于28日晚先行报到⁽⁹³⁾。青年党发言人就此发表声明：“至于本党所坚持之国务会议关于政党提名补充规定，及党与党间之协议，业经蒋主席郑重宣告执行，故本党决然参加国大，以襄盛举。”⁽⁹⁴⁾

但是，被蒋介石要求退让的代表，依仗着“民主政治”的护身符，依然不肯屈服于领袖的权威。28日晨，他们分三组向各方请愿，杨翘新等二十多人宣言要“以绝食争取民权，维护宪法”。9时半，他们到达国民大会堂，进去10人之后，警卫发现情况不对，即阻止其他人进入。这十人进入国大会堂之后，即开始绝食。另一当选代表赵遂初则买了棺材，扬言要在国大开会时，在会堂门口自杀⁽⁹⁵⁾。弄得当局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交给首都卫戍总司令孙连仲处理。孙即选拔精壮干练人员数十人，并预为觅定房间数十间，备好汽车若干辆，迨至深夜时，乃强行婉劝他们离开国民大会，每车派二人，分别护送至预定处所，使之隔离休息⁽⁹⁶⁾。第二天的国民大会才得以开幕。这场绝食斗争纷扰了二十多天，给这届国大抹了一脸的灰。

随着国民大会召开日期的临近，总统和副总统选举问题，又露出了新的纷扰的端倪。按原定日期，国民大会应于1947年12月25日召集，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自当在此以前作好充分准备。但事实上，到是年底，无论是人选问题，还是选举办法问题，国民党都尚未准备。新年一过，国民党内桂系集团领袖、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开始表示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1月8日晚，李宗仁在北平宴请外国记者，发布了竞选意向。据报道：“李曾对人说：蒋先生要好太切，脾气太躁，不免欲速则不达，我愿意为他帮忙。他相信蒋主席定为总统，所以决竞选副总统。某记者问，这样是否将离开华北，李氏幽默答称：作了副总统，坐镇华北，岂不更好？”⁽⁹⁷⁾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得悉这一消息，竟十分兴奋，于11日写信给李宗仁，抄录了自己从前做的《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第一章：“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并表示：“我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李宗仁得到胡适的鼓励，于14日即复信胡适，反劝他加入赛跑，“参加大总统的竞选”，并认为“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⁹⁸⁾。胡适的政治判断力，虽然一再遭到他的好朋友傅斯年的批评和校正，但同他的哲学思想一样，并无长进。一个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只是一种象征，按例就不是政治竞争的重要目标，何况区区副总统。胡适对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所包含的违宪的政治结果，也就是说，蒋介石将预定为一个实权总统，而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竟茫无所觉，还要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表示祝贺，他对宪法、民主和法制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胡适鼓励李宗仁个个争先，他自己却并不打算身体力行。15日，他对记者说，“我从没有作竞选总统的打算和考虑”，并主张“总统应由政党的代表产生出来”⁽⁹⁹⁾。其实，胡适如果主动参加自由竞选总统的活动，倒是可以给这次竞选活动增加一些活力的，也可以避免后来在他当“总统”的问题上给他人作猴子耍。

总统候选人问题尚未明确，副总统竞选活动倒开始热闹起来。于右任、程潜、孙科等都有各方面人士推举参加竞选副总统，不过，他们本人的表现好像还不如助选集团来得积极。谦让是中国的美德，公开的竞争，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区区副总统，要兴奋起来，也不容易。正如李宗仁所说：“我是个乡下姑娘，到城里来也想自由恋爱，但究竟不太习惯。”⁽¹⁰⁰⁾3月14日，孙科还在对记者说：“直至今天，没有决定参加竞选，也没有决定放弃竞选，因为在党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决定办法以前，我个人未便有什么表示。最近李宗仁先生来信问我的态度，我也这样答复他。”⁽¹⁰¹⁾直到国大代表开始报到之后，正式的竞选活动才开始。3月20日，李宗仁的助选班子才在上海召开了上海各界拥护蒋主席竞选总统、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大会，由杨虎任主席，得到上海名流和工商界有力人士，如颜惠庆、陈光甫、杜月笙的支持。22日，李宗仁从北平乘军用飞机到达上海，进行竞选活动，当天即在国际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自我介绍，“目的在倡导民主政治的作风，他如能当选，必以三十多年来从政治军的经验，辅佐未来的大总统，一定对戡乱刷新政治有很大帮助”，并表示政见说：“行宪后的政府，应由前进分子组织，也就是说，应以人才主义代替党派关系。”⁽¹⁰²⁾23日，李宗仁又表示赞成自由竞选⁽¹⁰³⁾。这时候，于右任、程潜、孙科的竞选活动也先后展开。25日，孙科正式招待记者，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孙科原任国民政府副主席，为主席蒋介石的副手，竞选副总统又系蒋的授意，等于以原来的国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的班子参加行宪政府的竞选。所以，孙科公开宣布说：“我要是放弃副总统的竞选，就对不起蒋主席了。”⁽¹⁰⁴⁾续后，莫德惠（代表东北人）、徐傅霖也加入了竞选副总统行列，居正则象征性地表示要竞选总统。

蒋介石作为一个独裁者，事无大小总要亲自过问，精力分散，而又异常辛苦。尤其是战争屡屡失利，军务倥偬，他又年过六十，深感力不从心，为此曾埋怨部下说：“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以为统帅部对各级将领限制太多，拘束过严，这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我们一般将领能够彻底奉行命令，誓死达成任务的话，那我何至象今天这样的辛苦？”⁽¹⁰⁵⁾张群也说：“领袖无论在清晨，或午夜，有时甚至通宵，时时均有电话，或是接前方报告，或是给前方指示，不但在政治上要日理万机，而且还要管军事。这种忧劳的情形，自己多年来在中央服务，侍随左右，当然晓得。但再没有比这次到行政院后更为清楚。”⁽¹⁰⁶⁾本来，无论行什么宪，都不可能动摇蒋介石的权力和地位，显然，在事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对总统、副总统竞选问题，在事先并不十分在意。国大即将召开之际，蒋介石才不能不来考虑总统、副总统竞选问题，这时候他才发现，一堆麻烦事已经摆在面前不易清理了。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当总统还是当行政院长？二是总统、副总统由政党提名还是自由竞选？三是自己当总统，谁来当副总统？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举行开幕式，秘书长洪兰友作开幕前报告。这届国大，法定人数3045人，依法选出2908人，至29日，报到1694人，是日出席1639人。一部分代表正在途中。蒋介石致开幕词，他强调：“我认为，今天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宪政的成功，不能不悉力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对于大会本身的任务，他作了限制：“这次国民大会是行宪的第一届大会，宪法甫告施行，利弊得失之所在，还没有具体的经验可供修改的参考。因之，大会的使命，只是行使选举权，以完成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¹⁰⁷⁾

蒋介石的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反对。张知本认为：“现行宪法绝对有修改之必要，如强制不准修改宪法，则事实上已违宪……个人认为代表现有之职权乃有名无实，代表仅以六年一次之集会，为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之象征，实觉空洞，无妨仿照过去参政会驻委会之机构，成立国大驻委会，以三千代表每五百人轮值一年。”⁽¹⁰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选举和召集国大代表，只是为了选举一个虚权的总统和副总统，这样的国民代表大会，自显得多此一举。但立法原意，在非国民党派系方面，原担心国民党借人数众多、无法议事的国民大会，以贯彻其一党专制之实，因此，为贯彻议会民主制度，妥协地架空了国民大会的权力。所以，张知本等人重新扩张国大权力的要求，自然遭到其他派系的反对。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雷震于4月30日散发的小册子《国民大会走到那里去》中指出：“试问以数达三千以上之代表，怎能集合一堂以讨论国家大事——立法原则或复决法律？以会期一年一次或数年一次的集合，又怎能以举监督政府之事呢？……故现行宪法的设计，有他匠心独运之处，并不是不合理的。”为现行宪法辩护。

四　总统选举和政府组成

在战争环境和交通落后的中国，国民大会的召集，很费了一番周折。开幕之后，这个国民大会却慢悠悠地开始举行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直到这时，蒋介石才来解决国民大会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问题，即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

民国以来，立法意向，往往企图以法律制约现实的政治局面，而不是根据现实政治制定法律，因而法律和现实政治无法协调。人们明知法律超前，因而对违反法律的行为，为迁就现实起见，反应麻木，真正的法制社会也就无法建立。蒋介石面临的问题是，尊重宪法呢，还是迁就现实？蒋介石先表示要尊重宪法，准备请胡适出任总统，自己出任行政院长。3月30日下午3时，王世杰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据《胡适日记》记载：“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31日晚上8点15分，王世杰来讨回信，胡适犹豫再三之后，经不住诱惑，表示愿意接受，但仍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但到4月1日，胡适又动摇了，告诉王世杰，他还是决定不干⁽¹⁰⁹⁾。4月3日夜，蒋介石亲自找胡适谈话，胡适终于又上了圈套。第二天，胡适告诉胡颂平说：“昨天夜里，蒋先生约我到他的官邸谈了很久。他将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里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说在这部宪法里，国家最高的行政实权在行政院，他这个人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将总统让给我，他自己当行政院长；或者由他当总统，要我担任行政院长。蒋先生的态度如此诚恳，我很感动，于是我说，‘让蒋先生决定吧’。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现在这部宪法里，实权是在行政院——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¹¹⁰⁾象征性地进行竞选，实际上由蒋介石这位国民党总裁、未来的行政院长遴选为总统，在“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这就是民主？胡适忘记了他的朋友傅斯年的忠告，这位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士大夫意识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民主理念也仅此而已。

蒋介石劝了胡适之后，于4月3日就来劝李宗仁、程潜停止副总统竞选，他认为“军人不应竞选，免蹈民国初年军人把持政治之覆辙”⁽¹¹¹⁾。蒋介石的这个理由很难成立，他本人不也是军人吗？难道他的权力不就是在军事权力之上建立起来的吗？大家都是过来人，他的要求，自然遭到李宗仁和程潜两人的断然拒绝。蒋介石当时是要孙科出任副总统，并根据国大代表纠纷的经验，主张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但这时，自由竞选的锣鼓已经敲响，难以收场了。尤其是李宗仁，当时在国民党阵营内，人望甚好，美国方面对李也十分关注。据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葛鲁恩（Frederick Gruin）报告：“有一件事情很确实：傅泾波与司徒大使坚决拥护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当蒋总统以高压手段干涉时，二人都感惊恐不已。他们对于李宗仁并不存有幻想——他从前是一位军阀，具有军阀的种种缺陷。但他们觉得他能虚心接受忠告。他是改革的真实象征，且能成为蒋总统与一般自由分子间的桥梁。”⁽¹¹²⁾李作为桂系的领袖，竞选一个无权的副总统，在政治上别有深意。据黄绍竑回忆说，李宗仁有密信给他，李要竞选副总统的理由，其中有：“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必然失败。竞选如成功，遇有机会即可同中国共产党和谈收拾残局”，“他判断北平一定守不住，不愿束手当俘虏，即使竞选副总统不成功也好借口离开北平。”⁽¹¹³⁾也就是说他要在副总统的位子上等待机会，从蒋手中接收国民党的军政权力。所以，李宗仁一定要竞选副总统，而蒋对李之竞选十分不满。但蒋在事先并无准备，临时抱佛脚，就弄得手足无措了。当时，李宗仁认为，他对自己参加竞选，早就请示过蒋介石，蒋并无异议；而且，他事先还曾征求过孙科的意见，孙科曾表示不参加竞选副总统，对李竞选副总统表示支持，因此，他坚持要参加自由竞选⁽¹¹⁴⁾。据说，孙科决定竞选副总统之后，曾要求蒋介石于3月28日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决定用政党提名副总统的方式，通知发出后，于右任十分恼火说：“这孩子连我的老帐也不买？要用政党提名来压倒我吗？我本来争不过你，不过你不能把我竞选的机会也拿去。”于是，于右任邀同李宗仁、程潜及一般党国元老晋见蒋介石，要求自由竞选⁽¹¹⁵⁾。

蒋介石既要胡适任总统，又要孙科任副总统，这一班子大概孙科是不会承认的，孙科之竞选副总统是以蒋介石任总统为前提的。那么，胡适任总统，谁来任副总统？从现有资料看，蒋介石并无以胡、孙为竞选班子的明确选择，司徒雷登向国务卿报告中的班子搭配，即孙任总统、李为副总统，或胡任总统、孙任副总统，不过是一种猜想⁽¹¹⁶⁾。因此，蒋介石劝胡适任总统，确实是权术之意味极大。胡适只知道自己要当总统了，他的副手是谁？从现有资料看来，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胡适的学者气太浓，很容易受人愚弄，确实不是一个政治长才。

4月4日，国民党举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副总统人选问题，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中委们普遍拥护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而对于副总统竞选问题，则见解不一。于右任、邹鲁、甘乃光等主张自由竞选，而王世杰、潘公展、张道藩等主张政党提名竞选。蒋介石在会上致词，还在作尊重法律的表示：“我于审慎考虑之后，认为第一任总统应具有下述之条件：（一）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选择一能守法执法之人为实现民主之最好保证。（二）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且为一爱国之民族主义者，根据宪法，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中国。（三）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真正之民主主义者始能充分了解独裁与立宪政府间之差异。（四）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共产党明显意欲破坏我国家的生存，且亦决心破坏我国之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五）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之认识，借而促进天下一家理想之实现，并使中国成为独立自尊的国家，处于国际大家庭中之适当地位。”他建议：“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并支持其当选。”⁽¹¹⁷⁾按照蒋介石的条件，这个人当然就是胡适。但是，中委们除了吴稚晖和罗家伦赞成蒋介石的意见之外，仍拥护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对于副总统候选问题，则大体上同意自由竞选。

当时制宪的指导思想虽然是责任内阁制，宪法条文也有相应的规定，但实际上，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相当于皇帝的权威。虚权总统的思想实际上并不为国民党人所接受。国民党军政界的普遍观念和宪法的政治规则是不协调的。而且，蒋介石正指挥三军，如果蒋介石不任总统而任行政院长，军事指挥体系显然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难言法治，人们宁肯迁就事实，而不愿去尊重一纸空文。8日，丁宣孝等156人即开始联名签署推荐蒋介石出任首届大总统，他们认为：“总统日理万机，责重事繁，非大才大德者不能胜任。”⁽¹¹⁸⁾无论宪法是怎样规定的，在他们心目中，总统就是一个无上的权威。蒋介石本人也没有改变总统权威的观念，所以，他在4日的会上说：“中正身为本党领袖，为本党当然之总统候选人。”⁽¹¹⁹⁾而如果按宪法原则，政党领袖自当出任行政院长。但显然，在中国政界心目中，这个行政院长的名誉是不够崇高的，也就是这个名义的权威性不足以震慑群伦。这是当时的现实政治思想。所以，尽管蒋介石表示自己愿意按照宪法来“协助总统”，但显然和他的真实意愿相冲突。

5日，国民党中常会继续讨论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蒋介石做足了尊重宪法的表示之后，就要部署现实的政治结构，让法律迁就现实。当时，蒋介石本人还是重视法律规定的制约作用的，所以，他不能在现存的宪法体制下出任总统。但当时民青两党不赞成修宪，蒋也不便于即行修宪。因此，要在现存宪法之下，让蒋介石出任一个实权总统，必须有个折中的办法。据程思远回忆，在5日的中常会上，张群起来解释说：“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¹²⁰⁾6日，临时中全会举行第二次大会。办法找到了，会上最后决定蒋介石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对于竞选提名办法，则根据蒋介石的书面提示，决定：“（一）本届总统、副总统之选举，本党不决定候选人，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得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二）下届总统、副总统之选举，本党应于选举前三个月召开本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本党候选人，并由总统候选人推荐副总统候选人，通告全党同志一致遵照。（三）下届选举时，凡本党党员非经本党决定为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者，不得自由竞选。”⁽¹²¹⁾蒋介石不能不作出了一个迁就党内反对派的决定。显然，他已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图去控制选举的局面了。

当时，国民大会进程十分拖沓，开了好几天的会，还没有进入国民大会职权的正题。按照宪法，本届国大代表的职权仅限于选举总统、副总统，职能十分简单。但国民大会的这种简单职能同国民党统治危机异常严重的形势非常不合拍。代表们强烈地希望对当前局势发表自己的政见。因此，要求修宪、扩大国民大会职权的呼声也很高。这部宪法的可行性，真是大有疑问的。所以《大公报》社评指出：“既是第一次国民大会，实际只有选举总统、副总统一项事情。每个代表只须在选举票上画两个圈，真是一举手之劳，最多一小时可了。而要开二十几天的会，自然就要在选主席、抽席次、订议事规则等等之上，来打发时间了。”社评以醒目的标题主张：《假若修改宪法——首先应该删去〈国民大会〉一章》⁽¹²²⁾。

确实，仅仅选举总统，代表们大可不必千里迢迢来聚会，中国交通落后，许多代表还在途中，不能按时到会，既然长途跋涉来到首都，当然就要找事做。而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国民党中央也还没有准备好。代表们闲来无事，于是，在讨论议事规则时，不愿把自己的议题局限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8日，国民大会在《议事规则》的第一章总则中增列了一条：“国民大会开会时，得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检讨国是，并得提出质询建议。”⁽¹²³⁾自行扩大了职权。10日，大会才通过了会议日程表：17日讨论修改宪法问题，19日选举总统，23日选举副总统，24日闭幕。中间的其余时间听取军事、经济、政治报告。

蒋介石根据国民大会的要求，于9日代表政府向大会就经济和军事问题作了报告。当时，军事形势日趋严峻，代表们忧心忡忡。蒋介石向代表们担保说：“大家要知道，我必定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肃清其在黄河以南整个集结的匪部。我对军事从不肯轻易预测，自剿匪以来，凡我所宣示的，无不如期达到。”⁽¹²⁴⁾续后几天，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相继作了报告。代表们纷纷要求追究军事失利的责任，要求蒋介石明是非，信赏罚，挥泪斩马谡，事实上是指目陈诚。最后，山东代表赵庸夫慷慨直言：“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¹²⁵⁾赢得了全场的响应。湖南女代表徐慧玉在发言中要求“清算豪门和接收大员的资产”，全场为之大鼓掌⁽¹²⁶⁾。当然，国民大会只是扩大了清议的职能，代表们的激动情绪，只要蒋介石一出场，就平静下来，不能解决任何一个实质性问题。

4月15日夜，国大主席团发表了总统候选人名单，蒋介石获得了2489名代表的提名，居正获得了109名代表的提名。16日正式公告。为了满足蒋介石扩大总统权力的要求，在15日的会议上，由东北代表莫德惠等提出了一个《提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王世杰作了补充说明：“本提案的用意，是要求行宪戡乱并行不悖。宪法对于政府的限制太严，在国大闭会后，没有适当办法使政府切实负责。要叫政府实行宪法，其结果不是（一）守宪守法，不能挽救危难，便是（二）为戡乱而蔑视宪法……总之，我们要行宪政府可以戡乱，戡乱政府可以行宪。”⁽¹²⁷⁾

同时，张知本等689人提案要求修改宪法，原文为：“宪法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国民大会之职权如左：一、选举总统、副总统。二、罢免总统、副总统。三、创制立法原则。（新增）四、复决有关人民权利义务之法律。（新增）五、修改宪法。六、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前项第三款至第六款之政权行使办法，由国民大会制定之。’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国民大会每二年集会一次，如届总统任满，该次集会应于任满前九十日举行，均由总统召集之’。”⁽¹²⁸⁾

4月16日，第一审查委员会全天审查修宪提案，莫德惠案没有反对意见，张知本案遭到民青两党的强烈反对。在休息时间里，国民党的王宠惠、陈布雷、王世杰、谷正纲与民青两党的陈启天、孙亚夫等商量结果为：“一、制定临时条款，必须通过。二、国大两年后开会讨论修改宪法问题。”⁽¹²⁹⁾修宪问题也就搁置了。

至18日，国民大会通过了宪法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分的特权，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¹³⁰⁾也就是总统的处置，可以避开立法院，仅经行政院即可成立。虽然，宪法规定采用责任内阁制，但蒋介石的现实政治生活，他要侵犯行政院职权，只是举手之劳，但对立法院职权，则心存顾虑。因此，这一条款，并无侵及行政院职权的文字。蒋介石出任总统的前提成立，19日，国民大会即以2430票的绝对多数，选举蒋介石为总统，陪选的居正仅得269票。于是，蒋介石从一个虚权总统，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合法”的独裁总统。《观察》杂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临时条款’的制定，是十足表现了政府一只手颁布了宪典，另一只手又把它撕毁了。”⁽¹³¹⁾

同总统选举平淡如水相反，一个无关紧要的副总统选举却出乎意料的激烈。23日，国民大会进行副总统选举，投票结果，票数分散在六位候选人之间，没有一位候选人得到足以当选的法定多数，即国大代表总额的过半数。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居于前三名。按《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必须进行第二轮投票。原定24日闭幕的国民大会只好延期。第一轮投票之后，竞选更为激烈。是日，南京《救国日报》登载了一篇披露孙科与蓝妮关系的文章，攻击孙科。于是，粤籍国大代表一百多人，由上将薛岳、张发奎等亲自出马，将救国日报社捣毁。同时，蒋介石也亲自召见贺衷寒、袁守谦，面嘱他们立即为程潜助选，并拨出一笔相当可观的竞选费交他们支配，利用程潜的影响力，来分散李宗仁的选票，不让李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¹³²⁾。4月24日，按规定在23日投票的前三名副总统候选人中进行圈选。结果，李宗仁得1163票，孙科得945票，程潜得616票，仍然没有人获得法定的国大代表总额的过半数当选。按规定，必须在这三人中间再次圈选。

副总统的竞选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本来，副总统只是一个储备位置，不应该发生激烈的竞争。但一则，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十分严重，蒋介石的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因此，替补者的地位明显地增值了。二则，国民党内外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即CC系的统制政策，已经十分厌恶，许多人希望利用副总统选举，对这种政策进行冲击。由党提名的方案，既已不成立，党内的反对派就有了活动的空间。这是国民党在危机面前的进一步分裂。副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之后，蒋介石又要贺衷寒、袁守谦把他们争得的票全部改投孙科，并示意程潜放弃竞选。结果，反而引起他们的不满。当时有消息说，支持孙科的方面，对李宗仁的攻击将大为强化，包括攻击李的夫人郭德洁贪污，给李扣红帽子（指李亲共），等等。24日，在国民大会上，有人散发了两份传单，一份题为“请代表先生注意！反对威胁政府贪污跋扈军人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一份题为“‘加官以后’，就要接演‘逼宫’，李宗仁竞选内幕，请不要吃狗肉，不要吃‘糖衣毒药’”⁽¹³³⁾。蒋、桂之间的角逐，形势对李宗仁不利。李宗仁竞选的“参谋长”黄绍竑主张以退为进，宣布罢选。但李宗仁一时不能接受。

24日晚，程潜招待其竞选团，正式声明：“本人已受命放弃继续竞选副总统。”但他的竞选团仍要支持程潜到底，如程潜放弃竞选，他们的六百多票，宁可全部作废⁽¹³⁴⁾。于是，李宗仁方面再次研究面临的形势，到25日晨3时，也决心宣布放弃竞选。李宗仁正式致函国大主席团，指出“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认为“竞选已失其意义”，宣布“正式声明放弃竞选”⁽¹³⁵⁾。李的助选团在报上登载大幅声明：“最近有人散发传单，公开攻击李宗仁先生，谓李先生当选副总统就要逼宫，或三个月就要逼迫领袖出国……李先生为表明其光明磊落之态度，已向国大主席团正式声明，放弃副总统竞选。”⁽¹³⁶⁾25日上午，国大集会时，议论纷纷，许多人进场后没有签到。这天正好是星期天，当即动议休会一天。中午以前，孙科也宣布放弃竞选。

虽然，这届国大完全是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国大，但为了摆出自由、民主的样子，宣布自由竞选，然而又不愿放弃统制政策，国民党内部自身发生了矛盾、冲突和分裂。竞选的政治游戏做不下去了，国大就收不了场，国民党外的人士就来为国民党内的纠纷圆场。国大推举胡适、于斌主教等五人，分别和李宗仁、孙科、程潜接洽，希望他们三人继续参加竞选。蒋介石也不能不亲自出马，召见白崇禧，表示：“党内同志参加副总统竞选，绝对可以自由竞选，外传的约束投票之说，完全无稽。”⁽¹³⁷⁾

国大休会三天之后，至28日，重打锣鼓重开张。是日，举行了副总统的第三轮投票，结果，李得1156票，孙得1040票，程得515票，仍无人当选，不得不进行第四轮投票，进行最后的决选，即在前两名候选人中圈选，得票比较多数，即可当选。入晚，李宗仁在宴请国大代表进行竞选活动时，公开宣布：“上月我与程潜先生同一天到达南京，当天我就去拜访程先生。我们两人对于政治改革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都赞成改革应从人事着手，应该起用新人。我们两人曾早经约定，在这一次竞选中，谁的票数较少，就把谁的基本票让给对方。明天是最后一场的竞赛，中国的前途似乎都要在明天这最后几秒钟决定。”⁽¹³⁸⁾李宗仁得到程潜的支持，获胜就有了把握。4月30日，李宗仁以1438票对孙科的1295票，击败孙科当选。然而，对于国民党而言，这场政治游戏不过是两败俱伤而已。《观察》杂志的特约记者评论说：“在现在的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政党，全党的人不作他图，专门找自己的麻烦，无缘无故制造一些不可解决的纠纷，企图毁灭自己。真是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¹³⁹⁾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克拉克 （Lewis Clark）致国务院远东司长巴特沃斯（W．Walton Butter worth）函中，反映蒋、李矛盾说：“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是一个失败者。在选举之后，他每周遇见蒋介石二到三次，但他们除了天气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蒋介石拒绝和他商量任何重要的事情，并且，李也无权力做任何事情。”⁽¹⁴⁰⁾

5月1日，国民大会走完了过场，丢下了它所标榜的在中国建立“民主”的任务，终于宣布闭幕。翌日，《大公报》（上海）发表社评说：“（国大）在人民的观感上是个空虚……会里会外，原是很热闹的，怎好说是空虚呢？假使空虚之外尚有所有，那么：（一）显示国大的性质及其存在根本有问题；（二）代表们代表民意的百分比难以统计；（三）政党还不甚懂得它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尤其政党还不甚懂得它与民主选举的关系及其运用；（四）‘大’、‘小’代表们所表现的民主风度，似乎都还不够；（五）宪法已经戳了一个洞，它今后的形状将演变成什么样子颇为难知；（六）最后的副总统竞选给国民党本体划了一道刻痕。”⁽¹⁴¹⁾《世纪评论》说：“有人作了一个比方说：我们的民主宪政，好像是一个十八世纪的乡下姑娘，硬要穿戴起二十世纪最新的服饰，远看很摩登，近看四不象，处处学洋化，举手抬脚就会露出破绽来。结果是既没有学到摩登，也失去了朴实的本色。”⁽¹⁴²⁾

另据《黄炎培日记》记载：“徐子为自国大归来详谈。子为说：国大总费用9000亿，孙科竞选费2000亿，仅国防一部四月底止追加预算已达24万亿。”⁽¹⁴³⁾正是劳民伤财，徒耗元气，而又无补实事。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一书中，也就事论事地承认国大的失策：“我非常后悔，我不坚持改为遴选，是一生最大的错误，我违反了民主的原则，而要求同志们谦让，是一件不合人情的作法，其影响之大，我应该负责的。这个时候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有很多代表对中央很不满意，本来他们不会去帮助李宗仁的，那时对中央不满的都去帮助他了。中央不希望李宗仁被选出来，大家偏要把他选出来。这一下意气用事就出了毛病。我们大陆的丢失，这件事具有直接、间接的影响。”⁽¹⁴⁴⁾为了挽救危机所采取的措施，激化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反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只有在华的美国人对这场议会民主的游戏，由于李宗仁的当选而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美国学者指出：“司徒雷登的调查研究，日益迫使他重新估价蒋介石的领导。尤其重要的是，在这拼死挣扎的过程中，蒋介石在1948年5月任命顾祝同为参谋总长和余汉谋为陆军总司令。司徒雷登把他们说成‘在任何情况下都一事无成和避而不战方面，有着悠久的和杰出的记录’。从这个结论出发，司徒雷登和他的首席助手、公使衔参赞克拉克，主动地给蒋介石物色非共产党的选择对象。对于许多观察员来说，在这方面，看起来前景是好的：尤其是在4月底的事件之后，当时，国民大会不顾蒋介石的积极反对，选举李宗仁为国民政府副总统。”⁽¹⁴⁵⁾

5月8日，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院又告开幕，而立法委员当选问题又起纷争。民青两党在事先曾就立委名额问题，与国民党方面（由陈立夫负责）讨价还价。国民党中常会暨选举指委会于1947年11月22日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曾决议：“与友党商谈原则，其让给名额以不超过立法委员总名额五分之一（总名额773名，五分之一，约合155人）为限，仍由吴铁城、陈立夫两委员代表本党妥为洽商。”⁽¹⁴⁶⁾国民党方面曾想尽办法，怎样避免国大选举的那种结果，保证民青两党候选人当选。但选举的实际结果，民青两党仅二十一二人当选，余皆落选。国民党中央企图以扩大立委名额的办法，来解决民青两党的名额问题，但遭到立法院的否决。5月6日，民青两党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国民党方面“自食诺言”，并指出：“此次立委选举，系由政府配票，选票根本未到选民之手，故所谓票多票少，只是政府配票之结果，而非选民选举之结果。”⁽¹⁴⁷⁾对于国、民、青的纷争，《大公报》发表萧贤的文章，评判说：“事实是，保证名额兑现了，不合法的选举也算合法，保证的名额不兑现了，于是声色俱厉地来揭发别人的黑幕。这样的政党政治的方式，我们老百姓实不敢赞同，不知民青两党有何解释？最后，我们老百姓希望，三党的纠纷不要再扩大。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已经够低了，何必再加些丑事让人家笑话！”⁽¹⁴⁸⁾这一纷争直到7月才了断。

立法院开会后，院长、副院长选举在国民党内部又起纠纷。当时，国民党中央提名孙科、陈立夫出任立法院正副院长。孙科竞选副总统失败后，竞选立法院长一职，已无问题，但陈立夫作为CC系的头目，出任立法院副院长，遭到一部分立委的强烈反对。他们准备推举傅斯年当副院长，由安徽省青年团省团部书记长汪少伦去和胡适商量。胡适不大赞成这件事，就去找夏鼐商量。夏鼐认为：“立法院本届立法委员，CC派占过半数，拥护傅先生者，决不能成功；反以此致遭CC派之仇视，以为傅先生或傅先生之政界上朋友欲争立法院之天下。所谓‘吃不着羊肉反沾了一身的膻’。傅先生是非梧桐不栖、竹实不食的鹓雏，然CC必以为傅先生来争他的腐鼠，最好能打消此一运动。”但要征求傅斯年的意见，时间上已来不及。恰好，傅斯年3月间有信给芮逸夫，表示不愿当立委，芮曾给夏鼐看过。胡适即按夏鼐的主意，依据这封信，写信给汪少伦，希望打消这运动。但反CC派仍干得很起劲⁽¹⁴⁹⁾。15日晚，立法委员三百多人集会，由黄统主席散发了一份有296人签名的书面意见：“关于副院长的人选，为了国家的利益、民主的前途，我们不欢迎一个讲统制、弄手段、阻碍进步的人。”也就是指陈立夫，他们建议推选远在美国的傅斯年为副院长⁽¹⁵⁰⁾。据程思远说：“黄埔系、三青团、朱家骅系、政学系以及其他无党派的立法委员在新街口东南角一家银行二楼上举行午餐会，相约另举傅斯年当立法院副院长，以与陈立夫抗衡。”⁽¹⁵¹⁾于是，胡适即向报界公布他给汪少伦的信，其中，傅斯年于3月11日致芮逸夫的信中说：“我那一区在共产党手，他们无法选，即选我也决不干。此事去年早对山东当局说明矣。”⁽¹⁵²⁾17日选举的结果，孙科、陈立夫分别以558票、343票当选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傅斯年以236票落选。

立法院正式开始行使职权，国民政府委员会即于5月19日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宣告国民政府职权到5月20日终止，也就是所谓“训政”时期的政府组织宣告结束。国民政府，作为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产生的政府名称，至此正式取消，改称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公报》于5月20日起，也改称《总统府公报》。不过，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并没有因为“行宪”的结果而有所改变，人们习惯上仍把这个“行宪”的中华民国政府称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政府。

5月20日，蒋介石和李宗仁正式宣誓就任总统、副总统。是日晚，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征求对行政院长人选的意见。蒋介石提名张群或何应钦出任院长，而他自己更倾向于选择张群。张、何两人则均表示辞谢。但CC系本与政学系不和，因而动议在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中搞一次意向测验的假投票。21日晨，当举行假投票时，张群也离京飞渝。投票结果，何应钦得票较多。吴铁城即将结果向蒋介石报告，供蒋参考。于是，蒋介石于23日晚决定提名有自由主义者背景的翁文灏为行政院长，并于24日晨召集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通过这一提名，翁本人也只是当日晨才知道这一决定，表示愿意接受。然后，蒋介石将这一提名交立法院讨论。立法委员们在讨论时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应该信任总统，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敷衍一下。”⁽¹⁵³⁾所以，立法院也就没有请这位未来的行政院长发表施政意见，即进行投票，并以489票的绝对多数通过。蒋介石提名一个没有政治实力、没有施政准备的人出任行政院长，而这个人，也就匆匆忙忙、糊里糊涂地接受这个任命，立法院则予以敷衍通过。按照宪法，采取的是责任内阁的政治制度，行政实权应该由内阁掌握。但我们从这个内阁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到这个责任内阁的地位，同民国初年的责任内阁的地位，何其相似乃尔。翁文灏没有掌握行政实权的能力和可能性，行政实权仍然在总统蒋介石手里。这个宪法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6月1日，新的行政院组成。王世杰仍任外交部长，何应钦取代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并仍邀民青两党入阁，等等。但这个内阁马上发生危机。一则，白崇禧被挤出内阁，出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华中剿匪总司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蒋介石不放心桂系的两个实力人物同在中央供职。白崇禧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不肯就任新职。二则，民青两党由于立法委员问题没有解决，因而仍拒绝入阁。

直到7月初，青年党和民社党才与国民党就今后逐步解决立委问题达成谅解。7月4日，青年党发言人王师曾发表声明：“本党基于对国家之责任感，及接受友党合作之诚意，决定继参加监察院及提名司法院大法官、考试院考试委员之后，提出参加行政院之人选，继续参加行政院，以分担一部分之政务责任，期能对国事有所裨益。”⁽¹⁵⁴⁾5日，青年党的左舜生、陈启天到南京出任农林部长和工商部长。不久，民社党也发表声明：“本党除以最大之信心，相信政府实现其最后之允诺外，凡本党当选立委，决定自本月十三日出席，依各国在野党不论议员多寡之成例，本党立委自应本人民之委托，期对于为民立法及监督政府有所贡献，以奠行宪之始基。”⁽¹⁵⁵⁾国大和组府的纷扰才告一段落。

至于用行宪的花架子来换取美援的打算，当然也就依然无法落实。美援姗姗来迟。连一向支持蒋介石的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努力，也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组织的中国事务委员会当时通过发送邮件来呼吁援华（蒋介石政府），但据统计，自1948年3月到1949年4月期间，“尽管发送了超过145,000封信给从前的捐助者，但只成功地筹集到15万美元多一点。它的影响，很显然，已经因为蒋政府的崩溃而被损坏了”⁽¹⁵⁶⁾。

————————————————————

(1) 《宣读军官团第一期开学训词后讲解》（1947年5月12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年版，第105页。

(2) 张澜等提案：《政治解决党争以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1947年5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油印本）第4辑第5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

(3) The Consul at Peiping（Freeman）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Vol．7，pp．218-219．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72．

(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5月24日条，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

(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6月27日条。

(6)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6月21日。

(7) 《大公报》（上海），1947年6月29日。《中央日报》（南京）刊登这一消息的版面、标题不显著。

(8)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6月30日。

(9) 陈正茂等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十编《日记》1947年7月1日，台北中研究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1471页。

(10)  《国民政府关于通过蒋介石交议励行总动员进行内战提案的训令》（1947年7月4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册；《国民政府公报》第2869号，1947年7月5日，文字有异同。

(11) 《国家总动员》，第16页，（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印行，1947年7月。

(12) 《国家总动员》，第20页，（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印行，1947年7月。

(13) 《行政院长张群在行政座谈会上的总提示》（1947年8月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册。

(14) 《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册；又见《国民政府公报》第2881号，1947年7月19日。按：上书第4册所载《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草案，措词和内容较公布本更为严峻。——笔者。

(15) 《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册；又见《国民政府公报》第2881号，1947年7月19日。按：上书第4册所载《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草案，措词和内容较公布本更为严峻。——笔者。

(16)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8日。

(17)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7日。

(18)  《大公报》（上海），1947年7月9日。

(19)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7年7月11日。

(20) 《国民政府取消中共国民大会代表国府委员保留名额及现任参政员的训令》（1947年7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8册。

(21)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1日。

(22) 《白委员崇禧关于党团关系呈总裁之原呈》（1947年），全宗号三四（2），卷号6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3) 《三中全会各委员对党务检讨意见》，全宗号三四（2），卷号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4) 《蒋介石致白崇禧、陈诚卯皓侍宇电》，国民政府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档案，蒋介石秘密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5)  《对党团合并的指示》（1947年7月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13页。

(26) 《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1947年6月3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189页。

(27) 《党团统一组织重要文献》，（国民党）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编，1947年，（国民党）党内刊物，第48页。

(28) 《党团统一组织重要文献》，（国民党）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编，1947年，（国民党）党内刊物，第49页。

(29) 《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开幕词》（1947年9月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34-238页。

(30)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10日。

(31)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党团联席会议记录》，1947年10月1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全宗号七一一（5），卷号1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2)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13日。

(33)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13日。

(34)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干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呈总裁兼团长致敬电》，《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13日第2版。

(35) 《大公报》（上海），1947年9月13日。

(36)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37) 《党团统一组织重要文献》，第52页。

(38) 《预算审核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全宗号三四（2），卷号6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9) 《三中全会各委员对党务检讨意见》，全宗号三四（2），卷号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0) 《三中全会各委员对党务检讨意见》，全宗号三四（2），卷号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1)  《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册。按：此段文字在收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时被删去。——笔者。

(42) 《傅斯年致胡适函》（1947年3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0-191页。

(43) 傅斯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世纪评论》（南京）第1卷第7期，1947年2月15日。参《傅斯年全集》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317页`。

(44) 《中央日报》（上海），1947年10月2日。

(45)  《大公报》（上海），1947年10月3日。

(46) 《中央日报》（上海），1947年10月4日。

(47) 《中央日报》（上海），1947年10月14日。

(48)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7年10月27日。

(49)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0月28日。

(50)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34页。

(51)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7年10月30日。

(52) 根据叶笃义回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张群最后说，同民盟办交涉的责任，蒋介石已委派给陈立夫了。陈立夫表示只愿同黄炎培一人接头，而不接见罗隆基和我。……黄炎培同陈立夫单独办交涉，每天上午我们三人在国民参政会碰头，由黄介绍交涉情况。交涉结果搞成一个书面文件，那就是11月6日民盟在蒋管区各报上发表的解散公告。据黄炎培说，陈立夫向他表示，文件上的文字一个字也不许更动，发表的时候，如有只字变动即全部作废。”（《我和民主同盟》，《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第20页）查《黄炎培日记》，黄在南京谈判期间，除曾有一次拜访陈立夫未遇外，并未和陈有过接触，与叶的回忆几无共同之处，或许黄日记中的“某方”即为陈立夫，他在张群的背后拥有决定权。——笔者。

(53)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7年11月5日。

(54)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页。

(55)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61页。

(56)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7年11月2日。在《国讯》上发表时，文字有更动：“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争羡湖园秋色好，万千寒叶正辞枝。　红黄匝地写秋容，点缀湖山枉自工；毕竟冰霜谁耐得，青春不老后凋松。　那有秋纨怨弃遗，金风尽尔鼓寒漪；天教草际留生意，百万虫儿蛰未迟。”（第439期）后来的不同版本，文字也略有差异。——笔者。

(57) 黄炎培：《我与民盟》，《国讯》杂志（上海）第439期，1947年11月15日。

(58) 《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页。

(59) 《司徒致国务卿》（1947年8月11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15-116页。

(60) 《魏德迈中将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与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47年8月22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下卷，第718页，美国国务院出版品第三五七三号，远东丛书第三〇号，1949年8月发布，公共事务处出版科，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本。

(61)  《魏德迈中将结束赴华使命的声明》（1947年8月24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下卷，第720-721页。

(62)  《司徒致国务卿》（1947年8月19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19页。

(63) 《四中全会之成就与本党今后应有之努力》（1947年9月13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44-245页。

(64) 章乃器：《我与救国会》，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9页。

(65) 《司徒致国务卿》（1947年9月29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32页。

(66)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0月16日。

(67) 《国民党中央临常会讨论与民青两党互争国大代表名额问题的报告纪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8册。

(68) 《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11日、15日。

(69) 《各省市参议会反对大选采取比例制有关文电》，《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8册。

(70) 《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15日，参校《申报》同日第1版。

(71) 《大公报》（上海），1947年10月19日。

(7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1月8日条。

(73)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36页。

(74)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1月24日。

(75) 社评：《国大选举完毕》，《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25日。

(76)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7年11月29日。

(77) 《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24日。

(78) 《行政院新闻局揭露关于协助南京办理国大代表普选投票中种种弊端的签呈》（1947年12月17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8册。

(79) 佳木：《民社党当前的心情》，《新闻天地》（上海）第34期，1948年2月16日。

(80)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8册。

(81)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6日。

(82)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30日。

(83)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2月13日。

(84)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1日。

(85)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2月23日。

(86)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2月25日。

(87)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2月22日。

(88) 《大公报》（上海），1948年1月12日。

(89)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19日。

(90)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0日。

(91)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6日。

(92)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8日。

(93)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9日。

(94)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9日。

(95)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9日。

(96) 刘凤翰编著：《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台北“国史馆”1993年版，第3177页。

(97) 《大公报》（上海）1948年1月9日第2版。按：第二天，北平行辕新闻处副处长黄雪邨否认李宗仁有这一类的谈话，相关内容参《世界日报》1948年1月10日。——笔者。

(98)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月15日。

(99)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月16日。

(100)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3月12日。

(101)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3月15日。

(102)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3日。

(103)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4日。

(104)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6日。

(105) 《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1947年10月1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86页。

(106) 《张群在行政座谈会上的总提示》（1947年8月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册。

(107)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30日。

(108)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3日。

(109) 参《胡适日记》1948年3月30日到4月1日，手稿影印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

(110)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022-2024页。

(11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4月3日条。

(112)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葛鲁恩八月八日复高德裴尔及鲁斯两氏电》，《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册。按：高德裴尔系《时代周刊》外交编辑，鲁斯系《时代》、《生活》两刊主人，此电系密电，由董显光秘密获得，于1948年8月19日译呈蒋介石。——笔者。

(113) 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29页。

(114) 参《李宗仁回忆录》、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王捷三：《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琐记》、周一志：《孙科、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各回忆录所述内容各有出入，大体如此。

(115) 褚光明：《副总统争夺战幕后》，《世纪评论》（南京）第3卷第16期，1948年4月17日。

(116)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马歇尔国务卿》（1948年4月2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下卷，第822页。

(117) 《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之演词》（1948年4月4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下卷，第823页，《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未收入此演讲，《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4月4日条所载与白皮书有所不同，其中并有：“近有人擅自竞选副总统，余认为违反党纪。”

(118)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9日。

(119)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下卷，第823页。

(120)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121)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7日。

(122)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10日。

(123)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9日。

(124)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10日。

(125)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13日；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8页。

(126)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16日。

(127)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16日。

(128) 《第一届国民大会实录》，《国民大会实录》第一编，台北“国民大会”秘书处1961年编印，第217-218页。

(129) 《国民大会》，中华年鉴社1948年印行，第41页。

(130) 《国民政府公报》第3129号，1948年5月10日。

(131) 楼邦彦：《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观察》（上海）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

(132)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7页。

(133) 祁又慈：《竞选副总统搬出杀手锏》，《新闻天地》（上海）第40期，1948年5月16日。参《观察》第4卷第10期、《新闻杂志》新第1卷第3期报道。

(134)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26日。按：程在书面的声明中，并未写入“受命放弃”字样。——笔者。

(135)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26日。

(136)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26日。

(137)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27日。

(138) 《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29日。

(139)  观察特约记者：《副总统选举的曲折》，《观察》（上海）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

(140)  FRUS，1948，Vol．7，p．332．

(141) 《国大观感》，《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2日。

(142) 志徐：《副总统选潮》，《世纪评论》（南京）第3卷第18期，1948年5月1日。

(143)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8年5月3日。按：原预算为999.6895亿元（《国民大会实录》第1编第96页）。——笔者。

(144)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59页。

(145) W．W．Stueck：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p．69．

(146) 《国民党中常会暨选举指委会联席会议纪要》（1948年11月2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8册。

(147)  《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6日。

(148) 《三党立委名额纠纷的评判》，《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14日。

(149) 夏鼐致傅斯年函（1948年5月17日），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印行，台北1995年版，第230页。

(150)  《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16日。

(151)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1页，据前引夏鼐的信，是在安乐酒店开会。

(152) 转引自胡适致汪少伦的信，《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17日。

(153) 《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25日。

(154)  《大公报》（上海），1948年7月5日。

(155) 《再生》周刊第224期，1948年7月25日，转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68页。

(156) T．C．Jespersen：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55．

第二章　国民党军战略攻势地位的丧失

第一节　战略形势的转换

一　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

1947年5月，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灭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不得不暂时后撤，采取守势。但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仍居于兵力优势地位。蒋介石为再次组织进攻，严词拒绝了部下放弃莱芜、新泰，向安阳一线转用兵力的建议，要求部下坚守莱芜、临沂。

蒋介石一方面整饬军纪，处分救援张灵甫不力的李天霞，一方面为总结经验教训、研讨进攻战术，于5月底6月初，将进攻沂蒙山区的半数将领调到南京，参加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集训。蒋介石在研究班的历次讲话中承认：“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敢缓急相救”，“各级官长缺乏研究精神，学术荒疏，官兵生活脱节，军心涣散。”⁽¹⁾他强调这次集训的目的说：“此次不顾前方军事如何紧急，而将沂蒙山区半数以上将领调集来京接受为时两周之训练，主要目的，即在使各将领接受孟良崮之惨痛教训，而将个人之精神、思想、生活、行动，作一番彻底反省，彻底改造；对整个军队之战术、精神、纪律，作一番彻底检讨，彻底改革。故此一集训，实为今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之枢机，深望各将领一致醒觉，砥砺志节，记取教训，加强准备，以期达到雪耻复仇之目的。”⁽²⁾但国民党军的风气已经养成，不是单靠蒋的几次训话所能改变，而蒋的训话在将领们心中不过是“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³⁾。他的军事权威地位，由于历次的失败，已经严重下降。蒋介石对这一切已无可奈何，只是自己尽心尽力而已，他在日记中说：“余对前方将领之教训勖勉，心力已尽，未知果有效验否？”⁽⁴⁾明显表现出缺乏信心。不过，这次集训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进攻沂蒙山区的各将领不敢过分懈怠，在后来的战斗中也有所表现。然而蒋介石已顾此失彼，无法照顾所有战场。

当时，山东战场是国共两军争战的焦点，正如蒋介石所说：“蒙阴山区战事为国军生死成败关头。”⁽⁵⁾毛泽东也认为：“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⁶⁾蒋介石在分析战略全局时认为，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的根据地，即：“（一）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二）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三）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⁷⁾他的战略重心在于首先摧毁中共的根据地，他强调：“剿匪必须捣破他的巢穴者，即因为匪的一切物资粮食都储备在老巢里面，一个老巢被捣之后，他在短期内必无力重建，所有重要老巢捣毁之后，他就成为流寇了。”⁽⁸⁾他计划攻占山东后，进一步进攻冀中、冀南、冀北、鲁北，“断绝其兵源补充，占领其粮食产区”⁽⁹⁾。这就是说，蒋介石的战略方针，第一步，摧毁解放军的所有根据地，迫使解放军与土地和人民脱离，陷入无后方依托、无后勤保障的境地；第二步，当解放军在流动中削弱了战斗力之后，政府军再进行生死的决战，就会处于十分有利的战略态势。因此，他首先指挥政府军在黄河以南发动进攻，得手后即向黄河北岸进攻。

在解放军方面，当时华东野战军军力为全军之最，野战军兵力为27万人，承受着国民党军32个整编师、85个旅的攻击，其负担也为全军之最。毛泽东为打破蒋介石的战略图谋，指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和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作战略配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前线将领的电报说：“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6月1日——引者）以前完毕，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工作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游或从上游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¹⁰⁾陈谢，即陈赓、谢富治集团；陕北，即彭德怀所率西北野战军。毛泽东把刘邓大军作为战略机动部队使用到主战场，原计划6月1日以后行动，后来因情况发生变化推迟了一个月。

蒋介石在部署向山东重新发动进攻的时候，竟无力顾及刘邓这一支解放军的战略机动部队的使用方向。当时，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已被迫采取守势，四平正遭到解放军的猛烈攻击，国民党内放弃东北的呼声甚高，对东北战局没有信心，主张撤守关内。但蒋介石召见孙立人等研究战局后，“决定仍固守长春，保卫沈阳。盖长、沈二地，如不被动摇，则东北形势仍可为我所控驭也”。他认为“此着关系甚大，应督饬集中全力沉着应战也”⁽¹¹⁾。他为一时的利益所吸引，终于丧失了从东北撤退的有利时机。对于华北，由陈诚拟定、经蒋批准的北平行辕作战计划为：“保定绥署，应各以一部确保北宁路及其沿线榆关、唐山、大沽、天津、北平及保定诸要点，抽调第十六军、九十四军之四十三师暨六十二师之九十五旅在天津附近集结，配合张垣绥署主力，对津浦北段聂荣臻股匪主力断行攻击。石门守军应调整部署，以地方部队担任石门守备。集结第三军主力即日攻占正定，并行有限目标攻击；如敌转向平汉北段窜扰时，该军应在正定、保定间专任阻截。（二）张垣绥署应各以一部确保平绥路及其沿线张垣、大同、集宁、归绥、包头各要点，监视晋北贺龙匪股及外蒙匪军行动，抽调新二旅、新四骑兵师暨第五、第十一骑兵旅转用北宁线天津附近集中，对聂匪主力攻击。（三）所有保定、张垣两绥署抽调担任攻击各部队均由李文兵团统一指挥，如敌转向平汉北段窜扰时，应即向沧县、保定以北地区跟踪追击歼灭之。（四）热西国军向南扫荡，牵制热、冀省界之敌。（五）太原绥署向娘子关方向出击，相机收复正太路。”⁽¹²⁾对于山西，由陈诚拟定、经蒋批准的太原绥署作战计划：“延安收复后，共匪政治机构已东移五台山，故山西高原对匪政略上之威胁颇大，太原绥署不应消极专守，致匪军得藉山西根据地，以图喘息。兹拟指示太原绥署今后对匪作战计划事项：（一）以太原为中心，行攻击持久战，争取时间，培养战力。（二）不断乘匪空虚，竭力行牵制攻击，以策应北平行辕及西安绥署作战。（三）应主动攻击匪军，随时随地以轻装快速部队，毁灭其后方根据地。（四）不宜消极专取守势，坐失战机，遭受匪军各个击破。”⁽¹³⁾在西北战场，胡宗南继续集结优势兵力压迫中共中央机关；在山东战场，蒋介石亲自部署指挥；而在豫北，国民党军自汤阴失守后，李振清率整编第四十师死守安阳，孤悬豫北，整编第二十六军军长王仲廉驻守新乡，不敢北援，已经无力牵制刘邓大军的机动作战。蒋介石对刘邓大军的战略使用方向也一无所知，成为政府军战略布局中的盲点。

国民党军为防止刘邓野战军渡河作战，在菏泽设有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所部两个整编师，守备菏泽及郓城附近之要点、渡口；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所属整七十师在巨野、嘉祥间保持机动；并以整八十四师据守运河西岸梁山附近要点，以确保进攻山东各军侧后方的安全。5月底，徐州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主张放弃莱芜，抽调兵力，以解安阳之围，巩固政府军在豫北的地位，牵制刘邓军的兵力转用。他在日记中写道：“安阳被围已久，如不计划速往解围，则一旦战力衰竭，可以急转直下，在刘伯承一度强袭下，即可能失守。如安阳被解决，则刘伯承海阔天空将兵力投入河北，则河北危急；投入山东，则山东不支。故余主张于山东放弃莱芜、新泰，抽出两师兵力车运豫北解安阳之围，以后即在豫北缩短防线，转用两个师至山东。”⁽¹⁴⁾但蒋介石兵力不足，为倾全力进攻山东，坚主固守莱芜一线，作为前进基地，不肯有所松动、转用兵力于豫北，而只好置刘邓所部于不顾，致使刘邓所部没有受到国民党军强大军力的压制而处于机动地位。

6月下旬，蒋介石重新部署对山东沂蒙山解放军根据地发动进攻，计划一举攻占南麻、鲁村，并以占领沂水为此次战役的目标。他在总结孟良崮战役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认为：“依余意，与匪作战，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主张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总之，对匪之攻防，应使360度均无弱点，始可操胜算。其法可采逊清打长毛所用梅花阵办法”⁽¹⁵⁾。因此，作出了密集平推的兵力部署：（一）李延年兵团配置于临沂、汤头、河阳地区。（二）欧震兵团配置于桃墟、蒙阴地区。（三）范汉杰兵团，以黄百韬指挥整编第二十五师、整编第六十五师为右纵队，配置于蒙阴（不含）、新泰地区。以胡琏指挥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六十四师为中央纵队，配置于新泰（不含）、蒙阴寨地区。以邱清泉指挥整编第五师为左纵队，配置于颜庄、莱芜地区。（四）以整编第七十五师及整编第九师一部为第二线兵团，以夏楚中兵团之第四十五师置于潍县附近。整编第八师主力置于安邱，一部控制于临朐⁽¹⁶⁾。蒋介石在6月26日致第八军军长李弥的电报中指示作战机宜说：“此次进剿鲁中共匪老巢，必须由潍县主力积极进取蒋峪、穆陵关，南至马站，北至临朐，勿使残匪经胶济线向北向东自由退却，方能收获全胜。故我进剿部队占领南麻时，第八军必须立即出击，而且要有夜间行动与袭击之准备，使匪不及防范，出其不意，直捣其蒋峪与临朐，则必克奏肤功。务须切实遵行，并望依照日前指示之要旨，不在占领城市，而在摧残其后方根据地之物资与阻绝其交通与通信之联系。总期前后呼应，双方夹击，达成此重大之任务为要。”⁽¹⁷⁾总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先分散后围剿，使之各个就歼”⁽¹⁸⁾，也就是采取迫使山东解放军脱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迫使山东解放军不能退入胶东根据地，因而一反以往外线会攻或两翼包围方式，而以主力集中于一处，实施中央突破，期望一举深入解放军根据地，迫使解放军放弃根据地，分兵作战。同时，以有力一部，占领外围战略要点，进行诱敌、牵制及策应⁽¹⁹⁾。一轮新的战斗即将开始，而战局也进入了转折的关头。但蒋介石对于解放军的战略转折计划一无所知，因而并无思想准备，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的主动权很快就要丧失。

二　七月山东战场的攻防战

6月18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分别下达命令，20日起各军开始行动，24日，主攻各师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同时，令张淦的第三纵队（辖整七、整四十八师）向莒县、沂水行广正面搜索，并轰炸坦埠附近，进行佯攻。蒋介石并令驻新乡的王仲廉部出击，指定由滑县北进，威胁刘邓所部解放军，掩护其西侧安全。25日，各兵团按命令发起进攻，虽然各自到达应到位置，但推进十分缓慢，日行仅10到15公里，并未发生战斗。同日，第四绥靖区（菏泽）副司令曹福林报告，所属驻东平湖第八十七团遭到刘邓野战军杨勇所部围攻，突围而出。这是一个警报，郭汝瑰对这方面十分忧虑，认为刘伯承部一旦渡河，则国民党军将手忙脚乱，无法应付。于是，即命令第六绥区（商丘）调第一五三旅控制在砀山作机动兵团，27日又续调整三十二师至商丘，防备刘邓渡河。

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由陆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范汉杰指挥，以整编第五师（即第五军）及整编第二十五师为左纵队，沿蒙阴寨、松崮庄、牛排子山方向攻击，夺取鲁村；以整编第十一师及整编第六十四师为中央纵队，沿新泰、龙庭、大张庄、狗跑泉方向攻击，夺取南麻；以整编第六十五师及整编第九师为右纵队，沿马家庄向贾庄方向攻击，一面与中央纵队右翼六十四师切取联系，确实掩护中央纵队，保障中央纵队进出容易；另指挥整编第二十师第一二三旅由蒙阴以东向坦埠方向搜索前进，并相机占领而固守之，以掩护主攻兵团东侧安全；以第三兵团（司令官欧震）、第二绥区（济南）部队、第二兵团（司令官王敬久）各部任外围佯攻和掩护部队。国民党军以六个主力师，在不足百里（50公里）之内，齐头并进，密集平推，实施正面攻击。26日起发生小规模战斗，解放军以小部队进行牵制、阻击，边战边撤。28日，整编第二十五师占领鲁村，但师长黄百韬十分谨慎，他感到自己的部队过于突出，旋即将主力撤出，与十一师靠拢，至翌日才再进鲁村。29日，十一师于傍晚17时占领解放军沂蒙山区核心据点南麻，师长胡琏吸取了七十四师失败的经验教训，立即命令筑工固守。

在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集中攻击面前，解放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都在考虑调整部署的问题。毛泽东早已指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两军作战略配合，当刘邓渡河作战时，毛泽东原指示陈粟转入外线作战。5月8日，毛在给前线将领的电报中说：“刘、邓军仍按中央辰支（5月4日——引者）电，争取于巳东（6月1日——引者）前休整完毕，巳灰（6月10日——引者）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陈、粟军在巳灰以前应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巳灰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²⁰⁾外线出击，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初期就开始考虑的一种战略方案。1946年6月22日，他就曾指示刘邓考虑渡淮南进，“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²¹⁾，但当时未能实施。这时，刘邓军于5月2日攻克汤阴后不久，又发起了包围攻击安阳的战役，但屡攻不克，直到5月25日才停止攻击，转入休整，因而推迟了渡河的时间。在此期间，陈粟军取得了歼灭敌主力七十四师的重大胜利，这使毛泽东和前线将领都对自己的战斗力作了偏高的估计。5月22日，毛泽东对陈粟的指示，一方面改变了外线出击的指示，一方面对战局的前景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他说：“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²²⁾但这时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平推战术，陈粟军在内线找不到战机，强敌压境，军情紧迫，不能不考虑改变集中兵力在内线作战的方针，而分兵向外线出击，重新回到原来的战略方案。

据粟裕回忆：“六月二十五日，敌军开始全力东犯，十八日进至鲁村、南麻（今沂源县）、大张庄、朴里庄一线，妄图迫我在鲁中山区狭窄地带迎战。由于当面之敌十分密集，无论是寻歼侧翼之敌或直取中央之敌都缺乏条件。为避免无把握作战，我们打算以第六纵队向临（沂）蒙（阴）公路出击，以第四纵队奔袭费县，破坏敌人后方补给线，以第七纵队佯攻汤头，迫敌分兵回援，主力集结在沂水、东里店一线待机。这一计划即将实施之时，接到军委二十九日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指示，此电指出：‘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推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以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²³⁾当时，陈粟部队包括后方机关，在内线大量集中，拥挤不堪，补给困难，粮食也吃光了。由于国民党军密集平推，一时既无法歼敌一路，不能不考虑分散进击。军委电报的战略意向和陈粟前敌将领的战役意图吻合。陈粟考虑到以往中央配合刘邓出击的指示，决定立即执行军委的指示，具体部署是：（一）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二）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三）正面部队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在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各部队根据命令于7月1日起执行，分头行动。

解放军的外线分兵作战的计划，在战略意向上，似乎是蒋介石实现其战略目的的结果，蒋介石此次作战的目的，就是要将解放军逐出山东根据地。问题在于，解放军的分兵，从总体上说，是战略上经过周密考虑、计算了利害得失之后的主动行动，出敌机先，并不是如蒋介石所预想的纯粹被迫行动，尤其是刘邓军的战略行动方向，并不在国民党军的预料之中。只是陈粟所部在战役行动中，原未考虑分兵的问题，在强敌压境之下，临时改变战役方向，计划不够周密，准备也不充分，未能在内线再坚持一段时间，在更有利的态势下出击，对以后的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于是，在6月30日至7月1日之际，在山东战场上，形成了攻防转换的局面，这一转换，不仅是局部战场的形势转换，而且是整个国共战场的战略形势的转换。这一战略转换的利害得失，和围棋中的转换一样，各自有得有失，而对得失的衡量，又各有权衡。虽然，军史学界对这种转换的评价尚需深入研究，但无论如何，解放军在战略行动上始终保持着主动，正是这种主动权，保证了战略的胜利。

刘邓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指示，于6月20日发布晋冀鲁豫野战军役字第十四号基本命令⁽²⁴⁾，决心集结四个纵队的兵力，从张秋镇到临濮集间150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黄河，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26日，刘邓作战命令强调：“此次作战关键，首在迅速确实割裂包围散布之敌，各纵队在渡河后即应不顾疲劳地大胆实施这种割裂和包围，以便各个歼灭之。防止敌人向其西南逃走。纠正任何可能丧失战机的现象。”⁽²⁵⁾

6月30日晚，刘邓野战军以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分成左右两翼，在南岸两个独立旅的接应下，从孙口、林楼、于庄等八个渡口，强渡黄河成功，于7月1日包围郓城国民党军整五十五师，并前出至郓城、皇姑庵地区，准备阻援，力争迅速在黄河之南站稳脚跟。政府军河防十分脆弱，既不能在解放军半渡时予以截击，只好临时调兵，乘解放军立足未稳组织会战。于是，一面令四绥区司令官刘汝明死守，令砀山的一五三旅进驻定陶；一面自豫北调整三十二师、整六十六师到金乡一线，与原在嘉祥一线的整七十师组成第二兵团，从泗水调王敬久前来指挥，增援郓城。但第二兵团虽系原有番号，司令部和部队却都是临时凑集，集结缓慢，战斗力也仅属二三流的队伍。蒋介石为集中兵力在鲁中作战，决定暂置鲁西于不顾，“以攻为守”⁽²⁶⁾，命令十一师主力守南麻，以十一师一个旅及二十五师、六十五师向南攻击，七十五师配合九师、六十五师攻坦埠、朴里庄，继续深入解放军鲁中根据地，寻求陈粟主力会战。

7月2日，解放军陈粟军一、四纵队自沂水、坦埠间敌军空隙南下，攻击费县。3日，国民党军发现解放军主力进入自己的侧后，参谋们主张以主力部队右旋，与临沂部队配合夹击，但蒋介石不同意，坚持攻击东里店及坦埠的既定方针。是日，山洪暴发，给国共两军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5日，费县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岌岌可危。政府军已确认解放军主力在青驼寺、垛庄、界湖一带，前线将领则苦于大水阻滞，前进困难，而蒋介石仍主张进取沂水。顾祝同于是亲自打电话给参谋次长刘斐，请他请示蒋介石，让欧震向西南方向追击，刘认为：“匪如在此区域，自可独断向南攻击，并以张淦部北上夹击。”⁽²⁷⁾于是，顾祝同决心改变部队行动方向，调欧震所部南下夹击。翌日，蒋介石发现前线将领独断地改变攻击沂水的决心，十分震怒，打电话怒斥顾说：“攻击共军根据地沂水，是此次战役的既定方针，决不应有丝毫改变。为何不经请示，擅自改变，别说我是主席，就是朋友，也该商量商量嘛，你眼里哪里有我这主席！”顾被骂得面如土色，只是口中喃喃地埋怨刘斐：“刘为章怎么这样不负责啊！”即怪刘未向蒋报告。顾不得已，仍令欧震兵团攻击沂水⁽²⁸⁾。

蒋介石的战略目的，首先在于摧毁解放军根据地，他认为国民党军如改变方向，回师攻击深入侧后的解放军，就会给解放军留有保存沂水根据地的机会，因此，不顾解放军主力的行动方向，继续向沂水推进⁽²⁹⁾。11日，第九师占领沂水，解放军已先期撤出，留下一座空城，国民党军歼击解放军的计划在这种行动方式下，根本不可能实现。

在国民党军向沂水推进期间，陈粟军一、四纵队于7日攻克费县，9日攻克峄县，三、八、十纵队于10日攻克大汶口，威胁兖州、徐州敌后方基地。政府军整八十四师不得已后撤至滋阳（兖州），在豫北的整第三师改调徐州。刘邓军于渡河后一面围攻郓城，于8日晨攻克，歼敌五十五师师部及其两个旅；一面进逼菏泽，于6日攻克曹县，包围定陶，战至11日，敌一五三旅突围，大部被歼。至此，刘邓军于渡河后终于在鲁西南站住了脚跟。

这时，三十二师、六十六师已于7月8日分别到达独山集和羊山集，王敬久率司令部进驻金乡，以六十六师的一九九旅驻在金乡城北万福河南岸，归其直接指挥，七十师开抵六营集。王敬久原在鲁中战场指挥第五军等一流部队，由于才力不足，部下不听指挥，蒋介石把他调来指挥二流部队，弄得他满腹牢骚，又对敌情不明，胆怯惧战，借口炮兵、工兵不足，迟迟不肯出发，将三个师自北至南，从嘉祥、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金乡摆成了一个一字长蛇阵。正好王是金乡人，老家新屋落成，率部在家庆祝乔迁之喜。解放军于攻克郓城之后，即乘敌不备，对王敬久兵团实施穿插分割。自11日起，第一纵队进至巨野东南地区，切断七十师、三十二师、六十六师的联系，第六纵队以一部切断三十二师和六十六师的联系，以主力协同一纵围歼七十师，第二、第三纵队分别由曹县、汶山集地区插向谢家集、羊山集，割歼六十六师，以独立第一、第二旅进至万福河以北地区，阻击金乡北援之敌。13日拂晓，各部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分割包围态势。王敬久突然发觉处境危险，急令七十师、三十二师靠拢，南下攻击，救援羊山集。蒋介石致电王敬久说：“我鲁西各部如能早取攻势，积极进剿，当不致如今日之被动，反受匪部攻击，坐失良机，殊为可惜。惟既取守势，则亦唯有固守阵地，必使匪之攻势失败，乃可乘机反击，以期转危为安，万不可作突围苟免之计，须知突围必无幸免之理，死守方有必胜之望。”⁽³⁰⁾但王敬久部士气低落，将无斗志，三十二师师长唐永良竟违令反而自独山集向六营集撤退，并与七十师师长陈颐鼎商定，要求向嘉祥、济宁撤退。结果，三十二师两个旅在撤退途中被解放军消灭，仅师长率直属队到达六营集。六十六师原奉命向金乡撤退，因等待三十二师接防，13日没有行动。14日，解放军分别包围了六营集和羊山集，入晚，对六营集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向济宁突围，大部被歼，陈颐鼎被俘，三十二师、七十师残部退入济宁。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率部死守羊山集。15日，王率新到的五十八师等五个团自金乡北进，企图解羊山集之围，但攻击无效。

蒋介石面对解放军深入敌后、鲁西告急、而占领沂水的战役目标已经达到的形势，于12日起，着手部署鲁中部队回师，计划首先对付陈粟外线五个纵队，然后再攻击刘邓军。于是，山东战局出现了犬牙交叉的复杂状态。

一方面，在西线，刘邓军围攻羊山集，屡攻不克。在中线，陈粟南路两个纵队，于14日起，一纵攻击滕县，四纵攻击邹县；北路三个纵队于16日起，攻击济宁、汶上。但时值大雨，攻城器械不足，在国民党军顽强防守之下，攻击受阻。在东线，即陈粟内线四个纵队，乘国民党军抽兵回援之机，于17日起，向驻守南麻的十一师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以邱清泉率第五师、七十五师，向泰安方向前进，解济宁之围。欧震率五十七师、八十五师向峄县、枣庄进击，解滕邹之围。以黄百韬率二十五师自东里店翻越九顶连环山回救南麻，以在张庄的六十四师北上，驻益都（今青州市）的第八军（未整编）经临朐南下，夹击围攻南麻的解放军。19日，蒋介石偕顾祝同飞开封，组织第四兵团，以王仲廉为司令官，从各地凑集整编第十师、青年军二〇六师、整编四十师等部，在柳河集中，救援羊山集。同时，命令张淦纵队向太平邑，围击陈粟军一、四纵队。在国民党军压力下，解放军外线各纵自20日起，被迫撤围。一、四纵原奉命加入南麻战斗，但为河水所困，竟孤悬鲁南敌后，处境十分危险。这一系列战斗，陈粟军因为缺乏雨季作战装备，弹药受潮，对作战十分不利。

攻入南麻的整编第十一师，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师长胡琏战斗经验丰富，占领南麻后即筑工固守，一个村子有三四百个地堡，南麻周围筑有一两千个地堡。陈粟对敌情估计不足，对敌既设阵地，在没有充分准备和攻坚装备的情况下，贸然发起攻击，以第九、第二、第六三个纵队围攻，以第七纵队阻援。攻坚部队由于天雨，影响了火力的发挥，自18日起，血战三天三夜，给南麻守军以巨大的杀伤，但未能攻克。而且，由于战术训练不足，部队密集冲锋，伤亡很大。21日，蒋介石又调驻守沂水之第九师，即夜出发，经东里店向悦庄急进，会同第八军向南麻进攻。政府军第二十五师、六十四师，在九顶连环山突破第七纵队两处阵地，六十四师之第一五九旅突进，炮击鲁村⁽³¹⁾。敌援军逼近，陈粟军已没有预备队在手，21日夜，主动撤退。时李弥第八军在推进中态势孤立，陈粟军乘机围击，李急忙退入临朐固守，自24日夜，陈粟军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以第九师、六十四师由悦庄东进增援，整五十四师由青岛西进增援。26日，蒋介石又令二十五师在悦庄集结，增援李弥。7月27日，蒋亲自打电话给李弥：“第九师、第廿五师、第六十四师，因近日山洪暴发，延误时间。现已严厉督促兼程前进，务希固守临朐待援。”⁽³²⁾经7天血战，陈粟军战力受损，不得不于30日撤出战斗，经益都到达陈家。

在南麻、临朐战斗的同时，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围攻孤立无援的陈粟军一、四纵队，以欧震部五十七师开驻泗水，欧震统一指挥张淦、吴绍周两纵队东进，三面夹击。一、四纵队外线作战，补给困难，加上天雨，河水暴涨，行军转移，困难重重，环境十分艰苦。26日，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命令欧震指挥张淦纵队、吴绍周纵队兼程穷追解放军华野一、四纵队，“务于沂河两岸梁丘山地捕捉而歼灭之”⁽³³⁾。同日，蒋介石认为解放军困难重重，士气低落，机会难得，命令各部：“此战若予以彻底打击，则结束山东战事，指日可期。自明日起，各纵队即应逐渐与匪主动接战。”⁽³⁴⁾但翌日，即27日，解放军一、四纵队自滕县、官桥一线⁽³⁵⁾，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不成队形，拼命跨越津浦铁路。国民党军以装甲列车开往官桥轰击，令八十八师一个旅前往截击，伞兵由枣庄经山口向西集追击，以五十七师车运两下店，南下向滕县攻击，并严令四十八师、七师、八十五师、六十五师四个整编师向滕县、官桥、韩庄之线急进。一、四纵队边战斗边行军，于8月1日通过泗河，与陈唐兵团会师，终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但部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两个纵队各损失万余人，战斗力一时难以恢复。同时，北路的第三纵队也有重大损失。

这时，羊山集战斗已经结束。当羊山集激战之际，王仲廉率部东进，胆颤心惊，生怕所部被歼。7月25日，王乘坐吉普车遭到袭击，更使他提心吊胆，他在回忆录中还说：“匪区行军搜索稍不注意，即为匪所乘，能不慎欤。”⁽³⁶⁾是日部队到达苒堌集，他再也不敢前进。国民党军方面原以为自己在鲁西南调集了优势兵力，刘邓军就会撤退。郭汝瑰说：“羊山集共军仍未退，余甚以为奇。岂刘伯承尚欲在此与优势之国军决战耶！”⁽³⁷⁾但国民党军徒有优势兵力，将士不肯用命，也就无可奈何。宋瑞珂虽然顽强死守已达两个星期，无奈王仲廉、王敬久两路援兵增援不力，战力衰竭。27日夜，刘邓军鉴于敌援兵进逼，即以第二、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一部及军区榴弹炮营和第一纵队炮兵团对羊山集发起总攻，28日全歼守敌，宋瑞珂被俘。蒋介石在31日日记中只好悲叹道：“瑞珂实为我军优秀杰出之将领，甚望上帝佑其生还也。”⁽³⁸⁾

战后，第四兵团司令官王仲廉、整三十二师师长唐永良均被拘押，受到军法审判，但后来都通过各方面的疏通，保释出狱。

至此，山东战局告一段落。国民党军在鲁西南遭到惨败，而陈粟军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和解放军外线作战的得失，一时存在着某种平衡。国共双方继续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部署作战计划，在中原一线，开始了更激烈的战斗。

三　解放军挺进中原

蒋介石在7月底，对全盘战局作了估计。7月26日，他在日记中认为：“近日山东各地气候多雨，山洪暴发，鲁南之匪第一、第四各纵队皆阻滞于梁邱山区，其第三、第八、第十各纵队以汶河暴涨，不及向北逃窜，乃过袁口窜入鲁西，此乃天赐我灭匪之良机，战略上所预定之先分散后围剿，使之各个就歼之企图，完全形成。惜乎所部不力，亦为气候与地形所限，不能穷追密围，一网打尽，不胜遗憾焉。”31日又记道：“（一）自上月杪，东北四平街解围，鲁中地区如期收复匪之南麻老巢以后，本月中，鲁西与鲁南之费县、郓城被陷，滕县、邹县、济宁、汶上、羊山集被困甚急，情势突告紧张，但皆蒙天佑，除羊山集外，其他各城皆能转危为安，而且均使匪蒙受重创。其间最足慰意者，为临朐与南麻之两次决战，使匪半年来所获得我军之炮弹枪械，皆已消耗殆尽。彼匪自诩为八月以后将开始作大规模攻城战、阵地战之鬼计，至此殆已完全打破。虽其第一、第四、第八各纵队之残部仍能漏网西窜，但最后卒为我包围于南阳微山湖滨，陷入泥淖，无法逃窜，此实天网恢恢、奸匪万恶之报应，若我各军将领果能努力奋斗，不失战机，则此理想之歼灭战，必予我以伟大之光荣也。”⁽³⁹⁾显然，蒋介石对毛泽东和解放军的战略转变，毫无准备，自然也就不能明了其利害得失，采取主动的应变部署，而只能在盲目乐观之下，作临时的应付。

尽管山东战场的形势错综复杂，但经略中原是毛泽东既定的战略方针，不以具体战场形势的变化为转移。7月19日，军委致电刘邓等指出：“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⁴⁰⁾同时，将赵基梅纵队、秦基伟纵队（九纵）、孔从洲、汪锋三十八军加强陈谢纵队，在陈谢指挥下一同南进。陈谢纵队原准备直接加入陕北作战，但陕北给养困难，难以承受过多的军队；同时，刘邓进入无后方作战，也需要更多的支持，于是，改变陈谢的用兵方向，就兼顾了两个战场的需要。7月23日，军委指示刘邓、陈粟等：“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同时，指示陈粟，令“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陈粟谭率鲁中主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唐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⁴¹⁾。7月29日，军委再次敦促前敌将领说：“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⁴²⁾

这时，蒋介石自我感觉良好，一方面命令二十五师进取蒋峪，命令第九师、六十五师进取益都，准备进一步攻取高密，打通胶济路东段，完成对胶东解放军根据地的进攻。一方面调集重兵，对鲁西南刘邓军和陈粟外线五个纵队进行包围攻击，企图压迫解放军北渡黄河。蒋介石的指挥作风，事无巨细，都想亲决，致使部下不敢临机独断。但他毕竟年老，精力有限，而战场十分广阔，不免顾此失彼。正在鲁西南战场决战之际，他大概对战局感到放心，即于8月7日飞抵延安，指挥西北战场。就在这一天，鲁西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刘邓军于郓城南的赵家楼地区挥师南进，按照预定计划，向大别山地区挺进。

在此之前，蒋介石将作战不力的第四兵团司令王仲廉撤职查办，以整编第十师师长罗广文升任兵团司令，于8月2日向新集进攻。3日，邱清泉率吴绍周、吴化文部向郓城、巨野索敌攻击。这时，陈粟外线各纵已越过运河，进入嘉祥地区，与刘邓军靠拢。5日，国民党军将五十七师归王敬久指挥，令其率五十八师、五十七师等部由独山集向郓城攻击，令罗广文兵团、张淦纵队、刘汝明部趋水堡，完成包围攻击的部署。6日，蒋介石担心解放军越陇海路南下，指示变更作战部署，但徐州司令部认为解放军“北渡黄河之公算为大”⁽⁴³⁾，仍作阻击北渡的部署。是日，吴绍周由大长沟渡运河到王家桥，邱清泉仍在袁口未渡运河，王敬久在独山集，张淦部到定陶、曹县，罗广文到郑家营，刘汝明到董口、鄄城，将刘邓军和陈粟外线各纵包围在郓城、巨野、嘉祥间狭窄地带。7日，国民党军各部分别向前推进，预期8日将发生激烈战斗，解放军主力必然渡河北上。徐州司令部参谋长记道：“山东战事似已近尾声，共军主力渡河后，陆总部似已不必存在。余令第三处拟未来部署意见，呈总司令批准后，呈国防部参考。”⁽⁴⁴⁾但事实上，未来战局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更复杂的战斗。

当时，毛泽东指示陈粟率野战军直属部队和第六纵队去鲁西南，集中6个纵队的兵力，坚持内线作战，掩护刘邓南进。为此，陈粟军正组织西线兵团和东线兵团，以西兵团在鲁西南作战，以东兵团在胶东内线坚持。8月7日，军委致电刘邓，并告陈粟：“陈粟六纵全部必须从内线，即从你们的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才是最有力的钳制。你们不要希望他们出陇海线直接掩护。”⁽⁴⁵⁾但国民党军进展很快，陈粟一、四纵队战斗力削弱较之中央军委估计更为严重，无力阻止国民党军渡过运河，因而得不到休整。而且，当时连日大雨，河水猛涨，黄河有决口或被国民党军破堤的危险，不利作战和休整。在强敌压境之下，鲁西南解放军各部既不能在郓城、巨野间作战，也来不及北渡黄河，只有决心提早南下，执行既定的战略任务。同时，原定在内线作战的陈粟西线作战部队也不能不继续突围南下，准备进入豫皖苏边区进行外线作战。8月7日，刘邓向中央报告：“邱清泉、欧震主力昨日已过运河以西，罗广文兵团同日占临濮集东北之郑家营，其目的为郓城，估计明日可到达。我已以宋时轮、王秉璋两纵队与敌保持小接触，迷惑敌人。我两主力已向南移，宋王两纵亦适时转至敌侧背或外线。我们则顺此态势南下。陈唐则第一步在陇海两侧，第二步在陇海路南，第三步转到鲁西南内线。”尽管部队存在连续作战一个月没有休整、新补充2.5万多解放军战士来不及训练、对跃进大别山还没有进行具体动员和充分准备等困难，但“我决心提前于八月七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电报发出约三小时，中央军委就复电批准了⁽⁴⁶⁾。7日晚，刘邓军四个纵队分三路南下，从巨野、定陶之间跳出敌人包围圈，向陇海路疾进。以刘邓军第十一纵队佯渡黄河，以陈粟军阻击敌军，进行掩护。

8月8日，陈粟军第十纵队在运河西岸的蔡家林和国民党军第五军作战，陈粟曾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刘邓军协助上述部队打一仗再走。但刘邓已经南下，陈粟又于10日致电刘邓和中共中央军委，认为西线的陈唐部一时难以北返转入内线，建议继续随刘邓南下，在陇海路一线活动。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10日复电给刘邓、陈粟指出：“在敌主力东迫郓城、西迫鄄城情况下，我在郓巨作战已不适宜，即北撤亦来不及，只有南进才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⁴⁷⁾并指示陈粟所部西线的陈唐、叶陶部掩护刘邓南进后在陇海南北活动，陈粟率第六纵队及军直到黄河北岸，相机渡河，在鲁西南活动。陈粟10日电和中央意图吻合，军委11日再次复电：“刘邓部署很好。前已通知你们所有山东全军统一归刘邓指挥，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⁴⁸⁾

同时，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9日指示陈谢集团：“为有力协助刘邓行动，我陈谢集团应提前于未灰（8月10日——引者）至未删（8月15日——引者）间渡河，首先控制潼洛段山区，再看形势决定下一步行动。”⁽⁴⁹⁾陕北方面则攻击榆林，吸引胡宗南军北援，策应陈谢南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刘邓军居中突前，向大别山既定战略目标挺进；陈粟军居左，分两个层次，陈唐两个纵队和叶陶两个纵队跟进掩护，在陇海路南北活动，宋王两个纵队在鲁西南活动，进行牵制，陈粟军部也相机进入鲁西南指挥西线部队，转入外线作战；陈谢集团居右，进入豫西山区活动，成品字形三路挺进，转入外线作战，争夺中原战场。

当时，解放区经过一年的战争，人民战争负担已经超过了极限，难以长期坚持，解放军要想求得发展，必须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寻求人力物力资源。8月1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华东局的陈毅、粟裕、饶漱石，说明中央的战略目的：“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⁵⁰⁾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⁵¹⁾

刘邓主力军南下后，国民党军徐州司令部方面估计：“余觉共军南下较其渡河为有利。因渡河后其兵力加强，而内线作战之地域广阔，我平津、安阳、保定等任何一方面均可各个击破也；其南窜全出于被动，经穷追必可使溃散。”⁽⁵²⁾8月11日，刘邓军越过陇海铁路，鲁西南部队在内线与敌军周旋，进行牵制，陈粟率野直部队在泮庄渡过黄河，进驻惠民。12日，陈粟的第十纵队在黄河与东平湖三角地带受到敌第五军的攻击，损失很重，退至北岸的张秋镇休整。13日，蒋介石即部署对刘邓军进行追击。陆总徐州司令部概定追击部署如次：“一、第二兵团（辖整三、整五十八师）经砀山向亳县追击，第八绥区（驻蚌埠）以整四十六师至涡阳截堵。二、张淦纵队（辖整七、整四十八师）经柘城向淮阳追击，第五绥区（驻汲县）以整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至周家口截堵。三、罗广文纵队（辖整十、整四十师、第二〇六师第一旅）沿陇海路经郑州，转平汉路，铁运至郾城，严防匪军越平汉路西窜。”⁽⁵³⁾但这时，刘邓军已甩开敌军两日路程。不过，国民党军有铁路运兵的优势，便于转用兵力，能够部署前堵后追。

蒋介石在部署对刘邓大军进行追击的同时，他的作战重点仍然放在山东，以继续贯彻摧毁山东解放军根据地的战略计划。8月14日，蒋介石决定胶东半岛进攻计划，并接见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令其准备行动。又接见范汉杰司令官，听取鲁中敌情报告，并指示对胶东进攻方略。当时，国民党军于8月6日攻克益都后，13日攻占临淄。14日，开始打通胶济路的攻击，以整编第二十一军军长夏楚中率整第八、九、六十四师由益都向西沿铁路攻击，以整第二十五师守益都、临朐，以陈金城率整编四十五师及四十二旅，由西向东进攻，会师张店后南下，协同胡琏所率整第十一师、七十五师，攻取淄川、博山。15日，陈粟部内线由谭震林、许世友率东兵团二、七、九纵队于寿光附近渡弥河进入胶东。于是，国民党军于17日攻克张店，19日会师周村，攻下淄川城，占领博山煤矿。21日，打通了胶济路，恢复交通。不久即转移兵力，向胶东进攻。当时，饶漱石、黎玉、许世友、谭震林都希望东兵团（二、七、九、十三纵及原一、四纵转回内线的两个师）在外线机动作战，担心转回胶东会被封锁在狭窄地带不能出来。但毛泽东主张东兵团一部在内线牵制敌人，东兵团主力在诸城一线配合，不要南下，而要陈粟率主力打开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运河以西的广大局面。

16日，刘邓军已进抵淮阳、郸城间，将105榴弹炮觅地掩埋，准备轻装前进。17日，全军克服重重困难，开始通过20公里宽、遍地淤泥的黄泛区，19日全军渡过沙河，进抵商水、项城、沈丘、阜阳西地区进行休整⁽⁵⁴⁾。此时，刘邓向全军正式宣布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鉴于前进途中还有多道河流阻隔，国民党军追兵紧逼，部队再次轻装，把重武器和车辆就地掩埋或炸毁，争取速度，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刘邓军以不惜一切牺牲的代价，实现既定的战略任务。

刘邓军渡过黄泛区后，蒋介石为防止刘邓军向西南挺进，于19日命令八十二旅开驻马店，整八十五师开确山，整六十五师开长台关。命令王敬久部迅速接替太和防务，令驻合肥的第八绥靖区司令夏威主力移防固始、潢川。令第五绥区张轸（辖整十五师第六十四旅、整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交警第四总队）守洪河。20日，蒋介石判断刘邓军将经上蔡西进，张轸等则认为刘邓军不会到此方面来，必往南去。顾祝同原定八十五师开正阳，三列车已到确山，蒋为防阻刘邓军越铁路西进，命令八十五师速开上蔡，于是，又返回遂平⁽⁵⁵⁾。八十五师一来一往，延误了超越阻击的有利时机。

22日，刘邓军第三纵队在淮河北岸的南照集、三河尖一线与敌四十六师激战。国民党军判断刘邓军将由三河尖至新蔡间渡河，23日即以六十五师在西平、遂平间和解放军地方部队魏凤楼部发生战斗。刘邓第三纵队边战斗边渡过淮河，第一、二纵队已渡过汝河前进，这时国民党军八十五师及八十二旅重又南开抵达汝南埠，和渡河的刘邓军第六纵队先头部队发生战斗⁽⁵⁶⁾。中共中原局、刘邓野战军直属队和第六纵队被阻于汝河北岸，罗广文、张淦两部正分别于上蔡、项城一线尾追南下，军情十分紧急。刘邓部队在长途行军以后已十分疲劳，一路上又掩埋了重装备。面对险境，刘伯承、邓小平亲自察看渡口，进行战斗动员，刘司令员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鼓励部队坚决实行强渡。23日夜⁽⁵⁷⁾，刘邓军在已进抵南岸部队配合下，向敌八十五师发起攻击，杀开一条血路，强渡汝河成功。26日，刘邓部队进至淮河，当时淮河水涨，难以徒涉，再次濒临绝地。刘伯承亲自下河察看，恰巧正值两个洪峰之间，发现淮河可以徒涉。27日，全军渡过淮河。当国民党军追兵进抵淮河一线时，河水暴涨，被隔在淮河北岸，刘邓军得以顺利进入大别山预定战略锁钥地区。

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于8月27日严令申诫：“（刘伯承部）自鲁西南窜以来，迭有伤亡，其战力已失，又临沙河、洪河、淮河之重重障碍，正是我歼灭刘匪之良机。乃各部队行动迟慢不前，损失战机，任匪平安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此为我革命军人之最大耻辱。各司令官、部队长，只借稳扎稳打，猬集一堆，未能区分多路纵队，不敢超越追击匪军，旬来无显著战果，何能弭除匪患，挽救危亡。兹特严予申诫，如再任匪逃遁而至平汉铁路以西，各级部队长指挥官均以纵匪祸国害民论罪。”⁽⁵⁸⁾对于在自己亲自指挥之下，各部队仍战斗消极，错失良机，蒋介石深感痛苦，而又无可奈何。他在9月2日的命令中说：“尾追少数部队，裹足不前，逡巡迟疑，以致屡失战机，往往上午七时以前，下午五时以后，空军迭不见我军继续前进，尚属休息状态（缺十一码），形同旅次行军，何能歼灭共军，挽救危亡。每念及此，深为痛惜。”⁽⁵⁹⁾

在刘邓军准备强渡汝河之际，陈谢集团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于8月22日夜，右路第三十八军和第八纵队第二十二旅，从茅津渡以东实行偷渡成功。23日晨，左路第四纵队从邵源以南的大教至官阳间实施强渡和偷渡相结合，第九纵队随后跟进，向陇海路发展。政府军只有地方团队，无力阻击，蒋介石的意图，“鲁西、豫南均将有决定性的战斗，不愿于此关头抽兵，宁让陈赓再渡些人过河”⁽⁶⁰⁾。至31日，陈谢集团攻克会兴、新安、洛宁等地，一部围攻横水，威逼洛阳。这时，刘邓已进入大别山，国民党军不得不陆续调整第三、十五、四十一师和青年军第二〇六师各一个旅回援，连同原驻洛阳地区的4个旅组成第五兵团，并以胡宗南部组成陕东兵团，对付陈谢。9月2日起，陈谢集团主力自洛阳等地向西进击，歼灭陕东兵团大部。陕北、大别山、晋南诸地国民党军不得不抽兵调防西安、潼关。

鲁西南解放军在强敌进攻面前，盘旋打转，国民党军竟“已不能获得共军所在，故无接战”⁽⁶¹⁾。但毛泽东认为陈粟军作战消极，提出了批评，8月30日致电陈粟：“你们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最近几天又将注意力放在胶东，其实目前中心环节是在陇海南北积极行动，歼击及抓住五军、五十七师，攻占一切薄弱据点直接援助刘邓。我们对于陈唐叶陶二十多天毫无积极行动，你们亦未严令督促，十分感觉焦急。”⁽⁶²⁾陈粟接电后，即于9月2日率部渡河，并于7日将敌整编五十七师包围在沙土集。陆总徐州司令部方面以为鲁西南解放军已甚残破，没有察觉到陈粟率主力南下，因此未能及时调主力第五军增援。9日，整编第五十七师被全部歼灭，师长段霖茂被俘。国民党军被迫调胶东战场和大别山战场的整十一师、整七十五师、整第十师等前来支援鲁西南作战。然而，陈粟军以一部在鲁西南进行牵制外，主力及准备用于大别山的刘邓军第十二纵队向豫皖苏边地区挺进，转入外线作战。

在解放军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以品字形向中原挺进的时候，国民党军虽多次不得不追随情况，被迫分兵，但蒋介石仍坚持把用兵的重点放在胶东。当时，国民党军打通胶济路后，即编组胶东兵团，由范汉杰兼任兵团司令，辖整八、整九、整二十五、整五十四、整六十四及第五十七旅，于9月3日在北胶河西岸集结完毕，海军封锁海上交通，空军也投入支援作战。临沂的整编二十三军和第二绥区的整四十五师遥相策应。解放军由许世友率九纵和在胶东的十三纵在胶东作战，华东局也在胶东坚持，谭震林则率二、七纵及两个师在诸城，威胁敌之侧背。国民党军以四个师向平度东西之线密集平推，向胶东进击。但9日，国民党军进驻诸城的第二线部队一个旅，遭到解放军的围攻，攻击部队不得不先行解围，从而推迟了攻击时间。18日前后，在道头一线，整八师又受到解放军第九纵队的顽强阻击，伤亡严重。至20日，攻击部队才进至招远、毕郭集、莱阳亘五龙河右岸之线。

从刘邓大军渡过黄河，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国共双方的战略目的都已十分清楚。蒋介石于9月15日在其日记中记道：近来黄河北岸中共军队“主力皆向南窜犯，其目的不外：（一）使我进剿胶东部队回援鲁西，不能进占烟台、威海卫、龙口各要港，企图保持其控制渤海湾旅大及烟台两岸之形势；（二）牵制我军不能向黄河北岸扫荡；（三）流窜长江以北各地，以威胁华中；（四）分股流窜，出没无常，一在牵制分散我之兵力，使不能集中；二在疲劳我之兵力，使无法解决战局。因此，我应严令胶东各军照原定目标与任务，专心挺进，勿为中原匪情所眩惑动摇”⁽⁶³⁾。于是，国民党军统帅部命令胶东兵团：“该兵团应迅速夺取黄县、蓬莱，断匪海上退路，并以右翼适时左旋，包围匪军于姚村（烟台以南）、烟台以西地区而歼灭之。”⁽⁶⁴⁾胶东兵团即于22日发布命令，于24日发起攻击。而22日夜，解放军东线兵团第九、十三纵从敌整八、整九师的结合部突出重围，转入掖县东南的大泽山。国民党军以整九师追击，整六十四师北上夹击，而兵团主力仍继续推进，并于10月1日晨，整五十四师进占烟台，6日，海军陆战队进占威海卫。就在政府军方面庆祝攻克烟台的时候，10月2日，态势孤立的整六十四师主力在范家集被解放军包围，遭到沉重打击。政府军被迫调兵解围，但进展迟缓，畏缩不前，各部队战斗不能协同。陆总徐州司令部参谋长感叹道：“我相信国军战斗力低落，一个师已打不赢共军一个纵队，共军为主义而战，国军不知为何而战，精神自然不同。”⁽⁶⁵⁾虽然六十四师顽强死守，得以解围，但一旅援军已被解放军歼灭。至此，胶东会战告一段落。

蒋介石对这一阶段的战略结局深表满意，对前途十分乐观。他认为：“我早就预料国军捣入他的老巢以后，他就一定要像黄蜂一样，到处乱窜。”“实际上他现在既无根据地，也无目的地，只是窜到那里就算那里，已经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了。”总之，认为中共军队主力已被击破，根据地已被捣毁，“他已经临到了总崩溃的前夕”⁽⁶⁶⁾。他强调：“我们自从六月二十五日开始向鲁中沂蒙山区匪军老巢进攻以来，到最近烟台克复为止，为时共三个月零六天。这三个月零六天的时间，可以说是国家转危为安、革命事业转败为胜的关键。”“这次胶东作战是决定我们剿匪胜利一个重要的转捩点。”⁽⁶⁷⁾为此，蒋介石制定了他的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一是中共军队“根据地丧失，交通线切断之后，国军进一步目标，即在断绝其兵源补充，占领其粮食产区”，即继续向黄河北岸的解放军根据地冀中、冀南和鲁北地区进攻。一是中共军队“主力既已分散，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追剿，在实行追剿的时候，因为匪军飘忽无定，所以就不好再用中央突破的办法，而必须活用兵力，乃能捕捉战机，收获战果”。他估计：“因为他的老巢已被打破，由于弹药、粮食和交通工具各种条件的限制，他要集中三个以上纵队，五天以上连续作战，乃是不可能的事情。”⁽⁶⁸⁾

这是一场战略的较量，看谁能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蒋介石虽然看到了解放军受到削弱的事实，看到了解放军外线作战中的弱点，但他没有看到解放军战略转变的主动性，更没有看到解放军在外线作战中的生存和复苏能力，尤其是没有看到解放军建立新的根据地、开辟新战场的能力。当然，蒋介石在胜利的错觉中，对前途仍有深深的忧虑，那就是国民党将领的士气已经难以挽救，国民党军事实上并没有在主动进攻中获得真正的胜利。10月19日，蒋介石在青岛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中说：“我现在最感苦闷、最觉忧虑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具有自动的精神、能够发展天才的太少，我可以说十个将领中找不出一个来……如果以你们今天这种精神和能力，而我自己又不严格督导，那我们剿匪军事不知要演成怎样一种局势。”⁽⁶⁹⁾虽然，毛泽东对解放军在外线作战中的作战能力也作了过高的估计，对外线作战的困难估计不足，但由于解放军在战略上始终保持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持之后，终于建立了战略的优势地位。

第二节　国民党军的守势作战

一　国民党军日趋恶化的北方战场

蒋介石原希望在山东战场获得胜利以后，向东北和华北战场转用兵力。国民党军将领也以为：“如纯以军事论，则关内战事本年可以得一决定局面。”⁽⁷⁰⁾但是，解放军三路挺进中原，威胁国民党统治的根本地区，不能不使蒋介石深感忧虑。他说：“现在刘匪如果真能占据大别山，东可威胁京畿，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顾虑。”⁽⁷¹⁾他不得不把主要兵力转用到中原战场，既不能增援东北，更不能向黄河北岸推进。这使本来就恶化的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形势更加逆转。

1947年7月，四平战斗撤围后，东北民主联军战力受损，北撤休整。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态势一度有所缓和。这时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病离职，而蒋介石亲自指挥军事后，陈诚的参谋总长一职形同虚设，陈即谋求赴东北一显身手。8月2日，蒋介石接见参谋总长陈诚，令其前往东北负责指挥军政。8月15日，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向统帅部报告：“（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于未哿（八月二十日）撤销，并由马日（二十一日）起，东北各部队由行辕直接指挥。（二）编组四个兵团，以孙渡、陈明仁、周福成、廖耀湘分任司令官，限八月二十五日按照集团军司令部编制编成。”⁽⁷²⁾29日，蒋介石即命令以参谋总长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统一东北军政，熊式辉也不得不悻悻离任。陈于31日赴沈阳，9月1日接任。就此，陈诚小集团中的郭汝瑰评论陈诚集团说：“余觉云瀚等以十一期为团结中心，局度太小，且如此朋党比周，排挤人才，此非为总长帮忙，实足败乃公事。余觉总长乃国民党之最进步者，尚且如此被包围，可知在现行制度下，国家、社会不会进步。”⁽⁷³⁾云瀚，即刘云瀚，曾任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十一期，是指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生。当时，陈诚手下有所谓四大金刚、十三太保，形成国民党军中的小集团。

陈诚到东北，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肃清贪污，甚至把有功的四平守将陈明仁也撤了职，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将领。但毕竟他的局度太小，又不能审时度势、宽严适中，反而弄得东北军政人员离心离德，怨声载道。在军事上，原拟调关内的五个整编师（军）及一个炮兵团增援东北，但这时中原战场深感吃紧，仅调在苏北的整编四十九师北上。陈诚不得已就地大肆扩军，将保安部队先是扩编为暂编师，后又扩编成四个军，将青年军二〇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共达十四个军，并编成四个兵团。他将主力部署在长春、沈阳、锦州一线，以军为单位，重点守备，并雄心勃勃地准备“依托重点，向外扩张”⁽⁷⁴⁾，改变其在东北的战略态势。

这时，毛泽东于8月29日指示林彪、罗荣桓：“希望你们能于九月下旬开始作战，配合南线。”⁽⁷⁵⁾即要求东北战场配合中原战场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是准备发起秋季攻势，计划先以本军南线部队对北宁路及两侧区域发起进攻，调动沈阳敌军主力南下，然后北线主力在中长路沈阳以北发动攻势。但陈诚对东北民主联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已先期主动发起攻击，以两个暂编师分两路由绥中、锦西向建昌方向扫荡。国民党军脱离既设阵地，兵力单薄，正好成为林彪、罗荣桓所率东北民主联军扑食的猎物。9月14至17日间，两师分别被歼大部。刚刚奉调北上、在葫芦岛登陆的四十九军（即整编四十九师，师改军），以各欠一个团的两个师，又奉命于17日自锦西西进，索敌攻击。21日在杨家杖子遭到林罗军的围攻，新登陆的该军第二十六师奉命增援，遭到阻击。战至22日，该军被迫突围，全部被歼。自29日起，林罗军主力在北线采取长途奔袭手段，分路向中长路沈阳以北各外围屏障据点的守军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威远堡第一一六师主力、貂皮屯第一三〇师一个团被歼，林罗军占领昌图、法库军事要点，进围新开源。在沈阳之南，也攻占大石桥、海城，威胁抚顺。陈诚赶紧收缩兵力，新一军从长春南调四平，新六军从锦州撤回铁岭。同时，他于10月2日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解放军已发动攻势，请蒋电令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督促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迅速率部出关，协击北宁铁路附近的解放军。蒋即急电李宗仁转令预定出关各师限三日内开拔完毕。旋得李宗仁电复：“出关各师，已饬归陈兼主任指挥，刻大部被阻于榆关、前卫间，已再饬迅速推进。”⁽⁷⁶⁾

国民党军被南线战斗所牵制，蒋介石在10月3日作战会报会上被迫决定：“对黄河以北与东北暂取守势。”⁽⁷⁷⁾随后，蒋即于4日飞北平，6日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8日偕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傅作义巡视沈阳，商讨东北和华北协同作战问题，决定由东北行辕负责肃清辽北法库东北林罗军第七纵队，再由傅作义部肃清热南解放军。

于是，国民党军在东北以第五十三军固守新开源，以新一军、第七十一军南下增援，以新六军北上增援，并以傅部的暂编第三军及保定绥署所属的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各一个师出关增援，位于平承路的第十三军东援北宁路，10月中旬到达兴城、锦州一线。由于国民党军兵力集中，林罗军即放弃了攻占新开源的计划，同时，鉴于国民党军在东北进行守势作战，依靠铁路网，兵力转用迅速，缺乏野战歼敌机会，即改变部署，北上佯攻吉林，扫清外围敌军后进围永吉，围城打援。11月2日，歼敌援军一个团。但国民党军第六十军死守永吉，林罗军屡攻不克。这时，新一军已进入长春，林罗军即撤围休整。在辽西地区，林罗军一部袭占新立屯、黑山、阜新等地，歼敌一部，并破袭北宁路，一度占领锦州飞机场。正向沈阳前进的国民党军华北调来的两个师，驰援新立屯、阜新，在义县以西被林罗军包围，在突围途中大部被歼。至11月5日，林罗军停止了秋季攻势，转入休整。

陈诚趁林罗军攻击间隙时期，一面进一步扩军，一面调整部署，在铁路沿线战略要点分兵守备，在铁岭、沈阳间部署重兵机动。林罗军趁冬季河道结冰，便于机动，于12月15日起，发动冬季攻势。鉴于秋季攻势战果不大，林罗军改变战法，更注重集中兵力，在围城或打援间，机动作战，以期必胜。南下后即突然包围法库、新立屯，威胁沈阳。国民党军发现林罗军主力南下，即向铁岭、新民、沈阳间集结重兵。林罗军为诱敌野战，即以主力隐蔽集结，以一部兵力四出袭击，28日攻克彰武，歼敌一个师，27日攻击万金台，歼敌两个营，并佯攻沈阳。国民党军出动主力解万金台之围后，即于1948年元旦，集中十五个师的兵力，以新五军为左路，新三军和新六军为右路，第七十一军和新一军主力为中路，分由新民、铁岭、沈阳等地向彰武、法库推进，向林罗军主动寻战。林罗军果断地捕捉战机，于1月5日集中了四个纵队的兵力，将态势突出的新五军包围在新立屯南的万家山地区，激战两日，全歼军部和二个师，军长陈林达被俘。

东北民主联军于1948年1月1日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统一称号。歼灭新五军后，林罗军转入休整。蒋介石因东北战局严重恶化，于1月10日飞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并召傅作义到沈阳，商讨增援东北方略。但傅一面回避增援东北，一面反而要求增兵华北。蒋坚持要傅抽兵三师，打通北宁路交通。同时，蒋认为东北行辕对作战指导无方，陈诚和东北将领之间又互相推诿责任，而陈诚又正患病，影响指挥作战。蒋返回南京后，即决定设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卫立煌为总司令，负责东北军事。同时，蒋又分电东北主要将领，抚慰有加，要他们“彻底执行命令，誓死达成任务”⁽⁷⁸⁾。不久又决定以范汉杰的第一兵团部移驻秦皇岛，任范为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并调五十四军到锦州，负责打通沈锦间交通。22日，卫由北平飞抵沈阳。2月5日，陈诚离沈回宁。3月1日，卫成立总部。4月1日，东北行辕撤销，由卫负责东北军政全权。

林罗军经过短期休整后，于1月20日重新发动进攻，26日攻占新立屯，又连下沟帮子、盘山等地。随后，以一部兵力钳制沈阳、法库国民党政府军，而以主力南下，2月6日攻克辽阳，20日攻克鞍山，25日围攻营口，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起义。在北线，法库守军于2月17日弃城逃往开原，在途中被歼。27日，林罗军攻克开原，于是，进围四平。这是林彪第四次在四平指挥大战，他的部队已经空前强大，但屡经挫折之后，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他部署了三个纵队和强大火力攻城，以四个纵队阻击沈阳北援之敌，另以一部兵力阻击吉林、长春之敌。3月2日，完成了对四平的包围，6日攻占机场和外围敌军据点，7日起开始攻城，12日发起总攻，13日全歼守敌第七十一军的第八十八师等部。在此期间，吉林守敌于3月9日逃往长春。

林罗军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处于完全机动地位，部署又十分严密。蒋介石于林罗军再兴攻势后，亲自写信给卫立煌和前敌将领，要求他们“团结一致，全力出击”。但卫度德量力，吸取了陈诚盲目发动攻击受损的教训，复函蒋介石说：“我既居于不利态势，兵力火力，又俱感不足，如骤然采取攻势，纵能顺利，如不能将匪击破，解决战局，陷于僵持，匪众我寡，势难应付，设遭顿挫，恐益陷于战局之不利，似宜谋定后动，先竭力完成作战诸准备，以策万全。”⁽⁷⁹⁾尽管蒋介石不顾东北军队的实力和将领的怯战情绪，一再要求卫立煌出兵增援被围据点，并打通沈锦交通，但卫按兵不动。卫告诫部下说：“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蓄积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⁸⁰⁾于是，东北国民党军外围屏障尽失，不得不扼守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的据点，完全处于被动局面。

还在陈诚2月5日回到南京的时候，向蒋汇报东北局势，蒋即感到从东北撤退的时机已过，十分忧虑。这时，东北的补给问题，又面临严重困难，沈锦交通已被切断，未能打通，而空运补给，能力有限。22日，蒋介石决心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撤退至锦州集中。他一方面亲自写信给卫立煌，指示撤退要领，并由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闿带往沈阳，要卫实施；一方面写信给李宗仁和傅作义，要他们抽兵出关接应，并让范汉杰到青岛、北平协调从山东、河北抽兵接应问题。但卫复信指出：“我军除留置坚守沈阳兵力外，最大限可以七个师实施计划，如在新民以西发生决战，我无获胜或安全脱离把握。”⁽⁸¹⁾同时，蒋介石从山东和华北抽兵以及空运撤退问题都难以解决，从东北撤退的问题只好搁置，后来就成了将帅间争论不休、犹豫不决的一个严重问题。

在陕北战场上，这里地瘠民贫，大军云集，国共两军粮食供应均感困难。国民党军在兵力上仍占优势。1947年7月间，胡宗南正计划集结十个旅的兵力进行扫荡，陕北中共中央和解放军处境十分困难。毛泽东原准备调陈谢集团增援陕北，击破胡宗南部的进攻。但显然，陕北粮食本已严重不足，不利大军战斗。7月19日，陈赓到达中共中央当时所在地小河之后，毛泽东即决定改变陈谢集团的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创建鄂豫陕边根据地。为策应陈谢南进，毛泽东决定：“胡拟八月由保安向靖边，我军八月打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军增援，以利陈赓出潼洛。”⁽⁸²⁾

这时，解放军编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贺龙为司令员，西北野战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8月初，彭德怀集结三个纵队又二个旅共八个旅的兵力，北上攻击陕北重镇榆林，6日发起战斗。榆林守军为邓宝珊部地方部队，榆林为陕、绥、晋三省要冲，国民党军扼守榆林以隔断解放区的联系，并成为国民党军的联络枢纽。7日，蒋介石亲自写信给邓宝珊等守将令其坚守，同时，令胡宗南调兵增援。胡一面令安塞、保安（今志丹县）地区的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共八个旅，分两路向绥德、葭县（今佳县）方向急进，一面令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驰援。钟松避开绥德、横山正面，循保安、靖边，出长城后，沿伊盟南端边缘挺进，出敌不意，进出榆林。彭德怀决心先克城，再打援，于10日发起强攻。但彭部装备差，攻城准备不足，攻击两日，未能奏效。又拟在榆林西南伏击援军，也告落空。12日，不得不撤围。但调敌北上的目的已经达到。

钟松于13日到达榆林后，即奉命南进，与北进的刘戡所率二十九军夹击解放军。18日，钟师的一二三旅进抵乌龙铺，主力进抵沙家店。彭德怀军当即进行阻击，并于20日拂晓向沙家店发起攻击，一二三旅驰援沙家店，旋被包围于常家堡。整二十九军遭到解放军的阻击，未能推进以解钟松之围。当日黄昏，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全部溃灭，钟松得以逃脱。刘戡率八个旅不得不交替掩护，沿咸榆公路向南撤退，彭德怀即率部追击，在岔口地区，截杀其后卫部队。

在此期间，陈谢集团已在豫西渡河展开，胡宗南感到威胁，从榆林空运二十八旅加强西安。毛泽东为策应陈谢集团，要彭德怀向外线出击，以主力六个旅直取蒲城、白水，再分两路进击，进抵渭水北岸，与陈谢协同作战。但不久陈谢变更了行动方向，彭即建议改打延川、延长，准备一个月之后再向外线出击，旋于10月间，先后攻占延川、延长、清涧。同时，西北野战军第二、第四纵队分别向黄龙地区进击，转入外线国民党统治区域作战，先后攻克黄龙、白水、韩城、宜川。

这时，榆林国民党军兵力空虚，整编二十九军分散守备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地区，完全处于守势地位，十分被动。彭德怀决心集中6个旅的兵力再攻榆林。10月27日拂晓，开始对榆林外围阵地发起攻击。蒋介石被动应战，急电胡宗南转令榆林守军左世允军长、徐保师长，激励所部，固守待援，并电令空军昼夜助战，电请张垣绥署主任傅作义，设法就近派兵增援。30日，手中已无机动兵力的蒋介石，不得不四出调兵，向地方实力派求援。他致电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说：“榆林自二十六日被匪围攻以来，守城左军长坚忍苦斗，至今屹立不摇，匪势大挫，唯旷日持久，恐难固守。如果榆林一失，则匪势蔓延，宁绥皆危，现在各方援军距榆林较远，且皆就地应战，故不能派遣大军。唯三边最近，而兵力又大，切盼即令三边所部提前赴援，一面增编强有力兵团兼程续进，期速解围，以安北圉。”⁽⁸³⁾这时，傅作义复电称：“匪攻榆林虽急，自宝珊（西安绥署副主任邓）到扎（原文如此——引者），及我神木杨（仲璜）团于酉世（10月31日——引者）开入榆林后，已予守军鼓励，可望固守一时。至解围问题，唯有饬少云（马鸿逵——引者）就近直接助援，庶可救急。如能将暂编第三军调回，俾职以有力部队攻晋西北，同时，胡部进击绥德，以围魏救赵之法，可解榆林之围，复可捕歼其主力也。”⁽⁸⁴⁾以增援榆林为名，要求调回暂三军。蒋不得已，于11月1日电令陈诚，将出关增援的暂三军调回关内，俾傅作义可充分增援榆林。3日，马鸿逵即令整编第十八师、整编第十旅暨保安第二、第五两团即日出发应援榆林。傅作义也以暂编第十七师分由三边、包头出发，增援榆林。

西北野战军扫清榆林外围后，即于11月2日攻城，屡攻不克，伤亡严重，改由坑道作业，于9日晨爆破，仍攻击无效，但炸药已尽。榆林难攻，不得已，调整部署，改为围城打援。14日，西北野战军与马鸿逵部在元大滩激战，双方伤亡严重。15日，马部西撤，16日，又绕道援榆。西北野战军遂撤出战斗。20日，宁夏、绥远两路援军会师榆林。正北上的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转攻马部后路，28日，马部撤返盐池。此后，西北野战军转入新式整军运动，国民党军也无力战斗，一时战场沉寂。

在华北战场，至1947年夏，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调往东北，兵力削弱，只能采取守势作战，将主力控制在平津保三角地带。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于6月17日向蒋介石报告说：“（一）查聂荣臻部十二个旅，由山东调来之一部，总计匪兵力有十万。本绥区兵力，除各重要交通线及据点守兵外，能抽调活用兵力，最多不过三个师，只有施行内线作战，先求自保。（二）冀察两绥区，原预定联合作战，今五三军调赴东北，且自滦东至临榆，今又划归本署，其原地守备部队五个团，均已先后调出关外，所遗防务，不得不由侯军派二十一师延接，该区以防广兵单，守备已感不足，该区时有被匪窜扰之虞。”⁽⁸⁵⁾要求蒋介石增兵。

解放军总部为加强晋察冀地区的战斗力，着手组建晋察冀野战军，统辖3个纵队作战。8月初，国民党军以主力向大清河北进行清剿，但“此次国军唯一收获在于使冀中民众得瞻国军军容”⁽⁸⁶⁾。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即于9月初攻击涞水，至8日攻占东南两关，双方伤亡惨重。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当即西援涞水，于7日已进抵高碑店，8日夜，三纵于调敌西援后撤出战斗。二、四两纵队于9日渡过大清河，攻击守备薄弱的昝岗和板家窝敌军据点，并分兵攻击霸县和开口。时值雨季，攻击不利。国民党军判断解放军主力所在后，即令第九十四军回援，并于12日与第十六军合力东援昝岗。国民党军又自保定车运第九十五师至白沟河，第一五七师由天津向霸县推进。解放军态势不利，即撤出战斗。

10月初，国民党军以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各一个师及暂编第三军转用东北战场，华北兵力更形薄弱。晋察冀野战军采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围城打援，向保定以北出击。11日发起战斗，以一部袭击平保段，以一部围攻容城、徐水，而以主力部署打援。14日，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第五师及从东北战场调回的第四十三师、独立第九十五师，共六个团，自固城南下增援。第十六军第九十四师及第一〇九师共四个团自容城、杨村一线西援徐水。15日发生激烈战斗。由于国民党军兵力集中，解放军打援的目的未能达到，战斗呈胶着状态。17日夜，解放军主力向平汉路西撤退，诱敌追击。这时，保定绥署深感缺乏机动兵力，命令驻石家庄的第三军主力北调保定，自15日起，沿平汉路向保定前进，16日渡过滹沱河。晋察冀野战军得到相关情报后，当机立断，以一部继续围攻徐水，阻敌南下，命令主力部队以一天一夜急行军120公里以上的速度前进，南下至清风店地区，围歼孤立无援的第三军。19日下午，国民党军空军发现解放军南下，第三军即于清风店一带宿营，准备战斗。入夜，解放军各部将第三军包围，翌日拂晓发起攻击。激战至22日，第三军被歼灭，军长罗历戎被俘。

这时，石家庄守军仅第三军的一个师和一些配属部队，孤立无援。晋察冀野战军于11月1日决心乘虚南进，攻打石家庄。11月2日，蒋介石电令李宗仁，务望在北平附近立即抽调一部正规部队空运增强石家庄防务，切勿稍事犹豫，并告以北平、保定所需部队，已有具体计划，随时可以增加。但事实上无兵可派。5日起，解放军对石家庄外围据点突然予以分割包围，以坑道作业，进逼敌军据点，然后发起攻击。9日，蒋介石令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坚守，但自第三军失败后，守军士气低落，战斗至12日，刘英被解放军侦察兵俘虏，抵抗顿时瓦解。解放军占领了华北重镇石家庄。12月2日，又趁胜攻克元氏。国民党军在华北形势严重恶化。

11月26日，蒋介石自南京飞抵北平巡视，27日，接见张垣绥靖公署傅作义、保定绥靖公署孙连仲、北平行辕李宗仁，商决组织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事宜。28日，蒋于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华北作战计划与改组军政机构。12月2日，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统一指挥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及绥远五省军事。保定、张垣两绥署同时撤销。傅作义受到蒋介石器重，职权扩大，于是积极筹划华北作战。

12月18日，蒋介石因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冬季攻势，电令傅作义抽调一个军增援东北，在华北暂取攻势防御。傅复电称：“已奉陈诚总长电，着由热河方面进击，明（19）日职赴承德部署，此一行动，可能东北、河北兼顾，并可完全主动。”⁽⁸⁷⁾傅作义在华北力图有所作为，力争主动，兼顾关内关外作战。他转变作战方针，以地方部队守备，并协同主力部队作战，而将主力部队集中于战略要点，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运动对运动的机动作战，提倡集中兵力，战术包围，反对战略包围。为改善平津保态势，傅作义决心主动向易县出击，寻歼晋察冀解放军主力。12月25日，他作出部署：一、以第十六军、第九十四军、暂三军、第三十五军、骑四师及整骑十二旅等部队为攻势部队，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于12月28日开始，沿平保线以西地区南进，寻求共军主力而击灭之。二、以新二军任保定、固城、定兴、涞水之守备，并准备随时支援主力之作战。三、以第三十五军之暂十七师，控制于丰台附近地区，归“剿总”直辖。

晋察冀野战军为创造战机，开辟战场，逐渐击破敌平津保防御态势，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冬季攻势，钳制关内敌军出关支援，决以全力出击平保段及平绥路东之南口、北平段。27日先敌出动，破坏铁路。傅作义发现解放军主力在平保段后，将原拟增援东北的第三十五军第一〇一师、新三十二师自察哈尔南调平汉线，暂三军也由平津段向平保段运动。第十六军各部于28日晚靠拢，进至高碑店。晋察冀野战军以一部诱敌向易县前进，以主力集结待机。但国民党军兵力集中，推进谨慎，解放军即改变决心，佯攻保定，于1948年1月7日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主力当即沿铁路线南下增援。9日，政府军第三十五军率新三十二师进抵保定，解放军让其进入，于11日转兵攻击涞水。12日，一〇一师及新三十二师各两个团自保定北上增援。新三十二师进至庄疃，一〇一师进至高洛、吴村地区被解放军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新三十二师被歼灭，师长李铭鼎丧生，一〇一师被击溃。国民党军被迫撤退，三十五军军长鲁英自杀。

在此期间，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留守晋南的部队发起了对运城的攻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去山东整补后，回抵晋南，也参加了战斗。12月17日起激战十余天，于28日全歼守敌。至此，国民党军在晋南仅留临汾一座孤城。

二　中原战场的拉锯战斗

1947年9月间，解放军三路大军以品字形在中原展开，贯彻了中共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刘邓军进入大别山区后，国民党军在这一带极为空虚，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当即号召部队和地方干部坚决地义无反顾地为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刘邓军以三个旅在皖西、二个旅在鄂东、九个旅摆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一面牵制敌军，一面就地展开地方工作。不久，国民党军追击部队也跟踪而来。刘邓军集中一部兵力，于商城、光山地区，歼击战斗力薄弱的滇系整编第五十八师。但部队在无后方作战的环境下，困难很多，战斗并不顺利，引起了情绪波动和纪律松弛的现象。9月27日，刘邓在光山以南的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严峻地要求全体指战员一定要牢固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的错误思想情绪。刘伯承要求干部打仗时，拿出男子汉的勇气来，鼓励部队战胜困难，打好仗。10月间，国民党军又以重兵对光山、新县地区的刘邓军进行合围。刘邓军以一部牵制敌军，主力分两路向鄂东、皖西展开。国民党军仓促追击，迭遭伏击。刘邓军即进克广济、望江，向长江推进。国民党军深惧解放军渡江，急调整编第四十师主力及整编第五十二师的八十二旅经浠水向广济前进。10月26日，四十师等部盲目轻进，进入蕲春以东的高山铺，遭到预伏的解放军的攻击，被全部歼灭。国民党军追击受阻，刘邓军得以顺利展开，并就地解决了急需的冬装。但刘邓军无后方作战，困难重重，部队大量减员，战斗力也大为削弱。解放军虽然两个月间占领了24座县城，建立了33个县政权，但尚不能够巩固。

解放军陈谢集团威胁潼关，国民党军分别从大别山、运城、榆林等地调兵到西安、潼关间布防，集结有十个半旅的重兵。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23日即令陈谢率主力东进，歼击国民党军第五兵团。10月2日，陈谢集团主力在铁门歼灭敌第五兵团所属整编第十五师师部及该师第六十四旅大部。10月中旬，国民党军从山东战场调整编第二十师到洛阳一线，在洛阳、潼关集结重兵，准备东西对进，打通陇海路。中共中央军委早就指示秦基伟的第九纵：“必须使该纵干部明了，该纵后方不是新安、渑池，而是伏牛山，用全力在伏牛山建立根据地，是为至要。”⁽⁸⁸⁾10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陈谢集团以一部兵力在陇海线牵制敌军，以主力分数路南进，“相机攻占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方城、南召、舞阳之线以北诸县，歼灭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发动群众，分地主粮食、财物”⁽⁸⁹⁾，创建伏牛山根据地。至11月底，建立了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8个专署和39个县政权，成立了豫陕鄂军区，组成了8个军分区。

陈粟军在刘邓军进入大别山区之后，也向南进军。毛泽东曾以个人名义指示陈粟：“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⁹⁰⁾这就是说，解放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原有的根据地已难以支持庞大的军队的需要，必须以暂时牺牲战斗力为代价，从国民党统治区域去求得解决。刘伯承指出：“晋冀鲁豫区养八十三万军队，财政极度困难，人民负担非常严重。济源地区人民开始逃亡，演成中央苏区结局，实有可能。因此，中原区必须开辟新区，自力更生。”⁽⁹¹⁾邓小平也指出：“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⁹²⁾

沙土集战斗后，陈粟军以一部牵制敌军，以主力五个纵队及李先念率领的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越陇海路南下，分别向尉氏、鄢陵、太和、蒙城挺进，一部向津浦路东的泗县、灵璧等地出击。以各纵主力机动作战外，又分兵发动群众，从事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在沙河以南、淮河以北新建立了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三个专署和军分区，扩大了豫皖苏解放区。11月初，李先念所率第十二纵队渡淮进入大别山。

在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军事形势下，国民党军原定向黄河以北进军的战略计划被打破了。10月3日，蒋介石主持作战会报决定：“（一）勿使匪南越长江。（二）胶东、鲁南之匪既经驱逐以后，我军仍以消灭黄河以南股匪为主旨。（三）对黄河以北与东北暂取守势。”⁽⁹³⁾他不得不修改了渡河北进、破坏解放军华北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被动地追随情况，穷于应付，指挥陷于凌乱。同解放军各战场全局战略配合、各集团独立作战相反，国民党军各战场之间的协调更加困难，顾此失彼，除了中原战场之外，蒋介石对其他战场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尽管刘邓、陈粟诸部在无后方依托的外线作战过程中，战斗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但从战略全局上讲，解放军正向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发展，而国民党军已无力实施其既定的战略方针。

10月间，国民党军鲁西南各部追击陈粟军，但因不明敌情，忽而调兵保卫徐州，忽而调兵到鲁西，忽而调兵到信阳、凤台、蒙城，阻击陈粟军向大别山前进。10月4日，蒋介石因东北形势吃紧，前往北平，旋赴沈阳。中原地区因蒋不在，至10月8日，竟至无法调兵：“因主席不在京，十一师用法迄未决定，如此焉能捕捉战机。”⁽⁹⁴⁾9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才决定十一师追击由曹市集、小涧集东进的解放军，用兵十分迟钝。至11日国防部才表示（实际上当是蒋介石）：“今后只指示方针，不干涉细部。”⁽⁹⁵⁾在陈粟军分散机动作战的情况下，国民党军也不能不分散运动，但攻击精神不足，难以捕捉战机。不过，在中原地区，国民党军可以运用铁路运兵，机动能力很强，对解放军在新解放区的生存和发展十分不利。陆总徐州司令部方面曾主张打鲁西，切断中原地区解放军的后勤补给线，认为：“现在为物质战争，流窜无弹药、装具，即自趋灭亡。”⁽⁹⁶⁾这一条虽可一度削弱解放军的战斗力，但解放军已预有准备，国民党将领对解放军在外线生存的能力显然估计不足。11月1日，蒋介石研究敌情认为：“（甲）建立大别山巢穴，以牵制我兵力，威胁我长江航行，并扰乱我后方政治经济。（乙）牵制我进剿胶东。（丙）阻碍我进兵华北与增援东北。（丁）目前陈毅与陈赓匪股之蠢动，当在掩护刘匪，但其次一目的仍必归还黄河北岸，以控制华北平原与晋南老巢，并决不放弃其割据华北与东北之根本计划。”他的因应计划是：“（一）进军华北，使陈毅股匪不能不回顾其根据地。（二）彻底毁灭刘伯诚〔承〕股匪以大别山作根据地之妄想，以肃清我后方大患。（三）增援榆林。”⁽⁹⁷⁾但事实上，解放军南进后，威胁长江流域和作为南京门户的军事重镇徐州，他已无力抽兵北上，只能把重兵集结在中原。

11月8日起，陈粟军对陇海线徐州至兰封段、津浦线徐州南段，进行破袭战，并攻占砀山、萧县等地，威胁徐州。国民党军急从平汉线调整十一、整七十五师，从山东战场调整九、整二十五师到徐州一线，保护铁路和徐州重镇。部队长对于徐州司令部朝令夕改，无所适从，十分不满；徐州司令部对于蒋介石“事无大小，均须遥制，实误机宜”⁽⁹⁸⁾、国防部下达命令迟缓，也十分不满。蒋介石则盛怒指责徐州司令部处置不当⁽⁹⁹⁾，徐州司令部则埋怨部队长安全感太重，行动迟缓，骄兵悍将又不听命令。面临解放军机动灵活的作战，国民党军各级指挥手忙脚乱，凌乱无序。14日，蒋介石让参谋部次长刘斐传话给徐州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在徐州须稳为第一，因部队过于庞杂，恐敌人一突入，即发生混乱。”⁽¹⁰⁰⁾15日，国民党军整编七十五师自宿县乘车北上，反攻萧县，主力所乘列车在曹村遭到优势解放军的攻击，不得不后撤。至17日，陇海线被严重破坏，但徐州至蚌埠段被国民党军以重兵保护了下来。

国民党军在整四十师主力被刘邓军歼灭后，在大别山的军事态势恶化。11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大别山作战会议和湘鄂皖赣苏豫六省绥靖会议。当天，蒋介石接见国防部长白崇禧，指示在九江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负责进攻大别山。白崇禧本属桂系军人，任国防部长后有职无权。蒋介石在屡败之余，形势严重之际，不能不借助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力量，企图挽回败局，这使白崇禧得以重握兵符。对于白崇禧和傅作义这样的将领，蒋介石对前线指挥，一般不干涉细部，而是控制大局，让他们独断地指挥。当然，在他们指挥下的黄埔系军队，他们也不是能够随意调动的。

蒋介石为击破刘邓军，摧毁大别山根据地，确保南京、武汉和长江航运的安全，首先调集优势兵力，拨交九江指挥所。计有第三兵团（辖整七、整四十八师），第八绥区（辖整四十六师），第五绥区（辖整五十八师），新编第五、第十纵队，交警第四总队；原在中原战场的整十、整十一、整二十八、整八十五、整五十二（欠第八十二旅）师、整二十一师之第一四五旅；并从山东战场抽调整九、整二十五师，从郑州调整二十师南下，归入九江指挥所序列。陆军兵力共达25万人，另有海空军配合作战。这样，原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的大量部队调归白崇禧指挥，而白也只能分割顾的指挥权。结果，国民党政府军在中原战场的主力部队的指挥权从此遭到分割，尤其是徐州方面的军力受到严重削弱，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也就前功尽弃，从此陷于被动。

11月22日九江指挥部在南京编组完成，23日到九江设立。白崇禧巡视战场后于27日到达九江，同日发表开始行使指挥权，当即集结33个旅的重兵，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命令于12月1日开始攻击。其方针为：“本部为彻底围歼窜据大别山之刘匪，并摧毁其建立之地方组织，即依现有态势，各以有力部队，分由豫、皖、鄂，向大别山区清剿，一举规复东部核心地带，将匪主力击散。然后分区围歼之。”⁽¹⁰¹⁾他以第三兵团（辖整七、整四十八师）、并指挥续后到达的整二十五师，为西进主力兵团，夺取英山、岳西、立煌（金寨）；以第五绥靖区（辖新五、新十纵队，交警第四总队，整五十二师第三十三旅）确保平汉路交通畅通，统一指挥整十、整十一、整八十五师，控制于潢川、罗山附近，阻止刘邓军北上和西进；以整九、整二十师向信阳、汉口输送，为总预备队，阻击解放军北上和西进；其余各部担任掩护和策应作战的任务。白崇禧于12月5日率指挥部前往武汉指挥，部署各军向光山地区集结的刘邓军主力合围，从此占据了武汉这一军事重镇的指挥权。

刘邓军鉴于敌军云集，山区运动不便，决定分散行动，即区分为两部，以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所，率第一纵队到淮西，开辟新根据地，12月10日晚由礼山县东北向潢川西北转移；以邓小平、李先念率前方指挥所，率主力三个纵队在大别山坚持。自8日至15日间，各纵纷纷跳出敌人包围圈，向外线进击。第六纵队一部于12月24日奔袭广济，歼敌一团。第一纵队北进时，于12月14日在光山北向店遭到整十一师十八旅的阻击，整十一师主力和整十师从龙升镇、宣化店赶来合围，一纵从砦河集突围，越信潢公路北进，第十九旅参谋长于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在分头突围中，于沙窝、双轮河一带迭遭损失，向岳西转移。二纵于8日袭击固始，歼敌一部，一度调动敌整编四十八、五十八师从沙窝回援后，向三河尖、六安运动。内线的地方部队则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国民党军西进部队先后占领立煌、英山、浠水等地，自12月16日起，开始对大别山区进行扫荡。邓小平签发了刘邓指示的作战方针：“部队应采取宽大机动，主动分遣攻取敌弱点。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也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部，以大部消灭小部，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¹⁰²⁾

同时，刘邓军以新近运送补给品南下的第十、十二纵队越平汉路西进，分别开辟桐柏、江汉两个根据地。12月6日夜，第十二纵队向守备柳林的交警第四总队发起攻击，掩护十纵在柳林南侧越路西进。十纵先头越路后，即遭到适时到达战场的整二十师等部的阻击，8日晨，整十师西进至柳林东侧，将未能通过的解放军分割包围。解放军分别向西双河、谭家河南侧突击，战斗十分激烈。十二纵机动作战，向东回撤，逸出重围，后于14日在广水、花园间越过平汉路，到达预定地区展开。十纵战斗至9日晚突出重围，于途中遭到重大损失。

大别山刘邓军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协助刘邓军在大别山坚持战斗，陈粟军集结五个纵队破袭陇海路郑州、开封、兰封段及平汉路郑州至许昌段，陈谢集团集结二个纵队破袭许昌至信阳段。自13日至22日，迭克许昌、漯河、兰封、西平等地，包围郾城。国民党军即令孙元良兵团3个整编师自郑州南下，第五兵团率整三师（欠一个团）经驻马店北上，企图夹击解放军。陆总徐州司令部及郑州指挥所，担心三师兵力薄弱，屡请调整二十师协同北上，但白崇禧的汉口指挥部不许二十师北进。陈粟军在攻击途中，分割歼灭七十五师的计划，因阻击部队遭到第五军坦克部队的突破，未能实现。20日，粟裕和陈赓分别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协同歼击态势突出的敌整编第三师。24日，国民党军第五兵团部率整第三师到达金刚寺、祝王砦等地，向郾城增援。25日，陈粟军第三、四、一纵，陈谢集团第四、九纵，刘邓军第一纵等部，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将敌第五兵团部及整三师分割包围，激战两日，予以全歼。29日，粟裕率部南下，攻击确山，重创整编二十师。国民党军不得不从大别山区抽调整十、整十一、整九师等部增援平汉线。解放军即于1948年1月2日撤出战斗。

1947年12月29日，蒋介石到汉口召开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他在会上鼓励士气说：“现在关内匪军的主力，可以说已被国军整个的打破了……他离开老巢之后，被国军不断的追击，在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敢久留，子弹粮食，打一天少一天，可以说现在黄河以南的匪军，真正已到穷途末路，快要整个崩溃了。”他指示摧毁解放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方法说：“据我近来研究的结果，认为有一个方法绝对可以打破匪军占‘面’的阴谋。这个方法就是古人所谓‘筑寨并村’的方法，即就地理形势，选择重要的地区，将其中已有的一个村落，加以扩大，并构筑防御工事，然后将其附近十里或二十里的村落并入，而形成中心寨，其他的村落，并不必拆毁，而且匪军不来时，人民仍可在原有的村庄居住，不过要将粮食物资，集中于中心寨，加以严格的管理。”⁽¹⁰³⁾不过，负责指挥大别山作战的白崇禧，虽然对战果也感到满意，但并没有如蒋介石那么自吹自擂。他认为：“一个多月来对匪第一、二、三、六、十、十二纵队均曾予打击，尤其匪第十纵队已被我大部歼灭，不过匪的全部主力尚未击溃，我们仍应继续努力来完成清剿工作……按过去豫鄂皖三省剿匪，当时我以六七十个师的兵力，尚费时三四年，今天要清剿大别山区匪患，必须假以时日，才能完成清剿的全功。”⁽¹⁰⁴⁾其实蒋介石本人对形势也十分清楚，他的乐观情绪已经一扫而空。他在年底自记说：“（一）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唯听之天命而已。（二）运城失陷，实为军事上之最大损失，陇海、平汉两路中心——郑州、许昌、开封——铁道完全被匪拆毁，军事上更蒙受重大之打击，第三师几乎全部损失，莱阳被陷，未能克复，东北、华北形势皆甚紧急，本月份以军事最为不利也。”⁽¹⁰⁵⁾他已失去信心了。

鉴于国民党军兵力分散，邓小平指挥的二、三、六纵又回到大别山区活动。1948年1月8日，白崇禧执行分区清剿计划，划分为三个清剿区、二个守备区，进行围剿堵追。其方针为：“本部以彻底肃清大别山区刘匪之目的，应依各部队一定之责任地区，彼此紧密协调，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次向心清剿，压缩匪军而聚歼之。”⁽¹⁰⁶⁾针对敌军方针，刘邓军以第二纵队转战至淮西与一纵会合，大别山部队化整为零，与敌军周旋，将敌军重兵牵制在大别山区。陈粟军及淮西部队转入休整。

