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 冬日列车：维希政权与纳粹集中营里的法国女性

- 被隔绝的女孩：二战中的荷兰犹太人和地下抵抗运动

- 纳粹集中营史（全2册）

- 纳粹猎人

- 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A Train in Winter：An Extraordinary Story of Women，Friendship

and Survival in World War Two

Copyright © Caroline Moorehead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22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CASS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有甲骨文防伪标签者为正版授权

本书获誉

〔穆尔黑德〕懂得如何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萦绕他们的梦境……〔她〕无惧于望向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使我们也想朝那里看一看。

《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无与伦比……作者勤勉的研究让这些女性活了过来……这本书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识，也是人类在极端邪恶面前生存和智慧的见证。

《学校图书馆学报》（School Library Journal）

一本真正让人叫好，爱不释手的书。

《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

穆尔黑德报道的广度让人印象深刻，让我们近距离瞥见了不可磨灭的奋斗和坚韧。

《奥普拉杂志》（O，the Oprah Magazine）

法国抵抗运动中女性的生活、死亡，确实值得用一部认真的回忆录来记录。她们的故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来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段鲜有人研究、出人意料领域的历史……一本严肃，真诚的好书。

《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

《冬日列车》本质上是一部历史文献，但它的叙述像一部伟大的小说般清晰、有力。

巴基斯坦《每日时报》（Daily Times，Pakistan）

穆尔黑德巧妙地将抵抗运动、生存、战后生活的故事，组织成一部可读性极强、内容紧凑的作品……穆尔黑德本人的目标——公正地倾听，并认可法国抵抗运动中的女性——很好地实现了。

《纽约书评》（New York Journal of Books）

一次对人类之堕落，以及它所激发的英雄主义的完美研究。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前言

-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精巧绝伦的大玩具

- 第二章 法国抵抗运动的火焰

- 第三章 启蒙运动的女儿

- 第四章 追捕抵抗者

- 第五章 等狼来了

- 第六章 对女性的宽容

- 第七章 认识到无法想象之事

- 第八章 “对她们，我们另有打算”

- 第九章 122拘留营

- 第二部分

- 第十章 31000次列车

- 第十一章 友谊的含义

- 第十二章 活下去，保持自我

- 第十三章 弃若敝屣

- 第十四章 战斗前的平静

- 第十五章 躲进阴影之中

- 附录：女性名录

- 注释

- 插图列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索引

前言

1942年1月5日，隶属于巴黎第十区的警官龙多（Rondeaux）看见一个男人，认为他是法国抵抗运动（French Resistance）中被通缉的成员。安德烈·皮肯（André Pican）是教师，而且他确实是国民抵抗阵线（Front National）在下塞纳省（Seine-Inférieure）[1]的负责人。皮肯参与制造了一起火车脱轨事件，车上是运往德国的被征用品和作战物资，警方正以3万法郎悬赏他的人头。

龙多的上司吕西安·罗滕（Lucien Rottée）是狂热反共的法国人，积极地与盖世太保勾结。罗滕认为，皮肯也许能引导他们揪出抵抗运动的其他成员。11名警官受命严密地跟踪他，但暂时不实施逮捕。

之后的两个星期，他们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徒劳地搜查。[2]随后，1月21日，在奥尔良门（Porte d’Orléans）附近的杜朗德咖啡馆（Café du Rond）执行监视任务的一名警官，看见了一个符合描述的皮肯相貌的男子。他开始跟踪那个男人，看见此人停下来，与一个体形结实、脸颊消瘦、留一把大胡子、约莫三十岁的男人交谈。罗滕的手下紧跟这条线索。2月11日，有人看见皮肯站在一家商场的橱窗外，接着，“15点50分”，他在一名“28到30岁，身高1.7米，身材苗条，留一头棕发，发尾卷翘”的女士陪同下，进入商场。女子身穿“普鲁士风格的蓝色外套，黑色腰带，浅灰色羊毛长袜，谈不上举止优雅（sansélégance）”。警方当时不清楚她的身份，便根据附近的地铁站将她取名为“比松-圣路易女士”（Femme Buisson-St-Louis），皮肯则被称为“比松”（Buisson）。皮肯和比松女士在冰宫电影院（Le Palais des Glaces cinema）看了场电影后，买了些饼干和牡蛎，在圣摩尔路站（rue Saint-Maur）分开了。

之后的数天，皮肯又见了“莫特·皮盖”（Motte Piquet）、“波特·苏洛”（Porte Souleau）和“巴拉1号女士”（Femme No.1 de Balard）。警方不知道她们是谁，均以首次看见她们的地名给她们取名。

2月12日，有人看见比松女士进入了露台咖啡馆（Café au Balcon），见了“梅尼蒙当”（Merilmontant），后者交给她一只小手提箱。“梅尼蒙当”是个三十五六岁的矮个子女人，“身高1.55米，深棕色的头发盘在发网里，穿黑色外套，挎一只时髦的人造革手提包，系红色腰带”。到目前为止，皮肯还见了“布吕内·圣拉扎尔女士”（Femme Brunet St Lazare）（“34岁，身高1.6米，肤色深，尖鼻子，米色外套，外套的帽子上有红色、黄色和绿色花纹”），“克洛德·蒂利耶女士”（Femme Claude Tillier）（“身高1.65米，33岁，肤色深，有点胖，穿大件开襟羊毛衫和羊毛短袜”），并和她们交换了包裹。有人看见“樊尚女士”（Femme Vincennes）（“身高1.6米，32岁，金发，戴眼镜，棕色羊皮外套，米色羊毛长袜”）与“詹娜女士”（Femme Jenna）、“多里安女士”（Femme Dorian）交谈。名叫德普雷（Deprez）的警官在描述跟踪的女人时格外一丝不苟。他在警官每晚须填写的浅黄色矩形工作报告卡上巨细无遗地写道，“共和国女士”（Femme République）右边的鼻孔上有块小红斑，她的灰色裙子是安哥拉羊毛质地的。

到了2月中旬，皮肯和他的联络人明显变得紧张起来，他们的视线不时地越过对方的肩膀查看是否被人跟踪。罗滕开始担心他们可能会计划着逃跑。警官们也开始感到不安，因为到了1942年春天，巴黎的大街小巷上到处是抵抗人士张贴的海报，海报声称法国警察不比德国盖世太保好到哪里，因此，出于自卫向他们开枪的行为是合法的。2月14日，有人看见皮肯和布吕内女士在蒙帕纳斯火车站（Gare Montparnasse）购买第二天早晨前往勒芒（Le Mans）的车票。之后，他们为随行的三个大箱子办理了托运手续。罗滕认为该行动了。2月15日凌晨3点，60名警官被派往巴黎各地，实施逮捕。

在接下来的48小时，他们砸门，强行进入公寓、商店、办公室、储藏室，搜查了地窖和阁楼、猪舍和花棚、食品柜和橱柜。他们带走了笔记本、地址簿、假的身份文件、炸药、左轮手枪、传单、伪造得很精巧的票证和出生证明、打字稿以及对火车实施破坏的计划表，还有几十张被撕毁的明信片、火车时刻表和车票、被撕掉了一半的密码——它们是与笔记本上记录的人接头时所使用的暗号。皮肯被逮捕时企图吞下一张名单。在他的鞋子里搜出了地址簿、反德传单和5000法郎。在被罗滕的手下逮捕时，其他人大声呼救、挣扎并试图逃跑。两个女人咬伤了警官。

随着时间推移，每次逮捕都会带来新的线索。警方抓捕了记者和大学讲师、农夫和店主、看门人和电工、药剂师、邮递员、教师和秘书。从巴黎起，网络向外扩展到了瑟堡（Cherbourg）、图尔（Tours）、南特（Nantes）、埃夫勒（Evreux）、桑特（Saintes）、普瓦捷（Poitiers）、吕费克（Ruffec）和昂古莱姆（Angoulême）。罗滕的手下逮捕了皮肯的妻子热尔梅娜（Germaine），她也是一名教师，还是两个年幼女孩的母亲，以及共产党在鲁昂（Rouen）的联络员。他们逮捕了乔治·波利策（Georges Politzer），此人是杰出的匈牙利哲学家，在索邦大学（Sorbonne）教书，同时逮捕了他的妻子马伊（Maï）——警方代号为“樊尚”，一个相当漂亮的助产士，她将一头金发染成黑色，作为传递情报时的伪装，她还是地下组织的打字员。不久后，著名演员路易·茹韦（Louis Jouvet）的助手夏洛特·德尔博（Charlotte Delbo）也被捕了。

接着，便到了玛丽-克洛德·瓦扬-库蒂里耶（Marie-Claude Vaillant-Couturier）——警方代号为“特里卡内女士”（Femme Tricanet）。她是《巴巴的故事》（Babar stories）[3]的创作者的侄女，经常为秘密出版的《人道报》（L’Humanité）[4]撰文。此外，被捕的还有达妮埃尔·卡萨诺瓦（Danielle Casanova）——警方代号为“巴拉1号女士”，她是来自科西嘉岛的牙医，一个30多岁的健壮而有力的妇女，眉毛又黑又粗，下巴很大。马伊、玛丽-克洛德和达妮埃尔是老朋友。

被带到巴黎的警察局总部问话时，有些被捕者拒绝开口，有些人表现出挑衅的态度，另一些人则十分轻蔑。女人们告诉审讯者，她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抵抗运动一无所知，是陌生人给她们的大小包裹。丈夫们说他们完全不知道妻子整天在做什么，母亲们则说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过她们的儿子了。

日复一日，罗滕和他的手下审问囚犯，将他们三三两两地带到一起，然后撰写报告，再安排抓捕更多的人。他们没有记录在案的，除了使用酷刑的结果，还包括扇耳光、朝头部和耳朵拳打脚踢，以及对家人尤其是孩子的威胁。一份报告的边缘处写着，对扣押者应该表现出尊重（avec égard）和关心。这句话后面跟着数个惊叹号。折磨成了一个笑话。

临近3月底，如今以“皮肯事件”（l’affaire Pican）而为人所知的拘捕和审讯告一段落。罗滕宣布，法国警方对抵抗运动做出了“决定性的”一击。他们的成果包括300万份反德和反维希政府（anti-Vichy）传单、重达3吨的文件、2台打字机、8台复印机、1000个复印模板、100公斤墨水以及30万法郎。113人被拘捕，其中35人为女性。最年轻的是16岁的女学生罗莎·弗洛克（Rosa Floch），她因为在高中的墙上写下“英国万岁！”（Vive les Anglais！）而被捕。最年长的是一位农夫的太太，44岁的马德莱娜·诺尔芒（Madeleine Normand）。她告诉警方，之所以能从她手提包中搜出39500法郎，是因为她最近刚卖掉了一匹马。

九个月后，在1943年1月24日飘雪的早晨，其中30名妇女加入了另外200名妇女的行列，她们和被占领的法国各地的妇女一样，在四年的德国占领期间，被押上了唯一一趟将法国抵抗运动中被捕的女性送往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列车。

1960年代初，这趟列车的“乘客”之一夏洛特·德尔博创作了一个剧本。[5]她视自己为信使，讲述了一个她从前的同伴们的故事。23位女性，身穿标志性的条纹衣服，谈论着她们在纳粹集中营的生活。几乎分辨不出谁是谁，她们都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穿着破破烂烂的、不成形的衣服，她们的发型和特征都被刻意模糊了。“那一张张脸”，德尔博在剧本说明中写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共同的经历。正如希腊悲剧那样，人人知道存在暴力，却没人真正见过暴力的发生。

“我们之中必须要有一个人回去，”她们中的一人说道，“你，或者另一个人，那不重要。我们必须努力，活下去，因为我们是战士……那些回去的人终将赢得胜利。”第二个女人开口了：“留下的那些人该怎么办？”另一人回答道：“我们不会留下她们的。我们会带着她们一起离开。”随后，有人问道：“为什么人们要相信这些幽灵讲的故事呢？她们连自己究竟是怎么回来的都无法解释。”

2008年，我决定寻找在65年前那个寒冷刺骨的1月早晨离开巴黎的女人们。我不禁想知道是否还有在世的人可以讲述她们当初为何投身于抵抗运动，如何被罗滕的手下逮捕，以及当时与后来她们和同伴为了生存经历了怎样的战斗。

我发现，夏洛特·德尔博已于1985年死于癌症，但仍有7位女士健在。我找到了贝蒂·朗格卢瓦（Betty Langlois），她当时95岁了，孱弱，但依旧充满魅力且坚定。看着自己早年的照片时，她棕色的瞳孔中闪着同样犀利的光，不过同时也有些疑惑。她住在巴黎市中心一间昏暗的公寓里，那里到处摆着盆栽和红褐色的家具。她请我吃五颜六色的马卡龙，还送给我一只小小的玳瑁色绒布猫，它蜷缩在一只棕色的纸箱里。虽然她没有养猫，却十分喜欢这款绒布猫生机勃勃的模样，并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她所有的朋友。

贝蒂把我介绍给住在布列塔尼甘冈（Guingamp）的塞西尔·沙吕奥（Cécile Charua）。塞西尔嘲笑我一本正经的法语，教了我许多俚语和脏话。93岁的她身板相当硬朗，幽默，从不抱怨。我曾多次拜访两人，每次她们都不停地说了又说，向我讲述了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而依旧历历在目的真实的场景和故事。在此期间，她们都没有讲太多自己的经历。塞西尔向我提到了马德莱娜·迪苏布雷（Madeleine Dissoubray），她当时91岁，是一名退休数学老师，独自一人生活在巴黎市郊一间塞满了图书的狭窄公寓。之后，在每年1月24日举办的幸存者聚会上，我听着马德莱娜——一位消瘦的、正直的妇女——用坚定又动人的声音向围观的人群描述活下来意味什么。她不苟言笑，十分克制。

我在寻找普佩特·阿利宗（Poupette Alizon）时花费了很大精力，因为她逐渐疏远了昔日的朋友，与自己女儿们的关系也不好。可是，一个幸运的转机将我带往雷恩（Rennes），我在一间安静、优雅、装修品位无可挑剔的公寓中见到了她。那里挂满了画作，还可以俯瞰一个废弃的公园和几个花坛。普佩特当时83岁，比其他人年轻些，她身披一件淡紫色的长外套，和她房间里的布置一样优雅。她看起来有些不安，同时带着几分轻蔑。同样地，普佩特也说个不停。她如此寂寞，生活并没有善待她。

2008年，卢卢·泰弗南（Lulu Thévenin）、吉尔贝特·塔米西（Gilberte Tamisé）和热纳维耶芙·帕库拉（Geneviève Pakula）三人都还健在。可是她们都已经太虚弱了，无法接见任何访客。不过，我见到了卢卢的儿子保罗（Paul）和她的妹妹克里斯蒂亚娜（Christiane）。

2009年夏天，在我第三次拜访贝蒂不久后，她去世了。她已经罹患胰腺癌7年，很少有胰腺癌患者能生存这么长时间。我最后一次见她时，她用一种愉快又骄傲的语气告诉我，她让所有的医生都感到大惑不解。活下去，她说，正是她非常擅长的事。

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倾听四位幸存女性讲述她们的故事后，我决定寻找没能从纳粹集中营回来的人的家属，或者那些后来死去的人的家属。我找到了马德莱娜·扎尼（Madeleine Zani）的儿子皮埃尔（Pierre），他住在梅斯附近的一个村子；热尔梅娜·勒诺丹（Germaine Renaudin）的儿子托尼（Tony），他住在泰尔姆阿马尼亚克（Termes d’Armagnac）一幢舒适、漂亮的房子里，离波尔多不远；安妮特·埃波（Annette Epaud）的儿子克洛德（Claude），他当时刚做完手术，在夏朗德省（Charente）的一家疗养院休养；雷蒙德·塞尔让（Raymonde Sergent）的女儿吉塞勒（Gisèle），她住在圣马丹勒博（Saint-Martin-le-Beau），一个离图尔不远的村子，那里也是她母亲长大的地方。我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阿米瑟·吉永（Aminthe Guillon）的孙子。他们每个人都向我讲述了自己家庭的故事，还把我介绍给了其他家庭。我去过法国各地，到偏远的农舍、养老院和社区公寓，到乡村和法国大城市的郊外。幸存者的后代有些已经70多岁了，他们整理了信件、照片和日记。他们带着一股钦佩之情谈起自己的母亲，同时也有一丝困惑——她们竟如此勇敢，却对取得的成就如此谦逊。这使如今上了年纪的儿子、女儿们更常怀念起她们。当我们谈起过去的事时，他们常饱含热泪。

这本书讲述的是女人之间的友谊，以及她们对亲密关系和相互扶持的重视。在极其残酷、极其危险的条件下，这种相互扶持关乎生死存亡。它关于勇气，直面生活中最糟糕的处境，并且活下来，带着尊严与不可被摧毁的、毋庸置疑的坚定决心。那些能够在1945年回到法国的女性，主要因为她们足够幸运，但也因为她们的不屈不挠与相互之间的扶持，即便她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年龄、宗教信仰、职业、政治信仰和教育背景。毫无疑问，她们之间也有疏有近：有些人成了更为亲密的朋友。但是，她们关心身边的每个人，每当有人去世时，她们都心怀愤恨。她们的经历，月复一月，远远超出了人类能够忍耐的极限。

这便是她们的故事，塞西尔、贝蒂、普佩特、马德莱娜以及其他226位女性的故事。她们都被送上了那趟列车，它后来以31000次列车（Le Convoi des 31000）而为世人所知。

[1] 1955年后，被改名为滨海塞纳省（Seine-Maritime）。——译者注

[2] Police archives，Paris.Affaire Pican BS2 Carton 6；Pican，Cadras，Politzer et autres GB129 BS2-37；GB 65 BS-17.

[3] 巴巴是法国作家、插图画家让·德布吕诺夫（Jean de Brunhoff）于1931年创作的卡通形象，现在以《大象巴巴的故事》（Babar the Elephant）深入人心。——译者注

[4] 当时为法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德国纳粹占领法国后，该报坚持秘密出版，宣传法共的政治口号“保卫、武装和战斗”。——译者注

[5] see Charlotte Delbo，Qui rapportera les paroles？（Paris，2001）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精巧绝伦的大玩具

1940年6月14日清晨，巴黎人在香榭丽舍大道（Champs-Elysées）两侧三两成群地站着，观看德国士兵进城。让他们惊讶的是，士兵看起来如此年轻、健康。[1]年轻的男人们身材挺拔，有着浅金色的头发，胡子刮得干净、清爽，在军乐队的伴奏下向凯旋门（Arc de Triomphe）行进。围观的人们发现他们身穿的制服由上等布料制成，脚上的真皮靴子被擦得锃亮。马匹拉着大炮，它们的皮毛闪闪发亮。眼前的一切看起来不像入侵，而仿佛是一场盛大的演出。巴黎相当平静，几乎陷入了沉寂。除了以固定速度向前行进的坦克、机械化步兵和其他部队外，一切都是静止的。虽然13日才刚下过一场倾盆大雨，6月初少见的酷热却再次卷土而来。

结束围观后，巴黎人回到家中，等待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一种消极观望（attentisme）的情绪——停滞、不作为以及拭目以待——萦绕在城市上空。

德国人取胜的速度令人震惊。5月10日，德国装甲部队进入卢森堡。随后，荷兰军队被彻底击溃了。5月13日，他们就渡过了默兹河（Meuse）。法军陆军和空军被证明太落伍了，装备陈旧，而且受制于僵化的传统。之后，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被迫在敦刻尔克撤退。6月3日，巴黎遭到轰炸。几乎没人能接受眼前的现实，这个国家的军威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Verdun）战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防御本该因为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的存在而无懈可击，却在仅仅六个星期之后便沦为附庸。后果将如何，现在还无法预料，但它很快就会到来。

德国人在巴黎

14日中午，德国的巴黎军事指挥官斯图尼茨将军（General Sturnitz）就已经在克里雍大饭店（Hotel Crillon）设立了他的指挥部。由于法国宣布不抵抗，因此城市没有遭到破坏。凯旋门上升起了德国国旗，巴黎市政厅、众议院、参议院以及其他各行政机构都挂上了纳粹的卐字符。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小说家埃迪特·托马（Edith Thomas）声称，它们让她联想到“巨大的蜘蛛，不停地渗出鲜血”。巴黎大皇宫（Grand Palais）成了德国卡车队的停车场，巴黎综合理工大学（École Polytechnique）成了兵营。德国空军占用了歌剧院广场（Place de l’Opéra）上的大饭店（Grand Hotel）。法语指示牌被卸下，换上德文的。法国时间被调快了一小时，与柏林时间保持一致。德国马克的汇率几乎是战前的两倍。在占领者抵达数小时后，16人自杀，其中最著名的是蒂埃里·德马特尔（Thierry de Martel），他是法国神经外科学的创立者，参加过加里波利战役（Gallipoli）[2]。

然而，德国人的举止所透露出的最初迹象还算使人欣慰。只要人们服从德国对法律和秩序的要求，那么所有财产都会得到维护。德国人控制了电话交换台，之后又接管了铁路，但公共事业则继续由法国人掌控。德国人抵达时，法国外交部烧毁了大量的国家档案和文件，这种做法费时费力，但太过仓促，后来很多又被抢救回来了。德国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General von Brauchtisch）下令：手下的表现必须“完全正确”。当德国明白巴黎人没有反抗的打算时，原本打算实行的48小时宵禁被解除了。法国人原本担心德国会重演入侵波兰时的野蛮场面，现在总算松了口气。他们按指示交出了武器，接受往后只能带小猎犬或鼬鼠捕猎野兔，还同意登记他们心爱的信鸽。连德国人也对法国人的不抵抗感到惊讶。

之后的数天、数个星期，原先那些坐着汽车、自行车、运草马车、家具搬运车、冰激凌车、灵车和货运马车，以及拉着双轮手推车、单轮手推车，赶着一群群牲畜逃往南方的人们，又纷纷回来了，他们对占领者竟表现得如此文明感到十分惊讶。这种因为恐惧而产生的连锁反应，不禁让人感到羞愧，让人想起1797年革命早期产生的大恐慌（Grand Peur），当时，法国人也纷纷逃离自己的家园。至少，1940年的情况没那么可怕。法国人习惯了被占领，他们忍受过好几次——1814年、1870年以及1914年，那时都很混乱，到处都有人趁乱打劫。如今，法国人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德国士兵在重新开张的老佛爷百货购买长袜、鞋子和香水，中规中矩地付钱，他们参观巴黎圣母院，给小孩巧克力，还在地铁上给老妇人让座。

德国人在巴黎各地开设了施食处（Soup kitchen），军乐队在杜乐丽花园（Jardin des Tuileries）的栗子树下演奏贝多芬的曲子。巴黎依旧沉浸在一种古怪的沉默之中，主要是因为塞纳河河口的巨型汽油站被轰炸后，城市上空笼罩着黑色油污，导致了大量鸟儿的死亡。希特勒在6月28日短暂地到访巴黎，照片拍下了他在埃菲尔铁塔下愉快地拍打自己的膝盖的场景。[3]正如画家、摄影师雅克·亨利·拉蒂格（Jacques Henri Lartigue）所说的那样，德国占领者表现得好像他们刚收到一个美妙的新玩具，“毫无疑问，一个对他们而言精巧绝伦的大玩具”。[4]

6月16日，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率政府官员从巴黎坐飞机前往图尔，再转往波尔多，并宣布辞职，将大权交给了在凡尔登战役中备受热爱的英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17日中午12点30分，贝当在广播中宣布同意领导新政府，同时声称正在与德国商讨停战协定。他那单薄的、使人感到紧张的声音，让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5]感到“不寒而栗”。贝当表示，法国人民将“停止战斗”，与德国政权合作。“要对德国士兵有信心！”各地的墙壁上很快出现了这样的海报。

经过27个小时的协商，法德双方在贡比涅森林（forest of Compiègne）的雷通德（Rethondes）签署了停战协定。22年前，德军在此地签署了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停战协定。协定的条款相当苛刻。法国的地理版图被重新划分。87个内陆省份中有49个——相当于国家面积的五分之三——被德国占领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吞并。德国控制了大西洋、英吉利海峡沿岸以及所有的重工业地区，还有权获得法国的大部分原材料。长达1200公里的分界线由重兵把守，它将法国一分为二，东起日内瓦附近，西至图尔，南至西班牙边界，它的北边为占领区，南边为“自由区”，北部和东部还设立了“禁区”，由位于布鲁塞尔的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German High Command）控制。在德国占领期间，法国人要全额承担每日高昂的开支。此外，沿意大利边界的非军事区将由意大利人控制——他们绝对不愿意错过瓜分战利品的机会，已于6月10日才向法国宣战。

法国政府退往维希，一个位于奥弗涅大区（Auvergne）、阿列河（Allier）右岸的水疗度假城镇。在这里，贝当和他的首席部长，同时也是妥协分子、亲德的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着手建立新的法国。至少在书面上，它不是德国的傀儡，而是一个合法的、可以建立外交关系的主权国家。在德国全速推进期间，10万法国士兵在战斗中牺牲，20万人负伤，还有180万人正被送往奥地利和德国的战俘营，但一个全新的法国即将从旧废墟之中诞生。“跟随我，”贝当宣称，“要相信永恒的法兰西（La France Eternelle）。”贝当时年84岁。那些不愿意跟随他的人争先恐后地逃离法国——跨过边界进入西班牙、瑞士或者渡过英吉利海峡——他们开始走到一起，与非洲殖民地的法国人联手组建了自由法国（Free French），反对通过谈判向德国投降。

贝当和他那些信奉天主教、保守、独裁且常常支持反犹的追随者设想：这个国家将会被净化，从而回到法国大革命引入危险的平等观念之前那个神话般的黄金时代。新法国将尊崇掌权者，推崇纪律、勤奋工作、牺牲这类价值，它将抛弃腐朽的个人主义以及犹太人、共济会成员（Freemason）、工会人士、移民、吉卜赛人（gypsy）和共产党员，因为他们正是导致国家战败的元凶。

10月24日，贝当在蒙图瓦尔（Montoire）会见了希特勒。回来后，他宣布：“为了光荣地维护法国的团结……我今天踏上了合作的道路。”因为不用打仗，并且憎恶英国在阿尔及利亚梅尔斯凯比尔港（Mers-el-Kebir）[6]的海战中轰炸了法国舰队，以及每每想起慈父般的英雄领袖时内心所涌起的温暖，大部分法国人纷纷追随他。但事实很快就证明，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在抵达巴黎很久之前，德国人便开始筹备占领法国。[7]届时不会任命纳粹分子担任地方领导人——正如在刚吞并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那样——但将实行非常官僚化的军事统治。从报纸审查到邮局运营业务，都将处于德国的严密控制之下。近千名铁路官员会监管火车的运行。法国将被视为敌人，以确保它处于从属性的软弱位置（faiblesse inférieure），同时会切断它与盟国军队的一切联系。正是在这种合作和占领的背景之下，早期的抵抗运动开始形成。[8]

曾出任童子军团长、重组德国空军的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Otto von Stülpnagel）被任命为法德停战委员会（Franco-German Armistice Commission）主席，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普鲁士人，戴单片眼镜。搬进大饭店后，他着手组建被占领法国的行政当局，德国公务员也将提供协助——他们很快会被从柏林征调过来。施蒂尔普纳格尔的权力包括保证德国士兵的补给和安全，以及指导法国经济的发展。在离他不远处，斯图尼茨将军正在里沃利路（rue de Rivoli）上的克里雍大饭店忙着监督首都的日常生活。在被征用的酒店和市区住宅里，脚踏锃亮靴子的男人在德国年轻女秘书的协助下工作，法国人很快就开始称他们为“小灰鼠”。

然而，占领还有另一个面相，它既不明显，亦不合理，而且不如施蒂尔普纳格尔和他的手下所期望的那样，严格处于德国军事指挥之下。这便是特务机关的全部机构，它在军队和警察中均设有不同分支。

在多位将军反对盖世太保在波兰的行径之后，希特勒同意纳粹党卫军不随入侵部队进入法国。警察的权力将完全掌握在军事当局手中。然而，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不愿见到他那些身穿黑色制服的党卫军被排除在外。他近视，薄嘴唇，担任德国警察局局长，时年40岁。长久以来，他都在梦想着培育出一个优等的北欧雅利安种族（Nordic Ayran）。他决定派一些自己的人去巴黎作桥头堡，以便利用他们在今后派出更多他的人。他命令自己的副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组织20个人，他们将身穿阿勃维尔（Abwehr）[9]的制服，驾驶装有军队车牌的车辆。海德里希相当冷血，是盖世太保的负责人，并将它变成了一个制造恐惧的工具。

领导这批人的是一名30岁的记者，即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赫尔穆特·克诺亨（Helmut Knochen）。克诺亨是镇压犹太人的行家，会说一点法语。在征用了福煦大街（avenue Foch）上的一栋房子安置团队中的反恐与犹太事务专家后，他给巴黎警察局打电话，索要所有德国流亡人士、犹太人以及所有已知反纳粹分子的档案。军方问他要做什么，他回答正在研究异见分子。

克诺亨和他的手下很快就精通于渗透、招募告密者与充当审讯者。在他的领导下，德国的特务机关将成为法国最令人生畏的德国组织，它渗透到了当地纳粹系统的每个角落。

然而，克诺亨不是唯一一个试图监控法国的人。还有阿勃维尔的反恐人士，他们向柏林的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海军上将（Admiral Canaris）汇报；罗森贝格行动队（Einsatzstab Rosenberg）揪出了共济会和秘密社团，洗劫了珍贵的艺术品并把它们运往德国；以及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手下的舆论专家。身在柏林的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也说服希特勒允许他派自己人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去巴黎。阿贝茨是亲法派，曾在1930年代提出法德合作方案，以向法方示好。他时年37岁，态度友好而亲切，体形颇壮实，曾是名艺术大师。尽管人们认为他相当有魅力，又热爱法国，然而，法国人和德国人都不信任他，尤其因为他下达的指示含糊不清，因此，他“同时要为占领和非占领法国的政治问题负责”。阿贝茨从利勒路（rue de Lille）上豪华的大使馆里，开始了与法国“轻松而愉快”的合作。[10]在他眼中，巴黎将再次成为城市之光（cité de lumière），与此同时，它也将成为德国征服者寻欢作乐的完美之地。希特勒在访问巴黎不久之后便宣布，每位德国士兵都将有机会来这座城市旅行。

理论上，这些不同势力都该听命于德国的军事指挥部；但实际上，它们都想独立运作。随着异议和抵抗活动的增加，军事指挥部越来越乐于见到非官方的镇压机构处理一切叛乱迹象。最终，巴黎将沦为“小柏林”，复制正在它的祖国上演的所有竞争、派系与分歧。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这里有一个共同目标：支配、统治、剥削、监视他们所占领的国家。

虽然法国警方——在1940年夏，法国全国有约10万名警察——一开始曾接到过交出武器的命令，但它们很快就被归还了。很明显，德国人严重缺乏警力。1.5万名原本为巴黎警察局服务的警员被告知，他们可以在德国军事司令部（Feldkommandatur）的指示下继续工作。少数人辞职了；大多数人选择不思考，遵守命令；但对有些人来说，德国的占领还将促成他们的快速晋升。

军方唯一默认的不受其控制的德国警力主要负责反犹事务，由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1]派来的又高又瘦的27岁的巴伐利亚人特奥·丹内克尔（Theo Dannecker）领导。到9月底，丹内克尔也在福煦大街安顿下来，并在筹划后来成立的犹太人问题研究所（Institut d’Etudes des Questions Juives）。得知贝当和维希政府迫切地希望满足他的愿望后，他的工作开展得顺风顺水。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比起在占领区逮捕犹太人而言，德国人更倾向将他们送到自由区赶尽杀绝，虽然贝当也相当坚决地想赶走他们。根据一项最新的调查，法国在1940年约有33万犹太人，其中，只有一半人拥有法国国籍，其他人是因为欧洲各地的迫害浪潮而来到这里的。

1789年大革命时，法国是首个释放、接纳犹太人成为法国公民的国家。[12]在整个1920年代及1930年代，这个国家从未以人种或宗教信仰来区分国民。在德国入侵仅仅数个星期后，巴黎各地的墙上都可以看见“犹太人是我们的敌人”的海报。由于德国人认为维持假象——如果它可以被称为假象的话——很重要，即反犹措施是维希政府直接下达命令所导致的后果，而它则来自法国人民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丹内克尔仅需“鼓励”一系列“自发的”反犹示威。“年轻护卫”秘密受雇，在犹太商店附近闲逛，从而吓跑顾客。8月初，他们洗劫了好几家犹太商店。[13]在20日的一场大规模行动中，他们向香榭丽舍大街上犹太商店的橱窗投掷石块。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的一座城堡的艺术作品遭到洗劫，由此一来，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14]一举将6幅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5幅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20幅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2幅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和21幅毕加索（Picasso）的作品收入囊中，大大扩充了他掠夺来的画作数量。

但是，并非只有犹太人吸引了施蒂尔普纳格尔和他的手下的注意。法国无疑该为欢迎、接纳了一波波逃离内战、政治迫害和严重贫困的难民而感到自豪。尤其是波兰人，他们自18世纪以来就开始投奔法国，在1920年代，数千名波兰人来到法国，填补了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伤亡惨重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许多人成为煤矿工，在法国北部和东部定居下来。更近一些的是为了逃避纳粹镇压的德国难民，仅1933年就达3.5万人。还有逃离德奥合并（Anschluss）的奥地利人；《慕尼黑协定》[15]签署后逃亡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反对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人。不仅如此，还有西班牙的共和党人，他们在内战结束后为了逃离佛朗哥的独裁政权，当时，仍有10万人滞留在法国。许多人生活在西班牙边界竖起了铁丝网的营地中，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

法国对这些难民相当慷慨，直到1930年代经济形势逆转、失业率骤升时，总理达拉第（Daladier）才出台了缩减难民人数的举措，即排查“间谍和煽动分子”，同时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建立专门的营地。达拉第治下的法国，是唯一没有谴责过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16]的西方民主国家。法兰西行动（L’Action Française）的极右翼领导人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公然宣称他们为“致病的政治、社会、道德病菌”。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7]望着坐满难民驶离法国的火车，称他们已经变得“人不像人，因为经济利益而被迫从欧洲的一头辗转到其他地方”。尽管仇外情绪不断高涨，仍有许多外国人留在法国；但如今，在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敌意的社会氛围下，他们没有国籍，缺乏保护，格外脆弱。到1940年9月底，许多人被送往俘虏收容所，其中还有被贴上“第三帝国敌人”标签的德国人，他们早先曾得到法国的庇护，如今又被拱手交出。

政治流亡者受到的待遇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抗。法国人还有其他的事要考虑。起初，因为德国占领者彬彬有礼，他们松了口气，如今，由于看不见战争结束的迹象，他们开始感到不安，他们在经济上如何生存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加入对法国的统治，他们霸占了房屋、旅馆、学校乃至整条街道。他们征用了家具、汽车、轮胎、木料、玻璃和汽油，一部分餐厅和电影院只允许德国人入内，还为德国病人保留了整个医院区域。在德国人开始消耗猪、羊和牛之后，熟食从商店里消失了。

他们把暂时用不上的物资运回了德国。很快，巴黎东边的车站到处都可以看见塞满货物、准备出发的货车，车上有洗劫来的战利品，也有原材料——所有可能对德国战争有用的东西。戈林给法国的军事指挥部写信道：“我做梦都在搜刮，要彻底。”正如拿破仑曾掠夺了他所占领土地上的艺术品那样，如今德国人正随心所欲地夺走他们看中的所有东西。很快，巴黎的裁缝店关门了，因为他们没有布料来做衣服。鞋店关门了，因为他们没有皮革。银行的保险箱和账户都经过了仔细检查，一旦发现所有者是犹太人，财产便会被侵吞。转眼间，法国的工厂开始为德国生产飞机、备用配件、弹药、汽车、拖拉机和无线电设备。

1940年9月，法国人都收到了配给簿，被告知他们在餐厅只能点一道前菜、一道主菜、一份蔬菜和一片起司。购买面包、肥皂、学习用品和肉类都需要票券，数量和分量按照年龄和个人需求来计算。有关部门建议巴黎人不要吃老鼠，由于饥饿难耐，“长胡子、红眼睛、深色皮毛的老鼠成群结队地”从下水道钻出来，尽管如此，猫的皮毛——尤其是黑色、白色和姜黄色的毛——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可以拿它们来缝制冬天的衣服，当时煤炭已经供不应求了，房间里一直都没暖气。[18]11月以来，巴黎大堂（Les Halles）出现了一个强大的黑市，在那里可以买到食物、写字的纸、电线、纽扣和香烟。

法国人正变得越来越足智多谋。每个人都想着通过修修补补来凑合。“代用”（ersatz）一词成了巴黎的日常词语，家庭主妇在排队购买日益短缺的食物时，会交换各自的秘诀和食谱。她们交流如何使用气化炉（gazogène）将木头和煤转为可燃气体；如何压葡萄籽榨油；如何用稀少的烟草、耶路撒冷洋蓟、向日葵和玉米来卷香烟。法国的殖民地不再运来原材料，亚麻、棉花、羊毛、丝绸和黄麻纤维耗尽了；女人开始用碘酒来染裤腿、穿短袜、使用布做的手提包。不久后，巴黎处处响起了木底鞋和马车发出的“哒哒”声。杜乐丽花园和窗边的花盆改种了蔬菜。抵抗运动吹起了第一阵风。1940年12月15日，在军乐队的号角齐鸣中，有“雏鹰”（l’Aiglon）之称的拿破仑二世的遗体被从他流亡的维也纳运回巴黎，而后被安葬在荣军院（Les Invalides）。街头的海报上写着：“收回你们的雏鹰，把猪还给我们。”

了解外部世界的动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6月25日，相关部门成立了舆论组（Presse-Gruppe），每星期举行两次新闻简报会，为重新获准发行的《晨报》（Le Matin）、《巴黎晚报》（Paris Soir）等提供素材。理论上，报道的“主题”由德国人设定，记者则决定撰写的具体内容。实际上，编辑们收到了一份冗长的禁用词和话题清单，从“英美人士”到“阿尔萨斯-洛林”，而奥地利、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则绝对不准出现在报道中，因为它们已经不复存在。阿贝茨命令一个名叫埃普丁博士（Dr Epding）的人来“传播德国文化”。与此同时，出版商收到了一份“奥托”清单，列明了禁书，包括犹太人、共产党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共济会成员作家的所有作品，致力于打造一种“更健康的态度”。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的作品从书架上消失了，与它们一同消失的还有海因里希·海涅、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作品。重达2242吨的图书瞬间化为纸浆。与此相反，以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的《冲锋报》（Stürmer）为蓝本的反犹报纸《耻辱柱》（Au Pilori）则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对法国人来说，被占领开始成为一件惨事。

[1] 参见Alistair Horne，To Lose a Battle：France 1940（London，1969）；Roger Langeron，Paris：Juin 1940（Paris，1946）。

[2]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的一场战役。它始于英法联盟的一个海军行动，目的是强行闯入达达尼尔海峡，打通博斯普鲁斯海峡，然后占领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译者注

[3] Rod Kenward，France and the French since 1900（London，2005），p.243.

[4] Dominique Veillon，Fashion under the Occupation（Oxford，2002），p.22.

[5] 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犹太裔英国作家、批评家，曾加入共产党，著有政治小说《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译者注

[6] 1940年7月3日，英国海军攻击法国海军停泊在梅尔斯凯比尔港的战舰，导致1297名法国军人死亡，一艘战舰沉没，其他五艘船只严重受损。——译者注

[7] 参见Pierre Bourget，Histoire secrète de l’occupation de Paris（Paris，1970）；Jacques Delarue，Histoire de la Gestapo（Paris，1962）。

[8] 参见Pierre Bourget，Histoire secrète de l’occupation de Paris（Paris，1970）；Jacques Delarue，Histoire de la Gestapo（Paris，1962）。

[9] 德国国防军的情报局，存在于1921年至1944年之间。“Abwehr”在德语为“防御”的意思。——译者注

[10] 参见Gilles Ragache and Jean-Robert Ragache，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crivains et artistes sous l’occupation 1940-1944（Paris，1988）。

[11] 纳粹的高级官员，也是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译者注

[12] Stéphane Courtois，Denis Intellectuels et d Adam Rayski，Le Sang des étrangers（Paris，1989），p.19.

[13] 参见Gérard Walter，La Vie à Paris sous l’occupation（Paris，1960）。

[14] 曾在纳粹担任过诸多重要职务，于1933年创立了“盖世太保”，曾被视为希特勒的接班人。——译者注

[15] 英法两国为避免战争爆发，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将苏台德区割让给纳粹德国的条约。——译者注

[16] 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该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地屠杀的开始。——译者注

[17] 法国最早的一批飞行员之一，《小王子》的作者。——译者注

[18] Richard Cobb，French and Germans，Germans and French（London，1983），p.128.

第二章 法国抵抗运动的火焰

许多生活在法国的人没有听说过的相对不那么知名的法国将军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6月18日——巴黎沦陷4天之后——通过BBC发出了著名的武装号令。当时，约800万人仍在赶往南部的路上，不过此时车辆也正在向相反方向缓慢行驶，返回他们在北部的家。但是，BBC同意每晚给“自由法国”一个时段，即5分钟的法语广播时间。继首次向法国发出号召后，戴高乐又多次向法国听众讲话，分别是在19日、22日、24日、26日和28日。随着时间的推移，戴高乐坚定的、稳重的嗓音逐渐建立起一种威信。他要传达的信息始终没变。他表示，要法国人在自己被占领的国土上向占领者屈服，是在公然犯罪，而公然反抗则是一种荣誉。其中的一句话尤其引发了听众的共鸣。“在某个地方，”戴高乐说，“必定闪耀着、燃烧着法国抵抗运动的火焰。”

很快，不向德国人让步并非完全不可能的观点开始产生回响，这个观点被拿出来反复讨论，还有人就此撰文并到处分发，它们出现在地下报纸和传单上。

戴高乐完全没有提及法国战败的原因，只是单纯地强调法国没有被打败，而且它将继续存在下去。夜晚，在合上的百叶窗之后，在黑暗之中，那些有无线电的人无视德国的命令，聚在一起收听广播。片头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开头的数个和弦——选择它是因为有人指出，“V”在莫尔斯电码中三短一长的表示和这段音节相似——它很快变得广为人知：“这里是伦敦。法国人向法国人（广播）（Içi Londres.Les Français parlent aux Français）。”节目使得听众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主妇们在排长队购买食物时，会讨论她们所听到的内容。在这个德国人看似无往不胜的时刻，广播给了普通男女希望，让他们也可以参与其中，并且坚信最终一定能击败占领者，即使那个时刻还在遥远的未来。虽然他们不清楚戴高乐的具体盘算——除了号召志愿者加入他和处于伦敦的自由法国之外——至少有些法国人开始觉得，戴高乐也许能成为未来的解放者和领袖。

11月，厄尔-卢瓦尔省（Eure-et-Loir）前省长、未来的抵抗运动领袖让·穆兰（Jean Moulin）[1]访问了巴黎，目的是亲自考察是否有可能在法国发动抵抗运动（resistance Française）。他认为，似乎没有明显的迹象。但是，他错了。

第一波抵抗活动的规模很小，完全出于自发，协调也做得不好，是个体觉得被背叛和受羞辱之后发起的行动。[2]人们用蜡笔、口红或颜料，在墙上、德国人的汽车上、地铁上、巴士车站上涂画自由法国的洛林十字（Croix de Lorraine）——该符号取自圣女贞德（Joan of Arc）[3]——以及“V”字。德国人将“V”歪曲为代表古老的德文单词“维多利亚”（Victoria）之后，法国人开始改写“H”，称它代表“荣誉”（honneur）。除罗莎·弗洛克外，还有另外几十个年轻的女孩在学校的墙壁上书写“英国万岁”。也有少数人朝德国人征用的餐厅的玻璃扔石块。播放德国的新闻影片时，不时地可以听见嘘声和口哨声，当影院接到不准熄灯的指示后，观众便选择看书或咳嗽。一个名叫艾蒂安·阿查万（Etienne Achavanne）的年轻人割断了德国人的电话电缆。

10月初，音乐出版商雷蒙·戴斯（Raymond Deiss）用打字机打出两页双面纸，收录了BBC的每日新闻，再使用莱诺排字机排好，他称自己的新闻小报为《巨人报》（Pantagruel）。[4]记者们和大学生们通过设计、印刷的宣传单、海报等，呼吁女人们抗议配给制度，这使她们想起1789年时，一群巴黎渔夫的妻子前往凡尔赛宫向路易十四（Louis XIV）讨要面包。在人类博物馆（Musée de l’Homme），一群民族志学家和人类学家联合起来，使用博物馆的油印机印制了一份反维希、反纳粹的新闻传单。

这些早期的小册子、报纸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它们受爱国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鼓舞，将法国视为个人自由的捍卫者，德国则是残忍的占领者。有些人颂扬天主教的教义和道德，有些人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有人推崇托马斯·潘恩（Tom Paine）和他的《人的权力》（Rights of Man）。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袖手旁观是错误的。

面对这波抗议浪潮，德国人的反应迅速又果断。只要逮住作者和印刷者，他们就会提起诉讼同时将其投入监狱。第一波天真的抵抗者根本无力与纳粹抗衡，因为后者早就习惯了自己国内的残酷镇压。德国人也开始张贴他们的海报，警示抵抗的后果，并向告密者提供好处。男孩们跟在他们身后，没等糨糊变干就撕掉了海报，或者写上“请为戴高乐画一条线”，所以，很快，德国人的海报上便出现了几十条短线。

然而，法国有一个政治团体，以熟知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进行秘密活动而著称。[5]法国共产党（Parti Communist Français，简称PCF）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20年代图尔省的左派分裂之后，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1936年，共产党人与由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6]领导的激进人士、社会主义者结盟；1938年，共产党人再次加入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以便为工人争取更好条件的平台，当时打出的是“面包、和平、自由”（Pain，Paix et Liberté）的口号。共产党在北部的矿业城镇、重工业地区和海港的党员数量一路飙升。

共产党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从斯大林主义者——他们相信工人革命，一早便是与社会主义者斗争的老手——到一代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都为法国共产党致力于塑造一个更平等的法国的愿景所鼓舞。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支持西班牙的共和人士而联合起来，尤其在佛朗哥镇压西班牙的人民阵线（Frente Popular）并于1936年7月攻入西班牙之后。他们还对法国决定签署不干涉条约的举动非常不满。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前往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他们的家人则在法国筹款，帮助和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妇女、儿童。当难民逃脱佛朗哥手下士兵的抓捕，跨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时，法国共产党员率先接纳了贫困潦倒的西班牙家庭，为他们发声。在1930年代的法国，积极向上的年轻人都对政治充满热情。

其中的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便是塞西尔·沙吕奥，一名有主见且体形结实的女青年，出生在法国的“红带”（ceinture rouge）[7]——红色郊区。[8]在她看来，在法国长大便意味以共产党员的身份长大，如果你不与不公平、排外做斗争的话，好吧，那么，活着根本没有意义。塞西尔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她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一名画家。继父的心思都放在无政府主义信仰上，而不是如何赚钱养家。塞西尔的大多数哥哥和姐姐早就搬走了。初夏时分，她的母亲在天没亮时就出门摘矢车菊，上班途中拿到巴黎圣拉扎尔火车站（Gare Saint-Lazare）售卖。她做毛皮买卖，但赚的钱少得可怜。

塞西尔·沙吕奥

塞西尔在13岁时跟着另一名毛皮工当学徒。她喜欢和皮毛打交道，把它们缝进衬里，挑拣不同的毛皮，再根据毛皮的颜色和毛发的分布来设计图案。她尤其喜欢阿斯拉特罕羔羊皮，一种来自中亚的山羊的羊毛。塞西尔认为自己精力充沛，有能力，擅长于不同皮草之间的搭配，但针线活做得不太好。她买不起毛皮外套，但像所有毛皮行业的工人一样，到12月底，在毛皮的需求量下滑后她被解雇了。只要有钱，她就会把它们花在剧院门票上——买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 Française）最便宜的票，或者在雅典娜剧院（Athenée）看路易·茹韦的演出。有一天，她的艺术家继父带她去见了毕加索。

过完16岁生日后不久，塞西尔认为受够了母亲的严厉和继父的散漫。她后来回忆道，当时希望能吃饱一点，多一点自由。她嫁给了一个在邮局工作的男人，丈夫是一名热心的工会成员。男人比她年长9岁，带着她参加政治聚会。在那里，她见到了反法西斯人士，得知了西班牙那些支持共和国政府的家庭的遭遇。很快，她也开始为西班牙毕尔巴鄂（Bilbao）的婴儿筹奶粉钱。塞西尔有个女儿，周末，她把女儿背在身上，与朋友们一起在巴黎附近的森林野营。

1935年，塞西尔成了共产党员。法国共产党之所以吸引她，是因为共产党员希望每个人都有面包吃。她在童年经常饿肚子，因此，这个理念对她来说很有意义。

1939年8月24日，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件事令外界十分震惊，包括整个法国共产党。一夜之间，法国新诞生的中间派政府及其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均认为，法国共产党和他们的宿敌——德国人——站到了一起。在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发表了一篇赞扬互不侵犯条约的长篇报道后，达拉第下令关闭了它，还关闭了它的姐妹报纸《晚报》（Le Soir）。《人道报》转为地下报纸并发起反击，抨击法国和英国政府是帝国主义分子，同时对工人发动了战争。在他们所谓的“全国大清洗”中，警察闯入共产党人的办公场所，逮捕激进分子，暂停身为共产党员的市长的职务。议会中的35名共产党代表被拘捕，最终，他们因为是代表共产国际（Comintern）在行动而被判五年监禁。到1939年秋天，监狱里关了数千名共产党员。

共产党陷入了严重的内部分裂。一部分党员对共产党支持互不侵犯条约感到十分气愤，他们觉得被斯大林出卖了，选择了退党。可大多数人还是留了下来，选择去忽视他们无法理解也不想理解的这种做法。眼看着同志们被逮捕、被投入监狱，他们的团结意识反而更强了。

1940年6月，在德国占领法国后，他们迎来了一个令人更为困惑的时期。德国部队长驱直入巴黎，让塞西尔产生了生理上的反感。站在先贤祠（Panthéon）附近，她心想，“接下来会变得多糟糕呢”。《人道报》——它虽然秘密出版，但发行量颇大，拥有相当多的读者——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德国士兵也是工人，他们就像法国工人一样，应该受到友善对待。共产党员乐观地认为，占领者也许会允许他们重返公共舞台。一批杰出的共产党员不再躲藏。当贝当和法国警方建议盖世太保围捕激进的共产党员、共济会成员和外国犹太人，并称他们为“德意志帝国的敌人”后，那些人很轻易地就被揪出来了。贝当的建议相当受德国人的肯定，后者称赞了法国行政机构和警察的热忱，宣布视那些被拘留的共产党员为“确保德国士兵安全的人质”。贝当的拘留营迅速挤满了抵抗者和犹太人。

到了1940年9月，除了被关押在德国的战俘以及被拘留的人，整个巴黎地区仅剩180至200名活跃的共产党员。但是，也有男人和女人——比如塞西尔——认为他们现在有了新的目标，而且它符合国家的整体情绪：反法西斯，反维希政府，反占领者。很快，他们开始重组，并受到流亡莫斯科的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9]的激励。多列士向法国发出了自己的呼吁。“我们伟大的国家，”多列士声称，“永远不会成为奴隶的国家。”

正如塞西尔所见，她现在有了真正的工作。她联系了一位做毛皮生意时认识的朋友，后者也是共产党员，还是地方议员，她问对方自己能帮上什么忙。她得知雷蒙·洛瑟朗（Raymond Losserand）正负责共产党在巴黎抵抗运动的武装工作。由于担心被捕，他被迫转入了地下。他留着浓密的胡子，戴一顶宽边帽。洛瑟朗每月向塞西尔提供1500法郎的生活费，给她被撕掉了半截的地铁票，告诉她除非对方出示另一半地铁票，否则不要相信任何人。她使用两个不同名字，有时是塞西尔，有时是安德烈（Andrée）——她成了一名联络员。向秘密印刷工支付报酬成了她的工作之一，她还要收集反德传单和小册子，然后把它们分发给不同的印刷工和存放点。有时，她的袋子太重了，她几乎提不动，可她迫切地想要贡献自己的力量。她的主要联络人名叫莫里斯·格朗根（Maurice Grancoign），后者曾是《人道报》的印刷工。日后，塞西尔承认，虽然她表现得相当大胆，可一直非常害怕、担心。“你怎么能做这种事而不感到害怕呢？”她说。

现在，塞西尔已经和丈夫离婚了。她外出为法国共产党做事时，把年幼的女儿留在第11区母亲的家中。随着她与不负责任的继父之间分歧的加剧，同时又担心家里的食物不够女儿吃，她决定把女儿送去城外的一个寄养家庭。她自己则搬到了市中心的一间小公寓，那是法国共产党为她租的。“你有孩子，怎么能做这种事？”她的母亲质问道。“正因为我有孩子，我才这么做，”塞西尔这样回答，“我不希望她在这样的世界长大。”

当塞西尔忙着在巴黎建立联络网时，其他的年轻女性，马徳莱娜·帕索（Madeleine Passot）——她的朋友们都叫她贝蒂（Betty）——也在巴黎各处奔走，为共产党的抵抗运动招募新成员。[10]贝蒂26岁，是巴黎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家庭的独生女。她的父亲是技工，曾因为反对法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判刑坐牢。年幼时，贝蒂就对政治很感兴趣，她的父亲还给她取了“小共产党员”（la petite communiste）的绰号。如同塞西尔一样，贝蒂因为同情西班牙那些支持共和国的人士的命运，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她辞掉了大公司的秘书工作，战争一爆发，她便自愿投身于抵抗工作。由于许多男人被捕了，她很快成了巴黎和法国南部地区的关键联络人。

她身材苗条，无所畏惧，涂着红色指甲油，身穿剪裁得体的西服，十分优雅。她总喜欢说，自己是在“暗处生活”的完美人选。她乘火车去南部时，经常选择坐在德国人身边，而且相当确信经过检查点时，他们会殷勤地保护她。虽然在这些旅途中，她的手提包的假底里藏着钱，衬里则藏着文件，让她感到非常害怕。她特别害怕途经马赛，因为那里会检查旅行箱，警察会站着等待旅客的到来。她经常被叫住，继而随身物品会被搜查。

贝蒂和吕西安·多兰

1940年的整个秋天，贝蒂几乎都在路上。她踩着高跟鞋徒步数英里，在装葡萄的篮子里藏着武器，她会在穿越分界线时恳求农夫让她搭车。旅途中，她有时会碰上伴侣吕西安·多兰（Lucien Dorland），他们同住在巴黎的一间小公寓，尽管他一直忙着在自由区组建青年团体。旅行时，贝蒂会使用其他名字，她称自己是马徳莱娜（Madeleine）、奥黛特（Odette）或者热尔韦斯（Gervaise），她说有时都记不住自己该是谁。吕西安也是共产党员，而且身居高位。她为两人长期的分离而感到痛苦，但正如同塞西尔一样，她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没有太多选择。

到了1940年10月，法国共产党在巴黎地区的活跃党员增长到了一千多人。许多人是女性，由于缺少男性，她们不得不顶上——就像贝蒂和塞西尔，而且她们也证明了自己是优秀的印刷工、联络员，非常擅长于分发报纸和传单。《战斗法国公报》（Bulletin de la France Combattante）由藏身于修道院的两名女性编辑；84岁的屈曼女士（Mme Cumin）则在自己的洗衣店印刷报纸。

11月，在经历了一波逮捕潮后，法国共产党的人数下降到约300人，但一个月后，人数再次超过了1000人。共产党员有韧性、精力充沛，随时都准备牺牲自己。他们非常团结，有着一种同志之情。他们在工作上表现出来的勇气，也在新招募的成员身上得到了体现。“那些该为这场战争负责的人都逃走了，”法国共产党宣称，“他们孤立无援或者已经死去，现在，轮到我们召集人民，拯救法国了。”正如海德里希向他的上级报告的那样，法国共产党是唯一一个“能够将追求政治事业的人们团结起来”的组织。[11]

为了避免过多的损失，法国共产党实行严格的三人小组制，所以，在任何时候，每人都只知道其他两名党员的名字。对塞西尔和贝蒂而言，德国人的到来有种激励的效果。长达数月的“静坐战”（phoney war）[12]让人感到绝望、困惑，当贝蒂回头看那些日子时，她称那时非常“空虚”。如今，她有了真正的使命。

然而，情况变得愈发危险。一个接一个地，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工作会对家庭造成的威胁，而且，他们察觉到不断增加的告密者以及盖世太保的高明手段，许多活跃分子——比如塞西尔——离开了家庭，使用别名在其他社区活动。日后，许多人回忆道，他们十分孤独，不停地更换居所，很少与人交流，每次交谈都不会超过数分钟。

战前，法国共产党员中有一大批大学教师，以及著名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的毕业生。正是在这些男人和女人之中，第一次出现了对占领者的严肃、团结、理智的抵抗。

193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由一小批——不是全部，但绝大多数是法国人——在巴黎左岸（Left Bank）生活、聚会的人士所代表，他们曾是欧洲舞台的中心。[13]这个群体阅读并给《新法国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撰稿，他们经常在市政府（Palais de la Municipalité）被装修得颇具艺术风格的地下室或圣日耳曼大道（Boulevard Saint-Germain）的咖啡馆聚会。尽管他们在政治上并不都属于左派，不过大多数时候，氛围是激进的，他们倾向于社会主义者，经常谈论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的残忍、和平的必要性，以及改善法国贫穷工人阶级工作条件的重要性。西班牙的共和人士所支持的事业，得到了他们中许多人的热烈拥护。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安德烈·马尔罗、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路易·阿拉贡和他的伴侣爱尔莎·特奥莱（Elsa Triolet）是他们之中经常在杂志上发声的人，那些主题完美地传达了对一个更好的时代的渴望：精神、战斗和新秩序（Esprit，Combatand Ordre Nouvelle）。1929年，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创办了《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他们试图用另一种视角来看待社会，即更集中地观察个人生活而非政治家和统治者的事业，这本学术期刊似乎准确地传达了那个时代的氛围和情绪。

1933年至1940年，巴黎是流亡知识分子逃离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和他们独裁政权的唯一的安全聚会地点。他们在咖啡馆为一个话题争论不休：知识分子的正当角色应该是追求真理之人——正如朱利安·班达（Julian Benda）[14]所坚持的那样，还是与之相反，做“枪手”（écrivain engagé）也很重要，即弄脏自己双手的人。十年来，法国的政治事业和政治联盟举步维艰，外交、军事、经济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的阵营，而在这十年里很难做到泾渭分明。实际上，一些最精明的批评僵化教条的人，甚至已经转向了新法西斯阵营。

德国人在1940年的夏天突然进入巴黎，让知识分子——就像其他人一样——措手不及。有些人逃往国外，有些人加入去南部的队伍，其中包括阿拉贡、爱尔莎·特奥莱、让·谷克多（Jean Cocteau），他们都先后在自由区定居。其他人则回到被占领的巴黎。但是，当法国的极右翼很快并欣喜地发现自己在纳粹及其合作者中相当受欢迎时，左派则面临着如何回应被占领的问题。保罗·萨特（Paul Sartre）、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很快选择了与敌人共存，他们继续出版自己的作品，不过他们的文章是和亲德、反犹文章同时发表的，从而给了法西斯分子一定的合法性。[“唉！”莱昂·布鲁姆政府的教育部长让·扎伊（Jean Zay）感叹道，“法国知识界竟然下跪、放弃原则到这种地步！”[15]]正如阿拉贡所言，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把事实说出来，坚持写作——因为这是他的工作（métier），而不是曲解文字，赋予它们新的、暗藏的含义。

其他作家对此也感到耻辱。[16]贝当对“不光彩的诱惑”所表现出来的轻松态度令让·盖埃诺（Jean Guéhenno）[17]感到震惊。他对那些“像老鼠般入侵”的人感到恶心，不费吹灰之力便决定了自己该怎么做。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囚犯，那么，他就要像囚犯那样活；因为他无法写出自己的真实所想，那么，他就停止写作。盖埃诺会在战争时期内保持沉默，但在这之前，盖埃诺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保持骄傲”，他告诉自己的读者，“退回到思考和道德的深处”，但无论你做什么，绝对不要“沦为低能儿的奴隶”。一个名叫让·特西耶（Jean Texcier）的社会主义者及工会成员写下了日后将被称为“尊严手册”的清单，它包含33条“占领时期的建议”。收起愤怒，因为你可能会需要它，他提议道。当德国人向你问路时，不必认为你一定要告诉他正确的方向：他们不是你的同伴。尤其是“抛弃一切幻想：这些男人不是游客”。他撰写的小册子被一再重印，在人们之中传阅，被一读再读。反抗者的数量不停地增长，他们很快就视特西耶为英雄。对贝蒂和塞西尔而言，他自信满满的蔑视极具感染力。

盖埃诺不仅是作家，同时也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正是在这里，以及在索邦大学的各个院系，学生们于1940年初秋回到他们的课堂上，开始质问他们的教授和彼此，他们准备对纳粹占领者接受到何种程度。政府在发布的第一份反犹法令中称他们的犹太老师“存在智力缺陷”，“不受欢迎”，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气愤。当德国官员开始闯入课堂时，他们选择了离开。有些人戴上了洛林十字勋章，另一些人带着钓鱼竿（gaule）——在法语中，它和高卢人（Gaul）的拼写相同。

临近10月底，学生组织“文体”（Corpo des Lettres）的创办人、主席莫雷（Morais）开始和他的朋友们讨论发起一场海报运动。圣米歇尔广场（Place Saint-Michel）5号是好几个学生组织的“根据地”，办公之余，莫雷和他的朋友们在这里制作反维希政府与反德传单，第二天再由学生们分发到巴黎各高中和其他机构。在高涨的仇敌、讥讽情绪中，他们多次重复了最中意的一个笑话。“与德国人合作？”一个人说，“想想伏尔泰……一个真正的雅利安人必须如希特勒般拥有一头金发，如戈林般身材苗条，如戈培尔般高大挺拔，如贝当般年轻，如拉瓦尔（Laval）般正直。”另一个人开始提问：“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9点20分，一个犹太人杀了一个德国士兵，撕开了他的胸口，吞了他的心脏！这让人难以置信！因为三个理由——德国人没有心脏。犹太人不吃猪肉。9点20分时，所有人都在收听BBC。”学生领袖接二连三地被捕，而这只会让他们的同伴更加坚决。

接着，10月30日，年近70岁的杰出科学家保罗·郎之万（Paul Langevin）在物理和工业化学学院（Faculty of Physics and Industrial Chemistry）的办公室被捕。1930年代，郎之万是一场反法西斯运动的发起者，深受他的学生的爱戴。教授和学生都将他的被捕视为纳粹对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攻击。各地的墙上迅速出现了“释放郎之万”的海报。由于郎之万教授的课在星期五，在11月8日星期五这天，人们便在郎之万的实验室所在地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门前发起了群众示威。

尽管当天不乏德国士兵、法国警察的身影，不过，事情还是平静地结束了。[18]但如今，学生们感到他们已经身处战争之中。与此同时，BBC传出消息，伦敦的自由法国建议人们于11日在凯旋门进献花圈，纪念停战纪念日（Armistice Day）。德国人则发布命令，禁止相关的聚众活动。学生们决定无视命令。11日下午3点，一群年轻人在香榭丽舍大道集合，他们一开始以数人为一组，边唱《马赛曲》，边前往星形广场（Étoile）。其中的一组人制作了一张巨大名片，长达1米，上面写着“戴高乐将军”。

下午3点左右，现场聚集了约1000人。天气晴朗，气氛几乎是愉悦的。然而，好景不长。德国人开枪了。数名学生身受重伤，但没有人死亡，因为士兵接到的命令是只准朝他们的腿部开枪。很快，150人被逮捕了，之后数天，又有更多的人被捕了，他们都被短暂地关押在监狱。大学被关闭了。保罗·朗之万被囚禁了37天。在此期间，他用在牢房地上找到的一些用过的火柴继续做研究，直到被送往特鲁瓦（Troyes）软禁。

郎之万有个21岁的女儿埃莱娜（Hélène），她不苟言笑，深色头发。她的丈夫雅克·所罗门（Jacques Solomon）是研究量子力学和宇宙射线的物理学家，刚从医疗队中被遣散回家。埃莱娜建议他们骑车去巴黎近郊的森林度假。骑车途中，他们讨论了可以通过做什么来反对德国占领者。雅克说：“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在虎口拔牙。”

在森林中，他们遇到了两位朋友——来自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乔治·波利策和他的妻子马伊。25岁的马伊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是知名厨师，曾为西班牙宫廷掌勺。马伊在比亚里茨（Biarritz）的一家修道院学习，之后成为一名助产士，她在坐火车经过巴斯克地区（Basque country）时结识了波利策。通过他，她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波利策夫妇有个7岁的儿子米歇尔（Michel）。马伊一头金发，相貌十分出众。他们一起骑车，同时讨论创办一份报纸——《自由大学》（L’Université Libre），以便凝聚知识分子中的所有抵抗力量，不论各人的政治信仰如何。他们一致认为，它将成为“所有法国作家的共同阵线”。

马伊·波利策

两名德国士兵来家中找埃莱娜的父亲时，她正好在和母亲午餐。她迅速传出了父亲被捕的消息。波利策夫妇和所罗门夫妇决定立刻出版《自由大学》创刊号，印量1000份，有4个版面，正好赶上11日的示威。当时，他们已经开始和雅克·德库德曼切（Jacques Decourdemanche）合作。后者以德库尔（Decour）之名为人所知，是一名德语学者、教师。他又高又瘦，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战争爆发前数年便为各种左翼出版物撰稿。《自由大学》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文字本身便是行动，行动便是一种激励，我们必须向占领者说不。由于德库尔和马伊还是情人，创始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复杂。

因为担心被盖世太保逮捕，雅克·所罗门躲在费内隆中学（Lycée Fénelon）一位教授的家中。他在那里继续为新创刊的报纸工作。“法国人，”他再次强调，“必须在法国自由地用法语阅读和思考。”夜晚，埃莱娜外出分发《自由大学》，她把克利希广场（Place Clichy）的韦普勒咖啡馆（Café Wepler）当作会面地点，或者把装有报纸的袋子放在车站的保管箱，之后再由其他人将它们拿走并分发出去。马伊在法国共产党内部人脉很广，与许多党员都保持着联络。与此同时，她的朋友维瓦（Viva）——意大利社会党（Socialist Party）领袖彼得罗·南尼（Pietro Nenni）的女儿——提出可以用她和丈夫的复印机来复印报纸。维瓦25岁，她的父亲被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盯上后，她便跟随他出国避难，来到巴黎，在法国接受教育。她也相当漂亮，留一头深色的卷发。德库尔在罗林高中（Lycée Rollin）教书，会骑车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高呼：“在笛卡尔的祖国，理性必将赢得胜利。”1940年冬天，人们仍然可以抱着轻松的心情反对占领者；年轻的反抗者们感到目标明确，情绪高昂。

之后的数星期，《自由大学》都会评论每一次逮捕事件、战争的每一次转折和进展、纳粹的每一项公告和禁令。它刚出版不久，便涌现了许多其他报纸和杂志的创刊计划，它们都致力于维持戴高乐点燃的抵抗运动的火焰，同时赞颂法国文化中最优秀、最卓越的部分。

一个接一个，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也加入这一运动。其中之一便是27岁的夏洛特·德尔博，来自塞纳-瓦兹省（Seine-et-Oise），她的父亲原是位车工，后来自己开了造船厂。[19]夏洛特身材高挑，聪明，年轻，脸颊瘦长，有一对使人难忘的灰绿色眼睛。她行动迅速，幽默，而且相当犀利。她的父母——即使是她那出生于意大利工人阶级、信奉天主教家庭的母亲（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随家人移民到法国）——都是无神论者，正是因为他们，四个孩子中最年长的夏洛特具备了强烈的反法西斯信念。家里没有钱送她上大学，夏洛特在拿到中学文凭后便离开了学校，成了一位秘书。

夏洛特·德尔博

1932年，在法国共产党进入扩张和招募成员的新阶段之际，她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青年翼（Jeunesse Communiste）。在这里，她得以在夜校跟随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学习。马伊和乔治·波利策都是列斐伏尔的朋友。第二年，夏洛特白天做秘书，开始为由年轻的共产党员出版的报纸《法国女青年》（Jeunes Filles de France）撰写文章。她非常喜欢戏剧。一天，她被派去采访导演兼演员路易·茹韦，不久前，他刚进驻阿泰尼剧院。[20]她提出的问题，以及她在记录他讲话时工整而迅速的笔记，都给茹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天后，他邀请夏洛特担任自己的两名助理之一，为他在大学开设的戏剧课程做笔记。与此同时，夏洛特遇见并嫁给了乔治·迪达什（Georges Dudach），后者的父亲是一家航空公司的车工。乔治在12岁时便在企业当学徒，当人们发现他聪明又好学时，他转而为工会做事，并开始在晚上学习法律。尽管父亲反对，乔治仍在1933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和夏洛特结婚时，正在为党内的另一份报纸《先锋报》（L’Avant-Garde）工作。

1939年夏天，夏洛特和茹韦在郊外散步。到家时，她摘了一大把含羞草。夏洛特坐在书桌前，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的对话，当时，他并不知道它在日后可能会派上用场。茹韦对于细节的专注，以及他会从各个方面分析一部剧作的做法，都深深地吸引了她。她拥有相当出众的记忆力。

由于夏洛特会说一点德语以及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而茹韦则无法忍受独自和德国人打交道，于是，他便让夏洛特着手打理阿泰尼剧院和德国人之间的大部分事务。一天，她被叫到索赛路（rue de Saussaies），向占领者汇报公司员工的情况——他们是否“清白”。她愤怒极了。当被要求做间谍时，她觉得受到了羞辱。几个星期后，随着德国逐步控制了巴黎的所有剧院，她惊恐地看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被剥夺了工作。夏洛特不是犹太人，但她的思想是反抗的、独立的、人性的。她再也无法忍受纳粹的霸凌和官僚主义了。

1940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这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漫长、最寒冷的冬天。在图卢兹，气温低至零下13摄氏度。格勒诺布尔（Grenoble）的积雪厚达1米。在巴黎，低温天气持续了66天之后，寒冷、饥饿、愤怒的女性无法再负担黑市上要价过高的配给券，她们日复一日地排队数小时，能换取的却是越来越稀少的补给品。虽然法国被纳入了纳粹的战争经济中，大大降低了国内的失业率，但法国人开始意识到每天都有大量的布料、食物、原材料被运往德意志帝国，这直接导致了国内物资的短缺。巴黎人如今为食物和保暖大费脑筋，他们把报纸缝进衣服里，在袜子里涂芥末，用兔子和猫的皮毛做袖套。严寒的天气让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人穿起了奇装异服——男孩穿着过大的风衣，头发用植物油梳向脑后，女孩在短裙外穿着毛皮外套。他们称自己为“扎祖族”（zazous），成了巴黎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让人想起了1795年督政府时期（Directoire）充满异域风情的非凡女性（merveilleuses）[21]。

没过多久，法国的首都巴黎——没有政府，也没有大使馆，只有一名美国代表——成了一座寂静、停滞、焦虑的城市，到处充斥着穿着制服巡逻的敌军。崇尚自由的媒体转向地下，工会被废除，所有超过五人的集会都被禁止了。相反，德国人的巴黎却生机勃勃，餐厅和卡巴莱舞表演人头攒动，它的流行服装受到推崇，举办的艺术展参观人数众多。服装设计师玛德琳代·劳赫（Madeleine de Rauch）以巴黎地铁为主题，推出了一系列颇为诙谐的冬季服饰。[22]索菲利诺车站（Solférino）是一个精心裁剪的红色外套，奥斯特里茨车站（Austerlitz）是一件黄色夹克。

巴黎也成了通敌者横行的都市，有些是公开的，有些则处在暗中。反犹人士、反共济会人士、背叛共产党的人士、右翼天主教徒，那些憎恨布鲁姆的人民阵线的人，他们不再偷偷摸摸地崇拜德国所推崇的年轻英勇、秩序井然和英雄主义。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是男性，他们与占领者之间的关系是有利可图又危险的，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外表彬彬有礼但内心却冷酷无情的德国人的俘虏。[23]但是，他们之中也有女性。为《人道报》做事的加布里埃尔·彼得里（Gabriel Petri）称他们“纳粹佬”（nazilous），视他们为德国人的奴仆。让占领者意外的是国内涌现了数以百计的告密者，他们告发犹太人、吉卜赛人、黑市商人以及在花园养猪的邻居。日后，有说法称，在占领期间收到的300万件告发信中，超过50%是为了得到好处，40%是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10%是为了报复。

一场海报大战宣告爆发了。抵抗者在巴黎墙上张贴的每张海报都会受到德国的反击，后者承诺会给人们丰厚的回报，只要他们告发“收钱为国外做事的特工”和“躲起来的犹太人”。1940年平安夜过后，巴黎人醒来便看到一则消息——红色和黑色粗体字，用法德双语写成，即通报将枪毙28岁的工程师邦塞尔让（Bonsergent），因为他在街上冲撞了一名德国官员。海报迅速被人揭下了，原来的位置被人画上了一小束鲜花。日复一日，人们对抗德国人的情绪愈发消沉。

在这场文字战中，法国右翼——他们得到了奥托·阿贝茨的支持和培养——有了自己的声音。《新法国评论》的前著名编辑、过去30年均处于法国知识界中心的让·波扬（Jean Paulhan）选择了离开（他开始为地下报纸做事）。他的工作交给了推崇尼采的亲德人士德里厄·拉罗谢勒（Drieu la Rochelle），后者发誓要终结期刊“好斗、亲犹太人”的论调。亲维希政府的哲学家、前政客马塞尔·戴亚（Marcel Déat）正在办《工作报》（L’Oeuvre）；亲法西斯的罗贝尔·布拉西亚克（Robert Brassilach）在编辑《无所不在》（Je Suis Partout）。两份报纸都关注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的堕落，并且歌颂纳粹的男子气概和冒险精神。由恶毒的反共人士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领导的法国人民党（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以及陆军上校弗朗索瓦·德拉罗克（François de la Rocque）的火十字团（Croix de Feu）[24]，在多年的争议声中冒头，他们在年轻的保皇党和天主教徒中变得相当受欢迎，后者十分欣赏两个团体的希特勒风格。

尽管如此，抵抗者仍在坚持自己的立场。[25]相对平静的几个月使得法国共产党得以重新组织，地下杂志再次繁荣起来。乔治·波利策宣布，从此以后，被占领的法国只存在两种作家：不是搞“合法文学”的，便是搞“背叛文学”的。他正在努力撰写一份回应，针对的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在巴黎发布的性质格外恶劣的仇恨演讲。在演讲中，罗森堡这位写过有关纳粹意识形态信条论述的作者，提出了种族和血统论。波利策夫妇、埃莱娜和雅克·所罗门、夏洛特和她丈夫编纂的《自由大学》发展得相当不错。

人类博物馆出版了新报纸《抵抗》（Résistance）的头几期。年轻又精力旺盛的编辑兼民族志学家鲍里斯·维尔德（Boris Vildé）写道：“抵抗，已经占据了人们的心和人们的大脑。可最终，必须要有行动，做些实在的事，需要理性的、有效的举动。”维尔德宣称，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所有抵抗者均认可的目标，无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它将使得“纯粹和自由的法国得到重生”。随着冬天的寒冷逐渐得到缓解，到处都有人在策划首次武装抵抗、破坏火车以及炸毁德国仓库。让占领者最害怕的阶段——从孤立、自发的反抗转变为切实的敌对行动——即将到来。在这波浪潮中，或者与人合作，或者单独行动，遍及法国各地的、各年龄段均有的妇女——比如贝蒂、塞西尔、夏洛特、埃莱娜和马伊这样慷慨的、意志坚定的女性，将在其中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

在巴黎之外，法国正慢慢沦为一个警察国家，它以德国为模板，在萨尔特省（Sarthe）、曼恩-卢瓦尔省（Maine-et-Loire）、夏朗德省、比利牛斯-大西洋省（Pyrénées-Atlantiques）、卢瓦雷省（Loiret）、杜省（Doubs）相继修建了狭窄的、肮脏的、没有暖气的小型拘留营。在极为寒冷的12月、1月和2月，人们正在死去。法国人过了些日子才明白被占领真正意味着什么。福煦大街——巴黎最美丽的大街之一——沦为盖世太保的酷刑中心。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如共产党批评人士、小说家让·里夏尔·布洛克（Jean Richard Bloch）所说的那样，正绷得像小提琴的弦一样紧。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穆兰是厄尔-卢瓦尔省的省长。由于他不愿与德军合作，因此被投入监狱。1941年9月，穆兰获释后，越过边境，抵达伦敦，效忠于戴高乐。——译者注

[2] 参见Henri Amouroux，La Vie des français sous l’occupation（Paris，1990）；Albrecht Betz and Stephan Martens，Les Intellectuels l’occupation（Paris，2004）。

[3] 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圣女贞德率领法国起义军反抗英军，使用的就是“洛林十字旗”。——译者注

[4] 日后，戴斯在科隆被斧头斩首。——作者注

[5] 参见Stéphane Courtois and Marc Lazar，L’Histoire du Parti Commun iste Français（Paris，1995）；Tony Judt，Marxism and the French Left（Oxford，1986）；Annie Kriegel，The French Communists：Profile of a Pe ople（Chicago，1972）。

[6] 莱昂·布鲁姆（1872—1950）：法国政治家和作家，1936年至1937年担任人民阵线联合政府的首脑，法国第一位社会党总理，也是第一位犹太总理。——译者注

[7] 指法兰西岛（Île-de-France），巴黎首都圈，1920年代以来便由法国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直到1980年代。——译者注

[8] Cécile Charua.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9] 莫里斯·多列士（1900—1964）：法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的活动家，原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译者注

[10] Betty Langlois.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11] Roger Bourderon and Ivan Avakoumovitch，Détruire le PCF（Paris，1988）.

