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我的摯友黎．艾金森（Rick Atkinson）。

艾金森以一種讓其他史學者爭相模擬的優雅、透徹、富於人性同情的筆調，

記述美軍的凱旋與悲歌。

寫作體例

越南文是自成一格的系統，但為求行文方便起見，我在這本書裡依據西方習慣處理越南文字，就像我將「Ha Noi」（河內）、「Sai Gon」（西貢）、「Dien Bien Phu」（奠邊府）、「Da Nang」（蜆港）與「Viet Cong」（越共）視為一個英文單字一樣。

越南語使用很繁複的腔音，我在這本書裡將這些腔音變化省略了，但在參考書目中，所有專有名稱都按規矩註明腔音。

越南人的姓名一般有三節，家族姓氏排在第一位，我遵守這種傳統。許多西方人對於越南人竟有這麼多人姓「阮」感到不解，不過這就不是我所能解答的問題了。

為免用過於瑣碎的地理細節干擾行文，在無損於連貫性的前提下，如果可能，我會省略省分名字。

翻譯作品往往有文字生硬的通病，在所有我的著作中，我在引用外文文件與備忘錄時，總不忘德萊登[1]（Dryden）的一句警言：譯者「不應跟在原作者之後亦步亦趨，而應該大步向前，走在原作者身邊」。也就是基於這個信念，我設法用英文口語表達越南文與法文對話。

「非洲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是今天才有的名詞，在越戰時代，一般用的字是「黑人」（black）。我在這本書裡也保有這個用法，只有在事出有因的情況下，我才會強調美國人種。

這本書提到的官銜、軍階，都是事件發生當時的官銜與軍階。

書中以大寫提到「North Vietnam」（北越）與「South Vietnam」（南越）時，指的是兩個國家，但在談到一九五四年前與一九七五年後的統一越南時，我用小寫的「north」與「south」分別指越南北方與南方。

所有參戰部隊在量度距離時都使用公制，但我仍然沿用英尺、碼與英里，甚至在直接引述中也不例外。

加入南越共產主義游擊隊用的口語是「ra bung」，意思是「進入沼澤地」，而不是像二次大戰期間，法國的一些抗德游擊隊自稱「麥吉沙」（maquisards），因為他們躲進麥吉蠻荒地（Maquis wilderness）帶避難。越共（Vietcong）的縮寫「VC」是南越俚語。

在引用美國人的講話，或在顯然有美國背景的情況下，我使用例如「secretary of defense」（國防部長）這類美式拼法。

在議題部分，特別是有關戰鬥經驗的議題，在不扭曲意義與確實性的情況下，有時我會將來自不同戰爭時段的個人經驗混在一起。

軍事行動計時以二十四小時的鐘面為準，但在其他情況，我仍沿用民間十二小時鐘面的慣例[2]。

由於戰亂時代的南越通貨膨脹猖獗，官方匯率變化既大也根本不切實際，想知道南越比索（piaster）與美元的匯率究竟是多少，似乎總是徒勞。

譯注：德萊登（一六三一—一七〇〇），英國著名詩人、文學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是一六六八年的英國桂冠詩人。 back

編注：本書考量行文與閱讀理解，時間標記統一改成十二小時制。 back

「亞洲總有一天會對她那傲慢的妹妹展開推遲已久的報復。」

──狄恩．英（Dean Inge），一九二八

「每一個軍事事實同時也是一個社會與政治事實。」

──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本片有成人內容、強烈語言與血腥暴力鏡頭：觀眾請留意。」

──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在二〇一七年播出伯恩斯（Burns）與諾維克（Novick）製作的影集《越南戰爭》（The Vietnam War）時，在片頭提出的警告

前言

越南是個貧窮的東南亞國家，面積約與加州相等，國境內山嶺重疊、叢林密布、稻田錯落其間。但這個二十一世紀的觀光勝地，在二十世紀曾是西方戰士的浴血戰場，戰爭打了三十年，兩百到三百萬人捐軀。在世人眼中，甚至在中共與蘇聯那些兵工廠家眼中，這場戰爭在起初二十年不過是一場次要的區域性衝突。但在最後十年，越戰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讓數以億計的西方人沮喪、厭惡，毀了一名美國總統，並造成另一名美國總統的垮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年輕人的反當局示威浪潮席捲許多國家。這些沉醉在大麻與迷幻藥世界的青年，排斥老派性愛道德觀，高舉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旗幟，而越南似乎是個無比醜陋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侵略示範。更有甚者，許多對這些示威抗議並不同情的老一代美國人，一方面由於越戰已經淪為美國政府有系統謊言的源頭，再者也因為這場戰爭似乎必敗無疑，也起而反對越戰。

一九七五年的西貢淪陷，對這個全世界最強的國家而言是奇恥大辱：農民革命鬥士竟然擊敗了美國的意志、財富與硬體。難民於四月二十九日傍晚湧上階梯、企圖登上直升機逃難的鏡頭，在那一代美國人心目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沒有一場戰爭為美國帶來像越戰這樣大的文化衝擊。

戰爭交戰雙方誰對誰錯從來就不是絕對的，甚至以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論，西方盟國對抗法西斯的鬥爭，還不得不依賴史達林暴政付出最血腥的代價，才能搗毀希特勒暴政。只有那些只知道政治左派與右派的傻子，才會認定越戰交戰雙方的任何一方占盡一切道德上風。所有有關越戰的權威著作，作者若不是美國人就是法國人，其中不少美國人在行文之間還顯然將越戰視為美國本身的故事。但這場美國的夢魘其實是一場亞洲的悲劇：每死一名美國人，得死四十名越南人。

我的敘述雖依年代順序排列，但我並不打算一一紀錄每一場戰役，而以掌握越戰三十年期間的經驗特質為主。就像在我所有其他的書中一樣，在描述這個政治與戰略故事的過程中，我也嘗試答覆一個問題：對北越突擊爆破兵、湄公河三角洲農民、來自皮歐里亞（Peoria）的休伊直升機飛行員、來自蘇瀑（Sioux Falls）的美軍、來自列寧格勒（Leningrad）的空防顧問、中國鐵道工人以及西貢的吧女而言，「戰爭像什麼樣？」

我生在一九四五年，年輕時成為記者，在美國住了將近兩年，之後多次造訪印度支那。當年的我初出茅廬，既缺乏認識也談不上有什麼概念，也因此，我決定就在這裡擇要概述個人經驗，以省卻下文重提之苦。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間，我先在一項新聞研究計畫資助下，之後在總統選舉期間又以記者身分，兩度足跡走遍美國。後來曾與羅伯．甘迺迪（Robert Kennedy）、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貝瑞．高華德（Barry Goldwater）、休伯特．韓福瑞（Hubert Humphrey）、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以及哈里森．沙里斯布利（Harrison Salisburg）、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亞蘭．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與瓊．貝茲（Joan Baez）等許多重量級人物有過一面之緣。

一九六八年一月，我與一群外國記者一起訪問白宮。我們坐在內閣室，聽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高談闊論，談他對越南的承諾，長達四十分鐘。幾周以後，他宣布不競選連任，讓美國民眾大吃一驚。在那天上午的內閣室會面中，我們眼前的詹森幾乎與漫畫中的他沒有兩樣。他不斷用鉛筆在擺在面前的記事本上畫著，邊指手畫腳地說道，「你們之中有人喜歡金髮美女，有人喜歡紅髮美女，還有人可能根本不喜歡女人，我現在就要告訴你們我喜歡的是哪一型。我準備與胡志明找一家好酒店見個面，一起坐下來享用美食，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在長篇大論過後，這位大塊頭總統對眼前的反戰專欄作家沃爾特．里普曼（Walter Lippmann）拋了一句回馬槍，沒有答問就突然起身離開內閣室，我們也整理筆記，紛紛起身。突然詹森晃著腦袋又在門口出現，他以一種幾近羞澀的口氣說，「在你們走以前，我想問一下：你們之中有沒有人因這次會面，而改變之前從各種見聞中對我的印象？」眼見身為總統的詹森竟如此無助，讓我們都訝異得說不出話。

一九七〇年，我從高棉與越南為英國廣播公司電視台（BBC TV）的《二十四小時》（24 Hours）節目做系列報導；翌年重返越南繼續這個系列，訪問了阮文紹總統，並走訪寮國。為製作這個系列的許多主題，我曾跟隨美軍第二十三師進入協德（Hiep Duc）山谷進行掃蕩、曾乘坐一架越南「天襲者」（Skyraider）攻擊機目睹空中掃射、也曾在中央高地（Central Highlands）報導「六號火力基地」（Firebase 6）之戰。那一年稍後，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周恩來握手。一九七三與七四年，我再訪越南。一九七五年，我報導越戰最後幾場戰事，包括蜆港即將淪陷前的混亂，以及之後在西貢各地的報導。

我原也打算與另幾名記者留下來，採訪北越的接管。但在最後一天下午，我失去信心，強行闖過圍在美國大使館周圍嚇得半死的越南民眾，在幾名陸戰隊警衛協助下翻過大使館圍牆。幾個小時後，我乘坐一架歡樂綠巨人（Jolly Green Giant）來到中途島號（USS Midway）航空母艦。

當年我的新聞報導生涯還不成熟，但時到今天，當我描繪這場越軍、法軍與美軍所謂「窮山惡水之戰」的過程中，當年那些經驗卻為我的報導憑添幾分「個人寫實色彩[3]」。我在之後幾年又見到羅伯．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以及越戰時代另幾位巨人，還與亞瑟．史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結為好友。

所有的戰爭都不一樣，但同時又都如出一轍。至少在美國就有一種甚囂塵上的說法，說越戰為經歷這場大劫的人帶來無與倫比的恐怖，數不盡的越戰老兵痛苦回憶故事就是證據。但任何經歷過羅馬—迦太基爭霸戰、歐洲三十年戰爭、拿破崙征俄之戰或一九一六年索姆河戰役[4]（Battle of Somme）戰役的人，對所謂印度支那戰爭更恐怖的說法都會嗤之以鼻。無論發生在二世紀或二十世紀，用長矛與刀劍施加的暴力，或大軍過境對無辜百姓造成的創傷，可怕程度並無不同。在中古戰場上，攻城士兵遭守城敵軍用滾燙熱油澆得全身冒煙，情況未必比遭燃燒彈殺戮的二十世紀戰士好些。所有的戰爭都免不了燒殺、擄掠、強暴、黑市以及對平民與戰俘的暴力。根據倫敦皮卡迪利突擊隊[5]（Piccadilly commandos）的說法，一九三九至四五年間歐洲城市的妓女，與之後的西貢相比毫無遜色。但大戰結束，出國征戰的男子解甲返鄉，沒有人會向他們提起這段汙穢不堪的往事。影片中一切經當局認定「過於寫實」、有損士氣的的鏡頭，也在公開放映以前遭到刪除。

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崛起的新「啟示」心態推波助瀾下，突然間，美軍與南越軍犯下的種種醜行每晚開始出現在電視黃金檔時段。其中幾個鏡頭，包括西貢警察總監在一九六八年春節攻勢期間槍決一名越共戰俘、一個小女孩在一九七二年一次燃燒彈轟炸時光著身子哭叫奔逃，對美國作戰意圖造成的傷害甚深。但北越方面從不公開共產黨將反對他們的原住民活埋，或越共在發動攻擊時遭守軍彈幕掃倒的任何畫面。在北越的廣播中，你只能見到英勇抗敵的故事，還有就是資本主義空中轟炸造成的、令人心痛的慘狀。出現在你眼前的，一方是超級強國使用B-52轟炸機等等凶狠惡毒的科技展開大舉屠殺；另一方是戴著草帽或遮陽帽、靠涼鞋與自行車運動的農民軍，這種強烈對比為共產黨帶來巨大宣傳優勢。在許多西方青年眼中，胡志明的「自由鬥士」充滿浪漫激情。五十年前，一些鷹派人士曾說，美國因為媒體掣肘而輸了越戰，這麼說似乎不正確。但迫於當年的電視與新聞報導，西方人確實無法不理會戰爭造成的人命損失，無法否認軍方的種種愚行、錯誤。

就在我二十四歲生日當天，我第一次飛抵西貢。我聽從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記者尼古拉斯．托馬林（Nicholas Tomalin）的建議，來到自由街（Tu-do Street）一家印度人開的書店，因為這裡開出的美元黑市價全西貢最好。托馬林當時對我說，「要記住，他們說謊，他們說謊，他們說謊。」他所謂「他們」指的當然是美軍指揮部，而且他說的也沒錯。但就像當年許多西方記者一樣，他忽略了一個重點：河內也一樣。這倒不是說，因為如此，我們就可以接受「軍援越南指揮部」（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 Vietnam, MACV）與「美國公共事務聯合辦事處」（Joint US Public Affairs Office, JUSPAO）扯的許多謊，但當年許多西方媒體在所謂「信用差距」的判斷上，忽略這一重點確屬事實。

此外，儘管美國與南越發言人不斷編織著謊言，軍援越南指揮部一般不會禁止記者往訪現地，眼見為真。根據一種堪稱空前的新聞開放政策，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其中有許多是反戰死硬派，可以免費搭乘固定翼飛機與直升機前往第一線採訪任何衝突。根據我的看法，與共產黨的一切保密相形之下，美國的相對開放使美方在道德上略占上風。美國政治家與指揮官們犯下的嚴重錯誤，不是他們欺騙世人，而是他們騙了他們自己。

在今天的越南，集體主義經濟政策大體已經廢棄，但越南獨裁政府的統治法統完全來自它在一九七五年的勝利。也因此，它的那套取勝說詞不容任何人稍有玷汙，劫後餘生者皆三緘其口，沒有人膽敢放言說出當年實情。這種不透明政策取得驚人成功，無論西方或亞洲國家作者，在處理越戰這個主題時，大體也都依循這套說詞的框架而行。雖說美國的檔案不大可能仍然藏有什麼重要秘密，但許多美國檔案一定還鎖在河內。就像修正主義保守派那些極端愛國的作法一樣，美國自由派那種近乎自虐的態度，也扭曲了歷史真相。不久前，我問一名越戰時代名氣極響亮的記者，「如果當年北越准許人民走上河內街頭，發動反戰和平示威，有多少人會走上街頭？」他毫不猶豫答道，「沒有人會上街，因為北越人民百分百支持打這場仗。」

這說法似乎無知得離譜：大多數正常人會極力避開為他們自己與心愛的人帶來苦難與悲傷的經驗。當年許多西方反戰人士引經據典地說，美國使用可怕的暴力打一場不可能打贏的戰爭；其中有些人進一步引伸說，既然美國沒有擁抱正義，北越一定站在正義的一方。但在河內政治局與「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統治下的南越人民，雖說送走了軍閥與地主，迎來的卻是史達林門徒更兇殘的高壓統治。民主政治讓選民有權剷除讓他們不滿的政府，但共產黨統治一旦確立，公開投票也走入歷史。自一九五四年以來，河內統治下的越南人就沒有公開投票過。

在戰爭作為上，北越政治局享有重大優勢。他們可以付出驚人的人命代價，而不必擔心媒體或選民有所不滿；他們可以在戰場上一再挫敗，卻不會遭遇絕對敗戰之險，因為美國已經表明不會入侵北越。

相形之下，南越在戰場上一旦失利，它的命運就無法扭轉。越南共產黨的鬥爭，與蘇聯在一九四一至四五年間的戰爭作為有可觀的近似之處：史達林祭出愛國主義、意識形態與強制義務等法寶，要俄國人拚死作戰，三十年以後的胡志明與黎筍也如法泡製。共產黨的戰士或許真的比西貢的士兵善戰，但除此而外，要說他們是越戰中的好人，恐怕還有得商榷。

這本書的字裡行間充滿殘酷與愚蠢，但在這整個大環境中，許多各種年齡層的男男女女，包括越南人與美國人、軍人與百姓都表現得端正體面。我要說出這些人的故事，因為太多越戰故事只是一味陳述它的殘酷無情、它的背叛血腥，而讓太多的善行義舉埋沒在戰火硝煙中，這樣不對。我決定不作基本政治研究，因為學者們已經在美國檔案中挖掘了幾十年；針對西方參戰國決策的研究也已鉅細靡遺、無所不包，其中斐德烈．羅吉法（Fredrik Logevall）的著述尤其堪稱代表。肯．休斯（Ken Hughes）在二〇一五年對白宮錄音帶作的詮釋與分析，將尼克森與季辛吉在一九七三年巴黎協定以前的思考與決策建了一個幾乎不容置疑的紀錄。我把研究重點主要擺在賓州卡萊爾（Carlisle）的美國陸軍軍事遺產與教育中心（Military Heritage and Education Center）、佛吉尼亞州關蒂柯（Quantico）的美國陸戰隊檔案處（US Marine Corps’ Archive）。我在德州科技大學（Texas Tech University）設於魯巴克（Lubbock）的越戰研究中心（Vietnam War Study Center）研究線上資料，還對各種年齡層的男男女女，有越南人也有美國人，作了近百次訪談。在莫里．普利班諾（Merle Pribbenow）大力協助下，我讀了好幾千頁經過翻譯的越南備忘錄、文件與歷史。

不久前播出的那部伯恩斯—諾維克（Burns-Novick）製作的電視紀錄片，在全球各地重新喚醒了有關這場惡戰的意識。任何像我一樣在二〇一八年發表有關越戰著作的史學者，都欠了這部紀錄片的情。一連三代慘遭戰火折磨的越南人，直到今天仍然無法掙脫戰爭陰影。我希望我這本書能將這段痛苦經驗表述一二。

馬克斯．黑斯廷斯
於英國伯克郡（Berkshire）的奇爾登佛利艾（Chilton Foliat），
以及馬來西亞蘭卡威（Langkawi）的達泰（Datai）
二〇一八年五月

原注：作者在二〇〇〇年出版的《上戰場》（Going to the Wars）中，描述了他採訪越戰與其他幾場戰爭的經驗。 back

編注：索姆河戰役，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至十一月十八日發生於法國北方索姆河區域的戰爭，是一戰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會戰。英、法兩國為突破德軍防禦並將其擊退到法德邊境，於是向位於索姆河區域的德軍陣地發動進攻。雙方傷亡共一百三十萬人，是一戰中最慘烈的陣地戰，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於實戰中使用坦克。 back

譯注：皮卡迪利突擊隊，二戰期間活耀在倫敦皮卡迪利圓環的一群賣春女的統稱。 back

第1章美女與許多野獸

Beauty and Many Beasts

◎戀戀不捨的帝國夢

在數不盡戰爭悲歌中，越戰是一場悲劇中的悲劇。談到這場漫漫浩劫，不是從一個法國人，也不是從一個美國人，而是從一個越南人開始。段方海（Doan Phuong Hai，譯音）於一九四四年生於六號公路（Route 6）邊一個村莊。當地雖然距離河內僅僅十八英里，卻非常質樸。在段方海最古早的印象中，有一幕就是村子市場邊小山丘上、法軍哨站周圍那些生了銹的鐵刺網，還有風吹鐵刺網發出的嘯聲。鐵刺網背後，那面法國三色旗下，住著一個越南人喇叭手，名叫元。幼小的段方海很喜歡元，曾用元送給他的一些空奶油罐、金屬瓶蓋做了一輛心愛的玩具車。段方海會與一群孩子團團圍坐，聽元講述他的許多英勇戰績，邊偷看元腿上那塊石灰岩山（Limestone Mountain）之戰留下的傷疤。在那場戰疫中，元吹響衝鋒號，外籍兵團衝鋒，殺了一百名共產黨。孩子們喜歡撫摸元的斜紋臂章，將元偶而送給他們的空彈殼視為珍寶。

有時元會以一種低沉、哀傷的聲音唱著，或許唱的是他之前一年去世的母親；有時，他還會帶著他那一小群孩子軍來到河邊，吹著各式各樣軍號，「有些讓我們聽得熱血沸騰，有些讓我們想哭」。一九五一年，段方海一家人將所有家當搬上一輛老巴士，遷往河內。元班長那天在路邊檢查哨值勤，給了他兩片口香糖、還在他耳朵上輕輕揪了一下做為臨別贈禮。巴士啟程，段方海見到元在飛揚塵土中朝他揮手。房屋、稻田、竹林、以及村子盡頭那幾棵大樹逐漸在他眼前消逝，也永遠離開了他的人生。就像之後半個世紀越南人一樣，他就此走上顛沛流離、雖不乏喜悅、但多的是悲苦辛酸的人生旅程。段方海後來自己也當了軍人，但再也不曾有當年元與他的喇叭為自己帶來的那種浪漫情懷。

越南人在西元九三八年將中國人趕走以前，被中國統治了一千年；之後中國人曾幾度重返越南，直到一四二六年才終於徹底離開。越南雖說享有獨立，但情勢始終動盪不安，治理也乏善可陳。敵對王朝分別控制北方與南方，直到一八〇二年嘉隆帝一統南北，從順化城（Hue）展開統治為止。十九世紀末，法國在帝國版圖擴張熱潮中看上印度支那（Indochina，即中南半島），開始在南方以武力不斷擴張勢力，建立交趾支那（Cochinchina）。一八八三年五月，當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在巴黎投票，決定籌措五百萬法郎軍費派遣遠征軍進駐交趾支那、建立「保護國」時，保守派政治家尤．杜拉法索（Jules Delafosse）說，「各位先生，讓我們先把名稱問題弄對了再說。各位要的不是一個保護國，而是一個屬地。」當然，交趾支那就這樣成了法國屬地。法國投入兩萬大軍攻略越南北部的東京（Tonkin）。經過一年苦戰，法軍占領東京，開始以嚴刑峻罰進行統治。法國當局雖說廢了通姦犯要被大象踩死的古刑，但將一切挑戰法國霸權的人處以過去只用來懲罰竊賊的砍頭。殖民當局在西貢建了一座提煉廠，鴉片消費開始暴漲。

越南面積十二萬六千平方英里，比義大利或法國本土略大，境內山嶺疊嶂，異國風情植被與溽暑、肥沃的濕地交錯。只要能夠撐過在暑熱中掙扎的痛苦，幾乎所有訪客都為越南之美嘆為觀止。於是有人寫下讚美詩句：「幾乎每一處水牛悠遊其間的稻田，都有一隻白鷺啄食著小蟲；草木青蔥得刺人眼簾；色澤有如奶泡咖啡般的大河，河邊渡口站著等船的人；華麗的佛塔和高蹺木屋被狗與鴨子環繞；騰騰暑氣伴著莊稼的氣味，再加上隨處可見的小溪，都給人一種肥沃、一種自然滋生、成熟結果的感覺。」

越南人的編織工藝舉世無雙，他們製作的草棚、籃子、與錐形草帽令西方人讚不絕口。陳列在街頭小販攤位上那些奇形怪狀的死雞鴨，隨處可見的算命的、擲骰子賭博的，各式各樣的香料，還有像蝙蝠一樣大的叢林蝴蝶，也令西方人稱奇不已。這裡有燦爛的水文化：人們用舢舨悠遊於車輛到不了的小溪與運河深處；釣魚不僅好玩，還為居民帶來取之不盡的食物。令訪客流連忘返的除了鬥雞與賭場之外，還有順化皇宮那許多排場與儀式。法國人在順化扶植了一個傀儡皇帝，他擺下的酒宴有一道烤孔雀大餐，據說孔雀肉與嚼不動的小牛肉差不多。湄公河（Mekong）三角洲的居民對順化古都附近的沿海地區疑忌頗深，他們說，沿海地區「山不是很高，水不是很深，但當地男人狡詐，女人縱慾過度。」一個喜愛越南人的西方人寫道，越南人說起話來抑揚頓挫，「用一連串甜甜的呱呱聲譜出單音節語言，像鴨子唱歌一樣。」

越南有五十種族裔，其中最原始的幾個部落都位於虎、豹、象、熊、野豬、與亞洲犀牛出沒的安南蠻荒。北部的紅河（Red River）與南部的湄公河兩大三角洲農產極為豐富，米糧出口貿易的興旺終於導致法國眼紅。就像美國人向西部擴張、英國殖民當局在非洲各地割據一樣，法國人也在安南據地稱雄，印度支那人民開始向征服他們的西方主子納稅。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百分之七十農民淪為佃農或小地主，在印度支那聚斂驚人財富的一百多家法國養殖場主，毫不留情地剝削越南人。套用一名英國訪客的話說，他們「就像過去的貴族對待奴隸一樣，完全不把越南人當人看待，或許不這麼做不可能辦到有效剝削」。

在殖民當局的制度性殘酷助長下，法國農場主、橡膠大亨與礦場老闆對他們的員工予取予求。殖民當局並且以人為手段將法郎兌越南比索的匯率訂得很高，為巴黎國庫賺進不少好處。法國也將它的語言、教育、與文化成功灌輸了許多越南人。一名學童回憶說，班上教師告訴他，說他的先祖是高盧人[6]（Gauls）。後來，多虧他在法軍擔任士官的父親嚴肅而自豪地對他說，「你的祖先是越南人」，他才知道真相。一名澳洲外科醫生寫道，就算出身相對低微的越南人「對他們的悠久歷史與古文明也相當有感」。

他們的情況相較於比利時統治下的剛果人（Congolese）略勝一籌，但不如英國統治下的印度人。中、上層越南人的生活有一種矛盾，他們不得不接受歐式文化與語言，但除了上班，他們幾乎不與法國人往來。一九四三年出生的阮通（Nguyen Duong，譯音）自小愛看《丁丁歷險記》（Tintin）與法國間諜小說。但就像所有亞洲人都將掌摑視為奇恥大辱一樣，他對學校裡法國教師動輒掌摑學生的作法也深惡痛絕。他從未見過父母招待過法國友人，或與法國人外出用餐。諾曼．路易斯（Norman Lewis）筆下的西貢是「一個位於熱帶國家的法國城。就像有人將牙買加的金斯敦（Kingston）稱為西印度群島的牛津一樣，西貢也有遠東巴黎之稱。它一直就給人一種純商業的感覺，因此一切相安無事，沒有激情，沒有炫耀……兩萬名歐洲人就這樣聚居在羅望子樹成蔭的街邊。」

對搜刮獲利的一方，殖民地的日子快活似神仙，只是好景不常，過慣這種生活的人會染上比瘧疾或痢疾更兇險的病：在鴉片與僕人簇擁下，出現在東方世界的那種讓人癱瘓的萎靡，久居印度支那的法國人都知道「le mal jaune」（黃鬼子）的可怕。法國人雖說身為統治者，但仍然難免遭到當地上層社會分子的鄙夷。越南人由於有一種用搪瓷染黑牙齒的傳統，對白齒很瞧不起：曾有個皇帝在接見一名歐洲國家大使時說，「這個有一口狗牙的男子是什麼人？」諾曼．路易斯曾寫道：「他們太文明，不願在見到白人時吐口水，但他們會裝出全然冷漠……就連拉黃包車的苦力，在一言不發、拿了白人顧客兩倍車資之後，也會立即掉頭，故作不見狀。那種自己只是個洋鬼子、遭到眾人唾棄的感覺真不好受。」

能夠面對法國統治而無動於衷的越南人少之又少，地方暴亂層出不窮。一九二七年，湄公河三角洲的榮金（Vinh Kim）村出現一個叫做「聯合女子樂團」（United Women’s Troupe）的少年演藝團體，演出反殖民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越南鄉間，出現許多示威、焚燒農作、叛軍亂黨事件。在重債擠壓下，許多農民因付不出稅金而下獄。高利貸情況猖獗，到一九四三年，人數占農民總數不到百分之三的地主擁有幾乎半數越南土地。殖民當局對這一切視若無睹，認定高壓是最好的藥方。一名越南保安官嘲笑一名被捕的革命分子：「螳臂怎能擋車？」

游擊隊與土匪在所謂「les grands vides」（大缺口）的蠻荒地區不斷出沒。普羅康多（Poulo Condore）島上那座可怕的監獄永遠人滿為患，對那些發配到島上的越南人，法國當局就連裝模作樣的審判程序也免了。普羅康多不久成為人們口中的「革命大學」，許多日後在獨立鬥爭中扮演要角的人物都曾在島上服刑。有意思的是，後來成為二十世紀最著名革命家之一的越南革命領導人胡志明，是極少數沒有進過這所「大學」的例外。

胡志明於一八九〇年生於越南中部村落，原名阮生恭。他的父親是出身卑微的庶子，後來成為地方官，但之後放棄官職，成為遊走各地的教師。胡志明像武元甲、范文同、與之後的吳廷琰一樣，都是一八九六年創辦的順化「國學」（Quoc Hoc）中學的學生。胡志明在一九〇八年因參加革命活動遭國學開除，他拋開家族牽累，先在一個村學裡教了一段時間書，隨即在一九一一年上了一艘法國貨輪，在鍋爐間與廚房打雜。之後三年，他隨船環遊世界，然後在讓他頗為嚮往的美國待了一年，隨後在倫敦卡爾登飯店（Carlton Hotel）擔任助理糕點主廚。胡志明越來越積極投入政治，與來自愛爾蘭、中國、印度等四面八方的許多民族主義人士結交。他能說流利英語與法語，還能說幾種中國方言，後來還學會了俄語。

胡志明在一九一九年起草一份請願書，送交出席凡爾賽（Versailles）和會的美國總統伍德洛．威爾森（Woodrow Wilson），要求威爾森支持越南獨立。胡志明在信中說，「所有……陷於文明對抗野蠻之爭的民族，無不充滿希望，期待著即將展現在他們眼前的公理與正義時代。」他出席一九二〇年法國社會主義大會，發表後來馳名的演說：「要我用短短幾分鐘時間向諸位陳述資本主義匪徒在印度支那犯下的種種罪行，根本不可能。監獄比學校多……我們沒有新聞與言論自由……我們沒有移民或出國旅行的權利……他們盡全力用鴉片、用酒麻醉、殘暴我們。他們……為保護（非越南的）利益，屠殺成千上萬人民。」胡志明開始經常引用列寧的話，為左派雜誌供稿。

一九二四年，他往訪莫斯科，會見俄國新領導人，在所謂「東方工人大學」（University of Oriental Workers）度了幾個月，然後前往廣州，為蔣介石的蘇聯顧問擔任通譯。三年後，蔣介石反共，胡志明逃回歐洲。一名法國友人描述當年在一座跨塞納河（Seine）的橋上與胡志明的一段對話如下，胡志明若有所思地說，「我原本一直以為自己會成為一個學者或作家，但我走上了專業革命這條路。我在許多國家旅行，但什麼也沒見到。我奉有嚴令，行程也經過精心安排，再想改變路線看來也辦不到了，是吧？」

誰下的「嚴令」？胡志明的一生有許多謎。他從未結婚，對政治鬥爭的投入似乎總能滿足他的情緒需求。為他的環球旅行出資的金主是誰？他是領錢為莫斯科辦事，還是說他只是接受一些志同道合的旅行夥伴的資助？他成為共產黨不足為奇，因為世上資本主義信徒與他的信念勢同水火。他的著作與思想雖說並無新意，但他善能鼓動他人，讓他人信他、對他忠誠、甚至愛他。幾年以後，一名越南學生寫道在巴黎與胡志明初次謀面的情景：「他有一種蒼白、弱不禁風的神氣。但這反而突顯那像衣裝一樣、裹在他身上的沉著、冷靜的尊嚴。他為人帶來一種強大、寬宏的心靈意識，像一記重拳般擊在我心上。」

一九二八年，胡志明遷入印度支那民族主義流亡人士匯聚的曼谷。翌年他來到香港，在一座正在舉行比賽的足球場主持越南各敵對派系領導人會議，以躲避警方耳目，他說服與會派系領導人團結在印度支那共產黨旗幟下。莫斯科「共產國際」（Comintern）於一九三一年正式承認了印度支那共產黨。之後幾年，越南爆發一連串叛亂。法國隨即回應，一方面轟炸叛軍涉嫌聚居的村落，同時將叛亂領導人送上斷頭台。胡志明雖說與這些暴亂事件沒有直接關連，但這時已成為歐洲列強各殖民地通緝的要犯。歷經多次風險，他說服一名香港醫院員工謊稱他已死亡，趁機逃進中國。之後他往返中、俄兩國之間，在貧病交加下苟延殘喘。在這段期間與他會面的一名法國共產黨特工說，胡志明「興奮緊張，不住顫抖，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他的國家」。

一九四一年初，在離國三十年後，胡志明秘密返回越南，用一雙腳與舢舨旅行，開始以筆名「胡志明」寫作，「胡志明」即「光明使者」之意。五十歲的他寄居越南北部山間洞穴，在洞裡會見尊他為「胡叔叔」的年輕人，包括范文同、武元甲等後來成為革命英雄的人物。武元甲向自己率領的那一小股游擊隊首次引見胡志明時說，「同志們，這是一個住在這裡的老頭，一個熱愛這場革命的農民。」不過他們很快發現，這老頭不僅不村俗，而且絕不是農民。胡志明為那些從未見過河內的人畫地圖，還教他們怎麼挖茅坑。有個老革命後來回憶說，「我們當時暗自心想，『這老頭是什麼人？放著這麼多可以教我們的不教，卻教我們怎麼挖茅坑！』」無論怎麼說，胡志明很快成為這支游擊隊與整個越南獨立聯盟（簡稱「越盟」）的領導人。一開始，越盟眾領導人並不諱言各自的意識形態，直到很久以後才公開承認共產主義是他們的唯一信條。

納粹稱霸西歐讓法國在殖民地威權掃地，也加深了農民的苦難。在印度支那，法國開始征用火柴、布料、燈油等基本用品以因應本國需求。湄公河三角洲在一九四〇年發生一次共產黨領導的短暫叛變，揮著鐮刀錘子旗的叛軍殺了幾名法國官員，攻下幾處軍隊哨所，他們占領糧倉，就地分糧，還搗毀幾座橋樑。這次所謂南奇村（Nam Ky）暴動僅持續了十天，只有少數在地人參與，但它突顯了鄉間民怨沸騰之勢。

從一九四〇年夏季起，日本利用它享有的區域性壟斷優勢開始在印度支那駐軍，首先切斷西方對中國的運補路線，之後步步進逼，建立占領區，迫使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儘管法國仍然保有名義上的權威，當時印度支那真正的主子是日本人。日本人亟需商品供應本國產業，並且認定越南人應該減少稻米生產，增產棉花與黃麻。這種政策再加上強制性食品出口，逐漸在東南亞產量最豐的米倉造成饑荒。

一九四四年，印度支那旱澇成災，哀鴻遍野。至少一百萬越南人死於饑荒，占東京（越北的東京）約十分之一的人口，災情之慘與同期間英屬印度發生的東孟加拉（East Bengal）大饑荒不相上下。一些可靠的報導說，越北地區確實出現人吃人的悲劇，但沒有法國人捱餓的傳聞。對許多越南北部的居民來說，這場饑荒仍是生平最可怕的經驗，就連之後的戰亂也比不上。一個住在河內附近村落的農民說，他最早的記憶就是他的母親斥責孩子浪費食物：「你若記得一九四五年，就不會這麼做。」

還有一個農民描述農村十室九空、饑民覓食的慘狀：「骨瘦如柴、衣衫襤褸的饑民徘徊在每一條鄉間小路與城市大街。接著路邊、寺廟庭院、教堂園區、市場、公園、巴士與火車站開始出現屍體。一群群飢餓的男女抱著嬰孩，拖兒帶女地闖入每一處可以闖入的田地與菜園，尋找他們認為可以充飢的東西：生香蕉、香蕉樹的核與莖、竹筍。我住的那個村的人不得不以武力保護他們的田地。」牛車載走屍體，送到集體墳場埋葬。一天，他三歲的妹妹在屋外吃一塊米糕，一個「衣衫破爛、活像鬼魅」的瘦弱年輕男子衝上來，從她手裡搶了米糕，迅速逃逸。

在有些地區，有人設了義廚為饑民施粥，這些義廚前面總是大排長龍。當年十幾歲、住在東京地區的文琪（Van Ky，譯音）說，「早上打開前門，你可能看見一具躺在那裡的屍體。如果你見到一大群烏鴉，表示那下面有死屍。」文琪後來成為越盟著名民謠歌手。這樣的人生經歷培養出文琪這類革命鬥士，自也不足為奇。文琪於一九二八年生在農民之家，但他得天獨厚，成長於舅舅的書香門第，從舅舅那裡學習拉．封丹[7]（La Fontaine）寓言，還根據這些故事演出小小舞台劇。他從幼年時代開始閱讀維克多．雨果[8]（Victor Hugo）的《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這類名著。十五歲那年，他為共產黨散發傳單，成為當地秘密民兵組織的頭子，直到共產黨發現他的藝術才能比軍事才能對革命大業更有用為止。當年共產黨宣傳部門非常擅長利用音樂，他們將傳統民謠改編，由樂團巡迴各地演唱，宣傳黨的訊息。文琪寫了一首民謠〈希望〉（Hy Vong），在抵抗運動唱響。他的經驗證明獨立鬥爭的一個重要層面：對法國文化的尊重，無損於越南人要法國撤出越南的決心。

◎越盟進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階段造成重大區域性後果。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人發動政變，罷黜法國傀儡政權，全面掌控越南。只有在被殖民的民族認定殖民者高他們一等、殖民統治勢所難免的情況下，殖民制度才能持續，但這種白種人高黃種人一等的概念在東南亞永久改觀了。日本人統治手段殘酷，引起越南人反彈，但越南人也對同是亞洲人的日本人竟能如此威懾法國人，留下深刻印象。有越南人因此稱日本人「oai」，即「讓人敬畏」之意。那年七月，美國支援越南游擊隊的組織：戰略情報局（OSS），派出一支由阿基米德．巴蒂（Archimedes Patti）少校率領的特工，前往印度支那工作。巴蒂與胡志明會合，並在一處宿營。那些乳臭未乾的年輕人，就像二戰期間太多在世界各地敵軍占領區內工作的英、美青年一樣，對於能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中找到戰友感激不已：他們愛上那種異國環境的浪漫，與招待他們的主人結為密友。一名二十二歲的游擊隊嚇唬一名戰情局特工說，不可以走出丹太（Tan Trao）的營區，「因為如果日本人逮到你，會把你像豬一樣吃了。」但這名游擊隊事後大笑不已地向武元甲說起這事時，遭到武元甲喝斥：「我們是革命黨，這個組的人是我們的盟友，我們必須以一種文明、有禮的方式與他們交談。」

華府的印度支那決策既笨拙又變幻不定，盟軍領導人忙著徹底擊敗德國與日本，但從南斯拉夫到緬甸、從希臘到越南，在地民族主義分子一心一意只想在軸心國撤軍後掌控政權。從殖民地人民的角度看來，趕走法西斯獨裁卻讓過去無論是法國人、英國人或荷蘭人的殖民主子將枷鎖再次套在脖子上根本沒有意義。戰略情報局那支與胡志明會合的小組對胡志明的氣質心儀不已，聽信胡志明的說詞，認定越盟會運用他們提供的武器打擊日本人。事實上，越盟只對日本占領軍發動了少數幾次充做樣板的小規模行動，卻集中力量打造組織，把武器保存下來對付法國人。胡志明指派武元甲為軍頭，武元甲原是教師，對歷史極有興趣，但從沒受過任何軍事訓練。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成立所謂越南解放軍宣傳隊（Vietnamese Liberation Army Propaganda Unit），全員總計只有三十四人，其中包括三名婦女。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這個宣傳隊併入「解放軍」。

越南現代史學者得意洋洋地紀錄了當年共產黨人如何利用西方武器與訓練來追求本身的目的。一九四三年，在盟軍占領法屬馬達加斯加（French Madagascar）之後，英國秘密作戰組織「特戰執行隊」（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軍官在維琪（Vichy）政府的一座監獄中徵招了七名越南囚犯。這七名越南人向解放他們的盟軍保證，說他們渴望返回越南與法西斯作戰，但不提他們將法國人也視為法西斯。越盟在日後的一份報告中說，「這七名情報人員表面上是盟軍特工，但骨子裡是共產黨員」。在接受戰技、情報訓練之後，這七名越南人以跳傘方式回到越南。他們原本擔心會因為替特戰執行隊工作而遭共產黨排斥，但他們受到共產黨熱烈歡迎，還立即奉命向加爾各答（Calcutta）發電，要求更多武器、無線電、與醫療補給。

大戰於一九四五年八月突然結束，讓胡志明得以採取主動，填補出現在北部的權力真空。他的使者說服越南那位古怪、懶惰的年輕傀儡皇帝保大寫信給巴黎政府說，想保護法國的立場，唯一辦法就是「坦誠而公開地承認越南獨立」。巴黎的臨時主子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不肯回覆這封信，但也不得不眼睜睜、看著保大在八月二十五日退位以前邀胡志明組織政府。胡志明要支持他的群眾湧入東京地區首府河內，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他在河內巴亭（Ba Dinh）廣場對數以萬計、欣喜若狂的群眾宣布建立越南國。胡志明說：「法國人逃了，日本人垮了，保大皇帝已經退位，我們人民已經打破一百多年來綁住我們手腳的桎梏。」

巴亭廣場宣布建國的新聞在全國各地播出，當年住在順化南方的一名學童日後回憶：「我們的老師高興得不得了，對我們說，我們必須走出去，好好慶祝獨立。他們還說，當我們老了……我們必須記住這普天同慶的日子。」胡志明在演說中引用了美國獨立宣言，加上戰略情報局隊員在升旗典禮中向越南國旗敬禮的照片，也為他帶來一場宣傳大勝。巧的是，就在升旗典禮舉行過程中，美軍一個P-38戰鬥機編隊正好飛經廣場上空：看在成千上萬越南民眾眼中，這無疑是美國對新政府的祝福。

事實上，當然，這一切不過是在華府缺乏決策方向的情況下，一小群充滿理想主義的國務院與戰情局青年的自我表態而已。對胡志明崇拜有加的巴蒂少校，曾說胡志明是「謙謙君子」，另一名戰情局的美國隊員也說，「我們覺得他主要是民族主義分子，其次才是共產黨。」許多年以後，巴蒂承認「我當年（對胡志明引用獨立宣言的用意與目的）或許有些天真……但我堅信越南人有自主的合法權利。再怎麼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爭的不就是這個嗎？」

在大多數革命鬥爭中，有魅力的領導人都是決定因素，印度的甘地（Gandhi）與尼赫魯（Nehru）、肯亞的肯亞塔（Kenyatta）、古巴的卡斯楚（Castro）都是例證。事實證明，由於胡志明在一九四五年一人掌控越南獨立運動，他的政權即使出現明顯短處，甚至犯下野蠻暴行，他建立的法統仍然堅不可摧。當年十六歲的阮高祺日後寫道，在那段歲月的河內，「我與我那一代幾乎每一個人，每天掛在嘴上的一個名字就是胡志明。」許多家庭開始陳列他的肖像。有一個年輕人說得好：「我們渴望一個供我們崇拜的英雄。」法國人從來就沒打算培養一個同情越南人命運的越南政治階級：富有、受過教育的越南人，生活在一個與農民生活的截然不同的世界。胡志明與他的心腹雖說也知道沒有什麼越南人會公開支持共產黨，但他高舉驅逐法國人的大旗，讓廣大民眾團結在一起。之後許多年，他在越南聲望之高幾乎像神一樣，沒有人能跟他爭鋒。

在獨立鬥爭初期的「解放區」，土地透過強制措施從地主轉交到農民手中。胡志明與他的部屬並沒有透露這種土地再分配只是過度手段，最後的目標是農業集體制。政治幹部將俄羅斯吹捧成越南必須模仿的人間樂土。胡志明展現超人一等的政治操控技巧，憑藉本身的魅力，讓所有見到他的人為他的氣質與智慧折服。在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他擁有所有革命家必備的品質：為了他認為能夠造福人民的大業，能夠絕對毫不手軟地犧牲人民。任何政治運動似乎都應該接受一項檢驗：檢驗重點不在於它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或法西斯，而在於它基本上是否人道。據說武元甲曾為越盟回答了這個問題：「這世上每一分鐘總有數以十萬計的人死亡。死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就算死的是我們的同胞，也不算什麼。」

胡志明的作為反映同樣信念，不過他太精，從未在西方人面前表達他真正的想法。他究竟是「真正」共產黨，或只不過是迫於政治必要而擁抱列寧的民族主義分子？有關辯論很多，證據似乎壓倒性地偏向前者。一些為他辯護的西方人認為他是狄托[9]派（Titoist），但胡志明絕不是狄托派：他不斷譴責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脫離蘇聯集團的作法。他公開表示對史達林的崇拜，但史達林對他從未有所回報，既不信任他，也未曾為他提供重大援助。

如果法國在一九四五年效法英國在放棄馬來亞以前的作為，宣布法國準備撤出越南，同時展開接班過程，培養信得過的在地領導人出來主政，越南或許仍有些微可能不致淪入共產黨手中。但法國人不但沒有效法英國，還選了一條慢性自殺之路，宣布絕不容許越南獨立。殖民主義者這種不妥協的作法，讓胡志明在這場獨立鬥爭中占得道德上風。

這項失策主要得由戴高樂負責，他的駐遠東聯絡官皮耶．梅斯密（Pierre Messmer）認為法國必須與越盟會談，但戴高樂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否決了梅斯密的建議。高傲的戴高樂，把重建法國威權的重任交給頑固的殖民主義將領傑利．達尚禮（Thierry d’Argenlieu），任命達尚禮為駐西貢高級專員。在世上若干地方，特別是非洲，缺乏可靠的民族主義運動，讓歐洲人對他們的帝國之夢戀戀不捨，渴望將帝國權力與特權延及下一代。但在越南，就像在亞洲其他地區一樣，一旦地方領導人有了再也禁不了的話語權，有了附和他們的群眾，外國霸權的氣數也走到盡頭。這正是法國耗盡往後十年時間意圖否定的現實。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在越盟於河內奪權之後不到一個月，英國與印度軍隊在西貢登陸。他們放了被關在獄中的法國殖民分子，還在日本人助陣下，用幾場浴血惡鬥打斷了越盟執政之路。英軍指揮官道格拉斯．葛拉希（Douglas Gracey）少將宣稱，「印度支那政府的問題完全是法國家務事。」他手下一名軍官描述與越盟第一次打照面的情形：「他們前來見我，說一些『歡迎』之類的客套。場面鬧得不愉快，我很快就把他們趕走了。他們顯然是共產黨。」有人批判葛拉希，說他用他的軍隊壓迫胡志明的手下。但葛拉希不是凱撒，甚至不是蒙巴頓[10]（Mountbatten）。他不過是相對而言的低階軍官，奉命像當年他在世界各地的許多同僚一樣，用刺刀重建戰前秩序而已。

蔣介石手下的十五萬中國軍隊，按照華府指示開抵越南北部，執行盟軍占領任務。越南人稱他們「tau phu」，即「肥腫的中國人」，可能是因為腳氣病的關係，他們似乎都有一雙肥腫的腳。這些中國人來到越北鄉間，將一切可以吃的、可以拿的全數搜刮盡淨，作為不像軍人，而像蝗蟲。他們對胡志明積極擴張政治權威的事不聞不問，對於賣武器給越盟的事倒是十分熱衷。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第一批法國軍隊開進西貢，但事隔一年多以後，法軍才再次掌控北部。這一年多的延誤為共產黨帶來無價良機，對帝國主義者卻是致命的大錯。

當時十六歲、還是學生的范福逢（Pham Phu Bang，譯音），心目中的越盟是個徹頭徹尾的獨立運動：「我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在日本人席捲越南之初，他見到同是亞洲人的日本人竟能把法國殖民強權打得慘敗，感到激動不已，「就像見到兩頭大水牛鬥角一樣」。在日本潰敗之後，范福逢展開他自己的革命生涯，從粗心大意的中國軍人身邊偷取武器，寫「與胡志明一起奮起」、「自由越南萬歲」的傳單與標語。一天，他上了一列載運米糧到北部饑荒災區的火車，但火車因為一座橋樑遭盟軍炸毀而困在橋頭，無法動彈。負責護送米糧的越盟於是徵用地方村民馱著米袋涉水渡河。一名骨瘦如柴的村民找上年輕的范福逢，這村民已經領到一罐米，但仍不斷哀求，想為自己的孩子再領一罐米。范福逢說，「我們同夥間經常在討論，這些慘劇該由誰來負責？統治越南的日本人？把食物都搶了、拿給自己人的法國人？還是炸毀鐵路的美國人？我們認為他們都有罪。我們又彼此互問：我們這麼弱小的國家為什麼有這麼多敵人？」

一九四五至四六年間，越盟接管非共的「前鋒青年」（Vanguard Youth）運動，並在北部鎮壓其他反對團體。許多與越盟角逐的領導人被捕下獄，鄉間地區數以千計的所謂「人民公敵」遭到清算。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越南舉行全國大選，越盟迫不及待地宣布獲勝，就像印度支那地區之後幾十年舉行的每一次選舉一樣，這次選舉也毫無疑問，操控作假、弊病叢生。由於北部地區還駐有中國占領軍與盟軍代表，有短短一段時間越盟在表面上容許言論自由。但到了六月中旬，大多數中國軍已經撤離，整肅隨即展開。

胡志明的部屬迅速而有效地在農村，特別在接近中國邊界的偏遠地區取得控制權。但相形之下，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區，由於法國已經在一九四六年初重建主控地位，所以共產黨叛亂結構得轉入地下，與殖民政府祕密角逐。許多越盟人犯獲釋，包括二十年以後成為越南統治者的黎筍。法國不斷將越盟分子逐出都市地區，黎筍等人遂在湄公河三角洲鄉間安身，組織游擊隊與法軍作戰。法軍也展開反擊。

法國之所以採取這種註定失敗的策略，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它在二次大戰的慘敗。而印度能夠逃過類似慘劇，或許只因為英國選民在一九四五年大選中展現智慧，投票支持一個社會主義政府，這個政府做出歷史性決定，讓英國從印度次大陸與緬甸撤軍。法國情況大不相同，一九四五年夏，來自蓋亞那（Guyana）的黑人代表耶松．孟尼維拉（Gaston Monnerville）在巴黎說，「若是沒了帝國，今天的法國不過是一個被解放的國家……全靠它的帝國，法國今天才能成為戰勝國。」第四共和[11]（Fourth Republic）一連幾個政府如旋轉門一般進進出出，它們的一切施政全無效率，只有一項例外：它們都下定決心在海外屬地駐軍，而且手段之狠大概只有蘇聯人差堪比擬。一九四五年，在阿爾及利亞伊斯蘭教徒叛亂，殺了一百名歐洲人之後，法軍展開報復，屠殺了約兩萬五千人。一九四七年三月，三萬七千法國殖民統治四百二十萬黑人的馬達加斯加發生暴亂，法軍出動鎮壓，殺了九萬人。只因當時大戰方艾，世人道德勇氣淪喪殆盡，法國方能以如此手段製造屍山血海，而不受任何譴責。類似的血腥暴力衝突開始伸入印度支那，阿爾及利亞與馬達加斯加是重要借鏡。

法國的魯莽與殘酷固然令人稱奇，更讓人不解的是美國竟然支持他們。若是得不到軍援，巴黎的殖民政策會在一夜間崩潰。根據斐德烈．羅吉法的觀察，美國在決定協助法國國內復甦的同時，即使不支援法國的帝國蠢動也不矛盾。但華府決定支持法國重建殖民勢力，部分原因是，甚至在冷戰轉劇以前，華府決策人士已經對共產黨不斷攻城掠地心生不滿。美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固然厭惡殖民主義，但在那個種族隔離情緒仍然濃烈的時代，白人對「次等人種」頤指氣使似乎並無不妥。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法國的政策還沒有像後來那樣與美國站在一起反共，但在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的施政計畫中，越南人或馬拉加西人、阿爾及利亞人等被殖民民族的利益並不重要。

在一開始，一些越南人認為法國勢力重返越南是可以接受的權宜之計，因為這樣可以免除中國人在越南北部的掠奪與搜刮。法國象徵性地承認胡志明是東京地區的主子，保大的名義上的統治也獲得認可。一九四六年七月，胡志明在訪問巴黎討論越南前途問題時，還受到國家元首的禮遇。但這不過是粉飾而已。在隨後於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舉行的會談中，巴黎政府明白表示，之所以找胡志明來，不過是要胡志明聽取指示而已，不是要與他談判權力的再分配。戴高樂說，「法國為她的海外屬地帶來文明，只有與這些屬地結合，法國才是個大國。沒了這些屬地，法國有不再偉大之險。」

法國代表團團長以一種輕蔑的口吻告訴一名越盟代表，「我們只需一次例行警察行動，花八天時間就能把你們全部趕出去。」一連幾星期，胡志明一直悶悶不樂。當時在巴黎留學的一群越南留學生前往旅驛拜見他們心目中的英雄，胡志明當時要他們叫他「胡叔叔」，不要叫他「總統先生」，讓學生們心馳不已。他問他們對越南前途的看法，還用一個下午的時間與他們交談。其中一名學生是將近三十年後成為南部地區革命領導人的張如堂（Truoug Nhu Tang，譯音），他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說，「這世上很難找到這樣一位在類似狀況下而有類似行為的世界級領導人。」當時胡志明發現這群學生有的來自越南北部，有的來自中部與南部，不禁欣喜地說，「太好了！我們偉大家庭的青年……你們必須記住，河川可以流乾，山嶺可能崩垮，但國家永遠只有一個。」他的話深深打動那群愛國青年的心。張如堂說，因為它們讓他們想到「越南領導人一直用來鼓舞人民的口號與詩……從那天下午起，我成了胡志明的忠實信徒。他的樸質、魅力、與親和讓我折服。他……火一樣的愛國熱忱為我提供了一個畢生效法的榜樣」。

胡志明回到東京，知道不可能與法國達成和解。法國人表現得像一個不折不扣的兩面派：隨著可供差遣的軍隊、飛機與軍艦越來越多，法國開始加緊在南部的控制，並將勢力伸向北部。一九四六年夏，法軍指揮官菲利普．里克萊（Philippe Leclerc）說胡志明是法國的敵人，還大言不慚地宣布，說越南之戰已經打贏了。里克萊從沒將武元甲看在眼裡，武元甲原是胡志明手下情報頭子，當時是越盟「國防部長」暫定人，他笑口常開，讓許多西方人以為他軟得多，沒有胡志明那麼狠。事實上武元甲不僅自負，還是個毫不容情的狠腳色：法國人對他的羞辱，徒然使他對殖民主義者更加深惡痛絕。

里克萊後來改變他對印度支那的看法，開始認定在共產黨與非共人士聯手、以民族主義陣線對付法國的情況下，法國無法取勝。但沒多久他因為飛機墜毀而死在非洲，傑利．達尚禮隨即出任駐西貢高級專員，成為法國對越南政策主導人。達尚禮生性狡詐、倔強，他讓巴黎政府相信法國可以打垮越盟：「從現在起，我們不可能再與胡志明打交道……我們必須另外找個可以談判的對象。」法國人打算扶植那位年輕的遜帝保大。但就像世上許多被壓迫的國家一樣，越南情勢也大舉左傾，沒有一個越南人能像胡志明一樣讓這麼多越南民眾為他效命。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談判破裂後，法國對海防（Haiphong）港周邊的所謂越盟據點展開殘酷的海、空軍轟炸，幾千人死難，只有海防的歐洲人居住區沒有被炸。十二月十九日，達尚禮發布要越盟認輸的最後通牒，越盟則在河內發動武裝暴動，前後長達六十天，作為對這項通牒的答覆。越盟最後在無所不在的毀滅中被迫撤離，法國人也自欺欺人，說他們已經奪回東京地區控制權。

但外國觀察家對這種說法存疑。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一名記者在十二月寫道，「一旦陷入這種以恐怖主義對付恐怖主義的情勢，任何殖民帝國最好還是趕快洗手退出為妙。我們見到法軍雖說又一次征服印度支那大部分地區，卻讓法國商人或養殖場主人只能生活在鐵刺網圍繞的園區裡。」胡志明與武元甲開始為持久戰做準備，他們需要建立法國空軍機場與重砲無法夠及的基地。就這樣，作為越盟主力的約三萬名部隊放棄城鎮，撤往西北偏遠地區的越北（Viet Bac）。

這些現在以洞穴或茅屋為家的越盟領導人，從不自以為能取得絕對軍事勝利，他們只想讓法國因為統治成本過高而自願放棄。為達到這個目標，轉入地下的地方團體發動游擊戰，而正規部隊只在條件有利的情況下才會擇定時間、地點出擊。他們主要依賴俘獲的武器，但在約三千名日本逃兵協助下，也開始製造自己的武器。憑藉奇巧智謀，他們尋找法軍棄置的彈殼重新裝填，用俘獲的大砲彈與迫擊砲彈製作地雷。在一開始，他們公開或秘密控有約一千萬人口，這些人大多數向他們付稅，為他們服勞役或兵役。越盟儘管譴責鴉片走私，說這是殖民當局剝削的明證，但胡志明也靠鴉片走私為越盟籌款。

家庭在越南社會中一直享有幾乎神聖的中心地位，但在那段動亂的歲月，許多家庭拆散了。當時十歲的陳浩（Tran Hoi，譯音），父親是個默認法國統治的小商人。陳浩的父親說，「如果必須在殖民統治與共產主義之間做選擇，我選殖民統治，因為這樣做能讓我們接觸到西方文明。」但陳浩那位當醫生的舅舅宣布他決定加入胡志明。就像數不清的越南家庭一樣，陳浩一家人就此四分五裂，直到幾十年以後仍然難以癒合。

譯注：高盧，古羅馬對住在現今法國等地部落人民的稱呼。 back

譯注：拉．封丹（一六二一—一六九五），法國詩人，以《拉封丹寓言》留名後世。 back

譯注：雨果（一八〇二—一八八五），法國浪漫主義作家代表，代表作有《鐘樓怪人》、《悲慘世界》等。 back

譯注：狄托（一八九二—一九八〇），南斯拉夫革命家，不結盟運動發起人。 back

譯注：蒙巴頓（一九〇〇—一九七九），英國海軍元帥，末任印度總督。 back

譯注：第四共和，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八年間的法國共和政府，實施議會制。 back

第2章「骯髒的戰爭」

The ‘Dirty War’

◎壓路機兵團

一九四七年初期幾個月，法國歌手夏利．圖內（Charles Trenet）的低吟：「La mer, qu’on voit danser la long des golfes claires.」（意即：眼前的海水，伴著明亮的海灣起舞）──讓人沉醉在法文美麗的詞藻中。迪奧（Christian Dior）推出「新面貌」（New Look）時裝系列，用緊身胸衣與細腰擄獲時尚女子的心，也宣示節約、儉樸的日子已經告終。法國文化、風格、以及自然與人為之美再一次重登世界舞台。南西．米福[12]（Nancy Mitford）不斷從巴黎發聲，嘲笑她那些說英語的同胞如何在美食、才智、與品味上不是法國人的對手。

但也就是同樣這些聰明、自負、有著極度不安全感的人，選擇投入八千英里外一場殘酷的殖民戰爭。這場戰爭最後斷送了超過九萬條法國人命，越南人的死傷更多得難以計數。生活在法國本土的大多數法國人，對這場維護帝國海外屬地的「la sale guerre」──骯髒的戰爭──，縱使沒有直言批判，也漠不關心。這時已遭政治放逐的戴高樂，終於發現法國在印度支那並無重大利益，而且在越南用兵並無勝算。但一小群人聲嘶力竭地高喊戰鬥，讓法國走上代價奇高的戰爭之路。

喬治．歐威爾[13]（George Orwell）曾說，想結束一場戰爭，最快的辦法就是認輸，法國人何其不幸，花了將近十年才結束這場戰爭。這場印度支那之爭展現的形式，因所在區域不同而不同。在北部地區，殖民軍以大部隊運動對付共產黨部隊，共軍兵力最後達到六萬人，還有不斷進進出出的農民幫他們挑重運補。一份越盟文件說，每年十月到四月的乾季「最利於征戰」，從五月到十月的雨季由於部隊運動困難，宜於休養、訓練、再部署與計畫。在城市地區，法軍忙著對付恐怖攻擊，恐怖分子經常往人潮擁擠的咖啡館扔炸彈、槍擊政府官員等等。這類事件已經成為新常態的一部分：在海防市市長的一次招待會舉行期間，附近發生爆炸與槍擊事件，招待會也暫停了。之後消息傳來，說一名越盟分子在向一處警所投擲手榴彈以後已遭槍殺，招待會隨即恢復，來賓又喝著雞尾酒，繼續交談。在一次不常見的血腥攻擊事件中，游擊隊闖進西貢河（Saigon River）河口附近聖雅克船長市（Cap St Jacques）一名法國人住家，用手榴彈與舊型英國衝鋒槍殺了八名軍官、兩名婦女、六個孩子、與四名越南僕人。

在鄉間，為保護村莊與道路，由將近一千個城堡與暸望台組成的防護網被建成。暸望台周邊埋了地雷，設有鐵刺網、木樁、砂袋、波紋鐵板，還挖了插滿削尖竹竿的壕溝。這些工事對越盟的制阻效應不大，越盟游擊隊經常過來把地雷挖走，供做己用，而且如果越盟打定主意，一般都能攻占一處地方性據點。巡防於黑河（Black River）的法軍小型砲艇也經常與藏身岸邊的游擊隊交火，激戰不已。

同時，在高山與叢林地區，法國特種部隊（Groupement de Commandos Mixtes Aéroportés, GCMA）率領著基於各自理由而痛恨共產黨的部落土著。由於進出這些地區只能靠機場跑道，有些GCMA戰士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加入部落，不少人就此終老高山叢林，未再重返文明。這也是不斷進行傘兵空降作業的最後一場戰爭，有時每周都會有一次空降作戰。但對大多數法軍部隊而言，這主要是一場爭奪道路控制權的戰爭，直升機扮演的角色很小：直到戰爭末期，法軍也僅僅擁有二十三架直升機。步兵使用檸檬（Citron）、橘子（Mandarine）、水銀（Mercure）、千層糕（Artois）、海鷗（Mouette）、與尼斯I與II（Nice I & II）這類詩情畫意的名目為代號，在鄉間發動似乎永無止境的掃蕩作戰。這類行動殺了一些越盟，但不僅將法軍累得筋疲力盡，也讓農民更加痛苦不堪。

武元甲沒有進過戰爭學院，但他愛讀書，是拿破崙（Napoleon）、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與毛澤東游擊戰術的信徒。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他的手下伏擊一支載著殖民當局越南籍政治人物在北部視察的車隊，這是越盟最早期高調宣揚的一場勝利。這次攻擊行動的大膽與效率令殖民當局震驚，事件中有十四輛車輛被毀，教育部長與一名法國工程師遇害。之後類似事件不斷出現，從河內到海防的五號公路成為「血腥之路」。南北走向的一號公路邊一個村落，由於經常發生伏擊事件而遭法國當局以推土機剷平。

雙方競相比狠。越盟在抓到不肯聽命的村長後，往往先施以中古式的酷刑，再當全村農民面前活埋。有一次越盟殺了一名在法軍服役的越南士兵，一名游擊隊員從附近一家人家借來一把鉗子，將死者嘴裡的金牙拔了出來。一個當時目睹這慘劇的孩子事後寫道，「我見過許多屍體，有被砍了頭的，有被斷了手腳、挖了內臟、甚至剝了頭皮的，但最讓我噁心的還是那名游擊隊露著獰笑、手持兩顆金牙的情景。」由於越南社會有祕密結社的悠久傳統，越南人對表面一套生活、暗中一套生活的作法早已習以為常。

在戰場上，法國讓他們的軍隊幾乎隨心所欲、毫不吝惜地運用火力。作家諾曼．路易斯描述了他第一次飛往西貢的經驗，他搭乘一架法航（Air France）客機，坐在他旁邊的一位外籍兵團上校，以一種識途老馬的眼神望著底下的湄公河三角洲。當飛機以兩千英尺高度飛越一叢茅屋時，路易斯見到一股好似香火般的煙從地面裊裊升起，他隨即發現那不是香火，而是一團濃煙。隔不多久，地面上那些移動的斑點也逐漸清晰，那位外籍兵團上校說，「那是在打仗。」路易斯寫道，「不知怎麼，在說這話時，他的心靈似乎已與地面上發生的事結合在一起。他那旅途勞頓的身軀突然變得神氣活現，精神抖擻。就憑著這種像神職人員一般的氣質，他成為機上所有旅客的重心。暴力就在我們眼皮底下上演，但我們幾乎就像正在讀歷史一樣，與底下的暴力漠不相關……想來飛行員在執行轟炸任務時能毫不猶豫地肆意殺戮，一定就是這種心態。」

法軍的殘酷，部分原因是種族支配的習慣使然，部分也因為他們很了解，許多農民就算沒有真正與法國為敵，但農民知道敵人在哪裡，知道游擊隊躲在哪個洞口、哪一條路邊等著法軍。大家都知道，法軍與他們的盟友高台教與和好教──位於南部的教派，擁有相當強大的民兵──每犧牲一個人，就會殺五個平民償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兩百多名越南婦女與兒童在後來成為北越最南方省分的美澤（My Trach）遭到屠殺，儘管證據確鑿，卻始終未見法國對這宗慘案有所聞問。另一方面，在和好教創辦人遭到伏擊遇害等類似事件發生後，套用伯納．法奧（Bernard Fall）的說法，「和好教常把越盟同情分子用繩索綁在一起，把他們一串串丟進河裡，讓他們像一堆堆垃圾一樣、在潮水中載浮載沉，自生自滅。」

載有合眾社（United Press）記者、美國人鮑伯．米勒（Bob Miller）的一艘法國裝甲駁船，一天深夜在一條運河巡邏時，船上探照燈鎖住三艘違反宵禁令的舢舨，其中兩艘舢舨因為不理會要他們停船的命令，而遭法軍機槍子彈打成蜂窩。另一艘舢舨上是兩個老農民夫婦帶著他們的兒子，還有幾袋米糧。那幾袋米在一陣混亂中掉進河裡，老夫婦的兒子也跳進河中設法逃逸。裝甲駁船上一名士兵朝他身上丟了一顆手榴彈，殺了他。一名有禮的法國軍官於是向米勒解釋說，「只有讓民眾了解，違反規定會遭到極端嚴懲，法國才有望占有上風。」占上風？甚至在相對平靜的一九四七至四八年間，外籍兵團一個營因地雷、衝突、與伏擊事件而死傷的人數就高達兩百人。

外籍兵團已經成為印度支那英勇傳奇的一部分，但其他法國軍人瞧不起他們，稱他們是「壓路機兵團」。外籍兵團分子很雜，除了有越南百姓以外，還有希特勒的黨衛軍（SS）與國防軍（Wehrmacht）殘餘分子。他們以強暴、掠奪惡名遠播。生長在一個傳統地方官家庭的楊文美（Duong Van Mai，譯音）描述外籍兵團如何闖進她家，用刺刀畫開箱子，取走他們看上眼的一切財物。她之後隨家人跋涉穿過北部戰區，又遭法軍將她一家人的現金與黃金搜刮一空，還說這是法軍合法徵收的作戰津貼。殖民軍裡面的黑人士兵比較沒有種族歧見，不過他們什麼都搶，連村民積存的鹽與魚露醬都不放過，就像二次大戰期間的歐洲一樣，遭到摩洛哥軍人光顧的地方災情最慘重。越盟的士兵雖說以殘忍出名，但他們同樣也以誠實著稱。

伯納．法奧是奧地利出生的法國作家與冒險家，他有關法國印度支那戰爭的著作常為世人視為經典加以引用：他提出許多鮮活生動的軼事，其中有些還有憑有據；他還對執行叛亂反制作戰的難度做了精闢分析。但他的作品基本上只是宣揚法軍英勇事蹟，身為當代目擊者的他必然對法軍犯下的許多暴行心知肚明，卻對這些犯行隻字不提。法國統治下的越南人也同樣麻木不仁：美國人豪沃德．辛普森（Howard Simpson）親眼見到幾名狂歡作樂的法軍傘兵駕著一輛吉普車，在西貢一條市街上橫衝直撞，把擺在街邊曬乾的幾個裝滿紅辣椒的竹籃撞得四分五裂、散落一地。吉普車過去以後，兩名老婦人默默走上來，費盡辛苦地收拾，盡可能挽回一些可以挽回的東西。當然，這不過是大悲劇下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插曲，但辛普森自問，遭到如此怨屈，那兩名街頭小販怎能就這樣逆來順受？

早在一九四八年，法國人曾不很熱衷地試著以保大為首建立一個反共政治陣線。沒隔多久，時年三十四歲的保大結束流亡生涯，返回法國。但懶散、驕縱的保大每天只是忙著與法國政客一起詐財，既無道德、也沒有政治威信的他，關心的只是女人、打獵與遊艇。就這樣，法國決心以軍事手段解決問題，最後在印度支那部署了六十二個步兵營，其中包括十三個北非營，三個傘兵營，與六個外籍兵團營。此外還部署了幾十萬戰力令人存疑的民兵，負責保衛村落與道路。

直到戰爭最後階段，法國一直不缺因為需要錢而志願投效參軍的在地人。有些加入法軍的越南軍人勇敢善戰、盡忠職守，立下赫赫軍功。但更多的人根本無心戰鬥，只是領軍餉、混日子而已。此外，法軍指揮官一直無法解決一個曠日持久的難題：如何集中優勢兵力在北部地區對付武元甲的正規軍，同時在其他地區保護約一千個可能發生衝突的目標。無論是法國、法國的盟友或共產黨，都不具備掌控整個越南的實力。套用克里斯多佛．高夏（Christopher Goscha）的話說，「他們管轄的都是一些相互角逐、像群島一樣的國家，這些國家的主權以及對人民與土地的控制權，隨著軍隊進入、撤出，隨著權力均勢轉移而不斷消長。」沒多久以前本土才遭納粹占領、受盡折磨的法國，竟然能對對戰爭暴行視若無睹，頗令一些史學者感到訝異。但一些法國人對法國遭納粹占領的經驗另有解讀：直到一九四四年中，絕大多數法國人都在納粹淫威下屈服，這證明殘酷的占領手段果然有效。

一九四九年十月，戰事急遽升高。越南北方的巨型鄰國中國變天，由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主政。毛澤東撇開中、越兩國歷史仇隙而支持越盟。突然間，胡志明與武元甲有了在北方的靠山，還獲得許多從蔣介石手下國民黨敗軍擄獲的美製武器。越盟在中國邊界建立訓練學校，數以百計的中國軍事顧問投入武元甲軍中。法國開始在越南西北部承受災難性的折損，駐在越南的法軍為控制情勢而苦苦支撐，因為他們主要侷限於道路，而面對的是散播在叢林與山區的敵軍。蜿蜒穿越山區隘口的四號公路，一列由一百輛車組成的車隊在緊靠中國邊界處遭到伏擊，半數車輛被毀，大多數乘員被屠殺，法國被迫放棄一塊又一塊土地。

在那段時間，發生在黎筍身上的故事很是膾炙人口。黎筍於一九〇七年生在越南中部，早在胡志明結束流亡返回越南前十年，已經是死硬派共產黨革命分子，兩度坐監，關了許多年。黎筍這時是越南共產黨南方局書記，其他領導人都有專屬茅屋、保鑣與櫥子，極度節儉的黎筍卻選擇停泊在湄公河三角洲深處的一條舢舨，帶著兩名助理做為棲身、工作之所。當時為他擔任信差的人中，有一個年輕貌美、受過法國教育的女孩叫做阮瑞娥。阮瑞娥原本與另一革命分子相戀，但因為對方在別處已有妻小，省黨委下令阮瑞娥結束這段戀情。

一九五〇年有一天，黎筍請阮瑞娥共進早餐。對於這位拚勁十足、人稱「二百燭光」的領導人，阮瑞娥很是敬畏。黎筍又高又瘦，面容憔悴，衣服也破爛不堪，永遠菸不離嘴的他，腦子裡似乎除了革命，其他什麼念頭都沒有。但年齡比她大了一倍的他，很快表明心跡，說要娶她為妻。阮瑞娥不肯，說黎筍像她原先那位戀人一樣，也在北部有妻室、子女。黎筍辯解稱，自己是包辦婚姻的犧牲者，而且與「妻子」已經二十年不通音訊。就這樣，由黎筍的親密戰友黎德壽擔任媒人，兩人在南方局叢林總部舉行婚禮。這對新婚夫婦的新生活完全談不上閨房之樂：沒有嫁妝，因為新娘的全部家當只有一條長褲，當他們將少得可憐的家私送上舢舨拔營時，阮瑞娥往往必須跳入河中，與幾名男子一起把船推出淺水區。他們經常挨餓，往往只能找些叢林根莖與野菜，混著少得可憐的米飯果腹。

一九五一到五二年，阮瑞娥擔任黎筍的政治祕書，還生了一個女兒取名烏映（Vu Anh，譯音）。阮瑞娥的丈夫似乎很愛她，有一次她穿過象草叢來到南方局，黎筍見到她走近，興奮得跑出來，雙手抓著她繞了好幾圈。黎筍這種人性真情的流露，讓阮瑞娥震驚不已，因為黎筍向以冷酷無情著稱，是越戰中僅次於胡志明的狠角色。

從一九五一年起，越盟開始強調胡志明早年刻意淡化的意識形態。中國不僅為越盟提供軍事顧問，還為越盟帶來如何建立共產社會的政治建議，而鎮壓異己就是其中一項關鍵：毛澤東在展開統治的前兩年，就殺了約兩百萬中國人。許多越盟控制的地區，為了不讓農民接觸共產黨文宣以外的資訊，開始將收音機列為違禁品，大多數原本支持越盟的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開始遭到排擠。

由於戰火最激烈的戰場都在北部，北部地區人民夾在雙方砲火交攻之間，災情也最慘重。阮公倫（Nguyen Cong Luan，譯音）生長在河內附近一個農村，村子迫不得以接受法國管轄。他的父親因此被越盟抓走，遭到酷刑，最後在懲教營中被處死。但殖民軍也沒有因此放過阮公倫，他們多次將阮公倫下監，好幾次阮公倫認為自己在劫難逃。法國人常說，他們在印度支那從事的是文明教化使命，但事實充滿反諷。阮公倫寫道，「向法國軍事當局臣服，並不能讓我們就此免於遭到擄掠、強暴、酷刑或殺害的命運。任何一個小兵，無論是法國人、非洲人、或是越南人，都可以對越南百姓為所欲為，而且不必擔心會被送上軍法審判，或遭上級懲處……一個士官的權力像中世紀總督一樣大……百姓見到他得像見到神、或見到大官一樣，稱他『Ngai』，意思就是『閣下』。」

殖民當局這種趾高氣昂的表態，讓越盟能夠利用本身的儉樸大作文章。在馬來亞叛亂期間擔任英軍保安首腦的吉洛．鄧普勒（Gerald Templer）中將，有一段入木三分的觀察：「今天你可以看出共產黨的運作方式，他們很少賭賽馬，不常出席餐會或雞尾酒宴，而且也不打高爾夫。」由於法國人可以選擇不在越南服役，所以派駐越南的法軍基層官兵大多是傭兵，包括北非人、西非人或越南人，外籍兵團成員有半數是德國人。下了勤務的官兵可以完全拋開軍紀，酗酒普遍成風，就像他們的黃皮膚與左手食指那道油漬一樣，燒焦糖的氣味說明他們是鴉片煙老菸槍。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尚．德拉特．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將軍繼任越南總督，開始建立一支完全由越南人組成的軍隊。「越南化」在一九七一年成為骯髒的字眼，但早在二十年前，法國人已經用「jaunissment」說明塔西尼的政策，意即將戰爭「黃化」，或至少將屍體變成黃人的屍體。沒有人對這支純越南人的新軍寄予厚望，部分原因是一起五萬比索的賄賂醜聞。

武元甲這時在越南北部部署了六個兵力萬人的師，擁有許多輕武器，不過欠缺食物、服裝與裝備。早期的越盟沒有防水或遮陽保暖的衣物，直到一九五二年越盟才為士兵提供一些單薄的服裝，而對那些樸質單純的農民兵而言，這樣的服裝似乎已如奇蹟。當時有個共軍士兵說，「人類竟能造出能擋雨水的紙，真讓我們嘆為觀止。」

法國繼續在戰場取勝：部署在紅河三角洲的砲艇阻斷了向北方共軍運補米糧之路。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共軍砲轟距離中越邊界只有幾英里的洞基（Dong Khe）法軍營區之後，法軍傘兵空降增援，擊潰入侵共軍，把他們趕回叢林。但無論如何，位於極北山區、靠著蜿蜒山徑穿山越嶺與外界相連的法軍衛戍據點，仍然動輒遭到越盟攻擊，特別是在武元甲的正規部隊取得迫擊砲與大砲之後，情勢尤其凶險。法軍不時也會莽撞地將脆弱的小股部隊投入布滿越盟的地區。殖民軍雖說就全國範圍而言占有極大數量優勢，但在西北地區，武元甲有時能以數量取勝。

九月十六日一早，在大砲支援下，越盟出動五個營又一次對洞基法軍基地展開攻擊。像越盟其他所有重要行動一樣，共產黨在這次行動展開前也花了幾周時間準備、策畫。在戰事展開之初，武元甲總部接獲警報說，一個團走失了，沒有抵達攻擊發起線，初步傷亡會很慘重。但走了許多里路、親往戰場督戰的胡志明，要越盟保持冷靜、繼續攻擊。經過五十二小時血戰，越盟終於取勝：洞基於十八日上午十點攻陷。一名法軍軍官帶著三十二名外籍兵團士兵在陣地即將失陷前逃脫，經過一星期長途跋涉，走出叢林，與法軍重新會合。

武元甲這時在山嶺起伏的中國邊區乘勝追擊，法軍決定放棄位於洞基北方二十英里的另一基地高平（Cao Bang）。十月三日，高平法軍指揮官、滿嘴髒話但甚獲部下擁戴的皮耶．夏彤（Pierre Charton）中校，領著車隊撤出高平。車隊載有兩千六百名主要是摩洛哥的士兵，包括一些妓女在內的五百名平民，後面還跟著一些大砲與重裝備。夏彤原本奉命拋下累贅，輕裝撤離，但他倔強固執，決心光榮撤軍，因此付出幾百條人命的代價。車隊在撤至高平南方九英里的山隘時，因橋樑被毀以及不斷的伏擊而被困。不到二十四小時，數不清敵軍從附近叢林居高臨下發動攻擊，打得夏彤的部隊潰不成軍。

但夏彤的遭遇只是這整個恐怖故事的半個情節而已。為了接應高平這支車隊安全撤回，法國還派出一支兵力三千五百人、主要由摩洛哥士兵組成、代號「貝雅德特遣隊」（Task Force Bayard）的部隊，外加一個精銳的傘兵營。貝雅德特遣隊由馬賽．勒帕吉（Marcel Le Page）上校率領，於九月三十日離開七溪（That Khe）往北。部隊在接近洞基時，同樣受阻於越盟激烈的機槍與迫擊砲火力。上級指揮部下令勒帕吉採取斷腕措施：燒了車輛、丟下火砲、撤入叢林、繞過越盟與夏彤會合。勒帕吉遵奉這項幾近瘋狂的命令，率部撤出法軍防線遁入蠻荒深處，與另一支在劫難逃的部隊會合。

法軍隊形很快散亂，跟不上隊伍的人迅速消失，再也不見蹤影：受傷的人只有停下來等死。每一次攀高、下低都讓身背重負的步兵苦不堪言，雨水不僅讓他們全身透濕，還讓他們得不到空中支援。經過一連多天的征戰與追逐，越盟同樣兵困馬乏，但勝利為他們帶來無比鼓舞：他們知道法軍情勢危殆。武元甲在十月六日下達幸災樂禍的軍令：「敵人比你們更餓，比你們更冷！」夏彤與勒帕吉在第二天會合，他們的隊伍因死傷慘重而兵力銳減，他們缺水、缺食物，彈藥也不足。越盟於是再發動猛攻：十五個營對準筋疲力盡的敵軍火力全開。摩洛哥士兵軍心潰散，指揮官下令部隊分成小股作戰，這命令幾乎與「Sauve qui peut」（趕快逃命吧）一般無二。夏彤受傷被俘，其他逃散的法軍大多數逐一被殺。最後只有六百人撤入位於更南方的法軍陣地，約四千八百名法軍列入死亡與失蹤名單。物資損失也很慘重：四百五十輛卡車、八千支步槍、九百五十件自動武器與一百門迫擊砲。武元甲與他的中國顧問一起喝得大醉以示慶賀，他事後說，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喝醉。

十月十八日，法軍放棄位於諒山（Lang Son）的另一北方基地，大量軍火彈藥落入共產黨手中。越盟為這幾場戰鬥付出高昂代價，據估計，死傷約為九千人，但就像日後一樣，封鎖一切可能不利於他們的資訊是共產黨的一貫手法。世人對越盟傷亡狀況一無所知，但法軍慘敗的消息迅速傳開，讓許多支持法國的人氣餒不已。事實上戰事過程並非都是一面倒：在一九五一年初，武元甲一連幾次發動大規模攻勢都以失敗收場。那年一月，越盟攻擊河內西北三十英里的一座基地，法國空軍動用燃燒彈，重創越盟：六千人戰死，八千人受傷。對武元甲而言，這幾場慘敗的教訓是，若在法軍空中與地面火力攻擊圈內投入大規模兵力，就必須做好失敗的準備。

任何一名西方國家將領，若是像武元甲一九五一年春天一樣折損那麼多兵力、遭到那麼慘重的敗績，勢必面對一場政治與媒體風暴，幾乎必然遭到免職厄運。但越南政治局無需面對民眾檢驗，唯一操控生殺大權的胡志明對武元甲有信心。二次大戰期間的蘇聯元帥朱可夫（Zhukov），從來無須對他為取勝而付出的「屠夫帳單」負責，武元甲也一樣。由於法國民眾每天可以在報上讀到法軍在印度支那戰場受苦受難的消息，法軍將領難免投鼠忌器，於是讓完全沒有類似顧慮的武元甲享有一項重大優勢。

◎華府買單

英國作家葛拉姆．葛林（Graham Greene）寫了一本以法國殖民統治末期西貢為背景的小說《沉默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或許這本小說中最有名的一段話，首推小說主角英國記者湯瑪斯．傅勒（Thomas Fowler）對沉默美國人奧登．派爾（Alden Pyle）的評語：「我從未見過一個像他這樣動機這麼好、卻惹來這麼多麻煩的人……善意與無知構成的裝甲讓他百毒不侵。」在這場戰爭中，最具歷史重要性的一個發展就是，因戰費激增而舉步維艱的法國，找上了美國。從一九五〇年起，美國開始為法國這場戰爭買單。當時華府決策人很擔心東南亞會繼中國之後，淪入共產黨勢力圈。此外，拉攏法國，讓法國勉為其難地同意德國軍備重整，也是美國願意買單的一個原因。就這樣，沒隔多久，越南戰場上的幾乎每一枚炸彈、每一發子彈，都是美元而不是法郎付費。

美國之所以如此慷慨解囊，是因為希臘、義大利、法國、土耳其等許多國家的安定與民主政體受到共產黨威脅。當時擔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畫負責人、一九四六年「長電報」作者喬治．坎南[14]（George Kennan）認為，蘇聯就像一潭「流水」，「不斷在世界權力的盆地找角落、鑽空子」。世上無論任何角落發生革命，史達林與之後的毛澤東只要認為可行，就會給予支持。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美國總統在國會發表後來所謂的「杜魯門主義」：「在世界史上這一刻，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在幾種生活方式中有所選擇。但在太多情況下，這選擇並非出於自由意願……我認為，美國必須訂定政策，支持崇尚自由的人民，協助他們對抗武裝少數團體或外來勢力的壓迫。」

但雖說國際共產主義威脅是真，西方的反共奉獻也值得後世仰慕，但美國與其盟國為了反共，也犯下一些重大不公、不義。前後幾近六十年間，華府默認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將軍在西班牙的法西斯獨裁統治，還包庇中、南美幾個獨裁政權，原因只是這些政權都宣示反共。在南非的白人少數政權敗象已呈幾十年後，英國與美國仍設法繼續替它撐腰。在印度支那，法國說服美國，讓美國相信殖民主義也是反共的主義。毛澤東的部隊席捲中國，讓美國保守派在震驚之餘，要求採取強硬措施以確保美國盟友的安全。堅決支持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時代》（Time）雜誌與《生活》（Life）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Luce），將他整個出版帝國全力投入越南的反共，影響越南戰局前後長達二十年。

一九五〇年二月的中蘇條約，讓人擔心亞洲真有可能遭到全面赤化。美國保守派人士麥克．林德（Michael Lind）在他的修正主義越南研究中寫道，「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傍晚，有三個人並肩聚在克里姆林宮宴會廳中，計議如何讓印度支那陷入半世紀的戰亂、專制暴政與經濟萎縮，如何在美國與歐洲製造政治動亂。這三人是史達林、毛澤東、與胡志明……他們訂定一項國際共產主義陰謀，而胡志明是要角。」那一年六月，金日成揮軍南侵，讓西方世界更加驚惶。美國與盟國部隊趕赴朝鮮半島，打了三年半的戰爭，但對手其實是中國人。美國會在印度支那支援法國殖民主義，韓戰經驗是重要原因。

三十年代的美國，曾因民主黨政府對法西斯獨裁者一味姑息而遭致慘重後果。到一九五〇年，國務卿狄恩．阿契森（Dean Acheson）與助卿狄恩．魯斯克對當年這些慘事記憶猶新。國會也不斷施壓，要民主黨政府對「莫斯科—北京軸心」展現鋼鐵般的強硬。參議員威廉．傅爾布萊特（William Fulbright）日後說，在評斷美國政策時，必須考慮當時蘇聯擴張的背景：「面對當年俄國那種你死我活的抗爭，我們認為我們必須在全球各角落打擊他們。」當時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提出的麥卡錫主義當道，美國政府中同情左派的人士紛紛中槍下馬。最了解亞洲情勢的外交官員於是被踢出國務院，留下一批對亞洲、特別對越南問題一無所知的官員。

但並非每一位「霧谷[15]」（Foggy Bottom）官員都贊成美國支持法國殖民當局。早在五十年代初期，雷蒙．法斯狄（Raymond Fosdick）就呼籲美國不要重蹈在中國的錯誤，成為「反動派的盟友」。法斯狄寫道，無論巴黎還殘留什麼幻想，印度支那遲早要獨立。「既如此，我們為什麼還要把自己綁在法國人那個已經殘破不堪的風箏尾巴上？」法國會輸掉這場戰爭，主要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武器彈藥，而是他們提不出任何有理性越南人可能需要的東西。

翌年，來自麻省的年輕國會議員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訪問西貢，在旅行日記中寫道：「在這些人民心目中，我們越來越像殖民主義者。因為每個人都認定我們控制聯合國，也因為我們似乎有花不完的財富，如果不能做到這些新國家要我們做到的事，我們會被他們罵死。」甘迺迪雖有這種智慧，但美國人當時不以為然。喬治．坎南在年老以後，對他所提的圍堵政策遭華府誤解而感嘆不已。他說，圍堵蘇聯與中國的手段很多，而且政治、文化、經濟、與外交手段都比軍事手段更合適，但華府採取的幾乎是清一色軍事手段。

一九五〇年冬，聯合國駐朝鮮半島派遣軍潰敗的夢魘似乎即將成真，華府在一片恐慌聲中簽下協議，大幅增加對印度支那的援助。在那以後，法國越來越無心戀戰，美國的作戰意圖卻日漸昂揚：殖民軍逐漸成為一支美國的代理人部隊。杜魯門與阿契森不但沒有向巴黎施壓要法國與越盟談判，還呼籲巴黎不要談判。這是華府在印度支那鑄下的第一個大錯，並且一路錯到底。美國對法國的軍援不僅暴漲到一億五千萬美元，由於驕傲的法國人不肯向他們的金主說明作戰計畫，美國還無權管控這些軍援的花用。到一九五一年初，法國每個月可以接到超過七千二百噸美援軍事裝備。法軍戴著美軍頭盔，使用許多美軍武器，駕著美軍吉普與卡車，飛著大多屬於美製的飛機作戰。也難怪當美軍十年後抵達越南時，越南人將美軍看成早先壓迫他們的法軍的後裔。

一九五一年九月，看在客觀觀察家眼裡，法國想保有印度支那已經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在塔西尼將軍一次唱作俱佳的華府之行之後不到四個月，美國為塔西尼的部隊運來十三萬噸裝備，包括五千三百萬發彈藥、八千輛卡車與吉普、六百五十輛戰鬥車、兩百架飛機、一萬四千件自動武器與三千五百具無線電。這是塔西尼在這場戰爭扮演的最後一次重頭戲。之後他突然撤出印度支那，死於癌症。

到一九五三年底，新上台的艾森豪（Eisenhower）共和黨政府得負擔百分之八十的印度支那戰爭軍費，約為每年十億美元。仍是美國重要盟友而且越來越懂得撤出帝國之道的英國，對美國的作法深深不以為然。英國人認定法國人即將被趕出印度支那，再多槍砲彈藥也無法扭轉這種頹勢。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政府認為美國的決策已經走火入魔。當時擔任外交次官的塞爾文．勞艾（Selwyn Lloyd）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寫道，「美國境內現在有一種對中共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緒，對俄國的情緒稍遜一些。」當然，美國人將越盟視為撒旦勢力的工具。

◎農民

少數受過相當教育、懂得思考的越南人見識到越盟的殘暴，對外國的援助表示歡迎。北部一名學童寫道，「根據我讀過的書，我相信美國人至少比法國人好……當然，像任何其他國家一樣，美國肯幫助它的盟友，一定是因為可以從中得到好處，但……美國在援助貧窮國家時似乎很慷慨。」不過，不難理解的是，許多越南人看法正好相反：他們支持越盟革命，既要剷除殖民政權，也要攻擊世世代代以來剝削農民的地主階級（包括法國人與越南人）。

當時的越南農村十分貧窮，一個讀過小學的人就能在地方上受到「知識分子」的禮遇。有些夫婦只有一條褲子，丈夫與妻子必須輪流穿。農民每天都得挑水上山、灌溉稻田，他們往往得趁著月光幹活，因為白天太熱，在心情愉快時還會邊唱邊工作。稻子必須每年施一次肥、除三到四次雜草、收割兩次。春收得利於雨水豐沛，占一年收成的四分之三。貧窮的村民為補貼收入，會跋涉進入山野蠻荒，收取柴火出售，有些村民進城打工，最窮的村民靠四處打工糊口。

家庭與村子是最主要的社會建制。每一個茅屋旁幾乎都有一個木製祭壇，供著水果與甜食，越有錢的人家，祭壇也越講究。農村家庭一般子女眾多，絕大多數父母會根據子女是否能幹、是否勤勞，做為是否鍾愛子女的標準，而且不以為恥。父親的話是法律，不過或許真正的權力握在母親手上，民間流行一句話：「沒了父親，你仍然吃得到米飯、魚，但沒了母親，你就等著吃落葉吧。」家庭以外，村子最大。大多數天主教村落設有鐘樓，佛教村子有佛寺與玉蘭樹。有些村子設有稱為「dinh」的會所，或許還有一家木匠店與一個裁縫鋪。

村子底下分成幾個小聚落，聚落的生活與勞動大體採公有、共享方式：每逢新年，村民聚在一起做米糕，連夜烹製成功之後用細竹絲穿在一起，他們共聚一堂，為父母祈求福、壽與財富。就像大多數亞洲人一樣，越南人也相信智慧隨年齡而逐年增長。在宰殺一頭豬以後，孩子們用豬膀胱吹氣，做成氣球玩耍。他們還會玩捉迷藏，用竹管製做類似西方孩子玩的玩具氣槍，或玩「打棍子」比賽。每逢年節喜慶，他們可以吃到果醬、糖果、花生、鵪鶉蛋、與包了糖衣的南瓜。但在大多數日子，他們只能吃到米飯與蔬菜，而且就已經很感恩了。

一些越南人日後美化了戰前農村那段儉樸的日子，有個婦人說，「每個人都相互認識，住家也從不關門」，她對那種「並肩攜手之美」、群策群力的樂趣緬懷不已。但絕大多數農民沒有這種思古幽情，在他們的回憶中，有的只是苦難、迫害以及捱餓。阮氏清平（Nguyen Thi Thanh Binh，譯音）一九四八年生在河內東部一個貧農之家，她家有四百平方碼稻田，父母帶著六個孩子住在聚落裡一座茅草屋中。聚落住了約三十戶人家，沒有一戶人家有收音機或自行車。識字的村民很少，有時村裡送來報紙，大家就會聚在一棵樹下，由一名識字、聲音也響亮的村民坐在樹枝上，大聲唸著報上有趣的報導。

這些村民從小到大沒有為父母或孩子照過像，因為沒有人有相機。農民穿的是睡衣，與北部褐色、南部黑色的連衣褲，這些裝扮之後在偶然情況下成了游擊隊的制服。部分由於用玻璃碎片割斷臍帶的習慣使然，嬰兒夭折率高得驚人。由於洪水或饑荒，村子常遭棄置。阮氏清平沒有快樂的童年回憶，孩子得在田裡找田螺佐餐，人生只是不斷的痛苦掙扎。她在二十歲那年成為終生共產黨員，以近乎宗教般狂熱尊奉胡志明為「不可或缺、無可比擬」的領導人。

胡志明在西南部的武裝群眾，沒有武元甲的部隊在北部締造的那種戰績，但胡志明只憑土地再分配運動一個議題就贏得廣大支持。就算比較富裕的佃農也渴望分得土地，因為地主取走多達半數的出產，許多佃農只能為地主做牛做馬，就像奴隸得為主人搖一輩子吊床、永世不得翻身一樣，他們極力支持越盟的秘密土地再分配計畫。一名越盟幹部在一九五〇年告訴諾曼．路易斯：「我們的敵人逐漸讓我們皈依共產主義，如果只有當共產黨才能讓我們享有自由，我們就當共產黨吧。」

一名史學者曾說，武元甲的士兵都是「單純的人，他們的世界觀完全來自自身與家人的直接經驗……再加上世世代代以來的壓迫與苦難」。越盟戰士的強項就是紀律、耐力與創造力；他們擅長野戰，特別精於偽裝掩蔽；他們能吃苦，而且願意犧牲。但最重要的是動機：他們渴望共享政治、經濟、與社會革命的果實。巡迴各地的共產黨幹部發動政治—教育計畫，編寫民歌，協助村民讀書識字。他們還為孩子們推出一種「從遊戲中學習」的計畫，這些計畫或許用心良善，卻都是強制措施：幹部迫使村民掛出鮮花為飾、寫著「掃除文盲的鬥士萬歲」字樣的標語。在有些村子，不識字的民眾會受到肆意羞辱，例如被迫爬過泥地前往市場。共產黨每推出一項新運動就會告訴受害者：運動手段儘管殘忍，為的是人民的大利。

就連共產黨正式黨史，也在日後承認，死在嚴厲懲罰下的「無辜民眾不在少數」。看在為越盟工作的那些頭腦簡單的農民眼中，只要穿藍色長褲、白色有裁縫店標籤襯衫的人，一定是法國間諜。黑手黨在談到誅殺對手時，不說殺人，而說把對手「送去與魚睡覺」，與越盟「送敵人去河裡找蝦」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越盟殺人極盡殘忍能事，而且大張旗鼓，毫不隱藏，他們最喜歡的行刑手法就是集合鄰居旁觀，然後當眾人面前將犯人活埋，或將犯人開腸破肚。共產黨愛用一句話：「寧可錯殺一名無辜，也不能放走一名罪犯。」越盟在「解放區」建立惡名昭彰的懲戒營，在阮公倫的父親死於懲戒營之後，懲戒營人員不情不願地將他父親的遺物交給他的母親：只有一個打火機。

越盟在一九四七年發動一場意識形態「清洗」運動，數量不明的大批「階級敵人」被殺。只要你是地主或是政府公務員，包括你的一家人，都生活在死刑威脅陰影下。天主教由於被蓋上外國地主的印記，天主教徒也成為迫害對象。為達到預期恐怖效果，地方上的討伐大會（稱為dau to）一般在寺廟前的庭院或在地主家裡舉行。由一些與地主有嫌隙的農民出頭，在越盟幹部主持的人民法庭訴說地主罪狀。一旦判處死刑，受害人可能就地槍決，或用石頭打死，吊死，或以更殘酷的手段受死。在湄公河三角洲的美清（My Thanh），一名高台教教士被判活埋，他要求行刑劊子手開恩，給他一槍斃命，劊子手不屑地說，子彈是用來對付「海盜」（法國人）的。

身為農民孩子的阮氏清平，還記得一些地主為躲避檢控，藏身在附近池塘裡，還用蘆葦遮蓋頭部。有些藏得不夠好，被揪了出來，她與其他村民一起看著他們受審。清平雖為忠貞共產黨幹部，但事後也承認「許多人遭到不實指控」。在北部，「人民法庭」開庭往往像演戲一樣是一件地方盛事，法庭一般在晚間召開，選擇的場地總有足球場大小，圍著場地周邊插滿竹子製的火炬。出庭的人包括七名法官、貧農與一名土地改革幹部，有時還會有中國顧問出席。審判台牆壁上掛著胡志明、毛澤東與史達林肖像，還漆著一些類似「打倒反動奸詐地主」的標語。

許多人未經審判就遭處決，一民農人談到兒時一段無法磨滅的可怕記憶：他十二歲那年的一九五二年，越盟游擊隊來到他位於北部的村落，抓了兩名到村子與友人共渡新年、在法軍服役但沒有武裝的士兵，隨即在他家後面將兩人砍頭。他日後說，「我仍然能聽到他們的脖子被砍斷時發出的聲音。」游擊隊走了以後，法軍來到村子，說鄰居必須為兩名士兵被殺的事負責，於是放火燒了附近每一棟房舍。一九五三年，越盟送這男孩上「再教育營」，要他做兩星期自我批判：「我必須將我犯下的一切錯誤，我的父母或祖父母犯下的一切錯誤寫下來。每個人都得絞盡腦汁，寫一些東西。」當史達林死的時候，每個獄警都得戴上表示哀悼的黑帶。沒隔多久，法軍發動攻勢，趕走游擊隊，解放了這男孩。他與家人又回到村子，只停留幾天就逃往河內。

戰事的拉鋸讓戰火下的人民痛苦不堪。在一次越盟敗退期間，湄公河三角洲一名貧農欣喜非常，因為經濟封鎖已經解除，他又可以隨意出售自己的農產了：「大家都非常高興……我也不斷自言自語，『希望只有一邊控制我們，無論哪一邊都好。在兩邊都控制的情況下討生活，太讓人受不了。』」英（Anh）的父母是地主，她因為想趕走法國人而加入越盟。之後她與另一名越盟戰友結婚，生了一個兒子，一起在湄公河三角洲過著游擊隊的苦日子。但在一九五二年，她退出游擊隊：「我見過太多可怕的事，共產黨抓住一切權力，不斷殺戮民族主義分子。」她說，她之所以還能存活，只因她太年輕，根本不構成威脅。

就像許多英國老人對一九四〇年那段「閃擊精神[16]」（blitz spirit）的日子懷念不已，在許多越盟老人心目中，當年北部「解放區」的狀況有如太平盛世。後來成為游擊隊巡迴歌手的文琪，提到當年往事猶然欣喜不已：「那種精神太美妙了！我們認為我們都是一個大家庭的一分子。」街邊開始出現所謂「軍人之母」的志願食堂，由地方上的婦女為戰士提供免費食物。文琪帶著他的三人組徒步數百英里巡迴表演：「那段日子真的很有趣，很精彩。雖說我們身在戰區，戰鬥非常激烈，但每個晚上我們總會演出一場，而且引來許多觀眾。我唱的歌不是很好，我們的和音技巧也不成熟，但我們會說故事，會吟詩。」舞台邊的燈經常得蒙上罩子，以免引起法國人注意。文琪的演唱最南曾經到過順化，在造訪順化期間，他睡在香江（Perfume River）岸邊，吃著從城裡帶出來的食物，抽著菲立普．摩里斯（Philip Morris）香菸，還與一個來聽他唱歌的女孩談了一小陣戀愛。

與他同台演出的另一歌手海周（Hai Chau，譯音）會說英文，文琪於是說服海周，要海周朗讀《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幫他學習英文，為戰後的日子做準備。旅途間，他們不時會被「法國人來搜索了」的聲音驚醒。法軍逼近時，越盟游擊隊會說「野牛出來了」示警。海周寫了一首諷刺法國占領軍的歌，歌名就叫「野牛出來了」，很獲越盟游擊隊喜愛。許多革命分子仍能從那段艱苦的共同經驗中找到浪漫，文琪是其中一人。這些浪漫，讓越南人拾回法國人百年來一直不讓他們得到的東西：自尊。就這樣，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的過去，數以百萬計的越南人開始相信，支持共產黨最好的理由就是共產黨註定是贏家。在順化附近農村一間草房，一名小女孩半夜三更與母親與姊妹們一起做著越南國旗，「紅底中間一顆黃星，因為我們知道，大家都會需要用它們慶祝……勝利」。

但若照單全收、接受文琪的說法，認為那段戰時歲月充滿詩情畫意，就大錯特錯了，貧窮與犧牲都十分驚人。支持革命運動的農民與支持革命運動的資產階級之間，緊張情勢不斷升高。一九三一年生於一個貧窮農家的阮德輝（Nguyen Duc Huy，譯音）奉派在中國境內的新越盟官校受訓，見識到階級鬥爭與自我批判大會的可怕。一名曾經獲頒英勇戰功勳章的學生因為受不了意識形態逼供而自殺，阮德輝本人也曾被扣上各種罪名，包括主持一個法國間諜網、一個民族主義分子暗殺隊等等，還曾因此在地下黑牢被關了七個月。他在備忘錄中寫道，「這一切的不公不義，無法用筆墨形容。」奇的是，在經過這許多折磨後，他仍然對共產黨忠心耿耿，在抗法戰爭中擔任連長，之後以營長身分參加對美國的戰爭。

阮氏玉全（Nguyen Thi Ngoc Toan，譯音）在加入越盟的最初幾年，一直因家世富裕而備受折磨。她的父親是皇族，曾在皇帝的內閣擔任部長。在加入武元甲軍中以後，一開始大家只把她當成「孩子兵」，沒把她放在心上。但之後，儘管她懷抱滿腔熱血，身邊的人開始有了閒言閒語：「這女孩唸過法國學校，來這裡幹什麼？大官的女兒怎能過抵抗運動的苦日子？」阮氏玉全之後說：「他們讓我很難受，我很不高興。」儘管如此，她仍然無怨無悔地效忠越盟。但另一資產階級、當年十六歲的阮高祺，對游擊運動的熱情因此消逝了。阮高祺寫道，「對他們來說，抵抗運動為的不只是趕走外國人，還要翻盤當統治者，進行報復。」阮高祺後來加入法軍，成為飛行員。

儘管在河內附近多場戰鬥中遭到重創，越盟仍繼續擴大在北部的「解放區」。到了一九五二年，根據估計，他們控有南部地區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中部與北部分別控有四分之三與超過半數人口。法國將龐大資源浪費在要塞化上，為保護紅河三角洲，法國建立所謂「塔西尼防線」（De Lattre line）：用五千一百萬立方碼鋼筋水泥建了兩千兩百個碉堡，每個碉堡前方設有幾個「PK」，也就是瞭望塔（poste kilométrique）。這種要塞戰術正中越盟下懷，越盟採取不斷削弱法軍實力的蠶食作法，將這些孤立據點個個擊破。越盟總是選在夜間出擊，碉堡守軍首先會聽到鐵刺網中傳來竹竿炸藥爆炸聲，就知道越盟來了，接著他們會聽到共軍步兵「前進！」的呼喊。天色破曉時，越盟已經撤軍，只留下一些往往殘缺不全的屍體，以及迫擊砲或火箭彈在地面或在水泥掩體上爆炸而造成的一片片焦黑。在河內或海防，法軍參謀官會彼此喃喃低語，「你聽說PK141昨夜發生的事了嗎？」

這場戰爭造就許多極具魅力的法國領導人，紅鬍子彪形大漢保羅．范奴山姆（Paul Vanuxem）就是其中一人，五十歲的他學識淵博，是一位夠格當哲學教授的戰士；馬賽．畢加（Marcel Bigeard）少校在二次大戰期間是士官，於一九四四年空降法國；騎兵出身、永遠領繫一條絲巾的克里斯汀．德．卡斯特里（Christian de Castries）上校是個花花公子，而且頗以有女人緣自豪。因這場戰爭而聲名大譟的法國女子也不在少數，身為醫生也是直升機駕駛員的法雷莉．安德里（Valérie André），以及獲頒無數勳獎的傘兵護士保羅．杜邦．迪吉尼（Paule Dupont d’Isigny）都是這樣的女中豪傑。

一九五二年秋，武元甲在紅河東岸集結三個師，要他們奪取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山嶺義老（Nghia Lo）。憑藉夜間行軍，以及絕佳的白天隱蔽──每一名士兵負責替走在前面的士兵背的背包做偽裝──法國人沒有發現這項調動。隨後，從十月十七日起，越盟發動一連幾場攻擊，奪下一串據點。馬賽．畢加率領的傘兵營負責斷後，掩護殘存法軍撤往黑河（Black River）。畢加的傘兵營經過幾場浴血苦戰，終於衝破重圍，重返法軍防線，受到英雄式歡迎。但義老之戰是一次大慘敗，畢加的部隊在且戰且走途中，不得不一路放棄他們的傷員。在地民眾戰後回到戰場，在畢加撤軍道路沿途發現許多被砍下、插在樁上的人頭，都是那些傷兵的。

一九五三年四月，共產黨為分散法軍力量，在寮國開闢新戰線。到那年六月，中國提供越盟的補給與彈藥，已經從去年同期的兩百五十噸增加到每個月兩千噸，外加莫洛托夫（Molotova）卡車與推土機。另一方面，法軍的軍官與士官荒越來越嚴重，許多北非派遣軍幾乎沒有經過訓練，從地方徵集的十一萬民兵也讓人信心缺缺。在亨利．納瓦爾（Henri Navarre）將軍出任總司令之後不久，駐太平洋美軍高級將領「鐵麥克」奧丹尼爾（‘Iron Mike’ O’Daniel）在一九五三年夏訪問西貢。鐵麥克像過去一樣，呼籲法軍主動出擊。韓戰經驗顯示，輕武裝的中國軍若在在曠野平川堵到美軍，有時還有勝算。但如果打一場可以將空中武力與火砲派上用場的陣地戰，美軍幾乎所向無敵。既如此，法軍何不利用這種陣地戰優勢？納瓦爾表示同意。他計畫打一場陣地戰，讓全世界都看到法軍的實力與越盟的短處，他選了奠邊府。

譯注：南西．米福（一九〇四—一九七三），英國小說家，以描寫上流社會生活的長篇小說著稱，代表作有《愛的追求》、《寒冷季節的愛情》等。 back

譯注：喬治．歐威爾（一九〇三—一九五〇），英國小說家，代表作為《動物莊園》與《一九八四》。 back

譯注：喬治．坎南在一九四六年從莫斯科發了一通長達數千字的電報，即著名的「長電報」，認為蘇聯的本質就是擴張主義者，為美國定下在冷戰期間的圍堵戰略基調。 back

譯注：霧谷，指美國國務院，諷刺國務院的政策混淆不清，讓人有如霧裡看花。 back

譯注：閃擊精神，即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奮戰精神。 back

第3章不曾是堡壘的堡壘

The Fortress That Never Was

◎等待武元甲

法國在印度支那戰爭期間做了太多「致命決策」，要從中找出一個最致命的並不容易，不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做的那個決策確實有撥雲見月之效：自此以後，勝敗誰屬，大局已定。相對說來，奠邊府只是一場小型戰役，殖民當局這一邊只投入一個師的兵力。但這場戰役對士氣造成決定性影響，因為這是一場法軍發動的戰役，法國擺明了要與越盟一決雌雄，但之後因為一堆笨到不行的決定而敗北。在那段日子，納瓦爾將軍在巴黎的那些老闆，幾乎與納瓦爾本人一樣困惑：既不願放棄，又不願繼續投入這場戰鬥。法國國防委員會（Committee of National Defence）在十一月一次會議中達成決議，印度支那戰爭的戰略目標是「迫使敵人承認他們不可能達成決定性軍事成果」。法軍唯有重創武元甲的六個正規師或至少其中幾個師，才能達到這個戰略目標。但葉奧吉．卡巴尼（Georges Cabanier）將軍在會後帶著巴黎訓令來到西貢，要納瓦爾不要輕舉妄動：從今以後，一切重要行動都得由巴黎政客們做決定。

不過，納瓦爾在十一月二日決定大舉出動，重新占領奠邊府的一處舊營區。奠邊府位於河內西方一百七十五英里，距離寮國邊界不遠。納瓦爾在對敵人行蹤或意圖都沒有足夠情報的情況下做成這項決定，在情報蒐集方面，武元甲總是比他的法國對手更了解情況，部分是通過在巴黎處於有利地位的共產黨人，他們首先忠於黨而不是三色旗。無論如何，納瓦爾事後說，「我們相信在要塞化陣地防禦作戰方面，我們有絕對優勢。」他的副手、負責東京防務的蘭內．柯尼（René Cogny）少將，當年四十九歲，是個自負的大塊頭，曾在二次大戰期間住過德國祕密警察的黑牢。柯尼原本主張集中兵力防守紅河三角洲，但也只得同意納瓦爾的這項新計畫。

根據他們的設想，若能在位於遠西的奠邊府建立強大的陸、空軍基地，法軍就能從這處基地出擊，制止越盟運動，如果敵軍膽敢攻擊這處基地，必能把敵軍打得鼻青臉腫。占領稱為奠邊府的這一群聚落，能讓武元甲無法將勢力深入一處稻米與鴉片重要產區。儘管機場距離河內很遠，柯尼可以動用六十九架C-47「達科他」（Dakotas）運輸機因應基地每天八十噸的運補需求。法軍認為，最大風險在於對「熱」空降區的第一波空降，因為越盟在當地駐有一個營。

當年五十五歲、曾經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納瓦爾，認為這樣的風險可以接受。納瓦爾是個冷峻、勇敢、超級英俊的軍官，他沒有指揮大部隊的帶兵經驗，但架子十足，極其自負。他在前一年五月抵達印度支那，奉命以實力創造條件，為撤軍談判做準備──日後加入越戰的美軍將領，後來也接到華府當局的類似訓令。當時擔任艾森豪總統國務卿、六十五歲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是個律師出身、不苟言笑、固執、口才便給的外交官。他以剛在半年前結束的韓戰為例，說明聯合國軍如何奮戰到最後一刻，讓聯合國代表團在板門店談判桌上取得優勢。姑不論納瓦爾的部屬事後說些什麼，當時大家都認為納瓦爾這項奠邊府用兵計畫筆除了戰術性小問題之外不會有什麼大麻煩，當然更沒有人想到會遭致慘敗。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五，上午十點三十五分，就在納瓦爾會晤從巴黎來訪的卡巴尼之前不久，第一批兩個法軍與越南軍傘兵營空降奠邊府。納瓦爾幾乎知道卡巴尼帶著要自己不得輕舉妄動的訓令前來，所以故意搶在接到訓令以前動手。不幸的是，法軍這項主動出擊，正中胡志明、武元甲與首席理論家長征的下懷。那年十月，三人在深山一間簡陋竹屋舉行的會議中達成協議：若只是在紅河三角洲與法軍角逐，法軍可以在基地附近部署兵力與火力，越盟必須誘使法軍分兵出擊，在法軍遠離基地以後發動逆襲。胡志明在會中揚起緊握的拳，比喻法軍在東部的兵力，然後說，「但如果拳頭打開，要把手指一個個折斷就容易了。」納瓦爾將一根手指向西伸往奠邊府，正好跳進胡志明給他設好的套。

當法軍與越南軍傘兵應著跳傘長「跳！跳！跳！」的口令，在引擎隆隆聲中跳出C-47黯淡的機腹、躍向六百英尺下方的登陸區時，奠邊府之役的前哨戰也打響了。在第一批登陸的法軍傘兵硬漢中，最著名的人物首推皮耶．郎格萊（Pierre Langlais）上校。郎格萊當年四十四歲，是布列塔尼（Brettany）人，他非常勇猛，不過智慧有限，以脾氣火爆出名。他們果如預期，在敵軍砲火中登陸，一名第一次出戰鬥跳傘任務的醫官在著地以前因腦部中彈而陣亡。到夜幕低垂時，郎格萊部下傘兵在付出十五死、三十四傷的沉重代價後，迫使越盟撤軍，建立防禦周邊。郎格萊粗口爆得比過去更兇，因為他像許多傘兵一樣，在跳傘墜地時撞碎了腳踝，不得不後撤，上石膏養了一個月。

第二天，美製C-119「飛行貨車」（Flying Boxcars）來到登陸區上空，投下重裝備與車輛，因為跑道當時遭越盟炸得坑坑洞洞，還無法起降飛機。到奠邊府戰役終於結束時，法軍在當地投下幾近六萬個降落傘，形成空拍照片中一眼望去，盡是一片白色與彩色斑斕。在推土機剷平跑道、飛機可以起降之後，援軍開始源源而至，最後奠邊府的基地衛戍兵力達到一萬兩千人高峰。

基地指揮官是克里斯汀．德．卡斯特里上校。德．卡斯特里當年五十一歲，出身軍事世家，自稱他的家族出過一位元帥、一位海軍與九位陸軍將領。他還是一位業餘馬術專家，贏過許多獎牌，曾在印度支那遭地雷炸得遍體鱗傷。有人在戰後說他在奠邊府戰役中躲在工事裡，不敢出來督戰。但德．卡斯特里的紀錄太輝煌，這類指控的真實性令人懷疑。不過就道德面來說，他是否有罪就難說了，他完全欠缺鼓舞部屬的領導統御才賦。在處境越來越艱險的情況下，他淪為勇氣盡失的宿命論者。奠邊府的敗仗不能歸咎於他，因為主導這場戰役的是納瓦爾與柯尼。但他犯了許多作為與不作為的戰術性錯誤。

許多有關奠邊府的報導不斷使用「碉堡」一詞，但奠邊府從來就不是什麼據險易守的碉堡。它其實是叢山環抱間、一處平原上的一連幾座矮丘，這時矮丘上死傷之慘，令人不忍卒睹。在越盟發動攻勢之前幾個月建立的防禦陣地幾乎沒有一個真正要塞化，許多守軍勇氣有餘，但對挖掘工事不屑一顧。他們的指揮官認為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能與河內保持空中聯繫。

另一方面，在距奠邊府遙遠的山區，武元甲獲悉法方的部署。武元甲的參謀每天必讀法國新聞報導，他們從報導中得知納瓦爾決定在奠邊府與越盟決戰。武元甲決定直接挑戰敵軍總司令，投入大部隊攻擊奠邊府。武元甲所以做這項決定，是因為當時軍事均勢已轉而對越盟有利，而法軍設在河內的總部一開始對此並不知情。中國已經將擊敗國民黨部隊後擄獲的美製M2A1一〇五公厘榴彈砲、一二〇公厘迫擊砲與三十七公厘高射砲提供越盟。武元甲的砲兵現在打擊威力大增，可以用一〇五公厘榴彈砲攻擊一萬兩千碼外的目標。

武元甲最重要的一項堪稱歷史性的決定是後勤補給，他的中國顧問在這項決定中或許也扮演了相當角色，他得說服他自己與越盟政治局，他的部下有能力把這些每個重達兩噸有餘的大砲，在亞洲最艱險難行的地形上長途跋涉五百英里，而且還得為四個師的圍城部隊提供補給。為達到這個目標，越盟於十二月六日在「解放區」各地下達總動員令，徵集可以輪番上陣的農民挑夫。每一名挑夫必須至少服役一個月，然後帶著一身疾病、疲憊不堪地返回家鄉。為鼓舞這些農民男女，越盟強調土地改革在即：只要勝利，就能享有土改果實。除了「一切為前線，一切為勝利！」的老口號以外，他們現在又加上一句「土地歸於農民！」

武元甲把他的前進指揮部遷了三百英里，搬進距離奠邊府法軍營區九英里、一群炸彈炸不到的山洞與人工地道裡，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五日架上地圖桌。他的參謀開始為部隊發行通報，通報中有新聞報導、有訓令，還有一些花俏的漫畫。其中有一幅漫畫把法國畫成一個奇醜無比、躺臥著的婦人，婦人生下奠邊府，靠一條代表空中聯繫的臍帶與奠邊府相連，一群穿著黑衣的小人正在切割這條臍帶，讓那醜婦十分惱火。幾星期以後，這一切果然成真。

共產黨後勤與工程人員開始在補給線上揮汗，有些路段可以行駛蘇聯製莫洛托夫卡車，他們就用接力運輸方式，派出一群群挑夫在卡車運補路線兩端裝貨、卸貨。米糧載在竹筏上，從中國境內沿黑河而下。武元甲要求戰場儲備一千噸彈藥──每一發一〇五公厘砲彈重四十四磅。越盟步兵開始向奠邊府運動，一旦抵達目標區，他們會領到鏟子挖土，領到繩子拉車。在補給線沿途，偽裝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在叢林，他們會把樹頂綁在一起，形成一條隧道。在架橋的時候，他們把橋架在水面下，讓敵人看不見橋。在平坦開闊的地方，他們會成群結隊、跟在卡車後方，用足跡踏平卡車輪跡。若不幸還是被法國飛機逮到，傷員能得到的唯一救助，是醫護生帶來的碎布與農民用止痛藥。

談到火砲運輸，越盟軍官陳杜（Tran Do，譯音）描述他們一連幾星期、不斷反覆的例行任務：「每到夜晚，當冰冷的霧氣降入山谷時，人群開始糾集……山徑太窄，很快就走入一處蓋過腳踝的泥沼，輪子稍有偏差，整門砲就會墜入山溝、深谷。我們用人力充當卡車，流著汗水與淚水，將大砲一門門拖進陣地……我們每天靠半生不熟、或過熟的米飯裹腹，因為廚房在造飯時，白天奉命不得冒煙，晚上奉命不得冒火星。在上山時，數以百計的人用長繩拽著砲，還在山頂上架設絞盤以防滑落。下山時難度高得多，砲車變得更重，山徑不斷扭曲，拐彎。砲組人員負責指揮拖運方向，不斷用楔子插在山徑上止滑，步兵負責拉繩子，轉絞盤。我們點著火把工作一整夜，可以把一門砲移動五百或一千碼。」一名士兵為了不讓一門砲滑落山谷，倒臥在車輪底下阻滑殉身，後經越盟宣傳人員追封他為英雄。

法軍情報單位也曾竭力跟監這場在西北方如火如荼展開的運補活動。根據他們的評估，武元甲只能徵集兩萬挑夫，為大約同等數量的士兵運補。但事實上，共產黨動員了六萬人。加固了的自行車成為補給鏈的重要一環，每一輛自行車載重一百二十磅，緊急狀況可以加到兩百磅。共產黨領導人不僅能鼓舞士兵、還能鼓舞挑夫為這場鬥爭付出令法軍與傭兵們自嘆弗如的努力與犧牲。曾有一名幹部要求士兵志願上前，拆除隨時可能爆炸的法軍延遲引爆炸彈，結果竟有十人舉手，搶著執行這項極端危險的任務，讓一旁的戰俘看得目瞪口呆。

奠邊府戰役緩緩展開，從十一月二十日第一批傘兵空降到武元甲翌年三月間發動第一波攻勢，兩者之間有一百多天空窗期。法軍一開始曾試圖走出防禦周邊，但沒有得逞。十二月，兩個傘兵營向九英里外一個村落進擊，但遭越盟阻擊，被迫退卻。納瓦爾於是向德．卡斯特里下達新命令：必須不計一切代價守住奠邊府。不久，四門一五五公厘砲、以及若干一〇五公厘榴彈砲與一二〇公厘迫擊砲運抵法軍營區，法軍信心十足，認定可以在火砲上壓制越盟。但事實證明，雖說有了強大火砲，想鎖定目標卻難上加難：地圖品質太差，空中偵察與砲兵觀測都大受影響；越盟重武器的位置也很少曝光。

整個十二月，法軍指揮部不斷接獲令納瓦爾與柯尼感到不安的情報，不過他們不是很在意。他們現在知道越盟四個師正移進北部山區，但仍然不確定這四個師的目標，因為敵軍在中央高地（Central Highlands）與紅河三角洲聲東擊西，讓河內當局舉棋不定。直到當時為止，越盟發動的攻擊每在遇到法軍頑抗時都會放棄，法軍將領們因此認定，武元甲所部一旦在奠邊府受挫也會拔營撤軍。一名法國《世界報》（Le Monde）記者在訪問奠邊府營區後告訴讀者，營區官兵士氣高昂，都表示「On va leur montrer!」（我們要給他們好看！）

隨著年關將至，納瓦爾發現越盟正在部署榴彈砲。他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向巴黎提出報告說，奠邊府可能守不住。但在一九五四年最初幾周，衛戍部隊最大的敵人是無聊。郎格萊上校腳踝裹著石膏出院，回到營區，騎在一匹小馬上跑來跑去。巡邏隊不斷傳來死傷。許多法軍盼望越盟早日發動攻擊，他們才能迎頭痛擊，把越盟趕回山區，以便他們早些撤回河內，享受燈紅酒綠。但也有人感覺情勢不妙：朱利．古榭（Jules Gaucher）中校在一月十一日寫信給妻子說，「時間過得很慢，這裡什麼樂子都沒有。他們告訴我們說，天搖地動的苦日子就要到來，說大難就要臨頭，我們在劫難逃。」

接下來幾周，衛戍軍對越盟砲陣地發動幾次攻擊，都以失敗收場。部分由於法軍B-26掠奪者（Marauder）轟炸機機員受到的限制，法軍壓制越盟補給線的計畫也未能如願：有一次法軍陣地遭到空襲，郎格萊起先認定這是中國空軍幹的，之後才發現投彈攻擊他們的竟是法國人。但這不稀奇，因為法國空軍經常得在一萬兩千英尺高空投彈。在距離奠邊府遠方，越盟不斷發動突擊隊夜襲，一方面藉以削弱法國空軍實力，一方面擾亂納瓦爾的注意力。在對河內與海防附近機場發動的夜襲中，越盟毀了二十架飛機，其中大多是珍貴的C-47運輸機。

從十二月起，納瓦爾等法軍將領與他們在巴黎的上級已經握有充分情報，知道戰事有可能以慘敗收場。但由於驕傲、宿命、愚蠢以及欠缺道德勇氣等多項因素使然，他們沒有認錯，而且繼續錯下去。如果當時奠邊府衛戍軍撤軍，除越南以外，沒有人會聽過這個地方，那只會是一項習以為常的地方性撤軍行動。納瓦爾要負主要責任，但法國整個政治與軍事領導層也難辭其咎。當時法國剛掙脫納粹占領的陰霾未久，法國政、軍領導人一心只想重建「祖國光榮」，他們的一切決策也因此深受影響，這是法國的不幸。就這樣，他們犯下二十世紀原本最可以避免的一場軍事慘敗。

一月最後一周，守軍進入最高警戒。根據情報，越盟不出幾小時就要發動最大規模的攻擊。情報其實沒錯，越盟原本確實計畫這麼做，但武元甲改變了計畫。由於能將戰前準備工作做得面面俱到，武元甲最近連戰皆捷。但讓他那些渴望出擊的部屬喪氣的是，他現在認為攻擊奠邊府的條件還沒有完全成熟。部隊已經在周邊集結，這固然不錯，但大砲與迫擊砲彈儲備還沒有達到他要求的標準。他將攻擊發起時間延後。

根據他修訂後的新時間表，這場即將展開的大戰必定一直打到大雨傾盆、濕漉不堪的雨季。武元甲估計，他的部隊由於部署在山上，承受的苦難會比部署在平原的衛戍軍輕一些。在巴黎，一名高級軍官也有同感，他憂心忡忡地說，到了四月，德．卡斯特里得站在水裡指揮奠邊府作戰了：「我們認為我們可以摧毀越盟三個最精銳的師，但事實是敵人在我們周邊運動，牽制了我軍主力。」當時巴黎當局進一步討論了撤軍問題，但這麼做會損失巨量物資，而且負責斷後的部隊幾乎肯定將全軍覆滅。納瓦爾於是決定增兵。

接下來七周，圍城與被圍的敵對兩軍隔著叢林與山丘對恃，短短幾十天就像永無止境一樣難熬。飛機來往起降，防禦周邊外不時有一些小規模衝突。奠邊府仍然不斷有貴客到訪，包括軍政要員，小說家葛拉姆．葛林、美軍將領鐵麥克．奧丹尼爾等等，他們都毫髮無傷地離去。在這段時間，對越盟補給線發動的空襲收效甚微。機組人員欠缺經驗，還為他們那些破舊的老飛機取名「死亡陷阱」。在印度支那戰場上陣亡的六百五十名法國空軍，許多是人為疏失或機械故障而不是敵人砲火下的犧牲者。越盟從經驗中得知，來襲的法軍飛機若發出吵雜聲響，造成的傷亡低得出奇。一名在村子遭到空襲時逃過一劫的年輕人寫道，「轟炸與砲擊嚇人的成分超過實際傷人……不斷的轟炸讓人沒那麼害怕。」不僅如此，在奠邊府附近地區，法軍飛機開始遭到越來越激烈的蘇聯製三十七公厘高射砲砲火反制。在十二月，五十三架飛機被越盟地面砲火擊中，受到嚴重程度不等的損失。此後隨季節變化，天候每下愈況，飛行員得靠二次大戰使用的領航技術飛行，飛機與人員折損事件於是層出不窮。

從納瓦爾的觀點，比這些戰場上的問題更讓人擔心的，是來自歐洲的消息。有關大國計畫舉行高峰會，談判即將展開，押在奠邊府戰事上的賭注似乎在一夜之間升高了。駐守奠邊府的法軍開始嗅到一種極其熟悉的氣味：出賣。他們現在儘管仍不承認可能打不贏這場戰爭，但認定自己將成為他們瞧不起的那些政客的犧牲品。

在美國與歐洲，對印度支那戰爭不滿的情緒已經不斷升高。在二次大戰期間研發原子彈的曼哈坦計畫（Manhattan Project）展開之初，英國首相邱吉爾對原子彈造成的衝擊似乎一無所知，甚至莫不關心。但十年後，儘管已經老態龍鍾，他對核武器危害的擔心，比許多美國人──包括艾森豪總統──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邱吉爾與他的外相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認為，新研發成功的氫彈不只是一種作戰武器而已；就算只是揚言使用氫彈遂行外交政策目標，也是一種極其恐怖的冒險。

美國政府開始考慮解決印支戰爭問題的選項，包括轟炸中國，以懲罰毛澤東的支持越盟。這種可能性讓英國如坐針氈。公開主張用核彈炸中國的美國人，其中包括幾名美軍將領，這些人數雖說不多，戰事一旦升高，沒有人知道它會發展到什麼程度。英國人主張與中國與蘇聯談判，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但艾森豪政府不以為然。美國保守派認為英國這種政策是向侵略者示弱，是姑息養奸。

一九五四年一月在柏林舉行的一次緊張、艱鉅的外長會議，促成法國撤離印度支那的退場機制。在那個時候，由於美國堅持，中國一直被排斥在國際會議門外，因此與會的俄國外長維亞契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呼籲召開邀請中國參與的國際會議，以解決韓戰、印支戰爭等亞洲重大問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不同意，他認為共產黨不法篡奪了中國，不願與北京同桌談判。但艾登在邱吉爾支持下，極力支持這項邀請北京與會的主張。法國外長葉奧吉．畢杜（Georges Bidault）也贊成北京與會，當時搖搖欲墜的巴黎政府急著想與北京對話，討論北京支持越盟的問題。杜勒斯終於勉強同意。柏林外長會議於是在二月十八日宣布，訂四月二十六日在日內瓦舉行國際會議，由英國與俄國共同主持，邀請所有有關各造與會。

印度支那戰場上的敵對兩軍，現在都有了一項新的緊急任務：盡可能在談判展開前搶占最強有力的戰場態勢。納瓦爾與他的部屬放棄從十二月以來一直持續的那種時而樂觀、時而悲觀的戰情預測，開始一味表達取勝的幻想。當時印度領導人賈瓦哈拉．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建議印度支那戰場上兩軍立即停火，但巴黎政府由於接獲納瓦爾這些充滿信心的報告，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尼赫魯的建議。雖說越盟看來也不可能接受停火，但這是法國從談判桌上取回奠邊府賭注的最後機會。拒絕停火，也錯失了這最後機會。

◎災難在招手

在與巴黎遠隔重洋的東京西部，在吉普車四處亂竄激起的塵土與法軍工事斷斷續續遭到的砲火洗禮中，法軍又發現敵軍的另一怪招。根據傳統智慧，大砲應該部署在逆向坡上，讓敵人的直接砲火打不到。但武元甲訂了新規則，把榴彈砲都部署在面向坡上，砲管朝下對準德．卡斯特里的陣地，讓幾乎每一處法軍陣地都在越盟砲火射程內，無所遁形。而且越盟把火砲都藏在地道裡，只有在開火時才拖出來，讓法軍砲火幾乎無從反制。奠邊府平原海拔一千英尺，法軍地勢最高的陣地也只有一千六百英尺高。但在距離法軍陣地僅僅五千碼外的越盟陣地，平均海拔有三千六百英尺，武元甲的大砲很快就能重創法軍一舉一動。

德．卡斯特里的大砲與迫擊砲都部署在空曠的陣地，完全沒有掩護。法軍透過空運，將幾輛拆卸了的十八噸重「霞飛」（Chafee）戰車運入奠邊府，重新組裝，以提供機動火力。但也就在這時，法軍軍官發現越盟的砲擊火力之強，前所未見。越來越猛烈的越盟砲火，表示奠邊府前哨陣地的守軍再也不能找空子、上營區的兩個野戰窯子（妓女戶）取樂了。到二月中旬，僅管越盟還沒有大舉發動攻勢，奠邊府守軍已有十分之一傷亡。由於可以派上用場的C-47越來越少，守軍補給與彈藥欠缺情況更加嚴重。

三月十一日，越盟大砲開始砲擊停在奠邊府跑道邊的飛機。從十三日起，每一架在奠邊府起降的飛機都遭到攻擊，飛行高度只要低於七千英尺就不安全。三月十二日，柯尼的座機冒著如雨襲來的彈幕從奠邊府起飛，他能安全脫險算他命大，這是這位喋喋不休的將軍最後一次奠邊府視察之旅。幾周以來，武元甲的軍隊就在戰場上不斷挖、挖、挖，工事規模之大，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線的工事差堪比擬。一名越盟寫道，「鏟子成為我們最重要的武器。」越盟在奠邊府周邊建了一個由地道與戰壕組成的網路，不僅做為棲身之用，也為進擊路線提供掩護。法軍陣地以九座小丘為重心，每座小丘各取一個美麗的女子名。「伊莎貝拉」（Isabelle）與「碧翠絲」（Béatrice）是其中公認防禦工事最堅強的兩處陣地。不過，一名剛抵達奠邊府的一名傘兵軍官發現，這兩處陣地的戰壕與砲位掩體都做得不夠，如果法軍官兵們在之前幾周能像越盟那些人一樣拼命挖掘，奠邊府陣地會比現在強得太多。

三月十三日上午，武元甲麾下三一二師宣讀一份胡志明的來電，之後全師官兵齊唱越盟國歌。那天下午，三一二師集中全力對距機場跑道不到兩英里的法軍東翼陣地碧翠絲發動攻擊。下午五點五分，守軍發現越盟開始行動，剛準備下令迫擊砲與大砲開火，越盟已經搶先開火。大砲與重迫擊砲砲彈不僅落在碧翠絲，還恍如狂風暴雨般襲向奠邊府陣地各處，特別是砲陣地與指揮所。由於越盟砲兵在之前幾周不斷對德．卡斯特里的據點進行觀測與盤算，或許也因為得力於中國顧問協助，這一波轟炸非常準確。越盟巡邏隊憑藉無比勇氣與耐心，經常利用暗夜潛入法軍鐵刺網陣地與戰壕邊，匍匐數小時刺探虛實。他們特別鎖定法軍陣地中無線電天線的位置，因為豎有這類天線的陣地一定是指揮中心。

郎格萊上校與他身邊一群官兵全憑奇蹟般的運氣才能逃過一劫。當砲擊開始時，郎格萊正光著身子站在一個打了洞的汽油桶下洗淋浴，他立即光著身子躲進他的掩體。不到幾秒鐘，一枚砲彈在指揮所屋頂爆炸，指揮所木樑倒塌，一時間塵土飛揚，裝備殘骸散落遍地，讓郎格萊與部下幾名軍官驚得目瞪口呆。第二枚砲彈隨即落下，但沒有爆炸。不遠處升起一個紅、黃兩色火球，說明奠邊府儲存燃料與燃燒彈的彈藥庫爆炸了。除了郎格萊的一架觀測飛機以外，擺在附近的一切裝備都被炸毀。

當三月十三日夜幕低垂時，守軍指揮官發現他們已經形同跛腳。許多電話線被切斷，在傍晚一片迷濛中，無線電通訊也含糊不清。兵力四百五十人、負責守衛碧翠絲的外籍兵團營編制不足，而且缺少軍官。指揮官們知道越盟進攻在即，但認為攻勢要到入夜以後才會展開。這時越盟已經將戰壕挖到距碧翠絲周邊只有五十碼的地方，在吵雜不堪的大喊大叫與號角聲中，越盟步兵開始挺進，爆破管在防禦陣地鐵刺網下爆炸的聲響不絕於耳。大砲的打擊威力最是可怕，晚上六點半時，一枚砲彈炸毀了碧翠絲指揮所。入夜以後，各處據點守軍只能在照明彈螢光下孤軍奮戰，有些外籍兵團守軍在重創來犯敵軍後不支。但不到一個小時，越盟無視本身的慘重傷亡，拚死進軍，占領了深入法軍防線的幾處陣地。

一位法軍連長不斷以無線電呼叫砲兵支援，甚至在他的戰壕已遭攻陷後仍然繼續奮戰：「正一百碼……一百碼近……五十碼近……對我打！越盟已經打到我們頭上了！」之後無線電傳來靜電嘶嘶聲，連長的聲音也沒了。曾在寫給妻子的信中預言大難將至、在劫難逃的朱利．古榭，在戰陣中受重傷不治。郎格萊奉命接管，但電話與無線電聯繫都已中斷。午夜過後不久，越盟控制了碧翠絲，打死一百多名守軍，俘虜兩百多名大多受傷的戰俘，只有一百名守軍在一名士官長率領下逃逸。天色於十四日早上六點十八分時破曉，煙雨濛濛的戰場上一片古怪的死寂。不久濛濛細雨轉成傾盆大雨，奠邊府營區醫護人員從令人窒息的碉堡中走出來喘氣。他們無不筋疲力盡：一個晚上下來，他們動了十個腹部、十個胸部，兩個頭部、十五個骨折與十四個截肢手術。到處是殘骸：焚毀燒焦的車輛、撞爛了的飛機與裝備。法軍在夜間對越盟砲兵陣地發動一次遲來的空襲，結果當然沒有成功。

隨後，受傷被俘的法軍尉官菲德烈．杜平（Frédéric Turpin）蹣跚地從碧翠絲走進「杜米妮加」（Dominique），帶來越盟休兵後撤傷員的建議，柯尼總部同意了。這是武元甲的一招精明的心理戰，因為他藉此表現越盟的勝利者身分，並把照顧八名重傷法軍的責任交到衛戍部隊手裡。杜平運氣不錯，後來上了後撤河內的飛機。 至於那些留在奠邊府的人，皮耶．荷庫爾（Pierre Rocolle）寫道，「所有沒有緊急任務在身的人都有一種麻木感。官兵們都忍不住自問，『一支外籍兵團的部隊怎麼會在一夜間潰敗？』」柯尼的反應是再派一營傘兵增援奠邊府。

武元甲準備對「佳白莉」（Gabrielle）重施故技，佳白莉位於奠邊府北緣，由第七阿爾及利亞輕步兵營（7th Algerian Tirailleurs）防守。第七營官兵飽餐戰飯，準備打一場夜戰。果不其然，十四日晚上六點，就在日落前不久，越盟三〇八師展開攻勢。一場惡鬥一直打到深夜，一架達科他在空中盤旋，丟下照明彈照亮夜空。守軍堅守了幾個小時，法軍大砲造成越盟步兵慘重傷亡。但在十五日凌晨三點半時，越盟再次發動砲轟，山丘上彈落如雨，命中佳白莉指揮所，裡面的官兵大多數非死即傷。法軍計畫在破曉時分發動反攻，戰車與傘兵部隊正在集結待命的消息傳來，也讓守軍軍官振奮，問題是阿爾及利亞那些士兵已經無心戀戰。十五日早上七點，第一批越盟部隊攻上佳白莉山頂，阿爾及利亞輕步兵，包括一個沒有接敵的連，匆忙爬出戰壕往山下飛奔逃命。越盟就這樣占領佳白莉，守軍八十人陣亡，三百五十人被俘，包括患了腦震盪的第七營營長。趕來增援的越南傘兵營隨即跨過空曠地形展開反擊，但由於越盟砲火猛烈而撤軍，阿爾及利亞輕步兵營敗兵也陸續逃回奠邊府縮了水的周邊。

不到二十個小時連吞兩個慘敗，讓法國領導人極為難堪，他們於是將佳白莉的失守歸咎於守軍軍官。納瓦爾在一封寫給巴黎朱安元帥（Marshal Juin）的信中說，守軍士氣的崩潰「極顯然問題出在指揮官，這些指揮官原本都信心十足（或許太過了），結果卻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極端。」納瓦爾派出兩名志願參戰的校官前往奠邊府，取代陣亡者遺缺。有鑒於空軍顯然無法制壓武元甲的運補線，納瓦爾提出一個異想天開的辦法，計畫在叢林上空製造人工雨，水淹共產黨。

在奠邊府，德．卡斯特里總部的幾名參謀官神經崩潰，參謀長一動不動、呆坐在掩體中，不肯脫鋼盔。德．卡斯特里本人不斷發號施令，但沒有領導可言，他沒有親臨陣地各處演說、視察，鼓舞士氣，而是埋首行政工作。越盟砲兵開始卯上法軍砲陣地，造成法軍砲兵慘重傷亡，三分之一的一五五公厘砲砲組與半數以上的一二〇公厘迫擊砲砲組人員傷亡。戰鬥進行到第三天，衛戍軍儲備的兩萬七千枚砲彈已經耗掉一半。在前進觀測陣地失守後，法軍砲兵被迫幾乎盲目亂射，只能由河內派出飛機對武元甲陣線進行空拍，送回河內處理，再將處理好了的照片空投進奠邊府，供砲兵作為目標選擇依據。

德．卡斯特里那位笑臉常開的砲兵指揮官查爾斯．皮羅斯（Charles Piroth）上校，原本拍胸脯保證能制壓共產黨部署的每一門大砲，但現在由於一連兩個晚上戰鬥失利，他被郎格萊罵得狗血淋頭。皮羅斯回到自己的掩體，痛哭流涕地說，「我真是羞愧得無地自容。」事實上，應該羞愧的是他的上司，他們不該選在奠邊府這樣一處無險可守的地方，讓一萬兩千名法軍與殖民地派遣軍，與兵力五倍於他們還有一名優秀統帥的越盟部隊決戰。但無論怎麼說，皮羅斯還是抱著一枚手榴彈，然後拉開保險針。德．卡斯特里想隱瞞這起自殺事件，但消息很快走漏，還刊在《世界報》上。三月十四日晚，幾枚砲彈落在基地包紮站，檢傷分類室裡的十四名官兵，與九名術後官兵死難，X光設施也被毀。在那以後，傷兵處境更加慘不忍睹，在戰事結束以前，軍醫們治療了兩千六百六十五人，動了九百三十四次手術，然後看著三百一十九人不治。基地的機場跑道繼續遭到砲火洗禮，十架因天候關係困在機場的飛機被毀。

接下來兩天，三月十五到十六日，幾乎平靜無事。越盟透過擴音器用法國、越南、阿拉伯與德國四種語言向基地守軍喊話招降。這些招降措施並非白費功夫：柯尼不顧德．卡斯特里的強烈反對，派了忠誠度極不可靠的一個越南營與兩個泰國營進駐奠邊府。法國軍官早就擔心一旦出現和談，這些由在地人編組的部隊可能譁變。他們擔心得沒錯，在聽到越盟喊話、知道日內瓦和會即將召開之後，許多在奠邊府服役的越南人發現法國不會是這場戰爭的勝利者。三月十五日夜間，駐守佳白莉西南方一點五英里的「安妮—瑪麗」（Anne-Marie）陣地的泰國營，開始有人逃亡，而且很快形成逃亡潮：有一個據點的守軍全部逃光了。沒隔多久，越盟展開砲轟，一批批守軍開始放棄據點。一名法軍前進觀測員用簡單幾個字做了無線電報告：「泰國人走光了。」安妮—瑪麗一號與二號陣地就這樣為越盟幾乎兵不血刃地占領。武元甲馬不停蹄，立即下令自己的迫擊砲與無後座力砲進駐安妮—瑪麗。

奠邊府守軍士氣這時已經潰散，武元甲若乘勝追擊，很可能可以一舉攻下整個奠邊府，他的部下都迫不及待想這麼做。德．卡斯特里後來寫道，敵我兩軍士氣天差地遠，「一邊是為獨立而戰的民族軍……另一邊是簽合約辦事的傭兵」。但武元甲不肯冒然躁進。做好萬全準備、徐圖進取的做法效果很好。更何況，他的部隊為取得早先幾場勝利也已遭到重創：攻擊碧翠絲的步兵有四分之一陣亡，攻擊佳白莉的一個營死了兩百四十人。六名僅僅受過粗淺訓練的越盟醫護兵得照顧七百名傷患。

在彈片橫飛的戰場上，越盟士兵因為沒有鋼盔，以及早期發動的「人海」攻勢而死傷慘重。他們夜復一夜、通宵達旦地挖戰壕，掘坑道，從最近的森林伐木做樑，運到幾英里外的戰場。為支援這場戰役，共產黨控制的越南北部全體動員，許多未經訓練的青少年就這樣投入戰場，發生在奠邊府戰役的可歌可泣事蹟絕非法軍專利。

武元甲每天都會研究補給供應狀況，研究那條「不斷移動的紅線」。一天上午，他質問後勤司令為什麼前一天晚上連一噸米都沒運到。後勤司令答稱因為大雨傾盆，無法運補。武元甲說，「我不管下雨還是下冰雹，總不能讓我們的兵空著肚子打仗吧！」但武元甲這話不過是說說罷了，他很清楚部下許多官兵都在挨餓。越盟部隊幾乎沒有肉類或蔬菜可吃，到三月中旬，套用三一二師一名士兵的話說，領到的米「爛得我們不知道要怎麼煮」。他們領不到香菸，只能找些野菜根胡亂果腹。

但武元甲決定貫徹他那套作法：將準備工作做得滴水不漏，確保每一次攻擊的勝利，打得法軍永無翻身的機會。他的三十七公厘高射砲對法軍飛機造成重創，幾乎沒有一架從奠邊府折返的飛機能安然無恙。在德．卡斯特里部下九個山頭的三個淪陷之後，越盟砲兵開始不斷對機場進行砲擊。撤運傷員的飛機越來越少，而且每有一架飛機降落，必定引發基地一陣恐慌。攝影記者尚．佩活（Jean Péraud）在報導中說，機場情景就像一九四五年的德國一樣：「叫喊聲，淚水。傷兵在機艙口互相踐踏，搶著登機。自採訪集中營以來，沒見過這種慘況。」十七日，越盟經過精心設計，又擺出「人道姿態」，將八十六名受傷的戰俘送回奠邊府。此舉當然使基地原已遠超負荷的醫護設施壓力更加沉重，如何處理截下來、推積如山的殘肢斷臂，也讓基地軍醫們束手無策。

法國軍醫人員沒有贏得喝采，三月二十三日，一架H-19直升機違反命令降在一處完全沒有掩護的地點。在傷員登機過程中，機組人員全數離機以躲避砲火。不久H-19中彈被毀，機上傷員全數罹難，包括將軍的兒子亞蘭．高畢葉（Alain Gambiez），但機組人員都逃過一劫。一名法國記者極盡諷刺地寫道，「當然，這架直升機機組不是從空軍精英中挑出來的。」德．卡斯特里也大罵這些機組沒種。很快，法軍固定翼飛機那些疲憊不堪、鬥志全無的機組人員也成為抨擊對象。就這樣，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旗下航空公司CAT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奠邊府再補給任務，CAT那些傭兵飛行員不僅技術較佳，勇氣也比法軍飛行員更勝一籌。最令人提心吊膽的是燃燒彈運補任務：一架C-119在跑道加速準備起飛時，駕駛員將起落架收得過早，導致機腹擦在碎石地面，爆出火星，引燃了機上裝載的四噸「地獄果凍」（hell jelly，即燃燒彈）與一千五百加侖航空油料。機上人員竟然逃得性命，算得邀天之幸。

至於奠邊府衛戍軍，大多數法軍單位仍然篤定，不過他們對那些殖民地部隊的蔑視也日復一日、不斷增高。十五日那天，不僅越南傘兵營沒能奪回佳白莉，套用皮耶．胡庫爾的話說，他們的法國軍官也「樹立了極為惡劣的榜樣」。一個阿爾及利亞營放棄陣地，溜進周邊外的叢林與村落，數以百計的「南雲之鼠[17]」（the rats of Nam Youm）就靠著搶來的補給生存，一直混到戰事結束。北非砲兵與工程兵軍心仍然穩定，但就算沒有大攻勢，他們每天也有五十人傷亡。

成為守軍軍魂標竿的人物不是德．卡斯特里，而是郎格萊上校。一名仰慕他的外籍兵團官兵說，郎格萊「一連五十六天，每天唱著『馬賽曲（Marseillaise）』，他總是那麼神采奕奕。」但郎格萊勇氣有餘，智謀不足，不是一名戰術專家。德．卡斯特里曾向納瓦爾坦承「他的毛病就是太猛」。十六日，郎格萊身邊又多了一名悍將：馬賽．畢加。畢加少校雖說初抵奠邊府，卻是一位久經戰陣的老兵，他的父親是法國杜勒（Toul）一名身無分文的鐵路工人。在經歷奠邊府的一場血戰後，畢加為部下每一名傘兵請領軍功十字章（Croix de Guerre）。他的部下都用他的無線電呼號「布榮額」（Bruno）稱呼這名鐵漢。只不過郎格萊與「布榮額」雖能浴血奮戰，卻不能讓奠邊府浴火重生。

奠邊府守軍也打了幾場勝仗，重振了一些士氣。但為了打這幾場勝仗，甚至只為了進行例行巡邏，衛戍軍都得付出生命代價，迫使德．卡斯特里左右為難。傷患的命運更加惡化，一名叫做樂華耶（Leroy）的士官，三月十六日在伊莎貝拉被彈片畫傷，後送野戰醫院休養，但隨即醫院被炸，他因此二度負傷。醫護兵用卡車送他回伊莎貝拉，正好撞上越盟新一輪砲擊，卡車司機被炸死。法軍將他從卡車殘骸中救出來，醫護人員還在他肚子上動了一次手術。他活了下來，在一條排水溝裡躺了三個晚上，終於在三月二十五日上飛機後送河內。

三月十三日到二十七日間，三百二十四名傷患後撤，但在二十八日，越盟大砲炸毀一架停在跑道上的達柯他運輸機，武元甲的砲兵這時已經可以將整個奠邊府所有的陣地完全納入攻擊圈內。畢加率領一千兩百名傘兵拚死對越盟砲陣地發動攻擊，一般相信，在那天的戰鬥中，越盟有三百五十人戰死，許多高砲陣地被毀。但法軍也有一百一十人傷亡，整整一個連的兵力就此喪失，卻沒有決定性戰果，德．卡斯特里沒有那麼多兵力與越盟繼續玩下去。機場報廢了，整個奠邊府作戰計畫依為根本的「空中橋樑」就此四分五裂。士兵開始從機場跑道卸下穿了孔的鋼板，蓋在戰壕與掩體上，飛機不會再下來，不再需要鋪在跑道上的鋼板。

在那以後，傷員命運更加悲慘。「威諾加」（vinogel）的供應開始短缺。威諾加是一種經過脫水處裡的酒精產品，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法國士兵的生命活水。三月二十九日起，天降大雨，而且連下幾星期，直到戰事結束為止，讓敵對兩軍都受盡折磨，戰士們得在泥濘中戰鬥，倒在泥濘中。衛戍軍現在完全依靠空投取得補給，而空中支援不足的窘境已經十分明顯。迫於越盟高射砲火猛烈，運補飛機只得放棄白天低空空投，改為夜間高空空投，但這種作法使越來越多物資落入越盟部隊手中。武元甲極盡挖苦能事地說，「敵人空投可是我們一項不容小覷的補給來源，那是真正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

法國在二十世紀打的一場最著名的保衛戰，是一九一六年的凡爾登（Verdun）之戰。在這場戰役中，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étain）將軍部下將士靠著一條脆弱的補給線撐持，終於擊退強敵，這條補給線因此垂名青史，即所謂「神聖之路」（voie sacrée）。三月二十二日，德．卡斯特里上校在一封致柯尼將軍的私函中說，奠邊府即將成為印度支那的凡爾登，只是欠缺一個重大關鍵：它沒有「神聖之路」。

譯注：南雲之鼠，奠邊府戰役期間的衛戍軍逃兵，他們因藏身在奠邊府附近南雲河邊而得名。 back

第4章血腳印

Bloody Footprints

◎放棄，還是炸？

武元甲將他四分之三的正規部隊投入奠邊府，但即使在作戰期間，越盟散在各地的游擊隊也不斷施壓，以分散法軍兵力。紅河三角洲與更南方的安南都有零星戰鬥，從二月到三月中旬間，五十九個要塞化據點被越盟攻占。由於法軍後撤，將防線移往北方，湄公河三角洲大部地區淪入共產黨手中。為了保住越南各地與寮國境內的陣地，納瓦爾與柯尼已經疲於奔命。奠邊府危機迫在眼前，整個印度支那也似乎搖搖欲墜。這世上只有一個國家能幫法國扭轉這種頹勢：美國。

一九五四年春，有將近兩個月時間，艾森豪總統與他的首席幕僚主張軍事干預。他們願意、甚至渴望這麼做。就像華府在之後二十年的考量一樣，他們關心的不是越南人民的福祉或願望，他們只是不願見到共產黨在亞洲再下一城。坐視共產黨在越南取勝，不僅助長中共氣焰，也損及西方威風。深受麥卡錫主義影響的美國共和黨選民，更不會樂見一個赤色越南。

在武元甲發動奠邊府攻勢一星期之後，法國參謀長保羅．艾利（Paul Ely）於三月二十日抵達華府，為如何解決越南問題的辯論更添一分緊急。艾利毫不掩飾地提出警告：美國若不干預，奠邊府會淪陷。美國立即同意先提供一些零頭，包括幾架掠奪者轟炸機與八百具降落傘。但艾利要的比這多得多，而且很快找到熱心的代言人。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海軍上將亞瑟．雷福（Arthur Radford）是鷹派中的鷹派。雷福立即建議用駐在菲律賓的六十架B-29超級堡壘（Superfortresses）轟炸武元甲在奠邊府的圍城軍。美國國防部一個研究小組更建議，若能「妥為部署」，只需三枚戰術核武器就能一舉剷除共產黨的威脅。雷福也認為這是可行的選項。但國務院認為使用核武器之說萬萬提不得，萬一傳到法國人那裡，消息一定走漏，後果不堪設想。

美國陸軍參謀長、韓戰英雄馬修．李奇威（Matthew Ridgway）將軍，堅決反對干預，認為這是一場選錯了地方、錯誤的戰爭。但艾森豪總統另有看法，他贊成投入美國軍力，但條件是必須首先取得國會與盟國的支持。美國必須動員盟友，特別是英國。國務卿杜勒斯、雷福以及副總統理查．尼克森都極力主張「禿鷹行動」（Operation Vulture），就是前述用B-29發動空襲的計畫。接下來幾星期，就在德．卡斯特里部下官兵浴血奮戰的同時，華府、倫敦與巴黎也為美國應該如何投入這場戰爭而激辯。

三月三十日，五個越盟步兵團在奠邊府發動一波波持續不斷的攻勢，由阿爾及利亞軍防守的「伊莉安娜」（Eliane）一號陣地附近據點紛紛淪陷。這些阿爾及利亞士兵與率領他們的軍官幾乎互不相識，在法國殖民軍軍中，領導統御主宰一切。士兵如果認識、信賴他們的軍官，在戰陣上才有可能賣命。帶兵官如果不能贏得部下信任，或在戰陣上倒下，部下士兵也往往不戰而散。越盟依照老規矩，於下午五點砲擊，一個小時過後發起步兵攻擊。大雨讓戰壕積水，也斷了守軍獲得空中支援的指望。更偏北方的杜米妮佳同樣告急，郎格萊只能在望遠鏡中眼睜睜望著敵軍不斷侵入。戰場很快出現四處各自為戰的步兵戰鬥，而且法軍都在苦撐。伊莉安娜一號陣地的阿爾及利亞守軍開始逃竄，一名傘兵軍官當場拔槍殺了幾名逃兵以鎮壓恐慌。但已經無力挽回，防禦周邊開了一個大口。經過幾近四小時血戰，陣地崩潰。杜米妮佳二號陣地也出現同樣場景：阿爾及利亞守軍朝越盟軍跑去，但將兩手舉在空中。到晚上十點時，杜米妮佳二號也為越盟攻占。

視死如歸、奮戰到底的法軍官兵不乏其人。一位十八歲的歐亞混血士官夏拉蒙（Chalamont），操控一挺機槍，直到陣地被團團圍困、全員陣亡為止。由於二十七歲的軍官保羅．伯恩布浩克（Paul Brunbrouck）死戰不退，法軍勉強守住杜米妮佳三號陣地。伯恩布浩克曾參加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的那商（Na San）保衛戰，那商之戰是又一場法軍與越盟的惡戰。現在駐守杜米妮佳三號陣地的他，不斷率部用他們的一〇五榴彈砲對付敵軍，最後當敵軍已經近逼眼前，他下達不用座標、見到就打的緊急命令。郎格萊用無線電下令他放棄砲位，伯恩布浩克答道：「別想！」三十一日晨，在總計發射一千八百枚砲彈之後，他率領手下那些勇猛的塞內加爾砲兵，帶著還能操作的三門榴彈砲後撤。伯恩布浩克因此役獲頒外籍兵團榮譽騎士十字章；兩周以後，他在又一場血戰中英勇捐軀。

伊莉安娜一號陣地很快為越盟攻陷，同時易手的還有一個號稱「香榭麗舍」（Champs Elysées）的陣地。到了早上，兩軍都已筋疲力盡。一個主攻的越盟步兵團由於兵力耗損過大，不得不退出戰線。法軍失去相當部分火砲，剩餘的五百噸彈藥也損耗過半。納瓦爾為了解這些新戰況從西貢趕到河內，還發現柯尼整個晚上都不在指揮部，很可能陪在一個女人身邊。這兩位如今都已陷身困境的將軍，還因此彼此之間爆了粗口。美軍將領「鐵麥克」奧丹尼爾提出一項荒謬的建議，主張法軍派遣裝甲部隊西出河內，解奠邊府之圍。這項建議所以荒謬，是因為它完全沒有考慮越南北部地形險惡，不利裝甲運動，以及越盟擅長伏擊法軍車隊的現實。不過，艾森豪總統後來還是對法國沒有採行奧丹尼爾這項建議表示不解。

納瓦爾與柯尼採取更多病急亂投醫的作法，三十一日上午，又一個傘兵營空降奠邊府。儘管奠邊府終將不保的情勢現在已經明顯，但志願請纓上陣的法國人仍然不絕於途，以亞蘭．畢沙（Alain Bizard）上尉為例，就放棄陸軍參謀長助理的大好前程，加入德．卡斯特里的衛戍軍。或許這是因為年輕的法國職業軍官渴望一雪法國一九四〇年淪陷之恥，他們要證明新一代法國人擁有他們父執輩欠缺的犧牲勇氣。

三十一日晚，法軍發動反攻，奪回杜米妮佳二號與伊莉安娜一號陣地，但很快就遭越盟再次攻陷。四月一日與二日，法軍擊退幾次敵軍夜襲，但到了二日上午，為加強剩餘山頭的防禦，法軍棄守「胡格特」（Huguette）二號。四月三日，參加過碧翠絲保衛戰的十二名外籍兵團放棄據點投降，重創了守軍對外籍兵團的信心。像所有那些落入武元甲手中的逃兵一樣，這些外籍兵團逃兵也立即奉命替越盟挖掘工事、挑運補給。到四月七日，衛戍軍軍醫為照顧五百九十名傷兵已經疲於奔命，外籍兵團與傘兵營兵力已經降到每營不足三百人。法軍要求停火，讓飛機後撤傷患，但武元甲不理會，他又何必理會？

有關美國干預的辯論繼續在華府進行，不是為了救法國，而是為了挫折共產黨銳氣。這項辯論對歷史的重要性，已經遠勝於對奠邊府命運的重要性。從三月底開始，杜勒斯展開一項鼓舞美國人的媒體造勢運動。他把越盟比為中國人的利用工具，說美國不會坐視共產黨取勝，不過對於美國準備採取什麼行動，他始終諱莫如深。許多媒體以首頁刊出報導，讓讀者有美國即將出兵的準備。《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雜誌說，「美國已經向共產黨挑明了：美國不打算讓印度支那被吞掉。」大多數世人仍然認為，優勢火力最後能在奠邊府勝出。英國《旁觀者》（Spectator）周刊在三月十九日說，「法國人應該可以打贏這場戰役，果真如此，則我們第一次有望見到印度支那隧道盡頭的陽光。」《旁觀者》在四月九日的社論中說，「儘管奠邊府打得天怒人怨，德．卡斯特里與他部下一萬一千名官兵這場圍城之戰提醒法國，讓法國知道她仍然能打，仍然是世人仰慕的大國。」這類評論除了一廂情願以外，還反映當時一種不切實際的親法主義。

四月三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主持一項國會兩黨聯席會，與會領導人包括民主黨籍國會議員德州的林登．詹森、喬治亞州的理查．羅素（Richard Russell）、肯塔基州的厄爾．克萊門茲（Earle Clements）；共和黨籍的科羅拉多州議員尤金．米里金（Eugene Millikin）與加州的威廉．諾蘭（William Knowland）等等。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雷福在會中做簡報，向兩黨國會領袖說明奠邊府危在旦夕。杜勒斯說，總統希望國會兩黨通過聯合決議，支持美國動用海軍與空中武力進行干預。雷福說，如果印度支那不保，「整個東南亞，連同印尼一起淪陷只是早晚的事」。在與會國會議員不斷質問下，雷福只得承認，所有參謀首長中，只有他一人主張採取軍事行動。有國會議員於是問道，為什麼會這樣？雷福答道，「因為我比我的同僚更了解亞洲。」雷福雖說不是很有智慧，但從來就是信心十足。

與會人士隨即討論片面還是多邊行動的關鍵議題，林登．詹森表示，「我們不要再打一場由美國提供百分之九十兵力的韓戰。」從一九五〇打到一九五三年的韓戰，毀了杜魯門總統的二度連任，也為美國帶來一個教訓：美國願意付錢，讓其他人替他們在遙遠的亞洲國家與共產黨打仗、戰死，但不願見到他們自己的子弟犧牲。國會領袖們直截了當提出質問：如果美國出兵，英國會不會出兵響應？杜勒斯坦承英國會不會出兵很難說。聯席會最後達成讓杜勒斯與艾森豪都不滿意的結論：除非能說服其他國家與美國聯手，否則國會兩黨不會有決議。四月四日晚，艾森豪在白宮說，英國的表態顯然已具決定性。那天夜裡，法國正式要求美國空軍支援奠邊府。納瓦爾還表示，前往支援奠邊府的美國飛機可以將標誌塗掉，或改漆法國標誌，說明他搞不清現實狀況。

四月五日晚，邱吉爾接到艾森豪一封極富感性的私函。信中要求英國與美國聯手，出兵干預印度支那戰爭，並引用二戰期間英、美聯手對抗希特勒、昭和、與墨索里尼的歷史說，「貴我兩國難道沒有因此學得一些教訓嗎？」第二天，艾森豪在國家安全會議中說，這仍是一場「非常可以打贏」的戰爭。四月七日，艾森豪在記者會中首次公開提出後來傳得沸沸揚揚的「骨牌理論」。他說，如果印度支那淪陷，整個東南亞「很快也都會失守」。在艾森豪之前，法國人已經以保齡球為喻，提出一套叫做「十球瓶」（ten-pin）的類似理論。

航空母艦「拳師號」（Boxer）與「艾賽克斯號」（Essex）隨即奉命駛往東京灣，以備艾森豪同意出兵援法之需，但對出兵抱持懷疑態度的美國領導人仍然大有人在。在國會山莊，麻省民主黨參議員約翰．甘迺迪呼籲當局向美國民眾說明真相。甘迺迪說，除非法國讓它的殖民地完全獨立，美國的任何干預都將徒勞無功：「用金錢、物資、與兵員投入印度支那叢林」，對付一個無所不在、卻又遍尋不著，而且「獲得民眾同情與暗中支持」的游擊隊敵人，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艾森豪仍然堅持如果盟國響應的話將要出兵。他焦慮、不耐煩地等著倫敦方面的辯論結果。

法國將更多援軍投入奠邊府，當局做出一項令人匪夷所思的決定：空投一營沒有受過跳傘訓練的志願軍。讓沒有經歷過空降陣仗的人在夜間跳傘，進入敵軍包圍的一處狹小周邊，這世上大概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可怕的事了。當飛機即將進入空投區時，志願軍才被告知，每一次飛經空投區時間有限，只夠六個人跳傘。眼見共產黨高砲陣地射出的曳光彈漫天飛舞，十個志願軍總有一個人臨陣腿軟，拒絕跳傘，在引擎吼聲與跳傘長喊叫聲中，面對腳下一片盲然未知，不肯跳傘很有一種感染效應。但無論如何，大多數志願軍仍然勇敢地躍入黑暗，在法軍防線著陸，而且損失少得出奇。但戰事結束後，在這場大難中劫後餘生的志願軍未能領到傘兵章，理由是他們沒有按照規定完成傘訓課程，官僚主義的荒謬與可恥真令人嘆為觀止。

四月一日那天，納瓦爾演出又一鬧劇：大張旗鼓，為衛戍軍軍官舉行晉陞授階儀式，包括德．卡斯特里晉陞准將。另一方面，越盟圍城部隊繼續拼命挖著，將戰壕與地道伸向下一個目標。四月十日上午，剛掛上上校官階的馬賽．畢加率部對伊莉安娜一號陣地發動反攻。兩名輕機槍手護持下的火焰發射手走在最前面，他們就這樣唱著軍歌，衝進越盟的槍林彈雨中。在歷經一場惡戰後，他們在上午十一點半時攻上陣地山頭，隨即因為死傷六十人而停滯不前。守在胡格特六號陣地的一百名守軍眼見陣地不保，於十八日破曉時分跳出戰壕，狂奔穿越越盟散兵坑，衝向法軍防線，共有六十人返防。

在一九五四年四月英美危機談判的整個過程中，一直瞧不起英國、特別是瞧不起英國領導人的杜勒斯，不得不努力偽裝，掩飾自己對英國的態度。他的談判對手也對杜勒斯沒有好感，邱吉爾曾說，杜勒斯是個「乏味無趣、沒有想像力、不可理喻的人」。四月十一到十二日，杜勒斯在倫敦重彈老調，強調英、美兩國聯手抵抗極權威脅的必要。英國外相艾登對杜勒斯極盡禮遇，但也極度懷疑。讓人感到極度反諷的是，艾登在一九五四年強調印度支那戰事與三十年代納粹崛起時情況不同，不能作為西方聯手用兵的正當理由。但兩年後，他在擔任首相時，卻不得不以三十年代事例為喻，強調西方應該聯手支持英國出兵埃及。無論怎麼說，艾登與杜勒斯的談判完全沒有交集。杜勒斯的巴黎之行，也因為法國外長葉奧吉．畢杜不同意美方所提出兵干預的先決條件：給予印度支那絕對獨立，而毫無成果。但華府的鷹派仍然積極活動，副總統尼克森在四月十六日告訴報紙編輯人，「美國必須前往日內瓦，採取積極立場，促成自由世界的聯合行動。」在遙遠的印度支那，法國人聽到尼克森這句話，對戰局燃起一絲希望。

◎「意志的勝利」

奠邊府衛戍部隊在四月十四到二十二日間折損官兵二百七十人。不滿的士兵殺官犯上並非美軍專利，一天夜裡，一名士兵往一處擠滿士官的掩體投了一枚手榴彈，這士兵被就地處決。在四月十四日，德．卡斯特里手下能夠作戰的步兵還有三千五百人；兩千名逃兵藏身營區外圍，每晚出來搶奪降落傘送下來的口糧。在戰事展開之初，法軍周邊延伸一千兩百英畝；現在已經減半。戰場景觀與一九一七年的西線頗相近似：泥濘不毛的荒地上，處處殘骸，有斷裂的武器，用過的彈藥，轟炸造成的焦黑與創痕也隨處可見。在白天，敵對兩軍沒有人膽敢在這無主之地暴露身軀。法國空軍的戰技仍然糟得提起來讓人傷心。德．卡斯特里在四月十三日向柯尼提出的戰報中說，三架轟炸機炸了自己人，空軍還把八百枚砲彈空投到敵軍手中。德．卡斯特里在電文最後，惱火地加了一句「不說也罷」。

越盟以無比活力，極盡巧思地將戰壕與地道伸向法軍陣地，他們的步兵攻擊展現的勇氣也可圈可點。但到戰事結束時，守軍造成的敵軍傷亡遠超過本身傷亡。直到二〇一八年，河內仍然不肯提出任何可信的奠邊府傷亡數字，說明這數字一定驚人龐大。根據落入法軍手中的越盟戰俘的證供，我們得知當時越盟步兵營瘧疾猖獗等等諸多慘狀。武元甲迫於人員損耗過大，決定放棄人海戰術，改採比較算計的作法，還舉行一連串宣傳與自我批判會議。越盟政工幹部為鼓舞他們絕大多數出身農村的士兵與挑夫，提出保證說，只要打勝仗，不出幾星期就會在「解放區」實施土改，清算地主的財物。但毫無疑問，對這些單純儉樸的農民而言，最有效的振奮劑是他們知道他們會打贏。

四月二十二到二十三日，武元甲部下官兵從已經挖進法軍防線周邊裡面的地道殺出，攻下胡格特一號陣地，陣地指揮官在一群越盟士兵圍攻下戰死。德．卡斯特里下令反攻，因為沒了胡格特一號陣地，空投補給的空間也消失了。傘兵預定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兩點發起反擊，但在攻擊發起一小時前，德．卡斯特里才發現傘兵無法即時出動。情勢一片混亂，想臨時取消預定空襲為時已經過晚。四架掠奪者轟炸機與十幾架戰鬥機已按照計畫於下午一點四十五分飛臨上空，大多數可以動用的火砲也已開火。胡格特一號陣地的越盟傷亡慘重，但空襲、砲轟過後戰場沉寂了四十五分鐘，讓越盟趁著空檔大舉增援。

等到法軍兩個連終於跳出陣地時，越盟的還擊砲火已經十分猛烈，在空曠地形進擊的法軍進到半途已經筋疲力盡。到下午三點半時，他們為越盟砲火壓制，傷亡慘重。又隔一小時，殘餘法軍在七十六人戰死或重傷的情況下撤軍。一名兩腿被打殘的尉官賈漢（Garin），為了不讓同袍弟兄救他，舉槍轟了自己腦袋。越盟現在已經控有半個機場，德．卡斯特里的醫護站擠了四百零一名重傷患與六百七十六名輕傷患。一名軍官對那些沒有地方安身的傷患說：「不能站、不能坐的人，最好躺在戰壕裡。」

日內瓦會議召開在即，杜勒斯帶著雷福將軍飛往歐洲，再次請求邱吉爾政府出手，並與法國磋商。這時情況已經十分明朗，美國如果不干預，奠邊府氣數已定。一些保守派極力支持美國干預，《旁觀者》的社論反映了這種觀點：「如果一定要用軍事手段才能說服胡志明與中國，那就用吧。」四月二十二日，杜勒斯與法國外長畢杜再次集會巴黎，以建立在日內瓦會議的共同政策陣線；同時，法國參謀長艾利與納瓦爾不斷要求美國提供更多飛機。當英國加入談判時，或許因為喝多了，畢杜變得非常情緒。畢杜日後說，當時杜勒斯曾私下問他對於在奠邊府使用核武器的看法；核武器議題至少非正式提及，看來極有可能。

這些歐洲人的反應讓艾森豪與杜勒斯憂心忡忡，法國人讓他們擔心，因為法國人要美國援助，卻不接受美國提出的條件；英國人讓他們擔心，因為英國人不相信必須在法國人敗走以前加入印支戰爭。中國揚言收回香港，也讓英國人疑神疑鬼、舉棋不定。無論怎麼說，邱吉爾與外相艾登堅持己見，駁斥了艾森豪的「骨牌理論」，拒絕在艾登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擔任共同主席的日內瓦會議召開以前支持任何新的軍事行動。四月二十六日，雷福在首相鄉間別墅的晚宴中向邱吉爾展開遊說，邱吉爾給他的答覆是：「奠邊府要塞失守是必須面對的事。」邱吉爾告訴雷福，英國就連幫自己救回印度都辦不到，哪可能幫法國救回印度支那。

杜勒斯在四月二十九日向白宮回報的電文中說，「英國的態度越來越軟弱。英國似乎覺得我們可能不惜與中國一戰，此外他們也擔心我們會動用核武器，這一些讓他們非常害怕。」在所有越南的幾場戰爭中，英國一直強力主張和解。如果邱吉爾當年做了不一樣的答覆，艾森豪會不會動用核武器雖說仍是問號，但西方盟國很可能出兵支援基本上已經絕望的奠邊府。艾森豪在發給杜勒斯的訓令中說，他雖說不願意片面動用美軍，但如果能說服英國象徵性地出動幾架皇家空軍轟炸機，一旦有了這個政治煙幕，他不僅只是勉為其難，還會樂意出兵。

從一九四〇年起，英國就不斷運用外交手段拉攏美國。現在面對這個華府如此重視的問題，英國當然不願與美國唱反調。但倫敦如此小心翼翼，確實很有理由。人們常說，一九五二到五五年間回鍋當首相的邱吉爾已經不復當年神勇，這話固然說得不錯，但在越南這個議題上，邱吉爾展現的英明與固執卻令人佩服。英國擔心，美國出兵的真正目標是懲罰中國。美國既然已經為它的法國客戶提供這麼多武器裝備，艾森豪政府怎能對中國軍援越盟如此深惡痛絕？在英國人眼中，韓戰是一場與共產黨僵持不下、讓人無法忍受的惡戰。冒然投入印度支那戰爭可能導致更嚴重的後果：可能是一場世界大戰。邱吉爾告訴美國人，他不願與華府串通起來誤導美國國會，因為表態支持西方軍事行動救不了奠邊府，只會對和平造成無法言喻的衝擊。

雷福極為憤怒，希望見到共產黨「在印度支那遭到一陣毒打」的艾森豪也一肚子火。兩年以後，艾森豪在蘇伊士運河慘敗事件中拋棄艾登，與這次華府因英國「膽怯」而與英國結下的樑子不無關係。但在一九五四年春，除非運用大得不成比例的傳統火力、甚至核武器，否則西方無論採取什麼軍事行動都救不了奠邊府。在大多數世人眼中，美國後來的投入越戰是一種明目張膽的殖民主義作為，如果西方國家在一九五四年出兵印度支那，也會給人同樣印象。印度支那前途應該主要取決於政治、社會、與文化要件，但在當年華府的有關辯論中，幾乎沒有人談到這個議題，大家關心的只是應該出動多大火力。一九五四年的華府就像十年後一樣，理所當然地認為，只要美國出兵對付那些穿塑膠拖鞋的農民，武元甲的軍隊不僅必將慘敗，還可能全軍覆沒。

美國人認為，如果法國在印度支那打輸了，那是因為……因為他們是法國人。美國官員對法國在印度支那表現的不屑，讓戰地記者伯納．法奧（Bernard Fall）很是不滿。法奧曾經寫道，一名美國官員對他說，「整個法國就是一個墮落的國家，不承認也不行。法國人看見德國人就怕，駐在印度支那的整個法軍就只知道賺錢，根本不想戰鬥。」由於美國在一九五四年春沒有出兵，位於越南西北荒郊野外的奠邊府命運已定。《費加洛報》（Le Figaro）刊出一幅標題「最後堡壘」的漫畫，畫的是巴黎政府部長用他們剩下來的最後幾發子彈自殺。大多數法國人或許對奠邊府的陷落聽天由命，但在精英們心目中，這標示法國的大國地位已告終結。

納瓦爾與柯尼仍抱著一線希望：或許雨季到來，天氣條件惡化，能使武元甲的攻勢後繼乏力；也或許列強在日內瓦的會議能促成停火。兩人呼籲巴黎增調援軍，認為這樣做可以提高奠邊府存活的機率：「更多犧牲有其必要，因為除了軍事榮耀以外，增兵至少有望帶來有利的結果。」當然這只是一廂情願。法國空軍幾乎沒有人願意飛奠邊府勤務。被迫執勤的機組人員在一萬英尺高空就將補給推出飛機，讓幾近半數補給落入越盟手中。大多數轟炸是透過雲層的盲目轟炸。四月二十八日，法國空軍法蘭什．孔泰（Franche Comté）聯隊在報告中說，上校聯隊長、他的副官、與八名飛行員因健康問題不宜飛行。這位聯隊長說，「我出於我的良心，拒絕派他們在白天（飛越奠邊府）執行低空任務，這是白白送死，是無謂的犧牲。」德．卡斯特里向河內大吐苦水，說他的部下在奠邊府為國捐軀，空軍卻如此孬種，「怎能有如此雙重標準。」

美國傭兵飛行員在奠邊府之戰的表現比法國空軍高明得多，其中CAT飛行員詹姆斯．麥高文（James McGovern）的事跡尤其為人津津樂道。麥高文是個一嘴大鬍子的巨漢，人稱「地震麥根」（Earthquake McGoon）。他駕著C-119執行了無數次奠邊府運補任務。在最後一次任務中，他的C-119在滿載彈藥飛近空投區時中彈。他駕著一個引擎已經報廢了的C-119駛離空投區，不肯跳傘：他的飛機曾在中國上空被擊落，他經過長途跋涉，歷經無數艱險終於逃得性命，現在他不想「再像那樣走路」。不過這一次他沒能讓飛機安全著陸：他的C-119墜落地面，引發一陣大爆炸。

《世界報》在四月二十四日完全無視安全保密，宣布法國將發動「神鷹行動」（Operation Condor）：三千名官兵從寮國出發，穿越叢林以解奠邊府之圍的垂死掙扎。儘管少數樂觀派仍對這項行動寄予厚望，但情況很快明顯，援軍根本不可能穿越層層叢林阻隔與越盟攔截。這時，眼見死亡或被俘命運迫在眼前，奠邊府衛戍軍大多數也知道自己在劫難逃。他們之間唯一的差異是，少部分官兵仍然奮勇死戰，大多數官兵不是變得暴怒不堪就是整天愁容滿面。據守周邊核心陣地的官兵仍能領到口糧與用來澆愁的酒；守在外圍掩體裡的人有時一連多天得不到補給，只能靠發了霉的麵包與蕃茄醬維生。在醫院裡，高文（Grauwin）醫生不斷安慰受傷的官兵，要他們別怕爬在他們傷口附近那些蛆，因為那些東西只會吃已經腐爛的組織。四月二十六日，伊莎貝拉陣地發生騷亂，陣地裡的阿爾及利亞軍隨即嘩變，陣地指揮官要將肇事主謀處決，但德．卡斯特里制止了他。四月三十日，全身發著惡臭、疲憊不堪、餓得半死的外籍兵團，就頂著暴雨，在他們水深及膝的戰壕中慶祝一八六三年在墨西哥的卡麥隆（Camerone）之戰[18]周年紀念。

五月一日晚，武元甲的步兵攻擊伊莉安娜一號陣地，在九十分鐘肉搏戰之後攻陷目標。同一天夜裡，防守杜米妮加三號陣地的泰軍與阿爾及利亞軍在一場硬仗之後棄守。在伊莉安娜二號陣地之戰，德．卡斯特里部下有三百三十一人陣亡或失蹤，一百六十八人受傷。現在他只有兩千多一點的兵力，對抗武元甲的一萬四千人。越盟這時秀了他們的新武器：蘇聯製卡秋莎（Katyusha）多管火箭發射器。這種武器以發射時發出尖叫聲，讓敵軍心驚膽戰出名。納瓦爾與柯尼之間的關係越搞越僵，納瓦爾甚至指控柯尼散播失敗謠言，揚言對柯尼軍法審判。

奠邊府情勢持續惡化，排泄物、曝露未埋的屍骨發出的惡臭已經中人欲嘔。純粹只為了讓法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否認失敗，小股志願軍仍然不斷空降進入營區。還能行走的傷兵重返他們的單位，不少傷兵就這樣包著泥汙的繃帶守在戰壕裡。郎格萊與畢加討論穿越叢林突圍的可能性，最後的結論都是必敗無疑。

越盟又發動攻擊，五月四日早晨，衛戍軍無線電傳來一名尉官不斷告急的口信。在連長中彈後接掌胡格特四號陣地摩洛哥軍指揮權的這名尉官喊道，「指揮所只剩下我們十個人……等待救援……援兵在哪裡？……越盟攻來了……我聽得到他們……他們沿著戰壕朝我殺來了……他們到這裡了……啊！」五日晚上，柯尼向霉運當頭的德．卡斯特里送來一道蠻橫無理的命令：「要死守不退，完成你光榮的任務」。

之後二十四小時，衛戍軍再獲三百八十三名空投生力軍，其中一百五十五人是越南人。五月六日早晨，德．卡斯特里接獲情報，說越盟將在當天晚上大舉進攻。伊義．葉夫威（Yves Hervouet）上尉要求高文醫生去掉綁在他斷臂上的石膏，讓他可以再次進入他的戰車督戰。晚上九點半，一枚越盟地雷在伊莉安娜二號陣地下爆炸，沒隔多久，陣地就在滂沱大雨中遭越盟攻陷；尚．普榭（Jean Pouget）上尉領軍反擊，但沒有成功。伊莉安娜四號與伊莉安娜十號陣地一連打了幾場惡戰，迫使郎格萊與畢加用無線電呼叫飛臨陣地上空的飛機取消預定的一波傘兵空降，因為這時周邊已經過緊，傘兵很可能落入越盟陣地。在伊莉安娜四號陣地於晚上九點過後不久失陷前，陣地指揮官發出最後一則電訊，要求砲兵不要砲轟陣地，因為每一處戰壕都擠滿法軍傷兵。在醫護站附近，除了傷兵與死者以外，現在還多了一堆一堆人在漫天砲火中隨處躺著，因為他們既沒有武器也沒有任務，除了睡覺外實在也沒事可幹。

五月七日下午五點，德．卡斯特里以無線電向柯尼總部報告說，「我們已經盡了全力。我將於五點半時遣使求和。」柯尼本人於是接起話筒，想阻止守軍正式投降：「你不可以舉白旗，要繼續打下去，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德．卡斯特里假裝應允，答道：「Bien, mon général」（是，將軍）。柯尼回了一句：「Allez, au revoir mon vieux」（好吧，再見，老傢伙）。隨後，德．卡斯特里從他那潮濕、暑熱的掩體傳令，要部下搶在正式投降以前盡量搗毀武器。普榭上尉寫道，「在慘淡、陰森的燈光下，他看起來比三月間老了十年。」幾乎從不與部下官兵照面的這位奠邊府指揮官，就這樣自始至終沒有展現一絲一毫足以讓他成為英雄的氣質。但若是將奠邊府的失陷歸咎於他也錯得離譜，因為早在法軍當局選在距離如此遙遠、補給如此不易的地點建立陣地之初，奠邊府覆滅的命運已經註定。越盟由於占盡地利，可以不斷加碼，讓法國窮於因應，最後全盤通殺。

戰事緩緩步入尾聲。一名地面無線電作業員要一波飛臨奠邊府、準備展開攻擊的戰鬥機與轟炸機返航，呼叫凱撒五號（César 5）：「我們正在炸毀一切……向我們的家人道別……Adieu César（永別了，凱撒）。」伊莎貝拉比其他陣地多挺了幾小時，它的一千兩百名官兵嘗試暗夜突圍，在一場混戰中損失了兩個連。許多衛戍軍繼續死戰。據信，最後戰死的是一名名叫馬哈默德．賓沙拉（Mohammed ben Salah）的摩洛哥砲手，他在德．卡斯特里投降以後幾小時仍然操作著一門一〇五公厘榴彈砲。越盟俘虜五千五百名戰俘，其中四千五百人都是傷兵。法軍指揮部正式紀錄有案的一千一百六十一名逃兵，現在也加入戰俘之列，納瓦爾麾下十六個法國與殖民地營被消滅了。越盟幹部兼歌手文琪感嘆地說，「這是一場難以置信的勝利，一場超乎我們想像的勝利。沒有人想得到我們怎能打敗這樣一支強大的軍隊。」，陳崇莊（Tran Trong Trung，譯音）上校說得有理：這主要是「一場意志的勝利」。

德．卡斯特里部下官兵死在戰俘營的人比戰死的人還多，許多戰俘還沒進戰俘營已經送命。在來到共產黨戰俘營以後，越盟會派出政委，裝模作樣先向法軍軍官戰俘來一篇講話：「你們要在這裡停留一段時間，透過勞作接受再教育，停留多久不確定。你們要像那些被你們壓迫的人一樣生活過日，像他們一樣受苦受難，以了解他們，我們會指引你們尋求真理。」百分之四十三、三千九百名的法軍衛戍軍戰俘最後獲得遣返。六十名泰軍與十九名歐洲人逃出戰場，在叢林中跋涉一百英里後終於脫險。德．卡斯特里在一九五四年年底獲釋，他對前來接他的海軍軍官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聽說他們要槍斃我，這是真的嗎？」

穿著法軍制服被俘的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四名越南軍，十個人中只有一人生還。當然也不能完全怪罪越盟，因為越盟欠缺醫護支援，就連自己的官兵都在饑餓邊緣掙扎。無論怎麼說，對於那些選錯了邊的同胞的死活，武元甲等人顯然漠不關心。越盟為了打贏這場戰役犧牲了大約兩萬五千人，他們怎可能對敵人寬大？前文所述那位官宦之女阮氏玉全，當時二十一歲，在武元甲軍中當醫護兵。奠邊府戰勝後，她嫁給三〇八師副師長高雲康（Cao Van Khanh，譯音），婚禮就在德．卡斯特里的指揮所舉行。

在書面上，奠邊府未必是決定印度支那戰爭成敗的關鍵，因為法國仍然擁有強大兵力。武元甲的部隊打得兵疲馬困，也無力乘勝追擊、發動全面總攻。但法國政府與人民已經忍無可忍。皮耶．荷庫爾寫道，「奠邊府像緊箍咒一樣迫使我們停火，因為堅持這場鬥爭的意志已經不復存在。」最難過的是法國那些美國軍需官：他們已經提供大量軍援幫法軍打仗，結果還是打輸了。

認定任何歷史性事件結果早已註定的說法，一般來說都是錯的。但法國在一九四五到一九五四年之間的印度支那經驗卻是例外：由於民族主義抵抗升溫，加以非共政治要件──即許多美國人急於指認的神秘「第三勢力」──的軟弱，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註定解體。美國外交官、十年以後在越戰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道格．蘭賽（Doug Ramsey）說，「我不知道，或許一連許多年下來，我們已經淌進這趟混水了。事情可以回溯到羅斯福幫助殖民帝國那幾年。還有，想一想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那些空話。」

武元甲的勝利在多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他的中國顧問，也一直引人爭議。中國顧問顯然為武元甲提供許多技術性指示。但許多越南共產黨領導人雖說來自越南南部與中部，北越──從現在起，我們不妨用這個名詞泛指越南共產黨──幾乎不需要、也不接受其他人的指導。十年來的戰陣經驗使武元甲部隊成為戰技精熟、鬥志昂揚的勁旅，加以他們像所有那些共產黨軍隊一樣，似乎不將傷亡看成一回事，許多外國人日後稱讚北越軍是「東方普魯士」。為因應專制極權國官方神話之需，河內鋪天蓋地頌揚著胡志明。無論如何，至少直到目前為止，這一切運作得很有效：若沒有胡志明始終堅定不移的支持，武元甲不可能辦到他辦到的那些事，不可能在遭到那麼多場血腥敗績之後，仍能保住他身為總司令的地位。北越人民對武元甲本人也崇拜有加，但由於他過於標榜自我，沒有人喜歡他。武元甲之後寫了許多有關奠邊府與越戰的文章，文中只有一個主角，就是他自己，對於部屬的戰功，他幾乎隻字不提。儘管如此，他在奠邊府的勝利是二十世紀一件軍事大事。

◎日內瓦

巴黎於五月七日下午四點四十五分播出奠邊府守軍投降的消息，稍後，在外長們開會辯論越南政治前途問題前僅僅數小時，消息傳到日內瓦。讓人不敢相信的是，法國外長畢杜在日內瓦外長會中發表聲明時，竟頌揚法國在越南的「文明化」角色，把戰事說成「這場硬加在我們身上的衝突」。談判桌上──杜勒斯不肯與中國外長同席──接下來的進展更加令人稱奇：法軍雖在奠邊府慘敗，越盟卻沒有在談判桌上取勝。付出幾萬條人命代價取勝的越盟，最後只能拿到半個勝利果實返國，怎麼會這樣？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周恩來為首的兩百人中國代表團首先抵達日內瓦，立即成為全球媒體矚目焦點，也揭開了日內瓦談判故事的序幕。當年五十六歲的周恩來，出身書香門第，溫文儒雅，英俊瀟灑，又極度精明幹練。儘管幾十年來一直充當毛澤東大屠殺的工具，但周恩來一直深獲國際社會敬重。蘇聯代表團帶著一大箱魚子醬抵達日內瓦，準備在舉行多邊宴會時饗客之用，不過這樣的宴會後來都沒有舉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保持他一貫的外交作風，在周恩來向他伸出手時，轉身把背對著周恩來。眼見杜勒斯如此表態，最緊張的不是中國人而是英國人，他們擔心杜勒斯會因懷恨而破壞會議進程。中國人與俄國人顯然支配全局的事實，更讓美國人相信胡志明不過是他們的馬前卒而已，在日內瓦，周恩來與莫洛托夫代表團人馬無處不在，只有在會議室裡才能看見越盟代表團身影。

在各國代表團紛紛住進各自酒店時，杜勒斯領著唯一一個渴望將印支戰爭繼續打下去的代表團，非常不爽。他說，這根本是一場對共產黨的外交出賣大會，與一九四五年的雅爾達（Yalta）會議不相上下。自由派專欄作家沃爾特．里普曼提出他的觀察如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堅持敵人必須無條件投降，否則不談和，堅持除非盟國集體行動，否則美國不參戰，但越盟已經戰勝，現在也沒有一個盟國願意參戰，美國在日內瓦會議的立場根本是癡人說夢。」

不過杜勒斯的頑固確實造成關鍵效應，以勝利者姿態與會的共產黨代表，因此未能在日內瓦談判桌上討到應有好處。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總統曾祭出所謂「狂人理論」（Madman Theory），想讓北越因為擔心尼克森會狂得動用極端軍事手段而不敢蠢動，結果沒有成功。但在一九五四年，所有日內瓦會議與會共產黨代表團都怕極了美軍進兵亞洲。韓戰為中國人與俄國人帶來的好處，比帶給西方列強的好處更少。這些共產黨代表都看報紙，也都非常清楚美國國內保守派勢力正當道。他們知道即使不挑釁，艾森豪政府也很有可能出兵越南，甚至動用核武器。更何況，儘管越盟向以犧牲奮戰能力超人一等著稱，但在一九五四年五月，越盟領導層也知道情況堪虞，戰爭的壓力以及同時展開的社會革命，已經令「解放區」人民無法喘息。

在日內瓦會議中，首先提出「分治」主張的，可能是俄國代表。越盟雖在越南北部享有主控地位，在南部的實力仍然軟弱。魯斯克在一九四五年決定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為界、實施南北韓分治的作法，於是成為一個可供效法的先例。五月三日，在正式越南問題會議於日內瓦召開前，保大的傀儡政府揚言，法國若不能保證分治問題不列入議程，它將抵制這項會議。同一天，杜勒斯返回華府消氣，由副國務卿、艾森豪的戰時參謀長沃爾特．貝德爾．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代理美國代表團團長。與會代表都喘了一口大氣，因為「老貝」很理性，不像杜勒斯那樣蠻不講理。各式各樣、涉及每一個代表團的私下雙邊會談隨即展開，為五月八日在奠邊府陷落陰影下召開的正式會議鋪路。

在會議第一周，中國代表幾乎一聲不吭，只有艾登與莫洛托夫兩位外長在會中發言。五月十日，范文同發表開場聲明，說越盟承諾會讓所有印度支那三國全面獨立。他保證曾經與胡志明作戰的越南人「不會受到壓迫」。隨後，讓西方代表驚訝的是，范文同表示願意考慮分治議題。越盟顯然已經遭到中、俄兩國強大壓力，不得不提出此一建議。

共產黨陣營一旦提議分治，分治變得極為可能，只不過應該如何畫分南、北越的後續性問題必定仍有許多拉拒與角逐罷了。法國為了保有河內與海防，一開始主張「豹皮」式的領土分配，明訂應該讓予共產黨的區域。五月十二日，保大代表團重申反對一切畫分的立場。但在英國鼓勵下，法國與越盟代表之間已經展開雙邊事務性談判。

杜勒斯在美國發聲，表明他不贊成分治，保守派媒體隨即開始大舉炒作。《時代》雜誌說，英國領導人「很像那些姑息派」。貝德爾．史密斯在記者會中表明美國不接受分治，在私下裡，艾登顯然贊同分治的態度讓他越來越惱火。華府也曾透過秘密雙邊談判促巴黎堅定立場、抗拒分治，但法國的答覆是，除非美國立即採取軍事行動，否則巴黎只有同意一途。儘管英國不買帳，艾森豪與杜勒斯仍然又一次試探採取聯合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但澳洲與紐西蘭也不肯出兵，就此澆熄了美國主戰派最後一絲熱情。《旁觀者》周刊說，日內瓦會議初期的會談「混亂得駭人聽聞」，與會者無不同意這個說法。

為了解之後幾周會議的進展，我們先得認清一件事：奠邊府投降並不表示越南其他地方的戰事也就此打住，法國招募的越南人部隊逃兵情況越來越嚴重，法軍繼續在戰場上吞敗。六月四日，納瓦爾被免職，由保羅．艾里（Paul Ely）繼任越南總督，法軍隨即再吞兩場慘敗。首先，從中央高
地安溪（An Khe）撤軍的一〇〇機動大隊（Groupe Mobile 100）從六月二十四日起一連幾次遇伏，約半數人員陣亡，五分之四的車輛被毀；法軍最精銳部隊之一的第一「朝鮮」團全軍覆沒。七月十二日，四二機動大隊也遭到類似命運。同時，武元甲據說正準備在紅河三角洲發動大規模新攻勢，中國新建了一條直通「解放區」北部邊界的鐵路，現在每個月可以為越盟補給四噸彈藥與裝備。

甚至在腥風血雨、殺戮不斷聲中，日內瓦和平談判仍然停滯不前，讓世人耐心漸失。在倫敦的巴黎餐廳（Café de Paris），英國名演員諾艾．柯華（Noël Coward）在介紹女星瑪璉娜．迪特利（Marlene Dietrich）時，朗誦一首極盡詼諧能事的打油詩，讚美千百年來美女的誘惑。在唸到克麗歐佩特拉（Cleopatra）時，他的詩句讓在場眾人無不捧腹：「尼羅河女神一笑能罷干戈，比談來談去毫無結果的日內瓦談判快多了。」（The Serpent of Nile/ could achieve with a smile/ far quicker results than Geneva.）但突然間，日內瓦談判露出一線曙光，因為法軍戰場噩耗頻傳，華府開始發現，若容讓情況繼續演變下去，可能出現比分治更惡劣的後果。除非美國干預，整個越南可能都會淪入共產黨手中。貝德爾．史密斯於是同意美國有必要與共產黨妥協。另一方面，日內瓦會議共產黨陣營在六月十五日舉行秘密戰略會議，周恩來在會中敦促越盟，要越盟更加務實，不要再謊稱他們在寮國與高棉沒有駐軍。莫洛托夫也表示附和。

三天後，事情出現另一戲劇性發展：法國總理約瑟夫．蘭尼爾（Joseph Laniel）下台，由皮耶．孟戴—法蘭斯（Pierre Mendès-France）繼任。新總理上台後立即宣布，若不能在三十天內達成印度支那停火，他也會辭職。孟戴—法蘭斯就這樣為日內瓦談判訂下一個限期，周恩來也告訴艾登與其他與會人士，他同樣希望盡速達成停火。周恩來於六月二十三日在伯恩（Bern）與孟戴—法蘭斯私下會談，兩人談得很好。周恩來明白表示，他的主要目標就是阻止美軍進入印度支那。兩人同意，為達到這個目標，越南必須分治。

由保大選定的新總理吳廷琰代表的越南反共派，仍然對分治抵死反對。但真正重要的關鍵只有一個：華府會不會投反對票？邱吉爾寫信給艾森豪：「我看孟戴—法蘭斯已經下定決心，要在最理想的條件下抽身。果真如此，我想他是對的。」六月二十四日，杜勒斯告訴國會領導人，美國將採取新政策：保衛南越、寮國、與高棉，不讓共產黨入侵，「保住這些地區，盡我們全力，對抗顛覆」。杜勒斯這篇聲明等於默認北越已經赤化。

另一方面，中國與越盟領導人檢討他們的立場，為日內瓦關鍵性的下一回合談判作準備。七月三日到五日，在華南城市柳州舉行的會議中，周恩來談到一九五〇年夏天，共產黨入侵南韓戰事逆轉的往事。他告訴胡志明與越盟代表團：「朝鮮問題關鍵就出在美國干預……（麥克阿瑟的）援軍來得這麼快，完全出乎我們意外……如果不是美國干預，朝鮮人民軍已經把李承晚（的軍隊）趕到海裡去了。」周恩來這番話，字裡行間明白透著對美國人的恐懼：中國人擔心，越盟如果像北韓金日成那樣貪得無厭，會遭致一場地緣戰略大禍。

一九五四年，在美國人心目中，毛澤東擊敗蔣介石國民黨、羞辱美國的慘痛經驗不過事隔五年，記憶猶新。一些美國保守派仍抱著一絲扭轉「中國敗局」的希望。僅僅四年前，中國才因為無法容忍麥克阿瑟的勝利之師在鴨綠江邊耀武揚威而出兵，介入韓戰。當日內瓦會議舉行時，毛澤東對北京政權的穩定並無信心，因此周恩來的首要任務就是確保中國安全。要確保中國安全，最好的辦法就是安撫美國人：如果能讓艾森豪與杜勒斯消火，他可以與一個非共的南越共存。

柳州會議就順著這基調進行。由於法國仍駐有四十七萬大軍，對付越盟的三十一萬人，打下去並非不可能。如果印支戰爭遙遙無期打下去，東西方緊張關係進一步惡化，華府仍然有可能出兵越南。十年鬥爭取得的一切成果可能完全化為烏有。武元甲承認，若不能達成政治解決，越盟可能需要兩到五年時間才能取得絕對軍事勝利，他的中國顧問也有同感。法國主張以通過榮市（Vinh）南方的北緯十八度線為界，進行分治，比越盟最先的提案：通過安南中央高地中部的北緯十三度線為界偏北了許多。中國建議雙方互讓，而以北緯十六度線為界，而胡志明似乎也沒有異議。周恩來在七月七日就這項進展向毛澤東提出報告，毛澤東也認為有妥協、迅速解決問題的必要。基於類似地緣政治考量，俄國人也同意了。

日內瓦會議最後一輪會期於七月十日展開，杜勒斯拒絕出席。他認為，與會代表們討論的這項分治交易，就像三十年代西方國家對法西斯的怯懦、姑息一樣，與投降無異。杜勒斯認為，分治不過是通往共產黨全面接管越南的中繼站。更何況，為了支援印度支那反共戰爭，美國已經投入二十五億美元，比法國本身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接獲的經援還多。另一方面，孟戴—法蘭斯根本懶得將這項談判進展告知保大。在西貢，美國大使力勸剛就任總理的吳廷琰接受分治，因為半個國家比沒有國家總要好得多，但吳廷琰仍然拒絕，還指示他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外長，要設法將河內與海防納入西貢統治下，吳廷琰日後每在面對不快的現實時，往往採取這類不切實際的作法。他堅持日內瓦會議將西貢政府的觀點納入紀錄：分治忽視了「越南人民全體一致要求國家統一的願望」。

七月十六日，在密鑼緊鼓的雙邊與特別會談聲中，副國務卿貝德爾．史密斯抵達日內瓦，勉為其難地代表美國與會。但他奉有指示，不參加任何這類討價還價的會議。兩天以後，外長們同意由印度、加拿大與波蘭派員組織國際控制委員會，監督擬議的停火。七月二十日，法國與越盟達成協議，以北緯十七度線附近為界，畫分南、北越，為新成立的南越帶來一條短短的、可以防守的邊界。這條分界線「屬於臨時性質，無論如何不應視為一種政治或領土疆界」。所有越南人都可以在三百天內決定自己願意依附的政權，而且無論他們選擇北遷或南移，都享有國際保證的自由遷徙權。大選應在兩年內舉行。南、北越都要像寮國與高棉一樣，宣誓中立。法國人將撤出越南，打道回府。

日內瓦協定（the Geneva Accords）主要有兩份文件，一份是法國與北越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簽署的敵對狀態終止協議（The Agreement on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另一份是法國、英國、中國與俄國口頭通過的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The Final Declaration of the Geneva Conference）。杜勒斯發表聲明，強調美國對新成立的南、北越特別關注，他提出警告說，任何對協議條款的破壞都將是「一件嚴重關切、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的事」。原本看來註定失敗的日內瓦會議，在歷經數周折衝起伏之後終於達成協議，除了美國以外，所有有關各造都認為身為會議共同主席的安東尼．艾登功不可沒。一名目擊者對艾登「幾乎超人的幽默與耐性」贊不絕口，這次會議，是這位聰明絕頂、風度翩翩的英國外相的職涯代表之作。

日內瓦協定僅就法國殖民主義者與即將成為北越南主子的共產黨之間的停火達成協議。華府與西貢日後就根據這一點而堅持，南越不在特定兩年限期內舉行大選，並不違反他們同意的任何協議。世界各地許多人很快就了解，儘管日內瓦會議的結果令人不快，但這也是最好的結果。《旁觀者》在七月二十三日的社論中說，「這是一個壞和平，但在現有環境下，這幾乎肯定是可以達成的最好的和平。」《旁觀者》推斷，只因為華府磨刀霍霍，才讓共產集團不敢需索過度：「無論怎麼說，美國那張狂妄、醜陋、猙獰的嘴臉似乎間接導致了和平。」

會議結束後，為了安撫美國國內共和黨選民，也為了重建華府因未能保住北越而受創的威信，艾森豪與杜勒斯開始努力為南越建立法統與重要性。杜勒斯說，希望南越在吳廷琰治下「掙脫法國殖民主義陰霾」邁向繁榮。由於美國當年對吳廷琰一無所知，華府對吳廷琰寄予如此厚望，令人多少有些詫異。英國人看法不一樣，他們一直不肯捲入印度支那紛爭，因為他們認為印度支那對英國沒那麼重要。英國人認為，西方國家應該全力在歐洲與蘇聯周旋。另一方面，俄國與中國現在理所當然願意為剛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北越提供一些援助。美國若不能將南越建成一處資本主義櫥窗，會讓共產黨大放寬心，但共產黨並不想在印度支那與西方進行對決。

越盟代表悻悻然離開日內瓦，認定他們遭周恩來出賣，但胡志明接受必須再等一段時間才能在整個越南稱霸的事實。他充滿信心，認定南–北越舉行的選舉能帶來統一。至於目前，他與他的同志當務之急就是在北越打造一個夢想中的社會主義國度。越盟領導人儘管滿腦子想的盡是武裝鬥爭，但到一九五四年，他們一定也已心懷感激，至少他們可以住在屋裡，晚上與家人一起睡在床上，可以吃勉強過得去的食物，可以安心工作與生活，不必擔心炸彈或砲彈隨時來襲。

沒有一個西方人將這個日內瓦協定視為一個成功故事，就像看待大多數大國外交一樣，他們也將它視為一項「損控」作業，讓一個筋疲力盡的殖民國撤出一場打不贏的戰爭。但這項協定有一項極其不尋常之處：新成立的西貢政府得到太多，打了勝仗的越盟得的太少。這是因為俄國人與中國人對越南的興趣，其實遠遠沒有華府那些冷戰鷹派想像中那麼大。毛澤東不希望自家門前出現一個過於強大的共產越南；此外，他似乎也急著將寮國與高棉納入自己而不是胡志明的勢力範圍。

全面停火於七月二十七日生效，為越南的暫時性分治鋪路。越南共產黨南方局書記黎筍，離開他生活了多年、位於湄公河三角洲的南方局秘密總部，乘一輛手推的鐵路推車，跨過南部往北。共產黨開始在北部接管。十月九日，法軍在一連串軍事儀式結束後撤出河內；這些敲鑼打鼓、鳴笛吹號的儀式狂妄自大，目中無人，讓一名美國旁觀者想到唐吉訶德（Don Quixote）。在儀式中，奠邊府敗軍之將柯尼向傘兵、外籍兵團、陸戰隊、塞內加爾與北非軍軍旗致敬，裝甲縱隊隆隆駛過河內薄弱的碎石路面，壓得街頭顫抖不已。法軍的撤離全無一絲慷慨大度的騎士風範，只給人一種焦土政策的苛毒感：殖民主義者搬走一切可能對勝利者有價值的東西，搬不走的全數搗毀。

當年十歲的段方海，感覺那些撤離河內法軍的喇叭聲「悲哀得像在哭泣」。在一個刮風下雨、又濕又冷的傍晚，他們最後一次降下碉堡上的三色旗。兩名士官將濕漉漉的旗子疊好，交給降旗式指揮官，再由指揮官交給衛戍軍司令。當軍樂隊高奏馬賽曲時，雨水夾雜著淚水，流在許多官兵臉上。儀式結束後，衛戍軍登上卡車駛往海岸。自殖民軍進入河內到現在撤軍，整整七十五年。

法軍撤離後，首先進駐越南的是國際控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ntrol Commission）的代表。這些代表中，有「揮著手杖、蓄著翹鬍子的印度軍官，有戴著古怪三角軟帽、臉色蒼白的波蘭人，還有愛喝啤酒、說著自成一格法語的加拿大人」。跟在他們身後的是勝利者：武元甲的先頭部隊。豪沃德．辛普森寫道：「他們個頭都很矮小，排成兩行，順著街道兩邊進城。他們穿著淡褐色、插滿樹葉的制服，頭盔上罩著掩護網與碎布，背著沉重的武器與裝備，踏入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越盟三〇八步兵師在前進時，好幾百雙穿著廉價布鞋的腳踏在街道上，發出柔軟的沙沙聲。越盟部隊就這樣進入河內，寫下世界史上最安靜的一次勝利者進城紀錄。」這些農民軍，目瞪口呆地望著河內宏偉的建築與寬廣的街道。街道兩邊也擠滿好奇圍觀的民眾，有些民眾還大聲喝采，不過這些喝采並非全然自發，在越盟進城前幾天，共產黨幹部已經先行在河內四處遊走，勸市民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好為進城的越盟軍鼓掌叫好。

當時有幾名美國人在場，其中包括人稱「黑羅吉」（Black Luigi）、「羅羅」（Lou-Lou）、或「三指羅」（Three-Finger Lou）的大塊頭羅欣．柯年少校。柯年是生在法國的美國人，他於一九三九年回到法國，親歷法國吞敗。之後他進入美國戰略情報局，在歐洲與華南工作。原本在愛德華．蘭戴（Edward Lansdale）上校所率駐北越美軍顧問團擔任主管的他，現在負責組建留守團隊。柯年是一位半秘密戰士典型：嗜酒、強悍、敢說敢言、經常爆怒。有一次，因為汽車無法發動，他氣得拔出點四五手槍，把一匣子彈完全打進引擎裡。現在，就在大隊越盟士兵走過身前時，柯年突然扯開嗓門、用越南話大喊「胡志明萬歲！」他身旁那些共產黨見狀大喜，卻沒想到他此舉其實是在戲弄他們。之後許多年，柯年一直沿用這一招，而且還很管用。

在法國殖民統治結束前，諾曼．路易斯問道，「與西方這場槍口下的短暫姻緣，現在已經如此無情地拆散。這一切值得嗎？流了這麼多血，這麼多年的蔑視、奴役與鄙夷，究竟是否有什麼神秘的歷史必然性嗎？印度支那這些重享自由的國家，不得不驟然拋開一成不變的舊有生活方式，擁抱唯物論與撲朔迷離的提高生活水準之夢，在即將來臨的重生歲月中，他們能獲益嗎？」

住在一號公路邊的一名老農說，「看見兩卡車法軍士兵離開順化再也不回來，是我這輩子最快樂的一天。他們在我的房子前駛過，看起來非常哀傷。」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共有九萬三千名法軍官兵在印支戰爭中喪生，現在法軍撤離，這些官兵的遺骨就此長埋異域。他們與草木同朽，沒有人會為他們編織什麼浪漫故事。不過，十年以後，西貢傳出一個故事：有人見到一〇〇機動大隊官兵臉朝法國、一動不動站在在中央高地十九號公路邊他們中伏、埋骨的地方。

譯注：一八六三年四月三十日於墨西哥爆發的卡麥隆之戰，是法國外籍兵團建軍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場血戰。 back

第5章南北越的專制暴政

The Twin Tyrannies

◎「恐怖政權」

就像英國、美國、義大利與其他許多國家各不相同一樣，北越與南越也一直各行其是。就連爆粗口罵髒話，用字也略有不同，以「fuck mother」為例，在西貢是「杜米」（du me），到河內就成了「迪米」（dit me）。在日內瓦協定簽訂後幾年之間，兩個越南都淪入高壓專制政權控制中。不過，胡志明的北越享有一些重大政治優勢之利，經歷戰火蹂躪的北越，雖因共產黨經濟政策而造成貧窮狀況急遽惡化，但在紀律管控方面卻十分有效。與吳廷琰相形之下，胡志明在越南度過的歲月要少得多，但身為獨立鬥爭勝利者的胡志明，不但擁有無比威望，而且擅長運用個人魅力在國際舞台上發揮巨大效果。此外，北越對資訊與交流密不透風的管控，外國人見不到發生在北越的動亂、整肅與殺戮。反之，南越吳廷琰政權的愚蠢與殘酷卻都攤在光天化日之下，許多南越農民發現，南越地主們的惡形惡狀比法國殖民主義者好不了多少，但他們對北越農民的悲慘命運卻一無所知。直到許多年以後，越南南部人民才開始緬懷一九五四到一九六〇年間那段日子，將它們視為失落的「六年快樂時光」，因為在那六年間，南、北越較少相互殘殺。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停火後，北越出現大規模流亡潮，商人、曾替法國工作的人員、地主、反共人士、特別是天主教徒等不下百萬人，因擔心遭到新統治者迫害，從陸、海、空三路逃離北越。那是一段充滿割捨、恐懼、別離的混亂日子。越盟幹部不斷攔下載難民沿一號公路南下海防的巴士，呼籲、有時甚至強迫車上的人留在北越。靠著經營小生意，生活還過得去的阮通一家人災情慘重，在河內郊外機場的人潮中，他的母親將一個藏有金珠等全家財富的袋子放在地上，轉眼間袋子彷彿蒸發一般就此消逝。阮通一家人就這樣幾乎分文不明地抵達西貢，展開新生。

甚至早在北越尚未上台的政府發放奠邊府紀念茶杯時，隨著一些比較富裕的居民將財物擺在家門前街邊，開始大甩賣，一幕幕讓人心酸的景象已經在河內出現。有些家庭拆散了。阮氏晴（Nguyen Thi Chinh，譯音）的父親、曾是富裕地主的阮居（Nguyen Cuu，譯音），告訴當年十六歲的阮氏晴與她十九歲的哥哥阮林（Nguyen Lan，譯音），說他們一家要逃往南方，阮居的另一個女兒在嫁給一名法國醫生後已經前往南越。就在他們一家準備逃亡的前一天晚上，阮居給了阮林與阮氏晴兄妹兩人每人一個纏腰袋，袋裡藏了一些錢、食物與生活必需用品。但在第二天清晨，阮林將睡夢中的阮氏晴搖醒，在她耳邊輕聲說道，「到外面來。」阮氏晴來到屋外，發現她哥哥的一名友人已經牽著兩個自行車等在路邊。阮林對阮氏晴說，「我們準備加入革命。父親會理解的，但是他不會准許。」阮氏晴嚇壞了。她懇求、哭叫、拽著自行車把手不放，但阮林終於還是與他的友人一起騎上車走了。

阮氏晴六神無主，只得喊醒父親。父親要她按照原定計畫離開河內，自己留下來尋找阮林。幾個小時後，阮氏晴來到人潮推擠、亂成一團的機場，上了一架貨機。父親在與她分手時，給了她一個金手鐲。阮氏晴抵達西貢以後，經由分發送進一個難民營。她在難民營裡整日以淚洗面地過了幾星期，終於遇到一名好心的家族友人，收容她住進自己家。兩年後，阮氏晴嫁給這位家族友人的兒子。直到將近四十年後，她才第一次聽到她哥哥的音訊。

在法國空軍當見習的陳會（Tran Hoi，譯音）毫不遲疑地隨著他的中隊部搬到西貢。但他的母親決定留下來，處理房產與家族巴士公司銷售事宜。陳會登上一架C-47飛往西貢：「我一路哭著，我們越南人從不放棄家族。」如果知道自己直到一九九八年才能與家人取得聯繫，他會哭得更傷心。由於再也不能在年節假日與家人團聚，他在南部的日子始終充滿憂傷。

北越居民乘巴士、火車、汽車或步行，魚貫來到海防，登上大多數由美國人提供的船。事後有人說，美國特工在北越發動宣傳，嚇唬北越居民逃往南方。美國人搞宣傳是不爭之實，暢銷書《救我們掙脫邪惡》（Deliver Us From Evil）作者、美國保守派「英雄」湯姆．杜立（Tom Dooley）博士杜撰的那些兇殘的故事就是例證。但同樣千真萬確的是，許多留在北越的人，因為信了胡志明的謊言沒有走，而淪為悲劇犧牲者。