1947年底，中共中央给解放军中原各部队的战略任务是：刘邓“你们全军（除陈谢）明年八月以前在长江以北作战，完成创造大别山、桐柏山及江汉区根据地，并与陈谢、陈粟两区联成一片之任务。明年八月以后，为着进一步分散敌力、便于歼灭之目的，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派一部渡江，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¹⁰⁷⁾。陈粟“在划定给你们之区域内（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及淮南铁路以东、长江及淮河以北，以淮南铁路及淮河为你们与刘邓之分界），以今年九月初至明年八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明年八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仅准备在明年八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究派何部临时决定”⁽¹⁰⁸⁾。陈谢“十二月你们应以配合刘邓破击平汉路及歼灭土顽为中心，明年一月起，准备打胡宗南。最近你们歼灭很多土顽，有大的战略意义”⁽¹⁰⁹⁾。总之，主要任务是建立根据地。

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西北战场处于被动、防御战斗的时候，在中原战场尚保持着兵力的优势，对刘邓大军进行攻势作战。解放军中原各军在外线战斗过程中，面临优势敌军，在无后方作战和创造根据地方面，都遇到很多困难。首先是部队对反攻信心不足。在无后方作战的条件下，缺乏后勤保障，环境艰苦，产生了各种思想问题。有些部队纪律不好，侵犯群众利益，侵犯工商业，违反城市政策。部队减员很多，不少团已不能作战。同时，部队在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中犯了“左”倾错误，造成了树敌过多、脱离群众、破坏经济，给自己造成了后勤供应的严重困难，根据地也不能巩固。结果，敌人作战比以前猖狂积极。

4月18日，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报告中概括了战场形势：“（一）……自去冬迄今，中原地区（包括豫皖苏及陕豫鄂）战局已形成疲惫而频繁的拉锯形势，我军固然予敌人以极大的困难，给敌人的人力物力以极大缩减与损耗，但由于敌人尚拥有相当机动兵力，占有某些交通线和所有交通中心、战略要地及运输工具、技术条件等，在兵力转运军需补给上较我军便利，亦增加我们歼敌困难。（二）我大兵团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与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丧失战机，而且由于补给困难与不及时，以及伤病员之安插，亦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的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但敌人则因控有要点而可收容其伤病员，我之伤病员则大部被敌残杀或落入敌手。（三）华野现有装备在无正常补给情况下，不仅不能发挥其作战能力，且在某种情况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如不要这些重武器，则在敌人筑城能力较强的现状下（敌人四小时即可完成地堡群），不仅难以速决，甚至不可能攻克……”⁽¹¹⁰⁾

因此，中原战场作为主力战场，国共双方一时间陷入了拉锯战斗，呈相持局面，就看谁能灵活地改变用兵方向，争取战略和战斗的胜利。

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控制平汉、陇海两铁路，将豫西、豫东地区解放军分割，形成所谓“十字架”式分割。陆总徐州司令部制定作战方针说：“本部对陈毅主力采取堵截、追剿、封锁、破坏诸种手段，断其人员、物资之接济，使其野战军疲劳、饥饿、弹药缺乏、士兵逃散，易于消灭。故以现有兵力扼守郑、汴、洛、商丘各点，并掩护津浦路之安全。俟增加兵团到达，以有力一部扫荡鲁西之共军，截断其河北交通，破坏其鲁西根据地；另以一部由豫北方面向大名、濮阳、寿张间地区发展，破坏敌后方组织，以主力由平汉线项城、周家口及鹿邑、亳县间地区，三面不断围剿，使其流窜无门，战力竭蹶，而适时消灭之。”⁽¹¹¹⁾

毛泽东对中原战场前敌将领，一再要求他们首先分兵建立根据地，消灭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不要总是想打大仗。但前线将领在建立根据地和对付国民党军的进攻方面，兼顾为难，外线作战困难重重，因而一再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各部集中兵力，协同作战，争取打大的歼灭战。1948年1月中旬，各部原拟集中协同行动，刘邓军也已集中，但由于陈粟军改变用兵方向，白崇禧指挥所部集中兵力向大别山进攻，刘邓军被迫重新分散行动。

鉴于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南兵力极端空虚，毛泽东早在1947年7月，就有令叶飞、陶勇两纵队渡江南下作战的计划。这一计划放弃后，又有1948年8月后，让刘邓、陈粟所部抽兵渡江南下作战的战略设想。这时，中原战场国民党军的优势地位未能击破，刘邓军在大别山处境不利，毛泽东不能不考虑采取新的战略措施。他和正在陕北的陈毅商量后决定，一是令粟裕率主力向南阳、襄樊方向作战，一是令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从山东南下苏北作战。关键的战略措施，则是于1月27日电示粟裕，令其“统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提出了下月、4个月后、秋季渡江三个方案，供其选择，也就是在湖北地段选择渡口，进入湘西、鄂南，在湖南、江西机动作战，随后跃进至闽浙赣建立根据地，估计“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也就是迫使国民党军放弃中原战场的攻势，从而确立解放军在中原的优势地位。⁽¹¹²⁾不久又决定，粟裕率上述叶飞的第一纵队、王必成的第六纵队、陶勇的第四纵队北渡黄河先行休整，5月初再南下作战。

与此同时，2月间，邓小平一再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大别山野战部队主力，暂时离开，集中作宽大机动，便于中原三大部分时分时集，既能协同，又能独立作战。他强调指出：大别山腹地，粮食已发生困难，野战军常在边沿寻食，不能获得休整，在游击环境中，必增多消耗又减弱了野战力量。2月20日军委表示：“同意你们四纵队暂时离开大别山，以便集结力量作战之意见。”⁽¹¹³⁾于是，邓小平留三万兵力在大别山坚持，随即率主力渡淮休整，于24日到达临泉县境与刘伯承会合。

是年初，中原战场国民党军也在调整部署，部分整编师改为军，二团制的整编旅改为三团制的师，充实战力。同时，以两个整编师（军）为单位，编组兵团，便于协同和指挥。但是，国民党军在其他战场不断失利，尤其是东北战局恶化，不能不于1月间决定调山东范汉杰率部到东北。这样，陆总徐州司令部的兵力更感不足，对陈粟军穷于应付。徐州司令部认为“国防部之计划空洞，无法实施，然本部计划则仅增加数点，大体不加改变”⁽¹¹⁴⁾，所部在鲁豫皖间扫荡，毫无战果，“国军战术及战斗技术均不如共军，胜利自然渺茫”⁽¹¹⁵⁾。2月11日，蒋介石自记方略说：“本日对匪扩大窜扰地区，我军兵力不足，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乃以暂取守势，沉机观变之法，加以深虑，所得结论，应求匪之要害，取而守之，使其不能不被动来攻，待其停攻挫折，而后再予以反击，清剿当易为力也。决照此意断行，即先以战略取攻势，而后再以战术取胜，积小胜为大胜之法制之。”⁽¹¹⁶⁾据郭汝瑰日记：“曹运湘由牯岭来电话谓：‘主席今后将取战略守势，战术攻势，待第二线兵团训练完成，再全面进攻’云。余以为如此则大事不可为矣，南宋偏安之局也不可得也。”⁽¹¹⁷⁾前引蒋介石“战略取攻势”当系“战略取守势”之误，他已气衰力竭了。

3月9日，蒋介石率国防部幕僚及蒋经国等到徐州检阅部队，同意徐州司令部以第五军、第七十五军、第八十四军为主力，穷追陈粟军第一、四、六纵队而击破之。蒋并指示：“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¹¹⁸⁾10日，蒋介石检阅第三快速纵队，并向战车第一、二、三团授旗。但国民党军对陈粟军意图不明，战斗意志消极，虽一度截断粟裕军一部，但最终只能任由粟裕率三个主力纵队北渡休整。于是，中原战场的战斗显得比较沉寂。4月19日，郭汝瑰对国防部三厅二处处长曹运湘评论战局说：“国防部将五军、十八军、五十八师、七十四师等置于无为境地，坐视共军整训壮大，不知趁此时共军黄河南岸劣势之时机予以打击，乃狗屁战术。”⁽¹¹⁹⁾

3月中旬，国民党军政当局召集华中绥靖会议，通过“华中总体战方案”，大要是：“（一）调整绥靖区机构，武汉行辕撤销，成立华中绥靖公署。（二）各省自卫武力经费由中央筹措；各县成立保安团队，其经费由地方筹措。（三）授权绥靖区司令，负责统制绥靖区物资，避免资敌。（四）实行战士授田法。”⁽¹²⁰⁾国大期间，蒋介石在向国大代表作报告时，还在幻想采取新战略：“今后为使剿匪军事早日胜利，当着重消灭共匪兵力，因此，对于不必要的地点，在不妨碍国军进展的情形之下，将自动予以放弃，俾能集中兵力机动使用，随时以二三倍优势的力量，主动出击，歼灭共匪。”做着“肃清中原”的迷梦：“我可以负责告诉大家：在最近六个月以内，国军有绝对把握消灭黄河以南匪军所有的兵力，决不让他有整个师或整个旅的存在。”⁽¹²¹⁾而事实上，蒋介石已经智穷力竭，这一切都已于事无济，大局很快就要急转直下。不久，解放军就在中原战场实现了战略转变，迅速确立了战略优势地位。

三　解放军战略优势地位的确立

尽管解放军中原各军面临重重困难，但经过各部队的顽强努力，解放军在中原战场的态势仍有了很大的改变。

1948年1月初，中共中央军委部署西北野战军准备以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建立渭北根据地，威胁西安，直接配合中原战场作战。2月12日，西北野战军以五个纵队发起宜川战役。24日，包围宜川，并准备打援。胡宗南即令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二个师四个旅轻装驰援，27日到达瓦子街地区。彭德怀随即调整部署，集中九个旅的兵力，阻击刘戡。刘戡不明敌情，于29日轻进至铁龙湾绝地，这里，四面环山，路窄沟深，部队难以展开，遭到西北野战军的坚强阻击，后路瓦子街南高地旋被解放军占领。刘戡陷入重围，被迫分路突围，遭到解放军的严密堵截，至3月1日，全军覆没，刘戡和师长严明被击毙。3日，解放军占领宜川。

胡宗南主力被歼，关中空虚，不得不调洛阳、潼关间裴昌会兵团增援洛川。于是，洛阳空虚。正在郑州、潼关间活动，掩护刘邓军、粟裕军休整的华野的陈士榘、唐亮兵团及陈谢集团，即乘虚发起洛阳战役。3月11日开始攻城，战至14日，全歼守敌青年军二〇六师等部。国民党军以胡琏兵团（整十一师为主力，改称第十八军）和孙元良兵团增援不及。解放军撤出洛阳后，国民党军复占洛阳，仍留兵驻守，至4月5日，又被解放军围击歼灭。自此，国民党军才被迫放弃洛阳。刘邓军一部及华野十纵等部于3月29日晚攻击阜阳，陆总徐州司令部急调新二十一旅、九十六旅车运宿州、开蒙城集中，与整编七十四师会合增援，并令第五军向亳州集结。同时，由信阳的第五绥区司令张轸组成淮北兵团西援，并命十八军集结东援。4月3日，刘邓军撤出战斗。淮西国民党军远道增援，重兵密集，而行动迟缓，毫无战果。此后，刘邓军主力、陈谢集团和华野第十纵队等部，进入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宛西作战，迭克重镇。国民党军淮北兵团等部又西进追随解放军寻战。

在华东战场，解放军华野东兵团于1月底奉命抽调第二纵队南下，与第十一、十二纵队会合组成苏北兵团（即四兵团），其余三个纵队改称山东兵团（即二兵团），仍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中共中央军委要求他们积极作战，支援中原战场。3月间，山东兵团在胶济路西段连克张店、周村，包围淄川，国民党军不得不从中原战场调整编七十五师会同整七十三师东援。但援军不敢轻进，21日，山东兵团攻克淄川。山东战场国民党军兵力减弱，形势恶化，济南的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不得不收缩防区，加强津浦路中段防御。于是，鲁中重镇昌乐、潍县孤立。4月初，山东兵团围攻昌、潍，国民党军不敢积极赴援。26日，山东兵团攻克潍县，俘政府军守将、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苏北兵团组成后，力量增强，于3月中旬发起益林战役，歼敌一部。国民党军对苏北形势十分敏感，调集十个整编师的重兵进行清剿。3月底，陆总徐州司令部决定，先集中力量击灭苏北兵团，从中原战场调整编二十五师与整四师组成南兵团，从山东战场调整编八十三师、整编七十五师组成北兵团，南北对进，向盐城、阜宁夹击。但国防部仍调七十五师控制兖州，以第五军位于商丘守备。4月9日，国民党军在苏北开始清剿。苏北兵团于5月23日在盐南歼敌一部后，即分兵转移。

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虽然处于优势地位，但战斗消极。4月20日，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向徐州司令部建议，“主张渡河攻击，使共军陈毅部受牵制，不再渡黄河南下”⁽¹²²⁾。但当时国民党军正受到解放军山东兵团攻击潍县的牵制，不能不调兵赴援，而用兵又十分迟缓。徐州司令部深感奇怪：“余甚怪国防部之作战指导，何以初不同意本部救援潍县，以后又将七十五师、八十四师投入，如大胆将此两师投入他方面决战，则听昌潍失守，亦非大过。计不出此而迟疑反复，毫无定见，可恶殊甚！”⁽¹²³⁾由于担心粟裕兵团由青城攻击王耀武兵团侧背，徐州司令部命令第五军准备加入战斗，并且，由于徐州司令部已经没有控制部队，不得不命令整二十五师暂留浦口待命，防备粟裕兵团渡黄河南下。因此，粟裕兵团在濮阳整训，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积极准备渡长江南进。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粟裕兵团休整到5月15日为止，出动南下作战。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各解放区纠正了土改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中原地区创造根据地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邓小平于5月12日向毛泽东报告：“整个中原有四千五百万人口，现在为我控制者约两千万，计有豫陕鄂七百万（有政权有工作者五百万），豫皖苏九百万（能收税的），但仍是敌来我往的拉锯局面，江汉有三百万，桐柏两百万。其余一半人口的区域，极大部分有我部队和政权活动。大别山地区斗争仍极艰苦，但是我们确实已站住了脚，敌人把我们打不出来了。而四个野战纵队抽出后，减轻了人民负担，拖出了三个师，加上最近策略的讲求，更便于大别山的坚持。”

最为关键的是，在近一年的战斗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军委和前敌将领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实现了中原战场战略方针的转变，从而加速了中原战场的战略优势地位的确立。

粟裕在部队整训期间，对中原战场和全盘战略形势进行了深入的思考。4月初，陈毅从陕北经华北来到濮阳，回到华野军中。粟裕即将自己的战略构想和陈毅作了探讨，然后向刘邓作了报告。前线将领本来都深感外线作战的困难和不利局面，期望中原三方面部队集中协同作战，因而对粟裕的战略设想十分支持。

4月13日，毛泽东经过长途行军，从陕北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所在地。4月18日，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东局“斗胆直陈”，力求改变毛泽东渡江南进的战略计划。他根据几个月外线作战的经验，指出了外线作战和建立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强调在外线兜圈子中的兵力消耗，与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在同等消耗下并不合算。而且，大军渡江后，由于政治的原因，桂系的两个整编师，蒋介石不会放虎归山，调往南方。由于军事的原因，蒋介石嫡系重装备的两支主力部队，即第五军和第十八军，也不会调到南方水网地带作战。而这四个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如果继续留在中原，那么，“中原局势将成较长期僵持局面。果如是，既难减轻老解放区之负担，亦难于中原地区得到新的人力物资的补充（因不能较安定的发展新的力量），甚至会使这一地区遭到残酷的摧残而难于恢复（敌人在此区大抓壮丁，仅鲁西南一个分区即捕走数千人，拉走大批妇女，普遍抢粮，破坏生产），如是则将造成今后更大困难。”

根据上述分析，粟裕建议，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力求在雨季与夏收以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铁路东西两侧）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为实现上述设想，粟裕还向中共中央军委作出了一个难度极大的承诺，即以华野主力攻击济南，吸引第五军北援而歼灭之⁽¹²⁴⁾。刘伯承、邓小平于同日给军委和陈毅、粟裕的电报中，支持粟裕的意见，认为“过江很少把握”。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教训认为，过江要作好充分的准备，政治上要有信心，纪律好，政策好，组织上减轻装备和军事上山地战的训练。“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先派多支小部队去），而在季节上说，以秋末冬初为有利。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毛泽东召陈毅和粟裕到驻地会商后，考虑到华野的困难，在不放弃渡江战略构想的前提下，终于同意粟裕推迟渡江、集中兵力依托后方作战的要求。毛泽东起草的军委致刘邓电中说：“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¹²⁵⁾尽管毛泽东没有放弃自己的战略构想，但事实上，解放军在中原战场的战略方向作出了决定性的转变。

战争的相持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军都在改组军事机构，力求争取胜利。国民党军方面，5月间，陈诚辞去参谋总长一职，12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调任参谋总长。这时，行宪国民大会召开后，蒋介石出任总统、李宗仁任副总统。蒋介石不放心两个桂系巨头在中央联手，即以何应钦为国防部长，于31日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削去了在中央的职权。白一气之下，一再要求辞职，跑到上海去，甩手不干。驻守信阳的张轸于6月12日急电上海市长吴国桢转白崇禧劝驾：“忽阅本月十二日报载，钧座赴沪，军心惶恐，群情瞻依。”⁽¹²⁶⁾要求白迅速赴任。蒋介石委托桂系旧人黄绍竑、李宗仁派遣邱昌渭分别于6月12日前后到上海劝驾。黄则以桂系利益来说动白崇禧就职：“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¹²⁷⁾这样，白崇禧才又回到南京，向蒋介石要求扩大华中“剿总”的职权后，于6月26日通电宣布先行就职⁽¹²⁸⁾。这时，豫东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之中。与此同时，6月9日，刘峙被任命为徐州“剿匪总司令”，于6月14日由南京飞徐州接管陆总徐州司令部。刘峙庸懦无能，国民党方面对作为南京门户的徐州很不放心。郭汝瑰对顾祝同说：“南京不少人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不派一只虎将镇守，也应派一只狗守门嘛！怎么派一条猪呢！’”⁽¹²⁹⁾国民党政府的人事制度陷入了死胡同。

这时，中共中央也于5月9日改组了中原地区组织，成立中原局，邓小平任书记，组成中原军区，刘邓军改称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调陈毅到中原解放区工作，出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粟军称华东野战军，陈毅仍兼任司令员，由粟裕任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强化了指挥和协同作战关系。5月12日，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到达濮阳华野军中，对正在整补、训练、反对军阀主义、加强纪律教育的部队，进行动员，并部署歼击政府军主力整编第五军的方案。

5月下旬，粟裕率一、四、六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等部准备渡河，计划先以三、八两纵由许昌一带越平汉路东进淮阳一线，吸引第五军西进。以中野有力一部牵制十八军。以山东兵团进击泰安、大汶口，兵逼兖州。然后于27日、28日出动，29日晚前渡河，奔袭城武，吸引五军回援，在陈唐兵团配合下，歼击第五军。

中野主力于5月25日发起宛东战役，包围确山，吸引十八军自临颍南下，南阳张轸兵团东进，并在赊旗镇、唐河一带设伏。张轸率部东援确山，28日进抵兴隆镇后，与解放军激战，攻击锐利，至30日迫使当面解放军后撤。但张轸随即发现中野后续部队正在挺进，自己态势不利，即于31日拂晓，乘隙西撤，逸出中野伏击圈。仅张兵团后卫五十八师主力，遭到中野割断包围，张轸率部回救，五十八师在突围中溃散。

粟裕所率华野主力准备渡河之际，陆总徐州司令部已发现了粟裕所部南渡及攻击泰安一线的企图。27日，“鲁西据刘汝明报告，已有共军一个纵队渡河到郓城附近，又二绥区报，共军已于泰安与我军小接触，津浦兖济段大有山雨欲来之势”⁽¹³⁰⁾。国民党军已如惊弓之鸟。中原形势告急，国防部即令五军在柘城停止。31日，徐州司令部命令五军开回商丘，七十五师开回杞县。国民党军已先期到达战地，粟裕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于5月30日、31日渡过黄河后，感到战机不利，未敢轻进。毛泽东体谅前敌苦衷，指示前敌将领：“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¹³¹⁾并令粟裕所部休整，等待陈唐兵团东进后协同作战。

6月初，陆总徐州司令部令第五军（包括七十师）、整编第七十五师集结后索敌攻击，但五军行动慎重，并不积极推进。邱清泉以解放军正面工事强固，而华野三、八、十纵及陈赓九纵又已进到淮阳、太康地区，并认为先头已到杞县（实际上陈唐尚未来，而系豫皖苏独立旅，奉命破坏汴商段铁路），以解放军将与其决战，决调整部署，采取守势。两军在菏泽、巨野间相持，双方均不敢主动出击。国民党军为应付未来的大战，11日，徐州司令部命令五军、七十五师靠拢，准备从苏北调整编八十三师、二十五师到鲁西，以黄百韬为兵团司令，七十二师集结待命，以六十三师一旅开砀山，并准备调十八军和六十四师到鲁西战场。但蒋介石未令十八军起动。12日，邱清泉报告，准备八十三师加入后再真面目攻击，徐州司令部命令五军、七十五师应速靠近，准备决战。但七十五师于14日晚撤退，准备整补后再向城武前进。15日，徐州司令部不知道七十五师去向，出动空军也终日没有找到。直到16日，邱清泉电告徐州司令部：“沈渐之（整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引者）不遵命令，擅自撤退，请予以处罚。”⁽¹³²⁾刚刚到任的徐州“剿总”刘峙，于6月19日飞郑州指挥，刘回忆说：“我欲放弃豫北，以救开封，俾利尔后之索敌攻击，以免死守一地，坐等挨打，未获实现。”⁽¹³³⁾国民党军内部协同出现了深刻的矛盾。

粟裕屡次准备出击五军，均因敌军密集、战机不利而放弃。为此，毛泽东指示前线将领，缩小歼敌目标：“此次战役目的，只在歼灭七十五师，不要企图打五军，待七十五师歼灭后再作打别部之部署。”⁽¹³⁴⁾6月15日，粟裕鉴于国民党军将向鲁西南进攻，为避免正面作战，向中共中央军委请示以东进的陈唐兵团攻击开封，以主力阻援，并待机歼敌。16日，因军情紧急，粟裕未待军委命令即独断地命令各部出击。是日夜，陈唐所率三、八两纵即对开封发起强攻。徐州剿总调兰封的整六十八师的一一九旅西援，郑州的四十七军东援。东援部队遭到中野第九纵队的阻击。陈唐兵团经洛阳战役后，攻坚能力迅速增强，攻城部队18日即突入南关，19日占领市区大部，守军仅困守西北一角。五军、七十五师18日起向曹县、定陶一线进攻，遭到顽强阻击。这时候，国民党军在战地组织兵团，以原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将领、驻商丘的第六绥区副司令区寿年为兵团司令，率整编七十五师、七十二师、新二十一旅等部，19日，令区兵团拘束当面之敌，而令五军和刘汝明四绥区主力西进，以解开封之围。同时，蒋介石于15日电令十八军由驻马店向商丘增援，但20日至上蔡一线仍被汉口指挥部调回。蒋介石和白崇禧的矛盾，对当前军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21日，蒋介石亲往郑州指挥，并到开封上空视察，命令邱清泉无论开封情形如何，必须兼程急进⁽¹³⁵⁾。但邱部遭到顽强抵抗，进展迟缓，已无力挽救开封守军。22日，开封失守，守将李仲辛被击毙。徐州“剿总”仍以五军向开封、陈留攻击，以区兵团向杞县推进。解放军占领开封后，即搬运军需物资，准备在运动中歼敌。至25日，五军被阻于曲兴集以西，区兵团被阻于睢县以东。徐州“剿总”建议以五军向杞县，协同区兵团歼击当面之敌；或者改取守势，转向兖州作战，但决策迟缓。26日，解放军撤出开封，五军先头旅随即进驻，主力向通许方向追击。28日晨，国民党军统帅部方才讨论作战方案，《郭汝瑰日记》记载：“六时半，去国防部见方天逸后，再往谒顾总长，将徐州所拟方案呈出。伊乃请何部长、刘次长、毅肃、天逸等研究。刘为章不同意以区、邱两兵团于柘城附近取守势，而主张继续南下协同十八军方面夹击陈毅主力。余乃告以十八军十天亦不会到达沙河以北，吾人指导不可不注意及此。”⁽¹³⁶⁾

正当国民党军统帅部对作战方针犹豫不定之际，自开封南下的邱清泉兵团（辖第五军；整七十师，即七十军；整八十三师，即一〇〇军）与在睢杞徘徊的区兵团之间，出现了40公里的空隙。华野立即抓住战机，自27日晚出击，至29日晨，隔断了邱、区两兵团之间的联系，将区兵团分割包围，予以歼击。邱清泉遭到三、八、十纵及两广纵队的阻击，竟声称不能援助七十五师⁽¹³⁷⁾。区兵团被围后，徐州“剿总”即令邱兵团（第二兵团）东进，黄百韬兵团（第七兵团）西进援救，并令第五绥区部队自上蔡一线北进。7月1日，蒋介石严令邱兵团增援：“据报弟今日只派第二百旅与第八十三师向东进攻，而仍留主力在西面，未参加向东增援作战，故桃林岗、许村仍难攻克，无任骇异。当此革命战争同生死、共存亡之际，对沈师长等切勿稍存意气，更不可报复前嫌，免致为匪各个击破，同归于尽。”⁽¹³⁸⁾邱清泉本人则对参谋本部的指挥十分愤慨，曾集合兵团重要干部，痛斥上级指挥的失策，竟停止与参谋本部的通讯联络，独断专行⁽¹³⁹⁾。黄兵团远道赴援，行动十分积极，30日在商丘集结后即于7月1日起广正面猛烈推进。华野于分割包围区兵团后，先行集中兵力歼灭新二十一旅，而当面压力尚不严重的整七十五师竟只图自保，不肯积极策应作战。兵团司令区寿年对所部指挥不动，“忧愤难抑”⁽¹⁴⁰⁾。战至7月2日，整七十五师主力被歼灭，区寿年和师长沈澄年被俘。

这时，黄兵团到达帝丘店附近，向华野进逼。张轸兵团向北推进时，遭到中野的阻击，先行向北推进的十八军，只好回援张兵团。粟裕考虑到战后脱离战场的困难，决定乘黄兵团处于运动之中，战力削弱，以一部兵力围歼七十五师残部和监视七十二师，以主力转移包围歼灭黄兵团。7月2日晚，华野向黄兵团发起猛烈攻击，黄兵团被迫迅速收缩至帝丘店，密集固守，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惨烈。邱兵团在蒋介石严令之下，随即以第五军之四十五师及整编八十三师编成左翼迂回兵团，摆脱当面阻击部队，向北迂回，再南向攻击，以解黄兵团之围。6日，邱兵团进至尹店东南，第四绥区增援部队也沿陇海路南东向逼进。同时，白崇禧已令十八军不顾当面情况，兼程北援，张兵团击破中野阻击后也向北推进。华野攻击部队伤亡严重，一时无法解决黄兵团，决定放弃歼灭黄兵团计划，于7月7日晚向北转移，撤出战斗。华野撤退后，邱黄两兵团未敢追击。

由于整编第二十五师被调到豫东战场，华野山东兵团于7月13日攻克兖州，全歼守敌整编第十二师，孤立了济南。在豫东会战之际，中原野战军乘汉水流域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以第六纵队为主力，于7月2日长途奔袭襄樊。国民党军困守孤城，战至7月16日，城防崩溃，守将第十五绥区司令康泽被俘。

豫东战役是解放军进入外线作战以来，在中原所进行的最大的一次战役。虽然围歼黄百韬兵团和张轸所部吴绍周兵团的战役目标并未达成，但仍取得了攻克开封、歼灭整编七十五师的重大胜利。解放军在中原这一国共角逐的主力战场，粉碎了蒋介石“肃清中原”的梦想，确立了战略的真正优势地位。为此，毛泽东长长地松了一口气，8月间，他在西柏坡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时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解放军于雨季转入休整，入秋之后，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开始了。

豫东战役后期，邱兵团解黄兵团之围获得成功，国民党军也在宣传豫东会战的胜利。蒋介石认为：“周初军事，以杞、睢为最危险，幸至周中，仰赖天父佑华，使我空军发生绝大威力，董店一带陈毅股匪之主力，几乎全军尽墨，一场恶战，乃得转危为安。”⁽¹⁴¹⁾他甚至认为：“经此一役之后，共匪武力实属脆弱，其不能与国军抗衡，业已充分证明。”⁽¹⁴²⁾但事实上，国民党军参谋部了解事实真相，不能不承认战局的结果：“陈毅第七、九、十三、新八、新九、渤海等纵队未受甚大损失，今六、十纵队又退运河以东，此八个纵队预料两个月即可恢复战力。”郭汝瑰承认：“豫东会战，国军当然系一大失败。”⁽¹⁴³⁾战后，邱清泉因“解围不力”，被记大过处分，黄百韬则因作战积极受到蒋介石的奖励。为此，邱于9月1日请长假离开了部队，由杜聿明接统第二兵团。国民党军从此在中原战场失去了进攻的能力。

在中原战场进行主力会战期间，其他战场上，解放军的优势地位在继续扩大。在东北，东北野战军于5月24日奔袭长春西郊，歼敌一部。不久，东野鉴于攻坚困难较大，即转入部署对长春的长围久困，并在毛泽东的再三敦促下，准备南下北宁路作战。

在华北，傅作义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作战方针，使晋察冀野战军感到歼敌困难，难以扩张战果。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该军，出击平绥线，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军分散。晋察冀野战军即以主力分成两翼，出击察哈尔南部和绥远东部，于3月20日出动。左翼兵团攻占天镇后，向归绥进军；右翼兵团攻占广灵、阳原等地后集结待机。傅作义因他的根据地受威胁，以主力第三十五军及骑兵部队西援归绥，以暂编第四军进至天镇、西湾堡地区，晋察冀野战军右翼兵团即北上歼击暂四军，该军发觉后，退守柴沟堡（怀安），西援主力东退兴和。华北“剿总”兵力集中，绥远地方组织强固，又于4月5日车运骑兵第十二旅至天津、静海集结，自9日起，袭占解放区的大城、青县、河间、任丘，威胁石家庄，破坏解放区后勤机关。晋察冀野战军在外线立足不住，不得不撤退。

与此同时，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的指挥下，对国民党军在晋南的最后一个孤立据点临汾发起围攻。国民党军阎锡山系统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率第六十六师及整编三十师一部作了顽强抵抗，徐向前所部战斗力比较薄弱，屡攻不克。统帅部门有放弃攻击、回调保卫石家庄的意见，但徐向前决心继续攻击，不愿半途而废。经过大量的坑道爆破作业，72天的战斗，终于在5月17日晚，全歼守敌，解放临汾。

5月间，中共组成华北解放区，设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下辖二个兵团、七个纵队，分别由徐向前、杨得志任第一、第二兵团司令员。5月中旬，第二兵团主力向热河西部出击，转战至冀东，策应东北作战；另一部在保定以北作战，分别切断平绥、平承（承德）、北宁、平汉铁路，使华北“剿总”疲于奔命。徐向前指挥第一兵团等部发起了晋中战役，于6月中旬，进入产麦区汾阳、孝义、灵石。太原绥署主任阎锡山即组织闪击兵团，向高阳镇推进，争夺麦收，遭到解放军的围攻。阎锡山即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副司令、原日军将领元泉馨，率领以原日军为骨干组成的暂编第十总队增援，也遭到解放军的包围。至7月16日晚，阎锡山南进各部被全部歼灭，赵承绶被俘，元泉馨被击毙。太原绥署所属第七集团军总部、四个军部、九个师、二个总队被消灭。太原陷于孤立。

在西北战场，西北野战军于宜川大捷之后，于3月间进围洛川，久攻不克。4月16日转兵分三路向西府地区（在泾河和渭河之间）长途奔袭，会攻宝鸡。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集中兵力，调裴昌会兵团和马继援部分两路援救宝鸡。国民党军后方空虚，解放军于4月21日收复延安，25日解放洛川。西北野战军于26日攻占宝鸡，但敌大军轻装急进，协同攻击，于27日即兵逼宝鸡。西野无后方作战，态势不利，被迫于28日撤出，一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的重兵堵截，损失重大，撤至黄龙地区休整。

————————————————————

(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6月1日条。

(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6月7日条。

(3) 《高级将领精神心理之改变与剿匪战略之研究》（1947年2月26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0页。

(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6月7日条。

(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7月5日条。

(6) 《不要打无把握之仗》（1947年6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7) 《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9页。

(8) 《国军战术上所犯之错误及其改进》（1947年7月1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18-219页。

(9) 《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1947年10月2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95页。

(10) 《刘邓陈粟晋南陕北各部队的作战任务》（1947年5月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0页。

(1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6月20日条。

(1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6月24日条。

(1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7月16日条。

(14) 《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31日，摘抄打印本。

(15) 《主席对沐河及孟良崮战役胡、黄师长琏、伯韬报告后之讲评及训示》，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军资料选编》第1册，第49页。

(16) 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6月30日条。

(17)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7月26日条。

(19) 参《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3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260页。

(20) 《击破顾祝同系统第一线兵力的部署》（1947年5月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64页。

(21) 《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84页。

(22) 《在山东战场打破敌人进攻的作战方针》（1947年5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81页。

(23)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10页；文内引文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13页。

(24) 《晋冀鲁豫野战军役字第十四号基本命令》（1947年6月20日），杨国宇编：《刘伯承用兵要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页。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此命令列为22日发，未注出处。——笔者。

(25) 《晋冀鲁豫野战军役字第十六号作战命令》（1947年6月26日），杨国宇编：《刘伯承用兵要旨》，第420页。

(26) 《郭汝瑰日记》1947年7月1日，摘抄打印本。

(27) 《郭汝瑰日记》1947年7月5日，摘抄打印本。

(28) 《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29) 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7月11日条，原编者说明：“公鉴于×向我空隙全力窜扰，眩惑各方，乃其企图保留沂水老巢之狡计，故始终督令我军向坦埠、东里店与沂水进剿。”

(3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7月13日条。

(31) 参《认清战局　改进工作　争取胜利》（1947年9月3日），《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21-327页。据粟裕报告：“我们打援的部队不大得力，甚至在敌我相等的兵力下还堵不住他。”又据粟报告，有两个阵地被突破。但《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3册第270页记述：“迄二十一日午，增援南麻之国军，九顶连环山方面仍无进展。”——笔者。

(32) 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3) 顾祝同7月26日电，《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军资料选编》第2册，第98页。

(34) 《刘邓南下以来蒋介石重要命令》，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复制件。

(35) 据《郭汝瑰日记》；并参《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61页。

(36) 王仲廉：《征尘回忆》，台北1978年版，第572页。

(37) 《郭汝瑰日记》1947年7月24日，摘抄打印本。

(3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7月31日条。

(3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7月26日、31日条。

(40) 《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1947年7月1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43页。

(41) 《对确保和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47-148页。按：据《叶飞回忆录》说，他当时不知道毛泽东有令他们出闽浙赣的指示，看来，这一指示陈粟大概没有同意。此外，后来陈粟主力也转入外线作战，改变了在内线作战的意图。——笔者。

(42) 《刘邓陈谢等部的作战任务》（1947年7月2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58页。

(43)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6日，摘抄打印本。

(44)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7日，摘抄打印本。

(45) 《陈粟六个纵队集中处于内线钳制敌人》（1947年8月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79页。

(46) 分别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4页注（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柯岗等著：《刘伯承中原逐鹿》，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47) 《刘邓南进决心完全正确》（1947年8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3页。

(48) 《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统归刘邓指挥》（1947年8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7页。

(49) 《陈谢集团应提前渡河》（1947年8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1页。

(50) 《总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1947年8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9页。

(51) 《总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1947年8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26-227页。

(52)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9日，摘抄打印本。按：从上下文意看，“有利”似为“不利”，或系誊写之误。

(5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3册，第632页。

(54) 据《刘伯承中原逐鹿》第70-71页所载刘邓过沙河后部署。

(55)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20日。

(56) 据《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23日，又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八十二旅参战，据《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3册，第634页。

(57)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第151页记述，刘邓军渡汝河为24日夜。按：该书同时记述23日刘邓已抵汝河北岸，敌追兵相距仅20公里。据前述，23日第六纵队前锋已渡河发生战斗，刘邓似无在汝河北岸滞留一日一夜之理，如滞留一日一夜，其后卫部队与敌追兵的前锋部队必然发生激烈战斗。据刘伯承回忆，8月23日下午，中路先头部队抢占了汝河南岸的大雷岗，但即被敌军围攻，当时，“留在北岸的，只有中原局机关、野战军指挥部和一个纵队的兵力。而紧跟在我背后的三个师的敌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六十里，不用一天就可以赶到。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形势真是千钧一发，万分险恶。我们能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抢渡汝河，关系到整个跃进行动的成败，从而也关系到整个战局。”（《刘伯承军事文选》，第769页）显然，刘邓部只能在北岸滞留数小时。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第165页，为23日夜。又据《陆军整编第八十五师战斗详报》，解放军第六纵队十六旅于24日1时，偷渡汝河，攻击其第一一〇旅。另据《郭汝瑰日记》，刘邓军24日主力向息县、正阳方向急进，应已于23日夜渡河。——笔者。

(58) 《刘邓南下以来蒋介石重要命令》，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复印件。

(59) 《刘邓南下以来蒋介石重要命令》，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复印件。

(60)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24日，摘抄打印本。

(61)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29日，摘抄打印本。

(62)  《毛泽东关于立即渡河全力配合刘邓致陈毅、粟裕电》（1947年8月30日），《从延安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

(6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9月15日条。

(6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第19页。

(65) 《郭汝瑰日记》1947年10月6日，摘抄打印本。

(66) 《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6-276页。

(67) 《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1947年10月1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77—287页。

(68) 《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1947年10月2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95—296页。

(69) 《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1947年10月1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77—287页。

(70)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30日，摘抄打印本。

(71) 《对大别山剿匪军事的指示》（1947年11月3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15页。

(7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8月15日条。

(73)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29日，摘抄打印本。

(74)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7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20页。

(7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0月2日条。

(7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0月3日条。

(7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月12日条。

(7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2月2日条。

(80) 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8页。

(8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2月28日条。

(82) 《必须于两个战役间争取休息》（1947年7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60页。

(8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0月30日条。

(8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1月1日条。

(85) 刘凤翰编著：《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第3105页。

(86) 天津《大公报》，转引自《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第3116页。

(8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2月18日条。

(88) 军委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1947年9月8日）。

(89) 《陈谢部休整后的行动部署》（1947年10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09页。

(90) 《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1947年9月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36页。

(91) 《中原区的任务和行动》（1948年6月5日），《刘伯承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44页。按：“八十三万”，数字似有误，当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军队总数为42万人。——笔者。

(92)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9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0月3日条。

(94) 《郭汝瑰日记》1947年10月8日，摘抄打印本。

(95) 《郭汝瑰日记》1947年10月11日，摘抄打印本。

(96) 《郭汝瑰日记》1947年10月14日，摘抄打印本。

(9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1月1日条。

(98) 《郭汝瑰日记》1947年9月29日，摘抄打印本。

(99) 《郭汝瑰日记》1947年11月12日，摘抄打印本。

(100)  《郭汝瑰日记》1947年11月14日，摘抄打印本。

(10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第343-344页。

(102) 魏锦国：《大别山前方指挥所七十五天记事》，《刘邓大军风云录》（上），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

(103) 《清剿大别山匪军之方针》（1947年12月2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60-361页。

(104) 《白部长训词》，《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纪实》，（国民政府）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编印，第9-10页。

(10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12月底条。

(106)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第363页。

(107) 《刘邓军明年的任务》（1947年12月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38页。

(108) 中共中央致粟裕电（1947年11月28日），转引自《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256页。

(109) 《陈赓部队目前的中心任务》（1947年11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34页。

(110)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报军委并华东局电》，《粟裕军事文集》，第353-354页。

(111) 《郭汝瑰日记》1948年1月17日，摘抄打印本。

(112) 转引自《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71-272页。

(113) 转引自《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85页。

(114) 《郭汝瑰日记》1948年2月6日，摘抄打印本。

(115) 《郭汝瑰日记》1948年2月20日，摘抄打印本。

(11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2月11日条。

(117) 《郭汝瑰日记》1948年2月13日，摘抄打印本。

(118) 《郭汝瑰回忆录》，第283页。

(119) 《郭汝瑰日记》1948年4月19日，摘抄打印本。

(12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3月20日条。

(121) 《对国民大会施政报告》（1948年4月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444页。

(122) 《郭汝瑰日记》1948年4月20日，摘抄打印本。

(123) 《郭汝瑰日记》1948年4月24日，摘抄打印本。

(124)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报军委并华东局电》，《粟裕军事文集》，第353—356页。

(125) 《粟裕兵团暂不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歼敌》（1948年5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59页。

(126) 张轸致吴国桢转白崇禧电（1948年6月12日），档案号01-7-129，上海档案馆藏。

(127) 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50页。

(128)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27日。

(129) 《郭汝瑰回忆录》，第285页。

(130) 《郭汝瑰日记》1948年5月27日，摘抄打印本。

(131) 《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1948年6月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74页。

(132) 《郭汝瑰日记》1948年6月11-16日。

(133) 刘峙：《我的回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63页。

(134) 《待歼灭七十五师后再打别部》（1948年6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82页。

(13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6月21日条。

(136) 《郭汝瑰日记》1948年6月28日，摘抄打印本。

(137) 《郭汝瑰日记》1948年6月30日，摘抄打印本。按：据《国防部第三厅中原会战战斗经过及检讨》：“本部以梗陕督电指示区兵团向杞县、太康，邱兵团向陈留、通许方向索匪追剿，后陈匪主力即向鹿邑、柘城方面东窜，当时我区兵团以追击姿态向东南转移，因而与邱兵团分离，致遭匪主力将我两部隔离，而行各个包围。”此说似为沈澄年开脱，从各种资料反映，沈澄年一直作战消极。沈被包围后，邱清泉也拒绝国防部东向增援沈澄年的命令。——笔者。

(13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1日条。

(139) 《国民革命军战史第五部——戡乱》，第483页。

(140) 《国民革命军战史第五部——戡乱》，第470页。

(14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10日条。

(142) 蒋介石手启午咸府贰电（7月15日）致各省政府主席各市政府市长，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43)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9日、8月4日，摘抄打印本。

第三章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强化统治的措施

第一节　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国民党的对策

一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

中共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著名的《五四指示》之后，即在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初期的土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1947年4月，刘少奇在从陕北渡过黄河东进途中，对土改运动作了一些调查，发现：“虽然有些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争，有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工作，但群众运动是非常零碎的，没有系统的，因此也是不能彻底的。”他指出：“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的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的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¹⁾

7月初，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后，即着手组织全国土地会议。7月17日至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于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各解放区领导人和代表107人出席了会议。与此同时，毛泽东于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小河村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土改问题时说：“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会丧失农民，从而丧失革命战争，也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要和统一战线相结合。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犯过‘左’的错误，一是在土地革命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现在我们是一律平分；二是在城市中没有建立统一战线，不团结民族资本家，现在我们是采取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²⁾7月25日，毛泽东在上述刘少奇的信上写了批语：“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他要求各解放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³⁾。

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由中共中央于10月10日公布。这个大纲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⁴⁾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解放军口号，首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同时提出“农民分土地，耕者有其田”、“国民党士兵分田废债”等土地改革的口号，进行解放战争的政治动员⁽⁵⁾。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之后，土地改革运动即在各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农民的革命创造热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据估计，到1949年6月，解放区有229万平方公里土地，总人口2.7亿，农业人口2.15亿、耕地面积5907万公顷，业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达农业人口1.2463亿，耕地面积3919万公顷，没收分配土地2469万公顷。全国三分之一的农民摆脱了封建剥削⁽⁶⁾。翻身农民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但是，《中国土地法大纲》采取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办法，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对生产造成了不小的危害，在后来才得以逐步纠正。而且，1947年底的土改高潮中，“左”的错误比较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甚至乱打乱杀，造成农村中的恐怖气氛，社会动荡，人心惶惶，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据晋绥地区报告：“一般群众恐慌，生产情绪低落，灾情加重，并发生严重外跑现象。不仅地富逃亡，甚至中贫农逃亡不少，特别是一部分老区，如平鲁逃亡最严重。边沿区如怀仁三分区，全家逃亡和个别逃亡的有128户，其中中农就有86户。左云三区逃亡234户，其中中农就有92户，贫农有17户。”⁽⁷⁾如葭县，“有几个村庄连贫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还有用油从头上烧死人的。葭县乱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涂，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⁸⁾。一些解放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左”的错误也影响到部队，造成官兵之间关系紧张。挺进中原的部队，一度急于在新解放区进行土改，犯了“左”的错误，未能及早建立起真正的群众基础，刘邓在大别山一时也未能站稳脚跟。由于没有巩固的后方，中原各部解放军和占优势的国民党政府军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斗，没有能够大量歼灭敌军。

国民党方面，对解放区在土改过程中一度出现的混乱，以为有机可乘，感到兴奋。傅作义于12月15日在北平演讲时夸大其词地说：“过去有地位、有声势之人士，为安定民生，曾努力于和平，因此全国意志不易集中。时至今日，共党恐怖残暴之狰狞面目，已完全暴露，各方鉴于共匪残暴，必能协助政府，此乃不可估计之力量。……此种力量不仅可以戡乱，且能促成民生主义之实现。政府力量充实之后，共祸自可消灭于无形。”因而他对“戡乱”的前途表示乐观。⁽⁹⁾

但中共在战争的严酷环境下，迅速地着手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中共中央于12月25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即开始注意土改中的错误倾向，会议对土改政策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会后，毛泽东根据讨论的结果，于1948年1月18日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使土改工作迅速走上了健康的轨道。自1948年初到1948年底，各地展开了改正错定的阶级成分，补偿被侵犯的中农和工商业者，以及安置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的善后工作，安定了解放区的秩序，发展了生产，实现了毛泽东所指出的任务：“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¹⁰⁾

二　国民党对中共土地改革的对策

国民党深知中共的土改政策对于农民的革命动员作用，因而一直在研究对策。国民党方面的基本设计，是以国家政策实现和平的有偿的地权转换，扶植自耕农，实行耕者有其田。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年10月30日制定公布二五减租办法（即从现纳佃租率的50％中，减少25％），1946年4月29日公布的《土地法》，其立法意图，据《修正土地法草案趣旨之说明》：“三、扶植自耕农。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之原则，实符国父耕者有其田之主张。本草案为使佃农有变为自耕农之机会，并使具有耕作能力之人民，成为自耕农，特分别增订其获得土地来源之条文，并规定设立土地银行，俾购地之资金，有所借贷，以期土地政策得以实现。四、照价收买私有土地，为国父所主张。本草案为防止土地投机集中，及促进土地利用并防止所有权人逃避地价税起见，特增定私有逾额之土地、不在地主之土地及空地、荒地与短报地价之土地，均得由县市政府照价收买等条文，免除土地征收之繁重手续。但各附以条件，用示限制。盖于推行政策之中，仍寓保护私权之意。”⁽¹¹⁾这个土地法规定，“省或院辖市政府对于私有土地，得斟酌地方情形，按土地种类及性质，分别限制个人或团体所有土地面积之最高额”⁽¹²⁾，但事实上并未付诸实施。

针对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行政院于1946年10月25日制定公布了《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对于已经中共实行土改的地区，在国民党军占领之后，采取了折中地主和农民利益的办法：“绥靖区内之农地，其所有权人，非自耕农时，在政府未依法处理前，准依原有证件，或保甲四邻证明文件，保持其所有权，并应由现耕农民继续佃耕。绥靖区内佃租额，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其约定以钱币交租者，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折价。”“在变乱期间，农民欠缴之佃租，一概免予追缴。”同时，规定无主或地主逃亡土地，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征收，以缴价承领的办法分配给农民，等等⁽¹³⁾。地政署于是年底在讨论蒋介石交下的《对共经济作战方策建议案》时认为：“今日之绥靖区土地处理方针，应从实施减租到普遍扶植土地小私有制，使农民成为自己耕作之主人。绥靖区之迫切工作，应为地权之清理与调整，加于农民身上之任何限制，动机纵系良好，亦必将招致农民之反感。原方策所拟处理土地办法，不仅与现行法令不合，且普遍保持租佃制度，于今日的农村亦实无如何之裨益。”因此建议：“一、在共党实行减租减息之地区，应以维护农民既得之减租利益为方针，继续实施减租，并严禁追索欠租。二、在共党实行分田之地区，应以土地归于农民为方针，对于原土地所有人可由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土地债券偿付地价。三、推行合作农场制度，应从奖励诱导入手，不宜过事强迫。”⁽¹⁴⁾

但是，国民党实际上没有可供驱策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去实施上述政策，他们在占领解放区之后，所能依靠的力量既然只能是地主，那么，也就只能去保护地主的利益。有报告说：“查收复区最近发现两种怪现象：（一）查封奸匪家属全部财产并驱逐之。（二）本年地租地主不特不奉行二五减租办法，除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外，并追算历年未对半分租之旧账。上述两种现象，现江苏萧县第九区大都如此……查各地方官绅既与地主打成一片，故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秩序之法令，相率阳奉阴违。”⁽¹⁵⁾有一位在苏北的人民服务队队员报道还乡地主逼租的残酷情形说：“我亲眼看到一个地主，借着某方势力，任意拘捕佃户，不下有百余个，强迫清缴租谷，不然的话，则施以吊打、火烤、灌水等毒刑。势弱无能的佃户，此时呼天不闻，呼地不应，只有随其摆布支配，只有呻吟待死。”⁽¹⁶⁾

尽管如此，国民党内人士仍在理念上十分关注土地问题的解决。1947年2月13日，正在美国的何应钦写信给白崇禧、陈果夫、陈诚、吴铁城、陈立夫等强调说：“此邦（指美国——引者）舆论多谓平均地权原为国民党良好政策，但国民党政府竟不敢实施，而任共产党施行此项政策，以争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强之农民。《纽约时报》及《先锋论坛报》且批评《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于土地政策未提出具体办法，故弟觉关于土地政策、农民福利问题，似有迅速研究有效办法、积极实施之必要。”⁽¹⁷⁾而且，从理念和法规上讲，是向更彻底的土地改革方案发展的。1947年4月23日，行政院修正《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第七条为：“绥靖区内之农地，经非法分配者，一律由县政府依本办法征收之。”⁽¹⁸⁾续后又修正《绥靖区施政纲领》第八条为：“绥靖区内之农地，经非法分配者，应由县政府征收，其地价应依法估价，折合农产物由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土地债券，给予合法所有人分年偿付。”⁽¹⁹⁾

9月29日到10月3日，国民党举行了全国地政检讨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说：“吾人应深刻反省，认清事实，必土地政策有确切之执行，斯国家建设方能奠不拔之基础……尤其对于绥靖区之土地行政，必应根据既定政策，恪遵现行法令，坚定信念，讲求技术，打破困难，忠实执行，庶可遏止目前乱萌，确立复兴基础。”⁽²⁰⁾张群在闭幕会上也说：“本党从事革命，已有五十年历史，在若干方面颇有成就，但在最重要之民生主义，如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方面，则仍为一种口号，以致民生问题迄未解决。吾人实应迅拟方案，加强实施。”⁽²¹⁾但这次会议本身除作报告，提出各项提案，要求修改《土地法》之外，并无具体成就。

蒋介石曾命令地政署（后为地政部）指定几个实验县来实行。据《大公报》报道：“据地政部发言人对记者称：‘自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实行后，已有若干县拟具计划试办，成绩甚佳。根据此项办法，凡绥靖区已经非法分配之土地，国军收复后即由县政府征购，并重予合理分配。其要点为：（一）补偿地价，由县政府邀集地主、佃农及有关机构组织评议会，分区评定。（二）评定后之地价，由省府核定后即由农行以现金配发土地债券，给予原来地主。（三）承领土地人之资格：（1）变乱前之原来佃耕人。（2）现在之耕种人。（3）具有耕种能力之退伍士兵或抗战军人家属。（四）承领土地面积一般为每户廿亩至四十亩。现已依照此项办法试验实行者，全国共十二县，即江苏之东台、兴化、宿迁、淮阴，山东之临沂、济宁，河北之昌黎、丰润，察哈尔之张北、涿鹿，安徽之天长、泗县。’”《大公报》同日报道，淮阴的实验，在三四月间进行，清理地权，评定地价，办理租约登记，基本上是恢复了地主的所有权。虽经减租，但规定：“过去欠租一律不准追索，此后保证佃农交租。”而实行征收放领示范区彻底平均地权的面积，仅1.8万亩土地。⁽²²⁾

前项工作，既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而恢复地主土地所有权本身就十分复杂，纠纷不断，国民党哪里有这个组织力量和财政力量去调和租佃矛盾，安定社会？结果当然只能失败。汤惠荪在《绥靖区土地处理及战士授田的实施问题》一文中说：“于是指定淮阴、宿迁、东台、兴化等县为实验县，后又指定山东临沂、济宁及河北昌黎、丰台二县，与安徽天长、嵊县，及察哈尔涿鹿、张北二县（原文如此，地名有误——引者），为实验县。但是，这十二县，都没有做什么事，工作没有推动。据我知道，有几个县，共匪又窜来了。同时地方反对，因为难民多半是地主阶级。他们还乡以后，佃农又把土地交还地主。所以他们说，没有土地问题，因此不能推动工作。谈到土地债券问题。在苏北南通、海门等县的大地主，他们愿意把他土地征收了，想卖得几个钱，投资到别的地方去，但该项土地债券，必须能向农行抵押始可。我们本来预备能够抵押，农行也愿意抵押，可是农行自己无钱，要向中央银行转抵押，而中央银行说是不行，要等财政部的政策决定后才可以。结果本案还搁在四联总处，也没有人说可以，也没有人说不可以。”⁽²³⁾

蒋介石在1946年11月18日在绥靖区政务会议上作报告时说：“目前绥靖区的工作，我认为紧要的还是土地问题。”他要求部下表现出良好的成绩来：“过去共产党毁谤本党和政府，说我们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最无能的政府，说我们军人和公务员是最懦弱最贪污的军人和公务员，这种污蔑和毁谤，在国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现在我们将绥靖区共匪的武力肃清了，我们可以在绥靖区推行政府的法令和政策，这就是我们表现能力和成绩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乘此机会用事实来打破共匪虚伪的宣传，证明本党一切法令政策的确是以人民的福利为依归。本党一般干部人员的确有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能力。”⁽²⁴⁾但事实证明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它在地主利益和农民利益的选择上，政策混乱，而结果仍只能倾向于地主阶级，维护其利益。1947年11月底，蒋介石到北平视察后，发布国民党政府对收复区的措施方针，仍然采取了收复区农地“仍然归原业主所有，但应佃给现在耕种的农民继续耕种”的政策，而没有按征收放领的办法实行。⁽²⁵⁾在国民党系统办的《土地改革》杂志上，万国鼎指出：“土地制度相帮着造成了官僚政治，而官僚政治阻碍土地改革。”萧铮则更坦白地说：“我们二十年来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²⁶⁾

1948年1月28日，在美国政府将向国会提出援华计划的时候，行政院长张群发表了中国政府关于美国援华问题的声明，提出了十项财政经济改革计划，其第九项为：“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经济，并实施土地改革。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之建议，其可提前实施者，即予采行。”⁽²⁷⁾对此，陈果夫在他的日记里批评说：“今日一切事均为被动。如农贷与地政，均为美贷款之条件，而后我之声明始有此二条，若美方不说，我当局亦必不说。如此被动，国何以立？”⁽²⁸⁾马歇尔在2月20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听取各方面对于美国援华计划的意见时也说：“中国政府的基础必须扩大，而不应以一小集团为限。尤其我以为国民政府对于土地情形与农民问题，应有所动。在下层阶级中，时常有一种感想，以为政府对于人民或他们的问题，置之不理。”⁽²⁹⁾

到1948年5月绥靖区政务研究会议时，蒋介石不能不承认：“本党今日唯一之病源，即在不能实行。各级干部，遇事不能自动负责，实事求是，对于法规命令之推行，并无固定之程序。上级对于下级，既无技术之指导，亦少切实之考核。致勇于任事者，困难重重，无法解决；阳奉阴违者，敷衍塞责，功过不分。此病在县级以下各级机构，尤为显然。此种办事作风，如不彻底改革，则任何法令，必成具文，而剿匪军事亦必陷于停滞。”⁽³⁰⁾

三　国民党在土改问题上的立法努力

尽管国民党连已有的政策也不能贯彻，但在立法上仍想有所作为。1948年3月间，华中区绥靖会议时，又把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作了修改，最重要的是，不分非法或未经非法分配的土地，凡超过其人口最高额者，即予征收，也就是限田制度：“一、切实执行三一缴租，并实行保租，以改善佃农生活，维持地主生活。造成阶级协调，根除阶级斗争。二、实行限田：地主超额土地，一律由政府用土地债券征收放领，以培养自耕农，达到‘耕者有其田’。三、提倡合作农场，尽量利用农业贷款，技术指导，打破小农经营，达到利用近代科学之集体生产。”⁽³¹⁾为了应付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国民党系统方面，于1947年4月成立了土地改革协会，并于1948年2月19日通过了《土地改革方案》。3月20日，理事长萧铮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予以发表。这个方案在序言中指出：“中国土地改革协会有鉴于我国当前土地问题之严重，已成为一切祸乱的根源，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而政府现行有关土地的政策与法令，并不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急求彻底而普遍的改革，实有非常可怖的后果。”因此，这个方案采取了急进的措施，其前二章为：

第一章　土地改革的目标

土地改革的目标之一为耕者有其田，所以全国农耕土地，应自即日起，一律归现耕农民所有。

第二章　终止佃耕制度化佃农为自耕农

现在佃耕他人土地之农民，分年清偿地价，取得土地所有权，化佃农为自耕农。

上项地价为现租额之七倍，分十四年交纳，但现租额以不超过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计算之⁽³²⁾。

对于这个方案，萧铮在答复责难时说：“老实说，一切土地改革方案，没有替地主打算的道理。但我们是小地主多的国家，地主的生路亦不能不稍为顾虑……地主如再一定要保障既得利益，不肯走这条和平改革的路，恐终有一日，要保障生命安全亦不可能。现在共党所引导的农民叛乱，不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吗？”⁽³³⁾土改对国民党的生存如此重要，据萧铮说：“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亦揭载全文，并著论谓此项改革方案，甚为重要，应视中国政府能否实行，以为美国对华继续援助之条件。”⁽³⁴⁾

正如前面所说，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本来就和地主阶级合为一体，国民党想进行土地改革，如何进行动员是一个大难题。在土改的问题上，国民党像乌龟那样极其缓慢地爬行，它和中共进行的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龟兔赛跑。国民党并非没有土改的计划和意愿，它也明白土改对自己生死存亡的意义，但国民党只进行了一点一滴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当中共以暴风骤雨之势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国民党对土改方案尚议而不决。龟步而行的国民党，在这场赛跑中失败已成定局。

7月初，国民党在豫东战役中惨败，中原地区的军事优势地位已经丧失，济南、徐州均处在解放军的威胁之下，崩溃之势已成。萧铮希望立法院迅速立案，实行土改。他回忆说：“于时局十分紧张中，我们愈感有迅速实行土地改革之必要，尤其是农地改革，是防止共党扩张之重要武器，故自本年三月廿日本会发表土地改革方案后，继之以各种座谈会及讨论会之互相交换意见，佥认为应为更具体之规定，称为《农地改革法案》，故于七月四日，由余以行宪后之立法委员身份，领衔正式提出于立法院。”⁽³⁵⁾

萧铮的提案，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土地改革方案草定的，由张道藩等84人联署，提案规定：“本法颁布之日起，各省市政府应于六个月内拟具详细施行计划及施行附则，于一年以内实施完成。”⁽³⁶⁾且不说国民党有没有进行土改的组织力量，就是军事形势，也等不得一年的时间了。而实际情况则更为糟糕，立法院对这个提案进行了长期的辩论，最后也没有作出结论。萧铮回忆说：“首先有陈紫枫委员之大声疾呼，谓余案为‘违宪’，‘根本不能成立’，又认为‘我国土地问题，根本并不严重’，又谓‘提倡土地改革为共产党之尾巴’，并列举其所谓‘本案缺点甚多，如实行可引起严重影响’。继之有刘士笃委员谓本案可能制造混乱，而甘家馨委员又责本案不够彻底，孟广厚委员则说有若干点之建设性批评。而孔庚委员则提案谓应将生产问题同时解决，范声委员则提议应先实行都市土地涨价归公，黄统委员则提议应实行土地国有，金鸣盛委员则提议应先制定都市土地使用条例。其他各委员在大会讨论时发言反对者更众，甚至有人主张本案应不予审查。惟潘委员廉方所提之《实行农地农有、市地市有、富源地国有》案，以及吴望（人及）委员所提之《拟具佃农减租条例改善佃农生活》案，牛践初委员之提议《绥靖区及非绥靖区土地改革应同时普遍实施》案，则与本案同其意旨。余于反对声中，曾再写一文：《论农地改革法案——兼答刘士笃、陈紫枫、甘家馨、孟广厚诸先生》加以辩解，其余在立法院讨论中，口舌之争辩，几又演‘舌战群儒’，此案作大体讨论贯半年之久，至是年十月一日，卒以‘并付审查’了之。而国事已不可为矣。真所谓‘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³⁷⁾

当时，国民党各地方政府，在不同程度上有一些减租减息、战士授田及土地改革的方案及活动。例如，傅作义主张“发展中层”，1948年3月19日，河北省军政会议原则决定，“保护自耕农，将富农无力自耕之部分割出，交由劳力有余之贫农耕种”⁽³⁸⁾。但点点滴滴的活动，并不能减轻农民的痛苦，更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自然无法抵抗中共的土地改革对农民的普遍的动员作用，以及对国民党士兵的争取和瓦解的作用。国民党士兵在中共土地改革的感召和政治攻势之下，大量地倒戈。解放军更大批地以俘虏的国民党士兵经过教育后充实自己的队伍，从而使解放军的军力得以迅速壮大。而国民党尽管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由于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它的兵源补充十分困难。

1948年8月，中美设立基于美援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以蒋梦麟为主任委员，于是年底到1949年间，在西南地区，以向地方当局提供农复会资助的条件，要求地方当局推行二五减租，先后在广西、贵州、四川推广。台湾则于1949年8月15日在全省开始换订租约，实行三七五减租，即佃租不得超过正产物的千分之三七五，也即二五减租的原理。但这些局部行动已无补于国民党崩溃的大局。

第二节　总体战和国统区统治的强化

一　总体战

国民党政府虽然于1947年7月下达了总动员令，但实际上并无成效。一年后，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说：“总动员的办法，是去年七月间才决定的，过去没有下动员令，大家不动员，犹有理由可说，现在动员令已经颁布快一年之久，事实上还是没有动员，因此军队就受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军队无论到什么地方，找不到夫子，买不到粮食，或者在追击防守的时候，补给困难。于是军队就不得不自由行动，去找粮食、找蔬菜、找夫子，因此就影响军队纪律。”也就是“政治不能配合军事，党务、政治、经济、军事、民意机关，不能互相协调，不能以剿匪工作为重心，来切实合作”。“六省主席会议决定，对大别山的匪，马上进行清剿。但是大别山的匪，被我们打跑了，行政院的命令还没有下去。这就是政府不能适应剿匪的缓急需要，因此，才有九江会议、徐州会议的召集，但对剿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主席最后决定召集华中区绥靖会议，把八个省主席和绥靖区的司令官都找来开会，主要就是研究总体战的政策及其实施方案”⁽³⁹⁾。

当时，国民党将领中，非黄埔系的傅作义、白崇禧有比较强的独立作战经验，他们更懂得如何依靠地方社会组织与中共作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中共的作风。傅作义主持的张垣绥靖区（张家口），“你所看见的军政人员，都好像是士兵和夫役。因为武职人员，无论军长师长，一律都穿着草绿色粗布的士兵制服；文职人员，无论厅长处长，一律都穿着夫役式的黑色粗布制服；一般高级人员的装束，和士兵夫役，丝毫没有差别。傅主任本身也是如此。”傅作义标榜说：“共产党人是表面的待遇平等，实际的享受不同；我们是表面的待遇不同，实际的享受平等。”傅作义十分重视对地方组织的控制：“对乡县人员编组保甲的要求，是‘人必归户，户必归甲’，不许有一个人遗漏在保甲组织以外，保甲组织发挥的力量，要求到什么程度呢？是要‘一个坏人不能隐藏，一句流言不能传播，一个逃兵不能走脱’。”⁽⁴⁰⁾傅作义在出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之后，寻求对付解放军的办法。他认为，在北方，军事及政治配合的方略，“一为封地道，一为捉干部，一为搜存粮”，以此摧残解放区，切断解放军的后勤补给。据报道：“（傅认为）欲军事有办法，必须配合政治推进，故渠现正研究一种土地政策，藉以抗共匪之分田政策。傅氏并称，匪区目前农田均已荒芜，壮丁且均逃尽。彼等所标榜之一亩半分田政策，实为欺人之说。惟欲挽救人心，则我们不能不另谋良策，使人民有所依归。”⁽⁴¹⁾当然，中共的土改政策深入人心，他是找不到什么“良策”的。白崇禧在一次讲话中则强调：“欲肃清政治性之匪，确需军政配合，军民合作，方克奏效。希望地方父老一致起来，领导民众参加省县自卫组织，充实地方武力，协助正规军发挥全面清剿之最高决策。”⁽⁴²⁾他特别强调“组训民众，使男女老幼人人皆兵。平时共匪无由煽惑，紧急时可以动员起来”⁽⁴³⁾。在白崇禧的指挥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和解放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工作展开了严重的斗争。

1948年3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华中区绥靖会议，指示“达成总体战及党政军一元化，应明确规定绥靖区司令官之职权，以收统一指挥之效”⁽⁴⁴⁾。会议决定了华中总体战方案，大要如下：“（一）调整绥靖区机构，武汉行辕撤销，成立华中绥靖公署。（二）各省自卫武力经费由中央筹措；各县成立保安团队，其经费由地方筹措。（三）授权绥靖区司令，负责统制绥靖区物资，避免资敌。（四）实行战士授田法。”⁽⁴⁵⁾会议决定组训民众，建立地方武力，“以‘自清自剿自卫自富’之‘四自政策’为号召，以打击匪方求兵求战求食三求战略。（一）自清。发动自卫队及驻军、保甲，实行乡镇户口总清查，并随时突击抽查，以切实防杜奸宄，廓清闾里。（二）自剿。做到有民皆兵，人不离枪，枪不离手，随时痛剿。（三）自卫。以卫身卫家卫乡号召民众，无分男女，无分老幼，全体动员防匪，绝不使之入境。（四）自富。寓兵于农，寓农于兵，不误农时，竭力耕耘，增加农产，以裕粮糈，促进建设，解决民生，自筹合理财源，减少中央负担”⁽⁴⁶⁾。会议至20日结束，颁订了《绥靖区总体战实施纲要》。至5月，国防部又召集各绥靖区主管人员来京，举行绥靖区政务研究会议，讨论具体措施。

所谓总体战，就是“今后戡乱作战，必须采取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之总体战，以军事为主体，配合政治经济同时进剿，务尽诸般手段，充实战力，以摧匪之战力，庶可革新当前之局势，完成戡乱建国之大业”⁽⁴⁷⁾。其关键，则是在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组训民众，加强地方武装，控制基层组织。白崇禧说：“在政治方面，则须组织民众，使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分力量。能够如此严密组织，然后才能实施总体战，发展全面战。”⁽⁴⁸⁾

虽然，蒋介石号召党政军一元化，实际上，国民党方面仍然只能以军事首长为中心，强化军事控制。《绥靖区总体战实施纲要》规定：“为加强总体战效能，应建立绥靖区党政军一元化制度，绥靖区司令官，有统一指挥监督辖区内军事政治经济党务及人民团体之权。发挥总体战战力，绥靖地方，举办清乡，并协同进剿部队之作战。”⁽⁴⁹⁾《剿匪地区军政机构配合方案》规定：“为适应戡乱剿匪总体战之需要，特设绥靖公署或剿匪总司令部，承最高统帅部暨行政院之命，指挥并督导辖区内剿匪绥靖事宜。”⁽⁵⁰⁾

蒋介石就任总统前夕、国民党政府行将结束之际，发布命令：“国民政府现经改组，国民政府主席各地行辕，亟应随同调整，所有东北行辕之职权与业务，着即归并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北平行辕之职权与业务，着即归并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武汉、西北、重庆、广州各行辕，均着改为绥靖公署。”⁽⁵¹⁾所谓“还政于民”的结果，乃是强化了军事统制制度。

《绥靖区总体战实施纲要》重申了以往土地改革的政策。来南京参加绥靖区政务研究会议的著名地方领袖、华北第十区专员王凤岗认为：“只要政府实行民生主义，用合理的办法，使贫雇农能解决其生活问题，社会即可趋于安定进步。”宛西民团指挥官丁叔恒则说：“我们组训民团，实行了以下三大原则：（一）官绅合作，否则扞格不通。（二）士兵授田，每一名给十亩地安家。这许多地是由有地的捐出。我是有地的，我首先捐出一部分。（三）团结民心：（1）富人也要出钱出力，实行累进负担。（2）三村互助，救济贫民，有一人饿死，村长连带负责。（3）请国军整顿军风纪。”⁽⁵²⁾但国民党无论怎样费尽心机，它所依赖的保甲、地方父老，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都是地主阶级的组织系统。它要依靠这个系统去与中共战斗，又怎么可能完成土地改革？国民党强化地方组织和土地改革存在着先天的矛盾。国民党的总体战，在中共克服了“左”的错误之后，就无法再与中共发动群众的土地改革政策相抗衡了。

二　国统区的强化统治

国民党政府自实行“戡乱总动员”之后，即着手强化自己的暴力统治。一方面于1947年11月间通令成立由各级民意机关议长主持的省市县“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以分负各地动员民力的责任，同时并授权地方各级行政首长，指挥辖区内所有保卫武力，以加强军事政治的配合。国民党又在各地组织集会，进行“戡乱”动员，大造声势。一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强化战时经济体制，镇压革命运动，进行最后的挣扎。

1947年9月5日，行政院发布命令，公布《后方共产党员处置办法》，明令镇压共产党员。其中第六条规定：“各地政府应会同治安机关定期公告，所辖境内之共产党员及其工作人员，凡愿遵照本办法办理脱离共产党手续者，应自动觅具妥实保证，依限申请登记。前项申请登记之人，于必要时，得令其缴出有关共党秘密文件。”第八条规定：“共产党员或为共产党工作人员，潜伏后方，不为第六条登记之申请，应由当地治安机关一律予以逮捕，于法定时间内，移送有审判权机关，依刑法及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之规定惩处之。其有阴谋活动者，并从重惩处。”⁽⁵³⁾至12月，进一步修正为“于法定时间内移送军法机关”⁽⁵⁴⁾。但另有命令指示：“各在校学生之犯有共产党嫌疑者先送司法机关审理。”⁽⁵⁵⁾

10月21日，首都卫戍司令部、南京市政府发出布告：“凡潜伏本市之共产党徒，自应依法申请登记。兹遵照该项办法第六条之规定，订定南京市共产党分子脱党申请登记办法公布施行。限自布告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为办理申请登记期间。如逾期不履行登记手续，一经查觉，立予逮捕法办。”⁽⁵⁶⁾

为了控制工人运动，11月1日，行政院制订公布了《动员戡乱期间劳资纠纷处理办法》，禁止工人罢工、怠工。该办法规定，在工交事业发达地区，设立劳资评断委员会，隶属于市县政府。第七条规定：“雇主或工人在未经劳资评断委员会评断以前，不得因任何劳资争议停业关厂或罢工怠工。”第八条更进而规定：“劳资评断委员会之裁决，任何一方有不服从时，主管机关得强制执行。其情节重大者，并得依照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惩罚之。”⁽⁵⁷⁾

为了控制学生运动，教育部于12月6日发布训令，公布《学生自治会规则》，规定了一系列扼杀学生运动的条例。第二条规定：“学生自治会以根据三民主义培养学生法治精神促进其德育智育体育群育之发展为目的。”第四条规定：“学生自治会为学生在校内之课外活动组织，不得参加校外各种团体活动，或有校与校间联系组织。”第五条规定：“学生自治会应由学校校长及主管训导处或教导处指定每年级或每院系学生二人至三人先成立筹备会，于两星期内登记会员，召开大会，订定办事细则，推选职员，正式成立。”国民党对于这样成立的学生自治会还不放心，第九条规定：“当选之理事，其操行学业成绩及领导能力经学校审核不合者，应以得票次多数之适合标准者依次递补。”第十五条更规定：“学生自治会之决议，以在规定之任务范围以内为限，不得干涉学校行政，有违反上项情形者，学校得撤销之。学生自治会如违背校规，情节重大时，学校得解散之。”⁽⁵⁸⁾教育部制订如此严峻的规则，表明了国民党当局同学生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除了暴力之外，它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来控制学生运动了。

为了强化对人力、物力资源的征集，行政院于12月9日制订发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规定根据军事需要，对人力、物力的强制征发。对所谓绥靖地区则进一步强调：“为动员戡乱绥靖地方，得依军事需要，动员全国各县（市）民众武力，依照各县（市）民众自卫队组训规程，组织自卫队及常备自卫队，分别担任清剿零匪、警卫地方及情报、向导、运输、通讯、守望、盘查、工程、救护暨机动剿匪，配合国军作战，各县（市）已受训之国民兵，应加入自卫队组织。”⁽⁵⁹⁾

12月25日，即1947年1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生效的一天，国民党政府命令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针对中共的地下活动，加重刑事处分，并于第八条规定：“犯本条例之罪者，除军人由军法审判外，非军人由特种刑事法庭审判之。前项特种刑事法庭之组织，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定之。”⁽⁶⁰⁾也就是说，12月公布的将破获的中共地下党员交付军法机关审判的办法，也不能满足强化统治的需要，而必须特设专门法庭来解决这个问题。

1948年3月25日，立法院讨论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辩论十分激烈，多数委员根本反对这种法庭的成立。孙九录第一个发言，他说：“我根本反对这件事。胜利以前，立法院化了好大功夫，才将所有特殊法归纳在普通法里，今天我们忽然又要开倒车了。”刘不同说：“以上海的情形说，舞女打架要送特种刑庭，两个银行行员为了要求加薪而怠工也送特种刑庭，这像什么？特种刑庭就是墨索里尼的办法，而民主国家的法制应该是有系统的。”谭惕吾说：“我们既以民主号召，就不应再有这种法西斯的制度。”立法院长孙科亲自起来警告持反对意见的立法委员说：“特种法庭是拿来审共产党的，这是大家知道的事实。现在共产党已经到了长江边上，等他占了南京，你们看他设的是什么法庭？现在不应该再有同情共产党的言论，你们同情共产党的，可以立刻退出去，不要等在这里。现在是戡乱，这个乱不戡，大家都等不下去。现在的局面不比一年以前，你们不要糊涂了。”虽然立法院终于通过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但仍作了两项修正，一是将一审终结改为两级制，一是五年以上徒刑可请复判。根据通过的条例，特种刑事法庭分中央特种刑事法庭及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由中央庭复判高等庭判决的案件⁽⁶¹⁾。

《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及《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国民政府公报》于1948年4月2日刊布，但国民党政府至4月21日才命令于21日起施行⁽⁶²⁾。

此外，国民党政府为实行总动员，强化战争机器，还颁布了《粮食流通管理办法》（11月22日公布）、《全国花纱布管制办法》（12月26日公布）、《加强金融业务管制办法》（12月23日公布）、《厉行消费节约办法纲要》（8月19日公布）等等，以便集中人力物力，用于战争，力图挽救行将崩溃的统治。

第三节　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一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政府以总体战，实施高压政策，企图巩固其统治区域。但恐怖政策历来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假民主，没有为它争得群众，也没有能够扩大统治基础，反而弄得其内部更离心离德，而国民党的恐怖政策，更只能使它丧尽人心，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据中统局情报：“据报苏联驻天津领事多洛非也夫向驻京苏联大使馆报告，关于中国国民政府颁布总动员令后，北方青年之反响，谓：‘平津一带青年原希望和平迅速到来，能有安定生活可过，不料国民党竟准备长期战争下去，且关闭和平之门，直置华北人民死活于不顾，青年学生激于义愤，纷纷准备向中共区投效，以打击国民党之坏政府’等语。”⁽⁶³⁾

“五二〇”运动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大批学生被开除出校，总动员令颁布后，一系列强化统治的法令出台。但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总动员令的实施，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群众运动依然此伏彼起。白崇禧在南昌号召组训民众、人人皆兵时，七十八岁高龄之老议员杨赓笙拦住白崇禧，请求当局“不要扰民，不要造匪”。《力行日报》为此也发表评论，呼吁：“不要造匪，更不要因剿匪而造匪。”⁽⁶⁴⁾

1947年10月25日深夜，浙江大学毕业生、共产党员陈建新、黄世民从上海来杭州，与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郦伯瑾四人，在大同旅社秘密商议展开学生运动、反对总动员令，被保安司令部破获逮捕。26日，浙大学生得到消息后，即要求学校当局转请治安机关于24小时内移送法院办理。经竺可桢校长奔走于警察局、保安司令部、省政府之间，历90小时未有结果。29日夜，于子三在狱中被折磨惨死，但当局并未搜到证据。消息传出，激起了浙大师生的愤怒。浙大学生自治会决定于31日起罢课三天，并发布告同胞书，抗议当局非法拘捕四同学、惨杀无辜，要求保障人权。告同胞书说：“政府说什么要保障人权，而摆在眼前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谎言。执法的在毁法，做贼的喊捉贼，这就是宪政，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法治，这就是保障人权。”⁽⁶⁵⁾浙大教授会也为此作出决定于11月3日罢教一天。

11月9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决定继续罢课，为于子三治丧，并酝酿游行，呼吁人权保障。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忧心忡忡地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业与校方洽商制止，劝令复课。但自治会操诸共匪民盟之手，能否生效，实无把握。” ⁽⁶⁶⁾

同时，上海、南京、北平、厦门等地学校，纷纷响应浙大学生的呼吁，罢课抗议，反对国民党各地当局逮捕屠杀学生，要求保障人权。

这次学生运动遭到当局的镇压，当局利用学校内的国民党党团学生和军警配合，破坏学生运动，一批学生被校方开除学籍。至月底，学潮进入尾声。

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之后，又激起学生的广泛抗议。南京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为抗议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发布告全国同学书，指出：“那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他治’而非‘自治’、‘他主’而非‘自主’的‘御用’规则，这是政府有计划的摧残教育、奴役学生的毒计，也是更进一步剥夺全国学生自由权利的信号。这样产生的自治会是不可能代表同学的自由意志，也不可能为同学谋取福利的，因此我们坚决表示反对。”⁽⁶⁷⁾不久，同济大学即为反对这一规则发生了更大的风潮。

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组织濒临崩溃，各地屡屡发生抢米风潮。12月间寒潮袭击上海，一夜之间，冻饿而死的人即达四五百人⁽⁶⁸⁾。国民党政府已如此不得人心，高压政策也无济于事，反而更激起了群众风潮。1948年1月底到2月初，在短短的五天内，上海即发生了同济大学的学潮，舞女捣毁社会局的舞潮，申新九厂工人罢工的工潮。正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948年1月13日，同济大学学生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扰，选举成立了新一届、即第三届学生自治会。为此，校长丁文渊于14日开除了二名学生骨干。学生代表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并承认学生自治会，遭到校长的拒绝。校方继续开除左派学生，并宣布禁止自治会一切活动。中共地下党认为：“这一切表明敌人决心镇压，我们必须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坚决反击敌人，并提出‘反迫害，争民主’的口号，在斗争中扩大社会影响，争取教师的同情。”⁽⁶⁹⁾19日，同济大学学生举行系科代表大会，作出了三项决议：无限期罢课，如无结果，去南京请愿，要校长丁文渊引咎辞职。同济大学学生的斗争，得到上海各校同学的广泛支援。而同济大学校方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决心对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政策。

1月29日，同济大学学生集合，准备前往南京请愿，上海各校同学前来送行，在同济工学院所在的其美路（今四平路）上，会合的各校学生有四千多人。国民党当局出动了近万名军警和便衣特务，如临大敌，以武力阻止学生前往南京。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也到达第一线指挥，各校中共党员站到斗争的最前列。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警察局长俞叔平都到现场解决学潮问题。吴国桢要求学生退回学校，坐下来谈判，学生们则要求：“立即撤退军警”，“反对开除学生”，“保障学生的权利和自由”。吴国桢指出：“游行请愿是非法的。”学生当即打出标语：“宪法第十条：人民有游行请愿之自由。”僵持到下午，学生请愿大队决定出发，遭到军警的阻拦，骑警向学生队伍冲击，学生们即以石块还击。吴国桢在学生队伍面前被冲倒，在吴周围的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为避免事态扩大，即将吴保护起来，吴也举手呼叫军警：“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从而避免了更大伤亡的发生。这一天，学生有69人受伤，4人重伤，33人失踪，是为“一二九同济血案”。

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学生，但始终未能破获中共地下组织，抓不到证据，经过三次审判后，被迫将所有被捕学生释放⁽⁷⁰⁾。

总动员令发布后，国民党政府为集中财力，用于“戡乱”，制订了《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其中一条是“禁止营业性之跳舞场”⁽⁷¹⁾。上海是舞业集中的地区，影响到几万人的生计，因而这一决定受到舞业上下的广泛反对。个别舞厅索性改成了妓院。上海市政府方面一时也不敢执行。但行政院方面坚持禁舞的命令，上海市政府方面于是决定各舞厅抽签后分批停业。1月31日下午，舞女和舞业工作人员在新仙林舞厅开会，反对抽签停业。会后舞业群众万余人前往上海市社会局，向局长吴开先请愿。吴与潘公展等正在开会，拒绝接见。愤怒的群众即冲进社会局，捣毁门窗杂物。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将这批弱女子和舞厅工作人员逮捕了797名之多⁽⁷²⁾。事后，吴开先发表谈话：“今日该暴徒等，并未经由正当之请愿方式，陈诉理由，而出以聚众暴动，公然捣毁行政机构，且敢殴辱警卫，目无法纪，显系匪党有组织之行动。”宣铁吾表示“必须严办这次事件的首领，否则不能维持地方政府的威信”⁽⁷³⁾。区区受屈辱的舞女，为了生存进行的微弱的反抗，国民党当局也要给戴一顶红帽子。在群众性的反抗面前，国民党当局已经无法控制局势，只有在这些谋生乏术的可怜的舞女们面前逞威的能力了。

当时物价飞涨，政府方面虽然采取了规定生活指数、按生活指数增加工资和配给实物等措施（参第六章），但工人生活仍难以得到保障。1月30日，在申新九厂中共地下党总支的领导下，申新九厂7500多工人举行罢工，组织纠察队，提出了七项要求：“（一）旧历年底每个工人暂借薪两个月。（二）十一月、十二月份所扣所得税，要照一月份的生活指数发还。（三）年赏要照一月份的生活指数发给。（四）女工因生产请假不得限期，也不能扣薪。（五）政府配给物品，未发的要补发。（六）工厂管理的条规，要劳资双方同意。（七）去年所有被开除的工人应准复工。”⁽⁷⁴⁾31日，厂方和工人谈判没有结果。

2月2日上午，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介入调解，也未得结果。于是，国民党当局控制的总工会、社会局、工人福利会、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等都派人到申新九厂，解决工潮。但被工人阻挡在申新九厂的第四道铁门之外。下午1时，社会局发出命令，限即日复工，但遭到罢工工人的拒绝。社会局长吴开先在1947年11月间即得到情报，中共地下党将发动年赏斗争，最近又发动年底借薪斗争，因此，他认为局势严重，非警局帮助不可。近下午5时，警察开始冲门，遭到罢工工人的反击，发生冲突，军警开枪射击。6时多，军警以装甲车冲开大门，迫使工人停止抵抗，列队举手走出大门。工人被打死3人，打伤36人，被捕300多人。罢工工人十分之九为女工，男工仅十分之一。这就是“申九二二”惨案。

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等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竟然就今后上海市军政当局处理群众激烈行动的紧急措施声明说：“群众如果再有像申新九厂的工潮情形和同济的学潮情形，一定命令军警当场开枪，必要的时候，并请示中央临时戒严。我们宣布在先，以后有同样事情发生，军警开枪，政府不负责任。”⁽⁷⁵⁾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工委组织全市工人对被捕的申新九厂工人进行声援，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大部分被捕的工人⁽⁷⁶⁾。

2月3日，蒋介石面临着国民党统治区崩溃的局势，感慨地记述道：“近日军民心理，动摇已极，无人无地，不表现其悲观主义之情绪。可说其对剿匪戡乱信心，以及对革命与国家之责任心，完全丧失，尤其对领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种精神之影响，比之于共匪之暴动阴谋，更为危急。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队捣毁社会局，以及申新纱厂之暴动，皆为共匪在我经济中心捣乱，扰害社会，颠覆政府，作有计划之暴动。”⁽⁷⁷⁾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已经穷于应付。

在北平方面，北平警备总司令部于3月27日接到行辕转中央电令，以学生联合会为中共所策动的组织，各地都已查禁，而“北平学联尚在公开活动，应立即依法严禁”，即通知各学校查禁。⁽⁷⁸⁾而北平无北平学联，当局误称华北学联为北平学联。3月28日，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万余学生，包括天津学生五百余人，举行营火晚会，华北院校自治会保卫自治权利联合会宣布成立。29日，就在行宪国民大会开幕、所谓“还政于民”的那一天，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北大沙滩区，查禁华北学联。北大等七校代表认为“政府查禁学联之措施，直接违反宪法”，决议4月3日起总罢课三天，表示抗议，并组成保卫学联联合会。当时，物价飞涨，教师员工的工薪难以维持生活，原来配售的两袋面粉又被停售，生活难以为继。自6日起，清华、北大讲师、讲员、助教、职员工警及北平研究院助理研究人员开始罢教、罢研、罢工斗争，要求配售实物、以生活指数调整工资和研究经费，形成了北平地区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的高潮⁽⁷⁹⁾。

4月7日凌晨，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和北平市长何思源，以“华北学联首要分子，鼓动罢课罢工”的罪名，限北大学校当局于7日12时前交出柯在铄、田余庆等十二名同学。但这十二位同学被同学们保护了起来，校方则要求当局循法院传讯手续。当局被迫放弃了逮捕的计划。但8日深夜，几十名特务暴力袭击了北平师范学院，击伤多人，逮捕了八名同学。师院中共地下党组织立即组织几百人的队伍，到北平行辕请愿。各校同学也纷纷赶来支援，新华门外集结学生达五千多人。北大教务长郑华炽、训导长贺麟、秘书长郑天挺、清华代校长叶企荪等约同师院训导长温广汉等与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市长何思源等交涉，要求释放学生。至9日晚9时半，温广汉终于接回了被捕学生，并送医院治疗。

本来事态正在平息，但11日国民党方面组织反游行，冲击北大，捣毁吴恩裕教授住宅。12日，北大教授决议罢教七天，以示抗议，并发表宣言：“教育需要安定与自由，学府之地位必须尊重。师生既无保障，校舍时受袭击，同人自难安心教学。宪警无故包围学校，武装暴徒于深夜戒严时间，捣毁学校、制造血案，地方治安当局纵非主使，亦难辞纵容之咎。”“罢教决非同人所愿，然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暂时忍痛出此，以维护学府之尊严，并争取安全之保障与讲学之自由。”⁽⁸⁰⁾

李宗仁于南京得到北平学潮的消息，即于15日致电北平党政军负责人，指示说：“处理办法，仍宜本过去一贯方针，以疏导说服为主。当兹生活困难、社会不安之极，学生由于苦闷之情绪，一遇刺激，自不免容易发生轨外行动，授奸人以挑拨煽惑之机会。务望兄等与院校当局协同一致，妥慎处理，使学生了然于政府之困难与爱护青年之意，自可觅取解决之途径。至伤人滋事各节，应即依法处理，以示尊重法治之精神。”陈继承、何思源则于15日向师院道歉：“查本月9日贵院所发生不幸事件，以事出意外，未能及时防护，至为歉仄。今后自当尽力防止，不再发生类似事件。”⁽⁸¹⁾于是，事态逐渐平息。李宗仁在后来的回忆中叙述他对学潮的方针说：“在北平，我不仅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忿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⁸²⁾

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美国心目中的价值日益低落。美国为了和苏联抗衡，越来越倾向于扶植日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也开始倾向于扶植日本。对日本战犯的审讯，越来越流于形式。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了大量的罪行，而向中国方面引渡的战争罪犯，寥寥无几。5月19日，美国陆军部次长德莱勃（William H．Draper，Jr）领导的对日本的调查团，于19日公布报告，此报告称德莱勃报告，又称约翰斯敦（Percy Johnston）报告，主张削减日本的战争赔偿数额，促使日本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饱尝日本侵略的痛苦，美国的扶日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安。于是，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起10万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签名运动。平、津、唐等地学生也纷纷响应。上海各大学教授338人于5月底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Harty S．Truman）、国务卿马歇尔，要求美国政府放弃扶植日本的计划，集中力量，以更多的物资加速援华，使中国早日步入建设之途。⁽⁸³⁾工商教育界人士281人联名于6月4日发表《对美国积极助日复兴的抗议》，列举了大量充分的事实，指出“美国援助日本军国主义复兴，越来越积极，越来越露骨”⁽⁸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

四五月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葛宝德（J．M．Cabot）先后三次发表讲话，对中国人民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情绪横加指责。他甚至说：“不幸，中国学生却被另一暴戾政治歪曲宣传之诱惑，而在参加反美运动。他们的首领是从一个由美国捐款而支持之大学中出来的……很多人力斥此辈中国学生，不应如此侮辱及反对美国。良以此等学生之教养费用，皆出于美国农民汗血所得，及纳税人慷慨贡献，故他们有一种感情冲动，要求停止美国的援华计划。”⁽⁸⁵⁾6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公开发表书面声明，为美国对日政策辩护，对中国学生团体反对美国对日政策表示遗憾，甚至对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进行威胁：“余所确知者，即此举对中美间之传统睦谊实有严重之损害。倘仍继续进行，可能致不幸之结果。”司徒无视中国人民的尊严，竟以美援为口实，指责中国人民对美国对日政策的批评：“尤令人遗憾者，乃此种举动竟于美国现正着手于广泛而郑重之计划，以协助陷于悲惨环境中之中国时发生，亦即要求美国人民协助复兴全球被毁区域之际。且本人有可申述者，即此举亦美国人民之所乐为者，而彼等对于此项努力，竟报以无理及不负责之攻击美国政策，殊属不解。”⁽⁸⁶⁾葛宝德的谈话和司徒的声明更激起了广泛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浪潮，各方面人士纷纷联名对司徒声明表示抗议。

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对日政策表现软弱，不敢公开抗议。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表示：“美国并未扶植日本。”⁽⁸⁷⁾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至于美国政府对于斯揣克报告及德莱勃（或称约翰斯敦）报告之态度，吾人迄今尚未接获美国政府之任何官方表示……本人深信中美两国政府均决无纵容日本重整军备之意念。”⁽⁸⁸⁾这样的软弱态度，连国民党内的人士也普遍表示不满。

6月5日，上海大中学校学生准备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示威大游行，但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美术专科学校等校同学准备前往集合地点时，遭到军警的阻截，多数学生不能出校。到下午2点，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及各中学生零星到达外滩的有四千多人，但被军警马队层层包围，未能移动游行，到下午7时多分批解散，54人被军警逮捕。

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司徒曾任校长的燕京大学等12院校为反对美国扶日政策、抗议司徒雷登声明、声援上海学生，决定9日起总罢课两天。9日，各校学生离校，中途受到军警阻拦，后分别在西四牌楼、东华门集合。部分院校学生返回北大民主广场后，召开反扶日示威大会，楼邦彦教授出席演讲，针对军警阻扰指出：“政治学上从没有说人民不能公然反对政府的。”⁽⁸⁹⁾对国民党当局阻扰游行示威表示抗议。

由于美国使领馆人员以美国救济物资为词，责备中国人民反对美国的扶日政策，天津北洋大学于6月中旬拒绝接受美国的营养品。北平方面起而响应。6月17日，燕京大学230人发表宣言，拒绝接受美国救济团的营养救济品。清华大学张奚若、金岳霖、朱自清等110位教授也声明表示拒绝：“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即葛宝德——引者）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⁹⁰⁾当时，朱自清教授正身患重病，急需援助，出于民族的自尊，断然拒绝美援。所以毛泽东评论说：“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⁹¹⁾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股浩然正气。

在这场反美扶日运动中，昆明学生于6月17日罢课一天，并举行游行示威。但游行结束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警察和宪兵竟逮捕了一千多名师生，直到1949年4月15日才全部出狱。

北平的学生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解放军在东北已占有优势地位，解放了大批城市。一大批对解放军感到疑虑的东北学生，纷纷盲目流落到关内。国民党政府在北平开设临时大学和临时中学来收容他们，但规模太小，许多学生无法上学，生活困苦。然而，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了一个十分荒谬的决议，要电请中央，将东北学生交傅作义予以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还要查考他们的背景、身份、学历，成绩不合格者，即拨入军队入伍服兵役。同时要求中央将东北各校一律停办，将经费交给傅作义，再贴补给东北在平学生和临大⁽⁹²⁾。东北学生原希望当局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就学问题，对这一荒谬决议，感到十分气愤。

7月5日上午，东北学生四千多人高呼反迫害、反饥饿、打倒参议会等口号，到市参议会请愿。但久久无人接见。愤怒的学生冲进门里，将市参议会办公室和宿舍，以及同楼的北平市戡乱建国委员会北平市民众清共委员会的门窗玻璃、家具什物捣毁，将市参议会门额改为“土豪劣绅会”、“三老四少会”。中午时分，学生队伍到李宗仁官邸请愿。李因结束行辕事务，正好在北平。李宗仁接见了学生代表，答应了他们的一些要求，但学生要求市参议会正副议长到李的官邸门前向学生道歉，李表示副总统没有权力要求民意机关来道歉。学生对李的回答感到不满意，就又赶到东交民巷1号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的公馆，要求接见。但许避而不见。下午2时半，军警局部戒严。傅作义虽然反对学生游行请愿，但“指示治安机关，对学生行动始终采取容忍劝导方针。警备总司令部曾命令警宪人员，凡与学生接近者，一律徒手。从早8时直至下午7时，整整十一个钟头，饿着肚子，徒手劝导，维持秩序……警宪人员始终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容忍态度，希望学生接受劝导，避免发生意外”⁽⁹³⁾。

尽管有此指令，但属于中央系统的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认为局势严重，以电话请傅作义派部队警备，傅指示“士兵不准带枪，更不许打学生，士兵伤亡重赏重恤”⁽⁹⁴⁾。陈继承即调中央系的青年军第二〇八师搜索营及装甲车四辆于下午5时半先后到达现场。这时，现场还有宪兵十九团、警察和保警队，十分庞杂，而仅以警察局副局长白世维为最高指挥。搜索营到达后，将学生分隔成东西两部分，竟荷枪实弹以战斗状态配备，机枪手伏地扣机待发。下午7时多，白世维走向西边的学生劝导回去，学生正准备整队返回，突然东边发出一声枪响，然后搜索营的机枪扫射，白呼叫不要打枪，已无法阻止。东边学生中弹数十人，血染遍地。事后调查死亡学生八人、商人一人，受伤十多人。⁽⁹⁵⁾

血案发生后，舆论哗然。这些学生本不是左翼学生，政府方面是把他们归属于自己的人。所以，不仅学生对当局感到愤怒，即各方面的东北籍人士，也认为北平方面歧视东北，予以强烈谴责。东北朝野都声援东北学生。北平中共地下党学委事先不知道东北学生游行，事件发生后，决定秘密发动，于7月9日游行请愿，抗议“七五血案”，支援东北同学。当天，北平和东北在平二十五个单位的同学一万多人，到北大民主广场集合，举行东北华北学生抗议“七五惨案”哀悼控诉大会。大会举行之前，一万多学生举着“反剿民，要活命，大请愿”的大旗，先到副总统李宗仁官邸请愿。学生代表连续三次请愿，李都予以接见，他表示：“自己有职无权，只能尽量帮忙，向地方及中央转达。”最后，同意学生要求，撤退开到官邸附近的战车。于是，游行学生返回北大民主广场，途中高呼“严惩七五惨案凶手傅作义”、“枪毙傅作义”、“枪毙陈继承”。当天，维持秩序的警察宪兵，遵照命令，“均系徒手，对学生自早到晚抱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之态度，纪律甚为良好”⁽⁹⁶⁾。学生方面也比较克制。有记者问白世维：“今天游行会出事吗？”白回答：“有北大领先，清华断后，今天不会出事，他们都是游行的油子了。”⁽⁹⁷⁾

国民党当局对“七五惨案”相当重视，蒋介石先后派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来北平调查，东北方面、监察院方面都进行了调查。最后将陈继承和青年军第二〇八师调离了北平。

8月14日，秦德纯对记者发表谈话，对事件作出判断说：“‘七五’当天，学生之行动，相信其单纯，‘七九’之游行，证之其表现之方式与所呼口号等，已变质而复杂者。”⁽⁹⁸⁾当时，教育部行政机关统计资料称：共产党“职业学生一年半来制造学潮109次，耽误课业506天，学潮漫及十八重要都市”⁽⁹⁹⁾。17日，行政院发布命令，为“安定秩序，肃清匪谍”，严禁罢工罢课游行，决心严厉镇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日，北平方面公布传讯和拘传学生名单250人，南京方面发出传票147份。于是，中共地下党即部署黑名单上的学生在广大同学掩护下撤退。中共中央于8月22日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地下党组织防止冒险倾向，并指示说：“现在敌人已向你们发出警号了。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¹⁰⁰⁾此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即转入配合解放军的进军，防止国民党破坏城市，并协助解放军接管城市的工作了。

国民党政府也强化了新闻封锁。黄炎培主办的《国讯》，于1948年1月17日出版的第446期上，以研究中国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材，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公开刊布了中共的《土地法大纲》，进行讨论。4月9日出版的第457期发表了本社的评论《土地改革决定一切》，认为：“从军事方面看，国共两党在进行着全国性如火如荼的国内战争，双方的胜负，主要并不是决定于武器、配备和兵数，而决定于谁能实行土地改革。”但就在出版前一天，国民党政府以“刊载为匪宣传文字”，勒令停刊。在此之前，《时与文》曾遭停刊一个月的处分，《观察》杂志遭到警告。7月间，在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新民报》、《观察》杂志及真理社（通讯社）。7月7日，南京《新民报》被处永久停刊，《观察》一时幸免。甚至言论谨慎的《大公报》（上海），也屡被警告。7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在野党的特权》，指责《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君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8月7日晚，在汉口景明大楼，美国空军人员举行的舞会上，突然熄灭电灯，将陪舞的中国妇女二十多人集体强奸。各大报刊都被禁止刊登这一消息，企图以此避免激起群众反美浪潮。《时与文》杂志对此事件进行了强烈的抨击。9月间，内政部行文上海市政府，勒令《时与文》永久停刊：“查上海发行之《时与文》杂志，屡作歪曲事实为匪宣传之言论，前经予以停刊一个月处分在案。兹查该刊不改前非，仍屡作歪曲事实言论，为匪宣传，动摇人心，意图破坏公共秩序，尤以最近数期言论更趋偏激，兹依据出版法第卅二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之处分。”⁽¹⁰¹⁾但仍允许于9月24日出版停刊号。12月间，《观察》上刊载了揭露国民党军失败的军事消息，蒋介石恼羞成怒，亲自下令交与顾祝同，饬令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追查“泄密”者。《观察》杂志于12月24日被查封，编辑部同人全部被捕，主编储安平正在北平，得以幸免。直到南京解放，《观察》杂志被捕人员才得以全部出狱⁽¹⁰²⁾。

二　民主党派的斗争和新政协运动

国民党的内战和独裁政策使国民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矛盾日趋加剧。国民党政府的总动员令遭到民主党派的普遍反对。魏德迈访华时，李济深发表声明：“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今天中国人民的力量也已经足以完成自己的愿望。要解决中国问题，离开了政协路线，排斥中共及各民主党派，违反中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是绝不可能的。如美国不改变其现行政策，继续支持独裁内战，则中国人民必遵循孙中山‘不仅要推倒军阀，尤其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的遗训而奋斗到底。”⁽¹⁰³⁾

李济深、何香凝、朱学范等在1947年5月初开始酝酿成立革命组织，联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作为政治目标。5月4日，李济深在香港邀集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陈其瑗、李章达、邓初民、陈此生等到他家中聚会，正式开始筹备⁽¹⁰⁴⁾。当天成立了筹备小组，并决定写信邀请在上海的民联同志来香港参加。后来，他们经再三斟酌，在白绸巾上写了一封密信：“平山、亚子、春涛、真如阅。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划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香凝、济深。”⁽¹⁰⁵⁾原准备请朱蕴山送到上海去，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未能成行。李济深等决定改用分头托人带口信的办法。柳亚子、陈铭枢、谭平山得到消息后先后来到香港⁽¹⁰⁶⁾。同时，由朱学范到美国和冯玉祥联系。

10月26日，李济深等十五人举行筹备座谈会，何香凝根据宋庆龄的意见，主张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上，李济深提议请孙夫人宋庆龄出来领导，于是，由彭泽民、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陈其瑗、李济深联名上书给孙夫人：“我们应海内外大多数党中同志的要求，特发起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指孙中山——引者）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我们深切盼望夫人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¹⁰⁷⁾

10月31日，民革举行第一次筹备会，正式推举李济深、何香凝为召集人。会上，通过了上书宋庆龄，由梅龚彬交给中共党组织由香港送往上海⁽¹⁰⁸⁾。筹备会委托朱学范转请曾作过宋庆龄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俞志英专程赴沪征求宋庆龄的意见。俞向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章汉夫作了汇报，得知中共地下党已与宋庆龄谈了此事，俞就没有去上海⁽¹⁰⁹⁾。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那一天，召开了国民党民主派联合大会，选举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实际负责主持大会），会上讨论了《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在讨论革命组织的名称时，一些人不赞成再用国民党的名称，但何香凝坚持要保留国民党这三个字。李济深解释说：“我们是靠国民党内民主派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来实现推翻蒋政权的；同时，今天这个会议也叫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所以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是很合适的，民主人士不仅不会心存疑虑，而且还会坚决拥护。”⁽¹¹⁰⁾

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潘汉年要梅龚彬协助自己推动李济深筹建民革。民革的宣言就是由梅龚彬起草的，但宣言的观点还是按照李济深一派的思路写的。梅龚彬回忆说：“统战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凭想当然办事。起草《宣言》不能完全按自己的观点写，必须考虑到李济深等人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说实在话，我对《宣言》并不十分满意，主要是指内容，有些提法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民革成立在即，时间不允许慢慢讨论，有些问题只能留待以后解决。我曾把《宣言》草稿给潘汉年和连贯两同志看过，他们都同意求同存异的做法。”⁽¹¹¹⁾

谭平山、陈铭枢等于11月12日以后才赶到香港，他们谈到：“孙夫人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连收信会友的自由也没有。上海同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选她当总主席未免有欠考虑。”⁽¹¹²⁾于是，这一提议就被搁置了。李济深、何香凝为尊重民联的意见，又于11月25日召集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联合会议，推定了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1948年1月1日举行民革成立大会。

民革成立大会如期召开，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章程》及《告本党同志书》。会议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及执委会等组织机构，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民革是国民党内民主派的联合组织，李济深在会议过程中尽力调和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使民革得以顺利成立。《行动纲领》规定：“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以经由全国人民普选产生之民主政权代替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权，在普选产生之民主政权未成立以前，联合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之代表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期间之最高政治权力机关。”⁽¹¹³⁾《宣言》则确定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吾人始终认为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良方，吾人更深信在目前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坚持两大任务与三大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仍不失其革命领导地位。”并认为：“过去吾人仅为党中之小派别，今则党中干部与党员志愿参加者日多一日，吾人已逐渐取得党中多数派之地位。”“中共已发展成为独立革命政党，中共以外更有民主同盟及其他革命的民主党派，故容共政策，亦应扩大为联合国内一切民主党派之政策。”⁽¹¹⁴⁾《告本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员起义，推翻蒋介石政权，“救党救国”⁽¹¹⁵⁾。

在2月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单独发布的行动纲领中，主张“反对一党专政，国内一切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地位，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¹¹⁶⁾。

民革成立时，于1月4日成立了秘密的军事小组，由李济深任组长，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李向各方面发出了很多信，有的写在白绸巾上，鼓动国民党军政人员举行起义，推倒蒋介石政权。民革对于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宋子文、陈仪、程潜、卢汉，以及原西北军系统的国民党将领，做过大量的策反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民革对军事策反雄心勃勃。民革和民促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蔡廷锴在4月17日曾“极有把握地宣称，宋子文在最近的谈话中告诉李（济深）将军，政府有可能在大约三个月内崩溃，并表示随着蒋失去权力，政府希望立刻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作。蔡还宣称，孙逸仙夫人正积极为国民党工作，并在军队、政治和教育各界获得广泛支持。蔡暗示李济深希望在六个月内发动军事起义”⁽¹¹⁷⁾。在进行策反过程中，民革重要成员余心清、王葆真等先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孟士衡等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民革在外交工作上，还希望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政府断绝关系，支持中国建立没有蒋介石的和平和联合政府。5月10日，李济深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进行了谈话，叙述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计划。司徒在向国务卿报告中说：“李声明，委员会的基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新的国民党政府，代替由委员长、CC集团和某些军事领袖构成的领导。……他说明打算带着组织联合政府的观点，在国统区与共产党进行协商。他没有证明这一行动是在他的新政府组成之前还是之后，但他说会议将由他召集或领导。他说明有必要与共产党和解的两个理由：首先是任何主权政府或守信用的政府，无论它在什么条件下结束内战，都必定得到人民的支持；第二点，必须结束内战，以便给他的或其他人的政府以机会，在政治和军事上重新将国民党分子统一起来，能够有效地抵抗共产党的发展。”⁽¹¹⁸⁾司徒估计：“鉴于李济深在军队的基础和他是委员长之后在中国较年长的军事指挥官这个事实，并考虑到他与各省政府现领导人的密切关系，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的是，他的运动可以证明是国民党内意见不同分子的结合点。如果他的运动从香港移到国民党地区，可以吸引足够强大的支持，使之能够产生有效的政府。”⁽¹¹⁹⁾

李济深、冯玉祥等想利用美国国务院和司徒雷登促蒋下台，由李、冯主政，下令国民党军停战，不听命者武力解决。他们把计划通过吴克坚转告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方面转告他们，“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反动集团是靠不住的”⁽¹²⁰⁾。李济深直到进入解放区以后才改变了他的观点。

在民革酝酿成立的同时，民盟在被迫解散以后，除张澜等主要领导人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软禁外，各地民盟成员纷纷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民盟总部跨党的中共党员，在民盟被迫解散前，已纷纷撤退。民盟解散后，民盟重要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和原在香港的民盟中央委员会合，酝酿恢复民盟总部。民盟在港中央委员多次举行谈话会，推举沈钧儒、章伯钧为召集人，着手筹备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筹备组分三个小组，沈钧儒负责盟务组，章伯钧负责政策组，周新民负责总务组⁽¹²¹⁾。

1948年1月5日至19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香港召开，29名中央委员本人或其代表出席了会议，各支部代表12人列席了会议。沈钧儒在开幕词中强调说：“这次三中全会负的使命，是要恢复本盟总部，继续进行艰巨的政治斗争……我们要想恢复总部，重新展开工作，就不能不就过去工作加以检讨。过去本盟参加政协时曾因一二同志政治认识不够而影响到对国民党之态度，甚或影响到本盟中央之举措，这些经验教训必须接受，而后始能保证今后的政策方针的正确。”⁽¹²²⁾

全会发表了紧急声明：“我们认为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对于本盟合法地位的取消，是根本违法的”，“我们更代表本盟全体盟员表示不能接受本盟总部于去年十一月五日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胁之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与声明”。“同人等兹依遵本盟组织规定程序，召开本届全会，恢复领导机构，决定继续奋斗方针。”⁽¹²³⁾

章伯钧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并就今后的方针，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过去我们曾以和平公开合法的方式去争取民主，但已经失败了。今后自应积极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的武装。我们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而对于美帝国主义所企图导演、以‘反蒋’‘民主’为旗帜的‘调解’‘和平’‘政府改组’，尤须提高警惕，并及早揭穿其阴谋诱计。”他批评了中间路线：“我们民盟坚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至于独立的中间路线，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看，更难行通。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强调指出：“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同时，我们也承认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他许多民主党派都是我们的友军。”⁽¹²⁴⁾

全会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日寇投降以来，为实现国内和平的努力，是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同时，对于最近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因为他是国民党的新生，也是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复活，本盟亦致其深挚的期望，并愿与共同奋斗。民主和平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实现，是有赖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其他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亲密合作，才能达到的。”⁽¹²⁵⁾

全会决定由沈钧儒、章伯钧以民主同盟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领导机构，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共的领导。

民盟总部在香港恢复后，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于2月13日作出决议：“香港民盟分子恢复组织及活动，纯系章伯钧等在共匪策动下所组织之军事间谍机构，其宣言内容已明白说明与共匪取同一态度，公开声明粉碎中立路线，配合共匪武装叛乱及非法活动，以颠覆政府。此项分子与共匪应同受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之惩处。”⁽¹²⁶⁾

但无论是民革还是民盟，内部成分都很复杂，在他们的纲领中，还没有明确承认中共的领导地位，中间路线的思想倾向仍有一定的影响。民革民盟成立后，中共指示党内：“（一）对酉感指示的原则运用时，应注意灵活性。（二）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三）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和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¹²⁷⁾

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从陕北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¹²⁸⁾，开始进行一系列新的军事和政治部署。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准备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¹²⁹⁾。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北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刘仁，告诉他准备邀请张东荪、符定一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准备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¹³⁰⁾请他首先告诉张东荪，同他商量应该告知和邀请的人选。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召开，当天，通过并发布了纪念“五一节”口号，公开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5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沪局、港分局，政治协商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并拟邀请一批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开会，请他们征询各人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的意见⁽¹³¹⁾。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等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同时发布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赞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申明中共主张“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¹³²⁾。

此后，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各自纷纷发表声明，响应新政协运动。民革在6月25日的声明中表示“二十四年前孙先生所发表之主张，我们仍愿提出供全国人民和新政协之采择”，要求各阶层人士尽量提出意见，“务使今后的新中国成为一个全国人民自由平等的国家”，“不但要覆灭今日的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号召反对美帝国主义，“直至它完全放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后已”。声明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毅然接受孙先生遗教和本会以及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的号召，以实际行动，加速卖国独裁政权的灭亡，而站到人民方面来！站到民主阵营方面来！”⁽¹³³⁾民联在5月的声明中批评了中间路线，并指出：“我们今天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是为着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诚意地与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爱国分子，共同分担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总而言之，就是要彻底执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路线，完成国民党历史任务，而不是简单地推翻某某个人的政权。”⁽¹³⁴⁾中国致公党在6月9日的声明中明确指出：“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是无资格参加，而一些采取某种隐蔽政策的政党与官僚集团，阴谋混进这个新政协也是绝不容许的”，“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¹³⁵⁾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等125名在港民主人士，在6月4日的声明中赞扬“中共一步步的开明措施”，指出，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这证明了中共并不如反对者之所恶意中伤，企图再来一个一党专政。本来，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是决不会像国民党反动集团一样，为着自己的特权，利用一党专政的名义，以实现换朝代的封建把戏的”⁽¹³⁶⁾。

8月2日，周恩来电嘱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周恩来拟定了一个77人的邀请名单⁽¹³⁷⁾。自8月起，一批民主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来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有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及吴羹梅的代表何惧等人。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经海路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四人到达哈尔滨。10月21日，中共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约集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就中共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举行了第一次座谈。10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并告上海局的电，将修改过的前述文件转发给他们，并要求抄送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李章达、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十一人，由潘汉年、连贯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¹³⁸⁾。

11月5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香港分局，要他们邀请还在香港、上海的李济深等一批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李济深等一行三十多人，于1949年1月7日到达大连，10日到达沈阳。在此之前，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和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于11月25日，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共同的协议，为新政协筹备会议作了准备。

1949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5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和》一文，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认为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一、“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建议联衔发表严正声明⁽¹³⁹⁾。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其第八条即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¹⁴⁰⁾。16日，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再次致电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主张联衔通电响应毛泽东声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当天复电表示赞成，并即开始起草文件。1月22日，李济深等到达解放区的五十五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声明反美反蒋，拥护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¹⁴¹⁾这一切都为新政协奠定了政治基础。

————————————————————

(1) 《刘少奇关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给晋绥同志的一封信》（1947年4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7-488页。

(2)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页。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86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48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51-554页。

(6) 参《各解放区土地改革情况表》，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7) 《（晋绥）五分区代表团关于土地改革整党工作综合报告》（1948年10月），转引自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608页。

(8) 习仲勋：《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1948年1月19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50-451页，《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9)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6日。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96页。

(11)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6册。

(12) 《国民政府公报》（重庆），1946年4月29日。

(13)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6册。

(14) 《地政署致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公函》（1946年12月21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6册。

(15) 《第八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代电》（1946年11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6册。

(16) 谭棠洲：《代苏北佃农们喊冤》，《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26日。

(17) 国防部档案，全宗号三四（2），卷号6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8)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4月26日（五），第2809号。

(19) 参傅毓衡：《论绥靖区土地事例办法》，《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30日。

(20)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30日。

(21)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0月4日。

(22) 《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8日。

(23) 《绥靖区总体战之研究》，（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编印，1948年版，第75页。

(24)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6册。

(25) 《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30日第2版。

(26) 分别引自《土地问题与官僚政治》，《我们抽出社会革命的旗帜——创造新中国的前途》，《土地改革》第1卷第1期。

(27) 《大公报》（上海），1948年1月29日。

(28) 陈果夫日记1948年1月31日，转引自徐咏平：《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947页。

(29)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22日。

(30) 《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编印，1948年版，第1页。

(31) 《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第140页。

(32)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中国地政研究所印行，台北1980年版，第286页；又参《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1日。

(33)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294页。

(34)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288页。

(35)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304-305页。

(36)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309页。

(37)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305页；参《土地改革》第1卷第12、13期。

(38)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1日。

(39) 《绥靖区总体战之研究》，第20-26页。

(40) 王汝章：《张垣绥靖区作风》，《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6日、7月8日。

(41)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18日。

(42)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8日。

(43)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9日。

(4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3月17日条。

(4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3月20日条。

(46)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0日。

(47) 《总体战方略》，《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第9页。

(48) 《绥靖区总体战之研究》，第7页。

(49) 《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第11页。

(50) 《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第15页；又《国民政府公报》，1948年5月11日。

(51) 《总统府公报》第2号，1948年5月21日第1版。

(52) 《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13日。

(53)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9月8日。

(54)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2月5日。

(55) 国民政府训令处字一三〇四号，《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册。

(56)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下卷，第812页。

(57)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1月4日第3版。

(58)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2月10日。

(59)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2月10日。

(60)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2月25日。

(61)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6日。

(62) 《国民政府公报》，1948年4月22日。

(63) 《苏联驻天津领事多洛非也夫对总动员令颁布后之谈话》，《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7册。

(64)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9日。

(65) 《浙江大学全体同学为抗议浙江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四同学并惨杀于子三君告同胞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五二〇运动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8页。

(66) 《沈鸿烈电》（11月10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54册。

(67) 《中央大学为抗议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告全国同学书》，《五二〇运动资料》第2辑，第499页。

(68)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694-695页；又据《大公报》（上海）1948年1月26日第4版报道：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拾路尸共一百多具。

(69) 共青团上海市委编著：《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

(70) 参《上海学生运动史》。

(71)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8月19日。

(72)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3日。

(73)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1日。

(74)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3日。

(75)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3日。

(76) 参《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

(7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2月3日条。

(78)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3月29日。

(79) 参《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参《世界日报》（北平）报道。

(80)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4月14日。

(81)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4月16日。

(82)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行，1980年版，第867-868页。

(83)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1日。

(84)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4日。

(85) 《申报》，1948年5月31日。

(86)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5日。

(87)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4日。

(88)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6日。

(89)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10日。

(90)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6月20日。

(91) 《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

(92)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7月4日。

(93) 傅作义7月6日谈话，《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7月7日。

(94) 《监察委员谷凤翔、胡文晖调查七五事件报告》，《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8月28日，8月29日。

(95) 第一枪问题，最后没有调查清楚，官方认为是学生队伍中开出了第一枪，学生认为牌楼内一穿马靴之军官发出，装甲车未发一枪。学生中获有警方遗失的枪一支，少子弹一颗。——笔者。

(96) 《大公报》（上海），1948年7月10日。

(97) 佘涤清、杨伯箴：《第二条战线上的先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98)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8月15日。

(99)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8月15日，转引南京《和平日报》14日消息。

(100) 《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1页。

(101)  《时与文》停刊号，1948年9月24日。

(102) 《观察社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经过追记》，《观察》（上海）第6卷第1期（复刊号），1949年11月1日。

(103) 《李济深就魏德迈来华发表声明》，邱钱牧等编：《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104)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105) 《何香凝李济深给谭平山柳亚子等的信》，《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第112页。

(106) 《我与民革四十年》，第26-28页。

(107) 《上孙夫人书》，《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第110页。

(108) 据《梅龚彬回忆录》第120页注（3），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109) 《我与民革四十年》，第61页。

(110) 《我与民革四十年》，第55页。

(111) 《梅龚彬回忆录》，第118页。

(112) 《我与民革四十年》，第62页。

(113)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第124-125页。

(114)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同上书，第112-123页。

(115)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同上书，第130页。

(116)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行动纲领》，同上书，第131页。

(117)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4月17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89-190页。

(118)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5月5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11-212页。

(119)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5月26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20页。

(120) 《对中间派倒蒋活动应取的策略》（1948年8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17页。

(121)  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简史（1941—1949）》，群言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122) 《沈钧儒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式上的开幕词》（1948年1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369页。

(123)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紧急声明》（1948年1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63页。

(124)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1948年1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79-398页。

(125)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1948年1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74-378页。

(126) 《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致行政院新闻局电》（1948年2月18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5册。

(127) 《中央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194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2页。按：酉感即1947年10月27日指示，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态度较本次指示严峻，参上书第16册，第572页。——笔者。

(128) 据《周恩来传》和《聂荣臻回忆录》为11日，现据《毛泽东年谱》。

(129)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04页。

(130) 《毛泽东关于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代表会议事给刘仁的信》（1948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43页。

(131) 《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49-150页。

(132) 《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1948年5月5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133)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1948年6月25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52-156页。

(134)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1948年5月），《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63-165页。

(135) 《中国致公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1948年6月9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69-173页。

(136) 《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等一百二十五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1948年6月4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79-182页。

(137)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66页。

(138) 参《周恩来传》及《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

(13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页。

(140)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8页。

(141) 《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意见》（1949年1月22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216-219页。

第四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上）

第一节　战略决战的准备

一　战略决战的酝酿

豫东战役期间，蒋介石意识到局势严重，在7月3日的日记中说：“战局已至严重之阶段，应作最后万一之准备：（甲）津浦南段之部署；（乙）京、沪、芜之守备；（丙）长春撤守之督导；（丁）沈阳撤退之方针。”⁽¹⁾豫东战役之后，国民党军的战略态势，即在中原一线也已陷入被动，从总体上说，它已丧失了进攻的能力。但统帅部还不愿意承认这个严酷的事实，蒋介石于7月10日仍命令杜聿明率部进攻，截断陈毅部队的归路，“予以一网打尽”⁽²⁾。企图调整部署，发动攻势，以挽回败局。

当时，东北战场是国民党军最薄弱的环节，一个沉重的战略包袱，几十万精锐部队陷入长春、沈阳、锦州少数孤立据点，如欲坚守，则补给困难，而如欲撤退，在野战中难免遭到被解放军击溃的命运。从统帅部来说，全局形势紧张，兵力竭蹶，迫切希望从东北抽兵入关，拱卫南京；而从前敌将领来说，宁肯死守，渐图补救，不愿在仓促的野战中承担失败的责任。任何一个方案都缺乏成功的把握。在当时的战局和补给、运兵能力的条件下，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将帅之间，争论不休，举棋不定。而由于国民党军在蒋介石指挥下屡屡损兵折将，他决策和命令的权威性已经大为削弱，因而受到部下的冷落，这使蒋介石本人，在部下的抵制下，对作战部署也难以作出最后的决断。

早在1948年3月初，据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David Barr ）说：“当共军在冬季攻势后把主力自长春与沈阳附近撤离时，我坚决敦促蒋委员长利用这个机会渐进地撤出满洲。他对这种建议表示惊愕，声称：没有任何情势诱使他去考虑这样一个计划，希望获得一个折衷办法。我建议把长春、吉林和四平街的守军撤入沈阳。蒋委员长答复说：政治上的考虑使他不能放弃长春，长春原为满洲的都城，但是，他愿意考虑把吉林守军撤入长春的计划。”⁽³⁾国民党军失守四平之后，蒋介石于1948年3月13日亲自写信给卫立煌，要他将主力提前西进，集结于锦州附近⁽⁴⁾。3月31日，卫立煌从沈阳到南京，与蒋介石直接研究东北战局。蒋介石唉声叹气地说：“我们运输机及汽油都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不得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卫立煌不愿意冒野战的风险，向蒋介石作出承诺：“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给由我负责，请美顾问团帮助运输。”这样，蒋介石又向卫立煌作了让步，同意卫在整补完成后再打通沈锦线。卫立煌随即拜会了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巴大维原则上同意提供帮助⁽⁵⁾。当时，巴大维已于3月29日答复蒋介石：“正在将一百万发零点四五口径的子弹供其使用，16到20架美国C—46式运输机的转移已经得到同意。”⁽⁶⁾即将上述飞机从日本转交给政府军，以便向沈阳运输粮食。卫立煌回到沈阳后，积极整训部队，希望能从美国方面获得10个师的装备补充。

5月初，东北战场比较沉寂，蒋介石又要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秘密通知卫立煌到南京面商。但卫鉴于与蒋介石的分歧过大，没有前去，而是派廖耀湘代表他前往，并派参谋长赵家骧、军长罗又伦随同廖前往。卫立煌认为，现在把沈阳主力撤出，无异是抛弃长春守军，而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向锦州撤退，背辽河、新开河与饶阳河三条大水侧敌行动，有被解放军层层截断、分别包围被歼的危险。如果蒋介石一定要撤退沈阳主力，那么，就要请蒋介石增派三个军的部队到东北。廖耀湘等到南京后，向蒋介石陈述了东北将领的意见，蒋介石考虑到必须增派军队，支持卫立煌救出长春守军，同意沈阳主力的撤退，可稍微推迟一些时日⁽⁷⁾。当时，巴大维一直主张东北国民党军乘解放军战斗间隙，发动攻势，打通沈阳到锦州的交通，他于5月5日参加了与东北将领的会议。会后，蒋介石又和巴大维商讨东北战局。据巴大维说：“我遂建议在那个时候发动进攻——如果这不能做到，那么应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撤出满洲。我指出：满洲共军的实力正在增长，如果这次胜利不能确保，以后就确定地不可能了。我进一步指出：长春和沈阳不能永无止境地由空运供给。蒋委员长说，因为傅作义将军那时不能从华北抽出两个军来增援锦州守军，而增援正被认为是战事胜利所必需的，他已决定将进攻延至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进行。”⁽⁸⁾蒋介石为了准备撤退，又指示廖耀湘，重新编组沈阳部队，以一个军为防御兵团，以主力六个军加二〇七师并附东北“剿总”直属重炮及战车部队编为机动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随时准备行动。但这一方案分割卫立煌的兵权，所以卫不愿意立即成立机动兵团。6月间，廖耀湘看到东北解放军主力未在辽南活动，建议卫立煌出兵袭取营口，依托营口，撤退沈阳主力。但卫仍不愿意背负丢失东北的罪名，只是整补部队，等待关内增援。而事实上，关内兵力空虚，蒋介石已无力抽兵增援⁽⁹⁾。

蒋介石既拿不出一个完善的方案，在部下的反对下，难以顺利地推行自己的作战计划，卫立煌既持不同的作战方针，蒋对卫也只好听之任之。但是，他仍然固执地要贯彻自己的作战意图，于是采取了超越指挥体制的办法，直接向卫立煌的部下下达指令，以便级别较低的将领接受自己的命令。他一方面提高廖耀湘的兵权，让他统率沈阳主力；一方面又提高范汉杰的兵权，让范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驻扎锦州，负责打通沈锦交通。据杜聿明回忆，范汉杰曾对他说：“南京国防部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原拟要廖耀湘将沈阳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国民党军全权给廖，以后见廖受卫的牵制，不能执行蒋的命令，又拟以我打通沈锦线，撤出东北主力，将权力交给我。”⁽¹⁰⁾当范汉杰到锦州时，已从山东调第五十四军到锦州。他既负有打通沈锦线的重任，就不能不继续到处请求抽调部队，但到6月间，仅从山东调来以第一六六师为基干的黄淑第九军到锦西附近，以第四十二师为基干的周开成的第八军到秦皇岛附近，准备整补训练后投入战斗。然而，就是这两个军，不久之后，因为南线吃紧，又随李弥兵团调到苏北战场去了⁽¹¹⁾。东北国民党军仍然只能困守孤城。

豫东战役后，形势急转直下，济南已经孤立无援，蒋介石不能不如上所述，考虑调整战略计划。7月19日，卫立煌奉召到南京见蒋介石，他仍坚持己见，向蒋“报告东北我军已恢复其战力与精神，而沈阳独立守备计划之宗旨，亦已达成，除长春国军粮煤不济以外，并无其他顾虑，故坚决表示不愿放弃沈阳”⁽¹²⁾。蒋即晚召集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研讨放弃东北方针与撤退部署。商讨结果，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卫立煌总司令坚决反对放弃沈阳，且谓所需粮煤彼可自给无虞。对于试图打通锦沈路，以为此时士气与将领心理，不仅为绝不可能，且徒损兵力，反增沈阳危机。若责其固守沈阳，则彼坚称确有把握。于是最后决定准其暂时固守沈阳，而不必急于出击，以图打通锦沈路。并限其于三个月内，在十一月封冻以前，积极整顿补充，恢复战力，然后出击，并作全军撤集关内之准备。而长春守军，务令其相机撤至沈阳，并速作接应之部署，毋再延滞。”⁽¹³⁾郭汝瑰日记也记道：“晚于总统官邸，饭后研究东北作战，决定暂取守势，待秋收后作大吃小之远程奔袭。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¹⁴⁾范汉杰的司令部原由华北“剿总”和东北“剿总”双重指挥，卫立煌担心华北“剿总”从锦州一线抽走部队，在南京时，经蒋介石同意，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范汉杰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卫原请将指挥所设于葫芦岛，但蒋坚持设于锦州。这样，国民党军在东北对于解放军未来的进攻处于消极待变状态，并无积极的应变部署。

当时，国共战斗的重心仍在华中战场。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曾建议从济南撤退，但蒋介石从政治上考虑，仍主坚守济南。新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对今后作战方针持积极作战的态度，于7月16日草拟计划如下：“本厅研究共军经去岁南麻战役后，毛泽东根据其江西经验以主力南窜，自命为反攻，实则系避免退入黄河以北，故政府军应在作战原则上确定：1．打破共军根据地；2．驱之流窜，使成流寇；3．防止其再泛滥我军守备区，使其人力物资枯竭；4．指导小型歼灭战，俾将来主决战绝对优势。根据上述四原则，余令起草计划，以彻底攻破陈毅为方针。”在7月17日的官邸会报会上，郭汝瑰进一步解释：“力主计划打大名、濮县等地区，力追陈毅部不舍，不使有补整余地；并以胡宗南主力东向中原与华中总部协力进攻刘、陈（赓），一面准备以压倒优势之兵力在苏北演一歼灭战，前方一面作战，一面将各师扩为九团制；后方一面成立后调旅增加兵力，准备渡河攻击。”⁽¹⁵⁾但此时国共两军士气和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参谋部成员多不同意这一计划。参谋部次长刘斐主张：“全局取守势，并主张收复兖州以支撑济南。”⁽¹⁶⁾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等也不同意，他们认为：“国军已孱弱，不能徒劳无益的追击，主张战略守势。”⁽¹⁷⁾蒋介石则表示“将取战略守势，战术攻势”⁽¹⁸⁾，仍想尽力有所作为，挽回败局。

最后，国防部于1948年8月4日制定了华中作战计划，规定：“华中国军为增强战力，堵匪流窜，逐渐削弱匪军力，准备大举进剿之目的，将主力分置于陇海、津浦、平汉及汉水、丹江各要点，编组进剿兵团，先充实战备。在整备未完成前，全般战略暂取守势，在战术上则仍取攻势，配合绥靖区积极清剿，肃清散匪、残匪、潜匪，消灭其地下政治组织，巩固我地方政权，建立总体战之基础。一俟整补完成，实力充沛，战力较匪优势后，立即大举进剿，分别围歼匪军，尔后再准备进出华北地区。本计划进剿准备时间预定三个月完成（三十七年十月底），进剿实施日期另定之。”这个计划于9日向蒋介石进呈，17日经蒋介石批准，19日交第二处（当属国防部第三厅）逐次下令实施⁽¹⁹⁾。对于当前的战斗，国防部要求于9月上旬完成下述计划的准备：“华中国军以各个击破匪军之目的，目前乘匪整编之际，应以一部监视陈毅匪军，以主力与西安绥署东进部队协力乘机打通陇海路及陇海中段后截断伏牛山区匪军后方补线，先击灭刘伯承、陈赓匪军主力，尔后转移兵力于黄泛区及鲁西地区，给陈匪主力以击破。另以有力一部沿津浦路前进，相机收复兖州。”⁽²⁰⁾这一计划还没有来得及贯彻，解放军对济南、锦州的猛烈攻击，就把国民党军对作战形势的设想彻底打破了，这一计划成了根本不切合战场实际的纸上谈兵。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决定召开军事检讨会议，7月23日起，先开预备会议，8月3日正式开会。蒋介石致开幕词，他不能不承认国民党军“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我个人领导无方，教育失败”。他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信心根本动摇，责任的观念完全消失”，一方面又向他们打气：“我要求大家认清我们目前剿匪首要的急务，是改造我们一般官兵的精神和心理，要恢复我们革命的自信心，加强我们精神的武装。”这时，国民党军的士气低落，已无可挽回，蒋介石在无奈之中，不得不抛弃革命的空话，以生存的渴望来作激励士气的最后努力，他说：“我个人的事业，自抗战胜利以后，实已对国家尽到了责任，如为我个人，我今天实在无所求了。其所以如此忍辱负重，毋敢或懈者，第一就是为我多年来受我领导患难相从的官兵和党员，总要率领他们达到成功之路，使他们有着安身立命之所，不致为人轻侮，为人唾弃。”⁽²¹⁾但是，会议无论在精神上还是战略战术上都无法找到出路，只能流于空谈，成了国民党军战略决战前的一次绝望的努力。8月7日检讨会议结束，蒋介石自记道：“对军事检讨会议，自问已尽心力，然恐听者藐藐，未能有动于中耳，余惟有以‘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引为自慰也。”⁽²²⁾在这次军事检讨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大而无当的决议案，在政略上继续实行总体战，在战略上实行持久战，划分战区，各置统帅，将整编师、旅番号恢复为军、师番号，军以3.5万人定编，实行三三制，加强战略城市的守备，组成机动兵团，为保持500万人的总兵额，编练战略预备队150万人，编组50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等等⁽²³⁾。后来，巴大维曾批评国民党军的计划说：“这是中国当局作冠冕堂皇的计划，而往往不顾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性的又一例证。”⁽²⁴⁾郭汝瑰回忆说：“这次会议名为检讨会议，实际上是以蒋介石向将领们打气为重点。对各次主要战役很少从战略、战役法、战术、战斗法则各方面去找经验教训……中间并无重大决策。”⁽²⁵⁾这样，国民党军在军事态势十分严峻的形势下，蒋介石已找不到对策，只能用空谈来坐待失败，在具体的军事部署上却完全处于麻痹状态。

豫东战役之后，毛泽东对战局十分乐观，积极要求各部扩大战果。在华东战场，毛泽东于7月8日要求粟裕部撤出战场后十天内完成再战的准备。7月14日，在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即将攻克兖州之际，毛泽东于7月14日要求“许谭于攻克兖（州）济（宁）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黄两兵团分兵北援（敌非北援不可）。此时，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之各个击破及尔后之大休整”⁽²⁶⁾。16日又要求许谭不顾疲劳，以主力抢占济南机场，迅速完成攻击济南的准备。同日得到攻克兖州的报告后又要求许谭部争取十天内外夺取济南。中原野战军在豫东战役胜利的鼓舞下，也积极寻战，刘陈邓于7月19日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华野第一、三两纵队西进，配合他们寻歼胡琏兵团一、二个师。

同时，在山西，徐向前指挥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等部取得了晋中战役的大胜之后，蒋介石于7月22日亲自飞到太原，调陕西的整编第三十师空运增援太原。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战役行将结束之际，于7月16日要求徐向前、周士第抢占太原机场，争取十天内外夺取兵力空虚的太原。

不过，在事实上，解放军各部经过大战之后，各军战力疲惫，已难以胜任毛泽东提出的出击要求了。粟裕于7月16日报告说：“部队本身困难，难以连续作战”，“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²⁷⁾徐向前也认为：“蒋匪三十军（即整三十师——引者）由空运增援，城郊城内敌守备很严，我们估计当时不能打下太原，战役即此结束。”⁽²⁸⁾解放军各部队于是普遍转入休整，在国民党军进行军事检讨会议前后战斗一时趋向沉寂。