[12]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从1939年9月德军进攻波兰，到1940年5月德国真正进攻法国时，西线没有发生过战事，几乎没有放过一枪。德国的老百姓称它为“静坐战”（Sitzkrieg）。——译者注

[13] Herbert R.Lottman，The Left Bank（Boston，1982），p.151.

[14] 朱利安·班达（1867～1956）：法国哲学家、小说家，代表作有《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译者注

[15] 参见Tony Judt，Past Imperfect：French Intellectuals 1944-1956（Oxford，1992）；Piers Brendon，The Dark Valley（2000）。

[16] 参见Jean Guéhénno，Journal des Années Noires 1940-1944（Paris，1947）。

[17] 让·盖埃诺（1890—1978）：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译者注

[18] 参见Henri Noguères，Histoire de la résistance en France de 1940 à 1945（Paris，1967）。

[19] 参见Charlotte Delbo，Auschwitz and After（New Haven，1970）。

[20] Fonds Jouvet，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

[21] 督政府时期，时髦贵族亚文化的女性成员，她们举办奢华的舞会，开创了服装和举止上的时尚潮流。——译者注

[22] Veillon，Fashion，p.31.

[23] Cobb，French and Germans，p.100.

[24] 也称“战斗十字团”，法国法西斯政党，鼓吹建立个人独裁、反对议会的制度。——译者注

[25] 参见Betz and Martens，Les Intellechuels。

第三章 启蒙运动的女儿

贝当称，法国在1940年战败的原因之一是儿童人口的严重匮乏。他抱怨道，年轻妇女因为看了太多美国电影而想法太多，又听从了人民阵线的说法，即认为她们无法像自己的兄弟那样通过学习成为律师、医生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根据1938年的法律，法国女孩可以上大学，开设银行账户，签发或收支票，以及拥有自己的护照。[1]

贝当意图扭转这种使人陶醉的自由氛围，而且，在众议院无法阻止他的情况下，他打算通过一系列法令、法规来强化他眼中堕落的法国道德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之后，避孕被宣布为违法行为，并一直持续下去，但如今，对堕胎行为尤其是对主张堕胎的人的惩罚将进一步强化，包括将他们送上断头台。在孩子满一岁后仍坚持母乳喂养的妇女，可以得到优先排队的卡片（只要证明孩子是合法出生的，而且是法国人）。生下五个孩子的母亲会被授予铜牌，八个是银牌，十个是金牌。几十个维希宝宝请贝当做他们的教父。组建家庭被视为“爱国行为”，保持单身则是一种堕落。[2]

1930年代，人民阵线将巨资投入流行文化、体育、童子军活动、带薪假期和青年旅馆（auberges de la jeunesse）。当法国知识分子思考现代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之际，年轻人则受到鼓舞去四处旅行，领略他们没有发现过的法国，享受单车旅行假期。如今的维希政府也认为，体育尤其有利于塑造“年轻女孩的强健之美和坚强个性”。[3]由于道德堕落常与具有诱惑性的短裙脱不开干系，因此，设计师被迫裁剪、制作裙裤——汽车正在消失，到处都是自行车——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很难发现她们穿的其实是裤子。[4]在贝当治下的新法国，女孩们必须是严肃的女性，不准卖弄风情，但要坦诚率真，不准耍心计。

巧合的是，推崇运动、户外活动和独立精神，相当吸引1930年代的法国年轻女性。她们的父母首次允许她们和朋友在外过夜。她们逐渐习惯于一群人在法国乡村骑车，住在数百家新开张的青年旅舍里，在火炉边围坐至深夜，讨论白天发生的各种事——对一部分人而言，这些活动将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作用。塞西尔经常带女儿去乡村旅行——有时，她是十几个男孩中唯一的年轻女孩——与大家聊天，讨论政治。感受到自己属于一个群体让她十分欣慰，大家都对平等、公平有着相似的见解。

1936年，法国共产党开始扩张，在人民阵线参与政治后，有人问年轻的牙医达妮埃尔·卡萨诺瓦是否愿意为女孩们组织一个青年翼，作为法国共产党青年翼的姐妹组织，它将被命名为法国女青年联盟（L’Union des Jeunes Filles de France，简称JFdeF）。达妮埃尔出生在科西嘉岛，时年27岁，是一个有魄力的、兴致勃勃的、坚韧的年轻妇女，她肤色黝黑，睫毛浓密，翘鼻子，有一双非常明亮的黑眼睛，与丈夫洛朗住在圣日耳曼大道附近，她也在那里工作。她身材高大，微胖，喜欢开玩笑。

达妮埃尔从阿雅克肖（Ajaccio）来到巴黎学习牙医课程，在多个学生团体都相当活跃。她没有孩子，是一名热情的共产党员。达妮埃尔去过莫斯科，回来后，她比以前更确信共产主义也许对贫穷的法国工人来说是条出路。夜晚和周末，她撰写充满激情的文章，号召年轻女性站出来，加入白天热火朝天的政治大辩论。她不愿意在任何不相信男女拥有绝对平等的权利的人身上浪费时间。正如塞西尔日后所说的，她是最正直、最诚实的人。

法国女青年联盟完美地反映了人民阵线所推崇的健康向上的户外倾向。一有时间，达妮埃尔便在咖啡馆见她的朋友马伊·波利策，两位年轻女性会谈论这么多法国工人阶级家庭过着如此悲惨的、贫困的生活，这让她们感到震惊。有时，玛丽-克洛德（Marie-Claude）也会加入她们，她是一个外貌俊俏、意志坚定的女孩，曾嫁给《人道报》的编辑保罗·瓦扬-库蒂里耶（Paul Vaillant-Couturier）。玛丽-克洛德的父亲是知名的报纸编辑、出版人，她的母亲主要撰写有关时尚和厨艺的文章。玛丽自己也是一名文字和摄影记者，曾于1930年代在《Vu》杂志[5]发表了一系列由她拍摄的达豪（Dachau）的照片，那是由希特勒建造的第一座集中营，距慕尼黑不远。保罗比她年长不少，为了她和前妻离了婚。他在1937年去世。

玛丽-克洛德·瓦扬-库蒂里耶

法国女青年联盟的办公室位于国立巴黎歌剧团（Paris Opéra）附近。在那里，达妮埃尔创办了一份时事通讯，呼吁女性为西班牙战争中的儿童捐衣服和牛奶，一群想法相似的年轻女性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有几人在晚上学俄语。尽管从事的活动相当严肃，不过，她们并非不爱玩乐，达妮埃尔很容易让人开怀大笑。她们策划的筹款舞蹈演出相当受欢迎。战争爆发时，法国女青年联盟已经拥有约两万名成员。

图7 法国女青年联盟

在九个月的“静坐战”期间，达妮埃尔和同事们在街头奔走，用学生包书皮的蓝纸遮住手电筒的光，在墙上书写关于自由言论和工人权利的口号。灯火管制（blackout）为她们的秘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为法国女青年联盟编辑的杂志出版后，她会拿给学生和学童，让他们分发出去。达妮埃尔是天生的组织者。

德国人的到来只会促使她付出更多的努力。一想到祖国被占领了，她便涌起一股厌恶之情。她只花了数小时，就谨慎地处理了办公室中涉嫌犯罪的所有文件。在1940年漫长而炎热的夏天，达妮埃尔和法国女青年联盟的其他成员在巴黎附近的森林骑车，打完草地排球后，她们会坐下来讨论能做些什么让德国人的日子不好过。有些和她们一起出游的年轻男性留了胡子，以便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女孩们则戴上了深色太阳眼镜。一位朋友称，看见当地游泳池附近被贴了“黑人、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的海报，大家都气愤极了。

秋天，当中学和大学重新开学后，法国女青年联盟成员开始自愿地分发地下报纸《人道报》。当父母发现女儿们的卧室里藏着成捆的报纸时，他们会气急败坏。当时在巴黎歌剧团办公室帮忙的14岁女孩马鲁西亚·奈琴科（Maroussia Naitchenko）在日后写道，这些年轻人有时似乎“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贝当认为女性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低人一等的观点，令达妮埃尔新招募的成员极其愤怒。很快，数百名新成员自发地游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她们的帆布背包中塞满了传单。至少有一段时间，她们很少被人拦下，盖世太保和法国警察都不相信如此生机勃勃、健康向上的女孩会和抵抗运动扯上任何关系。正如达妮埃尔所说，稍稍与德国人调情一番，便会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她尤其擅长鼓舞他人，让他们觉得自己确实别无选择，因而必须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当配给制度影响到了家庭生计时，年纪稍大的女性也站出来了，她们建立了新组织法国妇女联盟（L’Union des Femmes Françaises）。眼看着食品商店外的队伍越排越长，达妮埃尔想到可以利用女性的不满情绪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她聪明地利用女人会同情饿肚子的孩子的心理，成功说服一些人为自己的秘密报纸——《女性之声》（La Voix des Femmes）——以及其他尚未被德国禁止的女性杂志撰写文章。

从没参加过任何家庭之外的活动的妇女们迅速交出了文章，表达了对食物短缺和德国人强行征用物资的愤怒。她们的句子简短、清晰、慷慨激昂。在维希政府宣扬虔诚、谦虚和克制之际，达妮埃尔则号召行动主义和反叛。德国人成了“死德国佬、野蛮的纳粹”（les bochesand les brutes nazies）。她们提到了圣女贞德与“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6]，以及1789年冲入巴士底狱的女性。由达妮埃尔的本地委员会所组织的前几次街头示威——女性们占领了只向德国人提供优质产品的食品商店——进行得相当平和，但女人们正变得越来越愤怒、激进。

1930年代的学生抗议，左数第四是达妮埃尔

从一开始，法国女青年联盟就对秘密出版非常感兴趣。那些身为秘书、办公室职员的成员，已经知道如何操作模板和复印机了。她们有些人工作的办公室是偷拿日益稀缺的纸张和油墨的完美场所。达妮埃尔的一些同事是记者，他们很乐意帮忙制作印有口号的传单和海报。在索邦大学图书馆的地下，狭窄的地窖和过道被用作大学的储藏室。在这里，在箱子和图书的包围之中，年轻的大学教师们印刷新闻通讯，将潮湿的纸张铺在架子上晾干，再塞进学生的购物袋和背包中，让学生将它们带出去。办公楼和公寓楼的看门人看惯了“邮递员”每天进进出出，后来也开始帮忙。一条条长队也是传达指令和消息的绝佳场所。婴儿手推车十分适合于藏匿报纸，日后将用于藏匿武器。

与此同时，为了打扮得更时髦，达妮埃尔正在努力减肥。她笑着告诉朋友们，德国人不太会拦下长得漂亮的、经过精心打扮的女性。她的丈夫洛朗是德国人的战俘，为了隐藏自己的踪迹，她在城里居无定所，且从不在同一住处连续过夜。马伊·波利策和玛丽-克洛德·瓦扬-库蒂里耶天生就颇为优雅，三人在圣日耳曼大道上时髦的咖啡馆讨论战略、传递消息之时，看起来不过是兴致勃勃的女性友人，在享受着彼此的陪伴。达妮埃尔一边在老佛爷百货喝茶，一边招募年轻女性来参与运作巴黎其他地区的法国女青年联盟。如今，她与贝蒂、塞西尔紧密合作。她通过贝蒂与法国共产党保持沟通，而塞西尔则是做事非常有效率的情报员。到1940年底，法国女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30名女性中有25名是抵抗运动的活跃成员。

不出所料，巴黎周边的“红带”——那里住着许多工人——是招募新成员的绝佳地区。在巴黎北边郊区的伊夫里（Ivry），达妮埃尔找到了马德莱娜·杜瓦雷（Madeleine Doiret），朋友们都叫她马多（Mado）。她的父亲曾是马夫，如今经营一家小型的石灰和水泥工厂。马多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大，她没有参加过高中会考，而是学习了速记和打字。然而，战争爆发后，由于太多男教师经动员后参战了，她成了约纳省（Yonne）的一名临时教师。和塞西尔、贝蒂一样，马多也因为西班牙内战而对政治产生了兴趣。1940年5月，她曾随大逃难的队伍离开巴黎去往南部，后来又回到了伊夫里，为法国共产党青年翼做事。

他们非常欣赏马多的秘书技能，因此让她在模板上打字，夜晚再由她父亲用藏在家里地窖中的电动复印机印刷。她和她父亲都为他们的机器而感到非常自豪，这在当时的巴黎还相当少见。夜里，她的兄弟罗歇（Roger）会协助她把所有东西装进背包，马多则负责把传单放在伊夫里的不同分发点，再由其他年轻的抵抗者取走，分发给更多人。

1941年初，达妮埃尔让马多转入地下，做全职工作。因此，她离开了父母在伊夫里的家，搬进了巴黎第15区一间狭小的公寓。她使用假名，通过撰写文章号召工人行动起来，抵抗维希政府和占领者，文章融被盖世太保处决的人写的遗书于一体。马多年仅20岁。为抵抗运动做事，意味着她要和家人、朋友断绝一切往来。有时一整天都不会和任何人说话，夜里独自一人的马多，会躺在床上，因为寂寞而流泪。

显然，不止马多一人相信为反对维希政府和反对德国人而牺牲是值得的，虽然战争进行到此时，还很难看清楚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她也不是唯一做出了牺牲的人。1940年冬天过去了，数名全职投身于抵抗运动的女性决定，为了安全起见，应该把她们的孩子送去自己父母家或寄养家庭，这样一来，她们在行动时会更自由。马伊和乔治·波利策经常为他们的隐秘生活担惊受怕，他们已经把儿子米歇尔送去离巴黎很远的祖父母家中了。

马多的好友若尔热特·罗斯坦（Georgette Rostaing）住在离伊夫里不远的地方。战前，若尔热特曾为交通警察工作，如今，她开始帮助18岁的兄弟皮埃尔（Pierre），为法国共产党青年翼以及法国女青年联盟招募成员。[7]若尔热特同样因为西班牙内战而加入抵抗网络，她也认识达妮埃尔和玛丽-克洛德，还会在法国女青年联盟帮忙。她是单身母亲，这样的年轻女性在贝当治下的法国生活得并不容易。

一天，已经在当局年轻共产党员通缉名单上的皮埃尔被捕了。若尔热特没有丝毫犹豫。她把小女儿——刚满九岁的皮埃雷特（Pierrette）——托付给了母亲，接替她的兄弟成为联络员，并承担起了分发秘密材料的工作，日后则分发炸弹和雷管。她是一个阳光、善良的年轻妇女，和达妮埃尔一样有点胖，深色头发非常浓密，留了刘海。很快，她就会踩着高跟鞋在伊夫里各地奔走。

热爱歌唱的若尔热特·罗斯坦

若尔热特的女儿皮埃雷特

皮埃雷特还在幼年时，便曾被母亲带去参加法国女青年联盟的会议，听达妮埃尔和她的朋友们制订对抗德国人的计划。抵抗运动的成员来家里时，她也会留在房间，不会回避。其中一名成员教会了她读时间。正如若尔热特所说的：“我们都在一起，就像一家人。”皮埃雷特本能地明白：她所看到的、听到的东西不能告诉别人。她的舅舅皮埃尔从监狱给她写信，纸上画满了小鸟。回到家后，他告诉她，他想成为一名玻璃艺术家。若尔热特热爱唱歌。一天，她带皮埃雷特去听艾迪特·皮雅芙（Edith Piaf）的演唱会，那些歌曲她全都能背，而且经常会用她欢快的嗓音高声唱出来。生活在充满秘密的世界，高昂的情绪会让小女孩感到欢欣鼓舞。

另一个下决心把小孩送给别人照顾，以便全心全意投身于抵抗运动的家庭是塞尔（Serre）姐妹家。[8]吕西安娜（Lucienne）最年长，即别人口中的卢卢（Lulu），出生于1917年；让娜，别人口中的卡门（Carmen），则出生于1919年，之后还有路易（Louis）和克里斯蒂亚娜（Christiane）。他们的母亲是个让人敬畏的阿尔及利亚女人，她离开了他们的加泰罗尼亚人父亲，带着四个孩子从马赛的码头搬到巴黎，靠在一家音乐厅做清洁工维持生计。她不识字，7岁就辍学了，开始在田里干活，但她可以流利地讲五种语言，是一位充满魅力又有奉献精神的母亲。她也喜欢音乐和唱歌。夜晚，于歇特路（rue de la Huchette）上的小公寓会传来焦阿基诺·罗西尼（Gioacchino Rossini）的咏叹调和弗拉明戈舞曲。塞尔女士会给孩子们蒸粗麦粉（couscous）和做浮岛甜点（îles flottantes），把蛋清打成沫，再撒上糖。

卢卢找到了一份担任秘书的工作；卡门和路易在一家金属加工厂做工。克里斯蒂亚娜最年幼，只有11岁，还在学校念书，他们的母亲非常固执，要求她门门功课都取得好成绩，这样才会奖励她有关历史和政治的书籍。虽然她看不懂，却十分渴望理解书中在讲什么。放学后，母亲会让小女孩朗读书本，随后向她解释它们的含义。

来到巴黎后，塞尔女士曾借住在西班牙国际纵队前战士的家中，所以，卢卢和卡门加入法国女青年联盟而路易加入法国共产党青年翼，是件自然又顺理成章的事。实际上，他们无法想象做其他任何事。正如塞尔女士所见，抵抗运动是“我们的事”，你选择加入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做些什么。

达妮埃尔·卡萨诺瓦

卢卢嫁给了年轻的共产党员乔治·泰弗南（Georges Thévenin），如今他成了一名战俘。他们刚生下孩子保罗，但由于食物和牛奶稀缺，婴儿的发育情况很糟糕，她把儿子送去了郊外的一个寄养家庭，这使得她在晚上有更多时间为达妮埃尔做事。卡门成了维瓦·南尼的印刷厂的联络员。如果眼看着警察就快来了，她会把报纸、油墨和纸张塞进婴儿手推车，接着会奔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以寻找更安全的藏匿地点。塞尔女士被捕后，警察在她家搜出了数箱秘密报纸，之后，她被盖世太保送往谢尔什-米迪监狱（Cherche-Midi），而卢卢和卡门只是默默地接下了母亲在抵抗组织中的工作，继续奔走。

最终，盖世太保没能找到足够的证据，因此释放了塞尔女士。获释后，她决定带两个较小的孩子回马赛。她给了一位向导（passeur）1公斤干香蕉和30法郎，请求他带他们穿越分界线。在马赛，如今的她因为青光眼几乎失明了。她在杂货店找到了一份工作，会利用店主的马和板车把秘密报纸《人道报》分发到码头工人手中。对塞尔一家而言，抵抗与其说是一种行动，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在政治信仰和责任的感召下，四个孩子都十分钦佩、热爱他们不屈不挠的母亲，就像皮埃雷特·罗斯坦那样。

从1940年整个严冬到1941年初春，越来越多不同年龄层的女性投身于抵抗运动。由于之前大量男性被捕了，她们的队伍不停地壮大，不仅承担起前者的工作，而且干得相当得心应手。那时，她们的行动目的仍不明确，同时还不断地受到德国人的骚扰，她们至少希望让对方随时保持警戒。她们还试图向维希政府传达讯息：法德合作让人厌恶，正直的人们绝对无法接受；一旦法国恢复理智，赢得胜利，他们终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些女学童、准妈妈、祖母、全职太太和职业女性之所以加入抵抗运动，或因为她们的父亲、兄弟早就是其中的成员；或因为她们曾听祖父谈起过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9]、凡尔登战役；或因为她们曾眼看着西班牙难民的孩子在比利牛斯山附近挣扎生存；或因为——正如塞西尔所言——她们不愿看见自己的孩子在纳粹统治的世界里长大；或因为非常简单的理由，也就是她们是反叛者（frondeuses）——反抗权威和教条主义，是法国启蒙运动（French Enlightenment）的真正女儿。正如塞尔家的女性所见，她们真的别无选择。

当她们携带消息和传单奔走在各自的乡村、城镇时，她们感到一种古怪的安全感，因为人们仍不相信女性会积极参与抵抗运动。他们还不知道的是，这将变得多么致命。

1941年春末，在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各地出现了零星的破坏行动，海报战仍在继续，越来越多的“德意志帝国的敌人”被逮捕、拘留。数份秘密印刷的报纸被曝光，他们的运营者受到了审判，被投入监狱。5月，数百名法国警察被派往巴黎的犹太人聚居区，“邀请”那里的居民接受“身份检查”。法国的法律竟然无法保护他们，不由得令人困惑不解。3710名在外国出生的犹太人相继被关押。首都的墙壁上出现了海报，声称只要能提供逮捕激进派共产党员的情报，就可以得到1000法郎的回报。到了6月，法国各地的监狱、拘留营中关押了2325名共产党员。在圣女贞德纪念日（fête de Jeanne d’Arc）当天，数千名学生聚在一起高唱爱国歌曲，并高呼：“圣女贞德，请把我们从野蛮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吧！”

事实很清楚，不仅共产党员在支持抵抗运动，天主教徒、犹太人和戴高乐主义者也都参与了法国各地的反抗行动。因此，在5月初，相关人士决定重新协调他们的力量。15日，他们向所有抵抗运动成员发布了一份联合公报，涉及占领区和自由区。所有法国男性和女性，无论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只要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并决心以法国人的方式行动”，都欢迎在法国独立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France）的名义下联合起来。该想法试图在法国各地的工厂、煤矿、乡村建立起小型国民阵线。“在失败中生存，便意味着每天都在死去。”一份小册子引用了拿破仑的说法。尽管如此，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和德国占领军仍认为，不必对法国的情况感到恐慌，因为共产党——当时抵抗运动中实力最强大的组织——仍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大部分公众视为边缘群体。

之后，在1941年6月22日的清晨，一切都变了。

天刚破晓，200万德国士兵、3200架飞机、1万辆坦克在绵延300公里的前线入侵了苏联。[10]一夜之间，在全世界反希特勒的浪潮中，共产党不再被诟病为与敌人勾结。斯大林重新定义了战争，他从拥护帝国主义的一员转变为“伟大的反法西斯人士，要打响一场卫国战争”。苏联——以及共产党——如今成了盟友。在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中，各国共产党接收到的信息非常明确：必须抵抗德国入侵者，必须在敌人的阵线后方建立起爱国团体、展开破坏行动、摧毁铁路和电话线路。这样，德国占领者才会感到“恐惧”。抵抗运动将进入一个更为险恶的阶段。

深陷困境的法国共产党得知了入侵的消息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历时数月的模棱两可的、大惑不解的情绪一扫而空。马伊、她的丈夫乔治、她的好友德库尔、埃莱娜、雅克·所罗门、达妮埃尔、塞西尔和贝蒂面临的处境更为严酷。秘密报纸《人道报》呼吁要发动武装斗争。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谈论需要组建一个特殊组织（Organisation Spéciale），由一群武装人员来保护激进人士，同时惩罚叛国者和告密者，以及收集武器、策划破坏行动。据抵抗者所言，这些人将成为这场运动的突击队。但是，人们对开展武装袭击、暗杀德国士兵这种行为存在极大的担忧，尤其是大部分采取“消极观望”态度的法国平民，非常担心这会助长德国人的进一步镇压和报复。更重要的是，他们能搞到的枪都是“古董”，性能相当不可靠。

如今，在苏联遭到入侵之后，圣日耳曼大街上的丁香园咖啡馆（Closerie des Lilas）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者有达妮埃尔·卡萨诺瓦，还有一个名叫阿尔贝·乌祖利亚斯（Albert Ouzoulias）的年轻男性，他不久前刚逃出奥地利的战俘营。[11]两人分别时，乌祖利亚斯——他在地下组织中被称为祖祖（Zouzou）——同意组建后来以“青年武装翼”（les Battalions de la Jeunesse）而为人所知的组织。协助他的是曾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22岁的乔治·皮埃尔（Georges Pierre），他的化名（nom de guerre）为法比安（Fabien）或弗勒多（Fredo），是唯一一个有些战斗经验的人。两个年轻男性也是形影不离的好友，他们着手招募其他成员。不久后，他们便组建了一支56人的队伍。许多成员刚过20岁。他们都视31岁的达妮埃尔为他们的大姐。

率先加入的有18岁的乔治·通德利尔（Georges Tondelier），他曾负责第19区的法国共产党青年翼；波兰人伊西多尔·格鲁嫩伯格（Isidore Grünenberger），以及他在学校的朋友、年轻的鞋匠安德烈·比韦（André Biver）。[12]比韦有个女朋友，名叫西蒙娜·尚帕克斯（Simone Sampaix），16岁，个性坦率，笑容甜美，脸颊粉嫩。她的父亲吕西安（Lucien）原来是《人道报》的执行编辑，相貌出众，有着一头浓密的灰发，剪得非常短。他在战前写过一系列文章，揭露反犹恐怖组织“斗篷”（Cagoule）[13]与法国企业家、德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共产党内部深受人们的爱戴。他曾因此接受审判，最后无罪获释。尚帕克斯是波利策夫妇、家庭牙医达妮埃尔的朋友，曾在非常年轻时就参加过法比安婚礼的庆祝活动“vin d’honneur”[14]。吕西安的太太伊冯娜（Yvonne）在纺织厂工作，全家住在第19区的一栋小房子里，位于共产党工人阶级的心脏地带。

到1941年夏天，吕西安被关押在监狱，他在法国警方取缔地下媒体的一次行动中被捕。“想想我们的祖父辈曾攻占过巴士底狱吧，”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还有多少个巴士底狱在等着我们攻占！”西蒙娜去监狱探望父亲，告诉他自己加入了青年武装翼，已经开始用学校的课本做掩护，为他们传递资料。她纯真、孩子气的长相很难让人产生怀疑。吕西安告诉她，自己多么为她感到自豪，不过他同时提醒她要小心。警察的手段愈发多样，告密者的人数正不断增加。妇女和女孩不会长久地处于安全状态。直到这时，伊冯娜才知道女儿所参与的活动，她既为女儿感到骄傲，但也非常为她担心，她把皮埃尔（Pierre）和雅克（Jacques）这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去了乡下朋友家。在武装翼年轻的新成员中，有些人不过十六七岁，他们大多身无分文，饥肠辘辘，没钱坐地铁，也没地方过夜。[15]他们的鞋子是破的。伊冯娜经常在她看起来更像农舍而非城市房屋的第19区的家中做饭给他们吃。

德国人禁止5人以上的聚会，但乌祖利亚斯和法比安假装参加一次经维希政府批准的野营活动，组织了20名新成员前往塞纳-瓦兹省拉尔迪（Lardy）的森林。他们从巴黎的奥斯特立茨车站出发，带着背包，穿着短裤。最年轻的是安德烈·基尔申（André Kirschen），刚年满15岁。在森林中，他们搭起帐篷，在篝火上煮吃的，讨论战术。男孩们学习如何使用左轮手枪、扔手榴弹、用空罐子制作炸弹，他们在罐子里塞满了炸药、钉子和一些金属导线；女孩们则做饭，在河中洗盘子。正如马鲁西亚·奈琴科所观察到的，年轻的抵抗者中涌动着一股强烈的蛮勇和大胆。

战前西蒙娜·尚帕克斯和她的弟弟一起野营

西蒙娜和其他几个女孩得知，作为女性，她们将扮演“后勤”角色。夜晚，他们辩论冷血射杀一个人时是什么感受。西蒙娜非常怀疑自己是否有勇气这么做，当得知自己不必使用手枪时，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法比安讲述了一战时期一位英雄的故事，他是个年迈的农夫，仅凭一把长柄草耙就攻击了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和塞尔姐妹卡门和卢卢一样，西蒙娜在日后回忆起自己所做的事情时，并不认为这有多英勇。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其他人为什么没做同样的事。她有两个被送到了乡下农家的年幼弟弟，他们非常羡慕姐姐的好运气。

然而，西蒙娜父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抵抗者和德国人之间的对峙日益激烈。首批加入武装翼的年轻人中有数名犹太人，他们来自庞大的俄罗斯、波兰和亚美尼亚移民群体，于1920年代及1930年代来到法国。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即“移民力量”（Main-d’Oeuvre Immigrée）[16]。许多人在家中讲意第绪语。[17]8月初，均不满20岁的三个朋友——萨米埃尔·蒂什尔曼（Samuel Tyszelman）、夏尔·沃尔马克（Charles Wolmark）和埃利·瓦拉赫（Elie Walach）——突袭了塞纳-瓦兹省的一座采石场，偷走了25公斤炸药。8月13日，蒂什尔曼和另一个朋友亨利·戈特罗（Henri Gautherot）领导了一场反对德国禁令的示威抗议活动。数千人参加了集会，高呼“法国万岁（‘Vive la France）！”“打倒占领者（à bas l’Occupant）！”德国士兵开枪了。蒂什尔曼腿部中枪，他和戈特罗都被捕了。

西蒙娜和她的年轻朋友们对事态的突然暴力化感到震惊，尤其在得知蒂什尔曼和戈特罗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之后，他们更加忧心忡忡了。19日，各地均出现了海报，使用的是惯常的红色、黑色粗体字，宣布行刑队在当天清晨处死了两个年轻人。仿佛为了传达维希政府对法国外来犹太人的态度，几乎在同一时间，当局在第11区展开围捕，拘留了4232人。除他们之外，法国的拘留营中已经关押了超过3万名犹太人。

两天后，即8月21日清晨，安德烈·比韦让西蒙娜陪他去格兰大道站（grands boulevards）。他没有解释原因。他们刚抵达巴贝斯站（Barbès），就听到一阵叫喊声，法比安和武装翼的数名成员飞速跑上地铁站的台阶，冲入人群之中。经过他们身边时，法比安喊道：“我们已经为蒂蒂和亨利报仇了！”一直让西蒙娜感到害怕的杀戮开始了。

他们精心策划了这次袭击。[18]法比安挑选了4号线上的巴贝斯站，因为它的站台是曲折的，控制人员无法观察到整辆列车的情况，而列车的一等车厢——德国人通常坐在那里——在列车停下时正好位于台阶附近，因此可以从那里直接跑到罗什舒亚特大街（Boulevard Rochechouart）。经过侦察，法比安发现，几个德国官员每天会在早晨8点至8点30分之间搭乘4号线。

那天早晨，约有30人在等车。其中之一是新上任不久的纳粹海军军官阿尔方斯·莫泽（Alfons Moser），当天，他要去蒙鲁日（Montrouge）的一个车站。他刚上车，法比安就朝他背后开了两枪。莫泽当场身亡。伊西多尔·格鲁嫩伯格当时正在街上放哨，他感谢西蒙娜带来了武器，使袭击得以顺利进行。小打小闹正式宣告结束了，一切都变得真实又可怕。

德国人的反应非常迅速。[19]希特勒得知莫泽的死讯后，下令立刻处决100名人质。当局宣布，所有被捕的法国人，无论是在法国警方还是德国人手中，从此之后都将被视为人质，只要德国人被袭击，他们就会被处死。可是，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尚未做好放弃与维希政府愉快合作的准备，因此，他通过联络官卡尔·伯梅尔伯格少校（Major Boemelberg）告诉贝当，纳粹海军只要求交出10名人质。与此同时，新当选的内政部部长皮埃尔·皮舍（Pierre Pucheu）下令仔细搜索巴黎的大街小巷，寻找暗杀者。夜晚9点开始实施宵禁，餐厅、剧院必须在8点关门。3小时内，当局检查了3000人的身份证件，但没有找到任何武装翼的成员。

当局已经在计划成立一个特殊的法国法庭，来审判抵抗者，相关人员都对宣判死刑心照不宣。8月27日，仓促召集的新法庭宣布对3名共产党员判处死刑，第4名被告——西蒙娜的父亲吕西安——在发表了一场雄辩的、慷慨激昂的讲话后，被改判为终身苦役。他被铐上了手铐和脚链送往卡昂监狱（Caen）。

如今，维希政府主动提议在公开场合用断头台处决死刑犯。而德国军方则担心法国民众会产生逆反心理，因此尽管同意使用断头台，不过仍坚持在私下场合行刑。8月28日，三名共产党员被送上了行刑台。之后的数天内，德国又枪毙了五名共产党员——他们都参加了蒂什尔曼组织的示威抗议活动——以及三名戴高乐主义者。现在，是法国法官在判处法国人死刑，他们完全没有被惩罚的罪行，仅仅因为他们被认为在理念上接近那些可能犯了罪但尚未被证明有罪的人。

在拉尔迪的森林中，在山毛榉与橡树之间，与其他青少年一同接受训练的西蒙娜完全有理由质疑武装袭击德国士兵将造成的后果。巴贝斯车站的袭击事件——首次公开暗杀一名德国军官——成了一个转折点。乌祖利亚斯在日后表示，这次行动是武装翼作出的最重大贡献，它促成了抵抗运动的升级、加速。然而，由于抵抗者选择了杀人，因此惩罚将变得更为致命。

用不了太久，抵抗运动的所有成员——甚至包括目前身处暗处的、相对安全的妇女和女孩——都不再安全。贝蒂、达妮埃尔、塞西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她们才刚开始会面、建立联系，如今却终日生活在惴惴不安之中。从现在起，袭击、报复、更多袭击、更多死刑，将没完没了地循环往复，它将演化为占领者与人数不停增长的、反抗德国暴行的被占领者之间的全面战争，人们也将慢慢变得更加同情抵抗运动。正如贝当所说的：“从法国各地，我感到一阵阵令人不安的风开始吹起来了。”[20]

[1] 虽然女性还无法投票，但投票权在保守的法国仍被视为具有极大的威胁。——作者注

[2] Archives Nationales AJ72/257 Reports of Prefects in Occupied France；Nina Kunz，‘Les Françaises dans la résistance’，Mainz，2003.

[3] Margaret Collins-Weitz，Sisters in the Resistance（New York，1995），p.56.

[4] 参见Veillon，Fashion。

[5] 法国的画报，每周出版一次，由吕西安·沃热尔（Lucien Vogel）创办、编辑，于1928年3月21日至1940年3月29日之间出刊。——译者注

[6] 原名伊西多拉·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戈麦斯（Isidora Dolores Ibárruri Gómez），西班牙女性国际主义运动活动家。——译者注

[7] Pierrette Rostaing.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8] Paul Thévenin and Christiane Fillatre.Conversations with author.

[9] 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下叛国罪，遭革职并处以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真相大白，可法国政府仍然不愿承认错误。直到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改判为无罪。——译者注

[10] 参见Courtois and Lazar，Histoire，p.119。

[11] 参见Jean-Marie Berlière and Franck Liaigre，Le Sang des communi stes（Paris，2004）。

[12] Frédéric Blanc.Conversation with author.Also the unpublished memoir by Simone Sampaix.

[13] 全名为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Comité secret d’action révolutionnaire），法国亲纳粹与反共恐怖组织，主要活跃于1935年至1941年间。——译者注

[14] 字面意思为“庆祝酒会”，通常在婚礼之后举行。——译者注

[15] 参见MaroussiaNaitchenko，Une Fille en guerre（Paris，2003）。

[16] 法国工会组织，成员主要来自1920年代的劳工总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nitaire，简称CGTU），都是移民工人。——译者注

[17] 参见Albert Ouzoulias，Les Bataillons de la Jeunesse（Paris，1972）；Marie Granet，Les Jeunes dans la résistance（Paris，1985）。

[18] 参见Hervé Villeré，L’Affaire de la Section Spéciale（Paris，1973）。

[19] 参见Louis Oury，Rue du Roi-Albert-Les Otages de Nantes，Chateaubriand et Bordeaux（Paulin，1997）。

[20] Bourderon and Avakoumovitch，Archives，p.154.

第四章 追捕抵抗者

直到1941年夏天，驻扎在法国的德国士兵仍感到相对安全。在他们如此轻易地就攻占的这个国家，它的人民似乎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容忍他们的存在。他们甚至享受起占领带来的好处，尽管走在街上时，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会选择挪开他们的视线。但现在，在巴贝斯车站袭击事件之后，士兵不再在天黑后独自上街，且绝不让他们的汽车无人看管。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继续一边坚持对所有抵抗行为的镇压，主要交给高度配合的法国警方处理，一边向法国被占领的各地区德国军事指挥官发出一份秘密公报。

他表示，与共产党员的战斗到了非常关键的阶段，德国人的职责便是确保法国会用最严苛的手段对付他们。“审判要迅速、严厉、坚定。”他向纳粹国防军的军事法庭做出指示。9月13日，夏洛特·德尔博和乔治·迪达什的建筑家老朋友安德烈·沃格（André Woog），以及另外两名“激进的共产党员”，在拉桑特监狱（La Santé Prison）的院子里被送上了断头台。沃格因为散发反德传单而被捕。到那时，已经有33名共产党员和“德意志帝国的敌人”被处死了，其中最年轻的男孩仅19岁，最年长的超过70岁。

在柏林，希特勒继续催促发起更频繁、更残酷的报复，不仅针对法国，还包括所有被占领的欧洲城市，尤其要针对共产党员，让他们继续受到广泛的谴责，继续被人们视为不断发起武装袭击的元凶。尽管德国拥有850万军人，但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士兵来控制法国、荷兰、比利时、丹麦和巴尔干地区。西部沙漠地区和东部前线还在爆发激烈的战斗。抵抗运动不该分散德国士兵的精力，他们本该投身热战之中。9月28日，在公然违反1934年《东京公约》（Tokyo Convention）第三章第19款——其中明确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人质施行肉体惩罚或判处死刑——的情况下，当局向法国人民颁布了一部《人质法规》（Code of Hostage）。它违反了公约中的上述两项内容。

无论是被德国人还是法国人拘捕，法国的“拘留人员”，只要涉及共产党员或无政府主义行为——间谍、叛国、蓄意破坏、武装袭击、协助外国敌人、非法拥有武器——都将被立即视为德国士兵袭击事件中的人质。根据每项罪行，相应数量的人质将会被处死。只要1个德国人被杀害，将会有50至100个法国人被处死。由于这些人基本没有经过法庭的审判，外界无法得知他们是否真的有罪。各地区的军事指挥官接到命令，要他们随时更新人质名单。一旦发现人数不足，他们就会搜查大学教师和学生，还有戴高乐主义者，如今，后者也被视为威胁到了德国占领者的安全。著名人士（Notables）经常被认为是人质的合适人选——他们因为“反德”而被除掉，主要是共产党员——他们始终是维希政府最痛恨的人；还有“知识分子”，他们经常通过写作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一般而言”，会对一个大家庭的父亲网开一面。

在早期的抵抗运动中，有些成员的内心会因为德国人对他们袭击的反应而饱受折磨，担心诉诸武力和暗杀会使他们疏远法国公众。但达妮埃尔、塞西尔和马伊却坚定地支持发动一场“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国家战争”，还积极为其辩护，包括它意味的所有武装暴力。巴黎墙上的海报出现了这样的说法：“每枪毙一位爱国者，就将有十个德国人被杀。”乌祖利亚斯辩护道，如果放弃巴贝斯车站的武装袭击策略，便意味着“投降和蒙羞”，这只会导致更可怕的镇压。西蒙娜·尚帕克斯和武装翼的年轻男孩和女孩留在家中，等待进一步的指示。西蒙娜仍然对冷血地杀人感到反感，但她现在完全无意于放弃战斗。

在那一年的早些时候，即国民抵抗阵线成立之初，相关人士就很清楚，某种形式的武装翼将会组建。巴贝斯站袭击事件前后，移民力量、法国共产党的特别行动队（Opérations Spéciales）和青年武装翼，在《人道报》前编辑皮埃尔·维永（Pierre Villon）的领导下，被合并为“狙击手和游击队”组织（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简称FTP）。它有四个目标：袭击向东部前线运输人员和物资的铁路；惩罚叛国者和通敌者；破坏为德国运作的工厂；处决占领军队中的士兵——所有这些行动的象征意义都将远远超出它实际所造成的破坏。

阿蒂尔·达利代（Arthur Dallidet）沉默寡言，个性阴沉，他总在抽烟斗，是雷诺（Renault）汽车厂的前锅炉修理工。他对纪律非常较真，格外谨慎，对变节者和叛徒恨得咬牙切齿。他主要负责“狙击手和游击队”的安全事务。[1]图书管理员米歇尔·伯恩斯坦（Michel Bernstein）是个伪造文件的高手。年轻的药剂师、拥有双学位的弗朗斯·布洛克（France Bloch）则负责制作炸弹。她是犹太人，不久前失去了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的工作。弗朗斯是著名的批评家、历史学家让·里夏尔·布洛克的女儿，后者如今流亡莫斯科。她嫁给了车工弗勒东·塞拉齐（Frédo Sérazin），有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

1930年代中期以来，她在参加反法西斯集会时，和化工工程师玛丽-埃莉萨·诺德曼（Marie-Elisa Nordmann）成了亲密的朋友。诺德曼长着一张圆脸，体态丰满，举止文雅。她是一个有着大好前途的年轻研究者，曾在德国住过一年，对希特勒集会的场面大感震惊。她年纪轻轻就结婚了，有一个儿子，对他非常宠爱。可是，这段婚姻没能维持下去，玛丽-埃莉萨和孩子搬去与守寡的母亲同住了。夜晚，她和弗朗斯一起参加刚成立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戒委员会（Vigilance Committee of Intellectual Anti-fascists）的会议，玛丽-埃莉萨是该组织在巴黎第5区的出纳员。埃莱娜、雅克·所罗门及波利策夫妇都成了她的好朋友。如同弗朗斯一样，玛丽-埃莉萨也是犹太人。

1940年夏天，两个女人逃到南方后，带着她们的儿子同住在波尔多附近。如今，她们又一起制造炸弹、手榴弹。玛丽-埃莉萨从她的研究所偷来水银，其他人则从汽车工厂偷来金属管。她的实验室位于第19区的德比杜尔大街（Debidour）5号，弗朗斯也为抵抗运动保管所需的药品和疫苗。夜晚，玛丽-埃莉萨和她的母亲会收留抵抗者，因为那些人发现自己的家被监视了，无处可去。在不远处的拉维莱特大街（boulevard de la Villette）上，另一个年轻妇女和她的丈夫开了一家自行车店；夜晚，他们会保养左轮手枪，制造炸弹。

对达妮埃尔而言——她是新合并的抵抗组织的领袖之一，现在似乎是在法国被占领地区发起武装抗争的好时机，制伏越多的德国士兵，就越能减轻巴黎附近被镇压的负担。正如巴黎抵抗者所见，他们现在不停地改变住所、使用化名、远离家人，“无论白天黑夜”，都无法找到片刻安宁。[2]在鲁昂、南特和波尔多，人们正在策划同时发起三次袭击。组织者想派新加入“狙击手和游击队”的战士，因为他们是外人，袭击结束后就会消失，因此很难追踪他们的下落。他们会得到当地人的协助，后者比较熟悉德国占领者的行动方式。

在首个目标城市——鲁昂——找到潜在的战士不是一件难事。安德烈·皮肯和他在当地高中教书的妻子热尔梅娜（Germaine），就长期在鲁昂附近写作、印刷、分发秘密的反德时事通讯。安德烈是国民抵抗阵线的创始人之一。他四十岁出头，精力充沛，瘦高结实，相貌英俊，还是一个演讲高手，说服了原先不太情愿的妻子与他并肩作战。对安德烈而言，从来就没有过可以选择的时刻。热尔梅娜将自己的丈夫形容为：他必须战斗。德国人一来，他就开始走访各家工厂，传播抵抗理念，招募战士。“一场伟大的革命开始了，”他告诉大家，“我们，法国的工人，绝不会失败。”他宣称，法国不能，而且不允许被击败。热尔梅娜表示认同。自西班牙内战以来，她就感到不能对法西斯分子袖手旁观。她在无线电中听到了戴高乐的呼吁。她乐意骑车前往乡村各地，将挂包中装满的反德传单分发到各个村子。

安德烈·皮肯，教师，国民抵抗阵线创始人之一

热尔梅娜·皮肯，教师，热心抵抗事业

皮肯夫妇有两个年幼的女儿，是他们的掌上明珠。[3]这是一个非常亲密、快活的家庭。热尔梅娜说，她从小就是个快乐的女孩，她有三个姐妹，她们出生在一个热心于与人打交道的、充满爱的家庭。1940年夏天，安德烈被捕、被关进拘留营后，热尔梅娜接替了他的工作，即担任与巴黎“狙击手和游击队”联系的联络员。她还精通印刷，因为她的父亲擅长于滚筒雕花，用它制作鲁昂非常有名的印花布。她找到了一个帮手，16岁半的克洛迪娜·介朗（Claudine Guérin），她比自己的女儿大不了多少。克洛迪娜的母亲露西（Lucie）是一名教师，也是她的好友，由于分发传单而被判在雷恩的监狱做8年苦役，热尔梅娜十分想保护这个年轻的女孩。克洛迪娜很招人喜欢，她长得漂亮，健谈，相当开朗，从不抱怨，而且她总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热尔梅娜、克洛迪娜以及当时尚未被捕的安德烈，他们经常骑车去乡下找鸡和黄油，把它们带给城里的同志们。

然而，1940年初秋，热尔梅娜也被拘捕了。当局怀疑她在丈夫被捕之际，组织、运作了下塞纳省的抵抗运动。她的两个女儿也都躲了起来。克洛迪娜的母亲和热尔梅娜是监狱中为数不多的女性抵抗者，当时，法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仍笃信女性不关心政治、热爱家庭。热尔梅娜被关在鲁昂的监狱，克洛迪娜每天都骑车来探望她，两人透过一个窗口交换信息。10月，克洛迪娜被送到了巴黎的一家寄宿高中。在那里，她接替了热尔梅娜的联络员工作，将情报从首都送往鲁昂。她非常聪明，已经拿到了一张文凭。

离她们不远处，正在等待分配任务的是23岁的马德莱娜·迪苏布雷。[4]1941年初，马德莱娜加入抵抗运动并转入地下。她使用迪特尔特女士（Mme Duteurtre）的化名租了房子，尽管她有时也用泰蕾兹·帕基耶（Thérèse Pasquier）的名字。马德莱娜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她的哥哥、姐姐已经投身于抵抗运动；他们的父亲，一名农机工程师及社会主义者，把孩子们培养得在政治上非常活跃。身为一战老兵，他表示莱昂·布鲁姆和人民阵线给了他这辈子第一个带薪假期。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迪苏布雷一家收留了一些西班牙难民。

马德莱娜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体育教练，尽管她也在考虑改学数学。她那些热爱体育的朋友们经常讨论尝试横渡英格兰，从而加入自由法国。他们告诉彼此，他们将忠于真正的法国，即使这意味着死亡。死亡，他们认为，“不该把它看得太重”。眼看着鲁昂各地的墙上出现了德国人的海报，在他们的残酷和威胁之下，马德莱娜很清楚自己所冒的风险。这只让她觉得自己和朋友们更加团结一致了。正如她日后所说的，讨论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时，他们很害怕，“不止为我们自己，更是为彼此”。德国人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跳舞，但仍可以上舞蹈课。正是在舞蹈课上，男生们用植物油梳起大背头，女生们则绑上黑色和金色的时髦发带，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的计划。“你怎么能不抵抗呢？”马德莱娜日后说，“你无法在纳粹的统治下生存。你根本不可能接受它。”到1941年秋天，马德莱娜已经是鲁昂共产党秘书处的一名关键成员了。

鲁昂的袭击预定在10月19日实施，即制造马洛奈（Malaunay）车站附近一列火车出轨的事故。投身于抵抗运动的当地火车司机和铁路工人同意拆掉连接轨道的螺栓，但这会发出很大声响。马德莱娜拿一把手枪，负责侦察经常出没的德国巡逻队。在德国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成功断开了数条轨道，使得一列驶往东部前线的、载满了物资的火车脱轨。没有人员伤亡，但损失惨重。第二天，当地的法国警察局局长下令逮捕了150名疑似法国共产党员的人。马德莱娜设法逃过了追捕。

第二次袭击预定在20日实施，它更加大胆。两名年轻的抵抗者——吉尔贝·布吕斯特兰（Gilbert Brustlein）和吉斯科·斯帕提科（Guisco Spartico）——从巴黎来到南特。南特有大量驻军，他们看见两名德国军官穿过一座教堂前的广场。他们开始跟踪两人，接着，拔出手枪射击。斯帕提科的枪卡膛了，布吕斯特兰的枪则正常击发。陆军中校霍尔茨（Lieutenant-Colonel Holtz）“发出了猪一般的尖叫”，瘫倒在地。两名袭击者又一次成功脱身了。“在枪杀共产党员之前，他们还在等什么？”罗贝尔·布拉森在报纸《无所不在》上发问道。

第三次袭击——射杀波尔多的德国军事指挥部成员赖默斯（Reimers）——发生在10月21日晚。当时，德国人已经对霍尔茨遇袭做出了反应。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派一名军官去布列塔尼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一个拘留营，要求对方交出一份拘留者名单。城里出现了海报，宣布由于一名军官被“接受英国和莫斯科资金的懦弱罪犯”谋杀了，当局将立即处死50名人质；到23日午夜，如果无法逮捕到袭击事件的肇事者，将再处死50名人质。当局悬赏1500万法郎，鼓励人们提供关于肇事者的情报。波尔多的袭击和赖默斯的死亡发生后，还将枪毙另外100名人质。日后，据说内政部部长皮舍拿到了名单后，用“最危险的共产党员”交换了“40个法国好人”，后者都是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anciens combattant）。

22日午后，德国士兵驾驶卡车从夏多布里昂的拘留营带走了27名男性，将他们送往2公里外的一个采石场。他们之中包括一个名叫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s）的共产党副书记，还有多名杰出的工会领袖、一位医生和数名教师。最年轻的是一个名叫居伊·莫凯（Guy Môquet）的学生，他的父亲是共产党政治家。每个男人都拿到了一张纸、一个信封和一支铅笔，用来写他们的告别信。“我即将赴死！”居伊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恳求她像与他一同赴死的人那样勇敢，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卡车驶出营地大门时，围观者脱下了帽子。男人们唱着《马赛曲》。他们在被分成三批带往刑场前，也不停地唱着这首歌。没人要求戴眼罩。“那天的胜利者，”一个在场的德国人表示，“不是我们，而是那些死去的人。”

夏多布里昂不是唯一遭大规模报复的拘留营，实际上，在之后的数天里，其他一些共产党党员教师、工会成员也跟随第一批人的脚步，被带往其他的行刑地。但夏多布里昂的名字不仅将进入法国人的意识，而且也进入了盟国的意识，成为德国残暴的象征。在处决发生后的那个星期天，镇上的居民不顾当局禁令，在采石场安放了花圈。尸体被小心地分散到九个不同的墓地，从而避免某处成为烈士的圣地。

罗斯福和丘吉尔均发表声明谴责杀戮，警告将在战争结束后严惩这一行为。然而，戴高乐却更加谨慎了。[5]他宣称，法国人杀死德国人是完全正确的、恰当的行为。但是，战争也需要策略，而负责制定策略的正是他本人和民族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6]。作为战士，“狙击手和游击队”应该听从命令，而他的命令是不要杀害德国人，因为这很容易让敌人屠杀“此刻尚未武装起来”的人们。肯定会有武装行动的，但现在为时尚早。达妮埃尔、塞西尔、马德莱娜、马伊和青年武装翼根本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不过，希特勒从柏林下令，从拘留营的人质名单中剔除戴高乐主义者。

对占领法国的德国人来说，南特和波尔多的暗杀行动标志着将进入更残酷的镇压阶段。[7]他们希望做出立即的、明确的报复，况且那些人本该受此报应。但至少在这一刻，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仍继续坚称，必须由法国自行执法，由纳粹国防军和盖世太保辅助。贝当曾想顶替其中的一名人质，后来被皮舍劝阻了。贝当称，维希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与德国的合作，虽然他个人为大规模处死所造成的“血流成河”而感到悲痛。“我用心碎的声音向大家呼吁，”他在无线电中告诉法国人，“不要再让更多伤害降临到法国了……我们签署了停战协议，同意放下我们的武器。我们没有权利再次拿起它们，将子弹射向德国人的后背。”[8]他没有就每死去1个德国人需要100个法国人付出生命代价一事作出评论。他安慰听众道，人质来自那些“确实犯了罪的人”。17岁的居伊·莫凯被刻意无视了。

然而，对于法国通敌者而言，按照德国人的要求做事变得更难了。为了完成监视翻倍、揪出罪犯、迅速逮捕所有共产党领袖的任务，他们需要新的编制力量。维希政府将从大量的专业警察中找到这批人，老警察（polices d’occasion）合适各种场合，要求他们把所有精力投到追捕（la chasse）抵抗者上。

没有人料到抵抗者竟如此顽强、英勇地发起反击。之后的数周、数月，更多的德国士兵、告密者被击毙了。他们炸毁铁路，向德国人的餐厅投手榴弹。车站、德国人所在的图书馆、食堂都发生了爆炸。在下塞纳省的工业区，即热尔梅娜·皮肯和克洛迪娜·介朗活跃的地方，接连发生了数起袭击：铁路被切断，汽油弹爆炸，火车头被戴高乐主义者、共产党员、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联手破坏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学生或铁路工人。一度，由于铁路上的袭击过于频繁，德国人在每列运输德国士兵的列车中强制安置了法国平民作为人质。缺少资金时，抵抗者洗劫了当地的市政厅，抢走了他们发现的所有现金。

身为联络员而在法国各地奔走的贝蒂听说她和她的同伴们被形容为“恐怖分子”时，认为这是对词语本义的曲解。恐怖分子指那些袭击无辜旁观者的人，而她和她的朋友们是正在同敌人作战的战士。他们感到非常自豪。

在占领初期，德国人对法国警察相当警惕，怀疑他们心底仍是狂热的共和国拥护者。实际上，少数人确实如此，而且很快辞职了。但在遍及巴黎和塞纳省（Seine）[9]各地的1.5万名警察中，大多数人选择了留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被更深地扯入通敌者的网络中，踏入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所谓的“灰色地带”——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某个地方。[10]正如许多法国人一样，他们相信德国肯定会赢得战争。最好的结果是他们将尽量缓和占领者的残暴，最坏的结果则是他们自己成为施虐者。

1940年夏天通过了一项法律：任何公务员如不合作，将被立即革职。许多法国警察多年来受到公众敌视共产党的情绪的感染，对公众与左翼“布鲁姆那帮人”的对抗仍记忆犹新，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恐惧，还受到对自身责任感呼吁的胁迫，他们选择了在战争中毫发无伤、毫不妥协地生存下去。到了1941年夏天，这么做对他们来说越来越难了。[11]

巴贝斯车站的暗杀以及鲁昂、南特和波尔多的袭击事件，只是加快了事态发展的进程。内政部部长皮舍决定尽一切可能防止镇压的权力完全落入德国人手上，因此出台了一项计划，它旨在重新组建、振作法国警力，同时要他们效忠于提出了国家革命（révolution national）观念[12]的维希政府，并全面打击抵抗运动。皮舍向施蒂尔普纳格尔保证，最精锐的力量将用来针对袭击事件的肇事者。警官将得到加薪、强化训练、发放新制服，但令他们失望的是，不会给他们配备新型枪支，因为德国人不愿意看到法国人提高武装水平。

法国当局成立了新部门，由自己的“专家”来追踪犹太人、共济会成员和外国人。此外，还成立了两个新分支，一个负责“共产党员”，一个负责“恐怖分子”。过去就设有特别旅（brigades spéciales），它隶属于信息部（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是法国警方的情报部门。他们的工作是监视可疑分子，但他们接下来的行动将变得更无情、更独立，也更讲究技巧。

1941年夏天，法国警察局的新局长下令抓捕德意志帝国的敌人，并任命资深法国警官吕西安·罗滕为信息部负责人。罗滕长得又高又瘦，穿三件式西服，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条大狗。他痛恨共产党员，认为他们都是苏联特工。上任不久后，罗滕就任命“自己人”费尔南·达维德（Fernand David）负责反共特别旅，不久之后，又任命自己的侄子勒内·埃诺克（René Hénoque）负责反恐特别旅。达维德三十岁出头，高傲，极富野心，他很快将以“爱国者的刽子手”而为人所知。两个旅都与德国人——尤其是盖世太保——合作密切。

招募新人根本不难。更优渥的报酬，更多自由，穿便服而非制服，承诺会迅速升职，强调抓捕“敌人”而非处死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因此，年轻人很少会拒绝。在法国的其他占领区，警察同样被权力、升职所诱惑，匆忙地自愿加入当地的特别旅。第一批人是从优秀的审讯员中挑选出来的，但新招募的成员忙着学习监视、情报传递、安全屋，以及如何侦查可疑行为，识别所有能透露出秘密生活的迹象。罗滕对他们很好，邀请他们参加招待会，从中挑出表现特别优秀的人士，消除少数人对监视同胞而感到不安的疑虑。很快，他们便被视为精英，获得了特权和丰厚的回报，得到了许多配给物资，偶尔还可以从德国的战俘营中救出某位亲戚。

罗滕很快就明白了，一切都靠监视。他的手下轮班工作，回到办公室后撰写详细的报告。他教他们发掘自己的记忆力，仔细研究监视对象的脸部、姿势、所穿的衣服，巨细无遗地写下他们的观察。有些人把数年来对付共产党的经验运用到工作中，有些人则精通破解密码。巴黎西岱岛（Ile de la Cité）警察局总部二楼的办公室正慢慢地汇集起索引卡片，内容包括姓名、地址、联络人、活动情况、化名、易辨认特征，大多由告密者、心怀不满的邻居、嫉妒的友人以及过分热心的老板们提供。有些散布谣言的人会附上照片。每条线索都有专人跟进，可疑共产党员的每份档案都会受到仔细检查。敲诈、贿赂、承诺，都能换来情报。

1941年的整个秋天，当局将人手安排到巴黎各战略要地，包括大桥、地铁站、火车站，他们利用老人、女性甚至孩子作为他们额外的眼线。罗滕的手下慢慢拼凑出了巴黎秘密活动的图景。他们监视、跟踪——罗滕要求他们穿橡胶底的鞋而非木底鞋，避免引起过多关注，并且等待。有时，他们伪装成邮递员或查看电表度数的读表员。如果他们跟踪的对象显得过于焦虑或警惕，他们会选择保持距离。

总有一天，他们的索引卡片将使整个抵抗运动中的人员身份全曝光，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所以，日复一日，警察回到警察局后，巨细无遗地撰写报告。“身高1.8米，30岁，留胡子，有点跛脚，绿色外套”，“身高1.55米，20多岁，优雅，白色短袜，羽毛装饰的帽子”。他们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奔走，沿着塞纳河河岸，穿过广场、大桥，进入公园，进出地铁车站，他们跟踪的许多对象是女性。警官称贝蒂为“红指甲”，因为她的指甲涂得又红又亮，还有她时髦的打扮。

阿蒂尔·达利代试图让抵抗者明白他们的危险处境，不停地告诉他们要不断改变路线、装扮以及交换情报的地点。他告诉达妮埃尔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优雅一些，要懂得卖弄风情；一向打扮时髦的贝蒂则不需要他的提醒。[13]达利代在给抵抗运动成员的小册子中提醒道，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做好准备。不时改变化名。如果有人没在约定的地点出现，他建议不要直接回家。他还补充道，永远、永远不要迟到。

然而，不止共产党员和其他抵抗者的危险在与日俱增，还有一群人的生活也将彻底被摧毁。

1940年夏天，看着德国军队长驱直入，巴黎警察局局长罗歇·朗热隆（Roger Langeron）决定疏散外国人服务部（Service des Étrangers）所保管的文件，以及内阁资料、政治文件。驳船停泊在警察局总部（quai des Orfèvres）附近，相关人员组成人链，轮班持续作业48小时，传送了数吨文件。载有政治文件的驳船在德国人抵达巴黎前顺利驶往了南部，而载有外国人档案的驳船却因为塞纳河上一艘搭载军火的小船的爆炸，而被困在河中。虽然朗热隆的公务员们拼命找回文件、藏匿它们，不过，大部分文档还是被德国人发现了，被重新运回了警察局。10月，外国人和犹太人事务局（Bureau for Foreigners and Jewish Affairs）成立。当时找回来的文件——尤其是“犹太人文件”（fichiers Juifs）——在之后开始的围捕“不受欢迎人士”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秋天，当局通过了第一批反犹法令，将犹太人排除在绝大多数公务员岗位之外。[14]维希政府定义的犹太人比纳粹的范围更广，任何有三名犹太人祖父母，或两名犹太人祖父母并嫁给犹太人的人士，均被视为犹太人。直到那时，有些法国犹太家庭数代都是法国公民，他们过着世俗的生活，通常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弗朗斯·布洛克和玛丽-埃莉萨·诺德曼从小就没有宗教信仰，认为自己本质上是法国人，而非犹太人。

早在维希政府提出任何要求之前，第一批反犹法令已经提出。一接到通知，大部分法国的犹太人——基本上是外国犹太人，他们都急于表明自己效忠法国的立场——就前往有关部门登记，既因为他们害怕违反法令的后果，也因为很少有人意识到接下来将发生的事。无论如何，许多不打算申报身份的人士很快被告发了。[15]律师、医生、银行家和商店老板都急着告发“伪装的犹太人”（Juifs camouflés）、住在“豪华别墅”的犹太人、“道德沦丧”的犹太女性，以及以牺牲善良的天主教家庭为代价而“致富、贪婪”的犹太人。由于实行配给制且食物短缺，犹太人正在“狼吞虎咽”地进食的想法激怒了这些告密者。

逮捕巴黎犹太人的行动始于1941年5月，即犹太人问题委员会（General Commissariat for Jewish Questions）设立不久之后，其负责人是右翼议员格扎维埃·瓦拉（Xavier Vallat）。瓦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条腿，以在1936年野蛮地攻击莱昂·布鲁姆最为人所知。1941年夏天，逮捕犹太人（chasse aux Juifs）的行动变本加厉，据说，法国通敌者对这件事的狂热甚至让纳粹肃然起敬。外国犹太人被拘留了；犹太人的公司被“雅利安化”。“为了让我们的家绝对洁净，”一场展览的海报上写道，“我们必须肃清犹太人。”

早期的抓捕对象相对严格——没有法国公民权的成年男性——但在8月18日这天，法国警方封锁了巴黎第11区。这道命令来自德国人，执行者则一如既往，即维希政府。警察在地铁站、街上检查身份证件，他们突袭公寓、商店和办公室，带走了所有年龄在18岁至50岁之间的犹太男性。突袭延续到了23日，当时，已经有4242名男性被拘留了。他们被带往德朗西（Drancy）新建的一座拘留营，它位于巴黎郊外，过去曾关押过英国平民。那里有床，但没有床垫；有食物，但都是冷冰冰的。此时，身在德国大使馆的阿贝茨与丹内克尔——他在索赛路上盖世太保的犹太人事务部（Jewish Affairs Department）的办公室中——已经达成了共识：先把犹太人送往占领区的不同拘留营，等到有足够的火车时，再把他们运往东方新征服的土地。

12月中旬，在对付共产党员相对平静的时期，又一轮围捕犹太人的行动开始了，743人被送往贡比涅的拘留营，不久后，加上从德朗西的拘留营中挑出来的300名犹太人，他们一起被送往东部。有多少人知道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呢？莫斯科电台（Radio Moscow）播送了德国人企图屠杀犹太人的报道，巴黎也有人撰写小册子，它们在人们之间流传，但谁又读过呢？

1941年初夏，路易·茹韦离开巴黎，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他带着8个剧本和一群演员，以及他的助理夏洛特·德尔博。他对德国的审查以及禁止他在公司雇用犹太人感到越来越厌烦，为无法排演犹太剧作家的作品而愤愤不平。所以，他决定离开已经沦为通敌者的戏剧界。选择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远离德国的占领，这个决定部分地来自夏洛特的提议，她曾负责寻找可能的海外旅行地，而阿根廷恰好发出了邀请。

夏洛特的丈夫乔治·迪达什选择留在巴黎，他正与乔治·波利策夫妇紧密合作：在索邦大学的不同学院组织抵抗运动，同时招募学生加入“狙击手和游击队”。在费桑迪耶路（rue de la Faisanderie）上租来的公寓中，迪达什撰写、打印传单，呼吁法国的爱国者成为“法国自由精神”的新卫士，尽管它正受到“希特勒谎言的侵蚀”。迪达什坚持认为，拒绝保持沉默的法国作家应该有个平台。

1941年6月，在夏洛特去南美洲后不久，迪达什穿过分界线，接应路易·阿拉贡和爱尔莎·特奥莱前来巴黎开会，探讨创办一份报纸，以反映文化界抵抗运动的范围。随着法国抵抗阵线的建立，此时似乎该迈出摒弃不同宗教信仰这一步。在从分界线回来的途中，即安德尔-卢瓦尔省（Indre-et-Loire）的拉海-笛卡尔（La Haye-Descartes）附近，如特奥莱所说，在黎明“灰暗、危险的寂静”之中，迪达什被一支德国巡逻队拦下并拘捕了。[16]阿拉贡和特奥莱则顺利地穿过了分界线。

迪达什被拘留了三个星期，后来被释放了，他的真实身份尚未暴露。他及时赶回巴黎，协助筹建了全新的全国作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Writers），其成员涵盖各种背景、政治信仰，并创办了新报纸《法国文学》（Les Lettres Françaises），它旨在维护“人类的精神纯洁”，提醒作家、学者、诗人法国所引以为傲的共和国传统。[17]正如启蒙时期的哲学家曾奋起反抗邪恶的蒙昧主义一样，法国的知识分子将再次拿起他们手中的笔与希特勒作战，因为后者泯灭了真理和自由的光芒。《法国文学》由波利策、迪达什和德库尔编辑，马伊·波利策、埃莱娜·所罗门担任助手，它刊发书评、诗歌以及法国被禁作家的作品，还公布被处决的人质名单。

不久后，还诞生了新改版的《自由思想》（La Pensée Libre）以及秘密出版机构——午夜出版社（Les Editions de Minuit），它致力于挑战德国对法国文化的严酷统治。小说家兼雕刻家让·布吕莱（Jean Bruller）使用韦科尔（Vercors）的笔名，很快开始了第一本书的创作。《沉静如海》（Le Silence de la mer）讲述的是一名德国军官临时借住在沙特尔（Chartres）的叔叔、侄女家中，两人都不愿和他说话。后来，他震惊于德国对法国的所作所为，自愿去东方参战。尽管有人批评他塑造的德国人形象过于容易让人产生好感，不过韦科尔认为，“出于人性”，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存在”。在法国国内和国外，《沉静如海》迅速成为对压迫和审查的隐喻，但人们依旧有说“不”的权利。这些不同的出版物诞生后，又相继成立了其他艺术形式的全国委员会——音乐、电影、戏剧，它们歌颂有关法国的一切，并与流亡海外或身在自由区的艺术家们保持联系。

实际上，在已经被德国占领了的法国重申法国文化，确实存在巨大的需求。到1941年年底，德国人经常说，巴黎拥有“熠熠闪光的文化”，但它只向德国人露出迷人的面貌。剧院的演出座无虚席，卡巴莱舞表演大受欢迎，作家写作，画家作画，音乐家演奏，但条件是：其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必须接受全面审查，不得违反禁书名单。这份名单最近扩大到了包括1870年以后所有的英国或美国作家。它意味着即便是乔治·梅瑞狄斯[18]这样的作家——法国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人们都只可以读到他的部分作品。

戈培尔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为该由谁来掌控德国的海外舆论而爆发了冲突，里宾特洛甫暂时占了上风。在阿贝茨虚伪的善意之下，为了创造有利于德国的文化氛围，法国看似可以保持文化上的独立，实际上却受到控制、审查和颠覆。阿贝茨在德国大使馆盛情款待作家、艺术家之际，戈培尔在宣传部（Propaganda-Abteilung）的人手正试图不露声色地摧毁法国知识界，并用德国的知识界来取代它。许多巴黎人受到了这样的威胁：如果他们收听国外的广播节目，将会被送去强制劳动，乃至于被判死刑。所以，他们不愿参与到同谋、通敌的问题中来，他们宁愿躲去电影院观看逃避现实的电影。通敌是个全新的、未知的概念，是特殊情况导致的，而如今它只能幸存下来。

马伊·波利策和乔治·波利策、德库尔和夏洛特的丈夫迪达什都决心用尽他们的一切手段来反抗，来对抗这种无处不在的共谋恶臭。对此，他们主要依靠印刷工和分发员。马伊、塞西尔、维瓦·南尼和埃莱娜·所罗门比任何时候都更勤奋，为了即将出版的刊物，她们携带校样、铅版、锌版和排版毛条，从巴黎的一头奔走到另一头。达利代要她们保持谨慎、警惕，但这变得越来越难：要做的事太多了。风险每天都在增加。

这些年轻的女性被法国警方视为“移动中的技术员”（les militants techniques），她们协助建立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体系。费尔南·达维德和他的手下知道它的存在，但尚未能渗透进这个网络。一名妇女会从波利策或德库尔处拿到手稿，把它交给打字员。从那里起，它的旅行便开始了。另一名通信员（courier）会把它交给照相凸版制作员。之后，第三名妇女会拿走所有版面，把它们交给印刷工。

如今，城市周边有许多独立的秘密印刷工作室，有些人用合法的工作来掩饰与抵抗运动相关的活动——比如，克利希广场上的维瓦·南尼和她的丈夫，白天，他们是外人眼中普通的印刷工，夜晚却在紧闭的大门背后为抵抗运动忙碌。维瓦的丈夫亨利·多比夫（Henri Daubeuf）非常不愿意协助抵抗运动，但维瓦很坚持，称她秉持社会主义理想的意大利父亲肯定毫不犹豫会这么做的。她不知道，多比夫曾坚持要为他的付出得到丰厚的报酬。

还有其他参与其中的人士，许多也是女性，她们递送墨水和纸张，有些人会收集印好的报纸，把它们放到存放点，让别人继续分发。永远不要相信任何靠近你的陌生人，达妮埃尔告诉她们，除非他们可以拿出我给你们的地铁车票的另一半。

其中负责印刷的是29岁的机修工阿蒂尔·廷特林（Arthur Tintelin）。战争爆发前，他曾是法国共产党青年翼的成员。廷特林每天都在巴黎各地行走数英里，利用玛莱区（Marais）和第5区错综复杂的小路来掩盖他的踪迹，而后与塞西尔、卢卢、马多·杜瓦雷、达妮埃尔的人会面。这时，另一个年轻妇女也加入了他们。雅克利娜·卡特勒梅尔（Jacqueline Quatremaire）二十岁出头，是个打字员。工会被迫关闭后，她失去了劳工介绍所（Labour Exchange）的工作。她喜欢时髦的、色彩鲜艳的衣服。雅克利娜的父母都被关在拘留营。马多和雅克利娜成了朋友，她们感到越来越寂寞，独自生活在附近人烟稀少的公寓，经常因为无法及时收到伪造的配给卡而挨饿。她们常常见面，一起散步。她们发现销毁与她们有牵连的名单和地址簿的任务很困难——先要默背下来，还要寻找安全的地方藏匿伪造的身份证件和配给券，每隔几天就要改变装束、行动路线。一旦被捕，她们要确保外人无法破解由她们保管的任何密码。

1941年的冬天依旧冷得让人无法忍受。巴黎下了31场雪，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塞纳河结了冰。“巴黎如此冷漠，巴黎如此颓废，”保尔·艾吕雅（Paul Éluard）在《勇气》（Courage）一诗中写道，“巴黎寒冷，巴黎饥饿/巴黎已不在街上吃栗子……/像一颗星一样战栗的巴黎。”[19]所有的煤炭都被运往工厂了。人们用树叶、针叶来制作木炭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所有的东西似乎都靠配给，甚至包括婴儿的牛奶。[20]母亲们希望她们的孩子晚点学习走路，因为1岁以下的儿童没有鞋子的配给。占领区超过半数的工厂为德国工作。据说，1941年为占领者生产、运送的物资，使德国得以集结并维持18个装甲师、40个步兵团，制造了2500架飞机，以及为东部前线的德意志部队提供了三分之二的冬季装备。黑市的交易非常活跃，因为有些人很有钱——比如告密者，越来越多的肮脏的工作为他们取得了丰厚的赏金，他们还能巧取豪夺。巴黎，这座城市的肌理正逐渐崩溃，有轨电车的铁路被拆来炼铁，木制铺路石被用作燃料，排水沟无人维修。因为卡车没有汽油，废物堆得越来越高。

到年底，1.1万名共产党员被拘留在监狱或拘留营，其中有超过1000人四散在全国各地。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被当作人质处死。由于大规模处决仍在继续，南特、鲁昂和波尔多袭击事件的肇事者没有再露面。

12月，为报复霍尔茨在南特遭遇袭击，行刑队押解了最后一批人质。其中就有吕西安·尚帕克斯——西蒙娜的父亲。由于他具有毫不动摇的勇气、无懈可击的道德，他被许多年轻抵抗者视为英雄，因此，他们在策划从卡昂监狱营救他。处决日定在12月16日，西蒙娜和她年轻的朋友们疯狂地努力，贿赂看守，确保逃生路线。

但在15日，尚帕克斯和其他12人被带到附近的一座营房枪毙了。临刑前，他告诉朋友们，不用上断头台让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还是年轻记者时，他被迫观看过一次断头处决，当时的画面仍在他头脑中挥之不去。那些即将被处死的人认为自己不过是先走一步，尚帕克斯的朋友、与他一起被处决的加布里埃尔·彼得里如此写道。他写下的一句话迅速传遍了整个法国：他们正在准备“明天的歌唱”（les lendemains qui chantent）。

没有人在事前得到过提醒。通过地下网络，西蒙娜在行刑数小时后得知了父亲的死讯。她尝试让母亲做好心理准备，但伊冯娜当时觉得很开心，因为她刚收到尚帕克斯的信，说他将被赦免。直到法比安现身并确认他已经被处决了，伊冯娜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她一言不发地走到衣橱边，拿出了丈夫所有的衣服，把它们交给法比安，让他送给年轻的抗争者。从那天起，伊冯娜便开始为抵抗运动收集、藏匿武器，把它们偷偷地放在购物篮的蔬菜下方。

在得知即将被处死后，尚帕克斯在给孩子们的最后一封信中鞭策西蒙娜为了“我如此渴望看到的普世幸福”而努力工作。“你已经长大了，”他告诉她，“哭吧，但要保持坚强、坚定……你仍要继续活下去，那是属于你的生活，为它而努力吧。”在卡昂，他的坟墓前很快铺满了鲜花。德国人下令移走它们，却不停地涌现出了更多鲜花。

西蒙娜一直深爱着父亲。他的死让她震惊、错愕。第二天，她决定以最公开的方式谴责刽子手。在武装翼的朋友们的协助下，她印刷了以黑边做装饰的海报和传单，指责德国人是凶手，并将它们分发到整个社区。警方知道是她所为，于是搜查了尚帕克斯家，但他们没有任何发现。西蒙娜后来说，父亲的死让她变得比以往更加坚定，她发誓要与维希政府和德国人战斗到底；从那天起，她与抵抗运动中朋友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了。她只有17岁半，但她早就不再是个孩子了。

从1941年8月起到年底，巴黎及其周边发生了68起针对德国人的袭击事件。抵抗者受到的残忍对待、大规模处死人质、日益严峻的食物短缺，终于让法国人慢慢站到了占领者的对立面。连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阿贝茨也开始认为大规模处决起到了反效果。普遍的“消极观望”的态度宣告结束了。如果说在早期，反对暴力的普通人还愿意协助抓捕罪犯的话，如今，他们都背过身，选择走开，不发一语，甚至会掩护为了逃生而冲入人群的人们。17世纪投石党（Fronde）的著名精神——反抗——开始表现在消极怠工、拖延、遗失文件等行动上。哪怕是最微小的不服从举动，都在恢复法国因崩溃而丧失的尊严。贝蒂、达妮埃尔、夏洛特和其他年轻的女性抵抗者感到氛围转变了，她们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工作。抵抗运动正在向其他女性以及法国被占领的其他地区蔓延，且变得更加活跃。

从来没有涌现过如此之多的伪造文件和假印章。根据《保卫法国》（Défense de France）——它在日后将成为法国规模最大的地下报纸——的说法，各个工作室制作了两千多套假印章，从出生证明、婚姻证明到配给簿，当地的杂货店用通心粉的空包装做掩护，然后将它们分发出去。各地的行政长官报告了当时的氛围，即对德国人存在的一种“藏在面纱背后的仇恨”，还有日益增长的怨恨和悲观主义。他们警示道，法国人正变得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稳定”。

[1] 参见Oury，Rue du Roi-Albert。

[2] Jean Jérôme，Les Clandestins 1940-1944（Paris，1986）.