地主之子阮海丁（Nguyen Hai Dinh，譯音）看著他唯一的妹妹加入逃往南方的人潮，自己留了下來。「為什麼？因為我非常笨……我們過去總認為法國人是迫害我們的殖民惡棍。直到共產黨接管以後，我們才開始想到法國人其實是我們友人。」在新秩序底下，所有有財產、或受過教育的人都被標上標籤，遭到排斥，甚至被處死。阮海丁發現，他的階級背景使他不能上大學，不能擔任任何主管工作。他的新意識形態老師說，「過去，這是一個封建國家：現在它是農民與工人的國家。你沒有國家。」他的父親被打成「反社會分子」，褫奪公權五年，不得不為共產黨幹部做廚子、討生活。阮海丁痛恨這一切，特別是不能說出自己的想法尤其令他恨之入骨。他與一個叫做「芳」（Phuong，譯音）的女學生約會，但在整整五年交往期間，他不敢談論任何政治議題：「每個人都在彼此監視著，任何人都可能是線民。」根據規定，他只能幹體力活的粗工。

在若干部落地區，居民使用法國特種部隊在停火前提供的武器，繼續進行武裝抗爭。伯納．法奧說，由於駐地過於遙遠，法國無法撤回幾名派駐部落的法國軍官，只得任由這些軍官一個個被捕或被殺。法奧說，直到一九五六年夏，還有一名法國軍官在無線電中大罵、求救：「你們這些狗娘養的，救我們！救我們！至少空投一些彈藥，讓我們可以戰鬥，別讓我們像豬狗一樣任人宰割。」法奧說，法國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沒有U-2事件[19]，沒有國際交涉，法國根本不承認有這些特種部隊，共產黨也樂得自行解決這問題。」河內周刊《人民軍》（People’s Army）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報導，自停火生效兩年來，北越軍在紅河以東山區打死一百八十三名、俘虜三百名「敵軍」，還迫使四千三百三十六名部落土著歸降。或許這些人裡面法國人不多，不過這篇報導證明抵抗運動確實持續存在。

也就在這段期間，新政府準備實施土地改革。黨報《人民報》（Nhan Dan）呼籲幹部「拋開自私與息事寧人論調」，「毫不容情地領導農民打垮整個地主階級」。國際控制委員會的印度代表說，那些認為北越政權純粹只是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者的人，都太天真了。他說，河內領導層「毫無疑問有共產黨性格」。北越媒體大舉推出惡毒的反美宣傳。皮耶．艾斯林（Pierre Asselin）發現，所有專制獨裁政權都需要敵人，他寫道，「將美國妖魔化……造成一種『有用的對手』，藉以爭取、保有民眾支持……越南革命」。

北越在一九五四至五六年間推出嚴厲的土地改革方案，奪走許多地主的土地，讓一些農民眉開眼笑。但由於這項土改造成太多苦難，武裝鬥爭的結束儘管帶來許多好處，許多越南人仍然在窮困、半饑荒邊緣掙扎。前殖民官員之女楊文美說，「政府按工計酬，讓農民失去勤勞的動機」。之後實施集體化，「短缺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成年人一個月可以領二十八磅米，十盎斯肉，十盎斯糖，與一品脫魚露。他們每年配給四碼布，兩條內褲。但即使在最艱苦的歲月，共產黨領導人與他們的家屬日子也過得好得太多。北越精英享受不到南越統治者累積的那種財富，不過絕不會挨餓。一九五五年，所幸獲得緬甸米糧救助，北越方能避免十年前大饑荒的重演。河內的主要現金來自中國提供的兩億美元，與俄國提供的一億美元。不過這不是無償捐助，河內必須把本國迫切需要的商品外銷以換取這些外匯。

有關北越統治者在革命初期的冷血、殘殺，可靠的統計數字從未公布。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當時擔任副總理的武元甲在一篇演說中承認了這類犯行：「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將所有的地主視為敵人，這讓我們認為到處都是敵人……為壓制敵人，我們採取強硬措施……用未經授權的手段（就是嚴刑拷打）逼供……許多無辜百姓就這樣被安上反動分子罪名，被捕，受懲，下獄。」據估計，這段期間被處決的人數高達一萬五千。雖說沒有人指控胡志明有分，他卻從未運用他龐大的聲望阻止這些暴行。

地主的大部分財物不僅充公，在許多案例中，新政權還要地主將多年來「多收」的租金償還佃農。許多地主不但失去資產，耕牛也被強奪，楊文美的一個老舅舅只得將犁套在肩上，耕那塊當局發給他的田。她的另一個舅舅的大房子遭當局「重分配」：楊文美四十年後重訪故居，發現那房裡住了四十人。北越居民段方海的祖母被安上地主罪名，之後受到拷問、譴責，資產被充公，幾天時間似乎老了幾十年。她咳嗽、氣喘，但不肯讓兒子帶她上河內看診，就這樣病死了。

為了強調農民自尊，打擊資產所有人，共產黨就用這種制度性羞辱折磨整個地主階級。即使是阮氏玉全醫生這樣的死忠共產黨員，之後也承認「發生了許多我認為不合道理的事」。阮氏玉全儘管對黨全力奉獻，但許多年來一直不能晉升：「一切都需要正確的家庭背景。」她所謂「正確的家庭背景」指的是：農民出身的人，比像她這樣受過教育、有所謂「特權」背景的人有優勢。不同的意見、多樣性與資訊自由都在查禁之列。在真理的議題上，北越採取史達林式作法，一切政治局說了算，政治局的命令就是真理。

後來成為秘密幹部的張如堂承認，許多被處決的「人民公敵……所謂地主……其實不過是有了一塊比鄰居稍大些耕地的貧農罷了，他們持有的田地根本少得可憐。」他並且指出，共產黨對一九五六年鎮壓「知識分子」事件從未表示悔意：就算僥倖逃過牢獄之災的人也遭到軟禁，不能與外界聯繫。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北越爆發幾起叛亂事件，當局出動兩個師進行鎮壓。其中一起事件發生在義安（Nghe An）省。根據後來黨史紀錄，三名叫作甘（Can）、敦（Don）與葛（Cat）的天主教神父，強占村子建立要塞、搶奪武器、俘虜幹部、並組織民眾示威抗議土地改革，導致這次事件。

共產黨史紀錄上承認：「我們被迫動用軍力……所有主謀與他們的走狗都被捕。」除了在血拼中死亡的好幾百人以外，事件過後有兩千人遭處決，更多人被捕下獄。一九五六年與一九五九年間，萊州（Lai Chau）省動亂頻傳。河內將事件歸咎於中國國民黨特工煽動，但也承認這些叛亂造成「造成許多困難的政治情勢……讓民眾對社會主義心生恐懼與憂慮，削弱了人民對黨與政府的信心。」

阮氏晴的哥哥阮林想加入越盟，卻被越盟關了六年。之後由於領不到配給卡，他只能到醫院賣血，成了街頭挑夫。這對兄妹的父親阮居命運更悲慘，甚至在坐完牢出獄以後，他仍然領不到配給卡，不能找工作，最後淪為乞丐。一天夜裡，阮居飢寒交迫下，來到老友、小說家吳交（Ngoc Giao，譯音）門前敲門。吳交的妻子打開門，見到是阮居，立即請阮居走開，因為她的先生也與當局不對盤。當阮居敲門時，吳交以為來人深夜造訪，必是警察，於是躲上屋頂藏身。這時見到老友到訪，吳交從藏身處下來，把阮居讓進屋裡，給阮居飽餐一頓，還讓他洗個澡。兩人談了一整夜，最後吳交不得已說道，「我怕你不能留在這裡。」阮居在離開時對吳交說，「如果你聽到我女兒的任何消息，請告訴她我多麼愛她。」說完這話，阮居的身影消失在街頭。之後，吳交夫婦每天清晨在後巷擺上一袋米飯，這也是他們能冒險做到的唯一援助了。他們就這樣每天清晨擺一袋米飯，擺了約兩星期。直到一天，米飯擺在那裡直到入夜仍然無人領取。阮居就這樣從他們、從越南的生活中消逝，沒有人知道他死於何時何地。直到戰爭結束後許多年，阮氏晴才獲知父親這最後一段人生旅程的辛酸。

在西方情報用語中，北越是一個「拒絕往來地區」。但由於有一名無懈可擊的反帝國主義領導人胡志明，而且在他的領導下打贏一場革命鬥爭，世人對北越倒也不敢小覷。大多數西方人對北越的封閉社會地位並無興趣，認為這不過是共產國家常態。北越一名知識分子日後說，胡志明的一生應該分成三大階段進行觀察，初階段的他是單純的愛國者；接下來的他是共產黨；最後的他表面上雖是民族主義者，實際上追求著共產國際的利益。就愛國者觀點而言，他的那些民族主義競爭對手除了印度支那以外，對這個世界幾乎一無所知，他卻因為旅行全球、見多識廣，以及與中國、蘇聯的意識形態關係而獲益匪淺。特別是在中、蘇關係於五十年代末期惡化以後，胡志明能以無比高超的平衡技巧周旋於這兩個巨型共產國之間，左右逢源。

在北越，胡志明幾乎像神一樣為人崇拜。但一九五六年二月，尼基塔．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屆黨大會發表演說，譴責個人崇拜，這令河內政治局大感震驚。胡志明手下高階幹部大多數是史達林的信徒，套用一句黨官的話，史達林於一九五三年的去世讓「我們淚流滿面」。現在，莫斯科主張與西方只做經濟與意識形態之爭，同時譴責與西方的軍事攤牌，這讓河內領導人很是不爽。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暴動讓北越領導層更加確信，一旦放任異議，統治權威就可能遭到挑戰。

一名加拿大外交官從河內提出報告：「討論北越經濟崩潰的可能性並無意義，因為北越本來就沒有經濟結構。」北越在獨立時，全國一千三百萬人口中只有三十名合格工程師與寥寥可數幾家工廠，國家統治者忙著解決內政困境，根本沒有向南方進軍的胃口。八萬軍隊已經解甲還鄉，以擴大農村勞動力。中國與蘇聯也都明白表示，反對任何可能惹惱美國人的武裝挑釁。

有關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七年間河內權力鬥爭的證據仍然薄弱，但無論怎麼說，胡志明與武元甲似乎顯然都不想再啟戰端，他們相信不必透過戰爭也能建立一個共產黨統治的統一越南。在這個階段，兩人一再重申的和平統一承諾是誠懇的。但其他崛起中的新秀有不同看法，他們眼見西貢吳廷琰政府的逐步變化，認定武裝鬥爭是統一越南的唯一可行之途。

◎「我們也只有這號人物」

在一九五四年的北越出亡潮期間，南越也出現「歸北」人潮，不過規模較小。共產黨的軍隊往往在依依不捨的告別聲中，撤離他們駐紮的社區。從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五年間，共有十七萬三千九百名越盟戰士與八萬六千名眷屬往北方「歸建重整」。一名革命資深分子在奉命歸北以前，前往湄公河三角洲道別，她向留守的同志說，「兩年後再見」，意思是，兩年後舉行大選，共產黨必勝無疑，國家就能再次統一。伸出兩根手指，表示兩年後一圓國家統一之夢，是當時越盟資深分子慣用的手勢。南方局書記黎筍，把當時懷了他們第二個孩子的阮瑞娥送上一艘波蘭船，與親密戰友黎德壽的家人一齊北上，他自己留了下來。黎筍直到臨死前，一直認為胡志明犯了兩個歷史性錯誤，第一個是在一九四五年讓法國重返越南，另一錯誤就是一九五四年的分治。他與其他強硬派分子相信，只有靠打仗才能建立統一的共產黨越南。他在臨別時告訴阮瑞娥，「對胡志明說，二十年以後再圖重聚了。」

河內違反日內瓦協定，下令一萬名越盟秘密留在南部，做為武裝鬥爭再起的保險之計。大多數奉命北上的游擊隊都對南、北分治一事感到不解，甚至憤怒。在跨過新「非軍事區」（DMZ）來到北部之後，他們的不滿更加升溫，因為北部生活艱苦，尤勝於南部；此外，家人離散也讓許多越盟戰士惱怒不堪。黎筍的妻子帶著兩個幼兒住在河內一座車庫上方的一間屋內，替黨報寫一個題為「越南婦女」的專欄，對她置身南方局夫婿的命運一無所知。一些來自南部的越盟對北越的權威並不順服，而且他們幾乎都懷抱一個夢想：回到他們南部的家鄉。有些幹部將子女送往俄國或中國唸書。

新的南越與南越政府享有相當優勢：湄公河三角洲是東南亞最大米倉；鄉間相對而言未受戰火摧殘；雖說越盟以獨立鬥士之姿廣獲支持，但南越人民對共產主義的熱情遠遠比不上北越；此外，美國人渴望將南越打造成一個所謂「自由世界」的櫥窗。一名南越軍官日後回顧當年景象說，「我們將這種生活視為理所當然，我們並不富裕，但我們日子過得很舒服，還享有一些自由。我們很柔軟，因為生活在富裕之鄉，南越人一直就很柔軟；北越人很強悍，因為他們來自艱苦、貧窮的地方。」一名在西貢當了高級公務員的北越流亡人士寫道，「對我們許多人來說……一九五六到六〇年間是我們這輩子的黃金歲月，我們對未來充滿憧憬與指望。」一九四九年出生的農家女方氏莉（Phung Thi Ly，譯音）回憶童年，說那是「熱帶鳥與水牛隨處可見的天堂，狗、雞、豬是我們的寵物，湍急的小河供我們戲水，廣闊的田野讓我們奔跑、歡笑」。

胡志明經過一番戰火歷練成為北越主人。相形之下，吳廷琰只是花花公子國家元首保大欽點、先後經法國與美國同意的統治者。吳廷琰擁有一些偉大領導人的特質：勇敢、誠實、雄辯、熱愛自己的國家。不幸的是，他同時也是一名狂熱的天主教徒，盲目奉獻一個貪得無厭的家族，極度自以為是，懷念不存在的過去，對人民的需求與期望漠不關心。

對大多數越南人而言，吳廷琰統治下的生活只是殖民主義時代的延續。充斥在他生命與死亡中的那些大塊頭美國人，顯得他是那麼渺小。吳廷琰生於一九〇一年，曾經有意效法哥哥吳廷俶當一名神父，後來他說服教廷，任命吳廷俶為順化總主教，吳廷琰選擇從政，在二十五歲那年當了省長。一九三三年，法國要保大任命吳廷琰為內政部長，但由於殖民當局不肯將實權賦予任何越南人，吳廷琰只幹了三個月就掛冠而去。他當時說了一句一語成讖的話：「共產黨有一天會擊敗我們，不是因為他們強，而是因為我們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吳廷琰曾為越盟俘虜，越盟還殺了他的一個弟弟與一個侄子。胡志明當時曾與吳廷琰見面以爭取吳的合作，但遭吳拒絕。根據吳廷琰日後的說法，吳廷琰對胡志明說，「你是個燒毀了這個國家的罪犯。你殺了好幾百人，我弟弟與他的兒子不過是其中兩個人罷了。」胡志明後來放了吳廷琰，讓許多共產黨懊惱不已。

在一次越盟暗殺未遂之後，吳廷琰在一九五〇年離開越南，先在新澤西州雷伍德（Lakewood）的天主教瑪利諾神學院（Maryknoll Seminary）度過兩年流亡歲月。他在院中做一些粗活，但也結交了斯貝曼樞機主教（Cardinal Spellman）、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等天主教重量級人物，還有參議員麥克．曼斯斐德（Mike Mansfield）與約翰．甘迺迪。他對殖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深惡痛絕讓甘迺迪留下深刻印象。吳廷琰於一九五三年移居比利時一所本篤會（Benedictine）修道院，結交了一些法國權貴，還贏得當時在坎城（Cannes）郊外流亡的保大的信任。吳廷琰能如此結交權貴，得力於他的弟弟吳廷瑈甚多，後來許多人說吳廷瑈是吳廷琰的「後台老闆」。

吳廷琰於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低調返回西貢，隨即奉命出任總理，但他繼續堅持苦行，也仍然像過去一樣，誇張到離譜得自以為是。宗教信仰與道德自負讓他認定自己的統治來自於天，與三百年前查理一世（Charles I）在登基為英格蘭王時的說法如出一轍。吳廷琰認為，南越的安全完全是軍事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他於一九五五年實施徵兵。對於結納新友人或與舊敵手修好，他毫無興趣。他宣布他的決定，要求部屬完成，他本人一天工作十六小時。極端注意細節的他，往往對來訪的大使或外國記者發表長篇大論，一講四個小時不休息，有時他還會親自簽發出境簽證。胡志明以能言善道著稱，吳廷琰卻毫無幽默感，特別是對他自己尤其如此。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二日，美國國家安全會議認定骨牌理論應驗，美國必須在印度支那重建西方陣營因法國戰敗而受挫的聲望。一周以後，艾森豪批准NSC5429/2號法案，美國就這樣成為南越的金主，南越國庫收入問題解決了。

西貢政權最難克服的障礙在於，南越領導人與官員幾乎沒有人參加過獨立鬥爭，事實上他們有許多還曾在法國當局手下辦事。吳廷琰悔了早先赦免越盟活躍分子的諾言，開始將他們下獄。在巴黎，總理艾加．富爾（Edgar Faure）說，那個小狂人「不只沒有能力，還瘋了」，美國政府也越來越有同感。但除了他，還能有誰？直到一九六一年，美國副總統詹森才為吳廷琰吐了一句大實話；「狗屎，在那裡，我們也只有這號人物可用。」但從一九五四年起，儘管美國人對吳廷琰的適任已經感到懷疑，但在西貢小小的精英圈，他們除了吳廷琰以外，實在也找不出另一名候補統治者。

空軍上校愛德華．蘭戴是最早在南越政壇呼風喚雨的美國人之一。四十八歲的蘭戴是軍事委員會（Military Mission）負責人，軍事委員會是秘密組織，負責召募本地人對北越進行破壞，但效果一直不彰。那些走了霉運，被它徵召的本地人或被捕、或被殺，幾乎無一倖免。在先後二十年間，華府老闆不斷派遣星探上越南舞台，物色「印度支那的勞倫斯[20]」（Lawrence of Indochina）人選，蘭戴或許是這些星探的第一人。曾經擔任廣告公司主管、辯才無礙的蘭戴，與吳廷琰頗有交往。他曾因向菲律賓總統拉蒙．馬格賽賽（Ramon Magsaysay）獻策，幫馬格賽賽鎮壓胡克游擊隊[21]（Huk guerrilla）而聲名大噪，現在杜勒斯要他重施故技，對付北越共產黨。在西貢的其他美國人，對蘭戴的評語好壞參半。有人認為他喜歡亂放砲，但也有人對他讚譽有加：「他讓我最佩服的是，無論面對美國人與越南人，他都能用心傾聽，都能精打細算。特別是對什麼可能、什麼不可能，他的見解尤其獨到。」蘭戴一再警告吳廷琰，要吳廷琰爭取民心。

蘭戴幹了許多有爭議的事。一九五四年十月的一場兵變，據說是他負責敉平的。他曾用中央情報局幾百萬美元秘密經費買通高台教與和好教領導人，要他們支持吳廷琰；還曾與「平川派」（Binh Xuyen）頭子黎文遠打過交道。平川派控制南越妓院與鴉片煙館，是勢力龐大的黑社會組織。它設在堤岸（Cholon）的大世界賭場（Dai The Gioi），四周高牆環繞，戒備森嚴，有兩百張賭桌。黎文遠有一支四萬人的綠扁帽私人武力，專責保護他，還享有法國人的支持。

在那段歲月，失去統治權的殖民統治者與剛掌權的美國人角逐勢力，造成許多黑色鬧劇。蘭戴常說一個故事：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在宿舍前廳發現手榴彈，經中情局查證，是法國競爭對手為向美國人示威而玩的花樣。那天晚上，軍事委員會狠角色羅欣．柯年走進西貢最熱門的法國人聚會所「海軍上將餐廳」（L’Amiral），拿出一枚手榴彈，拔掉保險針，邊舞著這枚手榴彈，邊用法語向餐廳裡的人大聲發表演說：「我知道你們一定都氣急敗壞，才會想出這種威脅美國人、特別是我們使館工作人員的爛招。但我得警告你們，萬一發生什麼不愉快或不值得的事，我們都會一樣後悔。」說完這話，柯年把保險針插回手榴彈，大模大樣走出餐廳，揚長而去。之後，法國人威脅美國人的事果然再也沒有發生。

蘭戴想買通黎文遠，但沒有成功，美國人開始擔心黎文遠可能利用法國人的支持而擊敗吳廷琰。英國觀察家也同樣悲觀，一名外交官在評估報告結論中說，「吳廷琰具備矢志救國的民族革命領導人所需的許多特質──勇敢、誠實、堅忍、信仰以及對共產主義的深惡痛絕。」但報告又說，不幸的是，吳廷琰「不懂妥協」，也「沒有行政能力」。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間在艾森豪麾下擔任軍長、脾氣火爆的約瑟夫．「閃電喬」．柯林斯（Joseph ‘Lightning Joe’ Collins），在以總統特使身分訪問越南、返回華府之後提出報告說，美國在支持一個輸家。柯林斯日後說，「我喜歡吳廷琰，但我越來越認定他沒有能力管理他那一堆怪裡怪氣的脾氣。」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晚間六點十分，杜勒斯從華府致電西貢，就像開除家裡女傭一樣，授權幹掉吳廷琰。

但接下來的事，讓批判吳廷琰的人感到猶豫。就在那天晚上，或許出於巧合，但可能也因為蘭戴玩了什麼把戲，南越軍隊與平川派在西貢街頭爆發巷戰。在發出那通幹掉吳廷琰的電文六小時之後，杜勒斯緊急撤銷前令：由於爆發小型內戰，死了五百越南人，這件事暫時保留。戰事進行到五月底，政府軍打贏了，黎文遠被迫流亡，最後老死法國。美國人認為吳廷琰其實很有幾把刷子，開始對他加油添醋地熱情擁抱。極具影響力的游說團體「美國越南之友」（American Friends of Vietnam）主導人、參議員休伯特．韓福瑞說，吳廷琰「誠實、正直、高尚」。亨利．魯斯在《生活》雜誌中寫道，「每一個美國革命兒女，甚至只是仰慕美國革命的人，都應該（對擊敗平川派這件事）歡欣鼓舞，高呼『吳廷琰萬歲！』」

為了避免舉行共產黨幾乎肯定獲勝的選舉，吳廷琰於一九五六年十月發動公民投票，罷黜保大，自立為南越總統與國家元首。蘭戴在這件事上玩了一個手法：他把支持吳廷琰的選票印成紅色，越南人眼中的吉祥色，而把保大的選票印成象徵不祥的綠色。吳廷琰在這次公民投票中得到百分之九十八點二的支持票，這麼荒謬的多數，就算是蘇聯舉行的選舉也顯然太超過了。在華府，杜勒斯說，「南越現在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不是一個傀儡。」但吳廷琰的南越能生存，靠的是一卡車一卡車運來的美元。如果北越沒有經濟建設，南越也好不到哪裡去，美國資助的進口不斷湧入南越，造成驚人的貿易赤字。越南人開始流行殖民時代法國那句老台詞：「皈依天主教就有飯吃。」後來擔任南越總統的阮文紹就聽進這句話，於一九五八年放棄佛教，成了天主教徒。美援從一九五四年的一百萬美元暴漲到一年後的三億二千二百萬美元，而且此後逐年增加，除了韓國與寮國以外，人均援助金額超越華府對世上任何其他國家的援助。國務院的保羅．卡坦伯格（Paul Kattenberg）還提了一個異想天開的建議，認為美國應該每年向北越行賄五億美元以「修補作戰損失」，講白了，就是不要找南越麻煩。卡坦伯格說，這樣付錢給北越，比資助吳廷琰便宜得多。

不過華府沒有人對這項建議有興趣。現金就這樣大舉湧入西貢國庫，由總統手下的將領與官員隨意支用，浪費與貪汙開始猖獗。取得政府進口許可就能財源廣進，金錢與商品的湧入讓一些都市中產階級發了大財，許多新富階級是從北部流亡南部的人。在資本主義系統下，似乎只有農民才會老老實實勤奮幹活，西貢出現好一場泡沫榮景。

◎好時光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期的南越首都仍保有殖民時代的優雅與幾分東方的頹廢，讓許多西方人趨之若鶩。裹著「奧黛」越式旗袍，或者更精確地說，脫下它們的越南女孩，讓剛踏上這塊土地的西方人看得如醉如癡。有文學素養的外國人，不免想到葛拉姆．葛林寫的那段名言：「帶一個安南女孩上床，就像帶著一隻鳥一樣：她們會在你枕邊吱吱喳喳說著，唱著。」大多數西方人搭上的性伴侶是職業妓女，中產階級越南人的社交生活仍然非常保守，在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婚以前，大多數人頂多只有與異性朋友牽手的經驗而已。之後以三妻四妾、紅粉知己廣闊著稱的阮高祺說，當他二十一歲那年以飛行員見習生身分赴法國時，像幾乎所有他那一代的越南青年一樣，他還是處男。

愛惜羽毛的越南人稱那些與西方人混在一起的女孩是「Me My」，這稱呼只比稱呼她們是妓女稍稍好了一些。家庭一般對子女管教甚嚴。張如堂的父親為他的六個兒子分別指定醫生、藥劑師、銀行家、工程師的職涯。張如堂原本也遵循父命，投入藥劑學研究，但之後決定加入革命：「每個星期日，我們都聚在祖父家裡，聽祖父講解儒家戒律。他會提醒我們要做個好人，要正直，孝順。他會討論一些最重要的原則，包括仁愛、責任、禮教、忠誠等等……特別對男孩，他告訴我們兩件不能推卸的責任：保護家族榮耀與忠於國家。我們會一起合唱我們早已背得滾瓜爛熟的歌：父親為你犧牲，養育你攀上泰山，母親的關愛像永無止境的流水……」

從北越流亡到南方的阮氏晴，在一九五六年碰上人生又一次轉折。年輕美麗的她，邂逅在西貢拍攝電影《沉默的美國人》的約瑟夫．曼基威（Joseph Mankiewicz）。曼基威請她試鏡，飾演「芳」（Phuong）一角。芳是越南女孩，先後與英國記者法勒（Fowler）與美國中情局探員奧登．派爾（Alden Pyle）相戀。阮氏晴很興奮：因為她的陸軍軍官新婚夫婿正在美國受訓，她正閒得發慌。根據禮教，丈夫不在家，她必須徵得婆婆同意才能外出工作。但她的婆婆一口拒絕了她：家裡出了一個女戲子，那還了得。直到第二年，阮氏晴才真正展開她的演藝生涯，在一部越南電影裡演出。這次她的婆家沒有反對，因為她飾演一個尼姑。

之後，阮氏晴擔綱演出二十二部影片，包括《美國佬在越南》（A Yank in Vietnam）與《中情局行動》（Operation CIA）等名片。她在東南亞各地拍片，成為南越備受仰慕的著名影星。但儘管如此成功，家人離散、音訊全無的悲劇，在她的良知上烙下永難癒合的傷痕：「戰爭是我的敵人，若沒有戰爭，我的人生可以多美麗啊！」曼基威拍的《沉默的美國人》在華府首映時，邀請蘭戴上校前往觀賞，曼基威誤以為《沉默的美國人》原著中那位反英雄角色指的就是蘭戴。蘭戴上校對這部影片讚不絕口。但其他人都不喜歡它：奧迪．墨菲（Audie Murphy）將沉默的美國人演成一個誠實、正直的大好人，原作者葛拉姆．葛林也因電影將他的諷刺小說消毒而深感遺憾。

美國的鉅額援款雖說不少遭到貪汙、浪費，一些援助也發揮效用，加以戰事暫停，為五十年代末期的湄公河三角洲帶來一段太平盛世。一名農民說，「在我看來，這段時間像置身童話故事中一樣；我無憂無慮，享用我的青春好時光。」共產黨入黨人數急遽減少。田裡稻穗盈滿，果園果香處處，豬隻倘佯農舍周遭，魚兒悠遊在村中水塘。木屋漸漸取代了茅屋，有些農民買了些家具，許多人有了自行車與收音，孩子開始上學校，馬達動力的舢舨與幫浦也出現了，農業邁開現代化的腳步。

但那些淪落在最底層的人無緣獲利。就像北越一樣，南越的政治系統也欠缺大度，只不過在一開始不那麼血腥而已。被越盟趕走的地主回到村裡索取田地，甚至要求償還租金。吳廷琰越來越獨裁：他的情報頭子陳金全（Tran Kim Tuyen，譯音）雖說身高不到五英尺，體重只有一百磅，卻有「亞洲最冷血殺手」之稱。吳廷琰毫不畏縮地抗拒選舉。在這個問題上，他確實可以得理不饒人：他的政府本來就沒有在日內瓦協定上簽字，而且北越舉行的選舉也毫無自由與公平可言。

此外，在美國人與一些歐洲人眼中，南越也與美國的其他代理國一般無二。比吳廷琰政權更加惡劣的政權照樣存活，甚至還成長、茁壯。南韓獨裁者李承晚雖說殘酷、貪腐，但無礙其繼續執政之路。菲律賓總統拉蒙．馬格賽賽用血腥手段擊敗胡克游擊隊。共產黨對希臘的威脅在雙方你來我往的腥風血雨中終於敉平。拉丁美洲那些獨裁者暴虐無道，將一切誠實、正義、或人道拋諸腦後，但仍能繼續享有華府支持。

就這樣，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期，依美國人看來，吳廷琰政權儘管無能、貪腐、高壓，只要繼續聽話，就沒有加以剷除的必要。一九五七年二月，共產黨企圖暗殺吳廷琰，但吳廷琰毫髮無傷。蘭戴上校向他的老闆大力吹捧吳廷琰，讓一些華府人士印象深刻，當時駐在西貢的西方記者寥寥無幾，對華府所謂越南情勢一片大好的說法無從反駁。吳廷琰在一九五七年五月訪美時，受到艾森豪總統熱情接待。他在紐約的遊行彷彿英雄凱旋，有二十五萬紐約人夾道歡呼，紙花漫天飛舞，盛況空前。《紐約時報》誇他是「亞洲解放者，一位擇善固執的人」。《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稱他是「越南的鋼鐵人」。《生活》雜誌更用極盡誇張能事的標題發表一篇專文。這標題是：「越南的奇蹟硬漢：美國的新訪客吳廷琰，振奮了他的國家，讓赤色政權聞風喪膽」。

回到西貢以後，美國顧問勸吳廷琰多多在人民面前露面：這樣做可以讓人民更擁護他。但這次美國行讓吳廷琰認為美國人真的崇拜他，他的偏執狂也因此更加嚴重。他開始認為自己頑固有理，還曾經若有所思地對記者瑪格麗特．希金斯（Marguerite Higgins）說，如果美國像「用線操縱傀儡一樣控制西貢政府……美國與法國又有何不同？」美國新聞處的艾夫．布賈納（Ev Bumgardner）說，吳廷琰認為美國人是「偉大的大孩子──用心良善，強壯有力，科技知識豐富，但不夠精細，不擅長與他或與越南人打交道。」

吳廷琰與之後幾任南越領導人大不相同，他確實很有主見。不幸的是，他拒絕了原本可能保他性命、甚至還可能讓他成功的幾項建議：杜絕自己家人的濫權，放棄對天主教的偏愛，根據能力、而不根據忠誠度選拔部屬，整肅貪汙，不再迫害異議分子，推動激進土地改革。

西貢人瞧不起北越人，喜歡自比為「nguoi Viet」，就是「真正越南人」。但從北越流亡南來的天主教徒，在吳廷琰朝廷以及他的人民勞動革命黨（Can Lao）中占有顯然多數。本身也是河內流亡人士的楊文美後來寫道：「吳廷琰的政權越來越像一個外來投機客組的政府。」對吳廷琰為禍最烈的人，首推他的弟弟吳廷瑈。吳廷瑈聰明、城府極深、心狠手辣，是南越保安頭子。他的妻子、人稱「龍女士」的瑈夫人，絕對是中央卡斯公司（Central Casting）在挑選東方惡女巫（Wicked Witch of the East）一角時的最佳人選。北越政治局用了許多暴徒替他們施暴殺人，但這些暴徒也只能在自己的監獄裡逞兇耍狠。相形之下，吳廷瑈夫婦卻以手段毒辣全球聞名，重創了西貢政府形象。

同樣，吳廷琰手下那些將領也愛穿隆重軍裝、掛滿勳章、戴著墨鏡，似乎這已經成為全球各地暴君打手們的標準妝扮。有些高級將領還喜歡像西方人出席正式場合時一樣，穿著燕尾服赴宴。任何見到他的領導人如此穿著的南越農民，自然認為「他們」與「我們」大不相同。一名合眾國際社（UPI）的越南記者，在見到吳廷琰抵達西貢國會大樓時對同事說，「河內那些人或許是不折不扣的惡棍，但他們絕不會笨到坐著一輛賓士車在民眾眼前出現。」胡志明的行徑就是鮮明對比：他不肯搬進前河內總督府的華廈做為私宅，卻選中總督府庭院裡園丁住的小屋搬了進去。一名美國記者說，「我們依賴他們來建國的這些人，與他們自己的人民毫無交集。」

直到一九六〇年，還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南越農地為百分之十五的人擁有，而且由於農民害怕，幾乎所有的農地都無人耕作。在共產黨呼籲下：一旦地主與保護地主的政府官員奪回一個村落的控制權，這些農民就得償還欠租，許多農民拒付田租，因而成為革命支持者。西貢恢復殖民時代強制勞役舊制、迫使人民每年為政府項目免費工作五天的作法，也激起廣泛民怨。有一次，中情局的威廉．柯比（William Colby）要求吳廷琰以激進手段重畫農地，吳廷琰答稱：「你不了解，我不能剷除我的中產階級。」政府指定的村幹部成了村子裡作威作福的小暴君，不僅享有斷案全權，甚至能判村民死刑。管理地方藥房的護士、負責計算家庭人口稅額的警員都收賄，村民會議代表營私包訟。心驚膽戰的村民逢到婚喪喜慶，不敢不邀這些壓迫他們的人做為座上賓。倒也不是沒有好官，但大多數官員或無能、或殘暴、或貪腐，有時還三者兼具。

就這樣，當暗殺事件於一九六〇至六一年間頻傳時，許多村民鼓掌叫好，因為遭暗殺的往往是那些最不得民心的官員。吳廷琰並且推動「農莊城市」（agrovilles）計畫，將農民強制遷入要塞化村落。這項計畫原本意在將農民與共產黨隔離，但結果徒然讓許多不願遷徙的農民離心離德。吳廷琰有多殘忍？共產黨提出一個直到今天仍堅持的說法，說吳廷琰在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九年間殺了六萬八千名真正或想當然爾的敵人，逮了四十六萬六千人。就像南越誇大北越土改過程中死亡人數一樣，共產黨提出的這些數字也誇張得離譜。可以確定的是，西貢政府極力提升天主教利益，迫害前越盟。北越共產黨用層層掩護，蒙蔽世人耳目，建了一個極有效率的警察國，而吳廷琰與他的家族造的警察國卻因組織鬆散，將犯下的殘酷暴行弄得舉世皆知。

吳廷琰政權的失敗並非無可避免，吳廷琰如果當時能以一種稍微開明的方式統治，原本可以讓共產黨勢力無法復甦。斐德烈．羅吉法曾經撰文指出，鑒於中國與蘇聯對於日內瓦協定的實行都漠不關心，「吳廷琰的南越像南韓一樣存活，並非難以想像……吳廷琰是從一九四五到一九七五年間，出現在越南的唯一一名重要的非共產主義政治人物。」但吳廷琰幹了無數蠢事：從一九五七年起三年之間，西貢政權施工建造了五十萬平方碼出租公寓與別墅，五萬六千平方碼舞廳；卻只建了十萬平方碼教室、五千三百平方碼醫院。

讓共產黨有機可乘，在南部重燃戰火的，不是吳廷琰沒有舉行統一選舉，而是西貢政權在內政方面犯行與失誤過多。無論就本國或就世界舞台而言，在誰最有資格代表越南人民發聲的競賽上，胡志明都遠遠超越吳廷琰。當年十歲的張梅里（Truong Mealy，譯音）在湄公河三角洲上學時，他的共產黨教師說，「你們知道吳廷琰為什麼來越南嗎？他是美國派來的。現在他一家人都掌權了，所有窮人都必須工作來供養他們。誰應該統治越南？吳廷琰還是胡志明？」五年以後，張梅里當了越共信差──在南越境內活動的共產黨游擊隊隨後被稱為「越共」。

◎重新武裝

最後一批法軍於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撤離西貢。讓河內沮喪的是，日內瓦協定的西方簽字國就此洗手退出印度支那，撇清一切推動選舉的責任。從那以後，在一開始，重新點燃南部地區戰火的不是河內的一項決策，而是吳廷琰政權在地方上激起的眾怒。一名農民告訴美國學者詹姆斯．楚林格（James Trullinger），他與他的村子認為，共產黨暫時按兵不動是經過精打細算的策略，河內只要有耐心，讓南越人民忍受幾年吳廷琰的折磨，革命機會就成熟了。在未經上級授權的情況下，南越游擊隊開始對政府軍與設施發動攻擊。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仍在湄公河三角洲主持南方局的黎筍，向北越政治局發了一份言詞激昂的公文，打響共產黨重拾武裝的第一槍。黎筍在文中描述共產黨員如何遭到迫害、黨組織如何被一一拔除，以及西貢當局不斷收緊的軍事管控，特別是在中央高地，情勢尤其堪虞。河內在對黎筍的回覆中，勉強同意南越游擊隊可以為自衛而開火。河內還對暗殺「反動叛徒」與炸彈攻擊「吳廷琰建制」的行動表示支持。北越並且派出小股情報官與爆破兵──即西方國家所謂突擊隊──前往南方。南越共產黨之後宣稱，在一九五七年間，共有四百五十二名南越政府派任的官，大多是村長或被殺、或被綁架、或歸順。恐怖活動重起：朱篤（Chau Doc）一間酒吧在七月十七日遭到攻擊，死了十七人；西貢一家咖啡廳在十月十日遇襲，十三人受傷；之後西貢又發生三次炸彈攻擊事件，十三名美軍受傷。

接下來一件重大發展是黎筍奉召重回北越。一九五七年夏，黎筍與一名同志抵達河內。由於當時河內正因經濟危機而陷於權力鬥爭，為防萬一，當局一開始安排兩人住進一所有警衛守門的賓館。但兩人還是想辦法在晚間溜出來逛街，在紅河劇院（Hong Ha theatre）買了站票看戲等等，直到後來警衛將兩人的自行車輪胎放氣，才迫使兩人呆在賓館裡。據說黎筍當時非常不滿，指控政治局只想平靜過日子：「他們放棄了我們。」

黎筍在河內停留時間越長，越了解一旦重啟戰端，莫斯科或北京都不會提供援助。但在接下來幾個月，黎筍憑藉過人精力，在親密戰友黎德壽支援下，硬是擠下北方那些競爭對手，成為在政治局呼風喚雨的人物。在一名共產黨高官口中「沉默寡言，冷酷無情」的黎德壽，後來在一九七二至七三年巴黎和平談判中成為季辛吉的談判對手。身為革命老兵的黎筍，為革命付出的犧牲與奉獻幾乎無人能比，這樣的資歷讓他在北越備受敬重。他有一句名言：「你若與帝國主義匪幫講道理，什麼事也辦不了，你得拿一把錘子打他們腦袋才行。」北越共黨書記當時因為推動土地集體化引發混亂而下台，武元甲似乎是順理成章的繼任人選。但結果是黎筍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繼任這個要職。

黎筍於五十年前生在南越北部一個木匠家庭，本名黎文遠（Le Van Nhuan，譯音）。早在胡志明結束流亡返回越南之前很久，已經獻身革命。他的個性強悍盡人皆知，不過一些比較挑剔的同事認為他言語過於粗糙。完全不知社交禮儀為何物的他，瞧不起無論是意識形態或人性上的軟弱，早在一開始，他就認為武元甲軟弱，甚至還可能認為年邁的胡志明軟弱，只不過一直不敢說罷了。他的個人生活在他死後很久仍然是個謎。直到二十一世紀，他的第二任妻子、前越盟信差阮瑞娥才透露她悲劇的一生。

在一九五六年越南春節，黎筍當時仍在南方，阮瑞娥帶了蜂蜜、人蔘與幾碼河東（Ha Dong）絲等禮品，前往河內郊外探望黎筍的父親。她在公公家裡見到丈夫的結髮妻子，後者見到阮瑞娥，才發現先生再娶而泣不成聲。幾個月以後，幾個黨官找上阮瑞娥，對阮瑞娥說，高級幹部只能有一個妻子，而黎筍的妻子不是她。已經為黎筍生了兩個孩子的阮瑞娥震驚不已，對到訪的黨官說，除非黎筍本人到河內來對她有所澄清，否則她什麼也不同意。隔不多久，黎筍果然來到河內。但黎筍沒有對她的處境表示同情，他讓她第三次懷孕，然後把她交給黨的中央婦女協會（Central Women’s Association），由中央婦女協會贊助，送她到中國「研習」。

在她流亡中國期間，黎筍開始寫信給阮瑞娥，有時還寫得很激情。其中一封信上寫道，「我愛妳，非常愛妳，不要為了些少外力或一些不幸的事而產生任何誤會。親愛的，愛情能戰勝一切障礙，妳如果愛我，妳就能解決所有妳的問題與困難。」每當黎筍因公訪問北京時，兩人也能偶爾小聚，有一次她還面見了胡志明。黎筍把他們的三個孩子納入自己監護。阮瑞娥後來發現自己三個孩子都由黎筍第一任妻子扶養後，不禁失聲痛哭。又隔了幾年，她獲許重返越南小停，看望孩子。在那次訪問中，她與黎筍一起度了三天，當時黎筍似乎「很不自在，很不快樂」。她在一九六四年奉派前往湄公河三角洲擔任宣傳幹部，直到一九七五年才再次見到自己的孩子。

由於和平統一無望的信念不斷加深，河內激進派開始抬頭。北越共產黨首先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通過第十四號決議案，用農業集體化將北方的革命大舉推前。接下來的一個月，南越一所拘留營爆發食物中毒事件，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大批犯人死亡。翌年年初，政治局接獲南越農村寄來的求救信，其中一封顯然出自地方幹部手筆的信這樣寫著：「胡叔叔！美國人與吳廷琰已經邪惡得太不像樣了，請你准許我們砍掉他們的腦袋。」在隨即展開的幾周辯論結束時，北越共黨中央委員會頒布第十五號決議案，邁出升高戰事的一大步。十五號決議案授權採取更激進的行動，用耳熟能詳的共產黨詞令寫道：「只有革命勝利才能解除窮人的悲慘命運，才能拯救南方可憐的民眾，打擊美國帝國主義的邪惡政策，打擊分裂國家、引發戰爭的美國傀儡。」十五號決議案還決定組織「志願軍」開往戰區，就像中國之前組織「志願軍」打韓戰一樣。在之後幾個月，約四千六百名政治幹部、技術與工程人員進入吳廷琰的土地，其中大多數是「歸北」的南方人。決議案並且授權開通「559號戰略公路」：一條穿過中立的寮國、連接胡志明小徑（Ho Chi Minh Trail）通往戰場的秘密通道；三年兵役也已經恢復。當年批准第十五號決議案的一個北越領導人日後說，「我們直到一九五九年才終於認清不會有大選，吳廷琰在屠殺我們的人。有跡象顯示，美國會繼續加強介入，也因此，我們國家想統一，唯一的途徑就是暴力。」

河內遲遲不肯將十五號決議案的事告知俄國人，因為黎筍一夥人知道這事會惹惱俄國人。更何況，直到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有關十五號決議案的消息才傳到南方局。北越領導人仍然不敢向美國挑釁，生怕惹惱美國會遭來美軍攻擊。俄國與中國間迅速加深的意識形態分裂，也反映在河內的兩派對恃上：胡志明與武元甲偏向莫斯科；黎筍則是親北京派的頭子。

當毛澤東搞「大躍進」、造成至少五千五百萬中國人死難之際，河內卻喊出「今日中國，就是明日越南」的口號，可謂不合時宜之至，而這一切，黎筍似乎難辭其咎。同時，黎筍領導班子還得鎮壓內部異議分子：天主教徒發動示威，要求移居南越。示威群眾高喊「打倒共產黨」，引起軍隊開火，造成傷亡。經濟困境迫使河內削減國防開支，從一九五五年占全國總預算百分之二十七，降到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十九點二，再降到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十六。工廠紛紛關閉，農業產值不斷下挫迫使當局減少米糧配給。捷克大使在向本國提出的報告中說，蘇聯集團提供北越的援助許多遭到浪費。英國駐河內領事在一九五九年六月提出報告說，「整體生活水準越來越低落，就連窮人都比過去更窮……除了這個政權本身的人以外，這裡的西方人見到的每一個越南人都不喜歡這個政權。」

吳廷琰拋棄正人君子、提拔諂媚宵小，河內半斤八兩，也只重視革命資歷與意識形態純正、壓抑聰明才幹之士。法國一名外交觀察家提出報告說，十個北越人中有九個「只要有機可乘就會起事暴動」。但擔任黨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黎德壽，選在這一刻針對前地主與「富」農等所謂「不受歡迎人物」發起新整風。這時的北越共產黨政治局，一味強調意識形態純正，不像二十世紀後期社會主義者，而像四十年前的布爾什維克[22]（Bolsheviks）。北越通過譴責異議分子的新法令，由公安部執行。公安部部長陳國煌（Tran Quoc Hoan，譯音）成為批判人士口中的「越南貝利亞」（the Beria of Vietnam）。貝利亞是替史達林整肅異己、惡名昭彰的劊子手。

在十五號決議案頒布之後幾個月間，革命黨繼續在南越暗殺政府官員，對南越共和軍發動新一輪攻擊，由於它的美軍顧問稱它「阿文」（ARVN），這時越南人也稱它為阿文。一名越南青年告訴一名美國記者：「我恨那些當兵的……因為他們太傲慢。村民已經非常窮了，但當兵的還要強迫他們築路修橋……當兵的拿了武器保護吳廷琰與他的政權。」美國的建國象徵開始成為游擊隊攻擊首選的目標：一九五九年春，穿黑衣的游擊隊在高棉邊界附近炸了兩輛約翰．迪爾（John Deere）拖拉機就是例證。

在地方官員殘酷無情的壓榨下，許多農村青年發現革命帶來的浪漫氣息。一名十八歲的青年說，曾經與法國人作戰的一名老人鼓勵他拿起武器。「每聽他談到有關越南英雄的事蹟，我就很激動。他告訴我，吳廷琰要求美國人幫他們……把南越納入他們統治下。他呼籲我……履行愛國青年職責，為爭取國家獨立、重建幸福與繁榮而戰。」在隨後展開的數周軍訓中，他那一組有十五名農人因沮喪與想家而逃亡。但他本人堅持到底，完成了軍訓：「我只見到光榮，沒想到艱苦。」

一九五九年，越共的攻擊越來越猛。那年七月八日，當美軍顧問與南越第七步兵師官兵在邊和（Bien Hoa）附近觀賞珍妮．克萊恩（Jeanne Crain）主演的電影《襤褸衣衫》（The Tattered Dress）時，六名越共用槍枝與手榴彈發動攻擊，三十八歲的戴爾．魯斯（Dail Ruis）少校與四十四歲的士官長齊斯特．歐佛南（Chester Overnand）遇害，成為後來人稱第二場印度支那戰爭中，死在共產黨手中的最早兩名美軍。游擊隊攻擊在全國各地持續升溫，在十二月一個天光未亮的清晨，一排越共游擊隊在三角洲四號公路上截下一輛巴士。他們趕下乘客，帶著武器上了巴士，迫使司機把他們載到一處政府軍要塞化據點。他們在黎明時抵達這處據點，發現為讓士兵上市場採買，據點柵門已經大開。游擊隊衝入據點，槍殺一名警察與幾名守軍，餘下的駐軍隨即投降。游擊隊在收繳武器、搗毀據點之後，抓了當地村長撤入叢林，後來他們殺了這村長。

越共這些作為志在顯示他們有隨心所欲發動攻擊的能力。一名幹部得意揚揚地說，「老虎已經醒了！」村民不得不對地方勢力消長精打細算，因為一旦誤判，輕則財物盡失，重則性命不保。共產黨靠宣傳把自己的實力吹捧上天，幾乎所有村民都向他們秘密納稅。共產黨幹部們愛說一些越南人耳熟能詳的諺語，如「寧為老鼠頭，不當大象尾」、「水牛再怎麼磨牠的角，還是水牛」等等。他們用擴音器，擊著廟裡的木魚，敲鑼打鼓，多少帶著強制意味地發動有時多達一千農民參與的群眾大會。他們拆毀政府旗幟，在樹幹貼上海報與標語。有關越共的神話開始廣為流傳：說他們擁有變得出米飯的魔法鍋，有裝在背包裡、可以充氣變大的小艇，有「天馬」，還有一發子彈可以射殺五十人的神槍，讓那些容易上當的農民聽得如醉如癡。游擊隊為了示威，有時還會在大白天列隊在農村間遊行。

一九六〇年遭游擊隊殺害的死難者，許多當著村民大眾面前受刑，就像越盟時代一樣。一名婦女因為有兩個兒子在共和軍中服役而遭砍刀砍死；一名遭活埋的男子不斷尖叫，「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最後土堆越積越高，土堆下傳來的哭叫聲也漸漸消逝；還有一名村民只因為與地方上的警察喝酒而被殺。每有一名農民因為信念而支持共產黨，就有兩名農民因為恐懼而支持共產黨。但部分或許因為革命為窮人帶來一種他們有生以來未曾有過的自尊，有些農民確實支持革命。審慎也是一項因素，越來越多越南人相信吳廷琰已經是過去式，未來是共產黨的天下。

到一九六〇年年初為止，越共的武裝宣傳部隊據說已經殺了一千七百名政府官員、村長、教師、醫院工作人員，還抓了另兩千人。中央高地發生暴動。吳廷琰的軍隊展開反擊，收復失土。根據新頒布的「叛國法」，數以千計異議與宗教少數分子以及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捕。斷頭台重出江湖，成為政府劊子手最愛的行刑工具。

由於先是南方局、最後河內也拒絕將游擊戰升高為全面戰爭，令許多越共沮喪。地方幹部再向當局請願，要求提供武器抵抗西貢「殘酷暴政」。由於沒有行動的刺激，那些暗無天日、貧窮匱乏的日子讓許多越共備受煎熬。一名與一支越共單位駐在湄公河三角洲的游擊隊，日後談到蠻荒叢林生活那種可怕的孤獨，那種只有因野獸踏過而打破的一片死寂，仍然心有餘悸：「廣闊無邊的叢林，遭汙染的水，還有瘧疾，時間也因悲情而凍結。」一名連長在他的長官面前捶胸叫道，「我寧願死也不願這樣活著！讓我們展開武裝鬥爭吧！」

一九六〇年九月，南方局下達支持者千呼萬喚、終於等來的一紙命令：將對政府軍發動協同攻擊。在那以後，革命區迅速擴大。沒隔多久，根據評估，三分之一的南越人口、約六百萬人都生活在共產黨公開或秘密控制下。共產黨幹部開始大搞土地再分配。游擊隊活動暴增，特別是在三角洲地區，叛軍利用熟悉河流與潮汐狀況的在地優勢，氣焰尤其囂張。他們在河曲與運河彎處設伏，或利用漂浮木繫上水雷，與岸上的電雷管連線。北越現在是一個紀律森嚴的社會，而南越為因應恐怖攻擊也成了一個高壓軍事化國度。西貢用百分之九十的美援添購軍備以維持政權，而沒有將這些錢花用在經濟或農業發展上。美軍顧問團忙著建立一支傳統軍隊，讓南越也能像南韓一樣抵抗來自北方的入侵。同時，在一個人口只有六十萬的省，南越部署了六百名警察、九個民防連以及二十四個民兵排，分別駐守三十個要塞化據點、保衛一百一十五個村落，但共產黨的叛亂氣焰仍不斷高漲。

一九六〇年，冷戰緊張情勢在全球持續發酵，南韓獨裁者李承晚在那年四月垮台，讓河內雀躍不已，希望這是吳廷琰政權崩潰的先聲。一周以後，俄國擊落一架美國U-2偵察機，打碎了東西方和解之夢。中蘇分裂在北越政壇造成的對抗情勢變本加厲，胡志明曾設法斡旋，但徒勞無功。黎筍、黎德壽與他們的親中派掌控了政治局。對河內而言，支持越共武裝鬥爭已經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政治必然。唯一議題是應該多快、提供多少援助。黎筍面對的問題是，他必須幾乎完全依賴本國資源打這場他想打的仗。

另一方面，十八名南越反共領袖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在西貢一家著名酒店集會，會後他們發表由「一群愛國者」簽署的「帆船宣言」（Caravelle Manifesto），要求政府改變政策。同年稍後，美國大使艾爾布利吉．德柏洛（Elbridge Durbrow）提交一份備忘錄給吳廷琰，詳列華府認為極端重要的改革：公布政府決策與預算；由民選代表對政府各部門進行審查；將新聞法自由化，並改善與外國媒體的關係；透過電台廣播，與農民進行「爐邊閒話」（fireside chats）式的交流；對農民更加寬容。這些都是民主社會的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措施，但吳廷琰完全無法接受。他不僅不理會「帆船宣言」，還將德柏洛這份清單視為美國人以老大自居的做態。或許他還曾反問德柏洛，北越政治局能做到這份清單上的哪些項目？

美國仍然集中全力，應付武裝鬥爭問題。面對越共叛亂升溫態勢，華府決定打破日內瓦協定的相關人員限額，加派數百名軍事顧問，將駐南越軍事顧問人數從三百四十二人增加到六百九十二人。這些美軍顧問的指揮官，特別是軍援協助團（MAAG）團長山姆．威廉斯（Sam Williams）將軍，認為游擊隊純屬安全問題，只能靠槍口解決。

一九六〇年年底，共產黨將南部抵抗運動正式改名為「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NLF）。重要的是，儘管陣線領導人都是共產黨員，但它努力建立一種民族主義聯合陣線的形象。美國專家告訴即將成為美國總統的甘迺迪，說民族解放陣線是一股「對東南亞自由與民主構成無法接受的威脅」的政治勢力。民族解放陣線矢志達成的目標包括：將社會團結帶進南方、推翻吳廷琰、趕走美國人、實施土地再分配、用談判統一國家。從這些目標中，完全看不見黎筍處心積慮、建立史達林式社會的痕跡。

日內瓦協定簽訂後那幾年，南、北越人民都因為政府殘酷無能而受盡折磨。南方農民如果知道北方農民的悲慘遭遇，或許還會為自己感到慶幸，至少在吳廷琰統治下，挨餓的人很少。他的美國後台老闆們完全誤判情勢，認為越共叛亂是莫斯科與北京指使的。事實上，直到一九五九年以前，對西貢政權的抗拒是在地、自發性行為。一九五九年以後相當一段時間，越共也只獲得北越而不是外國的援助。

重啟統一鬥爭的主要推手是黎筍，他的身影在之後的發展過程中無所不在。至於他那些政治局同事，所以贊成戰爭，很可能因為他們認為可以用打仗來逃避內政失敗的罪責，或藉以為北越窮困的人民注入一種人生新目標。「帝國主義」敵人竟把未來寄託在死驢子吳廷琰身上，算他們走運。照理說，刻正轉劇的這場戰爭沒有一方能打贏。

譯注：美國間諜機U-2被蘇聯擊落引發的事件。 back

編注：勞倫斯（一八八八—一九三五），常稱T. E. Lawrence，也稱「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是一位英國軍官，因在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的阿拉伯起義中作為英國聯絡官的角色而出名。 back

譯注：胡克游擊隊，一支二戰期間建立的共產黨游擊隊。 back

譯註：布爾什維克，由列寧領導的無產階級政黨。 back

第6章甘迺迪的主政

Some of the Way With JFK

◎「他們會把國家丟了，如果……」

當艾森豪向總統當選人約翰．甘迺迪簡報、說明接掌白宮以後將面對的議題時，老將軍強調的不是越南，而是越南隔鄰的寮國。艾森豪說，國務院曾向他提出警告，說寮國是「一個同性戀國度」（a nation of homosexuals），讓甘迺迪聽得一頭霧水。即將卸任的艾森豪說，寮國是東南亞安全所繫的第一張骨牌，一旦失去寮國，鄰國泰國會受到威脅；能否保住這張骨牌，對新總統的決心而言是一大考驗。從事後先見的角度看來，艾森豪這些憂慮似乎純屬想像，但在當時這一切卻顯得非常真實。寮國，寮國啊寮國，一度人稱「百萬大象之國」成了共產黨與反共勢力撞擊點，在全球各地上了新聞頭條。在一九六〇年，《紐約時報》以三倍於越南的篇幅報導這個人口稀少、非常貧窮、一片蠻荒的蕞爾小國。

百年來，寮國歷經無數政治動亂、饑荒、內占、與外國干預造成的悲劇。令外在世界大惑不解的是，寮國人，或者應該說組成寮國的各原住民族群，對這一切卻似乎能一笑置之，不以為意。寮國人喜歡聚會，拿男性生殖器開玩笑。特別是在春天火箭節，每個寮國人都要自製火箭施放，有些人製作巨型火箭，不時造成生命與財產損失。隨著法國於一九五三年十月讓寮國獨立，中國與北越將勢力伸入寮國，美國也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期開始在寮國撒幣。一名到訪的《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記者說，寮國領導層「泡在美援裡欣喜若狂」，享用冰箱，開著大車，而全國民眾只能靠一百五十美元的年均收入維生。因為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們愛上這片新疆土，例如後來成為寮國名人的德州比爾．萊爾（Texan Bill Lair），中情局開始對寮國產生興趣。萊爾的同事羅伯．艾默利（Robert Amory）後來說，許多中情局人員愛上寮國，因為這是「一個打仗的好地方」。只要一離開首都永珍，你幾乎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願意找誰打就找誰打，想種什麼毒品就種什麼毒品，沒有人會管你的閒事。

直到一九六〇年，由一群地方權貴與軍頭們雜亂湊成的寮國政府，勉強還能維持統治。之後敵對派系之間爆發內戰，在永珍街頭大打出手。美國人基於一些不很全面的理由，認為共產黨即將當權。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當時包括在地政黨「老撾人民軍」（Pathet Lao）與一些北越軍隊在內，共產黨徒在寮國各地確實都很活躍。比爾．萊爾遂與地方苗族軍頭王寶（Vang Pao）達成交易，為王寶提供金錢與武器，由王寶對共產黨發動游擊戰。美國對王寶一夥人的投資，從一開始的五百萬增加到一九六二年的一千一百萬美元，在六十年代結束時增到五億美元。王寶號稱擁有兩萬戰士，不僅打了幾場大勝仗，還靠毒品走私賺進大筆財富。中情局當時在寮國駐有約七百名特工，大部分從事秘密半軍事活動，他們穿著牛仔褲，駕著單引擎飛機[23]在山間穿梭，將食物與武器轉交部落土著與其家屬，有時自己也投入戰鬥。

這個彈丸之國就這樣在東、西方博弈舞台上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毛澤東曾問黎筍「老撾（寮國）有多大？」黎筍答道，有將近八萬平方英里，人口兩百萬。毛澤東說，「我的天！那麼大的地方，那麼少的人。雲南面積與它差不多，但有四千萬人。如果我們能送個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人到那裡住，豈不美哉？」當蘇聯運輸機降落河內嘉林（Gia Lam）空軍基地，帶來運交寮國的作戰物資時，基於政治考量，國際控制委員會的波蘭人與印度人故作不見。在華府壓力下，英國保守黨政府開始支持美國在寮國的反制行動。在一九六一年三月與甘迺迪舉行的峰會中，英國首相哈洛．麥米蘭（Harold Macmillan）勉強保證，如果永珍政府垮台，英國會作一些軍事表態。翌年，當巴特寮的軍隊逼近寮國西部邊界時，英國皇家空軍派出一中隊「獵人」（Hunter）戰鬥機進駐鄰近的泰國。那還是老故事：英國極力避免新承諾，但又不敢違反美國旨意、得罪華府。

麥克．艾蘭（Mike Eiland）早在西點軍校受訓時，就參加過在假想國「Soal」的演習──Soal即為寮國英文名Laos的反寫。華府的聯合參謀首長主張在寮國投入地面部隊。但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對秘密作戰情有獨鍾的甘迺迪宣布主張加強秘密作戰。如果能讓所有外國勢力都退出寮國，就更理想了。高棉統治者施亞努親王（Prince Norodom Sihanouk）早在一九五四年春就提議召開「中立化」寮國的國際會議。在美國外交官艾維雷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主導下，經過一年多談判，美國、俄國、中國與南越、北越於一九六二年七月簽定新日內瓦協定，同意寮國中立。

河內領導層對這項安排嗤之以鼻，認為這不過是莫斯科為掩飾軍事行動而搞出的一塊遮羞布，根本不值一顧。北越儘管一再否認駐軍，它的軍隊卻繼續在寮國各地暢行無阻。中情局一些嘴上刻薄的人乾脆把胡志明小徑稱作「艾維雷爾．哈里曼紀念公路」（the Averell Harriman Memorial Highway），因為面對共產黨有系統地破壞日內瓦協定，哈里曼卻一籌莫展。由於這本書講的是越南，寮國情勢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之後在永珍掌權的蘇法納．佛瑪親王（Prince Souvanna Phouma）漸漸成為美國的馬前卒。走出永珍，由於河內一再穿過寮國對高棉與南越游擊隊進行運補，也由於美國人決心在不太明目張膽違反中立的情況下阻止他們運補，一場沒有人承認的戰爭在寮國各地斷斷續續打著，幾十萬寮國人受害。

二戰期間當過炸彈目標分析師的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教授華特．羅斯陶（Walt Rostow），在先後出任甘迺迪國家安全事務副特別助理與國務院政策規畫處處長時，幾乎從上任第一天起就呼籲甘迺迪政府把重心從寮國轉移到越南。甘迺迪本人很快也表示贊同，認為既然要對付共產黨，就該以越南而不以寮國為戰場，面對變本加厲的游擊隊活動，美國必須給吳廷琰更多援助。湄公河三角洲的安全情勢急遽惡化，送往民間醫院的醫療補給只有靠中情局飛機與直升機飛到廢棄村落與廢耕了的稻田進行運補。一九六一年五月，副總統詹森訪問南越，誓言繼續支援南越，還誇吳廷琰是「亞洲的邱吉爾」。大衛．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之後在描述詹森此行時寫道，「他給了我們的保證，不僅把甘迺迪政府投了進去……讓華府更牢牢牽著西貢的傀儡政權，升高了論調，還把林登．詹森也投了進去，對詹森而言，說話就得算話。」

同年十月，愛德華．蘭戴寫信給甘迺迪的軍事顧問、後來出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麥克斯．泰勒（Maxwell Taylor）將軍：「越南人是個能幹、充滿活力的民族。他們今天看起來有些荒腔走板，如果不能打出一些火花，激起他們努力求勝的意志，他們會把國家丟了。將適當的美國人擺在越南政府適當的位置，提供作業指導，就能打出這樣的火花……我們需要有才幹與熱情的美國人作這些事。」泰勒在二次大戰期間曾任傘兵司令。

蘭戴隨即提出建議，解決越南問題的辦法就是派遣更多美國人進駐越南。甘迺迪政府在三十四個月主政期間果然依計行事。一九六一年五月，四百名綠扁帽部隊進駐南越，幾個月以後，四十架美國陸軍直升機與四百名駕駛與維修人員跟進。越來越多的顧問開始源源湧入南越，配置於直到營級的南越共和軍部隊。到一九六二年年中，駐越美軍顧問人數已經高達八千。河內說，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建立的「軍援越南指揮部」（MACV）顯示甘迺迪有意加碼。他們說對了，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美國駐越人數已達一萬六千：有陸、海、空軍；有技術人員與駕駛員；有電子監聽人員與農業專家；有學界社會分析師與趾高氣揚的特種部隊牛仔；各式各樣怪咖無所不包。

美援金額約為一年四億美元，運交南越的軍事裝備與車輛數量屢創新高。一九六二年四月，吳廷琰政府修改早先的「農莊城市」方案，推出「戰略村」計畫，將農民遷入築有鐵刺網的要塞化村莊，讓游擊隊無法騷擾農民，但此舉也迫使農民遷離他們依戀的祖墳。蘭德公司[24]（RAND Corporation）當時提出報告，認為南越農民可能無法接受這項計畫，但陸戰隊少將維多．「蠻子」克魯拉（Victor‘Brute’Krulak）在國防部敲桌說道，美國會「迫使農民做讓這項計畫成功的事」。戰略村計畫取得重大戰術勝利，讓越共的日子難過許多，但付出的社會與政治成本也極為高昂。印度支那問題專家豪沃德．辛普森眼看著一群「悶悶不樂、又髒又亂的農民」被趕出他們的茅屋，搬往戰略村。一名頭上有瘡疤的老人用法語對著拍攝畫面的電視記者大聲抗議道，「這不對！他們強迫我們搬！我們不要搬！告訴他們，這不對！」保安過來把這老農拖走，老農仍然聲嘶力竭地叫道，「美國人不了解。告訴美國人我們不要搬！」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保羅．霍金斯將軍（Gen. Paul Harkins）在檀香山舉行的戰略會議中，告訴以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為首的政、軍界人士：「今年四月發動了四百三十四次地面行動……五月間增到四百四十一次。六月間空中任務出動超過一千架次……吳廷琰總統已經表示打算讓南越軍隊更經常進入戰地，駐留更長時間……毫無疑問，我們站在勝利這一邊」。在問到取勝時機時，霍金斯說，他認為可以在一九六三年年底打敗民族解放陣線。麥納瑪拉隨即提出警告說，「我們必須有最壞的打算」。他說，所謂「最壞的打算」就是可能要到一九六五年年底才能擊敗越共。

在甘迺迪主政的那幾年，許多後來在越戰中扮演重要或較次要角色的人物陸續出現在舞台上。一九六一年，楊文美從西貢來到華府留學。美國讓她嚮往，但美國南部州的種族隔離讓她苦惱，就連她應該使用白人或有色人種浴室都讓她猶豫不決。最後她遇到大衛．艾利約（David Elliott），與艾利約結婚，夫妻兩人攜手，窮幾近畢生心力投入越南人民的研究。艾利約是波士頓人，曾在耶魯攻讀，之後在新山一（Tan Son Nhut）美國陸軍無線電攔截單位服役。他之後在軍援越南指揮部工作一年，然後加入蘭德，在湄公河三角洲進行一項長期研究。為什麼選擇越南？艾利約說，「這是冷戰期間最激烈的前線。它在寫著歷史，而我拿到了觀賞這場大戲的前排座位。」

柴油引擎排放的廢氣、香料辛辣味、不絕於耳的車輛喇叭聲以及讓人無法喘息的暑熱，在西貢街頭造就一片令人興奮的光怪陸離，吸引了來自四面八方的理想主義者與尋找刺激之士。許多滿懷對越南關愛、立志匡正這個世界的美國青年徘徊在自由街，呆呆望著街景──或著應該說，望著西貢女孩。法蘭克．史考登（Frank Scotton）生於一九三八年，長在「對抗外來壓迫者的革命戰爭是文化一部分」的麻薩諸塞州；他的父親在一九四四年突出地（Bulge）之戰中陣亡。「我認為我也應該參軍，打一場仗。美國過去出兵海外，在各地打來打去，成績都還不錯。韓戰雖磨了我們一點銳氣，但我們仍然認為我們戰無不勝。」史考登在派駐越南多年期間，一直以家族勇敢善戰的傳統為傲：「我不能壞了祖先這個標準。」

他捨棄國務院而加入美國新聞處，「因為我天生是個喜歡到處亂跑的人」。在飛往越南以前，他在華府見到三名年輕的越南軍官，他們問他會不會說越南話，他說不會，但他聽說用法語也能與越南人溝通。那三名軍官臉色立刻轉變，其中一人說，「那是殖民語言。」史考登在一九六二年抵達越南時立刻發現幾乎所有美國人都因言語不通而受阻：「他們就連地名都唸不出來。我深深了解到我們背負的歷史重擔。不到幾周，我已經看清吳廷琰不是『亞洲的邱吉爾』。」

史考登開始迷上越南，無畏、甚至莽撞地穿梭在稻田與叢林之間，為美國大使在偏遠山村進行民調。當年有一小股美國人獻身這項工作，史考登是其中一人。他說，「我一直在找志同道合的人。真正關心與並不真正關心的人兩者之間其實有差。」見到史考登的西貢青年很快開始說他是個怪胎，許多美國人也有同感：大使館人員稱他「特立獨行的雜種狗」。越南還造成他婚姻破裂，他的妻子凱莎琳在他們設於歸仁（Qui Nhon）的家中開了一個英語班，努力過日子，但經過幾個月煎熬，她回美國，兩人離了婚。之後他先後與幾個越南女子結了情緣。

剛踏出語言學校的道格．蘭賽也於一九六二年抵達越南，先在大叻（Dalat）美國新聞處散發美新處資料，工作了幾個月。他說，「我幫著吳廷琰獨裁政權散發一份叫做『自由世界』（Free World）的文件，覺得很諷刺。」當地人直到與他熟識以後，才敢向他表白他們的看法，不過蘭賽很快認定吳廷琰不是一個可以信賴或持久的領導人，並且開始熱衷於捉摸不定的所謂政治「第三勢力」。「我對法蘭克．史考登做的那些設法由下而上打造這個社會的事情產生興趣。」他越來越相信，與其推動「我們那些愚蠢的政策」，讓戰爭無休無止地打下去，不如讓共產黨享有十年、二十年主控權。他說，在許多地方，無論控制在哪一邊手裡，「控制範圍不超過AK-47或M-14的有效射程」。蘭賽說，共產黨的恐怖統治令人沮喪，但「美國與西貢政權不分青紅皂白的砲轟與空襲」更讓人無法忍受。戰事初起時，他在湄公河三角洲見識到政府軍的能力──單只是一個越共即將發動攻擊的傳言，就讓當地「阿文」的部隊拔腿撤離。

鮑伯．戴斯塔（Bob Destatte）生在俄亥俄州一個天主教徒工廠工人之家，有十五個兄弟姊妹，家境雖然清貧，但工作都很勤奮。他放棄大學教師課程，投身軍旅：「我要走出我的小鎮，看看這個世界。」由於一位軍中友人告訴他，只要加入陸軍安全署（Army Security Agency）就會調赴海外任職，他志願加入這個機構，成了摩斯碼攔截員。他在一九六一年奉派到西貢，戴斯塔說，在飛往西貢的飛機上，他期待能碰上「漫畫書《泰利與海盜》（Terry and the Pirates）裡那些躲在暗處的人物」。但自從坐在一輛卡車後座、第一眼瞥見兩個穿越式旗袍的女郎起，他的想法完全改變：不到幾個月，他就在二十二歲那年娶了阮氏瑛（Nguyet Thi Anh，譯音）。當時他的單位駐在新山一空軍基地的兩輛房車裡，一名在單位工作的越南青年邀他回家與家人共進晚餐。戴斯塔就在這次家宴中邂逅這越南青年的妹妹阮氏瑛，阮氏瑛教他使用筷子，「我想那就是一見鍾情吧。」戴斯塔不久與阮氏瑛成婚，但與單位長官串通好，直到一九六三年即將輪調回美國以前才正式登記，因為根據當年的規定，與本地人結婚的美軍會立即被遣返。與許多這類異國婚姻不一樣的是，戴斯塔與阮氏瑛的婚姻一直很美滿。

心理戰顧問鮑伯．凱利（Bob Kelly）在廣義（Quang Ngai）省為南越組織親政府群眾大會，第一場這樣的大會不很成功。當局像驅趕牲口一樣把地方民眾趕進會場，要他們頂著大太陽坐在會場，而且還沒有水喝。這場集會的重頭戲是一架C-47低飛越過會場上空，廣播政府宣傳。但C-47進場過早，它從一千英尺上空發出刺耳聲響掩蓋了省長在會場的演講。接著，坐在C-47機上的播音員用越南話問道：「省長先生，你還沒講完嗎？」這句話把地面上那些越南官員氣得吹鬍瞪眼。讓他們更惱火的是：當C-47開始空投傳單時，一綑綑傳單沒有在空中爆開，而是像炸彈一樣墜落地面。參與這場集會籌備工作的美國人看到這種場面無不捧腹大笑，有人還笑得涕泗縱橫。但他們始終沒想到這是一場越南政治集會，讓越南人見到美國人主導他們的群眾大會非常不宜。

一九二〇年出生的威廉．柯比（William Colby）在中國度過幾年童年時光，之後進入普林斯頓（Princeton）攻讀。從一九四四到四五年間，他在法國與挪威占領區內為美國戰略情報局工作了幾個月，有一段極浪漫的經驗，然後進入「野比爾」唐諾文（‘Wild Bill’ Donovan）的律師事務所，幹了幾年枯燥乏味的工作。一九五〇年，他加入中央情報局，有了「一幫好兄弟」，展開一段好時光。他首先在瑞典與義大利實習，隨後於一九五九年派駐西貢。他遍訪越南各地，認定圍堵共產黨是唯一實際可行的目標。當麥克斯．泰勒與華特．羅斯陶建議大舉擴增美軍顧問實力時，他提出異議說越南「其實不是一個軍事問題」。一九六〇年七月，柯比出任中情局西貢站站長，主持了一連幾項派遣半軍事團體滲透北越、對越共發動反恐作戰的行動，結果都以失敗收場。像許多美國人一樣，他也掌握一些解決問題的處方，只是始終不夠全面，提不出全盤解決的政策罷了。

艾爾．葛雷（Al Gray）生於一九二八年，父親是新澤西州鐵路列車長。葛雷成了職業陸戰隊員，在他眼中，新兵訓練營那套東西不過是小菜一碟：「我們可是狠角色。」他當了士官，在一九五二年晉升少尉，在韓戰尾聲以前進觀測官身分親歷了戰鬥。之後他投入訊號情報與特種作戰，在北韓、俄國與泰緬邊界出監測任務。葛雷上尉於一九六〇年派駐西貢，他喜歡南越，敬佩吳廷琰：「我認為他做得對。」他以半個間諜的身分，經常穿著便服像旅客一樣搭乘美國航空（Air America）客機旅行。接下來十年，他投入陸戰隊與情報部門之間的接口工作：「我覺得我們做的事有一天能救人性命。」

他們都是冒險家，當然，大多數美國人嚮往越南為的也正是冒險。法蘭克．史考登雖是平民，但他熱愛帶槍獨闖蠻荒鄉野，尋找刺激，也追求知識。這種行徑往往為他帶來新聞處官員一般不會碰上的情勢。在他早年浪跡中央高地期間一天早上，他見到一名男子斜背著槍朝他走來：「如果他沒看見我，從我身邊走過就好了。但是他把槍甩到胸前，朝我舉槍，我見到他面露驚訝，我想我自己一定也滿臉驚容。我將我的卡賓槍上膛，打開保險，而我的動作比他快。我們距離那麼近，不可能射偏了，瞄準就像伸手指那樣簡單，是意向的延伸。既然必須做，就必須做得徹底，我開過幾次槍。事後我並沒有罪惡感，但每想到兩個陌生人在山邊巧遇，其中一人送命，總讓我深感悔恨。」

又有一次，史考登帶著一名部落青年當嚮導，穿越一處荒野。在黃昏天光漸暗時分，他們見到兩名武裝游擊隊漫不經心朝他們走來。史考登的嚮導於是一衝而前，用刀結果了走在後面的那名游擊隊。另一人於是轉身舉槍，但遭史考登連發數槍擊斃。那名青年嚮導隨即把遭他捅死那人的屍體拖到一處叉路口，讓屍體臉朝來時路站直。史考登問那嚮導這麼做有何用意，那會說一些法文的嚮導聳聳肩，答道「C’est la guerre psychologique!」（這是心理戰！）

在甘迺迪主政期間，華府內部一直為一個問題爭論不休：美國是否應該大舉超越現有顧問與支援承諾，開始部署大規模戰鬥部隊。麥克斯．泰勒將軍是贊成增兵的一派（不過他後來立場大轉彎）。他說，「南越不是一個極度難以用兵的地方……北越對傳統轟炸幾乎無力招架……特別是如果能讓我們的空軍放手施為，我們完全不必擔心共產黨兵力能大舉進犯南越與其鄰國。」身為軍人的泰勒，將這場衝突視為一個軍事問題。他建議美國派遣至少八千名後勤人員赴越。

國務卿魯斯克與國防部長麥納瑪拉不同意增兵：兩人都認為，小規模兵力投注達不到讓政治成本合算的成果。根據國防部評估，要肅清南越境內的共產黨，美國得派二十萬五千美軍進駐。曾經隨同泰勒訪越的一些青年外交官不僅反對泰勒的增兵建議，還認為吳廷琰政權維持不了多久。二次大戰的經驗記憶猶新，對戰略決策影響很大。它帶來的最大的教訓似乎就是：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不可抗拒。葛雷格．達迪斯（Greg Daddis）曾寫道，「大多數軍事將領與高級文官有一個共同失誤……他們相信，廣義的軍事力量可以在後殖民國家達到政治目的。」軍事力量能腐蝕人心：它使那些擁有政治權威、能夠動用軍力的人技癢。一連幾屆美國政府，都因為只需下令就能隨時運用軍事手段達成目標而犯下這類失誤。在與異族打交道的過程中，與其費神耗力地從社會與文化面切入，投入軍隊──特別是運用空軍──當然簡單得多。

一九六一年──事實上之後許多年也依然如此：決策人士對西方軍事介入可能造成的衝擊有一種麻木不仁之感。共產黨戰士在越南幹下許多壞事固然不錯，但比起美軍軍靴踏下的印痕，他們的足跡輕如羽毛。無論是否武裝，是軍人還是文職人員，富有的西方人僅憑現身已經能對一個主要為農村、一貧如洗的社會造成汙染。就像其他駐在西貢的美國高官一樣，中情局的柯比也獨享一棟別墅，僱了六名僕役，過著彷彿帝國總督一般的生活。美軍士兵認為越南人理所當然得為他們擦鞋，為他們看門。

相形之下，敵人有一大美德：他們除了槍以外，幾乎一無所有。不斷有農民說，共產黨再怎麼壞，他們不會發財。西方的富有與科技沒有引來貧窮越南人的欽羨；它只造成一種遙遠與隔閡：再多美軍醫療隊下鄉、再多的疫苗接踵、食物援助、拖拉機、尾掛機動小艇、「奇蹟」米，都不能緩解越南人這種疏離感。物質援助永遠換不來受者的感激。前往西貢動物園遊玩的孩子經常把猿猴比為美國人，因為牠們像美國人一樣，都有毛茸茸的長手臂。一些較年長的越南人見到美軍黑人尤其不快，因為黑人士兵讓他們想到過去殖民軍黑人部隊的暴行。地方上一些好事之徒與共產黨那些搞宣傳的人也在一旁搧風點火，說華府運到印度支那的都是美國人不要的商品，例如越南人討厭的布格麥等等。

要一名西點軍校出身的美軍顧問替一名四十七歲、一口爛牙的營長工作，而且兩人之間還沒有任何共同語言，在這種情況下，要他尊重這營長顯然很難。一名南越軍官寫道：「上級或是沒想到、或是沒告訴這名美軍上尉，要他調適我們的情勢與文化環境。他把我們這個營視同他的玩具一樣，搞出一些荒唐透頂的花招，想控制他的越南同僚，控制這個營。」事隔一年，在啟程返美以前，這名美軍上尉告訴他的越南同僚，他現在開始了解這場戰爭，並對自己早先幹的那些蠢事表示遺憾。但他說完上了飛機，另一名顧問到來，事情再次重演。「這就是顧問歷史。美國人有善意，但缺乏耐性。」一名越南官校生談到一場美國人險些惹出的文化衝突：在大叻軍校，一名美國陸軍上尉用手中簡報棍敲打一名正在打瞌睡的官校生的頭盔。此舉立即引起在場越南人譁然，幾乎釀成一場暴動，因為這種動作表示殖民主子對被殖民者的蔑視，在越南是大忌。最後官校校長出面，終於將事件平息。這校長是阮文紹上校，他後來當了南越總統。

恰克．艾蘭（Chuck Allen）的特種部隊A隊，一九六二年冬駐在溪山（Khe Sanh）郊外。這批美軍稱他們的越南同袍「LLDB」，就是「又小、又髒、又差勁的混蛋」（Lousy Little Dirty Bastards）。「要他們出來執行任務有時並不容易，他們不喜歡離開營區，有時我們得用額外食物或衣物向他們行賄。」執行巡邏任務的美國人常被同行的越南人氣個半死，因為這些越南人「意外」槍枝走火，嚇走越共，或故意在生火造飯時讓炊煙升得老高。「經過好一陣子，我們才知道美國的作法未必正確……在越南，這些可憐的混蛋已經打了十五年戰爭。現在我們來了，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要在六個月內打贏這場戰爭。」無論怎麼說，A隊對自己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的小小角色倒也怡然自得，還唱了一首後來許多美國人愛唱的歌：「我們所向無敵」（We were winning where we were）。當然，這是越戰結束以前的事。

先後在越南服役的美軍最後達三百萬人，但除了為夜渡資問題與本地人討價還價以外，絕大多數與越南人並無交集。美軍在遙遠的異國服役，依靠美國提供生活相關設施自然難免──所有處於類似環境的外國軍隊都有這種需求。就連報導戰事的美國記者，儘管筆下常把美國當局批判得體無完膚，卻認為在美軍餐廳寫稿是他們理所當然的特權。問題是，在甘迺迪主政期間，大多數主導越南政策的美國官員不了解越南，他們訂定的政策荒腔走板、與現實漸行漸遠自然不足為奇。

以司法部長身分經常參與印度支那決策過程的羅伯．甘迺迪說，「軍事手段解決不了反制叛亂的問題……任何不以社會改革為基礎，一味追求武器、科技與兵力的作法注定失敗，不應給予支持。」詹森在一九六一年訪問越南之後，也在報告中強調「負責任政治建制」的重要性，「必須對經濟、社會與越南人民遭遇的其他弊病同時展開強有力的整合攻擊，而且必須由越南人領導、發動這項攻擊。」國務院的羅傑．希爾斯曼（Roger Hilsman）認為，叛亂「不是一場戰爭，是一場涉及軍事層面的政治鬥爭」。這許多金玉之言應能讓決策人士達成確切結論：除非能建立政治基礎，軍事承諾終必徒勞。越南人不理會計畫與系統：他們無論看什麼，先看人，而且大多數越南人對吳廷琰家族的殘酷、無能與天主教深惡痛絕。華府雖然口口聲聲說為了民主而抵抗共產主義，卻反對選票決定的一切結果──就連美國人也為這項事實而尷尬不已。

不過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繼續辯稱，吳廷琰政權縱有缺失也無大礙。中情局的柯比認為，吳廷琰是否獨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有效統治。他後來寫道：「統治南越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一板一眼運用美國式分權原則可能導致混淆與不決，而吳廷琰狂熱的奉獻或許更合適。」柯比與吳廷瑈建立一種友好的工作關係──事實上，中情局同事對他竟能與吳廷瑈如此邪惡的人交好都感到大惑不解。後來當中情局開始討論撤換吳廷琰的問題時，柯比甚至提議不妨用他的弟弟吳廷瑈取而代之。

甘迺迪政府上台不到四個月，就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發生中情局主導的古巴流亡人士豬灣（Bay of Pigs）入侵事件。這次事件，加上共產黨在那年八月建立柏林圍牆，以及赫魯雪夫叫囂說越南是蘇聯的民族解放戰爭實驗室等等，都造成甘迺迪政府決策人士揮之不去的陰影，當時沒有人知道西方會打贏冷戰。赫魯雪夫叮囑一九六二年成為蘇聯駐美大使的安納托里．杜布萊寧（Anatoly）：千萬不能讓蘇聯與美國發生武裝衝突，他的首要任務就是避免這項衝突──「不要找麻煩。」但當時沒有美國人聽說這事，在那個年代，整個世界處在核子大戰恐懼中，共產黨帶來的威脅史無前例。在當年環境中，國家領導人與他們的顧問很難明智思考、行動。西方陣營犯了許多錯，但對方犯的錯更多，匈牙利、古巴、柏林與波蘭都是例子。

甘迺迪與他那些民主鬥士認為他們與共產黨打的是一場全球性生死大戰。在談到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發動的叛亂時，甘迺迪說，「沒有人能把這些戰爭說成解放戰爭……這些都是自由的國家。」他這話對了一半，正確度或許比一些美國自由派的想法猶有過之；但也錯了一半，因為北越政權無論有多醜陋，或許除了吳廷琰統治下的人民不挨餓以外，南越政權也好不到哪裡。

◎麥納瑪拉的專制

一九六一到一九七五年間，華府的越南問題決策有一項特點：幾乎從來不讓越南人過問決策過程。對於生活在戰場的越南人提出的有關本身前途的任何主張，一連幾屆美國政府幾乎充耳不聞，一切的一切都由美國主導。一九六一到六三年間擔任駐西貢大使的斐德烈．「福里茲」．諾丁（Frederick ‘Fritz’ Nolting）曾向國防部長麥納瑪拉提出警告說，「要把一部福特車引擎裝進越南的牛車，縱非不可能也很難。」麥納瑪拉口頭上雖表示同意，實際上仍然照舊我行我素。大衛．哈伯斯坦在《一流精英》（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一書中，有一段非常傳神的敘述，談到副總統詹森在見到麥納瑪拉、魯斯克、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羅斯陶等人第一次聚會後的反應。詹森在會後趕忙找上友人與恩師、時任眾議院議長的山姆．雷柏恩（Sam Rayburn），盛讚這群人的優秀。但雷柏恩澆了他一盆冷水：「林登，你或許說得沒錯，他們或許正如你所說那樣智慧，但只要他們之中能有一個人選過警長（就是認識一些越南人），會讓我寬心得多。」

一名越南目擊者寫道，麥納瑪拉在帶著泰勒訪問越南時，提問的對象大多是在場的顧問，而不是實際作戰的軍人：「一些美國軍官看起來就像……嚴厲的校長面前那些頑童一樣……麥納瑪拉還問道，我們有多少特工潛伏敵陣營，讓在場越南情報官與美國情報官羞慚不已。」答案是一個也沒有。這種狀況直到戰爭末期仍然不變。中情局直到一九六九年才計畫對共產黨領導層進行監聽。

除了派駐戰地的軍事顧問，美國政府也從國內的學者專家處取得大量建議。冷戰帶來許多智庫，不僅提供科技研究報告，也針對特別是核子嚇阻等戰略議題提供情報。美國在蘇聯發射史普尼克（Sputnik）衛星之後，創建於一九五八年的先進研究計畫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研發各式各樣叛亂反制科技。後來美軍發動化學去葉作戰時使用的橙劑（Agent Orange）幾乎都是這些科技的產物。總部設在聖塔．蒙尼卡（Santa Monica）的蘭德公司接受空軍鉅額資助，是非營利組織。它擁有許多才幹之士，但似乎總是跟著空軍訂定的政策打轉。

麥納瑪拉對蘭德的研究報告十分熱衷，這不稀奇，因為這些報告主要都是他喜歡的系統分析。英國學者麥克．豪沃德（Michael Howard）教授在訪問聖塔．蒙尼卡以後，對蘭德研究人員的聰明智慧讚賞有加。但他日後表示，蘭德「好像一個修道院，住了許多聰明但不食人間煙火、不知世事為何物的神學家……他們似乎犯了認定一切與戰爭有關的事都能量化的錯」。蘭德研究人員的一場激辯，也讓在場的豪沃德沮喪不已。這場辯論的題目是：在遭到核子戰攻擊以後，洛杉磯市要多久才能恢復運轉？

甘迺迪上台以後，蘭德的首腦發現叛亂反制即將成為顯學，於是在一九六一年派遣第一批專家前往西貢。在之後幾年，蘭德一直扮演重要顧問角色。它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專家，幾乎沒有人質疑美國是否應該介入這場戰爭：他們只是憑著傳教士般的狂熱，為美國尋找取勝之道。分析師亞歷克斯．喬治（Alex George）說，「蘭德沒有和平主義者。」六十年代初期，蘭德的研究大多在聖塔．蒙尼卡進行，因為研究人員都不願搬到西貢。

不少東南亞領導人，特別是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在那段時間向甘迺迪政府建言，強調擊敗越南共產黨對區域安定的重要性。一些重要盟友也一樣。英國政府認為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態勢危機四伏，但外相霍姆（Home）寫道，「我希望美國人能撐下去。」英國人無論基於什麼理由遲遲不肯投入戰爭，現在西方聲望面臨考驗，取勝似乎變得很重要。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呼籲曾在擊敗馬共叛亂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羅伯．湯普森（Robert Thompson）爵士：「你一定得去越南幫我守住第一線。」

儘管英國軍官對他們如何運用殘酷手段鎮壓民族主義游擊隊的事遮遮掩掩，不少美國人因英軍的鎮壓成功而獲得鼓舞。英軍在殖民戰爭中的作為沒有法軍殘酷，但他們在馬來亞、肯亞、塞浦路斯、亞丁運用的手段令人作嘔。皇家空軍將化學除草劑與落葉劑先後噴灑在游擊隊控制地區的作物上。一九五二年，英國共產黨報紙《每日工人報》（Daily Worker）刊出一張一名英軍陸戰隊員揮舞著兩名馬來亞恐怖分子首級的照片。這張照片引起民眾輿情一片嘩然，英國當局之後提出辯解說這是為了查證，但不滿之聲仍久久不消。英軍也經常砲擊村落。不過總之，英國似乎成功了。

身為原始日內瓦協定共同主席的身分，令倫敦政府感到不安，甚至有罪惡感，也因此，當美國違反協定，將越來越多顧問送進越南時，英國人很是失望。英國大使在一九六一年表示，美國若只加派一百名顧問，應該可以接受，但美國不由分說第通知英國，八千名顧問即將啟程赴越。當時擔任英國首相、美國忠實盟友的哈洛．麥米蘭，同意不在這件事上作文章，還因為美國不打算派遣戰鬥部隊進駐而表示寬慰，但他的部屬仍然呼籲國務院對增兵越南的事多加慎重。就這樣，當華府在那年十二月宣布，決定不再遵守日內瓦協定的一些條款時，英國人又挨了一記悶棍。

對於與美國並肩作戰的意願究竟有多強，英國人繼續舉棋不定。他們對東南亞有一種占有觀，認為他們了解叛亂反制，也衷心盼望共產黨失敗。一九六二年，有人建議召開會議讓越南像寮國一樣中立，但英國表示反對，因為當時吳廷琰的立場看起來非常軟弱。英國駐西貢特使哈里．郝樂（Harry Hohler）在一月間寫道，「越南問題的任何解決辦法，若不能打垮、剷除越共，都只會將南越拱手讓給共產黨」，這樣的後果「對英國在東南亞的利益與投資是災難，對自由世界扼阻共產黨威脅的遠景是重創」。

無論如何，美國人對南越事務的處理讓英國人無從置喙，中情局、國務院、美國陸軍與先後幾任美國大使之間的傾軋衝突，也讓英國人看得一頭霧水。另一方面，美國人也討厭其他人對他們的作法指手畫腳。特別是愛德華．蘭戴，對一堆過了氣的殖民主義輸家提出的建議尤其不耐煩。當時國務院贊成邀請英軍進駐，協助南越訓練人員。但蘭戴與國防部都對這項建議表示反對。於是，美國大使諾丁告訴英國大使，吳廷琰總統只想在警察與組織性議題上聽取羅伯．湯普森的建議。由於當時在西敏寺主政的是保守黨政府，在白宮當道的是甘迺迪，如果美國要求，英國派遣軍事顧問進駐南越並非不可能。結果是，美國人無意藉重湯普森。不過湯普森的經驗，加上一小群駐南越英國顧問的建議，確實也造成一個重大影響：中情局承認情報蒐集的重要性，並勸使越南人仿照英國作法，成立專責情報蒐集的「特戰處」（Special Branch）警隊。除此而外，湯普森雖也不時應邀往訪華府與西貢，在重大議題上並無影響力。

一九六二年冬，美國人一度滿懷樂觀，認為吳廷琰政權有進步了。澳洲人同意開辦一所叢林戰學校。澳洲著名記者丹尼斯．華納（Denis Warner）向澳洲人解釋說，「澳洲人為什麼要介入越南戰爭？部分原因是，我們認為共產黨若在越南取勝會威脅到東南亞其他地方，進而危及我們的安全，部分也因為我們得讓美國人相信我們不是紙老虎……那有些像是買人壽保險。」不過保費飛漲：在一九六九年，駐越澳軍人數高達七千六百七十二人，其中五百人陣亡。

華府戰略顧問進進出出，只有一個人在越南舞台上留了七年。在亞瑟王手下眾多圓桌武士中，他本是一位較不起眼的人物，但他在美國的越南悲劇中始終扮演重要性僅次於詹森的重要角色。羅伯．麥納瑪拉在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踏進五角大廈3E-880號巨型辦公室，當年他四十四歲。他似乎從來沒有經歷過少不更事的青春歲月：一些官場萬事通在背後耳語，說他在第一次參加白宮舞會前，躲在家裡、對著一面鏡子練習扭扭舞，以免當眾出醜。曾是哈佛大學商學院明星學生、當過福特汽車老闆的麥納瑪拉，出身加州一個平凡之家，全憑聰明才智與不懈的努力而出人頭地。麥納瑪拉的個性，讓人想到有關一位攻於數字的英國政治人物的一句名言：「他把數字當成形容詞來運用。」曾經是鷹級童軍（Eagle Scout）的麥納瑪拉，據說在周末帶家人遠足時，還會規定妻子瑪姬（Margy）與孩子們的背包裡應該裝些什麼東西。他之所以接受國防部這個職務，是因為它帶來的權力誘惑令他無法抗拒。除了在家人面前以外，他是個冷漠、幾乎不講道德的人：他在一九六一年大事鼓吹憑空捏造的「飛彈差距論」（missile gap，認為蘇聯洲際彈道飛彈武力超前美國），毫無根據地將前任國防部長湯瑪斯．蓋茨（Thomas Gates）批判得體無完膚。

麥納瑪拉的辦公室成了發電站：推出趕造飛彈計畫、擴張軍力因應柏林危機、倡導新武器系統。美國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飛彈危機期間實施海軍封鎖，就是麥納瑪拉的主意。他對自己的能力似乎從不懷疑，認為好的決定一定也是快的決定。他迷戀控制，對閒話恨之入骨，他嚴懲洩密的軍方人士，讓自己成為唯一代表美軍的喉舌。

麥納瑪拉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告訴參議院：「蘇聯共產黨帝國主義意圖將全世界納為殖民地，歷史上找不到這樣的先例……從來沒有獨裁者能組織得這麼好，能擁有這麼多毀滅工具。」為了反制蘇聯威脅，他可以毫不猶豫地公然撒謊──這個習慣最後終於讓他信譽掃地。他在國會作證時，喜歡一口氣舉出一堆資料數字，展現驚人記憶力：但福瑞德．韋恩（Fred Weyand）少將發現，麥納瑪拉舉出的許多「事實」根本是錯的。麥納瑪拉儘管是堅定的冷戰鬥士，但在甘迺迪上台第一年反對介入越南。他說，「這是一場沒有決定性結果的鬥爭，介入其中只會讓我們越陷越深。」另一方面，如果美國大舉軍事介入，「鬥爭可能加長，河內與北京可能公開介入……成功與否取決於許多我們無法控制的因素──特別是吳廷琰本身的作為」。

但之後麥納瑪拉改變主意。一九六二年五月，他應軍援越南指揮部司令保羅．霍金斯將軍之請第一次訪問越南。霍金斯事先獲得一份麥納瑪拉可能提出什麼問題的清單，以便他找出統計數字，作出讓麥納瑪拉開心的答覆，儘管這些統計數字根本是天方夜譚也沒關係。霍金斯告訴麥納瑪拉，美援使吳廷琰政權有能力擊敗共產黨叛亂，但事實是，就在麥納瑪拉在平陽（Binh Duong）聽取簡報時，南越共和軍一支車隊在附近遇襲，五人死亡。當他在蜆港基地視察時，越共在十英里外炸毀一列運兵列車，死了二十七人，三十人受傷。麥納瑪拉當時告訴合眾國際社青年記者尼爾．席漢（Neil Sheehan），「我們有的每一個可以量化的評估都指出，我們將取勝。」麥納瑪拉沒想到這些「量化評估」都是霍金斯憑空捏造的產物。席漢後來在談到霍金斯時寫道：「他要自己相信他希望相信的事，要自己排斥他希望排斥的事。」

崇拜麥納瑪拉的人認為他公正超然、廉潔無私，甚至有人主張他應該在一九六四年與甘迺迪搭檔參選。著名軍事評論員韓森．包文（Hanson Baldwin）在《周六晚郵》（Saturday Evening Post）寫了一篇名為「麥納瑪拉帝制」（The McNamara Monarchy）的專文，描述麥納瑪拉建立的新國防官僚。反對麥納瑪拉的人──有許多是軍人──對他的傲慢深惡痛絕。麥納瑪拉有一種毫無來由的信念，認為自己了解軍事。詹姆斯．芮斯登（James Reston）後來在《紐約時報》一針見血地指出，「他有舊約先知的誠懇，但欠缺了一些東西；他少了對人性的懷疑，少了對人性弱點的尊重，少了有關歷史的知識」。無論怎麼說，從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七年間，對美國的越南政策最有影響力的美國人，除了先後幾任總統以外，首推麥納瑪拉。

真正了解越南的美國人有一項最主要的領悟，就是他們對越南的認識太少了。軍事顧問高登．蘇利文（Gordon Sullivan）志願調往越南，生怕自己還沒踏上這塊土地，戰爭已經結束。二十五歲、來自麻省的蘇利文中尉，在上了六周越南語言課、學了幾句常用對話以後來到越南。他發現西貢「很有田園風情，不過是一個沉睡的河濱小城：沒有防空洞，自由街傳來菲律賓樂隊的歌聲。在那段日子，當個顧問並不容易：我有一具無線電，但無線電另一頭什麼也沒有。」從戰爭一開始到結束，越南人之所以重視美軍顧問，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可以透過無線電召來神奇的砲擊與空中支援。蘇利文一夥人在啟程以前已經獲得警告：「要記住，你們根本就不該來這裡的。」他的飛機在高棉邊界附近一處不值一提的簡陋機場降落，跑道邊有一架H-21直升機殘骸，還有一張塔台貼出的告示：這跑道在乾季高出水面兩英尺，雨季會泡在兩英尺深的水裡。那位開著一輛吉普車前來接他的軍官對他說，「嗨，蘇利文，你喜歡雞尾酒洋蔥嗎？我們的組長每兩周可以得到一批新貨。」

之後幾個月，蘇利文帶著一名士官開車遍訪三角洲各地，車上帶著一大箱藥品，兩人就利用視察戰略村之便，將藥品分送各地村落。當時三角洲地區已經潛伏了許多越共。在回憶當年這段瘋狂行徑時，蘇利文說，「那真是玩命冒險……我也搞不懂我們怎麼能活下來。」他「想辦法與越南人打交道」，但越南人似乎生活在不搭調的另一世界。另一名顧問約翰．保羅．范恩（John Paul Vann）中校，在法蘭克．史考登抵達越南後告訴史考登，「入夜以後，就連河對岸發生什麼我都不知道。」特戰處軍官潘唐虞（Phan Tan Nguu）在談到他與中情局同事的關係時說，「我只把我認為他們需要知道的事告訴那些美國人。」

美國國防部在一九六二年舉行重要軍演SIGMA I，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要打敗共產黨需要派駐五十萬美軍。之後舉行的SIGMA II在檢驗空戰效果之後認定，再怎麼轟炸也不能讓河內屈服。這些擺在決策人士面前、相互衝突的證據與評估，使華府各派系可以不斷改變想法、提出相互對立的建議。在甘迺迪主政那幾年間，國防部軍頭們一般贊成轟炸北越，反對派駐地面部隊。

◎黎筍提高了賭注

北越政府在一九六一至六二年間逐漸疏離俄國、偏向中國，不過中、俄仍然都不鼓勵河內升高戰事。當時共產黨認為，古巴、柏林、阿爾巴尼亞、剛果亂子已經夠多。北越內政困境持續難解：人口每年增加五十萬，人均稻穀產量卻減少了。為換取點滴進帳的現金，北越得將相當部分的稻米收成與四分之三的煤產運到中國。饑餓的農民大舉遷往城市，但來到城市以後很難找到工作，原材料短缺迫使許多工廠關門。

從一九六一年五月起，北越的肉食配給──包括貓肉與狗肉──減少到每人每周僅僅只有四盎司。那年夏天，饑民發動抗議示威，與軍隊衝突，在米倉上縱火，並在八月間燒毀一家自行車工廠。同安（Dong Anh）市發生炸彈爆炸案。一處地方駐軍發生譁變，苗族部落曾兩度攻擊軍方車隊。南越與它那些美軍顧問鼓勵這類行動，還對北越發動幾次突擊，但都以一敗塗地收場。不過，胡志明治下人民所以不滿，絕大多數出於自發，饑餓迫使他們反抗，但最後都在高壓下順服。一名法國外交官在一九六一年十月提出報告說，北越人民已經只能「被動屈服」。楊文美在談到北越人時說，「人民完全不知道外界發生了什麼，就像井底之蛙，只能見到頭頂那片天一樣。共產黨有太多控制手段了。」

黎筍這時已經掌控北越決策，而且持續控制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不過當時世人並不知情。在好萊塢電影《艾爾．希德》（El Cid）中，西班牙中世紀民族英雄艾爾．希德要部屬將自己的屍體綁在馬鞍上，領軍打了最後一場勝仗。胡志明的情況正是這樣，他擔心越南會像韓國一樣，成為美國與中國角逐霸權的戰場。眼見自己健康狀況不斷惡化，年輕一代人嶄露頭角，他決定交出大權，淡出決策圈。但在全球許多地方享有盛譽的他仍是北越不可或缺的元首。胡志明與總理范文同是北越領導班子的門面，黎筍幾乎完全隱身幕後。親莫斯科的武元甲由於妄自尊大，貪得無厭，成為許多共產黨人的眼中釘。有人罵他是「自吹自擂」的小人。在奠邊府戰役中主持過北越軍後勤事務的一名老幹部對他恨之入骨，曾多次向胡志明告他狀。另一名高級將領兼內閣部長、同時也是黎德壽兄弟的幹部，將武元甲比作一個吱吱作響的老桶子，說「一桶水搖不響，半桶水響叮噹」（諷刺武元甲胸中沒貨）。

在與蘇聯以及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黎筍展現了技巧與耐性。英文有一句諺語「到了羅馬」（When in Rome）[25]，黎筍喜歡引用越南版的「到了羅馬」：「拜訪佛寺時，你得穿上和尚的僧袍，在與鬼同行時，你得穿上紙衣服。」在相當程度上，由於莫斯科在古巴飛彈危機中首先退縮，黎筍與他的一夥人認為俄國人軟弱、不可信賴。對這一夥狠角色來說，寧可受苦受難也要達標的斯巴達式倫理主宰一切。為了向中國求助，黎筍不得不一再往訪北京，忍受中方怠慢，這讓黎筍十分痛恨。他的一名助理說，在一九六一年一次北京之行中，周恩來對黎筍斥道，「你們為什麼要在南越搞武裝鬥爭？……如果戰火延燒到北方，我現在就告訴你，中國不會派軍幫你打美國人……你們得靠自己，承擔一切後果。」

黎筍有時說毛澤東是「那個混蛋」。有一次毛澤東對來訪的河內代表團大談派遣解放軍解放南越，讓這些北越訪客打從心底產生一種對北京帝國野心的恐懼。黎筍儘管傾向中國，但絕不批判蘇聯，因為河內需要蘇聯提供較精密的武器與工廠。他經常挖苦北京的援助太小氣，說北京把越南革命視為中、美談判桌上的籌碼。

一九六一至六二年間，北越仍不敢過於強逼剛上台的美國新總統：河內儘管擴大在南方的滲透，但隨時小心翼翼，以免惹惱美國派遣戰鬥部隊。他們對是否談判的問題舉棋不定，一面透過南方局，訓令潛入南越的越共聚焦於政治鬥爭。在一封日期為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的「致南方的信」中，黎筍承認「我們比敵人弱」。他說，越共必須強調民族解放陣線是自治組織，不能讓人覺得它是河內的工具，這一點非常重要。北越領導人在這段期間的作為很是矛盾：他們一方面不肯提供民族解放陣線需要的支援，另一方面卻在國際舞台上大放厥詞──黎筍下定決心要成為全球共產黨革命的掌旗手。這些言論讓許多國家聽了刺耳，印度就是其中一個。從此以後，印度不再將北越視為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友邦，而將它視為區域安定的一項威脅。

一九六二年，河內終於授權大批「歸北分子」──在一九五四年遷往北方的越盟──前進南方。在民族解放陣線控制的每一個地方，越共幹部就會想盡辦法改變居民許多世紀以來養成的習性。教育方案對越南宿命論以及女性必須順服的說法提出挑戰。男女結婚時，舊有媒人角色經常為村裡的黨書記取代。小學在上算術課時會碰上這樣的問題：「政府軍據點裡有五十個士兵，我們發動攻擊殺了其中二十個，還有幾個士兵？」偶爾也有農民硬著頭皮問道，民族解放陣線或共產黨什麼時候才能像西貢政權一樣，提供殺蟲劑、貸款、抽水機、拖拉機與飼養顧問？幹部這時會向農民保證，只要革命成功，所有這些好東西都會從北方源源而來。

直到一九六三年，越共的主要武器來源仍是從政府軍手中奪來的戰利品：在一九六一年年底，根據評估，游擊隊持有的可以使用的武器只有兩萬三千件。不過，暗殺本來也不需要多大火力。根據可靠的估計，在一九五七到一九六〇年間，約有一千七百名南越村級與省級官員遭到謀殺。在一九六一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一千三百人，遇害者除了村長之類的人以外，還包括一些著名人物，例如擔任西貢駐國際控制委員會高級聯絡官的一名南越軍上校就被越共抓走，酷刑致死。這類殺戮在一九六三年增加到兩千人高峰，隨後減少到五百人，因為共產黨已經把大多數可以到手的在地敵人都殺盡了。逃過劫數的官員與地主自然小心謹慎，盡量避開農民，只敢躲在城市，西貢的權威因而重挫。地主逃離農村以後，民族解放陣線把他們留下來的土地送給支持革命的友人，這些友人為了切身利益，自此以後對革命更加死心塌地。

在整個越戰過程中，美軍起初瞧不起越共，罵他們是「屁眼」，是「越南蠻子」，但之後又誇張地認為他們有超人的本事與耐力。越共的事蹟讓美軍想到一個西部老故事：一個美軍騎兵追逐一名阿帕契（Apache）印地安，追了一百英里後那馬跑不動了，美軍騎兵於是換乘另一匹馬繼續追；同時那阿帕契折了回來，找到那匹倒下的馬，騎著牠又跑了一百英里，然後把馬吃了。事實上越共的表現時好時壞，有時還非常拙劣，就像世上任何其他軍隊一樣，越共也有許多人性弱點。南經（Nam Kinh，譯音）是三角洲地區越共的一名頭目，以精通戰術但超級嚴厲出名。他禁止一名部下娶地方上一名漂亮的寡婦，結果遭這名部下在背後放冷槍。地主之子年約三十的藍海（Thanh Hai），憑著戰技與好色，成為越共最有名氣的指揮官之一。他因為愛喝酒與愛跟女人鬼混一再遭到降級處分，曾有一次因潛入蚊帳強暴一名年輕役務兵的妻子而被捕。

冗長的理論會議讓許多越共苦不堪言，一名越共的抱怨最具代表性：「對我談政治就像對牛彈琴一樣。」不過也有人喜歡聽宣傳神話。隆安（Long An）省有一支越共部隊，領導人是一名叫做金鑾（Kim Loan，譯音）的女性。金鑾的先生遭政府軍殺害，她成了當地英雄人物，大家都說她有神奇法力。有一次她在購物時殺了一名試圖拘捕她的警察。又有一次她從一家美容院後門逃逸，當士兵在附近小村挨家挨戶搜索找她時，她爬上一棵樹，化身為一隻鳥飛走。當一名越南老人把這故事告訴法蘭克．史考登時，史考登說，「你總不會相信這是真的吧？」那老人笑著說，雖然他不能肯定故事是真是假，「但她跑了，不是嗎？」

野蠻仍是共產黨的首要武器。有一次越共闖進萊街（Lai Cay）一座小村，抓了二十名男女村民，指他們是政府間諜，把他們砍了頭，棄屍街頭，還在每具屍體上貼一張紙，說明他們的罪狀。在另一小村，越共把村長綁在木樁上，當著全體村民面前分屍；還把他懷孕的妻子開腸破肚，把他們的孩子砍頭。越共刻意營造這種暴行目的就是告訴農民，抵抗革命的代價比死還要可怕得多。

當然，殘暴不是一方的專利。道格．蘭賽曾在隆安省對學生做過一項調查，發現有四分之一到半數學生因西貢保安部隊的行徑而失去親友。在一九六二至六三年間，政府軍在湄公河三角洲一座村落殺了一百五十名村民。根據估計，這些村民中有六十人與民族解放陣線有關，但其他都是無辜村民。南越各地監獄與拘留所以極為可怕的環境關了數以千計政治犯，有些犯人關在西貢動物園裡──其中冤獄情事不勝枚舉。

儘管都市地區仍然在政府牢牢掌控下，鄉下地區的游擊隊爭奪戰卻你來我往，村落與整個區域的控制權經常易手，西貢有時也能有效運用取得的新武器與裝備。一九六二年八月底，在一名變節越共引導下，南越軍攻陷美福泰（My Phuoc Tay）的一座民族解放陣線訓練基地，殺了一百五十名教官與學員，倖存的越共新兵都逃回自己村落。美軍直升機大幅提升了南越軍的戰術機動能力，讓他們可以殺進共產黨盤據多年、未遇對手的偏遠鄉間。但能力與意志力是兩回事：許多南越部隊不肯進入可能遇伏的地區巡邏，一旦與敵軍交火也往往虛晃幾槍、走為上策。自一九六三年起，北越開始從海路將無後座力砲與迫擊砲等武器大量運交越共，特別是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區運補活動尤其熱絡。

在城市，共產黨幹部想方設法煽動群眾暴動，經常教唆兒童向咖啡廳或市場投擲手榴彈。政府情報工作做得很差，共產黨隱藏身分的手法高明。當時十歲、充當越共信差的張梅里（Truong Mealy，譯音），曾經奉命進城，手握半截紙鈔在一家餐廳找一名只知道代號、握有紙鈔另半截的人物。如果他或類似他的其他信差被抓，他們也只知道他們的黨教師的名字，只有高級民族解放陣線幹部知道省級首長的姓名。

戰爭的節奏開始加快：武裝鬥爭從南方的叛亂開始直指西貢政府。河內的影響力與資源更加顯著，北越領導人開始聞到從西貢總統府飄來、病入膏肓的腐臭味。他們迫不及待圖謀搞垮吳廷琰政權，華府一些重量級人士也在想著同樣勾當。

譯注：指瑞士皮拉圖斯公司（Pilatus）出廠的單引擎飛機Pilatus Porter STOL。 back

編注：蘭德公司，是美國的一所智庫。在其成立之初主要為美國軍方提供調研和情報分析服務。其後組織逐步擴展，並為其他政府以及盈利性團體提供服務。 back

譯注：即入境隨俗之意。 back

第7章一九六三年：葬了兩位總統的棺材

1963: Coffins for Two Presidents

◎小戰役，大故事：北庄之戰

美軍顧問、外交官、飛行員、特種部隊、電子監控與諜報人員開始成群結隊湧入越南，隨同而來的還有記者──大多是男性，但也有些少女記者──他們對越戰故事的影響力至少不下於那些戰士與政客。記者團大舉湧入說明一件事：媒體老闆們發現，美國在越南既已做了這麼大的投資，自然值得加強報導。前來西貢採訪的一般不是最頂尖的記者，最頂尖的記者會派駐華府、巴黎、莫斯科與倫敦，但西貢是最頂尖記者的搖籃。來這裡的記者，包括《紐約時報》的大衛．哈伯斯坦，美聯社（AP）的馬爾康．布朗尼（Malcolm Browne）與彼得．阿奈（Peter Arnett），《新聞周刊》（Newsweek）的法蘭索．蘇利（François Sully），合眾國際社的尼爾．席漢等等，大多年輕、初出茅廬、聰明而且極有抱負，他們愛上西貢的浪漫。席漢與哈伯斯坦共用一張辦公桌，後來兩人成為密友。

席漢原本在日本服美國陸軍兵役，在兵役即將屆滿時，他向合眾國際社東京局游說，想幫東京局值夜班，一次賺十美元。就在這時合眾國際社駐西貢記者請辭，席漢於是拿到這份工作。他於一九三六年生在麻省一個農場，他長得一表人才，但在獲得獎學金進了哈佛後沾上酗酒惡習。一九六一年以後他雖已滴酒不沾，但在翌年抵達越南時，或許也因為出身常春藤盟校，對美國仍有一種醺醺然的自信──之後幾年，這自信也遭到嚴竣考驗。他說，「當年的西貢是一個還沒有被美國搞砸、非常好的地方，在一開始的六個月，我一點也不害怕，坐著直升機在稻田上空飛來飛去，我覺得太棒了。我是冷戰期間的孩子，我們這代人的感覺都一樣，美國人不可能犯錯，我們要阻止邪惡的共產黨赤化世界，我們對現實幾乎一無所知，我們覺得這個國家值得支持。」

這些年輕的記者很快交上美麗的越南女孩，像時尚圈名人一樣，在「海軍上將」、「潔白的笑」（Souri-Blanche）或「布羅達酒館」（Bistro Brodard）這類餐廳擺有「記者專用」標籤的餐檯聚餐；一起坐三輪車或藍白相間的迷你雷諾計程車出席簡報，一起搭直升機上戰場。美軍顧問、外交官、以及無所不在的羅欣．柯年為他們提供各式各樣無頭新聞：席漢就曾說，「柯年話多。」第一支駐越休伊直升機部隊指揮官伊凡．斯拉維奇（Ivan Slavitch）不時會打電話要他們「出來吃個早餐」，那是即將有行動的暗號。不過，「大多數越南人不願跟你說話──他們怕惹上麻煩。」

南越少得可憐的電力供應大部分為美軍耗用，當冷氣機斷電停擺時，記者們只能揮汗如雨地守在打字機前寫稿。許多記者根據官式匯率報銷開支，但在黑市賣買美元，賺了一小筆財富，但席漢因為怕遭驅逐，一直不敢這麼做。哈伯斯坦後來建議席漢，要他把他寫的越南新書取名「最後邊界」（The Last Frontier），「因為這是最後一個讓我們找樂子、讓我們拿其他人的國家亂整的地方」。但這些記者都熱愛越南，大多醉心於他們的使命。他們發現美軍──特別是一九六二至六四年間美軍司令保羅．霍金斯將軍──對戰局極度樂觀，也觀察到現實狀況的差距，但他們熱愛越南。

從一開始，軍援越南指揮部就肆意宣傳造假，壓制讓他們不樂的事實。例如他們矢口否認美軍飛行員駕駛南越空軍飛機出戰鬥任務，直到《印地安那波利斯新聞》（Indianapolis News）刊出空軍上尉「傑利」夏克（‘Jerry’ Shank）的家信，將真相公諸於世為止。夏克在信中寫道，「讓我最懊惱的是，他們不把我們在這裡幹些什麼事的真相告訴你們……我們，我與我的戰友，什麼都得做。跟著我們的那些越南『學生』都是些空軍新兵……他們又笨又無知，只是一些用來充當犧牲品的羔羊，對我一點用也沒有。事實上，我經常氣得想把他們好好打一頓。」直到燃燒彈火焰衝天的照片見報以前，軍援越南指揮部也一直否認這項事實。之後，儘管軍援越南指揮部與國防部不露絲毫口風，彼得．阿奈透露美軍使用CS催淚毒氣。

當年二十八歲的哈伯斯坦一開始也對美國參戰的正義深信不疑，但到了一九六二年秋，他開始懷疑這種信念，在《紐約時報》寫道，「面對這場戰爭的，是大體上不願介入或不友善的農民。打這場戰爭的政府也還沒有贏得大部分本國人民的青睞。敵人精瘦、饑餓，是打這類型戰鬥的老手。他打起仗來極具耐心，會不斷自我批判，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證明他願意付出代價。」那年十二月，哈伯斯坦向報社當局提出抗議，說吳廷瑈一夥人對新聞報導設限。《紐約時報》將這項抗議轉告國務院，但國務院聳聳肩表示，美國人到越南是在一個主權國做客。這倒也是部分實情：南越政權儘管一再對美國大使館、軍援越南指揮部與中情局的建議與不滿嗤之以鼻，它卻很少拒絕美國自由派記者──吳廷琰眼中那些墮落的記者──採訪。談到這個話題，甘迺迪還曾一度打電話給《紐約時報》發行人，希望他約束他那些記者。

在談到美國軍方那些新聞發布時，《紐約時報》的李．葛里格斯（Lee Griggs）用「耶穌愛我」（Jesus Loves Me）的調子，譜了一首有關霍金斯將軍的歌：

「我們在取勝，這我知道，

霍金斯將軍是這樣對我說的。

在山區，情勢險惡，

在三角洲，情勢非常險惡，

但越共就快走了，

霍金斯將軍是這樣對我說的。」

一九六二年六月，荷莫．畢加（Homer Bigart）在為《紐約時報》寫的臨別報導中說，除非吳廷琰改變作法，否則美國必須投入戰鬥部隊，或是由軍事執政團取代西貢政府。《新聞周刊》的法蘭索．蘇利是這群年輕記者的老大哥。蘇利是法國人，生於一九二七年，早自一九四五年起就在西貢活動。並非所有駐西貢記者都喜歡他，有些記者甚至疑心他是共產黨，但他在敵我兩方面都有令人刮目的人脈關係。在遭吳廷琰驅逐出境以前，蘇利在他寫的最後幾篇報導中，引用伯納．法奧的觀點說，政治比戰術重要得多，但美軍訓練南越人的作法，卻是要南越抵抗一場韓戰似的入侵。他說，陸戰隊直升機不能為越南人帶來一種讓他們願意效死的意識形態。這篇報導的標題是「敵人有更大衝勁與熱情」，還配了一張吳廷琰手下女民兵的照片。

尼爾．席漢對一九六二至六三年間的西貢記者團有以下一段描述：「我們這群人可不是鬧著玩的：我們與美軍指揮部起衝突──非常嚴重的衝突。將軍們的謊言讓我們很憤怒。」有記者冒死採訪，也有記者膽怯不前，都讓席漢留下深刻印象。席漢日後說，當時有一家紐約報紙的記者「根本不敢離開西貢，這記者買通電訊收發員，把其他記者寫的稿子複印了交給他」，由他竄改一番交差了事。還有一些人是來找刺激、冒險的，這些人多半來得較晚：有一個英國自由投稿記者「拿了一支M16步槍，還殺了人。希恩．傅萊恩（Sean Flynn）還大喊大叫，說打巷戰真是精采刺激」。席漢在抵達西貢的最初幾星期，他自己也隨身配戴手槍，「之後我發現這樣做太瘋狂了」。他也不再隨身攜帶相機，因為「不斷從觀景窗往外看，你會看不見周遭發生的事，那可能讓你送命」。

對大多數二十一世紀戰地記者來說，席漢那一代記者享有一大優勢：他們都曾服役，對武器與軍隊那套作法熟門熟路。無論怎麼說，他們發現許多美軍瞧不起越南人。一名特種部隊上校的話堪稱這種種族歧視的代表：「你們不必學這些越南鬼子的語言，因為他們很快就得死。我們要把這些混蛋都殺了。」西貢記者團的幾名記者，特別是哈伯斯坦與席漢，後來都因採訪越戰新聞而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不過也有一些美國人一直到死，仍然認定這些記者雖贏得全球各地同業掌聲，但背叛了他們的國家。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那天的一篇新聞報導，一開始談的是南越軍與越共之間的交火，但之後演成一場美軍指揮部與西貢記者團、信與不信之間意義重大得多的鬥爭。這次事件中的美軍主角是約翰．保羅．范恩中校。自一九六二年年中以來擔任南越軍第七師高級顧問的范恩，是個瘦高個，非常精悍。唯一讓他感到憂心的就是沒有機會與敵人決一死戰。他的機會來了：美國空中電子監聽人員在美萩（My Tho）西北方十四英里的北庄（Ap Bac）截獲越共五一四營電訊，霍金斯總部下令范恩，要他率領兩個在地民防營、由十架美軍H-21「飛行香蕉」（越共稱它們是「有角蠕蟲」）直升機運載的一支步兵、南越空軍「空襲者」（Skyraider）地面攻擊機、五架休伊UH-1武裝直升機、一連裝甲運兵車、外加一營傘兵進行圍剿，這令范恩雀躍不已。

根據美軍情報單位評估，敵軍在北庄的兵力為一百二十名游擊隊。但這項情報錯得離譜，當地除了駐有越共五一四營一個加強連以外，二六一營的一個主力連也正在北庄，準備調往其他地方。二六一營是一支勁旅，越南婦女流傳一句話：如果妳要嫁一個軍人，最好從二六一營裡面挑選。它的官兵戰陣經驗都很豐富，平均役齡超過兩年，高級幹部役齡在五年以上。自之前一年起，南方的越共全職游擊隊人數增加了一倍以上，總數達到五萬人，其中絕大部分部署在湄公河三角洲。儘管他們仍然極度仰賴俘獲的武器，不過從海路運來的武器數量正在不斷增加。偽裝成拖網船的北越運補船在一九六二年將一百一十二噸武器彈藥交給越共，這個數字在一九六三至六四年間暴漲到四千二百八十九噸，比穿越胡志明小徑運補的數量大得多。

二六一營的兵力主要是流亡北方的「歸北分子」，營長名叫「海皇」，真名是阮文道（Nguyen Van Dieu，譯音），甚獲部屬敬愛。副營長徐虎（Tu Khue，譯音）骨瘦如柴、禿頭，非常嚴厲。二六一營有一名連長名叫裴田（Bay Den，譯音），在西貢有很好的人脈。有一次他的妹妹租了一艘舢舨來到二六一營駐地邊看望他，發現裴田正在挖戰壕。他妹妹痛哭不已，求他放下一切跟她回西貢。裴田搖搖頭說，他已經獻身革命。他沒有回去，後來戰死。

在一月二日那天，北庄越共已經接獲線報，知道西貢一支部隊即將來襲，並且集結了三百二十人應戰。范恩中校當時不知道──或許如果知道，也會很高興──共產黨省級頭目已經下令阮文道，這次不要像過去一樣遇到南越軍攻擊就撤退，這次要死戰到底。於是越共在北庄正面叢林邊沿挖掘散兵坑與戰壕，守軍武器彈藥齊備，大多數擁有俘獲的美製武器，計有點三〇口徑機槍、白朗寧（Browning）自動步槍、M-1卡賓槍、點四五湯普森（Thompson）輕機槍等。鄰近的北庄與湯和（Tan Thoi，譯音）兩個小村的一千二百名農人聽說戰鬥將至，大多數已經逃入附近沼澤避難，但有三十人留下來協助運送彈藥與傷患。戰場已經準備就緒，就等范恩進兵了。

那天早上，范恩手下那些南越軍是些什麼人？從戰爭一開始到戰爭結束，南越軍士兵始終是戰火摧殘下最痛苦、死傷最慘、背負罵名也最重的一群。最讓越南農民背棄西貢政府的一件事就是強制徵兵，這個制度不僅使得農忙時節無人耕作，還造就了許多橫行鄉里的軍人──這些徵召入伍的士兵既身在異域他鄉，對地方自然也沒有歸屬感。有關南越軍恐怖暴行的傳聞很多，而且未必都是誇大謠傳：有兩個帶著步槍的南越軍士兵打賭一包香菸，看誰能把騎在水牛背上的一個孩子打下來。在戰爭初期的一九五五至五九年間，只有二十歲到二十二歲的青年需要當兵，服役十二個月，之後役期增加到兩年，在一九六四年增到三年。一旦披上軍服，南越人除了坐進輪椅或裝進屍袋，能夠回復平民身的人不多。當時無論在美國或在南、北越，特權階級家庭的孩子免服兵役是共同現象。南越的家族付錢行賄，在北越，高級幹部把子女送往海外深造，也能逃過兵役。儘管軍費占南越國民生產毛額（GDP）的百分之十五，南越軍的軍餉卻少得可憐。大多數士兵在經過五到六周敷衍了事的訓練以後就奉派進駐戰鬥部隊，當局還向他們保證，可以從實戰過程中學習戰技。一名軍官的話似乎可以代表南越軍人的心聲：「共產黨似乎知道他們為什麼戰鬥，而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政治訓練強調吳廷琰的人格，如此而已。」

如果一切有關人的要件都能依計行事，范恩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那天早上的作戰計畫很可以贏得參謀大學的獎勵。但這項計畫沒有中規中矩擺開鉗形攻勢之姿，而是像一堆玩具從箱子裡傾瀉而出一樣呈現在戰場。清晨一場濃霧推遲了步兵空運時機，所以早上七點過後不久，徒步進軍的民防軍首先撞上越共。在幾名帶兵官中彈後，民防軍全部伏臥在地，隨意放槍。親自在場指揮這支部隊的省長不肯下令要手下的第二個營進軍。上午十點過後不久，幾架H-21直升機違反范恩的命令，載著一個步兵連在「越共」（Victor Charlies[26]）火砲輕易可及的稻田降落。越共新兵都曾被耳提面命，說美軍直升機都是用紙板糊在金屬架上的軟目標，不足為懼。這說法那天早上在北庄得到驗證：共產黨砲火很快就將兩架老舊的H-21擊落，重傷了第三架。一架休伊直升機飛近墜落的H-21，試圖拯救機上美軍機組人員，也被打得機身千瘡百孔。

這個走霉運的步兵連就這樣困在空曠地形，被敵軍砲火壓制得無法動彈。在戰場上空的幾乎每一架直升機都中彈，而且無論空中攻擊或是呼叫召來的砲擊，對北庄守軍都沒能造成多少衝擊。范恩坐在一架盤旋在空中的L-19偵察機，眼睜睜望著自己的計畫在泥水、血汙與混亂中解體。指揮一連裝甲運兵車的黎崇柏（Ly Tong Ba，譯音）上尉不肯率部前進、拯救被困的步兵與機組人員。范恩透過無線電對他的裝腔作勢的威嚇惹火了黎崇柏。配置在黎崇柏旁邊的美軍顧問吉姆．史坎隆（Jim Scanlon）上尉只得垂頭喪氣地用無線電回覆范恩：「我有麻煩了，Topper 六號，我那同伴不肯動。」

「他媽的，他不知道這是緊急狀況嗎？」

「他說，我不接受美國人的命令。」

范恩氣得在對講機中大吼說，「黎崇柏！如果你不把你那些車輛都開過運河，我就要黎文史（Le Van Ty，譯音）將軍把你送進牢房！」

黎崇柏終於下令他的連前進，之後兩小時，這支裝甲車隊就在河堤與運河之間蹣跚而前。矮小的黎崇柏後來一直辯說，范恩與史坎隆都不了解在水道中行車的困難。當M-113裝甲運兵車終於用車載點五〇機槍投入戰場時，幾輛車的鋼質外殼被越共砲火打掉。越共陣地巧妙隱藏在香蕉與椰子樹林中，大多數南越軍打了一整天，始終不知道敵軍陣地究竟在哪裡。有一輛M-113想使用車上的火焰噴射器，才發現在添加燃料時犯了錯，射出的不是熊熊火焰，而是一條涓涓細流。裝甲運兵車在下午兩點半開始撤退，又有兩架直升機被敵火擊落。

為找出越共陣地，也為振奮南越軍的地面運動，范恩的L-19不斷貼地俯衝而過，但都沒有收效。晚上六點五分，七架美國空軍C-123運輸機開始大舉空降傘兵，結果災情慘重：傘兵降落在距離預定空降區半英里的地方，淪為青崔（Tan Thoi，譯音）地區越共的活靶，傘兵十九人戰死，三十三人受傷，其中包括兩名美國人。當夜幕低垂時，越共陣地仍然幾乎完好如初，隨後他們輕輕鬆鬆徹入附近的水草平原（Plain of Reeds）。

越共在這一整天的戰鬥中也有折損：共有十八人戰死，三十五人受傷，大多是砲擊與空中攻擊造成的傷亡。但西貢方面有三名美國人戰死，五人受傷，外加越南人六十三死一百零九人傷。在新澤西州的梅蘭丁（May’s Landing），一個七歲男孩在電視上看到一名美軍直升機機槍手開火的畫面，小男孩興奮大叫道，「看啊，那是我老爸！」僅僅六小時後，一通電報送到梅蘭丁，傳來小男孩的父親、直升機機組長威廉．迪爾（William Deal）在北庄郊外一架休伊直升機中戰死的噩耗。

不過，相對於北庄之戰本身，第二天一月三日的媒體經驗對越戰戰史的影響更大。軍援越南指揮部司令保羅．霍金斯來到第四軍總部，宣布南越軍將對北庄再次發動攻擊。他告訴大衛．哈伯斯坦與彼得．阿奈，「我們已經把越共趕進陷阱，半個小時後就要開打了。」不幸的是，記者們知道敵人早已撤離，南越軍的這項所謂「攻擊」純屬一場鬧劇。霍金斯這話顯示，他若不是個傻瓜，一定是個信口雌黃的騙子──傻瓜的可能性較大，因為霍金斯從來不肯深入觀察任何情勢，以免見到他不想見到的東西。

幾英里外，事情更加嚴重。尼爾．席漢與路透社（Reuters）的尼克．騰納（Nick Turner）來到之前一天的戰場，發現南越士兵不肯處理自己人與美軍的屍體：最後由他們憎惡的記者把屍體一具具抬上直升機。接著，就在兩人與美軍准將羅伯．約克（Robert York）──來自阿拉巴馬州的二戰老兵──聊天時，南越軍展開支援新「攻擊」的砲擊，砲彈落在他們身周，激起一個個泥柱。約克叫道，「我的天，快跑，逃命要緊！」三個人拔腿狂奔，衝到水田邊撲倒地上，席漢當時相信這次自己死定了。當砲擊停止時，席漢與騰納從田裡爬起身來，全身都是水肥。但約克似乎沒事人一樣，仍直挺挺站在那裡。他聳聳肩說，「我可不想打濕我的香菸。」席漢後來說，「千萬別惹這樣一個在砲火中還能這麼冷靜的人。」五十發砲彈落在他們附近，炸死四名南越士兵，炸傷十二人。南越步兵營長聞訊大怒，拔出手槍對準在這次砲擊烏龍事件中擔任前進觀測官的年輕尉官腦部開了一槍。

越共於一九六〇年也曾在西寧（Tay Ninh）省的楚海（Tua Hai，譯音）擊敗兵力比他們大得多的政府軍。就軍事意義而言，北庄的挫敗並不那麼重要，但這兩場挫敗不同之處在於，楚海之戰沒有外國人見證，但北庄之戰卻有越南境內幾名眼光最銳利的記者在場。席漢日後寫道，「我們知道這是我們碰上的最大的新聞。」席漢與哈伯斯坦都在各自的報導中引用一名匿名美軍顧問的話，說南越軍在一月二日的表現「奇爛無比」，但霍金斯卻仍然強調北庄是一場勝利。少數人──包括霍金斯將軍──懷疑說這話的匿名美軍顧問是約翰．范恩，霍金斯於是要求將范恩革職。

軍援越南指揮部後來決定，最好還是讓這位喜歡亂講話的軍官按照預定計畫做到三月期滿再行處置。范恩對越戰的影響力此後起伏消長，直到幾近十年後戰爭突然告終為止。但在一九六三年，主要依靠他的通風報信，席漢、哈伯斯坦等人才能發現南越軍的無能與笨拙，以及當局為圖掩飾而捏造的許多謊言。范恩曾經警告布魯斯．帕爾墨（Bruce Palmer）少將說，西貢那些南越軍官不斷對敵軍早已撤離的目標發動攻擊，而霍金斯甘心為他們欺騙。但無論如何，霍金斯的說法為泰勒與麥納瑪拉採信。法蘭西絲．費吉洛（Frances Fitzgerald）後來在她的歷史鉅作《湖中火》（Fire in the Lake）中指出：「美國已經……把西貢政府變成一個完全為了打擊共產黨而存在的軍事機器。唯一的難題是，這機器不能運作。」南越共和軍不是一支軍隊，「而是一群正好都拿了武器的人」。這說法雖然誇張，但也不無真理。

北庄事件引起媒體廣泛評論。亞瑟．克洛克（Arthur Krock）在元月九日的專欄中寫道：「對於不願意為之效死的人民，美國無論提供多少軍援都保不了他們的獨立。」駐在香港、為《倫敦星期泰晤士報》（London Sunday Times）寫稿的澳洲老兵理查．休斯（Richard Hughes）說，他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也見到美國在中國幹下顯然類似的蠢事。休斯說，美國充其量，頂多也只能將一個「反動、孤立、不受歡迎」的政權維護十年。他認為，若想解套，唯一途徑就是讓西貢政府承認共產黨，組織聯合政府。

有關這場慘敗的消息在越南內部迅速傳開。一名越南軍官寫道，北庄「重創了越南共和軍士氣」。後來成為將領的黎崇柏之後譴責席漢，說席漢「只寫那些充滿惡意中傷與不實的報導」。黎崇柏還說，他在北庄戰役的顧問吉姆．史坎隆，由於「害怕范恩就像害怕越共一樣」，對事情的描述也不實。軍援越南指揮部軍官與其他痛恨「負面」報導的人乘機大作文章，說二次大戰期間，在嚴厲的新聞檢查下，每一個戰地記者都將作出偏袒我方的報導視為愛國者義務，但現在的媒體不來這一套，讓我們（指美國與南越）打起仗來束手縛腳。

直到今天，就像當年一樣，我們仍然不了解霍金斯究竟為什麼否認事實真相。所有位高權重之士，無論在戰時或在承平時期，都學得一項基本原則：必要時你可以向其他人撒謊，但永遠不要自己騙自己。霍金斯將軍可以基於一些考量而向哈伯斯坦與阿奈扯謊，但他在向華府提出的絕密電文中說的也是同一套神話故事。無論怎麼說，在整個越戰期間，始終有人強有力地批判媒體報導，說媒體一味發掘吳廷琰政權與其接班人的缺失，對共產黨犯下的錯誤與恐怖罪行卻不聞不問。哈伯斯坦、席漢這些盡忠職守的記者，用許多絕佳的報導將所見所聞告訴讀者；那些替西貢辯護的人卻因否認明擺在眼前的事實而名譽掃地。不過南越這些報導只說了半個故事。大體而言，媒體對北越專制獨裁的恐怖犯行或是不予理會，或是不知情。

一名在頭頓（Vung Tau）擔任義工的澳洲外科醫生後來寫道，「有些話一般沒有人會說，但我們可以公允地說，如果對南越的經濟援助沒有因越共活動而受阻，今天陷於戰亂、受苦受難的越南人民應該可以吃得更好、更健康、受更好的教育。」法蘭西絲．費吉洛在一九七二年那本越戰鉅作的結論中表示，或許讓北越勝利、讓革命紀律擊敗「個人主義」與隨之而來的貪腐，對越南還比較好些。她寫道，美國官員或許認為這得歸功於「死硬派共產黨人的洗腦」，但其實不然。她說，「這不過表示，時機已至，小小的革命之火將洗淨越南社會大湖而已。」情況似乎是，與霍金斯一夥人在政治立場上對立的人，對這場戰爭的觀點同樣不切實際。

◎佛教徒叛亂

北庄之戰取勝後，越共士氣在一九六三年春大振，吳廷琰政府的聲望每況愈下。越共戰史紀錄，二六一營「傳來許多歌聲」，南方局播出一句新口號：「效法北庄！」這場勝利助長了河內「前進」派威風，讓他們更加振振有詞，認為謹慎小心的日子已經過去，在南方奪取戰利品的時機以至。麥克．柏萊（Michael Burleigh）在描述美國決策時寫道，「大概沒有一個帝國，會把它的威望寄託在比吳廷琰一夥更加找死的傀儡上。」甚至就在安全情勢更加惡化之際，西貢當局在那年五月還採取了一項加速政權敗亡的行動。越南的佛教僧侶一直對吳廷琰偏坦天主教徒的事心懷不滿。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佛教徒聚集順化，慶祝佛祖二五二七年壽誕，一名信天主教的軍官搬出一項舊令，禁止佛教徒展示佛教旗幟。幾千名佛教徒聚在地方電台外，想聽著名佛教大師釋智光的廣播，電台台長突然宣布廣播取消，因為未獲新聞審查當局批准。這名台長還打電話通知軍方，軍方於是派出一隊裝甲車趕到現場。之後，聚集在電台外的佛教徒拒絕聽命解散，士兵於是開火，一名婦女與八名兒童在隨後的混亂中遇害。

這種毫無必要的愚蠢暴行，在許多城市引發一連幾周的反政府示威，數以千計的學生也加入佛教徒行列。政府隨即宣稱，這些示威是共產黨策畫煽動的。當然，這些示威正合民族解放陣線與河內的心意：共產黨確實有可能在佛教徒背後搧風點火。但毫無疑問，吳廷琰政權既不肯為順化事件死難者致歉，也不肯懲罰肇事者──這些示威代表吳廷琰政權倒行逆施已經激起民怨眾怒。吳廷琰不理會華府的警告，對這一切置之不理，任由他的弟弟吳廷瑈進行鎮壓。

法蘭克．史考登說，「大多數僧侶都因為以為能有一個代議制政府，而淪為一廂情願的犧牲品。但佛教危機不僅涉及政治而已，吳廷琰若是擺出大和解姿態就會打擊到自己的弟弟，他不能這樣做。」記者瑪格麗特．希金斯（Marguerite Higgins），對最著名的反政府和尚釋智光（Thich Tri Quang）有一段描述：他有「巨大的額頭，炯炯有神的目光。透著一種無比智慧、寧靜自在、卻又憂國憂民的神氣」，他絕不是一個韜光養晦的角色。一名南越軍官寫道，佛教徒「危機像一場大火，無法控制，而且迅速燎原，它對官兵士氣有很大的負面影響……我知道吳廷琰政府不可能保得住，我只希望一個有能而忠誠的新領導層能掌權。」

那年秋天，楊文美在從華府返回西貢時，發現家人──特別是她的母親──由於政府攻擊絕大多數越南人信仰的佛教而對政府充滿敵意。大衛．哈伯斯坦在六月十日寫道，「南越政府與佛教僧侶之間的衝突讓這裡的美國官員傷透腦筋……越南人問道，『為什麼你們政府讓這樣的事一再發生？』面對這類持續不斷的質問，美國官員沮喪不已。」在越南人心目中，鎮壓佛教徒事件的幕後主謀是美國人。

第二天，西方媒體接到通知，要他們派記者採訪西貢的一項抗議活動。但由於活動性質不明，前往採訪的記者寥寥無幾。十一日上午，一輛汽車開到西貢鬧區一處十字路口停下，一位名叫釋廣德（Thich Quang Duc）的老禪師穿著橘色僧袍從車上下來，走到街頭，在大群圍觀群眾中盤腿坐下，一動也不動。隨即另一僧侶走來，將汽油澆在他身上。之後釋廣德本人燃起一根火柴燒著自己僧袍，讓火焰將自己吞噬。在整個過程中，另一僧侶還用一具擴音器在一旁不斷叫道，「禪師自焚而死！禪師當了烈士！」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與之後幾次可怕的自焚事件中出現的標語、口號，用的都是英文：它們不是做給越南人看的。

美聯社的馬爾康．布朗尼是那天唯一一名在場的西方記者。他後來寫道，「我原本可以衝上前去，踢開汽油，阻止這場自焚……身為人類，我想這麼做。但身為一個記者我不能這麼做……這麼做會把我自己直接推進越南政治。我的記者角色會隨著我的信譽一起被毀。」不過，果真如同那些通知他前來採訪的佛教徒所期待的，布朗尼拍攝的現場照片大幅改變了南越政治的面貌。他用鏡頭捕捉到的那些令人髮指的形象先送到馬尼拉，然後電傳到全球各地。瑈夫人在接受電視訪問時竟把自焚說成是「烤肉」，更進一步激起眾怒。她聳聳肩說：「讓他們燒，我們會在一旁鼓掌。」布朗尼說，香燭混雜著肉體焚燒發出的濃烈氣味讓他永生難忘。籌畫這次自焚的人對事件引發的關注躊躇滿志，還將釋廣德的心臟擺在一個玻璃盒裡展示。

這次事件令美國人瞠目結舌，渾然不解。當時隨一支游騎兵部隊正好駐在西貢的美軍顧問高登．蘇利文說，「整個事情改變了，這是新東西，我們不知道人還能幹出這種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日刊出社論說，「共產黨當然利用佛教徒的苦難大作文章。為什麼不？用一些道德上讓人唾棄、政治上無異自殺的政策，免費為共產黨服務的是吳廷琰政權本身。」美國大使「福里茲」諾丁仍然認為美國必須忍受吳廷琰，因為換上其他人更糟，中情局的柯比也表示同意。不過，在華府，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與國務院的羅傑．希斯曼（Roger Hilsman）不以為然。那年八月中旬抵達西貢、取代諾丁的亨利．卡巴．洛奇（Henry Cabot Lodge），也認為諾丁對吳廷琰的「姑息」是一大失策。

洛奇當年六十一歲，是麻省共和黨人，擁有相當豐富的外交與參議院資歷，曾在一九六〇年大選中與尼克森搭檔。亞瑟．史勒辛格當時寫道，「我們總統有個習慣，喜歡用『自由派』的人擔任『保守派』的工作。反之亦然。」洛奇的出使西貢就是一個典型範例：他是個大咖，絕不會以當個大使為已足。如果他出了什麼差錯，罪責當然都得歸咎於任命他的人。

在吳廷琰為了因應持續不斷的抗議風暴而實施宵禁之後，吳廷瑈的部隊在八月二十一日攻擊西貢最大佛寺舍利（Xa Loi）寺。他們逮捕四百名和尚與尼姑，包括八十九歲的舍利寺住持。亨利．魯斯的《時代》雜誌壓下自己的記者發回來的批判性報導；柯比與霍金斯也站在吳廷瑈一邊，對佛教徒表示輕蔑。但儘管西貢當局實施嚴厲新聞檢查，儘管政府發表一連串不實聲明，包括洛奇大使在內的大多數美國人發現，總統的弟弟狂妄殘暴，已經失控了。

全國性安全情勢持續惡化。民族解放陣線迫不及待想見到西貢政權末日，遂將恐怖攻擊行動不斷升高，南越軍的士氣一天比一天渙散。大衛．哈伯斯坦那些陰暗的報導讀者越來越多，軍援指揮部與華府也更加賣力地抹黑它們。國務卿魯斯克曾經親自點名批判一九六三年八月一篇報導，說這篇描寫共產黨在湄公河三角洲得勢的報導有誤。霍金斯還詳列細節，說哈伯斯坦的報導所言不實。那年九月，霍金斯致電華府的麥克斯．泰勒說，「我讀了許多報導與評論，有人說越南與我們的計畫正在崩潰，我完全不能同意。」

但紀錄顯示，以哈伯斯坦與席漢為首的這些年輕記者的評估，無論就軍事與政治而言，都比軍援指揮部正確得太多。那年九月，越共在大白天攻進湄公河三角洲一處政府軍據點。由於兩名越共事先的成功滲透，越共在這項攻擊行動中幾乎毫髮無損。他們殺了六名守軍，擄獲六名俘虜與三十五支步槍，炸毀碉堡與瞭望塔，然後撤退。之後這類事件開始層出不窮。那年秋天，根據法蘭克．史考登的說法，「許多有教養、持觀望態度的城裡人預期要更換政府了。」但造成吳廷琰下台的是共產黨、是佛教徒、還是他手下的將領，以及華府決定怎麼做，仍然有待觀察。

◎殺機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洛奇大使發了一通絕密電文到國務院，要求知道華府會不會支持政變，暗殺吳廷琰的倒數計時開始了。當時適逢周末，甘迺迪、魯斯克與麥納瑪拉都不在華府。由留守的艾維雷爾．哈里曼、羅傑．希爾斯曼與麥克．福雷斯特（Michael Forrestal）寫了一封正面的覆電發到西貢。他們以美國政府之名寫道，「我們準備接受不再能支持吳廷琰這項顯然的後果。你可以告訴適當的軍事指揮官，我們會在任何臨時性政府解體時間給他們直接支持……大使……應該緊急檢討任何可能取而代之的領導，訂定詳細計畫，說明一旦有必要，我們應該怎麼推出吳廷琰的替代人。」

甘迺迪在周一回到白宮時，對於中階官員竟能擅自作主、發出這樣重大的決策性電文十分惱怒。他與麥納瑪拉與泰勒商量，兩人支吾其詞地說，他們寧願讓吳廷琰留下來，但要把吳廷瑈弄走。但如果將領們另有決定，美國應該支持臨時軍政府。甘迺迪最後決定不撤回周末發出的這封電文：政策交由洛奇決定。洛奇日後說，這封電文當時讓他「像遭到雷擊一樣震驚」。他理所當然地認定，華府用這封電文授權他弄垮吳廷琰。

九月二日，甘迺迪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沃爾特．克朗凱（Walter Cronkite）訪問時說，西貢政權需要更多支持：「如果能在政策、或許也在人事上做一些改變，我想南越政府可以取勝。如果不能做這些改變，我想勝算不會很大。」甘迺迪呼籲美國的盟友提供更多援助，實際的援助：「有人說，『乾脆讓我們都回自己家，把這世界讓給我們的敵人算了。』這樣的說法對我們一點幫助也沒有。」他又說，「唯一能打贏這場戰爭的人民，是越南人民。」根據一些歷史學者的詮釋，甘迺迪這番話表示，他當時已經知道越南人連自己都不願奮力以求的事，美國人也做不到；他們認為甘迺迪已經在為美國找下台階。但這樣的說法有些荒誕：當時甘迺迪面對連任的選舉壓力──就像杜魯門在一九五二年因韓戰失利而下台一樣，甘迺迪也很可能因東南亞的失利而連任失敗。

事情的進展現在加速了，北越想方設法離間吳廷琰與美國人的關係。為達到這個目標，北越透過波蘭與法國中間人與西貢展開一些彷彿很狗腿的交流，而且很快讓甘迺迪政府覺察到事情有變。華府由於越來越擔心吳廷琰、吳廷瑈兄弟可能與河內打交道，對發動政變的興趣也逐漸增加了。由於在兩邊都有良好人脈、擁有眾多決策級讀者的伯納．法奧報導說，一旦北越與南越展開有意義的對話，胡志明會接受延後統一期限，即所謂「體面的間隔」（decent interval）。法奧當時沒有用這個詞，但日後它成為許多印度支那謀和努力的焦點。事實上這些交流根本不會有成果：黎筍一心只想統一越南，而吳廷琰政權自以為握有一手好牌──他們認為軍事勝利在即，而且美國人不能沒有南越。但南、北越接觸的事實仍然在華府敲響警鐘。西貢政權似乎有意與河內談判，對支持它的金主越來越不屑。

甘迺迪總統的友人查爾斯．巴雷（Charles Bartlett）日後說，西貢政權與北越擠眉弄眼，是華府決定除去吳廷琰的主因。他引用甘迺迪的話說，「查理，我不能讓越南走向共產黨，然後要美國選民讓我連任，我們總得想辦法保住越南才行。」但無論如何，據說甘迺迪還加了一句，「但我們在那裡沒有前途，南越人恨我們，他們要我們走，他們有一天會把我們一腳踢出來。」這番話的真實性看來可信。甘迺迪曾經私下表示，對共產黨會不會遵守寮國中立協定一事全無信心，看來他也不相信河內會信守任何以聯合政府方式解決越南問題的方案。

當法國總統戴高樂插手時，美國的警報更加拉響。這個高傲、反安格魯—撒克森的民族主義分子一再呼籲美國，要美國放手，給越南中立。華府認為，法國因為被趕出一度是法國屬地的越南，而對美國又妒又恨，戴高樂這些表態無非反映這種妒恨心態罷了。斐德烈．羅吉法（Fredrik Logevall）曾寫道：「美國決策人會花許多時間討論這名法國領導人的行動與構想，但目的都是為了反制。無論在當時或在日後，美國官員並不仔細檢驗他的論點。部分由於這些論點讓美國官員不喜，部分也因為美國官員相信他有不可告人的動機。」

沃爾特．里普曼在九月三日的專欄中說，「如果不能達成戴高樂將軍建議的那種解決方案，就只有打一場曠日持久、沒有決定性的消耗戰了。」這位當年專注於印度支那問題的資深評論員認為，對美國而言，最好的結果就是一種狄托式的結果，也就是越南由共產黨統一，但保持中立，不是中國或蘇聯的工具。利普曼暗示，沒有人能在戰場上擊敗胡志明，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用錢收買。這樣的理論令人難以置信：這就好像是說，像羅伯斯比[27]（Robespierre）那樣絕對清廉的黎筍，若在一九六三年取得統一越南的控制權，會因為接受賄賂而推動一個溫和而人道的政府一樣。但儘管如此，利普曼這項理論讓許多人相信，美國不能靠武力在越南取勝。

九月十三日，國家安全會議的齊斯特．庫波（Chester Cooper）從西貢寫信給他在中情局的老友約翰．麥康（John McCone）說，他猜想，吳廷琰政權與河內正在進行一項趕走美國人的外交和解方案。這些惱人的發展使美國政府更加決心放任洛奇，讓洛奇鼓動西貢將領插手干預。洛奇也毫不猶豫、利用白宮給他的授權在西貢嘗試變天，不過事實證明這件事並不簡單。洛奇找上幾名有影響力的將領，包括楊文明（Duong Van Minh）、陳文同（Tran Van Don）、黎文金（Le Van Kim）、陳善謙（Tran Thien Khiem）等等，但一直沒能說服他們採取行動。中情局的柯比對洛奇滿懷敵意，堅決反對採取行動對付一名像他一樣、同為虔誠天主教徒的越南國家領導人。柯比在日後寫道，「當局除了泛泛的『軍方』以外，對於由誰來接替吳廷琰的事，幾乎完全欠缺考慮與評估。」南越將領們在確定自己有足夠能力以前不敢輕言罷黜吳廷琰，自然不無道理，因為這需要美國明確的支持。他們知道大使館不會出具書面背書，但也不願意單憑自此成為洛奇與南越軍頭們之間地下聯絡官的羅欣．柯年的口頭保證就拿自己的生命冒險。

這些事件過後幾年，發生所謂「法國關係」（the French Connection）的巨型跨大西洋毒品走私案，派在一家涉案酒吧負責監視的美國特勤人員訝然發現，柯年也出沒在這家酒吧，與他在戰略情報局任職時結識的那些科西嘉黑手黨套近乎。不過無論怎麼說，史考登還是堅持，就算柯年喜歡擺出一幅海盜或丑角嘴臉，這個大惡棍確實有完成任務的本領。一九六三年十月，柯年奉命為美國政府搭橋，聯繫越南將領，要這些將領除掉吳廷琰。

洛奇對策畫者的遲鈍感到惱火，他生氣地寫道，他們「既沒有意願也沒有組織……來完成任何事情。」沒有時間陪伴大使的霍金斯對麥克斯．泰勒聳了聳肩，「你不能急著去東方」。喬治．鮑爾（George Ball）後來說，讓南越將領們決心採取行動的，主要不是哈里曼與希爾斯曼在八月發的那封電文，而是甘迺迪在兩周以後的電視演說。甘迺迪在這篇電視演說中提出警告說，除非西貢改變作法，美國將撤回援助。許多南越文武官員也已察覺，美國對吳廷琰的支持正不斷削弱。南越軍尉官阮公倫是激烈的反共分子，同時也討厭政府：「同袍們與我都相信，南越必須有新的領導人才能有效對付共產黨，建立一個像美國一樣充滿自由與民主的國家。」南韓獨裁者李承晚在一九六〇年被趕下台的新聞，讓他們非常興奮。「我們相信，（越南境內）我們這邊的人如果能展現足夠的政變決心與實力，美國人會支持我們。」

甘迺迪總統派遣麥納瑪拉與泰勒於九月二十五日赴越，展開「真相調查」之行，結果把問題更加攪得含糊不清。兩人回到華府，一面編織在戰場上取得「偉大進展」之夢，一邊譴責吳廷琰冥頑不靈。他們在訪越期間也曾試探「即將發生的政變」的有關消息，但沒有任何成果。軍事政變主謀楊文明在西貢體育館一場網球比賽中，沒有對泰勒提起任何重要訊息，泰勒因此認定政變計畫一定已經泡湯。但他與麥納瑪拉還是認為，只要對西貢政府加以整頓，軍事勝利可以辦到。為取得軍事勝利，必須剷除吳廷琰兄弟。

白宮於十月二日電告洛奇，強調一切以撇清為主：「現在不應採取任何暗中鼓勵政變的主動，不過，應該緊急展開工作……一旦時機出現，找出可能的領導人選，並建立與這人選的接觸。」三天以後，洛奇致電甘迺迪說，政變看來還是會出現。柯年與楊文明在西貢衛戍司令部一棟殖民時代老屋中，用法語進行坦誠交談。楊文明說，他只有一個沒有商量餘地的要求，就是美國必須保證繼續援助南越。楊文明並且警告柯年，時機至關重要：還有幾夥人也在密謀幹掉吳廷琰，他只是其中一人。那天又有一名和尚自焚。

由於柯年的這份報告，洛奇向華府提出建議：只需向楊文明保證美國「不會設法阻止」政權改變就行了。甘迺迪表示同意，但提出警告說，美國絕不能積極捲入政變過程。吳廷琰大禍臨頭的傳言開始滿天飛，西貢的氣氛大有山雨欲來之勢。受到這些風聲影響，南越將領又一次臨陣退縮。洛奇認為必須讓中情局西貢站站長約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走路，因為理查森與霍金斯一樣，都不認為美國應該拋棄吳廷琰。

隨即，吳廷瑈加強政治整肅，還不斷公開漫罵、指責美國干預內政。一些資深共產黨人在越戰結束後說，當時是一個煽動暴亂的理想時機：南越已經動盪不安，幾乎每個人都痛恨吳廷琰家族。但南方局仍然只是照舊進行游擊戰，西貢將領們則忙著爭取關鍵性部隊的支持。柯年在一家牙醫診所與楊文明不斷會面，用好言好語進行安撫，這牙醫診所也因此成為他與楊文明的安全秘密會所。

十月二十六日國慶日，吳廷琰前往大叻山區賓館度假。在一片緊張肅殺氣氛中，他的座機在一架完全一樣但沒有乘客的C-47餌機前導下起飛，迎接他的儀隊的槍枝也都經過驗槍，以確定子彈沒有上膛。吳廷琰預定與美國大使在賓館舉行會議，史考登查詢一名參與政變計畫的越南內線，以了解洛奇能不能進入行館、會不會被槍彈傷及。越南人告訴史考登，洛奇可以進入賓館，因為將領們還沒有準備好。吳廷琰隨即抵達，與洛奇在賓館會面，沒有發生意外。

在華府，兩派意見分歧持續。副總統詹森雖說沒什麼影響力，但極力反對剷除吳廷琰，堅決反共的詹森認為，目前的挑戰只是想辦法在軍事上擊敗越共而已。十月二十九日，甘迺迪召開國家安全會議，討論霍金斯的一封電文。霍金斯在這封電文中說，「無論是對是錯，我們支持吳廷琰已歷經漫長而艱苦的八年。對我來說，現在把他拉下來，踹得他到處跑，然後把他幹掉，似乎有些不合適。」霍金斯這封電文讓羅伯．甘迺迪改變主意，認為發動政變風險太大。

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於是發了又一封密電給洛奇，反映總統的新疑慮。但洛奇這時已經下定決心推動政變：他沒有將華府這些模稜兩可的表述告訴越南將領或柯年。十一月一日，戰略情報局老將柯年依約來到陸軍總部，穿著軍裝，配了一把點三五七左輪手槍，還帶了四萬美元現金。他認為，要用一個下午的時間推翻一個政府，這一身行頭很合適。柯年把妻子兒女安置在綠扁帽守衛的別墅中，從自己的吉普車上發電給上司，示意行動即將展開：「九，九，九，九，九。」叛軍隨即攻擊總統府，吳廷琰與他的弟弟躲進地窖避難。叛軍首腦在西貢逮捕、槍斃了幾名忠於吳廷琰的軍官。下午四點三十分，吳廷琰打電話給洛奇求援，洛奇僅表示可以保吳廷琰安全離開越南。

叛軍首腦打電話給吳廷琰，勸他下台以保命。但吳廷琰遍尋心腹，爭取始終沒有到來的支持。到晚上八點，吳廷琰與吳廷瑈孤注一擲，溜出總統府，違反軍方實施的宵禁，開車穿過空蕩蕩的街道前往堤岸，躲入吳廷瑈早先為這類緊急狀況準備，自備通信系統的一處避難所。當兩人躲在堤岸時，叛軍砲擊、之後攻進總統府，總統府警衛戰死，不知道總統已經潛逃。經過幾小時激戰，叛軍攻陷化為一片廢墟的總統府，展開一場大洗劫，從瑈夫人的睡衣到總統收藏的美國漫畫書無一倖免。

十一月三日上午六點，吳廷琰有氣無力地打電話給楊文明，表示願意談判下台條件。但將領們拒絕與他談判。吳廷琰表示希望以國家元首享有的禮遇離開越南，同樣也遭將領們拒絕。又隔幾分鐘，吳廷琰又打電話說，他與他弟弟已經決定無條件投降，將在堤岸的聖方濟（St Francis Xavier）天主教堂露面。將領們不知道應該怎麼處理這個成為累贅的總統，於是就請教柯年。柯年說，他需要二十四小時才能調度一架美國飛機送吳廷琰出境，而他們得利用這段時間找一個願意收容吳廷琰的國家。

將領們下令一名資深祕密警察，要他用一輛M-113裝甲車把吳廷琰兄弟載回來。同行的還有楊文明的私人保鑣阮文絨（Nguyen Van Nhung）上尉。據說，楊文明向阮上尉伸出兩根手指，比了一個秘密手勢，示意要他將俘虜殺了：阮上尉在前一晚已經處決了兩名忠於吳廷琰的人。在教堂門口，吳廷琰與叛軍派來接他的人握手，後者把吳廷琰兄弟讓進裝甲車，還保證裝甲車鋼板可以保護他們不受「極端分子」騷擾。小小車隊在折返西貢途中在一處鐵路平交道前停車，一名軍官提起輕機槍，對準裝甲車裡的兩兄弟打光一整匣子彈。然後這輛血汙的裝甲車繼續上路，來到衛戍司令部楊文明的辦公室前。阮上尉向楊文明報告：「任務完成。」楊文明隨即告訴柯年說吳廷琰已經自殺，還說，「你想看他嗎？」柯年說，一點也不想：「一百萬個人裡面只有一個」會相信叛軍主謀編織的這套說詞，他還是躲開真相比較好。

一名英籍講師因為娶了吳廷琰的侄女，奉命在聖保祿（St Paul）醫院為吳廷琰兄弟驗屍。吳廷琰似乎只在頸部中了一槍，吳廷瑈則在背部連中數彈。洛奇把將領們召到美國大使館，向他們說這場政變「從所有每個層面來說，表現都可圈可點」。之後他興高采烈地致電華府：「現在戰爭可以快一點結束了。」西貢與其他城市出現民眾慶祝場面，民眾洋洋得意地將吳廷琰的像從公共建築牆壁上扯下。成百政治犯獲釋，其中有人還出示自己身上因遭酷刑而烙下的疤痕。許多西貢人仍然記得當年那些荒誕的事：瑈夫人藉口維護公共道德而下達的禁止跳舞令解除了，數以千計的人歡樂起舞，像是在吳氏兄弟墳上起舞一樣。

尼爾．席漢與他那些記者同行發現南越似乎出現一線生機：「如果跟著吳廷琰，你會輸了這場戰爭。我們心想，如果能建一個像樣的軍事政權，他們還有機會。」以楊文明為首的軍事執政團接管了南越政府。《泰晤士報》在十一月五日報導：「西貢如釋重負，街頭擠滿人叢，盛況空前……數以千計佛教徒湧入舍利寺，幾乎興高采烈地祈禱著。」一名特派員補充了一句：「執政團幾名成員的親美傾向……應該會讓他們走上民主之路。」

當吳廷琰的死訊傳來時，約翰．甘迺迪正與泰勒會商。泰勒寫道，總統「從房間衝出來，一臉的驚訝與慌張」。這時再爭辯罪責問題已屬徒然，授權洛奇打開閘門，讓吳廷琰政權沉沒的是甘迺迪政府。華府是否應該為吳廷琰等人保命的問題也已不再重要，南越將領們若不是獲得美方保證、相信這是美國的意旨，誰也不敢剷除吳廷琰，沒有人明確警告他們不得殺害吳廷琰。

有人說，吳廷琰政權原本可以靠改革而存活，認為他是南越碩果僅存的民族主義分子與獨立的國家元首。南越空軍戰鬥機飛行員陳會（Tran Hoi，譯音）說，「我認為美國人罷黜他是一項大錯，他是真正的愛國者。」有人認為，吳廷琰僅管做了許多誤判，但他推動自己的政策、不肯唯美國之命是從，因此贏得南越人敬仰。另一名空軍軍官阮文耀（Nguyen Van Uc，譯音）說，「吳廷琰知道，如果美軍戰鬥部隊進駐，共產黨可以說他們是在打一場反帝國主義之戰。」一名海軍軍官也有同感：「吳廷琰死後，南越已經沒有真正政治可言。」

但紀錄顯示，吳廷琰政權已經爛到核心，幾乎完全失去民意支持。但他慘遭處決的方式，讓人想到羅馬皇帝遭自己的禁衛軍（Praetorian Guard）處決，對美國在東南亞的道德立場是一記或許無法扭轉的重擊。美國的參謀首長對這次事件震驚不已，稱它是「亞洲版豬灣事件」。史考登說，「殺吳廷琰是一項災難性大錯。」他對他那些認為南越有望重新開始的老闆說，「這些將領中有些人很好相處，但他們完全沒有任何行政管理或政治領導技巧。我們現在接受了第一場流血政變，今後任何人只要能指揮兩輛以上戰車，就會相信他們有權改變政府。」

大衛．艾利約在抵達越南時「認定我們做的是對的，但我很快就相信我們其實不該支持政變，應該面對我們與我們盟友間並無共同宗旨的事實，我們應該一走了之的。」一名後來在越南工作的澳洲人寫道，「美國人沒有學到一件事：不能硬把『民主』加在南越。美國這種作法，無論支持什麼政府都將以失敗收場。」愛德華．蘭戴的得意門生、中情局軍官魯夫．菲利浦（Rufus Phillips），在談到吳廷琰遇害事件時說，「我想坐下來大哭一場……那是一個愚蠢的決定，而且，上帝啊，我們付出代價、他們付出代價、每個人都付出代價。」前西貢大使福里茲．諾丁辭去國務院職務以示抗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四十六歲的美國總統甘迺迪在德州達拉斯（Dallas）遇刺。甚至就在世人悼念甘迺迪之死期間，刺甘案與不到三周前發生的吳廷琰遇害事件的近似，仍令人不得不疑心美國人究竟在西貢幹了些什麼。繼任美國總統的詹森本是一位極有政治天賦的領導人，但直到臨終，越南始終是詹森揮之不去的可怕夢魘，他的這些天賦也大多逐漸為人淡忘。在詹森就任總統之初，出了美國國門，對這位新總統稍有認識的人寥寥無幾。倫敦《泰晤士報》以明顯批判的語氣說，「他在世界舞台上幾乎是名不見經傳。」亞瑟．史勒辛格也寫道，「他幾乎一無所知，但似乎不肯與外國訪客交談以增加見聞。」

若沒有在德州遭到暗殺，甘迺迪可能在越南採取什麼作法？有關這類猜測的報導如潮如湧。中情局的柯比認為，甘迺迪一定會認清，美國先得有一項可靠的政治策略才能投入戰鬥部隊。白宮助理坎尼．奧登諾（Kenny O’Donnell）日後宣稱，曾聽甘迺迪說，西貢政權主動要求美國人撤離是最理想的結果。這位卡美洛[28]（Camelot）的王可能繼續給予南越有限承諾，但不會派遣五十萬大軍赴越。羅伯．麥納瑪拉說，一旦贏了一九六四年選戰，甘迺迪會想辦法撤出越南。但為麥納瑪拉作傳的人指出，麥納瑪拉在一九六四年過後很久才表達了這看法。

證據似乎壓倒性地顯示，甘迺迪當時念念不忘的只是即將到來的連任選舉。他在上個春天曾經告訴參議員麥克．曼斯菲德（Mike Mansfi eld），說他贊成退出越南，但不能在投票日以前露出有意這樣作的痕跡。在十一月二十二日預定在達拉斯貿易中心（Dallas Trade Mart）發表的演說中，甘迺迪原本要說：「我們這一代美國人是民主之牆的守護者……我們……對那些國家的援助可能讓我們痛苦、為我們帶來風險、造成我們損失，就像目前在東南亞的情形一樣。但我們不會逃避我們的使命。」賈布萊斯（J.K. Galbraith）回憶說，「我聽甘迺迪多次說……『想在政治上存活，一個人一年之內只能向共產黨作這麼多讓步。』」

甘迺迪的逼人魅力往往讓人乎略一個事實：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甘迺迪的全球聲望很低。倫敦《泰晤士報》在達拉斯事件發生前十天的十一月十二日刊出社論，談到一種充斥美國政府的「癱瘓感」，談到美國政府在幾個洲的政策都告失敗，造成「總體性的失望」。「基於一些理由，美國政府對國內、外事件的影響力越來越小」。在這種情況下，甘迺迪似乎不可能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大選以前在越南政策上示弱。大選過後，他可能展現林登．詹森欠缺的道德勇氣，撤出越南以停損──不過他也可能不會這麼作。

甘迺迪的越南政策有一個根本瑕疵：它的根本考量是美國國內政治需求，而不是越南人民的利益與希望。有鑒於他早年對美國印度支那政策的批判，以甘迺迪的智慧與敏感，他不會不知道美國不可能在越南取得軍事勝利。但在當年極度冷冽的冷戰氛圍中，對甘迺迪的白宮而言，與其退出越南、承認失敗而將越南讓給共產黨，繼續在越南撐下去的政治成本可能低一些。不過無論是甘迺迪或是麥納瑪拉，都沒有料到越南會為美國帶來如此嚴重的損害。

到一九六三年年底，西貢政府已經在實質上放棄了共產黨以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簽約日期命名為「二十／七區」的湄公河三角洲若干地區。在吳廷琰死後，這類「解放區」迅速擴大。南越軍士氣蕩然，就連一些所謂精銳部隊也無心戀戰，戰略村計畫已經徹底失敗。幾乎就在一夜之間，民族解放陣線發現自己成了大片農鄉地區的主人。當時美國人之間風傳一個黑笑話：美國大使洛奇找上楊文明，要求楊文明像詹森在甘迺迪遇刺後一樣，也向國人發表電視演說，以振奮國人士氣。楊文明說，「沒問題，先給我們電視再說。」

由於吳廷琰政權垮台，河內共黨中央委員會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起展開危機處理會議。胡志明主張溫和以對，但鷹派不接受。未經證實的報導說，胡志明怒氣沖沖地離開會場。這不像胡志明的一貫姿態，不過據說，他在一個月以後告訴蘇聯大使，說他將淡出政治。可以肯定的是，這次會議代表胡志明對北越政策影響力的結束──不過在世人眼中，他仍是北越的化身。黎筍在黎德壽輔助下，正式成為河內最有權勢的人物。相對於他的對手，無論在自己國內或在美國，黎筍都享有一項巨大優勢：他一心一意統一越南，建立史達林式社會，是唯一目標明確、不搖不擺的重量級決策人。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蘇聯解體前不到三十年，他對蘇聯式經濟模式的慘敗仍然一無所知。

這時的北京，已經比史達林的那些蘇聯接班人更加史達林。北越與北京的關係也更加親密：雙方於八月二日在北京簽署一項協定，中國保證，一旦美國入侵，將為北越提供直接軍事援助。儘管毛澤東會不會遵守這項承諾很令人懷疑，但在一九六三年秋，這項協定大幅增強了黎筍與他的主戰派在政治局的聲勢。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訪問河內，以超越過去北京領導人的尺度大肆鼓吹南部解放鬥爭。中國的武器開始大量湧入，七千八百五十名北越軍進入代號「B戰場」的南越。十一月的河內共黨中央委員會會議在結束時明確宣示，將投入一場新的積極、主動的軍事行動。

黎筍一夥人認為，新西貢政權很快就會土崩瓦解，美國人不大可能出動地面部隊支援一場幾乎必敗無疑的戰爭。為迅速填補出現在南方的權力真空，黎筍領導班子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通過第九號決議案，決定緊急升高軍事行動。這項決議案包括兩份文件，其中一份至今仍屬機密，另一份於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日公布：「要努力奮鬥，迅速前進，在南方取得新勝利。」同時，強硬派在北越發動對付「右派偏差分子」的新整風，數以千計官員、記者與知識分子被送入再教育營，其中不乏越盟時代的英雄人物。

第九號決議案代表發動武裝鬥爭，一直打到底的一種歷史性承諾。莫斯科與北京雖說都擔心它可能帶來的後果，蘇聯的援助有幾個月幾乎降到零，並且沒有大使派駐河內，但兩國也都不得不認定，應該為北越提供更多武器，以示他們對革命與解放運動的支持。河內向它的支持者發出呼喚：「北越增援南方的時機已至……敵人……正用武裝部隊殺害人民……從今以後，我們要發動決定性的武裝鬥爭，這是打垮敵人的唯一途徑。」儘管湄公河三角洲的游擊戰活動立即加劇，這場武裝鬥爭的主軸開始朝中央高地與西貢西北地區不斷推進。共產黨訂定的新目標抱負不小：要與南越軍死纏爛鬥，打垮南越軍的士氣。

有些史學者認為，一九六二至六三年間原本很有議和的機會，可惜都錯失了。鑒於北越以及黎筍本人曾有一段時間考慮以談判方式讓美國撤出，然後在越南實施中立，或許事實果真如此。不過，要吳廷琰總統接受與民族解放陣線共治的交易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何況，就算達成交易也只能帶來極短暫的停火，越南終究還是會成為一個統一的共黨國：為達到統一目標，無論河內或共產黨南方局都不會放棄暴力。

根據後見之明，我們或許可以說，與其讓越南在戰火摧殘下沉淪十年，不如透過談判投降還好得多。特別是佛教領導層，大多數南越人民會不惜代價選擇和平。問題是為南越撐腰的美國人不答應：美國人說，要南越人民像北越人民一樣承受可怕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命運，是一種歷史性背叛。

對於甘迺迪死後落在越南的恐怖命運，共產黨與美國都要負責，因為雙方都不願向對方低頭讓步，都決定不分青紅皂白地訴諸暴力。美國野戰砲兵軍官杜．強森（Doug Johnson）說，「越戰的第一個重大轉捩點是吳廷琰遇害，我們自那一天起棄守了道德高地，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共謀，誰還會信任我們？在越南服役，我心想：『我會盡我全力，我也希望越南人過得好，但對這一切並不看好。』」

編注：Victor Charlies，越戰時美軍對越共的代稱。越共（VietCong）這個詞來自於越南詞彙「越南共產黨分子」。英語中越共這個詞按大寫字母縮寫後就是V和C這兩個字母，在北約的音標字母表中，Victor指字母V，Charlie指字母C。在無線電通信相關規定中，這兩個字母不能讀「VC」，而是應該讀「Victor Charlie」，有時美軍也直接讀Charlie。 back

譯註：羅伯斯比（一七五八—一七九四），法國大革命時期政治家，雅各賓專政時期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back

譯註：卡美拉，亞瑟王傳說中的宮廷、城堡，是亞瑟王朝處於黃金時代的標誌。 back

第8章迷陣

The Maze

◎「戰爭會讓每個人都打個夠」

在唐．史奈德（Don Snider）中尉前往越南途中，一位將軍眼見他那一臉迫不及待的神氣，對他說，「放心吧，小夥子，戰爭會讓每個人都打個夠。」史奈德生於一九四〇年，來自俄亥俄州一個開牧場的家族，他熱愛西點軍校，「因為它代表我由小到大一直尊奉的那種價值觀。」一九六四年，他在越南訓練越南特種部隊，擔任他們的顧問。在越戰早期進駐越南的美軍都出於自願，在越南找刺激，也在越南碰壁受挫。史奈德經常在越南、寮國與高棉邊界交會處附近出作戰空降任務，「在夜間跳出飛機時，我們根本不知道會落在哪一個國家。」他們落在叢林樹頂上，然後順著繩索滑到地面。史奈德喜歡他那些美國同袍，特別是一位名叫沙吉班長（Sgt. Zahky）的大塊頭。他說，「能跟像那樣的人一起上戰場，真是何其有幸！」在完成對敵境幾天幾夜的刺探之後，任務最艱險的部分是與後撤直升機會合。

史奈德一直無法與他大多是土著華裔的部屬有效結合：「我服了三輪役，卻一直沒辦法真正了解他們，也一直不知道能不能信任他們。他們是傭兵，說的是『給我錢，我就替你打』。不過，到最後，給的錢不夠了。」史奈德在完成七次深入敵後的空降偵測任務後，奉調到三角洲，在高棉邊界訓練、領導地方衛戍部隊。他們在搜尋被越共關了五年的尼克．羅伊（Nick Rowe）中尉時，遭遇幾次很兇險的伏擊。在一次這樣的伏擊中，史奈德背著一名負傷的譯員脫險，隨身攜帶的無線電還開了許多彈孔：「跟在我身邊的那些越南人沒有戰鬥意志，我心想：如果我們要以這種方式打下去，別想打贏這場戰爭。」在越南服役期滿以後，「我不想再與特種部隊或與越南人一起作戰，倒不是說我對戰爭的幻夢破滅──不過經驗告訴我，我這麼賣命不值。」

史奈德開始相信，唯有能與在地人建立關係的美軍顧問，做的工作才有價值，而他自己不是這樣的顧問。法蘭克．史考登在搭乘一名美軍士官駕駛的吉普車初抵越南鄉間時，發現這士官對路過的每一名平民又揮手、又笑，狀甚誇張。史考登問他何以如此。這士官答道，「如果我被抓，我要越南人都記住我這又大、又笨、又友好的美國人。」直升機機槍手艾利克．戴崔（Erik Dietrich）非常喜愛他那些南越共和軍同袍。其中許多人在受傷後經他搭救從戰場脫險──也有人未能脫險：「他們安靜地死去，有時甚至露出一種像是為他們造成的不便表示愧疚的表情。」不過戴崔也承認，有一名與他交好的小個子傘兵想握他的手，讓他感到很窘。「他給我的最後一封信在越南轉來轉去，最後才轉到我手上。信上寫道，『與你分別已經一個月，甚為想念。我每天腦子裡想的都是那段我們一起工作的日子，我永難忘懷……但願你在執行任務時一切順利。當我們再相見時，我一定要好好跟你說個故事。』」戴崔在日後哀傷憶道，「這『故事』始終沒有說。阮向蘇（Nguyen Chanh Su，譯音）、武文古（Vo Van Co，譯音）、馮吾友（Bong Ng-Huu，譯音）你們都還好嗎？還有親愛的范家秋（Pham Gia Cau，譯音），你是參加過奠邊府戰役，後來到南方的勇士，我會毫不猶豫將我的性命交在你手裡，我永遠為你祈禱……」

但也有美國人對越南失望到極點。外交官道格．蘭賽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一日寫給父母的信中說，「這個政府已經從上到下爛到了核心。你拿起話筒，發現話筒根本沒有接線；而且就算有線，與對方也仍然接不上頭，什麼都聽不到……除非我們願意推動真正革命性的改變，恐怕我得同意這裡沒有我們的事的說法。如果我們除了打不完的仗以外，不能為越南人民提供更好的東西……如果我們只是繼續……支撐一個遲早總要垮台的封建政權……我們不能指望獲得真正的支持。」

蘭賽後來離開軍方，以三角洲地區綏靖計畫首腦的身分成為約翰．范恩的助理。他在形容范恩時，一開始就說范恩有一對「小小的、有神的倒斜瞇縫眼，像兩支藍灰色雷射光一樣懾人，讓人想到影星勞德．布里吉（Lloyd Bridges）。他的聲音有些粗啞，帶著佛吉尼亞州南部腔。他很精瘦，幾撮稀疏的金髮飄在額前；四十一歲的他，開始有一點啤酒肚了」。蘭賽很佩服范恩一天工作十六小時，「像獸一樣的活力」以及不服輸的拼鬥精神，說「他無論對什麼人，做什麼事都要弄得一清二楚。憑藉他驚人的記憶力與明察秋毫的眼力，他原本可以成為一位非常成功的行政主官……只不過他是個狂熱的行動派。他自稱骨子裡是個佛吉尼亞州鄉巴佬，或許他真的是；他嫉惡如仇，對朋友絕對講義氣；並且精於溝通，能讓每一個與他志同道合的人與他交好」。此外，蘭賽還是非常優秀的運動員，能站直了翻筋斗，排球也打得很好。

福瑞德．韋安中將在談到范恩時說，「他是我可以把命交在他手中的那種人。」蘭賽說，除了好色，范恩無論做任何事都非常自律：「約翰的所謂放鬆，就是找兩個妞一起上床玩一夜，不過我沒有不滿的權利，因為他讓我也參了一腳。」蘭賽認為，范恩儘管愛跟女人鬼混，內心深處對他的前妻瑪麗—珍（Mary-Jane）仍不能忘情。陸軍上尉、軍事顧問高登．蘇利文說，范恩能掌握越南實際狀況，不玩那些討好美國人的把戲，「他曾說，『我對那些溜狗跑馬的做戲沒興趣。』許多人因為嫉妒而反對他。」

美國政策的失敗與共產黨的兇殘，讓道格．蘭賽這類有識之士驚怒不已。共產黨的暴行日復一日，從未間斷：「為了找三個可能躲在裡面的南越軍士兵，他們開槍殺進擠了五十名學童的校園；為了找兩名美國人晦氣，他們會在餐館或上街頭殺害幾十名百姓；他們為了示威，用迫擊砲對城鎮肆意轟炸；他們暗殺手無寸鐵的教師與已經繳械的戰俘；他們除了殺害南越軍官以外，還殺他們的女友。」蘭賽呼籲，想讓綏靖計畫取得成功，就得比照共產黨細胞模式，在各地建立小型顧問團體以資推動。

他與法蘭克．史考登曾經突然造訪一座小村，做了一次不速之客。兩人在走進村長的院子時，發現裡面有一群穿黑色睡衣，顯然是民族解放陣線分子的男子。這群越共見到兩名美國人進來無不橫眉豎目，但由於兩人都有武裝，也不敢貿然動手。村長於是出來打圓場說，只要每個人都能只管自己的事，就不會發生不愉快。這群越共後來也覺得情勢尷尬得好笑，還擺姿態拍了一張照片。無論怎麼說，兩名美國人最後安然駕車離開，因免了一場血腥決鬥而寬慰不已。但兩人也親身見證一件事：敵人已經可以在光天化日下，在西貢西南方、距西貢不到一小時車程的地方肆意行動。

儘管面對種種艱險、困境，像史考登與范恩一樣，蘭賽也對這樣的生活甘之如飴。他不認為自己是「印度支那的勞倫斯」，但他喜歡自比斯巴達克斯[29]（Spartacus），「儘管那人下場悽慘」。他寫道，「在最惡劣的情況下，越南能讓你有機會一圓兒時之夢：做個英勇劍俠，一手拿槍，一手拿給兒童的糖。白天在危機四伏、步步驚魂的環境中，為上帝、為國家、為民主與自由企業辦事，故事傳得沸沸揚揚，官階不斷高升──到了夜裡，還可以陶醉在西貢說不完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之中。套用湯姆．樂爾（Tom Lehrer）一九五三年作品『老毒販』（Old Dope Peddler）中的一句歌詞：『在越南，做好事也能讓你發大財。』」不過，蘭賽更迷戀的不是樂爾的反諷歌謠，而是班哲明．布里頓[30]（Benjamin Britten）的《戰爭安魂曲》（War Requiem）。

中情局的法蘭克．史奈（Frank Snepp）抵達越南的時間較晚，但心情與蘭賽如出一轍。史奈的父親是一名嚴厲的退役陸戰隊上校，之後當了法官，他與父親的關係搞得很僵。他的童年在北卡羅萊納州度過，與他最親密的人是他那位黑人奶媽。根據史奈自己的說法，在從哥倫比亞國際事務學院（Columbia’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 airs）畢業以後所以會選擇中情局，是因為「亞利安人血統，一種鄉村俱樂部心態，還有一種龐大的、愛拆解東西的能量」。或許他還可以再多加上一個原因：長得帥。帥氣十足的史奈曾與數不清的女子上床，其中不乏中情局員工。批判他的人罵他「色情狂」，但他認為自己是「浪漫」。在史奈以情報官身分抵達越南服第一輪役的兩周以後，他搭乘的Pilatus Porter小型運輸機在飛越湄公河三角洲時，機翼中了幾發共產黨輕武器子彈。二十六歲的史奈當時欣喜若狂，禁不住叫道，「我喜歡，我的上帝，我喜歡！」他在事後說，「那真的太棒了。我愛上越南與越南人……我相信，如果中情局能找出適當的情報，交到適當的人手中，我們可以真正做一番改善。」

一九六四年四月，哈利．威廉斯（Harry Williams）以無線電偵聽員的身分欣然進駐越南：「這是一場正義之戰，一場了不起的戰爭。我們是牛仔，我愛這份工作，覺得我是在真正奉獻。我確信我們是正義的一方，一定能打贏這場戰爭。」他把他懷孕的妻子佩姬（Peggy）留在美國，自己在西貢租了一間公寓。由於他會說越南文，越南鄰居們都稱他「法國人」。那段時間，他在越南各地四處旅行，與地方人士閒聊，直到情勢惡化，旅途過於兇險為止。有一天他來到蜆港附近，一名村長不解地問他「他們為什麼要殺甘迺迪？」威廉斯發現，許多越南人認為甘迺迪有心幫助越南，或許他的死與這一點有關。威廉斯認為，大多數越南本地人對誰輸誰贏並不關心：「一般平民百姓除了生存以外，其實什麼都不在乎。」

敏感的美國人停留得越久，對西貢的變化也越感慨。自由街邊那些高大的樹砍了，交通量倍增。老越南豪沃德．辛普森說，「這座悠閒的殖民時代首都已經成為一座擁擠、骯髒的戰時大都會。」顧問席德．貝里（Sid Berry）上校寫道，「西貢變了很多……它更加擁擠、粗俗、虛偽、商業化、自私、貪婪、骯髒。美國人太多，太多太多。他們抬高了物價，招來許多廉價、俗麗、毫無品味的事物。」

戰爭的節奏持續升高。威廉斯經常在雷克斯（Rex）劇院後方一家名叫「布拉沙麗」（Brasserie）的小餐廳進餐，餐廳老闆是一名法裔越南婦女，名叫海倫（Helene）。在八月的一個晚上，當他走進餐廳時，海倫迎上前去，以嚴肅的口氣對他說，「你還是到別處用餐吧。」果不其然，這家餐廳一個小時後就被炸了。那年夏天，威廉斯奉派加入一個團隊，負責監聽北越對胡志明小徑的滲透。這個團隊在溪山建立基地，溪山位於非軍事區西端附近，距離寮國邊界不到三英里，已經駐有一支A隊（A Team）特種部隊。團隊主要成員都是來自海軍情報處（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建的機構：雪城大學研究公司（Syracuse University Research Corporation）的平民。他們使用的科技叫做「POSSUM」，也就是「手提訊號解讀監聽系統」（Portable Signal Unscramble Monitoring System）。

他們的計畫是在附近一七〇一號高地裝置感應器。五月二十八日，一架H-34直升機載著陸戰隊上尉艾爾．葛雷（Al Gray）與三名越南人帶著落葉劑來到一七〇一號高地，準備在山頂清出一片空地。葛雷是個直性子鬥士，常說他手下的南越軍班長曾經指揮過越盟一個機槍連：「他可是個了不起的戰士。」他們來到山頂以後情勢惡化了：不到幾個小時，開始下雨、起霧，而且一連三十天濃霧不散，讓直升機無法進行撤離作業。他們倚靠緊急口糧撐了一段時間，然後決定必須徒步走出去。下山途中除了免不了碰上水蛭與大野獸以外，倒也沒發生意外。最後他們走出叢林，撞上一個正在洗澡的人：那是一名越共。他們槍殺了他，然後迅速奔回溪山。葛雷背著一名傷患走完這最後六英里旅程，因此獲得一枚銅星（Bronze Star）勳章。電子偵聽作業終於展開了。

第一批進駐越南的美國人有許多是滿腔熱情、敬神、愛國之士。席德．貝里在寫給妻子安妮（Anne）的信中說，「好好休息了一個周末，這是我需要的。現在回復鍛鍊，一百零一個仰臥起坐、四十個伏地挺身，讀兩章聖經羅瑪書、刮鬍子、沖個澡，現在寫信給妳。」就算那些比較不喜歡讀聖經、愛與吧女鬼混的美國人，其實也沒有傳說中那樣好色。有一次史考登帶著一隊人結束在山區的幾天任務回到基地，一名剛抵達越南的特種部隊士官，在看到他們穿的那些又髒又臭的衣服後叫道，「我敢打賭，在經歷過這些事以後，你們今晚鐵定會進城找小姐狂歡了。」史考登當即告訴這名士官，他們在完成任務後，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永遠不變：洗個澡，在乾淨的床鋪上好好睡一覺。

幾名越南人也欣然接受這場戰爭的洗禮，有六千小時飛行紀錄的直升機飛行員阮文耀就是其中一人。他說，「我愛飛行。每當任務順利完成時總能帶給我巨大滿足感。」不過大多數越南人對這場戰爭的看法悲觀得多。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一個上午，西貢第七空降營的潘亞南（Phan Nhat Nam，譯音）中尉來到一座顯然棄置的村落的一處碉堡入口，他的一名手下大聲叫道，「裡面有人嗎？」然後轉身對潘亞南說，「中尉，我丟一枚手榴彈進去吧。」當時二十一歲、第一次出任務的潘亞南說，不要丟手榴彈，用湯普森衝鋒槍往裡面打幾發子彈就好了。

話聲剛落，一個老頭流著淚，帶著一個頭上有個驚人傷口的老婦人從碉堡裡面慢慢走出來。他把老婦人放在地上，然後向前後左右恭恭敬敬鞠了四個躬。這場面，再加上在旁邊一條壕溝裡第一次見到的敵人屍體──兩具青少年越共的屍體，讓潘亞南震驚不已。這村落是一個天主教社區，他後來在教堂裡又發現五具屍體──是一對夫妻抱著三個孩子，都被炸死。他還在附近找到一個同樣也是被炸死的少女的屍體，她的紫色罩衫衣角在風中舞動。潘亞南寫道：「我既憤怒又感到無盡哀傷，愣在那裡，連氣都喘不過來。」

第二天，當他的營在不時響起的敵火聲中掃過一個幾乎荒廢的村落時，潘亞南發現一個少婦一聲不響坐在一棟成為廢墟的房子的地磚上，抱著一個柳條籃：「她的兩眼直瞪、茫然望著前方」。士兵們走進屋裡，當一個名叫「許」（Hieu，譯音）的士兵跨過她身邊，進廚房找東西吃的時候，她站起身來。潘亞南問她，為什麼一個女孩在戰場上徘徊。當他舉著手槍朝那少婦走近時，「她仍然不發一言，兩道呆滯的眼神流露出一絲恐懼。突然間，像表演體操動作一樣，她把柳條籃一下舉到我面前，那裡面裝著兩套衣物，有罩杉與長褲，還有一條頭巾，與一個用橡皮圈緊緊紮著的小紙包。我將紙包打開，見到兩條金項鍊與一對耳環。許站在我身後喃喃說道，『這母狗瘋了，一定是嚇瘋了。』隨即他看到那兩條項鍊。『金子！它至少超過一兩！拿了它，中尉！』『許』示意驅趕那少婦。她轉過身，像死屍一樣開始走。」

潘亞南把那少婦叫回來，將柳條籃還給她，少婦舉起顫抖的雙手，竟然因為過於驚嚇而無法接下那籃子。她隨即一邊低聲飲泣，一邊解開自己上衣鈕扣，把潘亞南弄得非常尷尬──她見他拒絕收下她最值錢的財產，以為他想要她的身體：「出於恐懼，她竟會流著淚解開胸衣，向一個可以當她弟弟的軍人獻上她自己，她究竟經歷了多可怕的人生？」潘亞南說服那少婦跟著他的排來到附近一條河，河邊停著許多擠滿難民的舢舨。難民們紛紛叫喚，想知道自己家裡的狀況。人叢中有人尖叫道，「萊！是妳，萊！」一個老婦認出跟在潘亞南後面的少婦。少婦停下腳步，「彷彿想招回上輩子一段失去的記憶也似」。少婦隨即哭喊「媽！媽！我們的房子被燒掉了！我們的房子完了！」潘亞南說，那少婦「像迷了魂一樣」向河邊她媽媽那裡走去。

這段紀錄值得我們幾點思考。首先，儘管南越軍一些部隊因燒殺擄掠而惡名昭彰，但也不乏像潘亞南一樣憂國憂民之士。許多美國人自我洗腦，認為「亞洲人對死亡的看法與我們不一樣」，其實不然。席德．貝里就為與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南越軍展現的堅忍而嘆服：「越南人受傷不會哭喊、呻吟或抱怨，他們靜默、耐心地承受。我從未見過像這樣的事，看他們像這樣受苦，像這樣不聲不響地死去，讓人心酸。」

一名英國記者與一隊南越軍走在芹萓（Can Tho）附近一處河堤上。其中有個兵邊走邊談他在芽莊（Nha Trang）的家，並且邀英國人往訪。他羨艷地指著英國人絨面的靴說，「靴子，你，最好。」英國人告訴他，既然他喜歡，任務結束後就把靴子送他。那南越兵答，「喔，不要，你很大，我小。」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中，一發迫擊砲砲彈落在他們中間，英國記者立即伏倒臥地。讓他詫異的是，敵人就只打了一發砲彈。「我的手在發抖，心在猛跳，我聽到一種古怪的人聲就在我近處；又像嗚咽，又像喘息。一頂頭盔像棄置的貝殼一樣倒在地上，我那位來自芽莊的新朋友就躺在旁邊。他用一隻手摀住肚子，另一隻手撐在地上……他兩眼翻白，雨水從他臉上汨汨而下，我突然聞到一股可怕的氣味。我掀開他已經濕透的襯衫，發現他的胸骨下方一片空，只有一團黑色、發亮的東西──撕爛的布上浸滿雨水、血跡、膽汁以及從迫擊砲彈片畫開的肚皮裡流出來的東西。他張開眼，皺起眉頭。『我痛』他輕聲哼了一句。」沒多久，他死了。

許多高階指揮官後來成為割據一方的軍閥：美國在一九六六年提出的一篇報告說，自一九五四年以來，只有一名高階軍官因作戰負傷。史考登說，越南人愛玩一種中國攻伐遊戲「象棋」。象棋有些類似歐洲的古老棋盤遊戲「攻擊術」（L’Attaque），有一些類似行軍打仗的遊戲規則，例如兵可以過河，但不能倒退。而主宰成敗的將軍不能離開他們的指揮帳──西貢那些將軍就是這樣。

地區首腦負責將米糧分配給手下軍人，他們會先將一大堆米糧收為己有，再將剩餘米糧分給他們要分的人。警察首長靠販賣執照發財──包括經營餐廳、捕魚、伐木等等一切商業活動形式。做了多年顧問的愛德華．布萊迪（Edward Brady）說，「在大家族文化環境下，不能利用機會幫助自己家族是一種罪惡。」南越將領可以鄭重宣誓，說他從未賣官受賄，事實上他確實也未曾這麼做──替他幹這些勾當的是他的妻子與情婦。「軍官們知道怎麼從現實中自我撇清，越南人很精於這一套，他們有這種撇清關係、自稱清白的心理能力。」阮高祺怒氣填膺寫道，「大多數越南高級軍官一心只想討好美軍顧問。」

另一方的變化也值得一提。鑒於中蘇分裂加深，毛澤東變了卦，突然發現應該加強在越南的鬥爭。他為黎筍提供大量新援助，還主張召開將蘇聯排斥在門外的亞洲共產黨大會。北越政治局委員開始將中國人稱為「同志」，而俄國人只是「友人」。由於意識形態鬥爭越演越烈，四十名在俄國工作或研讀的越南人──其中許多與武元甲關係密切，在俄國要求庇護。外國人注意到，河內唯一一家外文書店的俄文書籍都已下架停售。黎筍最後還是婉拒了毛澤東召開亞洲共產黨大會的建議：他不想與北極熊全面絕裂，因為北極熊比中國龍更能提供精密武器。他與黎德壽率領代表團往訪莫斯科，向俄國人保證他們不會違反蘇聯的和平共存全球政策。

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在河內舉行的一次會議中，胡志明高調要求現代化，並強調領導層決定不再派遣正規部隊南下。儘管如此，越來越多的幹部、顧問與專業人員開始沿胡志明小徑南下，忍受著與美國干預扯不上關係的種種苦難：在高低起伏的地形艱苦跋涉，食物與醫藥補給短缺，天氣、昆蟲還有瘧疾的煎熬。越共每天經由海路與陸路從北方獲得十五噸彈藥，維持一支估計約十七萬人的兵力，其中三萬是主力部隊。眼見越共在為生存而戰，北越強硬派與南方局那些南方人對胡志明一派的怯懦痛恨有加。

但在黎筍與黎德壽主導下，北越決心不等二十年再談統一，作戰決策也隨即融入一種緊迫性。在第九號決議案於一九六四年春頒布後不到幾周，越共在南方製造的地方性事件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較大規模的攻擊事件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游擊隊實施他們自己的徵兵系統，讓生活在越共控制區的農民日子更加艱苦。在三角洲一個農村，三百名青年被迫拿起武器參加革命，而村裡加入南越軍的只有八十人。一個老人在兒子被拉去當游擊隊以後怒罵越共幹部說，「你們一天到晚罵帝國主義分子，但你們更壞。把我兒子還回來。」

大衛．艾利約寫道，「主要靠蠻力與哄騙，越共把那些不情不願的農村青年拉去當兵。對農村青年而言，當兵等於被判死刑。」此外，民族解放陣線強迫農民必須至少將百分之二十的收入上繳，徵收的稅也比西貢徵的稅重。一名住在一個名義上政府控制的村落的村民說，他在一九六四年靠著賣芒果收入一萬七千比索，其中一百二十五比索繳給政府，九百比索交給民族解放陣線。接下來一年災情慘重：他的收入暴跌到三千比索，但共產黨毫不留情，取走他的一切收入，只為他留了兩百比索。

越共最精銳的主力部隊這時部署在中央高地，以及西貢北方十五英里、方圓一百二十五平方英里、所謂「鐵三角」（Iron Triangle）的叢林地區。他們大多以連級兵力進行作業，因為想集中更大的兵力很難。爆破排的士氣最為高昂──他們在戰場上執行最需要技術、同時也最危險的任務，但受到的紀律管束也最寬鬆。游擊隊如果想找軟目標下手，一般會攻擊民用車輛，特別是巴士，往往因此造成乘客死亡的後果。村子與地方越共單位奉命建立「反美滅絕周邊」，以保護革命控制區。

一些政府「區域軍」（Regional Forces, RF）與「民團」（Popular Forces, PF）民兵會把武器賣給越共，越共還為這類交易訂定一個價目：一支M-1卡賓槍兩千比索；一支白朗寧自動步槍八千比索；一發槍彈八比索；交出整個據點兩萬比索。一名據點指揮官比這賺得更多：他在暗夜舉著一盞燈走出據點，向當地游擊隊收了三萬比索，游擊隊隨即衝過他打開的一扇門湧入據點，據點守軍五死二傷，其餘倉皇逃離。

除非露宿在塔梅平原這類偏遠荒郊、不虞遭到攻擊的地區，越共部隊大多數每七十二小時就會拔營更換駐地，乾季時每天行軍十八英里，雨季每天十五英里。他們在移動時──特別是在穿越道路時，最為脆弱。文琪寫過一首越盟老歌謠，歌名就叫「穿過公路」（Crossing the Highway）。濕腳印會暴露行藏，所以游擊隊會攜帶防水布，在通過敏感地點以前先將布鋪在地面。村長們得貯藏一些米糧，以備借宿村中的游擊隊食用，此外村子還得為游擊隊提供挑夫，挑夫們往往是婦女，她們以接力方式服役，每人得背三支步槍、一枚砲彈或兩百五十發輕武器子彈。有些女孩喜歡當挑夫，因為她們可以藉以接觸到年輕男子。相形之下，無論游擊隊或服勞役的男男女女都恨挖戰壕、掘碉堡。至少他們在這一點上，與他們的南越軍與美軍敵手有志一同。越共由於不斷有人叛逃而損失不菲，但政府處理叛逃者的作法笨拙之至。一名曾經領導游擊隊成功攻擊一處政府據點的越共變節投效政府軍，卻遭當局貶為政府軍一名小兵。

一九六四年，空中噴灑除葉劑的行動進行得更加密鑼緊鼓，這項行動毀了自然掩護，為越共帶來許多大難題。此外，政府軍雖說遭到許多敗績，但也取得一些勝利。在范恩曾經搞砸了的北庄，著名的越共五一四營在與南越共和軍的衝突中遭到慘敗。慘敗過後，共產黨也像霍金斯將軍一年前一樣幹下同樣蠢事──意圖瞞天過海。越共幹部到處宣傳，說他們殺了一百名政府軍，本身只損失十二人。但地方民眾不僅見到附近道路堆滿越共屍體，還在裡面發現許多本村子弟。悲傷的父母在路邊屍堆中拼命搜尋，希望找出愛子屍骨移往祖墳安葬。五一四營一名幹部在部隊日誌中寫道，「由於這場戰役，五一四營一蹶不振。」又有一次，三個越共營集中兵力對一座機場發動攻擊，結果慘遭逐退。越共在戰役結束後重施故技，謊報戰果，扭曲事實真相。

這種信用差距讓地方上的民族解放陣線暫時失去農民支持。不過基於一個一再發生的理由，農民很快恢復了支持：政府軍砲火炸跑了一切善意。與越共的攻擊相比，政府軍不分青紅皂白的空襲與砲轟造成的平民傷亡與損失嚴重得多──越共已經學得教訓：只要掘壕躲避，空襲與砲轟造成的傷亡低得出奇。一名農民在接受蘭德訪問時說，「美國人濫炸，毀滅了太多。他們只能殺害人民，殺不了多少越共。」越共幹部告訴農民，「就算你們不反抗，政府軍還是會殺你們。既如此，你們還不如拚死一戰。」太多越南人同意這種看法。儘管共產黨在一九六四年也屢遭挫敗，但一般認為他們占了更多土地，贏得更多民眾支持，西貢政府軍則在節節敗退。

◎躲避決定

在越戰結束後很久，詹森總統在談到越南時說：「我從一開始就知道，我無論怎麼走都會被批判得體無完膚。若是離開我深愛的女人──「大社會」（Great Society）[31]，捲入世界另一邊那場戰爭，我會失去家裡的一切……但我若離開那場戰爭，讓共產黨接管南越，大家會把我看成懦夫，把我的國家看成姑息主義，我們再想在這地球上為任何人做任何事都不可能了。」

每一位總統免不了都得承繼前任衣缽──在一開始，都得騎在前任騎過的那些馬上。對詹森來說，這場戰爭是所有前任遺下的最桀驁不馴的一匹馬。就在子彈擊中約翰．甘迺迪那一剎那，卡美洛傳奇的又一章也開始了。繼任總統的詹森，向國會與美國人民提出的第一項保證是他會繼續維持這項傳承，而且看來他也別無其他選擇。儘管詹森頗以德州農場主的硬漢風格自豪，但他經常因品味粗俗遭人嘲弄：據說他愛吃黑眼豆加秋葵，還喜歡拎著小獵犬的耳朵拍照。甘迺迪兄弟一夥人很瞧他不順眼。許多年以後，詹森對當年遭甘迺迪手下冷淡的經歷猶不能忘懷。他自怨自艾地說，在一九六四年甘迺迪遇刺後，他「留任了十一名牛仔」──甘迺迪內閣原班人馬。

撇開越南不談，就政治層面而言，這位前副總統比那位二戰期間擔任魚雷快艇PT-109號艇長的故總統有效得多。但每個人都需要有一份自得，這樣的歸屬感在甘迺迪身上充分顯露，在詹森身上卻遍尋不著，這也是詹森悲據的源頭。美軍將領不喜歡他，有相當原因是因為他愛吹噓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績。他曾經告訴一名記者，說他在二戰期間人稱「突擊者」。這說法誇張得離譜，因位他唯一的「戰鬥經驗」，就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德州眾議員身分搭乘一架B-26轟炸機飛往新幾內亞，接受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頒了一枚政治酬庸性的銀星（Silver Star）勳章。

但無論如何，這位新總統沒有轟炸北越、也沒有派遣五十萬美軍進駐南越的傳承壓力。不過，詹森上任第一年適逢連任大選年，他也不可能下令已經進駐印度支那的美軍打包回國。後來發生的一切都並非事出必然，而且都只因為甘迺迪已經派了一萬六千美軍駐越的事實。就在大衛．尼斯（David Nes）啟程，飛往西貢擔任駐越美軍副司令前，詹森對他說，「林登．詹森不會是個因為丟了越南而下台的總統。」

一九六三年年底，軍援越南指揮部展開新計畫，以加強政府在湄公河三角洲的控制。新計畫內容包括在鄉間各地砲擊，並宣布「任意開火區」（Free Fire Zones）──區內一切動的東西都視為具有敵意、可以加以攻擊的目標。許多村落搬空，村民住在沿四號公路搭建的難民城裡。一些農民脫下傳統黑衣，改穿白衣，因為美軍飛行員認為黑衣是游擊隊的制服。這項新計畫有效打擊了越共士氣，腐蝕了民眾對越共的支持。但除了在推銷農民恐怖方面暫時比共產黨更狠以外，它完全不能提升人民對西貢政府的忠誠。

隨後將領們開始出現變化。楊文明上台不到三個月，但一些將領已經對他失去信心，美國人對他也越來越不看好。麥納瑪拉在十二月訪問西貢，對局勢的混亂驚駭不已。美國使領人員認為，楊文明與之前的吳廷瑈一樣，也過於熱衷與河內談判。楊文明對戰略村計畫與轟炸的效用也表示懷疑。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三十七歲的阮慶（Nguyen Khanh）將軍穿便服，搭乘越南航空公司（Air Vietnam）班機從他的順化總部南下西貢，理由是看牙醫。三十日清晨，他穿上軍裝，帶著助理驅車來到共和軍總部。根據預定計畫，他的好友陳善謙將軍會率領傘兵在總部與他會合，發動政變推翻楊文明。但他發現總部大樓一片漆黑，於是打電話給陳善謙，問為什麼一點動靜也沒有。懶散的陳善謙答道，「我一定是忘了上鬧鐘了。不過不用擔心，情勢都在我們掌握中。」

這場政變果然進行得很順利。到了天亮，阮慶已經一槍不發地成為南越新領導人。他對全國廣播，說楊文明一夥人督戰不利，他現在取而代之。柯年事先已經向上級通風報信，上級因為接受阮慶的說法，相信楊文明急著謀求華府完全不能接受的概念──印度支那中立，而默許這項政變。麥納瑪拉與洛奇認為，新上台的阮慶是「所有將領中最能幹的。」阮慶上台最初幾天就幹了一件大事：幹掉殺害吳廷琰兄弟的阮文絨少校。職業劊子手阮文絨自己也死在職業殺手手下：他奉令跪在西貢一處別墅的庭園中，然後由腦後一彈畢命。

眼見領導國家的軍事「強人」這麼快就成為弱者，南越情勢益發混亂，南越軍士氣重挫。英國大使高登．艾斯林頓—史密斯（Gordon Etherington-Smith）認為，美國本應阻止這項政變：華府這麼輕易就對楊文明下手，說明只要能率領幾個團，任何高階軍官都能上台統治現在的南越。艾斯林頓—史密斯在向倫敦提出的報告中說，阮慶讓美軍喜歡他的那些特質──他的「愛說話與活躍」，「將使他遭到極多越南人憎恨，這一點似乎越來越有可能成真」。

阮慶很快以不能讓南方承受一切戰火帶來的死難與摧殘為由，開始主張入侵北越。他不是抱這種幻想的唯一一人：西貢的一些軍人與政客後來一直說，如果美國當年讓他們攻擊北越，他們可能已經打贏這場戰爭。西貢前駐美大使裴閻（Bui Diem，譯音）說，由於美國排除這個選項，南越註定以失敗收場：共產黨只需堅持到底，一定可以取得最後勝利。這類人士認為，河內享有一項重要優勢，因為它的軍隊可以在寮國、高棉、沒隔多久還可以在南越通行無阻，幾乎不需要多少準備就能發動大規模地面攻勢，這說法沒錯。但美國政府不讓南越像麥克阿瑟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進兵北韓、一直打到中國邊界一樣進兵北越，確實是明智之舉。西貢將領們自己騙自己，認為南越軍可以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發動成攻的入侵：果真如此，他們必敗無疑。

無論怎麼說，阮慶的冒險主義讓原本已經坐立不安的華府更加提心吊膽。決策人士開始發現，阮慶最大的長處就在會說話，他沒有楊文明智慧，對越南人民的認識也不深。就算那些認定南越必需由將領統治的美國人，現在也急著物色新的聰明、有效、誠實、還有聽話的新將領。其中「聽話」這一關最難克服，因為無論任何越南領導人想贏得民眾支持，唯一的辦法就是與美國疏遠。二十歲官校生段方海在就讀大叻官校期間，眼見校長隨西貢接連政變而四次換人，感到困惑、失望、而且越來越不滿：「我們這些年輕的官校生開始認識到，我們那些長官將軍隊袍澤的兄弟精神拋在一邊，只是忙著相互爭權奪利。」

在白宮易主之後最初幾個月，幾乎每一個軍事選項都在華府、洛奇的大使館、軍援越南指揮部浮上台面。關鍵問題是誰是我們的敵人？美國應該打擊的目標是在南越境內作戰的共產黨游擊隊？或是美國人眼中身為這場戰爭源頭的北越？──這看法對了一半，也錯了一半。這時由麥克斯．泰勒擔任主席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張攻擊北越。幾名參謀首長中有兩人比較軟弱，或至少比較謹慎：陸軍參謀長艾爾．惠勒（Earle Wheeler）與海軍參謀長大衛．麥唐諾（David McDonald）。另有兩人比較強悍，看法也較明確：空軍參謀長柯提斯．李梅（Curtis LeMay）與陸戰隊參謀長華里斯．葛林（Wallace Greene）。李梅在一九四五年主導，對日本發動B-29燃燒彈大轟炸，造成的死難人數比原子彈攻擊還多。

兩派人馬一派主張出動壓倒性兵力，一派反對用兵。李梅是戰略空軍武力的狂熱信徒，同事說，他每愛用他那「聽了讓人耳朵起繭、時而像渦輪引擎轉動的粗啞嗓門」為他的說法辯護。有一次，陸軍要求自行操作武裝直升機，李梅堅決不肯。他把隨時叼在口中的雪茄菸取在手中，對著陸軍參謀長大吼，單挑陸軍參謀長決鬥：「你飛一架你們那狗屁休伊直升機，我飛一架F-105，我們看看誰能活下來。我不把你那些玩具槍打成碎片、散落一地才怪！」麥納瑪拉在這項爭議上裁決陸軍有理，李梅更加瞧不起麥納瑪拉了。

葛林安靜而專業的態度，為他贏得「學童」的綽號。他很看不慣政治人物那種本能性的謹慎，對所謂有限度戰爭的說法更加厭惡。他主張「迅速、主動、激烈而持續的行動……動用美國一切資源全力投入」。像李梅一樣，他也相信美國可以摧毀北越設施與基礎架構，迫使北越屈服。葛林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告訴詹森總統，空襲北越很可能引發又一場韓戰式衝突，甚至可能升高為世界大戰：「但痛苦的事實是，我們總得找一個地方站穩腳步守下來。身為總統，你得決定這個不再退讓的地方是不是越南。」在那年七月由惠勒取而代之以前一直擔任主席的泰勒，經常改變主意──若根據品味與日期來分，他至少支持過五項不同的政策。他後來逐漸認定，想在南越擊敗越共太難，美國應該集中力量懲罰北越，從而加入主張轟炸北越的陣營。

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對白宮決策的影響力有限，一方面由於一連幾任聯席會議主席向白宮提出的建議都不痛不癢，另一方面也因為總統絕大部分時間與他的文職顧問共度，在這些顧問中，最有分量的是麥納瑪拉。還有一個人，出乎意外的，也對美國的越戰決策有相當影響，這人是律師出身，後來成為最高法院法官的艾伯．福塔斯（Abe Fortas）。福塔斯對越南問題一竅不通，但他是詹森最親密的顧問，幾乎每天都與詹森商談。有人將美國在一九六四至六五年的決策選項歸咎於參謀首長聯席會議，這類指控似乎不確，因為在這段期間，一切有關和、戰的決定到頭來都是政治決定。甚至在經歷韓戰洗禮過後，大多數美國高階將領仍然不很了解有限度衝突的意義。如果這些將領當年擁有主導權，越戰規模很可能更加升高，造成更慘重的災難。

但華府有關越戰決策的辯論最令人稱奇之處，在於它幾乎完全圍繞在應該運用多少兵力的問題，對於如何透過政治手段抽身的事卻鮮少考慮。國務卿魯斯克的弱點是，儘管身為美國外交政策負責人，他對外交卻從不抱多少信心。詹森總統很少與外國領導人交往，更不會接受外國領導人的建議。在他上台第一年，詹森政府要員對法國影響力非常恐懼，認為法國總統戴高樂所以如此熱衷越南中立化，為的就是羞辱美國。