华东、中原野战军转入雨季休整后，仍积极备战。8月10日粟裕等向中央军委请示，提出了雨季休整后的三个作战方案，并建议执行第三案，即“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实施9月攻势。同时建议“中原军区以主力向信阳或南阳汉水流域进击，以吸引十八军南下，使其不易北援。同时建议以陈谢有力一部位于郑州附近，使郑敌不敢来援”⁽²⁹⁾。刘邓陈也向中央军委报告配合华野的秋季作战计划：“总之，我刘邓、陈谢两部应担任对张轸、杨干才、孙元良三部之钳制，并寻歼一部，自应以对张轸集团为主要对象。”⁽³⁰⁾中央军委于8月12日复电华野将领，表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³¹⁾。

当时，毛泽东对于全局的战略部署，在南线的华东战场，以攻克济南为主要的军事目标，在北线的东北战场，以占领锦州为主要的军事目标。但他对于各个战场仍然是分别考虑，各自为战，他对各战场之间的要求，仍停留在疏松的战略配合上，还没有形成有机的系统的完整的战略构想。1948年9月7日，辽沈战役、济南战役正在部署之际，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说：“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十五个旅左右。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要求华东野战军担负歼灭四十个旅左右（他们七月歼灭的七个旅在内），并攻占济南和苏北、豫东、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要求中原野战军担负歼灭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两个旅在内），并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要求西北野战军担负歼灭十二个旅左右（八月已歼一个半旅在内）。要求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歼灭阎锡山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八个旅在内），并攻占太原。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七月杨成武已歼一个旅在内），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³²⁾对于华野攻击济南一役，中共中央和前敌将领对于军事部署比较一致，济南本已陷于孤立，局面比较明朗。而对于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攻击锦州一役，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前敌指挥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之间，一度分歧比较大，对战役部署尚未达成一致。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认为东北“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他考虑到蒋介石曾准备撤退全部东北兵力至华北，强调“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因此倾向于东北野战军南进到阜新至滦州一线作战，以应付国民党军从东北撤退⁽³³⁾。林彪2月10日给毛泽东的复电，同意把国民党军堵留在东北，但认为：“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是不会退的。”⁽³⁴⁾对毛泽东的远景指导性意见，前敌将领持不同意见，在解放战争期间是常见的事情，将帅之间，从战略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研究和磋商，常常形成了最佳的战役方案。4月间，东北野战军决定集中九个纵队攻打长春，并认为如南下作战，“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³⁵⁾。毛泽东迁就了前敌将领先打长春的作战计划，同时指出“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³⁶⁾。但5月下旬林彪以一部兵力试攻长春的结果，发现强攻长春的把握不大，决定“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³⁷⁾。东北野战军由于一时没有战机，从6月20日起，即转入练兵。这是解放军进入东北后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和比较长期的练兵，经过四十天攻坚战练兵，部队在战术和技术方面都有大的提高，尤其各级指挥员对战术概念弄得比较清楚。

林彪在东北指挥作战，两次四平的阵地战斗均遭挫折，尤其是1947年6月对四平的攻坚作战失利，使林彪对攻坚作战采取了十分持重的态度。他一方面加强部队攻坚作战的训练，而另一方面则又尽量避免攻坚战斗，尤其不愿意将部队投入长距离奔袭的攻坚战斗。解放军在东北作战的特点是：东北形势，敌处中心地区，并有铁路迅速调动和集中兵力向我进攻（过去）或增援（现在），我根据地和我军，则处于敌周围，中间由河流和敌人隔断，又因系在敌占区，行动无法保持秘密，故无法集中兵力进行大的战役。林彪既不愿意攻坚，又无野战战机，东北野战军休整完毕，拥有12个纵队，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17个独立师，共为53个师，70多万人，加上地方军，共为105万人的强大武力⁽³⁸⁾，却仍处于战斗方向不明的休整状态，一时无用武之地，为全军所瞩目。东北野战军将领为积极寻战，几经考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7月20日致电军委，希望到8月中旬，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战，首先以奔袭作战，包围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守备薄弱的五城敌人，然后转攻承德，并要求华北的部队配合作战，但仍采取避免对锦州进行攻坚作战的方针。毛泽东鼓励林彪南下作战，并指示华北的杨成武兵团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准备出动，策应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但他认为：“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³⁹⁾他从战略利益出发，坚持要求东北野战军进行攻坚作战。

解放军将帅正在运筹帷幄之际，东北降下了五十年未有的大雨，冲垮了林彪所部的后勤补给线，致使林彪无法确定行动日期。为此，毛泽东于8月12日对林彪“出动遥遥无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⁴⁰⁾在这里，毛泽东对林彪所部的后勤补给问题显然未予充分考虑，尤其是东北地广人稀，大兵团作战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后勤补给线，沿袭原先的就地补给方式，是不可能支持大规模战斗的。当时，东北野战军所具有的装备，每个纵队平均3.8万多人，马4700余匹；一、二、三、四、六各纵是4.3万人；主力纵队，迫击炮每团六门，六〇炮每营九门，如果没有比较固定的用火车、汽车运输的补给线，几十万大军集中作战，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铁路运输没有恢复的情况下，东北主力一时无法南下，只能加紧抢修铁路。这使东北战场出现了相当长的沉寂时期。但解放军各部从上到下求战心切，同国民党军消极应付，形成强烈的反差。一场决战正在酝酿之中。

二　战略决战的序曲——济南战役

在东北野战军因天雨推迟了北宁线作战的时候，华东野战军正积极准备攻克济南的战斗。攻占济南，将华东、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并为南进夺取南京门户徐州开辟道路，是解放军在南线作战的战略性要求。国民党军方面，王耀武曾于5月15日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军情，并建议放弃济南，将济南部队撤至兖州及其以南地区，与徐州一带的部队联成一片，并巩固徐州至兖州的铁路交通。但蒋介石没有同意，他为了不让华东、华北的解放区联络，坚持坚守济南。但不久，兖州、济宁即为解放军攻占，济南、临沂、青岛成为国民党军在山东的三个孤立的据点。8月间，统帅部获得了解放军积极备战的情报，指示济南守军“增强守备力量，确保济南，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采取机动防御，加大围攻济南共军的死亡，削弱其力量，尔后再配合进剿兵团内外夹击，打败共军”，并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黄百韬、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与华野作战，以解济南之围。杜聿明即至济南与王耀武等会商作战方案，王提出：“解放军的作战力量已大为增长，固守济南必须调整编七十四师或整编八十三师来增防，否则没有把握。”在王耀武的坚持下，蒋介石为加强济南防务，于8月26日决定命令正在苏北作战的整编第八十三师到徐州集中，准备空运济南。是日，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到济南视察防务，他向王耀武表示，如果共军进攻济南，国防部可于十天内空运八十三师到济南增防。但后来刘峙担心徐州一带兵力削弱，向蒋要求先向济南运输弹药、装备，暂缓运输八十三师，因此，在战前仅向济南运到该师的第十九旅⁽⁴¹⁾。

济南是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筑有坚固工事的城市，解放军从未攻击过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而徐州又有国民党军的三个精锐兵团，因此，攻济打援是一场严峻的战役。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解放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对战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精心的部署，并作了最坏的打算。毛泽东曾指示：“整个战役应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⁴²⁾华东野战军于8月20日在曲阜举行前委扩大会议，东西两兵团将领一起会商攻击济南的作战计划。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又于8月22日提议华野“在申删（9月15日——引者）以前完成有关攻城及打援的一切准备工作，申删左右开始攻城，御援及打援部队申删以前进入指定阵地”⁽⁴³⁾。8月31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华野关于济南战役的作战方案，“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之一部”，对攻城和打援作了机动灵活的部署。⁽⁴⁴⁾9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华野的作战部署。同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即发出济徐作战预备命令：“a．组成北线攻城集团。以原东兵团之九纵、十三纵、渤海纵队共二十四个团为攻城之东兵团，由许、王直接指挥（由东及东南向济南攻击）；原西兵团之三、十纵及鲁纵共十九个团（由西及西南向济南攻击），归十纵宋司令、刘政委指挥，组织成为攻城之西兵团。该两攻城兵团统归许世友司令、王建安副司令统一指挥，担任围攻济南，并应首先攻占济南城西南郊飞机场、辛庄兵营及济市东郊及东南郊外围阵地，后协同向纵深发展，攻歼济南守敌，夺取济南。具体部署由许司令、王副司令决定。b．以原西兵团之一、六、四、八、（中野）十一纵队（属中野建制，当时归华野指挥——引者），原东兵团之七纵队及苏北兵团之二、十一、十二纵队（欠三三、三四两旅）并冀鲁豫军区之独立第一、第三两个旅，鲁中南之四个基干团共七六个团（原文如此，当系七十六个团——引者），组成南线阻援打援集团，负责阻援打援，保障攻城作战之完全胜利。”⁽⁴⁵⁾预定9月15日前后发起战役。

当时，粟裕考虑到王耀武指挥较有才干，徐州一线国民党军兵力还相当强大，可能迅速增援。而华野西兵团七个纵队自睢杞战役后，部队极不充实，尤其干部伤亡太大，至今无法补充。因为战斗激烈，伤亡严重，团以下干部存在害怕牺牲的“保命”思想，战斗力受到影响，需要多做政治鼓动工作。东兵团则养精蓄锐，战力比较充实。为保证攻济战斗有充分的时间，华野以总兵力的44％弱，约十四万人组成攻城兵团，而以总兵力的56％强，约十八万人组成阻援、打援兵团。在进行战役部署期间，许世友于8日曾向粟裕“建议将攻济西兵团之两个纵队中抽一个纵队至铁路以东，以便集中兵力”。但粟裕则认为“总以能迅速攻占飞机场为第一步作战目的”，以便断绝敌军空援，因而要求东兵团的第十三纵队“协同鲁中之四个团，沿津浦路东向党家庄、凤凰山、七里山之线攻击，以协助三、十纵达成迅速攻占飞机场之任务”⁽⁴⁶⁾。11日，许世友致电中央军委，虽然接受了既定的部署，但仍批评当前部署“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的使用”⁽⁴⁷⁾。为此，中央军委复电许世友，指出：“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解释了攻城和打援部署的原因，并着重指示说：“至于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军委明确指示：“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⁴⁸⁾

正当华野部署攻济之际，不确定地获悉国民党军第八十三师一个旅已增调济南，一度对攻济部署产生疑虑。华野原来获得的情报，济南守军仅七个正规旅，现增加八十三师一个旅，以及由保安旅改编为正规旅的第七十四师第五十七旅，实际应为九个正规旅的兵力。当时，攻济部队处于主动地位，又有后方根据地的强大支持，可以采取机动灵活的部署，所以，中共中央军委经过分析，指示攻济前敌将领说：“只要你们在八十三师加到济南后，仍有把握夺取飞机场及在济市外围歼敌一部，你们仍以按照原计划发动攻济，并在徐、济间准备打援为适宜，只要你们能在飞机场及其附近歼敌二个旅左右，则济市之敌等于没有增加。除非你们对夺取飞机场及在济市外围歼敌二个旅左右业已完全无把握，那就只好根本放弃攻济计划，而另作其他计划。但即使如此，亦不妨试攻一次两次，假如试攻无效，对我亦无大损失。”⁽⁴⁹⁾

国民党军在济南的总兵力有十一万，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为对付解放军的进攻，将济南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守备重点置于飞机场的以西以南，以整编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为东地区指挥官，以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为西地区指挥官。9月10日以后，解放军向济南外围运动。济南形势吃紧。14日，王耀武到南京求援。统帅部见解放军攻济征候明朗，才下令开始空运第八十三师。然而，这时候八十三师已为徐州剿总调往丰县、鱼台。15日，王耀武面见蒋介石，要求增援，同时指出过去政府军对解放军阻援力量估计得太小的教训，认为：“如济南被围攻，陈毅部的主力极可能布置于兖州、济宁及其以北的地区，阻我援军北上。又加我军士气不振，增援部队力量太小了，很难完成任务。”⁽⁵⁰⁾蒋介石不得不于临战之际，改为将七十四师由徐州空运济南，并答应准备强大部队增援济南。王耀武即由南京飞回济南。同日，蒋介石命令“下令空运七十四师去济南”⁽⁵¹⁾。蒋介石的这一命令是下给第三厅的。济南军情已经十分紧急，而统帅部指挥仍十分迂缓。

16日17时，在解放军攻击济南前数小时，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召集会议研究作战。当时，北宁线战斗也已经打响，参谋部才“决定训令卫立煌、范汉杰，令集中力量守锦州、锦西、葫芦岛及秦皇岛、山海关两区。对于共军攻济南则用七十四师入济南以求固守，然后以大军向鲁西进攻，求逐步歼敌”。16日午夜，解放军开始攻击济南，17日10时，据《郭汝瑰日记》，国民党军统帅部“于总统官邸会报，将徐州及锦州方面之作战意见报告后，总统均一一认可，本厅起草命令下达后，总长并约杜聿明来第三厅，由余面告总统之企图，令其明日即速返徐州按指示指导作战”。而七十四师自丰县返徐州耽搁一日，至17日，第七十四师空运抵济南仅为二千余人⁽⁵²⁾。即该师五十八旅一七二团七个连，不足一团兵力。显然，国民党军的行动部署步步落后，不仅仅是慢了一拍。

9月15日夜，解放军攻济东兵团渤海纵队占领龙山镇、三官庙，主力抵达济南东郊。16日拂晓，西兵团包围长清，主力进至长清东南的宋村、讲书院地区。东西两兵团进迫济南。16日夜24时，解放军东西两兵团向济南外围阵地发动全线进攻。战斗十分激烈。王耀武判断，解放军主攻方向在西面，为保护空运机场的安全，即令整编第二师师长晏子风率总预备队第十九旅、五十七旅向古城以西增援，策应长清作战。此前，解放军地下工作人员对济南西区指挥官、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作了大量策反工作。17日拂晓，吴通过联络电台向解放军密报：“王（耀武）命晏子风率六个团于十六日夜援长清以东，望注意。晏在古城预备于十七日解长清围。”⁽⁵³⁾解放军西兵团即于17日晚全歼长清守敌，并击退晏子风一个团，各纵顺利推进，济南守军的王府庄、藤槐树、讲书院、古城、段店、东山等据点相继失守，保四旅放弃齐河，未奉命令偷偷渡过黄河撤至济南近郊。

根据中央军委和华野部署，解放军东兵团在第一阶段战斗中，只是助攻部队，西兵团则是目标飞机场的主攻部队。但前线将士战斗情绪高涨，对攻克济南充满信心。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主动挑起主攻济南的担子，在向各师团下达作战命令时，竟将“助攻”改为“主攻”，并指示所部：“助攻不是佯攻，是真攻而不是假打。我们全力以赴，整个战役稳有胜利把握。”⁽⁵⁴⁾因此，东兵团攻击十分猛烈。经一夜战斗，解放军即占领了坚固设防的济南屏障茂岭山、砚池山。为了阻止部队溃退，王耀武枪毙了一个营长。东郊屏障失守，东面战斗比西面更为激烈，打乱了王耀武的部署，也使他对敌情产生了迷惑。王即令十九旅和五十七旅回调东援，并令七十三师预备队及十九旅向解放军反攻，企图夺回茂岭山、砚池山阵地，但均被解放军击退，伤亡惨重，不得不撤至马家庄阵地继续抵抗。

18日，解放军西兵团继续推进，用炮火控制了飞机场。国民党军空军被迫停止空运第七十四师增援部队。17日夜，解放军西兵团已逼近吴化文部阵地。吴化文原属西北军系统，在国民党军中是杂牌军，在解放军的策反下，有起义的愿望。18日凌晨，济南中共市委交通员李如刚赶到吴部，传达解放军要求：“当前方部队接触时，贵军应迅速后撤集结。”但吴化文尚在动摇之中，回避撤出阵地，要求在原地集结，请解放军转向商埠进攻。策反工作进入极为紧张复杂的阶段，因此，西线战斗一度比较沉寂⁽⁵⁵⁾。由于吴的拖延，妨碍了解放军的推进，18日夜11时，解放军西兵团向吴化文部簸箕山阵地实施炮击，施加军事压力。经过地下工作人员的努力，吴化文终于下了决心，于19日晚召开军官会议，全军两万余人宣布起义，撤出阵地。西兵团乘势全部占领了飞机场，并控制了商埠以西地区。

吴化文部起义使济南的防御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战局严重恶化，王耀武张皇失措，对防守济南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一方面调整部署，收缩阵地，一方面分电蒋介石、刘峙：“吴化文部投共，济南腹背受敌，情况恶化，可否一举向北突围。”20日凌晨，蒋介石命令王耀武坚守待援，并说：“我已严令援军星夜前进，以解济南之围。”⁽⁵⁶⁾王即将外围部队调入内城，以内城为主，固守待援。

20日晚，西兵团从南、西、北三面向商埠进攻，21日突入商埠，展开巷战。王以自己指挥过的七十四师空运至济南的部队，扼守原绥区司令部驻地邮政大楼，在22日商埠被解放军占领后，仍顽强死守，血战至23日，被解放军歼灭。22日夜，东兵团向外城发起攻击，至23日予以占领。国民党军退守内城。至此，解放军战局进展十分顺利，为了不给济南守敌以喘息机会，23日晚，解放军东西两兵团同时向内城发起总攻。东兵团第九纵队向城东南突击，遭到敌第十五旅的顽强阻击，三次攻击均遭失利，伤亡严重。司令部不能不考虑是否撤出战斗，调整部署后继续攻击。前线指挥员经过研究，决心重新组织火力，再次突击。24日2时25分，解放军第九纵队第七十三团终于英勇地突入内城，转入巷战。不久，西兵团第十三纵队也从坤顺门突击成功。是日晚9时，解放军完全占领济南，济南战役胜利结束。王耀武化装潜逃，至寿光县，被解放区公安战士查获。

济南战役进行过程中，杜聿明企图等待解放军攻城部队遭到严重杀伤后，再率援军北进，夹击战力衰竭的解放军，所以，计划于解放军攻击济南后第五天令部队出动。他对解放军的攻坚能力显然大大低估了。济南局势急转直下，杜聿明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不得不提前北进。但解放军阻援部队已严阵以待，杜聿明部推进十分小心，加上天雨路滑，每天仅前进数公里。济南很快失守，迫使杜聿明急忙率部回撤，以免受到解放军打援部队的攻击。

解放军以14万人的攻城部队，对国民党军十一万人的守城部队，在兵力上并无优势可言，但仅经过八天战斗，就攻下了国民党军长期经营、坚固设防的济南，这给解放军各部队以巨大的鼓舞，对国民党军的士气也予以严重的打击。济南战役的胜利，构成了解放军战略决战胜利的前奏。战后，蒋介石对美国顾问巴大维表示，他“对济南之战的结局深表失望”，“该城失陷实出意料之外”，“必须研究中国的战略与战术以及野战部队的组织与训练，藉使在济南所犯的错误不致重复”，“过去不惜任何牺牲以坚守强固据点或主要城市的老战略，必须改变”⁽⁵⁷⁾。然而，蒋介石焉有回天的灵丹妙药？

第二节　辽沈战役

一　锦州攻防战

1948年8月间，东北因为大雨，林彪无法率部南下作战，在一段时间内战斗趋于沉寂。国民党军方面借着这难得的喘息机会，盘算着如何摆脱在东北的困境。国防部第三厅草拟了东北作战计划，认为无法向长春空投足够的粮食过冬，主张长春守军于10月间向南突围，沈阳部队适时攻击，加以援助。25日，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去北极阁宋子文官邸向蒋介石报告对东北作战的意见，蒋指示：“先电长、沈，告以十月打通长、沈交通，俟共军集中四平街一带，则国军打通沈、锦线，如共军向辽西移，则长春守军经西丰方面突围。”⁽⁵⁸⁾

9月10日，郭汝瑰经蒋介石允许，带着第三厅策定的东北作战方案飞赴沈阳，与卫立煌协商实施。当日晚，郭与卫见面，卫立煌深知东北各军战斗意志十分消沉，因而“反对长春突围，认为突围二日即将被全部歼灭”，同时“认为如沈阳方面出兵援助，则沈阳方面亦必乱得站不稳脚”⁽⁵⁹⁾。11日，郭与卫再次商讨作战方针，经卫同意，由郭代拟如下：“长春应尽最大努力固守以牵制敌军，沈阳部队则力求战力恢复，粮食自给，候机击破敌一、二个纵队之后再北上解围，而挽回东北局面。”东北将领廖耀湘等则认为：“沈阳久守不攻非计，东北安全并非由于我取守势，而系匪无力取攻势之结果。伊等均主张打通营口至沈阳之交通。”于是，郭汝瑰拟定东北作战指导腹案如下：“国军应立即打通营口，将锦州方面部队转用于沈阳，形成有力之攻势兵团，于冬季前进出开源、昌图附近地区寻敌决战，以解长春之围。辽西则仅保守葫芦岛、锦西，冀东则保持秦皇岛及其以西交通。秦锦间铁路可先拆除以减少损失。长春方面尽量加强空运，以图渡过严冬，可能时则与北上部队夹击敌军。”⁽⁶⁰⁾

12日，郭汝瑰由沈阳飞抵北平，与傅作义商讨军事。傅主张“华北唯有实行攻势，方可支持，一守即不可收拾”，并准备进攻石家庄，同时在南口设伏，得到郭汝瑰的赞成。⁽⁶¹⁾

郭汝瑰回到南京后，于14日、15日间，先后向刘峙、顾祝同、蒋介石及美国顾问报告东北之行及上述腹案，得到各方的支持，蒋并令郭本此方针详拟计划呈核。但事实上，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于9月12日发起北宁线战斗，上述方案闭门造车，完全脱离了当前敌情，根本无力应付即将来临的战局。国民党军统帅部对东北的战局尚未来得及作出反应，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即于9月16日夜发起攻济战斗，进展十分迅速。蒋介石和统帅部对济南形势十分着急，忙于调兵增援，暂时顾不上东北的战斗，在东北的军事部署上，更陷入了消极麻痹状态。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克服了水灾，修复了铁路线之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9月3日向中央军委报告：“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⁶²⁾9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前线将领的作战计划，同时指示：“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涉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要他们歼击从天津到锦州互相孤立的敌军，并准备在运动中歼灭可能从沈阳来的增援部队，准备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因此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保持向两翼机动的地位。此外，中共中央军委估计：“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罗耿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五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⁶³⁾

9月7日，毛泽东再次指示林彪，主张将原部署在新民以北的主力进一步南移，一则增强攻击锦州至唐山一线的兵力，一则将部队部署在离沈阳较远的地区，便于引诱沈阳卫立煌部增援，并强调说：“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⁶⁴⁾林彪于9月10日对毛泽东7日申虞电表示“完全同意”，但仍将三个纵队部署在新民附近，准备“随时协同歼灭长春突围之敌或歼灭由沈阳北上策应之敌，又能掩护北宁线之作战，并随时按北宁线之需要增加北宁线”⁽⁶⁵⁾。林彪对北线安全存有顾虑。在这场战役方针的讨论中，统帅部对战略利益看得比较重，对战略重心看得比较准，而前敌将领对战役安全看得比较重，对敌情的变化比较敏感。这种情况在国共双方都存在。在解放军方面，攻济战役过程中和辽沈战役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也出现过这个问题。这应该说是正常的现象。当时，解放军在战略上已处于主动地位，统帅部和前线将领之间关系和谐，对战役方案商议得比较透彻，因而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于是，解放战争时期，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战略决战正式启动了。9月7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发出了北宁线作战的政治动员令，9月10日，大规模军运开始，南下部队一度在四平滞留隐蔽，待12日战斗打响后，继续南进。已在南线各部于9月12日以奔袭动作，向北宁线锦州外围诸点展开攻势。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四、六、八师和炮兵旅首先包围兴城、绥中，锦西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南下增援，发生激烈战斗，解放军撤兴城之围，集中攻击绥中。13日，解放军十一纵向昌黎挺进。14日黄昏，昌黎守军突围时被歼灭。同时，第九纵队于12日插入锦州、义县之间，切断义县守敌退路。16日，第四纵队到达，将义县包围。20日到23日间，自西安（现辽源）、四平一线南下的第三纵队和第二纵队第五师以及炮兵纵队一部到达义县地区，接替包围义县的任务，第九纵队继续南下进逼锦州，第四纵队南下攻击兴城。原在北线的第八纵队自八面城南下，第七纵队自四平继续南进。21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离开哈尔滨到双城指挥各部运动和包围敌军。自25日至29日间，解放军先后占领锦、义间的葛王碑、帽儿山要地，攻占锦州和锦西间的高桥、西海口和塔山，并攻占了兴城和绥中，孤立和切断了义县、锦州和锦西的联系，先后歼灭敌军两万人。29日，解放军以炮兵火力袭击锦州飞机场，击毁敌机5架，封锁了锦州机场。这样，东北野战军第一阶段奔袭作战，即将唐山至义县间国民党军各据点分割包围，截断了华北国民党军北援之路。

毛泽东在辽沈战役酝酿期间，即策划以华北军区部队出击绥远，策应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但由于林彪推迟了南下时间，华北野战军也不便轻进。9月初，东北野战军南下在即，由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的华北第二兵团即向平古路南段、平北地区出击，吸引敌军。9月中旬，傅作义即以暂三军、第十六军分东西两路向平北山区攻击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深入解放区达90公里，被解放军击溃。在第二兵团掩护下，由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率领的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于9月5日自易县、完县地区出发，向晋北集中，23日发起察绥战役，24日克丰镇，27日克集宁，28日克卓资山，控制了大同、旗下营至集宁间的广大地区，28日包围归绥。解放军威胁傅作义的根据地，他急忙于24日飞抵归绥部署，先后以主力三十五军等步骑九个师的兵力西援。10月2日，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策应第三兵团出击赵川堡（据二兵团报告为贾家湾，地点有出入——笔者），歼灭政府军暂三十一师主力，迫敌第三十五军主力回援。9日起，第二兵团再次破袭平张路，敌主力只好东归。于是，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再次以主力回攻集宁，敌不敢恋战，于7日先期撤退。第三兵团即进击兴和，而敌于9日主动东撤。12日，经中共中央军委同意，第三兵团继续西进，威胁归绥，以吸引傅作义部主力于察绥一带。

在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经向北宁线出击，北线主力分头南下，攻击部署即将完成之际，国民党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才着手研讨对付方略，战略上十分被动。当北宁线战斗发生之后，国民党军参谋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以为解放军“将打击范汉杰部，该部似宜集中兵力以攻为守”⁽⁶⁶⁾。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南线本没有强大兵力，所以郭汝瑰还在考虑以攻为守，显然对东北野战军已经全军南下的军情和战略意图还毫无所知。16日，顾祝同召集参谋们研究东北和济南作战，决定训令卫立煌、范汉杰，集中力量守锦州、锦西、葫芦岛及秦皇岛、山海关两区。17日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正当统帅部聚精会神注视着防卫济南的战斗的时候，锦州一线形势迅速恶化。9月24日，正值济南失守之日，卫立煌才奉蒋介石之召，从沈阳飞抵南京，报告东北军事。26日，蒋介石才把注意力从济南战役转向东北战场，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及卫立煌等研讨东北战局。

当时，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同卫立煌研究战局时主张：“共军如攻锦州，国军应放弃沈阳不顾，据全力援锦，以求一决定性之胜利；同时敌我主力决战之际，长春应即突围南下。如共军对锦州仅系虚张声势，则国军可袭击彰武，歼灭一部有生力量，并破坏铁道后撤回沈阳。此时如判明敌主力在辽西，长春亦可突围。惜卫终无决心，只知固守，而于锦州失陷后之后果，则全不计及。”⁽⁶⁷⁾26日，蒋介石支持第三厅的作战方案，“严令其（指卫立煌——引者）照此方针实施。卫乃求总长同往”⁽⁶⁸⁾。当时，解放军方面，毛泽东要求攻坚，而林彪愿任野战，避免攻坚；国民党军方面，蒋介石要求野战，而卫立煌愿任守备，避免野战。国共双方统帅部和前敌将领都有战略性的分歧。但解放军掌握着战略上的主动权，又先敌研究、展开和部署，经过充分的协商，统帅部和前敌将领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而国民党军方面，士气低落，战略目标和实力之间的矛盾十分严重，在两难的战略方案之间，选择十分困难，又着着落了后手，统帅部和前敌将领之间的战略分歧无法磨合，导致了迅速崩溃的严重后果。

9月26日，卫立煌由于不愿意承担执行统帅部方案导致失败的后果，邀顾祝同一起前往沈阳指挥，同日决定由沈阳空运第四十九军到锦州加强防御。27日拂晓，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师第二三五团开始起运，军参谋长周声夏同去锦州指挥，28日继续空运该师第二三七团和师部及直属部队。但29日拂晓，解放军炮兵火力控制了飞机场，空运被迫停止。同济南一样，国民党军增援行动落后了一步，加强锦州守备兵力的计划未能实现。当时，卫立煌曾向顾祝同建议，命令范汉杰放弃锦州，退守葫芦岛。但顾祝同表示未经蒋介石批准，不能下达命令⁽⁶⁹⁾。顾祝同到东北，奉蒋介石之命监督命令的执行，要求东北主力立即行动，“主要不是如何安全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你们出辽西，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地区的共军，以解锦州之围的问题”。但东北将领普遍认为，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背三条大水，侧敌行军，有被解放军围城打援、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卫立煌仍坚持固守沈阳，但考虑到蒋介石的命令，主张“在葫芦岛与锦州的部队会师之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避免被共军各个击破”⁽⁷⁰⁾。即“希望华北增兵葫芦岛，由锦西援锦州”⁽⁷¹⁾。廖耀湘从消极撤退的角度，主张先出营口，进退有据，依托海口，然后由营口北出大洼、盘山，向沟帮子、北镇前进，以拊敌之侧背，或海运葫芦岛，直接解锦州之围。双方争论十分激烈，顾祝同坚持要求卫立煌按蒋介石命令立即行动，卫立煌气愤之极，激动地对顾祝同说：“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两个打赌，划十字（这是土话，即写军令状画押之意）！”⁽⁷²⁾最后，东北将领不得不表示一面命令部队先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一面继续要求蒋介石改变作战方案。

傅作义在国民党军中是一位用兵灵活、积极的将领，有增援东北的建议。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于9月25日也曾主张集中华北兵力参加辽西会战，并于26日研究作战方针时提出了这一计划，但未获总部的批准。29日，郭汝瑰依据傅的建议，重新提出，“主张由海上运一个军去葫芦岛，以稳定该方面之战局，然后以三四个军由陆上沿北宁路东进，与锦州守军内外协力击破当面敌军，然后配合东北国军于辽西作战”。郭约国防部长何应钦一起去见蒋介石，蒋终于同意了这一作战方案。这一作战方案，计划从华北抽调新五军（正改编为第八十六军，驻山海关、秦皇岛）、独立第九十五师（驻昌黎一带）至葫芦岛，归范汉杰指挥，而关键是调承德、冀东一带的第十三军、第十六军、第六十二军及烟台的第三十九军到秦皇岛及其以东地区集中，由李文统一指挥，增援锦州。这一方案规定：“沈阳部队击破彰武、新立屯方面共军后，俟傅部东进兵团进出锦西时，再向西疾进，与之协力求敌而夹击之。”⁽⁷³⁾这一方案，避免了让卫立煌单独出辽西所可能遭遇的风险，接受了卫立煌要求华北增兵、东西对进的主张，这是一个积极求战的方案。

根据郭汝瑰29日日记，这一方案“余二十六日即已提出，惜今日批准，已损失三日时间矣”。那就是说，在26日决策时，蒋介石是命令卫立煌以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增援锦州，并没有从华北抽调重兵到葫芦岛的方案。蒋的这一方案遭到卫立煌的强烈反对，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林彪主力部署在新民附近，正准备打击沈阳援军。毛泽东曾向林彪指出，“如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所以，他要林彪把主力进一步南移，“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⁷⁴⁾。这都是知彼知己的谋略。卫立煌一贯主张固守整训，虽然在当前作战形势下，不能不放弃固守的主张，但仍反对单独出辽西。他强调：“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提出了增兵葫芦岛、东西对进的要求⁽⁷⁵⁾。蒋介石在26日决策时，为什么没有接受从华北抽调重兵的建议，这在《郭汝瑰日记》中找不到答案，而其结果，则是引起了统帅部和前敌将领之间的激烈争论。29日的决策，自应是吸收了东北将领的意见和要求，才勉强取得了统帅部和前敌将领的意见一致。但一则，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内部关系矛盾重重，要想真正落实这一决策，并非易事；一则，这一决策已为时过晚，解放军的攻击部署已经充分展开，和解放军比较，大大落了后手，在行动上已不可能争得主动。所以，这一表面上相当完善的方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就破绽百出。

作战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于9月30日亲自出马，飞往北平，与傅作义协商实施这一作战方案。傅作义虽然支持总部积极求战的计划，但对归绥、承德顾虑很重，认为“归绥方面未得决战之前，只能抽调六十二军、十六军”⁽⁷⁶⁾。也就是不愿意放弃承德。这样，按照参谋作业，东进兵力显得不足。10月1日，蒋介石鉴于傅作义抽不出三个军的兵力，最后商定，先以独立九十五师、第六十二军海运葫芦岛，续调驻冀东的第九十二军及驻山东烟台的第三十九军去葫芦岛，并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统一指挥葫芦岛各军增援锦州。同日，顾祝同偕卫立煌由沈阳到北平谒见蒋介石，报告东北作战计划，表示“东北已决定以十四个师向彰武取攻势，长春守军待彰武方面开始攻击后即突围”⁽⁷⁷⁾。

10月2日，蒋介石电示范汉杰（范回忆系空投亲笔信），略谓“正督促沈阳方面，抽调大军，前来解锦州之围，以求夹击匪军主力，一鼓歼灭之”，并指示机宜说：“估量本身战力，如能坚守，则固守待援；如自量不能持久，则可转移至葫芦岛，以取得海上连络线。”⁽⁷⁸⁾但范汉杰愿意坚守待援，吸引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同日，蒋介石由北平亲自飞往沈阳与前敌将领研讨作战方案。据《郭汝瑰日记》：“十五时总统召集东北军长以上军官会议，廖耀湘等均认为不能向新立屯及其以西深入，而主张打通营口，求一海口，并都认为锦州如不能固守，则西进并无意义。总统令余说明由华北抽四个师先稳定锦、葫，然后再由华北及山东各抽一个军运葫芦岛，以适时配合沈阳兵团之西进。余并要求沈阳出击兵团能在彰武、新立屯附近实施小型歼灭战，苟能歼敌一个纵队则全局均好转无疑。于是所有军长、司令官等始转忧为喜。”晚餐后，蒋介石对党政军高级人员训话，他面对着信心失堕、士气低落的部下，企图以哀兵之心，来激励士气，挽回败局：“沈阳不可再弄成长春局面，辽西会战如有失败，则与各位无见面期矣。”⁽⁷⁹⁾翌日，卫立煌、赵家骧（东北“剿总”参谋长）向蒋介石报告作战计划，5日集中完毕，6日开始行动，攻击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可集中十二个师出击，其攻击目标为彰武。蒋介石根据罗泽闿的意见，认为非攻下新立屯即无作用，即命令非攻新立屯不可⁽⁸⁰⁾。守备兵团由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指挥。

蒋介石在沈阳部署完毕，10月3日即飞回北平，5日前往天津，从塘沽乘重庆号军舰，于6日到达葫芦岛，部署作战，激励士气。他临时直接作出决定，葫芦岛军队由侯镜如指挥，在侯镜如带队未到以前，暂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向塔山、锦州攻击。在此之前，卫立煌决定在葫芦岛设立指挥所，以陈铁任主任，负责统一指挥援锦部队，10月4日，指挥所在葫芦岛正式成立。但蒋介石到来后，把这个指挥所撇在一边，越过卫立煌，直接任命指挥官。7日，蒋介石回到北平。8日，傅作义表示希望蒋介石能注意太原方面作战，并希望对东北、华北均采取主动。是日下午原有军事会议，研究太原、承德应如何作战，尤其依辽西作战可能之推移，应早作准备。但蒋表示有私事要到上海，撇下严峻的军务，于下午2时离开北平。事后得知，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要办捣乱金融的孔令侃。蒋介石飞到上海后，即于9日同宋美龄一起把孔令侃接回南京。傅作义感慨系之，事后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是我对蒋介石思想失去信仰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⁸¹⁾国民党系统将帅之间离心离德，已经无可挽回。

在国民党军决策期间，解放军对北宁路作战的战役目标和战役部署又作了新的调整。9月21日、22日，中共中央军委先后两次电告林彪，主张首先歼灭锦州到塘沽一线十九个师的国民党军，并占领这一线。毛泽东从战略全局上看到，无论是东北，还是华东徐州一线，甚至作战一贯积极主动的傅作义，都处于麻痹状态，没有积极的军事部署，对解放军歼击敌军十分有利。林彪一方面按照军委指示，部署三、四、七、八、九、十一纵队及二纵五师、热河三个独立师等部在北宁线作战，待“义县、高桥解决后，准备接着歼锦西、兴城之敌。然后如山海关之敌未逃时，即攻山海关，如敌已逃，则回头打锦州”。但另一方面，他仍以“一、二、十纵准备集结于黑山、新民、彰武、法库地区打援”。而五、六两个纵队则部署在更北的开原、昌图和长春南地区，对付长、沈之敌⁽⁸²⁾。将东北野战军部署成层层掩护南进的姿态，一旦卫立煌全力出援，或南下部队攻击不利，也可进退自如，尚未决心按毛泽东的要求，倾东北野战军的全力，悬军南下，争夺锦州这座对双方都生死攸关的战略要地。27日，军委指示林、罗、刘，以沈阳之敌处于麻痹状态为前提，主张先打锦州，然后完全肃清锦、塘线，直迫天津城下。28日，林彪也调整了部署，他考虑到先攻锦西，敌第五十四军战斗力比较强，又不便于抽出打沈阳来援之敌的队伍，于是决定先打锦州，再打锦西。但这时，中共中央军委获得了卫立煌到南京商讨军事的情报，判断一定是决定接应长春突围和增援锦州。为了准备大规模的会战，军委于29日要求东北野战军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内歼灭义县、锦州、锦西三点之敌。军委指出“卫立煌亦有不顾长春，径向锦州增援之可能。假定如此，你们更应于攻克义县之后，力求迅速攻克锦州”，以争得主动权。为此，要求他们加强攻锦兵力。毛泽东对敌情的变化显然感到着急，批评东北野战军：“我军从九日出动至今日已廿一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⁸³⁾

华东野战军以八天时间，攻克了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济南，极大地鼓舞了全军攻坚作战的勇气。9月29日，林彪按照中央军委指示，调整了部署，作出了以五个纵队攻击锦州，以一个纵队对付锦西，以六个纵队打援的部署，这是针对现有东北国民党军的态势所作的攻锦部署。他充分明白锦州战役的战略意义，不免对这场恶仗存有疑虑。他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已动员军队，不怕伤亡，不怕疲劳，准备进行大恶战。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如从上首到锦西敌人过多时，则使我军陷于被动地位。否则，就有充分把握攻占三点，与大量歼灭沈阳与突围之敌。”⁽⁸⁴⁾9月30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由双城乘火车经昂昂溪南下，指挥锦州战役。10月1日，林彪完成了攻锦州的部署后，命令所部一举攻占义县。是日，炮兵纵队司令朱瑞在视察义县突破口时，中地雷牺牲。

10月2日，林彪乘列车进至郑家屯（即双辽）以西，获得了国民党军新五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情报，出现了29日估计的敌情变化的可能性，即所谓“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怎么办”的问题。锦州、锦西间国民党军阵地间隙仅二三十公里，无险可守，敌从锦西集结重兵增援，解放军阻援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而国民党军的实际计划，比当时林彪所获情报还要多出两个军。林彪既担心阻援的困难，又担心攻坚的困难，即在敌援到达之前，能否迅速攻下锦州，因而一度犹豫不决。林、罗、刘于2日22时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仍攻锦州和回师攻长春两个方案，请军委同时考虑和指示。东北野战军指挥部经过11个小时的犹豫，于3日9时，未待军委复电，再电军委，表示决心仍攻锦州，并作出了新的部署：“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敌两个师；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⁸⁵⁾毛泽东接到林彪2日22时电，十分焦虑，于3日17时、19时连发两电，严词批评：“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同时，批评东北野战军指挥所未能及时到达锦州前线，要求他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毛泽东得到林彪仍攻锦州的复电后，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除了指出东北野战军在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的错误外，欣慰地表示：“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⁸⁶⁾解放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终于对战役部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这是一场力量和速度的较量。国民党军事实上计划以四个军增兵葫芦岛，甚至还有以四个军沿山海关东进的计划。如果国民党军能够按照参谋作业，协调一致，而锦州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东北解放军的兵力部署并非无隙可乘，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彪对攻锦战斗顾虑重重的原因。一场力量均衡的决战，胜负难以预料。但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决策上已经落后，部署又十分迟缓，更何况既定的增兵计划也未能完全实现，也就没有力量与解放军抗衡了。

锦州守军有第九十三军、新编第八军等八个师，一个师已在义县被歼灭，均系云南的部队，战斗力比较弱，沈阳空运的第七十九师仅到两个团。第六兵团司令官为卢浚泉。范汉杰为黄埔系，但原属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瓦解。范在锦州指挥，没有基本部队。范汉杰和卢浚泉间上下级不同心，“向来也没有开诚布公地交换过意见”⁽⁸⁷⁾。锦州四面环山，七个师的兵力，环城部署，处处防守，处处薄弱，粮弹储备均感不足。在解放军对锦州外围阵地发起攻击之前，约10月6日至8日间，范汉杰一度召集军事会议，准备突围到锦西，与关内部队会合，但卫立煌来电话说：“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局。”⁽⁸⁸⁾于是中止了撤退行动。

东北野战军在本年度内进行了长时间的攻坚训练，临战之际，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对战术问题又作了明确的指示，要求所部掌握四快一慢原则，吸取不良战例的教训。10月4日，组成了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分别由韩先楚、邓华指挥，前线部队进行了充分的土工作业，尽量逼近敌军阵地。战斗组织十分完善，士气高涨。10月5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到达锦州前线，在锦州西北、离锦州仅十多公里处的牤牛屯设立前线指挥所，并在锦州北面459高地附近的帽儿山上设置了野战军司令部攻锦指挥所。10月7日、8日，林彪率司令部成员会同前线纵队司令员两次亲临前线勘察，确定了主攻方向和突破地段，各攻城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后，于10月9日开始向锦州外围阵地发起攻击。

锦州战役进入了关键时刻，但廖耀湘率辽西兵团5个军12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计约十五万余人，迟至6日才下达集中命令，7日至巨流河设立前进指挥所。9日起开始攻击，以新三军攻击彰武，新一军指向新立屯。辽西兵团不敢由新民沿北宁线攻击黑山、新立屯、沟帮子直援锦州，而取巧攻击彰武，企图截断东北野战军后勤补给线，迫其回援，以解锦州之围。但解放军后勤补给早已作了充分准备，敌占彰武，置于无用之地，对攻锦部队不构成威胁。

按前面所述，蒋介石本有攻占新立屯的命令，但很显然：既命令同时攻击彰武，则攻击新立屯的命令并不坚决，前线将领顾虑自己安全，更不愿坚决执行。11日，辽西兵团未经激烈战斗占领彰武。12日，锦西战局恶化，蒋介石才命令卫立煌转令廖耀湘一意西进：“此时我沈阳出击部队不可再作等待两锦部队东进会师之打算，应即乘此匪攻两锦疲困之机，不问两锦如何恶化，廖司令官所部应一意西进，勿再犹豫，万一锦州不保，亦须尽其全力，负责恢复，此为东北整个国军生死存亡之关头，亦为今日唯一之战略，接电应立即遵行，切勿延误，并盼立复。”⁽⁸⁹⁾这时，葫芦岛东进兵团在塔山受阻，锦州危急，卫立煌与罗泽闿等到新民前线视察。廖耀湘和卫立煌从自身安全出发，主张辽西兵团应控制于彰武、新民之间，新开河以东地区，“万一锦州失守，则渡新开河西进的辽西兵团，就会陷于进退维谷的危险境地”。廖更希望锦州万一失守，则把兵团主力拉回辽河东岸，经辽中撤往营口。但罗泽闿反对，认为这和蒋介石的意旨不合。10月14日，锦州危在旦夕，在沈阳督战的参军罗泽闿向蒋介石电告：“廖耀湘部须在一星期后作进攻新立屯之准备。”并称：“卫总司令及廖司令对增援锦州，均不欲冒险前进，现锦州已电讯中断，我南北兵团向锦州夹击计划，恐难实现，请速定尔后新方略。”蒋即电令卫立煌并转廖耀湘：“此时我军向锦州挺进，切莫仍作增援锦州之观念，而应先下收复锦州之决心，但前进愈速，则危险愈少，尚可望解锦州之围，故最迟务于19日以前到达锦州，在此期间，无论锦州如何变化，而廖司令官之惟一任务，应一意挺进，限期收复锦州也。届时，烟台第八军及第九十二军必可集中锦葫，仍可夹击两锦附近之匪，予以歼灭，完成最大之使命也。”⁽⁹⁰⁾据廖耀湘回忆，蒋介石接到罗的报告，即严令廖耀湘亲率辽西兵团主力星夜渡新开河进占新立屯，再向锦州前进。廖耀湘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不得不于14日晨下达作战命令，他知道，兵团渡过新开河以后，行动就失去了自由，再没有向沈阳回顾的余地，只有经新立屯、阜新直向义县挺进。15日，新一军占领新立屯，到达黑山外围，廖耀湘当晚命令各部向阜新挺进，但为时已晚。16日拂晓前，廖得到了锦州失守的消息，十分惊惧，不得不命令各部停止攻击，等待命令，自己当即赶回沈阳，商讨对策⁽⁹¹⁾。

在辽西兵团行动迟疑的同时，葫芦岛增援部队也未能适时集中。第六十二军10月9日才首先全部到达葫芦岛，这时，锦州外围战斗十分激烈，范汉杰屡屡呼援。阙汉骞主张9日开始行动，但六十二军刚到，喘息未定，需要稍事整顿，只好推迟到翌日进攻。10日拂晓，以第六十二军进攻大台山，以第五十四军的第八师攻击塔山，以暂编第六十二师攻击铁路桥头堡。国民党军兵力尚未集中，即仓促上阵，遭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伤亡严重，不得不于上午11时停止攻击。下午，代表蒋介石前来督战的罗奇随同独立第九十五师从塘沽到达葫芦岛。11日，阙汉骞继续指挥两军攻击，再次受到挫败。同日下午，葫芦岛东进兵团指挥官侯镜如率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到达葫芦岛。原计划系全军增援，但傅作义迟迟未派兵接替九十二军防务，而蒋介石再三来电催促，侯只好先率一师赴援，而烟台的第三十九军也迟迟没有起程。侯镜如到达后，即召集军事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但各军只图自保，侯镜如也并无积极作战的意愿，他的作战部署意图是：“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多维持几天。”⁽⁹²⁾所以采取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方案，以主力沿锦葫公路、铁路进出，并决定以独立第九十五师主攻塔山。12日休战一天，进行作战准备。

13日，葫芦岛东进兵团以独立第九十五师主攻塔山，以六十二军攻大台山，以第八师攻铁路桥头堡。独立第九十五师采取了波浪式冲击战法，以团为单位，分成三波，用一营为一波，轻重机枪集中使用，掩护步兵连前进，向塔山攻击。血战经日，攻至解放军阵地障碍物边缘，即遭到解放军强大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进退两难。解放军阵地筑工坚固、隐蔽，政府军炮火无法破坏，攻击十分困难。14日，东进兵团继续攻击塔山，战斗更加猛烈。独立第九十五师师长朱致一报告，该师一个营攻入塔山阵地，要求使用预备队，侯镜如即令第二十一师准备出击。但旋得消息，解放军集中火力向第八师和独立第九十五师反复猛烈反击，该师退回原阵地，侯即命预备队停止待命。血战两日，独立第九十五师伤亡过大，每团缩编成一个营，已无力再战。这时，第三十九军及原定的战车部队尚未到达，尽管锦州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但东进兵团仍决定15日休战一天。东进兵团兵力集中缓慢，号称四个军，除守备部队和预备队外，攻击部队不足二个军，海、空不能协同作战，逐次投入兵力，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下，在并不险要的塔山阵地前寸步难行。

东北野战军乘敌两路援军进展迟缓之间，积极攻击锦州，进展顺利，至13日，各部经过激烈战斗，夺取了锦州外围高地。14日11时，解放军发起总攻，南北两集团在炮火掩护和坦克支援下，迅速突破城垣，展开巷战。经过仅三十一小时的战斗，至15日18时，全歼守敌。范汉杰、卢浚泉被俘，锦州守军十万余人被歼灭。

二　长春之围

1948年5月24日，东北野战军攻击长春，占领大房身机场，截断长春空中通道。但林彪鉴于长春守军仍有顽强的战斗力，而解放军攻坚能力不足，对长春改取长围久困的方案。6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东北野战军的意见，“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⁹³⁾。当时，由萧劲光任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司令员，以第十二纵队的第三十四师、三十五师，第六纵队的第十八师，以及第六、七、八、九、十等几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兵团为围城部队。野战军主力由东总直接指挥，集结于沈长路两侧准备打援。围城部队作了纵深梯次部署，在第一线阵地上构筑了较坚强的工事，在第二线阵地上也构筑了工事，对长春进行严密封锁。7月20日，林彪担心重蹈去年四平之战的覆辙，攻城未下，敌援已至，不得不撤出战斗，因而主张率野战军主力南下作战，得到军委的同意。林彪即停止了攻城的计划，而准备以二三个纵队和九个独立师，歼灭长春突围之敌。8月，以围城指挥所改为第一兵团。

9月3日，东北野战军准备南下作战，决定“以十二纵及六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敌退则配合六纵及南面之五纵及在新民附近之主力全部歼灭长春退却之敌”⁽⁹⁴⁾。9月29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了关于长春守军准备突围的情报，调整了围城部队的部署，以六纵两个师进至通江口附近（另一师南下锦州作战），令第十二纵队南进至开原，指示围城部队：“你们围长的各独立师在西面、北面留下足以控制飞机场的力量即够，其他部队应集结长春以南进行两条战术原则的演习。”⁽⁹⁵⁾10月3日，东北野战军为了集中全力攻击锦州，重新调整部署，以第十二纵队加入对沈阳援军的阻击，仅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10月8日，十二纵到达开原。围城第一线部队，加上后调来的第十一师仅六个独立师，这些部队多半系新成立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较弱。

长春守将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下辖新编第七军和第六十军两个正规军，加上兵团部直辖部队约六万人，其余部队及后勤人员约四万人，共十万人。新七军的新三十八师，原为驻印军新一军的老部队，最为精锐。第六十军是云南的部队，属于杂牌，但尚有一定的战斗力。郑洞国将长春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守备区由第六十军负责，西半部守备区由新七军负责，积极“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⁹⁶⁾。但长春守军自被包围、机场被解放军占领后，只好靠空投补给。

长春守军在解放军的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攻势之下，战斗力日渐衰落。粮食成为严重问题，后来燃料也成了问题。据计算，长春“每日约需军民粮三百三十吨，只能空投一百一十吨，冬季燃料更属毫无办法”⁽⁹⁷⁾。空投补给，每天需要二十架次的飞机运输，开始每天有十一二架次飞机空投，以后长春困难加重，空投却减到每天三四架次，而且一逢阴天就停飞。由于空投不准，一些粮食误投到解放军阵地上，而另一些粮食则投到了接受空投的控制圈外，引起饥饿的军民的争抢，虽经严令禁止，但在求生欲望之下，再严的纪律都已无法约束。为了争夺粮食，新七军和六十军之间也屡起摩擦。长春守军，在围城之中，毫无希望和前途，因此，国防部第三厅主张“于秋季高粱收后，由沈阳出击，以迎长春部队突围”⁽⁹⁸⁾。但国防部的突围计划，遭到卫立煌的反对，结果，未能采取任何行动。不久，解放军即打响了北宁线战斗，第三厅的计划也已不能适应战场形势。

至九十月间，长春已届冬令，军民饥寒交迫。国民党“军队因长期吃豆饼酒糟，许多官兵得了浮肿病，虚弱得难以行走”。当时，长春军民有70万人，市内存粮估计只能吃到7月底为止。从6月到9月粮价上涨了700倍，后来到了有价无市的地步。金子也不值钱了。加上饥军抢劫，人民甚至有粮也不敢举炊，根本无以为生。长春市内惨绝人寰。六七月间，在长春郊外的洪熙街（电影厂所在地），塞满了数万难民，处于国共两军的阵地之间，进不能，退不得，死亡枕藉。据郑洞国回忆，“大约在8月初旬，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⁹⁹⁾。第一批为贫民，第二批为无业者，第三批为公教人员之家属及被裁之公教人员。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于9月11日也有命令给围城部队：“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¹⁰⁰⁾但实际上执行过程中有很多难题。结果，“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乘机抢劫钱财食物，弄得百姓们惨状百出，终日哭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¹⁰¹⁾。在市内，“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曾发生卖人肉的惨事”⁽¹⁰²⁾。“无辜人民饿病而死者达十二万人”⁽¹⁰³⁾。

北宁线战斗发起后，郑洞国眼看着援军无望，决心突围，但李鸿、曾泽生两位军长对突围都无信心。在郑的坚持下，10月3日起，抽调新七军的第三十八师和第六十军的第一八二师，向长春西北方向先作试探性突围，计划先收复大房身机场，然后在空军接应下全军突围。但长春守军饥饿过久，体力不支，运动很慢，无力突破解放军防线，伤亡很大，士气非常低落。至7日，曾泽生、李鸿两军长再也不愿战斗，要求把部队撤回，郑洞国不得不下达了撤退的命令。⁽¹⁰⁴⁾

10月10日，蒋介石手书致卫立煌，严令长春部队突围，同日，飞机向长春空投下蒋介石分别致郑洞国、李鸿、曾泽生的亲笔信，要他们突围。但将领们认为，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即使突出去了，官兵腿脚浮肿，七八百里地，不要说打仗，连走路都成问题，一致反对突围。15日，蒋介石又亲赴沈阳指挥，16日，向长春空投命令和亲笔信，严令突围：“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本删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中正手启。”⁽¹⁰⁵⁾在蒋介石的严令下，郑洞国不得不准备突围。

但这时，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决定起义。中共利用长期以来滇军受蒋介石嫡系部队排挤的严酷事实，在滇军中做了许多策反工作。面临长春守军毫无前途的命运，军长曾泽生和师长陇耀、白肇学于9月23日决定起义。10月14日，曾泽生、陇耀、白肇学三人写了联名信，派人和解放军接洽。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虽然存有系突围诡计的可能，仍决定接受第六十军起义，但要求六十军配合解放军消灭新七军。1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东北局林、罗、刘，同意争取六十军起义，同时指出：“惟要六十军对新七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吴化文退出济南战斗时曾以电话告诉王耀武说，我不能打了，但我也不打你等语。这是军阀军队难免的现象，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¹⁰⁶⁾

16日夜，曾泽生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到各师部署起义，向新七军布防，并写信给郑洞国，劝他同襄义举，但遭到郑的拒绝。17日夜，第六十军毅然起义，向解放军交出防地。解放军进城，使新七军一片慌乱。是日晚，新七军将领背着郑洞国与解放军接洽投诚。18日，周恩来致信郑洞国，表示“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¹⁰⁷⁾。至19日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自动放下了武器。但郑洞国和兵团特务团仍据守中央银行大楼。郑决心自杀，于20日晚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21日凌晨，解放军进入大楼，郑洞国企图自杀，为部下保护，面对现实，他只得勉强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长春遂和平解放。

三　廖耀湘兵团的覆灭

在锦州战役期间，国民党将领对蒋介石的战役部署毫无信心，消极应付，各图自保。蒋介石作为统帅指挥作战的权威地位，早已为历次作战的失败所动摇，在历次战斗中，他无法协调国民党军，统帅部和前线将领、前线将领和前线将领之间的矛盾，步调凌乱，造成损兵折将。辽沈战役期间，蒋介石不顾士气低落的严重事实，以死中求活的精神，进行战役部署，结果，更加激化了和前敌将领的矛盾，致使部队进退失据，步调更加凌乱。

10月15日上午，锦州已经情况不明。蒋介石召集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及第三厅厅长等研究葫芦岛及沈阳作战。据《郭汝瑰日记》：“余告以双方均应不迟疑的向锦州放胆攻击，总统意葫芦岛方面可改取守势，余力陈不可，何部长、刘次长均支持余之主张，结果决定三天内决不令葫芦岛方面停止攻击。”⁽¹⁰⁸⁾但事实上当天锦州失守，这一方案前敌将领再也不可能实施。是日14时，蒋介石第二次飞沈阳亲自部署指挥，同时，他派了一架飞机到徐州，把正在部署徐州军事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接到沈阳。这一步，又影响了以后徐州一带的军事行动。当时，蒋介石的意图，即使锦州失陷，东西两兵团援军仍应照原定计划继续前进收复锦州，否则东北主力部队将无法撤回关内。⁽¹⁰⁹⁾但卫立煌仍坚决反对辽西兵团继续西进。16日上午，蒋介石分别召见各将领，并令杜聿明到新立屯同廖耀湘一起视察后向他陈述作战意见。蒋介石随后飞离沈阳，在锦西机场停留，召集各将领训话，怒斥阙汉骞连一个塔山都攻不下，改任陈铁为葫芦岛指挥官，即飞往北平。这时，锦州失守情况已经明了，陈铁只是让部队在原地待命。

杜聿明奉命于16日乘火车到达新民廖耀湘的指挥所，即同廖一起到新立屯视察。廖认为蒋介石要与东北解放军求一决战的决心本来就行不通，现在更行不通，所以，不愿意继续向锦州进兵，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先救出辽西兵团主力。杜主张出敌不意，迅速出北票，绕过义县、锦州以西地区向葫芦岛撤退，葫芦岛主力北上接应会师。但廖认为长途侧敌行军太危险。另一方案是退回沈阳，但这是一个慢性自杀的方案，廖也不愿意。廖最后提出由新立屯兵团主力现在地区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和以南向大洼、营口撤退的方案⁽¹¹⁰⁾。当日晚，杜和廖一起回到沈阳。17日，廖耀湘即向卫立煌报告他的作战意见。卫本主张退沈阳，最后也同意先力图出营口，万不得已时退沈阳。但卫不敢独断专行，必须取得蒋的同意。廖耀湘当日回到前线，即部署攻击黑山，等待命令立即实施。

辽西兵团孤悬在新开河以西，面临东北野战军回师攻击的危险局面，时间对他们十分不利，必须立即行动。但将帅间意见分歧，决策迟缓。18日，蒋介石得到长春曾泽生部起义的消息，十分焦虑，再飞沈阳，召集卫立煌、杜聿明等商讨作战方略。蒋介石根据空军报告，解放军正向北票、阜新撤退，以为解放军不会守锦州，企图侥幸撤出沈阳主力，强要卫立煌将第五十二军、第六军全部调归廖耀湘指挥，继续向锦州攻击前进，协同葫芦岛、锦西间已集中的部队，一举收复锦州。卫与蒋分歧严重，一再受蒋的责备，不再多言。当日决策未定蒋即飞回北平。

20日，蒋介石召卫立煌、杜聿明到北平，商讨作战方案。卫、杜都主张辽西兵团向新民撤退，集中兵力守沈阳，而蒋则坚持要收复锦州。经杜聿明的再三陈说，蒋介石才改变了直取锦州的计划，口头指示卫、杜：“现在要杜聿明任卫的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驻在葫芦岛，先同卫一道回沈阳给廖耀湘、刘玉章下命令。要廖耀湘以营口为后方，以全力攻锦州；要刘玉章先占领营口掩护后方；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但蒋介石没有下达正式的作战命令⁽¹¹¹⁾。同时，蒋介石的腹案是要放弃沈阳，但又不采取彻底放弃沈阳的步骤，还留有相当兵力保卫沈阳，尤其是无明令卫立煌放弃沈阳，卫立煌负有主管东北战场的任务，也就不愿负放弃东北的责任，所以，一定要坚持集中兵力守沈阳。这里，不仅有战略思想上的分歧，还有军事政治责任上的分歧。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20日曾“以部长名义（即何应钦——引者）请求总统放弃沈阳，以东北部队扼守锦葫走廊，俾华北得以余力应付聂荣臻之攻击，或转取攻势”。23日，他从罗泽闿那里获悉蒋介石对东北作战的方案：“1．令廖耀湘继续向打虎山、黑山攻击；2．以五十二军向营口攻击，俾取得一海口；3．锦西方面攻势防御以牵制敌军；4．如敌攻沈阳，则回师救援，目前沈阳以三个师守备。”对此，他在日记中评论说：“余以为此种不彻底之办法最易误事，如认为共军已攻占锦州，夹击共军的机会已失，则沈阳转取守势亦无不可。如仍需攻击，则应下大决心放弃沈阳，以全力于辽西求一胜利。总统不此之图，而来毫无丈夫气之缩头战略，则一旦失败，必不可收拾。反不如在辽西硬拼，可以取得相当代价，虽全军覆殁，亦可赢得若干时间之喘息机会。”⁽¹¹²⁾后来事态的发展果如所料。

当日，卫立煌、杜聿明回到沈阳，即召集廖耀湘、刘玉章、赵家骧开会，由杜聿明传达蒋介石口头命令要旨：“（一）要廖耀湘以全力攻锦州，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二）廖兵团除现有兵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三军、新编第六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九军及骑兵重炮战车等）外，增加第六军第二〇七师沿北宁路向黑山、大虎山之敌攻击前进，并确保营口后方交通补给线。如黑山敌人被击退（蒋介石判断解放军要退的），即向锦州攻击前进，协助葫锦（西）部队收复锦州。如黑山、大虎山敌人顽强抵抗，并有增援模样，即向营口逐次抵抗撤退。（三）在廖兵团向黑山、锦州攻击的同时，第五十二军先占领营口，巩固海运补给基地，并与廖兵团联系。（四）第八兵团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及在沈的其他部队守沈阳（周的命令是次日补下的）。”⁽¹¹³⁾各将领不敢再反对蒋介石的命令，只好分头执行。卫立煌看到廖兵团处境十分危险，即布置工兵在辽河上架几座桥，以便在危急关头仍接廖兵团回沈阳。

当廖耀湘兵团孤悬在新开河以西进退迟疑之际，东北野战军对作战方向迅速作了调整和部署。当时，东北野战军在攻击锦州时，士气、战术、技术、土工作业都大为提高，在总攻击发动前地面上看不到部队，从而得以避免被敌机、敌炮大量杀伤，进攻前注意地形侦察，进攻中注意疏散队形，又以绝对优势兵力协同作战，一举发起攻击，大大减少了部队的伤亡，并使部队很快就能恢复战斗力。林彪报告说：“锦州战斗十五日解决，我伤亡约二万四千余，目前正在补充伤亡的干部，恢复组织，数日后可出动继续作战。”⁽¹¹⁴⁾突破了大战后解放军总是要作长时间休整才能继续作战的惯例。军委致电前线将领说：“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¹¹⁵⁾东北野战军处于主动求战的有利地位。

关于作战方向，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17日致电东野，主张休整15天左右后，先打锦西、葫芦岛，引诱沈阳敌军增援，待营口封冻，使沈阳敌军不能从营口撤退。而东野将领则主张先歼长春突围之敌，同时佯攻锦西，引诱沈阳敌军深入大虎山、沟帮子、锦州之线，予以歼灭。长春六十军起义后，东野将领估计沈阳敌军不敢再按原计划向锦州前进，所以，一度觉得只有攻锦西、葫芦岛为好。但军委方面接到可靠情报，蒋介石在天津集中五万吨船只准备从营口撤兵，而长春有望和平解决，因此，十分担心沈阳敌军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要求东野部署兵力，控制营口。廖耀湘于17日部署攻击黑山之后，林彪即考虑先歼灭廖耀湘兵团，并在军委决策之前，预先作了一些部署。19日21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军委，考虑到锦西敌兵力强大，地区狭隘，攻击不易，建议先歼击廖兵团：“如沈阳之敌仍继续向锦州前进时，则等敌再前进一步后再向敌进攻；但有若干征候敌不再前进，或有向沈阳撤退转向营口撤退的象征时，则我军立即迅速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方法，将新一、新三、新六、七十一、四十九军全部歼灭，使之不能退回新民、沈阳和退至营口。”⁽¹¹⁶⁾尽管军委有锦州各部至少再休整一星期的指示，但东野积极求战，已准备立即出动，抓住廖兵团。20日4时、7时，军委两次电示同意东野建议，并指示说：“望你们密切注视这数日的动态，不失时机，争取大胜。”同时授权前敌将领临机决断：“关于具体部署，由你们根据情况相机处理。”⁽¹¹⁷⁾军委提出的具体意见，仅供前线将领参考，灵活运用。

正当10月20日蒋介石在北平向卫立煌、杜聿明下达口头命令之时，林彪也向各纵队下达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作战命令，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战法，进行部署。首先，在北镇、沟帮子一线的第十纵队及第一纵队第三师，原为诱敌深入，从黑山、打虎山后撤至此。林彪命令其当日黄昏出发，重返黑山、打虎山（即大虎山）南北地区隐蔽，如新立屯之敌前进，则退至黑山、打虎山一带阻敌南进；如敌向新民撤退，则立即插上，截断新立屯敌军退路。命令在阜新的第五纵队当日黄昏出发，秘密移至广裕泉西南接敌，如敌撤退，则迅速插至新立屯以北，截断新六军退路。以第六纵队在彰武东北待机包围彰武。命令锦州地区的主力，分两批出发：当日黄昏，第八纵、一纵、三纵及第六纵的第十七师秘密出发北进；21日黄昏，第二纵、七纵、九纵、炮纵出发，向东北方向前进。命令辽南独二师向营口急进布防，阻击海陆敌军。命令第十二纵队及原包围长春的各独立师迅速南下，首先包围铁岭地区的第五十三军所部，拖住沈阳地区敌军。命令塔山地区的第四纵、十一纵及两个独立师继续阻击锦葫敌军东进。林彪指示各部，战局“关键在于是否能截断新立屯、彰武之敌的退路”，万一敌向营口撤退，则主力由沟帮子迅速东进过河至营口、牛庄间歼灭敌军。⁽¹¹⁸⁾同日，东北野战军首长下达了政治动员的命令：“必须像锦州战斗一样，以勇猛果敢、前仆后继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疲劳的精神，争取大胜。”⁽¹¹⁹⁾

22日，林彪根据在辽阳的敌第五十二军等部到达巨流河的不确实情报，判断沈阳敌开始向锦州总撤退，命令辽南独二师回师北进至新民以西，参加在新立屯、黑山地区与敌军的决战。大战在即，23日，林彪进一步发出指令，激励士气，并谆谆指示部属以作战机宜，特别强调注重战术：“此次大战只要我各级干部严守准备好了再猛攻的原则，则必然横直打胜仗……我们所最担心就是怕部队不实行这个打法而将仗打坏。”⁽¹²⁰⁾24日，敌第五十二军先期占领营口，毛泽东十分着急，于25日晚严厉批评林彪是“一个不小的失着”，担心敌以全军东进营口，正面无重兵堵击，要求东野令长春各独立师兼程南下，收复营口⁽¹²¹⁾。但这时，东野各部已扭住敌军，大局在握了。

廖耀湘对林彪的部署一无所知，以为林彪重兵集结锦州，自己尚有足够的时间机动地向营口撤退。20日晚，他从沈阳接受杜聿明转达的蒋介石的命令之后，即命令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于21日拂晓开始攻击黑山。当时，他并不知道解放军第十纵队等部已重返黑山地区，还以为黑山兵力不大。但21日，第七十一军的攻击受到了顽强的阻击，毫无进展。廖耀湘不得不命令新一军准备接续进攻。22日，七十一军在重炮支援下，继续强攻黑山，但仍遭到了坚强的抵抗和反击。23日，新一军投入攻击，廖耀湘期在必得。

黑山、打虎山，山势连绵，南濒沼泽，中间为一狭窄的通道，占领黑山，进可攻锦州，退可掩护向营口撤退，而如果未能占领黑山、打虎山，则解放军居高临下，对在狭窄走廊中行进的部队将构成严重威胁。但廖耀湘投入重兵之后，经过整日血战，阵地得而复失，解放军且有猛烈的反击，敌情异常严重。同时，廖耀湘得到了锦州地区解放军已到达北镇的情报，不敢继续恋战。23日晚，廖耀湘不得不下达向营口撤退的命令，以新六军、四十九军为先头部队，沿着黑山、打虎山以东的狭窄走廊撤退。为了掩护主力撤退，廖耀湘命令新一军等部继续攻击黑山，并攻击打虎山。24日，进攻黑山的部队遭到解放军的猛烈反击，走廊的安全受到威胁。廖耀湘率兵团部随新六军行动，撤至胡家窝棚后，命令新六军停止前进，增援黑山的战斗，并攻击打虎山，建立侧卫阵地。同时，更改部署，命令第四十九军并指挥紧跟在后的新三军第十四师为兵团先头部队，新三军主力到达后，待新一军及七十一军撤下攻击阵地后，随第四十九军之后跟进，实行逐次撤退。

25日拂晓，第四十九军前卫团在台安西北遭到自盘山北上的辽南独立第二师的伏击，而跟随其后的部队还不知道前面发生战斗。第四十九军随即遭到独二师及北进的第八纵队第二十三师的阻击，南逃的退路被截断。军长郑庭笈未能与廖耀湘联络上，对当面敌情也没有摸清楚，未能以全军之力杀开一条血路，即向卫立煌报告。卫立煌接到郑庭笈的报告，即令郑率四十九军两个师，新六军的新二十二师与新三军的第十四师退回沈阳。但郑因等待和廖耀湘联络，没有立即行动。同日晚，奉命南下阻击的解放军第六纵队插至北宁线的厉家窝棚、姚家窝棚一带，袭击新三军后尾师，第五纵队各部插入二道境子、郑家窝棚之线，截断了廖耀湘兵团退往新民、沈阳之路。

据廖耀湘回忆，当时，他对上述严重情况毫无所知，而仍决心向营口撤退，并于25日晚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停止攻击，部署后撤。26日拂晓，七十一军在胡家窝棚兵团指挥部西部高地接替新六军等部防地时，发生混乱，解放军第三纵队一部乘机插入胡家窝棚，消灭了廖耀湘兵团的指挥部。当时，廖耀湘本人正离开新六军军部视察战况，新三军军部、新一军军部及新六军军部，正在行军状态下，被穿插进来的解放军先后打散。通讯联络和指挥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廖耀湘对部队的掌握陷入了困境，他只好到新三十师师部和各军重新建立联系，但各部队都在苦战之中。黄昏时刻，廖耀湘到达新二十二师师部，与郑庭笈取得了联系，当时，退营口已经不可能。由于地图上的沼泽地已经成为农田，向沈阳撤退的道路尚好，他在向沈阳撤退或就地抵抗之间犹豫不决。旋接卫立煌命令向沈阳撤退，即决心遵卫命令部署各军经老达房向沈阳后撤。但这时，解放军主力先后到达战场，在廖耀湘兵团各军之间，大胆穿插，分割包围，廖兵团各军一片混乱，已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激战至28日拂晓，陷入绝地的廖耀湘兵团十二个师十万人马迅速瓦解，被解放军全部歼灭，廖本人被俘。

在辽西激战之际，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于25日晚截断铁岭敌军退路。27日晚，林彪完成了对廖耀湘兵团的包围之后，即令第十二纵队主力向沈阳机场前进，并令辽南军区部队迅速架设浮桥，以便大军向鞍山、海城前进，截断沈阳残敌退路。10月31日，解放军第一、第二纵队到达沈阳西郊，第十二纵队位于沈阳之南，各独立师到达沈阳东郊、北郊，南北各路大军包围沈阳。另一部解放军第七、第八纵队和辽南独立第二师占领辽阳、鞍山、海城，第九纵队直逼营口。

杜聿明于10月21日到达葫芦岛，这时，第三十九军已从烟台运到。杜即部署锦西、葫芦岛部队再攻塔山，但各军士气低落。23日攻击开始，仍受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至26日，解放军主动撤出塔山阵地。27日晨，蒋介石召杜聿明到北平，要他部署东北残部的撤退事宜，但仍要沈阳部队归周福成指挥死守。杜聿明先回锦西，命令部队退守原阵地，严防解放军反攻，随后到沈阳，命令周福成部署守备。30日，杜聿明再次奉命前往沈阳，但飞机已经无法降落，只好转回北平，向蒋介石请示撤退营口、葫芦岛部队。同时，王叔铭也向蒋介石请示对卫立煌的安排，蒋才指示令卫立煌到葫芦岛指挥。于是，卫立煌得以乘最后一架飞机脱离沈阳，到达锦西。11月10日，蒋介石命令将卫立煌撤职查办。

11月1日，解放军向沈阳发动总攻。沈阳守军，士无斗志，纷纷向解放军接洽投降，仅第二〇七师顽抗死守，遭到解放军的攻击，至2日，终于被解放军歼灭。同时，11月1日，解放军突入营口，2日，予以占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主力，眼看全局崩溃，在海军接应下，慌忙丢下辎重逃生，军部和第二十五师于1日登轮撤至葫芦岛，第二师所乘宣怀轮起火沉没，全军仅撤走万余人。⁽¹²²⁾11月2日，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前往徐州指挥。他即部署从海上撤退葫芦岛军队，以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归还华北建制，运秦皇岛；以第三十九军、第五十二军及第五十四军撤至上海、南京一线。自11月2日至10日全部撤离，共动用船舰四十四艘，撤出官兵13.78万人，其他人员三千余人⁽¹²³⁾。

解放军随即于11月10日占领锦西、葫芦岛，12日占领承德。至此，东北和热河全境解放。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取得了空前的辉煌胜利，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匪”总司令部，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三个整师，连同其他部队共47.2万余人。国民党军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而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了300万人，超过了国民党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终于建立了优势地位。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中，兵败如山倒，实力和士气，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解放军的连续攻击下，形成了连锁反应，迅即出现了雪崩式的总崩溃。

第三节　平津战役（上）

一　辽沈战役期间的华北战场

在辽沈战役期间，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抽调第六十二军、独立第九十五师及第九十二军一个师到葫芦岛增援。因华北兵力显得空虚，未敢抽调第九十二军全军赴援。因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挺进绥远，迫使傅作义本部军队西援，而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平张线的活动，威胁张家口，又使傅作义东西难以兼顾。10月5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又发起了太原外围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进迫太原。华北国民党军态势也逐渐恶化。但傅作义用兵灵活，仍能与华北解放军对抗。10月8日，傅作义向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表示，“希总统能注意太原方面之作战，并希对东北、华北均采取主动”。郭“拟劝总统开作战会议，研究太原承德应如何作战，尤其依辽西作战可能之推移，应早作准备，以免以后又居被动”⁽¹²⁴⁾。但蒋介石为孔令侃之事，离平返沪，使傅作义大为失望。

1948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华北第二、第三兵团指挥员的意见，以第三兵团西进绥远，以一部控制兴和、台基庙、集宁地区，以主力西进，相机攻取包头，企图吸引傅作义部暂四军、第三十五军等部西援，以策应第二兵团作战。15日起，第三兵团西进作战，相继克复陶林、托克托河口、乌兰花、武川、萨县，23日克包头，一部继续西进，歼敌一个团，直达包头西的公庙。然后回师准备攻击归绥。傅作义对第三兵团的西进，未予置理。11月5日，第三兵团各部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拟11日向城关推进。9日，毛泽东考虑到打援没有把握，建议第三兵团东转至归绥、卓资山、集宁地区休整。

在第三兵团准备西进的时候，第二兵团为策应第三兵团及东北作战，于10月9日起再次破袭平张路，主力则隐蔽集结，寻机歼敌。11日占领青龙桥、八达岭，并向居庸关发展。12日，位于康庄的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东进，企图重占青龙桥，为解放军击溃。同日，位于宣化的第三十五军增援康庄。毛泽东于13日指示第二兵团：“为吸引九十二军一个师（已由北平附近开塘沽）回顾，不去增援葫芦岛，为吸引三十五军继续向东，以利杨李李（即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所率的第三兵团——引者）在绥远行动之目的，望你们于破路之同时，集结相当兵力歼灭十六军一二个团。”⁽¹²⁵⁾14日，暂三军也由下花园东进，遭到第二兵团第三纵队的阻击，但此时，在康庄、南口的三十五军、十六军也集中五个师东西对进，向青龙桥一线进攻。第二兵团拟集结七个主力旅围歼康庄东进之敌，但第三纵队二个旅未能赶到，经两日血战，未能歼灭被包围的敌军，而西进之国民党军已占领青龙桥，第二兵团于15日晚不得不撤出战斗，主力转至路北休整。

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康庄两次战斗，未能达成歼灭敌军一部的目的，自己也有相当损伤。傅作义认为战斗获胜，向国防部报捷。19日，国防部第三厅建议：“华北放弃承德及若干不必要之点线，集中五个军机动，必要时尚可配合华中作战。”⁽¹²⁶⁾于是，傅作义乘解放军主力远出、冀中解放区中共中央和华北机关腹地空虚，策划围魏救赵之计，集结重兵，企图偷袭石家庄，直接攻击位于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中共首脑机关。24日，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新编第二军（即第一〇一军）第三十二师、新编骑兵第四师、整编骑兵第十二旅（即骑二师鄂友三部），配属汽车500辆，组成所谓“援晋兵团”，自涿县南下，26日进抵保定。第三十五军、十六军也南调平汉线作为后援。但傅作义的作战方针是：“如步兵顺利到达滹沱河，即命骑兵进袭平山县西柏坡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掌握住：绝对不能使军队受到损失，打不打石家庄是次要的，要保证军队能随时撤回。”⁽¹²⁷⁾

中共中央很快就获得谍报，紧急动员就近的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和地方武装进行阻击，同时，于25日命令第二兵团星夜急行军南下回援。“援晋兵团”行动迟缓，至28日才从保定出发，前锋在方顺桥和解放军发生战斗，29日进抵望都。这时，解放军第二兵团先头第三纵队于30日赶到定县、唐县地区，沿唐河布防。“援晋兵团”进抵清风店，直趋唐河，他们看到解放军已经沿河布防，一面派出小股部队抢渡，一面就是否需要全军强渡在河边犹豫不决。31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新闻稿，公开揭露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军事密谋。是日晨，傅作义鉴于华北解放军主力已经南下，偷袭计划已经泄漏，不得不命令所部撤退：“敌三、六纵队已由热察两省返冀援石，其前锋已过察省蔚县。着你部克日撤至方顺桥待命，并已派第三十五军接应。”⁽¹²⁸⁾“援晋兵团”即于是日午后退至方顺桥。此后，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即驻守在曲阳一带。

在“援晋兵团”南侵之际，解放军辽沈战役已胜利在握，塔山守备部队已撤下休整。毛泽东为打击“援晋兵团”及集结在平汉线的敌军重兵，于10月29日致电林罗刘，请他们考虑将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南调到三河一线，相机攻击通县一带，威胁北平。当日林彪即复电，可以将在锦西附近的第四纵、第十一纵全部及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日内即开始向山海关、冀东方面前进，威胁敌人。毛泽东接电后十分高兴，但仍要求他们把部队部署在玉田、蓟州、三河、宝坻地区，威胁北平，并在那里休整。于是，程子华、黄志勇率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首先入关至北平近郊作战。

蒋介石自10月15日从南京飞沈阳，16日到北平，一直在北平指挥东北作战。至30日，东北大势已去，他在北平也已无能为力，只好回南京去了。临行之际，要求傅作义“速筹巩固华北计划，并付以华北军事全权”⁽¹²⁹⁾。葫芦岛决定撤退后，傅作义十分焦急，请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转告蒋介石，要求将葫芦岛所有部队尽留华北，否则他就不愿守平津，即以所部活动作战⁽¹³⁰⁾。11月3日国防部作战会报，何应钦主张傅部南下袭击济南，以后即在山东作战，旋又主张以傅部运青岛。4日，傅作义到达南京，与统帅部商讨华北军事⁽¹³¹⁾。5日晚，在何应钦家，白崇禧、顾祝同、傅作义和郭汝瑰等研究华北作战。郭“同意多留部队于华北，但希傅能各个击破绥远及太原共军，傅不肯为，且只要求五十四军留大沽”。郭“觉傅尚不够魄力，伊此时实应举全力以击破聂荣臻、徐向前”⁽¹³²⁾。11月6日，蒋介石与顾祝同、何应钦商讨华北军事方略，决令傅作义固守华北，并增加其兵力。蒋又接见傅作义，指示华北必须固守，并授予处理全权⁽¹³³⁾。

关于傅作义作战方向，大体说来有三种选择：一是傅作义率本部军队退守绥远，中央系军队任其南撤；二是固守平津塘；三是所有华北“剿总”部队放弃平津南撤。在这次会商中，傅作义究竟如何主张，说法不一。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叙述：“蒋介石提出放弃平津，委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的主张，要傅率部南撤。傅作义对蒋介石并吞、排斥异己的惯伎深怀戒心，不愿南撤，而企图在平、津危急时率部西撤绥远老巢。但这时，蒋、傅又判断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有三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时间，要到次年春天才能入关作战；在东北我军入关之前，凭傅部实力尚能应付自保。而暂时守住平、津对于蒋、傅都是有利的：对蒋介石而言，可以钳制东北、华北我军，取得部署长江防线、组训新兵所需时间；对傅作义而言，则可以争取到美国的直接军援，便于西撤绥远，自成局面。因此，蒋、傅最后决定采取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变化的方针。”⁽¹³⁴⁾《平津战役·综述》：“傅一到南京，国防部长何应钦便转达蒋介石要他率部南撤，并畀以‘东南军政长官’之意。会上，傅作义以主战的姿态，提出‘固守平津塘倚海作战’的主张，力陈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非不得已时，不应南撤。蒋介石也考虑到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较长时间休整才能入关，华北‘不致遽受威胁’，而固守平津，钳制东北、华北野战部队南下，对南线作战也属有利。据此，会议确定了固守平津，置主力于津沽，以利尔后行动的方针。”⁽¹³⁵⁾

台湾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记述，“最高统帅”即蒋介石提出了两个方案供傅作义选择，第一案：放弃华北，将冀热察所有部队从塘沽海运青岛，配合徐州作战。第二案：固守津沽，将冀热察部队，主动速向天津、塘沽地区集中，依托海上为后方，采决战防御，万一不利，则由海上撤退。蒋“恐傅氏仍心怀故旧，向绥远撤退，负隅自固，因此特示意傅氏，为接受美援装备，须以海港为后方，且许以如采第一案，则改任傅氏为徐州‘剿匪总司令’；如采第二案，则除酌留一部于匪后游击牵制外，应断然放弃张垣、北平，主力彻底集中津沽”。傅未采第一案，而对面允采行之第二案，亦加以变更，将保定第一〇一军北移涿县与北平间地区，第十三军由承德南移北平东郊通县附近，以第十一兵团守张垣，十七兵团守津沽，控制第三十一、第三十五、暂三、第一〇一、第十六等五个军于北平附近，保持机动⁽¹³⁶⁾。

郭汝瑰回忆中则说：“傅作义终于同意放弃绥远、张家口，在形势危急时，甚至弃北平，只固守津、沽，保持一海口，以维持长期补给。对此华北战略决策，蒋介石回南京后也完全同意。开始，傅作义执拗地要交出部队，后又在两个美军枪械的诱惑下愿各个击破共军。因此我对傅变化莫测的态度深感疑惑，以为所谓‘各个击破’，不过是受两个美军军械的诱惑，改变态度，怕人取笑用以搪塞我的假话。但后来傅回北平，确募集了三个军的部队，等待用美械装备。以后新保安之战，他确实想各个击破，我才相信他所说是真。‘各个击破’确实是他那时的指导思想。”⁽¹³⁷⁾郭的这一说法与前引郭日记有别，但和台湾版战史近似。真情究竟如何，尚待更可靠的资料刊布。

不过，当时美国方面对傅作义的作战能力是比较重视的，希望加强对傅部的援助。1948年6月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时，和傅作义进行了长谈。司徒雷登对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傅部的战斗精神及傅作义的土地再分配方案，表示欣赏。6月30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他（指傅作义——引者）急需装备（包括弹药），他企图以易货贸易的方式，以当地产品作交换，进行价值一千万美元的交易，但他只能通过天津的一些声誉不良的外国代理商来进行。我希望我国政府能够以某种方式帮助他，而不要把他赶到那些代理商那里。自然，那得先行征得蒋总统的批准。”⁽¹³⁸⁾据美国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J．Forrestal）1948年11月3日致代理国务卿的复函中说，驻在青岛的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海军司令白吉尔上将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陈明：“委员长（指蒋介石——引者）同意把补给优先供应山东和华北。”陆军部已经被告知，“按目的地来说，各个港口船运物资的百分比大约如下：天津——30％（船运经过青岛），青岛——10％，上海——60％”⁽¹³⁹⁾。所以海口对傅作义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国民党军队的派系之争是一个历史积累下来的无可救药的顽症，傅作义以其实力和才华，从蒋介石手中赢得了华北地区军队的指挥权，但派系的区别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央系军队听从他的指挥是有条件的，一旦形势变化，派系的分界就会明朗化。据谍报消息，傅作义是年6月间在一次讲话中就透露过：“华北局势将来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有西向察绥与宁青会合（按傅与二马密约，一面听命于中央，一面保持自己实力，对平津河北只有放弃）。”⁽¹⁴⁰⁾因此，他本有交还中央系军队，率本部三个军退回绥远，进行游击作战的考虑⁽¹⁴¹⁾，要他真正作出放弃绥远的决断毕竟是很困难的。结果，华北“剿总”所部从张家口到塘沽排了个一字长蛇阵，似是灵活机动，实则进退失据，处于麻痹状态。傅作义在严重恶化的军事态势面前，已经江郎才尽。

二　平津作战的决策

在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平津地区敌军孤立无援，而淮海战役已经顺利展开之际，解放军统帅部和前线将领从全局战略利益出发，对华北的局势十分关注，谋求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已经可望的全国性胜利。中共中央军委原计划东北野战军在大战之后休整一个月，然后至平津一线作战，并要求向全军公开提出打平津及在平津战役中歼灭傅作义主力的任务。而东北野战军各部大战之后，喘息未定，内部整理任务繁杂，纷纷要求延长休整时间。统帅部和前线将领对华北作战方针一时未能确定。

11月7日，毛泽东指示林彪等东北、华北各野战军将领，分析了傅作义的三种可能选择，指出“固守平津，如敌取此项方针对于我们是有利的”，要他们密切注意华北国民党军动向。⁽¹⁴²⁾11月9日，军委考虑到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如攻击归绥傅作义根本之地，有促使傅作义部提早西退的可能，而三兵团又没有打援的力量，同时，太原阵地坚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攻城兵力也不占优势，眼下伤亡严重，因此，指示三兵团停止进攻归绥，东撤至归绥、集宁间休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准备参加太原作战，争取在12月15日以前攻克太原。13日，军委指示先期入关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在华北作战“尤重在抑留傅敌于平张津保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南撤”⁽¹⁴³⁾。

这时，国民党军徐州形势危急，为防止傅作义放弃平津撤退，东北野战军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根据军委指示精神，于15日向军委建议，“暂不攻太原，而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这一方案的指导思想，是以包围敌军一部，迫使傅作义不能丢下部下不管而径自撤退，策略比较粗糙，军委没有采纳。但前线将领作战积极，士气旺盛，军委即于16日同林彪等商量：“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即先行入关包围天津、塘沽、唐山，然后休整。林彪等考虑到部队困难较多，一时没有同意，但答应以两个纵队尽可能先出动，同时，仍主张关内部队先包围一部敌军的策略。东北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等也建议东北伤亡小的部队先行入关，同时，也不赞成军委令华北二兵团西进打太原的方案，主张集中力量对付傅作义。解放军将帅之间，为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绞尽脑汁，一时难以找到一个妥善的方案⁽¹⁴⁴⁾。

傅作义于11月6日从南京回到北平之后，在军事上进一步作了收缩，11月9日，驻保定的第一〇一军除留一个师守备外，军部率新编第三十三师（即二七三师）退守涿县。11月12日，第十三军撤出承德，驻守通县附近。这样，他的部署为：北平地区：第四、第九两个兵团部，第三十五、第一〇四（即暂编第三军）、第十六、第三十一、第十三、第一〇一（即新编第二军）等六个军，一个新编骑兵第四师，一个补给区司令部等；张家口地区：第十一兵团，第一〇五军（即暂编第四军），第五、第十一两个整编骑兵旅；津塘地区：第十七兵团，第六十二、第九十二、第九十四、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等五个军，第三二六、第三三三、独立九十五等三个师，一个交警第三旅，一个交警第十总队⁽¹⁴⁵⁾。傅作义指挥的部队有四十四个师，除归绥四个师外，中央系二十四个师，本部十六个步骑师，他以本部军队部署在北平及其以西地区，以中央系军队部署在北平及其以东地区。由于蒋介石付以军事全权，傅作义也极力分割部署中央系军队，以便指挥。他的作战计划，事先也不报告国防部，《郭汝瑰日记》说：“华北作战，一直是由傅宜生全权主持，伊之作战指导，事前并不报告本部。”⁽¹⁴⁶⁾蒋介石对中央系军队的指挥，常常干涉细部，引起部下的不满，也引起前敌将领对统帅部幕僚的不满，但他对属于其他派系统率一方的将领的作战指挥，倒是比较放任的。

鉴于东北野战军不久必然南下，平津地区在军事上毫无出路，傅作义不能不作撤退的部署。他既承允固守津沽，保持海口，适当时机撤出北平，为此，“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如修筑平津段铁路两侧的护路工事，以准备转移平、张兵力和物资，派出先遣指挥所（副总司令宋肯堂）进驻塘沽，并预定必要时将‘剿总’总部移驻天津，以及将平津张等地的一部分眷属先搬到了天津等等”⁽¹⁴⁷⁾。11月13日开始，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军属和机关人员分批乘车向平津撤退。但傅作义顾虑军队南撤时，中央系军队有海运的便利条件，而本部军队并无自己能够控制的船只，海运比较困难，加上撤退眷属的负担，海上撤退并非易事。因此，他同时又通知张北、兴和、尚义地方政府秘密准备粮草供应大军，作西撤的准备。但西撤没有海口，不可能接受拟议中的美式装备，而且西撤与西北马家军关系复杂，回旋余地也小。而过早放弃北平，对他个人能战的声誉也不利。傅作义面临着两难的选择，犹豫不决，而且，他显然没有估计到东北野战军有迅速入关的可能，因此也不着急迅速作出决断。

傅作义面临着军事上的严重危机，深感单纯从军事上难以找到出路，就希望从政治上想想办法。据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忆：“我即向傅建议，我们的方向要及早决定，适时去做，不能等待。如等到张垣附近发生情况时，势必又要派些部队去，那时就不能自由行动了；如果平、津再发生情况，这些部队又要调回来，而且平、张间道路随处都可能遭到截击，将形成不好收拾的局面，那时可就晚了。傅作义对此也表示同意，只是对张垣放弃的问题不能作出决定。傅作义对于军事部署，如此拖延搁置，整天却在接见政界人士、名流学者，非常忙碌。当时，我认为傅作义对人民力量的伟大、对蒋介石王朝日趋崩溃的情形，比我认识的更深刻，必是在政治方面另求出路。其次，我觉得在军事上已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令实行了某些措施，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因此，关于作战问题，傅既不问，我也不谈。”⁽¹⁴⁸⁾

傅作义尽管由蒋介石授予了很大的权力，但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处境是很复杂的。早在1947年7月初，美国驻北平领事弗里曼曾获得情报，有一个第三党运动，由冯玉祥指挥，第一方案，就是“对中央政府宣布独立”，准备由某一位拥有实力的将军首先宣布，作为“第一颗炸弹”，其他将军追随行动。情报说，“傅作义也许是采取这个步骤的第一个人”⁽¹⁴⁹⁾。东北形势吃紧之际，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于9月间对傅作义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傅作义在谈到苏联的内外政策时，据齐赫文斯基（C．Д．Tиxвинcкий）回忆，“对苏联的武装力量的历史，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对于原先沙皇的、然后是白军的军官和将军参加红军队伍的情况”。齐赫文斯基介绍了这些将军在红军中忠诚服务、建立战功的情况，“傅作义非常注意听着我的陈述，对我所说的一切，感到十分满意”⁽¹⁵⁰⁾。这是一种令人寻味的心理状态。11月初，傅作义到南京时，从李宗仁和司徒雷登那里，接受了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计划，准备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观念，期待与全国一致达成和平。据《徐永昌日记》，他在1949年9月19日在包头与傅作义对谈时，傅痛苦地说：“去年十一月不去南京，决不会有此错失。因当时李德邻、司徒雷登皆言政府必须求和，和亦有把握。比〔彼〕时想，既然和有把握，何必再北走或南走，此错失之所由来也。”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政界，正在试图与中共恢复和谈，并有一种以非黄埔系，即傅作义、白崇禧、张发奎、西北马家军的联合，取代蒋介石，与中共抗衡，达成和平的活动（关于国民党内的和平运动，请参阅第七章）。傅作义当然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当时，傅作义在获得了蒋介石的授权之后，华北平、津、冀、晋、热、察、绥七省市参议会于11月2日在北平成立了联合办事处，表示：“际此东北逆转，华北紧张，应以民众代表身份，成立联合办事处，俾发动全华北民众力量支持傅氏。”⁽¹⁵¹⁾3日，他们晋见傅作义表示：“今后，七省市民意可以反映给剿总，剿总希望民意机关协助者，亦可予以全力协助。”傅除表示“对华北有通盘计划，军事有把握”之外，对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联合办事处的成立“表示兴奋”⁽¹⁵²⁾。11月7日，又有冀省国大代表联谊会成立华北自救委员会之类。这些组织成了傅作义可以运用的传达政治意向的工具。此外，傅作义还一再发表激烈的反共演说。11月12日，他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公开演说：“中国今日的戡乱战争，不是简单的普通内战，不是政权的争夺，更不应该是为保护豪门，保护特权，而是民主、自由、和平与极权、恐怖、残忍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¹⁵³⁾他的演说获得了国民党舆论系统的一片喝彩。

然而，在幕后，傅作义也开始了和中共接洽和平的活动。这时，民革主席李济深在同彭泽湘谈话时，问彭能否再去北平做傅作义的工作，“劝傅脱离反动政府，反对内战，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合作”。据彭泽湘回忆：“我当时答应了，但同时提出做这个工作必须得到中共的同意和取得联系，李济深的回答是，他设法告诉中共在港的同志，替达中共中央。我带着李济深给傅作义的信到北京后，找到侯少白。侯少白是傅作义的老朋友，反对内战，曾力劝傅不就华北剿总职务。所以他对这一工作，很热心奔走。侯同傅谈了以后，告诉我：傅认为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同我面谈，也不便接受李济深的信，但委托侯少白作他和我的联络人，双方意见由侯传达。经过几次间接交换意见后，傅作义就表示愿意考虑我所提出的问题。这时我就约民盟在北京的负责人张东荪及农工党负责人张云川和我共同进行。同时我找到符定一，由符定一帮助我和中共取得联系。”⁽¹⁵⁴⁾符即赴石家庄与中共面谈。同时，傅作义让他的政工处处长王克俊与傅的朋友刘厚同商议，与中共联系。王与傅商谈的结果，据王回忆：“先设法通过中共地下党给毛泽东主席发出电报联系。我拟就电文便交给了傅先生。电文不长，内容是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并报告了傅在北平能控制的空、陆军数量。电文郑重表示：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作法，现在看来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决定要以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后来知道此电由傅先生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大概在十一月十七日发出了，但未获回音。”⁽¹⁵⁵⁾此电未见公布。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等传阅傅作义1948年12月23日致毛泽东电抄件时，在电文上加注说“傅作义前曾来电赞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与联合政府之主张”⁽¹⁵⁶⁾，或许就是这一电。

内战已经进行两年半了，解放军已经胜利在望，中共中央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以美国为背景、企图保留国民党军政势力的“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已经不会接受。但傅作义在这时提出和谈要求，表明了傅作义已经发生动摇，于是，毛泽东迅速作出决策，利用傅作义的和谈心理，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首先解决中央系军队。1月18日，确定了一系列军事措施，抑留华北“剿总”系统部队在平津地区予以歼灭或迫降，一是命令华北第三兵团位于绥东地区，坚决阻击傅军向绥远逃跑，命令华北第一兵团停止攻击太原，避免刺激傅作义早日向绥远逃跑；一是命令正向太原前线开进的华北第二兵团在阜平待命，准备随时向张家口附近出击，协同华北第三兵团阻止敌人逃跑；一是命令东北野战军：“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廿一日或廿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¹⁵⁷⁾

翌日，林彪接电后遵令动员部队于22日出动（后因具体困难，经军委同意改为23日出发），同时建议，由东北第二兵团于24日包围唐山、滦县，拖住敌人，等候主力到达。但军委考虑到“傅作义的指挥能力较卫立煌等人为强”，担心过早包围唐山会迫使傅作义集中全力接出唐山守军后由海路南撤，因此要东北野战军推迟包围唐山的行动，并要求东北野战军先以五个纵队秘密入关，不走山海关而走热河进喜峰口、冷口，与东北第二兵团协同同时隔断北平、天津间，唐山、天津间，天津、塘沽间的联系⁽¹⁵⁸⁾。从22日起，军委在林彪等建议包围一部敌军的基础上，调整策略，先后命令华北第三兵团于25日从现地出发，切断平张联系，包围张家口，命令华北第二兵团于26日从曲阳出动，进抵涿县、涞水间待命，必要时加入平张线作战。27日又命令东北第二兵团于数日内在平谷地区集中，准备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军委对西线的整个作战意图是：“如果杨成武包围了张、宣之敌，而怀来、北平之敌向张、宣增援时，则程、黄从蓟县，杨、罗、耿从涿县附近迅速西进切断平、张，协同杨成武歼灭该敌。”军委谆谆嘱咐上述三兵团：“你们任务是务必包围几部敌人，以便调动东面敌人西援，故不重在歼灭，而重在包围。你们包围几部敌人之后，紧紧筑工围好，不使跑掉，至要。”并令程子华、黄志勇统一指挥平张战役⁽¹⁵⁹⁾。至此，毛泽东经过周密的考虑，终于作出了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平津地区的决策，布下了天罗地网。

三　平津之围与接洽和谈

11月29日，杨成武率华北第三兵团向张家口外围发起进攻。张家口守将、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发现杨成武兵团从绥远回师攻击，深感局势严重，要求傅作义派兵增援。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率三个纵队，战力有限，攻击保定的华北第七纵队这时减弱了攻击，使守敌第一〇一军的第二七二师得以于11月22日安全撤退。对于华北“剿总”来说，平津周围一时并无严重敌情。傅作义当时对张家口的撤退事宜尚未落实，张家口既出现敌情，于是即调主力第三十五军率二个师、怀来一〇四军一个师分乘汽车和火车增援张家口，于30日下午全部到达，同时，调在昌平的一〇四军主力到怀来，在涿县的第十六军移至昌平、南口一线，以确保平张路畅通。是日，杨成武部攻占万全、柴沟堡、沙岭子等地，对张家口合围。

12月1日起，在张家口一线，国民党军对解放军进行猛烈反击，解放军在强敌压迫下被迫后撤，张家口的局势趋于缓和。据第三十五军参谋长田士吉回忆：“三日，天气晴和，张家口附近无情况。”⁽¹⁶⁰⁾这几天的战况资料互有矛盾，但三十五军到达后，张家口各军没有受到严重威胁恐系事实。11月4日，傅作义飞抵张家口作军事部署，当时无重大战斗，主要是商讨从张家口撤退事宜。据孙兰峰回忆，傅作义说：“由于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我们要在此实行‘荣誉交代’。在张家口撤退时，除军用物资和机要档案尽行带走外，国家仓库的物资和其他财产要造具清册，留人向中共交代。但目前要秘密进行，以免搅乱军心。”⁽¹⁶¹⁾于是，傅作义只是关照说，“张家口是否撤退，何时撤退，等我到北平研究之后，再行电告”⁽¹⁶²⁾，而未作出撤退部署。对于第三十五军的使用方向则表示：“林彪进关尚需时日，这方面仅聂荣臻的部队。留下第一〇五军及原有部队，就能够应付裕如，第三十五军可于明日（五日）返平。”⁽¹⁶³⁾显然，傅作义对解放军的作战部署还毫无警觉。但等他回到北平后，12月5日，解放军东北先遣兵团在前进途中歼灭了密云国民党军第十三军两个团大部，引起了傅作义的警觉。同时，他又发现了东北野战军一部出现在喜峰口内外，平津形势趋紧，当晚即命令第三十五军撤回北平，但没有告诉他们密云出现的敌情。

当时，第三十五军十分麻痹，撤出张家口时，行动十分迟缓，直到6日午后，才上车起程。一路上经过沙岭子、宣化，畅通无阻，直到下花园附近才遭到阻击，道路已被破坏，通过后已到黄昏时刻，军长郭景云即命在鸡鸣驿宿营。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当时由军委直接指挥，毛泽东三令五申要华北第三兵团以一个纵队切断张宣联系，必要时加强阻击兵力，命令华北第二兵团于12月5日到达宣化、怀来间构筑阻击阵地，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命令东北先遣兵团（即程黄第二兵团）向怀来、南口之线急进，要求各部坚决抓住并包围歼灭由张家口出逃的敌军。但华北第三兵团在敌军压迫下违令撤出了阻击阵地，而华北第二兵团至6日各主力纵队尚在向涿鹿、下花园前进途中。12月7日，毛泽东对华北第三兵团违令放掉第三十五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严令第三兵团继续包围张家口敌军，不使逃跑，如果逃跑则坚决歼灭，不得违误；同时对华北第二兵团违误军委到达前线的时限提出批评，严令阻敌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¹⁶⁴⁾

这时，华北第二兵团主力尚未渡过大洋河，杨得志一面命令部队强行军前进，一面命令在新保安附近牵制敌人的第四纵队第十二旅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第三十五军。郭景云没有料到敌情十分严重，7日夜攻入新保安后，仍命令部队休息，拂晓攻击，以为可以冲过小部队的拦截。8日晨，华北第二兵团主力到达新保安镇外，将新保安团团围住，9日，击退了敌怀来出援的第一〇四军及新保安出击的第三十五军的两面夹击，至10日，华北第二兵团完成了对新保安的包围。同时，东北先遣兵团也于9日到达了康庄、怀来地区。在此之前，华北第三兵团歼灭了从宣化向张家口撤退的一个师，紧紧把张家口围住。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主力军，拥有的400辆汽车是傅作义灵活机动作战的命根子，为其所必救。毛泽东把三十五军包围住，也就使傅作义失去了资本，不可能再决心从北平经津塘南撤。果然，傅作义于9日命令张家口的第一〇五军、怀来的第一〇四军东西对进，增援新保安。虽然，一〇四军攻至马圈与三十五军可以遥遥相望，但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面前，不敢力战，无法会师。9日晚，东北先遣兵团对康庄第十六军发起攻击，至10日歼灭其主力，占领康庄。第一〇四军后路受到威胁，被迫撤退，至11日，在横岭、白羊城一带被歼灭大部。由于北平空虚，傅作义不得不将第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六十二军等部调入北平地区，担任守备任务。傅作义的指挥空前凌乱，他已无力控制战局了。

在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包围傅作义部主力的时候，东北野战军正日夜兼程向平津挺进。12月7日，林彪遵照军委命令先期率指挥机关到达蓟县以南的孟家楼，由于大军入关已无秘密可言，命令最后尾三个军（解放军统一番号，纵队已改称军），经山海关入关。12月11日，毛泽东就平津作战，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包围、隔断华北“剿总”系统的所有部队，并命令解放军华北部队归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统一指挥，基本方针是：“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¹⁶⁵⁾对于傅作义的和谈，则着眼于在军事上牵制住他，而不是在政治上和他讨价还价：“傅作义代表正在由涿州来平山途中，我们仍本前告策略和他谈判，要他抓住中央系各军不放，便于我先解决中央系。”⁽¹⁶⁶⁾

在解放军部署的同时，傅作义鉴于形势严重，也赶紧收缩兵力，先期放弃南口、昌平、通县、宛平、唐山、芦台、汉沽诸点，实行分区防守，以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兼北平城防司令官，以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津塘防区司令官。为加强津塘力量，从唐山一线撤下的第八十六、八十七军调到塘沽、天津，将调到丰台的第六十二军主力调回天津。平津局势危急，蒋介石命徐永昌到北平传达自己的意图，说服傅作义南下。13日下午1时，徐飞抵南苑机场，但通往城内的道路已十分危险，无法与傅作义见面，只好通电话。蒋介石要徐转达的意见是：“一、北平二百万人口，设被围，决难持久，所以，只可留一后卫，其余集津沽出战皆易。二、切嘱宜生勿太焦急，革命不是定要在某一地，勿以社会感情、当前毁誉与患得患失之心而左右应当决定的大计。三、准备失败不败。”等等。傅作义向徐永昌陈述说：“敌已准备分段截击平津线，几日前即无法转移矣。且新保安等地被围之军，亦不好弃绝。”徐永昌未能说服傅作义向天津转移，当日即自南苑机场飞回南京⁽¹⁶⁷⁾。

与此同时，傅作义继续和中共接洽和谈。当时，中共地下党员、北平《平明日报》社采编主任李炳泉通过傅作义的联络处长李腾九和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天津《大公报》社记者傅冬菊自12月8日开始“劝说傅作义投降”，到10日傅作义提出条件如下：“（1）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2）一定时间起义，要我为他保密。（3）要求林彪停止战斗，双方谈判。”⁽¹⁶⁸⁾在争取北平和平解决的谈判中，傅冬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崔月犁回忆说：“我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与傅作义谈判工作之后，给傅冬菊的主要任务则是了解傅作义的动态。那时我和傅冬菊见面是在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我们几乎每天见一次面。那时她还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地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同志，由刘仁同志及时转给前线总指挥部。”⁽¹⁶⁹⁾据当时任苏联驻天津的副领事季托夫（A．Тцтов）回忆，北平解放后，傅东（即傅冬菊）告诉他说：“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使父亲放弃自杀念头，并劝说他与中共方面开始和平谈判。北平地下党和她建立了联系，指挥她动作。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她告诉父亲，自己是中共不公开的党员并与北平地下党有联系，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建议他就停止军事行动开始和平谈判。此前，据傅东说，她父亲的态度有点儿冷淡，长时间的沉默，看得出，他仍像从前一样认为，共产党不会饶他，最好的下场是审判后将他关进监牢，这种后果他不能接受。后来，经过长时间思考后，他问傅东，怎么才能保证与他保持联络的现地下党人不是国民党特工机关的间谍呢，同时，他指出，在共产党员中也有这种间谍。傅东说，看来他担心，蒋介石的特工机构是否在用这种方式来检验他的可靠程度。由于和傅东保持联系的几位地下党员，早先她都不认识，因之，傅作义坚持认为，傅东办事不牢靠。在这种情况下，她告诉父亲，自1948年秋便秘密地与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副领事保持联系，并告诉了他与副领事几次谈话的内容。傅东说，直至这时，她的父亲才有些放心，而后又思考了一阵子才同意与中共和平谈判。”⁽¹⁷⁰⁾当然，从前面所述，傅作义和中共的联系，并非只有一个渠道。

就在接洽过程中，东北野战军迅速进迫平津。12月14日，西路解放军各部分别占领南口、宛平、丰台、通州、黄村、采育镇，切断平津联系，完成对北平的包围，17日又攻占石景山和南苑机场。傅作义曾极力企图重占丰台、南苑军事要地，但均被解放军击退。至20日，东路解放军先后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柳青、杨村等地及张贵庄机场，堵绝了傅作义系统的海上退路。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完全失去了和谈的资本，在军事上已毫无办法，在和谈上也没有眉目，“心里着急，神经错乱，每日啃扫帚”⁽¹⁷¹⁾，对自己军事失策十分懊悔，痛苦达于极点。《郭汝瑰日记》说：“郑（长海）告余，此次华北失败，主要在傅宜生不肯早放弃张家口。及共军攻三十五军又违背作战方针，派兵西进，逐次增加，以后凡有人论及此点，傅宜生辄自打嘴巴，以致人不忍再提此事云。”⁽¹⁷²⁾14日晚，他作出让步：“（1）军队不要了。（2）两军后撤，谈判缴械。（3）由傅发通电缴械。”⁽¹⁷³⁾同时，不得已主动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和李炳泉出城，准备前往石家庄，希望见到毛泽东，谈判从张家口起，平津塘全线和平解决。但崔李两人遭到解放军的拦截，被送到东北第十一纵队司令部，翌日20时，纵队指挥员向林罗谭发电报告了此事，16日8时，林罗刘向军委转报了十一纵来电，同时令将崔李两人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附近，由参谋处长苏静接待，开始接触。⁽¹⁷⁴⁾但中共中央军委对于傅作义要求减轻军事压力的让步不能信任，认为“很可能是因为我军十四日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猝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争取布防时间，其中第二条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军委指示林罗刘：“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这里不是指起义——引者），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¹⁷⁵⁾19日，刘亚楼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和崔载之、李炳泉进行了初步谈判，双方所提条件差距极大。

在接触和谈期间，解放军加紧了军事部署，华北第三兵团为应付张家口守敌突围，要求增加兵力，16日，林彪等同意将在南口的东北第四纵队，全部开赴张家口，归杨、李指挥。20日，东北野战军切断了天津守敌的退路之后，军委即命令华北第二兵团向新保安发起攻击。21日，华北第二兵团即扫清外围据点，22日晨7时发起总攻，至17时即结束战斗，全歼守敌，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自杀。23日，张家口守敌看到自己已经孤立，即行突围，受到解放军的坚强阻击，部队突出大境门后陷入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遭到解放军的围歼，全军覆没，仅少数骑兵突出重围，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走小路逃脱。

这时，崔载之通过电台向傅作义作了初步谈判经过的报告，23日，在军事溃败之际，傅作义又向毛泽东发出了求和的电报：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¹⁷⁶⁾。

傅作义在这封电报中，并未改变政治立场，仍以为人民自居的姿态，对毛泽东施加政治压力，在军事上要求解放军后撤，这都是同中共中央军委迫傅作义放下武器的基本方针相冲突，因此，不能为解放军所接受。崔载之为此十分着急，连电傅作义，劝傅不要发通电，否则谈不成。傅作义的联络处长李腾九署名给崔复电说“帮助成功者速成，不是依附成功者求自己发展”，仍求在政治上留有回旋余地，并令崔速回城汇报⁽¹⁷⁷⁾。25日，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发言的方式，宣布了43名战犯名单，把傅作义包括在其中，以剥夺其政治上的发言权。当时，傅作义对和谈的性质很敏感，他对他的参谋长说：“（一）和谈是不是投降？（二）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三）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鉴于双方差距太大，傅作义便嘱咐参谋长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¹⁷⁸⁾北平和谈一时没有进展。

————————————————————

(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3日条。

(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10日条。

(3)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68页。

(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3月13日条。

(5)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1页。

(6)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70页。

(7)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52-155页。

(8)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71页。

(9)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52—155页。

(10)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3页。

(11) 范汉杰：《锦州战役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67页。

(1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19日条。

(1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19日条。

(14)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9日，摘抄打印本。

(15)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6日，摘抄打印本。

(16)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7日，摘抄打印本。

(17)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20日，摘抄打印本。

(18)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7日，摘抄打印本。

(19)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济南会战〉》，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济南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241页；又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军资料选编》第4册。

(20) 《敌战略部署摘记》，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复印件。

(21) 《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1948年8月3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483-489页。

(2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8月7日条。

(23) 《国防部三十七年下半年度计划纲要》，转引自王道平等：《震撼世界的大决战》，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3页。

(24)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74页。

(25) 《郭汝瑰回忆录》，第295-297页。

(26) 《许谭兵团宜攻击济南分散敌人》（1948年7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14页。

(27)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报军委电》，《粟裕军事文集》，第371页。

(28) 《徐向前晋中战役总结报告》（1948年8月9日）。

(29) 《粟陈唐张钟给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并告山东兵团、苏北兵团的电报》（1948年8月10日），《济南战役》，第55-59页。

(30) 转引自《刘邓各纵似以待机歼敌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82页。

(31) 《对攻济打援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67页。

(32)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年9月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页。

(33) 《毛泽东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1948年2月7日），《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34) 《林彪关于决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致毛泽东电》（1948年2月10日），《辽沈战役》，第51页。

(35) 《林彪、罗荣桓等关于敌我形势和攻打长春的意见致毛泽东等电》（1948年4月18日），《辽沈战役》，第52-53页。

(36) 《毛泽东关于同意先打长春致林彪、罗荣桓、高岗等电》（1948年4月22日），《辽沈战役》，第55页。

(37)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进攻或围困长春方案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6月5日），《辽沈战役》，第66页。

(38)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39) 《中央军委关于先取锦州唐山再打承德张家口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7月30日），《辽沈战役》，第80页。

(40) 《中央军委关于对部队南下无期等问题的批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8月12日），《辽沈战役》，第89页。

(41) 参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5-11页；《郭汝瑰回忆录》，第298页。

(42) 《济南战役的目的和兵力部署》（1948年9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7页。

(43) 《关于攻济打援的作战计划问题》（1948年8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73页。

(4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48页注（9），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北京）1981年版。

(45) 《华东野战军济徐作战预备命令》，《济南战役》，第80-84页。

(46) 转引自《粟裕给许谭并中央军委的电报》（1948年9月10日），《济南战役》，第91页。

(4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7页注（3）。

(48)  《济南战役的目的和兵力部署》（1948年9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7页。

(49) 《攻济打援以按原计划进行为宜》（1948年9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9页。

(50) 《济南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2页。

(51)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5日。

(52)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6-17日。

(53) 蒋方宇：《吴化文起义始末》，《济南战役》，第522页。

(54) 聂凤智：《回忆解放济南战役》，《济南战役》，第486页。

(55) 蒋方宇：《吴化文起义始末》，《济南战役》，第522页。

(56) 《济南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20-21页。

(57)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69页。

(58) 《郭汝瑰日记》1948年8月25日。

(59)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0日。

(60)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1日。按：根据中共情报：“据南京谍息，国防部已指定在营口登陆的作战计划，在这次作战中将有防御部队参加，并有招商局的船只保证军队的运输。被指定参加这次作战的各部队已有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国民党指挥机关对这次作战很重视。国民党军队登陆后，拟向沈阳西北方面冲击。假使他们不能在营口立足，那么，最低限度他们必须保证部队从沈阳地区撤退的走廊。”（中央军委9月3日电，《辽沈战役》，第96页）——笔者。

(61)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2日。

(62)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预定作战计划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3日），《辽沈战役》，第97页。

(63) 《中央军委关于秋季作战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9月5日），《辽沈战役》，第100页。

(64) 《中央军委关于攻占锦榆唐及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9月7日），《辽沈战役》，第103-104页。

(6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对北宁线敌情估计及我军部署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10日），《辽沈战役》，第110-112页。按：此电一开头即说“我们完全同意军委鱼十三时电的指示”，我们未见军委有鱼十三时电，而林彪等有致军委的鱼十三时电，军委申虞电即系对林彪等鱼十三时电的答复。据此，上述林彪等电中开头一句似应为：“我们完全同意军委对鱼十三时电的指示。”——笔者。

(66)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5日。

(67)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25日。

(68)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26日。

(69) 郑庭笈：《辽西兵团的覆灭》，《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22页。

(70)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59-160页。

(71) 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5页。

(72)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61页。

(73)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25-30日。

(74) 《中央军委关于攻占锦榆唐及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9月7日），《辽沈战役》，第104页。

(75)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60页。

(76)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30日。

(77)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1日。按：据多种回忆，顾祝同系1948年9月29日回到南京，向蒋报告。但据《郭汝瑰日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顾与卫系于10月1日同赴北平，回忆有误。——笔者。

(7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4册，第65页，并参范汉杰回忆（《辽沈战役亲历记》第74页）。

(79)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日。

(80)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3日。

(81)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7-18页。

(82)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锦州地区作战计划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26日），《辽沈战役》，第127页。

(83) 《中央军委关于作战重心应放在攻占锦州、义县、锦西三点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9月29日），《辽沈战役》，第132-133页。

(84)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攻锦兵力部署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29日），《辽沈战役》，第137页。

(8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仍攻锦州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3日），《辽沈战役》，第147页。

(86) 《中央军委同意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的部署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1948年10月4日），参《辽沈战役》，第149-153页。

(87) 卢浚泉：《锦州国民党军被歼记》，《辽沈战役亲历记》，第85页。

(88) 范汉杰：《锦州战役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74页。

(8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0月12日条。

(9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0月14日条。

(91)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67-170页。按：据廖耀湘回忆，前引蒋介石14日命令系在14日以前所发，他接获命令后于14日晨命令部队渡新开河，15日占领新立屯。如蒋的命令系14日发，廖部15日就不可能占领新立屯。据毛人凤1949年1月5日呈蒋介石的情报：廖耀湘“十日克彰武，十四日拂晓克新立屯，并进逼芳山镇”（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本，《戡乱军事概况——东北方面》下一第16册，第600页）。又，林彪曾报告，国民党军17日占领新立屯（《辽沈战役》，第212页）。另据东北解放军《阵中日记》：“（10月17日）沈阳西进之敌，于今（十七日）十六时进至新立屯。”“（10月18日）昨占新立屯之敌，新一军、新三军今续向阜新前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1038-1042页）。杜聿明、廖耀湘回忆16日到新立屯视察，17日又似太晚。待考。——笔者。

(92) 侯镜如：《第十七兵团援锦失败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47页。

(93) 《中央军委关于同意打长春第三方案及攻城、阻歼援敌作战方法等问题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6月7日），《辽沈战役》，第69页。

(94)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预定作战计划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3日），《辽沈战役》，第97-99页。

(9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防长春敌突围部署致第一兵团等电》（1948年9月29日），《辽沈战役》，第135页。

(96) 郑洞国：《困守孤城七个月》，《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00页。

(97) 《郭汝瑰日记》1948年8月21日。

(98) 《郭汝瑰日记》1948年8月21日。

(99) 郑洞国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100)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周桓关于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致萧劲光、肖华等电》（1948年9月11日），《辽沈战役》，第113页。

(101) 郑洞国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102) 郑洞国：《困守孤城七个月》，《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01页。

(103) 尚传道：《长春困守纪事》，《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92页。

(104) 《我的戎马生涯》，第506-508页。

(105) 《我的戎马生涯》，第510页。

(106) 《中共中央同意争取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的方针致东北局等电》（1948年10月16日），《辽沈战役》，第193页。

(107) 《周恩来致郑洞国信》（1948年10月18日），《辽沈战役》，第205页。按：郑洞国回忆中未提是否收到周恩来的信。——笔者。

(108)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15日。

(10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0月15日条。

(110) 据廖耀湘回忆，杜聿明“要求我退到营口地区之后，再经盘山、沟帮子向北打，与他指挥的东进兵团在大凌河会师。我认为这一案可以实行”。按：这时杜似尚未得到蒋介石的授权指挥东进兵团，时间回忆有误差。参《辽沈战役亲历记》中廖与杜的回忆文章。——笔者。

(111) 参杜聿明回忆，《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9-31页。

(112)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3日。

(113) 参杜聿明回忆，《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1页。

(114)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沈敌动向及我军对策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19日），《辽沈战役》，第212页。

(115) 《中央军委关于急速截断沈敌向营口退路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10月19日），《辽沈战役》，第217页。

(116)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打沈阳西犯之敌的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19日），《辽沈战役》，第216页。

(117) 《中央军委关于全歼廖耀湘兵团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及《中央军委关于以九个纵队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9年10月20日），《辽沈战役》，第219-221页。

(118)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围歼廖耀湘兵团部署致各纵队等电》（1948年10月20日），《辽沈战役》，第223-225页。

(119) 《林彪、罗荣桓等关于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1948年10月20日），《辽沈战役》，第230页。

(120) 《林彪、罗荣桓等关于乘敌撤退与敌决战致各纵队等电》（1948年10月23日），《辽沈战役》，第234-235页。

(121) 《中央军委关于再调部队南下阻敌向营口退却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1948年10月25日），《辽沈战役》，第240页。

(122) 日期据杜聿明回忆（《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2页），《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为10月31日晨1时第五十二军各部开始登轮（第4册，第118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为11月2日到达葫芦岛（1948年11月4日条）。——笔者。

(12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1月9日条。

(124)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8日。

(125) 《望杨罗耿部歼敌十六军一部》（1948年10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74页。

(126)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19日。

(127) 由竹生：《偷袭石家庄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128) 由竹生：《偷袭石家庄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第41页。

(12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0月30日条。

(130)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3日；《郭汝瑰回忆录》，第343页。

(131) 日期据《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1月5日第2版报道。

(132)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5日。

(13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1月6日条。

(134)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第286页。

(135) 《平津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136)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4册，第174-175页。

(137) 《郭汝瑰回忆录》，第344页。

(138) FRUS，1948，Vol．7，p．329．

(139) FRUS，1948，Vol．8，pp．189-190．

(140) 《北线敌情摘记》（1948年5月至10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41) 《郭汝瑰回忆录》，第343页。

(142) 《中央军委关于对蒋介石、傅作义动向的分析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1948年11月7日），《平津战役》，第52页。

(143) 《中央军委对尤重在抑留傅作义于平张津保地区致程子华、黄志勇等电》（1948年11月13日），《平津战役》，第57页。

(144) 参1948年11月15日至17日中央军委和前线将领间往来各电，《平津战役》，第60-69页。

(145) 侯镜如等：《平津战役国民党军被歼纪要》，《平津战役亲历记》，第4-5页。

(146) 《郭汝瑰日记》1948年12月14日。

(147) 侯镜如等：《平津战役国民党军被歼纪要》，《平津战役亲历记》，第6页。

(148) 李世杰：《北平和平解放中我的经历与见闻》，《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67-268页。

(149) FRUS，Vol．7，p．220．

(150) С．Тихвинский：Китай в моей жизн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т．4，1989，сtp．108-109．

(151)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1月3日。

(152)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1月4日。

(153)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1月13日。

(154) 《彭泽湘自述》，《党史研究资料（5）》，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155)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81页。

(156) 参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注。

(157) 参《中央军委关于防止敌人从平津张唐逃走的部署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等电》、《中央军委关于东北野战军立即入关包围唐塘津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11月18日），《平津战役》，第70-71页。

(158) 《中央军委就推迟包围唐山和隐蔽入关问题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1948年11月20日）、《中央军委关于东北主力入关时间和路线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11月21日），《平津战役》，第75-77页。

(159) 参中共中央军委1948年11月22日至12月1日致前线将领各电，《平津战役》，第81-89页。

(160) 田士吉：《新保安战役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第61页。

(161) 孙兰峰：《张家口战役概述》，《平津战役亲历记》，第108-109页。

(162) 靳书科：《国民党军张家口被歼纪实》，《平津战役亲历记》，第137页。

(163) 靳书科：《国民党军张家口被歼纪实》，《平津战役亲历记》，第61页。第三十五军撤出张家口时间，据《毛泽东军事文集》为12月6日13时（第5卷，第337页）。——笔者。

(164) 《华北部队应遵军委命令阻敌东逃》（1948年12月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37-338页。

(165)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年12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62页。

(166) 《关于平津地区的形势及部署》（1948年12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59页。

(167) 《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1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

(168) 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转报第十一纵队关于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2月16日），《平津战役》，第177页。

(169) 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的经过》，《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540页。

(170) 季托夫：《回忆1948年我在天津认识的一位中国朋友》（米镇波译），《党史资料与研究》（天津）1996年第1期，第53页。

(171) 《平津战役》，第177页。

(172) 《郭汝瑰日记》1949年1月26日。

(173) 《平津战役》，第177页。

(174) 《平津战役》，第177页；又参苏静：《回忆北平和平谈判》，《平津战役》，第625页。

(175) 《中央军委关于对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的原则和策略问题的电报》（1948年12月16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49-50页。

(176) 《傅作义致毛泽东的电报》（1948年12月2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51页。

(177) 苏静：《回忆北平和平谈判》，《平津战役》，第627页。

(178) 李世杰回忆，《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70页。

第五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下）

第一节　淮海—徐蚌战役

一　国共攻防计划

济南战役以后，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的所谓优势地位已经丧失，军事危机空前严重，士气低落。国民党军以一定兵力坚守战略要点，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力置于外线，待解放军攻击战略要点受挫时，即以机动兵团和守备兵团内外协同，予以夹击，这一战略战术，由于济南守备兵团不能持久抵抗，证明已经无效。但徐州一线尚有国民党军的精锐兵团，在豫东战役后经过整补充实，济南战役时，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因而保存着完整的战斗力。而且，在南线，解放军华野和中野共23个主力纵队，总兵力约60万人，国民党军有主力24个军，总兵力约70万人，从兵力上尚有一定优势⁽¹⁾。深得蒋介石信任、担负实际作战指挥重任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因此尚存力挽狂澜、一战扭转战局的幻想。

杜聿明认为“要打开国民党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他企图集中徐州国民党军主力，乘华野和中野东西分离作战、尚未集中协同之际，突击歼灭华野的一部分，以振奋国民党军的士气，改善战略态势。为此他制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以华中的黄维兵团牵制中野，阻止其东进，但不与中野作真面目的战斗，以徐州前进指挥部集中四个兵团进行突击，企图歼灭华野一部，一举收复泰安、济南。10月3日，杜聿明到北平将这一计划报经蒋介石批准，准备实施，并经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华中“剿总”白崇禧商量，白同意杜聿明的作战计划，决定以华中“剿总”部队牵制解放军中野部队⁽²⁾。10月11日，驻郑州的孙元良兵团开始东运柳河集结，白崇禧则命令黄维、张淦两兵团由确山、遂平一线向唐河、赊旗镇一线前进，扫荡豫西。但这时，东北形势紧张，蒋介石与卫立煌又产生了严重的战略分歧，蒋颇为顾此失彼，竟于15日电令杜聿明对上述计划不要执行，随他去东北指挥作战。

徐州“剿总”刘峙，是国民党中一员资格老而能力薄弱的上将，以资格而出任方面，蒋介石及国民党军统帅部对他并不放心。杜聿明则是蒋介石信任的一员战将，以副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的名义，担当着实际指挥徐州军事的重任。但蒋介石在东北危急之际，急于用人，杜聿明原本就指挥东北军事，蒋也就顾不得暂时缓和的徐州军事，把杜调走，致使徐州军事顿失重心。蒋介石本人的精力也为东北军事危机所牵制，一时无力顾问徐州军事，杜聿明一走，更使徐州的军事指导思想模糊不清，军事部署再次陷入举棋不定的麻痹状态。

在解放军方面，粟裕在济南战役胜利在望的时候，即着手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由于攻济战局发展十分顺利，粟裕估计国民党军北援部队事实上已不可能继续北援，华野打援兵团也就不需投入打援战斗，因而可以不必休整，继续作战，而攻济部队伤亡也有限，稍加休整后也可以连续作战。为了扩张战果，为以后南下作战创造条件，他即于9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战役目标为攻占淮阴、淮安（两淮）及海州、连云港，所以称为淮海战役。他建议举行淮海战役以后全军再转入休整⁽³⁾。显然，由于济南战役原设想的作战规模大大缩小了，华野战力有余，但这一计划的战斗规模有限。粟裕向中央军委的建议有四个可供选择方案，而淮海战役计划是建议中作战规模最大的方案。尽管如此，军委接到建议后，对淮海战役的作战方向表示赞成，但对战役目标仍感到不能满足。由毛泽东起草的军委对粟裕建议的复电，肯定了粟裕在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休整的计划，但显然考虑到部队战斗力并未充分发挥的事实，因此，除粟裕提出的两淮、海连战役目标之外，增加了一个超越粟裕设想目标之外的严重任务，即“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而且要求粟裕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⁴⁾。

黄兵团，即黄百韬所率第七兵团，下辖三个军。黄兵团在国民党军中虽不是一个最精锐的兵团，但黄敢于死战，很有战斗力。所以，粟裕自己提出的是一个一般性的、为以后的大战作准备的战斗任务，而毛泽东给他的确是一个严重的硬任务，并且毛泽东把粟裕攻城略地的战斗改变成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战斗，把淮海战役在事实上改变成了“歼黄”战役。因此，9月25日中央军委的指示和9月24日粟裕的建议，战役性质有着重大的区别。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一任务的严重性，在9月28日对华野的指示中指出：“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⁵⁾为此，指示前线将领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并机动地推迟了出动的时间。军委于9月底又改变了原先不休整的计划，指示华东部队休整二十天左右⁽⁶⁾。

中共华野前线委员会于10月5日起在曲阜举行了为期20天的扩大会议，在会上对中央军委提出的严重任务进行了多次研究，直至9日晚各纵主要干部会议后，才放弃了在华野原淮海战役方案基础上提出的两个方案，采纳了第三方案，即中央军委提出的方案，首先分割包围歼灭黄百韬兵团，并于12日上报军委。中央军委和华野将领就作战部署进行了反复磋商，至14日，华野司令部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研究确定了具体作战部署，决定于11月5日开始攻击，并于15日上报军委，17日即得到军委的批准。至此，解放军完成了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要目标的淮海战役的决策。

中共中央军委为贯彻淮海战役的方针，指示中原野战军：“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⁷⁾于是，中原野战军决心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攻击郑州。这时，解放军统帅部根据谍报，判明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将向鲁西南举行防御性的进攻（按：杜聿明原计划集中四个兵团），认为“孙邱两兵团真如此行动，对我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极为有利。因此决定（一）刘陈邓主力攻郑作战应推迟时间，一、三、四、九纵原地休息待命，惟王宏坤南进各部可迅速动作。（二）粟谭主力本月不动，加紧完成淮海战役一切准备工作”⁽⁸⁾。但事实上，杜聿明于15日去东北后，徐州“剿总”部队并未出动，中原野战军为执行牵制任务，于是分兵两路，在南线，由刘伯承、邓子恢、李达指挥，发起虚张声势的攻击，以第二纵队和江汉、桐柏军区主力吸引张淦兵团至大洪山区，以第六纵队、陕南军区第十二旅抑留黄维兵团至桐柏山区。白崇禧即令张黄两兵团向刘伯承部寻战。在北线，摆脱了黄维兵团之后，由陈毅、邓小平率四个主力纵队攻击郑州。21日夜，中野对郑州发起攻击，22日，守敌二个师弃城北逃，被解放军歼灭。24日，国民党军主动撤出开封。陈邓率中野主力四个纵队，于27日起由郑州东进至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准备攻击宿县、蚌埠一线，或者歼击孙元良兵团，策应华野全军发起淮海战役。

这时，国民党军在徐州一线，既无明确的作战方针，又无能干的方面大将，在紧迫的军情面前，进行着没有成效的争论和商议。杜聿明是主张主动出击的，国防部第三厅长郭汝瑰也是主张积极寻战的。但郭汝瑰在10月14日拟订的中原作战计划就与杜聿明相反：“甲案，徐州对陈守，华中对刘攻；乙案，放弃郑州，以孙元良等部守淮（阜阳一带）。”⁽⁹⁾似乎郭汝瑰还不知道杜聿明以四个兵团突袭华野一部的作战计划。不过，15日蒋介石已令杜聿明停止执行预定计划。郭汝瑰的计划，不如杜聿明冒险，得到统帅部的支持。22日19时，何应钦、顾祝同、萧毅肃、刘斐和郭汝瑰讨论中原战场作战计划，“伊等俱同意余之主张，以二军、十五军加入十二兵团随刘伯承主力北移，即进出周家口追随刘主力不舍。伊等并主张由白统一指挥”⁽¹⁰⁾。23日，郭汝瑰飞赴北平向蒋介石请示，蒋批准了郭草拟的作战方案，并指示：“1．徐州方面应攻势防御，刘汝明部最后应固守商丘，李振清可退黄河北岸，以后打游击（事实上李部22日撤出郑州后即被歼灭——引者）。2．华中可由白统一指挥。3．二军、十五军可归入十二兵团，必要时可放弃南阳，进出周家口，以蹑刘伯承之后。4．可令宋希濂任徐州副总司令，十四兵团可由霍揆彰、吴绍周选任一人。5．应令徐州限期恢复宿迁。”⁽¹¹⁾郭汝瑰遵照顾祝同的叮嘱，向蒋介石说明叫白崇禧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措施，而蒋说：“不要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于是，何应钦于24日即致电白崇禧，告诉他统一指挥华中、徐州部队的决定，何并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了作战指示。⁽¹²⁾但白辞而不受。2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白崇禧劝驾：“华中和徐州军事，必须统一指挥，方能收效，兄兼顾华东，对于华中之进剿任务，仍可进行无碍也。务希照敬电从速实施，望能分中之忧劳，勿再言辞。”⁽¹³⁾

国民党军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迭受挫败，9月24日失济南，10月15日失锦州，19日失长春，军事危机十分严重，已经直接影响到统帅部的战斗意志。早在济南失守之后，据说何应钦、顾祝同、刘峙三人在徐州开会，曾向蒋提议放弃徐州、开封、郑州一线，将部队撤至淮河以南，沿蚌埠线加强江防，蒋未批准。何应钦有牢骚，认为“统治阶级爱面子，不愿将军队南撤，怕失体面，结果将来被迫还是丢掉，还要损兵折将，不了解蒋介石是何主意”。10月22日，国防部长何应钦邀郭汝瑰谈话，“主张订一南京失守、迁都广东组织军政府继续作战之计划”⁽¹⁴⁾。28日，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讨论京沪不保时应有之计划，决定：“1．政府应迁广州；2．政府应为军政府；3．缩减政军机构；4．调整部署：（1）东北部队撤华北，华北守唐山、津沽；（2）徐总以一部守青岛、海州，主力守京沪以南，华中守武汉、宜沙；（3）西北守陇中及陕南。”⁽¹⁵⁾这表明，国民党军统帅部在中原战场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已经动摇。