[3] Recorded interview 4AV812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Val-de-Marne.

[4] Madeleine Dissoubray.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5] Ouzoulias，Les Bataillons，p.132.

[6] 全称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French Committee of National Liberation），成立于1943年6月，由戴高乐领导，负责协调和组织解放法国的活动。

[7] Claudine Cardon-Hamet，Mille Otages pour Auschwitz（Paris，1997），p.83.

[8] Noguères，Histoire，p.152.

[9] 法国历史上的省份，设立于1790年，所辖区域是此前法兰西岛行省的一部分。该省于1968年被撤销了，拆分为4省。——译者注

[10] 参见Primo Levi，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London，1988）。

[11] 参见Berlière and Liaigre，Le Sang。

[12] 由维希政权推动的官方意识形态，始于1940年7月，贝当担任领导。——译者注

[13] 参见Alain Guérin，Chronique de la résist-ance（Paris，2000）。

[14] 参见Michael Marius and Robert Paxton，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London，1981）。

[15] 参见Halimi，La Délation。

[16] 参见Elsa Triolet，Ce n’était qu’un passage de ligne（Paris，1945）。

[17] 参见Anne Simonin，Les Editions de Minuit（Paris，1994）。

[18] 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译者注

[19] 戴望舒译，原文为“Paris ne mange plus de marrons dans la rue…/Paris tremblant comme une étoile”。——译者注

[20] 参见Albert Ouzoulias，Les Fils de la nuit（Paris 1975）。

第五章 等狼来了

根据《法德停战协议》（Franco-German Armistice）第二款，法国87个省份中的53个省份被德国占领了，其中41个处于完全被占领的状态。分界线划分了表面上的南方自由区与北方以及沿海的被占领区。然而，分界线本身并非听起来的这么清晰。实际上，它蜿蜒地穿过乡下，沿河流延伸，有时把农场、村庄甚至小镇一分为二。孩子与他们的学校，医生与他们的病人，农夫与他们的庄稼，被迫分开。它径直穿过舍农索城堡（Château de Chenonceau）：它的一半被德国士兵占领了，另一半则由修女打理。在谢尔省（Cher），一支德国巡逻队发现河对岸有一片看起来相当惬意的沙滩，便改变了分界线的走向，将它归入自己的管辖地。有些地方有绵延的铁丝网，甚至还埋下了地雷。整条分界线上，包括森林的边缘、田野、路边、十字路口和桥梁，都竖起了1.5米高的柱子，漆成象征德国国旗的红、白、黑三色。

停战协议签署后，两区之间所有的通信和流动——无论是信件、电报、火车、贸易还是人员——均立刻中断了。但很快，奥托·阿贝茨同意为“重大家庭事务”签发特殊的通行证（laissez-passers）。一点一点地，分界线被打破了。中间地带恢复了邮政服务，能提供特别的预印卡；电话也恢复了；火车开始运行。生活在边界区（frontaliers）——两边各5公里范围内——的人们有资格申请每日通行证，可以在固定时间跨越分界线，前往通行证上登记的地址。15岁以下的儿童因上学而跨越分界线则无须通行证。

但对来自更远地方的人来说，则要困难得多。巴黎设立了一个特殊的中央局，向确实在南部做生意的人们签发通行证。首先是在维耶尔宗（Vierzon）和布尔日（Bourges）设立了它的地方办事处，之后则是图尔和昂古莱姆。对于想要逃脱占领区的犹太人而言，对于抵抗组织中负责与南部沟通的联络员而言，以及对于在北部被追杀而试图重新夺回他们国家的盟国士兵而言，穿越分界线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正如抵抗运动领袖雷米上校（Rémy）[1]在日后所说的，分界线成了体现英雄主义的地方，但它也是耻辱之地。

占领的前八个月，由德国士兵和德国宪兵——他们常被称为“获奖奶牛”（vaches de choix），因为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半月形的金属牌——负责监管分界线的占领区一侧。但是，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后，因为东部战场需要更多的部队，他们的位置由德国边防部队取代了。巡逻时，他们四人一组，或骑马，或骑摩托车，或坐双轮马车，经常带着狗。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搜查分界线后方的村子，以寻找可疑的非法越境者，或者突袭他们认为可能藏匿可疑人士的房屋。法国方面，巡逻的主要是装备落后的法国停战部队（armée d’armistice）和警察。维希政府一直试图将分界线作为缓冲地带，以便更好地维护其所谓的主权。

在法国被一分为二的早期，和国内大多数人一样，边界附近的人们也保持着消极观望的态度，与此同时，他们也抱怨检查站和通行证所造成的不便。占领进入第二年后，德国士兵目空一切的态度和破坏乡下的行为变得尽人皆知。他们在新耕种的田里进行军事操练，征用数量日益减少的马匹，肆意掠夺供应量极少的肉类和新鲜蔬菜，分界线一带逐渐出现了反抗精神。如同在巴黎的墙上张贴反德海报一样，协助人们秘密地穿越分界线成了一种对占领者的反抗。不仅如此，如同巴黎的情报员、夏朗德的联络员一般，向导的角色经常由女性扮演。

起初，几个农夫在夜晚偷偷地协助旅客穿过分界线。但之后，一种模式慢慢建立起来了，目的是回应占领区人们的绝望情绪，无论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因为他们参加抵抗活动，或是因为占领者对他们起了疑心。最早的一批向导——偷偷带人穿越分界线的人们——经常是医生、牧师、熟悉乡下林间小道的农夫或者火车司机，他们会把人藏在驾驶室或煤堆后面，待火车进入自由区后，便让他们下车。一旦进入自由区，司机常常让火车减速，放出白烟，以便掩护那些人的行踪。

后来，向导的网络逐渐扩大了，包括将人从一处安全屋转移到另一处安全屋，他们常常对自己要帮助的男人和女人一无所知。绝大多数时候，向导勇敢又无私，拒绝收取任何报酬。但正如雷米所留意到的，也有寡廉鲜耻的人贩子从中赚钱，敲诈胆战心惊的人们，有时甚至会在最后时刻多敲上一笔。不仅秘密地跨越分界线本身——通常是在夜晚，徒步穿过乡间或坐船过河——需要许多沟通工作，住在分界线附近的安全屋亦是如此，他们往往需要在那里等待一名向导或一个没有月光的黑夜。1941年12月，维希政府命令自由区和占领区的警察特别留意火车、旅店和火车站。从此之后，最好别让人看见你在分界线附近任何城镇的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

非法跨越分界线被抓住的惩罚，涉及罚款、暂时入狱，理论上也包括终身监禁。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人开始留意到每天都有数千人秘密地穿越分界线，对向导而言，被捕即意味着坐牢、酷刑，还可能被驱逐或者囚禁在关押人质的拘留营，等待最终报复时被枪毙。

在卢瓦尔河（Loire）和它的支流洛特河（Lot）、谢尔河（Cher）、格雷斯河（Greuse）、维埃纳河（Vienne）沿岸，分界线有时落在这边，有时落在那边，还常位于河的中央，乡下树林密布且多山，它经过的许多地方人烟稀少。河岸多沙，河流本身往往很宽广，中间点缀着小岛，河边生长着高耸的杨树和柳树。葡萄园绵延至远方。著名的城堡被包围在森林之中，它曾是贵族的打猎场。这些山谷都是向导的完美“天堂”。

1940年7月初，德国人抵达了圣马丹勒博——谢尔河上的一个小村庄，它离图尔不远。[2]吉塞勒·塞尔让（Gisèle Sergent）当时10岁，她和她的母亲、祖父正藏在一个地窖中。听到头顶上方的吵闹声和碰撞声，他们明白士兵们想要啤酒和葡萄酒。

吉塞勒的母亲雷蒙德（Raymonde）在村里经营一家咖啡馆。她出生在信仰天主教的农夫家庭，家中有五个姐妹，从小乐观，意志坚强。她拒绝在星期天陪姐妹们去教堂，而是选择了嫁给附近布莱雷（Bléré）的伐木工保罗·塞尔让（Paul Sergent）。在1930年代，这对夫妇的政治观点逐渐左倾。他们去了巴黎，靠在餐厅洗盘子、端盘子赚到了足够买下一家店的钱。听说圣马丹勒博的旧联合咖啡馆（Café de l’Union）打算出售，他们便拿出所有积蓄，回家买下了它。

生活相当不错。保罗在当地的球队踢球。村里有个活跃的共产党小组，吉塞勒总记得那天他们从车站步行至咖啡馆时，人人都高唱着《国际歌》。人民阵线推行的带薪假期让巴黎的工人们带着家人住进了咖啡馆楼上的房间，他们从昂布瓦斯（Amboise）坐火车而来，或者沿着谢尔河畔骑车。夜晚，客人们围着大桌子吃晚餐，从摆在中间的餐碟中各取所需。晚餐后，歌声总是会响起，还经常有人跳舞。吉塞勒和她的许多兄弟姐妹一起玩耍。雷蒙德对独生女相当严格，吉塞勒痛苦地意识到她的母亲十分渴望有个儿子，但她依然非常受宠爱。

1940年，保罗在马其诺防线被俘了，随后被押往德国的战俘营。雷蒙德加入抵抗运动，成了一名向导。昂布瓦斯的圣马丹勒博附近有一座拘留营，有些设法成功越狱的囚犯会逃到联合咖啡馆，她把那些人藏在地窖里，或者让他们睡到姐妹家农场的马厩里，她则忙着安排他们偷偷穿过分界线。尽管圣马丹勒博位于占领区，不过，一河之隔的谢尔河畔阿泰埃（Athée-sur-Cher）却属于维希法国。教区神职人员马塞尔·拉库尔（Marcel Lacour）神父也是一名抵抗者。1940年至1941年，他们通过一个拥有一艘非法小船的男人珀莱（Pelé），协助了无数人从占领区逃往自由区。

雷蒙德有个丹尼丝（Denise）的化名和一句暗号——“嗨，我的姐妹”（Bonjour，ma cousine），分界线两边的向导都知道。她还有一句警告——“地平线上乌云密布”（Le temps est bouché à l’horizon），意味着谢尔河的河边有警察的巡逻队，或者当时没人能带人们过河。河上禁止通船，但珀莱和他三个年轻的儿子轮流带着人们坐船渡河。每当传来德国人出现的消息时，雷蒙德会让试图逃出咖啡馆的人们走后门，将他们送去邻居家，后者再把他们藏在地窖里的水泥袋后面。

在等待期间，她的客人们的生活和1930年代来旅行的人们没什么两样，大家会一起在大桌子上吃饭。一个名叫安德烈·瓦尔（André Wahl）的书商在杀死一名守卫后，从德国的战俘营成功越狱。他在1941年初和他的妻子一同抵达圣马丹勒博，急切地想去南边。日后，他说雷蒙德待他们犹如朋友，安慰他格外焦虑的妻子，而且拒绝收任何钱，直到他再三保证他们不缺钱。瓦尔最后一次见到雷蒙德时，他和妻子正坐船过河，她站在河边，举起手臂做出向兄弟致敬的姿势。她告诉他，她梦想着找到能帮助保罗逃出德国战俘营的办法。

拉库尔神父——一个能讲流利德语的友善男人，非常注意与驻扎在勒谢奈城堡（Château de la Chesnaye）的士兵保持友好关系，他经常忙到没时间在主持弥撒前换靴子。他有一套自己的办法，能够帮助人们穿越分界线。一支出殡队伍离开占领区，跟随的是悲痛伤心的送葬者，他们都拿着德国人签发的通行证，跨过谢尔河上的桥梁，走向他处于阿泰埃（Athée）的教堂。在那里，棺材被打开，放出里面的活人，与此同时，几名送葬者很快会消失在乡间。剩下的送葬者则回到法国占领区，而人数却明显减少了。

一天晚上，盖世太保出人意料地闯入了联合咖啡馆。当时，两名精疲力竭的北非士兵正在阁楼上大声打鼾，雷蒙德凭借天大的好运气才瞒过了他们，但她认为让吉塞勒继续住在家里已经不安全了。她把女儿送去了图尔的一所寄宿学校，每星期回家一次，小女孩每个周末骑车沿河边回家探望母亲。雷蒙德告诉她，如果任何人问起关于我们的任何事，“你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

1941年6月6日，法国警察来咖啡馆逮捕雷蒙德时，吉塞勒正和母亲在一起。“别哭，”雷蒙德告诉她，“勇敢点儿。我会回来的。”她被带往了巴黎的谢尔什-米迪监狱，法国人和德国人都在那里关押抵抗人士。从这里，她给吉塞勒写来数封长信。“小吉塞勒，你是我最爱的人……爸爸让我照顾你，让你成为更好、更勇敢的人。因为我不在你身边，快快长大吧，要听话……我会很快回家疼你。”她不想让保罗发现自己的处境，所以她让一位姐妹告诉他，她弄伤了手，暂时无法给他写信。

雷蒙德在8月获释。她又做起了向导。她不再用丹尼丝的名字，而是改用夜莺（Rossignol）。她依然大胆，计划周详，在与拉库尔神父、珀莱一家的合作中，她确保了最佳逃生路线。一天，吉塞勒和她母亲都认识的一个法国人穿着德国制服走进咖啡馆，她的母亲扇了他一个耳光，呵斥他离开。吉塞勒害怕极了。“走着瞧，绝不会放过你的。”男人大声嚷嚷着。

联合咖啡馆总是人满为患。雷蒙德组织舞蹈表演，为战俘家庭筹款。但有些村民很嫉妒，警察第二次上门逮捕雷蒙德时，她知道自己是被一个不如她成功的咖啡馆老板告发的。如同上一次，吉塞勒也在场，她再次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人带走了。

雷蒙德·塞尔让与女儿吉塞勒

这次，雷蒙德被带到了巴黎的桑特监狱，就像谢尔什-米迪监狱一样，这里也关押着等待德国人处置的抵抗人士。“不要辍学，”她在信中告诉吉塞勒，“要努力，去上音乐课，记得去看牙医。”她说自己被单独囚禁，还提到需要针和一些棉花。她只字未提桑特监狱的单独囚禁是多么糟糕又孤寂的经历。“照顾好外婆。全心全意地爱你。”吉塞勒打包了果酱和罐装肉，将它们寄去了巴黎。雷蒙德的父亲酗酒，她在信中严厉地提醒他好好吃饭，“最重要的是，别喝酒”。三个月后，雷蒙德又获释了。

即使这时，她仍不会拒绝请求她协助去自由区的人们。随着犹太人在巴黎被围捕的人数的增加，更多慌乱的犹太家庭来到了圣马丹勒博，恳求人们协助他们离开占领区。德国人加强了巡逻。现在，雷蒙德在前门放了一只行李箱。如今，身份暴露了的向导，处境非常危险。法国秘密警察中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来圣马丹勒博警告她，德国人和他的法国同事们正在严密地监视她。吉塞勒苦恼极了，无论她的母亲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安抚到她。但是，雷蒙德和拉库尔神父仍在继续他们的工作。雷蒙德会说，如果她转入地下，谁来经营咖啡馆呢？谁来藏匿犹太人呢？谁来协助绝望的人们逃跑呢？别人问她是否害怕，她回答道：“我觉得自己像只山羊，被拴在柱子上。我正在等狼来，把我捉住。”

狼真的来了。那天，雷蒙德花光了所有的运气。她和拉库尔神父被分界线上另外两个向导告发了。到那时，她秘密协助穿越分界线的绝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都是为了逃离占领区的围捕。“勇敢点，”她告诉11岁的吉塞勒，吉塞勒默默地看着母亲被人带走了，“会没事的。”

为了拯救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幸存者，1940年，在法国之外开辟了第一条营救盟军士兵的逃生路线。[3]但之后，又出现了尝试加入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志愿者；接着，是在被占领的欧洲被击落的盟国空军飞行员，他们希望穿过英吉利海峡，回到家中。沿着法国西部海岸，抵抗者的网络逐渐连到了一起，起初只是提供安全屋和伪造的身份文件，但他们很快就开始收集关于德国军事设施、营地、弹药库的情报，并将它们送往伦敦和盟军处。

在希特勒横行欧洲之际，1940年7月，受丘吉尔对游击战热情的启发，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简称SOE）成立了。但它也遭到了怀疑游击战能否大有作为的人们的反对。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它在被占领的国家组织抵抗军。不过，还有一个与之竞争的抵抗运动计划，它由伦敦筹划，由战争内阁的最高情报部门军情九处（MI9）执行。1.S.9（d）部主要负责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该计划的作用是提供资金和无线电，同时在法国海岸附近从空中或者海面上投递、接收补给品。

军情九处人手有限，主要依赖于地方上的抵抗团体，它们大多成立于1940年至1941年间，遍及布列塔尼的乡下。其中之一名为“约翰尼”（Johnny），它由来自坎佩尔（Quimper）的档案保管员阿拉泰尔（Alaterre）组建，阿拉泰尔的化名是安德烈（André）。“约翰尼”擅长搜集情报，尽管它也保护想逃跑的人们，把他们藏在夏朗德的农夫家或咖啡馆中。它是首个定期向英国传递布列塔尼军事情报的网络。正如所有类似的团体一样，约翰尼极容易被渗透，极容易出现叛徒。盖世太保和特别旅都决心要破坏它。

西蒙娜·阿利宗（Simone Alizon）——她以普佩特的名字为人所知——还是个孩子时，经常生病，身体虚弱。[4]她的父母经营一家名为阿沃尔（Arvor）的旅馆，它是个陈旧的驿站（relai de poste），位于雷恩最大的火车站对面。它楼上有18间客房，底楼是咖啡馆和车库，背面是由从前的马厩改造而成的工作间，那里曾挤满了法国旅客的马匹。直到6岁，普佩特大多住在乡下一个农家，那里空气新鲜，食物健康，对她的身体有好处。尽管她很想念比她年长4岁的姐姐玛丽（Marie），不过，她的生活并不是不开心。由于失去了2岁的儿子，她的母亲变得终日郁郁寡欢而虔诚，家里的气氛经常很消沉。普佩特日后说，农村的生活让她体会到了孤独，并培养出了一种独立精神。

1938年，在普佩特13岁那年，西班牙难民首次来到雷恩，她和玛丽都对他们的凄惨模样震惊极了。普佩特很喜欢姐姐，并且视她为偶像。玛丽是个满怀深情的、好脾气的漂亮女孩，在是非对错的问题上看法坚定。普佩特后来说：“光看她活着，便让人开心。”1940年6月，在法国人向南大迁徙期间，雷恩被逃避德军进攻而惊恐的家庭淹没，小镇被轰炸，还有一辆运输军需品的火车发生了爆炸。对普佩特而言，这些日子是她的政治启蒙，她敏锐地察觉到雷恩的居民在得知贝当签署的停战协议条款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愤怒以及他们感受到的屈辱。当她和玛丽看见第一张德国海报，上面微笑的士兵怀中抱着法国小孩，还写着“要对德国士兵有信心”时，她们觉得气愤极了。她们在想该如何表达抗议，后来，她们收集了由戴高乐的侄女热纳维耶芙印刷、分发的邮票大小的戴高乐画像。

不久后，附近一座军用机场的几名德国飞行员来到了阿沃尔对面的一家旅馆。他们是轰炸机飞行员，晚上会来这边旅馆的酒吧喝酒，飞行员毛茸茸的靴子在脚踝处翻折下来。普佩特心想，他们看起来棒极了，非常健康，一头金发。阿利宗家能够避免阿沃尔被德国当局征用作妓院，但他们无法阻止德国士兵晚上来喝酒。阿利宗夫人从不掩饰对于他们的厌恶。她那时已经病了，后来逐渐发展为胃癌。

一天晚上，阿利宗夫人在咖啡馆向朋友抱怨德国人，当时，坐在另一张桌子的一个年轻人正好是约翰尼网络的当地负责人。他来雷恩的目的是为他的无线电设备找一间安全屋。第二天，他派两名同事更仔细地查看了旅馆的情况。与玛丽、普佩特交谈了后，他们认为阿沃尔的阁楼是安装发射器的完美地方。姐妹们同意了。阿利宗先生和夫人讨论后表示，虽然他们个人不愿牵涉其中，但也不反对这个主意。他们说，这场战争不再是他们的战争，而是很远的地方的其他人在打仗。但普佩特认为，你不能忽视身边正在发生的坏事。

不远处的布雷斯特港停泊着三艘德国船只。年轻的抵抗者经常来阿沃尔接收、发送有关它们动向的情报。其中一人爱上了玛丽，因此，她开始谈婚论嫁。普佩特认为，她的姐姐从未看起来如此美丽、开心过。这是1941年的初冬。约翰尼网络的生活正变得愈发危险。如今，装有发射器监控的德国汽车经常在雷恩的街上巡逻，试图探测出秘密电台发射机的信号。一天晚上，一个与两姐妹相熟的年轻的巴伐利亚飞行员把玛丽拉到一边，用他自己听到的风声警告她，也就是即将进行一系列的逮捕行动。他告诉她：“你不知道纳粹会做出什么事。”不久后，玛丽突然和普佩特说，她们该一起拍一张照片，“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我们可能会遇上什么事”。照片上，两个年轻、漂亮的金发女孩微笑着。

玛丽·阿利宗和普佩特·阿利宗

此时，阿利宗家已经得到警告：约翰尼网络被渗透了。玛丽的男友为了逃避追捕，从坎佩尔一栋楼房的二层窗户跳下来，摔坏了脚踝，正处于被拘留状态，还有关于折磨和刑讯逼供的传闻。1942年3月13日，德国宪兵抓走了玛丽，当时普佩特在学校。玛丽被带到了雷恩的中央监狱，在那里关了三天，之后，又被押往巴黎的桑特监狱。

普佩特等待着。她不再去学校。她本可以躲起来的，但她担心自己的父母。五天后，上午11点，两名德国军官来阿沃尔抓走了她。他们把她带到雷恩的监狱，审问她，扇她耳光，告诉她要把她押上开往巴黎的火车，让她在那里接受进一步的审问。她的父母收到了她将要乘坐火车离开的消息，他们来到火车站，站了一整天，希望能和她说上话。当她乘坐的汽车驶入火车站前院时，普佩特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开心模样。她不停地告诉自己，她只是个女学生，他们不会拘留她太久。她很自豪，德国人竟派了三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来押解一个刚过完17岁的生日的女孩，她看起来还像个孩子。她的父母因为痛苦而脸色苍白。

如同雷蒙德·塞尔让一样，玛丽和普佩特是第一批被捕的女性。其他人，一个接一个，一组接一组，在巴黎，在分界线上，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农场，在她们波尔多的家中，也将相继落入德国人的手中。

[1] 原名为吉尔贝·雷诺（Gilbert Renault），雷米上校为他的昵称。——译者注

[2] Gisèle Jaffredo.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3] 参见SaraHelm，A Life in Secrets（London，2005）。

[4] Simone Alizon.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第六章 对女性的宽容

1941年的晚冬对抵抗者而言糟糕透了。人类博物馆的那拨人被审判，七名男性——人类学家、民族志学者、社会学家——均因创作、散布反德材料而被判处死刑。在彻骨的寒风刮过法国大地而人们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被冻得瑟瑟发抖之际，达维德和埃诺克手下的巴黎特别旅正打算庆祝他们的首次重大胜利。他们的行动仿佛一个巨大的羊毛线球，一旦找到线头，每次发现——一个名字、一个交换信件的场所或一个告密者——都会牵出另一个线索。某个时候，法国警方肯定想过，他们也许永远到不了头。

在巴黎，秘密记者、出版商、印刷工和分发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沉静如海》经过拷贝、油印和捆扎后，已经做好分发的准备了。巴黎各地的作家、医生、艺术家、科学家、演员和教师团体在各自组成的委员会制作他们自己的新闻通讯。受德国配给制的影响，纸张越来越难找了。玛丽-克洛德、达妮埃尔和马伊仍保持见面，她们打扮得非常时髦，装作是老朋友们一起外出购物，暗地里却在交换编辑好的版面、探讨今后的策略。塞西尔和贝蒂仍从巴黎的这头穿梭至另一头，从法国的这头至另一头，传达指示并分发活动资金。

她们没有人知道，达维德的人正一点点、一条条地准备着卷宗。经常，警方仍不知道他们跟踪的男人和女人的名字。贝蒂还是“红指甲”，达妮埃尔还是“巴拉车站1号”。但他们的坚持不懈与一丝不苟的记录即将带来回报。并非抵抗者的疏忽让她们出了事——达利代把她们教得很好，而是对手的一根筋。

第一个落入指挥官达维德手中的是玛丽-克洛德，那几乎是一场意外。特别旅采用钓鱼策略，原本是为另一个嫌疑人设下的陷阱，但一名警官留意到她去了同一个房子。他不知道她是谁，但记得在跟踪安德烈·皮肯时曾见过这张脸。他回到办公室查询记录，发现与描述相吻合。2月4日，达维德决定逮捕她。她在给一个战俘的家人送去1磅黄油时，被警方逮捕了。她被带到警察局审问，可她只交待了自己的名字。

达维德的下一个举动犯了整场行动中仅有的错误。他在一份名为《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的日报上刊登了玛丽-克洛德的照片和一份广告，询问是否有人知道这个女人的地址和身份，有人发现她在大街上游走，看起来很迷茫，似乎丧失了记忆。他们把报纸拿给玛丽-克洛德时，她暗自庆幸。她知道这能提醒其他人她被捕了，这样一来，他们会避开所有固定的会面地点，加倍小心。达利代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会想尽办法在被捕的最初24小时拒绝交代任何事，从而为其他人争取到掩盖踪迹的时间。

然而，事到如今，达维德和他的人开始明白，他们跟踪的男人和女人——安德烈·皮肯、“小胡子”（Moustaches）、“特罗卡德罗女士”（Femmes Trocadéro）、“共和国”（République）、“富兰克林”（Franklin）以及其他一些人——正变得格外紧张，他们在巴黎各地奔走时经常改变方向，进入又离开地铁站，穿过马路又再折返回来。[1]2月15日，由于担心他们可能会因全部转入地下而消失，达维德决定不再拖延了。他派出60名警官去抓捕他们跟踪的所有人，最好是在街上而非他们家中，因为他们也许会销毁所有证据，包括最重要的名单和地址簿。

特别旅首先盯上了马伊·波利策和乔治·波利策在格勒内尔路（rue de Grenelles）上的公寓。如今，他们已经证实马伊为“樊尚女士”（身高1.6米，金发，戴眼镜……）。他们监视着，等待着，直到雅克·德库尔按响门铃，他们便蜂拥而上。德库尔是来提醒他的朋友们的，他担心警察正在跟踪自己。在他身上，警察找到了一张马伊的小照片。在厨房的一袋土豆底下，他们找到了将交给《法国文学》的手稿。德库尔被控以“协助敌人”以及利用反德舆论威胁德国士兵生命的罪名，处于“绝密”拘留状态。

那时，达维德让两名警官留在波利策家中，通过这种方式，他在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逮捕了按响门铃的达妮埃尔。她带着一小袋煤，作为礼物。达妮埃尔被证实为“巴拉车站1号女士”，她也被带到了巴黎的警察局，与波利策夫妇一同接受审问。

之后，轮到了安德烈·皮肯和他的太太热尔梅娜·皮肯。热尔梅娜不久前刚出狱，她来巴黎与丈夫会合，把两个女儿留在了鲁昂。他们住在他们的朋友拉乌尔（Raoul）和玛丽-路易斯·茹尔当（Marie-Louise Jourdan）——“34号女士”（Femme No.34）的家中。茹尔当在第18区经营一家干洗店，偶尔也将它用作抵抗运动的安全屋。正是在这里，达维德的人找到了他们四个，当时，他们拉上了百叶窗，坐在屋里。他们根本没有机会逃走。

一见到警察，安德烈便试图吞下一张名单和地址，但警官迅速阻止了他。他被扒光了衣服搜身。在他的鞋子里，他们找到一张名为莱昂·罗尚（Léon Rochand）的伪造身份文件，以及另一张纸，上面写着名单和即将举行的会议的日期。名单上出现了伊冯娜·埃莫里纳（Yvonne Emorine），她是住在克里米亚路（rue Crimée）39号的裁缝。两位警官出发去逮捕她。他们搜查她时，在她的包中找到了3000法郎现金。伊冯娜拒绝说出任何客户的名字，坚称这是买国家彩票（National Lottery）赢的钱，尽管她似乎不记得开奖日期了。伊冯娜的丈夫安托万（Antoine）由于是主要的共产党成员，已经在早前就被拘捕了。之后，达维德的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热尔梅娜身上。她的口袋中被搜出来一封克洛迪娜·介朗的信，于是，警方去不远处她就读的高中逮捕了她。当时，克洛迪娜年仅16岁。

第一波扫荡共逮捕了19人，均为共产党的领导人物或者抵抗运动的联络员，这让特别旅极为满意。其中9人为女性。许多人身上被搜出来大量现金和伪造文件，显然，他们即将转入地下工作。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是制图员兼工会成员费利克斯·卡德拉斯（Félix Cadras），他负责组织南部的抵抗活动。卡德拉斯在家附近被捕时高声提醒了他的妻子，警察破门而入时，发现她正站在暖气片上向窗外扔一个装满文件的购物袋。他们找回了袋子，发现了里面是关于全国各地抵抗活动的报告。首个阶段——日后它将以皮肯阶段（phase Pican）而为人所知——证明警方的行动卓有成效。

实际上，比起被逮捕的人而言，警方在他们家中找到的东西更有价值。[2]它们被藏在水槽后面、食物底下、衣服和鞋子里，被塞在阁楼和地窖里——这些地方都经过达维德的人的仔细搜查，其中不仅有传单、手稿、现金以及抵抗运动中其他成员的详细名单和地址，还有用来与人接头的不完整卡片和车票。它们中的一部分与巴黎的行动有关，但更多信息与鲁昂、埃夫勒、图尔、瑟堡、南特和吕费克有关。在达妮埃尔身上，他们甚至找到了远至比利牛斯山的联络名单。

因此，行动的第二阶段——地方阶段（phase de Province）——就此拉开了帷幕。达维德一直确信，皮肯只是庞大网络中的一小部分，但他现在才开始理解到它究竟有多么庞大、复杂。

在瑟堡，警察伪装成抵抗运动成员，使用卡德拉斯身上找到的一半车票拜访了一个名叫梅尼尔（Mesnil）的男人。后者拿出另一半车票，并带他们参加了卡尔瓦多斯（Calvados）和曼切（La Manche）地区的会议。这导致六名抵抗者落网。图尔省有九人被捕；吕费克又有九人；南特三人；埃夫勒又有三人。

他们发现鲁昂是最重要的中心。在安德烈·皮肯身上搜到的一张通行证（passes）上有一行地址，指向蒙布雷特路（rue Montbret）20号。警官德拉吕（Delarue）伪装成抵抗组织的成员，拿着一半通行证，开始调查。开门的女人是马德莱娜·迪苏布雷，那个曾在10月参与制造火车出轨事故的教师，她还在鲁昂为执行袭击的青年武装翼的年轻成员费尔德曼提供了安全屋。

马德莱娜在确认了他们的通行证吻合后，告诉德拉吕她正要去见地方抵抗组织的领导人。[3]他们一起出门，虽然她回避了所有人的名字，但坦率地提到了他们的计划、印刷机，以及抵抗组织在诺曼底的组织结构。德拉吕仔细地听着，很少插话，表现得很像抵抗组织的一员。当他判断出已经无法再从她口中得到更多情报时，他亮出了警察的证件，并告知她被逮捕了。马德莱娜尝试逃跑，大喊求助，赖在地上，但德拉吕毫不迟疑，还招来了援军。马德莱娜被带到了警察局，独自一人被关在一楼的房间，她还尝试爬排水管逃走。她接受了多次审问，要她说出人名，但她绝口不提。之后，在等将她送往巴黎的火车之际，她把行李箱砸向了卫兵的大腿，再次尝试逃跑。可她打了个趔趄，跌倒了，大腿严重擦伤。随着“地方阶段”的展开，法国警方拘捕皮肯网络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六十人。

但是，警方的第三波行动——“达利代阶段”——才是最致命的。就同玛丽-克洛德的被捕一样，它几乎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2月28日晚，巴黎仍覆盖在厚重的积雪之中，“狙击手和游击队”谨慎的安全事务负责人阿蒂尔·达利代——别人所知的“埃米尔”（Emile），在地铁勒伊站（Reuilly）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和一名女性交谈。那天早晨，警方刚发现他的踪迹。很长时间以来，达利代的高度警惕性发挥着作用，但如今他没有了好运气。被逮捕时，达利代和他的同伴呼喊着求助，可街上的人们只是驻足观看。达利代被关进了桑特监狱，被铐上了手铐和铁链。达利代遭受了毒打，以致他的朋友们后来差点认不出他，但他没有泄露任何情报。不过，他根本不必这么做，因为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份写满名字和地址的长名单。

名单之中包括他最重要的联络员贝蒂——“红指甲”。3月3日早晨7点，她在巴黎的家中被捕，警察伪装成了上门检查线路的电工。她和她的伴侣吕西安·多兰正打算前往南部，他们要去送钱，并向波尔多的抵抗组织传达指令。他们本打算更早动身的，但贝蒂在冰上摔了一跤，弄伤了膝盖。日后，她记起来似乎有被跟踪的迹象：她买东西时，一个长相古怪的女人在她附近转悠，还有一个看上去若无其事的男学生。但她没有对他们留下太多印象。在她家，警方找到了一批重要文件，包括伪造的证件、手稿，以及写满名字和地址的笔记本。她被带往桑特监狱，很快，她成了别人口中“最难对付的人”（dure de dure）。贝蒂被扇耳光，遭毒打，被反复审问。和达利代一样，她没有透露任何事。她被关进了惩罚牢房，里面漆黑一片，没有床或床垫，她对时间和地点一无所知。日后，她告诉父母：“但是，我在被放出来时和被关进去时一样骄傲，有点不舒服，但很快就过去了。”

夏洛特·德尔博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她坐在沙滩上读报，发现她的朋友安德烈·沃格被送上了断头台。[4]她急忙跑去告诉茹韦，她必须回法国。她说，她无法忍受自己安然无恙，而她的朋友们正在死去。她想分担他们的危险。茹韦竭力劝阻她。他指出，如果她的丈夫乔治知道自己的妻子安全地留在南美，肯定会轻松许多——身为抵抗运动的战士，最好不要有太多负担。有一段时间，茹韦收走了夏洛特的护照，可她非常固执，向开往欧洲的巴西轮船预订了一张船票。她向他告别时，茹韦告诉她：“尽量别被抓住。你是在往狮子的血盆大口里跳。”

经葡萄牙抵达法国后，夏洛特在波城（Pau）见到了乔治。他们分头返回巴黎，在不同向导的带领下，从法国的自由区穿越分界线进入占领区。当乔治在左岸为《法国文学》奔忙时，夏洛特坐在费桑迪耶路95号的家中，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坐在书桌前咳嗽，裹着抵御彻骨寒意的毯子，一边记录、翻译苏联和英国广播的新闻，它们都会出现在地下的新闻通讯中。她和乔治约定，两人最好不要一起出门，这样比较安全，但他每次晚归时，她的胃总会因为担惊受怕而绞痛。

夏洛特开始使用德莱皮纳女士（Madame Delepine）这个名字。波利策夫妇、德库尔、达妮埃尔和玛丽-克洛德都已经被捕了，但他们都很有信心，他们绝不会供出任何名字。就像往常一样，她时刻提心吊胆，因为每个陌生人都可能是警察，每次出其不意的敲门都可能是警方的突袭。夏洛特不知道，当她离开家，与朋友们在咖啡馆见面，并交换各自携带的篮子和包时，她已经被人跟踪了。

3月2日，她在家里工作，乔治回来时带来一位朋友，他是知识分子抵抗运动（résistance intellectuelle）的关键成员皮埃尔·维永。维永出生于阿尔萨斯，父亲是自由派的犹太拉比，同时，维永还是玛丽-克洛德的情人。由于波利策被捕，他接替了《法国文学》的编辑工作。他来时穿着睡衣，外面裹着一件宽大的外套，脚上穿的是居家拖鞋——城里许多人都长了冻疮，这幅画面并不让人觉得陌生。当天早上，达维德的人去了维永家，他从窗口跳下，逃脱了逮捕。

维永带来的消息相当糟糕：不仅曾协助翻译苏联广播的房东太太被捕了，雅克·所罗门在最近三次约会中都没有露面。现在没人敢去找埃莱娜。乔治告诉夏洛特，他认为自己也被人跟踪了。他们讨论了最快什么时候能离开巴黎。三人谈话时，门铃响了。从楼道上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是来读煤气表的。

由于担心惹麻烦，夏洛特把维永推进卧室，他从那里跳出窗户，跳上一处屋顶，然后逃跑了，两名邻居震惊地目睹了他穿过公寓的过程。特别旅的五名警官强行闯入迪达什家中，他们显然对夏洛特也在那里感到十分惊讶，但告诉她，她也要跟他们回警察局。她询问能否添件衣服，之后走进了卧室。在那里，她瞥见一张写有名字的纸，显然是维永逃跑时不慎弄丢的。她飞快地把纸揉成一团，吞了下去。现在，她和乔治被带到了警察局。警方从维永逃跑时留在迪达什家的外套里，发现了即将出版的《法国文学》的完整稿件。

夏洛特和乔治之后，轮到埃莱娜·所罗门被捕了。她在巴黎圣拉查站的锁柜中取走一只装有雷明顿牌（Remington）打字机的箱子时被捕。在她身上，警方搜到一篇文章，上面写着：“法国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到1942年3月25日，特别旅口中有史以来针对“恐怖分子”最成功的行动宣告结束。113人被拘捕，他们遍及法国占领区各地，其中35人为女性。他们之中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联络员和地方领导人，警方还找到了指向从巴黎北部一路延伸至比利牛斯山的抵抗运动的足够证据。这些文件清楚地表明，他们要向法国警方发动“全面战争”，而且称法国警方为“头号敌人”。

警方行动对达维德和他的人而言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大量文件、名单、地址和伪造文书表明抵抗运动本身不再单纯地受几个共产党小团体的鼓舞，而是掌控在“狙击手和游击队”以及游击队员手中。搜查期间，特别旅的警官格外细致，他们挖开了花园里的土壤，剥下了墙纸，还搜查了外屋、车库和地窖。特别旅自豪地宣称，“法国和巴黎可以指望他们”，他们完全明白被指派的任务有多么重要（grandeur）。

大部分被捕的人被关在警察局地下的牢房。他们在那里接受审问。多数人给出的是模棱两可的回答，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他们因此被扇耳光、被拳打脚踢。他们假装不认识彼此。达妮埃尔被殴打，受了很严重的伤，她设法从监狱给母亲送了一封信。“我的内心充满了阳光，”她坚定又乐观地写道，这正是她的处事方式，“我很平静，而且坚决。”她给朋友们唱歌，告诉她们，她对被捕感到自豪。随着一个又一个人被带到巨大的牢房，女人们对于男性同伴的遭遇感到十分震惊。

阿蒂尔·达利代受到了惨不忍睹的折磨，他的脸部变形了，而且失去了全部听力。他被铁链铐着，喝汤时要趴在地上，就像一条狗。乔治·波利策也戴着手铐、脚链，他生了褥疮，而且感染了，警察打断了他的手腕。日后，据说波利策——时年40岁的杰出的匈牙利哲学家——被剥光衣服鞭打时，维希政府的内政部部长皮舍就在现场。马伊没有受折磨，但她很清楚她的丈夫乔治和情人德库尔的遭遇。费利克斯·卡德拉斯先是被法国人折磨、拷问，接着盖世太保上场了，可他什么也没说。

与此同时，女性们开始为自己争取权利。她们意识到被关在一起是幸运的，因此开始集体抗议太冷、太脏且到处都是跳蚤，强烈要求给她们保暖的毯子。3月11日晚，她们要求搬出警察局半地下室式的牢房——从窗户处，她们可以看见外面巡逻士兵的脚。那里太宽敞了，而且漏风，她们要求搬去更小、更暖和的牢房。在一群戴蓝色小面纱的修女的管理下，她们不停地制造麻烦，发出野生动物般的叫声，直到招来警察，最终被制服。年长的女性——夏洛特、热尔梅娜·皮肯和玛丽-克洛德——尽全力安抚年轻的女性。克洛迪娜·介朗被严重的耳痛所折磨。让夏洛特痛苦的是口渴，实际上，关押了数百人的牢房里只有一个水龙头，囚犯们必须依次取水，何况她们还戴着手铐。

3月20日，他们中的七名女性和五名男性被转往桑特监狱，包括安德烈·皮肯和他的太太热尔梅娜、马伊·波利策和乔治·波利策、马德莱娜·迪苏布雷，以及玛丽·克洛德。他们在一队武装警察的护送下，坐上了警察局的卡车。爬上卡车时，安德烈·皮肯在设法挣脱控制后逃跑了，四名警察立刻追了上去。意识到无法成功脱身后，他爬上一堵墙，翻过栏杆，跳进了塞纳河，他逆水游了150米，挣扎着与身上笨重的外套作对。他游到了岸边，已经筋疲力尽，在警察逮住他之前，他朝聚拢的人群大喊道：“瞧瞧法国警察都对法国人做了些什么！”在警方的卡车上，他的妻子热尔梅娜看不见正在发生的事，但可以听见围观者的喊声，她唱起了《马赛曲》。之后，所有囚犯都用最响亮的声音，高喊道：“法国万岁！”

桑特监狱位于巴黎第14区，是法国和德国共同管理的几座监狱之一，双方有各自的辖区，分别部署了自己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监狱将以“缓慢死亡的城堡”（châteaux de la mort lente）而为人所知。那里有分别关押男人和女人、平民和政治家的不同监区，还有惩罚牢房。被拘押者可能会因为微不足道的不轨行为被送去惩罚牢房，那里逼仄，像个黑洞，没有床垫，犯人只能蹲着，伸手不见五指。尽管理论上德国人只能管辖他们的监区，实际上，他们却对法国囚犯颐指气使。在桑特监狱，食物短缺，没有暖气，石头墙壁上挂着凝结的水珠，到处都是跳蚤和虱子。几乎没有获释的可能。夜晚，可以听见德国监区或等待被处决的囚犯在高唱革命歌曲。在楼上的一间牢房里，有个男人每天夜里都会吹口哨，吹的是莫扎特的《小夜曲》。

达妮埃尔、马伊、玛丽-克洛德、夏洛特，以及其他来自波利策、皮肯和达利代网络的女人们，以两人或三人一组被关押，虽然小部分常惹麻烦的人被关在单人牢房，比如马德莱娜·迪苏布雷。马德莱娜被单独囚禁了五个月，其间，她被完全禁止与其他囚犯交流。她只离开过牢房两次，一次去洗澡，一次去锻炼。玛丽-克洛德、贝蒂和夏洛特也被单独囚禁过数周。即使是思想独立、早已习惯独处的女性，日复一日地彻底断绝与外界的联系，永远不知道自己将经历什么，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她们心中充满了焦虑，等待着从牢房外听到人类生命迹象的那一刻，她们生活在一个沉寂的、空洞的世界。她们必须调动所有的勇气，避免让自己陷入绝望，从而变得麻木不仁。

那些没犯重罪的囚犯，每两星期可以收一次装有干净衣服和食物的包裹，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她们还可以收到书。特别是她们每星期会被带到中央的小空地上一次，锻炼十分钟。在其他漫长的、寒冷的、焦虑的日子里，她们无所事事，只能思考、聊天，为更好的未来作打算。克洛迪娜的耳痛好转后就开始唱歌。在第一批被捕的女性中，许多人没有孩子。但对于有孩子的女人而言，比如马伊，她们日夜都在想念孩子，却永远无法获准与他们见面或得知他们的消息，因此，这也是对她们的一种折磨。缺少熟悉的气味和孩子们的身影，仿佛一种持续的痛苦。

夏洛特在被单独囚禁期间，为了努力抓住一丝现实感，她尝试在脑海中回想路易·茹韦作品中的人物，但他们固执地躲在“阴影之中”，拒绝出现。她常常盯着光线在牢房墙壁上投下的图案，度过一个又一个小时。但有一天，她通过管道和楼下牢房的女人说上了话，还发现她有一本书，即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Chartreuse de Parme）。她从毯子上拆出线头，开始编织一条绳子，将它伸去对方的牢房，又时刻担心会被人发现。之后，她说：“我的牢房里也有别人了。”

从一开始，在她们被送到桑特监狱后不久，达妮埃尔就成了众人的领袖。正如她曾为法国女青年联盟的年轻女子筹划各种活动一样，如今，她尽量让大家保持精神上的振奋。她很快掌握了监狱里的沟通系统：通过墙上生锈的、老旧的管道，加上一种用莫尔斯电码精心组织的句子，可以与其他牢房或楼层的人们交流。女人们告诉彼此自己的故事。她们唱歌。日后，在向她的父母形容桑特监狱的生活时，达妮埃尔写道：“我们每晚都唱歌。如果你挨着脏兮兮的墙壁走过，可以听见歌声，那就是我们。说到‘我们’，我指的是‘危险分子’。”

每晚，达妮埃尔都会发布新闻，都是些从看守或其他囚犯处收集到的消息。囚犯们躺在靠近门口的地上，朝门缝喊话，让消息传往一个又一个牢房。有段时间，看守们还能忍耐。但有一天，他们来到关押达妮埃尔和热尔梅娜的牢房，发现达妮埃尔正在写东西。在她把纸塞进嘴里、试图吞下它时，他们剧烈地摇晃她的身体，把她带到了惩罚牢房。之后的十天，她没有床，没有毯子，没有光，只有一些面包和水。她脸色苍白，形容枯槁，却依旧保持轻蔑的、挑衅的态度。

随着春天的来临，牢房暖和起来了，达妮埃尔组织所有囚犯拆掉了窗户的一块窗格。之后，她开始从自己的窗口大声向外传递消息，鼓舞士气，公布计划。没人看得见她，但站在她们弄坏了窗户的牢房下，可以听见她的声音。她再次因此而受罚，四天没吃东西，但看守们懒得修理窗格。在桑特监狱各处，囚犯们能感到彼此保持着联系。克洛迪娜17岁生日时，所有囚犯都朝通风口为她唱了生日歌。“我们不感到孤独。”热尔梅娜日后说道。

指挥官达维德和特别旅对已被毁掉的达利代、皮肯联络网中文件内容的评估是正确的。[5]抵抗运动的实质确实在发生变化。它不再是个体抵抗者的问题——依靠自己或小团体，大多受到宗教信仰、个人愤怒或憎恶占领者的驱使——而是一个更大、更团结、更有实力、更具威胁性的整体。早期抵抗运动的各个武装翼，比如青年武装翼，在过去几个月已经与其他团体展开联合行动了，但1942年4月3日，秘密出版的《人道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让人们注意到了“狙击手和游击队”——“狙击手”（francs-tireur）是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1870年对战士的形容，“游击队”（partisan）则是苏联对游击队员（guerrillas）的形容。

根据《人道报》的说法，“狙击手和游击队”将联合所有武装战士——无论他是共产党员、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还是天主教徒——共同发起武装斗争（lutte armée），他们将在统一的政治阵线下，抵抗德国占领者和他们的维希政府通敌者。即便盟国、轴心国的战况不能激励法国抵抗者——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正在向西部沙漠挺进，新加坡落入了日本手中，美国人被困在菲律宾，不过戴高乐的战斗法国（France combattante）即将向绝大多数法国抵抗运动成员发出号召。

然而，并非只有抵抗者意识到了联合、重组的必要性，由于连续不断地被袭击，德国人也在重新思考他们的镇压策略。

人们曾形容德国的法国军事指挥官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举止优雅，长得像个木偶人，性格忧郁又疯狂。他向来不喜欢用大规模的处死来报复对德国士兵的袭击。[6]他认为这种策略只会适得其反，更容易激发对占领者的敌意，而非起到镇压抵抗者的效果。尽管1941年的秋天和冬天处决了数百名人质，然而，这非但没能阻止武装袭击，反而使它成倍激增了。与此同时，那些被枪毙的人则被视为烈士，他们的坟墓成了圣地，他们的照片在人们之中流传。吕西安·尚帕克斯——西蒙娜的父亲，他英勇对峙占领者的事迹广为流传，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1942年2月，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前往柏林，争取对抵抗运动采取更精准的回应：只惩罚被定罪的人和他们的同谋，而非针对所有人、驱逐更多人以及实行更长时间的宵禁。希特勒拒绝接见他。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回到巴黎后，辞去了他的职务。他在提到大规模处决时表示：“我已经无法——至少在此刻，在目前的情况下——让自己的良心承担起历史面前的责任。”[7]他的职位很快由他的堂弟卡尔·海因里希（Karl Heinrich）接替，他是一个更强硬的人。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在离开巴黎前提到，一股由大规模处决引发的充满怨恨的旋风（tourbillon）正横扫法国大地。

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对法国的控制权正从德国国防军转到盖世太保手中。法国抵抗运动中出现了武装袭击后，海因里希·希姆莱设法让希特勒相信，德国占领军队的做法还不够强硬。5月初，热衷于消灭波兰犹太人的卡尔·奥贝格将军（Karl Oberg）被任命为德国在法国占领区的纳粹党卫军与德国警察的最高指挥官。他几乎不懂法语，对法国一无所知。在丽兹酒店举行的盛大典礼上，奥贝格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见证下就职。只过了几天，海德里希就在布拉格遭到了捷克爱国者的伏击。奥贝格的助手是赫尔穆特·克诺亨，一个学哲学的年轻人，狂热的反犹分子，1940年随党卫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巴黎。克诺亨被提拔为陆军中校，如今，随着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的离去，他开始纵容部下为所欲为地残暴行事。

奥贝格还得到了一群法官的协助，后者向他建议谁出庭受审、驱逐谁以及枪毙谁。但实际上，为了追求速度、便利以及表面上的合法性，德国人所注重的准确性以及官僚主义很快就被抛弃了。与此同时，法国法官无法再出于同情而仓促地审理抵抗运动成员的案子，由此一来，德国的观察人士来不及充分理解案情，或者坚持认为那些因为收听BBC而被捕的人们实际上只是按错了无线电的按键。

奥贝格时年45岁，金发剃得仅剩数毫米。他脸颊绯红，挺着啤酒肚，一对蓝灰色的眼珠向前突出。在同事眼中，他是一个注重家庭、小心谨慎、头脑冷静的官僚，在执行命令时，带着纳粹式的一丝不苟。很快，奥贝格成了法国最让人痛恨的人。随着春天的来临，他宣布的措施不仅将严厉打击那些实施袭击的人，还包括他们的家人，他提议把女人送去强制劳动营，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托管机构。6个月内，他让克诺亨手下的人数从600人增加到了2000人。海德里希和戈林所推崇的折磨和制裁，都是为了迫使抵抗者交代同伴的名字，以及他们自己犯下的罪行。如果针对的是共产党员、“恐怖分子”、抵抗者、“波兰人或苏联流放者”、耶和华见证会成员以及“反社会分子”，那么，不须事先获得批准就可以实行严刑逼供，包括只有面包和水的漆黑的牢房，剥夺他们的睡眠，使人精疲力竭的运动，以及“拷打”。奥贝格的一部分手下还在德国参加了特殊课程，学习有关折磨的理论和方式。如果嫌疑犯拒绝开口，折磨就会升级。

奥贝格认同海德里希的观点：如果法国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必定会对镇压抵抗运动表现得更为激烈。他倾向于与法国警方“真正合作”，在所有层面展开联合行动，为此，德国将提供慷慨的资金，而法方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事到如今，已经别无选择了，因为东部前线需要更多的德国部队。法国通敌者很乐意接受这项提议，即使在之后几个月，德国人并没有太在意双方之间的协议。

在奥贝格和克诺亨以及法国当局的纵容与默许下，法国警方逮捕的嫌疑人会被移交给德国人。犯人经常辗转在数名审讯者之间。他们戴着手铐，被关押在索赛路上盖世太保办公室的地牢里，或者任何一栋修建于18世纪、现在由德国人说了算的优雅的联排房屋中，等待残忍的折磨——用任何对方能够想象到的方式。波利策、德库尔、达利代、卡德拉斯和所罗门均落入了盖世太保手中。当德国审讯者感到厌倦了，或者认为他们的法语不足以执行任务，或者只是懒得沾手脏活时，他们会向指挥官达维德以及他的法国同事求助。特别旅成了法国版的盖世太保。当局发布了一本法文手册，关于可以采取哪种折磨、持续多久。法国的助理警察因为勒索以及喜欢把囚犯的头按入冰冷的浴缸中而变得臭名昭著。作为信息部的头目，负责特别旅的罗滕向手下保证，他们在战争结束后不会因为残忍的行径而受到调查。

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曾提议将大量嫌疑犯送往德国。这项措施被命名为“夜雾命令”（Nacht und Nebel），即“在黑夜和雾气之中”，将第三帝国的敌人押往“前线的远方……（使他们）孤立于外部世界”，这种做法已经在德国国内得到应用，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它背后的用意是剥夺这些“消失”的人们的权利，断绝他们与外部的联络，这样一来，外界无从得知他们的下落，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据说，这种不确定性形同恐吓，从而能够遏制他们的家人和同伴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法国，当局将采取新措施——保护性监禁（Schutzhaft），指肆意发动逮捕和拘留，但不起诉或审判被拘留者，他们将被移交给盖世太保，之后，便会“消失”在东方。

起初，德国国防军反对这么做，但在之后的数月中，保护性监禁和“夜雾命令”将被用来针对无数法国男性和女性，他们被怀疑参与了间谍活动、叛国以及协助第三帝国的敌人，或者非法持有武器——一切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行为。

从1941年的冬天到1942年的早春，武装翼没有取得太大成果或重大胜利。10月，他们在鲁昂、南特和波尔多相继发起了三次戏剧性袭击，但一系列破坏活动仅造成了有限的损失，他们策划的火车出轨事故也屡屡失败。作为成就，他们只能列出致使1名德国士兵死亡、2人受伤。但是，他们即将为这些行动付出惨重代价。

首轮逮捕的发生是因为他们不够谨慎。有时，年轻的抵抗者似乎不太理解自己的危险处境，或者意识不到许多法国警察已经站到了占领者一边的事实。一个年轻人向他的女朋友展示了手枪。女孩告诉了她的父亲。那个父亲决定向警方告密。找到他的同伙不是难事，因为他们大多是十几岁的孩子，都和父母住在一起。

盖世太保认为，一系列公开的审判也许可以产生震慑效果。第一批的七名年轻抵抗者均被判处死刑。3月9日执行死刑时，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就在现场。很快，在悬挂了巨大纳粹标志的化学之家（Maison de la Chimie）大厅，举行了第二次公开审判，规模更大。被告席上27人中有25人曾受到严刑逼供，他们戴着手铐脚链。一名15岁的男孩以及两名女孩中的一人被判处长期监禁。其他人均被判处死刑。得知审判结果后，作家让·盖埃诺在日记中悲伤地写道：“饥饿、寒冷、穷困、恐惧。国家正处于虚脱状态之中。”

尽管对判决结果感到震惊，但幸存的武装翼年轻成员比以往更加坚定，他们继续会面、交换情报、传递武器以及策划日后的行动。[8]由于向德国人发起了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武装袭击，他们将自己视为某种精英与首个团结起来的战士团体。乌祖利亚斯——他和法比安共同策划了对德国士兵的首次袭击——自豪地表示，他估计一名年轻战士的活跃期不会超过六个月。

西蒙娜·尚帕克斯的男朋友安德烈·比韦——人们都称他为德德（Dédé）——搬到了拉斐利路（rue Rafaelli）上的一个小房间。但在他患胸膜炎去乡下休养时，西蒙娜经常去古得多地区（Goutte d’Or）的格鲁嫩伯格家，伊西多尔的岳母会教她法文和德文。伊西多尔是武装翼的活跃成员，他是个容易害羞的严肃的年轻人，曾与吕西安·尚帕克斯在《人道报》共事。西蒙娜的母亲开始担心她太晚回家会不安全之后，西蒙娜有时会在古得多过夜。每星期有两三次，她会去见另一个伊西多尔——伊西多尔·格林德贝格（Isidore Grindberg），人们称他为“罗贝尔”（Robert）——除了她和比韦外，他是西蒙娜所在小组的第三个成员。会面中，她会携带新闻通讯、子弹，有时还有手枪。格林德贝格称她为他的小妹妹（petite soeur）。他们的英勇无畏中带着一股纯真，甚至有些孩子气。

5月10日，西蒙娜收到消息，要她在拉雪兹神父公墓柏树掩映的老地方见其他人。她等待着，但没有人出现。根据指示，她又去了两次——每天在相同的时间，回到相同的地点。13日，她决定去格鲁嫩伯格家。开门的是特别旅的警官。西蒙娜告诉他们，她是吕西安·尚帕克斯的女儿，还在念书，像往常一样来古得多上法文课。警察要求陪她回母亲家，进行搜查。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但告诉西蒙娜，他们要带她去总部进一步审问。她向母亲耳语，说她很快就会回家的，“因为他们没在我身上找到任何线索”。

之后，西蒙娜被带到地牢，几乎被审问了一整夜。她被威胁，但没受到刑讯逼供。警察在她的书包里搜到一首她正在学习的革命歌曲，不断地向她大吼大叫，要她交代这是谁给她的。最后，她说出了已经去世多年的祖母的名字。警方给她看了一组年轻人的照片，都是青年武装翼的成员，她说除了安德烈·比韦外不认识任何人，比韦是她的邻居，而且他们现在订婚了。另一个女孩西蒙娜·埃菲（Simone Eiffes），一名女裁缝，她还带着六个月大的孩子，也出现在古得多，她也被警方拘留了。埃菲是一个举止轻佻的年轻妇女，其他小组成员不怎么信任她。她带着一块巨大的草莓牛奶塔，为了讨好其他更讲纪律的同伴。

西蒙娜·尚帕克斯不知道，他们组年轻的乔治·通德利尔已经在4月25日被捕了。他受到了刑讯逼供，特别旅从他口中获得了足够多的情报，从而将他们引向了古得多。一天，趁着这家人都外出了，警官去搜出了不少清单，上面写了名字、地址、笔记、地图以及关于武器的手册。格鲁嫩伯格成功脱身了，但后来在分界线附近被捕，他试图逃跑时脚和肩膀被子弹击中了。被交给德国人后，他试着揽下一系列破坏活动的唯一责任。西蒙娜同样不知道，在稍早的一次针对古得多的埋伏中，安德烈·比韦也被捕了。

如今，武装翼已经有十名年轻男性和女性被捕。其中两名男性是莫伊扎·费尔德（Moijase Feld）和莫尔卡·费弗曼（Mordka Feferman），两人从小就是形影不离的朋友。费弗曼曾是波利策和德库尔的学生。他们在一次交换武器时被捕。其间，费弗曼尽管受伤了，不过仍设法骑车逃跑。后来，他被警察逼到墙根，开枪自杀并吞下了氰化物。他当场死亡。费尔德被警方拘留。国际纵队成员法比安——他曾在巴黎附近的森林训练年轻人——及时收到了警告，成功脱身。从此之后，天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西蒙娜被带到牢房宽敞的大厅时，留意到在尽头处有些人躺在地上。这些是受到了刑讯逼供的年轻男人。她在其中认出了安德烈·比韦，在夜晚的大多数时间，她躺着都能听到他发出的呻吟。她恳求去他身边，但被狱警拒绝了。

第二天早晨，她的母亲设法送来一些衣服和食物，她也分给了其他女性。两天后，她看见安德烈离开了她对面的牢房，他戴着手铐，身体倚靠在另一个男人的手臂上。他脸色苍白，脸颊凹陷，她几乎认不出他来。但他看见了她，第二天，他们设法相处了几分钟。

牢房的食物非常糟糕，而且短缺。尽管年长的女性做了许多努力，尽力照顾还在念书的女孩们，然而，西蒙娜仍变得越来越瘦，她更加忧郁、虚弱了。她总担心安德烈可能会遭遇不测，她没再获准与他见面。最后，一名医生把她转往了弗雷讷（Fresnes）的监狱，它位于巴黎郊外，也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共同管理的监狱。那里的情况稍好些，而且弗雷讷有医务室，修女给她安排了一张像样的床，还有被子和食物，她慢慢恢复了健康。

听说安德烈被处决时，西蒙娜仍在弗雷讷。莫伊扎·费尔德也被处决了。法国当局称伊西多尔·格林德贝尔为“危险的罪犯”，把他送上了断头台。被拉到院子里时，他说唯一后悔的事就是没多杀几个德国人。临刑前，费尔德给他的姐妹写信，请求她温和地告诉父母这个消息。他年仅17岁。

阿拉贡将1942年5月称为“黑色五月”（le mai noir），它很快成为抵抗运动的象征词之一。日后，玛丽-克洛德说这几乎是一个精神纯洁、英雄主义的年代，被德国人拘捕的囚犯总表现出完美的自尊和骄傲。至今，已有多名女性被长达数周地关押在单独牢房。伊冯娜·埃莫里是其中之一，她被迫把4岁的女儿交给母亲照顾，以便组织夏朗德的抵抗运动。[9]伊冯娜的丈夫、煤矿的工会成员安托万在她之前被捕了，也被关押在桑特监狱。据说，安托万告发了其他人，恳求“盖世太保先生”（les Messieurs de la Gestapo）饶他一命，不过，如今他已经死了。德国人说他是自杀的，但一位狱友看见他在审讯后被人拖了回来，毫无知觉地躺在地上，显然，他受到了严重的虐待，所以狱友认为他根本没法上吊自杀。

在皮肯—波利策—达利代行动中被逮捕的女性之中，现在又加入了两个来自雷恩阿利宗家的姐妹。玛丽和普佩特先后从不同的监狱被带到这里，她们被单独囚禁，直到其他狱友通过通风口报信，才知道彼此都在这里。普佩特时年17岁，她感到格外孤独，恳求看守让她见见她的姐姐，但男人们无动于衷。得知玛丽被关押的牢房离她不远后，她得到了些许安慰，但还是要等上数月，两人才被获准见面。5月9日，在玛丽21岁生日这天，普佩特唯一能做的是给她捎信。还有一位名叫热尔梅娜·雷诺（Germaine Renaud）的老师，她来自安德尔-罗亚尔省，曾协助雷蒙德·塞尔让、拉库尔神父带人穿越分界线。在来到桑特监狱之前，她遭到了毒打，浑身血迹斑斑。另一间单独牢房中关押的年轻女性是玛丽-让娜·杜邦（Marie-Jeanne Dupont）。她在刚过完20岁生日后被捕，曾尝试打破灯泡，吞下玻璃碎片自杀。“我们对女性很宽容，”一个德国上尉告诉一个被扣押者，“非常宽容。”

然而，好景不长。春天以来，奥贝格全面掌权，党卫军越来越常绕过审判，对被逮捕的抵抗组织成员的命运作出自己的行政决定。如今，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已经离开了。奥贝格认为应该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处决，从而使那些企图反抗的人感到恐惧。党卫军奉命挑选人质，安排处决的日期、地点和具体时间。4月12日，法国警方将“皮肯事件”（I’affaire Pican）的相关人士移交给了盖世太保。5月22日，桑特监狱的女性得知，第二天会有多名她们的男人被处死，目的是报复在一系列袭击中两个德国人丧生了。那些丈夫即将被处死的女性得知自己可能有机会与对方告别。

首批被枪毙的人中包括热尔梅娜的丈夫安德烈·皮肯、马伊的丈夫乔治·波利策、埃莱娜的丈夫雅克·所罗门、夏洛特的丈夫乔治·迪达什。[10]几天前，波利策经通风口传来消息：他终于在头脑中完成了一部新哲学著作的草稿，只要他有一些纸，就可以直接写出来。见了他最后一面后，马伊给他的父母写信，波利策“让人肃然起敬……他似乎特别开心，因为自己能死在法国的土地上”。波利策，一个匈牙利难民，一直非常崇拜法国。热尔梅娜·皮肯被带去见安德烈时，发现他脸上、身上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刑讯逼供的伤痕。安德烈在自己牢房的墙上画了一辆车，车上装满了行李箱。“看，”他对她说，“这是我们在意大利度假。”皮肯终年41岁，是四名被处死的囚犯中最年长的。

量子物理学家雅克·所罗门仅与埃莱娜相处了数分钟。她发现他的肘部被打断了，头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

破晓前，一名士兵来到了夏洛特的牢房。“快穿衣服，如果你还想见你丈夫一面的话。”他说道。她跟着士兵来到迪达什的牢房。分别时，她紧紧抓住他的手。士兵把她带回了她的牢房，她在日后写道：“我的同伴们让我在简易床上躺下。她们没问任何问题，我也没开口说什么，没有提在他临死前我所说的话。”

如今，热尔梅娜、马伊、埃莱娜和夏洛特都成了寡妇。夏洛特时年28岁——与迪达什同年，马伊和埃莱娜三十多岁。热尔梅娜41岁。马伊的儿子米歇尔和热尔梅娜的两个女儿都失去了父亲。最糟糕的时刻来得如此仓促。桑特监狱的其他女囚犯，一旦她们的丈夫或爱人被拘留了，就都开始过上了担惊受怕的日子。

人们对枪毙（fusillade）——处死人质或抵抗者——的想象，通常是一个男人站着，被绑在柱子上，那人挺直身躯，坚定不移。实际状况如何则不得而知。巴黎的大部分死刑都在城市西边瓦莱里安山（Mont-Valérien）上一座废弃的营房执行，1850年代，拿破仑三世的敌人曾被关押在此，后来，它被改建成一所军事电报学校。[11]即将被处死的男人首先会被集中到一座老教堂，由党卫军看守，直到他们被带往山上的刑场。有些人有机会在墙上留下他们最后的遗言。但是，上山的路很陡，有时还会碰上下雨或结冰天气，路面非常湿滑，爬行对受过严重折磨的囚犯来说相当困难。那些没法站起来的囚犯直接以仰卧的姿势被枪毙。有人曾听一名德国士兵说，这些场合仿佛像在观看一场体育比赛（fêtes sportives）。[12]

谦逊、说话温和、亲法、本质正直的德国人施托克神父（abbé Stock）被任命为随军神父，主要接触巴黎的囚犯，正是他陪伴男人们走过了最后一段路。[13]尸体被装进棺材，运往巴黎的不同墓地，不会有墓碑记载他们被埋在何处，目的是防止那里成为悼念的圣地。如果一天被枪毙的人数太多，部分尸体会被运往拉雪兹神父公墓，经火化后，骨灰会被装进没有名字的骨灰瓮。每次处决后，施托克神父会悄悄地在一本课本上记录所有细节，这样一来，家属日后便能找到他们的亲人。施托克神父后来写道，在他的陪伴下走完最后一程的约2000名死刑犯中，绝大多数人都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勇气，他们拒绝戴上眼罩，一言不发，“轻蔑又坚定”。

许多年后，人们重新掘出乔治·迪达什的遗体，将他安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中一片专门留给法国共产党员的墓地，位置在他的游击队队友安德烈·沃格的身边。

一个星期后，第二批被处决的人包括阿蒂尔·达利代，他的脸由于受到虐待而肿胀了，完全张不开眼睛，他的一条胳膊彻底失去了知觉。达利代成了其他抵抗者心目中的英雄，在长达数周的骇人的折磨中，他没有交代任何一个名字。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女友，但在他被带去瓦莱里安山之前，玛丽-克洛德被允许见他最后一面。“现在，我的老朋友，”达利代对她说，“我的一切都结束了。但你们，我深爱的人们，你们必须继续……”他年仅36岁。

达利代之后是费利克斯·卡德拉斯，他未获准给家人写告别信，只设法在一条手帕上留下了只言片语，他把它塞进了外套的衬里，后来，手帕在衣服归还家人后被发现。那天被处死的还有身材高大、热爱运动又博学的德库尔——马伊的情人。他在最后给家人的信中要他们把自己家里马伊的一些东西归还给她的父母，包括让·德·拉封丹（La Fontaine）的《寓言诗》（Fables）、理查德·瓦格纳（Wagner）的《特里斯坦》（Tristan）和施特劳斯（Strauss）的《四季》（Four Seasons）唱片，还有两幅水彩画。他希望把自己的钢笔、自动铅笔、钱包和手表送给马伊的儿子米歇尔。德库尔写道，他的死不该被视为一场灾难。他没有宗教信仰，但他现在觉得自己“仿佛一片树叶，从树干飘落下来，化为肥料”。在仅仅一个星期之内，马伊便同时失去了她的丈夫和情人。

塞西尔的朋友兼导师雷蒙·洛瑟朗在伊西莱穆利诺（Issy-les-Moulineaux）附近被枪毙了。他也受到了残酷的折磨。

因波利策—皮肯—达利代事件而被捕的人中共有46名男性被处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不过参与印刷、分发了反德材料，渴望德国人不再出现在法国的土地上。他们的死没有让知识分子抵抗运动就此陷入沉默：立刻就有其他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自由大学》仍在出版；《沉静如海》被搁置了一段时间，但它很快出版并立刻售出1万本；《法国文学》很快激励了其他人投身于抗争。“我知道有些人会说‘他们死的不值得’，让·波扬写道，他是接替波利策、德库尔编辑工作的其中的一人，‘对那种人，你必须这样告诉他：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活在我们心中’。”

由于担心引发抗议，贝当请求德国人谨慎行事，因此，在清晨或黄昏，男人们会被叫到牢房外集合，当被带往瓦莱里安山时，桑特监狱的囚犯开始唱歌。他们唱《马赛曲》，如今，它已经成为反抗者的颂歌，歌声总在绝望和恐惧之时响起，他们的声音清晰地飘荡在寂静的监狱。之后，女人们会尽力安慰新寡妇，对于单独囚禁的热尔梅娜·皮肯或者亲眼见到了丈夫雷蒙德被酷刑折磨的路易赛特·洛瑟朗（Louisette Losserand）而言，她们能够得到的安慰实在微不足道。

一天，桑特监狱的女人们得知，第二天早晨，四个男人将在院子里被送上断头台。他们均因为抗议德国人限制购买食物的政策而被捕。黎明时分，她们听见士兵的靴子发出的声响，意味着他们要被带走了。四个男人唱《马赛曲》的声音在寂静、惨白的光线中响起，接着是三个声音、两个声音，最后一个孤独的声音在一句歌词中沉默了下来。之后，整个监狱的囚犯们从歌词停止的地方，开始唱起来。

7月14日，即巴士底狱日（Bastille Day），夏洛特、马伊、埃莱娜和热尔梅娜仍被关押在桑特监狱。凌晨3点，监狱归于平静，以哀悼被枪毙的男性。随后，她们唱起了《马赛曲》，以及另外两首知名的法国革命歌曲——《卡马尼奥拉》（La Carmagnole）和《出征曲》（le Chant du Départ）。看守们显得焦躁不安，女人们猜测盟国军队也许取得了重大突破。她们都相信，德国人撑不过一年了。“即使最脆弱的人们，”玛丽-克洛德留意到，也前所未有地打起了精神，“也感觉自己比以往更加坚强了。”

[1] Police archives，Paris.BS2 Carton 6.

