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朗读者（德）施林克著；钱定平译.——南京：译林出 版社，2009.2（2012.9重印）

ISBN 978-7-5447-0792-3

Ⅰ.朗…Ⅱ.① 施… ② 钱…Ⅲ.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Ⅳ.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507号

DER VORLESER by Bernhard Sch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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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by Yil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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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4-094号

书　名 朗读者

作　者 ［德国］本哈德·施林克

译　者 钱定平

责任编辑 袁　楠

原文出版 Diogenes Verlag，1997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字　数 133千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9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792-3

目录

曹文轩序

专访：人不因为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

第1部

第2部

第3部

附录

“我把它一夜读完”

纳粹罪恶的遗留就这样以一种意想不到的、不可挽回的方式，进入了一个年轻男人的生活。

曹文轩序

这些年，我一直在向我的学生与朋友大力推荐这本书，在我为他人开出的所有书单中，无一没有这本书的名字。我在许多场合，还解读了这本书。我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对此加以推崇，可能与我根深蒂固的文学观有关——也就是说，这样一本书，正合我的阅读趣味与文学理念。有没有人将它看成是经典，我不在意，但在我这里，它就是经典——至少具有经典的品质。

我喜欢《朗读者》的那份庄重。在看了太多的油里油气、痞里痞气、一点正经没有的中国当下小说之后，我对这部小说的庄重叙述，格外喜欢。这里，只有严肃的主题、严肃的思考与严肃的言语。没有无谓的调侃、轻佻的嬉笑和缺少智慧的所谓诙谐。这是一部典型的德国作品。阅读这样的作品，容不得有半点轻浮的联想，而阅读之后就只有一番肃然起敬。我一直将庄重的风气看成是文学应当具有的主流风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应当对此有所把持。倘若不是，而是一味的玩闹，一味的逗乐，甚至公然拿庄重开涮，我以为这样的文学格局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经典，其实都具有宗教文本的风气，而宗教文本不可能不是庄重的文本。《朗读者》此时此刻在中国的再次登场，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当下中国大概是这个世界上一个超级的享乐主义大国，同时又是一个怀疑主义的大国。流气在我们周遭的每一寸空气中飘散着。一次朋友的聚会，一个会议的召开，我们已经很难再有进入庄重氛围的机遇。甚至是一个本就应当庄重的场合，也已无法庄重。嬉笑声荡彻在无边的空气中。到处是低级趣味的笑话，到处是赤裸裸的段子，人与人的见面无非就是玩笑与没完没了的调侃，说话没正经已经成为风尚。我们在流动不止的世俗生活中，已经很少再有庄重的体验。一切看上去都是可笑的，一切都是可以加以戏弄的。一个本就没有宗教感的国家，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更加的缺乏神圣感。我常在想一个奇幻小说式的问题：一个人可以成为痞子，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可以成为一个痞子国家与痞子民族吗？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文学没有把持住自己，引领国民走向雅致，走向风度，走向修养与智慧，而是随着每况愈下的世风，步步向下，甚至推波助澜。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如此氛围的形成，中国当下的文学有着推卸不了的责任。

在这样的语境中，现在我们来读这样一部庄重的文本，实在是一种调整，一种洗礼。

这部小说的迷人之处还在于它的丰富与多义。

一部好的小说，既应当是单纯的，又应当是错综复杂的。看完之后，既受到了心灵的震撼，又有许多迷惘与困惑。这些迷惘与困惑一直萦绕在心，使我们陷入不可自拔的思考；而思考愈深，我们对世界的复杂性就理解愈深，我们的认识也就愈深刻。这个作者曾写过许多侦探小说，所以制造这样的阅读效果是他的拿手好戏。但，这样的阅读效果更主要来自于他对人性、对存在的深度把握。作者在作品中留下了许多机关，这些机关需要我们经过小心翼翼的考证与掂量，才有可能打开：谁是真正的朗读者？米夏为什么在已经看出汉娜的悲剧原因时没有及时向法庭指出？需要忏悔的到底是汉娜还是米夏、是法律还是流行的道德以及这整个社会？中年的汉娜与年仅十五岁的少年米夏的关系到底是纯粹的爱情还是又一次的纳粹行为？……作品篇幅不长，却留下了太多的悬疑。而这些悬疑，都是耐人寻味的。我们在解答这一个个的问题时，都可获得精神与智力的提升。

然而，它确实又是单纯的。它的线索非常简单：一个少年与一个成年女性之间的看似没有什么复杂背景的身体与灵魂的欢愉。看上去，没有什么邪恶，也没有什么肮脏。作品的一个细节是不可忽略的：他们经常要用清水沐浴，将肉体洗得十分清洁。更使我们感到具有抒情意味的是，在他们做爱之前或之后，少年米夏都要向汉娜朗诵那些华彩篇章。我们在整个阅读过程中，其实并没有多想，因为作品一直以一个超出所有元素的元素在牵引着我们，这就是：感动。

对于这样的一部作品，也许最聪明的阅读就是什么也不要多想，随它而去。一种单纯的感动这就足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朴素的阅读倒可能比一种思考式的、追寻式的理性阅读更值得，更有效，也更人性化。20世纪以来，由知识训练成的阅读方式，也许是一种值得怀疑的阅读方式。当我们不怀有任何探究之心去阅读《朗读者》时，我们会不时地陷入那种巨大而美丽的悲悯。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和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年女性之间的情欲，没有引起我们道德上的审判，相反我们却觉得这一切竟是那么顺理成章。对于汉娜让米夏朗诵的原因，我们并不在意，我们在意的是朗读本身所带来的意境。这是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行为，这个行为贯穿了整个小说，它使我们感到了高尚，并且为这种高尚而感动。当汉娜选择了自杀时，我们似乎再次听到那不绝于耳的声情并茂的朗读。那是世界上最优美的声音，是千古绝唱。究竟谁是朗读者，这一切实在无所谓了。我们在感动中得到了升华——情感上的升华与精神上、人性上的升华。

在20世纪的文学普遍放弃感动的文章而一味——甚至变态追求思想深刻的当下，再一次阅读这样令人感动的小说，我们心中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是很有功夫的。它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在细节上却是十分考究。三部分，划出了三个不同的段落。这是命运的起落，是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所有的细节都意味深长。比如关于汉娜身体气味的叙述。当汉娜还在“逍遥法外”并充满生命的鲜活时，她的气味是新鲜而令人迷乱的，而当她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并且不可遏制地衰老时，她的体臭不可避免地散发了出来。小说很仔细地写到了从前与现在的气味——汉娜的气味。两种气味的比较，使人感受到了生命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的大悲哀，也感受到了人在命运前的无奈乃至颓败。这是命运的咏叹，是生命的挽歌。小说中一些有关命运的、生命的甚至是有关存在的重大的命题，恰恰是通过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小物象以及一些细小的变化来表现的，应了我很喜欢说的一句话：精微之处，深藏大义。

译林出版社大概知道我对此书的欣赏，所以让我写一篇序。我写了太多的序，已经遭人批评了。殊不知，这些序有一些是我在极不情愿的状态下勉强写成的。有些序是一拖再拖，实在拖不过去了，才很痛苦地了结的。里头有些话，往往言不由衷。明眼人是能看出的。当我听到有人指责我时，我会在心中很恼火地说一句：站着说话不知腰疼！我是一个驳不开情面的人，这是我的一大弱点，也是我的善良之所在。它们耽误了我许多短篇与长篇，每每想起，心情会十分懊恼。因为自知写序的难过，所以我自己写了那么多的书，只除了刚刚出道时请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写过一篇序外，后来的好几百万的文字，就再也没有让任何人写过序。

但这一回我是愿意的。因为我有话可说，只可惜是作一篇序，篇幅不宜过长，由不得我去铺张。

2005年12月15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专访：人不因为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

时间：2005年10月8日

人物：本哈德·施林克，译林出版社编辑袁楠

问：您出生在纳粹瓦解的那一年，直到43岁才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柏林大学法律教授，您创作小说的缘起是怎样的？

答：我从来没有觉得身负作家和法学家的双重身份是一种束缚或限制，当然我时常会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不仅要写作，而且还要在生活中承担某些使命，它们不是我自己给自己规定的，而是摆在我面前、我必须面对的任务，对人、事和所做的决定负责，这丰富了我的生活和写作。同时我觉得游离在两个世界，却都不完全地生根对我来说是一种释重：不完全归属于法学领域，因为我是作家；也不完全归属于文学创作，因为我是法学家。

在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爱好写东西。后来在开始写研究性质的文章后，我以为写这类文章能满足我对写作的热爱，有一段时间也确实如此，直到现在我还是挺喜欢写一些散文类的和研究性的文章。但后来我发现，我的生活中缺少了某种东西，可一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于是就胡乱尝试，直到我43岁时，我又回到了文学创作。

问：您起初以侦探小说知名，并曾因此获得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文学奖，《朗读者》算是出乎读者意料的作品吗？还是本书的主题是您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的？在您的生活中，有《朗读者》确切的原型吗？

答：我并不相信什么文学类型。在写侦探小说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把我的写作目标只限制在侦探小说，而现在我也并不排除再写侦探小说的可能性。“朗读者”的主题确实是我一直关注和思考的，它就是我这代人的主题。在故事中除了放进所见、所闻和所幻想的东西，还有我某些个人的经历也融在了里面。我总是把我要写的书带在身边，因为我不是常常有时间来写作，还有法律方面的工作要做。

问：不仅德国在读这本书，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它都是超级畅销书。这使得英语世界里，很多读者认识了您。说真的，您对《朗读者》如此轰动觉得意外吗？它内省和沉思的视角对于德国读者来说是亲切的，而对于其他读者，您担心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在接受上会有隔阂吗？您认为共鸣点在哪里？

答：我确实没有想到这本书会这么成功。我本来以为，这本书太个人化，从而不足以成为畅销书；而作为国际性的畅销书，它也太德国化。然而在这个人化和德国化的题材上，人们看到了包含在其中的某些相通共同的东西：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下一代于这罪恶的阴影之中——这一切当然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主题。

问：尊严、人性、爱情，这是《朗读者》的关键词，在小说中，爱情是着重要叙说的吗？或是推动情节的力量，还是深深吸引读者的必要元素？

答：是爱将米夏卷入了汉娜的罪责之中；是爱，孩子对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和神父的爱将战后一代卷入了他们上代人的罪责之中。

问：不同的人能从不同的小说中读到不同的意味。就其所包孕的丰厚内容而言，小说篇幅实在可称简约，您是有意为之吗？这样的节制与内敛是否是您追求的风格？

答：我并不刻意追求简约或浩大。篇幅的长短、内容的裁剪，一切取决于题材。不过我一向认为，干净清澈的文字可以赋予语言一种美，而这种美却是我所向往和追求的。

问：请谈谈您在《朗读者》以后的作品。对中国题材会感兴趣吗？您想对中国读者说点什么？

答：在《朗读者》之后我发表了《爱之逃遁》，是一部小说集。之后还写了《塞尔普的谋杀》，是私人侦探格哈德·塞尔普三部曲里最后一部。前不久刚出了《确证》，是一本散文集，预计明年我的下一部小说将出版。我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多，我不知道是否会写中国题材的东西。去年我到过北京，也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我期待以后还能到中国来，而且不仅是到首都和其他城市，我还想去农村，想对那里有所了解。

由于我的书被翻译介绍到许多国家，我有幸能和世界各地的读者建立联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写了一本书，借助这本书我又能不断从来自遥远国度和文化的读者的眼中看到不同的我。如果中国读者能告诉我这本书的什么东西吸引和打动了他们，我将非常高兴。

问：这本书的中译本在今年这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重新推出，希望它实现更多的价值。就您个人而言，您怎样看待父辈与二战的关系以及德国年轻一代对战争的反思？少年米夏这个人物，是德国人披露和倾吐的一个窗口吗？

答：通过汉娜和米夏，我想表现的是，第三帝国是如何在那些一起参与了建设和维护它的人身上打上烙印，如何给世界和战后一代留下印记，它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罪责感。如今，罪责感一代代在变轻。今天的年轻一代所思考的是，第三帝国当时给犹太人和他们的邻居、吉普赛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同性恋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和伤害，应该如何以尊重和得体的态度面对受难者的后代等等。但如今的年轻人不再背负罪责感，这也是对的。

问：小说将被改编为电影，这是您希望的吗？如果是，您期待它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答：是的，《朗读者》的电影版权卖给了米拉麦克斯（Miramax）公司，安东尼·明格拉将出任导演，对此我很高兴。安东尼·明格拉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相信他能以我的书拍出一部伟大的电影。

（陆志宙译）

第1部

1

记得那时候我是十五岁，得了黄疸病。病是那年秋天发作的，到第二年春天才好。旧年的天气逐渐寒冷和暗淡起来，我的病体也愈来愈虚弱了。直到新年来到，才有了点起色。这年一月份很暖和，于是母亲把我的床移到阳台前边。我可以看见天空，太阳，云彩，听见小孩在院子里玩耍的欢声笑语。二月的一个傍晚，我听到一只鸫鸟在歌唱。

我家住在鲜花街一栋楼房的三层楼上，那栋建筑硕大无朋，是世纪之交建造的。我生平第一次敢于独自行走，就是从这条街到车站路去。巧的是我发病也就在那儿，那是旧年十月的一个礼拜一，我正从学校往家走，就猛地呕吐起来了。几天以来，我老感觉自己身体虚弱得很，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孱弱过，每走一步都得使大劲儿似的。尤其是在家里或在学校都要上个阶梯什么的，我双腿就硬是抬不起来。另外，我吃什么也没有胃口。尽管坐在饭桌旁饥肠辘辘，可是一见饭菜我马上就会反胃。每天早上醒来，老是口干舌燥，感觉五脏六腑沉重万分，都挪动了位置似的。一下子变得这么衰弱，让我觉得很难为情，一呕吐起来就更是羞愧难当。这种情况以前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第一次发病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嘴巴里突然一下子就满是东西了，我尽力想全都咽下去，就咬紧牙关，闭紧嘴唇，手掌捂着嘴巴。可是，那些东西还是冲出口来，流过手指。我只好用手撑着路旁一栋房子的墙壁，眼睛往下瞧着脚边的污秽，呕出来的全是发亮而黏糊的涎水。

有位妇女前来照护我了，她那动作却不能说是很轻柔体贴。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着走过门楼下黑咕隆咚的过道，进了院子。往上看，只见窗口与窗口之间都绷着绳子，晾着浆洗过的衣物。院子里堆着木头，一间工场的大门敞开着，电锯尖叫，刨花乱飞。院子的大门边有个水龙头，那女人旋开龙头，一上来先给我洗手。然后，她窝着两只手掌掬着清水，泼在我脸上算是给我洗脸。我掏出手绢往脸上擦着。

“去拿另外一只！”

她说。原来，龙头边放着两只桶，她抓起一只水桶装满清水，我则装满另外一只，跟着她穿过院子的门洞。她甩开胳膊把水泼出去，冲洗那满是呕吐物的石子路面，水冲下排水沟去了。然后，她从我手里拿过第二只水桶，把走道再次冲洗了一遍。

当她直起身子时，发现我哭起来了。

“小家伙！”

她说，有点惊奇的样子。

“小家伙！”

她又讲了一遍，一下子就把我搂进她的一双臂膀里了。我还没有她那么高呢。我感到她的一对乳房紧靠着我的胸部。在紧紧的拥抱中，我闻到自己嘴里那阵子难闻的味道，又闻到了她身上那股子新鲜的汗味。一时，我真不晓得把我那双胳膊怎么放才好。不过，我总算停住不哭了。

她问清楚我家住在哪儿，接着把水桶放回原处，不容分说就领着我踏上回家的路。她在我身边走着，一只手帮我拿着书包，另一只手还搀着我。从车站路到鲜花街其实没有多远。她走得很快，带有一种坚决果断的气势，这么一来，带动我跟上她的步子也不那么困难了。到了我家那栋楼前，她跟我说声再见就走了。

就在这天，母亲请来了医生，他诊断出我得的是黄疸病。瞅着个机会，我就把那女人的事告诉了母亲。如果不是这么着，我相信我再也不会去看望她的。我母亲理所当然认为，一旦等我好了，就应该去谢谢她，介绍一下我是哪家的孩子，另外，别忘了用零用钱买束鲜花。于是，在二月底的一天，我就到车站路去了。

2

现在，车站路那栋高大的房子已经不复存在了。打那件事以后，我有许多年离乡背井。那房屋究竟是什么时候、又为什么要拆掉的，我也就不晓得了。现在的新房子是七八十年代建造的，有五层高，屋顶底下还带着装修好的空余间隔，正面打磨得光滑铮亮，就是小阳台和拱形窗没有了。大门口门铃密密麻麻的，显示出楼里面一套套小公寓也排得层层叠叠。住户随时搬进搬出，就像人们租轿车时开进开出一样随意。底层现在开了一间电脑商店，原先，那儿是一家医药店、一间食品店和一家录像出租店。

原来的老房子也是一样高，只是光有四层楼，底层用的是金刚石打磨的砂岩砖块，上面三层则是普通砖头墙面，镶衬着砂岩造的小阳台、转角楼和窗框子。通向那房子底层要走几级台阶，进厅堂也是这样，下面的台阶比较宽，上边比较窄，两边全都砌着矮矮的扶手墙，上边嵌有生铁扶手，底部作蜗牛状盘旋着。建筑物的大门两边还有门柱，门楣上有两只石头狮子，一只对车站路仰视着，一只却俯瞰着。那女人把我领到水龙头边所经过的，还只是一座边门。

其实，我从小男孩时代就注意到了这栋房子。因为，在左右那一排排房屋当中，这建筑实在鹤立鸡群。我当时就想过，如果这栋楼房再建造得厚重宽广点儿，就会把它紧邻的房子给挤到边上去，以便给它腾出更多地方。进得门来是间厅堂，或者常说的楼梯井，在我的印象里，那屋子里一进门迎面就对着几面大镜子，仰看天花板点缀着石膏花饰，低头看地上铺着长条地毯，带有东方式样的花纹，还压扣着磨得光滑了的铜棍。我暗自猜测，这种有板有眼的大楼，也仅仅是有头有脸的人们才能居住。可惜，因为年代久远，又受着附近火车的烟熏火燎，它已经黯然失色。所以，我又突发奇想，也许，里面原先体面显贵的居民也已经晦暗无光，不是聋哑昏聩，就是弯腰曲背了。

以后的好些年月，我居然一再梦见这栋房子。我做的梦都大同小异，都只是同一片梦境、同一个主题的花样翻新而已。我梦见在一座陌生的城市行走，忽然间就瞥见了这栋房子。那是在这座梦中城市的一个市区，我根本不熟悉，这房子就坐落在一排建筑物当中。我继续走，就晕头转向了。因为我熟识的只是这房子，而不是那市区。忽地我又猛省，我不是已经见过这房子了吗？这么一来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并不是在我家乡城市的车站路，而是在一座别的城市，甚至是别的国家。例如，我梦中是在罗马，我是在那儿见到了这房子，却又忽然记起来，我原来在瑞士伯尔尼也见过它。这是一种梦里不知身是梦的境界，反而让我得到安宁。在别的环境里重又见到这栋房子，使我觉得不像在别的城市偶然故友重逢那样，给人一种突如其来之感。于是，我转过身来，又回到这栋房子前，踏上台阶。我要进去。我想按铃。

如果我是在乡间见到这房子，那梦境就会拉得很长很长，或者说，我会详细地回忆起房子的一些细节。我好像是开着车，看到这房子就在右边，我却继续往前开。我开始只是觉得迷惑不解，明明这房子是厕身在市区的一列马路之间，为什么现在却伫立在空旷的田野上呢？忽然我又悟出，我在哪儿曾经见过这房子，结果就倍感迷惑了。每当我想起来在哪儿遇见过它，我就会掉转车头往回开，希望再找到那房子。梦境中的街市永远是空荡荡的，车子急转弯时轮胎发出吱吱声，我飞速行驶回来。我心急如焚，害怕太迟了赶不上，车子就开得更加快了。忽然间我看见这房子了，它正矗立在一片田野当中，周围满是法耳次[1]地方的油菜、玉米和葡萄，忽而又变成法国普罗旺斯的薰衣草了。那地方一片平野，最多只有小丘起伏。周围竟然没有一树一木，天气晴朗，艳阳高照，空气给照得透亮，街市也在热气中闪闪发光。防火墙把那栋房子分隔开去，看起来还没有完工似的，也许任何建筑物的防火墙都是如此。房子本身看起来却并不像车站路的那么灰暗。但是，窗子上却沾满灰尘，从外边看不清屋子里任何东西，连窗帘也见不到。房子简直像是瞎了眼，盲了目一般。

我在路边停下车，穿过马路向大门口走去。看不到有什么行人，听不见有什么声响，甚至也感觉不到远处的一声马达，或一股清风，或一阵鸟鸣。整个世界是一片死寂。我踏上台阶，去按门铃。

但是，我没有去推门。我大梦骤醒，只知道我碰到了门铃，而且还按了一下。于是，整个梦境又回到了我的记忆中，我发觉自己曾经梦到过这一切。

3

我还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究竟按哪个电铃？我手里捧着鲜花，犹豫不定地站在大门口和电铃们前面。我甚至想转身离去。正好这时，一名男人走出门来，他问我找谁，接着，就把我领到四楼上，施密茨太太的门前。

不是雕梁画栋，也不明镜照人，更没有地毯。原先楼梯井一度应该具有的那种朴素美，就算是同气势雄壮的大楼正面原来就不相匹配吧，也已经荡然无存。楼梯上本来涂着红漆，中间已经给踩得花花搭搭；沿阶梯的墙上，起先贴着齐肩的绿色提花漆布，早就给磨光擦尽了；楼梯的栏杆也有几处缺损，就凑合着绷几根绳子代替。空气里闻得出清洁剂的味道。也许，所有这一切我只是后来才注意到的，一开始十分惘然。那儿总是一样的凋敝破损，一样的干干净净，也总是散发出清洁剂的气味，经常还会混合着各种杂乱味儿，有青菜和豆子，有正在煮着的洗涤物，有谁家在起油锅，等等。除了这些气味，也许还得再算上每家门口摆的擦鞋垫子，以及大门口贴着姓名的那些个电铃按钮。除此之外，对楼里的其他住户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至今都记不起来，在楼梯口还碰到过这栋楼的哪家住户。

同样，我也想不起来到底是怎么和施密茨太太打招呼的。我大概就是吐出了那么三两句话，谈到我怎么生病，她如何照护，并且向她表示感谢，简直是对她背书一般。她把我让进了厨房。

这间厨房是屋子里最大的房间。里面安放着灶头，洗手盆，洗澡盆，热水器；摆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具食橱和一架衣橱，甚至还有一张睡椅。在睡椅上铺着红色的丝绒罩布。只是，厨房没有开窗子，光线是从门上的玻璃透进来的，那扇门通向阳台。阳光不很充分；如果把那扇门大敞四开，就能把厨房照亮堂了。这时，就可以在院子下面一片吵闹声中，听到木锯的尖叫，并且闻到木料的味儿。

这屋子还包括一间小小的窄窄的起居室，里面铺着地毯，放着一张桌子，四把椅子，一张高背沙发椅和一只火炉。看来，起居室冬天多半不生火，夏天也几乎不使用。有窗子开向车站路，可以瞥见从前火车站的那一片区域，现在到处翻掘得乱七八糟了。政府、法院和行政机关的新建筑已经打好了地基。最后，这屋子里还有一间没有窗子的卫生间。那儿如果透出气味来，过道也就弥漫着同样的味儿。

在厨房里我们究竟讲了些什么话，我同样也回忆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那会儿施密茨太太正在熨烫衣物。她把一块毛布铺到桌子上，再在上面盖一条麻布毛巾，随后就一件接一件从篮子里拿出洗涤好的衣物，又一件接一件烫好，叠得整整齐齐，放到旁边的椅子上去。我呢，就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施密茨太太连内衣内裤也烫，这我就不敢看了，但也不能够就这么掉过头去。施密茨太太外边套着一袭无袖的蓝底罩裙，上面满是小小的红白花朵。她那齐肩的头发是金黄中带着灰色，在头颈背后用一根发夹子箍着。她裸露着的手臂膀画出一道道苍白。我在旁边瞧着，她的手不停地抓握着，她把熨斗一会儿拿起来，一会儿平移，一会儿又放下去；她把洗涤好的衣物一会儿拿起来，一会儿归拢好，一会儿又叠叠好。那动作是既舒缓又专注；她本人一忽儿弯腰，一忽儿又直身，动作也是既舒缓又专注。渐渐地，在我回忆中她那时的脸蛋上，覆盖重叠上了她后来的脸盘。而每当我希望把她重新呼唤到我眼前来、要看她当时是什么模样时，她虽然显现出来，却是一个没有脸的她了。于是，我只好自己重新描绘。她额头高高的，颧骨也高高的，眼睛浅蓝，下巴很有力的样子，嘴唇很丰满，轮廓是完美的曲线，没有一点棱角。一张典型女性的脸盘，开阔饱满而不轻易动容。我心里明白，我认为很美。但是，这种美却不能重新显形在我眼前。

4

我站起身来，准备走了。

“等一会儿！”她也站起身子，想要出去的样儿，嘴里说，“我也正好要出去，可以一块儿走一段路。”

我于是到楼道里等她，她就在厨房里换衣服。门开了一条缝，她脱下了无袖罩裙，就那么一身浅绿内衣站在那里。椅子背上搭着一双长筒袜，她用一只手抓起一只袜子，另一只手伸进去把它捅成圆筒状。她金鸡独立似的用一条腿平衡自己，另外一只脚跟搁在这条腿的膝盖上，接着就弯下身把袜子套上。然后，脚尖踮在椅子上，把圆筒状的袜子卷上来。袜子卷过小腿肚，卷过膝盖，提上大腿。最后，她身子弯向一边去，把袜子扣在吊袜带上。她站直身子，把这条腿从椅子上放下，接着去穿另外一只袜子。

她的这一番姿态让我的目光无法离开，离不开她的颈背；离不开她的肩膀；离不开她的胸部，她的内衣与其说是遮盖着，不如说是饱孕着她这一双乳房；离不开她的屁股，当她一只脚搁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接着又踮在椅子上时，她的内衣就紧紧地绷在屁股上；离不开她的大腿，起先裸露着，看来苍白，等穿上长袜后就闪烁着丝一般的光。

她感觉到了我的目光。那抓着长袜的手在半空停住，向着门转过头来，直直地盯进我的眼睛里。我一时茫然，不晓得她是用怎样的眼光看着我的。是惊奇？是疑问？是心有灵犀？还是心里责备？我面孔刷地就红了。一时间我脸庞火热地站在那儿。接着我实在撑不住了，只好闯出房间，冲下楼梯，跑到街上。

我慢慢地走着。车站路，豪塞尔路，鲜花街，多年以来都是我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我熟悉每一栋房子，我认得每一座花园，我了解每一片篱笆。我还辨别得出，有的篱笆每年都要重新修整；有的木头已经灰黑，布满霉菌苔藓，我用手都刮得下来；有的是生铁栏杆，在我小的时候，经常一边用一根棍子压在栏杆上，一边跑着，让它发出丁丁当当的声响。还有那高大的砖块围墙，我总幻想着那高墙背后是一片神秘莫测，或者一团不怀好意。一直到有一次我高高地爬了上去，这才看见里面原来是些花卉、草莓和甜菜的田畦，没人照管，原来只是一排排沉闷平凡而已。我也熟知街道上的铺路石子和柏油涂层，以及人行道的表面如何逐渐改变而来，如何从铺路石变成波浪状的岩石小块，还间杂着柏油层和鹅卵石。

所有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无比亲切。我的心跳渐渐缓慢，我的潮红慢慢隐退，厨房和过道间的那一幕也变得遥远了。但是，我只好把脾气发到自己头上。原先我已经想得好好的，要采取主动姿态的。现在可好，我完全像个小孩子，一跑了之。我不是九岁，我已经十五岁了。不过，我到底会采取什么主动姿态，对我自己来说也还是一个谜团。

要说到另外一个谜团，就是在厨房和过道间的那一幕心灵碰撞本身。我为什么不能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呢？她有一副非常健康强壮而又特别富有女人味儿的身材，比起我有好感而喜欢看的姑娘们来，要肥满得多。我敢肯定，如果我是在游泳池碰到她，她绝不会引我注目。不过，她也并没有对我裸露，像游泳池里我所看到的那些姑娘和妇女那样。还有，她远比我所梦想的姑娘要老得多。有三十好几了吧？要猜年龄可不容易，除非你已经是过来人，或者年龄问题就摆在自己的面前。

多年以后，我才想起，我不光是因为她的身材才目不转睛的，吸引我的还有她的姿态和举止。我也曾请求女朋友们，让她们穿穿长袜子看看。不过，对于我的这种请求，我不愿意做出任何解释。特别不想提起那个谜团，就是厨房和过道间的那一幕灵肉碰撞。这么一来，我的请求往往给人当成对吊袜带或者高跟鞋心向往之，甚至是对色情放纵的追求。于是，我这点愿望一旦得到满足的话，女方也就常常做出放身段施诱饵的姿态来。可是，我那次视线几乎不愿意离开的，其实却并不是这些东西。汉娜并没有搔首弄姿，也不是发嗲诱惑。我从来也没觉得，她别的情况下有过什么搔首弄姿，发嗲诱惑的姿态。我至今还记得，要说起她的身段、姿态和举止，有时倒是以一种沉稳厚重之感取胜。不过，这倒不是说她真有多么沉重。那情景更像是她在向自己身体内部收敛进去，任其独自行事，以一种安详稳重的韵律行事，并且不受她头脑中任何命令的干扰，也就完全忘却了这纷扰的外部世界。这是一种物我两忘的风格，原来就蕴涵在她的姿态和举止当中；也正是用这样一种风度，她在穿着那双长筒袜子。然而，在那时刻，她并不让人感到沉甸甸的，而是舒缓流丽，妩媚生姿，风情万种。的确是某种诱惑，只是，这一切并不来自丰满的乳房、滚圆的臀部或健壮的大腿，而是一种邀请和招引，使人在她身体内的深邃之处把这世界一时遗忘。

此情可以追忆，只是当时惘然。但愿我现在清楚了点，不致陷于牵强附会。不过，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呢？我当时把这一切仔细回想过，一想，这激动就会回转来。为了揭开这个谜团，我在记忆里呼唤着那次灵肉际会。我原先把这看做谜团，因而产生了距离感，这时就会一扫而光。我又看见这一切出现在我面前，目光再一次舍不得离开了。

5

一个礼拜之后，我又站在她家门前了。

整整一个礼拜，我都在竭尽全力不再去想她。可是，我整天无所事事，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能够叫我分心。医生还迟迟没有决定我到底能不能重返学校。读书读了好几个月，让人厌倦。同学们倒还来看我，但是，他们的来访却不能架起一座桥梁，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间；而且，他们逗留的时间也愈来愈短。他们说，我应该去散散步，每天多走那么一点儿路，以不劳累为限度。其实，劳累倒是我所需要的。

有谁在儿童时或者少年时生过点小病的，一定会感到那真是一段美妙时光。外部世界，也就是院子里、花园中和马路上的那片自由天地，夹带着吵闹声浪，冲破了层层阻挡，隐隐约约传进病房来。小病人在阅读着的人物和故事都从书里跃然而出，在病房里茁壮生长。小病人还有点热度，恰好用来让知觉削弱而幻想增强，也使得病房变成了既亲切又陌生的新房间。于是，帷幕上的褶子化成了妖魔，地毯也在做鬼脸，椅子呀，桌子呀，橱呀柜呀什么的，一下子都高耸起来，似高山，像建筑，是船舶，伸手可触，又遥不可及。漫漫长夜，伴随着小病人的是教堂悠扬的钟声，偶尔开过去的汽车轰隆的响声，还有，就是车辆灯光抚摩过屋顶和墙壁的反光。经常几个钟头都睡不着，但不是失眠的几个钟头；那几个钟头不是缺失，而是充实。渴望、回忆、恐慌和向往，组成了一座座迷宫，小病人迷失其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那是神奇的几个钟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好的和坏的。

小病人好点之后，这种情况便会慢慢跟着减弱。如果疾病拖延得很久，病房也会浸染在这种气氛里。小病人久病初愈，正在康复，已经没有热度，却走失在迷宫里了。

我每天早上一觉醒来，都会自觉一阵阵害臊，睡衣裤子经常湿津津的，污渍斑斑。我睡梦中出现的图画和场景都是在作孽。我想起来，母亲也好，神甫也好，姐姐也好，他们看来是不会责骂我的。母亲不必讲了，我所尊敬的神甫曾经给我实施坚信礼，他在那时对我谆谆告诫，我也曾表示过要好好遵守；说到我姐姐，我曾经把自己青春期的秘密向她吐露过。这些人虽然不会责骂我，但是会以一种爱护和关切的方式提醒我，这比责骂还要让人难受。特别作孽的是，上面的图画和场景我并不是被动地去梦见，而是主动地去幻想。

我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勇气，会又一次去看施密茨太太。难道，往日所受的道德教诲，又回过头来以某种方式反抗自己了？当充满情欲的目光如此放肆时，就如同宣泄欲念本身一样；而主动的幻想如此恶劣，也一如幻想中的行动一般。那么，为什么不索性去宣泄情欲并采取行动呢？我日复一日更加明白，罪恶的想法我已经再也不能摆脱。于是，我就想到了罪恶的行动本身了。

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考虑。去看她也许真有什么危险，但是，危险毕竟不会自行实施。施密茨太太一定会非常惊喜地欢迎我，聆听我对自己那次失礼的道歉，并且最后来个友好的告别。如果不去，倒反而是危险的，因为，我其实正陷入自己的幻想而不能自拔，这不也是一种风险吗？所以，我去看她才是正理。她会举止正常，我也会正常举动，一切都会重新正常起来。