大國喜歡打那種投其所好的戰爭，未必喜歡打他們得打的戰爭，這不奇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蘇聯紅軍扛下摧毀希特勒德軍的重擔，西方盟國得以免除兩個海權國對付一個陸權國的困境。在越南問題上，華府決策人知道他們欠缺可行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但他們認定美國的科技與火力可以補足這項缺失。安德魯．顧帕斯特（Andrew Goodpaster）中將一度警告麥納瑪拉：「先生，你是在設法將敵人程式化，我們永遠不能這麼做。」一名美國戰俘對盤問他的共產黨說，他認為，美國人所以出兵越南，十分之一為了對越南的關心，其餘原因都是為了壓制毛澤東。盤問他的共產黨聽得一頭霧水，問道，「那你們為什麼不去中國打毛澤東？我們也不喜歡中國人。」

一九六四年春，國務院政策規畫處處長華特．羅斯陶再次提出李梅的觀點，主張運用壓倒性空軍力量。這種作法的成本與後果，並沒有可供佐證的相關研究資料；主張這種作法的人只是認定，在遭到轟炸重創之後，北越會因為損失過重而屈服，改變方針。一些高級將領主張採取進一步行動：派遣地面部隊進入寮國以切斷胡志明小徑，或乾脆進兵北越。在一九六四年的政策辯論中，「北上」一詞不斷在會議與備忘錄中反覆出現，重點主張包括轟炸、秘密行動與大規模入侵。那年四月，李梅問太平洋地區美軍總司令哈利．菲特（Harry Felt），想打贏這場戰爭需要什麼？菲特答道，美國「先得北上才行」。從一九六四年春以降，麥納瑪拉對越南戰局非常悲觀，但他不但沒有因此主張撤軍，反而不情不願地緩緩主張升高戰事。那年四月，有記者報導說，參議員韋恩．摩斯（Wayne Morse）稱越南戰爭是「麥納瑪拉的戰爭」。麥納瑪拉毫不客氣地提出反擊，說「我不在乎有人稱它是麥納瑪拉的戰爭，事實上，能夠與這場戰爭聯名讓我感到驕傲。」羅伯．甘迺迪在談到這件事時說，麥納瑪拉這話不是很高明的政治。

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瑪格麗特．希金斯、羅蘭．伊凡斯（Rowland Evans）與羅伯．諾法克（Robert Novak）等保守派記者不斷呼籲，認為美國應該不打勝仗誓不罷休。約瑟夫．奧索（Joseph Alsop）還嘲笑詹森，說詹森怯懦沒膽，只敢向敵人討好賣乖。但在這段期間，儘管詹森如果撤軍一定會遭到保守派圍剿，也有不少媒體人士了解美國已經陷入泥沼。沃爾特．里普曼以及《新共和雜誌》（New Republic）、《紐約時報》等媒體已經預測，美國如果投入戰鬥部隊會出大亂子。當時詹森的個人聲望在美國還很高，他應該相信，如果他告訴美國人民，說美國在越南支持的是必將失敗的一方，他能獲得這類媒體的支持。

在政府內部，從一九六四年五月起，國務次卿喬治．鮑爾頗有先見之明地對戰爭前景表示悲觀。他駁斥美國在越南有重大利益的說法，還說他看不出為什麼攻擊北越就能提振南越政府。他認為，無論投入多少軍隊，這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情報部門也抱持同樣看法，認為阮慶政權將難以為繼。二月十七日，在抵達西貢兩個月後，大衛．尼斯在美國大使館以白紙黑字的方式告訴洛奇說，他認為戴高樂說得沒錯：美國應該退出越南，否則準備應付大舉升高的戰局。中情局國家評估處（Board of National Estimates）分析師威拉德．馬蒂雅斯（Willard Matthias）說，越共「接受河內政府指示，但大體上靠的是自己的資源」。他也認為美國應該妥協。

國防部助理部長約翰．麥諾登（John McNaughton），儘管崇敬提拔他的老闆麥納瑪拉，但在一九六四年春也對這場戰爭失去信心。他告訴友人麥克．福雷斯特，「你一直認為我們可以扭轉這局面，但我不以為然。依我看，事情一天比一天更棘手，我們每一天都會失去一點控制，我們做錯的每一個決定，或沒有做成的決定，都讓下一個決定更難。因為如果我們不能在今天罷手，不能罷手的理由到明天仍然在那裡，我們會陷得更深。」麥諾登很相信美國介入印支事務主要為了自私，幾個月以後，他一一舉出美國的意圖：「百分之七十為了害怕因失敗而顏面掃地（因為我們是保證國）；百分之二十為了不讓南越（與附近地區）落入中國手中；百分之十為了讓南越人民享有較好、較自由的生活方式。」

幾乎所有華府人士私下都表示西貢政府已經腐爛，而且戰局每下愈況。但在十一月三日大選投票，詹森成為美國民選總統以前，壞消息不得走漏，美國必需在越南撐下去。三月間，麥納瑪拉與泰勒一起訪問越南，向新統治者阮慶開出支持保證。當時駐在西貢的威廉．德沛（William DePuy）准將在家書中寫道，「不用多久，華府的人都來到越南，越南人會沒有立足之地，或許這是一個打贏這場戰爭的辦法。」

中情局的魯夫．菲利浦在共和軍參謀總部走過一張堆滿書籍的辦公桌，桌邊一名越南少校正在伏案工作。菲利浦問他在幹什麼？那越南軍官說，「我在幫著起草憲法。」他桌上堆的都是美國與法國憲法，以及過去越南憲法的有關書籍。他說，這是阮慶交給他的任務。之後憲法草案寫成，送到美國大使館，徵得大使館批准同意。阮慶告訴他的將領，這是美國人要的──就這樣，儘管有幾名將領有異議，憲草還是通過實施，隨後新憲法遭到佛教徒與學生抗議。泰勒斥責阮慶，說阮慶把事情全搞砸了。阮慶當然憤怒：他完全按照主子的意見辦事，難道有錯嗎？

菲利浦對這場鬧劇反映的心態有一段描述：「我們小心翼翼、不辭辛苦，花了將近十年建立這個非常脆弱的新國家。然後我們將一切可能帶來安定的東西全部搗毀。在這段『旋轉門』期間，每當一名將領發動政變，所有原先的人馬完全被踢了出去，我們把一些完全不進入狀況的人拱上權位。為消弭這種混亂，我們更加介入，但我們介入越深，遭我們趕走的越南領導人越多。我們決定先打贏這場戰爭，再將這個國家還給越南人民。這是對越南民族主義的致命一擊……而這已經成為共產黨炒作的基本議題。」

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向詹森總統提出一份他在訪問西貢以前已經擬好的報告，說明他對美國宗旨的解讀：「我們追求的是一個獨立、非共的南越，除非我們能達到這個目標……幾乎整個東南亞都可能陷入共產黨掌控。」這份報告之後成為國家安全署強調美國承諾的二八八號備忘錄（NSAAM288）。從那以後，詹森政府開始認定只需運用軍事力量，無需顧及越南人民態度，就能完成美國目標。在華府看來，無論哪個越南人上台，只要能保證不與河內勾結，華府就支持他統治南越。

麥納瑪拉私下承認越南情勢「亂成一團糟」，西貢隨時可能出現又一次政變。但他與詹森總統都不肯使用激進手段──包括乾脆放棄南越，或是大舉增兵南越，來解決問題。詹森公開表示，他不知道轟炸北越能有多少效果。在一九六四大選年競選活動展開初期幾個月，詹森與麥納瑪拉都強調對西貢政權的承諾，但為避免招來選民不受歡迎的注意，在有關這場戰爭的管理議題上，除了小規模漸進式步驟以外，兩人都不願採取任何劇烈行動。蘇聯大使安納托里．杜布萊寧在四月十七日第一次會晤詹森總統時，訝然發現詹森竟絕口不提越南。

接下來一個月，寮國境內戰火復熾，法國、印度、高棉與蘇聯於是要求重開一九六二年日內瓦會議。美國因為擔心會議一旦召開，越南中立化將成為議題而拒絕這項要求。但如果美國想撤出越南，這樣的國際會議很可能帶來一扇方便之門。麥納瑪拉的部屬，後來因「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洩密案而出名的丹尼爾．艾斯柏格（Daniel Ellsberg）說，一九六四年是「忠誠的官僚還能主張美國應該停損的最後機會」。時序進入一九六五年以後，美國在軍事與政治兩方面遭到的敗績與羞辱太多，撤出越南已經成為美國政府不可能欣然接受的選項，因為這等於讓美國在世人眼前吞敗露醜。但在一九六四年夏初，事情還沒有那麼糟。

這時所有有關各造都同意共產黨已經占盡上風，但麥納瑪拉仍然支吾其詞──參謀首長們認為如此──這讓特別是李梅與葛林憤憤不平。李梅與葛林認為，只是持續現有政策很難扭轉頹勢。兩人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也失去耐心，認為泰勒不願把令人不快的事實真相告知總統與麥納瑪拉。整個春天，美國高級將領間的不滿情緒不斷升高。詹森的軍事助理齊斯特．克里夫登（Chester Clifton）少將在三月二十七日寫道，「我感覺情勢似乎充滿困境，甚至危機四伏……參謀首長們嚴重分裂。」葛林在五月十八日以鄙夷的語氣寫道，「我們見到麥納瑪拉與泰勒兩人在刻意玩弄我們的行動。」大選似乎還太遙遠，美國禁不起這樣一直輸下去。這時贊成轟炸北越的《紐約時報》著名軍事編輯韓森．包文等評論員也有同感。葛林不僅瞧不起國防部長，還認為由於受到麥納瑪拉攔阻，參謀首長們無法履行為總統提供軍事建議的職責。不過無論是當時的葛林與李梅，以及日後的一些史學者，都沒能認清一件事：自古以來，全球各地職業軍人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天性，就是與政治領導人不睦，而且他們其實都沒有自己認定的那麼有智慧。

五月十七日，二戰老兵、精瘦個頭的軍情准將威廉．德沛從西貢寫信給妻子瑪姬（Marj）：「我還搞不清我們究竟正在占上風，或正漸趨下風，情況確實很嚴重。我不知道『意志』是否存在。」他在一周以後又說，「想解釋事情怎麼演變成今天這樣一團混亂，真是難上加難。除非出現奇蹟，我們只會越陷越深。」那個月底，由於事態過於嚴重，麥納瑪拉與參謀首長討論派駐地面部隊的選項，還花錢做了一項轟炸北越的調查，調查結果擬出一份清單，列了九十四個目標。麥納瑪拉等人認定，除非河內退讓，美國將派軍或轟炸，或兩項行動雙管齊下。空中偵測發現胡志明小徑的活動更加頻繁。他們隨即發現，無論決定轟炸或派軍，都必須先完成一些法律手續──即代理司法部長尼古拉斯．卡岑巴克（Nicholas Katzenbach）所謂「等同宣戰的功能性措施」。五月底，國務院的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擬了一份決議案，授權總統向海外派軍。但這項決議案之後存檔了事：目前還沒有必要招惹麥克．曼斯斐德以及韋恩．摩斯那些惱人的參議員。

選戰這時已在全美各地開打，與越南議題相形之下，詹森花在「大社會」競選承諾的詞藻多得太多。總統選戰史學者西奧多．懷特（Theodore White）在一九六五年寫道，「甘迺迪要求人民犧牲奉獻、詹森保證會讓人民快樂。就算動盪紛擾的世局，似乎也在春、夏那段期間平息下來，讓詹森可以從一個或許比較輕鬆的立場推動他的對外事務。越南是唯一危機，情勢一周一周緩緩惡化──但總統想辦法暫時為它做了政治消毒。」

無論怎麼說，白宮決定西貢需要注入心血：大使與軍援越南指揮部司令都換了人。洛奇已經黔驢技窮，而且幾乎與霍金斯不講話。可能的繼任人選包括羅伯．甘迺迪、麥喬治．邦迪與麥納瑪拉，最後決定由總統最信任的軍人泰勒將軍繼任大使。泰勒於七月底達西貢，任務不是外交，而是打一場比較聰明的仗。如果不是因為迷戀權位，已經六十二歲的泰勒一定會婉拒這項幾乎是赴湯蹈火的任務。他會認為在這樣的時機到這樣的地方，擔任這樣一種地方總督的職務能增加他的名望，實在令人很難想像。無論怎麼說，泰勒接受了這項任命，也證實了他的一些二戰老戰友們對他的批判：泰勒對名利虛榮以及後門政治的偏好，遠遠勝過他的才幹與判斷力。泰勒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遺缺由陸軍參謀長艾爾．惠勒接任。惠勒是個官僚與軍方權力掮客，沒有實戰經驗，他的遺缺由哈洛．詹森（Harold Johnson）替補。由於有泰勒進駐西貢，惠勒不可能在越南戰略決策上有多少發言權，不過這位新任主席的軟弱很快暴露無遺。

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接掌軍援越南指揮部的威廉．魏摩蘭（William Westmoreland）說，「我接管了這一團政治混亂……它幾乎就像嘗試理清義大利麵一樣。」霍金斯儘管犯下許多離譜的錯，誤判也很明顯，仍然獲准光榮退休。繼任他的魏摩蘭比泰勒低階，直接聽命於太平洋地區美軍指揮部總司令。在魏摩蘭獲得任命以前，有人質疑他是否夠精明、夠強悍。據說，當時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屬意由哈洛．詹森、克萊登．亞伯拉姆斯或布魯斯．帕爾墨接替霍金斯；但泰勒在向總統與麥納瑪拉報告時謊稱參謀首長聯席會議選了「老魏」。

魏摩蘭在進駐越南以後，不斷遭人挖苦說他是「美國陸軍有史以來最了不起的團長」，他在越南的表現也讓人難以信服他是一位偉大的指揮官。他手下一名陸戰隊參謀官在家信中寫道，「他很能掌握事情全貌，很快就能察覺問題出在哪裡，但他會放任自己天馬行空，胡思亂想。他的一些方案簡直是瘋狂。」但無論怎麼說，就算派薛曼（Sherman）、巴頓（Patton）、甚至派李奇威進駐越南，大概情況也好不了多少。美軍冷眼旁觀，發現原來幹他們這一行的獨特賣點，就是他們會殺人。要他們超越他們的智慧、經驗與資源以因應政治與社會挑戰，是對他們要求太超過了。

魏摩蘭後來說，「在那段期間，我與所有其他美軍軍官時刻謹記於心的，是甘迺迪就職演說中那一段充滿感情、讓人非常感動的講詞：『我們願意背負任何重擔、面對任何艱苦、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以確保自由的生存與勝利。』……對於前往越南為這樣的理想原則而戰，我們感覺很棒。」性好挑剔的二十一世紀聽眾，或許認為魏摩蘭這番話是陳腔濫調，但當魏摩蘭一九六四年上任，發表這篇感言時，他說的似乎是肺腑之言。像當年幾乎所有職業軍人一樣，他也滿腦子「辦得到」（can do）精神。

不過，這種態度的代價是，就像過去霍金斯時代一樣，魏摩蘭領軍下的軍援越南指揮部也將現實丟在一邊。印支問題專家豪沃德．辛普森這時奉調前往美國駐西貢大使館。在前往西貢途中，他在檀香山出席一項戰略高峰會，與會人士包括麥納瑪拉、魯斯克、泰勒、魏摩蘭以及中情局局長約翰．麥康等等。辛普森大失所望地發現，與會諸公沒有一個人真正了解越南。會中那些討論讓他越聽越喪氣：「我很快就知道，最近的歷史教訓沒有列入高峰會議程。法國人戰敗，我們會贏……我可以閉上眼，想像自己一九五三年坐在法軍指揮部聽簡報。」

辛普森當時沒敢直接說出來，但會中說明的那些計畫與方案在他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因為他知道沒有一個越南人能辦得到。而且更糟的是：西貢那些官兵會運用他們的一貫技倆，你說什麼他們都同意，但他們什麼都不做。「越南人扮的是根本不用上台的小角色。在這場為他們的國家而戰的鬥爭中，他們實際上已經成了局外人。」這一點非常真實，非常重要。一向以本國反殖民主義傳統與心態而極度自豪的美國人，現在決心以世世代代以來不折不扣的殖民政府風格打一場戰爭。法蘭克．史考登說，一般美國人對越南人的態度是「漠不關心。美國人都愛拿越南科技開玩笑，說越南人只會用兩根棍子夾起一個東西，或用一根棍子挑起兩個東西…我們是彼此幾乎一無所知的盟友。」

在南越，憑藉武力經常足以為共產黨帶來戰術性挫敗。但史考登、辛普森、范恩與蘭賽這類懂行的美國人都知道，戰場上的勝利效果小得出奇。或許這場戰爭最大的諷刺，特別是對那些因此戰死的人，最大的諷刺是相對於河內與西貢之間的社會與文化角逐，戰鬥是最不重要的部分。華府把美國在越南的核心任務交給泰勒，就好像派一個電工修理煤氣漏氣一樣。不過泰勒在描述自己的任務時，用了另一個比喻：「我的任務，就像那個荷蘭小男孩用大姆指堵住水壩裂縫，阻止潰壩一樣。」當魏摩蘭接掌軍援越南指揮部時，威廉．德沛在家信中寫道：「我們打不贏，但或許我們能保持不輸。」

那年夏天西貢相對平靜，就像在整個戰爭過程一樣，這樣的日子在華府引起陣陣樂觀的痙攣：或許不必做什麼大決定也行。在洛奇的支持下，魏摩蘭在檀香山戰略高峰會中說，「情勢已經探底，開始逐漸走平、好轉……除非發生政變或暗殺之類不尋常的暴力事件，南越不會崩潰。」麥納瑪拉與中情局的麥康認為情勢沒那麼樂觀，但魏摩蘭與即將卸任的洛奇堅持己見。

身為軍援越南指揮部司令需要管理才幹，就這一點而言，魏摩蘭頗為稱職。有人說他有一群「一時之選」（the crème de la crème）的參謀。他的參謀長迪克．史提威（Dick Stilwell）與矮小精瘦的作戰官德沛，像他一樣都是工作狂。美國軍事介入迅速擴大帶來的相關行政管理，儘管造成巨大社會與天然環境成本，但進行得很有效率。不過在戰鬥方面情況沒那麼好。德沛在七月二十八日的家信中說：「這個地區可以說將星雲集，老實說，那些可憐的越南小矮人都被壓得喘不過氣，而且不知如何是好，或許他們還有些害怕，我不敢確定……這場戰爭顯然已經把他們弄得筋疲力盡，他們顯然不願意再像這樣打打停停，不斷流血流十年。我敢說，他們一定希望我們替他們攻擊北越。」德沛在八月的信中又寫道，「如果這個國家的領導人認為他們贏不了，我們又怎能贏得了。」

在華府，主戰的鷹派情緒在不聲不響中緩慢但不停地升溫。邦迪、魯斯克與麥康贊成在選舉過後投入地面部隊，不過魯斯克在檀香山會議中強調「美國民眾還沒有作好吸收更多軍事行動的準備」。麥納瑪拉仍然不願派遣大部隊進駐，但現在也贊成轟炸北越。情報部門提出一種新理論：正因為河內擁有的工業與基礎設施太少，一旦見到這些設施被炸毀，能讓河內特別緊張。國防部助理部長、瘦高個約翰．麥諾登，根據不斷提高痛苦面的想法，建議一種具有東方式巧思的轟炸戰略：「我們發動空襲的目的，應該是傷害他們，而不是摧毀他們。」當參謀首長七月三十一日在白宮開會時，華里斯．葛林重申主張，認為想在南越求得一種可以忍受的結果，美國就必須把戰火延燒到北越。這位強悍的陸戰隊將領說，美國現行政策「讓敵人決定在哪裡交戰，違反一項根本性軍事原則」詹森說，就許多方式而言，南越與美國的問題類似得古怪：南越的吳廷琰遭暗殺不久，美國也剛遭到甘迺迪遇害之痛。儘管他告訴與會將領，軍情緊急，不容任何政治猶豫，但沒有人信以為真：距離投票日不到一百天，現在一切的一切都以贏得總統選戰為主，其他任何事都得擺在一邊。

譯註：斯巴達克斯，西元前一世紀領導奴隸反叛羅馬的競技士，後來失敗被殺。 back

譯註：班哲明．布里頓（一九一三—一九七六），英國作曲家、指揮家、鋼琴家，是二十世紀古典音樂的重要人物，也被認為是英國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知名作品有歌劇《彼得．葛萊姆》、《比利．畢特》、《仲夏夜之夢》……等，以及《戰爭安魂曲》、《法蘭克．布里奇主題變奏曲》，管弦樂曲《青少年管弦樂團指南》等等。 back

譯註：「大社會」（Great Society）：在一九六〇年代，由美國總統林登．詹森和其在國會的民主黨同盟提出的一系列國內政策，主要目標是經濟繁榮和消除族群不平等。 back

第9章進入東京灣

Into the Gulf

◎謊言

林登．詹森是不是想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投票以前找機會展示他用兵的能力，還是說危機找上門來，一直沒有定論。那年八月，就在民主黨舉行黨代表大會以前兩周，東南亞戰局出現新轉向。早自一九六四年一月起，美國已在北越境內展開代號OPLAN34-A的秘密作業，以投擲化學藥劑與突擊作戰等方式擾亂河內。或許就全面性戰局而言，這項作業另有評價，但它毫無來由地奪走數以百計越南人的人命與自由。自一九六一年起，共產黨情報機構就一直從擄獲的特工中找出「回頭」人員，用他們與美國的半軍事行動首腦們大玩「無線電遊戲」。由於有了這類「回頭」人員，再加上滲透南越的雙面間諜，使北越在這類間諜戰上可以不斷有所斬獲。在一九六三年，美國以降落傘空降或以小艇運輸方式將八十組特工送進北越。中情局的吉伯．雷登（Gilbert Layton）說，「在我這裡……我們假定南越已經遭到滲透……當我開始召募這些人之初，有人說，『你不擔心你雇的那些人裡面可能有越共嗎？』我說，『我們估計大約有百分之十的人是越共，但果真如此，我們在人數上還是占有九比一的優勢。』」

中情局的柯比有即時發現事敗的本能：「根據我這裡得到的訊息，這麼做成不了事，所以不要再搞這種事了。」他在一九六三年冬向麥納瑪拉進了許多言，只是麥納瑪拉並無回應。麥納瑪拉說服自己，如果能置於軍援顧問團管控下，擁有軍力後盾，秘密作業有助於對河內持續施壓。他在那年十二月向詹森提出這個論點，沒隔多久，OPLAN34-A系列作業就展開了。幾近兩百名南越人受了跳傘、划艇或泳入北越的訓練，不過他們接受的訓練並不完備：潛入城市的特工奉命找出天主教神父，因為神父們一定反共，神父們果然反共，但他們的教堂也因此永遠在共產黨緊密監視下；有些特工在跳傘進入北越後，因為穿的是皮鞋而不是北越人大家都穿的涼鞋而形跡敗露；有一名特工因穿了美國牛仔褲而被抓，他的牛仔褲也立刻為抓他的那名士兵據為己有。許多特工在踏上北越後立即投降。

北越不時發表西貢特工審判秀，拒捕的特工則遭處決。OPLAN34-A特工大多數遭到無限期拘禁，最後一批倖存者直到一九九五年方才獲釋。中情局負責監督這些秘密任務的「研究與觀察組」（Observation Group, SOG）組長克萊德．羅素（Clyde Russell）上校，日後在面對參謀首長聯席會的調查時說，「我們對大多數送進北越工作的人員不抱多少指望……我們的行動沒有一次成功。」但由於以麥納瑪拉為首的一群高官與將領認為這麼做成本低、不招搖，還可以不斷對敵人施壓，OPLAN34-A突擊作戰行動持續進行。

負責兩棲突擊任務的高速巡邏艇上的南越官兵都是精銳部隊，領有美國人發給他們的現金酬庸。以蜆港為發起點的突擊任務大多數在暗夜進行，持續不超過數小時。高速巡邏艇總是雙雙出動，平均每周執行一次任務，由美國人利用空拍圖向執行任務的南越軍官做簡報。這些「又快又兇」的巡邏艇將海豹突擊隊員、越南儂人（Nung）送到岸邊，對岸上設施發動攻擊。他們不時也與北越巡邏艇衝突，用他們的四十公厘砲發動攻擊。這些對北越的突擊沒有真正紀錄──都只出現在「美國聯絡處」名下的工作誌中。越南官兵非常喜歡駕駛這種五十五節[32]（knot），比共產黨所有的船都快的巡邏艇。一名軍官說，「能把戰事帶進北方，而不僅是被動保衛疆土，感覺真好。」

共產黨不斷擊退來犯的突擊隊，岸防也始終保持高度警戒。七月二十八日，在對干島（Hon Gio）的一次攻擊過後，中國製的汕頭級巡邏艇追逐突擊隊，趕了四十五英里。兩天後，突擊隊對美島（Hon Me）發動攻擊，結果只對島上雷達設施用自動武器掃射一番就被逐退。就這樣，三天後，當美國驅逐艦馬杜克斯號（Maddox）駛入距這些島嶼不到數英里水域、執行「戴索托」（Desoto）電子監聽任務時，島上守軍已經全神戒備。馬杜克斯號當時已經駛入北越宣稱的領海，不過仍在美國認定的公海水域內。它的一項任務是為軍援顧問團蒐集情報，包括「判定北越海岸巡邏活動……刺激並紀錄北越反應，以支援美國的信號情報作業」。

八月一日，信號攔截人員向海上任務指揮官、馬杜克斯號艦長海軍上校約翰．海利克（John Herrick）示警，說北越的電信傳輸顯示，北越海軍指揮官已經「決定今晚與敵人打一場」。馬杜克斯號在獲得這向警訊後，退入比較沒有爭議的水域。第二天，八月二日，共產黨下令多艘P-4魚雷艇與汕頭級巡邏艇在美島外海集結，根據美方解讀，這意味北越打算對馬杜克斯號發動攻擊。早在八月二日，國家安全署（NSA）已向軍援顧問團與海軍各指揮部──不過未向馬杜克斯號本身──發出緊急警告：「根據北越展示的敏感度以及他們的反制準備，北越對戴索托巡邏的可能反應或許會較預期更為嚴重。」富排（Phu Bai）的信號情報單位在東京灣當地時間上午十一點四十四分時再發一份急電，說一艘汕頭級巡邏艇已接獲攻擊令。但儘管如此，馬杜克斯號仍獲許繼續它的戴索托電子監聽任務。八月二日中午，馬杜克斯號在美島外海見到五艘共產黨巡邏艇，但沒有因此改變航線。

在河內指揮部，當天下午的執勤官是副參謀長陳歸海（Tran Quy Hai，譯音）大校。指揮部的人後來說，當海軍總部來電報告發現馬杜克斯號，並要求指示時，陳歸海說，「什麼？他們在問我們應該怎麼反應？敵人艦艇侵犯我們水域，我們就必須攻擊！他們在等什麼？」作戰部副長通知海軍指揮部執勤官，執勤官於是下令出動魚雷艇一三五大隊的三艘魚雷艇，在兩艘巡邏艇支援下與馬杜克斯號交火。

在西貢新山一空軍基地，國家安全署攔截站執勤官哈利．威廉斯（Harry Williams）接獲菲律賓聖米蓋（San Miguel）海軍信號情報單位的警告，說美國軍艦即將遇襲。有證據顯示，北越指揮鏈出現混亂：河內曾下令召回P-4，但衝突已經發生。馬杜克斯號在下午兩點發現北越砲艇，於是掉頭往東，增加航速到二十五節。四十分鐘後，海利克向岸上指揮部報告，說他必要時會運用艦砲自衛。在航空母艦提康德洛加號（Ticonderoga）擔任護航的四架F-8「十字軍」（Crusader）戰鬥機奉命支援馬杜克斯號。三點五分，馬杜克斯號的五英寸艦砲發出三發警告彈，隨即火力全開、攻擊以四十節高速破浪而來的北越砲艇（美國政府事後指共產黨首先開火，這說法完全不確）。馬杜克斯號的艦砲與北越砲艇發射的魚雷都沒有命中對方，但F-8於三點二十分抵達戰場，用機砲對P-4發動俯衝攻擊：所有三艘P-4都遭到重創，北越水兵四死六傷。戰鬥結束後，馬杜克斯號只在上層建物上多了一個彈孔；一架F-8受損，但安全降落蜆港。

八月三日，北越總參謀長文進勇飛往海岸。魚雷艇都在外海一個島上修補，迄未返航。文進勇此行表面上為的是向海軍賀喜，但他在返回河內的直升機上告訴一名隨行軍官，他認為「在我們設法局限這場衝突之際」，發動這項攻擊是一次錯誤；他認為指揮部執勤官逾越了他們的權限。

華府對這場衝突的初步反應是不聲張，但在總統指示下，華府向河內發出嚴厲警告：對美國軍艦發動的任何進一步「無端」攻擊將有「嚴重後果」。八月二日，麥納瑪拉在陪伴賈姬．甘迺迪（Jackie Kennedy）望彌撒時被召回國防部。第二天，麥納瑪拉主持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討論來自西貢、令人喪氣的新軍情報告。他在會中說，「我們在輸……這一次不能再吞敗，也不會再吞敗。」有報導說，中國的一個空軍師正在進駐北越。中情局的麥康提出警告說，中國可能對西貢發動空襲；俄國也可能插手，像韓戰期間一樣，悶聲不響地派出戰鬥機。美國派遣第二艘航空母艦星座號（Constellation）前往北越外海，支援提康德洛加號。另一艘驅逐艦騰納．喬號（Turner Joy）也奉命出動，與馬杜克斯號會合。海利克上校確信情況嚴重，發電指出「北越已經下了戰書，現在自認已經與我們交戰」。他呼籲華府派遣更重型艦艇支援戴索托任務。馬杜克斯號奉命在八月三日再次逼近海岸。

八月三日到四日，南越突擊隊發動又一次OPLAN34-A突擊，出動四艘快艇攻擊榮子（Vinh Son）的岸上設施，其中一艘遭到共產黨追擊。在距離事發水域許多英里外，北越仍在忙著修理他們受損的三艘魚雷艇。但富貝的信號情報攔截人員誤解了敵人電訊，認為北越對美艦的又一次攻擊迫在眉睫；富貝於是在下午四點五十六分發出新「重大」警告。當天，八月三日，一艘汕頭級巡邏艇確曾用雷達跟蹤美艦，但保持在安全距離外。海上風雲儘管緊張，馬杜克斯號與騰納．喬號附近水域並未傳出槍聲。

華府方面沒有人主張撤回戴索托任務。第二天，八月四日上午，兩艘驅逐艦恢復岸上偵察任務。晚上六點四十分時，富貝發布新警告：「北越可能計畫對戴索托巡邏任務展開海軍行動。」不到兩小時後，馬杜克斯號在不斷惡化的天候中報告，雷達發現兩個「臭鼬」（skunk，海面雷達接觸）──與三個「妖怪」（bogies，空中接觸），距離一百英里。海利克日後推斷，那三個「妖怪」或許是中國海南島折回的錯誤「地形回歸」。海利克在晚上八點四十五分時報告，說海面上的「臭鼬」不見了，但在九點八分發現又一「臭鼬」。飛臨上空的海軍天鷹（Skyhawk）式戰鬥機報告，在暗夜中見到兩艘驅逐艦艦尾的白浪跡，但沒有見到敵艦。九點三十四分，馬杜克斯號上警鈴大作，雷達有了新接觸，距離九千八百碼，顯然以四十節高速逼近；騰納．喬號作業員也報告發現活動。隨後聲納小組發現水下有動靜，馬杜克斯號的戰情中心（Combat Information Center）──不是聲納作業員──認為是魚雷來襲。海利克在九點四十分時報告他的船艦向「攻擊者」開火，但又說驅逐艦很難在雷達上鎖住它們。這不足為奇，因為它們是美國人憑空虛構的東西。

驅逐艦發出的「正不斷遭到魚雷攻擊」的報告，在當天晚上傳到國防部，它們不僅反映了技術人員的眾多錯誤，也說明他們的長官反應過激。駐防夏威夷的海軍上將尤里斯．葛蘭．夏普（Ulysses Grant Sharp）一度將這些報告視為「重啟的敵對行動」。許多年以後發表、幾乎百分百可靠的北越戰鬥日誌顯示，他們當時沒有在美艦左近部署任何船艦。無論怎麼說，兩艘驅逐艦因這些雷達接觸而採取誇張的閃避行動。馬杜克斯號的艦砲無法鎖定目標，但騰納．喬號打了三百多發五英寸砲彈──不過也沒有見到敵人蹤影。晚上十一點三十五分時，「行動」終於停止，海利克報告擊沉兩艘敵艇，另一艘敵艇受創。但他的幾名部屬始終不敢確定究竟是否有衝突發生。情況很快明朗，聲納作業員發現的「魚雷來襲」效應，其實是驅逐艦劇烈運動、猛打方向舵造成的現象。不到一小時，海利克發電表示「整個行動有許多疑點」，他隨即在電文中說，「從未真正確認一艘敵艇」。

但在華府，在富貝發出「重大」警告後，麥納瑪拉向總統示警，說北越攻擊迫在眉睫。在「戰鬥」結束後三小時，詹森授權對北越基地發動報復攻擊。在執行這項報復攻擊任務的飛機起飛前五小時，夏普上將對國防部提出警告說，「對這項行動進行檢討後發現，報告中提到的許多接觸與魚雷攻擊似乎可疑」。但隨後信號情報處送來一份國家安全署攔截到的北越電文，說北越「在交戰地區擊落兩架飛機……我們犧牲了兩艘船，其他都安然……敵艦可能也受創」。這份電文談的其實是八月二日那場共產黨當時還弄不清楚狀況的戰事。但麥納瑪拉把這份電文視為八月四日新攻擊的證據。再加上來自兩艘驅逐艦的特別「目擊報告」，麥納瑪拉認為自己已經證據齊備，可以建議總統下令發動空襲了。

八月四日下午六點，國防部發言人向世界宣布北越對美國「第二度蓄意攻擊」。魯斯克告訴國務院助理，把邦迪五月間起草的一份國會決議案拿出來修整。詹森怒氣沖沖對麥納瑪拉說，「我不僅要毀了那些攻擊馬杜克斯號的魚雷艇，我還要毀了所有停在港內的東西……我要好好教訓他們一下。」麥納瑪拉儘管握有可以更正總統誤解的證據，卻沒有拿出它們讓總統消氣，他以非常選擇性的作法運用信號情報。在國會幾次聽證期間，儘管許多證據顯示北越當時忙著救援他們受創的砲艇，還曾特別下令部隊不得再招惹美艦，但麥納瑪拉先是對這些證據視而不見，繼而設法壓制這些證據。史上所謂「東京灣事件」（Tonkin Gulf Incident）的主要內容很簡單：馬杜克斯號在執行一項有關OPLAN34-A的任務時遭到挑釁。鑒於海岸不斷遭到突擊的事實，北越當時渴望還擊不足為奇。下令砲艇對美艦展開攻擊的，是北越一名渴望一戰的軍官，之後北越許多高官──不過黎筍與黎德壽除外──對這項接戰決定表示後悔，而且華府很快也知道北越後悔。所謂「第二度攻擊」根本不存在。

但麥納瑪拉急著採取行動；處於大選緊要關頭的詹森總統，為了不讓共和黨人抓到任何攻擊他軟弱的把柄也急著採取行動。美國軍艦遭到攻擊，詹森立即強硬以對，這為他贏來許多掌聲。就這樣，為了隱瞞自己犯下的各項錯誤與過失，為了找理由證明空襲北越的正當性，美國政府只能不斷撒下更多謊言。詹森將八月四日的全國電視演說延後，直到接到夏普的報告、說提康德洛加號與星座號上艦載機已經出動之後，才在美東時間夜晚十一點三十六分上了電視。詹森在這篇演說中告訴美國選民：「（共產黨不僅）對平和的南越村落發動恐怖攻擊，現在變本加厲，在國際水域上公然侵略……對於美國軍隊一再遭到的暴力行動，我們不僅要提高警覺防禦，還必須主動回應……儘管其他人似乎忘了，我們知道衝突擴大的危險。我們不想擴大戰事。」

聯合參謀首長向海軍發布命令：「在當地時間早上七點時展開一次性全力出擊……以盡可能保證目標高度摧毀為目標。」海軍戰機出動六十四架次，毀了幾艘北越船艦，本身損失兩架飛機。其中一架飛機的駕駛員艾佛瑞．奧法雷茲（Everett Alvarez）中尉說，歷經多年模擬訓練之後，突然發現自己投入實戰「恍若身在夢中」。不幸這是一場惡夢：奧法雷茲因座機遭擊落，在一所北越監獄中關了八年。

詹森總統對東京灣事件的反應說明一種憤怒：一個毫不起眼的亞洲共產黨蕞爾小國竟敢抗拒美國。對詹森而言，細節並不很重要：早在八月四日上午他已經表示，打算利用信號情報處判定的所謂「第二度攻擊」說服國會通過決議，支持他升高戰事。如果能讓那天發現的一些掃興的事實打破他那精心塑造的憤怒泡沫，詹森一定很失望。但他的顧問、特別是麥納瑪拉沒有盡責更正早先的錯誤情報，沒有設法讓他平心靜氣。他們讓總統將原本一件可以置之不理的芝麻小事無限上綱，演成一場大衝突。

唯一可能的解釋是，麥納瑪拉本人迫不及待想採取行動。美國領導人想利用因本身小動作挑起的衝突為藉口，展現美國的意志與能力。那年夏天早先，華府已經透過國際控制委員會的加拿大代表致函河內，向范文同提出警告說，北越如果持續在南越惹事將遭到「最大毀滅」。東京灣事件發生過後，加拿大代表應美國之請再次向河內示警：八月五日那場空襲的攻擊發起國還有很多炸彈。范文同在接到這項警告後「非常憤怒」，說「美國把戰爭搞得越大，最後遭到的失敗也越大」。

東京灣衝突發生過後，麥納瑪拉在參議院撒了一個大謊：「我們的海軍絕未與南越共謀，與南越絕對無關，如果南越（在馬杜克斯號作業的同樣水域）有任何行動，我們海軍也不知情。」幾乎完全依照邦迪那份草案起草的一份所謂「東京灣決議案」（Tonkin Gulf Resolution）於是提交國會。它授權政府「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逐退任何對美國軍隊發動的武裝攻擊，並防範進一步的侵略」。參議員理查．羅素（Richard Russell）說，「這事攸關我國國家榮譽，我們不能、也不會退縮」。這也是大多數國會議員的心聲。後來扮演布魯圖[33]（Brutus）一角，與詹森角逐民主黨總統提名的參議員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說，「這案子說的是『美國船艦在遭到攻擊時能還手嗎？』要對這樣的議案投反對票很難。」東京灣決議案於八月七日獲得國會通過，為美國之後在東南亞用兵提供了授權，投反對票的只有兩人：民主黨國會議員厄尼斯特．葛倫寧（Ernest Gruening）與韋恩．摩爾斯（Wayne Morse）

◎鷹派勢力高漲

八月五日當地時間下午一點半時，北越共產黨軍事委員會在總參謀部開會。總參謀部人稱「龍庭」，因為入口處有九級梯階，兩側各有幾條石雕的龍。與會者剛開始檢討八月二日的事件時，就傳來海岸地區遭美軍空襲的消息。隨後傳來捷報，說擊落兩架美國飛機，俘虜一名飛行員。這消息讓與會者星高采烈，於是決定休會，東京灣衝突導致的相互指責也因此嘎然而止。套用一名當時在場目擊的英國外交官的話說，美軍這第一波空襲引發「河內民眾幾近於自發的街頭示威，就像這樣的事在共產國家必然造成的結果一樣」。這波空襲為北越團結帶來的加分效果尤勝於一切宣傳。一名在自己村子裡見到美機攻擊附近油輪的少年，在一開始只感到震驚與迷惑。之後「我開始見到我輩年輕人的人生，很快就要來到一個必須為我國人民獨立與自由而戰的轉捩點」。這波空襲不但沒有讓北越人膽怯，還讓他們相信美國無端挑釁，北越人民是恐怖攻擊的犧牲者。那名少年後來當了空防官。

麥克斯．泰勒將軍曾說，美國人對共產黨領導層幾乎一無所知，對它的意圖所知更少。在美軍第一波空襲過後，主要是英國秘密情報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工作站的英國駐河內領事館，以相當精準的預言提出報告說，北越領導人「不會示弱，也不會因此改變方針。道路會重修，橋樑會由較簡單的竹子結構取代，補給站會重新補給……（空襲）只會加強他們的決心」。事實上，與這次空襲相形之下，莫斯科與北京因馬杜克斯號遭到攻擊而在私底下對河內表示的憤怒，讓北越政治局更加沮喪得多。胡志明從半退休狀態中再次露面，主持會議，在會中嚴厲問道「（攻擊馬杜克斯號）是誰下的命令？」武元甲要求懲處以陳歸海大校為首的幾名負責人。陳歸海說，在下令魚雷艇發動攻擊以前，他曾與一名政治局委員磋商。陳歸海不肯透露這名委員的姓名，但大家都認為這人是黎筍。儘管陳歸海遭到正式懲處，北越參謀長認為這件事並無遺憾，也不值得追究，「就算我們不攻擊他們，他們也會攻擊我們，帝國主義者天性本就如此」。之後變節的一名北越軍高級軍官證實，八月二日的攻擊確實經過黎筍授權，還說黎筍瞧不起武元甲，說武元甲「像兔子一樣畏首畏尾」，不敢與美國人攤牌。

由於美國為了找理由轟炸北越而捏造八月四日這場衝突，河內也認為進一步克制自己這方面的軍事行動不再有必要。因為發動東京灣事件過後的空襲，華府付出最慘重的代價：為了兌現轟炸威脅，它打出一張只有握在手裡才最有力的牌。在九月二十五到二十九日的黨中央委員會會議結束後，阮志清（Nguyen Chi Thanh）奉命出任南方局第一書記，北越軍正規部隊首次奉令準備南下。部分由於裝備短缺，部分也因為需要打點莫斯科與北京，三二五師的南下行程有所延誤，直到十一月部分編隊才啟程。

中國在那年十月十六日試爆一枚核武器，使東西方情勢更加緊張，並且開始大幅提升對北越的武器供應。北越開始獲得AK-47衝鋒槍、七點六二公厘機槍、八十二公厘迫擊砲、火箭榴彈發射器與無後座力砲。為加強北越本土防衛，北京將三十四架米格-17（MiG-17）戰鬥機交給北越：北越飛行員已經在中國境內受了兩年訓練，在一開始的幾次戰鬥任務中，他們的中國顧問還留在部隊與他們一起。在河內，高射砲開始部署在屋頂上；半數居民開始挖防空壕。

十月五日晚，毛澤東與周恩來在北京與一個河內代表團討論這場戰爭。毛澤東說，他很相信詹森無意入侵北越，但他反對北越任意挑釁美國人。范文同表示同意，並告訴毛與周，「我們會將這場衝突限制在『特戰』範疇上，在這個背景下擊敗敵人。」但他補充說，「如果美國敢（投入軍隊），我們會打，而且會打勝。」他們討論了依照聯合國秘書長宇譚（U Thant）的建議、透過聯合國進行談判的可能性。儘管毛澤東幾個月後變了卦，但他在那天晚上說，「談判不是一件壞事，你們已經建了一個（好）討價還價立場，至於談判成不成功又是另一個問題。」在東京灣事件發生過後，黎筍立即走訪北京，告訴毛澤東說他打算派一個正規師南下：現在，毛澤東要黎筍仔細考慮出兵南下的時機。

至於詹森，在八月鬧劇過後那三兩個月間，在投票日以前壓下東南亞的溫度仍是他最囑意的選項。美國不會進一步轟炸北越：詹森透過熱線這樣安撫莫斯科。東京灣衝突事件與之後通過的決議，直到很久以後、當詹森政府的謊言揭露時，才成為史上大事。事件過後不久，記者—史學者西奧多．懷特在《一九六四年總統出爐》（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4）一書中，仍能振振寫道，「美國戰機……在大膽與精準之間作了最佳取捨，以熟練巧妙的行動，反擊了北越魚雷艇的挑釁。」當時美國民眾最關切的不是東京灣，而是七月二日通過的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四天以後通過的大眾運輸法（Mass Transit Act）；公務員薪酬法（Civilian Pay Act）與反貧窮法（AntiPoverty Act）──詹森政府「大社會」立法行動的第一波法案。詹森讓八十八屆國會第二會期通過他的四十五項重大法案，比甘迺迪通過的法案高出甚多，自然很有理由引以為傲。

事實證明越南不過是次要選舉議題罷了，美國人對西貢的動盪與混亂不以為意，因為西貢原本就是這樣。但隨著阮慶將軍越來越獨裁，佛教徒與學生走上街頭抗議的事件也越來越多。阮慶還向佛教徒與學生保證，會與泰勒將軍討論他們的要求，等於承認自己是美國的傀儡，而把事態弄得益發嚴重。八月二十五日，阮慶據說同意與陳善謙與楊文明兩位將軍共享權力。隨即軍隊在一次示威活動中開火，打死六個人。西貢淪入新動亂，越共繼續在鄉間製造衝突。整個秋天，有關恐怖暴行與政治抗議的壞消息源源不絕。

美國人自我說服，認定佛教示威者是共產黨的工具。英國資深記者賈文．楊格（Gavin Young）有更深入的看法。他認為，越南佛教徒「深信共產主義野蠻而且邪惡，就像他們認為將他們的國家美國化是一種玷汙一樣。奇怪的是……他們要的，只是讓他們更能戰勝共產黨的工具。因為他們相信，那些美國支持、統治他們國家的將軍，都貪腐無能得無可救藥……他們（他們自己）是純正越南民族主義者，以他們的歷史與文化為榮。他們害怕、不信任一切外國勢力」。這些佛教徒誠然無知，但西貢那些將領比他們好不到哪裡去。

南越共和軍中尉南（Nam，譯音）排長，將他的部隊在一次西貢街頭示威的經驗描述如下：「一名穿黃袍的和尚高舉一面小旗，兩臂張開成V字，像拳擊選手高舉雙手進場、向觀眾致意一樣。大多數年輕的男性示威者穿著日本涼鞋與緊身褲，襯衫尾巴垂在後面。還有幾個少女拎著書包，就像正要上學一樣。但其中最積極、動作最誇張的，是兩個年齡較長、穿著黑長褲與花上衣的女人，她們手拿棍棒，其中一個人叫囂了一陣；跑到一處噴泉，好好喝了一大口水，然後跑回來繼續叫罵。」

當鎮暴警察衝向示威群眾時，軍隊退在一邊。鎮暴警察發射催淚瓦斯，直到街頭除了零星散落的木屐、書包、草帽與涼鞋以外空無人跡為止。在炙熱艷陽下，軍隊在對街建了一道有鐵刺網的柵欄。隨即，南中尉寫道，「一個板著一張老鼠臉的傢伙指著我大罵，『你這狗娘養的！美國人給了你多少錢？你死了以後，由於罪惡太重，想找一處夠熱的地獄懲罰你都找不到。』……人叢中飛來一塊石頭，擊中梁（Long，譯音）班長胸口。他痛得大叫，用槍托對正身前一名正在嘻笑怒罵的年輕人的臉狠狠一擊。我丟出一枚催淚瓦斯彈，藏了一肚子的怨氣也爆發了。我猛揮手中槍托，造成一聲慘叫，還聽到槍托打碎骨頭的撞擊聲。我的排向前挺進，怒火沖天、滿懷仇恨地衝入群眾。」當他的一牌人撤離時，南中尉有一種錐心的感傷：他從軍為的是保家衛國，現在幹的卻是這類骯髒的街頭勾當。這也正是許多南越人的感覺：他們困在相互競爭的惡勢力間，既迷惑又無助。一名美國顧問曾經問一名省長，「如果你年僅二十歲，沒有家累，也沒有支持西貢政府的紀錄，你會站在哪一邊？」省長坐在那裡一言不發，他的答案不言可喻。

麥克斯．泰勒在九月九日的一次白宮會議中說，「我們總有一天必須向北越進軍，因為這場戰爭我們輸不起。」詹森答道，在大舉展開任何行動以前，首先必須建立穩定的西貢政府──也就是說，戰略性決定還得繼續拖下去，而這讓參謀首長們深惡痛絕。陸戰隊的葛林將軍憤憤不已，說總統不肯在選舉以前做任何重大承諾是「一場巨型豪賭」。他呼籲政府給予阮慶百分百的支持，在南越宣布戒嚴，鎮壓一切暴亂與示威，授權南越軍進入寮國與高棉，在美軍空中支援下攻擊胡志明小徑，並攻擊北越，「一則迫使北越停止支援越共，一則也可以建立一個用來討價還價與美軍撤出的基地。」九月，軍援越南指揮部評估，之前三年的戰鬥殲滅約六萬六千名越共，但同時也向那些對這項統計數字信以為真的人承認，半數南越人民現在向共產黨納稅。

美國新聞處處長艾夫．布賈納（Ev Bumgardner）告訴法蘭克．史考登，阮慶身為政權領導人的日子已經無多：「美國人像蒼蠅一樣都在盯他，他就要日落西山了。」布賈納建議史考登拜訪即將上台的第五師師長阮文紹（Nguyen Van Thieu）將軍。史考登很是詫異，因為阮文紹不過是個輕量級角色。布賈納笑道，「他或許是個輕量級角色，但正因為這樣他才可能浮出台面。其他人都沒把他放在眼裡，等他們發現情況有異時已經太遲了。」果不其然，當南越軍事統治者再次洗牌時，三十四歲的空軍副司令阮高祺與阮文紹脫穎而出，成為所謂「武裝部隊理事會」（Armed Forces Council）重要成員。由陳文香（Tran Van Huong）領導的文人政府在十月二十日宣布成立，不過沒有人相信這個政府能長治久安，事實上也是如此。

同時，越共對一切與美國人、南越政府有關的事物展開無情猛攻。與之後發生的狀況相比，南越共和軍的損失相對較輕──陣亡人數在一九六三年不到六千，接下來一年也所差不多。但十月三十一日邊和的B-57轟炸機停泊區遇襲，八名美國人遇害，而華府不肯因此對北越發動另一次空襲，令華府鷹派恨得咬牙切齒。十一月一日，艾爾．惠勒正式向麥納瑪拉提出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觀點，認為美國應該要不大舉用兵，要不撤出越南。

翌日，麥納瑪拉形容情勢「極其嚴重……緊急」。但他仍然認為，就算依照參謀首長們的建議、攻擊北越，「也不會讓南越境內那些『越共』的態度出現任何重大改變。」麥納瑪拉重申他擔心中國可能介入，還說總統想採取行動，「但要在這樣做以前先對自己的事十拿九穩。」第二天上投票所投票的美國人大多數相信，把票投給詹森而不投給貝里．高華德（Barry Goldwater）可以避免越戰升高：當代表民主黨角逐的詹森告訴選民，不會派遣「美國子弟去打一場應該由亞洲人自己去打的戰爭」時，他獲得選民如雷掌聲。

十一月三日，大選終於落幕，詹森贏得美國史上最懸殊的壓倒性勝利。這項巨型民意後盾，或許是他下令撤出越南的最後、也是最好的一次機會。但一連數周，政府內部呼聲一直就是選戰既已打勝，現在要升高越戰了。除非北越真的投降，否則投入美軍的事勢在必行。邦迪、麥納瑪拉等人理所當然地認定，面對不肯屈服的敵人，就必須適度增加武力。

在八月空襲過後，詹森的「哈里斯民調」攀高，他所以決心協助南越人民（儘管南越人民本身不要他的協助），這是一個原因。美國人支持他發動空襲，認為這是一種展示領導人實力、宗旨與決心的方式。詹森憑藉高超的政治技巧，把國會關係搞得很好。國會中的外交政策重量級人士，包括威廉．傅爾布萊特、麥克．曼斯斐德與理查．羅素等參議員，私下都對詹森政府的越南政策表示懷疑，但詹森說服他們，讓他們暫不吭聲，等到重大決策已經啟動，再想發聲為時已晚。其他所有國家，包括英國、法國、日本、加拿大──除了澳洲以外幾乎每一個已開發民主國──都認為美國政策極端蠻幹。但儘管事實如此，美國人民與國會幾乎不發一言，坐視美國在一個遙遠的國度大舉用兵。這是這場戰爭的一件怪事。

在一九六四至六五年間，魯斯克的國務次卿喬治．鮑爾成為政府內部反對升高越戰最力的人士。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鮑爾提出一份長達六十七頁的備忘錄，表示他的看法。詹森直到五個月後才看了這份備忘錄。這是因為第一個閱讀這份備忘錄的麥納瑪拉對它厭惡──套用鮑爾的話，麥納瑪拉「視它為毒蛇……幾乎形同叛國」。鮑爾在這份備忘錄中指出，撤出越南不但無損國威，還會使美國聲譽更隆，因為所有美國盟國都反對這場戰爭。鮑爾說，與其不斷辯論軍事選項，政府不如投入同樣精力找出一條政治抽身之道。他說，「當我們美其名曰政府的西貢政權四分五裂時，我們卻用轟炸北越作為一種政治療傷形式」，實在很奇怪。他引用國防部在一九六二年進行的SIGMA II兵棋推演，強調北越不會因遭到空襲而屈服，還說轟炸只是「一種止痛作業，目的不過是讓我那些同事不必面對撤出的艱難決定而已」。鮑爾隨即成為詹森政府領了執照的反對派，就連總統對他的發言也總是洗耳恭聽，只不過他的話不起任何作用罷了。

為什麼這麼沒有爭論？外國人或東海岸知識分子對美國事務的觀點，從來不能引起美國人的關注。在一九六四至六五年間，中產階級美國人的保守主義仍是美國社會主流，美國人願意相信國家領導層，甚至能跨越黨派界線、相信總統說的話。當美國子弟陷身戰陣、垂死邊緣時，愛國心高漲，窒息了辯論。儘管《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不斷批判對越南用兵的作法，這些自由派報紙的讀者相對較少。同時，毫無疑問，民眾所以漠不關心，最大原因是他們聽不見槍聲，砲彈或炸彈也沒有落在北美。越南人對自身困境自然心急如焚，因為他們每天都得付出血腥代價，但美國人不必如此。最讓人震撼的，莫過於死亡與毀滅來到自家門口，來到自家街頭──這類震憾未必理性，但絕對強大。相形之下，詹森政府可以放心地做決定，因為無論這些決定為東南亞帶來什麼後果，對美國本土都不能造成任何實質損害。在一九六四至六五年間，對美國決策人而言，最讓他們關心的除了一些小錢以外，大概就是總統與總統身邊那群人用國旗巧為包裹的自我形象了。在那個年頭，他們的個人聲譽似乎與美國的全球威望密不可分。如果西貢街頭的殘垣斷瓦，如果湄公河三角洲稻農的淚水，竟然落在賓州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或落在北卡羅萊納州菸草田，美國人可能早就像越南佛教徒那樣拚死抗議了。但在詹森選戰勝利以後，事情發展與過去大不相同了。

總統選了一條放棄選擇的路：他決定，軍事勝利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結果，而南越人對這樣的結果根本不敢妄想。十一月二十一日，邦迪提出一份備忘錄，列出幾項戰事升高程度各有不同的方案。十天以後，詹森授權發動「滾筒行動」（Operation Barrel Roll）──對中立寮國境內的胡志明小徑進行秘密轟炸。這項行動一般認為不具政治風險，因為作業現場人煙罕至，有關消息果然直到聖誕節才走漏。詹森特別找上駐西貢大使泰勒，問泰勒是否需要美軍地面部隊。但或許讓他失望的是，泰勒繼續反對部署地面部隊。

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雖說世人都以為有關越南的重大決策還有待完成，詹森政府內部唯一真正的爭論是，要對北越發動大規模空襲，還是派遣地面部隊，還是雙管齊下。詹森總統相信，只有幾乎不計代價打到底才是勇敢、光榮之路，才是不負《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榮耀的唯一途徑。大衛．哈伯斯坦說，詹森是「超人，懷抱無窮無盡野心，是我們在這個國家再也見不到的那種政治人物……有驚人的衝勁、力量與智慧，與同樣驚人的不安全感」。

從十二月起，越共在西貢附近發動一連串毀滅性攻擊，在不到兩星期間製造了幾近一千件較小型的恐怖事件。在軍援越南指揮部司令魏摩蘭出席的一次美國參謀首長會議中，陸軍副參謀長怒道，「為什麼北越人看起來那麼秩序井然，南越人卻像是一群烏合之眾？」魏摩蘭答稱，北越軍有非常強有力的領導。南越軍將領相互不斷爭權奪利的問題怎麼解決？魏摩蘭認為，「越南人──至少在西貢的越南人──越來越覺得他們可以仰仗美軍替他們對付共產黨，讓他們空出手來角逐政治權力」。會議結束後，這位陸軍副參謀長輕蔑地說，「如果我們將老魏目前為止的說法整理一下，可以得出幾個要點。首先，軍援越南指揮部做得很好；其次，他不樂觀，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不悲觀；第三，他提不出什麼建議；第四，他是個自鳴得意的年輕政客，不過沒有他自以為的那麼聰明。」

十二月初，總統下令國務院，要國務院拉攏美國盟邦出兵，共襄盛舉，而他所謂出兵，可不是派「一名牧師與一名護士」應個景而已。當威廉．邦迪會晤澳洲與紐西蘭大使時，紐西蘭大使表示他的政府對這件事還得多考慮。十二月七日，在會晤英國新上台的工黨首相哈洛．威爾森（Harold Wilson）、爭取威爾森的支持時，詹森告訴威爾森，「派些穿英軍制服的軍人過來……就算不多，也能帶來巨大心理效應與政治影響力。」這是英美關係上一個耳熟能詳的主題：美軍完全有能力獨力完成他們選定的目標，不需英軍協助，但倫敦可以提供珍貴的政治掩護。麥納瑪拉曾經說，他願意付十億美元換一旅英軍，而麥納瑪拉這人是從不開玩笑的。在華府訪問的威爾森給詹森碰了一個軟釘子，說由於印尼侵略婆羅洲與馬來西亞，女王陛下的軍隊恐怕無暇顧及越南問題。詹森沒有把美國打算擴大戰事的計畫告訴威爾森，因為情況很明顯，英國政府不願捲入這場戰爭。魯斯克因此對一名英國記者說，「當俄國人侵入蘇塞克斯（Sussex）時，別指望我們會來幫你們」，憤恨之情溢於言表。

十二月二十日，在佛教徒不斷示威聲中，西貢又發生政變──武裝部隊理事會出現改組，現在由阮慶、阮文紹與阮高祺領導。這次事件讓泰勒氣得將西貢那些將領召進大使館，長篇大論教訓他們，要他們知道他們這樣胡搞瞎搞對戰局造成的損害。泰勒在一開始就對他們說，「你們都聽得懂英語嗎？」接著說，「現在你們搞了這樣一個爛攤子，如果你們再這麼幹下去，我們不能永遠保你們。」泰勒這些侮辱的話讓那些越南將領痛恨不已。阮高祺後來寫道：「我們少壯派非常清楚，軍隊是唯一有能力領導這個國家的建制。但美國人不斷施壓，要建立文人領導，我們必須在這種壓力下領導國家，這是我們的挑戰。」

一連幾次政變過後，有關中情局主導政變的各種傳言成為西貢茶餘飯後標準話題，這些傳言有真有假。一名低階軍官寫道，「在南越共和軍服役的那許多年，一九六四年底的那幾次事件讓我最感失望。」西貢電台每在政變發生時播出的進行曲，也淪為取笑的對象。話說有個小兵向排長請假，想回家探一下親。排長問他，萬一發生事故，需要他立刻歸營，聯絡不上怎麼辦。這小兵開心地說，「沒問題，排長，只要聽到電台播進行曲，我就知道發生事情，要立刻歸營了。」就算一些堅決反共的南越人，也認為南越社會骯髒、偽善，而西貢正是這一切罪惡的淵藪。一名傘兵軍官寫道，西貢是「用士兵的血與淚建構的背叛之城」，在這裡生活一個月「就能毀了一個人的靈魂……它讓我們祖國蒙羞，我夢見大洪水沖走這一切骯髒」。

越共在十二月發動了幾次協同攻擊，其中尤以聖誕夜對西貢布林克酒店（Brink Hotel）的攻擊最為血腥，造成兩名美國人死亡、五十八人受傷。布林克爆炸事件發生時，美國大使泰勒正陪伴剛抵達越南、主持一年一度聖誕勞軍秀的鮑勃．霍伯（Bob Hope）前往幾條街以外的另一家酒店。霍伯打趣說，「這是我得到的最熱烈的一次接待。」但事件激怒了美國高官。泰勒要求對北越發動報復性空襲，邦迪也表示附和，總統沒有同意。但幾天以後又出一件大事，越共攻擊了西貢東南方，一千名北越天主教徒十年前移入的一個村子。十二月二十八日，兩團越共攻擊南越軍，之後擊落四架美軍直升機。越共在三十一日發動伏擊，造成南越軍陸戰隊一個營百分之六十死傷，大多數軍官戰死。不過幾天時間，南越損失三百條人命。

在一九六五年新年，詹森對於今後應該怎麼做仍然舉棋不定。政治混亂已經成為西貢的常態，越南境內有大約兩萬六千名美國人，大多是顧問。如果需要增調援軍入越，詹森主張派遣特種部隊、突擊隊這類人員。鷹派這時已經清楚見到一些鴿派未能見到的真相：無論採取任何政治選項，包括中立化、召開新日內瓦會議與河內進行雙邊談判等等，最後只會以一個統一的共產黨越南為結局。對抗統治北越的鐵人，南越政界人物與軍方將領迫切需要鐵的意志──手段尚屬次要──但他們沒有。這讓麥納瑪拉、邦迪，特別是讓詹森總統苦惱萬分，美國也因此走上大舉擴大越南戰事的不歸路。

譯注：一節約為時速一點八五公里。 back

譯注：布魯圖（前八五年—前四二年），是羅馬共和國晚期的一名元老院議員，後來他組織並參與了對凱撒的刺殺。 back

第10章「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

‘We Are Puzzled About How to Proceed’

◎沿小徑而下

越南共產黨領導層眼見勝利在望，滿懷興奮地迎接一九六五年。黎筍認為，南越各地城鎮即將爆發全面暴亂，他寫信給南方局第一書記阮志清：「我們要抓住的機會來了。」北越軍上校阮安興高采烈寫道，「群眾暴亂大潮正襲捲偏遠農村與山區。」阮安曾在一九五四年奠邊府戰役中指揮越盟一個團攻擊伊莉安娜二號陣地。十年以後，白髮蒼蒼的他出任三二五師師長，而三二五師是北越軍第一支奉命整軍南下進擊的部隊。當時阮安染上痔瘡便血，許多軍人患有這種既痛苦又讓人臉面無光的病。阮安告訴龍庭，「給我一周時間治病。」這次他休養了不止一周。「由於我們外交陣線上的鬥爭需求」，南下進擊的計畫延後到十一月。

阮安接獲的簡報，三二五師官兵需用的米糧已經在胡志明小徑沿線各站貯藏妥當。一名軍需官又補充了一句，「那些米糧貯存已久，都長了蛆，不過仍然可以吃。」之後兩個月，阮安一直留在洞海（Dong Hoi）三二五師用茅草與竹子築成的總部，在暑熱下整頓裝備。每一名官兵都領到一個小背包、一具吊床、兩套卡其制服還有一點西貢的鈔票，但沒有毛衣。「在我們長途遠征的過程中，保暖衣物的欠缺對官兵的健康與士氣都有負面影響。」他們得在寒夜哆嗦著、幾乎空著肚子走上戰場。

十一月初，阮安領著一支一百人的先頭部隊動身南行。在一開始，他們發現沿途貯糧站那些腐爛的米有惡臭，「但吃起來還不算太糟」。最讓人難以忍受的是胡志明小徑的跋涉之苦──直到戰爭打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北越軍才有卡車代步。一天，這支百人隊涉水穿過一條大河，隨後沿著河岸小徑走向「一千零一座大山」山麓，這是他們從東往西穿越的第一道山嶺。先民在山道上闢了階梯，還置備了攀援之物。但阮安說，「供我們攙扶的那些繩索與枝條經過無數前人攀爬，早已滑溜……每一隻蒼蠅飛落我的背包，我都可以感覺到那蒼蠅的重量。」大學講師之子保寧（Bao Ninh）之後通過胡志明小徑時，對他那些農家子弟隊友的耐力非常佩服，有時他們還會幫他背一些背包裡的東西，讓他更加感動。

阮安領著他的先頭部隊不斷前行，口糧也越短缺。他們每人一開始每天可以領到兩個牛奶罐的腐爛米糧，之後減為一罐，加上一些發霉的木薯，再佐一點鹽巴。他們開始夢到肉、煮菠菜、魚露、檸檬汁等美味。伙伕試著用溪水沖洗陳年老米，卻發現米被水沖成粉末，只有蛆剩了下來，也只有搖頭嘆氣的分。最後他們只能從叢林裡挖掘野菜、煮成粥供官兵裹腹。河內讓他的部下在戰鬥前夕還得忍受這種匱乏，讓阮安非常惱火：「眼見部下官兵那些蒼白枯槁的臉孔，我氣得坐下來寫信……讓指揮部從我們的經驗中學到教訓。」最後，阮安一行來到緊鄰南越中央高地的一個中繼站，中繼站指揮官是一名曾與阮安在俄語班同窗的上校。那天晚上上校做了一碗酸魚湯款待阮安。阮安後來說，「我之後參加過許多宴會，但都沒有那天那頓晚餐那樣美味！」

他們在十二月抵達崑嵩（Kontum）省。阮安率隊來到當地的戰線總部，總部裡有讓他們飽餐的食物，他們就在那裏休息，等待師的主力。他們每天可以領到三罐米，有從叢林挖來的竹筍與馬鈴薯，偶爾還能享用士兵從河裡捕來的魚。河內傳來命令：三二五師的兩個團要繼續南進，阮安奉命擔任戰線副司令，與第三個團留在中央高地。在一連幾次在地性攻擊、讓部下先「染一下血」之後，阮安對地區首府發動第一次大規模攻勢。他的作戰計畫用的是共產黨慣用的戰術：包圍、砲轟崑嵩首府，並設下埋伏，等待可能從新更（Tan Canh）馳援的南越共和軍部隊。在兩軍長達數小時激烈夜戰過後，新更方面的南越共和軍仍沒有進兵跡象。阮安於是拿起野戰電話，下令擔任先頭部隊的爆破兵前進。電話中傳來爆破冰指揮官緊張而急促的聲音：「長官！隆連長、毛執行官與第九連所有其他軍官已經全數陣亡！」阮安答道：「閉嘴，給我打就是了！」當時整個團遭到重砲猛轟，先頭部隊必須前進，以解除團的壓力。打到天光破曉，阮安的部隊終於取勝，南越的第一個地區總部就這樣淪入共產黨手中。

接下來三天三夜，阮安的部隊餓著肚子，迫不及待等著前來救援的南越共和軍。這支南越軍最後終於如阮安所願，沿著大路直闖阮安設下的伏擊陣地，遭到一陣痛打。隨後，三二五師不發一彈攻下一連幾個戰略村，還短暫占領得蘇（Dak To）。阮安舉行慶功宴，宴上擺出的主菜竟是兩名年輕小兵射殺的一頭虎。阮安在備忘錄中念念不忘，大讚虎肉「真是鮮美！」不久西貢大舉出兵反擊，阮安率部撤入叢林。三二五師將之前幾場戰鬥中最重要的戰利品──兩門一〇五公厘榴彈砲──拆解，扛越邊界，遁入高棉境內安全地帶。

在一九六五年頭幾個星期，越共在南越全境各地加強攻擊。黎筍一度還指望共產黨「臥底」的間諜、南越軍上校范玉草（Pham Ngoc Thao，譯音）能發動政變。一名北越高幹通過胡志明小徑來到南方局總部時，總部人員敦促他要趕緊行動，因為西貢政權崩潰在即，「若不能迅速調人下來，就太遲了。」北越甚至印妥共產黨統治區新鈔，貼上「六五年新品」標籤，一箱箱運往南越。

范玉草後來發動政變失敗，逃亡，在神秘情況下遭到暗殺。但恐怖事件在南越越演越烈，以中央高地為例，兩名抗瘧疾工作人員在噴灑DDT化學藥劑時被抓，送上「人民法庭」受審。兩人最後被判「為美國與傀儡政權做間諜」，遭砍刀砍死。一男一女兩名在霍亂疫苗計畫工作的護士被越共抓走，被控「為美國帝國主義者工作以及當宣傳工具」的罪名。其中那名女護士因為是孕婦得免一死，但她得親眼看著她那名男同事被砍死。南越軍人與民兵的家屬也連帶獲罪：越共綁架一名著名地區民防軍（Regional Forces）班長的妻兒，要他投效越共，這名班長不肯，越共於是割了他的孩子的喉管。在這場慘無人道的戰爭中，酷刑與濫殺已經成為常態。一名南越軍官寫道，「情勢複雜得就連越南人也看不懂，更別說外國人了。」農家女馮氏樂莉（Phung Thi Le Ly，譯音）在遭到兩邊的人強暴、毆打、壓榨之後，被村子趕了出來。為撫養襁褓中的幼兒，她只得靠賣東西給美國人──包括賣她自己──維生。許多年以後，她在寫給外國讀者的作品中哀嘆：「你們不會知道生存有多難。」

傳統家庭紀律緊繃到極點，往往甚至破表。民族解放陣線有一名女成員是家裡獨生女，父親年邁多病，母親已經去世。她發現自己身為共產黨幹部很難克盡孝道：當個幹部「對我的生命以及貞操而言都非常危險」。一天晚上，當父女兩人終於在他們的小屋獨處時，父親對她說，「妳是我女兒。由於妳離開這個家，丟下家務，我們那塊田大多荒蕪，野草叢生。要我們從哪裡找吃的？許多人能不支薪酬為革命效力，但我找不到像妳這樣的人……妳至少應該可憐我，替我做飯……如果你被炸彈或砲彈殺了，我還得埋葬妳。但根據祖先傳下的規矩，子女葬父母是天經地義的事。」

戰事越演越血腥，民族解放陣線發現，「保證土地再分配」這個宣傳武器威力不如以前，因為農民現在每天得為生存而掙扎，根本無暇顧及土地問題。在越南鄉間大多數地區，百分之九十五的時間既看不到政府軍、也不見游擊隊蹤影。但套用大衛．艾利約的說法，「問題就出在那百分之五的時間。」農村生活的單調、貧乏與淒苦已經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極點，許多年輕人或選擇投效游擊隊，或選擇移居城市，原因就在這裡。馮氏樂莉的一名在西貢做了一陣吧女的友人，在回到村子後與她大談化妝、蜂窩髮型、抽水馬桶的種種趣事。樂莉說，「西貢……聽起來像天堂一樣。」一名十六歲、來自美萩貧農家庭的女孩來到西貢，投靠她擔任警察的哥哥。她非常興奮，因為她可以靠洗盤子每個月賺到兩萬五千南越比索。當然，她每天晚上必須工作到九點鐘，但「我認為很有趣」。每個人都有皮鞋或涼鞋，而不是赤腳。一般妓女賺的比兩萬五千比索多得多，只不過她們如果日後回到村子，會遭村民排斥罷了。

蘭德公司在一九六四年展開後來成為它最重要一項計畫的「越共動機與士氣」（Vietcong Motivation and Morale）研究。美軍對這項研究興趣缺缺，只派了一名叫做大衛．摩雷爾（David Morrell）的尉官做代表。摩雷爾全力投入這項研究。他日後說，「我們研究的一個重大現象是，為什麼敵人能這樣不斷發動驚人的猛攻？……他們的信念是什麼，為什麼他們放棄我們想給的好處……不計一切藏身（胡志明小徑的）古芝（Cu Chi）地道、靠蘆葦呼吸維生？」

美國進行這麼重要的調查，卻不知會南越總參部門、不與南越總參磋商，這令摩雷爾十分驚訝。摩雷爾的越南研究人員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對在地人民進行調查後，將初步調查結果向魏摩蘭將軍提出簡報，認為魏摩蘭的參謀人員對越共的投入與奉獻熱誠過於低估。魏摩蘭當即問道，越共「信不信上帝？」研究人員不敢確定越共信不信上帝，但他們確定越共很精酷刑逼供這套技倆。他們強調這一點，讓當時在場的泰勒很難堪。

蘭德報告指出，越共的戰略地位比南越那些統治者高得多，但美國軍方沒把這事放在心上。美軍只是不解：南越農民為什麼不願承認他們絕對得與美國合作才能取得物質利益。動機與士氣報告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向華府提出。蘭德的哈利．羅文（Harry Rowen）告訴助理國防部長約翰．麥諾登，「約翰，我想我們選錯了邊──我們選的這一邊會打輸這場戰爭。」這時的越共已經控制半個越南鄉間與南越四分之一的人口。蘭德報告中的越共「是無私、團結、奉獻的軍人，自許為愛國者，特別是在貪腐的南越與四分五裂的南越軍襯托下尤其顯著」。這樣的評價令麥諾登的助理丹尼爾．艾斯伯格印象深刻。在聽完羅文對越共的描述之後，麥諾登說，「他們簡直就像和尚一樣。」但麥諾登沒有將這段對話上報他的老闆麥納瑪拉，因為他知道事情早已定案，詹森政府已經下定決心要在越南取得軍事勝利。

民族解放陣線高幹張如堂，對他自己與他的同事們的困惑也有以下一段表白：「西貢將領表現出的那種完全不負責任與無能，讓每一階層的民眾離心、厭惡。南越是一個沒有領導層也沒有方向的社會──美國人無法提供這些基本要件。他們不能下令治亂。既然沒有一個可以至少主張若干法統、發揮若干效益的政府，美國又怎敢貿然用兵、用它的國家威望做賭注？」

◎徹底失敗

一九六五年一月，威廉．德沛少將從魏摩蘭總部寫信給兒子：「你問我誰在西貢掌權？事實是，沒有人掌權。這也正是我們在這裡碰上的主要問題。」泰勒大使發回華府的評估報告同樣不樂觀。他在報告中說，美國必須轟炸北越，否則就得出兵──他本人強烈主張轟炸，反對出兵。一月二十一日，詹森在華府舉行會議，邀請國會關鍵人物出席，聽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的報告。麥納瑪拉這篇報告對戰局的樂觀幾乎完全與現實脫節。他說，對付北越的秘密作戰進展良好，對共產黨的寮國滲透路線的轟炸也很有成效，南越軍的效能正不斷提高。麥納瑪拉說，目前為止，只有兩百五十四名美國人在越南捐軀，但他沒有提到去年喪生的美國人占了其中半數。詹森沒有告訴國會議員自己私下打算恢復轟炸，只強調他認為沒有必要出動美軍。他又一次打出愛國牌，要求兩黨支持：「在越南問題上，沒有民主黨或共和黨之分。」

但不到一星期以後的一月二十七日那天，在西貢街頭又一波佛教徒示威，以及順化美國圖書館被洗劫之後，武裝部隊理事會罷黜陳文香政府，讓阮慶再次上台。泰勒在向華府提出的報告中說，阮慶似乎已經與佛教組織聯手，而佛教在南越「擁有主宰權力與影響力……最不祥的層面是……佛教徒這項勝利可能為新政府組成鋪路，這個新政府一旦組成，最後將導致與河內以及與民族解放陣線的談判」。換言之，南越可能準備放棄這場美國人決心要他們繼續打下去的戰爭。

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那天向詹森提出一份備忘錄，強調共產黨「相信美國不會出動它龐大的力量，對美國政策的堅定與積極幾乎完全不解，他們認為我們不願冒大險」。麥納瑪拉贊同這份備忘錄，開始轉而成為不折不扣支持升高越戰的人士。這兩名重量級人士對謹慎有餘、但不夠周全的戰略決策表示擔心，詹森也有同感。他說：「我們要強有力的行動，要支持阮慶。」他下令邦迪前往西貢，協助訂定決策。鑒於邦迪是個大鷹派，訂定出來的決策性質不言可喻。

邦迪來到西貢，發現全城已經陷於狂熱的街頭示威，有關民族主義分子將發動政變、趕走美國人的傳言甚囂塵上。阮慶起先不肯會見這位詹森的特使，顯然因為害怕這麼做會惹惱佛教徒。邦迪在西貢受到冷落的消息傳到華府，讓幾天前才表示支持阮慶的詹森勃然大怒。美國人開始忙著尋找替代人選，準備再發動一次政變換掉阮慶。

蘇聯總理亞歷克西．柯錫金（Alexei Kosygin）就在這時訪問河內，這讓美國人更加疑神疑鬼。但柯錫金藉由此行在私下裡要求黎筍不要升高戰事，對此華府並不知情。莫斯科認為，身為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公認領導人的蘇聯，有義務為北越提供防空火砲與飛彈。但就像中國無意派遣地面部隊進入南越作戰一樣，蘇聯也不願進一步捲入爭端。所以，儘管莫斯科與北京都在大吹解放法螺，北越並不是他們手中的一枚導彈。但白宮、國務院與中情局沒能了解這一點。

另一方面，邦迪這趟南越之行撞上一場幾乎可以肯定並非河內指使的血腥事件。二月七日晚，越共用一個突擊爆破兵連對美國陸軍航空隊設於中央高地百里居的郝樂威營（Camp Holloway）發動攻擊。八名美國人被殺，一百零八人受傷，五架直升機被毀，另外十幾架受損。三天以後，越共發動又一次毀滅性攻擊。邦迪雖身在西貢，卻幾乎將這場對百里居的攻擊視為對他個人的冒犯。他電告白宮，美國必須有大動作反應：「想增加我們取勝的機會，最佳可行之道，就是訂定、執行一項不斷對北越發動報復攻擊的政策。」華府召開國家安全會議，批准恢復對北越轟炸。奇的是，喬治．鮑爾也對此表示支持；唯一表示反對的是參議員曼斯斐德。幾個小時以後，一百三十二架美國與二十二架南越戰機攻擊北越。

麥納瑪拉要求國防部研究新行動──包括是否有攻擊中國境內目標系統的必要。他說，「現在的問題是，面對中國與北越在地面的大規模運作，我們該怎麼反應？」麥納瑪拉主張用燃燒彈壓制地面的高射砲火；魯斯克基於政治立場，反對這麼做。艾爾．惠勒以一種詼諧的口吻說，「國防部長的神氣像極了李梅將軍，只差口裡沒叼著雪茄罷了。」美國在採取這項行動之先沒有與南越政府商量。河內很快陷入一片恐慌，擔心美軍可能入侵北越。

詹森政府宣稱，這波新轟炸是對百里居事件的自發性報復攻擊，但專欄作家亞瑟．克洛克與詹姆斯．芮斯登不以為然。兩人指出，美軍在一般情況下只會在東京灣部署一艘航空母艦，但這次部署了三艘航母，顯然美軍早已等在那裡，只等有機可乘，立即發動攻勢。芮斯登在《紐約時報》寫道：「不要再拐彎抹角了，我們已經在打一場不清不楚的不宣之戰了……我們那些大師為它創造了一長串漂亮名目，例如什麼升高、報復等等，但說白了就是戰爭。」

邦迪在西貢見到反美浪潮洶湧，地方政府無力招架的窘境。他告訴白宮，「越南情勢持續惡化，若不採取新行動，失敗看來難以避免……越共的狠勁與毅力驚人……我們仍然可以扭轉局勢，但時間已經無多。賭注……極高……今天美國再想以談判方式抽身，無論怎麼做都等於分期付款式的投降。」在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南越共和軍因死傷與逃兵總計損失相當十五個營的兵力。

麥納瑪拉這時不斷向詹森施壓，表明他個人主張大舉增兵越南，還談到十七萬五千人這個數字。為他立傳的作者寫他有「採取行動的深度個人直覺」。幾個月以後，他向英國外相派翠克．高登．華克（Patrick Gordon Walker）承認，除了升高戰事以外已經別無選擇，因為政府不可能向美國人民承認打不贏這場戰爭。但基於國內政治考量，為了不讓選民驚怪，一點一點逐步增兵似乎比較明智。參謀首長們後來說，他們一直想勸告總統，零零星星增兵註定失敗，因為美國需要全力一擊，但始終沒有適當機會。不過就算立即大舉增兵，再加上徵召後備部隊，美軍也未必就能確保勝利──要美國接受這一點很難。

邦迪至少做對一件事：他呼籲詹森總統，要詹森向美國人民提出準備打持久戰的警告。但詹森不同意，還派魯斯克勸傅爾布萊特阻止參議院的一項有關辯論。麥瑪斯特（H.R. McMaster）曾寫道：「越戰不是一股冷戰意識形態浪潮強加在美國身上的。它像貓爪一樣悄悄來到……詹森與麥納瑪拉成功造出一種幻象，讓美國人民以為攻擊北越可以避開這場戰爭。」詹森政府以這種悄無聲息的方式升高戰事，不僅反諷意味十足，就道德與政治層面而言也很惡劣。因為詹森當時正一頭栽進泥沼，而避開這團泥沼最好的機會就是聽從國會山莊發出的強大呼喚。詹森政府當時若能將各種選項誠實攤在國會面前，國會一定會樂於告訴美國人民，不值得為越南打一場大仗。

邦迪認為，詹森沒有把越戰問題提交國會，犯了一項基本性大錯。邦迪寫道，「國會辯論當然會產生不同意見，但如果鴿派勝出，政治解決之門會開啟得早得多。」他發現，與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一九四一年決定美國是否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作為相比之下，詹森在一九六四至六五年間對美國人的矇騙並沒有更多。但「問題是這一次結局惡劣，從歷史上看起來就糟透了」。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一日，英國首相威爾森打電話給詹森，抗議升高戰事，並表示希望來華府討論這件事。詹森立即回絕了他，說：「我不會告訴你怎麼經營馬來西亞，你也別告訴我怎麼經營越南。」威爾森解釋說，他面對英國國內要求與美國分道揚鑣的龐大壓力。詹森仍然不為所動，甚至還教訓了威爾森一頓：英、法兩國對美國打這場戰爭抱持的負面態度令詹森十分不快。與前總統艾森豪的一次會晤，也讓詹森更加鐵了心，準備大舉投入越戰。艾森豪在這次會議中呼籲詹森，要詹森採取一切必要軍事措施以扭轉戰局。

不過在華府，認定大難將至、力主謹慎的人仍然很多。國家安全會議的詹姆斯．湯姆森（James Thomson）寫道，越南的「政治、軍事與地緣環境早就該讓我們避開，但我們在這裡大舉浪擲國家威望與資源，已經深陷泥沼」。由於中情局對南越以及對空襲戰果的評估幾乎無一樂觀，詹森大為光火，終於在一九六五年四月迫使麥康辭去局長職。中情局的分析紀錄絕對談不上完美，但事實證明它比其他機構──特別是軍援顧問團──的評估更精確。二月十七日，副總統韓福瑞將一份分析精闢的備忘錄交給詹森，要求詹森不要升高越戰，因為大多數美國人不懂為什麼要這樣做。韓福瑞說，剛在大選中取勝的詹森政府，大可利用目前享有的高人氣，在一九六五年為美國在東南亞好好療傷止血。詹森的反應是把韓福瑞趕出越南問題決策圈。

二月十八日，西貢發生新政變，政變過後，遭罷黜的阮慶出國流亡。潘輝括（Phan Huy Quat）成為名義領導人，但實權掌握在軍頭手中，其中尤以阮高祺與阮文紹權力最大──到六月間，兩人的主控地位已經完全確立。四天後，魏摩蘭要求陸戰隊保護美國在蜆港不斷擴大的基地設施。他這項要求早在華府計畫中，詹森政府自然立即應允。泰勒日後寫道，「要華府授權對北越發動空襲難上加難，奇的是，要華府派陸戰隊過來卻相對簡單得多。」

華府原本打算派遣一個一千兩百人的陸戰隊旅執行這項保護蜆港的任務，但詹森基於一個古怪的理由，決定改由一七三空降旅前往蜆港。詹森認為，派遣傘兵為美國人帶來的震撼，比派遣兩棲登陸部隊小。早在二月間，派遣更多部隊保護各地美軍基地的計畫已經箭在弦上，根據估計，四十四營、約十萬美軍即將進駐越南。華里斯．葛林將軍認為，要「保證百分百的保護」，就必須有這樣的兵力進駐。

在整個一九六五年二月，派往蜆港的部隊就在南中國海不斷兜著圈子，等待總統的決定。與陸戰隊第九團第三營同在韓里柯號（USS Henrico）兩棲攻擊艦上的吉姆．考提斯（Jim Koltes）海軍少尉，對艦上這批美國最精銳勁旅的品質印象深刻：「這些人可不是那些徵兵，或那些因為找不到工作而投靠的人。我遇到幾名曾經在巴黎聖母院與我一起的軍官，他們的紀律太棒了，那種同袍感情令人稱羨。每一名官兵都對他們的使命充滿信心。」他們在海上苦苦守候三十二個晝夜。他們依著艦舷柵欄，在黑暗中遠眺蜆港山丘上方不斷閃爍的照明彈與砲火火光。「沒有人知道他們在登陸時會碰上什麼，因為他們之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有過類似經驗。我們胡思亂想著：會像D日諾曼地登陸那樣嗎？」當然，情況不像那樣。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考提斯少尉領著幾艘登陸艇跨越幾英里海面，未發一槍一彈地登上灘頭。

在全連官兵離開攻擊艦以前，陸戰隊中尉費爾．卡普托（Phil Caputo）的連長舉行軍情簡報說，「大家聽好，在向部屬簡報時，要明白指出，我們的任務純屬防禦。我不要有任何人到那裡以後自以為是約翰．韋恩[34]（John Wayne），我們的任務是提供安全，如此而已。我們的任務不是打仗，是接下保安工作，讓南越軍空出手來打仗，這是南越軍的戰爭。」像魏摩蘭將軍一樣，卡普托也認為自己是在實踐約翰．甘迺迪的遺志：「如果他是卡美洛的王，那我們就是他的騎士，而越南就是我們的聖戰。這世上沒有我們做不到的事，因為我們是美國人，基於同樣理由，我們無論做什麼，做的都是對的。」共產黨敵人是「威脅新羅馬邊陲利益的新野蠻人」。

美軍陸戰隊就這樣在一大群攝影記者、興奮的兒童與分送花圈的美女前浩蕩登陸，但無論在華府、美國大使館或在軍援指揮部，沒有人認為應該把這事通報南越政府。不僅如此，套用泰勒的話說，儘管總統還沒有訂出完整計畫，一但駱駝的鼻子進了帳篷──第一批美軍已經上岸──再想趕他們出去就難了。沃爾特．里普曼寫道，「這原本是一場由美國支援的、屬於南越人的戰爭，現在成了一場由南越人非常低效支援的、屬於美國人的戰爭。」

席德．貝里在親歷南越軍在三角洲地區的一次行動後，有以下一段描述：「空中攻擊做得很好，大砲支援做得很好，直升機登錄與裝甲運兵車行動做得很好，部隊在地面的運動也做得很好。」但結果仍然一樣，讓人喪氣：「我們沒有發現任何越共大部隊，殺了六個、抓了四個、擄獲一些文件。但我們指望的大批越共不在那裡，或許下一次吧。」另一顧問很快就發現，只要與南越軍一起出擊，「我們似乎永遠也不會撞上任何敵人……他們有一項差不多等於君子協議一樣的東西，只要他們不找越共麻煩，越共也不找他們麻煩」。

後來出任國防部助理部長的保羅．華恩克（Paul Warnke）認為，如果華府乾脆的實施真正的占領，而不是只想扶植一個極度無能的地方政府，整個情況會好得多：「我們想做的，是在一個抗拒的國家實施一種特定類型的統治。那需要占領，就像我們在一九四五年占領日本一樣。」華恩克這話遺漏了一個要點：要實施這樣的政策，就必須將南越人民視為被征服的人民，而不是主權國公民。不過他這話道出二十一世紀美國在伊拉克與阿富汗再次碰上的難題。

西貢許多中產家庭對整個社會困境已經絕望，他們所以仍然留在西貢只因為逃不出去。有些中產階級在聽到美軍進駐的消息時，一開始甚為欣喜，楊文美的家庭就是例子。楊文美曾擔任海防市市長的父親說，「我們太幸運了，我們的國家這麼小、這麼弱，但美國人決定用他們的錢與他們自己的生命救我們。」這樣的觀點或許只限於一些較具特權的階級，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有一段時間，美軍進駐為一些南越人重燃了希望。

無論如何，事實證明，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展開的用兵過程，代表的主要不是一種承諾，而是美國戰略的徹底失敗──幾十萬美軍捐軀，最後斷送了詹森的總統寶座。幾乎每一位現代英、美領導人，在走向一場外交政策大災難時，都喜歡自比邱吉爾或希特勒。詹森在四月十三日告訴來訪的外交官，邱吉爾在一九四〇年面對的挑戰，與當前越南帶來的挑戰一樣。法國總統戴高樂當時完全不給他面子，預測越戰要打十年，而且「徹底羞辱」美國。華府許多人指控戴高樂瞧不起美國文化，憎恨美國權勢──這些人說得沒錯，但戴高樂的警告仍然有理。法蘭克．史考登寫道，當美國開始採取並行制，將南越軍與美軍行動分開時，「一切的一切都離不開政治影響與宗旨，唯一似乎還能了解這場戰爭概念的，大概也只有越南共產黨了。」

從一九六五年三月起，美軍開始走在戰場最前線支援南越軍，這項過程發展得異常迅速。不斷政變對南越軍軍心的打擊，比對美國大使館的打擊更加嚴重。逃兵案例激增，單在那年四月就有一萬一千起。部隊越來越不願出戰，一名低階南越軍軍官說，「我在一九六二年投效軍中時，為的是愛國，我愛我的新國家，痛恨共產黨。但隨著時間不斷過去……西貢領導層發生這麼多變化，對美國人的依賴也讓我再也不可能談什麼『國家』。」

泰勒一直認為，由美軍挑起戰鬥任務重擔會造成一場大禍。但現在，在政府決策壓力下，他也只能低頭、撤回抗議，至少暫時撤回。為評估美軍日後需求，詹森總統派遣陸軍參謀長哈洛．詹森前往西貢。詹森將軍是一九四二年巴丹（Bataan）死亡行軍的倖存者。面對這位以口無遮攔著稱的總統，詹森將軍想必不斷皺眉，因為他痛恨褻瀆，曾厲聲指斥一名部屬說，「請你以後不要再在我面前冒犯主[35]。」現在，身為全軍統帥的詹森向身為陸軍參謀長的詹森下達命令。兩人同乘一部白宮電梯下來，總統伸出一根食指，戳著哈洛的胸口說，「將軍，你給我把事情辦好。」還在國防部的時候，哈洛．詹森已經明確表示，想在越南取勝，得出動五十萬大軍、耗費五年工夫。在從西貢視察歸來以後，他建議派遣一個師，參謀首長們將建議兵力加到三個師。總統在三月十日一項大衛營會議中說，「不管水裡火裡，我們這場仗打定了。」他在筆記上寫道：「放棄＝慕尼黑。」

他暫時沒有答覆國防部這項增兵建議，但在四月一日批准增調兩營陸戰隊與兩萬名輔助人員赴越。三周以後，詹森授權在六月將駐越美軍兵力增至四萬人。泰勒呼籲，應該將這些美軍的任務局限於海岸地區防衛，但魏摩蘭抗議，說這樣做太丟人，讓人無法忍受，總統表示同意。一旦美軍開始從美國西海岸調往亞洲，白宮面對各式各樣升高戰事的建議。魏摩蘭要求增兵，而且胃口越來越大。太平洋美軍總司令夏普上將認為陸戰隊是反制叛軍的最佳利器。總統在四月六日批准轟雷二號（Rolling Thunder II）計畫。轟雷二號是空軍的一項計畫，針對北越境內選定目標進行持續轟炸。之後幾天，白宮外開始出現反戰示威。

但軍事情勢仍持續惡化。五月九日，道格．蘭賽在厚義省（Hau Nghia）寫日記說，「根據報告，約於凌晨兩點四十五分時，三十三游騎兵營的至少一個排在露天陣地中幾遭全殲。越共還炸毀橋樑……友軍總計四十一人KIA（戰死），三十六人WIA（作戰負傷），五十人失蹤。據報告，越共在發動攻擊時，還有一群村民拿著刀與長矛、火炬在一旁助威。據說，參與行動的平民與越共戰士人數都接近五百人。據省長說，三十三游騎兵營這一次又在睡夢中遇襲。」

西貢的軍隊就在美國人眼前迅速土崩瓦解。蘭賽在五月十八日寫給父母的家信中說，因為打牌發生口角，一名游騎兵遭衝鋒槍射殺，引發地區保安軍與游騎兵兩支友軍交火半個小時。信中說，「南越軍原來就不太好的軍紀，過去兩個月來更加蕩然無存。每隔幾天總有人拿著槍在街頭亂掃，也沒有人採取任何行動。南越軍的惡形惡狀，以及他們對那些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的粗暴，幾乎已經惹得全民痛恨……由於西貢政府軍無力提供安全，一切安撫作業已經毫無意義……此外，在掩飾真相、說謊、粉飾太平這方面，美國政府的表現幾乎與越南一樣糟。」河內同樣欺騙自己的人民，但因為能嚴控資訊，它的欺騙比較成功。

由於西貢報紙總是鉅細靡遺地報導軍隊動態，共產黨根本不需出動間諜刺探軍情。六月九日，空降部隊士兵在乘卡車前往機場途中，從當天早報頭版看見報導，說他們的部隊將乘直升機攻擊一個指名道姓的目標。一名軍官寫道：「我們都在罵，『這些混蛋！我們還沒接到命令，還不知道作戰計畫，報紙卻已經將登陸區的草圖都發表了！』這顯然是有高級將領想在記者面前逞能。」

段方海中尉率領空降部隊尖兵排，進入西貢北方約四十英里的戰場，他們在見慣了的屍體與殘垣敗瓦之間坐下來。一輛牛車上裝著幾名越共的屍體，拖車的牛已死，背上卻仍然架著拖車的轅；幾條無主的狗一旁亂吠，還有幾部棄置的腳踏車與一輛破卡車。更讓人觸目驚心的是，他們還走過早先在共產黨集結區降落時被擊落的幾架直升機的殘骸。空降部隊的首要任務就是蒐集敵我兩軍已經腐爛發臭的遺屍，段方海不斷拿出隨身攜帶的「二天堂」（Nhi Thien Duong）香精油猛嗅，但蟻群在死人耳朵、口、鼻、眼眶爬進爬出的恐怖景象仍然讓他禁不住做嘔。到傍晚，當他打開口糧罐，「上面蓋了一層油的豬肉，看起來就與我下午見到的那些腐爛死屍一樣，讓我大吐了一場。」

第二天，六月十二日下午，他的排在接近一座橡膠養殖場時與敵軍接觸，爆發激戰。在敵軍迫擊砲狂風暴雨般轟炸下，段方海要求空中與地面火力支援，但遭到拒絕，他被告知橡膠養殖場內擠滿民眾，不能炸。「我對著無線電大叫，『哪有X他娘的平民？它們都是越共！』我看到的都是穿著黃綠色卡其軍服與太陽帽，在橡膠處理廠區各地跑來跑去的男子。」他的排奉命穿過廠區中間簡易機場的平地發動正面攻擊，讓他稱奇的是，他們竟然大多數都能活著抵達房屋群。但隨即天降大雨，他得等在那裡，迎接一場必將來到的反擊。

敵軍蜂擁而上。空降兵再次請求空中與地面支援，但再遭拒絕。過了很久，直到戰火逐漸平息，段方海才獲悉他的連長與一名上了年紀的少尉已經戰死。那名少尉打了二十年仗，屢經大難不死，直到這一次終於氣數已盡。「我禱告，希望他來生過得平安些。」那一天戰死的人，還有一名曾在奠邊府碧翠絲陣地打過保衛戰的上尉。在這場似乎永遠打不完的戰爭中，誰又能指望一直不死？

段方海喪氣地寫道，「我們的營實質上已經解體，所有四個連的連長都已戰死。突然間我見到眼前金星亂冒，我揮起手臂，AR-15自動步槍從我手中掉落，我在一挺仍在向敵軍噴火的機槍旁倒下。」當他恢復知覺時，夜幕已經低垂，雨水從橡樹上灑落，一名敵軍死屍橫壓在他的肚子上。他的臉孔與右臂傳來陣陣劇痛。一枚AK-47子彈打穿他的顴骨與鼻樑，還有兩枚打穿他的右臂。那名越共屍體的血流了他一身，段方海使勁推開那具屍體，他爬到一棵橡樹下，躺在那裡聽著，越共正在戰場搜索，見到越共屍體就大罵一通。一名越共踢了踢段方海，然後剝下他的手錶、彈帶與電晶體無線電，那名越共眼見段方海身上血漬深厚，認定他是具死屍。這名越共隨即走開，一路還與同伴爭論著如何處置段方海的遺物。等到一切重歸平靜，雨勢轉劇，段方海勉強爬到無線電士譚（Tam）班長的屍體邊，拿了譚班長的雨衣──譚班長現在已經不用這雨衣了。

「我們一死一活兩個人就這樣捲縮在一起。我哀傷地望著譚班長，想著我們共度的那些好時光與苦日子。我想到我的父母，他們現在應該在用晚餐了，一定還在為我擔心，母親會跑到祭祖牌位前，替我點一枝香。」就在段方海忍著痛，躺在一大堆死屍中間時，曳光彈照亮整個地區，若能提早幾個小時發動，原本可以救他們一命的砲擊展開了。他最終蹣跚起身，加入一小股多數像他一樣已經負傷的散兵。這群散兵辛苦跋涉兩天，穿過廢墟，最後來到一處友軍基地。醫生發現段方海的傷口已經發炎，當然這一點也不奇怪。他的營在這場戰役中戰死兩百人，約六百人負傷，他幾乎是唯一存活的軍官。

空降師是西貢最有效的戰鬥隊伍，但它的一個營就這樣被越共打得全軍覆沒。這次事件在一九六五年經過反覆報導，魏摩蘭於是向白宮提出報告說，「若沒有美軍大規模戰鬥支援，南越軍無法承受這種壓力。」軍援越南指揮部研擬了一項戰略方案：先用美軍保衛美軍本身的設施；再用美軍增援中央高地；之後展開追擊敵軍的「搜索與摧毀」行動，同時一面進行安撫，一面不斷轟炸北越。魏摩蘭的作戰官德沛深信，壓倒性的火力能讓越共無法招架。大衛．哈伯斯坦在描述德沛時，說德沛「個頭雖小，但傲氣十足，專橫無比」。尼爾．席漢也對德沛有反感，說德沛相信只要用「更多炸彈、更多砲彈、更多燃燒彈……就能打垮對方，讓對方放棄」。

魏摩蘭要求華府，讓南越軍只負責衛戍城鎮的地方性安保任務，由他麾下的美軍負責進剿敵軍。他主張，應將第一騎兵師部署在泰國，從西方展開對寮國境內胡志明小徑的打擊。德沛說，敵人既不尊重寮國中立，只有瘋子才會指望美國會尊重中立。詹森的答覆是：你需要多少兵力？魏摩蘭說，立即需要十八萬人──美軍三十四個營，加上十個從南韓抽掉的營，搭配適當輔助人員──隨後在一九六六年再增調十萬人。在考慮這項增兵要求的同時，美國海軍展開「市場時代行動」（Operation Market Time）：一場長期近岸水域行動，目的在攔截北越透過海路將武器運入南越的作業。

在空襲與軍隊部署的同時，詹森還不時舉起橄欖枝、擺出謀和姿態。在四月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一次演說中，他說，如果北越放棄戰爭，他會寄一張十億美元的支票給北越，幫他們在湄公河上建壩──這是一筆天價的賄賂。在說完以後，詹森俯下身，洋洋得意拍拍坐在他身邊的助理比爾．摩耶斯（Bill Moyers）的膝，說「老胡拒絕不了的」，接著又重複一次，「老胡拒絕不了的」。河內當然一口拒絕了，讓詹森大惑不解。

五月十三日，為配合透過莫斯科向北越提出這項新和平動議，詹森下令轟炸暫停五天。但和平動議的文件送到河內以後，范文同連看都懶得看。如果詹森這根十億美元的胡蘿蔔，能以較巧妙的外交手法提出，北越或許真會接受也未可知。胡志明那些處於半飢餓狀態的人民如果知道，只要能將統一期限延後，這十億美元就是他們的，誰敢說他們一定會怎麼反應？民族驕傲不能當飯吃。但這是資本主義者的錢，是帝國主義者的錢，是髒錢，是給豬吃的剩菜剩飯。實在很難想像不給人民任何選擇權的北越會接受這項建議。

華府方面仍然以為，無論任何時候，只要蘇聯新領導人雷奧尼．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與柯錫金一通電話打到河內，就能停止這場戰爭。魯斯克告訴蘇聯大使杜布萊寧，「我們認為我們雙方都真正有意謀和，但不知應該怎麼做。」蘇聯也擔心戰事升高，認為美國甚至可能在越南部署戰術核子武器。但杜布萊寧的答覆不能讓魯斯克寬心，在交戰雙方都決心先取得軍事勝利再談判的情況下，莫斯科無意承擔斡旋的角色。

詹森滿腔怒火，告訴參議員傅爾布萊特，河內拒絕了他的和平建議──北越撤出南越，交換美國停止轟炸──美國不得不升高戰事。但世人發現，詹森政府始終搖擺不定。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七日，倫敦《泰晤士報》報導，「轟炸不能當成一種外交工具……美國目前已經登上升高戰事的階梯，但還站在低階上，它不想再往上爬，但河內似乎也沒多大理由幫美國下台階。」或許《泰晤士報》這項評估並不精確，但它正確指出白宮已經陷入進退兩難的泥淖。六月七日，魏摩蘭毫不掩飾地告訴華府，除非增派美軍四十四個營進駐，南越將戰敗：「我看除了增兵，我們已經沒有其他可行途徑。」

喬治．鮑爾從國務院發了一份新備忘錄，警告不要再增兵：「在源源不絕派軍進入南越以前，我們必須有更多證據……證明在我們緩緩把這個國家搞得四分五裂的同時，我們的軍隊不會困在叢林與稻田中。」但聯合參謀首長支持魏摩蘭的評估，也支持他的增兵要求。詹森對一個國會團體說，「老魏需要幫助，我會給他幫助。」司法部長尼古拉斯．卡岑巴克向白宮提出報告說，在增兵越南的問題上，「就法律層面而言，國會的進一步批准在這一刻並無必要。」麥納瑪拉在六月十六日宣布增兵，將駐越美軍兵力增到七萬人。

兩天以後，美國空軍巨型B-52轟炸機開始攻擊南越境內據說是共產黨集中兵力的據點。在之後八年中，B-52實施十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五架次所謂「弧光」（Arc Light）攻擊，投彈四百萬噸。機組人員認為這不過是例行作業。駕駛員道格．庫波（Doug Cooper）聳肩說道，「這項任務就像跑長程的卡車司機一樣，只不過不能停下來喝杯咖啡罷了。」一名領航員說，他與他的機組剛剛炸了地圖上一長串座標，但他的感覺是，「除了在叢林地面上炸了許多洞以外，似乎什麼也沒做」。從一九六八年年中以後，決定投彈的人不是B-52轟炸機上的投彈手，而是地面上的Skyspot雷達作業員。飛越南越以及之後飛越高棉與寮國的B-52轟炸機，除了小小意外風險，不再必須面對敵軍地面砲火的威脅。這些老舊的巨無霸，主要遭遇的是機件損耗、腐蝕的問題。一架B-52在起飛時，由於雨水與海鹽造成電路腐蝕，炸彈從機翼掛架上掉落在跑道上。在整個八年作業過程中，僅有十二架出「弧光」任務的B-52因這類事件而折損：B-52機組人員傷亡極少，造成的毀滅極大。

譯注：約翰．韋恩（一九〇七—一九七九），美國著名電影演員，曾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他演繹的角色極具男子氣概，個人風格鮮明。 back

譯注：許多美國人愛說「Oh my God」的口頭禪，讓死忠基督徒感到不滿。 back

第11章戰事升高

The Escalator

◎「黔驢技窮」

西貢又出現新的軍事執政團，以阮高祺為總理、阮文紹為國家元首。威廉．邦迪在絕望之餘，形容這個兩人組「絕對是黔驢技窮之作」。日後阮高祺在一篇文章中，描述當時西貢將領們聚在一起，討論總理人選。文中說，他當時問與會其他將領，「有人想當總理嗎？」會場上一片寂靜。阮高祺於是決定自己出馬一試，阮高祺聳聳肩說道：「我不是個好政治人物，不是個好外交官，我只會開飛機。」只不過，這句謙詞，是他在南越戰敗、流亡海外之後多年才說的。

對於西貢這場最新的政治變局，詹森不為所動地說，「無論南越政局穩定與否，我們會強勢行動。」新出爐的總理阮高祺只有三十四歲，一九五四年逃離北越，在法國接受飛行員訓練，之後駕駛運輸機與戰鬥機，有數千小時飛行經驗，曾在北越上空執行化學劑投擲任務。阮高祺是個花花公子，留一撇細髭，愛穿一套特製的黑色飛行衣，身邊跟著一長串妻子與女友。他和藹可親，除了可口可樂的味道以外，熱愛美國的一切──對越南人民來說，他就像火星人一樣遙不可及。一九六五年六月，他深信自己已經牢牢掌握西貢實權，遂將虛位元首角色讓給名氣沒他那樣響亮的阮文紹，只不過後來情勢有變。

七月間，美國大使館舉行款待麥納瑪拉的晚宴，新總理與新國家元首聯袂出席。齊斯特．庫波描述當時情景如下：「阮高祺到場頗引起一陣轟動。他步履矯健，穿一件緊身白色晚宴上衣，搭配正式禮服長褲、尖頭漆皮鞋、大紅襪子。好萊塢那些星探看到他，一定會力邀他扮演一個在馬尼拉的二流夜總會吹薩克斯風的角色。」麥納瑪拉之後語帶輕蔑地說，阮高祺有些像是「將軍團的『執行經紀人』」，對他的印象似乎不是很好。在場還有一名美國人，在仔細打量阮高祺以後，對庫波悄聲說，「至少沒有人會把他與胡叔叔弄混了！」穿著西裝、比較保守的阮文紹，似乎甘願擔任配角，讓飛行員出身的阮高祺搶盡風采。

就在這次西貢之行中，麥納瑪拉於七月十六日接獲電文，說總統已經私下決定依據魏摩蘭之請派遣四十四營美軍赴越。伴隨這項大舉增兵行動而來的，當然少不了各軍種之間的權鬥與爭風吃醋。夏普立即警告葛林說，「魏摩蘭將軍與泰勒大使……會竭盡他們一切可能阻止陸戰隊在南越建功」。

葛林儘管因這場戰爭而職權大幅擴張，但當麥納瑪拉通知聯合參謀首長決定增兵時，他仍然大吃一驚，因為當時還沒有達成有關各方都同意的戰略計畫。陸軍參謀長哈洛．詹森知道，在民眾不了解大舉增兵重要性的情況下大舉增兵，證明事情不尋常，因此決定「閉嘴」。許多年以後，他說，「我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我只是文人控制之下的一名沒有發言權的軍人……我可以辭職，但又怎麼樣？不過是個發四十八小時牢騷，然後消聲匿跡的將領，對嗎？」當然，這不過是哈洛．詹森事後為自己辯解的說詞而已。艾爾．惠勒在七月十四日告訴麥納瑪拉，「如果我們有取勝意志，而且在戰略與戰術行動上展現這種意志，我們似乎沒有無法取勝的理由。」當然，惠勒的意思是，美國必須撇開一切束縛，放手一搏──問題是詹森不肯：他擔心打北越若是打得過猛，會像韓戰一樣引發中國干預。

顯然已經對戰爭前景心灰意冷的泰勒奉召返美，由亨利．卡巴．洛奇回鍋擔任駐西貢大使。麥納瑪拉告訴洛奇，美國在南越問題上有三條路好走：放棄南越，接受屈辱；維持既有作法，任由局勢不斷惡化；升高戰事，「很有可能在合理時間內達成一種可以接受的成果」。洛奇主張採取第三條路，因為他知道這是政府已經決定的選項。麥納瑪拉現在主張布雷封鎖海防港，大舉轟炸北越基礎設施，並動員後備部隊，以便美軍大規模抽調赴越。詹森堅決反對動員後備部隊，因為他一直向美國人民保證不會讓美國捲入大戰，動員後備部隊等於自摑耳光。

喬治．鮑爾又提出新備忘錄：「就政治角度來說，南越是一場必敗無疑的戰爭。打了二十年的戰事已經讓這個國家筋疲力盡，人民也早已厭戰。根據蘭德公司動機與士氣研究報告的說法，越共深深投入這場戰爭，河內有政府，有宗旨與紀律……西貢的「政府」是一個笑談……南越是一個有軍隊、沒有政府的國家。」鮑爾說，李奇威在一九五四年發言反對美國干預越戰的立論，在十年後的現在仍然有效。但邦迪極力駁斥鮑爾的說法，認為美國今天扮演的，絕非當年法國殖民政權扮演的那種不值一提的角色。邦迪說，「一九六五年的美國是響應共產黨攻擊下的人民的呼喚而出兵。」問題是，這個呼喚來自南越哪一門？哪一派？

七月二十一日，鮑爾出席理當討論一切選項的白宮高峰會；但與會人士都知道，他們之所以出席，為的只是確認總統已經打定了的一項主意。詹森在就任最初幾周顯現的那種缺乏自信與謙卑早已無影無蹤。特別顧問哈利．麥佛森（Harry McPherson）曾私下告誡詹森，說詹森個性太強，民眾會認為，他的那些顧問「像是簇擁在一頭公牛邊，聽從使喚的一群溫馴小牛一樣」。不過，值此總統生涯最重要的一刻，詹森也知道他在採取行動以前，必須首先取得身邊顧問們的支持。七月二十一日，這群溫馴小牛中的一隻、美國新聞處處長卡爾．羅文（Carl Rowan）對西貢政權的孱弱表示擔憂：「除非我們能整頓阮高祺政府，十七萬五千人進駐對我們沒什麼好處。」洛奇當即反駁說，「我不覺得我們需要真把這個政府當回事，他們根本沒有人，做不了任何事。我們必須不管他們，做我們認為應該做的事……無論西貢政府同不同意，一旦進入新階段，我們有權利、有責任做某些事。」

這些極端傲慢的話，反映了當時華府決策人士心態。據阮高祺說，他曾告訴美國人：「越南需要的，是一個像北越胡志明那樣的人，是一個真正為南越而活的領導人，不是美國人。但美國人永遠也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研究二戰期間西方盟國在亞洲經驗而著名的史學者克里斯多佛．索恩（Christopher Thorne）指出，經過一代人之後，美國在印度支那重蹈早先在中國犯下的錯誤，「是因為依賴於相當程度上以美國價值觀、經驗與自我形象為投射而成的假象，再加上不重視……太平洋彼端不同文明與政治文化的特性。」

p 世界輿論幾乎千篇一律，對美國這項投入越戰的承諾抱持疑慮。奧斯伯‧ 蘭卡斯特（Osbert Lancaster）分別於一九六五年春與夏，在《倫敦每日快報》（London Daily Express）頭版刊出的那幾幅漫畫最能反映這一切。

在七月二十一日那次白宮會議中，鮑爾重申他的信念，認為美國應該退出越南，因為美國軍人不能在一場亞洲叢林戰取勝。艾爾．惠勒或許覺得自己有必要為美軍打氣，於是向總統拍胸脯保證，說魏摩蘭的「搜索與摧毀」戰略一定可以打垮越共。鮑爾隨即表示，如果能合情合理在一年內指望勝利，他會大放寬心，但如果戰事延宕下去，他擔心國內與國際輿情會有問題。當時洛奇舉了一個耳熟能詳但非常低劣的例子挖苦鮑爾：他把鮑爾與一九三八年在慕尼黑爭相向希特勒示好的英、法領導人相提並論。

詹森總統本人也向鮑爾提出質問：「但是喬治，如果我們按照你的建議退出越南，這一大堆國家難道不會說山姆叔是個紙老虎？難道我們不會因為不守三位總統許下的承諾而失信？那似乎會是一次慘重打擊。」

鮑爾：「不是這樣的，長官。最慘重的打擊是，世上最強大的國家竟不能擊敗一小股游擊隊。」

總統：「但我相信越南人想打仗。」

鮑爾：「阮文紹……那天……說共產黨會在大選中獲勝。」

總統：「我不相信這說法，有人相信嗎？」所有在場的人都表示不相信。

鮑爾於是一手扶著會議桌說，「總統先生…我已經表明我的看法，但如果決定增兵，我會義無反顧。」鮑爾雖說膽敢不畏權勢，道出事實真相，展現了智慧與勇氣，但終於還是因為戀棧職位而沒有辭職。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想紅，就得找最紅的人」（Nothing pinks like propinquity），換言之，想取得權力，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在總統身邊工作。憑天賦直覺，對人性弱點瞭若指掌的詹森願意容忍鮑爾，因為他相信鮑爾不會背叛他。詹森後來在談到他的副總統韓福瑞時說，「我已經把休伯特的兩個蛋都裝進我兜裡了。」鮑爾的情形也一樣。

第二天，詹森會晤聯合參謀首長，首長們都主張大舉擴充轟炸規模與兵員人數。陸戰隊的華里斯．葛林說：「五年，外加五十萬軍隊，我想美國人民會支持你。」詹森重複麥納瑪拉幾周以前的話說，「最不理想的選項是撤出；其次不理想的選項是繼續像過去一樣做下去；最好的選項是大舉投入，把事情做好。」沒有人擔心這會是一場曠日持久、成本巨大的戰爭。與二〇〇二年入侵伊拉克的決定大不相同的是，在一九六五年，每一種可能的風險都事先想到了。在與聯合參謀首長們討論中途，詹森突然打斷討論，若有所思地說，「但不要忘了，他們會像對待豬灣事件一樣，為今天我們做的、為我與我的顧問們寫故事。」

總統問了所有理當提出質疑的問題，他只是不願聽取答案而已。有人認為，不肯召集後備役與躲避巨型國內辯論，是他犯下的大錯。有圈內人認為，當詹森拒絕麥納瑪拉召集後備役的建議時，麥納瑪拉應該辭職，但麥納瑪拉嚥下了這口氣。但不肯動員後備役，雖說對越戰後期美軍戰力重挫，特別是對美軍士官團的瓦解確實影響重大，但這似乎不是導致美軍戰敗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整個戰略假定，包括骨牌理論與亞洲共產主義的性質，都是錯的。「失去」中國仍是許多決策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史學者麥克．豪沃德說，他們與一九一四年那些懷抱幻想的歐洲領導人有許多相似之處：

「混合著顧慮、民族傲慢、誤解與誤導的軍事專長……像早先那個時代的德國與奧地利政治家一樣，美國的政治家發現即使只是權力平衡上的一個地方性小型變動，也有可能造成整個世界秩序重大、凶險的轉型。他們相信，就像貝爾格萊德[36]（Belgrade）在一九一二至一四年（或埃及在一九五六年[37]）造成的威脅一樣，河內也能造成重大威脅，所以必須在事態發展惡化、全面失控以前加以控制。更何況，美國人……就像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德國人一樣，有著強大的自信與驕傲；美國要為它的大國意識尋找一個宣洩口，要為它的國力尋找一個適當的挑戰，美國人不信世上有任何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政治家或許本身也有疑慮，但在高漲民意簇擁下，早將這些疑慮拋在九霄雲外。」

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讓大多數歐洲政治家覺悟，衝突其實不能做為一種政策工具。但對華府一九六五年的決策人士而言，戰場上既沒有核子威脅，交戰並不恐怖。詹森總統沒有明訂作戰目標，只是授權他的將領「殺更多越共」。一九六三至六五年間擔任海軍參謀長的大衛．麥唐諾在十年後寫道：「或許我們軍人都很軟弱，或許我們應該站起身來敲桌子……這事我有分，我也為自己感到慚愧。我經常想，『我為什麼會忍受這樣的事？』」

在七月間大衛營一次私下聚會中，總統資深政治顧問克拉克．克里夫（Clark Clifford）對詹森提出警告說，「這可能是一個沼澤……放眼我們國家前途，我只見到災難。」在這以前一直是個死忠鷹派的邦迪，對麥納瑪拉大舉進駐地面部隊的建議也不再全力支持。邦迪在七月二十三日提出警告說，「我們的軍隊完全沒有這類戰事的經驗……這項計畫的草率已經到了愚蠢的地步」；麥納瑪拉「忘了檢驗美國的風險上限」。參議員曼斯斐德與羅素也呼籲總統不要再增兵；即將卸任的大使泰勒又一次改變主意，現在也反對增兵。但這一切都被拋在一邊，決策當局認為，撤出的成本比進一步增兵的成本更高。

在七月二十八日的記者會中，詹森宣布增兵，將駐越美軍人數增至十七萬五千人。奇的是，詹森在這項宣布中表示，增兵不是因為要準備打仗。魯斯克後來說，「我們從未設法營造一種戰爭心理……我們覺得，在一個核子世界，讓舉國人民過於憤怒，危險性太高。所以我們刻意淡化這件事，我們想冷靜處理一件或許只能在熱血沸騰狀況下才能做到的事。」詹森這樣低調處理增兵議題，意在謀求美國人民心態的平和，這與北越在之後十年，不斷向人民強調愛國、社會主義、犧牲與全民團結的作法有天壤之別。

七月二十九日，保守派專欄作家約瑟夫．奧索（Joseph Alsop）在《華盛頓郵報》寫道：「白宮這位為越南問題傷神的大人物，正陷於真正的天人交戰（上帝保佑，不要讓這份掙扎演成悲劇）。他痛恨越南問題，而且一直顯然渴望回到過去，讓他在他最喜歡的內政問題上製造奇蹟。」一旦第一批地面部隊進駐，美國人賭上生命與威望的大注，政治人物、戰士與百姓都得面對「跟上團隊」的龐大壓力；都得壓制反對聲；都得支持這項儘管未經美國人民諒解與同意，卻以美國人民之名做成的承諾。就連喬治．鮑爾也以反戰會鼓勵河內為由，要求沃爾特．里普曼等人士不再批判。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新聞部負責人威廉．史莫（William Small），在華府一次雞尾酒會中碰到魯斯克，魯斯克當時用手指抵著史莫的胸，厲聲說道：「美國所有的新聞人都想贏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但有一天他們會問，你站在哪一邊？我不知道到時候你們會怎麼回答。」

詹森對批判他的聲音更痛恨了。上任第一年，他與新聞界度過了一段蜜月期，但之後情勢急轉直下。詹森說服自己，認定那些批判他的人都是羅伯．甘迺迪僱來與他做對的人。當參議員法蘭克．喬奇（Frank Church）直言斥責越南政策時，詹森恨恨地說，「下一次法蘭克想在愛達荷州建壩，讓他去找李普曼要吧！」

軍事行動有一種自我炒作之勢。一九六五年四月，為阻止共產黨接管多明尼加共和國，詹森動用了陸戰隊與八十二空降師。危機當頭造成的那種「支持我們子弟」的情緒，使總統只用很短時間就讓國會撥款七億美元，讓美軍在加勒比海──還有越南──採取行動。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後，在升高越南戰局的問題上，詹森是真的態度搖擺不定？還是說，這只是他在與參議員羅素等人電話交談中的裝腔作勢而已？有一個很可信的論點是，詹森與他的軍事與文職顧問做了那麼冗長的辯論，卻從沒有人認為他會採取任何讓美國人說他軟弱、說他認輸的路線。此外，韓戰也設下一個重要先例，讓人認為，軍事行動即使不能取勝，有時也能帶來可以接受的妥協和平。

越戰悲劇是誰的錯？麥瑪斯特寫道：「參謀首長……沒有義正詞嚴告訴總統，說他們反對麥納瑪拉的戰略。他們只是想辦法在那套戰略下運作，希望經過一段時間以後，能不受限制、放手一搏。他們知道，想在越南取勝總共得需要多少兵力，但他們沒有向總統提出這項兵力建議。」布魯斯．帕爾墨中將也表示，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沒有告訴總統，逐步升高戰事的作法幾乎必敗無疑：「他們不敢向總統提出這樣負面的說法，不敢表現得不忠。」不過軍方將領面對一種經常反覆的困境：他們的職責就是實現政治老闆們的意旨，而且他們還得設法，證明花這麼多錢養軍隊花得值。如果美軍連一支雜牌游擊隊都打不贏，要美軍何用？魏摩蘭儘管才幹不足，但只因為他要求增兵，就把美軍大舉投入的罪責推給他，並不公允。套一句英國桂冠詩人丁尼生（Tennyson）的詩：「他的責任不是問原因，他的責任只是派人上戰場送死。」（his not to reason why, his but to send men to do and die）詹森與麥納瑪拉作了這些重要決定。太平洋地區美軍總司令夏普曾經埋怨說，麥納瑪拉無論參加什麼會議，這些會議最後達成的一定是他要的結論。麥納瑪拉對待部屬的態度，不像政治領導人，而像戰場指揮官。

對詹森來說，美國總統身為全軍統帥的職銜不是用來裝飾的。一九六四至六五年間，他有些什麼選擇？將勝利拱手讓給共產黨，等於把越南人民打進黎筍集體統治下、冰河期的冷酷未來──這也正是一九七五年後越南人民的命運──但今天一些批判升高越戰決定的人不承認這一點。法蘭西絲．費吉洛寫道，「這場戰爭沒有『另一邊』……我們不僅站錯邊，我們還建了整個錯誤的一邊……展開這場暴力的不是越南人，是我們自己，因為我們介入越南……在越南，我們每天做的就是不讓在地政府掌權。」這種說法忽視了北越政權極端不民主、不人道的特性。參議員尤金．麥卡錫的觀點似乎明智得多，他在戰爭結束許多年以後說，「根據我的見解，道德議題歸根究底就是一個問題：毀滅與毀滅之後可能出現的好，兩者之間成比例嗎？……你在一開始認定……南越人民要一個自由社會。但建立自由社會的代價是將幾乎整個社群完全毀滅，你得做一個實事求是的判斷……不能為達成目標而造成全面性毀滅。」

所有嘗試過集體主義的每一個社會最後都以失敗收場，這在今天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在二十世紀，特別是中國與越南這類貧窮農鄉社會，得自行實驗、嘗試馬列理論，才能發現它們的不可行。或許這就是歷史的無可避免姓。他們付出的人道成本至為驚人──但美國為了以武力阻止這項實驗而付出的代價也同樣可怕。道格．蘭賽認為，對非常重視個人與家庭關係的越南人來說，相對於西方式自由個人主義，共產主義帶來的遠景更加可行。在一九六五年，許多人認為，與其繼續不斷殺戮，不如不計一切代價謀求和平──這樣的判斷並沒有錯。對美國來說，最致命的錯誤是，當北越決定孤注一擲，而且無須徵求民意時，美國將幾乎無限的資源投入真正戰略利益其實很小的南越。此外，美國在一九六四至六五年間實際上接管南越，也讓越南共產主義的統治更加振振有詞。

詹森大舉升高越戰的決定，主要遭到幾點歷史控罪：他以他自己與美國的利益、而不以越南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做出他的選擇；他對麥卡錫所謂的比例視若無睹；他的許多顧問一再向他明智進言，說這場戰爭幾乎肯定必敗無疑，但他沒有聽勸；最後，他欺騙了美國人民。一九六五至六六年間在國防部擔任約翰．麥諾登助理的丹尼爾．艾斯柏格後來說，「我們做的一切，包括那些非法行動，那些對北越的侵略行動，都得瞞著民眾，都是謊言。」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參議員曼斯斐德向總統簡報他在當天下午與傅爾布萊特、羅素等外交委員會資深議員的會談：「大家普遍認為，你的目標不在深入，認為你只想在軍事這條線上採取非做不可的措施，拖到明年一月，一方面由聯合國大使亞瑟．高伯格（Arthur Goldberg）與魯斯克集中全力想辦法幫我們脫困。」

魯斯克承認，軍隊運輸幾乎是偷偷摸摸進行的，不想讓莫斯科與河內警覺情勢與過去大不相同。為了不招人耳目，調往越南軍隊的數量「一周與上一周都差不多」。詹森政府並且小心翼翼，盡量避免遊行、部隊整隊通過市街、走上碼頭或停機坪等盛大場面。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已經做好增兵準備。像許多專橫的人一樣，面對林登．詹森這樣更強勢的人，麥納瑪拉也只有俯首聽命的分。麥納瑪拉在周日為家人做漢堡、準備午餐時，如果總統打電話來邀約，就算總統只是閒來無事、一時興起，麥納瑪拉也會立即關了烤肉爐火，上車赴會。

因緣巧合將麥納瑪拉與詹森在這場戰事中綁在一起，但兩人實在沒有什麼共同之處：麥納瑪拉謹言慎行，對口無遮攔、舉止粗俗的詹森十分厭惡，但詹森的權勢與意志力讓麥納瑪拉震懾。另一方面，詹森也重視麥納瑪拉的智慧、狠勁，還有最重要的，他的忠誠。幾個月以前，當戰局惡化情勢已經明顯時，友人呼籲麥納瑪拉辭職。麥納瑪拉當時答道，他必須留下來「眼見越南這事落幕」。事實上，他涉入過深，已經沒有退路。麥納瑪拉或許是當時最了解南越政權已經無可救藥的人，但面對喬治．鮑爾這類批判之士，他的態度卻越來越窮凶極惡，這樣的矛盾一定讓他痛苦不堪。向以理性自豪的他，在一九六五年中期以後行事越來越跋扈，做出一些幾近瘋狂的決定。為這場戰爭賭上名譽而且輸得最慘的人，首推麥納瑪拉。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參議員曼斯斐德在寫給總統的簡報中，很有先見之明地說，「主要的困惑在於……就算完全打贏了，你還是得不到什麼，這仗還打什麼？」他說，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同事「大家都認為……我們已經深深陷入一個我們不該到的地方，都認為情勢正在迅速失控，都認為我們應該想盡辦法脫身」。詹森再怎麼也不能說，沒有人向他提出他這麼做後果嚴重的警告。

至於敵人方面，民族解放陣線一名高幹寫道，美軍即將全面參戰的遠景，「讓我們想到這將是一場曠日持久、更加野蠻的戰爭而不寒而慄。倒不是說我們對最後勝利缺乏決心或信心……但如果美國人大舉干預，暴力規模會成等比級數增加。」

◎新人，新戰爭

一批批美軍就這樣開始湧入越南。醫護兵大衛．羅傑斯（David Rogers）得先自掏腰包買飛往奧克蘭（Oakland）的單程機票，才能抵達出發集結區：「他們簡直就像要把你偷偷弄出去一樣。」航空公司櫃台那女孩還問他，「不買回程票嗎？」對生長在芝加哥（Chicago）城南貧民區的黑人青年羅伯．丹尼爾斯（Robert Daniels）來說，搭機旅行是非常新奇的經驗。他說，當飛機飛越太平洋上空時，「我怕得要命，心想我們這些人絕對到不了那裡。」在經過十七小時飛行，終於抵達越南後，這群還在發楞的青年聽到一陣喊叫聲說，「大家聽好，在停機坪上整隊。」隨後他們排隊登上一輛輛巴士，來到一棟白色隔板建築。他們身上的錢換成「軍餉證」（military payment certificates, MPC），住進臨時營區，並分配了床位。

當吉米．史班瑟（Jimmie Spencer）士官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抵達越南時，「在我看來，美國已經接管這個國家了」。史班瑟於一九四四年生在阿拉巴馬州摩比爾（Mobile），母親是位未婚媽媽，「當時民風未開，未婚媽媽還很少見」。他原本自願在越南服役三年，但在三年退役後，因放不下軍旅生活又簽約回到越南。他在初到越南時編入一支特種部隊，身邊都是曾經親歷韓戰與二次大戰砲火洗禮的資深士官，並且努力達到他們的標準。每個新兵都會得到一句如何對待越南人的忠告：「你抓緊他們的蛋蛋，他們就會死心塌地跟著你。」史班瑟說：「我有如魚得水的感覺，部隊裡每個人都是志願軍。我對我的工作非常引以為傲，我們做的是二次大戰美軍做的事──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民。」

高登．蘇利文上尉說：「在一九六五年，我們認定我們既然來了，就一定能打贏這場戰爭。而且我們要越南人閃到一邊，看我們作戰……美國人非常瞧不起越南人。」亨利．高爾（Henry Gole）上尉曾對他的南越友軍說：「幫你們收爛攤子的人現在來了，你們全部閃開。」而這話正是當年高爾與他的特種部隊同袍的心聲。一些來到越南的美國青年，對自己本國偏遠地區都一無所知，對這個初次踏入的亞洲國家當然更談不上什麼了解了。來自東岸的一名准下士對一名來自俄勒岡州的醫護兵說：「你住的地方現在還有印地安野人嗎？」約瑟夫．費吉洛（Joseph Fitzgerald）上尉發現，「有些士兵喜歡打扮成懷特．厄普[38]（Wyatt Earp）警長那樣，把插著手槍的槍套露在外面，在西貢街頭亂逛，認為這樣很帥。」對一等兵雷格．愛德華（Reg Edwards）來說，來到越南後，第一件讓他感到震撼的事跟死亡和毀滅無關，他駭然發現就連稚齡兒童也抽菸，他學會的第一句越南話就是「抽菸有害你的健康」。在荒郊野外，許多美國人見到蛇就緊張，而樹林裡長臂猿的尖叫聲讓他們提心吊膽，無所不在的水蛭也讓他們痛恨不已。

步兵報到後，會領到挖戰壕用的彎刀、克雷莫人員殺傷雷（Claymore mine）與「地獄箱子」（hellbox）導火裝置、雨衣與雨衣內襯、頭盔與頭盔罩、驅蟲劑、橄欖色毛巾、帆布腰帶、彈帶、無線電電池與M-14半自動步槍。士官們常如此這般告誡部下小兵：「距離一百碼的時候，你瞄準敵人褲襠，就能打到他的胸腔；距離三百碼時，你得瞄準頭部，才能打到他的胸腔。」他們還告訴那些小兵，法國橡膠養殖場主都是向越共繳稅的共產黨同路人。在三角洲地區，麥克．蘇登（Mike Sutton）士官用擄獲的武器在所謂「綠市」換取顧問團隊的一切需求，包括四十匹馬力的詹森（Johnson）舷尾引擎。在美萩建的新美軍設施訂名為「威士忌基地」（Base Whiskey），直到一名看它不順眼的美國新聞處官員，想到一個更響亮的名字，才將它改名為「同心」（Dong Tam）。越南人民接到一些傳單，說見到美國人，可以說幾句英文表示友好，例如「我要和平」、「你想念你的老婆與孩子嗎」、「我們是平民」、「這條路很危險」等等。不過，孩子們見到美國人最愛說的不外是，「哈囉……沒越共……越南第一」。

美國大兵開的那些玩笑──例如他們喜歡把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幟綁在自己腦袋上，還向村民高嚷著「越共第一」──讓農民感到大惑不解。沒隔多久，這些大兵就有了「愛打呼嚕的人」（grunt）的新稱號。一輛陸戰隊吉普車載著一名剛從美國飛抵越南的軍官走在路上，軍官望著遠方地平線上裊裊升起的幾股黑煙，不解地問道：「那是敵人砲轟造成的嗎？」駕駛兵說：「沒那事，少校，他們只是在燒糞。」隨著這些美軍來到越南的，還有巨量裝備、車輛與機械：除了直升機與固定翼飛機以外，還有吉普車、兩噸半卡車、鋼鐵貨櫃──就是集裝箱；有數以百萬計的沙包、好幾百萬英里長的電線、成百上千萬噸的水泥、各式各樣武器、第一批數量就達幾百萬顆的避孕藥、數以億計的香菸。在那個年代，幾乎每個士兵至少都吸食菸草──就算他們不吸毒。一九六六年，美國人在越南蓋了五十九座機場，每個月將六十萬噸物料運入越南，開出的支票金額接近二十億美元。四十二家軍用建築公司每天工作十二小時，而RMK-BRJ[39]與DMJM[40]這些民間包商也將三十英寸鑽孔機、三十噸重翻斗車、每小時碎石四百噸的碎石機、巨型絞車、推土機以及每天消耗六百加侖柴油的裝甲推土機運入越南。

他們挖戰壕、築防爆牆、建三十二×十六英尺夾板屋，並架上鍍鋅屋頂，雨水打在屋頂上時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太平洋建築工程公司（Pacific Architects & Engineers）、奈爾公司（Vinnell Corp）、電腦科學公司（Computer Sciences Corporation）、動力電子公司（Dynalectron）與其他許多業者，都因這些成本加利系統──也就是花得越多，賺得越多──而賺進不少油水。法蘭克．史考登說，「越南人很清楚這些業者的剝削技倆，美國人是可信賴夥伴的形象也因此遭到玷汙。」

對那些出入西貢Mimi’s酒吧的典型包商，一名中情局軍官有以下一段描繪：「臉孔紅潤、脖子又肥又短、格子襯衫在啤酒肚上搖擺……他們在美國不過是個自耕農、卡車司機或工廠領班；但來到越南後，年復一年，他們在越南修路工或建築工人前耀武揚威、發號施令，他們或許還有畏畏縮縮的老婆或情婦。」但面對這樣的譏諷，他們大可以說自己是硬漢，因為只有硬漢才能在這塊謀生不易的土地上做生意。

這場戰爭的一切都很硬，包括車輛、槍支、砲彈、飛機、防彈背心、子彈、C口糧罐、集裝箱、敵軍的作戰意志等等，除了人身肉體與大部分踏在腳下的地面之外。軍人與百姓在南越各地建立基地網、跑道、全天候道路與美軍福利站（PX）。每一名進駐越南的美軍，每天得運補重達一百磅的補給與裝備，如此龐大的需求幾乎擠爆了南越相對原始的港口與機場設施，大規模偷竊成為無所不在的問題。卡車在坑坑窪窪的道路上疾馳亂竄，迫使農民與他們那些步履蹣跚的水牛紛紛走避；低空飛掠的休伊直升機，將曬好的衣物都弄上塵土。根據一名共幹的說法，在遠離城市的蠻荒地區，美國宣傳單「把森林都變白了」。到一九六八年，軍援越南指揮部每個月要印發四億張傳單，據說其中一張以胡志明小徑上過往敵軍為對象的傳單特別有效──這張傳單的標題是：「一名北越軍人寫給母親的詩。」在寮國與南越境內大片地區，空中噴灑的落葉劑造成森林與一切植被枯死。

陸軍護士夏倫．拜斯川（Sharon Bystran）在七月登上一艘載有三千士兵的船，從奧克蘭前往越南。她注意到早在那個時候，已有一小群人群站在岸上搖旗進行反戰示威。當年二十三歲，來自奧勒岡的她，對這次充滿新奇的越南之旅十分振奮：「探索未知，讓我有一種激情。」但當船在歸仁靠岸時，她的第一個感覺卻是陣陣惡臭令人反胃。她加入第八十五後撤醫院（Evacuation Hospital），在之後一年中取得相當十年的護士經驗。但是身為女性，在幾乎清一色是男性的環境中大為不易，因為許多高級軍官認為護士是在軍中造成事端的根源。管理餐廳的上尉一直趕她們走：「他向我解釋說，在身邊沒有女人的情況下打仗會比較好……我想他這麼說，是因為他想對妻子保持忠誠，見到我們會不斷提醒他女人存在的事實。」這些軍中護士學會集體沐浴，沖水時間每隔三十秒換一次人，「我們常說：『一個人沐浴，一個人站在盆子邊，一個人站在水槽邊。』規矩是除非月事來潮，浴室門不准上鎖。月事來潮時，妳可以多享有一點隱私。」

同時，初抵越南的美軍展開「搜索與摧毀」的戰鬥。陸戰隊中尉費爾．卡普托寫道：「這類型巡邏作戰並無準則，沒有正面、沒有側翼、沒有後方。我們打的是一場無形戰爭，對付的是無形敵人，他們像叢林朝霧一樣消逝無蹤，只在一些我們料想不到的地方現身。大多數時間一切平靜無事，但一旦出了事，事情總在剎那之間，沒有警告。」魏摩蘭從美國調來大軍，認為越共也會因此升高本身作業，發動大型攻擊，讓美軍有用武之地。但鮑爾表示懷疑：「我們不能證明越共會根據我們設下的條件與我們作戰……無論我們派遣多少部隊，我們不能指望武元甲就會因此採取我們喜歡的戰法。」

事實證明鮑爾說得對，美軍早期遇上的許多衝突都只涉及小股越共，越共游擊隊平均每三十天只有一天會行動。共產黨為支援在南越的行動，每天投入三百八十噸補給與彈藥，其中十分之九由在地供應。每天只有三十四噸──相當於七輛兩噸半卡車運補量──仰仗北越運補，不過擔任這類作業的主要是自行車與挑夫。聯合參謀首長在一九六五年八月提出報告說，河內運往南方的補給數量「基本上是一種他們自行選擇的事」。初抵越南的美軍發現，他們只是在人跡罕至的蠻荒不斷前進，一名士官說：「即使我們遭遇敵情，敵人也不會立定腳跟與我們決戰──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只會把一名狙擊兵綁在樹上與我們周旋，其他人撤走……在中央高地叢林，你能看到二十英尺外就算走運了，有時林木實在太密，幾乎無法再補給。」在那些早期戰鬥中，美軍得穿著二十磅重的防彈背心登山，許多人因此中暑失去戰力。

美國陸軍與陸戰隊的作戰效率雖說比大多數南越軍都強，他們在華府的政治老闆們卻誤判情勢，認為只憑美軍露面的事實就能開啟通往勝利之門。美軍在一九六五年八月發動「星光作戰」（Operation Starlite），對蜆港附近的巴丹干（Batangan）半島展開兩棲攻擊。安德魯．卡莫（Andrew Comer）當時是參加此役的陸戰隊第三團第三營的作戰官，儘管他的長官說他們打了勝仗，但卡莫認為這是一場大混仗。卡莫說，一輛戰車的戰車長「用機槍掃射約七十五碼外一名年約十歲的男孩」，卡莫跑到男孩藏身的壕溝，「發現他沒有武裝，沒有受傷，於是放他走了」。卡莫對戰車長一陣指斥，但戰車引擎聲掩蓋了他的聲音。

一輛兩棲登陸戰車駕駛在敵軍迫擊砲火攻擊下歇斯底里，不斷駕車倒退，將他的履帶車輾過躺在地上的傷患，壓死五名美軍。卡莫想制止這名「瘋狂駕駛員」，但對方「完全不理會，連我自己也險些成為輪下亡魂」。卡莫凝視著腳下一個帶著頭盔的頭顱，他認識這人：這人的身體已經輾在履帶下。卡莫還說，一名士兵獲頒銀星勳章的事也讓他憤憤不平：「事實真相是，他假裝受傷自己爬上一架直升機，退出戰場、後撤到朱萊（Chu Lai）……根據我的記憶，他根本沒有任何英勇事蹟。」卡莫在一九九一年寫道：「發生在三十號高地那次戰車行動的事讓我憤怒，二十六年來我一直壓抑著這滿腔怒火。但現在我覺得，我不能隱藏著這些事實進入墳墓……我要將它們公諸於世。」

北越總參謀部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十日下令，要所有與美軍接過戰的部隊提出詳細接戰報告，以便從中記取戰術教訓。命令中強調：「要使敵人經常處於一種防禦與被動態勢，迫使敵人根據我們的條件作戰……處於經常性心理緊張狀態……埋伏、殲滅小股敵人……進行獨立、孤立的爆破攻擊。」並指示部隊找機會攻擊美軍的救援、換防部隊，想辦法製造「長鼻子」與西貢政權官兵之間的緊張。河內的總參謀部說，剛到越南的這些美軍有一個關鍵性弱點，就是怕死：「如果我們能在早期行動中重創美軍，能讓美軍在政治與軍事兩方面都感到困惑。」

儘管當時大多數美軍營級部隊都有損傷，但與一、兩年後的慘重傷亡仍然不能相比。以陸戰隊第三團第一營的情況為例，在一九六五年三月至八月有超過一百人死傷，兵力折損十分之一。但在翌年春天的一場戰鬥中，單是一個連在一個小時的戰鬥中就達到相同人數的死傷。一名美軍軍官說，初抵越南的美軍自以為是專業軍人，「自信而且自豪」，他們取得一切軍事優勢，但「付出同情心不足的代價」。華特．布莫（Walt Boomer）上尉說：「我願意不計一切前往越南，因為我擔心這場戰爭很快就要結束，我會來不及參戰。我當時百分百相信共產黨想主宰全世界的說法，認為我們得在越南阻止共產黨擴張。其實早在那時就有中學生說，『這場戰爭對我們來說根本沒有道理』，但我認為他們很蠢。」

越南農村社會那種與世隔絕的狀況，讓吉米．史班瑟大惑不解：「有些農民就連他們住的山的另一邊像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在美軍遇伏事件發生過後，美軍官兵會因為同袍遇害而仇視事發地點附近小村的居民，因為這些居民一定認識那些藏身在暗處，等到狙殺美軍最佳時機的破曉時分才出擊的越共。道格．蘭賽在一九六五年八月寫道：「美軍陸戰隊只因遭狙擊手打了幾發子彈，就恣意、片面焚燒整個村子。」蘭賽與約翰．范恩還就厚義省的綏靖作業寫了一份報告，大罵西貢政權：「現有領導人，包括官僚、省與地區官員，沒有人來自偏遠農鄉，他們既不了解、也不同情農民，對農民的需求也置若罔聞。」共產黨的殺人計畫已經改變了社會結構，幾乎所有地主與稍有資產的人非死即逃，只有窮苦農民仍然留在村落，淪為交戰雙方恣意欺壓的犧牲品。

根據美軍顧問的說法，西貢派駐榮市的地方首長是一位「誠實、公正、有活力而且顯然有軍事幹才的人……他讓農民逐漸感覺到榮市是個可以不受越共騷擾的安身之處」。一九六五年八月，對戰局高度樂觀的記者格麗特．希金斯，以這位榮市地方長官為主軸，寫了一篇題為「越南城市重建繁榮」（Vietnam Town Regains Prosperity）的報導。但榮市本地人對這位人稱「D先生」的地方長官深惡痛絕，因為他們認為，榮市所以遭到越共砲轟、彈洗，都是他惹的禍。D先生之後遭撤換，新上任的長官很受民眾歡迎，因為自他上台以後，越共停了對榮市的轟炸。

許多美國人在進入越南農民用茅草和竹子編成的屋子後，發現陰暗的室內除了幾個鍋子與草蓆外一無所有，因而對屋主心生鄙夷。當美國陸軍與陸戰隊士兵用刺刀探查他們的牆壁與稻草堆時，農民們只是面無表情、冷眼旁觀。費爾．卡普托寫道：「我不斷傻笑，極盡誇張地幫著清理善後。女士，妳看，我們與法國人不同，我們可是善良親和的美國大兵，妳應該學著喜歡我們才是。」但讓卡普托悲傷的是，他雖說頗以身為陸戰隊為榮，但他的許多同袍戰技儘管了得，人道精神卻十分欠缺：「他們有些不是正直、善良之輩，許多人好嫉妒、記仇又有偏見。此外，骨子裡的美國理想主義也讓他們流於傲慢。」他手下一名班長告訴他，在韓戰期間，他曾經見到美軍為調整步槍準星，而拿農民當活靶。這名班長說：「長官，在你離開這裡以前，你會發現這世上最野蠻的，是那些平均年齡只有十九歲的美軍。」

這讓卡普托想到准下士馬利安．麥基（Marion McGhee）。麥基是陸戰隊第三團第三營的火力小組領隊。在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二日那天，他走出火力小組防禦周邊，說要「去追一名越共」。小組派出的兩個人聽到一聲槍聲與一聲尖叫，隨後見到麥基若無其事地朝他們走來。麥基對他們說，他剛殺了一名越共，還要回去再殺幾個。直到後來才發現，麥基踢垮一座茅草屋的牆，闖入正在睡覺的一家農民。他抓起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女孩的父親上前干預，但遭他槍殺。麥基在後來遭到軍法審判時辯稱自己精神失常──在之後幾年發生的幾十件類似案例中，被告都以精神失常為由申辯──法庭最後判他非預謀殺人有罪，處以六年徒刑。大多數美軍不像麥基那樣。但早從一九六五年美軍進駐最初幾天起，情況已經明顯：要讓南越人民相信升高越戰對他們有利很難。

邪魔歪道、幹壞事的美軍當然很多，但必須強調的是，仗義行善的美國人也不在少數。艾利約夫婦紀錄了幾名這樣的美國人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事蹟。威廉．威爾考克斯（William Willcox）少校來自美國中西部，「特別有一種與越南人交往的親和力，而且具有一切美國人的美德，他是十全十美的顧問個案研究教材」。當威爾考克斯役期屆滿必須返美時，大衛．艾利約曾向當局請求，希望讓威爾考克斯留在越南，但美國陸軍的例行規定沒有通融餘地，威爾考克斯還是如期返美。艾利約嘆道，「他才剛摸清一些門路，才剛知道該怎麼做。」美國海軍中尉亨利．克萊恩（Henry Klein）是艾利約眼中另一位英雄。克萊恩一天來到美萩，組織一項河案調查行動。他對在地人民與在地生活方式展現的熱誠，令艾利約夫婦十分欣喜：「對他來說，這不僅是一項完成一些數字就能交差的任務而已。」幾個月以後，克萊恩遇害消息傳來，讓艾利約哀痛不已：「他是道地美國子弟，這麼年輕就客死異鄉。」此外，一度跟隨席德．貝里上校，同樣也是西點出身的彼得．陶金斯（Peter Dawkins）上尉，曾是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的《生活》雜誌封面人物。

應華府之請，來自盟國的軍隊也陸續抵達越南。南韓派遣軍後來兵力增到兩個陸軍師與一個陸戰隊旅──他們是能征慣戰的勁旅，最後在越南折損五千多人，但也是幾場平民屠殺慘劇的兇手。菲律賓派了一個旅。而保羅．哈斯勒（Paul Hasluck）在一九六四年當上了澳洲外長，美國因此得到一位強大的澳洲友人，哈斯勒對骨牌理論情有獨鍾，當時澳洲軍隊已經在婆羅洲對抗印尼人。像他的總理羅伯．曼吉斯（Robert Menzies）一樣，哈斯勒也深信澳洲應該效法韓戰先例，在東南亞與美國並肩作戰。當時一些有影響力的記者，如丹尼斯．華納（Denis Warner）等，也曾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撰文警告說南越已經是一個「非國家」，但曼吉斯與哈斯勒沒有理會。經過兩人力邀，紐西蘭政府雖說無意捲入這場戰爭，但仍然跟隨了比它大那麼多的鄰居，一同出兵了。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澳洲與西貢政府達成出兵協議，一支營級澳軍加一個紐西蘭分遣隊不久後束裝啟程。這支澳紐聯軍最後擴大到旅級兵力，還搭配了輔助單位與特種部隊。十九歲的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少尉是其中一員。眼前一切，特別是那些黑人與拉丁美洲人，讓初抵越南的史密斯看得目瞪口呆：「那個年頭，在澳洲看不到什麼黑人與拉美人，而且我們這輩子也沒見過這麼多軍事裝備──我們不知道這世上竟有這麼多飛機與直升機。」曼吉斯總理極力駁斥那些對政府用兵的批判，但事實證明，他的接班人因此付出極高代價：在七十年代結束時，曼吉斯大力支持美國的作法，已經成為澳洲政壇的主要議題。

此外，儘管美國從這時起以首要參戰國自居，越南人仍然繼續在戰爭中不斷大批送命；只不過與魏摩蘭手下美軍相比，在華府，或許也在世人眼中，越南人的命重要性小得多罷了。蘭賽對西貢兵力的擴張有以下描述：「我們打造的不是一支軍隊，而是一個不斷擴大的虛假表象，這個由M-113裝甲運兵車、巴頓（Patton）戰車與噴射機所組成的鋼鐵上層結構，其社會基礎甚至連加強黏土都不如。」越南人因自相殘殺而承受的苦難，令外國人難以想像。有一名直升機駕駛員飛進順化，收取一具共和軍屍袋，結果從標籤上發現躺在屍袋裡的是他的親弟弟。「空襲者」攻擊機飛行員陳化（Tran Hoi，譯音）說，在第一次出任務攻擊北越以前，「我在熱機時祈禱，如果祖先有知，別讓我兄弟與敵人一起，成為那一天我的炸彈下的冤魂。」

南越空降師上校李文廣（Ly Van Quang，譯音）的妻子，在整場戰事中一直經由巴黎與她的哥哥，當時北越的著名將領保持書信往來。一天，李文廣對妻子怒罵道：「妳留著這些通敵書信，是想害我被槍斃嗎？」但她不為所動。對她來說，就像對太多越南人來說一樣，對家庭的忠誠勝於一切。後來她的九個兒子中的一人死在戰場上，她終於透過在河內的哥哥取得兒子喪生過程的細節。

中情局有一項極有創意的計畫，就是在西貢建了一個叫做「七號房」（House 7）的電台，由女性播音員唸著在胡志明小徑擄獲的北越軍人寫的信件與日記。電台自稱「越南母親」，希望以各種鐵證疲勞轟炸，讓那些滲透南越的越共無心戀戰。但像許多類似作業一樣，「七號房」也造成一些始料未及的後果：一名婦女在聽到這些信件與日記的內容後，深深感動，決定投身共產黨陣營。此外，一連幾任中情局老闆幾乎無一倖免，都與「七號房」美麗的播音員陷入愛河，難解難分。

直升機螺旋槳槳葉的拍打聲已經成為戰鬥的管絃樂，每個經歷戰鬥的人都不會陌生，拉動步槍發出的卡嗒聲、無線電的靜電雜音也一樣。南越軍在乘坐休伊直升機進入戰場時，總不忘相互講一句半迷信的道別詞：「可別讓你那『第三條腿』被打掉啊！」共產黨用自動武器對付低飛飛機的戰術越來越有效，一名越南飛行員說：「除非親身經歷，你無法體會任務結束後在沒有翼機伴隨下，單機返航的那種孤獨感。」直升機很堅固，但能否在戰鬥中存活，主要還是憑藉運氣。一天，阮文裕（Nguyen Van Uc，譯音）駕一架CH-34直升機進入戰場，機身中彈無數，機上人員卻毫髮無損。在返回基地後，他的機組長指著機頂上方對他說，「我們真是死裡逃生啊！」原來一枚重機槍子彈嵌在螺旋槳控制桿上，險些將桿打穿。如果當時打穿，這架CH-34非墜落地面不可。

許多在一九六五年新年預期勝利近在眼前的越共幹部，因美國干預而懊惱不已。越共控制地區隨即出現又一波簡樸與意識形態整風，為了不讓人民收聽西貢宣傳，私人收音機成為違禁品。共產黨還展開一項抵制美國商品的運動，結果一敗塗地收場；他們總是低估消費品的魅力，尼龍長褲和襯衫尤其熱門。一名游擊隊在三角洲被殺，屍身上的尼龍衣褲立即被剝下，到了他的排長的身上。一名百姓在目睹這整個過程後說，「我得說，這些越共的狠勁與冷血讓人佩服。」

大體而言，越共在戰場上展現的堅忍比政府軍更勝一籌，這也使南越共和軍視死如歸的事蹟更加動人。一名游騎兵排長在陣地被包圍的情況下，放出紅色煙霧彈，要友軍對他自己的陣地發動空中攻擊，結果他本人與他的半數手下戰死，但救了他的連──這件事沒有人知道。一架美國空軍F-101戰鬥機在越共控制區墜毀，一名十二歲男童領著機上飛行員躲躲藏藏，尋小徑抵達安全地帶，美軍隨即出動幾架直升機，趕在越共展開報復以前將男童一家人接出村子──這故事也沒有登上報紙頭條。彰善省（Chuong Thien）德諒縣（Duc Lang）一名叫做阮文木（Nguyen Van Moi，譯音）的民團民兵獲頒兩枚英勇勳章，他絕對當之無愧，因為他已經七十歲了。

鍾定（Giong Dinh）位於西貢南方三十五英里，一九六五年十月三日凌晨兩點二十五分時，這座小小哨站遭到大股越共攻擊。在一開始的戰鬥中，五名值勤警衛有兩人遇害，越共用無後座力砲擊毀兩座碉堡，迫擊砲也隨即開火。三十五歲的哨站指揮官阮文施（Nguyen Van Thi，譯音）帶著十五人撤退到碩果僅存的最後一座碉堡與瞭望塔。他下令無線電作業員閔（Man）要求砲兵支援，但無線電壞了。之後雙方劍拔弩張地僵持一個小時，曳光彈不時劃破暗夜，在陣地上方閃爍。幾名越共闖進小村，抓了兩男四女與四個孩子為質，然後迫使四女喊叫，要她們守在碉堡的先生投降，不投降就將人質殺害。阮文施拒絕投降，還率部向越共投手榴彈。

一名守軍匍匐到軍火庫，在一陣交火過後抱了一堆手榴彈回到陣地。地區首長這時已經從他位於五英里外的總部觀察情勢，並召請砲兵支援。閔這時將無線電修好，他十九歲的妻子蹲在他身邊充當砲兵觀測任務，讓砲彈落在距他們的碉堡不到二十五碼處。等到天光漸亮，碉堡前方已經落彈五百五十發。越共撤退，留下三名越共屍體與兩名傷兵，還有十二件武器。上午九點半時，區域軍一支援軍趕到鍾定，發現衛戍隊與他們的家眷共有十二人死亡，其中十人死於共產黨冷血殘殺。換成是美國人，阮文施與他的戰友會獲頒銀星勳章，甚至榮譽殊勳章（Medal of Honor）。但身為越南人，阮文施等人得到唯一的獎勵就是暫緩一口氣，因為他們知道今後還得再三面對同樣命運。

南越軍離不開美軍顧問的假設引來一個大問題：越共怎麼就能在沒有這類援助的情況下打自己的戰爭？明顯的答案是，越共的戰意與戰技都比南越軍更勝一籌。河內有一項最有力的宣傳利器：共軍雖說也依賴外國武器，但大多數北越地區與整個南方仍然見不到中國與俄國顧問人員身影；相形之下，美國人不了解為每一名南越當權者派遣美軍顧問造成的傷害。南越總理阮高祺曾寫道：「不在乎表面形象，是美國人行事作法的典型……中國在北越境內駐了好幾十萬人，還有大量蘇聯顧問，但無論是中國人或蘇聯人都不會開記者會、發表聲明，他們把這些事交給北越來做。」在赫魯雪夫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垮台後不久，俄國人開始派遣技術人員訓練北越空防人員，還開始訓練他們發射飛彈──不過對這類慷慨援助，北越並不完全領情。

一九六五年，雙方損失都很慘重，蘭賽紀錄了發生在平定（Binh Dinh）省的一宗慘劇。在這次事件中，對「可疑軍事編隊」進行的大規模轟炸與砲擊造成一千一百越南人傷亡，但檢驗屍體之後才發現，其中只有十五人是武裝共產黨。蘭賽怒不可遏地說，美軍飛機只要見到地面上一隊穿黑衣的人，就當他們是越共，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只是正在耕田的農民。「如果這隊黑衣人奔逃──而這是人類正常反應──事情往往變得更糟，因為一些飛行員會認為這證明他們的疑心沒錯。」休伊直升機飛行員丹．海克曼（Dan Hickman）也承認，美軍往往把逃跑的人視為越共：「我曾經射殺一個沒有武裝的人，他從我們旁邊逃跑，而且似乎還帶著一包東西，由於敵人就在我們左近，所以我說『開槍打他』。後來發現那人帶的只是幾條魚，不過我仍然認為他是在為當地越共備辦食物。」共產黨後來了解飛行員的本能反應，於是指示幹部們在敵機飛過頭頂時要站在原地，讓飛行員相信他們大概是平民百姓。

但貧窮匱乏與敵軍砲火，為派往南方的北越軍與在地的越共帶來重創。到一九六五年五月，黎筍對戰局的展望比過去保守得多，在一封剛寫給南方局的信中，他承認短期內不會達成政治交易，「討價還價與談判的時機還沒到」，他承認低估了美國人的意志力。根據派駐南方的北越部隊戰報，在十月十九日開始的一個月之間，北越軍第三十二團有一百六十六死，一百九十九傷；第三十三團有一百七十死，二百三十二傷；第六十六團有二百零八死，一百四十六傷──而且實際傷亡很可能比這些數字高出許多。此外，慢性瘧疾與腳氣病也讓派駐南方的北越軍半數失去戰力。一名北越軍軍官日後寫道，士氣低落，許多士兵會不由自主、突然的落淚。想在軍中維持清潔軍紀很難，要那些自認為死期將至的士兵注意衛生根本辦不到。檢查軍中通訊的政工發現，許多士兵認為自己在劫難逃──就算沒有死於炸彈與槍彈，也會餓死。士兵們圍著營火，唱著悲歌：

「進軍中央高地簡單，尋路歸鄉難；

無米無鹽，讓人心冷；

我們病了，卻沒有藥。

既如此，彼此相愛所為何來？

就像刀板上一動不動躺著的螃蟹，

不知刀將落何方。」

越共對城市發動的攻擊，雖有助於削弱民眾對西貢政府的信心，但總是被擊退。越共第二六一營對三角洲地區中心蓋比（Cai Be）發動一次夜襲，攻擊當地郵局、警察總局與民防部隊營區，但遭到砲火與空襲者戰機反擊，傷亡兩百人。一名平民目擊者說，他在黎明時見到越共撤軍，「他們看起來很悲傷，很疲倦，而且顯然損失了不少人，大多數人都在身上背了兩三枝戰死同袍留下的步槍。」對富美（Phu My）一處政府軍大型據點發動的攻擊也以失敗收場，越共五一四營一個連有四十二人戰死。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七日，南方局下達名為「對付傀儡警察的保安行動」的指令，指令中要求地方幹部「把握每一個機會剿殺敵人領導人與惡棍，加強我方政治攻擊，以便在敵人中間散布恐懼與混亂，並且……在較低層警員中爭取支持」。河內一名政治局委員曾向英國秘密情報局（SIS）駐河內站長達夫尼．帕克（Daphne Park）誇口說，河內在南越每一個部會、村落都派有工作人員。帕克當即反問道：「既如此，你們何必還要勞師動眾，把村長抓來問吊？」那政治局委員答道：「因為我們是列寧主義者，而列寧相信革命暴力。」

共產黨派駐在西貢的情報組織列了一張約有兩百名西貢政要姓名的暗殺清單，其中最著名的犧牲者是國家憲政會（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主席，共產黨對他進行了三次暗殺都沒有成功。但之後，一天上午，四名騎機車的共諜追上他的座車，對車內開了四槍，其中一槍命中他要害。讓河內好笑的是，英國廣播公司（BBC）在報導中說，憲政會主席因涉嫌奪權而遭西貢政權暗殺，迫使阮文紹總統發表公開聲明予以否認。這個情報組織還在一輛車後車廂裝了炸彈，開進全國警察總部園區引爆，十七名員警死傷。

身為蘭德田野調查員的楊文美，在訪問一名淪為戰俘的越共高幹時，對他的堅強意志留下深刻印象：「見到證據並不能改變你的主意，但它能增加你的恐懼，因為你發現他們有可能贏。」楊文美發現她自己逐漸抱持一種前後矛盾，但許多人都認同的觀點：「我恨這場戰爭，我要和平，但要的是不讓共產黨取勝的和平。」法蘭克．史考登也同樣感到困惑：「我突然有一種感覺，我們會在傾入巨大資源、投入幾十萬大軍後打贏這場戰爭，但我們會用物資窒息越南、將鄉間化為焦土……以錯誤的方式打贏這場戰爭。」在美國，特別是在華府街頭，反戰示威開始吸引成千上萬民眾，而且不只是可能被徵召的年輕人參加示威而已。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日，三十一歲的巴爾的摩（Baltimore）貴格會（Quaker）成員諾曼．摩里森（Norman Morrison）效法西貢和尚自焚，在麥納瑪拉辦公室窗外點火自焚而死。

戰局升溫以後第一場大戰發生在中央高地的德浪（Ia Drang）河谷，調往南方的北越軍往往以這座河谷做為南進行動發起區。德浪河谷有特種部隊的營區，這類營區最終在南越各地約有一百個，而德浪河谷的特種部隊營區是北越軍最喜歡攻擊的目標，因為幾乎所有營地都在美軍火力支援範圍之外。美國陸軍參謀長哈洛．詹森認為，特種部隊作戰耗費資源過鉅，令他「恐怖」。他瞧不起特種部隊，認為「特種部隊成員是一些逃避責任的逃犯……因為沒有人嚴格檢驗特種部隊的活動。」特種部隊軍官，曾經率領高棉裔越南人特戰小組進入寮國與高棉的麥克．艾蘭也有同感。艾蘭後來說：「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建了什麼功嗎？』我想，答案是『沒多少。』特戰小組帶回的情報，水準都相當低。」

共產黨每在攻擊民團營區時，總能或多或少造成損害。在波萊美（Plei Me）基地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九日遇襲後，魏摩蘭下令美軍第一騎兵師「搜索、摧毀」在德浪河谷發動攻擊的敵軍。北越指揮官對此欣然面對，因為他們想試探美軍實力。阮福安（Nguyen Huu An，譯音）上校說，軍援越南指揮部的「銀刺刀作戰」（Operation Silver Bayonet），「給我們開始殺美國人的機會」。在十一月十三日他所謂「歷史性」的一次兩小時的指揮所會議中，他闡述了作戰目標：用連級與營級兵力與這些新來的敵人接戰，學習怎麼與他們作戰，「就像我們打敗傀儡軍一樣，我們也能打敗美國人。」

十一月十四日，在B-52轟炸機支援下，哈爾．穆爾（Hal Moore）中校率領的第一騎兵師第七團第一營，對「X光登陸區」的共軍集結區展開攻擊，一場血腥惡戰隨即展開。那天上午，阮福安在一支三十人指揮小組伴隨下，順著一條泥濘小徑前往朱邦山（Chu Pong）。快到中午時，X光登陸區已經漫天砲火，爆炸聲此起彼落。阮福安倚著手杖正在研究地形，部下一名參謀突然一把抓起他並摔向地面，緊接著一連串撼山動地的爆炸聲，一架B-52投下的炸彈就在他們左近爆炸。阮福安站起身，撢去身上塵土，說道，在這樣槍林彈雨中，一個人能不能活命全靠天意。他要指揮小組在炸彈造成的這些大彈坑上設立指揮所，並下令一個營在翌日十五日黎明前攻擊美軍。阮福安談到隨後發生的狀況：「前後約有十五分鐘時間，敵人陷於混亂，但隨即展開猛烈反擊。」戰鬥持續了一整天，入夜以後，C-130在上空不斷盤旋，投擲照明彈；一〇五公厘榴彈砲射擊三萬三千發。第二天一早，當共產黨重新發動攻勢時，北越軍一個營在進入攻擊發起線途中走失，其餘共軍因此陷於死戰。一名美軍將領後來寫道：「美軍戰史上最慘烈的戰鬥就此展開，而且在幾乎整個過程中，戰場不出一個足球場大小。」

對美軍騎兵師來說，最慘烈的戰鬥發生在十七日。那天中午，阮福安的幾個營正在吃口糧，偵測兵來報說敵軍逼近。北越軍倉忙部署伏擊。來襲美軍是欠缺戰陣經驗的第七團第二營，他們列成一字長蛇陣，撥開象草、迤邐而來，遭到北越軍伏擊。之後兩個小時，美軍分成許多小股展開近戰，但由於敵我兵力交織，美軍無法請求大砲或空中支援；阮福安也認為情勢「緊張、複雜而且困難」。從他的角度來說，從十七日下午兩點到十八日晚上八點之間的戰鬥最為凶險，美軍最後終於能召來空中攻擊與砲轟，造成北越軍重大傷亡，特別是必須在戰場上不斷來回奔馳的傳令兵與聯絡官傷亡尤其慘重，他們經常被炸得屍骨全無。北越軍六十六團團長在戰鬥開始時神祕失蹤，而且一連三天不見蹤影，團政治官羅玉洲（La Ngoc Chau，譯音）於是接掌指揮權。

狂風暴雨般襲來的砲彈、炸彈與子彈，終於迫使北越撤軍。他們後來說，與他們接戰的美國步兵並不特別可怕，但套用阮福安上校的話說：「這不表示與美國人作戰，像我們裡面一些人說得那麼容易。美軍火力強得可怕，他們有那麼多飛機、炸彈和大砲。他們實事求是，能從經驗中迅速學習，而且擁有能讓情勢改觀的科技……他們聰明而且多智，不時能完全扭轉一個不利的戰術情勢。」

在德浪河谷戰役結束後，雙方都宣稱獲勝。美軍騎兵師評估戰果，說美軍每折損一人就殺了超過十名共產黨。美國高級官員認為，北越無法以如此懸殊的傷亡比例繼續打下去。魏摩蘭認為，打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才真正結束的德浪河谷戰役顯示，火力與空中支援可以讓「搜索與摧毀」如虎添翼。軍援越南指揮部估算，敵軍死亡人數為三千五百六十一人。美軍方面，第七團第二營有一百五十一人戰死，整個騎兵師有三百零五人陣亡，受傷人數也差不多。不過，美軍不僅誇大了北越軍損傷，北越指揮官不計傷亡的狠勁也遠非美軍始料所及。德浪河谷戰役結束後，在中央高地司令朱輝孟（Chu Huy Man，譯音）准將主持下，北越指揮官在B3方面軍總部舉行慶功會。阮福安上校寫道，「我很少參加過這麼開心、活潑的戰地會議。不管是友人還是陌生人，大家都握手、互賀勝利。」像美國人一樣，共產黨也過度高估了他們的成就，說他們「殲滅了」幾營美軍──這是北越軍愛用的字眼。

鮑伯．霍伯每年聖誕節的越南勞軍秀，或其他好萊塢明星的戰地訪問，可能很容易給人一種沽名釣譽之感，但駐越美軍確實非常喜愛這些節目。有一次，詹姆斯．賈納（James Garner）、羅伯．米契（Robert Mitchum）與亨利．方達（Henry Fonda）來到三角洲勞軍，當地美軍顧問團隊自然欣喜萬分。特別是當安—瑪格莉特（Ann-Margret）發現兩名士官躲在地板下偷看她換衣，卻一笑置之時，他們對她的大度更加感念。席德．貝里上校與他在美萩的顧問團隊，在總部外一所老修道院為三百名顧問團越南雇員家屬辦了一場聖誕晚會，「我看到這輩子見到過最可愛、最逗趣的孩子。幾乎所有我們美國人都在那群孩子中徘徊，陶醉在愛、幸福、溫情、喜悅與憐惜中」。美軍在晚會上為孩子分送冰淇淋、蛋糕與禮品，還放映了一部卡通片。他們還發揮創意，為孩子們帶來另一驚喜，一架前進空中管制機飛臨晚會會場上空，灑下千千萬萬白色紙花，紙花上印了一行字：「下雪啦！美國空軍與參三部門敬賀。」

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越南美軍電台「鄉村音樂時間」（Country Music Hour）播出羅傑．米勒（Roger Miller）的〈好女孩，妳讓我哀泣〉（Attaboy, girl, that’s a way to make me cry），之後是艾迪．阿諾（Eddie Arnold）、卡爾．史密斯（Carl Smith）與田納西厄尼．福特（Tennessee Ernie Ford）等人的歌。席德．貝里特別喜歡「我愛上公路告示牌上那個除了掛著笑，身上一絲不掛的女郎[41]」還有「我離開時，窗簾揮手向我道別[42]」。

美軍現在已經在越南駐了四個師，總兵力幾近二十萬人，但麥納瑪拉向總統報告說，這樣的兵力仍然不夠。他建議，如果北越不肯收手，應將魏摩蘭麾下兵力增加一倍，或許還得在一九六七年進一步增到六十萬人：「到一九六七年，美軍戰死人數可能達到每個月一千人。」

問題是，麥納瑪拉對戰局的困惑比楊文美更嚴重，他已經私下提出警告，說中國人可能插手，說美國充其量只能指望「光榮撤軍」。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麥納瑪拉告訴亞瑟．史勒辛格與賈布萊斯等人，「他認為軍事解決不可能辦到……他似乎很沮喪，擔心戰事會無限期升高」。史勒辛格在那次會談後寫道，「軍方一口咬定，相信他們可以『打贏』這場戰爭。」但讓人感到反諷的是，甚至在連麥納瑪拉都失去信心的情況下──這是一項驚人轉折，國務卿魯斯克卻信心大增。魯斯克就這樣從麥納瑪拉手中接過主戰火炬，在整個一九六八年一直高舉。麥納瑪拉身邊親信都很明白，在離職的幾近兩年前，當眼見數不清美軍捐軀，麥納瑪拉被不確定性、悲觀情緒所困擾。但他明明如此悲觀，卻仍然不肯求去，說來也實在令人費解。

在前線，吉米．史班瑟士官喪氣地說，「結果這不是一次短跑，而是一場馬拉松。」席德．貝里在家信中寫道：「我反正哪裡也去不了……我相信我們來這裡很重要，相信這是一場正義之戰。我對越南人非常尊重，在我們無法想像的艱難環境下，他們做得出奇地好。但前途路遙遠，我希望我們國家與我們國人能有奮戰到底必須具備的那種成熟、堅忍、耐性、勇氣與信心。」這是一場引頸盼望不見盡頭、艱苦漫長的戰爭。

編注：貝爾格萊德（Belgrade）為塞爾維亞首都，位於巴爾幹半島。一九一二年，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希臘與蒙特內哥羅成立巴爾幹同盟對抗鄂圖曼帝國，雙方於當年十月爆發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結果鄂圖曼帝國戰敗，幾乎丟失所有歐陸的領土。但是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就馬其頓地區的統治權產生分歧，因而導致巴爾幹同盟的破裂，雙方於一九一三年六月爆發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塞爾維亞獲勝後變得更加強大，導致奧匈帝國在巴爾幹的擴張受到阻礙，兩國的爭執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者在塞拉耶佛刺殺奧匈帝國皇儲夫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直接原因。進入戰爭之後，巴爾幹半島的戰事大多發生在貝爾格萊德附近。巴爾幹半島複雜的情勢也被稱為歐洲的火藥庫。 back

編注：蘇伊士運河戰爭，也稱第二次以阿戰爭或西奈戰役，是一九五六年發生在埃及的國際衝突。由於埃及政府決定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讓英、法兩國的利益受到損害；而埃及總統以消滅以色列為宗旨的泛阿拉伯主義，導致以色列決定加入英法的同盟。三國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出兵埃及，戰場上雖然獲勝，但卻遭到以美、蘇為首的國際社會的普遍指責，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英法以三國被迫接受停火決議。蘇伊士運河危機讓英國的帝國殖民體系遭到毀滅性打擊，經濟也步入近乎毀滅狀態。英國從全球性超級大國衰落為地區性中等大國，同時終結了西方的殖民體系。美國則從英國手上取得霸主的地位，世界正式從三強鼎立變美蘇兩強對抗。 back

譯注：懷特．厄普（一八四八—一九二九），美國西部傳奇人物，以西部執法人員、槍手等形象著稱。 back

編注：RMK-BRJ，在越南戰爭期間，由美國海軍將美國四家最大的公司組成的美國建築財團，其目的是在南越建設急需的基礎設施，以便美國能夠逐步將作戰部隊和物資投入越南。財團的名稱來源於其四家組成公司：Raymond International、Morrison-Knudsen、Brown & Root以及J.A. Jones的首字字母組合。 back

編注：DMJM，創立於一九四六年，最初專門從事美國的軍事項目，其標誌性優勢在於工程和結構設計。名稱來源於其四位創辦人：Phillip Daniel、Arthur Mann、S. Johnson以及Irvan Mendenhall姓氏的D、M、J、M組合。 back

編注：來自德爾．里夫斯（Del Reeves）的歌：〈告示牌上的女郎〉（Girl on the billboard），收錄於一九六五年的專輯：《Sings Girl on the Billboard》。 back

編注：來自雷．普萊斯（Ray Price）一九五八年的單曲：〈窗簾〉（Curtains in the window）。 back

第12章「抓煙」

‘Trying to Grab Smoke’

◎戰士與滑水人

越戰從來不是只有一種，而是有五十個各式各樣不同的面貌，視戰鬥地點不同而不同──若你不是步兵，就得看你幹些什麼其他的事。連長安迪．芬雷森（Andy Finlayson）有一次斥責一名帶著一班工兵在陣地工作的班長，因為這班工兵不肯挖散兵坑，也不肯下散兵坑執勤。那班長頑抗說道，「那是步兵幹的，我們工兵不幹這種鳥事。」砲兵除了「FO[43]」以外，遭受的威脅一般比步兵小得多。來自維吉尼亞州三十歲的砲兵連長洽克．胡德（Chuck Hood）上尉發現，讓連上官兵在灰土、泥濘、雨天、酷暑中操作一七五公厘巨砲固然辛苦──這種砲的砲管每發射三百枚砲彈就得更換砲管。但他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為官兵解悶，「我得不時想個新招，吸引他們注意，免得他們成天跑進當地村子鬼混，或不斷喝酒。」

美軍在越南的役期只有一年，而且大多數步兵軍官只會在一個連服役六個月就會轉調擔任參謀工作。魏摩蘭力主加長役期，但遭白宮拒絕。將役期限制在一年或許在政治意義上有其必要，但對作戰成效影響很大，因為除了少數「終生老兵」以外，在越南戰場上有真正實戰經驗的美軍很少。或許在越南服役期滿返回美國的人，有三分之二自稱老兵──有權配戴勳章，大談他們的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問題。但一般而言，他們在駐越期間冒的風險，充其量不過是不小心「中標」得了性病或吸食了「惡屎」毒品而已。

支援、技術與後勤人員很可能整個役期都待在巨型基地園區內，除了洗衣婦與吧女以外，一個越南人也沒見過。對他們來說，最惱人的事大概就是得忍受JP4（航空煤油）與尿管發出的惡臭了。傘兵金．伍利（Gene Woodley）說，金蘭灣（Camranh Bay）是「我這輩子最大的驚奇，有人玩著衝浪，大汽車在街頭跑來跑去，有打扮入時的女人與穿著西裝的男人。讓我不禁叫道：『這怎麼回事？這裡比美國老家還好！』」海軍雷達兵杜維．布朗（Dwyte Brown）也有同感：「金蘭灣真是個天堂，不是蓋的。我如果有錢，一定會在這裡住下去，享受國王一樣的生活。」布朗由於在越南「服作戰役」期間每天享用龍蝦與牛排，肥了四十磅。他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作戰協調中心替一名上校整理音樂帶，而上校則把他的吉普車借給布朗使用，做為回報。在安溪（An Khe）郊外，第一騎兵師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官兵休閒中心，叫做「罪惡城」（Sin City）。官兵可以上「Class 6」（美國陸軍酒品專賣店）用每瓶一塊六五美元的超低價買兩瓶半加侖裝吉比（Gilbey’s）琴酒，還可以花五到十美元找一個經過軍醫檢驗沒有性病的女郎。

黑人步兵理查．福特（Richard Ford）談到另一營區：「我不敢相信芽莊竟是越南一部分，因為他們有軍營、熱水、一天供應三餐熱食的餐廳，還有空調。它像一處海灘，一處休閒勝地……他們打籃球、玩足球。他們都是白人，想到背後有這麼多白人，我就心驚膽戰。」富國（Phu Quoc）島上的綠扁帽部隊在湄公河三角洲外一處海灣玩著滑水與衝浪。一名西方訪客在談到越南人觀感時寫道：「孩子們喜歡在海灘玩水，看著巨型金髮男子吊在繩尾、風馳而過，但年長的人會在一旁瞪著眼，嘴裡唸唸有詞。甚至在南越，我也會因自己的體型與膚色而感到極端不自在。」

誰得去什麼地方報到，幾乎是沒有商量餘地的事。軍醫查理．施亞（Charlie Shyab）在來到越南時，以為他會留在受訓的單位，與舊友一起出任務，建立一種關係。但就像每一個補充兵一樣，他也奉調來到新環境，與完全陌生的人一起工作。約翰．萊特（John Wright）中尉從蜆港任務分配室面如死灰般走出來，對友人說，「我死定了」，他奉命前往陸戰隊第九師第一營報到，這支部隊由於傷亡率過高，人稱「行屍走肉」部隊。醫護兵大衛．羅傑斯在服完野戰步兵役期後，奉調來到古芝的一所醫院：「那些醫生與護士都是軍官，都在一起吃，一起打情罵俏。才從叢林出來的我，現在來到這瘋狂世界，就像電視劇『外科醫生[44]』（MASH）裡面的情節一樣。」

朱德．金恩（Judd Kinne）中尉與連士官長來到師部停屍間認屍，發現工作人員正笑鬧著，在這座有冷藏設備的活動屋裡聽美軍電台廣播，這使他很不自在。士官長從一大堆屍袋中找出屬於本營的屍袋，檢驗登錄。金恩邊打寒顫邊說，「停屍間堆得滿倉滿谷。我可不要像這樣裝在袋子裡回美國。」費爾．卡普托也曾在停屍間工作一段時間：「如果身為排長，我就是死神代言人，身為參謀，我就是死神的簿記。」他回憶說道，無論生前是白人、黑人或黃人，所有死者看起來都差不多。他們的皮膚出油，所以看起來都像蠟做的假人，「瞳孔退色轉灰，大張著嘴，彷彿在尖叫時死亡一樣」。有些屍體因臉孔已經無法辨認，只能用他們的牙齒紀錄做比對。

不少前來越南的人生活在不斷的恐懼中。席德．貝里的單位中那位隨軍牧師永遠攜帶武器，而且不論白天夜晚，隨時身穿防彈背心，這讓貝里很是感慨：「他一直與官兵討論戰爭的可怕，他曾眼見我們被越共團團包圍。他不斷問我們，這場戰爭能不能在聖誕節前結束……我們不能讓一位屬神的人在這裡散播恐懼，他應該為我們帶來信心與平靜才是。」那位隨軍牧師不久被解職。

也有人甘之如飴過著險中取樂、充滿異國情趣的生活。駐在高棉邊界附近班登（Ban Don）的特種部隊A隊，利用大象運送補給，還在象背塗上星條，以避開美機轟炸。在一個溫馨怡人的傍晚，滿懷浪漫的喬治．邦維爾（George Bonville）凝視著營房邊的三角洲水道，心想，「為什麼有人會為了控制這個地方而爭戰？這是一處農業天堂，任何人只要有腦子都能在這裡生活、工作、享樂。只有惡人才會在這個地方發動戰爭──唉，或許我正是這樣的惡人。但我並沒有發動這場災難，我只是希望能結束它而已。」即將輪調返美的一名少校告誡邦維爾不要強出頭，因為這麼做不值。這位灰髮少校說，美國早在一九六四年就應該收手：「孩子，要小心。我們在這裡葬送的青年軍官已經太多了。我在韓戰中授了官銜──但韓戰不一樣。韓國人很強悍，決心阻止共產黨，而且當地地形也容易防守。而越南就像擋在寮國與高棉的一個網一樣。不要強出頭，這地方已經完了。」

就總體而言，在龍庭召開的一次北越軍總參會議同意，美國人投入的兵力越多，碰上的難題也越大。河內的既定戰略獲得確認，西貢的正規軍與民兵仍是首要目標，因為一旦它們崩潰，華府也沒了出兵干預的理由。河內為一九六六年訂下恢弘的目標：造成南越軍二十五萬到三十萬人死傷、美軍兩萬五千到三萬人死傷；擊毀一千架飛機與直升機；占領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農村地區。他們計畫在所謂「B戰場」將共產黨勢力擴大到四十萬游擊隊、九萬地方部隊與二十萬北越正規軍。

根據越戰戰史紀錄，這樣的目標太超過：「總參批准的這項計畫既失之簡化又不切實際……不能反映我方真正的實力，對敵軍空襲我軍補給線造成的巨大問題也刻意輕描淡寫，避重就輕。後勤組織『困惑而且雜亂無章……派往戰場的若干部隊品質低下。』」河內的史學者也承認，他們低估了美軍、甚至南越軍戰力。

北越軍與越共領導層追求一些平行、時而相互衝突的目標。南方人與他們那些北方弟兄之間關係並不和諧。由於北方貧窮，許多北越人靠眼子菜（一種池邊野草）佐餐，有些越共嘲笑北方人是「吃菠菜長大的」。黎筍與他在政治局裡的支持者渴望進行大部隊對決。武元甲反對這項戰略，因為他認為這會讓魏摩蘭盡情發揮美軍的火力優勢。一九六六年增調十五個團進入南方的事實，說明河內鷹派逐漸搶占上風，奠邊府勝利者的影響力已經式微。

隆安省越共政治官對一九六六年一月美軍第一七三空降旅活動的分析，與兩個月以前北越軍阮福安上校對第一騎兵師的分析很近似。越共說，空降攻擊的經驗恐怖之至：「直升機像蒼蠅一樣在空中四處亂轉，沒一會工夫……戰場已經擠滿美軍。就算只開了一槍，他們也會招來空中與砲兵支援，抹平一切東西。他們丟起炸彈、開起砲來就像沒有明天一樣。我們的戰士達成結論說，美軍行動緩慢，但能夠動用無窮的資源。戰車與裝甲運兵車像螃蟹一樣在稻田橫衝直撞……農民的穀物全部泡湯。」

隆安省越共原本計畫於一九六六年作戰季對美軍一個營發動一次大規模正面攻擊。但在研判敵情後，他們認為自己沒有這個能力。他們決定等待時機，養精蓄銳，用相對小型的游擊戰不斷發動攻擊。越共認為美軍欠缺觀察力：美軍連已靠近他們身邊、距他們不過幾碼的游擊隊都無法發現。一定要充分利用美軍很怕地雷與誘殺陷阱的這個弱點。此外，美軍在例行休息時間也疏於警戒。

另一方面，在華府，約翰．麥諾登與比爾．邦迪為麥納瑪拉起草了一份一九六六年目標清單，內容與河內訂下的那些目標如出一轍。首先，用敵人來不及增補的速度「消耗」敵人。他們訂定目標，要將共產黨勢力控制的基地面積減少百分之十到五十，要將牢牢掌控的鐵路與道路進出地區增加百分之三十到五十，還要將政府控制下的人口數量擴大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這項計畫後來遭到「一味以統計數字詮釋進度」的批判，這是麥納瑪拉一夥人的行事風格，卻也是河內龍庭的招牌作法。

二月間，兩個新的北越師進駐第一軍轄下的廣治（Quang Tri）省，讓盟軍指揮官坐立難安，擔心敵軍可能因此切斷南越的尖端，囊括蜆港北方山脊以上的一切土地。為防止這場夢魘成真，美軍陸戰隊在一九六六年整年征戰不休，事實上一直到戰爭結束都在為此打個不停。魏摩蘭是否將過大比重兵力投入「搜索與摧毀」，結果犧牲了「堅壁清野」（clear-and-hold）戰略目標，一直是激烈爭議的主題。在西貢東部春祿（Xuan Loc）服役的美軍顧問恰克．蘭登洛（Chuck Reindenlaugh），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日的家信中，對敵軍僅憑小型武器、迫擊砲與勇氣就能寫下的戰績表示嘆服：「我們的弱點，根本原因就在於無力保衛每一座村落或屯墾區……他們對沒有兵力駐防的地區發動攻擊……想像你在打一場足球賽，其中一個隊穿著傳統制服，遵照美國國家足球聯盟（NFL）比賽規則。但對手球隊卻不穿制服，事實上還刻意裝扮成觀眾模樣。這支球隊不守規則，不管界線畫分，不聽裁判哨音，當自己的球門遭對手猛攻時，它的四分衛會把球藏在球衣底下，若無其事地跑進觀眾區，讓你找不到他。它讓我們恨得咬牙，大喊『開槍打他們，放把火燒他們出來，把窩藏越共的村子剷平。』我們這樣做正中越共下懷，但想不這樣做又非常困難。」

曾在中情局與國家安全會議供職、得了一個「總統綏靖事務特別助理」（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Pacification）怪頭銜，之後又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成為西貢「民間作業與革命發展支援計畫」（Civil Operations and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Support programme, CORDS）負責人的羅伯「噴槍」柯莫（Robert ‘Blowtorch’ Komer），從頭至尾就對「搜索與摧毀」表示不滿，認為這項戰術讓美軍失去民心。可以確定的是，南越人民看不出魏摩蘭這項戰術有何精妙。繼魏摩蘭之後出任駐越美軍司令的克萊登．亞伯拉姆斯，後來發動的所謂「比較好的戰爭」，同樣也讓南越人民看得一頭霧水。許多美國人同樣困惑不已：一名陸戰隊尉官垂頭喪氣地告訴記者，他們的戰鬥「就像抓煙一樣，拳頭一張開，就發現裡面什麼也沒有」。怎麼用兵部署是一個沒有好答案的問題：美軍兵力從來就不足以一方面追逐敵人，同時還能保護南越人生活區，而且永遠也無法做到這一點。

一月十七日傍晚，越共逮到一名重要人質。省綏靖處長道格．蘭賽坐著一輛運送民間救援物資的卡車，經過省長女兒一再叮嚀、要他避開的古芝附近的一條道路。他的羅姓司機突然大叫，前方一百碼外有兩個穿著藍衫黑褲的武裝分子；還有一名男子從一處掩體後探著腦袋張望著。蘭賽舉起他的AR-15卡賓槍，但由於不知對方是敵是友，他沒有立即開火。前後有幾秒鐘時間，他發現對方是越共，但心想或許可以僥倖逃過這一劫。只是共產黨的槍彈開始打爛卡車後車廂裝載的米袋，卡車停了下來：羅司機腿部遭子彈打穿。蘭賽轉過身，回敬了十幾發子彈。羅司機說，引擎已經打壞。蘭賽氣得大罵──如果知道引擎其實沒有壞，只是暫時熄火而已，他一定罵得更加暢快。羅司機從車上爬下來，雙手高舉，雙膝跪倒，擺出乞憐的姿態。越共又是一輪亂槍，打爛蘭賽腳邊的一桶五加侖油箱，讓箱中汽油像水柱一樣噴到蘭賽的額頭，流進他的兩眼。

蘭賽掙扎著想睜開眼睛，卻立即聽到卡車後方傳來腳步聲。他大叫「Toi dau hang!」（我投降！）他放下武器，走下卡車。蘭賽以為這一次在劫難逃，在極度恐懼中仍不免罵了一句「狗屎！」但那幾名年輕的越共太過興奮，失了殺人念頭。特別是在奪了蘭賽的卡賓槍、手錶與皮夾後，他們更加雀躍。他們用一條繩子綁了蘭賽，放了羅司機，領著蘭賽進了叢林。蘭賽就這樣展開一連七年可怕的俘虜生涯，還在竹籠子裡度過一些歲月。像范恩、史考登與之後的法蘭克．史奈一樣，這位印度支那的勞倫斯日後也對這段奇幻的經歷緬懷不已。

◎不很友好的友軍砲火

一九六六年二月，在聽到第一騎兵師已經展開一項代號「搗碎機行動」（Operation Masher）的「搜摧」任務時，詹森總統親自干預，要求改用一個更好聽一些的代號。這項因此改名為「白翼」（Whitewing）的行動號稱打死一千三百四十二名敵人，在這一年期間，根據第一騎兵師評估，它平均每天殺十名共產黨；而在這一年間，根據軍援越南指揮部的數據，南越境內每一支部隊每天殺一名越共。不過，這數字還差得太遠，敵人兵力繼續擴張。二月五日，陸戰隊參謀官約翰．柴森（John Chaisson）上校在寫給緬因州妻子瑪格麗特（Marguerite）的信中說：「對這場戰爭與那些要寨化據點看得越多，越讓我想到當年與印第安人的邊界戰爭。」柴森在信中談到：「艱苦地從越共恐怖的魔爪中一點一滴拿回這個國家……我們可以永遠保衛我們的陣地，但這又能怎樣？」在叢林覆蓋的山區，一支巡邏隊往往得花一周時間才能走三十英里。

三月九日，一處特種部隊營區遭到又一次令人汗顏的挫敗。北越軍攻擊順化西南三十英里的阿紹（A Shau），營區內三百六十名南越非正規軍發生恐慌，成群湧向飛抵營區要撤離營區內十七名美軍顧問的直升機，這些美軍顧問被迫向他們開火。五名美軍在這場混亂中死亡，南越非正規軍只有半數事後回到崗位。領導這項救援行動的陸戰隊中校查爾斯．郝斯（Charles House）因此役獲頒海軍十字章（Navy Cross），但也因為向記者坦然揭露這件醜事而遭上級正式申誡。

四月，魏摩蘭的作戰官威廉．德沛少將接掌第一師，責任區包括從高棉由西北方通往西貢的進路。他成為全南越最兇悍的部隊指揮官，不僅越共聞名喪膽，他自己的手下也畏他如畏蛇蠍。他在鄉間各地發動阿比蘭（Abilene）、萊辛頓（Lexington）、伯明罕（Birmingham）、艾帕索（El Paso）與阿瑪利洛（Amarillo）作戰，輔以毫無節制的夜間「騷擾砲火」──針對可能可以達到騷擾效果的地區，以及可能為敵人使用的山徑小道發動間歇性砲擊。另一方面，這位小個子將軍不斷淘汰手下那些他認為軟弱的部屬。部隊間開始流傳有關「半夜契努克[45]」（Chinook）的耳語，說不夠勇猛的營長們如何被「德沛」，在半夜三更被解職，送上契努克帶走。

他的冷血引來哈洛．詹森將軍的不滿。詹森毫不客氣地告訴他，「依我看，真正優秀領導人的標誌，是將你擁有的資源發揮到盡善盡美。」德沛也不耐煩地在回信中說，一名被他革職的參二處軍官是個「亂七八糟、毫無軍人氣質的髒胖子」。另一名參五處軍官「完全不適任。沒有主動性、想像力也毫無雄心。一點價值都沒有」。德沛在信中寫到一名遭他去職的營長：「我第一次見到C就發現他很軟弱……他對他的營完全失控，讓部下遭到一些不必要的傷亡，對越共卻毫髮無損。」德沛的幹勁不容懷疑，但他在師長任內的作為沒能爭取到任何美軍或越南人軍心。哈洛．詹森寫信告誡他說，「許多人都說，『寧可送槍彈、也不要送子弟上前線』……但我看我們過於強調火力了。」德沛仍然我行我素。

顧問喬治．邦維（George Bonville）談到與南越軍共事的日常作業如何讓他筋疲力盡：「凌晨三點半起床，匆匆吃完早餐，登上開往美萩的卡車，黎明時分沿湄公河某處上登陸艇發動兩棲攻擊；或上休伊直升機，深入水草平原（Plain Of Reeds），殺／俘虜幾名越共，然後撤出行動區。在一般情況下，所謂撤出就是在熾熱的驕陽下，在稻田、在竹林／水椰樹叢林跋涉六到九英里。如果運氣好，最後可以在入夜時回到米市（Cho Gao）……千篇一律的米，配上地方產的皮包骨雞肉，再加上沒有味道的蔬菜罐頭，倒盡我們的胃口。我們的牙齦開始萎縮……我們也開始在夜間出無線電勤務，每人兩小時。我們太累，就連敵人來襲，我們自己的砲聲轟隆作響，我們都聽不見。」

越共的狠毒令人髮指。邦維描述一個典型事件，說在附近地區總部當打字員的安小姐，如何在夜宿父母家時被抓。由於她不肯協助越共攻擊美軍顧問營區，越共用槍托打爛了她的頭，刺死她的弟弟。邦維寫道，「她大約二十歲，是虔誠基督徒，非常漂亮，非常淑女。我的那夥美軍經常在早上坐在總部門廊守候她上班，望著她穿著長而飄逸的奧黛、撐著同色陽傘以保護她雪白的肌膚姍姍而來。她對他們的凝望視若無睹，或許她不喜歡這群將她驚為天人的外國鬼子。」顧問麥克．蘇登搭一架休伊直升機在三角洲的一個小村著陸時，發現樹上用繩子吊著一個東西──那是小村村長，在之前一天夜裡遭越共開膛剖肚；他的妻子也被殺害，不過死得沒那麼慘；他們的兒子則被閹割。「我心想，『真是一群野蠻人。』但後來我發現美國人的行徑同樣可怕。」

麥克．艾蘭（Mike Eiland）來自加州，出身背景普通，不過獲得了西點軍校的提名。「儘管美國應該訂一條聯邦法，禁止軍校生在畢業不到一年內結婚。」但是在畢業三天之後，艾蘭還是娶了將軍的女兒，部分原因是在那個年代，對大多數想找長期性伴侶的年輕人而言，結婚戒指是最保險的辦法。他在德國當了三年乏味的槍砲官，然後從這個傳統職涯晉身之路抽身，成了一名戰士。在接受「綠扁帽」（Green Beret）──「那帽子很酷」──特戰訓練期間，他最擔心的事就是他還沒來得及參戰，戰事已經結束。在布雷格堡（Fort Bragg），他們閱讀伯納．法奧（Bernard Fall）的《無歡的街頭》（Street Without Joy）；還集體以「Poussez![46]」為非官方的隊訓，因為他們看了一部有關美軍「戰略服務處」（OSS）團隊在一九四四年法國德軍占領區活動的訓練電影，在這部電影中，每個人都把「Poussez」這個字掛在嘴邊一整天。

一九六六年五月，在聽取少得不能再少的簡報之後，艾蘭奉派前往位於西北最邊荒、距高棉邊界只有幾英里的的一處河濱基地，指揮一支十二人的特戰小隊：「他們把我們丟在一處人跡罕至的所在，就揚長而去。」位於水草平原越共大本營邊緣的第五特種部隊營區，自三年前遭越共攻破以來，一直荒廢迄今。艾蘭率領手下在一處舊法國糖廠附近的別墅建立隊部，築起鐵刺網防禦工事，開始招兵買馬。他們發現，想在當地招兵買馬，就得花水磨工夫與當地頭目談判。他們終於召集和好教分子建了一個連；又找到一些逃兵之類的人建了另一個連；並透過一名駐在西貢廟的下高棉領導人建了第三個連：「你要多少受過訓的人，他都可以給你──只要價碼談得攏，而談價碼可不是一時半刻可以談就的事。」

艾蘭覺得自己好像沉溺在無邊無際的新奇之河中一樣，一切都是初體驗，不一樣的文化、暑熱與惡臭。他建了一支約四百人的部隊，開始四人一組展開巡邏任務，不時還與越共進行持續一整夜的槍戰。由於當地是「無限制開火區」（Free Fire Zone），他下令部下將碰到的一切平民全部以難民身分用卡車送回南越監管。這道命令讓他的部下頗感茫然：「他們本來都不是難民，是我們抓了他們才讓他們成為難民的。我們根本就是在綁架他們，為的不過是不讓敵人利用這個地區、從這個地區取得食物而已。」

五月十二日晚，艾蘭的特戰隊成軍不到兩周，在地越共突然大舉來襲。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夜中，綠扁帽採取被動防衛，用M-14與M-79據守在深溝高壘的別墅中，越共沒有穿越壕溝。「我們可以聽見他們相互大喊大叫：『美國人在哪裡？』他們四處亂竄。情況逐漸明顯，我們的陣地要垮了。」雙方徹夜交火，但都沒有照明彈，而艾蘭也無法請求砲兵支援。越南人奮勇作戰的不多，而奮勇作戰的人也很快淪為槍下怨魂。不說話、不開槍、趴在地上什麼也不做的人最能保命。天剛破曉，美國人發現敵人已經撤退一空，營區內車輛全毀，泊在河邊的登陸艇也遭鑿沉。俯倒在地的身軀散落營區各處，多半是守軍遺屍，讓艾蘭觸目驚心：「我從未見過屍體，特別是被殘殺的屍體。」由於無法聯繫直升機醫療後送，特戰隊醫護兵只得盡所能為傷兵進行醫護。

艾蘭對於理論上應該與他合作的南越特種部隊一直缺乏信心，當殘餘的越南兵因飢餓而頻臨兵變邊緣時，他的信心更加一無所存，因為那些越南兵的上尉連長偷了他們的米糧。美軍決定接管軍糧分配作業，這名南越上尉惱怒之餘，狀告上級，說美軍干預地方規矩，還剋扣他的官餉。艾蘭與他的班長就這樣遭暫時解職，原因是「欠缺文化敏感度」。

步兵的生活沒有綠扁帽這麼富於異國風情、多姿多彩。對身為黑人的鮑伯．尼爾森（Bob Nelson）來說，當兵最好的事就是，他有生以來頭一遭可以不必面對種族議題：「我們彼此互相照顧。」一名三K黨正式成員告訴尼爾森，有一次他在一場激戰中全身僵住、倒在稻田裡等死，多虧一位「（黑人）兄弟」把他拖回陣地，救了他一命，自此以後他對黑人的想法徹底改觀。尼爾森的母親是女傭，他六歲時當勞工的父親就去世了。之後，他在種族隔離情況嚴重的南加州，隨著祖父母在他們的小小煙草農場度過童年。他在中學畢業後因為需要一份工作而加入陸戰隊，就像其他新兵一樣，他發現巴里斯島[47]（Parris Island）的日子非常難熬，或許與其他新兵相形之下，他的日子更加難捱，因為中心那些教官用「黑鬼」稱呼所有黑人新兵。他永遠忘不了設在加州中心教練場那面大牌子上寫的字：「學習面對死亡，因為你要去的是人們送死的地方。」他們的班長告訴他們，陸戰隊員的死亡是「好死」。

尼爾森不知道陸戰隊員之死究竟是不是「好死」，但自一九六六年三月在富排加入陸戰隊營以後，他欣然發現與來自明尼蘇達的「農民福瑞德」結為兄弟多麼輕而易舉。他與來自威明頓（Wilmington）、匹茲堡（Pittsburgh）與芝加哥（Chicago）各地的青年也處得很好。在那些似乎永無止境的叢林行軍過程中，他們相互攙扶，不斷跨越他們不勝體力的門檻：「來吧，兄弟，我們走！我們走！」身為籃球健將、半英里與一英里跑者的尼爾森，不斷勤練體能，有生以來他第一次感到真正的自我價值。「不斷前進，永不退縮已經成為一種榮譽標誌。」但尼爾森也碰上一些讓他難以釋懷的事：他生長在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家庭，沒有人會大聲大氣地說「殺」這個字。但相形之下，在新環境中，每個人的話題似乎都離不開「廢了查理（越共）」。

他們為自己的火力之強而震攝不已。尼爾森曾經眼見空襲、砲轟、小型武器火力將一座山麓夷為平地，二十公厘機砲「啃掉整片大地。我們心想──老天，我們可真是這裡的老大啊！沒有人能在這樣的砲火下生存！」將領們也有同感，但許多東西仍然毫髮無傷，甚至在砲彈的密集轟擊下，敵軍士兵生存的比例仍然高得驚人。向上級證明殺了一名敵軍，往往得大費周章。雷格．愛德華射殺了一名經證明帶了一枚手榴彈的越南人，讓他那個排的士官開心非凡，不住重覆著說，「他媽的，這他媽的美極了！」之後，愛德華奉命把屍體拖回營區。愛德華說，「他的手臂脫落。所以我得回去找他失落的手臂。我得把那條斷臂插進他的褲子裡。回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我開始想……想到這迷霧，以及雨水帶來的氣味。突然間我想到，這傢伙也是人，有一個家。突然間，我覺得自己背著的不是一名越共。」

法蘭克．史考登寫道，「經由一種特定三段論（我們這樣的人不會活得像動物一樣，而越南人活得像動物一樣，所以他們不是人），我們常將越南人視為次人類。只有極少數美國戰士能領悟越南文化的精密與它與環境的關係，而達成結論說，『我們才是蠻子。』」喬治．邦維對一些美軍不分青紅皂白亂開火很是深惡痛絕。他自己的顧問隊伍上就發生一次這類事件：「老先生只因暗夜起床，走到草房外撒尿，就被埋伏在附近或執行巡邏勤務的美軍射殺。有個孩子在夜間病重，母親非常擔心，於是點燃一支火炬，背起孩子穿越稻田到診所看診……火炬被風吹熄，但母親不知道，由於他們從一個不對盤的小村走出來，美軍埋伏哨於是向他們開火。母親受傷，孩子當場死亡。我捲入的這場戰爭真是恍如人間地獄啊！」

友軍誤傷的犧牲者絕非只有越南人而已。鮑伯．尼爾森的班上有一名奇洛基（Cherokee）印地安人機槍手：「老天，他真是愛死他的機槍了。只要逮到機會就開槍。」一天夜裡，在出埋伏哨勤務時，一個黑影出現在他眼前，他喊口令，但對方沒有立即答覆。這位M-60機槍手於是開火，直到前方黑影大叫「陸戰隊！陸戰隊！」他才停火。原來對方是一支返回基地的巡邏隊，那個黑影──巡邏隊尖兵──大腿中了一彈。喬治．邦維配屬的南越部隊在根本沒有目標的情況下亂放「預備槍」，也令邦維沮喪。一天早上，在一次攻擊任務中，「我們向我們前方的樹林密集發射迫擊砲火，炸得樹木殘枝斷片漫天飛舞。然後點五〇機槍開火，射穿那座不很濃密的林子，槍彈飛過我們頭頂上方，打在堅硬的椰子樹上。彈殼在我們身邊亂跳，一枚嘶嘶作響的曳光彈打進我們正前方的泥沼中，濺出一堆泥花。」隨隊採訪的德國攝影記者郝斯特．法斯（Horst Faas）痛斥這種亂開火的作法，因為這樣做會導致誤傷，還要求邦維要那些南越軍停火。他大叫道，「你們美國人捲入這場狗屎戰爭真是有夠蠢！」在那個喧囂吵雜、充滿暴力的早晨，南越軍沒有碰上任何敵人，但與法斯的衝突使邦維與其他許多軍人更加憎惡媒體。

雷格．愛德華說，「他們告訴我們唯一有關越共的事，就是越共是蠻子，見到越共就要殺。沒有人會有耐心坐下來告訴你有關越共的歷史與文化背景，越共是敵人。殺！殺！殺！」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晚上七點，一支九人編組的陸戰隊伏擊巡邏隊從朱萊西北的二十二號高地出發。這支巡邏隊本由隆納．佛吉爾（Ronald Vogel）班長領軍，但年方二十歲、很有表現欲、久經戰陣的上兵約翰．波特（John Potter）宣布，這次任務由他代領，任務性質是「突擊」。每個人都得移除部隊徽章，並且不可以呼叫彼此姓名。他們在附近小村抓了一名農夫，說他是越共，將他毒打一頓。同時其他四名士兵把他的妻子從他們的草屋中拖出來，搶下她抱在手中的三歲孩子，然後強暴她。這支巡邏隊隨後槍殺了她的丈夫、三歲孩子、弟媳與弟媳的孩子。波特隨即往這些屍體丟了一枚手榴彈，「讓它們好看一些」。最後，這些陸戰隊員朝那名被強暴的女子開槍，把她留在那裡等死。

更惡劣的還在後面。當這些陸戰隊員回到基地時，連長下令調查這起所謂的「與敵接觸」事件，前往現場調查的一名軍官竟指導相關人員隱瞞事實真相。他們在幹這勾當期間發現一個受了重傷的孩子，波特於是用步槍槍托將他打死。最後只因為那名被強暴、留在那裡等死的女子竟然沒死，經同村村民發現、背到陸戰隊基地急救，整件事真相才暴光。她說出事實經過，陸戰隊一名醫官立即上報。波特以預謀殺人與強暴罪罪名被判刑十二年。那名負責調查、卻隱瞞事實的軍官遭到革職，但這項判決經他上訴而推翻。僅有另兩名巡邏隊隊員被判重刑。

雷格．愛德華日後對他當年捲入村莊濫殺與燒村事件表示悔恨。說也奇怪，最讓他念念不忘的是當年開槍射殺一隻小豬的事：「你以為豬中了槍就會倒地死亡，牠不會。牠拖著流出來的小小肚腸四處亂竄，把你嚇個半死。你這下學到乖了，要殺動物得射牠們的頭部，牠們不知道應該倒地等死。」鮑伯．尼爾森有一次奉命將一枚M-79榴彈射進一處碉堡入口。等到煙霧散盡後，另一名美軍探入碉堡，大聲回報說，「只有一個婊子與兩個孩子」，都死了。尼爾森後來極哀傷地說：「那個印象一直留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來自巴爾的摩（Baltimore）的艾曼紐．郝洛曼是一名譯員，在他的第一個越南服役役期中，負責向平民發放補償金：房屋被毀賠十美元，即一千南越比索；死一個人賠償四十美元，如果碰上主事官員心情好，還能賠六十美元。郝洛曼認為，像他這樣的美國黑人比那些白人更能與在地越南人交往，因為黑人與越南人都有被犧牲的意識。

鮑伯．尼爾森說，「有時情況嚴重，有時情況不怎麼嚴重，但有時情況又變得很嚴重」，而且幾乎總是在沒有預警的狀況下出現。一天早上，麥克．蘇登隨一支顧問隊伍通過三角洲地區的一座小村。突然間，一名穿黑睡衣的越共從一棵樹後現身，從背後開槍射殺了蘇登的戰友、來自德州的戴夫．哈格雷（Dave Hargraves）。蘇登還沒來得及舉起自己的步槍，同行越南士兵已經亂槍殺了這名越共。但由於在這次事件發生前許多天，以及事發過後許多天，他們與越共沒有任何接觸，這次事件令蘇登特別震驚，也特別難過。

◎陷阱與小徑沙塵

到處都是美軍深惡痛絕的「誘殺陷阱」（booby trap），就是二十一世紀的所謂「土造爆炸裝置」（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IEDs）。大多數誘殺陷阱取材自截獲的美軍軍火：一枚六十公厘迫擊砲砲彈可以斷人腳掌；一枚八十一公厘炸彈可以取走一條腿，或幾根手指與一個手肘；一枚一〇五公厘砲彈可以炸斷兩條腿，往往還能外加一條手臂；一枚一五五公厘砲彈可以把靠近它的人腰斬，二十碼內取人性命如探囊取物。地雷也往往成群掩埋，一旦第一枚炸傷一個人，第二枚可以解決前往照看那名傷者的醫護兵。有關方面就一旦踩雷受傷應該如何緊急截肢的問題，做了駭人聽聞的辯論：大多數人主張應該設法保住膝蓋以及以上的部分。一個陸戰隊連在短短兩個月期間，遭地雷與誘殺陷阱奪走五十七條腿，一名軍官發現，這幾乎等於一天一條腿。

發現前方有絆腳索時，士兵可以丟一枚手榴彈到可能埋有詭雷的地方，希望能引爆它牽附的爆炸裝置。但處理埋在地下的地雷時，問題棘手得多，就算是工兵在挖掘雷管與引火線時，也得小心翼翼，必須在雷管下方一英寸處將雷管與引火線一起夾壓，稍有不慎就是殺身之禍。處理有三條引火線的「跳躍貝蒂[48]」（Bouncing Betties）是每一個人的夢魘。有一次，第一騎兵師第九營的一名美軍踩到一枚「跳躍貝蒂」──但還沒引爆──戰鬥工兵哈洛．布萊恩（Harold Bryan）前往救援。三條引火線纏在那人的叢林靴防滑釘上，取不下來，只要稍有動靜，就能牽動雷管引爆。布萊恩在那人腰上綁了一條繩子，要他的隊友在二十碼安全距離外拉住這條繩子，然後一起用力拉繩，在詭雷引爆前把那人如飛一般拉開十五英尺。

在與死神搏鬥一小時以後，布萊恩終於讓那人脫險，除了叢林靴後跟被炸飛以外，那人毫髮無傷，不過像他這樣幸運的人少之又少。此外，一旦發生這類爆炸事件，美軍自然滿肚子火，急著找越共復仇。鮑伯．尼爾森的班上就有人踩到地雷受傷，巡邏隊在傷員後送後出動，於是套用陸戰隊的話來說，「無辜的人送命了」。一名南越軍將領說，「我們急著報復。敵人並不正面與你交鋒，但他每天晚上騷擾你，給你一種四面八方都是敵人的印象。事實上，每天晚上前來攻擊的就只是同樣那五、六個越共。他們還會埋設尖竹陷坑、詭雷、地雷……越共讓你神經緊張，讓你失去耐心，氣得咬牙切齒說：『我得把這事做個了斷才行。』於是你落入他們的陷阱，你會殺錯人。」

哈洛．杭特（Harold Hunt）是一名黑人汽車工人五個兒子中的一個，他在一九六一年離開高中時加入陸軍，而且之後從不後悔：「我認識的那些孩子絕大多數一輩子就呆在底特律，而我卻足跡遍及全球。」他在第一次服役越南期間擔任直升機機槍手，後來於一九六五年重返越南，領導第二十七步兵團第二連的一個班。他說，「從第一天起，事情就很醜陋。我們得打進古芝，保住第二十五師責任區內的幾乎每一塊土地。」一九六六年四月一個早晨，杭特在領導一支巡邏隊通過高草叢前往安—瑪格麗特（Ann-Margret）據點時遭敵火擊中，受了輕傷。當美軍立即臥倒展開反擊時，杭特發現自己壓到一條線，那是一條詭雷引爆絆索。杭特當時背著一具無線電，他與M-60機槍手威利．蘇莫（Willie Somers）匆匆交談：「這東西要不是冒牌貨，就是釋壓地雷，你能看見嗎？」蘇莫看見了，但夠不著：那是一個敵人埋下的克雷莫人員殺傷雷。槍戰平息下來，越共已經撤離。杭特小心翼翼轉過身，用背對著他認定的引爆索盡頭。說時遲，那時快，當他轉身時殺傷雷也隨即引爆，撕裂了他的半邊臉孔、身體、與腿。若不是那具無線電機替他擋下大多數彈片，他已經送命。他之後在軍醫院住院半年，醫生為他修補了臉孔與雙腿，在接受冗長的物理治療之後他終於出院，可以承擔有限任務了。

對鮑伯．尼爾森來說，自一個六月天早晨的一項巡邏任務起，越南也成為一處險象環生的肅殺之地。在那次任務中，一個詭雷在他身邊爆炸，彈片在他身上造成多處創傷，他因此被送到野戰醫院，還回基地休養了一星期。事件過後，他經歷一連串大小戰鬥。他的越南之旅終於在一個十月天抵達終點。那天，他的斥候班聽到一處矮叢後傳來動靜，班長叫道，「越共！」尼爾森立即用手中的湯普森衝鋒槍朝矮叢打光一個彈匣，矮叢後的越共不干示弱，也丟來一大堆手榴彈。其中一枚手榴彈在尼爾森身邊爆炸，引燃了裝在他胸前彈帶中的一個煙幕筒。在讓人盲目的強光與嗆人的濃煙中，他奮力抓起火熱的金屬煙幕筒將它拋開，燙壞了手。他無視身邊槍彈飛舞，痛得在稻田中打滾，還不斷嘶喊，叫罵。戰鬥終於結束，尼爾森隨即醫療後送返美。