[2] 参见Frédéric Couderc，Les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sous l’occupation（Paris，1992）。

[3] Police archives，Paris.BS2 Cartons 6 & 37.

[4] Mme Riera-Collet.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5] 参见ClaudeAngeli and Paul Gillet，Debout Partisans！（Paris，1970）。

[6] 参见ErnstJunger，Journal de guerre et d’occupation 1939-1948（Paris，1965）。

[7] 参见Serge Klarsfeld，Memorial to the Jews Deported from France 1942-1944（New York，1983）。

[8] Police archives，Paris.BS2 Carton 9.Affaire Brodfeld.

[9] Police archives，Paris.GB129；BS2-37.

[10] 参见Klarsfeld，Memorial。

[11] 参见Arsène Tchakarian，Les Fusillés de Mont-Valérien（Nanterre，1995）。

[12] Guérin，Chronique，p.509.

[13] 参见R.Closset，L’Aumonier de l’enfer（Paris，1965）。

第七章 认识到无法想象之事

到1942年2月初，德国人开始准备大规模地驱逐法国犹太人。[1]起初，贝当表达了某种不安，尤其对于拥有法国国籍的犹太人；对于14万非法国公民的命运，他其实并不怎么在意。尽管如此，围捕犹太人为维希警察头目（secretary-general）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提供了一个机会，用来证明他的效率以及他对于合作的重视。双方迅速在要驱逐的犹太人的人数上取得了共识。但实际的驱逐行动暂缓了一段时间，因为在苏联前线的春季攻势占用了全部车辆。第一辆载着犹太人离开法国开往灭绝营的列车，于3月27日出发。

在当局要求6岁以上的犹太人佩戴“大卫星”标志——一块拳头大小的黄色布块，上面写着黑色的字Juif或Juive——后，确认法国的犹太人变得容易多了，不管他是法国公民，还是外国出生的移民。维希政府一度反对过大卫星标志，波兰的犹太人自1939年底开始佩戴它，德国的犹太人则从1941年夏天开始。但在驱逐一事上，贝当很快便让步了。“将你所在的地区从外国犹太人中解放出来。”布斯凯这样敦促各地方长官，大部分地区很快就照做了。5月，占领区的犹太人被强制佩戴黄色的大卫星。如今，约有200座收容所、拘留营关押着即将被驱逐的犹太人，自由区的犹太人数量稍多于占领区的犹太人。贝利兹宫（Palais Berlitz）举办了一场关于犹太人与法国的展览，宣传手册的封面上印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脏兮兮的犹太人，他头上盖着一条祷告巾，瘦骨嶙峋的双手抓着一个地球仪。20万人参观了展览。

1942年的整个春天以及初夏，法国人对35万犹太居民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这个曾狂热拥抱《人的权力》的国家，对于当局通过的一条又一条针对犹太人的法令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失去工作，被禁止涉足娱乐场所，只能坐在地铁的最后一节车厢，如今，又被成群结队地赶上牛车运往波兰——这真是一件古怪的事。使用牛车并非德国人下的令，这个想法来自法国国家铁路（SNCF）。[2]正是法国人驾驶的法国列车，将被驱逐者运往了边界。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会坐以待毙。一旦驱逐开始、列车定期发出后（有时每周多达三次），在巴黎郊外集中关押犹太人的德朗西拘留营，对于德国人的敌意就在逐步加深。强制犹太人佩戴的黄色大卫星催生了其他黄色标志，非犹太人会把布块裁剪成玫瑰或玫瑰状，佩戴在身上。在巴黎，“扎祖族”——年轻气盛、打扮显眼的爵士乐爱好者们——经常穿着古怪的外套，戴着深色眼镜，还会故意在外套上加上一个黄色的星星。之后，占领区的数位红衣主教和大主教以“人性与天主教原则”的名义给贝当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围捕犹太人的行动。犹太学生埃莱娜·贝尔（Hélène Beer）刻意戴着黄色大卫星在巴黎四处走动，她在日记中写道，陌生人常对她报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微笑。但是，驱逐仍在继续。

7月，德国和维希政府达成了共识——新一轮围捕将涉及3万名犹太人。在巴黎抓捕2万人，其余的则来自自由区。直到那时，警方只拘捕男性。正是皮埃尔·赖伐尔——又是这个在谈判中不断向德国人妥协的维希政府总理——主动提议加上女人和孩子，尤其是因为当列车留下孩子们的时候，父母因为陷入绝望而撕心裂肺的那种场面使警察感到非常不安。在16日、17日，巴黎连续发动了大规模围捕。行动由法国和德国警方联合展开，他们逮捕了3031名男性、5802名女性和4041名儿童，虽然还没有达到预期人数，但足够塞满数趟列车了。

约7000人被带往冬季赛车场（Vélodrome d’hiver），一座位于第15区的室内自行车体育馆。1936年9月，曾有3万人聚集在那里，聆听“热情之花”多洛雷斯·伊巴露丽（Dolores Ibárruri）呼吁国际联合，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在这里，他们怀着极度的不安和恐惧等待着。如今，他们中的有些人明白了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春天以来，伦敦广播电台（Radio London）就在播送关于波兰灭绝营的消息，7月1日的广播报道德国自入侵波兰以来，已经屠杀了70万波兰犹太人。巴黎各地正在分发关于小孩和老人遭到毒气杀害的新闻通讯。

在围捕犹太人（chasse aux Juifs）行动中被捕的人之中，有一名意志坚定、直言不讳的阿尔萨斯医生。[3]阿代拉伊德·奥特尔（Adelaïde Hautval）医生本人并非犹太人，她出生在一个新教牧师家庭，有七个兄弟姐妹。1942年4月，阿代拉伊德穿越分界线去自由区探望生病的祖母，在布尔日（Bourges）车站看见数名德国士兵在刁难一家犹太人。她曾在德语区阿尔萨斯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多年，德语十分流利。阿代拉伊德走到士兵附近，要求他们放过这个犹太家庭。“没看见他们是犹太人吗？”其中一个士兵反问她。“那又怎样？”阿代拉伊德回答道，“他们也是人，就像你和我一样。”她被捕了，被送往布尔日的监狱。数星期后，有人问她是否愿意收回说过的话。她拒绝了。“这样的话，”负责此事的官员表示，“你会和他们拥有相同的下场。”直到现在，她才明白这种下场意味着什么。

她刚抵达卢瓦雷省的皮蒂维耶（Pithiviers）拘留营不到24小时，就看见塞满犹太人的卡车队驶往德朗西。组织押送的是法国警方，法国的边防守卫则从旁协助。

那天夜晚，营房空荡荡的，仅剩下“情况不明”的几个人，比如她。德国人在她的胸口缝了一颗黄色大卫星，上面写着“犹太人之友”。

皮蒂维耶有两间关押女人的营房，有人在离开前设法向阿代拉伊德诉说了她们的故事。其中一人又老又瞎，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另一个因焦虑而近乎精神错乱的年轻女人告诉她，警方来抓她时，她被迫将六个月大的孩子独自留在家中，没人知道那里只有他一个人，也没人会来看他。几个女人已经到了妊娠后期。“对正常人来说，真是无法想象的事。”阿代拉伊德写道。

在接下来的几天，另外5000名犹太男性、女性和孩子来到了皮蒂维耶。营地变得泥泞不堪，饮用水非常有限，也没有足够的食物。阿代拉伊德获准将大门附近的一个巨大的飞机库用作医务室。在一名19岁立陶宛女孩的帮助下，她尽最大的努力照看着病人。有几个人似乎失去了理智。喊到他们的名字时，他们往阿代拉伊德的手中塞钱和珠宝，恳求她想办法把他们送回亲戚家里去。营地外，法国看守在给男人们剃头，周围的泥地里很快堆起了头发。盖世太保拎着水桶，看到值钱的东西就一把抢过来。行李箱被洗劫了，鸭绒被被撕裂了，鸭绒和鹅绒飘浮在半空中。

阿代拉伊德目睹过的最为难受的离别发生在8月2日。当局决定只有15岁以上的孩子可以陪同他们的父母乘车前往德朗西，再转往波兰。阿代拉伊德眼看着婴儿被从他们母亲的手中夺走。卡车车队离开时，孩子们在营地的栏杆前排成一行行，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或者号啕大哭。年纪最小的孩子的衣服上缝了布块，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年龄，阿代拉伊德不禁想，如果布块掉了，父母该如何找回他们的孩子呢。在之后的几天里，四个孩子彻底陷入了沉默。直到一个来自德朗西的卫兵宣布，要除掉所有臂章（包括婴儿身上的）之后，阿代拉伊德才明白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到皮蒂维耶关闭时，1.2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到了东边，其中有1800名儿童。[4]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阿代拉伊德被转移到了18公里外的博讷拉罗朗德（Beaune-la-Rolande）拘留营，她在那里照顾痢疾患者，每晚都用果酱罐从满满的桶里舀水。她写信告诉她妹妹，自己满身跳蚤，患了白喉，还在尽力照顾一个独自被带到营地的3岁男孩。他的父母被捕后，有些朋友找到了男孩并照顾他，当时，他正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但警方发现了男孩，把他带到了博讷。几天后，他得了白喉，很快就去世了。当局下令关押犹太人的营地不准出现雅利安人，于是阿代拉伊德被转移到了奥尔良（Orléans）的监狱。她曾有机会扮作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逃跑，但一个德国士兵突然出现了，让她丧失了时机。她现在是一名囚犯，没人再提释放她的事了。

阿代拉伊德不是唯一一个反感法国人对犹太人的做法的人。在巴黎见到了令人痛心的围捕犹太人的场面后，年轻的卡车司机皮埃罗（Pierrot）决定自己组织一条逃生路线。他的父亲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附近的杏仁路（rue des Amandiers）上经营一家咖啡馆。他的未婚妻马德莱娜·莫兰（Madeleine Morin）则与守寡的母亲在同一条路上开一家美发店，店里可以为建立、运作网络提供完美的掩护。

起初，皮埃罗让犹太人家庭藏在卡车上的板条箱里，然后将他们送去分界线附近。后来，他意识到这样无法帮到更多的人，于是他和朋友们合力，印刷假身份证和火车票，建立了从巴黎到自由区的“一条龙”服务。马德莱娜的美发店成了收集和分发材料的地方。但是，一天早晨，一群秘密旅客被警方拦下了，当后者发现他们的证件与警察局的注册资料不符后，他们被捕了。盖世太保根据线索，一路追踪到了马德莱娜在杏仁路上的美发店。她和她的母亲被捕了，被带往索赛路，并遭到毒打。她们意外获释了，尽管受到了警告，不过，她们仍然坚持回到美发店。很快，她们又被捕了，这次再未获释。与她们一同被捕的还有逃生路线上的另一个女性奥尔加·梅兰（Olga Melin），她的丈夫是一名战俘，有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13岁的儿子。战争爆发时，奥尔加和丈夫正在闹离婚。

1941年的某个时候，雅克·所罗门和乔治·波利策曾询问他们的犹太科学家朋友玛丽-埃莉萨·诺德曼，是否愿意在索邦为他们分发反德材料。作为杰出的化学研究者，玛丽-埃莉萨和学生、教职员工联系紧密。她加入《自由大学》编辑的队伍，撰写、筹备文章，夜晚则在寡妇母亲的协助下，将新闻通讯塞进信封，而后送往各家各户。她还持续地向她的朋友弗朗斯·布洛克提供化学原料，弗朗斯利用它们在多瑙河路（rue du Danube）上的秘密实验室为新组建的“狙击手和游击队”制作炸弹。

然而，在1942年春末，特别旅逮捕了三名为武装抵抗运动做事的年轻人，经过“一次激烈的审讯”（une intérrogatoire énergique）（他们在报告中如此声称）后，他们得知一个名叫“克洛迪娅”（Claudia）的年轻化学家在为抵抗运动生产弹药、药品和疫苗。他们很快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情报，情报将他们带往了多瑙河路。在那里，他们发现一名年轻女性，“身高1.58米，脸蛋漂亮，棕色卷发，‘看起来像波希米亚人’，戴眼镜”，她走路的姿势很特别，脚呈外八字。他们看见“克洛迪娅”在街上将一只瓶子交给了一个男人。“克洛迪娅”便是弗朗斯·布洛克。她开始受到监视。

临近1942年5月中旬，地下组织得知弗朗斯的丈夫弗勒东·塞拉齐即将被处死，他被关押在沃夫（Voves）一个专门囚禁共产党活跃分子的拘留营。[5]弗朗斯和玛丽-埃莉萨参与了营救他的计划。弗朗斯回家拿衣服时，发现警察正在等她。

被捕后，弗朗斯只透露她有一个2岁的儿子，她的父亲是历史学家让-里夏尔·布洛克（Jean-Richard Bloch），目前身在苏联。她确实在街上给过一个男人一只瓶子，里面装的是硫黄，但她不清楚对方的身份，也不知道硫黄的用途。在弗朗斯的实验室，警方搜出了铝、电池、电线、金属导管、伪造的身份证件以及各种化学品。

玛丽-埃莉萨·诺德曼和她的朋友弗朗斯·布洛克

达维德手下的警官很快就留意到了弗朗斯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玛丽-埃莉萨·诺德曼。玛丽-埃莉萨被带到了警察局接受审问，先是在法国警方手上，接着被移交给德国警方，后又被带到了关押弗朗斯的桑特监狱。特别旅不知道这两个女人都是犹太人。在玛丽-埃莉萨之后，许多同个网络的人被捕了，经过更多的强迫审问（intérrogatoires énergiques），男人们和女人们承认了自己曾使用伪造身份证、收留其他抵抗者，以及协助策划和执行针对德国人的破坏行动。在审问期间，玛丽-埃莉萨承认自己认识弗朗斯已经八年了，但坚称她们从不讨论政治。后来，通过她的朋友偷偷藏在烟盒中的小纸条，她才知道自己六十多岁的寡妇母亲也被捕了，之前，她一直帮忙照看玛丽-埃莉萨的儿子弗朗西斯（Francis）。被毒打后，她的母亲承认了自己是犹太人。玛丽-埃莉萨为母亲的安危而感到心神不宁，又不清楚弗朗西斯的下落，所以，她只能等待。6月24日，两个女人收到消息，弗朗斯的丈夫弗勒东被枪毙了。身为犹太人，玛丽-埃莉萨和弗朗斯更加害怕随时会被送去德朗西，再被驱逐到东部；而身为抵抗者，她们或其他女人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特别旅所称的“塞拉齐事件”（l’affaire Sérazin）中，还有另外五名女性被逮捕了。

在抵抗运动的另外两个早期网络中，女人们扮演了关键角色。她们的落网也是法国警方的细致工作和她们的坏运气的结果。就像“皮肯事件”的那个毛线球，一旦被扯出了线头，它便越滚越远，越滚越大。

指挥官达维德反复逼问了皮肯—达利代—卡德拉斯的囚犯之后，他发现除了编辑、记者和出版人的网络外，还存在一个技术活跃分子团队（équipe de militants techniques），成员包括印刷员和排字工，他们才是实际上生产秘密报纸、伪造证件和军事通行证的人。[6]德国人仍认为地下媒体存在非常大的威胁，虽然此前数次的逮捕导致它们的发行量暂时下跌，但数字很快就再次回升，其他编辑和记者接手了被捕同事的工作。不过，直到1942年5月底，达维德手下的警官才开始留意到一名经常出没在巴黎第11区圣安布罗斯街（rue Saint-Ambroise）的年轻男子，他和数人交换过包裹和篮子。他们将他取名为“安布罗斯1号”（Ambroise 1），开始跟踪他。

“安布罗斯1号”其实是29岁的装配工阿蒂尔·廷特林，战前，他曾是法国共产党青年翼的活跃成员。有人看见廷特林拿着袋子前往数家印刷店。他有时坐地铁，有时步行，在街上疾步如飞，不停地张望身边的动静。4月7日，有人曾看见他与一名身穿亮丽服装的年轻女性交谈，她的打扮在占领第二年笼罩在这座城市的单调灰色中格外显眼。她便是近视的速记员雅克利娜·卡特勒梅尔，不久前，她失去了劳工介绍所的工作，成了印刷工之间的联络员。

廷特林见的下一个人“圣摩尔女士”（Femme Saint-Maur）——达维德的人仍在用巴黎大街和地铁站的名字来给被盯梢的人命名——是达妮埃尔的心腹，即21岁的马多。为了排解寂寞，雅克利娜有时会在晚上去她家。与廷特林频繁接触的第三名女性是卢卢，她的妹妹卡门正忙着用手推车在印刷店之间运送纸张。

根据警官们的报告，廷特林的所有联络人都显得格外紧张。6月17日晚，达维德认为是时候了。马多是最早落网的人之一。她在父母位于伊夫里的家中被捕时，她的父亲告诉警察：“我拍了你的照片。如果你敢伤害我的女儿，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同一天，卢卢去探望她的儿子保罗，当时，他在乡下和她的公婆一起生活。回到巴黎后，她直接去了一个朋友家，给他生病的妻子送去1公升牛奶。开门的是特别旅的警官。看见这些男人，卢卢转身就朝街上跑，她打碎了牛奶瓶，抓起一片玻璃，打算刺向跟在她身后的警察。她被逼到了角落，无处可逃。她被戴上手铐，拖到了人行道上等车。挣扎之际，她向路人喊道：“他们抓我，因为我是法国爱国者！我不可能活着回来。告诉每个人，他们逮捕了吕西安娜·塞尔，一个永远都无法再见到她的孩子的母亲。”在报告中，警官称她是“母老虎”（la tigresse）。尽管路人始终保持沉默，不过，她被捕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她所住大楼的看门人耳中，后者通过地下网络，转告了她在马赛的母亲。她的妹妹卡门也在同一轮扫荡中被捕，她供出了一个假名。她以勒妮·林伯（Renée Lymber）的名字被登记在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没人知道她和卢卢是姐妹。她们认为这样更好，就互相装作不认识对方。

在巴黎警察局的地下室，这两个年轻女人在谋划越狱。她们发现一扇几乎坏掉了的窗户，说服其他几个女人掩护她们逃跑。夜幕降临，卢卢和卡门准备拆下窗户时，突然出现了一辆警方的卡车，上面载满了刚被捕的妓女，整片地区亮起了灯光。这对姐妹没能找到第二次机会。

在之后的24小时里，达维德逮捕了37名印刷工、排字员、分发员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络员，发现了两份大型非法报纸、六处藏匿秘密材料的地点和两家秘密照片工作室。就像他早期跟踪、尾随（filatures）的嫌疑分子一样，每个被扣押者都成了拼图中的一块，每个名字、每个地址都会导致更多人被捕。他收手时，“廷特林事件”（l’affaire Tintelin）的相关嫌疑人达一百人。达维德最重大的收获之一是抓获了亨利·多比夫，一个相当好斗的印刷工，声称他是受到勒索才被迫为地下组织工作。他的妻子、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的女儿维瓦·南尼本有机会逃跑。她所有的朋友都恳求她逃走，她却选择每天都去探望被监禁的丈夫，给他带去衣服、食物和香烟。最终，警察决定也逮捕她。当她结束探望准备离开监狱时，他们告诉她，她不能走了。

不仅如此，在警方其他的扫荡行动中，也有人是意外落网的。马德莱娜·德谢瓦宁（Madeleine Dechavassine）是一名药剂师，曾因为分发秘密报纸《人道报》被关押过一段时间。逃过一劫后，身为药剂师的她又为“狙击手和游击队”准备炸弹，后来，在她所在的团队成员悉数被捕时，只有她成功脱身。现在，达维德的人来家里，她刚好和雅克利娜在一起，两人在战前便认识了。警方对这个意外逮到的人感到很高兴。

印刷工网络的关键人物是塞西尔·沙吕奥，警察只知道她是“塞纳河畔埃皮奈”（Cygne d’Enghien）。[7]6月1日，有人看见她在阿姆斯特丹路（rue d’Amsterdam）上的一家咖啡馆和“南希”（Nancy）——一个名叫格朗根的男人——交谈，警方已经跟踪后者一段时间了。6月8日，一名警官又在拉法叶路（rue Lafayette）一家烟草店的门外，看见了她和格朗根。两人沿着林荫大道散了一会儿步，随后，一起在沐浴着阳光的一张长凳上坐下。她总共被人发现、跟踪了八回。但是，塞西尔却设法躲过了6月17日的围捕。

她坐公共汽车去见一名印刷工时，留意到前排的男乘客穿着一件亮边翻领夹克，这种闪亮的翻领意味他肯定是警察，因为把领子往后翻就会露出警徽，被磨得相当光滑。下车后，塞西尔设法通过耳语告诉等在车站的抵抗运动成员她被跟踪了。她没有继续去见印刷工，而因为她没有出现，后者藏起了秘密工作的所有证据。

得知她的同事们被捕后，塞西尔搬了家，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加入了一个新网络。一天，她回到自己的小公寓，在那里，她藏了两名立陶宛的犹太人。好心的看门人告诉她，他们出门时曾来过两名警察，并留下了清晰的、不容置疑的话：她和她的两名犹太人房客当天下午“必须留在家中”。后来，塞西尔回忆道，偶尔也有做事正派的法国警察。她收到提醒之后，就和大家一起搬到了其他住处。

然而，她的好运没有持续太久。8月5日，她在第5区的蒙日广场（Place Monge）购物时，一名曾跟踪她会见廷特林的警员发现了她。他和他的同事逮捕了她，发现她在报纸内页藏了伪造证件、配给证，还有一把钥匙，于是把她带往警察局审问。塞西尔告诉警方，她是一个失业的皮货商，有一个孩子放在寄养家庭，曾在1937年加入过共产党。她承认，确实在以联络员的身份为法国共产党做事，不过只是为了领些薪水。但是，一旦要她指认会见的男性，她一概一无所知。她还拒绝交代那把钥匙的用途。实际上，她声称根本不知道自己包里为什么有把钥匙。

警方跟踪了一个名叫戈利亚多·孔萨尼（Goliardo Consani）的人，认为他是塞西尔的情人。他们在他家中搜出了她的数本笔记本，上面记录了代号和支付的款项。但那些代号指谁、具体指什么事，塞西尔都拒绝交代。孔萨尼告诉警方，他在一家餐厅认识了塞西尔，在过去一年，她都是他的情妇，但他对她的活动一无所知。他们从不谈论政治。廷特林组织中的几位负责人后来和她对质，这几个人曾给过她钱，要她转交给印刷工，塞西尔称自己完全不认识他们。男人们也说从没见过她。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审问草草结束了，尽管警方拒绝释放她：他们以为她是廷特林名单上遗漏的第101人，却没想到她之后还为另一个组织工作。她加入了其他被关押的女性，她在其中找到了她的朋友卢卢和卡门。

达维德的手下抓捕的技术团队中有17名女性。其中10人二十多岁，好几个人有年幼的孩子。卢卢的儿子保罗当时尚不满两岁。

廷特林组织中的男人受到达维德手下警官极为恶劣的折磨，他们被移交给盖世太保时，半数人已经死了。8月11日早晨，在天亮之前，女人们在《马赛曲》的歌声中醒来。直到那时，她们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被带往了瓦莱里安山，将和其他100名人质一起被枪毙，目的是报复向巴黎体育馆里训练的德国空军飞行员扔手榴弹的人，以及在之前几个星期丧生的其他人而采取的报复行动。100人中，只有4人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尽管还有几个人因为是危险的恐怖分子而被“特别指定要处死”，然而，其他人均为人质。维瓦没有获准与她的丈夫告别。

[1] 参见Maurice Rajsfus，La Police de Vichy（Paris，1995）。

[2] 参见Raphaël Delpart，Les Convois de la Honte（Paris，2005）。

[3] 参见Adelaïde Hautval，Medizin gegen de Mensch-lichkeit（Berlin，2008）。

[4] 1942年至1944年共有75721名犹太人从法国被驱逐，约2500人活着回来了。13.5%的法国犹太人被驱逐，42%的没有法国国籍的犹太人被驱逐。——作者注

[5] Police archives，Paris.GB102；BS2-10.

[6] Police archives，Paris.GB50.L’Affaire Tintelin.

[7] Police archives，Paris.GB65bis；BS1-17.

第八章 “对她们，我们另有打算”

波尔多及其周边地区对抵抗运动非常关键，拉罗谢尔（La Rochelle）与波尔多之间绵长的海岸线是绝佳的逃生路线。在夏朗德省、滨海夏朗德省（Charente-Maritime）、吉伦特省（Gironde）、朗德省（Landes）和下比利牛斯省（Basses-Pyrénées）——传统上工会成员和共产党员活跃的省份，战争甫一爆发便建立了自己的抵抗组织。他们得到了两拨人的协助，一拨是在1930年代末为了加入国际纵队而穿越西班牙边界的男人们，他们在回来后变得更加激进，而且接受了良好的训练；另一拨则是为了逃离佛朗哥政权，以难民身份进入法国西南部的西班牙人。

但是，从比利牛斯省到布列塔尼之间漫长的海岸线对德国人而言也至关重要。[1]从波尔多港口——那里是扫雷舰、鱼雷艇和潜艇的天然避风港，货船驶往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为战争工业运来橡胶和稀有金属。不远处便是梅里尼亚克（Mérignac）机场，那里很快被改建成德国重要的军事基地。波尔多市市长阿德里安·马凯（Adrien Marquet）是一名牙医，他在1940年6月下旬德国人进城时曾欢迎过陆军元帅克莱斯特（Kleinst）的占领部队，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崇拜墨索里尼。马凯是德国大使奥托·阿贝茨的好友。还有吉伦特省虔诚的贝当主义者皮埃尔·阿利佩（Pierre Alype），以及在阿利佩办公室工作的狂热亲德分子、高级公务员乔治·赖格（Georges Reige）。三个人都非常乐于执行德国的命令。

在占领部队之后，迎来了大波尔多地区（Gross-Bordeaux）的新指挥官莫里茨·冯·法贝尔·杜·福尔（Moritz von Faber du Faur），他外表出众，举止谦恭，内心却非常冷酷。几个小时内，每栋政府大楼都升起了万字旗；高中被征用为德国人的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德国军事法庭；在波尔多西南25公里外的苏热（Souge），一处军营被改造成营房，它的中央留出一块空地，用来处决犯人。就像在巴黎一样，德国部队接到命令，必须严守纪律；就像在首都一样，波尔多的人们被演奏贝多芬的军乐队吸引。有段时间，波尔多人像巴黎人那样安静地、默默地观察，虽然他们不停地抱怨鱼的数量锐减，因为它们受到了海岸线上炮火声的惊吓，或者被霸占来喂饱占领者。

1941年10月，纳粹国防军的汉斯·戈特弗里德·赖默斯（Hans Gottfried Reimers）在乔治五世大街（Boulevard George V）的街角被巴黎抵抗运动武装翼的两颗子弹射中脊椎而亡，在这很久之前，德国人就非常重视波尔多及其周边地区的抵抗运动。所有的违法行为——传单、海报、墙上的留言——都被迅速且如实地记录在案。到1941年秋天，该地区由德国宪兵、秘密警察（Geheime Feldpolizei）、阿勃维尔以及几十名盖世太保严密巡逻、把守。他们听命于反犹党卫军上校赫伯特·哈根（Herbert Hagen），他把所有与抵抗活动有关的可疑分子都关进了修建于中世纪的杜哈堡（Fort du Hâ）或者佩尔萨克路（rue de Persac）上的营房。有段时间，艾希曼的同事哈根生活在一艘原属于比利时国王的游艇上，战争爆发后，它便被遗弃在波尔多的港口。

在围捕抵抗战士（chasse aux résistants）的行动中，出动的不只有德国人，或者说实际上主要不是德国人，而是法国警察。他们受体形肥胖、圆脸、一头黑发的指挥官皮埃尔·拿破仑·普安索（Pierre Napoleon Poinsot）的指挥。要说残忍，普安索既有创意，又干得极为彻底。

普安索生于1907年，曾是神学院学生，加入警队之前，曾在卡萨布兰卡的法国空军服役。[2]在那里，由于他巨大的野心和过人的智慧，他在军中的晋升平步青云，尽管他有时候不请示上级的擅自主张并非得体。到1936年，他以憎恨人民阵线和共产党而为人所知。1940年，德国人进入法国，警察局长和他的助手很快就意识到一名狂热的反共分子将对他们多么有利，于是普安索的事业实现了大飞跃。1941年1月，在一份警方报告中，阿利佩为普安索的“专业性”打了20分的满分。

普安索本能地意识到，他需要数名忠诚的支持者，一些会毫不怀疑地服从他的命令的人，因为他们同样野心勃勃、残暴无情。警官拉法格（Laffargue）和朗格拉德（Langlade）加入了他的队伍，之后还有他自己的兄弟让（Jean）和亨利（Henri）。普安索和他的手下大规模地搜查房屋，追踪每一条线索，威胁和欺凌每一个被他们拦下的人。他们迅速地建立了关于可疑分子的档案，招募了大量告密者，准备开始拘捕抵抗者。

赖默斯在1941年10月被射杀一事对普安索十分有利。身为一名法国官员，普安索负责把必要数量的人质交给德国，之后在苏热枪毙他们。[3]他乐于为这些杀戮出力，因为这使他能够更加接近波尔多的盖世太保，如今，他们都受身材高大、一丝不苟、蓝眼睛且非常讲究纪律的汉斯·路德（Hans Luther）的领导，尽管普安索很快发现，真正有权力的是汉堡的一个法语教授29岁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多泽（Friedrich Dohse），他是身在巴黎的克诺亨的人。多泽和普安索结成了强大的合作关系。

普安索在警察局的办公室审问囚犯。他毫不手软地使用酷刑。男人们被吊起双手，被烟头烫，头被按进水桶中；女人们被脱光衣服，被迫下跪，被强迫听自己的丈夫在隔壁房间受折磨时发出的惨叫声。那些拒绝开口供出名字或背叛同伴的囚犯，会被折磨到松口或死亡为止。很快，普安索的团队被称为“杀手旅”（brigade des tueurs），他的“不间断审问”（interrogatoire prolongée）成为地下组织中人尽皆知的恐怖经历。一名波尔多的警员称，普安索会“残害”嫌疑犯。

盖世太保——他们在自己的队伍中给了普安索一个编号192——会警告难对付的囚犯，除非他们好好配合，否则就会被交给普安索和他的人。除了刑讯逼供外，法国警察还会参与抢劫和勒索。波尔多成为继巴黎之后法国全境内镇压力度最残暴的地方。这座城市，正如青年武装翼的乌祖利亚斯日后所说的，成了“最优秀的战士的坟墓”。

1941年夏末，达妮埃尔·卡萨诺瓦的朋友夏尔·狄戎（Charles Tillon）来到波尔多，协调西南部的抵抗活动。狄戎是国民抵抗阵线武装翼的创始人之一。他自称科弗莱（Covelet），伪装成一个假期来吉伦特省作画的业余画家。他拜访了老朋友和联络人，确立了“三人一组”的抵抗小组结构，要求每个人必须谨慎行事，同时还在招募新的抵抗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年轻女性，她们很快就变得像贝蒂和塞西尔一样熟练又勇敢。

在狄戎的努力下，不同小组和组织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了。西南部的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德国人和抵抗者之间的战斗，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更加致命的阶段。

狄戎有个名叫安德烈·苏凯（André Souques）的朋友。他经营一家洗衣店，将抵抗运动的报纸藏在一堆堆从波尔多的旅馆收来的脏被单下。与此同时，他们在巴斯蒂德（Bastide）弄了一台印刷机。他的姐姐吉尔贝特·塔米西（Gilberte Tamisé）和妹妹安德烈·塔米西（Andrée Tamisé）主动提议从青年旅馆招募波尔多的学生和年轻人。年长十岁的姐姐吉尔贝特还答应做狄戎在波尔多、巴约讷（Bayonne）和塔布（Tarbes）之间的联络员。她是一名非常能干的年轻女性，年近三十。她的母亲去世后，她便开始照顾父亲，打理家务，当时，安德烈刚7个月大。吉尔贝特非常爱护妹妹，她当时刚年满18岁。

长久以来，贝格勒（Bègles）附近都是工会活动的大本营，狄戎很快就在那里招募到了一批志愿者[4]，包括苏凯的朋友、在安吉伦路（rue des Anguillons）上经营家具店的博纳方（Bonnafon）。两人总在星期一交换情报，那时，苏凯会装作洗衣服，他的妻子让娜（Jeanne）则把伪造的文件和印刷机藏在脏被单下。博纳方的女儿热尔梅娜（Germaine）天生适合于地下活动。一天，她大胆地让一个锁匠打开了一套公寓的大门，据传闻，那里藏着武器。她告诉对方，这是她的住处，但她弄丢了钥匙。锁匠完全没有怀疑，打开了锁，热尔梅娜得到了一堆珍贵的枪支。

到1941年深秋，枪支已经变得比传单更加重要了。狄戎和他的联络员们决定，由夏朗德省和吉伦特省的一个秘密小队负责获取、隐藏武器。容扎克（Jonzac）有个名为厄尔特比兹（Heurtebise）的采石场，那里的地下有多个很深的洞穴，原来种蘑菇，如今被德国人用作供应诺曼底前线和大西洋沿岸的武器储藏仓库，这是法国规模第二大的武器储备点。当地的抵抗运动成员成功渗透进了这个储备点，那里约有200名年轻人为德国人做事，他们每个星期都从容扎克向外偷武器和弹药。问题是，该把它们藏在哪儿？

阿米瑟·吉永和普罗斯珀·吉永在圣塞韦尔（Sainte-Sévère）的村子里拥有一个小农场，位于干邑（Cognac）附近，离容扎克约40公里。[5]那里由于宁静和四周繁茂的树木而得名“紫罗兰园”（Les Violettes）。附近的乡村人烟稀少，地势平坦，冬天常遭洪水，小农场田连阡陌，隐于矮树丛中。阿米瑟从她的父亲处继承了“紫罗兰园”。她和普罗斯珀有一匹马、几棵葡萄树和5公顷用来放牧和种植小麦的土地。他们用麦子交换面粉，当地的面包师傅则给他们面包。

他们的小儿子皮埃尔（Pierre）是战俘，大儿子让（Jean）与新婚妻子伊薇特（Yvette）——邻居家的女儿——则住在外屋，两家人一起种田。他们很穷，但不至于一贫如洗。战前，普罗斯珀曾支持过共产党。当地人很喜欢这家人，尽管邻居们总担心阿米瑟的大嘴巴，因为她不停地告诉每个愿意听她讲话的人，她有多么厌恶、鄙视贝当以及德国占领者。阿米瑟是一名个性坚强的女性，从不轻易畏缩。她时年56岁，已经经历过一场与德国人的战争了。

吉永家的朋友玛格丽特·巴利尼亚（Marguerite Valina）和吕西安·巴利尼亚（Lucien Valina）经常来朴素的农场做客。吕西安是西班牙人，15岁来到法国，他曾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回国当飞行员，后来，又回到当地开卡车。玛格丽特会庇护抵抗者，为从事破坏活动的人士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处，以及传达指示。巴利尼亚家有一个十来岁的大儿子、一个女儿和一个6岁的小儿子。

阿米瑟·吉永，圣塞韦尔乡间农夫的妻子

伊薇特与吉永的儿子让

正是吕西安·巴利尼亚向其他人提议，他们可以收集从容扎克偷来的武器，从而协助抵抗运动，并请求他们的邻居不要向德国人上交任何猎枪和弹药。吉永一家则同意把枪支藏在外屋的稻草堆下，并定期让狄戎的人取走它们。在容扎克一带，其他农夫也同意参与此事。武器不停地在夏朗德省和滨海夏朗德省的道路和田野间运输，它们经常深夜被藏在马车里或自行车上的挂包里。有时，农夫也会徒步40公里去容扎克把武器用背包背回来。

在这片广阔地区，农夫参加抵抗运动需要联络点，而最重要的则是联络员，其中之一便是16岁的埃莱娜·博洛（Hélène Bolleau），她的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邮局。在德国人到来之前，罗歇·博洛（Roger Bolleau）就已经在储备武器了。与此同时，他在妻子埃玛（Emma）的协助下，用一台油印机印刷自己的地下新闻通讯《夏朗德之声》（La Voix des Charentes），并把它们藏在邮局柜台下，偷偷向人分发。埃玛在当地成立了一个由达妮埃尔·卡萨诺瓦倡导的法国妇女联盟的分支。她去附近营地帮助西班牙难民的孩子时总带着埃莱娜。在家里，话题总围绕着政治、不公正以及德国终将失败。埃莱娜清楚地记得，流动电影院曾来他们的老家鲁瓦扬（Royan）放映过一部关于三K党的影片。

埃莱娜是独生女，她反应敏捷、大胆，似乎毫无畏惧。德国人在1940年夏天到来时，她正在学校攻读一个商业学位。[6]很快，她开始为抵抗运动打文字稿，机器被她藏在祖母家。每当意识到有风险时，她便把它转移到另一个藏匿地点。她的首个任务是藏在波尔多附近一家农场的稻草堆后，观察并记录德国人在附近机场的动向。

开始从容扎克偷窃武器后，抵抗运动需要有报信员（messenger）。于是，当地组建了一个运输小组，埃莱娜日后称自己便“顺势”加入其中。她骑车在乡下各地传达指令和情报，还收集墨水和纸张。“就是这么回事，”她解释，“我们这么做是因为别无选择。”在家里，博洛夫妇收留逃出德国人魔爪的抵抗者、犹太人，再设法把他们送去南部。

埃莱娜·博洛

埃玛，在丈夫被捕后继续抵抗事业

1942年早春，警方从告密者处得到了情报，因此，埃莱娜和她的父亲被捕了。让埃莱娜大感意外的是她在五天后获释，但罗歇则被送往了鲁瓦扬的监狱。他被毒打得喉咙哽住了，许多天后才可以吞咽。埃玛去监狱拿丈夫的脏衣服时，发现他的衣服上沾满了血迹。就像阿米瑟·吉永一样，埃玛不是一个轻易保持沉默的人：她在各地大声谴责德国人的残暴以及法国人的通敌。

埃莱娜不打算放弃抵抗活动——实际上，她父亲的被捕以及他在狱中的遭遇使她变得更加坚定了，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警察的数量激增，他们夜以继日地在鲁瓦扬各地巡逻。在一名德国守卫遇害后，每天下午5点开始实行宵禁。但是，她继续与藏匿武器的农夫们联络，与巴利尼亚一家保持联络。在乡间骑车被德国人拦下后，她告诉对方自己在为兔子们找食物。她看起来年幼又天真，一副还不懂说谎的模样。有时，道路太危险了，她便推着自行车穿梭在田间。她还会坐火车沿海岸线去桑特见她的联络人，与对方交换另一半照片和暗号：“你知道路易十六广场（Place Louis XVI）吗？”正确的回答应该是：“你是说路易十四广场（Place Louis XIV）吗？”

在离她不远处，安妮特·埃波在拉罗谢尔开了一家咖啡馆，那是抵抗运动的另一个联络点。德国缩减了法国拖网渔船的捕鱼活动，这导致她丈夫失业了，因此，她做起了咖啡馆生意。[7]安妮特是巴利尼亚一家的老朋友，她是一名活力充沛、精力旺盛的女性，成长在一个满是车工和海员的大家庭。她有一个孩子，即12岁的克洛德，两人非常亲密。安妮特为咖啡馆取名“殖民之锚”（L’Ancre Colonial），她在前面的房间里招待德国士兵，而把抵抗者和武器藏在后面。在地窖，她藏了一台印刷机和一台复印机。安妮特是那种不会对任何人说不的女人，她需要帮助别人。人人都喜欢她，甚至包括来“殖民之锚”喝酒的德国人。在克洛德最早的记忆中，便有他站在潮湿的地窖，他的母亲教他如何使用复印机的画面。安妮特的丈夫被捕关在梅里尼亚克后，她还做地下印刷工之间的联络员，在拉罗谢尔周边收集和分发传单。

安妮特·埃波，开了一家咖啡馆，帮助庇护抵抗者

随着德国人深入法国腹地，逃离北部的人员将其他年轻男女抵抗者带到了南方夏朗德省和吉伦特省。这些家庭曾在1930年代支持过莱昂·布鲁姆和人民阵线，如今，他们带着抵抗运动的种子被迫流亡。他们有家难回，那里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于是，他们开始在南部和西南部筹划他们的抵抗活动。

热尔梅娜·勒诺丹，和她的三个孩子

其中一名意志坚定、拥有一对碧蓝眼珠的年轻女性名叫热尔梅娜·勒诺丹。[8]热尔梅娜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和整个村庄的人被迫离开了马其诺防线上的家乡，在离波尔多不远的埃什帕尔（L’Espar）重新落脚，她对被迫疏散的人员所受到的对待感到非常气愤。她去见市长，为了争取更好的条件。之后，她关注起抵抗运动，收留需要安全屋的人们。由于担心三个孩子的安危，她把两个女儿送去利布尔讷（Libourne）附近一个童年玩伴的家中，唯一的儿子托尼则留在她身边。托尼一辈子都记得警察来家中搜查武器的这一天。枪支藏在壁炉里，没有被发现。但热尔梅娜厨房围裙的口袋里塞满了抵抗运动的传单。她冷静地脱下围裙，把它交给一个邻居，说：“不好意思，我忘了还给你围裙。”这次，热尔梅娜逃过了一劫。但是，警方在上交给总部的报告中写道，应该继续监视她，那个勒诺丹女士毫无疑问是一个“激进分子，板上钉钉的共产党舆论宣传员”。

马德莱娜·扎尼，和她的儿子皮埃罗

还有一个来自北部的难民，名为马德莱娜·扎尼。德国人逼近时，她是最早一批被迫离开梅斯附近老家的人，因为她当时刚生下儿子皮埃罗（Pierrot）。[9]正如热尔梅娜的丈夫一样，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德国的战俘。德国士兵将他们抛弃的房子洗劫一空了。马德莱娜和皮埃罗在利布尔讷住了一段时间，不过后来搬到了波尔多，很快就参与了藏匿抵抗运动成员的行动，这让和她一起逃亡到南部的姐妹们感到非常气愤，因为害怕她这么做会连累她们坐牢。马德莱娜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她大胆无畏，而且憎恨德国人。她从不墨守成规。刚结婚不久，尽管邻居们纷纷反对，马德莱娜还是经常在家附近的河里游泳，那时很少有年轻女性会这么做。

她有两个来自摩泽尔省（Moselle）的朋友——约朗德·皮卡（Yolande Pica）和奥萝尔·皮卡（Aurore Pica），她们差不多同时被送来南部。在流亡波尔多期间，三名年轻女性继续会面。约朗德的孩子比皮埃罗稍小一点。就像马德莱娜一样，皮卡姐妹的祖父母也是意大利移民。时年19岁的奥萝尔长得仿佛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笔下的圣母玛利亚（madonna）。她不仅加入了抵抗运动，同时还找到了一份为德国人做饭的工作。此后，她不仅为同伴提供食物，还包括武器和关于部队调遣的情报。之后，她又设法调往办公室，弄到了盖章的通行证，使抵抗者可以不被怀疑地穿梭在法国的被占领区和自由区之间。

马德莱娜来到波尔多一段时间后，和一名自称阿尔芒（Armand）的年轻男性成了朋友。[10]阿尔芒几乎还是个男孩，他是共产党在巴黎与西南部数个城镇之间的联络员。马德莱娜和她的朋友们——甚至包括阿尔芒自己——都不知道，已经有人看见过他在该地区和身份已经暴露了的共产党员交谈，他现在正处于监视之中。普安索和他的人曾收集到了一批可疑人士的照片，他们之间正流传着对这名健壮、结实的20岁男性的详细描述，“有一张长脸，淡棕色的头发，梳分头，剪得乱七八糟的”。阿尔芒会受到监视，但暂时还不会逮捕他。如果巴利尼亚一家、吉永一家、热尔梅娜·勒诺丹以及摩泽尔省来的年轻女性们，早知道波尔多及其周边地区的警方行动这么复杂和顽强的话，他们肯定会非常焦虑。

1942年4月，皮埃尔·赖伐尔决定清洗一批中央及地方政府中对共产党员和抵抗运动过于宽松的人。[11]波尔多和吉伦特省是第一批被清洗的地方。新来的官员、“能力强，做事积极”的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担任大波尔多地区的总干事（general secretary），并负责犹太事务；此外，阿基坦（Aquitaine）的地方领导人莫里斯·萨巴捷（Maurice Sabatier）也同意采取强硬措施，在该地区“摧毁恐怖主义”。尽管哈根因升职为主要负责人而被调往巴黎协助奥贝格，然而，在12个新成立的区域性联合安全部门中，就有一个设在波尔多，它主要负责德国人员的安全以及镇压所有反德活动。如今，政治事务处（Section des Affaires Politiques）的负责人、残酷又野心勃勃的普安索正急于展示他的热情和清除抵抗者的能力。

普安索办事周到、执着。借助于细致的、挨家挨户的搜查，从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和国际纵队成员处缴获的大量珍贵的战前档案，以及强逼、霸凌所有被他审问的人，他很快拼凑出一幅关于法国西南部的抵抗运动地图。波尔多人也出了一份力。邻居秘密地举报了他人。宣泄反德情绪、收听外国新闻广播的人被揭发了。然而，直到1942年春末，这幅地图仍然相当模糊。在两名抵抗运动的叛徒的协助下——一个名叫皮埃尔-路易·吉雷（Pierre-Louis Giret）的校长，化名为阿尔贝（Albert）；以及费迪南·樊尚（Ferdinand Vincent），人称乔治（Georges）——事情才变得清晰起来。在吉伦特省、朗德省和夏朗德省，早期抵抗组织的崩溃始于一场背叛。

费迪南·樊尚原是一家船厂的负责人，曾研究过旺代省（Vendée）的公共工程。他对普安索而言无比珍贵，因为他曾以国际纵队成员的身份在西班牙活动，广为波尔多抵抗运动人士所知，并深受信任。在战争初期，樊尚与共产党员相当友好，尽管他不愿意加入任何组织。但在他的表弟被德国人逮捕后，樊尚辞掉了工作，通过招募加入了抵抗运动。他的首个任务是联络国际纵队的一批老同志，准备接收空降的武器。很快，他跌入了普安索所设的陷阱。这次，他成功脱身了，之后，他低调行事，还蓄起了大胡子。然而，普安索很快就找到了他的踪迹，并逮捕了他，不过当时抵抗运动人士对此一无所知。普安索提出要和他做一笔交易：他可以选择合作，背叛抵抗运动的成员；或者选择被驱逐出国，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如果他敢设法逃跑，他的全家人都会没命。樊尚接受了这笔交易。

很快，吉雷也被收买了。他在一个青年营工作时因为表达了“共产主义观点”而被捕。一个囚犯泄露了他的名字，称他和他的妻子都是西南部抵抗运动的高层。在他们的家中搜出了两台打字机和一把手枪。吉雷在受到刑讯逼供后，答应为普安索做事。几天后，一名曾为这对夫妻提供安全屋的女性被捕。很快，洗衣店老板、吉伦特省抵抗运动的组织者安德烈·苏凯也被捕了，还受到了令人震惊的折磨。从苏凯身上搜出的名字使警方留意到了一个名叫“拉乌尔”（Raoul）的男人。他们设下了陷阱。第一拨落网的人中就有热尔梅娜·勒诺丹，她是天主教徒、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法国沦陷后，她搬到了西南部定居，尽管曾受到过多次警告，但她仍不放弃参与抵抗运动。

警方来逮捕热尔梅娜时，她的儿子托尼正在树林干活。他晚上回家后发现家里没人，才知道母亲被带到了波尔多臭名昭著的迪哈堡。这是一座修建于中世纪的堡垒，曾关押过旧制度（Ancien Régime）[12]的敌人，至今几乎没有变化。他赶到那儿时，门口的一名警察告诉他：“快走开，小伙子。不然我们连你也抓。”托尼时年15岁。他的父亲被关押在战俘营，姐姐们住在母亲朋友的家里。他的一个舅舅并不支持他的姐妹参与抵抗运动，最终，他把托尼安置在马恩省（Marne）的一个农场。

没人知道吉雷被策反了。他告诉同志们他逃出了特别旅的魔爪。他的妻子仍被押为人质，他自己则开始渗透到西南部的组织中，有时装作逃亡中的抵抗运动成员，有时装作卖保险的人。他每天向普安索和警察保安指挥处（Kommando der Sicherheitspolizei，KDS）报告消息。指挥处意识到他的情报非常有价值，因此，任命他为155号特工，每月给他5000法郎，外加旅费。普安索向整个地区的警察发出细致的指示：如果有人看见他，不要挡住他的去路。

与此同时，樊尚正在与抵抗者接触，假装在寻找安全屋。从朗德省到夏朗德省、滨海夏朗德省，人们都乐于收留他。在拉罗谢尔，他住在安妮特·埃波的咖啡馆时，还和她的儿子克洛德玩了好几个小时。同样也是樊尚，把普安索和德国人引向了干邑附近的农夫，后者正在协助藏匿从容扎克偷来的武器。

1942年7月24日下午，两个男人来到了安德尔河畔圣塞韦尔。他们自称是想购买牲畜的屠夫，询问怎么去“紫罗兰园”——吉永家的农场。确定了农场的位置后，来了更多人，他们藏在离农舍200米外的树篱中观察。第二天凌晨4点，一个农夫早起挤奶，看见几辆卡车穿过村庄，开上了驶往“紫罗兰园”的路。他没来得及提醒吉永一家。

农场被包围了。在里面，警方不仅找到了普罗斯珀和安妮特、他们的儿子让及其妻子伊薇特，还有阿尔贝（Albert）和伊丽莎白·迪佩龙（Elisabeth Dupeyron），两人是前一天晚上来运送武器的。迪佩龙是当地抵抗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六人均被押上了卡车。男人被直接带往迪哈堡，女人则被送往干邑一家规模较小的监狱。很快，吉永一家的邻居和朋友巴利尼亚一家，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让（Jean）、吕西安娜（Lucienne）和年仅7岁的塞尔日（Serge），也被捕了。

在坐卡车去监狱的路上，巴利尼亚女士拥抱了坐在她身边年仅13岁的吕西安娜，仿佛在安慰她。与此同时，她在女孩的耳边低语，告诉她不要向警察泄露任何事，尤其是来过家里的人的名字。抵达干邑后，警察把吕西安娜带到一边加以审问。女孩拒绝回答。过了一会儿，一个警察发脾气了，开始威胁她：“你妈妈已经告诉了我们所有事。你想让我们杀了她吗？”吕西安娜仍一言不发。之后，她和塞尔日获释了，并获准去找他们的祖父母。16岁的让被留了下来，他被强迫观看普安索的人用蜡烛烧他父亲的脚。警方对这些名字了如指掌，但有一些地址他们还没有得到。

在吉永一家被捕的第二天，他们年轻的儿子皮埃尔回家了——他设法从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的战俘营逃了出来。邻居们提醒他，德国人仍在监视他的家。他离开了当地，藏身在普罗旺斯（Provence）。没人敢靠近“紫罗兰园”。最后，安德尔河畔圣塞维尔的镇长要一个住在附近的农夫去照看那里的牲口。让从杜哈堡给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住得不远的姐妹写信，让她在母亲和他妻子获释之前先去打理农场。他们很有信心，觉得自己不会被关太久。

但是，抓捕干邑的农夫只是一个开始。根据吉雷和樊尚提供的情报，普安索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从吉伦特省、朗德省和夏朗德省逮捕了138人。有些是农夫，但也有工人、邮递员、卡车司机和店员，还有一名钢琴老师。警方从他们家中搜出了反德传单、弹药、炸弹、小型印刷机和手枪。有些人的家里什么也没搜出来，但他们仍被逮捕了。

被捕的人中便有安妮特·埃波，樊尚经常住在她家的咖啡馆“殖民之锚”。当时，她的儿子克洛德正和巴利尼亚女士的妹妹住在一起。就像托尼·勒诺丹一样，他回家后发现没人，他的母亲不在，狗却在里面狂吠。几天前，他刚看见母亲将一把手枪扔进河里。克洛德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去杜哈堡找她。那里的守卫要他离开。他又去梅里尼亚克的拘留营探望父亲，发现他极其沮丧，因为他的犹太朋友知道自己即将被驱逐到波兰，不久之前自杀了。克洛德生长在一个彼此关爱的大家庭。他的姨妈接走了他，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

在这轮扫荡中落网的有来自摩泽尔省的热情洋溢的、从不墨守成规的马德莱娜·扎尼，她刚把不到两岁的儿子皮埃尔送去父母那儿；她的两个朋友奥萝尔·皮卡和约朗德·皮卡；还有塔米西姐妹——吉尔贝特和安德烈，她们在事前得到警告，本应该已经逃走了的，可是她们担心没人给身在拘留营的父亲送吃的和干净的衣服。

皮埃罗·扎尼与外祖父母

最后一名被捕的女性——那几乎是一个意外，因为她只是回鲁瓦扬的家里拿些衣服——是18岁的联络员埃莱娜·博洛。自从她父亲在3月被捕后，她就接替了他的一部分工作。

特别旅在吉雷和樊尚提供的名单上找到了她的名字。8月7日清晨6点，他们来到她家。埃莱娜被带往拉罗谢尔一家有些年头的精神病院，如今成了镇上的监狱，那里肮脏不堪，到处都是跳蚤。她的母亲埃玛经常来探望她。但有一天，另一个狱友在审问中说出了埃玛的名字，说她在为抵抗运动做事。9月15日，埃玛来监狱探视时被捕了。让母亲和女儿感到欣慰和开心的是，她们被关在同一个牢房。几天后，她们在德国守卫的押送下被转移到昂古莱姆的监狱。路上，她们被嘲笑为妓女、通敌者，直到她们将手臂举过头顶，露出她们的手铐。在昂古莱姆的监狱，有人听见一名德国士兵这样问他的上司：“他们也会杀女人吗？因为这里有两个我们想杀的女人。”“不，”那位官员回答道，“对她们，我们另有打算。”

到10月底，普安索和波尔多的特别旅非常心满意足地报告：法国西南部的“恐怖”组织已经被“彻底瓦解”了，不可能再死灰复燃。[13]在他们赢得了胜利后不久，隶属于波尔多地方政府（Mairie of Bordeaux）的一家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在里尔（Lille）和巴黎均大获成功的展览。展览名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欧洲的对抗”，展示的是苏联被毁于一旦的场景。当地报纸《小吉伦特》（La Petite Gironde）的编辑指出：这场展览非常及时，因为人们越清楚、理解共产主义的“邪恶”，便能越好地与它作对。参观者络绎不绝，闭展日期被推迟了好几回。

相关人士设法营救伊丽莎白·迪佩龙（她的孩子年仅8岁和4岁），但行动失败了。1942年夏天，大部分被普安索逮捕的女人或分批或单个地被从当地的各个监狱，转移到了波尔多布代（Boudet）的兵营，或者和男人一起被关押到了杜哈堡。10月，她们从这里被送往巴黎北部郊外的军事要塞罗曼维尔（Romainville），与其他从被占领的法国各地逮捕到的女性关押在一起，进而被驱逐到东部。

[1]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Gironde.Individual files 1400，3009，3025bis；VR199；see also René Terrisse，A la Botte de l’occupant（Bordeaux，1988）.

[2]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Gironde，SC493.

[3] 普安索日后称，在被处决的47人中有12人本不该出现在名单上，因为他们确实没有造成任何威胁。——作者注

[4] Mme Vignac.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5] Hervé Guillon.Conversation with author；Michel Bainaud.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6] Archives du Val-de-Marne.4AV 788-90.

[7] Claude Epaud.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8] Tony Renaudin.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9] Pierre Zani.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10]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Gironde，SC456.

[11] 参见Michel Slitinsky，La Résistance en Gironde（Bordeaux，n.d.）。

[12] 指16世纪晚期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期间法国的体制，由国王和封建贵族把持国家政权，实行专制统治。——译者注

[13]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Gironde，VRAC 707.

第九章 122拘留营

罗曼维尔堡是一幢笨重的灰色石头建筑。1830年代，阿道夫·梯也尔[1]为保卫巴黎，下令修建了一圈防御工事，这座堡垒便是其中之一。[2]它的外墙高10米，桥墩宽17米。其外形构造呈一颗巨大的星星状，中间有片空地，墙壁的样式使它看起来有点像19世纪为法国外籍兵团（Foreign Legion）而修建的前哨堡垒。

纳粹国防军最早在1940年6月占领了罗曼维尔，但它很快成了关押“帝国敌人”的拘留营。到1942年夏天，它成为关押巴黎地区的人质的主要场所。如今，在有关镇压的词语中，“赎罪者”（Sühnepersonen）一词基本取代了“人质”（Geisel）的说法。“赎罪者”指他们对反抗占领军的行动负有集体责任。一旦要报复那些针对德国士兵而发动的袭击，关押在罗曼维尔监狱的“死敌”和“犹太-布尔什维克党人”就随时都可能会被处死。德国人不枪毙女性，至少不把她们当作人质。因此，罗曼维尔也成了关押参与抵抗运动女性的监狱，因为她们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尽管目前还不清楚这可能意味什么。在法国被占领的四年间，约4000名女性被关在了罗曼维尔。二号人物、突击队长特拉佩（Untersturmführer Trappe）的统治异常冷酷，使人感到恐惧。罗曼维尔也被称为“122拘留营”。

1942年8月1日，第一批230名参与抵抗运动的女性被送到了罗曼维尔，她们最终将前往德国占领下的波兰。[3]她是一名32岁的西班牙护士，名叫玛利亚·阿隆索（Maria Alonso），朋友们都叫她约瑟（Josée）。她曾照看过抵抗运动中的伤者和病人，还在医院秘密协助一名女医生做小型手术。她因为向一个邮政工作人员网络提供了一台属于她哥哥的油印机，被另一名遭受刑讯逼供的抵抗运动成员告发而被捕，在庭审中，她被判无罪，但她所在组织的男性均被判处死刑。她本可以逃跑的，但她不是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与丈夫分开后，她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她是个性开朗的、好心肠的女性，迅速成了堡垒中女子监区的领袖。院子中间有一个带刺的铁丝网，将这里与男子监区隔开。约瑟在狱中仍然尽最大可能地保持自尊。据说，在她当值分发包裹、信件并传达特拉佩的指令时，陪同她的德国士兵仿佛在她的指挥之下。

8月10日，17名因“廷特林事件”被捕的女印刷工和技术员被送到了约瑟所在的监区。这意味着年轻的马多，她的朋友雅克利娜、卢卢，她的妹妹卡门，以及维瓦·南尼都被带到了罗曼维尔。维瓦仍有逃走的机会。她被带到了特拉佩的办公室，被告知只要她愿意放弃嫁给法国丈夫亨利（Henri）后所获得的法国国籍，她就会被送去意大利的监狱服刑，就像她父亲那样。她没有丝毫的犹豫。正如她曾说服亨利为抵抗运动印刷材料，理由是她父亲肯定也会这么做，现在，她拒绝了德国人的提议，表明这不是她父亲能够接受的事。维瓦被带回到了其他女囚犯身边。

很快，“塞纳河畔埃皮奈”塞西尔也被送来了这里。8月24日，“波利策-皮肯-达利代事件”的37名相关人员抵达堡垒，包括马德莱娜·迪苏布雷、玛丽-克洛德、达妮埃尔·卡萨诺瓦、夏洛特·德尔博和“红指甲”贝蒂。不久后，在高中墙上书写“英国万岁”的16岁女学生罗莎·弗洛克也来到了这里。她被分在约瑟的房间，那里可以看见院子尽头的铁窗，男人们被从那里拉出来枪毙。一旦大规模的屠杀清空了牢房，很快又会从巴黎周边各地的监狱送来更多的囚犯，他们是等待当局召唤的新人质。罗莎看起来像个小女孩。夜晚，她总啜泣着醒来，呼喊妈妈，她还会做父亲被德国人追捕的噩梦。约瑟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把她换到了西蒙娜·尚帕克斯的房间，尚帕克斯只比罗莎大九个月。两个女孩抱在一起，她们都非常想念她们的母亲。西蒙娜仍因为男友安德烈以及其他年轻同伴的死而深陷于恐惧、悲伤之中，几乎无法开口说话。

女人们逐渐养成了一些习惯。她们在桑特监狱狭窄、昏暗的牢房里被关了数月，几乎没有放风的机会，无所事事，而罗曼维尔的房间明亮，还有狱友之间的相互陪伴，对她们而言仿佛是一种自由。对于那些被单独囚禁的人来说，她们感到如释重负。女囚犯被分成数拨人，搬进了主楼二层8张床或24张床的囚室。男人们被关押在一层。堡垒不仅用来囚禁被当作人质的男性，还用于惩罚囚犯。中间那片巨大的空地供囚犯活动身体，尽管大部分时间女人都被要求待在各自的房间里，不过，她们可以在走廊或楼梯见朋友，交换消息。每个房间的中央都有一张长条桌，还有长凳和火炉。非单独囚禁的人们，包括新来的囚犯，可以穿着并清洗自己的衣服，每星期一和星期三还可以收到家人送来的包裹。

不准探监。但是朋友和家人们发现，从堡垒附近的一座小山上，正好可以透过监狱的窗户，瞥见被关押在里面的犯人。许多家庭来到小山上，朝堡垒挥手，希望有人回应。一天，一对父母来到小山上，他们的女儿刚在另一座监狱生下了孩子，她被转移到罗曼维尔时，不允许带走自己的孩子。夫妇两人带来婴儿，高高地举起他，希望他的母亲可以看见。

8月底，玛丽-埃莉诺·诺德曼和其他“皮肯事件”的相关人士被转移到了罗曼维尔。她发现她的母亲不久前被关在这里，但因为她的犹太人身份，她已经被送去了德朗西。她只晚了几个星期。母亲如今身在何处，她已经无从得知。玛丽-埃莉诺也不知道盖世太保对曾与她一起制作炸弹的好朋友弗朗斯·布洛克做了什么。德国人还没发现她是犹太人，她的朋友们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

罗曼维尔的食物及其供应量略优于桑特监狱，即便如此，女人们仍很饿。每天只有一顿饭，午餐时间可以从厨房的布列塔尼厨子那儿领到一大桶汤，她们在各自的房间分着喝。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女人来到了堡垒，汤里的肉碎渐渐消失了。不止一次，有人发现汤的表面漂浮着死老鼠。家人尽量送来多余的食物，美国红十字会偶尔也会设法送来包裹，但大部分东西都被守卫偷走了。女人们很快决定，将所有食物包裹汇总到一起，使用房间里的火炉和大炖锅，在早晨加煮一锅汤。分享，很快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关键。

大部分时候，这个系统的运作慷慨而公平，每名女性贡献出自己的包裹后，可以多分到一点儿食物，刚从桑特监狱来的囚犯也可以多舀到一勺，她们往往非常虚弱，甚至无法从床上爬下来。塞西尔的母亲很穷，只能偶尔送些胡萝卜和土豆来，但维瓦的姐妹人脉广，她坚持不懈地动用关系让维瓦获释，还常给她送来整只鸡。在许多年后，塞西尔还能记起维瓦对她的鸡有多么吝啬，总是在挑光了所有的好肉之后，才把骨头放进盆子里。

然而，无论从外面送来多少东西——有时，长达几个星期都没有任何女人的家人送来东西——食物一直非常匮乏。有些女性因为饥饿而胃抽搐，很少还有人剩下体力。一天，玛丽-克洛德因为太饿而昏倒了。贝蒂仿佛一具“行尸走肉”。大家都太饿了，达妮埃尔再次成为所有女性的领袖，她让所有床位靠窗的囚犯打开朝向街道的窗口，同时大喊：“我很饿（J’ai faim）！我很饿！我很饿！”堡垒外，路过的人们驻足聆听。达妮埃尔和热尔梅娜·皮肯被视为此次反抗的罪魁祸首，她们被关进一个潮湿的、昏暗的惩罚牢房，几天都没有东西吃。但是，特拉佩拿起长勺，舀了一勺米粥，尝了尝味道，后来，汤水便浓稠了些。“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热尔梅娜日后说，“让我们明白，我们不是完全手无缚鸡之力。”

玛丽-克洛德告诉家人——字写在纸片上，非常小，没有放大镜几乎看不清，由愿意接受金钱的布列塔尼厨子带出监狱——由于缺钙，女人们的牙齿都烂了。“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在不停地发抖。”她继续写道，一想到冬天即将来临，她就害怕每天只有一碗汤喝，“我会梦见豆子、扁豆、面条、土豆和奶油布丁”。

达妮埃尔总是小心地隐藏起她的沮丧，而表现出幽默、意志坚定的一面。她在另一封带出监狱的信中告诉她的母亲，她看起来前所未有地优雅，因为好不容易甩掉了战前增加的数公斤体重。她写道，她的老朋友们肯定认不出她了，她变得太瘦了。塞西尔后来说这些对她来说不像对其他女人那样艰难，因为她从小就经常挨饿。一个摄影师接到盖世太保的指示，来罗曼维尔拍摄女人们的照片，17岁的所罗门是唯一一名看起来比较健康的、吃得不错的女性，尽管有些照片捕捉到了她的笑容，不过，拍摄时，她们的朋友笑嘻嘻地做鬼脸。

西蒙娜·尚帕克斯

在拉罗谢尔经营“殖民之锚”的安妮特·埃波也找到了把信送出堡垒的机会。她告诉家人，自己患上了严重的间歇性发作的抑郁症。“与自己所爱的人们分开实在太痛苦了。我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我很想念克洛德。”她还写道，那些从没收到过家人音讯的女人非常可怜、孤独，尤其像马伊和卢卢，她们被迫抛下了年幼的孩子。安妮特提议她的姐妹做一个蛋糕，把信藏在里面，如果可能的话，再送双鞋来。她在信中告诉克洛德：“小克洛德，要听话，要乖。妈妈永远爱你。”

在较年长的女性的严格管理下，女子监区很快变得忙碌起来。曾为助产士的马伊组织大家每天早晨做操、洗冷水澡，她认为她们需要适应即将到来的严酷环境。她们请求家人送来羊毛、缝纫材料和旧衣服，随后，她们拆掉这些东西，将它们做成毛衣和袋子。

夏洛特、贝蒂和卢卢摄于罗曼维尔

就像在桑特监狱那样，达妮埃尔、夏洛特和其他数名参与过知识分子抵抗运动的女性办了一份新闻通讯——消息主要来自守卫的交谈、布列塔尼厨子以及新来的囚犯。玛丽-克洛德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这帮了大忙。她们从医务室偷来亚甲蓝，将字写在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的棕色包装纸上，《罗曼维尔爱国者》（Patriote de Romainville）就这么出版了。它在各个房间传阅，等所有人都读完后，会在每天夜晚被销毁。它的语调慷慨激昂，总是有好消息：德国在东部受到了攻击，盟国军队正在向北非挺进。非常有理由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罗曼维尔爱国者》还会刊登各种不满：吝啬的汤水配给，缺少脂肪和糖，禁止通信。这来自达妮埃尔坚不可摧的意志，以及约瑟和玛丽-克洛德出色的组织能力，她们不允许任何人陷入沮丧，变得冷漠。两名女性还向众人灌输一种自豪感，一种绝不轻易屈服的决心。这种精神传遍了每个房间，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之间的友谊变得愈发深厚。塞西尔刚来到罗曼维尔时，对达妮埃尔、玛丽-克洛德那样格外自信、了解很多事的人抱着警惕。如她所见，她的共产党员资历不比她们差，但她们的出身、教育程度无疑比她优越太多。她经常感到紧张、不适。每天，塞西尔在楼梯间遇见夏洛特时，她总披着路易·茹韦给她的宽大斗篷，戴一顶毛帽子。她的身形如此高大、挺拔，并且，由于搞到了粉扑和唇膏，她还化了妆。塞西尔心里觉得她骄傲又无情。每天早晨，仿佛带着深深的讽刺，她都会向她微微鞠躬，问候“您好，女士”。夏洛特从来不回应她。但从某天开始，两个女人开始哈哈大笑，之后，她们更是变得形影不离了。她的朋友们说，夏洛特的笑声格外充满魅力。

在女子监区的各处，房间里，楼梯上，空地上，其他人的友谊也在萌芽、生长。女人们按年龄、教育程度、出身和职业，自然地结为小团体，她们分享自己的经历、相似的损失，加深了她们对于彼此的理解和爱意。为被处死的丈夫而悲伤，想念她们的孩子，担心她们的家人——女人们常常在一起聊天，因为也没有太多其他事可做。通过诉说，她们觉得自己变得更坚强了，更能面对如今的局面。她们已经明白，女性之间亲密的友谊将在今后保护她们，而身处堡垒另一侧的男性，则没能培养出类似的关系。“我们不需要‘交朋友’，”马德莱娜说，“我们已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贝蒂则说：“我们是一个团队。”

有些女性的丈夫、爱人参与了抵抗运动，但尚未被捕，她们时刻为他们的安危担心；有些女性的家人已经落入盖世太保手中，一部分人被关押在罗曼维尔院子另一侧的人质牢房，她们终日痛苦不堪：她们很快就会作为袭击德国人的人质而被枪杀？马德莱娜·诺尔芒的丈夫是农夫，她曾卖掉了牲口，为自己的地下活动筹钱。有一天，她在院子里看见了自己的丈夫：他几乎看不清她，因为他已经被折磨得失去了视力。