对于中原作战，国民党军统帅部虽然于23日作成了一个方案，但并未真正实施，而解放军中野部队已经东进，战场形势更为不利。29日，国防部第三厅讨论中原战场作战方案时认为：“对中原作战均已认为不能取攻势，而只能于陇海两侧行攻势防御，或消极的退保淮河流域。如须于陇海路作攻势防御，则黄维兵团必须向周家口方向进出，以配合徐州方面之作战。”⁽¹⁶⁾下午，顾祝同邀何应钦、刘斐等继续研究。何应钦在会上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作战指导原则，对上述两方案进行了研究。结果，会议认为：“退守淮河，则尔后不便于向平汉路或苏北方面机动；且共军打通陇海路后，向东西方向调动兵力，非常灵便，对我军更为不利。”，因而采纳了在津浦铁路两侧行攻势防御的方案，即：“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完全放弃，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津浦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无论解放军由平汉路、津浦路或取道苏北南下，均集中全力寻找共军决战。”⁽¹⁷⁾当日，参谋部即令徐州方面，一〇〇军不再去海州，海州准备放弃，第四绥区刘汝明部必要时可以放弃商丘，并要求蒋介石将葫芦岛的第三十九军调运上海转驻蚌埠。

国民党军统帅部虽然决定了徐州一线的作战方针，但预定由白崇禧到蚌埠指挥的问题尚未落实，军事部署也就拖着没有进一步调整。30日，白崇禧由信阳到达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当天，白崇禧“高高兴兴地参加，满口同意以第十二兵团转用于阜阳、上蔡、太和地区，他还自动提议以第三兵团（即原来张淦的第三纵队，辖第七、四十八两个军）随第十二兵团进出阜阳和太和附近”。也就是作出了准备统一指挥华中、徐州军事的态势。何应钦、顾祝同等催促白崇禧赶快到蚌埠去指挥，他们甚至说“非你去指挥不行了”，“总统方寸已乱，再不能指挥了”，希望他力挽狂澜⁽¹⁸⁾。这时，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败局已定，10月30日下午，蒋介石回到南京。第二天，即31日统帅部开会时，白崇禧突然改变了主意，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两“剿总”部队，只同意调动黄埔系的第十二兵团，并以第十四军、八十五军替代原拟的第二军、第十五军归入第十二兵团序列。据华中“剿总”作战处处长覃戈鸣回忆，他们认为解放军已掌握主动权，败局已定，白崇禧对徐州“剿总”部队的指挥官不熟悉，很难指挥，大战在即，临时到蚌埠组建指挥机构也来不及，而且，战败的责任太重，直接关系南京安危。覃认为“与其到蚌埠去承担会战失败和南京陷落的责任，不如回武汉去另搞一个局面”。白对此表示同意：“战局已不能挽回，再增加两个兵团（指华中的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也不顶事，多投入一个兵团就多送一个兵团。”⁽¹⁹⁾而当时，李宗仁、白崇禧已开始活动逼蒋下野，创议和平，不愿再为蒋效力。当天，白崇禧仅命令黄维兵团立即东移确山，轻装开太和、阜阳地区集中，11月10日集中完毕，并令第八十五军、第十四军移确山归还第十二兵团。他自己不久即返回武汉，没有同意到蚌埠指挥。

徐州大战在即，临战之际，尚无一员能战之将。蒋介石原准备由白崇禧统一指挥，而以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白既不愿担任，蒋就不能不另行选将。东北既已崩溃，杜聿明在东北已经无关紧要，于是，蒋介石决定召杜回徐仍担任副总司令职务，而令宋仍任原职。11月1日，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前往葫芦岛传达撤退部署，并带去蒋介石的亲笔信，征求杜聿明是否愿意到徐州指挥。杜虽然同意到徐州指挥，但以部署葫芦岛撤退为由，拖延未行。结果，当解放军摩拳擦掌、积极部署进攻之时，徐州部队仍由无能的刘峙看守着，在陇海一线麻痹地呆着不动，东西距离遥远，呼应困难，非常容易受到攻击。所谓徐蚌会战计划，简直是纸上谈兵。

11月4日，蒋介石鉴于徐州无大将，不得不准备亲自前往部署，但临行之际，另有别事，只好让顾祝同代他前往徐州调整部署。翌日，顾祝同在徐州召集高级军官会议，决定根据前述“守江必守淮”的方案，调整部署，并决定于必要时徐州“剿总”移蚌埠指挥。11月6日补发了正式命令。部署调整情况如下：

10月24日后调整的部署：

1．海州连云港由九绥区李延年率四十四军驻守，并以一〇〇军加强之。

2．黄百韬第七兵团集结于新安镇附近。

3．李弥十三兵团集结八义集附近。

4．邱清泉第二兵团在砀山、黄口附近。

5．第四绥区刘汝明部驻商丘附近。

6．总部及七十二军在徐州。

7．交警二总队及二十五军的一个后调师驻宿县。

8．孙元良兵团正向蒙城运动。

9．一〇七军孙良诚部驻睢宁。

10．九十六军于兆龙部驻蚌埠。

11月5日部署调整计划：

1．徐州守备部队应切实加强工事，坚固守备。

2．第七兵团应确保运河西岸，与第一绥靖区、第三绥靖区密切联系，并在运河以西地区清剿。

3．第二兵团以永城、砀山地区为中心集结，并在附近清剿。

4．第十三兵团应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机动，并在附近清剿。

5．十六兵团以蒙城为中心，进行清剿，掩护津浦路之安全。

6．第四绥靖区移驻临淮关，以原第八绥靖区为该绥区的辖区，原第八绥靖区着即撤销。

7．淮阴守备由第四军担任。

8．海州方面由海上撤退（补发的正式命令改为由陆路撤退。九绥靖区人员到徐州待命，四十四军受黄百韬指挥，一同退过运河）⁽²⁰⁾。

当时，国民党军完全不知道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只是盲目地收缩兵力，还以为解放军“全面攻势开始时间，当在十一月十日直后”⁽²¹⁾。本来下达这一并不高明的计划为时已晚，但国民党军在执行过程中依然行动迟缓，连这一并不高明的计划，也未及执行完毕，即遭到解放军的强有力攻击，仓促应战。

二　黄百韬兵团的覆没

正当国民党军准备收缩兵力、调整部署之际，解放军已完成了作战部署，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4日，粟裕发布了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命令“各部统于六日黄昏由现地开进”，“定于本月八日晚统一发起战斗”⁽²²⁾。依据预定方案，华野以十一个纵队自临沂一线南下，分四路围歼黄百韬兵团；以山东兵团三个纵队自临城、枣庄一线南下，攻击韩庄、台儿庄、运河沿线、贾汪地区，从侧面佯攻徐州，迷惑敌军，不使敌过早察觉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并牵制徐州部队不敢轻易援救黄兵团。同时，陈毅、邓小平指挥东进的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准备攻击在商丘集、马牧集一线的刘汝明四绥区部队，同时指挥华野第三纵队、两广纵队等部自鲁西南威胁砀山、黄口一线的邱清泉的第二兵团，牵制邱兵团东援。

国民党军虽然感受到了解放军南下的威胁，但对临战的迫切性仍十分迟钝。对于解放军的战役计划并无确实的情报。按照徐蚌会战计划，正调华中“剿总”的黄维兵团到徐州战场，以对付东进的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但黄兵团自向豫西泌阳、唐河、南阳一线扫荡扑空后，正回驻确山、驻马店一线，11月四五日尚在集结整理，未能即时开进。而陈邓所率中野4个纵队已经威胁徐州。刘伯承部第二、十纵队，得到黄维东调的情报后，正积极准备围追堵截。一慢一快影响到会战全局和后来黄维兵团的命运。原在柳河一线的孙元良兵团已南调永城、宿县间，正向蒙城要地开进，刘汝明部也已奉命南撤，但刘部一八一师米文和部，归邱清泉指挥，于6日放弃商丘，掩护物资东撤。李弥兵团以第三师驻守官湖，掩护黄兵团西撤。

黄百韬位居东侧，本来态势就比较孤立，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10月底即向刘峙建议：“（一）陈毅部主力将会合其在苏北的三个纵队，夹击职部，而刘伯承部则从西南方向牵制钧部主力各兵团，使不能应援职部，如此则击破职部后，再循序各个击破各兵团之企图，已甚明显。（二）我军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唯有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周围，然后掌握战机，趁陈刘大军尚未会合之前，而各个击破之。”⁽²³⁾这里所称陈毅部，系指华东野战军，并非陈毅作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当时所指挥的中原野战军部队。黄百韬由第二十五军军长升任兵团司令，原辖三个军，因决定放弃海州，原定去海州的第一〇〇军也划归黄百韬指挥。海州的第四十四军本拟由海上撤退，因调船不易，于6日临时改为迅速从陆路撤退，也暂归黄百韬指挥。这样，黄百韬从指挥三个军扩大为指挥五个军，成为徐州“剿总”最大的一个兵团。徐州军事会议决定黄兵团西撤后，黄百韬于5日下午从徐州回到新安镇，翌日上午召开本部军事会议，决定西撤部署，各部队于7日上午5时开始行动。

黄百韬从徐州回新安镇时已深感军情紧迫，他在火车上对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说：“可惜我这计划批准太晚，现在恐怕撤退不及了。”⁽²⁴⁾6日深夜，黄百韬已获得情报，华野主力急行南下，兵团处境危险。他与从海州撤退经过新安镇的第九绥区司令官李延年、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李以劻长谈，心情十分悲怆。他指出为掩护四十四军撤退贻误戎机的危险：“陈毅的部署是想先打第七兵团，现在兵团战略位置非常不利，在新安镇打则孤立无援，如侧敌西进，到不了徐州就会遇敌。且徐州工兵团迄今未来架设运河桥梁，我已命第六十三军从窑湾镇强渡，其余各军明早西行，转进太迟了。要掩护第四十四军从海州西撤，不能贻误戎机，否则全兵团将被围，陷全局于不利。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他预感到了全军覆没的命运，对李以劻说：“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²⁵⁾

华东野战军各部5日间正向前进位置运动，6日晚开进接敌。黄百韬兵团正好于7日凌晨起离开既设阵地，侧敌运动。由于晚了一天的行程，黄百韬兵团与驻八义集的李弥兵团也未能靠拢，以便团集一起撤退。黄兵团这样的态势，正好是最容易受到割裂攻击的态势。国民党军统帅部不明敌情，指挥凌乱，导致了严重的军事后果。

11月6日晨，粟裕率华野司令部到达临沂，各纵队都已全部完成展开，进入开进攻击准备位置。当晚，华野先以一部兵力扫清前进途中的国民党政府系统地方武装和敌外围阵地。第七、第十纵队向临城、枣庄一线国民党军第三绥区运河防线进攻。第三绥区部队系原西北军旧部，和黄埔系部队矛盾很深，当时指挥所设在贾汪，司令官冯治安长住徐州，由副司令官何基沣在前线指挥。另一副司令官张克侠原系中共党员。张、何多年来和解放军建立了联络，11月5日军事会议后，他们深感大战将临，是起义的好时机，积极进行准备。解放军向临、枣一线推进时，何基沣即命部队后撤，但在动员起义时，一些高级军官仍心存顾虑，犹豫不决。11月7日晚，解放军第七纵队即强攻运河防线，迅速攻占了万年闸，歼敌守桥部队一个营。万年闸是台儿庄到韩庄间唯一的桥梁孔道，设有桥头堡。解放军突破运河防线后，第三绥区部队前面有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后面有国民党黄埔系部队的逼迫，进退无路。于是，原先动摇的军官也决心起义。师长崔振伦说：“国民党多年来干的是什么？他们幸运的时候我们巴结不上，现在他们要送丧了，我们犯不着给人家戴孝帽子。老蒋要我们给他看大门，他的嫡系部队好安全地向南跑，我们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把大门敞开，躲在一边凉快去，还可以看个热闹。”⁽²⁶⁾8日，在解放军的接应下，何基沣、张克侠率第三绥区第五十九军全部和第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及三十七师一个团共三个半师，2.3万多人，在贾汪、台儿庄前线起义成功。第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率残部5000人南逃。徐州门户洞开，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迅速推进，直达陇海路，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

黄百韬兵团以第六十四军为前锋，于7日凌晨西撤，兵团部继进，以一〇〇军进至炮车，掩护兵团北侧，并掩护兵团主力通过运河铁桥，第二十五军接应第四十四军西撤通过阿湖后跟进，第六十三军担任兵团左侧掩护，然后在窑湾渡河。兵团原准备渡河至碾庄圩集中后继续西撤。第六十四军于8日黎明全部通过运河，到达碾庄圩一带后即迅速筑工固守，策应全兵团撤退。是日兵团部及直属部队也撤过运河。但第四十四军撤退时，有随军撤退的机关人员和当地平民数万人，携带行李杂物，行动迟缓，8日晚才开始过桥，又秩序混乱，堵塞交通。第二十五军为接应四十四军，至8日才开始撤退，是夜渡河时，即遭追上的解放军攻击，直到9日晨才渡过运河。

11月8日上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了黄百韬兵团西撤的情报，即命令各纵队以猛烈的动作迅速截歼黄兵团。入晚，华野第四纵队前锋即与黄兵团第一〇〇军后卫掩护部队发生战斗，主力包围了在官湖掩护黄兵团的李弥兵团的第三师，并在第三师突围时予以重创，一部攻击正在过桥西撤的第二十五军，重创该军的第一〇八师。华野第八纵队于9日赶到前线，奉命抢占运河铁路桥，围歼黄兵团第一〇〇军第四十四师担任后卫的两个多团。敌纵火焚毁铁路桥。解放军各部一面修桥，一面涉水抢渡⁽²⁷⁾。华野第九纵队于8日奉命南进越过铁路西向追击，黄兵团第六十三军行动迟缓，其先头部队于7日到达窑湾时，即遭到已占领运河西岸的华野苏北第十一纵的坚强阻击，架桥未成。前来接应的黄兵团第六十四军也被十一纵驱逐。九纵到达新安镇时，六十三军主力离开仅两小时。8日夜，九纵于堰头镇包围六十三军一部，军长陈章逃到窑湾，9日晨，九纵即追击抵达窑湾，将六十三军主力予以包围。不久，奉命移交给第一纵队予以围歼，九纵即西渡运河追击。至12日晨，六十三军在运河以东被全部歼灭。这样，黄兵团在撤退过程中，即有一个军被歼灭，二个师受到重创。

由于8日何基沣、张克侠起义，解放军突破运河防线南下，黄口邱清泉兵团遭到解放军的攻击，米文和师又在张公店为中野部队包围歼灭，徐州“剿总”刘峙感到徐州两侧均受威胁，极为恐慌，无法正确判断敌情。为了徐州的安全，他赶紧收缩兵力，命令李弥兵团自八义集回守徐州，孙元良兵团自蒙城经宿县调徐州，邱清泉兵团自黄口向萧县夹河东侧地区间集结。9日晨，李弥兵团撤至徐州，拉开了与黄兵团的距离。10日下午，突破运河防线的华野山东兵团第七、第十三纵队挺进至陇海路八义集一带，李兵团已经撤走，仅黄兵团后卫掩护部队第一〇〇军第四十四师余部，正调徐州整补，李兵团第九军第三师一个团，撤过运河后归还建制，及第四十四军前锋一部，先后到达八义集一带，与解放军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国民党军即团集八义集抵抗，战斗至11日，被全部歼灭。解放军切断了黄百韬兵团和徐州的联系。

10日上午9时半，蒋介石召开作战会议，正式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全权负责指挥徐州方面的作战，并对徐州“剿总”下达如下指示：

1．应本内线作战的原则，集中全力先求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而歼灭之。为求决定性的胜利，宜尽百般手段，迟滞阻击由西东窜之共军第三、八、十，三个纵队越过津浦南段参加其主力军之作战。

2．黄百韬兵团之六十三军应在原位置固守待援，其余各军不应再向后撤，尤应协同邱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

3．邱清泉兵团应以主力转用于徐州以东，协同黄兵团作战。

4．李弥兵团应抽出一个军参加攻击。

5．徐州守备部队应坚工固守，支持各方面对共军之攻击，形成战场之坚固支撑点，以利决战。

6．孙元良兵团应即推进至夹沟、符离集地区阻击共军三、八、十各纵队之东窜，并维护交通。

7．刘汝明部即集结于固镇、宿县维护交通，并清剿铁路两侧共军⁽²⁸⁾。

是日，蒋介石又电催黄维东进，“徐州会战业已开始，情况至为紧急。黄兵团应兼程急进，务期于十三日前到达指定地点”，即阜阳、太和地区；同时有亲笔信给黄百韬，决心集中兵力进行决战，“期在必胜”⁽²⁹⁾。

刘峙对徐州西侧解放军的威胁十分忧虑，因而不赞成这一作战方案，于是日晚8时复电称：“徐州以西之匪尚有强大力量，其企图为牵制邱兵团，策应其东兵团之作战。我军作战基本方针，采取攻势防御，先巩固徐州，以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以策应黄兵团之作战，以争取时间，然后集结兵力，击破一面之匪。”⁽³⁰⁾杜聿明回忆说，他到徐州后，提出第一案，先集中力量，攻击中野一部，刘等不赞成。但事实上，杜说的第一案，正是刘10日电的方案，当时杜尚未至徐州，可见，整个战役中，刘、杜、邱顾虑徐州安全是一致的。但刘峙的方案遭到蒋介石的申斥，11日“戍真午防挥督电”指示：“所呈之作战方针过于消极，务宜遵照戍蒸防挥督电所示方针，集中全力，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匪，以免黄兵团先被击破。”⁽³¹⁾然而，蒋介石的命令并没有摆脱国民党军固有的战略缺陷。当时，解放军正集中华野全部、中野主力参加会战，而国民党军要顾及徐州等地的守备，不能集中全力进行野战，以争取战斗的胜利。统帅部“坚工固守”徐州的命令，本身就分散了兵力，而到了前线指挥官那里，守备徐州的责任，成了比统帅部更严重的一个包袱，因而不能彻底执行统帅部的命令，统帅部既不能帮助他们放下这一包袱，也就不能解开这个死结。后来，刘峙、杜聿明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依然围绕着保卫徐州这个死结旋转。

解放军自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对于淮海战役已无后顾之忧，全军上下十分振奋。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四个纵队东进之后，已能同华东野战军直接配合战斗，战役形势更十分有利。淮海战役的实际展开，必将超过预定规模。10月31日，粟裕请示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³²⁾11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³³⁾。陈邓复电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³⁴⁾事实上，后来两战场的协调仍然是通过中央军委进行的。

战役发起后，中央军委即于11月7日对战役提高了要求，希望用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敌黄百韬、李弥、冯治安、刘汝明各部21至22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³⁵⁾。据粟裕回忆，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和条件都十分有利，“我觉得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³⁶⁾。因此，粟裕、张震于11月7日、8日连电中央军委，就全局战略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他们在8日电中认为，蒋介石一个可能继续在江北同解放军作战，另一个可能是撤守长江，“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也不至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于解放后，容易恢复”。因此主张：“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固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³⁷⁾

中共中央军委支持前敌将领的建议，于9日指示：“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要求调整部署，在长江以北全歼敌军。当时，国民党军刘汝明部已经撤退，孙元良部也已撤至蒙城，中野未能按原计划歼灭该两部敌军，军委指示：“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四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而应迅速攻宿县，一纵在解决一八一师后，应立即去宿县。华野三、广两纵的任务，是对付邱清泉，但应位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我军联结。如敌向南总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军委号召全军：“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³⁸⁾入夜，军委以简短、明确的电文指示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³⁹⁾表达了在南线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10日，中央军委连续两电致陈毅、邓小平，要求集中全力迅速攻占宿县，切断徐蚌路。至此，解放军统帅部完成了在南线进行战略决战的决策和部署。这一决策最终指导淮海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这一决策在战役和战术部署上，对敌军就地抵抗的能力未予充分重视，为此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黄百韬兵团主力于9日撤至运河以西，大约是10日上午即召集各军长研究继续西撤的部署。多数人主张按兵团既定部署西撤，但部队完整、筑工已经完成的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不同意西撤，主张就在碾庄圩决战。他“认为要打就打，何必走东走西、走去走来，企图快些决战，挽回劣势，不让共产党独霸天下，自己可能因此扩充势力，把广东外调部队抓在手里组成一个兵团，败则抱着一个够本两个有赚，到处黄土可埋白骨”⁽⁴⁰⁾。当时，各军在解放军追击下多有损失，据黄百韬报告，第二十五军伤亡失踪官兵约二千人，第一〇〇军五千余人，第六十四军千余人，第四十四军损耗千余。并且，各军秩序混乱，六十三军已遭解放军包围，该军和六十四军同为粤系部队，所以，刘镇湘尚希望予以营救。如上所说，这一天，蒋介石已命令“黄百韬兵团之六十三军应在原位置固守待援，其余各军不应再向后撤，尤应协同邱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另据陈士章、刘镇湘分别回忆，国防部、刘峙都有令黄百韬独断专行的指示，于是，黄百韬即决心在碾庄圩固守待援，并庆幸地向蒋介石、刘峙报告说：“仰赖钧座德威，幸未遭匪算。”⁽⁴¹⁾

当时，解放军的追击部署已经完成，华野第七、十、十三纵队正奉命挺进陇海路，阻击黄兵团退路，分割李弥、黄百韬兵团，威胁徐州，苏北第十一纵自南向北挺进，与南下部队协同阻击。苏北兵团率二纵、十二纵及中野第十一纵经宿迁向睢宁、徐州间大王集、双沟镇方向急进，迂回堵击，并威胁徐州，侧击徐州东援兵团。因此，黄百韬在撤退过程中，必将遭到解放军的急袭、分割、包围，有溃散的危险。黄百韬既决心就地抵抗，即将兵团指挥部设于碾庄圩，第二十五军在北，第六十四军在东，第四十四军在南，第一〇〇军在西，猬集一团，组织防御。当解放军追击部队抵达时，黄兵团即依托既设阵地进行顽抗。这一措施，使黄兵团得以避免如六十三军那样迅速溃散。

华野于10日切断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之后，即组织第四、六、八、九、十三共五个长于攻坚的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各部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精神追击敌军，迭有斩获，士气高涨。但黄百韬兵团迅速转入阵地防御，解放军各部仍以急袭手段攻击敌军，进展缓慢，伤亡严重。华野司令部虽曾指示所部，“如敌已固守村落据点，我则应完成包围，绵密侦察，组织火力，在统一号令下（纵或师），一举聚歼之”⁽⁴²⁾。但这一指示，显然仍对黄兵团阵地抵抗能力估计不足，因此，粟裕于13日部署各军于当日晚歼灭二十五、一〇〇、四十四军的任务未能达成。14日晚，粟裕召开歼黄各纵干部会议，改变战术，部署攻坚，并决定歼黄各纵由山东兵团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15日15时，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至此刻为止，黄兵团之一〇〇军已全歼（正、副军长被俘），四十四军、二十五军各歼约半，六十四军亦已歼灭五分之二。因此，该敌至此只有四个旅兵力，以碾庄为中心，占有十二个村庄。因其部队密集，并已筑好了工事，不易分割，必须逐一攻击，且因后方炮弹接济不上，致延时日。”⁽⁴³⁾

杜聿明于11日凌晨从南京乘飞机到达徐州指挥部，当即召集军事会议，部署东援黄百韬。下午，他查明邱清泉兵团西侧并无严重威胁，即决心将邱兵团东调，以第十六兵团及第七十二军守备徐州，以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归前进指挥所指挥，展开于团山以西南北地区，以第二兵团的七十四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九里山附近。12日部署完毕，13日9时，在空军、炮兵掩护下开始攻击前进。是日下午，蒋介石因黄兵团危险万分，电令刘峙、杜聿明、邱清泉“星夜挺进，务于本夜到达碾庄附近解围”⁽⁴⁴⁾。杜原计划集中兵力，寻求迂回击破解放军之一翼，以解碾庄之围。邱清泉部下也曾建议避开正面，迂回攻击。但都因考虑到自身部队的安全，仍采取正面攻坚的稳扎稳打的办法。虽然，两个兵团有六个军，但第九军的第三师已经残破，第十二军缺乏战斗力，第七十四军又作了预备队，实际用于攻击的仅第八军、第五军、第七十军。邱清泉更消极自保，不肯力战。经两日战斗，进展迟缓。杜聿明即把第七十四军调到右翼潘塘一线，准备迂回侧击。战后，国民党军方面总结教训说：“邱兵团到达徐州东南地区后，迟至十三日始向东攻击，且并未遵本部指示，以全力求匪攻击，以致匪得获时间转用兵力，阻我东进，实因徐州剿总作战指导之失当。”⁽⁴⁵⁾

14日，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乘飞机到战场上空视察，发现“徐州无乾坤一掷、向东解围之魄力。且东进兵团仅八、五、七十、七十四四个军，七十四军且系侧翼掩护，用兵如此不彻底，胜利何由而来”⁽⁴⁶⁾。是日，蒋介石才两次电令“徐州方面应尽量减少守备部队，彻底集中兵力向东挺进”，并令将守备徐州的七十二军投入使用⁽⁴⁷⁾。翌日，顾祝同、郭汝瑰奉蒋介石之命到徐州视察，“促邱兵团迅速东进，并增加部队投入攻击”。郭主张迂回攻击，但杜聿明考虑部队和徐州安全，仍坚持逐村攻击前进。他提出：“目前徐州方面的作战，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保住徐州，并救出第七兵团；中策是牺牲第七兵团，保住徐州；下策是第七兵团救不出来，徐州也保不住。”郭汝瑰深感“徐州各将领均对于徐州安全感甚大，无肯冒险挺进者”⁽⁴⁸⁾。

15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预计17日晚可以全部解决黄兵团，同时报告：“邱、李兵团连日来，除以小部队出击外，其主力不敢猛进，我正面阻击及歼灭黄兵团均无问题。”粟裕根据军委吸引邱、李兵团东进，予以合围的要求，令第十一纵稍向后撤，但“邱敌尚无动作，而李兵团之八军反向后收缩”⁽⁴⁹⁾。当时，邱兵团右翼掩护严密，军委估计，不一定能截断其退向徐州的后路。为此，粟裕命令韦国清、吉洛（姬鹏飞）率领苏北兵团的第二、十二、鲁中南及中野第十一纵队四个纵队挺进至徐州以东及东南地区后向东攻击，并调第三、两广纵队归还建制，到徐州以东，先行攻击。于是，15日晚苏北兵团在潘塘镇一线，与出击的邱兵团七十四军发生激战。邱清泉感受到侧背的严重威胁，不得不分兵抵抗。由于国民党军密集固守，苏北兵团未能突入分割敌军。

此时，中原野战军已东进攻击孙元良兵团后尾第四十一军，并于16日晨攻占津浦路敌重要补给基地宿县，截断津浦路。于是，徐州“剿总”刘峙命令蚌埠新组建的李延年兵团经固镇、大店集，向褚兰北援徐州。黄维兵团过阜阳后继续前进，增援徐州。

中原野战军攻克宿县之后，解放军掌握了战略枢纽，决心扩大战役规模，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在北线续歼邱清泉、李弥兵团，在南线歼灭刘汝明、黄维、李延年兵团。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以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统筹全局。

华野对碾庄圩的攻击十分艰苦，尤其是“攻歼六十四军，逐屋、逐堡争夺，伤亡很大而缴获很小”，“出现了少数松劲泄气表现”⁽⁵⁰⁾。“有些部队发生气馁叫苦，‘伤亡太大了’，‘部队不充实了’，‘不能再打了’。后来军委来了一个准备伤亡十万人的电报，才将这种情绪克服了”⁽⁵¹⁾。

15日晚，解放军因伤亡严重，攻黄各纵休息，停止攻击，补充弹药，调整部署，准备17日晚总攻碾庄。16日晚，华野司令部将攻黄各纵交付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粟裕率司令部移双沟附近指挥第七、十、苏十一三个纵队及韦国清、吉洛指挥的四个纵队，围歼邱、李兵团，并准备从攻黄兵团中抽出六、十三两纵西移，以总预备队第一纵队加入对邱、李作战。徐州“剿总”对解放军调整部署的计划一无所知，以为解放军准备撤退，即谎称徐州大捷，舆论大肆渲染，演出了一幕闹剧。17日，解放军为诱敌深入，阻援各军奉命后撤至大许家一线。邱、李兵团即向东推进至大许家以西南北之线。至18、19日间，国民党军方面对解放军动向依然迷惑不解。徐州“剿总”判断解放军退却，但18日，第五军在大许家一线的攻击仍遭到坚强阻击，蒋介石命令第七十二军加入李弥兵团左翼进攻，黄维兵团向宿县前进，李延年兵团向宿县攻击。国防部第三厅长郭汝瑰以为：“共军已退，特其后卫坚抗或佯动，使其主力可脱离战场耳。”⁽⁵²⁾“共军似尚有意以刘伯承部阻止黄维，而以陈毅部第一、七、十纵队与邱、李作持久战，以便解决黄百韬，或将主力撤离战场。惟共军主力已甚自由，似无须再如此坚强抵抗。余以为如不为解决黄百韬，则必另有企图，特未知其兵力消耗究如何耳！”⁽⁵³⁾对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的能力估计严重不足。

17日晚，解放军总攻碾庄，占领大牙庄、前后黄滩，歼灭敌四十四军，俘虏军长王泽浚，但攻击碾庄圩未奏效。18日晚攻下小牙庄，19日晨，黄兵团一〇〇军残部反击小牙庄，为解放军歼灭。黄百韬率残部困守碾庄圩核心阵地，依然进行顽抗。由于敌军顽抗，华野攻黄各纵除十三纵于17日撤出休整、然后西进外，攻黄部队未能按计划结束战斗转移兵力。

19日，黄兵团危在旦夕，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飞临碾庄上空，与黄通话，传达蒋介石意旨，再死守一天。是日晚6时，蒋介石电令刘峙、杜聿明及援黄各将领说：“第七兵团在碾庄仍为匪围攻，情况危急，中至为焦念，万一碾庄第七兵团为匪消灭，必影响整个战局，仰倾全力不顾牺牲及损失，严督所部，兼程东进，限哿日前与第七兵团会师解围。”⁽⁵⁴⁾据邓文仪回忆说，蒋介石是日“急电刘峙，要第二兵团集中全力救援黄百韬，即使徐州有失，也在所不计”⁽⁵⁵⁾。但据上引电，蒋介石似从未有可以放弃徐州的指示。20日晨，据在徐州的邓文仪回忆，“当我们正要上车，杜副司令请示总司令：‘究竟守徐州要紧，还是救黄百韬要紧？’刘总司令明快的说：‘徐州都不守，救了黄百韬又有何用。’”到了前线，“邱司令官问杜副总司令，总司令对救黄百韬与守徐州有何意见，杜以总司令的话告诉他，总司令认为守徐州要紧，就凭这句话，邱司令知道刘总司令看重守徐州，他的快速进攻的决心就犹疑了”⁽⁵⁶⁾。

19日晚，解放军强攻碾庄圩，至20日晨，结束战斗，占领碾庄圩，黄百韬率残部撤至大院上继续抵抗。当天，郭汝瑰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奉命到徐州研究战法，先飞至碾庄上空视察，发现碾庄失守，即至徐州，深知黄百韬已无法持久。刘峙向郭汝瑰要求：“1．总统亲往指挥；2．速空运两个军增加；3．请总统下决心以全力东进，对徐州安全可置不问。”⁽⁵⁷⁾

当时，黄百韬兵团仅剩第六十四军军部、二十五军第八十师师部等残部，全兵团已被消灭殆尽。尽管徐州“剿总”制定了中央突破战法，但各军并不力战，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面前，无法突破。战至22日，解放军攻占大院上等第六十四军残余阵地，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被俘，黄百韬自杀。第七兵团五个军十个师被全部歼灭。

与此同时，粟裕正指挥各部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19日晚在潘塘一线发起真面目攻击，倾全力进攻，严重威胁徐州。但邱、李对自身安全组织严密，粟裕未能达到截断其退路的目的。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军的统帅，坚持救黄，不允许部下见危不救，是他的一条原则。但国民党军已形成恶习，蒋介石已无可能严肃军纪，造成统帅部命令和前敌状况严重脱节。而且，蒋介石始终未给予徐州将领放弃徐州的机动权力，致使徐州各将领不能不首先顾虑徐州的安危。他们早已对胜利失去信心，也就难以指望他们能用兵彻底，增援黄百韬。据《郭汝瑰日记》记载：“胡翔归报，徐州将领咸欲求徐州安全，不诚意援救黄百韬。”“余认为杜聿明、邱清泉等不着眼大局，坐令黄兵团损失，其罪不可逭！”⁽⁵⁸⁾

三　黄维陷围和徐州弃守

淮海—徐蚌之战，国共两军态势犬牙交错，十分复杂，战斗也空前酷烈。国民党军统帅部在10月底计划作战部署时，深恐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东进，徐蚌一线兵力不够，决定调黄维兵团至徐蚌一线参战。豫东战役时，第十八军（现黄维兵团主力）即因北援迟缓，影响战斗。但决定黄维东调之时，该兵团正被刘伯承的佯动，牵往豫西。黄维兵团回师确山、驻马店整理后，于11月8日才开始东进，未能按原定的11月10日到达太和、阜阳地区集中。这时，陇海—运河一线战斗已经十分激烈，中原野战军已有四个纵队到达徐州以西，投入战斗。黄维兵团东进时间已经嫌晚。早在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已接获白崇禧命令黄维兵团东进的情报，即指示中野，既要牵制邱兵团不能东援，又要阻击黄维兵团。中野即部署以二、六纵队及陕南第十二旅等部尾追、侧击黄维兵团，并令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坏道路桥梁，袭扰迟滞敌军。刘伯承于11月5日离开宝丰，10日到达柘城，与陈毅、邓小平会合。

中野陈邓所率四个纵队，并指挥华野三、广纵队等部，牵制邱兵团，原计划围歼刘汝明部及孙元良兵团，但均因刘、孙两部先期撤退，没有达到目的，即一面威胁徐州，一面围攻宿县。14日，黄维兵团到达驿口桥，先头到达阜阳。黄维兵团东进时，自恃拥有重炮、坦克，认为“刘伯承部不能阻止其前进”⁽⁵⁹⁾。但在阜阳渡颍河时，即遭到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十旅的阻击。是日，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从当面敌情出发，认为黄维兵团处在“远道疲惫，脱离后方之运动中”，一个军尚未到达，态势孤立，向中央军委建议，集结他们所指挥的八个纵队兵力，“歼击黄维为上策”⁽⁶⁰⁾。但这一方案有两个前提：一是黄维兵团不是出蚌埠或滞留不动，而是出永城、宿县；二是华野必须在16日以前消灭黄百韬兵团三个军，抽出部队接替中野四纵及归中野指挥的华野三、广纵队牵制邱、孙两兵团的任务。但一则敌军动态尚未明了，二则黄百韬兵团抵抗顽强，华野未能迅速解决战斗，而且要求调三、广两纵归还建制，所以中野仍只能在南线担任牵制、阻击任务。

黄维兵团虽然是美式机械化重装备，但战地道路不良，河道阻隔，且步兵未能使用汽车运输，结果反而行动迟缓，不能轻装迅速前进。18日，黄维兵团到达蒙城，中野第一纵队已经在涡河北岸布防，黄维兵团先头第十八军即实施攻击，强渡涡河。是日，国民党军统帅部判断解放军全面退却，邱、李兵团向大许家进击，蒋介石命令黄维兵团（自蒙城）、李延年率第三十九、九十九军（自固镇）向宿县进攻。黄维鉴于中原野战军主力已经在涡河一线布防，尾追部队自西北侧威胁兵团，而兵团的第二梯队、即第八十五军及所附第十八军后调师尚未赶到，即在蒙城观察形势，一方面等待后续部队，一方面向统帅部要求向蚌埠靠拢，仅以小部队出击，对解放军进行侦察。但徐州一线战斗十分激烈，统帅部要求黄维按原定路线继续挺进。黄维在蒙城滞留两天，后续部队也已经靠近，至21日全兵团渡过涡河、北淝河攻击前进。这时，战场形势和解放军的战役部署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原野战军从自身所处战场环境出发，曾主张以全军之力割歼黄维兵团。但中共中央军委和华野原定部署系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即从现地扩张战果，包围歼灭邱、李兵团。粟裕正指挥各部按预定部署攻击潘塘镇，力图达成截断邱兵团和徐州联系的目的。当时，李延年兵团奉命迂回北进，对潘塘镇一线的华野苏北兵团构成严重威胁，所以，粟裕于18日晚，要求谭震林、王建安于21日晨全歼黄兵团，抽出兵力南下打援，并要求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东进阻击李延年兵团。华野须待全歼黄百韬兵团之后，才能配合中野歼灭刘汝明兵团、李延年兵团或黄维兵团。当前一时无力兼顾。刘伯承鉴于本军六个纵队兵员不足，除四纵外均六个团，九纵只来五个团，平均每纵不到二万人，炮兵很弱，同时阻击黄维兵团和刘汝明、李延年兵团，兵力分散，难以兼顾，因此，于19日部署主力第三、四纵队阻击黄维兵团，希望集中五个纵队，先割歼黄维兵团一两个军。除按照华野要求以中野第九纵队牵制李延年兵团外，要求华野能以自身力量对付李延年兵团。同时，对北线作战，刘伯承认为，华野以攻坚作战能力强的几个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历时十二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华野各部“刀锋似已略形钝挫”，要续歼邱、李兵团“诚非易事”，如华野能包围邱、李兵团，自应继续歼击，但如邱、李退回徐州，则主张华野主力抽出兵力，于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以七八个纵队钳制邱、李，以六七个纵队“先打黄维、李延年，似为上策”⁽⁶¹⁾。

但当时，战场形势尚未十分明朗，中共中央军委从当前兵力部署出发，于19日10时发电，也要求中野以主力三、四两纵配合华野战役预备队第一纵队先行歼灭李延年兵团，解除对苏北兵团的威胁，认为这是“极关重要的一着”，待引诱黄维至宿县地区，正好歼黄各纵转移兵力，协同中野全力打黄维⁽⁶²⁾。军委的要求只是咨询意见，并非正式命令，接到刘、陈、邓19日连发的两电后，知道中野已经改变部署，当即尊重前线指挥员的临机处置，指示华野抽出兵力对付李延年兵团，同时，指示华野缩小歼灭邱、李两兵团的目标，保持机动兵力。

粟裕指挥华野各军按照军委要求部署作战，但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十分艰苦，未能按预期尽早解决战斗，19日晚苏北兵团对潘塘镇一线的真面目攻击，也未能达成包围歼灭邱、李两兵团一部的目的。战局如刘伯承所预料，华野续歼邱、李诚非易事，包围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战斗已经打成僵局。20日晨，粟裕回复中央军委19日10时电，表示完全拥护军委指示，即对南线先打李延年、再打黄维的方针。但20日晚，粟裕接到刘、陈、邓及中央军委续后指示各电后，当即根据战场形势，变更部署，对徐州改采大弧形包围，阻敌南援，抽调四个纵队兵力阻击李延年，同时，接替中野九纵任务，让其西进，参加攻击黄维，并准备二个纵队的兵力，在必要时支援中野，归刘、陈、邓统一指挥。粟裕建议“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为主”⁽⁶³⁾。华野解脱了歼灭邱、李兵团的任务，才有力量协同中野全歼黄维兵团。解放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之间，根据敌情和战场变化，不断地探索着最好的作战方案，用兵机动灵活。

当时，解放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曾预计，如黄维兵团向蚌埠靠拢，则解放军将转入休整待机。但国民党军统帅部对战场形势的变化反应十分迟钝，解放军已经着手调整部署，而黄维兵团仍向解放军预设战场前进，国民党军的部署正向着解放军最理想的方向发展。21日晚，中原野战军向后收缩一线，以主力第四纵队在南坪集一线构筑坚强阵地，诱敌深入至南坪集以南地区予以包围歼灭。黄维兵团即分两路挺进，23日上午9时，以第十八军一一八师为主力，在二十多辆坦克掩护下，向解放军第四纵队南坪集阵地进攻，激战竟日。午后，第十八军一部在南坪集以东强渡浍河。

是日，国民党军统帅部得悉黄百韬兵团已经失败，何应钦、顾祝同等研究决定，命令徐州“剿总”部队以主力向南击破当面之敌，与黄维兵团配合打通徐宿交通。但蒋介石认为要等待徐州以东敌情明了，再行下令。津浦线刘汝明兵团和李延年兵团均迟迟不进，仅推进至任桥一线。同一天，即23日夜，中野决定放弃南坪集，退至浍河北岸布置囊形阵地，吸引敌十八军渡河，以四、九两纵吸住十八军，以五个纵队于24日夜向浍河南岸出击，利用浍河，割断十八军和南岸三个军的联系，以求先行割歼黄维兵团二三个师。刘伯承一面调原在华野参加战斗的中野第十一纵队归建参加战斗，一面要求华野第二纵队在西寺坡一带构工阻断刘、李两兵团和黄兵团的联系，同时要求华野除对付刘、李外，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加歼灭黄维的战斗，认为“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要求军委批准这一计划⁽⁶⁴⁾。粟裕接到刘伯承电令后，遵命首先以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对刘、李暂采阻击与歼灭其一部之方针，除调中野十一纵、华野二纵外，命令华野六、七、十一纵兼程向宿县急进，准备参加打黄维的战斗。七、十一两纵且准备歼灭李延年兵团的第九十九军。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接到刘伯承等电报后，即于24日15时复电批准，“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授权“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⁶⁵⁾。解放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之间，由于军情飘忽而犹豫不定的作战方针，至此取得了高度的一致。

24日，黄维兵团第十八军、第十军分东、西两路渡过浍河，向朱口一线解放军阵地发起攻击，第十军且占领孙疃集大部。这时，黄维眼看到战斗十分激烈，兵团态势孤立，处境危险，准备向固镇靠拢，但迟疑不决。蒋介石于是日召集刘峙、杜聿明到南京研究战局，商决徐州主力向褚兰进攻至时村、符离集一线，黄维、李延年兵团向宿县进攻。但是日晚，空军报告解放军四万多人由大李集向宿州、任桥、固镇等地前进，威胁李延年兵团侧背。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即建议黄维于南坪集占领桥头堡，佯攻，掩护主力由浍河右岸向蕲县集以东地区转移，向李延年兵团靠拢，避免被解放军隔离⁽⁶⁶⁾。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也已停止前进。黄维当时本身已经决定行动，是日下午，浍河北岸部队开始后撤。但黄维的撤退部署出现了严重错误，他不以在前线的第十军、第十八军为后卫部队，逐次撤退，而以没有投入战斗的第十四军、八十五军北进至东坪集对岸至南坪集，沿浍河南岸掩护第十军、十八军及兵团部转移。结果，入夜之后，部队在运动交接中陷入混乱，遭到解放军追击部队的袭击，损失惨重。黄维兵团撤至双堆集一带，即于26日凌晨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仅第四十九师逸出重围之外，不久在大营集被歼灭大部。

27日晨，黄维趁解放军筑工尚未完成、包围圈未巩固之机，以四个主力师部署突围。但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在师长廖运周率领下，以担当突围先头部队为由，乘机通过解放军防线后起义。解放军随即封闭口子，阻击后续突围部队。黄维兵团第十四军遭到解放军的攻击后，陷入混乱，致使解放军突入，威胁到正在攻击前进的第十军，经过激烈战斗，才稳定阵脚。黄维兵团的突围计划即被破坏。28日，蒋介石即命令黄维固守待援。

郭汝瑰评论说：“此次黄维兵团孤立向宿县挺进，为我战略上之失策。惟共军内线（似为外线之误——引者）作战如此灵活，则殊使人佩服。黄维兵团命运大约十日即可见分晓，万一失败，则政府军将无以善后，长江天堑亦未知能支持几许时间，可慨！黄百韬渡运河后，国军原可依内线作战要领，各个击破曹八集一带共军，但邱清泉等不机动，不了解此次战略意义，未能执行。现共军则由甚远途程集中优势兵力，以图各个击破我黄维兵团，陈毅之部队由碾庄及徐州外围各战地转用，动作如此迅速，执行任务如此坚决，国共两方将领对照之下，不必战斗，而胜负已可见矣！”⁽⁶⁷⁾

徐州“剿总”部队于24日起开始向南攻击前进，但进展甚微，复遭到解放军的反击，形成拉锯战斗。黄维后撤被围，李延年兵团更不敢向前推进，从固镇一线仓促后撤至淝河南岸，依靠河流，避开了华野的攻击。鉴于徐州陷于孤立，淮河防线吃紧，国民党军统帅部于27日命令徐州“剿总”刘峙飞蚌埠指挥，徐州方面部队由杜聿明指挥。28日，刘峙抵达蚌埠⁽⁶⁸⁾。同日，杜聿明到达南京，与统帅部商讨挽救军事危机的办法。杜聿明在和顾祝同商量时主张：“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要‘放弃徐州，出来再打’，这就等于把徐州三个兵团马上送掉。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敌人攻击，以解黄兵团之围（实际上是万一到淮河附近打不动时只有牺牲黄兵团，救出徐州各部队）。”⁽⁶⁹⁾杜聿明因对第三厅长郭汝瑰不信任，没有在作战会议上讨论，仅就24日南进计划表示，“要求粮弹足后再动，继又欲避战，由双沟经泗阳趋五河”⁽⁷⁰⁾。旋杜聿明和蒋介石密谈，经蒋批准，按杜聿明所拟计划，从徐州撤退。为了保密，这一行动没有经过国防部下达正式命令。

当天，杜聿明回到徐州，向刘峙报告后，徐州“剿总”总部人员即开始空运蚌埠。而这一军事保密行动，在国民党上层当天即传开，有人通知在徐州的政治、经济、党务各部门要尽先撤退，引起一片混乱。是日晚，杜聿明即召集孙元良、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司令，部署撤退，命令各军于30日对当面之敌发动全面佯击，是日晚撤出徐州。杜聿明命令第十三兵团派出一个师于29日晚占领萧县、瓦子口等隘路，掩护主力撤退，第二兵团主力30日晚开始撤退，务于12月1日晚到达瓦子口、青龙集附近，掩护全军右翼安全，尔后经王寨、李石林到达永城以东及东南关地区，第十六兵团主力于30日黄昏后开始撤退，经萧县、红庙、洪河集，向永城西关地区前进。第十三兵团主力30日晚开始在第十六兵团后跟进，向永城北关前进。命令各兵团留下后卫掩护部队迟滞敌军，于12月1日黄昏后撤退。各兵团以“滚筒战术”逐次掩护行进。但徐州各兵团加上机关、民众，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心急慌忙，各图自保，只想尽早脱离危险，秩序非常混乱，徐州至萧县的公路上，车辆杂沓，道路堵塞。孙元良、李弥为了本兵团尽早撤离，竟尽量避免和杜聿明联系，他们的后卫掩护部队也未按命令阻击解放军，全军主力尚未通过即行撤退。杜聿明对各部队的情况不明，联络困难，李弥兵团的后卫师擅自撤退，在杜聿明的严令下才返回阵地。

杜聿明的指挥部于12月1日晨撤离徐州，2日，他得悉部队在撤退中十分混乱，各部也要求稍加休息整理，同时，空军也发现解放军大部队由濉溪口南北地区向永城前进。为避免在战斗中发生混乱，遭到损失，即改变原定的是日晚继续向永城撤退的计划，就地休息整理，至3日白天，才向永城继续前进。结果，耽误了一夜的行程。

解放军华野各部追击李延年兵团受到河流阻隔，未能达到围歼目的。各部队处于待机状态，一面协助中野歼击黄维兵团，一面准备攻击徐州。30日间，华野估计徐州“剿总”动向，认为一是可能南援黄维，一是可能倾全力退走两淮，而西走武汉，东走连云港，因路程过远，可能性较小。军委估计也以徐州之敌的逃跑方向，以向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于是，华野南线主力开始北撤，集结待机。12月1日上午，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已判明徐州敌军决心放弃徐州，但对敌运动方向尚不明了，深感敌全力南犯，对付困难，有被敌突出一路的可能。正研究部署中，是日中午，华野发现邱兵团主力到达徐州西南地区，即判明敌将沿萧县、永城南靠第十二兵团，并有敌将至阜阳的消息。粟裕为保障中野歼黄部队的安全，决心追歼杜聿明集团，除以六纵监视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以七、十三两纵在南线配合中野歼敌外，部署华野各纵分路追击，以尾追、侧击和超越追击手段，进行拦截，并部署了两个纵队向永城、涡阳急进，迂回拦截。当日晚，华野各纵奉命奋勇追击，一部占领徐州，翌日占领萧县。

2日晚，蒋介石发现解放军部署对杜聿明集团的追击，即电令杜聿明改变消极撤退部署，在战斗中求一生路：“据空军今日至晚综合报告匪情，睢【濉】溪口约一万余人，其东南地区约五千人，其西北地区之马庄、吕楼一带约二万人，合计全数不到四万人，其对蚌埠匪部约有一个纵队，已向宿县方向行进，此股将为增援其睢【濉】溪口方面之匪部，吾弟应速决心于两日内迅速解决睢【濉】溪口、马庄一带匪部，为各个击破之惟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之匪必于三日后麇集弟部周围，又处被动矣。此机万不可失，切勿再作避战迂回之图。又弟部十五万众，皆聚集在大吴集周围地区，此最为不利，应即分路前进，向匪合击，否则臃肿滞延，又将坐待被围矣。如欲占领永城，则只可派一有力部队进占，切不可全部进攻。据空军报告，马庄匪之先头部队，今晚必可先我占领永城，则我军又落后一着，若再用主力攻城，是最不上算，此时应决心觅匪之主力而歼灭之，为唯一急务也。”⁽⁷¹⁾3日晨，空军又投下了蒋介石的手令：“本日空军报告，匪对弟部又将形成四面合围之势，无任系念。务望严督各军，限两日内分路击破当面之匪，严令其达成所赋予之任务，若时日延长，则二十万以上兵员之粮秣弹药，决难空投接济，惟有上下决心，共同以死中求生之觉悟，冲破几条血路，对匪反包围，予以歼灭若干纵队，乃可解决战局。”⁽⁷²⁾

如纯以军力对比来说，杜聿明集团有三个兵团，十个军，又集中一处，解放军分多路追击，力量分散，杜聿明集团按内线作战原则，似有力量击破解放军一路，从而击退解放军的追击，进而解黄维兵团之围。但事实上，国民党军屡败之余，士气低沉，攻击精神极差，各部队争相撤退，协调困难，难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解放军则正相反，士气高涨，战力坚强，指挥统一，部队运用十分灵活。所以，国民党军已根本不可能完成蒋介石所期望的任务，但蒋不顾所部战斗精神的衰落，只要存有一线希望，就坚持要求所部将校通过力战求生，不甘心消极撤退。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惊惧万分，他“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必致全军覆没，思想上非常抵触”⁽⁷³⁾。他本想独断地继续向永城挺进，但看到解放军已经部署追击，自己已没有把握安全地撤退全军，因而不敢违令独断处置，不得不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召集兵团司令到指挥部商讨决策。司令们看了蒋介石的手令，面面相觑，默不发言，独邱清泉表示可以照命令从濉溪口打下去。鉴于蒋介石的严令，杜聿明及各司令官决定服从命令，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法，能攻即攻，不能攻即守，以求得部队不被冲乱。这也就是说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分路合击。

是日，杜聿明集团滞留在孟集为中心的芒砀山、薛家湖、大回村、青龙集、张寿楼之间地区。杜聿明于12月3日、4日连电蒋介石，说明徐州原无存粮，撤退时多有损耗，目前已无法维持，要求空投补给。但蒋介石于12月4日复电竟称：“弟部粮弹无法空投，切不可存此希望，应勇敢迅速突破当面之匪南下，与黄兵团会师，勿延为要。”⁽⁷⁴⁾蒋介石已经乱了章法，只是凭着侥幸心理在指挥作战了，气得邱清泉看完电报后大骂：“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糊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怎能打仗呢？”⁽⁷⁵⁾

3日晚，华野各纵先后和杜聿明集团接战，歼敌甚众。4日晨，华野先头第九纵队已超越杜聿明集团到达薛家湖地区，向芒砀山攻击，合围之势已成。邱清泉按昨日部署，在青龙集两侧向南攻击，但华野已筑工防御，进展甚微，而杜聿明集团的掩护阵地，则屡屡为解放军突破。战斗至6日，蒋介石再次电示作战方针：“据报：弟部本日匪我两方态势，对我北面压力较大，中意此时我军既被匪包围，不宜急求突围南下，如不先彻底击歼匪之主力，则我军虽向南挺进，行动仍不能自由，故此时应觅匪主力所在方向，先行决战，必须消灭匪之主力，乃可解决一切问题，南下自不成问题矣……总之，必须彻底歼灭任何一方面匪之主力，以求根本解决，不然，如只想突围而不求决战，则断难达成南进任务也。”⁽⁷⁶⁾但国民党军已无攻击精神，根本不可能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去进行战斗。孙元良、邱清泉看到无法达到预定目的，又改变主意，要求杜聿明部署突围。杜聿明认为全军安全撤退的时机已经错失，预计到突围后果不良，对突围并不积极，但他仍迁就了部下的要求，命令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下午，各兵团即布置突围，但经侦察和突击，发现解放军阵地重重，无法突出，邱清泉惊慌失措，再次改变主意，要求停止突围。杜聿明商得李弥同意后，再次迁就部下要求，放弃突围计划。但孙元良没有接到命令，于黄昏后未经周密部署即钻隙突围，在解放军的阻击下，全兵团溃散，孙元良仅率数十人逃出重围。

华野在追击过程中，毛泽东于4日凌晨电示华野指挥员：“此次对邱李孙作战，我各纵应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分离各军，以利歼击。这就是东北打廖兵团的办法。务必不要使敌结集成一个大集团，旷日持久，难于歼灭。”⁽⁷⁷⁾但杜聿明吸取了廖耀湘兵团失败的教训，始终团集一处，掩护严密，筑工抵抗，华野无法予以分割。杜聿明且采取了集中火力于一点进行突击的战法，压制了解放军的兵力优势。由于南线黄维兵团尚在顽强抵抗，华野不敢采取收缩南面阵地诱敌深入的战法，只能部署主力正面阻击，同时部署多路出击，以分散杜聿明部的突击能力⁽⁷⁸⁾。杜聿明以一面攻击、三面掩护战法，企图突围，而粟裕采取了一面阻击、三面攻击战法，压缩包围圈，战斗十分惨烈。孙元良兵团突围溃散后，杜聿明不得不收缩阵地，调整部署，华野巩固了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

四　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的覆没

黄维兵团自11月26日陷围后，即全力企图突围，遭到中野的顽强阻击。中野力图以急袭手段，分割、包围歼灭黄维兵团，但遭到黄维兵团凭借既设阵地的顽强抵抗。双方伤亡都十分严重。廖运周率一一〇师起义后，刘伯承以为敌军已经动摇，且在突围运动之中，即于27日下午向中央军委报告，十分乐观地估计，歼灭黄维兵团全部战斗至迟明日可以解决，并指示粟裕等立即开始部署歼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为此，刘伯承准备将华野第七、十一纵归还韦吉苏北兵团建制。但经27日战斗，黄维兵团依托阵地固守，攻歼困难，解放军伤亡严重，中野不得不于28日拂晓前停止攻击，等待弹药，调整部署，改变战术，采用集中火力先打一点、各个歼灭战法。并且对战斗的艰巨性重新作了估计，认为歼灭黄维兵团须十天左右时间才能完成。为此，中野仍留华野七纵作总预备队。此后，各部均加强近迫作业，并作局部攻击。中央军委于4日就战术问题也指示说：“打黄百韬和打黄维两次经验均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⁷⁹⁾

黄维兵团于28日转入固守后，国民党军统帅部命令其扩大守备区域，以利持久。30日，蒋介石电示黄维：“弟部占领区域狭小，如被匪多方炮火围击，则状至危险，故应积极向外扩展阵地，务望时时研究匪情最薄弱之一点，或其最弱之匪部，集中有力部队，彻底歼灭其一二个纵队，否则能歼灭其一二师或一二个团，亦可增加我士气，而使匪势大挫，总之，必须以攻为守，方能持久，万不可消极株守也。”⁽⁸⁰⁾原第十八军军长胡琏，兵团组建时未能升任，仅任兵团副司令官，在兵团开赴战区前，因父亲病危（旋即病故），离开军中。11月22日，郭汝瑰要他回到军中，但胡琏要去上海治牙，没有答应。黄维兵团被围，蒋介石令郭汝瑰把胡琏从上海找来，令他飞入双堆集，协助黄维安定军心，鼓励士气，坚持战斗。蒋并嘱胡琏：“要固守下去，死斗必生！”⁽⁸¹⁾胡琏向郭汝瑰表示：“临难不苟免！”⁽⁸²⁾12月2日即飞抵军中。

黄维兵团为以攻为守，一度集中兵力、火力，向解放军阵地据点突击，扩大占领区域。但战斗的结果，伤亡很大，而且，阵地扩大后兵力显得单薄，不得不又收紧阵地。黄维兵团一度与解放军形成拉锯战斗，不久即不能支持，至3日，损失兵力已达3万人。

黄维兵团处境日趋困难，黄维与胡琏商量后，让胡琏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军中实情，同时觉得“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嘱胡琏留在南京不要回来。4日，胡琏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据《郭汝瑰日记》记载：“（黄维兵团）拟向西打击刘伯承一、二纵队，以后即向蒙城、涡阳方面突围。总统令向东南攻击，配合李延年兵团夹击。最后又令伊依状况可以自行决定攻击方向，局部歼灭共军，以待李兵团夹击。李兵团今日似在曹老集一带，为此滞留不前，恐一旦逸失战机，则无法援救黄兵团矣！”⁽⁸³⁾4日起，李延年兵团以从葫芦岛调来的第五十四军、三十九军及九十九军等三个军七个师由蚌埠怀远之线越淝河北进，蒋介石之子蒋纬国率战车第二团配属第六兵团，配合步兵作战。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协同作战。5日，进至仁和集以南、曹老集以西及苏集以北之线。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为保障围歼黄维兵团部队的安全，急调中野第二纵队、华野渤海纵队一个师及张国华部军区部队奔赴南线增援，有力地阻击了李延年兵团。李兵团在战车配合下，于10日一度进展较大，攻抵常刘家、钱家湖、崔圩子之线，但这一带系河网地带，战车不易发挥作用，第二天即难以继续进展。至16日才推进至西新集、人和集、高皇集之线。黄维兵团覆没后，即于17日撤回蚌埠。

中野从12月3日至5日进行了攻击准备，鉴于敌多已残破，能用于突围的兵力不过六个团，决定使用战役预备队，即华野的七纵、十三纵投入战斗，并将中野第十一纵归还中野，同时抽调华野第十一纵、七纵及特纵两个美榴炮连（八门）、两个日榴炮连（六门）、一个野炮连（三门）统归中野指挥。军委且一度要求华野以第十纵队及炮纵全部投入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但国民党军自徐州撤退后，华野进入追击，即调整部署，以七、十三纵归中野指挥。5日11时零5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下达了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要求各部于6日午后4时半起开始全线对敌总攻击，并要求连续攻击，直至任务完成，不得停止或请求推迟，并规定了严格的战场纪律，要求“各部应不惜以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的协助友邻争取胜利”⁽⁸⁴⁾。6日，陈赓、谢富治指挥中野第四、九、十一纵队等部组成东集团，陈锡联指挥中野第一、三纵队和华野第十三纵队等部组成西集团，王近山、杜义德指挥中野第六纵队、华野第七纵队和陕南十二旅等部组成南集团，环攻双堆集一带黄维兵团。

黄维兵团在解放军强有力的攻击下，阵地连连失守，连电向蒋介石告急。这时，李延年兵团在解放军的阻击和袭击下，迟疑不进。蒋介石正向华中方面抽调第二十军、二十八军及第二军到蚌埠一线。但调第二军遭到白崇禧的强烈反对，12月7日第二军尚在襄阳、沙市一带。而二十军先头师则于9日到达浦口。胡琏向蒋介石请示后于6日回到军中，8日重新飞回南京，向蒋介石要求突围，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后，于9日又回到军中。胡琏和黄维商量后认为，蒋介石并无策应突围的部署，黄维回忆说：“蒋方寸已乱，已经没有整个部署，而是零碎应付了。我们认为如果只是自行突围，将不可收拾，至少要空军有力的掩护，否则宁可坚持下去，打一天算一天，以免杜聿明立即跟着垮台。我把上述意见一面电报蒋介石，一面督饬部队继续坚持固守。”⁽⁸⁵⁾

由于黄维兵团固守顽抗，中野兵力不足，缺乏重武器，虽经华野支援，战斗仍十分艰巨。国民党军已从华中抽调两个军到达浦口，不久即可在蚌埠一线投入战斗。同时，国民党军随时有可能从平津塘一带抽调兵力海运南下，而华野全军包围杜聿明集团，歼灭尚需时日。为了争取战场的主动权，解放军淮海战役总前委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决定集中力量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大约12月10日，陈毅打电话给粟裕，指示华野调兵，刘伯承形象地表述了当时的作战方针：“吃一个（黄维），挟一个（杜聿明），看一个（李延年）。”10日，粟裕决定抽调第三、十一及鲁中南纵队（三个纵队相当于两个纵队的战斗力），外加一部炮兵，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领，即晚南下参加歼灭黄维的战斗⁽⁸⁶⁾。

黄维兵团骨干第十八军和临战前调归第十二兵团的第八十五军，在国民党军中不属一个系统，第八十五军的第一一〇师起义后，该军余部即遭到怀疑，第二十三师被分割使用。包围日久，粮食、弹药均感困难，与第十八军等的矛盾也更为尖锐。在解放军的政治攻势之下，军心动摇。10日晚，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二十三师及该军第二一六师一个团、军辎重队、卫生队等部一万多人，向解放军投诚。第八十五军成了空架子，黄维兵团更是雪上加霜，兵团防线洞开，主力第十八军阵地直接受到解放军的攻击。由于黄维要求空军掩护突围，蒋介石曾指示空军投放毒气弹，并向黄维兵团投放了使用和防护说明。但蒋介石经俞大维劝阻，没有付诸实施⁽⁸⁷⁾。空军仅向黄维兵团投下了催泪性和喷嚏性瓦斯弹，交部队使用，但实战作用不大。11日，解放军对据守杨围子的第十四军进行总攻，军长熊绶春战死，十四军即被歼灭。黄维兵团仅剩第十军、十八军残部。

11日、12日、13日间，作战厅长郭汝瑰一再向蒋介石建议，以第二十军加入李延年兵团作战，同时建议，尽量集中京沪一带可用之兵力，以于宿蚌间决战，不能顾虑江防以分散决战兵力。蒋介石没有同意，仅于14日令第二十军开曹老集，但这时黄维兵团已难以支持。

刘伯承和陈毅于12日致书黄维，敦促其投降。但黄维仍据守阵地抵抗，还不时发动逆袭。13日，解放军为迅速解决战斗，重新调整部署，加强兵力，以华野第三纵队投入战斗，以华野鲁中南纵队为预备队，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统一指挥南集团华野三纵、七纵、十三纵及中野六纵等四个纵队，向双堆集附近敌核心阵地发起总攻。14日晚，各纵经过激烈战斗，大量歼敌后向前推进，华野第七纵队攻克了双堆集坚固设防的制高点尖谷堆，黄维兵团部和第十八军军部都进入解放军火力威胁范围之内。黄维和胡琏觉得兵团再行抵抗已没有价值，决定突围。15日下午，战车营未待黄昏预定突围时间即提前行动，搅乱了突围部署，各部争相逃命。突围行动很快被解放军发现，遭到坚强堵击。至深夜，黄维兵团全部瓦解。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等被俘，仅副司令官胡琏乘战车逃出重围，多处负伤，于翌日到达蚌埠。

杜聿明集团自12月6日突围未成之后，仍调整部署，向南攻击，但各军士气低落，进展甚微。杜聿明打电报向蒋介石建议：“现各兵团重重被围，攻击进展迟缓，以现有兵力解黄兵团之围绝对无望，而各兵团之存亡关系国家的存亡，钧座既策定与共军决战之决策，应即从西安、武汉等地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共军决战。”蒋介石复电无可奈何地表示：“现无兵可增，望弟不要再幻想增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⁸⁸⁾解放军华野自10日抽兵增援中野围歼黄维兵团之后，对杜聿明集团仅以四个纵队在南面阻击，采取局部攻势，以三个纵队积极进攻，对杜聿明集团进行压迫。11日，中共中央军委为配合平津作战，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平津地区，指示淮海前线将领，对杜聿明集团，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⁸⁹⁾。此后，军委一再指示粟裕，围歼杜聿明集团各纵，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就现地进行休整，并对杜聿明集团进行政治攻势。因此，战斗规模大为缩小，战场比较沉寂。

杜聿明得悉黄维兵团突围后覆没，深感沮丧，内心责怪蒋介石未令自己与黄维同时突围，现在处境更加孤立，于是，他再次向蒋介石电陈，要求调兵与解放军决战。18日，杜聿明奉命派参谋长舒适存飞南京，面见蒋介石，商决行动计划。黄维兵团覆没后，蒋介石已令李延年兵团等部后撤，正在部署江淮防线，无法抽调兵力以解杜聿明集团之围，只好指示杜聿明，在空军掩护下，施放催泪性毒气突围。19日，舒适存偕空军总司令部第三署副署长董明德飞回军中，商讨陆空配合行动，进行突围。但是日晚起，风雪大作，直至28日，空军无法出动。而在包围圈内，粮食、燃料极端缺乏，士兵们饥寒交迫，在解放军政治攻势下，士气迅速瓦解。12月17日，毛泽东为中原解放军司令部、华东解放军司令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希望将领们爱惜士兵的生命，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⁹⁰⁾。陈毅也写信给杜聿明本人劝降。

28日，天气转晴，国民党军空军恢复对杜聿明集团的空投，首先投下了黄百韬的纪念册和列有杜聿明在内的中共宣布四十三名战犯名单的报纸，以坚定高级军官的战斗决心。当时，杜聿明在军中疾病缠身，邱清泉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即电示：“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疗。”邱清泉也力劝杜聿明回京，但杜对邱表示：“抛下数十万将士只身逃走，决不忍心。”即复电蒋介石：“生虽有痼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而只身撤走。请钧座决定上策（即杜关于调兵决战的建议——引者），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⁹¹⁾

空投恢复之后，蒋介石既无力调兵，也未同意杜聿明坚守的建议，只是命令突围，力图侥幸保存一点实力。但杜聿明根据经验和部队状况，对突围深感疑虑，因此仍拖延部署突围。他认为：“因为统帅部、前方指挥官与部队长三者之间，各部队与部队之间矛盾重重，对于蒋的突围指示，各有成见，无法坚决执行，总是在互相矛盾斗争中，最后只有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土崩瓦解，迅速消灭。”⁽⁹²⁾国民党军中的派系人事冲突，已成痼疾，加速了军事的崩溃。1949年1月3日，杜聿明致电蒋介石：“官兵饥饿过久，加以空投失散于各处之损失，官兵仍不得一饱，务恳明日内投足四百吨食粮，使官兵得一次温饱，五、六两日则粮弹并投，以便及早完成任务。”蒋乃决定4日至6日空投粮食三天，七八日空投弹药两天，于9日开始实施突围⁽⁹³⁾。

华东野战军察觉杜聿明集团正等待空投补充粮弹后突围，决心乘敌军粮弹两缺、士气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之际，全歼杜聿明集团，即于1949年1月2日发布命令，部署各部队统一于1月6日16时发起战斗，首先攻击战斗力薄弱的李弥兵团。是日战斗发起后，各纵队进展迅速，李弥兵团阵地纷纷瓦解。至7日晨，李弥兵团被迫撤入邱清泉兵团防区。第十二军于一凡师一个团投降，于本人及另一个团被炮火隔断，未能如约投降，延迟至10日晨投降。8日，解放军调整部署。9日上午，杜聿明集团发起攻击，企图突围，遭到解放军阻击。是日黄昏前后，杜聿明同邱清泉到陈庄第五军司令部，前进指挥部及战车部队在陈庄以西集结，准备10日在空军掩护下突围。但各将领深感阵地崩溃迅速，很难坚持，纷纷要求于夜间突围。杜聿明见部队已无法控制，只好同意各部分头突围，并最后发电向蒋介石报告称：“职等与各将领报国有心，无如部队精锐伤亡殆尽，目前状况，已无法达成决战任务，只有督饬所余将士死拼到底。”蒋介石即复电杜聿明：“无论本日战况如何，明晨决派机接弟来京诊治，前方部队概归邱司令指挥。”⁽⁹⁴⁾但事实上已不可能。入夜，杜聿明集团各部一片混乱，各自钻隙突围，解放军乘机强攻，国民党军士无斗志，土崩瓦解，成师成团向解放军投降。第五军军长熊笑三未等杜聿明部署，即只身潜逃出重围，邱清泉在突围过程中被击毙，第七十二军军部投降。杜聿明身患疾病，行动不便，走到天明被俘。

10日上午，战斗基本结束，杜聿明集团仅第七十四军残部在刘集、第九军第三师残部在周楼坚持。至14时，刘集残敌被歼灭，16时，第三师师长周藩率残部在周楼投降。李弥在周楼躲到最后，化装潜逃。至此，杜聿明集团被全部歼灭。

国民党军自1948年11月5日徐州会议作出收缩兵力、进行徐蚌会战的部署，即于6日起遭到解放军的攻击，至1949年1月10日整个战役结束，国民党军在南线的精锐师团被歼灭殆尽。这一场战略决战，规模空前，解放军投入了60多万人的兵力，国民党军先后参战兵力达80万人。战役结果，解放军共歼灭（包括起义和投诚）国民党军一个前进指挥部、五个兵团部、一个绥区、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55万余人。此后，国民党军在军事上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部署长江防御和阻挡解放军向全国的进军了。

蒋介石在10日自记：“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方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忧念无已。但已尽我心力，对我将士可无愧怍。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⁹⁵⁾杜聿明集团覆没，蒋介石也就不能不下野了。

第二节　平津战役（下）

一　天津之战

1948年底，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之后，傅作义的基本部队第三十五军、第一〇四军、第一〇五军、第一〇一军的第二七一师及二个骑兵旅等部被歼，精锐殆尽。傅作义用以困守北平的仅第三十五军的第二六二师（作为傅作义的警卫部队）、第一〇一军二个师、一个骑兵师等部。中央系部队第十三军被歼一个师，第十六军被歼二个师。退守北平的中央系部队有第十三军四个师、第十六军一个师、第三十一军一个师、第九十二军三个师、第九十四军二个师及第六十二军未来得及调回天津的第一五七师。上述这些部队加上重建部队，共二十五个师，25万人。中央系部队为北平城防的主要部队。傅作义将第十六军、三十一军等部部署在城北，将第十三军部署在城东，将第九十四军部署在城西，将第九十二军部署在城南。将本系的第一〇一军部署在广安门外，重建的第一〇四军二个师沿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外布防在第一线，以便和谈人员出入的方便，将自己的总预备队部署在内城。他将中央系部队依城布防，将中央系军、师司令部设在临接各自部队的城内，再在内城部署傅作义嫡系部队，以监督中央系军队的指挥系统。当时，蒋介石把指挥权都交给了傅作义，傅对中央系部队也常常直接指挥师团长，分割使用，以加强控制。因此，傅作义对中央系军队也具备相当的控制和指挥能力。

津塘部队名义上归津塘防守司令侯镜如统一指挥，驻在塘沽。但实际上，津塘防守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由傅作义直接指挥，塘沽防守司令段沄有事也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而侯的基本部队第九十二军被调往北平，他的第十七兵团的建制部队则驻守天津，侯镜如在塘沽就很难指挥所部军队。平、津、塘被解放军隔断后，更只能各自为战。

塘沽守军有从唐山、滦县一线撤下来的第八十七军、交警第三旅及第九十二军一个师、独立第九十五师。天津守军有从北平调回天津的第六十二军二个师、从芦台撤退下来的第八十六军（三个师）、第九十四军留津的一个师，为守备主力，加上其他扩编、新建、重建的部队达13万人。塘沽守军依托海口，随时有从海上撤退的可能，但天津孤立无援，只能作困兽之斗。陈长捷认为，天津弹药、粮食相当充足，照明器材、通信设备也数量充足、使用方便。平津塘间有无线电话和埋线电话，可以随时联系，天津本身防御工事完备坚固，因此认为可以坚守三四个月。平津一体，天津的问题要待傅作义来解决，否则要影响傅作义同解放军谈判和平的“政治解决”。当解放军着手向天津外围攻击的时候，陈长捷一再接到华北“剿总”参谋长李世杰传达的傅作义的指示：“坚定守住，就有办法。”⁽⁹⁶⁾决心以坚守天津作为和平谈判的筹码。

1948年底，傅作义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传递信息，他没有讨价还价的政治意图。前引傅作义12月23日电就表示无任何政治企图。傅作义的主要意思是不想造成军前投降，只要如何给他一个台阶下，所以，中共中央对谈判前景比较乐观。

同时，解放军已经歼灭了傅作义的嫡系主力部队，对平津也作好了充分的兵力部署，至此，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才认为可以认真考虑对傅作义进行策反的工作。为此，军委于1949年1月1日凌晨2时，电示林彪，做好傅作义的工作，指示说：“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也就是和傅合作，里应外合，解决中央系国民党军队，和平解决北平。军委指示林彪，要北平地下党派出可靠同志，直接面告中共对傅作义的六点方针，并要傅保守秘密：

（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丁）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己）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⁹⁷⁾。

毛泽东提出的这六条，一是要傅作义打消独自的政治要求，中共不会和他在政治原则上有所谈判。二是要傅作义协助中共解决北平地区的中央军，亦即将中央军缴械。但对傅作义总的态度是温和的，条件也比较宽松。

当时，白崇禧已经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各方面的和平运动十分活跃。傅作义也想发表通电，创议和平。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不得不作出愿意与中共和谈的姿态，而在开国纪念典礼上则表示“不能战，就不能和”，“能战才能和”⁽⁹⁸⁾。3日，蒋介石又分别致书傅作义、李文、石觉、侯镜如、陈长捷、邓宝珊、孙兰峰，企图以空言激励士气：“今我挟优势之兵力，守土御匪，益以傅总司令之指挥，本其平素负责从事之精神，策划督战，期在必胜，所望我将士团结一心，服从命令，认识此战不仅为保卫平津华北之战，乃我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成败之战，亦即争取我国家民族独立生存之战，此战而胜，即为全般战局最大之转捩。”⁽⁹⁹⁾鼓励傅作义和北平中央系军队继续抵抗。

中共中央的六点意见下达后，中共北平地下党奉命派李炳泉面见傅作义作了转达，据说“傅作义听了这六条意见后如释重负，情绪有很大好转，但仍未表示完全接受我方条件的决心”⁽¹⁰⁰⁾。事实上，要傅作义完全放弃政治上的要求和缴中央军的械，对傅作义来说，都不是容易下决心的。

为此，毛泽东于7日指示林彪：“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¹⁰¹⁾毛泽东要求林彪准备武力解决，炮击机场，认为只要能攻入城内占领一部，必能迫使傅作义就范，按照中共方式和平解决。当时，毛泽东对美国策动第三条道路，在将来的联合政府中制造反对派，保持着极为敏感的警惕性，极力阻止傅作义可能存在的企图，即将他的部队变为第三条道路的军事力量。

据王之湘回忆，他当年参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商议时，听邓宝珊说，当时确有人教傅作义提出政治条件：“有人向傅将军建议，作为和平解决北平的条件，要提出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即由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以及志愿参加的国民党人士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保留傅作义的现有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同维持治安。据说这是为了‘缓和国内战争，防止国际战争’的暂时办法，将来如何，要看局势而定，如能达到国共合作，就成立统一的联合政府。”据王回忆，蔡运升告诉他，附条件的方案和美苏必将发生战争问题，傅作义说是燕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提出和建议的，傅“虽然明知附条件的方案人民解放军决不能接受，但对美国武装干涉和引起美苏战争的说法，还是对傅作义有影响”⁽¹⁰²⁾。这个方案如果出自燕京大学教授，自当是张东荪，但从时间上判断，应属出自中共当时判断的彭泽湘。详情待考。

这时，傅作义通过他的一位老朋友侯少白的推荐，请燕京大学教授、民盟成员张东荪帮忙，与解放军谈判。傅作义亲自宴请张东荪，同张交换了意见，要张代表他出来谈判，但张表示：“你是蒋介石的官，我是民主同盟的分子，我不能当你的代表，我只能把你的意见转达给对方。”张东荪愿意居间促成和平，但要傅作义派一个代表同自己一同去和解放军谈判。于是，傅作义选择了周北峰。周系傅作义华北“剿总”的土地处处长，以往傅与中共方面联络，多由周作代表。经过傅作义方面和中共北平地下党代表崔月犁的安排，周北峰和张东荪两人于6日10时出城，穿过火线，路经清河镇，第二次与解放军进行谈判。

林彪认为傅作义没有决心缴枪，准备13日总攻天津。中央军委于7日15时电林彪、聂荣臻，要他们让周、张对六点意见表示态度，准备对周北峰严正表示下列四点：

（1） 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否则我们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

（2） 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

（3） 除傅部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照对待郑洞国部的办法办理。

（4） 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即将举行攻击⁽¹⁰³⁾。

7日晚，张东荪、周北峰到达林彪驻地附近，8日晨，聂荣臻先和他们谈判。张转述了傅作义的几点意见：

（一）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张谈：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陪衬语）；（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有步骤的办法，即是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如同意此方针，当双方派代表协同拟定具体办法⁽¹⁰⁴⁾ 。

1月9日2时，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复林彪、聂荣臻电，就傅作义所提条件作出明确的指示：

你们应回答如下几点：（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¹⁰⁵⁾。

是日上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从孟家楼司令部到八里庄，同周北峰、张东荪开始正式谈判。在会谈中，林彪表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样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毛7日电，不能称起义，显系回忆时误称——引者），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的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此后的会谈，周北峰根据傅作义的指示，商谈改编的具体问题。同时，周北峰还转达说：“傅还说他一贯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¹⁰⁶⁾

在谈判期间，傅作义于1月9日通过北平《平明日报》社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转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说：有关部队问题，“亟需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须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订”⁽¹⁰⁷⁾。

同时，蒋介石于6日派特工头目、国防部次长郑介民赴北平慰劳各军将领，并同傅作义长谈一次，要傅与蒋的和平取一致步骤，并空运军队至南方。郑于7日晚回南京⁽¹⁰⁸⁾，翌日向蒋介石报告平津局势已经严重，天津近郊已发生战斗。蒋介石与傅作义商量，决定令北平各军由空运撤退至青岛⁽¹⁰⁹⁾。9日，白崇禧向蒋介石呈文，表示“我非运用国际力量，不能阻止中共行动”，希望通过国际力量，阻止解放军的进军⁽¹¹⁰⁾。

在这种形势下，解放军前线将领林彪、聂荣臻和统帅部的毛泽东都认为傅作义命令中央系军队出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而也不相信傅作义关于为打通思想做说服工作需要时间、希望顾及事实的要求。他们判断傅作义关于能够控制中央军的说法，不过是一句空话，除了借此拖延时间之外，别无意义。尤其是傅作义的9日电，更加深了这种疑虑。但毛泽东认为，傅作义既然提出了离城整编的问题，解放军就可以将计就计，同意离城整编，一旦军队离城，就有办法缴械，这样可以争取谈判中的主动；如果傅作义做不到，就揭露傅作义的欺骗性，使人们觉得解放军已经仁至义尽。而对于傅作义在政治上的表白，毛泽东十分反感：“傅作义及其左右在接到我们意见后，企图叫我们迁就他们所设的范围（迫我就范），而拒绝我们迫傅就范的方针，明明不能指挥中央军，要说能指挥（后来事实说明能指挥——引者）。此外，并提出什么报纸及政府用人等事，好像他们是代表人民说话，向我们要求民主权利。”⁽¹¹¹⁾

10日上午，双方继续会谈，午后，解放军方面整理了一份《会谈纪要》，由双方签字。纪要规定，1月14日以前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时限。解放军方面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签字，傅作义方面由周北峰签字，张东荪因是民盟成员，不能代表傅作义，所以，没有同意在纪要上签字，并表示要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第二次谈判即告结束⁽¹¹²⁾。11日，傅作义电告林彪，将派邓宝珊作代表再次出城谈判。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为加强平津战役及平津塘地区的领导，于1月10日组织总前委，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林彪为书记。随后，平津前线司令部从孟家楼移到通县附近的宋庄。

这时，解放军已作好了攻击天津的准备，即将天津问题作为试探傅作义诚意的筹码。11日，军委答复林彪、聂荣臻关于和傅作义代表谈判问题的请示说：“同意命令傅方代表限天津敌先头部队至迟须于十三号十二时以前开出，否则我军将于十四号开始进攻，并向傅方代表指出，我方怀疑傅方借谈判拖延时间，故天津方面必须依照指定时间开出城外，并不得对于公私财产、军用物品及公文案卷有任何损毁，否则必须全体缴械，并惩办其负责人。军队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¹¹³⁾12日，毛泽东虽然已经知道傅将派邓宝珊出城谈判，仍不敢松懈，指示林、聂，要在谈判中当面向邓宝珊驳斥傅作义9日电所持立场：“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至于北平守军，可以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不是所谓由我军协助傅军解决抗不受命者，而是傅军协助我军入城解决一切敢于抵抗的部队。你们说这些话时应坚决明确。”还指出：“估计天津守军十三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十四日攻击天津。”⁽¹¹⁴⁾

天津城防，筑有环城碉堡工事千余座，外侧筑有护城河，引进运河水源，水深可达3米。天津南北长达12公里，东西宽仅5公里，海河贯流南北分割市区，在城北与北运河会合。陈长捷以第八十六军守备河东，指定一个加强团死守阵前东局子据点，以第六十二军守备河北，以一个加强团据守宜兴埠，重点保持在西侧的西营门方面，以第九十四军的第四十三师及收编溃军而恢复的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守备西营门以南的西南地区，以河北保安团据守东南方向的灰堆据点。在东西蜂腰部的民族门和西营门令八十六军和六十二军在第二线上控置有力部队，以免被南北截断。准备以两个护路旅和静海保卫团等为预备队。

12月21日，东野第九纵队占领咸水沽，截断了天津守敌的南面退路。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感到兵力不足，宜兴埠孤立，即令守军撤退。守军撤退时竟纵火焚村，陈长捷得报，即令第六十二军及市消防队全数出动，但已扑救不及，造成灾民遍地。林彪和毛泽东原计划首先攻击塘沽、军粮城，但经东野第七纵队侦察，塘沽系水网地带，兵力不易开展，敌指挥机关设在军舰上，随时准备撤退，如进行攻击，伤亡大而收获小。同时，林彪察觉平津之敌有突围迹象，而当时东野兵力分散，南线杜聿明集团尚未歼灭，有被敌军突出重围的危险。因此，林彪于12月29日，将准备攻击塘沽、大沽的部队移到天津附近，并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放弃攻击两沽计划，准备集中五个纵队攻击天津，同时，调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会攻北平，阻敌南逃。

1949年1月2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以刘亚楼为前线总指挥，设司令部于杨柳青，着手扫清天津外围阵地。5日攻占灰堆，7日攻占东局子，9日攻占鲁西义地、安徽义地及丁字沽一线。至10日前后，扫清了敌外围阵地，直逼城防工事，于13日完成了攻击准备。

当时，天津各界如工商界的李烛尘等也在运动和平。1月9日天津市参议会代表丁作韶、杨云青、胡景熏、康相九四人出城谈判，提出天津和平解决的意愿。10日刘亚楼与他们谈判时提出四点：“（一）天津为华北主要工业城市，人民解放军甚盼和平解决，藉免遭受战争破坏。（二）一切天津国民党军队，应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保证这些军队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去留自便。（三）人民解放军停战二十四小时，等候天津守军的答复。（四）如果天津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人民解放军将发动进攻，天津守军的首领们应当担负使天津遭受战争破坏的责任，而受到严厉惩罚。”⁽¹¹⁵⁾但这些谈判均遭到天津军方的破坏，没有结果。

11日，解放军向陈长捷送达了林彪签署的致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的信，最后劝告他们放下武器，限12日晚答复。陈长捷在和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商量时表示：“还是等待北平和谈成功，一起行动。”陈长捷打电话向总部请示，参谋长李世杰的回答，仍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于是，决心再顶一段时间。为了拖延时间，复信敷衍说：“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如果共谋和平解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¹¹⁶⁾这里，天津国民党将领所谓和平解决，是指让他们全师回南方，和平让出天津。

陈长捷拒绝了解放军的最后通牒，解放军即决心攻克天津，以军事威力，促进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当时，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已到达林彪驻地附近的五里桥进行谈判。邓宝珊问：“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几天？”林彪说：“三天。”邓宝珊说：“恐怕三十天你们也打不下来。”但实际上，林彪的决心和估计是“战斗开始后，最多三十小时可以全部解决”⁽¹¹⁷⁾。

林彪对于天津的攻坚战斗，已于1月7日作好部署，集中了第一、二、七、八、九等五个纵队的兵力及特种兵大部。当时，东北野战军兵员充实，战力强大，用兵十分富余，因为第十二纵队要求参加攻坚锻炼，增加了该纵一个师，又因刘亚楼的要求，增调第六纵队长于巷战的第十七师参战，总兵力达二十二个步兵师，共34万人。林彪以攻击天津蜂腰部、突破后分割天津守军，然后先弱后强，即先南后北，全歼敌军为战役指导思想。以两个纵队攻击西营门一线，以两个纵队攻击民族门一线，以一部兵力在南北两端进行攻击。在攻击准备阶段，各部队进行了充分的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攻坚演习。由于天津守军拒绝投降，林彪于13日19时，向刘亚楼发布了14日开始攻击的命令。

14日10时，解放军发起了对天津的总攻击，八个突破口，经步、工、炮和坦克兵的协同作战，一举突破成功，即向纵深大胆穿插，然后分割包围，对敌强固据点组织攻击。天津守军主力第六十二军的第一五一师，为解放军北面佯攻所迷惑，不敢移动，置于无用之地。天津守军在解放军的分割包围下，迅速瓦解，许多部队未经抵抗，即纷纷投降。是日夜，陈长捷用电话召集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商量对策，决定放弃“核心抗拒”计划，停止抵抗，就地放下武器。杜建时即于深夜邀请李烛尘、杨亦周（参议会议长）商量，于15日凌晨由杨亦周广播和平宣言。但为时已晚，15日晨，东西对进部队在市中心金汤桥会师。8时，攻占市内最坚固的支撑点海光寺。这时，傅作义从无线电广播中得到解放军宣布突入天津市的消息，急忙亲自用无线电与陈长捷通话，这是天津被围后，傅作义和陈长捷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通话。陈长捷报告了天津战况和会商的结果，傅作义即表示：“可以接洽和平吧！”⁽¹¹⁸⁾正在这时，约上午10时，解放军冲进了天津警备司令部，俘虏了陈长捷。至15时，解放军全歼天津守敌13万人，战斗结束。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均被俘虏。

16日，津沽防守司令侯镜如向蒋介石报告解放军进逼塘沽，战况激烈。蒋即复电询问并指示说：“傅总司令有否电令撤退？如万不得已时，一面向傅总司令请示，一面撤退可也。”⁽¹¹⁹⁾17日，侯镜如接到北平转来的蒋介石电报，于是，立即撤守电台，命令各部上船，撤往上海。

二　北平和平解放

周北峰于1月10日回到城里后，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并交呈了《会谈纪要》。傅看完后只是唉声叹气，最后说：“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¹²⁰⁾同时，傅准备派周北峰和邓宝珊再次出城谈判。邓宝珊和傅作义的私交很好，又是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不过邓是一个没有军事实力的过时的将领。他驻守榆林时，和延安中共的联系相当密切。所以，傅作义于1948年12月28日用飞机把他从包头接来，作为真正能够代表他进行谈判的人选⁽¹²¹⁾。邓宝珊到北平后，傅作义和他及马占山进行了多次商谈。傅作义深感和战两难，迟疑不决，甚至希望发一个和平通电后，即将军队交给李文，自己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一走了之。他既不愿承担死战破坏古都的责任，一时也不愿按照中共的条件交出军队。他在13日、14日间，还对周炳琳等大学教授说：“今天需要和平，人同此心。谈和平是要和的和平，在和以外的无法谈，而且和平之权〈在〉对方。”⁽¹²²⁾也就是拒绝投降。

13日，邓宝珊和周北峰出城，代表傅作义进行第三次谈判，经清河镇到达五里桥。14日，首先由聂荣臻同邓宝珊、周北峰谈判。聂荣臻在谈判时态度严峻，痛斥傅作义罪大恶极，仍然企图走中间路线，指出唯一出路就是坚决地遵照中共的六点指示去做，中心是里应外合解决中央军。只有这样，才能立功赎罪。这时，解放军已开始攻击天津，聂荣臻向邓宝珊指出，由于傅拖延太久，解放军才攻击天津，傅应对天津的战争损失完全负责，要傅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由于解放军已开始攻击天津，傅作义所要求的平、津、塘、绥整个和平解决和平津问题先停战三日已经做不到。

与此同时，傅作义仍未断绝和蒋介石的联系。根据蒋介石的要求，13日起北平部队空运青岛计划开始实施。蒋介石为了阻止傅作义实现平津和平，嘱国防部长徐永昌致函傅作义，“希其率部移防青岛，予以指挥豫鲁军事之全权”⁽¹²³⁾。傅作义又于14日致函蒋介石，建议一是向津塘方向出击，二是空运转移，同时表示：“共匪对职仇恨甚深，实无能完成此最后任务，初步安排后，请即调职赴京，追随左右，另行指定人员，指定部队，在平办理。”⁽¹²⁴⁾他给自己仍留着一条脱身的后路。为此，蒋介石派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平安排，16日傅作义向蒋介石报告说：“王副总司令叔铭昨飞抵平，交示钧谕，敬聆种切，谨遵指示，即按第二案实施。惟天津情况影响北平士气民心，至为严重，社会言论竟明示对守城者之怨怼，部队士气消沉，亦无法鼓励，瞻念前途，焦虑无似，为实施第二案，请饬派大批飞机尽量尽速来平空运，争取时间，俾求达成预期目的。”⁽¹²⁵⁾但同时，傅作义让周北峰通知解放军，炮击天坛机场，迫使空运飞机不敢降落，阻止了蒋介石的空运计划⁽¹²⁶⁾。

解放军迅速攻克天津，傅作义在谈判中已完全没有力量。15、16日间，毛泽东连续对林、罗、聂就谈判方针作出指示，并为林彪、罗荣桓草定了一封措辞十分严厉的书面通牒，即《林彪、罗荣桓致傅作义的公函》。毛泽东指出：“傅作义十四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施用炸药抵抗，而在十五日十五时致邓宝珊电内又谓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坏，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仍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¹²⁷⁾16日，毛泽东要林彪于当日将这封书面通牒面交傅方代表，要傅作义方面在“决心和平缴械或决心和平出城改编或决心里应外合协同解决中央军”，三项方案中选择一项。要傅方“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如果傅方决心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决不会亏待他们”。毛泽东指示说：“傅之灵魂是邓宝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同时，毛泽东要求前线将领积极准备攻城⁽¹²⁸⁾。

不过，在北平前线，和平解决的谈判这时进展顺利，开始迅速达成协议。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在15日同邓宝珊、周北峰在五里桥的谈判，“对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指定地点，进行改编的方案，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收办法等，达成了基本协议”⁽¹²⁹⁾。16日，解放军迅速攻占天津的消息，也已通知了傅方代表，大势已无可逆转。是日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再次同邓、周等会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林彪出面采取了和缓诚恳态度（不盛气凌人），劝告傅方代表和平解决。同时提出：“限本月二十一日，首先开出一个军至北平城外三十里至六十里间地区（除宛平、通县两方面外，任何方面均可），以后再陆续开出。”邓宝珊表示接受。邓要求解放军派代表同他一起入城，林即派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为代表。邓随后询问了傅作义将来的出处，林回答：“傅之位置有二：一去台湾，一留北平。”这次会谈的气氛良好，林、罗、聂对是否交出措辞严厉的通牒很是踌躇，但邓宝珊要走了，不允许再考虑，即照中央命令“机械的递出”。然后嘱咐苏静，“可在入城途中，以个人谈话方式要邓考虑对事态发展之有利方法，是否可先与傅谈，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牒。如谈无效再交出”⁽¹³⁰⁾。

在此同时，华北七省市参议会及北平各界人士也参加了和平运动。对国民党深感失望的北平市前市长何思源，为了免除北平200万人民的战争痛苦，保护几千年的文化古迹，也积极奔走和平，希望傅作义不要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并向军师长们游说。1月15日，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成立。16日，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等七人也通电呼吁停战，但他们附有政治条件，在致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认为：“经济平等、政治民主、生活自由，既为人民共同之要求，又与贵党主张最为接近，同人等站在人民观点，极望早日实现和平，共谋合作。”也就是“今日与傅作义先生合作，正为贵党主张之试验，亦为影响全国之契机”。通电在政治上对中共要胁说：“总之，人民所希望于贵党者，为博为大，如贵党昭示于人民者，为褊为狭，则向日输心同情于贵党者，势将失望而去之。谅为智者所不取也。”⁽¹³¹⁾许惠东一类政客的主张，当然不为中共所欢迎。

17日中午，在傅作义的支持下，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聚餐会，到会的有七省市参议会议长和代表、北平市工商、教育界的代表、北平市前市长何思源、市长刘瑶章，中央系各军官长、傅作义总部将级军官，共五桌，约五十人，还有许多记者。会上发言者一致要求和平解决，军人们则一言不发。会议推选何思源、吕复、康同璧等十人为和平代表，准备于18日出城向解放军正式请求“停战十日，进行和平谈判”⁽¹³²⁾。18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安放在何思源家屋顶上的两颗定时炸弹爆炸，造成何一家六口一死五伤的惨剧。何不顾伤痛和家人的死伤，仍坚持和代表们一起出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莫文骅接待了他们，他们要求解放军给傅作义一条路走，不要逼得太紧，希望双方谈判和平解决，以免北平打坏了。

苏静随同邓宝珊于17日到达北平后，即与傅方代表崔载之等根据城外达成协议的基本精神，商议具体条款。双方先草定了“为消除此间部队机关之疑异，需傅适时对部队及机关说明和准备要点”，共十四条，由苏静于19日22时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报告，林彪、罗荣桓于20日11时半转报中央军委，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请中央逐条指示答复。中央军委于21日4时逐条予以答复⁽¹³³⁾。最后形成了一个十八条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并于21日由苏静作为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王克俊、崔载之作为政府军华北总部代表正式签字⁽¹³⁴⁾。

20日，傅作义派飞机赴重庆接回了家属，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和平协议。中央系军官在既成事实面前已无力抵抗，协议宣读后，李文、袁朴等痛哭流涕：“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最后，他们希望能够让他们走，得到傅作义的同意⁽¹³⁵⁾。22日下午6时，傅作义向各界并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布了北平和平的文告，并公布了部分协议条款。文告说：“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云云⁽¹³⁶⁾。按协议书规定，“自本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约一月后实行整编”⁽¹³⁷⁾。而《世界日报》在22日的消息报道中还杜撰说：“闻对方同意傅作义将军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生活自由之主张，深愿与其携手。”

22日上午，傅作义开始执行协议，傅作义的亲信部队骑兵第四师、第一〇一军首先开出城外，其余傅系和中央系部队在以后几天里，也陆续出城，开往指定地点，准备接受整编。至1月30日，除殿后部队外，都已出城，31日，殿后部队第一〇四军及十七师全部开出⁽¹³⁸⁾，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即原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于31日午后1时先开一师进城。2月3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北平和平解放。

就在北平宣告和平的前一天，即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但他仍手书傅作义、李文：“余虽下野，希嘱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¹³⁹⁾至24日，蒋介石仍希望顾祝同令李文指挥中央各军积极准备战斗。但北平和平已成定局。于是，蒋介石于26日向傅作义提出要求：“（甲）中央各军分途突围，作九死一生之计，与其坐任共×宰割侮辱，不如死中求生，发挥革命精神。（乙）如甲项已不可能，则要求傅负责照原定方针，先让国军空运南撤。（丙）如乙项亦不可能，则必须将中央军各级官长空运南撤，而将全部士兵与武器交傅编配。（丁）为实行丙项之方针，其意即宁可全军交傅，而不愿由×整编，以保留国军革命之人格，此为对傅最低限度之要求。（戊）如丁项亦不可能，则要求其将师长以上各高级将领，空运南归。”⁽¹⁴⁰⁾当时，解放军采取了“兵收留、官放走，不安于位的并表示可以让他们走”的方针⁽¹⁴¹⁾，于是，傅作义经解放军方面同意，让李文、石觉等军师长，及挑选的部分军官携带轻机枪数十挺，乘飞机离开北平，于1月31日前往青岛。

傅作义的部队开始出城后，傅作义和南京的联系并未中断，东单机场也没有关闭。26日，解放军方面参加联合办事机构的成员陶铸进城准备接管事宜后，傅本人也多次向陶铸表示，愿意作为促进中共和南京李宗仁、白崇禧和平谈判的桥梁。傅作义虽然在军事上接受了出城整编的方式，但在政治上，中共方面认为他还没有靠拢，还在搞他自己的政治活动：“傅与李、白拉紧，想把南京一些人弄进来，以壮声势，并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最近并用推迟我之进城时间，对部队发两个月的饷，对被拆毁房户进行赔偿救济，并利用报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¹⁴²⁾对此，中共当然不能允许。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必须叫邓宝珊在解放军入城那一天或前一天，把毛泽东为林彪、罗荣桓起草的致傅作义公函交给傅作义，以便新华社在解放军入城那一天公开发表。这封公函历数傅作义作为战争罪犯的罪行，要傅作义遵照解放军的条件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以求自赎”⁽¹⁴³⁾，以此攻破傅作义的政治立场。在政治原则上，毛泽东要求傅作义公开声明反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政府，表示今后在中共领导下为人民事业服务，并承认以往进行反革命战争是绝对错误的，愿意痛改前非，将功折罪。

邓宝珊当时担心和局有变，没有把这封林罗公函交给傅作义，苏静接到林彪的指示后，即敦促邓宝珊转交，据说邓又通过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托她转交⁽¹⁴⁴⁾。2月1日这封林罗公函由新华社公开发表，同时，毛泽东则为新华社写了述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对傅作义文告中的政治性表白进行了批驳，只是指出：“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在军队改编问题上予以协助，不起阻碍作用，而不再企图高踞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并给他以新的出路。”⁽¹⁴⁵⁾傅作义见了林罗公函，写了一封长信给林彪、罗荣桓，说明自己一直没有看到这封信，只是于1月31日晚，他同苏静、邓宝珊谈话时才知道有这封信，并表示如指定一投案地址，他在一小时内一定前往投案。对此，毛泽东指示林彪于入城后，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对傅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时不愿发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¹⁴⁶⁾后来经过林彪、聂荣臻及叶剑英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也亲自和他谈话，才缓和了他的情绪。直到4月1日，傅作义才发表了关于北平和平的通电，反省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¹⁴⁷⁾打消了傅作义分享政权的念头，毛泽东则对傅作义的通电表示欢迎。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政府军一个“剿匪司令部”、一个警备司令部、三个兵团部、十三个军部、五十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除归绥已在和平协商范围内之外，华北地区国民党军仅剩太原一个重要的孤立据点。

————————————————————

(1) 淮海战役参战部队双方均非一次性投入战场，而是逐次抵达战场，总兵力只是个概略的计算。据刘峙《我的回忆》说：“会战初期，仅2CA三个军，7CA两个军，13CA两个军，16CA两个军，合共九个完整军，兵力与匪廿三个纵队相较，我为绝对劣势。”刘峙的说法，纯系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一则国民党军徐州一线兵力远不至此数，二则华中部队本负有钳制刘伯承所部的任务，三则解放军二十三个纵队也不是都齐装满员，会战初期刘伯承部到达徐州一线仅四个纵队。而从实际战斗来说，刘伯承部主力用于对付黄维兵团，尚感不足，仍要华野支援，根本不存在刘伯承部以全力与粟裕部合力对付刘峙九个军的战场形势。——笔者。

(2)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3) 《粟裕关于举行淮海战役致中央军委的电报》（1948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淮海战役》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9页。

(4) 《中央军委关于批准举行淮海战役及战役第一个作战应歼灭黄百韬兵团致饶漱石、粟裕的电报》（194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淮海战役》第1册，第52-53页。

(5) 《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1948年9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6-27页。

(6) 参何晓环等：《淮海战役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7) 《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部署的几点意见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的电报》（1948年10月11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63-65页。

(8) 《推迟攻击郑州加紧完成淮海战役准备》（1948年10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83-84页。

(9)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15日。

(10)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2日。

(11)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3日。

(12) 郭汝瑰：《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淮海战役亲历记》，第52页。

(1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0月28日条。

(14)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2日。

(15)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8日。

(16)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9日。

(17) 郭汝瑰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53-54页。但据郭汝瑰29日日记：“刘为章即强调退守淮河耳。”

(18) 《郭汝瑰回忆录》，第323-324页。

(19) 覃戈鸣：《桂系在淮海战役中的态度及白崇禧“备战求和”阴谋的幻灭》，《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27页。

(20) 《郭汝瑰回忆录》，第322-326页。按：据刘峙回忆：“国防部拟撤守淮河，但各兵团司令官以为时机已晚，敌前撤退，最为不利，不如决一死战。乃决定‘备战退守’，即一面先集结兵力，准备应战，一面撤退物资，并将原定由海上撤退之海州第四十四军，改向徐州陆路撤退。”（《我的回忆》，第165页）10月24日部署系按照蒋介石“酉敬防挥中电”，参国防部《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据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藏重新打印件）。——笔者。

(2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第154页。

(22) 《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1948年11月4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17-121页。

(23) 陈士章：《第七兵团的毁灭》，《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90页。

(24) 陈士章：《第七兵团的毁灭》，《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91页。

(25) 李以劻：《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淮海战役亲历记》，第69页。

(26) 何基沣：《运河前线起义》，《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42页。

(27) 这次战斗，有关回忆录资料和粟裕报告有所不同，如粟报告为八纵歼二十五军，而回忆录系四纵歼二十五军一〇八师，八纵歼一〇〇军四十四师两个多团，此从回忆录。参《淮海战役》资料，不一一注明。——笔者。

(28) 郭汝瑰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57页。按：即“戍蒸防挥督电”，参《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以西的部队实际上仅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笔者。

(29) 转引自王道平等著：《震撼世界的大决战》，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132页。

(30) 《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31) 《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32) 《粟裕关于请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致中央军委的电报》（1948年10月31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03页。

(33) 《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统一指挥问题致陈毅、邓小平、粟裕的电报》（1948年11月1日），《淮海战役》，第107页。

(34) 《陈毅、邓小平关于钳制邱清泉、孙元良兵团的新方案致中央军委等的电报》（1948年11月2日），《淮海战役》，第111页。

(35) 《中央军委预计第一仗歼敌二十一、二个师第二仗打黄维、孙元良致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的电报》（1948年11月7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29页。

(36) 《粟裕谈淮海战役》，《从延安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37) 《粟裕、张震关于敌可能采取的方针及我之对策致中央军委等的电报》（1948年11月8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32页。

(38) 《中央军委关于破坏敌人总退却计划歼敌于淮河以北致陈毅、邓小平等的电报》（1948年11月9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36-137页。

(39) 《中央军委关于勿使徐州敌人南窜致粟裕、张震的电报》（1948年11月9日），《淮海战役》，第138页。

(40)  刘镇湘：《第六十四军碾庄圩覆没纪要》，《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32页。按：刘回忆会议于9日上午召开，各回忆录有出入，按各部队运动状况，推算为10日上午的可能性较大。——笔者。

(41) 黄百韬1948年11月10日致蒋介石、顾祝同、刘峙电，转引自《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150页。

(42) 《华东野战军前委关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1948年11月9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35页。

(43)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十五时报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中原局、华东局电》，《粟裕军事文集》，第409页。

(44) 《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45) 《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46)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14日。

(47) 《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48)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15日，并参郭汝瑰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58页。

(49) 《粟裕军事文集》，第409—410页。

(50) 《淮海战役中部队情况简报》（1948年12月31日），《粟裕军事文集》，第446页。

(51)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1949年1月20日），《粟裕军事文集》，第464页。

(52)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18日。

(53)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19日。

(54) 《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55) 邓文仪：《革命英雄邱清泉》，《邱清泉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56) 邓文仪：《革命英雄邱清泉》，《邱清泉传记资料（一）》，第75-76页。

(57)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20日。

(58)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21日、22日。

(59) 《郭汝瑰回忆录》，第332页。

(60)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关于歼击黄维兵团之作战方案致中央军委等的电报》（1948年11月14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54页。

(61)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关于歼击黄维、李延年兵团之方案致中央军委等的电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关于决心先打黄维兵团致中央军委等的电报》（1948年11月19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70、175页。

(62) 《中央军委关于下步作战目标致粟裕、谭震林的电报》（1948年11月19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72页。

(63) 《粟裕、陈士榘、张震关于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兵团的部署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1948年11月20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81页。

(64)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关于歼击黄维兵团的部署致粟裕、陈士榘、张震的电报》（1948年11月23日22时），《淮海战役》第1册，第189页。

(65) 《中央军委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兵团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1948年11月24日），《淮海战役》，第197页。

(66)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25日。这时黄维已开始撤退行动，郭的建议当系24日夜发。——笔者。

(67)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27日。

(68) 据刘峙：《我的回忆》，第166页。

(69) 杜聿明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8页。

(70)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28日。

(7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2日条。

(7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3日条。按：据杜聿明回忆，手令在前，电令在后。这里据长编稿。——笔者。

(73) 杜聿明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34页。

(74)  转引自《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206页。

(75) 杜聿明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37页。

(7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6日条。

(77) 《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以利歼击》（1948年12月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13页。

(78)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亥时报军委电》，《粟裕军事文集》，第436页。

(79) 《中央军委关于打强敌必须用强攻方法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1948年12月4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229页。

(8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1月30日条。

(81) 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90页。

(82) 《郭汝瑰日记》1948年12月1日。

(83) 《郭汝瑰日记》1948年12月4日。

(84)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发布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1948年12月5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233页。

(85) 黄维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91页。

(86) 《粟裕、谭震林等关于增调三个纵队参加打黄维兵团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的电报》（1948年12月10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234页。按：陈毅打电话的时间，回忆不一，此按电文情理推断。——笔者。

(87) 《郭汝瑰日记》（1948年12月13日）：“总统曾授意空军投糜烂性毒瓦斯，闻经俞大维劝阻乃止。”

(88) 杜聿明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0页。

(89)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62页。

(90)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417-418页。

(91) 杜聿明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5页。

(92) 杜聿明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6页。

(9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3日条。按：据杜聿明回忆，定10日白天在空军掩护下突围。——笔者。

(9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9日条。

(9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10日条。

(96) 陈长捷：《天津战役概述》，《平津战役亲历记》，第182页。

(97) 《中央军委关于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致林彪电》（1949年1月1日），《平津战役》，第231-232页；又据《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54-55页。按：两件文字有异同，引文作了校对。——笔者。

(9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1日条。

(9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3日条。

(100) 苏静回忆，《平津战役》，第628页。

(101)  1949年1月7日5时中共中央军委复林彪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0—431页。

(102) 王之湘：《傅邓马会谈与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亲历记》，第340-341页。

(103) 《中央军委关于对傅作义代表周北峰应严正表示的四点意见的电报》（1949年1月7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56-57页。

(104) 据林彪、聂荣臻1月8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1页注（1）。

(105)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1页。

(106) 周北峰：《北平和谈纪实》，《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98页。

(107)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3页注（2）。

(108) 郑介民回南京日期，据《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8日。

(10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8日条。

(11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9日条。

(111) 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11日致林彪、聂荣臻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2页。

(112) 周北峰回忆，《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99页。按：日期按297页注修正。——笔者。

(113) 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11日复林彪、聂荣臻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3页。

(114) 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12日致林彪、聂荣臻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3—434页。

(115)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4页注（1）。

(116) 杜建时：《天津战役国民党军覆灭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20-221页。

(117) 苏静回忆，《平津战役》，第632页。

(118) 陈长捷回忆，《平津战役亲历记》，第184页。

(11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16日条。

(120) 周北峰回忆，《平津战役亲历记》，第301页。

(121) 邓宝珊到北平时间，据《新闻报》（上海）1948年12月30日报道。

(122) 《大公报》（上海），1949年1月15日。

(12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13日条。

(12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14日条。

(12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16日条。

(126) 王克俊、周北峰回忆（参《平津战役亲历记》），时间有误，实际阻止空运当系13日之后，与李文等撤走无关。——笔者。

(127) 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15日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7页。

(128) 《中央军委关于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指示的电报》（1949年1月16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60-61页。

(129) 苏静回忆，《平津战役》，第633页。

(130)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邓宝珊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情况报告》（1949年1月17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66-67页。

(131) 《世界日报》（北平），1949年1月17日。

(132) 《世界日报》（北平），1949年1月19日。

(133) 《军委关于傅作义部出城整编的部署给林彪、罗荣桓的指示》（1949年1月21日）及附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63-71页。

(134) 《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68-71页。按：该件署为1949年1月19日，实际拟定及签署当在谈判代表接到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21日4时复电之后，如第十五条、十六条，即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定。签字日期据苏静回忆。另据苏静回忆，“毛主席对条文内容和词句作了一些修改后，由平津前线司令部电台发回，遂成正式协议”（《平津战役》，第635页），但上述中央军委电系原则指示，我们未见到毛泽东修改后发回的文本，定稿经过待考。——笔者。

(135) 参安春山：《退守北平接受和平改编前后》，黄翔：《第九十二军在北平和平起义经过》等，《平津战役亲历记》，第382、401页。

(136) 《世界日报》（北平），1949年1月23日。

(137)  《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68-71页。

(138) 据《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1页。按：未查到十七师番号，疑为一五七师之误。——笔者。

(13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21日条。

(14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26日条。

(141)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1页。

(142)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1页。

(143) 《林彪、罗荣桓为敦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致傅作义函》（1949年1月16日），《平津战役》，第250-251页。原注：这封公函新华社于1949年1月31日播发。

(144) 据苏静回忆，《平津战役》，第640页。

(145) 《平津战役》，第268页。

(146) 《中央关于向傅作义及其左右说明我之态度等问题的指示》（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08页。

(147) 《傅作义将军通电》（1949年4月1日），《平津战役》，第278-279页。

第六章　国民党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的总崩溃

第一节　财政金融的严重危机

一　财政收入状况的严重恶化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一度拥有相当可观的财力。一是拥有9亿美金的储备；二是拥有黄金410万两；三是出售敌伪产业，1945、1946年两年约有1.2万亿元以上法币；四是联总的救济物资，合计有3.7245亿美元；五是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除去上述的联总部分，达17.05亿美元⁽¹⁾。这笔可观的资产，如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用于战后的经济恢复，完全可以使国家走上经济建设的良性轨道。但是，国民党依仗其拥有的军力和财力，一心希望速战速决，解决中共的问题。而结果，在军事上损兵折将，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在财政上耗尽了国库。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而战争仍在继续，国库则已难以为继。

1947年2月黄金风潮之后，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了60％，无法再用出售黄金的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宋子文不得不下台。由于美国的压力，4月间政府改组，扩大统治基础，吸收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加入政府，张群于4月17日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以俞鸿钧为财政部长。蒋介石希望以此获得美国同意予以财政支持，美援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挽救财政危机的唯一希望。

5月7日，财政部长俞鸿钧向国务会议报告，目前财政部的中心工作系设法使本年预算收支接近平衡。财政部预计当年支出须20万亿元，收入仅10万亿元，不足之数，以发行美金债券、出售敌伪物资等予以弥补⁽²⁾。但张群在财政金融方面并无实力，黄金外汇已经空虚，他无可奈何地说：“蒋主席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蒋主席经济上没办法，我也无办法。”美金债券的发行，曾有江浙财团的钱新之、陈光甫、李铭、徐寄庼、杜月笙等表示支持，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行销不到5000万美金，因此形成一个空前的滞销局面。张群内阁借内债遭到挫折，美援一时无望，仍然只能靠通货膨胀来维持⁽³⁾。

据行政院1947年度重大行政措施检讨报告⁽⁴⁾，是年预算执行情况如下表（单位为法币）：

预算岁入 | 73,600亿元 | 执行结果 | 138,300亿元
预算岁出 | 93,700亿元 | 执行结果 | 409,100亿元
赤字（债款） | 20,100亿元 | 执行结果 | 270,000亿元

到1948年上半年，实际支出高达340万亿元，而赋税收入仅为50万亿元，赋税收入占支出的比例降到了14.7％⁽⁵⁾。

造成赋税收入不能支持国家财政的基本原因是通货膨胀，而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是庞大的财政赤字，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1948年出任财政部长的王云五说：“在此币值日益不稳之情况下，国家之收入实值，远较战前为低，国家之支出，却不能不随物价飞涨而大增。收支上原有之差额，除由于军费之庞大外，更因此益巨，且有加速恶化之趋势。”⁽⁶⁾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赋税收入，中央税收以关税、盐税、货物税（抗战胜利以前称统税，系由厘金演变而来）、直接税为四大税收体系。盐税和货物税均为间接税，都是消费税，都可以转嫁到普通人民头上，占了四大税系收入的一半以上。对农村维持征借征实，进行掠夺。税法落后而繁重，苛捐杂税，税率重而征不足额，中饱严重，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侵扰，而国库依然空虚。因此，一方面人民深感苛捐杂税的痛苦，而另一方面政府赋税的实际收入日益下降。

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舆论对当局的税收制度和状况深感不满，尖锐地指出：“现在每一个人，无论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生活，简直是无一不捐，无一无税。现在大家都说，中华民国‘万税’，我想即便没有‘万税’，至少‘千税’是有的。”“正当工商广大农民为其课征对象，但税率越重税法越繁，造假帐逃税的行为必定越多，贪官污吏乘机敲诈中饱的恶习亦必越盛。因此辗转循环，互为因果，遂成百姓出十，政府得一的局面。同时国家财政的收支，在此情形之下也就越来越加无法维持了，最后终非全部宣告崩溃不可。”“这种苛征重税，逼得家家工厂都非造假帐不可，目前上海的工商，至少都有两套帐簿，要是一套帐簿早就关门了。”⁽⁷⁾

尽管如此，国民党政府仍然在强化税收。关税税率并不重，但走私十分严重。财政部长俞鸿钧于1948年3月20日对各报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走私影响关税收入尚在其次，其妨害国民经济，实最重要”⁽⁸⁾。6月间订定加强华南缉私方案，加强海关缉私力量，并由海军总司令部调派炮舰协助查缉，缉获走私案件2300余件，货值达3170余亿元。1948年初一个半月，缉获走私案件2900余起，货值1000余亿元。1948年1月，并与香港方面订立中港关税协定，以便在香港进行缉私。由于税率偏轻，中国方面准备在联合国贸易就业会议之后，协商修订关税税则。1947年已恢复了汽油、柴油的进口税，提高了煤油的税率。但是，“在目前输出入货物继续采行全面管理制度之下，关税收入自难望大量增加”⁽⁹⁾。

盐税于1947年实行了改革，3月12日公布《盐政条例》，采用民制、民运、民销政策，而由政府在产销方面予以调节管理，废除了专商引岸制度。税率于年初和8月间两次调整，但仍不及物价增长指数之半。税率于1947年8月15日全国划一，食盐税率调整为每担10万元，续后追随物价，一涨再涨。12月28日调整为25万元。1948年2月28日，为配合“戡乱”，补助地方自卫经费，每担食盐征收附加税10万元。3月26日，又调整盐税税率为每担35万元。盐税上涨赶不上通货膨胀，于是到1949年1月1日当局公布了《盐税计征条例》，改为从价征收，以平均盐价减除实需成本数，每担食盐，海盐征70％⁽¹⁰⁾。

货物税由厘金演变而来，包括统税、烟酒税及矿产税，已经跃居税收的首位。1947年间，适应通货膨胀的形势，调整税价税额，简化品目，甚至采取了规定卷烟、火柴等厂的最低产量来保证税收，并于1948年4月修正公布了《货物税条例》、《国产烟酒类税条例》。尽管税收仍然跟不上物价上涨，但“这些工厂已经被长期的通货膨胀弄得朝不保夕，征收货物税不过是竭泽而渔，这是在摧残生产，摧残税源”⁽¹¹⁾。由于卷烟厂减产停工，1948年4月份税收与3月份持平。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税收减少。后来币制改革时，就是因为增加卷烟税，突破了限价，诱发了全面的抢购，成为币制改革失败的导火线。1949年2月，当局再次进行财政金融改革，由于税收跟不上物价上涨，竟决定货物税改征实物。

直接税包括所得税、过分利得税、遗产税和印花税。直接税一般不能转嫁，由纳税人负担，属于良税。但民国以来直接税的推行一直并不成功，未能成为主要的税种。而到内战全面爆发之后，由于通货膨胀的加剧，已经建立起来的直接税体系也被破坏殆尽。营利事业所得税，本分成多种级距，税率不同。但由于通货膨胀，级距变得失去意义，税负加重。一般工商业者，由于货币贬值，帐面上出现虚盈实亏，没有盈利还要负担重税。1947年3月间，虽然调整税法，规定对所得税免税额及税率每年按物价指数调整一次，以缓和纳税人的负担。但物价上涨太快，既无法控制，调整也就无济于事。而当局由于征税迟后，层层上交之后，已经所值无几。为了增加税收，1947年2月间，竟改为严格申报，实行先缴后查，并恢复查帐核税。结果，遭到工商业者的普遍反对，而税局也没有足够的查帐人员，未能真正执行。“明为查帐，实则估计，全凭讲价还价，劝导商民纳税，全失查帐之本旨”⁽¹²⁾。到1948年2月7日，财政部公布了《三十七年度营利事业所得税稽征办法》，采取了估缴制度，“将1947年度核定各纳税义务人应纳营利事业所得税与利得税之总额，暂照六倍缴纳”⁽¹³⁾。到1949年索性再变为分摊包缴，完全失去了立法的原意。至于由抗战时的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改变而来的特种过分利得税，始终遭到工商业者的普遍反对，认为工商凋敝，何来特种利得？而且和营利事业所得税重复征收。由于纳税人的坚决抵制，到1948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只好明令废止。

至于薪给报酬所得税，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局面下，所得无几，徒滋纷扰。1948年4月修正《所得税法》后，当局明令自4月起，恢复课征公教人员所得税。本来公教人员生活已经十分困难，《大公报》发表社评说：“综观全部所得税，以薪给报酬所得最易课征，其中尤以普通公教人员的薪给，全为机关所控制，扣缴最便。故创办所得税，先向公教人员开刀，现在扩大课征，还得靠公教人员做榜样。但是，民国二十五年的公教人员生活和现在相比，恍如隔世，真有天渊之别。而税政精神，迄未能走上轨道，仍循阻力最小的途径以争取比额为目标，不免令人惋惜。”⁽¹⁴⁾印花税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也被破坏无遗，从以营业额推算应纳税额，发展到有的包征勒派，有的越境推销，致使优良的税种名不符实。

1947年度国民政府四项主要税收的实收数及其所占的百分比：⁽¹⁵⁾

当时，一般人民甚至一般工商业者，税收负担很重，而发国难财者，财富一增再增。自抗战中期以后，社会舆论一再要求征收豪门资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国民政府财政部在舆论压力下，曾拟议征收“财产税”。但是，谁是豪门资本？他们在国外的资产怎么办？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当局也想一次性征得一笔巨款来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有人曾提出用“提名告密方法征收”，这个方式显然很荒唐⁽¹⁶⁾。贪污问题解决不了，这个方式当然更行不通。后来一度改为“建国特捐”，还是无法推行。一变再变，于1948年1月制定了一个“救济特捐”。按《救济特捐办法》，“救济特捐以用于举办救济事业及赈恤难民为限”，由各区募集委员会拟定本区内认捐人名单及捐额⁽¹⁷⁾。当时总目标为10万亿元，上海地区的捐额为5.5万亿元，至5月间增加到8.5万亿元。但救济特捐进行得冷冷清清。上海方面，市长吴国桢先捐5亿元示范，但无应者。至6月12日，参议员姜怀素捐1000万元。当时救济特捐规定的捐额为5亿元以上，区区1000万元，根本不成气候。而吴国桢已在计划把捐款充作警备旅经费⁽¹⁸⁾。直到币制改革失败，通货膨胀更加迅速，捐款变得轻微之后，才募集足额，达到115,952亿元。⁽¹⁹⁾

救济特捐尚未成功，立法委员刘不同等又在立法院提出《临时财产税条例草案》。这个名义上反对豪门资本的方案，实际上是普遍掠夺民间资本以支持国民党内战政策的一个荒唐计划。条例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在国内外，及非中华民国人民在国内所有不动产，合于本条例者一律征收之。”最高税率达60％⁽²⁰⁾。刘不同认为：“我的办法并未消灭资本，只将私人资本转化为国家资本，非但不致妨害生产，反由于资本的集中与国家化，而可增加生产。”⁽²¹⁾立法委员崔书琴认为：“共产党今日所藉以号召的，就是平均财富，不过他们所用的手段太残酷了。我们为什么不用合法合理的手段来达到这伟大的目的，而让共党去用残酷的手段达到相同的目的呢？”刘不同等的提案在立法院中遭到强烈反对。薛明剑等六人在书面意见中强调说：“立法院为全国民意机关，不应协助政府榨取人民。”骆清华指出：“刘委员的提案，在性质上是没收，是掠夺。”他指责提案人的意向说：“征收豪门资本，一变再变而成为今日的救济特捐，由于施行上的重重困难，而原提案人既然向豪门屈服，而另外想出现在的临时财产税来，把目标转向已经奄奄一息的工商业身上来了。”⁽²²⁾

6月12日，上海市商会致电南京总统府秘书长转呈总统，对征收临时财产税表示强烈反对：“救济特捐先以劝导，继以募派。其征募之对象为同业公会或同乡会，其征募标准则个人财产凡在50亿元以上者征收其十分之一。以同业公会为对象则所征收者非豪门而为工商业。以50亿元为起征点，按照战前米价比例，仅等于民国二十五年时之六七千元。是征收之对象非注重于巨富，而普遍于小康。此项异名同实且已变质之财产税，平津沪汉蓉穗各处正在实施征收之中。临时财产税既系国家遭遇非常时变为摊征一次，藉以补苴之计，断无前者办理方在开始，后者又络续而来。”商会电报指陈严重后果说：“工商业于敲骨吸髓之余，如再欲强制其交纳重床叠架之财产税，逆料将来唯有以厂房、土地、机械、工具、实物抵缴，藉偿税负。其结果促使资金再逃避，工商业破产，而生产大部停顿之余，税收必因之减少，失业必因之增多。”电报指出：“目前财富集中不在于工商业，而在于特权阶级之少数豪门。闻立法院立法委员中有组织清查豪门资产委员会之提议，如能贯彻，继续昔年国民参政会未竟之志，则探骊得珠，庶几无损国脉，有裨岁收。”⁽²³⁾

尽管临时财产税没有实现，但最后在所谓币制改革的过程中，还是对民间财富进行了一次疯狂的掠夺。

此外，国民党政府尽管债信已经丧失殆尽，但仍想有所罗掘。1948年4月30日，国民党政府为调节金融、吸收游资，由中央银行发行短期国库券，分一个月期、二个月期、三个月期，月息五分，八七三折扣发行，以高利率吸引游资。当时，《大公报》社评认为：“这是两年余来，我国财政金融政策上的一件可注意的事”，“能借款实较发行为佳”，表示欢迎⁽²⁴⁾。但事实上，财政赤字巨大，又无生利事业，高利借款，很快又会增加财政负担，不可能解决战争费用的重负。短期国库券先在上海发行，但并不理想，6月1日起，扩大到天津、广州、汉口、重庆、南京五大都市同时发售。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达不到引收资金的目的。并且，直到是年底，才制定了一个《民国三十七年短期国库券条例》，1948年1月16日又制定了《民国三十八年黄金短期公债条例》⁽²⁵⁾。然而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彻底崩溃之际，债信也崩溃无遗了，只能成为一纸空文，得不到社会上的支持。

田赋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为支持其内战政策，继续实行征实征借。但征借办法，遭到各方的强烈反对，1947年春曾一度决定停办征借。“戡乱总动员令”发布后，为支持军粮的需要，又于第七次国务会议上决定续办征借。1947年7月间举行的粮食会议上决定三十六年度（粮食年度）征实征借配额总数为6165万余石。是年度征实征借实物实收达3449万余石，另有折征货币折合实物492万余石。超过了三十五年度的3153万余石⁽²⁶⁾。但这些粮食仍不能满足需要，当局另要向人民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征购。立法委员张道行在对翁内阁施政方针进行质询时指出：“征兵征粮就是制造共产党的措施……名曰征购，实际是抢劫老百姓的粮食。”⁽²⁷⁾随着国民党政府军事的失败，统治区域的缩小，粮食越来越紧张。1948年5月间，当局更决定扩大对粮食的掠夺性政策，举办“戡乱”特捐，以征一借一捐一为原则。粮食部呈行政院文说：“查戡乱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军粮需要至为迫切，加以配售公粮，民食需粮尤巨，故三十七年度征集粮食范围必须略予扩大，以期掌握粮源，应付艰巨。本年田赋征实除前方各省仍按上年成例办理、后方分年免赋各省一律恢复全额征收外，征借粮食拟一律按征一借一征收。并为充裕地方自卫、国家戡乱粮源起见，拟加办戡乱特捐，专以大户为对象，累进征收。本年应还到期粮食库券本息及本年应还到期征借粮食拟参照此次国大代表提议，发动人民捐献政府以作戡乱之用，不再抵缴田赋。”估计中央政府征得实物3400余万石⁽²⁸⁾。不过，国民党政权对农村的进一步掠夺计划，随着军事的崩溃，也就难以实施了。

至于非税收入，随着黄金停止出售、敌伪物资等出售的高峰已过，也已难以成为大宗财政收入的来源了。

二　对美援的失望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

国民党政权由于不能打击豪门、从事现代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不能完成战争的经济动员，而对人民普遍性的掠夺政策，又破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但是，它仍坚持其内战政策，造成了浩大的军费开支，致使财政上难以支持，形成恶性的循环。当时，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兵员负担，据张公权（嘉璈）估计，达450万到500万之间⁽²⁹⁾。据行宪内阁财政部长王云五报告：“士兵约有四百万人，文武职员一百一十多万，计中央文职人员三十三万，地方十一万余人，武职人员六十余万。”⁽³⁰⁾据此，军队人数当为460余万人。军费支出，不但列入总预算，还专门列有特别预算。首届行宪内阁行政院长翁文灏报告1948年下半年预算时说：“我们要提到特别预算，诸位从特别预算草案里可以看出，特别预算开支中多数为戡乱时期军事费用，属于国防部使用的……特别预算收入方面，是指临时税的收入，包括日本赔偿物资，美军剩余物资出售价格，以及实施粮食征实征借所得物资价格，这一类临时性的收入，总计可得二〇七六七〇〇余亿元。”特别预算支出约达600万亿元法币⁽³¹⁾，为普通预算的二倍。但由于物价飞涨，所谓预算从来不能实现。1948年下半年预算，据王云五报告：“包括普通及特别预算两个部门，合共不过九百万亿法币，但七八两月执行结果，除了征粮部分之外，已经开支二亿六千一百余万金圆，按三百比一折合法币已达八百万亿元，加上军粮部分，实不止此数。”⁽³²⁾

政府支出以军费为大宗。据张公权推算，军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1946年为59.9％，1947年为54.8％，1948年1月-7月为68.5％。据吴冈统计，1947年总支出为40万余亿元，军费支出为18万余亿元，根据蒋介石手谕从中央银行支出的特别支出六万余亿元，两项支出占总支出的59.8％。据杨荫溥估计，“本期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开支，和它的财政赤字一样，可肯定其经常在岁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³³⁾。

收入的萎缩，支出的扩大，造成了巨额的赤字，据张公权统计，1945年至1948年7月中央政府收入、支出和赤字如下表⁽³⁴⁾：

尽管美国在战后曾给予国民政府大量援助，但自马歇尔调停中国内战失败后，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援助处于停迟和消极状态，正在重新审查对华政策。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则始终把缓解财政困难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张群出任行政院长，以扩大统治基础的姿态，希望获得美国的同情和援助。但是由于国民党军事政治形势的恶化，这个改组的政府也得不到美国的信任。

5月27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把“拟议贷款的正式备忘录送给了国务卿，申请进出口银行预付指定用途的五亿美元贷款，以便为列举的产品购买设备和材料提供资金，并且要求国会另外拨给五亿美元，用以购买棉花、小麦和石油等商品在中国出售，为中国政府提供通货来支付国内建设的费用。后者在三年之内有效”。但是，美国政府对于援助国民政府存有顾虑，尤其对陈立夫这样的一批“反动分子”非常不信任。顾维钧回忆马歇尔和他的谈话说：“他们（指原文文意中的‘反动分子’——引者）会向蒋委员长说，用不着向共产党让步或者接受美国的建议，因为美国鉴于中国在对付苏联上所处的战略地位，不管怎样总要帮助中国的。但是国务卿说，那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并不是非帮助中国不可。”美国替代的战略选择，就是扶助日本。支持国民党的美国国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说，“中国与日本打仗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都长，战后得不到援助；然而日本在美国援助下，经济上却建设得远远超过了中国。因此，他说，一个敌国接受美国的援助反而比一个盟国为多”⁽³⁵⁾。

进出口银行并没有答应中国大使馆的申请，认为中国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之内，实际上并无希望可以使中国接受或者有效地运用这5亿美元的贷款，以推行建设计划，它反而决定原经指拨的款项于6月30日满期以后即不展期。进出口银行在6月27日的声明中仅表示：“本银行对于中国的特种计划，仍准备考虑给予贷款。”⁽³⁶⁾

为了考虑对华援助问题，马歇尔派魏德迈再次访华，由马歇尔起草的总统指令说“只有中国政府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能采取有效措施以趋向中国元气的恢复”，美国才能“考虑援助复兴的计划”⁽³⁷⁾。魏德迈对国民党政府官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回国后仍支持援助国民党政府。

张群内阁成立之后，美国开始着手对国民政府恢复提供有限的援助。1948年初，美国国会在讨论援华问题时，马歇尔表示：“美国应该给予援助，以延缓目前经济迅速恶化的速率。”⁽³⁸⁾6月间，魏德迈代表政府向国会表示援华意见，据顾维钧报告，大意为：“近月来中共军事得手，势力膨胀，我国大局已难挽回，此时予我经济援助，等于浪费，徒尽人事，不克收实效。若予我军援，在我国现状下不仅耗费巨款，无裨我国军事，反必牵涉美国，有损国际威信。究竟应否援华，任凭议会决定云云。”⁽³⁹⁾如此而已。自1947年4月起，美国无偿转让它在华北所趸储的军火，总计有6500多吨弹药。5月26日又取消了对国民政府禁运武器的命令，以原价十分之一，即65万多美元，让售1.3亿发7.92毫米子弹，10月21日，让售空军大队项下的军用飞机和马里安纳岛上的剩余军火。10月27日，美国和国民政府签订了一项救济援助协定，美国提供277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12月间，又额外拨付给国民政府1800万美元的临时援助⁽⁴⁰⁾。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至6月最后核定为经济援助2.75亿美元，特别赠款1.25亿美元。7月3日，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但是，正如美国参议员康纳利所说：“对整个中国来说，5.75亿美元（最后落实为4亿——引者）就像给街角的乞丐一个小钱。”⁽⁴¹⁾

从国民党政府的预算来看，1948年下半年总支出按金圆券比价计算不过相当于7500万美元，1948年1月-7月的赤字额也不到4000万美元，4亿美元的援助似已十分可观。但事实上，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准确，而预算更无法执行。时人评论说：“抗战后的岁出，政府及一般专家，有个一致的说法，都说抗战以来的岁出实值，较战前为减少，这大概都是就岁出所列的法币数字与物价比较所得的结论。抗战以来的征收实物，列于岁出上的法币价值既不可靠，实物以外的国外援助是否计入岁出及以何种价格折价为岁出，尤其是由军事机构直接接收的国外物资援助，是否也折价作为岁出，都是使岁出实值估计不易的原因。所以抗战以来的岁出，是绝不应只凭岁出所列法币数字，即骤为论定其实值较战前为减少的。关于这一点，王云五财长的报告已足以证明，他说战前平均为五亿美元，战后为十亿美元，即连美币贬值的因素加入，也是不较战前为低的。我们每于看到有人说，中国的财政赤字，每月有很少的美元即可弥补时，常觉得好笑。”⁽⁴²⁾美援既无法填补国民党政府的无底洞，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当局军事、经济的总崩溃就来临了。

美援姗姗来迟，又属杯水车薪，国民党当局维持财政开支的办法，越来越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1947年，国家银行对政府垫款为27,07,，033百万元法币，钞票发行增加29,462,400百万元。1948年1月-6月，国家银行对政府垫款高达166,185,674百万元，钞票发行增加163,332,800百万元⁽⁴³⁾。