这些就是我当时的冷静思考，从我的欲念出发，从道德上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深思熟虑过，终于找到了一条途径，从而使得我的作孽之感也沉默下来。但是，这还不足以给我带来勇气。我于是又编造种种借口，其中一条如下：为什么母亲、姐姐，还有我尊敬的神甫，就一定会阻止我去呢？如果他们真能想到上述这一切，事实上肯定是会鼓励我的。可要真正去，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然而，从往日行为中，我发现了一种漫长时间中的生命模式，按照这一模式，思想和行动要么一致，要么分离。我是这么想的，我如果得到了一个结论，并把这个结论转化成一项坚定的决定，那么我就会发现，如果按照这决定行事，后果会完全是另一码事。所以，看起来应该按照决定行事，实际上却不能照章办理。在我生命的流程当中，有的事情不做决定，却去这么做了；有的事情做过决定，却不去那么做，这样的事情简直太多了。如果真出了事情的话，不管是什么事情，都会牵扯到行动。例如，事情涉及一位妇女，我已经不愿意再见到她；事情也许又关系到我某次所说的话，不但顶撞了上司，而且还生死攸关；事情更可能同抽烟有关，我曾经决定戒烟，却又抽起来了，我放弃吸烟时，也正好承认了一个事实，我是烟民，并将终身保持这顶帽子。诸如此类，可以类推。我并不是说思考问题和做出决定对于行为没有影响。但是，行为所实施的，却并不简单地就是事先所想到的和决定的。行为有自己的来历，它是我的行为，它有自身的独特方式，就像我的思想乃我的思想，我的决定也只能是我的决定一样。

6

她并不在家。

那栋房子的大门虚掩着，所以我就走了进去，上了楼。我按她家的门铃，等了一会儿，接着又去按铃。她屋子里的房门都开着，我透过门上的玻璃能够望进去。我看到了过道里的镜子、橱柜和大钟。屋内滴答滴答的钟声甚至也能听清楚。

我在楼梯台阶上坐下来，等待着。我没有轻松的感觉，一般人如果碰到这种情况，都会像我一样吧！做出了一项决定，对它有种七上八下的感觉，因为对最后结局还有点不安，却又有终于跨出一步的喜悦。而且，还不必对结果负什么责任。就是这种感觉吧。不过，我也并不感觉失望，是我自己这么决断的，要想再次见她一面，就一定要等她，直到她出现。

她家过道的钟敲过一刻钟，敲响半点钟，又敲完了整点。我尽力想跟上那轻柔的滴答滴答声，跟着去数数，去数那下一次敲打之前的九百秒，不过，我总是在中途又分心了。院子内细木工场的锯子在刺耳地响，楼房里有从某一套房子里传出的音乐声，有说话声，有开门关门声。接着，我听见了有谁在上楼来，脚步声停匀，缓慢，沉重。我希望这人住在三楼。要不，如果他上来看见我，问我在这儿干什么，我又怎么解释呢？可是，脚步声没有在三楼止住，而是继续向上。我于是站起身子。

来人原来就是施密茨太太。

只见她一只手抱着一篓木炭，另一只手提着煤饼筐子。她穿着工作服，上身是外套，下身是裙子。我看出来了，她原来是有轨电车售票员。她一路都没有注意到我，等到踏上楼梯平台才发现。她看起来并不生气，也不惊讶，更不是想挖苦一番；也就是说，不是我所担心的任何一种情况。只见她露出一片疲倦之色。临了，她把木炭放下，手伸进外衣口袋里去掏钥匙。这时，有几枚马克硬币掉到地上了。我把硬币捡起来，交还给她。她忽然说话了：

“在下面地窖里还有两只篓子，能请你装满了给提溜上来吗？门没有锁。”

我三步两步跑下楼梯。果然，通向地窖的门是开着的，灯也亮着。在地窖长长台阶的底部，我发现一间用木板隔开的隔间，门半开着，打开的环形锁还挂在门上。房间蛮大，木炭一直堆到紧贴房顶的气窗口，从外边马路上，木炭就是打这个窗口卸进地窖来的。在门的一边整整齐齐地堆着煤饼，另一边则放置着木炭篓子。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出错了。我在家里也从地窖搬过木炭什么的，从来没有碰到过麻烦。所不同的，是家里没有堆垒得这么高而已。第一篓我装得很完满。当我双手抓住第二只木炭篓子的提把，正要把木炭从地上铲进去时，那座小煤山开始摇动了。小块木炭从我头上大量跳下，而块大点儿的则大摇大摆地跟着掉下来。一下地那些炭块就在地上连滚带滑，黑黑的灰尘像云雾般升起。我大吃一惊，呆若木鸡地站着，头上也分派到好几块木炭，不一会儿，我就站在齐脚踝深的木炭当中了。

当煤山运动渐渐平息下来时，我才从木炭里拔出脚来，连忙把第二篓木炭装好。接着，我找到一把扫帚，把滚得满地都是的炭块打扫干净。最后，我锁上门，提着那两只篓子上楼交差。

她已经脱掉外衣，松开领带，衬衫最上边那颗纽子也解开着，正坐在餐桌旁，手里拿着一杯牛奶。她一看见我，就不禁掩口而笑，跟着哈哈大笑起来。她一根手指指着我，另一只手掌拍着桌子，说道：“看你是啥样儿，小家伙，看你那样儿哟！”

从洗手盆上面的镜子里，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尊容，于是跟着笑起来。“你可不能就这么回家去。我给你先放水洗个澡，我会把你的衣物拍打干净的。”说着，她走到澡盆旁边，打开水龙头。水冒着热气哗哗哗流进盆子里。“现在，把衣服给脱掉。可要小心点儿脱，我的厨房里可不要煤炭灰哟。”

我踌躇再三，才把毛衣和衬衫脱掉。往下，我就更加犹豫不定了。澡盆里的水倒涨得很快，已经要漫到边上了。

“你想穿着裤子和鞋子洗澡吗？小家伙！要不，我不瞅你好啦。”可是，当我伸手去关掉龙头，并且把裤衩也脱掉时，我发现她在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我。我刷地脸蛋就红了，赶紧跨进澡盆，让自己沉下水去。当我把头浮出水面的时候，她正拿着我的衣物走向阳台。我可以听得见她把两只鞋子相对拍打着，然后，又拿起我的裤子和毛衣抖着摇着。她朝下边喊了几声，是说的煤灰和锯末什么的，下面也高高回应了几声，她就又笑起来。回到厨房，她把我的衣物搁在椅子上。她飞速向我瞥了一眼，说道：“用那香波洗，把头发也给我洗一洗。我立马给你拿洗澡毛巾来。”她从衣柜里拿出什么东西，接着就走出了厨房。

我使劲擦洗着。澡盆里面的水渐渐变成了黑色，我又放进新鲜水，在水柱底下把脑袋和脸蛋冲个干干净净。然后，我就这么躺着，听着热水器在汩汩作响。我脸上感受到从厨房门缝吹过来的清风，身上感觉的是水的温暖。我觉得淋漓畅快。那是一种令人激动的畅快淋漓，接着，我的阴茎就坚挺起来了。

当她正好走进厨房时，我没有抬头，直到她站到澡盆旁边。她伸开一双臂膀，手里拿着一块很大的浴巾，说了声：“来！”我把背部朝着她，站起身子来，跨出澡盆。她用浴巾从背后把我包起来，从头到脚，使劲擦干。临了，她让浴巾滑到地上。我一动也不敢动。她往前踏了两步，离我非常近，我感觉得到她的乳房紧压在我背部，她的肚子紧贴我的屁股。原来，她也是全身赤条条的。她一只手搁在我的胸部上，另一只手握住我硬邦邦的阴茎。

“你就是为这事儿到我这儿来的！”

“我……我……”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我终于把身子转过来。我们俩站得太近，我看不见她多少肉体。不过，我还是被她那裸露横陈镇住了。

“你有多么美呀！”

“啊！小家伙，你说个啥呀！”

她一笑嫣然，两只手臂搂住我的脖子，我也顺势把她拥进了怀抱。

我起了恐慌，因为相互触摸而恐惧，也因为彼此接吻而恐惧，还恐惧着她到底喜欢我吗？恐惧着她到底会感觉满足吗？不过，我们既然就这么相互拥抱着好一会儿，既然我呼吸着她的气息，既然我感觉到了她的温暖和劲道，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我用嘴唇和手指去探索她的肉体，两张嘴不断接触厮磨，最后是她在我上面，直视我的眼睛，一直到我一泻为快，一直到我紧闭双眼，一直到我极力想控制住自己，而终于高声叫喊出来，一直到她用手捂住我的嘴巴，不让我叫得太响……

7

从那天夜里起，我已经爱上了她。我睡觉睡得很不实在，一直在渴望她，梦见她，模模糊糊觉得是在抚摩她，可醒来一看，原来是紧抓着枕头或盖被。由于干接吻，嘴唇都搞疼了。我的阴茎一直坚挺着，可是，我不愿意自慰。我以后决不再自慰了。我要同她一起。

我爱上了她，就是她同我睡觉得到的回报吗？直到那一天，直到我和一个女人共度一夜之后，我才觉悟到我早先是给惯坏了，因此我就必须偿还。对谁？对这女人，至少要去真爱她；对这世界，至少要去面对它。

在我少数几幅栩栩如生的幼年记忆里，其中之一可以追溯到小时候一个冬天的清晨，当时我正四岁。记得我当时睡觉的房间没有生炉子，所以，早晨和夜里都非常冷。我的记忆中老有那温暖如春的厨房，火光熊熊的炉灶。灶头是一座沉重的铁制用具，可以拿一只钩子，把上面的铁板和铁圈移开，这时，明火都能看得见。同时，旁边总有一盆热水伺候着。母亲会在炉子前边摆上一只小凳子，让我站在上面，给我洗脸或者穿衣。我难以忘怀这温暖带来的舒适感觉，我永远记得那悉心为我准备的享受，暖暖和和地洗脸和暖暖和和地穿衣。我总是记得，每当这种情景在回忆中出现时，我就会躬身自问，为什么母亲要对我如此宠爱？我当时是生病了吗？或者，是兄弟姐妹得到了什么东西，而没有给我吗？要不，大人已经晓得，那天稍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对我来说会很困难、不愉快，可是我还非得扛过去不可吗？

那个女人在记忆中连个名字都没有，但是，因为她下午对我如此怜爱，第二天我就上学校去了。还有一个想法也闯进我的脑海，就是要把我刚刚赢得的男性气概加以展示。这倒并不是我想大声嚷嚷什么。我感觉自己强劲有力，鹤立鸡群，我希望带着这种强劲感和优越感来直面我的同学们和老师们。另外，我和她虽然没有谈起过什么，但是我可以想像得出，她是一名有轨电车售票员，所以，必须经常晚上甚至夜里工作。而我，每天必须呆在家里，只能为了有益于康复而散散步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么能够天天同她会面？

那天，我从她那儿回家时，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已经在吃晚饭了。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你母亲为你担心极了。”

父亲的话与其说是关怀，不如讲是生气。

我说，我迷路了。我先是去散步的，准备穿过荣誉公墓，向莫尔肯疗养院走去。走了很长的路，居然到了胡桃洞。我解释道：

“我身上忘了带钱，所以，只好从胡桃洞跑回家。”

“你可以搭个便车什么的嘛。”

我的妹妹说。她自己经常搭便车，我父母对这点很不高兴。我哥哥对于我的话也嗤之以鼻：

“莫尔肯疗养院和胡桃洞根本是两个不同方向！”

姐姐则用审查的眼光盯着我。我只好说：

“我明天还是去上学吧。”

“那倒也好，不过得搞清地理，有北边，也有南边，另外，太阳升起是从……”

我母亲来打圆场，打断了哥哥的话，她说：

“还要三个礼拜哩。医生讲过的。”

“他如果能穿过荣誉公墓，到了胡桃洞，再跑步回来，那么，他就也能去学校上学了。他所缺乏的不是力气，他需要的是脑子。”我和哥哥从小就经常喜欢打架，后来，又转化成为斗嘴。哥哥要比我大三岁，上面讲的两种斗争本领都比我高强。后来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决定不再还击，让他的攻击变成打空拳。从那以后，哥哥就只好停留在挑刺找茬上了。

“你觉得怎么样？”我母亲把脸转向父亲。只见父亲把刀叉搁在盘子上，身子向后靠，双手交叉在小腹部。他不讲话，看来在冥思苦想。每当母亲就孩子们或者家务事询问父亲，父亲总是这么一副神情。我每次都会悄悄地想，他到底是在考虑母亲讲的事情呢，还是在思考他自己的工作？也许，他真的是想考虑一下母亲所讲的事。可是，一旦进入思考状态，他就无法摆脱他的工作了。父亲是大学的哲学教授，思考是他的生命。具体说来，就是深思，阅读，著述，教书。

我时不时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也就是说我父亲的家庭成员，对于他来说就像是家里的宠物一样。就拿狗来讲，狗是散步时牵出去的；猫，是同人玩耍的，如此而已。而且，再具体拿猫来说，它蜷曲在人的膝间，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还要让人去抚摩它，这对于人来说未必不可爱。可是在某种程度上，人就需要这个。不过，除此之外，人还要为它购买猫粮，给它打扫猫圈，带它拜访猫医，等等等等，这就有点太过分了。人的生活不仅仅是这些。我倒真希望，我们，就是说父亲的家庭，就是他的生活。有时我也渴望，我那爱挑刺的哥哥，我那调皮蛋的妹妹，是另外一种哥哥和妹妹有多好。不过，在那个傍晚，我突然觉得他们都特别特别可爱。拿妹妹来说，也许在四个兄弟姐妹中当个幺妹，这不容易，她不调皮一点就不能把自己突出出来。另外拿哥哥来讲，我们俩睡在同一间屋子，这在他来看要比我更加不方便。况且，自从我生病以来，那间房间就让我独占，哥哥只好到客厅的沙发上将就容身。他怎么会不对我挑刺找茬呢？再说父亲，为什么我们就非得是他的生活不可？我们毕竟很快就会长大成人，一个个离家而去。

我觉得，我们是最后一次坐在家里的圆桌旁边，点亮那盏有五根灯臂、点五枝蜡烛的黄铜烛台，吃最后的晚餐，用的是边上带着绿色藤蔓装饰的盘子，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如此亲密无间地相互交谈着。我感到，我们是在互相说声珍重，就此告别，身虽在一起，心却已远去。我是思乡成病，想父亲，想母亲，想兄弟姐妹；我是渴望成疾，渴望同那女人在一起。

父亲这时向我转过目光来。“‘我明天还是去上学吧’，你刚才是这么讲的，是不是？”

“是的。”他注意到我刚才问的是他，而不是母亲，甚至我也并没有讲话，而仅仅是自己问自己要不要回到学校去而已。

父亲点了点头。“我们让你到学校去。如果你发现负担太重，就再呆在家里好了。”

我高兴了。但与此同时我又感觉到，我的确是向他们珍重道别过了。

8

接下来一连几天，那女人换了早班。这样，她中午十二点钟就回家了。我天天逃掉最后一节课，为的是能够在她房子门前的楼梯口等着她。随后，我们就一块儿洗澡，一块儿做爱。一点半不到，我火速把衣服穿好，一溜烟跑回家去。在家里，一点半正是吃午饭的时间。如果是礼拜天，家里改在十二点吃午饭，她的早班也开始和结束得都要晚一点。

我猴急得真想把洗澡也省略掉。她却是爱干净成了癖好，早上一起身就洗澡。我喜欢闻那种香水味儿，新鲜的香汗味儿，还有她从工作里带回来的电车味儿。当然，我也喜爱她那潮湿滋润、冒着皂香的肉体，我听凭她给我抹肥皂，给她抹肥皂我也喜欢。她还教我如何克服难为情，教我要有一种理直气壮、天生占有的气概。所以，当我们做爱的时候，她就采取一种理直气壮的姿势将我整个占有。她的嘴巴吮着我的嘴巴，她的舌尖逗弄着我的舌头，她更告诉我，该在哪儿、又该怎么去爱抚她。她跨骑在我身上，直到她获得高潮为止，我在这种场合对她之所以产生作用，无非是因为和我一起并且是在我身上，她就能够攫取欢娱而已。这不是说她没有柔媚的一面，也不是讲她不能给我带来任何乐趣。不过，她做这一切主要是为了她那嬉戏般的享受。就这样，一直到后来我也学会该怎样去占有她。

那讲起来是以后的事了。我不能说一整套都已经学会，不过，好长一段时间我也不觉得还欠缺些什么。我还年轻，很快就会达到高潮，当我慢慢恢复过来后，我很愿意让她再来占有我。我仔细注视着她，她高踞在我上边，我看得见她的腹部，在肚脐上方有一条很深的疤痕；我望着她的乳房，右边的那个比左边的稍微大那么一点点；我还凝视她的脸蛋，她嘴巴张开着。她一双手掌支撑在我的胸部，在最后时刻却突然把双手高举向天，捧住自己的脑袋，同时发出一声腔调古怪的叫喊，好似连吼带嗽的抽泣。一开始真把我吓了一跳，以后，我就满载情欲地等待着了。

最后，我们俩都筋疲力尽了。她常常伏在我身上睡去。我倾听着院子里的电锯声，手工工人吵闹的吆喝声，他们在操作电锯，要喊得比锯子声还响才能让别人听见。好容易电锯沉默下来，车站路上的车水马龙又隐约地挤进了厨房。我听见小孩子叫喊和玩耍的声浪，知道是放学了，一点钟也就这么过了。不知哪儿有位邻居中午回家来，把鸟食撒在阳台上，有鸽子飞来，在咕咕叫着。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那已经是第六天或第七天了。她在我身上睡熟过后，刚刚醒来。一直到那天，我在同她讲话时总称呼“您”。

她跳了起来。“你讲什么？”

“我说，你叫什么名儿？”

“为什么你要晓得呢？”她用一种不大信任的眼光看我。

“你和我已经……我晓得你姓什么，可不知道你的名字。我想要知道你的名字。有什么不妥……”

她莞尔一笑，说：“哪里呀！小家伙。没有什么不妥当。我叫汉娜。”

她开怀大笑，控制不住，也感染了我。

“你看人的样儿可真滑稽。”

“我还半睡半醒呢。那么，你叫个什么名儿？”

我转念一想，她原该知道的。那会儿，刚好时兴把学校用品夹在胳膊底下，而不再放进书包里。我把那些东西全放在她的厨房桌子上，上边都写着我的名字：在本子上，在我学习过的书本上，还用牛皮纸包得好好的，封面上贴着书名和所有者名字的标签。可惜，她一概视而不见。

“我叫米夏·伯格。”

“米夏，米夏，米夏。”

她试着念这个名字，唱歌一般地说道：

“我的小家伙叫米夏，是位大学生……”

“中学生！”

“……是位中学生，正好是，怎么说，十七岁？”

她给我平添了两岁，我为此很骄傲，就点点头。

“……十七岁，等他长大了，要当个出名的……”

说到这儿，她有点吃不准了。

“我自己还不晓得长大了要当个什么人。”

“不过你读书很卖力嘛。”

“这个么……”

我告诉她，她对于我，比学习啦，学校啦什么的都重要，我很喜欢到她这儿来。

“反正都得留一级。”

“你跟哪儿留一级呢？”

“在六年级[2]上留一级。上一个月我生病，缺课太多了。如果要跟上班，就得像个白痴一样做功课。那样的话，我此刻就应该呆在学校里。”接着，我对她讲了我旷课的情况。

“出去！”

她一把掀开被子：“滚出去，从我的床上滚出去！如果你不做好你的功课，就再也不要回来。怎么？做功课就是白痴吗？白痴？那你认为卖车票、打洞眼算是什么呢？”

她索性直起身子，在厨房里一丝不挂地站着，表演起有轨电车售票员来。只见她用左手打开那卡着一沓车票的小夹子，接着用上了套着一个橡皮指套的大拇指，扯下两张车票来，又甩动右手，以便可以抓住吊在手腕上的轧洞钳子。她拿起钳子就连连在车票上轧了两下，一边喊道：

“荷巴哈站两张！”

她放下轧洞钳子，伸出手来，拿了一张钞票，把放在肚子前的钱包打开，塞进钞票，扣好钱包，又从那钱包上附带着的硬币卡子里压出要找的零钱，接着喊道：“谁还没车票的？”

她盯着我：“白痴？你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白痴！”

我那时还坐在床沿上，一时好像泥塑木雕。“对不起，对不起。我会做功课的。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赶得上。还有六个礼拜，这学年就结束了。我一定会努力。不过，如果不准我再来看你，恐怕我就赶不上了。我……”

起先我想说“我爱你”。不过转念一想我就不说了。也许，她是有道理的，她自然很有道理。不过，即使如此，她也没有权利要求我做更多功课，更别说把这点作为我们见不见面的条件。我终于说：“我不能不来看你。”

过道的钟敲响了一点半。一听这钟声，她就说道：

“你现在该走了！”

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加上一句：

“从明天开始我上正常班了，到五点半下班。下了班我就回家。你也可以来，不过，在这之前你要把功课给我做完。”

我们俩就这么赤条条地相对站着，谁都不动。不过，即使她当时俨然穿着工作服，也不会如此拒人千里之外。这种情况我当时还不能深刻体会。她在想着我吗？还是在考虑自己？如果我做功课是白痴，那么她干工作更加是白痴了。难道就为这个把她给激怒了？但是，我又没有明说谁谁谁的工作是白痴。要不，她就是不要一个落第书生做情人？不过，难道我真是她的情人吗？如果不，那我又算是她的什么人？我开始穿衣服，故意慢吞吞的，希望她能讲两句话。但是她什么也没说。我衣服穿好了，她仍旧赤裸裸地站着。我拥抱她表示告别，她什么反应也没有。

9

为什么当我回首往事时，总是这么伤感？这不是对昔日欢愉的强烈欲望，又是什么？说起来，那紧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对我才真是美事连连呢。我果真是像白痴一样做功课，功课也赶上去了，我没有留级。我们照老规矩做爱，除此之外，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无所谓。难道是因为知晓后来会发生的事情吗？或者知道事情一直都在那儿等着，这一切才让我如此悲伤？

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些本来是幸福的，却在追忆此情时一戳就碎，就因为其中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真实吗？为什么两情相悦的伉俪岁月，一回忆起来味道就会变酸，就因为发现了其中的一方，原来自始至终有个别的情人吗？在这样的尴尬之下，还谈得上什么幸福呢？但当时的确有过幸福的时光！对幸福而言，回忆有时并不始终保持忠诚，就因为结局无比痛苦。那么，难道只有终身厮守，永生永世，幸福才是无价之宝吗？只要事实当中始终都包孕着痛苦，尽管毫不觉察、茫然无知，也总会以痛苦告终吗？那么，什么又是毫不觉察、茫然无知的痛苦呢？

我回想着那段时光，看见自己就站在面前。我穿上了做工讲究的套装，一位富有伯父遗留下来的，现在已经传到我手里。双色皮鞋可以配得上的有好几双，有棕黑相间的，有黑白相间的，有麂皮的或光面的。我的双臂和双腿都太长，就是我母亲给我放长了，那些衣服也不管用，但是对于我手脚活动的相互协调却有好处。我的眼镜是由医疗保险付款的便宜型号，我的头发是乱做一团的拖把，可以随我梳理。我在学校里是不好不坏，中不溜儿。我相信，许多老师并不把我怎么当真，那些在教室里经常一言九鼎的角色也不爱搭理我。要说起来，对于我的外表如何，我的穿着举止又如何，还有我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我认为自己应具有的价值等等，我一概都很不满意。但是，我有这么多能量，抱有这么多信念，相信我有朝一日会英俊潇洒和聪明有为，受人重视并叫人惊叹；我还藏有无穷希望，认为今后会同新的人、新的景况迎头相遇。

这算不算是让我这么悲伤的原因呢？还是因为那种热中和信仰当时在胸中充溢，还承诺着今后的生活，后来却从来不能、永远不能实现了呢？在小孩子和青少年的脸上，我有时又看到这种热中和信仰，我于是悲伤地看着，我回首往事时也有同样的伤感。是一种绝对的伤感吗？每当追怀往事时美好的记忆一戳就碎，就是这种伤感降临到我们吗？是因为回忆中的幸福，不但来自恍然在目的当时光景，也出于没有实现的海誓山盟吗？

她这个人，我应该从现在开始称她汉娜了，正像我当时已经开始叫她汉娜一样。她自然不是生活在承诺当中，而是在此时此刻之中，也只生活在此时此刻。

我曾经问过她的过去，她也回答了，完全像是从尘封多年的箱子里翻拣搜寻一般。她是在南欧的一个德国人居留地长大的，现在那儿属于罗马尼亚。她十七岁时去了柏林，在西门子做过女工，二十一岁时身陷士卒……大战结束以来，她挨过了所有自己能够干的工作。有轨电车售票员这个活儿她已经干了好几年，她爱的是她那身制服和不停运动，还有不断变换的风景和脚下轮子的转动。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让她留恋的。她没有结过婚。她已经三十六岁了。所有这些都是她述说的，好像说的并不是她本人的生活，而是在讲一个她既不熟识、也不相干的人。有些事我想了解得确切点儿，她却回答不上来。她也弄不明白我为什么对她父母亲是什么人感兴趣；还有，她有没有兄弟姐妹，她在柏林的生活情况如何，以及她在当兵时都干了些什么等等。“你倒真会问问题，小家伙！”

她对于未来也是这个样子。就我来讲，当然根本谈不上什么结婚啦家庭啦的计划。不过，如果要我举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的名著《红与黑》为例子，我对于连·索莱尔和德·莱纳夫人之间的情愫，比他和玛蒂尔德·莫尔小姐的关系更有同感。如果说到托马斯·曼的小说《大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那我宁愿看到克鲁尔最后投入母亲温暖厚实的怀抱，而不是女儿单薄细瘦的怀里。我姐姐学的是日耳曼学，在餐桌上她谈到过那桩尽人皆知的文学辩论，就是封·歌德先生同封·施泰因夫人究竟有没有一段恋情。我义愤填膺地辩护说，肯定有！这叫家里人惊诧莫名。我还想像，我们的关系在五六年后会是怎样一番情景。我问汉娜她是怎么想的。哪知她却回答说，她连近在咫尺的复活节怎么过都还没想过呢！放假时我和她想骑自行车一同出游，这样，我们俩就好以母亲和儿子的名义住同一间房间了，而且整夜呆在一起。

可是，我的设想和建议，很少不叫我反生痛苦的。有一次和母亲一起旅游，我就曾经为了要住单人房而跟人吵闹起来。另外，由母亲陪伴着，去看医生，或者去买一件新大衣，或者从外面归来时母亲去车站迎接我，这些事我都觉得同我的年龄已经不相称了。每当母亲和我一起走在路上，而又恰巧碰上同学，我就紧张万分，害怕给当成“妈妈的乖仔”。但是，尽管汉娜只比我母亲小十岁光景，也蛮可以当我母亲，我同她一起出现却无所谓。我甚至为之感觉骄傲。

如果今天我看见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我会觉得她很年轻；如果我看见的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会认为那是儿童。汉娜带给了我这么多自信，我自己也惊奇万分。我在学校的成绩叫老师对我刮目相看，他们的尊重也成就了我的信心。还有那些我接触的女孩子们，她们都留意到，我在她们面前已经不再缩头缩脑了，她们也喜欢我这样。我感到浑身舒畅无比。

我同汉娜初次幽会的那一片记忆是如此灿烂夺目，至今历历如在眼前。奇怪的是，自从我们俩谈话起，一直到学年结束的那几个礼拜，因为相互融合反而变得模糊起来。这当中有个原因，就是我们每次碰面和分开都太规律了，另外也因为我的日子还从没有安排得这么满打满算过，我的生活还从没有这么节奏欢快、内容丰富过。每当回忆起每个礼拜所做的功课，我恍惚像又在课桌旁坐着，一直就那么坐着，直到把生病期间所落下的功课全部补上为止。我念完了所有生词，读完了全套课文，做完了全部数学证明，还记住了整部化学元素周期表。至于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我在病床上就读过了，更不在话下。还有，我们的多次约会，在记忆里竟然连成了绵延无尽的一次长久幽会。从那次交谈后，我们总是下午会面。如果她是上晚班，就从三点呆到四点半，否则从五点半开始。因为七点是我家吃晚饭的时间，起先汉娜还催我准时回家。久而久之，我就不止是呆上一个半钟头了。我开始寻找借口，逃避回家吃晚饭。

这是因为有了朗读这件事儿的缘故。我们谈心后的一天，汉娜突然想知道我在学校里读的什么书。我就讲起了古希腊荷马的史诗，古罗马西塞禄的演讲，以及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就是那位老人同大海和大鱼做斗争的故事。她又说，她想听听希腊文和拉丁文是什么腔调。我就给她读了史诗《奥德赛》的一段，还有西塞禄反击卡提林纳[3]的著名演讲。

“你也读德文吗？”

我一时迷惑不解。

“你是什么意思？”

她解释道：

“你只学外国话吗？本国话里也有什么要学的吗？”

“我们读德文文章。”在我生病期间，我们班级就读过莱辛的戏剧《爱米丽亚·迦洛蒂》，以及席勒的名剧《阴谋与爱情》。那时，老师还要求大家就其内容写一篇作文。所以，我要补读这两篇东西，我也照做了。不过，我是在其他作业都做完了才读的。这时，已经很晚了，我也很累，所以，我读的那些，第二天就全忘记了，我还得重读一遍。

“读给我听听看！”

我很轻松地回答说：

“你自己读吧，我给你带来了。”

可是，她却不同意：

“你的声音特别好听，小家伙，我情愿听你念，比我自己读要好多了。”

“哦？我自己倒不晓得呢。”

当我第二天去她那儿，马上就想吻她时，她却闪开了。“你得先给我念一段。”

她很顶真。我要先给她朗读半小时《爱米丽亚·迦洛蒂》，她才给我洗淋浴，然后带我上床。我那会儿已经喜欢上淋浴了。我是乘着情欲而来，可在朗读声中，情欲却渐渐退潮。这么朗读一段剧本，其中出现面目不同的角色，都要把他们表达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就非常需要集中注意力，心无旁骛。只有等到洗淋浴的时候，我的情欲才又重新勃发。于是，朗读，淋浴，做爱和并排小睡，成了我们幽会的常规节目。

她是一位专心的听客。她时而嫣然一笑，她忽而嗤之以鼻；她一会儿愤怒难当，她一忽儿又击节赞赏。这一切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她一直在紧张地跟踪着情节发展。她也发表看法，认为不管是爱米丽亚，还是路易丝，全都是傻丫头片子。她偶尔会迫不及待地催促我接着往下念，就是带着一种希望，要让这些愚蠢言行尽早收场。她会说：“哪有这么样的事！”

我有时也会被情节所迫，自己继续读下去。后来，天渐渐变长，我也顺其自然读得时间长一点，这样的话，就刚好可以在暮霭微熹中和她上床。事后，当她枕着我安然入睡时，院子里的电锯声已经停歇下来，只听得见窗外鸫鸟在歌唱，厨房里的那些东西斑驳陆离，或明或暗，全都笼罩在一片暮色之中，我也沉浸在一片无边的幸福里头。

10

复活节的第一天我四点钟就起床了。那天汉娜是早班，四点一刻她便骑自行车去了电车停车场，四点半已经在开往施外青格的电车上了。她对我讲起过，去时车里是空荡荡的，要等回程才挤满乘客。

我在第二站上了车。我发现，第二节车厢空无一人，汉娜在第一节车厢里，站在司机旁边。我有点举棋不定，是上前面那节车厢去坐，还是留在后面，最后我决定在后面呆着。后面的这节提供了私人空间，可以拥抱，允许接吻。但是，汉娜却不走过来。她一定看见了我刚才在等车、上车，电车不是还特意为我停了片刻吗？但是，她仍旧在司机旁站着，跟他谈笑风生。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电车穿过一站又一站，没有人在车站上等车。连街道也是空落落的。太阳还没有升起，苍穹之下，一切都笼罩在一片白茫茫之中。并排的房屋，停泊的车辆，翠绿的树木，开花的灌木，还看得见近处的煤气高塔，远方的隐隐山峦。电车开得很慢，恐怕是因为在电车运行表上，每次开动和停靠的时间都预先设定了，现在停靠的时间既然已经省下，行驶的时间就得拉长些了。我给禁闭在缓缓行驶的电车里面。起先我就那么干坐着，后来，我移到车厢前面的平台上，尽力想盯着汉娜看过去。她的后背一定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果然，过一会儿，她转过身子来，对我电光火石地看了一眼，紧接着又跟司机聊天去了。电车继续行驶。过了爱佩海姆站以后，电车轨道不是建在马路上，而是造在大街旁一条鹅卵石的长堤上。电车开得快些了，带着轨道车辆那种轰隆轰隆声，节奏齐整。我知道，这段路要经过好多地方，最后驶向施外青格。但是，我却觉得自己与世隔绝了，被人从俗世尘寰里面抛出来，从那片世人在其中居住、在其中工作、在其中相爱的世界里面。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在这节空空如也的车厢里，既没目的、也无止境地乘坐下去。

我忽然瞥见了一个车站，在空地上伫立着一间候车亭。于是我拉了一下招呼绳，那是售票员用来告诉司机停车或者开车的。电车停下来了。不管是汉娜，还是司机，都没有因为铃声而朝我看一眼。我跨下车门时，似乎觉得他们俩在看着我，而且在笑我。不过，我还吃不准。电车又重新开动，我一直注视着这辆电车，直到它开过一块洼地，接着消失在一座小丘后边。一边是马路，另一边是堤坝，我夹在当中，四周环绕着田野和果木，更远处有一片苗圃，其中有花房温室等等。这时，晨风清新，鸟语声喧，远方的苍穹之下，已经闪烁出玫瑰色的朝霞。