罗曼维尔拍摄的照片

上：苏珊·马亚尔 马伊·波利策 玛丽-埃莉萨·诺德曼

中：奥尔加·梅兰 伊冯娜·诺泰里 安妮特·埃波

下：伊薇特·吉永 波利娜·波米耶斯 雷蒙德·乔治

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相似的恐惧、悲伤将女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两姐妹卢卢和让娜通过抵抗运动结识了塞西尔，如今，她们和她走得更近了；夏洛特成了维瓦的好朋友；热尔梅娜很喜欢达妮埃尔。一点一点地，她们从相互帮助中感受到了对方的好意，记住了彼此的生日，经常惦记对方的需要，用温暖来对抗无穷无尽的苍凉。许多女性很聪明，总能惹得对方哈哈大笑。西班牙女人卢斯·马托斯（Luz Martos）在共和军战败后逃来了法国，她会跳上桌子为大家表演西班牙舞蹈。在寒冷的夜晚，女人们会依偎在一起，分享彼此的毛毯。她们标注每个纪念日，并且都会小小地庆祝一番。11月11日中午，每名女性都放下手头的事，唱起了《马赛曲》，以此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

起初，存在一种政治意识。有近一半女人是共产党员，她们认为自己在地下活动中发挥了最大作用，意志也更坚定。无论是联络员，比如塞西尔和贝蒂；还是作者和编辑，比如马伊和埃莱娜·所罗门；还是组织者，比如达妮埃尔，她们都对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非常清晰。贝蒂刚被送来罗曼维尔时，曾在一封被偷偷带出监狱的信中小心翼翼地写道：“就算身在监狱，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你知道吗？”达妮埃尔写道：“他们可以杀死我们，但只要我们活着，他们就永远都不可能浇熄我们心中炽热的火焰……我们的国家很快就会解放的，苏联必胜。”正如她们所见，早期的抵抗运动主要由共产党领导，她们对后来加入的人们较为警惕，认为那些人要么只是出于对某种关系的忠诚，要么只是单纯地厌恶占领者。在她们眼中，那些女性都缺乏坚定信念。

刚来到罗曼维尔的那段时间，这种政治意识促使女子监区拂起了一股讲究政治纯洁的清风，让新来者知道自己在被这个圈子接纳之前会受到谨慎的考察。新来的人往往缺乏共同的政治信仰，更容易与人相处，接受的教育不多。

但那只是早期的事。几个星期后，堡垒变得越来越冷，女人们开始把床推到一起，挨着旁边人的脚睡，分享彼此的毯子，她们很快就抛开了政治观点上的差异。随着争论的偃旗息鼓，她们之间培养出了一种真正的团结，至少，它的部分原因在于多数女性明白并意识到了参加抵抗运动的风险。这种共识，还有所有人所经历的不幸，造就了一条紧密的纽带。“我们不是受害者，”马德莱娜·迪苏布雷日后说，“这和犹太人或吉卜赛人不同。我们看到了德国的海报，我们读到了有人被判处死刑，我们亲耳听到了刑讯逼供。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让我们在情感上产生了强大联结。”数星期后，阿代拉伊德·奥特尔也被送来了罗曼维尔，她认为这个地方非常“慷慨，就像姐妹会”，她从不觉得自己是局外人。

即使是出身最为高贵的弗朗辛·龙多·蒙布兰（Francine Rondeaux de Montbray）也不例外，尽管从家庭背景、教育程度以及她所拥有的财富而言，她与其他人截然不同。弗朗辛是一名说话直爽且自信的高大女性，四十多岁，她的表兄是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她在诺曼底的一座庄园长大，身边不乏保姆、家庭教师的关爱。她离婚了，有一个年轻的女儿，是为数不多的信仰天主教的女性之一。法国军队战败、德国占领者进城后，弗朗辛将巴黎住处的底层改建为秘密医院，医治受伤的盟国军人。一旦他们康复了，她就会协助他们以及其他犹太家庭穿越分界线。贵族对占领者的蔑视导致了她的不幸命运。她会定期开车去诺曼底，为她的病人找食物。一天，她的汽车撞上了纳粹国防军的卡车。她被带到了一家警察局，她本可以轻易脱身的，如果她没有向推搡她的那名警官扇一巴掌的话。

然而，在罗曼维尔，确实有三名女性出于某些原因而被人排挤。她们是告密者（délatrices），其他人怀疑是她们导致了大量抵抗者被捕。据说，安托万·比博（Antoine Bibault）为了得到奖励而向盖世太保告发了他人。不过，她没有得到报酬，德国人反而逮捕了她。让娜·埃尔韦（Jeanne Hervé）是一名满口怨言、说话尖酸刻薄的女性，她不仅告发了犹太人，还包括她的邻居，如果不是约瑟插手的话，她还要告发一名在罗曼维尔与她同处一个房间的女性。据波尔多的女人们说，20岁的吕西安娜·费尔（Lucienne Ferre）与普安索的人是一丘之貉。三人都遭到了别人的冷漠对待。

也许，对女性之间的凝聚力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是在牢房蔓延开来的求知欲和分享欲。为了打发漫长的白天，为了避免回忆过去且担心孩子的未来所带来的恐惧，女人们开设了一系列非正式课程，每名女性都贡献出自己的经验和技能。维瓦·南尼教意大利语；玛丽-克洛德教政治史；马伊记得她和乔治之间的长谈，她会和大家讨论哲学；达妮埃尔讲述每天的新闻；夏洛特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并和茹韦相处了多年，她的脑海中充满了话剧的每个场景与茹韦一丝不苟、孜孜不倦的舞台指导，她重现了在剧院的那些夜晚。

17岁的普佩特·阿利宗只接受过来自修女的有限教育，而且战争的爆发大大缩短了她的学习时间。她在桑特监狱和弗雷讷监狱（Fresnes）度过了近八个月的单独囚禁的时光，牢房只有五步宽、八步长。来到罗曼维尔后，她发现了一个学习和友谊的全新世界。她心想，这就像在上大学。每天，她都能学习到新的知识；每天，她都打开了从未梦想过的世界。她日后说起：“人们常常从自身的经历中了解生活，而我是从别人的故事中学到的。”在桑特监狱漫长而孤独的日子里，她只见过一眼玛丽。如今，能够和姐姐团聚，她实在太开心、太欣慰了，她们总能在一起连着说好几小时的话。玛丽再次扮演起姐姐的角色，保护着普佩特。在罗曼维尔，现在有个非常年轻的由女孩们组成的小团体，有些人从没离开过家，有些人几乎还是孩子。她们想念自己的母亲，年长的女性尽全力照看她们。

少数女性设法携带了图书，如西蒙娜就拥有一本她父亲在被处决前看过的地理书，她们都会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她们还可以从由名叫朱利安·卡昂（Julien Caen）的女囚犯所设立的小图书馆里借书。卡昂曾是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管理员，她在1941年和人类博物馆的抵抗者一同被捕。卡昂有一辆小推车，她会推着书本走过牢房的长廊。

夏洛特从没有亲自导演过话剧，但她曾坐在舞台的一侧观察茹韦工作，她很清楚该怎么做。她很快就发现，她们中的有些人很有表演天分，有些人会唱歌，还有人会缝制服装道具。雅克利娜有一副格外甜美的歌喉。她们聚到一起，开始排演话剧。曾与茹韦共度过许多时光的夏洛特开始回忆并写下他的笔记和舞台指导经验，她还记得许多经典话剧的台词，那些记不起来的部分便由其他人即兴创作。塞西尔制作表演服，因为她在缝制皮毛时练就了好裁缝的手艺。为了演出《装病》（Le Malade imaginaire），她让母亲带来一块巨大的旧毯子，通过裁剪，把它制作成了一个病人的戏服。她们口中的“午后话剧”（les après-midis artistiques）在星期日吃完午餐后开始。在院子里，前来观看的不只有囚犯，还有德国守卫。一度，被告知男囚犯无法出席，妇女们便宣布要暂停演出。但之后特拉佩发善心，表示所有牢房的囚犯都可以观看表演。

9月13日，星期天，她们演出了数个世纪中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tableaux vivants），在20世纪的场景中出现了手铐和脚镣。“完全不用同情我。”雷蒙德·塞尔让在给女儿吉塞勒的信中这样写道。尽管她们无所事事，不过，这里有“各种文化、体育活动，有舞蹈、戏剧、唱歌……白天的时间根本不够我们做所有想做的事”。

按照特拉佩的命令，关押在罗曼维尔的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交流。但是，人们会把纸条塞在活动身体的院子的墙缝里，还会让获准不时地来堡垒的神父、在医务室做医生的囚犯传递消息。女囚犯提议为男囚犯洗衣服，这样一来，她们偶尔能和对方说上几句话，或者把鼓励的字条塞进干净的衣服里。男人做运动的时候，女人有时可以在一旁观看。在这些日子，以及表演话剧的星期天下午，她们可以看见对方，观察他们外貌上的变化。14名女性的丈夫或爱人是人质，她们整天为此担惊受怕。其中之一是贝蒂。特别旅的报告称，她的伴侣吕西安·多兰是极其危险的“坚定的共产党员”，绝不可能在审问时从他口中套出任何情报。贝蒂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她最大的“安慰和快乐是有时可以从我的窗口看见他”。正如其他男性一样，吕西安也受到了刑讯逼供。

9月20日晚，贝蒂和其他几名女性被告知，可以去和她们的男人相处数分钟。她们没有特别担心，因为近来没有武装抵抗运动袭击德国人的消息。贝蒂被带到吕西安的牢房了，她带了一双为他缝制的羊毛袜子。当陪同她的德国守卫说“他去的地方不需要这种东西”时，她和吕西安都认为，他也许指罗曼维尔有46名男囚犯将被驱逐到德国某地一家工厂的事，他们会在那里领到所需的所有衣物。“再见了（Au revoir），我亲爱的妻子。”贝蒂被带回她的房间后，吕西安写道，“我想，我会先被送去贡比涅，再被驱逐……我们一定不能放弃希望……事态变化很快。”

没有任何女人知道，9月17日晚近10点，两颗炸弹在巴黎市中心的雷克斯电影院（Rex cinema）爆炸了，而那里自1940年起被纳粹国防军征用了。10个德国人丧生，19人受伤。奥贝格立刻下令处死116名人质，这些人都需要由罗曼维尔提供，但堡垒的人质数量不够。8月的大屠杀处死了88人，留下的空位还没被填上。因此，罗曼维尔出了46人，不够的70人将来自波尔多的迪哈堡。这意味即将被处死的人们所在的监狱不仅距袭击发生地远达600公里，而且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在波尔多被选中的人中，包括7月在干邑附近被普安索的人逮捕的农夫们。阿米瑟·吉永的丈夫与两个儿子普罗斯珀和让都在其中，还有伊丽莎白·迪佩龙的丈夫——他与吉永一家一起在“紫罗兰园”被捕，以及玛格丽特·巴利尼亚的丈夫吕西安，吕西安夫妇曾收留过被普安索的人追捕的抵抗者。卢卢和卡门19岁的弟弟在不久之前被捕，随后被送往了罗曼维尔。他本来也是其中之一，但他当时因为脓包病在医务室接受治疗。

9月21日，星期一，清晨7点，罗曼维尔的女人听见靴子踏过地面的声音，男人们唱着《马赛曲》。堡垒外的街道上停着数辆卡车，它们的窗户很暗。女人们仍在尝试说服自己，男人们只是要被送去贡比涅车站，随后会被驱逐到德国，所以她们不用太害怕。600公里外，同样的场景也在迪哈堡上演。

几天来，罗曼维尔充斥着各种传闻。有人看见男人们的行李依然堆在地堡外面，但女人们仍在安慰彼此，也许它们只是在等另一辆火车。但是，吕西安的一个朋友被关进了46个男人在20日晚上曾待过的牢房，他在墙上发现了用铅笔写的字，只有一行：“我们是46个即将被处死的男人，我们无怨无悔，自豪又勇敢。”他问一名守卫，男人去了哪里，对方告诉他：“你不会想知道的……我相信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

直到现在，女人们才知道46名男性每五人一组爬上陡峭的山坡，被带到了瓦莱里安山的行刑场。没有一人要求戴眼罩。事后，行刑队队员分到了12瓶干邑红酒。尸体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当局下令不准通知家属。从一张被藏在阿司匹林药瓶中偷偷带进堡垒的纸条中，女人们才知道了骨灰的下落。“他们太伟大了，那些倒下的人，”玛丽-克洛德在设法带出堡垒的一封信中写道，“给人的印象是一辈子都愧对他们，也不配为他们的死报仇。”在巴黎和波尔多被处决的116人当中，只有1人因为曾参与袭击德国士兵而被德国法庭定罪。“有些日子，”达妮埃尔写道，“我觉得自己已经逼近恐惧的极限了。”

平时充满韧性和活力的贝蒂因为悲伤和恐惧而陷入了沉默。她从吕西安的朋友处得知，牢房的墙上还有吕西安写给她的一句话。“勇气，”那行字写道，“我最亲爱的朋友。这是你必须熬过去的心碎时刻。”她给父母写了一封简短的、绝望的信。“他那么好。我的心碎了。我如此爱他……我们都是寡妇了……这些刽子手肯定打从心底里憎恶法国的年轻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是野蛮人。”她最在意的是，她和吕西安还没有孩子。她不停地让自己想象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刻，她会回到他们在巴黎一起生活过的公寓，坐到他们经常一起工作的桌子边。“和他一起生活太美好了，他那不羁的气质，还有环绕着我们的书本……我只能想到一件事——为他的死报仇。”

如今，罗曼维尔多了14名寡妇。她们的朋友们倾尽所能。女人们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待在她们身边，希望身体的温暖和接触也许能减轻她们的痛苦。贝蒂在给父母的信中悲伤地写道：“这里只剩寡妇了。”许多年后，有名女性形容了她与丈夫共度的最后一刻：“那天早上叫到我时，我身体里的某个部分仿佛停止了，没有什么可以让它再次启动，就像死去的人所佩戴的手表。”尽管她想寻死，但她选择了活下去，反抗德国人，不向任何人屈服。“我必须坚持到最后，向死而生。”

10月14日，另一群寡妇被送到了罗曼维尔。在30名从波尔多来巴黎的女性中，包括玛格丽特·巴利尼亚、伊丽莎白·迪佩龙、伊薇特·吉永和阿米瑟·吉永，9月21日，她们的丈夫在苏热的兵营被枪毙了。同行的还有马德莱娜·扎尼、约朗德和奥萝尔两姐妹以及克洛德的母亲安妮特·埃波。出发前，没有任何女性获准见她们年幼的孩子最后一面。

在被枪毙前数小时，普罗斯珀·吉永和让·吉永拿到了纸和笔，给他们的妻子写告别信。笔头很钝，信潦草地写在粗糙的纸张上。“你啊，我最亲爱的妻子，你必须学会忘记，重新开始你的生活。”让在信中告诉伊薇特，“原谅我，如果我曾让你感到痛苦的话……永别了。我会勇敢地死去，为我曾奋斗过的事业。”普罗斯珀的信更简短。“我会勇敢地死去。”他在给安妮特的信中写道，“无论怎样。尽量让你的每一天过得舒服些。我最后想着的都是你。”但两个男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妻子没能平安地回到农场而是被关到了监狱，他们也不知道彼此会同时死掉。

奥贝格曾认为，疯狂的报复会遏制进一步的袭击。事实证明，他错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另外64名德国人丧生，警察局接到了来自法国各地的报告，“反德情绪正变得越来越暴力”。当局下令再次实施大规模处决。但“人质政策”（politique des otages）显然不奏效，处决被推迟了，当局开始讨论一项新政策——“夜雾命令”。

贝蒂和马德莱娜·迪苏布雷住在一个房间，早晨她们一起舒展身体时，会商量从堡垒越狱的计划。运动的时候，她们仔细观察了院子的情况，一致认为唯一的可能是钻进排水沟，顺着下水道走，希望可以穿过堡垒的围墙。计划的第一步进行得很顺利：她们逃跑时没人注意。但没过多久，她们遇上了一块挡住去路的铁栅栏，无论怎么推、怎么拉，它都无动于衷。她们沮丧透顶，被迫原路返回。没人留意到她们不见了。对她们来说，就算面对的是无法战胜的困难，也要保持顽强抗争的精神。在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她们协助院子空地里的男囚犯用盒子、纸和石头制作了一把镰刀和一把锤子。作为惩罚，她们在潮湿又阴暗的牢房里被关了三十天，没有床垫和毯子，但她们认为都是值得的。

圣诞节快到了。夏洛特和参与了午后话剧表演的女人们认为，让那些失去了丈夫的女性转移注意力，投入到某件事中非常重要，于是她们被分配了更多的活动。她们打算排演圣女贞德的戏，由达妮埃尔饰演贞德，由玛丽-克洛德饰演德国卫兵。塞西尔开始收集制作服装的材料。她日后说起，自己从来不会演戏，因为要不了多久就会笑场。普佩特正在背台词。她算不上不开心，现在，她经常听年长的女性谈论文学和政治。其他资历较深的女共产党员意识到，尽管她们为戴高乐主义者建立的“约翰尼”网络做事，不过，她和姐姐玛丽都不怎么对政治感兴趣。她们得到了许多人的宠爱和关怀。政治分歧不再让女性分裂。对她们来说，友谊和团结可以击退恐惧和饥饿。大家讨论将食物汇总到一起，以制作特别的圣诞午餐，还设法弄到了坚果、苹果和姜饼（pain d’épice）来庆祝新年。女人们忙着编织，为对方准备小礼物。但天气越来越冷，罗曼维尔的气氛低沉又阴郁。

总体来说法国的氛围也不轻松。11月11日清晨7点，尽管赖伐尔作出了很大的外交努力，德国军队还是跨过分界线，占领了整个法国。奥贝格和克诺亨的人紧随其后。很快，盖世太保在整个国家运作起来。尽管贝当仍是国家元首，但维希政府失去了独立区，还包括它的军队、舰队和国家。当局号召志愿者去德国工厂做事，并承诺每招到一名志愿者就会释放三名战俘，但民众意兴阑珊，最后，当局不得不制定了强制劳动方针。所有18岁到50岁的法国男性，只要并非在从事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工作，现在都要去德国工厂。抵抗者开始在法国各地张贴海报：“不要去德国！”在被占领的岁月中，年轻人变得无依无靠，维希政府提倡的合作和反犹主义似乎对他们很有吸引力。不过，一支民兵队伍正在形成。很快就证明，在抓捕和折磨抵抗者方面，它是有效的。

由于担心被送去德国参加强制劳动，一大批年轻人加入了地下抵抗活动，他们能够抓住的唯一希望便是潜入法国农村地区的森林和山冈，加入马基游击队（Maquis）——它来自科西嘉人（Corsican）关于灌木丛的说法。如今，许多小型组织和规模较大的抵抗运动遍布在法国被占领的各地，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同样的迫害——比如对犹太人的迫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团结在让·穆兰这类人物的领导之下，并且从盟国得到了补给、武器和资金。

尽管有些组织无法得到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的信任，使得抵抗运动在一段时间曾因为竞争和仇恨变得四分五裂，不过，大部分人都赞成应该不分派系地会聚所有抵抗者，而且他们大多对戴高乐的领导能力有一定信心。另一个小进展是维希政府在9月颁布了一条新法令，它不再称女性是“无能”的，曾经，她们与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重罪犯划为等号。这项措施很有必要，因为法国现在有80万名女性正在独自打理家庭，而她们大多是战俘的妻子。

如今，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能忽视占领究竟意味什么：42500名犹太人被驱逐到了死亡营（运送他们的火车没能遇上抵抗运动制造的脱轨事故）；整个国家都处于德国军队的掌控之下；人民又饿又悲惨，正在经历第三个缺少燃料的冬天；数千名抵抗者不是牺牲了，就是被关进监狱，或者在被送去德国工厂的路上。厄尔-卢瓦尔省（Eure-et-Loire）省长在月度报告中写道，他辖区内的人民变得冷漠又可怜：“凡尔登精神消失殆尽，一种可怕的个人利己主义风气占了上风。”巴黎迎来了又一个阴沉又萧索的寒冬。

1942年圣诞节前不久，最后一批即将被驱逐的女性来到了罗曼维尔。[4]她们是波兰人，不是人人都会说法语。在1920年代与1930年代，她们受北部就业机会的吸引来到法国，只要情况允许，她们都打算回家。这是一个关系亲密的团体，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她们煮波兰餐——香肠和紫甘蓝；在温暖的夏日夜晚，男人会用口琴吹波尔卡舞曲。但是，战争和纳粹在他们祖国的迫害困住了在法国的波兰人，停战协定签署后，在法波兰人发起了抵抗运动，成立了“波兰独立斗争组织”（Polska Organizacja Walki o Niepodległość，POWN）。该运动的领导人是前波兰总领事亚历山大·拉瓦科斯基（Aleksander Kawalkowski），化名为尤斯廷（Justyn）。1942年夏天，他们发动了一项名为安格莉卡（Angelika）的计划，后改名为莫妮卡（Monika），协助同盟军在一次登陆中使德军的行动瘫痪；与此同时，其成员发起破坏行动，收集情报，还把犹太人偷偷运出法国。

1942年初秋，达维德和他的特别旅抓获了数名为“莫妮卡”做事的女性。有些人是老师，在煤矿社区教波兰语；有些人在巴黎的商店工作，为抵抗运动修无线电发射器，或者在她们家中收留犹太人。还有一些法国女人，碰巧嫁给了波兰犹太人，而在围捕巴黎犹太人的行动中被捕。

布拉班德尔全家（Brabander）——弗朗索瓦（François）、他的妻子索菲（Sophie）、他们的女儿埃莱娜（Hélène）和小儿子罗穆亚尔德（Romuald）——一起被送来了罗曼维尔。[5]弗朗索瓦在一战时曾与法国并肩作战。停战后，他参加了波兰解放运动，后来完成了医学学业，为生活在法国的波兰矿工家庭开设了一家外科诊所。法国沦陷后，他曾尝试带着妻子和孩子经西班牙逃往英格兰，但在西班牙边界被遣返了。决定留在法国后，他和索菲加入了莫妮卡网络，直到他们最终被盖世太保逮捕。家人被捕时，19岁的埃莱娜和一个朋友在一起，逃过了一劫。但24小时后，她也落网了。在罗曼维尔，弗朗索瓦、罗穆亚尔德和一批即将被处死的人质关在一起，心惊胆战地过了一天。之后，他们被转移到了贡比涅的营地。索菲和埃莱娜则被安排和皮肯事件、廷特林事件的抵抗者住在一起。

还有一个名叫安妮-玛丽·奥斯特罗夫斯卡（Anne-Marie Ostrowska）的女人。她本人不是犹太人，但嫁给一个名叫萨洛蒙（Salomon）的波兰犹太人。这对夫妻在巴黎的奥伯康普夫路（rue Oberkampf）开了一家小皮革作坊。随着种族法律变得越来越严格，萨洛蒙和他们19岁的儿子阿尔弗雷德（Alfred）尝试穿越分界线进入南部安全地带，但他们被逮捕了。安妮-玛丽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拯救她的丈夫和儿子。身为“非犹太人”，在理论上她可以自由行动，但她和她17岁的女儿也在维耶尔宗被盖世太保逮捕了。由于安妮-玛丽不是犹太人，她被送到了罗曼维尔。让她感到害怕又痛苦的是，她的女儿被视为拥有一半犹太血统，因此被送往了皮蒂维耶的营地，如今，正等待被转移到德朗西。

圣诞节前夕，另外两个年轻的波兰女孩来到了堡垒。她们是卡罗利娜·科内法尔（Karolina Konefal）和安娜·尼津斯卡（Anna Nizinska）。她们的穿着像农村女孩，裹着颜色鲜艳的巨大披肩。她们唯一的随身物品是一只闹钟。她们不懂法语，似乎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会身在法国，她们只是听说过一个为“莫妮卡”网络做事的男人的名字而已。

12月15日，40多岁的意大利歌手艾丽斯·维泰尔博（Alice Viterbo）来到了罗曼维尔。她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曾在国立巴黎歌剧团演出。在战争爆发前不久，艾丽斯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一条腿。没有人知道她究竟在抵抗运动中做过什么，但据说她帮助过一个戴高乐主义者的网络。她个性开朗，从不抱怨那条木头假肢，人们经常听见她在房间里唱歌。艾丽斯之后，来到这里的是31岁的夏洛特·德科克（Charlotte Decock）。她是一名来自诺让（Nogent）的车工，由于她参与抵抗运动的丈夫越狱了，她成了顶替丈夫的人质。夏洛特曾获准参加一场洗礼，本可以借机逃跑的，但她自愿回到了监狱。家人说服她的丈夫不要自首。没有人相信盖世太保真的会长期拘留一名无辜女性，况且她同时还是一个10岁男孩和一个7岁女孩的母亲。夏洛特很快赢得了众人的喜爱。正如艾丽斯一样，她相信不会发生什么坏事，她们很快就会回家的。在她之后，米兹·费里（Mitzy Ferry）来到了这里。她是一个24岁的女服务员，曾协助犹太人穿越分界线。米兹被单独囚禁过三个月，镣铐锁在墙上，而且她受到了反复的刑讯逼供。其他女人围拢在她身边，尽量安慰她。最后几名来到这里的女性中包括若尔热特·罗斯坦，她曾兴致勃勃地踩着高跟鞋在伊夫里各处奔走。后来，皮埃雷特记得曾抓着她的手，哭得泪流满面。

就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保持精神振奋，许多被关押在罗曼维尔的女人仍会低声啜泣，为她们死去的丈夫，或者为她们四散在外祖父母家和亲戚家的孩子们——她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他们了。安妮特·埃波设法偷偷带了一张克洛德戴贝雷帽的照片。她在院子里遇见一名男囚犯，对方是一位艺术家，主动提议为她按照片画一张画像。画像和照片非常神似，她开心极了，现在，她有两张儿子的图片了。然而，那些抛下了孩子的母亲们，比如卢卢、马德莱娜·扎尼，则痛苦地意识到她们错过了孩子成长的所有阶段，包括他们如何学会说话和走路。不仅如此，孩子们可能已经认不出她们了。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严厉惩罚。

1943年1月9日是达妮埃尔的34岁生日。和她同住的女人们设法让人偷偷带进来一束鲜花。一整天，她经过走廊或在院子里锻炼时，碰见她的女人都会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由碎布缝制的小玩意儿或者卡片，卡片是用红十字会包裹的纸做的。“你无法想象，我们有多么喜欢对方，”达妮埃尔在信中告诉她的父母，“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对方有多么重要。”朋友们还给她送来一块小牛肉和一些胡萝卜。

1月中旬，特拉佩突然宣布允许罗曼维尔的女人与外界通信。“这里刮起了一阵离别之风，”玛丽-克洛德写道，尽管她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距离获得真正自由的时间，还差好几个月，“但我很有耐心，非常确信一切就快结束了。”有传闻称，同盟军即将攻占的黎波里（Tripoli），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战败了。普佩特和玛丽刚得知，她们的母亲因为胃癌去世了。听说这个消息时，玛丽晕了过去。

1942年7月，在贡比涅附近的营地，首批1170名与“夜雾命令”有关的囚犯被送往“未知目的地”。他们均为男性。这批人中有车工、水管工、电工、轨道工人、码头工、裁缝、邮递员和农夫。他们中的90%都是共产党员，因为抵抗活动而被捕。其中之一是贝蒂的叔叔夏尔·帕索（Charles Passot）。在贡比涅时，他们继续学习政治、锻炼、分享食物。没人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德国人在明白了大规模的死刑无法遏制抵抗者之后，认为驱逐——尤其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动——也许会更有效。因此，他们又决定派第二辆列车驶往未知之地，处理掉罗曼维尔监狱里那些麻烦的女人。

1月22日夜晚，女人们正准备回自己的房间睡觉时，她们突然被集中到了一起，其中的222人被点了名。她们接到指示，只准随身携带一只装保暖衣物的小箱子。“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达妮埃尔飞快地给她的父母写信，“但你们在想念我时永远不要灰心……我觉得充满了干劲，年轻的血液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她说她的同伴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她刚得知她的兄弟与摩洛哥的内政部长攀上了关系，正在想办法将她转移到南部的监狱，但她拒绝离开，说自己要留下来和大家在一起。她的决心既来自她将自己视为大家的领袖，也因为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她们的处境有多么危险。

玛丽-克洛德从罗曼维尔寄出的最后的信，写于1943年1月21日

玛丽-克洛德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她带上了兰波（Rimbaud）的诗歌小册子，除了似乎有更年期早期症状外，她的身体很好，“旅行时它很实用，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怨的”。贝蒂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同样兴致昂扬。她已经分别在桑特监狱和罗曼维尔熬过了五个月，她相信只要再过五个月，肯定就可以回家了。

堡垒中充斥着各种传闻。贝蒂记得在多次审问中都被告知，她不太可能会被处死，但等待她的也许比死亡更可怕。埃莱娜·博洛告诉了别人她在昂古莱姆监狱偷听到的话，一名军官曾告诉一个守卫，德国人对女人“有其他的安排”。但大部分女人是兴奋的：即使在德国的工厂工作，也不会比整天关在监狱无所事事更糟糕，这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盖世太保对食物非常吝啬。玛丽-埃莉萨·诺德曼极力让她非常关心的西蒙娜·尚帕克斯尽量在路上多穿些衣服，穿上她母亲织的毛衣和毛呢大衣，还有一个囚犯送给她的几乎全新的外套，再穿上两双羊毛袜子。女人们一致同意，她们应该穿上所有的衣服，以防万一她们被送去某个非常寒冷的地方。普佩特·阿利宗和玛丽·阿利宗决定拿上从雷恩带来的毛皮围巾，被囚期间，她们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管着它们。

没有人睡得着。她们给家人写告别信。她们打包，又拆开包裹重新整理。守卫向每个女人发了一个面包和一条10厘米长的香肠，告诉她们尽量把食物留到最后，因为旅途可能会持续数天。23日，女人们被带到火车站附近的贡比涅营地。在那里，另外八个刚被逮捕或从其他监狱转移来的女人加入了她们。她们在空旷大厅的床铺上过了一夜。

八名新来的女性之一是若尔热特，达妮埃尔在伊夫里的组织者。她最终在1月3日被盖世太保逮捕，后者贿赂了她公寓的看门人。在贡比涅，若尔热特设法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她说自己“没有干净的床单、食物和钱（sans linge，vivres et argent）”，所有的东西都被人收走了。“请你们照顾我的佩佩……我的皮埃雷特（Pierrette）……全心全意地亲吻你，我们的士气不错……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1943年1月24日的清晨潮湿又寒冷。空中弥漫着一股雾气，云层压得很低。这是一个星期日。天色渐亮后，230名女性在德国士兵和法国警察的陪同下坐卡车来到火车站，她们先经过了一条“被驱逐者专用通道”，之后，被分配到四辆运牛货车上。在去车站的路上，她们朝附近的几个人大喊，但那些人只是望向别处，匆匆地离开了。火车的前几节车厢已经关闭了，里面有1446名男性，他们是前一天晚上上车的。他们之中包括乔治、格鲁嫩伯格，即西蒙娜在青年武装翼认识的朋友。六七十名女性为一组，被分别带到前三辆运牛货车。剩下的27人爬上了第四辆运牛货车，包括夏洛特、达妮埃尔、玛丽-克洛德、贝蒂、西蒙娜和塞西尔。每辆车上铺了半捆稻草，这让夏洛特想起需要打扫的谷仓的模样。有一个供大家方便的桶。马德莱娜·诺尔芒不知道，而且永远都不会再知道，她们离开贡比涅的时候，她的母亲因为担心女儿而病入膏肓，奄奄一息。

门被关上后，插上了门闩。车厢非常拥挤，无法让所有女性同时伸展开身体，所以，她们设立了轮换制度，每次让半数人躺着，另外一半坐着。箱子堆在桶的四周，以免火车开动时翻倒。在夏洛特的车厢，有一个五十岁出头的荷兰女人，名叫雅各巴·范德莱（Jakoba van der Lee），她的前夫是阿拉伯酋长。她将一顶黑色帽子放在自己的行李箱上，摊开她的毯子，并把自己裹在一件长及大腿的水獭皮外套里。在车上所有的女人当中，她的存在也许是最荒谬的：她给在荷兰的兄弟写了一封信，满怀期待地预言希特勒肯定会战败。这封信被德国人截了下来。

出发前，玛丽-埃莉萨认为应该写下并记录车上每一名女性的身份。她催促大家留下姓名、年龄、有几个孩子，以及与每人经历相关的重要事实。

230人当中有119人是共产党员，[6]有9人不是法国人。她们中的大多数来自法国各地，包括巴黎、波尔多、布列塔尼、诺曼底、阿基坦以及卢瓦尔河的沿岸地区。她们庇护抵抗者，撰写、复印反德的小册子，在购物袋中藏匿武器，协助发起破坏行动。12人曾经是向导——雷蒙德·塞尔让也是其中之一，她们协助人们穿越分界线。37人由于皮肯-达利代-波利策事件而被捕，17人为廷特林网络的印刷工和技工；40人曾活跃在夏朗德省、滨海夏朗德省和吉伦特省附近。车上有超过20人——比如范德莱女士——几乎与抵抗运动没有任何关系，她们只是对占领者持有负面评价，或者认识抵抗者。还有3名告密者，她们的存在更加诡异，她们明明支持而非反对占领者。

车上有1名医生阿代拉伊德、1名牙医达妮埃尔、1名助产士马伊和4名药剂师，玛丽-埃莉萨是其中之一。她们中有农妇、店主，有在工厂和邮局工作的妇女，还有老师和秘书。有21个裁缝或懂针线活的女性。有几名学生。其中一人是歌手。42人称她们是家庭主妇。半数已婚，51人的丈夫或爱人被德国人处死了。99人诞下了167个孩子，其中最年幼的婴儿出生仅数月。60多岁的寡妇玛格丽特·里希耶（Marguerite Richier）生过七个孩子，她的两个女儿奥黛特（Odette）和阿芒德（Armande）也在车上。

就她们接下来将经历的事而言，最关键的是有54人在44岁或以上，尽管多数人是二十多岁或三十岁出头。车上最年轻的女孩是罗莎·弗洛克，她刚庆祝完17岁生日。最年长的是来自索恩河畔沙隆（Chalôns-sur-Seine）的67岁寡妇玛丽·肖（Marie Chaux），有人告发她在厨房的抽屉里藏了一把儿子的手枪——一战的纪念品；尽管根据后来的发现，她也为抵抗者提供安全屋。

车上还有几个家庭。卢卢和卡门、约朗德和奥萝尔是为数不多的两对姐妹；有六个母亲和她们的女儿，包括埃玛·博洛和埃莱娜·博洛，她们曾想尽一切办法要求分在同一辆运牛货车上，但未能如愿。布拉班德尔一家都在车上，男人在前面的车厢，埃莱娜和索菲在后面的车厢。在前一天，布拉班德尔医生在贡比涅瞥见了妻子和女儿的身影，他恳求获准与她们说几句话，但遭到了拒绝。还有艾梅·多里达（Aimée Doridat）和她的嫂子奥尔加·戈德弗鲁瓦（Olga Godefroy），她们来自南锡的一个共产党员大家庭。艾梅本来也可以逃跑的，一名铁路工人让自己八岁的儿子向她传话，要她最好想办法躲起来，但她不愿意离开她的六个兄弟，而他们则都处于拘留之中。

但最重要的是，尽管这些女性在年龄、背景、教育程度及拥有的财富上不尽相同，不过，她们都是彼此的朋友。她们在罗曼维尔度过了一段非常亲密的时光，车上到处是她们的朋友。她们知道彼此的长处和弱点，会陪伴在陷入可怕的痛苦的人们身边。她们照顾着彼此，共同踏上了未知的前路。阿代拉伊德推测她们将前往一家德国工厂，好奇她们将如何一起工作、关心彼此。

火车穿过法国时，铁轨上的字条

火车在贡比涅车站启动时，她们从包裹里拿出了铅笔和纸片写字条。维瓦在最后一行写的是“我会回来的”，还加了下划线。她们在空白处写下了家人的名字和地址，写她们正在火车上，即将前往遥远的某个地方——她们认为可能是德国。她们用指甲刀在木质车厢壁上挖小洞，等火车在车站停下来后，就往外塞纸条，还加上了一点钱，恳求捡到它们的人把纸条送给她们的家人。安妮特·埃波给家人写的是“照顾克洛德”，给儿子写的是“妈妈亲亲最爱的儿子”（Maman t’embrasse，mon cher fils）。在为数不多的随身物品中，她携带了克洛德的照片和在罗曼维尔收到的他的肖像画。有人在讨论从车上逃跑，但门是从外面锁上的。

安妮特·埃波与丈夫和儿子

安妮特带在身边的克洛德的画像

第一天，女人们轮流透过车上的缝隙观察，试图弄清楚她们所经过的地方。火车在马恩河畔沙隆停车时，一个铁路工人走到车厢附近低语道：“他们打输了。他们输掉了斯大林格勒。你们很快就会回来。坚强点，女孩们。”在梅斯，法国司机换成了德国人。现在，车上由盖世太保做主。几名女性获准外出为大家打水。一个车站的守卫告诉她们：“充分利用你们的机会。你们将被送去永远无法再回来的集中营。”大家根本不把他不吉利的话放在心上。女人们唱歌，唱那些从童年起便记得的歌谣，以保持精神愉悦。

温度越来越低，在昏暗的、没有窗户的车厢里，女人们紧挨在一起，为对方揉背。有个女人把牙齿不停地发出“咯咯”声的西蒙娜拉入怀中。桶里很快积满了尿液，洒了出来，但好在尿水很快就会结冰。尽管她们很快就吃完了面包和香肠，但是，比饥饿更难熬的是口渴，每当火车在车站停靠时，女人们都恳求着要水喝。玛丽-克洛德持续用最大的声音喊道：“给我们水喝，我们很渴。”没人回答她们。很快，她们陷入了沉默，尝试保存唾液。第二天夜晚，火车停在哈勒（Halle），车上的男人从此与她们分道扬镳，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将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Sachsenhausen），尽管当时车上没有人知道。布拉班德尔一家虽然还被蒙在鼓里，但他们还是在此分别了。

1943年1月26日，星期二早晨，火车停在了弗罗茨瓦夫（Breslau），女人们喝上了温水。天越来越冷了，仅剩的面包块都被冻硬了。她们听见波兰人在说话。车再次开动时，负责从缝隙观察外部的女人们发现，这里被漫漫白雪覆盖住了，大地平坦，结了冰，了无人烟。那天夜晚，火车停下了，再也没有启动过。

[1] 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残酷镇压巴黎公社的罪魁祸首。——译者注

[2] 参见Thomas Fontaine，Les Oubliés de Romainville（Paris，2005）。

[3] Accounts taken from conversations with Cécile Charua，Simone Alizon and Betty Langlois；and memoirs left by Charlotte Delbo and Marie-Claude Vaillant-Couturier.

[4] 参见Jamine Ponty，Les Polonais du Nord（Paris，1995）；Karel Bartosek，René Gallissot and Denis Peschanski，De l’Exil à la résistance（Paris，1989）.See also archives of the Sikorski Museum in London and the Polish Institute in Paris.

[5] 参见files in the Memorial de la Shoah，Paris。

[6] 参见Charlotte Delbo，Le Convoi du 24 janvier（Paris，1965）。

第二部分

第十章 31000次列车

在西里西亚（Silesian）黎明苍白的光线中，运牛货车的门被拉开了，首先击中女人们的不是寒意：她们已经太冷了，乃至身体几乎失去了感觉；那是一阵嘈杂声：第一下是喊声，有人发出指令，激烈又迅速，她们不懂德语，但它的意思——快点，快动，快爬下来，快排队，别管行李箱——非常直白。更可怕的是狗吠声，它们吼叫、咆哮，绷紧绳索朝女人的方向跑来，叫个不停。

一个接一个地，她们帮扶着彼此，用力伸出手或抓住彼此的肩膀，尽量不跌倒或陷入恐慌，这230名女性从车上爬了下来，她们站在崎岖不平的大地上，感到恐惧又困惑。缺少食物使她们虚弱极了，同时还口干舌燥。她们身边是延展开的一片广袤的、结了冰的平原，远方缀着几棵树。雪积得很深，看起来像头顶上方无穷的天空，泛着一种灰，一直绵延到视线的尽头。她们僵硬又震惊，身体依偎着彼此，按士兵喊出的命令，五人一组参差不齐地排成一排。带枪的党卫军中站着几名女性，她们披着黑色长披风，军帽外拉上了套头衫的帽子，穿着高筒黑皮靴。她们让普佩特联想到了乌鸦。党卫军手持警棍和鞭子。月台孤零零地延伸成一条直线，在乡间格外醒目。没有建筑，也没有车站。

女人们奉命前行。能说流利德语的玛丽-克洛德为大家当翻译，她的话一遍遍地被传到了后排。她们穿着单薄的鞋子走在结了冰的、光滑又不平整的地面，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看见迎面走来的数名女性，她们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憔悴，跌跌撞撞，头发被剃了，穿着不合身的奇形怪状的衣服，无法辨认每个人的面目。“她们真脏，”卢卢对身边的人说，“她们至少该洗洗。”西蒙娜留意到这些女人的脸因为冷而冻得发紫。在远处，她们看见了信号灯，它们被以间隔相同的距离悬挂在广阔的大地上。

又走了一小段，她们遇上了几个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男人，他们都穿着条纹状的衣服。没人回应她们的招呼。她们前行时，嗓音甜美的年轻秘书雅克利娜开始唱起了《马赛曲》。很快，23岁的锁匠女儿雷蒙德·萨莱（Raymonde Salez）便跟着唱了起来，她曾在巴黎参与袭击一家德国书店。之后，女人们三三两两地跟着唱起来。她们挺直肩膀，想让自己看起来高大些。就是这样，这230名女性高唱着歌曲，走过两排铁丝网和瞭望塔，走过头顶上方“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1]的标语，走进了集中营。其他女人因为听见歌声而惊讶极了，纷纷打开她们牢房的窗户来听。这些法国女人不知道她们身在何处，尽管玛丽-克洛德翻译了沿路柱子上钉着的一块标志：“灭绝营”（Vernichtungslager）。“不存在（Nichts），”她说，“什么也没有，虚无，漫无目的。”就算她们听说过奥斯威辛（Auschwitz）或者比克瑙（Birkenau），她们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941年夏天，党卫军首领、德国警察的负责人海因里希·希姆莱任命德国军队的前中士鲁道夫·赫斯（Rudolf Hoess），担任在西里西亚新修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赫斯曾因谋杀一名涉嫌叛变的教师而被判十年有期徒刑。[2]希姆莱告诉他，这座集中营与其他数百座分布在德国和被占领的欧洲各地的集中营、战俘营及奴隶营不同。它将成为一个灭绝集中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他让赫斯想想，怎么才能使它最高效地运作起来。

赫斯不像艾希曼那样是一个施虐狂，他沉迷于命令、职责、服从和效率。1933年，达豪那个由西奥多·艾克（Theodor Eicke）控制的集中营为他提供了一个蓝本，那里关押着“国家的危险敌人”：政敌、神父、犹太人、耶和华见证人、乞丐和精神病人。党卫军在那里接受了羞辱和折磨囚犯的训练，他们自己也要受到集体惩罚，目的是摧毁所有的自我价值感，让人和人之间互相陷害。就像艾克创建的集中营一样，那是一个封闭的世界，非人道是它的日常，野蛮是一种规范，囚犯被贬为肮脏的、带病的牲口，他们死于饥饿、疾病和暴行，它们都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但是，赫斯现在下令要建立起一个杀人机器，一种快速地、有效地除掉人的方式，尤其是考虑到当时正在讨论的“最终解决方案”：消灭欧洲的犹太人，在他们之后，也许还有帝国想抛弃或消灭的其他人。正如赫斯日后所说，随着战争进入尾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大规模谋杀机构的指挥官。[3]

奥斯威辛1号营位于波兰地方小城镇奥斯威辛（Oswiecim）的边缘，距离西里西亚的工业心脏地带卡托维兹（Katowice）30公里，它在1939年被德意志帝国吞并。300名奥斯威辛的犹太人被派来这里拆毁波兰骑兵的一座旧兵营，并驱逐生活在附近棚屋和小木屋中的1200名居民。很快，苏联战俘取代了他们。战俘继续夷平土地，建造新营地，但数以万计的人因为缺乏食物和水、因为疾病以及看守士兵的野蛮而葬身于此。维斯瓦河（Vistula）和索瓦河（Sola）交汇处的大片沼泽对健康极为不利。冬天，会从东边刮来刺骨的寒风；春天，融化的积雪使地面变成黏稠的泥浆，几乎种不出任何东西。

这片雾气弥漫的、潮湿的沼泽山谷的一部分是比克瑙，它在德语中的意思是桦木林。1941年3月，希姆莱访问此地时，相关人士便讨论要在这里修建第二座集中营，用来关押10万名战俘以及为法本公司（IG Farben）[4]新工厂劳动的奴工，该公司的合成化学品对德国作战至关重要。这里周围有煤矿、采石场和石灰坑，水资源丰富，还建有发达的铁路。比克瑙开工后不久，希姆莱告诉赫斯即将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灭绝欧洲的犹太人现在已经成为官方政策，而比克瑙将成为主要的杀戮中心。问题是：怎样在不制造大量流血场面的情况下——这会让刽子手不安，杀死这么多人？如何处理他们的尸体？大规模枪毙或向心脏注射苯酚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又不可靠。他们需要某种无菌的、不用直接接触的杀人手段。

比克瑙的营房

他们已经尝试过利用马达放毒气，但效果有限。赫斯的副手卡尔·弗里奇（Karl Fritsch）建议尝试齐克隆B（Zyklon B）[5]，这是由法本公司的子公司德国害虫防治公司（Degesch）生产的一种灭老鼠和蟑螂的毒药。它像一颗药丸，扁豆大小。接触氢氰酸后，它会在密闭的、拥挤的空间释放出气体。齐克隆B可以在数分钟内就让人失去知觉。首次实验在600名苏联战俘和200名病人中执行，赫斯对它的效果相当满意：没有流血，也不会让刽子手感到不安。1942年1月，在法国女性来到比克瑙的前一年，在一家孤零零的农舍里建成了第一间毒气室。之后，另一家农舍里的第二间毒气室于6月建成。如果这两个地方同时运作，一天里可以用毒气处死2000人。起初，尸体被埋在巨型矿井中，之后，为了提高效率，它们被浇上油、酒精，付之一炬。

但是，奥斯威辛和比克瑙集中营还有第二个用途，到1942年年底，这对德国人变得非常重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被困在东部前线，军队的武器和补给日益短缺，集中营慢慢成了关押苦役的地方：强壮的、健康的人会被挑选出来，然后被送往集中营周围不断冒出来的许多工厂；虚弱的、体弱的人们刚到这里就会被“筛选”出来，直接送去毒气室。通过惩罚和使人精疲力竭又残酷的劳动，都可以达到毁灭的最终目的，它几乎与立即处死同样有效，还能为德国战争提供额外的好处。正如一名党卫军军官所说：“你们最终都难逃一死，只不过在你们身上要多花些时间。”

到1943年年初，法本公司以及其他主要的工业公司都在为扩张集中营而努力，那里终将成为纳粹主要的工业化杀戮中心。[6]迫于增加合成燃料供应的压力，法本的员工和纳粹党卫军守卫同样残酷无情，每当有火车驶来，他们都会亲自挑选出电焊工、药剂师和电工。弱者不会得到丝毫怜悯。采石场、煤矿、工厂和沼泽已经沦为孱弱的、病入膏肓的、食不果腹的男人和女人的死亡陷阱，他们没有防护服，不停地受恶犬滋扰，永远活在恐惧之中。

法国女性抵达比克瑙时，集中营的双重功能发挥了全部潜力。每驶来一列火车，车上大多坐满的是来自荷兰、法国、比利时、希腊、德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人，只有一小部分人——也许占总人数的10%到15%——被认为足够健康，他们将劳动到死。其他人——老人、病人、孩子、抱婴儿的女人和孕妇——均从铁路直接被送去了毒气室。

托夫父子公司（Topf and Sons）新建的四座焚尸炉即将竣工，还有地下更衣室。它们不仅将大大加快灭绝速度——理论上，每天要“处理”4416人，还可以消除周围空气中人体烧焦的气味。在全新的流水线系统中，囚犯组成了“特遣队”（Sonderkommando）[7]，负责往锅炉里装尸体。在此之前，死者的金牙已经被撬下，等待被运回德意志帝国银行（Reichsbank）重新铸造；剃下的头发日后将被制成毛毡或线头。锅炉里的炉灰将被取出来，碾碎，由卡车运往维斯瓦河。在法国女性抵达此地之前，有44趟从德朗西驶来的、满载法国犹太人的列车停靠在这里。除了极少数人外，车上的所有人都被送往毒气室。当局现在计划接收被占领的欧洲地区的吉卜赛人。

比克瑙不仅是死亡营和劳动营，自1942年春末以来，它也成了奥斯威辛地区关押女性的主要营地。1943年1月，这里生活着来自欧洲各个角落的1.5万名女性，条件比其他地方的集中营更为恶劣。过度拥挤，长期缺水，公共厕所只是个开放的水泥洞口，下面堆积着烂泥和粪便。斑疹伤寒、痢疾、肺结核、疥疮和脓疱病肆虐，女人身上的脓肿似乎永远都无法痊愈。她们严重营养不良，每个月都有五分之一的人死去。过度劳累，浑身长疮，四肢肿胀，她们生活在所有正常的行为模式均被弃用的世界。党卫军的男人和女人滥用暴力、腐败、人格沦丧，如果不靠偷窃或说谎，根本无法生存下来，得到褒扬和奖励的不是人类最优秀的品质，而是最下贱的行为。在她们之上有女囚监（kapos）[8]——犯人的管理者，以及Blockältesten——监区长者（block elders），她们在大多数时候由德国罪犯担任，且非常乐于效忠党卫军，因为她们能否活下来就看是否够凶狠，据说，她们的邪恶和复仇心远超过她们的男同事。[9]普里莫·莱维在日后写道，比克瑙的女人“像鬼一样跌跌撞撞，完全丧失了她们的意志……蹒跚的行尸走肉真是可怕的景象”[10]。

这230名法国女性踏进的正是这样一个地狱。她们中有些人近六十岁或六十多岁了，有些人还是学生，习惯了饱足的生活、温暖的床铺和干净的衣服，对陌生人礼貌又谦逊。

她们五人一组排成参差不齐的队伍，尽量跟上前面人的脚步，抓紧仅有的随身物品，夏洛特戴着路易·茹韦送给她的皮毛帽子，雅各巴·范德莱披着水獭皮外套，她们被带到了集中营边缘的一栋建筑。她们看见营房整齐地伸展在白雪皑皑的、广袤的大地上，一座由木材和石材修建的平房仿佛加修了小窗口的马厩。她们经过的路上躺着一具尸体。她们震惊得不知所措，相互推搡着跨过了它。

她们被带去的营房没有暖气，然而，在令人痛苦的严寒中蹒跚、一步一滑地跋涉之后，能够坐下来就是一种安慰，尽管她们能坐的地方只是石头边缘，以及由木板条制成的一直延伸到屋顶的床铺。中午，两名穿条纹衣服的囚犯端来一大锅热汤，汤很薄，飘着几片叶子，每人分到了一只红色的搪瓷碗。并非每个人都喝了汤，有人说碗有一股恶臭，让人感到恶心，最好等着发面包。但她们被告知没有面包，最好有什么就吃什么。她们后来才知道，碗里的恶臭来自营房中患痢疾的女人，她们晚上来不及去厕所，只能拉在碗里。在法国女人们犹豫之际，已经在营房安顿下来的德国人和波兰人一哄而上，你推我搡地舀汤。

比克瑙营房内部

之后，营房的门开了，进来了数名党卫军。其中一人上前一步，询问法国女性中是否有人是牙医，因为集中营的牙医不久前刚去世了。达妮埃尔举了手，于是她被叫了出来。

现在，她们即将开始在比克瑙的生活。女人们的名字依次被叫出，玛丽-克洛德充当翻译。她们被命令脱光衣服，将衣物、随身物品——包括家人的照片——放进行李箱，并写上自己的名字。凭借一些小伎俩，夏洛特设法留下了她的手表。安妮特·埃波被迫交出了克洛德的照片，但她设法藏起了他的小画像。

她们被带到了一个房间，几个手拿剪刀的囚犯正准备剪掉她们的头发，越短越好，紧贴头皮。她们的阴毛也被剃了。与此同时，另一个女人用浸过汽油的破布擦拭她们被剪秃了的地方，当作消毒。“看，”约瑟·阿隆索第一个被“剃毛”，她的幽默常常在罗曼维尔为大家打气，“你马上就会看起来像我一样优雅。”轮到18岁的埃莱娜·布拉班德尔时——她的医生父亲弗朗索瓦和兄弟罗穆亚尔德与她在途中分别了，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她的母亲索菲拿起剪刀，亲自剪掉了女儿的头发。车上为数不多的犹太人之一雅尼娜·赫舍尔（Janine Herschel）——她使用了伪造的洗礼证明，所以没人知道她是犹太人——交给一名党卫军一块镶着钻石的黄金手表，恳求留下她的一头金发。那名党卫军收下了手表，但雅尼娜的头发还是被剃了。

没有足够的水洗澡。之后，她们赤身裸体被带进一间蒸汽房。有些女人从没在陌生人面前脱光过衣服。党卫军守卫——男人和女人——靠近她们，嘲笑她们的裸体，她们畏缩着后退。西蒙娜望向四周，试图从一片光头中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塞西尔向她喊道：“来这里，和我们坐在一起。”

比克瑙集中营的女囚

之后是在身上纹标记，用针扎。每名女性的编号来自她被送来集中营时所乘的车次——她们搭乘的是31000次——一个法国犹太人囚犯将编号纹在她们左臂的下方，她向大家保证不会疼。她们觉得像被打上了烙印一样，仿佛牲畜。夏洛特的号码是31661，塞西尔是31650，贝蒂是31668。这230名女性，日后将以31000次列车而为人所知。

接下来，仍光着身子的她们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那里的地上铺满了破布似的东西，有其他囚犯等着向每名女性分发一件无袖背心、一条灰色及膝短裤、一条围巾、一条连衣裙、一件外套以及粗糙的灰色短袜和没有弹性的长袜。外面的衣服都是用条纹料子做的。她们拿到什么穿什么，不分尺寸，身材高大的女人硬挤进小号衣服里，身材瘦小的女人的衣服则像挂着的麻袋。更糟糕的是衣服很脏，还留着血迹、脓液和粪便，它们被象征性地消过毒，但还没干透。轮到西蒙娜领鞋的时候，只剩下木底鞋了，鞋上面草草地糊了些材料，意味她的脚趾和脚踝将完全暴露在外。穿这种鞋很难走路。马多领到了一双用破毡子做的拖鞋。

她们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在外套上缝上自己的编号、一个象征法国的字母F以及一个红色三角。她们问它是什么意思，被告知这表示她们的身份——政治犯，即“从事反德活动”的人。她们很快就会弄明白其他符号的含义：绿色表示罪犯；紫色表示耶和华见证人信徒；黑色表示“反社会人士”；粉色表示同性恋；大卫王六角星表示犹太人。有些囚犯身上同时有数个标记——犹太人、“亵渎种族者”、惯犯和罪犯。

法国女人们发现她们被视为“危险分子”，而其他囚犯则接到指示，在她们经过时必须转过身。缝纫室的一个荷兰女人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得知230的数字后，她说：“一个月后，只能剩下30人。”女人继续说，她在10月时和1000名女性一起从荷兰来到这里，如今，她是唯一还活着的人。其他人被处死了吗？不，她回答道，她们在周而复始的点名、雪地中长达数小时的罚站后，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不要相信她，这样更令人舒心、令人宽慰。法国女人获准返回营房时，刺骨的寒风把她们的湿衣服吹得硬邦邦的。

西蒙娜、夏洛特、贝蒂和埃玛在比克瑙

女人们被带到了14号楼，让她们颇感欣慰的是这是一个隔离营。正是在这里，她们度过了在比克瑙的头两个星期，虽然她们在一天早晨被要求去男囚犯的营区，在那里拍了照片，同时测量了身高和体重。没人向她们说明之后去工厂、砖厂和沼泽地劳动的细节，但她们没有逃过点名环节，她们马上明白了荷兰女人的警告。凌晨3点30分，离天亮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手持鞭子的囚监要求楼里的每一个女人马上下床，站到室外积雪的泥泞地面，等待党卫军来点名。

起初，法国女人们几人一组依偎在一起，每个人都把手放在前排女人的腋下，队伍不停地变换位置，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在外围站太久。“我们扶着彼此，”马德莱娜·迪苏布雷日后回忆道，“如果有人太冷的话，我们就让她站到中间。”利用夏洛特的手表，她们决定每15分钟变换一次位置。为了应对严寒，夏洛特尝试想象自己身处别处，她默念诗歌，保持“自己原来的样子”，但她实在太冷、太累了。有个女人几乎站不住了，守卫揍了她。阿代拉伊德上前帮忙，她也挨了揍。法国女人们感到害怕又困惑。

黎明时分，点名开始了。只要数字不符，就要从头再来。队伍必须整齐，女人们必须排成矩阵。守卫大喊大叫、猛推，用手肘顶人；狗狂吠，做撕咬状。点名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每天晚上，还要再重复一次。根本不可能把脚上沾的泥和粪便弄干净，她们做梦都摆脱不了脏兮兮的泥巴。卢卢不断地想着泥地、一战时的战壕以及身处凡尔登的父亲。在点名的时候跌倒可能意味着死亡，因为没办法清洗或换衣服，沾满泥浆的湿衣服会在她们的背上冻住。弄丢鞋子也可能意味着死亡，因为没有多余的鞋子。如果有人看见没穿鞋子的女人，她们经常会被直接送去毒气室，因为换掉女人比换双鞋更容易。每个黎明，夏洛特都在想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一天早晨，她昏倒了，但被维瓦看见了，维瓦扇了一巴掌，把她打醒了，完成了点名。

法国女人来到比克瑙之后，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想、都可以或者都能够选择活下来的。有些人的脸上刻着死亡的表情。对一些女人来说，有些事太侮辱人格，使她们极为震惊，完全无法忍受。使用厕所意味着要踩过粪便，蹲在露天的长长下水道上方，还要努力让自己不摔倒。习惯了秩序与理性的她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去适应这个专制的、野蛮的世界的规则。

最先死去的是年纪较大的人，然而，除了过度震惊外，很难说清楚她们的死因。53岁的玛丽·加布（Marie Gabb）曾隶属图尔的抵抗运动组织，她在抵达比克瑙后的第一天便去世了，甚至没等到点名。很快，莱昂娜·布亚尔（Léona Bouillard）在第二次点名时滑倒在地。她身边的人尝试扶她起来，但发现她已经死了。莱昂娜终年57岁，来自阿登（Ardennes），她待人友善，很受年轻女性的欢迎。她们视她为祖母，叫她布亚尔奶奶（Nanna Bouillard）。四个女人把她的遗体抬回了营房。

在她之后倒下的是50岁的莱亚·兰贝特（Léa Lambert），兰贝特曾收留过从德国逃出来的囚犯。接下来轮到了苏珊·科斯唐坦（Suzanne Costentin）。她是老师，也是马德莱娜和热尔梅娜的朋友，因为撰写了男人被当作人质枪毙的传单而被捕。她曾被一名守卫狠狠地揍了一顿，浑身是伤。苏珊去世时，她的手指和脚趾长满了冻疮、坏疽，没法再爬上自己的床铺。伊冯娜·卡韦（Yvonne Cavé）之所以会死，是因为她的鞋子在夜里被偷了。她的父母经营一家种蘑菇的农场，卡韦唯一的罪状也许是因为她诅咒了一个法国年轻人，后者自愿加入了德军，当时正在炫耀他的新制服。她只得光脚参加点名，那天的点名又格外冗长，她的脚长了冻疮。一整天，她的腿变得越来越肿。黄昏之际，她去世了。

安托万·比博、让娜·埃尔韦、吕西安娜·费尔——三个被怀疑告发了抵抗者的人——很快就去世了。她们被群体排斥，很快就变得孤立无援。许多年后，有人问起塞西尔她们为什么这么快就死了，她只是说：“她们死了。仅此而已。”吕西安娜知道自己不会活太久，她曾告诉埃莱娜·博洛：“好吧，我这是咎由自取。”她终年21岁。

在女人们来到比克瑙约一个星期后，每天早晨的点名形式稍有变化。一名党卫军医生用出人意料的温柔嗓音询问道：她们之中是否有人觉得自己无法忍受这些漫长的点名，宁愿别人跳过她们？14号楼的捷克囚监玛格达（Magda）——大家慢慢会喜欢上她——用手肘轻轻推了玛丽-克洛德，她在翻译时没有停顿地加了一句，“最好不要承认”。几个已经举手的女人放下了手臂，但玛丽·肖没有。她来自索恩河畔沙隆，是个寡妇，曾在自己家里收留抵抗者。肖女士身材矮小，站在最后排。她踮起脚尖，说道：“我。我67岁了。”之后，玛丽·杜布瓦（Marie Dubois）也举手了，尽管站在她身边的玛丽-埃莉萨·诺德曼恳求她不要这么做。“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你不知道他们会带你去哪儿。”但迪布瓦还是这么做了。她曾在圣但尼（Saint-Denis）经营一家咖啡馆，抵抗运动的相关人士曾在那里开会或交换信件。“过来（Komm）。”党卫军医生说完，就带着两人离开了，但没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塞西尔问楼里的一个犹太女孩她的父母怎么了，她被告知他们“化作了一阵烟”，塞西尔当时还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对更年轻、更强壮的女性来说，尤其是像塞西尔这样习惯了艰苦生活和共产党纪律的人，为了活下去，女人们必须对即将发生的事掌握一定的主动权。她们告诉彼此，她们不能成为受害者，不能总是不堪一击。她们必须组织起来，尝试去了解所处的环境，这样才能发现危险，对集中营中的行话指令做出迅速反应，而行话往往是波兰语、意第绪语、西里西亚方言和德语的大杂烩。

第三天早晨，熬过了严厉、寒冷又饥肠辘辘的点名之后，马伊、维瓦和夏洛特提议所有女人一起做体操。她们说，这会让她们的身体变得强壮，带给她们体力和希望。她们强迫同伴们在户外跳跃，舒展身体，几个走在去劳动的路上的女人看见了她们。“你们肯定疯了，”其中一人朝她们喊道，“不要浪费体力。你们会需要它的。”马伊跳起了传统舞蹈。女人们知道，她们看起来肯定很荒唐，阿代拉伊德在日后写道，穿着不合身的条纹衣服走来走去，“但这让我们觉得重新找回了自己”。比克瑙的恐怖还将继续向她们袭来。

没过多久，它便来了。2月10日，她们在集中营生活了两个星期之后，1.5万名女性全部在凌晨3点被叫醒参加点名。只有这次，始终没有传来准许她们回营房的指示。黎明降临，继而天光大亮。从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 mountains）吹来刺骨的寒风，她们呼出的气息似乎在头顶上凝固了。那是一个湛蓝的、干净的、闪闪发光的日子，太阳照在雪地上，强烈的光线使人睁不开眼睛。女人们呆滞地站着，快冻僵了。身披厚重斗篷和大衣的党卫军守卫裹在暖和的外套里，狗在他们身边来回走动。一名骑在马背上的党卫军军官来查看情况，之后，又离开了。“别动，”玛丽-克洛德发出喊声，“保持冷静。”夏洛特留意到她们身边广袤的结冰的平原上，除了乌鸦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鸟类。

在各处，女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倒下，她们静静地躺在雪地上，打破了队伍的整齐。时间流逝着。活着的人尽量摩擦前排人的背，相互交谈。她们跺脚的时候，雪地不会发出任何声响。马德莱娜告诉站在身边的西蒙娜：“动动你袜子里的脚。”“我没办法。”西蒙娜回答道，“我没有袜子，它们被我弄丢了。”身边的人靠得她更紧了，强迫她活动脚趾。

在早晨即将过去之际，传来了卡车的声响。她们转头望去，看见里面堆满了尸体，赤身裸体，层层叠叠，手臂和腿弯成了不同的弧度。人们在队伍里悄悄传话：“他们清除了25号楼。”就她们所知，25号楼是迈向死亡的前厅，专门关押极其虚弱的、生病的女人，让她们在那里等死。更让人感到可怕的是，并非所有的身体都静止不动。卡车驶过时，在那些被剃光了头发的、男孩模样的消瘦脑袋中，有几个人正在呼救。在一辆卡车上，笔挺地站着一个年轻女性，她的头发刚被剃过，显得高高在上又饱含愤怒。“至于我们，”夏洛特日后写道，“我们则被包围在冰雪、光和一片寂静之中。”

天色渐暗，终于传来了让大家活动身体的指令。周围的光景在黄昏时分变得朦胧，树的轮廓也模糊起来。即便如此，折磨仍未结束。夏洛特描述道：女人们跌跌撞撞，迈开“小步”，相互依靠，她们的腿已经冷得失去了所有知觉，只是机械地迈着步子，缓慢又沉默地朝营房走去。周围都是白天倒下的尸体。这让玛丽-克洛德想到了布满尸体的战场。目光所及，雪地上留有粪便的痕迹。西蒙娜的光脚根本迈不开步子，马德莱娜抓着她，推着她向前走。西蒙娜日后回忆道，她当时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的身体已经瘫痪了，但她不停地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会挺过去的。我会的。”

比克瑙雪地中的尸体

快走到门口时，走在前排的约瑟焦急地向身后的队伍传话：“他们靠近时，快跑。”直到这时，女人们才看见两排党卫军守卫，包括男人、女人以及囚监，人人手上都拿着警棍、鞭子或皮带。他们留出一条走道，当女人们经过时，他们便高喊“快点！快点！”她们手忙脚乱地推搡着，举起冻僵的手臂挡开拳头，开始跑起来。埃莱娜·博洛站在母亲埃玛身边，抓起她的手臂帮她。她们奔跑时，掉队的人被守卫拎出队伍，扔到了一边。埃莱娜·所罗门正在帮阿莉塞·维泰尔博，她的木头假肢根本没法在雪地里跑步。她告诉对方，抓紧她的大衣。但阿莉塞摔倒了，埃莱娜发现只剩自己一人了。她回过头，看见阿莉塞被人抓住拎出了队伍。埃莱娜继续向前跑。

在营房，大家绝望地清点人数。“谁回来了？维瓦在哪？夏洛特在这吗？”她们数了一遍又一遍：少了14人。其他女人陷入了沉默，等待着；再没有其他人回来。

囚监玛格达来了，问有谁自愿去收拾倒下的尸体。她想带上西蒙娜，但西蒙娜惊呆了，一动不动。塞西尔自愿顶替她。她说想看看大家都经历了什么。她回来时哭了。在一排抬走死者的担架队伍中，她看见了一个还活着的女人，女人绝望地抓住她的脚踝，恳求塞西尔救她一命。但一名守卫看见了她，用他的警棍一下敲碎了她的头。塞西尔说起这些时，牙齿打战，眼泪不停地从脸颊滑落，其他女人围上来，揉搓她的背，安慰她，好让她感到暖和些。

那天，1943年2月10日，1000名女性在比克瑙死亡。后来，有人声称那场“竞赛”（course）是党卫军的一次报复。2月2日，斯大林格勒最终回到苏联军队手中；10万名德国士兵和25个将军沦为战俘。

在14名去世的法国女性中有范德莱女士，她的水獭皮外套早就被守卫抢走了。站在她附近的人说，她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站了这么久，已经疯了；还有索菲·布拉班德尔，她的女儿埃莱娜没能帮上她；伊冯娜·B（Yvonne B），为了隐藏她的身份，没人透露她姓什么，她是安德尔-罗亚尔省一个农夫的妻子，年仅24岁，怀有身孕。伊冯娜是否曾告诉罗曼维尔的守卫她怀孕了呢？还是她太尴尬，说不出口？否则，她也许不会被送来比克瑙。但伊冯娜的丈夫自1940年以来就是德国的战俘，她感到非常羞愧。

45岁的索菲·吉冈（Sophie Gigand）也去世了，但她究竟有多在乎这事，没人说得清楚，因为她年仅21岁的女儿安德烈（Andrée）在来到集中营后不久便死了，当时人人惊魂未定，几乎没人留意到她。阿米瑟·吉永死了，不过她的儿媳妇伊薇特挣扎着平安归来了。集中营在记录这些人的死因时非常随意。据说阿米瑟是死于心脏瓣膜阻塞。她们的死让活着的人害怕极了。如果这些女人都死了，如此唐突，如此随意，那么，她们怎么能活下去呢？之后，女人们望着堆在25号楼外的尸体，试着从中寻找到她们的朋友，却看见一群体积像猫一样大的老鼠正在冻僵的尸体上爬来爬去。有一段时间，阿莉塞·维泰尔博在雪地跌倒后被带到了25号楼，她还活着。其他女人可以从她们楼的窗口望见她。她不停地大喊大叫，恳求她们让达妮埃尔给她毒药。一天早晨，西蒙娜看见有什么东西躺在雪地上。她走近一看，才发现是阿莉塞的木头假肢。她喊来了别人，大家都来看了。它在那里躺了好几个星期，有一天，它消失了。

如今，27个法国女人死了。她们去世时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两天后，幸存下来的人从14号楼搬到了26号楼。普佩特日后写道，从那时起，她们才发现地狱意味着什么。

虽然点名很可怕，但在隔离期间，法国女人仍可以在两次点名之间度过一段相对安全的时光。搬到26号楼后，她们与一些波兰女人住在一起，每张床铺睡八个人，看起来就像兔子窝。最底层的床铺在地上，由于融化的积雪和尿液，它们永远都是湿答答的。她们头挨着脚睡，每个铺位挤8个人，每张床睡24人，一起盖薄薄的棉花毯。第二天早晨，开始分配劳动了。17天来，女人们没有洗过澡、换过衣服，吃一顿像样的饭则是更久之前的事了。她们非常虚弱、饥饿，精疲力竭。喝下一碗过淡的代用咖啡，熬过冗长的早晨点名之后，她们顶着狂风大雪走出了集中营，仿佛顶着一堵坚固的墙。

1943年春天，比克瑙仍在扩建集中营：还有些建筑要拆毁、收拾，为启动农业项目或挖鱼塘清理沼泽地。第一天早晨，女人们五人一排几乎走了两个小时，守卫喊着“左！二！三！”（Links！Zwei！Drei），她们搀扶着彼此的胳膊，以避免在冰上滑倒，她们的鞋子都不合脚。为了提升士气，她们唱歌。雾很大，夏洛特·德尔博总担心她们会走散。那些脚肿的人由其他人支撑着。到达一片沼泽地后，她们分到了铲子、砖斗和没有轮子的手推车，她们要先将泥土、石头装满手推车，然后再把它们倒进排水沟。除了快中午的时候有人送来微温的、稀薄的芜菁甘蓝和卷心菜汤外，整整一天，她们都不停地在冰地里挖着、铲着，跌跌撞撞地摔倒在地。气温跌至零下好多度，她们的手冻得像针扎得一样。

苍白的太阳升起后，冰开始融化，她们的双脚陷进了泥地，冰冻的泥土和积水很快没到了她们的脚踝。女人们以前大多在办公室或教室工作，不习惯干体力活，由此一来，体力劳动格外艰辛。她们的背、手臂和腿都很疼。吃饱穿暖的党卫军燃起火堆，在附近蜷着身子。一旦他们发现女人停下了手中的活，就会把狗放出来咬她们脚后跟，或者亲自上前揍她们。雾蒙蒙的地里，到处都可以听见痛苦的哭喊声。望着一排排劳动的女人，夏洛特心想，她们看起来就像蚂蚁，“是光亮中的一片阴影”。个性坚强又开朗的维瓦和卢卢尽力维持大家的士气。推车变得越来越重了。女人们觉得快疯了。黄昏降临，当哨子声让大家停止劳动时，每个法国女人都设法活过了这一天。但波兰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们还要等着收拾尸体。然后，她们要再跋涉两小时回到集中营并参加晚上的点名。当她们回到营房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比克瑙服劳役的女性

女人们在比克瑙的第三个星期，一列从巴黎驶来的火车带来了更多德朗西的犹太人。车上有吉塞勒·科特列夫斯基（Gisèle Kotlerewsky）。她的母亲玛格丽特（Marguerite）不是犹太人，当时正和法国女人住在26号楼。吉塞勒19岁，她通过了斜坡处的“筛选”，直接被送去了劳工的营房。那天晚上，她找到了她的母亲。她们拥抱在一起，不停地流泪。之后，吉塞勒突然质问她的母亲，高喊道：“为什么我是犹太人？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看看我！”玛格丽特感到羞愧又难过。不久后，吉塞勒又来探望母亲，她被党卫军守卫揍了一顿，鼻子骨折了，一只眼睛伤得很重。玛格丽特设法弄来水，给女儿洗了脸。但几天后，吉塞勒死了。玛格丽特不再吃东西。之后，她也死了。埃莱娜·博洛看见她躺在25号楼外的尸体堆里。

早晨有半升黑咖啡，中午有一碗稀薄的汤或300克面包，如果她们足够幸运的话，晚上会有一小块黄油，一点香肠、起司或果酱。这些食物根本无法阻止女人的身体迅速消瘦，更无法让它维持正常运作，脂肪消失了，接着是肌肉。食物千篇一律。囚犯们饿极了，她们的身体肿起来了，总想小便，胃鼓得就像怀孕了。塞西尔仍说，情况对她而言不算太坏，因为她从小就挨饿惯了，但玛丽·阿利宗来比克瑙时是一名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她因渴望食物而痛苦不安。