通货膨胀、经济形势恶化、物资匮乏，使物价如脱缰的野马。1948年6月间，物价上涨的速度突然加快。6月25日上海物价狂跳，商店每隔二三小时更改一次标价，虬江路及金陵路上几家商店贴着红纸布告：“货价飞涨，暂停营业。”⁽⁴⁴⁾正好上海市议会在此期间开了十天的会，7月1日议长潘公展在休会时说：“开了十天会，上海物价波动极大。十天比过去三个月涨得更令人惊心。如米价，过去三个月涨了四倍，而这十天就涨了三分之一，照这样下去，大家都不能生存了。”⁽⁴⁵⁾6月28日蒋经国到达上海，准备采取断然措施控制物价。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召集军警宪各单位首长开紧急会议，企图通过武力来抑制物价，把物价上涨的责任归咎于投机商人，警告说：“要钱不要命，要命不要钱。”⁽⁴⁶⁾总动员令、总体战，要把国家经济完全转入暴力控制下的掠夺经济，但国民党军事上的溃败，政治上的不得人心，暴力掠夺的举措，也不能立即付诸实施。在讨论征收临时财产税时，有人说得明白：“经济已要崩溃，只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救亡图存。大家要看得远一点，美援四亿，只合法币四百万亿，而本年预算是八百万亿，美援并无大用处，必须自助。”⁽⁴⁷⁾现在到了垂死挣扎的时候，也就要不顾任何经济后果，劫夺社会财富，支持战争，挽救国民党的失败。但所谓自助，豪门资本既不愿出钱，屡受侵凌的民间资本自不愿与国民党同归于尽。怎么办呢？局势逼得国民党当局走上冒险蛮干的道路。

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猛涨形势，参见本章附录一、附录二表列数据。

第二节　掠夺性的币制改革

一　币制改革的酝酿

法币超高速膨胀，发行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手段，物价飞涨，社会经济混乱。法币濒临崩溃，赤字财政难以支持蒋介石的战争政策。国民政府时期，原就有币制改革的拟议。早在张群内阁成立之初，即1947年6月18日，蒋介石就曾向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征询有关币制改革的意见，但遭到张的反对。据张的日记记载，他向蒋陈述了三要点：“（1）无现金银准备，而以新纸易旧纸，千万不可施行。（2）用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办法，至少须有三亿美元借款作为准备。（3）若改用银本位，至少须有价值五亿美元之生银贷款。因此又提及中央银行政府垫款，必须有限制，与财政部尤须划分界线。若中央银行长此为财政部之附庸，予取予求，无论用金用银，均无办法。不久币制仍将崩溃。”⁽⁴⁸⁾行宪国大之后，翁文灏内阁成立，就由财政部长王云五筹划币制改革，企图控制财政金融和社会经济，筹措战争经费。

王云五原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以企业管理有效而著名，1946年间，以非国民党员的社会贤达身份出任经济部长，在张群内阁中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但他和财政金融界素无关系，那里原是孔、宋两家控制的部门。不过，他在张群内阁任职时就留意币制改革。王云五回忆说：“原来在张内阁时期，当美援发动之初，我曾极力主张美援应以协助我国改革币制为主，因为国家收支，民间生产，无不因通货膨胀而遭遇重大困难，我国复员之初，外汇充裕，正是可以改革币制之时，既已失了良好的机会，目前为改善国家财政与促进生产，仍须以获有稳定的币值为枢纽；而欲使币值稳定，莫如使无准备、无限制与不公开的发行，变为有准备、有限制及公开的发行。换言之，即筹措充分之发行基金，在有限制与公开的发行下，改革币制。如此，则币值可望较为稳定；同时辅以平衡国家收支的必要措施，并极力增加生产，节约消耗，则财政经济始有改善之望。……当美援决定，并获得我国赴美代表的报告，知币制贷款无望后，我便转向自力改革币制，俟初步成功，再求外援继续维持的方面。”（原文如此，“方面”似为方案之误——引者）⁽⁴⁹⁾

翁文灏受命组阁后，王云五原打算退出官场，但蒋介石授意翁文灏邀请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蒋强调：“此席须由与金融界无关系而能大公无私者来担任。”这句话的潜台词当为可以向金融界开刀筹款。当翁邀王去见蒋时，蒋表示：“军事好转与美援发生效力，物价当不致象过去几个月一般的狂涨。”⁽⁵⁰⁾另据阮毅成记述王云五的谈话称：“金圆券办法，系本人独创，并无人授意。惟事先报告中央时，曾说明此须剿匪军事有把握，方能实施。否则军费无限制开支，而失地日多，匪患日炽，人心动摇，即断不能办币制改革。而军方首长，皆谓军事绝对有把握，并可于几个月内，即可将北方匪患肃清。于是方敢放手做去。”⁽⁵¹⁾当时，国民党军统帅部正陷于自欺欺人的豫东大捷的幻觉之中，王云五经不起蒋介石的劝诱，并在企图尝试一下自己主张的欲望支配下，作为一个金融界的门外汉，不知深浅地出任财政部长一职，来主持币制改革。蒋介石对翁文灏说：“军事完全由我自己主持，与行政院无关。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所以，有人估计：“也许他早有腹案，密向蒋介石献策，得到蒋的赏识，才当上了财政部长。”⁽⁵²⁾而王云五一上台，张公权就在6月1日的日记里忧虑地记道：“微闻王部长为主张取消法币改发新币之人。深望新内阁对于此举慎重考虑。”⁽⁵³⁾看起来，蒋介石事先应该知道王云五关于币制改革的基本观点，选择他当财政部长并不是盲目的。

5月31日，王云五正式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即将财政部中关于改革的各种方案都找出来加以研究，亲自考虑并秘密起草改革方案。王云五回忆说：“偶然有出题目征取意见的必要时，我也只将有关征取意见之一点，托辞属人研究，却没有透露全盘的关系。”7月7日，王云五即将秘密起草的改革方案交给了翁文灏。8日，翁文灏偕王云五向蒋介石面报，逐条申述理由⁽⁵⁴⁾。蒋介石本人对王云五的改革方案原则上表示同意，同时指定徐柏园、严家淦、刘攻芸三人组成专家小组，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一起，协助翁文灏和王云五对这一方案作进一步研究，并草拟各有关方案的详细办法⁽⁵⁵⁾。翁文灏同时向蒋报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对经济和币制改革计划不甚赞同，以致处置为难。蒋介石即于9日接见中央银行理事席德懋，询问外汇存数并研究发行新币事宜。蒋介石听了金融界的意见，“以兹事关系国计民生者匪浅，不可轻率更张，故再三考虑，卒以尚非其时而决定暂缓实施也”⁽⁵⁶⁾。但这时，物价已如脱缰的野马，狂涨不已，迫使蒋介石不能不采取蛮干的经济措施。

王云五的改革方案以币制改革为中心，以控制金银外汇、整理财政和管制经济相配合，企图从根本上来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财政经济危机。这一方案，采用管理金本位制，发行中华金圆，与美币联系，十足准备，不兑现，黄金外币一律收归国有，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必须登记，转入国家指定的银行，严格控制工资和物价，增收节支，平衡国家预算和国际收支。王云五认为：“我之所以亟谋改革币制，即以自三十七年四五月以后，我国因通货膨胀已达于恶性时期，以致币值之低落，物价之高涨，初则一月数倍，而循着几何级数之进程，预计不久将变为一星期数倍，或一日数倍之状。到了那时，人民根本已不承认旧有的货币，不是把一到手的旧币，急遽兑成其他可供交易媒介，便是立即易取实物。到了那时，政府纵不想改革币制，也不得不改，则不如早为之计，而作自动的与有计划的改革。”⁽⁵⁷⁾据张公权说：“在1947年和1948年两年期间，金融界领袖已经向政府力争恢复整个经济之稳定，为此必先紧缩政府开支。新任财政部长（指王云五）却认定：在整个国民经济稳定之前，国家财政是无法进行改进的。他相信：改变货币本位是可以恢复经济稳定的，而国家预算亦可因之而自动达到平衡。他遂拟订了一项用新通货取代法币的方案，得到蒋介石的积极支持。在该方案尚未付诸实施之前，金融界专家就指出过，法币虽然贬值，但至少还为人民所熟悉、接受，而新币则办不到。但他们这些反对意见竟被斥为陈词滥调，不足取也。”⁽⁵⁸⁾但事实上，紧缩开支既做不到，法币的崩溃就在眼前，这就为冒险者提供了一个尝试的前提。王云五本人或许有种种理论的幻想和合理的图上作业，但从当时实际政治经济形势出发，这只能是一个以暴力为后盾，以政治干预经济的方案，因此是一个野蛮掠夺的方案，是国民党政府濒临崩溃时的垂死挣扎的金融措施，失败也就是可以预期的。

7月26日，蒋介石偕夫人到莫干山避暑，考虑对时局的决策。29日，蒋介石下了决断，在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次长徐柏园、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严家淦等，商谈币制改革问题，决定实施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的改革方案。蒋介石在紧迫的形势之下，仓促地推出币改方案，连印刷新钞票的准备时间都没有，俞鸿钧就决定动用抗战初期在美国印钞公司订印的20亿元分别印有孙中山像、蒋介石像和林森像的钞票。因为当时这批钞票面额都是1元至100元的小票，跟不上货币贬值的形势，一直没有发行，这时就拿出这一批存货应急，事先用飞机秘密送到各省分支行作为第一批金圆券上市，所以，这批钞票上连金圆券三个字都没有印上⁽⁵⁹⁾。当天，蒋介石自记道：“今日对于剿匪方略之修正，与币制改革、经济管制之措置，皆能作一大体之拟定，此为半年来所未能决定之问题，而山居三日，居然整理就绪，足征静处冥思之效大矣。”⁽⁶⁰⁾然而，实际上是形势迫使他作出孤注一掷的决断，贯彻的结果，只是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所谓大效无非如此。

二　币制改革方案的发布

蒋介石、翁文灏等于7月30日先后下山，返回南京。在途经上海时，蒋介石曾召见张公权，张的日记说：“总统告我，目下法币日跌，钞票发行日增，致钞票来不及供应，势非另发行一种新币以代之不可。问我意见。当即答以如发行一种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银和外汇准备，或则每月发行额能有把握，较前减少，方可行之。否则等于发行大钞。如谓大钞面额太大，人民将失去对于钞票之信用，而换发一种新币，而又不能有充分准备金，则至少必能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使新币不再贬值。同时须注意东北流通券能否不因换发新币，而遭人民拒绝使用，及广东省人民因此欢迎港币而不愿收受国币。总统唯唯未置可否。”蒋介石于8月9日又至庐山避暑。张公权应蒋之召于17日到庐山，并于17、18日两次向蒋介石陈述反对意见。据张17日日记：“总统仍以币制不能不改革为言。我告以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总统云：物价必须管制，使其不涨。现决定各大都市派大员督导，彻底实行。我答以：中国地大，交通又不方便，无法处处管制。仅在几个大都市施行管制，无法防止内地各县各镇之物价上涨，从而影响及于都市，或则内地物产不复进入都市市场。故期期以为不可。”18日又记：“物价绝对无法管制，因之二十亿圆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再我所最顾虑者，人民对于法币已经用惯，若对于新金圆券不加信任，势必弃纸币而藏货品。若四亿人民弃纸币而藏货品，则情势实不堪设想。故请总统慎重考虑。”⁽⁶¹⁾但蒋介石主意已定，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了。

为了避免立法院的反对和泄密，蒋介石专门选择了立法院休会期间来决定和宣布这个改革方案。18日，蒋从庐山回到南京，19日下午3时，亲自主持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改革方案，对原方案稍作修正后通过。随后，翁文灏于下午6时召开行政院会议，讨论改革方案，内阁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讨论也通过了这个不能不通过的改革方案。紧接着，蒋介石就动用行宪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所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的特权，不经立法院批准，即发布总统命令：

兹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规定，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旨如左：

一、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

基于上开要旨，特制定（一）金圆券发行办法，（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与本令同时公布。各该办法视同本令之一部分，并授权行政院对于各该办法颁布必要之规程或补充办法，以利本令之实施。此令⁽⁶²⁾。

此令总统蒋介石签署，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副署。文件所署日期为8月20日，实际于19日夜签署后向全国广播。

根据上述各项办法的规定，以新币金圆为本位币，每圆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金圆券则是代表金圆的不兑换纸币，不打折扣，十足流通行使，发行总额法定以“贰拾亿元为限”，“采十足准备制”，与法币之比为1∶300万圆，与美金之比为4∶1。办法第十四、十五条规定：“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如发现金圆券之准备不足，或金银外汇之准备不及第八条第二项规定之百分比时，应即通知中央银行停止发行，收回其超过发行准备之金圆券，并分别报告行政院及财政部”，“中央银行接到前通知后，应即兑回其超额部分之金圆券，或补足其发行准备；非经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检查认可后，不得继续发行。”这就是说，这次币制改革，按照设计蓝图，自然就消除了通货膨胀的问题。

为了全面控制金融市场，防止游资冲击，又规定“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在中华民国境内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持有者必须于1948年9月30日以前兑换成金圆券。为了缓和人民的反对，规定人民可以选择购买美金债券或折合成美金存储于中央银行。总之，是要全面地将人民手中的硬通货和外币控制在政府手中，仅将现有金银首饰允许民间继续保留、转让和以官定价格买卖。否则，一律没收。对于人民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规定必须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申报登记，除生活等费用可以保留外，均应以原币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存款之使用，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拒绝申报及转移资产的，将处以徒刑和罚款。

上述办法对社会经济生活强化了国家垄断和统制，按照规定，要增加收入和节省支出，监控对外贸易和外汇收支，由官方严格管制各种物品和劳务价格，不得擅自加价，停止以生活指数发给薪资的办法，禁止囤积居奇，禁止封锁工厂、罢工、怠工，继续管制金融业务，上海、天津证券交易所暂停营业，等等。

总之，这次币制改革，并不仅仅是一次货币制度的更新，而是以管制经济为中心的一系列社会体制的强烈变动。国民党政权企图以币制改革为出发点，建立起强力的支持内战的社会经济动员模式。这个模式，是以上海为中心，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指挥，予以强行建立的。虽然，币制改革方案是王云五草定的，但整体的构思和指挥，实际上是由蒋家父子来进行的。蒋经国在青年军联谊大会上动员说：“这次的新经济政策是社会性的革命运动，是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我们要当做是自己的事，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我们应替上海五百二十万市民着想，不惜任何牺牲彻底消灭经济的反动力量……凡为资本家辩护的，就是资本家的走狗。我们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机家的乐园，而为上海人民的上海。”⁽⁶³⁾

为了保证这个方案的贯彻执行，行政院成立了经济管制委员会，8月21日，于上海、天津、广州三大城市，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以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运用政治控制力量来保障币制改革。上海则是主要的经济管制区域，蒋介石实际上是派蒋经国负主要责任，以便雷厉风行“打老虎”，以民间实业界为主要对象，掠夺社会财富，以供戡乱军事的需要。所以，蒋介石当日自记说：“此举实为国家存亡成败所关，明知此于其个人将为怨府与牺牲之事，但除经儿外，无人能任此事，故不能不令其负责耳。”⁽⁶⁴⁾

这次币改，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因为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是比较好地保守了机密的。但仍然发生了币改前夕，上海股市抛售永纱一案，后来就查出了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泄漏币改机密一案。但范围很有限。蒋介石命令发布后，一般经济学界并没有估计到会有这样一个方案出笼。“因为在半年以来各报纸杂志上所载各经济学者的论文，讨论币制改革问题者，真如汗牛充栋，然而大多数总觉得改革的条件，尚未具备，美国对我改币的借款，亦始终未有具体的表示，所以即是具有眼光的人，也不能断定当时盛传的新经济改革方案，即是现在实行的币制改革方案”⁽⁶⁵⁾。

蒋介石命令发布后，王云五于19日晚即发表谈话，解释币制改革方案。他指出：“本紧急处分令包括四种办法，以改革币制为出发点，以稳定物价、安定民生为目的，而以控制金银外汇、平衡国家岁出入预算及平衡国际收支为主要措施。”他申述币制改革的理由说：“政府就当前局势深思熟虑，认为法币之发行，最近虽急遽增加，然以美金比值，只需要五六千万美元已足收回其全部。我国国库目前所有黄金、白银与外汇，虽未必甚丰，然以之应付此举，实绰有余裕。况且国家其他资产可供发行准备者尤多，在理法币不应如是贬值，惟是由于平时发行之未采公开制度，发行准备亦未确定，人民之信心既失，与其强就原有法币恢复其信用，事倍而功半，何如根本改革，自始即确定充分准备，建立公开发行之基础，并严格限制发行数额，以昭信于国人。”他承认：“关于平衡岁出入总预算者，改革币制而不能平衡预算，纵可收效一时，断难维持永久。此固不易之论，亦即对改革币制怀疑者之有力主张。”但他认为，币值稳定后，税收增加，可以接近平衡，再以美援和金圆公债来抵补赤字，可以达到平衡预算的目的⁽⁶⁶⁾。

方案出台后，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无疑的是当前政府对财政经济措施的最后一张王牌”⁽⁶⁷⁾。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也谈到：“整个计划一直是保密的，对中国来说，一件事能做到保密就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在采取这项措施的前几天，行政院长向我透露了这一秘密，我感到非常满意。正如我向他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只有严格实行有关措施，赢得人们的普遍支持，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该项计划才有获得成功的可能。他承认，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计划落空，那他们就再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⁶⁸⁾然而，币制改革的前提条件都是不能成立的，因而币改方案遭到国民党内外的普遍怀疑和批评。

蒋介石于命令公布后，曾召见卢郁文等七位立法委员，征求意见。立委黄元彬曾提出过无限制兑现的金本位制的币制改革方案，在当时形势下，他的方案当然已经根本不可能实行，对于这个金圆券的方案，他向蒋介石严重指出：“我敢向总统保证，金圆券不过几个月一定崩溃。”他解释说：“如果照金圆券方案全凭政治压力，只有加重人民不信任政府新货币的心理，发行数量即使在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内，人民也以去币存物为利，各地物价一定冲破政治力量的控制。这是没有丝毫疑问的。”⁽⁶⁹⁾留沪立委于20日正好有个座谈会，沪上行政首脑也参加了。市长吴国桢首先不客气地说：“要抑平物价，先决条件要政府能够把握物资。”而事实上，当时因为国民党在内战中屡遭失败，社会生产萎缩，物资紧张，这一条从根本上是做不到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也说：“就我个人做过财政部长经验，不设法紧缩开支，实在难以维持。”事实上，军费开支不是财政部长管得了的。后来王云五也说：“我最感苦闷者，即在我国现行制度之下，财政部长只能主管岁入，而不能主管岁出。”⁽⁷⁰⁾显然，在国民党当局不能停止内战的形势下，军费是无法控制的。立法委员黄绍竑则指出：“问题在许多人民把黄金美钞掉换金圆券后，是不是和信任黄金一样，把它放在保险箱里？他们可能把所有掉换的金圆券，拿到市场上去抢购物资。万一造成这种现象，物价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种人干脆不去掉换金圆券，难道要经济警把豪门之流的房子都拆掉去检查？刚才俞总裁说，政府发行金圆券已经有百分之百的准备金，既然准备得这样充分，何以要收兑人民的黄金美钞呢？所以我觉得执行得不好，一定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⁷¹⁾这一切怀疑都为后来的事实所验证。

社会上的各种评论就更尖锐了，有评论指出：“在军事与政治危机的压迫下，政府自不能不于财政上寻求一自救之道。本来，停止内战是挽救危机的‘釜底抽薪’之计，但政府既已决心戡乱到底，这当然是一件绝对办不到的事。因之，政府只有设法进一步收集人民的财富供继续戡乱之用，八月十九日公布的币制改革方案，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逼出来的。这一点早经财政部长王云五氏道破：‘法币经八年抗战，与战后数年动荡不安之情况，逐年递增其发行，致人民对法币之信心远逊于实际发行膨胀之程度。在此币值日益不稳之情形下，国家之收入实值远较战前为低，国家之支出却不能不随物价而大增，收支上原有之差额，除由于军费之庞大外，更因此而益巨，且有加速恶化之趋势。倘坐待收支完全平衡，然后改革币制，则币值愈落，物价愈高，收入愈减，支出愈增，将来纵拟改革而不可得。’从王部长的谈话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下面这一事实，就是：政府此次改革币制的主要目的，不在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而在满足戡乱财政的需要。”⁽⁷²⁾

国际上的舆论也认为，“经济改革，似应与政治改革并行，始可收效”，“我们觉得良好的新币制或新的经济命令，若不能立即得到充分的军事改革方案的支持，将不能成功”⁽⁷³⁾。他们对金圆券的保值措施表示怀疑，指出：“虽说新币有百分之百的准备，但中国当局是绝不会把这些财源真正用来保卫通货的。准备额的数值，只可当成心理的作用。”“如果没有办法能使金圆券在国内自由兑现，中国人民对于新币不久就将失去信心。这样，过去的物价飞涨，又将重现。”对于法定的20亿元的最高限额，也表示怀疑说：“在这样艰苦的局面下，中国政府是否真有决心与能力来实行它，实为疑问。”⁽⁷⁴⁾

实际上，王云五原方案以为可以有折合成3亿美元的现货准备，以与美元3∶1的比例，发行9亿金圆券，也就是全部现货准备。而当他实际查询的结果，中央银行未通知财政部，已将1亿美元拨作他用，消耗殆尽。结果，改为发行20亿金圆券，与美元为4∶1。2亿美元的发行准备，只是四成现货准备。后来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当局根本不愿意拿出硬通货来保卫币值，而且也没有力量来保卫币值。

按照规定的金圆券与法币的兑换比值，当时发行的600万亿法币，只须2亿金圆券即可收兑完毕，而法定金圆券限额一下子定为20亿元，超过了十倍。一方面政府发行，一方面收兑金银外币发行，形成双重发行，预定了金圆券的膨胀是必然的。金银外币人民可以作为储藏手段，并不一定是一只出笼的老虎，而金圆券则不同，人民一旦对它失去信任，就会像猛虎下山一样，冲垮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经济秩序。关键当然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从根本上无法平衡预算，只能用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亏空，这样，金圆券就必然步法币的后尘，走上通货膨胀的老路。

三　以强力贯彻的币制改革

金圆券好像一支兴奋剂，给财政经济一个强刺激，社会一下子好像强壮起来，待兴奋剂的药效一过，就一下子瘫痪了。

在币制改革方案即将实施之际，8月19日下午，上海方面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召集上海市首长及金融界领袖开会。开会前，因俞奉急召赴京，由副总裁刘攻芸代表俞主持会议，宣布：“奉财政部代电，定本年八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两日，为银钱业临时休假日期，上海及全国各地银钱两业、信托业、信用合作社及证券交易所等，应一体遵照办理。”⁽⁷⁵⁾21日，行政院于上午召集国家银行各领袖，下午召集京沪两市银钱业各领袖，说明政府改革币制之重要原则。蒋介石随后召见各领袖发表谈话说：“政府于抗战胜利之初，即已开始准备改革币制，终因种种顾虑，迟迟未能实施。此次翁院长、王财长等毅然决定实行币制改革，事关国计民生与农村复兴，希望诸君以及全国人士对此措施建立互信心理，并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之信念，群策群力，迅赴事功。”⁽⁷⁶⁾

8月21日，蒋介石为贯彻币制改革方案，向各省政府主席、各市政府市长发出措辞严厉的手启，他表示：“深信循此办法全般实施，不惟民生疾苦将获苏解，即国家大计之财政基础，亦得奠定。”他严厉警告说：“倘有投机囤积，怙恶不悛，敢于违反法令，以图自私自利者，则是自绝于国家民族，无异为奸匪作伥，其罪行即等于卖国之汉奸，无论其凭借何种势力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应即当机立断，执法以绳，严加惩办，不容稍有宽假。所望各级政府切体时需，自懔职责，以决心建立事功，以强力打破障碍。无论遭遇任何困难，中央必为全力支持。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致法令不能贯彻，或对所属执行人员监督不严，考核不力，致所属违法舞弊，影响法令之实效者，则各级主管应负失职之咎，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⁷⁷⁾8月22日，蒋介石又发表文告，否认有关和谈的谣传，坚持“戡乱”政策：“如果国家的统一独立一日没有完成，匪区同胞的苦痛荼毒一日没有解除，则我爱国军民剿匪戡乱的职责亦一日不能放弃。”文告强调金币制的意义说：“过去十年，法币制度已完成其支持抗战建国的使命，深信今日以后，金币制度亦必能助成建国的大业底于成功。”⁽⁷⁸⁾

8月23日星期一，各银行钱庄复业，中央银行开始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及法币。第一天，市民排起长队，踊跃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情形颇为出乎当局者意料之外。11时左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即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恭喜！恭喜！王部长，你的政策成功了！”⁽⁷⁹⁾这第一天，中央银行共收兑黄金7748.36两，白银8776.96两，银元28，361元，美钞819，631元5角，港币136,702元，共兑出金圆券5,013,777元3角9分⁽⁸⁰⁾。第二、第三天，市民甚至清晨6点即到中央银行门前排队兑换金银外币。市民之所以踊跃兑换，一则受到国民党政府严令的威胁，过期持有即为非法。一则普通市民原受通货膨胀的痛苦，从市面上以700万法币兑来1元银元，现在不能流通，不得不再次亏本兑出，以维持生活。一则因为金钞收兑价已经相当于甚至略高于原来的市价，商民以为“黄金一时不会涨，现在拆息多么高，搁在那里不合算，不如卖掉了还债。或做生意买别的东西”⁽⁸¹⁾。此外，也容或有投机的因素。

黄金、白银、外币的兑换期，原定到9月30日结束，此后，人民持有黄金、白银、外币即为违法。财政部发言人于12日发表谈话宣布：“收兑金银及外币日期，原定截至九月卅日为止，到期决不延展。如逾期尚未向中央银行或其指定代理收兑之银行兑换金圆券或公债或存储，则持有者即属违法。”⁽⁸²⁾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普通百姓纷纷如期前往兑换。上海一地，29日、30日的兑换达到了高潮，30日成绩为兑出金圆券3600余万元，是最好的一天⁽⁸³⁾。据翁文灏报告，到9月底止，“收兑黄金、外币折合美金一亿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七千一百十四点一七元，经收外币存款折合美金一千零六十九万七千七百五十五点六一元，出口外汇收入折合美金三千五百七十八万四千四百七十点二一元，华侨汇款收入折合美金一千一百十六万三千四百十九点二〇元，总计收入折合美金一亿九千零四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九点一九元，进口结汇折合美金一千二百五十万一千九百十二点六九元，政府机关结汇折合美金一千零三十五万八千二百九十九点四六元，总计支出二千二百八十七万零二百十二点二五元，以上收支两抵，净收入折合美金一亿六千三百五十六万二千六百四十七点零四元。”⁽⁸⁴⁾当时，发行的法币折合美金也仅5000万元，而在币制改革的四十天之间，即收入了黄金、外币1.6亿多美金，达法币发行额的三倍。

要贯彻以币制改革为中心的所谓新经济政策，关键在控制住上海的经济。1948年8月20日早晨，蒋经国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表后即赶到上海，开始作管制上海经济的准备工作。为了有一支自己指挥的力量，蒋经国把在唐山的国防部“戡乱建国工作总队”第六大队调到上海。“戡乱建国总队”是蒋经国为建立实验绥靖区而策划建立起来的，归入国防部名下。他们本来的任务是协助军队组训民众，参加绥靖区地方行政。这时，蒋经国为了对付上海的工商界，把这支本来是对付中共的有组织力量，调到了上海。21日即着手制定“戡乱建国大队”在上海的工作计划。27日，“戡建大队”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宣称，到上海来的任务，“一方面对付共党，一方面对付奸商”⁽⁸⁵⁾。本来是用来审判共产党的特种刑事法庭，也成了审判资本家的专制工具。新经济政策一开始执行，就把上海资产阶级推向了中共一边，把自抗战以来资产阶级对中共的同情，推向了高峰。

22日，蒋经国被正式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协助俞鸿钧督导上海区。23日，就在开始兑换金圆券的那一天，在上海中央银行会议室举行了首次督导会报，蒋经国和上海当局商量了执行方法和分工。他认为：“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利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⁸⁶⁾蒋经国在上海决心不顾一切，实行管制经济。他在日记中写道：“一般人都认为经济管制工作是做不通的，我亦认为相当困难的，但是在今天我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当做下去。这种态度多少是不近人情的，但是或许可以作为成功的唯一条件。”⁽⁸⁷⁾于是，他便动用全部力量来管制物价、物资和金融。

8月24日，上海社会局、全国卫生局、财政局、警察局经济大队等单位，召集副食各业商人谈话，社会局长吴开先硬性规定，要他们照8月19日的价格出售，以后如果超出19日售价，轻则吊销执照，重则将依法严处。当天，粮食价格，以白粳为例，退入了20元以内。蒋经国本人连日召集会议，讨论稳定粮食、纱布、日用品价格的办法。警察开始监督市场，拘捕违法商人。26日上午，蒋经国召集各有关机关会议，到有金融管理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团、江海关、两路局警务处、港口司令部等单位代表，作出决议：“（一）统一检查机关，由蒋督导员统一指挥，统一执行，切实发挥经检力量，绝不许扰民……（二）凡违背国家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其商号吊销营业执照，负责人送特刑庭法办，货物全部没收。”同时决定自27日起，开始普遍检查。检查对象则“以巨商大贾为目标，不在小处着眼，而免徒滋纷扰”⁽⁸⁸⁾。大概是这一提法，后来被社会上称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为了达到管制经济的目的，蒋经国不仅动用既有的权力机关，而且策划由戡建大队着手组织人民服务站，“希望能做到发动民众协助政府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⁸⁹⁾。到9月25日，在复兴公园举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开训典礼，受编人数达12,339人，由蒋经国出席致词。但这个青年服务队还没有发挥作用，经济管制政策就破产了。

当时，经行政院批准，成立了上海区物资调节委员会、上海区检查委员会、上海区物价审议委员会，实施全面管制经济，首先限制纱布南运，暂行停止食油及油料出口。30日，蒋经国召集上海各商业同业公会负责人开会，宣布了上述三个委员会的功能，他强调：“过去币制不改革，物价管制无效，此次币制改革与物价管制同时并行，严格执行，各地物价应以八一九价格为标准，不得变更。”蒋经国严厉指责商人的囤积居奇：“最近查出有些货物存仓时间不但在三月以上，而且有从日本投降囤积迄今，实在太不应该。政府为执行政策，对存储三月以上者应依法予以惩处。”最后他警告商界说：“若干商人闻已雇用专人，准备吃官司坐牢。但政府洞察其奸，故以后各商店如有违法情事，决拘捕老板予以严办。”⁽⁹⁰⁾9月3日，蒋经国又召集各工业同业公会负责人谈话，严厉警告说：“这次改革方案，是国家的生死关键，故只许成功，否则就不堪设想。这是国家的命令，亦是国家根本大问题。所以全国上下均应绝对遵行……我知道我在上海再住下去，一定有很多人会讨厌我的，但是假若大家都老老实实，查仓库这些工作本来可以不必麻烦了。现在查出来的，还有日本人时代所囤的货物在内，迄今尚未卖出，昨天发现有人到厂买货，发票开的是八一九价格，另外仍贴了黑市，以及米商的用厚麻袋，糖商用衬纸等，无异是抬高八一九粮价，这叫我不能不扳面孔了。”⁽⁹¹⁾这几天，各军警机关也全面出动监督、检查，在各区公所面前设立告密箱，厉行“打老虎”，拘捕工商界人士。

蒋经国的所谓扳面孔，就是要用严刑峻法，惩罚“奸商”，以警察行动来维护行不通的管制经济。9月1日，他提出了囤积大户的名单，并开始行动。当日晚，蒋经国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2日，他召开检查委员会会议，“会后即向市政府提出大户奸商等各种违法行为的证据，并建议立刻逮捕”⁽⁹²⁾。2日当天，经济警察即传询沪上闻人杜月笙的儿子、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巨商盛苹臣，暂准交保释放。案由是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下达前，大量抛售永安纱厂股票。同时，以囤积罪拘押永安纱厂副总经理郭棣活，郭答应尽量抛售，才交保释放。是日晚，泄漏经改秘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在南京被捕。陶妻李国兰也因永纱案在上海拘押。因私套港汇一案出走香港的申新纱厂总经理、棉纱大王荣鸿元，于2日晚回到上海，3日即遭逮捕。同日，杜维屏因被发现在证交停业后做场外交易，与证券商林乐耕同被逮捕。此外，纸张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永泰和烟公司黄以聪、囤布大王吴锡麟被逮捕，送特刑庭办理。食油业公会理事长张起及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均受到警告。已经被捕在案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一案，于9月3日被判死刑，至24日执行枪决。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也因贪污舞弊罪被处死。被捕商人共达六十余人⁽⁹³⁾。蒋经国日记记道：“（9月4日）××公司要犯已由特种刑庭判处死刑，其余的大投机家亦已押送特种刑庭……（9月5日）×市长到南京去辞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对于我的作法不满意的原因……（9月8日）今天早晨遇见×××，他在过去是唱革命高调的，但是现在他软下来了，并且主张不宜多捕奸商，否则怕工厂要关门了，由此可知官商勾结力量之大矣。”⁽⁹⁴⁾“×市长”即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他本来就不相信金圆券政策，这时候，他在蒋经国眼里成了资产阶级在政界的代表人。

尽管收兑金银外币和控制物价取得了相当成绩，蒋介石并不感到满意，还要向上海商业行庄勒逼外汇。9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话，责骂上海银行界说：“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存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存于中央银行。并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会拟集合上海所有各行庄，凑集美金一千万元，卖给中央银行，便算塞责了事……这种行为固然是直接破坏政府戡乱建国的国策，而其间接实无异助长共匪的内乱。彼等既不爱国家，而国家对彼等自亦无所姑息。故政府已责成上海负责当局，限其于本星期三以前令各大商业银行将所有外汇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⁹⁵⁾于是，蒋经国“决定加以说服，将他们的外汇移存国行。直至今晚（8日）止，已经拿出了三千万美金”⁽⁹⁶⁾。11日，蒋经国又在乐义饭店先后约见上海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李馥荪、上海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因事未到），以极为粗暴的态度，向他们勒逼金银外汇。蒋对李声色俱厉，争吵声达于户外，对周则屡屡扬言要打电话给警察局把他拘留起来，对戴更指责其联合上海商业银行逃避大量金银外汇⁽⁹⁷⁾。上海各商业银行在蒋介石父子的勒逼下，被迫和盘将所存黄金、白银、外币和其他外汇资产列表报告中央银行。只是由于币制改革的迅速失败，政策改变，这些外汇资产没有来得及转账过户，仅少部分为中央银行收购，多数仍为各商业银行所持有。

9月12日，蒋经国在上海青年军联谊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峻的讲话，在这篇后来题为《上海往何处去？》的讲演中，他严厉地抨击了“投机奸商”：“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自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他强调：“今日的抑平物价，不过是一种技术上的工作，而真正的目的乃是在消灭社会上经济不平等的现象。更确切的说来，就是不允许社会上滋长着这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向上海市民号召说：“我们自开始以来，即主张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伟大的工作，并应告诉人民，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起来完成，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⁹⁸⁾

蒋经国对于管制经济的一时成就深感满意，9月15日，他在上海市参议会上发表演说：“这三星期以来的工作，给我一个教训，只要和人民站在一起，什么事都不会失败的。这三星期的成绩，是上海六百万人民赤诚拥护政府的表现，也是参议会同人的功劳。今后希望上海商人，不要抱观望的态度。我是奉政府法令，专来惩办不法的商人。”⁽⁹⁹⁾

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捉黄牛”，“拍苍蝇”，“要把冒险家的乐园，变成上海人的乐园”，一时被誉为“蒋青天”。如果蒋经国不是蒋介石的儿子，当时蒋经国反对资产阶级的种种演讲词，足以被人扣上一顶红帽子了。但是，上海工商界心中有数，于是，他们通过反击豪门资本，来进行自卫，也看看蒋经国的高调能唱到几时。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个人在国外的外汇资产，不但条件宽松，而且始终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流向海外、估计在5亿美元以上的这些外汇资产，一般舆论认为，大体上是豪门向海外转移的资产。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国内国民党统治区的舆论方面，都认为国民党政府要打内战，就应该动用这批资产，而不应该专门向国内经济濒临破产的企业搜刮。《大公报》上一再指出：“富户并未拿出存金来，而是平时保存了三五枚银元、美金，以保存些微购买力维持生活的小百姓们，因不敢违法，才去兑换的。”⁽¹⁰⁰⁾“大多是零星小户，黄金没有超过百条，美钞没有超过千元，真正的大户还没有拿出来。”⁽¹⁰¹⁾国营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市场上固然有老虎伤人，豪门中也有老虎噬人。市场上的老虎虽已打了几只，豪门中的老虎却还逍遥自在。这使老百姓心里未免不甚痛快。”⁽¹⁰²⁾《大公报》发表社评：“今天所做的仍有美中不足者，众目昭昭。真正的豪门，仍逍遥自在。‘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这一着，最关重大。改制最终的成败，与此辈豪门是否爱国及拥护政府有关。此关打过，则人民无话，工商心服。若打虎至牛而止，不进山林虎穴，精神一松，功亏一篑，那就太可惜了。”⁽¹⁰³⁾

据说，蒋经国在召集上海工商界开会时，杜月笙将了他一军：“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¹⁰⁴⁾郭旭的这篇回忆，并非亲历，而只是转述别人的话，其中明显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很多。但这段传闻，无论是否属实，还是可以反映上海工商界对蒋经国以强力管制经济的抵抗情绪。在上海工商界的压力下，蒋经国不得不对扬子公司进行调查，由此引出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经营的扬子公司一案。

蒋经国在上海执行“打老虎”政策，在政治上导致对蒋氏姻亲集团的反冲击，在经济上形成物资匮乏，生产萎缩，游资充斥，市面萧条，危机因素迅速积累起来。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控制系统本来就相当松弛，并不能做到全面控制统治区域的经济。蒋经国在上海控制经济的结果，使内地和上海的物价结构，形成倒挂。控制力不强的内地的原料、粮油价格高过了上海的市场价格，造成上海原料、燃料缺乏，生产削减，粮食和副食供应紧张。由于生产萎缩，政治形势恶化，投资热情下降，上海市民的消费心理却强化起来，大吃大喝、游山玩水的人多起来了，反过来，又强化了对市场的冲击。因为收兑金银外币，游资充斥市场，找不到出路，至9月中下旬，争购消费品的现象就已开始出现。

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本无系统的计划和部署，只是看一步走一步。他面对着经济流程遭到阻断的局面，不思反省，企图以进一步强化对经济的管制来摆脱困境，结果，在管制经济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他在9月中下旬，一再召集上海工商界人士举行会议，一方面强化对他们的压力，一方面寻找疏导经济的方法。他本着管制经济的思路，于9月21日向商界代表宣布：“一、所有商人存储日用必需品及原料，限期向市府登记，以便知悉实际数量。二、自备外汇开放，限于工业原料及机器。三、上海工业产品有多余的，在不影响限价条件外，由产销两地密切联系，不容许投机、抢购、囤积，否则从严处罚。四、为使各工厂不发生困难，允各厂申请所需原料向产区购买，或联合采购。”⁽¹⁰⁵⁾自23日起，限五天内，向各同业公会登记，五天后，由军警普查所有仓库，如发现有未经登记的商品、原料，一概没收。续后，又宽限延期到月底。对于日用品决定采取配给的办法，对上海市民重新登记身份证。对于粮食甚至考虑与产区采取物物交换办法，来保证上海的粮食供应。禁止市民携运日用重要物品出境。10月3日，蒋经国在上海区检查委员会第九次例会上决定将检查的范围扩大到京（宁）沪、沪杭沿线各城市，以免上海物资向外地逃避。他对经济的控制权大为扩大了。但是，国民党及其政权本缺乏严密控制经济的功能，在军事溃败、人心解体之际，单凭蒋经国的努力，要想达到全面管制经济的目的，犹如白日做梦。一进入10月份，蒋经国的管制经济就被民众的抢购风潮冲垮了。

第三节　财政经济的总崩溃

一　币制改革的失败

王云五虽然是以发行金圆券为中心的币制改革方案的制定者，但他作为一个并无政治实力的财政部长，并不能控制币制改革的进程。币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是蒋经国在上海的管制经济能否成功。当时，正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国际建设开发银行监事会第三届联合年会即将举行，中国财长轮值担任大会主席。王云五在一片成功的祝贺声中，对于适当调整物价的政策作了布置后，即于9月18日离开南京到上海，并于21日自上海出发，赴华盛顿与会。但当他于10月10日回到上海后即发现，他的币制改革已经濒临失败。

本来，王云五草定币制改革方案时有个基本前提，即“国家局势不致恶化”，但改革才实施一个月，军事形势即严重恶化。9月24日，济南失守。首都南京的门户徐州就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济南有重兵镇守，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守将王耀武在国民党将领中以能战著称。但解放军攻击济南，仅用了八天时间即全歼守敌。济南失守，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心马上动摇。

同时，由于财政收入未能如预期增加，而支出则根本无法收缩，公营交通公用事业补贴和军费增加，造成发行加大，已达12亿元，即达法币实值的六倍，影响到人心和物价。

金钞的收兑期，原定到9月30日截止，9月30日这一天，人民害怕非法持有金钞，仍到中央银行蜂拥兑换金圆券。但过了期限，中央银行却于10月1日发布公告：“查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前经规定至九月三十日为止。兹奉行政院核定，收兑黄金、外币展期至十月三十一日；收兑白银、银元、银角，展期至十一月三十一日为止。特此公告。”⁽¹⁰⁶⁾据王云五说：“翁胆小，竟听信俞鸿钧之言，谓上海工商界要求收兑金钞延期一个月截止，予以同意。”⁽¹⁰⁷⁾本来，民众对于改革方案不能打击豪门资本，已经深表不满，而延期措施等于承认豪门资本存储黄金、白银、外币的合法地位，法令马上失去了信用。10月1日起，中央银行门前，求兑者寥寥无几。

本来，一刀切的“八一九”限价，并不符合实际经济状况，它也影响到政府当局的财政收入和政府系统经营的企事业的利益。限价政策刚刚实行，国民党系统的报业主管们就纷纷来要求加价⁽¹⁰⁸⁾。经营不善的公营事业，更使财政补贴成为当局的沉重负担，不能不考虑加价，转移负担。王云五临出国前制定了一个适当调整物价的方案，但蒋经国坚决反对。9月27日，他写信给南京当局说：“就政策言，改制后金圆券信用之树立，并非因发行数量较昔为少（法币仍在流通），而实有赖于限价政策之坚决执行。今限价甫及一月，忽由政府率先变更，公营交通公用事业率先涨价，民信能无动摇……闻政府尚有定于十月一日通令准许涨价之说，如非传闻失实，亦请惠予考虑。”⁽¹⁰⁹⁾国民党当局的政策陷入了两难的处境。由于济南失守，人心动摇，南京当局一时不敢执行一个全面调价的政策。

但是，上海当局仍然出台了一项增税方案。10月2日，上海对卷烟、薰烟叶、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类、烟叶、烟丝等七种商品，改征税额，增幅达7-10倍。2日、3日，商人因增税不增价而停止营业。3日，上海社会局不得不核定允许香烟价格上涨一倍多，4日起照新价营业。这一消息传出，限价政策的信用立即崩溃。饱受通货膨胀痛苦的上海人民，自3日上午起，即上街抢购物资，自静安寺到南京东路，一路上，商店货架被抢购一空，到下午3点左右，商店不得不拉起了铁门。这股风潮迅速向全国蔓延，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抢购日用的比较值钱而又容易保存的纱布呢绒一类物品，随后又抢购米煤日用百货。尽管当年粮食收成尚好，米的来源却日益减少，城市很快出现粮荒现象。煤的供应也十分紧张。人民无法按限价购到日用必需品，管制经济形成了货品严重短缺的经济局面，社会秩序更加动荡起来。

蒋经国面临这种经济现象，内心十分恐慌，日夜不得安心。10月6日晚，他向上海市民发表广播讲话，企图遏制抢购风潮，力挽狂澜。他向上海市民说：“今后上海的市民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就是保持表面的繁华，有钱的人要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再让投机的市场发达起来，逃避到香港、杭州、苏州和莫干山的投机家重回上海，再来兴风作浪，捣乱市场，使得物价高涨，民不聊生，这是第一条道路；第二条路就是能够忍耐一时的痛苦，经过一个困难时期，甚至经过一时不景气现象，而使得经济走入正轨，使得人民能过安定的生活。”⁽¹¹⁰⁾但无济于事。24日，他又发表了《向上海市民进一言》，漫言道：“我们可以确实相信，上海并非无货应市，而是商人看涨，不愿将存货拿出来，以致造成今天的所谓缺货现象。今后我们必须要他们将货物拿出来，照限价供应市场。”他承诺政府将实行限购、配购、统购政策，来保证供应，他不无恐惧地说：“现在有许多人，看见了困难，好像已在那里开始恐惧了，甚至于开始摇动了自己的信心和决心。这是目前最大的敌人。”⁽¹¹¹⁾然而，真正摇动自己的还是他自己。10月初的扬子公司一案，使得“蒋青天”的神话，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了。

扬子公司一案，具体经过，人言纷纷，全部真相已不易查明。据现存的事后报告，查处扬子公司一案，起于9月14日上海警察局经济警察队队员赵洪宽口头报告，扬子公司囤积大量物资，队长程义宽即命其秘密侦查。但直到9月29日，才由秘密侦查转为公开彻查。据报告：“该公司始行发觉，曾有一大卡车货物于是日下午五时外运，当即拦阻追回。”而事后查点，这一卡车货物“除有：（一）小型机器脚踏车二十四辆；（二）西装乙木箱（计四十四套）；（三）玻璃木梳乙木箱（计五九四打）；（四）玻璃板六大箱等四项货物，未曾登记外，与该公司呈报经管督导办公处之物资清册核对，俱属相符，并无缺少。”至10月27日调查，扬子公司存货超过规定的三个月以上货物有：一、天津烧碱及美国烧碱五十六桶；二、糖九十五吨；三、火油二七四箱（自用原料）。上海市政府辩称：“查督导会议（由俞、蒋两督导员主持，参加者有吴市长、潘议长、徐副议长、方主委、刘副总裁攻芸、林局长崇墉、李处长立侠等）曾决定物资按照规定限令登记，但不咎既往，因此物资登记者之来源如何、时间久暂，均不在追究之列。”⁽¹¹²⁾蒋经国自己就在日记中（10月8日后的上星期反省录）为扬子一案辩称：“在法律上讲，××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¹¹³⁾

上述种种均有事后粉饰的可能，法律的辩护，本不是问题的根本，杜维屏、荣鸿元也并未服罪。豪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蒋经国一上任，就要严惩大资本家和大商人，“从‘坏头’开始”。但为什么不从人人侧目的豪门开始？1947年六七月间，李宗仁草拟的上蒋介石书中也曾提出：“我政府亟宜以革命之精神与决心，厉行民生主义：一、节制资本，取豪门之财富，充实国库，课资产以重税，平衡收支，又何止五亿美元？更何须仰美人鼻息？二、平均地权，分地主过量之土地，归诸佃户，纳于公仓，则粮产增而无囤积，出粮出兵，自易举办。政府掌握全部物资之后，物价必然下跌。再取缔私营行号，严禁操纵居奇，发行新的货币，规定利率标准，则币值亦随之而稳定矣。”⁽¹¹⁴⁾豪门问题，社会上从抗战期间开始，年年议论纷纷，蒋经国当然不会不知道，他如真要想有所改革，就必须从打击豪门着手。而他到上海后却从杜维屏（以杜月笙为目标）和荣鸿元身上开刀。在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环境下，没有违法经营，企业就不能生存，目标是可以任意选择的，罪证是一定可以抓到的。抓什么人，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蒋经国如果一开始就想抓豪门的问题，恐怕是不必等到9月29日的。从前述《大公报》舆论显然可见，蒋经国之所以不能不抓扬子公司，是出于舆论的压力，包括上海工商界的反抗，甚至包括自己的部下在他的激进言论影响下对豪门横行霸道的痛恨。然而，统治基础已经十分脆弱的国民党政权是不能承认豪门问题的，这已经不仅仅是家族的私人感情问题，封住豪门问题的突破口，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蒋介石本人就曾亲自为宋子文辩护。抓不抓豪门问题，对于蒋介石父子来说，成了一个两难问题。

蒋经国于9月29日公开查处扬子公司，相传蒋经国要严办公司经理孔令侃，孔向在南京的宋美龄求救。据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K．М．Рапikаr）记述，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蒋夫人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行离席⁽¹¹⁵⁾。查《大公报》，宋美龄乘专机由南京到达上海是10月1日晨。但宋美龄未能说通蒋经国，只好直接向蒋介石求援。8日下午3时半，蒋介石从北平乘专机飞往上海，亲自处理亲属之间的纷争。这时正值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翌日即9日，解放军就发起了攻击锦州的战斗。据杜聿明在回忆录中说：“据傅作义对我说：蒋介石当日返北平后，说他八日要到上海去。傅以为蒋到上海可能是为双十节发表什么谈话，就劝蒋不要去，蒋说他有私事要去。事后才知道蒋经国在上海‘打虎’，要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蒋得到消息急忙到上海去救孔。蒋介石一到上海，将孔令侃救出。”⁽¹¹⁶⁾不久，孔令侃于10月28日飞往美国。

当蒋介石到达上海的时候，另有两名监察委员到达上海调查扬子一案，此事轰动全国，蒋介石再次亲自干预此事。10月18日，他急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可嘱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其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辜受屈也。”⁽¹¹⁷⁾尽管后来监察委员们仍不依不饶，但此案终于不了了之。

宋美龄、蒋介石干预扬子一案的消息传出，蒋经国立即名声扫地。他在10月8日后写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说：“××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¹¹⁸⁾其实不仅社会上对蒋介石的统治感到绝望，就是国民党系统内的重要人物也由此而离心离德。如镇守北平的傅作义就怨愤地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不久就和中共接洽和平。蒋介石的亲随幕僚陈布雷，因向蒋进言要孔、宋两家出钱助饷，遭到蒋的严词斥责，而于11月13日绝望自杀。蒋经国的部将贾亦斌，为扬子案与蒋经国当面拍桌子翻了脸，自此走上了起义的道路⁽¹¹⁹⁾。

当时，北平地区粮食依赖解放区，限价后粮食短缺，黑市价格暴涨，人民生活尤其困难。10月24日，北大教授沈从文等八十三人为生活所迫，发出停教宣言，定25日起停教三天，进行借贷。宣言指出：“我们绝不能照限价购得我们的食用所需。”⁽¹²⁰⁾各地罢教、罢工、怠工风潮迭起，人心解体。

王云五归国后还想采取挽救措施，提出了“调整物价、工资及公务员待遇办法”和“预结外汇维持币信办法”。经过中下旬的多次讨论，王云五的主张得不到支持。10月27日-29日，行政院召开了经济管理问题会议，据王云五回忆：“粮食部长则强调目前毫无粮食可以控制，不仅民食堪虞，尤以军粮无法供应为重大威胁，认为无论如何合理调整粮价，粮食仍不能恢复供应，只有听其自由定价，始可望恢复粮源。”⁽¹²¹⁾蒋经国也到南京向翁文灏一再有所陈说，10月21日，前前后后谈了六个小时，但毫无结果。经管会议蒋经国也参加了，虽然尽力有所陈说，但已无力挽回，物价管制政策不能不宣告失败。王云五因为币制改革失败，也不能不于10月29日提出辞职。10月31日，行政院公布经济紧急处分令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规定“粮食依照市价交易，自由运销”，“六大都市配售粮食，仍由政府继续办理”，其他重要物品价格继续管制，调整公用交通事业价格，调整公教待遇及工资，调整税收⁽¹²²⁾。11月2日，翁文灏在立法院承认“币制改革完全失败”，他指出：“关于收支平衡这一点，可说是完全失败了，其原因是国库开支太大，许多重大开支无法减少。”⁽¹²³⁾同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向总裁报告：“（金圆券）现在实际发行，截至本日止已达十七亿余元，照趋势，旬日之间恐即到限……万一到限不能发行，对于业务军政用款延迟支付，影响至巨。”⁽¹²⁴⁾要求会同财政部商定合法手续。也就在这一天，蒋经国发表书面谈话《敬致上海市民》，黯然宣布失败下台。此后，被捕的商人也陆续交保释放。

限价政策取消后，物价暴涨，上海粮食价格，由原来的白粳每石20元左右涨到11月6日的每石250元，还难以买到。而公教人员待遇只涨一倍半，一时还领不到工资。到处出现抢米风潮。上海同济师生一度断炊。人民平时的积蓄，因为强兑金银外币而被掠夺一空，生活无以为继。在限价政策下，工商业损失惨重，流动资本濒临枯竭。社会经济生活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

为此，上海《大公报》于11月1日发表社评《政府放弃了限价政策》，指出：“币制改革才两个多月，便招致了经济上这样大的变故，完全是以非经济的办法处理经济问题所闯出来的乱子。在战乱盛行经济紊乱的时候，本来还未具备改革币制的充足条件，但若遵循经济学理以行，可能有较好的收获，至少不致弄成这样人仰马翻，焦头烂额，苦了人民，也害了国家的景况。第一，以金圆券换法币，迫兑金钞，而不于此时机冻结游资，以致突然放出五六倍于旧法币的通货，有如洪水泛滥。这是最大的错误。第二，万万不该强力限价‘八一九’。在重庆时代也曾限过价，就未办通。明明办不通的事，而硬以雷霆万钧的威力去干，一面商民畏死赔售，一面金圆纷飞，于是便演成这全国城市抢购一空的惨象。”

经此一劫，国民党彻底丧失了人心。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于11月4日发表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指出：“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共党匪徒最大的帮手和功臣，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皮闷气，人心失尽，如何得了。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发这股闷气的万分之一，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

11月11日，蒋介石批准了王云五的辞职。同日，公布了《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将金圆券的法定含金量改为原来的五分之一，并实际铸造金圆，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除银币外，禁止买卖流通，但规定了存兑金银的办法，金圆券的发行总额则可以由命令规定。自8月23日至10月31日，中央银行共收兑金银外币折合美元达1.68296390亿元⁽¹²⁵⁾。遵纪守法的人民手中的通货一下子就损失了五分之四。但实际铸造金圆，只是一句空话，兑现金银存款的问题，只是一时的缓冲政策。很快，由于人民的挤兑，而不能不严加限制，最终又停止兑换。此后，金圆券迅速膨胀，其速度之猛远远超过了法币。由金银外币换来的金圆券，变得一文不值，人民手中的积蓄，由此而被掠夺一空。蒋介石用来装饰门面的翁文灏内阁也已无法维持，不得不于11月26日辞职，由孙科继任行政院长。

二　社会经济的严重混乱和财政的总崩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通过接收敌伪产业，使国家经营的企事业迅速膨胀起来，垄断了工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对外贸易。战后的官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64.13％，民族资本占24.66％，外国在华资本占11.21％⁽¹²⁶⁾。但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经营困难。资源委员会接管了全部敌伪钢铁企业，而设备利用率只有12％。电厂恢复得最好，但国营省营占全国设备容量的73.5％，而发电量只占全国的60.9％。战前，民营资本在纺织业占有优势，战后国营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垄断了纺织工业的一半左右。纺建公司拥有全国华资工厂纱线锭的39.7％，布机的60.1％，1947年纱机的设备运转率仅为49.6％，布机的设备运转率仅为49.8％。1947年产纱仅为全国纱产量的39％，产布仅为全国布产量的40％。都低于其设备所占比重。台湾糖业公司的设备利用率则仅为35％⁽¹²⁷⁾。资源委员会1949年度本要求各事业建设经费金圆1.8557亿元，而收入以局势稳定为前提，估计可达10亿。但事实上盈利极微。据报告：“资委会各事业因遵守限价，利润甚少。若干单位且常有亏损。但历年应解政府官息红利，均经扫解国库。卅六年原奉核定盈余收入法币五百廿亿元，现已缴库法币三千七百余亿元。卅七年上半年并已预缴盈余金圆二万余元。”上述核定收入，到币改前的比值，折合已不足2万金圆⁽¹²⁸⁾。

在内战和通货恶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国营企业不仅不能支持国家财政收入，反而成了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1948年鲍国宝等报告华北国营工业危机说：“华北各厂，多属于重工业，其生产品既不如日用品之易于销售，而定价更不能随物价指数比例增高。因之成品堆积，资金短绌，无力购贮原料，而各料均随时狂涨，以致若干产品之售价不敷再生产成本，长此以往，何堪设想。”员工生活困难，情绪更形低落，影响生产效率。平津十个事业单位要求贷款共15390亿元法币⁽¹²⁹⁾。蒋经国在上海实行限价政策，公营交通公用事业的价格及补贴问题，成了极为敏感的问题。1948年9月份，上海公用事业各公司，即自来水、电力、电话、煤气、电车、公共汽车、轮渡、小火车，就由中央政府核准给予补贴800万金圆⁽¹³⁰⁾。蒋经国一再上书南京当局，要求维持对各大都市交通公用事业的补贴方案，反对率先涨价，导致冲破“八一九”限价线。但国营事业本身也已坚持不住，要求取消限价政策。

币制改革时，原计划出售国营招商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台湾糖业公司等企业的部分股票，来拨充发行准备，并改组为官商合营的股份有限公司。但当局未能建立信誉，股票未能顺利售出。至10月12日统计，仅售出409万金圆⁽¹³¹⁾。当时中纺一家就准备出售股票4.2亿金圆，已出售数微不足道。同时，出售敌伪资产，也未能达到目的。结果，金圆券发行过大，不能回笼，通货膨胀激烈，游资充斥市场。

民间私营资本，在战后备受官僚资本和美货的压迫，经营困难。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后方工业受到严重摧残。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本国资本工厂职工人数的53.8％⁽¹³²⁾。在内战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民间私营资本更感经营困难。由于原料和产品价格交替上升，在经营过程中，核算成本、预计盈亏，深感困难，常常形成账面上虚盈实亏的局面，而工厂仍要负担纳税的重负。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各企业为了生存，普遍制造一本明账，一本暗账，以资应付。为维持战时经济，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强化对经济的管制。1947年12月，行政院决定对花纱布改采“统购统销，代纺代织”政策，经济部改组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为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实行全面管理，“掌握棉布及棉织品，统筹配销，专以配销于各地布商，平价供应于一般人民，以平物价。对于军需及公教员工之需要，特别优先供应”⁽¹³³⁾。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庞大、人员众多的机构，效率极差，“购运棉花，则屡失时机，取少遗多，造成纱厂原棉之恐慌；代纺代织，则鲜花纱之掌握，更乏技术之配合，一再迁延，终未施行”。而配销部分交给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代营，“敷衍搪塞，而犹以独占牟利为策”。这个公司由此掌握了纱源达全国总产量的75％，操纵市价，摧残民营企业。因此，民营企业要求取消这个机构⁽¹³⁴⁾。民营工厂经营日趋困难，1948年6月15日，上海市国货工厂联合会向南京工商部要求救济说：“近年来，国货工厂对内贸易因在举国烽火之下，交通阻塞，运输困难，民生凋敝，购买力日趋薄弱，对于外销，则因外汇牌价与黑市相差悬殊，结汇限制綦严，使国产出品益处于内外滞销之厄境。加以职工生活指数逐月递涨，原料缺乏，生产成本激增，往往出售成品之结果不足抵补再生产之成本价格，以致各厂存底日益空虚。且一般工厂资本因产销停滞，周转困难，不得不求之市场游资，不但利息高昂，且多短期拆放，使企业家日营于调换头寸之疲繁，焉有余力从事生产之扩充与改良。”⁽¹³⁵⁾

由于工业生产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形成生产不如投机、投机不如囤积的严重局面。商业资本在民族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在战后出现逆转，由战前的50.55％增至66.69％⁽¹³⁶⁾。这里还不包括投机商人资本。正常的经济秩序难以维持，各行各业，无论是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界，甚至是普通的群众，为了维持币值，以维持生活，也投入到投机的狂潮之中。随着国民党政府军的失败，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资本，无法从事经营，更普遍地变成投机资本。生产萎缩，投机盛行，经济形势越来越混乱。黄金、美钞、证券、百货和房地产都成了投机的对象，买空卖空。走街串巷的银元贩子，更是随处可见。豪门官僚资本，则是最大的投机资本，乘机大发横财，屡屡为社会各界所指目。民营企业也靠从事栈单、股票、外汇投机，来获取利润，划入暗账。

生产萎缩，投机盛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越来越难以维持，社会动荡不安。据对上海福新二、八厂工人工资的调查，按米计算的实际工资指数，1946年为100，1947年则降为74.9，1948年更降为69。据对申新九厂一个老工人的统计，1947年最低的一个月，收入指数仅为64.1；1948年币改前，6月份的收入指数仅为31.1；11月份仅为15.2；1949年4月仅为11.7。其间，工人为维持生活水平，屡屡掀起工潮⁽¹³⁷⁾。

为了对付投机，控制物价，1947年初的黄金风潮之后，国民党当局重新开始加强管制经济，控制外汇，限制物价，工资按照1月份生活费指数予以冻结。1947年2月17日颁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禁止黄金买卖，取缔投机，禁止外国币券在国境内流通，限制携带出境数量，由中央银行集中管理外汇。结果，固定的官价外汇和黑市外汇差距越来越大，造成资金外流。1947年8月15日，国务会议通过了中央银行所拟定的外汇管理办法，对外汇的机动管理，除官价外，由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来调节外汇供需，确定市价，随时调整汇率。但是，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局势下，市价汇率担心刺激物价，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后果，不敢追随黑市市场价格。到1948年5月，官定的市价汇率占市场汇率的百分比，由1947年8月的90.36％，降至34.19％⁽¹³⁸⁾。是月，中央银行又采取了结汇证明书制度，收购由出口获得的外汇和海外汇款，经核准后可以转让，作为补救办法，但未能发生效果。管制外汇的结果，造成外汇收入减少，出口贸易下降。

1947年4月下旬至6月中旬间，十周时间，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一百。政府对公用事业的贴补政策，一则使物价失去平衡，二则国库不堪负担，被迫于6月19日取消。同时于5月间对生活费指数予以解冻，上海市政府每月公布生活费指数一次，工厂工人的工资每月按生活费指数调整一次。这个方法，遭到经济效益日趋低下的资方的反对，而劳方对指数的编制方法也不满意，劳资冲突加剧。7月间，为了缓和生活费上涨的趋势，稳定社会生活，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南京两市实施日用必需品配给制。由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上海市政府的代表组成配给委员会，收购工作由国营的中央信托局负责。分配商品为大米、煤球、食油，分配对象限于公教人员和国营工厂工人。大米配给对象后来扩大到产业工人等。1948年1月1日又实行花纱布统购统销。

但是，这种配给制，只是限于少数地区、少数人员，并不能普遍解决物价上涨和人民生活普遍恶化的问题。北平地区公教人员生活更成为严重问题。进入1948年，物价继续暴涨，北平、天津、广州等地公教人员生活无法维持，也纷纷要求实行配给制。4月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研究院为争取合理待遇，实行罢教、罢工、罢研，北平师范学院、燕京大学起而响应。师院告社会人士书说：“原来每月配发面粉两袋，生活已不易维持，近两月来竟行取消，而物价因通货膨胀，高涨不已。”北大等院校向当局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要求：“一、自三十七年二月份起，仍按一月份配售面粉之数量及价格，继续按月配面，并实行配发其他生活必需品。二、逐月按当地实际生活指数发薪。三、学术研究补助费按实际生活指数，逐月调整发给。”⁽¹³⁹⁾1948年1月16日当局召开物价委员会会议议定五大都市配粮办法，至3月间成立粮食调配委员会，实施五大都市配售粮食，3月25日决定配煤制度。当时美援面粉开始到达，但北平、天津、广州地区因筹备不及，到4月份才开始实行配粮⁽¹⁴⁰⁾。

管制经济的结果，致使流通不畅，生产萎缩，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形势下，限价政策屡屡失败，物价飞涨。当局经过一次失败，并不能吸取教训，而仍然希望通过加强管制，来控制经济形势，最后导致了币制改革失败后的经济总崩溃的局面。

“八一九”限价，无视经济规律，出现了价格奇低的现象，主要商品的批发市场几乎停顿。一方面物价空前便宜，一方面人民因兑换金银外币，手中持币增加，9月间，消费增加，吃喝玩乐的现象增多。同时，开始排队争购物资。饱受长期通货膨胀痛苦的人民，重物轻币，在国民党当局不改变内战政策的恶劣环境下，对金圆券不予信任，是十分自然的。蒋经国亲自看见，“（9月25日）许多人排了队，在抢购绒线，以及香烟”⁽¹⁴¹⁾。工商界在当局的高压下，被迫按低价出售商品，但很快，零售商向工厂补不进商品，工厂补不进原料，粮食、煤、原料来源中断，工厂纷纷减产甚至停工。申新四厂的瞿冠英致李国伟的信中说：“在此局面下，做工厂者实属为难，成品固须依照限价，燃料等均有黑市，各厂原料告罄，亦不敢照黑市收买，眼看坐待停工，而限价之成品又各方抢购，其中难于应付之苦状，实难于言喻。”⁽¹⁴²⁾孙晓村在《大公报》座谈会上说：“工商界人士意志消沉，社会现象勤于消费，懒于生产。”⁽¹⁴³⁾

10月1日，蒋经国已经发现粮食开始出现问题。10月3日起出现了疯抢的局面。张公权记述当时情形说：“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大批大批的人群疯狂地冲进商店，不管是食品还是奢侈品，见了东西就抢购。起初，商店是缩短营业时间，迟开门、早关门，接着便把所有的存货都收藏起来不卖。穷人买不到米，面包房买不到面粉，豆腐坊买不到大豆，饭馆因买不到食物而关门，甚至连药品都买不到。市场为之一空，商店关门或是被警察强迫开门数小时，货架上却是空空如也。上海这种停业情况的消息很快传到其他大城市。”⁽¹⁴⁴⁾北平教授朱光潜、郑华炽、王聿修、贺麟等十七人于10月下旬，草就《为民请命解除人为的苦难与不平》，由胡适呈交蒋介石和翁文灏。呈文说：“生产减少，物资缺乏，货币流通区域缩小，战乱不安的心理影响，都同样可以使物价上涨。城市限价两月的结果，购买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成了一件极艰难的事，尤其是升斗小民，可怜已极，有的披星戴月，排队等候，如果一连数日买不到，饥饿痛苦的惨剧，已屡见报端。”⁽¹⁴⁵⁾

蒋经国虽然还在努力强化管制经济，企图通过统购、配给来维持经济秩序，但国民党的统治是建立在农村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国民党的组织和政权运转方式，也做不到对经济的全面的统制。蒋经国在上海的局部努力，根本无法驾驭全局。管制经济的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狗。10月31日当局取消限价，宣布币制改革失败后，物价立刻暴涨达10倍以上。金圆券雪崩式地暴跌。币制改革成了一场无耻的明目张胆的掠夺，即使在国民党的上层，对这场公开的掠夺，也深恶痛疾。王云五自己说：“熟人中，凡曾兑换金圆券者，皆当面对我责骂备至。”⁽¹⁴⁶⁾

物价暴涨形势参下表⁽¹⁴⁷⁾：

| 大米 | 面粉 | 食油
| （每石171磅） | （每袋，计49磅） | （每桶22加仑）
1948年8月23日 | 20元金圆券 | 7元金圆券 | 58元金圆券
11月 6日 | 240元金圆券 | 73元金圆券 | 550元金圆券

限价政策虽然取消了，但粮食的供应仍然跟不上，各大城市陷入了粮荒的严重困境之中，到处出现抢米风潮。报上屡屡披露消息，有主妇几天买不到粮食而自杀，各地因抢米导致挤死挤伤人众，妇女因抢米遭到警察拘捕。10月31日，上海发生一起因排队买肉，引起口角，一名妇女被戡建大队军人枪杀的事件。为平息事端，蒋经国于11月2日亲往吊唁。⁽¹⁴⁸⁾11月9日夜起，南京发生了严重的抢米风潮。据《大学评论》编者报道：“这两天，南京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严重，昨夜全城二百多家米店被抢，饥饿的人群从这条街拥到那条街，今天（十一月十日）还在继续进行，潮涌般的人声，宪警笛声，砰，砰……的枪声，充满了耳际……我们与饥饿的群众遭遇着同样的厄运，没有米，我们以抢购来的每斤二元的红薯充饥。三天来，南京市已经大部停电。”⁽¹⁴⁹⁾不待解放军兵临城下，南京作为国民党统治的首都，就被他们自己搅得陷入了一片末日的景象。

这时徐州一带的会战已经开始。南京、上海、平津一带先后戒严。11月5日，南京大学教授四十多人发出分别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呼吁停战书，和平运动重新掀起。各阶层人民为了生活，风潮不断发生。11月26日，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发表谈话：“徐蚌战事发生后，京沪治安非常重要，所以本市实行戒严，以防意外。但是，戒严令宣布后，每天仍有罢工、怠工和总请假等变相罢工情事发生。为了维持治安，昨天本人和吴市长商定，以后若有不逞之徒，煽动风潮，不论什么人，都要依法严惩。”⁽¹⁵⁰⁾国民党统治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总崩溃几乎同时发生了。

上海资产阶级在币制改革过程中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据上海《大公报》1948年11月3日报道：“纱厂在‘八一九’之后，大约照限价售出了五万件棉纱，棉布数十万匹，如照昨天的核本定价，总损失当在五千万金圆以上。目前上海各纱厂的原棉存底平均不到半月，棉纱存货则空空如也，反亏欠行总、外销会和美援华纱布联营处二三万件，因此，许多纱厂开出的栈单都提不到货。以上海规模最大、实力也最雄厚的申新九厂来说，三十五年底存棉最多时达十六万担以上，现在则存棉仅二万二千担，亏欠棉纱四五千件，流动资金已捉襟见肘。据说该厂在这次改币过程中，共损失五百多万金圆之巨。”据统计，上海申新各厂因限价售纱、售布损失，折合10月份市价损失共达25,895,960金圆⁽¹⁵¹⁾。上海工业生产自1948年4月以来，一直趋于下降，“据一般估计，十二月份上半月各种工业产量平均仅及通常产量五六成左右”⁽¹⁵²⁾。荣鸿元被捕后，荣家为营救他，用去贿赂估计就约合美金50万元。11月18日，荣鸿元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二年，准予交保释放。荣出狱后不久就到香港去了⁽¹⁵³⁾。

在国民党当局采取管制经济和内战政策的经济环境下，国内投资环境恶化，资金纷纷自北向南流动，并寻机逃往国外。自1946年6月内战发生后，资金南流现象已经出现，但以经济因素为主。1947年7月以后，由于管制经济，造成资金大量南流。至1948年2月，据估计，“每期少则一二千亿，多则六七千亿，绝少回流。”（每期大约十天，货币单位为法币，下面引文也同此）。1948年2月以后，资金南流加剧，据估计：“南流资金除套取金钞外，则多外逃香港及美洲、菲律宾、南洋等地。其南流方式，现钞、汇兑、物资均有。南流数额，四月份平均每日二三千亿；四月以后、六月中旬以前，平均每日五六千亿；六月中旬以后，平均每日八九千亿；六月廿六、廿七两日最高记录，每日约一万五千亿。情况之严重，日甚一日。”“三十六年香港增加工厂达四百余家，大部分为上海帮资金设立。”“据估计，截止本年（1948）六月底止，流入华南之资金达二十万亿元，目前广州游资在三十万亿元左右。”⁽¹⁵⁴⁾

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尽管采取了交通管制的措施，仍无法阻止大量资金的外流。据上海《正言报》1948年10月10日报道：“近周沪资金南流，约在五千至一亿金圆，此批资金，或在广州搜购黄金，或套汇来港。”⁽¹⁵⁵⁾据《申报》1948年10月23日报道：“平津游资大量南流，人亦随之南去，寻觅安乐窝。此为平津银根特紧，因而牵住物价之原因。南流程度，两地每日约百余万金圆，并以台湾为倾注最大目标。”“沪、汉、湘、赣商人蜂拥而下，偷运香港，或抢购物资。”⁽¹⁵⁶⁾上海《大公报》1948年11月29日报道：“这两星期来，上海阔人源源抵港。据经营旅行社的人士说，人数大概约有一万左右。他说这是个最保守的估计数字了。尚未把一般经常来往港沪的旅客计算在内。”⁽¹⁵⁷⁾据解放后统计，上海申新各厂逃资总计达新人民币2529万余元⁽¹⁵⁸⁾。由于资金外逃，到上海解放前夕，申新系统的整个企业已经陷于瘫痪状态。据张公权估计，在1947年到1949年间国内向香港的逃资约计港币5亿元（即1亿美元左右）⁽¹⁵⁹⁾。另有估计在5亿美元以上。结果，造成了国内流通资金的枯竭。

这时，蒋介石在战略决战中面临彻底失败，即于11月间命蒋经国到上海组织将金银运往台湾，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即着手部署执行。据中央银行发行局11月29日密呈俞：“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七百七十四箱，合纯金二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六。兹又据沈代表、丁经理（负责移运的台北代表沈祖同、粤行经理丁某——引者）通知：洽妥‘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卫，准于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12月31日俞鸿钧向蒋介石报告：“关于职行库存金银，前奉钧座面谕：应即密运台、穗等地分存。等因。经已先后妥运台北黄金二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广州银币一千万元，前经呈报在案。日前又奉钧谕：应再筹运一批前往厦门妥存。等因。自当遵办。经已准备完成，为慎密起见，仍借用海关巡舰‘海星’号装运，计装黄金一百五十一箱，合纯金五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九市两，银币一千箱合四百万元。”1949年1月21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呈总裁文报告，1月21日起运厦门“计装‘海平’轮二千伍百箱，‘美明【朋？】’舰二千箱，共四千五百箱，计值一千八百万元”⁽¹⁶⁰⁾。但据蒋经国说，当时中央银行方面，“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工作迟缓。他于1949年1月10日奉命到上海，要求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16日，蒋介石又亲自约见俞鸿钧和席得懋，“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直到2月10日，中央银行“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¹⁶¹⁾。与上述报告有出入。

此后，在上海解放前夕，由继任的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主持，根据汤恩伯的指令（根据各方回忆记述，刘也系奉蒋介石的旨意），中央银行于5月18日复电汤恩伯，除留下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黄金19.8万余两，银元及半圆120万元，即刻移安全地点”⁽¹⁶²⁾。据王致冰、庄培昌近年研究统计，中央银行分三批将黄金277.5万余两、银元1520万元运往台湾，1537万余美元运去美国，存入美国联邦银行⁽¹⁶³⁾。不过，1949年5月3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外存金银明细表，与上述的统计数有出入，原表⁽¹⁶⁴⁾转录如下：

品名 | 原币 | 置放所 | 备注
黄金纯金市两 | 245,293.853 | 纽约联邦银行 | 金圆券准备金
黄金 | 9,271.984 | 伦敦大通银行 | 同上
黄金 | 2,294,206.687 | 台湾 | 同上
白银纯银市两 | 463,059.050 | 纽约大通银行 | 同上
白银 | 1,216,401.250 | 伦敦萨缪·蒙塔古公司 | 同上

如按上述资料和统计，那么运台的部分黄金似又转存美国，或至5月间已经消费相当部分，详尽当另行研究。至于国民党系统各地方当局，在撤离大陆过程中，自然还有黄金、白银、外汇运存台湾或香港、国外。从大陆转移、撤走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的总数，当然要超过上述统计数字。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破坏，经济已经十分衰弱，再经此一番资金的大逃亡，留给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流通资金，显然是异常拮据的了。

后来，蒋介石就以这批从全国集中起来的财政力量，作为退守台湾一隅之地的资本。所以，蒋经国说：“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那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¹⁶⁵⁾有说者为金圆券政策辩护时甚至说：“要是覆巢之祸并不那么单纯，那末丢了黄金，大陆又沦，政府没有这批黄金带来台湾，经济哪来迅速长成？相信我们真的要啃香蕉皮了。”⁽¹⁶⁶⁾可见，这批黄金对台湾当局和台湾后来发展是多么重要。不过，已故台湾历史学家沈云龙有很公允的议论：“聚敛千万人之膏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尚有何是非公道之可言耶？”⁽¹⁶⁷⁾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财力为之一空，他没有力量支配在台湾存储的财富。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国民党的所谓土地改革，始终只能托之空言。在“戡乱”总动员令下，国民党更进一步强化对农村的控制，搜括农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农村经济和社会更加动荡和破败。

1948年初，国民党当局在军事溃败之余，强化了征兵事务，对农村造成了巨大的骚扰和恐怖。据3月26日国防部致内政部公函指出：“查本年征兵紧急，各地办理，多有未善，强拉舞弊，以致人心不安，先后据各方报告，内容大致相同。”姜乾在报告中陈述宝山情况：“1月26日清晨，办理拘捕壮丁人员率领自卫队、警士下乡，强邀当地保长分往各村民户，拘捕壮丁。其时各家尚未起床，大体均能捕获。拘获后用绳扎住臂膀，两人连绑，押着解走。”本来规定，先征志愿兵，不足之数，再行抽签，但实际上并未先征志愿兵，而是秘密进行，突然拘捕。而遭拘捕的壮丁只有一部分解走，其余的人等候谈判。“抽壮丁本为各地各级人员弄钱之最好机会，此为公开之秘密”。据说当时“对方讨价为棉花十五担至二十担，或白米廿五石”。结果造成“各乡壮丁甚至卅岁以上者，均有戒心，或避往上海，或寄宿他处，不敢住家”⁽¹⁶⁸⁾。据《大晚报》刊载读者周兴来信，崇明地方“强捉硬拉，不问及龄，捉一批赎一批，循环兜转，漫无满额，人心惶惶，逃避一空。现在已到捉无可捉。不料乡镇公所又出一种花样，凡有及龄壮丁，都要挪出米来，预备买丁充数，最少征米一石五斗”⁽¹⁶⁹⁾。当时，“在征兵与志愿兵并行之制度下，不肖兵役人员勾结兵贩子，竟以此为营业。故各地乡保派款买丁已成为地方机关一大事务，而诈欺纠纷几于无日无之”⁽¹⁷⁰⁾。据上海《大公报》报道：“现在农村普遍存在着‘壮丁会’。”凡壮丁都入会，一个人中了签，其他人便要合出壮丁钱给他，壮丁各地身价不同，有的论黄金，每名自一两五钱至二两，有的算谷物，每名约两千市斤。每年征兵至少两次，没有应征的壮丁就要出“安家费”两次⁽¹⁷¹⁾。

白崇禧在南昌动员“戡乱”、组训民众时，老议员杨赓笙拦住白崇禧，请求当局“不要扰民，不要造匪”⁽¹⁷²⁾。江苏临时参议会议长冷遹指出：“江苏之乱不在于匪，而在于军政”，“官与兵为致乱之源。”⁽¹⁷³⁾上海《大公报》报道以安徽舒城为例，戡乱借款及今夏的购买机枪款，“规定向大户征借，而权势士绅，大都漏网，孤儿寡妇，甚至出征人的眷属，皆在征借之列。于是民怨四起，哀号遍野”⁽¹⁷⁴⁾。

赋税的苛扰，一如既往。据福建地区典型报道，田赋征实，分两项：征购、征借，附加也两项，积谷、公学粮，征购数量按土地等则计算，多则四五十斤，少则一二十斤，征借量同。积谷为征购之二分之一，公学粮又占积谷之二分之一。三加四合，每亩田地须纳粮自四五十斤至百余斤⁽¹⁷⁵⁾。广大农民辛劳一年，无衣无食，饥寒交迫。

赋税役政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连绵不断，使农村经济日益衰败，社会动荡不安。各地民众纷纷起义，响应解放军。

蒋介石引退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于1949年2月25日发布《财政金融改革案》，到4月16日，又经立法院修正，政策到了朝令夕改的程度，也就完全失去了信用。按照这个方案，财政支出，以银元为标准计算，货物税征收实物，人民要以金银外币换取关元交纳关税，修正后允许以金圆券换购关元。金融币制方面，准许黄金、白银买卖，银元准许流通买卖，政府准备鼓铸银元⁽¹⁷⁶⁾。

由于金圆券迅速贬值，甚至赶不上印刷成本，各地钞荒严重，中央银行又发行大额本票，物价飞涨。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的物价比1948年8月份时上涨了11万倍以上⁽¹⁷⁷⁾。“这时的物价已不是几日一个涨风，而是一日数次大涨风，人们拿到金圆券不敢落袋，市场上或以黄金、美钞喊价，或以银元标价，农村物物交换盛行，邮局和铁路收费亦改以银元为准，公用事业中不但水电等费用以美金价格为基础而日常变动，就是人们每天乘坐的公共车辆票价也往往隔日有变而无从预计。”⁽¹⁷⁸⁾到解放军渡江前后，各地人民纷纷拒绝使用金圆券和央行本票，银元、外币成了交易的筹码，甚至恢复到了物物交易的程度。至6月25日，逃往广州的行政院明令规定以金圆券5亿元兑银元1元。财政上等到税收收交入库，金圆券贬值几等于零。财政部也不能不以硬通货支出。财政部长徐堪于7月16日报告⁽¹⁷⁹⁾：

金圆券现为人民拒用以后，民间日常所需，以及工业商业交易媒介，必须有代用之物，始克支应。其时内地各省最普遍流行者，则为旧铸之银元，通商大埠则以美金、港纸等外币代之，各种旧有铜镍辅币亦随时随地作价为流通之筹码，甚至各商店、各学校亦多以纸片记数，加戳以代筹码，紊乱现象达于极点。其时政府各种军政支出由于不容一日停顿，为环境所迫，只得以库存外币、黄金、银元以为支应。四、五、六三个月中在国库方面先后付出者，计：

1．银元三千四百四十三万五千九百七十元；

2．白银七十万两；

3．黄金十九万五千六百一十两；

4．台币四千四百三十五亿余元；

5．各种外币折合美金二千四百六十万零五千三百九十六元。

7月3日，鉴于财政金融秩序全面陷于混乱，又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实行银元本位制，并发行银元兑换券。结果，这种纸币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信用，根本就发行不出去。

附录一　1945年12月至1949年6月货币发行额⁽¹⁸⁰⁾

时间 | 货币发行额（十亿元） |
1945年12月 | 法币1,032 |
1946年12月 | 3,726 |
1947年12月 | 33,189 |
1948年8月19日 | 604,534 |
1948年8月 | 金圆券0.544 |
9月 | 1.202 |
10月 | 1.850 |
11月 | 3.394 |
12月 | 8.320 | 另一统计
1949年1月 | 20.87 | 20.8
2月 | 59.73 | 37.0
3月 | 196.13 | 120.0月
4月 | （15日）760.74 | 1,531.2
5月 |  | 56,539.2
6月 |  | 130,304.6

附录二　1946年1月至1949年4月上海物价指数

（1937年1月-6月＝100）

年代 | 指数 | 年代 | 指数
1946年1月 | 160,315 | 7月 | 3,359,400
2月 | 273,550 | 8月 | 3,649,300
3月 | 344,383 | 9月 | 4,635,700
4月 | 325,986 | 10月 | 7,293,400
5月 | 360,485 | 11月 | 8,261,300
6月 | 378,217 | 12月 | 10,063,000
7月 | 403,982 | 1948年1月 | 14,074,200.0
8月 | 439,300 | 2月 | 20,155,200.0
9月 | 503,122 | 3月 | 32,576,900.0
10月 | 612,071 | 4月 | 37,764,200.0
11月 | 626,614 | 5月 | 54,281,300.0
12月 | 681,563 | 6月 | 197,690,000.0
1947年1月 | 817,750 | 7月 | 287,700,000.0
2月 | 1,309,848 | 8月 | 186.3
3月 | 1,386,593 | 9月 | 197.0
4月 | 1,669,900 | 10月 | 220.4
5月 | 2,584,000 | 11月 | 2,543.1
6月 | 2,905,700 | 12月 | 3,583.7
1949年1月 | 12,876.2 | 3月 | 405,320.0
2月 | 89,788.0 | 4月 | 20,957,009.0

据《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42-243页资料改制。原书注：1948年8月物价指数的猛降是改行金圆券折兑的结果。1946年、1947年的数字，是简单几何平均数，1948年、1949年的数字是加权几何平均数。

————————————————————

(1) 孙晓村：《论两年来的中国财政》，《合作经济》新1卷第5、6期，转引自陈昭桐主编：《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164页。按：其中租借物资74,700万美元和出售的剩余物资82,400美元，有不同的估算数字，并且系军需物资，并非纯经济援助。——笔者。

(2) 程悠等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大事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3) 万麟：《孔宋张三氏理财之比较》，《经济导报》第32期，1947年8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159-160页。

(4) 《行政院1947年度重大行政措施检讨报告——财政金融部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2册。

(5) 参《半年来中国经济的总结》，《经济周报》第7卷第1、2期合刊，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204页。

(6)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0日。

(7)  参《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211-219页。

(8) 参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上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78页。

(9) 《行政院1947年度重大行政措施检讨报告——财政金融部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2册。

(10) 参《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大事记》。

(11) 张俊德：《论货物税之调整与实施》，《经济周报》第7卷14期，转引自《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3辑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1页。

(12) 《钟孟谋视察长沙税务报告》（1947年11月15日），转引自《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直接税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149页。

(13) 《钟孟谋视察长沙税务报告》（1947年11月15日），转引自《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直接税卷》，第149页。

(14) 《恢复课征公教人员薪资所得税》，《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8日。

(15) 《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205页。

(16) 参《第十七次国务会议讨论建国特捐条例草案之发言记录》俞鸿钧发言，《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5册。

(17)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5册。

(18)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9日。

(19) 《大公报》（上海），1948年11月6日。

(20)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9日。

(21)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8日。

(22)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9日。

(23) 《上海市商会致总统府秘书长转呈总统电》（1948年6月1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5册。

(24) 《短期国库券发行了》，《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3日。

(25) 参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

(26) 据粮食部关于1947年度粮政报告，粮食部田赋署1947年度田赋征实征借收起数额比较表，粮食部1947年度上半年征实征借的工作实施与检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6册。

(27) 《行政院关于立法委员对翁内阁施政方针粮食部分质询的答复稿》，《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第4辑第26册。

(28) 《粮食部陈送1948年度征集粮食办法的呈文及附件》，《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第4辑第26册。

(29) 张公权（嘉璈）：《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30) 《财政部长王云五在立法院第二会期第一次秘密会议上所作的有关平衡预算问题的报告》（1948年9月10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4册。

(31) 《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在第一届立法院第一会期第二次秘密会议上关于1948年度下半年度国家总预算编审概况的报告》（1948年7月2日），支出数据9月间改编总预算草案说明书折算，原草案为730万余亿元，《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4册。

(32) 《财政部长王云五在立法院第二会期第一次秘密会议上所作的有关平衡预算问题的报告》（1948年9月10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4册。

(33) 据《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02页；《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34)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01页。

(35) 分别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33、144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36)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303页。

(37) FRUS，1947，Vol．7，p．640．

(38)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21日。

(39) 《顾维钧致蒋介石电》（1948年6月14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746页。

(40) 参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445页；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62-264页。1.3亿发子弹价刘稿作减为美金5,909,931元。

(41) 《杜鲁门政府与中国》，第83—85页，转引自《中美关系史》，第456页。

(42) 康永仁：《财政赤字问题》，《世纪评论》第4卷第10期（1948年9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194页。

(43)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55页。该书第110页表所列数据有所不同：1947年，银行对政府垫款为29万余亿元，钞票增发额为29万余亿元。1948年1月-7月，银行对政府垫款为434万余亿元，钞票增发额为341万余亿元。——笔者。

(44)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26日。

(45) 《大公报》（上海），1948年7月2日。

(46)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29日。

(47)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27日。数据因币值变化而与前述估价有所不同。

(48)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40页。

(49)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483页。

(50)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482—483页。

(51) 阮毅成：《与王云五先生谈金圆券》，《传记文学》（台北）第45卷第2期（1984年8月号）。

(52) 参黄元彬：《金圆券的发行和它的崩溃》，《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又参《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寿充一：《王云五与金圆券》。

(53)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册，第1008页。

(54) 《岫庐八十自述》，第495-498页。

(55) 专家小组人员，《岫庐八十自述》隐去人名，此据《徐柏园先生有关“金圆券”的记录》，《传记文学》（台北）第44卷第4期（1984年4月号）。——笔者。

(5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9日条。

(57) 《岫庐八十自述》，第508-509页，王云五的币制改革草案，见第495-498页。

(58)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57页。

(59) 参李立侠：《金圆券发行前的一段旧事》，《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114页；又参张志超编：《民国中央银行关金券、流通券、金元券、银元券图鉴》，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

(6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29日条。

(61)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1014-1015页。

(62) 《总统府公报》1948年8月20日第1版。内列四项办法，均见同日《公报》。

(63)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3日报道，文词与15日所载正式文本有所不同。

(6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8月21日条。

(65) 言诚辑：《币制改革的前因后果》，《银行通讯》新第34、35期合刊（1948年10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352页。

(66)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0日。

(67) 严凌：《看这次的币制改革》，《经济周报》第7卷8期（1948年8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354页。

(68)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

(69)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57-58页。

(70) 《岫庐八十自述》，第540页。

(71)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1日。

(72) 粟寄沧：《币制改革案的本质》，《新路周刊》第1卷20期（1948年9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358-359页。

(73) 分别据伦敦《金融时报》、上海《大美晚报》，转引自《岫庐八十自述》，第534页。

(74) 据《经济导报》第90期（1948年9月28日）报道英国经济报刊评论，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594页。

(75)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0日。

(76)  《岫庐八十自述》，第531页。

(77) 《蒋介石饬各省市严格执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手启》，《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2册。

(78)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3日。

(79) 《岫庐八十自述》，第535页。

(80)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5日。

(81)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6日。

(82)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3日。

(83)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1日。

(84)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07页。

(85)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8日。

(86) 蒋经国：《沪滨日记》1948年8月22日，《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563页。

(87) 蒋经国：《沪滨日记》，第566页。

(88)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7日。

(89)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8日。

(90) 召集各商业同业公会负责人谈话会记录，档案号，6-2-21号，原上海市社会局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

(91) 召集各工业公会负责人谈话会记录，档案号，6-2-21号，原上海市社会局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

(92)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68—569页。

(93) 据寿充一回忆为六十多人，《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江南：《蒋经国传》记述为64人。

(94)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69-571页。

(95)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7日。

(96)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71页。

(97) 参寿充一、戴立庵文，载《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

(98)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5日。

(99)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6日。

(100)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3日。

(101)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1日。

(102) 徐学禹：《更彻底改革经济措施》，《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23日。

(103) 社评：《币制改革以来》，《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24日。

(104) 郭旭：《扬子公司查而未抄的内幕》，《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105)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22日。

(106) 《申报》，1948年10月1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756页。

(107) 阮毅成：《与王云五先生谈金圆券》，《传记文学》（台北）第45卷第2期。

(108)  当时，上海主要大报如《申报》、《新闻报》在战后都为国民党系统所控制。据《痛定思痛》所载《沪滨日记》1948年8月24日记：“十八时半，同俞鸿钧先生在中央银行接见报业代表。那里知道第一个想冲破限价的竟是报业界！”转引自吴相湘：《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发行》，《传记文学》（台北）第36卷第2期。此段文字，收入《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的《沪滨日记》中，不知何故被删去了。该书对已公布资料多有删节，使学者征引十分困难。——笔者。

(109) 《上某先生意见书五则》，《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464页。

(110) 《关于经济管制——蒋经国昨晚播讲词全文》，《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7日。

(111) 蒋经国：《向上海市民进一言》，《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24日。

(112) 《扬子公司囤积案史料》，《档案与历史》（上海）1989年第2期。

(113) 《沪滨日记》，《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88页。

(114) 《李宗仁上蒋介石书稿》，《档案与历史》（上海）1988年第3期。按：文内有“上月学潮骤起”，学潮起自1947年5月20日；又文内已有“戡乱”字样，据此当写于1947年六七月间。——笔者。

(115) 转引自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76页。

(116)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0页。

(117) 《扬子公司囤积案史料》，《档案与历史》（上海）1989年第2期。

(118) 《沪滨日记》，《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92页。

(119) 参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0页；贾亦斌自述：《半生风雨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156页。

(120)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31日。

(121) 《岫庐八十自述》，第544页。

(122) 《大公报》（上海），1948年11月1日。

(123) 《大公报》（上海），1948年11月3日。

(124) 《中央银行发行局呈总裁文》（1948年11月2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06页。

(125) 《金融周报》第19卷第20期，1948年11月17日，转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761页。

(126) 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6页。

(127) 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615-625页。

(128) 《资源委员会卅八年度概算及施政计划》，《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0册。

(129) 《资源委员会鲍国宝等请挽救华北国营工业危机的有关文件》（1948年3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4册。

(130) 《申报》，1948年10月22日。

(131) 《出售国营事业股票统计底稿》（1948年10月1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4册。

(132) 参《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9页。

(133) 《经济部三十六年度重要行政措施检讨报告》（1948年2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0册。

(134) 《上海市各织造同业公会致行政院呈文》（1948年），《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3册。

(135) 《上海市国货工厂联合会请求救济的代电》（1948年6月15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4册。

(136)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34页。

(137) 参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0-744页。

(138)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03页。

(139)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4月7日。

(140) 参《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27-233页；《全国经济委员会关于1947年度物价波动概况的报告（1947年1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关于1948年1至5月份物价波动概况的报告》，《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2册。

(141) 《沪滨日记》1948年9月25日，《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80页。

(142)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618页。

(143)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4日。

(144)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35页。

(145) 《申报》，1948年10月26日。

(146) 前引阮毅成文，《传记文学》（台北）第45卷第2期。

(147)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35页。

(148) 《申报》，1948年11月3日。

(149) 《沉痛告读者》，《大学评论》（南京）第2年第7期，1948年11月16日。

(150) 《大公报》（上海），1948年11月27日。

(151)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620页。

(152) 《大公报》（上海），1948年12月18日。

(153)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613页。

(154) 《总统府第二局致中央银行总裁函》（1948年7月28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551-554页。

(155) 《正言报》，1948年10月10日经济版。

(156) 《申报》，1948年10月23日。

(157) 《大公报》，1948年11月29日。

(158)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670页。

(159)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08页。

(160)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31-632页。

(161)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129、132、151页。

(162) 王致冰、庄培昌：《蒋介石集团究竟从上海劫走了多少黄金去台湾》，《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9期。

(163) 王致冰、庄培昌：《蒋介石集团究竟从上海劫走了多少黄金去台湾》，《上海党史资料通迅》1989年第9期。

(164)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34页。

(165) 《风雨中的宁静》，第52页。

(166) 周启范：《读〈王云老与金圆券〉有感》，《传记文学》（台北）第36卷第4期。

(167) 《复萧铮先生并再论周恩来函及金圆券案》，《传记文学》（台北）第36卷第6期。

(168) 《国防部致内政部公函》（1948年3月26日）及所附姜乾报告，《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9册。

(169) 《大晚报》读者来信抄件（1948年5月3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9册。

(170) 《国民大会浙江代表团提出关于赋税役政苛扰的提案》（1948年4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9册。

(171) 今吾：《看看农村，救救农人》，《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3日。

(172)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9日。

(173)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26日。

(174)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1日。

(175)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3日。按：这里的征购似即征实——笔者。

(176)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15、618页。

(177)  参本章附录二。

(178) 洪葭管：《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学术月刊》1965年第12期。

(179)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47页。

(180) 据《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596-597页资料改制。

第七章　蒋介石引退和北平和平谈判

第一节　和平运动和蒋介石引退

一　和平运动与白崇禧主和

尽管内战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国民党内主张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策略思想，在不同的派系中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着。随着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崩溃，主和派开始抬头，逐步发展为一场“和平运动”。

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已经从国民党内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系，但他们同国民党内一些集团的联系仍相当密切。李济深在民革成立后，一直在进行策反活动，鼓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来反蒋，希望争取国民党内的多数，替代蒋介石，进而与中共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1948年夏，李济深曾与上海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联系，向中共中央转达：李济深、冯玉祥想利用美国国务院及司徒促蒋下台，由李济深和冯玉祥下令国民党军就地停战。据司徒雷登报告，李济深一直在策动成立联合政府，10月14日，司徒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李济深将军从香港发来一封私人信件，总领事馆已译成英文。信的大意是，他声称在以后数月中将宣告成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据称，济深要求司徒雷登将此消息向美国国务卿转告，敦促美国政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支持即将成立的新政府。”⁽¹⁾李济深于11月2日回答美联社记者和《德臣西报》记者访问：“问：很多外国观察家以为中共势力日益强大，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李将军以为他们仍将组织联合政府否？答：我深信中共不会变更他们的政策。……一切决定于人民的公意，惟此事实言之过早，新的临时联合政府是必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程序的……问：近传蒋介石将划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将军以为如何？答：我认为南北朝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蒋政权的崩溃一定是全面的崩溃，因为这一个战争是全国人民反对独裁的战争，一定是划时代的变革。”⁽²⁾

李济深原是桂系的老大哥，所以，民革成立后，他一直在策动桂系反蒋。据朱学范回忆：“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军事小组成立后，李济深去函劝告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桂系军人，希他们认清形势，当机立断，与美蒋决裂，来靠拢人民，就是唯一的出路。”⁽³⁾李济深虽然多次与李、白联络，但李、白正在与中共作战，未予答复。据白崇禧于1949年1月22日复李济深函说：“启汉同志带来手示，语重心长，至深感奋。禧对于革委会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反官僚资本等革命主张，素表赞同，建立真正民主和平之中国，尤早具决心，只以过去处境困难，未能完成志愿。”李宗仁同日致李济深函则说：“去岁迭奉惠书，弟因处境困难，未获裁复，实深抱歉。”⁽⁴⁾结果，李济深希望“吾人已逐渐取得党中多数派之地位”，“吾人更深信在目前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坚持两大任务与三大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仍不失其革命领导地位”的政治目标⁽⁵⁾，在事实上不能实现。民革并没有形成举足轻重的力量，李济深本人在中共争取下，于1948年12月27日离开香港，前往解放区，参加筹备组织新政协的工作。当李宗仁、白崇禧于是年底从事倒蒋活动，希望借助李济深的政治力量时，李济深已经进入解放区，开始接受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张治中鉴于国民党日趋溃败，企图补救，一贯主张和谈。由于当时战争十分激烈，他觉得恢复和谈一时没有可能，就希望从打开中苏僵局入手。1947年12月18日，他写了一个机密建议给蒋介石，“认为过去一面倒（亲美）外交政策，根本丧失独立自主之精神，不符合国家现实利益，建议排除‘美国吃醋’的顾虑，径向苏联提出派遣特使赴苏，以谋打开中苏僵局，并觅取解决国内问题的途径”。蒋介石当时也有打开中苏僵局的意向，要张治中从侧面进行。1948年1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H．B．Рошцн）回国之前，张治中曾和他有一次长谈。张治中表示：“在我个人的意见，中国应该采取善意的中立。既不联合美国对苏联作战，也不联合苏联对美国作战……怎样才能够使中国做到善意的中立？首先要做到中国内部的和平统一，然后才能消除一切足以妨碍中国善意中立的因素。怎样才能使中国内部和平统一？我认为首先要改善目前中苏的关系。就是要多方设法打开目前中苏的僵局，恢复在广东时代和抗战初期中苏间友好合作的关系。”为此，张治中也向邵力子、黄少谷、熊式辉、白崇禧、陈诚私下商谈和平问题。白崇禧同意张治中关于蒋介石失败业已注定的观点，同张研究“蒋失败后怎办？对于收拾残局不能不有一个准备”。6月27日，张治中在西安和蒋介石面谈时，再次力陈“要是这样拖下去，我们的党是一定完了的。现在已经看不出一点力量，因为大家忘掉了斗争的对象，只顾争权夺利，升官发财！党到了这步田地，可以说是已经完了的”。他认为：“现在在八年抗战三年内乱之后，国家元气大丧，人民痛苦不堪，政府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愿意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表示不愿再以战争解决问题，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首先主动停止战争。”⁽⁶⁾有人分析张治中的政治主张说：“张治中认为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的狄托，他具有祖国观念，与民族热情，想说服毛泽东能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国策上，成立国共两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国民党仍以蒋总统的力量为代表，共产党则以毛泽东的国家共产主义者力量为代表，不依附苏联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自力更生，共同对国际干涉主义者作战。”⁽⁷⁾这一评论不免多臆测之词，但这种思潮，在国民党统治区则相当流行。邵力子也是一位主和派，据说他甚至主张“无条件投降”⁽⁸⁾。他们是从对国民党政策的反省出发，主张和平，因此仍和蒋介石及国民党上层保持密切联系。

宋子文、孙科等人也活动过主和。宋子文主粤后，刘航琛曾于1947年10月间，策划和平统一大同盟，并作为宋的代表和李济深系统联络。宋子文本人也和李济深直接洽谈过。孙科在国民党军事崩溃之际，于12月20日组成内阁，未及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报告，即向外界宣布：“此内阁为一战斗内阁，将继续与共匪作战，直至获得光荣之和平为止。”⁽⁹⁾“我可以向各位保证，这不是投降内阁。”⁽¹⁰⁾他一面宣言主战，但又不能不谈所谓和平。据估计，“内阁极可能鉴于继续作战之无益，而决定和平……一般估计，共产党鉴于渠等之军事胜利，将要求国民党投降，此则非孙科所能接受者”⁽¹¹⁾。民社党的刊物《再生》上发表社言《光荣的和平是什么？》对孙科的主张进行评论，他们认为：“今日祸变之来，不论站在任何立场，国民党皆应有深痛的责任感，在上者领导政权到这个地步，试问除毅然让退外，更有何术可谢天下？……共产党如果不愧对所揭橥的民主二字，则应绝对根据政协的基本原则，不以‘打到底’使人民陷溺至无噍类，而发扬坦白伟大的精神，以民生与国家建设为目标。”⁽¹²⁾回唱起中间路线的调子来。

此外，国民党政界，如立法院、监察院，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主张和平。

11月5日，南京大学教授倪青原、郭中一、刘不同等四十多人，分别上书蒋介石和毛泽东，“呼吁停战”。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吾人认为解救之道，惟有立即停止内战，图谋和平，政治实现民主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今日欲以武力建立一党独裁政权，固非世界潮流之所容许，而以武力保卫落后的官僚资本者，亦将为时代所淘汰。”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先生及所领导之中共，倘以解救人民痛苦，增进劳苦人民福利为职志，则停止内战，图谋和平，此其时矣。吾人认为图谋和平之道，惟有以民族利益为重，实现民主主义之政治及社会主义之经济……倘计不出此，欲继续以武力作战到底，希图建立共产党一党专政之政权，则不仅与中共所标举之民主政治相背谬，且将造成人民更深之痛苦，空遗国家以莫大之忧患。”他们要求国共双方与自由进步的各民主党派和社会人士“重行和平协商，组织民主的多党联合政府”⁽¹³⁾。这个自居于中间立场的和平呼吁，受到蒋介石的直接抨击，蒋在8日的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演讲中说：“前几天南京竟有少数知识分子，公然发表文字，提出和平的主张，这实在是自己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¹⁴⁾南京《中央日报》刊出社论《知识分子还在梦想和平》，指责刘不同等为“国际间谍”。而新华社电台广播也予以严厉地批判：“刘不同为国民党特务分子”，“要想保全反动势力。”⁽¹⁵⁾

国民党内真正有力量的非蒋介石系统，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领袖的桂系军政势力。随着国民党军事态势的恶化，他们也一直在考虑主和的策略，而且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据美国记者秘密报告，8月间，司徒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有如下的方案：“（甲）蒋总统亲自出来主持，发动党的革新，使自由分子跃居首要地位，产生了司徒所喜欢称呼的‘自由革命’。（乙）蒋总统对改革问题妥协，在这种情况之下，国民党中在李宗仁领导下的集团将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迫他退休，实施革新方案，并与共产党谈判。（丙）国民党政府将如石普勒（似为Philip D．Sprouse——引者）备忘录中所预测的分裂而成若干区域。”在同一报告中指出：“李宗仁与他的支持者，可能正在等待时机，届时便能以将领政客与学者所组成的强有力统一阵线，施加压力于蒋总统，要求他自愿让位于合法当选的副总统。”⁽¹⁶⁾济南失守以后，桂系的主和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此前，李宗仁自当选副总统后，变得无权无势，过起了悠闲的生活。10月间，他回到南京，在国民党政权的严重危机形势下，开始公开亮出和平的主张。

11月8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O．Edmond Clubb）向国务卿报告，据提供情报的人说：“徐州前线现在正受到威胁，这些政府军队的毁灭，将意味着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最后一线的黄埔系军事力量不复存在，而如果傅作义能够撤退，西部的权力将掌握在非黄埔系的手中，也就是在傅作义、白崇禧和西北马家军手中。南京政权以为不能忍受这样的打击，因为非黄埔系将军将成为非共产主义中国的支配者。那些人很可能一有机会就会向中共求和。”⁽¹⁷⁾司徒于11月10日也向国务卿报告：“上周，张治中致电委员长，敦促和平解决国共冲突。委员长将张召至南京。大概由于与委员长颇有交情，张抵南京后，即被授命向苏联大使谋求和平方案。张表示，虽商谈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们将继续会谈。监察院副院长刘哲（原译为刘峙，误——引者）也与苏联大使馆进行了一次类似会谈。副总统李宗仁也倡议停战和谈，并声称委员长是和平解决的唯一障碍。”⁽¹⁸⁾司徒雷登在15日的报告中又说：“李宗仁上星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长谈中的主要意思是，委员长继续留在这里，有悖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美国的态度对他有巨大的影响，他应该被告知，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他在军事上彻底失败之前，马上离职，并在国家和政府中让位给新的非共产党领导人，那将是对人民最好的服务。而这些新领导人需要美国明确的支持，这将使人们能从华南和西南取得真正的支持，以便把共产党阻止在长江以北。14日，副总统派了一个密使到我这里，重申他的看法，并确切地阐述了采取行动的紧迫性。如果任随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他指出，他将失去现在所拥有的，或者在委员长自动离开后可能获得的任何政治影响力，那么，他除了回广西老家之外，别无选择了。”⁽¹⁹⁾同一天，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葛宝德向国务卿报告了民社党的张君劢同他的谈话，并转交了张给马歇尔将军的节略。张君劢在谈话中说：“委员长必须离开，并且远离正在削弱的反共阵线，如果委员长从舞台上消失掉，那将在实际上加强这个阵线的那些领导人如傅作义和白崇禧的力量。如果委员长离去，只要美国继续援助，反共的将军们能够稳定军事形势几个月。这将使他们有可能得以实现和平。”在致马歇尔的节略中，张君劢指出：“如果美国不介意反对派对蒋介石的伤害，并且直接给予白崇禧将军和傅作义将军以充分的鼓励和有效的援助，并保证援助薛岳将军和张发奎将军，张将军尽管被蒋介石剥夺了指挥权，但仍能征召和组织军队，特别是广东的军队，这是能保证有效地运用美国武器的最后一条战壕。”⁽²⁰⁾

此后，主和的人日益增多，尤其在湖北方面特别活跃。12月初，国民党候补中委、立法委员刘先云在武汉召集黄埔系、复兴社、三青团、国大代表、中央立监委员中赞成和平主张的三十余人，秘密誓约同心同德参加“拥李主和”运动⁽²¹⁾。大约在12月17日前后，白崇禧到南京同李宗仁会晤。他认为仗已经打不下去，早和早有利；要打开和谈局面，只有促请蒋介石暂避，因为共产党是不会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李宗仁也有这个看法⁽²²⁾。

早在8月间，国民党的一位重要部长对美国记者表示：“在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所有日子中，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可是，现在我们心中的沉郁却似乎已经无法摆脱了。人们对政府几已绝对的丧失了信仰。人人觉到大祸即将临头，人人都在坐待祸患的魔影的到来。在普遍的悲观情调笼罩之下人们争辩着指责着，但仍找不到出路，他们走向政府是为了个人的好处，而决不是全心全意去拥护它的。”⁽²³⁾当币制改革之初，人们还对打击豪门资本存有一线希望。金圆券的崩溃和军事崩溃同步出现，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心彻底瓦解了。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据估计，1947年9月，在清华和北大学生中，约有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不愿意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一年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感到沮丧，认为即使是共产党的统治，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不管怎么说，它或许会带来安宁和较好的生活。那些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的人，对国民政府一旦垮台将会出现的时局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²⁴⁾这一切，构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形形色色的主和运动的广泛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在军事崩溃、党内威信失落、党内各派和平呼声高涨的形势下，也不得不考虑引退，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观察形势的变化。据张治中回忆：“孙阁组成了，据他说曾先请蒋指示，蒋说：‘内阁组成之后，由你们去研究，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和平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的。’”⁽²⁵⁾另据程思远回忆，12月4日晚，吴忠信即向李宗仁转达蒋介石要吴任总统府秘书长时的话：“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等到任务完成，去留由你决定。”十天后，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见李宗仁，就蒋介石下野问题进行初步洽商，经过两次会谈，成立了下面非正式的协议：“（一）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四）和谈的准备：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这是蒋介石准备下台的重要人事安排。据吴对李宗仁说，蒋介石下野的日期预定为一九四九年元旦，同日由李接任。”⁽²⁶⁾

美国方面也在策动国民党牺牲蒋介石和中共和谈。10月23日，司徒请示，是否可以劝告蒋介石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其他人，其中一种选择：“我们可以赞成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某一位能够给国民党军队和非共产主义党派争取尽可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内战的政治领袖么？”但国务卿回答说：“美国政府不能自居于劝告蒋委员长退休的地位，或推荐任何中国人作中国政府的元首。”⁽²⁷⁾这是作为美国政府的一种公开政策。而事实上，据顾维钧回忆：“（12月14日）据凌道扬说，在白宫讨论外交政策的那批人认为委员长应该让位，让其他人设法治理中国。他们认为只要委员长在位，他们便对中国无能为力。他们属意于李宗仁或任何其他人。他们并不十分反对委员长本人，而是反对他的亲属和周围的人。”⁽²⁸⁾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曾对孙科表示：“一、美国政府希望蒋总统下野，二、希望新阁主和。”⁽²⁹⁾司徒本人也对孙科说：“彼以美国大使之地位，虽不便发表意见，但以私人资格言，确实赞助和议运动。”⁽³⁰⁾随着国民党军事的崩溃，美国不再愿意积极援助没有希望的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动向也持观望态度，“铁托主义者的假设，是国务院中国政策的基础”⁽³¹⁾。美国方面的政策是：“尽管谨慎地避免加以干涉，我们仍将随机地通过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利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国的其他派别之间的任何分裂，无论是在共产党组织的内部还是外部。”⁽³²⁾

最后，国民党内倒蒋主和的活动，由在武汉地区拥有军事实力的白崇禧首先发难。

先是在武昌有一个“十人座谈会”，从座谈时事到主张和平。其中周杰等是省参议会议员，他们就在省议会里提出和平的动议，但第一次讨论时，意见分歧很大。白崇禧知道后，即对和平运动表示支持，于是，湖北省议会里的空气大变，原来倡议和平的几个人就抓住这个机会积极进行，省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在倡议和平的提案上签名。同时，白崇禧又派李品仙去见老同盟会员李书城，李品仙说：“这场战争是毫无胜利希望的，但蒋介石毫不觉悟，还要继续打下去。现在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武汉人民也是一样，如果本地士绅首先起来呼吁和平，各省人民将纷纷起来响应，可以凭全国人民的意志，强迫蒋介石停战言和。如他违反民意，则可联合各省军民迫令他辞职，由继任总统出来主持和议。”李书城即出面和周杰等主张和平的省参议员商量，请出德高望重的辛亥革命老人张难先，发起和平运动。李书城又应白崇禧的要求，到长沙和程潜联络，共同发起和平运动，联合倒蒋⁽³³⁾。白崇禧在平时谈话中也声言：“国民党北伐以来的家业，都给蒋介石一人快败光了，难道他真要搞到家光业尽才放手吗？现在还保有半壁山河，真能与民更始，还有可为。”⁽³⁴⁾

白崇禧于武汉运动成熟后，即派代表邓汉翔到南京见张群、吴忠信，希望张、吴劝蒋介石从速下野。22日张群、吴忠信进谒蒋介石，蒋表示：一、如欲其辞职，必须先有安国保民及不受中共欺诈之办法。二、继任者必须有切实准备，并须正式交替。三、对前方被围之部队，必须救援出险。果能如此，则其亦必甚愿辞职也⁽³⁵⁾。24日，白崇禧从汉口发出亥敬电，正式向蒋介石发难，主张和平：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整个国军，虽不辞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当兹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先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电话加英国），请美国出而调处，或征得美国同意，约同苏联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以上所陈，伏乞鉴核察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布置，争取时间。若待兵临长江，威胁首都，届时再言和谈，已失去对等资格，噬脐莫及矣⁽³⁶⁾。

白的这封电报是打给张群和张治中两人转交蒋介石的。据张治中回忆：“（白）同时在汉口宣称非蒋下野不能谈和，蒋应该让别人来谈。他意在倒蒋是很明显的，我和张岳军还约了吴礼卿三个人研究之后，认为姑不论白的用意如何，但军事大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蒋确非下野不可，便拿了白电去和蒋谈，一连谈了十天，每天有谈一次或二三次的，最后蒋同意下野，由李宗仁继任。”⁽³⁷⁾

当然，要蒋介石下野并不那么容易。但军事形势已经十分紧迫，解放军随时可以兵临长江。白崇禧电发出后，湖北省参议会也发出呼吁和平的艳电，要求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³⁸⁾。30日，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通电响应湖北省参议会电，并要求蒋介石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进行。同日，白崇禧也再次致电蒋介石：“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³⁹⁾同时，白崇禧且召集湘、鄂、赣、豫、桂五省参议会会长到汉口开会，成立“五省和平促进联合会”，制造民意的声势。李宗仁的亲信甘介侯等也在南京制造舆论，主张和平，“（1）蒋总统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5）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并要“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⁴⁰⁾。为了加强力量，白崇禧还尽力争取过去的同盟者何应钦的支持。他于12月28日致电上海吴国桢转何应钦电说：“8165密亥回秘电奉悉。方今时局日趋严重，谋国端赖老成。拨乱反正，匪异人〈任〉。禧夙隶帡幪，当始终拥戴也。”⁽⁴¹⁾

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政势力，是国民党内一股有实力的地方势力，在历史传统上和蒋介石系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多次分裂和合作。在国民党军事崩溃之际，蒋介石系统的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而桂系的军事力量，由于采取了灵活的作战方针，尚无大的损伤。但是，他们的力量并不足以与中共强大起来的军事力量相对抗。他们为了不同蒋介石系统同归于尽，就希望通过逼蒋下野，与中共和谈，以联合政府的政治形态，保存自己及国民党系统的政治和军事势力，至少以和谈来赢得喘息的时间。但是，李、白的政治基础和政治魄力，从此后的事件进展中表明，显然不足以与蒋介石系统抗衡，他们的威望也不足以联合非黄埔系军政势力，事实上并没有形成前面所述的那种非黄埔系的联合局面。有评论说：“白健生的路线，无疑地是在尽量设法巩固桂系自己的实力与地盘，意图在将来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桂系始终成为不倒的主角。因此，白健生拉拢了控制着湖南和江西两省的程潜，也和一向在四川有着决定力量的张岳军表示了联系，这样桂系的力量除了本身已经控制的安徽、广西和湖北以外，又加上了湖南、江西及四川，这些就是桂系将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资本，也就是今日李代总统的有形力量。”⁽⁴²⁾这种力量当然只是纸上谈兵。因此，桂系想在夹缝中寻找独立生存的余地，只是死中求活的一种勉强的努力。而且，桂系虽以李宗仁为首，但当时的军事实力掌握在白崇禧手里，因此，和战的决策又实际为白崇禧所操纵。危机的严重性，力量的单薄，政治经验的不足，都使白崇禧表现得十分浮躁。

蒋介石在其主力部队被解放军歼灭之后，要以现有的政治和军事形态，指挥对中共的有效抵抗，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桂系要真正倒蒋实力并不充足。不过，蒋介石面临着国民党内的分裂，在他的一生中，再一次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决心“下野”。事后，蒋经国追述蒋介石的策略心态说：“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牛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⁴³⁾但这三条不过是事后的溢美之词，当前的政治利益，在于避开国民党内和美国方面攻击的锋芒，让主和派充当前台，等待主和派的失败，为自己重新集结残余势力、组织抵抗的前提。蒋介石毕竟比桂系有着更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基础。

这时候，中共的力量已经壮大起来，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对于国民党内以保存国民党军政势力为前提的和谈活动，早就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于中间派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也持严峻的批判态度。早在194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曾就国民党内的和平运动对党内发出指示：“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作缓兵计的阴谋。请蒋暂避，保持现状，维护正统，缩编共军，既不清算，又不惩处，成则可造成拉拢一切对蒋不满的地方势力及中间党派来与我们对立，迷惑人民，孤立我党，待机反攻；不成则退保粤、桂、川、滇、黔、康，在自卫口号下不许我军入境，表面上造成鼎足之势，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反动统治制造缓冲地区和后备力量。这是一箭双雕办法，不但何应钦、白崇禧这类人可以伪装反蒋，就连宋子文、张群、张治中、朱家骅这类嫡系都可以出头反蒋，其目的就在混入反蒋阵线，组织拥蒋力量。我们对于这类阴谋只有揭露反对，借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之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层的觉悟，决无拉拢之理。假如这个界限不分清，我们的反蒋统一战线必致为敌人钻入利用，不仅真正的反蒋运动不能开展，人民中的反蒋观念也会被模糊，对于推动革命高潮，开展反攻胜利是极端不利的。”就是对于李济深的反蒋活动，中共中央都持警惕态度：“我们根本不应对他们存什么幻想，相反，要孤立他们，反对他们散布对美对蒋的幻想，更是十分必要。因此，对于这类代表人物如过去的孙科现在的冯玉祥、李济深，都不应过分宣传，只能拿他们反蒋的话在必要的时候当作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举例。”⁽⁴⁴⁾不过，在后来1948年8月的指示中，毛泽东采取了对中间派更灵活的争取政策，强调说：“我们对于李济深、冯玉祥一类中间派人士的倒蒋活动，不要无分析地一概反对，而应告诉他们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反动集团是靠不住的，我们赞成倒蒋是因为蒋倒之后对于解放战争的开展有利，而不是对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有任何幻想。相反，应在人民中随时揭破美帝和反动派的阴谋，以免上当。望你们体会上述策略，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作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是为至要。”⁽⁴⁵⁾

针对国民党内和平运动的发展，中共于12月25日以陕北权威人士名义，公布了蒋介石、李宗仁等四十三名战犯名单⁽⁴⁶⁾：

蒋介石　李宗仁　陈　诚　白崇禧　何应钦　顾祝同

陈果夫　陈立夫　孔祥熙　宋子文　张　群　翁文灏

孙　科　吴铁城　王云五　戴传贤　吴鼎昌　熊式辉

张厉生　朱家骅　王世杰　顾维钧　宋美龄　吴国桢

刘　峙　程　潜　薛　岳　卫立煌　余汉谋　胡宗南

傅作义　阎锡山　周至柔　王叔铭　桂永清　杜聿明

汤恩伯　孙立人　马鸿逵　马步芳　陶希圣　曾　琦

张君劢

是年底，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地阐述了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他强调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他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抨击了以保存国民党军政势力为目的的和平阴谋，也严厉地批评了中间道路：“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道路’。”⁽⁴⁷⁾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已经十分强大，政治路线已经十分明确，在未来国家政权的方针、路线问题上，已经不存在任何调和的余地，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能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但是，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对中共的方针反应十分迟钝。他们总以为自己还有实力与中共讨价还价，而对战争的前途又缺乏信心，在这种矛盾的处境和心理下，对与中共谈判，建立如白崇禧所说的“对等”的联合政府存有一线希望。国民党各派系，当时已陷入了既不能战也不能和的困境而尚缺乏自知之明。

二　蒋介石引退和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12月31日，是民国阳历纪年的除夕，总统府在阴霾的政治气氛中仍布置了火树银花，粉饰着升平气象。蒋介石以过年为由，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五院院长等到总统府聚餐。饭后，蒋介石即令张群宣读元旦文告的草稿，表示了下野谋和的意向。国民党内CC分子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等发言反对蒋介石下野，甚至痛哭流涕。蒋介石趁势愤愤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矛头直指李宗仁。随即对张群说，有关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言毕即愤然离开宴会厅⁽⁴⁸⁾。

1949年1月1日，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转折的年代降临，蒋介石发表了元旦文告。蒋介石在文告中对自己的独裁和内战政策毫无反悔之意，仍把战争责任归咎于中共，但他不能不表示了下野谋和的意向：“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⁴⁹⁾这一文告虽然在事实上向国民党内主和派作了妥协，但蒋介石本人的意向仍在主战。除了文告之外，蒋介石对主和派的方针一再提出了警告。当天，他主持开国纪念典礼，并在元旦团拜典礼后致词说：“常言道‘不能战，就不能和’，亦就是说‘能战才能和’……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⁵⁰⁾2日，蒋介石复白崇禧电说：“惟言和之难，卓见已详……甚冀惠示其详，俾资借镜。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致张轸电更进一步说：“须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国族之存亡系于是，兄等自身之安危亦系于是。”⁽⁵¹⁾蒋介石空言战斗力量，当然无补溃败的事实，但他指出了桂系以区区有限的力量，企图与中共讨价还价的 虚妄。

蒋介石元旦文告发表之后，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论，即后来题名为《评战犯求和》的文章予以痛驳，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⁵²⁾当时，国民党方面，由外交部长吴铁城于1月8日分别照会美、苏、英、法四国大使馆，希望通过四大国的调停，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苏联方面接到中国政府方面的照会后，斯大林（И．Сталин）于1月10日发了一封长电给毛泽东，商讨对策。斯大林以征询的口吻说：“我们考虑拟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曾经主张，并继续主张中国停止战争、实现和平，但是，苏联政府在表示自己同意进行调停之前，希望了解，另一方面即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为此，苏联希望，另一方面即中国共产党，得到中国政府的和平行动的通报，并就苏联进行调停征得他们的同意。我们打算这样回答，并请通知我们，你们是否同意这样的答复。如果不同意，请惠告我们更合适的答复。”对于中共如何回应蒋介石的和平攻势，斯大林就自己的设想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我们同时设想，如果征询你们的答复（指国民党方面的征询——引者），大致应该如下：中国共产党一向主张在中国实现和平，因为内战不是由中共发动，而是由南京政府发动的，南京政府应该承担战争后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进行和谈，但是在那些挑起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不参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进行直接的谈判，不需要任何外国的调停人。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以自己的武装力量、亲自参与中国国内反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外来大国，不可能进行调停，因为那样的大国，在结束中国战争的行动中，不可能被认为是中立的和公正的。”

斯大林设定的答复，充满了外交辞令，真实意图含而不露。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封电报发得不完整。毛泽东接电后，对斯大林的立场大为不解，因此，于1月13日回复了一封措辞严峻的电报。关于苏联方面对南京政府照会的答复，毛泽东直截了当要求措辞如下：“苏联政府一向希望，现在仍然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但是，以怎样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联政府认为，基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参加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是不能接受的。”毛泽东认为，如果采取斯大林1月10日电的立场，“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可能以为，参加调停是合适的，并导致国民党获得借口，污蔑我们是蓄意的好战分子”。毛泽东认为，解放军的胜利已成定局，而美国方面是否还愿意继续援助蒋介石是一个疑问，因此，仍然采取迂回的政治策略，只能是弊大于利，即使同非战犯的国民党分子进行和谈，也是有害的。他说：“是否可以允许南京政府人士，包括战犯在内，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对此还需要考虑。现在我们倾向于采取这样的立场，为了中国人民尽快地获得真正的和平，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我们认为，如果现在同张治中、邵力子和这一类人士进行和平谈判，这些人作为代表同我们一起建立联合政府，这正是美国政府的愿望。而这将在中国人民、民主党派和人民解放军部队，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造成很大的混乱，并对我们现在采取的正义完全属于我们的立场，造成很大的损害。”因此，毛泽东主张“义正辞严地拒绝国民党的和谈骗局”。

斯大林于1月11日续完了1月10日的电报，1月11日电明确地阐明了他的立场：“我们所拟的您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草稿，目的是打消和平谈判。”他估计国民党不可能接受中共的条件，这样就可以将拒绝和平的责任推到国民党头上，“这样一来，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手腕将被打消，您也就可以继续进行胜利的解放战争”。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的1月11日电后，显然感到欣慰。14日，毛泽东复了一封简短的电报，表示：“在基本方针上（打消同国民党的广泛谈判，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同您完全一致。”⁽⁵³⁾

于是，苏联方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于1月17日由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А．Я．ВъIшинский）接见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的复文，大意为：“苏联政府一贯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承担上述备忘录中所谈及的调停，不认为是合适的……恢复中国作为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而这种统一，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以中国内部的力量，多半要通过各方面的直接谈判，方能达到。”⁽⁵⁴⁾

同时，毛泽东也根据斯大林来电的精神，改变了直接拒绝谈判的政治策略，于1月14日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发表对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提出了和国民党军政势力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⁵⁵⁾中共中央在1月15日致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前委的通知中指出：毛泽东在时局声明中所提八项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因此“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⁵⁶⁾。

毛泽东的八项条件，蒋介石显然不能接受，国民党主战派认为这是“教政府完全投降”⁽⁵⁷⁾。但他们又没有继续战斗下去的有效力量，为此受到国民党内主和派的强大压力。当时，“所有的人民以及国府的大部分官员们，大家都要和平”⁽⁵⁸⁾。蒋既不能战，又不肯和，一时无法回答毛泽东的声明，除宣布毛泽东的条件，以向党内主和派施加压力外，只好先听听内部的意见。

这时，国民党军徐蚌会战已经以彻底失败宣告结束，天津已经失守，北平危如累卵。国民党内许多人明知无法战斗，只有对和谈存有一线希望，尽管毛泽东的条件十分严峻，主和的空气有增无减。邵力子公开表示：“毛泽东提出八点和平条件，意味着结束内战的谈判的门户已开启……他相信，毛泽东的条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⁵⁹⁾而国民党统治区社会上各种民意代表的和平运动更是层出不穷。在17日举行的中央政治会议中，有人已经敢于公开“诽谤”蒋介石，立法委员中有五十多人主张和谈⁽⁶⁰⁾。对于南京政府外交部于1月8日提出的调停国共关系的要求，四大国也已先后答复，拒绝出任国共和谈的调停。同时，蒋介石对桂系的军事压力也存有顾虑。于是，决心下野，让李宗仁到前台主持和谈，自己转入幕后操纵政局。

此前，白崇禧接蒋介石复电后，即邀张群、黄绍竑去汉口晤谈。1月8日，蒋介石即命张群前往，黄也同行。张传达蒋的旨意：“（一）余如果引退，彼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⁶¹⁾对白崇禧提出警告。张群旋赴长沙会见程潜后，即回南京复命。白崇禧与蒋闹翻，已势成骑虎，即与黄绍竑商讨对策。白虽长于军事，有小诸葛之称，但对政治并不内行，为了在政治上有活动的余地，即主张“李任公（济深）一向反蒋，他团结有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⁶²⁾。即请黄前往洽谈，如李不在，即设法与中共联系。14日，黄绍竑写信给李济深：“竑齐日应邀抵汉晤健兄，佥认为蒋决不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即以武力解决。唯此项宣言一发，即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而事前尤宜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方为有利。特托竑为其全权代表，负责向公报告并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洽商连络。兹请公向中共中央通告：（一）武汉反蒋经过及以后决心与行动；（二）请中共中央转知华中当局与武汉当局成立军事谅解，以免误会；（三）商定以后共同作战之计划。健兄认为，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即随发表，军事立刻行动。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临行并郑重表示：（一）欢迎中革会迁入武汉；（二）绝不维护南京宪法法统，拥护新政协解决国是。”⁽⁶³⁾

黄绍竑到香港时，李济深已前往解放区，黄即设法与中共驻香港的负责人联系，经向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得知白崇禧联络反蒋，即复电“要白崇禧派刘仲容（刘当时是白的参议）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去找刘伯承接头”⁽⁶⁴⁾。据学者杨奎松研究，当时黄绍竑经黄琪翔接洽，和潘汉年会谈，“黄对潘讲，白已决心和平，并与蒋系已成敌对，但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如不得中共配合仍无成功可能。黄并且说，美国驻华大使秘书傅泾波前已表示，美国认为蒋不下野，和平不能实现，即美援也不能解决危机，故美已决心不介入中国内政。因此，桂系反蒋决无美国背景”。杨援引1949年1月20日文义致竺声电说：“与此同时，李宗仁见到毛泽东1月14日声明之后，也通过刘仲华秘密转告中共上海方面的代表，说明他已派人到武汉去，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程潜一同动作。若程潜不肯联合，则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李特别转告白崇禧，不要因他在南京而有所踌躇。”⁽⁶⁵⁾同日，毛泽东为周恩来、李克农起草的复潘汉年的电报，答复黄如下：“（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邓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⁶⁶⁾

对于李宗仁、白崇禧的反蒋活动，蒋介石方面很快获得了有关情报。据蒋经国说：“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续与共匪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总统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匪与李代总统进行全面和平谈判。”⁽⁶⁷⁾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一书中也说：“还有一种公然的威胁，谓蒋总统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的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设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⁶⁸⁾1月19日，蒋介石与李宗仁商谈时局，向李表示“引退”之意。蒋又召集张治中、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谈话，据张治中回忆：“（蒋）开始就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案子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半晌没人说话，蒋就一个个的问，记得吴铁城曾说：‘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蒋愤然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也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最后他说：‘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案，下野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⁶⁹⁾

21日下午，蒋介石又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宣读了下野的文告，把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代理。国民党的孤臣孽子、CC分子谷正纲等痛哭流涕。国民党的失败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已成定局。国民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失败的痛苦，也只是自作自受罢了。所以，外界传述蒋介石的话时，变成了“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蒋某人打倒的”⁽⁷⁰⁾！当天，蒋介石即飞离南京前往杭州，转赴奉化家乡。

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发表的宣布“引退”的文告中说：“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有其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廿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由蒋介石方面代拟的李宗仁文告，也宣布李“代行总统职权”⁽⁷¹⁾。本来，李宗仁所要求的是，蒋辞职引退，李正名继任，但蒋最终仅给以代行的名义，为自己留有余地⁽⁷²⁾。同时，蒋介石仍保留着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他不仅要用他的影响力也要用这个身份来继续指挥国民党余部。当然，在引退之前，他对军政各方面都作了布置，以便在幕后继续指挥。

第二节　李宗仁的求和活动

一　初步的接触

蒋介石走了以后，李宗仁立即开始自己的求和活动。1月22日，李宗仁发表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文告：“宗仁当兹视事之初，愿为我全国同胞告者，政府今日即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此一任务明知异常艰巨，但为国家为人民，宗仁必竭尽一切努力以赴。只要和平能早日实现，国家能早日步入和平建设之坦途，宗仁个人进退绝不计及……兹为表示诚意与决心，政府将从事废除一切和平障碍。凡过去一切有碍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与行动，悉将分别迅速予以撤销停止，冀能培育国内和平空气，使和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至于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兹已派定代表，俟得中共方面答复，和谈即可进行。”⁽⁷³⁾当日，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决定派遣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并对中共广播，盼中共约定和谈地点及日期，以便进行谈判。

同日，李宗仁分别致电已经进入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表达自己对于和谈的诚意，并争取他们对自己和谈活动的支持。他在致李济深电中说：“现中共方面已表示愿意商谈，果能相忍为国，不难获致成功。弟对此不特愿尽最大之努力，且具有无畏之信心。吾兄频年倡导和平，苦心孤诣，举国敬佩。值兹艰危之际，尚乞详以示知，俾资循率。如能邀约北方维护民主和平人士，共同命驾来京，共商策进，以慰众望，而弟亦得早日卸仔肩，尤所企幸。”⁽⁷⁴⁾同时，李宗仁又分别写信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张澜、张君劢、罗隆基、黄炎培、章士钊、陈铭枢等中间派人士，派甘介侯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于23日到上海面交，征求他们对促进和平问题之意见。而“各方对孙夫人嘱望尤殷”⁽⁷⁵⁾。李致孙夫人的信上说：“弭战谋和，已成为全国一致之呼声。仁决遵循民意尽其最大之努力。惟兹事体大，尤赖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乞即日命驾莅京，使获随时承教。”⁽⁷⁶⁾24日，南京政府又派邵力子、张治中前往上海，征求中间派人士对和平问题的意见。张治中曾向李宗仁建议：“最好把孙夫人和李任潮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谈和。你能请到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先生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⁷⁷⁾李宗仁希望和中间派人士联合，在中间派人士的支持下，造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为了赢得中间派的同情，1月24日，李宗仁令饬行政院办理下列各项事宜：（一）各地剿匪总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再行取消），（三）裁撤戡建大队，交由国防部另行安置，（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同时，命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⁷⁸⁾。但事实上，由于蒋介石仍在幕后指挥，李宗仁除做到了第一条改个空名以及释放了少数政治犯以外，一件实事都难以做到。

中共对于南京方面的“和平攻势”，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予以抨击，并对中间派做了许多工作。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党组织，要他们同尚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黄炎培等交换意见，要求着重说服他们坚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声明的立场，同时，又动员在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做工作，请他们坚持正确的立场⁽⁷⁹⁾。中间派对形势的判断，因此比较清楚，对李宗仁的和平动议并不积极。民盟自解散以后，在上海的原民盟领导人处境已很困难，盟员则转入地下活动。而在香港恢复的民盟组织则重新审议了政治路线，接受了中共的领导，放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因为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民主人士就不愿意回到国民党冷冷清清的屋里来了”⁽⁸⁰⁾。张澜、罗隆基、黄炎培与甘介侯面谈之后，复信给李宗仁，表示目前不能来京，并表示：“生而不有，为而不争，柱下名言，窃愿为我公诵之。”⁽⁸¹⁾对李宗仁所持的强烈的功利心提出了忠告。据甘介侯对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说，中间派领袖们告诉他：“共产党人有三项必要条件，第一，没有‘中间道路’，所有的政团和派系，对中共都必须采取如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那样的态度。第二，不助长美国在中国事务中的影响，不助长和美国的接触，包括任何团体都不接受美国的援助。第三，不和任何团体在它所拥有的军事和辖区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仅仅和个别人，按照他过去政治表现和现在的政治经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⁸²⁾甘介侯和李宗仁都认为在这样的基础上和中共很难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李宗仁、白崇禧派出了私人代表，前往北平，以便和中共取得直接联系。在这种秘密联系中，李、白与中共就合作反蒋问题进行了磋商。