放置這些詭雷的人是誰？當美軍指揮官滿腦子只想「打死越共」時，一名共產黨幹部寫道他如何造訪三角洲：「親自督導組建一個獵殺老美區……日復一日，區內作業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有創意、越來越充滿熱情。」這名共幹堅持說，埋設這些詭雷的人是地方農民，不是游擊隊：「人民沒有一開始就決定要攻擊美國人，也沒有人迫使他們這麼做，美軍的所作所為決定了人民的態度。在一開始，美軍發放糖果與餅乾、分送T恤給兒童、整修學校、提供體檢與免費藥物。但隔沒多久以後，同樣的美軍砲轟村落，搗毀農民作物……槍殺無辜百姓。美軍卡車霸占道路，將滿載乘客的公車逼進運河與溪流。美軍士兵不斷威脅、毒打老弱婦孺。農民自動自發埋設地雷與詭雷，原因就在這裡。人民戰爭……有自己的發展之路。」共幹的這篇說詞雖有部分事實，不過越共組織農民蒐集未爆砲彈與炸彈，送進村裡小工廠改裝成地雷，以鼓勵地方IED工業也是不爭之實：沙丁魚空罐頭是熱門容器，裝進炸藥與引線就是爆炸裝置了。

美軍步兵上尉泰德．費契（Ted Fichtl）說，在累積一定戰鬥經驗後，他學會聽從手下那些懂得在地生存伎倆的士官：「與沒有經驗的菜鳥尉官相比，菜鳥士官為我們帶來的危險更加大得多。」他發現，無論何時何地，只要部隊一停下來就必須強迫官兵挖壕，還有必須嚴格執行睡眠紀律，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自以為什麼都難不倒我們，結果因過度亢奮而累得筋疲力盡，不斷打瞌睡。但實情與我們想像的不一樣──陷於疲累的人邏輯會錯亂，判斷現實環境的能力也迅速瓦解。」

比這更重要、但往往遭到忽略的是，美軍必須投入必要人力物力，不讓夜晚淪為敵人活動的天下。費契說，「依我之見，美軍對於夜間作戰有一種基本的恐懼……我自己也害怕夜戰。但若不能透過巡邏與放哨延伸你的耳目，你非常、非常容易受害。」西點出身、擔任空降連連長的丹．康貝爾（Dan Campbell）上尉同意費契的看法。他認為，他的連執行的夜巡任務過少，部分原因是，當夜幕低垂時，大家都已經太累了。反之，他的一些部下願意冒險深入敵軍隧道打探，甚至樂此不疲，頗令康貝爾吃驚。

也有一些美軍對越南經驗甘之如飴。約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中尉的空降連有一名強悍的士官，名叫曼夫瑞．費爾曼（Manfred Fellman），他在一九四五年還是一名小男孩時，由於以德意志國防軍[49]（Wehrmacht）身分參加布雷斯勞[50]（Breslau）保衛戰[51]而獲頒一座鐵十字（Iron Cross）章[52]。費爾曼曾要求在越南配戴這枚勳章，但遭一名軍官駁回：「想想看，如果一名奧斯維茲（Auschwitz）集中營大屠殺[53]事件生還者見到這枚勳章，會怎麼想。」哈里森佩服費爾曼的戰士天賦，他說：「費爾曼絕非等閒，但他總是因酗酒而出亂子。」直升機機長法蘭克．希基（Frank Hickey）上尉說，「我們很享受我們做的這些事……我們總是贏……對我來說，我們是常勝軍。我們經常彼此互道：『走，殺越共去！』」

來自阿肯薩的農家子弟卡洛斯．諾曼．哈斯考克（Carlos Norman Hathcock）是個神槍手，自稱殺了九十三名共產黨。他通常安靜、害羞，但偶爾脾氣爆發會變得極端暴力，有一次他一怒之下與一名軍官打架，並且逾假不歸，險些被送上軍法。他在一九六五年贏得全美千碼射擊賽最高榮譽的溫布頓盃（Wimbledon Cup），隨即於翌年三月參戰，先當憲兵，之後當陸戰隊狙擊手。他日後說，「越南正對了我的胃口。」每次碰到放假或休閒假（R&R），他都心不甘情不願地離營。退伍後的他不知自己該幹些什麼，於是再次請纓入伍，重回戰場。一天上午，他乘坐的兩棲登陸艇撞上地雷，他百分之四十三的皮膚被燒傷，在離開醫院回到關蒂柯（Quantico）的美軍訓練中心所在地之後，他發現自己再也無法射得準了。他繼續以教官身分訓練其他槍手，但開始酗酒，而且動輒暴怒，無法控制自己的脾氣。

徵兵強納森．波蘭斯基（Jonathan Polansky）在初抵一〇一空降師火力基地時，體重只有一百一十二磅：「我被帶到連長面前，這連長身材魁梧壯碩，大概有八天沒刮鬍子，一頭金髮直垂腦後。我的排士官是個大塊頭黑人──這些制服又髒又亂的人讓我心驚膽戰。我當時穿著簇新的綠色迷彩服，腳上軍靴仍然閃閃發光，我的光頭再加上那頂過大的鋼盔，讓我看起來好像只有十二歲。他們看著我只是笑個不停，我的心沉到谷底，我從未覺得自己這麼膽怯、這麼軟弱、這麼沒用。沒有人會歡迎一個『櫻桃』（即『菜鳥』）。」開訓第一天就是整天的爬山訓練，當天晚上回到基地後，波蘭斯基找上連長，說「我辦不到」。連長笑著告訴他不必擔心，他可以辦到的。第二天，全連出發，爬一座更高的山：「那天爬完山以後，我覺得舒坦極了。我覺得我可以存活。到第三天打野外，我已經對自己充滿信心。我不知道自己怎麼能辦到，但我知道能辦到。」

令人髮指的罪行雖說俯拾皆是，讓人感佩的善行義舉也並非絕無僅有。莎莉．普賽（Shirley Purcell）是一九六六年奉召進入越南服役的資深護士。她的哥哥是個德州鄉巴佬，要她不要去，但莎莉認為自己職責所在，不能推辭，於是努力減肥，將體重成功降低到服役標準。在邊和，她利用公餘大多時間與值班空檔，在一家孤兒醫院工作，向產房的越南修女講授手術手套的重要性。她與一個她叫她「小淘氣」（Scamp）的五歲女孩極為投緣，為了「小淘氣」，莎莉後來在越南二度服役。莎莉．普賽對她的工作非常自豪：「我其實沒有政治立場……但這裡有美軍，他們需要幫助。」

她想到一名踩到「跳躍貝蒂」的美軍步兵：「這名青年從膝部以上到肋骨下方，真真正正地被撕成兩截。那就像一塊漢堡肉餅。所有內臟器官全部斷裂外掀，但兩腿、兩手、手臂與上胸腔仍然完好，他的腦筋仍然非常清楚。他抬頭望著我們。他就這樣躺在急救室等死，我們知道我們根本無能為力，整個急救中心充滿一種我從未經歷過的氣氛，那是一種全然的無助感。醫生的眼神流露著恐怖與沮喪，因為儘管受過那麼多訓練，擁有那麼多知識，我們仍然完全救不了這名青年。」還有一名士兵在送進來時半個頭顱被炸飛：「他大約十九歲，那是一種無法動手術的傷……我記得設法包紮他的頭，免得他腦子流到一地。他看著我說，『我的傷勢怎麼樣？』我只得告訴他，『情況不好，不過你不會孤單的。』我們能告訴他的，事實上也只有他不會孤單這句話了。」莎莉原本滴酒不沾，但在朱萊的軍官俱樂部她開始愛上一種伏特加雞尾酒：螺絲起子（Screwdrivers），誰又能怪她呢？後來她一直沒辦法讓自己看「外科醫生」，因為她的記憶讓她笑不出來。

駐在頭頓以北、越南東南角的兩個澳洲營，必須以捉襟見肘的兵力巡邏、掃蕩廣袤的叢林蠻荒。他們在進駐最初幾周沒有與敵軍遭遇，但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他們的營區遭迫擊砲夜襲，二十四人受傷，營長於是決定派軍出擊，肅清附近地區。八月十八日下午，一百名澳軍在惡劣天候中在龍潭（Long Tan）廢村附近與一支越共大部隊遭遇，澳軍為保命展開殊死戰鬥。大砲對共產黨猛轟，但小型武器彈藥即將告罄。兩架澳洲皇家空軍直升機冒著大雨與低懸的雲飛入戰場，進行緊急運補。就在步兵陣地頻臨失陷的緊要關頭，幾輛裝甲運兵車載著一連援軍，架著點五〇機槍殺進戰場。越共隨即撤軍，留下兩百四十五具屍體；澳軍十八人戰死，澳軍獲勝。但他們也險些吞下敗仗，部分原因是兵力單薄、無法在共產黨視為自家後院的地區與敵軍大部隊周旋。在之後的歲月，澳洲與紐西蘭步兵在越南建立勇敢善戰的名聲。

越共用來避難的叢林蠻荒，除了必須面對「搜索與摧毀」任務以外，還遭到越來越狠的空中攻擊。美軍自一九六一年起展開用落葉劑對付滲透路線的「小徑沙塵作戰」（Operation Trail Dust）；一九六五年七月，美軍在南越腹地施放第一批植被殺手藥劑，化學毒雲飄到邊和與萊紹（Lai Thieu）附近果園，對芒果、釋迦果、波羅蜜與鳳梨的收成造成慘重後果。水果幾乎在一夜之間墜落，數以千計的橡樹枝葉變黃。地方人士一開始大惑不解，想不通這場顯然是天災的成因。真相披露以後，儘管當局保證「橙劑」（Agent Orange）的後果不出一年就會消逝，但農民沒有因此寬心。一名南越上校觀察指出，美軍在人民生活區附近使用落葉劑造成的民怨與苦惱，「遠遠抵銷任何軍事成果」。不過他也承認，落葉劑有效切斷了敵人的叢林通信路線，特別是在西貢河沿岸的紅樹林沼澤尤然。

小徑沙塵作戰於一九六八到六九年達到高峰，總計美軍在印度支那全境撒下幾近兩千萬加侖落葉劑，其中半數以上是戴奧辛（dioxin）汙染的毒物。直到今天，在後人對這場戰爭的觀點中，這仍是最惱人的議題，這種為達成戰術目的，而有系統毀滅自然環境的作法，不可能不讓人憎惡。幾乎可以確定的是，一些越南人，或許還包括美國人受到橙劑毒害。河內與一些美國組織在二十一世紀提出的極端主張雖說不可盡信，但在那戰亂的年代，橙劑流毒有可能造成幾十、上百萬畸形兒、癌症與其他隱疾。根據河內官方戰史的數字，共有兩百萬平民受到橙劑毒害。但除非不斷暴露在戴奧辛底下，落葉劑不會造成人類重傷，而不斷暴露在戴奧辛之下的人很少。一名南越老兵最近發現，他與他的同袍當年不斷處理落葉劑，還用手控噴霧裝置噴灑它們，但沒有發現什麼不良惡果。他認為，越南農民愛用的殺蟲劑對人體健康造成的惡果，不輸於橙劑。

澳洲法官菲利普．伊華（Philip Evatt）曾在八十年代主持一項皇家委員會，用兩年時間檢驗證據，以了解橙劑對曾在越南服役的澳洲軍人造成的影響。這份總計九冊、兩千七百六十頁的報告，認定橙劑「無罪」。這項皇家委員會的一名科學顧問以一種澳洲式率直語氣說，「越戰結束後讓老兵們擔心的大多數問題，始作俑者不是橙劑，而是因為這是一場地獄般可怕的戰爭。」伊華認為，越戰老兵所以有那些問題，最可信、最普遍的原因是煙草、酒，還有創傷後壓力。面對各式各樣相互衝突的證據，寫歷史的人不能武斷的認定橙劑的功過。這種落葉劑毫無疑問令人憎惡，但我們不能因此認定它能傷人。

一九六六年一個九月天早晨發生在西貢北方六十英里的那場戰鬥，幾乎算得上那年每周都會上演的樣板。那天上午九點時，步兵第十八團第二營沿十三號公路北上，通過祿寧（Loc Ninh）與越共盤據的米奇林（Michelin）橡樹園之間。美軍乘坐裝甲運兵車，並且有戰車支援。C連連長、二十七歲的泰德．費契說，「我們知道我們這次出擊扮演的是誘餌角……但我們充滿信心，相信我們有能力引敵人上鉤，有能力完成任務……我們也知道營、團與我們整個師的其他部隊也都守在那裡，待命出擊。而我的上帝，事情果真發生了。」C連在十三號公路遭到埋伏於兩邊的敵軍猛襲，小型武器、迫擊砲、無後座力砲彈如雨下：「那真是一場惡戰，非常暴力血腥，非常非常精準而有效……我們很快就損失許多履帶車，有許多傷亡。」費契的C連在火焰噴射器與重機槍支援下棄車步戰，但情勢的嚴峻遠非指揮官們所能預料。戰鬥一小時又一小時不斷持續，沒有受損的美軍車輛於是退出殺戮戰場。

營長徒步找上費契，令他後撤，調頭支援已經頻臨崩潰邊緣的A連。費契忍不住情緒，抗議說自己手下的官兵已經半數折損，應該調派其他單位完成這項任務。費契說：「營長告訴我，『現在的問題不是該派誰支援，而是A連需要增援。出動！』營長以斬釘截鐵的領導權威讓我們再出擊。」戰鬥在八百碼寬的正面又持續了五小時，越共與美軍不時隔著不到二十碼的距離交火：費契的執行官與一名排長都已陣亡。不久C連見到同營其他連隊在敵軍後方三英里處空降登陸，軍心隨即大振：「見到直升機進場真是好極了……你立即就能發現越共已經陷於腹背受敵的困境。」

由於「飛塵[54]」（dust-offs’）無法在激烈砲火中著陸，美軍不得不用卡車後撤傷員。當敵軍撤退，戰鬥終於在下午兩點左右結束時，費契的連仍然可用的兵力只剩下六十六人。幾經延誤，直到許多星期以後，C連兵力才獲得全額補充。他永遠無法忘記在聽到一名師參謀透過無線電上報敵軍傷亡數字時，自己多麼震驚：因為那師參謀報出的傷亡數字，竟是實際參戰官兵向自己報出的數字的三倍。一九六六年見證了一百場類似第十八團第二營打的這場戰役。在絕大多數戰役中，越共的損失儘管超越美軍，但越共從未承認敗仗。魏摩蘭在這一年發現，「查理」（Charlies，即越共）幾乎是打不走的。僅憑這種死纏爛打、永不退縮的精神，他們已經讓這個全球最強的國家戰意大挫。

譯注：FO，Forward Observer的簡稱，前進觀測員之意。 back

譯注：外科醫生，一九七〇年首映的美國諷刺式黑色幽默電影，英文原名「MASH」是「陸軍機動外科醫院」（Mobile Army Surgical Hospital）的縮寫。此片改編自理察．胡克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同名小說，兩者均以一九五〇年代的韓戰為背景，描述一群在戰地醫院工作的醫生之經歷，藉此挖苦當時仍在進行的越南戰爭。因為電影相當賣座，所以製片商二十世紀福斯決定將電影改編成同名的電視劇，於一九七二年在CBS台首播。而電視劇亦大受歡迎，總共製作了十一季。 back

譯注：Chinook，即CH-47直升機。是由美國波音公司製造的一款多功能、雙引擎、雙旋翼的中型運輸直升機，得名於美洲原住民契努克族。該機種的主要任務是部隊運輸、火砲調遣與戰場補給。 back

譯注：Poussez，婦女生小孩時拼命使勁用力，將嬰兒推出的動作。 back

譯注：巴里斯島，位於南加州，美軍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所在地。 back

譯注：跳躍貝蒂，一種人員殺傷雷，能在啟動時躍起地面約三英尺高，然後引爆。 back

編注：德意志國防軍，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間納粹德國的軍事力量，軍種包括陸軍、海軍和空軍，納粹黨的武裝黨衛隊單位有時也從屬於國防軍。 back

編注：布雷斯勞，波蘭城市，位於波蘭西南部的奧得河畔。是以多民族、多元文化為特色的城市，德意志、波蘭、捷克、猶太等民族均扮演過重要角色；而德語是長期占有優勢地位的語言，德語名稱布雷斯勞（Breslau）的知名度一直很高。但是希特勒上台後，推行種族清洗政策，布雷斯勞的波蘭人、猶太人遭到納粹有計畫的屠殺，成為一個純粹的德國城市。布雷斯勞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是德國重要的工商業與文化名城之一，但是因德國戰敗而割給波蘭，是二戰後德國失去的最大城市。 back

編注：布雷斯勞保衛戰，一九四五年二月，蘇聯紅軍逼近布雷斯勞，納粹黨地方長官宣布將布雷斯勞建成一個軍事要塞，當局動員市民、集中營的囚犯建造要塞，威脅將射殺拒絕指定工作的逃亡者，不計其數的德國平民和奴隸勞工死於建造過程中。三月初，地方長官終於允許婦女與兒童撤離，但在撤離過程中，有一萬八千人因低溫和暴風雪而凍死。布雷斯勞戰前六十萬人口中只剩下二十萬人。一九四五年五月六日，在將近三個月的圍城之後，布雷斯勞要塞終於投降，它是德國東部最後一個陷落的大城市。布雷斯勞戰役結束時，有四萬布雷斯勞人死在住宅和工廠的廢墟之中，城市有百分之六十五至八十被摧毀。作為報復行動，進城的蘇聯紅軍野蠻地攻擊倖存的平民。 back

編注：鐵十字勳章（德語：Eisernes Kreuz），由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設置的德國軍事勳章，於一八一三年三月十日首次頒發。鐵十字勳章曾經在拿破崙戰爭、普法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多次德國參與的會戰中頒發。 back

編注：奧斯維茲集中營大屠殺，納粹德國時期建立最主要的集中營和滅絕營，位於波蘭南部的小鎮奧斯維茲，據估計約有一百一十萬人在奧斯維茲集中營被殺。一九四七年，波蘭國會立法將此改為紀念納粹大屠殺的博物館，以做為納粹德國統治期間，犯下惡名昭彰罪行的歷史見證。一九七九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奧斯維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back

譯注：美軍為醫護後撤直升機取的外號。 back

第13章貪腐與薄荷油

Graft and Peppermint Oil

◎偷竊

貪汙腐敗是整個南越的通病。由於南越領導人與他們的手下全面捲入毒品走私，美國緝毒官署眼見這個國家的海洛因、古柯鹼與大麻走私猖獗，卻也束手無策。無論在軍職與文職領域，想憑實力晉升幾乎是天方夜譚。一些軍官苦幹幾十年，但由於欠缺影響力與鈔票，始終只是個尉官。將領們的晉升憑的不是能力，而是他們的政治忠誠度。美軍大舉進駐更助長了貪腐與詐欺之風，所謂「商業進口計畫」（Commercial Import Program）的美援金額在一九六六年達到四億美元高峰。其中有些錢確實花得值得──例如提供好幾千部縫紉機，協助南越建立服裝製造產業。但許多錢也流入商人、特別是支持西貢政權的商人的口袋，讓這些商人進口奢侈商品，送上西貢街頭黑市。楊文美寫到：「許多厚顏無恥偷美國財富的人，成為新富階級。」老輩的人叨叨唸唸，說在過去的越南，學者地位最高、農民次之、工藝匠人第三、商人最後。今天，在當女傭、三輪與四輪計程車司機比當誠實勞工更熱門的南越社會，當吧女似乎才是王道。農家女馮氏樂莉回憶說，「對我們來說，所謂『西方文化』指的就是酒吧、妓院、黑市與新奇的機器，它們大多具有毀滅性。」

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一份戰後報告達成結論說，「全國鬥志淪喪最後導致南越戰敗，而貪腐……是造成這種淪喪的關鍵要素。」南越一名將領在談到阮文紹總統的一次內閣改組與高級將領人事異動時說，「這些異動既不能改善領導品質，對國家利益也毫無加分效果。它們不過是權力陰謀老把戲的重演罷了，根據的不是才賦、經驗或能力，而是個人忠誠與派系關係。」這名元姓南越將領說，有一名團長原本表現良好，但在獲選成為平定省省長後，開始賣官歛財，讓他的妻子經營賭場，而這正是當年南越官場寫照。

南越比索官方匯率以人為方式訂得很高，使進口執照成為保證厚利的聚寶盆。黑市外匯交易讓數以千計的人發財，其中許多是擁有美元或美軍軍餉券（US Army scrip）管道的華裔越人。只要有錢，從水泥與冰箱到車輛、武器與彈藥，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在黑市買到，偽造網路大行其道。這類人禍本是所有戰亂的副產品，但越戰的曠日持久使它們制式化。以反貪十字軍自詡的南越總理阮高祺曾說，負責堤岸緝毒走私等執法的警察總監花了十三萬美元謀得這個肥缺，在位兩年就連本帶利都賺了回來。同時，西貢軍事總督派兵保護堤岸的大賭場，以交換賭場分紅。

根據美軍軍法處的報告，黑市與非法外匯買賣「超越執法官署的能力」。三名陸戰隊逃兵的案子堪稱典型：這三名逃兵在藏身蜆港期間，偽造自己調往西貢的命令，到西貢以後，他們加入一個四十七人逃兵集團，投入巨型匯票詐欺作業。他們用非法得利在西貢租公寓，匯錢回家，向憲警行賄。這類罪行最讓人難解之處，不是越南人無力制止，而是美國政府各部門的姑息縱容、視若無睹。民間包商柯尼流．郝利吉（Cornelius Hawkridge）對他在西貢的所見所聞深惡痛絕，於是追蹤這些非法活動，並向美國當局正式舉報，但當局不予理會。郝利吉這場小小的孤軍奮鬥，成為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一場非常隱私的戰爭》（A Very Private War）的主題。但這本書也沒有引起理應引起的注意。包括美國最大型公司在內的民間包商已經深深涉入這類犯行。調查人員說，南越貨幣黑市由馬德拉斯（Madras）的一個財團操縱：根據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的估計，這個貨幣黑市每年產值高達兩億五千萬美元。

南達科他州參議員卡爾．蒙德（Karl Mundt）所言不差：只有歐文信託（Irving Trust）與漢諾威實業銀行（Manufacturers Hanover）等美國銀行與洗錢集團同流合汙，才可能出現如此猖獗的黑市。佛羅里達州黑幫分子之子法蘭克．佛西（Frank Furci）曾在越南短期服役，退役後帶一名友人重返越南，與軍中現役士官合夥經營洗錢，將收益匯入日內瓦國際信貸銀行（International Credit Bank of Geneva）。匈牙利移民尼古拉斯．迪克（Nicholas Deak）於一九三九年創辦的迪克公司（Deak & Co.）香港分公司，是又一重要的非法洗錢管道。越戰期間，迪克在美軍戰略服務處服務，《時代》雜誌於一九六四年稱他是「金錢世界的詹姆斯．龐德」。透過迪克洗錢的不法分子知道執法官署不會找他們麻煩，因為迪克這家香港公司是美國公司對外國政府行賄的管道。《華盛頓郵報》在一九七六年揭露，迪克還曾為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經手巨額黑市交易，讓西貢站的經費增加了一倍。

這些有權有勢的越南人行逕儘管惡劣，若不是得到數以千計美國人──其中不乏高階人士──或主動、或被動的共謀，他們也無力像這樣搜刮本國人民。一九七二年，美軍最資深士官、總軍士長威廉．伍利吉（William Woolridge），因捲入大規模軍方俱樂部與美軍福利站詐欺案而被判罪，同案涉案者還有幾十名補給士官。CORDS青年軍官哈爾．梅艾（Hal Meinheit）在簽報過程中，發現一些只要稍加查核就能證明不實的購物單據。他在發現這些錢都中飽了同事私囊之後，十分惱火：「我原以為只有越南人貪汙，但沒想到薪酬優厚的美軍顧問也幹這種勾當。」

◎判決

如果認為貪汙不過是戰爭副產品就錯了，它是一種全面感染整個美國戰力的瘟疫，就算敵人不開火，一個惡人當道、好人得不到獎勵的社會已經病得不輕。越共省長身穿農民穿的黑色印花布，腳踏用舊輪胎剪下的涼鞋；西貢當局任命的那些省長出門乘坐賓士，他們的老婆也全身珠光寶氣：兩相對照，戰爭勝負結果又何嘗令人意外？為南越辯護的美國人認為貪汙是小事一樁，因為每一個亞洲政府都是這麼運作的。問題是，並非每一個亞洲政府都與共產黨叛軍進行著殊死之爭。

一九六五到六六年擔任南越總理的阮高祺發現，「我碰到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有價碼！一名少校謀求一份距離自家近一些或遠離情敵的差使、進口若干商品、建造或關閉一家工廠、辦一家企業的執照、一紙建築合約、為親戚謀一個好缺、讓某人免服兵役或不在戰鬥部隊服役、對一名罪犯從輕量刑。」阮高祺由於一再推崇第三帝國的元首希特勒，讓自己在西貢新聞界與全球觀眾面前名譽掃地。以一九六六年為例，他在接受德國記者訪問時說：「我崇拜希特勒，因為他在三十年代初期把當時四分五裂的德國統一在一起。現在我們越南的情勢也極度危險，我們需要四、五個希特勒。」河內政治局對二十世紀另兩個殺人魔王史達林與毛澤東也同樣崇拜，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方自由派分子對希特勒的憎惡，遠甚於對史達林與毛澤東。

阮高祺處理三十五歲華裔商人謝永（Ta Vinh）案的過程，讓他的名聲更加惡劣。他為了反貪而拿謝永祭旗，將謝永以挪用公款、聚歛、投機與行賄等罪名處死。謝永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四日被帶進西貢中央市場，在大群民眾圍觀下，當著謝永泣不成聲的妻子與七名子女面前，由十名傘兵組成的行刑隊負責行刑。傘兵們一陣亂槍，謝永沒死，最後由一名軍官上前用手槍補了一槍，終於完成行刑。謝永有罪無庸置疑，但其他數以千計越南有錢人犯了同樣罪行都能毫髮無傷，單拿謝永開刀，顯然非常不公。共產黨殺人的手段更加野蠻，但共產黨不會笨到邀請全球記者帶著攝影機前來採訪行刑。阮高祺卻大張旗鼓，把處死謝永搞得天下皆知，干預手法之拙劣，讓他原本已經不佳的海外形象更加慘不忍睹。

那年二月，詹森總統在檀香山會見阮高祺與阮文紹，並向兩人嚴厲警告，要兩人謹慎處理可能引起民怨的問題。舉例說，據估計，流離失所的南越人已經多達兩百萬。詹森對兩人說，南越難民議題「就像我國境內的槍枝一樣炒得火熱，你們總不會讓我豎白旗投降，所以我們得想個辦法解決。」詹森又說，他們如果看了《紐約時報》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最新的聽證會報告，就會了解白宮面對的壓力，想辦法提供一些證據，說明西貢情勢正在好轉。麥克斯．泰勒在那次聽證會中，告訴傅爾布萊特主持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說，美國要以充分的戰場勝利，迫使敵人接受一個獨立、非共的越南。迪恩．魯斯克說，「強悍是謀得和平的絕對要件。」但「長電報」作者喬治．坎南說，「勇敢果決地放棄不良立場，更能爭取全球輿論」，與泰勒以及魯斯克的證詞相形之下，坎南此說贏得更多參院外委會議員的掌聲。

了解美國運作方式的越南人很少，阮高祺當然不在這少數之列。幾乎不看美國新聞報導的阮高祺，日後寫道，「如果湧入我們國家的百萬美國人根本不了解越南，那麼我們越南人……也不了解美國……我一直沒能看清美國媒體在塑造民意方面的威力……我以為美國就是詹森總統與他的大使們，我們與國會議員、內閣部長以及高級將領對話，就是與美國對話。我們百分百錯了。」阮高祺後悔當初沒有花更多工夫爭取美國民意。不過鑒於他本身的人格，以及他的政府的特質，就算他當初想爭取美國民意，恐怕也力不從心。

西貢將領的狹隘與無知，現在帶來一場新危機。儘管美國為贏得戰爭而將前所未見的龐大資源投入越南，他們的越南代理人卻開始全面玩起自己的賽車遊戲。在檀香山會議桌上與美國總統平起平坐的經驗，使阮高祺認定時機已至，應該施展自己的權威了。他的第一步就是將第一軍軍長阮政施（Nguyen Chanh Thi）將軍革職，阮政施將第一軍轄區的北方諸省視為自己的封地，而以順化為權力中心。

這座位於香江江濱的古都寧靜平和，還沒染上美國那套喧囂吵雜，是最後一個仍然保有越南特色的南越重鎮。據說順化女子是越南最佳廚子。學生坐在午門（Ngo Mon）蓮花池邊讀書，古堡城牆上有「Liberté, qu’est-ce que c’est?」與「Amour?」（什麼是自由？是愛嗎？）的神祕塗鴉。在殖民時代留下的老俱樂部，游泳池已經半枯，鋼琴與《世界報》以及《法蘭西晚報》（France Soir）舊報紙上也積滿塵埃。順化還有極為龐大、堪稱壓倒性的佛教人口。阮政施說服佛教僧侶們，他的利益與他們的利益一致。三月十二日，順化爆發抗議阮政施去職的佛教徒示威，學生很快加入示威行列，不久浪潮延及蜆港與西貢，隨即升高為工人罷工。「佛教徒奮鬥團」（Buddhist Struggle Group）散發的傳單說，「我們受到兩股勢力壓迫──共產黨與美國人，我們必須奪回我們的自決權。」

阮高祺儘管自詡為統治者，他其實不過是一個軍頭委員會中最顯眼的頭子而已。面對北方諸省這波動蕩騷亂，他慌了手腳。美國大使洛奇在絕望之餘寫信給詹森說：「阮高祺說的大多數事情總是遲了一星期。此外，就算一名越南人說了一些有智慧的真話，他能不能做到又是另一回事。」但阮高祺仍然說服美國人，讓美國人相信佛教徒在鼓吹共產黨利益，相信北方諸省已經瀕臨分裂。第二軍參謀長早先告訴軍援越南指揮部，說：「佛教僧侶一直在有系統地顛覆軍隊，他們要部隊準備放下武器，因為打這場戰爭為的是美國利益。」洛奇於是借飛機給阮高祺，讓阮高祺空運兩營越南陸戰隊到蜆港，這項表態使當地反美情緒更加高漲。阮高祺隨即軟下來，保證在三到五個月內選舉，還保證自己會在選舉過後辭職。

這些保證暫時安撫了佛教徒，也讓阮高祺恢復信心，在既未告知阮文紹總統、美國人也不知情的情況下，再調一千名部隊增援蜆港，還收回先前辭職的保證。他召集十三名首要僧侶開會，告訴他們說，自己不會像吳廷琰那樣輕易被人扳倒：「在我讓你們殺了我以前，我會很高興地親自將你們一一射殺。」南越人民於是再次走上街頭，幾乎完全搗亂了美國的剿共作戰，讓共產黨像好奇的觀眾一樣看著這場鬧劇。

美國政府認為治理南越是美國人理所當然的權利。艾維雷爾．哈里曼在五月十四日錄下與麥納瑪拉的一段對話：「我問他，我們為什麼不讓西貢軍事委員會挺另一個人出來當總理。」麥納瑪拉答道，最好等越南人九月間國會選舉過後再採取這項行動。就在那一天，阮高祺的部隊登陸蜆港，經過整天戰鬥，十四名反對派死亡。阮高祺隨即派遣他那心狠手辣的警察總監阮玉鑾上校，重建政府在北方幾個城市的控制權，殺了好幾百名阮政施的黨羽，其中有些人藏身佛寺避難，遭阮玉鑾的手下拖出處死。又有八名和尚與尼姑當眾自焚，還添了一道工法：隨行人士將薄荷油灑入火中，以遮蓋人肉烤焦的異味。

阮玉鑾全力鎮壓殘餘亂黨，將幾百名不肯就範的人下獄。他敉平佛教徒暴亂，但也讓南越原已單薄的國際聲望付出高價。詹姆斯．芮斯登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南越已經淪為「個人、地區、宗教與派系糾纏錯結、相互競逐的角力場，由代表不同地區的一群軍閥掌控。由沒有國家的南越軍隊控制的人民，世世代代……遭戰亂迫害、剝削，流離失所」。阮高祺將第二師師長黃春林（Hoang Xuan Lam）晉升為第一軍軍長。黃春林在師長任內以無能著稱，儘管是戰場上的常敗將軍，但他穩居軍長寶座多年，因為他擁有唯一真正重要的長處：他對政權忠心耿耿。艾爾．惠勒將軍從華府向魏摩蘭示警，說西貢的動盪正在助長反戰氣焰：「沒有人能指望美國人民面對這樣病態的情勢，能無限期忍受下去……我可以感覺得到，一場風暴即將來襲。」美國政府已經「失去一些本國人民的支持，而且再也喚不回來……許多人再也不相信付出這些努力與犧牲是值得的」。聯合參謀首長現在計畫派遣五十萬美軍進駐越南，而魏摩蘭開出的要求是七十萬人。

越共宣布一九六六年六月為「仇恨美國月」。西貢大使館高階官員不干示弱，也舉行一場民俗音樂之夜，邀請著名作曲人與歌手范維（Pham Duy）等人與會。范維本是越盟成員，後因痛恨越盟的文化鎮壓而叛離。以亨利．卡巴．洛奇與艾德．蘭賽為首的美國人高唱〈威芬普之歌〉（Whiff enpoof Song）與〈傷兵〉（Wounded Soldier），范維隨即登台演唱一九六五年暢銷歌〈葉上的雨〉（The Rain on the Leaves）。范維一如既往，穿著黑色農民裝，唸了音詩〈越南母親〉（Mother Vietnam），然後唱了三首越盟老歌〈游擊隊進行曲〉（Guerrilla March）、〈戰士之冬〉（Winter for the Fighting Man）與〈為士兵搬米〉（Carrying Rice for the Soldiers）。最後，他談到民權運動主題歌〈我們會克服〉（We Shall Overcome）多麼讓他感動。沒隔多久，這首范維最喜愛的美國民謠為反戰運動挾持，令范維神傷不已。他的歌直到二〇〇〇年才獲共產黨解禁。

南越國會選舉於九月舉行，這次選舉有一項重要限制：唯有經總理阮高祺認可的人才能參選。讓人跌破眼鏡的是，阮文紹的權力在選舉過後不斷增加。有人說，就像其他許多野心勃勃的越南妻子鼓動她們的先生一樣，阮文紹的妻子也不斷催著這位沉默寡言的軍人進取。翌年，當總統選舉舉行時，為實施一部大部分在華府草擬的新憲，阮高祺同意只選副總統，認為他已經與華府達成一項由他掌握實權的私下交易。阮高祺事後才發現自己遭到邊緣化，他的競爭對手阮文紹就這樣成為南越統治者，直到南越滅亡。反對軍方的少數派推出一名律師代表參選，結果這名律師被捕下獄。

對於美國何以支持由獨裁軍人組成的西貢政府，美國政界的質疑聲浪越來越強。但中情局的答覆是，美國捨此而外別無選擇：這些獨裁軍人「是南越精英中教育程度最高、最有紀律、最有才幹的人」。這原也不足為奇，因為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戰爭一直就是越南社會最主要的活動。但阮高祺與阮文紹的先後統治，讓人就算想將南越視為民主國也辦不到。事隔多年以後，在談到美國與西貢政權之間的不搭調時，一名南越將領寫道，「美國人積極，沒有耐性，而且重理性；越南人安靜，有耐性，而且情緒。」這名南越將領指出，民主是一件新奇的事，西貢政權為示妥協而賦予人民許多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也因此讓自己陷於全球最尷尬的局面。一方面它的高壓統治為它迎來國際罵名，另一方面它又過於自由，無法有效控制它的人民。

一九六六年十月，詹森成為第一位訪問越南的美國現職總統，他在金蘭灣呼籲美軍「把那些浣熊皮釘在牆上」。羅伯．柯莫說，「我們要開始『打贏』這場戰爭了。」走勢看來很好。麥納瑪拉在公開場合仍然表現得非常樂觀，不過現在他在私下也承認自己的惶惑與恐懼。西貢、順化、蜆港與其他城市在一九六六至六七年的政治動盪，讓阮文紹—阮高祺政權穩住陣腳，一直統治到一九七五年，但也使西貢政權淪為越南人無分政治派系色彩盡皆厭惡的「外國政權的貓爪子」。在明顯貪腐的一九六七年地方選舉中，有權投票的村民寥寥無幾。

這個成千上萬的人為了保住它而繼續送命的政權，既欠缺有意義的政治作為，當然也拿不出任何可以自豪的政績。事實證明，南越領導人最不能為自己的同胞謀求的一項福祉就是自尊。一九六七年底，阮文紹搬進西貢總統府。沒隔幾天，阮高祺駕著直升機在半夜三更降落在總統府屋頂、阮文紹臥室正上方，阮文紹儘管惱怒，為了與阮高祺維持表面關係卻並不發作，只是把這事交給太座處理。尼爾．席漢說，「阮文紹知道怎麼玩這場遊戲。雖說他是個可惡的無賴，但他從不讓自己成為對美國的威脅。只要不對美國的目標構成威脅，美國人也願意容忍無能的越南領導。」

堅決反共的楊文美在成為蘭德研究員以後，曾訪問一名越共戰俘。這次經驗讓她忍不住想到，為什麼西貢政權不能像共產黨那樣激勵人民、讓人民對它的「正義之戰」深信不疑？楊文美寫道，「我逐漸感到……由於自己不成器，不能建立一種系統，一種意識形態，一種能激發人民、鼓勵人民、讓人民共同奮鬥的領導層，我們會輸掉這場戰爭。」為了它的西貢盟友，美國確實也慷慨解囊，只不過沒能提出什麼贏得南越人心的東西。

◎專家的意見

隨著戰局激化，如何打贏這場戰爭的建議也越來越多，但其中多一半不過是突發奇想罷了。在心理作戰方面，一九六六年五月的「獵槍作戰」（Operation Shotgun）是當局納入考慮的一個選項。根據這項計畫，美軍要對北越海灘發動一連串兩棲佯攻，要河內以為美軍入侵迫在眉睫。這項計畫因艾爾．惠勒反對而告終，惠勒說，如果人們信了這項威脅，世界輿論將譁然，為敵人提供「絕佳的宣傳材料」。反之，如果大家認為這項所謂「入侵」不過是唬人而已，美國的臉面也不好看。魏摩蘭將軍也提出一些怪招，其中包括強制都市化方案，主張將農民遷入都市地區，迫使他們與越共分割，羅伯．柯莫也贊成這項概念。

同時，國防部長麥納瑪拉附和哈佛大學教授羅傑．費雪（Roger Fisher）提出的一項建議，主張建一道電子與炸藥壁壘，切斷非軍事區和胡志明小徑與南越之間的通路。這項建議之後獲得國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顧問部門的支持。要建立這道人稱「麥納瑪拉防線」（McNamara Line）的壁壘，需要空投兩億四千萬枚碎石地雷（Gravel mine）、三億枚皮卡丁尼兵工廠（Piccatinny Arsenal）研發的「鈕扣小炸彈」（button bomblet）、十二萬枚沙德艾（Sadeye）集束炸彈、一萬九千兩百具聲音感測裝置，再加上部署一百多架飛機，年度預算高達八億美元。美軍實施了這項計畫的部分內容：大量聲音感測裝置空投在胡志明小徑上，一旦偵測到動靜就出動飛機進行轟炸。但由於遭到太多反對──就連軍援顧問團的人也認為計畫太荒唐，因此較廣的「壁壘」計畫放棄了，這項計畫充分暴露美國當局為了打越戰而抓狂的窘態。

在南越、在寮國以及後來在高棉，美軍也實施了密集度空前的空襲，而之所以展開這些行動的推理也誇張得不切實際。北越軍上校阮安憂心忡忡寫道，「如果樹葉突然枯萎，如果溪水突然變得渾濁，如果一天前空拍的照片上出現一條原本沒有的小道，敵機就會飛來投彈，炸了這個地方。」這種肆意濫炸對平民百姓造成的衝擊，讓許多行動參與者與旁觀者失望、憎惡。舉例說，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美國空軍誤炸了一座標籤上註明友好的村落，炸死七人、炸傷五十一人。八月九日，F-100出擊，將三角洲一處社區夷為平地，造成平民六十三死八十三傷的慘劇。類似事件每天上演，只不過這兩次事件比較顯眼罷了。美軍顧問麥克．蘇登哀傷地說，「我們殺了太多與這場戰爭毫無關係的人。」美萩的大衛．艾利約也有同感：「越共的殘酷是個人行為，但美軍造成毀滅是政策問題。」記者尼爾．席漢問魏摩蘭，美軍造成這許多平民傷亡，會不會讓他難過。魏摩蘭答道：「沒錯，尼爾，這是一個問題，不過我們確實從敵人手中奪走了人口資源，不是嗎？」

空軍高管們找到一名專家，為這些濫炸背書。這名專家說，美軍轟炸確有成效，而且，由於與百姓的睡眠型態配合得天衣無縫，受害百姓並不因此責備美國。在轟炸政策的發展變化中，蘭德研究員里昂．顧海（Leon Gouré）扮演一個影響深遠、極度不祥的角色。在結束為期一個月的越南現地考察，於一九六四年八月返美以後，他告訴美國空軍，他的蘭德同事們做的那些有關越共動機與士氣的研究，都是失敗主義的產品。他向空軍保證轟炸好處多多，能幫美國打贏這場戰爭。

顧海於一九二二年生於莫斯科，父親是孟什維克（Menshevik）革命分子，在他出生不久後被迫逃往柏林。顧海在少年時代遷往巴黎，身為猶太人的他運氣不錯，在一九四〇年最後關頭逃進美國。在服完兵役後，他成為學者，成為一名對共產黨恨之入骨的冷戰鬥士，之後當了蘭德分析師。與他的大多數同僚不同的是，他樂意接受美國空軍十萬美元補助，前往西貢工作。他從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起，主持一項新的、規模更大的越共動機與士氣研究。他之後的作為，成為扭曲學術研究以遂一己私慾的範例，成千上萬越南人也因此淪為炸彈下的怨魂。

顧海將俘獲的敵軍武器做成清單──包括捷克製輕機槍、俄製砲彈、羅馬尼亞火箭發射筒、東德製火焰噴射器，問道：「越共怎可能不是一波全球性共產黨攻勢的一部分？」在西貢巴士德街（Pasteur Street）一七六號蘭德大院住定以後，顧海費盡心思巴結每一名到訪西貢的權貴，並且讓意見不同的同事噤聲。在隨後兩年多的歲月裡，他不遺餘力倡導空中力量，主張撤除一切對使用空中力量施加的限制。他指出，美軍最讓敵人聞風喪膽的武器系統首推飛機，因此美軍應該盡量使用飛機。炸彈可以讓不肯合作的村落就範，迫使村民離開越共控制區，遷入「可以對他們進行更有效篩選與管理」的新所在。顧海的邏輯毫無人性可言，或許堪稱瘋狂，讓他在蘭德的屬下厭惡，不敢置信。但顧海結交有術，在華府人脈亨通，蘭德高層認為他對公司地位的提升有利。

有一次在顧海返回西貢時，在新山一機場接機的是蘇珊．摩瑞爾（Susan Morrell），蘇珊的先生大衛曾親身參與蘭德最初的士氣研究。蘇珊問顧海，他希望達成什麼。顧海拍了拍手上的公事包答道，「答案就在這裡，只要空軍買單，答案永遠是轟炸。」對顧海而言，越南不過是冷戰的一處戰場而已。就像他不顧越南人民死活一樣，他的虛榮與野心也到了恬不知恥的地步。他在一九六五年三月提出第一份中期報告，說美國的龐大武力已經產生奇效，投入更多武力可以產生更大奇效。他在報告結論中指出，不過幾個月以前，百分之六十五的叛徒相信共產黨終將取勝，但在遭到美軍空襲與砲火洗禮一年以後，敵人樂觀分子所占比率已經跌到只有百分之二十。

顧海認為空襲對民意不會有負面效果，還說敵軍素質每下愈況，逃兵案件不斷增加。他呼籲美方加緊毀滅農作收成，把敵人餓死。尼爾．席漢等記者瞧不起顧海，認為他是冷戰歌手，只知道不斷唱些愛唱的鷹派老調。但無論如何，仰慕他的人不乏決策人士，國防部與白宮都敞開手臂歡迎他，華特．羅斯陶認為他簡直太棒了。在聽完顧海的一次無懈可擊的簡報過後，麥納瑪拉問顧海，要完成他的項目需要多少經費，顧海說需要十萬美元，麥納瑪拉又問，「如果給你一百萬呢？」顧海答道效果會大得多。麥納瑪拉於是說，「給你一百萬。」

在那以後，顧海以新貴名流之姿四處發表演說。有次一名同事對他的估算方法與結論提出異議，顧海揮手要那人閉嘴，還說：「喔！我昨天才跟麥納瑪拉通過話……我告訴他這些B-52的轟炸十分有效……如果我們能做得更加精確一些，就可以不必炸那麼多村子，也能毀了他們的後勤補給，讓他們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整個一九六六年，顧海始終是很有影響力的人物。他的團隊最後提出一份三萬五千頁戰俘與叛逃者問詢報告抄錄譯本，並在結論中對戰局表示樂觀；不過事實上，就連魏摩蘭也對這份樂觀表示不解。為蘭德工作的另一猶太移民康拉．凱蘭（Konrad Kellen）在檢閱顧海的結論之後說，顧海的說法有根本性瑕疵，它根植於一種冷戰心態，而且肆意誤解了資料。

美國濫用空中力量的罪責不能由顧海一肩承擔，但他為詹森政府與許多將領喜歡的政策提供了虛假的知識背書。顧海的作法，同時也充分印證了英國學者麥克．豪沃德的以下疑慮：「想了解一場戰爭就必須了解戰爭的『矛盾、偶發性與不可測性』。」而蘭德的研究完全不談這些真正重要的元素。一名權威的美國空軍軍史學者寫道，空軍第七軍軍長威廉．摩耶（William Momyer）中將最後「對於B-52在除了造成敵人心理不安以外，沒有任何具體實效的情況下，竟將如此鉅額炸彈投如南越叢林，感到深惡痛絕」。哈利．羅文（Harry Rowen）於一九六七年成為蘭德負責人時，堅持必須撤換顧海，說顧海的行事不僅有損公司信譽，還「對國家有害」。就這樣，顧海先被放逐到蜆港研究敵人滲透，之後遭解雇。

但讓人震驚的是，大多數美國軍方高層對顧海的研究成果深信不疑。當來自加州聖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蘭德研究人員對軍方的戰略或戰術表示疑慮時，總是遭到軍方冷漠以對。舉例說，蘭德提出一份報告說，使用化學藥劑毀滅農作造成農民無盡苦痛，對敵人卻毫髮無傷，但這份報告被軍方撇在一邊。報告作者之後造訪軍援指揮部，希望能向高級軍官當面簡報，結果他的計畫落空，遭軍方送回美國。魏摩蘭的科學顧問布魯斯．葛里格斯（Bruce Griggs）輕蔑地說，這份報告是「胡扯」，而華府的聯合參謀首長也表示同意。

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駐越美軍人數已經高達三十八萬五千，麥納瑪拉宣布，還有更多美軍即將進駐。退役美軍將領約翰．華特斯（John Waters）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周刊撰文，反映許多美軍現役將領的觀點與沮喪。這篇文章以「美國怎麼贏」為題，呼籲美軍地面部隊大舉進軍寮國與高棉。「我們應該簡單、明確、鄭重地說，我們不會容忍來自中國、寮國與高棉的任何干預……美國必須選擇艱難的正道，不能貪圖輕鬆而選擇妥協。我們必須……毫不退縮地面向未來……唯能如此才能挽救人命，節省金錢與物資。唯能如此才能以榮譽與果決完成美國使命，贏得自由世界的仰慕與尊敬。」

或許華特斯說得對。但儘管一九六六年的戰爭預算有二十億美元，最後的帳單竟超過一百五十億，而且在翌年升高到一百七十億──約為美國國民生產總值（GNP）的百分之三。詹森總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演說中宣布，將加徵百分之六所得稅與公司稅特別捐，充作越南戰費。在私底下，詹森越來越擔心中國可能派遣「志願軍」與北越軍並肩作戰，就如同中國曾派遣一百萬「志願軍」參加韓戰。不久，極具魅力的參議員羅伯．甘迺迪宣布，他不再相信美國可以打贏越戰，令詹森震驚不已。在那以後，詹森病態般地相信，與麥納瑪拉交好的甘迺迪唆使、收買了他的國防部長。

在擔任駐越美軍司令二十八個月之後，魏摩蘭在接受《生活》雜誌訪問時說，「我們要用游擊戰勝過擅長打游擊戰的敵人，要用伏擊戰勝過擅長打伏擊戰的敵人。我們要學得比敵人更好，因為我們比較聰明，擁有更大機動力與火力，我們更能持久，有更多值得我們一戰的理由……而且我們更夠種。」他說，美國現在在打一場消耗戰。一九六六年一年，六千多名美軍在越南陣亡。魏摩蘭越來越相信，必須採取一切必要行動切斷胡志明小徑。

但在河內，北越總理范文同彬彬有禮地向《紐約時報》記者哈里森．沙里斯布利問道，「你們美國人還想打多久？沙里斯布利先生？……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我們樂意奉陪到底。」

第14章轟雷

Rolling Thunder

◎石器時代，飛彈時代

空軍參謀長李梅在一九六五年的一個備忘錄中寫道：「我的解決辦法是……明白告訴北越，要他們小心謹慎，停止侵略，否則我們要用轟炸把他們炸回石器時代。」為了這句話，他一直耿耿於懷。在南越叢林深處，道格．蘭賽在看到這句話後渴望能面見李梅，告訴他「想用轟炸，把一個一直未曾脫離石器時代的東西炸回石器時代，難啦！」由於急著打破華府似乎永遠隨著敵人節奏起舞的魔咒，詹森總統決定出動飛機轟炸北越。麥喬治．邦迪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日寫信給詹森，「我們有能力向河內提出更加嚴厲得多的警告……艾森豪將軍認為，韓戰所以能達成休戰，就是因為敵人擔心美國可能發動核子攻擊。如果艾森豪的判斷正確，我們應該至少考慮一下我們有些什麼可以用來威脅敵人的東西。」美國最聰明的軍官之一，之後當上軍援顧問團團長的福瑞德．韋安，支持詹森的「轟雷二號」（Rolling Thunder II）計畫，主張對北越發動轟炸攻勢：「如果想挫敗他們的意志，這是我們唯一可用的利器。」

一個世紀以來，對意圖憑藉武力達到目標的政府而言，空中力量一直有一種強大但往往不切實際的誘惑。相較之下，與派遣軍隊穿越沼澤苦戰──無論是象徵意義或是貨真價實的泥濘沼澤，派飛機從藍天投彈顯得沒那麼骯髒、醜陋，政治成本也小得多。大多數機組人員也理所當然地認為，只要看不見他們殺的人，他們就不必背負道德上的罪惡感。

對歷史稍有涉獵的論者，都知道轟炸有其極限，而且它難免傷及無辜。用轟炸對付移動的軍隊、車輛與未經強化的設施可能很有效，甚至有決定性效果；但在對付據險固守的軍隊、複雜的工業與通信目標時，它往往難竟其功。在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三年間，美國空軍費盡功夫試圖切斷中國與北韓之間的補給線，但「勒殺行動」（Operation Strangle）充其量只能算是有限度成功而已。主張以轟炸取勝的美國空軍將領在一九六五年說，「空中力量已經進入新境界，我們可以憑藉科技，用一枚炸彈命中一枚硬幣。」詹森要美國海軍與美國空軍用經過慎重考慮的行動懲罰北越。「轟雷行動」絕沒有迫使北越政權更迭的動機，它的目的只是用有限度、因此合乎人道的方式，讓美國空軍展示威力而已。

詹森這項政策，讓包括李梅在內的一些美國空軍將領非常惱火，李梅等人主張全面毀滅北越，特別主張將海防港封鎖。在他們眼中，不痛不癢的空襲不僅令人可厭，甚至不合美國精神，他們相信，盟軍在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間對德國與日本實施的大轟炸做得很對。但在一九六五至六八年間，儘管美國空軍與海軍將領強烈反對當局對轟炸施加的政治限制，沒有人公開指出這些限制束手縛腳，讓他們無力達成預期成果。他們認為北越社會不過是用竹子與棉花織成的東西，不堪一擊，只需略投幾枚炸彈，就能摧毀敵人的意志與手段。直到相當時間過後，當共產黨似乎愈戰愈勇時，這些美軍將領才拼命叫囂，將失敗推給他們那些政界主子。直到今天，他們始終看不清一個事實：在一場可以選擇的戰爭中，姑不論俄國與中國對手反應如何，美國想保有本國人民與盟友的默許，就得在動用的武力、造成的平民傷亡與目標分量的輕重之間維持一定比率。

一九六五年二月，白宮為顯示美國決心，不為達成明確軍事目標而下令轟炸北越。威廉．邦迪日後多少有些促狹地說，「原來如此，政策經由我們的行動自我顯現，總統要的原來是這個。」三月八日，麥克斯．泰勒從西貢致電詹森，要求加重出擊：「我今天擔心的是，在北越眼中，轟雷不過是幾聲不痛不癢的雷鳴罷了。」一名飛行員尖酸地寫道，「情況彷彿是，我們想知道可以投多炸彈而不擾及這個國家的生活方式一樣。」中情局的約翰．麥康提出警告說，河內會將美國人的畏首畏尾視為軟弱。之後，轟炸目標範圍越來越廣，到一九六八年，六十四萬三千噸炸彈已經落在北越土地上。

但在同一期間，兩百二十萬噸炸彈落在南越境內：美國領導人比較擔心炸彈落在敵境會傷及無辜百姓，至於會不會傷及友邦南越境內的百姓，反倒不很擔心。美軍在南越境內大量投擲人稱「地獄果凍」的燃燒彈，但從未對北越用過這種武器。攻擊特定設施與活動的合法性爭論，越來越令人難解，而且充滿火藥味。一九六五年五月，美國空軍一名聯隊長大惑不解問道，「什麼是軍事車隊？多少特定數目的車輛占了多長路面，才算車隊？只有一輛車走在路上，沒有隨行車輛，是不是合法攻擊目標？」

轟雷的早期目標，都在詹森每周二與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國務卿魯斯克的午餐會中決定。三人一邊進餐，一邊由麥納瑪拉提出一份已與魯斯克喬好的轟炸目標清單。總統隨即以目標的政治敏感度以及目標是否接近河內為主要考量，批准其中一些目標，否決其他目標。在一九六五至六六年間，詹森還不想過於惹惱河內。他下令沿中國邊界與各大城市四周建立一道三十英里寬的緩衝區，美軍除非獲得明確授權，不得對緩衝區內目標發動攻擊。布魯斯．帕爾墨中將說，詹森「在他的大部分總統任內，一直扮演目標指定官的角色」。這類白宮會談的私密性，讓這三巨頭能彼此暢所欲言──直到一九六七年沒有軍方代表出席──但由於會談決定並無紀錄，會中究竟達成什麼決定常在會後引起爭議。在轟炸北越初期，橋樑占了授權攻擊目標五分之四，但河內的保羅．杜梅[55]（Paul Doumer）橋在最初兩年一直未遭攻擊。想擊中狹窄的橋墩，最好的辦法就是朝橋墩以對角線方式投下一堆炸彈，但這種作法一定造成大量民眾傷亡。美軍因此選擇以直線對準方式投彈，結果造成高度投彈偏差。

以五百節速度飛行的飛行員，得在三千英尺高度分辨哪是民用、哪是軍用車輛。直到戰爭末期，河內自行車工廠一直沒有納入授權攻擊目標清單，因為自行車是北越交通運輸系統中的重要一環。為安撫神經質的決策當局，國務院在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間有時還得下令規定特定彈載。國務院一名幕僚在眼見老闆魯斯克匆匆趕往白宮開會時，憂心忡忡地說，「如果你告訴他，你找到一個可以擊敗越共，撤出越南的萬全之策，他會喃喃自語說，現在他太忙，得討論下星期要轟炸的目標，沒時間考慮這檔事。」

執行轟雷行動的主要是戰鬥轟炸機，B-52同溫層堡壘戰略轟炸機只在非軍事區以北上空出過一百四十一次任務。但就像大多數美國海軍飛機一樣，美國空軍的六百架F-4「幽靈」（Phantom）與六百架F-105「雷公」（Thunderchief）也缺乏全天候戰力。在晚春梅雨季節，北越上空經常雲層深鎖，無法迄及的指定轟炸目標往往高達半數。此外，北越空防力量大幅強化也讓美軍損失慘重。在一九六五年，美國因轟炸北越損失了一百七十一架飛機，接下來一年損失兩百八十架，在一九六七年損失三百二十六架。共產黨部署了大量高射砲，以及一連好幾型米格戰鬥機，俄國還為北越提供了地面控制雷達攔截系統。在俄國總理赫魯雪夫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垮台後不到幾個月，他的接班人雷奧尼．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開始將SAM-2型地對空飛彈運往北越；兩年以後，北越境內已經建了兩百座飛彈發射站。美軍三三五戰術戰鬥機聯隊副聯隊長傑克．布洛登（Jack Broughton）上校稱敵境為「以河內為主軸的地獄核心」。最後，雖說以當時的標準來說，美軍飛機的目標瞄準已經堪稱精確，但與日後出現真正精準的導向炸彈相比，當年那些「鐵炸彈」還是很粗糙的武器。

在一九六五年三月至一九六六年七月間，華府擴大交戰規則，允許美機攻擊幅員不斷擴大的北越，不過城市中心仍在禁止攻擊名單內。施工中的SAM飛彈發射站也在禁止攻擊名單內，一名F-4幽靈戰鬥轟炸機中隊長多次飛越一座尚未完工的發射站，但因未經授權，不能發動攻擊。最後這座發射站終於完成並展開作業，於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將他打了下來。直到這次事件讓美軍丟了第一架幽靈機以後，詹森才勉強授權攻擊幾座飛彈發射站，三天以後，五十四架F-105出發攻擊兩處所謂「發射站」。根據行動前戰術命令，構成主要威脅的是飛彈，而不是防空砲或戰鬥機，於是F-105以低於飛彈「殺傷罩」的五百英尺低空飛近目標所在山丘，遭到防空火砲猛擊。事實證明，目標區其實是防護嚴密的誘餌，北越地面防砲部隊早已守候多時，最後擊落四架F-105「雷公」。由於丟了這麼多「雷公」，美軍飛行員後來稱這處山丘「雷公嶺」（Thud Ridge）。另兩架F-105在回程時相撞墜毀，使這次任務成為美國空軍自開戰以來損失最慘重的一次攻擊。自此以後，美國空軍改採較精密的戰術，派遣配備海軍「伯勞鳥」（Shrike）雷達殺手飛彈的「野鼬鼠」（Wild Weasel）機領頭出擊。「野鼬鼠」發射的雷達殺手飛彈彈頭上塗磷，讓隨即展開的攻擊波可以瞄準磷煙發動攻擊。

但由於設在人口集中地區附近，北越飛彈發射站仍有三分之一到半數不在美機攻擊之列。北越將SAM飛彈部署在河內足球場，知道這樣做萬無一失。這些發射站造成的彈片殘骸經常落在民眾聚集區，造成生命與財物損失，當然這些損失都算在美國人頭上。停留在海防港內的船隻不乏中國與俄國船，它們可以肆無忌憚對飛經上空的美機開火，知道美機不能還擊。儘管海防港燈塔是禁止攻擊的目標，但美軍飛行員不時也會對它開火解氣。

整個越戰期間，聯合參謀首長、太平洋戰區總司令部、海軍與空軍第七軍之間，一直為目標選定問題激烈爭執。權威轟炸戰史學者馬克．克洛德費爾特（Mark Clodfelter）曾寫道，「沒有一名掌控全局的空戰指揮官造成混亂。」駐在西貢的第七軍軍長威廉．摩耶提出的攻擊清單列出四千個目標，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提出的清單有五千個目標。太平洋戰區總司令部從檀香山控制B-52。摩耶急著想炸毀紅河水壩，破壞三角洲的稻產，但遭白宮駁回，因為白宮擔心這麼做會造成大饑荒。

對美國而言，空戰第一階段的損失最為嚴重：在一九六五年三月，海軍每出擊一千架次，就會折損十五到三十架飛機；到秋天與整個一九六六年間，這個數字降到七架，之後減少到四架。海軍的戰鬥損失有百分之五十八來自地面砲火，相形之下，空軍的戰損率為百分之七十三，陸戰隊的戰損率為百分之六十四。總計在兩千三百架被擊落的美軍飛機中，有一千六百架為高射砲火擊落。戰術理論家在戰前認為，地面防砲打不到低空來襲的敵機，他們的判斷雖然沒錯，但他們低估了以飽和地面砲火在空中織成「殺戮箱子」的威力。

美國在一九六五年後半年加強空戰攻勢，將出擊架次從八月的二千八百七十九增加到九月的三千五百五十三架次。到一九六五年年底，聯合參謀首長承認敵人戰力並未受損。美軍於是將石油列為主要攻擊目標，不過國防情報局認為，北越有十七萬九千公噸石油儲備，而北越每年只需三萬兩千公噸石油就能維持基本活動。熱衷以石油為攻擊目標的人或許也已發現，河內火車燒的是煤或木頭。

一九六六年四月，華特．羅斯陶取代心灰意冷的麥喬治．邦迪，成為新國家安全顧問，軍方也隨即獲得攻擊石油的授權。羅斯陶對同事們大聲頌讚詹森的膽氣，將詹森與林肯相提並論，還說「詹森只要能維持軍事氣勢，再隔幾個月就能否極泰來」。六月二十九日，海軍戰機炸了海防油廠（POL）。一名偵察機飛行員在攻擊過後飛越這座油廠，提出報告說，「看來我們好像將全世界的石油供應都毀了。」不過從那天起，北越將他們的石油儲備都藏進油桶與地下油槽裡。那年夏天，華府授權B-52轟炸非軍事區內，以及深入北越境內十英里的軍事目標。B-52的彈載為戰鬥機的十倍，同溫層堡壘的出擊將目標區化為一片坑坑漥漥的月球表面。但敵人的運補作業似乎照常進行，還從寮國沿胡志明小徑進入越南。一九六六年年底，天候狀況使美國轟炸受限，只能用B-52轟炸紅河三角洲附近目標，但由於這麼做很可能造成更多平民傷亡，白宮拒絕了這個選項。不過在十二月二日到五日間，戰鬥轟炸機攻擊了河內附近的鐵路調車場、卡車運輸樞紐與油站。

到那年年底，根據國防情報局的估計，北越有四千六百輛卡車被毀、同樣數輛卡車受損，補給艇四千七百艘被炸沉、八千七百艘受損，八百節鐵路車廂與十六個火車頭被毀。空軍第七軍拍了太多目標區空拍圖，卻找不到足夠分析人員將拍到的圖片一一詮釋。一九六七年四月，美軍展開對北越電廠的空襲，情報當局推算有多少電廠被毀，但對於真正重要的問題──北越還有多少電廠繼續運作──並無具體評估。

由於河內的大多數軍需經由海防進口，幾乎所有軍方決策人士都贊成轟炸海防、用水雷封鎖海防。但由於蘇聯貨輪也在海防卸貨，詹森不願為了與莫斯科對抗而不肯授權攻擊海防。此外，由於河內將主要電信中心搬進蘇聯大使館附近，北越政府電信設施一直毫髮無損。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詹森透過國際控制委員會波蘭代表提出一項荒謬的建議：如果共產黨不在距離西貢不到十英里的地方發動攻擊，美國也同意不轟炸距離河內不到十英里的地方。河內沒有回應，但美國隨即片面決定，不對距離河內不到十英里的目標發動攻擊。

在這場戰爭的許多矛盾與反諷中，轟雷行動對詹森政府造成的傷害，遠比對黎筍政府成的傷害大得多。轟炸北越造成國際與一些美國國內輿論的反彈，詹森政府儘管也對轟炸施加種種限制，但輿論並不領情；反之，國會鷹派議員還因此嚴厲批判詹森，要求詹森對北越實施致命一擊。當詹森為示人道，而宣布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間實施聖誕節停炸時，河內照例毫無反應；美軍飛行員嗤之以鼻，全球輿論也仍然一片冷漠。美國空軍與海軍雖主張對北越發動狂風暴雨般的空襲，但詹森政府授權的卻是逐漸升溫、毛毛細雨般的攻勢，它為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溫和的學習曲線，讓他們一步步加強空防，發展反制措施。

到一九六七年，北越部署了二十五個SAM地對空飛彈營，每個營裝備六個發射架，此外還擁有約一千門防空砲與一百二十五架米格戰鬥機。北越雖不具備大規模工業製造能力，但戰爭造就了一個越南人早先無法想像的、更具科技精密性的地方活動：空防。隨著更多位於海防與河內附近的目標遭到美軍攻擊，美軍飛行員死傷人數也不斷增高。直到一九六六年年底，美軍在東南亞各地的空中作戰平均每出動一千架次折損不到一架飛機。但在北越上空的折損率接近這個平均值的二十五倍。美軍飛機開始將投彈高度從原本四千增加到七千英尺。這種做法可以降低地面砲火造成的損失，但投彈命中精確度比過去更低了。美軍飛機開始使用對付人員的集束炸彈，其中有些還裝有延遲引爆迷你彈，迫使防空砲砲手與飛彈發射組員躲進掩體。

儘管相對來說，共產黨米格機擊落的美機很少，但他們有時能迫使來襲美機而丟棄炸彈、甚至是電子反制（ECM）吊艙，以閃避他們。在菲律賓舉行的一次有關米格機問題的會議中，摩耶將軍與大嗓門、大塊頭的F-4幽靈機聯隊長羅賓．奧茲（Robin Olds）上校，像二次大戰期間那些王牌戰鬥機飛行員一樣，設計出一項極盡巧思的計畫，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執行的「大刀作戰」（Operation Bolo）。共產黨戰鬥機總是躲開F-4幽靈機，只找滿載炸彈的F-105雷公纏鬥。於是，幾架F-4幽靈機加掛雷達裝扮成F-105，對富安（Phuc Yen）的米格機基地虛張聲勢地大舉出擊。那天午後不久，奧茲率領四十幾架戰鬥機守在一塊濃密雲底上方。米格機遲遲沒有反應，但在終於出動應戰後，不到十五分鐘就被F-4的「麻雀」（Sparrow）與「響尾蛇」（Sidewinder）飛彈擊落至少五架，美機毫髮無傷：奧茲本人也在這次行動中擊落一架米格機，這是他在越南上空四「殺」戰績的第一「殺」。幾天以後，美方重施故計：兩架F-4幽靈機緊貼著闖進北越領空，由於兩機貼得太近，北越地面雷達認為只有一架敵機來襲：幾架米格-21於是起飛迎戰，結果兩架被美機擊落。

那年三月，美軍對太原（Thai Nguyen）鋼鐵廠發動近三百架次空襲，終於讓這個廠癱瘓。北越的春天，濃雲深鎖，徘徊不去。美機躲在雲層上方，用雷達發動夜間轟炸，效果不佳，炸彈一般落在距目標一千碼左右，比二次大戰期間的投彈精確度好不了多少。同時海軍也對海防的幾座電廠發動近一百架次空襲，要在五月底癱瘓電廠發電作業。

在天候狀況許可的情況下，美國空軍每天發動兩百架次攻擊：上午兩波，下午兩波。北越沒有再上類似奧茲上校設下的那種當，但根據美軍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的戰報，美機在空戰中擊落二十三架米格機，本身只損失三架──北越戰鬥機飛行員的實力半數被毀。五月十九日，在說服總統使用「碧古魚」（Walleye）電視導向炸彈可以減少平民損傷之後，海軍開始用這種炸彈攻擊河內發電設施。「碧古魚」炸彈果然精準，但北越擁有維持重要電力供應的足夠發電設施。到那年七月，美機每個月對北緯二十度線以南的北越狹長地帶發動八千架次空襲，癱瘓了整個鐵路交通。但在更北地區，中國與河內間的運輸命脈仍然暢通無阻。

在一九六七年年初，羅斯陶與魯斯克等詹森總統決策核心，加上詹森的好友克拉克．克里夫與艾伯．福塔斯，仍然決心一戰。那年五月，艾維雷爾．哈里曼告訴蘇聯大使，羅斯陶是白宮最危險的鷹派。但詹森政府其他成員，甚至包括那些主戰意志仍然堅決的成員，現在也對轟炸北越帶來的軍事效益是否值得它付出的高昂政治代價存疑。這時的麥納瑪拉，對越戰的信心已經動搖。每周四下午在國務次卿尼古拉斯．卡岑巴克辦公室聚會的一個有影響力的小組，大多數成員也對這場戰爭信心缺缺。這個小組成員包括希魯斯．范斯（Cyrus Vance）與威廉．邦迪，有時魯斯克與中情局的理查．荷姆斯（Richard Helms），偶爾麥納瑪拉本人也會與會。他們自稱「非委員會」（No Committee），因為他們不承認自己存在。他們主張集中空中武力，打擊共產黨進入南越的直接運補線路。

美國或透過聯合國，或經由在一九六七年二月與俄國人擠眉弄眼的英國首相哈洛．威爾森，或運用崇拜胡志明的法國知識分子以及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的斡旋，也曾提過幾次謀和建議。但每當建議提出時，白宮的行為總令一些人士深感沮喪。詹森多次公開放話，表示支持與河內談判，還不時誇張鋪陳地提出自己的建議。但他在提出建議的同時不忘加強轟炸，一九六七年的幾個「和平方案」都註定無望成功。

一些政界人士，特別是麥納瑪拉，私下已對取勝感到無望，但軍方始終抗拒這種失敗主義。讓軍方擔心的是美國打這場戰爭的小心翼翼、不敢放手一搏的方式：現在既然已經打了，就得打出一個結果。特別是飛行員，對於攻擊共產黨空防單位時遭到的種種限制尤其深惡痛絕。來自紐約、西點出身的傑克．布洛登（Jack Broughton）上校自一九四五年服役以來，飛過幾乎每一型戰機。他兩度在韓戰服役，擔任戰鬥機飛行員，獲頒空軍十字章（Air Force Cross）等一堆勳獎，在北越上空飛過一百零二次F-105任務。到一九六七年夏，將領們推動空戰的作法已經讓他忍無可忍。布洛登在日後一份備忘錄中寫道，「我只想好好打一場。」

六月二日，布洛登在擔任代理聯隊長時果然與敵人好好打了一場。聯隊的兩名飛行員在結束任務返回基地後，其中一人提出報告，說他可能在海防港向一艘俄國船開了火。這名飛行員說得沒錯。第二天，莫斯科提出正式照會，抗議蘇聯商船「圖基斯坦號」（Turkestan）遭美機攻擊，一名船員死難。美軍太平洋戰區總司令夏普上將一開始向華府保證，說蘇聯這項指控查無實據。但之後在美國空軍展開調查時，布洛登採取干預行動：為了讓部屬脫罪，他親手毀了那兩名飛行員的實戰過程影片，布洛登因此被判軍法審判與四十美元罰款。僅管空軍部長後來推翻軍法審判的判決，但本案為這位紐約硬漢的職涯畫下句點。終其一生，布洛登一直對這一切忿忿難平。在與敵人纏鬥時，他是國家的無價之寶，但束手縛腳的戰爭讓他受不了，而這正是許多職業軍人常見的寫照。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海軍戰鬥機掃射又一艘蘇聯船隻，詹森政府隨即祭出更嚴厲的交戰規則，限制美軍在海防附近的活動。

但軍方仍有一派人馬，包括夏普上將與惠勒將軍，仍然力主加強空戰。幾十年來一直是詹森忠實支持者的參議員理查．羅素認為，美國要不為取勝而戰，要不乾脆退出越南。參議院史坦尼斯（Stennis）小組委員會於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發表報告，要求美國升高空戰，「冒必須冒的險，運用做好這件事必須運用的武力」。史坦尼斯聽證會暴露麥納瑪拉、總統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之間的分歧之深。早在十八個月以前，麥納瑪拉已經在私下告訴記者「無論用多少轟炸也結束不了這場戰爭」。麥納瑪拉始終沒有基於原則而辭職，令他的親友們大惑不解。直等到十一月接到逐客令，他才發現詹森總統已經在未與他商量的情況下，將他調任世界銀行總裁。

另一方面，以羅斯陶為首的空戰鷹派繼續保有上風，詹森授權攻擊的北越境內目標越來越多。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轟炸機第一次炸斷了河內的龍編大橋。美軍對晏元（Yen Vien）鐵路調車場發動密集新攻擊，但也付出了高昂代價：五架F-4遭防空砲與米格機擊落。米格機在這次空戰中突然大舉出現，首次發動從後方攻擊的戰術。美軍飛行員雖說也一再經上級耳提面命，要注意從背後六點鐘方向來襲的敵機，但美軍飛行員早已習慣見到敵機在前，米格機突然改採新戰術果然奏功。羅賓．奧茲也參加了這次行動，見到手下兩架F-4被擊毀。他在事後痛苦寫道，「我聽到他們喊叫，我調頭望去，只見兩團燃燒的火球。」

一九六七年秋，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運用私人魅力與美國政府影響力說動法國人，促成河內與華府間一次和談，即所謂「季辛吉和平方案」。在和平方案失敗後，詹森於十月中批准對富安米格機基地發動第一次直接攻擊，但美軍折損情況仍然持續。在十一月十七日對河內郊外一座空防設施發動的空襲中，查爾斯．卡培利（Charles Cappelli）少校的F-105遭一枚飛彈擊毀。事後，一名戰友悲傷地說，卡培利在起飛以前說，等回來以後他要處理一些文件，犯了飛行員大忌。這名戰友說，「他沒有回來，出發以前不能談回來的事。」

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展開的轟雷行動最後階段期間，美軍飛行員碰上前所未見最惡劣的天候。在十二月，敵軍戰鬥機以更熟練的戰技，迫使超過一成美機在飛抵目標以前先拋棄彈載。十二月十七日，美軍飛行員在報告中說，見到空中同時出現二十架米格機；兩天以後，他們見到十四架。十二月二日那天，五架空軍、三架海軍戰機被擊落，其中有五架都是被地對空飛彈擊中的。雷達導向轟炸的精確度在當年仍然甚差。美軍在一九六八年對北越發動了十萬架次空襲，之後由於共產黨在一個有限地區部署了兩千六百門防空砲，詹森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下令停止對北緯十九度以北的一切空襲。

美軍空戰作業時而顯得流年不利：為阻撓河運，美機會空投磁性水雷，但這些水雷往往在距離往來船隻過遠處引爆。一九六八年三月，「可變後掠翼」式F-111在高度期盼下加入戰局，但技術失誤造成一連幾次墜機事件，在早期幾次出擊中，F-111的表現並不理想。三月十一日，共產黨發動一次極成功的突擊作戰：北越軍第四十一營的爆破兵，突襲美國空軍設在寮國法席（Pha Thi）山山頂，負責許多轟雷行動監控任務的八十五號控制站。駐守控制站的十八名美軍人員有十二人被殺，美國空軍不得不轟炸這座被占領的控制站，以摧毀敏感裝備。在餘下的詹森總統任期期間，美軍飛行員的主要任務就是阻撓共產黨的南下卡車運補。

如果對付的是意志力薄弱的敵人，或是擁有其他選項的人民，白宮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實施的這項轟炸政策原也有望成功，但河內政治局不是意志力薄弱的敵人，北越人民也別無其他選項。這項一九六五到六八年的轟炸行動終於未能奏功，它反映一個事實：原始社會藉助不穩定的天候型態，使用不完善的瞄準技術，也能將領土守得固若金湯，讓空中攻擊不能得逞。百年來，許多國家領導人已經發現空中轟炸威力有其極限，詹森不過是其中一人罷了。

◎「北上」

當轟炸行動展開時，美國空軍、海軍與陸戰隊飛行員的士氣都很高昂。只有當老婆提出最後通牒，說「要我，還是要戰爭？你只能選一個」時，才有少數人退縮。大多數青年飛官，以及一些年過四十的老兵，在歷經艱苦的戰鬥訓練之後，都迫不及待地想駕著他們的飛機，在戰場一顯身手，就算他們的國家不給他們每天二點一六美元的戰鬥加給也沒關係。在出過幾次任務後，美國空軍飛官可以前往曼谷，由境外包商送往菲律賓度假。到了蘇比克灣的庫比岬（Cubi Point）軍官俱樂部後，有各種瘋狂的聚會：卡拉OK、食物大戰、拳鬥等等。海軍中校約翰．尼古拉斯（John Nichols）寫道，「他們在度假的最初三兩天，可能整天喝得爛醉，喧囂狂歡，然後開始打高爾夫、游泳、做深呼吸。」不久假期結束，他們飛過南中國海，又一次面對敵人。

為了攻擊目標選定之便，美國將北越畫為分別由空軍、海軍與軍援顧問團負責的幾個責任區。從航空母艦起飛的飛機攻擊「二、三、四與六B線」，責任區從北緯十八度往北，一路延伸到中國；空軍負責攻擊「五與六A線」，責任區包括河內與北—西鐵路；軍援顧問團的責任區借自空軍的「一」線。美國空軍大多數是戰術戰機，加上一些B-52，部署在泰國境內基地。一九六六年，美國在泰國境內駐軍三萬四千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空軍，他們幾乎完全投入越戰，當然也會找些樂子：泰境美國空軍基地的藥房每年都得醫治多達一千名性病病患。由於對參與轟炸感到不安，曼谷政府最初堅持從泰境起飛的飛機不能攻擊南越領土內的目標，往北飛的飛機應該裝成從南越起飛，直到一九六七年才放棄這套說法。

冷戰期間的飛機已經沒有一架能勝任地面攻擊任務。美國空軍的F-105「雷公」強悍耐打，但機動性不足，而且需要密集維修養護：美軍在越戰總共損失了三百架F-105。設計為攔截機的F-4幽靈，一切任務都難不倒它，除了在北越上空執行低空作戰以外，因為幽靈機的引擎會冒出濃濃黑煙，向幾英里內每一架米格機暴露它的位置，而且容易為地面砲火所傷。當空襲北越作業展開時，美國空軍有六百架F-105雷公，以及大約同樣數量的F-4幽靈；但當生產線仍然一年出廠兩百架幽靈機時，F-105已經停產。美國空軍一般會派雷公出最危險的任務，部分原因是雷公機一旦墜毀，機上只有一名飛行員，而幽靈機有兩名──有個冷笑話說，幽靈機需要兩名飛行員，是因為飛越敵境時，坐後座的飛行員得看交戰規則。

美國海軍最優秀的飛機是由艾德．海因曼（Ed Heinemann）設計的A-4「天鷹」（Skyhawk），體型比幽靈小得多，它簡單、結實而且容易保養──隨著戰事轉劇，這些特點越來越重要。許多A-4中隊維持百分百的備戰率，它的幾個改裝型，例如用來照像偵查的A-5「民團員」（Vigilante），備戰率差得多。最後總計，天鷹出的戰鬥任務之多，超越海軍其他任何戰機。比較舊的F-8「十字軍」（Crusader）造型怪異，飛行員的座艙在鼻輪前方六英尺，以機砲為主要武裝，是很好的攔截機；缺點是雷達性能差，失事率過高。在越戰早期，道格拉斯（Douglas）廠出產，螺旋槳推動的老飛機「天襲者」（Skyraider）出了許多任務，海軍擊落的最先十架米格機中，有兩架是「天襲者」擊落的；但「天襲者」過於緩慢，終於只能退居二線，負責電子反制與救援作業。飛行員說：「速度就是生命。」

飛越北越上空的飛機，由設在寮國境內的八十五號控制站，或由代號「汽車旅館」（Motel）的「猴子山」（Monkey Mountain）控制中心負責監控，猴子山位於蜆港，位置在西貢與河內中間，泰國的烏隆（Udorn）提供後援。不過這些控制站沒有一個可以精確掌控紅河上空狀況，不能有效引導空襲。飛機在發動攻擊時，差不多全靠自己，或依賴一般由中校級軍官擔任的空中領導人。無論對作戰效率或對戰損率而言，天候都是一個重要因素：在季風季節，作戰效率急遽降低，戰損率卻大幅升高。飛行員經常因為得不到精確指示，發現自己闖入敵境過深，被迫掉頭或放棄任務，或拋棄彈載。

海軍飛機從距離海岸六十到一百五十英里，穿梭於東京灣的「洋基航空站」（Yankee Station）的平台起飛，發動對北越的攻擊。美國擁有十六艘攻擊航母與十艘反潛航母，數目比全世界所有其他國家的航母總加起來還要多。七萬五千噸的「福雷斯特」（Forrestal）級航母比老舊的「艾塞克斯」（Essexes）級更加安全得多，就算遭遇狂風巨浪，憑藉噸位，福雷斯特級仍能保持平穩。兩級航母都載有約七十架飛機，包括兩個戰鬥機中隊、兩或三個地面攻擊中隊，加上早期預警機、照像偵查機與幾架配屬直升機。一九六五年六月，「獨立號」（Independence）航母參戰，帶來生力軍A-6A「入侵者」（Intruder）。許多人口中像平底鍋或蝌蚪的「入侵者」，由於裝備「數位整合攻擊與航空裝備」（DIANE，Digital Integrated Attack and Navigational Equipment）而具備全天候戰力。那年十一月，「小鷹號」（Kittyhawk）帶來第二個A-6A中隊。

這些美軍航母戰力驚人：在十二月的一天，「企業號」航母實施了一百六十五架次攻擊。在轟炸北越展開後第一年，海軍發動五萬七千架次攻擊，損失一百多架飛機與八十名飛行員。共產黨倒也明智，沒有對美艦發動空中攻擊，因為一旦發動這類攻擊，在美軍「戰鬥空巡」（Combat Air Patrol, CAP）打擊下，他們勢必損失慘重。每一艘航母都駐有五千名海軍與技術人員，協助一百多名飛行員的作業。海軍的護航艦與轟炸艦在外海作業時，艦上官兵的工作與生活相當舒適，而且幾乎沒有風險。但是另一方面，即便是在沒有敵人的情況下，飛行作業的壓力與風險非常大。醫療壓力評估顯示，飛行員認為，夜間在航母飛行甲板降落，比白天飛越河內上空還要更讓他們心驚膽顫。當飛機在航母起降時，蘇聯偵察拖網船經常在航母前方穿行，唯恐天下不亂。從海南島起飛的中國米格機不時也會尾隨出擊的美軍機群，意圖騷擾。

飛行甲板與機庫裡的活動緊張而密集，工作人員穿著代表工作性質的各色號衣：黃色代表飛機指導員，藍色代表升降梯作業員，綠色代表飛機彈射器與避雷裝置作業員，褐色代表飛機機長，紅色代表兵工與消防人員。如何在船艦上騰出空間、進行整套起降、維修養護作業，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奮鬥，作戰室有一個按照比例作成的模型，顯示每一架停在艦上飛機的位置，每當飛機調度命令透過話筒發出，模型上的飛機位置也隨之變化。主要是十八、十九歲青年的牽引機駕駛員責任很重大。任務飛行員也不好幹，必須坐在彈射座椅中，在烈日下守候兩、三個小時，準備一聲令下立即將飛機駛往冒著煙的飛機彈射器。

航空母艦作業免不了意外，有些還是嚴重意外。一九六六年十月，兩名機組人員在在甲板下打鬧，不意引燃一枚有緩降裝置的照明彈，造成「奧里斯卡尼號」（Oriskany）航母一場大火，死了四十四個人。「福雷斯特號」在四天內發動一百五十架次攻擊，沒有損失一架飛機。但隨後一架停在飛行甲板尾巴的F-4意外射出一枚祖尼（Zuni）火箭，造成可怕後果，另一架幽靈機油箱起火，海上強風助長了火勢。不到幾分鐘，炸藥開始爆炸，大火下的官兵住艙成了死亡陷阱。護衛艦立即靠攏，用水龍進行灌救，但大火持續延燒了十二個小時才獲得控制。一名士官衝向一枚起火的炸彈，意圖將它脫離火場，但這枚炸彈爆炸，炸死這名士官與另外幾個人。但捨命搶救的英勇事蹟並未因此停止：一名小個子青年尉官使盡力氣，把另一枚炸彈滾到火場另一邊。大火終於平熄以後，福雷斯特號艦上官兵有一百三十四人死亡，二十一架飛機被毀，四十三架飛機受損；福雷斯特號的修繕費用高達七千二百萬美元。

航空母艦一般每天發動三波攻擊，每波攻擊之間或許有一小時間歇。師級參謀指派攻擊目標；作戰室將命令下達聯隊；再由大隊與情報官籌畫路線。發動第一波攻擊的飛官在凌晨四點半時進早餐，然後「著裝」，參加簡報，準備在六點時出擊。如果可能，沒有經驗的新進飛行員一般會奉命攻擊接近海岸的目標，以便一旦遭敵擊落，他們比較有機會棄機彈射降落在海上。飛行員都很迷信，在穿著笨重壓力裝、全身綁著繫帶蹣跚走向座艙時，許多人會撫摸著象徵幸運的兔腳或銀元硬幣。登上座艙後，彈藥保險針移除，彈射椅啟動，座艙罩鎖死，機翼展開，彈射作業員把飛機導入定位，引擎開始輕鳴。一架A-4滿載油料與炸彈重量也只有兩萬磅，而一架KA-3加油機重量隨隨便便就能超過七萬三千磅。利用彈射器起飛的A-4，可以從三秒內從靜止加速到一百六十節，彈射飛機發出的響聲震耳。對於一切有關人員而言，無論是飛行員與水兵，在航母上起降飛機都是技術要求極高的作業。

典型的攻擊編隊，可能由十六架A-4與四架F-8等二十架轟炸機組成，外加兩架「鐵手」（Iron Hand）高砲制壓機。幾架負責「目標戰鬥空巡」（TarCAP）任務的F-8「十字軍」守在編隊外，找機會從側翼迎擊米格機。一架電子反制機與兩架加油機守在外海上空。兩架直升機來回巡視，準備救援墜海或落在海邊近岸地區的飛行員。攻擊編隊一旦升空，很快就會飛越一大群主要是帆船與舢舨的小船上空：飛行員知道敵人已經等著他們了。在一九四四年，在太平洋上空出作戰任務的海軍飛機平均每次任務持續四小時：二十年以後，任務時間縮短為九十分鐘。儘管如此，與過去飛越北韓相比，飛越北越上空的任務凶險得多。

在以兩萬英尺高度逼近海岸時，頭盔與耳機阻絕了引擎聲響，飛行員打開開關，將槍砲上膛，準備投彈。他們開始緩緩下降，根據目標距離決定飛行速度：天鷹可能採取三百五十節，速度較快的十字軍可能得放緩速度。他們聽到敵人「扇歌」（Fansong）雷達的尖銳噪音，知道SAM地對空飛彈即將來襲。在那以後，他們可以使用無線電，但他們一般總是盡可能不說話，飛行員奉命「如果中彈，不要用攻擊頻道！」指揮官不希望作戰頻道擠滿落難飛行員垂死掙扎的呼救聲。米格機開始在編隊左近出沒，飛行員於是聽到戰鬥無線電傳來那些不朽的警告：「敵機在九點鐘方向」或「四點鐘」等等。敵機往往設法將護航美機誘往地對空飛彈陣地，但擔任護航的戰鬥機奉命守在編隊一旁，隨編隊前進。負責地面攻擊任務的飛行員，會先將兩翼油箱燃油清空，然後往目標展開俯衝攻擊，因為沒有飛行員會笨得帶著多餘油料卯上高射砲。他們會從幾個角度同時進擊以分散敵軍火力。

在發現美國人喜愛攻擊那些目標之後，北越把防砲集中在橋樑、兵營等設施附近。一些年長的美軍飛行員說，他們在北越上空碰到的砲火，比二戰期間在德國上空碰到的還要猛烈，共產黨練出一種用「彈幕方陣」絕殺的本領。美國海軍中校約翰．尼古拉斯寫道：「他們用高射砲火將高度三千到兩萬英尺一片五平方英里的空間堵得密不透風，那陣仗非常驚人，非常壯觀，可怕得近乎美麗。輕型二十三公厘與三十七公厘機砲帶著白煙爆炸，五十七公厘砲彈炸開時造成一團灰黯，八十五公厘與一〇〇公厘重砲炸出朵朵黑雲，重機槍射出的曳光彈不時畫出條條彩色火蛇，飛向五千英尺高空。這些五顏六色的雲就在那片空際不斷爆開，一秒都不放過地持續好幾分鐘，那景色真是匪夷所思。」美軍指揮官要飛行員不要採取閃躲措施，因為一旦置身「彈幕方陣」，躲也沒有用，還不如集中精神攻擊目標：他們的命運全靠運氣了。

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在一次五十機編隊空襲河內南方的行動中，米格-17首次現身，翌日，美國空軍損失了兩架F-105。六月十七日，美國空軍用麻雀飛彈擊落兩架米格機，首開紀錄。飛行員實驗他們的戰術，有一段時間，美軍喜歡高速、低空衝向目標，在達到一個定點時再調轉路線，拔高，然後對目標展開俯衝──即所謂「彈出」法。這種戰術的缺陷是，飛行員得用五百節高速飛行確認幾個地標，此外這種戰術還使飛機容易遭到輕型高射砲火攻擊，他們在機翼外掛架上載了許多電子防禦裝備。海軍也部署EA-3B「天空戰士」（Skywarrior）與EF-10B「天空騎士」（Skyknight）作為電子反制機。美機釋出反制箔，干擾共產黨雷達，向敵軍導向設施發射「百舌鳥」（Shrike）反輻射飛彈AGM-45A。雙方都打著欺敵戰，有幾次，美軍干擾人員認為他們已經找到敵人的戰鬥機導引頻道，後來才發現那不過是飛行員交談的錄音，米格機真正用的是另一頻道。共產黨也學會直到即將發射飛彈的最後幾秒鐘才開啟追蹤雷達，以免招來「百舌鳥」反雷達飛彈。

敵軍戰鬥機的威脅時大時小，但大體上，美軍飛行員更怕敵軍地面砲火。北越飛行員受到地面嚴控，就連什麼時候啟動後燃機也得奉命行事。米格-17非常敏捷，米格-21敏捷度較差，尤其是在低速飛行時。米格機一般只在擁有明確戰術優勢，特別是高度優勢時才會出擊，發射「環礁」（Atoll）飛彈，然後調頭返回基地。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來自紐約的斐爾．法帕提拉（Phil Vampatella）中尉駕著一架「十字軍」與另三架僚機一起，負責掩護一名跳傘降落的RF-8飛行員等待救援直升機抵達。突然間，法帕提拉感到自己的飛機一陣晃動──他被高砲擊中了。由於燃油外溢，他離開四機編隊，尋找空中加油機。隨即他聽到無線電傳來「米格來襲」的警告，他的三架友機已經與敵人接戰。法帕提拉於是調頭折返支援他們，發現一架米格機正在他前方追逐一架十字軍。他趕緊大叫：「往右急轉！」但為時已晚，那架十字軍中彈墜落。

法帕提拉發現另一架米格-17正朝他機尾衝來，於是以六百節高速俯衝直下，直到幾乎貼近樹高，機身震得差點散架才拉起機身，心想一定已將敵機甩開。那架米格機仍然在他後邊，但已經轉向，顯然準備折返基地。儘管自己的飛機已經受損，法帕提拉仍然甘冒奇險，決定追逐那架米格機。他射出一枚響尾蛇，看見那架米格機爆炸，然後找到一架加油機加足燃油，飛行六十英里回到漢考克（Hancock）基地。法帕提拉在這次行動中展現的勇氣，後來獲得訓練學校表揚，但飛機受損仍然堅持不退的作法，往往只能為家人帶來一紙「失蹤通知電報」。

海軍戰鬥機擊落敵機的數字遠較空軍為低，部分原因在於它的麻雀空對空飛彈失誤率偏高，這個事實多年來一直令美國海軍尷尬不已。空軍使用的響尾蛇有效得多，只有海軍的F-8才配備的機砲又比響尾蛇更有效，事實證明，那些認為飛彈問世、機砲已經落伍過時的專家都錯了。直到越戰進入最後階段，加州米拉瑪（Miramar）戰術學校「精英戰士」（Top Gun）班開班──精英戰士班畢業生以實戰戰績證明他們是令人敬畏的米格機殺手──美國海軍的空戰表現才逐漸改善。

攻擊機從目標上空拉起機身，調頭飛往海上──套用一名飛行員的話，前後「大約三分鐘，恍如一兩個永恆已經過去」。當飛機接近母艦時，一名登艦官「談話人」不斷用無線電通報甲板狀況：「甲板不良[56]（foul deck）……甲板不良……甲板不良，收起落架！天鷹，甲板不良……飛離甲板！」一架受損的飛機是否應該嘗試降落，或應該棄機、彈射降落海上，全靠登艦官的判斷。飛行甲板上若發生墜毀事件，不僅可能導致飛行員死難，還可能造成甲板上一場大禍。沒有受損的飛機順利降落，經過一陣輕微顫動，在阻滯索前驟然停下，又一天的工作完成了。

飛行員平均每個月得出十六到二十二次戰鬥任務，有人還出到二十八次，少數飛行員在越南飛了總計五百次戰鬥任務。到一九六六年秋，作戰壓力造成彈藥，特別是炸彈，以及裝備與機組人員的短缺，許多機組人員出任務之後一去不返。傑克．布洛登寫道，有一次一枚突然襲來的地對空飛彈，擊中他的中隊的一架F-105：「他的飛機突然裹在一團鐵銹色火球裡，這是出事的第一個徵象……他的飛機似乎無恙，但飛機左翼略微下垂，開始穩穩下降。他只在對講機上說了一句話，『我得出去了，回頭見。』說完那話，他扯了彈射桿，我們見到一具降落傘出現在空中，聽到他吊在傘上往河內而去的嗶嗶聲。」

維吉尼亞州黑人農場工人之子，美國空軍少校福瑞德．齊利（Fred Cherry），在多次遭到拒絕之後，憑藉不懈的堅持，在一九五一年終於得償宿願進了飛行學校，並且在韓戰期間出了五十三次任務。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早晨，他率領一中隊F-105出他在越戰的第五十次任務。在距離目標還有幾分鐘時，他聽到機身傳來一聲巨響，齊利關掉電氣與液壓系統，但飛機仍然煙霧瀰漫。他在低空彈出機外，跳傘逃生，一邊不住禱告，雷公機隨即爆炸，儀錶板畫開了他的臉。他當時位於河內東北方四十英里，距離海岸與安全只有兩分鐘飛行時間。他降落在一堆民兵與兒童間：「我想他們一定會用那些農具把我剁成碎片，但他們只是站在那裡，圍著我不住傻笑。」民兵要他舉手，齊利向他們比手勢，告訴他們自己的左肩被打爛，腳踝也碎了。他成了第四十三名被俘的美軍飛行員，當他蹣跚上路時，一群人跟在他後面。一名士兵對他說，「你是罪犯。」他進了人稱「河內希爾頓」（Hanoi Hilton）的華盧（Hoa Lo）監獄，之後轉入戰俘稱為「動物園」的一處監獄，與來自北卡羅萊納的海軍飛官波特．哈里伯頓（Porter Halyburton）關在同一間牢房。哈里伯頓一開始唾棄齊利，因為他不相信黑人能當上美國空軍少校，認為齊利一定是法國間諜。但朝夕共處終於讓兩人不僅相互尊敬，還成為知心至友。當齊利傷勢嚴重感染時，哈里伯頓全心照顧他。後來獄方將哈里伯頓遷往其他牢房，齊利悲痛萬分：「我從沒像這樣為失去一個友人而痛不欲生。」

諾姆．麥丹尼爾（Norm McDaniel）生於一九三七年，父親是北卡羅萊納州佃農，有七個兄弟姊妹。大蕭條時代的種種恐怖故事，讓他的童年始終籠罩在愁雲慘霧中，當時他的父親替人採棉花，每天賺一美元工資。諾姆小時經常餓著肚子上床：「如果父親領了工資，還沒走到雜貨店，就先來到賣威士忌的店前，我們就得餓肚子了。」他的母親是孤兒，非常重視教育，是「天生我材必有所用」的忠實信徒。一九五九年，諾姆從北卡種族隔離的農技大學（A&T University）機械工程系畢業，成為美國空軍領航官，這在當年是了不起的成就。他熱愛空軍生活，在一個同溫層堡壘聯隊飛了幾年。只有當他偕同妻子珍—卡洛（Jean-Carol）離開基地旅行時，種族議題才讓他們感到困擾：「在密西西比甚至猶他州，旅館與餐廳都不肯為我們服務。」

一九六五年秋，麥丹尼爾離開B-52聯隊，在駐泰國的一個EB66C中隊擔任電子作戰軍官。他說：「我並不喜歡調往泰國，我只是覺得職責所在，要走就走。」不過他們的EB66C電子作戰機以動力不足出名，特別是在炎熱的日子，每次在起飛時總得用盡整條跑道。麥丹尼爾在起飛時都會小小禱告一番，「不為我自己，而為我的家人。」電子作戰機的任務一般而言每次持續約三小時，其中二十五分鐘在目標上空兩萬五千英尺處盤旋，進行對敵人雷達訊號的監聽與干擾。在發現有威脅性的訊號時，他們會向執行攻擊任務的飛行員提出「紅色警戒，敵機出動」或「飛彈來襲」之類的警告，之後說「一切警報解除」。B-66的電子作戰艙位於駕駛艙後方，是個沒有窗戶、裝滿各式監控儀器的小艙，由四名稱為「烏鴉」（Raven）的電戰作業員負責操作，麥丹尼爾是其中一人。

戰爭開始成為例行公事：飛行員得完成一百次所謂「北上」（在敵境上空作業）之旅，才能輪調返回美國。一旦回到舒適的基地，麥丹尼爾喜歡看很多書、健身、打乒乓球。軍官俱樂部裡玩一個叫作「死蟲」（Dead-Bug）的整人把戲：當一名飛官叫出這兩個字時，所有飛官都得倒在地上。最後倒地的人得請客喝酒，付大約六十杯酒的酒錢，但由於俱樂部裡的酒非常便宜，這點錢對錢包幾乎無損。麥丹尼爾很喜歡在泰國達利（Takhli）基地服役的日子，只是想家。他說：「我一直沒什麼恐懼感，我們認為這場戰爭還要經年累月打下去，我們只想怎麼完成一百次任務，在八、九個月內回家。」在出第二十九次任務時，他們在河內近郊上空遭一枚SAM-2型飛彈鎖定，經過一陣似乎無窮無盡、翻胃倒腸的猛烈閃躲，才終於脫困，也才聽到對講機傳來「鎖定解除」幾個令人寬慰的字眼。他們抹去一頭冷汗，回到溽暑、舒適的泰國。麥丹尼爾心想，「我終於也經歷過出生入死了。」

不過又出了兩次任務之後，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那天，飛機在飛近河內附近一個目標時突然劇烈搖晃，「就像飛在一個大氣阱邊上一樣」。機組驚嚇不已，忙著問機長比爾．閔斯（Bill Means）出了什麼問題。閔斯神色自若地回覆，「差一點出事，不過我們仍然在飛。」只是幾秒鐘過後，閔斯失控，飛機開始蹣跚下墜。又隔片刻，機身終於拉平，機組焦急等著機長進一步指示，但遲遲沒有回音。通訊已經中斷，氧氣也沒了，煙霧開始滾入電子作戰艙。四名「烏鴉」必須依序彈出跳傘，位置在左前方的麥丹尼爾按照規定第一個跳。「決定命運的一刻來了，火焰與濃煙已經瀰漫機艙，我心想，『我該走了。』」他遵照程序拉下頭盔面罩、啟動個人氧氣瓶、紮緊束帶、然後拉下艙門拋棄桿，一秒鐘以後他已經彈入空中。

一切進展順利，直到他吊在降落傘上，瞥見傘頂出現幾個洞，才發現有人在朝他開槍。他落在地面，立即為農民、軍人與民兵團團圍住。他們剝去他的衣物，剝到只剩下T恤與內褲。時間是上午八點三十分，他的位置在河內西北三十英里。他們起先把他推進一個坑裡，麥丹尼爾心想，這次在劫難逃，他們一定想在這坑裡斃了他。但之後，他們將他矇了雙眼，帶上一輛車，最後在當天傍晚將他送到「河內希爾頓」。

起先他還十分懊惱，認為自己是整個機組中唯一跳傘的人，其他機組現在一定都已安全返回達利基地，正在嘲笑他太驚慌，忙著跳傘。但沒隔多久，他發現除了一個人以外，整個機組都已淪為戰俘，那個人在被俘後沒多久就死了。直到一九七三年，麥丹尼爾與他的機組才獲釋返美。麥丹尼爾失蹤、命運未卜的消息傳回美國，他的母親告訴珍—卡洛：「麥克安啦！我在夢裡見到他，他躺在一間小房間裡，我問他，『麥克，你還好嗎？』他說，『我很好，媽，妳自己保重。』」麥丹尼爾的母親的夢果然是真的。其他許多親人失蹤的家庭也傳出類似故事，但未必都能美夢成真。直到麥丹尼爾失蹤十八個月以後，北越才宣布他已經成為戰俘。

在河內，麥丹尼爾比其他許多人幸運：「雖說我們吃的都是垃圾，但卻是相當健康的垃圾，而我早在幼年時代就習慣了挨餓。」像他的大多數同袍一樣，他得不時忍受北越的暴行，有時甚至遭到酷刑。來自越南與俄國人的消息顯示，北越透過對機組人員的拷問取得很多作戰資料，但他們拷問的主要目標是取得意識形態優勢，是對唯一能到手的仇敵加以懲罰。他們對付戰俘確實殘忍，他們的野蠻行徑在美國境內也引起歷久不衰的公憤。但值得強調的是，落在美國人與南越人手裡的共產黨俘擄，經常在被殺之前遭受相同甚至是更糟糕的對待。中情局的法蘭克．史奈寫了一本《體面的間隔》（Decent Interval），在書中披露美方與南越如何對共產黨俘擄進行「加強審訊」與酷刑逼供。這本書於一九七七年成為暢銷書以後，史奈訝然發現，讀者們雖然對書中內容的真實性毫不懷疑，卻似乎對美方與南越當局的殘忍行徑不以為意。道格．蘭賽也曾憤而撰文，怒責同事們「坐視對俘虜的濫刑」。除非美國民眾認為，美國資本主義者就算落入共產黨手中，也應該享有比落入美方手中的共產黨俘虜更人道的待遇，否則美國民眾沒有道理怪罪河內虐待俘擄。

在一九六六年七月成為「河內希爾頓」最新客人的麥丹尼爾，有一種凡事總往好處想的習性，讓他在之後幾近七年的戰俘生涯中獲益不少。許多戰俘對他們的北越牢頭恨入骨髓，麥丹尼爾卻另有己見：「我認為自己是個極度樂天派，我們都知道，與戰俘在韓戰期間受到的待遇相比，越南戰俘算得上是得天獨厚了。你得超越自我才行：我對上帝與我的家人有信心。」

美軍飛行員裡，有一群為數不多的經驗豐富的老兵。海軍中校理查．班樂（Richard Bengler）有四十二歲，曾在二次大戰期間駕駛B-17與B-25，之後在韓戰駕駛戰鬥機。一九六六年七月，他的F-8遭一架米格-17擊落，他彈出機外，跳傘墜海撿回一命。四個月以後，班樂用響尾蛇擊落海軍擊落的第一架米格-21，扳回一城。在返回航母後，他興高采烈說道，「等待這一刻，我已經等了二十年。這感覺真是太美妙了。」來自長島（Long Island）自由港（Freeport）的傑克．諾蘭（Jack Nolan）上尉，在參戰時已經三十六歲。他生在律師之家，曾在醫學院短期進修：「學醫是為了一個女孩，我還傻傻地娶了她。」但他對飛行始終難以忘懷：「我在五歲那年，應邀上了一架史汀生（Stimson）雙翼小飛機飛了一次，從此就對飛行心嚮往之。」諾蘭在一九五二年加入美國空軍，搭船前往韓國參加韓戰，當船走在太平洋中途時，停火協議簽字的消息傳來。在當了十年教官，生了五個孩子之後，他在一九六六年年底加入一個F-105雷公機聯隊，像諾姆．麥丹尼爾一樣進駐泰國達利「我老婆會怎麼想？我一直沒有問她。」在那個龐大的基地，他們舒適地生活在煤渣磚砌成的建築中，一間房有兩個床位。中隊有二十名飛行員，飛哪一架飛機視當天分配到哪一架飛機而定──他們的飛機沒有個別名字，沒有圖案，都只在上方機身塗了綠色與褐色迷彩，在底部塗了藍色而已。F-105飛起來非常舒適，能在低空以超音速飛行。在出動攻擊北越時，F-105一般都會攜帶六枚七百五十磅炸彈，一個電子反制雷達干擾裝置與幾枚響尾蛇飛彈，不過諾蘭從沒發射過響尾蛇飛彈。

在出任務的日子，他們在凌晨兩點半與早上七點之間起床用早餐，然後得不厭其煩地準備裝備。一名老資格飛行員有一天在走進簡報室聽取又一次「雷公嶺」任務簡報時說：「不徹底嚇壞的人不了解問題。」就在那天早上，傑克．布洛登在廁所裡聽到有人吐，知道那人也是飛官。布洛登寫道他們如何苦苦守候在酷熱的、擠滿飛機的泰國基地等候起飛的情景：「你汗如雨下，有時甚至讓眼前一片濛濛，看不清任何東西。起飛線是有組織的一團混亂，一架接一架飛機按下啟動器，啟動引擎，釋出惡臭與黑煙，那聲音震耳欲聾……我不禁想著，今天等著我們的是什麼？是SAM飛彈還是米格機？」

傑克．諾蘭執行的任務，一般都是十六架飛機與兩架後備機同時出動。他們以四機編隊方式，「像出每一次鬼任務一樣，在一萬五千英尺高度」以四百五十節巡弋。在進入敵人領空以前，他們貼向兩架KC-135加油機中的一架，用十分鐘加足滿缸油槽，然後飛離加油機，編成戰術隊型進入「攻擊發起點」（Initial Point, IP）。負責壓制地面砲火的F-4搶在轟炸機之前十五到三十秒抵達目標，用機砲與祖尼火箭攻擊地面一切閃出火光的地方，直到彈藥用盡，他們才將節流閥手桿側推，啟動後燃機。這麼做能帶來巨大動力，讓飛機瞬間脫離戰場，不過非常耗油。雷公機隨即發動攻擊，展開四十五度角俯衝，在五千英尺高度投彈，「然後沒命也似逃跑」，或者更精確地說，使勁拉起機身，頂著四到六個G力（即飛行員體重四到六倍的壓力）撤出戰場。

目標可能是橋樑、鐵路調車場或機場，每次攻擊總遭到敵方高砲反制，兩個聯隊美機平均每天有一架毀於地面砲火。除地面砲火以外，偶爾還會遭到拖著一股白煙襲來的SAM飛彈攻擊。除非聽到響聲，發現飛彈衝自己而來，飛行員一般對SAM視若無睹。諾蘭說：「我見到我們一架飛機被擊落，然後飛行員跳傘，不過後來一直沒有他的消息。」在遭到SAM飛彈攻擊時，最佳戰術是面向來襲飛彈的尾跡急轉──最後飛彈會解除雷達鎖定，在空中爆炸。像許多飛行員一樣，諾蘭以冷漠、時而恐懼的心對待他扮演的角色：「地面上發生什麼狀況，我不多想。我只是在做我分內的工作，想辦法活著，有一天能晉升少校。不過後來一直沒升成。」飛行員們發現，許多炸彈未能達到預期目標，特別是投向橋梁的三千磅炸彈尤其如此。「見到一堆平底舟排在岸邊，準備一旦我們炸毀一座橋墩時立即搶救補缺，真令人看了喪氣。」一天，在對中國邊界附近一座橋梁發動俯衝攻擊時，諾蘭的座機右翼遭自動武器砲火擊中，打壞了液壓系統，讓諾蘭不可能用空中加油方式加油，補足燃料返回泰國。他把機上的炸彈拋進河裡，在長機護送下把他的大飛機飛到蜆港。在飛向蜆港機場跑道時，他用手動方式放下起落架，終於安全降落。之後他搭一架C-123運輸機飛回泰國，直奔酒吧買醉。不久以後，他奉調前往空軍第七軍戰鬥行動處（Combat Operations）當參謀，分析目標資料：「那個經驗讓我更加相信，我們投下的許多炸彈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不過反正也沒人在乎。」

與其他一些歷經奇險、出生入死的飛行員相形之下，諾蘭的戰鬥紀錄相對單調。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海軍著名勇士麥克．艾斯托辛（Mike Estocin）少校領著一支三機編隊攻擊海防，擊毀三處地對空飛彈發射站，但艾斯托辛的A-4也受損。在燃油迅速流失的情況下，他將機上最後一枚伯勞鳥射向一處地面目標，然後撤出戰場，相信自己還能飛。在燃油剩下最後五分鐘時，他找到一架KA-3空中加油機。這架加油機就這樣用加油管連著艾斯托辛那架小小的天鷹，一路飛回提康德洛加號航空母艦。在距航母飛行甲板還有兩英里時，艾斯托辛收回油管，與加油機分開，用機上僅夠嘗試一次的燃油飛向航母。他的著陸動作作得十全十美，而他的飛機也在這時熊熊起火。在甲板救火隊朝飛機猛噴泡沫聲中，艾斯托辛打開機艙罩，一躍而下，順手把頭盔丟給一名水兵，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他這種滿不在乎的神氣令人折服。只是六天以後他的運氣差多了，在攻擊海防附近儲油庫時，一枚SAM-2型飛彈擊中他的座機，殘骸墜落地面。艾斯托辛身後獲頒榮譽獎章。

越南空戰最富戲劇性同時也充滿英雄色彩的一個特徵，是救援人員的拚死拯救墜機飛行員。被擊落的空組人員約有三分之一獲救，重回美軍陣營，小部分淪為戰俘，其餘陣亡。在海軍方面，海岸外救援機組乘坐重裝甲的HH-3E直升機，一連幾星期百般無聊地在海上不斷巡弋，傾聽總是聽不到的傳呼聲。然後他們聽到呼聲，如火如荼、緊張而危險的救援行動立即展開。往往這是一場「天使」與漁民間的賽跑。從海上撈起任何美國人的漁民，都能從共產黨處獲得相當兩百美元的豐厚贖金。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一架A-6A遭高砲擊中，投彈手布萊恩．魏斯汀（Brian Westin）眼見機長比爾．魏斯特曼（Bill Westerman）臉色轉白、左臂癱軟、氧氣罩脫落，飛機在蹣跚攀高。魏斯汀解開自己的束帶，彎過身抓起駕駛桿，把飛機導向海岸，一方面用無線電求救。魏斯特曼不久振作精神，重新掌控飛機，在他們的中隊長機護送下，跌跌撞撞飛回「小鷹號」（Kittyhawk）航母。兩人不敢降落飛行甲板，決定彈射跳傘降落海上。採取這種逃生方式的飛行員，三人中有一人在救援人員趕到以前已經溺斃。魏斯汀掙扎著上了救援直升機，但隨即發現機長魏斯特曼失血過多，太過虛弱，無力游入救生吊索。魏斯汀於是又一次躍入海中，協助魏斯特曼攀上一架海王（Sea King）直升機。他揮手要那架海王將已經負傷的魏斯特曼先行送醫，他自己留下，等候另一架直升機救援。之後，就在鯊魚聞到海中血腥味，開始圍上來以前，魏斯汀被另一架直升機救起，他因此獲得一枚海軍十字章。

有一次一架偵察機在海岸地區被擊落，機長陣亡。機上領航員跳傘降落在一處海灘上，被地方民眾團團圍住。他瞥見一架救援直升機循著他身上的呼叫器飛近。他打開飛行衣拉鍊，掏出一把手槍，對準看守他的民兵開了一槍，然後躍入海中，朝直升機游去，終於獲救。在另一次類似場合中，一架「海怪」（Seasprite）直升機在黯夜從一艘驅逐艦上飛到北越境內，救援躲在樹叢裡的兩名F-4機組人員。「海怪」的機槍手用機槍擊退敵軍，在猛烈砲火下救起兩名美國人，安全返回驅逐艦。返抵艦上時，直升機油箱幾已見底。還有一名飛行員在海岸外逐浪飄浮幾小時，兩架直升機試圖救援，都因敵火過猛而無法成功，直升機上一名機組人員還中彈身亡。幾架戰鬥機不斷飛臨上空，想盡辦法不讓北越人員接近落在水裡的飛行員。直到最後天光將盡，一架救援直升機猛然衝向海面，一舉成功。一時間，救援特遣隊的每一具無線電都響起勝利歡呼聲：「我們救起他了！」一名飛行員事後寫到，「對於那些年復一年在這場瘋狂戰爭中作戰的飛行員來說，這是一次沒有人能提出任何爭議的勝利。」單在一九六七年一年，就有七架海軍直升機在救援行動中被擊落。

空軍也有不少了不起的英勇事跡。有一次，北越軍逼近一名跳傘躲進「道奇市」（Dodge City，就是河內）西南方叢林中的F-8「十字軍」飛行員。一架救援直升機機組降下一條「叢林滲透索」，但是已經降到盡頭，距離這名飛行員高舉的手仍有十英尺之隔。直升機冒著猛烈砲火，在一名機組人員已經陣亡的情況下降入叢林中，用機上螺旋槳在樹叢中打出一條通道，直到那名飛行員能抓住吊索，才拔高飛出叢林。直升機由於損傷過重，不得不在幾英里外迫降，由一架「歡樂綠巨人」（Jolly Green Giant）CH-53直升機將全部人員撤離。

戴特．丹勒（Dieter Dengler）中尉是生在德國的海軍「天襲者」駕駛員，他的飛機在遭地面砲火擊中後墜落寮國境內。他被「老撾人民軍」俘虜，關了四個月，之後與空軍飛行員杜安．馬丁（Duane Martin）一起逃亡。兩人靠水菓、野莓與一點米生活了幾天，隨後來到一條小溪，造了一個筏，沿小溪順流而下，來到一座已經荒廢的村子，在村裡找到一些玉米。丹勒得了黃疸與瘧疾。他們隨後來到另一小村，一名男子用大砍刀攻擊他們，砍死了馬丁。丹勒獨自一人蹣跚逃生。在逃了二十二天之後，他再也無力支撐，只能躺下等死，但還是使盡餘力用石塊排成「SOS」三個字母。奇跡似的，一架飛經上空的美國空軍飛行員發現這個求救訊號，引來一架直升機救起丹勒。丹勒在獲救時，體重只有九十八磅，少了六十磅。

美國空軍與海軍對政治帶來的束縛固然怨聲載道，卻也不得不接受一項事實：就算對經過授權的目標，他們的攻擊效果也不佳。舉例言之，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間，美軍對河內南方八十英里的清化（Thanh Hoa）鐵路橋發動了近七百架次攻擊。一九六七年三月，美軍用碧古魚電視導向炸彈三次擊中這座橋。但這座橋與它的鐵路線始終暢通。在經過長時期一再的攻擊後，河內的龍編大橋才自一九六七年八月起關了六個月。

敵人飛彈的命中率在那一年大幅改善，造成美軍損失增加。美軍飛機每一次出擊總遭到SAM的無情圍剿：單在八月二十一日那天，北越就發射了八十枚SAM飛彈。一名俄國將領不滿地說，他的那些北越盟友發射這些極其昂貴的武器「就像是在點爆竹玩一樣」。海軍在八月丟了十六架飛機。北越在河內附近部署了近六百門高砲與十五座SAM發射站，布魯斯．帕爾墨中將寫道：「我們為發動攻擊而付出的代價最後變得非常高，幾乎高得讓人無法承受。」在一九六七年，海軍宣稱擊毀三十座SAM發射站、一百八十七個高砲陣地與九百五十五座橋樑（這數字包括一些重覆攻擊），還有大量鐵路機車。總之根據評估，美軍的轟炸為北越造成價值三億美元的損失──但美軍損失了九百二十二架飛機，而單是這些飛機的現金價值就高達三億美元的三倍。北越的地面防空兵力現在已經增加到八千門高射砲與兩百座SAM發射站。北越的發電能量被砍了百分之八十五，但仍然靠著手提發電機繼續運作。美國有關北越工業與基礎設施方面的情報仍然作得甚差，沒有跡象顯示空襲對北越的戰力已經造成影響。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損失與成就缺缺，飛行員士氣低落，他們以嘲弄的語氣稱他們的計畫當局與將領為「東京灣遊艇俱樂部」（Tonkin Bay Yacht Club）。儘管指揮官們仍然不承認空戰對越戰效果有限，儘管機組仍然繼續不斷出任務、投彈，也不斷有人送命，但他們越來越覺得做得不值。一九八四年版的美國空軍基本訓條手冊（Basic Doctrine Manual）仍然堅持「空中武力能夠無需先將防衛武力一一擊敗，就能直搗敵人力量的心臟」。主張轟炸的那些鷹派大咖說，空中武力讓飛機可以攻擊「一連串選定的重要目標」，一旦將這些目標摧毀，可以打垮敵人的能力與戰鬥意志。一九八六年，記者在訪問柯提斯．李梅時問道，美國當年是否可能打贏越戰，李梅答稱，「只需發動毫無限制的轟炸，只需一連兩周」，就能打贏越戰。像威廉．摩耶與尤里斯．葛蘭．夏普上將一樣，李梅至死一直抱著這個想法。但事後回顧，這想法幾近幻想。對主要包括胡志明小徑周邊等地發動的戰術空襲，確實對北越的作戰造成極大困難。但轟雷為美國帶來的政治成本，比它對北越造成的損害大得太多。就算美軍獲得授權可以毫無限制地轟炸，也幾乎不可能改變這種狀況。

譯注：保羅．杜梅橋，即龍編大橋，位於河內市區的一座橫跨紅河的懸臂橋。是河內第一座鋼鐵橋，建於法國殖民時期，時任總督為保羅．杜梅（Paul Doumer），因此也被稱為保羅．杜梅橋。 back

譯注：甲板不良，指飛行甲板不安全，不能起降。 back

第15章忍痛

Taking the Pain

◎好時光，壞時光

一九六六年一月，波蘭副外長抵達河內，帶來一紙有關美國渴望談判的訊息，北越對此嗤之以鼻；同年六月，加拿大使節轉達美國謀和之意，同樣遭到河內斷拒。一個月以後，曾在一九四六年三月與胡志明談判的法國代表尚．薩森尼（Jean Sainteny）提出新建議，薩森尼呼籲北越當局見好就收，順勢達成和平協議，還說美國要的只是一個面子。但就在薩森尼與范文同談到一半時，胡志明走了進來，他要薩森尼回去告訴華府說，越南人民完全無懼，就算必須犧牲一切，也會奮戰到底。共產黨已經打定主意，絕不容忍西貢政權苟延殘喘：他們要的是勝利，完全沒有討價還價餘地。

就像德國空軍一九四〇年轟炸英國，讓邱吉爾找到機會鼓舞英國人民奮起抗敵一樣，對北越領導人而言，美國的轟炸也是一份天外飛來的橫財，讓他們可以團結全民一致對抗強敵。因為與純政治味的「統一祖國」目標相形之下，出現在空中的威脅逼真得多。河內開始將老舊的步槍發給村民，讓他們可以對敵機開火，這種作法雖說對空防沒有多少加分效果，對開槍村民的士氣卻影響很大。音樂人文琪說，「對我國人民來說，轟炸既不希奇，也不讓我們感到意外──我們早有心理準備。胡叔叔一開始就對我們說了，『這場戰爭可能打得非常久，我們的首都河內也可能被毀，但我們不怕。』」在一枚偏離目標的炸彈落在一處遊樂園，炸死七個孩子之後，當地一名少年說，他媽媽一反越南父母重視子女學業的傳統，要他放棄中學從軍。被炸死的七個孩子中，有兩個是他的親戚。

一名共產黨幹部直到晚年，仍對她年輕時身為共產黨員，在美軍轟炸下的那段日子戀戀不捨：「我們有理想，有抱負，有奮鬥的目標。我們爭先恐後地完成每一件任務，我記得有時見到其他人做得比我好，還會禁不住落淚。沒有人需要徵兵，大家都搶著參軍。而且沒有人貪汙。」

這說法並非全然屬實，北越人民表現的克勤克儉雖說確實令人感佩，但若說他們熱愛這種砲火洗禮下的戰亂生涯也是天方夜譚。一名後來成為大學文學教授的老兵在二〇一六年說：「許多年來，越南當局在對人民講述越戰時，總是將這場戰爭描繪得像一段浪漫史一樣，我們對這種作法已經厭倦。」一名中學女教師也有同感：「那是一個可怕的時代，我們什麼都沒有，根本沒有快樂可言。每個男的都知道他們一定得當兵，但沒有人想走。我記得我的一個學生還沒有畢業就接到徵兵令，他在即將南下服役前來到我的班上，要求在他的老課桌邊再坐一次。」

住在一個東岸小城的范杭（Pham Hung，譯音）有一個名叫「向」（Huong）的友人。「向」長得非常英俊，很會踢足球，他很孤單，因為他的父親與大多數家人早在一九五四年已經逃往南方。由於他的父母過去與法國人的關係，在達到役齡之後許多年，他始終不能入伍當兵。直到有一天，他的革命熱忱終於感動當局，當局於是派他沿胡志明小徑南下。不過他表現的熱忱是做戲：他真正盼望的是與父親重聚。之後他因逃兵而下獄，聽說還幾次越獄都沒有成功，從此沒了音訊。范杭說，「他的故事是個真實的人生悲劇。」當徵兵隊為填滿徵兵配額來到一座偏遠小村時，類似事件也一幕幕上演：小村裡一戶人家要他們的長子躲進叢林。徵兵隊軍官於是向那戶人家提出警告，除非那長子在三天內報到，否則他的父母的糧食配給卡就會被沒收。那長子只得按時報到，但在家人鼓勵下，在南下服役後逮到第一個機會就逃了。

早自范杭幼年時代起，范杭的父親就不斷鞭策范杭兩兄弟，要他們一定要上大學，父親這種執著始終令范杭不解。有一天，范杭逃學，與友人前往一架美國海軍戰鬥機墜機殘骸現場尋寶，結果遭到父親一頓毒打。直到後來，范杭才了解原因何在：就像南越與美國的大學生一樣，北越大學生也可以免服兵役。范杭的父親費盡一切心血，要讓兩個兒子唸大學，以免入伍當兵參戰。每個越南人一輩子都記得第一次見到美國飛機時的情景：范杭在十歲那年親眼見到美機炸毀附近一座橋樑，他嚇得飛奔，前往藏匿他心愛的書包與書本，以免它們遭美機炸毀。日後，范杭在想到當年這種不顧性命，卻顧著書包的幼稚，不禁失笑。事隔多年，一名上校的妻子與女兒從河內疏散，按照分配住進范杭父母那棟小屋，之後發生的事令范杭笑不出來。他愛上上校那位像他一樣也是青少年的女兒。一天，她的母親在從鄰村走回家時被美機攻擊一座橋樑的炸彈炸死。

范杭的家庭生活在一個佛教小社區，與一個天主教小社區相距不遠。兩個社區的孩子經常打著迷你宗教戰爭，相互丟擲假想手榴彈，用假槍打來打去，還會挖戰壕。大人眼見打仗也成了兒戲主題雖不免心酸，但在戰亂動盪之秋，每一個社會豈不都是如此。村子街道上張貼著巨型海報，把美國總統詹森與之後的尼克森畫成怪人，伸出長舌充做轟炸機跑道。學生每天早晨要在學校做集體柔軟操，一面高喊口號。大多數越南人只能透過政府設在街頭的擴音器聽取新聞，根據這些政府的宣傳，他們的南越同胞都已淪為美國人剝削榨取的奴隸，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轟炸機投下的雷達反制箔片落在田野與房舍上，甚至在偏遠鄉村，村民也得在防空洞裡停留許多小時，也學會在解除警報響起之後多等幾分鐘再離開防空洞，讓最後幾輪交火的彈片殘骸墜落地面。越南人經常給狗取名叫做「詹森」與「尼克森」：「他們還喜歡用『尼克森』這名字嚇唬小孩，彷彿尼克森是童話故事中的怪物一樣。」由於大多數空襲都在白天進行，越南人幾經調適，成了夜間生活、工作、購物的動物。火車可以利用黯夜從中國邊界抵達河內，卡車司機奉命摸清路線狀況，以便不開車頭燈也能行駛。

在損毀橋樑與鐵軌的修復作業上，工程人員展現無比活力與創意。北越總計在修復空襲毀損的作業上投入六十萬勞工，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在美軍轟炸中越生命線上的鐵路調車場之後，這座調車場不出二十小時恢復通車。另有十四萬五千人負責操作空防設施。在這麼多男子投入兵役的情況下，女人成為體力活的主要來源。根據一個農民孩子最早期的記憶，在稻米插秧與收成的農忙季節中，母親每天清晨三點就得起床下田，一直工作到中午。有時母親由於體力過於透支，甚至累得倒在稻田中沉睡。

成為常態的空襲不會讓人因此瞧不起空襲，但能讓人不再那麼恐懼。許多住在城市的越南人把握美國政府國定假日不空襲的示好政策，利用這些假日遁入鄉間。在空襲暫停限期即將屆滿的最後幾小時，從鄉間摸黑趕回城裡的一名俄國外交官，對沿路情景有以下一段描述：「看不見盡頭的公車與加油車長龍，堵在狹窄、毀損不堪的道路上，路上的彈坑已經匆匆填平。隨著午夜將近，河內近郊氣氛越來越緊張，交通也不時阻滯。我不得不下了車，叫醒那名非常年輕，倒在方向盤上打瞌睡的越南駕駛員。」

由於糧食實施配給，找東西果腹成為一種例行公事。在鄉村地區，番紅花燉鼠肉、檸檬葉烤鼠肉、蝗蟲、蚱蜢、蠶幼蟲都成了佐餐美味。眷養的寵物都不安全，一個十一歲男孩在聽說就要搬家後，依依不捨地抱著一隻他非常喜愛但不能帶走的小狗。「幾名陌生人一早過來帶走那隻小狗，我知道他們要殺了牠。」據說，狗肉要在狗被宰殺以前先打爛、打軟，最為可口。

陶氏秋（Do Thi Thu，譯音）與她在河內大學（Hanoi University）的同學，幾乎與奔波在胡志明小徑的那些越南人一樣挨餓。她說，「男生最容易餓。」肉跟蔬菜都很少，有時用馬鈴薯或玉米代替米飯，甚至清洗用的水也供應不足。晚間沒有娛樂或電影，只有青年團（Youth Union）開不完的會，討論如何做個好公民。這些會議有時演成激烈爭執──有一次，一名學生不慎將手錶留在廁所，被一名壞公民偷了，事件在當天晚上引發一場激辯。沒有人抽菸，沒有人喝酒，也幾乎沒有性關係：「我們都是好孩子。沒有人發牢騷──我們只是認命。」

生長在河內的少女范芳（Pham Phuong，譯音）原本對美國人並無敵意，但空襲北越行動展開了。炸彈帶來恐怖，第一次碰上炸彈爆炸的她，嚇得飛奔躲進樹下。就像數以十萬計的城市居民一樣，范芳與她的家人也疏散到鄉間。鄉間農民歡迎他們，但食物總是短缺。疏散到鄉下的家庭都被迫分開，每一名家人分別住進不同人家，於是許多不解事的小孩到處亂跑，哭著找媽媽。鄉間草屋只有煤油燈照明，讓那些貼近煤油燈看書的學生薰黑了鼻頭。

年輕美麗的女學生，之後當了會計的范芳，歷經的儉樸生活非大多數西方人所能想像。她每天得走兩英里路上小學，後來上中學，每天得走五英里才能到學校，而且當然，還是打赤腳走路。青少年時代的她，夢想的不是男孩與女孩的浪漫，而是漂亮衣服，特別是絲長褲，尤其渴望更多、較好的食物。當時村裡也露天放映一些中國與俄國電影，大多數是戰爭片，但票價過於昂貴，父親不讓她看。放學以後，她偶而可以找上舅舅，用舅舅那台小小的中國製收音機聽一些節目；直到戰爭結束以後，她才有生以來頭一遭見到電視機。但范芳出身書香門第，家族擁有傲人學術傳統，她的父親能讀英文、法文與俄文。她的父親憑藉通信專業，一直未曾失業，但范芳在申請大學時，卻因為身為「知識分子」的女兒、階級背景「不佳」而遭拒絕。

個人紀錄上只要出現一個黑印記，就能毀了這人一生前途。當阮丁建（Nguyen Dinh Kien，譯音）接到徵兵通知時，父母為他辦了緩召，因為他的哥哥在寮國戰死，他是家中獨子。根據政府檔案的紀錄，阮丁建的父親曾為法國人當安全警衛，而阮丁建本人「在個人意識形態鬥爭中的努力也還不夠」。阮丁建後來寫道，「這幾個惡狠狠的字眼，為我這一生帶來難以言喻的問題。」他申請加入共產黨，但遭拒絕。儘管學業成績很好，他不能享有出國留學的特權。後來他申請加入飛行員訓練，雖說通過每一項測試，最後仍因「不可靠」而未能如願。他服役多年，一直升不了軍官。

年輕人一旦披上軍裝，在親友眼中，他們就像被龍吞了一樣，無影無蹤。最可憐的是親人，只能日復一日，苦苦等著先生與孩子在戰場上的命運。當北越戰士阮安定（Nguyen Hien Dinh，譯音）在一九六五年戰死後，他的親人毫無音訊。每次當郵差來到他們偏遠的山村，阮安定的母親總會跑出來迎接，而每次那郵差只會向她搖搖頭。第一次噩耗傳來，是阮安定的團發來的春節慰問信──專門發給陣亡戰士家屬的慰問信，而且信上的「阮安定」幾個字還拼錯了。又隔了三周，他的家人才獲得阮安定陣亡的正式通知。

在動員北越、鼓舞北越人民戰鬥意志這方面，黎筍與他的同事表現可圈可點。但無論美國轟炸與否，個人毀譽、成就與福祉不在他們考量之列。

◎盟友

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在轟雷行動一開始就認為，只要北越以社會主義國家面貌存在的事實不受威脅，俄國應該不會直接干預。雖說這也是實情，但轟炸北越已經使蘇聯與中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增援北越。第一座SAM-2發射站於一九六五年四月在河內東南方完成部署。典型的SAM-2飛彈營由四到六具發射器組成，發射器以一輛雷達通信車為軸心圍成一圈，每具發射器的間隔為五十碼。SAM-2型飛彈長三十五英尺，看起來就像長了粗短小翼的電線桿。這是一種兩節火箭，可以飛到近六萬英尺高空，由於以煤油與硝酸燃料為動力，飛升時拖著一條白尾。發射升空後，先由一具助推器燃燒五秒鐘，再由主發動機燃燒二十秒。SAM-2型飛彈一般以兩枚或四枚搭配著一起發射，攜帶的三百五十磅彈頭爆炸後，對於方圓一百碼內的敵機是致命的。在一九六五年，每發射十七枚SAM飛彈能擊落一架敵機，但之後由於美方電子反制措施改善，每發射三十五枚SAM飛彈才能擊落一架美機。到一九七二年，平均得用六十枚飛彈才能擊落一架美機。

數百名俄國技術人員與機組以教官與顧問身分在北越服役，而且大多數對這項經驗甘之如飴。一九三四年出生在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的尤里．基利辛（Yury Kislitsyn）上校，在派駐北越時已經是一名經驗豐富的SAM-2指揮官，他「非常興奮，那真是浪漫無比」。來自文尼察（Vintnitsa）的彼得．沙里斯基（Petr Zalipsky）下士，搭火車經過似乎永無止境的漫漫旅途，穿越俄國與中國來到北越。他搭的火車載有一百名俄國人，他只有二十一歲，是其中最年輕的。每一名抵達北越的俄國人都領到一紙身分證明文件，上面用越南文註明文件持有人是蘇聯公民，「為越南人民提供援助，協助越南人民對抗美國侵略者，越南人民應該為文件持有人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瓦萊利．米洛尼辛柯（Valery Miroshnichenko）少尉在二十一歲那年飛了二十個小時，在五個加油站小停加油，最後抵達越南。他的上司告訴他，這是一項夢寐以求的好任務：為掩飾他們的軍人身分，他與他的同袍都從莫斯科一處大倉庫中選了東德裁製的西裝，扮成平民上飛機，那些西裝「當時非常潮」。他們進了一家北越旅店，以「到訪工程人員」身分登記。「我們不斷四處閒晃、嘻笑，談著這一切多麼可愛、多麼有趣。突然間我們聽到幾聲爆炸與機砲聲響──兩架幽靈機擊中一座油庫設施。幽靈機發動了三次俯衝投彈攻擊，地面高砲也開了火。我們都臥倒在地，弄髒了我們乾淨漂亮的襯衫。空襲結束後，我們回到巴士上，沒有人再開玩笑了。」他們之後換搭渡船，在整個四十分中的渡船旅程中，這些俄國人始終提心吊膽，害怕半渡時被美國飛機逮到。

瓦萊利．帕諾夫（Valery Panov）中尉在一九六六年成為海防一處通信設施的資深軍官，負責傳遞蘇聯拖網船傳來的美機從航母起飛的預警。帕諾夫這支俄國顧問小組穿著沒有識別標誌的越南制服，悶聲不響地窩居在一座沒有屋頂的老法軍軍營廢墟中。他們經常長痱子，而且由於缺水，大多時間得在海裡洗澡。在整個越戰期間只有十八名俄國人被美國飛機炸死，不過帕諾夫有一次在鬼門關前撿回一命：一枚炸彈在他近處爆炸，炸碎的石片飛起，插進他戴在頭上的鋼盔，讓他因腦震盪躺了兩天。他心有餘悸地說，「那是一段特別的日子，在那段期間，你只能依賴自己與你身邊的人。」維克多．馬里法尼（Viktor Malevanyi）少校手下一名軍官在遭到美機空襲時，選了一個剛炸出的新彈坑藏身，認定炸彈不會重複炸一個點。結果他錯了，被又一枚炸彈炸得粉身碎骨。由彼得．沙里斯基等顧問負責訓練的那個團，共有一千名官兵，其中大多數人會說一點俄語，一些技術人員還曾留學俄國。從一九六五年七月起，他們的部隊至少每隔一天會發射飛彈，有時還更頻繁：「我們經常處在緊張狀況中。」由於需求緊迫，訓練從六個月縮短為三個月，俄國人也開始像越南人一樣仇恨美國人。飛彈營營長伊林雅（Ilinykh）少校，在手下三名控制官第一次發射飛彈以前，對三名控制官說，「好兄弟，一定要把那些混蛋打下來，證明我們是蘇聯愛國者！」伊林雅很有人緣，地方上的越南百姓將他視為救星，每在見到他那輛KAZ-59「山羊」牌座車出現時，都會對著車子大叫「伊林雅！伊林雅！」

當俄國人轉移陣地時，村民向他們獻上鳳梨與香蕉，還幫他們挖戰壕──在堅硬如石的地上挖壕，是一件苦不堪言的重活。據說，就像二次大戰期間盟軍機組在德國遭到的命運一樣，被擊落的美軍機組若落在軍方手中還有望活命，但如果落在民眾或民兵手中就難逃慘遭肢解的命運。瓦萊利．帕諾夫津津有味地說，「農民會用鋤頭殺了他們，把他們埋進附近彈坑。」瓦萊利．米洛尼辛柯說，「我們都渴望打美國佬，讓他們知道誰才是這裡的老大。」二次大戰期間還是孩子，生活在烏克蘭占領區的維克多．馬里法尼說，「與我們當年對德國人的仇視相比，越南人對美國人的痛恨尤有過之。」

雷達控制官望著不斷逼近的美機編隊，卻不知道應該選擇哪一點作為他SAM-2型飛彈的瞄準點。彼得．沙里斯基說，由於美機干擾，「我們在終端機上只能見到一條水平線，垂直線是不斷閃爍的光。美軍前導機丟下反制箔，干擾我們的射束，我們得找出哪一架飛機在進行干擾才成。來襲美機分成兩組，一組F-4D一組F-105，各十五架。我的直覺是只要瞄準編隊中心發射飛彈就對了。我把座標報給伊林雅少校。他說：『好吧，我們或許應該碰碰運氣？或許我們能在那團光球中擊中一些東西。』」他們發射了，而且也一如既往說他們擊中美機，但就像軍援越南指揮部的戰果報告一樣，這往往不過是一廂情願的說法罷了。

最後擴增到十個團的北越飛彈部隊，用「不斷移動，否則死」做為標語，因為經驗告訴他們，無論停留在什麼地方，只要停留時間超過二十四小時就會遭來美軍轟炸。他們可以在一小時內拆解發射器，轉到或許五十英里外另一位置。他們學會一直等到飛彈發射前最後五到七秒鐘才啟動追蹤雷達。阮建丁（Nguyen Kien Dinh，譯音）說，在熱得讓人揮汗如雨的雷達通信車中，「螢幕上出現兩個非常接近的亮點。三名作業員報著飛機速度，同時叫道：『目標！』……營部隨即下達命令：『發射兩枚飛彈，距離……』空中出現一道閃光、一朵白雲，然後是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我們可以看見飛彈拖著一條鮮亮的尾巴朝敵機飛衝而去，雷達車也在微微晃動。六秒鐘過後，第二枚SAM-2發射升空，在那以後，組員只能聽見導向官報著射程。當兩個訊號在螢幕上相會時，會爆出一個明亮的光點，覆蓋住目標的返回訊號。所有三名導向作業員都叫道『彈頭引爆！』」不過，飛彈命中率相對不高：阮建丁的飛彈營在作業兩年以後才完成了經過確認後確實擊落的第一架敵機。

在整個轟雷行動過程中，電子戰上風不時倒轉，「伯勞鳥」雷達殺手飛彈的威力，一度讓北越防空飛彈部隊的士氣沉到谷底。有些北越飛彈作業人員發現啟動追蹤雷達之後，有時不出幾秒鐘就可能招來毀滅時，開始以無法辨識敵方目標為由，不肯發射飛彈，讓指揮官們氣得暴跳如雷。一九六六年，海防近郊一座發射站再次上演這場找藉口拒不發射飛彈的鬧劇，讓一名正在飛彈控制車視察的高階軍官氣得大罵：「就算我老眼昏花，也能看到你那螢幕上的目標！你他媽的趕快給我發射飛彈！他們在攻擊汪秘（Uong Bi）電廠！」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北越守軍面對一場危機：美軍開始成功干擾飛彈控制車與所屬SAM發射台之間的導向頻道無線電連繫。不過，情勢不久反轉：一名戰俘在拷問下供出新型「碧古魚」電視導向炸彈的細節，以及它打算攻擊的目標。又過了兩個月，在一九六八年情人節那天，一架幾乎毫無損傷的F-105落入共產黨手中，將它的干擾吊艙秘密闔盤托出。

對俄國人來說，就算穿著短褲工作，而且每隔幾小時沖個澡，越南的暑熱仍然幾乎無法忍受。糖會溶化，香菸要配給，他們幾乎收不到郵件，打開收音機卻收聽不到本國電台。報紙會紮成一綑送到，不過時間晚了幾星期。包裹送到是件大事，包裹裡面裝的或許有魚子醬、醃肉腸、黑麵包、伏特加與俄國香檳，軍官還會收到白蘭地。

這些俄國人雖說一般來自並不富裕的社會，但北越的一貧如洗，以及北越婦女無日無夜、辛苦勞動的景象，仍然讓他們震驚不已。就像讓美國人著迷一樣，越南女子的美麗也讓俄國人魂不守舍，但她們絕不與外族男子過於親近。鄰村女郎不時會過來，與彼得．沙里斯基隊上的人聊天，她們「或許也讓你略親芳澤，但如果你毛手毛腳，或如果你想把一個女孩逼向角落，她會揍你──只是輕輕的揍，但已經夠了。因為她們非常壯」。沙里斯基的友人伊凡愛上一名在餐廳工作的法國混血絕色美女，還提出結婚申請，但之後那女孩失去蹤影，伊凡也被調回俄國。瓦萊利．米洛尼辛柯有一次見到一群婦女在警衛看守下進進出出、搬運石塊，問身邊譯員她們是什麼人，那譯員冷冷答道：「她們都是因為與外國人有染而受到懲罰的罪犯。」

一名北越無線電工程師的十歲兒子，從小就受到父母千叮萬囑：絕不能跟陌生人交談。他父親的同事中，有個叫希里亞金（Selyagin）的俄國年輕人，每當「希舅舅」拿糖果給他，總會把他嚇得大叫：「看到（希舅舅）那麼高，那麼多毛，還有一對灰眼睛，把我嚇得半死。」不過大多數俄國人在北越很受歡迎。有個俄國人用紙牌變戲法，逗得孩子們大樂；還有俄國人在沒有照相機的村子為村民照家庭照，將洗出的照片分送，也很受村民歡迎。不過越南人總是緊盯著這些外國人的一舉一動，甚至跟他們進廁所，疑神疑鬼地不願讓這些「盟友」學他們的語言。

俄國人恨死越南的蚊子，有個俄國人說得好：那些蚊子「像B-52一樣大」。越南飲食也讓俄國人難以忘懷，北越當局為俄國人提供的口糧配給，遠比為本國人民提供的更加優厚，而且除口糧外，還提供大量啤酒，不過肉類一直短缺。沙里斯基隊上的人常用蚱蜢為餌，誘捕巨型青蛙──「田雞肉又白又嫩，像雞肉一樣，令人饞涎欲滴……直到今天，與其吃海鮮，我還是比較喜歡吃田雞。」許多俄國人學會享用蛇肉，認為蛇肉比帶著豬毛的越南土產豬肉好吃得多。螞蟻隨時在向餐廳入侵，牛奶經常缺貨。瓦萊利．帕諾夫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他駐在海防，可以海釣，有時還能用拖網線補到野鴨子。尤里．基利辛說：「這是一個非常饑餓的國家：我們有句話說，地上爬的東西，除了戰車以外，越南人什麼都吃；水裡游的東西，除了航空母艦以外，越南人什麼都吃；天上飛的東西，除了B-52以外，越南人什麼都吃。」一天，他與他的狗「考奇」玩了一陣，第二天把那狗吃了，味道差強人意。

六十年代末期，當北越空防以米格-21掛帥時，彼得．伊薩耶夫（Petr Isaev）少校擔任蘇聯航空顧問團團長。他目擊過不少尷尬的事件。舉例說，一名越南聯隊指揮官由於忘了起落架控制桿的正確位置，在擠滿貴賓的觀禮台前以機腹著陸。越南人當然覺得沒面子，但俄國人還努力安慰他，「幹飛行員這一行，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的。」越南當局獨重意識形態，不重訓練的作法更令伊薩耶夫沮喪，負責調配飛行任務的委員會中，半數委員不具備飛行員資格。當他建議改變這種作法，並實施行動後分析時，團政治官透過譯員對他厲聲斥道，「同志，你來這裡是幫著我們對付美國侵略者，其他的事與你毫不相關。」

隨著中國與蘇聯間關係惡化，俄國穿越中國領土進入北越的鐵路運輸，包括棺木運輸，也中斷了。在那以後，蘇聯人員若死在北越，只能就地掩埋。彼得．沙里斯基與他的隊友因此在與本地女郎打情罵俏時，會要那些女孩「帶著伏特加與黑麵包探望我們的墓」。為了從被擊落的美機挖掘技術，中國與俄國的技術人員與外交官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而越南人則經常對中、俄雙方隱瞞墜機殘骸位置。蘇聯外交官安納托利．柴瑟夫（Anatoly Zaitsev）記得他的同事寫過一首歌，詠嘆俄國人如何為了搶先中國人趕到美機墜機現場，而在叢林與稻田橫衝直撞的情景：

「與我相約戰後

約在黃昏六點

我在阿巴廣場等你

抱著一片F-105殘骸」

村民會從殘骸上取走鋁片，因為鋁是製作家用器皿的稀有金屬。一名參與這種殘骸打撈生意的俄國人說，「到了墜機第二天的早上，現場殘骸已經被搜刮一空。越南人用殘骸鋁片製做梳子與戒指。」一九六七年三月，蘇聯駐河內大使館向莫斯科大吐苦水：「我們的軍事專家得在非常艱苦的氣氛下工作……越南同志們……用各種藉口隱瞞墜機地點，阻礙我們前往……為我們帶來更多不必要的困擾。在無數場合，在蘇聯專家抵達墜機現場以前，其他人已經搶先檢驗了墜落的飛機，這些其他人是中國人……他們將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取走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蘇聯憤怒致函北越政府，說北越刻意拖延港口卸貨作業，目的在將蘇聯船隻留在海防，以嚇阻美軍攻擊。蘇聯大使館向莫斯科提出報告說，越南人將大多數蘇聯運交他們的工業裝備存了起來，而且並沒有因此心存感激。此外，越南人還對俄援物資品質不佳表示不滿。一九六八年三月，越南人通過《懲罰反革命活動法》，禁止蘇聯外交官在越南旅行，禁止他們與本地人一切未經授權的對話。一名蘇聯外交官似乎因為與已經失勢的武元甲派系接觸而遭驅逐出境。蘇聯大使館在報告中怒斥河內政治局，說他們不過將蘇聯視為供應裝備、幫他們作戰的「後方」，並且對蘇聯急著與美國求和表示鄙夷。一名北越軍將領告訴蘇聯代辦，「如果我們被擊敗，我們當然只能求和，別無選擇。但我們不斷取得決定性勝利，我們為什麼要談和？中國就堅決反對談和，談和只會讓我們失去一切，特別是失去與中國的友誼。」

但在SAM飛彈設施，俄國顧問與他們的越南學生之間還能維持一種工作關係。瓦萊利．米洛尼辛柯說，「你要他們學，他們就算不了解學的是什麼，仍然照學不誤。他們倒不是生活在恐懼中，他們只是徹底堅守紀律，奮勇求勝。他們在構築一個共產黨社會。」越南人能用那麼少的口糧做那麼多事，也讓米洛尼辛柯與他的同袍感到不可思議──「一兩湯匙白米飯……他們哪來那麼大體力？他們像螞蟻一樣，一心一意只想完成交付的任務。」北越指揮官們勉強同意授權、為飛彈營官兵加了少許口糧，希望能藉以改善他們的視覺技巧。

一九六五年六月，應黎筍之請，中國派了一支軍工後勤人員分遣隊前往越南。在之後一年，中國又派出超過十七萬主要是墾荒勞工或工程人員的大軍進駐越南。在一九六五與一九六八年間，共有三十一萬零十一名中國人在越南工作，外加三百四十六名顧問。五十七歲的郎桂林（Guilin Long，譯音）上校是鐵道專家，曾參加國共內戰與韓戰。一九六五年四月，他被召進北京人民解放軍總參的一棟建築，隨即奉命加入一個十人指揮小組，立即飛往越南，指導遭美機炸損鐵道的修復工作，使中國的武器與補給可以源源流入越南。郎桂林的特別責任區是「友誼關」邊界渡口以及長一百五十英里的河內到寮國路段。這個以一名資深將領領軍的十人小組在抵達北越時，受到范文同與政治局其他委員歡迎。郎桂林在他的備忘錄中寫道，「情勢極端嚴峻。如果越南全國鐵路網情勢繼續惡化，整場戰爭會出大亂子。」

在一九五〇到五三年，郎桂林曾在美軍空襲下保住北韓鐵路系統，現在他要利用這段經驗保住北越的鐵路系統。不過，對於上了年紀的他來說，在雨季不分晝夜地四處奔波豈止是苦不堪言而已。在氣溫動輒高達攝氏三十六度的白天，「我們汗水浸濕了衣衫，熱得發昏。下雨時，我們從頭到腳裹在泥裡……那日子真不好過。」那年六月，第一支生力軍開到：包括解放軍鐵道兵的五個團，外加一個防砲團。郎桂林掛上「中國人民志願工兵第一特遣隊」工程總監的頭銜。不過雖說是「志願」軍，但特遣隊成員似乎沒有一個人是志願參加的。

郎桂林在諒山（Lang Son）省建立總部，他的手下就在鐵路沿線紮營。他們駭然發現西貢電台已經播出他們抵達的消息，美軍偵察機於七月三日開始在他們上空盤旋，他們於是接受越南人建議轉換營區。不過轉換營區沒能使他們躲開遭到美機掃射，造成許多死傷的劫數。郎桂林寫道，「我們彷彿回到十二年前的韓戰戰場……敵人對我們所有的位置都一清二楚。」越南幹部認為，每個中國人都穿的那種藍色棉服暴露了他們的國籍。

隨著炎夏逼近，除了美軍轟炸以外，中國「志願」軍還得面對濕度百分之八十五，高溫達攝氏四十九度的溽暑。他們在鐵路沿線揮汗苦撐，每天喝十五公升的水，但許多人仍然不支倒下。疾病開始傳染，透過充斥於每一條小溪、每一處稻田的細菌加速擴散。許多中國軍皮膚長瘡，無法成眠。食物也很短缺：越南人只為他們的盟友提供南瓜與空心菜，外加一些香蕉。郎桂林的團得從中國進口罐頭食品與乾蔬菜。就像部署在他們南方幾百英里外的美軍一樣，中國軍人也對越南的蜈蚣、水蛭與蚊子恨之入骨。他們發現蛇會溜進餐廳廚房偷蛋，還會潛入官兵臥室──有一人因此被毒蛇咬死。數以千計官兵染上瘧疾。郎桂林寫道，「鐵道兵儘管也曾在內戰與韓戰期間備受各種煎熬，像這樣艱苦的環境，我們還是第一次碰到。」

之後轟炸機再次出現，中國軍的日子更加難過。一九六五年七月九日西方線遭到美軍空襲，車站與橋樑都受損；八月二十三日，美機擊中北方線，中國軍設法搶救；九月二十日，美機大舉攻擊龍顎鐵橋（Thanh Hoa River bridge），命中二十次，造成鐵橋重創；美機隨後又對鐵橋發動五波攻擊。讓中國軍引以為傲的是，他們迅速修復了鐵橋，在整個越戰期間，與中國的鐵路連線從未長期中斷。不過，在更往南方、河內附近的北江（Bac Giang）省，重要橋樑不斷遇襲，一名中國兵冒著砲火，將一輛燃燒起火的卡車從一座橋墩邊開走，以免卡車爆炸進一步損毀橋樑。北京隨後調來更多高射砲，部隊挖掘深溝，營區分散，而且將規模大幅縮小。中國高砲人員就像所有高砲人員一樣，誇耀他們的輝煌戰果：說他們在十月的四次空襲中擊落十一架美機，擊傷另外十七架。中國軍在初抵越南時只有兩名負責跟監美軍活動的情報人員。在之後兩年中，他們的空防網擴大到三十一張空襲監控桌與一個精心設計的電話警報系統。為改善士兵可憐的體能狀況，窮困的解放軍破天荒的大舉施捨：每一名官兵可以領到一套備用工作服，可以丟了帆布鞋換上塑膠涼鞋，可以領到驅蚊劑、治療蛇咬的藥，還能享有醫療顧問。越南人也勉為其難，同意中國人耕種自己的菜園。

但危險情勢並未因此稍有緩和。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郎桂林坐著車前往玉龍（Yulong）山附近一號公路視察一處工地時，碰上美機空襲。由於他自己的車發出的噪音，直到發現士兵們都往附近叢林狂奔，他才警覺美機來襲。他與他的助理停下車，在猛烈的機砲砲火中跳到車外。一枚炸彈爆炸，把郎桂林炸飛掉進旁邊一處壕溝，他的作戰官與駕駛兵被炸死，隨行越南譯員受傷。郎桂林的隨扈手臂動脈被炸斷，他也因此在設法把失去知覺的郎桂林拉出壕溝時昏了過去。郎桂林在恢復知覺時，發現隨扈的血浸透自己一身。郎桂林最後因腦震盪與脊椎受損而送回中國，成為在轟雷行動中一千六百七十五名中國受傷人員和七百七十一人死亡人員中的一名。

根據已知資料，直到目前為止，沒有俄國或中國機組人員執行對付美國人的戰鬥任務。但根據河內與平壤之間在一九六六年九月簽署的一項協定，北韓一開始就派了十名米格-17駕駛員幫北越出戰鬥任務，之後增到二十人，駐在河內東北方機場，人稱「Z大隊」。從一九六七年年初到一九六八年年底撤出這段期間，總共有八十七名北韓飛行員為北越出征，他們宣稱擊落二十六架美機，自己死了十四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副總編哈里森．沙里斯布利抵達河內，為共產黨的宣傳帶來極大加分效果。北越之所以從眾多要求來訪的媒體記者中選擇沙里斯布利發予簽證，是因為他公開反對美國轟炸。北越當局帶他參觀河內幾處遭美機轟炸的現場，據北越說，有三百間房屋被毀，十人被炸死──而且這些地點距離美國空軍最近的授權攻擊目標也有五英里。根據北越的說法，一所越南—波蘭友好中學被炸毀。北越還帶他往訪六十英里外的南定（Nam Dinh），說南定被美機轟炸五十二次，死了八十九人，市內十分之一以上房屋被毀。他之後在報導中說，美國飛機「對純平民目標投擲極重磅炸彈」。

就像每一名獲得特許前往採訪極權國家的訪客一樣，沙里斯布利也遇到類似問題。這次北越之行讓他無比震撼，一個貧窮的亞洲小國為了一種不名究理的原因遭到世上最強的大國轟炸，讓他對越南人民深感同情。但他在他的報導與之後撰寫的書中，未經查證就對北越許多不實的說法照單全收──他說美軍故意轟炸紅河水壩與南定（Nam Dinh）紡織廠就是這樣的例子。美國政府也提出反駁，說沙里斯布利用了許多共產黨宣傳手冊上的傷亡統計數字。沙里斯布利發表一張照片，意在顯示一座被炸毀的天主堂，但後來經調查發現這座天主堂並未受損。就像之後一些獲許往訪北越的左派西方訪客一樣，沙里斯布利那些鮮活而充滿感性的文章也犯了輕信、不查證的過錯。

但無論怎麼說，美國政府也無法否認一些令人不快的重要事實，其中最重要的是，美軍投下的炸彈有相當比例投錯了地方。舉例來說，在對南定電廠發動的攻擊中，炸彈炸了附近的紡織廠；海軍戰鬥機對部署在堤壩上的砲陣地開火；有一次，奉命攻擊一處鐵路調車場的飛機誤炸了位於河內附近的另一處調車場。美國空軍最著名的戰史作者韋恩．湯普森（Wayne Thompson）在他自己的記事中也承認，「就算飛行員正確找到目標，他投下的大多數炸彈仍可能偏離。」根據美國空軍自己的評估，F-105投下的炸彈只有半數能命中目標。F-105一般攜帶六枚七百五十磅炸彈，可以落在瞄準點周遭五百英尺內，這樣的偏差算得上合理精確，但仍能造成大量所謂「附帶損失」（collateral damage）。此外，美機拋棄的炸彈、油箱，美機發射的空對地飛彈，以及北越發射的高射砲彈與地對空飛彈的大量殘骸也總得落在什麼地方。大量非軍用設施與民房受損，眾多平民百姓遇害是無庸爭議之實。

沙里斯布利在全球各地擁有巨量讀者，影響力非河內政治局所能想像。他向世人傳遞了兩個重要訊息：首先，美軍轟炸傷及無辜；其次，一群樸質的人民正用決心與勇氣與美國對抗。詹森總統為展現人道而使出的那些禁炸、緩炸的笨招，完全打了水漂，因為沙里斯布利問道，為什麼鄉野間這麼多毫不起眼的目標遭到美軍攻擊，而河內電廠與巨型的龍編大橋（在他發稿時）仍然安然無恙。但他這次河內之行對這場戰爭的真相發掘並無助益，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次民調顯示，儘管百分之八十五的美國人民現在承認平民百姓遇害，但百分之六十七的美國人繼續主張轟炸。接下來幾個月，越南上空的空戰急遽升高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六個月，在李梅將軍率領下，美國空軍在日本投下十四萬七千噸炸彈，殺了三十三萬日本人。轟雷行動丟下的炸彈多了四倍，一千八百萬北越人中有五萬兩千人因此送命。海防的居民逃了一半，河內的人口少了三分之一。在一九六六年，美軍每造成敵方價值一美元的損失，美國就得為轟炸付出六點六美元成本，這個成本在一年以後漲到將近十美元。在之前一年的春天，海軍中校詹姆斯．史塔克戴爾（James Stockdale）手下飛行員問他「我們為什麼戰鬥」，史塔克戴爾當時說，「因為這麼做符合美國利益。」但隨著轟炸不斷持續，損失節節升高，飛行員們的疑慮也越來越深。A-4飛行員艾利約．陶澤（Eliot Tozer）在日記中寫道，「沮喪來自每一層面，我們在一段極度有限的時間裡駕駛一架性能有限的飛機，對極少的目標投下威力有限的炸彈。但最糟的是，這是一場非常不受歡迎的有限的戰爭。」

陶澤的感慨並不孤單，美軍指揮部高層也有同感。在一九六七年一次簡報結束時，美國空軍將領約翰．麥康奈（John McConnell）抱頭嘆道，「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你們我的感覺……我已經厭倦到極點。我從沒像這樣懊惱過。」轟雷毀了河內百分之六十五的油料儲備、百分之五十九的電廠、百分之五十五的重要橋梁、九千八百二十一輛車與一千九百六十六輛鐵路車。但河內卻能利用這些轟炸大發利市，讓莫斯科與北京大舉提供援助。到一九六八年，中國順著北—東線鐵路南下，每天將一千噸物資運交北越。北越總計接獲近六億美元經援與十億美元軍援，對一個相對而言未開發的亞洲小國來說，這是驚人龐大的數字。

美國國防部機密文件一九六六年「傑森研究報告」（JASON study）指出，轟雷造成的一些始料未及的後果：「轟炸造成北越舉國一心，同仇敵愾，明顯加強了民眾對河內政權的支持。」研究報告說，「那些以較直接的方式參與轟炸的人頗受內心煎熬……最影響士氣的，或許不是轟炸造成的直接後果，而是都市人口疏散、家庭被迫拆散等等間接後果。」無論怎麼說，「對一個社會的直接正面攻擊，一般都會強化被攻擊國家的社會結構，讓民眾更支持既有政府，使領導層與民眾更加下定決心反擊。」

蘭德分析師奧利．郝夫丁（Oleg Hoeffding）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寫道，「美國的轟炸既有蓄意的克制，又有意外造成的流血，為河內政權帶來近乎理想的一種組合。」郝夫丁這話雖說有些誇張，但他道出一個基本事實：「美國的威脅過於虛張聲勢，讓河內獲益匪淺……就轟炸對民眾士氣與政府控制效益造成的影響而言，根據保守的推算……轟炸造成的意外損害與平民死傷已經足以讓河內維持反美情緒，但不足以重創它的作戰戰力。」

但聯合參謀首長們仍然堅持繼續轟炸。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一份幾近古怪的備忘錄中，惠勒將軍呼籲加強對河內—海防的攻擊。他說：「這麼做有可能產生決定性效果……雖說我不是國內或世界輿論專家，但我相信更激進的行動只會贏得更多支持，不會讓支持流失，共產黨當然例外，他們只會更加敬畏我們。最後，我不相信加強攻擊會帶來嚴重風險……就算一百二十三架次的空中攻擊……只能讓盟軍在與北越軍交火時少死一個人，這些攻擊造成的人道成本也值回票價。換句話說，如果空中攻擊能讓北越軍對南越的潛在與實際滲透率出現百分之一點六的差距，以美元價值換算，如果它能造成百分之二點一的滲透率差距，空中攻擊造成的人命損失值得。」

但早在轟雷行動終於在一九六八年三月落幕之前很久，它的低劣成果已經造成麥納瑪拉的政治信念大逆轉。在二月二十九日卸下國防部長職位之前，麥納瑪拉在一次私人午餐會中，以情緒性口吻談到轟炸行動「徹底失敗」讓他失望。就像一些比惠勒將軍開明的將領一樣，麥納瑪拉也已經了解，就算真的可以靠轟炸取勝，美國也唯有在造成為美國價值所不容的大規模毀滅之後才能取勝。

詹森總統雖說想在越南展示實力與決心，但他本人的諸多不確定因素讓他束手縛腳，不能全力施為：對「大社會」計畫的擔憂；擔心攻擊北越可能招來蘇聯或中國軍事干預；他渴望盟國能支持、至少能默許他對越南用兵；他還希望能保住他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以及美國的國際形象。想用溫和手段炸垮敵人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他不願承認。此外，由於北越共產黨對補給的需求本來就很少，就算美國能按照聯合參謀首長的願望加強轟炸，結果也不會有多少差異。在六十年代末期那段中—蘇對抗的日子，就算美軍能把北越炸成一片瓦礫堆──或者應該說柴草堆更合適──中國與蘇聯看來都不會放棄它的盟國。

第16章陷入淹到腰部的泥沼

Waist-Deep in the Big Muddy

◎反戰分子

一九六七年出現兩場同時進行的越戰：第一場，當然是美軍打的那場越來越激烈的戰爭；第二場是美國國內鬧得越來越兇的反戰示威。哥倫比亞電視（CBS TV）播出的「史瑪澤兄弟秀場」（The Smothers Brothers Comedy Hour）意外爆紅。儘管以二十一世紀的標準而言，秀場中那些嘲諷漫罵不算回事，但是否應該邀反戰民歌手彼得．希格（Pete Seeger）上節目的問題激起一場軒然大波。希格後來上了這個節目，唱了一首發人深省的民歌，訴說「我們已經陷入淹到腰部的泥沼／但那個大傻瓜還要我們往前走」。這首歌本來講的是陸軍一個排一九四一年在路易斯安納州一次演習的故事，但聽過這首歌的人都相信它是在挖苦越戰與詹森總統的領導。

那年春天，在嬉皮風潮與都市新世代擁抱毒品與性開放的推波助瀾下，反對美國捲入越南成為一場全民運動。留著一把大鬍子的嬉皮領導人傑瑞．魯賓（Jerry Rubin）說，「年輕人與統治這個國家的老人正在打一場仗。」以甘迺迪家族與他們的親友如賈布萊斯與亞瑟．史勒辛格等人為首的名流顯要，紛紛出面反戰，重量級反戰人物還包括瓊．貝茲、鮑伯．迪倫（Bob Dylan）、諾曼．梅勒與珍．芳達（Jane Fonda），以及兒科醫生班哲明．史波克（Benjamin Spock）、英國哲人伯川．羅素（Bertrand Russell）等等，還有許多藝術家、學者與大西洋兩岸左派人士，外加黑人民權運動領導人。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宣稱：「『大社會』的保證已經在越南戰場上中彈身亡。」

那年四月，資深外交官艾斯華．邦克（Ellsworth Bunker）在接替亨利．卡巴．洛奇出任美國駐西貢大使的國會認可聽證會上，重申美國的越戰目標是建立強有力的自由南越。而參議員傅爾布萊特也在會中問道，「為保護一千五百萬越南人的自決權，而對我們自己的國家造成如此損傷，值得嗎？」反戰示威的規模不斷增加，到那年十月，五萬示威者聚集華府，當局也部署一萬名軍隊保護國防部。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宣布，「沒有一個偉大的國家……能在毀滅他國的土地與生活方式之後，侈言為他國贏得自由與民主。」

「明察秋毫」成為這場論戰的犧牲者。支持越戰的人自視為愛國者與反共鬥士，《紐約時報》刊出一名剛從越南返美的改革派猶太教領袖的言論說，凡是攻擊政府的人「都在幫著拖長這場戰爭……將美國描繪成侵略者，將越共與北越描繪成無辜犧牲者……讓河內那些『鷹派』正中下懷」；聖經長老會（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創辦人卡爾．麥英泰（Carl McIntire）說越戰是一場「正義與神聖」之戰；福音派教士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認為，美國人是在為「自由……安全與保衛美國」而戰；福音派周刊《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編輯也主張加強轟炸。

另一方面，反戰的支持者也越來越走向極端。反戰示威者高唱：「嘿，詹森，你今天殺了多少人？」把敵人說成好人，數落自己的總統。許多了解越南的美國人儘管反對美國打這場戰爭的作法，但也很清楚共產黨的殘酷與河內政權的獨裁，因此對示威者些說法深惡痛絕。法蘭克．史考登在向學生發表演說時，訝然發現學生們將北越以胡志明之名發動的這場戰爭視為理所當然。史考登說：「當我提出反駁時，他們完全不懂我在說些什麼，就像我談的是高等數學一樣。」軍方在一次記者會中提出美軍飛行員戰俘慘遭酷刑的證據，一名反戰示威者竟宣稱，這是美軍飛行員罪有應得，因為他們根本不該攻擊北越，令與會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震驚不已。

亨利．季辛吉曾說，美國的知識分子「有一種永無止境的受虐狂心態，對他們而言，東西方關係出現的一切難題都是美國的愚蠢或頑固造成的」，這種心態令他鄙夷。在當年那個古怪的年代，相當一部分西方民主國青年承認他們仰慕毛澤東、費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切．格瓦拉（Che Guevara）等革命人物，對他們的英雄犯下的迫害罪行卻視若無睹。以毛澤東為例，無論美國在現代史上可能犯下什麼罪行，與毛澤東主導的大屠殺相比，都只能算得上小巫見大巫。

美國國內反戰浪潮的高漲，特別在大學校園造成重大後果。當越戰展開之初，雖說不少美軍官兵在戰場上表現不佳，對戰事也漠不關心，但大體上美軍都能將這場戰爭視為不受歡迎但必須完成的任務。但從一九六八年起，這一切改變了。老兵返美，取代他們的年輕新兵許多受到反戰風潮影響，沉溺在毒品中，既缺乏鬥志，對戰爭也毫無信心。當軍援顧問團簡報官提出報告，說即將從美國調來的幾個營有一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官兵時，克萊登．亞伯拉姆斯將軍心想這很好。但他手下一名參謀澆了他一頭冷水，更多大學生表示「有更多官兵能寫信給他們的國會議員訴苦」。

羅伯．郝康（Robert Holcombe）是一名來自紐約市的黑人，他躲避徵兵躲了一年，最後戴著手銬宣誓入伍。父母都是教師的郝康自幼叛逆，是反戰示威的忠實信徒，讀過《毛語錄》，曾因參加一場暴動而遭田納西大學開除。他後來說，「我讀了許多書，包括來自古巴、中國與河內的作品。其實戰爭都因貧窮而起，根據我的看法，我們只是想在一個東方小國搶占據點而已，因為那裡有橡膠園、米、木材，可能還有石油，當然還有充作廉價勞工的人。」但在躲了一年兵役之後，他還是被迫加入美軍進駐越南。

儘管直到一九六七年以後他才真正上了戰場，但郝康堪稱是越戰後期美軍的極端例子。根據一九六七年對即將調往越南的美軍的一項研究，五名美軍中有一名吸食大麻；三年以後，這個比例增加到一半。在越南吸食大麻的美軍比例從一九六七年的四分之一增加到一九七一年的三分之二。透過從美國送到越南稻田或叢林的報紙，許多美軍訝然發現國內反戰情緒竟能野火燎原般燒得如此猛烈。陸戰隊的安迪．芬雷森中尉手下一名士官，在撿到引用尤金．麥卡錫與羅伯．甘迺迪反戰言論的共產黨英文傳單之後非常懊惱。芬雷森說，「不幸的是，我也不能提出好理由，向他解釋為什麼這些美國政界領袖會有這樣的言論。」不少美軍後來認定並且一直堅持──美國所以輸了越戰，不是輸在戰場，而是因為遭到戰意軟弱的國人「背後捅刀」背叛。

來自德州的約翰．麥納瑪拉（John McNamara）上尉在蜆港寫的一封信中談道，美國境內「民眾暴亂讓他與他的同袍很受傷……前幾天，我見到越共用詭雷炸了一輛民用巴士：婦女、孩子、動物血肉橫飛，濺滿各處」。但他也坦承他確實感到困惑：「我們沒有幹這種事。但較大的問題是，我與我的政府，推而廣之，西方文明是否創造條件、衍生出這種亞洲恐怖分子？」但就算是共產黨也對美國反戰運動的誇張嘖嘖稱奇。之後娶了珍．方達的反戰激進派湯姆．海登（Tom Hayden）造訪河內，成了北越的忠實信徒。有一次，道格．蘭賽在叢林戰俘營裡接受共產黨審訊時，提到海登的名字。蘭賽請審訊他的共產黨談談他們對海登的看法。一名共幹冷冷答道：「我們尊重他的意識形態，但瞧不起他的作人，一個背叛自己國家的人怎能讓人尊敬？」

激起美國國內如此反戰情緒的，究竟主要是理念原則問題還是只為了逃避兵役──兵役使許多美國青年激烈反戰，因為徵兵能奪走他們兩年青春，搞不好還能讓他們送命──仍是有爭議的議題。統計數字顯示，被迫前往越南打仗的美國人相對不多。在越戰那一代的兩千七百萬役齡人口中，有兩千五百萬人沒有開過一槍一彈。不過，那些奉召前往越南服役的大約兩百一十五萬美國人，有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五人死在越南。一項「哈里斯民調」發現，大多數美國人認為這些戰死的同胞「冒著生命危險，在錯誤的時間、地點打一場錯誤的仗，都是傻瓜」。

支持越戰的人強調：只有百分之一的役齡美國人沒有做徵兵登記，拒絕前往越南的人也同樣占比很小。不過他們忽略了另一重要事實：當年美國有許多可以合法逃避兵役的法律漏洞可鑽。直到一九六六年以前，役男只要結婚就可以免服兵役，青少年結婚案例因此增加了百分之十。還有些人乾脆留在學校裡，也能因此不必當兵──這是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與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選用的逃避之道。耶魯大學（Yale）校長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就曾指責這群人「假求學，真逃兵，損毀了教育目標，讓國家精神蒙羞」。

奉召在越南服役的唐．葛拉漢（Don Graham）憶道，他父親那代人喜歡用某人曾否打過二戰，做為論斷這人人品好壞的標準：「我父親永遠忘不了休伯特．韓福瑞是留在家裡不當兵的4F[1]。但在越南，我碰到的那些服役的人，幾乎沒有一個唸過大學……我發現，我們這一代人，只有那些唸過法學院的才算成功。」「民主社會學生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領導人馬克．魯德（Mark Rudd）以身為專業革命家為由，要求推遲兵役。徵兵委員會後來宣布魯德體能不符標準，不需服役，但幕後真正的考量很可能是一旦讓魯德當兵，可能對軍中造成不利影響。

四個大學生中就有一個的家長鼓勵兒子逃避徵兵。有些大學生故意以偷牛、吸大麻或殺老鷹等犯行獲罪，藉此以「品德問題」為由而免服兵役，同性戀也在免徵之列。加入國防軍（National Guardsmen）是喬治．布希（George Bush）選中的逃避越戰之道。美式足球達拉斯牛仔隊（Dallas Cowboys）的十名球員，也在球隊管理當局安排下，集體加入地方國防軍的一個單位。一名以同樣方式避開越南戰場的費城老鷹隊（Philadelphia Eagles）球星說：「如果我們被徵召，老鷹隊會沒有後衛。」一些聰明的醫生加入聯邦「衛生服務軍」（Health Service Corps），組成他們自嘲的所謂「黃扁帽」（Yellow Berets）部隊，這支「部隊」後來竟出了九位諾貝爾獎得主。醫療檢驗人員的同情或貪財，能讓富人子弟免上越南，唐納．川普就曾用過這一招。只需抽一品脫血，在即將檢測時將血喝下去，就可能假冒胃與十二指腸潰瘍。某些市徵兵委員會以對免服役的把關特別鬆散著名，西雅圖、華盛頓以及蒙大拿州的布特（Butte）就是這類例子。加州柏克萊（Berkeley）市議會甚至通過決議，禁止警察逮捕逃兵。

曾就越戰徵兵問題做過一份研究報告的勞倫斯．巴斯基（Lawrence Baskir）與威廉．史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寫道：「在越南戰死的那些徵兵，基本上都是社會『輸家』，都是那些在學校、工作與其他社會競爭形式中落敗的人。」來自中上收入家庭的子弟只占越南服役美軍人數的百分之七；大學畢業生占其中百分之九；中學輟學生占百分之十四。在一九六五年，在越南戰死的美國人有四分之一是黑人，國防部因此大為尷尬，隨即以選擇性調派方式大幅降低這個比例。魏摩蘭將軍日後說，美國人民沒有「肩負任何擔子……唯一做了犧牲、付出代價的是那些在戰場上的人，他們主要是窮人子弟」。

但美國陸軍軍史學者康拉德．克蘭（Conrad Crane）在重新檢驗越南服役統計數字後，以有力證據反駁魏摩蘭的這項觀點。克蘭引用一九九二年一項研究數據指出，雖說越戰陣亡美軍有百分之三十來自收入最低三分之一的家庭，但來自收入最高三分之一家庭的人也有百分之二十六。儘管越戰陣亡美軍有百分之十二點五是黑人，百分之五是拉丁美洲裔美人，不過與黑人以及拉美裔人在役齡男性人口所占比例相比，這個比例還略微偏低。黑人反戰分子向全世界大肆宣揚，說越戰是一場白人的戰爭，卻要黑人當替死鬼──這說法太超過了。

一些年輕人以原則為由反對服役：第一起舉行儀式、焚燒徵兵卡事件出現在一九六四年，總計有五萬名反戰青年毀了徵兵卡躲了起來，躲避方式也各有巧妙。有個人躲進山區，在一棟樹屋裡住了六年；明尼蘇達州一名青年躲到加州尤里卡（Eureka），被捕時在一家百貨公司扮演聖誕老人；有些人以假身分留在美國。由於太多青年躲進偏遠農鄉的新英格蘭，新英格蘭成了人們口中的「小加拿大」。對逃亡國外的人來說，墨西哥是個同情他們的國度，但在墨西哥想賺錢很難。加拿大是這些美國逃兵的首選。也有人流亡到瑞典，結果因瑞典的福利金每周只有十五美元而淪為乞丐；後來瑞典政府為表同情，將這筆救濟金加了一倍，還讓美國國會大為光火。

一名逃兵在整個越戰期間騎自行車在加拿大各地旅行，靠救濟生活。還有一名逃兵說，「我不是逃避徵兵，我是二十世紀的亡命奴隸。」一名叫做鮑伯的年輕美軍，利用開拔前往越南之前的假期逃到加拿大，再從加拿大寫信給一名在越南服役的友人說，「我不是反戰分子，但在軍隊裡，我逐漸搞清楚越戰是怎麼一回事了──那是一場為展現巨型美國戰爭機器而打的種族戰……你們處在最好的位置，最能讓美國人民知道他們打著美國名號在那裡幹些什麼屁事。」一些逃兵後來想必也會自問，他們像這樣自我放逐多年究竟值不值，因為美國司法系統從寬處理了超過五十萬件逃兵犯行：只有兩萬五千人定罪，三千二百五十人下獄。著名逃兵犯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在一九六七年被判刑五年，不過他一天刑期也沒有服過。但無論如何，就這方面而言，黑人逃兵一般命運不佳，獲判刑期較白人逃兵為重。密西西比與路易斯安那州徵兵委員會，因為用徵兵法當武器對付民權運動人士而聲名大噪。接受徵召的青年七人中只有一人真正上過戰場，這些上過戰場的人有百分之九十七，後來都回到美國，其中需要住院療傷的人占百分之十。戰爭也為許多人帶來揮之不去的痛苦回憶。

值得注意的是，非常多的年輕愛國者儘管毫無參戰願望，仍然無怨無悔地奉召前往越南，因為他們相信這是他們職責所在。在南達科他州的一座農場，賴瑞．普雷斯勒（Larry Pressler）的爸爸告誡他們兄弟，不可以逃避兵役。如果他們躲開兵役，比他們可憐的人必須替補他們，「你們會因此抱憾終生」。普雷斯勒兩兄弟都奉召前往越南，在越南打仗，之後返美。新澤西州化學研究家之子大衛．羅傑斯在漢米爾頓學院（Hamilton College）攻讀英文與歷史。羅傑斯是個有主見的青年，他的父親雖是強烈反戰的貴格會會員，但不能阻止他參戰：「我沒有更好的選擇，我來自小城，我覺得讓別人代我去打仗是錯的，我見到一張醫護兵照料傷兵的照片，心想『我也可以辦到。』」他不理會暴跳如雷的父親，當了一名步兵下士。接受徵召的美國青年遠比逃避徵召的多得多，只不過逃避徵召更引起公眾關注而已。

反戰運動另有一個重點值得考慮：美國人除了失敗以外，幾乎可以原諒一切的事，但這個全球最大民主國對越戰的容忍已經耗盡。許多美國人所以開始反戰，不因為他們認為這不是一場正義之戰，而因為這是一場似乎註定敗北的戰爭。

◎參戰人

在一九六七年春的越南，法蘭克．史考登對戰爭前途極其悲觀：「我們顯然犯了許多錯。為了打這場仗，我們在理當保護的民眾間，製造恐怖的毀滅。」二月二十一日，熱愛冒險的法國記者伯納．法奧，在蜆港附近隨軍採訪「無樂街」（Street Without Joy）掃蕩行動時觸雷喪生。許多人將法奧視為先知，因為他一再堅持美國正重蹈法國在五十年代犯下的錯誤，只不過美軍火力較強而已。「自由世界」的兵力現在已經有一百三十萬南越軍與美軍，每十五名南越平民就有一名軍人，外加兩千架戰術飛機以及一些B-52戰略轟炸機。芝加哥奧海爾（O’Hare）機場號稱一年起降飛機六十九萬架次，但到一九六八年，新山一機場起降飛機已經達到八十萬四千架次，蜆港機場八十四萬六千架次，邊和機場也達到創紀錄的八十五萬七千架次──而且這些數字還不包括直升機。

史考登始終堅信，唯一有效的戰略就是沿廣治與湄公河一線縱深部署美軍。「如果不能這樣做，我們會經年累月打下去，打一場美國人不擅長的持久戰。」美軍是否能用這項戰略關閉胡志明小徑非常難說；此外，就算真能封鎖胡志明小徑，也救不了西貢政權的軟弱。但無論怎麼說，史考登的觀點始終廣為老兵們認同。

在戰場上，或更精確地說，在高山、平坦的稻田與濃密的叢林裡的上百個戰場上，根據美國的命令，南越軍成了旁觀者，美軍發動一連串血腥惡戰，清剿北越正規軍與越共游擊隊。在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間，與美軍接戰的主要仍是越共，不是北越正規軍。魏摩蘭對手下指揮官耳提面命，要他們不斷行動，讓敵軍站不穩腳步。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到四月一日高棉邊界附近的一場激戰中，亞歷山大．海格（Alexander Haig）中校率領的第二十六步兵團第一營重創來犯的一個越共團，美軍軍長布魯斯．帕爾墨因沒有下令乘勝追擊，遭軍援顧問團長官「狠狠教訓了一頓」。

當時擔任二十五師師長的福瑞德．韋恩說，「讓人極為懊惱的是，你展開掃蕩……或許損失十五個人。之後行動結束，我們從當地撤出……但一個月後，我們重返當地時，又得面對同樣問題，一切重新來過。」魏摩蘭認為美軍可以用消耗戰的方式打垮敵人，韋安非常不以為然：「這想法根本近乎荒謬。」美軍這時已在越南各處草木不生的山頭挖掘工事，建了許多火力支援基地，但美軍沒有足夠步兵據守位在這些火砲射程以外的任何據點。美軍步兵發動攻擊，戰鬥，然後撤軍，越共隨即掩至，取走美軍棄置的口糧罐與彈藥大加利用。

美軍官兵逐漸了解「敵屍計算」（body count）這幾個字代表的恐怖，但在這場不可能有一天在敵人首都插旗的戰爭中，除了計算殺了多少敵人以外，似乎也找不出其他評估戰果的好辦法。但或許讓人感到意外的是，「敵屍計算」不是越戰的新發明：在每一場戰爭中，每一支軍隊在評估戰果時，都會計算他們殺了或俘虜了多少敵人。但在越戰，「敵屍計算」成為一件首要大事，不能交出足夠屍體的部屬會遭到指揮官痛斥。在這種指揮官心態作祟下，部屬們往往不分青紅皂白濫殺，不管殺的是共產黨還是手無寸鐵的農民。

一〇一空降師的范斯．斐雷特（Vince Felletter）上尉抱怨說，他的上司「對那敵屍計算的狗屁工作有些太過熱衷」。有一次，他的連在挖掘陣地時，發現他們挖到一處北越軍墳場：「旅部竟要我們把所有的屍體都挖出來，把它們納入之前一場遭遇戰的敵屍計算中。」駐在三角洲的第九師尤其聲名狼藉：它的師部牆上掛著一張圖，評估「每一連每一天在戰場殲敵多少人的效益」。地區民防軍的效益是零點三，南越軍零點七五，美軍一點五。一張掛圖最後顯示，第九師的「敵屍計算」從一九六七年第二季的一千九百九十八人增加到一九六八年同期的兩千六百七十一人，再增到一九六九年第二季的八千一百三十八人。克萊登．亞伯拉姆斯將軍後來大罵這種「圖表崇拜」說，拜這種崇拜之賜，「戰爭真正的主角……不是那些在戰場廝殺的人，不是真正的戰事，而是幹他娘的圖表。」約翰．范恩對「敵屍計算」的算法嗤之以鼻，還將「第九師那套可恥的惡搞」告知法蘭克．史考登。在第九師作業的兩個省，平均每個月有五百名平民傷亡，但第四軍該管的其他十二個省加總起來，平均每個月也只有四百名平民傷亡。范恩在談到第九師後期一名師長朱利安．艾威爾（Julian Ewell）時說，「如果能把自己的老祖母也納入敵屍計算，他會殺了他自己的老祖母。」曾在第九師服役的職業軍官喬西亞．邦廷（Josiah Bunting），在退役後寫了一本小說《獅子頭》（The Lionheads），攻擊美國在越戰的作法，小說中那位怪物將軍雷明（Lemming）有可能就是艾威爾的化身。

但若將一九六七至六八年視為美軍戰術失敗的年分，卻又錯了。魏摩蘭麾下美軍只要能堵住敵軍，總能重創敵軍。擄獲的文件顯示，許多越共與北越軍部隊士氣低落。一份文件說，北越軍第二師的宣傳任務是對抗「對持久戰的恐懼，不願作戰……制止叛逃、變節、投降與自殺」。共軍官兵碰上美軍就逃的報告也令共軍指揮官們憤怒。擔任總統綏靖事務特別助理的羅伯．柯莫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寫信給總統：「儘管浪費、昂貴，但毫無疑問，我們正在南越贏得這場戰爭。無論是民間或是軍用，我們推出的方案非常有效的很少，但我們正憑重量與質量壓垮敵人。」

一九六七年年中，越共五一四營在三角洲遭到直升機與河邊巡防部隊夾擊，損失慘重。殘餘的官兵之後大嘆苦水，說上級總是灌輸他們說「長鼻子」不會大仗，但他們現在發現「美國人打起來很猛……比南越軍強多了」。那年十月十七日，聯合參謀首長寫信給麥納瑪拉：「現行戰略與軍事行動正帶來穩定進展……與目前戰鬥統計數字與具體情報所示相形之下，敵人的處境可能更加困難得多。」由於有關戰事進展的文件滿篇謊言，聯合參謀首長有這樣的評估也不無道理。

在河內政治局的討論中，「對可能取得多大勝利的問題，有人表示不同的意見。」在一九六七年年底，龍庭估計它在南越已經有一百九十個營、二十三萬兩千名戰士，比一年前的二十萬四千人多了。造成這項軍力增長的因素，除了投入更多北越正規軍以外，還包括毫不退縮地接受損失。根據河內戰史，首長們將這段時期視為艱苦、沮喪的年代：「除了我們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德浪河谷毀掉的那幾個美軍營以外，我們從那時起直到今天，沒有打過一場完成預定目標的仗。」北越領導人認為，除非能大張旗鼓採取主動，否則他們會永遠陷在一場進退兩難的苦鬥中：他們的耐性並不像他們口頭上說的那樣耗之不盡。河內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訂定的戰略計畫，要求「不計成本，透過一場全面攻勢—起義，集中全力取得一場決定性勝利」。一九六八年春節攻勢就這樣誕生了──它既是幻想的產物，也是必須向人民有所交待的緊迫意識的結果。

但美國人本身也有各式各樣難題，反戰運動的聲勢在國內迅速滋長，速度比美軍在東南亞進擊更快。北越領導人能放眼天邊，訂定目標；美國領導人卻只顧眼前：許多有腦筋的決策人已經知道，這是美國的弱點，不是長項。因為這使美國人自縛手腳，不能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完成目標。而其中最致命的一項束縛是「不侵略北越」。艾爾．惠勒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寫道，「我們的政府已經反覆明白表示……我們無意摧毀河內政權……也沒有摧毀北越的意圖。我們只希望北越能不再指導、支援南越境內越共叛軍，將它的部隊撤回北越。」

此外，美國一直沒能解決因盟軍指揮鏈一團混亂所造成的問題，情報始終是美方的一個弱點。福瑞德．韋安有一次因中情局未能預測共產黨動態而指責比爾．柯比。柯比答道：「你知道，我願意用我們在南越所有的諜報人員，交換一個在北越的諜報人員。」韋安感嘆道：「這真是讓我訝異，我們的國家這麼強大，竟然無法在北越找到一個諜報人員。這一點不得不讓我們佩服共產黨這個系統，竟能像這樣把我們蒙在鼓裡。每一個北越家庭必定有人死傷，或至少有親友死傷，但河內政權能將他們控制得服服貼貼，而我們卻連紐約市街頭都控制不了。」

美國人與南越人互不信任，西貢政權內部各種勢力也由於共產黨深度滲透而各懷鬼胎。有一次，一名南越軍師長在與布魯斯．帕爾墨中將會晤時，堅持先帶帕爾墨走到外面，才肯與帕爾墨談正經大事，讓帕爾墨大惑不解。之後兩人來到外面，這名南越將軍告訴帕爾墨，他懷疑他自己的情報官是一名共諜。儘管美軍正不斷為執行政府宣稱的旨意而戰死，但美軍在華府享有的政治支持卻每下愈況，這情況令許多美軍痛恨不已，帕爾墨是其中一人。在麥納瑪拉一九六七年六月訪問西貢之後，帕爾墨寫道，「情勢已經非常明朗，我們的文人與軍事領導人各走各路，相去甚遠。」

美國的增兵把越南汙染得更嚴重，一名記者描繪了一個經典的蜆港景觀：「在緊鄰水岸的主街……堆得像山一樣的彈藥裝上板條箱，與裝滿罐頭食品、軟性飲料、塑膠靴、電晶體、發電機、冷氣機、重型大砲、戰車、卡車、棒球棒、糖果與流行雜誌的貨櫃擺在一起。美國的每一家公司似乎都把它的剩餘商品送到這裡來，成為美軍消耗的垃圾。」板條箱堆積區周遭圍了層層密密的鐵刺網，幾名老婦蹲在一邊，幾個孩子用洋經幫英語向衛兵索菸。對於板條箱裡的彈藥足以毀掉他們的社會，這些越南人並不在乎。許多美軍指揮官越來越沒有信心，不知道為美軍提供這許多物資──部署在戰場上的一些單位可以領到冰淇淋就是例子──是否真能提高士氣，還是反而腐蝕了鬥志。

全球媒體對美國軍方的說法已經不再相信，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曾經參加硫磺島戰役的陸戰隊老兵理查．哈伍德（Richard Harwood）在《華盛頓郵報》刊出一篇題為「這場戰爭的數字算起來不對」的報導，舉了一個官方欺騙的例子。哈伍德寫道，根據軍援越南指揮部發表的說法，駐在西貢的南越裝甲團的戰績在一九六六年「大幅改善」。但事實是，這個裝甲團第八分隊只殺了一名敵人，第五分隊殲敵十二人，第十分隊殲敵二十三人，第九分隊殲敵一百四十八人──而所有這些分隊本身總加起來只有十四人陣亡，這筆帳怎麼對得攏？軍援越南指揮部所謂情勢改善的說法，大概只有寫信給聖誕老人指望他親筆回信的孩子才會信以為真了。

但反戰示威者、逃兵以及彼得．希格的論調還沒有散播到廣大美國民眾。陸戰隊員華特．布莫滿懷熱忱地說：「如果在越南打仗有一段好日子，那一定是一九六七年。沒有毒品，也沒有種族問題，身在戰場上的我們，對回到蜆港以後會發生什麼事一概不知。」身為北卡羅萊納州小商人之子、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畢業生的布莫，後來成為美國戰功最輝煌的戰士之一。像他這樣的軍官不會花腦筋思考更廣的戰局，他只是率領他的連，奮力完成上級交付的任務。他非常尊重連上官兵，認為他們都是「勇敢的年輕人，我們只是根據軍部的命令運作，我對真實世界正在發生些什麼一無所知」。

父親是明尼蘇達州溫諾納（Winona）校長的吉姆．威廉斯（Jim Williams）上尉也有同感：「那是一個真正有愛國精神的時代，充滿二次大戰戰後情緒，有許多愛國遊行。」在一九六七年大部分時間，威廉斯領著一支偵察隊在寮國邊界附近作業，經常在路上碰到趕著滿載商品的大象往市場趕集的部落土著。當時北越還沒有發動溪山圍城之戰，寮國邊區還很平靜，他可以在當地一所小村的教堂參加由一名美國傳教士主持的彌撒。德州職業軍官約翰．麥納瑪拉上尉在家信中說，「如果你是『泰利與海盜』（Terry and the Pirates）漫畫中那種冒險派，你可以在這偏遠不毛之鄉盡情發揮，自己當一個山大王；如果你喜歡那種調動幾個團、幾個營的威風，在這裡你可能辦得到。作為一處專業練兵場，這是個絕佳好地方。」讓麥納瑪拉感到困擾的，是越南人民對這場戰爭的看法：「比起上一次寫信時，我覺得我現在的樂觀程度差了許多。」

◎隱身術

如果一個士兵想保證安全，最好的辦法是躲在散兵坑裡一動不動，任何動作都能為他帶來更多凶險，但步兵責任所在必須動。在戰場上，步兵大多數時間以排、連或營級兵力追逐敵人。對執行這類任務的大約五萬美軍來說，奇異的亞洲色彩成為新常態：綠油油的稻田、墨綠的椰子林、領著水牛走著的小男孩、依循幾百年不變的傳統，用水牛拉著木犁耕田的農夫。薄暮時分，美軍望著農民趕著水牛回家，那些水牛因為在田裡打滾弄了一身泥，與他們的樣子差不了多少。但就在這慵懶如畫的田園風情暗處，隱藏著蠢蠢欲動的敵人。

華特．布莫說，「我們每一天都在尋求作戰機會，希望能按照我們的方式戰鬥。我很快就發現，『這傢伙躲在後面看著，一旦你稍有鬆懈，被他逮著機會，他就會現身給你一拳。』他對地形瞭若指掌，我們不知道地形。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沿著一個草木雜生、非常狹隘的山谷前進，遭到敵人痛擊。他們伏擊我們一個排，打死我們三個人，一個得過海軍十字章的戰友也陣亡了。我們心想：我們有大砲，有空中支援，只要他們不跑，我們就能逮到他們，但他們打完就跑。那天那場戰鬥不是什麼大行動的一部分，只是我帶著我的連在鄉間進行肅清而已，所謂肅清究竟指什麼不重要，我們殺了他們多少人？我不知道。總部對我們的殺敵率這麼低非常憤怒。」

甚至就算敵人不出現，單是頂著酷暑、背著重負在窮山惡水間艱苦跋涉，已經能讓人筋疲力盡。每個步兵都得帶武器、一個保持乾燥用來裝紙張的鋼製彈藥箱、至少八個彈匣與可以裝滿它們的子彈、四枚手榴彈、兩枚煙霧彈還有四壺水。在乾燥的地方，四壺還不夠，比較謹慎的人會帶二十磅水。還有人會再帶一把點四五手槍之類的硬體。至於口糧，安迪．芬雷森在執行為期五天的偵巡任務時，會帶一罐燉豆、一罐義大利麵與肉丸、四罐水果與三小罐零食。大衛．羅傑斯會帶花生醬餅乾、水果與蛋糕。也難怪大多數步兵會因為在越南服役而消瘦許多，華特．布莫在進駐越南時體重一百八十磅，離開越南時只剩下一百五十五磅。

一旦他們上路，所謂「櫻桃」（cherries）的菜鳥新兵因為不堪重負，會將攜帶的彈藥沿著叢林小徑一路拋棄。他們學到一件事：只有牛仔才會將M-60機槍彈帶掛在身上，因為槍彈暴露在外會受潮，容易造成卡膛。吉姆．威廉斯後來發現，想知道身邊戰友是不是菜鳥，最萬無一失的辦法就是問他穿不穿內褲。如果穿，就表示他還沒有經歷真正叢林戰的洗禮：內褲會導致褲襠部位滋生真菌，所以老兵不穿內褲。費爾．卡普托說，「在那個地方什麼都會朽爛，而且爛得很快：肉體、皮靴、帆布、金屬、士氣都一樣。」

恰克．蘭登洛（Chuck Reindenlaugh）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說：「世上再也找不到一個比這裡更不適合打傳統戰的地方了……一腳踩下能淹到膝部的淤泥；叢林裡盤根錯節，在許多地方根本無從穿越；巨型大樹半遮天光，讓地面永遠昏暗。」視力差的官兵隨時提心吊膽，生怕永遠擋在眼前的枝椏與藤蔓會吞了他們的眼鏡。英國軍官福雷迪．史班瑟．查普曼（Freddy Spencer Chapman）在敘述一九四二年馬來亞戰役的經典之作《叢林是中立的》（The Jungle is Neutral）書中，對叢林戰有極其深入的描繪。一個世代後，同樣狀況在越南重演。而自小長在鄉間的孩子最能適應，他們已經見怪不怪，叢林、蛇、尖聲嘶喊的長臂猿嚇不倒他們。但許多美國人來自城市，要他們在可能布了詭雷不見天日的小徑從容前進很難。在能見度只有一兩碼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得盯緊前面一人的背影，稍有不慎就會走失，為叢林吞噬。華特．布莫的連有一次就在掃蕩作業中走失一名陸戰隊，「我們得將整個行動停下來找他，以免北越先找到他。」

大多數美國兵在行動時都很聒噪，安迪．芬雷森寫道，「想送死，最好的辦法就是用正常的嗓門與人談話……我們一般來說永遠見不到敵人，但聲音可以引來子彈。」一支部隊在迅速移動時，會壓斷樹枝、竹枝，發出像象群過境般的聲響。在這個充滿敵意、危機四伏的國度，謹慎的尖兵每五、六秒中只會踏出一步，每分鐘前進十步，每小時走三百碼。以隱匿為第一優先的長程巡邏，可能用一整天時間只走一英里，而由殿後的士兵負責掩滅行跡。連隊在行軍過程中，無線電兵每小時會對著他們的「白癡10」（PRC-10無線電發報機，後來改用PRC-25）報位置：「一切掌握中，情勢不變。」幾乎所有美軍單位都有使用無線電過多的通病，不知道共產黨正在監聽。

美軍移動時，由一名軍官負責核對地圖與透鏡磁羅盤，但還會指定一名士兵負責計算前進步數。走在最前方的尖兵不管「闢徑」，他只須隨時保持警戒，由跟在他後方的人揮刀闢出一條小徑。每一個單位都會有幾個無畏的勇士。朱德．金尼（Judde Kinne）的排有一位黑沃德．萊里（Hayward Riley）中士以驍勇善戰出名；還有湯普森．福魯特（Thompson Flute）下士，他是來自奧克拉荷馬州的印地安人，他雖說在基地酒館裡經常喝得亂七八糟，但一旦上了戰場卻非常了得。華特．布莫總是挑選「技術最熟練、有第六感的獵人」當尖兵。雷格．愛德華（Reg Edwards）不怕當尖兵，因為他從經驗得知，在與敵人突然接觸的戰鬥中，尖兵往往最能存活，最可能成為敵人攻擊對象的，是跟在尖兵後方的幾個人。每個人之間至少得保持五碼距離，特別是在詭雷密布的地區，保持距離尤其重要，靠得太緊容易造成多人傷亡。當部隊以縱隊方式前進時，戰鬥一般不會從縱隊中間展開，也因此縱隊中間成了大家都想爭取的熱門位置。「殿後兵」走在縱隊尾巴，得留心從後方掩襲的敵人，像尖兵一樣，殿後兵也需要高度叢林戰技。

提姆．歐布萊恩（Tim O’Brien）對步兵的戰陣經驗有極為生動的描繪，他寫道：「你若不是在搬運東西、就是在等候、在挖散兵坑、在打蚊子。太陽、暑熱還有走不完的稻田，就算置身讓你有各種死法的叢林深處，這場戰爭也無趣得要命……你坐在山頂，俯瞰眼前一望無際的稻田，整天平靜無事。炎熱，而極盡空虛，你感到內心像一個漏水的龍頭一樣不斷滴著，乏味的滴著……你試著放鬆，你鬆開緊握的拳，放開你的思想，你覺得，這樣的日子其實也不太壞。但就在這時你聽見身後傳來槍響，你嚇得魂飛魄散，像豬一樣尖叫。」

有些戰鬥在美軍對「熱」登陸區展開空中攻擊時揭開序幕。所謂「熱」登陸區指的是為敵人占領，在步兵還沒有搭乘直升機空降以前，已經有敵人朝美軍開火的地區。費爾．卡普托寫道，這類行動「造成的情緒壓力遠比傳統地面攻擊強烈得多，因為它是一種封閉空間的戰鬥。那種噪音、速度，而最讓人窒息的是那種全然無助的感覺。第一次參與這種行動時，會有某種刺激感，但之後，它只能為你帶來現代戰爭那種比較不快的經驗。」坐在率先衝進「熱」登陸區的直升機上雖說讓人提心吊膽，但敵人選定的攻擊目標往往是第二架進入登陸區的直升機。福瑞德．喬茲（Fred Childs）坐在一架盤旋在登陸區上空，離地表幾英尺的休伊直升機的一邊，坐在另一邊的兩名美軍突然躍到地面，造成直升機猛然傾側，把喬茲摔落地面，造成腦震盪。對於之後的戰鬥過程，他完全無法記憶。

一天在朱萊，一名叫戴維斯的黑人士兵中彈倒地，但仍然忍痛不斷還擊，旁邊另一名叫泰勒的傷兵只是倒在那裡不住飲泣。戴維斯於是厲聲斥責泰勒，要泰勒拿起武器還擊：「你哭是因為你在等死，你快死了，你知道你快死了。既然這樣，不如幹掉幾個越共陪我們一起死。」泰勒哀聲說：「我沒在等死，我不會死。」戴維斯於是再用話激他：「如果你不在等死，坐在那裡哭什麼？只有那些娘娘腔才會哭。」戴維斯與泰勒就這樣不斷戰鬥，一直打到一架「塵裡飛」救護直升機飛來救走兩人為止。二十九歲的連長范斯．斐雷特有一次損失了六名弟兄，這六人乘坐的一架休伊直升機受創，六人跳機逃生，卻慘遭墜落直升機的螺旋槳打中，連上官兵後來得在現場搜尋他們的殘骨碎肉。第二天晚上，「我想是因為覺得我們太可憐了」，營部空運熱火雞大餐前來慰問。結果闖出一場亂子：整個連因這餐火雞大餐而食物中毒，到黎明時分，十四人高燒超過華氏一百零三度後送。斐雷特說，「這是我帶兵生涯最惡劣的一刻。」

在步行運動時，氣味幾乎像聲音一樣能致人死命。交戰雙方都重視斥候（偵察兵），有些斥候有超人一等的感知。一名名叫「額」（Nga）的北越士兵人稱「德國狼犬」，因為套用同袍的話說：「他有個神奇的鼻子，每當他說他能『聞到』美軍時，事實證明他說的果然沒錯。」一些美國軍官，特別是那些執行深入滲透巡邏任務的帶兵官，因為不能抽菸而一路嚼著菸草。偵察狗也是重要資產，只不過牠們很容易脫水，不止一次，帶狗出巡的兵最後得背著他的狗走路。一隻來自澳洲名叫卡修斯（Cassius）的偵察犬，雖經美軍獸醫為牠泡冰水浴急救，仍因中暑而回天乏術，在坎培拉（Canberra）引起澳洲動物保護人士一場大騷動。蘭登．索恩斯手下的陸戰隊員，要越南基．卡森偵察隊[2]（Kit Carson scouts）踢他的排裡那些走霉運的狗，「好讓牠們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不過儘管受過這些訓練，偵察狗有時還是會亂叫，暴露主人的位置。

掃蕩作業之苦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官兵們得一連許多天強忍著不適、骯髒、勞累、驚恐，而最後還可能遭到敵人伏擊。朱利亞斯．強森（Julius Johnson）上尉說，他最大的問題是「在巡邏一、兩周，沒有任何動靜之後，如何讓部屬保持警覺，一旦遇襲，可以迅速反應，躲開那第二槍」。他們將《聖經》詩篇第二十三章的經文略加竄改，變成「我雖然行經死陰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仗與你的B-52都安慰我。」

永不消退的濕氣腐蝕了手榴彈保險針、彈藥罐、槍械、電路。驅趕昆蟲最好的辦法就是在衣服與靴子上塗滿驅蟲劑，但驅蟲劑經常缺貨。水蛭讓人防不勝防，官兵用鋼簧襪套套緊褲管，但這種恐怖的爬行怪物仍能鑽進去，直到將頭鑽進人體皮膚四分之一英寸以後，那人才感覺疼痛。只有到傍晚巡邏隊停下來休息，官兵才能用點著的菸頭將水蛭從皮膚上一一除去。

部隊在一早醒來最有精神的時候，最容易發現詭雷。麥克．蘇登中士有一次跋涉通過一處淹到大腿的沼澤，在走近一堆砍下的竹子時發現自己前面擋著一條詭雷絆索。他永遠忘不了自己如何冷汗直冒、慢慢退後、終於脫險的那彷彿永恆的短短幾秒鐘。黃昏薄暮時分，當官兵又髒又臭又饑又渴，被蟲咬得遍體鱗傷，因跋山涉水而筋疲力盡時，也是最危險的一刻。在這一刻，換人當尖兵以保持警戒是明智的抉擇。一聽到「臥倒！」的驚叫聲，表示有人聽到觸動詭雷發出的「噗」聲，全班應該立即臥倒。只不過這樣的警告往往來得太遲，首先發難的幾乎永遠是敵人，他們會先用槍一陣掃射，或丟幾枚手榴彈，美軍往往在折損三兩人以後才能回過神來展開反擊。法蘭克．鮑西亞（Frank Boccia）中尉說，這樣的遭遇戰就像「矇著眼睛在煤坑裡死纏爛打一樣」。一名陸戰隊員寫道：「疲勞與暑熱已經讓你筋疲力盡，但只要聽到一聲喊，或見到眼前人影晃動，突然間你全神貫注，你的鼻子、耳朵、眼睛突然間比過去靈敏許多，你感覺到你從未感覺到的活力。那一切只在一瞬間。」

美軍擁有壓倒性火力優勢，但在閉鎖偏鄉面對幾乎看不見的敵人，這樣的優勢根本不起作用。大衛．羅傑斯說：「我們覺得旗鼓相當，當你被敵火壓制而無法動彈時，B-52不能解決你的問題；我從不覺得我們有很大優勢，他們的火箭榴彈（RPG）比我們的LAW肩射武器好。他們的AK-47衝鋒槍也比我們的M-16步槍高明。」美軍步兵班的火力靈魂是M-60機關槍，它火力超強，但攜帶不易，它加上彈帶將重達三十磅，還需攜帶槍彈。有些美軍配備M-79「巨漢」（Thumper）榴彈發射器，它有些像是鋸斷槍管的獵槍，羅傑斯說，在戰鬥過程中，「有時我們只為了搞些噪音而發射LAW」──LAW爆炸時發出巨響，可以提振士氣。美軍有時也用CS煙霧彈將據險頑抗的敵人趕出陣地，或用它們在新發現的隧道中測試敵人的位置。

美軍的空中攻擊與一〇五公厘榴砲火力支援讓美軍自己也嘆服不已。一名軍官讚嘆，「只需對一具雙向無線電說幾個字，我就能導演一場神奇的毀滅大戲。」砲手從五、六英里外射一發煙霧彈標定瞄準點，然後等待跟在排長或連長身邊的前進觀測員（FO）做射擊調整指示。士兵會原諒軍官犯下的許多錯，但絕不原諒地圖判讀錯誤，因為圖判讀錯誤帶來友軍砲火誤傷。前進觀測員會引導飛機跨越美軍陣地前沿發動攻擊，因為飛機如果從陣地後方進擊，投下的炸彈可能墜入美軍陣地。華特．布莫說，「我們愛燃燒彈，我不知道它多有效，但它對提高士氣確實有幫助。」美軍將大量炸彈投在了無人煙的蠻荒，平白浪費了它們。安迪．芬雷森有一次率領一支巡邏隊搭直升機深入叢林，調查一次B-52轟炸的戰果。他們像往常一樣發現轟炸造成的大毀滅，以及許多人最近曾穿過目標區的證據，只不過他們找到的幾灘血跡似乎都是大象或野牛的血。

在槍戰爆發時，許多美軍士兵如果槍支沒有卡膛，會情不自禁用自動連發模式對著密林亂開火，就像七月四日慶祝國慶大放煙火一樣。前進觀測員比爾．哈威克（Bill Hardwick）寫道，「射擊紀律差是美軍通病，他們喜歡胡亂開火……自我感覺良好……完全不專業，敵人一般而言擁有絕佳射擊紀律。」部分原因是越共攜帶的彈藥相對較少，一般不會超過兩個彈匣，這使美軍或南越軍享有持續交火的優勢。喬．坦尼（Joe Tenney）上尉不滿地說，他的連上官兵許多人沒有瞄準的耐性：「有一次我見到一名敵軍士兵從我們埋伏下的殺戮區跑過去，我們有九個人對他開槍，但都沒有打中。」

在談到中彈的感覺時，提姆．歐布萊恩寫道「子彈像拳頭打來的那種震撼，讓你喘氣、咳嗽。十年以後，你仍然記得槍聲響起那一刻那種暈沉沉的感覺，你自身的味道，中彈以後你想些什麼、說些什麼、做些什麼。你仍然記得你的兩眼如何盯著一個小白丸或彈片飛進來，仍然記得當時你心想，哦，就這小白丸，就這彈片，就是我見到的最後東西了，這讓你想哭。」

對每一個步兵來說，最讓人膽寒的術語就是「遭敵火壓制」（pinned down）。聽到這幾個字，表示一個班、一個排、一個連困在敵人猛烈砲火中，前進等同自殺。在更經常的狀況下，這表示沒有人想在那天的戰鬥中贏得一枚「榮譽章」；大家都認為最聰明的辦法就是躲在原地一動不動，等待要求空中支援，無線電兵在越戰過程中這麼重要，原因就在這裡。大多數遭遇戰都很短暫：有一次雙方交火前後僅僅三十秒，巡邏隊三十五名陸戰隊員有十五人死傷。越共往往只會出動少數幾人開火一兩分鐘，然後在美軍召來大砲以前撤離。范斯．斐雷特說，「他們想停火就停火，比我們容易得多。」

低階軍官想在濃密的叢林裡掌控部隊很難，因為比手勢沒有人看得見，口頭命令也往往遭手榴彈爆炸聲、自動武器射擊聲以及恐怖與痛苦的嘶喊聲淹沒。有些營長喜歡坐在休伊直升機裡，從空中指揮部隊，但這種作法很難贏得部屬尊敬。坎．穆斐德（Ken Moorefield）上尉的上校作戰官有時坐在一千英尺空中直升機裡督戰，他的團長在一千五百英尺、師長在兩千五百英尺空中督戰，「我絕不騙你，有一天我在戰場上，美軍總指揮官在三千五百英尺上空督戰……對於那些在戰場上流血流汗的步兵，要他們尊敬那些穿著漿燙得畢挺的制服坐在雲端督戰的指揮官非常難」。

高級軍官試圖微控戰鬥也常令連長們惱火。范斯．斐雷特說，「有一次，我要營長不要插手，直到行動結束後再說。結果與營長起了一些小衝突，我有些過於衝動……造成一些問題。」奇的是，有太多小說與備忘錄談到美軍部屬不僅不尊重，甚至鄙視、仇視他們的高級軍官，卡爾．馬蘭特斯（Karl Marlantes）的《馬特洪峰》（Matterhorn）就是著名的例子。

在與敵軍遭遇時，任何事都可能發生：軍醫查理．施亞那個排的人，會在「那些臨陣退縮的兵」的頭頂上方開幾槍，每個排都有這樣的人。施亞有一次因為一名醫護兵不肯進叢林而將那人換下來，調往基地任職。當他的連在周穆山（Chu Moor Mountain）苦戰時，倖存的士兵訝然發現過去一直表現很好的一名班長「陷於休克狀態，完全不管我們」，那名班長帶著一名傷兵後撤，永遠不再現身。

所有美軍都稱他們的醫護兵「醫生」（doc），都知道他們一旦中彈，在天意決定他們是死是活以前，只有「醫生」能像真正醫生一樣為他們施救。在出偵察任務時，大衛．羅傑斯用一個C-4炸藥袋裝他的醫療器材：鹽片、藥膏與紗布、嗎啡、兩罐清蛋白、一支靜脈注射器與幾枚招喚後送直升機的煙霧彈。在執行正常野戰任務時，他會穿一件裝滿嗎啡安瓶等各種東西的AK-47彈匣背心，還會戴一個D形環剪刀。他說，「大多數傷口在子彈打進去的地方是個小洞，打出來時會造成一個大洞。有一次，碰上一名傷兵，讓我完全傻眼，因為我找不到他傷在哪裡：一定有彈片刺進他什麼地方了。當我們送他上直升機時他還活著，但還沒飛到古芝，他已經死了。」二十六歲、西點出身的福瑞德．希雅（Fred Hillyard）認為，美軍的攻擊往往由於特別重視傷兵後撤而失去衝勁，一旦傷兵死了，救援也失去意義。他說，士兵們「對傷員有一種情緒牽引，一旦傷員死了，情況也隨之轉變。人體內有一盞非常重要的光，那盞光一旦熄滅，你對那人的情緒關注完全轉變……那已經成為一個後勤負擔」。吉姆．威廉斯說，當士兵停止攻擊，背負一名傷員後撤時，「部分原因不過是想找一個脫離火線的藉口，這種作法讓我們送命──真的送命──因為你一旦將火力優勢拱手讓給敵人，你會被敵人火力制壓，無法動彈」。他對連上官兵下令：「中槍倒地的就算是你老娘，我也不在乎，讓她倒在那里，你必須繼續往前。」