乘坐电车的这一段成了我的噩梦。如果后面的戏不是记得如此清晰，我真想把它当做一场梦魇来看待。我在那小小车站伫立着，倾听着鸟儿啼啭，观看着太阳升起，简直仿佛大梦初醒。但是，从噩梦中清醒过来，也并不能使人感到些许安慰。更有甚者，会让你真实地意识到，刚才确实梦见了恐怖情景，也许噩梦中还隐藏着可怕的真理。我踅着步子走回家去，泪流满面，一直到走过爱佩海姆，我才止住哭泣。

我是步行回家的。我想搭便车，可尝试了几次都没搭成。等我约莫走了一半路程，有部电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乘客挤满车厢，在里头我没有看见汉娜。

我又去了，从十二点开始在她房前的楼梯平台上等她，我悲伤，我心烦，我恼怒。她却若无其事地问道：

“你又逃学啦？”

“我放假了——今天早上是怎么回事？”

她打开房门，我跟了进去，走进厨房。

“今儿个早上能有什么事儿？”

“你为什么假装不认得我？我原想……”

“你是说，是我假装不认得你吗？”

没想到她却转过身来，冷冷地看着我的脸说道：

“是你根本不想认得我。你上的是第二节车厢，而你明明晓得我在第一节车厢里。”

“那么，我为什么在假期的第一天，就四点半爬起来，就乘车到施外青格去呢？我难道不就为了让你惊喜一下吗？我想着你会高兴，就上了第二节车厢……”

“多么可怜的孩子啊。四点半就爬起来了，而且，还是在你放假的日子里呢！”

我从来没遭受过她的冷嘲热讽，只见她摇摇脑袋，说道：

“我怎么知道你为啥要乘车去施外青格？我怎么晓得你为啥不想认出我来？这是你的事儿，又不是我的事儿——你现在想不想就走？”

我简直说不出我当时怎样满腔怒火。

“这不公平，汉娜！你已经知道，你肯定知道，我是为了你才一起乘车的。你怎么能认为我是故意不认得你呢？如果我要故意不认得你，我又何必要跟你一起乘车呢？”

“行了！行了！我反正已经跟你讲过了，你要做什么，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

她挪动了一下位置，这样，厨房的那张桌子就横在我们俩当中了。她的眼光，她的语音，她的姿势都不约而同地把我当做一个闯入者看待，并且要求我马上离开。

我却索性在沙发上坐下。她对我如此不讲情义，起先我要跟她讲讲清楚的；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跟她论理，她倒先向我发难了。这么一来，我就开始有点没把握了。是不是可能她是对的呢？客观上也许并不对，但主观上却是对的呢？也许她误解了我呢？她一定是误解了我！要不，难道是我伤害了她吗？无意之中伤害了她，违背意愿伤害了她，但终究还是伤害了她吗？

“我很抱歉，汉娜！一切都搞拧了。我根本没想要刺伤你，可是看起来……”

“看起来？你想要说，看起来你把我给刺伤了？你根本没有刺伤我，你还不够格呢！现在，你难道还不想走吗？我干了一天活，我现在要洗澡，我要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她看着我，是在敦促我快走。看见我并不动身，她于是耸了耸肩膀，转过身子，开始给澡盆放水，同时脱掉衣服。

最后，我站起身来，甩头走了。我以为自己会一去不回。可是，还没到半个钟头，我就又站在她屋子的大门口了。她把我让进去，我把一切都揽到自己身上。我说到我的所作所为，说我不假思索，不想周全而又不知怜爱。我明白，她给刺伤了。我又晓得，她根本没有受到伤害，因为我还伤不了她。我还理解，我伤不了她，因为她不会允许我做出那样的行为。末了，她终于承认是我让她伤心了，我于是又充满幸福。看来，她也并不像她的表面行为那样无动于衷。

“你原谅我了吗？”

她点点头。

“你还爱我吗？”

她又点点头。“澡盆还是满的呢，来，我来给你洗澡！”

我稍后自己问自己，她在澡盆里把水留着，是不是因为她完全知道，我肯定会回去？她当我的面就脱光衣服，是不是因为她知道，这一幕已经深入我心，仅仅为了这个我也会回去？这一切的一切是不是只说明一点，她只是想在两人世界的碰撞争吵当中取胜，如此而已？于是，当我们做过爱，并肩而卧时，我才讲给她听，为什么我上了第二节车厢，而不是第一节，其中是有原因的。她逗弄我说：“小家伙啊小家伙！难道你在电车上也想跟我干那事儿吗？小家伙真是小家伙！”这么一来，引起我们争吵的缘由即使有的话，也变得毫无意义了。

但是，事情的后果却富有意义。我不但是在这场争吵里败下阵来，只要是一阵短暂交锋，她一威胁要将我拒之门外，对我掉头不顾，我就投降告饶了。在随后的几个礼拜中，我同她之间，即使短暂的争吵也一次都没有。她一开始威胁我，我就马上无条件投降。我故伎重演，把一切都大包大揽下来，不是我犯错也说是我不对，不是我故意也说是我有意。每当她冷淡生硬时，我就央求她，要她重归于好，让她宽宥原谅，求她爱我如初。有时我也会发现，她虽然冷淡僵硬，其实这两者也使她自己很苦恼。好像她自己也很渴望那一片温暖，那是我的抱歉、我的保证、我的恳求带给她的。我偶尔也想，她太轻而易举就把我打败了，我似乎于心不甘。不过，不管怎样，我都只能是情有独钟。

我同她却没法谈这方面的事儿。要谈论我们之间的争吵的话，只会引发新的争吵。有过那么一两次，我给她写了很长的信，她对此却毫无反应。我问起她，她马上就说：

“你怎么又来啦？”

11

复活节假期的第一天虽然出师不利，这之后汉娜与我却并没有因此而扫兴。实际上，四月的那几个礼拜里，我们俩还从来没有这样深感幸福过。我们的第一次争吵，或者广而言之一切争论，实际上都是言不由衷的。我们朗读、淋浴、做爱和并卧，一切打开我们之间的亲密之门的，我们都做对了。还有就是，她仍旧坚持那天是我不愿意同她打招呼。可是当我要证明给她看时，她又举不出更加根本性的反驳。至于说什么“那么，你还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和我在一起！”这样的话，她自己也根本不想听到。

就这样，在复活节之后的那个礼拜，我们骑自行车出游了，在云芬、阿莫巴哈和米腾堡一连呆了四天。

这件事我跟父母亲怎么讲的，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是说这次出游是跟我的朋友马梯亚斯一起吗？要不就是说跟着一个什么团体出去吗？或是说是去拜访以前的一位同学吗？很可能我母亲像往常一样，对我表示不放心。而我父亲也跟平时一样，觉得母亲大可不必不放心。再说，我那时不是表现得出乎众人意料，正好把功课都赶上了吗？

生病期间，我的零用钱分文没动。但是，如果汉娜的费用也由我来出的话，这些钱就显得不大够了。为此，我卖了我的集邮邮票，是在圣灵大教堂附近一家邮票店卖出去的，那是惟一一家门口挂有收购集邮邮票招贴的店。一名店员把我的集邮册从头到尾翻看了一遍，出价六十马克收购。于是，我把我的王牌邮票指给他看。那是一枚方方正正的埃及邮票，上面印着金字塔，在集邮目录中标价四百马克！店员耸了耸肩膀，说我如果这么珍视这枚邮票，那还是自己保留着为好。我究竟该不该卖掉这些邮票呢？我的父母亲会怎么说我呢？我还是决定忍痛割爱，便尽力讨价还价，说金字塔邮票如果真不值钱，我就自己留下来。这么一来，剩下的他就只肯出三十马克了。看起来，这枚金字塔邮票还是名贵的吧？几经交涉，我得了七十马克。我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可是，这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

不仅是我一个人因为要出游而激动不已，让我有点奇怪的是，汉娜也从前几天开始就坐立不安了。她翻来覆去想着自己该带些什么日用必需品；我给她张罗了一个背包和自行车后座挎包，她就把行李在这两个包里反复倒腾。我想把设想的路线在地图上指给她看，她却闭目塞听地说：

“我现在定不下神来。再说，小家伙，你搞出来的总错不了。”

我们在复活节后的礼拜一出发。那天艳阳高照，而且一连四天都阳光明媚。早晨很凉爽，到白天就暖和些了，对于骑自行车来讲却又不算太热，真暖和得恰到好处，正是野餐的好天气。林地是一块块绿毯子，远看是一堆黄绿色、浅绿色、暗绿色、蓝绿色和墨绿色的圆盘、色块和光斑，缤纷错落，交织纵横。莱茵河谷的第一批果木已经满树开花。奥登森林里，连翘花才露尖尖角。

我们常常并肩而骑，相互指看沿途风景。山上尽是古堡，河边时有钓徒，还有野营的帐篷，河上的船只；一户户人家则像一群群鹅儿那样，列队缓步行走着，更少不了美国人的敞篷轿车飞驶而过。每当我们要转弯而行，或者探索新路，总是我带路，她不需要为了方向和行程操心。如果路上交通拥挤，我们就由并肩变成单线，一会儿她在前，一会儿我打头。她骑的是一辆链条、踏脚和齿轮都盖着挡板的车子，穿一身蓝色连衫裙，宽宽的裙边随风飘舞。我真有点担心，她的裙子会一下子卷进链条或轮子里面去，她会因此摔一跤。等骑了好一会儿以后，我才放下心来。这时，我就想看她在我前边骑车的模样儿。

夜晚更是多么叫我望眼欲穿啊！我勾画着那时的情景，我们先是做爱，然后入睡，接着醒来，再做爱，再入睡，再醒来，周而复始，夜以继日。可是，我却只在第一夜醒来过一次。她背朝向我睡着，我俯下头来亲吻她，她转过身来平躺，把我一把揽进怀里，就那么用双臂拥抱着。

“我的小家伙！我的小家伙！”

之后，我就在她怀里睡着了。以后几夜，我们都一觉睡到天亮。毕竟因为白天骑车，风吹日晒的，两个人都累极了。于是，我们就把做爱改在早晨。

汉娜对我委以重任，我不仅要选择旅行方向和决定路线，找过夜住的旅馆也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们总是以母亲和儿子的名义填写住房登记，她只要签个名就可以了。另外，吃饭时我不但要给自己点菜，她吃什么也是由我来点。她说：“我就喜欢这样，这一次什么事都不用我操心。”

我们在路上惟一的一次争吵发生在阿莫巴哈。那天我醒得很早，轻手轻脚地穿上衣服，走出房门。我想把早餐带上楼来，又想看看有没有花店已经开门，好给汉娜买一束玫瑰花。我在床头柜上留了一张字条：“早上好！我去取早餐。马上就回来。”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字句。当我回来时，她站在房间当中，衣服刚穿了一半，气得发抖，脸色苍白。

“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

我放下食盘，上面正搁着那玫瑰，去拥抱汉娜：“汉娜！”

“别碰我！”她手里握着箍在连衣裙腰间的细皮带，朝后退了一步，一皮带就向我脸上抽过来。我的嘴唇马上破裂了，满口血腥。奇怪的是我并不感觉疼，而是大惊失色。她却又举起手臂。

但是这一次她并没有抽我。她让手臂垂下来，放下皮带，大哭起来。我还从来没有看见她哭过。她的脸抽搐得完全变形了，双眼圆睁，嘴巴大张，仿佛要撕裂。一阵热泪冲过后，眼皮红肿起来，面颊上和脖颈上开始出现块块红斑。她嘴里发出沙哑而浑浊的喉音，就像做爱时发出的毫无腔调的叫喊。她站在那儿，透过热泪看着我。

我真想一把将她抱进怀里。但是我办不到。我一时不知所措。在家里没人会这么号啕大哭，在家里没人会这么皮带抽人，连打人都不会，更别说是用一根皮带。在家里我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可是，现在让我说些什么才好呢？

她终于向前跨了两步，扑到我的胸口上，用拳头捶打我，一面又紧紧地搂住我。我此刻可以把她抱住了。她的肩膀还在抽搐，她用额头撞击我的胸部。最后，她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紧紧依偎在我怀里。

“我们来吃早餐好吗？”她从我的怀抱中挣脱出来。

“上帝啊！小家伙，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呀！”她跑去拿来一块湿毛巾，把我的嘴巴和面颊抹干净，接着说，“你衬衫上也满是血哩。”

她给我脱掉衬衫，拉下短裤，自己也脱掉了衣服，紧接着我们更不多话，就做起爱来。后来，我问道：

“你是怎么啦？为什么你发这么大的脾气？”这时，我们并排躺着，感到心满意足和心旷神怡。于是，我觉得刚才的事情得讲讲清楚了。

“怎么啦？怎么啦？你老问这号蠢问题。我跟你讲，你不该就这么走掉。”

“但是，我留了一张字条……”

“字条？”

我坐起来。但是，我留下字条的床头柜上，什么也没有了。我于是下床来，在桌子上、桌子下、床铺上、床铺下都找了一通，一无所获。

“这我就搞不懂了。我明明是给你留了一张字条嘛，说我去取早餐，马上就回来。”

“你真留啦？我啥也没见。”

“那么，你不相信我吗？”

“我倒是情愿相信你的，不过，我可没见到什么字条。”

我们没有再争下去。难道，刮来了一阵风，把字条吹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难道刚才的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她发的脾气，我破的嘴唇，她那受伤的脸，我这无助的情，这一切都只是一场阴差阳错吗？

那么，如果我真的继续搜索下去呢？继续搜索我遗失的字条呢？继续搜索她狂怒的原因呢？继续搜索我无助的根源呢？

“给我朗读点什么吧！小家伙！”

她蜷曲在我怀里。我拿出了艾辛多夫[4]的《一个窝囊废的生涯》，从上次朗读时停顿下来的地方开始往下念。比起《爱米丽亚·迦洛蒂》和《阴谋与爱情》来，《一个窝囊废的生涯》更容易朗朗上口。汉娜还是紧紧跟踪每一情节。她喜欢这儿那儿点缀着的诗句，她也欣赏主人公在意大利陷入的种种险情，乔装打扮啦，张冠李戴啦，情节纠缠啦，追逐求索啦等等。但是，她不能容忍的是主人公居然是个窝囊废，什么也干不成，什么也不会干，还什么也不愿干。她简直是心潮逐浪，思绪纷飞。我读完几个钟头后，她还自顾自频频发问道：“海关收税员，这不是什么好工作吧？”

我刚才情不自禁地又详细报道了我们之间的争吵，现在，也让我来讲讲我们当中的幸福时光。打是心疼骂是爱，争吵反而使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我已经见识了她哭的样儿。比起那个坚强的汉娜，哭鼻子的汉娜让我更加亲近。她开始展现温柔体贴的一面，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面。例如，她始终心疼呵护我那破了皮的嘴唇，一直等到痊愈，还时不时用手轻轻抚摩。

我们变换着做爱的姿势。长期以来，我完全委身于她，委身于她的占有欲。现在，我也学会了怎样占有她。而且，在旅途上，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已经不仅是相互占有了。

我这儿有一首诗，是那时写的。从诗本身来看也许不值一提。那段时间我正热中阅读里尔克和贝恩[5]。我能够看透自己的想法，我是想同时模仿这两位诗人。不过，我确也从诗里认识到当年我们之间的关系多么密切。原诗如下：

与君同心

两心相互来占有

与君同衾

两情相互来占有

与君同死

人生相互来占有

与君分袂

各自东西不回首

12

我为了能和汉娜两人出游，对父母亲都扯了什么谎，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我却记忆犹新，那就是复活节假期的最后一个礼拜，我得一个人呆在家里。我父母亲和哥哥姐姐全都要出去，到哪儿去我也忘记了。问题是我那妹妹。她原来也是要出去的，到一位同学家去住几天。可是，如果我留在家里，她就决定不走了，要和我呆在一起。所以，我就说我也走，也去一位朋友家。

每当回首往事我就会觉得，我的父母亲居然把自己十五岁的儿子留在家里，真了不起。自从遇到汉娜以后，我的独立性正日夜增长，是不是他们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呢？要不，是事实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吗？我虽然病了好几个月，但功课还是迎头赶上了，这就说明我有责任心，可以信赖，简直是今非昔比了吗？我也记不起来有没有给叫到父母跟前去，对我同汉娜厮混在一起那么多时间，要我进行什么解释。很明显，我的父母已经相信，既然我已痊愈，那么，自然就想尽量多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完成功课，或者消磨时光。另外，我父母有四个孩子，自然不能处处关怀普照，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最会闹事缠人的孩子身上。我闹事闹得时间够长了，我父母终于舒了一口气：我已经恢复健康，能够升到高一年级了。

我于是问妹妹，如果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而让她到朋友家去住，她有什么条件。她说要一条牛仔裤。那时，我们管那叫做蓝牛仔裤，或者斜纹布工装裤。此外，她还跟我索取一件布套衫，外带一件天鹅绒毛衣。这些要求我完全能理解。牛仔裤在当时标新立异，还是一种很时兴的服装，也意味着摆脱了人字形花纹和大花朵图案的料子。否则就会像我，不得不继承伯父留下的那些衣服，或者像妹妹，不得不将就穿姐姐留下的东西。

不过且慢，我没有钱。

“那就去偷呀！”从妹妹嘴巴里说出这话，完全无所谓似的。

这事说来容易得叫人吃惊。我在一家商店试了好些牛仔裤，拿起一条合她尺寸的，钻进试衣间，把裤子揣进我宽松的裤腰里，就出了商店。至于那件布套衫，我是在大卖场得手的。有一天我带着妹妹去那儿，我们先是在时装部溜达着，一个柜台接一个柜台看，一直等我们瞅准了柜台、选好了衣服。第二天我就大摇大摆地走进那家卖场，直冲到那个柜台旁，抓住那套衫，塞进我的外套里头，一转眼我就到了外面。过了一天我又去为妹妹偷真丝睡衣，不巧给大卖场的保安发现了。千钧一发之际我没命地奔跑，才得以脱身。这以后，有好多年我都再也不踏进大卖场。

自从我们出游的第一夜缱绻缠绵之后，我就渴望每个晚上都能感到她就在我身边，都想依偎在她怀里，肚子紧贴着臀部，胸部紧靠着背脊，我的手则停泊在她的乳房上；我还渴望晚间醒来时一伸手就能触到她，发现她，把我的腿跨上她的腿，把我的脸庞靠上她的肩膀。单独一个人在家有一个礼拜，意味着什么？这就等于七个晚上都同汉娜在一起！

有一个晚上，我邀请她到我家来，我想给她烧点吃的。她先是站在厨房里，我那会儿正在最后安排饭菜，好上桌子。她在饭厅和起居室之间的双扇门旁站了一会儿，坐上圆形餐桌时选了我父亲平常就坐的位置，向四处张望着。

她打量每一件东西，从比得迈亚家具，到三角钢琴，再到老式落地大座钟，当然还有绘画、图书，以及铺陈在餐桌上的盘子餐具。我留下她一个人，去准备甜点，我回来时她已经不在了。原来，她穿过一间又一间屋子，最后站在我父亲的书房里。我闷声不响，斜靠在门框上注视着她。只见她的目光扫在每一张齐着天花板的书架上，就像是在翻阅书页一样。然后，她走到一张书架前面，把右手的食指举得齐胸那么高，轻轻地划过书脊，接着又走到第二张书架前，仍旧用食指划过书脊，就这样，书脊联翩着书脊，她划着划着，穿过了整间书房。她走到窗子边就站住了，透过玻璃去看外边那一派黑暗景色，又看那些书架在窗子玻璃上的反光，还有她自己在玻璃里的照影。

这是汉娜的一幅写照，她还有许多写照，就这么保留在我心头。我把它们另外存放，以便可以随时将它们投射到心灵的屏幕上来观赏它们，从不消散，永不变色。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些写照对我来说是不思量、自难忘。于是，我就把它们一幅一幅取出来，重复地放映到我心灵的屏幕上去，独自欣赏。汉娜都有些什么写照呢？其中一幅是她在厨房里拉上长筒袜；另一幅是她站在澡盆前，伸出双手，手里拿着浴巾；还有一幅就是汉娜在骑自行车奔驰，裙边儿在车子带起的风中飘拂；最后，就是她站在父亲书房里。那天，她身上穿了一袭蓝白相间的条纹连衣裙，那时叫做衬衫式连衣裙。一穿上她就显得年轻朝气。那会儿，她用食指轻轻地划过书脊，她又看着窗子上的一片黑暗。她朝我转过身子，那么轻盈地一回眸，裙边围绕着她的腿肚子旋转起舞，然后又轻轻垂下。我发现她的眼神有点疲倦。

“这些书你父亲是只读读呢，还是他自己也写书？”

我知道，其中有一本关于康德的，另一本是关于黑格尔的，都是我父亲写的。我找到这两本书，取出来给她看。她就说：

“给我读一点这些书。你不肯吗？小家伙！”

“我恐怕……”

我不想读，可又不好拂她的意愿。于是，我拿起那本关于康德的书，读了一段有关分析和辩证法的，我们俩谁也不懂。于是我只好问她：“这样够了吗？”

她望着我，好像她都懂得了，又好像懂与不懂其实都有收获。

“那么，你总有一天也会写这么样的书吗？”

我摇摇头。

“那么，你会写其他书吗？”

“我说不好。”

“那么，你会写写戏剧吗？”

“我说不好，汉娜，真的。”

她点点头。我们坐下来吃甜点。后来，又一起回到她的公寓去。我原来想和她一块儿就在我的床上睡觉，可是她不肯。她感到在我家是个闯入者。她并没有用多少话指明这一点。但是，从她在厨房里和在双扇门边站着，或者从一个房间穿到另一个房间，直到审视我父亲的书，甚至是在餐桌旁吃甜点等等，从她这些行动举止都可以看出苗头来。

我把真丝睡衣给了她。那是紫红色的，细细的肩带，让她肩膀和手背裸露在外，下摆一直垂到脚踝处。她穿着真是熠熠生辉。她高兴极了，满脸欢笑，容光焕发。她从上到下打量自己，转着圈子，舞步翩跹，又照照镜子，再接着跳舞。

这也是汉娜留在我心里的写照之一。

13

对我来说，每一学年开学都是一座分水岭。从六年级升到七年级更是万象更新。我从前那个班级给拆掉了，学生分别分配到七年级的三个新班级。很多同学没有能够跨过这个坎儿，结果，原来是四个小班，现在合并成三个大班了。

从传统上讲，我这所实科中学[6]只招收男生。后来，学校也收女生了，但开始时生源很少，平均分配到三个班，简直不够分。所以，就全都集中在一个班里。后来女生多了，便分到第二个班，再后是第三个班，等等。上一学年女生不多，我以前那个班因而没有分配到女生。我们那个班级是第四班，全是男生，这也就是班级给拆散后，学生要重新分到其他班级的个中原因。

起先我们同学都不知晓，等到开学方才恍然大悟。校长把我们老班级的学生召集到一起，向我们宣布重新分班的理由和办法。我同其他五位一起，穿过空荡荡的走廊，到新班级去。我们坐的课桌课椅是人家挑剩下的，我在第二排。桌椅是单独的，但是成双排列，共有三行。我位居中间那一行。我左边是上一班级的老同学，名唤鲁道夫·巴根，他壮实而又文静，在下象棋和曲棍球上，是学校可以依赖的选手。虽然以前在老班时我从来没和他玩过，不久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在我右边，隔一条走道，就是女生了。

我在这一边的邻座是苏菲，她棕色秀发，棕色美目，度过了一个夏天的皮肤也是棕色的，裸露的手臂上面长着纤细的金黄绒毛。我坐下，四周张望，她对我微微一笑。

我也敬以微笑。我身心舒泰，新班级新开始让我激动，新班级有女生也让我激动。至于说到女生，在低年级时我观察过男同学，不管班上有没有女同学，他们都一个样，害怕她们，躲开她们，取悦她们，要不，就崇拜她们。我晓得自己对付女性有点办法，可以游刃有余，友好相处。她们就喜欢这个劲。在新班级我要和她们友好交往，同时，和男同学也要和睦相处。

是不是人人都如此呢？我年轻时，总感到自己一会儿信心十足，一会儿又自信丧尽。我想像自己完全无能，毫无魅力，没有价值。同时我又觉得自己是天生我才，并且可以计日功成。在我充满自信时，我连最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但是，哪怕是一次最微不足道的失误，也会叫我确信自己仍旧一无是处。其实，恢复自信同成功与否没有关系。我所设定的每一个奋斗目标，我所渴望的每一次外界好评，使得我真正做到了的相比之下显得一文不值。而且，到底我是觉得自己一无可取，还是感觉足以自豪，只取决于我当时的心境如何，与其他一切简直没有关系。此外，跟汉娜之间也一连好几个礼拜都鱼水和谐，尽管我们之间时有争吵，尽管她一而再、再而三对我拒之千里，而我也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匍匐在地。尽管如此，随着新学年而来的夏天还是非常美妙的。

现在，我那间教室如在眼前，右前方是门，沿着右边的墙壁是挂外衣的架子，左面则是一长溜窗子，可以眺望圣灵山。我们课间休息时站在窗前张望，还能看见下面的马路、河流，以及河对岸的草地。教室前方当然挂着黑板，立着悬挂地图和图表的架子，在讲台上安放着老师的书桌和椅子。教室墙壁下方刷着乳黄色油漆，齐头那么高，再上边就是白色的了。从天花板上吊下两只乳白色的玻璃球灯。整间教室没有可有可无的陈设，没有绘画，没有花草，连桌椅板凳都没有多余的。当然，也没有那种柜子，里面塞满了遗忘的书本笔记本，或者是彩色的粉笔头什么的。如果要扫视一下教室，目光总会一下子就扫向窗外去，要不，就扫向那个坐在你旁边的人儿。每当苏菲注意到我在看着她，就会对我回眸一笑。突然，我听到了老师的责问：

“伯格同学，苏菲的确是个希腊名字，不过，这也不是你在希腊文课上研究你的邻座的理由。快翻译！”

我们当时正在练习翻译《奥德赛》。我读过德文译本，马上就喜欢上了，直到今天仍然喜欢。一般情况下轮到我翻，我不消几秒钟就能进入状态，翻译出来。这次老师把我同苏菲联系在一起，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笑声终于停歇，我却心有旁骛，开始结结巴巴起来。瑙西卡[7]！从肉体上和外表上都代表着永恒，手臂粉白，处女圣洁，我应该把她想像成汉娜？还是苏菲？反正，两者必居其一。

14

一架飞机的发动机如果出了故障，并不是这次飞行的末日来临。飞机并不会像陨石似的从天上掉下来。它还会滑翔；如果是一架多引擎的大型客机，就会继续滑翔三四十分钟，直到飞机试图迫降时，才有可能坠毁。乘客其实什么也感觉不到，不管引擎在动还是不动，飞行的感觉是始终如一。当然，声音是不再那么响了，不过也就静了一点儿。实际上比引擎更吵闹的是风，风穿过机翼和机尾会发出响声。偶尔从窗子看出去，地面和海洋简直近在咫尺，显得可怕。这时，电影会继续放映，空中小姐和空中先生会拉下遮阳板。也许，机舱内这么宁静安逸，还会使乘客感觉特别舒服。

夏天便是我们恋情的一次滑翔飞行。这是指我对汉娜的爱来说。至于她对我的爱，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们仍旧照老规矩朗读，淋浴，做爱和并卧。我给她朗读《战争与和平》，伴随着托尔斯泰关于历史、伟人、俄国、恋爱与婚姻的种种宏议伟论。整个朗读延续了四五十个钟头。像往常一样，汉娜完全沉浸在情节的起承转合之中。但是，这一次可不同以往。要发表自己的议论时她就止步不前了。她并没有像对待路易丝或者爱米丽亚那样，把娜塔莎、安德烈和彼埃尔等人当做自己周围的人物。她走进角色的世界，就像一个人在做一次路途遥远而神昏目眩的旅游。或者，像跨进了一座古堡，被主人邀请进来，可以过夜，虽然感到宾至如归，但就是不能完全消除忐忑不安。以前我给她朗读的书，我自己早已熟悉，《战争与和平》对我也是新书。我们一起迈上了遥远的旅程。

我们还想过互相给对方起个小名。一开始她就想，不再叫唤我“小家伙”什么的，改叫种种不同的形象性或简称型的名堂，例如，小青蛙、小蛤蟆、小狗狗、小石头或小花儿，等等。我却坚守着汉娜这个名字，一直到她问我：“你抱着我，闭上眼睛，心里头想想动物看看，你会想到什么小生灵呢？”我于是真闭上眼睛，想起动物来。我们那会儿正紧紧搂在一起，我的脑袋靠在她的脖颈边，我的头颈挨着她的乳房，我右边的胳膊伸到她身下，抱着她的背脊，左边胳膊则搂定她的臀部。我的一双臂膀和手掌还慢慢运动，抚过她宽阔的背部，她硬朗的大腿，她坚实的臂部，又感觉着她紧贴着我头颈和胸部的乳房和肚子。她的肌肤光滑柔软，那团在里边的肉体强壮结实而又任我所为。当我的手移到她的小腿肚子时，我感觉到她的肌肉有种习以为常的颤抖。这叫我想起马儿也经常这样，肌肉会抽搐震颤，以便驱赶飞虫。

“小马驹！”

“小马驹？”她挣脱我的拥抱，一跃而起，看着我，非常吃惊地看着。

“你难道不喜欢吗？我忽然想起这个名儿来，是因为你抚摩起来那么美妙、光滑、柔软，而且还感觉得到皮肤下的坚硬和强壮，还因为你的腿肚子会像马儿那么颤动。”我一口气把种种联想都和盘托出。

她看了看她腿肚子肌肉的颤抖。“小马驹吗？”

她摇了摇头。“我不晓得……”

这不是她惯常的态度。一般来说，她总是绝对的死心眼，不管赞同，或者反对，全都如此。面对她惊讶的表情，我向来是准备一旦需要，就立即撤回，并且进行自责和道歉的。可是，这一次，我却想说服她接受马驹。“我也可以叫你‘骏马’，或者‘小骊’，或者‘小骥’，或者‘骅骝’什么的。[8]我想着马儿时，并不是注重马的牙口、马的头颅，或者其他让你不大愉快的方面。我想的是有什么东西那么俊美，那么温顺，那么柔软和强壮。你自然不会是小白兔或小猫咪，那么小老虎呢？你的内在也许相像，但老虎太凶，你也不可能是。”

她仰面睡着，把两只手臂搁在脑后。我这时也支起身子来，一味看着她。她的目光却投向一片虚空。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把脸转过来向着我。她的表情里有一种特有的真挚。“真的，我喜欢。你如果叫我马儿什么的，还有那些古里古怪的马的名头，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

我们曾经一起到邻近小城的剧院去过，去看《阴谋与爱情》的演出。这是汉娜生平第一次去剧院，她爱上了看戏中的一切，从台上的表演到幕间休息时的香槟酒。我手搂着她的腰肢，不在乎别人怎么瞧我们这一对儿；我自豪，因为我可以做到不在乎。不过，如果是在我家乡城市的剧院，我就会在乎了。她知道这一点吗？

她觉察到，这个夏天我的生活变了，不再是围绕着她、学校和做功课这三者转圈子了。下午五六点钟我上她那儿，愈来愈多是从游泳池直接去的。在游泳池那儿，男女同学们碰在一起，一起做功课，一起踢足球、打排球、玩纸牌，要不就卿卿我我一番。我们班的社交生活就在那儿进行，所以，成为一分子，属于这群体，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或晚点来，或早点走，这点完全取决于汉娜的上班时间安排。这样做并不影响我的声誉，却让我变得神秘。这点我很明白。我还很清楚，即使这样，我也没有错过我们学生的什么节目。不过，我还是经常有一种感觉，好像恰巧在我缺席的时候，同学当中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问自己，到底是到游泳池赴会，还是去汉娜家赴约。巧不巧，我的生日正好是在七月里，同学们在游泳池为我举办了派对。我从这么个盛会中脱身离去，实在不好意思得很。就是这么着，我也发现汉娜身心疲惫、神情懊恼地在等待着我了。她根本不晓得那天是我的生日。我也曾问过她的生日是哪天，她说是十月二十一日，却并没有反过来问我。其实，那天她的情绪也没有比平时更坏，平常她上班上得很累回家，也是这样蔫头耷脑的。不过，她这副样子，还是影响了我的情绪。我甚至想从她那儿一走了之，回到游泳池去，回到我的男女同学当中去，回到我们那种轻松愉快里去，去高谈阔论，去调笑戏谑，去嬉戏打闹，或者去卿卿我我。于是，我也瓮声瓮气，结果当然就吵闹起来了。这次，汉娜对我简直是视若无物，我又惶恐起来，害怕就此失去汉娜。最后，我重蹈覆辙，举手投降，直到她重新接纳了我。不过，我心里还是充满懊丧。

15

这以后，我就开始对她反叛了。

倒并不是我就此泄露真情，或者暴露汉娜。对于我应该保守的自身秘密，我没有不打自招；我原可以表露的行迹，我也守口如瓶。当然，我也没有承认有她这个人存在。我很清楚，否认乃是一种似非而是的背叛。虽然，一个人到底是扯了谎话，还是仅仅出言谨慎、深思熟虑，为了避免落入尴尬，或免得成为笑柄，这从外表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有些人采取了不予承认的态度，就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了。但是，如果说谎的话，终究会把那层关系中的根基抽走，就像那些花里胡哨的背叛一样。