一天夜里，西蒙娜梦见一匹马在她面前跪下了。她太饿了，所以拿出刀割下它的一块肉。但是，马突然开始流泪了，她也哭了。她们都变得骨瘦如柴，骨节突出。如今，她们被剃掉的头发长出了几簇，这让西蒙娜联想到了豪猪；她们的脸苍白、肿胀，变得又尖又长。她们的乳房消失了，或萎缩成了干瘪的袋子。到处都是虱子、跳蚤，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在阳光下看起来就像蚂蚁，女人们总在挠痒。许多人的伤口溃烂化脓，久久无法痊愈。走路去沼泽地时，她们的步态就像长年被关押的囚犯，她们的头和脖子前倾，好像在拖着后面沉重的、不情愿的身体；她们的腿肿胀得不成形；她们的嘴唇由于寒冷而发黑，或者由于牙龈出血而发红。雅克利娜的肩膀上长了脓疮，它很快扩散开来，她曾用甜美的嗓音给大家带去许多希望。她躺着死去的时候，身上爬满了虱子。

但是，比饥饿更折磨夏洛特的是口渴。痛苦、无休无止的口渴使她的下颚紧锁，让她觉得牙齿仿佛粘在脸颊上。在女性营房中，1.2万名囚犯须共用一个水龙头，而且它由戴绿三角的囚犯——德国罪犯——死命把持。夏洛特变得越来越精神恍惚了。让其他人害怕又担心的是，一天早晨，在去沼泽地的路上，她离开队伍走到一条小河边舔冰块。守卫没有看见她。之后，她又喝了沼泽地的泥巴水。晚上回到营房后，她用一小块面包交换了一杯茶。她梦见了橙子，橙汁顺着她的喉咙流下来。

一天，她被派去和维瓦、卢卢一起种树。她那时太绝望了，害怕自己会发疯。那天夜里，她的朋友们用所有的面包交换了一整桶水。她们把水拿给夏洛特时，她一头扎了进去，就像一匹马一样将水一饮而尽。她的胃胀得很厉害。但神奇的是，她竟然痊愈了，头昏脑涨的感觉逐渐散去了。她日后说，每当想到自杀时，她都会拼命地抛开这个念头。在死亡如此频发的地方，眼前的目标不是死而是活下去，尽量吃，尽量喝，保持温暖。她满脑子都是这些。

事到如今，法国女人已经不再对集中营尽头的烟囱冒出的烟抱有任何幻想了，这种恶心的味道充斥着她们的嘴巴、喉咙和肺叶。她们亲眼见到一列搭载了犹太人的火车在抵达45分钟后，烟囱便开始冒烟。玛丽-埃莉萨·诺德曼不停地想，她的母亲也许就在某趟火车上。现在，当她们看到卡车载着25号楼的死者和濒死之人时，她们知道那些还活着的人也会和死者一起被直接扔进大火中。“这是一场无穷无尽的战斗，”马德莱娜说，“对手是我们自己，不要放弃。”

经历了漫长的一天从沼泽地回来，每当闻到刺鼻的烟味时，塞西尔便松了口气，对此，她感到内疚，因为知道她们快到集中营了。夜晚，她梦见了这种气味，这使她想起煮烂了的动物尸体。环视身边瘦弱多病的同伴们，她知道多数人很快就会死去，她总看见自己躺在尸体堆里的画面。“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还怀有希望，”她日后说，“但我已经没有了。”她说自己很少流泪，因为总在担惊受怕，根本流不出眼泪。但约瑟因为被野蛮地殴打而去世时，她哭了，曾经，约瑟如此拼命地为她抵挡囚监的拳头。像约瑟这么强壮、勇敢的人都没法活下去，她怎么可能活得下去呢？

一个星期天，点名的哨声比往常响得更早。由于西蒙娜的身体还没从前一天繁重的劳动中恢复过来，因此，她花了更长的时间来穿鞋，然后发现自己落在了所有人后面。她站在一排波兰人中间，一辆载着党卫军的卡车在她们附近停下来。有人探出头说，好几个女人快昏倒了，其中有一个母亲和她一对八九岁的双胞胎女儿。她抓紧着女孩们，但还是被猛拉一把拽上了卡车，之后，车便开走了。小女孩们独自留在原地，哭了起来。回营房的哨声响起时，西蒙娜一手抓着一个女孩，牵着她们离开，唱歌给她们听。但是，突然出现了两个女党卫军，她们放出牵着的狗，用德语向它们下达指令。恶狗向女孩们扑来，撕咬着她们的喉咙。西蒙娜惊呆了。恶狗离开时，女孩们已经死了，她们的脸血肉模糊，无法辨认。西蒙娜还拉着她们的手，孩子们的身体软绵绵地躺在她的身边。塞西尔和夏洛特看见了发生的一切，赶紧跑过来拉走了西蒙娜，把她架回了营房。有好几天，她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如今，这种场面经常出现。一天，贝尔特·拉佩拉德（Berthe Lapeyrade）倒在沼泽地里不愿爬起来。她在普安索的人围捕波尔多地区的抵抗者时被捕。一名党卫军守卫抡起铁锹，把她打得稀巴烂。那天夜晚，卢卢、维瓦、夏洛特和塞西尔把她的尸体抬回了营地，因为不能把人留在沼泽地，否则点名时会对不上人数。她们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将贝尔特的手放在她的胸口，以防止它拖在泥地里。她们跌跌撞撞地前行时，既为她感到解脱，因为她已经摆脱了这种痛苦，又为不得不把她沉重的身体抬回集中营而感到绝望。不久后，艾丽斯·瓦雷恩（Alice Varailhon）在一口井边发现了一具抱着娃娃的小女孩尸体。她捡起娃娃，疯狂地向远处的党卫军守卫挥舞，高喊道：“刽子手！”一个男人平静地拔出手枪，向她开了一枪。那天晚上，埃莱娜·博洛和其他人把她抬回了集中营。晚上点名结束后不久，她就去世了。

一天，女人们从沼泽地回来时遇到一群格外瘦弱的男人，他们被饥饿折磨得不成人形。她们拿出剩下的面包，朝他们的方向扔去。男人们立刻撕打起来，从彼此的手上争抢面包。他们的眼睛让夏洛特联想到了狼。党卫军守卫放出了他们的恶犬。

有些日子，女人们不用面对杀戮或死亡，但她们快被饥饿和痛苦逼疯了，她们还会被狗咬或被守卫用棍棒殴打。2月20日，安妮特·埃波拿了一些水给一个女人，她已经可怜地呼喊了数个小时。“水，水，水。”安妮特曾在拉罗谢尔经营一家咖啡馆，那里曾庇护过许多抵抗者。她15岁的儿子克洛德曾亲眼看见她将手枪扔进河里。安妮特把水倒在杯子里，从栏杆递了过去。但她被一个名叫哈塞（Hasse）的党卫军看见了，后者正带着自己的阿尔萨斯犬经过。哈塞跑过来，抓起她的脖子，把她扔去了25号楼。安妮特刚好把克洛德的画像——她一直奇迹般地将它留在身边——交给了费利谢纳·比耶日（Félicienne Bierge），比耶日答应会保管它。

几天后，她们正点名时，她的朋友见到了安妮特，她站在一辆运送病人和死者去焚尸炉的卡车上。看见众人，她喊道：“达妮埃尔，照顾我的儿子！”她们都害怕极了，怕变得更冷，怕被狗咬，怕被囚监打，怕摔倒，最怕与朋友们分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人们渐渐弄清了哪几个守卫最可怕。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经过了严格的普鲁士式训练。他们被告知一旦表现得“不够狠”，就会被剥夺军衔，会在同事面前被当众羞辱。有一个名叫玛戈·德雷克斯勒（Margot Drechsler）的残酷的纳粹女监工（Aufseherin）[11]，三十岁出头，于1942年10月来到比克瑙。只要有人违反了一丁点规定，她就会放出阿尔萨斯恶犬，她还多次参与了“筛选”囚犯。德雷克斯勒长着巨大的龅牙，像一匹马，被女人们称为“死神”（Kostucha）。卡车载着尸体甚至活人驶离25号楼时，德雷克斯勒会大笑着挥手。人人都怕她。她经常手持带钩的棍棒站在营房门口，咆哮着将人赶去毒气室。在一块可以望见整片营地的空地上，德雷克斯勒和其他人一起训练他们的狗，他们用破布做成的娃娃做假人，命令它们又咬又撕。她的助手之一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波兰女孩，名叫斯泰尼（Stenia），她被任命为囚监。女人们打好水回到营房时，她总喜欢踢翻水桶，如果有人摔倒，她便会用污言秽语朝她们咆哮。

奥斯威辛的守卫

还有军官助理（Rapportführer）[12]阿道夫·陶贝（Adolf Taube），一个大块头男人，让女人们联想到了公牛。陶贝特别喜欢追捕体力不济的女人。点名时，他总喜欢让犹太女人跪在结冰的地上，双手举过头顶。正如玛丽-埃莉萨日后所说，如果法国女人算过得很糟的话，犹太人则更甚，守卫不停地向她们发泄，虐待她们。在无穷无尽的羞辱、公开裸露身体及语言暴力面前，她们毫无防备之力。陶贝是“对她们而言最糟糕的折磨者”。苏珊·罗泽（Suzanne Roze）生病后，其他人把她藏在床铺之间。她曾是一个强壮的、结实的女人，多年来一直为抵抗运动搬运沉重的打字机和油印机。但陶贝还是发现了她，把她打死了。她还曾帮助马德莱娜·迪苏布雷运作鲁昂的抵抗组织。

不只党卫军，囚监也很致命。有些女囚犯同样恶毒。莱亚·克里西（Léa Kerisit）是一名来自图尔省的护士，曾隶属于一个向导组织。她在治疗德国罪犯的医务室工作，因为这些是德国女人，所以她们的条件稍好些。由于拒绝女同性恋的求爱，她曾多次被殴打。在她患上了斑疹伤寒后，虐待她的人直接把她打死了。

2月和3月，一趟趟火车从塞萨洛尼基（Salonica）运来了犹太女人，车上满是健康的希腊女人，有些人穿着苏联伞兵部队制服，她们在苏联前线被德国人逮捕；有些人身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和披肩。她们带来了橄榄，西蒙娜从没尝过。普佩特心想，这些女人真漂亮，她们的衣服和比克瑙灰头土脸的衣物比起来，实在是太好看了。但当局认为希腊女人带有斑疹伤寒病毒，没过几天，除了少数几个人外，其他人都被送去了毒气室。

随着春天的来临，吉卜赛人来了。火车从被占领的欧洲各地送来了许多罗马人和辛提人（Sinti）家庭，她们带着很多孩子。她们被带到一个特殊的吉卜赛家庭营地，那里没有水，也没有电，她们的食物比其他比克瑙的囚犯更少。在接下来的数月，吉卜赛女人生下了363个婴儿。许多孩子被直接处死。党卫军会拎起婴儿的头撞向墙壁，这成了卢卢一辈子挥之不去的记忆。其他婴儿则因为饥饿而慢慢死去了。一天早晨点名时，夏洛特看见一个吉普赛女人抱着一个明显已经死掉的婴儿。它的脸色铁青，头歪向一边。后来，她看见婴儿的尸体躺在厨余垃圾堆里，听说她的母亲曾像疯了一样阻止党卫军抢走孩子，而她本人则被棍子活活打死了。“你怎么知道她是吉卜赛人呢？”她在日后写道，“当仅剩下一具骨骼的时候？”她走回营房时，空中突然飘起了雪花。她路过一座孤零零的房子，看见窗口的花盆里开着一朵粉色的郁金香。

所有女人最怕的是所谓的“医务室”（Revier）。1943年年初，柏林传来命令，让奥斯威辛更高效地为战争服务，于是当地做了些只留下最强壮的囚犯的尝试。其中之一，就是从囚犯中选出一些医生、护士，在特殊的医疗营房照顾病人。理论上，病人们也许能恢复健康；但实际上，那里就像25号楼一样，是走向死亡的“等待室”。事实上，那里没有药物，也没有绷带，只有一些纸片。肺结核病人和痢疾病人挤在同一张床上，她们身上散发着恶臭，老鼠在活人和死人身上爬上爬下。

因为生病而被送去“医务室”的女人，暂时不用去沼泽地干活，但她们随时可能会面临“筛选”。党卫军医生会在陶贝、德雷克斯勒或其他守卫的陪同下忽然出现，要求所有病人站起来，脱光衣服站在床铺附近接受检查，没有治愈希望的人会被送去25号楼。有些人则直接被注射致死。笼罩在她们头上的幽灵是她们随时会殉难，活着不过行尸走肉。那些精疲力竭、麻木不仁的人会没完没了地惩罚她们，那些在火炉上烫伤自己的人，是因为她们自己不再感觉到疼痛。[13]

由于26号楼的窗户正对着25号楼，因此，法国女人经常看见女人们死去或正在死去的景象。她们坐在床铺上，端着汤碗，可以看见外面空地上裸露的尸体正等着人去收拾。那些人的头发被剃光了，阴毛又硬又短，浑身乌青，身体摆出怪异的姿势，被冻得硬邦邦，她们的脚趾是棕色的。她们让夏洛特联想到了裁缝用的假人，她还是孩子时曾在一家商店的外面见过，她为它们裸露的身体而感到尴尬。她想象她们是自己“昔日的同伴”，这些女人和她一样，曾争先恐后地、狼吞虎咽地喝下稀粥，她们饥饿难耐，被人殴打。她们的生命戛然而止，也许是因为她们跑得不够快，或者是因为她们在“筛选”时看起来灰头土脸。塞西尔发现她正充满恐惧地盯着那些死人，发觉其中还有人在动，她告诉夏洛特：“快喝汤。这些女人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了。”

[1] 许多集中营的门口都有这句标语，它可能是用来羞辱犹太人（纳粹宣传机器将犹太人描绘为懒惰且贪得无厌的人）或者带给人虚假希望的。——译者注

[2] 参见Yisrael Gutman and Michael Berenbaum，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Washington，DC，1998）；Robert Jan van Pelt and Deborah Dwork，Auschwitz 1270 to the Present（New Haven，1996）。

[3] 参见Rudolf Hoess，Commandant of Auschwitz（London，1959）。

[4] 纳粹政府是法本公司重要的政府承包商。1951年，该公司被拆分为爱克发（Agfa）、巴斯夫（BASF）、拜耳（Bayer）和赛诺菲（Sanofi）四家公司，如今，它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和医药企业。——译者注

[5] 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发明的氰化物化学药剂，原为杀虫剂。哈伯本人具有犹太血统，后因此而遭迫害。——译者注

[6] 参见Diarmuid Jeffreys，Hell’s Cartel（London，2008）。

[7] 指在焚尸炉工作的男囚犯，他们暂时得以存活，直到自己被送进毒气室，之后被火化。——作者注

[8] 她们也被称为功能性犯人，受党卫军的委任，在集中营管理其他犯人。犯人的自我管理制度也使纳粹节省了人力资源。——译者注

[9] 党卫军挑选最愿意听命行事的犯人，给他们一些特权和特殊的臂章，赋予他们可以用来针对他人的无限权力：囚监负责监督劳动“突击队”（commandos）；Blockältesten负责维持秩序；Lagerältesten负责直接向集中营的指挥官报告。——作者注

[10] 参见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11] 集中营的女守卫，3.5万名守卫中有3700名女性。——译者注

[12] 党卫军的准军事头衔。集中营中每栋楼都有一名楼长，军官助理则是管理数名楼长的指挥官。——译者注

[13] 没人知道这个词从哪里来。有人称它来自一首德国流行歌曲。在这首歌中，musulman指一个土耳其人，他因为喝了太多咖啡而身体虚弱、脸色苍白。——作者注

第十一章 友谊的含义

然而，法国女人也不是完全没有资源。她们唱着《马赛曲》走进比克瑙时，一些法国抵抗运动的男成员——他们的车次编号为45000，于1942年7月来到比克瑙——听见了她们的歌声。由于可以讲流利的德语，玛丽-克洛德被安排在一个德国人的医务室当秘书。她设法与法国男性取得了联系，对方告诉她，8个月前他们离开法国时有1175人，现在只有100多人活着。然而，只是找到了朋友、听到了零星的消息，就给女人们带来了某种希望。在共产党同志的协助下，几个法国男人被安排在车库和花园劳动，他们会用空乙炔瓶偷偷传递消息。

更重要的是，达妮埃尔·卡萨诺瓦现在是党卫军守卫和特权病人的牙医，她的劳动环境和居住环境都较好，还可以弄到多余的衣服，甚至包括“加拿大”（Canada）的药。“加拿大”是指堆满犹太人财产的营房，火车一抵达这里，那些财产就被充公了。取“加拿大”这个名字，是因为人们觉得它是一个富饶得难以想象的国家。男人们也设法从“加拿大”交换到了保暖的衣服甚至药物。埃莱娜·博洛患脓疮无法痊愈时，他们拿给她一管药膏。拥有一些珍贵的物品后，比如一条毛巾、一支牙刷，更大的问题是怎么保住它们。“别人每晚都盯着我们，”阿代拉伊德在日后写道，“总想偷我们的东西。”

晚上点名之后，达妮埃尔会来找其他人，就像在罗曼维尔一样，她为她们打气、安慰她们。由于她需要经常接触党卫军，而后者非常害怕正在集中营蔓延的疫症，所以她获准保持清洁，穿像样的衣服。她精力充沛、乐观、坚定的模样以及健康的外形，成了别人力量的源泉。她们告诉彼此，无论大家将经历什么，达妮埃尔肯定能活下来，亲眼见证她们身上发生的事。

达妮埃尔设法在医务室给马伊·波利策找了份活儿，她曾是一名助产士，拥有医疗技能，她还把其他几人安排在了缝纫队。达妮埃尔也成功把贝蒂带来了医务室，她的工作是从活人身上赶跑老鼠，以及把尸体抬出去。埃莱娜·所罗门的脚上长了溃疡，开始感染、发黑后，达妮埃尔也为她创造了一个护士职位。医务营房相对干净，她的感染得到了控制。有时，达妮埃尔会在晚上来探望大家，她的脸上总挂着泪水，太多朋友去世了，她自责没能让她们活下来。大家都坚信达妮埃尔肯定能活到战争结束，所以，在她们觉得自己快要去世时，会把自己的结婚戒指交给她保管，请她转交给她们的丈夫。对大部分女人来说，这些戒指是她们设法留下的唯一私人物品。

法国女性之间的友谊变得更牢固了。不像她们营房里的波兰女人、德国女人那样，她们为彼此的亲密关系而自豪，她们待人友善、乐于助人、彬彬有礼，和在法国的时候一样。夜晚，她们蜷缩在昏暗的、潮湿的床铺上，若尔热特会唱歌给大家听，她坚定的嗓音在寂静的营房响起，使她们暂时忘却了痛苦，感觉好受点儿了。开始在沼泽地劳动后，玛丽-让娜·佩内克（Marie-Jeanne Pennec）总会在路上捡蜗牛，摘蒲公英和野草，给大家“加餐”。她从农村来，擅长分辨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正如马德莱娜·迪苏布雷在日后所说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生存不比其他人的生存更重要或者更微不足道。她们省下为数不多的面包，拿给特别虚弱的人，在点名时保护她们，在陶贝和德雷克斯勒巡逻时照看她们。她们深知，每个人的命运都取决于他人。普佩特认为，所有的个人利己主义似乎都消失了，每个人都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每个人都做到了几乎没有人相信她们能做到的事。“我们不停地问自己，我们喜欢谁，不喜欢谁。”塞西尔日后说，“与其说是友谊，不如说这是一种团结。我们保证绝不抛下任何人。”

夏洛特患了斑疹伤寒，有几天几乎失去了视力，她们整天陪在她身边，带着她去工作，把铁锹交到她手上，在党卫军走近时提醒并告诉她该挖哪里。比克瑙的其他女囚犯之间很少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玛丽-埃莉萨很同情犹太女人，她们被迫与朋友、家人分开；她为直接被送去毒气室，或者独自挣扎，或者孤独地在担惊受怕、精疲力竭中难过的女人们感到悲痛。“我们看着她们，我们知道这对她们来说有多么可怕，”玛丽-埃莉萨说，“但我们什么忙都帮不上。”

在可怕的星期天，集中营突然传来要消毒的消息，其间，所有的囚犯要脱光衣服，站在室外。法国女人会带着关心和怜惜看着彼此，留意大家身上的伤痕、脓疮，取笑对方硬邦邦的毛发。即便现在，她们仍会笑，仍保持着某种高傲。正是在这些时候，在女人们衣不蔽体之际，负责招募女仆的党卫军会来挑选他们看得上的女人。

卢卢和卡门两姐妹以及夏洛特、维瓦、马伊和塞西尔是一个特别乐于助人的小团体，她们尽力照顾普佩特和其他年轻的女孩。在沼泽地劳动的间歇，女人们谈论回家、文学和政治，谈论她们要做一辈子的朋友，谈论战争一结束她们想做什么。可是，她们小心翼翼地从不提起太多关于孩子的事，因为这个话题太痛苦了。普佩特日后说，她就像一块海绵，试着吸收人们说过的所有话。

如今，普佩特是少数仍有姐妹幸存的囚犯。但是，比克瑙摧残了玛丽。她曾是一名如此乐观、快乐的年轻女性，但如今，她的双眼似乎永远被厌恶、怀疑笼罩着。她们母亲的死让她心有余悸，她对未婚夫在盖世太保手中受到的对待忧心忡忡，总在寻思是谁出卖了他们。不过，她和普佩特都相信，她们已经无法分离了，必须好好照看对方。

埃莱娜的母亲、当时年仅42岁的埃玛发现，奥斯威辛的恐怖更加难以忍受。她为自己感到害怕、痛苦，但这完全无法与为女儿担惊受怕相比。每时每刻，她都在心惊胆战，害怕埃莱娜生病，又因为无力保护女儿或无法给女儿足够的食物而感到忧伤。渐渐地，她感觉自己成了埃莱娜的负担。2月，埃玛患了痢疾。不同于其他许多女人，她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她越来越虚弱，瘦得皮包骨。一天早晨，埃莱娜看见母亲趴在地上，朝几个马蹄印爬去，她想喝积在里面的泥水。第52天，她已经严重脱水到无法摄入水分了，埃玛死了。她几乎成了一具骷髅。如今，埃莱娜要依靠普佩特和西蒙娜才能活下去。

没有一个女人相信她能独自生存。夏洛特心想，她们只有在一起才可能抵抗绝望。在她的一生中，脑海里都有戏剧和小说中的人物相伴。来到比克瑙后，它们都陷入了沉默。“在这个让人们受苦、死去的地方，”她日后写道，“连剧场的角色都活不下去了。”她说，如果没有社会（society），就没有剧场，而奥斯威辛的人们“如此低下，如此卑微，如此丧失自我，根本无法形成一个社会”。

偶尔，她们也有机会与外人交朋友。一天，西蒙娜在走回营地的路上遇见一名男囚犯，他假装绊倒，在她脚边留下了某样东西。那是一双羊毛袜子，虽然她从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夏洛特奇迹般地与年轻的白俄罗斯女人埃丝特（Esther）成了朋友。埃丝特是德国女囚营房的囚监，她很干净，穿着体面。几个星期以来，埃丝特每天都会给她送一件小礼物，一支牙刷或一件毛衣。之后的某一天，她消失了。

也许更了不起的是关于艾梅·多里达如何得救的故事。她曾在德国占领初期帮助她的共产党员兄弟藏匿传单。

艾梅是“医务室”的一名清洁工。一天，她从活动的梯子上跌下来，摔断了腿。她的腿上长了坏疽。之后，“医务室”的捷克负责人埃尔娜（Erna）设法将她转到了男人的营区，一名波兰外科医生告诉她，他要为她截肢。艾梅说，那我宁愿去死。“但你没有孩子吗？”那名外科医生问道，“他们需要你。”艾梅有两个孩子，稍小的只有九岁。手术很顺利。在艾梅恢复期间，一名党卫军医生——他们之中为数不多的还有人性的人——告诉她，他非常钦佩她的勇气，所以，她可以问他要一件东西。“一个可以和我聊天的法国朋友。”艾梅回答道。于是，达妮埃尔把贝蒂带来照顾她。人们设法从“加拿大”为她“安排”了一副拐杖，她重新加入了其他人。如今，大家时刻看护着她，确保她不会陷入无助的境地。玛丽-克洛德在办公室做事，能够提前得知什么时候会进行“特别筛选”——把人送去毒气室。那些日子，大家会把艾梅藏起来。女人们变得如此团结，如此理解彼此的脆弱，相互保护、看顾，以至于谋划如何保住大家的性命成了她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3月带来了雨水。积雪融化，沼泽地成了一片泥海。那些负责搬运汤锅的人的大腿陷进了泥地里。在来到比克瑙的67天，女人们第一次脱下长袜，获准在重新灌满水的水渠中洗脚。她们发现除了大拇指，其他脚趾的指甲都不见了。望着她那些坐在泥地里的朋友，夏洛特联想到“她们就像一群围着粪便‘嗡嗡’转的苍蝇”。她梦见洗了三次澡，一次接一次，水又暖又柔和，还有一股肥皂香。在点名的间隙，她们会玩游戏。有人问：“在一大碗热泡沫巧克力、用薰衣草香皂洗个澡和一张舒服的床之间，你会选什么？”几乎每个人的答案都一样：洗个热水澡，或一个暖和的床铺。

但是，幸存下来的人越来越少。集中营暴发了痢疾，女人们瞬间在她们的朋友面前老去。1941年4月，从卢布林（Lublin）来的囚犯将斑疹伤寒病毒带到了奥斯威辛，后来，它便在集中营肆虐。一个接一个地，曾努力战胜饥饿、艰苦繁重的劳动、严寒以及无休止的皮肤感染的法国女人们，倒下了。点名时，她们使劲捏着灰白的脸颊，以便让自己看起来健康点儿。夜晚，不同的床铺上传来死亡的呻吟。早晨起来时，女人们发现她们的脸一夜之间全肿了，或虚弱到无法动弹。她们现在的死亡率就和犹太女人一样，而后者受到了守卫更残暴的对待。仅一个晚上，就死了9个法国女人。还有一天，安德烈·蒙塔涅（André Montagne）——他19岁，是45000次列车的幸存者——被派到比克瑙劳动，碰巧窥视了法国女人的营房。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所见到的可怕画面：那里肮脏至极，过度拥挤，还传来了病人的呻吟。

3月，曾向女儿吉塞勒保证很快就会回家的雷蒙德·塞尔让病了。头几个星期，雷蒙德非常坚强，她告诉所有图尔地区的女人们，一旦获释，欢迎大家来她在圣马丹勒博经营的咖啡馆，一起喝上几瓶她特地为庆祝战争结束而藏起来的好酒。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似乎放弃了希望。一天，其他女人问她是否真的相信她们能活着回去喝酒？雷蒙德回答道：“不，你和我都喝不上那口酒了。”她被送到“医务室”时双腿肿胀、流脓，她死在了那里。去世前，她对图尔地区17名女性中唯一还活着的埃莱娜·富尼耶（Hélène Fournier）说：“告诉我的丈夫和吉塞勒，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真的努力过了。”

之后，马伊在一天早晨发现她的上嘴唇长了一个脓疱。她与达妮埃尔共事，住在条件较好的“医务室”。脓疱越长越大，开始扩散：她被诊断患上了斑疹伤寒。她的体温不断升高，失去了意识。几天后，她死了。法国女人中最年轻的罗莎也得了斑疹伤寒，她曾在罗曼维尔为自己的母亲哭得撕心裂肺。她又病又虚弱，再次变得像个孩子，不停地要找妈妈。之后，她也死了。她们的死亡让活着的人感到害怕极了。马伊总是如此鼓舞人心；而罗莎还只是个孩子，她们本以为能挽救她们的。

她们渐渐明白，年轻的女孩似乎不及年长的女人更有韧性。尽管她们身体健康，活动自如，但精神上很脆弱，因此更为弱势。20岁的安德烈·塔米西患上胸部感染时，她的身体已经因为痢疾而十分虚弱了。无论如何，她都不愿意与姐姐吉尔贝特分开。在吉尔贝特的帮助下，她拖着自己的身体去沼泽地劳动。每一天，她都觉得呼吸变得更加困难了。最后，她在一个早晨告诉吉尔贝特：“我没法再跟着你了。”当其他人去劳动时，她尝试去“医务室”门口排队，但一个守卫把她推出了队伍。安德烈爬回床铺，躲了起来。但一个囚监发现了她，把她揪到室外，殴打了她。那天晚上，吉尔贝特回来时发现妹妹浑身是泥，遍体鳞伤，几乎失去了意识。夜晚，安德烈死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吉尔贝特把她的遗体抱出了营房，小心地安放在一堵墙边。

下一个去世的是克洛迪娜·介朗，她是热尔梅娜·皮肯的年轻朋友，来自鲁昂。在比克瑙，克洛迪娜尽量保持乐观，从不抱怨，尝试逗笑其他人。一天，她遇见了热尔梅娜，两人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她的脸色极其苍白，热尔梅娜几乎认不出她来。她在条纹外套里穿了一条中式褶皱长裙，那是某个人从“加拿大”拿给她的。她告诉热尔梅娜：“抱抱我。”那是一个星期天，热尔梅娜催她去室外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几天后，克洛迪娜在田里找到了一只青蛙，她坚持要和热尔梅娜一起吃。

之后，又到了消毒日。掸床垫时，女人们被赤身裸体地赶出了营房。回来时，克洛迪娜和其他人走散了。她们听见她一遍又一遍轻声地叫着“妈妈，妈妈”，在18岁生日的前几天，她死了。

但是，让所有人最泄气的也许是达妮埃尔·卡萨诺瓦患上了斑疹伤寒。党卫军欣赏她作为一名牙医的表现，给她打了疫苗，还给了她茶和柠檬水。但是，已经太迟了，达妮埃尔死了。夏洛特去探望她时，发现有园丁在她床边的玻璃杯里插了一束紫丁香，在她的手里塞了带树叶的树枝。据说，很久没有人看见过如此健康、漂亮的遗体了。她们为她痛苦地哀悼。她细心保管的戒指都不见了。与她非常亲近的玛丽-克洛德难过得痛不欲生。

在抵达比克瑙两个半月后，法国女人的数量下降至80人。她们中的150人已经去世了，死于斑疹伤寒、肺炎、痢疾，或死于被狗咬、被殴打、坏疽和冻疮，或死于吃不饱、睡不安稳，或死在了毒气室。在肮脏的、寒冷的、危险的比克瑙，几乎任何东西都可能是致命的。还活着的是那些比较强壮的女性，不是太年轻，也不是太老，她们以新世界的秩序作为自己的信念支柱；或者原因更简单，只是因为她们足够幸运。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她们知道肯定会有更多人的死去。一个星期日，天空湛蓝，女人们被允许休息，夏洛特想起春日里那些星期天在塞纳河边的栗子树下散步时的情景。“没有人，”她心想，“没有人能回去。”

第十二章 活下去，保持自我

1943年春末，积雪开始融化，铁丝网后的草地变绿，金凤花、黑刺李遍布在雪白的大地，奥斯威辛正全速运转。每天，都有火车从普鲁扎内（Pruzana）、特雷津（Theresienstadt）、扎莫希奇（Zamosc），从荷兰、德国、法国的犹太人区驶来。新来的人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会被挑出来继续工作，其他人则有“单独安排”，即被送往毒气室。从波兰来了1750名儿童，均不满十岁，他们在积雪融化之前，经过两天旅程才抵达奥斯威辛，最后悉数被送去了毒气室。新建的焚化炉夜以继日地工作，明亮的火焰升起在天空中。一名从柏林来的党卫军高官、几名托夫父子公司的视察员来比克瑙作正式访问，宣称“锅炉”非常有效率。

三十栋楼和空荡的飞机库都被用来堆放欧洲犹太人的随身物品。他们被怂恿着带上了到东部展开新生活所需的所有东西，不仅包括黄金和珠宝，还有专业设备、药品、毛皮外套、替换衣服、维生素和婴儿车。火车将人带来奥斯威辛后，又满载战利品回到德国，把它们输送到整个帝国复杂的网络中。

奥斯威辛本身——德意志帝国如今最大的集中营和灭绝营——已经成了包含办公室、仓库、工作间、食堂以及可同时容纳3000名党卫军的巨大场所。它的周围还有39个独立卫星营，那里可以生产坦克、卡车、飞机、高射炮的备用零件，还可以合成橡胶、弹药、水泥和制服。每租借一名劳工，法本或西门子等公司每天要向党卫军支付3马克，专业人员（比如熟练的电焊工）则是5马克。在比克瑙，每人每天被分配到的食物热量仅1200卡路里或更少，无法靠此维持劳动的人则被送去了毒气室。雇主有时会抱怨送来的都是骷髅，而非男人或女人。

如今，幸存的80名法国女性——她们中的许多人极其虚弱——非常清楚，她们能否活下去取决于巨大的运气，以及她们是否具备持续的适应能力和组织能力。她们用心学习足够的德语和集中营的行话，以避免因为对指令反应太慢而挨揍。她们学会了在盛汤的大锅端上来后拖延一段时间，以便舀到沉淀在锅底的蔬菜和肉碎。为了交换到额外的面包，她们知道怎么和“加拿大”的人交朋友，有时，她们也会冒风险偷羊毛袜子或不错的鞋子。她们明白待在一起不分开有多么重要，这样一来，她们可以提醒彼此身后的情况。

她们告诉自己，关心彼此和务实的女性特质使她们比生活在严酷又绝望的环境中的男囚犯更加坚韧。[1]适应至关重要，放弃则是致命的。正如她们所见，如果无法打破对生活原有的憧憬，或者拒绝接受现实，会使人变得冷漠、死气沉沉。她们尽量保持干净，用积雪或河里的冰水洗脸，她们相信这会让她们更健康、更有尊严。而且，她们迫切地渴望活下去，从战争中幸存，向这个世界描述她们所经历与见证过的一切。

热尔梅娜·皮肯在沼泽地发现了一只死乌鸦，即使只是与大家分享一口食物，也带给她们一种成就感。为了抵抗严寒和疲劳，夏洛特想象自己身处别处，同时默默地背诵诗歌和剧本。她不停地告诉自己：“活下去，保持自我。”尽管这无法阻止她身边的事情的发生，但让她感到了某种“战胜恐惧的胜利”。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女人在心里已经不相信自己可以活到战争结束了。比克瑙女囚犯的条件比奥斯威辛的其他地方更糟糕，那里更拥挤，水更少，而且情况还在不停地恶化，没有人相信自己可以躲过党卫军、囚监们出其不意又肆意的暴行。她们的身上爬满了软绵绵的、肥硕的白色虱子。她们累极了。漫长的一天结束后，在从沼泽地回集中营的路上，天性坚强乐观的塞西尔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她离生命的尽头有多么近，她如何被剥夺了各种希望。

但那时，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她们转运了。定夺奥斯威辛谁生谁死的最高层换人了。

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德国人曾见过种植橡胶草的田地。这是一种来自中亚的蒲公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根和汁液中含有乳胶，俄罗斯人会从中提炼橡胶。由于急需橡胶，在法本公司的支持下，德国人相信他们也可以在奥斯威辛的沼泽平原上种植橡胶草。德国任命拥有农业科学博士学位的突击大队领袖（Obersturmbannführer）约阿希姆·凯撒（Joachim Caesar）负责一间实验室。

第一批被挑选出来为他工作的是比克瑙的波兰女人。3月，消息传到了玛丽-克洛德耳中。她在集中营的办公室做事，意味着她知道有什么新情况，而凯撒当时正在寻找生物学家。玛丽-埃莉萨·诺德曼和马德莱娜·德谢瓦宁在战前都是药剂师，她们应征了。当时，玛丽-埃莉萨因为肺炎还住在医务室，高烧不退，几乎站不起来。但一名护士告诉她如何用浓度90%的酒精和一小口咖啡迅速降低体温，因此，她在身体检查前及时恢复了过来。在玛丽-埃莉萨和马德莱娜之后，另外15名自称懂技术——实际上她们对此一无所知——的法国女人被派往在拉伊斯科（Raisko）的实验站。她们之中有塞西尔、夏洛特、热尔梅娜·皮肯、卢卢和她的妹妹卡门。卢卢日后说，她在那时甚至不懂得如何区分土豆和胡萝卜。

一名诊治囚犯的医生保证埃莱娜·所罗门只是得了感冒，因此，刚从斑疹伤寒中痊愈的她也获准加入了这批人。维瓦本该和大家一起去的，但她得了斑疹伤寒，正住在“医务室”，如此一来，似乎只剩她自己在苦苦支撑。

拉伊斯科有一间校舍，那里被田野和温室包围着，离比克瑙约3公里。校舍四周有铁丝网，不过没有通电，而且那里没有带有党卫军和枪支的瞭望塔。与所有党卫军一样，凯撒也很怕传染病，他的妻子不久前刚死于斑疹伤寒。他坚持所有为他工作的女人必须干净、健康。过了近三个月的脏兮兮的日子后，法国女人们不敢相信她们竟然被允许洗澡了，还拿到了新上衣和合脚的皮革鞋子。尽管食物还是老样子，不过汤比以前浓了一些，还有不计其数的“操作”（organising）机会——奥斯威辛用这个词来指代偷窃，即可以从附近的田里弄到各种蔬菜，那是其他囚犯为党卫军种的。

在新营房建好之前，女人们每晚都要回到比克瑙。集中营仍被一层薄雪覆盖着。月光洒下来，带刺的铁丝网在霜冻中闪着寒光。她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一个寂静的、纹丝不动的世界，相互扶持着，以防跌倒。但之后，她们搬到了拉伊斯科，那里有宿舍，每个女人有自己的床铺，上面铺着草垫。还有热水澡可以洗。夺走她们许多朋友生命的点名缩短至早晚各几分钟。跳蚤少多了。凯撒更注重结果——这样他便不会被送上东部前线了，而不是折磨自己的手下。[2]有时，他把他们中的科学家当作同事对待。她们的病情被细致地记载在拉伊斯科医务室的记录中，生病的人可以去那里治疗。天气暖和起来后，一名党卫军允许女人们在池塘里洗澡、洗衣服。他一边说着要不是因为他马上要被调离奥斯威辛了，不然他肯定会为此送命的，一边谨慎地把头转向别处。

劳动不算辛苦。她们中技术比较熟练的人，比如玛丽-埃莉萨和马德莱娜·德谢瓦宁，被分配给了实验室里年轻的德国化学家吕特·魏曼（Ruth Weimann），为她准备写论文所需的化学制剂，同时确保她们的实验结果是正确的，从而让拉伊斯科运作得更久。其他人则在橡胶草田里劳动，她们负责挑出有用的植物，或者担任助手。偶尔，她们会被要求为死于斑疹伤寒的党卫军制作花圈。

刚来这里时，玛丽-埃莉萨就发现了战前认识的朋友和同事，名叫克洛代特·布洛克（Claudette Bloch）。布洛克告诉她，几个45000次列车的法国男人在拉伊斯科做园丁。正如在比克瑙那样，男人能设法了解到新闻，甚至搞到了报纸，这些准备给妇女们的报纸如今被藏在安全的地方。玛丽-埃莉萨、夏洛特和其他人用一本从“加拿大”拿来的地图册，追踪纳粹在东部前线连连经历的败仗，平时，它被藏在实验室的阁楼。

凯撒和吕特·魏曼结婚时，女人们接到了为新婚夫妇缝制羽绒被的指示，使用的是不远处专供党卫军的鹅和鸭子的羽毛。她们兴奋地留下了一些边角料，把它们做成了羽毛笔。食物和温暖让她们重新感受到了生机。那些原本每小时都在关心如何活下去的女人，发现自己又需要消遣了。一个波兰女人教会了她们如何以物易物，她非常熟练地与身为园丁的俄罗斯囚犯交换卷心菜、土豆和豆子。她们发现可以用多余的面包——她们从配给中省下来的，来交换一块糖、一包面条，甚至是针、线和笔。眼看着大家慢慢地恢复了生气，看起来不那么形容枯槁，且重新展露出笑容，每个人都高兴极了。一天，党卫军将她们营房里所有的东西都充公了，女人们聚在一起唱起《马赛曲》，轻轻地，用呼吸声。第二天，她们就开始设法补上所有丢失的东西。

以附近的卫生局（Institute of Hygiene）拥有更精密的设备，需要用它们来做乳胶样本的离心处理为借口，玛丽-埃丽萨和埃莱娜把西红柿藏在松垮的短裤里，与在那里工作的法国男人交换了果酱，甚至还换回来一些猪血，后来被她们做成了血肠。她们这么做很危险，因为这种交易是被严厉禁止的，但这也让她们觉得自己并非完全无权无势。这还促使她们在暗中搞小破坏：挑选不那么优质的根茎来繁殖，将数批植物混在一起，以及使用化学品来阻碍植物的生长。

女人们已变得善于偷窃。夏洛特·德科克也被派到了拉伊斯科，她为党卫军做饭，会偷走能弄到的所有东西——红酒、面粉、鸡蛋和一罐腌制猪肉，尽管她在事后为弄走那只罐子费了老大力气。在比克瑙的数个月，夏洛特·德科克始终是所有女人中最积极乐观的那一个。大家都喜欢她，都因为她的存在而感到安慰。

夜晚，这些朋友坐在床上缝补、画画，甚至做刺绣，讨论她们怎么才能做出罗宋汤，想象如果她们能弄到一点奶油的话它会多么美味。如果不是因为热尔梅娜·皮肯在把洋葱偷偷拿给比克瑙的朋友们时被抓并受到惩罚的话，她们也许会在捡破烂时更大胆。尽管凯撒鼓励女人们尽量改善生活，有一次甚至给田里劳动的人弄了太阳眼镜，但他从不干涉惩罚。他也没有出手救一个名叫莉莉（Lily）的年轻女孩，她的未婚夫是园丁之一，当他的一张字条被截获时，她被枪毙了。“我们就像充满了生命力和活力的植物，像植物般渴望生长、活下去。”那个男孩写道，“我不禁想，这些植物本不该活下去的。”

然而，即使在拉伊斯科，也经常有气势汹汹的党卫军出没。由于女人们新长出来的头发没有及时被剃掉，玛丽-埃莉萨新长出来的头发非常卷。一名党卫军相当怀疑地打量着她，说她看起来很像犹太人。没有人出卖她。

伊尔玛·格雷塞（Irma Grese）经常折磨女人们。她的父亲是一名农夫，她18岁加入党卫军，19岁来到了奥斯威辛。在集中营巡逻时，格雷塞手上总拿着一条鞭子，身上散发着昂贵香水的浓烈香气。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有一双又大又蓝且透着一股纯真的眼睛和天使般的脸蛋，她渴望成为电影明星。

留在比克瑙的女人们的命运，也会马上朝好的方向转变。

春天的某个时候，在医务室治疗斑疹伤寒的玛丽-克洛德偷听到了一名波兰医生和一名党卫军的一次对话。那名守卫说，法国女人不太适应波兰的气候，实际上，她们似乎正在像“苍蝇般死去”。他继续说道，她们也许会被“转移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Ravensbrück）”。尽管这种事还没有发生，不过显然，集中营当局在关切非犹太法国囚犯的情况。

4月底，巴黎的前共产党市议员埃马纽埃尔·弗勒里（Emmanuel Fleury）——他如今在法国从事地下活动——收到一封由抵抗运动成员传来的电报。电报本来是发给她父母的，告知他的妻子玛丽-泰蕾兹（Marie-Thérèse）在“奥斯威辛的医院”因心脏病而去世的死讯。这些“死亡通知书”是奥斯威辛畸形官僚主义的一种体现。至少在理论上，每间“医务室”都配备了一名秘书记录每具尸体上的文身编号和死亡原因，以便日后通知家属。然而，实际上，文身处的肉经常被老鼠啃掉，许多死亡根本未被记录在册。

玛丽-泰蕾兹曾是法国邮政联盟联合会（French United Postal Federation）的联邦部长助理。被捕前，她和丈夫在抵抗运动中非常活跃，后来，她被押往了罗曼维尔。在这封电报之前，法国没有任何人知道1943年1月24日这天前往贡比涅的230名女性的命运。传闻称东部有劳动营，尤其是在妇女们从牛车缝隙中偷偷扔下的纸条到了她们家人手上之后——铁路工人在轨道上捡到了它们，再设法转交给了家人。但是，“夜雾命令”的条款规定，决不能泄露她们的行踪。

因为德国当局在发送时出了错，关于玛丽-泰蕾兹的电报意外地落到了在伦敦的法国抵抗运动成员手上，并在BBC的法语广播中定期播出。人们开始有了疑问：所有女人究竟去了哪里？她们中的许多人死了吗？弗勒里女士（Mme Fleury）在奥斯威辛的医院经历了什么？奥斯威辛，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

到1943年春天，已经有许多关于被占领波兰的集中营的讨论与文章。自从5名纳粹高级官员于1942年1月召开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3]之后，一直就有关于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和大规模屠杀中心的传闻。根据逃出来的囚犯以及实业家、旅客、工人、教会人员、犹太组织提供的情报整理而成的报告，被送往盟国政府、梵蒂冈和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42年10月投票否决了发布公报的提议，因为公报“毫无意义”，而且会妨碍到他们帮助战俘的工作；不过，到那年12月，伦敦和华盛顿都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发表了声明。尽管如此，仍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当时的关注点都是集中所有资源，以尽快结束战争。轰炸机继续在奥斯威辛附近的工厂投弹，还没有瞄准附近的铁路或它们所通往的集中营。

盟国领袖收到的大部分消息都描述了索比堡灭绝营（Sobibor）、贝尔泽克灭绝营（Belzec）和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的恐怖与恐慌，人们在那里的毒气室死去，但没有提到奥斯威辛，尽管关于比克瑙毒气室的报告也被送往了盟国。也许，正是因为集中营的大小和性质，即拥有面积庞大的工业区和卫星工厂，掩盖了它杀戮的用心。据说，奥斯威辛实际上是一个奴隶营，不涉及大屠杀。从德朗西被驱逐的犹太人继续被认为去了“未知的目的地，即波兰的某个地方”。

现在，31000次列车上229名女性——母亲、妻子、姐妹、女儿的家人与玛丽-泰蕾兹一起，开始联络当地的教会、红十字会和维希政府，要求得到更多消息。有些询问信被送到了盖世太保的办公室。普佩特·阿利宗和玛丽·阿利宗的家人在一封信中提到阿利宗夫人去世了，她“被绝望击垮了”，因为不知道两个女儿的下落。逐渐地，奥斯威辛发出的其他“死亡通知”抵达了法国。当地警察局在回应波尔多和吉伦特省19名女性去世的消息时，称她们死于“糟糕的卫生条件和营养不良”。真相却有所不同：阿米瑟·吉永在2月10日残忍的“竞赛”（race）中被捕；伊丽莎白·迪佩龙和安妮特·埃波被送往毒气室；20岁的奥萝尔·皮卡死于口渴；21岁的安德烈·塔米西是被打死的。她们一共留下了5个孩子，最年幼的是伊丽莎白仅5岁的女儿。

在法国，国民抵抗阵线收集、汇总了所有已知消息，确定了达妮埃尔·卡萨诺瓦、玛丽-埃莉萨·诺德曼和其他几个人在车上，至今下落不明。还有大规模毒气杀人的传闻。在伦敦的一名法国记者费尔南·格勒尼耶（Fernand Grenier）留意到了这个故事，于8月17日长篇报道了“这些年轻的法国女性被谋杀”，其中26人是抵抗运动战士的寡妇，坚称贝当和维希政府必须为她们的死负责。[4]

他提到了马伊·波利策、埃莱娜·所罗门和玛丽-克洛德，相对准确地描述了奥斯威辛的情况，但他不相信自己拿到的数字是正确的，因此，将5000名女性共用一个水龙头修改为500人。“必须——”他在最后写道，“打破沉默。”BBC其他语言的广播很快关注到了格勒尼耶的故事，后来，它也出现在了英国和美国的报纸上。得知达妮埃尔也在死者之中后，数名巴黎女性给贝当写了一封公开信。“我们希望告诉你，你应该为这些真正的法国女性的死负责。”

在法国、波兰和德国的档案或奥斯威辛的文件中，都无法找到任何可以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事的线索。是因为美国、苏联和英国宣布战犯终将“受到严惩”吗？还是因为希姆莱无法再忽视这个事实，即一旦战败，他肯定会以战争罪被起诉？或者是因为关押女人的地方已经不再是秘密，“夜雾命令”企图制造的恐怖不再有效，所以柏林才下达了不能再让法国抵抗者死亡的指令？

无论原因是什么，玛丽-克洛德突然被叫到了集中营的盖世太保办公室，她害怕极了。在这里，她以为将因为某种不端行为而受到惩罚，但一个名叫舒茨（Schutz）的党卫军——他因为喜欢亲自参与用毒气杀害囚犯而为人所知——告诉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询问她的情况，她获准给家人写一封信。信不能超过15行，必须用德文写，而且不准批评她的处境。实际上，所有幸存的法国女性，也包括45000次列车的所有男性幸存者，都获准给家人写信，再经人翻译成德文。不仅如此，他们还被允许接收包裹。

更好的转变是女人们搬出了25号楼，被隔离在集中营围墙之外的一处营房。她们不用再去工厂和沼泽地劳动了，早晚两次的点名也取消了。

在比克瑙，31000次列车上幸存的法国女性，除了去拉伊斯科的那批人外，如今只剩下37人。绝大多数人濒临死亡。还活着的几个年轻女孩看起来饱受摧残，无法分辨她们的年龄。埃莱娜·博洛瘦得仅剩32公斤了，由于反复患痢疾，她在营地走动时总裹在一条臭气熏天的毯子里。西蒙娜正努力摆脱一系列的长期疾病，在卡车来清理她所在的“医务室”、把病人送往毒气室时，她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劫：她咬伤了一名党卫军守卫的手，躲进附近一群挖沟渠的女人之中。在她20岁生日那天，两名法国男囚犯送给她一只小包，里面有一小块肥皂和一小瓶香水。

然而，对玛丽·阿利宗来说，搬去隔离营的日子来得太迟了。

整个初夏，玛丽总是饥肠辘辘，从未克服过对于食物的渴望，她越来越虚弱，因为痢疾而精疲力竭，她的双腿肿胀，几乎走不了路。她难过地告诉普佩特：“也许我们祈祷得还不够。”很快，她就吃不下东西了，声音轻得像个小女孩。她紧紧靠着普佩特。她的耳朵感染后，被转移到了“医务室”。普佩特最后一次见到她的姐姐时，玛丽浑身赤裸地躺在一条脏兮兮的毯子下，嘴唇发黑。她昏迷了，耳朵里全是脓——一只老鼠曾咬过她。22岁生日之后没几天，玛丽去世了。普佩特绝望极了。她无法接受总在照顾她、对每个人都那么好的姐姐就这么离开了。夏洛特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玛丽-克洛德设法安排她被调往拉伊斯科，让她加入了生物学家的团队。

女人们命运的转变对维瓦·南尼来说也来得太迟了。让她的朋友们尤其是与她走得很近的夏洛特感到欣慰的是，维瓦似乎从一场来势汹汹的斑疹伤寒中康复了。之后，她再次病倒了。夏洛特去“医务室”探望她时，尽管她变得如此瘦弱，以至于她的双肩嶙峋如柴，但她的身体似乎异常健康；她又长出了浓密的、黑色的卷发；她们聊着维瓦的父亲彼得罗·南尼在得知盟军登陆聂图诺（Nettuno）之后，该有多高兴。夏洛特松了一口气。但突然，维瓦告诉她，她很快就会被送回法国，她的姐妹正在那里等她。斑疹伤寒使她变得神志不清。很快，她失去了意识。几天后，她去世了。这些朋友的死亡让生者痛苦得几乎难以承受——她们曾如此密不可分，共同忍受了那么多苦难。

转变对身材高大的、拥有贵族气质的弗朗斯·龙多（France Rondeaux）也来得太迟了。不祈祷的时候，她会通过背食谱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弗朗斯死于斑疹伤寒，她的皮肤松弛地覆盖在她瘦弱的身体上。至少，她不用知道差不多同一时间她的小女儿在法国死于一场悲惨的意外。

命运的转变让她们感到无比欣慰，剩下的女人们收拾好仅有的一两件行李，步行到几百码外铁丝网附近的新家。日后，她们纷纷表示，如果不是这次搬家的话，也许没人能活下来。埃莱娜·富尼耶太瘦了，她几乎可以摸到自己没有肉包裹的大腿骨。

她们现在开始通过写信、取代号、使用历史典故，来尝试告诉她们身在法国的家人自己经历了什么。玛丽-克洛德立刻用昵称确认了达妮埃尔和马伊的死讯。“我很难过，奥尔唐斯（Hortense）［达妮埃尔］去了父亲那儿［他死于1937年］。我还经常想念可怜的米米（Mimi）［马伊儿子的昵称，如今他是个孤儿了］。”她在信中提到了哈迪斯（Hades）[5]和但丁（Dante）的《神曲·地狱篇》，说“就像欧律狄刻（Eurydice）[6]收到了一封信”。她说，自己不仅掉了两颗牙齿，而且在31岁的年纪就已经有了50根白头发。

贝蒂在信中告诉她的阿姨，她对罗塞特（Rosette）［勃朗，法国女青年联盟一个分支的创始人］也和奥尔唐斯一起离开了感到很难过，但她很高兴波姆（Pomme）［玛丽-克洛德］身体不错。她又写道，得知莫妮克（Monique）［她自己的一个昵称］转学去了新学校之后，她很开心，相信她在那里会愉快得多。

伊冯娜·诺泰里（Yvonne Noutari）写信问她的姐妹，是否知道在她之前不久被捕的丈夫罗贝尔（Robert）的消息。她姐妹的回信是第一批被送达集中营的，里面称“无法捎来消息”。她无法在信中写下罗贝尔已经被盖世太保处决了的消息。伊冯娜在信中告诉母亲，“肯定会重新迎来愉快的日子的”——暗示纳粹的噩梦无法延续，她因此受到了一个月的纪律处分。这意味着她每天凌晨4点就要出门劳动，深夜10点才能回来。她的朋友们从自己的配给中省下一些面包给她。

听闻她的遭遇后，其他女人只在信里写一些乏善可陈的事。卢卢写的每封信都是关于她的儿子保罗的：向他表达爱意，恳求收到他的照片和消息。“全心全意地亲吻你，小保罗。”她写道，“我很难想象，他已经不再是婴儿了。我永远会为无法陪伴在他身边的日子而感到后悔……”他多高了？她问道。他平时说些什么？玩什么？她从未透露过有关奥斯威辛的只言片语。

在法国，人们收到来信后，破解了许多隐喻。埃莱娜·博洛的阿姨收到一封信，里面写着“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母亲了”，她很快就明白埃玛去世了。然而，有些暗语仍是一个谜。为什么女人们要洋葱和大蒜呢？（为了预防坏血病。）塞西尔写道：“别寄酸模（oseilles）[7]来”，它在法国俚语中是“钱”的意思，但法国的一个朋友为她的家人翻译成了“生菜”。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还有，她们说烤箱里有很多很多苹果（pommes au four）是指什么呢？

家人持续向当局施压，与此同时，阿拉贡创作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成百张法国玛丽的面孔，我向你们致敬。”包裹很快就寄到了奥斯威辛，有些包裹——虽然不可能是所有急需的食物——被送到了隔离营中女人们的手上，她们都会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埃莱娜·博洛的阿姨寄来的包裹中有油、巧克力、饼干、干李子、糖、果酱、吞拿鱼、豆焖肉、芥末酱和洋葱。如此丰富的食物，在这么长时间之后，品尝起来尤其美味。贝蒂在收到父母寄来的第一个包裹时，她哭了。

一天，还是在拉伊斯科，玛丽-埃莉萨收到了一罐蜂蜜。她们一致同意：与大家分享包裹时，收件人可以舔瓶底留下的最后一口食物。玛丽-埃莉萨舔罐底时，发现那里黏了一张纸，下面是一张她小儿子的照片。她日后说，那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时刻，从那时起，她知道自己会活下来，会回家，因为她要再亲眼看看儿子。尽管有被发现、受惩罚的风险（因为囚犯依然禁止私藏照片），她仍设法将它随时带在身边。其他女人也分享了她的巨大喜悦。

然而，有些从家里传来的消息却让人不安。普佩特得知，她的父亲在母亲死后爱上了一个更年轻的女人，正考虑娶她。在与曾经熟悉和理解的世界隔绝了如此之久之后，仅仅是再次与它取得联系，重新学习它、适应它，就让她们感到紧张不安。玛丽-克洛德说，与家人的联络提醒了她们一件事，“除这里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世界，那里有爱和温柔”。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重要的是别让自己变得坚硬（hard）。但她补充说，这也使她们意识到自己身在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她们已经成了与众不同的人。

也许所有人都有类似想法。一天，奥尔加·梅兰突然看见她的丈夫在比克瑙的铁路上劳动。她放下正在搬运的汤桶，跑过去和他说话。她很走运，没有党卫军看见她。回来后，她告诉大家，他之所以被送来奥斯威辛，是因为曾尝试从一个战俘营逃跑。那离婚的事呢？有人问道，那人知道在战争爆发之初两人曾打算分开。“我们和好了。”奥尔加告诉大家。梅兰的儿子由于小儿麻痹症行动不便，一直与她的母亲生活在一起。梅兰曾协助犹太人穿越分界线。

然而，有一名女性的命运在比克瑙发生了不同变化。她便是阿代拉伊德·奥特尔，一名来自阿尔萨斯的精神科医生，曾经谴责德国士兵虐待一个犹太家庭。阿代拉伊德在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严厉与矜持，这使她没能与其他女性变得亲近起来，但她清晰的道德立场没有使她在奥斯威辛被疏远，在那里，她受到了广泛的尊敬与钦佩。

来集中营后不久，阿代拉伊德就作为医生被派往德国的医务营，那里是德国罪犯和妓女这类“边缘人士”生病时住的地方。虽然那里的条件比其他医务营稍好，但同样老鼠肆虐，它们非常大胆，会公然袭击女病人。所有的“医务室”都像地狱，没有肥皂，没有干净的床单，缺水，女人们的身上不停地化脓，伤口仿佛永远都不会愈合。

阿代拉伊德尽全力通过偷药和偷食物去帮助其他法国女性，尽管她也常常一无所有，只有几片阿司匹林。达妮埃尔战前年轻的同事波莱特·普吕尼埃（Paulette Prunières）患上胸膜炎后，她设法从一名捷克医生那儿偷了一些胰岛素。阿代拉伊德必须不停地在谁生谁死上作出选择，这让她备受折磨。“几百人共用一个注射瓶，”她日后写道，“这怎么可能呢？谁可以用？抛硬币吗？”一天，一个在“加拿大”劳动的男人交给她一盒药，这是他从刚坐火车来的犹太人的随身物品中偷来的。她把它藏起来，偷偷拿给别人用。但是，她藏药盒的地方被一名党卫军医生发现了，所有药物都被没收了。阿代拉伊德愤怒地流下了眼泪。

德国医务室的病人也许会对她的死板感到不安，有时会针对她。如果不是波兰囚监——一个具有强烈公平意识的妓女——保护她的话，她还会挨揍。阿代拉伊德染上斑疹伤寒后，正是这个女人在她身边照顾她。她发高烧后做噩梦，看见一个男人站在火炉前试图用铲子铲她，喊着“我倒要让你看看，人是怎么死的！”来到奥斯威辛约两个半月后，阿代拉伊德被告知她将作为妇科医生被调往医学试验营。她日后解释道，她没有反对，因为她想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希望自己能活到战争结束，从而有机会向世人描述它。对奥斯威辛的囚犯而言，医学试验营充斥着各种传闻、噩梦；对囚犯医生而言，这里是他们因为妥协、共谋而受到最激烈的质疑的地方。

纳粹的医学试验在通过医学进行优生净化的漫长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8]1933年夏天，一部净化法令认定一系列遗传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癫痫和酗酒——会威胁到德国种族的净化，并制订了安乐死计划。它预示了日后出现的死亡营，即通过“筛选”处决那些有心理和生理缺陷的人。奥斯威辛投入运作后，它似乎是野心勃勃的医生们拓展他们的实验的理想之地，不仅涉及对血液、药物和手术程序的试验，还将涉及优生学。人体比动物更廉价、更充足，人类试验品从不短缺。刚来到集中营的“新鲜材料”源源不断地补充着“消耗品”。玛丽-克洛德眼看着即将被用作试验材料的希腊犹太人排成长队，她意识到他们对即将经历的事一无所知。“但是”，她后来说，她的用词简洁、明确，“我知道”。

最重要的医学试验营在10号楼，位于奥斯威辛主营。那里窗户紧闭，贴上了封条，一切与外界的沟通都被禁止，这些都增加了它险恶的名声。它直接通往11号楼的院子，尝试越狱的囚犯会在那里的墙边被枪毙。阿代拉伊德无法回避这些枪决场面，枪毙后的尸体会被肢解，供党卫军研究者解剖。10号楼也是党卫军和特权囚犯的妓院。它有个“吉祥物”，金发碧眼的6岁男孩彼得，他会在点名时模仿党卫军来回踢正步。阿代拉伊德正是被送去了这样的地方。

10号楼及其4间实验室和精密的X射线设备来自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的党卫军准将克劳贝格教授（Professor Clauberg）的领地。他身材矮小、秃头、格外有野心，是一名阉割和绝育专家，他做手术时总戴着一顶窄边登山帽，脚蹬一双靴子。希姆莱对他的工作特别感兴趣，告诉对方他想知道“让1000个犹太人绝育要花多少时间”。克劳贝格的人体试验品均为生过孩子的已婚犹太女性，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她们被直接从火车上筛选出来，同时得到一个含糊不清的承诺——她们也许能活下来。尽管她们害怕做手术，但更怕被带去比克瑙或毒气室。

克劳贝格的试验包括直接向子宫颈注射腐蚀性物质，以阻塞输卵管。这个过程极其痛苦，会导致高烧、炎症，幸存下来的人们常受到心理上和生理上的重创。两名男囚犯抓住大喊大叫的女人的情况并不罕见，她们的尖叫声可以传到几栋楼之外。阿代拉伊德的工作是判断这些女性是否受到了严重影响，以致“丧失了劳动能力”。如果无法劳动的话，她们马上就会被送去毒气室。阿代拉伊德总是坚称，她们肯定能康复。

由于女人在生理期无法做手术，因此，她会尽可能地开例假证明，尽管比克瑙的女性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早就停经了。工作涉及的道德模糊地带让她痛苦不堪。她还知道女人在集中营生产后，婴儿会被一个“绿三角”——因堕胎而被送来奥斯威辛的德国女人——带走，放进水桶淹死。这都让她感到非常恐惧。那个女人告诉阿代拉伊德，孩子要花20分钟才会死去。但这个德国女人死后，找不到人来接手她的工作。所以，婴儿会暂时活下来，但很快又会死于饥饿或无人照料。为了拯救母亲，她们的一些朋友会把婴儿杀掉。

1943年5月，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来到奥斯威辛，进行眼部、优生和种族试验，借助的是双胞胎和聋哑人，他们是在德雷克斯勒和陶贝的协助下，直接被从火车上带到实验室的，如同上述女性一样。门格勒沉迷于创造一个更优越的种族，采用的方法是移除双胞胎的器官或使他们致盲，或故意让他们感染某种致命的疾病，来测试某些药物的效果。阿代拉伊德在得知将与他共事后，表示反对。“这项命令确定吗？”她问道。是的，她被告知，所有命令都是毋庸置疑的。

在门格勒的试验营，她被迫见证了他独特的筛选机制：要求囚犯裸体在他面前走动，他会挑出一些人，让他们去病房，另外的人则去一个特别的房间，等待卡车把他们送去毒气室。在这个过程中，阿代拉伊德和其他囚犯医生被锁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可以听见人们被赶上卡车时发出的哭喊声。阿代拉伊德哭了。一个名叫埃利（Elly）的护士告诉她，她觉得积极参与筛选的人和被动坐在一旁的、无动于衷的人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确实如此，”阿代拉伊德日后写道，“她说的完全正确。如果我们更有勇气的话，就会更勇敢地站出来抗议。”日后，她为自己以及其他像她一样处于“灰色地带”的人而感到痛苦，认为他们同样参与了这些医学暴行。如果她插手，会怎么样呢？“是毫无意义的举动吗？也许，但也不肯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鼓舞到其他人。但我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还有一名研究种族理论的医生霍斯特·舒曼（Horst Schumann），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是极其残忍的纳粹分子。他对子宫的早期癌症很感兴趣，这个兴趣与奥斯威辛的党卫军首席医疗官爱德华·维尔茨医生（Dr Eduard Wirths）一样。维尔茨也是高个子，声音尖锐又凶狠。舒曼医生还会摘除卵巢，观察X射线在破坏人体组织时是否有效，有时会严重烧伤女性。他的手术过程仿佛一条生产线，囚犯一名接一名，长长一排受伤的、痛哭的女人。还有一名来自奥地利的囚犯医生德林（Dering），拒绝为犹太病人打麻醉。

也是在5月，一名党卫军科学家来比克瑙验证他的种族论。操作时，他要求各个年龄段的女人在他面前脱光衣服。他让一些人站到一边，并告诉她们，他会让她们离开比克瑙，去条件稍好的集中营。之后，阿代拉伊德发现她们都被枪毙了。她们的骨骼被保存下来，送往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一个机构做进一步研究。工作使她越来越不安，当那些被筛选出来的女人恳求放自己一条生路时，她只能被迫站在一旁。她说，那仿佛在观看一场“动物狩猎”。

一天，马克西米利安·萨穆埃尔（Maximilian Samuel）被驱逐到了奥斯威辛，成为舒曼的助手。他是犹太人，曾是科隆（Cologne）的一名妇科教授。萨穆埃尔要阿代拉伊德协助他进行一项女性子宫试验。他对工作的狂热使阿代拉伊德极其反感，她也看不起对方无法直面现实的无能。不久之前，她曾为一个17岁的希腊女孩做手术准备，后来，她发誓再也不会做同样的事了。她让萨穆埃尔告诉舒曼，她不会再与他共事。萨穆埃尔向党卫军告发了她。

她被叫到了维尔茨跟前。以奥斯威辛的标准而言，维尔茨算不上心狠手辣的人。实际上，他还在设法改善囚犯可怕的居住环境。他问阿代拉伊德是否清楚犹太女人和她完全不同。是的，她回答道，这里的确有许多人和她不一样，比如维尔茨医生本人。之后，她不再协助任何医学试验。现在，她开始为最坏的结果做准备了，她告诉别人自己从不奢望能活着离开奥斯威辛，她唯一能做的是“在剩下的短暂时间里表现得像个人”。[9]她摆出一种姿态，并从中得到了勇气。尽管如此，让她担心的是，这仅仅意味着别人将不得不做她拒绝做的事。当她带着“良知”走开后，留下的人并不会比她轻松多少。

那天晚上，女子营区的医疗助理奥利（Orli）——奥利已经被关押了许多年——和阿代拉伊德成了朋友，奥利告诉她，听说第二天会来一支处理“特殊情况”的小队，她也是“特殊情况”之一。但奥利有个计划。她会给阿代拉伊德一颗强效安眠药，安排她睡在医务室，声称她在夜晚去世了，因此，一具“尸体”躺在了她原来的位置。计划成功了。阿代拉伊德醒过来后，被人偷偷带回了比克瑙。日后，她告诉另一名囚犯：“我很幸运，因为我所坚信的价值比生命本身更崇高。”

秋天，没有一名法国女性去世。但短短六个月，已经死了177人。剩下的都是意志坚定的、能干的女性，她们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足够坚强。不意外的是，除了少数几人外，所有活下来的人都在政治上相当活跃，她们坚信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习惯了艰苦的条件和纪律。她们几乎年龄相仿，年近三十或三十岁出头。除了普佩特和西蒙娜外，所有年轻的女孩都去世了；所有上了年纪的女性也无一例外，全部死亡了。普安索和他的手下在吉伦特省、夏朗德省逮捕的47人中，如今仅剩不到10人还活着。大部分巴黎的知识分子抵抗运动成员、几乎所有印刷工以及许多为法国女青年联盟分发传单的年轻女性，都去世了。

奥斯威辛发生了一些变化。党卫军大肆偷窃“加拿大”物资的丑闻爆发后，一个没那么野蛮的指挥官取代了赫斯。亚瑟·利贝亨舍尔（Arthur Liebehenschel）开始治理腐败，他将一部分他认为太过残忍的守卫调离了奥斯威辛。晚上，劳动队从工厂和沼泽地回来时，拖回来的尸体变少了。利贝亨舍尔特别钟爱音乐，他让女囚犯组成了一支管弦乐队，她们中的许多人以前都是杰出的音乐家，曾穿着百褶裙和白色衬衫在各种场合演出。从早到晚，这支管弦乐队不停地在集中营内外演奏。她们五人一排，一边走，一边演奏施特劳斯、奥芬巴赫的曲子。

在拉伊斯科，随着表面上稍稍恢复了正常以及大家的身体开始好转，人们变得渴望交谈与分享彼此的故事，她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亲密的、痛苦的回忆。“我们从不谈起——”夏洛特日后说，“爱。”她们聊战争结束后要做什么，做一些让她们觉得自己也许还可以回家的梦。能做一些和文学、戏剧有关的事是再好不过的。玛丽-埃莉萨的药剂师朋友克洛代特·布洛克透露，她几乎能背下莫里哀（Molière）[10]的《无病呻吟》（Le Malade imaginaire）。之后，法国女人们便开始一行一行地重现这部剧，记忆断断续续地一幕一幕地被找回来了。夏洛特担任导演，塞西尔还像在罗曼维尔一样为演员制作戏服。塞西尔很毒舌，但总能逗乐大家。卡门找来了小道具；热爱表演的卢卢扮演阿尔甘（Argan）。围裙被改成了医生袍，从实验室借来的薄纱网做成了褶边，削下的木屑则做成了假发。夜晚，每天劳动结束后的最后一小时，女人们聚在一起排练。

星期天，表演的日子到了，整栋楼的人都来观看。“太棒了，”夏洛特日后写道，“因为在整整两个小时中，尽管烟囱从没有停止冒出焚烧人体所产生的烟雾，但在这两个小时里，我们都对自己所做的事深信不疑。”在沉默了如此之久后，剧本和书中角色终于再次回到夏洛特的脑海中，她描述这些人物，为大家带来了许多乐趣。她日后说，她想不起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和拉斯蒂涅（Rastignac）[11]了，但她还记得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2]。

在平安夜，女人们获准4点就结束劳动。她们计划做庆祝晚餐：她们还活着，尽管只庆祝这个简单的事实听起来很奇怪。她们愉快地发现她们的头发又长长了一点，她们相互洗头，刷着对方头顶上的一丛丛短毛。几个女人收到了“加拿大”的长袜，她们“重新调整”了衬衣，给每人做了一个干净的白衣领。床单当成桌布，桌餐被摆成马蹄形，还做了装饰。她们用纸折了花，药剂师用实验室的粉末做了胭脂和口红。她们从由法国寄来的包裹中省下食物，从菜园里摘来蔬菜，做出了一桌包含豆子、卷心菜、洋葱酱和罂粟籽配土豆的盛宴。女人们吃得很少，她们变得不习惯吃太多东西，但看着这么多吃的，她们开心极了。她们喝着从党卫军的厨房偷来的甜黑啤。吃完饭，她们关掉灯，点亮蜡烛，波兰女人唱起了赞美诗和歌谣，互道Do domou：回家。她们交换了礼物：一块肥皂，绳子编成的腰带，还有人用在毒气室附近捡到的泰迪熊交换了两棵洋葱。

新年第一天的清晨，党卫军带着一份名单来到了拉伊斯科。名单上的法国女人要立刻回到比克瑙。她们非常不安，担心当局可能下达了处死法国囚犯的命令。她们每人准备了一小包行李，里面有珍贵的牙刷和一些肥皂。离开营房时，她们唱起了《马赛曲》，如同之前的每次旅程那样。她们坐上车，继续唱歌，由记得许多歌曲的卡门领唱。当她们看见带刺的铁丝网和冒烟的烟囱时，她们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

不过，根据她们目前的判断，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第一批法国女性即将前往柏林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夏洛特、塞西尔、普佩特、卢卢、卡门、吉尔贝特和玛丽-让娜·佩内克被要求脱掉衣服，她们领到了更干净的替换衣服。之后，让她们大感惊讶的是，她们拿回了原来的行李箱，里面还剩下些东西。她们签署了一份文件，发誓不会向外界描述在奥斯威辛所看到的一切。更让她们感到震惊的是，一向凶狠的陶贝蹲下身为卡门系上了鞋带。就好像在梦中一样，她们向车站走去，穿着松垮的条纹衣服和不合脚的鞋子，登上了一辆普通列车。她们望向车窗外的普通人，他们过着平常的日子，仿佛奥斯威辛从来都不存在。她们高兴地留意到，盟国的轰炸对德国城镇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火车经过一排坦克，这是一支正前往东部前线的装甲部队。最让她们感到惊讶的是，她们对于所处的奢侈环境似乎一点也不诧异：就像挂在门背后的外套一样，她们找回了原来的自己，仿佛从未离开过。

在柏林换车时，她们看见城市沦为废墟，感到“除了开心，还是开心”。守卫允许她们去女厕所，一年多以来，她们第一次在镜子中看见自己的模样。她们怔怔地盯着自己瘦骨嶙峋的、憔悴的脸和散乱的头发，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她们讨论了逃跑，但身上的条纹衣服太显眼，几乎不可能成功。她们又能去哪儿呢？她们被赶上了第二辆火车，车上满是穿着软皮外套的盖世太保军官。在她们车厢，一个带着年幼女孩的年轻女人坚持要法国女人坐她们的位子，夏洛特为此既感动又惊喜。这让她们感到在这个世界上仍存在体面和怜悯。

留下的法国女人仍住在比克瑙栅栏外的隔离营。赫斯被重新任命为指挥官，目的是加速消灭匈牙利犹太人。从5月起，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送来这里。比克瑙里新建了铁轨，可以直接通往毒气室。它成了一条死亡流水线，其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一天夜里，玛丽-克洛德听见了可怕的哭声。第二天早晨，她得知因为毒气室用光了齐克隆B药丸，小孩们被直接扔进了焚烧炉。“以后我们告诉别人这些，”她对其他人说，“谁会相信我们呢？”

轮到清除关押吉卜赛人家庭的营房时，法国女人也在那里。那些小孩奇迹般地熬过了饥饿，如今却与他们的父母一起被赶往了毒气室。有一个国际委员会访问了奥斯威辛，其成员被成功地糊弄了，没能弄清楚这里的真正目的。那时，法国女人仍不清楚自己的命运。委员会离开后，有人问女人们是否愿意去德国工作，但她们拒绝了，因为害怕那是个陷阱，所以，她们又被送回了比克瑙集中营内部，住在铁路支线附近的一栋木楼里。在那里，她们往普通衣服上缝叉形记号，因为奥斯威辛已经没有多余的条纹衣服给新来的人了。她们缝得很松，希望穿这些衣服的人能找机会逃跑。从她们住的地方，可以看见匈牙利犹太人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母亲被迫与孩子分离的场面极其撕心裂肺。

夏天，赫斯家的花园开满了玫瑰，他的孩子们经常在草地上玩球，窗户上的花盆里长出了秋海棠。在带刺的铁丝网与玫瑰花丛之间，是一条通往火葬场的小路。从早到晚，她们都可以看见无数躺着死人的担架，等着被抬去焚烧炉。

但这天终于来了，她们也坐上了开往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火车。玛丽-克洛德、玛丽-埃莉萨、阿代拉伊德、热尔梅娜·皮肯和西蒙娜·尚帕克斯在第一批人之中。几天后，轮到了热尔梅娜·勒诺丹和埃莱娜·所罗门。她们被迫扔下了当初与她们坐同一辆列车来到这里的玛丽-让娜·鲍尔（Marie-Jeanne Bauer）。鲍尔撑过了斑疹伤寒和反复发作的脓肿，但她现在患上了严重的结膜炎，党卫军拒绝让她离开。有那么一刻，玛丽-让娜发现自己和四具尸体躺在同一张床上。大家离开后，她感到了无边无际的孤独和失落。

当初与姐妹、母亲或阿姨一起来到比克瑙的女人中，几乎没有人还剩下同伴：普佩特失去了玛丽，埃莱娜·博洛失去了她的母亲埃玛，约朗德失去了妹妹奥萝尔。坐同一辆列车来的人之中，没有人死在拉伊斯科。其他在隔离营度过了春天和夏天的人们之中，只有五人去世。其中之一是17岁的西尔维亚娜·库佩（Sylviane Coupet），有人看见她躺在“医务室”，浑身都是虱子。她去世时，卡门温柔地亲吻了她。卡门告诉陪她一起来探望西尔维亚娜的夏洛特：“你也亲亲她。”夏洛特看着她骷髅般的身体、蜡黄的皮肤以及嘴唇边流出的粉红色唾液，后退了一步，她害怕极了。之后，每当她想起这个时刻，她都感到无比羞愧。

现在，只剩下52个法国女人了。非同寻常之处不是有那么多人死了，而是有那么多人活了下来。

[1] 参见Myra Goldenberg，‘Different Horrors，Same Hell’，in Roger Gottlieb ed.，Thinking the Unthinkable（New York，1970）。

[2] Auschwitz Archives.APMA-B；V46 p.55.