先是李济深未去解放区以前，于1948年底见到桂系的立法委员黄启汉，又写了一封信给白崇禧，托黄带交。信中说：“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⁸³⁾黄绍竑到香港后，虽然见到了黄启汉，但彼此在政治活动上没有交底。黄启汉于1月19日到达汉口，白对李济深的来信喜出望外，即要黄启汉和李书城一起北行与中共联络。但这时蒋介石宣布下野，白崇禧即改变主意，要黄到南京飞北平，找中共联系仅请湖北省和平运动代表李书城于1月23日自汉口出发前往接洽。李的代表性不够，且行程缓慢，并没有起到联络军事的实际作用。

1月22日，黄启汉从汉口飞抵南京，李宗仁即约见黄和刘仲华，要黄和刘作为他自己和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去北平，和中共取得联系，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23日，黄和刘飞抵北平。这时，北平和平协议刚刚开始执行，解放军尚未进城，黄和刘来平意向，由傅作义方面电告林彪，转达毛泽东。毛即电令：“可令他们即见剑英，探明来意，以凭处理。”⁽⁸⁴⁾

在此期间，由于李宗仁有就中共所提八项条件进行商谈的表示，南京政府并派定了和谈代表，中共发言人于1月25日发表谈话，一方面继续抨击南京政府，揭露南京政府放出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一方面同意南京政府在接受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同时，中共发言人还暗示，要公布一个大大超过12月25日公布的四十三人名单的战犯名单⁽⁸⁵⁾。26日，陕北广播电台，一方面继续抨击南京政府假和平阴谋，一方面又宣布了蒋经国、潘公展、胡适等三十七名战犯名单，要求李宗仁如有和平诚意，“第一步应立即扣留战犯”⁽⁸⁶⁾。李宗仁的和平呼吁得到了中共的回应，尽管态度严峻，但李宗仁仍给予了积极的回答，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加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电中就中共所述与美国勾结问题，断然予以否认⁽⁸⁷⁾。

但这时，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于1月26日宣判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无罪。28日，中共发言人发表严厉的谈话，要求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要求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尽管李宗仁曾命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而上海国民党军政当局立即将冈村宁次送回日本，并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将已宣判的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送回日本监押。为此，中共对南京方面的和谈诚意再次进行了严厉抨击。这使南京的主和派十分被动。

在北平方面，经过傅作义方面的联系，1月27日，叶剑英即与黄启汉、刘仲华面谈。黄即把白崇禧和李宗仁给李济深的信也交给了叶。白的信上说：“去岁华中军民曾数以坚强语气电蒋建议和平停战，并请其早日引退，以谢国人，旋更联络各方施以压力，以扫除和平之障碍。兹蒋已去位，德公继承艰危，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以坚确决心，扫除独裁祸根，将来国是全由国人公意决择。务恳我公鼎力协助，共奠和平，千万生灵、民族生机，在此一举。尤望大驾及革委会诸同志，早日莅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李的信上说：“兹者蒋已引退，弟勉支危局，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⁸⁸⁾他们向叶剑英转达了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作为双方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而李、白的具体意见是：“（一）革命占了优势，愿意到革命方面来。（二）南京政府已经无力打下去。（三）承认中共领导下的胜利，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这一胜利的进程。具体办法是：（一）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二）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⁸⁹⁾另据《叶剑英传》记述：“他们谈到：李、白同意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的‘惩办战争罪犯’等八条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特意先派他们来北平同中共进行联络，表示‘求和诚意’，希望中共方面能尽早与李、白进行谈判。李、白愿与中共达成默契，在京沪一带作战中与中共军队相配合，具体方案要等待叶剑英参谋长指教。”⁽⁹⁰⁾

2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彭真、叶剑英的电报中，要刘返南京面告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庆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西西，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西西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⁹¹⁾。但事实上李宗仁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据此，叶剑英再次同黄、刘谈话，商定刘仲华留在北平负责联络，黄启汉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对此，李宗仁很高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⁹²⁾但李宗仁关心的停战问题，中共并未给予明确的答复。这时，解放军已经开入北平，2月1日《人民日报》以“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个榜样——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为题材，向南京方面展示了北平方式。

与此同时，潘汉年在香港于1月24日与黄绍竑举行第二次会晤，向他转告了周恩来1月20日电的大意，促其立即电白崇禧，派刘仲容去郑州和刘伯承、邓小平联系。黄表示满意，并希望潘汉年派人和他一起去北平，转赴中共中央，“得一和平基础协议草案”。黄认为“李、白可考虑”。潘回答他：“李如能效法傅作义，先具体接受八条为先决条件，然后好谈和平解决方案。并告：目前李在宁之一切空谈，都是无法解决的。时机迫切，仍以劝白与我刘邓洽商军事反蒋为最实际。由于局部洽商如能成功，将可以发展到全面和平。”⁽⁹³⁾刘仲容奉白崇禧之命，也从武汉经南京到上海和中共地下组织联络。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吴克坚：“望要刘仲容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⁹⁴⁾

二　南京主和派的和谈方针

李宗仁、白崇禧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和中共联络反蒋，实际上并不愿意完全切断和蒋介石的联系，更无论同美国的关系。他们仍希望在各种力量之间纵横捭阖，以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利益。

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之后，1月23日，邵力子、张治中、吴铁城等在和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谈话时，“他们谈及将尽全力为和谈而非为投降”，李宗仁召见傅泾波面谈时也“表示他将只为谋求和平而尽全力，倘若共方执拗如故，他便将撤退至珠江岸继续干下去”⁽⁹⁵⁾。但是，他们仍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努力，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推迟中共渡江的时间。由于没有力量防守长江，他们希望沿着浙赣线和南浔线与白崇禧的江西、湖南防区汇合，建立抵抗线，“政府将持久坚守这一线，期待美国的援助，包括军事代表团”⁽⁹⁶⁾。李对中共“压迫我完全脱离美国为唯一条件”，感慨系之。白崇禧于2月11日致电蒋介石：“中枢不惜一再委曲求全，作最大忍让，固已仁至义尽，乃中共迄无诚意接受，仍继续其军事进攻。揆其近来所提条款与广播，变本加厉，蛮横无理，极尽压迫侮蔑之能事，迷信武力，违反民意，和平前途，殆将绝望。”要求蒋有所指示⁽⁹⁷⁾。

对于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毛泽东即以蒋根本无法接受的八点作为政治上的回应，完全立足在战斗上。但对于李、白桂系的求和要求，尤其是军事合作反蒋的要求，则表示了有条件的重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基本上采取了对于傅作义的求和要求大体相同的策略，也就是要求李宗仁、白崇禧配合解放军解决蒋介石系统，并且在政治上也完全站到人民一边，立功赎罪。对于李、白采取的与傅作义相似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则在政治上坚决予以打击，不允许他们继续保存其军政势力的图谋。中共的既定策略是：“在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未被推翻以前，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是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及中产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孤立，他们经常在群众中散布对美对蒋的幻想，以便时机一至，好与美蒋（或蒋倒后的其他代理人）妥协，消灭新民主革命。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到那时，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会主张只牺牲蒋介石个人及其少数追随者，并利用帝国主义关系，照旧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结束新民主革命。”⁽⁹⁸⁾所以，中共一面同意与李、白合作反蒋，一面要求李、白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同时，中共对李、白真正意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且防止李、白拉拢中间派，构成中共的反对派，与中共在政治上抗衡。当时，北平和平协议正在执行中，如前所说，中共基本上要求李、白效法傅作义，但为了击破傅作义还想站在南京方面走中间道路的政治立场，公开发表了林、罗致傅的历数其内战罪行的通牒，这也是给南京李宗仁方面的一个警告。

为此，中共十分注意加强对中间派人士的争取工作。当时，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五十五人，已于1月22日联名发表声明，拥护中共的领导，拥护毛泽东主席关于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并表示：“我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辛亥以来，历次失败的惨痛教训，我们是应该牢牢记取的。在今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革命之对象，是障碍中国实现独立、民主、自由、幸福之最大敌人，倘不加以彻底廓清，则名实相符的真正和平，绝不能实现。因此，我们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我们确信，全国真正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⁹⁹⁾李宗仁为争取中间派而致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的信件，经中共方面转交之后，中共中央于1月24日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将李宗仁致李、沈、章、张电报送交他们是对的，国民党对于各民主人士的勾引是必然要继续进行的，企图破坏在我党领导下的新政协，这不仅是李宗仁个人的活动，而且是蒋介石匪帮有计划的活动，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但蒋介石匪帮大势已去，依附蒋匪帮没有最后出路，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争取李沈章蔡（按：指蔡廷锴，张系蔡之误——引者）及其他诸人站在二十二日他们自己的声明的立场上，和我们一道反对伪和平，争取真和平，是完全可能的。”⁽¹⁰⁰⁾1月25日又指示党内，强调“尤其要注意争取各中间派分子”，指出：“死硬派中的少数反动头子（蒋介石、陈立夫等）在美国压力下暂时退入幕后指挥，而扶起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治中等以比较新的手法，大谈其和平民主，企图欺骗人民，分化各民主党派，破坏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阻止我军渡江南进。我们必须在民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揭破这种欺骗。”⁽¹⁰¹⁾

在国民党方面，对于和平谈判有着自己的政治意向。白崇禧的态度，据刘仲容回忆：“蒋介石引退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白崇禧急忙飞到南京同李宗仁会谈。桂系内部认为，摆在面前的紧急任务是：（一）同中共举行谈判，结束内战；（二）为了获得体面的和平，必须阻止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三）寻求美援，制止通货膨胀。……临行前夕，白崇禧和我谈了话，大意是：李宗仁代总统后，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和平气氛有了，下一步要看中共方面的实际行动，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他强调国民党的主力虽然已被歼灭，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如果中共硬要渡江，他们是会吃亏的。共产党既然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他们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当初受他交付的使命，向中共提出关于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¹⁰²⁾据黄启汉回忆：“先去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表示希望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谈……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将来就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¹⁰³⁾白崇禧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国阋墙三载，创痛已深，但求和平实现，解除人民痛苦，中共所提各项条件，均可商量。今和平之门既开，惟望双方推诚相见，早日促成和平大局，以后并切实做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建立新中国。”⁽¹⁰⁴⁾在先他更表示过：“和平切不可幸致，应确认可战始可和，能战始能和，应备战以谋和，勿求和而忘战。”⁽¹⁰⁵⁾

李宗仁就和谈方针与刘斐也进行了对谈：

李说：“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罢！？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我说：“若还不行呢？”

李说：“那以后再说嘛！”并问我：“你的看法呢？”

我说：“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和平就没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有和。必须有坚决以和平始，以和平终的决心，并在行动上一反蒋介石之所为，才做得通，所以首先要你有决心。”

李说：“我有决心！”

我说：“将来即使条件谈得好，要签字履行，蒋也是会破坏的；若谈判的条件不好，他更会破坏。你处在蒋的势力笼罩下，他一个电话就可以使你成为阶下之囚，你不怕吗？”

李说：“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我尽可能在这里（南京）签字；万一在这里受逼不能签，我就跑到桂林去签，他们就奈我不何了。你放心去谈判罢！我自有办法。只要把蒋搞倒了，共产党已取得这么多的地方，我想它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¹⁰⁶⁾

后来的南京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于1月23日对记者谈话时说：“（一）惩办战犯——因为蒋已离开南京，关于其他四十二个中共所提出的战犯，政府正在等待中共方面表示他们的意图如何；（二）取消宪法与国民党交出政权——政府认为，组织了联合政府就自然会修改宪法，并由国民党交出政权；（三）根据民主原则改编国民党军队——政府认为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应一律改编，以便根据一九四六年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周恩来及张治中）所提出的原则成立国家的军队；（四）没收官僚资本与土地改革——政府完全同意中共的意见；（五）取消违背中国主权的条约——政府准备审查现有的条约，其中重要的只有中美条约与中苏条约两种；（六）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与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政府对此完全同意。”⁽¹⁰⁷⁾

司徒雷登也曾估计：“目前共产党显然正迅速取得军事优势。但他们面临内部的政治、经济困难。随着军事局势的发展，其地盘日益扩张，但问题也将会增多、复杂。解决问题的主要困难是缺乏足够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些人多在非共产党地区，他们或者是国民党党员或者是国民政府的职员。因此，倘若共产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取代国民党，并与这一改组过的政党建立联合政府，这将有利于共产党，行政问题将得到解决，而后他们再逐渐取得对行政的控制，同时会造就一个多党制的具有民主色彩的政府。这将是他们极可能采取的、合适的行动方针。”⁽¹⁰⁸⁾但美国连这样的联合政府也不支持：“虽然目前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似乎很可能，但我们相信就美国立场来说这是最非所愿的。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包括有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的历史，很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党用政治手段控制整个政府及进行获取某种国际承认的能力。我们怀疑一个共产党政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除联合政府外还能够借其他方式获取全国政权。”⁽¹⁰⁹⁾

因此，李宗仁及主和派方面的策略，是以中共尚无足够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控制全国的形势估计为基础而制定的和平谈判的政治原则，是以1946年政协的政治原则为范本的，也就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中共方面在抨击张治中上述谈话时，指出其改编国共军队的方案是“依据从未生效并早已作废的一九四六年二月马歇尔方案”⁽¹¹⁰⁾。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这条政治原则也就破产了。中共一再批评了中间道路的幻想，抨击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的说教。何况，这时候中共已经有充足的力量去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将革命进行到底，无须再考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迂回策略。李宗仁方面重新回到1946年政协的政治原则上来，当然既不会为中共所接受，也不会为中共所信任。至于李宗仁方面所说的中共军队不过江，划江而治，在和平谈判的政治原则上，并非是建立南北朝的谈判，而是在联合政府的前提下，各党派对地方的自治，仍然是1946年政协的原则。但这种迁就实际政治势力范围的划分，在事实上做不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当然会造成国家的分裂。不过，政治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李宗仁、白崇禧既表示了反蒋的意向，中共在政治原则上不让步的前提下也就力争他们与蒋介石决裂。

李宗仁上任后的基本政策，在2月15日夜的广播中表示：“第一是谋取和平，第二是革新政治。”⁽¹¹¹⁾而他在同美国善后救济总署负责人赖普汉（Roger D．Lapham）谈话时阐明其政策说：“如果和平可能达成固然好，万一不能达成，便只有在南方、西南、西北各地，就军事、行政等方面力谋改革，藉以赢取民心，然后跟对方抗拒周旋到底。”⁽¹¹²⁾当然，无论是实力、时间、观念、组织方式和社会基础，李宗仁都不能胜任自己提出的任务。但他仍抱着一丝希望，企图在自己的周围集结起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在中共和蒋介石集团的夹缝中寻找生存的余地，以应付几乎令人绝望的时局。对此，连司徒雷登也对他存有希望：“他仍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全中国的和平愿望。只要李的和平努力能够取得明显的进展，或能成功地阻止中共跨越长江，他将能维持并利用人民对他的拥戴。李也意识到他的劣势，但他很精明地利用那些视他为和平希望之星的人们的支持，以便既弥补他与广东集团的裂缝，又可以尽可能多地赢得国民党实权人物的拥护。他向我们表示要求援助，并计划经济与政治的改革，以努力巩固他的地位。这些努力的成功程度将会奠定他的强大实力，这可以使他与共产党谈判时处于有利地位，或者，在共产党恢复攻势时，他继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抵抗领袖。”⁽¹¹³⁾

三　和平代表团与和平内阁

李宗仁为了促成和中共的和平谈判，先后组织了两个民间代表团前往北平。一是由南京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及中国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组成的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¹¹⁴⁾，于2月1日由南京飞青岛，和中共联络后准备续飞北平。他们准备了一个由张君劢参与制定的《和平谈判纲领》，提出了“六六比例制”的政治体制设想⁽¹¹⁵⁾。一是李宗仁于1月31日到上海，与沪上社会名流恳谈，并邀请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陈光甫、冷御秋五人为私人代表前往北平，与中共方面晤谈，探明中共方面对和谈的意向。

中共同意他们作为私人资格来北平，也试图从中探明宁沪方面的意向，争取以北平方式解决南方各地。新华社于2月2日发表重要评论，认为：“最近南京、上海、武汉开始酝酿局部和平运动，也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策动的，应属于何思源、吕复、康同璧这一类。”要他们援引北平为例，和平解决⁽¹¹⁶⁾。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让刘仲华回到南京，转达中共的意图：“上海五代表及李之私人代表如果不是为着进行和平攻势，而是真想用和平方式解决京、沪、汉问题（全国问题谈不到），则我们可以许其来平和我方地方人员（北平市长）试谈一次；如果是为着美蒋利益欲来进行所谓和平攻势，则无来平之必要，即使来了，我们亦必尖锐地揭露之。此点请叶明确地告诉刘仲华，叫他回去通知李、白及上海、南京、武汉想来谈和者。”⁽¹¹⁷⁾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尚未成行，甘介侯代表李宗仁继续在上海组织代表团，一度改组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侯德榜、欧元怀、凌宪扬，邵力子和甘介侯自己也准备以私人资格随行。甘介侯于2月5日在上海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谈判。”⁽¹¹⁸⁾对甘的“敲门”说，中共发言人给予猛烈的抨击，指责其为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表示不欢迎他到北平来，同时声明：“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诸先生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并于国事有所商谈，则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准备予以接待。”⁽¹¹⁹⁾把他们和南京政府区别对待。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经过中共方面的同意，以私人资格于6日从青岛飞抵北平。等候两天后，叶剑英、徐冰、戎子和、陶铸按照中共中央回复的指示，与代表团接谈。代表团递交了《和平谈判纲领》，主张“即刻停战”，对于未来的政治制度，主张“和谈后，即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其构成分子为共产党、国民党、中间党派、民意机关、人民团体、社会领袖六方面各六人成‘六六比例制’”。在接谈中并建议：“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旧中央，因旧中央已为国际及民众所承认，占据旧中央便于顺利占据全中国，更便于号召全中国及发布讨伐令。”⁽¹²⁰⁾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彭真、叶剑英、林彪、聂荣臻的电报，指示谈话方针：“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你们应对代表们表示，对于天津、上海恢复通船、通邮及商业联系感到兴趣，如果他们在此点上能起某些作用，我们是欢迎的。”“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¹²¹⁾代表团成员虽在政治理念上与中共不同，但大都对蒋介石的统治深感不满，愿意接受中共胜利的事实，只是希望中共尽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各地，对此，中共也表示了和平解决的诚意。代表团即于2月11日回到南京。代表团多数人员回到南京后，既没有透露和中共的谈话内容，也没有晋谒南京当局，仅吴裕后到处活动和演说，并晋谒李宗仁和孙科，受到代表团多数人的公开批评。

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在北平时，李宗仁又于8日偕甘介侯到上海，最后决定上海和平代表团人选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邵力子则以私人资格前往。同时，叶剑英也通知南京方面三条注意事项：（一）双方谈话要守秘密，非经许可不得向报界发表；（二）不准新闻记者随行；（三）以私人资格来平，不得代表政府⁽¹²²⁾。由于中共拒绝甘介侯前往北平，李宗仁就要黄启汉再次陪同代表团赴平，并驻平联络，同时要他带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并且要黄口头向叶剑英转达六点意见：“（1）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2）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3）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4）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5）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6）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¹²³⁾

上海和平代表团原拟9日启程，但中共方面要等到和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谈话结束，因而推迟了行期。2月13日，上海和平代表团自上海乘中央航空公司专机启程。颜惠庆在机场表示：“此行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确实日期，则已可大功告成。”⁽¹²⁴⁾代表团先飞青岛，14日抵达北平。同行者除代表外，还包括4位代表的秘书，颜的保健医生，负责联系通航的电影演员、清华事业公司代表金山，央航公司职员二人，刘仲华、黄启汉已决心投靠人民，家眷也乘机同往北平，共达十九人之多。连同机师达二十五人。中共中央指示北平方面，对上海和平代表团“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¹²⁵⁾。

15日晚，北平市市长叶剑英设宴款待代表团，林彪等在平中共要人均出席作陪，并邀请了傅作义等北平和平解决有功人士出席。上海和平代表团大体上劝中共步子不要走得太快，调子不要唱得太高，要争取联桂反蒋，不赞成中共激烈反美，认为将来建设需要美国，章士钊更告诫中共，“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毛泽东依据中共的既定方针，在政治路线问题上毫不让步，认为四位代表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南北和议承认中共领导，排斥蒋系容纳桂系及江浙资产阶级”⁽¹²⁶⁾。毛泽东采取了对待傅作义的相同策略，一方面在政治上予以痛驳，一方面予以争取。毛泽东指示在北平的中共领导人说：“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白、张、邵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有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¹²⁷⁾这是争取李、白接受北平式的和平，而坚决拒绝李、白在政治上任何讨价还价的企图。

20日下午3时，中共在北平的负责人林彪等宴请民主人士386人，上海和平代表团也应邀参加。林彪在席上致词说：“北平未经炮火而得解放，对人民是很好的，全国人民殷望和平，共产党对和平一片真诚，但对方依靠美帝，想作挣扎的企图是显明的。希望邵公等南返，向人民转达中共之意，一齐为永久的真和平努力。”邵力子虽和中共有不同的政治思想，但他不赞成国民党继续抵抗，愿意接受中共胜利的事实，他表示：“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¹²⁸⁾

2月22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四人，应毛泽东之邀，由北平飞往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同行。毛泽东、周恩来和代表团广泛交换了对和平谈判的意见，关于中共和谈代表人选及和谈地点，允于考虑，3月15日左右可望决定。对南北通邮、通航的问题也作了原则性的安排。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和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的非正式的谈判，达成了八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只交给李宗仁：“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¹²⁹⁾同日，代表团飞回北平。

上海和平代表团在北平接洽，进展良好，李宗仁曾向外界透露：“据接近李代总统人士十九日晚谈：只要毛泽东正式的延请，李代总统可以考虑亲自到北平一行。”⁽¹³⁰⁾2月27日，上海和平代表团从北平飞回南京，刘仲华也随行，以便向李宗仁汇报。代表团发表了早已准备好了的书面谈话：“同人等深觉和谈前途虽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此行任务可告终了，因即南旋，拟向李代总统报告后再行返沪。在北平及石家庄时，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邮诸项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¹³¹⁾

在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平期间，李宗仁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孙科在和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即已经和李闹翻。他在出任行政院长后，由于局势的复杂多变，一直未能提出施政报告，在蒋介石下野前，即内定迁都广州，并给驻华使馆打了招呼。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之后，正从事和谈活动，不赞成政府南迁，以免影响民众的心理和士气，但后来还是作了让步⁽¹³²⁾。孙科“经面请代总统于1月25日核可”政府南迁事宜⁽¹³³⁾。1月26日，孙科在行政院会议上就此提出报告，经阁员一致同意，决定各机关于2月5日在广州正式办公，并正式通知了驻华使馆。1月29日为旧历元旦，孙科及行政院长官们即悄然前往上海过节，离开了首都南京。当时，政府各部门早已开始疏散，纷纷在广州作安顿的部署，连立法委员们也领了疏散费各奔东西。据报道，留在南京的立委仅数十人，在上海的有130多人，到台湾的有120名，到广州的有62名⁽¹³⁴⁾。但政府南迁并无总统的明令，1月31日李宗仁到上海时，又和孙科、吴铁城就政府南迁问题作了口头商量，据报道，“李代总统一日晚已下令行政院迁回南京”⁽¹³⁵⁾。然而孙科仍于4日从上海飞抵广州，主持行政院工作。结果，南京人去楼空，冷冷清清，只剩一个光杆代总统，象征着首都仍在南京。

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本以和平谈判和革新政治相号召，企图将国民党和中间派势力集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取代蒋介石的政治力量。孙科内阁南迁，等于拆了他的台脚。政府南迁后，国民党内主战的声音又高涨起来。孙科在广州一再发表讲话，声称：“新内阁之主要任务乃在谋取光荣之和平，使国内问题能求得一公平合理之解决方法。惟本人曾特别强调新的内阁决非投降内阁……政府迁穗办公之目的，亦为避免遭受炮火威胁，而作城下之盟。”并声称：“共党所提出之‘惩治战犯’一节，即系绝对不能接受者。如此仅系争执上之讨价还价，则容可商讨。”⁽¹³⁶⁾“为求获得永久之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进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共党不能以战胜者姿态迫令吾人投降、完全接受其条件。”⁽¹³⁷⁾9日，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上海也发表书面谈话，强调说，（一）政府要和，（二）中共要战，（三）北平局部和平成了骗局，（四）备战言和，能战方能和。“鉴于北平局部和平骗局之可怕，为求得平等的全面的有条件的真正和平，政府唯有积极备战，始能言和，亦惟有能战始能和”⁽¹³⁸⁾。这对李宗仁的和谈方针也是一个严重的牵制。

2月16日，在广州的行政院会议上，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突然免去本兼各职，由周嵒继任。这是一件令国民党军政界震惊的事件。陈仪虽然是政学系的要角，一向亲蒋，但为人爱国，廉洁，私德很好。这时候他对蒋的信心已经动摇，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决心反蒋。陈仪和汤恩伯情同父子，据陈仪说，“这次我来浙江，出于他的劝告。反蒋是他先提出来的”，陈仪对汤之“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这是托何应钦、张群等人疏通的结果”⁽¹³⁹⁾。所以，陈仪敢于直接策动汤恩伯起义。1月28日，陈仪派自己的外甥丁名楠到上海见汤恩伯，递交了一张开列条件的纸片：“甲：（1）释放政治犯。（2）停止修筑工事。（3）保护一切属公财物，不得破坏。乙：（1）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改编所属部队。（2）取消×××（按指战犯名义），给予相当职位。”丁遵陈仪嘱咐，还向汤口头提出：“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汤回答说，“他左右蒋介石的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并表示不日去杭州面谈”⁽¹⁴⁰⁾。但汤恩伯出卖了陈仪，向蒋介石告密。陈仪被免职后，仍不相信汤会出卖他，以为是平常的任免，当蒋介石打电话要他去奉化时，他不愿意去，找借口先到上海。2月23日，陈仪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拘捕，后被押往衢州监禁。1950年6月18日在台湾被杀。对于陈仪的撤职拘捕，李宗仁竟在事先一无所知，完全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¹⁴¹⁾。

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是支持李宗仁的和谈主张的，反对孙科将政府南迁，并主张立法、监察两院在南京复会，而孙科则要求两院同时迁往广州。于右任、童冠贤曾于2月7日前往广州，争取两院在南京复会，但一时没有结果，至12日回到上海。在南京、上海的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纷纷指责孙科将行政院擅自搬到广州，造成了府院之间的矛盾，在京、沪的立法委员即决定在南京复会。

政府分裂，对李宗仁的总统地位和施政方针的贯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孙科把政府机构迁往广州，在当时的国民党政界也不得人心，普遍认为这是阻碍和平。为了赢得必要的支持，李宗仁一方面派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黄绍竑先后于8日、9日到广州，弥缝矛盾，邀孙科早日回京，并和粤系将领商谈粤桂合作。一方面通过阎锡山向蒋介石疏通，解决府院矛盾。蒋介石于2月17日爽快地向阎锡山表示：“立法院地点仍设广州，行政院重要部会主官应驻南京，但其机构仍在广州。李宗仁既欲变易孙科院长，与其另觅人选，协调府院，反不如由李宗仁自行决定行政院长，使彼能完全肩负责任。”⁽¹⁴²⁾

各方面协调成熟，2月20日，李宗仁飞抵广州，开始南巡。据公开消息报道：“李代总统此次赴穗，系邀孙院长来京共商大计，并邀请在穗立委来京，并征询渠等对当前大局之意见。”⁽¹⁴³⁾李宗仁在广州发表谈话称：“今全国人民既一致主张消弭战祸，则继续战争即为违背民意，因之余不特愿为和平尽其最大之努力，而对和平之必然实现，抱有无限信心。余更相信在全国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中之今日，无论任何党派必须接受大多数人民之和平要求，否则民怨所集终必失败。余极望全国同胞为谋自身幸福计，共同奋起，协助政府促成和平之实现。”⁽¹⁴⁴⁾桂系和粤系将领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反蒋的合作，李宗仁到广州争取到粤系将领的广泛支持，迫使孙科同意返回南京。22日李宗仁飞往广西桂林，安排后方，24日到长沙与程潜洽谈，25日经武汉回到南京。他在武汉表示：“努力谋和，亦为政府今后重要措施。只要全国上下能集中力量争取，相信和平终必实现。”⁽¹⁴⁵⁾

2月28日，立法院终于得以在南京召开第三会期第一次院会，同一天，孙科也回到南京。南京有了一丝生机。3月1日，李宗仁召开非正式会议，指定孙科、张群、吴铁城、张治中、邵力子、吴忠信、何应钦、刘斐、朱家骅、钟天心等十人负责研讨起草和平方案。当时，孙科的主战倾向不得人心，受到广泛的指责。有立法委员甚至斥责孙科内阁是最近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无能及最恶劣者”，并且是“和平之障碍”⁽¹⁴⁶⁾。孙科失去了立法院的支持，即于3月8日到立法院作施政报告，同时提出辞职。

对于新内阁人选，李宗仁选择了何应钦。何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属于蒋介石系统，在军中影响广泛，但何在历史上和桂系有过合作关系，与蒋介石也有很深的矛盾，当时处于无权的闲散地位。李出任代总统后，桂系方面对跑到上海养病的何应钦一再劝驾，极力争取何的合作。白崇禧于1月22日、29日两次致电何应钦，在1月29日白崇禧率华中将领致电上海市政府转何应钦电中说：“自总统蒋引退，副总统李继任，局势艰危，严重未减。当前和平未定，亟应备战谋和，藉策安全。我陆海空勤关于军政军令必须有统一指挥，俾能适应事机。我公功昭党国，同深景从。务乞出承艰巨，领导群伦，国家民族实深仰赖。”⁽¹⁴⁷⁾同日，李宗仁也致电何应钦：“吾兄公忠党国，久共患难。顷闻必不忍使弟独跳火坑，务请即日命驾入京，共支危亡。”⁽¹⁴⁸⁾李宗仁看中了何的微妙地位，希望借助他巩固自己的地位，争取蒋介石系统的力量。但何应钦并不敢于脱离蒋介石，不能不看蒋的颜色行事。当时的局势十分严重，国民党内的矛盾又十分尖锐，普遍认为组阁犹如跳火坑，因此何一度坚辞。

蒋介石身居幕后，依然举足轻重，李宗仁对于请何组阁一事，也不能不一再向蒋介石请示。当时，张治中正在溪口，蒋介石一度不太同意，经过张的劝说，蒋才表示同意，并亲笔写信给何应钦说：“中以为只要于革命前途有益，使旧属官兵有所依托而不致分散，以保全革命硕果之基础，则兄应毅然应命，更不必论职位之尊卑与个人之得失，此为中对革命责任之基本观念，亦望吾兄能以中之意志为意志，承当此艰危之局势也。”⁽¹⁴⁹⁾11日，何应钦正值六十大寿，到杭州避寿。但李宗仁派了白崇禧赴杭州祝寿，并劝驾组阁。张治中、吴忠信、顾祝同等也前往杭州祝贺。何应钦这才同意出任组阁，并表示三求三裁的施政意向：“求和平，求进步，求团结”，“裁军队，裁经济，裁机构。”⁽¹⁵⁰⁾

3月12日，李宗仁向立法院提名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院长，得到立法院的通过。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后，对于和平谈判问题，先后向外界表示了自己的态度：“问：新阁所争取的和平是什么？答：是合情合理的永久和平，合乎人情合乎人民的意思，如此才能长治久安。”“这是一个和平内阁。”⁽¹⁵¹⁾

何应钦内阁组成后，李宗仁以为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但中共对李宗仁任命蒋介石系统的何应钦组织内阁十分不满，为此，李宗仁致电黄启汉向中共解释说：“经月余来之努力，及大势所趋，和平民主之力量已逐渐有战胜封建死硬势力之倾向，如能继续扩大，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此次敬之兄出组新阁，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证。”⁽¹⁵²⁾

奇怪的是，李宗仁对刚刚发生的陈仪事件似乎无动于衷，竟然自我感觉良好。即使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仍认为“陈仪被拘禁撤职的原因，据报纸所载，是因为他有意劝汤恩伯于长江下游让出一缺口，任由共军渡江，其实这是‘欲加之罪’。真正的内幕却是蒋经国向他父亲告御状的结果”⁽¹⁵³⁾。说得不明不白。李宗仁应该明白，陈仪事件最足以说明李宗仁根本无法控制蒋介石的军警特务系统，那么，他为什么对陈仪事件那么麻木？这一问题，按回忆录的解释，是别人劝阻的结果，但以政治论，江浙联系密切，李宗仁如果对作为浙江省主席的陈仪都没有争取合作的强烈愿望，那末，他的政治力量从何而来？由此也可见桂系领袖政治能力的薄弱。

第三节　北平和平谈判

一　和谈酝酿成熟

当时，蒋介石还在幕后指挥一切，李宗仁对国民党军政事务在事实上指挥不动，中共对桂系迁就蒋介石的政治主张进行猛烈的抨击，指责“李宗仁的‘和平’宣传至今并未超出和平攻势的范围”⁽¹⁵⁴⁾。蒋介石还在继续进行军事部署，一方面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一方面对付桂系，他甚至准备“命令胡宗南及其二十万部队空运广州，图阻李宗仁的势力”⁽¹⁵⁵⁾。桂系与主和派方面，希望设法让蒋介石出国，以免蒋介石成为当前和平决策的障碍。据司徒日记，2月20日，“从何应钦方面传来消息，要美国帮忙促请蒋介石出国”。2月21日，“白崇禧到访，谈了一个半钟头，还是关于促蒋氏离开中国的同一问题”⁽¹⁵⁶⁾。

最后，张治中决心自己去劝蒋介石出国，以便李宗仁放手去做，促进和平。经与李宗仁、张群、吴忠信等商量，张治中于3月3日与吴忠信一起动身到溪口看望蒋介石。但劝蒋出国的消息事先已被甘介侯披露出去，南京《救国日报》于4日发表社论《人民要求政局明朗了》，5日又发表社论《蒋公不出国，中国无救》。结果，《救国日报》被当局扣上“侮辱领袖”的罪名，停刊三天⁽¹⁵⁷⁾。当张治中、吴忠信面见蒋介石的时候，蒋即愤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那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先把他们的嘴封了起来⁽¹⁵⁸⁾。

张、吴在溪口住了五天，和蒋介石长谈。关于南京方面对于和谈的最低限度条件，张治中向蒋介石汇报如下：“南京方面意见：中共所提八项的第一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关于军队改编一项，认为应先决定全国军队数额，然后研究双方军队所保持的比例，各自编成。并且在三年内分期逐步把全国军队缩减到适应国防上需要的最低限度数额，并且确实完成军队国家化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至于联合政府问题，过去有三三制的主张，最近也有建议六六制的，不外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至于双方管辖及共同管理的地区，将来也要分期实现政治民主化，使国家真正趋于统一。至于其他各项，都可加以考虑。”张治中认为“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应走的路向”，得到蒋介石的同意。⁽¹⁵⁹⁾据中共在香港办的报纸《华商报》披露：“据蒋方消息：‘今后和谈，将以马歇尔方案为基础。’此一消息如果确实，完全证实南京反动政府绝无和平的诚意。”⁽¹⁶⁰⁾南京方面尽管得到中共和中间派人士的明确警告，仍然抱着1946年政协时期的多党民主的政治原则，去和中共进行谈判，在实际上不愿意认真考虑中共的条件。

中共对黄启汉、刘仲华能否确切地反映李宗仁、白崇禧的意图，没有把握，急切地指示地下党要刘仲容早日动身北上，以便了解李、白的真实意图。李、白也要刘向中共做工作，劝阻中共军事渡江。刘仲容作为双方可以信任的秘密使节，于3月13日在南京与刘仲华一起，与李宗仁商谈了和平条件，李特别强调说：“希望中共相信他，他是诚意求和，但中共应当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用政治方法解决，尤其不要在和平谈判时过江，否则他没法交待，只好一走了之。结果白崇禧必定会打，蒋介石也必会复出，美、日均会放手干预。刘仲华明确告诉他，中共方面已再三警告过，不要向中共提出不过江的问题，中共军队不仅要过江，而且台湾、海南、广州、昆明都要去。”⁽¹⁶¹⁾3月16日刘仲容从南京回到武汉，与白崇禧商谈后约20日间到驻马店前往北平洽谈和平条件。但由于交通阻隔，直到3月30日才到达北平。这时候正式谈判也已准备就绪。

3月23日，何应钦宣布内阁改组名单，24日即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通过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由于中共拒绝接纳彭绍贤、钟天心，而邵力子力辞首席代表，经事先征得中共同意后，确定为：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28日又增补刘斐为代表。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容。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于3月5日至13日举行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面临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决定了有关的方针政策。3月25日，毛泽东、朱德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毛泽东、朱德乘车检阅了部队。中共方面准备就绪，即于26日就和谈问题发布对南京政府的广播通知：“关于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中共中央本日决定：一、谈判开始时间，四月一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双方谈判之基础。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即日通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¹⁶²⁾4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加派聂荣臻为代表，齐燕铭为秘书长。

在何应钦主持下，南京方面就和谈问题举行了四次集会研究，决定国民党中常委和中政委从广州迁回南京开会，组成和谈的指导委员会，而最重要的是决定“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做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仅《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这一腹案共九条，基本上是1946年和谈的政治原则，仍希望以对等的方式与中共“和平商谈解决国是”，“重订新宪法”，而“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对于至关重要的军队问题，主张“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在未来的政协和联合政府中，国方和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等等。同时要求“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此外国防部另有《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¹⁶³⁾

行期决定后，张治中于29日自己决定到溪口去看蒋介石，探问蒋介石的态度。蒋对“腹案”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确实，张治中要完成这个“腹案”的任务，作为一个战场上的失败者，无疑比登天还难。蒋介石在和张治中谈话时，“他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张治中听了很高兴，征得蒋的同意，随后在3月31日的报上发表。蒋经国则狠狠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¹⁶⁴⁾

对于即将开始的和谈，南京政界既兴奋又忧郁，各派系的心情固然不一样，但即使在主和派里也一样忐忑不安。有人分析：“和谈成功所必要之心理准备，在共党方面，应放弃其革命到底之思想（即清除一切之反对派，成立一党专治），在国民党方面应接受战败党之地位。”⁽¹⁶⁵⁾显然，这两条很难做到。顽固派以各种组织和名义发表文电，反对废除宪法，变更国体，反对追究战争责任，要求无条件停战，力求平等的和平，反对“苟安”和“投降”，等等。张治中于31日应邀在立法院演讲，慷慨激昂，表示乐观，“一般人认为比较麻烦的问题，如整军及联合政府等，他相信在双方假如都为人民利益着想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¹⁶⁶⁾，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但在何应钦为代表们送行的晚宴上，“兵败求和，形势太坏，大家当时的心情都是很沉重的”。张治中本人在对上海《新闻报》负责人俞树立谈话时，也忧郁地表示：“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条基础条件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¹⁶⁷⁾下午，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军政要员的谈话会，他表示：“过去军队不能战，至今亦然。经济竭绝，金元券不值钱，公教人员以及工人滋扰，不得已而谋和。”白崇禧在会上报告：“安庆打了十天，得到敌人文件，要乘江水未涨前过江。昨又得文件，限今晚拿下安庆。所以本人要求先停战，不要一面谈，一面打，以成其打过长江来解放全中国。”他一再为军械问题与顾祝同发生争执。深夜，南京政要与和谈代表还在李宗仁住宅商谈和谈方针与和战形势。李宗仁表示：“即使决裂，也要在联合政府时再决裂。”⁽¹⁶⁸⁾

二　北平和谈初期的意见交换

1949年3月31日，秘书长卢郁文率工作人员等十人先行前往北平。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及顾问、随员一行十九人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飞机启程前往北平，翁文灏（代表李宗仁）、何应钦等到机场送行，立法院特休会半天，也全体到明故宫机场送行，对和平谈判的成功寄予很大的希望。张治中在登机前致词，表示要“不负各位先生的盛意和全国人民热烈的期望”⁽¹⁶⁹⁾。同时，代表团发表了书面的谈话。与南京的“热烈”气氛相反，北平接待的气氛十分冷淡。张治中原以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会来西苑机场迎接，实际上只来了秘书长齐燕铭等寥寥数人，而且，南京代表们多不认识。张治中的情绪顿时低沉下来。到了住地六国饭店，一进门就看到了“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大标语。又是当头一棒。张治中悄悄地对屈武说：“看起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所怀疑的。”⁽¹⁷⁰⁾

张治中和南京政府的代表们对中共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显然缺乏研究。民革和民盟等民主党派中一些人的中间路线倾向都已受到中共的一再批评，从而改变了立场，接受中共领导。代表团带着划江而治、对等的联合政府等等企图保存国民党军政势力的方案，来北平谈判，怎么可能受到中共的欢迎？傅作义交出军队，接受北平和平协议时的政治态度，尚且受到中共的严厉驳斥，何况南京保存军事和政治实力的野心？南京代表团带着要求中共改变政治路线、讨价还价的谈判方针而来，在中共看来，又有何和平诚意可言？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原则上已经不会向任何人让步。南京政府代表团简直是熟视无睹。

中共的和谈方针，在刚刚结束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确定，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¹⁷¹⁾而具体的谈判策略，仍与北平谈判及与上海和平代表团谈判时相似。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首先以严峻的态度，指出国民党的内战罪行，剥夺他们在政治路线问题上的发言权，然后再以温和的态度，指出出路，给予宽大的待遇，以求和平解决问题，而在以后的政治路线问题上，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模糊不清的幻想。

当日晚，公宴之后，周恩来、林彪即邀张治中和邵力子谈话。周一开始就以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据张治中回忆：“周首先提出质问：‘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认为这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大表不满，并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当时不免动了一点感情，解释了必到溪口去的种种理由。以后他又提出过两次，我又加以解释。一直到商谈末期，这段赴溪口的理由才为中共方面所了解，但是对商谈、至少对初期商谈的情绪是有些影响的。”⁽¹⁷²⁾看来，张治中始终不明白，他的溪口之行，正是给了周恩来一个绝好的口实，以堵住他宣扬其多党民主的政治路线之口。

当天，张治中避开更敏感的政治问题，向周恩来陈述他对未来国家外交政策的见解，主张“平时苏美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如果亲苏而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遭到中共方面的反驳。以后他还一再有所陈说，但终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¹⁷³⁾。

对于和谈问题，由于南京方面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周恩来表示：“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如果可能，经三四天的商谈后，然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让双方讨论。”⁽¹⁷⁴⁾由于南京代表团的代表们有着不同的政治派系、政治思想和经历，分别交换意见显然有利于中共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做工作。从第二天起，双方代表开始个别交换意见。

按照中共方面的要求，谈判是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但在中共方面的见解，是以南京方面接受八项条件为前提的；而在南京方面的见解，是依据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进行商谈，也就是围绕着八项条件进行讨价还价。南京代表们对于惩办战犯表示在事实上做不到，在军事上，希望中共军队不过江或缓过江。中共对于战犯问题毫不放松，对于渡江只表示谈判期间不渡江，对于整军，必须改编为人民军队。中共对于南京代表团的立场采取了极为严峻的态度，形势紧张。周恩来把黄启汉叫来，要他就两个问题回南京去向李宗仁问个明白。周恩来气愤地说：“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卦了呢？”“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¹⁷⁵⁾

此外，南京学生于4月1日进行游行示威，要求南京政府切实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搞真和平，不要搞假和平，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拦截毒打，造成伤亡。对此，中共向南京代表团提出了严厉的责问。这一切，使正式会议未能如原设想的那样在5日举行。

在非正式会谈期间，毛泽东亲自撰写评论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于4月5日发表，严厉抨击李宗仁、何应钦政府鼓吹“平等的光荣的和平”，要求他们处理4月1日的南京惨案，逮捕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等人，或者协助渡江南进的解放军逮捕，“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并且指出：“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评论文章更强调指出：“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¹⁷⁶⁾新华社甚至发表直截了当的社论：《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¹⁷⁷⁾。

中共对南京代表团严厉地阐明了政治立场之后，就来向南京方面说明宽大的底牌和桂系首脑的个人地位安排，以争取桂系同意达成和平协议。这个底牌通过两个途径去疏通，一是正式的途径，由毛泽东亲自和代表团谈，然后正式谈判，形成书面协议。一是通过李、白公开和秘密的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容直接去向李、白解释。

4月3日，周恩来对黄启汉交待转告李、白的几点具体意见：“（1）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2）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在汉口北）以南一线；（3）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4）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来支援了。”李济深、邵力子也来向黄托话。李济深要黄告诉李宗仁“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并告诉他毛泽东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支持李宗仁将来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支持白崇禧继续带兵。邵力子则认为蒋介石死硬派没有希望，只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接受局部和平。黄启汉3日到南京，5日到武汉，分别向李、白作了汇报⁽¹⁷⁸⁾。

与此同时，4月2日，毛泽东亲自向李、白的密使刘仲容作了交待，要刘转告李、白，大意是：“（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毛主席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毛主席还谈到：白崇禧是很喜欢带军队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¹⁷⁹⁾

4月5日，刘仲容和民主党派方面的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共四人一行秘密飞抵南京，一起去向南京政府方面做工作。

经过这一番布置以后，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于4月8日上午亲自与张治中谈话。他采取了与傅作义谈判时相同的先紧后松的策略，在中共代表团对南京代表团进行了多天的严厉抨击之后，由自己亲自出面，改以温和、闲畅的态度，谈宽大的条件。毛泽东说：“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并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¹⁸⁰⁾张治中在正式会议时转述和毛泽东的谈话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本来在多少次交换意见中，我已一再希望不要作成一个条文，我和毛先生见面时，毛先生已表示很大让步态度。”“毛先生表示说：‘今后联合政府不知哪天成立，也许要两个月或三四个月后都说不定。在这时期中，你们南京政府应照常行使职权。’还特别加重语调说：‘不要散掉了，要他们注意，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意思非常明显，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南京国民政府应该继续行使职权。”⁽¹⁸¹⁾南京方面接到的毛泽东谈话要点，主要是：“（一）战犯在条约中，不举其名，但仍要有追究责任字样。（二）签约时须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吴忠信等皆到北平参加；（三）改编军队，可缓谈。（四）共军必须过江，其时期在签字后实行，或经过若干时日后再过江。（五）联合政府之成立，必须有相当时间，甚至须经四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南京政府仍可维持现状，行使职权，免致社会秩序紊乱。”⁽¹⁸²⁾毛泽东和其他代表也分别陆续进行了交谈，南京代表们大体对毛泽东的谈话感到满意。

张治中看来对中共的路线和政策相当生疏，与毛泽东谈话后竟产生了错觉。据说，他表示：“按毛主席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今天双方谈判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争执的焦点为战犯问题，但我们对战犯问题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仅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¹⁸³⁾他显然对战犯问题所包含的战争责任和迫降的意义认识不足，对旧政协及联合政府和新政协及联合政府的政治性质，缺乏仔细的逻辑分析。南京代表们向李宗仁、何应钦作了报告，并准备达成协议，为防蒋介石破坏，议定派黄绍竑回南京阻止南京当局再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

李宗仁在接到黄启汉、刘仲容的报告后，于4月7日致电毛泽东，进一步表示谋和诚意：“凡所有之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¹⁸⁴⁾8日，毛泽东复电表示：“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¹⁸⁵⁾两电词意温和，似乎为和谈的成功创造了良好的气氛。而实际上，双方的政治观点依然尖锐地对立，一落实到具体问题时也就依然无法折中。

中共自刘仲容到达北平之后，认为李宗仁、白崇禧对中共和他们联合反对蒋党的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决定采取实际军事部署。中共中央军委一方面于4月3日批准了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报纸上强烈宣传解放军的渡江准备活动，一方面和刘仲容商定了解放军不逼近武汉的军事界线，准备和平接收。对于安庆，要求桂系军队撤退，4月10日，又根据白崇禧方面的请求，同意停止攻击，以待和谈解决。而南京方面对和谈的态度实际上十分严峻。

白崇禧在武汉听取了黄启汉的报告，仍坚持以长江为界，划区而治。不久即到南京，听取刘仲容的报告，并和李宗仁商量。白崇禧听了刘报告的毛泽东所谈条件后，坚持说：“对我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的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¹⁸⁶⁾显然，白崇禧意在保存桂系的军政实力，不会接受中共的宽大的投降条件。

与此同时，蒋介石仍在对北平和谈施加压力。4月6日，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向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转达补充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共匪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¹⁸⁷⁾何应钦6日到广州，7日国民党中常委即通过蒋介石的和谈方针，并决定五项和谈原则，由何应钦于9日转告张治中。8日，又决议设立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又称指导委员会、决策委员会），依据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之原则，协助政府负责处理和谈有关问题，以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孙科、张群、吴铁城、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童冠贤十一人为委员，由李、何召集。当时，李宗仁觉得北平和谈十分困难，于10日间，致书蒋介石，由阎锡山于11日带往溪口说，共产党“节节进逼，陈兵江北，所提条件苛刻，似非使我方作城下之盟不止，万一和谈破裂，实难肩此重任，请公预筹应付之策”。蒋复电李宗仁，要他“在个人惟有不失道义，对党国不失志节”⁽¹⁸⁸⁾。张治中在北平深感蒋介石在阻碍和谈，于13日曾致电蒋说，“到北平后，共党言论态度，意在逼降”，劝蒋“毅然放下一切”⁽¹⁸⁹⁾，并作长信劝蒋出国⁽¹⁹⁰⁾。当然不能为蒋所接受。

12日，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在南京作出了五项决议，对代表团报告的毛泽东谈话作出回应：“（一）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二）所邀南京参加签字各位，届时再作决定；（三）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地；（四）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五）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¹⁹¹⁾由何应钦电达代表团。分歧似乎仅在渡江问题上，但实际上如上所说，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团对毛泽东谈话中对人事和步骤的宽大条件，误解为政治前提的让步。这个决议与和谈情形，李宗仁托居正到溪口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在知道中共突然放松和谈条件后，深恐和谈成功，嘱蒋经国电约何应钦、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到杭州会商对策，“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一致反共”⁽¹⁹²⁾。

三　北平和谈的破裂

当南京代表团就解放军渡江问题希望找到一个和缓的方案的时候，和谈的形势很快就明朗化了。13日一早，毛泽东就写信给周恩来，指明“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十七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¹⁹³⁾于是，周恩来即于同日早上向南京代表团递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一份，并通知13日晚9时开始正式会议。张治中看完后，尚存的一丝幻想都破灭了。这个协定正如4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给总前委电中所述：“现南京主和派（李宗仁、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及行政、立法、监察三院大多数）正在团结自己，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共同反对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准备于十五或十六日签字。”⁽¹⁹⁴⁾张治中当然不是抱着投降的意愿到北平来谈判的。对此，张治中回忆说：“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实在说，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啻是‘招降书’、‘判决状’，和他们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固然相差十万八千里，即就我想像中的条款来说，也实在觉得‘苛刻’些。固然，和谈是以毛先生元月十四日所提的八项做基础，而且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梦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一旦会出现。现在是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些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¹⁹⁵⁾

南京政府代表团对草案很被动地、匆忙地进行了研究。尽管如此，当时南京代表团同人大体愿意接受中共胜利的事实，不希望国民党继续作无谓的抵抗。张治中回忆说：“当时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一些共同认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对中共方面，认为是必然胜利的，但如果在达成成功的途径上，能够减少国家元气的凋丧、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是更好吗？”⁽¹⁹⁶⁾因此，一方面他们愿意接受中共的条件，另一方面仍希望中共作出让步，以便尽可能说服南京方面接受。

13日晚，中共和南京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周恩来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了概括的说明，主要是关于必须叙述南京国民政府担负战争全部责任的理由，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战败求和的事实；关于惩办战争罪犯，对宽大和严惩作原则规定的理由；关于成立以中共代表为主、国民政府代表为辅的整编委员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下，以和平方式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的理由；关于人民解放军开进、和平接收和讨伐叛乱，也就是接收国民政府权力的程序的理由，等等。张治中继起发言，表示“对于自己的错误，我们今日诚意承认；对于我们的失败，也有勇气来承认”，但要求避免过于刺激的字句；对于整编委员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成立，表示“值得考虑”；对于条款中“对改编计划抗不执行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有权命令南京国民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认为这样的体制很不好；对于接收问题，坚持主张“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南京国民政府应该继续行使职权”；反对让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南京的太上政府，等等。总的意思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和政权，向联合政府移交，而不是直接向中共移交。他对南京方面人士参加政协和联合政府要由中共方面保举推荐也表示异议。南京政府代表团原打算与中共谈判联合政府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容谈判的问题，他们对未来的政协和联合政府没有发言权。张治中在发言中，一方面“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另一方面仍希望“今后的国民党或者再经过一番改造后，作中共一个友党”⁽¹⁹⁷⁾。

14日晚，张治中向周恩来送交了南京代表团的修正案，中共吸收了修正案的若干意见之后作成《国内和平协定》，于15日晚7时送交南京代表团，并定当晚9时即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向张治中表示，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张问周：“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周对这点表示是最后的态度。张说：“也好，干脆！”在当晚的会上，周恩来对协定作了说明。先是说明了所作的让步，主要是对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作了妥协，“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双方成立的机构，还是用一种合作的办法，南京国民政府暂时行使职权，—直到自己宣告结束之时”。整编委员会上面也不再冠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和指挥字样。但对“关于军队改编程序和人民解放军开往江南接收一部分地方政权之事”，则拒绝继续让步，认为“若让步就失掉了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条款的基本精神”。周恩来强调指出：“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当然是中共代表团最后的定案，现在提交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我们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接受这个协定，签字在这个协定上。”

此外，周恩来在协定文本之外，就解放军渡江接收问题表明了态度。第一，谈判期间暂不渡江，只能约束到本月20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之后。第二，协定签字之后，解放军必须和平渡江，首先接收长江下游的扬中、江阴两县，和上游的繁县、南陵、铜陵、青阳、石埭、贵池、东流、至德八县，以保证和平协定的实施。第三，其他地区等到整编委员会成立以后，这个会在协定签字后几天内成立。第四，为了讨平叛乱，解放军不能约束在上述十个县之内。第五，南京政府对于协定的回答，中共愿意等到20日，希望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五位到北平来参加签字⁽¹⁹⁸⁾。

因为《国内和平协定》是最后通牒性质的，所以张治中只是简单地发表了他的意见和感想，不再作实质性的答辩，并声明明天即派人到南京请示再行答复。最后，张治中发挥个人感想说：“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对此，张治中的发言遭到周恩来的严词反驳，认为国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¹⁹⁹⁾。

当晚，南京代表团经研究，决定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决定于16日派代表黄绍竑、顾问屈武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当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听取黄的报告和审阅《国内和平协定》文件。黄绍竑回忆说：“他们听了我的报告和看了文件，大家都默然久之。何应钦说，这个重大文件要拿回行政院开会研究讨论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期限还有几天。我看当场情形不妙，不但何应钦、白崇禧的神色不好，就是李宗仁也默默无言。”⁽²⁰⁰⁾据黄启汉回忆则是在召集的桂系将领会议上：“白崇禧一面听黄的讲话，一面翻阅黄带来的《国内和平协定》。他看完之后，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他站起来向外走了。李宗仁则默不作声。”⁽²⁰¹⁾又据程思远回忆，白崇禧作最后总结说：“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政府是有‘腹案’的，代表团没有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实有负付托之重。至于所谓两广在近期内不致于有大变动，那也不过时间迟早问题。这种和局，好像吃鸡一样，好的部分先吃，其后鸡头鸡脚也要吃光。”⁽²⁰²⁾屈武回忆：“大家看了文件，面面相觑，无人发言，情绪极为低沉。后来还是白崇禧打破了沉寂，说：‘这样苛刻的条件能接受吗？’何应钦接着说：‘问题重大，行政院要进行研究。’李宗仁和黄旭初一言不发，大家垂头丧气地散了。”⁽²⁰³⁾

南京政府方面的立场，蒋系自不必论，而桂系方面，无论据黄启汉的回忆，还是刘仲容的回忆、刘斐的回忆，以及张治中保存的谈判腹案，确实本没有投降的思想基础，和谈是有政治和军事条件的。桂系确有联共制蒋的打算，并愿意在军事上作出让步，但这并不是准备投降。中共方面一再陈述的要求桂系里应外合，多少是出于单方面的设想，也许是中间人传话中的误导。据张治中说，李宗仁确有和平的诚意，而据刘斐回忆，即使条件不好他也愿意签字，但对他来说，并不是没有政治前提的。根据《国内和平协定》第八条第二十三款：“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团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²⁰⁴⁾那样的话，桂系不仅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将不存在，而且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也不复存在。中共私下疏通的条件，仅仅是对桂系领袖的个人安排。这对这个仍然拥有重兵、在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几复几起的军政集团来说，要他们接受这样的条件，确实是不可想象的。同意接受协定的南京代表团成员，大体上并不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军事、政治力量，他们作为个人，自然可以采取比较灵活的政治态度。

4月17日，何应钦派专机把《国内和平协定》送到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据说，蒋阅后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²⁰⁵⁾并自记说：“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回共匪；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²⁰⁶⁾显然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中执会于18日发表声明，重申和平谈判应以五项原则为基础。同时，李宗仁一方面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复职，如要他主持作战，“必赋予全权”⁽²⁰⁷⁾。一方面要求中共方面展缓签订协定日期⁽²⁰⁸⁾。南京代表团为此致电李宗仁：“恳公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求公飞莅燕京与某等共图转圜突变之方。”⁽²⁰⁹⁾但事实上，李宗仁的立场已无回旋余地。他后来在回电中说，立法院秘密会议时，“彻底主张和平之立委，亦噤不敢有所主张”⁽²¹⁰⁾。

南京政府经过多方面的紧张磋商，意向大体决定之后，李宗仁于19日上午主持了11人委员会第一次正式会议，阎锡山也参加了会议。首先由黄绍竑报告北平和谈经过，继由屈武加以补充，下午继续进行⁽²¹¹⁾。南京政府拒绝协定的意向从多种渠道向社会上传出。20日，何应钦又到立法院秘密报告北平和谈经过。李宗仁、何应钦拖到20日深夜，才向南京和谈代表团发出正式答复。复电对协定表示反对：“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狭隘与威压作用，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力所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能力所能挽救。”因此，要求中共“重新予以考虑”，并表示“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的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²¹²⁾。代表团于凌晨将南京政府的复电抄送中共，请他们再加考虑。但不久，街上就传出了号外，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于南京李宗仁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北平和平谈判宣告正式破裂。

————————————————————

(1)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48页，又参《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29页。

(2) 《华商报》（香港），1948年11月3日。

(3) 《我与民革四十年》，第88页。

(4) 黄启汉：《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9—10页。

(5)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1948年1月1日在香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185页。

(6)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59、764、774页。

(7) 《“联合政府”面面观》，《中国新闻》（南京）第3卷第7期，1949年1月11日。

(8)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33页。

(9) 《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12月21日。

(10) 《新闻报》（上海），1948年12月21日。

(11) 《新闻报》（上海），1948年12月23日。

(12) 《再生》（上海）第245期，1948年12月27日。

(13) 《大学评论》（南京）第2卷第6期，1948年11月6日。呼吁书发出日期据《申报》11月8日第1版报道。

(14) 《大公报》（上海），1948年11月9日。

(15) 参倪青原：《和平——人民的意志》，《大学评论》第2卷第8期，1948年12月24日。

(16)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葛鲁恩八月八日复高德裴尔及鲁斯两氏电》，《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册。按：此系国民党情报机关收集的情报。——笔者。

(17) FRUS，1948，Vol．7，p．547．

(18)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58页。

(19) FRUS，1948，Vol．7，p．569．

(20) FRUS，1948，Vol．7，p．568．

(21) 梁上贤：《解放前夕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湖北文史资料》第3辑，第159页。

(22) 刘仲容：《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47页。按：17日系回忆估计日期，是日白崇禧似未到南京，或系回忆有误。——笔者。

(23)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葛鲁恩八月八日复高德裴尔及鲁斯两氏电》，《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册。

(24)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

(25)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1页。

(26) 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76-77页。

(27)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32页。

(28)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91页。

(2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18日条。

(3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22日条。

(31) R．M．Blum：Drawing the Line，W．W．Norton & Company，NewYork·London，1982，p．35．

(32) Drawing the Line，p．32；FRUS，1949，Vol．4，pp．491-495．

(33) 参李书城：《湖北和平运动促进会前后》；周杰：《“十人座谈会”与和平运动》，《湖北文史资料》第3辑。

(34) 吴相和：《白崇禧在武汉解放前夕的阴谋活动》，《武汉文史资料》第1辑，第153页。

(3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22日条。按：此段文字系原编者叙述，故变通引用。——笔者。

(3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26日条。

(37)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2页。按：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26日条仅提及张群、吴忠信两人持白电见蒋，未提张治中，并令张群、吴忠信两人与李宗仁商谈，希李能代理总统职权。又按：上述资料与前引程思远回忆在细节上也难以合拍，详情待考。——笔者。

(38) 艾毓英：《武汉“和平运动”始末记》，《武汉文史资料》第2辑，第65页。

(39) 程思远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79页。

(40) 据《风雨中的宁静》，第125页。

(41) 档案号01—7—129，上海档案馆藏。

(42) 《李汉魂北来，黄旭初南下，何应钦晋京》，《新闻杂志》（南京）新第2卷第8期，1949年2月23日出版。

(43)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25页。

(44) 《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194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5-577页。

(45) 中共中央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电（1948年8月2日），参《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0页。

(46)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215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4页。

(48) 董显光：《蒋总统传》（三），（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2年版，第509-510页；参程思远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80页。

(49)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1月1日。

(50)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1月2日。

(5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2日条。

(52)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0页。

(53) С．Тихвинский：Переписка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No．4-5．

(54) Советско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17-1957．cb．Документов．М.，1959，стр．209．

(55)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8页。

(5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8页注①。

(57) 据邵力子1月15日对路透社记者谈话，《大公报》（上海），1949年1月16日报道。

(58) 陈礼颂译，傅泾波校订：《司徒雷登日记》，1949年1月7日条，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59) 《大公报》（上海），1949年1月16日。

(60)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33页。

(6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月8日条。

(62) 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53页。

(63) 转引自杨奎松：《1949年国共和谈始末》，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5页。

(64) 《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56页。

(65) 转引自杨奎松：《1949年国共和谈始末》，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5-6页，黄绍竑与潘汉年对话，杨未注明引自何种资料。

(66)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1页。

(67) 《风雨中的宁静》，第129页。

(68) 董显光：《蒋总统传》（三），第511页。

(69)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2页。

(70)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2页。

(71)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1月22日。

(72) 参《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23-929页。

(73)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1月23日。

(74) 《中央日报》（上海），1949年1月23日。

(75) 甘介侯对记者谈，《中央日报》（上海），1949年1月24日。

(76) 《大公报》（上海），1949年1月24日。

(77)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4-785页。

(78)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1月25日。

(7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60页。

(80)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31页。

(81)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9年2月3日。

(82)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8，1，1949，FRUS，1949，Vol．8，pp．93-94．

(83) 黄启汉：《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4页。

(84)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4页。

(85) 《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194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80-81页。

(86) 《人民日报》，1949年1月27日。

(87)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1月28日。

(88) 黄启汉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10页。

(89) 转引自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7页。杨所引资料未注明出处。

(90) 《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427页。

(91) 参《周恩来年谱》，1949年2月1日条，第811页；前引杨奎松文。按：据杨文和周谱内容，两者自当均引自《中央致彭、叶并告林、罗、聂电》（1949年2月1日），但文字有出入。全文尚未刊布。——笔者。

(92) 参《叶剑英传》，第427页；黄启汉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12—13页。按：黄回忆为1月29日回南京，时间似有误。——笔者。

(93) 《潘汉年致周恩来并中央电》，1949年1月25日，中央档案馆藏。

(94)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8页。

(95) 《司徒雷登日记》，1949年1月23日条，第28-29页。

(96)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8，1，1949，FRUS，1949，Vol．8，pp．93-94．

(9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2月11日条。

(98) 《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3页。

(99) 《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73页注①。

(100) 《中央关于争取李济深、沈钧儒等反对伪和平的指示》（194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72页。

(101) 《中央关于广泛揭破美蒋和平阴谋的指示》（194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82页。

(102) 刘仲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48-49、54页。

(103) 黄启汉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9页。

(104)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1月22日。

(105) 《大公报》（上海），1949年1月15日。

(106) 刘斐：《1949年北平和谈的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03页。

(107) 《华商报》（香港），1949年1月25日。

(108)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50页。

(109)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43页。

(110) 陕北观察家评论，《华商报》（香港），1949年1月27日。

(111) 《新闻报》（上海），1949年2月16日。

(112) 《司徒雷登日记》1949年1月25日条，第29-30页。

(113)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84页。

(114) 名单见《人民日报》1949年2月13日。

(115) 《和平谈判纲领》初稿，《大公报》，1949年1月17日。

(116) 《华商报》（香港），1949年2月3日。

(117)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51页。

(118)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2月6日。

(119) 《中共发言人对甘介侯声明的声明》（1949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15页。

(120) 《和平谈判纲领》，转引自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8-9页。有关建议杨文未注出处。

(121) 《中央对同南京代表团谈判的指示》（1949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21页。

(122) 参《叶剑英传》，第427-428页。

(123) 据黄启汉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15-16页。

按：据杨奎松文，内容有出入：李宗仁得到黄启汉的汇报后，表示：“（一）决心推动全面和谈，如遇少数人反对，则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尽力对付；（二）决不依靠外援打内战，一旦和谈开始，他愿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三）以毛先生之八项条件为基础，绝不成问题；（四）希望中共首先承认李为和谈对象，并愿早日指定代表开始谈判；（五）对蒋问题，如中共认为蒋出国可以减少和谈障碍，他愿意就此向蒋提出出国问题；（六）外交方面希望成为苏美友好的桥梁，不希望成为苏美两国的战场。李宗仁同时表示，他对中共反对隔江而治的主张不表示反对，惟希望中共八条中有关战犯一条能够略加变通，因此项目前事实上难以实现，非新政府去作不可。李宗仁甚至表示很想能和毛泽东密谈一次。”（《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8页，杨文未注明出处）

又：《李宗仁回忆录》列有五点回答共产党，叫刘仲华带到上海交人民代表团，内容也有所不同：“一、政府同意通过政治方法解决一切国家问题。二、各方指派一正式代表团，立即恢复和谈。三、和谈时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四、今后国家重建工作按下列原则进行，即组成民主政府，平均分配财富，军队国有化，全体人民自由生活。五、今后与外国的事务，按照民族平等、互相有利的原则进行。”（下册第934页）按：当时刘仲华并未南返，回忆有误。——笔者。

(124) 张丰胄：《1949年国共和谈的有关史料》，《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72页。

(125)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56页。

(126) 参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10页。杨文未注明出处，非正式引文。

(127)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59—460页。

(128) 张丰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74页。

(129)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61—462页。

(130) 《大公报》（上海），1949年2月20日。

(131)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2月28日。

(132) 参《司徒雷登日记》，1949年1月26日条，第30页。

(133) 《行政院施政报告》（1949年3月8日），《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3月9日。

(134) 《透视立法院集会地点之争》，《中国新闻》（南京）第3卷第11期，1949年2月21日。

(135) 《大公报》（上海），1949年2月2日。

(136)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2月7日。

(137)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2月8日。

(138)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2月10日。

(139) 胡允恭：《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165页。按：回忆似有误，似为出任京沪警备总司令，而不是后来扩大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笔者。

(140) 丁名楠：《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第159页。

(141) 参《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58页。但所叙多与事实不符。

(14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2月17日条。

(143)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2月21日。

(144)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2月21日。

(145) 《大公报》（上海），1949年2月26日。

(146) 《新闻报》（上海），1949年3月7日。

(147) 档案号01-7-129，上海档案馆藏。

(148) 档案号01-7-129，上海档案馆藏。

(14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3月10日条。

(150)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3月13日。

(151)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3月16、19日。

(152) 《李宗仁致黄启汉电》（1949年3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12页。

(153)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59页。

(154) 《人民日报》，1949年3月1日。

(155) 《司徒雷登日记》1949年2月13日条，第36页。

(156) 《司徒雷登日记》，第38页。

(157)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3月7日。

(158)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6页。

(159)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7-789页。

(160) 《华商报》（香港），1949年3月2日。

(161) 参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第12页。杨文未注明出处。

(162) 《人民日报》，1949年3月27日。

(163)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92—793页。

(164) 《张治中回忆录》，第796-797页；余湛邦：《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165) 《新闻报》（上海），1949年3月30日。

(166) 《新闻报》（上海），1949年3月31日。

(167) 余湛邦：《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第90页。

(168) 《徐永昌日记》1949年3月31日。

(169)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4月2日。

(170) 刘仲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14页。

(17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4页。

(172)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98页。

(173)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98页。

(174) 《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第95页。

(175) 黄启汉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26页。

(176)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4页。

(177) 《人民日报》，1949年4月6日。

(178) 黄启汉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27-28页。

(179) 刘仲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51—52页。

(180)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6页。

(181)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17—821页。

(18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8日条。按：据杨奎松概括毛泽东、周恩来谈话要点如下：“战犯问题，可以不在和平协定条款中提名，可以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办。（二）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都要继续负责，不要散了。（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拿出方案正式谈判时，两小时内便可解决问题。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2期，第5页）有待资料公布后复核。

(183) 参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2期第5页，引文未注明出处。

(184)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4月9日。

(185) 《人民日报》，1949年4月10日。

(186) 刘仲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54页。

(18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6日条。

(18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12日条。按：李宗仁作书日期据《风雨中的宁静》，但该书文字有异同，且称李函为电文，内容尚有“决心引退，以谢国人”。（第177页）——笔者。

(189) 《风雨中的宁静》，第177页。

(190)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00-804页。

(191) 《敬之致文白兄电》，转引自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2期，第6页。

(19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12日条。

(193) 《关于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949年4月13日毛泽东致周恩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222页。

(194) 《军委关于推迟至四月二十二日渡江的指示》（1949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219页。

(195)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04-805页。

(196) 《张治中回忆录》，第824页。

(197)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05-823页。

(198)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25-835页。

(199)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35-843页。

(200) 黄绍竑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66页。

(201) 黄启汉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36页。

(202)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76页。

(203) 屈武：《在历史转折的年代里》，《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16页。

(204) 《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8页注①；《人民日报》，1949年4月22日。

(205) 《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第107页。

(20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17日条。

(20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18日条。

(208) 《风雨中的宁静》，第180页。

(209) 转引自《5月18日邵力子、章士钊给李宗仁信》，见张丰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88页。

(210) 《李宗仁致行严兄、邵代表电》（1949年4月21日），转引自杨奎松文，《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2期，第10页。

(211) 《中央日报》（南京），1949年4月20日。

(212) 《张治中回忆录》，第843—847页；《大公报》（上海），1949年4月22日。

第八章　中华民国的覆灭

第一节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崩溃

一　国民党军的江防计划和形势

国民党军在淮海—徐蚌会战之前，统帅部许多人就对战争失去了信心。国防部长何应钦就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作战指导思想，并曾主张迁都广州，成立军政府，他的设想并没有付诸实施。国民党军主力集中在徐州一线，与解放军决战，但一交手，即遭败绩，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即被歼灭，26日黄维兵团又被解放军包围，会战败局已定。

12月1日，蒋介石在败军失将、将才凋丧之际，重新起用孟良崮战役失败后被撤职的汤恩伯，任命他兼任京沪警备总司令。在此之前，汤仅担任着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并不重要。这时，解放军主力即将饮马长江，南京不久就将面临解放军的火力威胁，京沪警备总司令一职的重要性，已非平时可比。

杜聿明集团覆没后，国民党军主力丧尽，已无重兵来沿江布防和保卫首都南京，蒋介石也不能不准备“引退”下野。他为了在幕后继续操纵政局，在军政方面作了一系列部署。1949年1月18日，他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发表汤恩伯专任总司令，同时撤销衢州绥靖公署，由汤恩伯来指挥国民党军残部，负责长江防线及苏浙皖赣军事。与此同时，改设福州绥靖公署，任朱绍良为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接替宋子文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台湾警备司令部扩大为警备总司令部，陈诚兼任总司令。

汤恩伯于1949年1月3日召开江防会议，国防部第三厅也起草了江防计划，但统帅部已因军事危机陷于混乱，一时无意作出江防决策。1月25日，引退后的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指示关于长江布防问题，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40个师，约25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其兵力有75个师，约45万人。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防线划分的方案，蒋介石派专人送交白崇禧执行，但汤恩伯的作战方针，对李宗仁、白崇禧是保密的⁽¹⁾。

在一次有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出席的国防部讨论江防计划的会议上，继郭汝瑰出任第三厅厅长的蔡文治，判断解放军主力将在芜湖以西渡江，他提出的江防计划，主张把防守重点置于芜湖方面，以确保南京的安全。但是，蒋介石的意思是把江防重点放在扬中方面，以江防作为前哨，退而坚守上海⁽²⁾。蒋经国对李以劻说：“上海只要守得住半年，国际就会发生重大变化。”⁽³⁾也就是以残剩的兵力，集中守卫上海，依托海口，在台湾基地的支援下，争取持久战斗，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时候，美苏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国民党一直指望美国在与苏联对抗时，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只要美苏之间的对抗加剧，美国就会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

因此，汤恩伯策定的长江下游作战指导腹案如下：

1．于江防线上尽量阻止敌军，尔后向东南转移。

2．上海为尔后决战及掩护军队物资转移之要区，应就地利用一切力量，构成坚强据点。

3．江防部署重点，在京沪线中部，机动部队应能增援江阴及控制太湖西南与杭州而位置之。

4．皖南部队于江岸阻止敌之渡江，不得已时应竭力利用山地，迟滞敌之向东及南进，并依徽州附近部队之策应，向浙赣线转移⁽⁴⁾。

蔡文治坚决反对这一方案，认为无论从战略战术上都是下策，和汤恩伯发生激烈争论，遭到汤恩伯的无理责骂⁽⁵⁾。

汤恩伯强调：芜湖以西及江阴、镇江，均系敌主力渡江区域，国民党军主力无论集中任何方面，皆难长久阻敌渡江及有利决战。一旦江防被突破，皖南交通不便，大军转移困难；苏南则较容易，尚有另策后图之自由。因此，国民党军主力应配备于南京以东以南⁽⁶⁾。

后来由于国防部的坚持，汤恩伯仍从东面抽调二十军驻芜湖，九十六军驻青阳，加强皖南方面的兵力部署。蒋介石也认为，解放军在合肥、巢县及芜湖对岸集结，如果渡江，必将先行占领皖南，进击浙赣路上的衢县（衢州），成为政府军最大的弱点。3月18日，汤恩伯到溪口晋谒蒋介石，蒋对汤“决心固守上海，甚以为然。但认皖南防御薄弱，惟有于战术上与方略上图谋补救之耳”⁽⁷⁾。

当时，国民党军主力已在三大战役中丧失殆尽，要想沿江直接配备，构成严密的火力网，已经做不到，更没有充分兵力部署间接配备，而没有纵深间接配备的兵力，千里长江是根本守不住的，一处遭到突破，整个防线就要崩溃。汤恩伯以十三个军直接沿江配备，阻击解放军渡江，以三个军守备上海，以四个军分散在丹阳、句容、宁国、徽州附近，作为机动部队。除上海一时没有战争威胁外，沿江守备和机动兵力均十分薄弱。尤其是纵深配备的机动兵力，过于薄弱和分散，无法对突破长江的解放军进行反击作战。指望解放军因缺乏渡船而推迟渡江，也只是一小部分国民党人的侥幸心理。

同时，国民党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人心解体，分崩离析，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对国民党军队的种种策反活动也在积极展开。

2月7日，驻守长江南岸芜湖至繁昌沿江地区的一〇六军二八二师五千余人，在师长张奇率领下起义，陆续渡江到达长江北岸的无为，加入了解放军⁽⁸⁾。

1949年2月间，在民革中央常委兼军事特派员王葆真和中共地下党员的组织下，准备策动南京卫戍部队和警察举行暴动，扣押国民党政府要员，迎接解放军渡江，上海方面也予以响应。但这一计划未及实施，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2月24日，王葆真在上海被捕，民革在南京、上海两地的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和有关人员孟士衡等数十人被捕。3月3日，这一京沪暴动案在报上披露。王葆真系国民党元老，经各方面营救，被判死刑后没有执行，上海解放后出狱，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于5月9日在上海被杀⁽⁹⁾。

是年初，“重庆”号巡洋舰上的士兵成立有两个组织，酝酿起义。2月中旬，“重庆”号在吴淞口停泊，奉命开往江阴，阻止解放军渡江。2月25日，“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组织起义，得到舰长邓兆祥的支持，在邓的指挥下起锚，于翌日开往烟台。起义成功后，国民党军出动空军轰炸，3月20日“重庆”号在葫芦岛沉没⁽¹⁰⁾。

3月25日，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所属第四十五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王宴清率师部直属队和两个团，从江宁防区渡江起义。由于起义组织活动在事先泄漏，王一度被软禁，脱身后于24日晚仓促率部渡江，未能事先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天明后，国民党军空军向起义部队散发传单，策动部队回返。由于这是一支国民党系统的警卫部队，缺乏起义的思想基础，部队迅速哗溃，王宴清率一百多人到了解放军防地。尽管如此，九十七师作为国民党军中枢的“御林军”，其起义行动对国民党军士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¹¹⁾。

4月7日凌晨，原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陆军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总队长贾亦斌在嘉兴起义。这个预干总队成立于1948年11月，为新建的30个军训练下级军官。贾亦斌原是蒋经国的亲信部将，这时，对蒋氏父子深感失望，决心组织起义，并和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但贾的活动受到蒋经国的怀疑，至3月中旬，贾的预干总队的职务被撤销。4月2日，贾亦斌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决定于4月15日在嘉兴发动起义。但在起义动员过程中秘密泄露，于是提早至4月7日晨起义。这支“太子军”起义，震惊了京沪一线，国民党军出动重兵围剿，12日在吴兴（湖州）妙西山良村将起义部队击散，贾亦斌本人突出重围找到了中共的游击队⁽¹²⁾。

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前的这一系列暴动和起义，发生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和直属部队之中，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十分脆弱，而中共地下党的策反工作正在继续积极有效地进行着。

毛泽东早在淮海战役的后期就开始着手考虑渡江战役。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致总前委电，请刘伯承到中央商谈战略方针：“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中央军委就今后作战方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指出：“上述计划，是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许多考虑出发，采取稳扎稳打方针，和我们过去与陈、邓、粟三同志所谈者有些不同，请你们于伯承动身前加以考虑。”⁽¹³⁾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华野、中野各部即转入休整，并准备发起渡江战役。

当时，国民党军在淮河一线的部队相继撤退，解放军前线部队于1949年一二月间先后进占蚌埠、滁县、两淮、扬州、南通、舒城、巢县、庐江诸地。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仅据有两浦（浦口、浦镇，驻有一个军）、安庆（驻有一个师）及在崇明岛驻军一师，其余则占领桥头堡阵地，只能配备一个团甚至一个营、一个连的兵力。

这时，李宗仁正在接洽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并有撤退至浙赣线布防的计划。中共中央获得了相关的情报，于2月3日指示前线将领作好准备，应付国民党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线的两种可能情况，如国民党军在京沪线抵抗，则华野和中野休整至3月底为止，准备4月渡江，如国民党军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准备3月即行渡江，同时要求各中央分局，立即组织训练干部，准备接收江南广大地区。⁽¹⁴⁾为此，邓小平、陈毅于2月4日向中央建议：“为适应形势发展，我军提前于三月初行动，向南进军。”并建议林彪、罗荣桓部抽调五个军、六个纵队，计40万人，提前南下至安阳、新乡休整，待华野、中野渡江时，包围汉口，钳制白崇禧所部，掩护渡江部队的安全⁽¹⁵⁾。这时，中共中央已把注意力转向接收和管理大城市的工作，在考虑军事行动时，更加侧重于考虑与城市接收工作同步进行，因此，复电指示各部，一方面同意华野和中野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同时要求“三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¹⁶⁾。

2月9日，原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问题，主张“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确定以华野四个兵团，中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并继续要求东野出动三个军于三月底运至武汉附近，保障华野、中野行动⁽¹⁷⁾。2月1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计划，并重申“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¹⁸⁾。翌日，又命令东野先出动两个军约12万人，于3月底夺取信阳、武胜关，4月15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钳制白崇禧，以利华野和中野夺取南京⁽¹⁹⁾。

2月24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和平代表团达成了一个八点秘密协定，一方面考虑与南京方面和平谈判，一方面于25日要求前线部队于3月中下旬攻击浦口、炮击南京，向南京方面施加军事压力。3月初，华野和中野开始出动，向长江沿岸开进。3月19日，在前线部队即将到达渡江准备位置时，中央军委指示前线将领要根据谈判情形和军事上的需要，考虑是否攻占两浦，除此之外，即要求准备渡江战斗：“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期（此日期要待三月二十五日才公开宣布），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不论谈判情形如何，对于攻占北岸据点及四月十日渡江均无妨碍。”⁽²⁰⁾最后，由于军事上的理由，确定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二天，即4月2日，开始攻占北岸据点，4月15日发起渡江战斗⁽²¹⁾。

3月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中央军委：“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²²⁾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这时候，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于3月30日到达北平，中共中央根据刘的陈述判定，中共决定联合李宗仁、白崇禧反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对这一计划已有初步认识⁽²³⁾。4月4日，白崇禧有致中共中央支电，毛泽东于5日以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的名义，复白崇禧一电，指出：“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但是，仍与刘仲容商定了一个军事安排，通知白崇禧说：“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四月十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²⁴⁾中共中央军委并就此通知了前线将领遵照执行。但白崇禧复电表示，安庆归国防部管辖，要求“拟请贵方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得到中共方面的同意⁽²⁵⁾。当时，二野开进后，一度攻击安庆，但安庆易守难攻，而对解放军渡江的妨碍并不严重，刘伯承等到前线了解情况后，即于4月4日决定，暂不进攻安庆，仅以一个军包围监视，以便集中精力渡江作战。

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即十二兵团的两个军已迅速南下，4月1日占领信阳，一部已越武胜关南进。于是，刘伯承即调在麻城的陈赓的第四兵团至宿松、太湖一线，掩护渡江部队的安全。十二兵团则向广水、河口、黄安、中馆驿线推进，掩护四兵团侧背的安全。4月8日，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各自下达了渡江作战的部署。

在军事部署大体完成之际，中共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也有进展，中共中央对达成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的前景比较乐观，认为有和平渡江的可能性，为了和谈的需要，向前线将领征询推迟渡江的可能性。但总前委认为，长江5月初发大水，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而且，目前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都很困难，只有在保证和平渡江的情况下，才能推迟时间，或者不得已时，推延至秋后渡江。因此主张：“按目前部队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²⁶⁾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总前委的意见和谈判进展情况，于4月11日电令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廿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并且命令各部于4月11日至16日不要发生任何战斗⁽²⁷⁾。军委告诉前线将领，南京主和派即将签订的和平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但军委强调：“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要求前线部队不要松懈士气⁽²⁸⁾。

4月15日晨5时，中共中央军委通知总前委，当天将向南京代表团送交和平协定草案最后修正稿本，和平谈判决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是否愿意签字尚难预料，有可能拒绝签字，因此，军委命令：“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廿日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²⁹⁾军委一方面要求前线部队准备用战斗方式渡江，一方面再次向总前委征询意见，如果和谈成立，并有必要，是否可以推迟三天渡江。对此，总前委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廿二）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而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作最后抵抗，此种征候，似已日益明显。今天南京广播，在汤恩伯总部之下组织京沪杭政务委员会，汤兼主任，谷正纲、邓文仪等为常委，即其具体步骤之一。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无绝对必需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有（廿五）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³⁰⁾同时，粟裕、张震向军委报告，为了按时发起渡江战役，要求提早于16日攻占永安洲，以便届时船只入江。军委当日复电：“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洲。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20号，请总委通知谭震林。”⁽³¹⁾

解放军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军组成了三个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的第八、第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张黄港至口岸段（即江阴至扬中北岸）实施渡江；由谭震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裕溪口至枞阳镇段（芜湖、铜陵、贵池北岸）实施渡江；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二野第三、第四、第五兵团，为西突击集团，分别在安庆以东至枞阳段、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望江至马珰段渡江。国民党军在西段的江防兵力薄弱，而东段江防有重兵镇守。因此，解放军的渡江重点置于安庆至芜湖段，以第三野战军的第七、第九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第三兵团作为渡江的第一梯队，期望首先突破政府军长江防线。总前委估计：“因敌江防西段较弱，故二野与七、九兵团突破较易。东段敌较集中，八、十兵团必须准备连续恶战数日，方能突破立足。”⁽³²⁾总前委认为，渡江战役成功的关键，是中、东两集团对进会合，围歼南京、镇江方面敌军主力，因此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发起战斗，以吸引和分散敌军的注意力。4月18日9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渡江各集团指挥员：“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廿号（卯哿）开始攻击，廿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³³⁾

至4月19日，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仅余安庆、长生洲、黑沙洲、西梁山、北新洲、六圩、扬中沙洲、两浦（浦口、浦镇）及崇明岛等9处。国民党军海军在长江下游配备了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拥有26艘军舰和三个艇队，但海军在北岸已经失去了掩护阵地，航线受到严重限制，并遭到解放军短兵炮火的袭击，已很难在长江上发挥战斗作用。

二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南京政府对于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拖延到1949年4月20日深夜，才复电给在北平谈判的代表团，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要求成立临时停战协定，继续进行谈判。南京代表团于21日上午9时向中共代表团抄送了南京政府拒绝签字的复电，于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于4月21日联名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宣布“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命令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³⁴⁾。命令发布之时，解放军渡江的先头部队已经顺利地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江防阵地，在长江南岸登陆。

根据总前委的决定，解放军各部于20日晚开始攻夺各江心洲的战斗，21日至22日正式发起渡江作战。20日晨，正在各部摩拳擦掌、积极准备渡江之际，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经过南京政府同意，自上海上驶，准备与在南京的“伴侣”号换防。他们抱着老殖民主义的思想，不顾解放军即将渡江的军事形势，继续在长江上游弋。当“紫石英”号进入三江营江段时，正在临战状态的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三团，不明英舰企图，即发炮警告。但英舰傲慢地不予置理，继续上驶，超越炮三团三江营左翼炮位。炮三团随即发炮攻击，“紫石英”号遭到攻击后即行还击，发生激烈的水陆炮战。当时江面平静，别无船只。“紫石英”号在炮战中受到重创，被迫悬起白旗，驶靠南岸。下午，“伴侣”号增援“紫石英”号，与解放军炮兵展开激战，受伤后下驶。21日，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率两艘军舰上驶，至下午4时，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斗，炮六团奉命发炮攻击，与英国海军激战。英舰受伤后被迫下驶⁽³⁵⁾。

在东线偶发的中英军事冲突之际，中集团已经横渡长江。4月20日20时，在江岸强大炮火掩护下，中集团先头突击各军发起渡江战斗。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和二十五军并肩渡江攻击黑沙洲和鲫鱼洲。原计划是日仅为攻占江心洲的前哨战斗，但战役发起前，第九兵团向总前委请示：“拟于20日夜与打黑沙洲同时全部渡江，如此较有把握。”得到总前委的批准⁽³⁶⁾。于是，九兵团连续突击，当日即在南岸突破敌第八十八军防地，相继登陆，迅速扩张战果，于21日间攻占繁昌、荻港、旧县等地。第七兵团第二十四军同时渡江，在闻新洲和紫沙洲登陆，继而强渡夹江，突破敌八十八军防线，于21日占领铜陵，与九兵团二十七军会师，右翼二十一军突入长生洲等江心洲集结。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军战斗力薄弱，防广兵单，面临解放军两个强大兵团的突击，未经坚强抵抗，即纷纷溃退。解放军顺利撕开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驻芜湖的第二十军只能在三山街一线抵抗已经渡江的解放军的攻击，无力增援第八十八军收复阵地。21日，汤恩伯到芜湖指挥，命令驻汤山的九十九军两个师增援芜湖，但当该军到达时，解放军已大批南下，该军即向宣城撤退。

21日黄昏，解放军东西两集团全面发起渡江战斗。西集团三个兵团相继渡江，国民党军第五十五军、九十六军、六十八军诸部纷纷撤退，安庆守军也于22日夜渡江撤退。解放军于22日晚占领安庆，渡江部队转入追击。东集团第十兵团21日晚在天生港一带广正面渡江，迅速建立了滩头阵地，与敌第二十一军、五十四军等部发生激烈战斗。21日晚，解放军渡江时，中共地下组织已控制了江阴要塞，向北岸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阵地发炮。22日凌晨，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了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要塞总台长唐秉琳等集合队伍宣布起义，解放军第二十九军随即占领了要塞，要塞炮转向攻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阵地，迫使其向无锡方向撤退。第八兵团先头军于21日晚渡江，22日攻占扬中岛，守敌第五十一军渡江南逃。同时，第三十五军于22日间攻击浦口、浦镇。第三十四军起渡，进击瓜洲，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军渡江南撤。右翼担任策应任务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也发起攻击，向长江北岸推进，钳制武汉、九江守敌，保障渡江部队的侧翼安全。

解放军东集团渡江后，汤恩伯调在常州北的第五十四军主力和九十九军一个师增援江阴，但22日解放军各部陆续强渡，并向纵深发展，对南京形成包围态势。是夜，汤恩伯仓促命令各军后撤，命令扬中以东四个军，即五十四军、五十一军、第二十一军、第一二三军向淞沪地区撤退，镇江以西十二个军（即第四、第九十九、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六十六、第二十、第八十八、第五十五、第九十六、第六十八、第一〇六、第七十三军），分别向浙赣线撤退。汤恩伯率司令部从南京直退上海，准备淞沪防卫，而对向浙赣线撤退各军，既无预定撤退计划，又放任各军自行行动。第二十一军及九十九师已先期向无锡撤退，第一二三军未经激烈战斗，顺利退守常熟一线，第五十四军在常州阻击之后，与第五十一军沿太湖西岸，经宜兴、吴兴、嘉兴，边战边撤。镇江以西4个军即第四、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六十六军撤退时，各军争先恐后沿着京杭国道撤退，秩序非常混乱。

解放军迅速抓住国民党军后撤的征兆，改变部署，转入追击。第七、九兵团渡江后，即归还三野建制。22日下午，粟裕根据谍报，敌有撤退迹象，即于17时命令第七、九兵团分别向郎溪、广德、宣城方向追击，24时又命令第八、十兵团转入追击，计划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地区。23日晚至24日晨，粟裕“连续几次电促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命令第十兵团除以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向苏州进逼，监视上海方向之敌外，以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急进，首先占领宜兴，再继续向长兴挺进，以求与第九兵团在此地区会师。以第二十三军从长荡湖东西地区向南急进，切断溧阳、宜兴之间的通路。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以西一线南下，配合各部歼灭逃敌。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向广德、长兴、吴兴急进，务于25日、26日赶到广德以东之天平桥、梅溪之线以东，与第二十八军取得联系。第八兵团部率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在南京、镇江地区担任警备任务”⁽³⁷⁾。西集团第四兵团原有接管南京的任务，这时敌江防崩溃，全面溃退，23日，总前委决定扩大战役规模，命令第四兵团改为沿五兵团右侧，出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三兵团进击徽州，五兵团进击衢州，追击逃敌。

22日至23日间，南京国民党政府机关纷纷撤逃，23日晚，解放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南京宣告解放。

23日深夜，经过中共地下组织的长期工作，国民党军海防第二舰队在司令林遵率领下，于南京附近的笆斗山江面宣布起义，共有二十五艘舰艇（内军舰九艘）参加起义。拒绝起义的“永嘉”等军舰则向下游突围，连同在镇江、江阴一带的海军军舰共十三艘，驶出长江口，有四艘军舰为解放军炮火击沉。海军在江防战斗中没有发挥有效作用。

国民党军在撤退过程中，士气低落，组织混乱，在解放军强大兵团的追击下，纷纷溃散。第二十军及九十九军一部从芜湖向宣城撤退，24日，在湾沚镇被赶来的解放军第二十五军包围，大部被歼，军长杨干才被击毙。解放军第二十五军奉命继续南下追击敌第六十六军。第六十六军自当涂南撤，秩序混乱，经溧阳附近时，即被解放军击散，转入山地。国民党军第四军奉命经句容掩护南京退却部队，然后转京杭国道。25日下午到达溧阳北的南渡时，解放军已先期占领宜兴、溧阳，截断了京杭国道，第四军不得不改走宜兴以西的山区，第四十五军随第四军跟进，有时互相穿插，道路堵塞，同样被迫进入山地。27日，解放军中集团的第二十七军和东集团的第二十八军在吴兴附近打通了联系，封闭了合围口。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最后撤退，途经宜兴西的山地时，正值解放军围歼第四军、第四十五军，即被卷入包围。至29日，上述国民党军，连同第六十六军、第二十军残部及第五十一军一部共十万余众被歼。

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军撤至宣城后组织抵抗，遭到解放军第二十七军的攻击，撤出宣城后部队溃散。刘汝明的第八兵团本系杂牌部队，战力不强，解放军渡江后，即望风逃跑。刘汝明率五十五军自贵池一线向徽州撤退，与第八十八军会合，一路上人员散失，到达福建后，五十五及八十八军仅各余二千人。第九十六军向祁门、第六十八军及跟进的第四十六军一七四师向浮梁撤退，遭到解放军追击部队的围堵、袭击。第一七四师在吴田铺、牌楼街地区于24日被解放军第十一军包围歼灭。第九十六军第二一二师一路上被解放军截歼，26日退至祁门，被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十一军等部割歼一部。第一四一师撤退至婺源，于5月1日被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歼灭大部。残部经玉山、广丰撤至福建。国民党军第六十八军遭到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和十五军的追击，后尾部队多次被截歼。4月29日在乐平一线，第一一九师被解放军第十三军歼灭大部，5月3日，第八十一师在弋阳投降。5月4日，第一四三师在德兴被解放军第十五军包围歼灭。国民党军在第二线的第一〇六军和第七十三军，解放军渡江后，并未向前开进，即行撤退，后卫部队遭到解放军截歼。

国民党军江防各部，仅扬中以东四个军先后撤至上海，还保持着战斗力。

解放军渡江各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实施追击，旬日之间，挺进千里之遥。第三兵团于4月28日进抵徽州，5月2日另一部进抵休宁、屯溪，5月6日进击浙赣线上重镇金华。至5月15日，兵团集结在金华、江山、兰溪一线。第五兵团于5月1日占领婺源，5月6日占领衢州、江山，前锋进击福建北部。至5月20日，兵团集结在上饶一线。第四兵团为战役右翼兵团，负有隔断白崇禧部和汤恩伯部联系的任务。4月29日进抵乐平，5月4日进抵横峰、上饶，5月5日进抵鹰潭、东乡，截断了浙赣路。前锋部队于5月14日直达福建南平。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各部在进行了郎广围歼战之后，第七兵团即向杭州挺进，5月2日进抵余杭，3日首先抢占、保护钱塘江大桥，然后攻击市区，黄昏时占领杭州。7日在诸暨与二野三兵团会师。第九兵团于5月初在太湖南岸集结，准备进击上海。第十兵团的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南进，于4月27日占领苏州。5月初，十兵团各军在苏州、无锡、常熟集结，准备进围上海。

在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之际，进行侧翼掩护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也向监利、孝感、黄冈、蕲春一线推进，兵逼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但当时第四野战军主力尚未南下，所以仅系牵制性质。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28日指示前线将领，对于白崇禧部，“应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导致解放军仓促接管武汉三镇，引起管理大城市的困难。但同时要求前线将领和中原局，“应当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以免敌人退走，仓猝接收，毫无准备”⁽³⁸⁾。4月29日，第四野战军以先遣的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向武汉进击，第十三兵团为右路军，沿平汉路及其西侧向武汉以西前进，第十五兵团为左路军，由平汉路以东，向九江前进，第十四兵团由中路南进。5月初，林彪率第四野战军主力开始南下作战，军委所获情报，“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要求四野在前线的部队先期渡江⁽³⁹⁾。于是，林彪于5月10日命令第十二兵团：“你们先头两个军（共八个师的兵力）应争取提前到达江边，并极力争取先头部队即到立渡，后续部队陆续继渡。望注意采取多路前进、宽正面的袭抢船只和利用敌人窜逃的方法，求得袭渡成功。”并要求尽量提早过江⁽⁴⁰⁾。

白崇禧鉴于解放军已在长江下游胜利渡江，解放军右翼兵团且自彭泽渡江，对自己防区的东侧和后路构成威胁，当面第四野战军已直接威胁武汉三镇，即于4月28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收缩兵力，将北岸主力撤至南岸，将襄樊地区的第十五军撤至宜昌，归入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序列，撤销第十五绥区。然后，白崇禧又决定于5月15日从武汉地区撤退，在汨罗江、通城、平江、修水、奉新、高安、清江（今樟树）一线布防，主力在长沙、株洲地区集结，以宋希濂的鄂西绥靖司令部担任巴东至沙市的江防⁽⁴¹⁾。长官公署移驻祁阳。解放军渡江后，临时成立的国民党军南昌指挥所（主要辖重建的胡琏第十二兵团）主任方天，以“本所督训各部队，战力均未长成，似难骤负重任”，要求免去保卫南昌的任务，将指挥所移驻吉安⁽⁴²⁾。得到统帅部同意后即于5月6日移驻，而把九江到南昌的防务全部交给了白崇禧所辖的第八绥区部队（以第四十六军为主，后改第十兵团），致使白崇禧右翼十分空虚，不能不全面收缩。正当白崇禧部署撤退之际，驻在贺胜桥、金口一线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决心起义。14日，白崇禧从广州飞回武昌，召见张轸，迫令他命令所部后撤。白对张已经有所怀疑，张设法脱身后，直奔金口，白崇禧则包围了张轸在贺胜桥的兵团司令部，勒令缴械。15日晨，张轸在金口率一个军部、四个师，约2.5万人宣布起义，并派兵袭击白崇禧后撤部队。白崇禧部无心恋战，予张部反击后，即加速后撤。

解放军第十二兵团于14日发起战斗，顺利占领团风、黄冈、兰溪、蕲春等北岸沿江地区，15日晨，第四十三军在兰溪及其东西地段渡江，并先后占领大冶、九江诸地。第四十军一部进击汉口，敌先期撤逃，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汉阳，一部随四十三军渡江，17日占领鄂南重镇贺胜桥。为配合第四野战军在江南的挺进，第二野战军命令第四兵团向南昌方向发展，于5月22日占领南昌。

三　国民党政府逃离南京

李宗仁既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即决心继续作战。4月18日，他派人请傅泾波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迁往广州⁽⁴³⁾。19日，从上海无线电广播中已传出政府南迁广州的消息。20日，蒋介石的亲信吴铁城、吴忠信、王世杰等拜访了李宗仁⁽⁴⁴⁾，显然准备合作抵抗中共的进军。

4月21日晨，解放军已在荻港一线突破江防，南京行政、立法、监察三院院长及秘书长开会讨论紧急疏散事宜，李宗仁也下达了中央各机关南迁广州的命令。除国防部迁往上海外，总统府、行政院各部会及立法、监察两院都迁往广州。

是日上午，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汤恩伯等在国防部开会，会商今后战略。国防部次长萧毅肃、第三厅厅长蔡文治报告，解放军在第八十八军防区突破江防，第七兵团司令官张世希报告“如无大量援兵，无法恢复”⁽⁴⁵⁾。何应钦、白崇禧等主张调六十六、九十九军前往增援，李宗仁表示赞同，汤恩伯“即请政府早迁，俾无顾虑的调京浦之六十六及九十九军等往援”。下午，他们又继续商量调动驻新疆的部队到内地参战，并商量甘青两马的军队出击方向，但没有结果⁽⁴⁶⁾。

蒋介石在先几日已邀约李宗仁晤谈，面临和谈破裂、解放军渡江的严重形势，李宗仁即于22日偕同白崇禧、何应钦等飞往杭州，与蒋介石会晤，蒋则自溪口飞杭，商讨拒绝中共和平协定后的时局和应付方策。张群、吴忠信、王世杰等也与会。行前，白崇禧向李宗仁表示：“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产权全部交出。”⁽⁴⁷⁾会商时，李宗仁表示：“和平方针既告失败，请公复职。”⁽⁴⁸⁾蒋则表示：“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⁴⁹⁾并且主张必须表明反共到底的态度，仍让李宗仁处于前台，承担抵抗解放军推进的责任。蒋、李在政权崩溃之际，仍然同床异梦，互不相让，难以合作。蒋介石利用李宗仁和谈政策的失败，乘机在会上决定，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非常委员会”，凡政府重大政策，先在党中获致协议，再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实施，由此来“协助李宗仁”⁽⁵⁰⁾。这样，李宗仁不仅没有从蒋介石那里要到实权，反而更方便蒋介石利用党权来操纵国民党残部，按照蒋介石的意图，继续抵抗。

在此次杭州会议上通过决议：“（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惟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在军事方面，由何院长兼任国防部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四）采取紧急有效步骤，以加强中国国民党之团结及党与政府之联系。”李宗仁同日发布命令，特任何应钦为国防部长，改变指挥体制，以参谋总长为国防部长的幕僚长⁽⁵¹⁾。

同时发表通电明示：“由于共党毫无诚意，和平谈判已告决裂，中华民国特昭告全世界，此后将继续抵抗共产主义侵略，从明日起，政府迁往广州办公。”⁽⁵²⁾

当晚，李宗仁仍飞回南京，但这时军队已在部署撤退，李即召见汤恩伯。汤报告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⁵³⁾这时，中共方面仍在通过南京代表团向李宗仁做工作，希望李宗仁留在南京，签订和平协定。邵力子、章士钊致电李宗仁，请李“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必求公飞莅燕京，与某等共图转圜突变之方”⁽⁵⁴⁾。李已决心战斗，即“将电文掷去，未加理会”⁽⁵⁵⁾。当时在南京的阎锡山怀疑李宗仁仍要谋和，徐永昌解释说：“将来不知，此时实无。”阎仍有所怀疑，徐表示：“此而看不出，是连自己也不信。”⁽⁵⁶⁾

23日晨9时，李宗仁经汤恩伯催促，驱车前往明故宫机场，乘专机飞离南京，他愁肠满怀，在南京上空转了两圈，只见钟山屹立，长江如练，而硝烟弥漫，炮火连天。驾驶员前来请示飞航目标，李宗仁对蒋介石依然在幕后操纵深感疑虑，于是，他没有让驾驶员飞往政府南迁的广州，而是飞往自己起家的根据地桂林。

南京各机关于22日铁路被解放军切断后，沿京杭国道撤退。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23日先飞上海，24日飞广州。

当时，国民党军曾企图破坏南京，一方面中共地下组织正发动群众予以保护，维持社会治安，另一方面，国民党军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进行破坏活动。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覃异之和总司令张耀明商量，由张耀明和马青苑等联系，成立维持治安组织。同时，在北平的南京代表团于23日晚上也与南京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及参议会议长陈裕光联系，要他们联络各界，负责维持城内治安，防止破坏，静候解放军入城接收。是日下午6时，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员等致电毛泽东：“毛主席勋鉴：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委员会，推青苑为主任委员，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十三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京陵（原文如此——引者）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便欢迎。”⁽⁵⁷⁾翌日晨，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电告总前委和粟裕、刘伯承等前线将领：“请你们迅即令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⁵⁸⁾

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在国民党军撤退后，占领浦口，但没有渡船，至23日黄昏，只是以两只小船首先渡过十八个侦察兵。中共地下党组织了以水上警察局二号巡艇为首的第一批巡艇到浦口迎接，并继续组织渡船。是日深夜至24日凌晨，第三十五军顺利进占南京。

2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闻报道宣布：“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⁵⁹⁾以代总统李宗仁为首的由国民党执掌的中华民国政府放弃首都南京撤逃，是中华民国败亡的标志。国民党军政残部则继续在广州、重庆等南方地区组织抵抗。

对于在北平的南京和谈代表团，李宗仁、何应钦于21日电询张治中：“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这时候，中共和谈代表周恩来等一再对南京代表表示挽留，“以保留和谈线索”，“词意恳挚、温和而又坚决”⁽⁶⁰⁾。毛泽东早在4月13日就函示周恩来说：“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果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在北平。”⁽⁶¹⁾张治中是首席代表，他认为，“我是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和谈破裂，理应回去复命”，但在中共的诚意和善意的劝说下，又深感犹豫。24日南京方面派出的飞机来平，经过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张治中的眷属竟随机来平。于是，张治中“在无可奈何之中也只有暂时留下来了”。当时，民革李民欣带来了何应钦致张治中转各代表的信：“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团同人即日径飞上海为盼。”南京代表们经过中共代表的劝说，决定留下，复信说：“昨闻中央公司今日有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申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静待而已。”这架来接南京代表团的飞机，就只好带上这封信，独自飞回去了⁽⁶²⁾。

代总统没有撤往广州，部分国民党人在广州集会，要求蒋介石前往广州领导全党。但这位国民党的总裁，注意力仍然放在军事上，25日，决定离开故乡溪口，前往上海指挥残部。他深知此行一去，故土难归，两度展谒母亲的坟墓，迟迟而行。他到象山港登上了“太康”军舰，于26日驶抵上海复兴岛。27日进驻上海金神父路励志社。他一方面与汤恩伯等研究军事部署，一方面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鼓吹反共。他在文告中侈谈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诬蔑中共是第三国际（已经解散）的第五纵队，毫无根据地武断说：“（中共）妄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前，控制全中国，为共产国际充实其应付世界大战之人力物力与资源，犯了日本军阀一样的错误，他这个大错的铸成，就是他自取灭亡的基因，亦就是我们中国剿共最后胜利的把握……不出三年，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⁶³⁾尽管他仍然大权在握，但他重登前台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他伪善地表示：“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⁶⁴⁾直到5月6日，蒋介石才从市区撤往复兴岛，登上“江静”轮，并于第二天开往舟山。

国民党政权一派败亡景象，下野的国民党总裁在前线指挥战斗，而负有行政责任的代总统，躲到离前线十分遥远的后方。他们都想收拾残局，但又各存私心，依然无法通力合作。和谈的失败，使白崇禧对李宗仁也很失望。据程思远回忆，白崇禧对他说：“过去三个月，德公不知误了多少事，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⁶⁵⁾桂系既缺乏力量，也缺乏施政的魄力，广州群龙无首。4月25日，国民党中常委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一）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任务终了，立即撤销；（二）推派李文范、吴铁城两委员赴桂，促请李代总统宗仁同志早日来穗。”⁽⁶⁶⁾李宗仁在桂林也电召白崇禧前往商议。白于4月29日从武汉起飞，因气候原因，未能飞往桂林，改飞广州。5月1日，何应钦和政要们谈话，认为“蒋先生要干即来，不干则将钞权拿出来，不必管事”。会上“各夸功德而怨尤他人”，阎锡山把它称之为老鼠会。他解释说：群鼠会议制猫，以为如以铃拴猫项，则各得警觉。询谁去拴，则皆不愿⁽⁶⁷⁾。

5月2日，广州方面公派的李文范和作为私人身份的居正、阎锡山一起前往桂林，劝说李宗仁前往广州主持，白崇禧也随机同往。居正等三人向李宗仁表示：“他们来桂之前已得到蒋先生的保证，说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希望李代总统领导下去。”⁽⁶⁸⁾5月3日，李宗仁复信给何应钦，并附有谈话记录一份，转达蒋介石，提出了六点要求⁽⁶⁹⁾：

（一）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

（二）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以应政府急需。

（三）所有前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指挥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

（五）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党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党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党内决定，只能作为对政府之建议。

（六）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李宗仁曾召集桂系骨干商量这份记录，“白崇禧听后，表示完全同意，他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一贯主张。但是现在政府迁到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失去了领导重心，恐怕影响是很大的。’言外之意，就是同蒋争权，也要到广州去”⁽⁷⁰⁾。当时，白崇禧尚雄心勃勃，企图一战，力主李宗仁赴广州主持。阎锡山认为李的这份记录刺激性太大，劝李宗仁予以修改，但李没有同意，阎即以自己是私人资格来桂，没有同意带转，即由李文范带回，由何应钦转送给蒋介石。⁽⁷¹⁾

6日，蒋介石向李宗仁回复了一封长函，由林蔚文带到广州交何应钦，转交李宗仁。蒋介石在信中一派冠冕堂皇的话，认为一切由代总统依法行使，自己引退后，对存台金钞“未尝再行与闻”。国防部事务，已“无权过问”。对于非常委员会认为可以复议，但他强调：“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为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蒋在信中强烈表示拒绝出国，并声明：“中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告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⁷²⁾其实，他刚刚部署好上海军事后从上海撤走，进行着东山再起的图谋。他预定：“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区；建设则以台湾为着手之起点。”⁽⁷³⁾他把台湾作为他的最后根据地，全力经营，台湾事务以及转移到台湾的财政部库存，李宗仁根本无法插手。何应钦接信后，召集十数人研究，多数人请阎锡山带往桂林，“仍劝李来穗，勿因是而负气”⁽⁷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在广州举行会议，请蒋介石打消遁迹远行之意，并推阎锡山、于右任、吴忠信等研究促成蒋介石和李宗仁在短期内再度晤谈。

7日，阎锡山偕朱家骅、陈济棠及白崇禧再次前往桂林劝说李宗仁。阎说明蒋介石“六条已承认五条半，不过发点牢骚。并说发牢骚较应允而不发牢骚还好”⁽⁷⁵⁾。所谓半条，就是未允出国。当时桂系骨干都主张李宗仁去广州，李得了面子，对未来存有一线希望，即于5月8日自桂林飞往广州。

李宗仁到广州后即于当日发布命令宣布：“政府以和谈无法继续进行，畿辅又突遭侵袭，遂不得不于四月二十一日令饬尚在南京之各中央机关迅即全部迁至广州，并责成军事主管妥慎规划集中力量缩短防线，续为保障民主自由与国家独立作自卫之抵抗。在此期间广州即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除前已由外交部照会各国驻京使节外，特此通令昭告全国。”⁽⁷⁶⁾

同时，立法院也于5月6日在广州复会。逃离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残部又正式运转起来。

第二节　国民党军的全线溃退

一　上海战役和太原战役

在江防计划上，如前所述，蒋介石指令汤恩伯把防守重点放在南京以东，以便退守上海。当时，蒋介石已在精心经营台湾，海空军已逐步南撤，他的注意重点在保持海上交通的便利，以便进退有据，一方面利用上海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尽量延缓失败的时间，一方面尽可能将上海地区的物资财富转移到台湾，把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不同。他们不能掌握海军和空军，而台湾完全在蒋介石系统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们的注意重点是退守西南。李宗仁回忆说：“我们留在南京的将领，一致认为南京无法再守，但是白崇禧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具信心。他主张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侵入西南。”⁽⁷⁷⁾结果，两种战略设想都不能彻底贯彻，江防摆了个“死蛇阵”（刘伯承语）。除东面的四个军尚能转移兵力，其余江防部队大量被歼灭或溃散，未能主动转移和撤退。解放军迅速占领了杭州，切断了浙赣线。这样，上海的汤恩伯部既失去了腹地的掩护而陷于孤立，武汉白崇禧也面临被解放军切断退路的危险，不得不向浙赣线以南地区部署撤退。蒋桂之间的矛盾，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拥有最丰富的物资和最强的生产能力，国民党军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在淮海—徐蚌战役即将溃败之际，着手在上海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4月下旬，上海、吴淞周围地区的永久性阵地工事已经完成，计钢筋水泥碉堡4200座，计划供十个军使用，主阵地全长约80公里，纵深8—15公里⁽⁷⁸⁾。

在江防部署时，上海附近配置了第三十七军、五十二军、七十五军，及江苏保安队改编的暂一军（驻崇明岛）。4月中旬，成立淞沪防卫司令部，任命石觉为淞沪防卫司令官。石觉即原第九兵团司令官，北平和平解决后乘飞机离开北平，到上海负责指挥野战部队，即第三十七军、七十五军、五十二军、交警第二总队、第三五三师（属十二军），原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的各特种兵部队⁽⁷⁹⁾。同时成立上海市战地政务委员会，由汤恩伯兼任主任委员，以强化控制。解放军突破江防后，汤恩伯即将司令部从南京撤到上海，同时将在鹰潭接兵的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九师和在浙江临海整补的第十二军（仅四个团兵力）调入上海，并令江防四个军向上海撤退。当时，汤恩伯确定，以“确保淞沪反攻基地，以待新生力量之成熟，及国际情势之有利变化”为作战方针，在淞沪地区，以永久工事为骨干，构成环形阵地，预期使用陆军十至十二个军兵力，除淞沪原有三个军外，其余大部由江防部队转移之⁽⁸⁰⁾。但在撤退过程中，各军损失重大，第二十一军、五十一军各存四个团兵力，第五十四军损失一个团，第一二三军仅存2000兵力。而向杭州方向撤退的四个军已被解放军歼灭。退守上海的总兵力仅九个军，二十四个师，以及其他部队，总计22万人⁽⁸¹⁾。

解放军百万雄师顺利渡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实施追击，进展十分顺利。从军事上说，解放军向上海进兵，击败汤恩伯残部已经毫无问题。但是，解放军在进军占领工商业城市的过程中，虽然不断有所进步，但仍然发生了一系列问题，造成城市工作的混乱。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后，曾发生几个下级干部士兵违纪闯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所的严重事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接收工作十分复杂，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因此，为了主动地有秩序地占领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一再要求总前委作好充分准备。总前委也于4月30日建议：“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猝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部队）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卅五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然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他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卅五军的情况更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一点进为好。”⁽⁸²⁾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总前委的建议，于5月3日指示总前委、华东局和粟裕、张震，一方面要求用十天时间作好准备，让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以便在汤恩伯撤退时，不得不去占领；同时要求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⁸³⁾。同时，中共中央仍希望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但为了迫使敌人接受和平，并阻止国民党当局从上海大量搬走物资，中央军委于5月5日指示前线将领，先行占领吴淞、嘉兴，切断敌从吴淞、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

5月7日，粟裕、张震作出部署，以第十兵团攻击吴淞，以第九兵团攻击嘉兴，先以钳形攻势切断上海敌军海上逃路。但在兵力配备上，仅以第二十九军两个师主攻吴淞，以三十军一个军主攻嘉兴，如敌向南汇、川沙撤退时，进入浦东断敌退路。这一部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要求二十九军于14日拂晓前攻占吴淞、宝山，三十军先头部队于16日晚占领川沙。

当时，汤恩伯以仍有战斗力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一军（第九十九师和一四六师）、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五军在沪西沿吴淞外围至莘庄一线部署，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军部署在浦东沿江地区，以第一二三军残部部署在外围的昆山一线，以第五十一军残部部署在南汇、川沙。蒋介石于4月26日到达上海，27日进驻市区，亲自督促防卫上海的战斗。当时，浦东方面三个军战力不强，沿江阵地纵深仅五公里。他意识到浦东兵力薄弱，是部署上的弱点，但也无可奈何。同时，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大肆搜捕残杀学生运动骨干、中共地下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制造了严厉的白色恐怖。4月25日晚至26日晨，一次就逮捕了学生352人⁽⁸⁴⁾。据《上海战役》一书所列，1949年1月—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烈士有100人。其中有：工人运动领袖钟泉周等公交三烈士，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台长李白等地下工作者，学生运动领袖穆汉祥等（交通大学），参与策动国民党军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张权、陈尔晋等，转入秘密斗争的民主党派成员黄竞武（民建，黄炎培之子）、谢超逸（民革）、虞键（农工民主党）、林绍禹（民盟），等等。

5月12日上午，解放军各部发起攻击，但当解放军攻击至月浦、杨行、刘行等敌既设阵地之前，即遭到国民党军的顽强阻击，战斗十分激烈，解放军伤亡很大而进展迟缓。当时，解放军自渡江以后，进展顺利，且不断有敌将逃跑和起义的不确实情报，所以前线将领存有轻敌情绪，对战斗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据叶飞回忆：“常熟到吴淞口距离一百二十多公里，需要经过太仓、渡过浏河，经过嘉定、月浦、杨行、刘行等永久性要塞设防地域，才能到达吴淞口。就是不打仗，强行军一天也只能走六七十公里。为什么命令西路军由常熟出发，限两日内到达吴淞口呢？这是因为轻信了情报，说是敌军准备起义，因而认为从常熟到吴淞口，不会有什么仗打。”⁽⁸⁵⁾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因所部攻击受阻，于14日晚向野战军司令部报告，“吴淞、月浦、刘行均为敌主阵地”，“难于一下插入吴淞”⁽⁸⁶⁾。粟裕、张震研究了前敌攻击受阻的情况，认为：“该线现为淞沪敌主阵地，必须有准备之攻击，方易奏效。”于是，改变部署，以敌人防守薄弱的浦东为主攻方向，命令第九兵团，无论哪一个军在前，即“应以最先头军，力求迅速攻占川沙、高桥，并确实控制东沟镇以北与全国轮船检查处（吴淞右岸）之间，以炮火封锁江面，但必须有负责干部掌握，不得轰击外国兵舰”。要求九兵团大胆迅速推进。十兵团则以两个军攻击前进，力求开辟通道，以炮兵封锁江口⁽⁸⁷⁾。总前委得到前线报告后，即指示前敌将领攻沪战役不要性急，十兵团、九兵团两方面都要作充分准备⁽⁸⁸⁾。于是，奔袭式的钳形攻势转入逐点逐堡的攻坚战斗。国民党军以海空军支援陆军，死死保障吴淞口两侧阵地，确保其出海口。

当解放军第十兵团在月浦、刘行一线陷入了艰苦的攻坚战斗之际，第九兵团在浦东乘虚迅速推进。第三十军于14日占领南汇，15日晨超越川沙城区，推进至顾家路，切断第十二军和五十一军的联系。第五十一军从川沙城撤退后在小营房一带布防，解放军第三十军主力占领川沙城区后继续追击，在小营房、白龙港包围了第五十一军。吴淞口面临威胁，于是汤恩伯在浦东临时组建了浦东兵团司令部，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任司令，驻高桥指挥驻守浦东的三个军。16日晚，第五十一军被歼灭，军长王秉钺被俘。形势趋紧，汤恩伯、陈大庆于是日晚从市区撤到了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设立指挥部，同时即以刘昌义出任第五十一军军长，收容残部，驻守市区。同日，解放军第三十一军占领周浦。17日晚，第三十军向高桥推进，第三十一军在左翼展开，占领东沟镇段江面，18日占领高行，协同攻击高桥。汤恩伯为保护吴淞口阵地，以确保从海上撤退的通道，即调市区的第九十五师增援，续后又调第七十五军增援高桥，并以海军舰炮支援，拚命抵抗，战斗十分激烈。这一带处于江海之间的狭窄地带，攻击部队难以展开和运动，伤亡严重，进展缓慢。直至23日，第九兵团重炮兵到达前线，向敌海军发起攻击，控制了江面，攻击部队的态势才得以改善。

当时，解放军攻沪的大部队，因为接收上海需要时间准备，正等待中共中央的命令，没有配合钳形攻势出击。钳形攻势部队受地形限制，也无法多面展开攻击。国民党军得以集中有战斗力的部队，在海空军支援下，凭借既设阵地，顽强死守吴淞口两侧狭窄阵地，确保其出海口。粟裕鉴于攻击部队伤亡严重，进展缓慢，于5月18日向总前委和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要求“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⁸⁹⁾。这时，接收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5月20日，中央军委即指示前线将领，可以总攻上海，并指示要作好充分准备，考虑到前线部队的困难，军委爱惜前线将士，特别指示对于吴淞要塞，“可以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⁹⁰⁾。

于是，粟裕、张震于5月21日制定了调集十个军的重兵总攻上海的部署，22日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23日晚即发起总攻。国民党军在解放军强大军力压迫下，向苏州河以北退缩。24日晚，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市区。翌日晨，占领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是日中午，汤恩伯下令撤退。当晚各军在混乱中登船，撤运行动计有海轮十四艘，登陆艇四艘。5月26日拂晓，船队全部驶离吴淞口⁽⁹¹⁾。解放军第三十、第三十一军于25日晚占领高桥。26日，第十兵团占领吴淞、宝山。当时，汤恩伯在撤退之际，任命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指挥殿后部队。26日，处于绝境的刘昌义率部四万多人向解放军投诚。27日，汤恩伯留下的掩护部队第三十七军、第二十一军等部纷纷瓦解，中午，最后一股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二三〇师在杨树浦投降。解放军将上海市区敌军全部肃清。

上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五十一军全部及二十一军、一二三军之各三个师及暂八师全部，第七十五军一个师，五十二、十二军一部，五个交警总队，共15万人。汤恩伯仅得以从上海撤走第五十四军、十二军、五十二军等部主力，及第七十五军一部、第九十九师、第二十一军和一二三军军部，二个炮兵团，共五万多人。⁽⁹²⁾

国民党军在长江防御崩溃之际，其孤悬华北的最后重要据点太原也失守了。太原是阎锡山长期经营的据点，拥有独立的军工体系和完整的城防工事。阎锡山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控制系统，成为山西的“土皇帝”。这一军政集团在濒临覆灭之际，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1948年7月，阎锡山部在晋中战役失败，拥有的十五个师被歼灭十个，太原已经陷于孤立，它同外界的联络主要依靠空运。蒋介石于7月22日亲自飞赴太原，为阎锡山鼓劲。太原守备兵力经整补后为两个兵团，五个军，约九万人，加上其他武装力量，总计14.9万人⁽⁹³⁾。太原三面环山，城南平坦无险，汾河纵贯南北。以王靖国的第十兵团担任城东、城南地区的防御，以孙楚的第十五兵团担任城西、城北地区的防御。以蒋介石从胡宗南部调入的第三十军、第八十三师，由敌伪军改编而来的独立第八、第九及由留用日军作骨干的第十总队等部及特种兵为总预备队。以少数兵力固守要点，大部兵力保持机动。推行党政军一元化，实行总体战。但太原粮食缺乏，空运能力有限，士兵营养不良，多患夜盲症。

由于晋中战役中阎锡山部主力被歼，太原孤立，兵力空虚，毛泽东于7月16日曾期望徐向前、周士第兵团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太原，并争取阎锡山归降。但当时战役尚未结束，部队伤亡很大，需要休整补充，而蒋介石从西安抽调整编第三十师四个团，从7月17日起空运太原，加强了太原的防卫力量。7月21日，徐向前、周士第向中央军委报告，太原外围阵地坚固，阎锡山部至少有六万人以上，各师补充及时，兵员充实，而华北一兵团各纵兵员不充实，“在攻取太原作战以前，必须经过一个适当休整准备阶段”，因此，确定作战原则如下：“切实完成对太原市之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补给，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以造成攻城有利条件，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⁹⁴⁾军委同意这一方针，令徐兵团全军转入休整，准备攻取太原，并令组成前敌委员会，以徐向前为书记，统一指挥。

解放军攻击太原的部队计有：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辖三个纵队），晋绥军区（后改属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和晋中军区部队，共十七个旅，十万余人⁽⁹⁵⁾。华北第一兵团在解放军中并非主力兵团，系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由地方武装升级而来，原来的基础薄弱，在一年多的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以10万兵力攻击坚固设防的太原，兵力显然不足。但当时各地战斗激烈，不久辽沈战役开始，所以，华北第一兵团准备独力完成攻克太原的任务。前委于9月28日制定了攻取太原的作战方案：“战役指导方针，系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全歼敌人。战役拟于十月十八日开始，争取三个月内结束。攻击步骤拟第一步突破敌第一线防御阵地，以火力控制南北机场，断敌外援，便于瓦解工作。第二步攻占东南东北攻城必需之据点。第三步攻城。”⁽⁹⁶⁾这一方案，鉴于太原缺粮，机场受到解放军炮火控制，敌有战斗力的部队无多，因此对敌顽强抵抗的能力估计不足。正在石家庄养病的徐向前接到这一方案后认为：“首先争取一直连续的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而下之即消耗较大是中策，下策即必须增加力量再攻下之，即影响别线作战，只是最后之一途。”⁽⁹⁷⁾

正当华北第一兵团诸部积极准备攻城之际，阎锡山于10月1日派出了七个师，脱离既设阵地，出城破坏解放军攻城准备，抢夺粮食，于10月4日间南下至小店、南黑窑、秋村、西温庄一线。一兵团迅速抓住战机，隐蔽集结了四个纵队，于10月5日发起战斗，包围歼灭了敌第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全部，歼敌万余人，占领了华北最大的武宿机场和太原外围的重要据点石嘴子、凤阁梁。太原守军损失严重，解放军乘机提早发起了攻取太原的战斗，但因此更改了原定部署，并抱着一个不确定的目标，即打了以后有利再打，未有成算。

前委原作战方案，主攻方向在城东南，在初期战斗中发现，城南工事坚固，配有重兵防守，因此把主攻方向转向东山。东山是太原的主要屏障，攻占东山就可以控制太原的命脉。阎锡山在东山构筑有四大要点：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10月16日，解放军开始行动，18日拂晓，西北第七纵队一部以奇袭手段夺取了牛驼寨，但因其他部队未能跟上，态势孤立，遭到太原守军的强力反击。10月21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和第十总队三个团，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重占牛驼寨。解放军第十三纵队攻击马庄也未得手。但对东山进行了面的占领。

华北傅作义为了配合山西和东北战场，组织所谓援晋兵团，企图偷袭石家庄，但未能实现。国民党军统帅部也曾希望傅作义能向太原一线解放军实行攻击，各个击破⁽⁹⁸⁾。但解放军不久就兵临北平城下。10月21日起，蒋介石令第八十三师从榆林空运太原增援，但遭到邓宝珊的反对，“据空军报告，榆林邓宝珊不许再运，并称如必再运，即将以武装阻止”⁽⁹⁹⁾。

鉴于第一次攻击失利，解放军调整了部署，集中兵力火力，攻击四大要点。太原守军也将城防兵力集中到东山要点上，以第十总队及第六十八师一个团守牛驼寨；以第四十师一个团及保安六团一部守小窑头；以第八总队及保安六团大部守淖马；以第九总队及第七十三师、四十九师一部守山头。以第三十军全部、第四十师二个团组成机动兵团。11月初，蒋介石从榆林抽调第八十三师空运增援太原，并于11月9日加入机动兵团作战。解放军计划以西北第七纵队攻取牛驼寨向陈家峪发展；第八纵队四个团攻取小窑头向杨家峪发展；第十五纵队攻取淖马向伞儿村发展；第十三纵队攻取山头向双塔寺发展。10月23日，兵团颁布了总攻击令，26日晚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太原守军凭借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在执法队的严厉督战下，死打硬拼，各据点反复争夺，血战空前。

在东山前线血战之际，从西安调入的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原系西北军杨虎城旧部，与解放军接洽起义，准备里应外合，攻取太原。但在起义前夕，该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向阎锡山告密，11月2日，黄樵松和进城联络的解放军第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等被捕，后被押解到南京杀害。戴炳南则在太原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捕获处以死刑。

战斗至11月12日，解放军攻占了东山全部四大要点，俯瞰全城。经此一战，太原守军仅剩约六万残兵，陷于孤立。但解放军十万之众，伤亡已达二万⁽¹⁰⁰⁾，也难以继续承担攻城战斗，不能不进行休整，并要求中央军委增加兵力。中央军委即令华北第二兵团西进参加攻取太原的战斗。但这时，东北野战军将领林彪、程子华等都不赞成华北第二兵团西进，要求停止攻击太原的战斗，集中全力对付华北傅作义所部。中央军委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即于11月16日征询太原前线将领的意见：“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一）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罗耿部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¹⁰¹⁾于是，太原前线解放军停止战役攻击，围城待援，部队转入休整，同时，对太原守军下级官兵进行政治攻势，先后瓦解敌军万余人。

北平和平解决，平津战役结束，中央军委调序列改编后的第十九兵团（即原华北二兵团，杨得志为司令员）、第二十兵团（即原华北三兵团，杨成武为司令员）和第四野战军的第一炮兵师增援太原，华北一兵团改为十八兵团。1949年3月中旬，解放军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成立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总兵力达十个军三十七个师，共32.8万余人，炮1300余门。太原守军经整补后为六个军十三个师，共7.2万余人，解放军以4.54∶1的兵力比，占据了绝对优势⁽¹⁰²⁾。

这时，彭德怀于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返回西北途中，于3月28日到达太原前线，准备于太原战役结束后，调第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到西北作战。徐向前正患病在身，无法到前线指挥，于是请彭德怀留下指挥攻城，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但仍以徐向前名义下达命令。3月30日，总前委制定了作战方案，并经彭德怀同意，“第一步打外围据点，争取消灭敌人六至八个师，占领攻城有利阵地。第二步攻城”⁽¹⁰³⁾。攻击时间定于4月15日开始。预计半个月解决战斗，但作一个月作战的准备。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作战方案，同时要求争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北平和谈期间，也有同时解决太原问题的磋商。尽管阎锡山已于3月29日乘飞机离开太原，太原守军仍顽固地拒绝接受和平。4月14日，徐向前等向军委请示提前发起攻击，4月17日军委复电授权说：“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¹⁰⁴⁾

4月19日夜，太原前线解放军发起了攻城战斗，以插入分割战法，先以第二十兵团、十九兵团为主，从南北两面攻击，以十八兵团及第七军（即原西北七纵）主力佯动，待南北两路顺利进展后，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主力即于20日下午5时半投入战斗，向城东郊攻击。至22日上午9时，城郊敌军全部肃清。

阎锡山本是奉李宗仁之召，参与和平谈判问题的商议，一去不归，在南京用电话指挥。他原发誓要与太原共存亡，而至此太原即将失守之际，仍滞留南京。蒋介石、李宗仁都劝阎锡山留在南京。直到解放军炮火完全封锁了太原机场，阎锡山才故作姿态，谋求用民航机空降太原，自然难以成行⁽¹⁰⁵⁾。尽管阎对自己部下违背了诺言，但他在4月20日左右，仍电其五妹（山西省妇女会理事长、国民大会代表阎慧卿）、梁化之（代省长）与某特务长，嘱他们自杀。⁽¹⁰⁶⁾

24日晨5时半，太原前线解放军炮兵火力集中猛轰太原城垣，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主力、第十九兵团、第二十兵团分别从东、南、北三面攻城，一小时后即突破城防，进入巷战，太原守军土崩瓦解，至上午10时，战斗结束，全歼守敌。孙楚、王靖国、太原绥靖公署总顾问岩田（日人）等被俘，梁化之、阎慧卿等自杀。部分顽固不化的军政人员集体自焚。第十总队司令、阎锡山留用的日本军官今村被俘后也服毒自杀。最后攻克太原一役，解放军歼敌七万余人。

阎锡山后来以“太原五百完人”鼓吹他们的忠烈，并屡屡喜作道德说教。但他自己却屡败屡逃，在台湾安度余生，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厚颜强辩而已。

二　解放军的全面进军（上）

解放军于上海战役之后，各部均转入休整状态。毛泽东对美国干涉、协助国民党军队袭击解放区后方的可能性，心存顾虑，保持警惕。早在平津战役之后，毛泽东就指示华北军区：“（一）在我主力南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之下，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有向我后方袭击扰乱之可能。（二）你们有保卫秦皇岛、塘沽两处海口，准备击退敌军可能进攻的任务。”⁽¹⁰⁷⁾因此，一直在沿海地区布有重兵。渡江之后，毛泽东以第二野战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停留在浙赣线上，5月23日，毛泽东规定二野的任务说：“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¹⁰⁸⁾

5月28日，毛泽东更作出具体部署如下：“关于预防美帝协同国民党向我后方袭扰，除已令杨成武兵团及钟赤兵炮纵在秦皇岛、塘沽布防外，特作如下部署：甲、杨得志兵团和十八兵团一道继续向凤翔方向前进，准备在各兵团会合后，歼灭胡马在陕甘边境上的主力。如此战能达目的，而华北情况又有需要，则准备将杨得志兵团留在宝鸡、凤翔区域待机，同时尽可能赶快修复洛阳、宝鸡段铁路，以利运输。乙、林罗留一个军位于河南，平时担任剿匪，有事增援开华北。丙、陈饶粟以一个军附必要数目的炮兵开青岛附近，待命夺取青岛，尔后即任青岛守卫。南京、镇江、苏州区域已有两个军，浙江区域已有三个军，甚好。吴淞、上海区域应有七个军，特别注意加强吴淞、江阴两区的炮台设备。以上各军，除担任城市守备及乡村剿匪任务者外，均应迅即部署整训。攻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两个军。丁、二野全军除一部待命渡赣江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于袁水流域外，其余在六七两月内，位于现地主要进行整训，附带帮助剿匪，待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¹⁰⁹⁾

当时，青岛驻军于是年2月间即有撤退的准备，但驻青岛的第十一绥区司令刘安祺与美军驻青岛的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会谈时，美方曾表示：“一、国军如不撤退，则美军决保留现状，不再作撤离之准备。二、如×来犯时，美军决不中途撤离青岛，必要时，且愿提供援助。”甚至有“如×大举来攻时，则由关岛、东京调集援军，亦甚便利”的表示⁽¹¹⁰⁾。但在解放军攻击上海之前，原在上海黄浦江的美国军舰已撤至公海，美国驻青岛舰队也于5月21日撤走。青岛国民党军两个军及其他人员12.2万余人也于6月2日登船撤退。解放军随即进占青岛。美军干涉的迹象很快就消退了，但应付美军可能进行干涉的部署，自然影响到解放军进军的速度。

国民党军于江防失守后，对于退却方向，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曾打算：甲、左路鄂西方面，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退守鄂西，以四川为后方，确保川、黔门户。乙、中路粤汉线方面在洞庭湖、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地区筑工阻击，最后固守大庾岭及湘桂边界，确保两广安全。丙、右路江西方面，以最有力部队协同南昌指挥所作战，确保赣江东西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¹¹¹⁾。