第一次怎么否认有汉娜这么个人，我已经不记得了。那年夏天午后在游泳池畔广结友情，友情又发展出了新的友谊。我的邻桌是个男生，我原来在老班级已经熟识，现在，我又喜欢上了霍尔格·施吕特，一个和我一样热爱历史和文学的同学，我们马上成了知心朋友。他不久也和苏菲很接近了。苏菲就住在我家房子背后几个街区，我们俩去游泳池来回都走同一条路。起初，我心里想，我同朋友们的友谊还没到那一步，可以把汉娜的事告诉他们。后来，友情更深了，却又找不到适当的机会、正当的时间和恰当的言辞。到最后，时机又太晚，我少年时代的其他秘密都坦白过了，惟独汉娜没有赶得上一起讲出来。我于是又思忖起来，如果这么晚才讲到汉娜，就会造成朋友们一种误解，以为我之所以先前不说，似乎是认为同他们还不够知己，其实并不是如此。我感到有点内疚。不过，不管我怎么伪装自己，我也晓得我是在背叛汉娜。因为，我让朋友们分享了那么多青春期的重要秘密，关于汉娜却只字不提。

同学们已经了解我这人不够坦白，这使得事情急转直下。有一天傍晚，苏菲和我一同回家，不巧碰到了一场雷暴雨，只好到诺恩海场地中花园小屋的遮阳棚下去躲雨。那时，还没有现在的大学建筑物，只有一块块场地和花园。一时间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劲风猎猎，雨点下得又密又重。更糟的是，气温也下降了五度左右。我们感到寒冷刺骨，我不禁把手臂伸过去搂着苏菲。

“你怎么……”

她并不看我，而是对着外边的雨丝讲话。

“怎么？”

“你是病了很久吧？是黄疸病吗？你是不是就为这场病在忙活着？你怕不怕，以后不会恢复健康咋办？医生们是怎么讲的呢？你是不是每天都得上诊所去，去换血或者输液什么的？”

她居然把汉娜当成了疾病一场，我感到自己很可耻。但是，在这么个时刻，我实在不能谈到汉娜。

“不！苏菲，我已经不生病了。我的肝功能指标全部正常了。再过年把，我甚至可以喝酒了，只要我想喝。不过我是不会喝的。让我……”

话到嘴巴边，我还是不愿意说什么“让我忙活的”等等其实就是汉娜。

“让我迟到早退是我有其他事情。”

“那么，你不愿意讲一讲吗？要不，你实际上想讲出来，却又不晓得怎么讲，是吗？”

是我不想讲吗？是我不晓得怎么讲吗？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俩这么站在一起，天上在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底下就站着我们俩，在一起受冻，在相互取暖。此时此景，逼得我非得对苏菲，对所有人，把我跟汉娜的事讲出来不可。可我只是说了一句：“也许，在下一次我会讲给你听的。”

可惜，这个“下一次”不会再来了。

16

我从来不知道，汉娜在既不去上班、也不同我幽会的时候，到底在干些什么。每当问起她，她就把我给顶了回来。其实，与其说我们俩共享着同一片生命世界，不如讲她在自己的世界里给我让出了一角空间，大小宽窄全凭她愿意怎样就怎样。我该对此知足了。要想得到更多，或者只是想晓得更多，就是一种冒犯。有时我们在一起特别开心，有那么一种气氛，好像什么都有可能，也什么都许发生。这时，如果我乘机提个问题，她就会躲闪支吾，但不是断然拒绝：“你想什么都要晓得吗？小家伙！”或者，她甚至会拿起我的手，搁在她的腹部，一面说道：“你是想在我肚皮上打个洞眼啊！”

要不，她就掰着手指头数数：“你看，我要洗衣，我要烫衣，我要扫地，我要购物，我要掸灰，我要做饭，我还要把梅子从树上摇晃下来，再捡起来，再扛回来，马上煮熟，要不然的话，那个最小的就会……”这时，她会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左手的小指，接着说：“那个最小的就会把其他的全部吃光！”

我从来没在马路上，或商店里，或电影院同她不期而遇。虽然，她总对我说，她喜欢看电影，也经常去看。在我们相好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一直想同她去电影院，可她就是不愿意。偶尔，我们也会谈起一些我们俩都看过的影片。她看电影是毫无选择的，只要是片子全都看，从德国的战争片、乡土片，到美国西部片，再到新浪潮电影等等。而我，我喜欢好莱坞电影，不管是关于古罗马的，还是西部荒原的。有一部西部片我们俩都特别喜爱，其中，理查德·威马克扮演镇长，第二天清晨他要面对一场他注定要输掉的决斗，当天晚上他去敲多萝茜·玛隆的门。女主角劝说他逃走，却说不动这位男主角。女主角一开门就问道：“你现在要干什么？你整个生命就抵一个晚上吗？”有时，当我满怀欲望到汉娜那儿去的时候，她也这么讽刺我说：“你现在要干什么？你整个生命就抵一个钟头吗？”

我只同汉娜在街上偶尔相遇过一次。那是七月底或八月初，快要放暑假的前几天。

几天以来，汉娜的行为都很古怪，她时而反复无常，时而盛气凌人。同时，叫人感觉得出，她是处在某种压力之下，这种压力折磨着她，逼她表现得十分敏感而又极端脆弱。她极力压缩自己，好像害怕一放松就会爆炸似的。我询问她为什么这么痛苦，她的回答却很粗暴无礼，这使我简直不能忍受。同时，我不但感到自己被别人拒绝，也觉察到了她的孤立无援，所以，我既想与她休戚与共，又想让她清净独处。有一天，压力突然消失了。起先，我以为汉娜又恢复了常态。正好，《战争与和平》已经朗读结束，我们要开始一部新书，我答应这由我来考虑，我的确带了好几本书来，让她选择。

但是，这次她却没有立刻同意。“让我来给你洗澡吧，小家伙！”

那天倒不是夏日常有的闷热难当，那种天气闷得一跨进厨房，就像有一张湿漉漉、沉甸甸的大网，把人罩住似的。汉娜打开了热水器，往澡盆里放满水，滴了几滴沐浴精油，就开始给我洗澡。她穿的是浅蓝小花的罩裙，下边没有穿内裤。在闷热潮湿的空气里，那件罩裙汗津津地贴在她身上，轮廓分明。她撩拨我、挑逗我，让我兴奋不已。我们缱绻缠绵时分，我感觉得出，她是一个劲想把我推向一片新境界，感受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支撑那些最终支撑不住的。她也极端投入地委身于我，前所未有。倒也不是彻底相许，这点她从来做不到。她只是一心想跟我一起沉水而去。

“现在起来，到你朋友们那儿去吧！”她同我作别，我走了。热气仍旧凝固在栋栋房屋之间，徘徊在空地花园之上，闪耀在柏油马路表面。我一阵阵眩晕麻木。游泳池里传来一片片小孩子泼水嬉闹的声浪，好像来自遥远、遥远的远方。总之，我在这世界移动穿行，物我两忘。我潜入那飘着漂白粉气味的乳白色水中，根本没有任何欲望想再伸出脑袋来。我在其他人旁边躺着，听得见同学们在谈论些什么，觉得简直可笑，实在无聊。

不知什么时候，这种情绪退潮了。不知什么时候，游泳池又回到了那个正常的午后，仍旧是点缀着作业、排球、谈笑和调情的游泳池。当我抬起眼睛时，我看见了她，当时我正在干什么，却忘得干干净净了。

她套一条短裤，穿一件衬衫，衣襟敞开，腰间扣紧，站在离我大约二三十米远的地方，在对我张望过来。我也回看她。她离我太远，辨不清是什么表情。我没有跳出水来，向她奔跑过去。一连串问题掠过我的脑海：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游泳池呢？她愿意被人看见跟我在一起吗？我愿意给人看见跟她在一起吗？为什么我们总也没有不期而遇呢？我该怎么办？于是，我站立起来。说时迟，那时快，我眼神刚游移了那么一下，她就倏地不见了。

她套一条短裤，穿一件衬衫，衣襟敞开，腰间扎紧，在对我张望过来，我却从这里头读不出任何意思。这是另一张图画，汉娜遗赠给我的。

17

第二天，她就走了。我像往常一样准时去她家，按门铃。我透过房门朝里面看，一切依旧，还听得见大钟在滴答滴答响着。

我在楼梯间坐下来，跟往常一样。在我们相识的开头几个月，她平时跑的路线我已经熟悉，就再也没有想去陪着乘她的车，或者下班后去接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问这方面的问题了，也不再表示对这事有什么兴趣。今天，这问题倒又回来了。

我走到威廉广场的电话亭，给有轨电车公司打了个电话。电话转了一个又一个人，我最后得到的回答，是汉娜·施密茨没有来上班。我于是又回到车站路，去到细木工场询问这栋房子的业主是谁，人家告诉了我名字和地址，在基歇海姆。我骑上自行车就走。

“你是问汉娜·施密茨太太吗？她今天一大清早就搬走了。”

“那她的那些家具呢？”

“那不是她的。”

“她住在这套房子里多久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个女人是在窗口同我说话的，讲完，砰的一下就关上了窗。

我又赶到有轨电车与缆车公司去，在办公大楼我一路打听人事部。那位负责人倒还态度友好，表示关心。“她今天一大早就打来电话，说要我给找一个替工，时间刚刚好衔接。她说她不再来了，就此不来了。”他摇摇头，继续讲下去，“两个礼拜前，她也就坐在你这把椅子上，我给她提供了一个机会，培训她当司机。可是，她拒绝了这一切。”

又过了好几天，我才想起来，该到居民户口登记处去问问。她果然曾经在那儿通报过，说她要搬到汉堡去，可是没有留下那儿的地址。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非常难过。我还得费好大的劲，一定不让我父母、哥哥、姐姐和妹妹看出什么破绽。我在餐桌上也交谈几句，也吃点东西；实在要呕吐出来的话，我就先忍耐着，过后吐进抽水马桶里。我照常去学校，去游泳池。下午我也消磨在那儿，藏在一个没人找得到我的僻静地方。我的身体渴望着汉娜，不过，比身体渴望更糟的是，我有一种负罪感。我为什么没有从水里一下子跳出来，向她奔跑过去呢？在我来说，一件小事浓缩了我这几个月来的心猿意马，正是这种三心二意使我居然拒绝承认她，以致背叛了她。不告而别是对我的惩罚啊。

我忽然又想，那一次看到的也许并不是她。我又没有看清楚脸蛋，为什么就能硬说一定是她呢？换言之，如果真是她的话，我居然会连她的脸蛋都认不得吗？这样一来的话，我到底能不能确信那一定是她呢？

再转念一想，我知道那就是她。她站在那儿，在朝我看着。可惜已经太迟了。

【注释】

[1] 德国地区名，沿莱茵河西岸。

[2] 德国一般九年制中学的六年级相当于我国中学的初三。

[3] 西塞禄（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律师、古典学者、作家；卡提林纳，公元前63年罗马政坛一次夺权阴谋的领导者。

[4] 艾辛多夫（1788——1857），德国浪漫派诗人，他最出名的作品却是小说《一个窝囊废的生涯》。

[5]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在德语诗人中，他可能是继海涅之后最具声望的一位；贝恩（1886——1956），德国诗人。

[6] 根据德国双轨制教育的学制，实科中学为毕业后可考入大学深造的中学，另外一些中学的学生毕业即就业。

[7]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在奥德修斯回家途中引诱过他的一名公主。

[8] 此处是作者一组与 “马”有关的语言游戏，第一个词是法语的“马”，第四个词是亚历山大大帝坐骑的德文滑稽翻版，其他两个是作者生造的称呼马的词。

第2部

1

汉娜已经离开这座城市了。可是，很长一段时间，我还转不过弯儿来。我仍旧在四处寻找她的身影；很久我才习惯那些没有她的午后；见到几本书，我也会想，该选哪本书给她朗读才好呢。过了很长时间，我的身体才不再对她充满饥渴。在睡梦中，我的手脚还会想要摸索到她的肉体。我哥哥不止一次在饭桌上报告，说我夜里叫喊出“汉娜”这个名字。我也还记得上课时我什么也不干，就只是梦着她、想着她。开头几个礼拜我为内疚而煎熬，后来它才渐渐消散平息。不过，我还是尽量避免走过她家那栋建筑物，而是走另外几条路。半年以后，我家也搬了，搬到这座城市的另外一个区域。我也还没有因此而忘记汉娜。不过，对她的记忆不再如影随形了。她的影子向后退缩，正像列车开过时分，城市就从车站向后退缩一样。可是那东西还在那儿，在后面某个地方，你可以折回去，搞清楚的确还在那儿。但是，我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记起在中学的最后几年，还有大学的低年级，我都过着幸福时光。可是，真要讲却又讲不出什么来。这些时光毫不费力就过去了。无论中学毕业考，或是大学学法律，对我而言都不困难。我选择法律，是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真想去做。此外，无论是结识朋友，或是结交关系，甚至是结束关系，我都不存在什么难处。我几乎事事顺遂。没有什么是沉重的。也许，这就是我的记忆包袱很小很小的原因。或者，也可说我是故意保持这样小小的记忆吗？另外，我甚至还怀疑，我的快乐记忆是不是真实的。因为，我越是想它，就越会想出一些尴尬场景和痛苦情况。再说，虽然我已经朝汉娜的记忆道声再见，但是，我却并没有将它克服。曾经汉娜难为水，我不再对人卑躬屈膝，我也不再自惭形秽；我不再自揽罪过，或者感到负罪；我也不再去爱人，以免一旦失去便又会悲痛万分。这一切我并没有故做什么明确的构思，只是在感觉上坚如磐石。

于是，我养成了一种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的习惯。我装得好像没有什么能够感动我、摇撼我或者迷惑我。我是什么也不沾边。我还记得，有一位老师的慧眼看穿了这一切；他也曾经跟我在谈话中指出来，可我硬是无礼地把他敷衍过去。我也想起过苏菲。汉娜离开这座城市后，苏菲给诊断出得了肺结核。她在疗养院一呆就是三年，出院时刚赶上我进大学。苏菲很孤独，就想找老同学联系联系。其实，要寻找到一条直通她芳心的路，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在我们一起睡过觉后，她终于明白，我的心并不在她那儿。她含泪问我：“你到底是怎么啦？你到底是怎么啦？”

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他去世前我去看他，他要为我祝福。我却对他说，我对这一套是既不相信，也不看重。我当时对于自己敢于这么做还沾沾自喜，现在想起来真无地自容。可是我记得，小小一个示爱的手势居然会让我如鲠在喉，不管这姿态是冲着我来，或者冲着别人。而且，要引发我的激动，一个电影镜头就已经足够。这种冷漠无情和极端敏感在我身上并存，我自己也感到迷惑不解。

2

等我再次见到汉娜，已经是在法庭上了。

这不是第一次涉嫌纳粹集中营罪行的审判，也并非主要的一次。我们的教授是研究纳粹历史和有关司法审判的少数专家之一，他以这次审判为主题组织了一个讨论班，希望学生能够协助审判，也好让他看看学生学得怎样。到底这位教授要考查、确认和驳斥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有一点我却印象很清晰，我们在讨论班里辩论过一个问题，追溯性的惩罚是否应该废止？是否根据犯罪当时就已经存在的刑法有关条文，来判决集中营看守和帮凶就已经足够了？或者，这问题是否还涉及到另一个方面，即他们犯罪的当时，该条文到底是如何进行解释的？又是怎么应用的？又为什么没有应用到他们身上？更延伸开来说，到底什么是法？法就是写进书本的吗？还是在社会上实施并得到遵守的？或者，不管写不写进书本，法乃是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在社会中加以实施并得到遵守的吗？

教授是一位长者，从国外流亡归来，对于当时德国法律界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超脱。所以，他一方面以丰厚的学识参加辩论；另一方面，解决有些事例单纯依靠学问还不够，对于这些问题他就保持一定距离。教授的名言是：

“请看清那些被告，你们找不出一个，会真的相信他们当时有权杀人。”

讨论班在冬天开始，而审判则在春天，持续了好几个礼拜。法庭是礼拜一至礼拜四每天开庭，教授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天一组轮流出庭，以便对每一次开庭都做逐词逐句的记录。然后，礼拜五讨论班上课，对本周前几天所搜集到的材料进行评价。

是评价！而且是评判过去！我们学生在讨论班里把自己看做评判的急先锋。我们使劲推开窗子，放进新鲜空气，一阵疾风最后会呼啸着吹掉灰尘，那是社会曾经容忍过的，社会容忍这些灰尘堆积在过去的恐怖之上。我们责无旁贷，要让人们能够呼吸清新和眼见为实。我们并不依靠书本上的法律知识。我们坚信，最后必须进行审判。我们同样一眼就看出来，过去对某几个集中营看守或帮凶虽然也审判过，但只是走过场而已。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或者曾经为看守或帮凶服务过，或者没有设法去制止他们，或者，在1945年以后，原应该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揭发出来的，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评判，把他们暴露在羞耻之下，以这种办法对他们进行审判。

在第三帝国，我们各自的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很不相同。好几个同学的父亲曾经参加战争，其中有两三个的父亲是正规军军官，一个人的父亲还是党卫队冲锋队军官。这些人当中有人在司法部门或地方政府任过职。我们的双亲中也有做教师或者做医生的，又一名同学的叔叔或舅舅曾经是内政部的高官。我敢肯定，如果我们询问他们，或者他们回答我们，讲起来一定五花八门，各自都有一本账。例如，我父亲就不喜欢谈论他自己，但是据我所知，仅仅因为他曾经计划讲授斯宾诺莎[1]，就给撤消了大学哲学系的教职，被迫在一家搞旅游地图和小册子的出版社担任编辑，带着我们全家艰苦地度过了战争时期。那么，我们又怎么判他以可耻的罪行呢？我却这么做了。我们当时都对双亲判了可耻的罪。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在1945年后把那些作恶者从人群中告发出来，而犯了知情不报的罪。

在讨论班中，我们这些学生形成了很强的班组特色。我们是所谓“集中营讨论班”。起先，这是别的同学给我们起的称号，后来我们就这样称呼自己了。我们所干的事情其他同学未必感兴趣，很多人是敬而远之，更名副其实地吓跑了几个同学。我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那种热情，要使那些可怕的罪行大白于天下、让每个人都了解的热情，也的确有点令人望而生畏。我们所阅读、所听闻的事实愈可怕，我们的责任心就愈坚定，一定要揭露罪人和控诉罪行。甚至于，当事实摆在面前迫使我们骇然窒息时，我们还是会胜利地把材料高高举起，口里高声叫道：看这些东西啊！

我参加讨论班完全是出于兴趣。这毕竟是新鲜事，不是买卖法，不是犯罪团伙或同案罪犯，不是中世纪法典，更不是纠缠着法律哲学的老古董。我把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的态度也带进了讨论班。不过，当冬天渐渐来临，我开始感到越来越不能撒手脱身——不管是从我们所阅读、所听闻的事实，还是那种抓住了讨论班里学生们的热度，都将我紧紧地吸引住了。一开始，我还装做只想参加学术研讨，或者是出于政治上或道德上的热情。但是我愈来愈得寸进尺，我要分享全部的热中沉迷。其他人也许觉得我拒人千里，或者傲慢自大，我在冬天的几个月自己却有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其中有归属之感，也有同自己、同自己所做的事、同那些与我一起做事的人之间意气相投的感觉。

3

审判在一座邻近城市举行，离本城一个钟头车程。我从前还没有机会到那个地方去。那天，开车的是另一位同学。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了解这座城市。

那是个礼拜四，审判在礼拜一就开始了。已经审讯了三天，可是时间都花在辩护人提出所谓“偏见回避”[2]的动议上面了。我们是第四组，要见证对被告人本身的审问，也就是真正审讯的开始。

我们开上贝格路，头顶心上果树正是繁花似锦。我们一路上情绪高涨，终于可以将所学的理论用于实践了。我们并不仅仅将自己看成是旁观者、聆听者或记录者。观察、聆听和记录不过是我们对评价历史的一份贡献。

法庭设在一座世纪之交建造的大楼里，那时典型的法院建筑是阴沉昏暗和装腔作势，这栋建筑物却没有沾染这一风尚。刑事审判法庭设在一间大厅里，室内左边开着一溜儿大窗子，乳白色的玻璃挡住了闲观者的视线，但也透进来大部分光线。窗前坐着检察官们，衬着背后春夏之交的明媚阳光，他们只是略有轮廓的剪影。法庭由三名穿黑袍子的法官、六名当地选出来的公民组成，坐在大厅的正前方。被告和他们律师的坐席设在右侧，他们人数很多，添加的坐椅和桌子一直延伸到大厅中间，直抵观众席。这样一来，有几名被告和律师就是背向我们坐着。

其中一人居然就是汉娜！

一直到听见叫她的名字，她应声站立起来，向前走上去，我才认出她来。当然，我一听“汉娜·施密茨”这个名字，就马上明白了。随后，我也立刻认出了那身体，那脑袋，挽着一个很奇特的发髻；那头颈，那宽阔的背部，还有那强壮的臂膀。她把身体挺得笔直，双腿站得坚牢。她的双臂闲搁在两旁。她穿着一袭灰色衣服，袖子很短。我认出了她！我感觉却一片虚空，什么也没有的虚空。

一时，我只听见审判官跟她在一问一答。

是！她愿意站着说话。是！她1922年10月22日出生在赫尔曼市，现在四十三岁。是！她曾在柏林的西门子工作，在1943年秋天加入了党卫队。

“你是自愿加入的吗？”

“是的。”

“为什么？”

汉娜没有回答。

“尽管当时西门子曾经要提升你当工头，你还是加入了党卫队，是吗？”

汉娜的辩护人一跃而起：

“请问这里说的‘尽管’是什么意思？是否想假设，一位妇女在西门子被提升到工头的位置，她就不应该加入党卫队了？我认为，这只是我的当事人当时的一项决定，没有理由成为提问的话题。”

他坐下了。他是辩护人当中最年轻的，其他人年纪都比较老。其中还有几个老纳粹分子，这点是渐渐暴露出来的。这些人使用着特定行话和固有推理，汉娜的律师一概不予理会。但是，他太浮躁，太急功近利，这对他的当事人必然造成损害；就像他的上述同事一样，他们又臭又长的纳粹腔调，对于他们的当事人也有百害而无一利。话说回来，他这一次的确赢了这个回合，审判长看来有点尴尬，对汉娜为什么参加党卫队的问题，不再打破沙锅问到底。但是，这个局面却促成了一种印象，即她之所以加入党卫队，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迫不得已。这点对她不利，马上就会见分晓。陪审团里有人问汉娜，在党卫队里面她希望做什么工作。汉娜回答，她看到党卫队在西门子和其他工厂招收女性看守，她就申请了，也给录取了。虽然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了，但造成的负面印象已经无法消除。

审判长又要求汉娜，必须用是或否这样的单词来回答下列问题。汉娜回答是，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呆到1944年初，以后转到波兰克拉科夫的一所小集中营，一直呆到1944年到1945年的那个冬天。接着，汉娜又回答是，当时集中营囚犯被勒令西迁，她也一路跟着。接下来，战争结束时她是在卡塞尔。从那时以后，她辗转于许多城市之间工作生活，在我们市一呆就是八年，她在任何其他城市都没有居住得这么长久过。

“经常更换居住地，就说明她有逃跑的嫌疑吗？”汉娜的律师经常表现出这样的讥讽口吻。“我的当事人每次搬到新地方，或者离开老地方，都到警察局登记或者注销的。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她逃跑，她也没有任何事物需要隐藏。请问，是不是治安法官觉得，由于对我的当事人指控的案情有引起公愤的风险，就不能宣判她无罪释放呢？我尊敬的法官大人，这是纳粹抓人的理由，是纳粹引进的，纳粹以后就已经废除了。现在，这种东西早已不存在了。”这名律师说话中带有充满恶意的洋洋得意，有些人在戳穿辛辣刺激的真理时也是这样的。

我很震惊。我意识到，我早已认为逮捕汉娜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倒不是因为对她的控告有分量，对她的怀疑很强烈，这些我一时都还来不及详细了解。不是由于这些，而是因为一旦她锒铛入狱，就会从我的世界，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我要她远远离开，要她遥不可及，要她成为纯粹的回忆，像过去这些年来她已经转化成的、沉淀着的那样。反过来说，如果她的律师赢了，我就被迫要跟她重新见面，我首先要费尽心思说服自己，我愿意怎样同她重逢，又应该怎样同她重逢。可惜，我还看不出这名律师怎么便会赢不了这场官司。再说，如果迄今为止汉娜从来没有要逃避法律，那她现在为什么要逃避呢？她又想掩饰什么呢？在当时，并没有其他逮捕汉娜的理由。

审判长似乎又陷入了尴尬，不过我马上就看出来了，这原来是他的一种特殊计谋。每当他碰到了一番拖延时机或令人恼怒的发言，他就会拿掉眼镜，用一种视而不见的空洞神情看着发言者，同时皱起前额，完全忽略这一发言；要不，他会说出一些简短套话，诸如“那么，您是指……”或“您是要想说……”之类，并且不断重复这些话语。法官就用这种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对于这段发言毫无兴趣，如果要强迫他聆听毫无用处。

“那么，您是指治安法官错误地理解了如下事实，即被告人曾经完全无视写给她的信函或传票，她从来没有到警察局，到检察官，或到执行法官那儿去说清楚过。您是想提出一项动议，要取消逮捕令吗？”

律师真的提交了这么一项动议，但给法庭驳回了。

4

这场审判我连一天都没有错过。其他同学都很吃惊。教授则很高兴。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之中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人，他能够把上一组听到的、看到的传达给下一组，在当中起到衔接的作用了。

只有一次，汉娜抬起眼睛向观众席望过来，看见了我。一般情况下，她都是由女法警领着，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座，整个审判过程中她都只注视着长椅。她看起来很高傲，从来不跟其他被告讲话，甚至也不理会她的律师。不过，随着审判的深入，其他被告之间交谈也越来越少了。当法庭休息时，他们一般只同各自的亲戚朋友呆在一起。早上来的时候，他们一看见这些亲戚朋友在长椅上坐下，就会招手致意。只有汉娜，休息时也老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于是，我就从背后看她。我看她的脑袋，她的头颈，她的肩膀。当审问涉及到她时，她总是把头抬得高高的。每当她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诽谤或者攻击时，就会挣扎着进行反驳。这时，她双肩向前方左右摇摆，头颈也会胀起来，连肌肉的抽动都看得见。可是，她的反驳总是不被法庭采纳，于是，她就又把肩膀垂下，这两者都已经变成常规了。她从不耸肩，也不摇头。她太紧张，哪里会做得出像耸肩摇头那么悠闲的动作？同时，她也不把脑袋侧转一个角度，或者垂下，或者用手去支撑下巴。她一坐下就冻僵了，这么坐着真是受罪。

有时，她的一绺秀发会从紧束的发髻溜出，打着卷儿，垂到她头颈背后，在穿堂风里微微飘动。有时，汉娜会穿一身连衫裙，领口开得很低，连她左肩膀上的胎记都可以看得见。这让我回忆起来我怎么吹散她项上的秀发，吻那脖颈，吻那肩膀上的胎记。记忆也不过就是一卷笔录而已。我其实什么感觉也没有。

在审讯的几个礼拜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知觉已经完全麻木。偶尔我也会把麻木的感情刺激一下，便极力去想像，汉娜当时如何实施那些被指控的罪行；同时也回想她颈上的秀发、肩上的胎记，这些都是我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的。就像打了一剂麻醉针的胳膊，又被一只手死命掐着一样。胳膊不知是手在掐它，手却发出曾经捏过胳膊的信息，而神志对这两者全都无知，混沌一团，不分彼此。但是，只消一会儿，神志就把这两者分辨得清清楚楚了。也许，是手把胳膊掐得太重太重，掐得肉都发白了。过了好一会儿，血液才重新涌回来，那被捏之处也才恢复血色。不过，这并不能把感觉带回来。

那么，是谁给我注射了麻醉剂？是我自个儿注射的吗？不麻醉我还能忍受得下去吗？麻醉不只是在法庭起作用，麻醉作用也不仅使我能够把汉娜看成路人；也许有人曾经热恋过她，并且企望过她，这人我非常熟悉但绝对不是我。麻醉还能够起到一种作用，让我成为自己生活的局外人，冷眼旁观。于是，我看得见自己在大学的所作所为，看得见我如何对待父母、哥哥、姐妹和朋友，在内心我竟然只感觉是置身事外。

不久，我觉得也能在别人那儿发现这种麻木了。只是不包括律师，他们参与整个审判过程，他们风格都一样，是法律修辞上的好斗喜胜，是书院学究式的尖酸刻薄，甚至是吵闹喧哗而富有心计的大胆无耻，并且每人都按照各自性格和政治观点的不同，加以变通，各尽其妙。实际上，这一审判也已经把他们的能源都消耗光了。一到傍晚他们就身心更疲，声音更尖。好在，夜里他们又全都令自己再次充电，第二天早上故态复萌，时而低声嗡嗡，时而尖声啊啊，正像二十四小时前一样。检察官也很努力地亦步亦趋，日复一日他们坚持着那同样水平斗志昂扬的攻击。可惜也哉，他们却没有取胜。首先是因为法庭上展示的事实及其后果简直把他们给吓住了，接着，麻木不仁又把他们给镇住了。至于对法官和陪审团来说，麻木不仁的效果最为严重。在审判开始后最初几个礼拜，他们倾听着关于恐怖景象的陈述时，还带那么点显而易见的惊恐表情和确凿无疑的自我克制，这时，讲述者则是时而泪流满面，时而声音哽咽，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又断断续续。到后来，法官和陪审团们的面部表情就恢复常态了。他们甚至开始露出微笑，交头接耳，当某一目击证人作证有点荒腔走板时，他们还会表示出几丝不耐烦。可是，当审判中讨论到要去以色列出差，以便通过一名女目击证人取证时，他们就又齐发旅游之豪兴，争先恐后起来。一听到新情况总是惊诧莫名的，是那些大学生们。他们每周只来法庭一次，每次都旧梦重温，可怕的罪行又再次戳进他们的日常生活。我是每天必到，可以用一种超然的眼睛瞧着他们的反应。

集中营的囚犯这个月不知下个月地死里逃生，怎么能够习以为常呢？对新来者的恐惧，他们怎么能够漠然视之呢？答案是他们熟视无睹，他们麻木不仁，正如他们每天都得面对屠杀和死亡一样。所有关于幸存者的文学作品，都谈到了这种麻痹病。人只要具有这项本领，生命就可以减缩到就那么几件事儿，行为也会变得冷漠无情、肆无忌惮，煤气毒死、炉子烧死也都成了家常便饭。在罪犯们的交代当中，虽然寥寥数语，煤气室和焚烧炉乃是日常风景；罪犯们自己的生命也减缩成了就几种功能，完全是毫无顾忌，冷血动物，冥顽不化得就像吸饱了毒、喝醉了酒一样。在我眼里，这些被告现在还是、也永远将是深陷麻醉之中，在其中已经多少变做了化石。

那时，我一旦深究这种铺天盖地的麻木不仁，也就同时深挖出一件事实，那就是它不但沉沉地压在犯罪者和受害者身上，即使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法官、陪审团、检察官或者书记员等等，他们天天要面对这些事实，也深受影响。当我就此对罪犯、受害者、死者、生者、幸存者、生哀死荣者等等进行比较时，我没有好受过，即使现在我也不好受。

对前后这两群人究竟是否可以进行对比呢？我在一份报告里曾经对两者进行了一些比较，我总是强调，罪犯们是被强迫到集中营去执勤的？还是出于自愿去的？受害人是自己忍受迫害，还是也施加于别人？这当中应该有巨大差别，这项差别的重要性表现在它具有最大程度的决定性。结果，我在别人那儿如果碰到反应，不是震惊就是愤怒。其实，我的观点虽然激烈明确，但并非针对反对意见提出来的，而是在他们有机会表示异议之前就已经讲述了。

那时我就已经常常反躬自问，所以我也同时问自己，我们这些第二代人，过去和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对待那些有关灭绝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信息呢？难道，我们不应该确信，我们这一代能够理解那些不能理解的吗？我们不应该确信，我们这一代能够比较那些不能比较的吗？虽然恐怖本身已经不再是疑问，可是就因为一经调查，所调查的可怕罪行就会立即成为街谈巷议，而不再单纯是一种既成事实，一种我们只能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面对着并沉默着的过去，因为这样，难道我们这一代就应该放弃调查吗？我们难道只应该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沉默下去吗？这又是为什么呢？我参加讨论班时抱着清算过去和解释过去的热情，我之所以这样反躬自问，倒不是因为我随着审判的进行热情一下子减退了。并非如此，而是我在问自己，仅仅判决和惩罚少数几个人，而让我们这些第二代人继续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沉默下去，难道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5

第二个礼拜，法庭宣读起诉书。宣判过程持续了一天半时间，一天半时间充满了因果关系的公文词句。例如，第一位被告被控犯有……，此外她被控犯有……，她更被控犯有……因此，她触犯了某某条款，进一步，她又被控违反了这一……，那一……鉴于以上事实，被告应判有罪，予以惩处。等因奉此，诸如此类。

汉娜是第四个被宣读起诉书的被告。

这五名被告全是女看守，属于克拉科夫附近一所集中营，规模不大，那里是奥斯维辛的外围死亡营。她们五名看守是1944年初从奥斯维辛被派到那里去的，替代非死即伤的看守，那些家伙是在犯人们干活的工厂发生爆炸时出事的。指控之一是她们原来在奥斯维辛所犯的事，但是，与另外一项控告相比，那就算不得什么了。这项指控我已经记不得了。是不是它与汉娜无关，只涉及其他四名被告呢？是不是它跟另外的指控相比算不了什么，或者本身就微不足道，我才忘记了呢？一名在奥斯维辛呆过、并因此而被捕的人，却并不是因为在奥斯维辛的行径而被指控，这本身能有说服力吗？