一名共產黨軍官以幾個常見的理由表達他對美軍的蔑視：「他們帶太多奢侈品，裝備太重，走得太慢，我們打從老遠就能發現他們到來。」但無論怎麼說，北越軍的戰技未必一定比較好：美軍設下的埋伏哨也能根據同樣聲響──金屬擦撞聲、水壺叮噹聲、隨意交談聲──研判敵軍正在逼近。有一次在一場惡戰中，美方暫居劣勢，但就在這時一名美軍開始對共產黨高聲叫罵，美軍士氣隨而高漲。安迪．芬雷森說，「沒多久，我們都笑得人仰馬翻，開始向敵人叫罵，要敵人有種就過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因為我們火力猛，還是因為我們的笑聲或手榴彈太可怕，但不管怎麼樣，敵人撤退了。」

在一場血腥殺戮結束後，官兵會聚在一起向陣亡的袍澤道別，但在死傷慘重的情況下，這類告別有時也只能放棄。殘殺敵軍屍體洩恨的情況很普遍，一九六七年十月播出的一個電視節目讓媒體蒙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一名攝影師將一把刀交給一名士兵，要他割下一名越共死者的耳朵，讓電視觀眾看個仔細。這名士兵後來受到軍法審判，那指使他行兇的攝影師與記者雙雙逃離美國，不敢出庭。不過，士兵在戰鬥結束後割敵人死者耳朵做紀念的作法時有所聞。華特．布莫的營醫官有一次把布莫領到一邊，提出警告說，他的部下正在蒐集敵軍耳朵。那天晚上，布莫召集全連官兵，要他們坐下，對他們說，「如果你們再幹這種勾當，我會斃了你們，你們的母親會怎麼想？」布莫相信，防止官兵濫行的唯一辦法就是鐵面無私的領導：「容忍割耳朵，會讓官兵幹下更恐怖的犯行，美萊村（My Lai）事件所以發生就是軍官們姑息的結果。」有些美軍不割耳朵，但喜歡在越共屍體上留下一個黑桃A的記號。

約翰．麥納瑪拉在家信中寫道，聽到這麼多人高聲宣揚美軍必須以恐怖戰術對付恐怖，讓他非常憤怒：「僅僅幾年以前，提出這種主張的人只占少數。如果美軍當局真的採取這種作法，情勢將不堪設想。」第一空降騎兵師的唐．葛拉漢寫道，見到一名上校就地解除一名連長的指揮權，讓他「非常得意」，因為這連長縱容手下官兵任意焚燒民房。

有宗教信仰的美軍雖說不多，五個美軍裡面只有不到一個經常參加宗教儀式，三分之二美軍從不參加宗教儀式，但大多數美軍會祈禱。在一九六七年九月的「迅雷行動」（Operation Swift）期間，隨軍牧師文生．卡波丹諾（Vincent Capodanno）告慰一名傷兵說，「保持冷靜，陸戰隊員，很快就會有人過來幫你，上帝今天一直在這裡與我們在一起。」那名傷兵後來作證說，卡波丹諾的出現為他帶來一種無法言喻的平和感。沒隔多久卡波丹諾遇害，獲頒「榮譽章」，天主教會宣布他是「上帝的僕人」。卡波丹諾親臨戰陣的無畏贏得官兵的尊敬，不過有些隨軍牧師的作法似有「太超過」之嫌。詹姆斯．梅（James May）說，他的隊上那位隨軍牧師為展現同袍愛，會說一些驚人的話，例如「上帝，求求您，讓炸彈直接落在那些黃皮膚、狗娘養的小矮個身上」。還有人拍到一名隨軍牧師帶著步槍與手榴彈上戰場的照片，另有一名隨軍牧師更喜歡輪班當直升機艙門砲手。

在荒郊野外運作的部隊會在傍晚停下，盡可能選擇高處可以望遠的地方紮營。經過一整天跋涉，官兵全身裹著一層因汗濕而黏在身上的紅土，若能在附近找到河流，用河中沙礫清洗，就算十分幸運。華特．布莫規定官兵必須刮鬍子：「我要他們用野獸般的狡猾思考，但不要他們成了野獸。」但強制執行這項紀律的軍官不多，特別是在戰爭越打越久，越病態以後尤然。

官兵將大部分黃昏時間花在掘壕上，沒有人不痛恨掘壕，但這往往是攸關生死的大事。好的單位會刨開表層薄薄的黏土，在石礫與樹根堆裡挖掘可容兩人藏身的散兵坑。每當大雨傾盆，散兵坑的射口崩陷，臨時用雨衣搭起的頂篷也垮了。挖好散兵坑以後官兵開始做吃的，一般情況下，都會用一個戳了許多孔的口糧罐做灶，用少許C-4炸藥當燃料生火。誰吃什麼也常引起爭執：大家都喜歡水果罐頭與磅蛋糕，除了華特．布莫以外，沒有人喜歡火腿與利瑪豆。大多數官兵比較喜歡LRRP（長程偵巡）口糧，比較不喜歡制式的C口糧，不過步兵單位不容易領到LRRP。有人為求一餐美食不惜工本。舉例說，他們從馬鈴薯伴肉罐頭中取出馬鈴薯，與乾奶油替代品伴在一起攪成泥，一方面把肉與肉汁倒進水壺杯裡煮。也有人煮即溶咖啡或可可，還在餅乾上塗一些溶了的起士，再撒上一些龍蒿草與蔥花佐餐。

在荒山野地走了兩星期以後，什麼東西吃起來味道都一樣，有時官兵們認為有得吃就算幸運了：如果暴風雨襲來，稱為「滑冰」的空中補給日取消，郵件與啤酒的運補也泡湯了。大多數美軍單位偶而也得挨餓，不過比起他們的敵人，他們的情況好得太多。對美軍來說，特別是在出深入敵後的巡邏任務時，最危險的事莫過於無線電電池耗盡。一旦通信中斷，他們無法要求火力支援與空中救護，連生存都有問題。幾乎每個人都抽菸，C口糧袋裡除裝了香菸以外，還有糖果、刮鬍刀片、牙膏牙刷、寫字紙與鉛筆。藥丸很重要：美軍每天得吞許多鹽片，得用「哈拉宗」（Halizone）將水消毒，經「哈拉宗」消毒的水喝起來像喝碘水一樣，但即使如此，美軍仍然經長腹瀉，得每天四次、一次吃兩粒洛摩提（Lomotil）止瀉丸才能解決問題。他們每天得在一名士官監視下服用瘧疾藥片，因為有些士兵渴望得瘧疾以免進入叢林。在一九六七至六八年毒品濫用情況惡化期間，大多數案例出現在後方：軍官與士官們仍能牢控前線士兵，讓他們不沾毒品。

晚間，或躺在吊床上，或在「滑冰」過後躺在拆開打平的硬紙板上，有人拿出一些扭曲變形的小說讀著。安迪．芬雷森非常愛讀遠離任何火力基地、進行「OP」（observation patrols，觀察巡邏）的書。他喜歡歷史、政治學、人類學，愛讀康拉德（Conrad）、哈代（Hardy）、海明威（Hemingway）與俄岱克（Updike），還是日本經典小說《源氏物語》的忠實讀者。不過，漫畫更受美軍歡迎。哈洛．布萊恩有時在「找不到《花花公子》（Playboys）雜誌時」，也只能閱讀母親寄來的那本聖經了。沒有書看的人就開始交談。大衛．羅傑斯：「你會想到家，『他們現在在幹什麼？』我有個當中士的朋友，喜歡玩字謎。我們在一起經歷了許多事，非常親近。」無論談什麼，最後都免不了圍著「DEROS」──「據估計還有幾天返美」（Date Estimated Return from OverSeas）──議題打轉。每個官兵都將這個日字牢記在心，特別是當他「short」（返國日子近了）時尤其如此。一〇一空降師的招牌歌〈邦尼老鼠之歌〉（Boonierat song）一開始就唱道，「我在這個國家登陸／捐出我一年的生命／武器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只祈求能活下去。」有些美軍喜歡帶著「矮子拐杖」（short-timers’ sticks，一種精雕的手杖，據說可以保護主人安全返鄉）上戰場；也有許多人只帶著註有返美日期的月曆。無論怎麼說，除非老鳥主動告知，菜鳥不能問老鳥在越南已經服役多久，據說這樣問會帶來霉運。

約翰．戴爾．維西奧（John Del Vecchio）寫道：「對許多美軍來說，越南代表沮喪、失望與恐怖之鄉。他們的焦慮主要不是來自北越軍，不是來自叢林……而是來自遠離妻子與親友，以及完全失控。」有人寫信，有人製作錄音帶。還有人傻到把戰場上迫擊砲與一〇五公厘榴彈砲的聲響也錄了寄回家。這些錄音帶確實效果生動，只是把他們那些國內倒霉的親友們都嚇壞了。同時，許多士兵閒來無事，喜歡幹些蠢事。提姆．歐布萊恩寫道，「我們那個排平均年齡為十九或二十歲，也因此，他們無論幹什麼，總帶著一種好奇、玩樂的氣氛，就像在異國他鄉的改革學校舉行比賽一樣。他們像孩子一樣打打鬧鬧，玩許多惡作劇。」有些美軍無論出於故意或出於無知，把這種玩樂精神帶到戰場上，終於付出代價。有個小兵「無論幹什麼都像玩遊戲一樣」，直到有一天他跑到陣地周邊外玩鬧，觸雷炸斷一條腿為止。

夜裡，大多數美軍得輪值守夜，不能一夜安眠。碰上運氣不佳，在外出巡邏任務，他們還得提心吊膽，以免為紅樹樹根絆倒或從稻田田埂上滑落。沒有人不痛恨夜間巡邏，因為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無聲行軍技術不夠完美，特別是在乾季，就算訓練有素的「幽靈行者」也會把腳下殘枝落葉踩得沙沙作響。共產黨可以在黑夜大搖大擺進入村莊聚落，因為他們知道在這段時間不會撞上美軍或南越軍。華特．布莫：「入夜以後，我們不在那裡，越共隨即進駐。」

在大多數情況下，美軍指揮官會在陣地外緣一百到一千碼設置埋伏哨擔任警戒。傑瑞．雷杜斯（Jerry Ledoux）班長說，「我總是保持警戒，讓我震驚的是，我見到有人在執行哨戒任務時竟能呼呼大睡。他們難道不知這是攸關生死的大事，不是鬧著玩的。」喬．坦尼上尉也有同感：「太多的人在執行哨戒任務時沉睡，他們的軍官與士官也不查哨。」就算埋伏哨哨兵警醒，當大批敵人逼近時，是應該開火或是應該不動聲色，也是一項頗費思忖的抉擇。韋恩．米勒有時因為又緊張、又濕、又痛苦而尿了褲子，這有部分原因固然是越南的褥暑難當，部分也因為起身找地方尿尿太危險──不少人因為起身尿尿遭到緊張過度的友軍誤傷。米勒在戰地八個月期間與敵軍接觸過十幾次，但一直不知道他開的槍有沒有擊中任何敵人。只有一次例外。那一晚他出埋伏哨任務，負責克雷莫人員殺傷雷。突然有三個敵人從旁邊走過，他奉命除非有人開火，否則不要採取行動。果然槍聲響起，三名越共急忙掉頭奔回小徑，在米勒藏身處前方現身。米勒按下「地獄箱」，啟動克雷莫，三名越共就在一聲駭人巨響中在他眼前粉身碎骨。

在一九六七年擔任連長的華特．布莫說，「我發現，在服役幾個月以後我才能發揮效率。但一旦能夠發揮效率，我在越南的役期也即將屆滿。」在停留越南的最後幾星期，他駐在非軍事區附近，「我們的任務是找尋北越軍，那段日子非常艱苦，我們幾乎馬不停蹄，有一次一連出巡四十五天，沒有沖澡。我們像野獸一樣活著，卻沒幹出什麼事。有時敵人逮到機會攻擊我們，有時我們逮到機會攻擊他們，北越軍很清楚，若與我們正面對決只有死路一條。我們搞不懂的是，無論我們殺了他們多少人都殺得不夠。」

◎槍砲

在閉鎖鄉間，美軍的火力優勢幾乎不起作用，在這樣的地方，步兵的隨身武器才是決勝關鍵，魏摩蘭的美軍也因此出現一場信心危機。全世界科技最先進的美國，為它的步兵提供的步槍，在性能上比大多數北越軍使用的槍都略遜一籌。不過這也得視狀況而定：在射擊場上，美軍的步槍性能好得多。但在荒郊野外情況就不同了。就算是未經訓練的農民，也能帶著共產黨使用的AK系列衝鋒槍跋涉於沙堆、泥濘與河水間，然後用它們自動連發，而美軍攜帶的M-16步槍，在經歷如此跋涉之後，即使不惜工夫努力保養，也經常發生故障、無法擊發。

AK-47是以米哈伊爾．卡拉尼柯夫（Mikhail Kalashnikov）為首的一群俄國設計師發明的武器，是AK系列步槍於一九四七年研製的版本，因此被命名為AK-47。卡拉尼柯夫是紅軍戰車老兵，在一九四一年負傷，之後以輕武器專家身分受僱。AK步槍的靈感來自德國人為中距離射程（五百到兩百碼）而設計的七點六二×三十九公厘彈筒。卡拉尼柯夫一夥人就根據這種彈筒，以及美國M-1步槍的射擊機制，設計了一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衝鋒槍。這種衝鋒槍所以如此堅固耐用，主要因為它只有八個大而重的可拆卸組件，而且組裝也不求精密，就算摻雜了沙礫也沒關係。槍膛與活塞都鍍鉻，使槍更加牢靠。唯一的缺點是它在射擊時槍管會稍微抬高，在拉桿轉換發射機制時會發出很大響聲。

AK-47射不準不重要，藉由它的半自動或迅速連發功能，游擊隊也能有猛烈火力。自一九四七年以來，共產黨世界各地的工廠已經生產了將近一億枝這種步槍。事實證明AK步槍是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武器，從安哥拉到菲律賓，革命分子都以這種配備香蕉型彈匣，讓人一望而知的武器為首選。中國從一九六三年起開始供應北越根據AK-47改良的56式自動步槍，在越戰期間，造成美軍與南越軍死傷最多的武器就是這種步槍。

在韓戰期間，美國軍方瞧不起AK，認為它不過是一種輕機槍罷了。一九五三年，英國建議以一種類似的點二八〇口徑輕型攻擊步槍裝備北約，但遭美國國防部拒絕。美國堅持使用自己的長距離半自動步槍：即有四英尺長，重達十二磅的M-14。但在一九六二年十月，麥納瑪拉寫信給陸軍部長希魯斯．范斯：「我一直見到某些證據……似乎表示，與蘇聯自一九五〇年以來為蘇軍以及其附庸國軍隊裝備的攻擊步槍相比，M-14在火力與戰鬥效益上都屈居劣勢，繼續讓美軍裝備M-14，只會使這種劣勢持續。」

對於麥納瑪拉這項更新美軍武器的呼聲，陸軍拿不出現成武器作為回應，於是向柯特（Colt）求助。柯特是小口徑步槍AR-15或ArmaLite的製造廠商。這種步槍原是洛克希德（Lockheed）飛航工程師喬治．蘇利文（George Sullivan）在好萊塢車庫裡設計的東西。蘇利文聘請退役陸戰隊員、有兵工背景的尤金．史東納（Eugene Stoner）領導一個設計小組。之後，斐契爾德航空（Fairchild Aviation）買下他們的公司，推出幾種從未進入量產，但引起軍方興趣的槍枝。史東納設計的AR-15後來演成一種輕巧的五點五六公厘步槍，空重六點三五磅，長三十九英寸，以黑塑膠為體。斐契爾德在一九五九年將ArmaLite賣給柯特，柯特隨即展開AR-15的促銷，在康乃狄克州的哈福（Hartford）廠製造這種步槍。

AR-15在越南的第一次實地演練贏得許多掌聲，特別是它的精準度與重量輕尤其大獲青睞，但它的高速飛行的子彈在撞擊目標時容易碎裂，引起「盪—盪效應」（dum-dum effect），有違反國際法之嫌。專家們在馬里蘭州亞伯丁實驗場（Aberdeen Proving Grounds）用活的安哥拉山羊，與從印度進口的割下的人頭與肢體進行恐怖的秘密實驗。實驗結果帶來好消息：AR-15對頭顱造成的損害比AK-47或M-14更兇。一九六三年一月，艾爾．惠勒提出報告說，這種新步槍比卡拉尼柯夫步槍強得多。他承認這種新步槍的賴用性還有一些疑慮，但都是些「隨時可以修正」的問題。那年十二月，國防部下了第一筆大單，訂購十萬零四千枝現在命名為M-16的步槍。不過，是否全軍普遍採用M-16，仍有爭議：陸戰隊希望使用同一廠出產的另一型步槍Stoner63。

到一九六五年，M-16仍處於現地測試階段，測試結果好壞參半。第一騎兵師第七團第一營在德浪河谷之役使用M-16，穆爾中校在戰後對這種步槍贊不絕口，於是魏摩蘭也決定支持美軍改用M-16。另一方面，柯特公司也利用越戰美軍抱怨M-14不敵AK-47的媒體報導，在國會山莊展開遊說。勢力龐大的參議員理查．羅素在十二月七日打電話給麥納瑪拉，開門見山地說，「今天就訂十萬枝，否則我招待記者。」柯特公司在一九六三年財務虧損，但M-16讓它起死回生：這種新步槍後來賣了八百萬枝。

但就在全面換裝M-16時，這種武器的嚴重設計瑕疵也開始突顯。軍方堅持新的步槍必須有長程火力，必須能有效命中五百碼外目標，這些條件對輕型自動武器的工作組件帶來巨大限制。更嚴重的問題是，M-16的彈筒裝填所謂「球粉」（ball powder），而球粉能造成超猛的引爆與槍管的重度結垢。民間槍械玩家暢銷雜誌《射擊時代》（The Shooting Times）在進行M-16測試時，不斷遭到槍枝故障問題。《射擊時代》之後刊出報導說，在發交軍方使用以前，這些問題應該都會解決──但結果問題並沒有解決。槍砲史學者齊佛斯（C.J. Chivers）寫道，「軍方與柯特公司等於是用一個原型進行量產，然後讓軍隊不斷發掘它的疏失，再進行修正。」

整個一九六六年間，在越南作戰的美軍不斷遭到M-16帶來的各種問題，包括它在熱帶條件下很容易腐蝕。在射出一發子彈後，空彈殼往往卡在膛裡退不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士兵如果運氣好，帶了一根通槍條的話，就得將通槍條插進槍管裡取出彈殼，或許還得冒著敵人砲火幹這勾當。由於清槍工具始終短缺，許多美軍不得不用電話線或尼龍繩清理槍管。還有美軍寫信回家，託家人買通槍條。軍火專家對兩千枝首批出廠的M-16進行測試，結果發現有三百八十四枝故障。

有關這種步槍的真正醜聞從這裡開始。關起門來，美國陸軍也知道它面對一場危機：它用一種不能與敵人死戰的武器裝備步兵。但前後好幾個月，陸軍當局一直竭力隱瞞實情。「初期的困難」歸咎於士兵們清槍習慣不佳。陸軍「先進研究發展局」（Advanced Research Development Agency）的理查．哈洛克斯（Richard Hallocks）上校領導一項隱瞞M-16問題真相的作業，而最重要的隱瞞對象就是國會。他在先進研究發展局一份有關M-16的備忘錄上蓋了一個「不得揭露機密」的章，為確保M-16繼續不斷順利出廠，軍方一場制度性的掩飾作業就這樣展開。一九六七年二月，陸戰隊開始在越南換裝M-16。當陸戰隊員紛紛抗議卡膛問題時，軍方仍然把責任歸咎於使用者不會保養。劉．瓦特（Lew Walt）中將堅持，他的部下對這款新型步槍「百分百買帳」。軍援越南指揮部也警告它的新聞官，不得承認M-16有任何瑕疵。

但憤憤不平的陸戰隊員與士兵們開始寫信回家，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華盛頓每日新聞》（Washington Daily News）首先發難，刊出報導說，越來越多美軍認為共產黨的老槍比美軍使用的新槍好。許多動人心弦的故事開始傳回美國，說好幾十名美軍如何在激戰中因武器卡膛而受盡折磨。美國地方報紙《亞斯伯里公園晚報》（Asbury Park Evening News）引用一名陸戰隊員在一場行動過後的話說，「你知道最讓我們送命的是什麼嗎？是我們自己的步槍……我們發現，幾乎每一名陣亡美軍身邊，都躺著一枝死者生前曾經忙著修復的故障步槍。」這說法當然過分誇張，但國會開始注意這個問題。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新澤西州一名眾議員將《亞斯伯里公園晚報》的剪報送給麥納瑪拉，麥納瑪拉這時再想推諉也難了。

陸戰隊這時正投入所謂「山坵戰」，這波戰役中有一百五十幾名陸戰隊員喪生，其中有些人帶的是不能射擊的步槍。那年七月，陸戰隊第三團第二營由於M-16步槍不斷故障，遭到慘重傷亡。葛瑞．特里（Gerry Turley）上尉說，他的那個營因為換裝M-16而「災情慘重……我們接到命令，『把M-14都丟在這一堆，從那一堆裡撿一枝M-16。』換裝以後，武器故障率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我們不斷抱怨，他們卻總是聳聳肩，『把它們清得更好一點就沒事了。』」在第二營所有五名連長都在三十天的激烈戰鬥中陣亡以後，有些軍官明白表示，造成如此嚴重損失的罪魁禍首就是M-16。特里說，「你能想像那對步兵營的影響有多大嗎？我們的士氣沉入谷底。」

二十三歲的麥克．齊尼法（Michael Chernevak）中尉，在家信中詳述他擔任連副的那個連，如何在一場戰鬥中發生四十起武器故障事件。他把這封家信副本寄給代表他的國會議員，寄給羅伯．甘迺迪，還寄給以《華盛頓郵報》為首的幾家報紙。《華盛頓郵報》隨後在十月二十九日發表這封信。陸戰隊於是展開調查，但對象不是M-16的瑕疵，而是寫這封信的人的「罪狀」，於是齊尼法遭上級正式申誡。但柯特公司派駐亞洲的代表伊藤金光寫信給柯特公司，說有關M-16有瑕疵的說法並非不實。伊藤金光本人也出席一次他所謂彷彿「群獅怒吼」般的陸戰隊集會。他說，大多數與會陸戰隊員痛恨他們的新步槍，「而且恨得有理」。面對這些私下與公開說詞，柯特的反應是用一堆謊言一味抵賴，他們堅決否認M-16有任何差錯。到一九六七年年底，美軍開始不作使用訓練，直接用直升機飛入戰地，將M-16丟給陸戰隊營使用。華特．布莫說，「那簡直是惡夢，在一次伏擊中，一半的步槍故障。我一直敬愛陸戰隊，但陸戰隊也幹不少蠢事。」同樣，朱德．金尼也「一直認為M-14是比較好的武器」。

倒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對手的武器AK-47，一名南越軍官在部下對這種武器進行測試之後提出報告說，他的部下大多數最後都不肯使用AK-47，因為它在運動時很難換彈匣，很容易生鏽；而且經過一陣猛烈開火之後，AK-47的效率會迅速降低。美國陸軍與陸戰隊逐漸學會與M-16共存，用它戰鬥，當局也將更多清槍裝備發給他們。一九六六年出廠的一些M-16經過整修，兩年後，換裝新緩衝器與鍍鉻槍膛的新型M-16出廠，效率較好。但基本事實仍然不變：M-16儘管比AK-47精密得多，但沒有AK-47堅固耐用。此外，讓駐越美軍使用這種只需三秒鐘就能打光一個彈匣的步槍，是否合乎美國最佳利益也很難說。美國維護南越的努力因眾多軍事困境而受挫。或許就很重要的意義而言，這段M-16與AK-47的故事堪稱是這些軍事困境的典範。

像很多涉世不深的人一樣，威廉．魏摩蘭也愛出風頭，至少在風頭毀了他的名譽以前如此。有一天，在他前往第一空中騎兵師視察時，唐．葛拉漢與他以及他的三名助理一起旅行了幾小時。葛拉漢問其中一名助理說，「先生，你究竟得為將軍做些什麼？」那助理答道，「我負責為將軍攜帶一套燙得畢挺的制服，以免將軍在會見部隊時不夠光鮮體面。」一九六七年，在詹森力邀下，魏摩蘭高調返美，用他的名譽向國人保證戰爭進展順利。

私下裡，魏摩蘭完全沒有這麼樂觀：他不斷要求華府增兵，要求更多、更多的兵。但無論怎麼說，他只是奉總統之命行事。十一月七日，《華盛頓明星報》（Washington Star）以他的話「就軍事意義而言，這場戰爭勝利在望」為標題發表一篇報導。《費城訊問者報》（Philadelphia Inquirer）記者鮑伯．康西定（Bob Considine）也隨聲附和，寫道：「不要再胡思亂想，我們就要打贏這場爛仗。再重一遍，不是僵局，是打贏。」十一月二十一日，魏摩蘭告訴國家記者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敵人一年多以來沒有贏過一場重要勝仗……他只敢在保護區邊緣用大部隊作戰……他的游擊隊兵力在逐漸減小，士氣問題越來越嚴重。」就連一直批判魏摩蘭的詹姆斯．芮斯登，對魏摩蘭竟能這麼有信心也不得不表示佩服。在國家記者俱樂部的演說過後，全美各地的忠貞派與愛國者歡欣鼓舞，支持他們的總統與將軍。不僅如此，他們對反戰論調的反擊也開始越來越兇。在十二月二日的全美勞工聯合會（AFL-CIO）大會中，國務卿魯斯克將反戰示威者比為希特勒的納粹黨衛軍。

但約翰．麥納瑪拉在家信中寫道：「在越共／北越軍與我本人間，存在一種誠實與互敬……我們正走向一種與法國當年出奇相像的情勢──軍事上，我們不屈不撓，但政治上支離破碎得無可救藥。」唐．葛拉漢在服役越南期間與他身為《華盛頓郵報》老闆的母親經常通信。他後來說，「我當時很困惑，不知道我們應該作些什麼，而且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我們應該作些什麼。當我（在一九六八年七月）返美時，我感謝上帝讓我離開那個地方，我也不會建議任何人去那個地方。我們可能在那裡打二十年，結果什麼也改變不了。主要事實是，我們找不到敵人。」葛拉漢從一種或可稱為「特權低層」的角度觀察這場戰爭，但他說得沒錯。一九六七年八月，美軍展開「聯結市行動」（Operation Junction City），在西寧省發動攻擊，攻勢之猛令北越軍官范福逢震驚，范福逢的手下糧食、醫藥補給、武器彈藥即將告罄，但「他們仍一波波不斷攻來」。當他奉命在一處被炸得亂七八糟的森林殿後，讓師的其他單位撤離時，范福逢相信自己死期已至。他們架好武器等著，準備最後一戰。但幾個小時過去，美軍沒有衝他們而來。范福逢與他的手下慢慢回過神來，幾乎難以置信地發現，他們還能再活、再戰鬥一天。

敵人的掃蕩、巡邏還有那許多代號花俏的空中攻擊，似乎未能對共產黨的衝勁與蠻橫造成多少影響。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在占領中央高地的大山（Dak Son）山地人社區之後，他們將村裡兩千居民殺了兩百五十多人，然後放火燒村。在龍庭，北越將領們計畫著更加大得多的行動。

譯注：4F，美國徵兵系統的一個代號，指體能不符標準，不需服役的人。 back

譯注：基．卡森偵察隊，越戰期間成立的一支特戰單位，成員都是前越共與前北越正規軍。 back

第17章我們的人，他們的人：越南戰爭

Our Guys, Their Guys: The Vietnamese War

◎過一天是一天

道格．蘭賽在被俘以前，經常與約翰．范恩（John Vann）開一輛滿是彈孔的鮮黃色小貨卡在越南鄉間兜風，為的就是飽覽這異國他鄉的田園風情。他寫道：「我們路過一個又一個油綠蒼翠、即將成熟的稻田，見到那肥厚的稻核先是緩慢，之後迅速由禾桿色轉為黃昏時分的番紅花色，再在落日餘暉下發出耀眼金光。我們就像初次下鄉露營的小城孩子一樣，享受這微涼、沁人心肺的風，享受這耳邊、眼前數不清、道不盡的田野風情。偶而，我們也會在紅瓦或茅草為頂的小屋前停留一兩分鐘，時近傍晚，農民就像幾百年來他們的先祖一樣，已經在這時回到屋裡。而我們也利用這短暫片刻，拋開那些沒有生氣的備忘錄，那些沒有生氣的軀體，重新發掘正常而有理智的人生、正常而有理智的美與真理究竟是什麼。」蘭賽悲傷地補了一句：「當然，我知道，所有這一切有一天都將從這裡消失，取而代之的也許不是二十世紀、而是十八世紀的東西，而且那一天很可能即將來到。我也知道，我這些一廂情願的浪漫假像，背後隱藏著終生做牛做馬的勞累，永無止境的貧窮，阻礙進步的迷信，還有九成地方百姓活不久長的悲慘現實。」經過十年戰亂，越南的城市居民人口占比在一九七〇年增加到百分之四十。

人生就是你習以為常的日子。年輕越南人接受了這場戰爭，將它與稻田以及椰林一樣，視為他們的自然環境。嚴正（Nghien Khiem，譯音）談到他的學童生涯說，「我們學會在聽到火箭聲響時要跑，否則不必過於擔心。」但除了極少數特權階級以外，這場戰爭決定了越南人畢生的命運。潘唐虞一直想利用他在大學主修化學的優勢進入藥廠工作，但在一九六六年的南越，除了加入保安部隊當一名特種單位警官以外，他已別無其他選擇。這種有志難伸的現實讓他抱憾終生：「我的警官生涯很成功，但身為警察免不了惡名……」美軍勢力所到之處，地方百姓能賺到美元，但也付出代價：在一個野戰砲兵部隊調防時，部隊卡車一連幾夜在前往歸仁的路上橫衝直撞，卡車司機先是撞死一名六歲山居部落女童，接著又在崑嵩郊外撞到一名老婦。一名卡車司機一邊大笑，一邊在一名騎腳踏車的人後面狂按他那響聲震耳欲聾的喇叭，嚇得那人匆忙騎車躲向路邊矮叢，結果腳踏車翻了，車輪輻條插進那人腳中，弄得血肉模糊。事後，一名司機有些慚愧地說，「有些美國人就是這幅德性。」

河內與西貢都因戰亂而凋零，河內的情況尤為嚴重。六十年代後半，受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影響，北越本以一貧如洗的生活更加艱困。孩子送進政府辦的育幼院；農業集體化嚴厲執行；私有財產逐漸成為遭人垢病的對象。迫於統一鬥爭的必要以及美國帝國主義的罪惡，胡志明的子民認命地接受了這一切。蘇聯現在成為北越官方口中的「革命主義者」。

西貢的情況反映當局只顧打仗，其他一切，就連街道清理都不加理會。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西貢的富壽（Phu Tho）賽馬場一度像巴黎隆尚（Longchamps）賽馬場一樣優雅。但到了六十年代後半，紅黃相間的看台塌了，蜻蜓成群結隊在馬場上飛舞。偶而在周日，就像美軍一樣痛恨暑熱的八十磅羽量級馬師仍會在這裡比賽，引發一場狂賭。但談到戰局，就連當時最閃亮的名流究竟支持哪一方也讓人莫測高深，難以下注。以糖業公司（Société Sucrière）老闆張如堂為例。他有五千名員工，過著精緻社交生活，在聖雅克角（Cap St Jacques）擁有一棟海濱別墅，在大叻度假，在最豪華的俱樂部打網球與四色牌，但他的祕密身分是民族解放陣線高幹。

他在一九六五年遭到檢控，在坐監六個月之後出獄回到糖業公司。但兩年以後，他被變節投靠西貢的共幹柏茶（Ba Tra，譯音）出賣，之後遭越共暗殺。張如堂對他蹲了半年的那所越南監獄有一段生動的描繪：「它自有一股懾人的威勢……讓我嚇得魂飛魄散。長廊走道上或坐或躺擠滿用一條纏在腳踝上的長鏈鎖在一起的囚犯。許多囚犯一臉血汙浮腫，手腳以怪異的角度伸著。有人痛苦不堪，也有人只是倒在那裡，茫然凝視。人叢傳來呻吟與哭泣聲，空氣中充滿持續不斷、低沉的哀音，我的心開始猛跳。走道一邊排著一扇扇顯然通往拷問室的門，門裡不時傳出咒罵聲與一陣陣痛苦的嘶叫聲。」在交戰雙方眼裡都是特權階級的張如堂，由於花了大錢買通，獲得獄方從輕發落。他的妻子向主訊問官行賄六千美元，讓張如堂免遭刑求；之後她又花了五千美元賄賂主審法官，讓張如堂獲得僅僅兩年的輕判──那法官之後成為阮文紹的首席安全顧問。兩年後，張如堂躲進叢林，與他的民族解放陣線同志會合。

在南越，家庭關係的重要性至少不輸意識形態。中情局西貢站資深主管法蘭克．史奈對越南人崇敬有加，但不同意法蘭西絲．費吉洛那種理想化觀點：「她筆下的越南，不是我得應付的那個越南。我見到的越南人並沒有想那樣成天忙著宣揚反殖民主義，他們似乎非常實事求是，南越是一連串不斷調適的產物。」阮文紹總統的心理戰主管讓他在順化主持一個共產黨諜報站的小姨子藏在自己家裡；南越軍參謀長保護他妻子的兩個外甥，這兩個外甥的父親是高級共幹；張如堂的女兒鑾（Loan）是阮文紹女兒春英（Tuan-Anh）的好友，甚至在張如堂的叛國身分暴露後，阮文紹仍然歡迎鑾到家裡作客，後來還資助鑾到美國賓州學電腦。

雖說南越仍保有絕世自然之美，但戰爭也為這一切帶來嚴重汙染，遍布全國各地的七十七所孤兒院與二十萬少年犯罪人口是戰禍為害的又一見證。一些農民，由於擔心稻田遭過往軍車輾壓破壞，乾脆捨棄農田遷往城市謀生。西貢與附近隆平（Long Binh）與新山一軍事基地近郊上空，永遠籠罩著一團化學雲霧。由於乏人維護，加以天候因素與越來越洶湧的車潮，以及一九六七年掀起的本田輕型機車大海嘯，讓南越每一條街道都坑坑漥漥，滿目瘡痍。就像安全檢查哨站、鐵刺網、與卡車噴出使人欲嘔的柴油黑煙一樣，水泥塊與垃圾無所不在。

西貢河與鄰近運河沿岸搭起許多棚屋，每個地方都能見到工匠在敲敲打打，首都每一條街各有屬於自己的特定一套求售商品：一條街專賣廚房用品，另一條街賣電扇，還有的街賣冷氣機、腳踏車、衣服、圖書、照相機、迷彩童裝、魚醬、肥皂、蔬菜、堅果、橘子、蒜拌田雞與鰻魚、冒充蘇格蘭威士忌（Scotch）或波本威士忌（bourbon）的米酒等等。此外還有女郎：數量驚人的美女，濃妝艷抹在街頭賣春，有的打扮成冷面嬌娃，有的以多愁善感取勝。西貢仍有浪漫，只是貧窮與骯髒主控了一切。無論河內那些單調乏味的社會主義者怎麼想，這是一種意識型態品味問題。

戰事在鄉間打著。村民常對那些越共游擊隊說：「你們當然容易，你們有的只是手上的槍還有背上背的包，你們可以走到哪生活到哪；但我們有老婆有孩子，有米有田，我們不能帶著它們走，單只是要水牛跟我們走已經夠難了，我們必須留在這裡。」許多人抱著「過一天是一天」的宿命論調活著。共產黨所以能夠勝出有一項重要因素：他們比西貢政權更能有效處理偏遠農鄉事務。共產黨散播謠言說，「大眼賊」的接種計畫能讓孩子以後無法生育，目的其實是在懲罰支持越共的村民。儘管有人向一名美國蟲害防治專家提出警告，要他不要捕殺老鼠，因為鼠肉已經成為一項重要佐餐食品與農民的重要外快來源，但這名專家仍然堅持到底。

美國採取一項改善士兵口糧的計畫，不再供應所有越南人都愛的魚醬，改以從韓國進口、越南人不喜歡的醬油，引起普遍不滿。「奇蹟米」增加收成，讓農民一開始笑逐顏開：沒隔多久，南越米產半數以上屬於這種革命性穀種，有人戲稱這種米為「本田米」，因為許多農民靠它賺了錢，買了本田機車。不幸的是，創造這種「奇蹟」需要大量肥料與殺蟲劑，後來美援縮水，油價與肥料價格高漲，南越米產也應聲重挫。

幾乎沒有農民對政府有好感，在他們眼中，政府是遙遠的實體，除了向他們課稅、搶走他們的年輕人以外，什麼用都沒有。共產黨也幹一樣的事，不過他們懂得偽裝善意，手段比較高明。南越軍在路經農民田地時，總是肆意摘採農民種的水果、抓捕農民養的雞鴨。但越共能自我克制，不亂摘採屬於他人的蔬果，讓一名美軍戰俘稱奇不已：「我們的行進路線通過一座菜園。但由於這座菜園顯然是一個姊妹單位的財產，儘管看守我們的衛兵大多數已經一年多沒見過新鮮蔬菜，卻沒有人見獵心喜，就連隨手抓一把卷心菜葉的人都沒有。」澳洲醫生諾曼．維德漢（Norman Wyndham）在頭頓寫道：「農民要的不過是和平，他們已經一無所有，當然也不怕新政府上台會從他們身邊取走什麼。」

克萊登．亞伯拉姆斯將軍說，西貢那些區長「無能到暗殺他們都是浪費子彈」。幾乎在南越所有的偏鄉居民中，唯一對政府有好感的是經歷過北越統治的一小群少數民族，包括一名叫做吳廷和（Ngo Dinh Ho，譯音）的老村長。他在一九六七年對一名英國記者說，他幼時在共產黨統治下過了十年「人間地獄」般的日子。他那些住在三角洲外海富國島上的鄰居，許多人像他一樣，原本都是來自北越的漁民。吳廷和說，「這個紅土國非常好，如果我們能趕走越共，這個國家就像天堂一樣美，像夢中美女一樣……我非常感謝美國的幫助。」如果能有更多越南人經歷過吳廷和的人生經驗，這場戰爭或許能有不同的結局。

◎戰士

對南越境內的共產黨戰士來說，一九六七是艱苦的一年。北越軍第三師「黃星」師的一名士兵，談到第三師如何損失慘重、潰不成軍：「他們在出發時軍容壯盛，返回時整個一連可能只剩下四到七個人，圍坐在一盤飯邊吃著。」在遭到美軍第一騎兵師痛擊之後，「我們的士兵不由自主地又害怕又困惑。」這名士兵又說，在一九六七年冬一場戰役結束後，他的營「被撕成碎片」兵力從兩百四十人減少到三十八人，但它還是必須打下去。

美軍大舉進駐為湄公河三角洲的越共帶來巨大壓力，與更偏北的山丘與叢林相比，湄公河三角洲的地形較不適合游擊隊活動，而且也沒有地道可挖。北越重新使出暗殺「政府同情者」的伎倆，想盡辦法保住他們在三角洲的主控優勢，但也經常踢到鐵板。一九六三年以來一直在北越運補作業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海上補給線，因美軍的外海與河岸巡防而幾遭切斷。

從這以後，由於比較接近胡志明小徑，北部與中央高地成為共產黨偏好的決戰戰場。這個地區由於蠻荒與叢林地貌過廣，儘管美軍擁有精密偵聽科技，共產黨仍能保有常設基地營。安迪．芬雷森談到，他的長程巡邏隊曾在寮國邊界附近碰上這樣一處基地營，它藏在一百英尺高的叢林里，還有竹籬、削尖的叉子與碉堡做為保護。「這座要塞化小村的每一端都有一個架高十英尺的哨戒塔。我數了數，共有八間造得很紮實的草房，每一間可以住下一個班。村裡還有一個大型動物欄，裡面養了豬，有一間充做廚房的草屋，有一座架高有頂棚的台子，還有一棟用刨光的木料與竹子建成，附陽台的非常大的兩層樓建築。這處基地營的規模與精密讓我們震驚。」

一九六六與一九七三年間，道格．蘭賽與其他幾名美軍戰俘輾轉停留在幾處這類基地營間，偶有機會也曾對共產黨戰士進行一番觀察。蘭賽寫道，「北越軍與越共的精英……最大的毛病就是年少輕狂、自以為是的狂妄以及對西方的全然不屑一顧。」這些美軍戰俘發現，就像在所有人群聚落中一樣，共產黨戰士也良莠不齊。「其中有非常美好的人、也有精神恍惚的施虐受虐狂；有瘦弱型書呆子、也有猛男型大漢；有人大嘴巴、也有人羞怯寡言；有來自城市見多識廣的人、也有鄉巴佬；有勢利的小人、也有一心一意追逐真理的才智之士。我相信，我落在越共手中，比落在某些極左派仇恨美國人團體手中更安全，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證明我們比越南人更暴力。」

俘虜他的那些共產黨對孩子非常和氣，對動物卻殘暴得令人髮指：用活鴨子餵蛇是西貢動物園的一大熱門節目，但也讓到訪的西方訪客觸目驚心。像許多美國人一樣，蘭賽也注意到北越人與南越人對教條灌輸的胃口大不相同。北越人從小生長在教條灌輸環境中，對教條灌輸也習以為常；而南越人對教條灌輸一般漠不關心，只會在驅逐外國人、改善農民生活的議題上喊喊口號而已。戰俘審訊專家鮑伯．戴斯塔也認為，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是仇恨外國勢力的附屬品：「甚至許多共產黨員，當年所以入黨只因為那樣做很實際罷了。」道格．蘭賽遇到的那些游擊隊員大部分年在二十五到四十歲間，比他們的美軍對手經驗老到得多。他們死命聳著肩說，「我們又能怎麼做？就算講到臉孔變紫又能怎樣？我們只能不斷打下去。」許多越共渴望採取決定性步驟，與美軍攤牌，就算危險也在所不惜──這也是他們所以迫不及待加入一九六八年春節攻勢的一個誘因。

年輕女軍醫唐翠沉（Dang Thuy Tram，譯音）在廣義省山區工作時寫下的日記，對一名革命信徒的心理有鮮活的描繪。與其他許多共產黨文獻紀錄不同的是，這本日記當時未經檢查，事後也未經修改粉飾。唐翠沉是河內著名外科醫生的女兒，一九六七年，當時二十四歲的她，沿胡志明小徑跋涉十個星期，在一所越共野戰醫院工作。唐翠沉單戀一名早自少女時代就結識的北越軍官，對她來說，對這名軍官的思念與對美國「土匪」的仇恨就是她人生的動力。她在日記中寫到她對入黨的渴望，也對她的「知識分子」背景可能使她無法入黨而憤憤不平：「他們為什麼要在中產階級的道路上插滿釘樁荊棘？無論妳表現得多好……妳仍然比那剛開始了解黨理念的勞工階級低一級。」她後來終於得償夙願、獲准入黨。

唐翠沉經常因自己照料的越共戰士傷重不治而哭泣：「今天一名同志倒下，明天另一名倒下，這樣的痛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殘屍碎骨讓我們心中那座仇恨之山越積越高……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把這些嗜血暴徒全部趕出我們的祖國？……如果有一天我們能活在社會主義的芬芳中，我們要永遠勉懷今日這一切，勿忘所有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犧牲奉獻的先烈。」或許這像是宣傳單上抄下來的句子，但它確實是唐翠沉滿腔熱情的忠實寫照。當時有一名同志向她示愛，唐翠沉厲聲答道，「我的心除了投入工作以外，別無一切私人夢想……還有什麼能比成為這個革命家庭一分子更讓人驕傲的事？」她的一名叫做「陸」（Luc）的年輕戰友喜歡在營區唱一首歌，詠嘆山川之美：

「多美的山水

當月光映上山丘，雲朵飛在腳下時。」

「陸」雖說多愁善感，卻也喜歡繫一條繡著「為國家生存誓死犧牲」幾個字的紅領巾。後來他在攻擊德普（Duc Pho）區中心時繫著這條領巾戰死。

「陸」與唐翠沉這些革命志士的熱忱讓一些美國人深受感動。為《紐約時報》採訪這場戰爭的傑克．蘭谷斯（Jack Langguth）在之後出的一本書中寫道：「北越領導人……理當勝利；南越領導人……理當失敗。」西貢政權與它的美國老闆每天公然製造許多暴行與蠢事，而共產黨卻懂得關起門來惡搞，對這個在記者群間甚為普遍的觀點也有推波助瀾的效果。在現代自由民主國，雖說許多人民對運動團隊的關懷尤勝於政治，但也有不少人關注生活在其他文化裡的信徒。只是戰爭總能藉爭自由之名，鼓動、扭曲年輕男女為它犧牲奉獻。旅居越南境內的外國人讚揚共產黨刻苦奮鬥，批判西貢政權貪汙腐敗，實也不足為奇。但他們所見，只是半個事實。

河內所以能在這場全球宣傳競賽中勝出，部分導因於它的「拒不作證」（omertà）政策。由於新聞檢查，外國人對北越壓制本國人民與北越經濟政策失敗的事一無所知。它沒有為它的戰爭罪行留下任何形象，只有少數同情它的外國記者才能獲許甚至只是一窺它的風景。戰後許多年，越戰期間著名胡志明信徒、法國記者珍．拉庫提（Jean Lacouture）在一份手寫的訪問稿中告訴米蘭一家報紙，「在越南問題上，我的行為不時像個激進好戰分子，不像個記者。我刻意掩飾北越某些有關戰爭的行為……因為我相信北越打的是正義之戰，我不應該揭露他們的錯誤。我認為，暴露北越政權的史達林主義特質不合時宜。」

根據宣傳政策，北越的國營廣播與出版系統將一切與這場全國性奮鬥無關的東西完全剔除。就這樣，電台播音員「河內漢娜」（Hanoi Hannah）對一九六七年的中東戰爭、一九六八年的蘇聯入侵捷克或對美國一九六九年的登月隻字不提。共產黨發行一本叫做「戰爭真英雄」的漫畫，對一名女性自殺炸彈客大肆吹捧，讓戰俘蘭賽看得倒盡胃口。河內電台從早播到晚的戰歌也令他痛恨不已，「他們很顯然同情、而且喜歡暴力，他們的觀點狹隘、尖酸刻薄，只曉得找一些英雄與惡棍。」北越軍進行曲的歌詞也令蘭賽反感：

「解放南方！

我們堅決前進

殺掉美國帝國主義者，

打垮出賣我們國家的美帝走狗。」

但從保寧那本自傳體小說《戰爭的哀愁》（The Sorrow of War）中，我們可以看出，並非所有共產黨戰士都千篇一律遭到洗腦。本名黃歐方（Hoang Au Phuong，譯音）的保寧，生於一九五二年，以北越軍步兵身分在南越過了四年。他對戰爭的悲慘描繪顯示，驅使北越南人戰鬥的動力，與驅使美國人戰鬥的動力沒有兩樣，也是同袍愛、對生存的渴望、喪失友人之痛、對留在後方一位女孩的迷戀等等。《戰爭的哀愁》中有一段寫道，作者第二自我的青年軍官「簡」（Kien）不肯接受一名年輕戰友的示愛：「他痛恨兒女私情……在經過這許多可怕的戰鬥之後，如果團裡每個人都拿私人問題來找他，他不如跳水自殺算了。」

「簡」支持北越的鬥爭，但北越要鄉下孩子承擔作戰重擔，卻不讓這些孩子對本身的生死命運有發言權的事實，讓「簡」很不以為然。本身受過高等教育的「簡」喜歡這些「友善、單純的農民鬥士，他們不凡的素質已經造就一支幾乎無敵的戰鬥武力」。那些抽大麻的美軍，在對手陣營裡也有同好：「簡」帶領手下摘下雨季開白花的「狗薔薇」，將它的花與根曬乾然後吸食，「它的氣味瀰漫空中，特別在夜晚……尤能引人春夢。當我們醒來，氣味已經散盡，但我們仍感慾火中燒，既痛苦又喜不自勝。」

當他們將碾碎的狗薔薇花與根，混著菸草一起抽時，「只抽了幾口，他們就覺得自己離地而起，就像那一縷煙本身一樣，寂靜地隨風飄浮……他們可以決定想夢些什麼，甚至可以像調製一杯美味的雞尾酒一樣，可以為夢裡填料。抽了狗薔薇菸，可以忘卻戰士那種地獄般的日子，忘卻饑餓與痛苦，還能忘卻死亡，而且全然、完全地忘卻明天。」保寧在這本小書中也不忘挖苦當局的教條灌輸：「政治不斷持續，上午談政治，下午談政治，晚上還要談政治。『我們贏了，敵人輸了，敵人一定會輸，北越……大豐收。人民會起義，歡迎你，只有那些無知的人才不會歡迎你。』」

美軍將每天領口糧視為理所當然，他們的敵人可不這麼想。北越軍官相互告誡說「米糧是關係我軍成敗的元帥。」以范福逢為例，就曾月復一月、後來年復一年，無時不刻地與好友程江（Thanh Giang，譯音）討論口糧問題。他們也共享笑話──「是的，我們講笑話」──還吹噓各自的情史。最後，當范福逢在西寧附近一次空襲身負重傷時，程江把他拖到後方，切除他鮮血染紅的衣衫，還從自己的背包中取出一套衣服為他穿上。范福逢直到日後才發現，好友為他穿上的，是好友珍藏的結婚服。程江後來成為著名作家，人稱「越南的海明威」。

阮安上校愛打獵，每見到鹿都不會放過，有時他的部下還會碰上更大的獵物。他寫道：「有一次在行軍途中，隊伍前方突然傳話下來：『我們有象肉吃了！快！』」每個人都加快腳步，當阮安一夥人趕到獵殺現場時，他們發現由於那頭象皮堅肉厚，用刀根本切不動，士兵們只得用一小支炸藥炸開牠的臀部取肉。「一名士兵從牠的肚子裡帶著一大塊肉爬出來，一堆士兵爭先恐後，在挖下的肋骨上取肉，另一堆士兵從臀部割肉。最美味的軀幹與四隻腳已經有人取走。不到幾小時工夫，那頭象只剩下一堆皮與骨。」他們對那一頓美味念念不忘，還在北越軍地圖上將那個地點取名「象野」。

但就算北越人饑不擇食，有時還是拒吃一些東西：保寧筆下那名簡姓軍官說，他的戰友「貴人」盛（Thinh）有一次射殺了一隻大猩猩，他召集全班士兵把那隻大猩猩抬回茅屋：「但，老天，在剝了皮以後，那猩猩活像一個皮膚長了瘡的肥女人，半白半灰的兩個眼球還咕嚕嚕轉個不停。嚇得整個班的人丟下手邊東西，尖叫逃跑。」他們後來不但沒吃牠，還把牠葬了，為牠立了碑。

飢餓也不是北越軍最大的苦難，蛇、蜈蚣等毒物不像一些美軍想像那樣僅僅危害外國人而已。談到天氣，越南人也有一首悲歌，其中一段歌詞這樣寫著：「雨水從香蕉葉上滴下，涓涓不絕，告訴我們秋天到了。」在雨季的叢林，士兵們的衣物永遠透濕，雨水從臉孔上不斷傾瀉而下，雙方士兵竟能在如此環境下尋得片刻安寧，說來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但套用范福逢的話說，「當你在那天已經走了十八英里，而且很可能之前一天也已走了十八英里，只要部隊停下來，你倒頭就能沉睡，管他下不下雨。」

疾病也讓北越軍聞風喪膽，而他們的軍醫也往往束手無策。一九六七年，一名北越士兵向西貢軍隊投降。他得了急性瘧疾，在高棉境內一處營區接受治療，而治療他的醫生碰巧是他的親戚。這醫生告訴他，如果想活命，就得「招好」（叛逃），因為繼續在叢林待下去只有死路一條。他在叛逃後被送往一處美軍野戰醫院，需要大量輸血：二十名美國人慷慨解囊，為他籌得這筆醫療資金。恢復健康以後，他加入政府的一個武裝宣傳連，向友人高喊「阮文紹、阮高祺與美國帝國主義者萬歲！」他說，他現在唯一仍然尊重的共產黨，只剩下那位勸他「招好」的醫生。

就連南方局高級共幹也難逃瘧疾與缺少維他命導致的慢性病毒手，張如堂在叢林生活六年，每年有兩個月發燒躺在床上：「幾乎所有住在叢林裡的人都因黃疸病而臉色焦黃、發白。」河內派出衛生部長南下，研擬對抗瘧疾之道，結果他本人也死於瘧疾。因染患痔瘡而苦不堪言的越共與北越軍人也不在少數。

美軍常抱怨離家太遠，北越軍人卻得忍受幾乎絕對的遙遠：他們除了貼身經驗以外，對世上發生的一切幾乎一無所知。穿越胡志明小徑從來就充滿凶險，就算這時有些路段可通卡車也不例外。北越軍上校阮安在一次奉召返回河內的旅途中，寫了一段短文：「每天晚上，數以百計的卡車與汽車排成一條長車龍。有一次，當我們的車子開到半途時，整個車隊突然停下，每一輛車都熄了車燈。敵機在我們上空呼嘯而過，我們看見曳光彈在前面遠方上空閃爍。我們坐在那裡等了好幾小時。我焦急地看著錶，已經是凌晨四點，天光即將破曉，我走到車隊前方查看究竟。夜色平靜得出奇，整片地區彷彿全無生氣，耳際傳來只有夜蟲的低鳴。我在幾輛卡車駕駛座旁的門上敲著，大聲問道，『裡面有人嗎？』但沒有人答腔。我仔細聽了聽，聽到酣聲。我們的車子於是開出來，超過那些擋在前面的卡車逕自前行。」隔不多久，阮安的車子在通過一座橋樑時，橋樑倒塌，他也因此全身裹在繃帶裡抵達河內。他的一名上校友人打趣他說，「在中央高地幹了這麼多年，好不容易有機會回家抱老婆，卻讓你的嘴唇腫得像氣球，沒辦法吻老婆，你現在又能怎麼辦？」

每隔一段時間，總有軍郵帶著約六十磅信件沿胡志明小徑南下。無論最後能有多少軍郵將信件送達，能夠撐過嚴苛的天候條件、能夠躲過轟炸已經算得上是小小奇蹟。一名士兵說，「大雨往往把信件打濕，弄得字跡模糊，無法辨認」，但大家還是把它們當寶。「好的時候，我們一年可能可以接到兩次信，但如果情勢不好，信件也會變少。每當士兵接到信時，這信絕不是他的私人財產：整個一班人都聚在一起，聽他大聲讀信。」

美軍與南越軍的行動迫使北越與越共單位經常、迅速地移防。軍醫唐翠沉談到，被迫放棄山裡的據點讓她多麼心痛。充滿浪漫情懷的她，已經愛上這所原始的小小醫院：「或許，最讓人傷感的事莫過於撤離──房子放棄了，房裡家具已經搬空，沒有一點生氣。今天下午，當我從森林回到診所時，敵人已經不遠──我望著這些可愛的房子，滿腔怒火……這裡的一石一木都是我們不辭勞苦的成果。一旦離開這個地方，何年何月才能重溫舊夢？」

第二天一早，一長列戰士、挑夫與醫療人員上路，他們用擔架抬著傷員病患，還盡可能地將醫療補給背在背上：「我們蹣跚攀爬上山，我們臉上汗流如注，但不敢停下休息。我們實在太疲累，我不得不哄幾個人回來，幫我們抬最後三個擔架。一個名叫『簡』的斷了腿的傷兵落在最後一波……我找了一個學生，一個叫『莉』的小女孩幫我背他。『簡』是個大塊頭，我們兩個人背不動他，只能拖著他走短短一段路。」她找來兩名游擊隊把「簡」背到一處藏身地點。第二天，她隔著群山遙望，只見醫院遺址冒出濃煙，不禁淚流滿面。

在整個越戰期間，美國與西貢政權投入龐大人力物力，意圖摧毀民族解放陣線一般設在高棉邊界附近小聚落中的總部，但都未能如願。張如堂在從監獄獲釋後，對他跋涉兩星期、從湄公河三角洲抵達的南方局──當時位在所謂魚鉤地區的米莫（Mimot）橡膠園──有以下一段描述：「它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跨越小徑的一座木碉堡，與一個大約有十名警衛的管制站，管制站召來一些騎著腳踏車的士兵，引領新來的人前往藏在附近叢林中一間供客人歇息的草屋。」新來的人發現，南方局總部建築與簡樸的農舍沒有兩樣：「走到近處，你可以看見從那裡伸展開來的隧道與碉堡系統，而且就像一直以來一樣……實踐北越政治局指示、協調黨與民族解放陣線作業的，是人，是一個領導群，而不是地方。」

像張如堂這類生活在大都市的黨親貴，很難適應這種「像被狩獵的野獸一樣」的日子。他的唯一財產就是兩套黑色睡衣、內褲、一頂蚊帳與幾平方碼的塑膠布，可以互相交換做為露營屋頂和雨衣。越共戰士也一樣，只不過他們多了一個叫「象膽」的東西。所謂「象膽」是用棉布捲成的長筒，裡面裝米，戰士在出發時把它背在肩上。由於經常挨餓，越共戰士會種菜、獵殺野獸佐餐。若在一個地方停留夠久，他們還會養雞養豬，養肥了送上「黃勤[3]」（Hoang Cam）灶烹成佳餚。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不時也會享用象肉、虎肉、野狗肉、猴肉等等，對慣於錦衣玉食的張如堂來說，這一切都難以下嚥。與阮安上校不一樣，張如堂認為吃象肉「像啃塑膠做的舊鞋子一樣，硬得咬不動」。越共還抓捕繞著煤油燈亂飛的叢林大飛蛾，切了兩翼然後用火烤了吃，張如堂比較喜歡吃這種飛蛾。

對張如堂等許多共產黨員而言，就像那些走霉運的越南、高棉與寮國農民一樣，最是揮之不去的戰時記憶就是B-52的「弧光」（Arc Light）空襲。南方局與北越軍主力部隊，一般都能從停在關島與沖繩外海跟監美機起飛的蘇聯情報拖網船處接獲美機即將來襲的警報，北越雷達也能偵知從泰國飛來的美機編隊。高級幹部與他們的幕僚，在以徒步或以騎腳踏車方式撤離目標區以前，還能抓一些米糧，帶幾件財物。但有時，轟炸機與石破天驚的爆炸仍能逮到他們。張如堂寫道，「震耳欲聾的轟隆聲由遠而近，直直朝我們的陣地逼來。隨即，當大難臨頭時，每個人都緊貼地面，有人暗自呻吟，有人強忍著渾身顫抖。一陣陣天搖地動，把我們都埋在土裡。」有些人向列寧或「胡叔叔」禱告，不過大多數人還是會祈求佛主保佑。

「一千碼外的爆炸震波能撕裂耳膜，讓許多受害者永久耳聾，讓人迷糊渾噩，不知身在何處。炸彈若在五百碼內爆炸，能震垮未經強化的碉堡圍牆，活埋躲在裡面的人……在最初幾次遭到B-52攻擊時，我覺得世界末日到了：那是一種絕對的恐怖。你的腦子大叫，要你逃出碉堡，但你的身體機能已經失控。」有一次當一個蘇聯代表團到訪時，南方局遭到B-52攻擊：那些俄國客人事後感到很丟臉，因為他們顯然尿濕了褲子。張如堂寫道：「那些訪客其實大可不必感到丟臉，因為他們的主人早已習慣了同樣經驗。」

有時，張如堂與同事們在B-52「弧光」轟炸結束後回到南方局，發現一切都空了：「彷彿一把大鐮刀掃過叢林，將巨型柚木像割草一樣切成數不清的億萬碎片。草屋群聚徹底毀滅，食物、衣服、補給、文件，一切全都泡湯。它們以一種令人驚恐的方式不再存在……炸彈造成巨型彈坑，足有三十英尺長，深度也差不多。在雨季期間它們注滿水，成了養鴨、養魚的水塘。」

張如堂還發現，一旦對這些轟炸習以為常之後，震撼與恐怖為「一種極度宿命論取代，B-52讓我們對人生有了新省思。許多劫後餘生的人發現，經歷過B-52的轟炸，他們能以更安詳、更豁達的眼光觀察一切。這個教訓始終在我腦際盤旋，後來不只一次幫我安然面對死亡。」

◎西貢軍人

戰爭結束後，一名美軍將領寫道，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敵人顯然比南越人打得好得多？」道格．蘭賽說，「若將一般南越軍官與他的越共對手相比，就會發現兩者之間天差地遠，越共軍官更具企圖心，你就知道南越根本贏不了。」越共嘲諷地說，西貢政權的唯一受益人是和尚、妓女、美國人與將領。但也有一些南越人像美國人一樣，相信自己是在為正義而戰，而且也打得奮不顧身。飛行員陳衛（Tran Hoi，譯音）說，「他們的慷慨讓我敬服，特別是美國空軍，無論我們要什麼，甚至是給孩子的玩具，他們都有求必應。」

陳衛駕一架螺旋槳驅動的道格拉斯（Douglas）A-1「天襲者」戰機，出過多次空中掩護與地面攻擊任務。他的「天襲者」戰機裝備二點七五英寸火箭與幾枚兩百五十磅炸彈，外加四門二十公厘機砲。在艷陽天，當他爬進座艙點火做起飛前準備時，座艙與它的金屬內裝熱得燙人，不過一旦升空，座艙立即充滿令人喜悅的清涼。陳衛喜歡飛，喜歡以離地表僅僅五十英尺高度做超低空飛行，一飛許多英里。他毫不猶豫地執行日常掃射任務，因為他相信他站在正義的一方。一天在奉命攻擊一堆茅屋時，他用無線電向基地報告說他沒有見到敵人，只見到一名男子正在茅屋邊溜狗。無線電回覆說情報當局確定共產黨剛剛進駐，管制員要他「把它轟了！」陳衛毫不遲疑地投下他的燃燒彈：「我知道共產黨狡猾得很。」

又有一天，他與他的僚機奉命攻擊一艘沿湄公河河口而上的大帆船，他們很快找到這個目標，發現船上掛著西貢旗。管制員說，不要管那旗幟，那只是障眼法，陳衛於是翻轉機身，俯衝而下，射出兩枚火箭。火箭擊中大帆船船體，一群黑衣人立即從艙裡冒出來，跳船逃生。陳衛再次俯衝，用機砲掃射那些在混濁河水裡掙扎逃生的人。但他的僚機只在那帆船上空飛掠而過，沒有開火。這是那僚機飛行員的第一次戰鬥任務，他激動地叫著說，「我下不了手！那太殘忍！」陳衛在兩人返航途中用無線電指斥他的僚機，「這是我們的職責，我們不是鬧著玩的。除非你改變主意，否則你最好請調。」他那位年輕戰友後來沒有再怯過場。

由於身為南越空軍飛行員，陳衛在南越是特權階級。但戰爭的主要擔子落在士兵肩上，而大多數士兵最關心的頭號大事就是生存。當美軍顧問提出激進的行動建議時，南越軍軍官的反應總是「不行，辦不到，太危險」。有一次，麥克．蘇登與一隊南越保安軍一起出夜間任務，那隊保安軍士兵帶著活雞與鐵鍋，一路上雞在叫，鐵鍋也鏘鏘作響，好不熱鬧。蘇登要他們把那些鍋碗瓢盆拋下，但他們的帶隊軍官不肯，堅持必須隨身攜帶烹煮口糧的工具。「當然，他們的真正用意是發出足夠響聲，好讓越共早早避開。」蘇登的醫護兵普里斯頓．包德（Preston Boyd）是蘇族（Sioux）印地安人，很喜歡用他帶的那支瑞典造K型輕機槍。在一連兩夜與越共遭遇，眼見那些南越保安軍丟下武器就跑之後，包德對他們說，「今天晚上你們再跑，我就親自收拾你們。」

但他們有這種行徑，其實也不足為怪。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22）有一個主題就是：每當一名飛行員認為自己即將完成在越南應飛的戰鬥任務配額時，他那名瘋狂的指揮官就會增加配額。南越那些徵來的兵處境更糟：根本沒有配額，他們必須不斷打下去，而與他們並肩作戰的美軍只需服役一年就能調防。西貢訓練系統在一九六六年訓練了十五萬九千一百三十八名新兵，四年以後訓練新兵人數高達五十萬三千七百四十人。逃兵蔚為風氣，而且就像所有的戰爭一樣，風險最高的兵種──步兵，逃兵情況最嚴重。被抓回來的逃兵訴說所以潛逃的理由，根據案例多寡依序為：想家、不願作戰、與上司的個人仇怨以及無力養家。所有南越官兵的軍餉都低得可憐：小兵的軍餉只有平民勞工工資的一半，一發一〇五公厘砲彈的成本就比一名少校一個月的軍餉還多。在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二年間，消費者物價漲了九倍，米價漲了十二倍，但軍餉只增了一倍。一名尉官說：「我從沒動過結婚的念頭，因為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死，而我也不想讓心愛的人受苦。基於同樣理由，只要能有選擇，也沒有女孩願意嫁給軍人。」

富有的越南人或許能啃螃蟹、喝肉湯、吃鮮魚、享用辣味牛排、燉鴨飯，飯後再進點蓮子。財運略差的人也很少挨餓，最填不飽肚子的是那些保衛國家的軍人。由於米糧遭軍官盜領，軍人甚至在軍營裡都會挨餓。許多士兵暗中兼職當計程車司機、教師、建築工人。一名美軍顧問發現，只要他不在，他那名南越軍駕駛兵就把他們的吉普車出租。軍官與士兵都說，「空著肚子要我們怎麼打仗？……要走『正確路線』當個堂堂正正的人，『首先得填飽肚子才行』。」美軍戰鬥口糧每餐含三千八百卡路里，南越士兵就算運氣超好，真能領到口糧，每天領到的口糧卡路里含量也比這少了一半以上。

一名將軍談到，低階軍官把領到的口糧大部分拿回家，養家糊口：「我見到步兵學校教官在出發作野戰演練時，在背包裏塞一片白麵包或一個飯糰。他們只能吃得起這樣的早餐與午餐……許多軍官為了養家，欠了一大堆債。」高階軍官不乏發國難財的，大賣打字機、香菸、本田機車，甚至將克雷莫雷與手榴彈賣給敵人。套用一名民族解放陣線幹部的話說，「我們從美軍的南越戰友處買來克雷莫殺傷雷，不少美軍就死在這些兇器下。」共產黨對M-16沒有興趣，與美軍一樣，也認為AK-47比M-16強得多，但共產黨極力搶購美軍使用的PRC-25無線電。

西貢的軍人由於健康條件不佳，得霍亂或瘧疾的機率比戰死沙場的機率高得多。護士菲麗絲．布林（Phyllis Breen）有一次在為一名南越士兵插導管時，駭然發現一條巨型绦蟲從那名士兵體內鑽出來。在一九六六年，南越只有一千名醫生，其中七百人被徵召服役。但許多傷兵寧願蹣跚返鄉，也不願忍受軍醫院駭人聽聞的可怕條件。只是軍方設於頭頓的截癱中心仍然擠滿五百名幾乎以此為家的殘障軍人，他們不肯出院是因為他們無家可歸。吳氏芳（Ngo Thi Bong，譯音）的長子「文」在一次與南越軍的戰鬥中喪生，在之後前往現場為「文」收屍時，她發現「文」被迫擊砲彈炸得屍骨碎裂，她得自己動手把兒子的殘屍碎骨撿進一個垃圾袋裡。她極力搜尋，但一直找不到「文」的左臂。因此，根據佛教教義，年輕的「文」的魂魄將永遠徘徊，哀悼自己失去的左臂。

英國記者理查．威斯特（Richard West）在一九六七年寫道，「當你聽完美國人、韓國人或澳洲人作的簡報之後再聽越南人的簡報時，你會訝然發現其中一個最大的差異。這些外國人都非常起勁，越南人卻顯得意興闌珊。各式各樣外國人在越南已經橫行霸道了太久，越南人對所有外國人都已經厭倦了。」南越的情況無疑正是這樣。但在北越軍中仍有許多像唐翠沉醫生這樣的革命志士，一天晚上，她暫時歇息在不久前遭美軍毀掉的一座小荒村，與她一起露宿的那些村民找不到煮米的柴火。但唐翠沉仍然信心十足地寫道：「我們沒有戰敗，敵人燒了這房子，但我們可以再造一間屋。這不難，幾片棕櫚葉就夠了。活在戰時，人生為的就是戰鬥與工作，生活需求非常少。我們只需一碗搭配醃魚的米、一塊可以鋪在彈坑裡的塑膠布，衣物與鹽巴放在兩個籃子裡，以便敵人來到時，可以扛在肩上就走。」

就像許多活在戰爭年代的青年男女一樣，唐翠沉也因為同生共死的艱苦、奮鬥、犧牲經驗的共享而慷慨激昂。誰又能批判她那種絕處奮起的浪漫？此外，她自幼耳濡目染，在政治環境薰陶下，她對「她的」革命也從未有絲毫懷疑。但如果詹森總統或魏摩蘭將軍看了她的日記，最讓他們心驚膽戰的或許是，他們無法想像任何南越人能有像唐翠沉這樣的堅定信心。

譯注：黃勤灶，一種可以散煙的水平式煙囪，由游擊隊司令黃勤所發明，因此得名。 back

第18章春節攻勢

Tet

◎序幕

對當時身在越南的任何一個越南人或美國人來說，那都是一個永遠忘不了的中國新年。若有人問「那個春節（Tet）你在哪裡？」他指的一定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以及之後那幾周。黎筍親自負責在南越發動一項攻勢，這項攻勢最後以失敗告終，損失慘重。黎筍原以為共產黨這項攻勢能在南越各地引起民眾暴動，結果只有幾百名南越人響應。換成在一個開放社會，這樣的慘敗會讓那主導人垮台，名譽與信用掃地。但結果是，它迫使林登．詹森揮別總統寶座，也毀了美國人民打贏越戰的意志。這場春節攻勢成為現代戰爭一項重要真理的驚人啟示：軍事標準不能完全、甚至不能在重大程度上決定戰爭成敗。認知是重要關鍵，而發生在一九六八年二月的這次事件成為美軍的一項認知慘禍。共產黨只不過展現出將南越推入毀滅與死亡的能力就能穩操勝券──儘管毀滅與死亡的，主要是越共與走霉運的旁觀者。

春節攻勢的故事在一九六七年初夏展開，當時河內中央軍事委員會內部陷入激爭。自前一年起，中央軍委們有一項協議，一旦條件成熟，就應該在南越發動一場「全面叛亂起義」。黎筍、黎德壽與南方局首腦阮志清認為這個時機已經到了，堅決主張展開決定性一擊。但另一方面，武元甲、另一名資深將領與已經老邁無力的胡志明主張維持現有叛亂步調，一面與美國人展開談判。胡志明之所以主張謹慎，是因為他相信這是一場長期鬥爭，大舉發動攻勢會遭致重大損失，削弱共產黨的戰略地位。這時已有四十九萬兩千名美軍進駐越南，另有六萬一千名盟軍派遣軍，三十四萬兩千名南越軍，以及二十八萬四千名地區保安軍與民團。軍方超過半數的死傷都來自南越軍與這些民兵。此外，盟軍方面還有兩千六百架固定翼戰機、三千架直升機與三千五百輛裝甲車作為支援。

但北越外交部長提出一項報告，強調美國國內反戰勢力高漲，讓主張發動「大戰」的北越首腦大為鼓舞。這名外長也支持「邊打邊談」、雙管齊下的策略。黎筍並不排斥談判，他只是認為，只有在展現共產黨的手段與意志以後才能展開談判過程。民族解放陣線駐河內代表團一名成員告訴一名俄國外交官，「只有在美國人重創我們，或我們重創美國人以後，談判才會展開。一切都得由戰場勝負決定。」當了武元甲副手十五年的萬先勇（Van Tien Dung，譯音）將軍，原是農家子弟，年輕時在紡織廠當工人，幾乎不識字。這時的萬先勇，由於不滿武元甲對他凡事操控，轉而支持黎筍的春節攻勢計畫，成為計畫主要策畫人。也因為他，這項計畫混亂無章。

那年六月，「前進派」占得上風，達成「六七—六八年計畫」協議。中央軍委的十三號決議下令「全面努力……贏取一項決定性勝利」。俄國人與中國人都主張稍安勿躁，但一名北越軍官事後說，「如果你想取勝，必須把游擊式抗爭升高為大規模傳統戰爭。」黎筍預言，「會有五十萬人民為了我們而拿起武器。」南方局首腦阮志清在返回南越的惜別宴上心臟病發，在七月六日死於河內一〇八號軍醫院。沒隔多久，武元甲啟程前往匈牙利接受腎結石治療。九月五日，老邁的胡志明飛往北京「休養」。沒有理由相信這些重量級人物相繼出走是一項陰謀，不過黎筍因此更能主控全局是事實。當胡志明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返回河內時，這項代號「光中」（Quang Trung）的攻勢計畫細節幾已定案。

越共在一九六七年冬季發動幾次猛攻，一方面磨利自己的矛頭，再者也為了測試敵軍實力，為即將展開的「大推進」作準備。十月二十九日，越共大舉進攻祿寧，沒多久對得蘇也發動攻勢。十一月四日夜，在迫擊砲火支援下，兩營越共突襲該禮（Cai Lay）省城，五十六名守軍與平民喪生，共產黨方面死了三十六人。越共逃兵告訴政府審訊人員說，共產黨正在大舉徵兵，準備發動一場「讓光榮對民族解放陣線展開笑容」的攻勢。不識字的四十多歲越共戰士白梅（Ba Me）對三角洲一名農民說，一九六八年會是決定性的一年。白梅惡名昭彰，經常挪用公款與猥褻村中婦女，只因為他能打仗，他的主管還能勉強容忍他。也難怪聽到白梅這番話的情報官對他的說詞不以為意，因為越共每年都作出這類狂妄自大的保證。

武元甲的部屬直到老死一直認定，武元甲之所以繼續留在匈牙利，是因為他擔心一旦返回越南會失去自由。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河內政情發生動盪，武元甲的一些重要部屬中槍落馬。軍階為大校的武元甲首席機要秘書被監禁，軍事作戰局與軍事情報局主任以及其他三十名重要人物被革職，其中包括胡志明的前私人秘書與國防部副部長。那名副部長被控「修正主義」與「陰謀對付政治局」。造成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月與十二月相繼出現的這三波整肅的主因，似乎是中、蘇意識形態分裂，而不是有關春節攻勢的爭議。但整肅的結果是，武元甲的盟友大多下台，武元甲本人在政治局仍保有一席之地，只不過影響力已今非昔比。

這時已經七十七歲的胡志明，情況也一樣。十二月二十八日，一項有關起義的特別簡報在胡志明住處附近一座建築物內舉行。見到胡志明在會後蹣跚走回住處的一名目擊者說，胡志明看起來既憔悴又悶悶不樂。三天以後，胡志明回到北京接受後續治療，沒有出席攻勢展開前的高峰會。那次高峰會於一月在河內郊外三十英里舉行，黎筍在會中詳細說明他的計畫。直到一月十五日才作成最後決定，在春節發動攻勢，將民族解放陣線的春節休兵承諾完全拋在一邊。龍庭還犯了一項粗心大意之錯：它沒有注意到，根據最新的曆法改革，北越在一月二十九日過年，南越要到一月三十日才過年，差了二十四小時。這項混淆造成春節攻勢無法同步展開：有些地方發動得早，有些地方發動得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武元甲從布達佩斯前往北京，與胡志明面談，不過談話內容無從得知。武元甲終於在五天後返回北越，接受軍事作戰局新局長的攻勢計畫簡報。他默認了這項計畫，但對自己的羽翼凋零始終不快。民族解放陣線印了新貨幣運往南方，代號「68商品」。黎德壽以南方局副黨委書記身分前往南方，直到五月一直保有這個身分，兩名將領也奉派向越共單位作簡報。

「春節總攻勢—總起義」的首要目標是摧毀三或四個南越師，從而毀掉西貢政權的信譽。比五角大廈或軍援越南顧問團訂定的每一項計畫都更加異想天開的這項計畫，要求「殲滅」三十萬「傀儡政權軍隊」與十五萬美軍，還要在南越都市地區「解放」五百到八百萬人民。在攻勢展開以前，共軍要在春節前於鄉間發動猛烈攻擊，誘使南越軍與美軍離開城市。四個北越師將進駐北部戰區，從西方的溪山部署到海岸附近，負責「殲滅」兩萬到三萬敵軍，包括五到七個美軍步兵營。有些軍官一再表示，面對敵人強大的火力，這樣的目標很難達成。陳文茶（Tran Van Tra，譯音）將軍事後說：「我們訂的戰略目標……不切實際，他們低估了美國的反應與能力。」但黎筍毫不退讓，並表示即使攻勢未能果如預期引發民眾暴動也沒有關係。他說，能取得這個經驗本身已經值回票價：「卡斯楚同志的軍隊對古巴城市發動了三次攻擊才終於取勝。」就算叛軍沒能占領南越的城市，「整個鄉間與山區叢林也是我們的。」

魏摩蘭在一九六八年初已經很清楚共產黨在計畫一場大行動，但不確定它的性質。軍援越南顧問團的一封電報提出警告說，敵人展現「一種非常不尋常的幹勁」，顯然正計畫「一項協調攻勢」。但問題總是一樣：如何分辨哪些是老生常談的革命宣傳，那些是河內的真正意圖。對武元甲的邊緣化，美國人仍然不以為意。但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西貢當了近三年情報分析師的中情局專家約瑟夫．哈維（Joseph Hovey），已經作了一項極具先見之明的評估。他針對戰俘審訊記錄、敵軍補給活動更加頻繁以及北越孩子十四歲起就要服兵役等事實進行研究。有跡象顯示，共產黨情報單位對越南共和軍比過去更有興趣，最近在地區保安軍內部破獲的一個七人越共諜報組織就是明證。美國人知道中國正將大批武器交運北越，而且這次不是軍購，而是贈予。此外，河內與莫斯科也在九月二十三日簽了新援助協定。

哈維將所有這些蛛絲馬跡整理分析，達成結論說，共產黨會繼續在邊界地區施壓，以牽制盟軍兵力，以「紓緩越共和北越軍在人口集中地區活動受到的壓力」。但他寫道，真正的目標是發動「早已保證的『總起義』，為達到這項目標，越共和北越軍已經為自己訂下任務，要在南越占領並且守住一些都市中心，並孤立其他許多中心……以打破美國的『侵略意志』，迫使美國人同意撤出南越」。哈維說，他同意共產黨訂下的這些目標並不實際，但這不表示他們不會企圖完成這些目標。哈維說，就算這項攻勢在軍事意義上失敗，由於適逢美國大選年，它對盟軍的作戰努力也會造成癱瘓性政治損傷。

十一月十七日，民族解放陣線提出一項春節休兵七天的建議，西貢認為，民解此舉意在為組織越共後勤提供一個喘息空間，為另一次大攻勢作準備。到十二月，通過北段胡志明小徑的卡車達六千輛次，比之前一個月多了一倍。一名共幹後來說，在十二月與翌年一月，共產黨的「殺暴君與間諜運動」幹掉了三百人。所謂「暴君與間諜」指的是南越政府官員或支持者。十二月十九日，軍援越南顧問團分析專家詹姆斯．米夏（James Meacham）寫道：「消息已經傳出，越共將從現在起直到春節，對西貢美國人發動全面恐怖攻擊。我們的南越共和軍戰友非常關切──有記憶以來，他們這樣關切這還是頭一遭。這是很壞的徵兆，因為他們對越共的了解比我們強得太多。」讓人更加提心吊膽的是，一份虜獲的文件顯示，自之前的八月分起，包括許多女性的共產黨諜報人員就在積極蒐集南越重要機構的情報，不僅對西貢情報部，對情報部總部內部的結構也知之甚詳。

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河內電台播出胡志明寫的一首詩：「今年的春天比往年更光明／國土各處傳來的勝利蔚為欣喜的浪潮／前進！全面勝利是我們的。」「發動全面攻勢的時機已至，總起義的機會近在咫尺……要用非常強勢的軍事攻擊協調地方百姓的起義，以攻取小鎮與城市。」同一天，美軍虜獲利用春節對百里居省發動攻擊的命令。一月二十二日，魏摩蘭向白宮示警，說共產黨可能在春節前展示武力。第二天，北韓在外海抓了美國海軍電子偵測艦「普布魯號」（Pueblo）與艦上官兵，引發一場讓美國政府分心的危機。有人一直認定，普布魯號事件是共產黨陣營刻意造出的事端，這種說法很有可能屬實：北京當然會鼓動平壤向華府挑釁。

一名被押著北上胡志明小徑的美軍戰俘，在途中遇到沿小徑南下加入攻勢的北越軍，這些北越軍穿著新的綠制服與網球鞋，而不是一般的用輪胎橡膠做的涼鞋：「他們看起來精神抖擻、健康、沉著而有自信。」其中一名北越軍扛著七十五公厘榴彈砲車輪，自稱參加過奠邊府戰役──他承認，他發現今天的山勢似乎比一九五四年略微陡峭了些。但他也得意地指出，現在一些年輕人可以背負超過一百磅的重負，比當年對付法國人時的那些越盟挑夫強得多。美軍戰俘問他，北越軍對美軍有何看法。那名北越軍說，美軍做一件事在一開始能做得很好，但欠缺耐性。他說陸戰隊很勇猛，但認為沒有美軍比得上北越軍的戰意與經驗。之後押解他的共軍催他上路，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對他似乎並無敵意。他心想，或許只要經過一次B-52轟炸，他們就會改變主意了。

當一支美軍陸戰隊特遣隊抵達寮國邊界附近一座大型美軍火力基地時，只見基地周邊一側養殖場上咖啡豆低垂在枝上。新到美軍向走在網狀鋼板鋪成的跑道邊的一名步兵問道，「老兄，這地方叫什麼名子啊？」那名陸戰隊員答道，「這是溪山，會讓你這輩子忘不了。」溪山是美軍奉魏摩蘭手喻，在叢林闢出的一片紅土上打造的基地，就彷彿「叢林中的一道創口」一樣。一九六八年的第一個重大事件就是，共產黨開始在基地附近大舉增兵，向陸戰隊叫板挑釁的意味益趨濃厚。

雖說這場戰爭已經打了很久，當北越第三〇四師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南下時，它的軍官與士兵戰鬥經驗豐富者寥寥無幾。一月二日晚，第九團指揮群展開一項奇險無比的偵察行動：他們穿著美軍迷彩服，朝位於舊法國（從寮國通往海岸的）九號海岸公路上的溪山哨所進發。他們斜掛著武器，一路上高聲喧嚷，還有人唱著歌。他們在來到車邦河（Tchepone River）附近時，遭美軍攔阻，用英語質問。他們答不上來，美軍隨即開火，殺了一名北越團級參謀長與爆破營一名副營長。團長失蹤，後來在叢林裡發現觸雷重傷的他。

再往東走，隨著共產黨不斷伏擊美軍與南越軍車隊，騷擾沿線火力基地，九號公路見證了多起衝突，溪山開始依靠空中補給。兩個進駐這個地區的北越師，意圖迫使美軍從東部抽調兵力，特別希望能藉以削弱順化附近美軍的實力。由於順化是越南國家一統的象徵，是即將展開的這場大攻勢的主要目標。北越軍另派有兩個師部署在海岸附近的瓜越河（Cua Viet）地區。開戰以來頭一遭，龍庭還投入幾輛戰車支援這些部隊。計畫原本預定二月底發動攻擊，之後提前一個月展開，令共軍指揮官們憂心忡忡，因為他們貯存的彈藥與米糧都不敷使用。

圍在溪山附近的兩個北越師開始對駐有六千美軍的溪山陸戰隊基地展開間歇性砲擊，使基地的運補跑道險象環生。在整個一月與二月，對溪山基地的騷擾成為全球性大新聞。魏摩蘭認為，武元甲有意把溪山變成又一個奠邊府，這個比喻正對媒體胃口，讓媒體大作文章，不過魏摩蘭又加了一句話：共產黨想複製當年越盟的勝利，門都沒有。溪山基地開始日復一日遭到砲擊，電視新聞影片顯示，記者穿著防彈背心對著攝影機講話，同時陸戰隊員冒著砲火，從剛抵達的運補飛機搶卸補給。在春節前後那一段時間，由Combat Skyspot雷達導引的B-52飛了兩千五百四十八架次，在溪山附近投下六萬噸炸彈，有些炸彈在距陸戰隊陣地不到一千碼處爆炸，溪山基地成了一再上演的驚悚劇的場景。亨利．威爾方（Henry Wildfang）准尉駕一架遭共軍砲火擊損、兩翼起火的C-130不但在溪山成功降落，降落時還繞了幾個彎，以免撞及停在跑道上的飛機。威爾方因此獲頒他的第五枚飛行殊勳十字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而類似英勇事跡在溪山戰場上不斷上演。

軍援越南指揮部全力投入溪山戰役，詹森總統還在白宮裝了一幅它的壁畫照。但儘管附近山區以海拔高度命名的九五〇、八八一、八六一與五五八號美軍陣地不斷發生激戰，溪山主陣地始終沒有遭到猛攻。有些評論員因此認為，魏摩蘭自甘成為敵軍一項極其高明的佯攻的犧牲者。儘管像過去一樣，共產黨付出較美軍高得多的人命代價，詹姆斯．渥茲（James Wirtz）認為，共產黨利用溪山「發出足夠噪音，讓人看不清他們洩露的、即將展開都市攻勢的訊號」。一名南越上校寫道，「溪山會像奠邊府一樣成為決戰角逐目標，我們的情報分析人員滿腦子想的都是這件事。但他們沒想到或許城市才是共產黨的首要目標……由於偏見與驕傲，我們的專家都相信敵人不具備攻擊城市的能力。」

魏摩蘭對溪山的重視也有太超過之嫌：像奠邊府一樣，溪山或許根本沒有派兵進駐的價值。更糟的是，他讓全世界都看到他把眼光盯在溪山，也因此，當敵人後來在其他地方發動主攻時，他像傻瓜一樣被牽著鼻子走，名譽也因此毀於一旦。不過，如果認為北越動用兩個師只為了聲東擊西也不正確。如果不是因為美軍砲火，特別是美軍空中火力支援太強，北越極可能全力奪下這個據點。共產黨軍官事後懊惱，當初沒有將這兩師部隊往更東的地方進駐──若能讓他們逼向順化就更理想了。

除了軍援越南指揮部以外，將溪山比為奠邊府的還大有人在。北越資深官員曾討論一九五四年的奠邊府之戰，發現美軍占領溪山附近高地，沒有重蹈法軍當年之錯。美軍的防守也令北越刮目相看，特別是美軍擁有幾乎無窮無盡的空中資源。魏摩蘭的過度反應傷及美方越戰大局，但共產黨將兵力集中在寮國邊界的作法對共軍戰略造成的傷害更大，只不過軍援越南指揮部的誤判成為新聞頭條，而河內的誤判無人聞問罷了。魏摩蘭與他的部屬相信這是一場美軍的戰爭，對共軍可能以南越軍為主攻目標的說法不予採信。

另一方面，美國決策失誤，華府也有無可推諉的責任：儘管有關敵軍活動的情報如潮湧而來，華府仍然決定繼續保持春節休兵。陷於內憂外患的詹森政府，一廂情願地將河內即將同意談判的暗示照單全收，因此堅持尊重休兵協議，讓許多南越軍放假回家度春節。此外，儘管魏摩蘭也發現共產黨可能有大陣仗，卻不肯取消自己的攻勢計畫，對華府不准他進兵寮國與高棉的事表示不滿。儘管美軍在南越境內破獲多處越共藏匿新武器的據點，包括在西貢附近的一處大型儲藏庫，也找到越共爆破兵在新山一出沒的證據，但魏摩蘭的參謀沒有把它們放在心上。

第二野戰軍（II Field Force）司令福瑞德．韋恩，將部隊調進西貢，還取消了自己預定的作戰計畫。韋恩原是陸軍情報官，常有人說他是唯一隨時處於備戰狀態的高階軍官。當共產黨發動總攻時，美軍能將二十七個完成戰備的營就近出動支援西貢，韋恩功不可沒。但韋恩只關注西貢地區，並未料到共產黨會發動全國性大攻勢。在春節攻勢結束後，魏摩蘭與他的高級部屬說他們料到共產黨將有所行動，這話固然沒錯，但他們沒有料到共產黨這項行動的規模竟能如此之大。此外，早自前一年夏天開始，許多美軍單位有至少半數時間處於最高警戒狀態，現在就算再對他們多說什麼，也不能讓他們有那種暴風雨將至的危機感了。美軍指揮官犯了兵法上一項最古老的錯：他們沒有採信約瑟夫．哈維之輩對黎筍意旨的解讀，因為這些解讀與軍援越南指揮部的邏輯不符。

◎恍惚

我們常說自殺炸彈客是二十一世紀的現象。但黎筍的攻勢所以得逞，主要因為在北越正規軍支援下的越共游擊隊，能抱著必死決心不顧一切完成他們的春節攻勢任務。共產黨一方面在溪山與其他蠻荒地區繼續作戰，同時還出動六萬六千名游擊隊，對南越四十四個省城中的三十六個、兩百四十五處地區中心中的六十四個發動攻擊。由於能展現這樣一種大規模協調作戰的能力，讓無數男女深受鼓舞，投入就算北越指揮官也大多認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共產黨領導層竟能讓人民如此捨生忘死，讓全世界看得目瞪口呆，因他們掀起的腥風血雨而受害最深的，自然是那些南越百姓了。

一月二十七日早晨，南越軍虜獲幾卷民族解放陣線錄製、打算在占領電台以後播出的錄音帶，錄音帶中宣布占領西貢、蜆港與順化，共產黨就這樣失去奇襲的重大優勢。此外，為了極力保密，攻擊命令遲遲未能下達，也造成共軍的戰備與協調都很貧乏。一月二十八日，南方局高級幹部正在「紅辦公室」。所謂「紅辦公室」指的是水草平原附近他們叫作「大西洋」的巨型沼澤中的一處避難所。他們菸著抽，享用從西貢送來的酒以及剛抓到的鮮魚，日子過得相對安適。越共指揮官巫文啟（Vo Van Kiet，譯音）與陳柏棟（Tran Bach Dang，譯音）正蹲坐在一張褥上，手裡握著筷子，突然騎機車的信差到來。信差交給他們一封標明「極緊急與極機密」字樣的信，信中說：「A7到A404：攻擊發起日，在農曆春節第一天與第二天間發起攻擊。攻擊發起時：午夜零點。這是向叔叔（Uncle Huong──政治局代號）的決定。」

他們非常驚恐，因為他們原以為攻擊發起時要五天以後才開始。現在他們必須在三天三夜內趕到西貢郊外的攻擊發起線。生在三角洲、當年四十二歲的老兵陳柏棟事後回憶說，「沒有人還有心情吃喝了。」他們立即拔營出發，穿著制服，但帶著便服、現金與同情越共的警員幫他們造的假證件，以備在西貢使用。有些游擊隊還把自己的草屋燒了，以示不成功就成仁、破釜沈舟的決心。沒隔多久，一千名游擊隊在巫文啟與陳柏棟領軍下踏上前往西貢的征途，其他幾十隊類似隊伍也紛紛出發，「整個水草平原北部擠滿不斷移動的人群」。由於適逢乾季，這批來自三角州的部隊經常用小船載運武器與彈藥。

這隊越共的指揮群預定在西貢郊外與當地游擊隊會合，一行人頂著酷暑，緩緩前進。他們運氣奇佳，雖說遠處經常傳來飛機引擎聲，但他們的行藏始終未遭暴露。入夜以後，隊伍行進速度更加放緩，巫文啟與陳柏棟用手電筒照著地圖，一路低聲計議著路線。從領隊、灰鬍子老兵到菜鳥新兵，每個人都極度亢奮，因為這些男男女女都是共產黨信徒。一月二十九日黎明前，他們停下腳步，在黨的一個區部的草屋中歇息，吃著年糕。接著情況突然惡化：直升機與飛機用火箭與機砲對他們駐紮的地區進行掃射。直升機在低空盤旋，低到機上門艙砲手的臉孔都清晰可見，巫文啟與陳柏棟堅持不准還擊。到中午，一切重歸平靜，美國人見到他們，也正確判斷他們是敵軍，不過未能掌握他們的兵力數字。這番空襲儘管聲勢驚人，只在幾艘舢舨上打了幾個洞而已。

從二十九日到三十日那個晚上，春節攻勢的第一波攻擊，由於春節日期差異造成的混淆而提前打響。蜆港、濱海城芽莊與其他幾處北方人口中心淪為苦戰戰場。部署在南越，仍在朝西貢進發的越共部隊，在三十日周二上午九點四十五分意外聽到政府電台廣播，說由於夜間遭到攻擊，春節休兵已經取消。隆安省一名高幹說，這廣播讓他們大惑不解：「沒有人了解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我們這一切準備工作，不過是一種精心製作的欺敵？像這樣發動攻勢有任何軍事利益可圖嗎？」他們等著，相信無線電一定會傳來訊息，解答這些疑問，但沒有訊息傳來。那天清晨，走在隊伍最前方的巫文啟與陳柏棟抵達西貢近郊的會合點，他們直截了當告訴趕來會合的戰友：「情勢極端險惡。必須在今晚攻擊西貢！」

一名幹部以近乎絕望的聲音叫道：「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由於通信條件貧乏，加以一些軍官因春節休假，要在僅僅二十個小時內，將分散在鄉間的十個營兵力完城集結真是談何容易。此外，口糧與彈藥必須分發，還要為部隊指派嚮導。陳柏棟向他們發表誓師演說，最後還揚起拳頭高喊口號，「革命！攻擊！攻擊！」他事後說，當時在場的三千名共軍官兵也齊聲歡呼，聲震雲霄。他說，這是他們投入這場戰爭以來最興奮鼓舞的一刻。但另一名越共軍官對陳柏棟這番做作卻頗不以為然，認為陳柏棟沒有實際可行的計畫，一味藉助激情成不了事。

最後一天的行軍就在延誤與令人氣得冒煙的無奈中度過。他們涉水通過運河，快步穿過稻田，聽著西貢電台有關更偏北地區戰事的報導，飛過頭頂的飛機似乎仍然看不見他們的事，也讓他們納悶不已。夜幕低垂時，地方百姓站在屋外，望著魚貫而過的這群武裝人員。有人說，「何不在這裡慶祝新年？」有人送給他們年糕、醃菜與肉，讓他們可以邊走邊吃。

他們在晚上九點碰到一個露宿的越共營，讓陳柏棟暴怒的是，他發現那營的資深幹部倒臥在一塊板子上，已經喝醉了。那人勉強站起身，立正，向他敬禮說，「長官，我是副營長！」陳柏棟怒問：「營長與政治官到哪裡去了？」「長官，營長結婚去了，政委也應邀在婚宴上作客。」「你們沒有接到命令嗎？」「還沒有，長官。」這個營倉促集結，任務是攻擊西貢的國家警察總部。但到夜晚，共軍在北方發動的一些攻擊已遭擊潰：在芽莊，越共死了三百七十七人、七十七人被俘。守衛芽莊的政府軍八十八人戰死，另有三十二名平民死亡、六百棟房屋被毀。這是即將席捲整個南越的一場大毀滅的先聲。

負責越共這場春節攻勢政治作戰的陳杜將軍事後說，越共過分迷信意識形態理論，欠缺具體實際的軍事企畫，是這場攻勢註定失敗的主因。許多年以後，在春節攻勢北方主戰場作戰的一名高階軍官回憶說，領導層在接獲河內的命令時都很懊惱，因為命令只有短短幾個字：「發動總攻勢與起義，解放順化。」他說，他的腦海中當時很清晰地浮現列寧說過的一句話，「革命不是鬧著玩的。」他說，想解放順化，地方上的越共需要兩個團的北越正規軍、兩營砲兵外加四百噸彈藥支持。游擊隊雖說確實獲得北越軍若干增援，但當他們向順化進軍時根本不具備這些取勝的條件。

順化有人口十四萬，是越南第三大城，以順化為攻擊目標有一項大優勢：游擊隊從在地匿藏地點出發，只需一夜就能進底順化市郊。越共已在鄰近據點挖了觀測碉堡，貯存了一千噸米糧。一月三十日下午，一隊隊越共開始向順化進發。根據共產黨的說法，一名游擊隊在渡河時被河水捲走，但他為了不讓同志們分心而沒有呼救；不過有的人寧可相信，他是因為嘴裡浸滿河水無法呼救。隨即，南越軍發現走在陽和（Duong Hoa）邊的另一支越共縱隊，召來砲兵攻擊，造成三十二人死傷。有些越共部隊迷了路，到發起線時已經錯過預定時間。

美軍軍事通信陷於飽和狀態，就算一些緊急電訊也遲遲無法下達。富排的攔截人員在一月三十日一早已經截獲訊號，知道北越即將對順化發動攻擊，但當相關電訊沿指揮管道送達時，順化美軍營區已經遇襲，它的四百名守軍已經陷於死戰。軍援越南指揮部後來引用福瑞德．韋恩二十九日晚上八點三十七分在本身防區發出的警報，說美國指揮官對這次攻擊並不意外，但許多美軍的行為顯示，他們並不知道危機迫近。三十日那天晚上，魏摩蘭的情報長婓爾．戴維森（Phil Davidson）准將早早返回宿舍休息。來自俄亥俄州潘城（Panesville）的小兵路易斯．普夫瑞（Louis Pumphrey），當時駐在西寧附近的定安（Di An），那天晚上在上床以前，愛玩錄音帶的普夫瑞為家人錄了一支錄音帶，其中包括他養的那隻蜘蛛猴發出的怪叫聲。他對著錄音帶說，「在寫好每天晚上的報告以後我就要睡了，他們說越共會利用春節發動攻擊。不過直到目前，一切平靜，看來不會有事了。」話音剛落，火箭開始在基地爆炸了。

一月三十日凌晨，一隊隊越共，伴著兩營穿著中國製漂亮新軍服的北越正規軍，在薄霧中蜿蜒向北穿過街道，前往建於一八〇二年的順化古堡城門，驚醒了許多居民。由於接獲巡邏隊敵軍逼近的報告，駐在順化東北角的南越共和軍第一師已經在兩個小時前警戒：空投照明彈很快就在夜空閃閃發光，綠色與紅色曳光彈也不時劃過天際。但儘管如此，共軍沒有遭到強烈抵抗。法蘭克．史考登的美國新聞處同事鮑伯．凱利（Bob Kelly）簡單記錄道，「越共進城了……沒有人攔阻！北越正規軍在地方越共簇擁下進城。地方越共戴白臂章、主力戴紅臂章、北越軍戴黃臂章。」

當共軍展開攻擊時，中年婦女吳氏芳與家人住在陳興道（Tran Hung Dao）街一〇三號家中。他們早已習慣於戰火，一開始對這次攻擊也沒什麼特別感覺。直到她帶著幾個兒子來到樓下，透過窗縫見到約二十名非常年輕的越共，吳氏芳才驚覺「我們要受罪了」。吳氏芳的先生在對法國的戰爭中戰死，一個兒子也在一九六六年服役於南越共和軍時遇害。在一月三十日周三清晨展開的混戰中，共軍占領大部分順化市、大城堡與城堡圍牆內的宮殿。但關鍵是，他們沒能占領芒卡（Mang Ca）的第一師指揮部，以及香江（Huong River）對岸南方一英里外的美軍顧問營區。許多南越軍人逃跑或找地方躲藏，共軍因此擄獲大批武器彈藥，還打開市監獄，將部分武器交給從獄裡釋出的幾百名越共犯人。爆破兵炸毀一輛停在附近三泰（Tam Thai）的一輛戰車，北越軍還在城北建立堅固的阻擊陣地。

二十六歲的陳伍輝（Tran Ngoc Hue，譯音）中尉聽到槍聲響起時，正在順化城牆內的家中。他帶領父母、妻子與女兒躲進家庭避難坑（所有謹慎的南越人都挖了這樣的坑），然後穿上便服騎上腳踏車，藉著夜色前往與他的部隊會合。他是第一師迅速反應部隊「黑豹」（Hac Bao）連連長，黑豹連兵員分散在順化城各地。陳伍輝突然發現自己隨著一隊北越軍往前走著，他們一心擺在自己的事上，沒有人注意他。在抵達順化城牆內側小機場邊的連部後，上級立即透過無線電令他趕往師部馳援。陳伍輝的連在北越即將發動攻擊前趕到師部，並且擊退了這次攻擊。他的一名固守在香江南岸省監獄的排長，在監獄被敵人攻破、戰死以前發出最後一道電文，請陳伍輝照顧他遺下的妻子與七名兒女。

在一月三十一日一整天，南越軍指揮部與美軍顧問營區戰火不歇，共軍用迫擊砲與一二二公厘火箭不斷打進來，美軍的LAW火箭也不斷往外射。共軍一度突破南越軍防衛周邊，直到守軍不得不命砲兵對準自己陣地開砲，才將共軍擊退。在之後許多天，南越軍一直能守住陣地。不過共產黨在附近太和宮金鑾殿建了總部，共幹開著擄獲的吉普車在城內亂逛，還抓了一堆與南越政權或美國人有瓜葛的男女老少。

當共軍展開攻擊時，范永定（Pham Van Dinh，譯音）少校所率的步兵第三團第二營，每五人就有一人休假。美軍顧問喬．包特（Joe Bolt）上尉發現自己無法召來空中或火力支援。三十一日那天中午，范永定奉命向城內進軍。他帶領兩百六十名官兵於下午三點左右抵達香江，隨即為奪取一處市場而與共軍發生激烈巷戰。范永定的手下大多數奮力死戰，因為他們的家眷大多住在現在遭共軍控制的地區──范永定本人也在很長一段時間過後才得知他的妻小已經逃亡，當了難民。第二天一早，他的一些手下攻擊大城堡城牆，結果都死在共軍砲火下。在之後的巷戰中，包特突圍進入美軍營區，從營區裡帶回裝滿一輛吉普車的彈藥與口糧。他還取得兩門一〇六公厘無後座力砲，事實證明，這對於擊退狙擊手的陣地非常寶貴。南越軍多次嘗試攻進大城堡，但都以失敗收場，共軍與南越軍透過共用無線電頻道互罵。戰鬥結束後，美軍對南越軍在順化之戰的表現表示不滿，說南越軍效率欠佳，這麼說固然有理，但南越軍的死傷數字證明他們並非都是懦夫。

吳氏芳的前門屋外躺著一名流著血的政府軍傷兵，但沒有人敢上前施救。後來一名共軍走到他身邊，補了一槍讓他斃命。沒隔多久，共軍進了她的家。這些越共也沒有惡言惡語，只是大言不慚地告訴吳氏芳，他們馬上要打贏了，識趣的人就幫他們。之後幾小時、幾天，游擊隊就在她家吃喝、分送傳單、唱黨歌。地方上一些低層階級，如黃包車夫等等，會為越共運送武器彈藥，但吳氏芳這類中產家庭不敢幹這種事。

那些扳著臉、不苟言笑的共軍，知道佛教徒不喜歡西貢政權，卻發現這些佛教徒對共產黨的革命也似乎興趣缺缺，讓他們很是不解。戰後，共產黨文獻承認，「如果要民眾起義，我們就得部署足夠強大的軍隊以保證勝利，這非常重要。」換句話說，僅僅憑藉革命熱忱還不夠，還得讓民眾相信河內的軍隊是勝利之師，但在順化大多數民眾眼裡，共軍還不像勝利之師。恐慌的難民湧入教堂、大學建築，很快就將美軍顧問營區擠得人滿為患。營區內由於缺水，許多難民只得喝橘子汽水，發現這東西實在難喝之至。順化之戰一直打到二月底，把這座越南古都毀了一半，數以千計百姓遇害。共軍堅守他們在第一天攻占的陣地，頑抗不退，美軍與南越軍全力苦戰，從他們手中一點一滴地奪回失土：這是整場戰役不斷演出的劇碼。駐在富排的「X光特遣隊」（Task Force X-Ray）奉命北上，是第一支馳援美軍顧問營區的美軍縱隊，但遭共軍痛擊，傷亡慘重。之後，增援美軍主要透過河運，不斷突圍進入美軍顧問營區。而美軍高級將領也一再下達一些不切實際的命令。陸戰隊第一營營長厄尼．齊山（Ernie Cheatham）中校在二月三日周六接獲的團長命令就是一個例子。這道命令說：「我要你穿過這座城市發動攻擊，把北越軍趕出去！」

美軍首先出動一百名陸戰隊員，跨越崇天橋（Truong Tien）北上進攻大城堡。這項自殺式攻擊以十死、五十六傷的慘敗收場。巷戰是一門專業戰技，美軍沒有受過相關訓練。他們只是沿著大道通衢冒然前進，淪為躲在建築物與瓦礫堆後面狙擊手的最佳獵物。直到幾周之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美軍才終於學得教訓。在整個順化之役期間，美軍沒有校級以上軍官親臨戰場督戰，從北部的伊凡斯營（Camp Evans）到南部的富排，將領們只知道不斷下達一些不切實際的命令而已。

在戰事爆發頭十天，美軍迫於文化方面的顧忌，沒有對北越軍聚集的古皇城大城堡進行空襲與砲擊。相形之下，香江南岸的住宅區則先後遭到美軍一〇六公厘無後座力砲、催淚瓦斯彈與手榴彈猛轟。共軍在占領區「殺暴君，除惡棍」，殺了數以千計民眾。水、電供應兩缺，順化電台也沒了聲音。居民無分晝夜，只能任由無情戰火肆意宰割。

在幾乎整個二月期間，部分原因是魏摩蘭只將目光緊盯著溪山，部分也因為美軍指管機制、特別是情報的中斷，魏摩蘭嚴重低估了共軍投入順化與附近地區的兵力規模。陸戰隊與陸軍指揮官認定，共軍部署在順化與附近地區的兵力不超過兩千人，但共軍實際部署兵力比這個數多五倍。也因此，美軍不斷將相對較弱的兵力投入順化，讓共軍得以個個擊破。河內這場春節攻勢取得的宣傳戰勝利，有相當一部分來自順化之戰的曠日持久。美軍在順化之戰所以打得那麼辛苦，將在地主導權讓給敵軍也是重要因素。前後許多天時間，美軍指揮部一直自欺欺人地認為，順化不過是共產黨在春節攻勢中吃到眾多敗仗中的一場罷了。實際上，順化之戰是共產黨迄今為止，在這場攻勢中的最大勝仗。北越軍與越共讓順化之戰成為一場堪與一九四二年美軍科雷希多島（Corregidor）保衛戰比擬的傳奇：一場註定失敗，但英勇壯烈的戰役。

在戰事進行到第四天，第十二騎兵團第二營奉命南下攻擊順化。第二營情報官查爾斯．克隆（Charles Krohn）上尉，把他的營的命運與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英軍輕騎兵旅（Light Brigade）的自殺式衝鋒相提並論：「我們只前進了大約兩百碼，但就像當年的輕騎兵旅一樣，我們只是為據險固守的敵軍帶來一波波活靶而已……美軍沒有理由用一個營的兵力，跨越毫無屏障的空曠地區攻擊要寨化的北越軍。」克隆寫道，二月四日那天，他們在順化北方四英里的一個小村與共軍遭遇：「我軍四百人發動衝鋒，好些人還沒跨出第一步就被共軍砲火掃倒。當我們衝到另一邊時，已有九死四十八傷……我們（頂多）只殺了八名北越軍，抓了四個人……在向團部提出的戰報中，我們為了讓自己好過，一廂情願地加油添醋，誇大戰果，但私下裡我們知道敵軍根本毫髮未傷。」

克隆看著醫護兵強尼．勞（Johnny Lau）的屍體送上一架醫療直升機：「我們在發動攻擊前談了一會兒，他告訴我，他來自加州沙加緬度（Sacramento），家族經營雜貨生意。當攻擊命令下達時，我們正討論怎麼用薑調理牛肉最為美味，我們不得不中止這個話題，但相互保證戰事結束後繼續討論。」但當然，這個心願永遠完不成了。經過六周苦戰，第二營的兵力從五百人打到不到兩百人。克隆痛苦地寫道，「北越軍的高級領導層比我們強。」他的營還算幸運，後來退出戰場養傷。

春節攻勢之戰逐步南下，直到魏摩蘭手下的營大多投入戰場為止。當戰事爆發時，空降排排長約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正領隊在芽莊附近巡邏，為尊重春節停火協議，他們當時打的旗號是「獵鹿」。無線電突然傳來警告：「你很熱。我再說一遍，你很熱。聽到請回答。」哈里森立即率隊返回「貝蒂前進基地」（FOB Betty），並立即奉命在附近尋找越共。他們很快就撞上一支正在聚集準備發動攻擊的游擊隊，一名游擊隊員突然邊開著手槍，邊向哈里森的巡邏隊衝來。巡邏隊的尖兵未曾見過如此莽撞行逕，一時愣在當場，沒有還擊，哈里森立即連發十六槍把那名游擊隊員打翻在地，隔了好一陣，只見那人身上的彈孔沒有冒血，卻湧出許多沙塵。

戰俘審問專家鮑伯．戴斯塔駕著一輛吉普車，與兩名尉官駛經綏和（Tuy Hoa）市南方的一條道路。對他來說，春節攻勢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一隊越南人有人穿著一堆衣物，有人只穿一條內褲在他們的吉普車前穿越道路。其中有人開始射擊，戴斯塔當時心裡還在暗罵，「上帝，他們像這樣下去會害人送命的！」他隨即發現「壞人已經進城了」。三名美國人嚇得丟了吉普車躲了起來，直到見到有難民通過，往城外逃逸。戴斯塔用越南文對一群難民說：「當你們見到政府軍時，請告訴他們有幾個長鼻子躲在這裡。」隔了一陣子，一個地區保安軍的排出現了並說，「你就是那需要救援的長鼻子嗎？」戴斯塔等三人就這樣虎口脫險，慶幸不已。

一名在蜆港緊急降落的航空母艦艦載機海軍飛行員，筋疲力盡地倒在蜆港作戰室地上。突然一名上校走來，歇斯底里地把他叫醒，喊道，「停在外面的是你的飛機嗎？你必須把它弄走才行。我沒有保護它的掩體，你必須立刻將它弄走。」那飛行員毫不客氣地說，「如果你要把它弄走，你就自己動手吧。」那上校更加憤怒，揚言要命令推土機把這架飛機推到停機坪外。這名海軍飛行員後來寫道：「我發現我在與一個瘋子打交道，那人已經頭殼壞去。」為了不讓他那架「漂亮的戰鬥機」被推土機剷了，他穿上壓力服，在暗夜中起飛，兩個小時後抵達菲律賓。

一月三十日晚上九點，一名武裝越共在西貢被捕，他透露越共將在六個小時後對城內外多個目標發動攻擊；半個小時後，又一名游擊隊被捕，被捕時還帶著兩支裝在箱裡的AK-47。這時時間已經過遲，守軍來不及大舉調整部署，但在攻擊展開時，大多數部隊已經接獲警報。許多從未進過城的游擊隊在西貢如同迷宮一樣的街道走失，有居民將一名還未成年，因誤導戰友而坐在街邊哭泣的農民游擊隊員扭送警方。

陳柏棟對手下幾營部隊進度的遲緩既憤怒又沮喪，但不久他發現他們已經摸黑來到西貢近郊。當他在市郊一座佛寺打開地圖時，市中心區已經傳來第一陣槍聲。一名營長報告說他奉命攻擊芽皮（Nha Be）燃料廠，但不知道芽皮在哪裡，而且他的部下已經筋疲力盡。陳柏棟隨即把頻道轉到西貢與南越共和軍廣播網，發現兩處電台已經停止播音，他大喜過望，猜想電台一定已經淪入共軍手中。地方居民開始三五成群，帶著瓜果、爆竹、茶、藥品、年糕來到佛寺勞軍。目前為止，一切良好。

◎一個象徵性的羞辱

一月三十一日凌晨一點半，總計四千名越共的先頭部隊開始對西貢多個目標展開攻擊──北越軍沒有進入首都。第一個攻擊目標是總統府：總統府當時空置，因為阮文紹正在美萩度假。發動攻擊的十三男一女很快就遭擊退，撤入附近一棟公寓樓，在之後十五個小時的槍戰中被逐一擊斃。其他游擊隊在一名同情越共的電台員工協助下取得鑰匙，占領國家廣播電台六個小時，但由於連接發報機的電纜被切斷，他們發布宣傳廣播的計畫未能得逞。越共的攻擊目標還包括堤岸華人區的新港（Newport）橋，以及隆平、邊和與新山一的外圍基地。副總統阮高祺下令全民戒嚴，任何走在西貢街頭的人都可以視為敵人處理。

聽到河內電台廣播說西貢政權正被推翻的一些疑神疑鬼的越南人，認為阮高祺一定是在發動一場推翻阮文紹的政變。那天夜裡，住在巴斯德街（Rue Pasteur）蘭德園區的大衛．艾利約與楊文美夫婦為一聲巨響驚醒。他們打開燈，遭到一名陸戰隊上校咆哮：「快關了！我們遭到攻擊了！」艾利約夫婦當時也以為這是一場純屬越南人家務事的政變，於是回房睡覺。事實上，這聲巨響是因為越共爆破兵在附近的美國大使館外牆炸出一個洞，春節攻勢中最扣人心弦的一場好戲就此上演。

在附近一所汽車修理場躲了幾天的十九名越共C-10營突擊隊員，乘一輛寶獅（Peugeot）小卡車與一輛計程車來到美國大使館外。他們湧出車輛，向兩名美軍憲兵開火，美軍憲兵臨危不亂，一面鎖了大使館大門，一面向領隊的越共排長與他的助手還擊。美軍憲兵在凌晨兩點四十七分遇害以前，用無線電發出呼救密電：「訊號三〇〇！」另一美軍在一旁補了一句：「他們進來了！救我！救我！」由於大使館的南越軍警衛已經逃逸，其他游擊隊員順利從那個用十五磅背包炸藥炸開的洞湧入大使館。但進了大使館園區以後，這些突擊隊員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他們朝大使館辦公大樓發射了兩枚火箭，轟掉牆上的美國國璽，炸傷一名陸戰隊員，讓大樓裡一小群工作人員嚇得魂飛魄散，但沒有殺人。之後幾個小時，他們就躲在幾座水泥大花壇後面，與附近大樓的陸戰隊與憲兵有一搭沒一搭地交火。

三十三歲的經濟專家，當時在大使館大樓值班的領事官亞蘭．文德（Allan Wendt）為雷鳴般的爆炸聲響驚醒。他的第一個反應是躲到床底下，第二個反應是打電話給駐守在一樓的陸戰隊警衛，陸戰隊警衛告訴他，大使館遭到攻擊。除了三名警衛的隨身武器外，大使館大樓裡沒有武器，其中一名警衛很快就受傷。文德也不了解，不知道那些越共突擊隊員為什麼沒有攻擊大樓：「我以為我已經命在旦夕。」他躲進有裝甲保護的密碼室，把自己反鎖在裡面，打電話到軍援越南指揮部。魏摩蘭的參謀向他保證盡速馳援，但就像企業電話傳來的錄音訊息「你的電話對我們很重要」一樣，他們也指出，西貢地區有多個目標遇襲，他們都得應付，所以或許援兵的抵達稍有遲誤。文德氣得大聲抗議說，「但這個地方是美國在越南勢力的象徵。」軍援越南指揮部一名軍官於是開出空頭支票，說已經派出一支裝甲縱隊前來解圍。文德還接通了與國務院作業中心以及白宮戰情室的電話，並舉著話筒，讓對方聽見槍響聲。

與越共大多數的攻擊行動相比，西貢的最初反應更加雜亂無章。駐在市中心區的唯一美軍單位七一六憲兵營奉命馳援大使館。但它的軍官不肯在沒有裝甲車與直升機支援的情況下出兵，而且拒絕在黑暗中作戰。它的一名軍官說，「越共已經進了大使館，他們什麼地方也不會去。」在之後幾小時槍戰中將越共突擊隊逐一肅清的美國人，包括陸戰隊員與憲兵，大多只是自行參戰，而不是奉命行事。他們還誤殺了四名大使館的南越司機，不過其中一名司機或許因協助越共而被殺。

這場美國大使館保衛戰的英雄是二十歲的陸戰隊中士隆．哈波（Ron Harper），就是在越共衝到前最後一刻，將大使館大樓入口那扇厚重的柚木大門關上的警衛。在之後持續許多小時的槍戰中，幾十名電視與媒體記者就聚在槍戰現場附近，興奮地報導這場距他們下禢旅館不過幾百碼外上演的驚悚鬧劇。魏摩蘭的戰鬥作戰中心（Combat Operations Center）主任約翰．柴森准將，這時也站在與他的住處只隔一條街的大使館外，看著槍戰進行，聽著記者喊道，「巷戰有一種古怪，一切似乎都來自四面八方，打在建築物上反彈造成的響聲特別大。」

天剛破曉，一架休伊直升機載著五〇二空降營一個排終於姍姍來遲，為大使館解圍。傑克．史匹迪（Jack Speedy）上尉寫道，「當朝陽高掛半空，景色十分美麗，西貢河上水霧瀰漫，住在下游人家升起的冉冉炊煙清晰可見，綠油油的草木與金色陽光相映生輝。」當這架休伊直升機朝大使館降落時，街道已經空無一人，不過隱身於暗處的越共突擊隊突然向直升機開火，一名守在艙門的砲手中彈倒下。直升機機長的反應懦弱得出奇：他沒有把這架休伊降落在大使館屋頂上，而是駕著它飛向隆平。當這架休伊直升機於早上六點半降落隆平時，隆平的彈藥庫部分爆炸──這是越共爆破兵敢死隊的又一傑作。目擊這場爆炸過程的史蒂夫．豪沃德（Steve Howard）說，「那就像有人在越南引爆核子武器一樣。」一排傘兵就在這場大混亂中降落在隆平：「這場春節攻勢顯然會造成一種廣泛效應。」

在受傷的砲手送醫後，傘兵上了另一架休伊直升機飛回大使館，在第一名突擊隊員衝進大使館園區六個多小時後在大使館屋頂降落。當傘兵跳下直升機時，一名陸戰隊警衛與一名陸軍通信員趁機攀上直升機飛走。傘兵衝下樓梯，碰到一名大使館文職人員（或許就是文德），「一臉感激之色，就像我們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人一樣。」隨後，幾架休伊直升機載來更多傘兵，兩名負傷的突擊隊員被俘，送交南越當局。

喬治．賈可森（George Jacobson）上校是一名退役軍官，當時以大使文職顧問的協調員身分住在園區內一棟宅院。他在前一天晚上在自己院子裡辦了一次春節煙火晚會，這時的他躲在家裡，握著一枚手榴彈，這是他唯一的武器：畢竟住在要塞化的大使館裡，還得在枕頭下藏一把手槍也未免太荒唐。天剛破曉，一幕驚險不輸好萊塢西部片的鬧劇上演了：賈可森聽到一名越共（殘餘最後一名突擊隊員）來到他樓下，於是透過一扇窗，朝底下一名正好經過他院子的陸戰隊員示意，要對方給他武器，那名陸戰隊員丟上來一把手槍。早上六點四十五分，賈可森就用這把手槍連發幾槍，結果了那名開著AK-47衝進他臥室的越共。

美方在上午九點四十五分宣布大使館已經肅清。史匹迪說，「當一大群記者衝進大使館園區時，那些越共的屍體都還有熱氣……如何應付記者成了我最棘手的問題。」一名傘兵告訴這些記者，越共一度進入大使館辦公大樓。這類駭人聽聞的訊息儘管不確，仍在全球各地不斷播出，為原已夠壞的消息火上澆油。有人發現，僅僅為了向全球轉播這篇報導而使用的太平洋衛星轉播費，就至少得花四千美元；而相對的，共產黨為攻擊美國大使館所投入的武器彈藥花費小得多，但與子彈造成的衝擊相比，這項轉播對美國聲望造成的創傷卻大得不成比例。

魏摩蘭將軍早在凌晨三點已經獲報，知道大使館遇襲，但直到大使館內敵蹤完全肅清之後，他才離開指揮部驅車直奔大使館。之後他的發言為他的名聲造成永難治癒的創傷，首先他惹惱了自己的部屬：他怒斥史匹迪與史匹迪那些沒有刮臉的屬下，要他們先回去整飭儀容；「之後他又找上一些其他的倒楣鬼，亂發一頓脾氣……我們有太多像魏摩蘭這樣的人讓我們對自己這一方痛恨不已。」歷經整夜驚魂的亞蘭．文德對魏摩蘭更加不滿。魏摩蘭不但沒有對美軍延誤六小時才馳援的事道歉，還在視察後指著大使館的處處瓦礫與堆在大使館外的屍體，對文德說：「我建議你把這個地方清理乾淨，讓這些人在中午以前恢復上班。」

魏摩蘭告訴記者，敵人已經慘敗。就像一名牧師看見他的樂捐盤子被人砸了一樣，魏摩蘭憤憤說道：「敵人非常狡猾地利用春節停火造成最大驚恐。」他稍後表示，越共對西貢發動的攻擊意在「聲東擊西」，真正的主攻目標是廣治省。《華盛頓郵報》的彼得．布雷斯楚（Peter Braestrup）不以為然地提出反問，「西貢市中心……都被打了，怎可能只是什麼聲東擊西？」

第19章大混亂

The Giant Reels

◎反擊

一月三十一日清晨幾小時間，南越全境爆發數以百計暴力衝突事件，對美國大使館的攻擊不過是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事件而已。陳坦（Tran Tan，譯音）當年是中學生，與父母、兄妹八人住在西貢市郊一間小茅屋裡。他記得母親將他從睡夢中搖醒說，「外面很吵，而且聲音不像是爆竹。」陳坦趕緊起床穿衣，他曾經當過法軍的父親出門查看。父親回來說，「越共到處都是，你最好趕快走。」陳坦帶著弟弟騎上家裡的本田機車從後巷逃到舅舅家──因為他們兩兄弟的年齡正是越共最感興趣的拉夫當兵對象。他們的父母與鄰居躲進附近一所學校避難，在學校住了六個月後遷入一處難民營。陳坦家那間小茅屋在這波春節攻勢的戰鬥中化為灰燼，他們也因此一貧如洗。

在三角洲地區，一名學生邀請一名隨游擊隊進入該禮市的共幹到家中喝茶。這共幹表示他沒時間喝茶：「現在就讓我們歡迎和平吧，我希望你能為和平的到來盡一分力。」這共幹要這學生將他認識的每一名政府或軍、警人員的姓名與住址寫下來，這學生遵命照辦，只在名單上省略了幾名至親好友。攻入該禮的越共後來被逐出政府大樓主園區。

在西貢，越共指揮官黃恭勝（Huynh Cong Than，譯音）寫道，「第一天的戰鬥情況與我們預期的完全不一樣，打前陣的幾個營由於只裝備小型武器與少量彈藥，不能迅速進展。而敵軍不僅人數眾多，還能利用街道巷弄交錯的地利優勢發動猛烈抵抗。百姓也給予我軍熱烈歡迎，但我們無力支援……群眾起義。」攻進城裡的幾個營與他們在郊外的總部之間失去聯繫，只能依賴不久後恢復播音的西貢電台的廣播。越共總計將三十五個營投入西貢地區，其中十一個營進入西貢市內。越共訓練了一批重武器操作人員，隨同游擊隊攻擊南越一處裝甲車輛中心，但由於情報有誤，這項攻擊徒勞無功：他們攻進去以後才發現戰車已經開走，一〇五公厘榴彈砲砲閂也已拆除。越共對新山一軍事總部發動大規模攻擊，當時正在基地的副總統阮高祺將步槍與手槍交給他的妻子與三個年紀較長的孩子，以備不時之需。葛蘭．奧提斯（Glen Otis）中校率第五騎兵團第三營從古芝出發，從共軍背後發動夜襲，成為新山一之戰的美軍英雄。奧提斯搭乘一架休伊直升機飛在部隊上方，一面通報越共設伏位置，一面指導部隊迂迴進擊。第三營在此役傷亡很重，但美軍能在新山一擊敗越共，第三營居功厥偉。

在附近一棟房子，學生陳文義（Tran Van De，譯音）從門縫望見一名戴越共木髓頭盔的軍人站在街頭高喊：「大家快出來，革命軍來這裡解放你們了。」但陳文義與他的家人仍然躲著，因為他們一家都是虔誠天主教徒，自幼就對共產黨既恨又怕。沒多久他就聽見槍聲在近處響起，他也立即回到母親與四個弟妹的藏身處。他用手指比著嘴，示意他們噤聲，然後揮手要他們都躲在一張大床下。接下來幾個小時非常恐怖：子彈打穿他們家的前門，他們聽到直升機發射火箭，一枚火箭還讓鄰居的房子起火燃燒。最後全家人逃到幾百碼外的一片叢林，在一條山溝裡躲了三天。陳文義每天黎明回家檢查，發現他們的房子安然無恙。第三天早晨，陳文義在回家路上撞上一名大塊頭美軍，舉步槍筆著他。陳文義於是用英文說道，「我是學生。」那美軍把槍放了下來，但陳文義可以見到他眼角流露的懷疑與不信任。

在井然有序的戰場上進行大部隊作戰，是將領們的最愛。第二野戰軍司令福瑞德．韋恩憑藉良好的通信，能將部隊迅速投入西貢附近的戰鬥。但春節攻勢在全國各地造成的混亂似乎令軍援越南指揮部的其他將領不堪其擾。美軍與南越軍之間的協調工作做得極差。在西貢之戰最初幾小時，美軍憲兵由於不具備步兵那種戰備，可想而知傷亡很重。十六名憲兵戰死，二十一人受傷，其中許多是一輛被炸的卡車上的乘員。在堤岸，激戰持續許多周。幾名澳洲軍人擊退了越共對他們宿營區的一次攻擊。廚子彼得．「波普」．克萊門特（Pte. ‘Pop’ Clement）在這次攻擊中殺了一名越共火箭兵。克萊門特事後以澳洲人特有的那種口吻說，「我一看見他舉起那根排水管，就知道他不是來這裡修水管的。」大體而言，政府軍守住大部分據點，本身雖有傷亡，但越共付出的傷亡代價更加慘重得多。不過出現在街頭的景象除了血腥就是暴亂。

位於西貢市郊的美軍第三野戰醫院（US 3rd Field Hospital），原本每天例行的工作就是醫治民眾的一口爛牙，然後發給他們一些五顏六色，深獲他們喜愛的安慰劑，現在突然間整座醫院陷於一團混亂。當美軍軍醫急救一名負傷的越共時，一名男護士探頭進來說，「他們打了大使館了。」醫生們不信，隨口答道，「少胡說。」這護士急了，提高嗓門說，「不管這傷兵了，還有太多人進來。」醫療助理威廉．卓蒙（William Drummond）說，「一場馬拉松就此展開……我們不斷工作了大約四十小時。」

由於資源有限，院方被迫放棄對一些重症病患的治療，並將一些可以走動的傷患送上巴士，開到新山一機場準備後送夏威夷。有些醫護人員累垮了，卓蒙談到外科手術主任的崩潰：「他無法承受這一切，被龐大的壓力壓垮。」卓蒙自己一度走出醫院，見到眼前停著一輛兩噸半的大卡車，上面載著大約十幾個美軍屍體。醫院徵用低階軍官寢室當停屍房，一度裡面停了六百具屍體，有美國人，也有越南人。第三野戰醫院有一百五十張病床，在春節攻勢高峰期收容了五百名病人。停留在這所沒有窗戶的設施就像「關在墳墓裡」一樣：醫護人員不時走出來喘口氣，查看一下是白天還是晚上。

卓蒙發現，最讓他難過的是面對那些註定難逃一死的「預期者」：「和那些與我同齡、可以做我兄弟、而我們知道必死的人說話，最令我難過。」野戰醫院護士長與她的助理都是五十來歲，如同母親一般慈祥的婦人。一名從卡車上下來的陸戰隊員肘骨突出，肘骨以下什麼都沒了。護士對他說，「可憐的孩子，你的手臂沒了。」那名陸戰隊員答道，「那沒啥了不起，甜心，他們還把我的蛋蛋也打了！」第三天，醫院消毒補給品用罄，步調不得不緩了下來。

各式各樣往往不正確的消息傳回美國，美國人民大為震驚。國家廣播公司（NBC）主播齊．杭立（Chet Huntley）告訴觀眾，越共爆破兵已經滲透美國大使館大樓，從大樓樓頂對進入園區的救援人員開火。莎拉．麥克蘭登（Sarah McClendon）在華府新聞節目《首都直擊》（Capital Tieline）中說：「情勢非常、非常、非常惡劣，我認為大家應該了解這一點。」《紐約時報》的威廉．伯克利說得比較節制，他說：「經過這些年的戰鬥以及數以萬計人員死傷，越共仍能將成千上萬兵員投入不僅是打了就跑的夜襲，還是必死無疑的自殺攻擊，讓人震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麥克．華里斯（Mike Wallace）說，這波攻勢「瓦解了盟軍在軍事上控有南越的神話」。密西西比州參議員約翰．史坦尼斯告訴記者，儘管敵軍因此付出慘重傷亡代價，但這波攻勢代表對林登．詹森個人的一項屈辱。詹森總統確實也因此震驚不已：他對軍方、尤其是對魏摩蘭的信心從此一蹶不振。

戰鬥繼續進行。二月一日早上六點，越共司令陳柏棟帶著參謀登上幾艘掛著民族解放陣線旗幟的大舢舨，沿河北上，在西貢靠岸。他們隨後穿越幾條市街，在不時傳來的砲火聲中走向巴當（Ba Tang）橋，只見一路上許多房屋已經改懸民解的旗幟。陳柏棟是越盟老兵，一九四五至四六年間曾到過西貢；他還在一個「覃太太」的住家小停，因為那裡二十幾年前曾是黨委會總部所在地。一名游擊隊說，陳柏棟因再次回到西貢而喜不自勝，還把涼鞋拖了，赤腳感受西貢街道。

那天下午，約翰．柴森准將在軍援越南指揮部寫道：「敵人竟能同時對南越境內幾乎所有的機場與省會發動攻擊，真是很了不起。目前為止，敵人已經造成我方相當的損失，但傷亡不算太多，不過敵人也因此付出驚人代價。如果我們能熬過這波攻勢（我認為我們能），我想敵人不會還有多少後備武力。敵人要不就此打垮我們，要不幫我們縮短戰爭。」

在越共野戰總部，士氣已經消沉，幹部提出報告說，攻擊西貢市中心區的越共突擊隊員已經全數喪生。陳柏棟在平天（Binh Tien）橋附近設立新指揮部，並派遣「占領隊」在大街小巷穿梭，呼籲市民加入起義，但大體上只是徒勞無功。他聽說一枚炸彈落在他的友人覃太太的家，裡面的人全部炸死。之後幾天幾夜，主要由婦女擔任的信差冒著槍彈橫飛之險穿越街頭，不斷帶來壞消息：盟軍正不斷挺進，投入的火力越來越猛，共軍周邊正持續縮水。直升機在上空徘徊不去，不斷投下照明彈照亮夜空。美軍無線電定向單位已經鎖住陳柏棟的無線電發報，砲彈開始往他所在的位置猛轟。傷兵不斷抬進來，但由於沒有醫藥，也只能倒地等死。游擊隊只能靠早已吃厭了的鴨肉與鴨蛋裹腹。陳柏棟拼命求援，但始終沒有下文。

另一方面，在整個南越，幾乎每一個美軍戰鬥單位都與越共發生若干形式的衝突。三十歲、來自喬治亞州奧古斯塔（Augusta）的米隆．哈林頓（Myron Harrington）上尉，在春節前五天剛出任陸戰隊第五團第一營的連長。他為自己服役八年，卻沒經歷過戰陣感到慚愧：「我非常擔心自己欠缺實戰經驗。」一天夜裡，他們的陣地遭到間歇性迫擊砲砲轟，黎明時，哈林頓奉命率領兩個排，與位於十一英里外的第一營其他部隊會合。這是混亂與劣質領導的典型範例：派遣一支小部隊進行如此凶險的行軍非常荒謬。哈林頓問營部，「目標區與我之間有什麼？」他們說，什麼都沒有。但他的D連才走了幾百碼就與敵火接觸。哈林頓的部隊經過四小時苦戰，才在海軍艦砲火力支援下擺脫敵軍糾纏，將八名傷兵後撤。哈林頓可以見到北越軍在旗語與口哨調度下大舉集結：「我發現情況越來越不妙。」又隔三十六小時，他們才能藉夜色掩護重新部署，於二月二日午夜抵達營的陣地。

約翰．哈里森中尉的駐在芽莊郊外的空降連，奉命穿越空曠稻田，攻擊據說有越共守候的兩棟房子與一處墳場。哈里森說：「突然間，一大群越共在我們後方出現，用火箭與迫擊砲攻擊我們，咚咚咚響聲不斷。」哈里森帶著三個人躲進一座殘破的建築，卻發現敵人的槍彈在建築物圍牆橫飛亂舞。他們打了一整天，他的連的其他官兵被敵軍火力壓制在一千碼外，動彈不得。「這已經像是一場艱苦的拳賽，非得打個你死我活不可。在大多數遭遇戰中，一開始三十秒就能決定你有多少死傷，但這次我們打得沒完沒了。」哈里森的尖兵在附近茅屋門前被殺。哈里森呼叫空中支援，但由於攻擊目標過於接近，炸彈炸飛哈里森藏身那棟建築的屋頂，震得哈里森耳鼻流血。六架F-4一度臨空，接連向敵陣發動俯衝攻擊。

但越共仍然不斷攻擊，一個小女孩從一間小茅屋衝出，抓起一支倒在地上的槍又跑了回去。哈里森告訴他的M-60機槍手，「如果她再跑出來就開槍打。」另一連救兵終於在傍晚開到，為他們解了圍，但他們在救援傷患的過程中又損失三個人，這是一場持續一整天的苦戰。哈里森說，「這是我在越南碰到的第一場我無法建立火力優勢的戰鬥，我們用M-60機槍猛轟，卻無法壓制他們的火力。我們幾乎見不到敵人，只能瞥見他們的AK在噴火。」傘兵在夜幕降臨前撤離，哈里森之後率領一支巡邏隊回戰場收回弟兄遺屍。他們在回程時走失，只得用無線電請空降防禦周邊發射曳光彈做為導引。

參加過春節攻勢的越共對他們這段經驗有不少鮮活、動人的描繪，不過對越共在占領區犯下的暴行卻避而不提。共幹阮文歛（Nguyen Van Lem，譯音）涉嫌在抓到南越軍官阮俊（Nguyen Tuan，譯音）中校與他的家人後，親手用刀割了阮俊、他的妻子、六個子女與八十歲老母的喉嚨。不多久以後，阮文歛在二月一日落入南越游騎兵手中。游騎兵把阮文歛送交警方，警察總監阮玉鑾二話不說，舉起手中史密斯威森（Smith & Wesson）手槍對準阮文歛腦袋將他一槍斃命。美聯社記者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當時照了一張阮玉鑾槍決阮文歛的照片，這張照片為亞當斯贏得一項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但對美國與南越的正義之師名聲造成毀滅性影響。亞當斯日後也對這樣的後果悔恨不已：「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有這樣的事。他開槍斃了他，又怎樣？……只不過我正好在旁邊罷了。」讓亞當斯懊惱的是，他沒能拍下「那越共殺害阮俊一家人」的照片。美國歷史學者艾德．摩斯（Ed Moise）認為，阮文歛殺害阮俊一家人的整個故事都是戰後杜撰的。真相究竟如何或許永遠沒有人知道，但副總統阮高祺痛苦地寫道：「只在快門一閃之間，我們爭取獨立與自決的鬥爭就改頭換面，成了似乎毫無意義、而且殘酷的處決暴行。」

軍援越南指揮部呼籲媒體多想想敵方犯下的那些數不清的暴行，只是提不出可以差堪比擬的視覺形象。又過一段時間，多家報紙刊出美聯社一張一名越南陸戰隊員槍殺一名戰俘的照片，再次引起騷動。報紙引用一名美軍顧問的話說，「我們所以會殺身負重傷的越共，一般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醫院已經為我們自己的傷兵與百姓擠滿，再也騰不出空間收容敵人；另一個原因是，如果你見過五歲小女孩被蒙上雙眼、兩臂反綁、腦袋裡還中了子彈，你會想報復。我昨天見到兩個小女孩慘死，一個小時前，我槍斃了一名越共。」

約翰．柴森准將在軍援越南指揮部面對向「那群禿鷹一樣的記者」簡報的難題。魏摩蘭的參謀在二月一日早晨宣布，順化境內只有一座橋樑與裝貨坡道遭到一個越共連攻擊，而且這個連已遭擊退。那天晚上，美國陸軍新聞社發布新聞說，只有兩枚迫擊砲彈落在順化南方九英里的富排的一座彈藥庫。但軍方發布的消息總比實際事態發展落後許多小時。當陸軍新聞社發布上述新聞時，順化市大多數地區已經淪入共軍手中。軍方還要強調好消息，例如發言人會強調許多南越人自動放棄年假回部隊報到，再加雜一些沒有老百姓響應越共號召「起義」的事實。柴森本人也在二月三日告訴記者，肅清順化「只是時間問題」，應該「不出一兩天就能搞定」。事實是，順化之戰前後打了三個星期。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在二月三日報導，認為美國有可能嚐到軍事敗績。《華爾街日報》也在社論中說，情況「非常不對勁。事實顯示，享有這麼龐大美援的南越政府，卻不能為它在鄉間與城市的人民大眾提供安全」。以善能諷刺著稱的專欄作家阿特．布奇華（Art Buchwald）寫道，「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達柯他州小大角（Little Big Horn）：喬治．阿姆斯壯．卡斯達（George Armstrong Custer）將軍今天在接受本記者獨家專訪時說，小大角之役已經出現轉機，他認為勝利已經在望[4]。」

一些南越高級軍官表現得很好，不過表現懦弱的高官也不在少數。魏摩蘭告訴國防部，第四軍司令躲在自己的華廈裡，還調了幾輛戰車擺在門口保護自己；還有一名高官在軍服下穿了便服，以備不時之需。克萊登．亞伯拉姆斯將軍向南越軍參謀長表示不滿：在順化，南越軍三個陸戰隊營花了三天時間才前進了半條街，「在這個急需援軍的緊要關頭……如果這些陸戰隊不能及時馳援……他們喪失了成為共和軍一分子的權利。」國家廣播公司的大衛．布蘭尼根（David Brannigan）說，南越軍幹的乘火打劫的勾當比打的仗還多。福瑞德．韋恩後來說，「有些南越軍表現很出色，決不輸美軍，但也有許多敗類……在太多案例中，當他們發現情況不妙，可能被打垮時，他們就無心戀戰，逃之夭夭。」

二月四日，西貢之戰進行到第五天，越共地區司令建議全面撤軍，但立即遭黨書記拒絕。一些高級共幹後來猛烈抨擊戰區領導人缺乏決心，事實是，他們基於多項錯誤假設而發動這項攻勢，攻勢失敗後，他們不過是用這類批判推卸自己的責任而已。同樣在二月四日，在正式慶祝越南共產黨建黨三十八周年之後，陳柏棟轉移指揮部。他帶著參謀騎腳踏車到一處渡口，然後撤到西貢河對岸。由於美軍砲火轉強，越共傷亡情況惡化，他們在二月五日撤退。南方局下令從西貢市中心區撤出的部隊繼續在郊區作戰，但一名營長聲嘶力竭地反對：「郊區已經成為絞肉廠，繼續守在那裡會讓我們多死一大堆人。」越共殘部就這樣垂頭喪氣走上漫漫撤軍路，往水草平原而去。

約翰．柴森在二月六日的家信中說，「魏摩蘭的抗壓能力還不錯，但在新聞戰場上陷於苦戰。」魏摩蘭仍然堅持將重心擺在西北部。他在二月八日致電國防部，「雖說我覺得我們可以守住溪山，但我們仍有可能沒那麼幸運。如果我們失去溪山，我們必須將它奪回來，我不得不把第一騎兵師擺在這個地區，原因就在這裡……我必須做最壞的打算。」直到二月十日，他還致電夏普將軍，說他仍然相信北越「意在將溪山變成又一個奠邊府」。

媒體也隨魏摩蘭起舞，在整個二月與三月間，位於九號公路上的溪山基地，在美聯社從華府以外地區發出的所有有關越南的新聞報導中占比高達百分之三十八，在《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發表的所有戰地照片中占了五分之一。電視台不斷播出陸戰隊防禦周邊內傷亡與受損的畫面，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夜間越戰新聞節目有一半以溪山圍城之戰為主題，但對於北越軍遭受的更加慘重的損失，卻一點相關報導也沒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穆瑞．傅洛森（Murray Fromson）在二月十六日語帶絕望地說，「北越要在這裡決定誰生誰死……他們遲早要採取決定溪山命運的行動。」僅管幾十架飛機每天仍能在溪山跑道起降無阻，但電視記者喜歡將鏡頭對準跑道邊三架C-123與一架C-130運輸機的殘骸。據說，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沃爾特．克朗凱在訪問越南時說，絕大多數人都相信共產黨如果真想奪下溪山就能奪下溪山。

在這段危機高潮期間，中情局分析師做了最新評估，將南越境內共軍總兵力從五十一萬五千人增加到五十八萬人，但共軍實際兵力可能只有三十萬人左右。軍援越南指揮部這種恐懼感無疑影響到白宮──若非如此，詹森又怎會在二月三日告訴艾爾．惠勒，說他無意用原子彈炸溪山，但敵人或許迫使他做這樣的決定？春節攻勢期間，詹森與魏摩蘭曾兩三次在電話中直接交談，在其中一次談話中，魏摩蘭先向詹森保證沒有這個必要。但魏摩蘭隨即說，如果北越軍現在全面入侵南越，美國應該不惜動用一切必要手段阻擋他們，包括使用化學或核子武器。

二月五日，參議員威廉．傅爾布萊特的一名助理接到匿名電話，建議傅爾布萊特質問當局，為什麼美國最權威戰術核武專家之一的理查．賈文（Richard Garwin）教授最近往訪南越。這件事引起一陣人心惶惶的猜測：二月八日，可能在一九六八年大選民主黨提名中挑戰詹森的尤金．麥卡錫參議員說，軍方已經要求使用戰術核武。白宮與國防部立即否認，說麥卡錫這說法純屬空穴來風，事實也確實如此。但在一次記者會中，惠勒不肯排除一旦溪山出現被攻陷的危機，美方使用核武的可能性；同時，詹森還一度考慮入侵北越。

《紐約時報》二月十七日刊出一篇題為〈詹森否認考慮在越南使用核武〉的報導，頗能反映當時美國朝野有關這個問題的激辯。而這類討論令美國盟友十分惱怒，英國首相哈洛．威爾森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面對全國》（Face the Nation）的節目中說，使用核武是「犯了瘋病……完全發瘋」。事實上，根本沒有人真正打算動用核武，將軍們那些談話為的只是讓河內疑神疑鬼罷了。為打住這個議題，夏普在二月十二日下令魏摩蘭放棄核武應變計畫，不過這項爭議已經對國際信心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共產黨在北部戰區部署了六萬人。二月七日晨，三〇四師一個營在微弱的裝甲掩護下，對朗威（Lang Vei）的一個美軍特種部隊營區發動攻擊。朗威位於溪山西方五英里，隔著群山與溪山對望。北越軍派出的第一輛PT-76戰車很快就被擊中，起火燃燒，但步兵攻進防禦周邊。守軍要求駐在溪山的陸戰隊派軍支援，陸戰隊明智地拒絕了，因為北越已經埋下伏兵，等待溪山出兵進入圈套。共軍用B-40火箭攻擊朗威守軍，還用汽油灌進一座久攻不下的碉堡，然後放火。共軍在損失七成兵力後終於將旗子在朗威升起，美軍以直升機救出殘餘美軍，隨即放棄這座已經無險可守的營區。

儘管共產黨吹噓成功，他們在整個北部戰區遭到的損傷驚人慘重。甚至早在B-52介入戰局以前，疾病已經為他們帶來重創：每五人就有一人染上瘧疾，雨季來到以後感染率更高。一團北越軍在一次以失敗收場的攻擊行動中損失了四分之一兵力，另一個團在攻擊八三二高地時每五人就有一人陣亡。北越軍第九團的遭遇堪稱典型：二月六日傍晚，它在距九號公路一英里的一條河邊野營。第二天一早，當部隊整裝待發時，六架B-52突然飛臨上空，帶來一場無處可逃的大毀滅。半個團的官兵直接暴露在如轟雷般從天而降、數不清的炸彈下。

在第一波轟炸結束後，當共軍忙著收屍、救傷時，第二與第三波轟炸相繼登場。當最後一架B-52終於消逝在遠方空際後，殘屍碎骨夾雜著炸斷的樹枝隨處可見，鮮血染紅了河水。第九團還沒上戰場已經死傷近三百人，損失了百分之十五的兵力，一名連長精神崩潰，該師的軍史也承認士氣重挫。在胡志明小徑，用人力費盡千辛萬苦運往南方的近兩百噸彈藥也因空襲而被毀。

在溪山圍城之戰爆發幾周之後，基地周遭原本蒼翠碧綠的山谷已被炸成籠罩在塵土與飛煙中、一片光禿的紅色廢墟。每一次空襲過後，北越軍總是展開瘋狂挖掘，以營救埋在土裡的人。一枚炸彈在指揮所碉堡邊爆炸，炸死五名剛踏出中學加入軍中的新兵。雙方的狙擊兵不斷對決，但共軍將主要力量擺在不斷挖掘讓戰壕逐漸逼近美軍周邊的作業上。挖戰壕的重要性對北越軍而言所以如此緊迫，是因為他們知道，只有盡量逼進美軍陣地，才能使美軍投鼠忌器，不敢對他們發動空襲。到三月，一些北越軍的連兵力只剩下三十人。據守過這些陣地的美軍永遠忘不了當年這段經驗。奧維．福克森（Orville Fulkerson）下士發現一件奇事：在八八一高地上，由於被來自一方或另一方的輕武器不斷擊中，幾具美軍與北越軍屍體「像果凍一樣糾結在一起」。八六一高地守軍傑夫．安東尼（Jeff Anthony）從來就不相信北越軍能攻占溪山，因為北越軍對他的連的陣地發動的每一波攻擊，都被他的連擊退。一次又一次，陸戰隊員在黑暗中可以看見黑影在六十碼外現身，然後逼近到四十碼，接著三十碼──比大多數美軍在越南戰場上的經驗都近得多。但拜照明彈之賜，守軍打光一個個彈匣、一條條彈帶，總能把來犯的北越軍一一打翻，「不過他們的迫擊砲也讓我們傷亡很重」。二月二十五日早晨，在一場戰鬥結束後，北越軍為謀取一個無價的宣傳形象，拿出曾在奠邊府戰役中用過的心理戰老招，要美軍舉白旗走出陣地搬運美軍屍體。陸戰隊看穿這套把戲，沒有理會。

共產黨用一個康樂隊在前線勞軍，紓解前線官兵的苦悶、疲累與恐懼。一個名叫周義（Chu Nghi，譯音）的劇作家寫了一個名叫《在祖國前線》（At the Ta Con Perimeter Wire）的劇，演出後甚獲好評。但有一次劇團在演出時遭到空襲，周義本人被炸死，男女演員也負傷，它提振士氣的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河內御用史家將美軍的傷亡統計數字瘋狂誇大，例如在一場戰役結束後，五百美軍戰死，河內發表的數字是打死美軍三千零五十五人，擊落美機兩百七十九架。有一個班提出報告說，他們每死一人，可以打死美軍四十人，「高大、笨重、遲緩的美國人大批死亡。」溪山之役是「一場輝煌的勝利」。不過共軍私下裡沒有人相信這些胡說八道。三〇四師的軍史承認，它的單位「在這場猛烈的角力中遭到相當折損」，「為師幹部與士兵的思想與意識形態……帶來問題」。逃兵與自己造傷的案例激增，共有三百九十九人遭到懲處，其中包括一百八十六名黨員與八十五名幹部，罪名包括「缺乏進取精神」等等。

北越軍說，它的人員傷亡損失百分之四十五來自空襲，砲轟造成的傷亡比率也差不多，因輕武器造成的傷亡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在春節攻勢結束時，北部戰區的共產黨有一萬兩千人告病、六千人戰死、一萬五千人負傷。溪山圍城之戰一直打到春末。客觀地說，這是北越的一場大敗，北越軍本身必須犧牲至少十個人才能打死一名美軍。但魏摩蘭與媒體讓美國在心理戰上大敗虧輸：共產黨用一項高明的欺敵計畫騙了軍援越南指揮部。

在順化，到二月四日至五日夜間，共軍死傷已經遠遠超過一千死、四千傷，而且彈藥與糧食盡皆無以為繼。但北越軍指揮官提出的撤軍要求遭到上級拒絕，上級告訴這些指揮官，空投補給作業即將展開，要他們準備放火以標明位置；並說新一波的全國性攻勢將於二月十八日展開，援軍即將到來。一名幹部後來大罵他的上級，認為他們信任上級，上級卻用這些一廂情願的謊言背叛他們。資深共產黨員幾乎沒有人膽敢公開承認壞消息。套一句北越軍上校阮安的話說，「每個人都不敢實話實說，因為怕被安上膽怯或意識形態不佳的罪名。」

美國對轟炸順化的廟宇與宮殿感到猶豫，所以讓這些地方成為共產黨聚集的所在。副總統阮高祺在獲悉這件事以後，展現出他一貫的無情：「這些東西都是人造出來的，人還可以重造，炸了它們！」於是，只要天候狀況許可，大砲與飛機開始轟炸大城堡。但收復順化的作業仍然牛步般緩慢，每天只能攻占幾百碼瓦礫堆而已。陸戰隊員開始瞧不起他們那些南越盟友，一名美軍爬上一輛南越軍戰車，準備用戰車砲塔上的機槍攻擊共軍。他在戰車艙板上猛敲，要底下的南越戰車組員拿機槍彈帶給他卻得不到回應：那些組員把他們自己反鎖在艙裡，不肯出戰。

安迪．魏斯汀（Andy Westin）中尉從順化北部的一個散兵坑寫信給妻子咪咪（Mimi）：「親愛的，昨夜我哭了。這是我來到這裡後第一次流淚，而且哭的人不是只有我一個，從我們指揮官以下，大家都哭了……我們整個營陷入越共一個陷阱……那是一場大屠殺！所有的將領都以為越共已經撤了，所以我們大搖大擺進入這片樹林……我從沒見過這樣的場面，也希望這輩子再也不要見到它。」隨著死傷不斷增加，美軍對於砲彈、炸彈、槍彈下的平民命運也越來越不關心。想到自身黯淡的前途，美軍開始蔑視財物，態度越來越殘忍：任意燒殺的行逕不斷增加。美軍用戰車、火焰噴射器與一〇六公厘無後座力砲激戰四天，才逐出敵軍，在位於軍援越南指揮部與富艮（Phu Can）運河之間的南部城市開出一道一英里的走廊。同時在河對岸，南越軍收復大城堡的作業仍遲滯不前。

二月十一日，米隆．哈林頓的陸戰隊營奉命沿一號公路北上，往順化進發：「沒有人知道情況究竟如何。」上級敷衍了事地給了他一次有關巷戰戰術的簡報，「我聽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二月十三日，這個營的A連試圖進入大城堡，遭到重創。第二天，哈林頓的D連冒著敵軍砲火，乘登陸艇與帆船沿河北上。那天晚上，上級向哈林頓拋了一句話，「附帶告訴你，你明天要把東巴（Dong Ba）門攻下來」，「嚇得我一身冷汗」。

部分由於焦慮，部分也由於響個不停的砲聲，哈林頓一夜輾轉難眠。二月十五日一早，哈林頓帶著一百人往南，沿著大城堡城牆內側一道壕溝展開仰攻，慶幸有一堆堆瓦礫可供掩護：「情況突然變得非常安靜，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占領的那些太平洋灘頭一樣。」接下來，共軍開火，很快打傷哈林頓的傳令。「敵火非常猛烈，就好像置身關蒂柯訓練中心三百碼射擊場一樣，我發現自己的腦子已經不管用。一名排長倒在一座陽台上，為火箭彈所傷，他的無線電也被炸毀。我派了幾名傳令過去，他們也都一一中彈。」哈林頓要摩利．威瑪（Maury Whitmar）中士帶一班人衝上城牆，「他以不敢置信的眼神朝我看了一眼，然後遵命照辦。」

陸戰隊開始朝大城堡塔樓的底部挺進，塔樓位於皇城西側中途，是陸戰隊這波進擊的目標。由名叫摩里斯（Morris）的年輕尉官指揮的一輛戰車隆隆而前，開始提供火力支援：「他非常棒。」一名黑人陸戰隊員跑到哈林頓旁邊，興高采烈地說，「我剛領到我的第三枚紫心勳章！」哈林頓說，「那勳章不過是個掛在他胸上的小東西，我於是要他做我的傳令，他隨即帶著彈藥上了城牆，為城牆上的美軍運送彈藥。我還認不出我的連上大多數官兵的名字，我只能下令要他們前去送死。死亡的氣味很可怕，而且這種氣味到處都是，在吃口糧時，就像在吃死亡一樣。」

在這場大屠殺的過程中，也出現一些古怪插曲：一個名叫喬．艾蘭（Joe Allen）的年輕尉官在砲火聲中來到哈林頓面前，說自己是新調來的補充人員，還說「上尉，我在一星期以前見到你的妻子與女兒。」當時爆炸聲與輕武器射擊聲不絕於耳，哈林頓說，「那話讓我聽得喘不過氣，我不由自主想到戰鬥以外的事，而那可不是明智之舉。」直到傍晚，在鮑伯．湯姆斯（Bob Thoms）下士帶領下，更多美軍攻上大城堡高牆。湯姆斯是個魁梧大漢，身上的迷彩服這時已經襤褸不堪。到下午四點半，目標地區已經肅清，哈林頓率領的一百名陸戰隊員有六死四十傷。翌日，十六日凌晨四點，北越軍展開反攻。雙方又是一場激戰，美軍再次攻下塔樓，在塔樓廢墟裡找到二十四具敵屍。

哈林頓立即奉命帶領殘餘的三十九人投入緩慢、痛苦、令人提心吊膽的逐家逐戶肅清作業。「敵人有兩周時間準備陣地，我們已經到了幾乎沒有效率、幾乎不在乎自己生死的地步。我們在心理上已經垮了，沒有人還關心眼前這些事。上級不斷追問，『為什麼只是肅清幾名北越軍要花那麼多時間？』」他們的營長鮑伯．湯普森（Bob Thompson）少校，一度因為進軍速度緩慢惹惱克萊登．亞伯拉姆斯而遭撤職，後來因陸戰隊高層說項才撤銷撤職令。哈林頓在聽說自己獲頒海軍十字章後，百感交集地說，「我不覺得我有資格獲得這項殊榮，這應該給其他人。」

二月二十二日早上六點半，困在大城堡裡的北越軍發動自殺攻擊。幾名南越軍嚇破了膽，無視長官槍斃他們的威脅而臨陣脫逃。二十三日早上五點，黑豹連終於在順化皇城上降下民族解放陣線旗幟，揚起南越旗。在升旗時，一個幾乎赤身露體的人從旁邊觀景湖中冒了出來──這是一名南越軍人，他在順化共軍占領區躲了二十天，只有夜晚才出來覓食，後來發現，他是范永定少校的大哥。南越軍在順化死了四百五十八人，一千多人受傷，其中至少有些人也英勇奮戰。美國陸軍七十四死、五百零七人傷，陸戰隊一百四十二死、八百五十七人傷。根據估計，約六千民眾死亡，其中相當一部分死於「友軍砲火」。

在收復順化皇城大城堡之後第二天，美國新聞處的鮑伯．凱利寫信給法蘭克．史考登：「河以南，每一棟房屋都被打爛，焚毀的車輛、戰車與樹木遍布街頭，火箭與八英寸砲炸出來的孔隨處可見……過去總是擠滿舢舨的大市場，附近所有的房屋與商店全數被毀，燃燒彈、八英寸砲彈與五百磅炸彈每天在這裡肆虐，西貢那些混蛋根本搞不清問題有多嚴重……最讓我冒火的是，我們那些狗娘的將領們還說什麼『我們知道要出事』的屁話，好像他們故意要共軍打來一樣。現在，儘管遭到如此慘敗，他們竟還算計敵軍死屍，吹噓獲勝。」眼見許多南越官員與士兵逃亡令凱利更加憤怒。

一名記者寫道，順化住宅區與商業區景象像極了戈雅（Goya）畫作中的景致：「整條街完全荒廢，瓦礫堆阻斷了人行道，馬路中央彈坑、炸得焦黑的車輛殘骸隨處可見，一輛卡車嵌在一道牆裡。死亡的氣味讓人作嘔……順化不再是那個我熟知也深愛的城市，街頭那些炸得稀爛的焦屍，也曾是活生生、會說話、會愛的人。共產黨與美軍指揮部已經殺了這個越南城市之花。」當地一名居民指著一堆瓦礫說，「住在那裡的那名男子被越共槍殺，現在他的房子被美軍炸毀，怪不怪？」老鼠與狗成群在街上啃著屍體。

共軍的死亡數字在兩千五百到五千之間──他們一直沒有透露可靠數字。二月最後幾天，與美軍以及南越軍的雜亂無章大不相同，殘餘共軍井然而撤。與一九三九至四五年二戰標準相比，順化之戰的規模不大，不過事實證明它是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中最血腥的一場戰役。二月二十六日，盟軍在順化發現第一個千人塚：在民族解放陣線統治順化的短短幾十天，共幹有系統地殺了他們可以找得出來的每一個政府官員與支持者、知識分子、資產階級與「人民公敵」，還有他們的家屬，將屍體埋在幾個千人塚裡。共產黨在其他地方也進行類似殺戮，不過規模較小。一名共產黨為這種恐怖暴行提出辯解：「人民對這些惡霸恨之入骨，像對付毒蛇一樣，必須將他們殺了，以免他們再次為害。」

其中一名受害者是五十三歲的政府社會服務處主任阮必聰（Nguyen Tat Thong，譯音），他利用春節假期來順化與六名家人團聚，其中包括兩個還在唸書的學生。一名受害人是四十八歲、在街頭賣菸的寡婦阮氏羅（Nguyen Thi Lao，譯音）。此外還有天主教神父與美國百姓。數以百計民眾只因為列名所謂政府同路人名單而遭到清算。盟軍從千人塚總計找到兩千八百一十具屍體，實際被害人數幾乎肯定更高。澳洲顧問丹尼斯．坎貝爾（Denis Campbell）上尉寫道，「共產黨用鐵絲絞死軍人，把軍人屍體掛在牆上示眾，那種仇恨還可以理解。但只因為民眾不肯拿武器幫他們打仗，就將民眾一家老小活埋，就讓人匪夷所思。我過去還對越共有三分佩服……現在那種感覺沒了。」

越南共產黨在道德上勝過西貢政權的謊言，因這場殺戮而戳破，但部分由於軍援越南指揮部直到三月九日才宣布發現這些千人塚──到那時，指揮部本身的信譽已經掃地──媒體對這場殺戮的報導來得太遲。魏摩蘭私底下對陸戰隊表示不滿，認為陸戰隊搞砸了順化之戰。陸戰隊確實搞砸了順化之戰，但應該怪罪的是那些高級將領，因為自魏摩蘭本人以降，這些將領只是反覆下令部屬完成一些戰術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前後幾周時間，整個美軍指揮部一再誤判情勢，投入的資源也完全不合適。

二月最後幾天與三月第一天，共產黨在南越各城市最後幾處頑抗的據點被一一肅清。這時南越境內有六百六十三名領有執照的外國記者，對他們來說，春節攻勢是一場不可多得的盛宴。有些記者以幾近歇斯底里的口吻寫報導、做廣播；有些記者展現無比勇氣，為這場攻勢做出最鮮活的描繪。他們大體而言只是強調共產黨的成就，對士兵們眼中的核心事實──敵軍戰敗──卻甚少著墨。威廉．哈蒙（William Hammond）在美國陸軍正式越戰戰史中對媒體有很公允的描述。他寫到：「他們太容易向職業壓力屈服，為取得任何新聞，他們與同業競爭；為了向國內供應頭條，他們犧牲了深度與分析，只求聳人聽聞；在沒有新聞的時候，他們製造新聞。」

但哈蒙也以一段幾乎否定以上說法的文字指出：「無可否認……新聞報導往往仍比政府公開聲明更精確。」他或許指的是《紐約時報》記者金．羅伯茨（Gene Roberts）在春節攻勢期間發出的幾篇報導。在春節攻勢展開前不久才抵達越南的羅伯茨認為，順化美軍打得比北部戰區那些高層指揮官都好，還對美國陸軍與陸戰隊領導層提出批判。

◎總統的投降

春節攻勢過後，北越軍與越共士氣重挫，承認這是一場讓他們損失約兩萬人的軍事挫敗。河內官方歷史紀錄承認「敵人在戰場暫時取得上風……我們的態勢與實力重挫」。根據共產黨本身的評估，若干游擊隊單位因為暴露在美軍砲火下，損失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兵力。隆安的越共司令寫道，「在我的整個軍旅生涯中，我從沒像在這段時間這樣感到如此困惑與無效……我仍然無法完全解釋這些事。」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除非統治政權與它的部隊意志崩潰，民眾暴亂幾乎無一倖免，終必以失敗收場：一九四四年的華沙[5]、一九五六年的布達佩斯[6]、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7]都是例證。一名北越軍上校說，「我們終於發現想搞一場全民起義根本不可能。」如果共軍能展現一種勝利者面貌，一些南越人可能轉而投入共產黨陣營，但共軍始終做不到這一點。他說，越共一開始對美國大使館與幾處都市中心的滲透是「一項了不起的勝利」。他承認，之後共軍犯了想守住這些據點的錯：「最好的辦法是在一擊成功之後，立即撤軍，鞏固我軍在鄉間的勢力。」一些美軍軍官也完全贊同這種說法，認為比起與游擊隊作戰，與敵軍大部隊正面衝突的作戰更能對正美軍胃口。幾個月以後，一名師長說，「南方局有一群他媽的好戰軍官，想用大規模戰鬥打贏這場戰爭，我們純靠這個救了我們。」

殘餘共軍垂頭喪氣回到他們留下私人物品的基地，發現大多數私人物品已經無主。他們知道這項攻勢的計畫有問題。越共領導人陳杜說，「春節攻勢顯然改變了整個戰爭的性質……那是一場『孤注一擲』的攻擊。我們訂下許多不切實際、不可能達成的目標……『把他們一舉幹掉』這樣的話真動聽。我們在一九六九、一九七〇與一九七一年陷入極端困境。有人問我們，我們控制多少人口占比，我們答道『大多數』，但事實上我們幾乎已經完全失去控制了。」陳杜對南方局與河內始終憤憤不平，指責他們為發動這場攻勢，不惜犧牲最忠實的支持者。

北越軍上校阮安寫道，「許多我們的人失去信心……他們認為敵人現在占得上風。」在一九六八年五月與八月的第二與第三次「迷你春節攻勢」中，越共再遭慘敗，死亡人數增到五萬左右。民族解放陣線元氣大傷，回復到過去地方游擊隊的老狀況；在那以後，戰爭重擔完全落在北越軍肩上。

美軍在春節攻勢中損失近四千人，南越軍損失將近六千，但由於春節攻勢結束後，鄉村暴力事件大幅降低，美軍對前途更感樂觀。福瑞德．韋恩說，「我們有很大的進展，大家現在晚上也敢開車外出了，暗殺事件很少見。」克萊登．亞伯拉姆斯嘲笑北越軍說，「看看溪山吧，可憐的老武（元甲）──而且我還不是說著玩的。可憐的老武，我真的為他感到難過。他不斷出兵、不斷出兵，把那些師不斷投入戰場，直到全部打光了為止。但如果他真的像美國報界所說是那麼了不起的戰術家與戰略家，如果他當時把一個師或兩個師都沿著海岸調下來，我真不知道我們拿什麼把他們趕出那裡！」參加過溪山保衛戰的陸戰隊員傑夫．安東尼說，「在春節攻勢結束後，我們認為我們可以徹底打垮這些傢伙。」

羅伯．麥納瑪拉在國防部長任內最後幾天表示，春節攻勢帶來一個明顯的教訓是，南越軍此後應該直接在美軍指揮下作戰。魏摩蘭總算聰明，否決了這項建議，因為這樣作無異於贈送共產黨宣傳機器一份大禮。魏摩蘭告訴華府，說他現在見到大好機會來了：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惠勒鼓勵下，他要求美軍大舉增兵越南。《紐約時報》在三月十日透露，軍方要求動用後備役，再向越南增兵二十萬六千人。後來有人說，這是詹森總統任內最具殺傷力的一次洩密事件。由於這次事件，魏摩蘭成為反感、甚至中傷詆毀的眾矢之的。就在那個月，魏摩蘭接到通知，說亞伯拉姆斯將取代他出任駐越美軍司令，三個月後，魏摩蘭返美出任陸軍參謀長。他的下台部分雖反映當局認為他作戰不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信用破產。他曾公開預言勝利在望，卻在不旋踵間要求增兵──幾乎等於暗示不增兵就要吃敗仗。

春節攻勢造成可怕的破壞，毀了四萬八千棟民房，導致了近五十萬新難民。當時有記者引用一名美軍軍官的話說，「為了救這個城，先得毀了這個城。」今天一般認為，這句話其實是這記者杜撰之詞，但它確實反映了美國「為維護南越自由」而打這場仗的矛盾。韋恩得意地向亞伯拉姆斯簡報美軍如何「成功守住」首都，但在飛離韋恩的總部時，亞伯拉姆斯見到「西貢塵煙滾滾，火焰衝天。我估計，我們還能再成功守住西貢七次，然後就得面對不再有城市可守的尷尬」。

許多原本堅決支持這場戰爭的美國國內人士因這場戰役而開始厭戰。《華爾街日報》說，「整個越戰可能註定以失敗收場，還沒作好接受這件事心理準備的美國人，應該作好準備了。」國家廣播公司一名專家說，「我們必須決定，為了救越南，先得毀了越南這麼做對不對。」像國內電視機前的觀眾一樣，戰場上的許多美國人也對這場戰爭痛恨不已。民間作業與革命發展支援計畫的傑利．道森（Jerry Dodson）在二月二十日寫信給法蘭克．史考登：「球賽已經結束，我們還是趕快投降認輸吧。幾天前，我在崑嵩與邦美蜀（Ban Me Thuot）。在我們找來空中火力與大砲，將越共趕走以後，崑嵩有百分之二十被毀，邦美蜀有百分之五十五被毀，第一軍與三角洲地區也有大面積毀滅。對那些愛越南的人來說，撤軍是唯一解決辦法。」史考登說，「北越用慘重的代價證明他們永不放棄。」參議院傅爾布萊特委員會也暗示，東京灣決議案的錯誤假定騙了美國國會與人民，讓美國國會與人民捲入這場戰爭。克拉克．克里夫在取代麥納瑪拉成為新國防部長以後，立刻下令軍方不得再作勝利在望的預測。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沃爾特．克朗凱的干預，造成的毀滅性效果尤其深遠。這位深受美國人民喜愛的二戰老兵在二月訪問順化，他告訴福瑞德．韋恩：「在看過那成千上萬具屍體後，我決定……盡一切可能結束這場戰爭。」韋恩說，「由於克朗凱深獲美國人民敬愛……這句話讓我們非常困擾。」讓韋恩憤憤不平的是，克朗凱這麼說，好像美軍與南越軍要為順化大屠殺事件負責一樣：「有人會說，『戰爭太慘了，一定要想辦法終止它』，這麼說我理解。但你怎能顛倒黑白，把事情說得像是應該讓北越打贏這場戰爭一樣，這麼說我無法理解。」韋恩說得有理。但克朗凱在二月二十七日告訴數以百萬計的電視觀眾：「如果說我們今天已經接近勝利……就是信了那些樂天派的誤判……說我們陷入泥沼僵局，似乎才是儘管切合實際卻令人不滿的結論……在我看來，如今想脫身，最理性的途徑就是談判──不是以犧牲者的立場乞憐求和，而是以為了信守勝利與民主的承諾而竭盡所能、有尊嚴的人的立場謀合。」克朗凱這番睿智的話打動了無數觀眾，或許其中最深受影響的人莫過於詹森總統。據說，在那天過後，詹森經常對人說，「如果我失去沃爾特，我會失去中產階級美國人的支持。」詹森是否真說過這句話雖有爭議，但無論如何，這句話反映愁雲慘霧已經逐漸降臨白宮。

在春節攻勢剛結束那段期間，美國人愛國意識高漲。「哈里斯民調」顯示，主張停止轟炸的美國人從之前一年十月的百分之二十六降低到百分之十五，約百分之七十四的受訪者主張繼續打下去；認為美國會打輸越戰的人只有百分之三，百分之三十九的人認為戰局將陷於僵持，百分之四十三的人認為美國能打贏。但在這堅決的表象下，就算愛國者也對這場吃力不討好的海外用兵感到厭倦。在華府，越來越多睿智的決策人發現這場戰爭交戰雙方的不搭調：共產黨願意投入一切，包括無限制投入本國人的生命，而美國的真正國家利益似乎正一天天不斷萎縮。步兵蓋瑞．楊（Gary Young）在三月一日接到的一封父母的家信，很能反映當時美國國內普遍存在的情緒：「親愛的兒子，不必告訴我們不用擔心，我們也只是人，而我也知道那裡的情況……凱西非常興奮，因為明晚就要參加中學的棉花（Cotton Blossom）舞會……這裡的人民已經受夠了越南傳來的那些烏煙瘴氣。那好像是毫無意義地浪費生命一樣。我看我還是不談這個話題，免得沒完沒了。盡可能自己保重，我們都獻上我們的愛與希望，希望我們的孩子很快都能回家。愛你的爸，媽，還有女孩們。」

三月五日，米隆．哈林頓與陸戰隊第五團第一營的順化之戰倖存官兵加入後備部隊，撤進一個原本有沐浴設施的營區。當哈林頓的連進駐時，這處沐浴設施已經損毀。哈林頓仍然興高采烈地湧入附近的南中國海，好好洗了個澡，然後又接到命令出擊。在順化之戰半途加入D連的喬．艾蘭中尉當時正與哈林頓的小姨子裴琳（Perrin）約會，是位好軍官。哈林頓事後哀傷地說，「我應該要求上級把他調到其他連的。」五月的一個晚上，哈林頓派遣艾蘭的排執行埋伏哨任務。一支共產黨部隊撞上旁邊的一個連，他們後撤時正好撞進艾蘭的陣地，陣地失守，艾蘭戰死。哈林頓說，「我與我小姨的關係此後再也不一樣了。」之後，哈林頓本人也因經常情緒失控、落淚而險遭解除指揮權。幾個月以後，他終於役滿離開越南，「突然卸下這麼沉重的責任讓我感到一陣輕鬆，但同時也有一種強烈罪惡感。」

情況已經明顯，無論是美國人民或美國國會都不會支持軍方提出的巨幅增兵建議。三月十二日，在新罕布什爾州民主黨初選中，尤金．麥卡錫僅以區區三百五十票之差輸給競選連任的詹森。詹森的老友、過去支持越戰的克拉克．克里夫在就任國防部長後不過數周，也加入批判越戰的陣營。三月二十五日，喬治．鮑爾、亨利．卡巴．洛奇等「智慧老人」，還有李奇威、泰勒、與歐瑪．布萊德雷（Omar Bradley）等幾位將軍奉總統之命聽取最新簡報，並在簡報後提出他們自己的建議。以狄恩．阿契森為首的一群人主張退出，認為大多數美國人相信這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只有艾伯．福塔斯、泰勒與布萊德雷等人主張繼續戰鬥。

三月三十一日晚，詹森發表全國電視演說，開場白如下：「晚安，全國同胞們，我今晚要與你們討論越南的和平……這是我國人民最關切的問題。」他宣布片面停止對北緯二十度線以北的轟炸，並承諾重開談判。早先，演講撰稿人哈利．麥佛森（Harry McPherson）在見到詹森改寫草稿時，問一名白宮同事說，「他是準備說沙優那拉了嗎？」沒錯，他是。詹森在演說結尾時說，「……我不會尋求、也不會接受我的黨的提名，再做一任你們的總統。」

許多觀眾對總統這番話非常狐疑。在一言不發、聽完整篇演說後，有人認為這是一個把戲，一場騙局。但它不是。那天晚上，詹森承認他的總統生涯就此結束，他在位期間雖在內政上成績斐然，卻在東南亞這場大泥沼上栽了跟頭。他的對手，例如甘迺迪密友亞瑟．史勒辛格等人，說他這項退出選戰的決定是「政治膽怯」，因為就像一九五二年韓戰期間，哈里．杜魯門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過後一樣，詹森也認定他將在選戰中落敗。史勒辛格後來引用前白宮新聞秘書比爾．摩耶斯的話，說明詹森的「越南痴迷」：「一種自我與國家意識的惡劣聯姻，詹森將自己視為捲入一種男子氣概挑戰的美國人。」艾森豪總統在他的私人日記中語帶輕蔑地寫道，「在我看來，情況似乎很明顯，總統正在與他自己交戰。他雖極力掙扎，為他過去的行動與決定辯解，並呼籲國人不計代價追逐他的這些目標，卻要求國人讓他卸下總統重擔。」

許多人認為，詹森所以宣布不競選連任與春節攻勢受到的屈辱有關。事實上，詹森早在幾個月以前已經在考慮退出白宮。但無論怎麼說，越南戰事的發展讓他意氣消沉應該無庸置疑。由於許多美國人、特別是年輕人並不怪罪共產黨，卻把失敗、殺戮的罪狀推到他身上，詹森已經淪為美國人仇恨與嘲笑的目標。這是河內的一項勝利；黎筍因此可以攀上他那項瘋狂攻勢造成的屍山，誇稱春節攻勢是「致命一擊」。美軍在這場攻勢中奮勇退敵，僅西貢之役就有十五人獲頒榮譽章，但似乎沒有人注意他們可歌可泣的事蹟，沒有人注意順化的大屠殺。魯斯克懊惱地承認，「這是共產黨在美國的一場了不起的政治勝利。」

民族解放陣線的陳柏棟說，在迫使美國降低戰爭規模這件事上，春節攻勢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唯一可能的評估」。就這樣，黎筍在他自己的社會中確立了他的權威與歷史名譽。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北越外交部長告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查爾斯．柯林伍德（Charles Collingwood），說北越準備與美國談判了。河內本來邀請沃爾特．克朗凱往訪，但遭克朗凱婉拒，因為克朗凱知道如果應邀往訪會為北越帶來宣傳大捷。詹森任命艾維雷爾．哈里曼為美方首席談判代表。儘管這場戰爭之後繼續又打了七年，北越已經沒有戰敗的可能。

譯注：美軍在一八七六年六月小大角之役遭北美印第安人圍殲，卡斯達戰死。 back

編注：一九四四年華沙起義，是二戰時波蘭家鄉軍於八月一日反抗德國占領軍等軸心國家的戰役。目的在於解放華沙，表明擁有波蘭主權的是抵抗組織波蘭地下國，而非由蘇聯扶持準備接管波蘭的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整個起義持續了六十三日，到了十月二日，波蘭軍隊方才向德軍投降。在波蘭方面有大約一萬八千名軍人和超過二十五萬名平民死亡，另有大約兩萬五千人受傷；德軍方面有大約一萬七千人死亡和九千人受傷。是二戰時規模最大的一起抵抗運動。 back

編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亦稱匈牙利十月事件。發生於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是匈牙利許多民眾反抗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和蘇聯所強加制度的革命，也是歐洲二戰結束後，蘇聯統治面臨的首次重大挑戰。匈牙利革命始於十月二十三日的學生抗議事件，隨後抗議事件開始擴散，為了反抗蘇聯的鎮壓，數萬匈牙利民眾武裝起來與秘密警察和蘇軍交火。十月底，蘇軍行動受挫，一度從布達佩斯撤離。儘管蘇聯曾表示願意與匈牙利展開談判，但隨後蘇聯領導人改變主意、決定鎮壓革命。十一月四日，蘇聯軍隊再度入侵布達佩斯和匈牙利其他地區。一些匈牙利人堅持抵抗至十一月十日。衝突中，約有兩千五百名匈牙利人和七百名蘇軍士兵死亡。革命結束前後，二十萬匈牙利人逃亡國外成為難民，大規模逮捕和審判接踵而至。 back

編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是一月五日開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內的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這段民主化進程在八月二十一日蘇聯與其他華約成員國以二十萬軍隊和五千輛坦克的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宣告失敗。這次軍事入侵導致了約有十萬人左右的難民潮，包括了許多菁英知識分子。 back

第20章反覆重演

Continuous Replay

◎垂死邊緣

春節攻勢過後，共產黨氣運似乎陷入谷底，美軍與南越軍一再擊潰越共。一天早晨，三角洲地區一個游擊隊指揮群進入美祿（My Loc）村，撞上一支美軍掃蕩部隊。砲彈炸死一位名叫「康」（Khang）的十七歲游擊隊員，「康」的父親、一名共幹寫道，「我守著兒子的屍體，心都碎了。我彷彿他還活著一般對他說，『兒啊，安息吧，你已經盡了對革命的責任了。』」幾年後，「康」的兩個弟弟也加入越共。他們的母親無可奈何地說，如果不加入越共，他們會被另一邊抓去當兵，搞不好弄得父子們在戰場上相互廝殺。「康」的父親寫道，「太多母親丟了三個四個、甚至七個八個兒子，成為我們主義的烈士，人數之多，數不勝數。」

一九六八年五月，南方局下令對城市發動新攻擊，但反應冷淡。幹部們抱怨說，當局既未提供援兵也未提供新武器，只是要他們重覆二月間的任務，要他們再次白白送死。南方局要負責攻擊西貢的游擊隊「將戰火直接燒進敵人老巢」，但越共指揮官黃恭勝寫道，「我們像自殺隊一樣展開第二波春節攻勢。」五月五日晚，從北部與東部進發的越共軍在西貢郊外遭南越軍與美軍攔截，從西部與南部進入西貢的越共則陷入巷戰，而且很快落敗。黃恭勝寫道，打到第七天，「我們發現情勢極為不妙……我仍然不明白，我們為什麼在兵力形勢如此不利於我軍的情況下再次攻擊城市……我們的領導人為什麼以為數以百萬計民眾熱血沸騰、隨時準備為革命犧牲一切？情況根本不是這樣。民眾也痛恨美國人與傀儡政權……但這股怨氣還沒到沸點。」自此以後，越共兵力不斷削弱，北越軍成為共軍戰鬥主力。

但南越軍與美軍一直沒有那種戰事變得輕鬆、勝利在望的感覺。阮文紹政府在六月二十日宣布總動員。盟軍彼此之間互不信任：在五月的攻擊過後，謠言透過一些軍營傳遍南越，說美軍故意袖手旁觀，迫使西貢軍戰鬥。一名越南軍官在二〇一二年說，「許多人說，美國人一定是把他們那些精密的電子情報網路關了，才讓敵人那麼輕易地滲透首都。有人甚至說，美軍用直升機為共軍運送糧食……說美軍卡車運送共軍。雖說並非所有越南人都相信這些謠傳，但許多人仍然信之不疑。」

一九六八年以後戰死的好幾十萬人尤其可悲，因為美國在一九六八年以後已經放棄取勝念頭，之所以繼續作戰為的只是躲避太明顯的敗績。對那些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記憶猶新的人來說，越戰的過程令人看得一頭霧水。戰爭總有動靜，但越戰大部分只在繞圈子。不像二戰，越戰沒有從西西里（Sicily）到義大利，從硫磺島到沖繩的那種實體進度感。令人不解的是，龐大的軍力似乎在越戰派不上用場。以部署在西貢北方的第十一裝甲騎兵團為例，它擁有輔助工程、醫護、補給人員，還有憲兵、化學、運輸、信號、情報、無線電安全、心理作戰、美國空軍協調隊與師砲兵派駐人員，總兵力四千六百人。它還擁有休伊、眼鏡蛇與OH6A「泥鰍」（Loaches）輕型觀測機等等五十架直升機，以及M-48A2戰車、一五五公厘榴彈砲與裝甲運兵車等四百輛履帶車。它的一名軍官說，第十一裝甲騎兵團是「一個組織、裝備與訓練都非常了不起的工具。不過只適用於二戰。」

這樣一支龐大的武力，卻保不住南越人民安全──舉例說，當二十個農民因為不肯築路而遭越共綁架時，令克萊登．亞伯拉姆斯將軍懊惱不已。他說，「事情很可悲，當人民想為自己作一點主的時候……我們卻保不了他們安全。我一直記得當地區長說的，『除非你們能保障民眾的安全，否則你們絕不能輕信民眾給你們的消息。』這是很好的準則……但問題是敵人比鬼還兇……來去無影無蹤……他們在各地徵稅，不聽話就抓人……槍斃人。」

這是一種《今天暫時停止[8]》（Groundhog Day）式的衝突，爭的是叢林或稻田一角，劇情不僅月復一月還年復一年反覆重演，而且最後還不能像電影一樣贏得美人安蒂歸。唯一變化的，是那些在那裡流汗、恐懼、作戰、戰死的人的姓名與數目。一等兵傑夫．安東尼說，「你發現自己不斷在同樣的地方做同樣的事，而且很顯然事情做不好。我們不時碰上一些非常悲哀的時刻，讓我們想不通我們究竟來這裡幹什麼。」吉姆．史蒂芬斯（Jim Stevens）中士也說，「有時你來到你在兩周前已經來過的一處登陸區──上次留下的垃圾還在那裡。你忍不住要說，為什麼我們不好好打一仗，用一切力量把敵人都趕走，或是乾脆撤軍？」

在一九六八年，共產黨軍事介入的重心是非軍事區下方三個最偏北的省分，與部署在當地的四個北越師作戰的重擔，主要落在美軍陸戰隊肩上。五月最初幾天，發生一場幾乎沒有引起注意、卻重創了一個營的戰役。這個營遭受的損失，比一年以後發生的著名的漢堡高地（Hamburger Hill）之役更加慘重。美軍兵力這時已經接近五十四萬三千人的顛峰，但在越南最北端這處僅有兩平方英里，幾個荒村座落其間的戰場上，北越軍能將暴力發揮得比美軍更加有效。大道（Daido）之戰的故事值得詳述。它是幾十場類似戰役的典型，與二十一世紀的伊拉克或阿富汗之戰相比，它更血腥，或許也更徒勞。

陸戰隊第四團第二營在之前幾個月已經與共軍幾次激戰，遭到慘重傷亡。這支部隊不乏勇敢、良知之士，甚至還出了幾位英雄，但也出了一些廢物，包括所謂「麥納瑪拉十萬大軍」的成員──麥納瑪拉為滿足不斷增加的步兵需求，而將徵兵的心理與教育門檻放低，結果多徵了十萬人。在叢林已經打了八個月的M-60機槍手、准下士詹姆斯．萊西利（James Lashley）認為「我們就像是在作戲一樣」。他自己的排在夜間行軍時「彷彿一群背上背著水壺的水牛在走一樣，一路上啷噹作響」。營的隨軍牧師的妻子成了狂熱反戰分子，以丈夫上越南服役為由，向法院訴請離婚。

吉姆．威廉斯上尉在報到出任第四團第二營一個連的連長時，發現自己沒有防彈背心。補給士指著停屍間外一堆東西說，「你或許可以在那裡找到一件上面沒有血跡的。」威廉斯心想，這個連「損失這麼多人，情況看來很糟糕」。由於輪調制度與死傷過重，軍官已經無法認出連上所有陸戰隊員：威廉斯知道他的駕駛兵綽號「公牛」（Bull），但直到「公牛」戰死以後才知道他的全名。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一場戰役中，第二營有十六人戰死，一百一十八人傷；十月十四日，二十一人戰死，二十三人傷；在十一月與十二月，六人戰死七十八人傷；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傍晚，F連遭到伏擊，損失十八人；第二天，陸戰隊在收屍時又有五人中彈，一具屍體在後撤時還從直升機上掉下來。

一名年輕的准下士在家信中用幾近歇斯底里的語氣，談到他身邊的人如何都在垂死邊緣掙扎。他的父親接到這信以後當然憂心忡忡，於是寫信給代表他的眾議員，訴說自己兒子的悲慘命運，從而引發一次國會行動：一次對陸戰隊的正式調查。營長比爾．韋斯在清晨三點被人從床上叫醒，接聽師長打來的無線電話，師長要他在兩小時內提出適當答覆。韋斯把這寫信的准下士叫了來，准下士立即淚流滿面說，「對不起，中校。」一九六八年三月，第四團第二營共有五十九死三百六十傷，殺死北越軍四百七十四人。這最後一個數字並不真實，不過韋斯已經學了乖：想保住職位，就得在殺敵數字上灌水。

第四團第二營營長韋斯三十九歲，是費城窮人區一名藍領勞工的兒子。他趕上韓戰的尾巴，之後成了巡狩員、水肺潛水與跳傘專家。他在六個月前因前任負傷而接掌第二營，隨即積極展開軍紀與士氣重建工作。他說，「我們有太多地方做得不對，我的部下沒有經過充分訓練，他們吊兒郎當。要他們訂一個火力支援計畫，作戰官竟然不知道怎麼訂。」韋斯勇敢、正直、有良知，不是那種統兵大將的典型，嘴裡長叼一根廉價雪茄，因為抽雪茄在夜間不會像抽香菸一樣發光。令韋斯擔心的是，由於他自願調往越南，令妻子愛莎（Ethel）非常憤怒，愛莎不會守在家裡等他。

當第四團第二營重新在非軍事區附近的瓜越河以北完成部署時，敵人或許透過無線電攔截，已經迅速掌握他們的動態，令陸戰隊員大感驚訝。英語宣傳節目播音員「河內漢娜」宣布，比爾．韋斯領導的第四團第二營已經到了，「你們這些陸戰隊都只有死路一條！」不過這樣的威脅嚇不了第四團第二營。四月二十七日夜，韋斯的營半數與附近一支北越軍部隊接戰。G連連長羅伯．馬斯川（Robert Mastrion）是個身材矮小、皮膚黝黑的紐約客，他戴眼鏡，二十八歲，是由士兵晉升的軍官，調入第二營只有一個月，G連官兵沒有人喜歡他或尊敬他。一名陸戰隊員說，「我們都已經累壞了，但這怪胎還在嚷嚷，說要『找點事來幹』。」當一枚手榴彈在一名士兵腳邊爆炸時，G連知道麻煩來了。有人大叫，「天啦，越共！」一片駭人的槍聲與爆炸聲響起，不到幾秒鐘，尖兵班就有八人中彈倒地。火力班班長比利．阿莫（Billy Armer）的臉孔與胸部中了彈片，嘴裡不斷罵著，「狗娘養的，我中彈了……狗娘養的，我中彈了。」他們撞上一支正通過他們前方的北越軍縱隊，在一片嘶喊與人影交錯的混亂中，北越軍射出綠色曳光彈，與美軍的紅色曳光彈相映生輝。馬斯川要求支援，韋斯答道，「你只能靠自己了。」因為韋斯擔心，在暗夜中增派援軍往前，可能造成美軍自相殘殺。

醫護兵告訴馬斯川，一名陸戰隊員頭部負傷必須後送搶救，否則會死。凌晨一點半，來自「硫磺島號」（Iwo Jima）攻擊艦的一架CH-34「海馬」（Sea Horse）直升機來到戰場。陸戰隊用無線電告訴海馬飛行員北越軍在美軍陣地四百碼外，並冒險用閃光信號指引CH-34降落。事實證明這麼作大錯特錯：敵軍與美軍陣地的距離比四百碼近得多，當CH-34降落開始搭載傷員時，傳來一聲如雷巨響。一枚火箭榴彈打碎CH-34的擋風玻璃，炸飛了飛行員左眼。直升機立即起飛，搖搖擺擺朝南方飛了三百碼，然後緊急迫降。副駕駛接手，終於把飛機飛回「硫磺島號」，但那名頭部負傷的陸戰隊員留了下來，不時嚎叫著。他的戰友希望醫護兵給他注射大量嗎啡，但馬斯川上尉帶著一班人留了下來，陪著那名陸戰隊員直到他五小時後死亡，讓G連其他官兵後撤。

天亮以後，第二營保住了，但也備受驚嚇。伍長彼得．史勒辛那（Peter Schlesiona）在家信中寫道，「這無疑是我在越南度過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夜。」馬斯川因背部劇痛而後送。二十九歲、來自亞利桑那州、深獲G連官兵敬愛的墨西哥裔美國人傑．法賈斯（Jay Vargas）上尉接任G連連長。在經歷這場激戰後，第四團第二營的官兵以為他們可以稍喘一口氣了，不幸的是，戰爭總是不讓人喘氣。師部發現兩營北越軍正朝第四團第二營駐地而來。第四團第二營當時駐在普渡（Bo Dieu）河北岸。普渡河南岸的東河（Dong Ha）有一座大型美軍後勤基地，基地距海岸七英里，基地運補主要靠普渡河。第四團團長米爾登．霍爾（Milton Hull）上校非常擔心敵軍可能攻擊東河，為防範，他將可用之兵極其單薄地分散在瓜越河與普渡河沿線岸邊。根據情報估計，北越可能選在端午節發動這項攻擊。

事實上，北越軍還沒有攻擊東河的膽子，他們的計畫只是用火箭與機槍騷擾普渡河水上交通。與往常不一樣的是，北越軍第五十二步兵團第六營擁有部署在非軍事區北方兩門重砲的火力支援。在第四團第二營陸戰隊進駐二十四小時前，北越軍在四月二十九日早上五點掘好碉堡，架妥大道、安樂（An Lac）與同黃（Dong Hoang）等附近幾個村落間的野戰電話線。他們很顯然意在挑釁美軍，讓美軍依照他們認定有利他們的方式進擊。

四月三十日清晨，根據霍爾上校的命令，韋斯將手下四個連在共產黨陣地的北面與東面大幅散開，連與連間的距離多達七英里。吉姆．威廉斯上尉站在河邊一棟廢棄民房的屋頂上，用望遠鏡望著美國海軍巡邏艇與共軍交火，那些共軍就躲在靠他自己這岸岸上的幾座小村裡。一艘美軍登陸艇發生爆炸：一枚五十七公厘無後座力砲砲彈從五百碼外飛來，打在艇身上，水兵們一死兩傷。巡邏艇繼續向岸上掃射，補給船隊調頭往西駛回東河，海軍宣布在逐走北越軍以前關閉普渡河。

早上八點十八分，威廉斯所率H連派出的一支巡邏隊的狙擊手詹姆斯．歐尼爾（James O’Neill）發現前方五百碼處有動靜，於是報告說，「長官，我想前方有一大堆越共。」巡邏隊隊長說，「先打下他們一個再說。」只是當時暑氣蒸騰，歐尼爾無法用他那支「雷明登」（Remington）七〇〇狙擊步槍目鏡看清目標。就在這時，威廉斯接到韋斯──無線電呼號「Dixie Diner 6」──的命令，要威廉斯率H連從北方攻擊同黃，同時旁邊的F連也奉命攻擊位於右方兩千碼外的大道。在這個階段，團部只准韋斯動用兩個連減一個排的兵力。這是第一項失策：美軍由於兵力過於分散，將數量優勢供手讓給共產黨。

由於死傷、病患與休假，F與H兩個連這時每連只有不到一百人可用。韋斯帶著他的指揮小組登上一艘吃水淺的裝甲船，配合岸上步兵的行動緩緩沿河北上。如往常一樣，情報根本就不存在：他們碰上的可能是兩名帶著一門火箭砲的共軍，可能是兩百名或兩千名共軍。美軍一〇五公厘與一五五公厘砲開始用高爆與煙幕彈攻擊目標區。下午一點半左右，H連先頭排開始接近同黃，遭到一排樹叢裡射來的密集彈火。韋斯向團部報告，說敵軍顯然兵力雄厚，團部於是增派兩輛M-48戰車，還請海岸外的海軍提供支援。一名陸戰隊偵察兵在用M-16朝一名敵軍開了一槍後，不由驚叫「耶穌上帝」，因為他發現目標被他這一發子彈打得支離破碎：他沒有料到的是，美軍戰車也在那一瞬間朝那名敵人射了一枚九十公厘砲彈。陸戰隊員匍匐前進，直到接近同黃，然後他們站起身，以單兵間距五碼的方式排成一線，冒著山上打下來的槍彈前進。

一些共軍跳出他們蜘蛛洞似的工事逃逸，但其他共軍繼續開槍據守。陸戰隊員開始跑步向前衝，但以勇猛著稱的威廉斯跑在他們中間，要他們緩下腳步以免為自己的砲火所傷。就在一片混亂中，這位三十歲、來自明尼蘇達州的連長用眼角瞥見一名敵人從附近一個洞裡冒出來，丟出一枚手榴彈。手榴彈撞在地上彈起，隨即爆炸，彈片刺穿威廉斯的兩腿與臀部。威廉斯站不起來，在輕武器射擊與爆炸聲震耳欲聾的情況下，他要他的無線電作業員去把資深士官找來。無線電作業員閃跳著離去，不久回來報告說那士官不肯來：「他躲在一個洞裡，不肯出來！」威廉斯下令：告訴那個懶傢伙，要他快點來，不然連長要親自過來一槍斃了他。另一名軍官在一旁緩頰說，「那士官經歷太多戰陣，早在這以前已經無法面對戰火了。」亞歷克斯．「史考特」．普雷斯柯（Alex ‘Scotty’ Prescott）中尉旋即接掌H連。

戰鬥繼續進行：一名被炸倒在地的中士掙扎著站起身來，繼續往前衝，卻遭另一枚手榴彈炸掉他手中的槍、炸飛他腕上的潛水錶。他爬起來，覺得自己的頭在轉，於是要一名醫護兵給他一巴掌，那名醫護兵遵照辦理，果然他的頭不轉了。連上其他弟兄繼續前進，又花了十五分鐘才肅清同黃，由於不斷有敵軍從左近洞穴中躍出，美軍幾乎每踏進一步都有傷亡。在排長中槍後繼任排長的黑人巨漢喬．瓊斯（Joe Jones）中士說，「他媽的，這地方到處都是越共屍體，還有受傷的陸戰隊員……每個人都混在一起；這該死的村子，到處都是不同班、不同排的人。」當普雷斯柯中尉闖進村子南方時，跟在他身後三英尺的卡爾．吉布森（Carl Gibson）中尉頭部中彈陣亡。吉布森新婚一個月，抵達越南只有十天。

在持續混亂中，存活下來的陸戰隊建立防禦周邊。一名醫護兵為了友人受傷而嚎啕大哭；一名中士倒在那里，因失血過多而臉色發灰，還有一名醫護兵大聲叫道，「我們要快點送他走，他要死了！他要死了！」但沒有直升機可以降落。直到下午三點半，幾艘小艇在戰場南方幾百碼處靠岸，運來彈藥補給，撤走傷患。霍爾上校突然出現，開始質問普雷斯柯。這位大塊頭團長認為韋斯與他的部屬不夠激進，還要普雷斯柯「貼著肚皮」與敵人幹。普雷斯柯聽了這話，忍不住抗議說「我們已經貼近到北越軍可以用刀畫開韋斯的肚皮了」。吉姆．威廉斯上尉也在重傷後撤之列。他發現自己置身一艘小艇，一個無主的水壺在小艇中一堆積血上漂著，那些血有些是他的。他於是問身邊一名海軍醫護兵一個許多傷兵最關心的問題：「我麻木得什麼感覺都沒有，你能幫我檢查一下，看看我的蛋蛋還在那裡嗎？」第二營的軍士長「大約翰」．馬納（‘Big John’ Malnar）就曾在韓戰期間被打掉一個睪丸。那醫護兵檢查了威廉斯的敏感部位，然後答道，「依我看，他們都安然無恙，長官。」如果不是那麼血腥恐怖，這樣的對話聽起來一定很好笑。

傷患送上直升機，在「硫磺島號」擴音器的「傷兵將到……傷兵將到」廣播聲中，一波波後撤到「硫磺島號」。一名陸戰隊員在進入艦上擠滿傷兵的醫護艙時叫道，第四團第二營有難，還能打的人都應該回到岸上去打。幾名紮著繃帶的傷兵僵直地走到機庫甲板，穿著血跡斑斑的防彈背心，帶上必要裝備，飛了回去，儘管沒有參加戰鬥。醫護兵在戰場上雖說名聲很好，但一旦進了軍醫指揮管道，情形大不相同：每個步兵都聽過遭軍醫繳械的故事。當吉姆．威廉斯登上「硫磺島號」時，醫護人員要他繳出配帶的手槍。威廉斯忍著劇痛，抓緊手槍說，「沒有他媽的水兵能拿走我的武器！」他最後把他的點四五手槍交給一名陸戰隊員。幾個月之後，他可以安然坐起，一年以後，他已經可以重回軍中了。

就在H連冒著猛烈砲火攻取同黃時，在他們西方兩千碼外，F連於下午一點五十分乘兩棲登陸履帶車，不顧一切從北方逼向大道。一輛載有五名無線電作業員的履帶車遭火箭彈擊中，將一名乘員炸到車外，倒在地上嘶叫呼救。履帶車上其他旋即人下車，尋路前進，更多火箭彈在他們身周爆炸。F連大多數官兵在距目標一百碼外被擋了下來，右翼排在一處小墳場占領陣地。

沉默寡言的F連連長詹姆斯．巴特勒（James Butler）上尉二十五歲，來自德州，父親是將軍。他指揮部下展開一波燃燒彈攻勢，將裝滿汽油的水壺丟向敵陣，水壺在半空炸裂，噴出突然變黑的火焰煙雲，灑落在距F連一名排長不到四十碼外的前方。巴特勒用無線電叫道，「他媽的，這裡真是有夠熱，不要再往前進了！」打了四個小時以後，巴特勒向韋斯報告，說自己可用的兵力只剩下二十六人，並要求後撤。韋斯同意，不過F連殘部又打了兩個小時，才在幽靈機與履帶車上五〇機槍掩護下脫離戰場。巴特勒說，如果北越軍當時出兵追擊，「他們很有可能將我們一網打盡」，不過北越軍沒有追擊。

下午五點，陸戰隊第一營B連渡河支援第四團第二營。B連當時是一群軍紀渙散的烏合之眾，幾名士官彼此爭執不斷，無線電作業員吸大麻上癮，揚言要用手榴彈炸他們。載運B連的兩棲登陸履帶車在安樂村附近靠岸，B連當時以為他們的任務只是支援韋斯的營攻擊大道。但在攀上沙灘後不到幾秒鐘，他們就遭到敵軍近距離火力猛攻，連長與一名中尉以及七名士兵瞬間戰死，另有十四人重傷。准下士道格．烏班（Doug Urban）說，「那是徹底混亂，每個人都嚇傻了，我們不再是一個連，我們只是躺在地上的一堆人而已。」

韓戰老兵諾曼．杜西（Norman Doucette）對一名士官說，「我們必須衝到林木線，我們必須衝到林木線！」但那名士官躲在地上不肯動。隨後，當杜西側身檢視身邊一名死者時，他自己也臉部中彈倒地，舌頭斷了大半，幾顆牙齒也被打飛。他就這樣一個人躺在那裡，認定自己將流血過多而死，恨恨地想著，「有人過去，卻沒有人停下來救我們，讓我們躺著等死。」隨即一名勇敢的菲律賓裔醫護兵衝上來，為他包紮。B連殘餘官兵肅清了安樂村西半部。黑人排副羅伯．羅賓森（Robert Robinson）在這場戰役中肩部中彈，但他用泥土敷蓋傷口，繼續奮戰，也因此贏得一枚銀星勳章。不過B連的情況並不樂觀：連上僅存的一名軍官躲在掩體後，不肯出戰。

韋斯根據敵人火力判斷，認為他面對的敵軍至少有一個團。但事實上，在這個階段，北越軍在這處戰場只投入第五十二團第六營一個營，而這個營的北越軍官也同樣誤判美軍實力，向上級報告說他們面對兩營擁有十二輛戰車支援的陸戰隊。共軍很恨美軍大砲，因為美軍大砲雖說傷不到躲在深洞裡的共軍，卻能一再切斷他們的野戰電話線路。作鎮裝甲船上督戰的韋斯親自發射八十一公厘迫擊砲，他的軍士長、四十一歲的二戰太平洋戰爭與韓戰老兵「大約翰」．馬納操作一挺五〇機槍。馬納終生未娶，陸戰隊就是他的生命。他們見到河上漂著兩艘舢舨，上面或許有漁民，但更可能的情況是，這是兩艘為共軍刺探消息的船，於是美軍將它們都炸沉了。

薄暮時分，韋斯告訴霍爾上校，他認為上級仍不了解敵軍實力：「我們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敵方人非常多，我方人卻不多。」霍爾告訴韋斯，不是只有他一個人有兵力不足的問題：往西去四英里外，另一個營也陷於苦戰，而且已經有一百四十四人死傷。作戰官「福里茲」．華倫（‘Fritz’ Warren）少校後來寫道，「比爾．韋斯夾在中間，處境很慘。」韋斯後來總算說服霍爾，讓他動用他自己的G連。G連當時部署在西北方三千碼外。G連兩個排登上「海騎士」（Sea Knight）直升機，但在升空以後發現北越軍正以砲彈與曳光彈猛轟登陸區，G連連長傑．法賈斯於是決定放棄空降。回到巡邏基地後，法賈斯對部下說「今天搭不成免費飛機了，我們得走過去。」他們只帶著戰鬥裝備展開兩英里征程。在黯夜之中行軍，士官們為督促一些疲憊不堪的人跟上隊伍，不免發聲斥喝，於是暴露行藏，迫擊砲與大砲砲彈很快就在他們身旁落下。吉姆．佛蘭（Jim Ferland）中尉說，「官兵們頻臨恐慌邊緣，但法賈斯上尉控制得很好。」

儘管槍聲在夜間逐漸平息，但這個夜過得並不平靜。在同黃，伍長理查．泰雷爾見到一堆乾草下伸出一隻穿著涼鞋的腳，他以為那堆乾草裡一定藏著一具屍體，於是用力拽了一下那隻腳。沒想到一個活生生的北越軍從裡面跳出來。泰雷爾用M-16開了一槍，M-16隨即卡膛，於是他從另一士兵身上抽出一把手槍，朝那逃逸的北越軍一連幾槍，打光了彈匣裡的子彈。一名新到的補充兵朝一名死共軍張開的嘴小便，隨即被另一看不下去的士兵轟開。韋斯發現，F連還有五十五名可戰的陸戰隊員，而不是連長詹姆斯．巴特勒在請求撤軍時所說的只剩下二十六人，因此對巴特勒大發雷霆。韋斯後來說，「直到那時，我才發現巴特勒已經失控了。」另一名軍官在談到巴特勒時，也說巴特勒「只是一個善良、正直、好脾氣的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永遠不會成為超人。」

被困在美軍周邊裡的北越軍設法乘夜溜出周邊，引發幾次警報。在隔鄰的岸邊小村安樂，B連發現敵軍在干擾它的無線電。韋斯來到岸上改變頻道，結果大腿上中了一片迫擊砲彈片。美軍不斷將照明彈射向大道夜空，不過它們大體上效果不佳，反而將陸戰隊暴露於共軍之前。一枚飛來的砲彈將傑．法賈斯震落到一條小溪裡，他就這樣帶著插在膝部與腿上的彈片前進、戰鬥。在營指揮站，法賈斯獲悉會有登陸艇過來載運G連官兵沿河上行幾百碼，但這些登陸艇遲遲沒有出現，登陸艇指揮官不肯在黯夜中冒險前進。法賈斯睡了三十分鐘，然後在端午節那天凌晨一點召集排長簡報，準備重新展開對大道的攻勢。

黎明時，巡邏隊發現北越軍已經放棄他們在安樂的據點──B連在又付出五人死傷的代價後終於奪下安樂。兩小時以後，美軍訝然發現大批敵軍隊形散亂地通過他們陣地前方。美軍立即開火，韋斯得意地說，「那真像打活靶一樣過癮」。兩架F-4的燃燒彈攻擊讓美軍更加士氣如虹。「獵狗」（bird dog）偵察機的觀測員用無線電向幽靈機提出警告說，「有人向你開火！有人向你開火！」一名幽靈機飛行員自嘲地說，「喔喔……我想這也很公平吧。」在河岸邊，B連仍然沒有進展，事實上在那一天與接下來一天，已經遍體鱗傷的B連官兵沒有人想當英雄。

韋斯重新登上督戰船，沿河而下與G連接頭。在天鷹戰鬥機於中午十二點五十三分發動「預備」攻擊後，G連在兩輛戰車支援下，憑藉勇氣與犧牲，跨越七百碼開闊空間，對大道發動不應發動的正面攻擊。共軍躲在用厚實竹子築成、用土與蓆子加固的碉堡裡面還擊。那天晚上，北越守軍報告上級說遭到三營陸戰隊與十四輛戰車攻擊，因此獲得第四十八團增援一個連。

許多美軍認為這場攻擊是瘋狂之舉，只有十七天就要返美的詹姆斯．萊西利就是其中一人：「我們兵力太單薄，不能打這樣的狗屎仗。」詹姆斯．帕金斯（James Parkins）准下士無可奈何地說，「當然很多人憎恨，但你不能說『這事太蠢了，我不幹』，因為你不去，讓你的戰友去為你挨槍，你會自責……所以你只能把事情擺在心裡，咕嚕著上前。」幾名陸戰隊員已經將三件頭清槍桿事先組裝，用膠帶黏在M-16塑膠槍托上，因為M-16經常卡膛──那一天果然也不例外。美軍穿過長到大腿的褐色野草，走了兩百碼，藏身遍布各處掩體裡的共軍開火。萊西利左臂中彈，手肘被打得粉碎。他痛苦地呆站了幾秒鐘，然後不支倒地，醫護兵為他打了兩針嗎啡仍無法止痛。

佛蘭的排停下來就地掩蔽，法賈斯跑回來，要大家站起來前進，不過佛蘭的手下很快就有兩死六傷。在安樂徘徊的B連用無線電報告說，發現一百名北越軍在G連左側。在一名站在山丘上的陸戰隊員指引下，一輛擔任支援的戰車於是朝G連左側開砲，直到這名陸戰隊員被砲火打翻為止。眼見敵軍火力過猛，戰車長開始將戰車後撤。法賈斯跑過去抓起掛在戰車車身上的電話，下令戰車長繼續打，否則送軍法。那戰車長罵了一句「去死吧」，然後勉強停下來，讓幾名傷兵躺在車身上，然後把他的M-48駛離戰場。

另一輛戰車在將六十七發九十公厘砲彈全部打光以後也開始後撤，法賈斯用無線電與那輛戰車的車長理論。那名戰車長說他已經無能為力，法賈斯說，你當然還大有可為：看見一輛裝甲怪獸在稻田橫衝直撞，無論對敵我兩軍的士氣都有重大影響。監聽到這段對話的韋斯這時下令：戰車要留下來。北越軍大砲突然將砲口從G連轉向F連，炸傷八個人。佛蘭撿起一支棄置的AK-47，因為他恨透了自己那支M-16。幾名陸戰隊員一動不動躲在草裡，希望兩方面的人都看不見他們。

G連冒著迫擊砲火在大道停留兩個小時，傷亡也與時俱增。一幕駭人聽聞的畫面出現：一名陸戰隊員走向後方，肩上背著戰友的一具無頭屍。北越軍隨即展開反攻。美軍召來空中攻擊，飛行員看見什麼打什麼，法賈斯放出綠色煙墓以標示自己的陣地。下午四點二十五分，法賈斯開始撤軍，三名傷兵走在一起，法賈斯帶著他的前進空中管制員（FAC）殿後，拼命開著槍。G連以一百五十人兵力投入這一天的戰鬥，現在四十五名倖存者藏在一條山溝避難。北越軍奏凱，宣稱殺了三百名美軍。

下午五點，韋斯決定投入B連，但B連官兵在守候一輛補給卡車前準備領取口糧時，被趕上兩棲履帶車，因此原本已經不佳的士氣更為低落。在進至距離大道三百碼處，陸戰隊開始遭到攻擊，紛紛臥倒在地。B連新任連長與他的無線電作業員號召弟兄起身往前，卻發現無人響應。一枚火箭彈爆炸，重傷連長的肩。一名菜鳥排長就這樣成為B連唯一一名軍官。他對著無線電歇斯底里大叫，「你必須救我！我們在這裡被圍了！他們到處都是！他們會把我們殺光！」話機傳來法賈斯冷靜的聲音，「聽我說，B連，不要擔心，我就在這裡，你們安啦。只要守住你的線，穩住你的部下，不要亂叫。」

情況很明顯，B連不可能在這一天的戰鬥中還有什麼表現。但無論如何，B連的短暫運動也讓北越軍分了一會神，讓法賈斯乘機帶著剩餘官兵東撤兩百碼，利用墳堆地勢掩護領取彈藥。當天夜里，在大砲與照明彈支援下，他們幾次擊退北越軍的攻擊。法賈斯還親手斃了一名連中幾槍仍在投手榴彈的敵軍。

在B連阻滯前不久，韋斯的第四個連終於獲得霍爾上校解禁，開抵戰場。E連連長吉姆．李文斯登（Jim Livingston）來自喬治亞州麥克雷（McCrae），是不折不扣的戰士，他瞧不起散漫、軟弱、膽怯與那些抽大麻的人，喜歡帶領部下穿著防彈背心跑步、訓練。他得意地說，「我有一位非常堅強的母親，她會把我整得頭昏腦脹，讓我變得強悍無比，我渴望上戰場一試身手。」一等兵麥克．赫姆斯（Michael Helms）說，「我們都怪我們連長，因為他總是自願請纓。連上許多人都認為他會拿到榮譽章，或為了拿榮譽章而戰死。我們過去經常私下叫罵，說他遲早為了爭取榮譽章而讓我們全體送命。不過他毫無疑問贏得我們尊敬。」韋斯說，李文斯登給部下「硬漢式的愛」，還說李文斯登「很懂戰陣之道」。