[3] 纳粹德国官员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的会议，该会议落实了系统性的犹太人大屠杀策略。——译者注

[4] 参见Fernand Grenier. C’était ainsi...（Paris，1959）。

[5] 古希腊神话中的冥界之王，同时还是掌管瘟疫的神。——译者注

[6] 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Orpheus）的妻子。——译者注

[7] 草本植物，富含草酸，常被作为料理调料。——译者注

[8] 参见Robert Jay Lifton，The Nazi Doctors（London，1986）；Hautval，Medizin gegen de Menschlichkeit（Berlin，2008）。

[9] 参见Lore Shelley，ed. Criminal Experiments on Human Beings in Auschwitz and War Research Laboratories（San Francisco，1991）。

[10] 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演员。——译者注

[11] 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作品中的人物，为小说《高老头》（Le Père Goriot）中的主角。——译者注

[12]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意识流文学先驱，代表作为《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译者注

第十三章 弃若敝屣

火车载着普佩特、塞西尔和其他人前往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停靠在菲尔斯滕贝格车站（Fürstenberg）。从这里，她们步行7公里，穿过梅克伦堡（Mecklenburg）乡下平坦的树林，走过几乎由白沙形成的沙丘，来到一排漂亮的平房和一片湖泊跟前。“和带刺的铁丝网相比，这里没那么可怕。”普佩特告诉其他人。她们面前有一堵高高的砖墙、一幢庞大的石头建筑和一片高耸的篱笆。走过由党卫军把守的大门，她们留意到了一排排整齐的楼房——和比克瑙的差不多，她们脚下是漫无边际的黑色煤渣地。没有通往火葬场的铁轨，没有将惊恐万分的家庭送去毒气室的火车，没有“筛选”的标志。这里有水，每栋楼都有一个水龙头，意味着她们终于可以洗衣服、尽情地喝水了。“我们可以在这里活下来。”马多说。

然而，这并不是看上去的全部，尽管至少在理论上，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是劳动营而不是死亡营。[1]它于1939年在一片重填的沼泽地上修建起来，专门用来关押参与了德国抵抗运动的女性。三年来，它的规模稍有扩大，从12栋楼增加到了32栋。俄罗斯人从东部挺进时，它仍在扩张。德国的集中营人满为患，正强迫他们的犯人长途跋涉迁往帝国内陆。看起来丰沛的水被集中营内外涌现的工厂的污水和废弃物污染了。每栋楼住了理论上最大负荷人数4倍以上的犯人。没有毯子，跳蚤肆虐，就像奥斯威辛那样。没人能克服对跳蚤的恐惧。没有多余的袜子，鞋子也不够，这意味着许多女人不得不光脚。没有足够的勺子，而旧罐头被当碗用。大部分楼房的窗没有玻璃，在北方漫长的冬季，房间里的温度始终在零度以下。当地人称这里是梅克伦堡的“小西伯利亚”（Klein-Sibirien），因为彻骨的寒意是从波罗的海侵袭而来的。

注册之后是洗澡，接着是羞辱人又不卫生的妇科检查。女人们一个接一个，医生根本懒得换橡胶手套。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没有条纹衣服，她们拿到的是新来的人行李箱里的衣服，衣服前后都画着明显的大叉。之后，她们再次来到相对安全、条件稍好的隔离楼。正如卢卢在给家人的信中所写的，女人们现在离家“近了一点儿”。

四个星期后，她们被转移到一栋已经被俄罗斯女战俘占据的大楼，那些女人拒绝在德国的军需品工厂工作，被惩罚在楼外站了整整一天，没有任何吃的。被逮捕后，德国的宣传机器将她们形容为“亚马逊奴隶”、歇斯底里患者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折磨女性的证据。由于强制性的跋涉，许多人到达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时已经崩溃了。

这八个朋友很快在集中营发现了其他法国女人，有些是她们在法国抵抗运动中的熟人，从这些人口中，她们逐渐了解了这个令人困惑的新地方。无论她们望向哪里，都可以看见不同种族、国家、宗教信仰、阶层的女性，她们讲十几种语言或方言。正如在比克瑙时那样，她们的衣服有好几种明显的标记。就像从前一样，她们自己的身上有一个代表政治犯的红三角。

她们听说，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指挥官是弗里茨·祖伦（Fritz Suhren），他爱喝酒，看起来不太像军人，倒像能干的官僚，而且很愿意处决苏联犯人。他的手下有约40名党卫军军官和数千名守卫，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要么是党卫军，要么是因战争而招募的附属人员，同时受到威胁和承诺的压制。所以，据说就算是善良的、和气的女人，用不了几天都会变得粗鲁又爱复仇。拉文斯布吕克以经常使用恶犬而闻名。那些在栅栏处巡逻的狗都受过训练，它们会根据希姆莱的命令，将任何试图逃跑的人撕得粉碎。

到1944年初，集中营关押了约2万名女囚犯。有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人——要么因为她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要么因为她们是共产主义者；耶和华见证者——她们被告知只要放弃信仰，就可以获释；约5000名边缘人士——妓女、罪犯和堕胎者；“危险的惯犯”，指犹太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帝国会通过劳动来消灭她们；还有因为嫁给犹太人而污染了德国种族的女人。那里有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西班牙人、挪威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少数几个埃及人、阿根廷人、中国人、希腊人、英国人和两个美国人。有鹿特丹（Rotterdam）钻石商人的妻子和女儿，还有科学家、教授、记者、演员，以及来自欧洲被占领各地的学生。

最多的是波兰人，她们来自波兰军队（Polish Army）或其他政治派系。她们占有人数上的优势，又有强烈的纪律性和同志情谊，占据了集中营各处最重要的职位——厨房、仓库和医务室。她们会拼命捍卫这些位置。法国女人得知最受鄙视的是俄罗斯人，她们有些是年长的农妇，还有医生和教师。至于法国人，她们的人数如今已达数千人。其他国家的人都认为她们长期不守纪律，并且极其憎恶党卫军所提倡的纪律性。

法国人认为，波兰女人在集中营“极其高傲，是缺乏社会良知的罪犯”，尽管夏洛特和她的第一批七个法国朋友抵达拉文斯布吕克时，是由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在把持办公室的职位。[2]她们大多是共产主义者，注重自身利益，这对整个群体来说是很有用的。八名法国女性中，只有普佩特和玛丽-让娜·佩内克没有强烈的政治信仰。佩内克曾带人穿越分界线，是一个孤僻的、神秘的农妇。在比克瑙时，她会在沼泽地寻找食物，这让她们中的许多人活了下来。

还有很多吉卜赛女人。天气暖和起来以后，天一黑就可以看见她们游荡在集中营各处，用她们找到的或偷来的东西交换多余的面包。来这里后不久，夏洛特就拿到了由拉鲁斯出版社（Larousse）出版的莫里哀的《恨世者》（Le Misanthrope）。回到营房后，她读给大家听，每人都给了她一些自己的面包。之后，她担心自己会忘记书中的内容，因此开始默背它，每天都会记下数个场景。在后来的几个月，她设法回忆起了自由的时候曾读过并喜欢的57首诗歌，她再次默背了它们，也把它们读给了大家听。

拉文斯布吕克的主营房有一个规模较小的关押男囚犯的附属营房，那里有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其中少数是犹太人，其他人则戴着象征同性恋的粉三角。他们是这里的劳动力，总是在集中营各处修修补补。在这里，男人受惩罚般地长时间工作，他们手边只有最简单的工具，缺少食物，经常被打骂，死亡率尤其高。

1939年，在拉文斯布吕克刚投入运作之际，集中营被视为“种族污染者”——妓女、惯犯和同性恋——的再教育营。然而，随着德国战争经济的需求的增加，教育营很快让位于强迫劳动。到1943年，拉文斯布吕克成了33家卫星工厂的中心，生产从弹药到梅塞施密特公司（Messerschmitts）[3]所需配件的所有东西。它所处的位置相当理想，周围有湖泊、森林，相对孤立，但铁路又很发达。正如亲卫队队长（Gruppenführer）、经济办公室负责人奥斯瓦尔德·波尔（Oswald Pohl）所说，帝国需要这些女人的“手臂和她们的腿，因为她们必须为德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作出贡献”。犹太人被送去了毒气室，苏联战俘被屠杀，还有劳工死于疾病、饥饿和残暴对待，所以，当局总担心工人短缺。正如波尔所见，劳动“让人彻底精疲力竭”，似乎没有人质疑让饿着肚子的、身体虚弱的女人干如此繁重的活以至于累倒是不合情理的。

西门子在集中营里有一家生产电报、无线电和精密仪器备件的工厂。正如比克瑙那样，这些公司派出经理来检查、挑选他们所需的女性。玛丽-克洛德日后写道：“就像一个奴隶市场。他们查看女人的肌肉、健康状况，挑出看中的人。”之后，女人会再次接受集中营医生的检查，这次要脱光衣服。那些“虚弱”的人很快就被退回来了，以便换上更好的“样本”（specimens）。

夏洛特和其他人很快就明白了，拉文斯布吕克的女人为什么会形容这里是“女人的地狱”（l’enfer des femmes）。过度拥挤的营房犹如文艺复兴画家笔下的地狱（Inferno），木盒子似的床铺向上叠了一层又一层，挤满了瘦骨嶙峋的、衣不蔽体的女人，即使是内心最坚定的人也会大发脾气。要活下来就意味着要战斗——为了空间、食物和水。夜里不停地传来痛苦的呻吟声、争吵声和打鼾声，还有她们骨瘦如柴的身体碰上硬邦邦的木板床时，因为疼痛而发出的尖叫声。

被带到她们的营房之后，夏洛特、塞西尔及其他六个法国朋友被安排缝制德国军人的制服。她们仿佛坐在一条传送带上，在没有通风设备的、昏暗的小屋里一工作就是12小时。她们留意到那里的女人弯腰驼背，视力受损，还经常咳嗽。最让人厌烦的，也是让所有人最害怕的任务是脱掉在东部前线死亡的士兵的沾血制服。如果她们没有完成当天的目标的话，女党卫军宾德尔（Binder）就会扑向她们，带着狂怒揍她们的头和胳膊。

一天下午，所有女人接到了停止工作的指示，去小屋外站成一排。一名党卫军医生要她们脱掉鞋子、袜子，撩起裙子的下摆。很快，普佩特和其他年轻女性站到了队伍外侧，让上了年纪的女人站在中间。她们被要求绕一个大圈走路。在她们鱼贯而过的时候，那名医生会挑出腿部肿胀或者脚因水肿而变形的人。每绕一圈，队伍就会缩短一点。夏洛特日后说道，我们不停地走着，“就像教堂大拱门上永受地狱之苦的人们”。所有的朋友都过关了。据说，被挑出来的人去了附近的“禁食营”，但她们只能暗自猜测那意味着什么。

尽管名义上不是灭绝营，然而，拉文斯布吕克的宗旨之一便是剥削，剥削食物、温暖、睡眠以及消息。每个人都饥肠辘辘，渴望食物，担惊受怕。在这个不可预测的、出人意料的世界，鞋子没有鞋带，但如果女人们掉了鞋子的话，就会受到惩罚；没有梳子或包头发的围巾，但如果头发垂下来的话，也会受到惩罚。凌晨3点30分的警铃响起后，女人们有几分钟时间为出发劳动做准备，但她们没有毛巾和肥皂，而且只有十个供一千人使用的厕所。就像在奥斯威辛时那样，点名的时候天寒地冻，还有恶犬在附近咆哮。

她们到这里后不久，另一栋楼有两个年轻的法国女人尝试越狱。[4]其中之一的奥黛特·法比尤斯（Odette Fabius）被抓获，受到了折磨。那天，集中营的所有法国女人都被要求高举双手，一动不动地跪在煤渣地上。许多人晕倒了。

由于太拥挤了，加上不断送来新的囚犯以及混乱的局面，女人有时可以选择去拉文斯布吕克的卫星营劳动还是留在“一次性营地”（Verfügbaren）。留在“一次性营地”的女人往往是生病或身体虚弱的女人，或是“夜雾命令”的对象，或者上了年纪。她们经常无所事事，但随时都会被派去做不愿做的事，也可能会突然被捕。其中最糟糕的是为了修路，她们被人用绳子绑在钢轮压路机上，被迫像奴隶一样将它拖过崎岖不平的地面。但是，留在营地也许会找到一个蘑菇或一些蒲公英。几个朋友越来越擅长于逃避劳动，为了保存不断流失的体力，她们还会躲起来——藏在营房、公共厕所或梁椽下。有时，她们会藏身在Schmuckstücke[5]之中，这些人被称为拉文斯布吕克的“行尸走肉”——这些失去了所有希望和精力的女人，会在集中营附近面无表情地游荡。

她们都很清楚，为了活下来，最重要的是大家待在一起，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话，根本不可能活下来。玛丽-让娜·佩内克突然被送去捷克的一家工厂劳动，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她从没和任何人走得特别近，保持着孤立，还有些神秘，但所有人都视她的离去为一个可怕的征兆。

让内特·莱尔米尼耶在拉文斯布吕克的素描

夜晚，留下来的七个人——夏洛特、普佩特、塞西尔、卡门、吉尔贝特、卢卢和马多——聚在一起，她们拿出越来越少的、好不容易省下来的食物。每天端来的汤几乎都是用甜菜根、白萝卜和草熬出来的绿色黏稠汁水，她们像老鹰般盯着盛出的每一勺汤，以便在其中发现一些肉碎。不再有干蔬菜，也没有各种油脂。每个女人每星期可以分到一勺果酱和一小块芝士。偶尔会有看起来有些古怪的香肠，它们似乎在黑暗中发着幽光。她们在慢慢饿死，正如字面意思所示。如今，她们常常聊食物，背诵菜单和食谱，梦想着哪天可以再次吃到它们。但她们也变得越来越足智多谋、有创意，学会了用几段铁丝、布和橡胶做梳子和牙刷。每个人都想尽量维持残存的骄傲和自尊，但想要除掉身上的跳蚤变得越来越难了，她们已经三个月没换过内衣裤了。

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夏洛特发现其他人也渴望保持头脑活跃。在瘦骨嶙峋的、穿着破烂衣服四处游荡的女人之中，诞生了“口头小报”，它收集外界新闻和集中营的消息，甚至包括诗歌，它们在女人之间口耳传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夏洛特得知了6月诺曼底登陆的消息，集中营的人们都为此欢呼雀跃。她们会在国庆日举行小型庆祝。老师教文学和历史。数学家在沙子上写写算算。她们成立了讨论小组，谈论各种话题——从如何养兔子到艰深的哲学问题。虽然没有书和纸张，她们对知识无比渴求，尤其是外语，尽管只有少数人选择了德语。

只要有机会，女人们就会唱歌。俄罗斯女人们饱含悲恸的歌声最受人欢迎，直到祖伦下令禁止所有人唱爱国歌曲。之后，她们开始吹口哨，直到吹口哨也被禁止。被要求唱德语歌时，她们用最大的声音发出“是（Ja），是，是”。每一个小小的反叛，都让人欢欣鼓舞。7月14日，14号楼的法国女性在衣服上别了法国国旗颜色的帽徽，唱了《马赛曲》，直到党卫军的棍棒向她们袭来。为了活下去，她们本能地明白，必须保持自己是个人，而为了保持是个人，她们必须牢记还存在另一个世界，那里有礼貌和文明，以及许多纵然痛苦的记忆。

集中营的七个朋友决定，她们的任务是向所有刚从法国坐火车来的女人介绍这里的情况，她们设法潜入了对方的营房，告诉她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告诉她们，”卢卢日后说，“永远不要承认自己是犹太人，永远不要透露自己累了或者病了。她们要尽一切努力表现得年轻、健康。我们告诉她们相互照料有多么重要，因为这是她们也许能活下来的唯一方法。”

8月初，又从奥斯威辛送来了两批人，包括31000次列车的所有幸存者，除了一个人——玛丽-让娜·鲍尔因为病得太重了，没能离开。运牛货车启动时，玛丽-克洛德想起了19个月之前她们一起唱着歌走进比克瑙大门的那一天，也想起了所有去世的朋友。“我们，”她后来说，“觉得正在远离地狱。我第一次有了微弱的希望，也许能活下来，再看看这个世界。”现在，她们中的51人被转移到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朋友们的重聚犹如一场庆典，因为没人曾知道她们还能再见到对方。夏洛特和其他人迅速教新来的人如何在周围的环境中求生存。1月以来，拉文斯布吕克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每天都有更多的女人被转移到这里。这是一个令人困惑又乱糟糟的地方。

对有些人而言，来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证实了她们最大的担心。约朗德怀着巨大的喜悦与母亲塞莱斯特·皮卡（Céleste Pica）重逢，但她不得不告诉母亲19岁的奥萝尔去世了。塞莱斯特则告诉约朗德，她的父亲阿蒂利奥（Attilio）被德国人处死了。她们都不知道，在不久之前，约朗德的丈夫阿尔芒在和马基游击队并肩作战时身亡。热尔梅娜·皮肯要告诉她最近刚来到拉文斯布吕克的朋友露西·介朗，她17岁的女儿克洛迪娜去世了。

玛丽-埃莉萨、玛丽-克洛德和阿代拉伊德都是“夜雾命令”所针对的囚犯，尽管她们的下落其实不再是个秘密。[6]隔离期结束后，她们被分配到了32号楼，与其他从被占领的欧洲抓捕而来的秘密囚犯关在一起，其中的许多人是共产党领袖，她们坚强、有能力，很乐于保护被她们视为未来共产党员的年轻人。在这里，她们发现了戴高乐将军的侄女热纳维耶芙·戴高乐（Geneviève de Gaulle）、民族志学者热尔梅娜·狄戎（Germaine Tillon）以及20岁的安妮特·波斯特尔-维奈（Annette Postel-Vinay）。安妮特受过高等教育，她正直、年轻，在抵抗运动中被捕，直接被送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热尔梅娜·狄戎的母亲也在不久前被转移到了拉文斯布吕克，她在女儿被捕后就落到了盖世太保手上。她六十多岁，是一名温柔的、受人尊敬的女性。

这些女人已经在集中营住了好几个月，越来越擅长于分辨陷阱。她们知道战争的最新进展，知道苏联军队离她们越来越近了。她们说服一个在党卫军餐厅做清洁工的奥地利女人，把找到的所有报纸交给一个捷克朋友，再由她交给法国女人。和阿代拉伊德一样，安妮特也来自阿尔萨斯，会说德语。在她们所住的楼的尽头，住着几个上了年纪的俄罗斯女人。她们非常虔诚，每当在汤里找到几片芜菁甘蓝时，都会在胸前画十字。一天，安妮特拆开一件正在收拾的德军制服，发现里面藏了一张丝绸地图，她们用它来追踪盟国军队的进展。这让大家觉得也许胜利近在眼前。

32号楼也住着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中致命的医学试验的幸存者。她们被称为“小白兔”（Kaninchen），都是波兰女孩，腿部均接受了卡尔·格布哈特教授（Professor Karl Gebhardt）的“治疗”。格布哈特是德国红十字会主席及柏林大学（Berlin University）矫形外科教授，也是1936年奥运会的首席外科医生，他的私人疗养院离集中营不远。海德里希遇袭后，格布哈特曾被招去救治他，但他的伤口感染了气性坏疽，因此没能救他一命。在东部前线，数百名德国士兵死于气性坏疽，治愈这种疾病的需求非常迫切。格布哈特曾被人批评为没给海德里希使用新的磺胺类药物。在拉文斯布吕克，为了挽回他的声誉，同时证明其他人也无力救活海德里希，他从75名波兰女孩身上切除了肌肉和骨头。之后，他向她们的伤口注射了破伤风菌、坏疽菌和链球菌，来测试各种药物的效果。

第一次痛苦的手术结束后，女孩们拒绝再经历第二次，但她们被迫躺下，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完成了手术。其间，格布哈特穿着军队制服，根本没花功夫消毒。尽管女孩们最初是因为得到了将获释的承诺才被引诱到“手术室”的，但最终没有一个波兰女孩得到自由：五人死亡，另外六人被枪毙，其他活下来的人在集中营附近一瘸一拐地走路，看起来十分痛苦。在32号楼，法国女人尽最大的努力照料她们。最年幼的仅14岁。32号楼里没人偷东西，你可以把多余的面包放在床上，回来时它还会在那里。女人们保持大楼干净，清除跳蚤，与配给最少的囚犯分享她们的食物。然而，每个人都很清楚，德国人不希望楼里的任何人活着离开，因为她们是他们医疗试验的证人。

负责分配劳动的党卫军军官汉斯·普夫劳姆（Hans Pflaum）把新来的法国人派往集中营各处。他身材高大，性情残暴，刚二十岁出头，集中营里人人都怕他。普夫劳姆经常酗酒。有些女人被派去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挖煤，为守卫的别墅供暖；有些人在花园里劳动，有时党卫军的孩子会朝她们吐口水；其他人砍树、从湖里搬沙子，或者加入夏洛特、普佩特和其他人，一起缝补德军制服。偶尔，她们中还会有人被派去卸一车又一车的铁或木头，那些都是从其他国家洗劫而来的战利品。

玛丽-克洛德先被派去了采沙场，后来在“医务室”当秘书，直到她和一名囚监大吵了一架。之后，她被派去清扫集中营的道路，她更喜欢干这个。埃莱娜·博洛被派去协助几个受人尊敬的、重要的奥地利女人。她们以人质身份来到拉文斯布吕克，住在一栋特权营房，生活条件比较舒适。她们获准接收包裹，所以不会喝集中营的汤，埃莱娜每晚都能把她们的配给带回去给朋友们。贝蒂再次当上了护士。最让她们感到吃惊的是，虽然拉文斯布吕克确实堪称地狱（l’enfer），但它似乎与比克瑙非常不同。比克瑙的首要目标是处决囚犯，大部分人刚到就被送去了毒气室，其他人则劳动至死；不过，她们很快就发现，这里的目标是成功地进行商业运作，死亡只是副产品，而不是它的终极目标。

在离开法国19个月之后，她们第一次认为自己真的有机会活到战争结束。但她们也知道放松警惕将极为致命，所有在比克瑙救了她们一命的法则——清洁、谨慎、幽默感和亲密的友谊——在这里仍然适用。她们之间的友谊，比她们从前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更为坚固，这成了她们的信条，也定义了她们这群人。

夜晚，在彼此之间分享完配给、蜷在各自的床上吃完之后，朋友们开始“串床铺”，交换消息，相互鼓励。她们仍不谈论家人，尤其是她们的孩子，因为还是太痛苦了。并非所有人都收到了家人的信，那些没收到信的人始终活在恐惧中，她们担心家人遭遇了不测。卢卢最后一次见到保罗时，他只有18个月，不过，至少她知道他是安全的；但她还是很痛苦，因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他的成长。只要获准写信，她都会恳求寄来关于他的消息。尽管她们刻意将信写得平淡无奇，不过，信中有时仍包含了内心的呼喊。“我痛苦地意识到，”她在有一天写道，“他不再是个婴儿了……我将永远无法释怀：在他年幼的日子，我无法陪伴在他的身边。”塞西尔和热尔梅娜·皮肯抛下了各自年幼的女儿，她们不停地担心这么多个月不知道母亲的下落，将会对她们造成什么影响。

新来的人发现，已经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五千多名法国女性几乎代表了所有的法国人。她们之中约四分之一的人是理论上的“罪犯”：把性病传染给德国士兵的妓女、黑市商人、自愿为德国战争出力后来又犯罪的女人。其余的都是“政治犯”，虽然有些人只是盖世太保想抓的某个抵抗分子的姐妹或看门人，或者只是被嫉妒的邻居告发的。她们发现，那些有“组织”的人——共产党员、布列塔尼人和小资知识分子——都具有团队精神，最容易相处。上流精英则最肮脏，最不友善。但是法国人作为一个国家团体，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有凝聚力，更会照顾彼此。

会说德语的法国人设法把持了集中营各个办公室的职位，她们大大改善了新来的法国囚犯的生活。其中一人的工作是在火车每次驶来时分拣成堆的衣服，正如在奥斯威辛那样，她变得擅长将毛衣偷偷藏在衣服下面，每天早上只穿单薄的衣服去劳动。另一人在森林劳动，会带树枝回来，把它们做成木炭，这对治疗痢疾有点好处。每个女人都用碎布缝了小袋子，把珍贵的东西藏在里面，比如牙刷及不愿离开自己视线的那些东西。

女人们来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时候，虽然磺胺类药物试验——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来的男囚犯也是试验对象——已经结束了，然而，这里仍在进行一系列净化试验，还计划继续克劳贝格教授在奥斯威辛的工作。阿代拉伊德很快被分配到了“医务室”，那里便是进行试验的地方。一个朋友日后形容道，她态度冷漠，看上去完全没有感情，并再次拒绝参与任何过程。“如今，我的信念非常坚定，”她写道，“我不会再服从命令。我会拿腿上无法愈合的脓肿当作一种保护。”这次，她也很幸运。她被派往了另一间“医务室”，开始拯救囚犯的生命。

这相当不容易。到1944年夏天，党卫军医生珀西瓦尔·特赖特（Percival Treite）负责拉文斯布吕克的医疗工作。他是一名样貌端正、一头金发、性格冷漠的外科医生，严厉但不残酷。很快，奥斯威辛的阿道夫·温克尔曼医生（Dr Adolf Winkelmann）加入了他。温克尔曼经常穿一件棕皮大衣，大步走在集中营里，他更让人害怕、憎恶。有时，他还会带上机枪骑摩托车。资深护士是身材高大而冷酷的白发女人伊丽莎白·马沙尔（Elisabeth Marschall）。他们不停地搜寻格外虚弱、显然正在死去可又要花一些时间的女人。她们被一一“筛选”出来，被注射了致命的一针。

随着集中营人数的不停增加，以及无法遏制的传染病，每天早晨，“医务室”外都排着长队，她们严重营养不良、咳嗽、身体疼痛、跛着脚，脚上长满了脓包，化脓的女人身上发出了阵阵恶臭。每个女人都最怕被送去10号楼，那里有“坟墓”之称，因为患结核病的女人都集中在那里。十几个国家的数百个女人挤在一起，没有任何治疗，没人相信会有人能活下来。10号楼由卡门·莫里（Carmen Mori）管理，她是最凶残的囚监之一，经常把女人揍到不省人事。

阿代拉伊德的眼前有这么多生病的女人，她决心帮助她们躲过温克尔曼医生的筛选。她想了各种方法：在患病时间上作假，修改体温记录，还发现可以用“医务室”的红铅笔制成某种糊糊，抹在女人灰白的脸颊上。贝蒂的手臂得了蜂窝组织炎，扩散并感染后，阿代拉伊德和一名波兰医生在没用麻醉的情况下给她做了手术，还教她在党卫军检查身体时怎么举手，以便遮住长长的伤疤。在一个绝妙的日子，一名囚犯医生碰巧在从波兰运来战利品的列车上做事，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装满药品的大药箱。他把箱子埋在沙里。每天，经过那里的女人都会在袜子里藏些药带回来。有一段时间，它救了许多人的命。再一次，阿代拉伊德为自己必须作出选择而困扰。“我身处于一个系统之中，它的细枝末节都来自魔鬼……我们都以某种方式成为它的一部分，我将永远为此而感到羞愧。”

每一名党卫军守卫都被反复灌输了这样一个前提：拉文斯布吕克的囚犯是堕落的，且低人一等。对不端行为的惩罚，无论它多么微不足道，都非常残酷。女人们若尝试逃跑或攻击守卫，会被飞来的子弹击中后脑勺。因为聊天、队伍排得不整齐、动作太慢、看起来目中无人或不理解命令等原因，她们都会被党卫军守卫毒打。他们戴着有骷髅标志的巨大银戒指，很容易打断人的牙齿和鼻梁。又或者，她们会挨囚监的鞭子——50例死亡是允许的，75例受鞭刑是不可避免的，而囚监为了得到额外的食物配给，还会主动请缨。

最可怕的是惩罚营（Strafblock）。这是集中营里的一个监狱，关着一群被守卫、恶犬的凶残逼疯的女人，犹如疯人院。24岁的多萝特娅·宾茨（Dorothea Binz）原来是厨房的帮手。她是一个有一头金发的漂亮的年轻女人，脸却因为残酷的表情而变形了。她管理惩罚营的78个牢房，在女党卫军中不断得到提拔。在这里，女人们受1944年刺杀希特勒的阴谋的牵连，而被关在脚踝深的水牢里，她们的样子已是憔悴不堪。据说，宾茨是埃德蒙·布劳宁（Edmund Bräuning）的情人，后者身材高大，粗俗，负责下达集中营的各项命令。正是宾茨把女人们关进了惩罚笼，让她们无法躺下或站直，被剥光了衣服，还没有吃的。宾茨揍人时还会用剪刀。集中营的每个女人都怕她。点名集合时，当她踱着步子经过一排排女人寻找惩罚对象时，人人都在发抖。

如今的状况，正是法国女人们一直以来最害怕的：她们被迫分开了。最先离开的是塞西尔、普佩特、卢卢和她的妹妹卡门——她俩根本无法忍受分别，以及吉尔贝特·塔米西，塔米西的姐妹安德烈早前在比克瑙被人打死了。她们被带到普夫劳姆跟前，被告知将被送去下萨克森州（Lower Saxony）本多夫（Beendorf）的一家制造V1导弹和V2导弹的工厂。对塞西尔来说，这意味着将与夏洛特分开，而两人已经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本多夫有年代久远的盐矿，位于地下600米，可以免于同盟军的空袭，所以德国人在这里制造新武器。2500名女工中有600名集中营囚犯，其中200人来自法国或比利时。她们住在3公里外一个人称“部件”（Stücke）的机库，每天点名之后，她们便步行去矿井，坐笼子电梯下降到地下。工厂所在的巨大洞穴被淹没在黑暗之中，她们需要经过危险的走道，那里的地面很硬。她们穿着不合脚的木鞋，运盐时很难不被绊倒，而盐又会使擦伤、伤口和开放的脓包的情况恶化。在有回音的巨大洞穴中，盐看起来白花花一片，而工厂看起来很小。

女人们每12小时换一次班，每星期工作6天，夜以继日，白班的人从来见不到阳光。法国朋友们发现她们被分到了不同组。普佩特和塞西尔在一起，她从不喜欢后者的毒舌。她和一个匈牙利的犹太小女孩韦罗妮克（Véronique）成了朋友。女孩最初与母亲一起来到本多夫，现在，母亲却躺在“医务室”等死。9岁的韦罗妮克告诉普佩特她是独生女，曾与父母、一名女家庭教师住在布达佩斯的一栋大房子里，后来，她的父亲被德国人带走了。

凭着坚韧的精神，而且感觉到战争即将结束，女人们很快发起了小规模的破坏行动。她们被分配去操作滤油器以及组装部件，得到了该怎么做的明确指示，但她们却反其道行之。得知要把什么东西拧紧些时，她们就拧得松松垮垮；得知只要取一点润滑油时，她们就弄得到处都是。大部分时候，她们都在重复同样辛苦的劳动，拧紧什么，再拧松什么。塞西尔会把螺丝钉的孔做得大一点，这样螺丝就会直接穿过去，直到一名德国守卫被专门派来监视她。卢卢会收集盐，把它们混在油脂里。所有女人都会想办法弄掉敏感部件、打翻油罐。一个月内，十辆组装好的摩托车中有七辆在出厂前就起火了。

缓慢的劳动进度让德国监工很生气，他尝试通过贿赂女人来提高生产力。他们带来额外的诱人的食物，强迫她们收下，或塞进她们的胳膊里。但她们不肯拿，绷紧手臂，放在身体两侧，尽管她们经常很饿，因为现在每天的配给只有一些汤水了。换班时，她们相互传话，不要被人诱惑。“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其中一人后来写道，“聪明地装傻，装得笨手笨脚。”

这么做并非毫无风险。机器有人在严密监管，搞破坏的人会被拎出去上吊。陪同女人从拉文斯布吕克来到这里的党卫军守卫，和集中营的一样野蛮。普佩特把裙子洗了、晾干，向一个生病的朋友借了一件，被人发现后，她被打了一顿。有人看见一个年轻的德国女人和一个普通的男工人在讲话，她的脸被打到无法辨认。秋天，有14名德国工人被处死，他们的尸体被包在纸袋里扔了出去。

她们来这里后不久，两个波兰女人逃跑了。那天夜里，塞西尔、普佩特和其他人被迫跑步3公里回到营房，到了后，又被党卫军拳打脚踢，之后，她们被迫在外面的雨中过了一夜，也没有吃的。第二天晚上，她们又同样地被迫跑回去，却发现逃跑的两个女人被抓住了。年长的是一个身材高大、模样温柔的女人；年轻的是她的儿媳妇，长得非常漂亮。她们害怕极了，不停地发抖。两人挨打时，其他女人被迫站在旁边观看。当她们试图避开时，会被抓着头发拎回来。最后，她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现在，其他人可以回营房了，留下两具血淋淋的肉体，躺在一簇簇棕色的、金色的头发之中。之后，据说两人都没死，但她们失踪了，没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

但是，五个朋友仍保持坚强。11月7日，即俄国革命纪念日，她们商量好一个时间，同时放下手上的工具，唱起了《马赛曲》。11月11日，她们从仓库偷了彩色电线，用法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做成了花朵，再次唱起歌来。来本多夫后不久，她们很快通过唱革命歌曲，与共产党员、社会党人取得了联系。他们中有些男人是应征到工厂劳动的平民，会设法偷偷带来一些额外的食物。在普佩特20岁生日那天，一个男人送给她一双凉鞋，另一个男人送给她一颗铁铸的心，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她的朋友们都把自己的配给分给了她。一天，她们中有人搞到了一块长布条，提议给所有人做胸罩。[7]但她们看看自己，才意识到已经不再需要这种东西了，她们的胸变得像男孩一样平了。

饥饿对女人来说有多种表现形式。有人在脑中默背食谱，一次又一次地品味每种原料。有人想象她们是空空如也的袋子，永远无法填满。饥饿不仅蚕食了她们的脂肪，还包括身上的肌肉。年轻女孩的体重下降了10公斤到20公斤，看起来犹如骷髅。那些身材丰满的人发现她们的皮肤完全失去了弹性，褶皱起来了，乳房下垂到胃部，胃则下垂到外生殖器处，上臂和大腿的肉分别垂到手肘和膝盖。指甲和头发不再生长。

31000次列车上的每一名幸存者都无法摆脱一件事：终有一天，因被迫与其他人分开，她也许会发现只剩自己一人。五人被送到本多夫后不久，埃莱娜·所罗门听说，她将作为护士被送去柏林附近的博世（Bosch）工厂。她的丈夫雅克曾参与编辑《自由大学》，后来和乔治·波利策一起被枪毙了。尽管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还有其他二十个法国女人会被送去那里，加入工厂的1500名女工，一起制作防毒面具，但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唯一一次，”她后来说，“我哭了。整整两年来，我从没离开过我的朋友们，尤其是丈夫也被枪毙了的贝蒂和夏洛特。”她在比克瑙失去了马伊和达妮埃尔，但少数活下来的巴黎记者、编辑、印刷工紧紧团结在一起，深信只有依靠彼此的温暖和保护才能拯救她们。

如今，要独自一人坐火车去柏林，埃莱娜感到非常凄凉。活下去看起来不太可能。

在拉文斯布吕克，条件不断恶化。随着更东边的集中营被疏散，以及盟国军队逐渐解放被占领的欧洲城市，这里涌进了更多女人，配给被削减了。没有空间，水少得可怜，电力供应只是闪烁几下。不再有食物包裹和信。每间盥洗室和厕所都被泥浆、粪便等黏稠物淹没了。两座火葬场中有一座因使用过度而起火了，导致没有地方容纳尸体，因此，池子边出现成堆的尸体不再是罕见的画面。一天早晨，一个法国女人来洗漱，听见池子里有个囚犯在尸体的包围下独自唱歌。怪诞，反而成了常态。

尽管许多新来的人很快就被送去了卫星营，不过，对额外劳工的需求正在减少，越来越多囚犯无所事事地在集中营游荡，身上只挂着几条破布。夏洛特、塞西尔和其他人不用太担心被派去劳动，即便如此，党卫军仍在不停地寻找身体健康的劳工，女人们的藏身之地常被识破。装病的人会受到惩罚。有一次，党卫军出人意料地封锁了夏洛特碰巧所在的营地，她勉强才逃过一劫。她冲进一栋楼，将自己藏在床与床之间狭窄的缝隙。她们都很怕被分去一个组，那个组里有许多法国女人，她们被派去在森林中砍伐出空地，修建隐蔽的机库，或者夷成平路做飞机跑道。雪下得很早。女人们的脚踝陷在冰冷的泥地里。许多人去世了。

五个朋友去了本多夫的盐矿后不久，其他人眼看着集中营尽头的沼泽地里搭起一个巨大的帐篷。[8]它是由军人搭建的，延伸了50米。除了在锋利的渣子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稻草外，帐篷一直空着。但之后，在华沙犹太区被毁中幸存的女人和孩子来了，还有许多精疲力竭、诚惶诚恐、一言不发的匈牙利人，她们因为大规模地驱逐匈牙利犹太人而来到奥斯威辛。有些人的体重尚不足25公斤或30公斤，她们的胳膊和腿瘦得仿佛木棍。很快，就没有能躺下的地方了。夏洛特和她的朋友们从不远处经过时，发现女人们没有保暖的衣服、毯子或床垫，帐篷里只有少得可怜的水和食物。有人搬来盛汤的大锅，女人们尖叫着、争抢着分几勺，那些女人们担心她们的孩子活不下去了。

从1941年冬天起，集中营当局就很清楚，必须让拉文斯布吕克发挥出真正的生产力，要除掉体弱、年老和生病的女人。医生们组成一个“委员会”，去医务室检查病人——如果认为病人有传染性，他们会保持一段距离，建议将其中一些人转移到萨勒河畔贝恩堡（Bernburg an der Saale）的一家“疗养院”——实际上是毒气室。对宁愿不知道真相的人而言，这种委婉的说法是一种安慰。老样子，大部分囚犯称这些驱逐是“黑色运输”（transports noirs），很难视而不见的是女人们的眼镜、牙刷甚至是假牙都被运回了拉文斯布吕克。

1944年10月，祖伦接到了希姆莱的命令：每月要处死2000名女性。普夫劳姆像着了魔似的追着想要逃跑的女人，抓着她们的衣服，一把揪住她们的后颈。在“医务室”，阿代拉伊德和其他囚犯医生加倍努力，至少使她们的病人看起来正在恢复健康。每一个祖母辈的老法子都拿出来试了。

在拉文斯布吕克的女囚犯中，有些人已经在集中营生活了数年，变得格外足智多谋。从匈牙利、华沙驶来的火车运来成堆的衣服、毛皮和居家用品，甚至还有玩具。女人们要分拣物品，尽管党卫军会严密监视，她们还是掌握了各种欺瞒手法。毛衣是最珍贵的衣服。一旦条纹衣服发完了，新来的每个囚犯会领到一件正面画着显眼的大叉的衣服。为了尽量让更多女人穿上暖和的衣服，分拣物品的人偷来一罐油漆，在每件有用的衣服上都画上大叉。

圣诞节临近了，一列火车给拉文斯布吕克运来一架钢琴。看着它被卸下车，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女孩惊呼起来：“我的上帝！如果我可以弹琴的话。”那天负责分拣的是德国女孩索菲（Sophie），她询问了管事的党卫军守卫。那人觉得说一个年轻的俄罗斯犹太人会弹琴简直是在胡扯。但钢琴已经被搬到了平地上，女孩坐了上去。她是卓越的钢琴家。音符飘到了集中营的每个角落，女囚犯们都停下手中的活儿，静静地聆听。

这是法国女人在德国集中营度过的第二个圣诞节。她们又给彼此送了小礼物——自己做的、偷来的或存下来的东西。在党卫军办公室工作的女人传出关于战争进展的消息，并把它们翻译成了多种语言：一切正变得越来越好，这也许是她们在囚禁中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她们从森林里拖来一棵圣诞树，从工厂偷了一些电线、线头和材料，将它装饰了一番。如今，到了晚上，法国朋友们会聊战后她们会如何重建家园，如何确保永远不让德国再次强大起来。集中营的几个女人为不久前来到这儿的孩子们排了一出木偶戏，连党卫军守卫也来观看了。又冷又饿又恐惧的孩子们瞪着眼睛，但他们没有露出笑容。

仍不停地有女人被送来这里。大雪覆盖了德国的大部分地方，那些穿着不合脚的鞋子或光着脚而被迫步行来这里的女人，到达时都生了冻疮。在拉文斯布吕克期间，51个朋友没有一人去世，但西蒙娜·洛什（Simone Loche）病得很重，她经常被搬往集中营各处，以此来躲避普夫劳姆的筛选；来到比克瑙后，西蒙娜·尚帕克斯就没好过；31000次列车上六个波兰人中唯一的幸存者朱莉娅·斯卢萨奇克（Julia Slusarczyk）得了胸膜炎，阿代拉伊德正在照顾她。过度拥挤的集中营混乱不堪，党卫军越来越无法逃避德国可能战败的后果，他们看起来更焦虑、急躁了。问题是，多少人能挺过即将吞没她们的乱局呢？

[1] 参见Bernhard Strebel，Ravensbrück.Un Complexe Concentrationnaire（Paderborn，2003）。

[2] Germaine Tillion，Ravensbrück（Paris，1973），p.54.

[3] 著名的德国飞机制造商，其所开发的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突出，如BF109战斗机、Me262战斗机等。——译者注

[4] 参见Charlotte Serre，De Fresnes à Ravensbrück（Paris，1982）。

[5] 字面意思为“珠宝”（pieces of jewellery），这个词从没有合适的解释。——作者注

[6] Annette Posnay-Vittel.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7] 参见Raymonde Guyon-Belot，Le Sel de la mine（Paris，1990）。

[8] Marie-Claude Vaillant-Couturier，evidence to Nuremberg.

第十四章 战斗前的平静

到1943年冬天，拉文斯布吕克成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家，有些是孤儿，有些与他们的母亲一起被送到了集中营。夏洛特和她的朋友们有时会看见他们几人一组在营房之间的小路玩耍，模仿拉文斯布吕克的生活：点名、惩罚、党卫军卫兵以及囚监。有一名女性认为，孩子们“从没学过怎么笑”。这些脆弱的、肮脏的、饥饿的、警觉的孩子，常常让抛下了自己孩子的塞西尔和伊冯娜·诺泰里感到不安，他们如此瘦弱，以至于很难分辨是男孩还是女孩。

1939年秋天，第一批孩子随他们的母亲来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他们是辛提人和罗马的吉卜赛人。在接下来的五年，还将加入的是被占领的欧洲各地的犹太孩子、被奥斯威辛集中营送来的匈牙利孩子和华沙犹太人起义中的儿童幸存者。据日后统计，他们共约881人，来自18个国家。他们没有玩具、书本，不上课，被迫忍受没完没了的点名的折磨，之后，整天躺在床上，等待母亲结束劳动。

孩子们总是饥肠辘辘。盛着稀汤的大锅端上来时，力气大的孩子总会相互争抢。年纪小的孩子们经常要讨食物。一个4岁的女孩说，如果她跳舞的话，就可以得到一块面包，连空袭期间，她都不敢停下。正如集中营的许多其他人那样，法国女人经常拿出自己的食物，尽力为他们找到暖和的衣服和吃的。到了12岁，孩子必须参加劳动，在工厂12小时轮班。他们的食物与母亲的一样，几乎没有营养。儿童死亡率很高。伊冯娜和一名犹太医生的儿子成了朋友，那是一个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7岁小男孩。他的父母不见了，伊冯娜发现他时，他正在集中营四处游荡。不同于其他法国女人，伊冯娜常常提起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们都比犹太男孩年纪小，如果能再次将他们拥在怀中，那会是什么感受呢？她让玛丽-克洛德保证，明年会来她家庆祝较年幼的那个孩子的生日。

阿代拉伊德的“死对头”舒曼医生从奥斯威辛来到这里，继续进行他的人种净化试验。他挑选了120名吉卜赛女孩，有些年仅8岁。他再次使用了X射线，造成了可怕的灼伤。那些没有死亡的孩子很快就从集中营消失了。

拉文斯布吕克设立之初是作为再教育营而存在的，怀孕的女性可以生产。之后，她们的孩子会交给纳粹收养。1942年，拉文斯布吕克的功能转变成了一座劳动营，怀孕的女性被迫引产，有时，胎儿已经8个月大了。1943年，特赖特医生开始负责这里的医疗事务，政策再次发生变化。现在，女性可以生产，但刚出生的婴儿会被淹死或勒死，经常当着他们母亲的面。

在八个法国朋友抵达拉文斯布吕克前后，当局宣布从此以后新生儿可以活下来。但是，母亲和婴儿不会得到相关配给，他们经常死于出血、感染或饥饿。母亲们被留在没有暖气的房间，无人照料；婴儿几乎光着身子，他们身上很快就爬满了跳蚤。夜晚，母亲们从工厂回来喂孩子——如果她们有奶水的话，会眼看着孩子在她们眼前变得又灰又干瘪。

婴儿的命运经常会触怒许多拉文斯布吕克的女性。1944年秋天，特赖特批准设立一块特殊区域，即在11号楼开设儿童房（Kinderzimmer），大家都努力为新生儿寻找尿布和牛奶。西蒙娜·洛什被捕、被驱逐时，她的儿子年仅4岁。朋友们将她救出可怕的10号楼，偷偷把她藏在11号楼。她在那里见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场面。没有奶水的母亲们剪下医生的橡胶手套做成橡皮奶头，给婴儿喂牛奶和碎谷物的混合物。她们给孩子裹上布条，在床铺上排成一排。

婴儿非常虚弱，严重营养不良，所以他们进食很慢。而且，由于缺少橡胶奶头和瓶子，心急如焚的母亲们必须排队，而在喂饱孩子之前，她们随时都可能被叫去点名或出发去工厂。尽管女人们设法偷了些煤，然而，进入11月后开始下雪，气温跌至零下30摄氏度，营房冷得像一座冰窖。母亲们知道，如果她们留下珍贵的尿布的话，肯定很快就会被人偷走，所以她们把洗完的湿尿布贴身弄干。肮脏的环境从未改善。营房里经常可以看见老鼠。

婴儿一个接一个地死去。[1]有些存活了数小时、数天，乃至一个月。热纳维耶芙·戴高乐在投身于抵抗运动之前学过医，因此被派往11号楼工作。她向玛丽-克洛德和受“夜雾命令”影响的法国女人描述过她如何脱下死婴的衣服，裹上布条，再把他们送往停尸房，让他们和一排排死亡的裸体女人躺在一起。“太可怕了，”她在那时藏起来的笔记中写道，“这些小小的、粉白的柔软身体，我讨厌碰触他们……每天，死人被送走了，又躺上了新的尸体……我觉得自己在不停地下坠，日日夜夜，掉进了一座无穷无尽的楼梯。”战后，她在一个战争法庭作证，估计拉文斯布吕克出生了500至550名婴儿。几乎无人幸存。

如今，拉文斯布吕克有约4.5万名女性。混乱的、充斥着暴力的、肮脏的集中营还在不断地涌入新来的人，营房变得非常拥挤，没有地方睡觉，厕所和盥洗室堵塞了，污物横流。因此，党卫军守卫不断地缩回到他们自己的地盘，而把权力更多交到了囚监手上。空袭不断。有些女人太虚弱了，甚至无法将盛汤的碗送到嘴边。其他人持续争抢，为了食物、空间与暖和的衣服。集中营谣言四起。剩下的39名法国朋友常常确认彼此的行踪。

临近1945年1月底，青年营（Jugendlager）被清空了，等待接收新送来的人。它建于1941年，距离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2公里，那里主要关押少年犯，是德国清洗“腐化堕落”计划的一部分。在没有点名和条件更好的承诺的诱惑下，拉文斯布吕克的病人和老人将被送去那里。阿代拉伊德接到了命令，要她列一份也许将“受益”的女性名单，她相当谨慎，直到弄清楚她们的真实去向。之后，她告诉病人要坐直，梳好头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强壮、年轻，并拒绝了所有要她们搬家的哄骗。

起初，自愿去那里的人对她们的新环境相当满意，那里拥有一片环绕着松树的空地，不像拉文斯布吕克这里仿佛被火烧过，寸草不生。但很快，她们发现自己身处于另一种地狱。青年营没有毯子和床垫，雪又下得很大。她们只有以往一半的配给，之后的几个星期被送到那里的3672名女性，每天被要求在室外站五六个小时。艾梅·多里达被送去了青年营。她在奥斯威辛时从梯子上跌了下来，后来腿被截肢，伤口又长了坏疽。在她的朋友们因为她的离开而感到绝望之际，一名好心的囚监出人意料地把她带回了拉文斯布吕克。意识到仅剩一条腿也许意味着死亡之后，其他人合力把她藏了起来。

在祖伦抱怨青年营的女人死得不够快后，她们的暖和衣服、鞋子被夺走了，被迫只穿一条棉裙光脚站在雪地里。一天，玛丽-克洛德从附近经过，看见一大片冒着热气的大便。过了几分钟，她才意识到这是青年营的女人们拉的。对她们来说，踩着烂泥走50米去上厕所实在太远了。每天早晨，卡车会来收50具或更多的裸尸，都是前一晚死亡的。最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人竟然没有死。

为了加快死亡速度，火葬场附近的一间仓库被改造成了毒气室。一场系统性的屠杀开始了。温克尔曼医生在格蕾塔·伯泽尔（Greta Bösel）的协助下，每天在各个医务室抓人。伯泽尔会突然发起残忍的袭击，让所有人都很害怕。她检查体温登记表和医疗记录，要求病人撩起裙子，查看她们的脚和脚踝的情况。她会在有些人的名字旁边做记号。之后，卡车驶来，那些被标记了的女人——肺结核患者、伤口化脓的人或看起来精神失常的人们——仍穿着睡衣，被粗暴地赶上了车。

留下的女人沉默地看着、听着。路程约30分钟。她们可以听见毒气室关闭马达的声音。接着，被清空的卡车开回来了。第二天早晨点名时，风吹来一阵阵浓烟。所有女人都对于卡车的可怕穿梭感到胆战心惊。在集中营办公室，那些被送走了的女人在文件上被标记为“去休养康复”，目的地是米特韦达（Mittweida）的一家疗养院，这种委婉说法迅速为人所知。每天，被送去毒气室的名单越来越长。更荒谬的是，身为化学家的玛丽-埃莉萨还在分析生病囚犯的尿液，仿佛她们真的可能得到治疗，而事实上，所有人都注定被摧毁。

盟国军队持续挺进。忽然之间，党卫军变得愈发焦虑了，不知该如何处置如此之多的被蹂躏致死的人的遗骸。他们杀死了更多人，速度也更快。在10号楼，一个名叫施韦施特·玛利亚（Schwester Maria）的党卫军护士会给失眠的女人一种粉末，吞下它就再也不会醒过来。第二个毒气室——党卫军口中的“新洗衣店”——建好了，但与此同时，有些生病的女人会直接被拖到火葬场后面，接着，后脑会被子弹击中。据说，祖伦曾出现在屠杀现场。普夫劳姆——女人口中的“捕鼠人”或“家畜商”——乐此不疲地展开围捕，他就像在打橄榄球赛，抱摔似地抓住疯狂逃跑的女人的大腿。普夫劳姆也会去青年营“挑人”。但是，亲自监督清空营房的是党卫军护士伊丽莎白·马沙尔。女人和孩子被送去了贝尔森集中营（Belsen）。留下来的32个孩子在拉文斯布吕克的毒气室被处死了。

临近1945年1月底，第一批约7000名女性从奥斯威辛来到这里，她们是在红军（Red Army）抵达前不久离开的。她们中的许多人完全处于崩溃的状态，几乎是从积雪、结冰的地面一路步行而来，稍强壮的人会把虚弱的人夹在中间，党卫军守卫不停地挥舞鞭子，放狗撕咬她们。路上死了数百人，尸体就这么成排地被留在原地。最后一趟车坐了约3000名女性，她们在露天等了24小时，然后才被允许进入集中营。

玛丽-让娜·鲍尔被留在了原地。她在比克瑙熬过了一个孤独的秋季，十分想念她的同伴们。红军来了之后，她受到了苏联医生和护士的照料。但是，还将发生更可怕的事。一天晚上，一名士兵走进她工作的厨房，他在不久前刚得知全家人都死在了德国人手上。他喝得很醉。他拔出手枪，误以为玛丽-让娜是德国人，向她扣动了扳机。子弹在离主动脉很近的地方穿过，停留在肩胛骨后方。她活了下来，还设法阻止那名士兵被处死。尽管还要过好几个月她才会被送回法国，但至少有一个法国朋友活了下来，能够讲述她们的故事。

夏洛特、玛丽-克洛德、阿代拉伊德和仍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其他人都很清楚，现在正在展开一场竞赛。德国人决心销毁所有暴行的证据，而囚犯们则决心活到解放的那一天，她们预感已经为时不远了。在这场最后的生存战中，她们加倍努力地保护、拯救彼此。法国女性前所未有地坚定，她们不能死，发誓要打败她们的狱卒：这带给她们最后一股力量，一个共同的目标。民族志学者热尔梅娜·狄戎无法再为她的母亲埃米莉做什么了，她被带去了青年营，从此，她再也没见过母亲。但20岁的埃莱娜·博洛从厨房端了一大锅汤在冰上滑倒以致摔断腿时，所有人都围在她身边帮助她。

阿代拉伊德和另一名囚犯医生用几片木头为她做了夹板，并用纸做成的绷带来固定。之后，她的朋友们搀扶她回到营房，把她藏在椽子间的缝隙。埃莱娜是一名斗士。在过去，她曾协助父亲；在父亲被捕之后，她又接替了他在抵抗运动中的工作——她总是如此坚强。如今，她集中精力活下去，一天一天地活下去。

团结和互助不再局限于几个朋友的小圈子。法国女人因为行为不端而受到连续三个星期天没有食物领的惩罚时，集中营的其他女人给她们送来了如此多面包，吃也吃不完。再也吃不下更多东西的饱足感，是一种她们已经忘了的感觉。有被筛选出来带走的风险的女人会被藏在煤仓、厨房的地窖或斑疹伤寒病人之中——党卫军从不敢靠近这些人。[2]玛丽-克洛德得知，她的三个奥地利朋友即将被处死，她设法在办公室用已经去世了的三人顶替了她们的号码。由于她们是从奥斯威辛来到拉文斯布吕克的，手臂上都有文身编号，她发现囚犯医生会刮掉编号，让它们看起来像感染的脓肿。她日后说道，这就像一场让人心碎的“伤员分类，尝试拯救可能活下去的那些人”。但她没能拯救四个年轻的法国女孩，其中两人随盟军特勤人员空降到法国，另外两人是接应她们的无线电操作员和联络员。一天下午，她们被拖到森林里枪毙了。

拯救幸存的“小白兔”——指定要被处死的受伤的波兰小女孩——不仅涉及32号楼法国女性的资源，还包括集中营的其他许多人。得知即将轮到她们时，在办公室工作的女人设法让集中营停电数小时，因此拖延了点名的时间。其他人则鼓励女孩们藏身到集中营各处。一个女孩都没被发现，她们都活了下来。

随着盟国军队的逼近，人们强烈地渴望留下记录，它们日后被称为《集中营世界》（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3]有资源的波兰女性记下了部分信息，且被偷偷带出去了。字是用尿液写的，熨斗轻轻烫过后会浮现出来。但热尔梅娜·狄戎和玛丽-克洛德决心记下准确的事实、日期、人名、死亡、疾病、守卫的残忍和党卫军所掠夺的金钱数目。她们开始写日记和笔记。两人都受到愤怒和十足的决心的驱使，渴望告诉世界她们所见证过的一切。正在为母亲哀悼的热尔梅娜说，虽然她失去了所有“出于本能而活下去的愿望”，不过，她的暴怒以及期待看见德国人被惩罚的渴望在支撑着她。

安妮特·波斯特尔-维奈在纺织厂劳动，可以偷纸。一个在施工办公室工作的捷克朋友会偷墨水。她们用这些在窄窄的纸条上做记录。字写得很小，肉眼几乎看不见，写完后被藏在她们床上一块松动的木板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营变得愈发混乱、凶残，两名女性躲开普夫劳姆和他的手下，四处奔走，疯狂地收集资料。如果她们无法写下来的话，她们就背下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到了法国女性朋友们漫长的惊险旅程中最致命的时刻。随着同盟军从各个方向挺进，柏林传来了自相矛盾的命令，不确定之风席卷了整个集中营。该如何处置数十万名囚犯？——她们都在不同程度地生病，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该如何清除如此之多的活生生的暴行见证者？在奥斯威辛，党卫军在离开前炸毁了毒气室，过去五年以来堆积成山的大屠杀记录被付之一炬。由于德国保留了巨细无遗的档案，记录了集中营和囚犯的每个细节，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德国终将战败的话，该如何处理这么多证据？

3月初，法国朋友们得知她们将与其他受“夜雾命令”牵连的法国女性一起被转移到毛特豪森集中营（Mauthausen），共585人，来自多个国家。3月2日，33人坐上了运牛货车，离开了拉文斯布吕克，其中有玛丽-埃莉萨、热尔梅娜·皮肯和马德莱娜·迪苏布雷。但还有一些朋友被留下了。西蒙娜·洛什如今病得很重，没人相信她能撑到解放。马多·杜瓦雷在西门子工厂劳动。埃莱娜·博洛的断腿使任何转移都危险重重。贝蒂、朱莉娅·斯卢萨奇克和西蒙娜·尚帕克斯都在“医务室”，截肢后的艾梅·多里达每天过得提心吊胆，正四处躲藏。为了照料她们，阿代拉伊德、夏洛特和玛丽-克洛德设法留了下来。与大家分别实在痛苦极了。

毛特豪森集中营位于奥地利的林茨（Linz）附近，建于1938年夏天，即德奥合并后不久，它在一道悬崖上俯瞰着多瑙河。从远处看，它像一座由花岗岩砌成的中世纪城堡，有堡垒和塔楼，四周环绕着浓密的森林。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最糟糕的集中营——相对于死亡营而言，成千上万名苏联战俘、被捕的盟国空军士兵、政治犯、犹太人、吉卜赛人和牧师，都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附近的采石场劳动至死。在这里，他们切割、拖动巨石，希特勒计划在纽伦堡（Nuremberg）和柏林修建的公共建筑“死亡之梯”就诞生于此。即使按照纳粹的标准，这里的管理体制都非常残忍。1941年，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以对待囚犯的残忍度和危险性为依据对集中营进行排名，只有毛特豪森名列第三，即最糟糕的一类。所以，据说任何被送到毛特豪森的人，都别想活下来。虽然它不是灭绝营，但是，那里也有一个小型毒气室，用来除掉太虚弱的或太不守规矩的人。

3月7日，33名法国女性终于抵达毛特豪森集中营，此时，已接近她们忍耐的极限了。旅途极为可怕，火车在轰炸中走走停停，最后一段路程，她们徒步前进，靠着夜晚的月光，在一片寂静之中经过一个又一个废弃的村子。走不动的人被拉出来枪毙了，她们的尸体就被抛在路边。585名女性一起出发，有18人死在了半路上。一个年轻的女人一手抱着一个孩子，另一只手拖着另一个，走得踉踉跄跄，步履蹒跚。突然，一个党卫军卫兵把她揪出队伍，枪毙了她。这一刻，每个人都感觉很痛苦。悄悄地，其他女人牵起年幼的孩子的手，继续前进。

抵达毛特豪森集中营后，玛丽-埃莉萨和其他人被带到一间营房，她们看见了几个抵抗运动时期在法国认识的男人。她们告诉对方自己太饿了，五天以来几乎没吃东西，却惊讶地发现没人想为她们找些吃的。她们被带到浴室，生殖器被浸了消毒剂的刷子刷过之后，分到的是男人的衣服。女人们的身体又瘦又干，裤子和夹克垂在身上。当她们再次出现时，昔日的男同志们马上跑过来给了她们一些面包，还有几根系衣服的绳子。“之前为什么不给我们面包？”马德莱娜问道。“因为我们以为你们会被直接带去毒气室。”男人回答。

营房的条件并不比拉文斯布吕克那些帐篷好：没有床垫，没有毯子，只能睡在地上。玛丽-埃莉萨被派到“医务室”当护士，许多人患了肺结核，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药。

3月21日，发生了可怕的事故。大部分法国女人被带到阿姆施泰滕（Amstetten）的车站清理碎石块，它在美军的一次空袭中被部分摧毁了。在她们挖掘扭曲的铁轨、水泥之际，空袭又来了。100名女性丧生。其中有三个法国朋友：拉伊斯科期间非常受人喜爱的厨子夏洛特·德科克，她曾从党卫军的厨房为同伴们偷食物；奥尔加·梅兰，她被捕时抛下了15岁的残疾儿子，曾打算在回到丈夫身边后与他重修旧好；还有年轻的母亲伊冯娜·诺泰里，她总是提起自己有多么想念两个年幼的孩子。伊冯娜没有立即死亡，而是痛苦地躺了一整个晚上。也许是因为就快可以再次见到她的孩子们了，她拼命地想活下去。但第二天，她再也无法战斗了。

对其他人来说，这些死亡让人难过极了。正如塞西尔所说，女人之间的关系如此亲密，因此，自己的死亡并不比看着别人去世更糟糕。如今，活着的每个人都在想：接下来会轮到谁？摆脱这种持续性的恐惧很难，尤其对“夜雾命令”的囚犯而言，因为她们十分清楚德国人的计划就是把她们杀光。

但是，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战斗已临近尾声了。4月22日，剩下的三十名女性被叫到办公室，她们按照指示，站成五人一排，被告知将被送去洗澡。对奥斯威辛的幸存者而言，洗澡只意味着一件事。但是，她们身边站着几名认识的男性，而且他们得知已经来了数辆营救法国人的红十字会卡车。她们觉得太难以置信了。更奇怪的是，党卫军给女人们发了发霉的面包，让她们带着路上吃；红十字会要求德国人换成更好的面包，而党卫军照做了。慢慢地，带着疑惑和不安，女人们走到卡车附近，爬上车身。后来，她们知道，由于电话线路故障，希特勒下达的除掉女人的命令没能顺利送到，她们才逃过一劫。她们活下来了，玛丽-埃莉萨、马德莱娜、西蒙娜、两个热尔梅娜，还有其他一些人。她们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穿过不断遭到轰炸的、已经成了废墟的国家。但是，对于回去后她们将面对什么、该怎么办，她们一无所知。

毛特豪森的这群人是幸运的：她们的战争结束得非常迅速。其他人的可没这么容易。

奥拉宁堡（Oranienburg）被轰炸时，埃莱娜·所罗门正在博世的工厂劳动。营房着火了。囚犯被命令排成长队，按国家分组，大家就这么上路了，男人在前，女人在后。党卫军守卫规定了路线：去苏联人那边的往东走，去美国人那边的往西走。走不动的人被枪毙了。天开始下雪。埃莱娜带了一条毛毯，裹在她的肩头。整整12天，他们不停地走路，大多在夜晚，不时停下来在谷仓休息，但几乎没有吃的，一天又一天，越来越多的女人死去了。

一天早晨，他们发现党卫军消失了。埃莱娜和其他法国女人走到前面，发现了几名法国士兵，后者给了她们一些吃的，然后用卡车把她们送到一个美国人的营地，那里曾是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的度假中心。埃莱娜拿到了一杯杜松子酒。这是三年多以来，她第一次品尝到酒精的味道。之后，法国女人回到了在森林等待的大伙之中，他们边走边唱着《马赛曲》。在解放部队确认了前方安全后，他们被卡车送到了里尔，红十字会和一些法国军官正在那里等他们。埃莱娜活到了解放的那一天。她的体重仅剩35公斤。

在本多夫，塞西尔、普佩特、卢卢、卡门和吉尔贝特决定，只要一传来同盟军马上将抵达的消息，她们就会拒绝下盐矿劳动——害怕被锁在地下等死。4月10日，她们突然接到命令：要她们坐火车去180公里以外的诺因加默集中营（Neuengamme）。火车上有5000名囚犯，实在太拥挤了，女人们轮流躺下、坐着、站立。她们之中有几名囚监。几个朋友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她们又没什么吃的了，有人开始争吵、打架。在拉文斯布吕克吃得较好的囚监比其他女人更强壮。她们用毯子裹起最虚弱、病得最重的囚犯，坐在她们身上，在她们窒息之后，再把她们的尸体抛出车外。列车走走停停，女人们被迫掩埋了许多死者的尸体，在那之后，她们挖草根充饥。

一天夜里，火车停下来的时候，一个车厢的苏联战俘集体逃跑了。党卫军端枪扫射车厢，之后，又挑出来300名男性，枪毙了他们。五天后，车上所有的男人下车，火车继续断断续续地前行。女人听见轰炸声越来越近了。有时，她们的车会停在支线铁路上等待，让搭载德国士兵的火车先行通过。普佩特睡觉时，她的凉鞋被偷了。她现在光着脚。

12天后，火车抵达诺因加默集中营。他们发现那里在当天早晨被清空了，最后一批囚犯被赶上了停靠在吕贝克湾（Bay of Lübeck）的“阿科纳海角”号（Cap Arcona）。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force）不知道船上有集中营的幸存者，以为那里挤满的是逃跑的党卫军，便炸沉了它。船上的许多党卫军守卫成功逃生了，但囚犯们则被锁在了船舱，船上的4500人中，仅有350人幸存。在诺因加默集中营，法国朋友们再次见到了马多·杜瓦雷。苏联红军解放西门子工厂的时候，她仍在那里劳动。与朋友重逢，也意味着得知让人难过的坏消息。她的兄弟罗歇是“阿科纳海角”号的遇难者之一。罗歇被捕前曾是马基游击队队员，后来被从法国驱逐到集中营。她的表兄塞尔日（Serge）也曾被关在诺因加默，但在她抵达前几天去世了。

包括五个法国朋友在内的被驱逐的女性，又被赶回到火车上。12天来，她们几乎没有吃的，只有一点糖、生面条和野草，许多人死在了路上。但法国朋友们——如今加上马多一共六人——都活了下来。两天后，她们抵达汉堡附近的一座集中营。营地的宪兵告诉塞西尔和其他人：“不是我们的错，别怪我们。”轰炸声离得非常近了。仍光着脚的普佩特被要求挖坟墓，她整天都在搬运尸体。女人们又饿又渴又脏，她们腿上长满了疮，衣服破破烂烂，突然，她们被告知要被转交给红十字会了。起初，她们觉得没什么。普佩特日后回忆说，很快，人群中“爆发出了喜悦。我们唱歌。大声喊出还记得的歌词”。她们又坐上了火车，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车停在乡间。她们看见红十字会的救护车等在那里。安静地，警惕地，一个接一个地，她们爬下车，走近那里。一个红十字会官员给了她们香烟。

之后，她们又坐火车前往哥本哈根。每个女人都领到了一个小盒子，里面有白面包、黄油、起司、果酱和一块巧克力。她们吃得很慢，悄无声息。哥本哈根车站挤满了前来迎接她们的友好人群，又给了她们更多的吃的。她们的衣服被烧掉了，清洗了身体，拿到了新衣服。之后，她们坐船到了马尔默（Malmö），再转火车到了斯德哥尔摩。最后一晚，火车停下来，她们坐在一片黑暗之中，回想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然后意识到这下真的自由了。

让内特·埃尔米尼耶在拉文斯布吕克的素描

她们唱起了《马赛曲》，正如在漫长的折磨中常常唱起它那样。现在似乎正是唱这首歌的好时候，一切都结束了。她们还活着，她们要回家了。孱弱，痛苦，为死去的同伴们而悲伤，但她们还活着。普佩特日后说道：“那真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感受。接着，她们静静地坐下来，等待。就像战斗打响之前的停顿。”

对于那些还留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人，包括夏洛特、玛丽-克洛德、阿代拉伊德、埃莱娜、贝蒂、朱莉娅和西蒙娜而言，结局的到来非常突然。

有一段时间，瑞典红十字会的福克·伯纳多特伯爵（Count Bernadotte）、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的瑞典代表诺贝特·马苏尔（Norbert Masur）和希姆莱三人违背希特勒的意愿，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单独的和平协议。[4]早前，瑞士联邦委员会（Swiss Confederation）前主席让-马里·穆西（Jean-Marie Musy）通过一项交易，从特雷津疏散了一批犹太人，这激怒了希特勒，导致这次谈判非常棘手。然而，伯纳多特继续施压，4月初，第一批生病的女人被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疏散走了。7日，又疏散走了一批挪威和丹麦女人。

事到如今，集中营陷入了一片混乱。命令传来了，又被撤销了。人们排队准备被驱逐到其他集中营，接着，又被告知他们不会离开。“突击队队员”（Commandos）不用再去工厂了。严重缺水，几乎没有食物。玛丽-克洛德在日记中写道，到处都是在啃食躺在集中营各处的尸体的老鼠。党卫军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极为严厉，有时又似乎在奉承囚犯——他们对战争临近尾声感到非常不安。一天，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来访之际，祖伦下令将所有Schmuckstücke——这些女人看起来更像尸体而非人类——锁在盥洗室内，以防被别人瞧见。埃莱娜·博洛那天在“医务室”，眼看着护士把所有比她更瘦弱的、可怜的女人们藏到营房尽头的帘子之后。一个国际红十字会官员走近，与她交谈，埃莱娜催促他们更仔细地搜查所有地方。党卫军医生带着他四处参观，同时催他快点离开。“不，不，你不能去那里，那里是传染性很强的斑疹伤寒病人。”国际红十字会的男人照做了。

集中营收到了一些加拿大红十字会的包裹。那天深夜，在其他人睡着后，夏洛特用自己盒子里的小包装泡了一杯咖啡。没有热水，所以她用的是冷水，之后不停地搅拌粉末，她希望这么长时间以来品尝到的第一杯咖啡是美味的。她喝了一口，发现很苦，因此失望极了。她意识到，她在日后写道，那些记忆中的欢乐时刻不是那么容易被重新抓住的。“我需要重新习惯享乐。”那天晚上，她的心脏因为咖啡因跳得如此剧烈，她以为自己快死了。第二天早晨，她和其他人坐在一起，手指伸进黄油罐，慢慢地舔着它们，之后，又尝了花生酱——许多人以前从没见过。