当然，这五名女看守并不是集中营的头目。还有一名指挥官，一支守卫部队，以及另外若干名女看守。事情是囚犯们被迫西行途中，一天夜里遭到轰炸，大部分守卫部队和看守们都丧生了。有一些人则在当夜开了小差，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中也包括那位指挥官，他在西行开始不久就逃之夭夭了。

大轰炸之夜，按照常理来讲，犯人们原本也在劫难逃。生还者只剩两人，一位母亲和一位女儿，女儿还写了一本关于这个集中营和死亡西行的书，在美国出版。警察和检察院不久就顺藤摸瓜，不仅锁定了这五名女看守，还找到了几位目击证人，他们当时就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结束了这场死亡行军的轰炸就发生在那儿。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当然是女儿，她已经到德国了，母亲则留在以色列。为了能向母亲取证，法庭要去以色列，去的人有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这也是整个审讯中我惟一没有到场的一段。

最主要的指控涉及到集中营进行的挑人的事。每个月，有六十名妇女要从奥斯维辛送走，同时，又有同样数量的妇女被送进去，不包括那些在此期间死亡的。所有人都清楚，送到奥斯维辛就是去送死。实际上，给送进来的就是那些在工厂不能再继续做工的妇女。这家工厂是生产军火的，真正的弹药生产工作并不繁重，但是妇女几乎不让从事真正的生产。她们得干粗重的建筑活，去维修那年初给轰炸损坏了的建筑物。

另一项指控同罪恶末日的那个轰炸之夜有关。部队和看守居然把犯人囚禁在一座乡间教堂里，共计几百名妇女，这座教堂村子里的人都已经不大去了。其实，落下的炸弹并不多，目标可能是附近的铁路线和工厂。或者，因为是刚轰炸了一座大城市后多余下来的，所以索性就抛了下来。其中一颗落到了部队和看守们过夜的教士家里，另一颗正好命中教堂的尖塔。一开始，尖塔燃烧起来，接着蔓延到了屋顶，然后，教堂的屋梁烈焰滚滚，终于坍塌到教堂的大厅，里面一排排的椅子立刻起火燃烧。沉重厚实的大门纹丝不动。被告完全可以将大门打开，可是，她们没有那么做，就这样，锁在教堂里的妇女全都给烧死了。

6

这场庭审对于汉娜来说是倒霉到家了。在法庭调查时，她已经给人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宣读起诉书之后，她却又要求发言，说有些事情不是那么回事。她的话被审判长怒气冲冲地驳回，说在审判开始之前已经给了她足够的时间去研读起诉书，并让她记下不同意的地方，可是她却没有做。现在，进行到了主要程序，起诉书里属实与否，就应该由取证环节来决定了。正式取证于是开始，审判长先提了个建议，因为有一家德国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女儿那本书的德文译本，而且样稿也已发给所有参加者人手一份，在法庭上就不朗读内容了。在审判长那恼火眼光的逼视之下，辩护律师不得不说服汉娜接受这项提议。她很不乐意接受这一点。她也不接受一个说法，即她在前面的审讯中曾经承认，她拿到过教堂的钥匙。她说，她根本没有拿过教堂钥匙，根本没有人拿过那把钥匙，根本就没有一把打开教堂大门的总钥匙，而只有能够打开许多门的许多把钥匙。而且，这些钥匙都插在门外的锁眼里。但是，法官以前就这件事情审讯她时做过记录，说法却完全相反，而这记录已经由她自己同意并签过字了。她质问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强加于她，但是于事无补。她并没有高声质问、傲慢无礼，她只是非常坚决固执。我看得出，她还带着那种看得见、听得出的困惑不解和孤立无援。同时她强调，说别人把某些事情强加于她，并不是等于她这是在责备法庭。但是，审判长却认为她实际上就是这意思，便打断了她的话，态度很是尖锐。汉娜的辩护律师双脚跳起，热烈而又急切地准备开口反驳。当他被问到是不是他要把对他当事人的谴责据为己有时，他重新坐下了。

汉娜要讨回公道。当她觉得是冤枉了她，她就反驳；如果她的观点受到谴责，别人强调时倒也并没有歪曲她，她也坦然认错。她反驳驳得犟头倔脑，她认错认得心服口服，仿佛要用心服口服的认错态度，来换取犟头倔脑的反驳权利。要不，她就是通过反驳来承担一项责任，去承认那些光明正大之下无法辩驳的东西。但是，她却没有注意到，她的固执激怒了审判长。她对于前因后果，她对于游戏规则，一概都毫无感觉；她对于自己或别人的表达方式也漫不经心。她根本不晓得，正是以这种或那种表达方式作为依据，决定着有罪或无罪，判刑或释放。对于法庭的现实情况汉娜这样不会审时度势，作为一种补偿，她的律师就应该经验丰富，十分自信，干脆说就应该高人一筹。就是这样的话，对这么个人汉娜也不该过分苛求。她却很明显地表示出对这名律师并不信任，又不能选择一名自己更加信任的律师。律师是审判长给她指定的，属于那种法院指定辩护人。

有时，汉娜也会自己达到某种成就。在这点上我想起了对于集中营中那次选人的审判。其他被告根本否认跟这件事有任何牵连，因为他们能说出某时他们正在干着某事。汉娜却承认，她参加了选择人犯，不是单独一人，而是同他人在一起决定的。审判长觉得必须对她进一步追问。

“挑选人犯是怎么进行的？”

汉娜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们决定在所管辖的六个小组中，每小组各抽十名。但是，又不能绝对平均，因为，有的小组病人多些，有的则少些。病人多些的就少抽，少些的则多抽。然后，全体当班的看守一起决定谁应该送到奥斯维辛去。

“你们中没有谁避开了吗？你们大家一起干的吗？”

“是的。”

“您是否知道，你们是把囚犯送往死亡？”

“当然晓得。但是新人要来，老人要给腾出地方。”

“那么，就因为要给新人腾出地方，您就命令说你，你，还有你，你们必须送回去杀掉吗？”

汉娜一时茫然，不知道审判长想询问什么。她只好结结巴巴讲道：

“我曾……我以为……那么，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

在汉娜来说，这是当做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出来的，不是胡搅蛮缠。她当时真不知道还应该怎么做，还能够怎么做。所以，她很愿意听听，看来见多识广的审判长如果设身处地会做些什么。

一时，大厅里面鸦雀无声。这不合乎德国刑事审判的规矩，被告居然向审判长提问题。但是，既然问题提出来了，大家都愿意听到审判长怎么回答。他必须回答，他不能忽略这个问题，不能用一句责备，或者来一个反问，就把问题给打发了。大家都很清楚，审判长自己也很明白。我甚至还懂得，他故做恼火的表情是一种伎俩。一恼火就等于戴上了假面具。躲在面具背后，他好赢得喘息时间，好思考如何回答。不过，时间也不能太长，时间愈长，大家的张力和期望愈大，他的回答也就应该愈妙。

“有些事是不能卷进去的，而且，只要不伤及皮肉，不送掉性命的话，怎么样都必须与之脱离干系。”

说同样的话，如果他是针对自己或汉娜的情况，那就有说服力了。泛泛地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某某事会付出某某代价等等，实际上冲淡了汉娜提问的严肃性。她问的是在她那种特殊情况之下怎么做才好，而不是说世上有没有不该做的事。法官的回答不但无助，而且笨拙。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这点。他们的反应是大失所望地叹了一口气，而对汉娜却投以惊奇的目光。毕竟，这一次她在唇枪舌战中赢了一个回合。汉娜自己却仍旧在沉思默想。

“我要是……要是没有……我要是那之前没有在西门子报名参军就好了？”

这自然不是针对法官的问题。她是自言自语；她疑疑惑惑，没有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出来，同时也怀疑，这个问题该不该提，答案又是什么。

7

汉娜如此固执己见，早已惹火了审判长；她如此心甘情愿地低头就范，又激怒了其他被告。这一点，对于他们的辩护，特别是关于汉娜的辩护，都是致命伤。

实际上，那个证明材料本来对被告是有利的。幸存者是母女二人，还出版了那本书，这些构成了主要指控的惟一证明材料。如果是一场成功的辩护，原可以在这点上发现很有说服力的疑团，一方面对在场的被告是否就一定是当时选人的看守提出质疑，而又并不抨击母女两人证明的实质。目击证人的证词在这点上并不精确，也做不到精确。毕竟，当时有一名指挥官，有若干穿军服的人，还有几个女看守，以及一整套层层下达命令和执行命令的上下级体系，也就是一种金字塔形状的阶梯结构。囚犯们只能接触这个阶梯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对这一责任体系了解得不可能完全清楚。对于第二项指控，也有类似的情形。既然母女二人是给关在教堂里，那她们就不可能为教堂外边发生的事做证。当然，被告也就不能声称自己不在现场。因为住在村子里的目击证人说过，跟她们讲过话，现在还记得她们。但是，这些目击者自己也得小心翼翼点儿，免得说错话引火烧身。不然的话，他们既然当时就在现场，那也照样可以指控他们，说他们也是见死不救！还有，既然当时在场的就只有被告这几个女人，那么，如果村民们真有心救人的话，难道就制服不了这么几个女人吗，制服她们以后不可以挺身而出把教堂大门打开吗？难道他们不是跟被告站到一条线上了吗？难道目击者也和被告一样，受到了部队纪律的管束和钳制吗？的确，那时警卫队还没有溃散，不过应该合理地设想一下：警卫们曾救一批伤兵到野战医院去，虽然只是暂时离开、很快又回来了的，他们毕竟不是处在这些人直接的暴力和命令之下！

当其他被告的辩护律师发现，这些策略都因为汉娜的心甘情愿而落了空，他们就掉转方向，采取一种新的对策，尽量利用汉娜对法庭的顺从态度，把什么事都推到她身上，以便为其他被告开脱罪责。这些辩护律师自如地运用着一种专业上的客观态度，其他被告则以愤怒谴责进行附和。

“您说起过，您知道您这是把囚犯送往死亡，这只是说你自己，难道不是吗？您根本就不知道您的同事们知晓什么。您也很可能只是猜测，不是吗？但是您却不能最后断定，不是吗？”

质问汉娜的是另一名被告的辩护律师。

“但是我们全都知道……”

“说‘我们’、‘我们全都’等等，比说‘我’、‘我一个人’等等要轻松得多，不是吗？您，也只有您一个人，在集中营有受您关照的对象，每次一名，都是少女，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换一位，不是吗？”

汉娜疑疑惑惑地说：“我相信，不只我一个人有……”

“你这卑鄙下流的骗子，你的心肝宝贝，她只属于你，是你一个人的！”

讲话的是另外一名被告，一个粗壮结实的女人，简直是一只咯咯叫唤的肥母鸡，外带一条尖酸刻薄的长舌，看起来十分激动。

“是不是会这样：当您说‘知道’的时候，实际上您只是猜想；而当您说‘相信’的时候，实际上您就是捏造？”那律师一边说一边摇摇头，好像明知不会从汉娜那儿得到肯定的回答似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当您对那些受您关照的对象感到厌倦了，就在下一批把她们送往奥斯维辛去？”

汉娜不做任何回答。

“这就是您所谓特殊的、个人的选择，不是吗？您不想再接触到这点，您想把这点隐藏到人人有份的一些事情背后去，但是……”

“啊！天哪！”只听得那位女儿大叫一声，用双手蒙住了脸。原来，她也来了，在接受询问后，她在观众席位坐下。“我怎么把这事给忘记了？”审判长问她，是不是对她的证词有什么补充。她来不及等传唤到前面，就站起来了，在就坐的观众席上直接发言。“是的，她有心上人，老是在那些年轻、纤弱和细嫩的人当中挑选一个，把她们保护起来，并且不让她们劳动，让她们住得好点、吃得好点，一到晚上就把她们叫去，在她那儿过夜。晚上在她那儿究竟干了些什么？那些姑娘不许讲出来。我们起先想过，她肯定是同她们……后来又把她们送走，看起来先是用她们来找找乐子，后来就对她们厌倦了似的……”

这时，法庭上所有的人全都凝神屏息地倾听着，想知道真情到底怎样。

“可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有一天，其中一名女孩终于讲出来了。原来，她叫那些姑娘过去，根本不是干什么别的事儿，而是让她们给她朗读书本，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再接一个夜晚朗读着。这当然要比她们干……好得多！比在工地干活一直干到死，更是好到天上去了。我当时一定想过，这是件好事嘛。否则，我是不会忘得干干净净的。话说回来，这的确是好得多吗？”说完，她就坐下了。

汉娜转过头来，向我看着。她的目光立刻就找到了我。我明白了，她始终都知道，我就在这儿。她仅仅看着我，她的面部没有要求什么、乞求什么，也没有对我设想什么，给我许诺什么。那张面孔就是呈现在那儿，如此而已。我却看清了她是多么紧张和疲倦。她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双颊上都有皱纹，自上而下，我以前从没见过；虽然不能说很深，却像疤痕一样留下了年龄的印记。在她的注视之下，我的脸不禁一下子就红了。一见到这情景，她马上就转过头去，视线仍旧回到法官的长椅子上。

审判长想从盘问汉娜的律师那儿知道他还有没有需要询问被告的。他也问了汉娜的律师。审判长原来应该问她本人嘛，我这么想。问她，她选择那些柔弱的姑娘，是不是害怕她们吃不消建筑工地的劳动？问她，是不是因为她们终究要被送到奥斯维辛去？问她，是不是她想让这段最后的时光好受点？说吧，汉娜！说出来，你是想让这段最后的时光对她们来说好受点。这就是为什么她汉娜要挑选那些纤弱细嫩的姑娘的原因。没有别的原因，也根本不可能有。

但是，律师并没有再问汉娜，她自己也没有再说什么。

8

那位女儿写的关于集中营的书有德文本，在庭审后才正式出版。审判期间手稿已经在流传了，但只发给那些直接有关的人。所以，我只能阅读英文原文，在那时，这是一项陌生而吃力的练习。像往常一样，一种夹生的语言，还没掌握好，用起来磕磕绊绊的，却也给我带来了既生疏又亲切的复杂感觉。我特别仔细地通读了全书，可又没有把它化为自己的东西。那本书仍旧是身外之物，就像英语也是身外之物一样。

多年之后我又读了这本书，这才发现，是书本身给我造成了距离感。它既不能让人认同，也不能让人同情，正像那对母女，正像那些同她们一起受苦受难的其他人一样，那些在其他许多集中营，最后在奥斯维辛，在克拉科夫附近的外围集中营的苦主们。读这本书，无论是集中营的头目，那些女性看守，那些穿军服的警卫部队，面目和轮廓都很朦胧模糊，无法叫人感同身受，没法让人判断他们的优劣好坏。书中散发的是一种麻木不仁，我前面曾经极力想描绘。但是，即使在麻痹之中，那位女儿也没有丧失她观察和分析的能力。作者给关在集中营多年，居然幸存下来了，还给这段生活赋予了文学的形式，很了不起。很明显，作者从中培养了某种自怜自信，没有就此自暴自弃。她写到了她的青春，她的早熟，还写到了在不得已的时候，她是如何狡猾应付过来的。可是，她使用的都是冷静的笔触，正如她描写一切事物一样。

书中没有具体提到汉娜的名字，她也无法给辨认出来，或者对号入座。有时我认为，可以从其中一名女看守身上找到她的影子。那名看守被描写得既年轻又漂亮，在完成任务时认真负责得简直丧失良知，但我还不能肯定。我考量了其他看守，只有汉娜才像这名被如此这般描写的女看守。但是，集中营毕竟还有其他女看守在。在另外一个集中营，作者又认识了一名叫做“母马”的女看守，也是年轻、美丽而又勤劳，可是手段残忍，容易冲动。正是这名“母马”，让作者回忆起了前面提到的那名女看守。那么，其他人也能引起这样的比照吗？汉娜自己晓得吗？她还想得起来吗？当我讲她像一匹母马时，是不是因为她早有自知之明，才特别反感呢？

在奥斯维辛之后，克拉科夫附近的集中营就是母亲和女儿的终点站了。事情倒并没有每况愈下，劳动是更加艰苦，但是也容易了，吃的东西好点了，六人一间屋子，远比上百号人挤在一起好得多；也暖和点了，在从工厂到营房回来的路上，妇女还可以捡些木材，带回来生火。所担心的就是要挑选人这件事，但毕竟不像奥斯维辛那么可怕。每个月有六十名妇女要送回去，在一千二百人当中挑选六十，也就是说，每人都有二十个月的生命期望值。她们只要还残余着中等体力，就能熬得过去了；而体力达到比平均的要稍强一点，还是有希望的。还有一个盼头：也许战争会在这二十个月内结束呢？

厄运始于集中营解散，营地关闭，所有的囚犯被勒令向西行军。那时正是隆冬时节，大雪纷飞。她们衣服单薄，在营房里刚够裹住身体，在工厂都已经觉得是冻僵了一样，哪抵得住天寒地冻？最糟的还不在身体上，而在脚底板。裹脚布是破布碎纸，勉强可以让人站着或者走两步，要挡得住在冰天雪地里长途行军，那就完全无法想像了。全体妇女不是在走路前进，她们是被驱赶的牲口，被强迫着奔跑。

“这仅仅是死亡进军吗？”

在书里，那位女儿这么问道。她回答说：

“不！是死亡跑步，是死亡狂奔。”

许多人就倒毙在路上了，另一些人在谷仓过夜时，斜靠在墙壁上打盹，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一个礼拜之后，几乎一半妇女就这样葬身荒野了。

那座教堂提供了一间庇护所，比这些妇女以前栖身过的谷仓和墙头要好很多。当她们穿过荒无人烟的农庄，想在那儿过夜时，能够住人的屋子都给警卫队员和女看守们抢占了。现在，在这荒芜的农庄里，虽然这些家伙征用了神甫的住宅，给她们留下的总算比谷仓和墙壁要好。她们一拥而入，甚至还分到了一碗热汤果腹。这一切好像是某种暗示，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于是，妇女们倒头就睡。不久，炸弹就落了下来。起先只有教堂尖塔燃烧起来，教堂内部也听得见劈里啪啦的着火声，只是看不见而已。尖塔的顶端终于倒了下来，砸断了屋梁和椽子，几分钟后，就看见烈火熊熊了。火舌开始头朝下舔噬着，衣服布料给火光照得通亮，纷纷掉下的椽子之类也燃烧着，简直是给教堂的讲台和坐椅放了一把火。不一会儿，屋顶整个坍塌，疯狂猛烈的大火吞噬着一切。

那本书的作者曾经设想，如果那些妇女能够团结起来，打破哪怕是一扇门窗，也许她们原来能够集体逃命。可惜，当她们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下面又将是什么命运在等待她们，并且根本没有一个人去砸门开窗，当她们意识到这一切时，为时已晚。当她们给炸弹劈啪劈啪惊醒时，周围是一片漆黑。一时间，她们只听得一种陌生而恐怖的响声，声音来自教堂的尖塔，于是凝神屏息，想再仔细地听听清楚到底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是那劈啪的火声，是那熊熊的火光，是那窗外向上直蹿的烈焰，是那头顶上呼呼的声响，向她们宣告大火临头了。接着，火焰已经从尖塔呼啸直下，已经烧到了屋顶。说时迟，那时快，当头上的屋梁开始着火时，她们才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她们终于发觉了，于是恐慌地叫喊，大声地呼救，扑向扇扇紧紧锁住的门窗，摇撼着，捶打着，一边疯狂尖叫着……

燃烧着的屋顶终于坍塌到教堂内部，四周的墙壁一时简直变成了烟囱。大部分女人并非给浓烟滚滚呛死，而是给烈焰腾腾烧死的。最后，烈火挥舞着炽热透亮的火头，甚至把镔铁包裹的大门也烧穿了。不过，那已经是几个钟头之后的事了。

那么，这一双母女又怎么可能死里逃生呢？完全是歪打正着，母亲运用错误的想法，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当其他女人都陷入极度恐慌而狂奔乱窜时，那母亲感到置身这一群人中实在没法保命，她就躲进了唱诗班的楼厢中。尽管这样她实际上离火焰更加近了，她也不管。她只想母女二人远远离开尖叫的、奔突的、烧着了的那些女人。楼厢很窄小，限制了空间，同时也限制了火焰，燃烧着的柱梁根本砸不进去。就这样，母女二人紧紧贴墙壁站着，眼看着、耳听着狂怒的大火呼啸。等到第二天，她们俩甚至还不敢下来，跑出教堂。一直到了晚上，在一片黑暗中她们几乎找不到楼梯，找不到出去的路。等到清晨她们终于走了出来，她们碰到几个村民，大家都望着她们，惊恐万状，鸦雀无声。是这些村民给了她们衣服食物，然后送她们继续上路……

9

“为什么你们不开门？”

审判长一个接一个地向被告们提出这个问题。一个接一个，她们都给出了同一种回答。她们不能开门！为什么？她们说，在炸弹轰炸神甫住宅的时候，她们自己也受了伤。要不就说，轰炸把她们给吓住了。或者又说，轰炸之后她们每人都在忙活着，警卫队受伤了，要把他们从破砖乱瓦中拖出来，还要给他们包扎，还要照料他们，等等等等。她们压根儿也没有想到教堂，也没有注意教堂着了火，更加没有听到那边传来叫喊声。

审判长又一个接一个地对她们提出警告，在党卫队档案里找到的报告上可不是这么写的。显然，那报告是经过反复斟酌，小心翼翼炮制出来的。所以，要说报告与看守的供词有什么明显不同，那就言过其实了。但是，百密一疏，从报告上仍旧可以发现蛛丝马迹，暗示实情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报告开列了一张名单，列出在神甫住宅里死者和伤者的名字，还指出是谁把那些伤员用一辆卡车送到野战医院去的，又是谁乘坐吉普车跟随卡车到医院去的，等等。报告甚至还提到，女看守们给留了下来，以便等到大火熄灭，阻止火势蔓延，更阻止有人在大火掩盖之下逃走。报告也列出了囚犯中的死亡名单。

但是，从哪儿也得不到女看守们的具体名字。这就暗示，她们有些人是被留下来的，而被告正在其中。骇人听闻的是，她们之所以被留下，还有一项任务就是阻止囚犯从大火中逃走！所以，等到救助了神甫住宅的伤员，用卡车把他们送到野战医院去之后，事情并没有结束。从报告中可以看得出，留下的看守们简直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教堂在焚烧，里面有人，门已上锁，门打不开。正如报告显示的那样，在这些留下的人里面，就有被告在内！

不对！被告一个接一个地说，事情不是这样的。报告写错了。从一点就可以看出错误，即说把看守们留下来是为了阻止火势蔓延。试问，她们怎么能够执行这项任务？这同阻止有人从火焰之下逃走的任务一样荒谬。阻止有人逃跑吗？这么说好像她们不必去照看自己人似的，好像她们也不必去照料其他人和那些囚犯似的，好像没有人在趁乱逃跑似的。不对！这篇报告完全忽视了那个晚上她们所做的事，她们所完成的事，她们所遭受的事。怎么会搞出这么一篇报告来的？她们简直莫名其妙。

轮到那只咯咯叫着的肥母鸡、尖酸刻薄的舌头说话了，她知道！只见她把手一扬。

“问那个娘们！”她指着汉娜，接着说，“报告就是她写的！就是她有罪，就她一个人有罪，这全是她一个人干的，她还想利用这份报告来掩盖自己，把我们大家都拖下水呢。”

审判长询问了汉娜。不过，那已经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他先问汉娜的是：

“您为什么没有打开门锁？”

“我们在……我们曾……”汉娜搜索着答案，“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做才能救出她们呀。”

“您不知道此外该怎么做才能救出她们？”

“我们当中也有几个死掉了，另外一些人跑了。他们说是要把伤员送到野战医院去，然后马上就回来。但是，他们自己心里也晓得，他们哪还会回来？我们心里也亮堂着呢。也许，他们压根儿就没去野战医院，要我说，伤员其实伤得也并不怎么厉害。我们原想跟他们一道去的，可他们说，要把地方腾给伤员，再说，他们也不是一去就……反正，这么多妇女跟着，他们就是不乐意。我不晓得他们到底去了哪儿。”

“那么，您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压根儿就不晓得该做什么。那一切来得那么快，神甫的屋子起火了，接着就轮到了教堂的塔尖，人啊大车啊什么的来了又去了，来去也就一分来钟时间。突然就这么一下子，就剩下我们几个，还有教堂里的那些女人了。他们是留下了几件武器什么的，可我们不会使那些家伙。再说，就算是我们会用，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就这么几个女的。我们哪守得住这么多女人呢？就说走一条直线吧，一条长队就长得很；就说大家尽量挤得紧点儿吧，也长得很。看住这么长一队人马，要的人得多得多。”

汉娜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就开始听见尖叫，叫得越来越厉害。倘使我们把大门打开，她们就会冲出来……”

审判长等了她片刻。“您害怕了吗？您害怕囚犯们会把你们制服吗？”

“她们把我们制服……不，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才能恢复秩序呢？会起一片大混乱，我们根本管不了。再说，要是她们想乘机逃跑……”

审判长又等了她片刻，尽管汉娜并没有说完。“您是否害怕，如果你们让囚犯跑了的话，你们就会给抓起来，被判罪，被枪毙？”

“我们就是不能让她们给跑了！我们对她们有责任……我是说，我们一直在看守她们，在营里，在路上，这才是关键。我们不得不看着她们，不让她们跑掉。这也就是我们懵了，不知道怎么办的原因。到底还有多少女人在那几天能活下来，我们心里也没数。那么多都死了，活下来的又那么弱……”

汉娜其实自己也注意到了，她所讲的话对她的案子一点好处也没有。可是，她没有讲其他什么话。她只能设法把那些她正讲着的讲得好些，描述得好些，还进行一些解释。但事与愿违，她讲得愈多，看起来就愈糟。因为，她已经捉襟见肘了。于是，她又只好转向法官：

“要是您的话，您咋办？”

但是，这一次她知道，她得不到回答了。她也没有盼望得到。没人会希望得到。法官无言地摇摇头。

那一片混乱不堪和孤立无援，不是汉娜描述了一番，真很难想像。黑夜、寒冷、大雪、烈火，教堂中女人的尖叫，一直同女看守在一起的军官和警卫队突然消失，等等，这样的情况岂是容易应付的？但是，承认情况坏到极点，就一定能为看守们的作为或不作为减轻罪责吗？能不能比喻一下，寒冷的冬夜里一辆汽车在一条僻静的马路出了车祸，人受伤了，车也损坏了，难道就一筹莫展了吗？要不，能不能想像一下，面前有两项要完成的任务，同等重要，相互矛盾，那就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了吗？在场的人能够这么设想汉娜所描述的情景，但就是没人愿意这么做。审判长终于发问了。

“报告是您写的吗？”

“我们大家一起合计过该写些什么。我们寻思着，也不能把什么事都推到那些走了的人身上。不过，我们也不想招来批评，说我们做错了什么事。”

“那么，您说你们一起讨论过。是谁执笔写的？”

还没等汉娜回答，其他被告一齐指向汉娜。“是你！”

“没有！我没有写。是谁写的真那么重要吗？”

一名检察官提议，请一位笔迹专家来检验，把报告上的笔迹和被告汉娜的真实笔迹比较一下。汉娜一听，就急煎煎地问道：

“我的笔迹？您是说要我的笔迹？……”

审判长、检察官和汉娜的辩护律师讨论起来：时间都过了十五年以上，一个人的笔迹是不是还会保留往日的特征，还能够辨别出来。汉娜倾听着，几次想要讲什么话，或者问什么话，愈来愈坐立不安。最后，她说：

“你们不用请什么笔迹专家了，我承认，报告是我写的。”

10

我对每礼拜五一次的讨论班聚会没有多少记忆。即便是我回忆这次审判，也想不起当时选了什么题目来做学术讨论的主题。我们当时讨论了什么？我们又想要知道什么？另外，那位教授教了些什么？

但是我却记得那些个礼拜天。在法庭里呆久了，我对于自然界的缤纷色彩和馥郁气息充满了新的饥渴。礼拜五和礼拜六我是要用来补课的，补上一礼拜其他时间因为要到法庭而落下的功课。这样，我就可以完成学业，取得本学期的学分了。礼拜天我是一定要朝外头跑的。

我沿着圣灵山、米夏埃尔教堂、俾斯麦塔、哲人道、沿河路步行，一个礼拜天接一个礼拜天，路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发现，大自然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那大块的绿，一礼拜一礼拜地逐渐浓了。眼下是莱茵河平原，看起来时而热气蒸腾、云遮雾障，时而雨幕风帘、雷云密布；每当艳阳高照时，就闻得出草莓清甜、繁花飘香；每当细雨如丝时，还嗅得出泥土芬芳，嗅得出隔年落叶的如梦今朝。如此气象万千，我根本不需要再另外寻寻觅觅。我每次都比上次多走一点儿，在上次就发现好了下次要添加的脚步。有一阵子，我觉得应该更加大胆，应该走得更远更远，到锡兰去，到埃及，到巴西去，而不是走回头路，轻车熟路了还再路熟车轻。我应该增长更多见识。

有一处地方曾经向我袒露了汉娜的秘密，现在我重新找到了。今天看来也只平常，没有什么特色，没有奇形怪状的树木悬崖。从那儿俯瞰城市和平原，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出色景观，更不会带来什么惊人的思绪飞扬。我对汉娜的问题冥思苦想，一连几个礼拜重复走着同一条路径，没有收获，突然间一种想法分叉出来了，迈上另外的方向，最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精疲力竭之时，也就到了柳暗花明之日。因为，四周环境和景色都太熟悉了，所以，如果要想发现并领会那些真正令人惊讶的事物，就不能在外界寻求，而只能是从内心生长出来的。这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情况经常会有，至少，在熟悉的环境中很容易产生。我好像走上一条路径，先爬上陡峭的山峰，穿过小路，跨过泉水，迂回往复在遮云蔽日的参天古木之间，忽然一下就开朗了，一走出去，就是那片耀眼的树丛！

原来，汉娜根本是既不会读，也不能写！

这就是为什么她总让别人给她朗读的原因。这也就是在我们骑车出游的那些天，碰到写什么的事她就老是让我去做的原因。这也是那次在旅馆里发现我的留条，她会勃然大怒的原因。她以为我一直认为她能读会写，她害怕暴露出来。这也是她拒绝被培养成电车司机的原因，因为做售票员可以掩盖她这个缺陷，而一旦成为司机，弱点就非露馅不可。这也是她要离开西门子公司，而去当一名看守的原因。这也是她会自己承认写了报告，而拒绝邀请专家来鉴定笔迹的原因。她是不是由于同样的原由，就在法庭上拼死一辩，激烈发言呢？因为，她既不能阅读那位女儿写的书，也不能读起诉书，因此，就看不到对她有利、可以给她提供辩护理由的绝好空子，也就丧失了更好的应战机会。最后，是不是因为这点，她才把自己的关照者送往奥斯维辛去呢？是不是怕她们终究会发现什么，而让她们就此闭嘴呢？是不是因为这点，她才选择柔弱的女子来加以关照呢？

一切都是出于同一条原因吗？

我懂了，她对于自己不会读写很难为情，宁愿离我而去，也不肯有所暴露。我对于羞耻之情也不陌生，深知这些正是许多不端行为的根子，例如，躲躲闪闪、防卫过度、遮遮掩掩、假面伪装和出言伤人等等。但是，难道汉娜对身为文盲的羞耻感如此深重，值得她在审判庭和集中营这样表现吗？难道，做文盲比当罪犯更加丢脸吗？泄露自己是文盲比坦白自己是罪犯更加可怕吗？

从那之后直到现在，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无数遍了。如果汉娜的动机是害怕暴露真相的话，当罪犯的真相极其可怕，而做文盲的真相根本无害，她为什么宁愿舍无害而取可怕呢？要么她就是深信自己逃得过这一劫，把真相一直隐瞒下去吗？她这么做，是不是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愚昧无知呢？她是不是堕落虚荣、身陷邪恶而不能自拔，以至于为了不暴露真相就宁愿去承认犯罪呢？

自从那时以来，我一直想否定这些想法。不！汉娜不是宁愿犯罪而做出人生的种种抉择的。她是因为决定拒绝西门子的提升，而陷入了当看守的泥潭的。不！她并不是因为那些温柔而虚弱的姑娘曾经给她朗读，而把她们派到奥斯维辛去的。不！她选了她们来朗读，是因为她们注定要去奥斯维辛，而她想在这最后一个月里，把她们安排得好点儿。不！在法庭上，汉娜根本没有时间来权衡，泄露是文盲或暴露是罪犯究竟孰轻孰重。她既没有仔细算计也没有巧妙应对。她接受了一个事实，即她注定要被传唤来进行说明的，她只是不愿意进一步暴露自己的真相而已。她其实根本不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她是在为自己的真理和正义而战。她老是要想掩饰点儿什么，所以不能永远襟怀坦白，也不能完全成为自己。这是多么令人可悲的真理，多么微不足道的正义！但是，这毕竟是她的真理和正义，她的战斗也只能是她的战斗。

她一定是彻底累垮了。她的战斗还不仅以法庭为战场。她得像以往好斗一样地去战斗；她不是要显露那些她能够做的，她是要隐藏那些她不能做的。这也是一种生活，一发起进攻就已经一撤到底，一取得胜利就早已暗藏溃败。

我异乎寻常地为一种割裂状态所感动。汉娜离开我的家乡时，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呢？而我当时对这种不告而别思绪万千，极力想得到一个解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割裂状态。我那时曾经非常肯定，她是给我气走的，因为我背叛了她，否认了她。其实，她之所以离开有轨电车公司，只是为了躲避一次真相暴露而已。不过，并不是我将她气走的。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改变另一个事实，就是我曾经背叛过她。所以，我仍旧有罪。如果说背叛一名罪犯不会让我罪孽深重，爱上一名罪犯却使我罪责难逃。