李文斯登的連往東南方前進兩英里，沿途損失了幾個人，包括一名大家都很討厭的中士。他們用幾名身材高大的陸戰隊員手牽手形成人鍊，幫助矮個子渡河，進抵安樂。套一句韋斯的說法，李文斯登「一付躍躍欲試的樣子」。李文斯登很快完成他的第一個任務──幫B連收屍。他說，「那些孩子……真是被打得屁滾尿流」。

就這樣，在端午節夜裡，第四團第二營與一支兵力相當的北越軍對峙。北越軍擁有堅固的陣地，美軍雖有空中支援與多得多的火砲優勢，但因戰術運用不當而讓給共軍可乘之機。美軍之前的攻擊既已遭致如此慘重傷亡，上級卻不但允許、甚至還堅持他們繼續攻擊，實在令人百思不解。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共軍有意跨越普渡河攻擊東河。但上級令第四團第二營不斷攻擊，「對敵軍不斷施壓」。

對誰施壓？直到今天，美軍究竟為什麼不斷發動攻擊仍然令人費解。五月一日當晚，美軍與共軍雙方都對第二天打算怎麼做進行了激辯。北越軍也曾考慮撤軍，因為陸戰隊顯然還會來犯。但無論怎麼說，北越軍的目標本來就是盡可能多殺美軍，而打下去顯然可以達到這個目標。第五十二團第六營的步兵損失慘重，但第四十八團第三營仍幾乎毫髮未傷。黨委戰場會議於是達成結論，以第五十二團副團長與第四十八團副政委為首，成立新的聯合指揮部指導第二天的戰事。

韋斯把指揮小組移到岸上，並下令李文斯登在翌晨率領E連與G連殘餘部隊奪回大道。原來的兩輛戰車不會前來助戰，不過上級保證會給二營空中支援優先。五月二日的大戰，為已經擁有銀星與銅星章的李文斯登贏得他夢寐以求的榮譽章。李文斯登下令部下官兵上刺刀──這是一道現代戰爭少見的命令──然後兩個連在他與法賈斯領導下進軍。早上七點十五分，當E連進抵距小村兩百碼時，北越軍開火。E連的兩個排困在當地，但第三個排直衝敵陣。他們攻下小村，並且殺出村子，但傷亡也不斷增加。

一名走在隊伍前方的陸戰隊員遭隊友意外擊中，身上背的彈藥袋中彈「起火」，靠防彈背心救了一命。不過很快他又遭AK-47槍彈擦傷胃部，這次他趕緊掉頭逃命。另一名快跑前進的陸戰隊員在腿部中了三槍以後一頭栽倒地上。吸大麻與古柯鹼上癮、定期向醫護兵索取嗎啡的一等兵馬歇爾．瑟納（Marshall Serna）因此役獲頒一枚銀星勳章。儘管有些人表現英勇，臨陣退縮的人也不少：一名伍長乘著護送傷患後撤的機會就此不見人影。火力班班長吉姆．艾格斯登（Jim Eggleston）背著一名重傷的陸戰隊員來到墳堆前，要躲在墳堆後面的幾名美軍出來幫他。但沒有人出來幫他，只有一個人喊道，「敵人在開槍，我們出不來！」那是個充滿恐怖的早晨：火箭彈爆炸，陸戰隊員眼見一名戰友的斷腿炸飛到空中，打了幾個轉。

李文斯登在早上九點十四分報告，大道已經占領，代價是十死六十傷：「他們把E連傷得很重。」當霍爾上校乘小艇抵達時，北越軍已經開始用迫擊砲轟炸美軍的新陣地。霍爾面無表情地說，第二營必須「保持衝力」。他們應該在一個小時內攻擊下一個小村定陶（Dinh To）。一支部署在他們左側的南越軍機械化部隊將同時進擊，保住他們的側翼。韋斯提出一個不一樣的計畫：他建議美軍從更北處出動一支新部隊，把北越軍趕回陸戰隊據守的大道，換言之，就是迫使共軍暴露在空曠戰場上。霍爾不同意：H連必須發動攻擊。普雷斯柯部下七十五名官兵就這樣於上午九點五十五分出發，準備通過五百碼曠野。維克．泰勒（Vic Taylor）中尉後來寫道，「白日當空，暑氣逼人，我們已經喝乾我們可以帶的所有的水……現在汗如雨下，浸透了制服。每踏進一步都在乾燥的稻田上揚起小小煙塵，武器的金屬燙到幾乎無法觸摸。戰火已經停熄，或許這次行動能比我想像的容易一些。」

隨即，他們進入濃密綠葉與香蕉樹林中，顯然無所不在的敵軍隱身於暗處，朝他們開火。有一個班所有的M-16全部卡膛，陸戰隊員只能丟手榴彈。情況更加混亂，官兵們只得找地方藏身。由於北越軍逼得過近，普雷斯柯無法要求迫擊砲或大砲支援，他在中午十二點告訴韋斯，除非獲得增援，H連將全軍覆滅。隨即普雷斯柯中彈，發現背部與兩腿都已麻木。他爬進一座茅屋，為自己此後將坐輪椅度日的未來哀痛不已。泰勒接任連長後用無線電報告韋斯，說他彈藥即將用罄，到處都是死傷。韋斯要他堅守下去，說E連即將開到。普雷斯柯直到後撤以後，才喜出望外發現兩腿知覺慢慢恢復。原來一枚子彈打在他的水壺上，彈起來撞到他的子彈帶上一枚螺釘，撕裂了他的第二個水壺，造成他休克與一塊大瘀傷，僅此而已。

李文斯登這時帶著他的點四五手槍領著E連前進。霍爾上校透過無線電，從團部以蠻橫的口氣問訊攻擊進度。他呼籲韋斯：「利用你的優勢！利用你的優勢！不要退縮──利用你的勝利！」共軍於下午一點四十分在定陶展開反攻，一場腥風血雨的短兵接戰隨即展開。李文斯登拋開他卡膛的武器，抓起一支步槍；一些陸戰隊員也因為手中的M-16形同廢物而使用手槍。這時就連這位驍勇善戰的連長也不得不電告韋斯，「我們不能留在這裡，讓這些孩子全部送命。」他們開始撤退，北越軍跟在後面猛打。李文斯登不斷在陣地各處打轉，直到下午兩點半，腿部中機槍，大腿被手榴彈彈片刺傷為止。部下見到他們這位鋼筋鐵骨的領導人也會倒下無不大驚。李文斯登說，「我流很多血，我要他們別管我，但兩名黑人士兵把我拖回來。」連長倒下造成恐慌：儘管也有人怪罪他強出頭惹禍，但E連全因為有他而能團結在一起。准下士菲爾．康威（Phil Cornwell）說，「他們毀了我們。我們剩下的人少得可憐，幾乎讓人覺得不真實。弟兄們很憤怒，有人傳說連長中槍是我們自己人幹的，因為他領我們走進這場大屠殺。我很高興他報廢了──無論是我們自己人，或是敵人幹的都已無關緊要。」E連完了。

韋斯告訴團長，「上校，我們已經打光了。」但霍爾仍然不為所動：「韋斯，我們必須對敵軍不斷施壓，不斷施壓。」他說，南越軍機械化部隊就要對北越軍左翼發動攻擊，轉移敵軍注意力。霍爾下令幾已潰不成軍的第四團第二營對定陶發動新攻擊。在F連支援下，G連必須攻下定陶。這時的F連只剩五十四人，其中不少人因為M-16不管用，帶的武器是AK-47。或許出於絕望，比爾．韋斯自告奮勇走在部隊最前面，發起這波攻擊。攻擊發起線上的陸戰隊員三天以來沒有一個人睡過覺，他們又累又餓，每個人都極端沮喪。

他們悄無聲息地出發，但卻在按照計畫南越軍應該進擊的左翼遭到敵火。韋斯的無線電作業員電告南越軍美軍顧問，要他們不要打錯了人。隨即「大約翰」．馬納叫道，「上校，來的不是南越軍，是北越軍。」計畫中的南越軍攻擊根本沒有兌現，原因沒有說明。但可悲的是，在越戰期間，或出於聯繫協調不力，或更糟的是出於故意，類似事件層出不窮。陸戰隊員陷於來自四面八方的敵火中。下午三點五分，他們大聲喊叫，發起衝鋒。東翼的F連報告說遭到敵火壓制，傷亡慘重。F連連長詹姆斯．巴特勒本該緊隨G連之後通過，但沒有這麼做。他在事後說，他只是奉命行事，但韋斯說巴特勒或有意、或無意誤解了命令。霍爾在戰役結束後提出的報告，為巴特勒的陸戰隊生涯畫下句點。

下午四點四十五分，兩連北越軍對G連殘餘部隊發動反攻，導致人數劣勢的美軍潰敗。一名陸戰隊員拍著一名正望著前方的軍官說，「長官，大家都跑了！」韋斯與「大約翰」．馬納發現，敵軍已經逼近眼前。一名陸戰隊員說，「情勢開始混亂，有人大喊『撤軍！撤軍！』」法賈斯的左右鄰兵都已陣亡。一枚火箭彈擊中舉著一支獵槍殿後的馬納，這位曾經與日本、北韓與中國敵人血戰的不死金剛，就這樣倒地不起。韋斯也遭AK-47彈火擊倒，幸蒙兩名陸戰隊員搶過來把他拖走。朱森．希爾登（Judson Hilton）中尉拋了他空中管制員的角色，爬上山溝，用一支M-79 Thumper榴彈發射器拒敵。有人看見一名陸戰隊員全身赤裸只穿著叢林靴往後方狂奔。法賈斯三度中彈，但仍負傷指揮撤軍，因此獲頒榮譽章。第二營撤出定陶，留下四十一具屍體。

北越軍連夜撤出大道，陸戰隊另一營隨即進駐占領。美軍宣布三天戰績，說步戰殲敵五百三十七人，空中攻擊與砲兵打死敵軍兩百六十八人。為支援第四團第二營，海岸外戰艦開了兩千三百八十三砲，砲兵發砲五千二百七十二發，外加一千一百四十七發迫擊砲彈，空中攻擊發動二十七次。第四團第二營八十一人陣亡，兩百九十七人受傷，外加一百人輕傷，所有這些死傷半數出現在五月二日、戰役最後一天。一名排長在戰役展開時手下有四十八名陸戰隊員，戰役結束時只剩下三人。四月三十日，第四團第二營還有六百五十名可戰之兵，隨後又獲得兩百人增援；戰役結束時，可以再戰的兵力只剩下一百五十人，由可能是唯一沒有受傷的「福里茲」．華倫領軍。

共軍從未公布大道之戰的傷亡數字，美軍宣布的數字雖不可信，但北越軍的死傷無疑比第四團第二營慘重得多。共軍官方紀錄在談到五月二日的情勢時有以下敘述：「我們也有死傷……我方步兵的戰鬥力這時非常有限……（第五十二團第六營）所剩兵員已經寥寥無幾。」但北越軍能夠如此頑強，說明在對付掘壕固守的敵軍時，美軍的火力與空中優勢有其極限。李文斯登對北越軍的頑強印象深刻：「他們不肯放棄，他們是懂得掩護的、強悍的小壞蛋。把他們擺在碉堡裡，他們會打到死也不罷休。」美軍在大道以及其他許多戰役犯下的戰術錯誤是，他們暴露自己形蹤，讓自己成為攻擊目標，而北越軍從不犯這樣的錯。

北越軍宣稱獲勝，也像美軍一樣大發獎章。他們自稱在五月二日那天與美軍三營陸戰隊「以及美軍七十三空中騎兵旅的眾多部隊」交鋒。但所謂「七十三空中騎兵旅」根本就不存在。北越軍在戰報結論中說，「原本緊緊結在一起的整整一個營，死傷累累，亂成一團……在不到三十分鐘之間，整個營潰不成軍，兩百多具屍體遍布戰場各處……美國侵略者的血染紅了瓜越河河水……在僅僅一個下午，將近五百名美軍用生命償還了他們的罪惡。」根據共軍軍史紀錄，第四團第二營的十名生存者「有兩個人因驚嚇過度徹底發瘋」。二十一世紀越南官方就這樣強調他們的越戰經驗。但身為北越軍步兵的保寧，強調共軍本身、美軍與南越軍的共同經驗：「有人勇敢，也有人不怎麼勇敢。」他說，「就算美軍不了解人，北越軍很敬畏美軍火力」。

第四團第二營的許多存者當時就認為，大道之役根本打得一點意義也沒有。事隔五十年，它看起來仍然沒有意義。當年二十二歲的醫護兵「醫生」皮曼（‘Doc’ Pittman）說，「它根本、根本就是荒唐，我一直覺得有人應該為此被吊死才是。」陸戰隊當時的立即本能反應就是怪罪韋斯，但韋斯本人負傷臥床，直到三周以後才能行走，一年以後才能重返部隊。他的妻子愛莎反應如何？「她對我很好，比我想像的還要好。」要怪罪，似乎應該怪團長霍爾上校與陸戰隊第三師師長拉逢．麥克魯．湯普金斯（Rathvon McClure Tompkins）少將。他們在四月三十日派出兩個連肅清普渡河岸，這可以理解，因為他們當時不知道敵軍的兵力部署，但他們從五月一日到二日不斷堅持正面攻擊就令人費解了。韋斯說，「我不相信湯普金斯了解當時真相，他似乎癱了。當他們在第三天要我們繼續打下去時，我說，『這太蠢了。』」

克萊登．亞伯拉姆斯將軍曾經對部下說，「我常想，如果我們能與北越來一次交換師長──我們找來他們兩個將軍、也給他們兩個將軍──不知結果如何。」他又說，不過他敢說，這樣的交易，對盟軍只有好處，沒有害處。或許，亞伯拉姆斯想送到北越的將軍就是湯普金斯。霍爾日後說，美軍在大道碰上北越軍兩個團。在談到五月二日夜晚的情勢時，他的說法有些讓人啼笑皆非：「經過三次非常艱苦的反攻後，第四團第二營陸戰隊有一些傷亡，但官兵仍然秩序井然，戰至昂揚，要繼續打下去，趕走敵人。但我……心想，該讓這個營休息一下了。」

大道之戰在戰史上不過是個小插曲。韋斯說，「我相信陸戰隊把這場戰役的真相隱瞞了。」他這話可能沒錯。發生在越南的一些問題，事實上，大部分問題，或許都是那些不知進退的政客搞出來的，不過美國在這場戰爭幾乎沒有戰功雕柄的將領也是事實。而且，就像大道之戰顯示的，若干美軍指揮官的表現還愚蠢之至。

◎談判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大道之戰結束一周之後，以艾維雷爾．哈里曼為首的美國代表團，在巴黎雄偉酒店（Hôtel Majestic）會晤以春水（Xuan Thuy）為首的北越代表團。當時國際社會普遍過度樂觀，認為幾周內，頂多幾個月，就能達成越戰停火。但是北越選派一名中階外交官進行這項談判的事實，應能讓這類和平將至的幻想破滅了。儘管黎筍最重要的親信黎德壽也出席了和談，但主持和談的人是春水；北越展現了和談誠意，但並不急著談出什麼結果。另一方面，在戰場上，共產黨使出「邊談邊打」的兩手策略，繼續設法侵蝕美軍與南越軍的兵力與意志，讓美國人困擾不已。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雙方代表團在巴黎針鋒相對。美方代表堅持除非北越軍撤出南越，「外國軍隊」不會全面撤軍；而河內則堅持越共在西貢聯合政府擁有一席之地。雙方各不相讓，就這樣徒勞無功談了三年。

詹森退出美國大選的宣布，對美國在巴黎的外交談判是一記重擊，因為儘管越共情況危急，北越卻因此更加堅信勝利在望。在華府，波蘭大使告訴蘇聯大使安納托里．杜布萊寧說，北越總理范文同有意接受南越中立，以換取結束戰爭。這個說法雖說很可能不假，但與黎筍與黎德壽絕不妥協的立場完全不同。為支援北越作戰而不堪負荷的蘇聯，要求河內展現彈性，但遭河內拒絕。杜布萊寧寫道，「莫斯科的驚愕不比華府小……私下裡……許多（蘇共）政治局委員咒罵美國人、中國人與北越人，罵他們不肯妥協。布里茲涅夫有一次氣沖沖對我說，他不想『沉在越南泥裡』。」

特別由於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捲入一場內政大恐怖，中國在一九六九年撤出在越南的幾乎所有人員，美國政府仍然抱持幻想，認為蘇聯只要願意就能結束越戰。華府一再呼籲莫斯科接受仲介角色，蘇聯也一再重申，美國必須與北越進行雙邊談判。杜布萊寧寫道，美國人無法了解，蘇聯雖說渴望和平，但在中國挑戰社會主義世界領導權的情況下，蘇聯不能背棄它的頭號革命客戶。莫斯科非常相信，韓福瑞若能贏得美國大選就能結束越戰，還因此派使勸說黎筍，要黎筍為韓福瑞釋出一些外交甜頭，結果遭黎筍拒絕。由於擔心尼克森贏得大選會對早日結束戰爭更加不利，莫斯科甚至向韓福瑞陣營表示願意提供財務支援，但遭婉拒。

在那個動盪、血腥的大選年，美國陷入自內戰以來前所未有的分裂中。詹森現在後悔自己放棄競選，抱著一線希望，希望民主黨能在最後一刻徵召他參選。他不斷自怨自嘆，對副總統韓福瑞的不滿、甚至輕蔑也與日俱增。敵視軍人成為全美各地一種無所不在、前所未有的現象，在國防部擔任參謀的海軍中校吉姆．考提斯，就像他的大多數同事一樣，也不願意穿制服走在華府街頭：「穿制服等於找人打架。」但即使到這個地步，真正有望問鼎白宮的人，甚至包括尤金．麥卡錫與羅伯．甘迺迪，都還沒有人膽敢主張美國公開認輸、無條件撤出越南。也仍然有人主張升高戰事，對北越正式宣戰，不過這類建議不可能獲得國會通過。

一九六八年對美國是個死亡頻傳的年分：甘迺迪與馬丁．路德．金恩隕歿；大城市的種族暴亂等等。至於越南，在廣治省服役的機槍手麥克．曼漢（Michael Minehan）在五月二十八日的家信中寫道，「我們到今天已經進入戰場九天，但始終乏善可陳，因為我們只是在山區走著，搜尋越共……我想一切都會沒問題的。」不過，五天以後，事情不妙了。曼漢住在麻省馬爾堡（Marlborough）的父母接到一封電報：「陸戰隊司令官極為遺憾地證實，你們的兒子……已於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在一次空中攻擊中，因炸彈偏離目標，遭彈片擊中而陣亡……他的遺體將經過整理，用棺木裝妥，由人護送到你們選定的殯儀館或國家公墓，一切費用全部由政府負擔。此外，你們還可以申領最高不超過五百美元的喪葬費用。請把你們的決定告知陸戰隊。」

到一九六八年年底，全美各地家庭已經接到一萬六千八百九十九件這樣的電報──每周超過三百件，美國人已經厭煩透頂。軍援越南指揮部滿腹牢騷說，軍隊先擊敗春節攻勢，接著又擊敗迷你春節攻勢，但指揮官們得不到應得的獎勵。綏靖事務負責人羅伯．柯莫在六月二十九日一次每周情報例會中說，「我們打贏一仗，卻沒有人知道。」新任美軍司令亞伯拉姆斯將軍也有同感，他在談到媒體時說，「球還沒有投到本壘板上，他們已經判你出局了。左外野手還沒有傳球，代表媒體負責人的裁判已經比手勢作出判決……那些裁判都跟我們作對。」

亞伯拉姆斯的一名高級參謀感嘆道，「依我看，我們已經在巴黎把我們自己趕進一個滑稽的情勢……敵人如果情勢一片大好，發動一項攻勢，就能搶占新聞頭條，大出風頭，就像春節攻勢的情形一樣。反之，如果由於我們的努力，我們先下手為強壓制了敵人攻勢，敵人又有緩和戰局之功。」亞伯拉姆斯也有同感。

八月間，省級民族解放陣線與越共頭目接獲來自南方局許多嚴厲的指令，要他們準備發動「第三波」春節攻勢。其中一些戰術命令堪稱荒唐：舉例說，命令中要求游擊隊攜帶木製蓋子在西貢市內挖掘地道，用蓋子掩藏洞穴出入口。這些指令後來取消，以在地性突擊取而代之。在西貢以外地區，越共也用二月間儲存的火箭彈攻擊美軍基地。八月間發動的這些攻擊主要集中在西寧省，大多遭輕鬆擊退。

越共在這段期間時運不濟，美軍與南越軍巡邏艇在夜間探照燈支援下的密集巡邏，切斷了游擊隊在湄公河三角洲各地的通信。游擊隊的實力這時已經太弱，無力抵抗美軍與南越軍的進剿。傳統避難所突然間不能再藏身，許多游擊隊被迫打散，大多數撤往高棉。越共的援助據點不斷遭到攻擊，湄公河三角洲最精銳的越共營營長苗宣（Muoi Xuong，譯音）奉派到西貢，調查一個失聯單位的命運。苗宣很快就因美軍發現他的地下藏身所而被殺。越共單位的逃兵情況極為嚴重。

八月三十一日，就在美軍指揮官認為自己手風正順之際，「噴槍」柯莫提出警告說，河內可能在美國大選前提議無條件停火：「兩黨候選人都會支持：『誰能反對停火？那簡直就像母性一樣。』」艾爾．惠勒在十月告訴詹森，「亞伯拉姆斯的評估認為情勢對我們很有利，就算我們還沒有在軍事上打贏這場戰爭，我們的勝利也已不遠。」駐守湄公河三角洲的美軍第九師的參謀長，談到第九師一九六八年的戰績時說，「談到作戰報酬，我們用的不是整批概念……而是大量小額殲敵的零售概念。舉例說，如果第九師轄下所有三十九個（步兵）連每天每連都只殺一名越共，我們一個月就可以殲敵一千一百七十人。」這是每軍以官樣文章為戰略，播弄統計數字自欺欺人的一個鮮活的例子。

但參加過大道之戰的人；見到一百多架直升機在一個月內被毀的人；知道共產黨在一九六八年發動一千五百次地面攻擊，嚴重失血的越共也製造九千四百次破紀錄的恐怖事件、殺了五千四百名平民的人；還有那些發現南越軍逃兵數字在聖誕節前寫下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人新紀錄的人──沒有人還會相信這場戰爭即將打贏，或甚至可以打贏。威廉．哈彭斯基（William Haponski）少校寫道，「我相信，我的經驗對這整場戰爭的回顧很重要……我們在似乎是處女地的地上耕耘，希望收獲豐碩，但事實上早先發生的事早已徹底毀了這塊土地，它幾乎什麼都長不出來。」

一等兵約翰．哈爾（John Hall）的步兵連上有個人突然大聲宣布：「我不再上戰場了。」戰友們求他，說這樣會遭到不名譽除役，但這人態度已決：「我不在乎，我不想死。」這人之後送到後方接受軍紀懲處，不過像這樣的人還很多。在前往西貢的飛機上，要那些在八月民主黨大會期間目睹過芝加哥街頭暴力事件的徵兵相信這是一場值得效死的戰爭很難。

《紐約時報》在九月二日刊出一名歷史教授的投書，很能反映當時美國人無論政治觀點如何，普遍存在的困擾。他在投書中說，雖說自己是黨齡二十四年的民主黨員，但他主張不參加十一月的投票，因為「在我看來，想像中應該投給休伯特．韓福瑞的選票，最後會投給尼克森。」代表共和黨參選的尼克森知道，自己能不能當選有一個重要關鍵：認為只有他能夠讓美國在不損國威的情況下結束越戰的選民夠不夠多。當時有搞不清事實真相的記者說，尼克森有一套秘密和平計畫，要到進入白宮以後才能宣布，尼克森也樂得裝聾作啞，順水推舟。所謂秘密和平計畫根本無中生有，事實上，尼克森只是打算在北越面前塑造冷血戰士形象，讓北越以為如果不談和，美國將不惜使用極端暴力手段結束這場戰爭。十月二十五日，為了不讓雙方在投票日前達成和解，尼克森秘密運用兩面手法破壞詹森的停止轟炸計畫。他使出的最有名的一招，就是透過陳香梅──二戰期間中國戰區飛虎隊傳奇人物陳納德將軍的遺孀──力勸南越總統阮文紹抵制巴黎和談。

一周以後的十月三十一日，為了不讓尼克森勝選，詹森終於發表全國電視演說，宣布美國停止對北越的一切轟炸。這項遲來的宣布看來不會對選舉結果造成任何影響。無論怎麼說，憑藉不到百分之一的選民票差距，尼克森擊敗韓福瑞，在一九六九年一月成為美國總統。詹森的越戰就這樣變成尼克森的越戰。不過，誠如尼克森在備忘錄寫的，「問題已經不再是我們應不應該撤軍，而是如何撤軍，以及撤軍以後的越南會怎樣。」

編注：今天暫時停止，一九九三年推出的一部美國奇幻喜劇片，比爾．穆瑞（Bill Murray）、安蒂．麥道威（Andie MacDowell）和克里斯．艾略特（Chris Elliott）主演。莫瑞飾演憤世嫉俗的電視天氣預報員菲爾．康納斯，在賓州龐克瑟托尼報導一年一度的土撥鼠日活動時陷入時間循環，每天都在重複二月二日的經歷而且只有他知情。 back

第21章尼克森的傳承

Nixon’s Inheritance

◎一支瓦解中的大軍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天傍晚，法蘭克．史考登走進西貢洲際宮酒店（Continental Palace Hotel），到三名喝醉的美國大兵羞辱幾名越南貴賓。史考登勸走那幾名美軍，但身為參議員的一名越南貴賓憤憤不平問道，「怎麼有這種事？怎麼有這種事？」史考登答道，一個不能自衛的國家就有這種症狀。已經在南方服役第三年的共軍軍醫唐翠沉，與一支通過她的醫院的北越軍部隊一起慶祝一九六九年春節。他們的到來，激起她的無盡鄉愁，她於是獨自一人趁著落日餘暉走回自己臥房：「冷風微嘆……無盡哀愁與悵惘讓我停下腳步。雖說早已習慣獨居異地他鄉的孤寂，雖說與同胞相聚為我帶來溫暖與友情……但此刻的我感覺彷彿是來到這裡的第一天。我唯一真正的希望就是在我們家溫暖的窩與爸媽在一起……我仍是一個希望有人寵的小女孩。」幾英里外，成千上萬越南人也像她一樣，沉浸在陣陣鄉愁中。

美國有了新總統，軍援越南指揮部也換了新司令，但越南人與美國人在一開始都不覺得戰場環境出現多大變化。尼克森總統要和解，但不願背負不能有始有終的罵名：他在一月的就職演說中，對越南問題隻字未提。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季辛吉後來寫道，「幾千萬人正依賴美國的保證而生存，正把他們的前途寄託在我們手上，如今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繼續對這些人充滿信心」，或許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繼續裝著對這些人充滿信心」。越戰繼續讓美國每個月耗費二十五億美元，每周損失兩百多條人命──這比一九六八年減少三分之一，但仍比一九六七年多。在整個一九六九年，美軍平均每個月消耗十二萬八千四百噸彈藥。那年六月，來自紐約市布魯克林的丹．布洛克（Dan Bullock），成為在這場戰爭捐軀的最年輕的美國人。只有十四歲的黑人孩子布洛克，在謊報年齡應徵到越南後寫信給他的姊姊說：「我想我選錯了加入陸戰隊的時機，替我禱告吧，因為我回不來了。」在抵達蜆港僅僅二十一天後，他被共軍丟進他的碉堡的一個炸藥包炸死。

五十四歲的亞伯拉姆斯將軍壯碩魁梧、不修邊幅，與制服畢挺、精瘦修長的魏摩蘭大不相同。高中時代曾是麻省春田（Springfield）足球明星、二戰期間在巴頓（Patton）麾下擔任過裝甲兵准將的亞伯拉姆斯，以新人之姿甚獲美國媒體歡迎。但無論如何，儘管「搜索與摧毀」理論上已經由「肅清與堅守」取而代之，亞伯拉姆斯的來到並沒有帶來戰略上的重大改變。這位繼魏摩蘭之後出掌軍援越南指揮部的將軍了解，面對國內的戰意消沉，一切作為得速戰速決。由於許多越共與北越軍不肯與美軍正面衝突，精力沖沛的亞伯拉姆斯將軍開始強調把握機會的重要性。他下令，任何一名連級與連級以上的帶兵官必須解釋何以追丟了敵軍。

華府要求減少平民傷亡，但遭亞伯拉姆斯極力反對：在一九六八年，B-52對南越與寮國境內目標的出擊頻率幾乎倍增到每個月一千五百架次，在一九六九年三月，B-52丟下十三萬噸炸彈。軍援越南指揮部仍然缺乏戰術性情報：福瑞德．韋恩承認「盟軍對當地人口沒有任何資訊」。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亞伯拉姆斯依然告訴記者：「我們只要保有主動……就能有可觀的殺敵率」。

亞伯拉姆斯手下最激進、對越南人利益也最無動於衷的將領，首推朱利安．艾威爾（Julian Ewell）少將。艾威爾是二戰空降老兵，非常強悍。他在一九六八至六九年間在湄公河三角洲擔任第九師師長，之後接掌第二野戰軍。他寫道，「爭取民心的作法有矯枉過正之嫌，在湄公河三角洲，想克服越共控制與恐怖，使用蠻力是唯一途徑。」根據軍援越南指揮部檢察長提出的報告，七千平民在第九師持續了六個月的「直達快車行動」（Operation Speedy Express）中喪生。艾威爾認為這些數字不確。一九六九年四月，北到符吉（Phu Cat）的軍油油管遭到的盜油量每個月高達六十萬加侖，全國性的油料損失達到四百五十萬加侖。軍援越南指揮部在指揮官每周例會中討論了這個問題，有人主張殺一儆百。一名軍官抗議說，「你不能就因這種偷盜小罪就開槍殺人。」

艾威爾立即罵道：「狗屎！」亞伯拉姆斯也表示不願意採取這種大開殺戒的作法。艾威爾說，「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將軍。一支爆破兵單位在路上搞破壞，你殺他們兩三個人，他們就跨了。這些人會算的，如果你能多殺幾個，把他們的屍體排成一排，他們就不敢再來了。我們想打通四號公路，就得這麼做，只要殺他們就對了。」亞伯拉姆斯於是說，「好吧，我們研究研究。」但無論怎麼說，他要求部屬在處理百姓問題時要謹慎小心：「我們不要讓人說美軍的行徑比越共更恐怖。」但艾威爾仍然我行我素。奉命替第九師准將約翰．「馬宏」．吉拉希（John ‘Mal Hombre’ Geraci）出任務的一名休伊武裝直升機飛行員說，吉拉希「下令殺了一切會動的東西」。吉拉希喜歡手持一根短杖，常用這根短杖戳軍官胸部，以強調「我要殺人」。第九師練就一套戰術，就是先用步兵封鎖一個地區，然後用空中火力與大砲把整個地區轟成平地。使用這種戰術以後，屍體的數字無疑相當驚人，但它與繳獲的武器數字不成比例──而想知道是否殺對了人，最可靠的指標是繳獲的武器數字。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美聯社率先發表自由投稿人賽穆．赫希（Seymour Hersh）的報導，說美軍第二十三師在廣義省距海岸幾英里的美萊村犯下屠殺村民的暴行，還說軍法庭即將召開審理此案。之後幾年，美萊村案情逐漸明朗：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第二十步兵團第一營C連在毫無來由的情況下，殺了男女老少至少五百零四名農民。這些暴行大多發生在「美萊四號」，即美軍稱為「粉紅城」（Pinkville）的小村。

儘管據說南韓軍隊幹過更壞的事，一般認為，在越戰期間發生的眾多濫殺事件中，美萊村大屠殺是規模最大的事件。C連連長厄尼斯特．梅迪納（Ernest Medina）上尉，之前曾下令槍殺兩名外海捕魚的無辜漁民，他的部下還殺了其他幾名百姓，但都沒有遭到懲處。強暴犯不在軍法管控之列。在美萊村事件發生前一天，隨軍牧師卡爾．克瑞斯威（Carl Creswell）出席一項師部簡報。彷彿預示即將到來的一場腥風血雨似的，一名少校在簡報中說，「我們如果在進入那裡時遭到一槍一彈，就要把那裡夷為平地。」克瑞斯威不以為然地說，「我真的認為我們不該像這樣打仗。」那少校聳聳肩說，「這是一場惡戰，牧師。」

越南的每一名高級軍官一致認為，比美萊村大屠殺事件本身更令人震驚的，是有關當局在這場大殺戮過後的大舉掩飾。事發當天，直升機飛行員休．湯普森（Hugh Thompson）士官已經勇敢揭發了這項恐怖罪行，而且之後還不斷揭發，但指揮官們卻對他詳盡的報告視若無睹。有人指出，第二十步兵團第一營宣稱殺了一百二十八名敵人，卻連一件武器都沒有繳獲，這其中顯然有問題。但特遣隊指揮官法蘭克．巴克（Frank Barker）中校不以為然地說：「我們殺了這些婦女與兒童是個悲劇，但那是在一種戰鬥情勢中發生的事。」一九六九年三月，直升機門艙砲手隆納．萊登浩（Ronald Ridenhour）寫信給三十名國會議員，轉述了戰友目擊的美軍暴行。這封信一開始在美國國內引起的迴響不大，但後來演成滔天巨浪。儘管如此，後來當了美國國務卿的第二十三師參謀官柯林．鮑威爾（Colin Powell）少校，當時還為軍方行政官寫了一份粉飾太平的備忘錄，說「美國士兵與越南人民間的關係好極了」。鮑威爾在寫這份備忘錄以前，顯然沒有詢問過來自土森（Tucson）的二等兵湯姆．葛蘭（Tom Glen）。二十一歲的葛蘭很勇敢地寫了一封信給亞伯拉姆斯，揭發美軍的暴行。

對美萊村事件的調查還找出其他證據，證明第三步兵團第四營B連在同一期間也幹下戰罪犯行，但沒有人因這些犯行被判定罪。一直等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威廉．皮爾斯（William Peers）中將終於對美萊村事件進行全面調查，起訴包括兩名將領、四名上校在內的二十八名軍官，從作偽證、藏匿戰罪不報，到扣押情報與參與或未能制止戰罪，總計提出兩百二十四項重罪指控。C連的一百零三名官兵有四十幾人參與這項屠殺，全連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設法終止這場殺戮，或隨之而來的集體輪暴。第二十三師師長沙穆爾．考斯特（Samuel Koster）少將後來雖遭降級准將的處分，但除了一排排長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中尉以外，沒有人遭軍法重判。卡利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被判下獄，但軍事法庭庭長立即干預，下令卡利只需「關在營房」即可。

當梅迪納上尉獲得無罪宣判時，法官還向他致意，祝他生日快樂。在卡利被判有罪之後，五千封電報湧入白宮，其中百分之九十九表示支持卡利。「海外戰爭退伍老兵」（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全國總監說，「一名軍人因為盡忠職守而遭我們審判，創下我國有史以來頭一遭。」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當美萊村事件占據媒體頭條時，尼克森反覆對一名白宮助理說，「這一定是紐約那些爛猶太人在背後搞鬼。」新兵在班寧堡（Fort Benning）遊行，高喊卡利……卡利……他是我們的人。」西貢美軍電台不斷播放阿拉巴馬州一個自稱「C連」的合唱團錄製的一首歌：「我的名字是威廉．卡利，我是這塊土地的軍人／我發誓盡忠職守，奮勇殺敵／但他們把我打成一個惡棍／他們給我蓋上一個印記。」軍援越南指揮部最後下令西貢美軍電台不得再播這首歌，但這首歌的唱片已經熱賣二十萬張，而且指揮部禁得了播音，卻禁不住美軍在西貢街頭的「為卡利殺一個越共」的塗鴉。一九七四年九月，一名聯邦法官以負面新聞影響審判為由，下令保釋卡利。就這樣，卡利在留營監管僅僅四十二個月後就獲得釋放。

美萊村大屠殺事件已經成為美軍在越戰期間窮凶極惡的象徵。美國國內的「愛國遊說」活動把卡利說成一個替罪羔羊，這說法其實沒錯。卡利堅持他的行動「只是奉令」，這話雖說也有幾分事實，但也充分反映美軍與美軍指揮官瞧不起越南人、不把殺幾個越南人當回事的心態。皮爾斯委員會雖曾起訴以考斯特為首的幾名高級軍官，但他們最後都獲輕判，一次維護司法正義的機會也就此錯失。

另一方面，與其將打不贏越戰的責任推給亞伯拉姆斯，似乎不如推給他的前任魏摩蘭，因為亞伯拉姆斯如今的選項已經少得可憐。他的任務是在戰場上取勝，但他的可用之兵很快就開始縮水。他忠實履行了軍人殺敵的天責，但面對南越政府從頭至尾、始終與本國人民離心離德的現實，他也一籌莫展。他必須守住一條長一千英里的西方邊界，跨過邊界就是眾多的共產黨避難所。但華府不讓他跨過邊界進兵寮國與高棉。就像魏摩蘭一樣，亞伯拉姆斯也對華府這項政策憤憤不平。北越軍在高棉經營的哈利（Hak Ly）卡車公司（金邊政府是大股東）每年從施亞努市（Sihanoukville）港將一萬四千噸補給運往高棉東部的北越基地。

亞伯拉姆斯非常憤怒：「任由這些敵軍不付任何代價……坐在那裡養肥，根本就是罪行。」他向他的副手安德魯．古帕斯特（Andrew Goodpaster）中將建議，B-52在執行「弧光」攻擊時，可以「不小心」飛過界，但古帕斯特語氣堅定地答稱，這需要華府批准。此外，中情局的一項研究顯示，即使跨界對共產黨避難所進行軍事行動也不會有成果，也讓亞伯拉姆斯惱火不已。葛雷格．達迪斯認為，軍援越南指揮部的易主，代表的主要是詞藻而不是戰略上的改變。一〇一空降師在亞伯拉姆斯治下的作戰，以及「漢堡高地之戰」，與美軍在魏摩蘭時代的許多行動非常類似。一九六九年五月，美軍對阿紹山谷（A Shau Valley）距離寮國邊界僅一英里的九三七高地發動攻擊，即所謂漢堡高地之戰。

就像作家卡爾．馬蘭特斯筆下那段發生在馬特洪（Matterhorn）基地的虛構故事一樣，外交官之子、紐約客蘭丹．索恩（Landen Thorne）中尉，在越南也有一段難忘的遭遇。與《馬特洪峰》書中的主角一樣，陸戰隊第四團第一營C連的索恩也是排長。願意進入越南服役的上層社會美國人相對較少，索恩就是其中一人。他的祖父是職業陸戰隊員，父親在二戰期間在航空母艦「大黃蜂號」（Hornet）上擔任雷達官，索恩也要證明自己也不是弱者。索恩二十五歲那年，在即將從耶魯畢業的最後幾個月，他的同學都為是否參戰的問題苦惱，而且大多決定不上越南：「對這場戰爭了解越多，我越擔心。有人說，『你知道查理嗎？他剛被殺了。』但不少人為了逃避兵役，嚴重扭曲了人生，對有些人來說，這成了一次永久走不完的罪惡旅途。」在舊金山等待前往越南時，索恩的妹妹茱莉亞（Julia）陪著他，從舊金山最時髦的「頂尖雞尾酒吧」（Top of the Mark）一直陪到公車站。之後茱莉亞前往歐洲繼續深造，後來成為激進反戰分子。

抵達蜆港後，索恩一夥人碰上一群服役期滿即將返美的老兵。老兵對他們冷冷地說，「歡迎來到這世上最泥濘的地方，準備受苦受難吧。」他等了兩天，上了一架CH-46直升機，來到阿貢火力支援基地（FSB Argonne）。發生在麥克登陸區（LZ Mack）的幾次事件，使這座基地成為馬特洪的現實版：它位於一座距寮國邊界不過幾百碼之遙的山丘上，與北越軍遙遙相對。索恩在抵達基地第一天晚上就遭到攻擊：「他們用迫擊砲刺探我們的陣地，你可以聽到咚咚的悶響聲。」索恩發現他加入了一支不快樂的單位：「連長的要求高得不合理，那些年輕的陸戰隊員若能與你同心協力，他們會有非常好的表現，但劣質的領導把事情搞得很難辦。」之後，他們花了幾周時間肅清附近一座代號「尼市」（Neville）的山頭，索恩隨即奉派在尼市擔任三門一〇五公厘榴彈砲的前進觀測員。二月二十五日清晨天光未亮，兩百名穿著綠色迷彩服與涼鞋的北越軍，從緊接著陣地鐵刺網的叢林突然竄出來，對只有兩排守軍的尼市陣地發動奇襲。「我們被敵軍殺進來三次，克雷莫雷已經耗盡，無法取得空中再補給，遭到六十與八十二公厘迫擊砲不斷攻擊」。幾處監聽據點奉命「冷冷躺著」（Lie chilly）──意思是，一動不動，不要說話，希望敵軍沒有注意到你。擺在射擊陣地附近的彈藥袋爆炸，竄起幾處火頭，一處射擊陣地還短暫落入敵軍手中

經過三小時惡戰──除了步槍與手榴彈以外，築壕的鏟子也派上用場──美軍終於逐退北越爆破兵，但十二名陸戰隊員與兩名海軍醫護兵陣亡，此外，由於不斷的近距離爆炸，許多倖存者聽力受損。敵軍一連幾天，繼續對尼市緊縮了的周邊進行騷擾，直升機無法降落，用降落傘空運的彈藥不時飄落到守軍夠不著的地方。索恩發現自己嚇得吃不下東西：「腎上腺流得太多。因為你接受死亡，你在情緒上已經不穩。等你活過來以後，你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第二天晚上的大問題是開火紀律，因為每個人都躍躍欲試。大家都想開槍，想引爆克雷莫雷。我已經把大砲對準了目標，只要聽到動靜，隨時都能開砲。」第三天，便秘已久的索恩覺得想大解，於是在一個彈藥箱上面蹲下來，就在這時耳邊又傳來迫擊砲彈的咚咚悶響聲。「但在這節骨眼上，我也管不了那許多，死不足惜，拉了再說！」

敵軍攻擊勢頭漸弱。天候條件仍然太壞，直升機仍然無法運補，但美軍可以修補防禦周邊鐵刺網漏洞。奉命增援的一個連得靠步行走過來，需要走一個星期。之後，海騎士終於姍姍來遲。醫護兵清除美軍屍體上的蛆，把敵軍屍體丟到山另一頭：「北越軍調轉矛頭，找卡爾與C連的晦氣。」索恩隨即奉命前往河東擔任空中觀測員。他接到命令後的第一個想法是，「我怎能丟下你們，獨自走開？」他的第二個想法是，「總部那些傢伙怎麼糊塗到這個地步，把我們弄到這裡來？」一些美軍指揮官會漫不經心地、一再將小規模部隊暴露在險境，為敵軍所乘，第四團第一營之後的霉運反映了這個事實。這個地區的戰鬥一直持續到四月，第四團第一營的營長遭迫擊砲彈擊中身亡，也成了這種漫不經心心態的犧牲者。儘管就像往常一樣，北越軍損失遠遠超越美軍，戰後覺得自己戰敗的卻是美軍。

很顯然的矛盾是，共產黨後來承認一九六九年是共軍損失最慘重、士氣最低落的一年。那年六月在廣義省山區，就連狂熱的革命信徒、軍醫唐翠沉也承認她與她的同志已經筋疲力盡，精神萎靡，許多人整天愁眉不展，連飯都吃不下去：「日以繼夜，炸彈爆炸聲，噴射機、武裝直升機與UH-1A盤旋上空的響聲震得我們耳膜生疼。森林被炸彈炸得東倒西歪，滿目瘡痍，殘留下的草木也被有毒化學物染得一片焦黃。我們也受影響。所有的幹部都疲憊不堪。」

北越軍士兵保寧寫了一篇〈嘶叫靈魂的叢林〉，描繪一個營幾乎全軍覆滅的慘況：「夜間的叢林深處，風聲傳來不停的低泣……鳥兒彷彿人語般啼哭著。牠們不會飛，只在枝頭叫著。世上也只有在中央高地這樣的地方才能見到顏色這樣恐怖的竹筍……這裡的螢火蟲都是龐然大物。在這個地方入夜以後，樹木花草會以一種駭人的合聲吟唱。這種鬼魅般樂聲一旦響起，能讓你精神錯亂，無論你站在哪裡，整片樹林看起來都一樣。沒有膽子的人不能來這裡，住在這裡能讓人發瘋，或活活嚇死。」共軍在這裡建了一座秘密佛龕，為他們死去的同袍祈禱。

但共軍的愁苦並沒有為盟軍帶來成就感，情報長婓爾．戴維森准將認為「敵軍在戰場上贏得一九六八年最大勝利」，美軍情況不妙。他在三月十五日向亞伯拉姆斯提出報告說，胡志明小徑上的卡車流量減少了。亞伯拉姆斯搖了搖手指說，「我們得留神，不要顯得我們對這事寄予厚望。」戴維森答道，「哦，長官，不會的。我對這場戰爭從來就不抱什麼希望，長官。」他大聲嘆道，「我們必需保衛我們的基地、城市與人口聚居地區。且這麼說，敵人也必需保衛他們的基地、地區與人口。我們早就可以在一個月以內打贏這場戰爭！把敵人踢進海裡！」

那年四月發布的南方局第五十五號指令訂定的作法比較實際。它警告指揮官們不得把全部兵力孤注一擲、投入任何一場戰鬥，應該「保留實力為日後持久戰作準備。之後沒多久發布的第八十一與第八十八號指令將民族解放陣線的目標明訂為「迫使敵人接受與我們談判，迫使敵人撤軍……接受聯合政府」。共軍繼續展現充分活力與進取精神不斷造成美軍與南越軍死傷，但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北越軍僅占南越境內共軍戰鬥力四分之一，他們現在占有的比率已經高達七成，而且仍在持續升高。

在西貢，媒體的信心已經低落得無可救藥。在《華盛頓郵報》擔任過四年西貢新聞負責人的彼得．布雷斯楚，針對記者們的表現，特別是一九六八年的表現，寫了一篇批判意味甚濃的文章。他在文中說，西貢那些記者大多數是「冒險家，就若干程度而言，還是偷窺狂。在表現得最好的時候，他們可以是敏銳的觀察家、盤問家，說故事的本領也屬一流」。但他們犧牲了全面分析，專門挖掘溪山、西貢、順化之戰這類顯眼鬧劇，「犯下疏忽重罪……大多數分析都是一知半解的急就章之作」。布雷斯楚說，在春節攻勢過後，鋪天蓋地式報導成為過去，全球媒體對越戰新聞的興趣暴跌。儘管河內遭到慘敗的事實越來越明確，但對越戰局勢的重估已經沒有人注意。「在春節攻勢期間，媒體大喊病人已經垂死，但幾周過後，有人開始喃喃說道，他不知怎麼似乎又活了──但垂死的呼喊已把美國國內搞得天翻地覆，沒有人聽得到這些病人復活的低語。」

布雷斯楚的看法雖說有幾分真理，但軍事成就克服不了一個基本問題：許多南越人雖說痛恨共產黨，但也不喜歡他們本身的政府。黎筍的沒有人性遭來身後罵名，但河內憑藉比西貢少得不成比例的物質資源，卻能持續啟動比西貢有效得多的戰爭機器，確是不爭之實。北越領導人認清美國人民已經失去耐心，準備再忍受幾年痛苦，以迎接現在看來似乎必將到來的勝利。事實上，北越已經為本國人民帶來太多苦難，若不能取得最後勝利也無法交待。另一方面，當法蘭克．史奈一九六九年夏加入中情局西貢站時，「我們已經不再為取勝或戰敗作準備，只是在盤算怎麼退場而已。」

這場戰爭還有一個關鍵點。亞伯拉姆斯麾下美軍無論取得什麼戰術勝利，美軍從內而外不斷腐朽──這是一種緩慢、勢不可當的致命過程，讓美軍士氣於一九七三年來到最低點。三個相互助長的相關因素造成這種現象：毒品濫用、國內「黑權」（Black Power）運動造成的種族分裂以及軍紀與作戰意志的敗壞。一名美軍將領後來說[9]，「在打韓戰時，我們用一支朽壞的軍隊投入戰場，但在戰爭結束時，我們已有一支鋼鐵雄師；在打越戰時，我們用一支很棒的軍隊投入戰場，但在戰爭結束在，這支軍隊已經腐爛得可怕。」

林伍德．伯尼（Linwood Burney）在一九六八年年底出任空降連連長時，決定來一次例行性毒品檢搜。憲兵在一九六九年以毒品相關罪名逮捕了一萬一千人次，但美軍吸食大麻的人口占比仍舊持續攀升，在一九七一年達到將近百分之六十。許多美軍喜歡一種吧女所謂的「佛草」（Buddha grass）：一種毒性超強的衍生劑，一包一美元。在一九六九年，有吸食海洛因經驗的美軍人員只有百分之二，但這個數字在兩年間暴漲到百分之二十二，毒癮犯也增加到創紀錄的七百人。這些毒品由皇家寮國航空公司（Royal Air Laos）與越南航空公司（Air Vietnam）從鄰國寮國進口，然後由南越軍用卡車運往全國各地。志願留在越南服第二輪或第三輪役期的美軍，至少有一部分是為了能取用毒品而志願留營的。根據軍援越南指揮部統計數字，在一九六九年，十六名美軍因服用毒品過量死亡，但在一九七〇年頭十八天，死亡人數已達三十五人。亞伯拉姆斯承認他不敢「踢屁股」──對吸毒者採取強硬政策──但他極力懲罰販毒者。

連長唐．赫森（Don Hudson）少校對他的部屬充滿信心，認為大多數問題出在軍官短缺：「我們在那裡有很優秀的青年，依我看，問題出在領導層，領導層沒有善盡照顧他們之責。」他認為，薪酬、晉升、一個月領不到信都是問題：「這是罪行，毒品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在檢查流出的補給時，我經常在水箱底下見到裝滿海洛因膠囊的塑膠袋。」赫森認為，當局放縱也是毒品泛濫的重要原因。他說，有一次他抓到一個士兵帶了五百顆純海洛因膠囊，但當局後來以「查無實據」為由決定不起訴。又有一次，他發現派在叢林的一支伏擊隊在叢林吸了三天大麻，「在壞領導人帶領下……壞分子開始在組織蔓延。我剷除了幾個靠販毒賺錢的首犯」，事情才開始好轉。

毒販試圖反擊，在一開始對赫森提出威脅，之後又指控赫森在執勤時醉酒。但赫森毫不退讓：「根據我的看法，如果他們真要幹你，他們就會動手，不會先告訴你。士兵們喜歡的是勝利者，只要不造成人員傷亡，只要你用正確的方式照顧他們，你可以願意怎麼強硬就怎麼強硬……不要擔心士兵們喜不喜歡你。」在越戰後期，許多美軍軍官繼續在敵軍面前展現勇氣，但在管控自己部下這方面，能像赫森這樣展現勇氣的人相對較少。二等兵理查．福特（Richard Ford）的偵查隊是一支純黑人隊伍，隊上有個小兵，開玩笑說他們都是圓桌武士的騎士。一天晚上，一名叫泰勒（Taylor）的小兵抽了大麻，開始堅稱他眼前的一株獨立大樹是自由女神像：「福特爵士，福特爵士，眼前不是那座自由女神像嗎？世界在轉，對不對？好極了，我們快到紐約了，因為我見到自由女神像。」其他隊員只好哄他，讓他安靜下來。藥物濫用絕大多數是士兵問題，但不少軍官與士官有嚴重酗酒問題。

軍紀也是大問題。大衛．強森（David Johnson）上尉在一九六八年十月接掌步兵連連長時，駭然發現竟有士兵不肯上戰場，這是他在之前的役期中從未見過的事。在一次行動結束後，士兵們「做鳥獸散」，不肯清理武器與裝備。他的排士官不知道怎麼引導迫擊砲或大砲砲火。一旦遭遇攻擊，他對他的連會做什麼、不會做什麼毫無信心。強森說：「連上許多人對於我們該不該來這裡感到懷疑，士兵們經常自問，『我能撐下去嗎？能撐到役期屆滿嗎？』我說的既是我自己、也是士兵們的感覺……有人幹出古怪的事、瘋狂的事。連上有個兵吞了一些C-4塑膠炸藥，然後死了……落入六英尺深的水裡淹死。我們為許多詭雷所乘，卻繳不出殺敵的成績……對士氣影響很大。我的連在六十天裡面死傷二十人，其中十七人，包括我在內，為詭雷所傷。」

在其他地方，兩名飛行員面對面比賽誰先拔槍，結果相互殺了對方，空軍方面認為這是一起偶發的瘋狂意外事件。但幾個月過後，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不過這一次只死了一名飛行員。負責調查這次事件的將領大惑不解地說，「為什麼有人幹這種事？」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漂亮、嬌小的澳洲歌星凱瑟琳．安妮．華恩斯在一處陸戰隊基地做勞軍演唱時，突然倒在台上。她被裝了滅音器的點二二自動手槍用一顆子彈擊斃。事後，二十八歲的詹姆斯．基蘭（James Killen）士官承認酒後行兇，還說他當時要殺的其實是他的連長。基蘭只服了不到兩年刑，就獲重審無罪開釋。

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兩枚手榴彈丟進士兵經常聚會的「安迪酒館」（Andy’s Pub），當時一個叫做「雪紡」（Chiffons）的三人澳洲女子樂團正在裡面演唱。一枚手榴彈爆炸，殺了一名伍長，傷了六十二人。調查結果發現，事發當天稍早，二十幾名黑人陸戰隊員在基地籃球場集會，大吐受白人欺負的苦水。一名准士官隨即保證「我們今晚要讓那些（白人）鬼子好看」。黑人都接獲警告，晚上不要上安迪酒館看秀。在之後的審判中，檢察官說，「這是一次蓄意、經過精心策畫的行動，目的在殺一大堆人……起因純屬種族問題。」無論如何，兩名主嫌犯獲無罪開釋，原訂第三場審判也因此放棄，沒有人因安迪酒館手榴彈事件判刑。

所有的戰爭都有不受歡迎的軍官被自己部下幹掉的事，這類事件一般出現在戰鬥中，利用交火掩護而進行。但在越南，由於發動攻擊的武器往往是碎裂手榴彈，有人為這類事件訂了一個新名目，稱它為「碎彈攻擊」（fragging）。根據陸戰隊軍法處的記錄，這類行動「從沒有這樣廣泛、這樣冷酷地執行過」。陸戰隊軍法處記錄了一百多宗這類事件，整個軍方在一九六九至七一年間記錄有案的「碎彈攻擊」超過六百件，造成八十二死六百五十一人受傷。一名心理專家在研究二十八件案例後發現，犯下這類罪行的人大多是輔助人員，而且百分之八十七點二的人在犯行時或因醉酒或因吸毒而精神恍惚。犯行過後表示懺悔的人少而又少。

許多職業軍官因失望而退役，使軍中長久以來欠缺低層軍官與士官的問題更加嚴重：西點軍校一九六五年班有五百九十六名畢業生，其中一百四十八人在一九七〇年辭職。被非志願徵召到越南、在蜆港九五後撤（95th Evacuation）醫院服役的麥克．貝里（Michael Barry）少校說，必須不斷處理這麼多「碎彈攻擊」犧牲者的重擔讓他幾近崩潰。更何況，他本人對這場戰爭的合理性也信心缺缺：「我們支持的人不對。」毒品構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他們吸食的海洛因純度高達約百分之八十……與美國境內那些純度約百分之五的毒品不成比例」。一天，六名黑人醫護兵帶來一具同伴的屍體。貝里說，「他們開了一個海洛因狂歡會，大家都嗑藥嗑得恍惚，沒有人發現那人已經斷氣。」

一〇一空降師師長向一名黑人士兵祝賀聖誕快樂，那士兵卻拒絕與他握手。蘭丹．索恩發現他的那個排「完全是一團糟。他們都是好孩子，但因為種族差異分裂成三派──黑人一派，南方白人又一派，城市的孩子第三派。那段時期很危險，你隨時可能淪為碎彈攻擊犧牲者，不過排副把問題處理得很好。這些排與連幾乎就像街頭黑幫一樣，組織非常嚴密。新來的人最容易受害，特別是那些尉官」。陸戰隊中的黑人比例雖然只有百分之十三，但陸戰隊越南軍事法庭的被告卻有半數是黑人。與其說這代表種族歧視，不如說這反映了黑人的離心離德。逃兵率創下美軍現代史最高峰，比韓戰期間高一倍，是二次大戰期間的幾近四倍。一九六九年，越南境內有兩千五百名美軍逃兵，大多數都幹著犯罪勾當。軍法官史學者對當時軍法官的角色有以下一段描述：「毒品氾濫、種族分裂、叛逃行為在軍中肆虐……讓軍法官們忙得分身乏術。」

一九六九年二月，火力班班長約瑟夫．羅培茲（Joseph Lopez）返回越南展開第三輪役期，駭然發現軍紀敗壞竟已到達如此地步：「你要一個小兵整頓儀容，他會恨恨盯著你，彷彿想殺你一樣……過去從來沒有小兵膽敢像現在這些年輕人一樣，這樣面對他的上級士官。」那年四月到九月間，負責跟監種族緊張問題的委員會發現，在陸戰隊作業的地區，平均每個月會出現一次「大規模暴動」以及多次較小型事件。

來自底特律、一九六六年在古芝附近受重傷的哈洛．杭特，堅持當步兵，並於一九六九年五月重返越南。他的舊傷不時也令他苦惱，但他勤苦鍛鍊，體格非常健壯。但重返越南以後，他訝然發現景物全非：「士兵與過去大不相同，我的排有百分之五十是徵兵，他們鬧種族衝突，有吸毒、軍紀渙散問題。帶這樣的兵很難，給他們下命令，他們未必理你。」

杭特與當時駐在越南的大多數黑人士兵大不相同，因為他矢志效忠的對象是軍隊，而不是他的黑人同胞。他嚴厲警告部下，絕不容忍亂紀，特別是不容忍在戰場上吸毒。於是有一天，他發現有人在自己住處門上釘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們會碎彈攻擊你這樣的狗娘養的」。但杭特告訴部下，想生存下去，最好的辦法就是遵照他的話行事。他們照做，杭特沒有遭到碎彈攻擊。「但我的努力焦點與之前幾次役期完全不同。我為的不再是保護南越自由，而只是為自己與我的部下保命。」職業陸戰隊員華特．布莫說，「種族議題幾乎毀了美國陸軍與陸戰隊的架構，它造成部隊分裂，非常醜陋、醜陋、醜陋。我們總是說，陸戰隊就是陸戰隊，但突然間，黑人陸戰隊員不僅不高興，還因為置身越南而氣得發瘋。」

澳洲特戰隊軍官安德魯．傅里曼托（Andrew Freemantle）認為美軍「確實非常棒」，但像其他許多人一樣，一九七〇到七一年間美軍軍紀的蕩然也讓他心驚膽跳：「甚至在特種部隊營區，你也可以看見有人吸大麻，營門前還擠著一群女人。」提姆．羅威勒（Tim Rohweller）中尉是陸戰隊第九團第三營的連長。他決心整肅軍紀，對那些找藉口留在基地不肯上戰場的人絕不寬貸。雷吉納．史密斯（Reginald Smith）與其他幾名黑人士兵認為，羅威勒應該為幾件沒有必要的士兵陣亡事件負責。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日，史密斯與幾名同夥聚在房裡抽大麻，史密斯說，「等他茫了就要去『幹掉』那狗娘養的。」翌日凌晨兩點十分，一枚碎裂手榴彈在羅威勒的床鋪下爆炸，羅威勒因傷重於第二天不治。史密斯的一名同夥後來作證說，史密斯來到臥房，手裡舞著一根手榴彈保險環說，「我已經幹掉那狗娘養的，他再也不能找人麻煩了。」史密斯之後入獄服無期徒刑，十三年後死在獄中。

一名白人上尉有一天問一名名叫戴維斯（Davis）的黑人士兵，返美以後打算買什麼樣的車，戴維斯答道，「我不打算買車，長官。我想買一座愛克森（Exxon）加油站，為黑人兄弟們免費加油，讓他們把怨氣都燒光光。」白人與黑人都覺得這段對話滑稽透頂──但當然，它並不好笑，因為它透露著黑白分裂的暗潮洶湧：兩名白人少校因下令黑人將音樂聲量調低而遭黑人槍殺。

種族歧見是雙向的。白人喜歡管黑人叫「矛矛黨」、「鹿」、「鬼子」、「巧克力糕」、「浣熊」。一名來自南方的白人士官故意穿上一件密西西比大學（Ole Miss）T恤以惹惱黑人。來自亞帕拉契山（Appalachian）、排上士兵叫他「山地野人」的約翰．哈爾（John Hall）認為，他的那名黑人班長不喜歡南方白人，常給他臉色看。在部隊進入叢林時，那名黑人班長總是留在最後面，哈爾有一次跟那班長頂嘴說，「別找我麻煩，你這只敢躲在後面的黑鬼，上戰場就孬了！」但哈爾說，作戰時必須將種族歧見暫時拋開：「我們的排一旦走出鐵刺網周邊，大家就都團結在一起了。」這也是大多數戰鬥部隊共有的現象。

黑人陸戰隊員傑夫．安東尼與來自德州的白人「包佐」．泰勒（‘Bojo’ Tyler）結為好友。泰勒把安東尼引進西部鄉村俱樂部，還在一封家信中告訴父母，說他交了一個黑人朋友。他的父母在回信中說，「當你返國時，可別把黑鬼帶回來。」安東尼說，「我雖然很喜歡這個人，卻絕不可能帶他一起回家。」席德．貝里上校寫道「一名來自北卡羅萊納州的黑鬼軍官」在戰場上受到重傷。他痛苦地說，「我常想，不知道當威廉斯上尉為了他的國家──也是他們的國家──身負重傷時，那些自以為是的白人偏執狂會不會反對他的孩子與他們的孩子上同樣的學校。」

一九六九年有一天，一個步兵連從山野返回火力基地，等著看一場勞軍秀。就像大多數部隊一樣，這個連隊的種族歧見問題也很嚴重。那天晚上，全連集結在一座臨時搭起的舞台前，卻發現那是一場二十年代的白人塗黑臉裝黑人的滑稽秀，演員是七十一歲的喬治．傑西（Georgie Jessel）。在場一名士兵說，當時他非常恐懼，怕這場秀會引起暴亂：「聽到這個白猶太人雜耍演員大唱『我的老娘』（Mammy Mine），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真正古怪的事發生了，結果我們根本不在乎。」不分黑人白人，大家都很慶幸能這樣一起笑鬧、歡聚。

在一九六九年加入特種部隊在越南服役之後，黑人士兵亞瑟．「金」．伍利（Arthur ‘Gene’ Woodley）身心俱疲地回到巴爾的摩老家：「這個國家對我們幹了一件暴行，它騙了我們，它讓我們這些無知、年輕、傻傻的黑人相信這是一場爭取民主與獨立之戰。但這是一場為了金錢的戰爭，那些大公司都發了數以億計的戰爭財，最後美國不打了。」在越戰末期加入戰團的黑人士兵大多數也像伍利一樣，抱持這種看法。儘管有碎彈攻擊、種族傾軋、毒品氾濫，陸軍與陸戰隊士兵，無分白人與黑人，大體上仍能在看似打不完的戰鬥中在屬於他們的一角奮戰。但所有的觀察家都知道，從一九六八年起一直到戰爭結束，美軍作戰效率不斷滑落。雖說敵人仍像過去一樣就在那裡，但要美軍甚至是為了自己生存而像共軍一樣犧牲、奉獻，已經越來越難。

◎澳紐聯軍

一名史學者日後告訴澳洲尉官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說，當他在一九六九年服役越南時，這場戰爭已經顯然是一團亂。這話讓史密斯非常驚訝：「在我們服役時，它並非一團亂。」駐在越南東南部的三個澳洲步兵營，加上特種部隊、輔助單位與一支紐西蘭特遣隊，就算在一九六九年年中巔峰時期，兵力也只有八千人，包括五百四十三名紐西蘭人。他們在盟軍總兵力中只占極小一部分，但他們的成績可圈可點。亞伯拉姆斯將軍認為，澳洲人與紐西蘭人是「真正一流」的軍人，事實上還是唯一對越戰有卓越貢獻的外國派遣軍：「其他派遣軍加入越戰，為的不過是盡量搜刮山姆叔罷了」。美軍中尉約翰．哈里森對澳洲「特別空勤」（Special Air Service）隊尤其敬畏不已：「他們有自己的准尉，各個非比等閒。他們絕不跟你鬼扯，沒這一套。」特別空勤隊建了一個由山地部落人民組成的連，在越戰期間，他們殺了五百名敵軍，本身只有七人死於戰陣，而且這個數字很可靠。特別空勤隊說，能有這樣的戰果，主要因為他們嚴格要求戰技，一名特別空勤隊軍官得意地說，「我們總能在敵軍聽到我們以前，先聽到他們。」

一名南越軍少校寫道，越南人認為澳洲人是盟軍裡面最有同情心的軍人，因為他們絕不亂開槍：「澳洲軍在一九六六年的龍潭（Long Tan）之戰殲敵兩百五十七人，本身只折損十八人，證明我們至少有一個辦法可以打勝這場仗。」這名少校說，他常聽說外國軍隊向旁觀者亂開火，唯一的例外是澳洲軍與泰軍。澳洲軍尉官羅伯．富蘭克林（Rob Franklin）說，「我非常擔心會殺害平民，一天夜裡，一群混帳樵夫走進我們的埋伏圈。感謝上帝，我軍沒有開火──我真以他們為榮。」

但投入越戰造成的國家分裂，成為澳洲現代史上影響最深的議題，為澳洲帶來的痛苦，甚至不下於越戰為美國帶來的痛苦。擔任澳洲總理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羅伯．曼吉斯（Robert Menzies），信了美國的說法，認為盟國應該在越南阻止「中共在印度與太平洋間的進軍」，不顧政府官員的意見與反對黨工黨的反對，派出一支人數不多的部隊參戰。澳洲宣布實施徵兵，在第二個澳洲營抵達越南不久，第一名徵兵在越南遇害：二等兵艾洛．諾克（Errol Noack）死於友軍砲火，但沒有人知情。澳洲國內反戰情緒一開始就很高昂。每年有十萬名澳洲人年滿二十歲，其中十分之一中籤服兵役。母親們成立反徵兵團體「救我們的兒子」（Save Our Sons, SOS）。工黨影子內閣閣員吉姆．凱恩斯（Jim Cairns）發表一本名叫《與亞洲生活在一起》（Living With Asia）的書，強調澳洲必須學會與亞洲的革命政權與革命人士共存，而不是與他們對抗。當皇家澳洲團第一營（1RAR）在三十多萬群眾圍觀喝采聲中遊行通過雪梨街頭時，一名將全身塗滿紅漆的女抗議人突然衝出抱住率隊遊行的營長，還盡可能用身上的漆染紅旁邊的士兵。

在英國於一九六七年決定從蘇伊士運河東部撤軍之後，澳洲政府認定它必須與美國比過去更加密切合作。繼曼吉斯之後出任總裡的哈洛．浩特（Harold Holt）訪問華府，與林登．詹森親密擁抱；他指責英國領導人哈洛．威爾森，認為威爾森不應該抨擊美國的轟炸北越。同年年底，坎培拉勉為其難同意華府的增兵要求，派遣第三個步兵營與一些戰車前往越南。鄰國紐西蘭的政府一直對越南問題感到不安。但既然澳洲投入越戰，紐西蘭認為自己也必須效法。西貢東南部的福綏（Phuoc Tuy）省成了澳、紐派遣軍的責任區。福綏省有十萬居民，大多數立場中立或親共。在北越軍抵達以前，澳、紐派遣軍的對手是越共D四四五機動營，外加兩個團。澳、紐派遣軍在「髒土丘」（Nui Dat）建立基地，還在頭頓港外建立直升機與後勤補給基地。

在墨爾本與雪梨，反對聲浪高漲。儘管較小型城市與鄉間的反應較不激烈，但澳洲海員工會拒絕為前往戰區的船隻提供服務。當哈洛．浩特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神秘溺斃時，有人說，他是因為無法承受越南問題帶來的壓力而自殺。反戰示威越來越暴力，在傳統屬於保守派天下的澳洲，新左派因獲得年輕人驚人的支持而聲勢浩大。蒙那西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勞工俱樂部為民族解放陣線募款；墨爾本毛派為中國的文化革命鼓掌；學生高喊「一邊對，一邊錯──祝越共勝利！」郵政工人一度不肯處理澳洲軍隊的信件。一九六九年八月，民意調查第一次顯示，大多數選民主張退出越南；在十月全國性選舉結束後，一營澳軍撤出越南。

不過，直到越戰最後階段，澳洲內部的動盪對戰場上的澳軍並無影響。伯斯（Perth）工人養子尼爾．史密斯在戰後說，「我不願錯失這參戰經驗，這是每一個專業人士都嚮往的，你會想自我考驗。我想，這就是年輕人的愚蠢使然吧。」澳洲軍打了好幾場苦戰。澳洲團第一營，連同一支擔任支援的紐西蘭砲兵，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進駐珊瑚火力支援基地（FSB Coral）。第一營在進駐第一天晚上就遭到北越軍奇襲，他們倉皇應戰，用迫擊砲與輕武器還擊，殺了五十二名北越軍，本身有十一死二十八傷。三個晚上後，共軍再次來襲，澳洲軍殲敵三十四人，本身也有二十四人死傷。經過這兩次遭遇戰，澳洲軍對北越軍印象深刻，認為北越軍與他們在更南方碰上的那些越共「大不相同」。澳洲軍歷經馬來西亞與婆羅洲多年戰亂，頗以精於反叛軍作戰自豪。但過去這些經驗幾乎一切都是連級兵力的戰陣，現在他們突然發現面對的是規模更大、也越來越傳統的戰爭。

澳紐聯軍的作戰自成一格。他們不戴頭盔而戴叢林帽；攜帶七點六二公厘半自動步槍而不是M-16，因為七點六二的子彈較重，阻制力也較強。有些澳軍要父母寄來花園用的剪枝刀，因為他們發現在叢林找路前進時，剪枝刀比軍隊發的砍刀易使。每一個美軍基地都會僱用一大堆本地人當廚子，幫他們清潔、洗衣等等，但澳洲軍基於安全考量，禁止越南人進入基地周邊，就連最骯髒的工作也自行料理。澳洲軍認為，他們的一些盟友在戰場上粗心大意得幾近自殺，特別是這些盟友聲音太吵。尼爾．史密斯有一次在一處美軍火力基地過夜，驚訝地發現軍官竟與部下士兵分開睡覺，讓他更加驚訝的是美軍太喧嘩：「在澳洲軍的陣地，一到夜晚，一支針掉落的聲音都聽得見。」

曾在一九六八年與澳洲軍共事的美軍上尉亞瑟．卡雷（Arthur Carey）對澳洲軍的無線電紀律印象深刻。卡雷說，大多數美軍單位每隔幾分鐘就會提供「即時情況報告」（R/T sitreps），「但在澳洲軍指揮網上，經常兩三個小時沒有人講話，他們在無線電上非常安靜。我在與他們共事的整段期間，從沒聽過『計算屍體』這幾個字。」這最後一件事，說明何以卡雷等低階美軍軍官佩服澳洲軍，一些高階美軍軍官卻不喜歡澳洲軍。魏摩蘭對澳洲軍的殲敵數字太低很不滿意，認為澳洲軍在戰區各地輪調的作法不對，應該改採個別補充的方式以補充兵員。皇家澳洲團第七營的軍史記錄了一次朱利安．艾威爾中將的到訪。根據這段記錄，艾威爾指責第七營「巡邏太謹慎小心……他強調統計數字與計算屍體的重要性。他（與第七營營長）的討論氣氛很僵，極度沒有交集。他的到訪沒有為澳洲軍留下值得尊崇、敬愛的回憶」。澳洲軍認為，艾威爾不習慣那種坦誠、非正式的辯論：他要的是一種絕對服從，但澳洲這個國家從來就不喜歡絕對服從，特別在戰場上尤其如此。

澳洲軍所以成功，原因不在於他們展現自殺式的勇氣，而在於低階軍官懂得把握時機。在與越共坑道網對峙的一次行動中，特別空勤隊巡邏隊領導人安德魯．傅里曼托做了一項決定：「我心想，如果我們起身，來一次萬歲式的衝鋒，很多人會送命，這樣做值得嗎？」他於是下令撤軍。那天晚上，一名部下來到他臥鋪前說，「老闆，我們知道你大概會對你今天做的那個決定感到痛苦。我們要你知道，我們真的非常感激。如果不是因為你那個決定，我們現在不會在這裡。」這番話讓傅里曼托聽了心中好過許多，但這類戰術性決定讓一些美軍將領認為澳洲軍不帶種。

在澳洲人與美國人民眼中，與澳洲軍低階領導人和士兵相形之下，澳洲軍高層指揮官的表現差多了。在一九六九至七〇年間擔任澳洲派遣軍司令的史都華．威爾（Stuart Weir）准將，就以嚴厲、苛刻、脾氣火爆著名。一名澳洲史學者說，他的脾氣「讓高級軍官懷疑他的適任性」。澳洲軍的戰績因威爾的一名前任犯下的一項大錯而遲遲未能改善。一九六七年一月，非常不得軍心的史都華．葛拉漢（Stuart Graham）准將，將原本強調謹慎的「警戒與搜索」改變為激進的「搜索與毀滅」，造成傷亡數字暴增。共軍可以輕而易舉地避開「搜索與毀滅」行動，一九六七年七月，美軍、澳洲軍與南越軍以九營兵力試圖圍剿越共一個團的「帕丁頓行動」（Operation Paddington）就是例證。翌年春天，澳洲軍發動又一大規模的「平納魯」（Pinnaroo）行動，成功摧毀越共坑道系統，繳獲許多武器，但澳洲軍也因詭雷而傷亡慘重。此外，他們由於兵力不足，無法肅清位於隆海（Long Hai）山區的所謂「明霸秘區」（Minh Dam Secret Zone）。直到越戰結束，當地一直是越共巢穴。

任何美軍在看了一名澳洲軍人對一次行動的下述描繪之後，想必有似曾相識之感：「總是一樣沉悶和疲憊的巡邏，背著沉重的背包走在荊棘小徑，帽子掉了五十次，走了幾步數不清。沒時間讓你泡杯茶或沖杯咖啡，你得繼續搜索步兵那些頭子所謂『有趣』的地區，浸在小溪與沼澤裡，一天跋涉二十四小時。」

為因應兵員不足的問題，葛拉漢准將的解決之道就是用科技將敵人從人民以及米糧分隔開：建一道八英里長的障礙物，從山邊直下海岸。兩道平行的鐵刺網柵欄間隔一百碼，派工兵在裡面埋了兩萬兩千六百個雷。葛拉漢下令澳洲軍巡邏障礙物一邊，南越軍負責另一邊巡邏。這一招在最初幾個月果然有效：一些越共單位因為糧食來源被切斷，只得在叢林挖根荊覓食。但他們之後發現雷區的監控很鬆散。越共於是開進雷區，發揮他們一貫的巧思，挖走數以千計的雷，移做他用。之後幾年，澳洲軍因這項失誤吃盡苦頭，十名死者中就有一人因這些被敵人取為己用的地雷而喪生。一營澳洲軍發生六十四起觸雷事件，其中四十八起是這些地雷惹的禍。澳洲軍後來發現這道雷區不管用，打算將它清除，結果惹出更多問題：奉命清除雷區的戰車與工兵損失慘重，迫使他們放棄。澳洲國內媒體把這場慘禍當成醜聞大肆報導。反對派政客說，這是「澳洲參戰的浪費與徒勞的悲劇典型」。

來自布里斯班（Brisbane）的卡車司機之子羅伯．富蘭克林中尉說，「越南是個有趣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你爬上山頂就知道敵軍在哪裡；但在叢林裡，你永遠不知道敵人行蹤，想在同高位置保持警戒非常困難。然後突然間，地獄之門敞開了。」幾乎就在富蘭克林服役越南的頭一天，一項火力支援任務就出了差錯，而且險些釀成大禍：他負責的幾門八十二公厘迫擊砲發砲，在距離他的營配屬的一個紐西蘭步兵連陣地不到十五碼處爆炸。在發現自己犯下大錯時，富蘭克林痛苦得彷彿頃刻間老了十年。他當時心想，「這麼大的責任我承擔不起。」經過一夜輾轉難眠，他奉命向那個紐西蘭步兵連連長報到。他嚇得幾乎站立不穩：「但那位連長非常和氣，只說了一句『以後小心就好』。」從那以後，富蘭克林果然小心翼翼。

雖說他的營在離開唐市（Townsville）基地以前做了各種準備，進入叢林後，他們改變了戰術。「在訓練時，你若遭敵火攻擊，機槍手往右，步槍兵往左。但在與敵軍接觸幾次以後，我們完全改變了作法：讓所有人員盡可能部署在最廣的正面，三個排的機槍手盡快各射出一百發子彈──也就是壓制火力。你得學會如何在最濃密的叢林裡宿營。你變得更聰明，更強悍。」有些人對叢林戰樂此不疲：富蘭克林的一個迫擊砲手由於想多參加行動而請調步兵排，那人很快就在槍戰中被殺，留下一個懷孕的女友。

在一九六九年初抵越南後不到幾天，十九歲的西澳洲人尼爾．史密斯與另三名新兵，隨著一個營進行熟悉環境的出巡。當巡邏隊與敵人發生短暫接觸時，史密斯覺得很羞愧，因為他發現自己是唯一倒臥稻田藏身的人。在一次夜間伏擊任務中，史密斯與他的三名新戰友部署後方作「斷後小組」，與部署在前方的老兵沒有聯繫。在暗夜中，嚇得發僵的史密斯瞥見八名敵軍排成一列通過。他發現他把克雷莫雷裝設得過近，如果引爆會炸到自己人。他只得動也不動躺在原地，祈禱睡在旁邊的幾名戰友別打鼾。在之後漫漫軍旅生涯中，那天夜裡的困惑始終是他揮之不去的記憶，這顯然也是交戰雙方成千上萬年輕人的共同經驗。

越南充滿異國風情的夜色常令史密斯看得入迷：遠方的照明彈與槍砲火光，還有無所不在的螢火蟲。在部隊躺下睡覺時，地面螢火蟲成群飛起，場面備極壯觀。有一次他光著上身挖壕，取了一條毛巾擦胸前的汗水，隨即發現毛巾上有一隻蠍子正在咬他的左乳，把他嚇得在陣地裡到處亂跑、亂叫。就在這時槍戰爆發，那些失去耐性的醫護兵「禮貌地要我認了」──所謂「認了」就是澳洲人的「不要吵」之意。他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寫信給父母說，所謂新年停火「不過說說而已，對我們而言沒什麼不同。它只是免費讓那些越共重新整頓而已……在這一刻，我很孤單、很哀愁，像這樣打仗真是有夠爛。許多天過去，什麼事也沒發生，但你知道沒有人真正安全。」他談到他的單位憑著壞疽的惡臭找到一群越共：「一個可憐蟲半個臉被打爛，上面都是蛆。」

趾高氣揚的澳洲人與溫和的紐西蘭人之間有一種緊張對恃的傳統，但一旦跨海來到越南，兩國軍人像過去一樣都能同心合力。據說敵人特別懼怕紐西蘭那些毛利人（Maori）士兵，認為毛利人是吃人族。澳洲部隊有許多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或馬來亞戰爭的老兵。部隊裡還有一些外國人──尼爾．史密斯就對單位裡一名參加過希特勒青年團的士官長非常感冒，說「他十分邪惡」，只要有機會殺越南人，無論是哪一種越南人，他都不肯放棄。皇家澳洲空軍派在越南的幾個中隊裡有一群英國飛行員，澳洲特別空勤隊裡還有一名義大利山地特戰隊（Alpini）退役老兵，以及一些英軍老兵，安德魯．傅里曼托就是其中一人。在受完叢林戰訓練後，傅里曼托急著想投入戰場，但英軍能給他的機會，充其量也只是讓他上北愛爾蘭而已：「我寫信給南非、羅德西亞與澳洲特種部隊，說『我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殺手，你們有我能作的工作嗎？』」三方面都回信表示願意聘他，但由於澳洲特種部隊還願意提供他頭等艙機票，他選了澳洲特種部隊。傅里曼托在澳洲特種部隊工作了三年，其中一年待在越南，讓他愛之不已：「對專業軍人來說，那是一個非常刺激的環境。」儘管就像澳洲人對英國人一向不假顏色一樣，他的戰友也經常找他麻煩，但他與他的戰友在叢林裡合作得很好。一名綽號「零工」（Oddjob）、體格魁梧的士官對他說，「我們知道一旦事情搞砸，願意第一個挺身而出背鍋的人就是你。」

在尼爾．史密斯看來，志願軍與徵兵們的表現並無顯著不同，部分也因為不願前往越南的徵兵只占極少數：「如果一個人不願去，硬把他拖去也沒意思。」一些老兵成為新兵的榜樣，皇家澳洲軍第八營連士官長希波威（Hepplewaite）就是這樣的角色。有一次，他正在大便時，敵軍來襲。史密斯仰慕不已地說，「他連褲子都沒穿，已經站在那裡指揮作戰了──太酷了，那畫面真令人肅然起敬。」澳洲軍非常重視巡邏，也因此，一些美軍單位在一九六九年以後不肯走出陣地進行巡邏的現象，頗令澳洲軍感到不解。巡邏隊的組成人數各不相同：澳洲特別空勤隊一般以五人一組出勤，主要考量是如果一人中彈負傷，需要兩個人背負傷者，另兩個人掩護後撤。利用巡邏任務找一個越南人套取情報──無論是變節的越共或本地人，是特別空勤隊慣用作法：「如果他們給我們錯誤情報，首先遭殃的是他們自己。」另一名老兵說，「最重要的是耐性。」但就像其他盟軍單位一樣，地方情報的貧乏也讓澳洲軍嘗盡苦頭：農民不相信不久就會離去的外國人，碰上索取情報的外國軍官，他們只會撿些好聽的話，敷衍了事。

安德魯．傅里曼托非常佩服敵軍，特別是在有一次撞上共軍的地道後尤然：「我們坐下來仔細聆聽，聆聽是巡羅任務的一項利器，發現地面伸出一支管子。我們將一枚煙幕彈投進管子裡，擺一頂帽子蓋住管子上方的孔。隔了約一分鐘，我們發現幾碼以外的一片叢林冒出煙來。」他與一名戰友走下地道查看，所幸裡面沒有人，不過地道竟有五百碼長。傅里曼托心想，「我的老天，無論什麼人，能建這樣的地道一定不簡單。」他們用了兩噸C-4炸藥才毀了這座地道。特別空勤隊在偵查一處越共營區時，見到越共士兵忙著從未爆彈中取出炸藥，製作手榴彈與詭雷。傅里曼托也從戰死的北越軍屍身上發現，他們的武器與裝備都保養得很好。有一次，他透過雙筒望遠鏡見到共軍一個單位正在進軍，帶兵官帶著無線電作業員領著一班人走在編隊前方，「我心想，這一幕就像我們當年在沙里斯布利平原（Salisbury Plain）進軍一樣。」

在越戰末期，澳洲派遣軍像美軍一樣，也有同樣軍紀問題，不過造成問題的原因是酒，而不是毒品氾濫。羅伯．富蘭克林說，「我們碰上的是格羅格（grog，烈酒），不是毒。」根據正式規定，士兵每天只能喝兩罐啤酒，不過由於可以累積，在一次二十天的行動結束後，他們可以一天痛飲四十罐。在越戰期間，澳洲軍事法庭審案不多，其中一個案件是，一名尉官在啤酒喝多惹出的爭執中，用手槍打了一個兵。一九七〇年聖誕節，一名喝醉酒的士兵衝進頭頓的士官餐廳，用步槍亂掃，殺了兩名士官，重傷第三名士官。早先的一次碎彈攻擊事件也讓兩名軍官喪生。尼爾．史密斯在抵達越南後，幾乎當天晚上就與一名同伴一起睡在與鮑伯．康維利（Bob Convery）中尉的帳篷鄰近的一個帳篷中。突然傳來一聲巨響，兩名新到的軍官都以為遭到敵軍迫擊砲攻擊而立即臥倒。巨響過後沒有其他動靜，兩人於是起身查看，才發現原來是一名憤憤不平的士兵朝康維利的臥鋪丟了一枚手榴彈，康維利當場被炸死。澳洲軍的碎彈攻擊事件遠遠不及美軍嚴重，但也有類似事件。

頭頓是澳洲軍設在越南境內的休閒度假中心，他們愛開一個玩笑，說敵軍也用這個港做為休假中心，「你在這裡看到的人，每兩個就有一個是像你一樣來這裡度假的越共。對敵我雙方來說，能有一個地方共處，相安無事，確實也是件好事。」軍官們會住進頭頓大酒店（Hotel Grand），老闆是越法混血婦人，她毫不隱瞞她的想法，認為盟軍將打輸這場戰爭，而且早已將行囊打點妥當，準備隨時撤往歐洲。來這裡的士兵則喜歡抱著女孩與酒，打幾場痛快的架。每當有人被人從酒吧窗口丟出來，那丟人的人與被丟的人都是澳洲人，這已經成為整個越戰期間頭頓屢見不鮮的街景。

在澳洲國內，反戰暴力情緒飛漲。在一名步兵戰死後，抗議人打電話給他的父母說，「他死得活該。」一九七〇年底，在因為觸雷一連折損多人之後，由於國內反戰情緒太高，澳洲步兵撤出在隆海（Long Hai）山區的一項行動。那年年底，當一支部隊即將返回澳洲時，部隊長召集軍官簡報說，「管好你們的手下，不要讓我們的兵氣得毒打那些挖苦他們或批判他們的平民。」一名軍官說，回到國內，面對那些反戰怒吼，「我們徹底傻眼，我們無法了解，我們覺得我們參戰是對的，我們做得沒錯。」一九七二年，工黨領導人高夫．惠蘭（Gough Whitlam）主要憑著「結束徵兵、撤出越南」的政綱打贏澳洲選戰。果然就在那年年底，最後一名澳洲與紐西蘭軍撤出越南。總計六萬澳洲軍服役越南，其中五百二十一人遇害；三千八百九十名紐西蘭軍服役越南，其中三十七人捐軀。

現代澳紐史學者一般同意，始作俑者羅伯．曼吉斯投入越戰的決定做得相當草率──那只是一種讓之後幾任澳洲總理因無力挽回而感嘆的反射式冷戰姿態罷了。無論怎麼說，澳洲作家彼得．愛德華（Peter Edwards）對一九六五年澳洲政府的參戰決定有以下論斷：「越南不是一個打『其他人的戰爭』的例子；根據曼吉斯與他的首席顧問的心態，它是如何讓美國為澳洲安全而戰的問題。」他並且指出，由於越戰造成的直接後果，澳洲、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在一九七五年對抗共產威脅的戰略態勢，都比十年前強得多。根據這些國家許多有心人士的看法，盟軍的越戰作為對他們能有安定的政局居功厥偉。新加坡的李光耀經常告訴美國人：「若不是因為你們參戰，我們可能早完了。」

澳紐聯軍在越南的表現可圈可點，但一些崇拜他們的人認為，如果參戰盟軍都能像澳紐聯軍一樣，越戰結果可能大不相同，這樣的說法也不正確。敵軍在澳紐軍責任區的作戰，即使傷亡較重，但就像在其他盟軍責任區的表現一樣勇猛。更何況，這本書主要強調一件事：盟國面對的最大挑戰不是在戰場上打勝，而是協助建立一個可靠的越南政治與社會秩序。六十歲、在頭頓醫院領導一個志願醫療團隊的諾曼．韋德漢（Norman Wyndham）博士，是虔誠基督徒，還學會一口流利越南話。他在一九六七年寫道本地人的心聲：「大多數人希望越南統一，但不是共產黨控制下那種大一統……但越來越的人感到……無論怎麼都比今天這種日子好過。」兩年以後，整個南越地區的人都這麼想。

◎戰神休伊

在歷史眼中，無疑也在好萊塢眼中，休伊直升機是越戰的代表。當然，在越戰期間亮相的還有海騎士、歡樂綠巨人、辛努克、「飛行香蕉」、塔希（Tarhe）載重直升機、中情局的「噴射游騎兵」（Jet Ranger）等等，但休伊是最具代表性的形象。這種了不起的飛行機器是貝爾（Bell）在五十年代研發成功的，原名「伊洛魁」（Iroquois），一開始代號為HU-1，隨即改為UH-1。它成為美國無敵國力的象徵，但之後也代表了美國的雄風盡失。最常見的後續機型D重四噸，裝備萊康明（Lycoming）引擎，最高時速一百三十英里，於一九六三年初次在越南亮相。它在擔任運兵任務時可以載運九名全幅武裝的兵；在擔任醫護後撤任務時可以攜帶六張擔架；在擔任火力支援任務時可以攜帶火箭、小口徑火砲與其他自動武器。貝爾總計出廠一萬六千架休伊直升機，在戰事最慘淡的時刻，每年因敵火、機械故障或飛行員失誤而損失的休伊多達一千架。就算痛恨這場戰爭的士兵也愛休伊直升機：士兵們坐在它大開的門道邊，腳踏滑板上，或許可以伸一條手臂勾住機身上的護欄，讓涼爽的冷風洗盡塵埃，同時還能免費享受幾千英尺下方東南亞碧綠、青蔥、金黃、粉紅的美景，只有那些娘娘腔才會繫什麼撈什子的安全帶。

CORDS顧問布萊恩．華拉（Brian Walrath）寫道，「我們坐在直升機硬地板上，籠罩在噪音中。引擎在我們身後顫動，變速箱不斷鳴響，將動力傳輸到主螺旋槳與尾螺旋槳，螺旋槳轟轟轉動，風在我們耳邊呼嘯。我們的命就操在飛行員手裡。任何敵人只要朝我們開槍，子彈穿透直升機薄薄的鋁皮不難。我們往西飛往山區，遙望下方一塊塊稻田如飛而逝，很快就為濃密的叢林取代。」

步兵將飛行員看成魔術師，往往還將他們視為救主。美國海軍中尉梅爾．史蒂芬（Mel Stephens）永難忘懷那次在負傷後，由救護直升機在夜間撤離一艘巡河攻擊艇的經驗，「那些飛行員在我們眼中，幾乎像神一樣。」飛行員戴頭盔護目罩的形象，更讓他們看起來超凡不俗。布萊恩．華拉說，「我從未見過飛行員的眼睛。」他只能從直升機貨艙見到坐在綠色裝甲座椅上的飛行員的上背部，看著他們戴著手套的手在儀表板開關與各式操縱桿間動來動去。

大多數飛行員都是新潮、愛現、愛耍酷的青年，他們很顯然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就像不在乎他人生命一樣。澳洲下士羅伊．沙維吉（Roy Savage）有一次站在一架休伊直升機滑板上，剛把班上最後一名士兵送上直升機。直升機突然離地升空，沙維吉剎那間兩腳懸空，所幸一名巨型黑人門艙砲手一把抓住他的束帶，把他推進機艙。那名飛行員斜眼瞥見這幕險狀，開心地大叫，「差點把你留在那裡了，老兄！」記者尼爾．席漢曾不止一次拜託載他飛行的直升機飛行員，不要那麼愛找底下那些棕櫚樹的麻煩。有些飛行員玩得過火，讓直升機四十八英尺長的螺旋槳斜插進濃密叢林，連命也玩掉了。不過玩弄這一招竟能僥倖逃過一劫的飛行員也多得令人稱奇。

丹．希克曼（Dan Hickman）在一九六七年他二十歲那年第一次飛直升機，自此以後就愛上直升機。他來自北卡羅萊納州菸草農場，「我老爸把我送進游騎兵學校」。在德州沃爾特斯堡（Fort Walters）受訓第一天，上校校長在向兩百名新學員致詞時就說，「你們之中有一半人會被刷掉、一個人會就在這裡墜機失事、其他九十九人會上越南。」他們在沃爾特斯堡停留五個月，用小小的休斯（Hughes）教練機飛了一百二十個小時，然後前往沙凡納（Savannah），飛一千三百匹馬力的休伊直升機。希克曼說，「在飛過休斯之後，休伊直升機又大又強，真是太棒了。學飛直升機有些像是學騎腳踏車，你會碰上一段不確定期，然後突然間你開了竅。」他掌握到一些竅門：「它不像LOH或OH-6一樣靈活。如果在順風狀態作低空轉向，不要左轉，否則飛機一定墜落。如果在五百英尺高度失速，你有八秒鐘時間逃生。」在沙凡納停留四個月後，希克曼上了一個月戰術課，認識直升機上各式各樣殺人裝備。

在這不斷的訓練過程中，希克曼一直很擔心戰爭會在他抵達越南以前先行結束。他在一九六八年九月抵達越南，駐在西寧附近的定安。他很慶幸自己的新夥伴顯然都是識途老馬，只是驟然投入戰鬥的過程讓他感到震撼。小隊長說，「你可以睡在這裡這間屋，想不想明天出任務？」希克曼說想。「那你明天就在一架眼鏡蛇（Cobra）當副駕駛，出救援任務吧。」第二天早上，他走到起飛線上與他的新戰友會合。一名戰友問另一名，「你昨天殺了人嗎？」「殺了，三個人。」希克曼心想，「這些傢伙都是瘋子。」

在那以後，他有時一天飛十三個小時：「工作重擔總是壓得你喘不過氣，降落總是問題，因為在距地表最後幾英尺的高度，塵土飛揚，織成一道褐霧，掩蓋了地面。你必須盯著兩腳下那塊壓克力玻璃，直到出現一個洞為止。」但無論如何，對他來說，飛直升機似乎總是樂事，因為沒有電線，沒有任何真正的限制。許多年以後，當他在二〇〇四年以准將之姿在伊拉克領導一支國民軍（National Guard）單位時，他發現美軍對凶險的迴避已經到了令人駭然的地步：「戰爭的一切樂趣都因此一掃而空。」

希克曼在越戰期間服役的騎兵單位，有十架裝備小型機砲的OH-6輕型觀測直升機；六架艙門各裝一挺每分鐘射彈五百五十發的M-60重機槍的武裝直升機；十架眼鏡蛇攻擊直升機；還有一個空中機動的步兵排。他們要不以一千五百英尺高度飛行，要不飛在樹梢、屋頂上方。「我們靠直覺本能而活──我什麼藥也不吃。」一箱J-4噴射汽油能讓一架休伊飛一百五十分鐘，之後它們進行「熱加油」，可以再飛十五分鐘：在戰鬥進行期間，引擎一般都不熄火。希克曼發現，軍中直升機的保養比在飛行學校時仔細得多，容易沾滿過多塵土的引擎濾網每天都得檢查，每二十五小時一次中程機件保養，每一百小時進行一次費時八小時的全程機件保養。

飛行員的口糧包括蛋粉、醃牛肉、奶粉、粗麵包，晚上有時還可以喝到酒。希克曼常在晚間寫信給住在沙凡納的一個名叫凱洛（Carol）的女孩。身為准尉的他，月俸可以領到五百美元，有一次前往香港休假，他買了六套西裝，六雙鞋，還買了一個大音響，四天內花了一千七百美元。他們在基地可以享受冷水浴，不過早上沖澡的水有燒焦的惡臭，因為前一天廁所使用的大桶都剛經過航空汽油消毒。他們渴望美國食物，一次聽說西貢一家餐館賣道地的漢堡，幾名飛官就駕一輛吉普車冒險開了三十英里去買漢堡。第二天，每個人都上吐下瀉，在廁所裡蹲了許多小時。希克曼當時心想，這一次小命不保。

除了步兵以外，最接近戰鬥現場的人莫過於休伊直升機機組。希克曼搖頭嘆道，「有個組員根本是個殺人狂。」他那一班飛行學校同學有相當一部分在越南死傷，總計四千名直升機機組人員在越南喪生。有一次，希克曼機組長的頭盔被子彈打爛，希克曼心想那人一定性命不保，事後發現槍彈只是擦過他的頭骨、造成皮肉傷而已。在另一次任務中，希克曼將直升機盡可能貼近地面，讓組員從艙窗將一枚手榴彈丟進幾碼外一個共軍據點。他見到一名美軍步兵在將傷患送進機艙時中彈倒地。那機組長發了狂，用自己的點四五手槍在直升機機身射了一個洞：後來機組像學校頑童一樣，用槌子把被射穿洞邊外翻的金屬槌向內翻，裝成像是遭敵人擊中一樣。

「我最好的朋友是吉姆．紐曼（Jim Newman）與來自華府的黑人艾莫．喬丹（Elmore Jordan）。我們有個冷笑話，我們中無論是誰，若是發現自己回不了基地，就得把自己的錢包丟出來，讓其他人享用。」一天，希克曼聽見喬丹在無線電中報告說他的飛機著火，之後，在飛機掙扎著朝地面落下的過程中，無線電再次傳來喬丹的聲音：「我的液壓系統報銷了。」他的機組長擠進駕駛艙，那架休伊開始冒出黑煙。最後喬丹又用無線電說，「引擎也完了。」希克曼心想，「這下艾莫要把錢包丟出來了。」他們見到樹梢突然竄出一縷黑煙，一架休伊直升機在距跑道幾百碼處墜毀。但奇蹟也似，喬丹逃過一劫：他的機組長在飛機即將墜地時跳機，然後跑回來，將兩名駕駛從燃燒著的殘骸中拖出來。還有一次，吉姆．紐曼頸部中槍。他也活了過來，沒有把錢包丟出來。

「一天，吉姆把我的飛機打了。我們當時正飛進一處登陸區，我們的飛機開始中彈，當時耳邊吵雜聲亂成一團，吉姆的機槍彈打爛了我的儀表板。我們終於在一處小空地上降落，我對吉姆說，『你再擊落四架，湊足五架，就能當敵軍的王牌飛行員了。』」希克曼的單位裡，最優秀的飛行員是哈雷．高夫（Harley Goff），但高夫的一身本領未能在一次墜機事件中救他一命：他的四肢斷了三肢，所有的牙齒全部撞掉：這又是一個幸與不幸決定戰場上一切事件的例證。

每一架休伊直升機都由機組長負責操作一挺門艙機槍，由一名步兵操作另一挺門艙機槍。除非能精心保養得一塵不染，M-60很容易卡膛。左舷機槍手還得小心提防，不要讓風把他的彈帶刮到鄉野各地。為了心理效果，希克曼要他的砲手不理會標準作業程序每五發普通彈裝一發曳光彈的規定，要他們完全使用曳光彈。「曳光彈很容易燒壞槍管，但在發動攻擊時你得讓敵軍不敢抬頭。」無論怎麼說，由於直升機不斷移動，他也知道門艙砲手打中目標的機率很低。

雖說眼鏡蛇與休伊的負載重量都是九千五百磅，在扮演武裝直升機角色時，休伊攜帶六十二枚火箭與四千發迷你機砲砲彈，飛起來比較安靜、順暢。一場戰爭部署這麼多戰術直升機，這在世界戰爭史上既是破天荒頭一遭，大概也是後無來者的最後一遭。希克曼說，「有好幾次，一個戰場上空出現一百多架直升機。每當十架直升機升空展開攻擊，四架武裝直升機與一架煙幕直升機緊隨其後：場面真是壯觀。」對來自北卡羅萊納、從小到大沒有用過冷氣機的希克曼而言，越南的褥暑完全不是問題。但在夜間升空出照明彈投擲任務時，出發時的溫暖與六千英尺空中的冰冷溫差之大，讓人無法忍受。此外，Mk24百萬燭光照明彈是很危險的載物。希克曼說，「我很討厭這類任務：有幾架直升機就因照明彈在貨艙引燃而失事。」

一九六八年冬天，敵軍蹤影少了許多，戰事也因此沉寂了一陣，但「到了一月，又打得熱鬧滾滾」。有幾次，希克曼飛往高棉邊界，出持續三天的任務，藉助用裝滿沙與油的桶子點火製成的燈號在夜間降落，傍著他的直升機在一旁地上過夜。越共常在晚上射幾枚曳光彈，似乎有所行動，但沒有真正行動。但有時，情勢突然惡化，他們得展開所謂「潮熱」（hot flushes）的緊急升空。一天夜裡，他們奉命拯救一個長程偵搜隊的倖存者。這些倖存者被敵軍火力壓制在地面，無法動彈。美軍以無線電告知當時在上空盤旋的一架南越武裝直升機，要它開火壓制地面敵軍，但這架南越飛機不肯飛近。另兩架眼鏡蛇當時也在附近擔任支援，但由於就算擁有技藝精良的砲手，眼鏡蛇的機砲也有二十碼的誤差，加以夜晚，眼鏡蛇也不敢任意開火。希克曼在上空盤旋一個小時，努力協調救援。最後，困在地面的美軍改用頭盔藏住閃光燈發訊號，引導休伊進入叢林中一處小得不能再小的空地，希克曼的機組終於將他們救出險地。還有一天夜裡，他們擊沉二十三艘駛離高棉的舢舨：「我們先用曳光彈標出它們的位置，再由停在高處的眼鏡蛇下來，用火箭發動攻擊。在之後的簡報中，他們告訴我們，我們殺的敵人比第九師其他所有單位加起來都多。」

希克曼的單位有三百名官兵，其中有四十名機組人員出飛行任務。軍階從來不是誰指揮的決定因素：「單位裡的『長官』寥寥無幾──我們大體上是一群二十一歲的大孩子，努力在沒有大人監控的情勢下做該做的事。」有一個單位的指揮官不願在不到兩千英尺的低空作業，他的繼任人「勇敢，但始終飛得不好」。希克曼大多在白天飛休伊，晚上飛眼鏡蛇。有一次，他奉命在夜間駕休伊起飛，撤回一支困在敵境的偵搜隊。他問飛行指揮官，「為什麼要我去？」指揮官的答覆讓他受寵若驚：「因為你最有可能活著回來。」幾架直升機因撞進樹叢而墜毀──「就是那種莽撞年輕人常犯的錯。」眼鏡蛇的傷亡率最低，LOH最高：「因為LOH在二十英尺高處作戰。」

儘管希克曼的單位也發生幾件自殘以及飛行員請調地勤的事件，「大多數人都能堅守崗位，做該做的事。」希克曼仍然堅信可以打贏越戰：「但到一九六九年，情況已經明顯，我們要不進軍北越，要不乾脆別打。反戰運動讓我有被出賣的感覺，那些反戰分子不過是一群什麼都不知道的大學生罷了。我對軍隊有信心，軍中有許多人都在努力做對的事。」

◎越南化

尼克森在入主白宮的最初幾個月，與顧問們摸索著終止越戰的新作法。國防部長、前威斯康辛州眾議員梅爾文．賴德，在一九六九年三月訪問西貢時告訴亞伯拉姆斯，政府交替買來一段喘息空間：「我想我們有一些時間……可以訂定一項可以向美國人民交代的全國性政策。」他說，必須提出一項計畫，「減少美國的付出，不僅是兵員，也包括死傷、物資與美元……有人會就B-52的使用對我提出許多問題。」亞伯拉姆斯立即警覺，拍胸脯保證B-52的效率：「事實上沒有什麼反應期的問題……只需兩三個小時就能完全搞定，把它根據你要的數量，部署在你要部署的地方。」

國家安全顧問在新政府的角色變得空前重要，但在一開始，媒體與華府政壇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亨利．季辛吉原是尼克森在共和黨競爭對手尼爾森．洛克斐勒（Nelson Rockefeller）的親信。他現在成了尼克森總統的外交政策主導人。季辛吉是魯維．馮．羅朝（Ludwig von Rochau）在十九世紀中葉首次提出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信徒，從來就不認為美國可以打贏越戰。他與尼克森一致認為，無論這場戰爭打得有沒有道理，美國都因打這場戰爭損耗過多政治注意力、物質資源與道德權威，而無法關注其他重要領域。儘管尼克森不喜歡猶太人與知識分子，但聰明絕頂、極具魅力的季辛吉，首先以忠誠贏得尼克森的信賴，然後以他的狂妄贏得同樣狂妄的尼克森的激賞。雖說季辛吉基本上是個冰冷無情的人，但他能裝作得熱情而真誠。亞瑟．史勒辛格對尼克森主政初期的情形有以下描述：「我很喜歡亨利，而且尊敬他。不過我常不由自主地恐懼，害怕他對我說一套，對保守派理論家比爾．伯克利（Bill Buckley）說的又是另一套。」

白宮幕僚長哈德曼（H.R. Haldeman）一度指出，「亨利強調一個論點，認為總統最好的作法，就是讓對方完全猜不透。」季辛吉打從一開始就想讓河內摸不清尼克森心裡到底想什麼。季辛吉認為，「只有讓北越面對難以克服的障礙」，才能誘使北越妥協。第一個步驟就是用B-52對共產黨避難所發動大規模秘密轟炸。根據哈德曼的記錄，三月十六日周日下午，尼克森在上完教堂後授權轟炸高棉：「這是歷史性的一天。K（季辛吉）的『早餐行動』（Operation Breakfast）終於在我們時間下午兩點展開，K非常興奮，就像P（總統）一樣。」在之後三年，美國空軍將十萬零八千八百二十三噸炸彈投入施亞努那倒楣的國家。一次，一個B-52機組在投彈時因估算錯誤，將一整座高棉村落幾乎夷為平地。美國大使前往探視，發給每一名生存者一百美元，那犯了誤判之過的飛行員被判罰款七百美元。

共產黨在一九六九年春節再次展現侵略企圖，對南越一百多個大小城市發動攻擊，讓白宮震怒。尼克森認為河內此舉意在向他示威，將他與林登．詹森視為同樣的軟腳蝦，對他堪稱是一項個人的羞辱。就這樣，轟炸成為季辛吉所謂「強制外交」的一部分。基於同樣精神，國家安全會議提出「鴨子鈎行動」（Operation Duck Hook）方案，建議對北越進行四天密集轟炸，而且不排除使用戰術核子武器。季辛吉隨即將這項方案的構想通知蘇聯大使杜布萊寧，七月間，尼克森寫了一封私函給胡志明，揚言如果河內不妥協，美國將採取「造成嚴重後果的措施」。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三日，尼克森向全球美軍發出核戰警戒令，向共產黨陣營表示他不是鬧著玩的，惹毛了他，他會不惜後果大幹一場。不過俄國人沒有搭理美軍這項警戒，尼克森的其他姿態對北越也沒有造成多少影響。北越認為，尼克森不是狂人而是理性的政客，認為尼克森渴求的，不是避免美國戰敗，而是讓美國不必公開認輸。

有鑒於季辛吉多麼「天才」的說法甚囂塵上，不得不在這裡強調，他與尼克森認為透過莫斯科可以謀和的共同想法大錯特錯。尼克森在上任後第一個秋天告訴杜布萊寧：「我要你了解，今後三年三個月，蘇聯要跟我綁在一起……我們不會就這樣在越南坐以待斃。」但蘇聯雖說每年提供河內五億美元援助，對河內的影響力卻極為有限，讓莫斯科多年來一直沮喪不已。在范文同於一九七〇年飛往莫斯科以前，蘇聯駐河內大使呼籲范文同，要求北越代表團在巴黎和會展現「更建設性……與更多誠意」，結果他只是白費唇舌。

此外，在設法迫使共產黨改變路線走上談判桌的同時，白宮還得因應國內強大呼聲，減少駐越美軍。季辛吉在國家安全會議中努力說服與會人士──或許還包括他自己──裁減駐越美軍與尼克森政府的政策並無矛盾。他說，裁減駐越美軍「能使美國更持久地介入，可以形成另一種壓力」。這樣的論點幾近於強詞奪理。但季辛吉同時也強調，美國「不能像轉換電視機頻道一樣」撇開南越，這話倒說得不錯。

雖說尼克森與季辛吉一直未將國防部長梅爾文．賴德瞧在眼裡，但提出越戰越南化，導致美國對越南政策大幅甚至戲劇性改變，也讓南越恨之不已的人正是賴德。根據越戰越南化戰略，尼克森政府放棄自一九六五年以來由美軍主導戰爭的戰略：從今以後，軍援越南指揮部只負責支援南越軍作戰。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尼克森發表全國電視演說，強調美國將繼續信守對越南人民的承諾，幫助越南人民選擇他們自己的命運。為達到這個目標，也為了謀求和平，所有外國軍隊──意指北越軍與美軍──必須撤出南越。美國將從越南撤軍五萬到七萬人，做為越戰越南化戰略的初步成果。白宮認定，美軍在越南的傷亡必將因此迅速減少。但也就在一九六九年五月，美軍展開「阿帕契雪行動」（Operation Apache Snow），只為了強調美軍指揮官求勝的決心，而對阿比亞山（Ap Bia Mountain）──九三七號高地，即著名的漢堡高地──發動連續攻勢。在這場攻勢中，除了南越軍傷亡不計，一〇一空降師也有七十二人戰死，三百七十二人受傷。這項行動的最大後果就是反戰情緒更加激化：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說，這項戰役純屬「瘋狂」。

尼克森與阮文紹於六月八日在太平洋中部的中途島（Midway）集會，正式宣布越戰越南化戰略。初階段兩萬五千名美軍預定八月撤軍。保守派專欄作家約瑟夫．奧索（Joseph Alsop）說，這項撤軍好比俄國女人在雪地裡被狼群追逐，將孩子丟出雪橇，以引開狼群。在一九六九年九月間一次尼克森也與會的國家安全會議集會中，亞伯拉姆斯對戰局表示心灰意冷：「我們在越南能幹些什麼全靠武力……你把那力量關了，整個局面完全改觀。」亞伯拉姆斯在一九六九年的這項見解，與歷史學者肯．休斯多年以後的觀察所得不謀而同：「越戰越南化並不是尼克森真心推動的戰略，那是他設想的一個騙局。」十一月十九日，梅爾文．賴德告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這項政策事先已與西貢政府磋商。就像季辛吉一樣，賴德也在這件事上撒了謊：阮文紹不過是在華府已經作成決定之後接獲通知而已。

八月四日，季辛吉在巴黎與北越展開一場顯然冗長之極的秘密談判。只要先後幾任政府繼續一面支撐阮文紹政權，一面讓美軍留在越南，仍然主持正式會談的艾維雷爾．哈里曼當然談不出任何成功的結果。季辛吉手上幾乎沒有牌，他一直反對片面裁減駐軍，因為他知道一旦片面裁軍，共產黨在沒有任何壓力的情況下更加不可能讓步。但季辛吉是國家安全顧問，無權影響尼克森政府的國內政治路線，也因此他的反對沒有效。

季辛吉一度抱持幻想，希望胡志明在九月二日的死亡能動搖北越的信心、安定與士氣。但身為北越國父的胡志明之死雖說引起北越舉國哀悼，但胡志明久已不過問北越政事。從他對重大事件的影響力來衡量，胡志明毫無疑問是個大人物，而他之所以偉大，部分也由於他以優雅、魅力與尊嚴向世人證明他的親善、仁厚。但事實上，自一九五四年以來，他統治下的越南就是高壓統治、貧窮、沒有個人自由的國度：就像所有成功的革命家一樣，胡志明的殘酷無情是絕對的。

黎筍已經牢牢掌握大權。在春節攻勢失敗後，除非美軍退出越南，否則他無望取得絕對軍事順利。十月十五日，美國全國各地出現以「越南停擺」（Vietnam Moratorium）為名的示威，波士頓公園（Boston Common）的十萬人示威聲勢尤其浩大。在那以後，黎筍更加充滿信心，認定他的人民比美國人民更有取勝的意志。參加巴黎和談的美方代表唯一取得的小小慰藉是，北越不再肆意折磨關在河內的美軍戰俘。戰俘的命運顯然成為談判關鍵議題，最低福祉標準於是應運而生。根據六月十日的一項指令，藏身高棉邊界叢林深處的一群部長內定人將民族解放陣線改名為「臨時革命政府」（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PRG）。共幹們獲知，就算與美國簽了和約，「戰爭還是要繼續打下去」。簡單說，就像過去一樣，除非共產黨獲勝，否則不會罷休。

亞伯拉姆斯說，「敵人……不斷投入更多資源，而我們正不斷撤出資源……他一定會越做越好，我們會越做越壞，這是基本事實。」這時在一架L-19觀測機上擔任砲兵觀測員的蘭丹．索恩中尉，突然發現他領到的彈藥配額減少了。他心想：「你得需要什麼有什麼，才能打贏一場戰爭。」他的話沒錯。

原注：該名美軍將領在一九八五年時對作者黑斯廷斯說。 back

第22章一步步的敗戰

Losing by Instalments

◎魚鉤與鸚鵡嘴

一九六九年三月，亞伯拉姆斯與他的情報首腦討論獲准攻擊高棉境內共產黨避難所的可能性。婓爾．戴維森沉思說道，「想到那些鴿派能把老詹森整得那麼慘，把他逼下了台。如果尼克森想進軍寮國與高棉，真不知他們會幹出什麼是來！」不過，一年後，季辛吉迫切需要加強他在巴黎秘密談判中的籌碼。他說，「我們必須強硬。」就這樣，自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九日起，總計一萬九千三百名美軍與兩萬九千名南越軍，跨過高棉邊界對他們的地圖上標示為「鸚鵡嘴」（Parrot’s Beak）與「魚鉤」（Fishhook）的地區發動一連串攻擊。亞伯拉姆斯承認，他的部下對這項行動不很熱衷：「它不過是讓美軍保有一種攻勢姿態罷了。」同時，美軍對北越也展開一輪新的轟炸攻勢。

高棉的龍諾（Lon Nol）將軍於三月十八日趁施亞努前往北京時，在金邊發動政變，成立軍事執政團，是造成盟軍入侵高棉的一項誘因。頗具反諷意味的是，施亞努這次往訪北京的目的，正是希望中國人施壓北越，要北越克制它在東高棉的行動，不要將東高棉視為自己的屬地一樣為所欲為。事實上，就像華府一樣，河內在高棉的作為在道德上完全站不住腳：無論華府與河內，都不在乎高棉人民的利益，特別是越南人還瞧不起高棉人。施亞努多年來對這個稀奇古怪的國家進行的稀奇古怪的統治一直就不牢靠，美國是否直接參與這項政變也一直查無實據。政變發生後，施亞努在電台廣播中尖聲大罵越南人，一名西方觀察家說，施亞努的開罵「不像是國家元首作外交，倒像是女童曲棍球員罵對方球員用球棍拐她。」

龍諾與他的那些同謀之所以造反，一方面因為他們痛恨北越占領高棉土地以及因此而惹來的美軍轟炸；另一方面也有比較世俗的原因：他們認為施亞努家族過度歛財，將領們分到的利益過少。如果華府明白表示不會支持他們，他們不大可能膽敢推翻施亞努。越共高幹陳柏棟正好在政變剛過之後從南方局來到金邊，多年來一直在高棉隨意進出無阻的他駭然發現，自己現在已經成為高棉人搜捕的對象。僅帶了一件T恤與短褲的他只得躲進古巴大使館，之後取道上海回到河內。抵達河內後，正好趕上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應邀參觀蘇聯技術人員為胡志明屍身作防腐處理。

高棉新統治者向美國求援，華府果然響應，提供足夠龍諾政權支撐五年的武器與金錢，但想用這些資源消滅幾乎在一夜之間成為強大軍事力量的赤柬（Khmer Rouge）卻遠遠不夠。高棉搖搖欲墜，只有二十名軍醫的軍隊遭到赤柬重創，赤柬軍在那年秋天兵臨金邊。由於躲避美軍轟炸與共產黨恐怖犯行，這時的金邊已經湧入兩百萬貧困難民。老撾人民軍、赤柬與北越於四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在越—寮邊界集會，會後宣布三方聯手，共同奮鬥。施亞努雖說能耐有限，在高棉人民心目中卻極具分量，他也因此在被推翻以後，成為共產黨可用的工具。

即使以印度支那的標準而言，自一九四五年起吞噬高棉幾十年的悲劇也堪稱慘無人道，而造成這種後果，美國與北越都責無旁貸。記者瓊．史懷恩（Jon Swain）在磅湛省碰上兩名被高棉軍俘虜的北越軍傷兵。他說，「他們橄欖綠的制服沾滿泥汙與血跡，他們一身的傷，像困在陷阱的野獸一樣痛苦低鳴。突然間他們發現有外國人在場，他們攪動身軀，睜開眼睛，在昏暗的微光中用充滿仇恨的眼神盯著我。」史懷恩問一名高棉軍少校，能不能帶這兩個傷兵上醫院。那少校用一根手杖在那兩人身上傷處戳了戳說，「讓他們死了算了，我們又沒請他們來我們國家。」其中一名傷兵是名叫陶安恕（Dao An Tuat，譯音）的北越軍尉官。史懷恩翻閱他的筆記，發現一張退了色的胡志名的照片，還有一段陶安恕用越南文寫的短文：

「活著就是將自己奉獻給祖國，就是把自己獻給祖國的土地、山川。

活著就是咬緊牙關面對敵人，就是在苦難的時候鼓起勇氣，就是在憤怒的時候笑……我們必須痛飲敵人的血。」

陶安恕顯然是忠誠的北越幹部，高棉軍用汽油澆在他與他同伴的身上，然後放火，最後把兩人遺骸丟進湄公河。如果情勢扭轉，這兩名北越人或許也會以同樣手段對付他們的戰俘。至於那些完全沒有人性的赤柬若抓到戰俘，手段兇殘就更加不說也罷。

至於美軍—南越軍的入侵作戰，雖說一些美國軍人因為得償多年宿願而興奮不已，但不僅國務卿威廉．羅傑斯（William Rogers）表示反對，民調顯示百分之六十的美國人民也反對這麼做。侵入高棉的盟軍擄獲大量彈藥與口糧：軍援越南指揮部簡報官在五月十二日告訴亞伯拉姆斯，入侵部隊目前已經擄獲「足夠六千五百人吃一年的米糧」。但亞伯拉姆斯本人對這項成果不很開心：「我看到的那些擄獲的武器大多是廢物……這一切是個大騙局，坐在這裡盤算的我們一廂情願，令人非常不爽。」就像過去屢見不鮮的情況一樣，入侵行動的情報工作也做得很差──為了保密，美軍沒有讓南越當局參與計畫進程。北越軍傷亡慘重，為避免與入侵盟軍纏鬥，主力於是西撤。

淪為共產黨戰俘的道格．蘭賽後來發現，美軍入侵代表的，「若不是盲目跳進雲霧深鎖的布谷鳥樂園，似乎就是一種機會主義作祟，目的不在贏得越戰，而在延後它的損失……讓高棉付出慘重代價。」他認為，若是提早四、五年這麼做，出兵高棉或許是理性的選擇，但到了一九七〇年，時機已經過了：「高棉原本急欲避免介入印度支那衝突，為滿足我們本身一代或兩代決策人的邊緣與短暫利益，我們犧牲了這個遙遠小國的長期重大利益……我們自認享有特權，卻絕不讓其他國家享有這些特權。」

尼克森政府一開始就明白指出，入侵高棉在時間與空間兩方面都有限制──入侵部隊頂多只會深入高棉境內十八英里，而且停留期限不會超過六月。尼克森在一次全國電視演說中說，「美軍與南越軍部隊將於今晚攻擊共產黨在南越整個軍事作業的總部。」但問題是南方局成員不過是一群漂泊不定的人，不像尼克森想像那樣有什麼固定總部：臨時革命政府領導成員只須放棄原本寄居的草屋，到美軍自我設定的界限外再找一間草屋就行了。婓爾．戴維森在五月十九日悶悶不樂地告訴亞伯拉姆斯：「我想每個人都心知肚明，早在我們越過邊界以前，南方局就已經搬家了。」事實正是如此：共產黨領導層早在幾近兩個月以前，已經料定美軍入侵在即，而將總部遷往高棉腹地更深處。在北越軍第七師掩護下，共幹們在邊界各地奔波，安排逃亡路線。他們的逃亡作業遭到美軍飛機與大雨的干擾，臨時革命政府一名部長寫道，「我們不僅要逃避無情敵人的毒手，還要為我們這場鬥爭的能否生存而擔驚受怕。」另一名臨時革命政府領導人唐坤花（Duong Quynh Hoa）博士當時懷有七個月身孕：她就在逃亡途中，伴著大砲與小型武器砲火生下寶寶。她的寶寶安全產下，只是幾個月後因瘧疾而夭折。臨時革命政府領導層安全抵達高棉的桔井（Kratie），但張如堂也承認「這整個過程讓我們心有餘悸，肉體上受的折磨更加不提也罷」。

唐坤花形容尼克森出兵高棉的行動是「對越南革命的一份大禮……因為它讓美國領導層進一步疏離它的國內選民基礎，讓許多美國人質疑他們政府的道德標準」。這項行動是季辛吉「高壓外交」的重要一環，但它讓尼克森在國內遭到政治重創，對敵人造成的戰略性痛苦卻低得多：反戰示抗議急遽升高，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一九七〇年五月四日發生的反戰示威中，國民軍殺了四名手無寸鐵的學生，其中兩人僅僅是過路路人，另九名學生受傷。在密西西比州傑克森州立學院（Jackson State College）的反戰示威中，警方也打死兩名學生，打傷十二名學生。

在印度支那這一波最新動盪過後，軍援越南指揮部將地區內相互關聯但各有不同的衝突分門別類：寮國北部的內戰、北越為維護它在寮國南部與高棉的後勤通路而進行的鬥爭、高棉內戰、南方局在南越的邊界戰、三角洲戰事、中央高地與北部戰區。北越軍醫唐翠沉在南越叢林深處寫道：「瘋狗尼克森愚蠢得擴大了戰事……哦！為什麼世上有這麼可怕、殘忍的人要用我們的血為他們的黃金樹灌溉？……哦，我的國家！……世上還有誰比我們受的苦難更深？還有哪個民族能像我們這樣勇敢、堅決而不倦的戰鬥？……我仍是這場鬥爭的一名戰士，我會繼續笑著……就算敵人直升機朝我頭頂發射火箭也沒什麼……我記得列寧說過，『革命志士有最溫暖的心』，這就是我。」六月二十二日早晨，美軍第二十一步兵團第四營的一支巡邏隊聽到一個電台播著越南音樂。接獲這則警訊的第四營的其他單位，隨後在附近地區碰到四個沿叢林小徑朝他們走來的人。這是隨意開火地區，見到任何動靜都可以格殺勿論：兩名共產黨逃逸，但另兩人遭美軍M-16槍殺。其中一名身穿黑色睡衣、腳踏胡志明涼鞋的死者正是二十七歲的唐翠沉。她的隨身細軟不多，有一具索尼（Sony）收音機、一本醫療筆記、幾瓶努佛卡因（Novocain）麻藥、繃帶、她鍾愛的北越軍上尉的一張照片與這名上尉寫的詩，還有她的日記。

美軍入侵以及「菜單行動」（Operation Menu）──B-52秘密轟炸作業──造成北越軍後勤補給嚴重困境。但這些困境未能如尼克森與季辛吉所期，為戰局帶來起死回生的效果，菜單行動徒然顯示美國空軍無力封鎖胡志明小徑的窘境罷了。國會一開始對尼克森的白宮相當尊重，對尼克森的強硬表態也表示默許。尼克森慷慨陳詞：「偉大的國家不能背叛它的誓言。」他重申美國政府一貫立場說，放棄南越會讓敵友雙方都對美國感到疑慮。梅爾文．賴德將尼克森政府的目標宣示如下：成功完成越戰越南化、將美軍傷亡降至最低、繼續撤軍、促進有意義的談判。

但由於出兵高棉帶來的模稜兩可的結果，渴望退出、甚至願意不計代價退出印度支那的美國人越來越多。民主黨參議員俄勒岡州的馬克．哈菲德（Mark Hatfield）與南達科他州的喬治．麥高文（George McGovern）首先發難，反對為這場戰爭繼續撥款。五月二十三日，大使艾斯華．邦克在結束美國行返回西貢任所後告訴亞伯拉姆斯說，「我認為，讓我感到擔心的是，過去一直相當支持我們的一些人，包括國務卿狄恩．阿契森，現在說，『如果這場戰事會造成國家分裂，那不值得。』」在這種背景下，美軍越來越不願為這場戰爭犧牲冒險自不足為奇。

如果更能清楚認識敵方的困境，尼克森與季辛吉或許能稍加寬慰。鑒於美國情報機構規模的龐大，華府對北越、特別是對河內政治局的認識之貧乏堪稱驚人。中情局的人員情報幾乎完全仰仗英國秘密情報局（SIS）駐河內總領事館分站。分站女負責人達芬．帕克每兩個月飛一趟西貢，向「表兄弟」做一次簡報。英國秘密情報局不能在河內經營諜報，不能發密電，也不能擁有無線電發報機。但他們可以隨意與東歐外交官、特別是與蘇聯大使交談。帕克能說法文，俄文也很流利。有一次美方要求秘情局傳遞一份情報，但因河內對英國總領館人員的監控過於嚴密，而遭密情局斷然拒絕。密情局與北越最高層也沒有什麼接觸，不過一名政治局委員曾經突然造訪，在總領館陽台談了六個小時。

一天在曼谷機場，一名英國學者遇見剛結束一段短期休假歸來的帕克。這學者見到帕克身邊大包小包、堆積如山，「活脫就是阿加沙．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小說中那位馬波小姐（Miss Marple）」。他問帕克，這些東西是不是為秘情局採購的補給。帕克笑答，「不是的，這些都是為那些不吃越南食物的東歐外交官們準備的東西。」帕克在她的一九七〇年十月臨別電文中，描述她與她的唯一同事茱莉安．哈斯登（Julian Harston）無論白天夜裡走在河內街頭，身後總跟著一群孩子對她們大叫「俄國佬！」，還常被這些孩子捉弄，搞得身上處處烏青。這兩名英國秘情局官員見到越南人「在路邊架起爐灶，一家人圍在灶旁吃飯，有人已經入夢。在一年中最熱的幾個月，越南人總是想盡辦法離開他們擁擠的住處，老老少少就像一包打散的東西一樣，在貿易部台階上、路邊、門廊、在一切可以倒下身的地方睡著。他們一邊睡，老鼠一邊在他們身周亂竄，爭奪垃圾殘渣，有時還溺死在水泥防空壕積水中……連電影院裡也有鼠群肆虐」。

茱莉安．哈斯登也描寫她們如何在軍醫院外垃圾桶中清點用過的接種注射器，以估算最新一次徵兵的規模。領事館聘用的本地工作人員願意接受像腳踏車修理工具、刀片、阿斯匹靈這樣的小禮，就連空瓶子也成為禮品，由此可見越南人有多貧窮。達芬．帕克就利用所有這一切點點滴滴，在一九七〇年底拼湊出一幅情報景觀，認為河內政權已陷入危機。

中國儘管繼續為河內運送物資，但它的撤出人員已經使毛派死忠信徒黎筍與黎德壽的信譽受創。一月間舉行的十八中全會通過一項決議，強調北越「面對敵人攻擊，不僅必須報以武裝抵抗與政治活動，還必須運用外交」。這項決議不代表河內高層出現決裂，因為河內沒有真正的鴿派，但它明白顯示許多北越人渴望和平。政治局與南方共產黨間的緊張情勢持續升溫，張如堂等臨時革命政府部長發現，自己已因資產階級背景而遭河內那些「無產階級」恥笑。張如堂寫道，「我們多來自富有家族，在加入革命以前已經過慣錦衣玉食的好日子。我們加入革命的動機雖說各有不同，但我們自認已經為國家犧牲許多，而且仍然準備為國家犧牲一切。」張如堂從不認為自己是共產黨，但承認「早自一九二〇年起，越南民族主義唯一的盟友就是共產國際。胡志明就像行將溺水的人一樣，緊抱共產國際的支持」。但無論如何，黎筍一夥人的意識型態狂熱令張如堂越來越感不適，他寫道，「他們為政治信念而犧牲良知與實用，在鋼鐵般堅決的傲慢心態作祟下，妥協已經沒有存在空間。」

北越軍出現兵力不足危機，影響所及，因保安警察開始鎮壓反戰情緒而困擾整個北越社會。迫於兵源短缺，北越不得不將過去排斥的一些人納入軍中，阮海丁就是其中一人。三十三歲的阮海丁由於身為地主之子，幾十年來在北越一直形同棄民。阮海丁加入北越軍以後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叛逃：「我在北越一無所有。」他懷抱一個遙不可及的投奔美國之夢，在胡志明小徑隨北越軍第二十八營一起受苦受難，他勤學意識形態教條理論，還因此奉命出任代理政治官：「這一切都出自我的圖謀，但都非出自我的本心。任何為自己打算的人，想在共產黨社會生存都會成為好演員。」

在一次轟炸中，阮海丁遭到耳膜穿孔之傷。之後爆發的高棉戰事讓他趁亂逮到機會，溜出單位，藏身一所學校裡。五月二十三日，他揮著一塊白布，小心翼翼走出學校，向美軍第二十五師投降。他有兩天未曾進食，但在美軍拿出米飯與罐頭肉款待他時，他卻無法下嚥。美軍之後將他送到西貢「招好」中心，住在中心裡的人大多數是農民，「其中有些人真正反共，但許多人只是厭戰而已」。他們在招好中心接受一年再教育，之後可以有六個月自主期，六個月結束後就得加入南越軍。阮海丁無意再投身戰鬥，眼見移民美國之夢不可能成真，他利用一個遠親關係進入當地一所天主教神學院唸了四年書，當祭台助手，接受當神父的訓練。他就這樣勤讀聖經，而讓他感到有趣的是，這所神學院就設在CORDS老闆柯比住家的後面。最重要的是，「自一九五四年以來，我第一次可以吃飽肚子」，阮海丁的體重增加了六十磅，成為尼克森出兵高棉政策的少數受惠者之一。

◎恐怖反制

到一九七二年，招好中心已經安置了二十幾萬名前北越軍與越共分子，這些人大多數像阮海丁一樣，之所以接受「招好」，只因為不願再捲入戰鬥，而不是因為對西貢政權有多少憧憬。一天晚上，中情局的法蘭克．史奈與一名譯員帶著一名史奈有意招好的北越叛離分子前往西貢一家酒吧。酒吧裡像往常一樣，擠滿女郎與醉酒的美國大兵。隔不多久，那名共產黨咕嚕嚕說了一些話。譯員勉為其難地告訴史奈，那名共產黨說的是「我選擇錯了，我不屬於這個地方」。從那以後，史奈再也不犯帶領叛離分子上酒吧的類似錯誤：那些共產黨「要的不是酒、女人與歌，這樣的經驗徒然讓他們深信我們這一邊不值投效罷了」。

在打擊南方共產黨組織的工作上，威廉．柯比創建的「鳳凰」（Phoenix）計畫效果大得多。這是一項幫南越人捉拿、獵殺重要共幹的情報、行動計畫。根據鳳凰計畫首腦們的說法，在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間，他們總共剷除八萬名共幹，殺了其中兩萬人。鳳凰計畫的所謂「省偵查隊」（Provincial Reconnaissance Units）由中情局資助，成員都是越南人，偵查隊員的薪酬比南越軍高三倍。有些美國人認定，如果盟國能早些推出類似計畫、抗衡越共的針對性恐怖作為，越戰的結局可能改觀。陸戰隊上尉安迪．芬雷森非常懷念他在西寧省偵查隊工作的那段經驗：偵查隊以一處中情局擁有的別墅為基地，食物與生活條件富麗堂皇，「我覺得自己彷彿生活在葛拉姆．葛林的小說中一樣」。偵查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地方層面上蒐集情報」，利用這些情報搗毀民族解放陣線細胞組織。法蘭克．史考登也同意鳳凰計畫確實有效，「不過我主張採取殺戮味道比較不那麼濃厚的作法」。省偵查隊以心狠手辣著稱：澳洲特戰隊軍官安德魯．傅里曼托說，省偵查隊員「百分百野蠻……我曾眼見他們用剪枝刀切下一名男子的無名指」。

可以確定的是，鳳凰計畫的冷血一經公開，美國國內仍然支持越戰的微弱呼聲也隨即平息。柯比在一九七〇年二月的一次參議院委員會中否認鳳凰計畫是一項恐怖反制行動，但沒有人相信他的說法。史奈也認為鳳凰計畫「真正傷了共產黨」，但「柯比說鳳凰計畫主要只是捕捉越南人的說法是滿篇謊言，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一項殺戮作業」。老實說，越共的作法更加惡毒：美國研究人員關特．勞伊（Guenter Lewy）宣稱，民族解放陣線的「保安部」殺了三萬六千七百二十五名越南人，綁架了五萬八千四百九十九人，而且這些數字可信。但美國人渴望相信美方的反制作得比越共高明。鮑伯．凱利（Bob Kerrey）中尉的經歷就是一個例子。

曾是內部拉斯加州一所大學足球明星的凱利，在一九六八年夏結訓，成為美國海軍精英「海豹一隊」（SEAL Team One）一員。凱利雖說頗以身為海豹為傲，但仍希望戰事能在他加入以前成為過去：「我的理由是個人理由，與地緣政治無關……我希望能夠不必拒絕也能避過這場戰爭……我真正的浪漫理想是指揮一艘驅逐艦。」不過他仍然義不容辭、奉召赴越。一九六九年初，二十五歲的凱利與一排人在金蘭灣登陸。他們的指揮官不知道該怎麼安置這群海豹，凱利只知道自己的任務，是運用鳳凰計畫那套成了名的作法協助西貢政府擊敗共產黨。之後他自己發動一項計畫，用巡邏快艇在東岸海灘登陸，展開巡邏與伏擊作業。由於幾經嘗試毫無結果，他們轉入三角洲地區，計畫從吉路（Cat Lo）發起巡邏，深入越共控制的建和（Kien Hoa，今檳椥）。根據情報，共產黨幹部將在西貢東南七十五英里，現在成為越共補給登陸點的清風村（Thanh Phong）聚會。這時凱利與他的團隊來到越南不過五星期，曾經服役越南有巡邏經驗的巡邏隊員麥克．安布洛斯（Mike Ambrose）力主放棄這項行動，因為當時巡邏隊的越南譯員與斥候正好休假。但凱利仍然堅持按照計畫行動；他在日後一份備忘錄中談到地區首長如何向他保證清風位於可以任意開火、格殺勿論地區內。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夜，一艘巡邏快艇載著一群海豹沿運河而上，來到距清風村一千碼的一處登陸點。當他們來到第一間房舍時，「我不必下令展開殺戮，不過我原本可以阻止這場殺戮，但我沒有。事實上，我已經記不太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在將一間房裡的人全數肅清以後，「我們確定村裡的武裝共幹這時已經全面警戒。我們有兩個選擇：撤軍，或是繼續摸黑在村裡逐戶搜索。我們還沒來得及作決定，有人從一個有一群婦女與孩子聚集的方向朝我們開火，將這群婦女與孩子夾在交叉火力間。我們以強大火力還擊，並開始撤軍。我見到婦女與孩子血肉模糊、倒在我們前面。在撤軍途中，我聽到暗處傳來他們的哭聲與其他聲音。」巡邏隊隨即與他們的快艇會合，不出一小時返抵吉路。凱利後來寫道，「游擊戰的平民傷亡率本來就高，我們的行動造成的平民傷亡只能算是一般而已。」他承認，「我們幹下的那些事讓我內心很不安」。但凱利在海軍的一份正式行動後報告中說，他與他的手下殺了二十一名越共，凱利因此獲頒一枚銅星勳章。

一周以後，海豹們獲悉一名投靠美軍的越共願意帶領美軍前往芽莊外的漢潭（Hon Tam）島，島上有一個爆破兵宿營區。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海豹們按照預定計畫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夜登陸，隨即攀登三百五十英尺的陡坡。那名越共領著美軍來到一處沉睡中的敵營。凱利留下四個人守望，帶領其他三人搜索一定就在附近的更多越共。幾分鐘以後，他們迎面遇上來敵，凱利只發了一槍就被一枚手榴彈炸個正著。他倒在地上，知道自己已經身負重傷。他忍著錐心之痛摸索自己右腿，發現腳掌幾乎已遭切斷。凱利的醫護兵本身也因遭彈片打傷一隻眼睛而倒在一邊，無能為力。

凱利在一片槍聲與爆炸聲中，在膝蓋上方綁了一條止血帶，然後咬牙忍痛站起身，指揮部下還擊。戰鬥終告平息，凱利在自己的腿上打了一針嗎啡；一名海豹隊員將一支駱駝牌（Camel）香菸插在他嘴裡。巡邏隊無線電兵召喚一架醫護救援直升機。巡邏隊就在一片寂靜中等著，對岸芽莊城的喧囂不時劃破夜空傳來。直升機終於飛來，機組降下一條吊索，將凱利吊上飛機。他在黎明時分抵達基地時已經陷入半昏迷狀態，依稀記得他的戰爭，他的海豹生涯也在短短五十天後就此結束了。

一年多以後的一個上午，凱利在白宮與其他十一名老兵一起接受尼克森總統頒發榮譽獎章。凱利寫道，當尼克森告訴他們說他們是英雄時，他感到很不自在，因為在那個時候，他已經認為美國打這場戰爭是一項大錯。不過他還是認為「美國人願意長途跋涉到那個陌生的國度，為他們既不認識又不了解的人民的自由犧牲奮鬥」，確實很有英雄氣概。

凱利之後成為非常著名的美國人，當過內布拉斯加州州長，選上美國參議員，還是影星黛布菈．溫格（Debra Winger）的影迷，說黛布菈「讓我神魂顛倒」。這位英俊非常、和藹可親的英雄也在成名後成為著名反戰人士。直到很久以後，凱利在清風突擊事件中記不清的那些真相才終於公開。二〇〇一年四月，《紐約時報》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網合作，對清風突擊事件進行一項調查，調查結果與凱利在事件過後的說法頗有出入。首先，調查顯示，凱利所說、海豹對他們攻擊的村子不了解的說法不誠實，因為海豹在攻擊發起前十天對這個村子作了一次偵查。其次，清風事件是一場有系統的屠殺，海豹並沒有設法辨認誰是越共、誰是無辜村民。凱利告訴《紐約時報》：「標準作業程序是處置與我們接觸的人。」為避免打草驚蛇，他的手下用刀子殺了住在第一間房裡所有的人。巡邏隊員、德國出生的吉哈．克蘭（Gerhard Klann）作證指出，在進入小村腹地以後，海豹們聚在一起，又槍殺了十五名居民，其中大多是婦女與孩子。最後遭槍殺的是個尖聲哭叫的嬰兒。克蘭說，「現場到處都是血與肚腸、內臟。」另一名海豹威廉．塔克（William Tucker）告訴《紐約時報》，他在乘巡邏快艇返回基地時，悶悶不樂地對凱利說，「我不喜歡這勾當」，凱利答道，「我也不喜歡。」

其他巡邏隊成員駁斥《紐約時報》這項越南人遭到肆意屠殺的說法，說他們是在聽到敵人向他們開火之後才展開屠殺。但後來揭密的一篇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報告對真象有明確陳述。報告中指出，一名越南老人向美國陸軍軍官討公道，說一群來路不明的美軍在清風幹下暴行，殺了二十四人，包括十三名婦女與兒童。同樣一份陸軍文件指出，海軍海豹特戰隊當時一直在清風作業。凱利在面對這項證據時說，「這件事遠遠不只是罪惡而已，它是羞恥，你永遠別想從那裡面掙脫。我過去認為天下最壞的事莫過於為國捐軀，現在我不這麼想，為你的國家殺人比為國捐軀壞多了。」在凱利政治生涯中，他那些國會山莊的同事常感到他有一種令人費解的謎。在這些越南舊事事隔三十年後，這個謎似乎可以解開了。

清風事件的精確細節仍有爭議，但基本情況似已明朗。一群殺氣騰騰的突擊隊員進入一處所知甚少的地區，對一處毫無疑問的越共登陸區展開突擊，他們有權格殺勿論，也像所有特戰隊員在所有戰爭中一樣，他們也濫用了這項特權。他們濫殺了平民，然後謊報他們的犯行。在這次事件中，美國海軍作為一種體制，表現得比那些攻擊清風的突擊隊員更惡劣。它授權它的海豹發動攻擊，事後為他們頒勳，這些作為說明它一心一意只想塑造美國英雄形象，對於它以負責任、甚至以文明方式對付敵人的承諾卻置若罔聞。

不僅如此，清風以及其他許多類似事件還造成政治與道德層面的損傷。越共運用他們絕佳的在地情報網路，以虐待狂的手段肅清敵人。但被越共集合到刑場，目擊砍頭、活埋暴行的村民，都知道被砍頭、活埋的人犯了「反革命」罪。相形之下，雖說許多平民因「共黨分子或共黨同路人」罪名遭美軍或南越軍殺害，但因為莫須有罪名而遇害的人也不在少數。美軍在不了解對方身分──更遑論忠城──的情況下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殺，對美國的戰略目標與美國發動戰爭的道德合法性都造成重創。

負責監控凱利的海豹突擊隊作業的人，是美國海軍上校羅伊．哈夫曼（Roy Hoffman）。哈夫曼在他的辦公室牆上掛了一面圖，記錄殺了多少敵軍。套用凱利的話，「他們需要屍體」。海軍將領們渴望擴大他們在越戰、在每一場戰爭的市場占有率：「我們的故事就在肯特州立大學反戰示威事件過後發生，對美國海軍來說，不啻是天賜福音。」凱利說，在二〇〇一年有關清風事件的說法公布後，他覺得自己被人出賣，幾乎想將他的榮譽章退還，但又說，「我無意爭取同情，我能活下去。」凱利同時指出，無論他的海豹突擊隊在清風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游走在三角洲格殺勿論區水道上的美國海軍巡邏艇，就像飛在空中的美國飛機一樣，想殺人就殺人。凱利這番話暗示，美國作戰機器動輒殺人成百上千，那些巡邏艇或飛機的操控人無須背負任何罪責，而他與他的團隊卻必須因為當年與敵人面對面時大開殺戒，而在事隔數十年後被問罪，顯有不公。

有一次，安迪．芬雷森在高棉審問一名被俘的北越軍高官，那高官說，主要由於鳳凰計畫，共產黨情勢很嚴峻。芬雷森問道，這是否意味河內必敗無疑，那高官笑著搖頭，答道：「你們要走的路還遠著呢，而且你們不了解我們國家的戰略現實。你們會越來越擔心，因為你們只見越來越多美國人戰死，卻見不到戰事成果，你們的總統已經說你們準備退出。我們會等，等到你們走了以後再發動攻擊，不斷攻擊，直到那個傀儡政權不支垮台為止，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中情局的史奈說，「我審問的那些共產黨讓我很佩服，特別是其中有個人是我這輩子見過最有紀律的人，他對我們的恨意讓我很是詫異。美國人很少遭外國人這麼仇恨，他似乎願意不惜一切達到他的目標，那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福瑞德．韋恩出席交接式，將他的第二十五師總部移交南越共和軍，並承認自己非常不安：「我們即將離開，而他們還沒有做好接班準備。一旦展開撤軍，我們對北越的制衡力也就此煙消雲散。」「區域軍」與「民團」的折損比南越正規軍重得多：以一九七〇年為例，區域軍與民團有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三人戰死，南越正規軍只有五千六百零二人戰死，戰死比率在之後一年持續惡化。南越武裝部隊擁有全球第四大兵力，但他們的作戰意志與戰技卻大有問題。

美國人似乎無論怎麼做都走背運，尼克森忙著展現他對困在北越美軍戰俘的關切，美軍戰俘已經成為越來越情緒化的國內議題：尼克森很擔心這些戰俘的家人會與反戰運動連成一氣。他因此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授權對河內北方二十英里的山西（Son Tay）發動突擊，希望能救出據說關在那裡的一些美軍戰俘。在突擊發動前三天，空中偵察顯示戰俘營已空──裡面的美軍戰俘已經撤出。但華府仍然下令進行這項用直升機進行的突擊，突擊隊在二十至二十一日夜間展開行動，結果空手而回。

崇拜克萊登．亞伯拉姆斯將軍的人說，到一九七〇年年底，美軍已經在戰場上搶占上風，只因國內政治意願崩潰才使美軍無法趁勝追擊、擴大戰果。史學者、亞伯拉姆斯最忠實的盟友路易斯．索利（Lewis Sorley）寫道，「戰事還沒有結束，但這場戰爭已經打贏了。」甚至直到最後，仍有一些死忠派篤信越戰可以打贏。梅爾．史蒂芬中尉在一九六九年年底離開越南時，已經贏得一枚銀星、一枚銅星、兩枚紫心勳章，還有各式各樣的美國海軍河防作業褒揚狀，之後成為海軍作戰部長巴德．祖華特（Bud Zumwalt）上將的個人助理。史蒂芬在離開海軍後，加入凱利等老兵行列，開始公開鼓吹越戰承諾，還為此出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說，「對我來說，這是一場正義之戰。我有不凡的經驗，我的戰鬥紀錄也為我開啟了不凡之門。我相信越戰越南化可以成功，相信只要努力，我們可以打贏這場戰爭。」

事實真相是，若不是因為北越死咬不放，若不是因為美國人民對這場戰爭的離心離德，在越共因鳳凰計畫與作戰損耗而元氣盡喪之後，南越原本也可能在一個非共政權控制下穩住陣腳。只不過尼克森政府時運不濟，黎筍與北越軍就像季風與蠍子一樣是一種一成不變的現實。亞伯拉姆斯在回憶他的一九四四至四五年經驗時悲傷地說，北越人「就像德國人一樣──你給他們三十六小時，他媽的，你就得重頭來過，再打一次」。到一九七〇年年底，十四萬美軍已經打道回府，他可用的兵力比他上任之初小了許多。在巴黎，季辛吉也不再要求北越軍呼應美軍，進行同樣撤軍：他知道指望北越撤軍是天方夜譚。

◎藍山七一九

令人稱奇的是，北越雖是殘酷無情的獨裁社會，卻是一個文人統治的社會。另一方面，南越雖號稱民主，統治者卻是既沒有政治長才、又不諳軍務的將領。路易斯．索利在他的亞伯拉姆斯將軍傳中指出，阮文紹「有可能比林登．詹森更坦誠、更正直──有鑒於兩人各別環境的差異──很可能是一位更有效的越南總統」。他以類似手法為一九六五至七五年的南越軍參謀長高文員（Cao Van Vien，譯音）與美國陸軍參謀長艾爾．惠勒作比，認為高文員「可能不像惠勒那麼不稱職」。不過，阮文紹主要經由遵從美國人而不是本國人民的願望，以更加熟練的手法保住美國人的信任與親善。高文員頗有幹才，問題是阮文紹在選派將領時，執意只看將領對他是否忠誠，不看他們是否具備指揮長才。

越戰越南化為阮文紹與高文員以及兩人的親信部屬帶來巨型負擔，因為過去他們只需放任美國人替他們打點一切，現在突然間他們得治理自己的國家、打自己的戰爭了。但矛盾的是，巴黎和談是北越與美國人季辛吉的對角戲，西貢代表並沒有真正發言權：共產黨將阮文紹一夥人比為「美國傀儡」絲毫不過分。另一方面，無論你以多麼嚴厲的眼光審視河內政治局，除了白宮與美國保守派媒體以外，已經再也沒有人認為黎筍一夥人只是蘇聯或中共的馬前卒了。

把南越共和軍推上戰場測試越戰越南化的決定，出自華府而非西貢，當然也不足為奇。儘管一九七〇年出兵高棉之舉收效甚微，華府仍然堅持，如果想在巴黎談判桌上取得讓步，就得繼續對北越施加軍事壓力。季辛吉告訴亞瑟．史勒辛格，「我一直在考慮辭職的事」，但又說，他正在進行一項不能談論的事，必須把事情做完才行。史勒辛格猜想，所謂不能談論的事指的是秘密談判。他猜得沒錯。季辛吉說，尼克森「是個害羞的人，需要同情」，又說，隨著一九七二年大選逼近，反戰示威不斷升溫，尼克森「擁有的支持足夠贏得大選，但不夠進行治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國會通過庫波—邱奇修正案（Cooper-Church amendment），禁止政府派遣美軍地面部隊進入南越邊界以外的地區。但如何防堵人員與補給沿胡志明小徑南下仍是巨型問題。北越在一九七〇年獲得蘇聯與中共加速運補，數量估計高達兩百五十萬噸，包括每個月五百輛卡車。軍援越南指揮部的報告說，「對越共、北越軍來說，寮國南部與高棉東北部的後勤戰爭，現在是關鍵性大事。」一九七一年初，空軍第七軍軍長魯休斯．克雷（Lucius Clay）在談到亞伯拉姆斯給他的指示時說：「他要我們把胡志明小徑炸得稀爛，讓那些越共只有長了翅膀才能飛過去。」克雷的參謀找出穆加（Mu Gia）、班卡萊（Ban Karai）與班拉文（Ban Raving）山隘等幾個「咽喉點」，還有一處緊傍非軍事區西方的地點。美軍裝設了新的動態感應裝置，由無人偵察機負責監聽。第七軍每天至少要出動二十七架次B-52與一百二十五架次戰術轟炸機，對每個「咽喉點」進行一連六十天轟炸。轟炸與雨水確實讓胡志明小徑有許多路段的卡車交通阻斷數周，但進駐南方的北越軍仍能想方設法，取得繼續戰鬥的足夠補給與彈藥。

同時，國會資助越戰越南化的意願也越來越薄弱，美國空軍出擊架次受到的限制也比過去更加嚴厲──現在每個月只能出擊一萬四千架次，比一九六九年配額的半數還少。在一九六九年，越戰戰費有三百億美元，在一九七〇年年底，尼克森與梅爾文．賴德面對戰費枯竭的難題：下一年的戰費撥款只有一百一十億美元。基於這個背景，華府決定在戰場上冒一次大險：以一支南越軍大部隊在美軍空中與火力支援下，對寮境北越軍展開大舉攻擊。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季辛吉的軍事助理、逐漸嶄露頭角的亞歷山大．海格（Alexander Haig）准將奉命前往西貢，向亞伯拉姆斯解釋這項行動建議。這項代號聽起來有些傻──叫做「藍山七一九」（Lam Son 719）──的行動，始作俑者究竟是誰頗有爭議。堅決支持亞伯拉姆斯的索利說，首先提出這項建議的人是海格；但海格後來堅稱，這是尼克森與季辛吉的主意。

亞伯拉姆斯的老闆、太平洋戰區總司令約翰．麥坎（John McCain），由於他擔任海軍飛行員的兒子被俘、關在河內，而更進一步捲入這場戰爭。麥坎曾贊成出兵高棉，現在也支持進軍寮國，但他告訴亞伯拉姆斯，「我發現這項行動可能帶來許多問題。」亞伯拉姆斯隨即將行動計畫告知阮文紹，阮文紹同意出動南越軍進入寮國，攻占寮國城市車邦（Tchepone）。十二月十日，接替惠勒出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湯瑪斯．穆爾（Thomas Moorer），將一項展開這項行動的總統令交給亞伯拉姆斯。穆勒說，這項行動有助於推動越戰越南化：「敵軍的欠缺機動力應能讓我們隔離戰場，確保南越軍的勝利。」美方認為，如果南越軍能搗毀北越軍的補給路線，能為南越爭得一年喘息時間。亞伯拉姆斯不放心南越軍執行這項行動的能力，並提出警告說，不同於在高棉的情況，在寮國境內「敵人可望堅守他們的基地地區與後勤中心」。不過亞伯拉姆斯並沒有設法否決，還同意為行動成敗全權負責，他也因此為隨後發生的事大大背鍋。

十二月十七日，在西貢一次區域性大使會議中，中情局西貢站主任泰德．夏克利（Ted Shackley）說，共產黨已經察覺盟軍將對他們的庇護區發動又一波攻勢。北越軍已經在寮國南部部署重兵；在濃密的叢林中，可以運用的直升機起降場寥寥無幾。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中情局還截獲敵軍一則解密電文，說盟軍即將發動攻擊，還在結論中強調「準備動員，痛擊敵人，要提高警覺」。戰後河內的一項研究坦承，共產黨當時在南越的態勢很弱：「我們的攻勢能力已經耗盡」，游擊戰作業也已元氣大喪。反之，在北越大門口的寮國，河內的自信大得多：「我們握有戰略主動權，而且比敵人強。」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河內已經接獲南越軍線報，預測西貢將動用十五到二十個營的兵力發動攻擊。河內政治局於是認定「這將是一場具有決定性戰略重要性的戰役」。龍庭判定，班東（Ban Dong）—車邦地區最適合北越用兵，因為它的地緣位置接近北越，當地的叢林又能提供掩護，讓美軍飛機沒有用武之地。共產黨計畫人宣布，他們要在這場戰役中打死一萬兩千名南越軍，擊毀三百架飛機與直升機。

在西貢，隨著一九七一年二月的攻擊發起日不斷逼近，亞伯拉姆斯越來越對南越軍的能力表示擔心：「我們把他們逼得太緊……太遠也太快」。一月二十九日，他向穆爾提出警告說共產黨已經等在那裡，不過仍然沒有要求取消行動。他們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是，未能發現「藍山七一九」的風險比任何可能取得的好處都大得多──而這項錯誤，整個美國領導層都難逃罪責。如果共產黨擊敗這樣一場大規模攻勢──許多美國官員認為共產黨確實有此可能──整個越戰越南化進程必將陷於崩潰危機。特別是，尼克森在一月間簽署「援外銷售法案」（Foreign Sales Act），附帶宣布廢止東京灣決議案。儘管白宮否認它在越南境內的戰鬥不會因此受到任何新限制，但有鑒於當時政治氣氛不斷惡化的事實，「藍山七一九」行動一旦挫敗，影響尤其嚴重。

一旦行動展開，北越軍可以就近出動六萬人應戰，包括八個爆破兵營，足夠多的大砲，甚至還能出動一些戰車。南越軍預定用直升機運兵，配合裝甲車輛對溪山以西二十到四十英里間的九個目標發動攻擊。南越軍第一軍軍長，眾所周知毫無領導長才的黃春林負責指揮全權。美軍第二十四軍軍長「約克」．蘇澤蘭（‘Jock’ Sutherland）中將控制擔任支援的美軍，配合支援的美軍單位還包括五十三架辛努克、五百架休伊、十八門一五五公厘榴彈砲、十六門一七五公厘砲以及八門八英寸榴彈砲。在距寮國邊界一百碼處立了一塊牌子，上面寫道：「警告：美國人員不得跨越這一點」。在一九六八年順化戰役中指揮過「黑豹」的陳伍輝少校，對這個野心過大的行動有一種不祥預感：在率領步兵第二團第二營展開行動以前，他懇請留守的營顧問戴夫．韋斯曼（Dave Wiseman），請韋斯曼照顧他的孩子。

「藍山七一九」行動於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展開。一支由六十二輛戰車與一百六十二輛M-113裝甲運兵車組成的裝甲縱隊，浩浩蕩蕩沿九號公路西進，同時由空降部隊與游騎兵保衛縱隊北翼，第一步兵師保衛它的南翼。由美軍與南越軍操作的休伊直升機負責運送南越軍發動攻擊。共產黨由於算準了南越軍即將來襲，甚至在預期將發生戰鬥的地方建了小徑，埋下彈藥，還將幾處山頭與橋樑要塞化。他們仔細進行了地形偵測，一些單位還作了實地演練。但無論如何，南越軍達到了暫時性戰術奇襲目標：共產黨反應緩慢，因為來襲直升機機隊規模龐大得讓他們看傻了眼。經歷過大規模戰鬥的北越軍軍官寥寥無幾，無線電的短缺也造成指揮管制的混亂。

在開戰頭幾天，南越軍沒有多大損傷，在惡劣的天候狀況下，西貢的戰車在進入寮境十二英里的班東與一個空降營會師。步兵建立火力基地，開始挖壕固守。河內後來承認它的一些指揮官亂了手腳：「我們沒能確切掌握所有敵軍活動……許多單位的戰場部署不成熟。」十三日，高文員將軍告訴亞伯拉姆斯，阮文紹已經下令南越軍必須就此打住，不能再向西進。未經證實的傳言說，阮文紹還下了一道密令：南越軍傷亡一旦超過三千，整個行動就得取消。

在寮國，由於共產黨不斷增兵對來襲的十六個營進行合圍，戰場均勢逐漸轉而對南越軍不利。亞伯拉姆斯雖呼籲南越軍不斷運動，還提出警告說，就地固守只會遭敵軍好整以暇地各個擊破，但只是白費唇舌。二月十八日晚，兩個北越營攻擊第三十九游騎兵營，迫使後者很快後撤。南越軍的火力基地遭到北越軍砲火猛轟，其中一個基地在所有的砲都被擊毀以後放棄。二月二十三日，在三百英里外的南方，頗受愛戴的杜高智（Do Cao Tri，譯音）將軍在一次直升機墜機事件中喪生。由於傳說他已奉命接替完全不能勝任的黃春林，杜高智的喪生對「藍山七一九」行動造成一大衝擊。

一周以後，蘇澤蘭氣急敗壞地透過保密電話告訴軍援越南指揮部：「敵軍布滿那個鬼地區，而且兵力似乎越來越強……我們在那裡血戰。」亞伯拉姆斯厲聲斥責蘇澤蘭，說蘇澤蘭無法掌握不斷惡化的狀況。越戰爆發以來頭一遭，戰車對戰車的戰鬥場面出現。由於地面沒有配置美軍前進空中管制員，而南越軍官又幾乎沒有人具備與美軍飛行員有效溝通的語言技巧，空中支援的效果有限；北越防空砲火也逐日轉強，造成盟軍飛機可怕的損耗。最難堪的是，美軍直升機的出勤率直線下滑──能夠起飛的直升機僅剩下四分之一。福瑞德．韋恩中將怒道，「派了一個軍長在那裡，理應對每一架飛機的狀況都能掌控。但問題出現……他根本搞不清狀況。」亞伯拉姆斯也對蘇澤蘭厲聲斥道：「這場戰事攸關整個國家的戰略概念！」

白宮的警懼也不斷升溫。季辛吉在二月底說，「我不知道亞伯拉姆斯在搞些什麼。」陸軍副參謀長布魯斯．帕爾墨中將酸酸地寫道，「當事情進展順利時，季辛吉毫不客氣地以元帥角色自居；但他不了解戰爭，不了解戰場情勢多變的特性，一旦藍山七一九觸礁時，他變得惱怒不已。」但軍援越南指揮部老闆亞伯拉姆斯並不氣餒：「我們陷入一場真正苦戰，但我們必須撐下去，打贏它……過去我們也曾多次在看似絕望的逆境中取勝。」三月九日，亞伯拉姆斯仍然對戰局保持樂觀：他「越來越相信這或許是這場戰爭中唯一一場決定性戰役」，而且相信盟軍可以憑藉優勢火力取勝。但美軍指揮官們看不見戰鬥現場實況，也不能派遣親信代替他們到現場觀戰，這是他們面對的一大難題。

由於只有阮文紹有權調度南越軍，亞伯拉姆斯找上阮文紹本人求助，要求阮文紹投入第二師扭轉戰局。阮文紹的答覆是：第二師可以出動，但條件是美軍也必須出動同樣兵力投入戰場。隨著戰事轉劇，南越軍將領呼籲阮文紹退出寮國。反之，海格於三月十八日抵達西貢，告訴蘇澤蘭說，白宮要南越軍繼續打到四月底。不久，空軍正在重創共產黨的消息傳來，華府戰意止跌回升。每隔八分鐘就有一架C-130滿載補給與彈藥降落溪山。每個夜晚，總有三架照明直升機與三架武裝直升機飛在戰場上空。在這場戰役整個過程中，美軍戰術飛機出動了八千架次，幾乎一天一百五十架次，B-52也出動一千二百八十架次。北越軍上校阮安在描述他設於沙沐河（Sa Mu River）邊指揮所的狀況時寫道，「山丘上的蘆葦與芒草都被燃燒彈燒個精光，我們的森林成了一片焦黑荒涼之海中的一個孤島。」

不過南越軍已經傷亡五千五百人，海格准將突然改變主意說，結束行動的時機似乎已至。三月十八日，北越軍發動猛烈攻勢，切斷一些暴露的南越軍單位。阮安手下一名來自河內的班長寫道，「那天夜裡月光明媚，我們在入夜後出發上路。敵軍用大砲彈幕從路邊一步步由下而上，轟擊我們設在山上的要塞化陣地，然後又由上而下，如此這般反覆轟擊。我們班有兩人受傷，只剩下七個人還能戰鬥。每個人都盡快挖掘射擊陣地，有人利用炸彈彈坑，或利用敵人先前挖掘的散兵坑。我隨即躺下來，把我的吊床拉到肚子上蓋著，像狗一樣沉睡。我在天將破曉前醒來，雨水濕透了我的衣服，我冷得牙齒不住打顫。越是冷，我越饑腸轆轆……昨天下午吃的那個比拳頭略大一些的飯糰帶來的氣力，早已隨著我們在彈幕下穿梭奔馳而耗盡。」隨即一名手下捧著一個鋼盔跑來，鋼盔裡裝著他剛從一處敵軍放棄的碉堡裡找到的米飯：「我非常開心，就像我們已經打贏一場戰役一樣！」

北越軍果然打贏了這場戰役：共產黨將南越軍陣地一一孤立，然後用射程將近十四英里的一二二公厘砲、射程十七英里的一三〇公厘砲將這些陣地夷為平地；至於本身死傷多少，北越軍似乎不以為意。北越同時也大打無線電戰，一面干擾敵軍通訊，一面透過廣播宣傳：兩軍官兵用共同語言互罵；戰場傳來一名女子發號施令的聲音，令南越軍陸戰隊員一陣騷動。一名北越軍教部下如何在戰場上搜尋敵軍棄置的M-79 Thumper榴彈發射器，沒隔多久他們又開始在一個南越軍車隊找尋四十公厘砲彈。在南越軍撤退後，戰場終於沉寂下來。共軍在處處堆著敵軍棄置的卡車──有些卡車的引擎還開著──的公路上小心翼翼前進，一路數著敵軍屍體。

南越軍軍官陳伍輝少校在他設於六六〇高地的營陣地遭北越軍砲擊時晉升中校。當他的營終於奉命撤軍時，已經遭迫擊砲彈片擊傷的陳伍輝要大家撇下他逕自撤離──他的營最後只逃出一名上尉與六十名士兵。在遭共產黨俘虜後，他被押上胡志明小徑，蹣跚而行，斷了幾根手指，身上傷口還爬著昆蟲與蛆。他在二十九歲那年抵達河內，之後像其他許多參與藍山之戰的南越軍一樣，在北越度過十三年俘虜歲月。阮文紹基於面子理由，堅持南越軍必須攻抵預定目標車邦。南越軍於是在三月三日發動新的空降攻擊，先頭部隊在一場血戰過後進抵車邦，只是很快就被迫撤軍。

在南越軍官兵為保命而奮戰的同時，它的將領卻像過去一樣，表現得暴躁、無能。軍長黃春林似乎陷於癱瘓，空降部隊指揮官不肯與他討論軍情；南越最高階的陸戰隊軍官拒絕離開西貢。阮維新（Nguyen Duy Hinh，譯音）上校寫道，藍山行動因「南越軍戰地指揮官傾軋造成不和而倍遭干擾，阮文紹總統與高文員參謀長或許也知道，但都沒有採取匡正行動……或許這是因為這些將領都是這個政權的支柱吧」。在戰場上，空降部隊九個營中有五個營的營長或死或傷，一名未負傷的營長卻強行登上一架醫護直升機後撤。三月二十七日，福瑞德．韋恩在美軍指揮部會議中說，面對現實、承認「藍山七一九」行動失敗的時機似乎已至：「我們面對一個公關問題或一個心理問題……這非常非常重要。」報界處理這場戰役的手法讓亞伯拉姆斯大為光火，特別是《紐約時報》的葛樂莉亞．愛默生（Gloria Emerson）「那匹大母馬」尤其讓他憤憤不平。在談到美—越關係時，亞伯拉姆斯的語氣幾乎透著絕望：「兩國間有相當大的文化裂口，對一些美國人來說，要他們跨越這個文化裂口根本辦不到。」

第一批南越軍於三月三日起開始撤出寮國，撤軍行動在越來越混亂的情況下於整個三月間持續進行。撤出的戰車不到半數，裝甲運兵車略超過三分之一，餘下的戰車與裝甲運兵車或損壞、或燃油耗盡、或遭共軍砲火擊毀。美軍損失一百多架直升機，另外五百四十四架受損。一名美軍簡報官以顯然輕描淡寫的語句說，「空中機動概念在這項行動中遭到嚴厲考驗。」在北越軍節節進逼下，南越軍的撤軍出現恐慌，士兵攀在直升機滑板上逃生的照片成為「藍山七一九」行動驚心動魄的寫照。當行動終於結束時，南越軍在寮國打了四十二天，損失幾近半數兵力的八千人，包括許多戰俘。

軍援越南指揮部估計北越軍死亡人數高達一萬三千人，但這樣的評估有太超過之嫌。北越在戰後承認它在此役的傷亡數字為兩千一百六十三死、六千一百七十六人傷，相當於投入兵力的百分之十三。根據共產黨發表的數字，共軍傷亡半數來自大砲與迫擊砲；三分之一以上來自空中攻擊，令美軍與南越軍稱奇的是，燃燒彈造成的傷亡竟只有百分之二；其餘來自小型武器。北越軍戰史紀錄說，北越軍此役死傷半數來自戰線後方，這或許意味，造成這些傷亡的是美軍而不是南越軍火力。北越也承認物資損失很重：六百七十門高射砲、六百輛卡車、五分之一的迫擊砲、八十八輛戰車。

中情局軍官莫里．普利班諾與兩名南越空降部隊士兵結為友人，這兩名士兵每到西貢總會到普利班諾的公寓造訪。藍山行動過後，其中一人突然形容憔悴、隻身到訪，因為他那位好友以及單位中大多數同袍都在寮國送了命。普利班諾心想，如果這是精英部隊士兵的現狀與感觸，「南越軍其他部隊的狀況一定更加慘不忍睹」。資深越語戰俘審問員鮑伯．戴斯塔憤然說，「如果說藍山七一九行動過程中有罪犯，罪犯不是那些拚死作戰的士兵，而是那些把士兵們送上死路的人。」阮維新上校寫道，「南越軍被迫拋下大批死傷留在寮國，可憐他們那些遺在越南的家屬，既要為死者哀傷，又要為傷者勞神，註定悲傷愁苦，一輩子難以平復。這是越南人永遠不能忘懷、不能原諒的一種對信仰、對家人慈愛的違犯。」中情局的史奈說，「藍山七一九行動告訴我們越戰越南化究竟會走到哪一步──也把同樣訊息告訴了河內。」

這場大敗仗讓白宮非常惱怒，但尼克森仍不得不擺出一幅硬漢嘴臉，在四月七日的一次電視廣播中說：「南越人已經證明，即使沒有美軍顧問相助，他們仍然可以有效對抗北越最精英的部隊。」但實際狀況是，這項行動帶來的結果與發起行動的本意恰恰相反：它不但沒有強化、反而削弱了美方在巴黎談判的立場。阮文紹政權以及南越軍作為戰鬥武力的威信都因這項行動失敗而遭受重創，但迫於國內政治需求，美軍必須按照預定計畫繼續撤軍。

美國政府決定把戰敗罪責部分推給越南人，但主要歸咎於美軍。海格說，「國防部對這項行動的處理，讓尼克森總統與我們白宮參與這項行動計畫的人非常震驚。」尼克森盛怒之下，憑本能第一個反應就是將亞伯拉姆斯去職，用手邊親信軍官取而代之。他告訴海格，「搭明天最早第一班飛機到西貢。你來負責軍援指揮部。」海格後來說，他當時勸總統作幾口深呼吸，冷靜二十四小時之後再做這樣的決定。當然，之後尼克森氣消了，也不再堅持將亞伯拉姆斯革職。季辛吉對海格此說表示懷疑，但也說他以後不會再相信亞伯拉姆斯說的任何話。

不斷逼近的大選對白宮的決策評估影響越來越大，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季辛吉說，「我們不能讓南越在選舉以前被狠狠打翻。」尼克森說，「沒錯。」季辛吉認定，尼克森若在美國人投票以前就露出放棄越南的意圖，會無法當選連任；他呼籲尼克森不要幹那件「熱門的事」，在那年把所有美軍全數撤回美國。尼克森、季辛吉與白宮幕僚長哈德曼，似乎從未討論讓越戰在一九七二年美國投票日後繼續打下去對越南人民究竟有什麼意義。白宮現在已經決心犧牲越南人民，目前的挑戰是堅持下去，等待適當時機放棄越南。

握在共產黨手中的幾近六百名美軍戰俘，現在逐漸成為國內爭論的重大議題：美國人買了五千萬個貼紙與一億三千五百萬張郵票表達對戰俘的支持。美國政府不斷請求國會撥款，支援越戰戰費，說單是這樣做就能加強美國在巴黎的談判立場。但在一次國會山莊簡報過後，在總統於四月七日發表全國廣播以前，一名參議員問道，既然過去用五十萬大軍都不能說服河內、讓河內交換戰俘，現在只有五萬美軍駐在越南，又怎能發揮什麼功效。尼克森在第二天告訴季辛吉，「我當然不能對這參議員說，『我們在撤得只剩下五萬人以後，才能與共產黨直截了當談交易：五萬人交換戰俘』──他們不出一分鐘就會照做，因為他們要我們拍拍屁股離開那裡。」季辛吉說，「沒錯。」尼克森笑道，「真是天曉得！」

在藍山事件過後，新任綏靖主任、中央高地資深美國官員、位階等同二星將領的約翰．保羅．范恩說，「這場戰爭正逐步轉向北方兩個軍區，漸漸成為北越與南越之間比較傳統的對抗。」這是一項精確的評估。四月七日，空中偵測顯示，寮境胡志明小徑的卡車交通已經回復到藍山七一九以前的流量。

在持續不斷的殺戮聲中，不時也傳來一些趣事：亞伯拉姆斯有一次聽取美國海軍在金蘭灣部署五隻寬吻海豚的簡報。這五隻海豚都受過攻擊敵軍蛙人破壞分子的訓練。簡報官說，「敵人不知為什麼，相信這些受過訓練的海豚只會攻擊男性蛙人的下陰。根據我們最新的情報，為了反制，敵人計畫以後只派遣女性蛙人進行破壞。」亞伯拉姆斯並且獲悉，一隻海豚已經「叛逃」了。另一方面，經查證，由於在布蘭（Bu Prang）特種部隊營區服役的山地人與高棉人之間關係緊繃，營區的士氣瀕臨崩潰。山地士兵崇拜住在附近叢林裡的一條巨蟒，不時為牠獻祭，但有一天高棉士兵殺了這條巨蟒將牠吃了。美軍顧問進行調停，好不容易才讓雙方達成一項休兵協議，但為了安撫山地士兵，必須殺一頭白色水牛獻祭。特種部隊軍官找遍附近地區，終於找到一頭白水牛，買下來，用一架C-7運輸直升機吊運回基地。不幸的是，吊運過程中吊索纏到水牛的睪丸，勒死了牠，而死水牛不能做為祭獻。經過一陣討價還價，山地士兵同意可以用兩百隻雞代替水牛做祭獻。美軍隨即將兩百隻雞空運布蘭做為獻祭，讓士兵吃了，化解一場士氣危機。

在寮境這場慘敗過後不久，亞伯拉姆斯到西貢郊外越南國家公墓出席一項紀念儀式。但在儀式結束時，貴賓、儀仗隊伍紛紛離去，他的直升機座機卻還沒回來。最後，公墓裡只剩下將軍與他的保鑣不耐煩地等著。隨即，將軍見到一名南越軍士官朝公墓走來，旁邊還跟著他的妻子與孩子：「她懷孕了，他們有三個幼兒，他手中抱著其中一個……那可是一段很長的路。我還看到一個小男孩，他帶著一個大袋子，一個塑膠袋，一堆香燭從袋子頂上穿了出來，我猜袋子裡裝的是午餐之類的東西。大概……是為他們的親戚準備的。」像許多戰士一樣，亞伯拉姆斯有時也多愁善感、情緒激動。這時的他就非常感慨：「我們總說『亞洲人……不珍惜生命』什麼的──那根本是胡扯。我認為他們對生命的感覺就像我們一樣。」

第23章附帶損害

Collateral Damage

◎瑪麗安

由於不滿的情緒、種族傾軋、毒品氾濫，以及對這場戰爭的厭倦，許多美國陸軍與陸戰隊單位戰力大幅萎縮。軍中開始流傳一種說法，不想打這場戰爭的人就有權退出這場戰爭。三月間，溪山附近有五十三名陸戰隊員不肯戰鬥，結果沒有受到懲處；火力支援基地佩斯（Pace）的士兵抗命不肯執行巡邏任務。類似事件不斷流傳，打擊了更多美軍單位的士氣。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七到二十八日夜發生在火力支援基地瑪麗安（Mary Ann）的事件是一個極端例證。在那次事件中，駐在基地的人──他們幾乎不能算是「守軍」──死了三十人，八十二人受傷。以第一名指揮官的妹妹命名的瑪麗安，建在廣定（Quang Tin）省一座不毛山丘上，距寮國邊界三十英里。就像一般美軍火力支援基地一樣，它是一處用許多貨櫃與沙包堆砌、圍以鐵刺網、滿布天線的小鎮。駐守瑪麗安的部隊是美軍第二十三步兵師第四十六團第一營C連。二十三步兵師因一九六八年美萊村屠殺事件而惡名昭彰，它的威廉．卡利中尉不久以前才因參與事件而判刑。C連官兵對他們駐守基地的任務不是很在意，因為根據計畫，他們不出幾周就要將瑪麗安移交給南越軍，而且基地的大砲已經轉交到南越軍手中。

一等兵艾德．福洛斯（Ed Voros）說，「這場戰爭已經不再有任何意義，我們都認為它是狗屎……我們只是身在戰地，基本上只求保命，以及保住同袍的命，如此而已。」一等兵詹姆斯．克里文（James Creaven）也有同感：「我們不是傻瓜，我們知道我們正在撤軍，也知道南越共和軍不願打他們自己的戰爭。既然他們就連你遠道而來都不歡迎，為什麼還要冒生命危險去救他們？只有職業軍官願意到越南。任何躍躍欲試，擺出一幅想殺越共模樣的人都非常可疑。」在離開基地出巡邏任務時，克里文與他的同伴就算見到敵人也視而不見，但求相安無事：「那些人對我毫髮未傷，我又何必傷他們？」

第四十六團第一營的軍紀比其他許多單位略遜一籌，拒絕戰鬥的事件層出不窮，有一次一整連官兵集體拒戰。在附近一個南越軍單位擔任顧問的布萊恩．馬格拉斯（Brian Magrath）中尉，在有關瑪麗安基地的無線電對話中聽到「巡邏隊不肯前往某些似乎特別危險的地區」。當時有傳聞說，橇開克雷莫雷背蓋吃裡面的C-4塑膠炸藥能讓人像嗑藥一樣飄飄欲仙。第四十六團第一營就有一個人聽信這傳聞照做而送命，另三人還險些學樣。保羅．史匹柏（Paul Spilberg）上尉在家信中談到第四十六團第一營的一個連：「這個連實在是一團糟……士兵們圍坐著看報紙、玩牌……大多數官兵連武器都懶得帶。」一般認為史匹柏是一名有幹勁的優秀職業軍官，但他手下的一名排長說，「史匹柏總是指責我們這些排長在士兵面前當好好先生，但如果我真的板起臉來要那些士兵聽命行事，我很可能遭到碎彈攻擊。」

高級軍官會說，瑪麗安基地事件代表領導的失敗──事實上，事件發生後，他們確實也這麼說了。但問題是，第四十六團第一營營長，三十九歲矮壯的愛爾蘭裔美國人比爾．道爾（Bill Doyle）中校，是一位勇猛得幾近莽撞的角色。他是以身作則的信徒，面對敵軍常走在最前線用隨身武器開火。他在他的作戰中心外豎了一塊牌子，寫道：「強大、勇猛、用專業手段殺敵」，牌子頂端架著一個水牛頭骨與角。據說他打仗勇猛，玩起來也很瘋狂，不滿他的人因此罵他「愛說大話」。

道爾手下的軍官與士官資質良莠不齊，有人能幹，也有人無能。在二月間一場砲戰中，C連一名尉官調砲出了偏差，將砲彈打到自己的排陣地，炸死一個人。所有指揮官都面對一個基本的難題：究竟能對部屬做多大要求，而不招來部屬的碎彈攻擊？甚至「集體拒戰」（說白了，就是叛變，不過軍中忌諱使用叛變這個詞）？軍官們每天都得為部下願意或不願意出什麼任務的問題傷神。第四十六團第一營D連有一次開出條件說，除非上級提供偵察犬、眼鏡蛇武裝直升機與一架盤旋空中待命的醫護直升機，否則他們拒出掃蕩任務，之後經道爾苦口婆心力勸，D連官兵才勉強出勤。

那次事件過後一個月，在三月二十七日沒有月光的夜晚，道爾中校在瑪麗安作戰指揮中心沉睡，史匹柏上尉也在附近另一據點休息。負責防務的是C連連長理查．奈特（Richard Knight）上尉。戴眼鏡的奈特二十四歲，父親是佛羅里達州一家餐館的老闆。奈特在大學輟學後投軍，曾在一九六八年服役越南期間受重傷，這是他第二次服役越南。但他既無意也無力讓部下官兵守好長五百碼、寬兩百碼的陣地周邊，保衛所有二十二個據點；他無力讓部下重設絆索照明彈與克雷莫雷；無力讓部下樹立新鐵刺網；無力讓部下保持警醒；也無力讓他們不酗酒、不抽大麻。瑪麗安火力支援基地包括軍官、無線電作業員、迫擊砲組、砲手、步槍兵、廚子與雜役等，總計有兩百三十一名美軍與二十一名南越軍人員。

根據規定，每四人就有一人必須保持警戒。但瑪麗安基地從未遭遇攻擊，負責周邊警戒的人早已戒心盡失，不是在睡覺，就是在玩牌，或醉酒、抽大麻──他們吸毒的狀況如何或有爭議，但酗酒情況極為嚴重毫無疑問。奈特把督導責任交給手下排長與士官，但他們似乎都懶得管事。到了凌晨兩點，像每天夜晚一樣，一座架設在吉普車上的二十三英寸探照燈朝基地鐵刺網外開闊空間來回照射。經過二十分鐘照射，眼見沒有異樣，操作探照燈的人員關了發電機，回到他們的據點休息。

大約就在這段日子，一名「起義」的前共軍爆破兵，在另一座火力支援基地向美軍軍官示範爆破兵如何突破基地周邊層層密密的鐵刺網。亞伯拉姆斯說，「這顯然是一個非常駭人的經驗。美軍軍官們眼見那個小個子在那鐵刺網陣地中穿梭來去，如入無人之境，而且一點聲音也沒有。」三月二十八日凌晨兩點四十分，同樣但規模大得多的情景，在瑪麗安基地防禦周邊上演，只不過這次是玩真的：約五十名爆破兵僅穿綠色短褲，身體、臉孔用油脂與煤灰染黑，發動一次計畫精密的攻擊。他們從西南方過來匍匐潛行，先在外圍雙層六角鐵刺網防線剪開四個大洞，然後進入兩層疏於維護的內層障礙物間，守在那裡，等候迫擊砲響聲發動攻擊。背包炸藥、手榴彈、CS煙霧彈爆炸聲夾雜著AK-47槍聲突然在黑暗中響起，美軍在睡夢中驚醒，就連企圖倉皇應戰也辦不到。奈特上尉在他的掩體內與通信班長一起遇害。北越軍衝進火力支援基地，以非常有效的手法一面開槍一面丟炸藥，兩支爆破隊趕往小丘頂端的大砲陣地。

發動這項攻擊的是北越軍四〇九爆破兵營。在發動攻擊以前，他們對這座他們根據附近一個村落命名，稱為沙杜（Xa Doc）的基地做了兩個月偵察。他們首先在夜間對基地周邊進行試探，為穿越鐵刺網的路線作準備。他們做了一個地形模型，在模型上作簡報，每個班的班長都必須從觀察哨研究他的攻擊目標。在攻擊發起日那天下午，直升機與一架L-19偵察機突然出現，加以一支美軍特戰隊在附近巡邏的相關報告，一度讓爆破兵們擔心攻擊行動可能泡湯。雖說這些警訊經證實查無實據，但在夜幕低垂後，瑪麗安基地突然亮起的探照燈仍讓他們提心吊膽了好幾分鐘。在那幾分鐘，八名共軍「矛頭小組」一動不動躺在鐵刺網障礙陣地裡，而且其中一定有人可以聽見自己饑腸轆轆的鳴響聲：這些爆破兵已經斷糧了好幾天。當天晚上，他們在吃了一餐木薯根裹腹後發動攻擊。

或許因為恐懼，或許也因為守軍以為他們面對的只是一場迫擊砲轟炸，美軍在聽到爆炸聲後採取的對策就是躲在碉堡裡。道爾中校違反旅部常規命令，沒有在作戰中心外安置警衛，進擊的爆破兵因此可以輕鬆將一包背包炸藥丟進他的指揮所，炸傷了他的腿。史匹柏上尉握著一把手槍來到指揮所，在煙霧中幾乎語不成聲地說，「長官，他們在用CS煙霧彈！」道爾中校喘著氣，怒罵了幾聲。北越軍將俘獲的CS彈裝在迫擊砲砲彈與炸藥包裡製造混亂，一方面讓美軍忙著找防護面罩。

爆破兵按照預定計畫在基地裡左衝右突，守軍卻像無頭蒼蠅一樣四處亂竄。通信設施裡面的人因設施布滿黃色煙霧，全部逃了出來。除了一個砲兵頻道作業員要求發射照明彈以外，幾乎所有無線電連繫完全中斷，但這名作業員沒有報告瑪麗安遭到地面攻擊，因此高層指揮部不了解狀況。一箱白磷手榴彈遭炸藥引爆，造成指揮中心起火。道爾仍有知覺，但有些腦震盪，或許只是受到驚嚇，尚未回過神來。在之後三十分鐘，瑪麗安的大多數守軍都躲在碉堡裡，祈求能逃過敵軍注意。拿起步槍抗敵的人寥寥無幾，所以，大多數人都沒有武裝，或充其量握著手槍而已。爆破兵只要見到美國人就用AK-47一陣亂掃。有些守軍聽到敵軍相互交談，眼看他們將手榴彈丟進碉堡，再從容將碉堡的門關上，增加爆炸效果。

有些共軍從倒臥在地美軍的手腕上剝下手錶，這些美軍有些已經死亡，有些只是裝死。一名共軍彎下腰，用英文對一名受傷的美軍說，「你還好嗎？大兵？你死了嗎，大兵？」說完還不屑地朝那名美軍身體踢了幾腳。那名美軍屏住氣，一動也不動，讓那名共軍拿走他的手錶與錢包。傑瑞．山姆斯（Jerry Sams）中尉當了一個月排長，沒有聽到一聲槍響。這天晚上，就在他忙著套上靴子時，一枚手榴彈炸瞎了他一隻眼，還讓他遍體鱗傷。他痛苦地躺在那裡，「我可以聽見他們正在殺害我的手下！」位於基地一角的一個南越軍榴彈砲連始終未發一彈。基地餐廳也為CS煙霧彈煙霧吞噬，廚子們的尖聲驚叫，在陣陣手榴彈爆炸聲中更加令人恐慌。

只有少數守軍反擊。據說，西點出身，曾是「金手套」（Golden Gloves）拳擊手，為部下士兵們不喜的貝里．麥基（Barry McGee）中尉，在徒手殺了一名爆破兵後，自己也遭槍殺。東尼．佐金森（Tony Jorgensen）用手槍射傷一名共軍，但隨即遭這名共軍丟來的手榴彈炸傷，於是他倒在地上，身上濺滿美國人與越南人的血。手榴彈爆炸讓補給士路易斯．米茲（Louis Meads）與威廉．米克（William Meek）愣在當場，但兩人隨即從瓦礫堆中探出頭來，見到兩名正在喃喃低語的敵軍。他們槍殺了這兩名敵軍。米克說，「我非常高興，因為我知道這狗娘養的沒辦法再找我麻煩了。」北越軍在描述這項行動的報告中也談到一名張姓小個子爆破兵與一名大塊頭美軍扭打在一起，美軍扼住張姓爆破兵喉頭，但後者引爆手榴彈，最終殺了這美軍。報告中還談到另一名爆破兵用一節爆破管打破一名守軍的頭。

史匹柏上尉說，在一片火光中，道爾與另兩名美軍在指揮中心操弄著那些形同廢鐵的無線電。名叫艾德．麥凱（Ed McKay）的軍官歇斯底里叫道，「我們都快要死了！」中校打了他一記耳光，厲聲斥道，「閉上你的狗嘴，中尉！」指揮中心已經熱得讓人難受：裡面的官兵設法趁暗溜到附近一處棄置了的急救站。

高層指揮部仍然搞不清瑪麗安基地的狀況。照明彈雖說也射了好幾枚，但在燃燒與彈藥引爆造成的濃煙籠罩下，基地情況渾沌不明。當史匹柏建議道爾撤出指揮中心時，負傷的道爾不同意，還對史匹柏說，「保羅，此地就是我們葬身之地。」不過就在這時，位於基地南端的指揮中心已經恢復平靜，史匹柏等軍官可以聽見只有基地北端還傳來不斷槍聲，因為共軍這時正忙著摧毀兩門一五五公厘砲，忙著射擊從砲陣地奪門逃出的砲兵。一名砲兵事後在接受陸軍調查時說，他的同袍「都嚇得六神無主，四散奔逃」。兩名醫護兵在逃命時險些被一名躺在地上、兩腿炸斷了的補給士官絆倒。

第一架美軍武裝直升機：一架裝備紅外線夜視儀的「夜鷹」（Night Hawk）休伊直升機於凌晨三點二十五分出現在瑪麗安基地上空。北越軍也在攻擊發起四十五分鐘之後的這一刻收兵。飛臨基地上空的「夜鷹」的探照燈與曳光彈還照到爆破兵穿越鐵刺網撤軍的影象。沒隔多久，一架醫護直升機降落。全身五處負傷的約翰．卡洪（John Calhoun）士官是第一批後撤的傷員。他說，「我來自鄉下，過去經常屠宰山豬。屠宰山豬時會沾上一種異味──我在後撤直升機上就聞到那種肚腸橫流的異味。那味道令人作嘔，傷兵們痛苦呻吟聲不絕於耳。」

瑪麗安基地的秩序逐漸恢復。道爾中校拖著一條打上繃帶的腿，在傷兵叢中來回穿梭，開些「價值百萬美元傷口」（如：因為有了這些傷，就可以回美國了）的小玩笑。許多地方仍在燒著，彈藥爆炸造成的火光不時打破了黑暗。一架直升機載來團長，直升機槳葉造成的熊熊火光映出團長的一臉驚惶失色。一名醫護直升機機長問是否需要屍袋，一名士兵答道，「你能找到多少就帶多少來。」有些美軍的屍體已經燒焦。五具嚴重變形的共軍屍體被丟進垃圾堆焚燒，之後負責這項行動的軍官還險遭戰罪指控。

攻擊基地的共軍奏凱撤軍，但日子更加難過：由於缺糧，他們之後四天只能在森林裡挖一些植物裹腹。他們承認在這場戰役中死了十四人，撤軍時還帶走二十一名傷員──這表示，至少少數美軍也曾有效抵抗。在道爾撤出以後，上級派遣克萊．泰特（Clyde Tate）中校進駐瑪麗安基地整頓軍紀。這位新指揮官在上任第二天就在作戰指揮中心找到威士忌，他將酒瓶當場砸爛。倖存官兵一口咬定這次事件是「外神通內鬼之作」──他們認定駐在基地的南越軍為爆破兵通風報信，南越軍駐紮區未遭攻擊就是證據。這種說法未必正確，但反映美軍與「他們的」越南盟軍之間的缺乏信任。

第二十三師的事件調查報告內容令人膽戰心驚：奉命守衛的官兵在睡覺；大多數官兵在遇襲時只想躲避藏身，不敢起而迎戰接敵。主持這項調查的將領不假辭色地指出，許多死傷「都是因為沒有做到應該做的事而淪為事件犧牲者」。他同時也承認發動攻擊的北越軍展現了勇氣與專業精神。他說，美軍「一般不願承認，在任何指定狀況下，越共、北越軍的表現就是比我們略勝一籌……這也可以理解……大多數越共、北越軍似乎……認定他們打的是一場正義之戰……但在一九七一年春的越南，一般美軍可沒有這樣的信念」。第二十三師師長詹姆斯．包文（James Baldwin）少將原本決定讓道爾繼續指揮第四十六團第一營，但西貢的亞伯拉姆斯否定了這項決定。包文本人連同第四十六團團長都遭到革職。

軍援越南指揮部在七月發表報告，認定奈特上尉「疏忽職守」，還說其他幾名關鍵人員「沒有效率」。道爾很幸運，躲過軍法審判一劫。隨著有關瑪麗安基地的事實不斷流出，美國報界也忙得不亦樂乎。不過由於適逢卡利審判結束不久，美國陸軍正極力避免宣揚家醜。魏摩蘭在華府寫道，「陸軍部長與我願竭盡全力減少陸軍自我帶來的創傷。」道爾獲准保有軍職軍銜，但不能再擔任帶兵作戰任務。他與包文的人生都因這次事件蒙羞，最後都英年早逝。之後也有人為兩人抱不平，說兩人是替罪羔羊。由於這場悲劇反映當時美軍一種制度性病症，說兩人是替罪羔羊也言之有理：在那個年代，無論哪一級指揮官，甚至只想用權威迫使部下遵守軍紀都很困難。

在與敵軍短兵相接的情況下，竟然有人意圖片面放棄戰爭──瑪麗安基地事件是這種愚行的最佳寫照。瑪麗安基地的軍官居然默許部下怠忽、甚至荒廢職守也讓人匪夷所思。由於這次事件實在太慘，許多人事後對瑪麗安基地官兵的遭遇表示同情。但從道爾中校以降，基地幾乎每一名官兵或多或少，都只能說是咎由自取。

姑不論南越軍、美國空中武力在之後作為如何，美軍地面部隊在鬥志、紀律以至於在效率上都遠遠不及他們的共產黨對手。在瑪麗安基地附近工作的美軍顧問布萊恩．華拉斯（Brian Walrath）中尉日後寫道，「依我看，在那個階段……駐守瑪麗安基地的那些軍隊與越境大多數美軍並無多大差異」。在五月二十一日發生的另一起類似事件中，共軍用十一枚一二二公厘火箭攻擊一個火砲支援基地，造成美軍三十三死二十一人受傷的慘劇。美軍死傷所以如此慘重，主要原因是當攻擊展開時，美軍都聚在餐廳用餐，攻擊展開以後，他們又都逃進一處掩體躲避，偏偏這處掩體又遭火箭擊個正著。

亞伯拉姆斯非常憤怒，因為這個單位事先已經接獲即將遭到攻擊的警告。他說，「你不能拿情報警告這種東西開玩笑，你這麼作是拿部屬的性命開玩笑。」同樣悲劇也在英吉利登陸區（LZ English）重演：當敵軍發動攻擊時，美軍官兵正在那裡打排球，還集合準備看一場電影。亞伯拉姆斯氣急敗壞地叫道，「那是不及格，是指揮的不及格。他們已經獲得情報……我真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他們想的是回家：在瑪麗安基地遇襲事件過後一個月，美軍撤出那座山頭，永遠不再回來。一九七一年聖誕節那天，鮑伯．霍伯在為越戰美軍舉行的年度勞軍秀中遭在場美軍喝倒彩。

◎「替罪羊」

美軍高級將領已經知道就算地面戰鬥繼續打下去，美軍地面部隊也不再扮演重要角色。福瑞德．韋恩在一九七一年五月說：「我們的空中武力將成為維繫所有這一切的力量……現在全靠空軍把敵人擋在牆外。若不是空中武力，我們的情勢會非常危急，但華府那些人仍不斷叫囂，打擊我們的空軍。」韋恩指的是，國會正透過裁減經費的方式，不斷運用政治壓力，迫使美國裁減駐在越南的地面部隊與空中武力。在美軍不斷撤軍的情況下，空中武力成了尼克森與季辛吉仍然可以運用的主要武器。在一九六九年三月與一九七〇年五月間，總統親自下令對高棉境內目標進行了四千三百零八架次B-52攻擊，而這些行動就連空軍參謀長約翰．雷恩（John Ryan）也蒙在鼓裡。在出飛越高棉與寮國的任務以前，領航員必須簽一紙保密同意書：由於河內否認派軍進駐這兩個國家，北越領導人很難利用美軍在當地的行動搞宣傳。美軍戰略空軍指揮部備有兩套行動結束後報告，一套僅供極少數人士參閱，載明真正攻擊目標；另一套記錄南越境內的虛構目標。

但尼克森當局另有一項對當年美軍作戰影響至大卻鮮為人知的謊言，從一九六九年以降，尼克森要求空軍指揮官們盡一切力量狠狠打擊北越。他當時對軍方很不滿，經常抱怨軍方過於膽怯。但基於國內理由，政府又不願升高「交戰規則」（Rules of Engagement, RoE），因為這樣做必然招來國會與媒體撻伐之聲。在一九七一年最後幾個月，尼克森親自授權對非軍事區以北的裝甲車與車輛集結區發動反復攻擊。由於北越當時正在集結部隊，準備發動春季攻勢，美軍這些攻擊絕對有理，但它們違反了交戰規則。那年十一月，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湯瑪斯．穆爾告訴駐西貢的空軍第七軍軍長傑克．拉維爾（Jack Lavelle）中將，要他派偵察機飛越北越洞海空軍基地，因為這樣做必然招來北越砲火，讓美軍找到轟炸的藉口。後來所謂「拉維爾醜聞」（Lavelle Scandal）的一個中心議題就此出現。根據一九六八年以來的交戰規則，美軍飛機只有在遭到北越境內高砲與飛彈陣地開火以後，或北越境內雷達設施已經導引米格-21攻擊美機時，才能對這些陣地與米格-21發動攻擊。這些交戰限制儘管荒謬，但它們反映了當年許多國會議員竭盡全力結束這場戰爭的心態。

美軍交戰規則也容許某些自由裁量──舉例說，在遭雷達鎖定以後，美機可以不等敵飛彈發射升空，逕行對雷達站發動攻擊。但自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起，共產黨開始在雷達鎖定的同時發射SAM地對空飛彈，讓美機飛行員得不到飛彈來襲的預警。究竟在什麼情況下，才能對可能擊落美機的敵軍飛彈陣地發動先制攻擊，讓美軍飛行員與指揮官越來越困擾。白宮的意圖非常明確：尼克森要狠狠打擊北越。部分由於雲層濃密影響所及，雷達轟炸精準度往往不佳，尼克森不斷埋怨空軍，說空軍沒有盡力。一九七一年十二月，雷恩將軍往訪泰國視察烏隆（Udorn）基地，對機組人員說，他對他們「丟人的表現」非常失望。但當國防部長賴德訪問西貢，拉維爾中將要求開放交戰規則限制時，賴德拒絕了他的要求。賴德當時對拉維爾說，第七軍「應該盡可能運用我們既有的授權，他會在華府支持我們」。但一個月以後，不在白宮決策圈的賴德又變了卦，說，只有當雷達設施控制「已經升空、而且有敵意」的米格機時，美機才能攻擊這些設施。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穆爾上將告訴尼克森，他已經指示身為拉維爾頂頭上司的亞伯拉姆斯，「加強他的機場偵察作業，確使這些偵察機都有轟炸機提供強大後援，如果這些偵察機像過去屢屢發生的情況一樣遭敵人攻擊，他就可以攻擊機場，我們就這樣進行了一連串這類行動，長官」。尼克森答道，「我只要求做到一件事，就是用非常、非常廣義的方式解釋交戰規則。」第二天，尼克森為正在華府述職的大使艾斯華．邦克做簡報。他對邦克說，邦克必須告訴亞伯拉姆斯「他可以攻擊SAM飛彈基地。不過要設法不聲張……但如果事情一旦鬧出來……他可以說那是一種『保護性反擊』。」

但這類行動現在引發巨型爭議。身為二次大戰王牌戰鬥機飛行員的拉維爾確實下令發動了幾次「保護性反擊」，當發動這些反擊的機組在事後表示敵人當時沒有反應時，空軍當局警告這些機組，要他們不得在電腦化的OPREP-4行動後報告中承認這件事。事隔一個月，在烏隆空軍基地服役的情報士官隆尼．富蘭克斯（Lonnie Franks）寫信給反戰參議員哈洛．休斯（Harold Hughes），說機組人員為了讓轟炸合理化，在行動後報告中做假。事情隨即爆發，一直與拉維爾不合的雷恩派遣空軍檢察長路易斯．威爾森（Louis Wilson）到西貢，調查這些指控。威爾森根據一些極其可疑的證據提出報告，說第七空軍軍軍長拉維爾下令進行顯然有違交戰規則的任務。拉維爾立即被召回華府，根據「健康理由」以兩顆星少將身分從空軍退役。

在這個階段，尼克森對這事並不知情。但他與新任第七軍軍長約翰．瓦特（John Vogt）中將會了一面，季辛吉也在場。尼克森在會中告訴瓦特，他希望空軍的表現能比過去更積極。瓦特後來說，尼克森在這次會面中「眼神顯得很迫切」。不久媒體在頭版刊出拉維爾被罷黜的消息。社論作者指責拉維爾，說拉維爾搞「私人空戰」，說他不聽上司命令，要飛行員與部下指揮官投入「一場大陰謀」。六月十四日，在與季辛吉與國務卿羅傑斯的會議中，尼克森第一次注意到拉維爾的事。「這究竟怎麼回事？……誰是拉維爾？他是不是替罪羊？如果是……很不好。」季辛吉與羅傑斯向尼克森解釋富蘭克斯那封信以及之後引發的事。在當天稍後另一次會議中，季辛吉說，「拉維爾的事件就在於，他有理由相信我們要他採取激進步驟。」尼克森答道，「沒錯，沒錯。」季辛吉說，「隨即，賴德突然間就像牆倒磚塌一般向他發難。」尼克森說，「我不希望一個人因為做他認為應該做的事而遭迫害。」季辛吉開始數落軍方，「他們都像耗子一樣，相互爭權奪勢。」尼克森表示同感，說，「我們能不能採取行動制止這件事？」這時，無情的政治主宰一切。季辛吉說，「我想這件事會不了了之，我想我們應該不動聲色，就說……就說我們已經採取匡正步驟就行了。」尼克森又長嘆一口氣說，「這事真的很丟臉。亨利，這對那人的名譽打擊太大了。」拉維爾的職涯就此斷送。

季辛吉說軍方「都像耗子一樣，相互爭權奪勢」，這話說得不錯：穆爾於一九七二年九月在參議院一個委員會中作證撒謊，說他從未要求部屬對北越發動保護性反擊。亞伯拉姆斯也在同一聽證會中說，拉維爾「違反了交戰規則，而我認為規則與政策略有不同」。亞伯拉姆斯的這番模稜兩可，突顯這場戰爭已經形同錯綜複雜的大騙局。拉維爾為了遂行總司令的願望而遭罷黜，卻遭他的長官穆爾與雷恩落井下石，套用尼克森的話，成了穆爾與雷恩的替罪羊。美國空軍奉命遵守的交戰規則既荒謬又偽善，無論對有意向北越發動空戰、或對無意這麼作的美國人而言，合理的選擇只有一個。但越來越荒腔走板的華府決策世界已經既無理性、也沒有誠實可言。

◎「我們回家吧」

在潰瘍、肺炎、高血壓與酗酒的折磨下，亞伯拉姆斯日趨憔悴。姑且不論白宮對他信心盡失，單憑這些理由，他仍能保住駐越美軍司令的職位已經令人稱奇。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早晨，就在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動身展開新一輪秘密談判前，尼克森與季辛吉有一段非常發人深省的對話。季辛吉告訴尼克森，說他打算如何如何在下一次總統大選前即時達成協議，「讓我們度過一九七二這一關，對這一關，我可是一直非常記掛在心的，總統先生。」

尼克森：「是的。」

季辛吉：「如果可以，從一九七二年十月起，我們就可以在全國各地到處宣揚，說我們想打贏這場戰爭，而民主黨想把勝利拱手讓給共產黨……」

尼克森：「當然啦，這樣好。」

季辛吉：「這樣一來，我們就能穩操勝券。」

季辛吉毫無顧忌地談到西貢的命運：「如果最後勝利一定是共產黨的，與其讓戰爭不斷拖延下去，不如讓它在你第二任任期的最初六個月內結束。」

尼克森：「當然。」

季辛吉：「我對這件事一直非常冷血。」

尼克森：「我知道我們要的究竟是什麼。」

《紐約時報》自六月十三日起，開始刊登後來所謂「五角大廈文件」，這是羅伯．麥納瑪拉五年前撰寫的一份極機密報告，報告中毫無遮掩、坦然記錄了導致美國捲入越戰的種種欺瞞與誤判。美國政府一開始把怒氣都發在洩漏這份機密文件的丹尼爾．艾斯柏格身上，雖說如此，但這次洩密事件使美國人民更加深信美國根本不應捲入越戰，應該盡可能早日脫身。

亞歷山大．海格說，情勢明顯，美國必須接受西貢出現一個包括共產黨參政的聯合政府。不過對河內來說，這樣的讓步遠遠不夠：他們堅持阮文紹總統必須去職，而且毫無商量妥協餘地，讓談判陷於僵局。國務院於是一百八十度扭轉十年來的政策，呼籲這位南越總統向共產黨伸出雙手。尼克森在七月間告訴季辛吉：「他們知道已經抓住我們要害了。」到一九七一年年底，尼克森與季辛吉都已經準備接受停火，不再堅持北越軍必須撤離南越。

尼克森總統任期內最重要、無疑也最具有想像力的成就──人們往往忘了，尼克森確實也有一些成就──就是與中國的和解。生活在二十一世紀今天的人，很難想像當年美國政府得跨越多大政治、道德與戰略距離，才能與一個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保守派心目中的「邪惡搖籃」建立實事求是的和解關係。在思考透過東歐向北京接洽之初，尼克森與季辛吉有兩個目標，首先是建立對話，加深共產黨陣營內部分裂，孤立蘇聯；第二個更重要的目標是推動越南問題和平解決。尼克森政府仍然相信一旦中國與蘇聯縮手，河內縱想繼續再戰也力不從心。

兩人的想法就狹義而言沒錯，但他們低估了莫斯科面對的強大的意識形態壓力。蘇聯必須支持北越，如果在黎筍英雄式革命的緊要關頭背棄黎筍，蘇聯在社會主義世界的名譽會一敗塗地，莫斯科不可能這麼作。特別是季辛吉，這時已經將可以接受的和平協議條件壓得很低。在一九七一年七月第一次飛往北京、秘密會見中國總理周恩來的飛機上，季辛吉在記事簿上寫道，「我們要一個體面的間隔。」他的意思是，在越南落入共產黨手中以前，美國需要有時間從容、體面的撤軍。那年十月，在第二次公諸於世的北京會談中，季辛吉重申這項要求。這第二次會談震驚了世界，也讓河內提高警覺。從那以後，無論南越、北越都面對一項新困境：中國與美國統治者關心的，顯然只是發展兩國雙邊關係，而不是河內或西貢的命運。季辛吉的北京行不能加速越南和平進程，但成了謀和外交進程的一項重要因素。

南越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舉行它最後一次總統選舉，讓華府難堪、全球恥笑的是，阮文紹是這次選舉唯一候選人，副總統阮高祺與楊文明都退出競選：在這種情況下，還想將越戰描繪成一場爭民主的聖戰就更加難上加難了。但許多決策人仍不肯認敗服輸，仍不信美軍將撤出越南。尼爾．席漢擔憂地說，「美國人永遠也不會有他們必須走的念頭。」湯姆．波加（Tom Polgar）在即將飛往西貢出任中情局西貢站站長時告訴國防部長賴德，說他不放心他在西貢家屬的安全。賴德說，「啊，不必擔心。就像當年在德國一樣，我們在越南會駐軍三十年。」但美軍撤軍腳步繼續不斷加快，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持續擴增。當第一七三空降旅撤出平定省時，綏靖作業瓦解，共產黨取得政治主控權。七月間，CORDS與鳳凰計畫老闆柯比離開越南。到那年年底，儘管仍有十七萬五千名美軍駐越，但他們大多擔任輔助性任務：只有兩個戰鬥師仍然留駐，而且其中一個是預備師。

就算是相對軍心較穩定的澳洲派遣軍，羅伯．富蘭克林在一九七一年役期最後幾個月時也不禁心想，「我終於可以脫身了。」富蘭克林對共軍非常敬佩，認為他們是「非常資深的軍人」，一方面他也衷心盼望不要在這時戰死。「他們稱這些任務是『搜索與摧毀』，但到那時，我覺得它比較像是『搜索與躲避』。你可以看得出來，這事情完全結束了。」有一天，富蘭克林帶著一個步兵排，追逐兩名越共一路追進一處橡樹園。當時日頭西沉，天色漸晚，富蘭克林示意休兵，他的班長亞瑟．法蘭西斯（Arthur Francis）問道，「我們為什麼停下來，老闆？」富蘭克林答道，「這些老共也跑了這麼遠了。放他們一馬。我們回家吧。」

第24章最大的戰役

The Biggest Battle

◎黎筍的軍隊

許多有關越戰的史書，將一九六八年春節後發生的事稱為「後續」發展，因為在那年春節過後，美國開始逐漸撤離越南，南越的敗亡已是在劫難逃。這種說法或許屬實，但龐大的事實不容忽視：一九七二年見證了整個越戰史上最大規模的戰鬥──雙方都全力投入，都傷亡慘重，衝突規模之大，足令一九六八年那些衝突相形見拙。同時也就在一九七二年，全球最大的幾個國家舉行歷史性的高峰會；巴黎和談陷入僵局，幕後勾心鬥角、爭執不斷；尼克森則當選連任。

黎筍或在沿海的涂山（Do Son），或在河內泉邦賓館（Quang Ba Guest House）思考他的軍國大計。一九七一年秋，經過在這兩處地點的盤桓，他達成一項重要決定：北越軍要發動一項傳統攻勢，向全世界證明越戰越南化的失敗。這項決定遭到黨內一些人反對，認為美國空中武力太強，發動傳統戰會敗得很慘。但黎筍不為所動，他認為北越在與美國打一場意志戰，暴露西貢政權的軟弱就能加強河內的籌碼，或許還能造成阮文紹的垮台。至於在美國撤軍已成定局的今天，發動這場攻勢，造成本國軍隊數以萬計傷亡是否值得的問題，他絲毫不在意。如果說美軍將領喜歡標榜自己的凶狠，北越領導層的心狠手辣也毫不遜色。

北越籌畫的這項代號「阮惠」（Nguyen Hue，十八世紀的一名越南統治者，曾經擊敗中國人）的行動，預計動用十個師，由於規模過大，動員準備工作難以隱藏，美方事先獲得極明確的預警。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一次簡報過後，亞伯拉姆斯說，敵人顯然「在搞著些什麼，跡象一籮筐……我只是不喜歡這氣味」。他在十天後的另一次會議中說，「我們不知道何時或在何地……只知道敵人已經決定一旦時機妥當……他願意把一切軍力全部投入」──亞伯拉姆斯的意思是，除了兩師正規軍以外，河內將把全部武力完全投入。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日，軍援越南指揮部在一次簡報會中告訴與會指揮官：「毫無疑問，這將是一場大規模攻勢，主攻目標可望是中央高地與廣治省北部。」兩天後，簡報官指出，「自一九六五年來，我們首次面對主要必須藉由南越資源擊敗敵軍大規模攻勢的情勢。」他達成結論說，「沒有人能夠擁有他想擁有的一切資源。」這話引來在場指揮官們一陣大笑，笑聲既充滿無奈，也帶著理解。

亞伯拉姆斯也在二月二日說，「好戲上場了！序幕已經拉開，我們上台了。」在為一個到訪的南韓代表團做的簡報中，他精準預測北越的目標是「打擊整個越戰全局最弱的一環，也就是美國人民的意志……如果他們能占領濱黑（Ben Het）或崑嵩市，哪怕僅占領一星期……並威脅廣治，媒體會說越戰越南化已經失敗，少數仍然支持繼續經援的國會議員會因此信心盡失。」由於以上這些記錄，北越軍發動攻擊，而且大體上竟能達到奇襲效果，令人格外震驚。部分原因是亞伯拉姆斯原以為北越軍這項攻勢將在春節發動；之後春節過去，北越軍並無動靜，媒體開始嘲諷他只會喊狼來了。此外，華府沒有一個人願意聽到這樣的警告。特別是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更似乎充滿信心，認定他能在巴黎制服共產黨，一心一意想的都是其他地緣戰略議題。

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森展開他的歷史性中國之行，為他本人與他的行程代理人季辛吉帶來一場勝利：儘管訪問中國是尼克森的主意，但季辛吉因此成了《時代》雜誌封面人物。美、中雙方相當坦誠交換了意見，同意在台灣問題上各行其是。尼克森明白表示美國決心撤出越南，而且不在乎越南在美軍撤出以後會像什麼樣子，但他要求，在美軍撤出以後以及在共產黨接管以前，必須有一段「合理的間隔」、「充分的間隔」、「時間的間隔」──季辛吉在幾次與周恩來的會談中使用了所有這三個詞。中方表示他們願意結束孤立鎖國政策──事實證明果然如此──與美方建立一種新工作關係，並且準備為達到這個目標而付出一些政治犧牲。但他們不會因此切斷對河內的援助，尼克森與季辛吉如果認為中國人可能這麼做，就太一廂情願了。尼克森此行雖說讓他在媒體上出盡鋒頭，但他為越南謀和的重要意圖沒有如願。

無論怎麼說，尼克森信心十足返回美國，認定中國十年來的介入既已終結，他可以幾乎對北越為所欲為。自此以後，在訂定印度支那政策時，他可以只考慮美國人民透過國會表達的心聲，不必擔心中國或蘇聯掣肘。這場戰略均勢的轉變讓黎筍與他在河內的同志憤怒異常，認定毛澤東出賣了他們，認定毛澤東只要向尼克森提出警告，就能讓北越免於又一場轟炸洗禮。一名資深共幹說，毛澤東會見尼克森等於「丟一個救生筏給一名即將溺死的海盜」。儘管中國軍援仍然如潮如湧流向北越，但河內仍然抱怨不已。