针对何应钦的部署，毛泽东估计“似此在南浔路上，敌似不准备和我军打硬仗”，为此，于5月17日指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参谋长萧克，除留守和侧翼部队外，在中路集中主力八个军，以五个军向郴州推进，西路以二个军向宝庆推进，“歼击白崇禧部于湘粤桂边境，并准备向两广前进”⁽¹¹²⁾。当时，白崇禧部是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总兵力除后来脱离指挥关系的宋希濂部外，有33万人。不过，这时候，四野主力尚未渡江。上海攻克在即的时候，毛泽东于5月23日，对各野战军向全国的进军作出了总体的部署：以三野一部于上海战斗解决后向福建出动，以二野西进，经营川、黔、康，以四野向湖南推进，于年底占领两广，以一野进军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进军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川北，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¹¹³⁾。

当时，陕西胡宗南部在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春季攻势的打击下，撤退至渭河以南，太原失守后，因全盘态势不利，进一步向泾河两岸撤退，西安绥靖公署也南撤至汉中。第一野战军未待第十八、十九兵团到达，即先行发起陕中战役。战役一开始，胡宗南部即于5月17日全线西撤，解放军于18日占领咸阳，19日占领扶风，5月20日占领西安，22日占领凤翔，胡宗南部撤至秦岭以南。为了彻底歼灭胡宗南部，防止胡部向四川、云南撤退，毛泽东在上述部署中，计划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除二野进军贵州外，要求四野在消灭白崇禧部、占领广西之后，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¹¹⁴⁾。此外，毛泽东已部署陕南军区部队（第十九军），沿汉水西进，截敌退路，在安康一线与胡宗南部反复争夺。各野战军即按毛泽东的总体部署，分别部署进兵。

在西北战场，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两部实力尚未受到损伤。解放军占领西安等地，胡宗南部后撤，二马防区受到解放军的威胁。当时，二马于5月5日在甘青交界的享堂举行会议，议定推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联合作战。张治中留在北平后，撤退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以副长官郭寄峤代理西北军政长官，但马步芳蓄谋取而代之，要郭率部入陕作战。广州当局为利用二马作战，即于5月18日发表由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6月中旬，二马与胡宗南合作，联合反攻西安。但三人同床异梦，难以真诚合作。青马在马步芳之子马继援指挥下，直攻咸阳，但宁马与胡部李振兵团分别在乾县和盩厔（今周至）逗留不进。解放军以新到的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增援，6月13日一战，击溃了青马的进攻。这时，解放军增援部队源源抵达前线，胡、马各部不得不停止进攻，纷纷后撤。

鉴于国民党军已不敢积极推进，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已集结有四个兵团，决心利用胡、马的矛盾，“钳马打胡”，发起扶郿（今扶风、眉县）战役。毛泽东指示对于胡宗南部“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¹¹⁵⁾。国民党军屡战屡败，士气低沉，醉生梦死。7月11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三个兵团发起攻击，胡宗南部沿陇海路向宝鸡撤退。解放军第二兵团先期秘密越漆水河绕道西进，从胡宗南部和青宁二马的结合部，通过大沟悬崖，于12日拂晓出奇兵袭占罗局镇，从胡宗南部第三十八军后方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前敌将领竟不相信自己已经遭到解放军的袭击，迟迟未采取应变措施。⁽¹¹⁶⁾胡部第十八兵团被压缩在渭河河滩绝地，不得不勉强渡河突围，除李振和第六十五军军部少数人突出重围外，大部被歼。7月14日，解放军占领宝鸡。是役，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共4.4万人。

胡宗南失败后，二马向陇东、平凉撤退。李宗仁、阎锡山等认为，胡宗南和马步芳不能合作，致遭失败，希望徐永昌前往指挥。但徐没有同意，他在日记中说：“实则，胡、马除蒋先生（即蒋介石——引者）外，谁的指挥也不受。”⁽¹¹⁷⁾面对着解放军强大军力的进击，二马之间仍希望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协力抵抗。7月24日，由马步芳的参谋长刘任在静宁主持了二马两部之间的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保卫甘肃、保卫西北”的《关山会战指导复亲计划》，协同进行平凉决战。会议决定以卢忠良率陇东兵团（即宁马的宁夏兵团改称）固守陇东和平凉，以马继援指挥陇南兵团（即青马的青海兵团改称）和中央系三个军扼守天水、陇西、定西等兰州外围地区，青马主力由安口窑西移六盘山，待解放军进击平凉时，迂回至左侧进行反击。但这一部署，使宁马首当其冲，而马鸿逵所谋求的甘肃省主席一职又迟迟没有发表，对马步芳部西撤存有疑虑。解放军采取了“钳胡打马”的部署，集中兵力，求歼二马。当解放军于7月24日向平凉进击时，马鸿逵电令卢忠良“保存实力，退守宁夏”。青马兵力暴露，也不得不向静宁撤退。解放军即分兵三路，进军陇东追击，将二马分割，至8月11日攻克平凉、天水等重镇，占领县城22座。青马退保兰州，宁马退守宁夏。⁽¹¹⁸⁾

8月14日，李宗仁在广州召集西北联防军事会议，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阎锡山、白崇禧、顾祝同、徐永昌等出席，计划在兰州决战，以青马在兰州牵制解放军主力，马鸿逵部转用于兰州，胡宗南部出陇南，围击解放军，并出动空军支援，且要徐永昌前往指挥。翌日，胡宗南见徐永昌，指责昨日会议“大家说官话”，并断定“马步芳决不打，必后撤青海，保存实力”⁽¹¹⁹⁾。至21日，即成立国防部长西北边区指挥所，由徐永昌任指挥。

解放军于8月9日分三路向兰州进军，首先歼击青马。至20日，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兵团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兰州，第一兵团兵逼临夏。胡宗南、马鸿逵对马步芳不信任，没有出兵支援。攻击兰州部队担心敌人撤逃，丧失战机，21日即发起攻击，遭到兰州守军的坚强抵抗，伤亡严重。于是，解放军调整部署，准备攻坚，并准备以第一兵团占领临夏后，加入攻击兰州的战斗，切断兰州守军西退新疆的道路。24日，马步芳要求马鸿逵速出靖远，胡宗南急攻天水。但宁马和胡部遭到解放军阻击后即分别停止于海原以北、宝鸡虢镇以南，屯兵不进。25日，解放军攻兰部队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兰州外围主要阵地。在兰州指挥的马继援丧失了坚守兰州的信心，是日晚，部署经黄河铁桥全线北撤。但解放军很快发现了敌军的撤退行动，马上组织追击，以火力封锁黄河铁桥。26日占领兰州。马继援率残部向永登、西宁逃跑。27日，马步芳因主力被歼，即飞离西宁，逃往重庆，31日马继援也飞逃香港。是役，解放军歼灭马步芳主力2.7万人。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攻占秦岭，打开了通往汉中的门户。

兰州战役以后，国民党军残部已丧失战斗力，分别向西宁和河西走廊溃逃。解放军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于9月5日占领西宁，然后以第二军冒着风雪严寒，翻越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出奇兵于9月19日占领张掖，第二兵团于9月4日分兵两路，向河西走廊挺进，至21日在张掖与第一兵团会师，然后继续西进。9月24日，国民党军三万多人在酒泉起义，27日，解放军进驻酒泉。

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于9月2日分左中右三路向宁夏进军。宁夏兵团在马敦静指挥下，设置了三道防线，进行抵抗。

早在发起兰州战役之前，毛泽东于8月6日就指示彭德怀，对于西北地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主要是利用张治中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利用傅作义解决绥远和宁夏问题⁽¹²⁰⁾。毛泽东原拟利用傅作义和马鸿逵的把兄弟关系，解决宁夏问题，但事实上马鸿逵正部署抵抗，和平解决比较困难，而且，马部在陕北杀人甚多。因此，毛泽东于9月4日又指示对宁马力争全部缴械，但“请考虑利用马鸿宾，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¹²¹⁾。马鸿宾在宁夏受到马鸿逵的排挤，他拥有一个军的实力，曾亲自到包头与傅作义联络，谋求和平改编。

解放军首先突破靖远、同心防线，进击中宁，守敌贺兰军逃跑。马鸿宾之子马惇靖所率第八十一军于9月19日起义。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在金积、灵武一线继续部署抵抗，但20日，马敦静即搭乘前来督促抵抗的徐永昌的飞机前往重庆。所部军长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联名通电向解放军求和。但所部仍在抵抗，解放军即进击吴忠堡，于21日攻克。金积、灵武守敌溃散。22日，马鸿宾以西北军政副长官的名义，召开军政会议，派出代表到中宁，于23日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签订《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同日，银川守军溃散抢劫，马鸿宾从银川向解放军告急。解放军即星夜进驻银川，上述协议也已无法执行。

绥远问题在北平和平谈判时，本有同时解决的拟议，北平问题解决后，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即于1月22日飞到北平与傅作义面谈。此后，傅作义有以“易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要求，毛泽东原则上同意暂时保存绥远军队，原封不动，过相当时间之后，再去改编，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绥远方式。傅作义在北平西郊总部附近，留有一条长仅500米的跑道，1月30日，在解放军进城的前夕，他派出一架飞机到绥远，临行约定，他何时有电，这架飞机即飞北平，在这条跑道上降落。3月初，这架飞机因需修理，飞到南京。23日，傅作义发电调这架飞机24日到绥远，25日到北平，接他到绥远。这时，正好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到北平，原定着陆场附近解放军增多，已无法降落。傅作义出走的企图不久也被中共中央所发现，空中渠道被截断了⁽¹²²⁾。4月1日，傅作义正式发表了接受北平和平的通电。

绥远问题从3月23日开始，由傅作义派周北峰、阎又文和解放军方面的李井泉、潘纪文在北平开始第一次谈判，到6月8日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同日生效。根据“暂维现状，以便改造思想准备将来作进一步改革工作之基本精神”，就“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及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达成协议，界内“由董其武将军管辖”。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协议，但表示：“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¹²³⁾7月8日，董其武分别向各部队长宣布了协议内容，并进行了必要的说服工作。

广州国民党政府方面，一直在对绥远进行威胁、拉拢和分化的工作，要求董其武率部西撤，并断绝了对绥远的经费接济。8月1日，徐永昌到达陕坝，董其武等前往周旋。徐劝董其武率部西撤，助二马作战。他估计傅作义指示董其武退河西，力言“万不可退至河西，河西死地也，不足有为”。“助马不利时，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时吾将为诸君办外交。吾人必能复国，且必较戴高乐之有法国胜几倍”⁽¹²⁴⁾。徐永昌回去后，广州方面补发了绥远的军饷。但董其武已决心走和平道路。当时，毛泽东于8月6日电告彭德怀说：“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¹²⁵⁾

8月24日晚，傅作义、邓宝珊等携带大批现金由北平乘火车前往归绥（今呼和浩特），推进绥远起义。人或疑这样将“放虎归山”。当时，毛泽东对傅作义已极其信任⁽¹²⁶⁾，据董其武回忆说：“毛主席批评了这种疑虑。相信傅去绥远只能对进一步统一绥远各界的认识，彻底粉碎南京政府的阴谋，加速起义的步伐起重大作用，不会发生其他问题。”⁽¹²⁷⁾9月10日，傅作义和董其武一起进驻包头，以自己的威信，说服所部，筹备起义事宜。

傅作义到绥远后，李宗仁、阎锡山等力谋争取傅作义率部归来，派徐永昌前往包头会晤傅作义。徐到重庆后，蒋介石也写了亲笔信给傅作义，交徐永昌带往。但蒋“对宜生之率部归来不存奢望”，徐也同感，且对前往并不积极⁽¹²⁸⁾。因为天气的原因，徐永昌迟至9月16日从重庆飞宁夏，17日到包头，与傅作义长谈。但傅作义最终拒绝了徐永昌希望他率部西撤的要求。19日，徐即飞回宁夏，转飞重庆。是日下午，董其武领衔发表了起义通电，经过傅作义的说服，一直犹豫的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也在通电上签了名。傅作义完成了组织绥远起义的任务，当天即同邓宝珊、孙兰峰乘车返回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到达酒泉后，开通了进军新疆的道路，新疆和平解放的形势也趋于成熟。当时，受周恩来的委托，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屈武，于北平和谈破裂后，从南京返回新疆，策动新疆起义。中共中央致力于与新疆维吾尔族的合作，来迫使国民党新疆当局就范⁽¹²⁹⁾。中共中央派邓力群作联络员，率四人小组带上电台，于8月15日由苏联抵达伊犁，与新疆三区人民革命和民族军建立联系。8月18日，毛泽东致电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邀请他们派出五位代表前来北平参加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后来阿哈买提江等五人在前往北平途中，因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而牺牲⁽¹³⁰⁾。

国民党军政当局对于新疆问题一直流于清谈，8月19日行政院会议上，仍在讨论新疆撤兵问题。但实际上撤兵十分困难，同时担心撤兵后中国会失去对新疆的主权，所以未能采取行动。

在解放军攻克兰州顺利挺进河西走廊期间，陶峙岳等新疆军政人士于8月底举行正式会议，讨论继续支持蒋介石还是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问题。会上除青海马步芳系统的马呈样“对此问题没有表示正面意见而要把他的力量退回青、宁外，其他的人都一致同意实现局部和平”。他们通过苏联在迪化的代表，来和中共方面建立联系⁽¹³¹⁾。

当时，新疆和北平方面的通讯比较困难。张治中自5月以后，和新疆未能建立联系。9月8日，毛泽东约见张治中，要他给新疆方面发电报，动员起义，由在伊犁的邓力群的电台转交迪化。9月10日，张治中给西北军政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¹³²⁾。9月11日，又就新疆准备起义的具体问题，致电陶峙岳，详细磋商。9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邓力群前往迪化：“你见迪化当局，除将张治中致陶、包两电原文面交他们外，并向陶、包表示他们应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¹³³⁾邓力群即于9月15日到达迪化进行联络。陶峙岳、包尔汉当即于9月17日复电张治中，说明新疆和平转变问题已经安排妥当，并已“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意见，书面交邓力群先生转陈主席（毛泽东——引者）”⁽¹³⁴⁾。

在此期间，陶峙岳一方面派驻酒泉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司令曾震五到兰州与彭德怀会晤，一方面耐心地做反对和平转变的将领的工作。最后，胡宗南系统的将领叶成、罗恕人，马步芳系统的将领马呈样，均同意放弃部队离开新疆出走。

9月24日，曾震五等在酒泉，以陶峙岳领衔，率部通电起义。25日，罗恕人、马呈样等离开迪化，不久，叶成也追上他们一起离开新疆。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领衔，各师旅长签名发布通电，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¹³⁵⁾但此电以早一天，即25日的名义发表⁽¹³⁶⁾。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领衔通电起义。10月5日，彭德怀在酒泉与陶峙岳会晤，并进行了会谈。10月10日，解放军先遣支队从玉门起程，10月20日进抵迪化。

三　解放军的全面进军（下）

在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期间，东南地区解放军处于休整状态，国民党军残部虽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内部分崩离析，整理无方，对于战略方针，派系分歧仍然十分严重。据台湾方面战史叙述：“（解放军渡江后）李代总统，仍存有与×和谈之幻想，指令白部于不得已时，仍以确保广西为和谈最后之凭借，对于国防部建议‘华中主力，于不得已时，转移入黔，与四川国军凝为一体，确保西南半壁，徐图再举’一案，延不批准。”⁽¹³⁷⁾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认为：“至五月中旬（解放军）竟侵入闽北，致使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防地形成劣势的突出状态。值此紧急时期，白崇禧仍图补救，曾急电蒋先生，请将株守上海的精锐部队速由海道撤往汕头，联合自青岛南撤的刘安琪第九兵团约五六万精锐部队，自闽南、粤东北上，坚守大庾。而蒋先生不听。当上海不堪再守时，蒋把部队先撤至舟山群岛，逐步撤往台湾，刘安琪兵团则撤往海南岛。坐视白崇禧的华中区战事日趋恶化而不闻不问……细研全局，我深觉他（蒋介石）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¹³⁸⁾

迁往广州的国防部，基于白崇禧的要求，对在宜昌一线的宋希濂指示作战方针说：“京沪转进后，国军作战方略，持久消灭敌军为目的，着重以空间换时间，及小型歼灭敌军为手段，在有利条件下，务寸土必争，积小胜为大胜，更须于必要时派有力部队向匪后发动反击，诱敌深入。”国防部要求宋希濂除确保川东门户外，确保湘西，“主力务须坚守于公安、渔洋关、三斗坪以北亘朋山之线，并集结有力兵团适时侧击向公安南窜长阳西之敌，不得放弃有利地形，畏缩于恩施附近”⁽¹³⁹⁾。但不久，蒋介石即命令宋希濂部入川，敞开白崇禧的左翼，并将宋部划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脱离了与白崇禧的指挥关系。

当时，李宗仁、白崇禧主张保卫华南，将台湾的军事、经济力量集中到大陆上，使用飞机作战略轰炸，海军进行偷袭战，陆军在大陆上以攻为守。白崇禧原则上主张守衡阳，不得已时炸毁粤汉、湘桂两铁路西撤向广西或贵州山地。有消息甚至说，白祟禧准备长征到西北，与马步芳、马鸿逵等合作。蒋介石、陈诚、顾祝同主张若华南不能守，则撤至台湾、四川，使用海空封锁沿海，并保持沿海主要桥头堡，在大陆上布置游击，保持四川山地⁽¹⁴⁰⁾。6月5日，蒋介石对即将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阎锡山提出：“一、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岛、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粤、桂、湘、赣、闽、浙、苏、鲁、冀发展。二、西区以甘、青、川、康、黔、滇为基地，向宁、陕、晋、豫、绥发展。”⁽¹⁴¹⁾蒋、李的战略方针是从派系利益出发的，彼此不能合作，区区残存的力量继续互相抵消。

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后，起草了《保卫华南西北案》，强调“所谓争时待机，含义有二：一是培养新生力量，以待反攻之机；一是等待国际转变，以待援助合作之机”。这篇总体战方案，长篇大论，却是满纸空言，在国民党濒临崩溃之际，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具体方案。徐永昌评论说：“渠近日每每自拟方案，连篇累牍，有如太原时之开会，甚或因之旷废有时间性之公事，殊可忧虑。余于阎先生之开会、拟方案，以为亦如蒋先生之检讨会，其与学生们贴标语好不了多少。”⁽¹⁴²⁾但其保卫台湾一案的指导思想值得重视。他认为台湾“在我们争时待机的政策上，实为最有价值的省份。但在广州，接见各方人士，见百人，百人言台湾不能独存；见千人，千人言台湾不能独存。假使不幸而大陆不能确保时，若台湾又不能独存，我们争时待机之政策，何以实现”。他十分担心解放军先攻台湾：“估计共匪今日的政略，可能看台湾比大陆重，可能先攻台湾，再攻大陆。因他占了台湾，我们即无远景。”因此，他的结论是：“我们今日应赶紧的巩固台湾。”⁽¹⁴³⁾

上海战役后，解放军第十兵团承担向福建进军的任务，但部队需要战后休整，从整体形势上看，进军福建的战斗任务也不严重。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前敌将领的意见，延长休整的时间。同时，军委于6月14日指示粟裕、张震、周骏鸣并告华东局：“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¹⁴⁴⁾进军台湾的问题，是解放军面临的一个严重的军事课题。此后，驻在上海、吴淞的第九兵团即承担起准备攻击台湾的任务，而以第七兵团主力进击舟山群岛，其余部队进行剿匪和发动群众，拱卫后方。

为了准备进击台湾，7月25日，毛泽东在发给秘密访苏的刘少奇转达斯大林的电报中表示：“对台湾的战斗，将在建立了航空部队之后进行，这大约只能在明年的下半年。”并且，他不无忧虑地要刘少奇询问斯大林：“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反美运动可能发展起来，在美国和英国爆发经济危机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运用苏联的帮助（即：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准备飞行员，并出售给我们飞机，还可能请求苏联向我们派遣苏联的航空、海军专家，以及参加军事行动的飞行员），以占领台湾，那样，是否会损害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相互关系？请您就此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以便他斟酌我们的计划，他们是否可行？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行的，那么，我们打算立刻向苏联派出学员。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拟订，然后通知您。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您可以回国。”⁽¹⁴⁵⁾随后，刘亚楼奉命访问苏联，准备组建空军部队。

解放军第十兵团于7月2日从嘉兴地区出发，开始向福建前线运兵。7月9日，蒋介石亲至福州部署军事。7月21日又到厦门，与汤恩伯、朱绍良等将领会商防卫方略。李宗仁也于7月26日巡视福州，会晤朱绍良。当时，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以李延年的第六兵团驻守福州地区，以刘汝明的第八兵团驻漳州地区，以李良荣的第二十二兵团驻厦门地区。国民党军各部，兵力残破，屡经编并而成，士气低落。朱绍良、李延年都无战斗决心，主张从福州撤退，但蒋介石认为无福建即无台湾，决心固守福建以巩固台湾外围⁽¹⁴⁶⁾。为此，福建绥署曾令第九十六军北进，但部队战力薄弱，甚至对处于军事真空状态的古田，也始终不敢前出占领，而解放军一时也无意与敌接触。

8月初，解放军第十兵团三个军及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一部到达福建前线，在建阳、建瓯一线集结。8月6日，第十兵团发起福州战役，兵分三路，以第三十一军为左路军，进击马尾，断敌海上退路；以第二十九军为右路军，由南平出发，翻越沙县、永泰大山，出奇兵袭占福清，断敌向南撤退的道路；以第二十八军为中路军，由古田向福州正面进击。另以第二十一军进攻三都澳等地。三路协同作战，进展顺利，8月16日，左路军进克连江、马尾，以炮火封锁闽江，并由马尾西向攻击福州，中路军进迫福州外围，右路军占领福清，构工固守。福州国民党军队就这样消极地等待着被解放军包围歼灭。8月17日，解放军发起总攻，敌向闽江以南撤退，为二十九军阻击，予以包围歼灭。是日，解放军占领福州，歼敌四万余人。朱绍良、李延年于16日午后乘飞机逃到厦门，连省府大小印信都来不及带走⁽¹⁴⁷⁾。

当时，国民党军残部于8月15日新成立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陈诚为军政长官。蒋介石以朱绍良、李延年作战消极，由汤恩伯代理福建绥靖公署主任，旋改东南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并任福建省主席，驻守厦门。同时调整了部署，以第二十二兵团守金门，以第八兵团守漳州、厦门，以第十二兵团驻守潮汕。

解放军第十兵团攻占福州后，一边分兵占领闽中各地，一边进行休整，准备渡海作战，进击漳州、厦门。9月中旬，第十兵团发起漳厦战役，首先扫清厦门外围，9月16日占领平潭岛和南日岛，19日占领漳州，22日占领集美等厦门外围要点，厦门孤立。9月26日，第十兵团决定同时攻取金门、厦门。但至战役发起前发现，各军渡船不够，于是改变部署，首先攻取厦门。10月10日，第二十八军先行攻取大小嶝岛。15日，第三十一军及二十九军发起攻厦战斗，先以一部佯攻鼓浪屿，吸引敌军增援。登岛先头部队在敌军全力围攻下全部牺牲。调开敌军重兵后，解放军主力强攻厦门北半岛，16日拂晓，突破敌前沿阵地，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汤恩伯把已南调的部队北调反击，已经为时过晚。战斗至17日，解放军分别占领了厦门和鼓浪屿。汤恩伯乘军舰逃走。解放军漳厦战役歼敌五万余人。

国民党军于厦门失守后，全力增防金门。原驻金门第二十二兵团的兵力薄弱，即于10月上中旬调第十二兵团的第十八军增防。除第五军防守小金门外，主力防守大金门。10月20日，胡琏的第十二兵团全部撤离潮汕，胡向蒋介石请求调运台湾，但蒋严令其前往金门。10月25日，该兵团第十九军船运到达，但登陆困难，行动缓慢。

解放军第十兵团以第二十八军为主攻部队，并配属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共七个团攻击金门，以第三十一军一个加强师攻击小金门岛。当时情报估计胡琏兵团尚未到达金门，决于24日夜发起攻击。由于船只不足，先以三个团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要待第一梯队船只返回后继续输送。25日凌晨1时后，分属三个师的三个团分别抢滩登陆，突破敌第一线防御。但登陆部队没有师级干部直前指挥，未能统一行动，登陆后也不懂得海陆作战的特点，没有巩固滩头阵地，即向纵深发展。结果，遭到纵深配备、机动使用的敌第十二兵团的猛烈反击。登陆部队的渡船因缺乏指挥，落潮后搁浅，为国民党海空军全部击毁。登陆部队兵力不足，处境危险，但第二梯队四个团因缺乏渡船，竟眼看着前方苦战，无法增援。经紧急动员船只后，26日仅输送了四个连的兵力增援，无济于事。至27日，战斗结束，解放军登陆部队7430余人全部损失。

解放军自渡江以来，国民党军望风披靡，第十兵团一路上顺利进军，不免产生了轻敌的情绪，以为可以不必经过严重战斗，即能攻克金门。加以从北方南下的部队，缺乏渡海登陆作战的经验。而且，解放军尚无正式的海军舰艇投入战斗，也缺乏海上登陆作战的系统训练。高级将领忙于巩固新占城市，处理陌生而复杂的问题，忽略了战役的指挥。结果，导致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渡海登陆作战因为指挥混乱而失败⁽¹⁴⁸⁾。

在第十兵团进军福建的同时，解放军第七兵团于7月间攻占宁海、象山，控制了浙江全省大陆。8月间，山东部队攻占了长山列岛，全部控制了渤海。

在中南地区，5月初，北平地区原国民党军的改编任务基本完成后，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十三个军，百万之众，南下两湖、江西作战，目标是歼灭指挥灵活、作战顽强的桂系白崇禧所部。先头两个军于5月中旬渡江占领了武汉诸地。5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命令第二野战军在江西丰城一线的陈赓兵团，归林彪、罗荣桓指挥，协力歼灭白崇禧主力。但第四野战军主力到达长江以北后，粮食发生了极大的困难，不得不休整就粮，未能立即进兵⁽¹⁴⁹⁾。

白崇禧撤退到长沙之后，仍积极部署抵抗。7月4日，他从长沙到常德，与宋希濂一起召开湘西善后会议，收编地方武装，组织地方抵抗解放军的进军。7月9日，又在长沙召开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配合研讨会，至11日闭幕。他在会上提出三大公开，即意见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实行空室清野。会上制定了军政配合方案，划分绥靖区，实行总体战⁽¹⁵⁰⁾。就在会议期间，解放军准备就绪，发起了进攻。

这时，中共中央军委为抑留白崇禧集团，曾命令第四兵团在赣江以东集结待命，不要过江，以便麻痹敌军，等待四野主力到达，协同作战。白崇禧部也一直滞留在湘赣边山地。6月下旬，驻守宜昌一线的国民党黄埔系的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命令所部进占当阳、荆门、远安，侦察敌情，抢运粮食。7月4日，林彪、邓子恢（四野第二政治委员，罗荣桓因病未随军南下）向军委报告，决心在东西两线同时发起湘赣边战役和宜沙战役，歼灭白崇禧和宋希濂两部，计划以先头部队迂回敌之突出部分，断其退路，但围而不攻，以麻痹其后方的敌军主力，然后我军各部自两侧向敌深后方迂回，完成包围后再组织攻击⁽¹⁵¹⁾。这时，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正同中共方面洽谈局部和平，毛泽东电令林彪、邓子恢等与程潜联络，争取实现和平。因此，此次军事行动，解放军不向长沙正面进攻。

7月9日，宋希濂部第二军自当阳北进，与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先头部队遭遇，战斗提前打响。十三兵团即下令各军迂回包围敌军，但宋希濂发现解放军主力南下后，即下令撤退，在宜昌外围依托既设阵地进行抵抗。同时，他立即从常德赶到枝江，改乘军舰于15日赶回宜昌。这时，解放军正包围攻击宜昌、沙市、江陵，第一一二师突破江防，由古老背渡江，准备截断宜昌敌军退路。宋希濂鉴于态势严重，即命令部队向巴东、野三关一线转移，指挥所暂撤到三斗坪。解放军未能围歼敌军主力，7月18日即停止追击，乘胜向常德、松滋等地推进。

在东线，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先头军进击高安，然后以第十二兵团由通城经长寿街直插浏阳、万载，第四兵团渡赣江向宜春、万载以西前进，在高安、万载、伊春之线，三个强大兵团合击白崇禧主力。但当向高安挺进的第四十三军于8日到达九仙汤以南地区时，白崇禧部即发现了解放军的企图，于9日拂晓，从高安、奉新、上富镇南撤。解放军三个兵团即转入追击。7月13日，白崇禧命令在萍乡一线的所属部队连夜后撒至攸县、茶陵地区，跳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圈。解放军推进至浏阳、宜春即停止了追击。

鉴于林彪所部第四野战军主力南进，白崇禧于7月21日部署继续后撤，其指导原则为：“本公署以巩固湘西、湘南，屏障粤北、川东两大门户，并诱歼犯匪于衡东湘赣山地之目的，即向湘东转移，缩短防线。”⁽¹⁵²⁾并决定于7月22日将指挥所自长沙移至衡阳。白崇禧对程潜不放心，也令长沙绥靖公署移至邵阳。7月21日，程潜在陈明仁的劝说下，从长沙前往邵阳，由陈明仁代理湖南省主席。程潜离开长沙后，白崇禧才感到放心，即于22日离开长沙，移驻衡阳。

当时，白崇禧以宋希濂部为其左翼屏障，曾电令宋部撤退方向为：“应以有力之一部，撤守澧水南岸，与在石门整训之第一二二军，重新建立抵抗，拒匪沿沙（市）常（德）公路南犯，巩固湘西，并掩护华中主力军左侧背安全。主力则分别凭借武陵山、大巴山天险，构成重重抵抗，逐次拒匪西犯，以屏障川东门户，并适时侧击沿沙、常公路南犯之匪，期以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¹⁵³⁾但宋希濂效忠蒋介石，拒绝接受白崇禧的指挥，逐步向四川边境转移，驻在恩施。至8月初，国防部命令宋部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与白崇禧脱离了指挥关系⁽¹⁵⁴⁾。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强大军力，在东西两路发起进攻，均未达到歼灭敌军主力的预定目的。毛泽东重新考虑对白崇禧的作战方针，并于7月16日指示第四、第二野战军前线将领说：“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¹⁵⁵⁾

这时正值盛夏季节，第四野战军各部自东北转战至江南，水土不服，疾病盛行。7月23日，林彪、邓子恢等向军委报告，部队已改为旅次行军和三伏休整，除各兵团派出先遣师压迫敌人后撤外，主要是抢占地盘、调整部署。

就在这一天，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解放军组成了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达平江，与程潜代表刘纯正谈判。翌日，刘即赶回长沙，向从邵阳赶回长沙的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唐星汇报。在先，毛泽东于接到程潜关于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和谈原则谋取局部和平的备忘录后，曾于7月4日复电程潜，表示：“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¹⁵⁶⁾起义酝酿成熟，7月29日，程潜秘密从邵阳回到长沙，受毛泽东委托南来的程潜旧部李明灏也到长沙与程潜、陈明仁会晤。

为阻止程潜在长沙起义，广州国民党政府方面于7月30日在行政院会议上决定，同意程潜辞去湖南省主席，专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以陈明仁任湖南省主席。翌日，即31日，又撤销了长沙绥靖公署，阎锡山并派黄杰、邓文仪持函于8月1日自广州到达长沙，劝阻程潜，并邀程潜赴广州，拟任其为考试院院长。但已无济于事。8月1日，程潜即向国共双方军政界发表个人声明，历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见弃于民，呼吁道：“当道仁贤，共念凶危，立即化除成见，积极和谈，则全国治安，固可立时恢复。如今之秉政者，苟犹有丝毫之天良未泯，当能幡然悔悟，立致祥和。”8月4日，程潜、陈明仁发布《告湖南民众书》、《告湖南将士书》，宣布脱离广州政府起义，翌日又发布通电：“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之中国而奋斗。”⁽¹⁵⁷⁾8月5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陈明仁，支持设立由程潜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机构，并表示：“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同庆。南望湘云，谨致祝贺。”⁽¹⁵⁸⁾同一天，程潜、陈明仁等再次联名发布通电，阐明宗旨，毛泽东、朱德于8月16日再次复电表示祝贺。⁽¹⁵⁹⁾

程潜和陈明仁所能控制的本部军队很少，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所属各部在第十四军军长成刚、第七十一军军长彭锷、第一〇〇军军长杜鼎等率领下，纷纷南逃。为控制局面，8月5日，解放军前锋部队迅即进入长沙，各部发起追击。第四十九军向宁乡、湘乡，第四十六军向衡阳，第四十八军向茶陵、攸县，第十八军向茶陵、安仁挺进。同一天，广州政府任命黄杰为湖南省主席，8月8日又重组第一兵团，由黄杰任兵团司令官。是日，黄到达芷江，设立湖南省政府。

在长沙起义、解放军重兵追击的严重形势下，白崇禧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以第一兵团、湘鄂赣边区绥署部队在邵阳、祁阳地区整补，成立湘西绥靖司令部，后又组建第十七兵团，以第三、第十、第十一兵团分别部署在衡阳以北、以东山地，阻击解放军南下。

解放军第四十九军第一四六师在追击过程中于14日占领永丰（今双峰），15日轻敌深入青树坪地区，在界岭一线遭到白崇禧所部第四十六军一部的阻击，第一四六师仍图突进，结果受到白部第七军的反击，伤亡严重，入夜，突围而出。当时解放军主力正在休整，未再南进，仅在江西地区，以第四兵团第十八军先遣师向粤北大庾、南雄、始兴前进，以第十五兵团第四十八军向赣州前进。8月16日，在敌后游击的解放军粤赣湘纵队的北进支队占领入粤的战略要地大庾，旋在新城和南进部队会师。至8月底，占领江西全境，为入粤作战开辟了道路。

当时，李宗仁、白崇禧希望宋希濂所部在湘西作战，作自己的西侧屏障，撤退至潮汕一带的胡琏兵团及从青岛撤至海南岛的刘安祺兵团至粤北作战，作自己的东侧屏障，以粤北、赣南、湘南、湘西组成一条防卫线。但蒋介石蓄意守卫海岛，要以刘安祺两个军的力量控制海南，使与台湾成犄角之势⁽¹⁶⁰⁾。在西南则把重兵驻守川东、川北，以保守四川，听任桂系在湘南陷于孤立。大约7月间，蒋介石要到广州，因不能不应付粤桂方面的要求，他才密电调刘安祺部主力到广州，并告诉他：“你不去，我不方便。”⁽¹⁶¹⁾但部队移动十分迟缓⁽¹⁶²⁾。8月13日，白崇禧为组织反攻，曾主张调刘安祺兵团到耒阳作战。据《徐永昌日记》，当天在李宗仁主持的军事会议上，白崇禧认为：“敌人深入，兵力分散，我邵衡间军心士气可用。所以拟抽衡阳以东几个师至永丰一带谋反攻敌人，且谓千载一时，决可打个胜仗，歼灭敌人一部。不过右翼后方实嫌空虚，拟调广州一带之三十九军及新由海南抽穗之刘安琪部到耒阳一带以为援应。国防部则为保广州若干时间之安全，只允调至英德、韶关间。”⁽¹⁶³⁾

广州地区是传统上粤系和桂系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在事实上不愿以自己的力量替桂系作战。8月11日，蒋介石在台北对来谒的顾祝同表示：“不可将广州防卫撤空，以免政府根据地发生动摇；并以为此次广州改设卫戍总部与集中兵力乃为计之得者，切不可变更部署轻易放弃广州。”⁽¹⁶⁴⁾8月23日，蒋介石到广州，会商保卫广州战略。24日，他接见顾祝同、余汉谋等，“指示改正部署，切嘱勿将刘安祺所部北调，而使广州防卫空虚，任令犯匪长驱直入。盖国防部前为保卫广州，曾令电刘安祺所部至广州担任守备，而李宗仁等竟欲令调该部至广东省境以外作战，置政府所在地之广州安危于不顾”⁽¹⁶⁵⁾。事实上，白崇禧的部署本是为了积极防卫，但蒋介石不愿与桂系积极合作。8月24日，蒋介石又从广州飞到重庆。

鉴于解放军屯兵不进、处于休整状态，8月中旬，广州国民党政府根据白崇禧的主张部署反攻。据宋希濂回忆：“国防部决定命华中白崇禧所部向湘潭、长沙一带反攻，命退集到福建及沿海一带岛屿的汤恩伯部反攻福州等地，命胡宗南部自秦岭向陇海路西段进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所指挥的部队，应以主力渡过澧水，向常德、澧县等地攻击，以一部向宜昌附近攻击。”⁽¹⁶⁶⁾8月20日，白崇禧部第三兵团由永丰（双峰）北进，第一兵团向新化、湘乡攻击。但宋希濂仅派小部队出击试探，白崇禧孤掌难鸣，不得不撤回原阵地。9月初，白崇禧鉴于解放军调动频繁，即将南进，即部署抵抗，于9月10日制定作战方针为：“本署以诱歼衡阳以东匪军，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即集结有力兵团，于粤汉路南段，企图诱匪于衡（阳）郴地区包围歼灭之。”⁽¹⁶⁷⁾但蒋介石并不支持白崇禧积极作战的方针，9月8日，他从重庆致电顾祝同叮嘱说：“（一）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为目前剿共军事战略最高指导原则，如有余，则可扩充范围，以期保卫华南，此乃兵力使然，只可如此，万不可再蹈保卫长江全线，放弃京沪重地，以致守江部队几乎整个被歼之覆辙。（二）现驻粤中第五十军、第三十九军、第六十三军、第一〇九军之建制，切勿分割使用，处处陷于被动，为匪各个击破，今后一切部署，应照此最高指导原则实施，勿再举棋不定，俾得确保革命基地，希以此意转达余汉谋长官为要。”⁽¹⁶⁸⁾广州政府方面，当时有以广州部队向广西撤退，与白崇禧部会合的考虑。这时，解放军已准备大举南进了。

为准备进军并接管广东，中共中央新组建了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自北平到达赣州后，即于9月7日召集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负责人，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两广纵队负责人曾生等举行作战会议，决定各部必须于10月底在预定地域完成集结，准备分兵两路进攻广东。叶剑英部署既定，毛泽东即于9月上中旬之际，分别指示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将领歼灭白崇禧所部及进军西南的部署。毛泽东令陈赓指挥本部三个军、四野邓华部二个军，自赣南进击，占领广州后，由陈赓率本部三个军进入广西作战，续后向云南挺进。四野以主力五个军沿湘桂铁路南进，与陈赓部南北配合，迫使白崇禧最后不得不进行决战。其中，四野主力以第十三兵团率二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以四野十二兵团率三个军经湘潭、湘乡进攻宝庆（邵阳），与第十三兵团呼应，待白崇禧部南撤时跟进。在正面仅派队监视衡阳白崇禧部。然后上述三路八个军先在广西站稳脚跟，再寻白崇禧部主力决战，予以歼灭。第二野战军二个兵团于10月间在湘西集结，然后向川、黔进军，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孤立重庆及川东的孙震、宋希濂所部，然后东向进占重庆。第四兵团于完成广西作战任务后，继续西进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并归还第二野战军建制。“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¹⁶⁹⁾。二野在华中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

9月13日，程子华率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三十九军由常德、桃源地区出发，先期行动，向柳州方向挺进，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战力薄弱，被击破后退入贵州。至10月2日，第十三兵团推进至芷江一线，5日占领会同，兵逼靖远，切断了白崇禧部和宋希濂部的联络和白部入黔的道路。当西路第十三兵团到达芷江之线时，萧劲光率领的中路第十二兵团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等三个军向青树坪、永丰、白果市攻击前进。陈赓率领的东路两个兵团分三路向广东境内挺进，兵逼韶关。中路军突破皂角坳阵地，迫敌第一兵团退守界岭、巨口铺等地，解放军前锋第四十五军第一三五师向灵官殿地区突进。同时，解放军在衡阳正面以第四十六军及二野在湘的第十八军进行牵制。

正当解放军大举挺进之际，白崇禧在广州还在主张反攻。在10月2日有蒋介石、李宗仁出席的非常委员会军事小组会议上，白崇禧报告军事，大意为：“总之，我军兵力优于敌人，且颇集结。敌人则分散。惜湘西宋希濂部不听调遣，粤北刘安琪部北上迟缓。要求蒋先生暂不离穗，督促宋希濂部出击，刘安琪部速北上，并拟撤曲江一带华中军，北出夹击湘乡，可以在此打一胜仗。然后南下侧击南雄西南犯之匪，俾由被动转为主动，否则处处待敌优势兵力来攻，岂非坐以待毙。”⁽¹⁷⁰⁾但蒋介石既不合作，时机也已丧失。白崇禧发现解放军南进后，即调位于后方乐昌、仁化的第四十六军、耒阳的第四十八军一部向衡阳附近集结。10月5日，又命令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指挥上述两部向江伯堰推进，准备协同第七军夹击渣江方面的解放军。是日，林彪发现白崇禧部并未撤退，反而向前推进，有与解放军决战模样，即命令中路军主力在现地停止待命，如遇敌进攻，即诱敌深入。命令西路军停止前进，由芷江、会同折向宝庆、祁阳间前进，令第四十六、第十八军向耒阳、常宁西进，准备在衡宝地区寻敌决战。但第一三五师在突进中没有接到命令，继续挺进，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围攻，陷入苦战。

10月6日，白崇禧研究敌情，发现解放军大迂回的形势已成，后路危险，即于黄昏时分命令撤退。7日，林彪发现白崇禧撤退，即命令第十二兵团发起追击，命令第一三五师坚决阻击敌军南逃。白崇禧以向渣江攻击的第七军指挥本部第一七一、一七二师及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一七六师为后卫部队，该部分两路纵队，以军长李本一率一七二、一三八师为右纵队，以副军长凌云上率一七一、一七六师为左纵队，分别经黄土铺、祁阳向广西境内撤退。但沿途高山峻岭，道路狭窄，行军速度很慢，行军序列拉得很长，态势不利。解放军第一三五师在敌后的阻击，有效地迟滞了敌军行动。至10月9日，李本一所率四个师在祁阳北的白地市、黄土铺被解放军追击部队包围。10日，解放军集中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九军，以4个军的强大兵力发起总攻。战斗至11日，除李本一及第一三八师一部逃脱外，白崇禧部战力坚强的主力四个师二万多人被歼灭。衡宝战役，解放军共歼敌4.7万人，白崇禧部的战斗力受到沉重打击⁽¹⁷¹⁾。

林彪指挥中路军包围了白崇禧部主力四个师后，态势十分有利，他于10月10日向中央军委建议，暂缓攻占广东，以免敌向广西撤退，造成敌之兵力集中和我之兵力分散，建议陈赓兵团由现地（英德、韶关）沿公路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集中兵力歼灭白崇禧部。他认为“歼灭广西之敌，已成为全战局的中心环节”⁽¹⁷²⁾。当时，白崇禧部有回头北援其被围的四个师的模样，正好陷入解放军大包围之线。因此，林彪同时命令第四兵团停止待命。中央军委同意林彪的意见，以第四兵团西进，并指示第十五兵团等部相机夺取广州。

叶剑英和东路各将领，鉴于各部已与敌军激战中，前出很远，敌已增兵守备广州，且有调胡琏部参战模样，而第四兵团远赴桂柳，较之第十八军、四十六军及第十三兵团还远，时间上赶不及，有两头落空的危险。所以，建议以四兵团直下三水，攻取广州后由水路运输，经梧州直取南宁。12日，中央军委同意陈、邓兵团继续向广州前进，但指示以一部兵力直出广州、梧州间，断敌向广西的退路，如敌向广西逃跑，陈赓兵团即跟踪入桂。这时，白崇禧坐视被围部队被歼灭而不救，11日，战斗结束。林彪原来的设想已与战场形势不符，即根据前敌将领意见和敌情的变化，在接到军委指示之前，先期于11日下午和夜间连续两电命令第四兵团继续向广州前进⁽¹⁷³⁾。

广东方面，国民党军于8月底成立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以余汉谋为长官，当解放军推进时，以第四、第二十一兵团共六个军，沿粤汉路韶关至广州间布防，企图“集中兵力，确保广州”⁽¹⁷⁴⁾。以第十二兵团二个军位于潮安、汕头，以第三十二、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军位于湛江、海南岛。国民党军在粤北兵力薄弱，解放军第四兵团于10月7日占领韶关，第十五兵团进占翁源一线，向英德、佛冈挺进。10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军、第六十三军残部不支后撤。11日，广州国民党政府决定放弃广州，逃往重庆。13日，各部队开始撤退。第二十一兵团逐次由新会、高明附近向雷州半岛撤退，第四兵团经高要、罗定向湛江撤退。第一〇九军等部经珠江口由海上撤退。至14日下午炸毁海珠铁桥后，全部撤离市区。续后，第十二兵团未经参与广州战役，即从海上撤至金门。

10月14日，解放军右路第四兵团和中路第十五兵团进占清远、花县、从化、增城，左路两广纵队并指挥粤赣湘边纵队及粤桂边纵队逼近博罗，从东北西三面包围广州。是日晚，第十五兵团前锋进入广州。第四兵团立即转入追击，15日占领三水，迫敌一个师投降，另部占领佛山，16日占领四会，17日占领高要，各歼敌一部。17日，中央军委指示第四兵团乘胜追击。第四兵团即分三路进行长距离追击作战。20日，发现敌第二十一兵团等部尚滞留在开平、恩平地区，解放军第四兵团即动员各部不顾一切进行追击，严令右路截断敌西逃之路。至23日晚，将敌第二十一兵团等部包围在阳江、阳春地区，25日发起总攻，至26日将被包围之敌歼灭。刘安祺率残部在海军支援下突围抵达海陵岛。至月底，广东省除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外，全部解放。解放军广东战役共歼敌6.2万余人⁽¹⁷⁵⁾。

四　广州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纷争

李宗仁到达广州之后，广州国民党党政军方面决心继续抵抗解放军的进军。立法院于5月13日院会上通过决议，支持政府对中共继续作战到底。是日，还通过了白大诚等四十九名委员的临时紧急动议，向宋子文、孔祥熙及张嘉璈三氏征借10亿美金，藉以挽救危机，半作军费，半作整理金融基金⁽¹⁷⁶⁾。当然，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三氏似也无此巨大财力。张嘉璈于5月18日即致函行政院，声明他一生服务社会，“皆系担任以薪金为收入之职务，并以提倡奉公守法、确立会计出纳材料工程等管理制度为任务，从未自营任何产业。除中国银行离职时，董事会给予退职金十六万元，作子女教养费外，并无任何私人财产”⁽¹⁷⁷⁾。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议决，请政府通令全国，如再有倡议“和平”、中途妥协、或妄发求和言论者，应视同叛逆，予以党纪国法之处分⁽¹⁷⁸⁾。当时，广州方面国民党中，对于李宗仁到广州后的政治态度，“多数人不同情其最近文告，以为仍将受共党欺骗而先摇了人心。尤其军事受害特大”⁽¹⁷⁹⁾。于是，李宗仁于5月21日再次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明：“在此，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全国同胞，从今天以后，我所领导的政府，对于抵抗这个暴力的压迫（指解放军的进攻——引者），具有坚强的决心，虽至一兵一卒亦决不放弃我们的责任；同时并要排除任何阻力，来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革新，务必使政府一切措施，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与人民的要求，以期严整政府阵营，充实政府力量，来从事于维护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反共战争。”⁽¹⁸⁰⁾

然而，尽管蒋介石作了承诺，但实际上蒋介石依然在幕后指挥，李蒋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拥蒋的势力依然是李宗仁所无法对付的。5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行会议，请蒋介石打消遁迹远行之意，并推阎锡山、于右任、吴忠信等研究促成蒋介石和李宗仁在短期内再度晤谈。5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定阎锡山、吴铁城、李文范、吴忠信、白崇禧、王宠惠、陈济棠等七人成立小组委员会，研究加强团结计划，必要时赴台湾晋谒蒋介石⁽¹⁸¹⁾。当时，参谋总长顾祝同听命于蒋介石，引起白崇禧的不满。李宗仁要行政院长何应钦免去顾祝同的参谋总长职务，由白崇禧继任。何应钦两头为难，表示要辞去行政院长。广州国民党政府内一片混乱。

5月17日，阎锡山和朱家骅、陈济棠一起去会晤李宗仁，询问李宗仁致蒋介石函是否已经起草完毕，以便去和蒋介石商讨。据徐永昌记载：“（阎锡山转述）见面之场合，渠（指李宗仁——引者）发牢骚中有西南各军需现款一百五十万元，而财部发不出。要何敬之免顾职（易以健生，华中总司令由李鹤林接，顾转西北长官）而迟迟不见发表。此何意也。阎先生以为，先与蒋晤或能说的通。李谓不通即走。言下愤愤。陈朱提倡走时，阎先生仍要早写函而出。按：（系徐永昌按语——引者）李到穗第二次会时，即有提议首须团结白健生，建议李蒋晤面，吴礼卿加实其需要，阎先生促成之。遂推阎朱（骝先）陈（伯南）先晤蒋，规定见面地点，并携李函前往。因李自动述出不但中国反共，并且要提倡亚洲其他国家联合反共，云云。阎先生即乘之，以为用此意拟之函中致蒋，蒋无不赞同一致。李当时亦乐，允即办者。并闻李左右策士，劝李要蒋先办到前此所许各节，否则不要见面。又吴礼卿坚不参加该项运动，所谓二陈派亦不希望李蒋见面。李德邻亦云共党即要我们两分。云云。此日来政局暗潮也。”⁽¹⁸²⁾

当时，蒋介石于5月17日自舟山飞临澎湖马公，据蒋经国说：“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从此已无缘再享此人间清福也。”⁽¹⁸³⁾其实，蒋介石一刻也不愿也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25日抵台湾高雄，继续干预军政事宜，当日并派蒋经国飞往上海，对汤恩伯传达自己的意旨及处理物资疏运事宜。只是汤恩伯部已经抵抗不了，被迫撤退，蒋经国才未能在上海降落⁽¹⁸⁴⁾。

5月26日，于右任、阎锡山、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携李宗仁函飞赴台湾，会晤蒋介石，调解蒋李矛盾。27日，蒋介石自高雄到台南，与于右任等相见。晤谈之后，蒋介石对李宗仁来函并不满意，不愿和解，即以“不再闻问政治之决心”加以搪塞⁽¹⁸⁵⁾。当时会见情况，据徐永昌记阎锡山所述：“先出党的决议案（即前之第三案）并展转出李德邻书（一、简化政府，二、整顿金融，三、核实军额，四、何敬之辞或请问何人继之，五、政府迁何地）。蒋先生初置各函件不之阅，继经解释乃阅。阅竟谓都好。更询第四人事问题谓：我已引退，决不管。中间曾因吴铁城之解劝，乃答以申斥之语意，又因朱骝先之申述，乃竟责至其教育办到如斯之不堪。云云。末以将有亲笔信李代总统而作结束。渠等五人尚拟作再度晤谈，而下午蒋已他飞。渠等乃于今下午归。阎先生并述陈辞修单独转达蒋意，请阎早去台，又蒋先生曾说到渠实无面到外国去。”⁽¹⁸⁶⁾

蒋李矛盾难以调和，何应钦内阁于5月31日总辞职，李宗仁提名没有政治实力的居正为行政院长。但立法院投票时，因CC派的反对，未获通过。当天，发票303张，同意票151张，不同意票143张，仅差一票，未超过出席委员之半数，遭到否决。桂系在政治上能力薄弱，投票之前，对立法院的状况掉以轻心，致以一票之差失败，李宗仁的威信也由此受到打击。当时，阎锡山在蒋、李之间，处于居间调解的地位，大部分立法委员瞩意阎锡山。6月2日，国民党中常会推举阎锡山为行政院长，李宗仁屈服于CC的压力，于3日向立法院提名，以254票同意对56票不同意，绝对多数通过。从此，蒋介石就通过阎锡山来贯彻自己的意图，以制约李宗仁。

这时，阎锡山因私事到了台北，6月4日前往高雄晤蒋，蒋尽力对阎施加影响。据徐永昌记述阎锡山所述：“在高雄晤蒋先生，对渠组阁颇乐观，财政拟以全部作两年准备。去时李提拟以邱昌渭长外交，蒋不可（恐其乱更换驻外大使，设驻在国不表欢迎，延宕三个月，则国家损失太大矣），要阎自兼。对国防部要余担任。询以何敬之，谓亦可。且云不可令白到国防部。”⁽¹⁸⁷⁾蒋又向阎提交了他所拟的非常委员会名单。阎锡山回广州后，李宗仁提名要白崇禧任国防部长，而何应钦畏难，坚决不就国防部长之任，最后蒋介石电示阎锡山，不得已时由阎自兼。

李宗仁对阎锡山亲蒋的态度有所不满，曾约见徐永昌，认为阎被CC派所包围。他对徐出示甘介侯从美国来的电报，大意说：“已晤杜鲁门总统，谈及胡适、顾维钧皆拥蒋之人。蒋在主持中国军政，无望美援来华。”李又告诉徐，美国公使克拉克日前在桂林对自己说：“何不令蒋先生出国，与令CC脱离现政府，以新美国人民耳目。不然，李代总统无能为也。”⁽¹⁸⁸⁾而CC派也因否决居正、通过阎阁，向阎邀功，谋取部长席位。11日，李宗仁仍反对阎锡山兼国防，要白崇禧专任，并拟就电稿给蒋介石，要蒋同意。然而阎锡山表示：“如不发表兼国防时，其府令送稿副署时，当将阁命一并送回。该电则决不发。明日将亲送回，劝其从新考虑。”12日，阎锡山会晤李宗仁时，李表示要将这一电文“公布天下而去”，阎答应就此事进行疏通，兼职时间“当然愈短愈好”⁽¹⁸⁹⁾。这样，阎锡山内阁才勉强组成，6月13日，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并兼外交部长，不久电请胡适担任，胡虽一度答应，但终未到任，由叶公超代理。阎在就职典礼上声称：“锡山此次承代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于国家危难时期，组织战时内阁，国计民生，万端待理，惟当前措施，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¹⁹⁰⁾

李宗仁实力不足，无法摆脱蒋介石的幕后操纵和控制，不能不谋求蒋介石的合作和支持。阎内阁组成后，李宗仁、阎锡山于6月16日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命驾莅穗，使仁等得以就近联络一切”。《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说：“李宗仁对内对外，皆束手无策，故不得不要求公莅穗，就近指导，以挽救当前危局也。”⁽¹⁹¹⁾这也许就是当年蒋介石对李宗仁处境的一种估计吧。区区桂系的实力和人望，难以在国民党的残局中摆脱蒋介石的影响，达到美国人所期望的效果。

但是，蒋介石还不愿意马上去广州，他还要看一看桂系到底有多大的能耐。6月18日，他对吴忠信表示：短期内可以赴穗，但必待台湾军事检讨会议与处理防务完毕，始再定行期⁽¹⁹²⁾。同日，徐永昌到高雄见蒋，“（蒋）复询李白是否尚能回至合作，答以健生或能。渠似不谓然……询对渠赴穗有何意见。答以不如且缓。缘磨擦之局，既无法消弭，不如待李阎磨擦至无可开脱时再往，岂不多延宕破裂之时间”⁽¹⁹³⁾。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残部实际上是分裂的，台湾是蒋介石完全控制的地盘，号称引退、不管政务的蒋介石，对台湾事务巨细必问，代总统李宗仁是一根针也插不进去的。至于大陆的烂摊子，以李宗仁的实力，只在两广可以发挥作用，也折腾不出什么名堂，蒋介石控制着财权和黄埔系的兵权，仍然可以牵着桂系的鼻子走，尽可让李宗仁在名义上再顶一阵子。

当时，蒋介石着意经营台湾，黄金外币运台后，蒋介石控制着这笔财产，稳定台湾的经费就有了着落。尽管李宗仁曾“出一清单，谓政府尚有四亿资金”⁽¹⁹⁴⁾，但广州国民党政府无权自由动用这笔钱来应付大陆的军政支出。6月15日，台湾省政府宣布改革币制，发行新台币，由中央划拨经费来源，抵付在台军公垫款，并将进出口贸易之外汇管理，交由台湾省统筹调度，同时拨付黄金80万两，以为改革币制基金，另拨借美金1000万元，作为进出口贸易运用资金。当时，国际上有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谣传。蒋介石决心坚持下述主张和立场：“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湾，为共匪夺取，而入于俄国势力范围，使其南太平洋海岛防线发生缺口，亟谋由我交与美国管理，而英则在幕后积极怂恿，以间接加强其香港声势。对此一问题，最足顾虑。故对美应有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与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¹⁹⁵⁾

在大陆，蒋介石利用阎锡山来制约李宗仁，李宗仁难以贯彻自己的意图。吴忠信、袁守谦面见阎锡山时，转达了蒋介石的关照，吴说：“总裁说：阎先生为我们保持生命线，我们要全力支持。”所谓生命线，即由阎锡山消弭与代总统之间的隔阂与冲突。袁守谦说，“总裁命令黄埔军官一致服从我（阎锡山——引者）的命令，以支持我主持的战时内阁的一切措施”⁽¹⁹⁶⁾。于是，蒋介石开始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为重登前台作准备。6月22日，他向吴忠信表示，将于下月初到广州成立非常委员会，并巡视重庆等地。24日，他从高雄到达台北，定居阳明山，建立他的指挥中心。同日，他通知在广州的国民党的秘书长郑彦棻，定于7月1日起设置总裁办公室。他以强化党权的方式，来强化他对政局的操纵。在这个办公室下面设立设计委员会，下分党务、政治、军事、外交、财政、文化宣传等六个组。7月4日，蒋介石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坦然以最高领袖自居：“自孙总理逝世以后，余即继其为领导国民革命之领袖，早已献身于国民革命，以谋中国人民之自由与国家独立。今后仍以革命领导者之地位，自将继续完成此一付托之重任……故余个人之地位，决不在于政治上职权与名义之有无，而对于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则始终不容放弃。”⁽¹⁹⁷⁾

7月14日，蒋介石于访问菲律宾回国后即赴广州，翌日与李宗仁会晤，然而两人隔阂很深，谈话不得要领而散。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以蒋介石为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为委员，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政治委员会职权。4月22日蒋、李杭州会议时的拟议得以落实，蒋介石也就名正言顺地以“革命领袖”的资格，重新公开出来指挥全局。李宗仁在政局中的分量也就越来越轻了。

当时，桂系刻意经营两广，白崇禧认为广西部队必须入粤保卫两广，因此，急切要求重掌国防部，以便调动兵力，进行部署。7月3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到广州向李宗仁陈述。蒋介石到广州时，李宗仁又提出了白崇禧出长国防部长的问题以及保卫广东问题，与蒋商量。当时两广将领希望白崇禧出长国防部长后，把沿海主力兵团如胡琏、刘安祺兵团等部调到大庾岭以北地区，与白崇禧所指挥的兵力紧密联系，并肩作战。他们不赞成蒋介石把兵力部署在沿海某些据点，忽视广东的保卫。但蒋介石只是答应考虑。

这时候，解放军夏季休整，国民党方面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李宗仁到各防地出巡，决定到台北再与蒋介石商量悬而未决的问题。7月27日到达台北时，受到陈诚安排的热烈欢迎，蒋介石、蒋经国也到机场迎接。在台与蒋介石前后长谈五次。据程思远回忆，“李重新提出以白崇禧长国防和集中兵力保卫广东问题。蒋对白长国防部，借口胡宗南、宋希濂反对，谓目前不能有此任命。对保卫广东，说是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庾岭以北地区”⁽¹⁹⁸⁾。李宗仁一无所获，于30日回到广州。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的白皮书。蒋介石获得有关消息后，曾企图阻止白皮书的发表，但一直支持蒋介石的美国参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打电报给蒋介石，认为这样的请求书，会给美国人对中国政府的印象带来不良的影响，它“会被解释为一种认罪书”⁽¹⁹⁹⁾。蒋介石和广州国民党政府只能对白皮书低调处理，而不敢加以驳辩。李宗仁则似乎增加了获得美援的希望。据董显光著《蒋总统传》说：“白皮书即时产生的一种结果，便是使李代总统更公然反对蒋总统。李氏的一个亲信顾问甘介侯……现在他劝告李氏说，美国政府‘不拟援助蒋介石所控制的政府’。李氏认为自己可以获得美援，于是对许多有关政策的问题，大胆与蒋总统争持。李氏与蒋总统对防卫的战略，不久便显然分歧。蒋总统认为在锐减中的政府军队，应集中防卫几个要点，如广州、海南岛及台湾。他很怕国军力量因散布于宽广的阵线而趋于稀薄。但李氏亟欲采取较大胆的途径，欲在湖南与江西坚守据点，促请把现在台湾的空军与孙立人所训练的新军移调至衡阳地区。后来，蒋总统的意见占优势，台湾的防务也就没有削弱。”⁽²⁰⁰⁾

到9月间，桂系对于国防部长一职等得不耐烦了，阎锡山并未兑现他的诺言。李宗仁托邹鲁向阎锡山传话：“请阎院长辞国防部长兼职，并以白健生接替。”但阎锡山表示强硬：“我不辞国防部长兼职。如代总统令免，我行政院长不副署。”⁽²⁰¹⁾对此，徐永昌批评说：“余于国防部事，以为如不能核实军队，提高待遇，进有功，去不才，仅为蒋先生便利而兼之，必不为人所原谅。盖国事败坏至今，十之九因军事。若依然过去之军事，则势不至败坏完尽不止。所以若决心不辞职，必须立即做应做的事。渠对李之相迫，少自责而多尤人，余颇不能平。”⁽²⁰²⁾当时，蒋阎方面认为，白崇禧如就任国防部长，必至免胡宗南，免汤恩伯，甚至免陈诚，蒋介石“如抗不令交代，竟下令通缉蒋，以争取正统，皆能做到”⁽²⁰³⁾。尤其是胡琏兵团从江西败退广东后，被调到潮汕一带，引起粤、桂方面对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强烈不满，认为“胡氏一走，就是政府不保卫广州”。余汉谋也因指挥不动中央系的三个兵团，即刘安祺兵团、胡琏兵团、沈发藻兵团，而迟迟不肯就任华南军政长官的职务⁽²⁰⁴⁾。军事指挥权问题，实际上是国防部长一职纷争的关键。

广州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军事上无所作为，百无聊赖，竟于9月2日发出通缉令，通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九名中共军政领导人。阎锡山只是空话连篇，在广州残局中声望日益下降，桂系和立法院中正在酝酿倒阎风潮。阎正在设法应付，恋栈不去。徐永昌劝其趁机卸职，以免溃灭的责任，但阎不听，大言要“人定胜天”⁽²⁰⁵⁾。

8月23日，蒋介石从台北到达广州，事先并未通知，仅蒋经国前往迎接，开始了他对西南地区的巡视，部署抵抗解放军的进军。24日到达重庆，他在书面谈话中声言：“今日重庆，再度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²⁰⁶⁾侥幸地希图重庆发挥抗战时期的那种作用。他在重庆连日分批接见西南地区军政人员，安抚四川方面的地方领袖。29日，他主持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国民党的川、黔、康省政府主席，川、陕、甘、鄂、湘边区将领均到会，仅云南省主席卢汉未至。蒋介石部署死守四川，“决定主力放在川西北，编罗广文两个军及陈春霖军共三个军为十五兵团，开赴广元，并以杨汉烈部守大巴山，孙震部守三峡，宋希濂部守鄂西及酉阳、黔江，何绍周部守贵州东正面”⁽²⁰⁷⁾。“以保卫四川为核心”⁽²⁰⁸⁾，“决定拒×于川境之外，即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区”⁽²⁰⁹⁾。当时，胡宗南主张在西南的国民党各将领联名请求蒋介石长期驻在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但蒋介石没有同意。他心里明白，四川的战略价值已经很有限了。

当时，被蒋介石用阴谋赶出云南的前云南省主席龙云和中共方面，都在策动云南省主席卢汉反蒋起义。在龙云主政期间，民盟在云南十分活跃，中共对云南各界也有很大影响，中共的游击武装也有很可观的力量。卢汉一时难下决心。蒋介石到重庆后，于9月1日召见卢汉的代表朱丽东，要卢汉到重庆商谈。当时，李宗仁、白崇禧主张以鲁道源任云南省主席，免去卢汉职务。蒋介石认为：“吾人本欲以滇省做剿共基地、政府后路，彼（指卢汉——引者）若据滇西以扰我，是仍不能作基地与后路也。”⁽²¹⁰⁾他一面让徐永昌去广州，向李宗仁、阎锡山建议广州政府方面用怀柔方法安定滇局，一面命令李弥率部回滇，监视卢汉。卢汉犹豫再三，于9月6日冒险前往重庆。蒋介石尽量安抚卢汉，要他肃清内部，并要他立即行动。9月8日，卢汉从重庆返回昆明，保密局长毛人凤随后即率领大批特务到达昆明，于9日夜进行大搜捕，时称“九九整肃”。反蒋的军事学家、民革中央执行委员杨杰闻变先期出走香港，9月19日，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但卢汉一方面镇压反蒋活动，一方面又保护一批反蒋的人，并继续和中共联络。蒋介石于9月12日从重庆前往成都，对四川地方势力进行安抚，活动五天后于17日回到重庆。21日，蒋介石派蒋经国拿了自己的亲笔信先行去昆明见卢汉，翌日，蒋亲自偕张群、萧毅肃等飞抵昆明，与卢汉面谈，力图笼络卢汉。但蒋介石不敢久留，当天即离昆明前往广州。

蒋介石这次在广州多住了几天，对白崇禧多方笼络。他建议于非常委员会中设立军事委员会，使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及白崇禧都可以参加。他答应等华中战事结束，再提议以白崇禧为国防部长⁽²¹¹⁾。据说，蒋且答应白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并将胡宗南和宋希濂所部交白崇禧指挥⁽²¹²⁾。但白崇禧没有答应蒋介石的方案，当时薛岳正在活动两广联合倒蒋。白崇禧因李宗仁魄力不足，连他出任国防部长一职都解决不了，渐渐生出离异之心。

国民党残部失守福州之后，蒋介石私自令国防部任命汤恩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但李宗仁认为，汤恩伯失守京沪，应受处分，且蒋介石无权任命将领，因而拒绝签署任命令。10月2日，蒋介石接到汤恩伯来的电报：“李宗仁发表公开反对行政院任其为福州绥靖主任之声明，使彼丧失威信，无法指挥部属，故不能再驻厦门决战，决自今日离职远行。”⁽²¹³⁾汤以一走相要挟。而蒋介石则替他吹嘘说：“厦防已布置妥当，如再能将胡琏部某军加上，相信防守三年无虞。”⁽²¹⁴⁾当时，白崇禧还斗志旺盛，准备在湘乡打一胜仗，当面要求蒋介石留在广州，督促宋希濂部出击，刘安祺部尽速北上。但蒋没有同意，答复说：“汤恩伯这个东西那里，非得我去一趟不可。”李宗仁说：“他能不守纪律？”蒋以叹息的声调说：“现在只好多用情感……明早即去厦转台，很快的反【返】来。”⁽²¹⁵⁾事实上，蒋介石先派了谷正纲去安慰汤恩伯，正当解放军大举南进之际，他于10月3日飞回了台北，迟至10月7日上午才乘军舰到达厦门巡视，召集驻军官长训话，要他们“在汤将军领导之下，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组训民众，加强战力，确保金厦，来奠定反攻胜利的基础”⁽²¹⁶⁾。当晚即离开厦门回台湾。10月11日，他又到定海巡视。显然，广州是蒋介石的反对派，即桂系和粤系可以发挥影响力的地方，广州的防卫问题并不是蒋介石关心的焦点。

解放军向两广挺进，李宗仁无法维持残局，又派吴忠信去台北询问蒋介石，或者直接出来以总统身份负责，或者交出款项来。蒋答应予以考虑。徐永昌估计：“余以为必无结果。盖出山恐美援因之不来。亦不放手财权。”⁽²¹⁷⁾10月8日，洪兰友致电蒋介石：“广州危急，李宗仁有‘知难而退’之意。”顾祝同也有电建议：“粤省西北与湘、黔军事，已趋劣势。请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²¹⁸⁾蒋介石系统趁桂系主力在衡宝被歼灭之机，希望蒋介石尽早复出。

广州对于国民党政府残部早已不是久留之地。5月16日，国防部已决定迁往重庆。19日，行政院也决定迁重庆⁽²¹⁹⁾。但一时局势和缓，没有行动。8月1日起，广州国民党政府开始部分迁往重庆，国防部分渝、穗两地办公。8月13日，中央机关在渝办公布置委员会主任马国琳对记者声称：“中央分地办公的决策，表示有保卫重庆及四川乃至整个西南之决心，政府稳定，必能获得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援助。”⁽²²⁰⁾10月11日，解放军已兵临广州城下，李宗仁于12日零时发布总统令，宣布“中央政府定于本月15日起，在陪都重庆开始办公。所有保卫广州之军政事宜，着由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负责统一指挥”⁽²²¹⁾。阎锡山则早早地于11日离开广州，飞到台北。据说是去向蒋介石要钱，因七八月军费未发清，9月、10月军政费没有着落。但当时蒋介石到定海视察去了，不在台北。阎锡山直到14日才见到蒋介石，结果要到黄金40万两，但被东南军政长官部就地要去了12.5万两，其余从台北带到了重庆。这点钱只能开放军政费到本月13日⁽²²²⁾。13日，李宗仁撤离广州，飞往桂林，其他行政长官直接飞往重庆。14日，李宗仁从桂林飞抵重庆，阎锡山则在台北滞留至15日才直飞重庆。

————————————————————

(1) 侯镜如等：《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3页。

(2) 《郭汝瑰回忆录》，第352页。

(3) 侯镜如等：《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2页。

(4) 参张秉均编著：《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戡乱战役述评（三）》，第81—82页，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12月31日版。

(5) 参前引侯镜如文，及《郭汝瑰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

(6) 参张秉均编著：《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戡乱战役述评（三）》，第82页。

(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3月18日条。

(8)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4集，第628页，1949年10月版。

(9) 梁佐华等：《解放前夕“京沪暴动案”亲历记》，民革中央宣传部编：《王葆真文集》，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399页。

(10) 金洵、刘盛容：《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11) 刘瑞年、陈欢敏：《江宁起义》，《百万国民军起义投诚纪实》下册，第701页。

(12) 《半生风雨录》，第165—223页。

(13) 《中央军委关于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致总前委电》（194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渡江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6页。

(14)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致华东局等电》（1949年2月3日），《渡江战役》，第59-60页。

(15) 《邓小平、陈毅关于部队于三月初向南行动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2月4日），《渡江战役》，第63页。

(16) 《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在整训中的任务致邓小平、陈毅等电》（1949年2月8日），《渡江战役》，第64页。

(17) 《总前委关于渡江作战问题的讨论情况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2月9日），《渡江战役》，第66—68页。

(18) 《中央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诸问题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渡江战役》，第72页。

(19) 《中央军委关于四野先出两个军钳制白崇禧部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渡江战役》，第74页。

(20) 《中央军委关于攻占两浦夺取江北敌据点致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等电》（1949年3月19日），《渡江战役》，第94页。

(21) 《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关于推迟两天渡江等问题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3月26日），《渡江战役》，第102页。

(22) 《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关于推迟两天渡江等问题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3月26日），《渡江战役》，第109页。

(23) 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3月30日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

(24)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4-475页。

(25) 参《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7页。

(26) 《总前委关于推迟渡江的不利因素致中央军委电》（1949年4月10日），《渡江战役》，第155页。

(27) 《中央军委关于推迟一星期渡江等问题致总前委等电》及又一电（1949年4月11日），《渡江战役》，第156-158页。

(28) 《中央军委关于推迟一星期渡江等问题致总前委等电》及又一电（1949年4月11日），《渡江战役》，第156-158页。

(29) 《中央军委关于准备二十日确实攻占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敌据点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4月15日），《渡江战役》，第170页。

(30) 《总前委关于建议从速渡江及渡江后的部署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4月17日），《渡江战役》，第174页。

(31) 《中央军委给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第二野战军电》（1949年4月15日），江苏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渡江战役》，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32) 《总前委关于江北敌据点兵力分布情形及对敌作战意见呈中央军委电》（1949年4月15日），《渡江战役》，第89页（档案出版社本）。

(33) 《中央军委同意渡江作战部署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4月18日），《渡江战役》，第181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34)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6-1388页。

(35) 参陈锐霆：《大江炮兵显神威》，康矛召：《英舰“紫石英”号事件》，《渡江战役》，第767-783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36)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页。

(37) 粟裕：《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渡江战役》，第363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38) 《应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62-563页。

(39) 《关于第四野战军应提早渡江及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1949年5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80页。

(40) 《林彪、萧克关于提早渡江致萧劲光、陈伯钧等电》（1949年5月10日），《渡江战役》，第278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4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233页。

(4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269页。

(43) 《司徒雷登日记》，第58页。

(44) 《司徒雷登日记》，第59页。

(45) 《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1日。

(46) 《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1日。

(47)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67页。

(4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22日条。

(49)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67页。

(5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22日条。

(51) 《大公报》（上海），1949年4月23日。

(52) 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22日条，但未说明以什么名义发布，我们未查到报纸刊布文电。——笔者。

(53)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69页。

(54) 程思远、张丰胄：《邵力子、章士钊先生力促国共和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55)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69页。

(56) 《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2日。

(57) 转引自《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1949年4月24日），《渡江战役》，第216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58)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87页。

(59)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1949年4月24日），《渡江战役》，第216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60)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47页。

(61)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9页。

(62)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48页。

(6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27日条。

(64) 《大公报》（上海），1949年4月28日。

(65)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83页。

(66) 《大公报》（上海），1949年4月26日。

(67)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1日。

(68)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976页。

(69) 《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本，《戡乱时期（蒋总统引退与后方布置）》上二，台北“国史馆”藏，第337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所载有所不同，《徐永昌日记》5月3日记则有：“请蒋先生即出而指挥作战，渠即出国办理国民外交”，“不要成立所谓最高决策委员会”。

(70)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80页。

(71)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309页。

(7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5月6日条；《风雨中的宁静》，第190—192页。

(73) 《风雨中的宁静》，第198页。

(74)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6日。

(75)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11页。

(76) 《大公报》（上海），1949年5月9日。

(77) 《李宗仁回忆录》，第966页。

(7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104页。

(79)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命令》（1949年4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战役》，学林出版社（上海）1989年版，第440页。

(8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112页。

(8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97页。按：第一二三军撤退比较主动，似应保有更多的部队。存疑待考。——笔者。

(82) 《总前委关于推迟进占沪杭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4月30日），《渡江战役》，第246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83) 《中央军委关于占领杭州上海问题致总前委电》（1949年5月3日），《渡江战役》，第260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84) 《大公报》（上海），1949年4月27日。

(85) 《叶飞回忆录》，第5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按：据王致冰等考证，叶飞回忆有误，第一线部队距吴淞口约50-70公里，但当时存有轻敌情绪，当系事实（参《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90年第2期）。——笔者。

(86) 《粟裕、张震关于攻占川沙、高桥、宝山、吴淞的部署致第九、第十兵团首长等电》，《渡江战役》，第293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87) 《粟裕、张震关于攻占川沙、高桥、宝山、吴淞的部署致第九、第十兵团首长等电》，《渡江战役》，第293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88) 《总前委关于攻沪作战应作充分准备不要性急致粟裕、张震、唐亮、钟期光等电》（1949年5月15日），《渡江战役》，第295页。

(89) 《粟裕、张震关于对沪全面攻击的部署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5月18日），《渡江战役》，第301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90) 《中央军委关于接收准备已就绪只要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致粟裕、张震等电》（1949年5月20日），《渡江战役》，第304页。

(9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141页。

(92) 汤恩伯部撤退人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台北版《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则为7.9万多人。

(9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4册，第253页。按：据《解放太原》一书，一说为9.9万（28页），一说为11万（36页），显系部队太杂，统计上自然有所不同（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中央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1989年4月版）。

(94)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2页。

(95) 部队人数据《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26页。

(96) 《华北一兵团攻取太原作战方案报告》（1948年9月28日），《解放太原》，第29页。

(97)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773页。

(98)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6日。

(99)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1日。

(100) 《东北主力是否早日入关为好》（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26页。

(101) 《推迟攻取太原》（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28页。

(102) 兵力比参见《解放太原》第90页，又参《历史的回顾》。

(103) 《徐向前等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1949年3月30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26页注（2）。

(104)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军委给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电》，《解放太原》，第12页。

(105)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01页。

(106) 《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30日。

(107) 《防止敌袭扰我后方的部署》（1949年2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11页。

(108) 《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1页。

(109) 《预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对策和部署》（1949年5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选》第5卷，第600-601页。

(110) 引自《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177页；系转述，并非原文。——笔者。

(111) 转引自《对何应钦四月三十日部署之对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82-583页。

(112) 转引自《对何应钦四月三十日部署之对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82-583页。

(113) 《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1页。

(114) 《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1—592页。

(115) 《钳制两马歼灭胡宗南四五个军》（1949年6月2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22页。

(116) 李振西：《国民党军扶郿战役的溃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720页。

(117) 《徐永昌日记》1949年7月18日。

(118) 参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119) 《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5日。

(120) 《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54-656页。

(121) 《毛泽东关于解决宁夏马鸿逵问题致彭德怀等电》（1949年9月4日），《从延安到北京》，第599页；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第284页。

(122) 《徐永昌日记》1949年3月6日、24日、26日。

(123)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261页。

(124) 《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日。

(125) 《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54页。

(126) 《傅作义致薄一波、聂荣臻电》（1949年9月12日），《戎马春秋》，第290—293页。

(127) 《戎马春秋》，第288页。

(128) 《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8日。

(129) 《毛泽东关于向新疆进军和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新疆军政委员会及新陕甘青省政府人选问题致彭德怀等电》（1949年9月26日），《“立群电台”文电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页。按：“立群电台”疑为“力群电台”之误。——笔者。

(130) 据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9月3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第15页。

(131) 《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开会讨论和平起义的一些情况》（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9月2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第12页。

(132)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582页。

(133) 《中共中央关于同意邓力群去迪化商讨和平解放新疆等问题致邓力群等电》（1949年9月13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第16页。

(134)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586页。

(135)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588页。

(136) 《彭德怀关于陶峙岳通电起义等致毛主席电》（1949年9月27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第21页。

(13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5页。

(138) 《李宗仁回忆录》，第980-981页。刘安琪，应为刘安棋，以下引文中的误写同此。——笔者。

(139) 1949年8月3日，《国防部对宋希濂作战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40) 《蒋军事计划部署情况摘记》（1949年8—12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4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6月5日条。

(142) 《徐永昌日记》1949年7月16日。

(143) 《保卫华南西北案草案》、《台湾保卫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44) 《军委同意十兵团延期入闽致粟裕、张震等电》（1949年6月14日），《从延安到北京》，第520页。

(145) 毛泽东致刘少奇转达斯大林电（1949年7月25日），A．Ледовский：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05，1996，c．88-90．

(146) 李以劻：《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37页。

(147) 参《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9月27日。

(148) 参《叶飞回忆录》，第606-607页。

(149) 《粮食困难行动时间可酌情推迟》（1949年6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13页。

(150)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7月10日。

(151) 转引自陈赓：《决战的历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4页。

(15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241页。

(15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239页。

(154) 宋希濂：《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15—20页。

(155) 《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1949年7月1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35页。

(156)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26页。

(157) 《人民日报》，1949年8月25日。

(158)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42页。

(159) 《人民日报》，1949年8月17日。

(160) 张玉法、陈存恭：《刘安祺先生访问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53页。

(161) 张玉法、陈存恭：《刘安祺先生访问录》，第134页。

(162)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7月31日。

(163) 《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3日。

(16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8月11日条。

(16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8月24日条。

(166) 宋希濂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7—8页；时间据《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宋回忆有误。——笔者。

(16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14页。

(16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9月8日条。

(169) 《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1949年9月9日），《对西南各敌均取先包围再回打方针》（1949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67-670页。

(170)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日。

(171) 参《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回忆录资料。

(172) 《林邓谭萧赵关于对白崇禧集团作战意见报军委电》（1949年10月10日），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战役》，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173) 《林彪关于对白崇禧集团作战策略报毛泽东电》（1949年10月12日），《广西战役》，第47页。

(17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51页。

(175)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作歼敌十三兵团、二十一兵团等部。按：《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未见有第十三兵团序列，第二十一兵团部似也未被歼灭。——笔者。

(176) 《大公报》（上海），1949年5月14日。

(177)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5月19日。

(17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5月16日条。

(179)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21日。

(180) 《大公报》（上海），1949年5月22日。

(181)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12页。按：时蒋介石尚未至台湾。——笔者。

(182)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17日。

(183) 《风雨中的宁静》，第201页。

(184) 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作22日飞上海，26日至马公，有所不同。

(18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5月27日条。

(186)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28日，三案为：一、成立革命反共政府，以蒋先生为大元帅，二、恢复总统，三、甲．总裁领导革命戡乱，乙．李代总统领导政治、革新政治，丙．成立最高决策委员会。

(187) 《徐永昌日记》1949年6月5日。按：《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为在台南见蒋，《徐永昌日记》为高雄，当时蒋介石住在高雄，阎谱为4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作5日，据《徐永昌日记》当系4日。——笔者。

(188) 《徐永昌日记》1949年6月10日。

(189) 《徐永昌日记》1949年6月11日、12日。

(19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18页。

(19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6月16日条。

(19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6月18日条。

(193) 《徐永昌日记》1949年6月18日。

(194)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22日。

(19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6月18日条。

(196) 《阎锡山日记》1949年6月28日，转引自《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25页。

(19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7月4日条。

(198)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13页。

(199) Telegram，Judd to Chiang Kai-shek，July30，1949，Judd Papers，box 163，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p．176．

(200) 董显光：《蒋总统传》（三），第531—532页。

(201)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1949年9月4日条，第2338页。

(202) 《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4日。

(203) 《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3日。

(204) 章味方：《“抗共名将”胡琏》；司徒昌：《广东政局的暗流》，《新闻天下》（成都）第6期，1949年9月25日。

(205)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1日。

(206)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8月25日。

(207) 《郭汝瑰回忆录》，第366页。按：原文10月当系8月之误。——笔者。

(208) 宋希濂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9页。

(20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8月29日条。

(210) 《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3日。

(21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9月29日条；另据《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1日：据阎锡山述：“前日，蒋坦白的语白曰：过去君曾公开反对长官，今若遽长国防，恐将领群起效尤，不如成立军事委员会，由我主持，君任参谋长，如此过一时期，以使将领知君我已合作，然后再由君全权负责。”

(212) 参梁升俊：《解放前夕蒋李争权、李白内部矛盾片断忆述》，《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21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0月2日条。

(214)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日。

(215)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日。

(216)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10月9日。

(217)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10日。

(218) 《风雨中的宁静》，第246页。

(219)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19日。

(220)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8月14日。

(221)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10月13日。

(222)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15日。

第九章　国共对外政策

第一节　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

一　魏德迈使华

从马歇尔调处结束以来，国民党政府不断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1947年一二月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一再约见司徒雷登大使，并提交正式照会，申述中国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要求美国尽快提供粤汉铁路借款和1亿美元的棉花贷款。中国需要购买进口棉花使纺织厂有活干，而制成的纺织品的出口可以偿还外债。马歇尔认为提供大规模贷款的时机未到，但他仍然指示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以他的名义去与进出口银行商量，希望能向中国提供用于粤汉铁路、塘沽新港和重建煤矿业的贷款⁽¹⁾。但进出口银行行长不同意贷款，他对国民党政府偿还债务的前景表示悲观，而且进出口银行正要修改章程，向中国贷款时机不对⁽²⁾。

三四月间，国民党政府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也为了讨好美国，实行了所谓改组，由政学系领袖张群出任行政院长，并吸收了一些美国政府所欣赏的自由主义人士，如陈光甫等参加政府。司徒雷登对这次改组极其满意。他向国务院报告说：“组成新国府委员会的分子，无论从国民党还是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来看，在目前情况下都是不能再好了”，“我们有理由指望他们努力进行健全与实质性的改革。”⁽³⁾

马歇尔调处的失败，宣告了美国既支持蒋介石又企图避免国共两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避免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政策的落空。早在1946年7月，马歇尔就曾表示，如果国共谈判破裂，他要建议用二三个月的时间来重新审查美国对华政策。马歇尔于1947年1月21日就任国务卿后，立即吩咐其下属远东司司长范宣德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重新研究。2月上旬，范宣德拟就了备忘录。马歇尔将此备忘录转发政府各部门征求意见。陆军部长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提出了许多针锋相对的看法，从而引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场辩论。两者的意见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否应当继续鼓励国共两党实行联合？范宣德赞成这样做，因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军方本来不赞成马歇尔使华，如今调处已经失败，他们自然更认为国共谈判是行不通的了。他们认为鼓励国共两党实行联合，实际上是让中共控制政府或破坏政府，最终导致在中国出现一个共产党政权⁽⁴⁾。二、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范宣德等认为，这个政府如不实行剧烈的政治与军事改革，清除弊政，提高效能，美援是难以发挥作用的。自然对这种改革应抱同情的态度，而不苛求其效果。军方认为不能等待国民党政府取得肯定的政治进步才提供援助，他们建议派遣经济顾问团去中国帮助国民党政府⁽⁵⁾。三、是否应当对国民党政府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远东司官员反对这样做，因为过早提供军援只能使国民党中顽固派更不愿实行改革，使中国人民中现存的反美情绪变得更加强烈，并成为美苏关系中的刺激性因素。军方认为国民政府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至今仍有义务支持它；既然派了军事顾问团，就要给予军援；对于苏联，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是否刺激它，而是“遏制其扩张”。⁽⁶⁾

要求援蒋的呼声不仅来自行政机构内部，而且来自国会。在1946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取得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一些本来对蒋介石不抱好感的民主党议员落选，国会中亲蒋势力增强。在对华政策方面，在众院主张援蒋最起劲的是周以德（Walter Judd）和沃利斯（John Vorys），在参院起主要作用的是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Arthur H．Vandenberg）和拨款委员会主席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在马歇尔调处的1946年，周以德与沃利斯已经对政府对华政策迟迟举棋不定越来越不耐烦。到1947年初，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政府在援华方面采取措施。范登堡和布里奇斯对中国都了解不多，没有什么直接的经验。范登堡认为，美国应当为其在海外承担的义务感到光荣，对中国承担的义务也不例外。范登堡还接受了陈纳德对中国时局的看法。陈纳德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年深日久，并于1946年10月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订立合同，成立“行总”空运大队，包运联合国救济物资。他的商业利益已与国民政府休戚相关。他在1947年1月17日致函范登堡兜售看法。信中写道，美国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的努力只是帮助了共产党人，美国必须放弃这一鼓励国共谈判的政策，全力以赴地支持国民党，不然中国就要落入共产党手中，那就将大大加强苏联的地位，苏联便有可能在欧洲对美国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度。范登堡感谢陈纳德使他对原先自己所抱的观点更加坚信了⁽⁷⁾。他认为，“对我们来说，坚决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们应当在各条战线上同样开始迎接共产主义的挑战”⁽⁸⁾。在1947年、1948年，范登堡是杜鲁门两党一致战略的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是在援蒋问题上民主党政府与共和党国会之间的协调人。布里奇斯从1945年12月开始明显地表现出亲蒋倾向，他赞同赫尔利（Patricu Hurley）的看法，认为国务院官员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有着某种阴险的目的，表明国务院自己是不健全的。他在1947年1月31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必须保证支持“刚刚通过了民主宪法的”国民政府⁽⁹⁾。由于他身居要位，他的意见是不能被忽视的。

3月，美国政府提出了杜鲁门主义，扬言要“帮助各国自由人民维持他们的自由制度和国家完整，以抵制企图将极权政体强加于他们的种种侵犯行为”⁽¹⁰⁾，反共的意识形态正式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国民党政府从杜鲁门主义得到鼓舞，更加积极地提出经济和军援要求。3月底4月初，外交部长王世杰要求提供1亿发7.92毫米中正式子弹，这些子弹是战争期间美国陆军部准备运往中国作为租借物资的，但实际一直存在美国陆军部的仓库里。4月22日，他再次向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提出此事，并称美国“应以杜鲁门主义的精神来考虑此事”。4月27日，宋子文及蒋介石于同日约见司徒雷登，提出一系列要求。蒋介石解释说，中国的财政与经济状况在迅速恶化，因此急需棉麦贷款；下级军官也已知道弹药缺少的情况，这影响了他们的士气，特别是在东北，他要求美国迅即提供弹药；中国的飞机都是老式的，飞行员不敢飞，他希望美国完成空军大队的装备；他还要求派一高级军事顾问来华，帮助他完全重组中国军队⁽¹¹⁾。5月8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正式向马歇尔提出财政援助要求。他说，国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改组都已完成，新政府将尽快开始经济复兴工作。美国的财政援助不会用于弥补预算赤字，它将全部用于经济复兴，如从美国购买器材和设备。中国政府认为单靠进出口银行最初指定用途的5亿美元贷款是不够的，他受命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这笔贷款一半用于购买美国机械设备，一半用于恢复和发展交通，建立发电厂和一些小型企业，及恢复农业，特别是兴修水利和生产化肥。马歇尔表示，他一直是迫切希望援助中国的，并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中国政府的改组为提供援助创造了一个好时机，但他仍需与有关政府机构商量，并研究恰当的方式方法⁽¹²⁾。1946年8月，美国国会批准给予国民政府5亿美元贷款，由进出口银行办理。但进出口银行有权确定何时提供贷款。按照银行章程，提供贷款的条件是：受援国确有把握偿还贷款，贷款能促进国际贸易。这笔贷款的拨款期到1947年6月为止。顾维钧所提的5亿美元就是这笔贷款，他还希望马歇尔能设法延长贷款的拨款期。但马歇尔没有能这样做。这笔贷款从未拨付。

杜鲁门主义的提出也使国会中亲蒋派议员更加兴奋起来。就在3月12日国会辩论总统咨文时，周以德攻击马歇尔使华是“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少数派进行推翻政府的努力”，美国政府应当为此感到遗憾。次日，参议员布鲁斯特（Owen Brewster）在纽约的一次讲话中说，美国一边援助希腊反共，一边“敦促蒋介石拥抱共产党人”，岂非咄咄怪事。当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法案提交国会时，一大批共和党议员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质问政府，既然要在希腊和土耳其抵御共产主义，为什么在中国不这样做呢？在众院外事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周以德与富尔登（James G．Fulton）咄咄逼人地要副国务卿艾奇逊解释这一“矛盾”。艾奇逊辩解说，中国已经从美国取得了大量援助，何况希腊、土耳其政府已接近崩溃，而中国远不是这种情况⁽¹³⁾。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法案在国会是通过了，但国会在中国问题上施加的压力是政府不能置若罔闻的。

与国民党政府有密切关系的院外援华集团在马歇尔使华失败之后也大大活跃起来。说晚一点，这个集团是国民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开始着力培养的，他们的切身利益与国民党政府的成败兴衰息息相关，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集团中既有靠从事对华贸易和投资发财的实业家，如纺织品进出口商科尔伯格（Alfred Kolberg）和经营制铝业的雷诺兹（William Reynolds），也有在中国或亚洲任过职的将领，如陈纳德、麦克阿瑟和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Oscar C．Badger），也有教会势力或传教士的后人，右翼政客。他们与国会内的亲蒋议员及军方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互相交换情报。科尔伯格常常直接间接地向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Robert A．Taft）、布里奇斯等兜售他亲蒋反共的观点。右翼舆论界，如“卢斯（Henry Luce）帝国”、赫斯特（William R．Hearst）报系、斯克里普斯一霍华德（Scrips—Howard）报系在制造舆论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卢斯在战时就着力塑造蒋介石的“英雄形象”，他把蒋政权的危机视作他一生“最宏大计划的危机”。马歇尔调处失败后，他的《生活》杂志就断言，“美国最终必将全力支持国民党”。5月，他见到马歇尔时声称，即将掀起一个联合的援华运动，他希望马歇尔采取主动，发表一个支持声明，并威胁说，如果政府不改变现在的做法，他的杂志就要对政府进行批评了⁽¹⁴⁾。

在国内一片援蒋的喧嚣声中，美国政府在四五月间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4月上旬，当中共军队向大沽美国海军陆战队军火库发起进攻时，马歇尔下令把军火堆栈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军，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大沽。马歇尔自以为，这既可以表示美国不愿卷入中国内战，又可以表示，美国这样做是被迫的，不是为了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为向国民党军队移交军火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借口，还能向中共表明，对美国的敌对态度只能引起对国民党有利的结果，实在是一举多得。稍后，他又批准将北京机场的军火转交给政府军⁽¹⁵⁾。5月26日，马歇尔下令取消自1946年8月起实行的对中国禁运武器弹药的命令。他首先批准以原价十分之一（65万多美元）让售1.3亿发7.92毫米中正式子弹。这批子弹于7月14日、8月11日分两批从西雅图装船。还批准继续交付属于空军大队项下的运输机⁽¹⁶⁾。

从1947年1月回国到5月取消武器禁运，马歇尔逐渐使美国对华政策由鼓励国共实行联合（起码公开宣传的政策是这样），向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战争转了弯子。他以象征性的事实向国民党政府表明，美国将在中国内战中作它的后盾。但美国所给予的援助与国民党政府的需要来说相差太远。1947年，中国内战的形势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国民党军的战略攻势已经难以为继，战场上的溃势促使它发起新的求援攻势。6月18日，蒋介石约见司徒雷登，向他通报了东北战场的危急局势。6月23日，顾维钧在华盛顿会晤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索普（Williard L．Thorp），25日又会晤马歇尔，要求延长5亿美元贷款的拨款期，此外至少再提供2亿美元贷款。但这两者国务院都办不到⁽¹⁷⁾。马歇尔对开始一项新的大规模的援蒋计划仍然举棋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宣布一个新的赴华使团，尤其是以一贯亲蒋的魏德迈为首的使团，对各方面都可以应付一番。由于魏德迈一直与蒋介石合作得很好，“深受委员长的尊重”，他的使华还可能鼓舞国民党政府进行改革。退一步说，不管这个使团能取得什么实际结果，它至少可以为杜鲁门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作出新的重大决定之前赢得一个喘息之机，对国会内亲蒋集团和院外援华集团在对华政策上对政府的攻击提供一个挡箭牌。

7月11日，白宫未经事先与国民党政府商量宣布了派魏德迈使华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官员虽然对此感到恼怒，但仍然对魏德迈访华表示热烈欢迎。他们对魏德迈的政治倾向十分清楚，对他不同意马歇尔调处国共冲突的态度也很明白。因此魏德迈使华被国民党政府普遍看作美国政策向大规模援蒋反共转变的开始。有人甚至指望，魏德迈可能取代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须知赫尔利就是这样取代高斯（Clarence Gauss）的。

在马歇尔起草的给魏德迈的总统训令中说，魏德迈应当向国民党政府表明，他的使命是“调查情况”，“只有中国政府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能采取导致中国恢复元气的有效措施”，美国才能“考虑援助复兴的计划”。马歇尔仍然以国民党政府实行提高效率的改革，作为提供美援的前提。训令不让魏德迈向国民党政府就美国可以提供的援助作任何承诺，而要他对可能提供的援助的性质、程度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并估计提供或不提供援助的后果⁽¹⁸⁾。可见，魏德迈使团充其量只是一个情况调查团。魏德迈自己则认为他负有双重的使命：说服中国人，他们必须提供证据，美国的援助不会被浪费掉；说服华盛顿，必须提供这样的援助⁽¹⁹⁾。

魏德迈使团中包括了军事、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官员及专家，人员多由魏德迈亲自挑选，即他认为对中国事态“没有先入之见”的人。使团人员作了详细的分工，分别调查中国的货币情况，清偿债务的能力，使用美援的能力，与美国政治体制合作的可能性，各种建设工程（包括开矿、电力、水陆交通、农业、垦荒，等等）计划的可行性，以及失去东北对国民党政府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等。调查团于7月22日抵华，8月24日离去，一个月里访问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汉口、青岛、济南、沈阳、抚顺、台湾等地，分头进行了繁忙的活动。其实，关于中国的情况美国并非不够了解，使团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美国政府以前不知道的重要问题。连魏德迈自己也明白，情况到处都一样，只是为了“心理的原因”才多走几个地方。魏德迈在到中国一星期后便向马歇尔报告说：现在的情况与你1月离开中国时所描述的情况极为相似，自然比那时更恶化了，“中国的国民党人精神上已经瓦解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死或作出牺牲。他们已经对他们政治和军事领袖失去了信心，他们已经预见到彻底的失败。于是那些在位者就贪污腐化，趁着尚未垮台能捞多少就捞多少。国民党的士兵也反映了这种总的态度，他们简直不想打仗”。还使魏德迈感到忧虑的是，国民党人把使团看作“治疗所有中国病症的万灵药”。尽管如此，魏德迈仍然希望他的使团能为美国政府提供一些可供考虑的建议⁽²⁰⁾。

8月8日，魏德迈向国务院又发去一个报告。他断言东北是守不住的，如果国民党硬要从华北、山东调兵去守东北，那么长城以内，尤其是山东的局势就会迅速恶化。因此国民党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要么为死守东北损害华北局势，要么放弃东北巩固华北。他还说，苏联确实想在内蒙、新疆、东北及朝鲜建立其卫星国。国民党……知道美国在西欧与巴尔干的努力，知道美国要在苏联集团之外建立健全的经济和政治实体，因此希望依赖美国来反苏反共，而自己规避责任，不作出努力。魏德迈还报告说，“许多在民政和军事负责岗位上的中国官员都认为，中国的贪污腐败状况是不可救药的，虽然他们以前在这一方面操守清白，但现在他们决定乘着尚未垮台尽量捞一把”。有的人不是想要发财，但通货膨胀使他们无法再保持清白⁽²¹⁾。

在魏德迈离华之前，他应邀在国府委员会和政府全体部长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魏德迈每次出访后回到南京，都要会见蒋介石，向他讲述自己的观感。因此蒋是知道魏德迈可能讲些什么的。他当面要魏德迈坦率直言，“有什么说什么”，同时又托司徒雷登向魏德迈打招呼，不要过多指责政府，遭司徒雷登婉拒。魏德迈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在国民党政府大员云集的聚会上，历数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弊端，诸如贪官污吏当道，苛捐杂税深重，军队骄横粗暴，百姓畏之若虎，政府部门重叠，工作效能低下，秘密警察横行，滥捕滥杀成风，国家精神破产，等等。一个外国人在另一国家的政府最高会议上作这样的讲话大概是史无前例的。考试院长戴季陶当时就痛哭流涕，在会外说，我们对不起中山先生，没有把中国治理好，让一个外国人跑来这样教训我们。魏德迈24日离华前发表了同样性质的声明。这一篇讲话和声明着实使国民党政府感到不满。9月2日，王世杰致电顾维钧说，蒋介石及政府其他负责人对魏德迈的讲话表示愤慨，并指示他停止催办已向进出口银行提出的各种项目⁽²²⁾。

9月19日，魏德迈向总统提出了一份长篇报告。他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估量中国的战略意义，认为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是太重要了，不能冒险让其落入共产党手中。他写道，一个友好的中国能向美国提供“重要的空军基地作为轰炸前站之用”，并能提供“亚洲沿海的重要海军基地”，以及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反之，如果中国被苏联或“一个亲苏的政权”所控制，中国就将向美国的敌人提供这些财富，从而危及美国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基地。他自然也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进行改革，但不同意以这种改革作为美国提供援助的前提而建议立即开始给国民党以长期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主张派遣大量美国顾问指导其经济部门，强化美军驻华顾问团，将顾问团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后勤部队、训练营和战场的军事行动。他在报告中还提出了一个割裂东北的建议，即由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提出要求，促成停止东北战事，并请求将东北置于五国监护之下，不然，就按照联合国宪章予以托管⁽²³⁾。

魏德迈希望他的报告能作为新闻发布，甚至在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播出。当时马歇尔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他紧急致电国务院，这个报告不许扩散，然后又把魏德迈召到纽约，叮嘱他不要随便向人透露报告内容。随后，马歇尔又要求魏德迈删去报告中的若干段落，魏德迈不同意，马歇尔也没有坚持。于是，就像魏德迈自己叙述的那样，他们让“我呆在国务院优雅的办公室里，我无事可做，闲得发慌，直到最后，我才明白，我的全部工作都是毫无用处的，我抱着极大希望提出的建议被无声无息地忽视了”。他的报告一直到1949年8月国务院发表《白皮书》时才被公诸于众。魏德迈在后来写作回忆录时不无懊悔地说，早知道他的报告会被国务卿压制，他决不会在南京作那样的讲话得罪国民党政府，因为他的两个目的是相互联系的⁽²⁴⁾。总之，魏德迈访华在美国对华决策中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二　美国1948年的《援华法》

1947年下半年，美国国会中的亲蒋议员与院外援华集团更加起劲地展开活动。在魏德迈访华同时，卢斯派蒲立德（William Bullitt）来华，为《生活》杂志撰写专稿。蒲立德在二战时曾任驻法大使等职，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很深。他在中国活动了两个月，写成了《向美国人民报告中国》，在10月13日出版的《生活》上发表。他危言耸听地说，如果国民政府垮台，苏联就将控制整个亚洲，并动员亚洲的人力物力资源反对美国，那样，过不了一代人，美国的独立也将不保。他鼓吹给国民党政府以13.5亿美元的援助，并建议派麦克阿瑟去中国帮助蒋介石指挥作战⁽²⁵⁾。这篇文章在美国影响甚广，在为援蒋制造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极大。亲蒋议员也纷纷跑来中国。10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四名代表访问了中国。他们在访华期间就迫不及待地给杜鲁门打电报，要求政府“刻不容缓地援助中国”⁽²⁶⁾。周以德在魏德迈回国后来中国，从北平到上海跑了不少地方，几次见到蒋介石，还到东京与麦克阿瑟进行商谈。回国后，他于11月8日约见巴特沃斯（W．Walton Butterworth）。他唯恐这位国务院远东司的新任司长对中国了解不够，便不嫌其烦地给他上了一个半小时的关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将来的课。他的长篇大论归结到一点：“中国形势需要美国采取紧急的行动。”他强调，日本与朝鲜的安全需要在中国维持一个非共产党政权；中国现政权虽然不好，但维持它总比让它垮台而由一个共产党政权取而代之好；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的内战不能结束，共产主义不能被遏制；而美国的援助必须是全面的，包括道义、军火的援助以及大规模训练军队⁽²⁷⁾。

在一片要求援蒋的压力之下，马歇尔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他在9月中旬解除了范宣德远东司司长的职务。从抗日战争末期以来，范宣德一直反对无条件地援助蒋介石，反对美国卷入中国内战，因此遭到政府内外及国会内外亲蒋分子的忌恨，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被称为国务院里的“红色细胞”。如今马歇尔把他打发到瑞士当公使，这既是对亲蒋势力的重大让步，也排除了实行援蒋政策的主要障碍。第二、马歇尔于10月21日批准让售大队项下的军用飞机和马里安纳岛上的剩余军火。为了避免在行将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上受到苏联的指责，他要求对这一转让及其他一切援蒋事宜都不加声张。11月25日到12月15日的战后第五次四国外长会议毫无结果，不欢而散，这更使马歇尔下决心援蒋。会议一结束，12月16日，他就电示国务院，夏威夷群岛及美洲大陆的战斗机亦可转让。两天后，副国务卿洛维特（Robert Lovett）通知司徒雷登大使，大队项下价值2650万美元的物资将以原价17.5％的价格售予国民党政府。稍后，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又以原价2.1％的价格从战时资产管理总署购得C—46运输机150架。根据1948年1月7日的合同，马里安纳岛上的一切剩余弹药以原价的1％让售，与赠送无异⁽²⁸⁾。第三、10月27日，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一项救济援助协定，美国提供1947年春国会划拨的277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第四、马歇尔虽然拒绝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及魏德迈关于派军事顾问团到国民党作战部队去的建议，但批准顾问团到台湾训练中心去训练国民党部队，并对后勤部队实行改组及监管⁽²⁹⁾。

除了上述各项，美国政府正在酝酿的一个更重要的援蒋措施是在实行援欧计划的同时提出援华计划。在11月11日的参院外委会上有人问到援华计划，马歇尔说，具体数字尚未确定，大约是在1948年4月至1949年6月的15个月中提供3亿美元。这个数字比蒲立德所建议的13.5亿少得多，自然不能使亲蒋议员满意。正式援助计划的确定需要时间，杜鲁门、马歇尔与国会领袖商量后决定召开国会特别会议，向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提供临时援助的法案。12月中旬，行政当局提出，向法、意、奥及中国提供5.97亿美元，其中给国民党政府1800万元。12月23日，1800万美元拨款获国会批准⁽³⁰⁾。

得知美国即将大规模援华，国民党政府不失时机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2月间，国民党政府不间断地提出各种援助要求，以12月22日向司徒雷登大使递交的关于美国援华的几个基本考虑的备忘录最为全面。该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实行一项为期四年、总额15亿美元的援华计划，条件应与援欧方案大致相同；中国将雇佣有经验的美国管理人员，协助中国政府设计关于财政、货币以及其他行政方面的改革，并雇佣美国技术专家参加建设；美国应允许中国向美国政府以贷款方式购买剩余军火及其他军用物资，1948年该项贷款总额拟为1亿美元⁽³¹⁾。1947年冬，美方在拟定援华方案时曾与国民党政府的两位代表——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杨格（Arthur Young）及外交部特派代表李幹进行了多次会商。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又向美国派出以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为首的技术代表团，为接受美援作准备。该团与国务院、财政部、商业部、联邦储备银行的中国问题专家及有关人士进行广泛接触。1月28日，行政院院长张群迎合美国意图发表十点“自助方案”，宣示国民党政府进行行政、财政、经济、军事各方面“彻底改革”的决心。

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之间经过紧张磋商与反复的讨价还价，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拨款5.7亿美元的经济援蒋方案，为期15个月，以其中的5.1亿美元购买民用物品，主要是粮食和工业物资，其余6000万元用于少数特定的工业及交通的复兴项目。⁽³²⁾1948年初国民党政府还有2亿多美元的外汇储备⁽³³⁾。马歇尔的用意是，国民党政府可以用自己的钱去买军火，美国对它不作军事上的承诺。2月20日，马歇尔向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阐述政府的援华政策。魏德迈出使中国归来后无声无息，国会内外的亲蒋势力纷纷就此事诘问政府。马歇尔乘此机会辩解说，很多与援华有关的文件虽然其内容极为正确，但一旦公布，“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士气，必将遭受重大的打击”。他列举了自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给予国民党政府的种种援助，强调说，国民党政府要支持下去，不能依赖别人，主要只能靠他们自己，任何人也不能越俎代庖。在目前政府贪污腐败、软弱无力、纪律废弛的情况下，“美国援助中国政府抵抗共产党的任何大规模的努力，均将成为美国直接参与的工作及责任，美国就得承担遥遥无期地供给大量兵力和资源的义务”，从而使美国不能将其资源用于更重要的地区，在那里美国更有可能遏制共产主义，这“不可避免地将对俄国人有利，或者引起一种反作用，极可能导致另一种西班牙式的革命或广泛的战争”⁽³⁴⁾。美国决策者的矛盾心理在马歇尔的这篇讲话中表露无遗。美国是愿意并必须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但又不能大规模地、全力以赴地给予支持，主要是因为它自己不争气；美国的力量不是无限的，它应当把资源用于更有把握遏制共产主义的地方；美国不愿意因为中国内战问题与苏联发生冲突，他关于中国内战可能导致西班牙式的战争的担心与大战期间罗斯福的担心不谋而合。马歇尔的讲话阐述了美国有限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的方针，其调子与后来的《白皮书》是一脉相承的。

军界及一些亲蒋议员对政府的方案仍不满意。他们力图把若干经援改为军援，众院外委会要求把5.7亿中的1.5亿作为军援。但参院外委会（包括一些亲蒋的议员）一致认为国民政府是无望的，他们削减了援助的款额，并且避免使用军援的名义。结果达成的方案是：经援3.38亿元，特别赠款（即军援）1.25亿元。《援华法》作为《1948年援外法》的一部分，于4月2日由国会通过，4月3日杜鲁门签署成为法律。但是年6月众院拨款委员会又把经援减为2.75亿美元，从而使援助总额减为4亿美元。这样的《援华法》表明，战后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具体化为这样一种政策：用美国一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包括一定数量的军事顾问）尽可能延长注定灭亡的国民党政府的寿命，纵然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要在这条道路上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给中国共产党制造尽可能多的困难。

《援华法》的实施在美国由经济合作总署负责。1948年5月原旧金山市市长赖普汉（Roger D．Lapham）被任命为该署中国分署署长。6月7日，赖普汉到中国，分署正式开始活动。国民党政府方面成立了美援物资委员会，行政院长张群亲自出任主席，委员包括外交、财政、交通等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资源委员会主席、上海市长等。由委员会的组成已足见国民党对美援的重视了。中国分署在1948年底共有美籍人员89名，非美籍人员355名。为了实施《援华法》，中美双方又于7月3日订立《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8月5日换文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由美方二人、中方三人组成）。根据这两项协定和其他有关照会，中国政府的财政、经济、贸易及统治区的经济生活完全置于美国的监督之下，美国还取得了不少新的特权。

1948年《援华法》的经援部分包括商品、工业复兴、农村复兴三个方面。其中购买物资的款项为2.038亿美元，用于工业交通复兴的为6750万美元，用于农村复兴的为250万美元，其余120万美元为经济合作署的行政费用。从美国购买的商品主要是粮食、棉花、肥料、石油、煤、医药、农药等。到1949年4月3日《援华法》满期时已拨出2.15亿元采购物资，其中1.392亿元物资已经运到中国⁽³⁵⁾。

关于工业复兴方案，美国组成了一个复兴考察团，于1948年6月随赖普汉来中国。该团发现，中国面临着双重的问题：中国的重建极需购置机器设备，但中国又极端缺乏工程与技术管理人才。考察团对6750万美元的使用提出了初步建议，大部分用于基础工业与运输业，诸如发电、煤矿、铁路、化肥等。考察团准备让美国公司作“项目工程师”，协助中方设计项目，购置设备，培训人员。经合署及中国政府并准备聘用一家美国管理公司来主管整个项目。但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经合署署长不得不于1948年12月21日宣布，工业建设及重置机器的方案，除某些已经进行到很高程度的工程计划需要继续完成外，其余一律停止。事实上，东北及华北的某些工程的预备工作早已停止。工业复兴方案基本上还停留在计划阶段，并未动用任何款项购置物资⁽³⁶⁾。

农村复兴计划的命运与工业复兴计划相仿。1948年8月5日，中美双方通过换文，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由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任主任，另有中美双方委员各二人。该委员会总部设在南京，1948年12月迁往广州，在长沙、重庆、桂林设有地方办事处。委员会下设若干专家小组。其时，东北、华北已被解放，该委员会在西南和华南进行了调查，打算在四川、湖南、广西、福建、台湾等省进行一些项目。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垮台，农村复兴计划基本没有实行。1949年3月拨款期满后，1948年《援华法》中未动用的款项继续拨付，大多用于台湾。

《援华法》中1.25亿美元的军援是以中国政府委托美国陆军、海军、空军部采购军用物资的方式提供的。到1949年3月也没有用完，剩余部分继续拨付。1949年6月1日，国务卿艾奇逊致函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Johnson）说，这1.25亿美元是“确定地、绝无变更地”归“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已于“行宪”后结束，这里是对国民党政权的习惯称呼——引者）使用的，“国务院不认为”要对“国民政府”使用余款购买军火“定出一个截止期限”，军火可以一直供应到1.25亿美元用完为止⁽³⁷⁾。

据美国方面统计，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政府批准的对华经济及军事援助共20.077亿美元，其中15.967亿为赠款，4.11亿为信贷。而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仅为15.157亿美元，只及战后援助的四分之三。此外，美国还将原购价为10.781亿美元的剩余物资作价2.32亿元卖给中国政府⁽³⁸⁾。可见战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援助之巨了。

第二节　对日和约和战争赔偿诸问题的处理

一　对日和约问题的初步讨论

1945年7月盟国的《波茨坦公告》从原则上规定了战后盟国的对日政策，包括永久剔除军国主义；占领日本领土，直至制造战争的力量彻底摧毁之日；限制日本领土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其他盟国决定的小岛；解散军队；严惩战犯；战争赔偿等项⁽³⁹⁾。早在日本投降前，美国国务院、陆、海军部联席会议就拟订了《美国在战败日本初期对日关系》的文件，其中指出，美国对日本的总目标是：1．依据《开罗宣言》及其他盟国间的协议，剥夺日本的领土及托管地；2．创造条件，保证使日本不再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3．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建立一个和平的、负责任的政府，此政府应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和日本的国际义务，并支持联合国章程所提出的理想与原则⁽⁴⁰⁾。日本投降后，美国不容任何对日作战盟国插手，垄断了受降和占领日本的大权。8月30日，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飞抵日本，执行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任务。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日本投降仪式。9月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麦克阿瑟的指令中说：“日皇和日本政府是在你作为盟国最高统帅的隶属之下，被授以治理国家的权力的。你可以行使你的权力，只要你认为这是执行你的使命所适宜的。我们和日本的关系不是以契约、而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基础的。你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在权限方面无须接受日本的任何异议。”⁽⁴¹⁾9月7日，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简称盟总）成立。盟总除参谋部外，还设立了全面控制日本的民政、民间情报、经济科学、天然资源等九个局。这些机构以“盟总指令”或备忘录方式指挥日本政府，使盟总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太上皇。

占领初期美国的对日政策与其他盟国从总体上说并无原则分歧，但美军单独占领日本和在对日管制问题上独断独行，引起苏联和英联邦国家的反感。8月22日，美国向中、苏、英三国提出成立十国远东咨询委员会的建议。由于各国意见不一，美国方案搁浅。各国经过数月磋商，直到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外长才达成协议，在华盛顿设立远东委员会，由中、苏、美、英、法、荷、加、澳、印、菲及新西兰共十一国组成。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1．制定日本履行投降条件规定的义务时应遵守的政策及标准；2．对盟国最高统帅所颁布的命令及盟国统帅的措施进行考核；3．考虑各参加国提交给该会处理的事务。但委员会不能对军事行动及领土调整提出建议，委员会的决议案须经全体大会多数通过，中、美、英、苏有否决权。另在东京设立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由麦克阿瑟或其代表任主席，中、苏各派委员一人，英、澳、新、印合派委员一人组成，最高统帅在颁发有关实施投降条款及占领与管制日本的重大命令与指示前，应与该委员会商讨；在实施远东委员会有关管制制度的变更、日本政体和政府的变更的决定时，如委员会成员与最高统帅发生意见分歧，在远东委员会关于此事未有协议之前，应暂缓颁发关于此问题的命令⁽⁴²⁾。

国民党政府任命驻美大使顾维钧兼任中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并派代表常驻东京，参与远东委员会及管制日本委员会的工作。但这两个委员会的职责范围纠缠不清，实际上一切工作仍然取决于麦克阿瑟的盟总。中国驻远东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也认为，委员会的实际功能是为美国独揽对日管制大权起一种掩护与开脱作用，因此各国对此一直颇有非议⁽⁴³⁾。

1947年6月19日，远东委员会通过《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决议》，文件的宗旨是要实现日本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非军事化的主要内容是：“全部解除军备；改组经济，以剥夺日本之作战力量；消灭军国主义之势力；严厉审判战犯”；“严格取缔一切表现军国主义与侵略精神之制度”，以便“保证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威胁”。民主化的主要措施是：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尽快建立一个和平民主之政府，在国际上，“履行其国际责任，尊重他国权利并支持联合国之目标”，“而与各国维持永久的和平关系”；在国内，“鼓励日本人民发展个人自由与尊重基本人权之愿望，尤其信仰、集会、结社、言论与新闻之自由；并鼓励其组织民主与代表民意之机构”，等等。文件还对军事占领、盟总与日本政策的关系、联合国权益的保护、解除武装与废弃军备、严惩战犯、解除经济武装、恢复和平的经济活动、赔偿与归还、金融财政政策等项作出规定⁽⁴⁴⁾。随后，远东委员会又对摧毁日本军需工业（1947年8月14日）、禁止日本军事活动与处置日本军事装备（1948年2月12日）、对日贸易（1948年11月18日）等问题作出决议。

然而，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这些文件基本没有得到贯彻。战后初期，美国在日本推行了一些民主化改革，包括逮捕战犯，进行整肃，解散财阀，农地改革以及制订和平宪法。新宪法保留了日本天皇制，但规定天皇只是作为国家及国民整合之象征而存在。新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⁴⁵⁾。但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及冷战的开始，随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内战中的颓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对日政策随之发生了转变。本来美国是指望中国成为它战后在亚洲实行美国主导下的和平的主要稳定因素，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国民党在内战中的不断失败使美国原来对它的指望落空，美国乃考虑由日本来替代国民党中国承担这一角色。在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转变，即由摧毁一个敌国变为建设一个盟国，由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基础的民主化政策改为重建日本的扶助日本的政策。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文件的话说，“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日本能重新自立”⁽⁴⁶⁾。这一转变在亚洲各国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浪潮。

1947年7月11日，美国致函远东委员会，建议委员会各国代表于8月19日在美国举行缔结对日和约预备会议，并提出会议通过决议的方式应采取三分之二表决制。美国这一建议违反了波茨坦会议上确定的对日和约由中、美、英、苏四国外长会议进行准备的原则。显然，在这十一国中，美国自以为要控制三分之二是不成问题的。英联邦国家在十一国中有五个，谁也不能以三分之二票压倒英国。而苏联则可能陷于孤立境地。22日，苏联复函美国，表示“不能同意召开对日草拟和约会议，在片面形式下由美国政府决定，而不经与中苏英各国政府作初步之商讨”。苏联坚持由四强外长会议草拟和约，并坚持四大国的否决权，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⁴⁷⁾。

国民政府在接到美、苏等国的照会后，于9月14日、19日、30日三次邀集军政要员、社会名流、知名学者举行座谈会，征询对于对日和约问题的意见。国民参政会也就对日和约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建议案。一些社会团体以及报界也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综合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意见：

（一）关于对日和约起草形式与顺序。在这个问题上意见颇为一致，即应由中、美、英、苏四大国先作初步会商，再提交十一国会议讨论；在整个讨论签订过程中，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即四大国一致的原则，坚持中国的否决权，否则不能维护中国的利益及远东的和平稳定。于树德等认为，对日和约与中国之存亡及发展的关系较任何一国更大，和约中如有任何妨碍中国发展、危害中国生存的条款，中国即不能同意。如果没有否决权，在十一国会议中，中国势孤力单，极易为人操纵，极易被三分之二做成不利于中国的决议，却又不能维护自己利益。他们认为在否决权问题上应该不避与苏联一致的嫌疑。否决权不仅是大国自卫的武器，而且是世界安全的保障。如大国之间不能同意协议，而强迫其接受，则大国团结必然破裂，而且可能招致战争。褚辅成等还认为，和会必须有四强全体参加，尤其在远东，中、苏、日三国壤地错综，无苏联参加，势将使远东局势益陷于纠纷。王芸生等进而认为，中国对日利益与美国不同，也与苏联不同，在谈判对日和约时极需谨慎严正，着眼于今后百年国运，忠实于独立外交，在美苏之间走中间道路，而不可做美国尾巴，如一切点头诺诺，则仍难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势必后患无穷⁽⁴⁸⁾。

（二）关于领土问题。《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早已对日本领土作出规定，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归还中国，朝鲜独立，千岛群岛划归苏联，有争议的是琉球、小笠原群岛、伊豆七岛、济州岛、竹岛、对马岛、千岛群岛南部小岛。当时讨论得最多的是与中国有关的琉球的去向，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强烈主张收回。张其昀、胡焕庸等认为，由历史、地理、经济、民族文化来看，琉球均有归属中国的理由及证据。琉球是中国东海的屏藩，海上的长城，其与台湾岛的关系，犹如海南岛之有西沙群岛。琉球与中国关系，始自隋代，自明洪武五年正式列于中国版图，两年一贡，历五百年而不辍。七十年前日本悍然以武力攫取，是为日本侵略中国之先声。琉球为中国失地之一，自当由中国收回。琉球对中日两国皆有重要战略意义。琉球掌握在日本手中，在消极方面掩护日本本土四岛的安全，在积极方面作进而侵略中国东南沿海的跳板。鉴于其重要军事价值，中国在收回主权后，可同意经由联合国的程序，供国际军队使用，藉以保障远东和平⁽⁴⁹⁾。另一种意见认为，琉球应恢复为主权国家。琉球在被日本吞并之前是一个主权国家，无论其人种、其经济都是独特的。明清五百年间，中国是琉球的宗主国，但现在恢复宗藩关系与时代潮流不符；另一方面日本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兼并琉球，琉球应恢复历史上的古琉球国，以独立的姿态耸立于西太平洋，成为一个和平与安定的因素，而不能再作侵略的跳板。中国可同意美国在琉球建立基地的计划，如果要对琉球实行托管，中国应起主要作用。⁽⁵⁰⁾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对琉球实行托管，具体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由中国托管，将来适当时候获得独立或成为自治领；一种是交联合国托管，中国保有一份权力⁽⁵¹⁾。讨论中还提到一些别的岛屿。济州岛“本来就是朝鲜的地域，应该与朝鲜各道一样属于朝鲜政府的行政权范围”。竹岛原属朝鲜江原道，日本吞并朝鲜后，改变该岛隶属，现在自应将主权返归朝鲜。即令朝鲜不能派代表出席和会，中国应以第三者的立场代为主张。对马岛不是日本固有领土，其形势极为险要，“既控制日本与朝鲜两陆地，又扼制旧日本海与西太平洋两水域”，为东亚及世界的安定起见，对马岛应设置守卫治安及国际社会秩序的警察⁽⁵²⁾。

（三）关于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问题。中国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创巨痛深，各界对于如何使日本军国主义不能东山再起的问题十分关心，并大致表达了这样几点意见。第一、废除天皇制。舆论一致认为，天皇是日本法西斯最后的独裁者，是领导侵略的权威，裕仁天皇对一切侵略战争所负的刑事罪责，应交付盟国远东法庭公正审判，并予惩治；天皇制是绝对主义的君主制，是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要使日本成为民主国家，必须废除天皇制⁽⁵³⁾。第二、惩办财阀。财阀是教唆军部从事战争、并竭力为军部撑腰的；而军阀侵略是为财阀打天下，财阀是真正的侵略势力，是日本侵略的动力，是左右日本政治的真正力量，是阻碍日本经济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严惩。有论者认为，盟总对于解散财阀“只做了一些浮表的工作”，与发动战争进行侵略直接有关的财阀没有一人被起诉的，这方面工作太不彻底。对日和约应该明确规定解散日本财阀⁽⁵⁴⁾。第三、革除其他封建势力。日本的土地关系是封建的寄生的土地关系；日本排斥外来宗教，提倡国产的神道，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带着封建神秘主义，这些都要进行改革，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结社必须禁止⁽⁵⁵⁾。第四、和约中应当规定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为对日本进行再教育的时期，以便消灭日本的侵略思想。应该消除一切有关军国主义的心理、思想和制度，中小学教本和各种刊物、杂志、报纸中的此类思想必须消除，中小学教科书应该经过严格的检查⁽⁵⁶⁾。

（四）日本战争赔偿也是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详见下一目。

1947年10月18日，行政院院长张群在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例会上报告政府政策方针，就对日政策报告说：“对日和约态度，美国认为起草对日和约只要远东委员会十一国中之多数赞成即可，我则主张所谓多数须包括有否决权之四主要国家在内。中国愿看到日本之和平实现，但反对日本成为和平之威胁；不采取报复手段，但要求应得之赔偿。日本领土问题，开罗及波茨坦宣言已有规定，现仅若干岛屿未有决定。琉球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故我主张应归还我国。赔偿方面，中国损失最大，调查困难，损失数字约为美金五百余亿元。参政会对于对日和约之建议与政府之政策，甚多符合之处。总之，我国对日之基本原则仍为宽大。”⁽⁵⁷⁾

国民政府参考综合了各界表达的意见，提出了种种折中的方案，力图促成对日和约的早日缔结。《外交部三十七年下半年度施政计划纲要》规定：“七、促成对日和约之签订。对日和约之签订，自宜早日完成，以彻底铲除日本侵略主义，摧毁日本军事经济工商作战潜力，达成我国最大比额与优先受偿之赔偿原则，并监督日本政府完成真正民主化。惟为达到此种目的，中国必须于未来和会中获得其应有之特殊地位，中国不能放弃此种地位，以求和会之早开与和约之早订。”但由于美苏在此问题上意见尖锐对立，不能调和，和会迟迟未能举行⁽⁵⁸⁾。

二　战争赔偿与索还劫物问题

战争赔偿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重要问题之一。还在战争进行期间，国民政府就着手进行战争损失调查，为日后索赔作准备。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他在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议案，建议政府设立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着手进行调查，以作为战后向日本索赔的依据。行政院于1939年7月制颁了《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抗战损失查报须知》，通令所属各机关及各地政府分别具报调查，并指定国民政府主计处审编所有调查资料。主计处从1940年起每隔半年将所有各种损失数字累计汇编一次。战争临近结束，国民政府对这项工作有所加强。1944年2月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翁文灏为召集人。该委员会修订以前颁布的调查办法，使调查工作得到改进。1945年4月起调查委员会改隶内政部，内政部长张厉生出任主任委员。及至秋季，国民政府外交部得悉美国总统战争赔偿专使鲍莱（Edwin W．Pauley）即将来华商讨有关日本战争赔偿事宜，便于11月13日召集各部委代表会商，会议决定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名为赔偿调查委员会，改隶行政院。该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三项：一、调查我国抗战损失；二、调查日本赔偿能力，并确定日方赔偿之种类与数量；三、调查中国已接受之日本公私财物。远东委员会成立后，国民政府为了与该委员会赔偿委员会名称一致起见，于1946年10月1日正式成立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继续调查抗战损失，并负责处理日本赔偿事务⁽⁵⁹⁾。

作为美国对日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关于日本赔偿政策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战争结束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即任命鲍莱为战争赔偿问题的私人代表出访东亚各国，拟订关于日本赔偿的方案。经总统批准，鲍莱于1945年10月31日发表了《美国关于日本赔偿的政策》，其中指出，“日本赔偿的问题是一个旨在促进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稳定及政治稳定的问题”，整个东亚都需要走上政治稳定与和平进步的道路，需要复兴经济生活，赔偿不是为了使日本贫困化，但也不能允许日本经济复兴到使之能对其邻国实行控制或对邻国保有优势。因此赔偿政策应当是：1．削弱日本的工业，使之不再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2．将日本的工厂设备运至各有权利得到赔偿的国家，以促进其经济的完善；3．日本可以留有最低数量的工厂，以生产换取必要的进口产品（如粮食）的出口物资，等等⁽⁶⁰⁾。1946年4月，鲍莱向杜鲁门递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其中指出，绝大部分的日本工业设施都是为进行战争而建立的。尽管这些设施在战争期间也遭到了破坏，但日本仍然保留着较日本在和平年代为生产国民的消费物资多得多的工厂设备，这部分多余的设备必须拆迁。计划主张保留日本1926至1930年的工业水平，将日本的陆海军工厂、飞机、轻金属、轴承工厂的全部，以及钢铁、机床、造船厂、火力发电厂的大约一半，作为赔偿设备予以拆迁。同时鲍莱方案主张全部保留日本的轻工业和民生工业。这样整体来说，日本的工业能力将削减30％。这既是为了使日本不能再发动另一次战争，也是为了使每一个日本人明白，日本是战败者，所以应该受到惩罚。被日本侵略摧残得最厉害的中、菲两国，可以得到日本的化学、钢铁、造船、电力以及机械制造工厂作为赔偿⁽⁶¹⁾。这是美国关于日本赔偿的几种方案中最严厉的一种。1946年5月远东委员会一致通过这一计划。

在提出这个方案之前，鲍莱鉴于制订赔偿方案牵涉面多，手续繁复，而赔偿问题对剥夺日本的战争潜力、对东亚受日本侵略各国经济复兴又关系密切，急于处理，便先于1945年12月提出了一个临时赔偿拆迁方案。这个方案以整个日本赔偿额的大致30％作为先期拆迁计划，以赔偿直接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他在6日给麦克阿瑟的信中说：“我倾向于认为，虽然我们有打破日本财阀的计划，但照着日本人现在追求的政策，大财团将会接管整个国家，从而使为消除日本战争潜力而应予拆除的那些机械工具很难被拆迁。果真如此，日本战争潜力的最重要部分将完整无损地保留在那些使日本陷入战争的人手中。”12月21日，杜鲁门批准了鲍莱的计划，并希望尽快予以实施⁽⁶²⁾。

中国官方及民间一直十分关心日本赔偿的问题。在讨论对日和约问题中，赔偿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中国各界所关心的主要是两个问题：日本应维持何种生活水平，中国应在总的赔偿额中得到多少份额。远东委员会1946年2月通过保持日本1930至1934年的生活水平，中国各界普遍认为太高。理由是，这比同期的中国的生活水准为高，更比战后中国的生活水平要高，而德国所保留的是1930至1938年生活水平的55.5％。在远东委员会会议上，中国提出将日本的重工业保持在1914年水平，但未获通过⁽⁶³⁾。关于各国赔偿的份额，《波茨坦公告》规定应考虑各国受到日本侵略的人员与物资损失的程度，及各国对战争作出的贡献。中国各界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中国都有权利得到最大的份额。按照行政院赔偿委员会1946年五六月间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报告，从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9月3日中国在战争中的各项损失是：全国公私财产直接间接损失合计为559.43844亿美元，全国人口伤亡总计12,784,974人，其中平民伤亡9，134,569人，军人伤亡3,650,405人⁽⁶⁴⁾。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应当占日本赔偿总数的50％。在1947年远东委员会会议上中国所提赔偿额为日本总赔偿额的40％，并声明，如依损失及贡献而言，中国有权要求更大的百分比。当时各国要求的赔偿额相加为200％多，于是新西兰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将各国的要求大致减半。美国在远东委员会的成员巴尼特（Robert W．Barnett）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方案。在这两个方案中，苏联的比例都由原来要求的14％降到了3％。因此两个方案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中国也表示不能接受将中国的比例降到百分之二十几。关于赔偿分配比例各国意见出入甚大，讨论迁延不决⁽⁶⁵⁾。

1946年底，远东委员会在华盛顿讨论赔偿问题，中国代表团团长顾维钧提出《责令日本政府赔偿说帖》。这是中国政府关于赔偿问题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方案要点如下：1．日本赔偿的主要目的在于摧毁其军需工业，日本平时生产量应以1914年为标准；2．日本赔偿由两部分构成：国内之存金、现款、工业设备以及现在及将来可供赔偿用之物资；日本在中立国、轴心国及未被日本占领各同盟国内之存金、现款及资产；3．日本在中国境内包括东北、台湾及澎湖的现有产业、物资、存金及现款等，以及日本在上述各地所经营的事业存于日本国内的产业、物资、存金、现款均应作为日本对华赔偿之部分，但不计入赔偿总额之内；4．日本境内指定为对华赔偿之工业设备，中国对其拆迁时期、利用方法及技术人员等，得设定必要条件；这些设备运往中国指定地方，所需费用由日本政府负担；5．赔偿工厂，如属必要，可在日本境内利用日本人力开工生产，所有产品，由中国政府出资运往中国，但以不超过最后赔偿会议之日起五年为限；五年后该项设备仍由日本政府出资运往中国；6．日本在东北之工业设备及其他非战利品之物资，经苏联搬移者，应有公平合理之措置，使中国对此应得之赔偿不致无着；7．日本从中国掠夺去的古物、艺术品及其他物资，中国伪组织及台湾政府、台湾银行所存于日本之一切资产、物资、存金、现款应归还中国，而不视为赔偿；8．日本在占领中国期间所搜集的有关中国自然资源、工业计划等技术及经济资料，应包括在赔偿计划之内⁽⁶⁶⁾。中国的上述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而且也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但由于各国在日本赔偿问题上利益观点不同，由于苏联坚持把东北日本产业看作战利品，特别是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中国的上述主张几乎无一顺利实现。中国实际得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先期拆迁设备。

鲍莱早在1945年底就提出了先期拆迁的设想，但美国到1947年春才决定予以实施，1947年4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出了关于先期拆迁的指示。经过一段时间准备，盟总于9月开始采取行动，以十七所日本兵工厂的机械设备等作为第一批赔偿物资，以后又将兵工厂内的试验设备及电气设备列为第二、三批赔偿物资。接受赔偿的国家为中、英、荷、菲四国，分配比例为3∶1∶1∶1。中国接受的这三批赔偿物资总额仅为2207万美元。此外，1947年春，盟总决定将日本残存的自驱逐舰以下的军舰（航母等战舰已为美国沉毁），按抽签法平均分配给中美英苏，分给中国的第一批日舰八艘于1947年7月3日驶抵上海，第二批八艘于7月28日抵沪，第三批八艘于8月27日抵青岛⁽⁶⁷⁾。

1947年初，美苏关系已近恶化，冷战初露端倪。3月，美国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从此遏制共产主义正式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方针。美国以日本占领费用庞大及经济恶化为由，提出修改赔偿政策。一二月间，美国陆军部派遣以过去一直处理对德战争赔偿问题的斯特赖克（Cliford S．Strike）为首的调查团赴日本调查，并于1948年2月公布《日本工业赔偿报告书》（又称斯特赖克计划）。鲍莱方案与斯特赖克计划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前者主张进行拆迁赔偿，而反对以劳力、生产品、现存货物支付赔偿，以避免日本保留过高的生产水平；后者恰恰相反，反对拆迁赔偿（主要的战争工业除外），赞成采用生产品和劳役的赔偿制度；第二、前者保持日本1926年至1934年工业水平，后者主张照日本1935年的生活水平保持其工业水准，不但水平提高了，而且工业水平是固定不变的，而生活水平却需要加上人口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其他因素；第三、大幅度减少赔偿数额，斯特赖克确定的赔偿额是16.48亿日元（1939年价格），其中工业设施1.72亿元，基本战争设备14.76亿元；而1947年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通过的一份文件规定的拆除额为24.66亿日元⁽⁶⁸⁾。