11

一旦汉娜承认了报告是她所写，其他被告就顺水推舟、得寸进尺了。她们齐声说，凡不是一个人干得了的事，汉娜就对其他人进行施压、威胁和强迫，硬要她们一起去做。她把指挥权攥在手里，笔杆子和喇叭筒都是她。一切事情都出自她的决定。

前来做证的村民对这点是既不能肯定，也不好否定。他们亲眼看见，燃烧着的教堂大门紧锁，还有几个女人在那儿把守着，就是不去开锁。他们自己吗？当然不敢去打开大门。第二天早晨他们离开村子时，又碰到了这些女人，认出她们原来就是集中营的看守。可惜，即使她们中有人是说话管事的，那么，早上只是匆匆一面，村民们也没法记得住到底是谁在发号施令。

“不过，你们也不能排除，就是这名被告做出决定的吧？”另一名被告的律师指着汉娜说。

是的，他们也不能排除，他们又怎能排除？还要在法庭上当着其他看守的面？其他那些女人看起来更衰老，更疲倦，更胆小也更遭罪，他们怎么好意思说什么相反的话？相比之下，汉娜就是那名头头。再说，能够指认当时的确存在一名负责人，也能减轻他们本身的罪责。在一帮严刑峻法的女人面前不救人，总比在一群不知所措的女人面前不作为要说得过去。

汉娜仍旧在百般抗争。别人说对的她就承认，别人讲错了她就反驳。她争辩得愈来愈激烈，表明她毫无把握。她并不高声厉色。但是，她讲话当中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度，叫法庭大为震惊。

她最终还是屈服了。这以后，她只在别人直接提问时，才回答问题。而且，回答得很短促，字句压缩到最少，有时候还跑题。好像故意要让大家知道，她如今已经放弃了。而且，她现在就是发言也坐着不动。其实，在审判一开始时，审判长就告诉过她，发言时不必站起来，喜欢的话可以就坐着讲话。现在她改站为坐，这倒叫审判长有点奇怪。审判已经快要闭幕，我忽而有一种感觉，法庭已经受够了，大家都在想尽快完事；大家也不再集中注意，老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么多个礼拜沉浸在昨天中，现在大家都想赶快回到今天来。

我也已经受够了。但是，我却不能把事情都置之脑后。对我来说，审判不但没有了结，而是刚刚开始。我本来只是一个旁观者，现在突然变成了一名参与者，一个游戏同伴，也是一名决策搭档。这个新角色不是我追求来的，也不是我选择得的。但是，这个角色就是为我拥有，不管我愿意与否，也不管我做什么，或干脆什么也不做。

那么，我做些什么呢？

只有一件事是可以做的。我原来可以跑到审判长那里去，去告诉他汉娜一字不识，实情如此。她绝对不是那个主谋和主犯，那是别人强加给她的。她在法庭上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她就是那么特别不可救药、毫不悔改或者大胆放肆。她这一切问题，都出在既不能熟悉起诉书和那本书的内容，又毫无策略和技巧的概念。我还可以说，她为自己做的辩护是同法庭相当合作的，她的确有罪，但绝对不是别人讲的那样。

也许，我并不能说服审判长。但是，我至少可以引起他注意，以便进一步进行考虑斟酌。事情到了最后，一定会证明我是正确的；诚然，汉娜会被惩罚，但会减轻一点。她当然得尝尝铁窗滋味，不过又会马上放出来。难道，她不就是为这一切而斗争的吗？

是的，她是为这一切而斗争过。不过，她丝毫也没有准备，为了取得胜利就泄露自己是个文盲。她也不想用内心珍藏的自我形象来换取少蹲几年牢狱。她原来就可以自己来做这笔买卖。她没有这么干，这说明她根本想也不想。她对自己的形象视若珍宝，绝对不是几年监狱生活所能置换的。

但是，她这一切真值得吗？为了维护自己这么一尊自我形象，她不是反而使得自己变成呆子，变做跛子，变为瘫子了吗？她既然有这么大的能量，那就足够用来学习读书写字，早可以使自己摆脱文盲困境了。

我也曾经尝试同朋友谈谈这个问题。我要他们想像着有人一心要自己毁灭自己，而别人原可以救他。那么，您愿意去救他吗？我要他们想像着要做一台手术，病人是吸毒者，而且毒品与麻醉相互抵触，病人对于自己沉溺吸毒又很难为情，不愿意告诉麻醉师真实情况。那么，如果是您，您会告诉麻醉师吗？我要他们想像着要审判一桩案件，被告如果不承认自己是左撇子就要判刑，因为罪犯是用右手作案的。那么，您会跟审判官说实情吗？我要他们想像着当事人是同性恋者，而如果是同性恋者就不可能犯这桩罪行，但是他又羞于承认，如此等等。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承认同性恋或左撇子，请您干脆就想像：归根到底原来是被告自己感到羞耻。

12

我决定跟我父亲谈谈。这倒并不是因为我们俩的关系特别亲密。我父亲是个拘谨缄默的人，他既不大会表达对我们的感情，也不善于回应我们对他的感情。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相信，在他沉默木讷的外表之下，一定深埋着什么精神宝藏。后来，我才开始怀疑那背后到底有什么没有。也许，在他还是天真烂漫或风华正茂时，曾经燃过一盆热情之火，但是却久久没有找到喷火口。久而久之，就把那火焰给捂灭了。

正因为我们之间有距离，我才找他倾诉。我是想找那位写过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家，而且，据说他还曾经致力于道德研究。他应该能够把我的问题放在抽象的高度加以考察，不像我的那些朋友们，只会举些空洞无当的例子。

当我们小孩子要同父亲谈话时，也同他的学生一样，要跟他预约时间。父亲一般在家里工作，只是要上课或主持讨论班时，才到大学去。同事们、学生们有事就到家里来找他。我记得，学生们沿着走廊排着队，等待他接见，其中有人捧着一本书读着，有人呆呆地望着走廊墙壁挂着的城市图画，也有人光凝望着一片虚空。所有人都鸦雀无声，只在我们孩子们奔下楼梯打招呼时，才含混地应一下。我们这些子女要同父亲约谈，当然不用排队等候，但是得在预约的时间走到门前，先敲敲门，才被许可进去。

父亲的两间书房我都见过。其中一间，窗户开向大街和房屋，汉娜曾经用她的手指划过书架上的一排排书脊。另外一间里，推开窗子，就可以远望莱茵河谷。我们是六十年代初搬进去的，这房子就建筑在俯瞰整个城市的山丘之上。我们孩子们长大搬出去后，父母还呆在那儿。在这两间书房里，窗户不是用来沟通房间和户外的大千世界，而是把这纷扰世界镶在窗框里头，在书房墙壁上悬挂起来。我父亲的书房其实是他的陋室和蜗居，在这里，书籍、纸张、思想和烟斗雪茄的烟雾产生着自己的压力场，与外部世界的完全不同。而对于我来说，书房是既陌生又亲切。

我父亲首先让我以抽象的方式提出问题，并且举例说明。

“同这次审判有关，是不是？”

但他同时摇摇头，表示他并不希望听到回答，或者是他不想给我施加压力，听我说些没有准备讲的话。他端坐着，把脑袋偏向一边，双手扶着椅子扶手，思考着。他并不看我，我却注视着他。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脸刮得漫不经心，总是那样，眼角皱纹深深的，有一条皱纹还从鼻翼一直逶迤到下巴。我等待着。

他开始回答，一路回溯到问题本源。他给我讲授关于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学问。并且，他还指出一桩事实，人类作为主体而存在，人不甘心沦为客体。

“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每当妈妈给你讲些其实是为你好的话，你是如何大发脾气的？对孩子应该任其自流，但放任到何等程度就是一个问题了。这可说是个哲学课题，但哲学又管不着孩子。于是，就移交给了教育学，而即使在那儿，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看来，哲学乃是遗忘怠慢了孩子们了。”

他对我微微一笑。“完全遗忘了，而且不是一时一事——再说，我不是也把你遗忘了吗？”

“但是……”

“但是对大人来说，我绝对看不出任何理由，可以代替别人做决定，而推翻那人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做法。”

“即使他们自己后来也觉得，那样做原来更幸福，也不该强加吗？”

他摇摇头。“我们现在并不谈幸福，我们乃是在讨论尊严和自由。在你还是一个小孩子时，已经明白其中的差别了。你母亲讲的总有道理，却叫你老是很不舒畅嘛。”

今天，我还总喜欢回想那次同父亲的谈话。我已经把它给忘记了，直到他去世以后，才开始在记忆深处搜索起来，才把那些同他在一起的美好际遇、美妙活动和美满经验又重新寻找回来。当我终于找到时，我是既惊奇又高兴。就说那天吧，起先，对于父亲那种将抽象和具体糅合在一起的言论，我很感困惑。但到最后，我终于从他的谈话中抽出了微言大义，他的意思是我不必去找审判长；实际上我也没有权利这么做。我于是感到如释重负。

我父亲也看出我轻松下来了。“你这么喜爱你的哲学吗？”

“啊，我一时不知道，在我说过的那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如果我觉得必须怎么做，而又不允许那么做，我就不会真正快活，我发现……”

我不晓得怎么讲下去了。是如释重负吗？是轻松之感吗？是安逸平静吗？这些听起来都既没道德感，也没责任感。如果我说“我想这样做才好”，这就听起来有道德感和责任感了。但是，我不能说我觉得这么做才好，这么做要胜过那种仅仅是轻松的感觉。

“那么，这样就安逸平静吗？”

我父亲给我提示。

我点了点头，又耸了耸肩。

“不！你的问题没有安逸平静的解。当然，如果情况确如你所描述的那样，乃是一项重大责任，为人者就必须采取行动。再如，一个人已知如何做能对别人有好处，但此人却闭目塞听，不闻不问。此时，为人者就必须极力促使他睁开眼睛，竖起耳朵，正视现实。最后决定当然应由其本人来做，但其他人必须向他说明利害，而且直接与其本人谈，而非与其背后的某人讲。”

同汉娜直接交谈吗？我又跟她讲些什么呢？说我看透了她贯穿一生的弥天大谎吗？说她现在正为这谎话而断送一生吗？说她为了圆这个谎这么做根本不值得吗？说她应该尽量争取少蹲几年监狱，这样出狱后就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吗？究竟跟她讲些什么才好呢？是多是少又怎么取舍呢？她到底应该怎么样开始新生活呢？不为她展现一个将来的美妙远景，就能够说服她揭开隐瞒了一辈子的秘密吗？我毫无概念，不知什么才算美妙远景，特别是，她的所作所为，已经铸就了近期中期的远景，那就是监狱。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么直面她，向她开口？究竟怎么面对她，同她说话，我完全一片茫然。我就是不晓得怎么去面对她。

我于是问父亲：“那要是根本没法跟他交谈呢？”

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立刻领悟了，这个问题离题万里。这根本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而是我必须做出决定的问题。

“我是不能帮你什么忙了。”我父亲站起身来，我也站起来。

“不！你不用就走，我只是觉得背脊痛。”

他弓身站着，双手按着腰部。“作为哲学家，我不能说我很抱歉，不能给你提供什么帮助。你正是为了这点才来问我的。作为你的父亲，这是一种连自己孩子也不能帮助的体验，使我难受。”

我还等待着，可是，他不往下说了。我发现，他是想自己放松放松。他什么时候能够多关心我们这些孩子一点，又怎样多帮助我们这些孩子一点，我心里是有数的。我转念又想，这点父亲自己其实也明明知道，所以，才会这么觉得难受。但是，不管怎样，我都不能再说下去了。我感到进退两难，他也觉察到了这种尴尬局面。

“好吧，以后再……”

“以后你可以随时来见我。”

父亲看着我说道。

这话我并不当真，可我还是点了点头。

13

六月份，法庭人员飞到以色列去了两个礼拜。当地的听证其实只消几天而已，法官和检察官把办案出差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内格夫和红海，一路玩过来。无论是公差、放假还是费用，情理上都无懈可击，可我仍旧觉得不大正常。

我决定把这两个礼拜用到学习上。但是，我又不能完全按照我所想像的、所计划的那样行事。我不能把精神集中在学习任何东西上，无论是跟教授学、从书本学都不行。一而再、再而三，我总是出神，迷失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我仿佛看见了汉娜，在熊熊燃烧的教堂，面孔铁硬，一身黑色制服，还手握马鞭子。她甩着鞭子，在雪地上画出圆圈，鞭梢狠狠刮过她的皮靴。我又看见她怎么叫人给她朗读，她用心倾听，不提问，也不议论。朗读结束，汉娜就告诉朗读者，她将在次日一早被送往奥斯维辛。朗读者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东西，茅草般的黑头发，一双近视眼。小东西一听，马上就哭泣起来。于是，汉娜用拳头捶打墙壁，进来了两名妇女，也是囚犯，穿着黑白相间的直条子囚服，把朗读者拖出去了。我还看见汉娜在营房的小路上行走，走进囚犯的营地，视察建筑工地。这一切她干起来都是同一副表情，面孔铁硬，眼神冰冷，嘴巴直撅。囚犯们则猫着腰干活，把身子紧贴墙壁，要想把整个身子压进墙壁里去，消失在墙壁中。有时，囚犯们来得更多，集合成群，或者跑东跑西，疲于奔命；忽而又站列成排，齐步前进；汉娜则站在她们当中，尖叫出她的命令。她尖叫的面孔就是丑陋的化身，还用鞭子帮衬着她的命令。我更看见教堂的塔尖轰然坍塌，砸进屋顶，火焰飞舞，烟雾缭绕，听得见妇女们在垂死挣扎的声音。最后，我还看见了第二天早上已经烧成灰烬的教堂。

同这些景象一起，我还凝眸着其他情景。汉娜在厨房里穿着长筒袜子；她手拿毛巾站在澡盆边上；她骑着自行车，裙边随风飘舞；她站在我父亲的书房里；她在镜子前面翩翩起舞；她在游泳池边朝我注视；她听我朗读，同我交谈，嘲笑我，爱抚我。汉娜和我做爱时也是眼睛乜斜，嘴巴撅起；她忽而又在听我朗读，寂静无声；她忽而用手捶打墙壁，对我训话，面孔变成了假面具。残酷中最残酷的，是一场场噩梦，梦中的汉娜，铁硬、无礼而又残忍的汉娜，居然再次燃烧起了我的性欲。我从睡梦中惊醒，饱含着情欲、羞耻和愤怒。同时，也充满恐惧，恐惧着我到底还是不是我？

我深知，我的幻觉不过是可怜巴巴的老调重弹而已。对于我曾经了解，现在仍旧认识的汉娜，这些都是不公平的。但这些幻境却异常强大。它们潜伏在我关于汉娜的真实记忆之下，只要我一想到集中营，幻境便又从记忆深处奔突出来，一发不可遏止。

今天，当我回首这些岁月时，我才发现现在的直接观察实际上是多么有限，能够激活那些集中营生活，以及大屠杀情景的画面又是多么稀少。我们知道，奥斯维辛大门和上面的口号，那些层层叠叠的木板床，那成山成海的头发、眼镜和皮箱。我们晓得，还有个比肯瑙集中营，那里带瞭望塔的建筑构成了大门，以及夹道和入口。我们也知道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那里时盟军发现了高山般的尸骨，并拍摄下来了。我们熟悉一些囚犯的证词，可惜它们在战后仓促付印，后来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再版，在这当中长达数十年的空隙，它们在出版商的书目中销声匿迹。今天，关于集中营有这么多书籍和电影，集中营成了我们的集体想像，补全了我们的日常世界图景。我们的想像力知道如何优游其中。而且，自从电视连续剧《大屠杀》和电影《苏菲的选择》，特别是《辛德勒名单》放映以来，想像力开始活起来了，不仅限于纪实，而且添增色彩。从前，想像只是静态的，集中营中令人发指的罪恶似乎不适用于生动活泼的想像力。从盟军拍摄的照片和囚犯们撰写的材料中，可以联想到一些情景，而这些情景却往往会起反作用，把人们的想像力束缚起来，逐渐使之僵化老套。

14

我决定到外边走走。如果我明天就能够去奥斯维辛，我早就去了。但是，申请签证要几个礼拜。所以，我就到法国阿尔萨斯的施图霍夫去。那里有离我最近的集中营。我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种死亡营地，我要的是事实，用事实来驱逐想像的陈词滥调。

我是搭便车去的。还记得搭过一辆卡车，司机一路上一瓶接一瓶喝着啤酒，也记得一位开奔驰车的，他手上戴着白手套。过了斯特拉斯堡以后，我的运气来了。我搭上了一部开往施梅克的车子，那正是一座靠近施图霍夫的小城市。

一开始，我们兴高采烈地交谈，我告诉司机我要去哪儿，他沉默下来。我朝他望了望，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在谈兴正高时突然闭上了嘴。他是个中年人，面孔狭长，右边太阳穴上有块深红色的胎记或烙印，乌黑的头发很整齐地梳向两边。这时，看上去他是一心将注意力集中在方向盘上。

在我们眼前，佛格森山脉伸展成连绵的丘陵。我们穿过一座葡萄园，开到了一片景象开阔、缓缓上升的山谷。望望左右两旁的斜坡，是落叶松和针叶松混合生长的林子。有时开过一座采石场，或是砖头围墙、有折顶厂房的工厂，或是一家养老院，或是一座气势宏大、小塔成林的别墅，掩映在参天大树中。铁路则忽左忽右与我们携手同行。

一阵沉默之后，司机又开口说话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参观施图霍夫。我就把审讯过程讲给他听，并且讲到自己如何缺乏直观感受。

“哦！您原来是想搞明白，人怎么居然干得出那么恐怖的事情。”

他的话听起来带着嘲笑，不过，这也许仅仅是语音上、言词上的地方色彩罢了。没有等待我回答，他又接着讲下去：“您到底想搞明白什么？人杀人，有时是因为狂热，有时是因为爱，或者因为恨，或者为了名誉，或者为了报仇，这点您晓得吗？”

我点点头。

“有时候，为了金钱去杀人；有时候，为了权力去杀人。特别是在战争当中，或者是在革命当中，都得杀人。这点您明白吗？”

我还是点点头。“但是……”

“但是，那些在集中营被屠杀的人，他们并没有对杀他们的人干过什么呀，您这么想，对吗？您想讲的不就是这点吗？您想说的，不就是不存在仇恨和战争的理由吗？”

我不想再点什么头了。他所说的也许真是那么回事，不过，他讲话的口气不对头。“您讲得有道理，确实是不存在仇恨和战争的理由。刽子手恨那个要被处死的人，得处死他；不恨他，也要处死他。是因为刽子手接到了命令吗？您认为刽子手这样做，是奉命行事吗？您认为，我们现在是在谈论命令和服从吗？是在讨论集中营的警卫队接到命令，就得绝对服从吗？”他轻蔑地哈哈大笑。“不！我并不是在说什么下达命令和服从命令。刽子手没有遵循任何命令行事。他是在完成工作，刽子手处死的也并不是他所憎恨的人，他更不是向那些人报仇雪恨。杀死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挡了他的路，或者对他构成威胁，或向他发动进攻。他们对刽子手来说根本无所谓。无所谓到什么程度？杀不杀他们都一个样！”

他盯了我一眼。“您没有来个‘但是’吗？您来劲了，您会说，人对人不能这样的无所谓。您连这点都没有学习过吗？那您学了什么呢？要同所有人保持一致，只要他们有一张人脸吗？还是有关人的尊严？又是什么对生命的敬畏等等吗？”

我义愤填膺，但毫无办法。我在搜索着一个词，一句话，一句话就把他刚刚讲的话全都消灭干净，使得他哑口无言。

“有一次，”他接着说，“我看到一张枪毙俄国犹太人的照片。犹太人一丝不挂，排成长长的队伍等着，有几个已经站在那个大坑边上，他们身后是手拿步枪、要向他们头颈开枪的士兵。这是在一座采石场。照片上，犹太人和士兵的上方，有一名军官坐在窗台上，他跷着二郎腿，吸着一枝烟。他看上去有点儿不痛快。也许，事情进展得还不像他想的那么快速干脆。不过，他还是得到了他那份满足，甚至在脸上也有一片得意，也许一天的活计就快干完了，很快就是适意消闲的傍晚了。他并不恨犹太人。他也不……”

“那就是您吧？您坐在窗台上，并且……”

他立刻把车刹住，脸色一下子就苍白了，太阳穴上的胎记闪着油光。

“滚下去！”

我下了车。他旁若无人地掉转车头，我不得不急忙向路边躲闪。直到下面几个转弯口，我还听得见那个人在骂骂咧咧的。接着，一切都平静下来。

我沿着马路上坡走，身边没有来往车辆。我听得见鸟儿鸣啭，还有穿过树林的风声，时而有小溪潺潺。我松了一口气。一刻钟以后，我到达了集中营。

15

那个地方我不久前又去了一次。

那是冬天，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过了施梅克，就看得见树林盖着皑皑白雪，树木撒满银粉，大地身着素装。集中营是一块长条形的场地，在一座山脉的坡地上，可以眺望远远的佛格森山。营房是一层楼，瞭望塔是二层楼或三层楼，高低错落，全都刷成蓝灰色，同皑皑白雪两相呼应。当然，那儿也少不了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大门，上面悬挂着一块牌子，上写“施图霍夫——纳茨外勒集中营”几个大字，四周还围着双层铁丝网。一些营房残留下来了，它们之间的空地原来也有房子，一座一座紧紧挨着挤着，密密匝匝。现在，大地全被闪亮的白雪覆盖，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乍看倒好像是滑雪橇的斜坡，为孩子们准备的；他们正在气氛欢快的房子里享受寒假之乐，方格窗户也显得舒适温暖，随时都会听得到叫唤声，是让他们去吃蛋糕饼干、喝热巧克力的。

集中营没有对外开放。我只好在周围雪地徘徊，一双鞋子都湿透了。不过，我可以看清楚集中营的全貌，这又令我回想起第一次来参观时，我怎么沿着台阶走下，那台阶通向已经拆除了的营房。我又回想起来，曾经参观过一座营房，其中赫然摆放着焚尸炉，还有单人牢房。我还能够回忆起来，当时曾经努力想像，一座关满囚犯的集中营到底是什么怪模样，囚犯们和警卫们又是什么面容？当然，我还尝试感同身受地揣摩，受苦受难到底是什么滋味？我真的思绪万千。我曾经望着一座营房，紧闭双眼，迫使自己的思绪从一座营房穿行到另一座营房。我甚至还对一座营房仔细地测量过，从测量数据中设想着当时这种陋室如何使用，又是怎么个拥挤程度。我听说过，营房之间的台阶同时用做集合地点，这样，点名时分，从营房下边往上望过去，就满是一排排背脊的人墙。但是，我这一切想像全都是徒然的。我陡然升起一种最可怕、最羞耻的失落感。

在回去的路上，远远离开山坡的地方，一家饭店的对面，我居然发现了一间屋子，从前曾经用做毒气室的。那屋子的墙壁是石头砌起来的，刷成苍白色。它看上去像座粮仓，或者干脆就是座普通仓库，甚至是仆人居住的屋子。这房屋也是大门紧锁，我不记得当时是不是进到里面去过。想起来了，我没有下车，只是坐在车里对外望着，没有熄火，看了一会儿，一踩油门就开走了。

在回家路上，起初我有点害怕。在这阿尔萨斯地区的村庄里，我怕兜来兜去，也怕寻找吃中饭的地方。我的害怕，并不是出于某种真正的感受，而是产生于一种思考，一种刚刚参观完集中营后，凡是人就一定都有的思考。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自我解嘲地耸了耸肩膀。在佛格森山坡旁边，我终于找到了一家饭店，名字叫“小男孩乐园”。从我的桌子可以望见山那边的平原[3]。那儿，汉娜曾经称呼我为“小家伙”。

第一次参观集中营，我在那里转悠了好久，一直到关门。接着，我又坐到斜坡上位于集中营上方的纪念碑旁，从那儿俯瞰营房。我心里一阵空荡荡的，像是在寻找某种观感，却又不是在外部世界，而是在内心世界寻求着，最后只是发现了一无所有。

天黑下来了。我坐等了一个钟头，才搭上一辆小型敞篷货车，我坐在放置货物的位子上，给带到下一座村庄。我只好放弃了当天赶回家去的打算，在村子里找一家便宜的旅舍住下。晚饭我是在那里的内部餐厅吃的，一片薄薄的油煎猪排，外带豌豆和炸薯条。

我的邻桌有四个男人在玩纸牌，一片吵吵嚷嚷的。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一位矮小的老头，也不同任何人打招呼。他穿一件短短的罩裤，还拖着一条木头假腿。老头在吧台上要了啤酒，他的背部，特别是他那大大的光脑勺对着打牌的人。突然，打牌的几个人放下纸牌，把手伸进烟灰缸，抓起几根烟头，特意瞄准了向老头扔过去，打了个正着。老头却稳坐吧台，只用手在后脑勺上拂拭两下，只当是拍打苍蝇蚊子。侍应生给他端上了啤酒，没有一个人说什么。

我忍不住了，一跃而起冲到邻桌旁：“住手！”

我气得直打哆嗦。这时，老头一瘸一拐地跳着过来，笨手笨脚地摸索着他那条腿，忽地双手捧住木腿，砰的一下放到了桌子上。老头用木腿敲打着桌面，桌子上的杯子烟灰缸什么的全都滚到空椅子上了。他那没牙的嘴里发出尖锐的笑声，其他人也应和着他发出一阵狂笑，那是一种发酒疯的笑声，他们也叫喊着：

“住手！”

他们一边指着我，一边说：

“住手！”

那天夜里，旅舍外边狂风怒号。我却不感到冷。窗前是大风呼啸，树木在嘎嘎作响，偶尔传过来商店关门的声响，这些都没有影响我的睡眠。不过，我却越来越感觉不安，甚至全身颤抖起来。我害怕，不是担心发生什么坏事的那种害怕，而只是一种身体状态。我干躺在那儿，耳边风声大作。当风势减弱，风声变轻时，我才轻松下来。但是，我又害怕那风会卷土重来，我不晓得第二天是否能爬得起来，赶回家去；不清楚今后如何继续学业，读完大学；也不知道何日能够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我想对汉娜的罪行既理解又谴责，双管齐下，只是，这未免太可怕了。每当我极力去理解时，我就有一种感觉，仿佛原本应该谴责的罪行，却变得不是那么应该谴责了；每当我努力去谴责时，我又有另外一种感觉，好像本来可以理解的罪行，却变得不是那么可以理解了。但是，在谴责她的同时，我还是尽力去理解她；不去理解她，就等于第二次背叛了她。我现在简直是没完没了。理解和谴责，熊掌与鱼我要兼得。但是，两者不可得兼。

不想，第二天却是艳阳高照的夏日。搭车很方便，几个钟头我就回到了家里。我步行着穿过城区，如同少小离家老大回，街道，房屋，行人，桩桩件件都让我感到陌生。回头一想，我对于陌生的集中营世界，却没有因此而熟悉起来。我在施图霍夫集中营获得了强烈印象，同我脑中固有的奥斯维辛、比肯瑙、贝尔根——贝尔森的极少图景交织在一起，也同它们僵化在一起了。

16

我到底还是去找了审判长。去找汉娜，我做不来；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干，我也办不到。

跟汉娜谈一谈为什么就做不到呢？是她离我而去，是她欺骗了我，她原来不是那个我所了解的汉娜，也不是叫我想入非非的汉娜，而我之对于她，又是何许人呢？一名被她利用过的小小朗读者吗？一个陪她睡过觉、使她获得鱼水之欢的“小家伙”吗？她一旦离不开我了，却又想摆脱我，也会把我送进毒气室去吗？

那么，我为什么连袖手旁观都办不到呢？我心里想，我一定要阻止一场错误的判决。我一定要主持公道，一种不考虑汉娜曾经扯过谎的绝对公正，这么做或许对她有利，也许对她不利。但是，就我而言，这却并不是公正不公正的问题了。我绝对不能容许汉娜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必须对她施加影响，如果直接影响我办不到，就施加间接影响。

审判长也晓得有我们这个讨论小组，并且同意在下次开庭后与我谈一谈。我敲了敲门，就给让了进去。互相问好后，他请我坐在写字台前面的一把椅子上。他只穿着衬衫，在写字台后坐下。他那件法官长袍搭在椅背和椅子扶手上，他一屁股就坐在袍子上，长袍于是就拖在地上了。看上去他很轻松，像是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自己也感到满意。他脸上不再有审案时那种烦躁易怒的情绪，换上了一副和蔼、睿智和善良的政府官员面孔，使人明白，原来他在法庭上是戴上假面具、把自己掩饰着的。

他开始同我聊天，无拘无束，问这问那。比如，我们的小组对于法庭审理程序是怎么想的？我们对于法庭备忘录将会如何处理？我们是几年级大学生？上了几学期课？我为什么要学法律？我准备什么时候参加考试？等等。他还告诫我说，参加考试愈早愈好。

我干脆利落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之后，我又听他谈起了自己，他介绍了当年学习和考试的情况。他是样样优秀，按时以优异成绩修满各门学分，最后又及时通过了毕业考试。他热爱法学家和法官的事业。如果能从头再来一次，他还是会这么做的。

窗子开着，我听得见下面停车场的声响，一辆车的关门声、引擎发动声，听得见那辆车开出去了，直到声音给喧闹的交通淹没。接着，我听见停车场空了，孩子们的玩耍吵闹声随之响起，时不时非常清晰地听得出一个名字、一句脏话或者一声喊叫。

审判长站起身来和我道别。他说，我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尽管来找他，如果学业需要咨询，也可以来问他。他还说起，我们小组对审判程序如果有分析评价结果，应该让他了解一下。

我向空旷的停车场走去，顺便问了一个稍微大点的男孩子，去火车站的路该怎么走。原来一起乘坐公车的那些人一休庭就急急忙忙往回赶，我就只得一个人乘火车回去了。我跳上的是一列慢车，站站都停，乘客上上下下。我靠窗子坐着，周遭围困着我的是其他旅客的谈笑风生，以及他们身上发出的各种气味。窗子外面，一座座房子，一条条马路，一辆辆汽车，一棵棵树木，一闪而过。远远地望去，看得见山脉、城堡和采石场。我看见了这一切，可是对什么都毫无感觉。我不再为汉娜而柔肠百转，不为她弃我而去，不为她对我欺骗还加以利用，不再为这些而黯然神伤。我也不再想对她施加什么影响了。我心里还升腾起了一种感觉，我曾经带着一种麻木不仁追随过审判中的恐怖听闻，这种麻痹也左右了我这几个礼拜的感情和思想。要说我为自己终于也麻木了而高兴的话，那未免言过其实。但是，我确实认为这么做是做对了；只有这样，我才能重新回到我的生活里去，也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17

六月底法庭宣判了。汉娜重被判为终身监禁，其他人则判处有期徒刑。

那天，法院的审判大厅坐无虚席，跟审判开始时一样。参加者有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有我的大学和当地其他大学的学生们，有一群中学生，还有国内外记者，以及那些凡是法院大厅有事必定到场的人。大厅里人声鼎沸。以至于被告被传唤进来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她们。随后，就一下子鸦雀无声了。首先，在被告席前面坐着的人安静下来，他们相互碰碰左右邻座，接着转身过来，对后排坐的人低声私语道：“看哪！”

于是，后排的人就向前看，也安静下来。他们也相互碰碰左右邻座，接着转身过来，对后排坐的人低声私语道：“看哪！”

就这样，审判大厅总算安静了。

我不晓得，汉娜是不是知道自己看上去是什么样子，要不，她希望自己看起来就是这么个样儿。她穿着黑色套装，里面是一件白衬衫。套装的款式和衬衫的领带使她乍一看像穿着制服。我从来没见过为纳粹党卫队工作的女性穿什么制服，但是我认为，所有其他观众也会一样觉得，大家眼前的这身衣服就是纳粹党卫队的女式制服，这个女人就是身穿这制服去为纳粹党卫队干活的，而汉娜的穿着和作为正是她被判刑的原由。

看客们又小声地嘀咕起来。很多人听得出是愤慨难平。他们觉得，无论是审判过程、判决本身还是那些特别来聆听判决的人，都给汉娜这个女人嘲弄了。他们的声音愈来愈大，少数人甚至连叫带喊，清晰可闻地讲着他们了解汉娜是个什么货色。直到审判人员步入大厅，审判长随即面带怒容地宣布汉娜的判决，人群才静下来。这期间，汉娜一直腰板笔挺地站着，纹丝不动地听着。当宣读判决理由时她坐下了。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汉娜的脑袋和后脑勺。

宣判过程持续了好几个钟头。宣判结束，被告们被带走时，我却在等待着，等着看汉娜是不是会瞟我一眼。我坐在我的老位子上，她应该知道。可是，她目不斜视，眼光穿透尘世一切，扬长而去。那是一种睥睨万物、深受伤害、彻底绝望而无限疲惫的眼神，一种任何人、任何物都不再想看的眼神。

【注释】

[1] 斯宾诺莎（1632——1677），17世纪的唯理想主义者，哲学史上最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一的创建人，出生于荷兰的犹太人家庭。

[2] 指被告辩护人以个人偏见等为由，对某些审判人员提出要求回避的动议。

[3] 原文为法语AuPetitGarçon。法国阿尔萨斯省与德国紧邻，普法战争后与洛林同时割让给德国，一战后回归法国。

第3部

1

审判完结后已经是夏天了，我是在大学图书馆阅览室里度过的。往往阅览室一开门我就来，等关门我才走。就是周末，我在家里也学习不停。我一心读书，不问世事，如此用心，以至于还延续着这场审判带给我的麻木不仁，始终没有恢复正常心态。我避免同别人接触，为此，我从老房子搬了出来，在外面租了一间屋子。我原来就只有几个熟人，点头之交，是在阅览室或偶尔在电影院认识的。到后来，我碰到他们的时候连头也懒得点了。