自一九六八年起，美方代表團先後在哈里曼、洛奇與大衛．布魯斯（David Bruce）領軍下，繼續在巴黎與北越進行空洞的正式會談。曾在美國代表團擔任軍事顧問的福瑞德．韋恩事後憶道，「這些共產黨是死對頭，根本一步也不退讓。只要阮氏清平在場，你會感受到她一身充滿仇恨。」但唯一真正重要的，是那些不時在法國共產黨擁有的一棟粉白灰泥別墅舉行的秘密會談，談判雙方是季辛吉與北越的黎德壽。和談一直沒有進展是因為河內堅持阮文紹下台，美國則要求北越軍撤出南越──不過自一九七一年夏以降，美方已經心知肚明，他們在這個議題上，充其量只能獲得北越的撤軍姿態而已。在大選年期間，尼克森為顯示自己決不投降，一再強調「我們不能打輸這場戰爭」。他原本有意在美國大選很早以前就將美軍全數撤回，但遭季辛吉勸阻，季辛吉堅持即使在大選過後，部分美軍仍應繼續留駐越南。有趣的是，在白宮錄音帶上錄下的許多尼克森-季辛吉對話中，身為國家安全顧問的季辛吉，對一九七二年總統大選重要性的強調，似乎猶重於身為總統的尼克森本人，而且季辛吉對尼克森的拍馬逢迎，或許就連法王路易十四聽在耳裡也會感到肉麻。尼克森有一次說，「我或許是自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以來最強硬的白宮主人了。」季辛吉答道：「毫無疑問。」

尼克森認為空中轟炸是向北越施壓的好辦法，因為他在仔細研究民調後發現，美國民眾不喜歡使用美軍地面部隊，但對空襲情有獨鍾，甚至對空襲的作法讚譽有加。到一九七二年後期，尼克森所以決定加強轟炸北越，究竟有多少出於外交必要，有多少出於嶄露個人強勢的狂妄決心已經引人爭議。美國在巴黎和談過程中的立場變化，繼續成為學者們激辯的主題。但誰是誰非似乎也不必非得爭個水落石出，因為關鍵事實很明顯，而這些事實已經不容否認：美國人民決心退出越南；他們現在唯一關心的，只是陷在共產黨手中的那些美軍戰俘的命運。許多人為戰俘問題爭得面紅耳赤，其實沒有必要，因為情勢已經明顯，一旦最後一名美軍撤出，河內就會交還戰俘。B-52砲手傑克．考特爾（Jack Cortel）寫道，「現在唯一讓我們有使命感的事，就是把我們的戰俘弄回來。」

另一方面，南越的作戰意志以及南越軍為西貢政權奮戰的熱忱現在已經薄弱。南越軍少校阮公倫與同事們討論南越的一百多名將領，達成結論說，大約其中二十人有才幹、有品德，十人是貪腐無能、無可救藥的傢伙。在與美國人討論如何提升南越軍士氣時，吳祝（Ngo Dzu，譯音）將軍建議恢復法軍當年的活動野戰妓院系統。一名年輕的南越軍軍官寫信給一名英國記者，說他與他最親密的友人都在西貢軍非戰鬥部門工作，「因此我們不必被迫殺人，這讓我們非常開心。」

一旦美軍撤離，南越軍生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無論季辛吉或尼克森對這一點都不抱幻想。他們只想用一年半到兩年時間，裝模作樣地為越南前途謀福。特別是季辛吉，對待中國與俄國等美國敵人的態度，遠較對待他的南越友人誠實得多。為兩人辯解的人說，越戰不是兩人造成的，但事到如今，為了讓美國從這場戰爭中脫身，兩人身負重責大任，也只能盡可能打好這一手必輸的爛牌而已。至少這種說法的第一部分正確。歷史對兩人的指控不是他們挑起越戰，而是他們為黨派利益而隱瞞美國選民，不讓選民知道越戰遲早必敗的事實，坐視這場戰爭憑白打了許多年。

一九七二年初，華特．布莫少校在廣治省沙吉火力基地擔任一個南越軍陸戰隊營的顧問。在從馬里蘭州貝賽達（Bethesda）家鄉啟程以前，他的妻子阿黛（Adele）不解問道，「我不了解你為什麼要上越南。」布莫當時回道，「我是軍人，這是軍人做的事。」但在抵達越南以後，由於太多美軍已經撤離，蜆港一片荒涼，各處設施的殘破與凋零讓他震驚。在進入南越軍陸戰隊營以後，他發現前任顧問行事乖戾，惹得越南人痛恨不已，他花了好一陣子才讓部隊官兵改善對他的印象。軍官與士兵之間的隔閡令布莫十分擔心：「營長少校用大棍子執行軍紀，我發現，一旦我們捲入麻煩，這會是個問題。我很寂寞──看很多書，做許多鍛鍊。與他們在一起讓我感到不安，他們似乎都疲倦了，沒有人想戰鬥。」北越軍發動這項攻勢以前，在布莫建議下，這個陸戰隊營實施了幾次深入敵境的巡邏，但在一次這樣的巡邏引發一場槍戰之後，營長不肯再派部下出巡。布莫說，「我們必須不斷出巡，打斷他們的擴張。」但營長聳聳肩說，「我們沒這個實力。」布莫並不認為南越軍是懦夫，「但他們都有一種心態，不願冒任何不必要的險。」但現在，可怕的危機已經迫在眼前，南越的百萬大軍就算想逃也逃不了。

◎風暴來襲

葛瑞．特里中校在廣治省第三師總部進行探訪，原定於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飛回西貢，但他的直升機延誤。第二天中午「天下大亂」了，共產黨破壞了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碩果僅存的最後一些協議，派遣戰車衝過非軍事區南下，並從西方發動攻擊，達成奇襲效果。北部火力基地遭北越軍重砲猛轟，很快搖搖欲墜。北越軍參謀長文進勇在中央高地發動大規模攻擊，並攻擊位於西貢北方僅僅六十英里的春祿，同時越共與北越軍也在湄公河三角洲製造進一步混亂。讓美國人與南越震驚的，不僅是北越這項攻勢的規模，還有北越軍使用的蘇聯與中共造的新武器：六百輛輕型與重型戰車；尖端科技的SA-7「箭」（Strela）肩射型防空飛彈；包括線導「火泥箱」（Sagger）在內的反戰車飛彈。數以千計北越人員在主要是東歐國家的海外地區受過使用這種反戰車飛彈的訓練。

在南越北部地區，第一軍軍長黃春林不承認敵軍這項攻勢有多強，高文員在新山一說，「黃春林從來報喜不報憂」。美國大使艾斯華．邦克已經離開西貢返美度復活節。亞伯拉姆斯當時與妻子在曼谷，正在辦理皈依天主教的事，所以由副手福瑞德．韋恩暫時代理軍援越南指揮部指揮權。韋恩也設法淡化恐慌，但「在這個案例中，無論你怎麼形容它，它是一場人海攻勢，因為一波波人潮不斷湧入你的陣地」。共產黨刻意選定廣治的季風季節發動這場攻勢，特別在攻勢發動最初幾天，濃雲低垂，讓美國難以施展空中武力。

四月二日，復活節周日一早，共軍戰車往南，朝跨越瓜越河的東河鐵橋直奔而來。九點十五分，葛瑞．特里發現他所屬的第三師正在潰退，他的美軍上司已經隨越南裔師長逃之夭夭，自己現在是第三師首席顧問。特里描述當時情景如下：「南越軍參謀官與他們的士兵一言不發站起身，拿了私人物品就離開碉堡，官階最高的首先開溜。無線電就開著，無人搭理；地圖與機密文件就丟在原地。秩序已經解體，士氣完全潰散，官兵們只是一窩蜂跑向最近的車輛。許多美軍抱著收音機與音響，驚惶失色奔往登陸區。那真是黑暗、悲哀的一天。」

特里不得不當面下令一名本想逃逸的美軍軍官留下來──而且之後還兩次重覆這道命令。特里本人心想：天候狀況對我們不利，南越軍步兵正在潰散，他們的砲兵不會反擊，戰車正朝我們直直逼近。當他的直屬上司下令由他接掌第三師指揮部時，特里為求謹慎而要求那名上校顧問寫下命令，並附上社會安全號碼做為證據──還好他採取了這一步防範措施，因為亞伯拉姆斯在返抵西貢，接獲從北部傳來的噩耗時，氣得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亞伯拉姆斯接獲報告說，「廣治戰鬥基地的一名陸戰隊中校顧問說，情勢非常危急」，這名陸戰隊中校就是特里。但特里的上司、蜆港的福瑞德．克羅森（Fred Kroesen）少將卻說特里慌了手腳，謊報軍情。

亞伯拉姆斯氣得暴跳如雷：「我的印象是一大堆人都在那裡吸大麻……我不知道究竟該怎麼弄，但……我要這些亂糟糟的狗屁都給我結束了！」只不過能不能止住這些「狗屁」現在得看北越的臉色，而且事情才剛開始而已。北部地區的南越共和軍領導系統已經崩潰。特里說，「關鍵議題總不外一個：誰在負責？我們忙了六年，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指揮權不統一。在北部地區，在我們撤出七萬名美軍後，南越一直沒能填補我們留下的空缺。」

當一架EB-66被擊落，機上飛行員在非軍事區內發出求救訊號後，美軍地面部隊與空軍之間出現一場激爭。空軍當局為拯救這名飛行員而大舉動員，並且在這名飛行員疑似墜落位置方圓十五英里地區──包括北越軍縱隊洶湧南進使用的走廊──頒布禁止砲擊令。空中支援顧問大衛．布魯克班（David Brookbank）少校在一篇火藥味十足的行動結束後報告中說，「這道禁令給了敵軍一個戰史上前所未見的大好機會，讓敵軍肆意前進。」在兩架固定翼搜索機與一架「歡樂綠巨人」直升機遭共軍飛彈擊落後，南越海豹特戰隊員與他們的美國海軍顧問終於在四月十二日找回這名失蹤的飛行員。儘管這時越南境內仍然駐有七萬美軍，但其中只有六千人是戰鬥部隊，現在戰場情勢得由南越軍與他們的顧問來決定，而且最主要的是靠空中武力來決定。

常說，死戰不退的直升機機組是駐越美軍與陸戰隊的唯一制式武力。這場一九七二年之戰出了許多了不起的英雄，其中不乏冒著奇險拯救顧問脫困的美軍飛行員。一架休伊在兩架眼鏡蛇護送下，從緊鄰非軍事區南方的「艾爾發二號」（Alpha 2）掩體救出一支五人前進觀察小組。這架休伊直升機在敵軍砲火下降落，喬．艾森斯坦（Joel Eisenstein）中尉衝到三十碼外的艾爾發二號，發現戴夫．布魯格曼（Dave Bruggeman）中尉的頭部被彈片擊成重傷──布魯格曼早先將他的頭盔交給一名因頭盔被偷而恐懼不已的越南陸戰隊員。艾森斯坦把布魯格曼拖上直升機，又將幾名傷兵也救上來，然後起飛，卻見到留在地面的一名越南兵因為直升機不能帶他走，憤而舉起「巨漢」榴彈發射器瞄準他的直升機。艾森斯坦不由一陣顫抖：「那狗東西想把我們從天上打下來，如果他不能走，他也不讓任何人走。」那越南兵後來沒有開火，但布魯格曼在飛行途中陣亡，死在艾森斯坦懷裡。後來，當他們從艾秀（Ai Tu）基地撤出美軍時，當地西貢最高階軍官把眾人推開，自己首先登機。

在廣治省作戰中心，南越空軍戰術空中管制員已經與其他許多人一起人間蒸發。特里告訴蜆港，必須在敵軍戰車抵達以前炸毀東河鐵橋南端，但美軍高階軍官否決了這項建議：因為一旦發動反攻，需要這座鐵橋。特里只得要求南越軍迅速增援鐵橋防務。但第三師參謀長不肯。特里隨即找上旅長，要求旅長採取主動。那旅長一聲不響、面無表情地停了老半天，隨即看了看地圖，又看了看特里，說道，除非先經過西貢方面批准，否則不幹。經過特里再三懇求，那旅長「終於用最美的英文說『我會下令營長守住東河。』」特里開心大叫，「謝天謝地，或許我們畢竟還有一線生機！」

南越軍在鐵橋南端部署三個LAW反戰車隊。就在難民人潮還在不斷過橋之際，他們眼見入侵敵人在鐵橋的一座鋼樑上升起軍旗。特里不理會上級命令，下令步兵顧問約翰．萊普利（John Ripley）上尉「想辦法炸了東河鐵橋」。不過在幾天以前，為了排解無聊，萊普利還在拼一個一千片的「金剛」（King Kong）拼圖；現在他搭一輛M-48戰車便車，往東穿過東河市，道路上已經處處散落著共軍砲擊造成的瓦礫與車輛殘骸。瓜越河北岸，就在四年前吉姆．李文斯登上尉與他的陸戰隊連在大道之戰前夕部署的同一地點，他見到一支由二十輛戰車組成的敵軍裝甲縱隊。一些逃竄的南越軍搶了美軍顧問的吉普車，連同車上的保密通信裝置。總部日誌上寫道，「第五十七團已經解體，正全面潰散。」一名越南陸戰隊少校從一輛戰車上跳下來，抓住一個正在逃命的兵，咆哮著說，「你要到哪裡去啊？」那個兵哭道，「沒用了，沒用了」。那少校拔出手槍殺了那兵，但已經於事無補：成百上千的南越軍已經潰散。

但也有人留下來，英勇奮戰。在東河鐵橋，一名羅（Luom）姓下士朝走在最前面的敵戰車射出一枚LAW，但射偏了。他又射出第二枚，這次命中目標，在戰車砲塔下爆炸，迫使那輛戰車匆忙掉頭後撤。他在幾周後陣亡。北越軍隨即調轉步兵取道附近一座法國殖民時代建的舊鐵路橋。這座橋的一座墩距在一九六七年被毀，但徒步仍可通行。約翰．萊普利召來美國海軍艦砲制止了步兵，之後又毀了四輛敵軍戰車，守在南岸的西貢軍戰車開始向跨河而來的共軍裝甲車開火。

萊普利與陸軍少校吉姆．史莫克（Jim Smock）想辦法摧毀那座公路橋，在橋邊見到五名悲傷的南越軍工兵，對著一堆裝滿塑膠炸藥的箱子，愁眉不展。萊普利後來說，「他們似乎是在想，不知我們是奉命來殺他們的，還是說他們應該乾脆自行了斷，省得我們動手腳。我從沒見過……這麼絕望或無助的人」。在兩名美軍遍尋雷管不著之際，這五名南越軍消失了蹤影。在橋與這堆炸藥之間橫著一道大柵欄。萊普利首先跨過柵欄，再由史莫克一箱一箱，把二十五箱炸藥運過柵欄。兩名美軍就這樣手臂被柵欄上的鐵刺網割得處處血痕。

兩人隨後爬上橋樑，開始安放炸藥，被北岸敵軍發現。敵軍開始向史莫克開火，但不知為什麼沒有向萊普利開火，不過後來一輛T-54戰車終於朝萊普利射了幾發砲彈。三十三歲的萊普利不斷自言自語「耶穌啊，聖母啊，讓我完成這件事」，就這樣，經過三小時痛苦、疲累、驚恐萬狀的拚搏，炸藥終於裝置妥當。兩名美軍找到一箱電雷管，然後帶著線跑回南越軍防線，從一輛輪胎起火的殘破吉普車裡找出一個電池，然後壓下引爆桿。但沒有動靜。兩人氣急敗壞，一試又試，突然間一聲巨響傳來，鐵橋南段斷落墜入河裡。萊普利用無線電通報特里：「東河鐵橋斷了。我再說一次……這橋斷了。完結。」根據特里的記錄，收到這則電訊的時間是下午四點半。在更偏西部地區，面對本身一堆問題的華特．布莫，後來以非常感激的口吻說，「萊普利救了我們的命。」在西貢，一名簡報官告訴亞伯拉姆斯說，陸戰隊「在等候命令澄清時」炸了這座橋，指揮中心眾軍官聽到這話立即爆起一陣寬慰笑聲。萊普利後來獲頒一枚海軍十字章：在共軍南下過程中，他的炸橋發揮了非常關鍵性的遲滯作用。

在更西邊的卡洛營（Camp Carroll），南越共和軍團長、在一九六八年順化之戰時曾經率領一個營的范永定少校說，他接獲當地北越軍團長的電訊，要他「投降，否則死路一條」。范永定要求停火，以便與他的部下軍官討論這件事。四月二日下午三點，他手下十三名軍官齊集作戰室。他告訴他們：「如果我們繼續戰鬥，許多人會送命。就算我們或死或傷而且打贏了，也不會有人照顧我們。現在，我們必須自己照顧自己。」作戰室裡只有一名少校主張戰鬥，其他人都不吭聲。范永定於是決定投降，隨即找上他的顧問威廉．坎波（William Camper）中校與喬．布朗（Joe Brown）少校。坎波早已認定這個由許多逃兵組成的團「是一個隨時隨地可能爆發的災難」。他在七年前已經認識范永定，而且早在北越這波攻勢發動前，他已經發現范永定與過去大不相同，似乎「矮矮胖胖，麻木不仁」。

范永定後來也承認「我腦子出了一些問題」。他告訴兩名美軍顧問，說他的部下不想再打，還建議兩名顧問不如自行了斷「免得我們尷尬」。坎波當時答道「我們美國人不幹這種事」，還一度考慮拔槍斃了范永定。隨後，坎波用無線電告訴特里說，「基於一些他無法解釋的理由」，他即將離開任所。對這件事一無所知的特里答說，「不行！中校，你得留在原地做你他媽該做的工作！」但經過坎波說明情勢緊急，一架直升機冒著共軍驟雨般彈火在卡洛營降落，它的液壓管也遭擊損。在五架眼鏡蛇武裝直升機掩護下，這架直升機終於救出兩名美軍顧問，飛到廣治。在卡洛營，一千八百名戰俘與五個連的大砲落入共產黨手中：范永定因此獲收編，成為北越軍軍官。

當特里將這些進展報回軍援越南指揮部時，指揮部的反應很憤怒：「中校，你瘋了嗎，南越軍參謀部沒聽說有投降這回事。卡洛營有二十二門砲，兩千名共和軍士兵……你別胡說八道。」沒隔多久，特里奉命立即離開駐所飛往西貢，向亞伯拉姆斯報告。特里在軍援越南指揮部遭到厲斥，若不是因為能出示書面命令做為證據，他險遭軍紀處分。在那段從白宮以降，每個人都在尋找替罪羊的日子，特里運氣不佳，淪為第一個犧牲品。

在一陣暴風雨般的火箭轟炸過後，共軍對位於卡洛營西方的沙吉火力基地展開攻擊。他們迅速攻占基地邊的山頭，山頭守軍隨即潰散。華特．布莫深感孤立無援，認為自己再也見不到同為顧問的好友雷．史密斯（Ray Smith），就連自己大概也就此葬身異域他鄉。對沙吉的砲轟更猛了，死傷不斷增加，死者中包括兩名年輕的美軍電子監聽員。布莫在自己的碉堡也遭砲彈直接命中之後，知道陣地守不住，於是呼籲基地的南越軍指揮官撤軍。那名少校後來終於同意：「我們現在走。」他們帶著能夠行走的傷患，趁黯夜出發，在叢林跋涉兩天，經常聽見敵軍就在左近，但始終未見到敵軍。之後，共軍在他們走出叢林時發現他們，將他們打散。

與布莫走在一起的南越軍四散逃竄。布莫用英語大叫：「停！別跑！不能丟下傷患！」但一點用也沒有。他發現自己的無線電兵丟下作為生命線的發報機逃跑，氣得想將他一槍斃命。布莫事後說，至於其他逃兵，「我仍然清楚記得當他們從我身邊匆匆過去時，臉上那種恐怖的神色……事到如今，也只能各自保命了。」布莫等一小群人，在體能與情緒都已經瀕臨崩潰的情況下跌跌撞撞前行，終於抵達一處仍然控制在友軍手中的火力基地。讓他稱奇的是雷．史密斯也出現了：他在僅僅一名南越兵協助下，扶著一名受傷的南越軍官──他營上其他六十八名生還者竟沒有一人肯幫忙。他們知道共軍即將湧至，他們必須繼續往前走，但布莫已經筋疲力盡，再也走不動。史密斯用一根繩索綁在布莫手腕上，繩索另一端繫在自己腰帶上，兩人就這樣纏在一起，在一片黑暗中摸索而前。他們於黎明時接近廣治。史密斯用他的無線電通知當地美軍，讓那些斷定他們已經沒命的美軍大驚。廣治的美軍隨即派來一架休伊。不過他們的營已經半數或死或遭敵軍俘虜，而敵軍的攻勢甚至還沒有真正開始。

四月三日，北越軍在中央高地採取第一項行動，對「代爾他」（Delta）火力支援基地發動攻擊。在之後數周，代爾他防務的主角是約翰．保羅．范恩。范恩曾經在一九六三年一月發生在北庄的那次慘敗中主導過美軍戰鬥。自那次戰鬥以來，他彷彿脫胎換骨般，從絕對反權威的極端懷疑論者轉型為勇猛的鬥士。大衛．艾利約說，「范恩已經判若兩人，他在最後幾年說的那些話，與過去的他的說法完全南轅北轍。」由於與第二軍那位懶散的大塊頭軍長吳祝交好，范恩當了吳祝的高級美國顧問，成為位階等同二星將領、在中央高地扮演軍閥角色的美國平民。雖說亞伯拉姆斯不喜歡范恩，但范恩那種救世主般的熱情投入，贏得尼克森、韋恩與南越軍官的敬佩。南越軍官稱他「B-52先生」，因為他有超人一等的本領，每能在緊要關頭召來空中攻擊。

在他最後兩個月狂放不羈的生命中，范恩在中央高地使盡渾身解數逐退北越軍。他不斷飛行運補，指揮空中支援，在猛烈砲火中激勵指揮官，到最後，就連多年來一直為他駕機的飛行員鮑勃．理查（Bob Richards）也為他這種玩命般的作法嚇破了膽，就算范恩給他一大堆威士忌作獎勵，理查也不肯為他繼續賣命駕機了。對范恩來說，越南好像他的私人資產一樣，所以許多美國人發現，要他們想到范恩時而沒想到越戰、想到越戰時而沒想到范恩幾乎不可能。他的勇猛幾近瘋狂，但有智慧的人或許能看出，在他內心深處，他是在抗拒命運。

許多駐在中央高地的南越軍多年來一直愁苦不堪。空降作戰官段方海上尉記得，他曾於一九六七年的一次行動中在十四號公路負傷，並在當地一所天主教教堂受到法國神父「喬神父」的治療。有一次他的單位沿這條公路北上前往崑嵩，他見到那所教堂的尖頂已經崩塌，結構體也已化為瓦礫。他的第十一空降營奉命守衛新更西南方的查理（Charlie）火力基地，第十一空降營營長，人稱「五哥」的阮定保（Nguyen Dinh Bao，譯音）中校對他接獲的命令非常不喜，因為這項命令就像大多數其他命令一樣，要他守在固定陣地裡，把主動權讓給敵人。基地派出的巡邏隊很快就遭遇北越軍大部隊，北越軍開始在距基地不遠處築壕，建立火砲陣地。

雙方開始用大砲交火。北越軍於四月六日對查理南方的代爾他火力支援基地發動大規模地面攻擊，而且徹夜不停。他們攻破代爾他的周邊，占領它半數的陣地。黎明時分，北越軍終於在造成代爾他慘重損失後撤退，但第十一空降營的官兵也知道，下一個攻擊對象就是他們了。深獲部下敬愛的阮定保，告訴他兩名最得力的屬下黎文梅（Le Van Me，譯音）少校與段方海上尉，要他們在距離他的碉堡一定距離外占碉堡，一旦他遇害，其中一人才可以接掌指揮權。阮定保要求部屬節約彈藥，把一切可用的克雷莫雷全數裝置妥當，將監聽哨往外延伸。段方海寫道，「我們營準備迎接可怕的日子」。

入夜以後，隨著敵軍不斷增兵，守軍眼看摩托瓦（Moltova）卡車車隊開著頭燈，大搖大擺沿胡志明小徑而下。「我們的砲射程夠不著他們，我們要求空中攻擊，但始終不得要領。我們單位的美軍顧問約翰．杜菲（John Duffy）要求B-52支援，也毫無結果。」阮定保曾因在馬來西亞參加叢林戰學校，而取得一套英國傘兵迷彩服。他很喜歡穿這套衣服，但部下士兵都認為這是不祥之物，不斷求他別穿，但他始終不以為意。

之後一連幾天，砲彈彷彿驟雨般打進查理，隨即在四月九日出現第一次步兵攻擊。守軍在付出沉重傷亡代價後擊退這波攻擊，但北越軍一三〇公厘砲對守軍的打擊越來越兇。四月十日，在又一次猛烈砲轟過後，北越軍三二〇師發動一波波攻擊。那天夜裡，「五哥」手下軍官再次求他脫了他那套迷彩服。但阮定保不屑地說，「好吧，我明天再考慮這檔事，反正約三十分鐘以後就是明天了。你們這些傢伙就是喜歡給我找麻煩，或許是你們看上了我那套迷彩服。衣服與運氣有個鳥關係！」

隨即杜菲招來B-52。段方海寫道，「突然間大地震動，火焰沖天……連呼吸都很困難。我站起身，背靠通信壕的牆，兩手摀住兩耳，張開嘴以反制衝擊，但仍然覺得氣血從胸口不斷湧上來……灰土、石塊、殘枝斷木打在我的鋼盔上。第二天，敵軍地面攻擊停了，只有零星砲擊。」但敵軍高砲砲火仍然兇猛，讓醫護直升機無法接近基地。一架醫護直升機也曾試圖降落，但遭砲火擊中，只得冒煙倉皇逃離。「五哥」與部下軍官會商，大家都勸他放棄陣地。由於晨霧以及早自下午四點起便已經低沉的夜幕，空中支援就算可以取用也派不上用場。段方海說，「如果只是坐在這裡挨打，我們必死無疑。」阮定保說，「我已經對總部說了，但沒有人理會，他們只命令我『堅守到最後一人』。就像你們一樣，我也對這命令厭惡到極點。」

醫療補給幾告用罄，在傷兵們哀號呻吟聲中，守軍士氣更加低落。四月十二日晨，段方海又一次求「五哥」換掉他的迷彩服。阮定保勉強同意說，「你們這些傢伙整天就知道看這些星象書，滿腦子都是蠢念頭。我現在回碉堡寫一封信，有事情就叫我。」他知道基地不會有再補給，於是下令從死者身上蒐集武器與彈藥。隨後敵軍再次對山頭發動大砲與火箭攻擊。杜菲後來說，「北越軍派駐在查理的砲兵前進觀測員很了得，十分鐘就把四個指揮碉堡打掉了三個。」阮定保的碉堡遭直接命中，部下從裡面拖出他的屍體──他仍然穿著他那套英國傘兵迷彩服。

到那天傍晚，砲彈已經炸死或重傷三十人，另外一百人輕傷。當砲擊突然停止時，陣地壟罩在一片煙霧與塵土中，南越守軍見到一排又一排敵軍步兵頭戴硬紙盔、卡其制服插滿樹葉，向查理潮湧而來。友軍火砲與空投的燃燒彈開始把他們一片片剷倒。在這場持續兩周的戰鬥中，杜菲引導眼鏡蛇與固定翼飛機對北越軍進行總計一百八十八次攻擊，但美方也有兩架飛機被擊中，一架墜毀。沒有被炸死的北越軍終於撤退，留下許多焦屍。

但由於彈藥漸盡，守軍人數大減，南越軍指揮官與杜菲決定查理不再可守。新一波B-52攻擊為守軍掙來一些時間，讓他們在四月十四日趁夜撤軍。總共一百六十七名已經斷糧兩天，又累又餓，還帶著傷的官兵跌跌撞撞下山。第二天早上，他們在等候直升機後撤時，再與從後方掩來的敵軍激戰。在休伊忙著撤離地面空降部隊的同時，兩架直升機盤旋往來，不斷用機槍與火箭驅趕迫近的共軍。在又成功撤出三批空降部隊之後，留在地面的只剩下杜菲與幾名越南人。眼鏡蛇又發動兩次攻擊，再次擊退共軍。隨後又一架休伊在敵軍猛烈砲火下登陸，副駕駛中彈受傷。疲憊不堪的空降兵滿心感激登上飛機，當休伊就要升空時，段方海遭AK-47兩度擊傷腿部，倒在機艙門外。杜菲一把抓住小個子段方海的束帶，把他拉回機內。休伊終於安全升空，杜菲於是忙著照料那位胸部中彈、一天後就服役期滿可以返美的副駕駛。他在幾分鐘後傷重不治。

部署在查理的四百七十一名官兵只有三十七人從空中脫身，代爾他與米楚（Metro）火力基地也隨查理一起陷落。四月二十四日，新更（Tan Canh）也陷落了。特種部隊軍官杜菲之後獲頒一枚戰功殊勳十字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Cross）。正是由於有關美軍與南越軍之間緊張關係的傳聞著作太多，第十一空降營這段戰史以及營美軍顧問那些英勇事蹟值得注意。直到今天，為洗卻卡洛營投降之辱，查理基地保衛戰仍是南越老兵津津樂道的當年之勇。

同時，廣治省北部也出現兩軍戰車的殊死戰鬥。當M-48戰車擊毀走在一列縱隊最前方的T-54時，南越軍步兵興高采烈，跳著鼓掌叫好：「就像電影情節一樣！事情結束啦！」當然，事情並沒有結束。一名軍官寫道，「地平線一角竄起許多火舌，濃煙密布，屍體焚燒的刺鼻惡臭夾雜著火藥味陣陣傳來。」艾秀基地彈藥庫著火，共軍大砲開始轟擊廣治市。亞伯拉姆斯說，「武元甲在這裡採取了籃球場上所謂全場緊迫盯人的作法，他把手邊一切兵力都投進來了！」

而且河內此舉明顯違抗了蘇聯的意旨。四月二十日，就在印度支那戰火方熾之際，季辛吉在莫斯科會晤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發現布里茲涅夫渴望與尼克森舉行高峰會。那一年的主軸是，蘇聯儘管繼續在口頭上譴責美國在越南用兵，並將大批武器運交北越，但私底下他們表明這並非他們所願：就像中國人一樣，他們的第一優先也是與美國和解，達成戰略武器限額協議就是一個例子。就像美國政府主要基於國內政治考量而繼續支持西貢一樣，中國與蘇聯之所以支持河內，為的也是安撫本身意識形態圈內的情緒。

范恩曾經信誓旦旦說，雖面對兩師北越軍攻擊，代爾他火力基地與新更仍然可以守得住，而且一度證明他所言不虛。但在代爾他陷落後，防守新更的南越軍第二十二師慘潰。眼見共軍火泥箱飛彈擊毀守軍戰車，打垮他們的指揮所碉堡，第二十二師守軍戰意盡喪。范恩在撤離美軍顧問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美軍顧問們在跳上直升機逃命的緊要關頭，還得與窮追不捨的共軍近距離槍戰。撤軍過程中有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也有卑劣可恥的惡形惡狀：美軍救護直升機飛行員干冒生命危險拯救傷員，一些南越軍直升機飛行員卻趁機出賣休伊直升機機位給沒有受傷、急著逃離的人。許多地區保安軍與民團民兵先行潰散。吳祝將軍嚇得精神崩潰，甚至勸阮文紹放棄整個中央高地，讓范恩非常鄙夷。

由於共軍在奪下新更以後停下腳步進行持續三周的整補，讓南越軍得以增援，美軍也派出兩架裝備TOW式反裝甲飛彈（對付T-54特別有效）的武裝直升機，終於穩住廣治地區，特別是保住了位於十四號公路邊，人口兩萬五千的省都崑嵩。在如何鼓勵部屬這個議題上，西貢將領有一些怪念頭。有一名軍長就對奉命防守崑嵩的指揮官李宋柏上校說，「全力以赴，不可以跑！」幾近十年前，李宋柏曾因北庄之戰表現不佳而遭范恩蔑視，但兩人這次建立了相當成功的戰場夥伴關係。

在南越北部廣治作戰的共軍有一名十七歲的砲手范成雄（Pham Than Hung，譯音），這是他第一次上戰場。打從一枚子彈擦過他頭盔，嚇得他「汗流浹背」那一刻起，他就深信自己有一天會成為一個詩人，不會當一個英雄。在他的部隊裡，像他這樣敢為自己前途著想的人絕不多見。范成雄的父親一直想盡辦法不讓兒子當兵，若不是北越當時出現兵員短缺危機，他說不定真能成功也未可知。但在范成雄在河內大學唸完大一時，校方突然通知學生，儘管無須接受徵召，但他們應該「志願」從軍。就在接受當兵入伍體檢的前夕，范成雄與一名友人在學生宿舍樓頂坐了幾個小時，想著如何在咖啡裡加菸草以逃避兵役。他們曾經聽說用這一招可以讓人血壓猛升，從而避免當兵，不過他們沒有真正嘗試，部分由於兩人都不知道可以從哪裡立即找來菸草，而且兩人說著說著都睡著了，等到一覺醒來已經日上三竿，體檢也開始了。幾周以後，他們整個學年學生齊聚大學禮堂，聽校長演說。不幸的是，校長講到一半時，他站的講台竟然垮了。這件意外讓台下許多學生當場落淚，認定這是可怕的凶兆：「我們當時真的以為這表示我們都得戰死。」

學生代表北越的知識分子精英，但他們對即將面對的經驗一無所知。有些學生在報到入伍時還帶著吉他與時髦的英文小說；同窗的女生告訴他們，要他們有一天穿著上校制服風光凱旋；男生們則神經兮兮地相互開著玩笑說，「要不草地變綠，要不你胸前發紅」，意思說他們有一天或許躺在綠草如茵的墓地，或許胸前掛滿勳章，如英雄般凱歸。

在廣治省，范成雄的單位露宿在北越軍新占領的土地；儘管方圓幾英里內沒有敵蹤，但一連幾夜總有士兵遭人槍殺。北越軍後來抓到兇手，是當地一名七十歲老婦，她這麼做為的是替她兩個南越軍兒子之死報仇。她遭到北越軍立即處決，這讓范成雄很不心安。他想，沒錯，這老婦確實是敵方，但她不也是另一邊的國家英雄嗎？身為北越軍一員而有這種想法非常危險，但這不是范成雄的唯一想法。他與他在三十七公厘高砲連的同袍都覺得他們那些「一味只想當英雄的軍官」非常噁心。他們因「擊落六架美機」獲得上級褒獎，但范成雄說，「那一切根本是宣傳，我不記得我們曾經擊落任何東西。」

四月二十一日，高砲連遭到慘重空襲，三分之一的砲手陣亡，三分之一受傷，所有高砲全毀。連上士兵很憤怒：「那些軍官為什麼開火，用棍子捅馬蜂窩，招來這場慘禍？」事件過後，全連士氣低落。有些倖存者告病，一名班長用槍打傷自己的腿，在范成雄扶他上急救站時懇求范成雄，要范成雄幫他向醫生圓謊，說他是被敵人打傷了腿，這名班長之後被捕。在他的連慘遭空襲的現場，范成雄眼見經過的北越軍從他死去同袍的身上搜刮物品，還說「他們不需要這些東西，我們需要」，也令范成雄憤恨不已。在轉調到一個一三〇公厘高砲連後，范成雄發現，連上的兵大多是被捕的逃兵，加入這個連為的只是可以避免坐牢。這個連隨後也遭到空襲，死了好幾十人，范成雄還因此被活埋在一處壕裡一陣子。上級令他拿個桶子蒐集屍塊：「我當時嚇得打定主意，我不僅不是英雄的料，就連一個詩人也當不成。」

范成雄這個故事的要旨，不是說他那些同袍都是些惡棍或懦夫，而是說天下所有的軍隊裡，人性都是一樣的。保寧說，「沒有一個頭腦正常的人喜歡到那種地方……但我們職責在身」。就整體而言，北越軍的領導、紀律與訓練都比南越軍強。但與一九六八年春節攻勢相形之下，北越軍在一九七二年大攻勢的指導原則並不比較高明，只比南越略勝一籌而已。

位於西北的巴斯棟（Bastogne）與將軍（Checkmate）兩個火力基地，在經過一番苦守之後相繼陷落，「東河防線」就這樣在四月最後幾天被北越軍攻破。雖說進擊的北越軍也遭到空中火力阻撓，但與更偏南方的情勢相比，這裡的空中攻擊效率差了許多，因為美軍已經將廣治省境的前進空中管制責任交給南越軍。此外，共產黨在非軍事區以南地區擁有最強大的飛彈防禦設施：根據估計，在這項攻勢期間，美軍與南越軍飛機共遭到一千枚SAM-2型飛彈攻擊。

隨著北越軍縱隊不斷南下湧過甘露（Cam Lo）橋，情勢已經明顯：廣治即將失守。最後一批南越領導人與他們的美軍顧問於五月一日撤離，共軍於翌日占領廣治城。一些南越軍撕毀軍服，半裸逃命，蔚為奇觀。第一軍軍長黃春林終於被免職，由吳廣章（Ngo Quang Truong）中將繼任。亞伯拉姆斯曾說，吳廣章是「南越共和軍最具專業資格的軍官」。廣治那名運氣不佳的師長成為這場災難的替罪羊，以「敵前脫逃」罪名被判處五年徒刑。

在勞動節那天，季辛吉再次在巴黎會晤黎德壽。黎德壽在這次會談中，對季辛吉大唱宣傳獨腳戲。情勢已經明顯，美國充其量只能經由和平協議謀得就地停火，不過季辛吉仍不斷要求北越撤出投入這項攻勢的軍隊。但黎德壽建了一條從巴黎到南方戰場的直接無線電聯繫，有時還越過龍庭親自下令，而且總是要戰場指揮官不斷攻擊，令他們非常不滿。一名北越軍軍官說，「簡直難以置信！參謀本部不贊同這種行事做法，但我們不知道可以向誰抗議。」在一九七二年攻勢後期階段，共軍發動攻擊的目的不在攻城掠地，而在搶占全球新聞頭條、影響美國民意以及在巴黎對季辛吉施壓。黎德壽在追求這些政治目標上，做得非常成功。

五月二日下午，在廣治南方的美政河（My Chanh River）下方，南越軍與他們的美軍顧問望著眼前殘兵敗將撤下來造成的爛攤子發呆。這個爛攤子包括一個步兵師、四個游騎兵大隊、一個裝甲旅、兩個騎兵小隊與一個陸戰隊旅，外加地區保安軍與民團民兵，以及輔助部隊。這些撤下來的官兵一個個垂頭喪氣，不過在談到丁氏石（Dinh Thi Thach，譯音）時都豎起大拇指。丁氏石是一名士官長之妻，住在廣治附近小村。小村陷落後，她冒生命危險在她的地下室裡藏了十幾名南越軍，之後還帶領他們潛回本軍防線。

撤軍過程越來越混亂，一名戰車軍官寫道，「天啊，在近抵一號公路時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悲劇真是一言難盡。整個部隊秩序蕩然，前方的路已經遭敵軍封鎖，敵軍也阻絕了我方退路，用砲火蓋向我們頭頂。」有些駕駛員不顧一切猛踩加速器，讓他們的M-48戰車衝進石瀚河（Thach Han River），還有些駕駛員把照明手榴彈丟進戰車艙里，看著它焚燒，然後隨其他人涉水過溪，穿過水田，逃往順化市。

在西貢，有南越人抱怨說，南越軍欠缺與敵軍對抗的武器裝備。亞伯拉姆斯對這類說法嗤之以鼻：「南越軍從來沒有因為遭敵軍戰車擊毀而丟了他們的戰車，他們丟了戰車，是因為他媽的他們把戰車丟下，跑了。而且，狗屎，就算給了他們史達林三型（Josef Stalin 3）戰車，他們照樣打不出什麼屁來。」亞伯拉姆斯也以同樣語氣告訴阮文紹總統與南越軍參謀長高文員，「你們需要的不是裝備。你們需要的是願意戰鬥的士兵，是願意戰鬥、願意領導士兵的軍官……你們已經擁有你們需要的裝備……你們之所以失去你們大多數的大砲，只因為你們將它們丟了。」許多西方媒體預言，這場慘敗會讓南越落幕。

廣治醫院最後三百名傷兵搭乘的後送車隊，在一號公路南下路段被一群難民與車輛殘骸所困。共軍砲火將這些救護車輛打得稀爛。空降部隊醫官范越許（Pham Viet Tu，譯音）對平民的命運有以下一段描述：「路上橫七豎八躺著數以百計汽車、卡車、腳踏車、機車殘骸，車身到處是共軍子彈與彈片，有些車輛已經燒成一堆灰燼。路基處處散置著人骨……特別讓我感到心酸的，是一個大鋁質洗衣盆裡那具約兩歲小兒的骨骸，它的母親的遺體旁還擺著一雙小塑膠涼鞋。」

令亞伯拉姆斯與南越人稱奇的是，共軍在奪下廣治後，竟沒有趁勝追擊，一路南下奪取門戶大開的順化。西貢一名軍官寫道，「順化看起來像是一座沒有法治的城市，少數警察與憲兵控制不了大量難民與士兵。強盜、搶劫、劫車事件不斷發生。大路兩邊有許多年齡從三、四歲到十二、三歲不等的流浪兒，哭著，望著湧過身邊的人潮。我見到一名大約十二歲的男孩抱著他大約三歲的弟弟，依靠在路邊一株樹上。那做哥哥的拿著一張像信件大小的紙，上面有他寫的幾個字：『我們是廣治春先生家的孩子，我們找不到父母了，請幫幫我們。』」

牆壁上用粉筆或焦炭寫了數以百計短信，也有人用鉛筆寫字在紙片上，再將紙片用米飯黏在樹裝上，「給第五十七營第一連的一兵阮文博：孩子與我會搬到蜆港姑媽家」，或「第二步兵營第三連的白下士寫給妻子：我還活著，正在戰鬥，願佛祖保佑妳與我們的孩子。」另有人寫的是，「妻子花寫給丈夫廣治地區保安軍張班長：我們的小女兒昨天被越共迫擊砲炸死，兒子與我一起，安全無恙。不要擔心，不要逃兵。」一九六八年春節攻勢期間曾經有過慘痛經驗的吳氏芳現在寫信給友人說，「我剩下唯一的兒子也已離我而去，我一個人守著我的女兒與小孫子。如果我那兒子也遇害，我不知道該何去何從。我們現在擔心這場可怕的戰爭永無休止……我可憐的子女。」

南越軍少校阮康倫見到一名帶著一個營上戰場的年輕上尉軍官，這軍官狀甚頹廢地對阮康倫說，現在他要求的空中支援有過半數得不到美軍回應。阮康倫對他說，想要美軍回應，最重要的因素是南越軍必須首先展現自己的戰鬥意志。以一九七二年為例，這個營損失了兩百輛戰車，兩百七十五輛裝甲運兵車，六百三十四輛卡車與三百門砲，其中半數丟在北方或毀於北方戰場。所幸西貢政權走運，共軍在拿下廣治與新更之後，在北方與中央高地的攻勢後繼乏力。共軍主要因為遭到空中攻擊而死傷慘重，加以後勤支援欠缺，無力趁勝追擊。南越軍在五月間組建一條防線擋住敵軍攻勢。之後在夏季展開反攻，緩緩奪回廣治。

五月間最激烈的幾場戰鬥出現在廣治省首府崑嵩。崑嵩坐落在北部中央高地的一處山谷，三面環河。這是個相對繁華的城市，有九座天主教堂，由第二十三師防守，還有一些戰車、大砲與民團擔任支援。共軍首先切斷崑嵩南方的十四號公路，隨於五月十三日以三個師的兵力從城北與城西北兩方發動攻擊。李宋柏准將日後寫道：「那真是人間地獄，每天都像世界末日一樣，瘋狂砲轟了四十天。」范恩的身影無處不在──空投彈藥，在三周內指導三百架次B-52空襲，鼓舞指揮官奮勇抗戰。

李宋柏的指揮中心遭砲彈直接命中，參謀官們就在醫護兵在身邊忙著為傷兵包紮急救、搬離死者屍體的同時，繼續坐鎮指揮。五月十八日晚，北越軍一度攻陷半個崑嵩，情勢緊急萬分，之後終遭守軍擊退。進擊的北越軍戰車不斷在毫無掩蔽的空曠處被空中攻擊逮個正著。城郊三處墓地也出現激戰。到了五月二十六日早上九點，一名北越軍官承認攻擊已經後繼乏力。他僅剩的幾輛戰車中，兩輛觸及南越軍埋下的地雷，最後兩輛也遭武裝直升機擊毀。河內的戰史紀錄說：「我們的攻擊開始放緩，而且效率也越來越低……同時敵軍取得增援，加強防禦並發動反擊。六月五至六日晚，前線總部下令從崑嵩撤軍，結束北部中央高地的這場攻勢。」

美軍與南越軍也在事後一致公認，若不是因為有范恩力抗，崑嵩一定會失陷。范恩歷經無數次大小劫難都能履險如夷，有一次他在乘坐一架「噴射游騎兵」（Jet Ranger）直升機起飛時，不得不用步槍槍托打走企圖劫機的越南暴民。李宋柏感傷寫道，「這場勝利最大的功臣莫過於范恩，這個人唯一的目標就是讓南越軍擊敗共產黨侵略者。我經常自問，『為什麼一個美國人會為這場鬥爭不惜獻出他的生命？他為什麼願意先在北庄，現在又在北中央高地這樣出生入死？』」李宋柏說，范恩是值得每一個越南人感念的烈士。

范恩本人也在多次大難不死之後相信自己無敵，只是世事無常。六月九日，他隨一名經驗不足的飛行員在昏暗不明的天候條件下起飛，直升機墜毀，范恩遇害，得年四十七歲，遺下一堆疏於照管的妻子、情人與子女，有美國人也有越南人。范恩傳《閃亮的謊言》（A Bright Shining Lie）一書作者尼爾．席漢，在這本越戰名著中指出，范恩雖說救了崑嵩，但他在崑嵩保衛戰的表現恰恰證明一件事：除非有更多像他這樣的美國人想盡辦法動用空中武力進行干預，南越軍守不住他們的家園。也正因為這樣，所有之後的戰鬥與垂死掙扎，只不過是在拖延一個遲早必然出現的結果而已。

亞伯拉姆斯在一九七二年攻勢進行半途時說，「暴力與殘酷……都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就在廣治與崑嵩之戰打得如火如荼之際，在南越南方，北越軍三個師從高棉出擊，攻陷祿寧，進逼平隆（Binh Long）省會安祿（An Loc）。安祿有人口一萬人，是個衛戍城，座落高原地區兩條河之間，位於西貢北方六十英里。四月五日傍晚，北越軍爆破兵占領安祿附近的機場，機場守軍在見到共軍戰車出現的第一時間逃之夭夭。北越軍並且切斷安祿與南方的通路，使安祿此後只能依賴空中補給。

第三游騎兵大隊在四月七日空運進入安祿，大隊長阮文碧（Nguyen Van Biet，譯音）提出警告說，機場遭到砲擊。就在直升機剛著陸，部隊衝出直升機時，大隊總部參謀官已經傷亡慘重。南越軍第五師師長黎文洪（Le Van Hung，譯音）上校告訴阮文碧少校，「你們來得正是時候。」他自己的部屬已經敗象畢露，一個團已經被打跨。

共軍在一陣短暫的休兵之後展開攻勢。在這短暫的休兵期間，市民照舊忙著日常俗務，幾輛政府卡車載著擴音器在大街小巷亂竄，呼籲民眾保持冷靜，保證援軍將至，要他們一見到共產黨滲透分子立即上報。北越軍隨即展開完全無視平民死活的攻擊──他們用從祿寧擄獲的一二二公厘火箭與一五五公厘砲對安祿發動地毯式砲轟。一名南越軍軍官寫道，「可怕的嘶叫聲，屍體與屍塊炸得到處都是，甚至掛在樹梢與屋頂上，讓人觸目驚心。許多百姓也逃進軍人的碉堡避難。」那天有兩千枚大砲與迫擊砲砲彈落在安祿。

一天傍晚，游騎兵突然發現他們的美軍顧問一言不發衝上一架直升機，消失在東方空際，讓他們一陣錯愕。這代表什麼？代表當局已經準備棄守這個城了嗎？第二天黎明，一個新顧問團隊抵達，謎團也終於解開。城防指揮官為這次突然走馬換將的事向游騎兵致歉，還說所以事先未做說明是為了保密。他並且保證安祿會獲得美軍全力空中支援；這項保證果然兌現，守軍士氣重新振作。

四月十三日凌晨兩點半，共軍展開首次大規模地面攻擊。擔任矛頭的戰車一開始造成一陣慌亂，一名守軍寫道：「我方士兵都嚇壞了。」但隨即地區保安軍的一個單位用LAW擊毀一輛共軍戰車。守軍很快發現，這種履帶車非常不利城市巷戰，開始將共軍戰車一輛接一輛擊毀，美軍飛機也加入戰團。北越軍裝甲部隊充分暴露他們的無能：一輛T-54在黎明前的一片昏暗中墜入一個炸彈彈坑。另幾輛戰車也犯下嚴重戰術錯誤，在沒有步兵支援下衝進城裡，遂遭LAW火箭與空中攻擊各個擊破。到早上八點半，北越軍已經損失七輛戰車，剩餘裝甲部隊於是調頭撤軍。

美軍顧問哈爾．摩菲（Hal Moffett）後來說，「感謝上帝，共軍沒有善用他們的戰車。如果他們能用一種良好協調的方式進擊，一定可以一舉突破，但他們完全沒有組織。直到今天，我仍然不了解他們這樣運用戰車，將戰車四輛或五輛一組送上戰場是想幹什麼。」南越軍現在擊毀每一輛戰車都能獲得現金獎勵：事實證明，一貧如洗的士兵更願意為了錢，而不是為了國家而冒生命之險。摩菲說，一些配備LAW的步兵「讓戰車逼近到距他們僅僅十到三十碼的地方然後開火」。在城東的一座關鍵性橋樑，「這些小矮個躲在那裡，等到那輛戰車走到橋中央才開火，將它炸得稀爛」。共軍裝甲縱隊發現局勢不妙，於是掉頭想從下游強渡，結果淪為美國空軍的獵物。

步兵戰鬥打得十分激烈而血腥；守軍逐漸失利，一個游騎兵營幾遭全殲。無線電通信不斷遭共產黨宣傳干饒：「投降可以保命！抵抗死路一條！」北越軍一度控制東北部若干市區，只因一架美軍「幽靈」（Spooky）武裝直升機在一場暴雨中突然臨空，以奇準的火砲發動攻擊，才不支撤退。一名南越軍官興高采烈地在無線電中叫道：「正中靶心！繼續打！」不久幾座敵軍掩體崩塌，這名軍官又用無線電報告，「幾名嚇破膽的敵軍跑出來，被雨淋得透濕，不斷喘氣」。

十五日凌晨四點半，圍城共軍發動又一波砲轟，幾處住宅區著火。半小時過後，第二波大攻勢在暗夜中展開。北越軍一輛戰車履帶故障，另一輛因缺乏油料引擎熄火，因此只有七輛戰車隨同步兵展開攻擊。共軍在黎明時控制住城郊地區，但重蹈兩天前的覆轍，在沒有步兵支援的情況下派遣戰車進擊。南越軍用LAW擊毀更多T-54，北越軍因攻勢受阻撤軍。另兩個空降營與一個游騎兵大隊隨後開抵增援。儘管共軍在之後一周攻陷安祿外圍一些陣地，他們始終未能滲入市中心區。

如果說共軍這項對安祿的攻勢管理不佳──北越軍一名師長因此去職──守軍的表現也差強人意。美軍高級顧問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上校在報告中憂心忡忡地說，第五師師長黎文洪「疲倦、不穩、沒理性、煩躁而且找不到人影」。在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日之間，圍城一方與被圍一方兩軍對恃。C-47照明機投擲的照明彈照亮夜空，空中攻擊讓共軍攻擊線無法推進。配置了二十五名美軍顧問的六千兩百名守軍發動反攻，終於逐退北越軍。共產黨史家也承認共軍士氣重挫。五月十日，阮文紹總統在西貢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他並且得意地指出，面對危機，五萬三千多名南越人已經志願從軍入伍。顯然在共產主義即將取得勝利的可能下，集中了一些人的注意力。另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儘管成千上萬南越軍逃兵，但他們絕大多數只是逃回家鄉，並沒有轉投共黨陣營。

但進攻安祿的共軍並未就此認敗服輸。五月十一日，在三十五輛新戰車增援下，他們以五個團的兵力分成四路，發動又一場攻擊。煙塵從射口飄進南越軍總部指揮所內，北越軍戰車引擎聲清晰可聞。一名美軍顧問警告他的越南譯員：「我得告訴你，我們可能守不住，所以你若想保命就緊跟著我，隨時準備走。」哈爾．摩菲說，就像在其他戰場上一樣，安祿之戰的決定性因素。他說，「一枚雛菊切除機（daisy-cutter，指重磅炸彈）可以擋住一個營。他們的領導人向共軍大吼大叫，要他們起身攻擊、衝鋒。我們可以聽見他們聲嘶力竭的叫喚聲，但士兵們不肯攻擊。從東北方滲入的共軍被我們殲滅，我看見他們逃跑。我們已經趕走他們，我們本來那天就能打敗他們。」

北越軍傷亡慘重，而且幾乎功虧一簣。摩菲在戰後報告中鮮活描繪了戰場狀況。他說，一些南越軍像猛虎一般戰鬥：「空降部隊打得有聲有色……是真正的拼命三郎」。但其他南越軍就不行了，一個游騎兵大隊「被大約六名敵軍打得節節敗退。士兵們根本不肯還擊，只知道丟幾枚手榴彈掩護撤退。他們說，開火射擊會暴露陣地的位置……他們的上校來到我面前……像小孩一樣哭得淚流滿面，問我為什麼得不到空中支援」。

守軍的消極被動，例如眼睜睜坐視共軍架設迫擊砲等等，讓摩菲非常惱火。不過共軍對安祿砲擊的猛烈，在越戰史上也不多見。安祿的醫護設施全面崩潰：「我估計他們炸死三到五百人，包括婦女、兒童、軍人，無一倖免。他們只是不分青紅皂白，一陣亂轟。」另一方面，為躲避猛烈的地對空飛彈砲火，眼鏡蛇直升機只能從五千英尺空中開火；攻擊機也只能從南越軍陣地後方，而不是掠過北越軍上方發動攻擊，以減少暴露在敵火中的時間。

甚至在巷戰激烈登場的同時，南越軍一個師沿十三號公路北上，試圖突破重圍。這個師一直沒能突圍，但至少它牽制住一些北越軍。美軍投入龐大空中資源為困守安祿的南越軍運補，以空投方式送進兩千六百九十三噸彈藥與口糧。五月十一日，B-52幾乎每小時一波、一天二十四小時不斷地猛轟，外加每天近三百架次的戰術空中攻擊。高級顧問詹姆斯．郝林伍斯（James Hollingsworth）少將告訴軍援越南指揮部：「我確信，若不是因為有那些美軍顧問，共產黨……已經打進西貢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倒不是因為這些美軍顧問提供的「顧問」，而是因為他們扮演前進空中管制員的角色。在這個美國陸軍與陸戰隊服役越南的最後階段，在歷經太多挫敗之後，顧問團隊的許多軍官、士官展現高度勇氣、奉獻精神與專業技巧，發揮了阻擋共軍攻勢的決定性作用。摩菲與他的顧問團隊在安祿苦戰五十三天：「我們在出城時，得將越南人拉下直升機，我們不能搭載傷患，因為你若帶一個人，你就得帶所有的人……我本人就曾為了上機而從直升機上推下四個越南人。」美軍翻譯官陳文提（Tran Van De，譯音）承認「許多人棄械逃亡，以受傷為藉口想逃走的人也很多」。

摩菲在撤出安祿以後立即接受軍方問訊，審問官問他，如果遭到又一次像五月十日一樣激烈的攻擊，安祿是否守得住。摩菲說，「守不住，長官……防線上漏洞太多，守軍也太弱。如果共軍再次發動像上次那樣猛烈的攻勢……依我之見他們下次就能得逞……我不認為那些南越軍會奮戰到底。」摩菲對一些南越軍官非常不滿，說他們始終躲在碉堡裡，不敢出門。他曾看見指揮官派小兵冒著砲火外出幫他們拿菸，或拿濕毛巾幫他們擦拭身上的汗，「而奉命擦汗的小兵本人，看起來已經幾個月沒洗過澡了……沒有人管小兵死活」。這是南越軍為人詬病已久的制式性弱點。

儘管安祿圍城之戰一直持續到六月八日，但共軍威脅自五月中旬起開始減輕。北越軍總參謀部歷史紀錄寫道，「我們打得不好。」南越軍為守住安祿死傷一萬兩千五百人，北越軍死傷約近兩萬五千，外加三十六輛珍貴的戰車。

就在南越軍在南方血戰的同時，尼克森總統對北越發動自越戰展開以來最兇猛的空中轟炸，以懲處河內的桀驁不馴。在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之間，美國空軍與海軍發動一萬八千架次空中攻擊，損失二十九架飛機。在五月八日的一次全國性電視廣播中，尼克森告訴美國人民，說他將採取「決定性行動以結束這場戰爭」：代號「線衛」（Linebacker），對北越後勤與通信設施的空中攻擊行動就此展開。每天出動飛機三百三十架次，並且首次對海防港入港水道實施布雷。此外，在這場一九七二年大戰的最高峰，美國海軍出動五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三艘轟炸巡洋艦與三十八艘驅逐艦，為南越軍提供海軍支援。這項針對北越大攻勢的猛烈反擊，讓尼克森的民調聲望暴漲：美國人不願派出美國子弟與共軍在沼澤與叢林纏鬥，但贊成從空中攻擊敵人。

在四月與五月，美軍空中武力大舉進駐戰區，從關島與泰國境內起飛的B-52最後多達兩百一十架，外加三百七十四架F-4。空襲首要目標是北越通信設施，包括安員（Yen Vien）鐵路橋與河內的龍編大橋──美軍用二十九枚雷射與光電導彈把這座鐵橋炸垮。從四月到十月，十五萬五千五百四十八噸炸彈落在北越。北越的陸路運輸進口從每個月十六萬噸減為三萬噸；海路運輸進口從每個月二十五萬噸減為零。中國暫停對北越海運，還關閉了鐵路。線衛行動幾乎搗毀北越所有石油儲備與百分之七十的發電能力。但從美國觀點而言，這項行動代價不斐：這時許多美軍機組相對經驗欠缺，六月間，共軍米格機擊落七架美軍戰鬥機，本身僅損失兩架就是證明。總計，美軍在線衛行動共損失四十四架飛機。另一方面，儘管戰術空軍武力在南方戰場上造成毀滅性、幾近決定性的衝擊，但由於北越基礎設施實在太貧乏，空中轟炸對它的影響有限。

不過，尼克森不肯承認影響力有限這一點。在亞伯拉姆斯反對線衛行動，主張集中空中武力資源投入南方戰場之後，尼克森對亞伯拉姆斯的忍耐終於告罄。季辛吉用他那一貫一矢中的的直覺說，「尼老闆受不了啦！看他那麼肥，喝得那麼多，那裡能幹活。」那年六月，亞伯拉姆斯在軍援越南指揮部壽終正寢最後幾個月前返美，由福瑞德．韋恩取代。亞伯拉姆斯並非遭到免職，事實上他是更上一層樓、繼魏摩蘭之後出任陸軍參謀長。亞伯拉姆斯是一位意氣風發的幹練將才，擅長在歐洲打傳統戰。但駐紮西貢的那幾年，特別是最後數月，或許拜政治與軍事壓力之賜──面對如此龐大的壓力，沒有一位指揮官能經受得起，他銳氣漸喪。他的同事說，亞伯拉姆斯奉命「在果凍上指揮戰爭」，而且說得並不誇張。

五月二十二日，尼克森成了第一位訪問莫斯科的美國總統，與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展開一周高峰會。雙方最關心的是惱人、難談的核武議題，越戰議題也不時浮上檯面。布里茲涅夫的譯員事後寫道，「或許越南問題也不時走上談判桌，但我們所以討論它，只為了敷衍了事，以便事後可以向越南人與我們的盟友交差，顯示蘇聯的堅強不移的立場。」蘇聯總理柯錫金警告說，美國若進一步升高越戰，一定會迫使河內要求中國派兵。「尼克森面容嚴肅地聽著，之後他冷靜但堅決地否認那些他所謂沒有根據的傳言，強調他要結束這場血腥衝突。他說，和談沒有進展是因為越南人太頑固，並且呼籲我們對我們的盟友發揮影響力。」儘管俄國人在答覆尼克森時用詞強硬，語氣卻相當溫和。

他們很怕尼克森不想談和，也急著防止越南人阻撓和談。在這項美俄高峰會中，美方數度呼籲俄方勸河內拿出誠意談判；作為回應，俄方則數度指責美方放任以色列欺負巴勒斯坦人。雙方就這樣互踢皮球。美國人說，以色列是一個獨立國，我們與以色列有親密關係，但我們不能迫使以色列改變政策；俄國人也回敬：我們與北越的情況亦若是。莫斯科峰會達成「反彈道飛彈」（ABM）與「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SALT I）條約，對美、俄雙方來說，這比越南問題重要得太多。

◎空洞的勝利

從六月直到秋天，美軍飛機打退了北越軍，使西貢軍得以緩緩收復一些失土。共軍損失慘重，換成黎筍以外其他任何領導人早就撤軍了。三〇八師師長電告武元甲，要求放棄這項攻勢。他憤憤不平地說，任何人只要主張撤退，都是政治幹部口中的懦夫，「但我建議撤退，根據我們目前的兵力，就算只是迎戰敵軍一個排都得煞費周章」。六月間在廣治城郊，共軍工兵費盡心血搭起四十二個浮橋段，準備渡河，卻眼睜睜看著它們在一次空襲中被炸毀，保護他們的側翼部隊也被殲滅。一個砲兵旅甚至還沒有開到戰場，已經遭到同樣命運，在空襲中被殲。北越軍仍然按照預定計畫重新發動步兵攻擊，但套用費隆（Phi Long）將軍的話：「一周打下來，我們的資源都已耗盡，每一個營都只剩下三十或四十個人。」一些高階軍官因為筋疲力盡、形同廢人而遭撤換。北越學得一個血淋淋的教訓：用來對付游擊隊與叢林補給線，空中力量的作用或許有限；但用來對付傳統部隊，特別是對付運動中的裝甲部隊，空中武力可以造成毀滅性效應。但河內當局無視後勤資源貧乏，不理會武元甲的建議──在這場攻勢中，武元甲似乎只扮演行政性與榮譽性角色，並不參與實戰──堅持繼續攻擊，遂造成許多不必要的難題。

七月十一日，南越軍發動一波直升機空降攻擊，揭開了收復廣治漫長戰鬥的序幕。河內眼見共軍節節敗退，於是派遣阮安上校前往戰場，力圖穩住戰局。阮安在傾盆大雨中抵達前線，發現大多數步兵連只剩下百分之二十的兵力，存活的士兵健康狀況很糟，士氣也很低落。他寫道，「敵軍在狠狠打擊我們，把我們打得全無招架之力。」阮安也主張撤軍。另一名高階軍官也說「情況很明確，敵軍已經取得主動……我知道師的其他幹部也同意撤軍，但沒有人膽敢大聲說出來。」

阮安寫道，「或許由於『革命只有攻擊』這句話深植我們腦中，無論是誰，如果膽敢建議採取防禦，就很可能被扣上『負面意識形態思想』的罪名……雨季造成數不盡的難題，戰壕裡永遠積滿雨水與汙泥，就算我們將碉堡清了出來，不到幾小時它們又積滿了水……運輸人員無論多賣力，補給始終不足。我們的士兵……饑寒交迫，又髒又臭，而且還生病。」

八月二十六日，在南越軍砲火下，三〇八師的范杭在廣治慶祝他的十八歲生日。他決定運用士兵們流行的辦法，抓些魚為自己慶生：趁著砲擊暫停的片刻，跳出散兵坑，跑到附近一處小塘，用他的AK-47對小塘一陣亂射。之後他把浮上水面的死魚揣進懷裡，然後衝回自己的掩體。不幸的是，他才跑到半途，一堆美軍炸彈已經落下。他被炸得倒栽在地，腦中作夢也似想著：「我就要死了，而且死得不光不彩。我當不成英雄，因為我懷裡抱著一堆死魚。我這輩子還沒跟女孩做過愛呢。」

他非常惱火，但隔了一陣子之後他了解自己雖說滿身是血，但不會死。他大喊求救，卻叫不出聲。連醫護兵已經戰死，所幸那名替代醫護兵的獸醫系學生發現范杭受傷，過來為他在手臂與頭部包紮了傷口。隨後兩名公差用擔架抬他上急救站，但新一波空中攻勢來襲，那兩名公差猛然把他丟在曠野，尋找掩護。當空襲停止，兩名公差回來時，范杭說，「不用抬我，我寧可爬去，也比被你們從擔架丟到地上好得多。」在抵達急救站時，戰友都向他恭喜，欽羨他好運：他還活著，可以回家了；而他們還得繼續受苦受難。

范杭心想，他們講這些話真奇怪，特別是自己傷成這樣全身血汙，哪來好運？受傷一周以後，他隨著一長列傷兵隊伍，蹣跚、痛苦地沿著胡志明小徑徒步北上。「我們眼前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是一支敗軍。我們邊走邊唱，但唱的是非常悲哀的歌。在那一刻，我們感覺這場戰爭一定會沒完沒了打下去，而且我們不可能打贏。我們一路上迎面遇到許多徵招入伍的新兵，並且為他們更感哀傷。我們相互說，『如果這些孩子知道他們即將面對什麼，他們一定會掉頭跑回家。』」

但當他們回到北越時，這些傷兵的精神突然振作起來。在接近堅江（Kien Giang）時，有人大聲叫道「對面就是武元甲誕生的地方！」范杭說，「我們心想，只要武元甲仍與我們在一起，我們可以打贏，那情況就像枯樹獲得救命的雨露一樣。突然間，我也覺得我們能打贏；覺得我必須重回戰場，再打。」當時他傷得太重，但他志願留營留了兩年，以免他的弟弟必須代他入伍。當他終於在一九七四年五月退役時，他有一種為人做白工、不受尊重的不值感：軍旅生涯讓他成為聽覺與心理殘障，而且直到離開軍中多年以後仍然不癒，但他在退役時得支付現金賠償幾件丟失的裝備，還得步行九英里搭公車返家。

一九七二年秋，一名駐在南方的北越軍砲兵團長承認「我們的官兵再也承受不起了」。保寧說，士氣很低落：「傷亡損失比一九六八年還慘。」在河內，教師陶氏秋在獲悉她班上三名學生在廣治戰死後泣不成聲。在戰局改觀之後，南越軍士氣一度昂揚。空降部隊上校李文廣與一群軍官在他的西貢寓所邊喝著越南米酒，邊通宵達旦地交換經驗。在談到共軍戰車指揮官在安祿之戰幹的那些蠢事時，他們暴笑不已。李文廣的家人後來寫道，「他們非常得意：南越軍能靠自己完成一件真正重要的大事，這還是破天荒第一遭。」共產黨高幹張如堂承認，「就像在春節攻勢、在高棉以及在其他眾多對抗越共與北越軍主力的陣地戰一樣，我軍傷亡慘重」，南越軍與他們的美國老闆又一次取勝。但儘管如此，「頗具反諷意味的是，對我軍而言，這場春季攻勢是一次決定性勝利……美國與南越已經輸了這場戰爭，越共也已經輸了」。張如堂的意思是，北越終將壓制所有南越人，無論是忠於西貢或忠於越共的人都一樣。

季辛吉警告阮文紹說，南越軍需要在和約簽字以前盡可能占領土地，因為一旦和約簽字，共產黨當時占有的地方就是共產黨的，要不回來了。雖說南越軍陸戰隊在歷經一場血戰與五千人傷亡過後，終於在九月十六日奪回廣治、取得大勝，但他們之後也因元氣大傷，無力趁勝追擊，奪回九號公路沿線與非軍事區以南幾處失陷的火力基地。曾是美軍重要基地的東河，在越戰最後三年成為共軍將海外物資送進瓜越河，北上運補的重要海港。南越四個北方省分的一半（面積約占整個南越領土十分之一），以及與寮國與高棉接壤的西部邊界地區，一直都在共產黨控制下。

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就在南越軍為生存搏命時，十三萬五千美軍返國，留下僅僅四萬九千美軍駐越。一名南越軍官描述駕車經過富排、同心、歸仁等地棄置營區，眼見附近那些過去擠滿酒吧、夜總會、妓院的市集一片荒涼，或關門或倒閉的古怪經驗。在戰爭較早期沒有北越軍影子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區，河內現在進駐了八千正規軍。美萩的一名美軍顧問寫道，「北越軍已經打到我們門前了」。在湄公河三角洲的榮金，另一名顧問說，五百名共產黨剛剛洗劫了一處美軍營區：「我們招來B-52，他們仍然死戰不退，這是我們過去在這些地區從未遭遇過的現象。」由於必須在北方戰場進行大規模戰鬥，西貢不得不從在地駐所抽調兵力，把整片地區拱手讓給共產黨。更重要的是，與西貢軍相形之下，共軍在軍民關係上做得好得多，進駐後隔不多久，已經有在地民眾為他們提供食物。再次壯大的越共，也對協助西貢政權的人發動新一波暗殺攻勢。

對南越而言，一九七二年大戰是一場戰術勝利，取勝的成本是一萬一千戰死，傷亡總數約在五萬左右。三百名美軍在這一年捐軀，其中大多數死於春季攻勢。北越軍的死傷或許超過十萬，不僅損失大多數重砲，投入這場大戰的裝甲兵力也損失過半──至少兩百五十輛戰車被毀。兩萬五千平民在這場大戰中遇害，就算以越戰標準而言，這樣的「附帶損害」也頗為驚人。中國嚴厲指責河內，說河內不自量力。一名北越高幹說，「我們的軍人說，他們所以失去廣治，是因為黎筍下令攻占順化。」

在美國這邊，亞伯拉姆斯等樂觀派為南越軍的勝利大聲叫好，說，「儘管過去犯下那麼多失誤，交出那麼多劣績……如果不是因為有一些人……堅決奮戰……我們也沒有今天。」他隨後又加了一句，「喔，上帝，南越人終於打了一場漂亮的仗！」但同意這種看法的人寥寥無幾。當時在西貢的中情局軍官普利班諾說，「情況很明顯，若是沒有美軍大舉空中支援，這個國家會陷落。」大多數有識美國人也同意他的這個見解，但許多國會議員就在這時不斷想法緊縮美軍空中作戰戰費。

北越政治局對這場攻勢的結果很滿意，西貢的軍隊已經黔驢技窮。經過這次大戰，南越軍士氣耗盡，再也無心戀戰。許多美軍顧問因這場大戰的經驗而心灰意冷，大衛．強森少校就是其中一人：「我只是盡責做我的工作，但我的心不在上面。」隨著越來越多美軍前往空軍基地、啟程、返美，南越越來越像一個殘破的消費者商品與軍事裝備垃圾場。打了那麼久的戰爭，花了那麼多錢，但南越統治者與他們的支持者卻始終沒能學到三個要件：尊嚴，自重，以及用來與本國人民達成共識的同胞感情。缺了這三個要件，戰場上的勝利算不了什麼。

第25章又大、又醜、又肥的傢伙

Big Ugly Fat Fellers

◎「它會絕對、徹底地毀了麥高文」

季辛吉因為主導巴黎和談讓美國掙脫越南泥沼，成為美國人民心目中的超級巨星。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他與美國人民都相信，他即將憑藉他超人一等的外交手段在巴黎談出成果。但事實真相是，美國最終屈服於河內唯一關心的條件，即同意北越軍留在南越，而美軍撤出越南。除此而外，巴黎和約的幾乎所有其他條款都只是聊備一格，河內與華府雙方都不指望對方真能遵約行事。為了給華府面子、促成這項和約，共產黨只做出一項讓步：河內不再堅持阮文紹總統必須下台。

促成北越讓步的因素有二：在那年夏天，北越發現尼克森當選連任已經是定局。河內知道，他們與另一個比較同情的美國政府談判的希望不僅已經落空，一旦投票結束後，白宮的立場可能更趨強硬。此外，河內做了實事求是的評估，認為讓美軍撤離是唯一重要的目標：一旦「美帝」撤出印度支那，想打垮美帝的西貢傀儡應該既不難，也不至於曠日持久。南越政府也有同感。

拜錄音帶之賜，尼克森與季辛吉兩人在白宮有關越南問題的交談，一五一十記錄得非常完整。兩人雖說都對和談真象心知肚明，但都決心讓美國人民相信和談有所進展。季辛吉認為河內改變對阮文紹的立場是外交勝利，因為這項改變使越南情勢得以出現一種「體面的間隔」。他在八月三日告訴尼克森：「如果北越在一、兩年以後吞了南越，我們大可推動外交政策，讓大家都說這是南越自己無能造成的結果。但如果我們現在就出賣南越，不到三、四個月就會讓阮文紹下台。」就連中國人也會覺得美國人太笨、太偽善。在之後的談判中，談判重點不外是安排時機，讓一切看起來妥當而已。

九月二十六到二十七日，為因應北越提出的三方面聯合政府的要求，黎德壽與季辛吉在巴黎就成立三方面「選舉委員會」的書面協定達成協議。所謂「三方面選舉委員會」即南越所謂「全國和解委員會」。季辛吉在九月二十九日針對這項協議向尼克森解釋說，「你知道，總統先生，這一切都是鬼扯蛋。因為就像他們的提議一樣，我們的提議達成的實際結果也是停火。根本不會有選舉。」尼克森問道，「然後呢？然後怎麼樣？他們隨後會重啟戰端，是嗎？但到那時我們已經走了。」季辛吉說，「沒錯。」

之後幾天，尼克森對北越數度發怒──或許這是因為他的特使製造的這項出賣南越的陰謀讓他感到罪惡。他揚言發動猛烈轟炸的新攻勢：「我已下定決心，不能坐視用五萬五千條美國人命換來失敗。」但在十月六日晨，季辛吉迫使他的主子做出一項艱難抉擇：季辛吉本人即將以總統特使身分飛往巴黎，與黎德壽討論北越的幾項建議。其中最主要的是就地停火，其他都是些無關痛癢，過去已經討論過的建議。總統是否授權他的特使接受這些建議？在與季辛吉長談之後，尼克森同意授權。當時距離美國大選投票日不到一個月，尼克森擔心南越總統阮文紹會公開批判這項協議，說這是一種出賣。季辛吉對尼克森說，「阮文紹說得對，我們這些協議最後會毀了他。」兩人還討論在西貢安排政變以改變南越政府的可能性，兩人最後否定這個選項，認為阮文紹必須領導南越走向幾乎已成定局的滅亡。

季辛吉為了安撫尼克森，對尼克森說，他會要北越承諾退出寮國與高棉，放棄胡志明小徑。尼克森說，「說什麼承諾，我才懶得理會，反正他們永遠也不會撤軍。」季辛吉表示同意：「他們不會，但我會想辦法要一紙書面承諾。」他還以戴高樂一九六二年帶領法國退出阿爾及利亞，結果「每個人都認為他是偉人」的歷史為例，把尼克森說得大放寬心。季辛吉說，河內已經表示希望各派外交部長簽署這項協議，還說，「我不想簽這項鬼東西，應該由你來簽。」尼克森不以為然地說，「我不覺得我的簽字能讓它變得尊貴些。」美國總統隨即授權季辛吉接受黎德壽的建議。

一九七二年十月八日下午四點，在巴黎郊外的伊維特（Gif-sur-Yvette）莊園，黎德壽打開一個綠色卷宗，提出北越的條件。這些條件不出所料，當然也通過季辛吉訂下的低之又低的門檻：釋放戰俘，南越與北越軍就地停火，以交換美軍完全撤離。河內堅持武備對等原則：如果美國繼續武裝南越軍，北越也將繼續武裝它派駐南越境內的部隊，並且自稱會「嚴格尊重」寮國與高棉的主權。河內並且要求美國賠償戰費。

季辛吉喜不自勝地離開會場，但隨後當國務院的約翰．尼格洛彭（John Negroponte）預測西貢會憤怒時，季辛吉大發脾氣。他對尼格洛彭說，「你不了解，我要接受他們的條件……我要在大選以前結束這場戰爭。」十月十二日，季辛吉興奮地返回華府：共產黨準備簽約了，而且距離投票日還有幾乎一個月。他告訴尼克森：「總統先生，我們談成的這項協議，比我們目前為止所能夢想到的一切都好。我的意思是，它會絕對、徹底地毀了麥高文。」

尼克森算是走運，他在一九七二年大選的民主黨對手，南達科他州參議員喬治．麥高文（George McGovern）是美國現代史上最不起眼的總統候選人之一。如果那一年代表民主黨參選的不是麥高文，而是因夏帕基迪（Chappaquiddick）醜聞[10]而名譽重創的愛德華．甘迺迪，尼克森或許仍能獲勝，但他的越南政策將面對更尖銳的審視。甘迺迪指控越戰越南化是一場低俗的猜謎，說白宮早已打好算盤，準備在大選前夕宣布與共產黨達成的交易。他說得沒錯：在那段時間，尼克森政府內部私下辯論的焦點，只是應該隔多久才讓共產黨占領西貢而已。季辛吉認為隔十八個月應該夠了：他在那年八月告訴尼克森「如果我們達成交易，假設這個十月締約，等到一九七四年一月沒有人會管越南的死活」。

季辛吉在返回華府後與尼克森討論這項交易，說北越的戰費索賠案是「它們會守約的最佳保證」。美國當時的援外預算總共不到二十億美元，但尼克森毫不吝惜地說，「給他們一百億」。在那天與哈德曼與海格共進午餐時，尼克森點了一九五七年拉非酒莊（Château Lafite Rothschild）葡萄酒全程待客。這件事非比尋常：一般情況下，尼克森只會將白宮頂級佳釀留給自己，部屬們只能享用加州紅酒。他不厭其煩地寫下一紙書面指示交待季辛吉說，美國此後，無論對北越或對南越，一切言行都不應受選舉時機影響：若不是這指示與白宮內部各式各樣想法格格不入，看在史家眼裡，這指示還真令人肅然起敬。

十月十七日在巴黎，美方與北越就釋俘問題發生激辯：除了戰俘以外，黎德壽要求釋放遭西貢以共幹罪嫌關押的三萬名平民。季辛吉提出警告說，自己現在已經得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有可能說服阮文紹接受這項他無法置喙，卻能決定南越命運的協議，若是再要求阮文紹同意釋放三萬平民，阮文紹很可能翻臉。尼克森告訴季辛吉，「基本上，你得強迫他就範。」季辛吉隨即以總統特使身分抵達西貢，遭到西貢最冷漠的接待：早在美國方面認為時機成熟，可以透露任何口風之前很久，阮文紹已經從他的情報人員口中得知即將達成的巴黎協議內容。西貢情報官潘唐虞上尉根據所謂「西寧人士」共黨雙面諜的情報，提出一份正式報告說華府與河內即將達成交易，阮文紹當然知道這項交易將毀了他的政權。

但季辛吉向阮文紹保證說，共軍會逐步撤出南越：「我國軍方判斷，如果得不到增援，現有這些北越軍最後終將撤離。」他並且保證美國將提供南越巨量新武器，在新條約簽字以前加強南越防衛能力。季辛吉在前後一年間一直向北越保證說，只要有一段讓美國體面下台的間隔期，一旦條約簽字，美國將不再干預南越事務，並且逐步撤軍。但為了換取阮文紹的支持，他提出絕對矛盾的保證說，如果河內違約，美國將立即採取軍事行動：「如果北越再次攻擊，尼克森總統絕不會坐視。」

剛宣誓就任陸軍參謀長的亞伯拉姆斯也在一邊幫腔，勸告阮文紹說美國人會信守承諾。季辛吉對阮文紹說，「你得相信我」，但阮文紹答道他找不到可以相信的理由。季辛吉睜眼瞎話說，協議草案還沒有越南文版本，但阮文紹已經讀了「西寧人士」提供的一份共產黨方面直到區級幹部都獲傳閱的一份協議草案摘要。

在十月二十一日的一次會議上，阮文紹的外長提出一份清單，要求對巴黎協議草案進行二十三項修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有北越軍全數撤離南越。季辛吉說，「我相信，想讓他們同意這項草案簡直不可能。」尼克森於是電告季辛吉，要他盡可能逼阮文紹同意，但避免「迫使他在十一月七日以前與我們公開決裂」。第二天二十二日上午，季辛吉在一陣威迫利誘、軟硬兼施之後飛往金邊，向高棉總統龍諾做簡報。

那天傍晚，當季辛吉返抵西貢時，阮文紹譴責這項交易是騙人勾當。阮文紹說，擬議中的選舉委員會不過是一個偽裝的聯合政府：「美國在與蘇聯、中國一起造假。現在你該認清北越在我們這裡駐軍的情形了，我們南越人認為我們已遭美國出賣，北越已經打贏這場戰爭。」阮文紹在與季辛吉的這次會議中幾度落淚。季辛吉說，「我只能說，你說美國與蘇聯、中國一起造假這話讓我非常苦惱。」讓阮文紹最反對的是，美國把南越全境各處許多土地讓給北越，等於默認一個如同「豹斑」一樣，沒有人認為可行的政體；此外，共黨與反共人士在擬議的選舉委員會中地位對等，也讓阮文紹無法接受。季辛吉電告白宮，提出警告說阮文紹的頑固已經造成新危機。他並且致電河內，抗議總理范文同把協議草案大多數條款走漏給一名《新聞周刊》記者，激化西貢不滿。

在返回華府後，季辛吉繼續忙著「造假」：他首先打電話給蘇聯大使杜布萊寧，要求俄國人向河內解釋，如今距離美國大選只剩兩周，美國政府必須在公開場合謹言慎行，避免與西貢公然決裂。他並且要求北越軍象徵性地從南越撤軍，還告訴杜布萊寧，「河內或許以為我們是在刻意拖延，拖過十一月七日以後我們就會轟炸他們或什麼。我告訴你，總統已經鄭重保證，我們不會這麼做。」但就在季辛吉打這電話的同時，尼克森也在橢圓形辦公室裡告訴海格：「等選舉一過，我們就把他們炸得雞飛狗跳。我不會對亨利（季辛吉）說，不過我們會這樣幹。」

白宮頭頭們也努力相互告慰，說他們對西貢的背叛其實談不上背叛，因為西貢政權原本就不是一個真正的政府。海格對尼克森說，「我們已經給了阮文紹一百萬大軍，還給了他那麼多裝備，如果他還是兜不轉，那就去他媽的，這樣的人不值得救。」季辛吉則告訴尼克森，「總統先生，我不得不告訴你我的一個讓我心碎的結論。我們一直以來支持的那些南越頭頭，經過這幾年的仗打下來，已經失去對和平的想像力。他們怕的其實主要不是共產黨，他們怕的是和平。」

當尼克森與季辛吉討論西貢政權可能迅速崩潰的危險時，季辛吉說，「我想，我們應該可以全身而退，他們不至於垮得那麼快。」十月二十四日，季辛吉以他特有的那種自嘲式幽默對中國大使說，「兩個越南都討厭我──我已經達成越南統一。」這名中國大使在等他的車時問季辛吉的助理，和平協定可不可能在選舉日以前簽定。助理答道，如果在十一月七日以前就與西貢鬧翻，尼克森別無選擇，只能幫西貢對付河內；但如果拖到投票日過後，情勢會倒轉，所以拖延對共產黨有利。美國政府已經向莫斯科與北京明白表示，私下裡，華府並不指望北越能遵守和平協議條款：華府要的只是河內在文件上的簽名罷了。

許多國家的許多領導人在國事問題上也有類似尼克森與季辛吉之間上述對話的交談，但像這樣因為錄音而將他們的偽善揭露的，尚屬首次。對後人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他們是否真有選擇。早在尼克森入主白宮以前，這場仗已經幾乎肯定打不贏。阮文紹總統與他的部屬沒有為他們治下的人民做什麼，而共產黨做得更少。尼克森如果有罪，他的罪就是為了一己的國內政治利益，不是為了印度支那、南越或北越人民之福，而不斷採取軍事與外交行動，讓兩萬一千名美國人與數以萬計越南人送命。

就若干程度而言，美國選民也脫不了共謀之罪：甚至在越戰最後幾年，許多選民仍然渴望這場戰爭能有一個不失美國顏面的結局。為安撫這些選民的情緒，尼克森與季辛吉沒有發揮堂堂正正的政治領導，而是小奸小猾地製造假象，在一九七二年大選前後那段有限的期間拉攏選民。他們製造這種假象的巧思令人嘆服，但他們展現的道德令人不敢恭維。季辛吉雖說頗富「現實政治」（realpolitik）大師盛名，但他的表現說明他不懂現實政治。他在十月二十三日當面告訴阮文紹：「美國絕不會犧牲一個誠信的朋友。」兩天以後他回到華府，告訴商務部長派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我只有一個願望──讓越南人放手拚個你死我活，最好是兩敗俱傷。」

二十六日，北越向全球宣布擬議中協議的條款，要求美國依據黎德壽與季辛吉先前討論的結果，在三十一日以前簽署協議。河內這項宣布在美國引發一場騷動，尼克森因此下令季辛吉，要他以明星之姿在電視新聞亮相──在這以前鮮少公開發表談話的季辛吉，就這樣成為無數電視新聞節目的巨星。初次公開亮相的季辛吉顯得有些靦腆，但他的權威、急智幽默與坦誠讓他成為電視新寵。在一次人潮擁擠的記者會中，他侃侃而談：「女士們先生們，一場打了十年的仗明顯已近尾聲。」

他說，河內已經放棄南越建立聯合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西貢也已經果不其然提出異議。美國廣播公司電視網（ABC TV）在報導他這些話時用了「和平近在手邊」的標題。在投票日前兩周，季辛吉向尼克森拍胸脯保證勝選。尼克森當天晚上在電話中對季辛吉說，「他們認為你已經把和平弄到手了嗎？」季辛吉說，「沒錯。」尼克森說，「這是他們的想法，但沒關係，就讓他們這樣想吧。」政界人士無分黨派紛紛對這位國家安全顧問讚譽有加。威廉．伯克利的哥哥，參議員詹姆斯．伯克利（James Buckley）打電話向季辛吉道喜，希望取得一點象徵性保證：「我能因此認定，這項協議不會扯任何政權的後腿嗎？」「當然，絕對不會。百分百保證。」「那太好了。」《紐約時報》的詹姆斯．芮斯登說，「你為美國建了奇功，亨利。」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又犯下一堆選戰錯誤：他譴責尼克森不肯放棄阮文紹，卻不知就在那一刻，尼克森正在想方設法安撫阮文紹，為一場共產黨的烤肉盛會提供一道主菜。

西貢在發了幾天脾氣之後終於決定讓步，以避免與華府公開決裂。阮文紹語焉不詳地說，南越絕不接受一項損及南越人民利益的解決方案，但沒有說季辛吉這項方案損及南越人民的利益。第二天，他告訴國會，北越撤軍是他的「最低限度要求」，《紐約時報》因此指控阮文紹頑固。十月二十七日，《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以頭條報導「美國堅持河內撤軍：要求北越必須在簽約以前採取行動，撤回十四萬五千名軍人」。這篇報導錯得離譜，但它在全美各地激起反響，擦亮了季辛吉立場強硬的招牌，也淹沒了「水門」（Watergate）醜聞激起的漣漪。

在那段期間的美國，幾乎所有評論員都異口同聲把季辛吉描繪成國家救星。政界人士無分黨派，都渴望美國早日掙脫越南泥沼，都認為美國可以在保有若干尊嚴的情況下謀得和平。南越人民的命運就這樣被大多數美國人拋在腦後。許多人認為，只要能不再有炸彈、子彈、燃燒彈，任何結果都比現在這樣拖下去好。誰又能指責這樣的看法可恥呢？

季辛吉原本反對在大選過後對北越發動進一步空襲，但西貢的頑固與河內的輕鄙激怒了他，他開始主張空襲。他在十月三十一日告訴尼克森：「我認為我們應該把B-52進一步往北調。」總統表示同意：「說得很對。」季辛吉繼續說，「因為這些狗娘養的只懂這個……如果隔了一周他們還不答覆，我們應該恢復轟炸。」第二天，阮文紹公開譴責這項協議草案是「對共產黨的投降」。麥高文抨擊尼克森與南越，說尼克森不肯簽約，想再打四年仗，讓阮文紹繼續當總統。這指控與事實離譜得可笑。

總統選戰史學者席奧杜．懷特對一種現象嘖嘖稱奇：幾十年來共和黨候選人一直得不到美國選民青睞的情勢，在一九七二年最後幾天完全改觀：群眾開始擁戴尼克森。共和黨在選前最後廣播中呼籲選民：「這次要像全世界都仰仗你這一票一樣投票。」十一月七日，尼克森以百分之六十點七的得票率，擊敗民主黨麥高文的百分之三十七，取得歷史性壓倒勝利。

之後幾個月，尼克森政府的越南外交只有一項中心工作：威迫利誘，使西貢不再頑抗，說服阮文紹接受巴黎協議草案。十一月二十日，在回到伊維特莊園後，季辛吉向黎德壽提出阮文紹政府擬出的一紙六十九項草案修改清單，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要求北越軍全面撤出南越──河內根本不承認在南越境內駐軍。很可能的情況是，季辛吉向北越代表強調他如何碰上難題，無力迫使西貢就範。第二天，黎德壽針對南越提出的六十九項修改要求做出答覆：「我們決不會接受。」美國人竟然連他們的西貢傀儡政權都控制不了，著實令河內費解。黎德壽隨即重提本身的要求，要西貢釋放關在獄中的三萬平民。季辛吉於是拿出尼克森給他的訓令念出來，訓令上要他終止談判。

之後上演的矛盾鬧劇是，尼克森政府在公開場合極力強調對河內的憤怒，私下卻軟硬兼施，迫使西貢改變主意。十一月二十九日，尼克森在白宮會見南越特使時，毫不客氣地揚言要切斷一切援助：「若是沒有我們的援助，你們存活不了，懂嗎？」但阮文紹仍然不肯接受巴黎協議。黎德壽同意不再要求西貢釋放關在獄中的三萬平民，但在十二月十二日說，他得返回河內商量這件事。

越戰過程中最怪誕的鬧劇隨即登場。尼克森下令展開新一輪大轟炸，表面原因是教訓共產黨的頑固，同時也為了報復北越拒不釋放美軍戰俘。但黎德壽在十二月的立場與他在十月的立場並無多少差異。唯一的差異是，南越逐漸軟化，開始同意這項擬議中的協議。尼克森之所以在聖誕節期間發動代號「線衛二號作戰」（Operation Linebacker II）的轟炸行動，最可能的解釋是，它是一種武力展示，目的在讓西貢與美國人民相信美國支持南越的力量與決心；同時也為了懲罰北越，因為北越四年來一直抗拒尼克森的意旨。這項行動對外交運作並無影響，但它是美國介入越南過程的最後一項重要軍事行動。

◎「我們要把他們炸得屁滾尿流」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一，中午十一點，在關島安德森（Andersen）空軍基地的B-52機組簡報室，來自田納西州的詹姆斯．麥卡錫（James McCarthy）上校揭開一道蓋住路線圖的幕，誇張地說，「各位先生，今晚你們的目標是……河內！」飛官范斯．奧斯邦（Vince Osborne）說，「我敢說，長官們一定以為我們會大聲喝彩……但機組一個個臉色凝重地坐在那裡，在心裡嘶喊著『噢，狗屎！』」在聽到他與他的同伴將飛往「市區」時，艾德．彼得森（Ed Petersen）上尉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一開始險些以為是開玩笑。」飛行員們自我打趣說，對美國人來說，這場戰爭還早著呢。隨後十一天，B-52出動七百二十九架次，在北越投下一萬五千二百三十七噸炸彈，戰術飛機也投彈五千噸。「線衛二號作戰」是越戰期間規模最大的B-52作戰，總計一百五十五架B-52轟炸機從一處五英里寬的機坪起飛，每天耗油兩百萬加侖。機組們都痛恨安德森基地，一些駐在基地的人自稱「機組狗」（crewdog）或「關島囚犯」（Prisoners On Guam, POGs）。基地車輛上模仿那些要求「釋放戰俘（POW）」的貼紙，貼著「釋放POG」的標籤。原本為容納三千官兵而設計的基地現在擠進一萬兩千人；每當有機組被擊落時，其他機組總忙著搶占他們的傢私。自一九六五年斷斷續續打著的空戰這時已經進入最高峰。

無論哪一場戰爭，飛行員生活的世界與地面戰鬥人員的世界總是大不相同。以越戰而論，地面戰鬥人員得在叢林露宿、在草屋藏身，而B-52機組人員可以睡在鋼筋水泥的冷氣房裡，沒有槍聲或爆炸聲干擾清夢。在大多數日子，他們都能沖個澡，享用美式早餐，然後起飛前往敵人領空。他們在幾個小時過後返航，讓龐然大物的B-52滑到護岸邊停下，然後前往基地軍官俱樂部買醉。但不要誤會，他們的仗打得並不輕鬆：他們得緊繃著心理壓力，在例行公事、單調乏味的關島，與飛彈橫飛的北越上空之間不斷往返穿梭。

在談到對印度支那的轟炸時，世人想到的不外乎是轟炸下的犧牲者，這當然沒錯。但那些出轟炸任務的人，心裡想的不是幾萬尺下方那些他們看不見的人，而是他們自己面對的風險。就像「戰鬥機喬克」（fighter jock）喜歡他們的角色一樣，高速飛行、戰鬥甚至毀滅的激情也令一代代年輕飛官沉醉其中。但轟炸也讓許多飛官喪膽，特別是一九七二年聖誕節期間的轟炸尤然。海軍中校約翰．尼柯（John Nichols）寫道，「沒有人願意成為一場打不贏的戰爭中的最後一名死者。」許多飛官閃躲危險任務，而且不以為恥；有人在奉命出擊時發現任務凶險而當場哭泣；有人立即辯駁說，「等一等，我昨天才出過一次地面砲火壓制任務，今天應該輪我休息。」還有人藉口技術故障不肯起飛，或提早返航。基地還流傳一些醜陋的謠言，說共產黨認為監獄已經人滿為患，不再收戰俘了。

航空母艦艦載機飛行員，以及從泰國烏打拋（U-Tapao）基地起飛的美國空軍戰鬥機與B-52轟炸機飛行員，每次任務來回只需三、四小時。相形之下，駐在關島的B-52，得飛將近三千英里才能飛臨北越的目標。大多數機組得飛九個小時才能抵達目標上空，投下炸彈以後還得長途跋涉八千英里，與沖繩起飛的加油機進行至少一次空中加油後，才能返回基地。雖說飛行員有時或許也能藉由自動駕駛稍事休息，但就算還沒有與敵人遭遇，單單駕馭B-52已經極端耗人心血。吉姆．麥卡錫寫道，「與高性能戰鬥機或與較新型B-52機型不同的是，B-52D沒有動力管控。想飛精準編隊或運動，飛行員得運用許多老式的手動操作技巧。」他說，操作B-52D，「就像尖峰時段在華盛頓市區駕一輛沒有動力方向盤、空氣制動或自動排檔的十八輪大卡車」。

每一次任務都得投入擔負各式各樣任務的各類型飛機，在同溫層堡壘展開轟炸以前，戰鬥機先對敵軍高砲與飛彈陣地展開攻擊，電子反制機不斷干擾敵軍通信頻道與雷達信號，幾架F-4幽靈機釋出反制箔，更多幽靈機伴在B-52旁邊，以防米格機來犯。B-52同溫層堡壘有機組六人：兩名駕駛；一個兩人「防衛」小組，成員包括一名電戰官與一名砲手，兩人坐在駕駛艙後方幾英尺處，面向機尾，盯著螢幕，操控著電子戰儀器；以及一個由領航員與雷達領航員組成的兩人「攻擊」小組，坐在下方艙裡。雷達領航員就是過去所謂的「投彈手」。架在機尾的四挺五〇機槍是二次大戰留下的骨董，置身六英里高空的它們鮮少能對敵人造成什麼傷害。不過根據戰報，它們在線衛二號作戰中擊落兩架米格機。

在關島基地，負責保養B-52的是五千名駐在「腳踏車廠」（Bicycle Works）的地勤人員。這些B-52是一九四九年設計，四年後才首次升空的飛機，其中一些轟炸河內的飛機已經有十七年機齡。同溫層堡壘有十個獨立水壓系統與四個大型發動機，由熱氣渦輪引擎打出攝氏兩百五十度高溫的壓縮空氣帶動。由於熱氣導管與控制纜、油槽、氧氣線路擺在一起，一旦走漏，後果不堪設想。

當安德森或烏打拋基地處於緊繃狀態時，一架轟炸機可以在四小時內完成加油與填彈作業──僅有正常作業時間的一半──大檢修也只需八小時就能完成。機內彈艙滿載可以裝填八十四枚預置彈匣中的五百磅炸彈。地勤人員得在超過華氏一百度高溫、不時還有熱帶暴雨來襲的天候中進行裝填作業，極為耗神費力。他們有許多英勇奉獻的事蹟：有一次，一架轟炸機在滑行準備起飛時爆胎，地勤人員在引擎不熄火的情況下，僅用十五分鐘時間就完成一般需要一百五十分鐘才能完成的換胎作業。

在每次任務展開以前，企畫人員得花許多小時辯論目標，用SR-71高空偵察機拍攝的SAM發射站與雷達設施照片進行比對，調整攻擊點，優化攻擊軸線。B-52轟炸機一般以三機編隊方式出擊，這種編隊稱為「單元」（cell）。在翼掛彈載滿載的情況下，由六架每架可以攜帶三十噸炸彈的B-52組成的兩個「單元」，可以將一個「格子」裡幾乎一切生物全數滅絕，將「地毯式轟炸」詮釋得淋漓盡致──所謂「格子」（box）指的是一塊八分之五英里寬、兩英里長的長方形地面。根據最新情報與目標選定，機組會在出擊前接獲「個別命令」（fragmentary orders, frags）。目標或位在低威脅區，或在高威脅區，視地面高砲設施密度而定。優先目標是必須「勉力完成」的目標，也就是說，無論遭到多麼猛烈的敵軍攻擊，無論飛機出什麼狀況，機組必須將飛機飛到目標上空投彈。

在任務簡報過後，牧師主持天主教祈福儀式，讓有些人覺得很受用，但也造成其他人反感。機組隨後上車來到機坪登機，飛機上堆著笨重的求生背心、隨身武器、口糧箱，還有裝了飛機技術手冊、轟炸電算表、星象導航資料與機密簡報材料的大公事箱。機組還得攜帶禦寒裝備，如果機上暖氣系統正常運作，這些裝備就成了累贅；但一旦暖氣系統失靈，機艙溫度降到攝氏零下五十六度，這些裝備就是保命必需品。

戰鬥機飛行員稱B-52為「Buff」──就是「又大、又醜、又肥的傢伙」（Big Ugly Fat Fellers）。戰略空軍指揮部喜歡另一個比較冠冕堂皇的說法，形容一群B-52在跑道滑行，準備起飛是「大象遊行」。B-52機群起飛場面壯觀，總能吸引一群群旁觀者、地勤人員、下了勤務的機組在跑道邊、基地辦公室與陽台上駐足觀賞。一架接一架Buff加速準備起飛，引擎排氣孔不斷冒出陣陣黑煙。

它們不斷攀升，飛越停在外海海面，數著飛機架數的俄國拖網船。機組打點著，準備長途飛行：兩名領航員或許可以下個棋，或寫信。一名機組在代數教科書上解題，其他人有唸函授班的，有個人唸的是牙科。當他們想幹點壞事、開個玩笑或質疑一個程序時，為躲避戰略空軍指揮部督察的監控（督察會監聽機艙錄音），他們會相互傳紙條。在飛越海上時，整個機組往往都沉入夢鄉。在健康身體狀況下登機很重要，因為當飛機在高空飛行時，感冒、耳塞或鼻竇炎都能讓人極度痛苦，可能造成嚴重感染。不可測的天候也是問題，例如逆風增加耗油，使飛機必須進行額外的空中加油。

當轟炸機接近目標時，所有機組都必須保持警醒。北越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已經擁有可觀的米格機、高射砲與飛彈防空武力。美國飛機一進入射程，SAM二型飛彈組員已經大舉展開對空射擊。機艙裡反應不一：在十二月十八日領導第三波B-52出擊的飛行員羅伯．克拉克（Robert Clark）說，「我已經準備好了；我的領航員嚇得全身抖顫；我的砲手耀武揚威；我的電戰官非常擔心他的裝備會失靈，他很興奮，但也很害怕。」樂岱爾（Les Dyer）覺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我年輕，自認是百毒不侵、金剛不壞之身」。布魯斯．伍迪（Bruce Woody）說自己「嚇得屁滾尿流」。傑利．威克蘭（Jerry Wickline）說，「我在整個過程中都覺得自己會在下一秒死去……好幾次，飛彈近距離爆炸造成的強光，或它們掠過我身旁時噴出的尾焰令我眼前發黑，我正後方那架B-52被擊落了。」他又說，「我在那次任務中發現我不是懦夫，我絞盡腦汁想找一個藉口，讓我可以將飛機繞道，而不是直接穿越這些飛彈。但我雖怕死，卻更怕背上懦夫的罵名。」

要做到精準轟炸，在目標進擊的過程中，飛機必須無視於呼嘯襲來的飛彈，保持四分鐘平穩、筆直的飛行。三機「單元」以密集編隊進擊，以混淆敵軍雷達：如果其中一架偏離隊型，或其中一名駕駛閃躲，編隊保護網的效力就會減弱。機組會聽見電戰官那些令人心跳停止的通話：「SAM來襲！」機長會問，「距離目標還有多遠，雷達？」「還有十秒。五，四，三，二，一。炸彈下去了！開始……轉向，機長。」

線衛二號於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七點四十五分登場。在將三十噸炸彈釋出的那一刻，B-52會稍有顫慄。驟然轉向可能暫時阻斷雷達訊號，讓飛機在幾秒之間處於無防禦狀態，導致致命後果。在一次月夜出擊任務中擔任任務指揮官的韓斯里．康納（Hendsley Conner）上校，談到中彈經驗：「卡砰！我們中彈了。就像我們飛在雷聲中心一樣，聲音震耳欲聾。機上一切東西突然變得非常亮，旋即轉暗。我可以聞到火藥燃燒發出的臭氧味，覺得我的右肩有些抽動。」他用對講機詢問機長克里夫．艾希利（Cliff Ashley），艾希利答道，「我很好，但飛機的狀況不妙。」

敵軍飛彈在這架B-52左舷爆炸，炸毀兩具引擎與翼尖，斷裂的殘骸不斷冒出火焰，機艙艙壓與大多數儀器也報廢了。儘管駐在關島，他們決定調轉航線飛泰國，並請求護送：兩架F-4幾乎立即回覆，「我們就在這裡，兄弟」。他們開始從三萬英尺高空迅速下降，極力避免在北越或在寮國上空跳傘：「我們知道他們在寮國不收什麼戰俘。」三十分鐘後，飛機進入泰國領空，他們開始大放寬心，以為終於可以安全降落了。隨即飛在一邊的一架F-4飛行員提出警告說，殘骸噴出的火焰更猛，整個左翼都已起火：「我看你們撐不下去。」所有六名常規機組都有自己的彈射椅，幾秒鐘過後，「棄機」紅燈亮了。砰一聲，領航員消失了。沒有專屬彈射椅的康納爬過一堆殘骸，來到最後一名機組彈出的洞口，凝視著遙遠下方的土地。他隨即跳傘，隔幾秒鐘拉了張傘索。他仰望遠方，只見那架B-52裹在熊熊烈火中轉著圈，墜向地面。他降落在一堆泰國村民間，受到他們茶水款待。又隔二十分鐘，他登上一架陸戰隊直升機，這架直升機已經將B-52六名機組完全救起。

在線衛二號行動第一夜，根據理查．瓊斯（Richard Jones）的計算，北越朝瓊斯的編隊發射五十六枚SAM，約翰．菲爾莫．葛拉漢（John Filmore Graham）也在攻擊河內福安（Phuc Yen）機場時見到三十枚。擔任副空中管制員的唐．奧德里治（Don Aldridge）少校對夜空景象有以下描繪：「開始見到高砲……大多數射在兩萬到兩萬五千英尺，但砲火相當猛烈。河內西方有米格機活動，但有F-4對付他們。開始見到SAM發射……出現一些一二二公厘非導向火箭……砲手報告……B-52編隊以密集隊型移動。SAM越來越猛烈，但大多數偏離目標至少一英里半……一百二十秒之後，一點鐘方向的兩枚SAM射得很偏，在目標水平距離外一英里半爆炸……兩枚SAM向B-52飛去──我可以見到排放尾──它們都在上方爆炸……B-52擺平直飛，展開投彈飛行……三十一枚SAM攻擊綠色編隊。」

約翰．奧華（John Alward）上尉的B-52因飛彈在近距爆炸而重創，兩具引擎報廢，另兩具也出問題。奧華駕著這架大鳥越過非軍事區，朝南飛往蜆港。但蜆港雖是距離最近的基地，對已經被打殘了的B-52而言，跑道卻短得可怕。飛行經驗不很豐富的奧華在惡劣天候狀況下飛近蜆港，發現基地正遭共產黨迫擊砲與火箭攻擊。他與機組討論是否跳傘降落海上，組員一致同意降在基地。但當副駕駛拉桿啟動機尾拖傘以便降速時，飛機沒有反應：啟動索已經斷了。眼見飛機衝向跑道外的一處雷區，奧華狠狠加速，將這架受創的大鳥硬是拉高，飛到空中。他們打了一個轉，嘗試第二次著陸。這次奇蹟似的成功了。

美軍已經摸清敵軍砲手與SAM飛彈組員的能力。他們借用電視鬧劇的名字，將一個北越飛彈連戲稱為「搞笑連」（F Troop），因為這個連的命中率低得可笑。反之，部署在河內西南方的另一個飛彈連是所謂「VN-549殺手連」（Killer Site VN-549），成為美軍必欲去之而後快的對象。北越米格機往往只是遠遠跟在B-52旁邊，保持安全距離：美軍認為他們「只是SAM的交通警察」──將B-52的飛行高度資料轉告地面，讓地面SAM飛彈組員無須雷達鎖定也能發射飛彈。對許多飛行員而言，高射砲比飛彈更可怕，因為直到砲彈爆炸，機組才能見到它們。北越的一〇〇公厘高射砲在三萬英尺以上高空很有效。

在五英里下方的地面，俄國防空顧問、二十一歲的法萊利．米洛尼成柯（Valery Miroshnichenko）中尉說，「我們在看一部講述二戰故事的電影，名叫《解放》（Liberation）。前一分鐘還看見螢幕中戰車在開火，下一分鐘就聽見放映會場外傳來爆炸聲，我們心想大概有暴風雨來襲了。隨即我們抬頭望見B-52：我們見到一架飛機像火炬一樣墜向地面。」北越現在將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這場大轟炸說成「空中奠邊府」，意思是他們在這場戰役中重創美國空軍。這場空戰登場以前的幾個月，北越飛彈部隊由於戰績不佳，士氣很低。一名飛彈組員寫道，面對美軍強大的電子反制措施，「有人開始耳語，說我們既無力，也無能。」

那年秋天有一天，阮建丁中尉剛朝一架射程六英里外的美國飛機射出兩枚SAM，「我聽見有人大叫，『小心，有百舌鳥反飛彈！』」他們要求營長降低追蹤雷達功力，以縮小輪廓，從而減少遇襲風險，但營長不肯。阮建丁寫道，「兩三秒鐘過後，一次可怕的爆炸把我炸得撞在我的螢幕上。我回過頭，見到雷達車的門已經被炸開，硝煙與灰塵布滿空中。車內幾乎所有人員全部帶傷，我們的裝備也被炸得稀爛。」阮建丁在發射站的發電機卡車裡，找到一名士兵趴在控制盤上，一動不動。「我叫他，但他沒有反應。他的身體有些扭曲，胸前有幾滴血。百舌鳥的一塊小彈片刺穿了他的心。」這是阮建丁入伍六年來第一次見到死人，他很震驚，也悔恨異常，因為他覺得他們失敗了。

美軍這項聖誕節攻勢真正的目標不是實質，而是士氣：計畫人意圖用夜間突襲的方式對敵軍造成最大騷擾，而且果然奏效。十二月十八日夜，阮建丁在一連迎戰兩波B-52攻勢以後，筋疲力盡地倒在床上，「希望能睡幾分鐘恢復一下我的元氣」。但幾乎剛闔上眼，新的警報聲響，這一次是F-111來襲。F-111消失在空際以後，阮建丁又一次疲累不堪倒在床上。但就在十九日凌晨四點，第三波B-52來襲，美軍釋出的干擾波全面封掉北越的雷達螢幕。終於熬到淒冷的黎明，疲憊不堪的飛彈組員意興闌珊地吃著早餐：他們的團迎戰六波美機，卻連一架也沒有擊落，不過其他幾個單位說擊落三架B-52。到十二月二十一日一早，「我們已經經歷了四或五次戰鬥警戒，由於缺乏睡眠與神經緊繃，每個人都筋疲力竭。只要聽到鑼聲響起，每個人都扯下毯子穿上鞋，冒著刺骨寒風趕赴戰鬥位置」。幾天以後，一架F-4丟下集束炸彈，殲滅了阮建丁的營。

在「河內希爾頓」，炸彈爆炸聲激起美軍戰俘罕見的歡欣鼓舞。他們鼓掌跳躍，讓一名摸不著頭腦的警衛忍不住質問羅賓森．萊斯納（Robinson Risner）上校：「這些飛機是來殺你們的！」上校毫不客氣地答道：「你錯了，它們是來殺你們的！」

談到老百姓。阮氏清平住在河內以東好幾里的地方，在線衛行動期間，她常與一群人站在一起，望著一波波轟炸機在遠方地平線丟下炸彈，情景就像「火山爆發」一樣。她說，「B-52機群似乎鋪天蓋月」一般飛過。這話當然只是比喻，因為B-52飛得太高，站在地面、躲在掩體內仰望夜空的人幾乎不可能見到它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轟炸讓數以百萬計的北越人民心驚膽戰。

在距離地面幾里的高空，美軍電戰官與雷達領航員坐在他們的「黑洞」裡，看不見底下的城市與鄉村、監獄與SAM發射站。他們生活在一個只有雷達螢幕，沒有其他視窗的古怪世界。領航員菲爾．布勞法斯（Phil Blaufuss）說，敵人的砲火「是必須不予理會的惡魔……你躲在一架飛機的機腹，腹艙裡沒有窗戶，望不見飛機外面火砲漫天飛舞的恐怖。你沒有供你射擊的槍，沒有供你進行干擾的電子反制裝備，也沒有供你操控的控制桿或油門」。但對電戰官而言，在螢幕上見到一個代表SAM-2的小點朝他的飛機逼近，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悲慘。艾蘭．強森（Allen Johnson）少校經歷了這樣的經驗。他只來得及叫了一聲「他們逮到我們了！」他的飛機在一陣猛烈的爆炸中解體，他遇害了。

所有飛越敵境的年輕人都得靠訓練與紀律支撐，他們也常故作英勇狀，相互打氣。雷達領航員迪克．帕里（Dick Parrish）記得，一天夜裡，機長見到SAM在空際不斷飛舞，還見到一個無疑是一架B-52爆炸造成的火球。當砲手在雷達幕上見到兩枚飛彈軌跡時，他們極力閃躲。之後飛機飛近寮國，取道返回泰國烏打拋，就在他們覺得比較放心時，他們從機艙望見地面又出現一次大爆炸，幾乎可以肯定那是一架美機。帕里後來說，「機長見到的這一切，加上我們自己的經驗，我想多少讓我們驚魂難定。當我們朝南飛向海邊時，我努力製造一些笑話破冰。我們的電戰官迪克．安克勒（Dick Enkler）一直埋首他的螢幕，盯視著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他立即訓了我一頓，說我不該打屁說笑……我想，『搞什麼飛機，我們已經完成任務，還能全身而退，我覺得我們應該好好笑鬧一番才是。』」

約翰．艾蘭（John Allen）與他的機組，每在朝東飛越太平洋折返安德森基地時，都會透過對講機，徹底放鬆的合唱「杜比兄弟」（Doobie Brothers）的〈聆聽這音樂〉（Listen to the Music）。不過只要是任務，直到它結束才算真正的結束，領航員金．辛普森（Ken Simpson）就得了這樣一個教訓。有一次就在飛回基地準備降落前不久，彈艙仍有殘餘炸彈的警示燈亮了，他奉機長之命前往調查。辛普森發現彈艙已經清空，於是爬進輪艙，插上他的對講機，向機長報告這個好消息。機長於是放下起落架準備降落，將沒有戴降落傘的辛普森暴露在暹羅灣清晨閃閃陽光中。辛普森嚇得混身發抖，緊緊抱住起落架，直到機長發現情況有異，重新收回起落架，辛普森才又回到他的座椅上。

在線衛行動第一次出擊結束回到基地以後，幾乎每一架飛機都自稱擊中目標：三架B-52被擊落，另兩架重創。在發現他們得在第二天夜晚循著單一進擊線再次出擊之後，許多機組很是不滿。而這條單一進擊線的製定人，是遠在奧瑪哈（Omaha）戰略空軍指揮部的那些長官。許多軍官建議使用多條進擊路線，同時對河內與海防發動攻擊。負責作戰的空軍副參謀長彼得．向尼斯（Pete Sianis）少將在聽了這些建議之後作出決定：「這不是我們的作法！」他下達命令：「從一條路殺進去，從一條路殺出來！」在十二月十九日那天夜裡，他這套戰術似乎有效：九十三架B-52出擊，只有兩架受損，沒有一架被擊落。

當B-52於第二天、二十日夜裡飛近河內時，河內大多數防空SAM營已奉命將三連發減到二連發，因為飛彈儲備越來越少，美軍的攻擊也讓飛彈交運更加困難；河內也已下達嚴令，只能用SAM攻擊B-52。但儘管面對這一切重重障礙，隨著空襲不斷進行，SAM機組發現，由於戰略空軍指揮部那些計畫人的一成不變，飛彈機組的空防工作輕鬆了許多。美軍在十二月二十日出動九十九架B-52出擊，有六架被擊落。套用一名北越軍官的話：「美國空軍完全暴露了他們的作戰型態……敵機從西方進來，從東北方退出……進擊區、時段與飛行編隊仍然未變。」約翰．菲爾莫．葛拉漢與其他許多飛官對於戰略空軍指揮部的這種僵化非常憤怒。葛拉漢說，「我們就像遊樂場上那些供人打靶的鴨子一樣」。十二月二十六日，戰略空軍指揮部終於勉強同意改變戰術：一百二十架B-52分十路進擊河內與海防，而且都在十五分鐘同一時段內投彈。那次攻擊只損失兩架B-52。

電戰官比爾．康利（Bill Conlee）中校的座機，就是那天損失的兩架B-52中的一架。在飛抵投彈點的最後幾秒鐘，十枚SAM在他的三機單元附近爆炸。他的飛機遭兩枚飛彈夾擊，左翼首先著火，傷了五名機組。艙壓系統報廢，電力也沒了。警告燈亮了，機組紛紛跳傘。康利在跳傘時，因眼見兩枚SAM從身邊呼嘯而過而驚出一身冷汗。他在著地時全身多處擦傷，血流如注。在一輪小型武器攻擊後，一群越南人逼近他，除了一條短褲頭外剝光他全身衣物。他被抓著遊街，地方農民用農具與棍棒不斷打他，打斷了他幾條肋骨、打傷他的右膝。他被臉朝下綁在一輛卡車地板上，送到一小時車程外的河內。抵達河內時，押送他的人把他從卡車上丟到柏油路上，撞得他肩胛骨脫臼。兩名士兵把他拖進河內希爾頓的院落，把他關進一間獨人囚房。

在安德森基地，剛下任務的機組發洩他們的沮喪、疲累與緊張，發洩方式也大同小異。羅伯．克拉克說，在線衛行動第二天，當飛官走進安德森基地軍官俱樂部時，「你可以聞得到恐懼，大家摟在一起，確定彼此都還活著。」有人喝得爛醉；有人打架；有人把聖誕樹與墜海標示染劑丟進游泳池；有人對著高爾夫球場發射信號彈；有人在舞池引爆救生筏。瓊．畢雪（Jon Bisher）說，「如果你是死刑囚犯，你想幹什麼差不多也沒人敢管你……飛官們的態度是，反正他們拿你沒辦法，他們不會把你送回美國。」馬克．克洛德費爾特寫道，士氣低落的關鍵因素在於「美國政治與軍事領導層未能精確說明機組需要怎麼做才能成功……他們不斷出任務，卻見不到任務盡頭」。

傷亡報告的處理也頗有值得非議之處。凱蒂．騰納（Katie Turner）在安德森軍官俱樂部游泳時接獲通知，說她的先生不會回來了。有些「失蹤」機組的妻子等了幾年，全無丈夫音訊，或許指揮官不該抱持他們仍然生存的奢望。加州海軍航空站那些「遊輪寡婦[11]」（Cruise widows）也陷於無邊無際、前途未卜的痛苦中。美國空軍與海軍都有許多人不滿尼克森政府，認為尼克森政府不夠強硬，沒有迫使河內將失蹤美軍問題交待清楚。不過，最可能的狀況是，就連共產黨本身也不知道一些燒焦、甚至是蒸發了的屍體的身分。

隨著線衛二號行動持續，機組休息時段也必須緊縮。十幾名飛官在出了兩三次任務以後就告病，不肯再出任務。到行動結束時，這個數字增加到將近四十──每次出任務總有約十分之一的機組告病。保羅．蒙寧霍夫（Paul Munninghoff）的兩名戰友「罷工」，「我間接還聽到其他幾個人也這樣」。同樣的，機長泰德．漢奇（Ted Hanchett）「眼見機組逃避任務……我們還得繼續冒著生命危險出擊，領導人如果願意，我們其實可以很快結束這種狀況」。但聯隊長一般以寬厚態度處理不肯執勤的機組，不對他們進行懲處。飛行員與砲手承受的壓力越來越重，越來越疲憊。一些B-52機長開始不理會進場投彈時保持平穩的命令，採取劇烈閃躲運動。在前後十一夜的空襲過程中，北越總計發射約一千枚SAM彈幕方式多彈齊發，效果相當可觀。

在華府於十二月二十九日下令停止線衛二號行動時，美軍已經損失十五架B-52，但對於他們不用再出轟炸任務一事，飛行員不可能知情。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戰略空軍指揮部司令、二戰期間著名戰鬥機飛行員約翰．梅爾（John Meyer）將軍到安德森基地視察。他沒料到這次提振士氣之旅竟鬧到以灰頭土臉收場。梅爾之前曾帶著家眷造訪關島，讓基地裡那些與家人離散的官兵看在眼裡，非常惱火。這一次，當他為聯隊長麥卡錫上校別上空軍十字章時，會場上已經出現騷動，因為麥卡錫僅僅以乘客身分出過兩次線衛二號任務。在之後與機組人員的問答會中，一名飛官對密集任務造成的緊張婚姻關係表示不滿，梅爾聽了這話，竟大笑答道，「有些婚姻本來就不會白頭到老」。梅爾緊接著滔滔不絕指責機組，強調在進行投彈飛行時必須嚴守單元紀律，還揚言軍法懲處違規者。他這番表態引發一場機組與一名空軍將領之間前所未有、極其火爆的衝突：幾名機組一臉不屑地走出會場，其他機組也發出噓聲，不斷喝倒彩；椅子、可樂罐、簡報冊紛紛丟到講台上，好幾次擊中梅爾。一群高級軍官衝上來護送梅爾下台。當他駛離時，憤怒的飛行員意猶未盡，還用石頭砸他的座車。

這是戰略空軍指揮部有史以來最不尋常的一次事件。有些機組對於同袍這種行為也不以為然，但許多機組認為梅爾是自取其辱。套用詹姆斯．拉西（James Rash）的話說，「這些機組大多在敵意環境中飛了太多時間……幾天以前還與我們親密相處的友人，如今已經生死異路，這情況在我們中間比比皆是。」

無論美國本土與世界各國，全球對這場聖誕節大轟炸的反應都一面倒的不佳。河內展出兒童死亡與尖叫、醫院被毀的鏡頭，極盡巧妙能事地操控它的宣傳。美國空軍的目標主要是鐵路中心與電廠：北越發電能量從十一萬五千千瓦減少到兩萬九千千瓦，全國燃料儲備四分之一被毀。但河內市長宣布，這場大轟炸炸死一千三百一十八名平民，海防也有三百零五名平民遇害。《華盛頓郵報》譴責這些攻擊是「一個主權國人民對另一個主權國人民發動的……最野蠻、最沒有意義的戰爭行為」。湯姆．威克（Tom Wicker）的《紐約時報》評論以「全球之恥」（Shame on Earth）為標題。倫敦《泰晤士報》說，這場轟炸「不是一個渴望和平的人的作為」；《每日鏡報》（Daily Mirror）的標題是「尼克森的聖誕節死亡暴風雨」。漢堡的《時代周報》（Die Zeit）寫道，「就算是盟國也必須說這是對人道的犯行。」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說，這場攻擊「應該激起所有美國人的義憤」。在坎培拉，新上台的高．惠蘭（Gough Whitlam）工黨政府也與美國畫清界線，譴責線衛二號。閣員之一的湯姆．烏倫（Tom Uren）抨擊尼克森與季辛吉的「暴行心態」。另一名閣員稱線衛二號是「人類史上最妖魔的行動，是瘋子訂定的政策」。

隨著水門事件逐漸暴光，自由派十年來對尼克森的積怨趁勢爆發，上述近乎謾罵的攻擊就在這種時空背景下出現。許多美國保守派仍對尼克森與他的政策充滿信心：他們接受尼克森的看法，認定為了迫使共產黨釋放戰俘，轟炸北越有其必要。但就全球而言，線衛二號讓人更相信北越是美國肆意施暴的犧牲者。雖說批判這項行動的言詞或許太超過，幾近半世紀以後證據顯示，發動線衛二號只為遂行尼克森的黨派宗旨，無論就政治或就軍事意義而言都有不當。

河內報紙宣稱，自戰爭爆發以來，它的部隊共擊落三千五百架敵機。但實際上，自一九六四年以來，美國在北越上空總計損失九百四十四架飛機。空軍第七軍司令威廉．摩耶（William Momyer）在戰後很久，在給同事的信中寫道，「我很遺憾我們沒能打贏這場戰爭。我們擁有取勝的部隊、技巧與情報，但我們的文人長官不肯讓我們放手一搏。我們的空軍毫無疑問表現得可圈可點……如果說這場敗績能帶給我們什麼教訓，那就是──除非你準備不惜一切打贏一場戰爭，否則不要打。」在二次大戰戰後的世界，摩耶這番話就戰略角度而言算得上文盲。因為除非摩耶與他那些同志能使用核子武器──這也確實是許多美軍將領的希望──單憑空中武力而改變越戰結局幾乎不可能。

這波聖誕節攻勢沒能對外交情勢造成多少影響，一切條件與十月間並無不同。河內已經信心十足，知道能在談判桌上幾乎予取予求。

譯注：夏帕基迪醜聞，一九六九年，民主黨籍的愛德華．甘迺迪因在夏帕基迪酗酒駕車，從橋上墜入海中，導致同車的年輕婦女瑪麗．科佩奇尼（Mary Kopechne）溺死。 back

譯注：遊輪寡婦，在丈夫生前經常因跟隨丈夫調動，乘遊輪往來的婦女。 back

第26章臨死前的吻

A Kiss Before Dying

◎戰俘

或許最關心巴黎談判結果的，莫過於關在共產黨手中的幾近六百名美軍戰俘。他們大多是關在河內市內或近郊的飛機機組。不過也有二、三十名在南方被捕的美軍（從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三年間，人數有消有長）分別關在高棉附近的叢林戰俘營中。其中最著名的戰俘包括外交官道格．蘭賽。他在一九六六年一月落入越共手中，在被俘初期，蘭賽大多時間被關在一個讓他無法站直身軀，螞蟻、蠍子、白蟻、蚊子肆虐的竹籠裡，他每個月只能刮一次鬍子。在被囚禁七年之間他只接到兩封信，有一次一連七星期沒機會洗澡。有一次一條六英尺長、黑黃相間的金環蛇游進他的囚房，占了他的床。這條蛇後來溜出去，遭警衛發現打死。

蘭賽一開始想說服那些抓住他的人，讓他們相信他不過是個無足輕重的平民百姓。他們於是問道，既然如此，你為什麼有那枝AR-15卡賓槍？你的卡車廂裡為什麼裝了手榴彈。共產黨還發現，根據《華盛頓郵報》的說法，這個自稱無足輕重的平民位階相當於中校，是「目前為止被俘的最重要的人物」。美聯社說，他是「美國駐越文職人員中最有知識的官員」。蘭賽學識非常淵博，對戰爭的看法深受修斯底得（Thucydides）與孫子影響。他的父親是退休美國政府官員，生長在「新政」（New Deal）時代，對大蕭條時期的民生困苦感受甚深。蘭賽的父母不喜政壇公職人物，常將他們與職業專業人士的正直做對比，蘭賽也深受這種觀念的影響。在哈佛大學唸研究所期間，他曾師從麥喬治．邦迪。研究所畢業後，他先在日本與沖繩美國空軍情報部門工作了兩年。在國務院黎巴嫩科工作一段時間後，由於自始就對詹姆斯．龐德（James Bond）沒什麼好印象，他拒絕調任中情局的一項邀約。不過抓到他的共產黨理所當然地相信他是情報官。

關在河內的戰俘在一九六九年以前一直遭到酷刑，蘭賽與其他前前後後與他關在一起的戰俘雖能倖免於這些酷刑，卻備受饑寒交迫之苦。他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像其他一些落入越共手中的美國人一樣遭越共殺害，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遭殺害。蘭賽聽說，在自己被俘前不久，美軍戰俘肯．羅拉貝克（Ken Roraback）士官與胡伯．佛賽斯（Humbert Versace）上尉剛遭越共處決。據說兩人當時被領到一張桌子前，就像要準備進餐一樣，結果遭人從後方朝頭部開槍射殺。蘭賽於是懇求那些越共，如果自己也會遭到同樣命運，一定要給他十五分鐘時間寫一封信給父母。他在被捕頭兩年一直生活在恐怖中，經常失眠，不斷做著遭處決的惡夢：「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在心理上撐過來的。」

他無論要坐、要躺、要刷牙都得先徵求警衛同意，警衛會吹哨向他示意。越共會射殺那些絕口不與他們溝通的美國人。通曉越南話的蘭賽能與警衛們暢所欲言，他誠懇地告訴他們，他贊同越南村落的社會主義化。當他終於簽了一份宣傳聲明，讚美越南社會主義時，越共幹部之間還為聲明措辭夠不夠謙卑的問題掙得面紅耳赤。共幹們不斷詰問蘭賽美軍可能投入多少兵力侵入北越等等各種問題。蘭賽答道，可能得投入四十到七十萬兵力，一名共幹點頭表示同意，還說「你現在終於上道了」。但他的生活始終處在半飢餓狀態中。一些戰俘因為受不了飢餓而死亡──早年韓戰期間美軍戰俘稱這種狀態為「放棄求生症」（give-upitis）──但也有戰俘因不肯放棄而存活，陸戰隊少校唐．庫克（Don Cook）強迫自己吞下自己嘔出來的東西就是例證。

蘭賽得了一大堆病，包括鉤蟲、傷寒、壞血病、肝炎、腳氣病等等。瘧疾的來襲不會認人，他的那所戰俘營的副司令就因瘧疾而死，蘭賽本人也得過一百二十三次瘧疾。當然，痢疾與阿米巴症也經常在戰俘營肆虐。稍微割傷一點皮肉就會帶來嚴重感染。蘭賽日後對他自己與其他戰俘的情況有以下描述：「我們每個人都瘦弱得不成人形……由於身體實在太弱，有時就連上廁所都得靠人扶持，而且往往走到半途就屎尿俱下。沒有經歷過戰俘營生活的人，特別是那些神氣活現的陸戰隊與特種部隊軍官，不知道什麼叫屈辱。但更惡劣的是，你因為戴著手銬腳鐐、或因為關在獨身禁閉室而不能動彈，經過幾小時甚至幾天，你醒過來，發現自己躺在自己的屎尿中，那種羞辱真是難以言喻。」一名戰俘有一次在一天內大解了八十四次。

蘭賽描述發瘧疾時抽筋、猛烈顫抖、大便失禁的情況。在暴雨中，「我緩緩拖著鎖鏈來到鎖鍊盡頭，挖了一個小坑，拉了一下肚子，然後慢慢往回走──所幸可以扶著沿路幾株樹與竿子，我沒有昏倒。」隨後他來到床邊，但不幸身子一軟，跌坐在床邊六寸深的泥水中。他就在泥水中呆坐了十分鐘，「虛弱得連咀咒的力氣都沒了」。蘭賽一連四天高燒，無法進食；急性期持續了兩星期。同為戰俘、來自緬因州的小兵查理．克拉夫（Charlie Crafts）形容瘧疾病發的情況如下：「那感覺就像有人用一根吸塵器的吸管插進你的屁眼，把你裡面的東西完全吸出來一樣。」蘭賽有一次病發，全身抽搐，關在一起的戰俘都以為他這下真要玩完了。

他們像警衛一樣也穿著黑睡衣，每天總有很長的時間綑在樹邊，「一條很重的鐵鍊磨著你的腳踝，一個大鎖在你的踝骨上撞來撞去」。他們的身體太衰弱，幹不了體力活，蘭賽每在奉命劈材時都會頭暈。一九六九年冬，戰俘們奉命為自己建造新戰俘營，結果他們花了五周時間完成這項工作。有時戰俘會為誰做了分內工作、誰沒做而爭執不休。由於不能對越共大喊大叫，他們會為了打鼾或放屁等芝麻小事而相互叫罵。但對於一起關在營裡那些惡形惡狀的難友，包括兩名民間包商，蘭賽並不記恨。「大多數本身承受極度苦難的戰俘，不願對其他人過分批判，就算那些人在壓力下幹出失常的勾當也不例外。」

一天，南方局下令釋放查理．克拉夫。警衛們不同意，認為應該釋放唐．庫克，因為庫克已經關了兩年。但庫克為克拉夫力爭，說克拉夫整個身體系統都在潰爛，應該是這個超級幸運兒。之後克拉夫果然獲釋。過了兩年，一名高幹在視察戰俘營時告訴蘭賽，他們已經決定，只要蘭賽不逃，他們要讓蘭賽活命。當庫克告訴那名頗有威嚴的高幹，說自己是天主教徒時，那名高幹應聲答道「Pax hominibus bonae voluntatis」（平安歸給天主喜悅的人）。之後蘭賽與庫克獲准交談，兩人對天主教教義爭辯了很長一段時間。

蘭賽在被俘七年間只獲准看了五本書，分別是《湯姆歷險記》（Tom Sawyer）、《三怪客泛舟記》（Three Men in a Boat）、《大衛．柯波菲爾》（David Copperfield）與澳洲共產黨韋福瑞．伯契（Wilfred Burchett）的兩本著作。聖經是明文禁止的讀物，讓一些戰俘極端苦惱。有一次蘭賽與庫克偷聽到英國廣播公司一段巴哈音樂會的廣播：「我們兩人都哭得像嬰兒一樣。」在被俘第五年，蘭賽得了一副紙牌，用這副牌玩了許多單人牌戲。談到夢想，蘭賽說，「有時我彷彿見到自己穿著一套布魯克兄弟（Brooks Brothers）裁製、六百美元一套的鯊皮西裝，腳踏芙洛西極品（Florsheim Imperials）紳士鞋，在拉斯維加斯最豪華的度假酒店外，與一名身材美好的歌舞女郎在一輛賓士600（Mercedes）前打情罵俏，風光留影，然後將一張16×20加框照，送給一名我敢打賭一輩子碰不上這種好康，也沒這品味的警衛。不過對我來說，梵谷（Van Gogh）的太陽照在梵谷原野上、一次熱水澡、可樂、聊天與九十分貝音響古典樂，比這樣的夢境重要得太多了。」

蘭賽思考了許多哲學與量子力學的問題：「既然我不能控制我自己這一角世界的環境，倒不如思考整個宇宙，這是一種精神自慰。」這段漫漫歲月中沒有出現什麼趣事。偶有笑聲傳來，不外一些無厘頭鬧劇，例如：一隻雞掉進糞坑裡，牠飛快掙了出來，拼命拍打翅膀，將旁邊一名不得人緣的幹部濺得一身都是糞便。有一次一名戰俘因病重沒有露面，其他戰俘那天用猴子肉裹腹。一名美國人拿起一隻猴掌放在自己盤子裡，仔細檢驗：他說他一定得弄清楚他吃進肚裡的，是不是與他關在一起的那位難友。疾病不時總會奪走一名戰俘性命，對戰俘們造成沉重打擊。蘭賽筆下「我所曾見過印象最深刻的戰俘，我既需要他讓我跟上腳步，也需要以他作為典範，幫我振作」的庫克於一九六七年死於瘧疾。蘭賽說，美軍顧問約翰．蘇曼（John Schumann）少校死於腎衰竭，不過蘇曼仍然列在官方失蹤名單上。如果華府願意，蘭賽本可以提前一年半離開戰俘營返美，不過也幸好他在很久以後才知道這件事，否則他可能氣瘋。一九七〇年十二月，阮大（Nguyen Tai，譯音）成為落入西貢手中最高階的共幹；六年來，他一直是西貢境內間諜與恐怖活動首腦。一九七一年十月，臨時革命政府提議換俘：用阮大與另一名高階共幹交換蘭賽。但阮文紹手下與中情局都不同意這項換俘案。他們說，特別是阮大太重要了，阮大就這樣一直被關到西貢陷落。蘭賽的命運則要等巴黎和談的結果。

◎「和平」

一九七三年初，當一艘艾賽克斯（Essex）級航空母艦駛離舊金山，執行她在東京灣的最後一次任務時，艦上官兵凝視著擋在空空如也的金門橋兩邊的車輛，分不清是愁是喜。當時美國國內反戰情緒已經勢如鼎沸，為防止反戰分子從橋上向通過橋下的這艘母艦丟石塊甚至炸藥，警方封鎖了這座橋。但這時，儘管越南本身人民仍然困在無邊的戰爭泥沼中，至少美國人已經脫身在即。季辛吉在二〇一三年說，聖誕節轟炸造成一九七二年十月巴黎協議草約的修訂，修訂項目包括美國有權無限制為南越提供軍火與裝備；共產黨從寮國與高棉撤軍；內部管控機制加強（季辛吉於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二日私下告訴尼克森，「所有這一切都只是說給那些一廂情願的人聽，讓他們感覺甚好的鬼扯蛋」）；還有一些次要技術性修訂。

這些修訂的第一項，早在四個月以前已經談妥；其他幾項要不是無關緊要，就是共產黨根本不會遵守。季辛吉還強調，由於美國轟炸北越，黎德壽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快馬加鞭地同意史上稱為「巴黎協定」（Paris Accords）的文件。但在之前一年十月，美國卻不肯簽署就任何有意義層面而言，都與這項最後協定一般無二的一份文件，讓北越非常惱火。國務院的約翰．尼格洛彭說，「我們轟炸北越，迫使北越接受我們的讓步。」

在一月間導致決定性翻轉的事件出現在西貢，而不在河內。在參議員高華德與約翰．史坦尼斯（John Stennis）兩名著名鷹派壓力下，阮文紹總統勉強默認。一月二十三日，橢圓形辦公室宣布：尼克森總統告訴美國人民，在全面停火過後，戰俘將在六天內返美。他呼籲嚴格遵守巴黎協定條款，他說，「美國將繼續承認越南共和國政府是南越唯一合法政府。我們將繼續根據協定條款援助南越，將繼續支持南越人民和平解決他們的問題。」

在談到違約後果時，尼克森刻意含混其詞：「我們會做到我們根據這項協議必須做到的一切，也指望其他各造做到他們根據這項協議必須做到的一切。」大多數美國人相信，一連幾屆美國政府始終談不成的協議之所以能夠談成，正是因為聖誕節大轟炸反映的尼克森的強硬。尼克森的民調支持率高漲到百分之六十八。一月二十七日，國務卿羅傑斯簽署了巴黎協定：最後兩萬七千名美軍與顧問開始返美，在三月二十九日完成撤軍。自尼克森據說帶著一項謀和方案上任以來，兩萬一千名美軍死在越南。獲釋的共產黨戰俘在乘卡車北上通過非軍事區時，模仿北韓戰俘在一九五三年休戰協議後獲釋返國時的作法，撕毀西貢政府發給他們的衣服，丟到卡車外面。河內大放煙火以示慶祝。

季辛吉在三月十四日告訴他的主子，他非常擔心北越會早在那年秋季就大舉發動攻勢以完成統一大業，為尼克森政府帶來進退兩難的困境。那天稍後，尼克森對哈德曼說，「亨利說的完全正確，我們得盡一切力量讓巴黎協定至少管用一陣子。等兩年以後，沒有人還會在乎越南發生什麼鳥事。」尼克森隨後開始忙期中選舉的事，絲毫沒有料到自己會因水門案而於一九七四年八月，期中選舉前被趕出白宮。

根據巴黎協定的條款，南越釋放兩萬六千五百零八名共產黨戰俘，北越釋放四千六百零八名南越軍戰俘、五百八十八名美軍戰俘與九名其他國家的國民。美軍戰俘的返國──幾乎都從河內搭機飛離──在美國社會引起極大騷動，特別是當他們公開被俘期間承受的種種苦難時，更在美國國內造成情緒大爆表。自他們離開美國以來，世事變化甚多。戰鬥機飛行員福瑞德．齊瑞（Fred Cherry）上校在離家幾近八年後重返家園時，發現他的妻子已經與他人生了孩子，他的兩個兒子從中學輟學，妻子還把家裏的儲蓄全部花光了。當時的美國社會，電影充滿赤裸裸的性，同性戀肆無忌憚，男人穿著豔麗花俏的長褲與寬皮帶招搖過市，以及高得嚇人的物價等等──這一切文化落差讓虔誠基督徒諾姆．麥丹尼爾（Norm McDaniel）上尉震驚、沮喪。「我帶著一九六六年時代框架回到美國，我們對暴動與暗殺一無所知。記憶為我帶來許多困擾，我得學會選擇一些事專心投入。」

麥丹尼爾留在空軍現役，繼續老本行。此外，對那些留在越南的北越人，他也抱著一顆寬容、憐恤的心：「我回來享受好日子，他們得繼續撐下去。」他只有三十歲，但維生素缺乏症讓他的骨骼架構與六十歲的人一樣。他說，「美國對我們這些回國戰俘的待遇，比對一般退伍老兵好得多。許多老兵需要寬慰，但得不到。」有些前戰俘在身體與心理上完全康復，跨出軍中建立成功職涯，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參議員約翰．麥肯（John McCain）。其他人一輩子無法掙脫那段苦痛的回憶。

在關在南方戰俘營的蘭賽與其他美國人獲釋以前，戰俘營司令向他們致詞說，他們獲釋後懷恨在心在所難免。儘管戰爭免不了造成了他們艱困的戰俘歲月，但越共惡行也是造成戰俘們苦難的一大原因。但無論如何他還是希望，身為成熟的人，美國戰俘應該知道，越共沒有將他們一槍斃命，費力耗神地讓他們活下來，已經算他們運氣。他希望戰俘們回國以後能說服他們的同胞，不要在其他地方重演這場干預越南的悲劇。經歷過一無所有、貧病交加生活的戰俘，或許更能了解那些必須一輩子一無所有，連翻身希望都沒有的人的命運。大多數美國戰俘在聽完戰俘營司令這番話後，立即的反應都認為他得了便宜還賣乖，對他的話嗤之以鼻：沒有人會在回國後變成一名「自由鬥士」。但蘭賽日後達成結論，認為那戰俘營司令的話不無道理，「甚至有深奧的智慧」。

他們一夥總計二十七人，於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二日在祿寧獲釋，他們的個人財物也當場交還。吉姆．洛林斯領回一只廉價「精工」（Seiko）錶，一名幹部向洛林斯解釋說，洛林斯的那只勞力士（Rolex）金錶由於「戰時緊急事件」已經遺失，這話讓洛林斯氣得大罵說，「狗屁，我前兩個星期才看見那只金錶戴在你表兄的手腕上。」一名共軍上校在戰俘返還儀式上，要求在場美軍代表（包括蘭賽的老戰友法蘭克．史考登）讓他看看美軍大直升機的機艙。這名上校說，他希望自己的兒子有一天能夠到美國念書。這話聽在美國人耳裡，似乎說明北越人並非不知道北越社會的封閉落後。美軍戰俘們在即將獲釋的最後一刻才知道，看管他們的一名警衛在聖誕節海防大轟炸中失去了孩子，另一名警衛被炸斷一條手臂。這讓美軍戰俘們大驚失色。但那失去孩子的警衛仍然過來與戰俘們握手，祝他們好運，還拿自己的香菸請他們抽。蘭賽說，「換成是美國人，處於這種情況下，一定會拿起AK-47對戰俘們來一場美萊村式大屠殺。」

直到今天，一些鷹派仍然相信，如果尼克森當年留在白宮，當北越發動最後攻勢時，他會出動空中武力拯救西貢政權。但早在一九七三年二月與三月，尼克森已經向返國戰俘們明白表示，他認為恢復軍事行動就政治角度而言已經不可能。六月二十九日，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吉拉德．福特（Gerald Ford）宣布，尼克森將簽署法案，禁止美軍在印度支那四國海岸內外以及上空的一切戰鬥活動，讓國會議員大驚，因為僅僅兩天以前，尼克森才否決了一項禁止美軍轟炸高棉的法案。福特為了確定自己沒有誤解總統的意思，還在聖克萊門提（San Clemente）與尼克森通了一次電話，之後，禁止美軍戰鬥活動的法案在眾院以二百七十八對一百二十四票、在參院以六十四對二十六票通過，成為法律。儘管尼克森後來將南越崩潰的罪責歸咎於國會，但記錄顯示他自願放棄自己的裁量權在先。尼克森所以這麼做，動機非常明顯：一旦北越果不其然地發動最後攻勢，他可以不必考慮是否重新啟動軍事干預一事。

雖說他在聖克萊門提的談話沒有錄音，但他三月二十九日在華府告訴季辛吉，「在高棉，我們得趕在國會把權力奪走以前，炸這個鬼地方。然後我們可以把爛攤子全部丟給他們。」六月，他撇清了印度支那，無論有沒有水門案，這都是一個聰明的決定。美國與美國人民已經因為這場戰爭而四分五裂，巴黎協定代表一個和解的開始。八月四日，尼克森簽署他本人倡議的法案，禁止美國捲入進一步戰鬥活動。之後他寫信給國會領導人，如果共產黨因此赤化印度支那，罪在國會山莊。

早在兩年多以前的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八日，季辛吉已經告訴尼克森說，他打算向黎德壽表示「我們願意給一個明年撤軍的固定期限，交換釋放所有戰俘與停火」。季辛吉接著對尼克森說，「我們然後可以告訴南越，他們可以享有一年太平時間整頓軍備。」季辛吉在隨後半世紀常說他促成一個體面的解決方案，是水門案、共產黨背信以及國會的怯懦搞砸了它。但根據傑夫瑞．金寶（Jeffrey Kimball）與肯．休斯（Ken Hughes）等學者從白宮錄音帶中找出的證據，季辛吉與尼克森從一開始就知道南越註定要垮，水門案根本改變不了南越的命運。此外，對季辛吉與尼克森的指控並不是兩人沒有保住西貢政權，因為西貢政權根本不可能保住，而是兩人欺騙美國人民，讓美國人民以為他們可以保住那個政權。

在尼克森辭職六個月後，季辛吉對史勒辛格談到尼克森：「他比大家想像中的他更邪惡，但也更好。」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成為國務卿的季辛吉說，尼克森懶得出奇，經常不看重要文件，「他的工作習慣，很像史皮爾（Speer，希特勒重要助理）口中的希特勒……在白宮那略帶同性戀、危機四伏的氛圍中，一切都很古怪……你不能相信他說的每一句話。」這就是季辛吉的看家本領：他把自己完全撇清，彷彿在那段白宮歲月中，他只是個好奇的天文學者，透過天文望遠鏡觀察總統的一舉一動罷了。

季辛吉讓美國在勉強保有一絲顏面的情況下，從越南泥沼中脫身，美國人民可以對他感恩戴德，但他在越南人民心目中一無是處。當季辛吉與黎德壽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共同得主時，季辛吉為滿足一己虛榮而受獎，讓自己終生蒙羞，而黎德壽卻明智地婉拒了這個獎。直到今天，流亡海外的越南人大多痛恨季辛吉，認為季辛吉背叛他們。南越史學者阮齊方（Nguyen Ky Phong，譯音）對他的評斷算非常客氣了：「他的工作就是竭盡一切可能讓美國從越南脫身，他做到了。」

◎旗子的戰爭

一九七三年一月底，當北越一個軍事代表團飛抵新山一機場籌辦聯絡辦事處建立事宜時，由於北越代表拒絕遵守南越移民程序──遵守這些程序，等於默認南越法統──雙方在停機坪相持不下。在現場觀察這些北越軍人的幾名美國人熱得險些昏厥，不過最後南越讓步，沒有堅持要北越代表遵守南越移民程序。那天在現場擔任南越空軍衛隊隊長的嚴正中尉，在談到這些共產黨軍人時說，「他們的言行舉止就像老大一樣。」冉謙的幾名部下很是納悶：「中尉，他們怎麼每個都是將軍啊？」北越軍軍階上無所不在的金星，讓南越人看得一頭霧水。

整個共產黨陣營一片喜氣。根據一名北越軍班長的話，「士氣高上天，因為我們百分百確定我們勝利在即。」他的單位發狂似的慶祝，「因為我們認為這表示我們都可以活著回家了。」隨著對胡志明小徑轟炸的落幕，河內士兵們的補給──特別是口糧──逐漸好轉。阮安上校寫道，「那情況就像有人轉了無線電卡式放音機的停止鍵一樣：一切噪音突然都停了。」共軍欣喜欲狂，因為從今以後他們可以一覺睡到天明，可以在野外放炊，可以凝望長空而不必搜索來襲的敵機。北越派出歌舞團前來南方勞軍，有時他們那些南越軍對手還會遠遠站在一邊，與他們同樂。保寧的單位開始接獲書本等一些勞軍物品，「不過這些書都是沒有人要看的宣傳品」。

敵對兩軍之間也並非沒有兄弟之愛。原是河內大學學生的「治」就與一名輟學的西貢青年結為好友。兩人都認為既然身為軍人，無論站在哪一邊都得盡職，如果要怪罪，只能怪那些高高在上的領導人。相互競爭的宣傳告示牌彷彿雨後春筍一般在南越各地出現。一處越共控制區就在邊界蘆葦中立了一面牌子，寫道：「士兵們，讓我們拋開讎怨，我們現在需要的是重建與友誼。」艾利約的妻子楊文美說，「一段短暫的樂觀出現了，倒不是說大家不相信共產黨終將獲勝，但一般認為那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西貢中情局的普利班諾訝然發現，國務院的一些同事竟然認為南越可以生存下去。中情局越南作業負責人飛來西貢，徵詢中低層官員的看法。普利班諾說，「我們幾乎一致認定河內不會放棄，又一場大規模攻勢在所難免。但中情局官方的看法是，情勢可以管控，因為北越在一九七二年戰鬥中受創甚重，現在需要美國經濟援助。」

在巴黎協定剛簽署過後那幾周，情勢確實洋溢著一片樂觀。河內要求遵守和約條款的聲浪不斷升高，武元甲認為，北越已經打得筋疲力盡，需要一段安定期，用美國保證的援助休養生息。但就像過去一樣，狂熱革命信徒黎筍反對，就連暫時緩下腳步他也不幹。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河內政治局擴大會議中，黎筍說，北越必須增兵戰場，但一方面要想方設法，務使對方背負打破停火協議的黑鍋。

河內做成關鍵性決定：繼續作戰。儘管蘇聯與中國削減援助，但北越軍已經擁有發動攻勢的足夠武器，而且不虞遭到空襲。在一九七三年，北越將兩萬七千噸武器彈藥、四萬噸米、六千噸燃料運往南方──數量高達之前一年的四倍。此外，河內並派遣十萬名生力軍沿胡志明小徑南下，將非軍事區以南的共軍兵力增到四十萬人。季辛吉雖曾呼籲採取軍事行動對北越進行壓制，但隨著水門事件案情不斷升溫，甚至在國會否決尼克森以前，美國人已經倒盡胃口，無意恢復轟炸行動。

而且，無意遵守巴黎協定的也並非只有北越而已。基於可以理解的理由，任由共產黨控制大片南越土地的事讓阮文紹總統無法忍受。有些史學者似乎認為，如果簽約各造都能遵守協議，巴黎協定原本有望長長久久。但就地停火讓南越境內出現一塊塊兩軍萬旗飄揚、相互對立的共軍控制區，任何稍有理性的人都知道，像這樣的國家，無論就經濟與政治角度而言都難以長治久安。更何況，這時年已五十的阮文紹發現自己處境尷異常。他憑藉遵循美國主子的意願起家，但從這時起，尼克森的許多親信已經開始渴望他能消失無蹤。詹森的前國防部長克拉克．克里夫就曾公開指稱阮文紹是和平的障礙。克里夫說，如果阮文紹辭職，一個「真正中立而且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將在西貢成立，與對方進行誠摯的談判」。

這種說法完全講不通：就算阮文紹辭職，除非能成為一統越南的主子，共產黨仍然不會答應。當年許多美國人要的不是越南改朝換代，而是整個越南從他們的良知中徹底消失，克里夫的上述說法，反映的正是美國人這種可以理解但不光彩的渴望。阮文紹在南越滅亡前最後兩年雖說沒有成就可言，但檢驗當年南越那些人物，無論換成誰上台取而代之，未必就能做得比他更好。阮文紹繼續打這場戰爭，固然因為黎筍逼他不得不打，但或許正如季辛吉一度所說，也因為這場戰爭已經成為阮文紹政權存在的唯一道理。

儘管南越已經不再享有美軍武力加持，阮文紹沒有推動軍隊改革，掌控南越統兵權的仍是他的政治親信，不是能征善戰的將領。在季辛吉反覆保證下，阮文紹一廂情願地相信一旦共軍又次入侵，美軍空中武力與火力會再次馳援。只不過這一次，就算不很老謀深算的華府人士也可以告訴這位南越總統，這一次無論發生什麼狀況，都不會再有B-52來了。

在停火過後，美軍顧問向他門派駐的南越單位道別，他們不再為這些單位提供建議，但更重要的是，不再為這些單位提供美軍火力支援。葛瑞．特里中校告訴他的南越陸戰隊同僚，美國海軍不會再為他們提供火力支援。那名南越中校答道：「你今天斷了我的右臂。」眼看北越與越共旗幟在許多村落升起，特里知道這名中校說得沒錯，「南越要沉淪了」。情報顧問愛德華．布萊迪（Edward Brady）說，「越南人一直不覺得我們會出賣他們……直到和約簽訂。在簽約以前，他們認為我們雖然傻，但我們與他們站在一起。」海軍中校阮治（Nguyen Tri，譯音）說，「共產黨並沒有贏，只不過美國人決定一走了之，任由南越戰敗。」

三年前，亞伯拉姆斯在對部屬談到他的南越盟友時，說了一段既憂慮又輕蔑的話：「我知道這些人已經在這場爛仗中打了二十年。我是說，他們這些年來始終沒過什麼太平日子。他們當然厭倦，受夠了。但……如果他們真想打贏這場戰爭，就還得犧牲，還得他媽的犧牲很多。如果不能做到……五、六年以後，他們就他媽的等著當共產黨吧。」與一九七〇年相比，到一九七三年，更多美國人對越戰已經厭倦，亞伯拉姆斯的上述表態，真確反映了這許多美國人的心聲：從今以後，南越能不能逃脫共產暴君厄運，取決於南越人民、特別是南越軍之手。

南越沒有得到季辛吉保證的「一年沒有戰爭」的喘息。季辛吉在二月中旬飛往河內，進行試探會談，發現與北越的工作關係根本無從建立。隨著南越全境各處的「旗子戰爭」開打，雙方的地方控制區爭奪戰愈演愈烈。南越軍指揮官一旦發現一支部隊與在地共軍過度友好，會將這支部隊輪調。一名北越軍士兵一天早上來到一處老會合點，與南越軍交換水果──結果險些被新調來南越軍埋的地雷炸死。三月二十九日，軍援顧問團正式關門：大多數工作人員收了帳篷，或者應該說，放棄了他們的冷氣宿舍。接管軍援顧問團剩餘業務的武官辦事處，用了兩千五百名美國民間合約工與四百名在地平民，但只有五十名美軍軍官在裡面工作。

副總統阮高祺後來滿懷恨意寫道，美國人在走的時候，得意揚揚地指著他們創建的百萬大軍，但他們「就算對他們自己也不敢承認，領導這支大軍的，卻是以阮文紹為首的一群貪婪、獻媚的小人」。阮高祺這話說得沒錯，只不過或許他不得不承認他本身也是這個模子裡出身的。一名南越軍上尉說，巴黎協定「是對我們的死刑宣判」。約翰．范恩在他去世前不久，對一群美國人說，「絕大多數越南人，約百分之九十五，不喜歡受到共產黨政府統治。」但事實是，雖說只有極少數人希望河內取勝，但那些討厭共產主義的越南人對他們自己的國家愛得太少，他們一心只想和平，不願繼續為他們的信念奮戰。

南、北越雙方都背了不斷破壞停火的罪名。一九七三年三月三日，為切斷三角洲地區彰善（Chuong Thien）省烏明（U Minh）森林內的敵軍據點，南越軍發動大規模攻勢，在遭到共軍頑抗後撤軍。武元甲後來說，南越這些行動使他放棄他本人遵守巴黎協定的初衷。但無論南、北越雙方，從頭至尾就不可能遵守停火：北越固然不可能放棄唾手可得的勝利，南越也知道美國人帶來的這種偏安局勢不可能久長。

一名南越軍將領寫道，這場戰爭「已經把南越帶到道德與物質破產的邊緣」。他說，大多數南越人已經耗盡犧牲的能力；他們現在只想聽西貢著名反戰歌曲作者鄭公山（Trinh Cong Son）的歌。一名上尉說，「我們的一般士兵大多數沒有痛恨敵人的理由，因為他們沒有見過共產黨的惡形惡狀。」阮國詩（Nguyen Quoc Si，譯音）中尉哀傷地說，「誰在領導西貢政府都一樣，真正主控的一直就是美國人。當他們認為打這場仗符合他們利益時，他們就打；一旦情況不對，他們就丟下我們走人。」阮國詩談到自己在巴黎協定簽署後的戰鬥經驗：「沒有人願意戰死，因為他們知道這場戰爭快結束了。」在一九七〇至七二年間，南越軍自稱擁有一比五的「殺戮率」優勢（南越軍損失一人能讓共軍損失五人）。估不論這項統計數字正確與否，到一九七三年這項優勢已經減少到一比二，之後一年更降到幾乎一樣。到一九七四年，戰鬥部隊由於彈藥短缺，士兵們奉命使用單發、不使用「搖滾」式自動射擊。

一九七三年秋，一名記者造訪邊和南越陣亡將士公墓。當地是一萬兩千多名──不過是南越陣亡將士總數的一小部分──南越軍人埋骨處。在「和平」協定簽字後，每天添增十名亡魂：在巴黎協定簽字後最初三個月，共有六千六百名南越軍戰死。這名記者寫道，「空氣中瀰漫著寡婦與子女的飲泣聲，耳邊還不斷傳來鏟子鏟地，為明天送來的屍體掘墳的沙沙聲」。除了戰場上的折損，南越的經濟也陷入困境。十年來，除了稻田以外，南越的主要經濟活動就是為那些富有得令人難以想像的外國訪客、老闆與占領軍提供服務。現在，占全國勞動人口總數三分之一的兩百萬城市工人失業了。西貢一名汽車代理商嘆道，他在之前一年的八月賣了一百輛車，現在每個月只能賣一輛車。電視機、機車、進口香菸從商店櫥窗中消失了，米價漲了一倍。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戰爭以及接踵而來的油價與肥料價格暴漲，造成大毀滅，也讓所謂「奇蹟米」不再經濟合算。共軍爆破兵在十二月發動的一次攻擊毀了西貢半數儲油設施。通貨膨脹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四十。

一名南越青年軍官對記者友人賈文．楊（Gavin Young）說，「反對共產主義的論證必須是物質或道德的，對嗎，賈文？但我們這裡現在的情況是失業、物價高漲、貪汙，不是嗎？所以說，我們找不到物質或道德的論據；我的意思是，西貢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愛國主義。既如此，我們怎麼抵抗？但我們想抵抗──我們大多都想抵抗，卻辦不到。這豈不是悲劇嗎，賈文？」

這確實是悲劇。西貢在一九七〇年推出一項「耕者有其田」的農村土地改革方案。三年以後，在付出近五億美元成本之後，南越政府讓非自耕地主幾乎絕跡，為一百二十萬南越家庭帶來他們渴盼了幾十年的土地所有權。只不過就像早期外海油田開採作業一樣，這項激進項目來得太遲。越南外海油田儲油量高達十五億桶，不出十年，它的開採改變了越南經濟景觀。那情況就像一名重病病人獲悉自己得了一大筆遺產一樣：但你得活著才能享用。

阮文紹政權積弊難改，無效如常，物質與彈藥短缺也不斷腐蝕著軍隊士氣。造成這種短缺的主因，不是美國國會吝於支援，而是美國人已經根據本身形象，以昂貴的科技為基礎，打造了越南戰爭機器──直到一九七四年，共軍每消耗一噸彈藥，南越軍仍得消耗五十六噸彈藥──而且效果還比不上共軍的低科技模式。此外，貪腐仍是根本問題。《洛杉磯時報》的賈奎斯．萊斯利（Jacques Leslie）揭發一個騙局：南越指揮官一直在新加坡高價出售砲彈殼（一九六八年前出廠的廢銅）。大衛．艾利約因此論斷「一九七三到七五年的額外援助只不過肥了那些將領，其他沒有人能受益」。美國大使館政治官哈爾．曼海（Hal Meinheit）說，「那是一個分化的社會，它的人民應該何去何從沒有任何共識。」一名南越軍少校寫道，「許多騎牆派預見共產黨勝利在即……民眾對西貢的支持迅速消退，許多原本與政府站在一起的人現在轉而支持共產黨。」

這名南越軍官不屑但不無道理地說，阮文紹總統「不夠強硬，當不了獨裁者……世上哪有一個處於戰爭狀態中的國家能讓人這樣猛批政府？有哪個第三世界國家准許記者這樣公開叫板，指責官員與將領貪腐，抨擊總統？」背叛已經深深蝕刻南越社會。中情局的山姆．亞當斯（Sam Adams）在一份報告中達成結論說，西貢政權的基礎架構是一種瑞士起司：據估計，匿跡政府或軍隊中的敵方線民有一萬兩千人。潘唐虞上尉在派駐西寧省負責特警情報作業時，發現他的司機只要一下勤務就消失在高棉邊界。經過監視、調查發現，這名司機在高棉邊界與共軍軍官密會。在之後的審訊中，他還承認自己奉命殺潘唐虞。最後，他對潘唐虞說了聲「我非常抱歉」，隨即關入監獄。

一九七四年初，國務院情報分析師根據西貢大使館「非官方人士」提供的資料，寫了一份南越前景展望報告。所謂「非官方人士」，指的是對南越前途過於悲觀的大使館官員。正由於他們的看法過於悲觀，在之前一年取代艾斯華．邦克出任大使的葛拉漢．馬丁（Graham Martin）不會將他們的看法交給華府。這份前景展望報告作者之一的哈爾．曼海說，「我們達成結論，認定除非美國能繼續大舉提供援助，否則這個政權的前景非常黯淡。」這時由威廉．柯比領軍的中情局反駁這項觀點，認為國務院所以這樣悲觀，目的無非是為大使撐腰，希望爭取更多援助罷了。隨著戰況愈演愈烈，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阮文紹在他曾經擔任第四軍軍長的芹苴發表演說：「我們不能坐視，我們必須採取適當行動以懲罰共產黨的侵略，這場戰爭已經再次開打了。」就像共產黨意圖縮緊南越控制區一樣，南越擴展領土的意圖也讓華府惱火不已，因為這兩種意圖都能危及越南現狀。

一九七四年三與四月，河內龍庭二樓會議室舉行了兩次重大北越戰略會議。與會軍官一致同意，胡志明小徑現在擠滿車輛而不是人力挑夫，運作情況比過去任何時間都順暢。一條長達一千英里，為進駐南方的北越車輛運補的油管已經鋪設完成。另一方面，越共仍然軟弱，事實上一直未能從一九六八年春節攻勢的慘敗中復元，也因此，共產黨在都市地區聲勢仍然相當薄弱。北越軍的裝甲車輛與重砲大多情況不佳。最重要的是，如果河內發動大規模攻勢，美國是否干預仍是未知數。

在越戰早先階段，共產黨絲毫不關注美國國內政治。但現在，河內以及在祿寧設了臨時「首都」的臨時革命政府──套用臨時革命政府一名部長的話──透過英國廣播公司與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以幾近著迷的好奇」注視著華府一舉一動。對這些消息來源的分析，開始讓北越蠢蠢欲動。一九七四年一月，中國發動突襲，兼併了南越外海的西沙群島，這件事沒有引起美國劇烈反應。在巴黎協定簽字後頭十八個月，兩萬六千名南越軍戰死，但美國國會繼續削減軍援。對西貢的援助從二十一億美元減半到一九七四年的十一億美元，之後又減為十億。

河內在一九七四年的第一個重要戰略決策，是在傳統上用來整編與再補給的春日雨季繼續戰鬥。那年三月，北越軍在西貢以西發動攻擊，遭到南越軍全力反擊──這也是南越軍在整場越戰過程中最後一次反擊。這場戰役令北越軍損失慘重，但也進一步耗損了南越軍已經薄弱的戰鬥意志。兩個月以後，北越軍第九師朝邊葛（Ben Cat）以西、爭戰不休的鐵三角地區發動大規模攻勢。兩軍激戰數月，都出動裝甲部隊。南越軍發動反攻，奪回失土，阻止共軍突破，但也付出慘重代價：南越軍十八師有兩百七十五人戰死，一千人受傷。駐防當地的南越軍軍長要求運補十五萬枚大砲砲彈，最後只得到五萬枚。那年十一月，當七號公路之戰接近尾聲時，南越軍幾個步兵營的兵力已經折損四分之一。北越軍的傷亡至少不相上下，但就像過去一樣，北越比較不在乎。河內政治局那些不滿分子不斷埋怨：黎筍「就像在一九六八與一九七二年一樣，又在燒我們的軍隊了」。但黎筍不為所動。共軍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區不斷施壓，進一步削弱南越軍與地方民兵。

有關兩軍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四年血戰的歷史紀錄極少，對數以萬計戰死在這段期間的越南人顯然不公。所以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是缺乏可靠證據──經公布的有關說法似乎像是神話。此外，交戰雙方士兵現在認定共軍終將獲勝幾已成為定局，因此不願多事聲張也是原因。南越軍在一九七三年有兩萬五千四百七十三人戰死，之後一年又死了將近三萬一千人。西貢高階警官之子、二十歲的阮國詩中尉奉派駐防頭頓附近一處東南方的民團。當地原本沒有戰火，地方上的越共與民團一直相安無事。現在戰火重燃，阮國詩在進駐第一天就碰上戰鬥。他的排的兵力很少超過十八人，而且只有幾支M-16，用的武器多是陳舊的賈蘭（Garand）M-1步槍：「用這種東西不可能擊敗AK-47，你死定了。」

他們經常欠缺彈藥。有一次在與越共交火時，阮國詩身邊只有一枚手榴彈。醫護後送直升機不再出現：傷兵如果運氣好，活得夠長，得靠人用擔架抬到路上。阮國詩的部下是「一盤大雜燴」，有些人因為家人遭敵人迫害而對共產黨深惡痛絕；也有人只想逃避，哪裡安全就往哪裡躲。本地人有時跟隨民團出巡，希望能為旅途增添幾分安全，但未必都能如願。一天有一名孕婦跟在阮國詩的士兵後面出巡，不小心走偏了一碼，士兵突然聽見後方傳來劇烈爆炸聲響。阮國詩說，「那位女士被炸得飛入叢林，不見蹤影。她的整個下半身不見了，胎兒掉了出來，恐怖得嚇死人……你見到許多這類慘事。」

北越軍爆破兵士官武光賢（Vu Quang Hien，譯音）在這段期間的一場戰鬥中大腿中彈，隨後他的單位後撤，他留了下來。一名身材瘦小的本地婦人上來，扶他躲進一處水塘邊的樹叢。武光賢對她說，「現在就把我留在這裡，如果妳在幾小時內聽到一聲槍響，妳就知道我死了。如果沒有聽到槍響，入夜以後來救我出去。」那婦人果然在入夜以後帶著先生前來救援，因為武光賢是個大漢，她一個人力有未逮。武光賢日後說，「她並不支持任何一方──她只是不喜歡見到我無助地躺在那裡。」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八日，在看完總參「在南方打贏這場戰爭的一項作戰研究」之後，武元甲下令準備發動攻勢，在一九七六年年底以前取得最後勝利。這項攻勢將以一場對中央高地的攻擊揭開序幕，後續攻勢的時機將視中央高地戰局變化而定。這項攻勢計畫於八月二十六日完成，隨於十月經政治局會議批准。雖說武元甲個人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始終爭議不斷，但史學者一致認為，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從莫斯科返回河內以後，他重拾睽違多年的工作，指揮這項最後攻勢。（武元甲因膽結石險些送命，到莫斯科接受治療。）他所以能暫時重掌兵符，最可能的解釋是，在共軍一九六八與一九七二年慘遭敗績後，黎筍不得不同意，想取得這場決定性一擊的勝利，武元甲個人的威望與能力必不可缺。美國總統換人也影響河內的決策。讓共產黨難以置信的是，新上台的福特，雖說用了季辛吉當國務卿，卻仍然要把他脆弱的新政府與美國人民又一次帶進越戰痛苦的淵藪。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福特寫親筆信到西貢，向阮文紹保證他會信守尼克森許下的承諾；但由於國會準備將援越撥款從十億減少到七億美元，而且之後真的這麼做了，這樣的保證自然不能讓人信服。拜通貨膨脹之賜，武器彈藥與其他各種物資價格飛漲，國會在這時裁減援越撥款，對南越軍造成巨大衝擊。九月十三日，季辛吉大聲抱怨說，美國願意拿出十億美元援助以色列，對於這麼多美國人捐軀的越南卻捨不得投入同樣援助，令人費解。

季辛吉的現實功利盡人皆知，但在這裡，他把握了一個國會與大多數美國人視而不見的道德、物質與政治重點。撤出對南越的直接軍援既是無可避免，也是正確作法。但無論怎麼說，當蘇聯與中國繼續援助河內的同時，美國國會不應該攔阻對西貢的援助。事情演變至此，僅僅是金錢援助已經不能改變結果：南越軍太弱，無力抗拒北越攻勢。但繼續慷慨援助能在這個越戰最後階段保住美國臉面。儘管早先的情勢誤判與背叛可以歸咎於白宮，但國會確實得為這種不值得的作法負責。

西貢在一九七四年接獲九億四千五百萬美元，但要維持一支百萬大軍的訓練、組織，讓他們在一種美國模式上拚戰，這樣的經費遠遠不足。南越空軍迫於經費短缺，不得不停飛二百二十四架飛機，包括六十五架直升機，其他飛機的作業時數也幾乎腰斬。陸軍的半數卡車因缺乏油料而擺在停車場，通信能力也因少了無線電電池而受損。在一九七五年一月與四月，國會兩度拒絕了參謀首長的聯名呼籲，要求提供經費，讓南越能購買迫切需要的彈藥、燃料與零組件。許多南越軍現在已經不得不在長期填不飽肚子的狀況下生活、戰鬥，通貨膨脹讓他們原本已經少得可憐的口糧更加縮水。

一九七四年年底，中情局的普利班諾在談到西貢情勢時說，「我深信，局面撐不了多久。」他的越南妻子「水」（Thuy）想為她母親在邊和北方買一塊地，於是普利班諾一家人驅車往北看地。但在接近當地時訝然發現，附近小村竟然沒有一個村飄著政府旗幟。他們掉頭返回西貢，沒有買地，因為他們已經很清楚，阮文紹政權的「旗子的戰爭」已經輸了。十一月，蘭賽以政府貴賓身分來
到西貢，出席阮文紹總統的國慶日慶典──事實證明，這也是阮文紹的最後一次國慶日慶典。蘭賽發現，他的導遊是共產黨的信徒：「他懂共產黨那套辯證，而只有身為共產黨一分子，才能懂那套東西。」

南越空軍軍官嚴正說，「我們知道事情不對勁，不過我們仍然抱著希望，但隨著不斷戰敗，我們也越來越沒信心。」法蘭克．史考登在美國大使館的一次晚宴中預測，西貢政權熬不過一九七六年。大使館大多數資深官員認為河內縱使不能在一九七六年，也將在一九七七年取勝，「唯一還有爭議的是，這項結局將經過政治聯合或戰場上的崩潰而出現。」越南海軍情報長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告訴鮑勃．戴斯塔：「共產黨今年還打不贏，但他們可能明年就能打贏，而且最晚後年一定會贏。」戴斯塔遇到一名頭髮灰白的越南游騎兵老班長。這老班長揚言要殺戴斯塔，因為戴斯塔是美國人。老班長說，他剛在高棉邊界打了一仗，由於美國人「背叛」，他的單位彈藥缺乏、損失慘重。一名計程車司機告訴戴斯塔，說他已經厭倦這場戰爭，只要不再打仗，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行──這是越南較低層社會的一致渴盼。

阮文紹也顯然有些抓狂，甚至考慮戰略性撤軍，放棄包括整個南越北部、南越軍兵力過於單薄、無法力守的地區。但儘管眼見地盤不斷縮水，阮文紹始終抱持一線希望，認為有些土地仍然可以據守。不幸的是，河內內部一種主張立即採取決定性行動的意識逐漸升溫。北越領導人見到美國陷於後水門案時期的混亂，見到美國國會與世界輿論顯然不同情西貢。南越的經濟幾乎與北越一樣糟，但南越沒有北越那種殘酷而有效的控制機制。河內也發現南越街頭亂象持續升溫，天主教神父領導的反貪腐抗議事件層出不窮。南越軍部分部隊仍然打得有聲有色，但許多南越軍顯然已經無心戀戰。經過八月至十二月的激戰，北越軍占有蜆港以西高地，並擊退兩支南越軍的反攻。爭奪一〇六二號高地的血戰打了六周，南越空降師勁旅折損兩千五百人。

南越北方的戰事讓龍庭相信，北越軍現在可以與南越軍硬碰硬取勝。若干北越軍可以從深入南越腹地處發動攻擊，有些共軍駐處距西貢不到三十英里。黎筍一夥人終於與武元甲有了一致看法，認定發動攻擊的最佳時機已至。據說，河內政治局十一名委員中有七人贊同在一九七五年發動一場新的「全面攻勢與起義」，以完成越南統一大業。

第27章最後行動

The Last Act

◎入侵

一九七五年三月，在南越北部山丘，越盟老兵阮武安（Nguyen Huu An，譯音）少將凝視眼前景象，竟彷彿年輕時奠邊府經驗重演：「到處是泥濘、泥濘、更多的泥濘。」他的步兵與工兵使盡渾身解數，冒著大雨，把一九七二年戰爭中俘獲的一〇五公厘榴彈砲拖向陡坡上的陣地，以便砲擊南越火力基地。黎筍以壓倒性兵力──總計五十萬人，包括十五個步兵師、十七個爆破兵營、十個裝甲兵營與五十個砲兵營──發動這場統一越南的大戰，阮武安在這場大戰中擔任軍長。第一階段代號K-175的作業預定三月到五月完成，如果進展順利，第二階段攻勢將於七月至八月展開。阮武安的軍奉命打著「兵貴神速」、「疾如電閃」的旗幟，搶占順化與蜆港。但他承認，經歷過一九六八與一九七二年兩場慘敗的同志，私下也不看好K-175。北越擁有能夠選擇目標集中兵力的重大優勢，但南越在機動性、火力與空中支援方面保有相當優勢。

這項計畫先後推演了八次，最關鍵的變數不是「西貢會怎麼做」而是「華府會怎麼做」。共產黨知道，一旦美國干預，無論是中國或蘇聯都不會出兵挺河內，一切取決於共和黨政府對美國民意的評估。季辛吉仍是國務卿，而且是個脾氣暴躁的國務卿，他不時在外交政策問題上教訓腦子不很靈光的福特，他下令對一些據說行事莽撞的部屬進行監聽，會議中的他也總是長篇大論、滔滔不絕。他憑藉他對歷史的宏觀，現在會對福特總統提出什麼建議？根據河內的觀點，自一九七三年十月贖罪日（Yom Yippur）戰爭以及接踵而至的石油危機以來，季辛吉忙著應付中東問題，越南已經不再是矚目焦點。

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之間，北越軍用兩個師對西貢東北方一百英里的福隆（Phuoc Long）省發動攻擊。這是一次眾目睽睽下的無端進犯，河內密切注視華府的反應。但就像當赤柬軍隊加緊對高棉首都金邊的包圍圈時，華府沒有積極作為一樣，這一次華府也只是出動「企業號」（Enterprise）航母戰鬥群上飛機，虛應了一下故事。在一月二十一日電視記者會中，福特總統強調，無論發生什麼狀況，美軍不會重返印度支那。兩星期以後，國會拒絕新的援越要求。北越總理范文同充滿信心地在政治局會議中說，「就算你給他們糖吃，美國人也不會回來了。」阮武安與部屬看著挑夫揮汗把一箱箱彈藥送上十四號公路砲陣地，心頭還不斷打鼓，擔心關島起飛的B-52隨時可能臨空。武元甲仍然預估，必須在明年發動又一場大戰才能取勝。

一九七五年這項戰略計畫是北越在越戰期間最有想像力的一項計畫。它的第一階段的主要目標，是中央高地首府、人口十萬的邦美蜀。邦美蜀位在南北縱走的十四號公路上，崑嵩與西貢之間，距高棉邊界三十英里，環繞城郊的咖啡園為邦美蜀提供有用的掩護。對南方局軍事首長陳文茶上將來說，一九六八年春節攻勢的戰術敗績一直是揮之不去的恥辱，現在他誓雪前恥。陳文茶日後宣稱，通過中央高地發動一九七五年這項攻勢是他的主張，但負責在地指揮權的黃明草（Hoang Minh Thao，譯音）中將也曾建議採取同樣路線進軍。

共軍沒有直接進兵攻擊邦美蜀，而是從三月四日早晨起發動一連串協調攻擊，切斷邦美蜀以北一百英里的百里居，封鎖百里居周邊道路，以孤立邦美蜀。北越軍投入四個師兵力攻擊南越軍兵力相對薄弱的中央高地，由參謀長文進勇擔任中央高地作戰總指揮。若能在中央高地取勝，河內很有機會進一步將南越一分為二，讓南越部署在更北方的大軍無法南下救援。

阮文紹政權主要透過北越軍戰俘，接獲許多邦美蜀將遭到攻擊的情報。但就像過往一樣，河內為掩飾情報術語所謂「信號」的真正意圖，也釋出各式各樣「雜音」。擔任主攻的北越軍保持無線電靜默，一方面在百里居四周釋放無線電訊號進行欺敵。他們在三月八日切斷邦美蜀以北的十四號公路，隨即封鎖通往海岸的二十一號公路。共軍同時在西貢東方與北方、在三角洲、在阮武安領軍攻打的承天（Thua Thien）與廣治省發動攻擊，讓南越軍摸不清敵軍主力擺在哪裡。

三月八日早上五點四十五分，阮武安的砲兵開始砲擊附近南越軍火力基地，他的步兵隨即發動攻擊。共軍三二四師在一片晨霧迷濛的景色中進軍，但初步行動戰果不佳。一如既往，指揮與管制仍是北越軍脆弱的一環：進擊的北越軍有些走失，有些被南越軍大砲與迫擊砲擊潰。第二天，三月九日，南越軍發動反攻，打得很好。關鍵陣地二二四號高地的爭奪戰持續整個星期，雙方都死戰不退，南越軍大砲一天就打了四千六百發砲彈。阮武安毫不隱藏地寫下自己部下官兵的情況：「我的軍在這個階段的戰鬥效率很低。」經過八天激戰，共軍在北方始終沒有突破──有鑒於一般認為整個南越軍在一開始就潰不成軍，這一點值得強調。

但儘管南越軍在北方打得不錯，隨著西貢對河內的意圖越來越迷糊，中央高地的戰局也逐漸開始惡化。中央高地的情勢一開始與龍庭的預期不相上下，隨即情勢發展令龍庭喜出望外。三月九日，在僅僅兩門配彈五十枚的一〇五公厘砲支援下，北越步兵攻下邦美蜀西南方五十英里的德立（Duc Lap）。三營西貢軍潰敗，北越軍擄獲十四門大砲與二十輛裝甲車，隨即北上攻擊已有爆破兵與小股步兵滲透的邦美蜀。三月十日，在六十四輛戰車與裝甲運兵車前導下，北越軍以十二個團的兵力展開總攻擊，擔任先頭部隊的爆破兵與步兵也在這一刻攻向機場與南越軍指揮所。見過共軍以如此大陣仗出擊的共軍寥寥無幾。保寧嘆為觀止地說，「我們幾乎都在打游擊戰，兵力充其量也就只有一個連。」士氣很高，因為雖說沒有人知道勝利還得等多久，但大家都相信它必然到來：「我們知道，沒有美國人，南越軍的實力只有過去一半。」

南越軍派駐當地的軍長，是四十七歲的奠邊府老兵范文浦（Pham Van Phu，譯音），事實證明他無力應付共軍錯綜複雜的攻勢。范文浦認定百里居是敵軍首要目標，把重兵集結在百里居。經過三十二小時戰鬥，在用猛烈高射砲火趕走南越空軍空襲後，萬先勇將軍向河內報告，已經占領第二十三師總部與巨量彈藥，本身損失輕微。但南越軍仍然堅守位於城東三英里機場的第五十三團鐵刺網要塞化陣地，取得初步勝利的北越軍得意忘形，於三月十四日以裝甲部隊發動夜襲，結果以敗陣收場。一輛戰車因為撞上樹而毀了砲，另一輛墜入溝渠。共軍步兵在遭到重創後敗退，南越軍基地指揮官阮富安（Nguyen Vo An，譯音）中校勇武果決，率領五百官兵死戰不退，終於取勝，值得表彰。

共軍於三月十六日傍晚重新展開攻勢，爆破兵在付出慘重傷亡代價後，終於置妥爆破管，炸毀基地周邊鐵刺網。之後雙方激戰九小時，共軍攻勢並無進展。但在十七日早上五點，四輛戰車突破防線，三個小時後基地陷落。阮富安中校帶領殘部逃逸，於二十四日抵達海岸，身邊僅剩下三十人。北越軍的一些部隊，特別是戰車指揮官，像一九七二年一樣乏善可陳，但這改不了關鍵性事實：共產黨打贏了。南越軍敗退，在邦美蜀醫院留下四百名無法撤離的傷兵。

西貢參謀長高文員將軍在談到邦美蜀淪陷時說，「這是這整場戰爭中最關鍵的轉捩點……我軍現在得與一個不斷得寸進尺的對手攤牌。」阮文紹總統慌了手腳，做出一連串災難性決定。首先他下令精銳的空降師撤出北方陣地，加入西貢衛戍，導致北疆門戶洞開。隨後他下令從邦美蜀東方展開反攻，結果以慘敗收場。在邦美蜀淪陷後，崑嵩與百里居失守也是遲早的事：當地守軍奉命沿著法國殖民時代建的老朽的7b公路撤向海岸地區。高文員以越盟曾於一九五四年在同樣地區、同樣狀況下重創法軍一百機動大隊為例，向阮文紹提出此舉可能後果嚴重的警告。

阮文紹在三月十四日在金蘭灣舉行的危機處理會議中，向自己的指揮官宣布放棄中央高地，他事先既未與美國官員商討，事後也未告知美國官員說他已經做成這項決定。法蘭克．史奈認為，阮文紹所以這樣是因為「他怕美國人在聽到這事後會氣得發瘋、撤回對他的支持」。但阮文紹此舉絕非草率行事，它反映了他在之前一年建立的想法：南越的防衛周邊迫於版圖形狀而長得離譜，如果能加以縮小，他的部隊仍然可以守住富裕的南方。儘管這想法已經令人難以置信，更糟的是，他堅信，兩萬五千部隊可以不出幾天就通過山區、跋涉一百五十英里退入海岸地區。他完全不理會軍眷住在中央高地造成的巨大議題，至於平民百姓更不在他設想之內。據說范文浦在從金蘭灣飛回百里居途中落淚，說他與南越已經沒有前途。范文浦本人乘直升機撤往東方，留下一名旅長押著他的軍與官兵、車輛、彈藥、裝備，沿著漫長、崎嶇的山路，通過一道道隘口緩緩後撤。

美國航空飛行員福瑞德．安德森（Fred Anderson）日後說，「我永遠忘不了百里居出城那條公路當年的景象，帶著大包小包的人潮擠滿整條公路，慢慢蠕動著。一望而知，數以千計人命將丟在這條公路上。」驚恐、憤怒的南越人為了洩憤，經常舉槍亂射撤離美國人員的美航客機。另一名美航飛行員說，「他們這樣大多出於沮喪，他們情緒太激動，需要宣洩，他們沒辦法想。那是一種徹底無政府狀態，人只會暴露最低劣的本性。」

撤退於三月十六日上路，除了大群難民緊緊跟在軍隊後方緩緩而行以外，頭兩天還能相安無事。問題出在離百里居五十英里的小鎮召寮（Cheo Reo），九百輛車輛將小鎮狹窄的道路擠得水洩不通。無政府狀態出現，軍紀蕩然的士兵開始燒殺擄掠。共軍乘機封鎖前方隘口。南越軍發動夜襲，但無力突圍，之後游騎兵部隊在三月十八日突圍成功，卻遭到友機誤炸，炸死游騎兵領軍上校與許多官兵。北越軍隨即對困在召寮的人員與車輛展開砲擊，一些南越軍戰車與卡車另尋路徑，越野突圍。少數南越軍軍容仍然整肅，其中一個游騎兵營在重重共軍包圍圈中殺出一條血路，於三月二十七日晚上九點抵達綏和，兵力折損了一半。中央高地的兩萬五千名駐軍，最後只有四分之一官兵連同約五千名眷屬與百姓撤入海岸地區。高文員將軍估計，駐守中央高地的南越第二軍戰鬥力量在十天內毀了四分之三。共軍事後承認，北越軍在中央高地之戰中戰死九百人，其中大多數很可能死在開戰最初幾天。

邦美蜀的淪陷帶來接連不斷的人倫悲劇，讓好幾百萬人受難。高文員將軍形容這項撤軍「可恥」，充分顯現每一階層的領導無能。西貢記者阮旭（Nguyen Tu，譯音）寫道，湧在通往東方道路上的難民，「現在除了背上那件汗濕了、沾滿塵土的衣服，已經一無所有。他們的腳腫脹著，兩眼無神、無助。幼童……慢慢拐著跟在後面。」士兵為保護自己家人而集體逃兵成為這場撤軍不斷上演的戲碼；甚至在敵軍還沒出現的情況下，民眾與民用車輛已經不斷造成道路堵塞，讓政府車輛無法通行。不時襲來的共軍大砲與迫擊砲火讓撤軍沿線地區更加混亂，更加苦不堪言。

三月十八日，武元甲在河內告訴政治局，關鍵一刻已經到來：他們必須趁著這場局部性驚人勝利發動全面總攻。情況已經明顯，美國人不會投入空中武力，許多南越軍已經失去戰鬥意志。儘管後來有關南越軍缺乏彈藥的報導甚多，但就算南越軍有更多武器彈藥可供運用，一九七五年早春局勢的發展看來也不會出現什麼變化。南越流亡史學者阮齊方認為，根據後來落入北越軍手中的巨量軍備物資──單在中央高地就有一萬八千噸──判斷，西貢政權當時仍然握有足夠打一年仗的物資。問題是，南越後勤系統因無效與貪腐而跛足，許多裝備與彈藥都擺錯了地方，這不能完全歸咎於美國。

美國大使葛拉漢．馬丁在三月返回華府述職時，曾直接找上國會領袖，要求為西貢提供新援助，但沒有接獲任何迴響。馬丁不善辭令，但在這一刻，就算西賽羅（Cicero，古羅馬雄辯家）在世，也不可能說動國會為西貢提供援助。大多數國會參、眾議員這時認為，他們的選民一致要求切斷對南越的援助。不過儘管如此，馬丁仍在三月十五日在西貢將一封滿紙謊言的信交給阮文紹總統，信中說，「我可以向你做最誠摯的保證，一旦華府這場戰鬥結束，總統、國務卿與國防部長一定會給你一切你需要的資源。」

剛動完牙科手術的馬丁，隨即回到他在北卡羅萊納州的農場休息了十天。雖說無論他說什麼、做什麼，這時已經於事無補，但就像國會一樣，他的這些作為甚為可恥。南越不僅是美國多年盟友，細究起來還是美國的犧牲品，但在這關鍵一刻美國卻見死不救、斤斤計較金錢，向南、北越雙方釋出非常明確的訊息：渴望脫身的美國人民已經狠下心腸──套用史奈的話：「明白表示他們自己對越南人的命運根本一點也不關心」。切斷援越造成的道德衝擊比物質衝擊更加重大。南越軍從將軍到小兵，無不了解西貢政權已經遭到主子拋棄，也因此沒有人願意再為這個註定垮台的政權做更多犧牲。被美國人「背後捅刀」早已是阮文紹百萬大軍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夢魘，中央高地的失陷不過是更立即的一場災禍罷了。除非美國肯動用空中武力，否則這場戰爭大勢已去，但新入主白宮的福特形單勢孤，無力不顧國會反對、採取這項行動。

河內政治局這時下達重大指示，下令部隊在五月完成對南越的征服。阮武安少將說，「情勢變化快得令人眼花撩亂。」三月二十日，他的砲兵朝南北縱走的一號公路重新部署，開火後不到幾小時，就打斷了順化與蜆港間的交通，迫使許多逃往南方的車輛調頭往北。當阮武安的軍在開一次指揮官會議時，一名地方越共女性幹部闖入會場打斷會議說，數以千計南越軍逃兵正穿過她的村莊逃竄，要求阮武安派兵阻截那些逃兵。阮武安於是派兵蒐集逃兵的武器，並告訴那名共幹，放那些逃兵走，若將他們抓捕，反而多添累贅。阮武安說，「我發現敵軍正在潰敗。」南越軍這時的無線電通信已經不再加密，有時還會在通訊時夾雜髒話。

在這場戰爭最後幾個月的戰鬥中，西貢軍彷彿在一團迷霧中亂竄，完全不能掌握敵軍動態與意旨。反之，拜西貢叛徒之賜──包括南越共和軍總參辦公室的一名職員，河內卻能對敵人的一舉一動，包括阮文紹放棄大片土地的戰略決定，瞭若指掌。武元甲最擔心的是南越軍撤入順化與蜆港這類大城附近、據險頑抗，也因此他最緊急的優先要務就是打斷南越軍再部署的作業。他在北方的戰略就是沿幾條軸線，迅速往東進兵，切斷南越軍再部署大動脈，而一號公路正是他最重要的目標。

在第一周的戰鬥中，南越軍第一軍軍長吳廣章認為他的部隊守得很好，而他的對手阮武安也同意這一點。一些地區保安軍展現了勇氣與決心，陸戰隊也不斷發動有效反攻。但由於阮文紹在中央高地失陷之後的反應，情勢急轉直下，南越軍防務迅速解體。阮文紹撤出空降師的命令，對吳廣章是一記士氣與戰術上的重擊──他若知道阮文紹還想撤走他的陸戰隊師，會更加憤怒。這個陸戰隊師曾在一九七二年浴血奮戰收回廣治，現在他們往南撤軍，將廣治在一天之內交給敵人，引發又一場大逃亡潮。

中央高地的亂象重演，徒步的難民與各式車輛塞滿道路。越來越多北部地區人民，無論軍人或百姓，發現他們已經成為棄民，發現他們的政府已經準備棄守北疆。儘管南越軍也曾在幾處負隅頑抗，但從順化以北到蜆港以南的十幾處關鍵要點，共軍都能一路順利闖關，直逼海岸：吳廣章與他的部隊已經失控。阮文紹也舉棋不定，一會下令必須堅守順化，戰至最後一兵一卒，隨即又下令放棄順化。

經過兩周激戰，在第一軍自稱打了二十萬發砲彈、死傷兩千人後，北越軍於三月二十一日打垮防衛一號公路上方重要高地的游騎兵，共軍隨即轉北攻擊順化。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一點，一個名叫阮文逢（Nguyen Van Phuong，譯音）的北越士兵在順化古都揚起北越旗。阮武安找來駕駛兵，駕著南越軍丟在順化城裡的五十輛戰車與裝甲運兵車，加入他的先頭部隊往南進擊。一群群沒有武裝、不知何去何從的南越軍士兵在街道上遊蕩，數以百計南越軍軍官成為戰俘。

在從北方海岸線撤軍的過程中，疲憊不堪的陸戰隊師軍紀開始崩潰。一名美軍武官早在一年前已經提出警告，敵軍若在北方發動攻勢可能造成「沒有船艦後撤的敦克爾克（Dunkirk）」，現在這樣的慘劇果然出現：一小群雜亂無章、完全不合適的船隻想撤出一大群急著逃命的軍人與百姓。對阮武安將軍來說，最惱人的不是南越零零星星的局部性抵抗，而是為散在各處的手下官兵運送米糧，因為他的西段運補線的每一條道路這時都已泥濘難行。

數以萬計乘軍艦或小船撤離順化的軍人與百姓，在經過幾小時航程抵達蜆港時都被趕下船艦，在蜆港街上四處亂竄，散播恐慌。遠方傳來隆隆砲聲──蜆港以北富佳（Phu Gia）的守軍正在向阮武安的部隊開砲。在三月最後幾天，估計有一百萬難民湧在蜆港街頭。美國領事館園區內，因工作人員與陸戰隊警衛焚毀檔案文件而冒起捲捲黑煙。疲憊的北越軍忙著開往城裡，一些察覺主子已經換人的百姓在街邊向他們喝彩。

在蜆港負責越南海軍小型艦艇的阮季（Nguyen Tri，譯音）中校一再請上級下達指令，但始終未果。阮季於是在三月二十八日造訪已經成為海軍基地的陸軍總部，發現軍官們帶著裝滿個人財物的砂袋，忙著逃生。直升機飛進飛出，載著這些特權階級拋開混亂、飛往安全。阮季帶著自己與部下官兵的家眷也上了船，沿海岸南下。船隻抵達歸仁以後，他們見到的仍是一片混亂。秩序與權威已經蕩然。

吳廣章日後寫到他擔任第一軍軍長最後幾天的狀況時說，奉派值勤的士兵「被擠滿一號公路的人潮與滿地泥濘吞噬。迷惑、沮喪與極度恐慌開始侵襲戰鬥部隊」。美國航空駕駛員韋恩．蘭寧（Wayne Lennin）對蜆港的情況有以下一段描述：「它沒有淪陷，它只是散了架……士兵已經抓狂。他們在街上亂竄，用機槍掃射平民百姓……奪取人們身上的珠寶，強暴女孩。」駭人的場面在機場出現，歇斯底里的群眾強闖準備啟程的幾架飛機，認為每一架都是他們逃離的最後希望。當飛機起飛時，駕駛員收回起落架，將藏身在輪井裡的人活活壓死。由於亂軍與暴民擾亂，空運傷兵行動受阻，五千名傷患與醫護人員只得留在維新（Duy Tan）總醫院。在海岸線上，士兵將戰車與卡車開進海灘搶奪駁船。一名越南目擊證人說，「灘上有游騎兵、陸戰隊，還有戰車。一艘船開進來，陸戰隊率先衝到船上，向其他想登船的人開槍。游騎兵非常惱火，於是向陸戰隊開火。最後船沉了。」

北越軍在一輪猛攻，付出不到三千人死傷的代價後進入蜆港。阮武安的團瞬間取得四百八十七輛通用GMC卡車與其他車輛，運輸力大增。他們還獲得許多PRC-25無線電。對於長久以來一直欠缺通信能力的部隊來說，這些裝備是無價至寶。現在，北越軍連級單位有史以來第一次擁有無線電通信能力。每一個步兵班都配到兩具M-79「巨漢」榴彈發射器。阮武安的砲兵擁有的砲，每三門就有一門是擄獲的戰利品。

下一個挑戰是讓這支大軍南下六百英里，與北越緊急調來的兩個師會合，一起攻向西貢。這支所謂「海岸縱隊」擁有兩千兩百七十六輛車輛，由黎仲迅（Le Trong Tan，譯音）將軍擔任總指揮。當部隊於四月七日出發時，壯盛的軍容令阮武安不禁感嘆：「我從軍許多年，第一次指揮有這麼長，擁有這許多特種部門單位的縱隊。」民眾夾道歡呼，一些投降的政府軍士兵在人叢中乞食。從蜆港到春祿，縱隊得通過五百六十九處渡口。由於許多橋樑或遭破壞，或被炸毀，他們必須不斷停下來進行修復。阮武安派出先遣部隊，確保歸仁、芽莊與金蘭灣沿線的油料補給無缺。他的軍就這樣每天二十小時日以繼夜兼程趕路，平均每天前進六十英里，走了近兩星期。

南越的命運讓億萬美國人側目，但生靈塗炭的形象就算再多，也已扭轉不了美國人抗拒重返越戰的全民情緒，國內經濟不景氣也為國會反對援越提供了有力辯解。加州民主黨眾議員亨利．瓦克斯曼（Henry Waxman）提出另一個理由：「我們不能用提供戰爭手段的方式促進和平……為西貢提供更多軍援只會為實質談判帶來更多阻力。」一些美國領導人展現惡劣行徑，明知美國不會伸手，卻仍然保證援助南越：參議員韓福瑞就不斷揚言支持南越，之後卻在援越案投下反對票。阮文紹坦白告訴福特，如果美國不肯干預，特別是如果沒有B-52的干預，南越的敗亡只是遲早的事。福特在三月二十二日回覆阮文紹，保證支持南越，但仍然含混其詞，不肯說明美國究竟會以什麼樣的形式提供援助。阮文紹提醒福特，說尼克森與季辛吉在巴黎協定簽字後曾如何明確給他保證。但無論怎麼說，福特已經打定主意，不冒違憲危機下令轟炸。他在三月二十五日告訴阮文紹說，「我很遺憾，因為我無權做尼克森總統可以做的一些事。」

p 兩個關鍵電訊
上：取自中情局一封日期為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的情報電文，「西寧人士」警告當局說，河內無意於一項政治交易。
下：北越電文，日期為一九七五年四月七日，來自武元甲，要求「速度，比過去更快的速度；膽量，比過去更大的膽量。利用每一小時、每一分鐘向前衝刺、投入戰鬥。解放南越，決心爭取全面勝利！」

在整個這段期間，擔任國務卿的季辛吉對局勢瞭若指掌，也知道憑藉外交根本無力扼阻共產黨的殺戮。他說，「我深信除了軍事壓力，絕對沒有任何一件事能讓北越低頭。」有人建議出動美國海軍協助從順化與蜆港撤退，但在指揮官們表示美軍必須登陸以後，白宮放棄了這個案子。後來美方成立「軍事海運指揮部」（Military Sealift Command），經由授權包商方式，在劇烈、時而充滿暴力的環境中撤出數以千計難民。季辛吉在三月二十八日向福特提出報告說，「我想南越撐不住了……這是一次美國的道德大崩潰。」第二天，季辛吉在國務院的一次會議中說，「這是我們的恥辱。」會中有人主張請求莫斯科干預。季辛吉答道，「我們不能藉和解之名，要求蘇聯幫我們挽回我們自己的面子。」

在河內，武元甲開始為他心目中這場「個人勝利」進行最後階段準備：他把床鋪搬進龍庭，除了一次短期南下會見戰地指揮官以外，直到西貢淪陷，他一天二十四小時坐鎮龍庭。他不斷督促手下將領：要快、要快、要快，要趕在雨季降臨前，要趕在美國人改變主意開始轟炸前攻下西貢。黎筍每晚七點聽取簡報，共產黨在戰後紀錄中強調黎筍扮演的角色超越武元甲，是攻打西貢之戰的「實際最高指揮官」，但武元甲短暫復出重掌兵權一事無庸置疑。

三月十日到三十一日間，四個北越師在越共游擊隊支援下，在西貢北方與東方發動攻擊，攻勢雖然受阻，但北越軍已經逼近距南越首都不到四十英里處。三月底，黎筍要中央高地的萬先勇發動奪取最後勝利的一擊。不過不僅勇猛而且倔強的萬先勇不肯，堅持必須先打垮南越第二軍。三月三十一日，萬先勇的部隊攻破防守達拉隘口（M’Drak Pass）的一個空降旅，港都歸仁於是淪陷。第二天，北越軍裝甲部隊衝進更南方的綏和。芽莊美國領事館在一片混亂中緊急撤離。整個南越部隊解體，金蘭灣隨即陷落。四月二日，第二軍潰敗，軍長范文浦逃往西貢。

一號公路沿線所有重要隘口現在都落入北越手中。一些二十一世紀修正論者試圖為南越辯解，說南越曾傾盡舉國之力抵抗強敵。法蘭克．史奈說，這是因為「他們不在場，沒有見識到那種兵敗山倒的混亂，想為南越軍的丟人現眼平反根本沒有意義」。阮文紹當然想為不堪一擊的南越軍說話，不過少股南越軍確實也曾英勇奮戰，只可惜他們少了夠格的國家領導人。

四月一日，黎筍在一封至指揮官的長信中說，迄今為止，北部地區作戰「傷亡很少」，只付出比一九七二年攻勢期間少了許多的代價就拿下大片南越土地。越戰開打以來頭一遭，河內派出攝影師與記者隨軍採訪。旅居歐陸二十年成為成功製片人，近期返回越南的馮白濤（Phung Ba Tho，譯音），就是這樣一名記者。軍方給了他一套制服與攝影機，隨即派他南下為革命成功作見證。他激動地說，「那情景真讓人熱血沸騰」。一開始，在新征服南方城市的一片混亂中，他與他的共產黨媒體友人都心驚膽戰，「但隨即我們發現一切都在好轉」。他們沿路碰到的人，無分軍民，沒有一個人想傷害他們──事實上，南越軍人脫下軍服，身上只著一條短褲，已經逐漸成為他們習以為常的一個怪異街頭景象。

那段日子發生的一切種種，令不少美國人特別哀傷，七年前因大道之戰獲頒榮譽章，這時在外海指揮艦「藍嶺號」（Blue Ridge）上擔任陸戰隊兩棲作戰旅作戰官的吉姆．李文斯登就是其中一人。他在蜆港登了一下岸，見到許多「令人痛心」的事。南越軍黑貓（Black Cat）師一名上校，想登上停在金蘭灣外海的「藍嶺號」，遭李文斯登拒絕。由於厭惡他丟下部屬的行為，李文斯登破口大罵道：「我會跟你一起回去戰鬥，你這個婊子養的！」不過那名越南上校拒絕了這個瘋狂的提議。但也有一些南越軍軍官選擇不一樣的路。在歸仁，第四十二團團長讓部屬登艦撤離，在向他們揮別後，他走進一間房子舉槍自盡。

武元甲原本希望北越軍先頭部隊能保持前幾周的衝勁，不必等候來自北方的「海岸縱隊」，就能「長驅直入」占領西貢。他下令陳文茶從湄公河三角洲進兵，以孤立西貢，但北越軍在湄公河三角洲的攻擊遭到的抵抗，比在中央高地遭到的強得多。北越軍與南越砲艇激烈交火，四月中旬對芹苴的攻擊遭擊退，隆安的地區保安軍與民團一連四天，擋住北越軍第五師的攻擊。

共軍最重要的戰鬥出現在西貢東北三十七英里。隆慶（Long Khanh）省省會春祿地處一號公路關鍵會口，周圍橡膠園與香蕉養殖場環繞。四月九日展開的春祿之戰，雖說無力扭轉必敗戰局，卻是南越軍在眾寡懸殊戰況下，展現勇氣與決心的最後一役。

南越軍第十八師師長黎明島（Le Minh Dao，譯音）准將，總戴著一副遮去半邊臉，看來惡狠狠的巨型墨鏡。身為自彈自唱吉他歌手的他，沒有赫赫軍功，卻有花花公子之名。但儘管如此，面對即將到來的共軍攻勢，他與部下官兵以熟練的技巧展開備戰。他們把大多數士兵的眷屬搬進隆平，並且準確預測共軍將再次使用一九六八年春節攻勢中使用過的進兵路線，預先定妥大砲射擊位置。黎明島派兵占領敵軍可能用於砲兵觀測的高地，將自己的三十六門砲藏進碉堡，存放彈藥，監聽北越軍的無線電通信。

共軍於四月九日早上五點四十分展開砲擊，而且幾乎第一發砲彈就炸毀了黎明島設在天主堂附近的總部。之後幾天，共軍的砲擊將春祿大部分地區夷為廢墟，但對築壕據守在城郊的守軍沒有造成多少傷害。六點四十分兩枚紅色曳光彈射向空際，表示裝甲兵與步兵展開進擊。進攻東側翼的北越軍第七師很快就遭鐵刺網、地雷與南越軍空中攻擊壓制。從東北方進擊的三四一師滲入春祿，但南越軍砲火猛烈，欠缺戰陣經驗的三四一師步兵後撤。但第六師從南方深入，切斷春祿與西貢間的一號公路，創下共軍唯一重要戰果。春祿於是孤立。

之後兩天，黎明島部下官兵發動幾次成功反擊，並且多次逐退敵軍的反覆攻擊。南越軍還發動越戰最後一次大規模直升機作戰，用一百架休伊將一個空降旅投入戰場，增援衛戍部隊。共軍砲擊造成百姓生靈塗炭，但河內指揮官已經發現他們犯下的一連串錯誤。首先，陳文茶沒能完成任務，阻止南越軍從邊和發動對春祿的空中支援；直到四月十五日，北越軍的大砲與火箭才展開這項作業。同時，經過數周惡戰，第七師已經師老兵疲。南越軍打得有板有眼，北越軍卻因為只知道對要塞化陣地發動正面攻擊而損失慘重。南越空軍第一次用於戰陣的一萬五千磅「雛菊切除機」炸彈與CBU-55集束炸彈也造成北越軍重大傷亡。

在南越防線一片潰敗聲中，春祿始終不動如山。黎明島將軍的堅守，迫使河內延後原本計畫四月十五日展開的對西貢的攻擊。西方媒體飛進春祿，為守軍加油打氣，只不過當記者飛離時，急欲逃生的居民強闖記者搭乘的直升機，讓這次訪問經驗蒙汙。之後，疲憊不堪的守軍也只能眼睜睜看著北越軍在春祿城西、守軍後方不斷增兵。四月二十日，春祿撤軍：守軍徒步往南穿越橡膠園撤軍，第一空降旅殿後。套用一名士兵的話：黎明島「戴著一臉枯槁倦容」與士兵一起徒步，沒有自己搭乘休伊開溜。春祿是這場戰爭的最後一場會戰。河內一直沒有發布本身在春祿之役的傷亡數字，但據信應在三千、四千之譜。但北越軍強攻春祿本身就是很蠢的事：他們大可繞過春祿、繼續往西貢進發，讓黎明島與他的部下慢慢窒息。無論如何，對劫後餘生的南越軍來說，在那段可恥的大潰敗歲月中，春祿始終是一次令人振奮的光榮回憶。

就在春祿之戰進行同時，兩軍也在金蘭灣南方一號公路上的海岸城市，位於西貢東北兩百多英里的潘郎（Phan Rang）激戰。南越軍一連幾天在潘郎空軍基地堅守不退。停泊在外海的美國海軍艦艇，於四月三日起展開對難民的人道援助，但美軍指揮官拒絕為南越守軍提供火力支援。南越空軍飛機不斷掃射行軍中的北越軍，還在一次極富戲劇性的直升機行動中，救出八百名防守達拉隘口的空降旅殘餘部隊。這八百人隨後飛往西貢增援。

四月十六日，北越海岸縱隊先頭部隊開到，接手潘郎的攻擊任務。潘郎港口與城市很快陷落，但潘郎空軍基地守得比較久，阮武安的砲兵與南越軍艦交上火。北越軍因使用過多擄獲而來的運輸工具而吃了不少苦頭，造成這種現象的主因是越共。因為幾十年來，在越共眼中，任何擁有車輛的人一定是敵人。北越軍一名空防師師長因乘坐的卡車遭一枚B-40火箭擊中，傷重不治；共軍戰車也常遭友軍攻擊。阮武安將軍興高采烈地在一處棄置的南越軍軍部找來一輛嶄新的吉普車，但開了沒多久，就在四月十六日夜間因而遭到游擊隊誤判攻擊，吉普車輪胎也被打爆，所幸還能駕著爆胎的車逃逸。

南越軍軍長阮永義（Nguyen Vinh Nghi，譯音）與中情局的詹姆斯．路易斯（James Lewis）在這場海岸之戰中淪為戰俘，都被送往河內。一名北越宣傳官問阮永義，「我們應該怎麼考慮招降措辭，讓傀儡軍士兵放下武器？」阮永義悲傷地答道，「整個軍隊已經解體，哪需招降？」華府的南越人士想利用春祿之戰向美國國會議員游說，讓他們相信如果美國能提供援助，南越軍仍然有能力一戰。但參議員們無動於衷。因鄰國高棉滅亡，總統龍諾於四月一日出逃，一種強大得令人窒息的末日感籠罩南越。北越一手扶植（但之後與北越翻臉）的赤柬軍於四月十七日開進金邊，旋即展開對高棉人民的大屠殺。

◎「啊！我的國家！我可憐的國家！」

在幾乎整個四月間，恐怖殘殺與戰亂悲劇在越南全境各處上演，只不過由於全球媒體焦點已經轉移，後人所知甚少。數以千計幹部奉派離開北越，在所謂「解放區」接掌控制權。四月二日，黎德壽與這時負責攻打西貢軍務的萬先勇，在祿寧南方局基地邊設立總部。事實證明，萬先勇堅持必須先打垮第二軍，再從中央高地移師南向的策略完全正確。海岸地區的恐慌與兵敗山倒的亂象，向全世界、特別是向美國與南越人民證明西貢政權與南越軍已經註定敗亡。南越軍隊的潰敗已是注定，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部分南越軍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敵軍，竟能視死如歸，奮戰到底。

一股奇異的不現實氛圍瀰漫著南越首都。儘管共產黨取勝在即已經是不爭之實，許多南越人與美國人無法接受他們過慣了的日子即將成為過去、永不復返的現實。美國大使葛拉漢．馬丁就是其中佼佼者。那年二月，法蘭克．史考登隨一個國會代表團訪問西貢，但馬丁禁止最了解情勢真相的法蘭克．史奈為代表團做簡報，讓史考登非常憤怒。後來史考登向這個國會代表團保證，會請史奈與他們私下晤談。

四月八日，史奈電告華府，詳述來自「西寧人士」的可靠情報，說河內已經決定奪取全面勝利：「無論發生什麼事……不可能有談判或一個三方面政府，共軍將攻擊西貢。」但直到最後一刻，馬丁始終以幾近於離譜的固執否定顧問們的看法，堅持華府可以與河內達成保住南越的交易。他一再拒絕要求，不肯將數以萬計最可能遭共產黨報復的南越人撤退，終於遭致重大後果：當後撤作業最後終於展開時，不僅規模太小，時間也太遲了。他的這種態度讓大使館許多關心南越友人與同事們福祉的工作人員深惡痛絕。直到四月二十一日，美國空軍運輸機才展開從新山一機場後撤的作業。作業總計飛了三百零四班次，撤出近四萬三千名美國人與越南人。

在西貢做為阮文紹首都的最後幾星期，許多沒有關係、不能飛往國外的越南人，也為如何逃離這個國家的問題掙扎不已。另一方面，以法國大使為首的西貢法僑社區，卻對當地人心惶惶的美僑嘲諷不已──認為法國與河內的特殊關係，能讓法國人在共產黨統治下的越南享有特別待遇。

越南比索（piaster）幣值爆貶，帶著美元的外國人發現他們幾乎可以免費狂歡作樂：根據一名美航飛行員的估算，實際算下來，在西貢，找一個最美麗的吧女上床只需六十六分錢，過夜也只需一點一一元。恐懼讓人們沉醉酒鄉，狂歡酒會在酒吧與旅店蔚為風潮。美國人也曾呼籲阮文紹政府至少讓人民了解一部分事實真相，結果徒勞無功。官方發布的空言與謊言，伴著謠言四處流竄，許多夢遊客隨之起舞。設在隆平的南越指揮與參謀學校直到四月二十八日還在上課。高級軍官學員不斷辯論著戰場狀況，而且一致認為，美國不可能放棄這場讓五萬八千名美軍捐軀的戰爭。

雖說許多著名越南人賣掉一切身家財富籌款逃難，也有一些人從海外歸鄉。一九五四年逃離河內，之後成為南越最紅影視雙棲巨星的阮氏晴，覺得自己必須重返西貢：「我的理性告訴我，我不該回去，但我的心卻告訴我必須回去。」四月一日，參軍二十年，剛結束在班寧堡（Fort Benning）一項課程的南越老兵阮公倫少校，與三名同袍一起在舊金山登機。當飛機抵達西貢新山一機場時，一個負責檢查旅客報關的女孩大惑不解地問他們，「你們回來幹什麼？大叻昨晚已經淪陷了。」

儘管澳洲曾在南越防務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現任澳洲工黨政府下令，澳州空軍飛機在撤僑時不得攜帶難民。總理高．惠蘭堅持，澳洲必須接受河內的公開保證，相信即將控制南越的共產黨當局不會加害南越人民。在那段期間，共有三千六百六十七人申請澳洲簽證，只有三百四十二人獲准，最後實際上了飛機的只有七十六人，就連在澳洲大使館工作的越南籍員工也遭遺棄。此外，一些外國慈善團體開始組織班機撤離西貢孤兒院幼童。但除非是瘋子，誰會相信共產黨會殺害可愛的孩子？西貢變天之後，處境最危險的無疑是那些腦滿腸肥的南越軍軍官、政府要員與警察，不過他們沒有外國友人施援。