对于斯特赖克大大削减了的赔偿方案，美国陆军部仍不满意。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美国军方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日本战争赔偿政策。1948年3月，美国陆军部副部长德莱勃（William H．Draper，Jr．）又亲自率团前往日本，5月公布了由该团团员约翰斯敦（Percy Johnston）起草的报告书。该报告书把从日本的拆除赔偿额减少到6.62亿日元，该报告书还主张：“日本在国外的资产，如中国东北、台湾及其他地区的资产，已入苏联及中国手中者，均应正式认作赔偿而抵消之。”报告书不仅反对将发展日本经济及美军占领所需的工业列入日本赔偿品之中，不仅反对冻结日本工业水平，而且主张“应听其在不从事军事工业的条件下自由发展”，甚至主张美国在五年内向日本注入16亿美元资金，并要求亚洲各国与日本恢复贸易等经济合作关系，特别是将多种原料售予日本⁽⁶⁹⁾。连国务卿马歇尔也觉得约翰斯敦方案过于宽宏大量，认为在向远东委员会提出时必须作若干修改，如：1．将原报告的主张只有日本陆海军军火库用作赔偿改为一切“基本的军事设施”，除陆海军军火库外还包括私人军火工厂及飞机厂；2．原报告主张日本保持年船舶制造能力65万吨，马歇尔认为40万吨足矣，其余设备能力用作赔偿；3．原报告提出不将日本钢铁工厂及设备用作赔偿，马歇尔主张所有超过年产50万吨的钢铁工厂设备均应用作赔偿。但陆军部却认为“特别难于”接受马歇尔关于日本所有基本军事设施均用于赔偿的意见，因为拆迁基本军事设施将对日本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⁷⁰⁾。显而易见，美国对日本的目标已经正式改变为积极加速日本工业的重建与扩展了⁽⁷¹⁾。

在进行赔偿同时，索还日本战争劫掠物资的工作也在进行。中国提出的归还被劫掠物资而不视为赔偿的原则得到各国赞同。1946年7月远东委员会通过了《劫物归还政策案》，但由于各国对具体执行计划意见分歧，归还工作长期不能实施。直至1948年3月，美国政府才向盟总颁布劫物归还的临时指令。盟总乃令日本政府将劫掠物资集中于若干大城市及港口，由盟国代表前往核查认领。截止1949年9月，归还中国的劫物有：1．书籍158,873册，价值180,964美元；2．古玩2000件，价值110,891美元；3．货币11,083吨，价值5,246,356美元；4．整厂机器设备两厂，价值442万美元；5．机器2545件又一套，价值2,238,202美元；6．汽车18辆，价值18,830美元；7．船舶20,676吨，价值2,162,657美元；8．工业原料2，335,809美元；9．贵金属17,594,709克，价值404,502美元；10．杂项1,013,709美元。此外，中国政府还委托盟总在日本经销部分物资。以上各项共计18,132,357美元⁽⁷²⁾。毫无疑问，这些仅仅是被日军劫掠物资的极小部分。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的末路外交

一　难以挽回美国从中国脱身

1948年美国《援华法》的通过，是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对华政策上互相妥协的结果。但国民党当局知道，民主党政府对于援华的态度是不积极的。早在马歇尔在华调处期间，蒋介石对他就很不满意。马歇尔于1947年1月回国就任国务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订者。杜鲁门在外交方面对马歇尔言听计从。蒋介石更把美国的消极援华态度归咎于马歇尔，他在1948年6月下旬与张治中的一次谈话中说，“马歇尔完全持一种反蒋倒蒋的态度”⁽⁷³⁾。194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如密歇根州参议员范登堡（Arthur H．Vandenberg）、加州参议员诺兰（William F．Knowland）、新泽西州参议员史密斯（H．Alexander Smith）、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脱（William H．Taft）、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杜威（John Dewey）都表现了十分强烈的反共亲蒋情绪，攻击杜鲁门政府在欧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同时，却在亚洲放任共产主义。6月下旬，杜威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杜鲁门政府对华援助过于吝啬，美国必须帮助“国民政府”维护它的自由，到了适当时候，他一定要改正现政府所犯的重大错误。他把对中国友谊与援助当作竞选演说的主题⁽⁷⁴⁾。当时，杜威当选的呼声很高，国民党政府当局于是把赌注压在共和党身上，竭尽全力地调动在美势力为杜威竞选摇旗呐喊。孔令杰就是积极活动的人物之一。杜鲁门采取哀兵策略，出乎意料地以微弱多数当选。国民党政府一时处境相当尴尬。

及至1948年冬，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使美国决策者相信，国民党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马歇尔在11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说：“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救不了它了。”⁽⁷⁵⁾在此之前，9月8日，以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已经提出了一份名为《重新审查和制订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其中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在现时中国的形势下，我们需要有改变航向的自由，或者甚至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⁷⁶⁾1949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第四十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与中国恢复一般的经济关系等手段，增强能导致中共与苏联之间产生严重分歧的力量，以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独立于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另一方面，动员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公开与中共政权作斗争，“使中国彻底孤立于日本和西方世界，以便招致中共政权的被推翻和崩溃”⁽⁷⁷⁾。这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有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从中国内战脱身，尽可能离间中苏关系；硬的一手是继续与中国革命为敌，尽可能给中国新政权制造困难。在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两手同时在起作用，但后一方面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

为了从中国内战中脱身，美国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拒绝向国民党提供新的援助，编制《美中关系白皮书》。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战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帮助国民党政府改组军事指挥机关、建立军校、建立训练中心、训练军官及作战部队。尽管美国作了这些努力，国民党军的士气和战斗力却日趋下降，成建制地投降或起义已经司空见惯。到1948年11月上旬，驻华美军联合顾问团终于得出结论，在中国现时这种政治、军事和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形势下，除非使用美军在中国作战，不管美国给多少军事援助，都不可能挽救国民党政权，而他们知道直接派遣美军作战不是美国的政策⁽⁷⁸⁾。顾问团继续留在中国已无济于事。11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David Barr）从中国撤出顾问团。国民党政府反对这一措施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就在11月初，在巴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蒋廷黻以中国外交部长的名义向马歇尔提出要求，希望美国派军官实际指挥国民党政府军作战，并派一高级军官率一特别使团来华。马歇尔答称，要一个新到中国的外国军官对中国政府提供行动建议是太困难了。蒋廷黻碰了钉子之后，蒋介石亲自出马，他在11月9日给杜鲁门的信中提出了三项紧急要求：迅速增加并提供军援，发表支持国民党的声明，“尽速派遣一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作战”。显然，蒋介石是想死死地拽住美国，更深地把美国拖下水去。但这与美国的政策不合。杜鲁门在回函中实际上对蒋的要求一一予以拒绝⁽⁷⁹⁾。顾问团撤退工作于12月开始，至1949年3月1日完成。

《援华法》通过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通过实施该法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一方面与美国国会内外的亲蒋势力里应外合，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新的援助要求。上述蒋廷黻向马歇尔的口头请求及蒋介石致杜鲁门的函中，都是把军事援助与军事顾问一起提出的，而马歇尔及杜鲁门也都是两者一起拒绝的。杜威落选，杜鲁门的总统新任期即将开始，国民党当局处境更为困难，于是，宋美龄于1948年12月1日亲自赴美求援，再作一次绝望中的努力。她要求美国政府在三年内向国民党政府提供30亿美元援助，美国政府不予理睬。就在她到华盛顿的翌日，杜鲁门拒绝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对华提供新援助问题发表意见，并断然否决了将派麦克阿瑟去中国的谣传⁽⁸⁰⁾。想当初，1942至1943年间宋美龄访美时是何等风光，简直在美国卷起一阵旋风。如今时过境迁，国民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宋美龄的访问也显得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杜鲁门政府没有把她当作官方客人接待，没有让她住在白宫，而1943年她曾在白宫住过。马歇尔也只是把她当作私人客人，安排她在利斯堡的家中下榻。而她的美国友人则早早地劝告宋美龄不要在利斯堡住到不受欢迎的时候。宋美龄在华盛顿的活动没有多少成果，1949年1月上旬她就离开华盛顿到纽约去了。宋美龄以纽约里佛代尔孔祥熙家为总部，越过驻美大使馆召集国民党在美政要举行“每周战略会议”，分析形势，制定在美宣传口径，统一活动步调，加强与院外援华集团的联系。宋美龄的活动对维系崩溃中的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的关系起了一定作用，但她的求援活动却处处碰壁，受尽冷眼。她的活动对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甚微。

1949年1月下旬，杜鲁门第二任期开始，艾奇逊（Dean Acheson）接替马歇尔为国务卿。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又发起新的攻势。2月7日，51名共和党议员联名致函杜鲁门，询问政府援华计划，并要求总统指派一个委员会调查中国问题并提出报告。24日，艾奇逊会见了其中的30人。他就中国的局势发表评论说，当森林中有一棵大树倒下，在飞扬的尘土落定之前，人们无法看清破坏的程度。第二天，传媒就把艾奇逊的对华政策描述为“等待尘埃落定”⁽⁸¹⁾。共和党参议员麦卡伦（Patrick Mc Carran）随即提出议案，建议向“国民政府”提供15亿美元援助，其中5亿美元用于购买白银作为货币改革之用，3亿用于经援，7亿用于军援。这一议案在国会引起相当的附和。3月10日，50名参议员致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Tom Connally），要求国会就麦卡伦议案举行听证会。艾奇逊对该议案不加考虑。他在15日给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的信中毫不客气地说，在当前的形势下，“美国的巨额援助肯定会被浪费掉……而且美国将可能被直接导致介入中国的内战”，“这与美国的传统对华政策和美国利益是背道而驰的”⁽⁸²⁾。22日，前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在参院外交委员会就对华军援和中国军事状况作证，据顾维钧得到的报告说，巴大维“作了一个悲观的、完全认输的报告，说无论何时共产党要夺取全中国，都已无法阻止，现在再给军事援助也无济于事”⁽⁸³⁾。

2月15日，顾维钧求见艾奇逊，希望了解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的反应。艾奇逊说，从马歇尔使华以来，中国政府自作聪明地犯了那么多错误，以致其军队已拒绝与共产党打仗。现在中国形势之严重远非马歇尔出使之初可比，他不知道美国还能进一步做些什么来援助中国。他希望中国能不受外来的控制或统治，但他不知道美国该怎样帮助中国。顾维钧希望美国发表一项对华政策声明以鼓舞中国的士气，艾奇逊迟迟疑疑，不作明确答复。这次谈话给顾维钧总的印象是，艾奇逊已经对中国问题有了某种结论，他没有把中国局势放在重要地位，而是全神贯注于欧洲局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⁸⁴⁾。

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之后短短四年就迅速土崩瓦解，其原因何在，是否如美国国会及院外援华集团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对共产党手软所致？美国政府认为必须有一个说法。况且美国对华政策正处于转变之中，对这种转变也必须有一个说明。为此，艾奇逊上任后不久就开始组织班子，编制《美国对华关系——着重1944至1949年时期》（又称《美中关系白皮书》）。这个班子先由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Walter W．Butterworth）为首，后改由无任所大使杰塞普（Philip C．Jessup）负责。杜鲁门把此事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所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一再指示编辑工作要加快进行，并要求已经退休的马歇尔通读全部文件⁽⁸⁵⁾。

国民党鉴于军事上形成了大崩溃的形势，除继续想方设法争取美援外，还在设想中国内战国际化的方案，即请各大国出面调停，企图赢得喘息的时间。早在1947年12月，张治中就与苏联大使馆有过接触。据美国大使馆得到的消息，苏联甚至表示可以劝告中共停战。但蒋介石不同意张治中的活动。1948年12月25日，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又向蒋介石发出和平谈判的建议，司徒雷登大使也有此意⁽⁸⁶⁾。马歇尔曾经在战后调处过国共冲突，但没有成功。美国在国共两党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此时已与战后初期大不相同，美国单独进行调停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国民党政府于是设想请美、苏、英、法四大国调停。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文告，声称只要能保障宪法、法统等，“个人更无复他求”。然后，蒋介石指示外交部长吴铁城于1月8日分别照会美、苏、英、法四国大使馆，声称“战争的摧毁，继以国家经济生活的急速恶化，使尽速恢复和平成为当前的急务”，政府愿向各国“保证其与中共为和平解决的真诚意愿”，欢迎各国政府提出“可使中国的和平早日恢复的任何建议”，并准备通过各国政府的调解，开始与中共谈判⁽⁸⁷⁾。司徒雷登本人对国民党政府的试探颇有兴趣，他“请求四国政府单个行动或采取共同的步骤从中斡旋，以求把敌对双方撮合到一块”。但这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1月12日，美国政府训令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拒绝中国政府的请求：“美国政府不相信，在当前的形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充当调解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目的。”同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往访代理国务卿洛维特（Robert Lovett），提出如果美国不同意调停，可否发表一项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是真诚希望和平的。顾维钧的要求同样遭到拒绝。美国官员对中国大使采取了空前冷淡的态度⁽⁸⁸⁾。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分别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调停建议。1月17日，经斯大林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之后，大体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接见中国大使傅秉常，答复说，苏联政府一贯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苏联进行居间调停是不合适的⁽⁸⁹⁾。英国复照称：“对目前阶段的斗争进行干涉，除了违反莫斯科宣言外，只会使事情更加混乱，因此英国政府抱歉地决定拒绝干涉。”法国也作了类似的答复⁽⁹⁰⁾。

四国干涉方案胎死腹中，顾维钧在上述和洛维特谈话中，关于中国政府方面把实现和平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意图，也遭到美国方面的冷遇。但到1949年2月9日，由澳大利亚外长提出联合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建议，并称“联合国为协助调解，促成问题之解决，挽救无数之生命，实完全符合联合国之原则”。联合国秘书长赖依（Trigve Lie）也表示，他将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美国一些观察家也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九条，秘书长有权采取行动。2月11日，行政院长孙科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欢迎联合国调处，并称这或许是“获至我国国内和平之唯一实用途径”⁽⁹¹⁾。2月13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联合国干涉之议随即销声匿迹了。

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认为美援是唯一能使国民党政府这个气息奄奄的病人活过来的药物，把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作为他迫在眉睫的任务之一。他就任之初便接见司徒雷登，正式请求他敦促美国政府给予10亿美元贷款，或至少5亿美元，以帮助制止通货膨胀，并保证有效地使用美援。他还说，如果美国现在拒绝帮助中国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今后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化100亿美元，美国青年还必须为此流血，而且难以奏效。司徒雷登表示，由于蒋介石仍在幕后控制政府，中国的局面不会有什么起色；美国的远东政策已定，现在不能有什么改变，拒绝了李宗仁的请求⁽⁹²⁾。

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之后，解放军迅速突破国民党政府军的长江防线，占领南京。李宗仁将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继续抵抗。但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依然十分严重，他感到亲蒋的顾维钧对他完全采取敷衍态度，一味听命于蒋介石，便于5月派他的亲信甘介侯作为私人代表赴美活动，与美国政府直接交涉。甘介侯抵美后四出奔走，频频会见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官员、无任所大使杰塞普（Philip C．Jessup）、副国务卿韦勃（James E．Webb）、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A．Johnson），以及已经离开政府但仍然保持着影响力的马歇尔，并拜会杜鲁门本人进行游说。他竭力兜售李宗仁的防御计划，他解释说：虽然长江防线已被突破，但白崇禧还有30万大军，与其他部队结合起来，国民党军系统还有50万部队，可以守住长沙以南的中国大西南地区；西北则有马步芳、马鸿逵的部队可以依恃。他强调现政府财政拮据，蒋介石把美元、黄金都带到了台湾，中国的资源不能用来防守大陆，甚至士兵的饷银都发不出来；白崇禧的部队没有从《援华法》的1.25亿美元军援中得到任何军火弹药，部队极端困难的供给状况进一步影响了士气。他请求美国政府向李宗仁政府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并称如果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李宗仁政府将用美援购买白银，制成银元，给士兵发饷，因为纸币已一文不值。他还提出，李宗仁政府可以保证美援物资不被浪费，美国可以为其提供的经济及军事援助提出任何条件，并成立机构，以监督援助的分配及使用，也可以向任何地方当局提供援助，“中央政府”不认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他还希望美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斗争；希望司徒雷登大使离华返美时途经广州，造访南迁的国民党政府，以示道义支持。但甘介侯的活动像顾维钧一样没有收到什么成效。杜鲁门在6月22日接见他时，对于从东北到长江流域如此广阔的土地以及美国的军火弹药如此迅速地落入共产党手中表示极其失望。他说：“我是密苏里人，我希望实实在在地看到，中国军队仍然准备和愿意打仗。”⁽⁹³⁾美国没有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新的援助。但到9月上旬，国会在讨论军事援助计划将近一个月后，终于通过一项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的新拨款。这项紧急援助可以用于支持中国的反共势力，也可以用于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残部在大陆被解放军迅速歼灭，这项拨款后来主要用于亚洲别的国家和地区，只有很少的钱用于在中国搜集情报。

二　美国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

1949年春夏，美国国务院正忙着编制《美中关系白皮书》。这一工作遭到行政机构内的军方、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以及中国国民党方面的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于7月21日在给国防部长的长篇备忘录中系统陈述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白皮书》上千页文件的总体效果是“极度贬损蒋委员长和中国的国民政府的”，公布《白皮书》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总目标背道而驰，它对公众情绪产生的影响将损害美国决策的灵活性。此外，发表这些文件还涉及解密的问题。参院外交委员会成员、老资格的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认为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相当大的地方还未落入共产党手中，这时发表《白皮书》可能对台湾形势造成预想不到的后果。他还威胁说，公布《白皮书》可能大大损害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国民党方面更是竭力想阻止《白皮书》的公布，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董霖威胁说，如果美国公布《白皮书》，国民党政府将公布自雅尔塔会议以来的有关文件。杜鲁门、艾奇逊不为所动，杜鲁门认为，“公布《白皮书》是必要的和适宜的”⁽⁹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回到美国的当天，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白皮书》。艾奇逊在为《白皮书》的公布致杜鲁门的信中道出了《白皮书》的中心思想，即中国事态的发展超过了美国的控制能力，美国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国民党的垮台是它自身的腐败无能与领导错误所致。杜鲁门在发表白皮书的前一天发表声明说：“本政府在对华关系中的作用受到了相当多的误传、误解和歪曲，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本政府不愿意揭示那些事实，揭示那些事实会加速目前中国事态的进展。但在当前局势下，美中两国的利益要求我们坦率地讨论这些事实。只有这样，我国人民及其在国会中的代表才能获得对我国在东亚的政策的健全发展所必须的理解。”⁽⁹⁵⁾美国政府本来想以此为其战后对华政策进行辩护，但结果适得其反，国会内外的援蒋势力掀起了新一轮的攻击政府对华政策的高潮。《白皮书》发表后五天中，国会中已有二十三篇声明，其中只有四篇是倾向于同意《白皮书》观点的，十九篇都是表示反对的⁽⁹⁶⁾。

国民党政府认为《白皮书》的发表对它不啻落井下石。蒋介石“痛惜”美国决策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⁹⁷⁾。但毕竟美国是国民党在危难之中的唯一依靠，国民党不能没有美国的支持与援助，因此蒋介石决定吞下这个苦果。他决定，第一，国民党对美国暂不请援；第二，由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表明“国家立场”，但“勿对美国作意气之辩论”⁽⁹⁸⁾。8月7日，顾维钧发表声明，一方面表示，《白皮书》主要表示的是美国的观点，中国政府正对其内容进行研究，并将表达自己的看法，以便对《白皮书》作出补充；一方面对艾奇逊信中所说的“中国的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的说法感到鼓舞⁽⁹⁹⁾。8月16日，广州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简短声明，声称对《白皮书》“在意述方面或论据方面，实有不能不持严重异议之处”，并且“不得不于适当时期，将所持观点及有关事实，对中美两国人民作详切之申明”；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吾人雅不愿使两国政府间关于过去问题之辩论，而影响两国传统之友谊，以及民主国家所维护之共同目标。”⁽¹⁰⁰⁾

这时，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迁居台湾，仍然在幕后操纵着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他密切注视着国内国际事态的发展。他除了指挥操纵宋美龄等人在美活动外，还自己直接走到前台，从事反共的外交活动。他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中得到启示，认为在亚洲未始不可成立一个类似的反共联盟，于是便在一些亚洲国家中积极活动。但美国既然对中国形势抱着一种等待尘埃落定的态度，自然不会积极支持这种反共联盟。艾奇逊在5月18日的一次讲话中表示，美国不会加入太平洋防御联盟，因为亚洲国家内部的混乱使成立这种联盟为时过早⁽¹⁰¹⁾。尽管如此，蒋介石却不甘心坐待失败。7月10日，蒋介石携前外长王世杰等到菲律宾访问。蒋介石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Quirino）在会谈后于11日晚发表联合公报，其中说，鉴于远东各国“过去缺乏密切之合作，以及考虑及于今日各国独立自由所面临共党威胁之严重，余等认为，此等国家应立即组成联盟，藉以达到休戚相关、互相援助，以抵制并消除共党威胁之目的”⁽¹⁰²⁾。8月上旬，蒋介石又出访韩国（南朝鲜），并于8日发表与李承晚会谈的联合公报。公报声称：“吾人深觉太平洋各国，尤其是远东各国，今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所以，上述各国之需要团结与需要行动一致，亦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迫切。吾人坚决相信，如果亚洲沉沦，则世界决不能自由，而且，整个人类决不能听其一半获得自由，而一半则为奴隶。基于以上所述，吾人对于季里诺总统暨蒋总裁于本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瑶所发联合声明中，关于联盟之主张，完全表示同意。”⁽¹⁰³⁾这个公报表示坚决拥护蒋介石——季里诺7月12日的联合声明。在蒋介石看来，成立一个军事政治联盟性质的太平洋安全条约组织可以达到几重目的：第一，蒋介石残存的势力势必在这个联盟中处于中坚地位，这将在他危难之中增加他的政治资本，提升他追随者的士气；第二，他不但可以以中国的代表而且可以以这个联盟的代表的身份与美国打交道，从而增强他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能像介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介入这个联盟，那就会重新全力以赴地支持他。

但以上考虑无非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菲律宾内部对这一构想就有不同意见。7月28日，菲律宾外交家、菲律宾驻美国大使洛慕罗（Romulo）在归国后就向季里诺进言说，这样的联盟应当是非共产主义的，而不是反共产主义的，往后有朝一日也许可以与共产主义作斗争；消除殖民主义应当是这个联盟的目标之一；应当首先征求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意见，以免让人产生这是一个反白种人运动的错觉。洛慕罗并表示，除非季里诺同意他的意见，他不会为此进行外交活动。

季里诺坚持他原来的主张。为了游说美国政府，他于8月9日到美国活动。11日，美菲两国总统联合公报发表，关于所谓的联盟，其中只有一句话：“美国将继续以同情的态度注视着亚洲人民为加强经济合作的纽带，为加快自治政府的进展，为维护他们的自由而作出的努力。”显然，美国政府没有改变原先的立场，第一，它只是“注视”，而没有说要参与其事；第二，其中根本没有提到联盟之类，而只说要加强“纽带”；第三，没有明确提到反对共产主义，更没有说是什么性质的。蒋介石、季里诺、李承晚从中是得不到什么鼓舞的。

亚太地区各国也都不支持太平洋军事联盟计划。印度认为共产主义的问题要由各国通过社会进步的办法分别予以解决。泰国关心本国共产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一个国际公约却没有认真考虑，而且认为美国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印度尼西亚明确表示不参加这样的联盟。澳大利亚仅仅表示要密切注视事态发展，而不愿作出任何承诺。新西兰认为没有美国与英国的参加，这样的联盟是没有意义的。缅甸表示要“十分谨慎地注意事态发展，不能让这种联合为某个国家的利益服务”。总之，不少亚太地区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对这一政治军事同盟疑虑重重，态度冷淡，蒋介石、季里诺、李承晚虽然忙碌了一阵，但最终却不了了之⁽¹⁰⁴⁾。

第四节　走向“一边倒”的中共外交政策

一　中共争取苏联的援助

早在大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就在勾画战后世界的蓝图。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希望中美两国在战时结成的同盟关系在战后继续下去，希望一个统一的、稳定的、亲美的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成为亚洲的主要稳定因素，而蒋介石则是中国的领袖。为了实行这种政策，美国需要在国际上孤立中共，需要苏联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美国同意苏联恢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北的权益，并实际同意东北与新疆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同意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并实际同意中国的长城以南部分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苏联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还保证，苏联政府的道义支持与物质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也就是说，苏联只支持国民政府，不支持共产党⁽¹⁰⁵⁾。

这样，美国、苏联与执掌国民政府权力的国民党协调各自的政策，联手对战后中国的政治与外交作出了安排，其中没有共产党在国际外交上的地位。按照这个安排，共产党只能对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这种安排在战后头半年中的主要表现是：美国支持国民党垄断受降权，苏联迫使中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解放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1亿以上人口，组织了10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的实力雄厚的大党，尤其在抗战末期，中共已经明确地向国民党的一党统治提出了挑战，中共是不可能接受美国、苏联与国民党所达成的安排的。中共坚信：“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¹⁰⁶⁾它决心不让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半途而废，而要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并通过这场革命给中国一个新的光明的前途。

要这样做，首先就要突破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而主要的是要使苏联相信，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不仅不会导致美苏在中国迎头相撞，不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恰恰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在对战后世界形势及中国局势进行全面的观察与严肃的思考后，于1946年4月到1947年2月发表了一系列指示、谈话和文章，包括8月6日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的谈话，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这样一些观点：一、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也就是“中间地带理论”；二、美苏之间必定妥协，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三、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四、这些国家反对美国扩张及本国反动派的斗争是世界民主力量增长的表现，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五、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他们的强大仅仅是暂时的，他们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¹⁰⁷⁾。这就告诉苏联，中共是不会受雅尔塔格局的限制的，苏联不仅不应反对中国革命，而且应当责无旁贷地支持中国革命，因为只有像中国这样的中间地带国家和人民的反美斗争取得胜利，苏联的安全才有保障。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的斗争也是为着世界和平，为着苏联的安全的。这样，毛泽东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与美苏之争的关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打破了大国体系的束缚，使中国革命能根据其内在的规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上独立自主争取胜利的道路。“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对于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意义至关重大。

中共明白自己的处境，在战后初期谨慎地处理对外关系，在对蒋斗争中努力实行中立美国的方针，在马歇尔调处的初期尽力配合调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的关系也处得很好，中共一度对马歇尔给予很高的评价。但美国一边进行调处，一边却继续给蒋介石以各种援助，以致使蒋介石有恃无恐，终于在1946年中发动大规模内战。中共对马歇尔调处十分失望，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的感觉油然而生。八九月间，毛泽东分别接见美国记者斯特朗与斯蒂尔（Steel），强烈谴责美国援蒋内战的政策，对马歇尔调处进行公开的严厉批评，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¹⁰⁸⁾中共通过其机关报昭告国内外：中共抱着美国执行中间政策的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¹⁰⁹⁾。这可以看作中共放弃中立美国的政策的公开宣言。从此以后，中共在反蒋斗争中必然连上美国，必然美蒋并提，把蒋介石作为美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而且把蒋介石出卖中国利益给美国、以换取美国支持其进行反共内战，作为动员人民的一个重要根据。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¹¹⁰⁾这里所说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显然是针对着《中美商约》及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之间在1946年、1947年签订的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这不仅表示中共否定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否定这些条约的合法性，而且表示中共已经下定决心与美国决裂，与美国斗争到底。

与此同时，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不断地密切起来。中苏两党的传统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是联结两党的纽带。苏联在东北给予中共的实际援助是中共把东北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苏军向中共提供了它在进驻中国东北后所控制的大量武器。据华西列夫斯基（Α．Μ．Βасилевский）元帅的回忆，“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万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关注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¹¹¹⁾。正是苏联留下的武器弹药装备了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使其成为中国各解放区装备最好的部队。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辽南中共军队时，驻旅顺口的苏军与国民党军达成协议，在旅大苏军辖区以北八至十公里处划出一条“安全线”，政府军不得越过。苏军则让中共部队自由出入，从而使该线至旅大辖区之间八至十公里的地带成为辽南中共党政机关进退自如的后方。苏军还将旅大地区（包括旅顺、大连、金县）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给了中共，使旅大地区成为苏军控制、中共领导的解放区。这样，辽东半岛南端就被封死了，美军和国民党军不能插足这一战略要地，无法在这里登陆，抢运部队，也不能由此撤兵。而中共却得以充分利用旅大近代化工业基础和交通运输的便利条件，建立起一块稳定的可靠的后方战略基地，不但对东北战场，而且对华北、华东战场进行源源不断的后勤支援。中共旅大地委在大连建起一批兵工厂和其他工厂，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药品和各种重要物资，使旅大成为各解放区重要的供给基地。中共还在这里培训各类干部和技术兵员，如通讯兵、装甲兵骨干等等，使旅大成为各解放区的后方培训基地⁽¹¹²⁾。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这种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首先，苏联所给予的上述种种帮助，对中共在东北的几十万军政人员度过1946年春至1947年上半年的困难时期不啻雪中送炭；其次，不使苏联支持中共原是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结盟的根本目的，现在中共通过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动摇了这个同盟的根基；第三，苏联在中国的利益逐渐与中国的革命事业结合了起来。

1947年3月美国提出了杜鲁门主义，遏制共产主义正式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只要美国认为哪里出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它就可以进行干涉。接着，美国又提出了马歇尔计划。面对美国的外交攻势，苏联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促使东欧国家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并加强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9月，苏联等九个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号召各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10月，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立。美苏之间的冷战在欧洲全面展开。

国际形势的上述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推向前进是一股难得的东风。虽然还不能因此就说苏联已经完全放弃了与美国谋求妥协的政策，放弃了远东的雅尔塔格局，但这至少表明，苏联已经开始放弃仅仅通过谋求大国妥协来维护力量平衡的政策。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革命的行动不仅与苏联在中国的具体利益是吻合的，而且与苏联的全球革命战略也逐渐一致起来。但对这一点，中共党内并不是马上就完全一致地领悟了。在1947年12月下旬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就有不同看法，在中央委员会中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与会者认为，国际形势或者是和平，或者是战争，“全世界人民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国际形势发展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机遇，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不仅明确表示接受关于两个阵营的提法，并且对情报局的宣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篇檄文，振奋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精神，指示了他们的斗争方向，巩固了他们的胜利信心。全世界的反动派，在这篇檄文面前惊惶失措”。毛泽东进而对宣言中的观点加以发挥，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因此，“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¹¹³⁾。这样，毛泽东因势利导，使党内对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更充满了信心，也使中共与苏联结盟有了新的基础。

苏联在欧洲与美国对抗的同时，也发起外交上的攻势，强烈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军，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1945年12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曾经达成协议，美苏两国在最短期内从中国撤军，盟国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成立统一的民主的国民政府。但美国迟迟没有从中国撤军，而且公开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进行反共内战。在1946年9月下旬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葛罗米柯（А．А．Громыко）以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大量材料说明，美国使中国问题复杂化，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1947年4月初，参加莫斯科会议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А．Я．Вышинский）在给马歇尔的信中表示，苏联仍然坚持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确认的原则，并强调履行包括“在最短期内”从中国撤出外国军队等规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信中还说，苏军全部撤出中国已经将近一年，而美国何时履行从中国撤军的义务，现在尚无迹象⁽¹¹⁴⁾。11月，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在联大会上发言，指出美军继续留驻中国使中国内部问题复杂化了，也给中国造成了特殊的国际地位，美军驻华问题成了一个突出的国际问题。他质问，是什么理由使中国政府非有外国军队不可？苏联的上述表态使美国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本来美国政府内就有一种意见，即“避免使中国问题成为美苏关系中的主要刺激性因素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¹¹⁵⁾。所以苏联的这种态度也就对美国对华政策形成制约。

美苏在欧洲对抗的加剧以及两个阵营的形成，从客观上限制了美国对中国事态的干涉能力。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美国决策者中的主流派，如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乔治·凯南等都是重欧轻亚的，他们认为，西欧与美国休戚相关，如果失去西欧，美国自身的生存也就受到威胁。相反，即使失去整个亚洲大陆，美国仍能生存，或许能重整旗鼓把它夺回来。在1947年，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中，美国决策者逐渐把美国对华政策从鼓励国共两党实行联合转变为对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实行有限度的支持。这种支持离国民党及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要求相去甚远。

苏联与中共东北根据地的关系在继续发展。及至1948年春，东北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有利于中共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东北野战军于8月南下至锦州、山海关一线作战，但当时东北连降暴雨，铁路和桥梁破坏严重，恢复交通成为当务之急。应中共请求，苏联派出以茹拉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携带必要的技术设备来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至同年12月共修复了1500公里的铁路线和9000多米大中型桥梁，保证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苏联还与东北民主政权互通有无，进行经贸合作，于1946年底、1948年2月和1949年7月签订了两个贸易合同及一个换货协定，总交易额为4.49亿卢布，东北向苏出口粮食和土特产，进口各种军用和民用物资。这对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及东北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¹¹⁶⁾。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是“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直抱有疑虑。1948年夏的苏南冲突为中共消除这种疑虑提供了契机。6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严厉谴责南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认为南共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中共主动站在苏联一边，随即作出反应。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坚决拥护情报局的决定，并表示要从南共领导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加强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中共随即在党内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工作，要求全党“认清苏联是世界反帝的和平民主阵线的主力军与领导者……中国人民必须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¹¹⁷⁾。稍后，毛泽东利用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机会，撰文盛赞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高度评价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严厉批判关于“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指出：“三十一年的历史难道还没有证明：一切既不满意帝国主义、又不满意苏联的人们，一切企图站在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人们的革命战线之间的所谓‘中间路线’、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彻底虚伪和彻底破产吗？”毛泽东强调，中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决不会走南共的“第三条道路”⁽¹¹⁸⁾。11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其中指出，在两大阵营紧张斗争时期，“人们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中立是不可能的，“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爱国与卖国的界限，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而反对苏联，必然只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中共的这些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是否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的怀疑。

斯大林接纳中共为其盟友的一个重要表示是米高扬（А．И．Микоян）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对西柏坡的秘密访问。在访问期间米高扬每天向斯大林汇报情况，苏共政治局也经常及时进行商讨，或给以指示。毛泽东首先给米高扬讲中共党史，讲王明的错误路线给中共造成的危害和他本人长期受王明打击的情况。米高扬没有对王明作任何议论，实际认可了中共对王明路线的清算。米高扬出发以前便已决定不与王明发生接触，他在西柏坡时确实与王明并无往来。毛泽东谦逊地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只是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没有作什么理论上的丰富。米高扬表示不能同意这一意见，指出中国革命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它对于亚洲国家具有高度的理论意义，实际上承认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从而消除了毛本人与斯大林感情上的隔阂。毛泽东说，对他来说，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指示以及对南斯拉夫外长希米奇的批判是特别珍贵的，从而又一次表示中共要与南斯拉夫划清界限。关于旅顺口，毛泽东表示，苏联在那里保留军事基地是为了防止日本侵略，苏联的军事基地可以继续保留下去。斯大林得知毛泽东的这一表态后，于2月5日致电毛泽东，其中说：“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美军撤离日本，苏联就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把苏军从旅顺口撤出。但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从旅顺口撤军是可取的，苏联准备满足中共的这一愿望。”苏联这一表示对于中共与苏联结盟是至关重要的，中共将可以在全民族面前表明，中共与国民党不同，它不是靠让与国家主权来与外国结盟，反之，中共与苏联结盟的直接结果是把国民党丧失的国家主权收了回来。关于新疆问题，米高扬担保说，苏联不赞成新疆独立，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意图，新疆无疑应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关于蒙古，毛泽东问道，苏联对内外蒙古合并的问题持何态度，米高扬答道，这会使中国失去大片土地。毛泽东说，如果合并后纳入中国版图？米高扬称，这不可能，因为外蒙古已经独立很久了。毛泽东表示，中共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置于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希望在中共建立新政府后，苏联能立即带头承认。对于别的外国，中共表示不急于求得它们的承认，但若它们表示愿意承认，也不加以拒绝。米高扬向中共领导人建议，要尽快攻下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然后立即成立政府，那样中共就不仅是以爱国者的身份行事，而且是以政府出面了，在国际关系中是需要这样的。在会谈中双方还确定了两党之间的联络方式，中共建议王稼祥任首任驻苏大使，应中共要求，与米高扬同来的科瓦廖夫（И．Ковалев）被斯大林派作私人代表留在毛泽东身边⁽¹¹⁹⁾。可以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这时已经有了雏形。

二　中共的反美斗争

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表明，中国革命得到了斯大林的正式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得到了斯大林的正式承认。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中共的信心，使中共在反美斗争中采取更坚定的立场。此后，中共把与外国建交的方针具体化，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其前提是这些国家首先不能帮助国民党⁽¹²⁰⁾。如果美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也考虑与其建交。但中共估计这样做的可能性极小，美国政府决不会很快改变敌视中共的政策，因此，与美国建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¹²¹⁾。

中共不但不急于与美国建交，而且为了贯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中共通过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Angus Ward）事件的处理实际确定了挤走美国外交人员的政策。

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美国国务院指示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告知沈阳当局，他以领事身份留在该市仅为帮助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决非表示承认中共政权⁽¹²²⁾。中共中央对此的反应是于11月10日指示东北局，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¹²³⁾。20日，沈阳军管会没收了美国总领事馆的电台，随后总领事馆各类人员及家属立即被分别软禁起来。11月25日，东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在沈阳破获的重大美国间谍案的情况，该间谍组织的任务是刺探和传递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且与美驻沈阳总领事馆有关⁽¹²⁴⁾。美国国务院曾经多方设法试图与沈阳总领事馆取得联系，均无结果。1949年5月底，国务院宣布关闭驻沈阳总领事馆⁽¹²⁵⁾。鉴于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驻南京、上海、北平的外交人员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要求解除对沈阳总领事馆人员的软禁，中共的反应是于1949年6月19日公布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24日，毛泽东亲自批准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

中共虽然确定了“挤走”西方外交人员的方针，并在1949年1月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明确规定：坚决否认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外交人员和外交机构的地位和权利，留在被解放城市的外国记者概不承认其为新闻记者，只给予外国侨民待遇⁽¹²⁶⁾。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还是留有余地的。上述指示发出后不到一个星期，1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中就作了两项变通规定：一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包括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二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连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¹²⁷⁾。

自1949年1月上旬以来，中共中央不断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讯息，似乎表明美国尚有曲折承认未来新政权的可能性。3月下旬，中共中央得知美国大使正式出面与中共方面谋求疏通和解。陈铭枢派人从上海到北平报告说，司徒雷登曾专程从南京到上海，于3月25日、26日与陈密谈，希望陈向中共解释美国政策，“俾得与中共化仇为友，与苏联合作建设世界，制止第三次战争”。司徒雷登表示对中共有两点顾虑：“一、美国怕中共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为敌，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性；二、怕中共武力统一后放弃民主人士及民主联合政府，而实行赤化亚洲，独裁中国。”司徒雷登并表示，美国希望中共即日停止战争，实现和平，只要中共真正实现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改变对美之态度，制止反美运动，美国定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¹²⁸⁾。紧接着，毛泽东又接到斯大林关于新中国有关政策的复电。斯大林建议，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正式放弃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¹²⁹⁾。

司徒雷登的试探与斯大林的建议使中共得以在适当时机运用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五六月间，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的黄华根据中共中央及南京市委的指示，数次会见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在这几次谈话中，黄华强调的是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应立即停止这种援助，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撤退驻华军队，以实际行动表明与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诚意；而司徒雷登按照艾奇逊的指示称，现在国共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很多地方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还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等以后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拥戴的政府，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问题自然解决。司徒雷登还一再强调，希望中国新政权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黄华答道，中国政府的人士组成纯系内政，不容外人干涉⁽¹³⁰⁾。

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进一步表明，中共与美国之间在根本立场上相距甚远，几乎没有和解的可能。尽管如此，当傅泾波表示司徒想在回国之前访问燕京大学时，中共仍然认为可以考虑。但这一动议为美国最高当局所否定。而在6月30日后，中共也明确表示，对于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已不再有任何兴趣。

由于美国步步为营，试图阻挠中共解放全中国，而且迟迟不撤出它在华北的主要海军基地青岛⁽¹³¹⁾，中共一直把美国直接出兵进行干涉这种可能性估计在内，并从具体的战略部署上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共制定了乘美国举棋不定，集中主力，先东南沿海，后西南西北内地，大纵深迂回，抢占沿海地区，封闭主要海口的战略。在渡江战役以后，中央军委指示二野屯兵江西，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干涉，在三野解放上海、福建、青岛等地，美国直接出兵中国的疑虑消除后，再向西南进军。5月28日，毛泽东又指示各大野战军首长：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迹象，我们的“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¹³²⁾。

在具体行动上，中共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1948年9月济南解放。由于美军驻扎在青岛，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未向青岛进军。渡江战役以后，4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指示山东军区，可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击，其目的是迫使敌人早日撤退，我们早日占领青岛，但又避免与美军作战⁽¹³³⁾。上海战役时，一部分美军又撤向青岛。5月13日，黄华在会晤司徒雷登时，后者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并说美国不愿参与中国内战。黄华乘机提出，既然这样，就应将美国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¹³⁴⁾。5月21日美国舰队撤离青岛，驶往日本和其他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于6月初解放青岛。在解放上海前夕，毛泽东也于4月29日指示有关部队：“到吴淞后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至要至要。”5月6日又再次指示：“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¹³⁵⁾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情况是，解放军打到那里，美军即从那里撤退。解放军没有与美军发生军事冲突。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与外国军队的唯一正面军事冲突是在长江与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的小规模炮战。

4月20日凌晨，正是在渡江战役开始前一天，从吴淞口溯长江西行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驶入江阴以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地。在“紫石英”号此次航行之前，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已经发出报道，国共军队在长江地区已有战事。“紫石英”号也作了各种准备。8时许，“紫石英”号驶过江阴解放军阵地，不顾解放军鸣炮警告，强行闯入作战地区，受到解放军炮火打击。9时半，英舰驶到三江营附近解放军阵地，双方展开炮战，英舰中弹三十余处。英舰被迫停在新坝岛西150码的泥岸中。下午1时40分，英国驱逐舰“伴侣”号由南京方向驶来救援，与解放军发生激烈炮战。在解放军的猛烈炮火下，救援没有成功，“伴侣”号乃驶往江阴。入夜，“紫石英”号进行了抢修，并把所有可以丢弃的东西都扔下舰去，以减轻重量，终于在半夜得以从淤泥中冲出，继续溯江而上，停在镇江附近江面。

英国远东舰队获悉“紫石英”号的情况后，副总司令梅登（Alexander Madden）海军中将立即乘旗舰“伦敦”号并率驱逐舰“黑天鹅”号全速驰援，并与21日晨驶过江阴解放军阵地。英舰置解放军警告于不顾，双方发生炮战。“伦敦”号与“黑天鹅”号被迫放弃救援企图，掉头驶回上海⁽¹³⁶⁾。4月30日，毛泽东亲自为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声明，批驳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W．Churchill）和首相艾德礼（C．Attlee）为英舰所作的辩护，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¹³⁷⁾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与“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John Simon Kerans）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谈判，其中心问题是，中方要英方承认侵犯中国的内河及解放军的阵地，并向解放军道歉；英方竭力回避，并以种种借口推脱责任。7月30日，“紫石英”号乘一客轮经过该舰下驶之际，尾随逃脱。“紫石英”号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但英舰明知长江正有战事，却又冒险驶入，足见其仍然抱着老殖民主义的态度，盛气凌人，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解放军捍卫自己的领水和防区，给了英国军舰和所有外国人一个明明白白的信号：外国炮舰可以在中国水域任意游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如此，在美国政府以及美国舆论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共可能走南斯拉夫道路，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的铁托（И.Тито）抱有希望。1949年上半年，《新共和国》、《堪萨斯城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波士顿捷报》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大量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或专栏文章，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共与苏联之间将在许多方面产生摩擦⁽¹³⁸⁾。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疑虑也没有完全消除。中国国内也有一部分人幻想“向美苏两面靠”。为了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中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批驳和澄清国内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和错误，并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阐述了新中国对两个阵营的不同态度，提出了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新政权的外交格局大致确定下来。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中共对此十分重视。艾奇逊在致杜鲁门的信中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大革命的胜利诬蔑为是“中国人民的一大部分……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而且写道：“我们仍然相信……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最终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和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¹³⁹⁾这就表明，虽然美国支持的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是失败了，但美国并不甘心，并不就此罢休，它还要继续干涉中国的内政，而且美国恰恰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也就是所谓“中间道路”，或曰“第三条道路”，这不能不使中共格外警惕。8月12日，毛泽东指示新华社社长胡乔木：“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¹⁴⁰⁾毛泽东在规划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筹建新政权的百忙之中，亲自执笔，从8月12日到9月16日接连为新华社撰写了六篇社论，以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酣畅淋漓地揭露和批判了一百多年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剥削和压迫，揭露和批判了美国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径，似乎要把中国人民在一个世纪中积郁的愤懑统统地倾倒出来。毛泽东特别指出：“先进的人们……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¹⁴¹⁾

中共对白皮书的批判成为一场中国国耻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教育运动，成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教育运动，成为肃清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帝国主义影响的“打扫干净屋子”的运动。整个八九月份，在已解放的各大城市的机关工作人员、工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中掀起了批判白皮书的高潮，学生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人民日报》隔两天就以大版大版的篇幅刊登有关的消息和文章。毛泽东十分关心这个学习运动的进展，尤其是为艾奇逊所瞩目的对美国民主尚有一些好感的人们的反应。8月2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表了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其中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他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¹⁴²⁾。毛泽东看到这个声明十分兴奋，当即函告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同日，毛泽东致函民建领导人黄炎培，高度评价民建声明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起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¹⁴³⁾如果说“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表明了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的政治取向，那么对白皮书的批判则是表明了新政权的价值取向。中共利用白皮书的发表加强了中国广大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反美情绪，使他们从思想上与美国拉开了距离，接受和支持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大概是艾奇逊始料不及的。

————————————————————

(1) FRUS，1947，Vol．7，pp．1045-1054，1085．

(2) William W．Stueck，Jr．，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p．41．

(3) China White Paper，p．746．

(4) FRUS，1947，Vol．7，pp．790，800，843．

(5) FRUS，1947，Vol．7，pp．788，791-797，802-804．

(6) ibid，pp．786-789，792，804，834-848，846-847，851．

(7)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p．42．

(8) Authur H．Vandenberg，Jr．，ed．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Boston，1952，p．523．

(9) 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448．

(10)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页；Arthur Schlesinger，Jr．，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5-1973，V01．2，pp．309-313．

(11) FRUS，1947，Vol．7，pp．813，823-824．

(1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31—135页。

(13)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p．449；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p．44．

(14) John F．Melby，The Mandate of Heaven．Record of Civil War in China，1945-1949，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and Company，Inc．，1971，p．275；W．S．Swanberg．，Luce and His Empire，New York，1972，pp．252-254，265-267．

(15) FRUS，1947，Vol．7，pp．957-960．

(16) FRUS，1947，Vol．7，pp．833-834．

(17)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54-160页。

(18) China White Paper，p．255．

(19) 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58，p．388．

(20) FRUS，1947，Vol．7，pp．682-684．

(21) FRUS，1947，Vol．7，pp．713-715．

(2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93页。

(23) China White Paper，pp．772-774，808-814．

(24) FRUS，1947，Vol．7，pp．777-781；Wedemeyer Reports，pp．388-397．

(25) “A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China”，Life，Vol．23，No．15．

(26) FRUS，1947，Vol．7，p．892．

(27) FRUS，1947，Vol．7，pp．917-918．

(28) FRUS，1947，Vol．7，p．932；（China White Paper），p．975．

(29) China White Paper，pp．348-350；Ernest May，The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1945-1949，NewYork，1975，p．26．1948年3月，马歇尔又批准顾问团去南京训练中心，7月，批准其去广州、汉口、成都等地训练中心。

(30) John Campbell，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1947-1948，NewYork，1948，p．471；《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75、278页。

(31) China White Paper，pp．376-377．

(32) ibid，pp．379-380．

(33) ibid，p．1006．

(34) China White Paper，pp．380-384．

(35) China White Paper，p．436．

(36) ibid，pp．1011，1030．

(37) FRUS，1950，Vol．6．pp．351-352．

(38) China White Paper，pp．1042-1044．

(39)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1961年版，第77-78页。

(40) FRUS，1945，Vol．6，p．609．

(41) FRUS，1945，Vol．6，p．256．

(42) 人民出版社编：《对日和约问题史料》，北京1951年版，第17-19页。

(43)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页。

(44)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20-30页。

(45) 转引自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46) FRUS，1948，Vol．6，p．1011．

(47)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39-40、277-278页。

(48) 《对日和约问题》，第6-8、13-14、22—23、25等页。

(49) 《对日和约问题》，第68、73、76—80、84页。

(50) 《对日和约问题》，第81—90页。

(51) 《国民政府对日和约审议会谈话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2页。

(52) 《对日和约问题》，第73、76页。

(53) 《对日和约问题》，第183、185、190、195等页。

(54) 《对日和约问题》，第180、186页。

(55) 《对日和约问题》，第182-183、186页。

(56) 《对日和约问题》，第187页；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64页。

(57) 《大公报》（上海），1947年10月19日。

(58) 档案号十八，314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按：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美国于1950年9月再次提起，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了五十二国参加的对日和会。由于美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被排除在和会之外。9月8日，会议举行和约签字仪式，苏联、波兰、捷克拒绝签字。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旧金山和会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因而是非法的、无效的。1952年4月28日，日本和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和平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中日两国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笔者。

(59) 台北“国史馆”藏有关档案，转引自郭希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损失调查及赔偿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60) FRUS，1945，Vol．6，pp．997-998．

(61) ibid，p．1007；《对日和约问题》，第146、174页；参见刘士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问题》，《当代亚太》1996年第6期。

(62) FRUS，1945，Vol．6，pp．1006，1012．

(63) 《对日和约问题》，第138-139页。

(64) 参见《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这一统计显然是很不完全的。首先，“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的损失没有统计在内；其次，东北地区、台湾、澎湖以及广大敌后根据地的损失没有统计在内。据199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一书刊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为5000亿美元。——笔者。

(65) 行政院新闻局：《日本赔偿》，1948年3月版，第8-9页；《对日和约问题》第141—142页；FRUS，1947，Vol．6，pp．395-396．

(66) 《日本赔偿》，第4-6页。

(67)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届第四次全体会议军事报告》，1947年9月9日国防部编印，档案号七一一（5），12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FRUS，1947，Vol．6，pp．376-380．

(68) 参见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85页、114-115页。

(69) 《对日和约问题》，第145—146页；《美国对日政策研究》，第115页；《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68-669页。

(70) FRUS，1948，Vol．6，pp．1009，1015．

(71) 1949年5月美国停止实施先期拆迁计划，原定拆迁计划只实施了10％。在旧金山和会期间又重提赔偿问题。美国当时为应付朝鲜战争，急需扶植日本，力主盟国放弃对日赔偿。台湾当局的生存本身也有赖于美国支持，对于美国的这一主张难以反对。1951年1月22日，台湾当局代表顾维钧在向杜勒斯递交对美国关于对日媾和七原则的答复时表示，台湾准备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必须以其他国家也同样放弃为条件。和约谈判过程中，台湾当局提出放弃其他赔偿，只要求日本提供劳务补偿。日本坚持在华财产作为赔偿已经足够，拒绝台湾当局要求。1952年3月20日，美国国会批准对日和约。台湾当局被迫作出全面让步，放弃包括服务补偿在内的一切赔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台湾当局放弃赔偿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予承认。1972年，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笔者。

(72) 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70-671页。

(73)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75页。

(74)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488页。

(75) Papers of Mathew Connally，Box 1，Harry S．Truman Library．

(76) FRUS，1948，Vol．8，pp．146-155．

(77) FRUS，1949，Vol．9，pp．826-834．

(78) White House Summary of Telegram，November 8，1948，RG 59，Records of Office of Executive Secretary，State Department，NARS．

(79) China White Paper，pp．286-287，888-889．按：巴大维只领少将衔。

(80)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93页；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pp．491-492．

(81)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p．499；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Inc．，1969，p．402．

(82) China White Paper，pp．1053-1054．

(83)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1页。

(84) 《顾维钧回忆录》，第44-48页。

(85) FRUS，1949，Vol．9，pp．1368-1369；Present at，the Creation，p．397．

(86) China White Paper，pp．265-266，896．

(87) China White Paper，pp．920，922．

(88) China White Paper，pp．291-292；《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611—614页。

(89) 参见本书第七章。

(90) 参见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0页；并参见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3页。

(91)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集》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7-488页；并参见《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第773页。

(92)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48-949页。

(93) FRUS，1949，Vol．9，pp．699-721；《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127-155页。按：“我是密苏里人”的意思是，我是讲求实际的；而杜鲁门恰恰是密苏里人，因此在这里是一句双关语。——笔者。

(94) FRUS，1949，Vol．9，pp．1369，1373，1385-1390．

(95)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August4，1949．Papers of Willington Koo，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96)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38页。

(97) 《风雨中的宁静》，第227页。

(98) 参见梁敬：《美国对华白皮书之经纬与反应》，《传记文学》（台北）第33卷第1期。

(99) Statement by Willington Koo on White Paper on China，August7，1949．Papers of Willington Koo，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100) 《大公报》（重庆），1949年8月17日。

(101)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159．

(102)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7月12日。

(103)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8月9日。

(104) Fisher to Butterworth：Chiang Quirino Proposal for a Pacific U-nion．Chronology and Developments，July 15，1949；Ogburn to Butter worth：Chiang Quirino Proposal for a Pacific Union，and Quirino Romu-o Proposal for a Southeast Asia Union，August24，1949，Melbey Papers，Harry S．Trumen Library．

(10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27-1328页。

(106)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4页。

(107)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5—1161页；并见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1947年1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713—726页。

(108) 《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6页。

(109) 《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

(110) 《解放日报》，1947年2月4日。

(111) Ю．В．ЦуАбдеев，реяд.По лоротам Кцтая（1937-1945），338．ctp.1989．

(112) 韩光：《旅大人民的支前工作》，《辽沈决战》上册，第585页。

(1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3-1204页。

(114) 葛罗米柯等主编、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外交史》第5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81—186页。

(115) FRUS，1947，Vol．7，p．786．

(116) 参见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17) 《中共中央关于批转东北局关于学习南共问题决议的指示》（1948年8月11日），参见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273页。

(118) 《中苏友好文献》，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4-57页。

(119) А．Ледовский：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1-2，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ъ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2-3，1995．

(120)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0-1404页；《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5-87页。

(121) 《中央军委关于对英美侨民和外交人员态度问题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4月28日），《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

(122) FRUS，1948，Vol．7，p．826．

(123) 《周恩来年谱》，第796页。

(124) 参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25) FRUS，1949，Vol．8，p．960．

(126)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44-49页。

(127)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194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78-79页。

(128) 前引《历史研究》1994年5期杨奎松文；FRUS，1949，Vol．8，p.174．

(129) И．Ковале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1-3，1992г．

(130) 《黄华与司徒雷登谈话内容》（1948年6月7日）；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外交部外交史编辑部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2页。

(131) 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477页。

(132)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06-507、510-511页。

(13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90页。

(134) 《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6-27页。

(135) 《新中国外交风云》下卷，第491、497页。

(136) Malcolm H．Murfett，Hostage on the Yangtze．Britain，China，and the Amethyst Crisis of 1949．Annapolis，Maryland：Naval Institute Press，1991，pp．50-76；康矛召：《英舰“紫石英”号事件》，《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3-35页。

(137)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4—86页。

(138) Nancy Tucker，Patterns in the Dust．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149．

(139) China White Paper，XVI．

(140)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48页。

(141)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5页。

(142)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14页。

(14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54—555页。

第十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第五项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是年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批民主人士开始进入解放区，酝酿成立新政协。

辽沈战役胜利之后，新政协成立的条件趋于成熟。1948年11月25日，在哈尔滨，中共中央由高岗、李富春为代表，同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几次商谈，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协议商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计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其任务为：“（1）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2）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3）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新政协召开的时间订在1949年，具体日期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协议商定“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¹⁾。筹备会原定在哈尔滨召开，但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军迅速包围了平津地区，许多民主人士直接去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河北省平山县。北平和平解放后，进入东北的民主人士也转赴北平。

1949年3月5日到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他预计说：“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²⁾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平，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也就在北平展开。

不久，南京、杭州、上海于四五月间先后解放，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也就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6月11日，在香山毛泽东住所举行新政协筹备问题的第一次预备会，毛泽东、周恩来及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仅救国会代表缺），大体议定了新政协参加单位、人数和人选，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会议分组，新政协大会参加单位和人数，筹备会常务委员人选及日程，等等⁽³⁾。正式开始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6月15日，在举行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预备会、通过了议事日程等案之后，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式，出席会议的有23个单位，134名代表，会议主席周恩来宣告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他指出：“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他满怀胜利豪情地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⁴⁾筹备会推选了常务委员，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就有关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进行了分组，并就有关事项进行了讨论，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会后，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六个小组继续进行筹备工作，周恩来兼任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第三小组组长，并亲自执笔起草。

毛泽东在面临着胜利的时刻，对新中国的政治路线问题非常重视，对中间路线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之后、正在起草共同纲领期间，他于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的政治路线。他强调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他阐述了近代中国走过的道路，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因此，毛泽东郑重表明了“一边倒”的路线：“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⁵⁾这篇文章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起，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当时，在司徒雷登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传话的陈铭枢，于7月10日，以备忘录的形式，向司徒解释说：“‘一边倒’这个术语，指的就是政治路线，它决不能被误解为有依赖别人的意思。”⁽⁶⁾陈铭枢本人在上海解放以后，写作并印刷了《论国共再合作》一文，他认为：“现在革命的领导，虽然是工农阶级，革命的先锋虽然是共产党”，“但是任何一个参加革命的阶级，仍旧应该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这些自由权利及政治地位，在友党方面，必须真诚地尊重与承认。”⁽⁷⁾显然，他当时对人民民主专政还不理解。不过，这本小册子在朋友的劝告下，没有散发。他给司徒的备忘录，则是他到北平和毛泽东、周恩来长谈之后的体会。

确实，美国方面正在中国活动形成“第三种力量”。据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资料，1949年6月间，司徒雷登就授意他在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中国朋友：“深入到新的国家机关里面，然后据有巩固的地位，并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影响中共的政策，使他对于美国不那么危险，而共产党人本身也变得温和起来。”1949年11月17日，新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中共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在同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通报说：“目前，美国的情报中心，已从驻华的美国大使馆转移到了香港，美国人在那里成立了专门的‘远东问题研究委员会’。这个‘研究委员会’在自己的骨干面前，以及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特务面前，提出的首要任务，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美国特务的主要干部，来源于在美国、日本、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华侨，以及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作为潜在的基础，美国人在那里能够招募到自己的特务，同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民主党派的右翼活动家，例如，罗隆基、张东荪和其他人，也在被关注。”⁽⁸⁾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的白皮书。毛泽东针对白皮书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白皮书中宣扬的民主个人主义。他指出，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要求先进的人们，“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⁹⁾。在政治路线上，毛泽东作了一系列的阐述，已经不容任何的犹豫和动摇。

8月13日，黄绍竑等四十四人在香港发表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我们应该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从【重】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¹⁰⁾对于这个声明，上海《大公报》上于8月17日发表短评：《拿出行动来》，认为他们虽有进步，但思想尚有问题：“他们是准备与共产党‘彻底合作’的，不是要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直到9月2日，《人民日报》上才发表消息表示欢迎。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民主社会党革新派、孙文主义同盟等小党派组织，前来联系参加新政协的问题。当时，民社党革新派已同张君劢一派分裂，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孙文主义同盟成员，曾在南京、镇江、荻港、江阴等地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其成员朱大同、张达生、陶鸿钊、中委陈惕庐等，在上海被汤恩伯捕杀。6月初，孙盟骨干又被逃往广州的国民党永远开除党籍，并由法院依法办理⁽¹¹⁾。对于他们的要求，新政协筹备会方面，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报告说：“关于民社党革新派的问题，根据第一次预备会议的意见，我曾和汪世铭谈过话，当面指出，以其过去历史来说，实在不能算为一个民主党派，直至‘五一’口号时，还是动摇的，故作为一个党派来说，应当结束，假如民盟同意，可以个别加入民盟，至于其中若干民主分子可以由筹备会商量邀其一二人参加。谈过不久，忽然发现了民社党革新派的告全国同胞书，内容反动，我曾质问汪世铭，汪表示确实不知此事，并也认为措词偏激，足为解决问题的阻碍，他曾去信上海查究。我向他指出告同胞书不但是反动的内容，而且是反动的行动，如他愿意时，希望能公开驳斥，他又来信说有同感，且已反驳，但驳的地方甚少。他的来信现都存在，将来当印出来，分发各位。对于此事，汪世铭曾写信给沙彦楷，沙已有复信，说他当时卧病不知道，事后已处置并开除数人。北平市公安局举行反动党团登记时，曾要汪世铭登记，他请求免予登记，我曾告汪：告同胞书确是反动的，不过汪既称不知道，又愿公开驳斥，则可由汪向公安局声明其已解散，即不必登记。从这些事来看，作为一个党派，太不像样了。至于汪世铭个人尚老实，所以名单上已经列了名，是否应该请他参加，请各位考虑。其次，关于孙文主义同盟，许闻天已经统战部同意邀来北平，我曾和他谈过话，许说明他们的反蒋斗争和转变，而且是牺牲了不少人。孙盟中如陈惕庐今天是被反革命杀了，过去也确是有罪的叛徒；又如刘不同，直到1948年下半年，还在南京写文章，一方面骂蒋介石，一方面骂中共和毛主席。作为团体来说，我曾劝其结束，并个别加入民革。至于许闻天本人，还有侯雨民或邓昊明则可以考虑。”⁽¹²⁾这两个组织及另一些分子复杂的小组织先后解散。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中共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书记、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副主任周恩来对于新政协的组织问题多次作了阐述。6月22日，他在党组会上作了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报告，指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是长期的。我们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态度应该是谦虚的，诚恳坦白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长期合作，保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前进⁽¹³⁾。

为了筹备新中国的成立，刘少奇于6月21日从北平起程，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中共代表团就建国的方针政策向斯大林作了书面报告，斯大林在报告上作了批语，肯定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其中就国家性质阐明说：“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对！）在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对！）这是由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以及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所产生的。正如斯大林同志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对！）”⁽¹⁴⁾

7月5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并于7月7日发表，宣言指出：“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成立，不久就可以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民主联合政府，着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宣言强调指出：“当我们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力量认为必须引起全世界注意：为了最后实现抗日战争的目的，我们一致要求迅速签订对日和约；我们一致主张在准备对日和约的时候，必须严格地遵照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由四国外长会议准备的程序，并且必须由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派遣中国的全权代表。”⁽¹⁵⁾

8月26日、27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在讨论政协组织法时，周恩来指出：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如果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¹⁶⁾。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及各方有关人士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指出，只有“愿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才能代表人民。所以，参加人民政协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根据，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重点，同时又照顾到了各方面。他强调指出，人民政协决不是发源于旧政协，它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是三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集中表现。在未能实现普选以前，它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¹⁷⁾。

9月17日，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为政协会议作好了一系列准备，这次会上，正式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至9月20日，最后确定了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分为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五大类，共45个单位，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代表75人，共计代表662人。至此，为新中国的建立进行政治、法律、体制建设和政府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筹备就绪。

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开国大典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的各党派团体的代表634人，应邀来宾300人，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他郑重宣布：“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他庄严地宣告：“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¹⁸⁾在当天的大会上，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赛福鼎、张治中、程潜、司徒美堂先后发了言，对人民政协的召开十分兴奋，祝贺新中国的诞生。

9月22日，周恩来代表第三小组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他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虽然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见仍有不同之处，但是在共同要求上、在主要政策上是能够求得一致的，筹备会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前面，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节的。”他解释了为什么在总纲中没有明确写入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的问题：“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周恩来解释了“人民”和“国民”的不同定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改造成为新人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他解释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我们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形式上。政府各部门和现在各地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及将来的人民代表大会都将同样表现这个特点。从人民选举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直到由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的过程，而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¹⁹⁾

关于国家名称的问题，筹备会第四小组组长董必武在《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中解释说：“本来过去写文章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两字重复一次了。”⁽²⁰⁾当时，在人民政协文件原稿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词后，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后来经讨论决定取消这个加括弧的简称，与旧中国的国号彻底割断了联系。

9月27日，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一九四九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入了第七天，在这一天，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一部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毛泽东为这一文件的制订作了大量理论上、宣传上的准备。周恩来在政协筹备期间亲自起草了这一文件，并进行了多次充分的讨论。

《共同纲领》在序言部分阐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这就以法定的形式，否决了旧民主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说：“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²¹⁾

《共同纲领》第一章为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第三条从总体上规定了国家经济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共同纲领》第二章规定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第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第十三条规定了政协职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

《共同纲领》第七章规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第五十六条规定了新中国的建交原则：“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²²⁾

在这一天的政协会议上一致通过决议，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并否认广州国民党政府所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选举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65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²³⁾最后，会议由朱德致闭幕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工作，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²⁴⁾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中央人民政府成员各自就职，决定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

下午三点整，毛泽东和新中国的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城楼上高挂着八盏传统的大红宫灯，城楼上下，红旗招展，鲜花盖地，天安门广场五彩缤纷，30万群众集会，情绪昂然，热血沸腾。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随即按动电钮，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声炮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二十八个艰难岁月，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接着，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成的建国工作，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²⁵⁾

随后，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朱德在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之后，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²⁶⁾

在开国大典进行的时候，原国民党军残部尚据有西南和华南地区，以及台湾、澎湖、舟山、海南等岛屿。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第四野战军主力及第二野战军一部正向衡阳、韶关一线进击，第三野战军一部正向厦门一线发起攻击，第二野战军主力正向湘西集结，准备入川作战，第一野战军则正在准备和平进驻新疆。胜利之师，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尚未解放的各地进军。

第二节　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大陆的溃灭

一　解放军向西南进军

衡宝战役和两阳战役之后，国民党军残部之华中白崇禧部和华南余汉谋部受到沉重打击，各部士气和战斗力都严重下降了。尤其是白崇禧主力被歼灭之后，国民党军最后一部有战斗精神的力量，也丧失了战斗意志，尽管还据有西南和广西的广大区域，拥有上百万的军队，但分崩离析，各自为谋，难以协同作战。

当时，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一部进至廉江、信宜一线，余汉谋的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于11月3日从湛江移设海南岛的海口，所属第四兵团等部占有廉水之线及以西地区。白崇禧部退入广西，进行整补，长官部移驻桂林。不久，广西绥靖公署移南宁，省府迁往百色。广西各部向东南沿海撤退的道路已被解放军截断。贵州绥靖公署谷正伦拥有第十九兵团二个军和保安部队九个团。国民党中央系残部数十万人集中在四川一带，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指挥，扼守四川。国民党政府也已撤至重庆。

早在8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国民党政府川、黔、康省政府主席，川、陕、甘、鄂、湘边区将领均到会，仅云南省主席卢汉未至。蒋介石部署死守四川，以罗广文部从川东北的大竹一线，经50天行军移防川西北，10月中旬行至绵阳时，军情变化，又向南改开贵州桐梓，布防娄山关。并以原有的第一〇八、一一〇军及新拨第四十四军组成第十五兵团，任命罗广文兼任兵团司令官，一路上疲于奔命⁽²⁷⁾。

入川道路除川东地形险要、交通不便外，主要为南北两路，北路由汉中经剑阁入川，南路由湘西入黔，经黔北直趋重庆。而国民党军在南路的防御十分空虚。9月下旬，参谋本部曾建议华中及西南两战场，归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统一指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至少以五个有力之军，配置于平越、都匀、独山之线。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设于贵阳，以昆明为后方”⁽²⁸⁾。但桂系方面没有接受这个在大陆作战、没有海口联络、为蒋介石系统扼守四川南方门户的方案。11月初，阎锡山又建议以“国防部长”一职让白崇禧兼任，并拟将黔桂两省划入华中军政长官辖区，主要目的是要白崇禧堵住芷江这个口子，不让解放军由湘西入黔，威胁重庆。但白崇禧“坚不接受”⁽²⁹⁾。白崇禧一直谋求国防部长一职而不得，这时候也就不愿为蒋介石扼守四川门户。何况，当时白崇禧已经直接接受美援⁽³⁰⁾。11月5日，白崇禧在桂林召集军事会议，会上参谋部门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向南转移，于广西地区策划持久，不得已时经由钦州转运海南岛。第二案：向西转移，进入黔、滇与西南地区兵力会合，以策后图。”⁽³¹⁾会上，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和李品仙赞成第二案，多数人赞成第一案，最后由白崇禧裁决：“华中主力，准备向南转移，经由钦州转运海南岛。”⁽³²⁾

不过，在相当时间内，解放军对四川蓄势待发，屯兵不进。国民党军也仅消极备战。在第四野战军进行衡宝战役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向西南进军也开始进行部署。在北路，10月10日决定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第十八兵团入川，在安康一线作战的陕南军区部队（第十九军）及第七军等部配合对汉中胡宗南部作战。以第二野战军两个兵团在常德、湘潭一线集结，准备入川，于12月间进抵叙州、泸州、重庆一线，待二野达到上述一线后，贺龙部向胡宗南部发起攻击，并进击成都。二野第四兵团入桂作战后，明年一二月间进入云南。同时，确定了西南地区的领导成员，以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为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³³⁾。

10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从北京乘车出发，翌日到达徐州，率野战军司令部及第三兵团司令部乘火车经郑州前往武汉⁽³⁴⁾。23日发出了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第五兵团应于11月15日前攻占贵阳，兵团主力于25日攻占毕节，12月10日攻占宜宾至纳溪地带。第三兵团应于11月15日前攻占思南、永绥（今花垣）、永顺之线，25日攻占遵义、黔江、彭水之线，兵团主力于12月10日左右攻占泸县、江津地带。但命令第三兵团右翼不要过于突出，在第五兵团未到毕节之前，不得先到黔江，以免宋希濂、孙震部过早撤退，对以后作战不利⁽³⁵⁾。列车经过郑州时，刘伯承公开出席群众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摆出了一副沿陇海路从徐州经郑州、西安，将由北路入川的模样，而部队则早已在湘西秘密集结。

与此同时，当陈赓兵团向两阳地区追击的时候，林彪主要是担心两广残敌向云南撤退，所以仍以第十三兵团向柳州方向前进，以大迂回方式，绕过桂林、柳州，直插果德、南宁之线，截断敌向云南的退路，准备在二野到达贵阳时，以围剿与长追的办法，争取歼灭敌人于果德、南宁以东地区。这一计划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林彪建议二野以第五兵团先占昆明，断敌退路，但毛泽东鉴于粮食困难，敌情不会太严重，仍指示仅以第四兵团经营云南⁽³⁶⁾。为了集中兵力歼灭运动灵活的白崇禧部，林彪决定增调第四十六军两个师和第四十九军全部参加广西战役。10月29日，林彪率指挥机关从武汉出发，于11月1日到达衡阳，就近指挥各军。10月31日，毛泽东指示林彪，以陈赓、程子华两个兵团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崇禧部的任务，同时，在白崇禧部向云南、越南撤退的道路被截断的情况下，有向东突入广东的可能，因此，指示华南分局，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必须全力镇守广州、韶州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³⁷⁾。11月4日，第四野战军作出了分三路进军的部署，“第一步求得首先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廉州、钦州的道路。尔后，再依当时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其部署为第十三兵团二个军，攻击通道、靖县，向思恩、河池地区前进，并继续向百色、果德之线前进。陈赓部第一步先头军11月10日左右出发，进至郁林、博白之线，防敌退雷州半岛。尔后或向南宁，或向钦州、廉州前进截敌。中路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待西南两路超出后分沿湘桂路及其两侧推进⁽³⁸⁾。

11月6日，西路军自湘西武冈、洞口地区出动，10日，南路军向廉江、信宜北前进。13日，林彪根据谍报，白崇禧有向雷州半岛及越南撤退的计划，即命令第四兵团向信宜、茂名集结，廉江一线筑工固守，并调广州的第四十三军参战。16日，命令中路各军出发追击。

当时，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已向贵州进军，白崇禧于11月9日命令桂林附近的第一兵团、三江附近的第十七兵团驰援贵州，但行动落后，贵州方面已经无法支持。白崇禧针对南路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前锋部队兵力薄弱，计划集中兵力予以攻击，进而开辟海上通路。11月21日，白崇禧命令第十一兵团由容县向信宜攻击，第三兵团向化县、茂名攻击，余汉谋部第四兵团则配合作战，向廉江攻击。同时，因解放军推进迅速，即命令第十兵团放弃桂北撤退，命令第一兵团、第十七兵团放弃援黔，协助第十兵团撤退，掩护南路军的安全。24日白崇禧南路各军于拂晓同时发起攻势。林彪得悉白崇禧将于南路发起攻势后，即于22日动员各部进行“带最后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战”⁽³⁹⁾，并部署以第十三军一部在廉江牵制余汉谋部，集中三个军首先围歼敌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但陈赓认为廉江方面过于危险，主张就现态势首先歼灭张淦兵团，然而林彪坚持原定部署，不容变更。陈赓将自己意见上报中央军委后，毛泽东为协调前线将领的作战指导思想，指示适当调整部署，置重点于左翼，并指示中路、西路各军迅速分数路南进。当时，林彪与陈赓之间作战指导思想不易沟通，他与第四兵团及各军电讯难通，各部位置不易查明，陈赓即独断指挥。

解放军西路军除一部向百色挺进外，主力东转寻敌，中西路各军推进迅速，迫敌仓促溃退，22日进占桂林，24日占领思恩，25日占领柳州、梧州。白崇禧面临腹背受敌，仍力求向海岸突进，26日发起全面攻击，与解放军第四兵团激战。而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奉林彪命令正向敌左翼迂回，围歼第五十八军之二二六师。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被迫北移，张淦的第三兵团陷于孤立，至27日，陈赓兵团第十四、十五两军乘隙包围了第七军的两个师。国民党军陷入一片混乱，各部失去了通讯联络，只好各自为战，力图突围逃生。战至30日，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突入博白，歼敌第三兵团部，俘虏兵团司令官张淦，第四兵团歼敌第七、第四十八、第一二六军大部。余汉谋残部逃往海南岛，解放军旋即占领雷州半岛。12月2日，解放军各部继续发起追击，至11日占领凭祥和镇南关，14日占领爱店，控制中越边境，白崇禧部主力被歼灭殆尽，白本人逃往海南岛，仅第一兵团黄杰等部二万余人逃往越南，被驻越法军解除武装。广西战役解放军共歼敌17.3万人。

第四野战军在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抽调了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军及湖北军区部队等九个师，加入第二野战军右翼围歼宋希濂集团的战斗。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在500公里的地段上，越过崇山峻岭，出敌意料之外，发起了进军川黔的战斗。以杨勇率第五兵团及第三兵团的第十军分由邵阳和桃源出动，进行大迂回作战，从锦屏、天柱西进，击破敌第十九兵团的抵抗，10日前即占领镇远、三穗地区，15日分别占领贵阳、思南。以陈锡联率第三兵团主力为左集团，主力由永顺出发，向秀山、永绥进击，以第十一、第四十七军向龙山、黔江前进；以第五十、第四十二军及湖北军区部队为右集团，由王宏坤指挥，分路渡江后向建始、恩施、宣恩进击，并以一部进击巴东，对宋希濂部实施钳形攻势。至7日，右集团攻占恩施，左集团攻占秀山。宋希濂于11月7日在来凤召集各将领会议，发现形势极为严重，即将陷入解放军的大包围之中，当即命令各部向彭水撤退，沿乌江西岸布防。12日，解放军左右两集团所部在咸丰地区会合，切断川湘公路，将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第二十兵团的五个师包围于宣恩、咸丰、鹤峰地区，除一个师突围外，四个师被歼灭。解放军各部迅猛追击，于15至17日间，分别进至利川、鱼泉口，威胁川东孙震集团，并进占彭水、酉阳，进抵乌江东岸，第十二军前锋于龚滩强渡乌江，威胁敌之侧后。宋希濂率部于16日火焚彭水后逃至乌江西岸，在江口布防。17日，蒋经国到前线劳军，宋希濂在江口与他会见，公开表明：“大家多已丧失信心，战斗意志是不坚强的。”⁽⁴⁰⁾这时，尚在东岸阻击的宋部第十五军受到解放军的攻击，于20日退到江口西的中官渡，宋希濂指挥部受到威胁，即命令第二军撤退至白马山，扼守川湘公路要隘，准备向南川方向撤退。21日，宋希濂即撤离江口。

解放军进展迅速，重庆震动。国民党军本于解放军攻势发动后，从川北调罗广文的第十五兵团南下阻击，这时即在宋希濂部掩护下向南川集结。同时，已于11月14日从台北飞抵重庆亲自指挥的蒋介石，急忙于11月19日调胡宗南部第一、第三军增援重庆，并命胡部撤入四川。但这时，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先头部队也对胡宗南部展开攻击，进行牵制，使胡部感到威胁，难以立即后撒。直至11月25日才开始撤退，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即尾敌跟进，但未予追击，以待大迂回的完成。

刘伯承估计宋、罗兵团可能向重庆或泸州方向撤退，尤其是向西经泸州、宜宾撤至昆明的可能最大，因此11月21日指示说：“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他估计敌如11月25日撤退，则12月1日可达叙永，因此要求第五兵团及第十军确实计算行程和时间，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三兵团从正面多拉住敌几天，以第四十七军向涪陵前进，要求在长江南岸地区包围歼灭敌军⁽⁴¹⁾。

但事实上，国民党军残部已不堪一击。21日下午，解放军前锋渡江控制了白马山，阻击向西撤退的陈克非的第二军。22日，解放军第三兵团各军及第四十七军，分路向乌江渡口挺进，敌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至乌江东岸的渡口白涛镇指挥残部抵抗，被解放军俘虏，十四兵团溃灭。第二军除军部千余人外，大部被歼，残部找小路逃走。第二十兵团也瓦解了。宋希濂率残部万余人由南川向綦江逃跑，准备不理睬统帅部，经西昌向滇缅边境自谋生路。

正当宋集团溃散之际，罗广文兵团正奉命由南川一线北进。21日，罗兵团右翼在南川之北即遭到解放军第十二军的攻击，23日，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主力自白涛镇渡江，攻击罗广文兵团。罗兵团被迫向长江边转移。25日，解放军除围歼罗兵团外，分兵占领南川⁽⁴²⁾，27日占领綦江，29日前锋进抵重庆长江南岸的南温泉，与胡宗南部第一军激烈战斗。而罗广文兵团在南川之北，被歼大部，罗广文率残部5个团渡江北逃。解放军占领江津，北渡长江。30日，国民党军从重庆撤退，孙元良兵团也自万县西撤。当夜，解放军即提前完成计划，进占重庆。

解放军第五兵团及第十军奉命向川南挺进后，于21日占领遵义，28日进占毕节，30日占领叙永。12月2日，黄埔系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郭汝瑰本已与解放军接洽起义，即命令在泸州南江门布防的部队，向宜宾撤退。12月9日在宜宾宣布起义。解放军即向威远、荣县前进，直趋成都外围。

当时，在川东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第十五兵团残部、二十兵团残部及第一军等纷纷向成都平原撤退，第三军在向重庆前进途中也折向成都。胡宗南以第七兵团残部七个师及第三十八军为后卫，主力向成都撤退，军心瓦解，士无斗志。为了迅速瓦解敌军，刘伯承、邓小平向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忠告，要求国民党军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的机会。经过长期的酝酿，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雅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等地宣布起义。在续后的战斗中，包括中央系（黄埔系）将领也纷纷停止抵抗。

为了统一指挥进军四川的战斗，11月25日，军委同意林彪的意见，“以七个师交刘邓指挥入川作战”，（即第四十七、第五十、第四十二军等部七个师）。11月27日军委又决定贺龙、李井泉所部十八兵团及其他部队，“应受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指挥，我们不直接指挥贺李，以免分歧”⁽⁴³⁾。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泸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5日，贺龙即下令第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分三路猛追逃敌。于是，北路各军于7日起，从慢慢跟进，变为以日行百里以上的速度挺进。12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五兵团及第十军，抢占乐山、井研、荣昌等地，强调指出：“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命令第三兵团第十一、十二两军向西延伸至铜梁、大足、内江，与第十军靠拢，互相策应。命令第五十军在垫江集结待命⁽⁴⁴⁾。续后，又命令第三兵团主力迅即攻占简阳、邛崃、大邑等地，从成都东西两面向敌人推进，合围成都地区集结的数十万国民党军。各部队在崎岖的山路上，以日行60—90公里的速度连续行军，神速推进，超前追击，迫敌在溃退中无法集结整理组织抵抗。

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于12月16日占领乐山，前锋于19日在金口河地区渡过大渡河，歼灭宋希濂残部，宋本人被俘，20日占领浦江地区。是日第十军占领眉山。第三兵团第十一军于12月15日占领简阳，第十二军于20日占领大邑、邛崃，第五十军前出遂宁。自东、南、西三面包围成都。第十八兵团等部于12月14日占领广元，17日占领四川门户剑阁，20日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自北路威胁成都。解放军各部完成了追击任务，将敌军包围在成都周围地区，12月21日，刘伯承命令各部准备围歼被包围的胡宗南部，他要求各军“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为此，命令第十一军停止进攻新津，决定由杨勇、杜义德统一指挥第三、第五兵团，协同作战⁽⁴⁵⁾。

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下，胡宗南已无力抵抗，12月22日，他在新津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于23日22时开始突围，以李文的第五兵团向西昌突围，以李振的第十八兵团向昭通突围，以罗广文、陈克非两部向东突围，经泸州向毕节前进，实际上是作为主力突围的牺牲品。他本人于23日由成都飞往海南岛的海口，未奉统帅部命令，擅自逃离战场。军心全盘瓦解。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回忆说：“这时我思想上又起了一个急剧的变化。顶在我头上直接指挥我的上司都飞跑了，剩下的只有我和罗广文这两个替死鬼。”⁽⁴⁶⁾他和罗广文商量的结果，都不愿做枉死鬼，决心停止战斗，举行起义。李振也回忆说：“当时我很难过，很愤慨，心想：你们高高在上，情况一急就远走高飞，老祖也不再做傻子了。”⁽⁴⁷⁾23日晚，裴昌会在德阳率第七兵团起义。25日，罗广文、陈克非率第十五、第二十兵团残部在郫县一带宣布起义。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于21日率四个师脱离兵团司令孙元良，从广汉撤至什邡，并于26日正式宣布起义。27日，李振率在成都以东的第十八兵团等部起义，鲁崇义的第三十军也同时起义。仅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七个军分两路西逃，于25日攻击解放军邛崃一带阵地，遭到坚强阻击。26日，各路解放军发起总攻，李文率残部放下武器，仅一部逃往西昌。27日解放军占领成都，30日贺龙率部举行入城式。

在成都战役期间，贵州省主席兼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逃到晴隆，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逼谷正伦把绥靖公署主任一职让给他。谷正伦设计杀了刘伯龙，自己经昆明逃往香港，躲避开了蒋介石对他的处分。12月下旬，第十九兵团代司令官王伯勋在普安、盘县地区宣布起义。贵州全境解放。

解放军进军川黔一役，共歼敌（包括起义部队）90万人。

云南省主席卢汉在“九九整肃”时，设计放走了中共地下党员和反蒋骨干，对于军统特务、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提出的杀人方案，一再借口拖延，不予执行。11月3日，代总统李宗仁到云南与卢汉联络，尚希望与云南联合，把云南作为桂系撤退之地。卢汉一方面虚与委蛇，一方面乘机组织人民团体，请愿从宽处理“九九整肃”被捕人士。李宗仁给了一个顺水人情，在请愿书上批了“交卢主任从轻处理”。于是，卢汉即将被捕人士一一无保释放⁽⁴⁸⁾。卢汉不稳的消息传到在成都的蒋介石那里，12月7日，蒋派张群到云南安抚卢汉，并要求把政府迁到昆明，对此，卢汉大发牢骚：“保卫云南所必需之各项请求，皆未获解决，云南即无法保卫，且有作向西撤退打算，政府迁昆实为徒劳。”⁽⁴⁹⁾张群当时已辞去西南军政长官职务，答应商请有关主管予以解决。8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召，偕同云南三军长李弥、余程万、龙泽汇（卢汉系统）返回成都，由蒋介石予以召见。9日，张群与三军长同回昆明，卢汉即将张群软禁，并以张群的名义于当晚召集会议，将余程万、李弥及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七人扣留，联名宣布起义。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即复电表示欢迎。同日，刘伯承、邓小平建议军委，以汽车运输，令陈赓率先头军提早入滇，令在贵州的第十七军派一师护送宋任穷与第四兵团先头军会合，配合行动⁽⁵⁰⁾。

卢汉起义后，于第二天即礼送张群去台湾。李弥部第八军即进攻昆明，营救李弥、余程万。16日卢汉释放李弥，希望策反第八军，但李弥回部后，即策动所部继续进攻昆明。当时，撤往台湾的“国防部”已命令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指挥进攻昆明。19日拂晓，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协同进攻昆明，卢汉在昆明人民支持下指挥所部抵抗，陷入苦战。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出击扰乱敌之后方，予以支援。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3日曾命令第十七军第四十九师暂时停止前进，而命令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占领金平、河口，断敌向越南逃跑之路，命令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向蒙自前进，迂回包围⁽⁵¹⁾。由于昆明形势严重，20日，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才令第四十九师兼程驰援昆明，至22日进抵曲靖。卢汉因国民党中央系军队攻击猛烈，于20日下午释放余程万，并给了他4万银元⁽⁵²⁾，余回部后，即将第二十六军撤退。第八军孤立，不得不也向后撤退。昆明形势缓和。28日，解放军滇桂黔边纵进驻昆明。

第二十六军、第八军从昆明先后撤到蒙自一带。1950年1月8日，“国防部”命令第二十六军空运台湾，并以汤尧兼第八兵团司令官，指挥滇南残部⁽⁵³⁾。这时，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于1949年12月26日起，由百色一带向老街以北前进，于1950年1月11日进抵河口、屏边，断敌向越南的退路，继续向北挺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于1月1日从南宁出动，向开远、蒙自前进，兵团部和第十四、十五两军于5日出动，向昆明前进。正当空运第二十六军之际，解放军第十三军以强行军赶到蒙自，于15日夜发起攻击，16日占领蒙自。李弥率第八军向思茅方向撤退，中途遭到袭击后向元江方向逃跑。25日，解放军于元江歼灭汤尧所部主力，汤本人被俘。李弥率残部渡过红河后于2月间为解放军歼灭大部，仅一小部逃出国境。

胡宗南飞逃海南后，蒋介石派人在三亚找到了他，即令胡飞回西昌，胡不得已，只好于12月30日飞回西昌，收拾残部。西昌系抗战时期备用的迁都之地，原驻有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的一个多师，胡宗南到达后，即收容川西突围部队，并扩军备战。1950年3月12日，解放军西南军区集中了十三个团的兵力，进攻西昌。27日，胡宗南、贺国光乘飞机逃离西昌，残部向山区逃跑，不久即被歼灭。至此，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有组织武装，被全部消灭。

这时，国民党军残部仍据有台湾、澎湖、舟山、海南等海岛。海南于1948年8月升格为海南特别行政区，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之后，为联络粤系将领，于3月初任命一直赋闲的粤系宿将陈济棠为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总司令。白崇禧向海南撤退的计划失败后，仅率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残部撤往海南，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于广州失守后已先期撤往海口。国民党军在海南的指挥系统和部队系统庞杂混乱，10月28日，蒋介石派陈诚到海南，策划撤销广州绥靖公署和海南警备总司令部，另设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以薛岳任总司令，于12月1日成立。薛岳即将所部各军编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防卫军。桂系既未能将主力撤往海南，也就无力控制海南岛，零零落落撤往海南的号称五个军八个师11万之众，战斗力已十分薄弱。

林彪于广西战役基本结束后，即于12月10日，命令第四十三军东移廉江、信宜、化县地区休整，准备攻取海南岛，命令第四十军向钦州、防城、合浦地区集结休整，准备协同第四十三军攻取海南岛的作战⁽⁵⁴⁾。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得到林彪报告后，即于12月18日特别指示林彪要吸取金门作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根据渡海作战的规律，进行准备和部署。尽管估计海南敌军战斗力比较差，但毛泽东仍强调“不可轻敌”⁽⁵⁵⁾。不久，解放军即组成渡海作战兵团，由第十五兵团首长邓华、赖传珠统一指挥，在雷州半岛集结。是年底，邓华制定了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虽然表示同意，但特别指示：“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⁵⁶⁾此后，即推迟了出击的时间。林彪于1949年12月中旬从衡阳前线返回中南局驻地武汉，攻取海南岛的任务由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统一领导。1950年2月上旬，叶剑英于广东召开了作战会议，考虑到渡船十分困难，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⁵⁷⁾。

当时，解放军在海南有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人数达1.5万余人，以五指山为革命根据地。薛岳为阻击解放军的进攻，策定作战指导如下：“本部应把握当前外匪（系诬指雷州半岛一线的解放军正规军——引者）与内匪（系诬指冯白驹部——引者），尚呈分离之不利态势，依各个击破要领，一面以海、空军协力巩固海防；一面以陆军有力之一部，尽速歼灭本岛土共，彻底消灭内在之威胁，安定内部，再举全力，歼灭来攻之外匪。”⁽⁵⁸⁾1950年1月25日起，薛岳开始围剿冯白驹部琼崖纵队，一个月内进行了八十六次搜剿和扫荡，均遭失败。3月1日，动员了第一、第二、第三路军，进行了历时十天的最大规模的扫荡，也未成功。这时，从3月5日起的一个月内，解放军组织了四次偷渡，在琼崖纵队的接应下，成功地向海南岛输入了约一个师的兵力，与琼崖纵队会合，加强了解放军在海岛内的力量。4月16日下午，琼崖纵队主动向大云、板桥等地发起进攻，接应大军渡海。

4月16日夜，解放军渡海兵团主力两个军，以木帆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分东西两路发起强渡，以两翼船队担任掩护，与敌海军舰艇作战。17日凌晨，突击部队在海口市以西至临高角一线突破敌军防御阵地，在岛内部队接应下顺利登陆，占领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登陆，并向纵深发展，于18日在福山与琼崖纵队会合。20日，薛岳调第六十二、第三十二军各一部，在美亭地区向解放军登陆部队实施反击，被解放军击溃。薛岳受岛内解放军的牵制，缺乏纵深间接配备部队，解放军登陆成功，士气立即瓦解。当薛岳向台湾要求增援，但蒋介石的答复是让他撤往台湾。22日，薛岳下达了“放弃琼北，退守琼南，再策后图”的撤退命令，准备撤离海南⁽⁵⁹⁾。23日解放军占领海口，24日解放军第二梯队在天尾港登陆，同日占领文昌，控制了海南北部海岸线。海南残余各部不顾薛岳退守琼南的命令，纷纷转向港口撤退，不经组织抵抗，希望尽早逃离海南，沿途遭到解放军的袭击，损失严重，撤至港口的部队仓皇登船向台湾撤退。薛岳也飞逃台湾。至5月1日，解放军全部控制了海南，战役结束，共歼敌3.3万余人。

在海南作战的前后，解放军先后解放了担杆岛、万山群岛、南澳岛和南澎岛等岛屿。1950年5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准备进攻舟山定海本岛，蒋介石为集中力量据有台湾，调集载重15万多吨的舰艇44艘，于5月13日起，秘密将舟山国民党守军全部撤退。19日，解放军进占舟山群岛。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向台湾海峡派遣了第七舰队，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原承担的攻取台湾的任务，旋被解除。于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残部即据有台澎金马诸岛屿。

在国民党政府逃离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在外国势力策动下，出现了分裂倾向。1949年7月8日，西藏摄政大札（又译达扎）在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里查逊（Hugh Edward Richardson）（英国人）策动下，突然切断了与外界的电讯联系，以西藏噶厦政府名义，通知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主任陈锡章，以西藏境内的汉人中有共产党为由，限期驻拉萨的中央政府办事处人员撤离西藏，完全封闭汉族学校，驱逐汉民，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平措旺阶（汉名闵志成）。这就是著名的“驱汉事件”。7月17日，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以及学校、电台、医院均被关闭后，130余名驻藏人员开始撤离拉萨，并于8月底到达印度。广州国民党政府接到了西藏噶厦公所于7月9日自科伦坡转发的要求中央驻藏人员撤退的电报，8月6日，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电复噶厦公所，强调其要求“于法于理，殊多未合，即希体察目前形势，撤销前议，迅再通知各驻藏人员仍回拉萨，执行职务”。同时，阎锡山就此事发表声明：“切盼西藏地方当局体察目前情势，一本过去团结精神，勿为他人利用，迅予纠正此项措施。”⁽⁶⁰⁾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揭露英国、美国、印度策动西藏7月8日事变。

这时，第十世班禅于8月10日在青海塔尔寺大金瓦寺诵经堂举行坐床大典，广州国民党政府派出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马步芳为副使（由马继融代）主持大典，宣读总统命令后即行颁赐礼。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进军西北的时候，毛泽东就指示彭德怀，要与班禅取得联系。不久，青海解放，10月1日，班禅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期望西藏早日解放。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⁶¹⁾同日，毛泽东即指示彭德怀作出经营西藏的计划。

彭德怀经研究后复电毛泽东，认为由青海、新疆入藏有很大困难。1950年1月2日，毛泽东自苏联致电中共中央和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就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作出建议和指示，他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同时，确定由西南局承担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⁶²⁾。1950年1月间，组成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西南局和西北局决定以第十八军、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承担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的任务。5月17日，中共中央又确定了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进行政治争取的工作，力争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西南局草拟了与西藏谈判的十项条件，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其中包括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军事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地位职权不变，西藏改革事宜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等等⁽⁶³⁾。但西藏地方当局仍企图抵抗解放军的进军，拖延派遣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扣留和驱逐中央人民政府派往西藏联系的人员，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前往觐见达赖喇嘛，刚到昌都即被软禁，旋即被英国特务福特毒死。

担任进藏任务的解放军各部及有关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军事、政治、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准备，至1950年10月初，各部向第一线推进。西藏地方当局将藏军十四个代本（每代本约500人）扩充为十七个代本，以十个代本布防于昌都地区，凭金沙江以扼进藏咽喉。10月6日，解放军以六个团的兵力，分南北两集团，分多路迂回包围昌都，至19日截断了昌都藏军的退路。20日，在解放军的争取下，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部停止抵抗。是役，包括起义部队，解放军共歼敌十个代本5700余人。

藏军主力被歼灭后，西藏地方当局一片混乱，决定由达赖喇嘛亲政，藏历10月8日，举行亲政典礼。经过多方联系和大量的工作，西藏地方当局终于派出了一个五人代表团，于1951年4月间先后到达北京。4月29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同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至5月23日，双方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5月25日，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命令各军以“战备进军”入藏⁽⁶⁴⁾。1951年八九月间，进藏部队分批出发。10月26日，第十八军进驻拉萨，其余各部也先后到达指定地域，胜利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

二　蒋介石退据台湾

李宗仁自衡宝战役中桂系主力遭到损失，广州失守，进退失据。广州失守之前，程思远曾向李宗仁转述了顾孟馀的建议：“德公不要到重庆去，应改往柳州或南宁‘组府’，务必同蒋划分界线，另搞一套。”但是，财权仍在蒋介石手中，李宗仁没有办法，他回答说：“如果我不去重庆，白崇禧的三十万兵就没有饭吃。”⁽⁶⁵⁾同时，据李宗仁对程思远说：“吴礼卿行前来见我，问我‘有无知难而退之意’？我对他说：‘我不准备引退，如果蒋先生要复职，那就由他自己决定。’吴不得要领走了。看来吴是受蒋之命前来试探的。”⁽⁶⁶⁾但据蒋经国说：“（10月9日）下午吴礼卿先生来见父亲，报告与李宗仁谈话经过，李希望父亲‘复位’。吴先生亦以为一旦广州失守，政府迁渝，情势更为混乱，父亲倘不复出，将使国家前途陷于不可收拾之境。”⁽⁶⁷⁾

重庆是蒋介石系统控制的地区，台湾更是蒋介石控制的地区，蒋介石又正在谋求复职。李宗仁在广州尚且无法有所作为，在重庆更难以有所作为，如在大陆失败，又无法退往台湾，因而心情十分苦闷。他曾对一些立委表示，“蒋先生以国事困难，令其出而负责，但又不令管事。彼自己既不来，亦不交出钞与权。如行政院何敬之时尚于不能做的明言不能做，阎先生则一切不回复。汤恩伯事至今无下文，广州市长原说以薛岳兼，渠迟回多日，至于濒失广州时方解决。国防部问题亦然。参谋总长事究竟如何，亦在搁置。广州失守之责，行政院长应负责。时局至此，令人愤闷不已”⁽⁶⁸⁾。而且，他已到了不顾身份，唠唠叨叨，逢人便说的程度。

阎锡山从广州到台北时，台北方面，张厉生等一些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主张蒋介石复职，继续担任“总统”⁽⁶⁹⁾。10月18日，据蒋经国记载：“上午十一时，父亲与张晓峰先生谈及出处问题，旋即召集中央设计委员会议，研讨‘复行视事’问题之利弊……大多数皆主张父亲‘复行视事’。晚间，父亲又约党国元老丁惟汾、于右任、吴礼卿诸先生，商讨此项问题，佥认必须李宗仁出于至诚，自动退职，再行‘复位’。”⁽⁷⁰⁾显然有所顾忌，不敢太无法无天了。据《徐永昌日记》所记，大概是同一天的事，蒋介石亲自出面召集的座谈会，把上次座谈会上不赞成蒋介石复出的张道藩排除在外⁽⁷¹⁾。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与李宗仁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他也是主张蒋介石复职，只是不能出两个总统。白崇禧对李宗仁没有魄力解决和蒋介石的矛盾，也已感到不耐烦，从部队实利出发，桂系既无法同蒋介石决裂，他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也愿意缓解同蒋介石的矛盾，因而也开始主张蒋介石复职。他认为：“总之出而复职，可，不露面的牵线亦可，唱双簧即然，不能两人皆露面，不成体统，腾笑国际。”⁽⁷²⁾白曾请“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要李宗仁就此时机让蒋复职⁽⁷³⁾。但蒋介石对于复职的时机，还是有顾虑的。一是重庆、成都眼看保不住，二是担心得不到美援。美国公使克拉克曾对人说，“失败了的马，再跑无人买票”，暗示美援看人而施⁽⁷⁴⁾。当时，陈纳德正在活动援助国民党，准备以大部援助白崇禧和海南岛的陈济棠⁽⁷⁵⁾。不久即向白崇禧提交了98万港币，约合15万美元⁽⁷⁶⁾。

四川与广州不同，粤桂在历史上曾多次联盟，而桂系对四川是无法插手的，蒋介石的军队部署在整个四川境内。李宗仁有职无权，百无聊赖，10月23日，曾致电蒋介石，促蒋来重庆商讨军事、财政、外交等问题，但蒋介石一时还不愿意去重庆。李宗仁担心蒋介石复职，先于11月2日让夫人郭德洁飞往香港，11月3日，他自己也就躲离重庆，与张群一起去了昆明。本来，李宗仁与桂系想把云南划为桂系的控制区域，去卢汉而代之以鲁道源，作为桂系撤退的根据地，但蒋介石对卢汉采取了安抚政策，把云南作为自己的后方。李宗仁在万般无奈之中，又想和卢汉联络，为桂系找一个退身之地，但卢汉正和中共接洽起义，只是让李宗仁在昆明游山玩水。

白崇禧仍想调和蒋、李矛盾，于11月3日晚提出了一个方案：“一、蒋介石宣布复职；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溃疡，亟需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三、白崇禧以行政院长兼任国防部长。”但蒋介石不赞成李宗仁出国，同时也不同意白崇禧以出任“行政院长”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⁷⁷⁾。这样，白崇禧的方案就被蒋介石否决了。

11月11日，军事吃紧，阎锡山连电要求蒋介石来重庆处理。同日，李宗仁离开昆明，前往桂林。阎锡山电请他回重庆处理总统公务，但李宗仁以巡视各地鼓励士气为由，拒绝回去。12日，李宗仁在桂林召集桂系骨干商讨时局对策。据程思远回忆：“会上提出了两个做法：积极的作法是桂、黔、滇和海南岛自成一个局面，自力更生，同蒋介石划清界线；消极作法是李宗仁出洋，西南残局由白崇禧妥筹善后。”⁽⁷⁸⁾李决定赴美就医，13日，曾复电重庆方面说：“拟赴各地巡视，以激励士气民心，请速电总裁促驾，不必候仁返渝。”⁽⁷⁹⁾

这时，解放军向川黔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形势吃紧，11月14日，蒋介石从台湾飞往重庆，亲自出马指挥四川的作战，并电约李宗仁返回重庆。但李却于是日前往南宁，并一度往海南岛巡视。蒋介石系统对李宗仁和桂系的失败，不免幸灾乐祸。蒋经国在回忆录中连桂林失守的时间都搞不清楚，11月14日记道：“本日桂林失守，李宗仁自桂林飞至南宁。”⁽⁸⁰⁾其实，这一天攻广西的解放军中路部队，尚在全县、东安一线的湘桂边境地区集结，至22日才攻入桂林。真不知道蒋经国是怎么记录的，这也表明国民党内派系利益倾轧之激烈，两派均不肯顾及大局。

11月20日，李宗仁以十二指肠溃疡出血，飞往香港就医，并准备出国治疗，托白崇禧到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他在发表的书面谈话中表示：“在治疗期间内之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锡山院长负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由邱昌渭秘书长及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⁸¹⁾李不放弃“代总统”职务，而以治病为正当的理由，拒绝回到他不能有所作为的重庆。蒋介石得报后，对此大感意外，十分被动，21日约白崇禧谈话，表示“决不于此时‘复行视事’”⁽⁸²⁾。但桂系方面谁也不敢再相信蒋介石的承诺了。是日，蒋派居正、朱家骅等五人带了他的亲笔信到香港，劝李回到重庆。李对来人很淡漠，甚至连信也不想回。但他想出国，据外交人员回复，须对方同意，美国国务院亚洲司方面则表示要请示。于是，他不能不留有余地。11月24日，李宗仁约见朱家骅、洪兰友，表示：“其胃疾施行手术，绝非一二周内可以痊愈，或须两三月后始可健复。惟中枢不可久陷于此一状态，益增总裁负责之困难，拟请总裁即日复位，主持大计。如就个人健康计，虽副总统一职冀能容辞脱，第恐国人疑涉意气，拟取消代字，仍为副总统，今后愿以副总统名义赴美，一面疗疾，一面接洽美援，希为代达此行同来诸同志，会同转陈总裁许诺，再商进行步骤。”⁽⁸³⁾

于是，蒋介石拟定了三个对策：“一、仍请李归，二、行政院长代行总统事，三、复职。”⁽⁸⁴⁾11月27日，国民党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委员们主张蒋介石早日复位，蒋介石原则上同意复位，但认为时机问题尚要研究⁽⁸⁵⁾。而阎锡山则坚决拒绝代行“总统”职务。会议只好决定先仍促请李宗仁回渝视事。这时，重庆已无法坚守，国民党残部的政局只好僵持在那里。反正，蒋介石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早已在前台指挥残部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与此同时，中常委议决“中央政府”迁至西昌，但可暂先移至成都办公。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当局濒临最后失败的命运，对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进行了疯狂的屠杀。9月6日，军统特务在中美合作所杀害了参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及其一子一女、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10月28日，重庆警备司令部于大坪杀害了中共党员陈然、陈善谋、王璞等十人。11月24日至27日间，军统特务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江竹筠等三百多人，进行集体屠杀。

还在11月23日，阎锡山在“行政院”会议上提议政府实行战斗体制，缩编人员，随军行动⁽⁸⁶⁾。把政府部门的人员，一部分编入军队，一部分遣散。11月28日，一直要自杀殉职的阎锡山又早早地逃离重庆，飞到成都。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已经无法从容撤退，各部门丢弃部下不管，甚至遣散费都没有着落，引起职员们的强烈愤怒，纷纷包围待逃的主管人员，造成一片混乱。11月29日，解放军兵临重庆城下，蒋介石怆然离开住地，前往机场，一路上残兵败将拥塞道路，一度不得不步行前进，旋改乘吉普车，才到达白市驿机场，距解放军先头部队仅十公里。11月30日飞抵成都。蒋介石已经丧尽人心，四面楚歌，他自记道：“国内则李德邻勾结共匪与滇卢，国外则艾其逊利用桂系，史达林笼络毛匪，其共同目标，不惟欲消灭余之革命历史，且欲彻底毁灭我党而后已。”⁽⁸⁷⁾

朱家骅、洪兰友再次到香港要求李宗仁先回重庆，安排好政务后再行赴美，但这时李宗仁已安排好赴美事宜，不愿自投罗网，再回重庆，也拒绝先辞去“代总统”职务，坚持以“代总统”身份赴美治病，并争取美援。12月3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作出决议，“决定依照本会十一月廿七日临时会议之决议，接受李宗仁同志十一月廿四日对朱家骅、洪兰友两同志之表示，恳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李同志以副总统地位出国就医，并致力于外援之争取等语”，并通知了李宗仁⁽⁸⁸⁾。于是，国民党党政系统纷纷再次要求蒋介石复任“总统”职务。但蒋介石还要再看一看美国方面的态度，他于12月4日在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时仍表示：“此次入川，系应李代总统之邀。正值共匪渗入川东，陪都危急；余为国民一份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惟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军民共同奋斗。”⁽⁸⁹⁾12月5日，李宗仁赴美就医，并致电阎锡山：“成都阎院长百川兄勋鉴：亥江电诵悉，仁以胃病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以一个月为期，即当遄返。在仁出国之短暂时期，请兄对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仍可随时与仁电商，来电所云，似未明了仁之本意，特再电达，仍希就兄职权范围处理一切，中枢军政情形，并随时电告。李宗仁亥微。”⁽⁹⁰⁾李宗仁不放弃“代总统”头衔，尽管这个头衔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但它仍可以牵制蒋介石，不让蒋为所欲为。

这时，解放军正迅速向成都地区挺进，成都地区的地方部队正酝酿起义，国民党残部在成都地区也已很难立足。12月7日，阎锡山主持“行政院”会议，通过“政府”迁设台北，在西昌设大本营指挥作战。同日，以顾祝同兼任西南军政长官，以胡宗南为副长官，贺国光为西昌警备总司令。12月8日，这位要组织战斗内阁、随军行动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又早早地逃到了台湾。他在寓所招待记者，宣告“政府”今起移台办公，并表示：“战时内阁，系重庆弃守后，考虑战略问题，咸认应实行面的战略，决定组织战斗内阁，以一〇七人组成，随军行动。战斗内阁由各部会人员组成，配合作战之需要，政府组织仍为总统府、五院及各部会。七日晚，为各方与政府联系便利计，决定政府迁设台北，由军事人员组织大本营，指挥作战。今后，政治中心移至台湾，军事方面将加强游击战，实行面的战略。”⁽⁹¹⁾这个战斗内阁在哪里？西昌大本营又在哪里？真是天晓得。这位言行不一、苛责部下和同僚、爱恋权位和生命的老军阀，已经脸面扫地，在国民党系统中也遭到了多方面强烈的谴责。

蒋介石在成都势单力薄，难以颐指气使，命令不能生效。他仍尽力企图笼络川中将校，但以往与川中将校积怨甚深，何况今日一败涂地之时，因而并无成效。12月9日，卢汉、刘文辉、邓锡侯等分别宣布起义。解放军尚未兵临城下，蒋介石在成都就已无法立足，12月10日，即黯然飞离成都，到达台北。1950年3月1日，蒋介石终于排斥李宗仁而自行复职，再任“总统”，割据台湾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了除台湾省之外的祖国全部领土，国民党在大陆的军政势力被彻底消灭。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于1912年1月1日创建了中华民国，中经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中华民国时期结束。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统治集团一再更替，但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始终未能实现，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国家走上了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道路，开辟了中国历史伟大的新时代。

————————————————————

(1) 《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1948年11月25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214页。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4页。

(3)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9年6月11日。

(4)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244-248页。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0页。

(6) 雷晓霞译：《1949年司徒雷登同陈铭枢的会晤》，《党史研究资料》第3期，第27页，1991年5月20日。

(7) 非正式出版的铅印本。

(8) Б．Кулик：США и Тайвань КНР．1949-1952，Новая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No．5，1995，ctp．24-26．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2-1425页。

(10) 《人民日报》，1949年9月2日。

(11) 见《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6月2日。

(12) 李维汉：《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1949年8月18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292-293页。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64—65页。

(14) 刘少奇：《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1949年7月4日），《共和国走过的道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按：斯大林的批语，见俄文杂志《远东问题》1996年第4期所刊刘少奇报告的俄文本。——笔者。

(15)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288-289页。

(16) 《周恩来年谱》，第838页。

(17) 参《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80页；《周恩来年谱》，第839页。

(18)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3页。

(19)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8-369页。

(20)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520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5页。

(22)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479-491页。

(23)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562-563页。

(24)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560页。

(25)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565—566页。

(26)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

(27) 参《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10月20日第3版报道；赵秀昆等：《罗广文在四川编练新军和率领第十五兵团起义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2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88页。

(29) 《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4日。

(30) 据《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8日记，白崇禧已得约15万美元。

(3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89页。

(3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89页。

(33) 《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在西北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25页。

(34) 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说刘、邓率有第三兵团，但第三兵团应已在常德一带集结，不可能从徐州出发，当系率第三兵团司令部之误。——笔者。

(35) 《刘伯承、邓小平等关于向川黔进军的方针致杨勇、苏振华、陈锡联、谢富治等电》（1949年10月23日），《从延安到北京》，第566-567页。按：原文渐南系思南之误。——笔者。

(36) 参《林邓谭萧赵关于广西作战计划报毛泽东电》（1949年10月18日）；《毛泽东关于川、滇、桂、黔作战给林叶陈的电报》（1949年10月19日），《广西战役》，第51-54页。

(37) 《毛泽东对两广战役及国防部署的意见》（1949年10月31日），《广西战役》，第63页。

(38) 《林谭萧关于广西作战部署报军委电》（1949年11月4日），《广西战役》，第71—72页。

(39) 《林谭萧关于阻歼敌鲁道源、张淦及余汉谋部的电报》（1949年11月22日），《广西战役》，第120页。

(40) 宋希濂：《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39页。

(41) 《进军西南总结》（1950年1月），杨国宇等编注：《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海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19页。

(42) 占领南川日期，据刘伯承1949年11月26日电，《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第41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为24日。

(43) 《军委关于四野以七个师入川作战问题的电报》（1949年11月25日），《军委关于贺龙、李井泉所部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电报》（1949年11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4页。

(44) 《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第420页。

(45) 《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第421页。

(46) 陈克非：《我从鄂西溃退入川到起义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77页。

(47) 李振：《起义前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32页。

(48) 参杨肇骧：《解放前夕的滇局风云》，《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220页；沈醉：《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29页。

(49) 《张群委员对云南局势演变情形之报告》，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960页。

(50) 《刘伯承、邓小平等关于我军应提早入滇致军委、林彪并陈赓等电》（1949年12月11日），《从延安到北京》，第570页。

(51) 赵晓澜、蔡惠霖：《昆明起义》，《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下册，第1190页。

(52) 曹天戈：《蒋军残余流窜云南被歼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183页。

(53) 曹天戈：《蒋军残余流窜云南被歼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84页。

(54) 《林谭萧关于战后休整问题给各部队的电报》（1949年12月10日），《广西战役》，第218-219页。

(55) 《关于渡海作战等问题给林彪的电报》（1949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1页。

(56) 《关于同意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方针的电报》（1949年12月3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03页。

(57) 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

(5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48页。

(59)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55页。

(60)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8月7日。

(61) 《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4日。

(62) 《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1950年1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08页。

(63) 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第342-343页。

(64) 《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79页。

(65)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27页。

(66)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28页。

(67) 《风雨中的宁静》，第247页。

(68)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3日。

(69)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0日。

(70) 《风雨中的宁静》，第250页。

(71)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9日。

(72)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9日。

(73) 《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8日。

(74)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8日。

(75)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0日。

(76) 《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8日。

(77)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34页。

(78)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35页。

(79) 《风雨中的宁静》，第258页，系据张群电转告。

(80) 《风雨中的宁静》，第259页。

(81)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11月21日。

(82) 《风雨中的宁静》，第261页。

(83) 《居正委员等代表中央赴港敦促李宗仁早返陪都情形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第2册，第957页。

(84) 《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27日。

(8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1月27日条。

(86)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59页。

(8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1月30日条。

(8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第2册，第965页。

(8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2月4日条。

(9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62页。

(91)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63页。

参考文献⁽¹⁾

中文档案文献

中央档案馆藏档，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北京

上海档案馆藏档，上海

《郭汝瑰日记》（稿本），军事博物馆藏，北京

《黄炎培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

中文著作

《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长舜等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半生风雨录》，贾亦斌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出版社，1979

《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1988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1988

《财政学与中国财政》，马寅初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

《陈果夫传》，徐咏平著，台北，正中书局，1980

《陈毅传》，胡石言等编写，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成败之鉴》，陈立夫著，台北，正中书局，1994

《从延安到北京》，刘武生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牛军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纪实》，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编印，出版地不详，1948

《党史研究资料》（5），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党团统一组织重要文献》，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编，出版地不详，1947

《邓小平文选（1938—196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军资料选编》，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编，南京，出版时间不详

《渡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渡江战役》，江苏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人民出版社编，北京，1951

《对日和约问题》，亚洲世纪社编，出版地不详，1947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风雨中的宁静》，蒋经国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

《傅斯年全集》，陈槃等校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

《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印行，台北，1995

《共和国走过的道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49—19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广西战役》，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自治区党史办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北京，1961

《国家总动员》，（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印行，出版地不详，1947

《国民大会》，中华年鉴社，南京，1948

《国民大会实录第一编》，“国民大会”秘书处，台北，196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台北，1989

《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

《胡适日记》，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淮海战役》，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淮海战役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淮海战役亲历记》编审组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淮海战役史》，何晓环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济南战役》，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蒋经国传》，江南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蒋总统传》，董显光著，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2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1

《解放太原》，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中央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出版地不详，1989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董志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近代中国外债史稿》，刘秉麟著，北京，三联书店，1962

《救国会》，周天度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千家驹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吴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决战的历程》，陈廉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孔祥熙其人其事》，寿充一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行，南宁，1980

《李宗仁先生晚年》，程思远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辽沈决战》，陈沂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辽沈战役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沈战役亲历记》编审组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刘安祺先生访问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刘伯承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

《刘伯承用兵要旨》，杨国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杨国宇等编注，北京，海军出版社，1989

《刘伯承中原逐鹿》，柯岗等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3

《刘邓大军风云录》，杨国宇等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

《论国共再合作》，陈铭枢著，出版地不详，1949

《毛泽东军事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梅龚彬回忆录》，梅昌明整理，长春，团结出版社，1994

《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于群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民国财政史》，杨荫溥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民国中央银行关金券、流通券、金圆券、银圆券图鉴》，张志超编，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邱钱牧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平津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平津战役亲历记》编审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邱清泉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

《日本赔偿》，行政院新闻局，出版地不详，1948

《日本政治概论》，蒋立峰主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荣家企业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国防部政工局编印，出版地不详，1948

《绥靖区总体战之研究》，国防部政工局编印，出版地不详，1948

《上海学生运动史》，共青团上海市委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司徒雷登日记》，陈礼颂译，傅泾波校订，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粟裕军事文集》，孙克骥主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粟裕战争回忆录》，粟裕著，楚青整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刘凤翰编著，台北“国史馆”，1993

《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中国地政研究所”印行，台北，1980

《王葆真文集》，民革中央宣传部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

《外交史》第5卷，［苏］葛罗米柯等主编、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我的回忆》，刘峙著，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

《我与民革四十年》，朱学范著，北京，团结出版社，1990

《五二〇运动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西北五马》，吴忠礼、刘钦斌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辑，外交部外交史编辑部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岫庐八十自述》，王云五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

《徐永昌日记》，徐永昌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叶飞回忆录》，叶飞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叶剑英传》，范硕等编写，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

《曾琦先生文集》，陈正茂等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编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张治中回忆录》，张治中著，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余湛邦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王道平等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阵中日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征尘回忆》，王仲廉著，台北，1978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陈昭桐主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一），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中国民主同盟简史（1941—1949）》，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编，北京，群言出版社，1991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刘伯承等主持编辑，秦基伟等主持修订，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南京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印，出版地不详，1949

《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成汉昌著，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中国通货膨胀史》，张公权著，杨志信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

《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吴东之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戡乱战役述评》（三），张秉均编著，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油印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出版地、时间不详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大事记》，金鑫主编，程悠等编纂，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4辑，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直接税卷》，金鑫主编，刘燕明等编纂，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万仁元、方庆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中华民国外交史》，石源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中美关系史》，陶文钊著，重庆出版社，1993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薛衔天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中苏友好文献》，人民出版社编印，北京，195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62

《周恩来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

《朱德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

中文报纸

《大公报》，上海、天津

《华商报》，香港

《解放日报》，上海

《申报》，上海

《世界日报》，北平

《人民日报》，北平

《新闻报》，上海

《正言报》，上海

《中央日报》，南京、上海、重庆

中文期刊

《传记文学》，台北

《大学评论》，南京

《当代亚太》，北京

《党的文献》，北京

《党史研究资料》，北京

《党史资料与研究》，天津

《观察》，上海

《国民政府公报》，重庆、南京

《国讯》，上海

《近代史研究》，北京

《历史研究》，北京

《上海党史资料通讯》，上海

《世纪评论》，南京

《时与文》，上海

《土地改革》，南京

《新闻天地》，上海

《新闻天下》，成都

《新闻杂志》，南京

《学术月刊》，上海

《再生》，上海

《中共党史资料》，北京

《中国新闻》，南京

《总统府公报》，南京

英文档案文献

Melbey Papers，Harry S．Truman Library．

Papers of Mathew Connally，Harry S．Truman Library．

RG 59，Records of Office of Executive Secretariat，State Department，National Archive and Record Service．

英文著作

Papers of Willington Koo，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英文报刊

“A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China”， Life，Vol．23，No．15．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5，Vol．6．1969；

1947，Vol．6．1972； Vol．7．1972；

1948，Vol．6．1974； Vol，7．1973； Vol．8．1973；

1949，Vol．8．1978； Vol．9．1974；

1950，Vol．6．1976．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China White Paper）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9．

Acheson ，Dea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Inc，1969．

Borg，Dorothy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Campbell，John，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1947-1948．New York，1948．

May，Ernest，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1945-1949．New York，1975．

Murfett，Malcolm h．，Hostage on the Yangtze．Britain，China，and the Amethyst Crisis of 1949．Annapolis，Maryland：Naval Institute Press，1991．

Jespersen，T．C．，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Melby，John F．，The Mandate of Heaven．Record of Civil War in China，1945-1949．Garden City，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Inc．，1971．

Schlesinger ，Jr．，Arthur，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Vol．2．

Stueck，Jr．，William W．，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

Swanberg，W．S．，Luce and His Empire．New York，1972．

Tsou，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14-1950．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

Tucker，Nancy，Patterns in the Dust．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Vandenberg，Jr．，Authur H．，ed．，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Boston Houghten Miff Lin Company，1952．

Wedemeyer，Aldert C，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58．

俄文文献

Советско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17-1957．Сб．документов．Изд．Наука，Москва，1959г．

Чудоеев，Ю．В．ред．По Дорогам Китая，1937-1945．Изд．Наука，Москва，1989г．

Ковалев，И．，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1-3，1992г．

Ледовский，А．，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1-2，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2-3，1995г．

Кулик，б：США ц Тай вань КНР．1949—1952，Новая ц Новейшая цсторня，No．5，1995г．

Ледовский，А．，Виэ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 августе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5，1996г．

Тихвинский，С．，Китай в моей жизн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4，1989г．

Тихвинский，С．，Переписка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Новая новейшая ицстория，No．4—5，1994г．

————————————————————

(1) 本书目所收为本卷所引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和日文书目以书名汉字的音序排列，西文书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人名索引⁽¹⁾

A

阿哈买提江

阿沛·阿旺晋美

艾德礼（C．Attlee）

艾奇逊（Dean Acheson）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

B

巴大维（David Barr）

巴尼特（Robert W．Barnett）

巴特沃斯（Walter W．Butterworth）

白崇禧

白大诚

白吉尔（Oscar C．Badger）

白世维

白肇学

班禅喇嘛

包尔汉

鲍莱（Edwin W．Pauley）

鲍国宝

贝祖诒

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

布鲁斯特（Owen Brewster）

C

蔡松坡

蔡廷锴

蔡文治

蔡运升

曹福林

曹云湘

曹振铎

陈　诚

陈　赓

陈　然

陈　铁

陈　仪

陈　毅

陈　章

陈布雷

陈长捷

陈春霖

陈此生

陈大庆

陈尔晋

陈光甫

陈果夫

陈济棠

陈继承

陈建新

陈金城

陈克非

陈立夫

陈林达

陈明仁

陈铭枢

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

陈其尤

陈其瑗

陈启天

陈锐霆

陈善谋

陈绍禹　见王明

陈士榘

陈士章

陈惕庐

陈锡联

陈锡章

陈新桂

陈雪屏

陈颐鼎

陈裕光

陈紫枫

成　刚

程　潜

程思远

程义宽

程中行

程子华

储安平

褚辅成

崔书琴

崔月犁

崔载之

崔振伦

D

达札　见大札

达赖喇嘛

大　札

戴炳南

戴传贤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戴季陶

戴立庵

戴戎光

德莱勃（Wliliam H．Jr．Draper）

邓　华

邓宝珊

邓初民

邓汉翔

邓昊明

邓季雨

邓力群

邓文仪

邓锡侯

邓小平

邓颖超

邓兆祥

邓子恢

丁名楠

丁叔恒

丁惟汾

丁文渊

丁宣孝

丁治磐

丁作韶

董　霖

董必武

董明德

董其武

董宋衍

董显光

杜　鼎

杜　威（John Dewey）

杜斌丞

杜建时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rs）

杜鲁门（Harry S．Truman）

杜维屏

杜义德

杜聿明

杜月笙

段　沄

段霖茂

多洛非也夫（Дорофеев）

F

范　声

范登堡（Arthur H．Vandenberg）

范汉杰

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

方　方

方　天

方　治

方天逸

冯白驹

冯玉祥

冯裕芳

冯治安

弗里曼（Fulton Freeman）

符定一

福　特

福雷斯特尔（Jamels Forrestal）

傅秉常

傅冬菊

傅泾波

傅斯年

傅作义

富尔登（James G．Fulton）

G

甘家馨

甘介侯

甘乃光

冈村宁次

高　岗

高　斯（Clarence E．Gauss）

高崇民

高存信

高克林

格达活佛

葛宝德（John M．Cabot）

葛鲁恩（Frederick Gruin）

葛罗米柯（А.А. Громыко）

耿　飚

谷正鼎

谷正纲

谷正伦

顾孟馀

顾维钧

顾祝同

关吉玉

桂永清

郭　旭

郭德洁

郭棣活

郭寄峤

郭景云

郭沫若

郭汝瑰

郭中一

郭紫峻

H

韩先楚

何　惧

何基沣

何绍周

何思源

何香凝

何应钦

贺　麟

贺　龙

贺国光

贺衷寒

赫尔利（Patrick J．Hurley）

赫斯特（William R．Hearst）

洪兰友

洪学智

侯德榜

侯镜如

侯少白

侯雨民

胡　琏

胡　适

胡　翔

胡海门

胡焕庸

胡景熏

胡乔木

胡颂平

胡宗南

华　德（Angus Ward）

华西列夫斯基（Α．Μ．Βасццевскц）

黄　华

黄　杰

黄　诺

黄　淑

黄　统

黄　维

黄百韬

黄大能

黄竞武

黄琪翔

黄启汉

黄樵松

黄少谷

黄绍竑

黄世民

黄旭初

黄雪邨

黄炎培

黄以聪

黄元彬

黄志勇

黄子华

霍宝树

霍揆彰

J

姬鹏飞　见吉洛

吉　洛

戢翼翘

季里诺（Quirino）

季托夫（А.С. Титов）

贾亦斌

江　庸

江问渔

江竹筠

姜　乾

姜怀素

蒋介石

蒋经国

蒋梦麟

蒋廷黻

蒋纬国

蒋匀田

杰塞普（Philip C．Jessup）

今　村

金　明

金　山

金侯城

金鸣盛

金岳霖

晋　夫

居　正

瞿冠英

K

康　泽

康纳利（Tom Connally）

康同璧

康相九

柯乐博（Edmond O．Clubb）

柯在铄

科尔伯格（Alfred Kolberg）

科瓦廖夫（И.В. Ковалёв）

克拉克（Leweis Clark）

克仁斯（John Simon Kerans）

孔　庚

孔从洲

孔令杰

孔令侃

孔祥熙

L

赖　依（Trigve Lie）

赖传珠

赖普汉（Roger D．Lapham）

蓝　妮

雷　震

雷诺兹（William Reynolds）

冷　遹

冷御秋

黎　玉

李　白

李　达

李　幹

李　鸿

李　弥

李　铭

李　涛

李　文

李　振

李　蒸

李　中

李本一

李炳泉

李承晚

李德全

李富春

李馥荪

李国兰

李国伟

李鹤林

李济深

李井泉

李俊龙

李克农

李立三

李立侠

李良荣

李民欣

李明灏

李铭鼎

李品仙

李如刚

李世杰

李书城

李腾九

李天焕

李天霞

李维汉

李文范

李先念

李延年

李以劻

李章达

李振清

李仲辛

李烛尘

李宗仁

里查逊（Hugh Edward Richardson）

郦伯瑾

连　贯

梁化之

梁培璜

廖耀湘

廖运周

林　彪

林　森

林　遵

林伯渠

林崇墉

林乐耕

林绍禹

林伟俦

林蔚文

凌道扬

凌宪扬

凌云上

刘　斐

刘　戡

刘　仁

刘　任

刘　英

刘　哲

刘　峙

刘安琪

刘伯承

刘伯龙

刘不同

刘昌义

刘纯正

刘达逵

刘东岩

刘攻芸

刘航琛

刘厚同

刘清扬

刘汝明

刘少奇

刘士笃

刘士毅

刘文辉

刘先云

刘亚楼

刘瑶章

刘玉章

刘云瀚

刘镇湘

刘仲华

刘仲容

刘子毅

柳亚子

龙　云

龙泽汇

陇　耀

楼邦彦

卢　汉

卢　斯（Henry Luce）

卢浚泉

卢郁文

卢忠良

鲁崇义

鲁道源

鲁英麐

吕　复

罗　奇

罗　申（Н.В.Рощин）

罗广文

罗家伦

罗历戎

罗隆基

罗荣桓

罗瑞卿

罗恕人

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罗又伦

罗泽闿

洛慕罗（Romulo）

洛维特（Robert Lovett）

骆清华

M

马步芳

马呈祥

马惇靖

马敦静

马光宗

马国琳

马鸿宾

马鸿逵

马继融

马继援

马青苑

马全良

马文车

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ell）

马叙伦

马占山

麦卡伦（McCarran Patrick）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毛　森

毛人凤

毛泽东

茅　盾

梅　登（Alexander Madden）

梅龚彬

孟广厚

孟士衡

米高扬（А.И. Микоян）

米文和

苗迪青

闵志成　见平措旺阶

莫德惠

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

莫文骅

穆汉祥

N

南汉宸

倪青原

聂凤智

聂荣臻

牛践初

诺　兰（William F．Knowland）

O

区寿年

欧　震

欧元怀

P

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

潘朝栋

潘迪华（K．M．Panikkar）

潘公展

潘汉年

潘纪文

潘廉方

潘尼迦　见潘迪华

潘文华

裴昌会

彭　锷

彭　真

彭德怀

彭泽民

彭泽湘

彭昭贤

平措旺阶

蒲立德（William C．Bullitt）

Q

戚再玉

齐赫文斯基（С.Д.Тихвинский）

齐燕铭

钱新之

钱之光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秦邦宪

秦德纯

秦基伟

覃道善

覃戈鸣

覃异之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邱昌渭

邱清泉

邱致中

屈　武

阙汉骞

R

饶漱石

任弼时

戎子和

荣鸿元

茹拉夫廖夫（А.Ф. Журавлёв）

阮毅成

芮逸夫

S

赛鼎福

沙彦楷

邵力子

沈　醉

沈澄年

沈从文

沈发藻

沈鸿烈

沈慧莲

沈钧儒

沈云龙

沈祖同

盛苹臣

盛紫庄

石　觉

石普勒（Philip D．Sprouse）

史　良

史达林　见斯大林

史密斯（Alexander H．Smith）

舒适存

司徒雷登（John Stuart）

司徒美堂

斯揣克　见斯特赖克

斯大林（И. В. Сталин）

斯蒂尔（Steel）

斯克里普斯－霍华德（Scrips-Howard）

斯特赖克（Cliford S．Strike）

斯特朗（安娜·路易斯，Anna Louis Strong）

宋国枢

宋肯堂

宋美龄

宋绮云

宋庆龄

宋任穷

宋瑞珂

宋时轮

宋希濂

宋子文

苏　静

粟　裕

孙　楚

孙　渡

孙　科

孙　震

孙九录

孙兰峰

孙立人

孙连仲

孙良诚

孙起孟

孙晓村

孙亚夫

孙元良

孙中山

索　普（Thorp Williard L．）

T

塔夫脱（Robert A．Taft）

谭　政

谭冠三

谭平山

谭惕吾

谭震林

汤　尧

汤恩伯

汤惠荪

唐　亮

唐　星

唐秉琳

唐天际

唐永良

陶　勇

陶　铸

陶鸿钊

陶启明

陶希圣

陶峙岳

田士吉

田余庆

铁　托（И.Тцто）

童冠贤

W

万国鼎

万墨林

汪少伦

汪世铭

王　明

王　璞

王葆真

王必成

王秉钺

王伯勋

王长海

王宠惠

王春哲

王凤岗

王抚洲

王宏坤

王家善

王稼祥

王建安

王近山

王敬久

王靖国

王克俊

王绍鏊

王师曾

王世杰

王叔铭

王宴清

王耀武

王聿修

王云五

王芸生

王泽浚

王之湘

王致冰

王仲廉

韦　勃（James E．Webb）

韦国清

维辛斯基（А.Я. Вышинский）

卫立煌

魏德迈（Wedemeyer，Albert C．）

魏凤楼

温广汉

文　义

翁文灏

沃利斯（John Vorys）

吴　晗

吴鼎昌

吴恩裕

吴羹梅

吴国桢

吴化文

吴开先

吴克坚

吴礼卿

吴绍周

吴士文

吴铁城

吴锡麟

吴贻芳

吴玉章

吴裕后

吴哲生

吴稚晖

吴忠信

伍宪子

X

希米奇

席德懋

夏　鼐

夏　威

夏　衍

夏楚中

夏元芝

向凤武

萧　克

萧　贤

萧　铮

萧俭魁

萧劲光

萧毅肃

谢超逸

谢富治

解沛然

熊式辉

熊绶春

熊笑三

徐　保

徐　冰

徐　堪

徐柏园

徐傅霖

徐慧玉

徐寄庼

徐向前

徐永昌

徐元璞

徐子为

许惠东

许朗轩

许世友

许闻天

宣铁吾

薛　岳

薛明剑

Y

严　明

严家淦

岩　田

阎慧卿

阎锡山

阎又文

颜惠庆

晏子凤

杨　格（Arthur Yoang）

杨　虎

杨　杰

杨　勇

杨伯涛

杨成武

杨得志

杨干才

杨赓笙

杨汉烈

杨虎城

杨翘新

杨亦周

杨荫溥

杨云青

杨仲璜

叶　成

叶　飞

叶笃义

叶公超

叶剑英

叶企荪

叶秀峰

于　斌

于树德

于一凡

于右任

于兆龙

于子三

余程万

余汉谋

余家菊

余楠秋

余心清

俞大维

俞鸿钧

俞济时

俞叔平

俞树立

俞志英

虞　键

元泉馨

袁　朴

袁任远

袁世凯

袁守谦

约翰斯敦（Percy Johnston）

约翰逊（Louis A．Johnson）

Z

曾　琦

曾　生

曾甦元

曾泽生

曾震五

曾资生

翟宗涛

詹佩霖

张　淦

张　继

张　澜

张　奇

张　起

张　权

张　群

张　轸

张　震

张达生

张道藩

张道行

张东荪

张发奎

张公权

张国华

张际春

张君劢

张克侠

张厉生

张灵甫

张难先

张尼亚

张其昀

张世希

张奚若

张晓峰　见张其昀

张学良

张耀明

张岳军　见张群

张云川

张知本

张志让

张治中

章伯钧

章汉夫

章乃器

章士钊

赵承绶

赵洪宽

赵基梅

赵家骧

赵遂初

赵庸夫

郑长海

郑洞国

郑华炽

郑介民

郑天挺

郑庭笈

郑彦棻

钟　彬

钟　松

钟赤兵

钟泉周

钟天心

周　藩

周　杰

周　兴

周　嵒

周北峰

周炳琳

周恩来

周福成

周建人

周骏鸣

周开成

周声夏

周士第

周新民

周以德（Walter Henry Judd）

周至柔

周作民

朱　德

朱　瑞

朱大同

朱光潜

朱家骅

朱丽东

朱绍良

朱学范

朱蕴山

朱致一

朱自清

竺　声

竺可桢

庄培昌

邹　鲁

左世允

左舜生

————————————————————

(1) 本索引收入本卷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