在那年级的第二学期，我的行为举止没有丝毫变化。尽管这样，圣诞节临近时，还是有人问我想不想同一些同学一起滑雪去。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我居然答应了。

其实，我滑雪技术还不好，但是兴致很高，而且，还特别喜欢速滑，喜欢跟那些滑得好的人一道滑。我的下坡滑行技术实际上很不过硬，但是，有时我还是冒着摔跤和骨折的危险，从山上朝下滑。不过，我这是在冒险，冒另外一种险。后来，这桩风险终于兑现了，可我当时浑然不觉。

我并不觉得很冷。其他人都穿毛衣或者夹克，我却只穿衬衫，别人看到我这模样，都摇头不已，还给我劝告。但是，对于他们关心的忠告我却不当回事，因为我真的不觉得冷。后来我有点咳嗽了，我也归罪于奥地利香烟，而不是别的什么。再后来我开始发烧，可是，我却感到那是某种享受。我觉得很虚弱，同时又感觉到轻飘飘般舒畅。我所有的感觉都给削弱了，但那是一种愉快的减弱，柔软着，饱满着，我翩然翱翔起来。

接下去，我就转成高烧而住进医院了。出院时，我发现那种麻木不仁已经悄然消失。一切问题啦、恐惧啦、控告啦、自责啦什么的，那些在审讯期间出现过、又麻痹了的恐惧和痛苦，全都一股脑儿回来了，而且就在我心头长驻下来。我不晓得一个人该冷而不冷，医生会做出什么诊断。我却有个自我诊断，那就是麻木不仁已经制服了我的肉体，在我摆脱它之前，或者说在它摆脱我之前，就已经成定局了。

我在夏天终于结束学业，并且当上了候补文官，正好这时，学生运动爆发了。我本来对历史学和社会学就有兴趣，而作候补文官又有足够时间，使我可以留在学校，去经历当时发生的全部事件。我说是经历，经历并不等于参与，高等学校、高校改革等等，对于我来讲，说到底就跟越共和美国人一样，根本无所谓。这场学生运动所涉及的还有第三个很实际的主题，就是怎么同纳粹历史划清界线，在这点上我同其他同学有很大分歧。所以，我不愿意跟他们去一起宣传鼓动和示威游行。

有时我也会想，其实，怎样对待纳粹历史并不是这次学生运动的主因，而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要说主因，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才是，是这一代与上一代之间存在着代沟，才推动了这场学生运动。我们的父辈在第三帝国时期没有做他们理应做的事，使得年轻一代大失所望。天下父母对子女都寄托期望，而子女要想从期望之下解放出来，也是常规。现在的情况是，这种期望简直给当成耳边风了。因为，在第三帝国时期，以至帝国垮台之后，父辈们根本无所作为。父辈们或者直接犯下了纳粹罪行，或者对罪行袖手旁观，或者碰到犯罪就视而不见，要不就是在1945年后还容忍罪犯、接受罪犯。试问，这样的父辈们还能够对子女们说什么呢？另外一方面，有些子女觉得无法谴责父辈，或者不愿意加以谴责。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如何对待纳粹历史就不能再说是代沟造成的了，它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不论集体犯罪在道德和法律方面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从我们这一代学生看来，犯罪本身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不仅第三帝国时期的事是事实，而且，后来发生的事，诸如向犹太人的墓碑涂抹纳粹标志，诸如许多老资格纳粹分子居然在法律界、在管理部门，甚至在大学里面步步高升，诸如联邦德国至今还不承认以色列国，诸如当年辗转流亡与坚苦抵抗的事迹很少能传播开来，反而是屈从淫威、苟且偷生的故事广为流传，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这一代蒙受羞耻，即使负有罪责的人是千夫所指，也不能两相抵消。虽然，千夫所指并不能抵消我们的羞耻感，但它至少能够消除些许由此而产生的痛苦感，还可以把羞耻引起的被动痛苦，转化成主动能量、积极态度和进攻行动。正因为这一切，我们同负有罪责的父辈较量起来，就特别劲头十足。

对于我来说，却不能指责任何人。我不能指责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没有一星半点可以指责的地方。当年因为参加了集中营讨论班，想澄清事实而对父亲横加指责的热情，已经是明日黄花，说起来真叫我难为情。再说，我所熟悉的人当时的言谈行事，同汉娜的所作所为一比，就算不得什么了。实事求是讲，我必须指责汉娜；但是如果指责，等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爱过她，我不仅爱过她，还选择了她！不是这样吗？不过，我也极力自我安慰。我推说，我当时爱她选择她，对她先前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我尽力为自己开脱，说自己没有罪恶，说自己当时的状况其实同儿女爱父母一样。但是，天下只有儿女爱父母才是惟一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我的爱是这样的吗？

也许，有些人甚至也要为儿女爱父母承担责任。当时，我就羡慕过一些同学，他们同自己的父母，同整整一代罪犯，包括见事旁观者、遇事逃避者、对事容忍者和凡事接受者划清了界线。因此，如果说他们还不能免除羞耻本身的话，至少也可以免除由羞耻而产生的痛苦。不过，我经常在这些人身上看到某种自我炫耀，这又从何而来呢？人怎么能够一边感到负罪和羞耻，一边又自大和炫耀呢？难道说，同父母划清界线不过是一种雄辩姿态，仅仅是一场吵吵闹闹吗？难道他们是想通过这种雄辩和吵闹向世间宣告，出于对父母的爱心而纠缠厮磨他们的罪责，这一运动现在已经开始发动，已经义无反顾了吗？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我事后的想法，即使到了后来，这对我来说也不是一种安慰。它又怎么能够变成一种安慰呢？我爱汉娜，这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命运，是德国人的气数！我，比起其他人来，更难摆脱这种命运，更难战胜这种气数。尽管是这样，如果当时我能将自己融入同一代人当中去，也会对我产生不可估量的好处。

可是我没能这么做。

2

我还是候补文官时就结婚了，妻子格特露德同我是那次在滑雪时认识的。假期结束，其他人都回去了，她却留了下来，在医院里陪伴我一直到我出院，还送我回家。她也学法律，我们一道学习，一道通过考试并一起成为候补文官。当发现她怀了孕时，我们就结了婚。

汉娜的事我没有向她提起过。我是这么考虑的，如果不是出于某种义务，谁愿意来听我讲同另外一个女人的陈年旧事？格特露德聪明、勤劳而又忠实，如果我们是经营一座农庄，用上许多男女雇工，再生一大帮儿女，有干不完的活计，没有时间给对方，那么，我们的生活原可以幸福充实。可是，我们实际上只是三口之家，女儿幽丽亚加上两名候补文官，住着市郊一栋新建楼房的三居室，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跟格特露德一起生活，我一直无法克制自己，老是把这段日子同我跟汉娜的生活进行比较。每次我们拥抱在一起时，我老觉得这种感觉不是味儿，她不是味儿，她碰起来、摸起来不是味儿，她闻起来也不是味儿，味道总不对。我老想，这种感觉总会消失的，我也盼着这种感觉早些消失，我想摆脱汉娜。可惜，这种不是味儿的感觉永远也没有消失。

在幽丽亚五岁时，我们终于离了婚。因为，两个人都感觉无法再忍受下去。我们离婚并不痛苦，两个人也始终保持联系，以礼相待。叫我痛苦的，是我们不能给幽丽亚一种她所盼望的安全感。在格特露德跟我相互信赖、互相亲热时，幽丽亚在我们之间如鱼得水，完全同我们水乳交融。一旦她留意到我们之间气氛紧张，她就会从一方跑到另一方，向我们保证说爸爸妈妈都很慈爱，她也爱我们。她还希望有个小弟弟，甚至还高兴有许多兄弟姐妹。很长时间她都没搞懂，离婚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每次去看望她，她就一心想要我留下来；如果是她来看望我，也一心想要格特露德一道来。每次我跟她分别，她都会趴在窗台上看着我，我在她伤心的目光注视下踏进车子，心痛如绞。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没有给她的，与其讲是她的某种愿望，还不如说是她的天生权利。在我们离婚时，我们实际上骗取了她的这份权利。我们两个人共同做了这件事，可是罪责却没有因此减半。

我曾经想再寻求一种更加良好的男女关系。我得承认，我所寻寻觅觅的女人要有那么点像汉娜，摸起来、碰起来要像她，气味和滋味也要像。只有这样，我们共同生活才不会不是味儿。而且，我还对她们讲了汉娜的事。对其他女人我大讲自己，比我对格特露德讲的要多得多。她们如果发现我的言谈举止有叫人惊异的地方，就应该自己去找寻答案。可是，这些女人们却不想听得太多。我记得海伦，是位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当我给她讲这一切时，她就默默地抚摩我的背部，给我无言的安慰；当我戛然而止时，她也还是默默地抚摩我，给我安慰。我还记得盖西娜，精神分析学家。她的观点很特别，认为我必须清理我同母亲的关系。她问我是不是注意到在我的故事里面，母亲的影子几乎没出现过？喜儿科是牙医。她反反复复追问我同她相识之前的事儿，接着就忘记得干干净净。这么一来，我就什么也不谈了。因为，人讲话当中的真实部分，不过就是人做过的事情而已。既然是事实，也就不必非得谈它不可。

3

我正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的时候，那位曾经组织集中营讨论班的教授去世了。格特露德偶然在报纸的讣告栏读到消息，说教授的葬礼仪式在贝格公墓举行，她问我去不去。

我却不想去。葬礼是礼拜四的下午，而我在礼拜四当天和礼拜五都要考试。再说，那位教授和我的关系又不是特别亲近。另外，我素来不喜欢参加葬礼，更加不想因此而回忆起那次审判。

然而为时已晚，回忆已经给唤醒了。礼拜四考试归来，我还是去了，就像必须去赴约似的，去赴一个同过去的约会，一个绝不许推脱的约会。

我是乘有轨电车去的，平时，我再也不坐这玩意了。乘这种电车，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同过去的接触，就仿佛回到一处曾经熟悉过的地方，一个面目全非了的场所一样。当年汉娜在有轨电车上工作时，车身有两节或者三节车厢，车厢的两头还有个平台，两旁特别装着踏板。如果要上车而车子已经开动了，仍旧可以一跃而起跳到踏板上来。围绕着车厢还有一圈绳子，售票员拉拉绳子发出开车信号。夏天的时候，电车敞开平台行驶，售票员忙着卖票、轧洞、查票、报站名、发开车停车信号、招呼挤在平台上的孩子、批评跳上跳下的乘客、车已坐满就吆喝着不让再上等等，这一切都还历历在目。售票员们有的滑稽，总插科打诨；有的严肃，老面孔紧绷；有的粗鲁，绝不可理喻。他们的性格和心情，往往左右着车厢里的气氛。我多么愚蠢，那一次我乘车到施外青格去，本想给汉娜一个惊喜，但是落空了。从那以后，我就害怕把她再当做售票员来看待、来等候。

我上了一部无人售票的有轨电车，向贝格公墓驶去。那是一个秋日，已经有点寒意了；天高云淡，太阳已经不再暖洋洋，用眼睛望过去也不感到刺眼。我寻觅了好久，才找到那举行葬礼的墓地。在枝高叶枯的大树和年代久远的墓碑之间，我穿梭着。偶尔，会碰到一名公墓的工人，或者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手里拿着浇水壶和修枝剪。公墓一片寂静，我老远就听到了教授墓碑旁做祷告的声音。

我站在一旁，仔细观察这参加葬礼的小小人群。其中，有一些显然是乖僻怪异、特立独行的人。悼词介绍了教授的生平事迹和学术著作，可以从中听得出来，他生前如何规避了社会约束，也就脱离了社会联系。这样，他就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于是，终于变成了孤僻的人。

我认出了一位同学，当年一起参加过讨论班的。他参加考试比我要早，先一步当上了律师，却又不知怎的改行做了一家小酒馆的老板。我记得，他那天穿的是一件红色的长大衣。葬礼结束后，我朝公墓大门走去，那位同学却走过来跟我打招呼：

“我们一起参加过讨论班，你不记得啦？”

“当然记得。”

我们握了握手。

“我当时总是礼拜三上法庭，我开车，有时还带你去。”

他笑着说，接着又道：

“你是每场必到，每天如此，每周如此。你现在可以讲讲，这是为什么了吧？”

他望着我，带着同情，满含期待。这忽然让我想起他这种目光我在讨论班就注意到了。

“我对法庭审讯特别有兴趣嘛。”

“你是对法庭审讯特别有兴趣吗？”他又笑起来。“是对法庭？还是对那位你总是目不转睛盯着的被告？就是瞧上去蛮好看的那位？我们大家心里都在犯嘀咕，你和她到底是什么关系？但没人敢问你。要说，我们当时都特别富有同情心，也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你还记得……”他提起另外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口吃，说话结结巴巴的，但是多话，而又不着边际；我们大家被迫洗耳恭听，好像他是金口玉言似的。他还谈到其他参加讨论班的同学，说起他们当时如此这般，现在又这般如此。他滔滔不绝，无休无止。可是，我晓得，他到头来还是会兜回那个问题的：“怎么样？你现在跟那位被告怎么样啦？”我于是会茫然，不知怎么否认，不知如何承认，连回避我都不知怎样是好。

这时，我们已经走到公墓大门口。那个问题他终究还是问出口了。这时，车站刚好有辆有轨电车在徐徐开动。我于是很快说声“再见”，撒腿就跑，装做要赶紧一步跳上踏板似的。实际上，我却是跟着车子在狂奔，并且用手掌拍打车门。于是，突然间，我不敢相信，想也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那辆电车居然停了下来，门开了，我上了车。

4

候补文官任期完结后，我必须选择一门正式职业，但我没有立即决定。我前妻格特露德却马上就当了法官。她手头的事一下子就堆积如山了，我倒可以呆在家里照顾幽丽亚。这让我们两个人都很高兴。不久，格特露德克服了工作之初的困难，幽丽亚也进了幼儿园。这时，我迫在眉睫要选择正式工作了。

我很难做出决定。在汉娜的审判过程中，各种法律上的角色我都已经领略了，却看不出有哪一个是适合我的。对我来说，或诉讼或辩护，同样都给滑稽化、简单化了。至于说到最后的判决，则是所有简单化事物中最滑稽的。我觉得，我也不适合在行政部门当个政府官员什么的。做候补文官时，我在州政府干过。我发现那些走廊、气味、办公室、公务员等等，都一概苍白、单调、无味。

这么一来，剩下来即使还有法律工作，也寥寥无几了。我真不晓得，如果不是冒出了一位法学史教授，给我提供了一个在他手下工作的机会的话，我后来会去干什么。格特露德说我的所谓选择其实是一种逃避，是对生活挑战与生活责任的逃避。她讲得有道理。我是在逃避，只有逃避才使我感到轻松。我这个选择也还不是永久性的，我对格特露德这么说，也对自个儿这么说。我还年轻，研究几年法学史之后，任何实际的法律工作我都还有可能找到。但是我错了，逃避已经成了我永久性的选择，第一次逃避又带出了第二次逃避。这时，我从大学又换到了一家研究机构，我寻寻觅觅，终于发现了一湾避风港，在那里我可以从事我所喜欢的法学史研究。在那儿，我不需要任何人，也不打扰任何人。

可是，事与愿违，结果是我不但没有能够逃避掉，反而与之短兵相接了。作为一名法学史研究者，我所接触到的过去，其鲜活性并不比现实性来得差。旁观者可能会认为，对于过去只能超然观察，对于现实才能切身参与。事实却远不是如此。什么是从事法学史研究？那是在过去和今天之间架设桥梁，那是对历史和现实两者进行观察，并且活跃于这两者之间。我所研究的领域之一，偏偏就是第三帝国的法律。在那里，昨天与今天在现实生活中怎样难解难分，一眼就看得出来。在那里，人所要逃避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实和未来；我们没有把注意力坚定果敢地集中在现实和未来上面。对于某段历史究竟有什么遗产留下来，我们完全闭目塞听，而恰恰是我们，又深深打下了历史的烙印；恰恰是我们，又生活在历史当中。

我这么说，并不是想掩饰我有一种满足感：我能够一头钻进历史中去，而又发现它同现实没有什么迫切的联系。第一次觉察到这种满足感时，我正在研究启蒙时期的法典和法律草案。这些法律带来的是信念，相信从此以后世界就有了良好秩序，从此以后世界就会变得更好。我从中看到了一种情况：从这种信念出发，制订了维护良好秩序的法律条款，而条款又变成了良好秩序之严肃的守护者，并且被逐条逐条写成优美的法律，更以其优美性证明着真理性，这一切叫我觉得自己造化不浅。很长时间以来我就坚信，尽管曾经出现可怕的倒退和挫折，但是法律总是向前进步的，会发展得愈来愈接近优美，愈来愈符合真理，愈来愈充满理性，愈来愈饱含人道。但是，我不久就发现，我这种信念不过是春梦一场而已。从那时起，我的法律进步观就演示出了另一番图景。其中固然包含着目的，但是这目的却又是经过多次震撼摇晃、迷茫困惑和丧失理智才达到的。这正是重新出发的起点；因为，原先实际上并没有到达过，所以现在必须重新开始。

当时，我又重新阅读了《奥德赛》。这本书我在中学时代就念过一遍，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一个“家乡不到十年间，鱼鸟今应怪我还”的故事。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讲的并不是离乡背井又回来了。希腊人相信一个人不可能两次掉进同一条河[1]，怎么会相信有返回从前那个故乡的事儿？奥德修斯回来，不是为了留下，而是为了重新出发。《奥德赛》其实是一部关于运动的历史，有目的，同时又无目标；是成功，同时又是徒劳。一部法律史同它相比，又有什么差别呢？

5

于是，我就从《奥德赛》重新开始了。同格特露德分手之后，我又重读了这本书。有许多夜晚，我都只能睡上几个钟头，我干躺在那儿，就是睡不着。我把灯打开，拿起一本书，眼睛却睁不开；我把书搁到一边去，关上灯，却又睡不着。于是，我就只好朗读，高声朗读；我一高声朗读，就不困倦了。我的脑子里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回忆和梦幻，痛苦在我脑海盘旋，似睡非睡；我对我的婚姻，对我的女儿，对我的生活进行反思。这时，汉娜总是左右着我。我索性给汉娜朗读，在录音机上给汉娜朗读起来。

我花了好几个月，才把磁带邮寄出去。一开始我就不想一段一段寄，我要等到把《奥德赛》全书录音完毕。这之后，我又转念一想，汉娜对《奥德赛》是不是兴趣那么大呢？于是，在录完《奥德赛》后，我又给她加录了施尼茨勒[2]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接着，我硬着头皮，给审判汉娜的法院打了个电话，问清楚了汉娜服刑的地点。临了，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其实，汉娜服刑的地方离审讯和判处她的城市并不远。要邮寄的物品计有一台录放两用机，有按照契诃夫、施尼茨勒、荷马作品为顺序排列的录音磁带。最后，我把录放机和磁带打进邮包，寄给了汉娜。

最近，我翻出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都是我当年给汉娜录音的资料。最初的有十一二篇，很明显是一次做下的记录。起初，我大概是拿起书就朗读和录音，后来才注意到，这样的话，到底录了些什么我可能记不住。在后来记录的篇什当中，有的记下了日期，有的没有注明。即便是没有记录日期的，我也知道，我第一次给汉娜邮寄材料去，是她服刑的第八年，而最后一次是第十八年。就在这一年，她的赦免申请批准下来了。

我却还是继续给汉娜朗读下去，读我自己也正想看看的书籍。在为《奥德赛》录音时，我注意到了一点，高声朗读不如自己轻声阅读那样，容易让我集中注意力。后来，这情况有所改进。当然，朗读也有缺点，持续时间比较长，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朗读者能够把内容深深铭刻在脑海里。对一些我朗读过的东西，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我也读些我自己喜欢和熟悉的文学作品。这样，汉娜就有机会听到许多篇凯勒和冯塔纳，还有两位诗人海涅与默里克[3]的许多杰作了。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大敢读诗歌，但是后来我却乐此不疲。我所朗读过的诗我都耳熟能详，到今天也还能够背诵自如。

总起来说，这本记录所载的篇目是个证明，反映了德国那些受过教育的、具有市民意识的人在文化上一种基本而巨大的诉求。我不记得是不是想到过，可以不必拘泥于卡夫卡、弗里施、勇桑、巴赫曼和伦茨[4]这些人，而去读一些实验文学作品。我所谓的实验文学，就是我既搞不清楚到底讲了什么故事，也不喜欢其中任何人物的文学作品。不言自明，实验文学是要把读者当做实验品的，汉娜和我都不需要这个。

后来我自己也开始写作了，就把自己写的东西拿来给汉娜朗读。不过，我要等完全口授了手稿、修改了打字稿、最后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感觉，这才正式朗读和录音。其实一边朗读，我一边也可以留意自己这种成功感觉到底妥当与否。如果不正确，我还能够推翻重来，去旧存新。可是，我并不喜欢这么做；我想用朗读来画下圆满的句号。就这样，我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全部创造力，所有带有批判性的想像力，全都捆绑在一起出庭，而汉娜就是审判这一切的法庭。之后，我才把手稿送到出版社去。

在录音中，我没有再把自己的什么话插进去；我既没有问起汉娜的近况，也没有谈起自己的景况。我只朗读书名、作者名和书的内容。等到内容读完，我会稍微等待一会儿，再合上书，按下录音机的停止键。

6

这是一种时而喋喋不休，时而沉默寡言的交流。当交流进行到第四年时，从监狱来了一纸问候：“小家伙，上一个故事特别好！谢谢！汉娜。”

那张纸上面印着横格子，看得出是从拍纸簿上扯下来的，但是修剪得整整齐齐。问候的话写在最上边，占了三行，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看得出来，汉娜写字时用了吃奶的力气，真正是力透纸背。我的地址也是使劲写的。纸条从中间折叠起来，上下左右都看得出字的印痕。

第一眼看上去，会以为那是小孩子的笔迹。但是，小孩子写字，即使同样不熟练、不流畅，却不会使出那么大的劲道。为了把直线变成字母，再把字母连成文字，汉娜看来要克服种种阻力。还有，小孩子的手可以移来动去，随着字体而变化。汉娜的手却不晓得朝哪个方向移动才好，但又必须上下左右移动。写一个字要下好几次笔，写上面一划下一次笔，下面一划再下一次笔，弧线又下一次笔，斜线还要下一次笔，等等。每个字母她都要付出新的努力，添加几笔新的“歪斜”。结果仍旧不是这儿高了，就是那儿低了；不是这儿宽了，就是那儿窄了。

可我读着这篇问候，内心却充满喜悦和欢庆。

“她会写字了！她终于会写字了！”

在那些年里，凡是有关文盲的文章，能够找得到的我都读过了。我懂得他们生活中多么需要别人帮助，例如寻道路、找地址，或者在饭店吃饭要点菜等等。待人接物不能不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传统习惯的做法，这往往让他们提心吊胆；没有读写能力而又想加以掩饰，多少能量就这样从生命里给抽去了、消耗了。文盲实际上就是不够成熟。汉娜能够鼓足勇气去脱盲，这就标志着她已经从幼稚向成熟迈出了一步，这是启蒙开化的一大步。

接着我仔细观察了汉娜写的字，看到她为此付出了多少精力加辛苦，我不禁为她骄傲起来。与此同时，我又为她悲伤，为她那迟到和错过的生活而悲痛，为她整个生命的姗姗来迟、生不逢时而伤感。我想着，如果一个人错过了最佳时机，如果一个人太长时间拒事情于千里之外，如果她又太长时间被事情拒于千里之外，即便最终她开始亡羊补牢，并且乐在其中，那也可能为时太晚。我又转念一想，或许根本不存在“太晚”的事情，而只是“晚不晚”的问题吗？或许，为时虽晚不也总算聊胜于无吗？我实在搞不清楚。

在接到她的问候短简之后，我就不断收到她的来信。那总是寥寥数语，或一份谢意，或一纸祝福，或想多多聆听某一作者，或不想再听某一作者，或对一位作者、一首诗歌、一个故事、一本小说的人物品评几句，甚至是监狱里的所见所闻。她写着：“院子里的连翘花已经开了”，或者“我希望今年夏天雷雨天多点”，或者“从窗子里朝外望过去，我看到鸟儿怎样聚会在一起飞向南方”，等等。

很奇怪，常常是汉娜先写到了某件事，例如连翘花已经开啦，夏天的雷雨天啦，鸟儿怎样聚会在一起啦，我才注意到外边真是这么一回事。更有甚者，汉娜对于文学的体验和评论经常十分准确，令人惊诧。

“施尼茨勒汪汪叫唤，茨威格是条死狗”；或者“凯勒要的是个女人”；或者“歌德的诗像一幅幅小画图，还镶在美妙框子里”；或者“伦茨一定用打字机写作”等等。

汉娜对于这些作家的生平一无所知。所以，除非有哪一位明显不属于现代，她全都把他们看成是同时代人，而她所发表的意见也就以这点为基础。我迷惑不解，有多少古代文学作品读起来会像现代文呢？话说回来，如果有谁不了解历史，不妨来个简单化，把古代的生活情况当做遥远地方的生活现实来看待。汉娜大概就是在这么做。

我从来没有给汉娜写过信，但是一直为她朗读。其间，我曾到美国去呆过一年。就是那段时间，我也给她邮寄磁带。有时候我去度假，有时候我特别忙，完成一段磁带的时间就可能长一点。所以，我给她寄磁带没有固定的规律，或一个礼拜一次，或两个礼拜一次，有时，也可能间隔三四个礼拜才寄。现在，汉娜既然已经学会了阅读，就很可能不再需要我的磁带了，我也就不必那么着急了。不过，尽管这样，她也可能还是喜欢聆听我的朗读。要知道，朗读本来就是我对她讲话、同她交谈的一种方式。

我把她写来的所有问候信都保存着。她的书法也有所改进。起初，她写得很工整，却很不自如，到后来，就轻松自信多了。然而，她的字始终没有达到熟练的程度，却表现了某种严谨的美，看上去，就像出于一位老人之手。只不过，那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写过多少字。

7

汉娜终有一天会出狱的。当时，我从没产生过这个念头。问候信和录音带之间的交流这样正常、这样密切，汉娜对我来说是如此无拘无束，虽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似乎这种状态可以就一直让它持续下去，绵绵无尽。这是很惬意的，虽然，也是很自私的，我自己也知道。

然而，女监狱长寄来了一封信：

数年以来，施密茨女士与您一直互通书信，这也是施密茨女士与外界的惟一联系。所以，我只好向您求助。尽管，我并不了解你们关系的密切程度，也不知道您是她的亲属，还是一般朋友。

明年，施密茨女士将再次提出赦免申请。我个人认为，赦免委员会将会予以批准。这意味着，在被监禁十八年之后，她不久就将被释放。自然，我们可以尽其所能，为她寻找住所和工作。尽管她的身体依旧很健康，她在监狱缝纫厂里表现也很出色，但按照她的年龄来看，寻找工作仍会有一定困难。但是，如果她的亲属朋友也来关心此事，在她一旦出狱之后，将她安排在他们附近居住，并予陪伴，使她能得到一定依靠和照顾，这将比我们来操办此事自要更为稳妥。您也许无法想像，一个人在关押十八年之后，一旦出去将会何等孤独无援。

诚然，施密茨女士自理能力很强。但如果您能够为她找到一份工作和一个住所，并在最初几周或几月常去探望，能够邀请她参加一些活动，并能使其了解诸如教会、业余大学及家庭教育机构提供的各种机会，这就已经足够了。此外，十八年后第一次进城购物，或与政府部门约谈，或找一家饭店就餐，都将构成问题，如有人陪伴，则会容易得多。

本人业已注意到，您从来没有探望过施密茨女士。如果您曾经探过监，我也就不必写这封信函，而可在您探监时与您就此事协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恳请您在她出狱前拨冗来探望一次。万望您来时费心到我处一晤。

这封信以最衷心的祝愿结束。可是，这种祝愿并没有让我感到是为我而发，反而使我觉得这是监狱长的心事一桩。这位监狱长我曾经听说过，她所管理的监狱是拔尖儿的，她关于如何改进监禁法的言论举足轻重。所以，我很看重这封信。

我所不喜欢的是降临到我头上的事情。我要为汉娜的工作和住所操心，这是情理中事，我也马上采取了行动。我联系了几个朋友，都愿意把小型住房廉价出租给汉娜，他们正好有还未使用也没租出去的屋子。我偶然到一家希腊裁缝那儿去改衣服，一问之下，那裁缝倒同意雇用汉娜。原来，跟他一起经营这家裁缝店的是他妹妹，正好搬回希腊去了。此外，汉娜出狱还有好长时间，我就开始留意有什么教会和世俗机构，能够提供社会福利和学习机会。

就是探望汉娜的事我一拖再拖。

恰恰因为汉娜和我处于一种特殊状态，潇洒自如地保持着既亲近又疏远的关系，我才不大情愿去探望她。我有一种感觉，汉娜对我只能是在某种距离之外才真实可信，像过去那样。我有点害怕，一旦我们距离拉近，那片由问候短信和录音磁带所营造的世界，那片小小的、轻微的、安全的世界，就会露出本相，太矫揉造作，太刺伤人心，超出她能够忍受的近在咫尺之苦。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之间发生了那么多变故，当我们两人再次面对面，这一切又怎能不浮现在我们眼前呢？

岁月流逝，我还是没有去探监。我有很长时间没有从监狱长那儿听到消息了。我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谈到给汉娜找房子、找工作等她要面临的事情，可是没有得到回音。监狱长大概是想乘我探监的机会面谈一次。她哪里会晓得，我不但把探监拖延下去，还根本是想逃避。然而，赦免汉娜的决定终于批下来了，监狱长立刻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可以马上去一次。因为，再过一个礼拜，汉娜就要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8

那个礼拜天我就到汉娜那儿去了。这是我第一次探监。在大门口有人对我进行检查，我朝里面走，许多道门打开了又关上。不过，监狱的建筑倒是新造的，豁亮通明。到了里面，门都开着，女囚们可以自由行动。走廊尽处那扇门也敞开着，外面是一小块草坪，芳草如茵，浓阴匝地，长椅散列，生机盎然。我不禁向四处寻找起来。

那位给我带路的女看守指了指，近处有一棵硕大的栗树，栗树树阴下有一条长椅，树下长椅上面坐着一个人。

汉娜？长椅上面坐着的女人是汉娜吗？

只见她满头白发萧萧，只见她满脸皱纹纵横，只见她满身臃肿沉重。汉娜穿着一件蓝色的连衫裙，胸部、腰围和大腿都绷得紧紧的，她两手安放在膝盖上，拿着一本书。她并没有在读那本书，视线正穿过老花镜的边沿，闲停在身旁另一位女人那里，那女人正在用面包屑一点一点喂着小鸟儿。后来，她注意到有人正在注视她，就把脸庞朝我转过来了。

她认出是我，我也看出了她充满期待的眼神。我慢慢向她走近，我瞧见她在上下打量我，我看见她眼光里饱含着搜索、疑问、游移和伤痛，最后她脸上的光彩消失了。我站在她身边了，她挤出一片笑容，那微笑既友好亲切，又疲惫慵懒。

“你长大啦！小家伙！”

我在她身边坐下来，她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

以前，我总是特别爱闻她身上的气味。她闻起来那么清新，是才洗过了澡，是新洗过的衣服，是方才沁出的香汗，是刚刚被爱过的余味。有时候她也用香水，可我不知道是哪一种。而且，就是她用的香水，闻上去也要比其他香水清新爽朗。就在这种闻上去清爽的气味之下，又流连着另外一种味道，很浓重，潜伏着，涩得刺鼻。回想那时候，我经常在她身上嗅来嗅去，就像一匹小动物似的。我从脖子和肩膀开始，嗅那新洗过澡的气息；从那两只乳房当中，嗅那新沁出汗的味道，那汗味儿在腋窝处又和别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从那腰部和腹部，嗅那浓重而说不上来的气息，不过倒是近乎纯正的；还从那大腿之间嗅出一种水果般的气味。我也在她腿上和脚上嗅来嗅去，嗅到小腿时，浓重的气味就消失了，膝盖窝又有点刚沁出的汗水，她的脚闻起来是香皂味、皮鞋味和身体疲乏的味道。后背和胳膊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什么也闻不出来，或者说，就是她身体本来的滋味。她的手是白天干活的味道，带有车票的油墨香、钳子上的铁器味，以及洋葱头、鱼、煎肥肉、肥皂水、烫衣服的蒸汽等的味儿。如果她刚刚洗过澡，手上就什么也闻不出来了。不过，那也只是香皂味把其他气味都掩盖起来而已。过了一会儿，那些味道又会卷土重来，微弱地混合进一天干活的气息当中，那就终于是傍晚、回家和居家的氛围了。

现在，我坐在汉娜身旁，闻到的是一个老女人的体臭。我不晓得这种气味是怎么形成的，我从老祖母、老外婆和老姑妈、老姨妈那儿闻到过，或者是在养老院里，在那儿，房间啦走廊啦到处是这样的味道。要说起来，这种气味对于汉娜来说未免太早了吧。

我又往她身边靠近了点儿。我已经注意到了，我刚才的神态举止让她失望，我想补救一下，表现得更好点。

“你就要出来了，我真高兴！”

“是吗？”

“当然是！你要住在我附近，我还不高兴吗？”

我告诉她，我已经为她找好了房子和工作，又给她讲我们那个社区的文化活动和社会生活，还说到市图书馆的情况等等。接着我问她：“你现在书看得很多，是吗？”

“就算是吧。能有人给朗读就更好了。”她看着我，“现在都结束了，是吧？”

“为什么该结束呢？”

我说。可是我乍看上去，就像是从来没给她录过音，也没同她见过面，没为她朗读过一样。

“你学会了看书，我是多么为你高兴，对你多么佩服。还有，你的信写得多好啊。”