南越空軍軍官嚴正中尉說，「我們知道快要打輸了，但我們不能設想該怎麼做。為免引起恐慌，我們甚至不敢彼此多談。我們向部下撒謊，以安撫他們。」嚴正是富商之子，他住在歐洲的親戚不斷打電話回來要他「離開越南！快快離開越南！」他說，「他們的消息比我們靈通，但怎麼逃？」在一九六八年春節攻勢中經歷順化之戰的吳氏芳，寫信給她在英國的友人賈文．楊說，「現在一切都沒了。我最親愛的獨子明在蜆港……他還能活著嗎？或者他已經死了？對一個可憐的母親，這真是悲哀，無法想像的悲哀。我無法表達我的感覺，因為我們只是一分鐘又一分鐘的苟延殘喘……為我的小明，也為了我的孫兒，我的淚已經流盡。啊！我的國家！我可憐的國家！」

近三百萬美國越戰老兵，以一種特別感情關注著太平洋彼岸這場悲劇一幕幕發展。前美軍陸戰隊上尉海斯．帕克斯（Hays Parks）悲傷地說，「如果南越人早知會有今天，他們當初會打得更賣力。」布魯斯．帕爾墨中將憤憤說道，「揮之不去的殘酷事實是，當南越在垂死之際向我們求援時，美國調頭看向其他地方……我們的南越友人永遠忘不了那臨終幾幕的悲夢。」陸軍護士菲麗絲．布林也有同感：「我為所有那些信任我們的越南人感到難過。」

一度極端反美，非常熟諳印度支那事務的英國記者理查．威斯特，這時以充滿悔恨的語氣在西貢寫道，「有人把南越描述成一個遭革命運動推翻的法西斯政權，這不對。甚至直到這最後一刻，南越反對派仍有權搞著抗議；在揭發辦公室霸凌這類議題上，西貢新聞界的膽子不輸倫敦。土生土長的南越共產黨，即越共，現在在這場戰爭中僅扮演極小的角色。在一九六八年曾經兩度對起事召喚不理不採的西貢無產階級，似乎已經麻木不仁……這場在開始時原是一場革命的戰爭，現在已經演成一場北方入侵南方的傳統戰爭……眼見西貢一些外國報紙以幸災樂禍的語氣報導反共分子的命運，讓人看了倒盡胃口。」這最後一段話，反映了河內宣傳的勝利：包括不少美國人在內，全球各地數以億計的人將北越的勝利視為正義的伸張。

新山一基地保齡球館與網球場外，數以千計驚恐的越南人排隊等候撤離難民的飛機。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南越遭殺害政治人物阮文邦（Nguyen Van Bong，譯音）的遺孀、四十五歲的黎氏淑文（Le Thi Thu Van，譯音）在等候撤離時遇見一名友人。這友人是個法文老教師，他突然大驚慘叫，原來他帶在身邊的一個手提箱不翼而飛，顯然被人偷了，裡面藏有他全部家當兩千美元。老先生說，與其身無分文的到美國行乞，不如回西貢的家不走了。他的擔任政府副教育部長的表弟於是陪他一起回到西貢。兩人後來因此在共產黨再教育營受了許多年罪。

在登上一架C-130運輸機以後，黎氏淑文與她的子女占了四張帆布座椅。一名高大的美國青年擁著一名越南女人，推開眾人也登上飛機。他擠到黎氏淑文面前，示意要他們讓座。黎氏淑文不肯，那青年只好帶著他那女伴坐在地上，但故意把一個很重的袋子砸在黎氏淑文腳趾上，說道，「妳知不知道妳到了我的國家以後會幹些什麼事？妳得當洗衣婦。」黎氏淑文寫道，「就這樣，我帶著一顆沉重的心與被砸爛的腳離開我的國家。」

前南越空軍戰鬥機飛行員陳會（Tran Hoi，譯音），在友人協助下將家眷送上一架世界航空（World Airways）的班機逃離越南。當他的丈母娘不肯隨他們離開時，陳會將他的房產與兩輛汽車的所有權狀交給她，還向她保證，「不要擔心，媽，這只是暫時小別。只要情勢安定下來，妳的孫兒們都會回來。」之後陳會搭乘美國空軍「空運星」（Starlifter）運輸機飛往關島，他留在西貢的那些財產都成了勝利者的戰利品。葛拉漢．馬丁的秘書伊娃．金（Eva Kim）對中情局的普利班諾說，「你有越南家眷，我可以幫你在一架『黑』航班上弄幾個機位。」金果然說到做到，讓普利班諾的丈母娘與侄女躲入一處藏身所，然後逃出越南。普利班諾的妻子與兒子已經事先逃離。金非常善良，曾為許多人提供類似服務。

一些兒童，像九歲的邦，認為撤離是「前往新奇、刺激的地方的一種大冒險」。他不了解為什麼身邊的大人會那麼哭個不停。就像幾乎所有難民一樣，他的母親也將計畫逃離的事守口如瓶，沒有向鄰居透露一絲風聲。但在新山一的保齡球館，他們碰到友人、同事、同學，那場面既尷尬，又各有說不出的痛苦。他們就在新山一保齡球館苦守兩天兩夜，直到終於登上一架C-130。飛機升空的幾分鐘最是讓人提心吊膽，因為共軍已經兵臨城下，隨時可能對飛機開火。之後飛機脫離險境、飛到海上，他們開始忍受飛往菲律賓的顛簸之苦。撤離作業自有一些令人悲歎之處：一些有權帶眷屬撤離的美國人與越南人趁機發財：數以百計持有「綠鈔」（即美元）的吧女成為受益人。同時，美國人為求撤離通行無阻，付了五萬多美元給新山一機場的越南軍警人員。

至於南越那位沒有實權的總統阮文紹，當他幾乎獨自一人枯坐宏偉的獨立宮（Independence Palace）中，眼睜睜望著他的政府垮台之際，腦海中想著什麼？法蘭克．史考登說，「阮文紹若是在拉斯維加斯，一定能當個非常了不起的撲克牌賭徒，他可以完全不露聲色。」法蘭克．史奈說，「當我們一旦控制不了越南領導人時，我們就會將他拋棄，阮文紹是個悲劇角色。」一名空軍高級將領說，吳廷琰的下場始終是阮文紹揮之不去的夢魘，害怕如果違背華府意旨，自己也會遭到同樣命運。「也因此，美國人眼中的阮文紹，永遠是個小角色。」臨時革命政府部長人選張如堂說，阮文紹天真地以為美國人會對他死心塌地，他「無法相信美國人竟會這樣絕情將他拋棄」。

由於阮文紹在流亡以後一直保持沉默，他是否真這麼以為不得而知。阮文紹執政八年期間的政治麻木特性，在他主政最後幾星期展現得淋漓盡致。三月中旬，反對派人士陳友成（Tran Huu Thanh）神父與前副總統阮高祺──自一九七一年退出總統選舉後，阮高祺就退隱在一處農場──呼籲他辭職，阮文紹沒有理會。十個人因涉嫌陰謀推翻政府而被捕下獄。西貢參議院票決要求他下台，也遭阮文紹拒絕。四月四日，阮文紹改組內閣，但事實是，這時的他就像過去一樣，能不能繼續擔任總統得取決於將領是否忠誠。中情局的「西寧人士」在報告中說，河內完全沒有興趣與南越任何派系打交道。既然軍事勝利已經近在咫尺，北越又何必談判？只有馬丁大使與一群越南權力掮客仍然抱持一絲幻夢，認為或許可以經由談判達成交易，免了共產黨的接管。

在後人眼中，阮文紹透過一小撮多少有些貪腐的軍閥進行統治，與本國民眾不通聲氣，似乎是個不值得同情的人物。這位似乎永遠面無表情的人物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沒有人知道。或許最公允的說法是，在世上許多獨裁者中，他不是最殘忍的。他在四月二十一日辭去總統職位，四夜之後，在前總理陳善謙陪伴下最後一次告別他的國家。那天夜裡，阮文紹從新山一基地內他的私宅上車，由中情局的史奈擔任他的司機，開了一小段夜路，來到一架守候著的美國空軍C-118運輸機旁。阮文紹握了握史奈的手，強忍著淚說了聲「謝謝你」。遠方砲火聲依稀可聞，幾名都穿著便服的美國情報官、外交官與警衛相互開了一些神經質的玩笑。

馬丁在C-118登機梯腳下與阮文紹交談了幾句。馬丁後來說，「我只是向他道別，沒什麼特別值得一提的。」當飛機引擎聲漸響，一幕荒誕的戲碼上演：馬丁大使本人親自動手，氣喘吁吁地將登機梯推離機身。史奈於是大聲叫道，「大使先生，我能幫你推嗎？」之後許多年，不斷有傳言說阮文紹流亡時在行李箱裡裝滿南越的黃金，但在流亡期間，無論是他或他的家人看來似乎都不像有錢的樣子。二〇一六年，他的遺孀得靠友人資助才能籌錢在橘郡為他買了一塊墳地。他的墓誌銘上或許可以這麼寫：當美國人選擇拋棄時，他的傀儡政權垮了。

七十一歲前教師陳文香繼阮文紹之後擔任南越總統，由阮文全（Nguyen Van Toan，譯音）中將負責保衛西貢。他部署六萬正規軍與約略同等數量的地區保安軍與民團，但這樣的兵力不足以保衛西貢，從南方進入西貢的門戶幾近全開。沒有人相信南越可以長久擋住壓境的北越大軍，但若干軍官與政客仍抱著一線希望，希望能撐持一段時間談判一些條件，而不是乖乖投降、任憑宰割。根據國家安全署截獲的一項北越無線電訊，河內已經下令，萬先勇的縱隊一旦開到西貢市區，美國人若還不走，砲兵就可以開火。由於美國高層人員已經因這項情報而在萬先勇縱隊抵達以前撤離，河內這項命令是否只是恫嚇之詞不得而知。

萬先勇部署了超過二十五萬大軍，包括五個軍，十四個師，十個獨立旅與團，外加由北方調來的一個SAM-2防空飛彈營。唯恐遭致美國反彈，河內不肯出動自己的俄製戰鬥機，於是讓幾名飛行員接受緊急訓練，從原本的米格-17改飛A-37，以利用擄獲的飛機。萬先勇以關鍵性總部、新山一、獨立宮……等軍政權力象徵為攻擊目標。十四個旅部署在共軍攻擊發起線與西貢市中心區之間，爆破兵奉令搶先進入市區，為裝甲縱隊開路。萬先勇的主要意旨是在周邊地區釘死、摧毀南越軍，避免在市區進行毀滅性戰鬥。

當時河內有人擔心這場落幕之戰會曠日持久，擔心就算首都陷落，南越軍仍然可能退守湄公河三角洲地區做背水一戰。黎德壽於四月二十五日向河內政治局同僚發出一封長電文，要他們安心。電文中說，「你們可以大放寬心」，一切都會圓滿結束。西貢即將淪陷；南越政權將隨之滅亡。

在新山一基地淪陷前最後階段，南越空軍警衛隊士兵問他們的隊長，「中尉，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啊？」嚴正中尉沉默了幾分鐘，因為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最後他說，「回家吧，事到如今，除了好好照顧自己還能做什麼？」在淪陷前最後階段，這樣的交談在南越軍民間重覆了何止萬次。嚴正騎上一輛小機車往回家路上走，剛出基地，就在道路中間見到一幕可悲的景象：兩個小孩，男孩約十歲，女孩約六歲，獨坐在一堆大包小包中。嚴正停下車，走上前問道，「你們在做什麼？」男孩答道，「爸媽要我們守在這裡等他們。」

「那是什麼時候？」

「今天一早。」

當時已經是下午三點左右。嚴正也不知應該如何，只得到旁邊小攤買了些果汁拿給那兩個孩子說，「你們最好把行李丟在這裡，回家等在家裡」。兩個可憐的孩子點點頭。嚴正隨即上路，留下那對無助的小兄妹。

北越計畫於四月二十七日發動對西貢的六路總攻，但海岸縱隊因為必須跨越兩條河，獲准提前一天展開行動。二十六日晨，二十營砲兵從東面開火，戰車與步兵隨即滾滾進發。第二天，春祿之戰的英雄、南越軍第十八師，在遭北越第四軍重創後被迫撤軍，阮武安的第二軍攻擊保衛西貢與海岸之間唯一通道的南越軍。阮武安寫道，「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去，戰鬥也越來越激烈。兩軍你來我往，爭奪每一處殘垣斷壁、碉堡、橡膠樹，戰車對戰車，榴彈砲對榴彈砲。」地區保安軍在龍城（Long Thanh）守了一段時間；空降師殘部也堅守陣地直到遭到包抄，才退進頭頓港。

二十八日傍晚，共軍飛行員駕著五架擄來的A-37轟炸新山一，炸毀幾架停在基地的飛機，重創守軍。十小時候，共軍對基地發動火箭與大砲攻擊，炸死兩名美軍陸戰隊警衛。共軍爆破兵奪下市中心區附近的新港（Newport）橋，據守數小時，引發一場數十名西方媒體記者與攝影師眾目睽睽之下的激烈槍戰。南越陸戰隊據說在北郊打得有聲有色，但北越軍很快就在二十處地方突破南越軍防線，湧入首都，北郊打得再好也已於事無補。

自最後總攻發動以來投入最多行動的北越軍第十師，以戰車為先導，戰車上擠滿步兵，沿著一號公路最後幾英里路段往首都進發。通過古芝──越共曾在這裡的美軍基地底下挖了精密複雜的地道──的共軍裝甲車輛是一支雜牌軍，有共軍本身大多數已經老得可以報廢的T-54與K-63戰車，也有擄獲的美製M-41與M-48戰車。為爭取時間，指揮官下令戰車遇到阻礙時直接闖關，不必停下來讓步兵對道路沿線敵軍進行掃蕩。二十九日早上六點，爆破兵與步兵已經占領詹（Sang）橋。兩輛戰車過橋時將橋壓垮，發動攻擊的共軍在東渡（Dong Du）遭到「頑強抵抗」。更多戰車陷入小溪，在經過工兵救援脫困後與南越軍裝甲車交火，隨即發現他們前面的四號公路已經遭卡車阻斷。在幾乎下了整個早晨的傾盆大雨中，南越軍在越南紡織廠（Vinatexco）與沈梁（Tham Luong）橋堅守不退。之前，新山一基地炸彈儲藏庫發生大爆炸。傍晚，北越軍戰車開始砲擊停在基地裡的飛機。他們在天色暗下時停火，等候天亮恢復攻擊。

另一方面，在西貢市中心區，居民終於察覺一場埋葬他們社會的火山爆發即將來臨。南越軍參謀長高文員已經辭職，於四月二十八日飛到一艘美國航空母艦上尋求庇護，阮文全中將與其他幾名軍官也於翌日登艦。前副總統阮高祺發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呼籲同胞們浴血奮戰，把西貢變成第二個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然後駕一架休伊逃上美國「中途島號」（Midway）航空母艦。為免遭到美軍繳械之恥，阮高祺一夥人在登艦前，將他們的隨身武器──包括約翰．韋恩送給阮高祺的一把手槍──丟入海中。中途島號艦長在迎接阮高祺時，指著掛在自己胸前的一枚越南勳章說，「這是你頒給我的。」阮高祺後來寫道，「我熱淚盈眶，全身顫抖。艦長退了出去，悄悄關上艙門，讓我獨自沉浸在淚水裡。」儘管阮高祺以貪財著稱，但事實證明當他在加州展開新生活時，他幾乎身無分文。

直升機不斷劃破天空，首先從新山一載出撤離人員，隨即自四月二十九日起從美國大使館與美國最後保有的幾棟建築撤僑。那天下午，嚴正中尉來到他父母親的西貢家中，發現老祖父與家人都哭得很傷心。嚴正根據習俗，要求岳父正式同意讓他帶著妻子蓮（Lien）前往大使館，以便逃往外海的第七艦隊。之後，他帶著蓮上了機車，來到幾條街外的大使館。大使館有美軍陸戰隊守衛，防阻牆外越來越激動的群眾強闖。蓮的爸爸也來了，用一輛蘭美達（Lambretta）摩托車載來蓮的兩個妹妹。他們與嚴正的弟弟會合一處，然後由嚴正強闖人群，擠出一條通往大使館大門的路。

他的警衛隊長身分說服美軍陸戰隊守衛，放他們一群人進入大使館。但他二十三歲正在念法學院的弟弟不見了，嚴正折返家中，他的弟弟不久也回到家中。嚴正又一次強闖人群，擠到大使館門口，在弟弟手裡塞了一百美元，然後用蠻力把弟弟推過圍牆，送進大使館，然後自己回家。

陳丹（Tran Tan，譯音）年二十五歲，像嚴正一樣，也與美國人關係密切──他是美國國際開發署夜間總機業務員。老闆要他以「必要人員」身分留在老闆身邊，他因此享有搭機撤離的特權。他打電話給父母──家裡可以安裝美國電話也是做這份工作帶來的特權──要他十五歲的弟弟「杭」（Hung）帶食物與衣物到國際開發署辦公室。他弟弟到了以後，陳丹要他留下來。陳丹問美國人，能不能讓他另外兩個弟弟也一起撤離。那幾個美國人一口回絕了他，理由是他那兩個弟弟都是士兵，而阮文紹總統已經下令不准軍人離境。陳丹後來說，「我太笨──當我們抵達關島，看到那麼多南越軍人以後，我才發現當初只要能多籌一些美元行賄，我那兩個弟弟也能一起撤離。」他的父親不肯走，說道，「我活到這把年紀，生死已經不在乎了。」陳丹與陳杭於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六點登上一架直升機，離開美國大使館，拋下心愛的家人親友。像發生在無數其他家庭的悲劇一樣，他們一家在離散許多年後才終能團聚。陳丹後來得知，好在他留在越南的兩個弟弟都只是小兵，沒有被當局送進為南越軍官準備的再教育營受盡折磨。

在撤僑最後一天，中情局戰情室裡每一個頻道傳來來自越南各地、時斷時續的絕望呼救聲，「我是譯員韓先生……」。中情局人員只能滿臉慚愧地聽著，卻不能採取任何行動。法蘭克．史奈稱這是「聲音夢魘」。就算美國大使能洞燭機先，美國也不可能井然有序地將所有與美國有關的越南人完全撤離。事實是，在之後幾周，無數驚慌失措的越南人只能乘各式各樣大小船隻逃往外海，只有幸運少數能飛離越南。

在大使館最後一夜，馬丁的助理肯．穆菲德（Ken Moorefield）與中情局站長、矮壯禿頭、匈牙利裔的湯姆．波加「顯然極為痛苦」地聊天。波加直到最後一刻仍然像馬丁一樣，幻想能達成政治交易。現在他悲聲說，「如果我們不切斷他們的補給就好了。」穆菲德記述大使館園區在他本人離開前最後一刻的狀況：「突然間一切寂靜得近乎詭異，幾乎一點聲音也沒有，沒有砲火聲，對於即將到來的一切也完全無感。」在那最後一波撤離西貢的行動中，陸戰隊直升機飛了六百八十二架次，將一千三百七十三名美國人與五千五百九十五名其他國籍人士──絕大多數是越南人──撤上第七艦隊軍艦。四月三十日凌晨四點五十八分，「虎，虎，虎」的密碼發到第七艦隊指揮艦，馬丁大使於是離開西貢。由於華府堅持停止撤僑、讓最後一批陸戰隊員在早上七點五十三分撤離，數百名越南人被拋在大使館園區內。

甚至就在最後一批美國人撤離時，南越軍仍在光中（Quang Trung）訓練基地殊死抗戰，擊毀四輛北越軍戰車，在陣地堅守一整夜。共軍在三十日早上五點半恢復攻擊，仍然遭到抵抗，一輛共軍戰車遭一枚M-72火箭與南越戰車射出的一發砲彈擊中，另一輛共軍T-54隨即撞上這輛南越戰車，迫使南越戰車的組員棄車逃逸。一支迷途的北越裝甲縱隊說服一名旁觀青年登上一輛戰車，權充嚮導指路。但之後縱隊遇襲，那名嚮導跳下戰車逃逸無蹤，縱隊很快又開上岔路。共軍的作戰紀錄談到「負隅頑抗的情況越來越多」。第一輛駛近新山一大門的北越軍戰車遭到縱火：「我們的步兵遭到壓制，先頭部隊……已經軟弱得無力繼續攻擊。」幾名北越軍軍官趕到現場了解狀況，隨即調兵增援。

南越空軍的一架飛機出現，又擊毀兩輛戰車──這是南越空軍的最後出擊。上午十點十五分，北越軍裝甲部隊損失愈發慘重，「情勢變得極端複雜」。隨後步兵攻擊獲得突破，占領大門西方的幾座碉堡。一支由戰車與運兵車組成的縱隊一擁而上，進入周邊後扇開隊形，見到敵人就開火。一群群守軍開始走出陣地，棄械投降。午後不久，基地的最後抵抗敉平。

越共老將黃公成（Huynh Cong Than，譯音）領著一支師級部隊從南面進入西貢。他發現，雖說整體而言南越正在崩潰，但他的部隊不斷與小股敵軍激戰，傷亡持續增加。對一處地區性軍事總部的攻擊遭守軍擊退，越共後來乾脆繞過這處總部，隨後遵循一九六八年春節攻勢同一路線，跨越芹約（Can Giuoc）河。黃公成最後占領位於市中心區的全國警察總部與海軍總部。他寫道，「我們的士兵因勝利的笑容而容光煥發」。阮武安手下三〇四師的一輛先導戰車在三十日撞開阮文紹棄置的獨立宮的大門，為這一天的戰事帶來象徵性高潮。

已經在三天前繼任南越國家領導人，弟弟是一名北越高級軍官的前總統楊文明，仍希望能談判停火，但這時在共產黨眼中，楊文明就像所有其他南越人一樣沒有任何公權力可言。四月三十日早晨，楊文明做了他唯一可做的一件事，發布投降宣言，隨後並一再廣播，勸南越軍士兵放下武器，從而拯救了許多人命。到夜幕低垂時，所有重大抵抗都已經結束。

數以萬計越南人繼續在那天逃離西貢，事實上逃難人潮一直持續了好幾周。嚴正中尉筋疲力盡地從大使館回到家中，與父母與祖父母聚在一起：「沒有時間哭泣：我得想辦法生存。」三十日上午，家人獲悉，只要付一些代價，他們有機會登上一艘停在河邊的船。嚴正懇求母親跟他們一起走，但她堅持留下照顧他的祖父。他的父親開著他家的業務用卡車，載他到碼頭，非常激動但匆匆與兒子道別。那艘船已經擠了約兩千人，共軍的火箭已經在附近爆炸，嚴正於是跳上船，壓在一堆人身上。他對船員大叫：「趕快切斷纜繩！」他們照辦。那天上午，一隊海軍船隻冒著共軍砲火沿西貢河南下出海。當他們聽到電台廣播說南越已經正式投降時，船已經開道海上，許多人淚流滿面，許多人開始祈禱。

北越軍逃兵阮海丁這時已經在西貢一所神學院讀了四年，接受天主教神父養成訓練。他很清楚，如果留在西貢不會有前途。四月三十日，他擠出混亂人叢，加入十五名空降部隊士兵，登上一艘駛離西貢碼頭的小漁船，抵達外海後再轉上一艘載有四千難民的駁船。之後駁船引擎故障，阮海丁在一片恐慌與萬般困苦中拋了他的南越身分證與他的「招好」卡。他們最後在香港下船，他在香港停留了九個月。他在美國展開新生的畢生夢想也隨離開西貢而破碎：像許多越南人一樣，他現在視美國人為叛徒，選擇往英國定居。

南越共和國已經成為歷史，但南中國海上仍然星羅棋布著各式各樣、大大小小各種戰艦、運輸艦、油船，以及擁在浪頭上的各種擠滿難民的小船，這一幕幕驚心動魄的亂象反映著美國立國以來最慘重的屈辱，但當然，最痛苦的仍然是越南人民。

共軍逼近頭頓時，許多西貢士兵突然纏上紅臂章，宣示他們效忠共軍。阮國詩中尉放棄逃亡的機會，「因為我愛越南，不願意在美國生活」。在頭頓淪陷前最後幾小時，他見證到可怕的景象：「有些傘兵準備奮戰到死，也有人殺了家人然後自殺。」停在海岸外的一艘難民船遭共軍大砲直接命中。阮國詩與其他一些南越軍官看著北越軍第三師「黃星」師列隊進城。他們的第一個印象是敵軍幼稚得可憐：「許多人看起來只有十三、十四或十五歲。我們面面相觀，『我們怎會竟然敗在這些孩子手上？我們一定可以打敗他們的。』我們非常非常悲傷。共軍不知道該如何處置我們。我把我的點四五手槍交給一個孩子兵，他把它像玩玩具一樣開始把玩起來。我只得把槍拿回來，取出子彈後再交還給他，免得他誤傷了自己。」共軍派給這群投降軍官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要他們前往春祿等地鄉野，埋葬在最後幾場戰鬥中戰死者遺下、已經發臭的屍體。

阮季中校領導的海軍小隊自四月六日起就停在頭頓港，艦上官兵們激烈辯論要不要逃的問題。阮季事後淡淡說道，「如果他們知道共產黨那些惡行惡狀，每個人都會離開。」決定逃離越南，前往蘇比克灣的一批官兵，登上一艘載有一千五百人的登陸艦。他們一路風平浪靜，與其他數以十萬計浮海難民的遭遇相比，甚至堪稱舒適地安抵目的地。相形之下，兩艘從芹苴開出，擠滿越南人與幾名美國領事館工作人員的老登陸艦，卻一路顛簸，受盡雨打、饑渴與暈船之苦，終於轉搭上一艘老自由輪「先鋒鬥士號」（Pioneer Contender）。一名早先乘直升機飛到先鋒鬥士號上的中情局官員站在自由輪尾端圍欄邊，對登船的美國乘客叫道，「你們運氣不好，全身都濕了」，讓那些筋疲力盡、覺得自己被拋棄的美國乘客更加懊惱。

在西寧，最恐懼共產黨到來的人，大概莫過於特警部門的潘唐虞中校以及與他同部門工作的妻子了。他的中情局顧問給潘唐虞夫婦在一架休伊直升機上留了兩個機位，但他們婉謝了，因為他們的兩個孩子與祖父母在一起，不在身邊。四月三十日，在燒毀他的檔案後，潘唐虞騎上一輛本田機車，載了妻子去祖父母家，卻發現道路已經遭北越軍切斷。潘唐虞夫婦躲進一座廟裡避難，但那天傍晚就被俘了。三十二歲的西貢警察阮水（Nguyen Thuy，譯音），很清楚自己一旦落入共產黨手中會遭到什麼命運，但因為她那「我最愛的」最小的兒子當時在美萩她的父母家中，她無法狠下心腸獨自逃生。就這樣，她在共產黨的再教育營生活了十三年，她身為南越軍軍官的丈夫也在再教育營待了六年。夫妻兩人的一切財產，包括兩人與兩人父母的房子都被沒收。

在共產黨占領西貢以前，阮公倫少校喝了半瓶伯本（bourbon）威士忌，這比他平常喝的已經多了許多，但還是沒有醉意。他舉起手槍比著自己腦袋，但他的司機說，「我求你，請你不要那麼做。如果你執意要這樣結束一生，前往陰曹地府，讓我跟你一起走，繼續當你的司機。」這番話把阮公倫說得笑起來，放棄了自殺念頭。不過有些人做了不同的決定。距離阮公倫住處幾戶人家，住了另一名陸軍少校，他與妻子以及七名子女享用了一頓大餐，然後讓他們都吃了安眠藥，隨後將他們一一槍殺，最後自殺。他留下一張紙條：「親愛的鄰居，我們一家人無法在共產黨政權下生活。請原諒我們，幫我的親戚埋了我們。我們的保險箱裡有一點錢，請用它做我們的喪葬費。謝謝你們，再會。」

四月三十日下午五點，北越居民聽到街頭擴音器又響起「殺法西斯」的叫囂聲，越南之聲（Voice of Vietnam）要開始廣播了。播音員隨即宣布：「同胞們，請大家聆聽一篇特別勝利宣言。」擴音器於是播放一首歌：「如果胡叔叔能跟我們一起，共享這勝利的日子就好了。」

在西貢，商店裡琳瑯滿目的商品讓北越軍士兵看得目瞪口呆。一名青年軍官趕忙走進啟智（Khai Tri）書局，用他微薄的軍餉買了兩本越南文—英文字典，一本自用，另一本送給妹妹：「我想回去念大學，但我們在河內買不到這樣的東西。」保寧的印象是，許多南越人慶幸戰爭終於結束。他的印象完全正確：數以百萬計南越人見到北越軍進城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鬆了一口氣，他們也因此暫時拋開對未來的恐懼。

共產黨史家對這場最後攻勢只有零星統計數字。根據這些數字，在春祿、潘郎與西貢西郊之戰，加上對首都的最後攻擊，總共有一萬兩千多人傷亡。一名北越軍高級軍官說，「許多人以為，敵人為我們鋪了紅地毯，讓我們大搖大擺邁向勝利。實情並非如此。」這幾場一九七五年的戰鬥可能讓北越軍付出約一萬條人命。但黎筍為了統一越南，已經讓他的人民屍體堆積如山，添加這區區一萬人算不了什麼。

共產黨取勝前後那段時間出現的廣大人倫悲劇讓國務卿季辛吉震驚不已。但當馬丁大使逃離西貢回到華府向他述職時，季辛吉不忘酸了他一句：「嗯，你最好打點起精神應付吧。因為根據歷史魔鬼理論，我們必須找個替罪羊。」

第28章後記

Afterwards

◎復仇

槍砲聲終於沉寂以後，事實證明，戰勝歸鄉的北越老兵與那些敗北逃離的美國人一樣沮喪。南越人周發（Chau Phat，譯音）語帶反諷地說，「北越人大失所望，發現打贏了不過如此，沒什麼意義。」保寧在他的自傳式小說《戰爭的哀愁》中談到，在一九七五年戰事結束後，他搭乘所謂「統一列車」返回河內，車上擠滿傷兵與解員軍人：「背包都堆擠在行李架與每一個角落上，吊床橫七豎八支著，讓車廂看起起來就像叢林休息站一樣。沒有人為打勝仗的士兵鳴號、擊鼓、奏樂，別說一般民眾，就連他們的領導人也對他們毫不在意。」他把他們通過的那些吵雜的火車站比為下午的市場。他說，火車站專門針對軍人設了層層關卡，檢查他們身上是否攜有戰利品，「擴音器的聲響震耳欲聾，讓受傷、瞎了眼、得了瘧疾的官兵難以忍受。荒誕無稽、矛盾之極的訊息，源源不絕湧向他們的耳朵，要他們拋開和解精神，要他們在南越腐敗社會的戰敗後廢墟上，不要理會人性與溫情。特別是要他們千萬不要有任何南越人也曾英勇奮戰、或值得一絲敬意的念頭。」保寧與他的大多數同袍都對「這種無聊的轟炸」十分厭煩。

對北越「解放」南越的作法不以為然，甚至提出批判的共產黨也大有人在，前秘密幹部、臨時革命政府司法部長張如堂就是其中一人：「河內共產黨把權力集中在貪腐無能的官僚與殘酷的保安組織手中，為奪取最好的房子、最豐盛的養殖場與黑市奢侈品，他們彼此相爭。」張如堂忘不了北越共產黨在黨大會中強橫霸道的嘴臉──他們以老大自居，否定張如堂等臨時革命政府資深領導人提出的主張。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舉行的這次雷克斯（Rex）舞廳黨大會中，越共革命人士備受屈辱。張如堂發現友人也對他厲聲指斥，他憤憤地說，「至少在吳廷琰與阮文紹統治下，就算是賊也講江湖道義。但這些黨棍就像餓狼一樣，見到什麼都咬。把美國人趕出越南，難道真是什麼好主意嗎？多年來一直在北越過著軍事統治般艱苦生活的共幹與北越軍官，突然間來到西貢，見到童話世界中才有的財富，讓他們予取予求。那情況就像這座城市遭大群蝗蟲入侵一樣。」

最後一批美國人也在這時灰頭土臉地回到美國，拋下這麼多盟友，任由共產黨處置，讓他們羞愧不已。法蘭克．史奈在一九七五年八月華府外交事務研究所（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的一次集會中說，「我們在停機坪上或在大使館圍牆外，拋下我們訓練的四到五百名西貢特警……約一千二百名西貢中央情報組織成員……以及鳳凰反恐計畫的三萬名幹部。」他特別指出，美國在摧毀機密檔案這件工作上的徹底失敗，數以萬計為美國或為南越政權工作的越南人名單就這樣落入共產黨手中；據他估計，最有可能遭到共產黨毒手的越南人只有約三分之一逃了出來。史奈這番話說得在場人士鴉雀無聲，他們之所以如此震驚，倒不是因為美國犯下的錯，也不是因為美國沒有做到些什麼，而是史奈的直言無諱。他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體面的間隔》一書由於火藥味太濃，遭到美國政府壓制，不但扣下他的版權收入，還讓他成為情報圈的棄民。

在這種恐怖狀況下逃離越南的難民，人數遠遠超過可供運用的美國運輸能量。當嚴正搭乘的那艘過於擁擠的難民船在南中國海遇到一艘美國軍艦時，美艦官兵用自動武器對著海浪一陣掃射，向他們示意。嚴正的船靠著星象導航，歷經奇險與艱苦，最後抵達新加坡。在西貢，嚴正的父親被剝去他的業務與一切財產。他的母親開了一家咖啡鋪養家，直到七年後，他們獲許像一九五四年離開河內時一樣，身無分文地離開西貢為止。嚴正苦笑著說，「就這樣，我們有生以來第二次洗淨了我們的手。」

阮氏晴憑著南越首席銀幕紅星的特權，持外交護照飛離西貢，但在飛抵不久前拍片的新加坡時遭到扣留：隨著阮文紹政權垮台，她持有的護照也形同廢紙。兩天後，她拿了一張友人為她買的環球旅行機票，遭新加坡驅逐出境。她就這樣展開一場浪跡天涯之旅：在巴黎，她透過移民局玻璃門與她妹妹匆匆見了一面，隨即被送往倫敦。她在倫敦再次遭到拒絕入境。之後她飛越大西洋，在紐約甘迺迪機場又遭擋駕。最後在五月二日，她終於獲准進入多倫多：「我成了加拿大第一名越南難民。」不過幾天以前，她相對而言還是有錢人，但現在她的一切財物都留在西貢，永遠拿不回來。加拿大社會服務部給了她一件外套與七十五加幣；根據入境條件，她必須立即找到工作。就這樣，她演出似乎只有電影中才有的情節，在一家養雞場當清潔工，操作高壓水槍，工資每小時兩塊錢。

阮氏晴絕望之餘，只好拿出她的唯一資產，一本電話地址簿，打極其昂貴的電話給曾經與她共事的幾個好萊塢明星。她首先聯絡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但荷頓當時去了歐洲；她找上葛蘭．福特（Glenn Ford），但福特的管家說福特不記得有她這號人物；畢．雷諾斯（Burt Reynolds）的辦公室一再堅持他們找不到雷諾斯先生；最後，在只剩下最後一點電話費時，阮氏晴打電話給一位與她只有一面之緣的女士──蒂比．海德倫（Tippi Hedren）。「我是行將溺水的人，說著說著就在電話裡哭起來，她也哭了。」海德倫於是說，「妳慢慢說」，並記下阮氏晴的地址與相關細節。不出三天，曾是希區考克（Hitchcock）影片巨星的海德倫，為阮氏晴買了一張機票，辦了美國簽證，還邀阮氏晴住進自己家，為這位貧困的客人打開自己的衣櫥。不久，威廉．荷頓從歐洲打獵歸來，為阮氏晴送來她平生僅見最大一籃玫瑰花，還附了一張條子，寫道，「歡迎來到美國，把這塊土地當妳的家吧。」一九七五年，七十五萬越南人逃進美國，阮氏晴是其中一人。之後她又以「嬌晴」（Kieu Chinh）藝名演出幾近一百部電影。

在西貢剛淪陷那段興高采烈的日子，一名北越軍將領向一名南越軍將領釋出和解善意，表示「只有美國人是我們的手下敗將。」但二十歲住在新山一附近的歷史系學生金清（Kim Thanh，譯音），一直在她的老舅公屋裡地窖中躲了幾天才出來。就像她的父母一樣，老人也在一九五四年從北越移民來到南方：「他們了解共產黨，知道共產黨會幹些什麼。」金清一家人終於走出藏身處，見證到北越的勝利究竟像什麼樣：街道上處處是被當場處決的受害者屍體。一九七五年夏，共產黨在西貢殺了許多人，數目不詳，大概在三、四千人左右，不過這些殺戮大多數是地方共幹與越共為了報復而下的手，未必經過河內政治局授權。所有類似戰爭在結束時都會爆發這種報復性仇殺：以一九四四至四五年的法國為例，前「抵抗運動」分子就在「大清算」（l’épuration）期間殺了許多據信曾與納粹合作的同胞。一些越南人為逃避這場無法避免的禍事，選擇了自殺。西寧特警隊軍官潘唐虞的重要越共線民武文伯（Vo Van Ba，譯音）就是其一。他在臨死前告訴潘唐虞，「因為我太了解共產黨了，我知道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隨著新統治者逐漸收緊管控，南越人民也逐漸了解什麼是「共產主義」。在巴黎談判期間，黎德壽曾經向外國人保證「我們無意在南方強推共產主義」。但現在，套用麥克．豪沃德的話說，「一個極權統治的灰幕」已經降在南越。一名河內醫生在檢視西貢大醫院醫療裝備之後說，「你們的裝備太多了，我們沒有這許多東西照樣治好許多病。」醫療裝備就這樣拆下來，連同其他許多東西裝上一輛輛卡車，運往北越。共幹將一千名南越軍傷兵集體逐出共和（Cong Hoa）軍醫院。他們破壞南越最大的軍人公墓，還在公墓大門外豎了一塊牌子：「這裡躺著美國的傀儡士兵，他們已經為他們的罪行付出代價。」

戰鬥結束後一連數月之間，河內一直警告駐在南方的北越人，要他們隨時攜帶武器保持警戒，以防西貢政權餘孽反撲，不過類似事件並未發生。西貢已經改名為胡志明市，它的富裕讓許多北越軍士兵看得瞠目結舌。一名前南越軍士官在見到北越軍士兵這些反應之後說，「他們瞪大了眼：他們發現我們竟然有這麼多他們沒有的東西。」效忠共產黨一輩子的任莉（Nam Ly，譯音），在一九五五年「整編」時丟下家人離開西貢遷往河內，現在她重返西貢，帶著禮物獻給她離散二十年的母親。她帶回來的禮物包括：十二個碗，兩公斤糖，兩罐煉乳。共產黨向她保證，南越人民遠比北越更加困苦貧窮，而她也將這些謊言照單全收。

兩個月後，金清獲准回到西貢大學繼續上課，發現歷史教科書內容與過去大不相同：「過去老師們口中那些壞皇帝現在成了好皇帝，過去那些好皇帝現在成了壞皇帝。」她的父親是一名退伍的陸軍士官長，原本擁有一家小農場，現在小農場被沒收，成為集體農場。河內無償發行的新幣，讓數以萬計人家的積蓄一夕之間化為烏有。到一九七五年年底，許多南越人已經為生計發愁，幾個月以後一場嚴重的饑荒爆發。「沒有人有米，我們只能吃玉米、甜薯、木薯這些我們過去幾乎從未見過的東西。」由於河內經濟政策的失敗，以及勝利者對戰敗者的掠奪，南越人民在戰後數年的日子確實困苦不堪。共產黨大大小小各級黨員可以隨意闖入民宅，喜歡什麼拿什麼。在北越人眼中，南越人──特別是被安上「前政權笨蛋」罪名的南越人，根本與擠奶的乳牛一般無二。蘇聯也從南越拿了一份戰利品：總計一萬枝M-16步槍與一千萬發子彈。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頭子尤里．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還保證武元甲，會「用這些武器裝備對抗帝國主義，因應民族解放運動的需求」。

在「解放」後一年之間，約三十萬南越人被監禁。所有與垮台的政府牽上一點邊的人都一輩子永難翻身：西貢皇都大酒店（Majestic Hotel）的出納雖說沒有被監禁，但遭到革職，永不錄用，而且之後不斷被盤查，這一切只因為他過去接受過太多來自美國人的帳單。大約三分之二的受刑人，包括所有前南越軍官都被送往再教育營，接受三到十七年不等的「勞改」。過去反對阮文紹政權的人，包括釋智光和尚照樣難逃「勞改」厄運。

由著名詩人雅歌（Nha Ca）編劇拍成的一部影片，由於涉嫌「姑息養奸」，曾遭前南越統治者禁演。但在一九六八年的共產黨順化大屠殺期間，雅歌正在順化，還發表一首充滿傷感的挽歌〈為順化帶孝〉（Mourning Headband for Hue）。她因此現在也被送進再教育營，河內戰爭罪行博物館還展出她的一本〈為順化帶孝〉，做為「傀儡謊言」的樣本。罪犯的刑期長久沒有明訂標準，完全由黨領導決定。在春祿之戰中率領南越軍第十八師的黎明島，直到一九九一年才獲釋，刑期比二次大戰結束後遭史達林下獄的納粹將領的刑期長得多。

數以千計前南越軍軍官被送進北越再教育營。一天，一群再教育營犯人在警衛監視下進行勞動時，村裡一名老頭走到他們面前，破口大罵：「我們早從一九五四年起就等你們來解放我們。現在你們終於來了，卻都是階下囚。你們真可恥！你們不肯奮戰，你們容忍貪汙，你們縱情享樂。你們背叛了我們。」阮公倫少校當時也在場。他後來寫道，「我們只能默默吞下這些辱罵之詞，這是我們罪有應得。」阮公倫在再教育營服了七年刑，之後到西貢過了九年，最後逃往美國。當他獲釋時，他的警衛班長對他說，「你就要離開這所小監獄，開始在一個更大的監獄，與我以及我們七千萬同胞一起生活了。」

前南越軍阮國詩中尉被送到高棉邊界勞改，環境與二次大戰期間日軍俘虜營不相上下。他與他的同袍得花很長很長時間編造自己的罪行，寫認罪書。再教育營當局對他們說，除非當局認為他們可以適應新社會，否則他們不會獲釋。至於什麼時候、怎麼樣才算「適應」，卻沒有人拿得準。這種不確定把一些人逼得發瘋：「一名軍醫有一天割腕，第二天早上我們就在獲釋名單上發現他的名字。」由於再教育營裡唯一可用的藥物只有阿斯匹靈，幾乎任何疾病都能致命。阮國詩原是西貢警官、五十一歲的父親，在下獄後不到幾個月就病死了，死因可能是慢性肝炎，不過家人一直沒有接到通知。阮國詩的一名獄友死於哮喘。另一名不諳農活的獄友在砍竹子的時候，遭竹子彈回刺死。痢疾是獄中的流行病。

當局還把饑餓當成一種心理武器使用。前南越軍醫官李雲貴（Ly Van Quy，譯音）被分派到一個八人小隊，其中一個組員每在領取當天的米飯配給時，總是從那個舊鋁盆中為自己多撈一些，這件事讓李雲貴十分氣憤。有一天李雲貴忍無可忍，跳起身來想把這偷飯的賊殺了，但問題是李雲貴身體太虛弱，剛跳起身來就無力地倒在地上，連揮拳的力氣都沒有。「那天晚上我非常慚愧，我心想：共產黨要我們自相殘殺，我這樣做正中了他們下懷，我絕不再做這種事了。」李雲貴在他進入的第一個再教育營裡擔任埋屍的工作。三年以後，他碰巧回到這同一個再教育營，發現它的墓地擴大了許多。

再教育營生活作息一般從早上五點起床，犯人領到一個支撐一天的飯糰，然後下田工作。每一八人小隊可以有一個人到野外挖野菜、打野味，而由其他七人代替他完成他分內工作。事實上，再教育營人犯能夠不因缺乏營養、過於虛弱致死，靠的正是這招打野食。他們在下午六點回到營區，晚間工作清一色是意識形態洗腦。為了交換自由，大多數受刑人很快就能要他們說什麼，他們就說什麼，要他們贊同什麼，他們就贊同什麼。阮國詩說，「他們若是告訴我，我能哭得夠大聲就能獲釋，我一定會是整個再教育營最會哭的人。我見到一個獄友頭髮變白，而他只有二十二歲。」

一些送進再教育營的是上了年紀的城市居民，無法適應這種幾乎沒有衛生條件、瘧疾猖獗的原始生活。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死在再教育營，但即使以相當保守的百分之五死亡率估算，至少也有一萬人死亡。在獲釋後，他們仍然不能享有民權：大多數人被送往「新經濟區」墾荒，在比再教育營條件略好的艱苦環境下創造新社區。有些人最後獲准離開越南，但條件是他們必須交出一切財物。當阮氏明河（Nguyen Thi Minh-Ha，譯音）一九八〇年離開越南時，她唯一帶在身邊的是她死在再教育營的先生的骨灰，她後來將這些骨灰撒在英倫外海。

阮氏明河的弟弟阮國詩於一九七八年獲釋，獲准在流放到一處新經濟區以前先回到他的西貢舊宅小停。之後一年，在海外友人協助下，他放棄祖產，獲准帶著二十美元離開越南。他之前已經與青梅竹馬、現在是教師的金清秘密成婚，金清直到一九八四年才獲准前往英國與阮國詩團圓。數以十萬計拿不到簽證的越南人現在成了「船民」，冒著奇險經由海路逃出這個「國家大監獄」。

一些條件比較好的南越人雖說不希望南越戰敗，但一開始也為戰爭結束感到慶幸。南越軍退役上校李文廣的妻子就是其中一人，她有三個兒子在軍中服役，另一個兒子已經在「藍山七一九」之役戰死。她的哥哥是北越軍將領錢立（Thien Le，譯音），她也因此很相信可以憑藉這一層關係保住家人不受迫害。結果她的三個兒子，也是錢立的外甥，都在再教育營裡受了幾年罪。

令李文廣家人大惑不解的是，李家三個兒子雖說入獄，李文廣本身卻平安無事。直到許久以後，謎底終於揭曉。李文廣擔任空降師軍官二十年來，一直有一位忠心耿耿名叫「唐」（Thong）的個人助理。由於唐與李家人走得太近，李家孩子都稱他「唐叔」。唐之後在李文廣舉薦下成為上尉軍官。西貢淪陷一年之後，他身著共軍軍官制服來到李家老宅，原來他十幾年來一直就是敵軍臥底的密探。唐向李家保證他們可以安心住下來，因為他知道李文廣是正直的好人。頭髮已經灰白的李文廣聽到這裡，不但沒有表示感激，反而氣得舉起一張椅子，破口大罵「滾出我的家，你這叛國的混蛋！」他的兒子說，「對我父親來說，一切事情非黑即白。」

在一九七五年後的國會擔任過兩屆國會議員，後來乘難民船逃離越南的反戰南越人阮公洪（Nguyen Cong Hoan，譯音），六年以後說：「我非常遺憾未能早些了解共產黨，共產黨人總是用崇高的語言來吸引更多的人，之後利用這些人為共產黨受苦受難。我過去相信共產黨，我錯了。」曾經加入越盟作戰，之後一直住在北越的老兵海順（Hai Thuan，譯音）回到西貢，在新成立的司法部工作。他發現自己的兒子因曾是南越軍官而被送進再教育營，他向政治局提出的抗議也遭駁回，讓他悲痛欲絕。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他從西貢黎利街（Le Loi Street）一棟高樓樓頂跳下，留下兩封信。一封給黨領導層，譴責它的殘酷與虛偽；另一封給妻子與兒子，祈求他們原諒。

臨時革命政府司法部長張如堂發現，就像其他南越人一樣，他也不知道自己被關在隆清（Long Thanh）的兩個弟弟的命運。他最後終於獲准造訪隆清營區，但當局只讓他看了兩個弟弟一眼，卻不准他與他們直接溝通。張如堂後來寫到，「直到今天，他們蒼白、消瘦、恐懼的臉孔，茫茫然凝視的眼神，仍然是我揮之不去的夢魘。我完全無法想像，當他們見到我坐在一輛政府汽車後座，在營裡來回巡視，他們心裡會怎麼想。」最後，張如堂終於把其中一個弟弟弄了出來，但另一個弟弟由於與西貢前國會有牽連，被送進北越另一處再教育營，關了十多年。

張如堂當年加入反抗運動「是因為相信胡志明、范文同與越南共產黨是愛國主義者，能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與意識形態目標之上。為了這個夢想，我因為愛國，放棄我的家庭，放棄了一切。父親曾經警告我，『共產黨不會因為你為他效力而報答你，就連你現在已經有的，都別指望他們能給你。更糟的是，他們會背叛你，迫害你一輩子。』」結果果不其然。張如堂痛苦地寫道：「政治局真正的政策非常惡毒，最後會毀了這個國家。」

特警隊警官潘唐虞的幾名同事被處決，潘唐虞本人雖說逃過一劫，但在牢裡關了十七年。他的妻子在坐監五年後，在與船民的第四次逃亡中帶著子女抵達美國。潘唐虞於一九九六年獲准赴美，與離散二十多年的家人重聚。他發現他的兩個兒子都是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學生，後來都成為成功的外科醫生。

潘芳（Phan Phuong，譯音）的父親也是特警隊警官。當西貢淪陷時，潘芳十五歲，她的父親被送入牢裡關了八年。在一開始，她與她的八個弟妹還能繼續上學。由於家人受父親牽連不得固定就業，她的母親只能在市場做些小買賣，他們逐漸開始變賣僅有的一些財物。之後她的母親也下獄服刑一年，家計完全落在潘芳身上，靠製作與販賣香蕉冰淇淋維生。她為了養活弟妹甚至不惜乞食：有一天見到鄰居拿了一堆甜薯，她向鄰居苦苦哀求，希望能分一個給她家人，但遭到拒絕。「我每天晚上禱告奇蹟出現，最後媽媽終於回來了。我太高興了。」她們一家終於在一九九一年逃出越南。道格．蘭賽說，「老實說，比起中國共產黨至少報復三代人，有時甚至七代人的手段，越南共產黨沒有表現得更狠，還讓我覺得有些吃驚。」北越軍老兵保寧在河內奏凱之後說，「要勝利者不趁機報復、迫使失敗者接受他們的思考方式，或許是奢望，不過報復進行得太久了。」

阮越清（Nguyen Viet Than）在他所著的二〇一六年暢銷小說《同情者》（The Sympathiser）中談到流亡人士曾試圖發動對抗河內政權的游擊戰。這件事確曾出現在一九七七年：流亡美國的越南人社區當時積極籌款，在泰國北部建立訓練營。幾年後，當時在美國駐曼谷大使館工作的法蘭克．史考登奉命驅散這些反革命分子。史考登對他們說，他們應該感到慚愧，因為他們這麼作只會讓更多人遇害，卻不會有任何結果。但這些反革命分子依然堅持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試圖經由寮國滲透越南，發動游擊戰：他們發動了幾次行動，都以失敗收場，幾百名「抵抗鬥士」死亡，包括領導他們的一名前南越海軍軍官。

戰爭的結束為越南領導人帶來一個不快的驚訝：二十多年來一直盯著越南的東、西雙方的超級強國，已經不再重視越南事務。中國對越南越來越反感，到七十年代末期，北京官員辱罵一名河內政治局委員是「乞丐」，因為他總是跑來要援助。一九七九年，中國與越南爆發一場簡短但血腥的邊界戰爭。俄國的援助也大幅縮水，之後蘇聯垮台，所有俄援完全終止。到一九八〇年，天然資源豐富的越南已經成為全球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之後十年，越南人民吃盡千辛萬苦，但那些老邁的領導人仍然不願放棄集體農耕，不願與非共產世界打交道，因為他們害怕這樣做會使越南純淨的意識形態遭到汙染。直到一九八六年第六屆黨代表大會召開，河內政治局才勉強修改一些政策，准許遠比北越人更有商業頭腦的南越人經商。越南北部大部地區在一九八八年爆發大饑荒，九百多萬民眾受難，死者不計其數。但河內那些意識形態頑固派，加上一些軍人，特別是那些位高權重的情報頭子，仍不願向經濟理性妥協。直到一九八九年九月，阮文靈（Nguyen Van Linh，譯音）還在黨的意識形態訓練所發表演說稱，「資本主義一定會為社會主義取代，因為這是不容否認的人類歷史法則。」黎德壽在一九九〇年死前不久寫了一首詩，歌詠一去不復返的那段患難與共的歲月：

「我們曾經慷慨激昂

同生共死，吃一碗飯，穿一件衣

但如今人們只認金錢

談到情緒與感覺標準的個性

同志意識已經蕩然」

黎筍於一九八六年死亡，但黎德壽與他本人的接班人依然緊抓黨權，不肯放寬個人自由：馬列理論仍是每一所中學的教材。河內的老人領導班子只肯承認容許個人賺錢、製造財富的必要，也確實有些人因此成為巨富。至於鄰國與盟國，河內的大多數軍隊在一九八八年撤出寮國，並於翌年離開高棉。越南於一九九五年恢復與美國的外交關係，同年加入政治與貿易組織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十年後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TO）。河內的領導進程仍然籠罩在團團迷霧中，但滿腦子越南意識形態優異論的老人，與家族在黨內擁有龐大勢力的男女，顯然仍把持著政權，繼續封殺自由主義，國家的經濟收益造就了不少驚人的個人財富。

針對龐大而且仍然有增無減的流亡社群，為因應一場來勢洶洶的人道危機，美國國會一九七五年通過了印度支那移民與難民援助法（Indochina Migration and Refugee Assistance Act）。無論如何，周發說，「沒有一個人對這場戰爭的結果感到快樂，但對於被安上失敗者標籤的人而言，日子當然比所謂勝利者難過得多。」許多流亡海外重建新生的越南人，在最初幾年都過得非常艱苦：「他們多年來一直蒙在鼓裡，以為美國人到越南為的是幫助越南人。事實上，美國人到越南，為的只是將越南做為一個平台對抗國際共產主義罷了。」周發本人現在人稱法蘭克．喬（Frank Jao），已經是個成功的商人與慈善家。

前南越空軍軍官嚴正也在南加州展開新生，先做時薪二點五〇美元的體力活，後來接受訓練成為電腦技師。他在抵達美國後不久，有一次碰到一名男子從卡車駕駛座探出頭來，對他大叫「滾回去！」嚴正說，「那很傷人，但之後我也遇到許多好人。」越南裔美國人在美國成功的例子多得驚人，嚴正是其中之一。唐．葛拉漢聘了三十名越南難民在他的家族報紙《華盛頓郵報》工作：「事實證明他們是我們報社最忠誠、最勤勞的員工。」曾是南越海軍最年輕艦長的阮季後來成為橘郡公民，他說，「今天的我以身為美國人為榮，我不想活在過去，我要為未來而活。唯一讓我感到遺憾的是，共產黨在征服南越之後，沒能像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的北方表現得那樣慷慨。」

◎戰爭結算

名為《全面勝利》（Total Victory），共八冊的越南官方越戰戰史，在總結中提出傷亡數字：幾近兩百萬平民遇害、另兩百萬傷殘、還有兩百萬受到化學毒劑傷害。根據河內的估計，在戰場上死亡與失蹤的人數為一百四十萬、六十萬人受傷。其中有關平民的數字似有誇大之嫌，但有關軍人傷亡的統計似乎可信──沒有人能說得準。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在越南統治者眼中，南越軍老兵──特別是那些殘障老兵──都不算人。《全面勝利》戰史作者最後指出，「我們全黨、全軍與越南南北兩地人民，已經成功貫徹了胡叔叔在一九六九年『春節祝詞』裡提出的戰略構想：『用戰鬥迫使美國人回去，用戰鬥推翻傀儡政權。』我們的國家統一了……越南人民打贏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也最血腥的一場新殖民主義者侵略戰爭。」羅伯．麥納瑪拉曾經問武元甲，誰是這場戰爭中最優秀的將領，武元甲以無懈可擊的意識形態正確性答道：「人民。」

相形之下，在西貢淪陷十年後，隆納．雷根說，「時機已至，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打的其實是一場崇高的戰爭。」美國保守派作者麥克．林德（Michael Lind）儘管承認這場戰爭是「一場慘敗……發動戰爭的手段不僅錯誤百出，還往往有不道德之嫌」。但他與一些保守派直到今天，仍然認為越戰不過是「一場成功的世界大戰中的一次挫敗而已……是美國為維護國家軍事與外交聲譽而不得不打的一場戰事」。

胡志明與他的信徒為了將法國殖民主義趕出印度支那，先為北越，之後又為越南全境人民帶來如此慘重的經濟與社會悲劇──這樣做值不值得，仍將是後人爭辯的議題。許多在一九七五年以前一直贊同共產黨的南越人，在見識到河內的意識形態手段之後改變了初衷。

美國的干預能帶來不同結果嗎？許多美國人，如法蘭克．史考登、道格．蘭賽、席德．貝里等等，懷抱崇高服務理念前往越南。史考登猶記得老友約翰．保羅．范恩說過一句話：「約翰說，我們用一部比空氣重的機器幫越南人攀上高空，必須盡可能幫他們慢慢下來，而不是讓他們墜落。」史考登問他會有什麼不同。范恩答道，「如果慢慢下來，會有更多人生存。」兩人曾經駕一架小型LOH直升機，在一處夜間遭攻陷的地區保安軍前哨據點著陸。他們想辦法將一名重傷士兵塞進艙內，然後盡速飛往百里居。那傷兵的血浸濕了史考登的大腿，在半途中死去。當他們抵達百里居時，范恩站起身，用拳頭在樹肢玻璃機艙上猛敲，一邊不斷叫道，「只要再二十分鐘！只要再二十分鐘他就有救了！」史考登心想，「這個傷兵與約翰素眛平生，但約翰這麼關心他，只因為他是我們這邊的人。」

這段故事很感人，但美國介入越南有一個基本上的嚴重缺失：美國之所以介入越南，主要為的不是越南人民的利益，而是政客們心目中的美國國內與外交政策需求，特別是圍堵中國的需求。一連幾任美國政府竟然決定升高越戰，讓後人頗感不解，因為主要決策人都發現他們仰仗的西貢政權不適任，不能為美國介入提供適當理由。聯合參謀首長曾在一九六五年警告麥納瑪拉，指南越「缺乏一個可用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央政府不穩定、領導層士氣低落、公務員素質很差……能不能主要以政治面的手段解決這些問題，對最終能不能弭平越共叛亂非常重要。」但美國領導人還是自己騙自己，認為只要運用壓倒性軍事力量就能解決這一切問題，就像認為可以用火焰噴射器燒毀一整個花壇一樣。

儘管有些將領表現確實很差，但由於這是美國核心越南政策的失敗，所以把敗戰罪責完全歸咎於將領似乎並不適當。威廉．魏摩蘭在一九六四年欣然出掌美軍自韓戰休戰以來最重要的野戰指揮任務。四年後當他返美時，他已經成為一項國恥的替罪羔羊。大衛．艾利約說得好，「打仗從來沒有什麼明智之道。」詹姆斯．賈文（James Gavin）將軍與其他一些將領從一開始就提出警告：「如果一個村落你爭我奪、先後易主五、六次，許多平民會死亡，生活方式會整個改變……戰爭繼續這樣拖下去，我們本身就會毀了我們當初決定一戰的目標。」

甚至在考慮戰爭後果以前，美國決策人士也沒有察覺巨型外國駐軍對一個亞洲農民社會造成的經濟與文化衝擊。在美國國際開發署工作的越南籍秘書，薪資比南越軍上校還高。甚至早在開火以前，推土機與施工裝備、天線與裝甲車、瞭望塔樓、沙包與鐵刺網已經將環境搗得滿目瘡痍，直升機在天空飛來飛去，巨型大漢向嬌小的婦女買春。這不是只有越南才有的咀咒，而是西方國家每在遙遠異域用兵時，無論用兵意旨多麼良善，都會出現的現象。

共產黨享有重要的宣傳優勢，讓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幾乎看不見他們在幹什麼。他們在越南四處亂竄卻不留足跡。反觀美國人卻像科幻電影中那些巨型怪獸一樣，拖著笨重的步伐在這片土地上踟躕而行，搗毀途經一切，以及越南社會的寧靜。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西方將領們仍然不了解派遣戴著墨鏡、頭盔與防彈背心的士兵，發動這種「人民的戰爭」有多愚蠢，就像專門殺人、不懂愛、毫無人性的機器人一樣。

無論在南越、北越，共產黨只要掌權一定運用恐怖統治、剝奪個人自由。儘管西方左派對胡志明與黎筍崇拜有加，但河內基本上是一個毫無人性的獨裁政權。不過與西貢相形之下，河內似乎更能獲得人民支持。在大多數社會，包括今天的美國，鄉村居民對大都會精英總有一種本能的不信任感。這種感情在南越尤其強烈──許多越南人將西貢視為法國殖民主義，而不是本土文化產物。雖說對馬列主義理論有興趣的越南人寥寥無幾，但共產黨有關土地改革、打倒地主與剝削階級、趕走外國勢力讓越南人自己管自己的保証，讓許多越南人心動。南越人周發說，「共產黨不斷提醒我們，被外國占領有多麼屈辱。」他原本住在北越的父親，早在戰爭開打初期就說，「沒希望，我們會輸。」周發說，他父親「可以察覺人們心裡想什麼，他知道對方可以壟斷愛國主義」。

共產黨能這麼輕鬆地操控西方媒體，讓臨時革命政府的張如堂感到鄙夷。他說，「我們其實沒有在爭取支持，我們爭取的只是美國與西貢政權的反對者……不僅是南越與美國民眾被共產黨騙了，就連我們這些住在叢林裡、犧牲奮鬥的人……也成了謊言下的犧牲者。」

北越仰仗蘇聯與中國提供資金與武器，但南越人民從來沒見過俄國人與中國人，他們見到的只是那些一窮二白的越共，以及西貢那些貪腐歛財太超過的官員。最卑微的農民無不看得清清楚楚，南越統治者，無論文官武將，若未能事先向他們那些「長鼻子」主子請准，連早上從哪一邊下床都不敢自做主張。美國人不了解正是因為他們過度控制才導致戰爭失利，共產黨打贏越戰主要原因不是北越軍與越共戰力有多強，而是因為他們是越南人的軍隊。河內在許多事物上撒了許多謊，但當他們說西貢政權領導人都是傀儡時，說的一點不假。

有人說，越戰與西方二十一世紀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爭兩者之間沒有類似可比之處。但很明顯的是，在這幾場戰爭中，美國與其盟國都遭遇一個始終解決不了的難題：如何將戰場上的勝利轉換成可續的政治實體。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中將曾經談到他在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間在伊拉克指揮一個裝甲騎兵團的經驗與成就。他在結論中哀傷地說，「問題是，打得再好也於事無補。[12]」尼爾．席漢說，「南越的情況也一樣，打得再好也於事無補。」在欠缺可靠的在地治理的情況下，打贏幾場戰鬥完全沒有意義。在越南，只有共產黨以整體政治與軍事鬥爭進行戰鬥。

但如果不能藉由戰場取勝而打贏戰爭，要美國派遣大軍進駐海外，而不損及它做為文明價值標竿的地位，恐怕很難。許多人有一種幻想，認為派到海外作戰的西方青年在軍服底下仍只是忠厚善良的家鄉孩子。有些人是，但有些人不是。軍人受的本就是殺人訓練，迫於戰鬥環境，他們得拋開良知，生活在一種半野獸狀態中。許多戰鬥人員不把他們不認識的人的生命當回事，特別是當他們本身傷亡很高的時候尤其如此。在越南，以限制平民傷亡為要旨的交戰規則就常讓士兵們不滿。有人向麥克．赫爾（Michael Herr）抗議說，「這場戰爭越打越不像樣了……我是說，如果我們不能開槍打這些人，我們來這裡幹什麼？」

這些擁有殺人武器的青年，像大多數時代的大多數參戰青年一樣，或熱或冷、渾身髒臭、又饑又渴、不是便祕就是拉肚子、孤單、憂愁、得不到關懷、為了保命而神經緊繃地握著槍機──要他們規規矩矩行事並不簡單。蘇聯與納粹的先例說明，占領軍只要夠狠，就能以武力鎮壓反抗。在越南，美軍的種族歧視、倒行逆施以及不時幹下的謀殺勾當，也讓越南人仇恨反感；但美軍卻又不夠野蠻，嚇阻不了許多農民支持共產黨。美軍燒了許多村莊，惹得世界輿論大舉躂伐；但卻又燒得不夠多，無法阻止地方人民庇護游擊隊。

同樣讓人感到痛心的，是美國民眾對美萊村大屠殺等類似事件的漠不關心：《時代》雜誌在一九六九年的一項民調顯示，百分之六十九的美國人認為「這樣的事經常在戰時出現」。無論針對任何社會，衡量這個社會是否公義之道，不在於它的士兵會不會濫殺，而在於它會不會建制性地接受這種濫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的德軍與俄、日兩國軍隊的暴行，無法為現代西方民主社會接受就是這樣的例子。美軍在越南的暴行雖說並不普遍，但已經足以顯示許多美軍將越南人視為次等人，認為越南人的生命比「大眼睛」西方人不值錢。一九六七年八月，美軍展開幾乎沒有人聽說的「班頓行動」（Operation Benton），以一支旅級兵力對北越軍一個團發動搜索—摧毀作戰。在這項行動過程中，蜆港南方廣定省有大約一萬越南人失去家園。在一處六×十三英里的地區，美軍投下二百八十二噸炸彈與一百一十六噸燃燒彈；射了一千枚火箭、十三萬兩千八百二十發二十公厘砲彈、十一萬九千三百五十發七點六二公厘子彈以及八千四百八十八枚砲彈。根據公布的數字，敵軍遺屍三百九十七具、六百四十名平民撤入難民營。這類為期兩周的作業堪稱美軍作戰的典型。此外，美軍讓越南人為美軍最低階的小兵擦軍靴、清理寢室，也是一項可怕的象徵性錯誤。

美軍指揮官也投入相當精力推動親民作業，不過身為職業戰士的他們，自然以作戰為首要業務。大多數指揮官有一種根深柢固的念頭，覺得官兵們不打仗就是白領錢、不做事。此外，職業軍官一般都有建功、升遷的雄心。但只是開辦幾所學校、派遣幾支醫療隊進入鄉村服務建不了功：沒有人能因為在孤兒院發糖果而獲頒一枚榮譽章。想建功就得與敵人交戰，就得殺敵。每個國家都需要軍人保護國家利益，但當國家利益陷於險境時，卻又容忍軍人在平民社會任意行事。陸軍軍醫魯斯．沙楚克（Russ Zajtchuk）就很痛恨隨醫療隊進入鄉村服務。他說，「在一個鄉村被炸、村民被燒傷之後，你帶著一些維他命與肥皂進去為村民服務。我每次幹這事都非常不舒服，事實上，我有一種偽善的感覺。」

在這場衝突的後期階段，游擊戰逐漸為傳統戰取代，若不是美國人民已經無心戀戰，美軍原本可能擊敗共產黨。美軍即使擁有火力優勢，也無從運用它們打贏這場戰爭。西貢政權不得民心：戰場上打得再好也於事無補。越南人民在付出可怕代價之後，終於在一九七五年接受共產黨統治，或許可以說，這只是遲早必然來到的事。

這場戰爭讓美國花了一千五百億美元，比六十年後的伊拉克戰爭花費少得多。但美國為這場戰爭付出的真正代價不是錢，甚至不是為它捐軀的五萬八千條美軍性命──以人口比例換算，這個數字比韓戰還小，而是它為美國帶來的創傷。尼爾．席漢說，之前的歷史經驗告訴美國，海外戰爭是一件好事：「你打贏了，你凱旋歸國受到歡迎。但隨後越戰登場，許多人送了命，卻什麼也沒換到。其他所有的戰爭紀念建築都在歌誦勝利者的榮光，只有越戰紀念館讓人悲傷，讓人為這場平白無故的浪費感嘆。」美國陸軍與陸戰隊經過十五年苦撐，才走出軍心渙散的低谷，再次成為了不起的戰鬥部隊。

二戰的勝利以及在經濟上取得的驚人成就，使美國人對他們的道德正義與美軍的所向無敵充滿信心，讓他們自然而然自覺高人一等。但越戰重創了這種優越感。華特．布莫將軍說，「越戰是美國近代史上對美國影響最巨的一場戰爭，我們永遠無法彌償它造就的懷疑與不信任。」

那些熱衷反戰運動的年輕人，雖說因崇拜胡志明、毛澤東、切．格瓦拉而暴露他們的無知，但反戰運動將越戰比喻為一場災難的說法很正確。丹尼爾．奧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因將七千頁「國防部文件」（Pentagon Papers）機密走洩而引起軒然大波。在接受審問為什麼要這麼做時，他說，「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經問過任何其他（涉及戰爭指導工作的）官員，要他們解釋為什麼不像我一樣洩密？難道他們認為，在聽到這許多謊言……在見到這許多不法罪行，這許多對美國民眾的欺騙之後，他們仍然有權保持緘默嗎？」奧斯伯格這話說得很對，更發人深省。在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擔任美軍陸戰隊遠征軍司令的布莫將軍說，他本人從越戰學得的最重要的教訓就是「講真話」。

一名前美國空軍領航員寫道他的越戰經驗：「雖說我以曾經身為B-52機組一分子為榮，但四十幾年來我一直努力把這場該死的戰爭拋在腦後……平白無故地浪費時間、金錢與人力資本。而到了最後……我們的政治領導人夾著尾巴跑了，丟棄他們做了那麼多保證的人們。」法蘭克．史考登發現美國內部今天有兩種對立的說法：「當許多美國老兵聚集時，他們互相談到南越人怎麼搞砸這一切；但當南越流亡人士聚集時，他們談的是美國人怎麼搞砸這一切。」他本人在戰後的感想是「我這一生最重要的部分已經過去，我不再願意為了什麼大道理賭上我的生命」。他在南加州與他一九六六年在大叻拋下的舊情人金薇（Kim Vui，譯音）重逢，兩人於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結婚：「她說我欠了她五十年。」道格．蘭賽後來搬進內華達州包德市（Boulder City）他父母的舊居：「這似乎是一個休養、恢復正常的好地方。不過這些天來，我發現當初應該留在華府，因為華府的醫療好得多。」幾乎已經完全殘障、不得不仰賴微薄醫療救濟的蘭賽說，「我同意越南老兵們的看法，相信我們都被我們各自的政府賣了。」蘭賽於二〇一八年二月去世。

前空軍軍官嚴正說，他仍然想辦法避免與北越人接觸：「我們本是同胞，但我的一些家人、親友以及我的一些部屬死在他們手上。」今天的他不再是憤青，但他忘不了那些往事。在一九七二年廣治之戰受到重傷的北越軍士兵范成雄也忘不了：「遭到空襲的夢魘仍然不時纏繞著我，有時甚至夢到被招回軍中，打一場新戰爭。我與一些我這一代人，在承受這一切之後，多少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在一九七〇年指揮一個步兵連的連長唐．赫森，談到美軍老兵們的幻夢如何破碎：「他們以為在穿著掛了一堆勳章的制服返美以後，大家都會歡天喜地迎接他們。結果完全事與願違。」大衛．羅傑斯每在回憶往事時仍然激動不已：「那段經驗太巨大，我只有一些個人的東西，沒有什麼偉大構想。我曾經想寫一本書，但沒有完成這個心願的足夠技巧。回到美國上教堂讓我碰上許多難題，我無法告解，我覺得自己很髒，我曾是殺戮的一部分。」與他同代一些人，只因為他參與過越戰就刻意避開他：「有個與男友一起到加拿大的女孩就把我批評得體無完膚。」像好幾百萬越戰老兵一樣，對羅傑斯而言，唯一仍然重要的只是有關他那一排人的記憶：「我能自豪的說，我當醫護兵，沒有負了他們。」

「他的人」有大約三分之一或死或傷。羅傑斯住在華府附近，常選在早上五點、六點來到紀念牆邊。「有其他人在場，我就不會去，對我來說，那牆就是一塊大墓碑。我很高興有這墓碑，這裡大概有十位我的戰友，芝加哥來的東尼（Tony）、明尼蘇達的傑瑞．強森（Jerry Johnson）、還有山姆（Sam）……等，往事一幕幕重新浮現。見到瑪莎葡萄園（Martha’s Vineyard）那座鹽池後方的林線，讓我想到越南：我見到直升機在樹線上方飛舞，那景象真美！讀了尼爾．席漢這類作者的書，讓我痛恨美國那些領導人。他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不知道。我做的只是數腳步，如此而已。」士官長吉米．史班瑟說：「人們在重新評估，至少現在我們可以將戰爭與戰士做出區隔。戰士們背了許多黑鍋，我們再也不讓一群老兵與另一群反目成仇了。」

事過境遷的今天，對一些做出災難性決定、毀了歷史名聲、之後悔恨不已的「大人物」，或許我們也可以原諒了。一九六七年年底的一個下午，麥納瑪拉在他的巨型國防部長辦公室中與幕僚威廉．布雷（William Brehm）討論彈藥申請問題。他說，「我們看看，嗯，這等於可以用兩千發子彈對付每一個滲透的敵人，應該夠了。」接著，布雷發現麥納瑪拉的身子在抖：麥納瑪拉凝視著牆上那張他的前任福雷斯特的肖像，淚水滾滾流下。他知道，就像他一樣，福雷斯特也因為擔任國防部長而名譽掃地。

前陸戰隊將領艾爾．葛雷（Al Gray）說，「直到我確定我們的人都從他們的監獄釋出以後」，他不會往訪越南。許多年來，有關失蹤美軍的傳言、指控、醜聞一直騷擾著美國。但每一場戰爭總有許多下落不明的受害者，包括許多越南人──南越各地有許多北越軍墓碑，上面只刻著幾個字：「不名烈士」。河內違背戰俘意願、強押美軍戰俘的說法並無實據[13]。花了二十三年為國防情報署（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研究失蹤美軍與戰俘案件的鮑勃．戴斯塔說，「我們的人都回來了。」戴斯塔是有智慧的人，有豐富的第一手越南經驗，沒有理由懷疑他的結論。

無論對史學者或對讀者而言，憑空假定都不是什麼好事，不過有兩件事似乎值得一提。首先，北越似乎從未像現代穆斯林叛軍一樣，透過恐怖主義把戰鬥帶入西方，特別是美洲大陸：或許在那個全球化問世之前的年代，河內根本沒有動過這樣的念頭。共產黨擅長運用克制，河內透過克制讓美國人找不到明顯、直接的把柄，無法將北越視為對美國的威脅。

如果北越不支持南越境內的武裝鬥爭會有什麼結果，是又一項令人感到興趣的猜測。衍生於南越本土的民族解放陣線看來會遭到鎮壓。在一九六〇至一九九〇間的其他許多亞洲國家，集權軍事統治都為民主取代。在沒有戰亂的情況下，越南人的活力與智慧應該能推動南越經濟繁榮。河內政權會在二十世紀最後數十年遭全球經濟與政治改革大潮吞噬，終於放棄馬列主義。

成功就是王道：今天，全世界除了平壤，沒有人對南韓做為一個國家的法統存疑，因為南韓政治民主，而且擁有強大經濟實力。而與它針鋒相對的北韓卻始終是獨裁共產主義失敗的榜樣。但在一九五三年韓戰休戰之後幾十年間，南韓曾經有一個高壓手段幾乎不輸北韓的獨裁政權。所幸，首爾政權一直保有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支持，再加上足夠的民意，終於挺過全球經濟與政治改革大潮，達成今日的成果。南越與當時的南韓一樣是獨立國，若能獲得同樣機會，南越有可能也像今天的南韓一樣繁榮──不過我們永遠沒有機會知道。

另一方面，全靠標榜著「解放鬥爭」與河內的軍事勝利，才讓今日的老北越政權仍然保持權力的合法性與威望，並緊緊握住革命的果實。儘管牛津大學的教授雅契．布朗（Archie Brown）不喜歡共產主義，說共產主義「是一種組織人類社會的另類方式……一種陰森的失敗」，但也指出，河內那些老人只憑成功統一國家的事實就能保有政權迄今：「儘管這個政權殘酷高壓……它可以訴諸美國『敵人』形象，或以戰時恐怖回憶為手段，再用和平時代統治者如何重建國家相互唱和，輕輕鬆鬆保有政權。」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越戰是共產黨自一九一七年以來僅有的兩場重要勝利。俄共在二戰取勝，維繫了共產政權，越戰對越南的影響也一樣。

大衛．羅傑斯以記者身分在一九九三年重返越南，訪問了他的單位曾經作過戰的西寧附近。他發現過去的越共幹部對他非常巴結，「他們奉命要對美國人非常好，因為他們需要美國國會通過一項貿易交易。」他不禁自嘲地說，「如果你們要的不過是開麥當勞速食店而已，我們早幾十年就能解決問題了，還打什麼？」許多今天造訪越南的美國觀光客，都為他們在越南受到的熱烈歡迎而放下敵意。這些歡迎他們的越南人大多數在戰爭進行期間尚未出生。他們之所以歡迎美國人，也因為絕大多數越南人現在已經發現自由民主的可貴，與獨裁專制的窮途末路。巴拉克．歐巴馬總統在二〇一五年訪問越南時受到極其盛大的歡迎，相形之下，一年後訪問河內的中國主席習近平受到的待遇冷淡得多。

西貢浮華的高樓與鄉野的自然之美，每每讓訪客流連忘返，卻忽視了當地農村的貧窮與言論自由的剝奪。二十一世紀的越南統治者放寬了一些限制，讓人民賺錢，但仍然不准人民自由表達政治意見或坦誠辯論過去的歷史。許多史學者犯了一個錯，將越戰視為美國單方面行動的結果。造成這種錯誤的部分原因是有關美國戰爭作為的證據非常多，而有關北越戰時作為的資訊卻像貧民窟裡的稀飯一樣，稀得可憐。有關軍援越南指揮部戰時「可信度差距」的文獻紀錄很多；但在河內，你能見到的除了謊言還是謊言。

二十世紀帶給我們一個重大教訓：經濟力至少像軍力一樣，是決定成果的重要因素。北越革命分子死後有知，可能對現代西貢的繁華驚悚不已──胡志明市這個名稱已經不再熱門，很可能有一天像列寧格勒（Leningrad）再改名為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一樣，胡志明市也改回西貢舊稱。它那些閃閃發光的精品店陳列名牌珠寶與設計家服飾，每一處都是消費主義的殿堂。或許我們可以說，幾近半世紀前，美國雖說軍事上在越南吃了敗仗，但美國已經藉由經濟與文化影響力反敗為勝。事實證明，YouTube與強尼．戴普（Johnny Depp）已經發揮勢不可當的威力，完成美軍當年用B-52、落葉劑與「幽靈」武裝直升機未能完成的目標。

如果打這場戰爭是西貢政權求生存的主要理由，這理由同樣適用於河內。西貢陷落後不過幾年，共產黨老兵已經開始懷念這場戰爭。在北越人心目中，其他政策越是失敗，這場統一鬥爭就越是顯得神聖崇高。大衛．艾利約說，老一輩北越人緬懷這場戰爭，認為那是「一個簡單質樸、有信念、專注、均貧的年代，大家互相幫助，有一種使命感。」保寧在他的戰爭小說的結尾中說，小說主人翁「簡」「一次又一次回到他的愛、友情與同生共死的同袍精神，我們就靠著這種人際關係克服戰爭的千辛萬苦」。「簡」懷念那段已經失去的帶著樂觀進取、鬥志昂揚的自我：「那是充滿關愛的年代，我們知道我們為什麼活著、為什麼而戰，也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受苦受難、犧牲奮鬥。那個年代的我們都非常年輕、非常單純、也非常誠懇。」

但今天的保寧本身對這種感性提出辯駁：「所謂人性與團結意識遭到過度誇大，事實上根本形同神話，士兵與士兵之間的同袍愛故然真實，但北越充滿社會不公。窮人得上戰場，擁有政治特權的人卻能將子弟送往海外念書，還有些人享受豪華生活。那是一段殘酷得可怕的歲月：戰爭打得沒完沒了，人民都已經筋疲力盡，太多東西被毀，不僅僅是建築物，還有制度，社會衝擊驚人。」保寧指出，英國人民很幸運享有自由權，能在一九四五年透過大選把他們偉大的戰時領導人邱吉爾趕下台，「但在越南，將軍們都把持權位，戀棧不去」。

一九七五年的一天，當村子裡的擴音器響起，宣布西貢已經「解放」時，張輝山（Truong Huy San，譯音）才十三歲，正與一個玩伴在一座小丘邊玩耍。許多年以後，他在他的著作《獲勝一方》（The Winning Side）中寫道，「根據老師在學校裡告訴我們的話，南越受了二十年的苦難就這樣結束了。我當時心想，『我們必須迅速展開行動，教育南越那些遭到誤導的孩子。』」但在二〇一二年，張輝山察覺：「許多人在仔細檢討過去之後……訝然發現真正遭到解放的一方其實是北越。」他指出，事實證明，由於南越價值觀逐漸支配整個越南，南越才是歷史的勝利者。華特．布莫說，「這究竟怎麼回事？我常覺得我們沒有學到多少教訓。如果學到，我們就不會入侵伊拉克了。」

原注：這是馬斯特於二〇〇六年時對作者說的。 back

原注：羅伯．賈伍德（Robert Garwood）下士選擇留在北越，直到一九七九年才返美，遭到美國軍法審判。 back

謝辭

在寫這本書的研究過程中，我不斷奔波於美國與越南各地，訪問好幾十位當代見證人，並承蒙他們慷慨分享他們的經驗與認知。我從美國陸軍設在賓州卡萊爾的軍事遺產與教育中心檔案室，以及維吉尼亞州關蒂柯的美國陸戰隊檔案室取得豐富資料：我很感激康．克蘭（Con Crane）與他在卡萊爾的員工，以及吉姆．金瑟（Jim Ginther）在關蒂柯的團隊。我也曾造訪加州大學厄爾文（Irvine）分校的越戰口述歷史檔案室（Vietnamese Oral History Archive）。美國陸軍軍史中心（Historical Center）的艾立克．維拉（Erik Villard）為我做了不少重要引薦，其中以引薦我認識莫里．普利班諾尤為重要。從一九七〇年起到最後撤離為止，一直在中情局西貢站工作的莫里，為我提供好幾十萬字的越南文翻譯文件、歷史與備忘錄，對我的這項研究貢獻極大，但他不肯接受任何報酬。他說，這項研究工作本身就是他的獎賞。我何其有幸能與他為伍，還承蒙他不厭其煩，為這本書的文稿揪了許多錯。

道格．蘭賽不僅在他位於內華達州包德市的家中與我長談四個小時，還給了我一本尚未發表的備忘錄打字稿，描述他那段迷人而恐怖的經驗。古．蘭坤（Gu Renquan）給了我一些譯成英文的中國資料。我那位出類拔萃的俄國研究員與譯者魯巴．維諾拉多納（Lyuba Vinogradovna）博士為我出主意說，烏克蘭境內有一些越戰期間在北越空防單位服役的蘇聯老兵，之後我訪問他們，果然獲得一些發人深省的見解。我的鄰居，已故的約翰．卡麥隆—海耶斯（John Cameron-Hayes）上校，為我講述他於一九四五年隨第一批英軍登陸越南的精采故事。艾德文．摩斯（Edwin Moise）教授為我的初稿與地圖揪錯，我也要在此申謝。

河內大學教授范光明（Pham Quang Minh，譯音）為我做了非常有價值的一些引薦。我在河內的譯員黎皇江（Le Hoang Giang，譯音）是非常有天賦的青年，我希望有一天他能有充分發揮的機會。馬克斯．艾里蒙（Max Egremont）借給我一本未經發表的越南備忘錄，作者是澳洲人諾曼．韋德漢醫生。一九七八年，英國廣播公司的麥克．查爾登（Michael Charlton）與安東尼．蒙克萊（Anthony Moncrieff）訪問了一群美國人──在那段期間，大多數重量級決策人都還健在──討論美國自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五年間的決策。部分討論內容透過系列電台紀錄片方式廣播，討論全文後來編成專書發表，令人稱奇的是，之後這本書沒有被史學者多加利用。我非常重視這本書，因為查爾登提出許多我本人如果有機會也想問的問題。在有關這場戰爭的龐大文獻著作中，我廣泛運用了大衛與美．艾利約夫婦的著作，特別是大衛對越戰期間湄公河三角洲生活的研究與楊文美的備忘錄。就像葛雷格．達迪斯的戰爭研究一樣，斐德烈．羅吉法的《戰爭的灰燼》（The Embers of War）與《選擇戰爭》（Choosing War）兩本書，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權威空戰史學者馬克．克洛德費爾特教授，撥冗為我檢視了這本書有關轟炸的幾個篇章，還提出一些意見。我在明尼蘇達州馬卡里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的校友提姆．歐布萊恩，替我檢閱涉及「作戰技術」的稿件。就像康．克蘭與大衛．艾利約一樣，我的老友威廉森．穆瑞（Williamson Murray）博士也為我做了全文修正。瑪格麗特．麥米蘭（Margaret MacMillan）對尼克森訪問中國的一段提供了權威意見。彼得．愛德華（Peter Edwards）教授審閱了有關澳洲角色的幾頁文稿。我與所有以上這些作者會面，獲益良多。我的親密老友麥克．豪沃德（Michael Howard OM, CH, MC）爵士替我審閱初稿，提出意見，讓最後定稿增色不少──也精簡了不少。

我在倫敦與紐約的經紀人麥克．賽森（Michael Sissons）與彼得．馬森（Peter Matson），在我人生的過去三十五年也扮演著同樣不可或缺的角色。倫敦出版商阿拉貝拉．派克（Arabella Pike）與羅伯．萊希（Robert Lacey）與紐約出版商強納森．喬（Jonathan Jao）──同情、支持、明智──絕對是出版界的佼佼者。我的秘書芮秋．勞倫斯（Rachel Lawrence）自一九八六年起就跟在我後面替我收拾殘局，為了寫這本書而做的複雜的旅行計畫也是她安排的。一位友人最近告訴我，我的妻子潘妮（Penny）的才華超凡入聖，是否超凡入聖我不敢說，但所有認識她的人都喜歡她，她對我的人生與我的工作貢獻非凡。

詞彙表

注釋

因為這是一部面向一般大眾的作品，因此我在此為本書中使用的引文注明來源。這些引文來自於已發表的文章、書籍或我自己的研究，至於那些公認已知的歷史事實或引文我沒有注明。如果參考書目中只引用了某位作家的一本書，我會完整列出作者和書名；而若是引用同一作者的多部作品時，則會縮寫。

USAHEC表示美國陸軍設在賓州卡萊爾的軍事遺產與教育中心（US Army’s Heritage and Education Center）檔案室的簡稱。USMCA表示美國海軍陸戰隊（US Marine Corps）在維吉尼亞州關蒂柯檔案室的歷史資料。UKNA表示英國國家檔案館（British National Archive）。AI表示由我本人或我的俄羅斯、中國研究人員進行的訪談。MP參考了莫里．普利班諾（Merle Pribbenow）於二〇〇七年在河內進行的採訪。亞伯拉姆斯錄音帶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記錄，在戰史上前所未有，錄音帶記錄了克萊登．亞伯拉姆斯將軍一九六八至七二年間在軍援越南指揮部期間的軍事指揮會議，路易斯．索利（Lewis Sorley）編輯了收藏在卡萊爾原件的副本。下面一些越語的線上參考資料未必是精確的。

【上冊】

◎第1章　美女與許多野獸

「在段方海最古早的印象中」 Doan, Phuong Hai, The Sea on the Horizon Dong Van Publishing San Jose CA 2000 p.35

「有些讓我們聽得熱血沸騰」 ibid. p.40

「各位先生，讓我們先把名稱問題弄對了再說」 Karnow, Stanley, Vietnam: A History Century 1983 p.85

「幾乎所有訪客都為越南之美嘆為觀止」 West, Richard, War and Peace in Vietnam, Sinclair-Stevenson, 1965, p.3

「用一連串甜甜的呱呱聲譜出單音節語言」 Young, Gavin, A Wavering Grace Viking 1997 p.18

「就像過去的貴族對待奴隸一樣」 Lewis, Norman, A Dragon Apparen, Jonathan Cape 1951 p.99

「你的祖先是越南人」 MP interview Luu Doan Huynh

「對他們的悠久歷史與古文明也相當有感」 Wyndham MS p.14

「他從未見過父母招待過法國友人」 AI Duong 10.11.16

「一個位於熱帶國家的法國城」 Lewis p.19

「這個有一口狗牙的男子是什麼人？」 ibid. p.24

「他們太文明，不願在見到白人時吐口水」 ibid. p.27

「螳臂怎能擋車？」 Elliott, David W.P., Mekong Delta 1930–1975 Vol. I M.E. Sharpe 2003 p.34

「要我用短短幾分鐘時間向諸位陳述資本主義匪徒在印度支那犯下的種種罪行」 Andelman, David, Shattered Peace Wiley 2008 p.128

「我原本一直以為自己會成為一個學者或作家」 Karnow p.123

「他有一種蒼白、弱不禁風的神氣」 Tang, Truong, Nhu A Vietcong Memoir Vintage 1986 p.11

「我們當時暗自心想」 MP interview Tran Trong Trung

「你若記得一九四五年，就不會這麼做」 AI Tran 9.7.16

「骨瘦如柴、衣衫襤褸的饑民」 Luan, Nguyen Cong, Nationalist in the Vietnam War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5

「早上打開前門」 MP interview Van Ky

「有越南人因此稱日本人『oai』」 Elliott, Duong Van Mai, The Sacred Willow: Four Generations in the Life of a Vietnamese Family Oxford 1999 p.105

「因為如果日本人逮到你，會把你像豬一樣吃了」 MP interview Trung

「這七名情報人員表面上是盟軍特工」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Newspaper 21.4.14

「坦誠而公開地承認越南獨立」 Lacouture, Jean & Devillers, Philippe, End of a War Pall Mall 1969 p.138

「法國人逃了，日本人垮了，保大皇帝已經退位」 Documents of the DRV

「我們的老師高興得不得了」 Trullinger, James W., Village at War: An Account of Revolution in Vietnam Longman 1980 p.43

「我當年（對胡志明引用獨立宣言的用意與目的）或許有些天真」 Charlton, Michael & Moncrieff , Anthony eds, Many Reasons Why: The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Vietnam Scolar 1978 p.12

「我與我那一代幾乎每一個人，每天掛在嘴上的一個名字就是胡志明。」 Ky, Nguyen Cao, Buddha’s Child: My Fight to Save Vietnam St Martin’s 2002 p.19

「我們渴望一個供我們崇拜的英雄」 Luan p.35

「他們前來見我，說一些『歡迎』之類的客套。」 AI John Cameron-Hayes 14.4.16

「我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 AI Bang 7.10.16

「若是沒了帝國，今天的法國不過是一個被解放的國家」 Girardet, Raoul L’Idée Coloniale en France Table Ronde 1972 p.281

「美國在決定協助法國國內復甦的同時」 Logevall, Fredrik, The Embers of War Random House 2012 p.106

「太好了！我們偉大家庭的青年」 Tang p.12

「如果必須在殖民統治與共產主義之間做選擇」 AI Hoi 14.9.16

◎第2章　「骯髒的戰爭」

「一份越盟文件說，每年十月到四月的乾季『最利於征戰』」 Rocolle, Pierre, Pourquoi Dien Bien Phu? Flammarion 1968 p.95

「在海防市市長的一次招待會舉行期間」 Elliott, Sacred Willow p.201

「南北走向的一號公路邊一個村落」 Luan p.116

「我見過許多屍體」 ibid. p.81

「不知怎麼，在說這話時，他的心靈似乎已與地面上發生的事結合在一起」 Lewis p.18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Goscha, Christopher,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Vietnam Allen Lane 2016 p.244

「和好教常把越盟同情分子用繩索綁在一起」 Fall, Bernard, 「The Political-Religious Sects of Vietnam」 Pacific Affairs 28, no. 3 September 1955 p.246

「只有讓民眾了解」 Lewis p.177

「外籍兵團如何闖進她家」 Elliott, Sacred Willow p.148

「又遭法軍將她一家人的現金與黃金搜刮一空」 ibid. p.152

「遭到如此怨屈，那兩名街頭小販怎能就這樣逆來順受？」 Simpson, Howard R., Tiger in the Barbed Wire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2 p.92

「他們管轄的都是一些相互角逐、像群島一樣的國家」 Goscha p.242

「當時為他擔任信差的人中」 Xuan Ba, a series of articles and interviews with Le Duan’s second wife, published in Tien Phong newspaper 25.6.2006 and in succeeding weeks

「向法國軍事當局臣服」 Luan pp.4, 67

「吉洛．鄧普勒中將，有一段入木三分的觀察」 Cloake, John, Templer: Tiger of Malaya Harrap 1985 p.263

「人類竟能造出能擋雨水的紙」 AI Bang 7.10.16

「我從未見過一個像他這樣動機這麼好」 Greene, Graham, The Quiet American Heinemann 1955 pp.72, 214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傍晚」 Lind, Michael, Vietnam: The Necessary War Free Press 1999 p.1

「面對當年俄國那種你死我活的抗爭」 Charlton & Moncrieff p.50

「既如此，我們為什麼還要把自己綁在法國人那個已經殘破不堪的風箏尾巴上？」 quoted Karnow p.178

「美國境內現在有一種對中共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緒」 UKNA FO371/103518 23.8.53

「根據我讀過的書」 Luan p.114

「沒了父親，你仍然吃得到米飯」 AI Vu Anh Tram 16.10.16

「每個人都相互認識」 ibid. 8.10.16

「她在二十歲那年成為終生共產黨員」 AI Binh 5.10.16

「許多佃農只能為地主做牛做馬」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123

「我們的敵人逐漸讓我們皈依共產主義」 Lewis p.309

「單純的人」 Windrow, Martin, The Last Valley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4 p.161

「無辜民眾不在少數」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92

「在阮公倫的父親死於懲戒營之後」 Luan p.94

「在湄公河三角洲的美清」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83

「許多人遭到不實指控」 AI Binh 5.10.16

「大家都非常高興」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144

「英的父母是地主」 Le Thi Anh in Santoli, Al, To Bear Any Burden: The Vietnamese War and its Aftermath Sphere 1986 p.35

「那種精神太美妙了！」 MP interview Van Ky

「那段日子真的很有趣，很精彩」 ibid.

「紅底中間一顆黃星」 Trullinger p.43

「這一切的不公不義，無法用筆墨形容」 Nguyen, Duc Huy, A Soldier’s Life (with Nguyen Thong Nhat) People’s Army Publishing House Hanoi 2011 p.35

「他們讓我很難受，我很不高興」 MP Oral History Interview 2007

「對他們來說，抵抗運動為的不只是趕走外國人」 Ky p.19

◎第3章　不曾是堡壘的堡壘

「迫使敵人承認他們不可能達成決定性軍事成果」 Rocolle p.57 13.11.53

「武元甲總是比他的法國對手更了解情況」 ibid. p.47

「每到夜晚，當冰冷的霧氣降入山谷時」 ibid. p.251

「我們要給他們好看！」 ibid. p.329

「時間過得很慢」 ibid. p.327

「郎格萊起先認定這是中國空軍幹的」 ibid. p.70

「我們認為我們可以摧毀越盟三個最精銳的師」 ibid. p.335

「轟炸與砲擊嚇人的成分超過實際傷人」 Luan p.63

「這兩處陣地的戰壕與砲位掩體都做得不夠」 Rocolle p.275

「所有沒有緊急任務在身的人都有一種麻木感」 ibid. p.352

「納瓦爾在一封寫給巴黎朱安元帥的信中說」 ibid. p.371 letter of 21.3.54

「納瓦爾提出一個異想天開的辦法」 ibid. p.411

「在戰事結束以前」 ibid. p.307

「法國軍官早就擔心一旦出現和談」 ibid. p.37

「一邊是為獨立而戰的民族軍」 ibid. p.407

「我不管下雨還是下冰雹」 Vo Nguyen Giap, Collected Writings Saigon Cultural Publishing House 2009 p.132

「爛得我們不知道要怎麼煮」 Rocolle p.324

「叫喊聲，淚水」 Fall, Bernard, Hell is a Very Small Place p.162

「當然，這架直升機機組不是從空軍精英中挑出來的」 Rocolle p.390

「樹立了極為惡劣的榜樣」 ibid. p.404

「一連五十六天，每天唱著『馬賽曲』」 ibid. p.296 quoting Bigeard

「他的毛病就是太猛」 ibid. p.372

「敵人空投可是我們一項不容小覷的補給來源」 Giap p.130

◎第4章　血腳印

「美國已經向共產黨挑明了」 USN&WR 9.4.54

「貴我兩國難道沒有因此學得一些教訓嗎？」 Logevall, Embers p.475

「很快也都會失守」 ibid. p.479

「不能站、不能坐的人，最好躺在戰壕裡」 Rocolle p.480

「如果一定要用軍事手段才能說服胡志明與中國，那就用吧」 Spectator 30.4.54

「奠邊府要塞失守是必須面對的事」 UKNA FO371/112057

「英國的態度越來越軟弱」 Cable, James,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Macmillan 1986 p.65

「在印度支那遭到一陣毒打」 Logevall, Embers p.508

「整個法國就是一個墮落的國家」 Fall, Bernard, Street Without Joy Stackpole 1967 p.260

「更多犧牲有其必要」 Rocolle p.489

「我出於我的良心」 ibid. p.513

「指揮所只剩下我們十個人」 Capt. E.J. Pouget, Nous Etions à Dien Bien Phu Presses de la Cité Paris 1964 pp.329–30

「在醫護站附近」 Rocolle p.538 quoting Maj. Grauwin

「在慘淡、陰森的燈光下」 Pouget p.328

「這是一場難以置信的勝利」 MP interview Van Ky

「一場意志的勝利」 ibid. Trung 2007

「你們要在這裡停留一段時間」 Windrow p.644

「奠邊府像緊箍咒一樣迫使我們停火」 Rocolle p.568

「我不知道，或許一連許多年下來」 AI Ramsey 22.9.16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堅持敵人必須無條件投降」 NY Herald Tribune 29.4.54

「朝鮮問題關鍵就出在美國干預」 Logevall, Embers p.597

「悲哀得像在哭泣」 Hai p.37

「揮著手杖、蓄著翹鬍子的印度軍官」 Simpson p.136

「他們個頭都很矮小，排成兩行」 ibid. p.139

「他身旁那些共產黨見狀大喜」 ibid. p.142

「與西方這場槍口下的短暫姻緣」 Lewis p.316

「看見兩卡車法軍士兵離開順化再也不回來」 Trullinger p.72

◎第5章　南北越的專制暴政

「靠著經營小生意」 AI Duong 10.11.16

「到外面來」 AI Kieu Chinh 17.9.16

「為什麼？因為我非常笨」 AI Dinh 9.7.16

「伯納．法奧說，由於駐地過於遙遠」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p.278

「拋開自私與息事寧人論調」 Asselin, Pierre, Hanoi’s Road to the Vietnam War 1954–196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p.24

「將美國妖魔化」 ibid. p.26

「政府按工計酬」 Elliott, Sacred Willow p.354

「我們不分青紅皂白」 Giap p.107

「許多地主不但失去資產」 Elliott, Sacred Willow p.231

「北越居民段方海的祖母被安上地主罪名」 Hai p.38

「發生了許多我認為不合道理的事」 MP interview Toan

「人民公敵」 Tang p.299

「三名叫作甘、敦與葛的天主教神父」 Linh & Mac p.54

「一九五六年與一九五九年間」 ibid. p.105

「直到戰爭結束後許多年」 AI Kieu Chinh 16.9.16

「他的那些民族主義競爭對手」 Santoli p.40

「我們淚流滿面」 Tran, Quynh, Memories of Le Duan http:/vanhoavn.blogspot.com/2012/09/blog-post_7386.html

「討論北越經濟崩潰的可能性並無意義」 Asselin p.46

「兩年後再見」 Muoi Thap in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169

「對胡志明說，二十年以後再圖重聚了」 Ba, Xuan a series of articles and interviews with Le Duan’s second wife, published in Tien Phong newspaper 25.6.06 and in succeeding weeks

「我們將這種生活視為理所當然」 AI Nguyen Quoc Si 21.5.16

「對我們許多人來說」 Nguyen Duc Cuong b.1941 quoted in Taylor, Maxwell, Swords and Plowshares Norton 1972 p.93

「熱帶鳥與水牛隨處可見的天堂」 Hayslip, Le Ly & Wurts, Jay, When Heaven and Earth Changed Places Doubleday 1989 p.146

「他讓我最佩服的是」 AI Scotton 11.9.16

「蘭戴常說一個故事」 ibid.

「吳廷琰具備矢志救國的民族革命領導人所需的許多特質」 UKNA FO371/123388

「每一個美國革命兒女」 Life magazine 16.5.55

「皈依天主教就有飯吃」 Fitzgerald, Frances, Fire in the Lake Vintage 1972 p.139

「修補作戰損失」 Logevall, Embers p.647

「帶一個安南女孩上床」 Greene p.5

「每個星期日，我們都聚在祖父家裡」 Tang pp.1,3, 4

「戰爭是我的敵人」 AI Kieu Chinh 14.9.16

「在我看來，這段時間像置身童話故事中一樣」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167

「越南的鋼鐵人」 New York Times 7.5.57, Globe 6.5.57

「越南的奇蹟硬漢」 Life 13.5.57

「用線操縱傀儡一樣控制西貢政府」 Higgins, Marguerite, Our Vietnam Nightmare Harper & Row 1971 p.168

「偉大的大孩子」 Vietnam: A Television History PBS 1983 prog. 2

「吳廷琰的政權越來越像一個外來投機客組的政府」 Elliott, Sacred Willow p.250

「河內那些人或許是不折不扣的惡棍」 AI Sheehan 5.3.16

「管理地方藥房的護士」 Trullinger p.76

「吳廷琰的南越像南韓一樣存活」 Logevall, Embers p.xix

「從一九五七年起三年之間」 Buttinger, Joseph, Vietnam New York 1971

「你們知道吳廷琰為什麼來越南嗎？」 Santoli p.59

「一名農民告訴美國學者詹姆斯．楚林格」 Trullinger p.79

「但兩人還是想辦法在晚間溜出來逛街」 Huy Duc p.145

「他們放棄了我們」 ibid. p.146

「沉默寡言，冷酷無情」 Tang p.127

「直到二十一世紀」 Xuan, Ba, a series of articles and interviews with Nguyen Thuy Nga, published in Tien Phong newspaper

「胡叔叔！」 Asselin p.56

「我們直到一九五九年才終於認清不會有大選」 MP interview Tran Trong Trung

「捷克大使在向本國提出的報告中說」 Asselin p.83

「整體生活水準越來越低落」 BNA Vietnam Annual Report 1959 p.13

「只要有機可乘就會起事暴動」 Asselin p.83

「我恨那些當兵的」 Fitzgerald p.153

「每聽他談到有關越南英雄的事蹟」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227

「老虎已經醒了！」 ibid. p.255

「寧為老鼠頭，不當大象尾」 ibid. p.306

「他們擁有變得出米飯的魔法鍋」 ibid. p.250

「殘酷暴政」 Asselin p.70

「廣闊無邊的叢林」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217

「美國大使艾爾布利吉．德柏洛提交一份備忘錄給吳廷琰」 23.12.60 Hous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hearings on Vietnam pp.1353–5

「民族解放陣線矢志達成的目標包括」 Tang p.71

◎第6章　甘迺迪的主政

「一個同性戀國度」 Schlesinger, Arthur, Journals 1956–2002 Penguin 2007 31.3.62 p.150

「一個打仗的好地方」 Kurlantzick, Joshua, 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 Simon & Schuster 2017 p.15

「我的天！那麼大的地方」 Quynh, Memories of Le Duan

「英國極力避免新承諾」 UKNA FO371/159715

「麥克．艾蘭早在西點軍校受訓時」 AI Eiland 14.11.16

「他給了我們的保證」 Halberstam, David,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Random House 1972 p.135

「越南人是個能幹、充滿活力的民族」 Memo Lansdale to Taylor 23.10.61 in FRUS 1961–63 Vol. I doc 185 pp.418–19

「迫使農民做讓這項計畫成功的事」 Elliott, Duong Van Mai, RAND in South-East Asia: A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Era RAND 2010 p.31

「這不對！他們強迫我們搬！」 Simpson p.193

「美國讓她嚮往」 Elliott, Sacred Willow p.286

「這是冷戰期間最激烈的前線」 AI David Elliott 23.9.16

「我不能壞了祖先這個標準」 AI Scotton 11.9.16

「那是殖民語言」 ibid.

「在許多地方，無論控制在哪一邊手裡」 AI Ramsey 22.9.16

「我要走出我的小鎮，看看這個世界」 AI Destatte 12.9.16

「參與這場集會籌備工作的美國人看到這種場面」 Scotton, Frank, Uphill Battle Texas Tech 2014 p.53

「其實不是一個軍事問題」 Charlton & Moncrieff p.76

「我覺得我們做的事有一天能救人性命」 AI Gray 14.11.16

「如果他沒看見我」 Scotton p.48

「這是心理戰！」 ibid. p.61

「大多數軍事將領與高級文官有一個共同失誤」 Daddis, Greg, Westmoreland’s War: Reassessing American Strategy in Vietnam Oxford 2014 p.14

「上級或是沒想到、或是沒告訴這名美軍上尉」 Santoli p.118

「最後官校校長出面」 Luan p.154

「要他們出來執行任務有時並不容易」 ibid. p.99

「軍事手段解決不了反制叛亂的問題」 Schlesinger, Arthu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p.469

「不是一場戰爭」 Hilsman interview 1969 quoted Daddis Westmoreland’s War p.23

「統治南越需要強有力的領導」 Colby, William, Lost Victory Chicago 1989 p.34

「不要找麻煩」 Dobrynin, Anatoly,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Times Books 1995 p.51

「要把一部福特車引擎裝進越南的牛車」 Charlton & Moncrieff p.82

「林登，你或許說得沒錯」 Halberstam p.41

「一些美國軍官看起來就像」 Luan p.235, ref McNamara visit of September 1963

「好像一個修道院」 Howard, Michael, Capt. Professor Continuum 2006 pp.172–3 – he visited in 1960

「蘭德沒有和平主義者」 Mai Elliott, RAND p.25

「我希望美國人能撐下去」 UKNA FO371/170133, Home minute of 7.4.63

「你一定得去越南幫我守住第一線」 Thompson, Make for the Hills p.121 Rahman spoke in 1961

「對英國在東南亞的利益與投資是災難」 3.1.62 UKNA FO371/166698

「澳洲人為什麼要介入越南戰爭？」 Warner in Sydney Morning Herald 12.5.62

「鬥爭可能加長」 Shapley p.132

「我們有的每一個可以量化的評估都指出」 ibid.

「他要自己相信他希望相信的事 」 Sheehan, Neil, A Bright Shining Lie: John Paul Vann and America in Vietnam Random House 1988 p.291

「著名軍事評論員韓森．包文」 Saturday Evening Post 9.3.63

「他有舊約先知的誠懇」 New York Times 22.4.66

「很有田園風情」 AI Sullivan 12.3.16

「入夜以後，就連河對岸發生什麼我都不知道」 Scotton p.19

「我只把我認為他們需要知道的事告訴那些美國人」 AI Nguu 20.9.16

「人民完全不知道外界發生了什麼」 AI Mai Elliott 23.9.16

「一桶水搖不響，半桶水響叮噹」 Dinh Duc Thien in Quynh Memories

「你們為什麼要在南越搞武裝鬥爭？」 ibid.

「我們比敵人弱」 Asselin p.94

「政府軍據點裡有五十個士兵」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601

「在一九五七到一九六〇年間」 Andrews, William Village War 1973 pp.57–8

「南經是三角洲地區越共的一名頭目」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377

「對我談政治就像對牛彈琴一樣」 ibid. p.381

「你總不會相信這是真的吧？」 Scotton p.85

「有一次越共闖進萊街一座小村」 Browne, Malcolm, The New Face of War Bobbs-Merrill 1965 p.103

「發現有四分之一到半數學生因西貢保安部隊的行徑而失去親友」 Ramsey, Doug unpublished MS of Vietnam experience given to author MS II C19

◎第7章　一九六三年：葬了兩位總統的棺材

「當年的西貢是一個還沒有被美國搞砸」 AI Sheehan 5.3.16

「《印地安那波利斯新聞》刊出空軍上尉」 USAHEC The US Army in Vietnam by William M. Hammond The Military and the Media 1990 p.77 Indianapolis News 28.3.64

「直到燃燒彈火焰衝天的照片見報以前」 ibid. p.16

「面對這場戰爭的」 New York Times 21.10.62

「一九六二年六月，荷莫．畢加」 ibid. 25.7.62

「他說，陸戰隊直升機」 Newsweek 20.8.62

「越南婦女流傳一句話」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399

「裴田搖搖頭說」 ibid. p.402

「共產黨似乎知道他們為什麼戰鬥」 Lt. Nguyen Van Go in Brigham, Robert K., ARVN: Life and Death in the South Vietnamese Army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41

「越共新兵都曾被耳提面命」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392

「我有麻煩了」 Sheehan, Lie p.223

「黎崇柏！」 Ha, Mai Viet, Blood and Steel: Armor During the Vietnam War selfpublished Sugarland, Texas 2005 pp.246–50

「看啊，那是我老爸！」 Sheehan, Lie p.222

「我們知道這是我們碰上的最大的新聞」 ibid. p.274

「美國已經……」 Fitzgerald p.163

「而是一群正好都拿了武器的人」 ibid. p.164

「重創了越南共和軍士氣」 Luan p.221

「只寫那些充滿惡意中傷與不實的報導」 Ha Mai Viet pp.246–50

「有些話一般沒有人會說」 Wyndham MS p.12

「或許讓北越勝利」 Fitzgerald p.590

「大概沒有一個帝國」 Burleigh, Michael, Small Wars, Faraway Places Macmillan 2013 p.485

「大多數僧侶都因為」 AI Scotton 18.9.16

「記者瑪格麗特．希金斯」 Higgins pp.28–9

「危機像一場大火」 Luan p.237

「南越政府與佛教僧侶之間的衝突」 New York Times 10.6.63 & later 14.6.63, 16.6.63, 22.6.63

「我原本可以衝上前去」 Nieman Reports 26 (March 1972) p.8

「我們總統有個習慣」 Schlesinger, Journals 11.10.61 p.138

「我讀了許多報導與評論」 Pentagon Papers 2:46

「他們殺了六名守軍」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410

「許多有教養、持觀望態度的城裡人」 Scotton p.71

「查理，我不能讓越南走向共產黨」 Hersh, Seymour, The Dark Side of Camelot Little, Brown 1997 p.418

「美國決策人會花許多時間討論」 Logevall, Fredrik, Choosing W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47

「如果不能達成戴高樂將軍建議的」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3.9.63

「國家安全會議的齊斯特．庫波」 Logevall, Choosing War p.49

「當局除了泛泛的『軍方』以外」 Colby p.133

「就算柯年喜歡擺出一幅海盜或丑角嘴臉」 AI Scotton 11.9.16

「喬治．鮑爾後來說」 Charlton & Moncrieff p.91

「同袍們與我都相信」 Luan p.188

「南越已經動盪不安」 Hoang Van Thai, A Few Strategic Issues in the Spring 1968 Tet Offensive address to March 1986 Ho Chi Minh City conference, published in Vietnam’s Military History Magazine Issue 2 1988 p.21

「如果跟著吳廷琰」 AI Sheehan 5.3.16

「吳廷琰知道」 AI Uc 11.9.16

「吳廷琰死後」 AI Nguyen Tri 16.9.16

「殺吳廷琰是一項災難性大錯」 AI Scotton 11.9.16

「這些將領中有些人很好相處」 Scotton p.75

「認定我們做的是對的」 AI Elliott 23.9.16

「美國人沒有學到一件事」 Wyndham MS p.8

「我想坐下來大哭一場」 Jones, Howard, Death of a Generation OUP 2003 p.436

「他在世界舞台上幾乎是名不見經傳」 The Times 23.11.63

「他幾乎一無所知」 Schlesinger, Journals 11.3.64

「但為麥納瑪拉作傳的人指出」 Shapley p.263

「我聽甘迺迪多次說」 Galbraith on NBC TV Vietnam Hindsight 1971, quoted Berman Planning a Tragedy p.23

「沒問題，先給我們電視再說」 Rufus Phillips quoted Santoli p.3

「越戰的第一個重大轉捩點是吳廷琰遇害」 AI Johnson 8.3.16

◎第8章　迷陣

「因為它代表我由小到大一直尊奉的那種價值觀」 AI Snider 9.3.16

「如果我被抓」 AI Scotton 18.9.16

「他給我的最後一封信」 Dietrich, Erik Jurgen-Karl, The Kraut privately printed 2015 p.127

「這個政府已經從上到下爛到了核心」 Ramsey MS II D9

「小小的、有神的倒斜瞇縫眼」 ibid. III A21

「約翰的所謂放鬆」 AI Ramsey 21.9.16

「為了找三個可能躲在裡面的南越軍士兵」 ibid. III E4

「在最惡劣的情況下」 ibid. III A23

「根據史奈自己的說法」 Snepp, Irreparable Harm p.xiv

「那真的太棒了」 AI Snepp 10.9.16

「這座悠閒的殖民時代首都」 Simpson p.187

「西貢變了很多」 USAHEC Berry Papers Box 39 letter of 14.11.65

「好好休息了一個周末」 ibid. 15.11.65

「我敢打賭，在經歷過這些事以後」 AI Scotton 18.9.16

「我愛飛行」 AI Uc 11.9.16

「我既憤怒又感到無盡哀傷」 Nam p.41

「出於恐懼」 ibid. p.44

「越南人受傷不會哭喊」 USAHEC Sidney Berry Papers Box 38

「我的手在發抖，心在猛跳」 Young p.193

「在大家族文化環境下」 Santoli p.125

「大多數越南高級軍官一心只想討好美軍顧問」 Ky p.334

「由於意識形態鬥爭越演越烈」 Huy Duc p.147

「你們一天到晚罵帝國主義分子」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I p.677

「主要靠蠻力與哄騙」 ibid. p.656

「一名據點指揮官比這賺得更多」 ibid. p.830

「由於這場戰役」 ibid. p.745 – this episode took place in January 1965

「就算你們不反抗，政府軍還是會殺你們」 ibid. p.754

「我從一開始就知道」 Kearns, Doris, Johns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1976 p.263

「留任了十一名牛仔」 Schlesinger, Journals 4.4.68 p.286

「林登．詹森不會是個因為丟了越南而下台的總統」 Logevall, Choosing War p.77

「我一定是忘了上鬧鐘了」 Karnow pp.336–7

「阮慶讓美軍喜歡他的那些特質」 UKNA FO371/175468

「由於美國排除這個選項」 Taylor p.12

「我們這些年輕的官校生開始認識到」 Hai pp.58 & 61

「聽了讓人耳朵起繭」 Palmer, Bruce, The Twenty-Five-Year War: America’s Military Role in Vietnam Touchstone 1984 p.20

「你飛一架你們那狗屁休伊直升機」 ibid. p.27

「迅速、主動、激烈而持續的行動」 Greene, Wallace, The Greene Papers: General Wallace M. Greene Jnr a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ed. Nicholas Schlosser USMC Quantico 2015 p.12

「但痛苦的事實是」 ibid. p.15

「那你們為什麼不去中國打毛澤東？」 AI Ramsey 22.9.16

「先得北上才行」 McMaster, H.R., Dereliction of Duty: Lyndon Johnson, Robert McNamara,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the Lies that Led to Vietnam HarperCollins 1997 p.94

「我不在乎有人稱它是麥納瑪拉的戰爭」 Shapley p.199

「美國應該退出越南」 Logevall, Choosing War p.112

「接受河內政府指示」 ibid. p.166 – in June 1964

「你一直認為我們可以扭轉這局面」 Halberstam p.368

「百分之七十為了害怕因失敗而顏面掃地」 memo of 25.3.65 in Herring, George C. ed. The Pentagon Papers McGraw-Hill 1993 p.115

「不用多久，華府的人都來到越南」 Gole, Henry G., Depuy p.145

「他說，這是阮慶交給他的任務」 Santoli p.87

「我們小心翼翼、不辭辛苦」 ibid. p.86

「亂成一團糟」 Greene Papers p.27

「蘇聯大使安納托里．杜布萊寧」 Dobrynin p.120

「忠誠的官僚還能主張」 Charlton & Moncrieff p.175

「我感覺情勢似乎充滿困境」 Greene Papers p.59

「我還搞不清我們究竟正在占上風」 Gole, Depuy p.145

「甘迺迪要求人民犧牲奉獻」 White, Theodore,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4 Athenaeum 1965 p.254

「我接管了這一團政治混亂」 Charlton & Moncrieff p.135

「據說，當時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Dr Williamson Murray to the author

「他很能掌握事情全貌」 USMCA Chaisson letters JA/A/5/6

「在那段期間」 Charlton & Moncrieff p.134

「我很快就知道」 Simpson p.186

「一般美國人對越南人的態度」 Scotton p.181

「我的任務，就像那個荷蘭小男孩用大拇指堵住水壩裂縫」 Charlton & Moncrieff p.102

「我們打不贏」 Gole, Depuy p.146

「情勢已經探底」 FRUS 1964–68 Vol. I pp.412–22

「有人說他有一群」 Gole, Depuy p.55

「這個地區可以說將星雲集」 ibid. p.146

「這位強悍的陸戰隊將領說」 Greene Papers p.157

◎第9章　進入東京灣

「在我這裡……」 Tourison, Sedgwick, Secret Army p.55

「根據我這裡得到的訊息」 ibid. p.100

「我們對大多數送進北越工作的人員不抱多少指望」 ibid. p.125

「能把戰事帶進北方」 AI Nguyen Tri 16.9.16

「判定北越海岸巡邏活動」 Hanyok, Robert 「Skunks, Bogies, Silent Hounds, and the Flying Fish: The Gulf of Tonkin Mystery 2–4 August 1964」 Cryptologic Quarterly Spring 2005 pp.5–6

「什麼？他們在問我們應該怎麼反應？」 Col. Hoang Nghia Khanh, The Road to the General Headquarters Staff , Hanoi 2008 p.111

「在西貢新山一空軍基地」 AI Williams 21.1.16

「在我們設法局限這場衝突之際」 Khanh memoir p.111

「在當地時間早上七點」 USAHEC Vietnam War Document Collection Box 2 Folder 7

「美國把戰爭搞得越大」 Asselin p.191

「這案子說的是」 Charlton & Moncrieff p.163

「河內民眾幾近於自發的街頭示威」 UKNA FO371/175481

「我開始見到我輩年輕人的人生」 Nguyen, Dinh Kien, Nguoi linh voi bau troi Ha Noi [A Soldier and the Skies Over Hanoi] People’s Army Publishing Hanoi 2013 p.36

「就算我們不攻擊他們」 Van Tien Dung in Huy Duc p.149

「像兔子一樣畏首畏尾」 Tin, Thanh, Their True Colors: The Political Memoirs of Bui Tin Turpin Press 1994 p.192

「談判不是一件壞事」 Westad, Odd Arne et al. eds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77 Wilson Centre Working Paper 22, online pp.74–7

「美國戰機……」 White p.274

「深信共產主義野蠻而且邪惡」 Young p.20

「一名穿黃袍的和尚高舉一面小旗」 Phan, Nhat, Nam Mark of a Warrior 1963–1973: War Notes Hien Dai Publishing, Saigon 1973 p.49

「一個板著一張老鼠臉的傢伙指著我大罵」 ibid. p.50

「南中尉有一種錐心的感傷」 ibid. p.52

「如果你年僅二十歲」 Ramsey MS I p.17

「一場巨型豪賭」 Greene Papers p.197

「他呼籲政府給予阮慶百分百的支持」 ibid. on 5.10.64

「一則迫使北越停止支援越共」 ibid. p.222

「他或許是個輕量級角色」 Scotton p.129

「視它為毒蛇」 Shapley p.313

「超人，懷抱無窮無盡野心」 Halberstam p.432

「為什麼北越人看起來那麼秩序井然」 21.12.64, Air Force chief of staff in Greene Papers p.278

「越南人──至少在西貢的越南人」 ibid. p.289

「如果我們將老魏目前為止的說法整理一下」 ibid. p.286

「派些穿英軍制服的軍人過來」 UKNA PREM13/104

「麥納瑪拉曾經說」 Logevall, Choosing War p.373

「當俄國人侵入蘇塞克斯」 ibid. p.133

「我們少壯派非常清楚」 Ky p.112

「在南越共和軍服役的那許多年」 Luan p.260

「話說有個小兵向排長請假」 Nam p.53

「用士兵的血與淚建構的背叛之城」 ibid. p.54

◎第10章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

「群眾暴亂大潮正襲捲偏遠農村與山區」 Nguyen Huu An, New Battlefield (as told to Nguyen Tu Duong) People’s Army Publishing House Hanoi 2002 p.28

「阮安曾在一九五四年」 this account is taken from New Battlefield Chapter 1

「由於我們外交陣線上的鬥爭需求」 Pham Gia Duc The 325th Division (2 vols) People’s Army Publishing House Hanoi 1986 Vol. II p.44

「對他那些農家子弟隊友的耐力非常佩服」 AI Ninh 7.10.16

「為美國帝國主義者工作以及當宣傳工具」 Luan p.253

「情勢複雜得就連越南人也看不懂」 ibid. p.259

「你們不會知道生存有多難」 Hayslip p.366

「對我的生命以及貞操而言都非常危險」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591

「問題就出在那百分之五的時間」 AI Elliott 23.9.16

「西貢……聽起來像天堂一樣」 Hayslip p.115

「投靠她擔任警察的哥哥」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I p.908

「我們研究的一個重大現象是」 Mai Elliott, RAND p.58

「信不信上帝？」 ibid. p.63

「約翰，我想我們選錯了邊」 ibid. p.65

「西貢將領表現出的那種完全不負責任與無能」 Tang p.59

「你問我誰在西貢掌權？」 Gole, Depuy p.143 letter of 18.1.65

「國防部長的神氣像極了李梅將軍」 3.3.65 Greene Papers p.349

「不要再拐彎抹角了」 New York Times 9.2.65

「採取行動的深度個人直覺」 Shapley p.314

「除了升高戰事以外已經別無選擇」 UKNA FO371/180542

「越戰不是一股冷戰意識型態浪潮強加在美國身上的」 McMaster p.323

「國會辯論當然會產生不同意見」 Bundy private letter to Sir Michael Howard 20.3.79

「問題是這一次結局惡劣」 Charlton & Moncrieff p.121

「英、法兩國對美國」 UKNA PREM11/692

「要華府授權對北越發動空襲難上加難」 Taylor p.338

「保證百分百的保護」 Greene Papers p.314

「這些人可不是那些徵兵」 AI Koltes 11.10.16

「大家聽好」 Caputo, Philip, A Rumor of War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7 p.58

「如果他是卡美洛的王」 ibid. pp.82 & 27

「空中攻擊做得很好」 USMHA Sidney Berry Papers Box 38 operation on 24.9.65

「我們想做的」 Charlton & Moncrieff p.130

「我們太幸運了」 Elliott, Sacred Willow p.312

「一切的一切都離不開政治影響與宗旨」 Scotton p.145

「我在一九六二年投效軍中時」 Nguyen Van Thanh in Brigham p.43

「請你以後不要再在我面前冒犯主」 Palmer p.26

「根據報告」 Ramsey MS III B1

「南越軍原來就不太好的軍紀」 Ramsey letter of 6.6.65

「我們都在罵」 Hai p.174

「段方海不斷拿出隨身攜帶的『二天堂』香精油猛嗅」 ibid. p.177

「我們的營實質上已經解體」 ibid. p.186

「他的營在這場戰役中戰死兩百人」 ibid. p.197

「我們認為我們雙方都真正有意謀和」 3.7.65 Memo Johnson Library quoted Gaiduk, Ilya V.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Ivan R. Dee 1996 p.50

「我看除了增兵」 Vietnam: The Definitive Documents p.374

「就法律層面而言 」 Katzenbach memo 10.6.65 ibid. p.375

「這項任務就像跑長程的卡車司機一樣」 Clodfelter, Limits of Air Power p.77

「除了在叢林地面上炸了許多洞以外」 ibid. p.84

◎第11章　戰事升高

「阮高祺到場頗引起一陣轟動」 Cooper, Chester, The Lost Crusade Dodd Mead 1970 p.281

「將軍團的『執行經紀人』」 Vietnam: The Definitive Documents p.386 memo to LBJ 20.7.65 222 「General Westmoreland」 Greene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28.6.65 in Greene Papers

「我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Harold Johnson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LBJ Library pp.6, 12–13 quoted McMaster p.318

「就政治角度來說」 Ball 28.6.65

「一九六五年的美國」 Memorandum of 23.7.65

「像是簇擁在一頭公牛邊」 13 July 1965 quoted Berman Planning a Tragedy p.5

「越南需要的」 Charlton & Moncrieff p.220

「是因為依賴於」 Thorne, Christopher, Allies of a Kind Hamish Hamilton 1978 p.694

「最不理想的選項是撤出」 Valenti, Jack, A Very Human President Norton 1975 p.317

「混合著顧慮」 Howard, Michael, ‘“Many Reasons” for Vietnam’ Encounter May 1979 p.21

「我為什麼會忍受這樣的事？」 McDonald, The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David Lamar McDonald US Naval Institute 1976 pp.390, 393

「我們從未設法營造一種戰爭心理」 Charlton & Moncrieff p.115

「美國所有的新聞人都想贏得普立茲獎」 ibid. p.154

「參謀首長……」 McMaster p.328

「他們不敢向總統提出這樣負面的說法」 Palmer p.46

「這場戰爭沒有『另一邊』」 Charlton & Moncrieff p.159

「根據我的見解」 ibid. p.166

「道格．蘭賽認為」 Ramsey MS II B9

「我們做的一切」 Charlton & Moncrieff p.174

「大家普遍認為」 Vietnam Documents p.391

「主要的困惑在於」 ibid. p.392

「讓我們想到」 Truong Nhu Tang p.58

「我怕得要命」 Terry, Wallace, Bloods: Black Veterans of the Vietnam War Presidio 2006 p.229

「大家聽好」 Del Vecchio, John M., The 13th Valley Sphere 1983 p.3

「在我看來」 AI Spencer 12.3.16

「當時民風未開」 ibid. 10.3.16

「亨利．高爾上尉」 Gole, Soldiering p.141

「你住的地方現在還有印地安野人嗎？」 USMCA Finch MS Coll.1527

「他學會的第一句越南話」 Terry p.6

「越共第一」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I p.1005

「沒那事，少校」 AI Kinne 2.10.16

「臉孔紅潤」 Snepp, Irreparable Harm p.21

「把森林都變白了」 Col. Dang Vu Hiep, Highland Memories People’s Army Publishing Hanoi 2000 p.86

「探索未知，讓我有一種激情」 USAHEC Oral Histories Medical Personnel Bystran

「這類型巡邏作戰並無準則」 Caputo p.107

「我們不能證明」 Ball to LBJ 1.7.65 Vietnam Documents

「即使我們遭遇敵情」 AI Spencer 11.3.16

「用機槍掃射」 USMCA A/30/B/5/2

「要使敵人經常」 Tran Quoc Tuan et al. History of the General Staff During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the Americans to Save the Nation 1954–75 People’s Army Publishing House Hanoi 2010 Vol. III p.22

「自信而且自豪」 Caputo p.32

「我願意不計一切前往越南」 AI Boomer 3.3.16

「美軍陸戰隊只因遭狙擊手打了幾發子彈」 Ramsey MS III C2

「現有領導人」 ibid. III C1

「越南城市重建繁榮」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I p.873; Higgins story Star 10.8.65

「我不斷傻笑」 Caputo p.100

「他們有些不是正直、善良之輩」 ibid. p.150

「麥基在後來遭到軍法審判時辯稱自己精神失常」 Solis, Gary D., Marines and Military Law in Vietnam: Trial by Fire US Marine Corps 1989 p.33

「特別有一種與越南人交往的親和力」 AI Elliott 23.9.16

「曼吉斯總理極力駁斥」 Edwards, Australia and the Vietnam War p.184

「我們打造的不是一支軍隊」 Ramsey MS II B37

「我在熱機時祈禱」 AI Hoi 14.9.16

「妳留著這些通敵書信」 AI Ly Van Quang 15.9.16

「除非親身經歷」 AI Tran Hoi 16.9.16

「我們真是死裡逃生啊！」 AI Uc 11.9.16

「我得說」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I p.786

「一名游騎兵排長」 Luan p.291. Incident took place in September 1965

「美軍隨即出動幾架直升機」 ibid. p.290

「不在乎表面形象」 Ky p.296

「可疑軍事編隊」 Ramsey MS p.32

「我曾經射殺一個沒有武裝的人」 AI Hickman 22.2.16

「共產黨後來了解飛行員的本能反應」 Ramsey MS p.32

「一名北越軍軍官日後寫道」 Hiep p.87

「他們看起來很悲傷」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 p.641 attack in 1964

「對付傀儡警察的保安行動」 Nguyen Hung Linh & Hoang Mac, Anti-Reactionary Forces: Chronology of Events 1954–75 Ministry of Interior Political Security Department III Public Security p.228

「既如此」 Guardian Park obituary 28.3.10

「讓河內好笑的是」 Linh & Mac p.234 the killing took place on 7.1.66

「見到證據並不能改變你的主意」 Malcolm Gladwell interview on Revisionist History podcast June 2016

「我恨這場戰爭」 Mai Elliott, Sacred Willow p.324

「我突然有一種感覺」 Scotton p.156

「特種部隊成員」 Clarke, Jeffrey J., Advice and Support: The Final Years pp.198–9

「真正的問題是」 AI Eiland 14.11.16

「給我們開始殺美國人的機會」 An memoir p.30

「從他的角度來說」 ibid. p.37

「這不表示與美國人作戰」 ibid. p.40

「特別是當安—瑪格莉特」 AI Sutton 12.11.16

「我看到這輩子見到過最可愛」 USAHEC Sidney Berry Papers Box 38

「席德．貝里特別喜歡」 USAHEC Berry Letters Box 40

「到一九六七年」 RMcN memorandum of 30.11.65 Porter ed. Vietnam Documents pp.400–1

「光榮撤軍」 Shapley p.361

「他認為軍事解決不可能辦到」 Schlesinger, Journals 21.1.66 p.243

「結果這不是一次短跑」 AI Spencer 16.3.16

「我反正哪裡也去不了」 on 2.1.66 USAHEC Berry Letters Box 40

◎第12章　抓煙

「那是步兵幹的」 Finlayson, Andrew, Rice Paddy Recon McFarland North Carolina 2014 p.127

「我得不時想個新招」 USAHEC Company Commanders’ Oral Histories Box 7 File 3 Hood

「我這輩子最大的驚奇」 Terry p.238

「金蘭灣真是個天堂」 ibid. p.258

「我不敢相信芽莊竟是越南一部分」 ibid. p.36

「孩子們喜歡在海灘玩水」 West p.51

「軍醫查理．施亞」 AI Shyab 11.11.16

「那些醫生與護士都是軍官」 AI Rogers 6.3.16

「停屍間堆得滿倉滿谷」 AI Kinne 2.10.16

「如果身為排長」 Caputo pp.184–5

「他一直與官兵討論戰爭的可怕」 USAHEC Berry Papers Box 38

「為什麼有人會為了」 Bonville, George, You Ain’t Nothing But a Swamp Rat Professional Press 2016 p.139

「孩子，要小心」 ibid. p.98

「在龍庭召開的一次北越軍總參會議同意」 on 7.9.65 Tuan Vol. III p.24

「總參批准的這項計畫」 ibid. p.65

「直升機像蒼蠅一樣」 MG Huynh Cong Than, On the Long An Battlefield: A Memoir as told to Nguyen Huu Nguyen People’s Army Publishing House 1994 p.113

「他們訂定目標」 Sharp & Westmoreland, Report on the War in Vietnam US Government 1969 pp.113–14

「我們的弱點」 USAHEC Vietnam War Documents Box 2 Folder 15

「就像抓煙一樣」 West p.31

「還有一名男子」 Ramsey MS I B 7–11

「對這場戰爭」 USMCA Chaisson letters JA/A/5/6

「依我看」 Gole, Depuy p.173

「許多人都說」 ibid. p.195

「凌晨三點半起床」 Bonville p.153

「她大約二十歲」 ibid. p.167

「我心想」 AI Sutton

「那帽子很酷」 AI Eiland 14.11.16

「我們彼此互相照顧」 Terry p.23

「隨著祖父母」 AI Nelson 12.11.16

「他媽的，這他媽的美極了！」 Terry p.8

「經由一種特定三段論」 Scotton p.73

「老先生只因暗夜起床」 Bonville p.384

「老天，他真是愛死他的機槍了」 AI Nelson 12.11.16

「你們美國人捲入這場狗屎戰爭」 Bonville p.175

「他們告訴我們唯一有關越共的事」 Terry p.4

「僅有另兩名巡邏隊」 Solis pp.53–4

「你以為豬中了槍」 Terry p.15

「只有一個婊子與兩個孩子」 AI Nelson 12.11.16

「有時情況嚴重」 ibid.

「麥克．蘇登隨一支顧問隊伍」 AI Sutton 12.11.16

「一個陸戰隊連」 M company of 3/7th, between 15 November 1968 and 15 January 1969. USMCA Hardwick MS A/30/J/5/1

「三條引火線」 Terry p.20

「無辜的人送命了」 AI Nelson 12.11.16

「我們急著報復」 Lu Mong Lan in Santoli p.155

「我認識的那些孩子」 AI Hunt 13.11.16

「對鮑伯．尼爾森來說」 AI Nelson 12.11.16

「親自督導組建」 Than p.120

「人民沒有一開始就決定」 ibid. p.116

「依我之見」 USAHEC Company Commanders’ Oral Histories Box 6 Folder 1 Dan Campbell

「費爾曼絕非等閒」 AI Harrison 11.3.16

「我們很享受我們做的這些事」 Hickey in PBS’s Vietnam: A Television History

「自稱殺了九十三名共產黨」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18.1.87

「我被帶到連長面前」 Santoli p.128

「我其實沒有政治立場」 USAHEC Medical Personnel Oral Histories Purcell, Shirley

「遠遠抵銷任何軍事成果」 Hoang Ngoc Lung p.124

「一名南越老兵最近發現」 Luan p.205

「越戰結束後讓老兵們」 Edwards p.402

「我們知道我們這次出擊」 USAHEC Company Commanders’ Oral Histories Fichtl,Theodore

◎第13章　貪腐與薄荷油

「許多厚顏無恥偷美國財富的人」 Mai Elliott, Sacred Willow p.314

「對我們來說」 Hayslip p.xiii

「這些異動既不能」 Dong Van Khuyen

「這名元姓南越將領說」 Vien in Sorley Generals p.311

「黑市外匯交易」 much of the account that follows derives from Marshall, Jonathan ‘Dirty Wars: French and American Piaster Profiteering in Indochina 1945–75’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XII Issue 32 No. 2 August 11 2014, and from the author’s contemporary knowledge

「負責堤岸緝毒走私」 Ky p.162

「超越執法官署的能力」 George S. Prugh in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4 (1980) 1–93

「我原以為只有越南人貪汙」 Meinheit MS given to author

「我碰到的一切事物」 Ky p.167

「我崇拜希特勒」 Siemon-Netto, Uwe, Duc: A Reporter’s Love for the Wounded People of Vietnam 2013 p.121

「如果湧入我們國家的百萬美國人」 Ky p.249

「佛教僧侶一直」 USAHEC Westmoreland history Book 6 tabs G-4, B-2, B-1

「在我讓你們殺了我以前」 Ky memoir p.212

「個人、地區、宗教與派系」 New York Times 3.4.66

「美國人積極」 Nguyen Duy Hinh in Sorley Generals p.741

「阮文紹知道怎麼玩這場遊戲」 AI Sheehan 5.3.16

「我逐漸感到」 Mai Elliott, Sacred Willow p.317

「絕佳的宣傳材料」 USAHEC Wheeler Papers Box 2

「如果樹葉突然枯萎」 An memoir p.55

「我們殺了太多與這場戰爭毫無關係的人」 AI Sutton 12.11.16

「越共的殘酷是個人行為」 AI Elliott 23.9.16

「沒錯，尼爾」 August 1966 in Sheehan Lie p.621

「可以對他們進行更有效篩選與管理」 Mai Elliott, RAND p.83, quoting South-East Asia Trip Report p.18

「答案就在這裡」 ibid. p.88

「如果給你一百萬呢？」 ibid. p.103

「喔！我昨天才跟麥納瑪拉通過話」 ibid. p.133

「矛盾、偶發性與不可測性」 Howard, Captain Professor p.173

「對於B-52」 Thompson p.15

「這份報告是」 Mai Elliott, RAND p.180

「我們要用游擊戰」 Life 11.11.66

◎第14章　轟雷

「我的解決辦法是」 LeMay, Curtis with MacKinlay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Doubleday 1965 p.565

「想用轟炸」 Ramsey MS IV A5

「如果想挫敗他們的意志」 USAHEC Oral Histories Transcripts, Weyand

「原來如此」 Oral Histories interview Bundy quoted Clodfelter Limits p.63

「情況彷彿是」 Nichols, John B. & Tillman, Barrett, On Yankee Station Bantam 1988 p.16

「什麼是軍事車隊？」 quoted Clodfelter Limits p.121

「在他的大部分總統任內」 Palmer p.37

「如果你告訴他」 Cooper p.420

「沒有一名掌控全局」 Clodfelter Limits p.128

「詹森只要能維持軍事氣勢」 Schlesinger, Journals 28.7.66 p.251

「看來我們好像將」 Mersky, Peter & Polmar, Norman, The Naval Air War in Vietnam Annapolis 1981 p.121

「羅斯陶是白宮最危險的鷹派」 Dobrynin p.141

「我只想好好打一場」 Broughton, Jack, Thud Ridge Lippincott 1969

「我聽到他們喊叫」 Thompson p.86

「他沒有回來」 ibid. p.93

「要我，還是要戰爭？」 Nichols & Tillman p.35

「他們在度假的最初三兩天」 ibid. p.48

「他們用高射砲火」 ibid. p.52

「大約三分鐘」 ibid. p.110

「甲板不良」 ibid. p.111

「他的飛機突然裹在」 Broughton p.93

「我想他們一定會用」 Terry p.271

「我從沒像這樣」 ibid. p.280

「如果父親領了工資」 AI McDaniel 14.11.16

「讀者們雖然對書中內容」 AI Snepp 10.9.16

「坐視對俘虜的濫刑」 Ramsey MS II B42

「我老婆會怎麼想？」 AI Nolan 12.3.16

「不徹底嚇壞的人不了解問題」 Broughton p.65

「你汗如雨下」 ibid. p.67

「他這種滿不在乎的神氣」 Nichols & Tillman p.64

「對於那些年復一年」 ibid. p.119

「我們為發動攻擊」 Palmer p.33

「一連串選定的重要目標」 9AF Manual 2-6 and 3-2 quoted Clodfelter Beneficial Bombing pp.243–4

「只需發動毫無限制的轟炸」 USA Today 27.7.86

◎第15章　忍痛

「就算必須犧牲一切」 Huy Duc p.152

「對我國人民來說」 MP interview Ky

「當地一名少年說」 AI Nguyen Van Hien 5.10.16

「我們有理想」 AI Nguyen Tanh Binh 14.10.16

「許多年來」 AI Pham Thanh Hung 8.10.16

「那是一個可怕的時代」 AI Do Thi Thu 7.10.16

「他的故事是個」 AI Pham Thanh Hung 8.10.16

「那長子只得按時報到」 AI Pham Dai 17.9.16

「一天，她的母親」 AI Hung 8.10.16

「他們還喜歡用『尼克森』」 Voina Vo Vietname … Kak Eto Bylo [The War in Vietnam – How it Was] Glazunov et al. eds Moscow 2005

「有時母親由於」 Kien memoir p.15

「看不見盡頭」 Zaitsev, Anatoly, Na Gromykovskikh Kovrakh [On Gromyko’s Carpet] Moscow 2001

「幾名陌生人一早過來」 Kuin Hiong memoir

「我們都是好孩子」 AI Do Thi Thu 7.10.16

「生長在河內的少女范芳」 AI Pham Thi Khanh Phuong 6.10.16

「卻因為身為」 AI Phuong 6.10.16

「在個人意識形態」 Kien memoir p.52

「非常興奮」 AI Kislitsyn 27.2.16

「當時非常潮」 AI Miroshnichenko 12.2.16

「那是一段特別的日子」 AI Panov 21.2.16

「農民會用鋤頭殺了他們」 ibid.

「與我們當年對德國人」 AI Malevanyi 22.2.16

「雷達控制官」 AI Zalipsky 3.2.16

「螢幕上出現」 Kien memoir p.107

「就算我老眼昏花」 Pribbenow, Merle L., ‘The –ology War: Technology and Ideology in the Vietnamese Defense of Hanoi 1967’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LXVII No.1 (Jan. 2003 pp.175–200) p.178

「或許也讓你略親芳澤」 AI Zalipsky 3.2.16

「看到（希舅舅）那麼高」 Kuin Hiong memoir

「田雞肉又白又嫩」 AI Zalipsky 3.2.16

「幹飛行員這一行」 Isaev, Petr in Glazunov et al.

「在與本地女郎打情罵俏時」 AI Zalipsky 3.2.16

「蘇聯外交官安納托利．柴瑟夫」 Zaitsev

「到了墜機第二天」 AI Miroshnichenko 14.2.16

「我們的軍事專家」 Kommesant Vlast Weekly No.19 26.5.1998 p.79

「蘇聯憤怒致函北越政府」 Gaiduk p.71

「一名蘇聯外交官似乎因為」 Col. Le Ngoc Bon et al. in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Heroic People’s Security Forces Hanoi 2006 p.34 translated by MP

「如果我們被擊敗」 an exchange on 23.8.66 quoted Gaiduk p.80

「中國派了一支」 Han Nian Long (ed.) 1988 Contemporary China’s Diplomacy, 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p.34; Wang Taiping (ed.) 1998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World Knowledge Publishing House, p.35

「中國又派出超過十七萬」 Han Huanzhi (ed.) 1989 Contemporary China: Military Work of the Chinese Army (2), 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p.514; Historical Research Department of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PLA China (ed.) 1988,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ixty-Year Event Record,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 Publishing, p.616

「五十七歲的郎桂林」 this account derives from Long, Guilin Memoirs Beijing 1996 pp.176–7

「北韓一開始就派了」 Col. Nguyen Van Minh, M.-G. Pham Van History of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the Americans to Save the Nation 1954–75, 8 vols 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of Vietnam Hanoi 2008 Vol. V p.271 Hanoi 2001; & letter to Tuoi Tre newspaper 17.8.2007

「就像每一名獲得特許」 the author was comparably bamboozled on a 1971 visit to China as a reporter for BBC TV

「就算飛行員正確找到目標」 Thompson p.45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次民調顯示」 Lou Harris in Washington Post 12.2.67

「在一九六六年，美軍每造成」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IV p.136

「因為這麼做符合美國利益」 quoted in Ulysses S. Sharp, Strategy for Defeat Presidio Press 1978 p.99

「沮喪來自每一層面」 quoted in Mersky & Polmar pp.180–1

「我不知道該怎麼」 Halberstam pp.138–9

「對一個社會的」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JASON study 29.8.66 in Pentagon Papers p.505

「美國的轟炸」 Hoeffding, Oleg, Bombing North Vietnam: An Appraisal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ffects RAND Corporation publication RM5213 available online p.22

「美國的威脅」 ibid. p.v

「這麼做有可能」 USAHEC Wheeler Papers Box 2

【下冊】

◎第16章　陷入淹到腰部的泥沼

「都在幫著拖長這場戰爭」 New York Times 7.5.67

「當我提出反駁時」 AI Scotton 18.9.16 – he spoke in September 1967

「有一種永無止境的受虐狂心態」 Kissinger, Henry,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 NY 1979 p.112

「有更多官兵能寫信給他們的國會議員訴苦」 Sorley, Lewis ed. The Abrams Tapes 1968–72 Texas Tech 2004 p.36

「我讀了許多書」 Terry p.202

「不幸的是」 Finlayson Rice Paddy Recon p.66

「民眾暴亂讓他與他的同袍很受傷」 McNamara private letter to Michael Sissons 23.3.67

「我們尊重他的意識形態」 AI Ramsey 22.9.16

「統計數字顯示」 much of the data that follows derives from Baskir, Lawrence M. & Strauss, William A. Chance and Circumstance: The Draft , the War and the Vietnam Generation Knopf 1978

「假求學，真逃兵」 ibid. p.7

「我父親永遠忘不了」 AI Graham 6.3.16

「如果我們被徵召」 Baskir & Strauss p.49

「在越南戰死的那些徵兵」 ibid. p.9

「肩負任何擔子」 Charlton & Moncrieff p.137

「但美國陸軍軍史學者」 to the author 6.11.17

「你們會因此抱憾終生」 AI Sen. Larry Pressler 21.1.17

「我沒有更好的選擇」 AI Rogers 6.3.16

「我們顯然犯了許多錯」 AI Scotton 11.9.16

「狠狠教訓了一頓」 Palmer p.60

「讓人極為懊惱的是」 USAHEC Oral Histories transcript

「對那敵屍計算的狗屁工作有些太過熱衷」 USAHEC Oral Histories Felletter, Vincent

「地區民防軍的效益是零點三」 Hunt, 9th Division p.93, May 1968

「一張掛圖最後顯示」 ibid. p.97

「克萊登．亞伯拉姆斯將軍」 Abrams Tapes 18.4.70 p.407

「第九師那套可恥的惡搞」 Scotton p.240

「對持久戰的恐懼」 Wirtz, James J., The Tet Offensive: Intelligence Failure in War Cornell 1991 p.34

「儘管浪費、昂貴」 Pentagon Papers New York Times edition p.558

「美國人打起來很猛」 Elliott, David P. & Mai, Platoon of the 514th Battalion RAND Corporation 1969 available online p.1030

「現行戰略與軍事行動正帶來穩定進展」 USAHEC Wheeler Papers Box 2

「對可能取得多大勝利的問題」 Tuan Vol. III p.287

「除了我們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ibid. p.282

「不計成本，透過一場全面攻勢──起義」 ibid. p.284

「我們的政府已經反覆明白表示」 USAHEC Wheeler Papers Box 2

「這名南越將軍告訴帕爾墨」 Palmer p.57

「情勢已經非常明朗」 ibid. p.74

「在緊鄰水岸的主街」 West p.25

「如果在越南打仗有一段好日子」 AI Boomer 2.3.16

「如果你是『泰利與海盜』漫畫中那種冒險派」 McNamara to Sissons 23.3.67

「我們每一天都在尋求作戰機會」 AI Boomer 2.3.16

「至於口糧」 Finlayson, Andrew, Killer Kane McFarland North Carolina 2013 p.114

「內褲會導致褲襠部位滋生真菌」 AI Williams 16.9.16

「在那個地方什麼都會朽爛」 Caputo p.247

「世上再也找不到」 USAHEC Vietnam War Documents Box 2 Folder 15

「想送死，最好的辦法就是」 Finlayson, Rice Paddy Recon p.115

「朱德．金尼的排」 AI Kinne 2.10.16

「雷格．愛德華不怕當尖兵」 Terry p.7

「你若不是在搬運東西」 O’Brien, Tim, The Things They Carried Flamingo 1990 p.33

「造成的情緒壓力」 Caputo p.315

「對於之後的戰鬥過程」 AI Shyab 11.11.16

「你哭是因為你在等死」 Terry p.41

「我想是因為覺得我們太可憐了」 USAHEC Company Commanders’ Oral Histories Box 6 File 4

「他有個神奇的鼻子」 An memoir p.49

「一隻來自澳洲名叫卡修斯的偵查犬」 O’Brien, Michael, Conscripts and Regulars: With the Seventh Battalion in Vietnam Allen & Unwin 1995 p.39

「好讓牠們知道誰是好人」 AI Thorne 7.2.16

「在巡邏一、兩周」 USAHEC Company Commanders’ Oral Histories Box 18 Folder 10

「我雖然行經死陰的幽谷」 Del Vecchio p.503

「他永遠忘不了」 AI Sutton 12.11.16

「疲勞與暑熱已經讓你筋疲力盡」 USMCA Hardwick MS A/30/J/5/1

「我們覺得旗鼓相當」 AI Rogers 6.3.16

「只需對一具雙向無線電說幾個字」 Caputo p.13

「只不過他們找到的」 Finlayson, Killer Kane p.185

「射擊紀律差是美軍通病」 USMCA Hardwick MS A/30/J/5/1

「有一次我見到一名敵軍士兵」 USMCA Tenney MS A/25/B/5/1

「有一次雙方交火前後僅僅三十秒」 Caputo p.243 patrol in Sept.1965

「我絕不騙你」 Santoli p.190

「那些臨陣退縮的兵」 AI Shyab 11.11.16

「陷於休克狀態」 ibid.

「對傷員有一種情緒牽引」 USAHEC Company Commanders’ Oral Histories Box 18 Folder 2

「部分原因不過是想找一個脫離火線的藉口」 Nolan, Bastards p.53

「他們帶太多奢侈品」 AI Pham Phu Bang 7.10.16

「沒多久，我們都笑得人仰馬翻」 Finlayson, Killer Kane p.134

「僅僅幾年以前」 McNamara letter to Sissons 23.3.67

「非常得意」 AI Graham 6.3.16

「上帝，求求您」 Whitt, Jacqueline E., Bringing God to Men: American Military Chaplains and the Vietnam Wa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p.171

「也有人煮即溶咖啡或可可」 Del Vecchio p.199

「他喜歡歷史、政治學」 Finlayson, Killer Kane p.197

「找不到《花花公子》雜誌時」 Terry p.30

「對許多美軍來說」 Del Vecchio p.106

「我們那個排平均年齡為十九或二十歲」 O’Brien, Tim, Things p.35

「我總是保持警戒」 Nolan Sappers p.93

「太多的人在執行哨戒任務時沉睡」 USMCA Tenney MS A/25/B/5/1

「韋恩．米勒有時因為又緊張」 AI Miller 13.11.16

「但在一九六二年十月」 Chivers p.272 et seq. The following account derives chiefly from Chivers

「他承認這種新步槍」 ibid. p.290

「槍砲史學者齊佛斯寫道」 ibid. p.316

「還有美軍寫信回家」 AI Spencer 12.2.16

「葛瑞．特里上尉說」 AI Turley 2.3.16

「華特．布莫說」 AI Boomer 2.3.16

「同樣，朱德．金尼」 AI Kinne 2.10.16

「倒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對手的武器AK-47」 Luan p.267

「先生，你究竟得為將軍做些什麼？」 AI Graham 6.3.16

「不要再胡思亂想」 Philadelphia Inquirer 17.9.67

「在越共/北越軍與我本人間」 McNamara to Sissons 23.3.67

「我當時很困惑」 AI Graham 6.3.16

「范福逢與他的手下」 AI Bang 7.10.16

「他們將村裡兩千居民殺了兩百五十多人」 Luan p.362

◎第17章　我們的人，他們的人：越南戰爭

「我們路過一個又一個」 Ramsey MS p.I A 40

「我們學會在聽到」 AI Khiem 13.9.16

「我的警官生涯很成功」 AI Nguu 20.9.16

「一名司機有些慚愧地說」 AI Johnny Underwood 11.10.16

「它自有一股慑人的威勢」 Tang p.110

「那法官之後成為阮文紹的首席安全顧問」 ibid. p.101

「甚至在張如堂的叛國身分暴露後」 ibid. p.261

「我們的行進路線通過一座菜園」 Ramsey MS IV F10

「農民要的不過是和平」 Wyndham MS p.17

「克萊登．亞伯拉姆斯將軍說」 Abrams Tapes 23.8.69 p.252

「人間地獄」 West p.52

「北越軍第三師」 Th an p.124

「這座要塞化小村」 Finlayson, Killer Kane p.140

「北越軍與越共的精英」 Ramsey MS IV A65

「其中有非常美好的人」 ibid. IV B14

「我們又能怎麼做？」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I p.868

「他們為什麼」 Dang Thuy Tram, Last Night I Dreamed of Peace Harmony 2007 20.8.68 p.46

「今天一名同志倒下」 ibid. 22.4.68 p.12 & 31.5.68 p.23

「我的心除了投入工作以外」 ibid. 11.10.68 p.59

「還有什麼能比成為」 ibid. 20.10.68 p.61

「為國家生存誓死犧牲」 ibid. 19.3.69 p.101

「北越領導人」 Langguth, A.J., Our Vietnam Simon & Schuster 2000 p.668

「在越南問題上」 quoted Lind p.178

「只抽了幾口」 Bao Ninh, The Sorrow of War Vintage 1998 p.9

「政治不斷持續」 ibid. p.5

「越南的海明威」 AI Bang 7.10.16

「有一次在行軍途中」 An memoir p.62

「但，老天，在剝了皮以後」 Ninh p.5

「當你在那天已經走了十八英里」 AI Pham Phu Bang 7.10.16

「一九六七年，一名北越士兵向西貢軍隊投降」 Nguyen Van Tanh cited in Luan p.308

「每天晚上，數以百計的卡車」 An memoir p.95

「大雨往往把信件打濕」 AI Bang 7.10.16

「或許，最讓人傷感的事莫過於撤離」 Tram 27.4.69 p.111

「我們蹣跚攀爬上山」 ibid. p.112

「它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Tang p.128

「像被狩獵的野獸一樣」 ibid. p.157

「像啃塑膠做的舊鞋子一樣」 ibid. p.159

「震耳欲聾的轟隆聲由遠而近」 ibid. pp.167 & 168 & 177

「為什麼敵人顯然比」 Howse, Hamilton, Vietnam: An Epilogue Association of the US Army July 1975 pp.1–2

「若將一般南越軍官」 AI Ramsey 22.9.16

「越共嘲諷地說」 Tran Bach Dang, Tet off ensive review conference Military History Issue 2 1988 p.59

「他們的慷慨讓我敬服」 AI Hoi 18.9.16

「我知道共產黨狡猾得很」 ibid. 17.9.16

「不行，辦不到，太危險」 Bonville p.336

「當然，他們的真正用意是發出足夠聲響」 AI Sutton 12.11.16

「想家、不願作戰」 Sorley, Lewis ed., The Vietnam War: An Assessment by South Vietnam’s Generals Texas Tech 2010 p.32

「我從沒動過結婚的念頭」 AI Si 21.5.16

「空著肚子要我們怎麼打仗？」 Sorley, Vietnam’s Generals p.53

「我見到步兵學校教官」 Dong Van Khuyen ibid. p.61

「我們從美軍的南越戰友」 Tang p.160

「駭然發現一條巨型绦蟲」 AI Breen 7.3.16

「因此，根據佛教教義」 Young p.30

「當你聽完」 West p.37

「我們沒有戰敗」 Tram 24.7.69

◎第18章　春節攻勢

「只有在美國人重創我們」 Truong Cong Dong quoted Gaiduk p.142

「如果你想取勝」 MP interview Tran Tong Trung

「讓光榮對民族解放陣線展開笑容」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I p.1083

「武元甲的部屬」 Huy Duc p.156

「他默認了這項計畫」 ibid. p.159

「春節總攻勢—總起義」 Pribbenow, Merle ‘General Vo Nguyen Giap and the Mysterious Evolution of the Plan for the 1968 Tet Offensive’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Vol. III Issue 2 2008 pp.1–33

「已經作了一項極具先見之明的評估」 see Wirtz passim

「殺暴君與間諜運動」 Tong Ho Trinh, The 1968 Tet Offensive in the Tri-Thien-Hue Theater Ministry of Defence Hanoi 1986 (trans. Bob Destatte & Merle Pribbenow for US Army Center for Military History) p.21

「消息已經傳出」 Wirtz p.183

「他們看起來精神抖擻」 Ramsey MS IV F9

「這是溪山」 USMCA Fulkerson MS A/30/7/5/1

「叢林中的一道創口」 West p.56

「他們答不上來」 Huy p.57

「兩個進駐這個地區的北越師」 this account is partially based on Nguyen Huy Toan & Pham Quang Dinh, The 304th Division Vol. II Chapter 2 People’s Army Publishing House Hanoi 1990

「發出足夠噪音」 Wirtz p.81

「溪山會像奠邊府一樣 」 Hoang Ngoc Lung pp.354–5

「A7 到A404：攻擊發起日」 Dang, Tran Bach, Life and Memories Tre Publishing House Ho Chi Minh City 2006 p.158

「他們非常驚恐」 ibid. p.158

「沒有人了解這是怎麼回事」 Than p.130

「情勢極端險惡」 ibid. p.131

「革命！攻擊！攻擊！」 Dang memoir p.165

「越共過分迷信意識形態理論」 Gen. Tran Do, 1968 Tet offensive review conference Military History Issue 2 1988 p.56

「發動總攻勢與起義」 Gen. Tran Van Quang ‘Hue: 25 Days and Nights’ address to Hanoi anniversary conference, reported Military History Issue 2 Hanoi 1988 p.26

「一月三十日下午」 this account is based on VC cadre Tong Ho Trinh p.30

「在寫好每天晚上的報告」 USAHEC Vietnam Document Collection Box 2 Folder 13

「越共進城了……」 Scotton p.226

「當共軍展開攻擊時」 Young pp.35–7

「二十六歲的陳伍輝」 this account from Wiest, Andrew, Vietnam’s Forgotten Army: Heroism and Betrayal in the ARVN NYU 2008 p.101 et seq.

「如果要民眾起義」 Trinh p.67

「我們只前進了大約兩百碼」 Krohn, Charles A., The Lost Battalion of Tet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8 pp.3, 5

「我軍四百人發動衝鋒」 ibid. p.66

「我們在發動攻擊前談了一會兒」 ibid. p.69

「北越軍的高級領導層比我們強」 ibid. p.51

「你很熱。我再說一遍」 AI Harrison 14.3.16

「你就是那需要救援的長鼻子嗎？」 AI Destatte 12.9.16

「我發現我在與一個瘋子打交道」 Nichols & Tillman p.40

「我以為我已經命在旦夕」 AI Wendt 14.11.16

「當朝陽高掛半空」 USAHEC Vietnam War documents Box 3 Folder 5 Speedy narrative

「那就像有人在越南引爆核子武器一樣」 Terry p.122

「我建議你把這個地方清理乾淨」 AI Wendt 14.11.16

「西貢市中心」 Braestrup, Peter, Big Story: How the American Press and Television Reported and Interpreted the Crisis of Tet 1968 Anchor 1978 p.118

◎第19章　大混亂

「外面很吵」 AI Tan 21.9.16

「現在就讓我們歡迎和平吧」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I p.1098

「第一天的戰鬥情況」 Than p.133

「我是學生」 AI De 9.7.16

「我一看見他舉起那根排水管」 Michael O’Brien p.124

「一場馬拉松就此展開」 USAHEC Medical Personnel Oral Histories

「情勢非常、非常、非常惡劣」 Hammond p.345

「經過這些年的戰鬥」 New York Times 2.2.68

「敵人竟能同時」 USMCA Chaisson papers

「我非常擔心自己欠缺實戰經驗」 AI Harrington 4.3.16

「突然間，一大群越共在我們後方出現」 AI Harrison 3.3.16

「那越共殺害阮俊一家人」 Santoli p.185

「只在快門一閃之間」 Ky p.265

「那群禿鷹一樣的記者」 USMCA Chaisson letter of 2.2.68

「非常不對勁」 Wall Street Journal 6.2.68

「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Washington Post 6.2.68

「魏摩蘭告訴國防部」 USAHEC Wheeler Papers Westmoreland MAC 1614 message to Wheeler 4.2.68

「在這個急需援軍的緊要關頭」 USAHEC Abrams letter copy 23.2.68 Westmoreland Papers

「有些南越軍表現很出色」 USAHEC Weyand Oral Histories interview

「郊區已經成為絞肉廠」 Than p.146

「雖說我覺得我們可以守住溪山」 USAHEC Westmoreland Papers Box 3

「意在將溪山變成又一個奠邊府」 ibid. MAC 1901

「但魏摩蘭隨即說」 Westmoreland, William, A Soldier Reports p.338

「每五人就有一人染上瘧疾」 Rear Services Operations during the Route 9–Khe Sanh Campaign Hanoi 1988 p.281

「第九團還沒上戰場已經死傷近三百人」 Huy Duc memoir p.62

「一枚炸彈在指揮所碉堡邊爆炸」 ibid. p.74

「像果凍一樣糾結在一起」 USMCA Fulkerson MS A/30/7/5/1

「從來就不相信北越軍能攻占溪山」 AI Anthony 13.11.16

「但有一次劇團在演出時遭到空襲」 Toan & Dinh p.115

「河內發表的數字」 ibid. p.100

「高大、笨重、遲緩的美國人大批死亡」 ibid. p.94

「為師幹部與士兵的思想」 ibid. p.96

「缺乏進取精神」 ibid. p.122

「一名幹部後來大罵他們的上級」 Gen. Tran Van Quang address to Tet anniversary conference, reported Military History Issue 2 Hanoi 1988 p.30 & Hai address to 1986 conference p.24

「每個人都不敢實話實說」 An memoir p.88

「這些東西都是人造出來的」 Abrams Tapes 2.1.71 p.516

「一名美軍爬上一輛南越軍戰車」 Bowden, Mark, Hue 1968 Grove Atlantic 2017 p.143

「親愛的，昨夜我哭了」 ibid. p.353

「沒有人知道情況究竟如何」 AI Harrington 4.3.16

「住在那裡的那名男子被越共槍殺」 Young p.39

「一名受害人是四十八歲」 Oberdorfer, Don, Tet!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Vietnam War Johns Hopkins 2001 p.229

「共產黨用鐵絲絞死軍人」 McNeill, Ian, The Team: Australian Advisers in Vietnam Hippocrene 1984 p.152

「他們太容易向職業壓力屈服」 Hammond p.387

「無可否認」 ibid. p.388

「敵人在戰場暫時取得上風」 Tuan Vol. IV (1969–72) p.18

「在我的整個軍旅生涯中」 Huynh Cong Than p.157

「我們終於發現」 MP interview Tran Trong Trung

「幾個月以後，一名師長說」 Julian Ewell in Abrams Tapes p.208 12.6.69

「春節攻勢顯然改變了」 audiotape transcribed in 1986 Hanoi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47

「許多我們的人失去信心」 An memoir p.91

「我們有很大的進展」 USAHEC Weyand Oral Histories

「看看溪山吧」 Abrams Tapes p.33

「在春節攻勢結束後」 AI Anthony 13.11.16

「西貢塵煙滾滾」 Sorley, Lewis ed., A Better War: The Unexamined Victories and Final Tragedy of America’s Last Years in Vietnam Harvest 1999 p.29

「我們必須決定」 NBC 3.3.68

「球賽已經結束」 Scotton p.226

「北越用慘重的代價證明他們永不放棄」 AI Scotton 18.9.16

「在看過那成千上萬具屍體後」 USAHEC Weyand Oral Histories transcripts

「認為美國會打輸越戰的人只有百分之三」 Hammond p.372

「親愛的兒子」 USAHEC Vietnam War Document Collection Box 3 Folder 15

「政治膽怯」 Schlesinger, Journals 3.4.68 p.286

「一種自我與國家意識的惡劣聯姻」 ibid.11.11.71 p.144

「在我看來，情況似乎很明顯」 Berman, Tragedy p.153

「這是共產黨在美國」 Charlton & Moncrieff p.121

「這是唯一可能的評估」 Tran Bach Dang address to anniversary conference, reported in Military History Issue 2 Hanoi 1988 p.58

◎第20章　反覆重演

「兒啊，安息吧」 Than p.136

「將戰火直接燒進敵人老巢」 ibid. p.137

「我們像自殺隊一樣展開」 ibid. p.139

「我們發現情勢極為不妙」 ibid. pp.141–2

「許多人說，美國人一定是把」 Luan p.328

「一個組織、裝備與訓練」 Haponski, William, An Idea, and Bullets Combatant Books 2016 p.330

「事情很可悲」 Abrams Tapes 6.7.68 pp.15 & 17

「你發現自己不斷在同樣的地方」 AI Anthony 13.11.16

「有時你來到你在兩周前」 AI Stevens 9.11.16

「這支部隊不乏勇敢、良知之士」 the account that follows derives from author interviews with participants Brig. Gen. Bill Weise, Maj. Gen. James Livingston & Col. Jim Williams; Keith Nolan’s 1994 book The Magnificent Bastards; a 2014 US Marine Corps documentary film narrative of the battle; USMC records of the 1st Amtrak Battalion PR/F/4/2; and Vietnamese histories as detailed below

「我們就像是在作戲一樣」 Nolan, Magnificent Bastards p.11

「你或許可以在那裡找到」 AI Williams 16.9.16

「我們有太多地方做得不對」 AI Weise 5.3.16

「你們這些陸戰隊都只有死路一條！」 AI Williams 16.9.16

「四月二十七日夜」 Nolan, Magnificent Bastards p.12 et seq.

「我們都已經累壞了」 ibid.

「事實證明這麼作大錯特錯」 ibid. p.16

「這無疑是我在越南度過」 ibid. p.21

「在第四團第二營陸戰隊進駐二十四小時前」 Battles of Vietnamese Artillery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Vol. II Hanoi 1990 p.8 et seq.

「先打下他們一個再說」 Nolan, Bastards p.42

「他媽的，這地方到處都是越共屍體」 ibid. p.59

「我們已經貼近到北越軍」 Livingston, James E. with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Noble Warrior Zenith Press 2010 p.47

「沒有他媽的水兵能拿走我的武器！」 AI Williams 16.9.16

「他們很有可能將我們一網打盡」Nolan, Bastards p.87

「B連當時是一群軍紀渙散」 ibid. p.80

「那是徹底混亂」 ibid. p.82

「有人過去，卻沒有人停下來」 ibid. p.84

「但事實上，在這個階段」 History of the 320th Lowland Division Hanoi 1984 p.75 et seq.

「我們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 Nolan, Bastards p.77

「比爾．韋斯夾在中間」 ibid. p.133

「官兵們頻臨恐慌邊緣」 ibid. p.92

「當然很多人憎恨，但你不能說」 ibid. p.104

「北越軍奏凱，宣稱殺了三百名美軍」 History of the 320th Division p.76

「我有一位非常堅強的母親」 AI Livingston 3.3.16

「我們都怪我們連長」 Nolan, Bastards p.146

「那些孩子……」 ibid. p.136

「白日當空，暑氣逼人」 ibid. p.169

「我流很多血」 AI Livingston 3.3.16

「他們毀了我們」 Nolan, Bastards p.195

「我們也有死傷……」 Battles of the Vietnamese Artillery Vol. II p.16

「他們不肯放棄」 AI Livingston 3.3.16

「原本緊緊結在一起的整整一個營」 History of the 320th Division p.81

「在僅僅一個下午」 ibid. p.84

「它根本、根本就是荒唐」 Nolan, Bastards p.305

「我不相信湯普金斯了解當時真相」 AI Weise 5.3.16

「我常想，如果我們能與北越來一次交換師長」 Abrams Tapes 2.8.69 p.238

「經過三次非常艱苦的反攻後」 USMCA 1st Amtrak Battalion PR/F/4/2

「我相信陸戰隊把這場戰役的真相隱瞞了」 AI Weise 5.3.16

「這個說法雖說很可能不假」 Dobrynin p.170

「莫斯科的驚愕不比華府小」 ibid. p.143

「由於擔心尼克森贏得大選」 ibid. p.175

「穿制服等於找人打架」 AI Koltes 11.10.16

「我們到今天已經進入戰場九天」 USMCA Minehan letters A/5/L/3/5

「我們打贏一仗」 Abrams Tapes 29.6.68 p.8

「依我看，我們已經在巴黎」 ibid. 17.8.68 p.29

「兩黨候選人都會支持」 ibid. p.40

「亞伯拉姆斯的評估」 FRUS 1964–68 VII: p.189

「談到作戰報酬」 Hunt, 9th Division p.106

「但參加過大道之戰的人」 Abrams Tapes 27.9.69 p.27

「我相信，我的經驗對這場戰爭的回顧很重要」 Haponski p.328

「我不在乎，我不想死」 AI Hall 12.11.16

「問題已經不再是我們應不應該撤軍」 Nixon, Richard, No More Vietnams p.96

◎第21章　尼克森的傳承

「怎麼有這種事？」 Scotton p.235

「冷風微嘆」 Tram 14.2.69 p.91

「幾千萬人正依賴美國」 Kissinger, Henry, Ending the Vietnam War Simon & Schuster 2003 p.8

「他下令，任何一名連級」 Daddis, Greg, Withdrawal Oxford 2017 p.41

「盟軍對當地人口沒有任何資訊」 ibid. p.33

「爭取民心的作法有矯枉過正之嫌」 in April 1969

「狗屎！」 Abrams Tapes p.213

「下令殺了一切會動的東西」 AI Hickman 5.2.16

「這是一場惡戰，牧師」 Whitt p.98

「任由這些敵軍不付任何代價」Abrams Tapes 11.11.68 p.77

「葛雷格．達迪斯認為」 Daddis, Withdrawal p.19

「對這場戰爭了解越多」 AI Thorne 3.3.16

「日以繼夜」 Tram 11.6.69 p.125

「夜間的叢林深處」 Ninh p.4

「敵軍在戰場上贏得一九六八年最大勝利」 Abrams Tapes p.79

「我們得留神」 ibid. p.154

「我們必需保衛我們的基地」 ibid. p.139 5.3.69

「冒險家，就若干程度而言」 Braestrup p.515

「在春節攻勢期間」 ibid. p.517

「林伍德．伯尼在一九六八年」 USAHEC Company Oral Histories Box 5 Folder 7

「亞伯拉姆斯承認他不敢『踢屁股』」 Sorley, Better War p.294

「我們在那裡有很優秀的青年」 USAHEC Company Commanders’ Oral Histories Box 18

「福特爵士」 Terry p.48

「大衛．強森上尉在一九六八年」 USAHEC Company Commanders’ Oral Histories Box 18 Folder 9

「為什麼有人幹這種事？」 Abrams Tapes 21.2.70 p.379

「基蘭只服了不到兩年刑」 Solis pp.129–31

「這是一次蓄意、經過精心策畫的行動」 ibid. p.193

「從沒有這樣廣泛」 ibid. p.110

「陸戰隊軍法處記錄了一百多宗這類事件」 ibid. pp.110–12

「被非志願徵召到越南」 USAHEC Medical Personnel Oral Histories files

「完全是一團糟」 AI Thorne 3.3.16

「與其說這代表種族歧視」 Solis p.171

「毒品氾濫、種族分裂」 Borch, Frederic L., Judge Advocates in Vietnam: Army Lawyers in Southeast Asia 1959–75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2003 p.112

「你要一個小兵整頓儀容」 USMCA Oral Histories Tape 4749 1970

「大規模暴動」 Solis p.130

「士兵與過去大不相同」 AI Hunt 13.11.16

「種族議題幾乎毀了美國陸軍與陸戰隊的架構」 AI Boomer 2.3.16

「甚至在特種部隊營區」 AI Freemantle 6.2.17

「我已經幹掉那狗娘養的」 Solis pp.136–8

「我不打算買車，長官」 Terry p.39

「一名來自南方的白人士官」 USAHEC Medical Personnel Oral Histories Mary Ellen Smith

「我們的排一旦走出鐵刺網周邊」 AI Hall 12.11.16

「我雖然很喜歡這個人」 AI Anthony 13.11.16

「我常想，不知道當威廉斯上尉」 USMHA Sidney Berry Papers Box 38 3.10.65

「一九六九年有一天」 AI Rogers 6.3.16

「這個國家對我們幹了一件暴行」 Terry p.256

「在我們服役時」 AI Smith 6.9.16

「真正一流」 Abrams Tapes 5.8.69 p.245

「其他派遣軍加入越戰」 ibid.15.1.70 p.339

「他們有自己的准尉」 AI Harrison 11.3.16

「我們總能在敵軍聽到我們以前」 AI Freemantle 6.2.17

「澳洲軍在一九六六年」 Luan p.427

「這名少校說」 ibid. p.363

「我非常擔心會殺害平民」 AI Franklin 16.4.17

「中共在印度與太平洋間的進軍」 this narrative owes much to Peter Edwards’ authoritative 2014 work Australia and the Vietnam War

「我不願錯失這參戰經驗」 AI Smith 6.9.16

「在澳洲軍的陣地」 ibid.

「曾在一九六八年與澳洲軍共事」 USAHEC Company Commanders’ Oral Histories Box 6 Folder 2

「巡邏太謹慎小心」 Michael O’Brien pp.166–7

「我心想，如果我們起身」 AI Freemantle 6.2.17

「在澳洲人與美國人民眼中」 Edwards p.327

「總是一樣沉悶和疲憊的巡邏」 Michael O’Brien p.54

「一營澳洲軍發生六十四起觸雷事件」 ibid. p.242

「澳洲參戰的浪費與徒勞的悲劇典型」 Edwards p.261

「來自布里斯班的卡車司機之子羅伯．富蘭克林中尉說」 AI Franklin 16.2.16

「在之後漫漫軍旅生涯中」 AI Smith 6.9.16

「不過說說而已」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PR87/157

「他十分邪惡」 AI Smith 6.9.16

「我寫信給南非」 AI Freemantle 6.2.17

「如果一個人不願去」 AI Smith 6.9.16

「如果他們給我們錯誤情報」 AI Freemantle

「最重要的是耐性」 Michael O’Brien p.252

「農民不相信不久就會離去的外國人」 ibid. p.202

「我們坐下來仔細聆聽」 AI Freemantle

「早先的一次碎彈攻擊事件也讓兩名軍官喪生」 Edwards p.332

「巨響過後沒有其他動靜」 AI Smith 6.9.16

「你在這裡看到的人」 ibid.

「他死得活該」 Michael O’Brien p.116

「我們徹底傻眼」 AI Smith 6.9.16

「越南不是一個打『其他人的戰爭』的例子」 Edwards p.410

「大多數人希望越南統一」 Wyndham MS p.17

「我們坐在直升機硬地板上」 Walrath, Brian Unpublished MS of Vietnam MAT experiences given to author

「那些飛行員在我們眼中」 AI Stephens 17.5.16

「澳洲下士羅伊．沙維吉有一次站在一架休伊直升機滑板上」 Michael O’Brien p.39

「記者尼爾．席漢曾不止一次拜託載他飛行的直升機飛行員」 AI Sheehan 5.3.16

「我老爸把我送進游騎兵學校」 AI Hickman 6.2.16

「我想我們有一些時間」 Abrams Tapes 10.3.69 p.140

「事實上沒有什麼反應期的問題」 ibid. p.142

「我很喜歡亨利」 Schlesinger, Journals 14.12.69

「亨利強調一個論點」 Haldeman, H.R., The Haldeman Diaries Berkley Books 1994 p.557 18.12.72

「只有讓北越面對難以克服的障礙」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436

「我要你了解」 Nixon memoirs conversation of 20.10.69 p.399

「更建設性……」 Gaiduk p.220

「不能像轉換電視機頻道一樣」 Suri, Kissinge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p.213

「保守派專欄作家約瑟夫．奧索說」 LA Times 12.6.69

「我們在越南能幹些什麼全靠武力」 FRUS 1969–76 VI p.400

「越戰越南化並不是尼克森真心推動的戰略」 Hughes, Ken, Fatal Politics: The Nixon Tapes,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Casualties of Reelec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15 p.180

「亞伯拉姆斯說」 Abrams Tapes 9.2.70 p.364

「你得需要什麼有什麼」 AI Thorne 6.2.16

◎第22章　一步步的敗戰

「想到那些鴿派能把老詹森整得那麼慘」 Abrams Tapes 5.3.69 p.151

「我們必須強硬」 Langguth p.565

「它不過是讓美軍保有一種攻勢姿態罷了」 Abrams to Moorer quoted Sorley, Better War p.206

「不像是國家元首作外交」 West p.5

「應邀參觀蘇聯技術人員為胡志明屍身作防腐處理」 Tran Bach Dang memoir pp.197–202

「他們橄欖綠的制服沾滿泥汙與血跡」 Swain, Jon, River of Time Heinemann 1995 p.41

「我看到的那些擄獲的武器大多是廢物」 Abrams Tapes 10.5.70 p.414 & 6.5.70 p.415

「若不是盲目跳進雲霧深鎖的布谷鳥樂園」 Ramsey MS IV 34

「高棉原本急欲避免介入印度支那衝突」 ibid. V 38

「我想每個人都心知肚明」 Abrams Tapes 19.5.70 p.417

「我們不僅要逃避無情敵人的毒手」 Tang p.180

「這整個過程讓我們心有餘悸」 ibid. p.183

「對越南革命的一份大禮」 ibid. p.213

「在印度支那這一波最新動盪過後」 Abrams Tapes 7.11.70 p.506

「瘋狗尼克森愚蠢得擴大了戰事」 Tram 5.5.70 p.210 & 19.5.70 p.212

「我認為，讓我感到擔心的是」 Abrams Tapes 23.5.70 p.425

「但因河內對英國總領館人員的監控過於嚴密」 Hayes, Paddy, Queen of Spies Duckworth 2015 p.232

「活脫就是阿加沙．克里斯蒂小說中那位馬波小姐」 Sir Michael Howard to the author 9.5.17

「俄國佬！」 Hayes p.222

「茱莉安．哈斯登也描寫她們如何在軍醫院外垃圾桶中清點用過的接種注射器」 ibid. p.224

「我們多來自富有家族」 Tang p.187

「早自一九二〇年起」 ibid. p.190

「他們為政治信念而犧牲良知與實用」 ibid. p.225

「我在北越一無所有」 AI Dinh 9.7.16

「其中有些人真正反共」 ibid.

「要的不是酒、女人與歌」 AI Snepp 10.9.16

「我覺得自己彷彿生活在葛拉姆．葛林的小說中一樣」 AI Finlayson 20.1.17

「不過我主張採取殺戮味道比較不那麼濃厚的作法」 AI Scotton 18.9.16

「百分百野蠻」 AI Freemantle 6.2.17

「我的理由是個人理由」 Kerrey, Bob, When I Was a Young Man Harcourt 2002 p.150

「游擊戰的平民傷亡率本來就高」 ibid. p.185

「當尼克森告訴他們說他們是英雄時」 ibid. p.255

「首先，調查顯示」 Gregory Vistica New York Times 25.4.2001

「我也不喜歡」 ibid.

「他們需要屍體」 AI Kerrey 15.11.16

「我們的故事就在肯特州立大學反戰示威事件過後發生」 ibid.

「我無意爭取同情」 ibid.

「你們要走的路還遠著呢」 Finlayson, Rice Paddy Recon p.265

「我們即將離開」 USAHEC Weyand Oral Histories transcript

「戰事還沒有結束」 Sorley, Better War p.217

「梅爾．史蒂芬中尉在一九六九年年底離開越南時」 AI Stephens 14.6.16

「就像德國人一樣」 Abrams Tapes 6.5.70 p.412

「可能不像惠勒那麼不稱職」 Sorley, Better War p.186

「我一直在考慮辭職的事」 Schlesinger, Journals 22.5.70 p.325

「對越共、北越軍來說」 MAC 14841 quoted Sorley, Better War p.232

「我發現這項行動可能帶來許多問題」 ibid. p.233

「準備動員，痛擊敵人，要提高警覺」 ibid. p.241

「我們的攻勢能力已經耗盡」 Nghi Huynh et al. The Route 9–Southern Laos Counteroffensive Campaign 1971 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of Vietnam 1987 p.5

「共產黨由於算準了南越軍即將來襲」 ibid. pp.37–8; An memoir pp.105–6; Toan & Dinh pp.156–8

「敵軍布滿那個鬼地區」 Sorley, Better War p.250

「派了一個軍長在那裡」 ibid. p.251

「當事情進展順利時」 Palmer p.115

「我們陷入一場真正苦戰」 Abrams Tapes 27.2.71 p.549

「越來越相信這或許是這場戰爭中唯一一場決定性戰役」 ibid. 9.3.71 p.558

「山丘上的蘆葦與芒草都被燃燒彈燒個精光」 An memoir p.110

「那天夜裡月光明媚」 Tran Van Thom ibid. p.131

「一名北越軍教部下」 ibid. p.135

「我們面對一個公關問題或一個心理問題」 Abrams Tapes 27.3.71 p.578

「那匹大母馬」 ibid.15.4.71 p.592

「兩國間有相當大的文化裂口」 ibid. 20.5.71 p.624

「空中機動概念在這項行動中遭到嚴厲考驗」 ibid. 26.4.71 p.608

「南越軍其他部隊的狀況一定更加慘不忍睹」 AI Pribbenow 9.11.16

「如果說藍山七一九行動過程中有罪犯」 AI Destatte 12.9.16

「藍山七一九行動告訴我們越戰越南化究竟會走到哪一步」 AI Snepp 10.9.16

「國防部對這項行動的處理」 Sorley interview with Haig 29.11.88 quoted Better War p.263

「當然，之後尼克森氣消了」 Haig, Alexander, Inner Circles p.276

「我們不能讓南越在選舉以前被狠狠打翻」 White House tapes quoted Hughes p.8

「我當然不能對這參議員說」 ibid. p.9

「這場戰爭正逐步轉向北方兩個軍區」 message Vann to Potts May 1971 quoted Sorley, Better War p.273

「亞伯拉姆斯有一次聽取美國海軍在金蘭灣部署五隻寬吻海豚的簡報」 Abrams Tapes 2.1.71 p.519

「經過一陣討價還價」 ibid. 28.2.70 p.383

「公墓裡只剩下將軍與他的保鑣不耐煩地等著」 ibid. 20.6.71 p.641

◎第23章　附帶損害

「這場戰爭已經不再有任何意義」 Keith Nolan p.16. Much of the account that follows of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on Mary Ann derives from interviews conducted for his book Sappers in the Wire: The Life and Death of Firebase Mary Ann Texas A & M 2007

「那些人對我毫髮未傷」 ibid. pp.16–17

「巡邏隊不肯前往某些似乎特別危險的地區」 Walrath MS

「這個連實在是一團糟」 Nolan, Sappers p.25

「史匹柏總是指責我們這些排長在士兵面前當好好先生」 ibid. p.39

「這顯然是一個非常駭人的經驗」 Abrams Tapes 29.1.72 p.774

「發動這項攻擊的是北越軍四〇九爆破兵營」 thi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version of the night’s events is taken from the History of MR5 Sapper Troops p.258 et seq., History of the Sapper Forces Vol. I p.261, History of Chemical Troops 1958–2008 p.286 and Vietnam Military Encyclopedia p.1113, all published in Hanoi

「你還好嗎？大兵？」 Nolan, Sappers p.145

「我可以聽見他們正在殺害我的手下！」 ibid. p.147

「我非常高興」 ibid. p.162

「陸軍部長與我願竭盡全力減少陸軍自我帶來的創傷」 USAHEC Abrams Papers 23.7.71 ARV2479 to McCaffery

「依我看，在那個階段」 Walrath MS

「你不能拿情報警告這種東西開玩笑」 Abrams Tapes 22.5.71 p.628

「我們的空中武力將成為維繫所有這一切的力量」 Abrams Tapes 5.5.71 p.613

「從一九六九年以降」 the account that follows owes much to Mark Clodfelter’s 2016 National War College study Violating Reality: The Lavelle Affair, Nixon and Parsing the Truth

「應該盡可能運用我們既有的授權」 ibid. p.16

「加強他的機場偵察作業」 meeting of Nixon and NSC 2.2.72

「眼神顯得很迫切」 Clodfelter, Violating p.40

「違反了交戰規則」 Senate AFC Hearings 13.9.72 p.79

「讓我們度過一九七二這一關」 White House Tapes 29.5.71 quoted Hughes p.29

「美國人永遠也不會有他們必須走的念頭」 AI Sheehan 5.3.16

「啊，不必擔心」 Polgar quoted in Kim Willenson The Bad War p.102

「我終於可以脫身了」 AI Franklin 16.2.16

◎第24章　最大的戰役

「在搞著些什麼，跡象一籮筐」 Abrams Tapes 22.12.71 p.724

「我們不知道何時或在何地」 ibid. 31.12.71 p.734

「毫無疑問，這將是一場大規模攻勢」 ibid. p.753

「自一九六五年來」 ibid. p.758

「好戲上場了！」 ibid. p.775

「打擊整個越戰全局最弱的一環」 ibid.10.2.72 p.778

「合理的間隔」 Hughes p.175

「這些共產黨是死對頭」 USAHEC Weyand Oral Histories interview

「我或許是自西奧多．羅斯福以來最強硬的白宮主人了」 White House Tapes conversation 532-011 30.6.71 quoted Hughes p.29

「現在唯一讓我們有使命感的事」 Clodfelter, Friction p.33

「大約其中二十人有才幹」 Luan p.395

「吳祝將軍建議恢復法軍當年的活動野戰妓院系統」 Scotton p.288

「因此我們不必被迫殺人」 Young p.53

「我是軍人，這是軍人做的事」 AI Boomer 2.3.16

「天下大亂」 AI Turley 2.3.16

「黃春林從來報喜不報憂」 Vien in Sorley Generals p.306

「在這個案例中」 USAHEC Weyand Oral Histories transcript

「還好他採取了這一步防範措施」 Turley, Gerald H., The Easter Offensive: The Last American Advisors in Vietnam 1972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5 p.139

「廣治戰鬥基地的一名陸戰隊中校顧問說」 Abrams Tapes 2.4.72 p.805

「關鍵議題總不外一個」 AI Turley 4.2.16

「這道禁令給了敵軍一個戰史上前所未見的大好機會」 Turley p.202

「除非先經過西貢方面批准」 ibid. p.146

「想辦法炸了東河鐵橋」 Botkin, Richard, Ride the Thunder WND Books 2009 p.235

「他們似乎是在想」 Turley p.177

「如果我們繼續戰鬥」 Wiest p.259

「矮矮胖胖，麻木不仁」 ibid. p.241

「我腦子出了一些問題」 ibid. p.242

「基於一些他無法解釋的理由」 Turley p.165

「范恩已經判若兩人」 AI Elliott 23.9.16

「他見到那所教堂的尖頂已經崩塌」 Hai p.73

「我們營準備迎接可怕的日子」 ibid. p.78

「好吧，我明天再考慮這檔事」 ibid. p.82

「如果只是坐在這裡挨打」 ibid. p.84

「你們這些傢伙整天就知道看這些星象書」 ibid. p.85

「北越軍派駐在查理的砲兵前進觀測員很了得」 John Duff y to the author 1.11.16

「就像電影情節一樣！」 Phuong Quang in Cavalry June 2006 p.101

「武元甲在這裡採取了籃球場上所謂全場緊迫盯人的作法」 Abrams Tapes 7.4.72 p.813

「全力以赴，不可以跑！」 Ly Tong Ba memoir p.176

「汗流浹背」 AI Hung 8.10.16

「那一切根本是宣傳」 ibid.

「沒有一個頭腦正常的人喜歡到那種地方」 AI Ninh 7.10.16

「南越共和軍最具專業資格的軍官」 Abrams Tapes 12.6.71 p.639

「簡直難以置信！」 Phi Long quoted in Huy Duc p.431

「天啊，在近抵一號公路時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悲劇真是一言難盡」 Phuong Quang p.103

「南越軍從來沒有因為遭敵軍戰車擊毀而丟了他們的戰車」 Abrams Tapes 12.5.72 p.841

「廣治醫院最後三百名傷兵搭乘的後送車隊」 Khuyen p.57

「路上橫七豎八躺著數以百計汽車」 ibid. p.70

「順化看起來像是一座沒有法治的城市」 Luan p.401

「妻子花寫給丈夫廣治地區保安軍張班長」 ibid. p.402

「我剩下唯一的兒子也已離我而去」 Young p.53

「阮康倫對他說」 ibid. p.407

「那真是人間地獄」 Ly Tong Ba memoir p.170

「我們的攻擊開始放緩」 Tuan Vol. IV p.383

「這場勝利最大的功臣莫過於范恩」 Ba memoir p.177

「你們來得正是時候」 this account chiefly derives from Nguyen, Quoc Khue ‘3rd Ranger Group and the Battle of An Loc/Binh Long’ Ranger Magazine Tet 2003 issue, page 77 et seq.

「在這短暫的休兵期間」 ibid. p.87

「可怕的嘶叫聲」 ibid. p.88

「我方士兵都嚇壞了」 ibid. p.96

「一輛T-54在黎明前的一片昏暗中墜入一個炸彈彈坑」 Armor Command (Bo Tu Lenh Thiet Giap) Some Battles Fought by Our Armored Troops Vol. IV General Staff Printing Hanoi 1983 p.42

「感謝上帝，共軍沒有善用他們的戰車」 USAHEC Advisers’ Oral Histories Box 2 Folder 6

「正中靶心！繼續打！」 Khue p.102

「共產黨史家也承認共軍士氣重挫」 Armor Command p.52

「我得告訴你」 AI Tran 9.7.16

「空降部隊打得有聲有色」 USAHEC Oral Histories Box 2 Folder 6

「我確信，若不是因為有那些美軍顧問」 Abrams Tapes 9.5.72 p.847

「許多人棄械逃亡」 AI De 9.7.16

「我們打得不好」 Tuan Vol. IV p.397

「或許越南問題也不時走上談判桌」 Sukhodrev, Victor, Yazyk moi-drug moi (My Tongue is my Friend) Moscow 2008 p.112

「尼克森面容嚴肅地聽著」 ibid. p.114

「六月間在廣治城郊」 Huy Duc p.429

「但河內當局無視後勤資源貧乏」 History of the Combat Operations Department 1945–2000, People’s Army Publishing House Hanoi 2005 online on quansuvyn website

「敵軍在狠狠打擊我們」 An memoir p.171

「情況很明確」 ibid. p.173

「或許由於『革命只有攻擊』這句話深植我們腦中」 ibid. p.179

「雨季造成數不盡的難題」 ibid. p.180

「我就要死了」 AI Hung 11.10.16

「傷亡損失比一九六八年還慘」 AI Ninh 7.10.16

「他們非常得意」 AI Ly 15.9.16

「就像在春節攻勢」 Tang p.211

「頗具反諷意味的是」 ibid. p.205

「眼見附近那些過去擠滿酒吧」 Luan p.389

「北越軍已經打到我們門前了」 Elliott, Mekong Delta Vol. II p.1314

「我們招來B-52」 ibid. p.1315

「儘管過去犯下那麼多失誤」 Abrams Tapes 22.4.72 p.826

「喔，上帝」 Palmer p.122

「情況很明顯」 AI Pribbenow 9.11.16

「我只是盡責做我的工作」 USAHEC Advisers’ Oral Histories Box 18 Folder 9

◎第25章　又大、又醜、又肥的傢伙

「如果北越在一、兩年以後吞了南越」 Hughes p.85. This narrative relies heavily on extracts from the White House tapes, transcribed and collated by Ken Hughes for his 2015 Fatal Politic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你知道，總統先生」 ibid. p.87

「阮文紹說得對」 ibid. p.91

「說什麼承諾」 ibid. p.94

「我不覺得我的簽字能讓它變得尊貴些」 ibid. p.97

「你不了解」 Hersh, Seymour, The Price of Power Summit Books 1985 p.584

「總統先生，我們談成的這項協議」 Hughes p.104

「給他們一百億」 ibid. p.105

「基本上，你得強迫他就範」 ibid.

「提出一份正式報告說華府與河內即將達成交易」 AI Nguu 20.9.16

「我國軍方判斷」 Hughes p.113

「西寧人士」 Ahern, Thomas, CIA and the Generals: Covert Support to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in South Vietnam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1

「我相信，想讓他們同意這項草案簡直不可能」 Hughes p.116

「河內或許以為我們是在刻意拖延」 ibid. p.120

「總統先生，我不得不告訴你我的一個讓我心碎的結論」 ibid. p.123 23.10.72

「助理答道，如果在十一月七日以前就與西貢鬧翻」 ibid. p.126

「若是沒有我們的援助」 ibid. p.149

「我敢說，長官們一定以為我們會大聲喝彩」 much of the narrative below is taken from Mark Clodfelter’s study Fifty Shades of Friction: Combat Climate, B-52 Crews, and the Vietnam War National War College 2016

「我一開始險些以為是開玩笑」 History of 307th Strategic Wing quoted Clodfelter Limits p.186

「沒有人願意成為一場打不贏的戰爭中的最後一名死者」 Nichols & Tillman p.42

「等一等，我昨天才出過一次地面砲火壓制任務」 ibid. p.43

「與高性能戰鬥機或與較新型B-52機型不同的是」 McCarthy, James, Linebacker II: A View From the Rock Air University 1976 p.158

「我已經準備好了」 Clodfelter, Friction p.25

「嚇得屁滾尿流」 ibid. p.18

「我在整個過程中都覺得自己會在下一秒死去」 ibid. p.20

「距離目標還有多遠，雷達？」 McCarthy p.61

「卡砰！我們中彈了」 ibid. pp.62–3

「在線衛二號行動第一夜」 Clodfelter, Friction p.17

「開始見到高砲」 McCarthy p.152

「我們在看一部講述二戰故事的電影」 AI Miroshinchenko 14.3.16

「有人開始耳語」 Kien memoir p.184

「兩三秒鐘過後」 ibid. p.212

「希望能睡幾分鐘恢復一下我的元氣」 ibid. p.234

「我們已經經歷了四或五次戰鬥警戒」 ibid. p.246

「火山爆發」 AI Binh 5.10.16

「B-52機群似乎鋪天蓋月」 AI Phuong 6.10.16

「是必須不予理會的惡魔」 Blaufuss narrative 3.9.77 McCarthy p.140

「他們逮到我們了！」 ibid. p.152

「機長見到的這一切」 Oral narrative to Col. Allison USAF 24.10.1977

「辛普森嚇得混身發抖」 Clodfelter, Friction p.8

「美國空軍完全暴露了他們的作戰型態」 Kien memoir p.243

「我們就像遊樂場上那些供人打靶的鴨子一樣」Clodfelter, Friction p.19

「電戰官比爾．康利中校的座機」 Conlee narrative to McCarthy 12.7.77

「你可以聞得到恐懼」 Clodfelter, Friction p.19

「如果你是死刑囚犯」 ibid. p.29

「凱蒂．騰納在安德森軍官俱樂部游泳時接獲通知t」 ibid. p.26

「我間接還聽到其他幾個人也這樣」 ibid. p.27

「這是戰略空軍指揮部有史以來最不尋常的一次事件」 ibid. p.30

「一個主權國人民對另一個主權國人民發動的……」 Washington Post 28.12.72

「全球之恥」 New York Times 26.12.72

「在二次大戰戰後的世界」 Papers of Gen. John P. McConnell quoted Clodfelter Limits p.145

◎第26章　臨死前的吻

「蘭賽學識非常淵博」 AI Ramsey 22.9.16

「據說兩人當時被領到一張桌子前」 Ramsey MS IV C56

「你現在終於上道了」 ibid. IV C18

「他的那所戰俘營的副司令就因瘧疾而死」 AI Ramsey 22.9.16

「我們每個人都瘦弱得不成人形」 Ramsey MS IA 43

「我緩緩拖著鎖鏈來到鎖鍊盡頭」 ibid. IV C65

「大多數本身承受極度苦難的戰俘」 ibid. IV D7

「平安歸給天主喜悅的人」 ibid. IV D5

「有時我彷彿見到自己穿著一套布魯克兄弟裁製」 ibid. p.31

「既然我不能控制我自己這一角世界的環境」 AI Ramsey 22.9.16

「我所曾見過印象最深刻的戰俘」 Ramsey MS IV F-11

「所有這一切都只是說給那些一廂情願的人聽」 White House Tapes, Conversation 366-006, quoted Hughes

「這些修訂的第一項」 Henry Kissinger: The Complete Memoirs E-Book Boxed Set 2013

「季辛吉在三月十四日告訴他的主子」 14.3.73 Hughes Fatal Politics p.160

「戰鬥機飛行員福瑞德．齊瑞上校」 Snepp, Interval pp.43–9 & Ahern pp.105–6

「妻子還把家裏的儲蓄全部花光了」 Terry p.280

「美國對我們這些回國戰俘的待遇」 AI McDaniel 14.11.16

「他們獲釋後懷恨在心在所難免」 Ramsey MS VII A31

「換成是美國人」 AI Ramsey 16.9.16

「尼克森已經向返國戰俘們明白表示」 Hughes, Fatal Politics p.162

「在高棉」 ibid. p.167

「我們願意給一個明年撤軍的固定期限」 ibid. p.187

「他比大家想像中的他更邪惡」 Schlesinger, Journals 27.1.75

「他的工作就是竭盡一切可能讓美國從越南脫身」 AI Phong 22.1.17

「他們的言行舉止就像老大一樣」 AI Khiem 13.9.16

「士氣高上天」 AI Ngo Dang Tri 5.10.16

「那情況就像有人轉了無線電卡式放音機的『關』紐一樣」 An memoir p.184

「不過這些書都是沒有人要看的宣傳品」 AI Ninh 7.10.16

「士兵們，讓我們拋開讎怨」 Young p.63

「一段短暫的樂觀出現了」 AI Mai Elliott 23.9.16

「我們幾乎一致認定河內不會放棄」 AI Pribbenow 9.11.16

「越南人一直不覺得我們會出賣他們」 Santoli p.205

「共產黨並沒有贏」 AI Tri 16.9.16

「我知道這些人已經在這場爛仗中打了二十年」 Abrams Tapes 17.1.70 p.345

「就算對他們自己也不敢承認」 Ky p.332

「是對我們的死刑宣判」 Dao Truong PBS Vietnam: A Television History

「絕大多數越南人」 Vann in a Jan. 1972 speech in Kentucky, Vann Papers quoted Sorley, Better War p.348

「已經把南越帶到道德與物質破產的邊緣」 Nguyen Duy Hinh in Sorley Generals pp.742, 734

「我們的一般士兵大多數沒有痛恨敵人的理由」 AI Trach Gam 15.9.16

「空氣中瀰漫著寡婦與子女的飲泣聲」 Swain p.80

「反對共產主義的論證必須是物質或道德的」 Young p.55

「一九七三到七五年的額外援助只不過肥了那些將領」 AI Elliott 23.9.16 & Leslie, Jacques, The Mark: A War Correspondent’s Memoir of Vietnam and Cambodia Four Walls 1995 p.194 et seq.

「那是一個分化的社會」 AI Meinheit 21.1.17

「許多騎牆派預見共產黨勝利在即」 Luan p.425

「不夠強硬，當不了獨裁者」 ibid. p.394

「匿跡政府或軍隊中的敵方線民有一萬兩千人」 for Adams’s wider role in disputing MACV’s errors and falsehoods about communist strength, see his posthumously published book War of Numbers: An Intelligence Memoir Steerforth 1994

「我非常抱歉」 AI Nguu 20.9.16

「我們達成結論」 AI Meinheit 21.1.17

「以幾近著迷的好奇」 Tang p.229

「就像在一九六八與一九七二年一樣」 Quynh, Memories

「二十歲的阮國詩中尉奉派駐防頭頓附近一處東南方的民團」 AI Si 21.5.16

「她並不支持任何一方」 AI Hien 5.10.16

「我深信，局面撐不了多久」 AI Pribbenow 9.11.16

「他懂共產黨那套辯證 」 AI Ramsey 22.9.16

「我們知道事情不對勁」 AI Nghiem Khiem 13.9.16

「唯一還有爭議的是」 Scotton p.419

「共產黨今年還打不贏」 AI Destatte 12.9.16

◎第27章　最後行動

「到處是泥濘」 An memoir p.195

「三月九日，在僅僅兩門配彈五十枚的一〇五公厘砲支援下」 this account relies heavily upon Pribbenow, Merle L. ‘North Vietnam’s Final Offensive: Strategic Endgame Nonpareil’ Parameters Winter 1999–2000, pp.58–71 & Veith, George J., Black April: The Fall of South Vietnam 1973–75 Encounter 2012 passim

「我們幾乎都在打游擊戰」 AI Ninh 7.10.16

「但南越軍仍然堅守位於城東三英里機場的第五十三團鐵刺網要塞化陣地」 this account derives from Armor Command (Bo Tu Lenh Thiet Giap)

「這是這整場戰爭中最關鍵的轉捩點」 Vien in Sorley Generals p.804

「他怕美國人在聽到這事後會氣得發瘋」 AI Snepp 10.9.16

「說他與南越已經沒有前途」 Veith p.178

「我永遠忘不了百里居出城那條公路當年的景象」 Robbins, Air America p.266

「高文員將軍估計」 Vien in Sorley Generals p.809

「高文員將軍形容這項撤軍『可恥』」 ibid. p.307

「已經一無所有」 Veith p.231

「西貢政權當時仍然握有足夠打一年仗的物資」 AI Phong 22.1.17

「明白表示他們自己對越南人的命運根本一點也不關心」 AI Snepp 10.9.16

「情勢變化快得令人眼花撩亂。」 An memoir p.208

「一名地方越共女性幹部闖入會場打斷會議說」 ibid. p.214

「被擠滿一號公路的人潮與滿地泥濘吞噬」 Veith p.329

「它沒有淪陷」 Robbins, Air America pp.266–7

「我從軍許多年」 An memoir p.233

「我們不能用提供戰爭手段的方式促進和平」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5.2.75

「我想南越撐不住了」 US Policy Pt. II #1552

「他們不在場」 AI Snepp 10.9.16

「那情景真讓人熱血沸騰」 AI Tho 11.10.16

「我會跟你一起回去戰鬥」 AI Livingston 3.3.16

「他走進一間房子舉槍自盡」 Veith p.347

「共軍最重要的戰鬥」 Veith, George J. & Pribbenow, Merle L. ‘“Fighting is an Art”: The Army of the Republic of Vietnam’s Defense of Xuan Loc 9–21 April 1975’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LXVIII No. I January 2004 pp.163–213

「後來史考登向這個國會代表團保證」 AI Scotton 11.9.16

「高級軍官學員不斷辯論著戰場狀況」 AI Nguyen Van Uc 11.9.16

「我的理性告訴我」 AI Kieu Chinh 14.9.16

「我們知道快要打輸了」 AI Khiem 13.9.16

「現在一切都沒了」 Young p.69

「如果南越人早知會有今天」 AI Parks 13.3.16

「揮之不去的殘酷事實是」 Palmer p.150

「我為所有那些信任我們的越南人感到難過」 AI Breen 7.3.16

「有人把南越描述成一個遭革命運動推翻的法西斯政權」 West p.179

「在等候撤離時遇見一名友人」 Bong-Wright, Jackie, Autumn Cloud: From Vietnamese War Widow to American Activist Capital Books 2001 p.200

「黎氏淑文與她的子女占了四張帆布座椅」 ibid. p.201

「不要擔心」 Hoi Tran e-memoir loc.411

「他們開始忍受飛往菲律賓的顛簸之苦」 AI Tom and Danh Quach 21.9.16

「阮文紹若是在拉斯維加斯」 AI Scotton 11.9.16

「當我們一旦控制不了越南領導人時」 AI Snepp 10.9.16

「也因此，美國人眼中的阮文紹」 AI Nguyen Van Uc 13.9.16

「無法相信美國人竟會這樣絕情將他拋棄」 Tang p.137

「阮文紹握了握史奈的手」 Snepp, Interval p.344

「二〇一六年」 private information to the author 16.9.16

「你們最好把行李丟在這裡」 AI Khiem 13.9.16

「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去」 An memoir p.253

「指揮官下令戰車遇到阻礙時直接闖關」 this account derives from Armor Command (Bo Tu Lenh Thiet Giap) Vol. IV

「我熱淚盈眶」 Ky p.344

「我太笨」 AI Tran 21.9.16

「我是譯員韓先生」 Snepp, Irreparable Harm p.29

「顯然極為痛苦」 Santoli p.237

「負隅頑抗的情況越來越多」 Armor Command p.22

「像許多越南人一樣」 Al Dinh 9.7.16

「因為我愛越南」 AI Si 21.5.16

「如果他們知道共產黨那些惡行惡狀」 AI Nguyen Tri 16.9.16

「你們運氣不好」 Santoli p.17

「潘唐虞夫婦躲進一座廟裡避難」 AI Nguu 20.9.16

「夫妻兩人的一切財產」 AI Thuy 13.9.16

「請你不要那麼做」 Luan p.456

「親愛的鄰居」 ibid. p.458

「我想回去念大學」 AI Nguyen Chieu 7.10.16

「敵人為我們鋪了紅地毯」 Ho De in People’s Army newspaper 29.4.2006

◎第28章　後記

「北越人大失所望」 AI Phat 11.9.16

「統一列車」 Ninh pp.72–3

「河內共產黨」 Tang p.206

「至少在吳廷琰與阮文紹統治下」 ibid. p.288

「我們在停機坪上或在大使館圍牆外」 Snepp, Irreparable Harm p.23

「我成了加拿大第一名越南難民」 AI Kieu Chinh 14.9.16

「他們了解共產黨」 AI Thanh 14.7.16

「因為我太了解共產黨了」 AI Nguu 20.9.16

「一個極權統治的灰幕」 Encounter May 1979 p.25

「你們的裝備太多了」 AI Tran 9.7.16

「共產黨向她保證」 Bong-Wright p.45

「過去老師們口中那些壞皇帝現在成了好皇帝」 AI Thanh 21.5.16

「蘇聯也從南越拿了一份戰利品」 USSR Committee of State Security document No.3240-A of 31.12.75

「雅歌正在順化」 Goscha p.371

「我們早從一九五四年起就等你們來解放我們」 Luan p.512

「一名軍醫有一天割腕」 AI Si 16.7.16

「那天晚上我非常慚愧」 AI Ly Van Quy 15.9.16

「她唯一帶在身邊的是她死在再教育營的先生的骨灰」 AI 6.7.16 Minh-Ha

「她也因此很相信可以憑藉這一層關係保住家人不受迫害」 AI Ly Van Quy 15.9.16

「對我父親來說」 ibid.

「我非常遺憾未能早些了解共產黨」 Santoli p.333

「直到今天」 Tang p.279

「他發現他的兩個兒子都是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學生」 AI Nguu 20.9.16

「我每天晚上禱告奇蹟出現」 AI Phuong 22.1.17

「老實說，比起中國共產黨至少報復三代人」 AI Ramsey 22.9.16

「要勝利者不趁機報復」 AI Ninh 7.10.16

「史考登對他們說」 AI Scotton 18.9.16

「一九七九年」 Elliott, David W.P., Changing Worlds: Vietnam’s Transition from Cold War to Globalization Oxford 2012 p.241, on which the account below is largely based

「沒有一個人對這場戰爭的結果感到快樂」 AI Phat 11.9.16

「今天的我以身為美國人為榮」 AI Tri 16.9.16

「幾近兩百萬平民遇害」 Thach (ed.) Vol. VIII p.463

「我們全黨」 ibid.

「人民」 MP interview Col. Tran Trong Trung

「一場慘敗」 Lind pp.282 & 284

「約翰說」 AI Scotton 11.9.16

「缺乏一個可用的政治—經濟結構」 Pentagon Papers IV pp.294–5

「打仗從來沒有什麼明智之道」 AI Elliott 23.9.16

「如果一個村落你爭我奪」 Gavin, James, Crisis Now Random House 1968 p.62

「共產黨不斷提醒我們」 AI Phat 11.9.16

「南越的情況也一樣」 AI Sheehan 5.3.16

「這場戰爭越打越不像樣了」 Herr, Michael, Dispatches Picador 1979 p.31

「越戰是美國近代史上對美國影響最巨的一場戰爭」 AI Boomer 2.3.16

「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經問過任何其他（涉及戰爭指導工作的）官員」 Charlton & Moncrieff p.179

「雖說我以曾經身為B-52 機組一分子為榮」 Clodfelter, Friction p.34

「當許多美國老兵聚集時」 AI Scotton 18.9.16

「這似乎是一個休養、恢復正常的好地方」 AI Ramsey 22.9.16

「我們本是同胞」 AI Khiem13.9.16

「遭到空襲的夢魘仍然不時纏繞著我」 AI Hung 8.10.16

「他們以為在穿著掛了一堆勳章的制服返美以後」 USAHEC Company Commanders’ Oral Histories Box 18

「人們在重新評估」 AI Spencer 8.3.16

「我們看看」 Shapley p.415

「直到我確定我們的人都從他們的監獄釋出以後」 AI Gray 10.9.16

「我們的人都回來了」 AI Destatte 12.9.16

「是一種組織人類社會的另類方式」 Brown, Archie,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Bodley Head 2009 p.609

「一個簡單質樸」 AI Elliott 23.9.16

「一次又一次回到他的愛」 Ninh p.217

「所謂人性與團結意識遭到過度誇大」 AI Ninh 7.10.16

「根據老師在學校裡告訴我們的話」 Huy Duc p.xi

「許多人在仔細檢討過去之後」 ibid. p.xii

「這究竟怎麼回事」 AI Boomer 2.3.16

參考書目

越南戰爭相關的文學作品十分豐富。我只在下面列出了對我的行文有直接影響的書，不論那些書是中性的還是負面的。至於我沒有引用的那些為人熟知的書，並不代表我不尊重該作家──只是那些優秀的書與我自己的作品沒有直接的關係。除非另有說明，越語資料已由莫里．普利班諾翻譯。

◎文章及線上資源

Ahern, Thomas ‘CIA and the Generals: Covert Support to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in South Vietnam’ FOIA CIA website

Andrew, Rod ‘The First Fight: US Marines in Operation Starlite’ Quantico 2015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 Oral History Project, online archive, interview Ambassador Allan Wendt 20.5.98

Clemis, Martin ‘The Control War: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Warfare, Pacifica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South Vietnam, 1968–1975’ Templ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Proquest 2015

Clodfelter, Mark ‘Violating Reality: The Lavelle Affair, Nixon and Parsing the Truth’ NWC 2016
── ‘Fifty Shades of Friction: Combat Climate, B-52 Crews and the Vietnam War’ NW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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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

譯者　譚天

主編　洪源鴻

責任編輯　洪源鴻、宋士弘

行銷企劃　總監蔡慧華

封面設計　虎稿．薛偉成

內頁排版　宸遠彩藝

epub製作　播蒔數位出版有限公司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出版總監　曾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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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蘇文生律師

出版　二〇二二年四月／初版一刷

ISBN　

9786267129098（平裝）

9786267129081（ePub）

9786267129074（PDF）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歡迎團體訂購，另有優惠。請電洽業務部（02）22181417分機1124、1135

◎本書言論內容，不代表本公司／出版集團之立場或意見，文責由作者自行承擔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GUSA PUBLISHING, AN IMPRINT OF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Vietnam: An Epic Tragedy, 1945-1975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Max Hasting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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