事实的确如此。她学会了看书，我对这点非常高兴，也的确对她表示钦佩。不过，我也感觉到，同汉娜为了学习读写而付出的千辛万苦相比，我的赞赏和高兴显得微不足道，简直一文不值。说是钦佩和高兴，居然没有促使我给她哪怕回一封信，探一次监，聊一回天。我曾经许给汉娜一片小小家园，虽然小也毕竟是家园，而且对我尤其重要，使我在其中得其所哉，我也曾经在其中任我所为。

可是，这些在我的生命中却根本不占一席之地。

不过，为什么在我的生命中定要许给她一席之地呢？我曾经把她整个人缩减成一席之地，我一想到这一点就觉得自己问心有愧，一觉得问心有愧就又会冒出万丈无名火来。“在法庭审讯之前，你难道从来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会上法庭、会成为话柄吗？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在我给你朗读的时候，难道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些吗？”

“这么说，你还是心里搁不下吗？”

可是，她并没有等我回答，就接着说下去：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不了解我，没人晓得我本是什么人，干过些什么事。你明白吗，如果没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没人能要求你讲清楚，就是法庭也不可以要求我。不过，死掉的人却可以，因为他们理解我。他们也不需要到场，如果他们真能到场的话，他们一定能理解得特别到位。在这座监狱里面，他们跟我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他们每天夜里都来，也不管我要不要他们来。在审判之前，如果他们想来，我还能把他们赶走，可是到了这时……”

她等我接话茬，看我是不是想讲点什么。可是，我却不知道说点什么才好。我无法赶走任何东西，我起先想这么说。但是，这不符合事实，人可以赶走任何人，借口许诺给他一片小小家园，又把他从里面赶走。她接着又问道：

“你结婚了吗？”

“我结过婚。不过，格特露德跟我已经离婚多年了。我们有个女儿，现在读寄宿学校。我希望她在快毕业的几年不要再住读，搬回来和我同住。”

这次，轮到我等待了，看她会对这些讲点什么，或者问些什么。可是，她沉默无语。

“我下个礼拜来接你，好不好？”

“好！”

“那么，是悄悄的？还是可以搞得喧闹欢快点儿？”

“悄悄的！”

“好吧。我就悄悄地来接你，不放音乐，也不开香槟酒。”

我站起身，她也站了起来。我们互相凝视着。铃声已经响过两次，其他的女犯人都已经进屋去了。她又在凝视我的脸。我把她拥进怀抱，可是，她摸上去不对劲。

“好好的！小家伙！”

“你也好好的！”

我们就这样说了声再见，在我们内心深处说再见之前。

9

下面的一个礼拜特别忙碌，我当时正要赶出一篇报告。到现在我也没有明白，我那么忙是因为时间有压力，还是本来工作就有压力，或者是一种追求功名的压力。

我开始搞这篇报告时曾经有些想法，后来证明那毫无可取之处。对报告草稿进行修改时我发现，原先我以为有好些内容具有普遍意义，可以从中归纳出一定规律来的，结果，它们一个个全都变做了偶然的案例。这么个结局我当然不能接受。于是，我继续绞尽脑汁，搜索枯肠；我起早摸黑，我忧心忡忡，再加上我又是一个死心眼，好像我关于现实的概念一旦出错，现实本身也会跟着坍塌似的。最后我孤注一掷，准备把我的论点加以修改，或曲笔掩饰，或着意夸张，或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陷入了一种奇怪的不安境地，如果我上床很晚，睡着之后很快就彻底醒了，我只好爬起身来，重新阅读和写作。

当然，我也为汉娜出狱做了一些准备。我给她的住处布置了宜家[5]家具，还配上了几件怀旧型的器具；我把汉娜要出狱的事告诉了希腊裁缝，又带回来一些有关社会和教育活动的最新信息，买好了放冰箱的食物，图书也都上了书架，还在墙壁上挂上绘画。此外，因为屋子客厅外的露台外有半圈小花坛，我又特别请了一名花匠，对那块园地进行了修整。我干这些事情也是起早摸黑再加死心眼，这一切对我来说真是沉重的负担。

忙有忙的好处，我一忙就没有时间去回想那次探望汉娜了。只是在有些时候，例如我开车时，或者疲倦不堪地坐在书桌旁时，或者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时，或者为汉娜整理屋子时，思绪才会不可阻挡地把回忆释放出来，任其一泻千里。我于是看见汉娜坐在长椅子上，注视着我；我看见她在游泳池里，脸蛋朝我这边转过来张望。这时，那种背叛了、愧对了她的感觉，就会重又浮现心头。可是，我居然还会有这种感觉，对此我又很忿忿不平，并且开始埋怨她了；她居然如此轻易、如此简单，就把讲清楚罪责这件事推个一干二净。如果像她所说，只有死人才有权要求她讲清楚，如果说自己睡眠不佳、噩梦缠身也可以当做借口，来为犯罪和抵罪进行搪塞的话，那么，生者的位置又在哪里？但是，我所谓生者，并不是指别人，而是指我自己。我难道没有权利让她讲清楚吗？我的位置又在哪里？

下午，在去接她之前，我给监狱长打了个电话去。我先是同监狱长讲话。

“我有点紧张，您知道，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关了这么多年之后，先得让他在外面呆上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否则，是不能贸然让他就这么出去的。但是施密茨女士却坚决不肯这么做。看起来，明天出狱对她来讲不会轻松。”

我让她把电话转给汉娜。

“你得考虑一下，我们明天都做些什么？你是想马上回家，还是我们先一起去森林看看，或者去河边走走？”

“我是要想一想。你仍旧是个伟大的计划家，不是吗？”

这又叫我很不高兴。我感到不高兴，因为这同我其他女朋友的态度毫无二致，她们偶然也会说我不会随机应变，脑子转得太多，肚子想得太少。

我不说话，她注意到我在生气，就笑了起来：

“小家伙！别生气嘛，我又没有什么恶意。”

那回，我在长椅子上看见的汉娜已经流露出老态了，她看上去、闻上去都是一位老妇人了。但是，我完全没有注意她的嗓音，她的嗓音还是青春长驻。

10

第二天一大早，汉娜死了。

在天色微明时分她上吊死了。

我马上赶了过去，给带到了监狱长那儿。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她，监狱长瘦瘦小小的，头发棕黄，戴着眼镜。如果她不言不语，根本不会引人注意。可是，她一开始讲话，马上就劲头十足，热情洋溢，目光也严厉起来，而且，还用力挥舞手掌和手臂来配合语言。她问我昨天晚上的那次电话，还有一个礼拜前的那次会面，问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有什么担心不安的没有？我说什么也没有。我确实没有任何发现，也没有什么担心不安的。我也并没有忽略任何细节。

“那么，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呢？”

“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监狱长审视着我，我不禁觉得应该多讲一些：“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就这么认识了，成了朋友。作为一名年轻大学生，我参加了她的法庭审讯和判决。”

“那么，您为什么要给施密茨女士寄录音带呢？”

我沉默无语。

“您以前就知道她是文盲，不是吗？您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我耸了耸肩膀，我看不出我和汉娜那段故事同面前这位女士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胸腔里和喉咙口都充满热泪，我害怕，害怕会哽咽得说不出话。我不愿意在监狱长面前哭出来。

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感情波涛。

“您跟我来吧。我领您去看一看施密茨女士的单人牢房。”

她走在前面，时不时回过头来，跟我述说或者解释一些事情。哪儿曾经遭受恐怖分子袭击，哪儿是汉娜曾经干活的缝纫车间，哪儿汉娜曾经静坐示威，一直坐到纠正了那项削减图书添置的决定，哪儿可以通向图书馆，等等。在一间单人牢房前面，她才停下脚步。“施密茨女士连自己的东西也没整理，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房间原来的样子。”

床铺，衣柜，桌子，椅子，桌子上方的墙面上安装着一个书架，门背后的角落有水池和便桶，代替窗子的是玻璃砖。桌子上面空空如也，书架上摆着一些书，还有一台闹钟、一只玩具熊、两只杯子、速溶咖啡、茶叶罐和录音机。下面，在底下几层架子上，放着我给她录的磁带。

“这里的并不是全部磁带。”监狱长说，一边跟踪着我的目光。“刑事犯当中的盲人有个援助协会，施密茨女士总是把磁带借给那个组织。”

我走近书架，有莱维、魏泽尔、博洛夫斯基、阿美希[6]等人描写集中营幸存者的书，还有赫斯的罪行录和阿伦特关于艾希曼[7]在耶路撒冷被判处绞刑的报告，以及一些有关集中营的学术文献，全都摆在一起。

“这些书汉娜都读过吗？”

“不管她读过没有，这些书都是她经过深思熟虑后订阅的。多年前，我就同意她的要求，弄来一份集中营的一般性书目；一两年前，她又要求我给她提供关于集中营中的女人、女囚犯和女看守的书名。自从施密茨女士学会读写之后，她马上就开始阅读有关集中营的书籍了。”

她的床头挂着许多小图片和小纸条。我跪到床边读起来，那些图片和纸条或是一段文章的摘录，或是一首诗歌，或是一则报纸短讯，或是汉娜抄写的食谱，或是从报章杂志上剪下来的小图片。诗句是像“春天让她那蓝色的飘带又在风中飞舞”，像“云影在田野上掠过”等等。所有诗歌都充溢着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向往，小图片上展现的是春意盎然的森林、鲜花烂漫的草地、写满秋色的落叶、遗世独立的树木、溪流潺潺的牧场，还有一棵挂满了熟透果实的红樱桃树，以及一棵栗树，浅黄的、橘黄的秋妆如火一般闪亮。特别有一张从报纸上裁剪下来的照片，上面是一位老者同一名穿深色套装的青年握手。我认出来了，那向老者鞠躬的青年不是别人，正是我本人。那时我正好从中学毕业，照片拍的是我在毕业典礼上，接受老校长赠送的一件奖品，已经是汉娜离开我们城市以后好几年的事情了。她目不识丁，难道当时就订阅了这张登载照片的地方报纸吗？不管是通过什么办法，要得知有这么张照片，并且搞到它，她一定曾经大费周折。难道，在法庭审讯的时候，她就已经有了这张照片吗？她难道是把照片携带在身上的吗？我感到什么又涌上了胸口和喉咙。

“她是跟您才学会了读书的。您为她朗读录音了的书，她都会从图书馆借来，然后，逐词逐句同她听到的内容进行对照。那台录音机嘛，因此就要一会儿向前转，一会儿向后倒，一会儿又暂停，一会儿再启动，就这么长久地折腾着。录音机实在难以承受，所以，总是损坏，老要修理。因为修理机器就要报告到我这儿，所以，我终于明白了施密茨到底是在干什么。起先，她还守口如瓶。后来，她开始向我申请纸张和笔墨，就再也不能隐瞒下去了。实际上，她学会了读写，简直为此欣喜若狂，忍不住要和别人分享呢！”

监狱长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仍旧跪在床边，始终注视着那些图片和纸条，竭尽全力把眼泪咽下去。我最后转过身来，在床上坐下，这时她又接着说：“她真是望眼欲穿盼着您给她写信。但是她从您这儿就光收到邮包。每次，邮件分发完了，她还在问：‘没有我的信吗？’她指的是信，而不是装着录音磁带的邮包。您为什么不给她写写信呢？”

我又默默无言了。我本不该说话，我只能结结巴巴、欲哭无泪。

她走到书架旁边，从上面拿下一只茶叶罐，在我身边坐下，并从化妆包里面取出一张折叠好的纸头。

“她给我留下了一封信，好像是遗嘱一样。其中有些地方同您有关系，我给您念念。”

她把那张纸打开，读了起来：“在那只紫颜色的罐子里还有点钱，请交给米夏·伯格。这些钱，还有储蓄银行里的七千马克，他要交给在教堂大火中同她母亲一起活下来的那位女儿，她会决定应该怎么用这钱的。同时，请您替我向他问声好。”

可是，她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音信。是她想让我伤心吗？是她想惩罚我吗？要不，她实在身心疲惫，只能拣那些非写不可的事情写下来吗？

“她这些年来是怎么过来的哟！”

我说。接着我必须硬屏息一会儿，直到我能够把话讲下去：“她最后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多年以来，她在这儿的生活同在修道院也差不了多少，好像她是心甘情愿退隐到这儿来的，好像她自觉自愿服从这儿的规章制度，好像这里单调乏味的工作对她是一种反省。还有，她虽然总是同其他女囚犯保持一定距离，但享有很高的威信。所以，她还是个权威人物，别人有问题，都要跑到她那儿去，讨个主意、找个办法；争吵的双方也愿意听她来裁判是非。可是，几年前她突然放弃了这一切。在这之前，她一直很注意保持体形，身体强壮，但很苗条匀称，也好像有洁癖。后来，她就暴饮暴食起来，甚至还很少洗澡呢。她变得肥胖臃肿，闻起来也有股味儿。可是，乍看上去，她又并不是不幸福、不满足。实际上，对她来讲，好像光是退居到修道院已经不够了，好像修道院的生活对她还是太过五方杂处、太多闲言碎语了，好像她必须退居到一间离群索居的斗室中去才好。那时，就再也没有人见到她，什么人的外观啦，穿的衣服啦，身上气味啦，都无所谓了。不！讲她自暴自弃并不确切。她重新给自己定了位，而且采取的是一种只关乎自己、不影响别人的方式。”

“那么，她最后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她还是一副老样子。”

“我可以看看她吗？”

监狱长点点头，但还是坐着。“难道，经历了多年孤独之后，这世界就变得这么难以忍受了吗？难道，一个人宁愿自己结束生命，也不愿从修道院、从隐居地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吗？”

监狱长转过脸来朝着我。“施密茨女士没有写下她为什么要自杀。您呢，又不愿意讲出您俩之间的往事，可能正是这些事使得她最后决定，要在那个时刻结束自己的生命，恰恰就在您要来接她出狱的这天黎明时分。”监狱长把那张纸抚平叠好，站了起来，将裙子撸撸平整。“她的死对我来说是个打击。您晓得，现在我很恼火，我对施密茨女士很生气，对您也很生气。不过，我们还是走吧。”

她仍旧走在前面，一言不发。汉娜躺在监狱医疗站的一个小房间里。屋子很拥挤，墙壁和担架之间有点儿空，刚能够让我们插足进去。监狱长把盖在汉娜头上的尸布掀起来。

汉娜的头上裹着一块布，死后下颌一旦变得僵硬，就抬也抬不起来了，裹这块布就是为了防止这一点。她的面部表情既不是非常安宁，也不是特别痛苦，看上去就是僵硬的死人。我望着这张脸，天长地久一般，那长逝永诀了的脸，忽然复活了，变做了汉娜年轻时候的模样儿。我一边在想，此情此景，一般在老年夫妻之间才会发生。对于女方来说，跟前的老头子永远是英俊少年；对于男方来讲，老妻也永葆着少女的娇美妩媚。这一切，为什么我在一个礼拜前居然没有看出来呢？

我决不能哭出来。过了好一会儿，监狱长才充满疑问地望了望我，我点点头，她就把那块布又盖上了。

11

直到那年秋天，我才总算完成了汉娜的委托。那位作家女儿住在美国纽约，而我则要到波士顿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那笔钱送给她。那是一张银行支票，加上茶叶罐里的钱。事先我给那位女士写过信，自我介绍说是法学史家，并且提到了那次法庭审判。我还特别说到，如果能够同她见面谈谈，我将不胜感激。她也回了信，邀请我去喝茶。

我于是从波士顿坐火车去纽约。沿路的森林在炫耀自己的色彩，赤橙黄绿青蓝紫，加上枫树那火焰一般的亮红色。这使得我想起了汉娜那个斗室里的小小图片。车轮滚滚，车厢摇摇晃晃，使我昏昏欲睡。我在睡梦中又见到了自己和汉娜，我们坐在一间屋子里，那屋子正坐落在秋天五光十色的山丘上，而我们的火车其实在穿过山丘。汉娜比我初次认识她的时候要年老，比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要年轻，她年纪比我大，比从前漂亮，正当那动作已趋沉稳、身体依旧健壮的年华。我看见汉娜从汽车里走出来，一只购物袋被她抱在怀里；我看见她穿过花园，朝房子这边走来；我看见汉娜把购物袋放下，朝我面前的楼梯走上来。我对于汉娜的情欲还是如此刻骨铭心，简直叫我悲痛欲绝。我极尽全力抵制着、抗拒着这种欲念，这股情欲只能穿过汉娜、穿过我的现实，掉头而去；只能穿过我们的实际年龄、穿过我们的现实情况，不留痕迹。汉娜不会英语，怎么能够生活在美国？还有，汉娜也不会开车……

我从睡梦中惊觉，又一次清醒，汉娜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也突然明白了，那种对于汉娜的情欲虽然附着在她身上，却其实与她无关。那不过是一种不如归去的欲望而已。

那位女儿住在纽约中央公园附近，在一条小街上。街道两旁一排一排的，全是用深色砂石建造的老房子，通向底楼的台阶也同样是深色砂石建造的。这一切给人一种严整的感觉。房子后边连着房子，外墙正面都一个样；台阶往后还是台阶。街道两边的树木不久之前刚刚栽种，距离相等，格局井然；树枝细瘦，上面吊着片片橙黄的树叶，疏疏落落。

那女儿把茶具摆在一扇落地窗前面，从那儿可以望得见外面，一块四四方方的小花园，花园里有几处色彩斑驳，有地方堆着家里的破铜烂铁。她给我倒上茶，搁了糖，又帮我搅拌。之后，她马上把问候的英语转成德语。

“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她这问题提得不冷不热。她的口气听上去非常实际。她身上一切都非常实际，她的应对态度，她的举手投足，她的穿着打扮，都是这样。她的脸完全看不出年龄，紧绷着的面孔看上去就是这模样。不过，这也许是她从前受过太多痛苦煎熬的缘故。我尽力想回忆起她在法庭上是怎样一副容颜，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讲了汉娜的死，汉娜的委托。

“为什么是我呢？”

“依我猜想，可能因为您是惟一的幸存者吧。”

“那么，我该把钱用在哪儿呢？”

“您认为有意义的任何事情。”

“用这点来对施密茨女士表示宽恕吗？”

起初我想反驳，因为汉娜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这一点。多年的囚徒生活不应该仅仅是咎由自取的赎罪。实际上，汉娜希望赋予这段日子本身一种意义。我于是把这层意思告诉了那位女儿。

可是，她摇摇头。我不晓得她是想拒绝我的解释，还是要拒绝汉娜本人。

“难道，您不宽恕她，就连承认她也办不到吗？”

她笑了一笑。“您喜欢过她，不是吗？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沉吟了好一会儿。“我是她的一名朗读者。这从我十五岁就开始了，一直到她坐牢也没有间断过。”

“您怎么能够……”

“我给她邮寄录音磁带去。施密茨女士几乎一辈子都是文盲，她是在监狱里才开始学习读书写字的。”

“您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

“我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就有过关系。”

“您是说，你们一起睡过觉吗？”

“是的！”

“这个女人可真狠哪。您吃得消吗，她对您一个才十五岁的孩子……不，您自个儿讲的，她坐牢的时候，您就又给她朗读起来了。那么，您结过婚吗？”

我点点头。

“那么，婚姻一定是短暂而不幸。您也就没有再婚：如果您有孩子，孩子现在该是读寄宿学校。”

“这种情况成千上万，并非一定因为什么施密茨女士。”

“您最近这些年同她的接触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觉得她已经知道您会给她带来什么东西？”

我耸耸肩。“不管怎么说，对于在集中营里和行军路上给别人造成了什么，她清楚得很。她不单是这么跟我讲，而且，在坐牢的最后几年，她还一门心思关注政治事件哪。”接着，我对她讲了监狱长告诉我的那些事情。

她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大步。“钱的数目是多少？”

我走到挂着我背包的衣架前，拿出支票和茶叶罐，走回来对她说：“都在这儿。”

她瞧了支票一眼，然后把它搁在桌子上，又把茶叶罐哗哗倒空，盖上盖子。只见她把那茶叶罐捧在手上，死死地盯着说：“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也有一只茶叶罐，用来装我的爱物。那罐子不是这样的，尽管当时这样的罐子也已经有了。我的罐子上有西里尔字母[8]，盖子不是压进去的，而是扣上去就行。这罐子我居然还带到了集中营，可惜，有一天给偷走了。”

“里面是什么东西？”

“你能想像得出的都有。有我们家那条小狗的一绺卷毛，有父亲带我看过的歌剧的门票，还有一枚戒指，不知是在哪儿搞到的，也许是在哪个包裹里找到的。不过，罐子被偷却不是因为其中装了这些东西。这只罐子本身在集中营里就价值连城，另外，用这罐子还可以派很多用场。”她把茶叶罐压在支票上边，接着说，“怎么使用这笔钱您有什么建议吗？如果，把钱用在那些同大屠杀有关的事情上，对我来说倒像是一种宽恕，可是，宽恕正是我既不能够给也不允许给的。”

“那么，就给那些想学习读写的文盲怎么样？一定有这样的公益基金会和协会、联合会等组织，可以把钱捐献给这些机构去。”

“当然有这样的机构。”她沉吟着。

“也有与之对应的犹太人社团吗？”

“这点您可以放心，如果关于某事有一般社团，就会有关于这事专门的犹太人社团。不过，文盲问题不是犹太人的专门问题。”说着，她就把支票和钱推到我跟前。“要不我们这么办，请您去打听一下，有什么相关的犹太人机构，这儿也行，德国也行。然后，请您把钱寄到您认为最值得信任的机构的账号去。您当然也可以……”

讲到这儿，她笑了：“以施密茨女士的名义寄这笔钱，如果对她的追认真那么重要的话。”

她把茶叶罐拿在手里。

“这只罐子我就留下吧。”

12

转眼间，这一切已经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了。汉娜死后好几年间，那些老问题一直在苦苦折磨着我，我是不是拒绝过她，背叛过她？我是不是仍旧对她负有罪责？我是不是因为毕竟爱过她就对她负有罪责？我是不是原应该宣布脱离她、摆脱她？又怎么才能摆脱？有时候我又扪心自问，是否不是别人而正是我本人，要对她的死负责？有时候我又怒火冲天，怒其人，也怒其对我的所作所为；一直到怒气慢慢变得有气无力，一直到问题慢慢变得若有若无。我做过和没做什么，她又做过什么，这早已变成了我的生活了。

汉娜死后不久，我就有了一个想法，要把汉娜和我们的故事写出来。从那时以来，我已经在心里把我和汉娜的故事写了许多遍，每一遍都总是有点不一样，每一遍都有新的形象冒出来，新的动作跳出来，新的思想渗出来。所以，要说到这个故事，其实除了我现在写出来的这个版本，还有其他多个版本。有一件事我能担保，那就是这个写出来、出版了的版本，才是正确版本，因为其他版本其实都没能写出来。而且，写成的这个版本自己乐于形诸笔墨，其他的则不喜欢如此。

起先，我想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仅是为了借此将她摆脱。但是，我的回忆并不因为这个目的而生。后来，我注意到，我们的故事正在从我这儿悄悄溜走。于是，我想通过抒怀命笔来索取回忆，可惜，就是这么做，也没有能把记忆哄骗回来。于是，几年以来，我几乎没有去碰这故事，将它束之高阁，我们相安无事。这样一来，我倒反而是得之于平静无为了。忽然间记忆自己回转过来，记忆中一个细节牵扯出另一个细节，并带有一种天衣无缝的圆满形式，具有自己的叙述取向和完整规模了。这就使我如释重负，我再也不暗自伤怀了。这是一个多么伤心的故事！很长时间我都是这么想的。这倒不是说我现在觉得它是幸运的故事了。但我认为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么一来，幸运也好，悲伤也好，也就全都无关紧要了。

任何时候，只要我的思想一接触这段经历，我所想到的就全在这里。每当我觉得受到伤害时，过去受到伤害的情景就又浮现在眼前；每当我觉得负罪时，过去负罪的感觉就又涌现在心头；每当我现在觉得情欲滚滚，或者乡愁阵阵时，过去的欲念或乡愁就又萦绕脑海。我们的生活层层叠叠，下一层紧挨着上一层，以至于我们老是在新鲜的遭际中碰触到过去的旧痕，而过去既非完美无缺也不功成身退，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眼前的现实中。

从纽约一回来，我就把汉娜的钱以她的名义汇给了“犹太人扫盲联盟”。我收到了一封电脑打印的短柬，其中说，该联盟对于汉娜·施密茨女士的捐赠深表谢忱。携带着这封信笺，我驱车去了汉娜在公墓里的坟头。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站在汉娜的墓前。

【注释】

[1]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公元前6世纪）有句名言：“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

[2] 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犹太裔剧作家、小说家。

[3] 凯勒（1819——1890），瑞士现实主义作家，用德语写作；冯塔纳（1819——1898），德国现实主义作家；默里克（1804——1875），德国抒情诗人。

[4] 弗里施（1911——1991），瑞士现代作家和剧作家，用德语写作；勇桑（1934——1984），德国作家，早年在前东德生活和求学，后来到前西德定居，并发表作品。他的小说特色是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人民给一分为二的矛盾怪谲的生活画面；巴赫曼（1926——1973），奥地利女作家；伦茨（1926——），德国当代作家。

[5] 一家总部设在瑞典的家具公司，其产品的特色是购买者可自行装配。

[6] 莱维（1919——1987），意大利犹太裔作家和化学家，以其极为克制而又感人至深的在纳粹集中营中生活的自传性回忆录而闻名；魏泽尔（1928——），罗马尼亚犹太裔美国小说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的作品提供了关于二战中消灭欧洲犹太人的严肃又激昂的证词；博洛夫斯基（1922——1951），犹太裔波兰作家、诗人；阿美希（1931——），法国作家。

[7] 赫斯（1900——1947），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被处绞刑；艾希曼（1906——1962），德国战犯，参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活动，二战后脱逃隐匿，被以色列国追踪逮捕并绞死；阿伦特（1906——1975），德国出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以其关于犹太事务的批判性著作及对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

[8] 用于斯拉夫语言的文字，如俄文、保加利亚文等。相传为圣·西里尔所创造。

附录

“我把它一夜读完”

克利斯托夫·施扎纳茨

德国和世界各地对《朗读者》的评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这正是我们不知不觉期盼已久的书。

这本书在初版后的四年内一周周、一天天、一个个钟头不断向世界各地传播。它成了独特的畅销书，不是声势浩大、大张旗鼓，也没有宣传广告战，不是媒体炒作出来的，而是在深层，像地质构造的推移。在该书畅销的二十五个国家，它并不是作为生日礼物从桌子上移到架子上，从没人去翻阅（这通常是获奖文学名著的命运），而是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这些人读过该书后都变得和以前不同。一开始读时，他们都很好奇，几个小时后不知所措，震惊地把这本薄薄的长篇小说放下，先是觉得脚下的地板在摇晃，接着觉得它都消失了。不管我问哪个读过《朗读者》的人，他都说：“我把它一夜读完。”

《朗读者》属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生忏悔”。读者好像在屏气凝神地倾听，着了魔似的，仿佛身临其境。

卡夫卡说：“书必须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封的海洋的一把斧子。”这本书就是这样。

最早的读者是评论家。他们把米夏和汉娜的故事这样阐释：战后德国人之间无可救药的关系象征实际上继续隐藏的纳粹时代。十五岁的学生爱上了大他二十岁的隐瞒了双重秘密的有轨电车售票员。学生象征了无辜的新的一代，他们与父母在感情上不可分离，用海涅的话说这些父母身上有太多的故事。“人们也许知道这些故事，却并不愿知道这些故事，与其回忆它们不如忘了它们。”

故事的男主人公在恋人神秘失踪和他自己成年后，成了反叛的大学生，代表他那一代人控诉纳粹一代的罪责。可当他在法庭上再次看到汉娜时，她成了集中营审判中的被告，米夏理论支撑的道德标准顿时化为乌有。他明白了，他的爱情故事的秘密和他恋人过去的罪责有着同一个原因——汉娜不识字，这是她极力隐瞒的。然而他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没有为让汉娜获得自由而说出真相。施林克没有指出男主人公这么做对与不对，也没有指出承认无法修正的一生大谎算不算尊重别人对命运的自主权。

《朗读者》也是作者就德国人对罪责和罪行看法进行的一段闻所未闻的独白。《朗读者》是不是只是一本极具政治性的书？爱情故事是不是仅仅诱使读者思考道德边缘问题？我越陷入汉娜和米夏的故事，我就越怀疑。读的次数越多，你就越能听到在激动万分地解开汉娜之谜时所没听到的声音。

施林克在别的地方暗示人们也可以这么读《朗读者》：伟大的、需要最细心呵护的爱情故事。作者有意把它隐藏在一个历史寓言里，越是半遮半掩就越光彩照人。施林克常自称喜爱三月革命时的德国文学。和《朗读者》一样，Johann Peter Hebel的一个故事也是以大街上的拥抱开始，以墓地上的拥抱结束。和《朗读者》一样，它讲了一个老妇重见她几十年未变、冰凉的、死去的新郎。与她的“小情人”相比太老的汉娜知道自己会失去恋人，因为她不能说出秘密，她难道不像安徒生笔下的海的女儿吗？海的女儿先是古老而永生，后来因为对王子的爱而变得脆弱而无法永生。她对于王子不也是一个无言的谜？施林克推崇的爱德华·墨里克在Peregrina系列中讲了一个神学大学生和一个神秘地来又神秘地消失的陌生女人有一段爱情，这个女人对大学生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世界名著中的伟大爱情故事总是离不开惊异、幻想、占有、不忠、无尽的失败、不可遏止的对天长地久的渴望。《朗读者》从十五岁的主人公触摸恋人的身体开始，到几十年后主人公与自杀的恋人的告别结束。小说最终也是以死亡为结尾。女主人公不想重新回到社会中，这时滞漠多年的男主人公才意识到和她有无法割裂的联系。

如果让我在书架上找个地方放《朗读者》，我会把它和其他写疯狂的爱的书放在一起：高特弗里德·凯勒的《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和纳博科夫《洛丽塔》中都有相似的令人心碎的分别场面，并成为整部书的隐秘的中心。

这个奖让人想到哈斯（WillyHaas）。他是二十年代的《文学世界》的首创者，纳粹时代流亡了几年，为重建德国的精神生活做出了努力。他从没有把文学看做抽象的东西，远离生活的东西，超越生活或与生活并列的东西。对他来说文学是活生生的生活。他不喜欢过分讲究形式，或把文学作为工具，只为政治目的服务。哈斯从不把文学、作者以及读者分离。哈斯的好奇心没有止境，因此他对严肃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区分也不感兴趣。他认为娱乐和教益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一块牌子的两面。他还认为，恰恰是最难、最复杂的主题才需要花大力气把它变得明白易懂。我很想知道他要是今天还活着会怎么评价施林克在国际上的成功。几十年第一次有出自德国的书在全世界拥有读者。我想哈斯也会高兴的。因为人类关于生活的基本事物的独白需要所有能说出一些本质东西的声音。

汉娜和米夏的故事发生在德国，因为本世纪的德国历史满是闻所未闻、骇人听闻的有教益的实例。小说讲述了法律条文在回答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道德灾难问题时的束手无策。

施林克的艺术或者说对技巧的放弃赋予作品的东西比政治教育意义要更持久。施林克描述了一个关于爱和性，接着是爱的背叛和爱之死的故事，它属于那种流芳百世的故事。人们会一遍又一遍地读它，为了找出自己到底能够做些什么。

（姚仲珍译）

纳粹罪恶的遗留就这样以一种意想不到的、不可挽回的方式，进入了一个年轻男人的生活。

下面这些问题，是希望能帮你更好地理解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供你和朋友讨论，这个关于爱和罪恶的故事。

在什么情况下你意识到了本书标题的重要性？谁是“朗读者”？书中还有其他人能担当这个角色吗？

汉娜身上的什么东西如此强烈地激发了米夏的欲望？为什么她似乎是米夏惟一能爱上的女人？

一位评论者指出，你必须认识到，生命中的爱人曾经是一个集中营看守，这种事中国读者几乎不可能经历。那么，考虑到德国历史的特殊性，《朗读者》的核心主题——两代人之间的爱与背叛是否只对德国读者有特别意义？中国读者的经历中有类似的吗？

米夏有罪吗？他的讲述是不是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席？他得到的裁决是什么？他请读者审察自己提供的证词，并且宣判他有罪或者赦免他吗？或者，他做了自我审判？

父亲应该承受米夏的失望和责备吗？米夏对汉娜的爱情是否意欲成为一个寓言，暗示着他们这一代人与父辈的罪行是有牵连的？

米夏认为汉娜同情那些她选择来为她朗读的犯人，希望她们生命的最后岁月因此变得可以忍受一些，你同意他的判断吗？还是从更坏的角度看待汉娜：她的残暴和施虐的证据听起来都那么真实？

为什么汉娜两次问法官“你会怎么做”？法官同情汉娜吗？当汉娜转身直视法官那一刻，她试图同他交流吗？

米夏为什么去参观施图霍夫的集中营？他在寻找什么？又找到了什么？

米夏所经历的对汉娜的审判怎样影响了他对于历史和法律的看法？

你如何看待米夏决定给汉娜寄磁带这件事？他注意到他选择来朗读的那些书见证了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巨大而基本的诉求，汉娜的故事证明了这一信念是虚假的吗？

有观点说，汉娜并非情愿参与希特勒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仅仅是掩藏自己秘密的愿望驱使她这样做，这能不能在某种意义上宣判汉娜无罪？在她的案子里，有什么可以从轻判决的条件吗？如果你是律师，将怎样为她辩护？

在小说的末尾，你同意幸存者的看法吗？为什么她接受了茶叶罐，而不是钱？谁更懂汉娜一点，米夏，还是她？米夏是不是汉娜的另一个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