西蒙娜·洛什病得很重，她越来越虚弱了。贝蒂、朱莉娅和西蒙娜·尚帕克斯很脆弱。但其他人正加倍努力，以防她们被党卫军发现。她们变得格外擅长于挑选藏身之地，在日复一日的冗长的点名期间，守卫在队伍附近来回走动，会拖出病得较重的女人，她们已经学会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强壮、更健康的技巧。仍有人被筛选出来送去毒气室。鲁道夫·赫斯在红军到来之前很久就离开了奥斯威辛。一天，他来这里视察第二间毒气室的修建情况。如今，筛选过程经常伴随着追捕，女人们逃往集中营各处，拼命想躲藏起来。

一天，七个法国女人被拉出了队伍。[5]她们被锁在营房里，等待被送往毒气室，但她们设法逃了出来。党卫军发现她们消失了，宣布如果那七人不现身，剩下所有的法国女人都将“被选中”。七个人回来了。她们的朋友惊恐地看着其中一人大声哭叫：“我34岁。我有三个孩子要养。我不想死。”那晚，她们听见了卡车把女人们带去毒气室的声响，还听见党卫军殴打她们时，她们发出的呼喊声以及乞求怜悯的声音。

不久后的一天下午，阿代拉伊德在“医务室”听见卡车正往这边开来。一名护士出现了，开始喊名字。阿代拉伊德逃跑了，她觉得自己无法再见证如此之多的死亡。但她之后又回来了，原以为会看见一排空空的床铺，却发现女人们还在那里——毒死她们的命令被收回了。她明白了，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什么都可能发生。“我意识到，”她日后说，“到了我该奋起战斗的时刻了。”

4月23日，集中营当局下令拉文斯布吕克剩下的488名法国人、231名比利时人和34名荷兰人排成一排。那是在凌晨4点，夏洛特和西蒙娜、贝蒂、朱莉娅、玛丽-克洛德站在一起，她看见党卫军守卫持着枪在门口列队。女人们被搜身。热尔梅娜·狄戎设法在残缺的腿部藏了一只空奶粉罐，里面是一卷“小白兔”们的照片。她们站在那里，黑暗中，一群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步履趔趄的女人从青年营的方向走来：她们正朝毒气室走去。

五个朋友紧紧地依偎着彼此。这一刻终于到了，她们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为死亡担惊受怕了这么长时间，夏洛特此刻感到非常平静。有人大声喊出指令，让她们朝门口走去。党卫军用机关枪指着她们，但没有开火。一排排女人，沉默地迈开了步子。那里有一个穿卡其布制服的男人在等她们，手臂上戴着红十字会徽章。“你们是法国人？”他问道，“我带你们去瑞士。”没有人动。

随后，她们非常缓慢地、依旧一声不吭地爬上了等在路边的白色卡车。那些几乎没法走路的人得到了善意的协助。她们一直在盼望这一刻，曾确信自己肯定会被狂喜淹没；相反，她们感到相当平静。卡车开动之前，一名女性提议：她们应该为所有在拉文斯布吕克去世的朋友默哀。几个女人哭了。夏洛特记得，4月23日这天是她第一次在放学后和乔治·迪达什结伴回家的日子，也是她在桑特监狱与他告别的日子。

她们的车沿着挤满了逃亡人群的道路慢慢前行，沿途经过了废弃的房子，以及似乎被大炮翻了个底朝天的基尔（Kiel）。年幼的德国男孩朝卡车扔石子。法国女人之中有20岁的马德莱娜·艾尔默（Madeleine Aylmer），她在一个月前刚产下一名女婴，用某种方式躲过了普夫劳姆对孕妇、哺乳期女性和她们婴儿的围捕。混乱之际，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她成功地把孩子偷偷藏在裙子底下带了出来。小女孩是几个幸存的婴儿之一。卡车穿过边界后进入丹麦，法国女人开始唱歌。她们看见了欢迎的横幅。夏洛特心想，所有事情看起来都如此美妙。

最初31000次列车上的法国朋友之中，如今只有摔断腿的埃莱娜·博洛、越来越虚弱的西蒙娜·洛什以及坚决留下来陪伴她们的阿代拉伊德和玛丽-克洛德还留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4月27日夜晚，大部分党卫军守卫消失了，他们切断了水和电，离开时将集中营的记录付之一炬。车队中，祖伦和他的太太坐一辆车，他的副手在另一辆车，赶在盟军到来之前离开了，他们的车队从最后一批被迫徒步离开集中营的女人身边驶过。许多女人虚弱得走不动路了，但她们依然紧紧地抱着红十字会的包裹。祖伦下达的最后命令是掩埋死者，好让她们的坟墓“看起来整洁点儿”。

传闻称德国人离开前会炸毁拉文斯布吕克，不过什么也没发生。“集中营看起来像是被抛弃了，脏乱不堪。”玛丽-克洛德在日记中写道。她留意到有些人聚到一起，坐在门口吃着红十字会送来的罐装食物，看起来仿佛正在野餐。她不停地听见轰炸声越来越近，但“集中营太可怕了，很难在结局到来之际感受到一丝喜悦”，直到她看见第一名红军士兵。

一点一点地，阿代拉伊德、玛丽-克洛德和几名留下来的医生开始照料病人。他们将垂死的女人转移到医务室，玛丽-克洛德留意到，她们看起来就像垃圾渣。他们为红十字会的下一次疏散起草了名单，还让稍强壮的女人用仅剩的食物做饭，并开始打扫营地。Schmuckstücke继续在四处漫无目的地闲逛，拒绝任何想把她们组织起来的尝试。玛丽-克洛德告诉她们：除非帮忙，不然得不到食物。集中营还有260名上了年纪的德国修女，她们在不同的集中营之间辗转了十多年，因为她们相信希特勒是反基督者。人人厌恶的多罗西娅·宾茨——为数不多的还留在集中营的党卫军——来讨食物，被拒绝了。

阿代拉伊德和玛丽-克洛德去了附近关押男人的营地，她们发现了400名死者，还有约400人——包括许多法国人——正濒临死亡。整整八天以来，他们没有任何食物和水。“简直惨不忍睹，”玛丽-克洛德写道，“他们看起来不像男人，而像憔悴的孤魂野鬼，因为疼痛、饥饿、口渴而失去了理智。没有人，没人能形容这种景象。没人会相信我们的。”她们叫来了几个稍强壮的女人，把垂死的男人们搬到了一间被党卫军废弃的营房。

4月30日上午11点30分，第一批红军战士穿过树林向集中营走来，解放者在日后说，他们在3公里外就闻到了集中营散发出的异味，他们看见了污物和成堆的遗骸，还看到了瘦得像骷髅的人们，对他们极为同情，但也生出了强烈的反感。“看见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时，”玛丽-克洛德写道，“我的眼中饱含热泪，这次是喜悦的眼泪。我想起了1940年6月第一次在歌剧院广场看见骑摩托车的德国人时流下的愤怒泪水。”他们的身后跟着一个步兵旅，再后面是乘坐汽车的军官。“集中营简直疯了……人人都想见他们，和他们说话。”玛丽-克洛德写道，还语气轻快地补充说，他们在兴奋之余似乎忘了自己还有事要做。

红军的指挥官很有礼貌，仔细地询问了集中营的情况。之后，他下令拿出来食物、药品，还留下数名医生照料病人。一名苏联医生给埃莱娜·博洛的腿打了石膏，她现在可以蹒跚着在集中营四处走动了。离开前，指挥官下令附近村庄的德国居民必须来集中营帮忙。阿代拉伊德走过一排德国平民身边，寻找可以帮忙做护理的女人，她心想：不久之前，德国公司的老板也曾这样走过女囚犯身边，挑选可以去工厂劳动的人。对苏联人，大家感到既欢迎又害怕。

玛丽-克洛德在集中营门外被党卫军守卫抛弃的住处寻找床垫，发现有一名男囚犯正盖着一床巨大的粉色丝绸鸭绒被在睡觉。看到党卫军的住宅被洗劫，她感到一阵愉悦。她非常渴望回家。望着天空、湖泊，她觉得“因为自由而醉了。我想，”她写道，“一回家，我就想一个人去山里待些时间。”

另一天，她和一个朋友经过祖伦遗弃的别墅。走进去后，她发现了一架钢琴。她的同伴坐着弹奏起来。玛丽-克洛德感到胸中涌起来“一股长期被压抑着的渴望”，一阵因为听到长久以来被剥夺的乐曲而感受到的愉悦。她们最后弹奏了一些法国老歌，当然还有《马赛曲》。那晚，她因为“满足”而久久无法入睡。

5月3日，阿代拉伊德、玛丽-克洛德和一名医生、一名摄影师以及一名苏联军官四处走动，以记录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模样，那时，那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供水供电恢复了，苏联人还设法弄来了30头牛、100只鸡以及几匹马。现在，早餐有牛奶和黄油面包了，午餐有肉和洋葱。几名法国士兵拜访了集中营，从法国带来了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一天，一个名叫阿拉尔（Allard）的法国将军来了，他想弄清楚妻子的遭遇——她在战争初期被驱逐到了拉文斯布吕克。玛丽-克洛德告诉他，她被送去了毒气室。阿拉尔告诉她，巴黎的解放委员会（liberation committee）简直是一个“丑闻”，左翼和右翼吵得不可开交。她最在意的是，玛丽-克洛德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他们的国家，如此之多优秀的男性牺牲了，而如此之多最下贱的通敌者却活了下来，手握大权。老一套的价值一去不复返，新的价值尚未建立起来，该如何避免一场道德危机？有些日子，一想到即将到来的政治斗争，她就感到害怕。

西蒙娜·洛什已经病入膏肓了，阿代拉伊德几乎放弃了所有拯救她的希望，直到一名苏联医生说，还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救活她，并提议为她做手术。由于无法全身麻醉，他给她实施了局部麻醉，玛丽-克洛德献了血，之后，他开始动手术。西蒙娜醒着，但感觉不到疼痛，她以为自己会死去，但她觉得欣慰，因为至少自己活到了解放这天。手术后，她持续发高烧。玛丽-克洛德感到难受极了。“看着那个对你如此重要的人一天天逝去，实在太难过了。”但是，西蒙娜慢慢好起来了。那天，她被红十字会疏散到柏林，从那里飞往巴黎，之后，她又在克雷泰伊（Créteil）的医院住了好几个月。

玛丽-克洛德和阿代拉伊德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留到了6月中旬，她们的病人逐渐恢复了体力，看起来更有人样，还重新长出了头发和身体上的脂肪。玛丽-克洛德拒绝了与阿拉尔将军一起飞回巴黎的邀请，她太渴望早点结束这一切了，但还是决定多留一段时间，协助苏联的委员会记录在拉文斯布吕克发生过的事。她给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写信，告诉他31000次列车上113名女共产党员的经历。她请求对方原谅她的字写得太生硬，因为这是近三年以来，她第一次用法文好好写信。

阿代拉伊德搬进了从前党卫军的营房，还搬去了一架钢琴。5月17日，玛丽-克洛德在集中营边上度过了第一个夜晚，那个房间俯瞰湖泊，有一张货真价实的床，还有床单和枕头。她尽量不去想家里可能发生了什么，因为她仍然没有收到关于家人或伴侣皮埃尔·维永的消息。最后一辆红十字会的卡车来接剩下的女病人时，有几个病人显然撑不到回家了。她难过极了：她们要在这样的时候死去了，明明熬了这么长时间。

最后，她们的病人都离开了，她和阿代拉伊德准备回家。“这条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通道，”阿代拉伊德写道，“完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后来，她写道：“生命自有它的色彩，也许常常令人失望，但能经历如此欢乐的时刻，我感到无比荣幸。”

29个月前，搭31000次列车离开巴黎的230名法国女性中，有49人活到了战后，其中34人是共产党员。181名她们的朋友、同伴去世了，死于斑疹伤寒、残酷、饥饿和毒气。有些人是被活活打死的，有些人只是选择了放弃。超过44岁的人没有一个活下来，年幼的幸存者也极少。达妮埃尔、马伊、阿米瑟·吉永和伊薇特·吉永、雷蒙德·塞尔让、马德莱娜·扎尼和维瓦·南尼都去世了，几十名年幼的孩子将得知他们现在成了孤儿，他们的母亲和父亲均被纳粹谋杀了。直到女人们回到法国时，许多家庭才终于得知她们的母亲、女儿和妻子永远都不会回家了。

有些31000次列车的幸存者是独自回到法国的，在一片混乱之中，她们与难民、被释放的战俘一道辗转了数个国家。其他人是结伴回家的。十个朋友在瑞士重逢。马多的姐妹为一名瑞士医生工作，她安排大家住在一个参议员乡间的房子里，直到众人慢慢恢复健康。卢卢和妹妹卡门也在其中——唯一幸存的一对姐妹，还包括塞西尔、贝蒂、埃莱娜·博洛和西蒙娜。西蒙娜曾是一个身材丰满的女孩，在罗曼维尔拍摄的照片中笑得如此温暖，如今，她仅剩23公斤。她们尝到了奶油、鱼、起司和新鲜蔬菜，尽管她们的嘴和牙齿花了一些时间，才在咀嚼不习惯的食物时不感到疼痛。起初，她们每次只能吃一小勺。“真的是好事一件接一件。”埃莱娜写道。她们不时地回答记者和瑞典政府的提问，谈的是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情况。“我们正身处一个小天堂，”贝蒂在信中告诉她的父母，“在经历了如此艰辛的日子之后，我太需要这些了。”她抱怨自己健忘、焦虑，医生们曾担心她可能会失去长了脓疮的手臂，但它在慢慢康复。

之后，她们登上了飞往巴黎的飞机。夏洛特只感到失落和不确定性。她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从现在起，她将一个人度过余生，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她那些失去了的同伴们。“随着时光的流逝，”她日后写道，“她们变得模糊，若隐若现，失去了她们的颜色和形态……只留下了她们的声音，但随着巴黎的临近，连这些都快消失了……我们抵达时，我已经认不出她们了。我活了下来，是要经历某种‘后来’（afterwards），以及去了解它的含义吗？”

[1] Geneviève de Gaulle，evidence to Nuremberg.

[2] 参见Marie-Claude Vaillant-Couturier，Unpublished diary；Keith Mant，‘The Medical Services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of Ravensbrück’，Medico-Legal Journal. Vol.18。

[3] 参见David Rousset，L’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Paris，1946）。

[4] 参见Comte Bernadotte，La Fin（Lausanne，1945）。

[5] Mme Hommel，testimony，Ravensbrück Archives TH401.

第十五章 躲进阴影之中

回到巴黎后不久，夏洛特·德尔博便开始了关于德国集中营的写作，大多以诗歌的形式。[1]她写道：

我从另一个世界回来，

回到这个世界

我没有离开

而且我不知道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

就我而言

我还在那里

在那里死去

每天，一点一点地

再次死去

那些已经死去之人的死亡……

我回来了

从一个处于认知之外的世界

现在必须忘却

否则我肯定

我无法再活下去。

在31000次列车的49名幸存者中，任何人都可以写下这样的文字，因为每个人都怀着相似的情感：疏离、失落与孤独。她们在德国集中营度过的两年零三个月，太寒冷，太恐惧，太疾病交加，太饥饿，太脏脏，太悲伤。她们见证了生命能够呈现出的最好的和最坏的一面，有残酷、施虐、暴行、背叛与偷窃，但也有慷慨与无私。她们的勇气和品格被发挥了极限，与人性有关的每一种认知都受到了挑战。

她们都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她们不再觉得自己是同一个人了，回望她们年轻时的时光，充满了希望、自信、激动，她们惊叹于自己曾如此纯真，如此轻信于人。纯真一去不复返了，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她们再也无法找回它。

她们曾如此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依靠彼此才活下来，现在却被迫分开了——被地理、被家庭、被一个她们早已忘记了规则和方式的世界分开了，一个她们必须重新了解的世界，而她们现今身体虚弱、容易疲劳且过早地老去了。日后重聚时，她们对彼此承认，在1945年初夏重返法国这件事，实际上比她们所知道的任何事都更困难、更令人不快。她们会说，回家是一段“被投下了阴影的、沉默的、欲言又止的”时光。

巴黎的拉斯佩尔大道（boulevard Raspail）上带有宫廷装饰风格的卢滕西亚酒店（Hotel Lutétia），成了迎接被驱逐者的接待处。在被德国占领的四年期间，这里曾是阿勃维尔的驻地。由于没有人知道将涉及多少人，也不清楚从集中营归来的人的精神状况，曾经的酒店里一片混乱。现场有医生、红十字会官员、政府代表和记者，走廊和大厅里张贴了失踪人士的照片与名单。朋友们几人一组回来了，或搭飞机或坐火车，她们发现自己被包围在手持失踪亲属照片的、焦虑不安的家属之中。那些人绝望地想得知幸存者的消息，恳求他们看一眼照片，看是否可以认出上面的面孔。马德莱娜·迪苏布雷和四个陌生人被带到了一个房间，他们不停地被敲门声打扰，外面挤满了疯狂寻找失踪儿子和女儿的父母、寻找丈夫的女人以及寻找妻子的男人。

卢卢比她的妹妹卡门早几天抵达卢滕西亚酒店。她设法给丈夫乔治打了电话，乔治在尝试逃出战俘营时受了伤，在更早的时候被遣送回了国。卢卢在保罗五岁生日时及时赶回了家。她给儿子带了一些糖果，这是他第一次吃糖。她离开时留下了一个婴儿，回来时，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认不出她的小男孩。

吉尔贝特·塔米西发现在卢滕西亚酒店不认识任何人。她没有马上给波尔多的父亲发电报，她无法告诉他虽然她活下来了，但妹妹安德烈却死了。她的一些朋友已经回家了，另一些朋友尚未被遣返。那晚，她梦见了自由，但她走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近三年来首次孤身一人，她很快想到：“这真的是自由吗，这种难以忍受的孤独，这个房间，这种精疲力竭？”她该怎么回答别人的问题呢？“安德烈呢？你把安德烈怎么了？”如果她的父亲也去世了呢？她该如何向拉佩拉德的家人解释贝尔特死在了比克瑙的沼泽地，她、夏洛特、维瓦、卢卢和卡门为了晚上的点名，一起把她的尸体抬回了营地？该如何告诉夏洛特·莱斯屈尔（Charlotte Lescure）年幼的儿子，她看着他的母亲被一个囚监活活打死了？她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孤独和困惑中，为卢卢、卡门和夏洛特而心痛，之后，重新回到床上睡觉。这次，她梦见和朋友们一起回来了，她感到“舒服、安慰、温暖多了”。

吉尔贝特太饿了，不得不离开房间。她站在走廊里观察、等待，不知道该去哪里。她感到害怕、缺乏信心。一个男人看见了犹豫不决的、警惕的她，他走上前，告诉她自己刚从毛特豪森集中营回来。他一路哄着她，让她尝试面对回家这件事，温柔地带她去餐厅，之后是去电报室以及走到摆满旅行手册的桌子边。她只想哭。他拿给她食物，帮她填表，用手帕轻柔地擦去她的泪水。那天晚上，她往南返回了波尔多，与其他几个从集中营回来的人一起。她的父亲在站台上等待。他看起来驼着背，有些疲惫。他没有问起安德烈：他已经知道了。在家里，吉尔贝特发现安德烈的东西还在她的房间，就像她离开时那样。她觉得每样东西都如此尖锐、危险，她觉得被弄伤了，满身伤痕。

热尔梅娜·皮肯来到卢滕西亚酒店，她站在大厅，用眼神在人群中寻找她的某个家人。没有人。她看见了战前认识的一名记者。她问他是否知道她的父亲在哪里。“他死了。”男人告诉她。不过，她的两个女儿还活着，正在等她回家。她的丈夫安德烈被德国人枪毙了，她在罗曼维尔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可现在才意识到只剩她和两个女孩展开全新的生活。但首先，她要找到安德烈被安葬在哪里。她回到法国的头几个星期，埋首于不同市政府的档案。她凭着一件外套、一缕头发和一颗金牙，认出了最终被挖出来的遗体。

热尔梅娜·勒诺丹也站在卢滕西亚酒店的大厅，没有认出向她走来的一名高个年轻男子。[2]三年前消瘦的男孩如今长成了大人模样。在通知家人热尔梅娜还活着的电报抵达托尼工作的农场后，他问农夫借钱买了火车票，又步行了12公里到达最近的车站，来巴黎等待他的母亲。他眼中的热尔梅娜失落、迷茫，身体古怪地肿胀着，到处都是患斑疹伤寒时留下的疤——她还没有完全康复。

5月1日，他们一起参加了归来的战俘和被遣返者的游行，队伍中有许多从前集中营的囚犯，身穿他们回来时所穿的条纹衣服。之后，他们搭火车回家了。整个村子的人都来迎接热尔梅娜，还为她准备了一张椅子，以防她在发言时觉得太累。她说得很少。在之后的几个月，她的头发全白了，但最后又重新长出了黑发。

三三两两或几人一组，49名女性都回家了。最后一个是玛丽-让娜·鲍尔，她从奥斯威辛经敖德萨（Odessa）回来。没有人接她。她住的大楼被炸毁了，家里被洗劫了，而且她得知自己的兄弟被处死了。她头晕目眩，精疲力竭，又失去了右眼的视力。她仍患有斑疹伤寒。她最强烈的感受是她们所经历的一切——她和其他女性，以及她们所有的牺牲，都是一场虚无。

49名回家的女性中，14人成了寡妇，她们的丈夫或被纳粹枪毙了，或死在集中营。直到重返法国，战争结束，死亡才终于击中了她们。埃莱娜·所罗门非常清楚，雅克已经死了：在他被带到瓦莱里安山枪毙之前，她曾在罗曼维尔与他告别。但她并没有真正地理解这件事，一心想着如果她真的能回来，他会在等着她。如今，突然之间，她难以承受失去他这件事的重量。“我觉得自己快发疯了，”她日后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没法开口说话。”

16名回来的女性——包括卢卢、两个热尔梅娜、玛丽-埃莉萨和夏洛特——有孩子在等着她们，22个孩子如今与她们的母亲重逢。但53个母亲没能回家，她们留下了75名孤儿。

7岁的米歇尔·波利策（Michel Politzer）不会再见到他的母亲了，3岁的皮埃尔·扎尼和克洛德·埃波也不会，他们的母亲安妮特曾在拉罗谢尔经营“殖民之锚”咖啡馆。还有伊冯娜·诺泰里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在比克瑙时曾如此满怀爱意与渴望地谈起他们。在圣马丹勒博，12岁的吉塞勒·塞尔让不停地等待着、盼望着。[3]她的母亲难道没有保证她会回家吗？一天，在村子的杂货店，她无意中听见一个陌生人告诉店主：塞尔让夫人去世了。即使在那时，她仍然不相信这件事。她的母亲两次都从德国人的监狱回来了：为什么这次不行？罗莎·弗洛克的父母永远都无法再见到他们年轻的女儿了。她母亲最后一次见她是在1942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早晨，她洗完餐具后，正准备去学校上学。

路易斯·洛凯（Louise Loquet）15岁时就协助她的母亲检查抵抗运动传单上的文字拼写，现在，她天天去卢滕西亚酒店，希望能打听到一些消息。她给每一名遣返者看她母亲的照片，恳求他们记起些什么。直到1946年12月，她碰巧遇到了玛丽-克洛德，才得知她的母亲去世了。即使在那时，也没人看见她去世时的情况。

站立着、等待着的不止孩子们。许多个星期以来，伊冯娜·诺泰里的母亲天天去波尔多的车站。她得知的最后消息是：伊冯娜在奥斯威辛活了下来。她相当确信，她的女儿只是回来得比较晚。直到很久之后，她才知道伊冯娜死于阿姆施泰滕的轰炸，距离德国投降仅六个星期。

如今，每一名幸存者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她们该如何重塑自己的生活，如何告诉家人她们经历了什么。玛丽-克洛德认为，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是一段太极端、太难以理解、太不为人知的经历，她们怀疑是否能用语言来描述它，即使有人愿意倾听——而实际上，并没有太多人想知道。

在战争结束前很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流亡政府就为因被德国驱逐而沦为囚犯的法国人制订了相关计划。抵抗运动中主要负责组织“战斗”（Combat）的创始人亨利·弗勒奈（Henri Frenay）被任命为囚犯与被驱逐者部门（Commissariat aux Prisonniers et Déportés）的负责人，他将这些男人和女人称为“失踪者”（les absents）。那时，他和其他人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掌握到战俘的人数约有95万，被送往德国强制劳动（Service de Travail Obligatoire）的人数有65万，但他完全不知道有多少抵抗者、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者或对纳粹怀有敌意的人被送上了火车，被驱逐到了东部。被问及人数时，他说在4万至16万之间。他更担心的是会再次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种混乱场面，被解放了的囚犯回国时带来了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那时，它在欧洲各国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

实际上，从法国被驱逐的人数与弗勒奈所估计的相差不远。但可怕的是它们将揭露出来的事实。从法国驱逐了75721名犹太人——他们是所谓的“种族驱逐者”（déportés raciales），但回来的仅有约2500人。政治犯（politiques）的情况稍好：被驱逐了86827人，回来40760人，略少于一半。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的情况都非常糟糕。尽管法国在几个月前就收到了关于集中营情况的报告，但它们大多被压了下来——不仅仅是为了不惊动家属。而且，尽管在身穿条纹衣服的男人和女人来到巴黎东站（Gare de l’Est）或者在勒布尔热（Le Bourget）下飞机之前，人们就看过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照片——它于4月15日被英国解放了，但大家还来不及消化对于幸存者经历的惊讶。随着关于他们所受到的迫害的描述相继问世，那些事实更让人深感震惊。

珍妮特·弗兰纳（Janet Flanner）身处巴黎东站的人群之中，迎接第一批从集中营和灭绝营归来的幸存者，她不久前在战地为《纽约客》做报道。[4]“他们的脸，”她写道，“呈一种灰绿色，他们似乎看到了周围的情况，但无法理解。”其他人提到他们的光头、蜡黄的肤色和凹陷的脸颊“让人想起象征原始部落的小脑袋”。有些人虚弱得无法站立。欢迎他们回来的人们带来了春天的鲜花，献给骨瘦如柴的、警惕的男人和女人。当一束束淡紫色的丁香花从他们“僵硬的”手上滑落后，他们在车站的紫色地毯上留下了一股“被踩踏的花朵的芬芳与疾病、尘土混合的恶臭”。回来的被驱逐者轻轻地唱着《马赛曲》，他们嗓音沙哑，有些旁观者不禁潸然泪下。

然而，事情比光把这些特殊的“失踪者”带回来并照顾他们更为复杂。问题是外界该如何理解他们的经历？法国该如何处置通敌者？——他们要为前者乃至于法国的遭遇负责。谁真的有罪？在被占领的四年中，有多少法国男女在普里莫·莱维的“灰色地带”中扮演了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的角色？要惩罚谁？法国警察呢？——他们执行德国人的命令，实施反犹法令，围捕、折磨嫌疑人，而后又把他们交给了纳粹。法国国家铁路（SNCF）的火车驾驶员呢？——起初是他们把驱逐者运往集中营的。他们的老板呢？——那些人向德国占领者按人头收了如此多的钱。70万名公务员呢？——如果没有他们，法国将无法在德国的统治下继续运作。在德国人办公室工作的女清洁工呢？还有在战争的最后一刻才投身于抵抗运动，所谓“临时抱佛脚的抵抗战士”（résistants de la dernière heure）呢？数以百万计的法国男女对待占领者的方式，远远超出了停战协定中的“正确态度”：他们也要受罚吗？

甚至，在盟国军队于1944年6月跨过英吉利海峡、登陆解放欧洲之前，法国游击队员就在一场对通敌者的残酷清洗（épuration sauvage）中，除掉了由约瑟夫·达兰（Darland）领导的法兰西民兵（Milice）[5]的成员、告密者、通敌者和过分热心的警察，共5238人。[6]约2万名法国女性被剃掉了头发——她们是所谓的“被剃头者”（tondues），据说是因为她们对占领者太友好了。法国流亡政府回国后取代了维希政权，相关人士强烈地意识到，必须让人们看到正义得到了伸张，犯罪会受到惩罚，因此，要在公开场合羞辱他们。尤其是共产党员，他们自称“被枪毙党”（le parti des fusillés），宣称德国人处死了9万名爱国人士——日后公布的真实数字为约9000人，因而要求实行大规模清洗。

但是，戴高乐不愿意在通敌者和他们的受害者身上花太多的心思，因为他渴望看见法国恢复大国的地位，担心美国的过度影响，意识到需要一个统一的法国，毕竟，法国人已经经历了四年被占领的创伤，如今该抛开战争了。现在该歌颂英雄，而不是揪出他口中的“可怜人”。“受够了尸体！受够了折磨！”（Assez de cadavres！Assez de suppliciés）一个出版人告诉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幸存者莫里塞·德尔菲厄（Maurice Delfieu），后者提议要撰写他的回忆录。幸亏有抵抗运动的辉煌成就，法国凭自己的努力重生了。“殉难的巴黎！”戴高乐在进入首都的时候宣布，“但巴黎自由了！它靠自己重获了自由！在整个法国的支持、协助下……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以泪洗面的日子结束了，“光辉”再次降临。为了恢复对巴黎的控制，将军和他的同僚下令通敌者中犯下了最严重罪行的人将被立刻审判，并将被处以最严厉的惩罚，尽管这不是为了报复。不久之后，法国就该学会原谅，继续向前。

占领期间没有“污点”的检察官们夜以继日地埋首在大雪崩式的案卷中，他们收集了311000份通敌嫌疑人的档案，并将它们提交给各级法院。但如此之多的文件就这么神秘地消失了。6万件案子被搁置。剩下的案子中，被起诉的人里只有3/4被判有罪。764人被处死，46145人被判处“剥夺公民权”，这既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投票权，被禁止加入工会，而且还无法从事一系列职业，并被没收了奖章、勋章、荣誉和退休金。

正如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法国没有足够的法律条款来处理占领期间的罪行。[7]许多人被起诉是因为向“敌人提供情报”，或者犯了一种新型的“通敌罪”，从而威胁到了国家的自由和平等，这种行为介于叛国罪和接纳占领者之间。处于分化和矛盾中的法国，直到1964年才将反人类罪纳入法律体系。1980年代，“里昂刽子手”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才被送上法庭。作为维希警察负责人的莫里斯·帕蓬和勒内·布斯凯，曾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逐出了自由区，直到1990年代仍是自由身。

达维德是巴黎特别旅的头目，他曾把如此之多的女性送往奥斯威辛，还把她们的丈夫送上了死路。夏洛特、塞西尔、马多、马伊、达妮埃尔都是他的受害者。因为他和他的手下，夏洛特失去了她的丈夫，贝蒂失去了她的爱人。贝蒂在法庭上望向他时不停地想：为什么他没认出她，而他的特征却永不磨灭地印刻在了她的脑海之中？达维德在被告席上争辩从没有见过哪个人受到折磨，他只是奉命行事，就算他手下有人出手比较狠，也绝不可能发展成真正的暴力。法官称他为“巴黎的希姆莱”。

陪审团商议了17分钟；当他们回来宣布他有罪的时候，法庭的人全体起立、鼓掌。5月5日，达维德被枪毙了，还有他衣冠楚楚的上司吕西安·罗滕，他在信息部担任的负责人职位对抵抗运动极为致命。整个法国有5000名警察被拘捕了，10名巴黎特别旅的成员被枪毙了。但法国需要地方法官和警察，因此其他许多人逃过了惩罚。罗滕的侄子（nephew）、巴黎第二特别旅的负责人勒内·埃诺克在“失踪者”的相关案件中被控处死了216人。但他逃跑了，许多年后，上了年纪的他在布鲁塞尔去世。塞西尔回到了巴黎第11区。一个曾告发她的警察向她走来，伸出手，对她微笑。她转过了身。

31000次列车上，几乎没有来自吉伦特省或夏朗德省的女性活下来，得以指控特别旅的负责人普安索。因此，他被起诉的罪名是导致1560名犹太人、900名政治犯被驱逐，285名男性被处死，以及使用极端酷刑致使人们“实质上被屠杀”。阿米瑟·吉永和她的儿媳妇伊薇特去世了，她们的丈夫在苏热被枪毙了。马德莱娜·扎尼、让娜·苏凯、玛格丽特·巴利尼亚都没能回家。

1944年8月，普安索和他的副手们乘坐12辆汽车，从法国逃往了德国。他们被人发现后，在瑞士被捕，接着被转交给了法国警方。[8]几天后，他的妻子在第戎站（Dijon station）被捕，她随身携带了100万法郎和大量其他外币。关押普安索的监狱遭到了围攻，但他侥幸逃过了民众的私刑。1945年6月12日，他在穆兰（Moulins）出庭受审。对他最不利的证据是一张用红色墨水写的名单——他亲手写的，上面都是被他下令处死的人。7月12日，普安索在里永（Riom）被枪毙。1949年，告发了安妮特·埃波、吉永一家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告密者费迪南·樊尚被枪决。

针对纳粹占领期间行为的一些最严厉的批评，瞄准的是歌颂纳粹美德和政策的作家及记者。1944年9月，夏洛特的丈夫乔治·迪达什和乔治·波利策共同创立的全国作家委员会（Comité Nationale des Écrivains）拟了第一份黑名单，涉及12名通敌者。之后，名单上的名字增加到了158个。结果，44人被起诉，罗贝尔·布拉西利亚奇（Robert Brasillach）和让·吕谢尔（Jean Luchaire）被处死。德里厄·拉罗谢勒（Drieu de la Rochelle）在第三次自杀时身亡。政治领袖之间几乎无法对严厉的判决达成共识。莫里亚克担心过度的清洗（épuration）将使新组建的法国政府在执政之前便受到玷污。他仿佛一名使徒，不停地祈求人们的和解与原谅。而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则开始敦促法国人直接由抵抗转为“革命”，严厉地对待通敌者。之后，他缓和了自己的观点，称“净化”（épuration）一词本身就让他感到作呕。

然而，人们逐渐达成了共识：大量杰出的作家在占领期间保持了可耻的沉默和不作为。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曾在德国人手下为国家电台（Radio Nationale）工作。萨特相当乐于取代一位犹太哲学教授的职位，后者因为反犹法令而遭到解雇。[9]人们为在瓦莱里安山被枪毙的《法国文学》的编辑们撰写了悼词。

从1945年7月23日起，对贝当的审讯持续了三个星期。这与其说是一场法律听证会，不如说更像对维希政府所代表的主张的一次正式谴责。被告席上的贝当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保持沉默，相当重要的原因是89岁的元帅正变得年老体衰。他被判处枪决，但戴高乐赦免了他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贝当被送去了大西洋上的利勒迪厄岛（Ile d’Yeu）。六年后，老态龙钟的他在那里去世了。1946年10月16日，维希法国的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尝试服用氰化物自杀，但他失败了。他被处以死刑。这两次审判均未太多提及犹太人被驱逐出境的事。

在被解放了的欧洲大陆各地以及由盟国占领的四片德国区域，许多审判正在进行。盟国在战争结束之前很久便宣布：任何战犯都会受到审判和惩罚。1945年6月26日，为了在准确起诉主要战犯上达成共识，伦敦召开了一场会议。谈判者之间的相互憎恨与法律传统上的严重分歧，导致事情的推进很不容易，不过，在8月8日，与会人员就《伦敦宪章》（London Charter）达成共识：它将成为日后设立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的法定基准。法律上最关键的创新是“反人类罪”的设立，它将不仅适用于谋杀和灭绝行为，还适用于其他许多行为。

第一场亦是最重要的一场军事审判，于1945年11月20日在纽伦堡举行。被告席上有22名主要的纳粹分子。那里本该有24人的，但纳粹实业家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在生病，德国劳工阵线（German Labour Front）主席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在审判开始前自杀了。正如来自美国的原告辩护律师特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所说的，希望正义能占据上风，也希望真相终将占据上风，“事情为何会发生以及是怎样发生的”终将浮现出来。这些罪行的本质和严重性远超人类经验的极限，在场的所有人都意识到，要将大屠杀带到法庭上，以一种尊重已经发生了的灾难的方式，有多么困难。“我们设法谴责和惩罚的罪恶，”泰勒说，“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如此恶毒，如此具有毁灭性，以至于文明无法容忍它们被忽视，因为人类历史上不可能再次发生。”最难处理的问题是，如何在战争期间的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之间划出一条界线。

玛丽-克洛德是31000次列车上唯一在纽伦堡审判中作证的幸存者。[10]她在审判的第44天现身，1946年1月28日，星期一。她端庄，表达清晰，金发编成辫子盘在她的头顶。她用不容置疑的、清楚的语句描述了她在比克瑙集中营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所看到的和所经历的。她回答了数个问题，关于她在巴黎被捕、她的朋友和同事被德国人枪毙以及她被关在桑特监狱的母亲。之后，她谈到了从罗曼维尔到奥斯威辛的旅途、集中营的点名、残酷的守卫和毒气室。她使用“我们”（nous）一词，因为她不仅在为自己说话，而是为229名与她一起被驱逐的女性。她谈到了独腿歌唱家阿莉塞·维泰尔博，谈到了她如何在“竞赛”中倒下，乞求达妮埃尔在她被拖去送死前给她毒药。

玛丽·克洛德·瓦扬-库蒂里耶在纽伦堡作证

偶尔，玛丽-克洛德会被打断，要她放慢语速，因为传译员跟不上她。她在日后说，坐在证人席上望着戈尔、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卡尔·邓尼茨（Karl Dönitz）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她心想：“看着我，因为在我眼中，你将看见成千上万双眼睛在盯着你，在我的声音里，有成千上万个声音在谴责你。”凝视他们的面孔和表情时，她惊讶地发现他们看起来如此普通。回到法国后，玛丽-克洛德说，她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她将被告席上的男人视为魔鬼，应该“被消灭”。第一天早晨，被告律师之一汉斯·马克斯博士（Dr Hans Marx）问她，如何解释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恐惧与艰苦之后，她的健康状况看起来还相当不错。她对此感到震惊又沮丧。她的回答非常简洁：她回来已经一年了。22名被告中有10人被处以绞刑，枪毙对他们来说太过庄重。

《伦敦宪章》成为之后在盟国和德国进行的审判的基础。超过5000人在盟国的法庭上被判处有罪，德国法庭的数字也与之相当。英美法律传统的保障措施确保了被告获得律师的权利、无罪推定和基于证据而不受任何合理怀疑的定罪，但也有人不满于胜者即正义。并非总能找到足够的证据，来给一清二楚的罪行定罪。在欧洲各国法庭的被告席上，那些被起诉的人辩称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身不由己，他们是错误身份的受害者。

在华沙的审判中，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鲁道夫·赫斯平静地描述了毒气室，解释了它的技术细节，描述了窒息过程以及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是如何立即死亡的，而其他人则“趔趔趄趄地走路，开始尖叫，挣扎着呼吸”。他的镇定使整个法庭感到震惊。[11]他被问及奥斯威辛集中营有250万人死亡是否属实时，他的回答是他认为数字应该接近150万。他在撰写于等待审判期间的回忆录中写道，公众只会视他为“嗜血的野兽……残酷，残忍，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没有任何人会理解他也有“心，他不是魔鬼”。1947年4月15日，赫斯在奥斯威辛被处以绞刑，就在他住过的别墅跟前，在那里，夏洛特曾看到过他的孩子们在别墅的花园里玩耍。

在那些曾用残暴主宰并摧毁了31000次列车上女人们的生命的人之中，许多被绳之以法，但并非全部。门格勒成功逃跑了，从未被抓获，阿代拉伊德曾拒绝协助他做医学试验；舒曼医生去了非洲，以自由人的身份在那里工作，直到1983年去世，他曾用X射线灼伤年轻男女，给他们留下了永久的伤痕；1957年8月，曾身穿军装做“净化”手术的克劳贝格医生死在监狱里，死因不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医疗负责人特赖特自杀了；曾津津有味地挑人，然后把他们送去毒气室的温克尔曼医生在判决执行前死亡；拉伊斯科的植物学家凯撒医生逃过了牢狱之灾，做起了洗衣店生意；党卫军的卡尔·奥贝格将军和赫尔穆特·克诺亨被判处死刑。在法国被占领的四年间，两人围捕、折磨、枪毙、驱逐了无数法国男人、女人和孩子，但他们在后来得到了改判。1962年，他们重获自由。

但是，拉文斯布吕克凶残的守卫、经常以橄榄球技巧把逃跑的女人逼到角落的汉斯·普夫劳姆，以及比克瑙像公牛般的折磨者阿道夫·陶贝，均被处决了，还有伊丽莎白·马沙尔和多罗西娅·宾茨，她们曾用棍棒将生病的和虚弱的女人活活打死。据说，许多被判处死刑的人在执行绞刑时是被慢慢吊死的。但没有人知道恶毒的玛戈·德雷克斯勒的下落。她被囚犯称为“死亡化身”，比克瑙的女人们曾反复遭她毒手。

1955年，在盟军最高指挥部（Allied High Command）解除了对德国法庭的限制后，掀起了一股赦免风潮。囚犯获准减刑，定罪被推翻，起诉被撤销。在法国，曾有4万人因为通敌罪而入狱。1948年，仅1.3万人还在坐牢。到1965年，所有人都获释了。

31000次列车上最后出庭的女性是阿代拉伊德，她在对奥斯威辛的波兰囚犯妇科医生德林的审判中作证，她经常看见对方在讨好纳粹医生。1964年，德林在伦敦以诽谤的罪名起诉了美国作家里昂·尤里斯（Leon Uris）。尤里斯在他的小说《出埃及记》（Exodus）中写道，德林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为1.7万名囚犯做了绝育手术。结果，陪审团的决定对德林有利，他得到了半便士的赔偿金，但法庭明确表示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在总结陈词中，巡回刑事法庭法官弗雷德里克·劳顿（Lord Justice Lawton）将阿代拉伊德称为“有史以来在英国法庭上作证的女性中最勇敢、最杰出的一位”。第二年，以色列提议授予她“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12]的勋章，她拒绝了，并表示她在奥斯威辛和拉文斯布吕克做过的所有事仅仅出于天性，它们合乎逻辑，出于“道德上的义务”。后来，她说道，从集中营回来后，她非常担心无法揭发纳粹的所作所为，无法使他们受到惩罚，而只有某些超人的力量，某种非凡的决心，才能够真正终结纳粹“对每个人以及精神价值的否定”。法国授予了她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

在31000次列车上的女人中，选中玛丽-克洛德、阿代拉伊德和贝蒂在对战争罪的审判中作证，并非偶然。三人都是坚强的、坚定的、具有战斗力的女性，她们活下来的部分原因正是缘于迫切地渴望见到纳粹和法国通敌者受到惩罚。但是，并非所有法国人都有心情聆听她们所说的话，而从集中营回来的男人和女人，大多在身体上或精神上尚未完全恢复健康，因而很难让外界听见他们的声音。戴高乐所推销的法国神话，是一个国内抵抗者团结一致而被少数人背叛的故事，如今，国家需要的是一场集体失忆。枯瘦的、病恹恹的被驱逐者不是一个让人感到愉快的提醒——德国人仅花了五个星期就击败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不仅如此，在被占领的四年中，正是法国人自己在围捕、拘禁犹太人和抵抗者，再把他们运往波兰处死。

然而，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被驱逐者应该得到承认、嘉奖。回家后，每一名男性和女性，只要他们能证明自己法国人的身份，就可以得到5000法郎、额外的食物配给，以及一个漫长的带薪假期。但是，这不包括数千名没有法国身份的犹太人、波兰抵抗者和西班牙难民，而他们都将法国视为祖国，都曾为抵抗运动而战，却从没有获得过法国国籍。不过，人们在谁才是真正的“抵抗者”（résistant）的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辩论，还在争论“政治犯”（politiques）和“种族者”（raciales）应该享有什么相应的权利。直到1948年，法律才规定这两种身份——每种为一个类别，取决于他们的疾病和残疾情况——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承认和补助金。即便如此，“政治犯”因为被视为战士而不是受害者，可以得到更好的待遇。

在40760名归来的“政治抵抗者”（résistants politiques）中，有8872名女性。1053人最终被授予最高荣誉——法国解放勋章（Compagnons de la Libération）[13]，而其中只有6名女性，这很好地说明了法国如何看待在抵抗运动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和戴高乐所推崇的英勇战士群像一致，执行破坏活动或与敌人战斗的武装人员被塑造为公众眼中真正的抵抗者。而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如信使、通讯员、印刷工、被禁文宣的分发者和提供安全屋的人，似乎显得不够英勇。在女性中，也有轻视她们所做之事的倾向。这些女性认为，身为女人，这是她们本来就会做的事。回到法国后，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躲进了阴影之中。

达妮埃尔·卡萨诺瓦是极少数没有被忘却的人物之一，她很快被视为新一代“圣女贞德”，一位殉难的共产党女英雄、伟大的爱国者和抵抗运动的象征。婴儿和街道纷纷以她的名字命名，她的画像被印在大奖章上和海报上。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她的丈夫洛朗最好不要再婚，而要将余生奉献给死去的妻子，以表达崇敬之情。

早在离开集中营之前，有些法国被驱逐者就讨论过回国以后要有某种维系友情（amicales）的形式，让幸存者走到一起，共同争取权利。玛丽-克洛德和马德莱娜·德谢瓦宁在“奥斯威辛、比克瑙及上西里西亚被驱逐者联合会”（Amicale des Déportés d’Auschwitz，Birkenau et des Camps de Haute-Silésie）的成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到1945年10月，“因抵抗和爱国而被驱逐者、被囚禁者全国联盟”（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Déportés et Internés Résistants et Patriotes）成立，它的总部在巴黎的勒鲁路（Leroux），那里曾是盖世太保的办公室。人们十分关心被驱逐者的健康，他们饱受后来以“被驱逐者综合征”（syndrome des déportés）而为人所知的病症的折磨，症状包括慢性疲劳、消化问题和抑郁。[14]

然而，犹太人几乎被排除在所有讨论之外，被驱逐的犹太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回来了，部分原因是回来的人太少了，部分原因是德国人在离开时摧毁了大部分波兰的灭绝营。如今，那里被苏联占领了，所以早期有关死亡营的故事不是犹太人写的，而是共产党。但事实远比这复杂。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曾因为犹太人身份和家人一起被驱逐，她后来说，活着回来的抵抗者很快就开始嘲笑、边缘化犹太幸存者。“他们，他们和纳粹作战。而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是。”[15]戴高乐或其他人都不愿承认许多法国人不仅纵容了反犹主义、仇外情绪，还迎合了德国人的想法，指认并驱逐犹太人。

直到1970年代初，人们才开始认真地重新审视所谓的“黑色年代”（les années noires）。马塞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uls）拍摄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电影《悲悼和怜悯》（Le Chagrin et la pitié），描绘了维希政府统治下的生活。它传达了相当清晰的讯息：抵抗者人数有限，却存在许多通敌者。奥菲尔斯在1960年代末便为电视台完成了影片的拍摄，但它直到1981年才被播出。那时，贝亚特（Beate）和泽格·克拉斯费尔德（Serge Klarsfeld）已经出版了他们的研究著作，这是一部有关驱逐法国犹太人的里程碑式作品，它列出了每个人的名字和他们所搭乘的车次。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正在拍摄《浩劫》（Shoah），一部有关德国和犹太人的长达九个小时的电影。外国历史学家马库斯·帕克斯顿（Marcus Paxton）出版了第一本有关维希政府和犹太人的权威著作，这是在维希政府被判处反人类罪之前很多年。[16]

就目前而言，在1945年至1946年的严冬，法国人更关心食物、政治和天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女性没能获得投票权，但她们在1945年赢得了这项权利。她们还在经济上、社会权益上得到了一些改善，尽管她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并入了法国家庭中，与其一起的还有其他弱势群体如儿童。实际上，关于堕胎、避孕的相关规定更严格了。女性在获得了投票权后，及时地在11月将戴高乐选为总统。但是，正如玛丽-克洛德所担心的，政党之间存在非常严重的分歧。法国共产党赢得了159个席位，成为法国当时话语权最大的政党，但戴高乐仍极不愿任命他们担任部长级职位。最终的妥协只维持了数月。由于未能将国家团结起来，戴高乐在1946年1月辞去了政府首脑的职务，但他继续呼吁全国和解，并宣称共产党应该为政治幻灭感的日益增强而受到谴责。

冬天非常寒冷。法郎贬值，据说法国如今比1914年时还贫穷84倍。经济破产，国家要依靠美国的援助和贷款才得以维持。食物短缺，配给商品的价格飙升。巴黎人抱怨说，他们比被占时期的任何时候都要觉得冷。由于缺少石膏，对多年来营养不良导致的骨质疏松，以及在冰面上摔断的骨头，医院都无计可施。

工厂处于闲置状态，它们的设备和机器在被占领者拆除后，运回了德国。化肥、木材和煤炭短缺。7500座桥梁倒塌了，食盐短缺意味着没法杀猪做腌猪肉（charcuterie）。盟军在1944年至1945年之间横扫了法国各地，他们消耗了宝贵的食物，还到处破坏、掠夺、强奸，他们的贪婪以及所造成的破坏在方方面面均堪比德国士兵。卡昂、勒阿弗尔（Le Havre）和圣洛（Saint-Lô）沦为废墟。500万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得多——无家可归。珍妮特·弗兰纳在《纽约客》的报道中描述了木底鞋在巴黎的鹅卵石街道上所发出的“哒哒”声，以及索邦大学的学生如何裹着厚厚的滑雪服去上课。但是，如果说杂货店的货架几乎是空的的话，剧院却挤满了人。若尔热特·罗斯坦深爱的歌手伊迪丝·琵雅芙在吉罗的夜总会（Giro’s nightclub）演出。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轻松的氛围，一种对快乐和享受的渴望，人们将它比作1789年凄凉和恐怖的革命之后，督政府时期令人兴高采烈的日子。“巴黎不是色彩缤纷的，”珍妮特·弗兰纳写道，“它躁动不安，忧心忡忡，脾气暴躁。”但她又写道，它正处于“恢复之中”。

49名女性回家后发现许多事都很难。首先是内疚之情，她们活着回来了，但她们那么多的朋友却死去了。这对费利谢纳·比耶日来说格外艰难，她是吉伦特省和夏朗德省极少数活着回来的人，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每个家庭告知他们的母亲、姐妹与女儿是如何去世的。她要打18个电话，并登门拜访。费利谢纳是一个腼腆内向的女性，这项任务几乎让她无法忍受。

家人成了陌生人，孩子们长得让人认不出来，他们对这些不熟悉却自称是他们母亲的女人很警惕。玛丽-埃莉萨发现她的小儿子弗朗西斯没事，但得知她的兄弟死在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的朋友弗朗斯-布洛克——两人曾一起在巴黎为抵抗运动制作炸弹——在汉堡被处死了，斧子砍下了她的头颅。她还确认了一件自己曾很担心的事：她母亲承认了自己是犹太人，死在了奥斯威辛的毒气室。埃莱娜·博洛的跛腿仍在康复，她回到了鲁瓦扬，发现城市沦为废墟，她的家被炸毁了，祖父去世了，祖母受伤了。她曾在比克瑙眼看着母亲死于脱水，当时，自己拼命地想从一辆车留下的车辙里弄些水给她喝。

许多人回家时都带着另一名集中营幸存者达维德·鲁塞（David Rousset）所称的“坏疽”，那种可怕的、令人震惊的折磨始终与幸存者形影不离。“我不再有不快乐的权利，”一名女性写道，“但没有任何愉悦或欢乐能够弥补我所经历的痛苦。我带着一整个集中营的记忆归来，却感到非常孤独。”为了回来，她们从无法生存的地方活下来了，但存在于她们脑海之中的如田园牧歌般友善、安逸的世界，很快成了一种幻觉。生活乏味、空虚。女人们觉得自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旅客，不再与其他人一样。她们曾如此渴望活下来，如今，却不再在意自己是否能做到这件事。她们曾告诉自己，她们在集中营忍受了所有不幸，如今，她们值得拥有幸福。但是，幸福却离她们而去了。

许多人发现自己无法独自入睡，因此会把床垫搬到她们父母的房间；她们消化不良，只能吃清淡的食物，她们的牙齿脱落了或经常疼痛，只能用茶勺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东西。如果有人突然做了某个动作的话，她们会感到害怕，仿佛是为了躲避被打。她们避免使用任何条纹材料。她们发现无法在葬礼上流泪，因为她们看过了太多死亡。她们担心自己看起来奇特或行为古怪，因为过早脱落的牙齿而感到羞耻。在充满暴力和饥饿的地方度过了两年多之后，她们发现很难在一个不由武力和狡诈主宰的世界中重新学会如何生活。她们易怒，心烦意乱。有些人一心想着报复背叛他们的人。热尔梅娜·勒诺丹和她的丈夫前往波尔多，寻找两名曾在迪哈堡折磨过她的警察。两人都在战争中死亡了。夏洛特查到了特别旅中逮捕她和迪达什的人，却被告知他们都曾在解放期间与德国人作战——所谓的“临时抱佛脚的抵抗者”，所以被免于起诉。

所有女性都认为，最艰难的是如何描述她们所经历的一切。她们曾设想将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家人，现在，她们却陷入了沉默。实际上，家人们并非真的想听：这些故事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们需要的不是食物，”夏洛特说，“而是诉说。但没有人想听。”她回到了原来的皮毛厂上班，那里一个逃过了巴黎围捕的犹太人清楚地表示：他不想听集中营里发生的任何事。陌生人会问一些问题，但他们很快就转变了话题，开始回忆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艰苦生活。埃莱娜·博洛回来后不久，在村里的一次庆祝活动上谈到了一些集中营的事。一名农夫打断了她：“这不可能是真的。如果是，你绝对不可能活下来。”她哭了整整三天。之后，她便不再说那些事了。埃莱娜后来还告诉其他人，她遇见过一个留意到她手臂上有编号文身的女人。女人问道：“哦，你把电话号码写在这儿吗？还是说，这是一种新时尚？”

夏洛特回到巴黎后才觉得真的活下来了，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魂魄，游荡在某个不存在的世界之中。她尝试看书，却奇怪地发现文字背后只有空洞和平庸。敏锐的感受离她而去了，明暗的差别似乎也消失了，世界被夺走了所有神秘感。她日后说，这是一段“长时间缺席”的时光，缺乏味道、颜色、气味和声音。之后，非常缓慢地，事物变得清晰起来。一天，她拿起一本书，又可以开始阅读了。

普佩特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她活下来了，而她的姐姐玛丽死了。她回到雷恩，发现她的父亲正打算再婚。她只有20岁，却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苍老。她的继母不比她大几岁，以为两个女孩都死了，已经把她们的卧室改建成了额外的旅馆客房。“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不再有一个姐姐了。”普佩特说道，“回来之后如此悲惨、肮脏，充满了一堆破烂的细节。”正如其他女性那样，她发现失去将她们联系在一起的浓烈的亲密友谊，竟如此痛苦。

她觉得自己不被人需要，又不喜欢继母，因此，很快就嫁给了“约翰尼网络”[17]的一个幸存者。她有了两个女儿，但她生活中似乎诸事不顺。父亲去世后，她卖掉了旅馆——她的继母早就搬出去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做起了小生意。“多年来，”她会说，“我假装一切都好，但在内心深处，我始终置身于一片令人苦恼的迷雾中。”但她持续阅读、学习，实现了她对自己的承诺：如果她能够活着回来，一定要自己去发现夏洛特、马伊、达妮埃尔和玛丽-克洛德曾谈论过的所有事。日后，普佩特因为自己撰写的回忆录激怒了其他幸存者，她用七个小矮人中的五个小矮人的名字指代在本多夫的盐矿和她一起劳动的女人。她一直不怎么喜欢塞西尔，在书中称她为“爱生气”（Grincheuse）[18]。

西蒙娜回家时尚未满21岁。她得知所有年轻男孩、女孩——他们曾在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野餐、训练，并肩在青年武装翼作战——都去世了，除了一个男孩。西蒙娜的弟弟皮埃尔惊讶地发现她竟没什么变化，直到他听见隔壁房间的她总在睡觉时大声呼喊。她的第一段婚姻失败了，嫁给的是另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她的第二段婚姻给了她一个儿子和一段幸福的时光。但是西蒙娜，那个曾经漂亮的、胖乎乎的女学生，那个曾在罗曼维尔拍下微笑照片的她，在回家后身体彻底坏了。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她动了17次手术。她经常梦见奥斯威辛，梦见因为太饿而从一匹活马身上割下一块肉吃了，之后便开始哭泣。

许多女性很快结婚了，比较常见的选择是嫁给参与过抵抗运动的男性。贝蒂遇见了一名前西班牙旅（Spanish Brigades）的成员，男人曾被关押在毛特豪森集中营。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后搬到了摩洛哥生活。埃莱娜·博洛结婚了，她决心生孩子，为了证明“德国人没有摧毁她”。但很长一段时间，她太沮丧了，无力照料孩子，只能把他们送去公公婆婆那里。热尔梅娜·勒诺丹发现自己怀孕了——在她回来后不久，她的丈夫也从一个战俘营回来了——但她不想要孩子。有时，她会“心不在焉”，担心无法再照料任何人。结果，儿子还是出生了，她为他取名为丹尼尔（Daniel），为了纪念达妮埃尔·卡萨诺瓦，之后，她又生了一个女儿。热尔梅娜也做噩梦，大喊大叫，反反复复，“狗！狗！”

1945年，不仅女人们感到生活艰难，她们的孩子也非常混乱、沮丧，对母亲们回来了的孩子而言是这样，对那些只有一封信或仅剩下离别记忆的孩子来说亦是如此。许多孩子在成长中左右为难，他们既不想被母亲的故事所吞噬，与此同时，又不能忘记对他们的身份如此关键的记忆。没人清楚费利谢纳·比耶日会搭哪一趟火车回来，所以，她的叔叔和祖父会去接每一趟火车。她的儿子最后一次见母亲时已经4岁了。他跟着他们去车站，但完全不认识最后现身的那个女人。他不知该怎么办，于是伸出手说：“你好，女士。”他永远无法忘记费利谢纳得知她的丈夫在苏热被枪毙后所说的话：如果她早知道这件事的话，就不会那么努力地活下来了。

有些祖父母和活下来的丈夫认为，不告诉孩子们母亲的去向比较简单。若奈（Jaunay）和他的姐妹们日复一日地等待着母亲热尔梅娜的消息，热尔梅娜曾是昂布瓦斯附近向导组织的成员，所有人均在1942年夏天被告发、逮捕了，没有任何人回来。他们的父亲什么也没说。从没有人提起过热尔梅娜的名字。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最后，若奈的姐妹们在朋友家得知了真相。但他的父亲仍拒绝谈起他们的母亲，而且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过她。终其一生，若奈都生活在对于一个深爱他的女人的苍白记忆中，八十岁高龄谈到母亲时，他仍忍不住落泪。

皮埃尔·扎尼的母亲被带走时，他仅18个月大。祖父母和阿姨们养大了他，他们把他母亲的被捕归咎于他父亲。[19]孩提时代，他讨厌那些父母在抵抗运动中去世了的孩子总会在学校受到区别对待。日后，尽管他没有对于母亲的明确记忆，但总觉得她的缺席像他生命中的一个洞，一道任何东西都无法填补的鸿沟。

克洛德·埃波在15岁时得知他的母亲安妮特不会再回家了。[20]他和阿姨们生活在兄妹关系亲密的家庭，他们待他视如己出。多年后，通过和玛丽-克洛德聊天，他才知道他母亲在比克瑙因为拿水给25号楼一个垂死的女人喝而被推上卡车、送往了毒气室。她被带走时，曾大声向其他人喊道：“照顾我的儿子。”直到他的父亲去世时，他才发现父亲留下来的资料中有一张母亲保存的他孩童时期的小画像。安妮特在被带走前设法把它交给了费利谢纳·比耶日。他这才知道，她在比克瑙的几个月中一直带着他的照片。费利谢纳小心地保管着它，在战争结束后把它交给了他父亲。克洛德现在把画像放在书桌上，这样每天都能看见它。安妮特·埃波被封为“国际义人”。

若尔热特·罗斯坦的女儿皮埃雷特记得她是一个爱笑的、慈爱的母亲，总在唱歌，总打扮得很体面，穿着高跟鞋，带她去听伊迪丝·琵雅芙唱歌。她一直渴望知道母亲的遭遇。[21]她住在祖父母家，但他们很少提起她，而总是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们不仅失去了若尔热特，还失去了她的兄弟皮埃尔。有人说，党卫军守卫从诺德豪森（Nordhausen）的多拉集中营（Dora camp）撤离时把他打死了，还有人说他和其他人被关在一座谷仓中活活烧死了。皮埃雷特说，战争结束后，她从没见祖父笑过。

得知塞西尔回来了之后，她联络了对方，表示要去见她。但塞西尔拒绝了，直到很久之后，她才告诉皮埃雷特：当时自己还无法承受这样的事。回来之后，塞西尔过得也很不容易。她离开时，女儿8岁；回来时，女儿11岁了，长成了一个又高又瘦、闷闷不乐的孩子。战争期间，女孩在家里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她对母亲的占有欲极强，塞西尔结识并打算嫁给一个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幸存者时，她非常嫉妒、难搞。女孩决定再也不和母亲一起生活了。“如果我够诚实的话，”塞西尔在日后说，“我不得不说，我再也没能赢回她的心。”二十多年来，塞西尔持续做着相同的噩梦：一名党卫军守卫拿着手枪，正爬上楼梯要杀她。在梦中，只有当她喊出“我不在乎你会不会杀我”之后，一切才会停止。

那种失落感、未竟的事业感以及对感情的迷茫感，还将延续数代人。[22]阿德里安娜·哈登贝格（Adrienne Hardenberg）在抵抗运动中协助过印刷工丈夫，后来死在了比克瑙集中营。她留下了女儿约朗德（Yolande），女孩后来被送去共产党同志的家中生活。战争结束时，曾经的小孩如今已是青少年，得知她的父母都去世了。她从一个家庭辗转到另一个家庭，在学校的表现一直都不好，被别人认为神秘而且情绪不稳定。她因为一次糟糕的堕胎在家中去世了。直到那时，她的家人才发现她家里还有一个名叫卡特琳（Catherine）的女婴和一个奶妈。卡特琳在另一个共产党员家里长大，直到许多年之后，她的养母去世，她才开始慢慢拼凑出祖母一生的故事。

1945年幸存者的聚会，其中有吉尔贝特、马多、贝蒂、塞西尔、卢卢和卡门

49名女性不愿对她们的孩子吐露心声，但对她们的孙辈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们彼此保持着联络，随着年纪的增长，她们更频繁地见面，三三两两，或是在纪念日越来越多的大聚会上。夏洛特、塞西尔、卡门和卢卢虽然分散在日内瓦、巴黎、布列塔尼和波尔多，不过始终都是最亲密的朋友。她们的谈话经常由集中营里某件好笑的或有一个好结果的事开始：某些运气不错的日子，或者夏洛特讲述自己被捕的故事，每次复述时都会改变她穿的裙子的颜色。但之后，氛围变得越来越忧郁，她们便开始谈起去世了的女人们。

有时她们会聊自己为什么会活下来，是什么独特的故事或性格让她们活下来的，是因为她们乐观的天性吗，或者是因为她们懂得运用身为女性的技巧——照料他人。最后，她们总会归结为同样的两个原因：她们会活下来，因为她们每个人都格外幸运，还因为她们之间的友谊，它保护了她们，让她们更容易忍受残暴。她们会说，她们学会了友谊的全部意义：对彼此的承诺远远超过个人喜好。她们觉得自己现在更有智慧了，因为她们通过某种无法定义的方式了解到人性可以堕落到何种地步，同时它又可能升华得多么崇高。

她们告诉彼此，由于经历过极度恐惧，这种经验让她们更易接纳、更好奇所处的世界，更理解他人的痛苦，尽管她们担心自己并非真正的见证者。如普里莫·莱维所说的，只有她们那些死去的朋友——被淹死的人们（sommersi），才真正见证了所有的恐惧。她们一致认为，过去和集中营的记忆有时候比身边的世界更为真实。许多人受困于糟糕的身体、精疲力竭和恶化的视力，还有可怕的噩梦，她们必须与之战斗才能入睡。她们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事实上看起来也确实如此。卢卢告诉别人，她无法让自己不再梦见人肉和骨头被烧焦的味道。她花了好几个月才品尝到咖啡的美味。夏洛特渴望回家之后的第一年赶快过去，这样她就不用再告诉自己：“一年前，这时……”

即使无法见面，幸存者依然觉得她们之间紧密相连，这种感觉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她们之间有一种无法与他人分享的熟悉感，一种坦诚和轻松。热尔梅娜·勒诺丹去世时，卡门、卢卢和夏洛特在去葬礼的火车上相遇了。[23]还有其他31000次列车的幸存者，大家好几年没见了，她们记起的不是眼前的面孔与身形，而是在集中营认识的那些女人。正如夏洛特所说的，她们开始聊天，“不用花任何力气，无拘无束，甚至不必讲究平常的礼节。在我们之间，就是我们”。这是一种无须维持的亲密关系。

随着年月的推移，许多女人诞下了新生命，讲述着她们经常觉得要去做而那些去世了的人无法再做的所有事。正如在比克瑙集中营和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时那样，对于那些拥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拥有一种值得信赖的事业的人来说，事情会容易一些。玛丽-克洛德和埃莱娜·所罗门都参政了。玛丽-埃莉萨·诺德曼回到了实验室。阿代拉伊德·奥特尔没有重拾精神科医生的工作，而是在巴黎郊区的一所学校当校医，她还会给当地的孩子们做蛋糕。她认为应该将集中营的医学试验记录下来，所以详细地写下了自己曾目睹的一切。这些记录直到她去世后才出版。她在一个与她同住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去世后，选择了自杀。就像普里莫·莱维和布鲁诺·贝特兰（Bruno Bettelheim）一样，从恐惧中幸存下来，最终被证明还是太过艰难了。

1940年代末，夏洛特·德尔博坐下来撰写了一本有关奥斯威辛的书。她回到巴黎时头痛欲裂，发着高烧，还伴随着牙痛，在噩梦中不停地饱受死亡的折磨。她在瑞士的疗养院住了许多个月，之后，才在阿泰尼剧院与路易·茹韦重逢。直到从波兰回来后，她才得知最小的弟弟在集中营去世了。她没有钱，也没有房子，于是搬到日内瓦为联合国工作，她的语言才能让她有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她没有抱怨，但有时会想：她是否太轻易地就离开了战后的法国。“流亡，这不是一种适合单身女人的生活。”她在给茹韦的信中悲伤地写道。她一边书写集中营的经历，一边渐渐地恢复了健康。之后，她把书放到一旁——放了整整二十年，看它能否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是否真正传达了当时发生过的一切。她希望自己的风格足够平实、清晰，便于读者理解。

以某种形式，包括诗歌、散文以及对话，夏洛特的余生都在书写有关集中营的事。她在一封长长的信中向茹韦回忆了许多事，这让人联想到了《欧律狄刻》，但她从没寄出它。之后，茹韦去世了。她撰写的《奥斯威辛与之后》（Auschwitz and After）由三个短篇小说组成，直到1970年代才相继出版。她说存在两个自己，一个是在奥斯威辛时的自己，一个是奥斯威辛之后的自己——就像蛇会为了获得新生而脱皮一样。她总在担心，皮肤也许会变得越来越薄，裂开，而后，集中营会再次抓住她。只是与蛇皮不同，她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记忆刻骨铭心，丝毫没有淡忘，它永远也不会消失。她写道：“我和它一起活着。奥斯威辛就在那里，无法改变，无比清晰，但被记忆的表皮包裹着。”

由此，便产生了两种记忆：她称之为“普通”记忆的现在，以及由深层记忆（la mémoire profonde）和感官的记忆所维系的“那时的我”。第一种方式让她将奥斯威辛视为一种叙述的一部分，某种已经发生、已经结束而且可以继续下去的叙述。而第二种方式，让她觉得奥斯威辛永远没有而且也无法终结。通过思考，普通记忆让她传达事实；通过感受的记忆，她得以传达始终伴随着她们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如保罗·策兰（Paul Celan）[24]和普里莫·莱维一样，她用词谨慎、生硬，具有一种优雅的平衡，不加修饰，目的是通过感官的吸引力来打动读者。她说，她想带着读者一起重返奥斯威辛，让他们能感受到它像从前一样真实，因为对她而言，它永远如此真实。

夏洛特一直与31000次列车上的女人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从某个时刻起，她决定记录所有230名女性的故事，以简短传记的方式。她和马德莱娜·杜瓦雷（马多）聊天之后，才真正找到一种语言，来书写比克瑙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对她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马多告诉夏洛特，她被送到比克瑙时年仅22岁，战后，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际，她沉浸在无边的幸福之中，但几乎与此同时，那些女人的魂魄立刻向她涌来。她们都死了，无法再体味这种特别的喜悦。“我那如丝绸般柔顺的欢乐源泉，”她解释，“变成了黏稠的软泥、乌黑的雪和散发着恶臭的沼泽。”

她接着写道：“以前，当我们总说着‘如果我能回家的话’时，我们想再次找回来的生活曾经是宏大的、壮丽的、色彩斑斓的。但是，我们重新开始的生活却如此平淡、简陋、琐碎，我们的希望被打破了，美好的意图被击碎，这不是我们的错吗？”她说她的丈夫相当敏感、体贴，希望她能够忘却，她不想让他伤心。但她唯一想到的是：遗忘就是一种背叛。她想念所有人，维瓦、达妮埃尔、雷蒙德、安妮特，以及所有的时光。在很大程度上，她觉得自己与那些“真正的人，我们真正的同志”靠得更近。所以，她决定不再谈论奥斯威辛。“人们望着我，以为我活下来了……我没有活着。我在奥斯威辛死去了，但没人知道这一点。”

[1] 参见Delbo，Auschwitz and After。

[2] Tony Renaudin.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3] Gisèle Jaffredo.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4] 参见Janet Flanner，Paris Journal 1944-1965（London，1966）；Antony Beevor and Artemis Cooper，Paris after the Liberation，1944-1949（London，1994）。

[5] 维希政府在纳粹的协助下，于1943年1月30日建立的准军事组织，以镇压法国的抵抗运动。——译者注

[6] 参见Jean-Marie Berlière and Franck Liaigre，Liquider les Traîtres（Paris，2007）。

[7] 参见Patricia Heberer and Jürgen Matthaus，Atrocities on Trial（London，2008）。

[8] Trial documents in the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llier；see also Dominique Lormier，Bordeaux brûle-t-il？（Bordeaux，1998）.

[9] 参见ony Judt，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Chicago，1998）。

[10] 参见Testimony in Marcel Ophüls，Memory of Justice（film，1976）；Marie-Claude Vaillant-Couturier，evidence to Nuremberg，28 January 1946。

[11] 参见Jeremy Dixon，Commanders of Auschwitz（Atglen，2005）。

[12] 以色列向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免遭屠杀的非犹太人所颁发的勋章。——译者注

[13] 由法国当时的总统戴高乐将军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立，以表彰在战争中为解放法国出力的英雄。——译者注

[14] 十年之内，超过三分之一的幸存者去世了。——作者注

[15] 参见Simone Veil，Une Vie（Paris，2007）。

[16] 1980年，一项针对18岁至44岁的法国民众的调查显示，34%的人认为毒气室的存在没有得到清楚的证明。——作者注

[17] 120名曾为“约翰尼网络”做事的男人和女人中，28人被德国人杀害了。——作者注

[18] 1937年的迪士尼动画《白雪公主》中有七个小矮人，名字分别为：Doc（万事通）、Grumpy（爱生气）、Happy（开心果）、Sleepy（瞌睡虫）、Bashful（害羞鬼）、Sneezy（喷嚏精）以及Dopey（糊涂蛋）。——译者注

[19] 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20] 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21] Pierrette Rostaing.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22] Catherine Hardenberg.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23] 参见Delbo，Auschwitz and After。

[24]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德国诗人，以《死亡赋格》（Todesfuge）一诗震动战后德语诗坛。——译者注

附录：女性名录

2008年，我开始写作本书，当时的31000次列车上仍有七名女性健在。她们是：

西蒙娜·阿利宗（Simone Alizon，Poupette/普佩特）：生于1925年2月24日，最年轻的幸存者。后来，普佩特结婚了，育有两个女儿，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回来后，她定居在雷恩。

塞西尔·沙吕奥（Cécile Charua）：被称为“塞纳河畔的埃皮奈”；生于1915年7月18日。战争结束后，塞西尔再婚了，育有两个儿子。她住在布列塔尼，离儿子们很近。

马德莱娜·迪苏布雷（Madeleine Dissoubray）：生于1917年11月25日。马德莱娜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回来后结了婚，育有两个孩子，从事教育行业。她始终与抵抗组织保持着紧密联系。

马德莱娜·朗格卢瓦（Madeleine Langlois，Betty/贝蒂）：被称为“红指甲”；生于1914年5月23日。战后，贝蒂结了婚，育有一个儿子，前往摩洛哥生活。她的晚年在巴黎度过，于2009年去世。

热纳维耶芙·帕库拉（Geneviève Pakula）：生于1922年12月22日。原为波兰人，热纳维耶芙从集中营回到法国后结了婚，育有一个女儿，并成为一名裁缝。她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吉尔贝特·塔米西（Gilberte Tamisé）：生于1912年2月3日。吉尔贝特的妹妹安德烈（Andrée）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去世。吉尔贝特回到了波尔多，照料她的父亲。她于2009年去世。

卢卢·泰弗南（Lulu Thévenin）：生于1917年7月16日，马赛。她和妹妹卡门（Carmen）都回家了——唯一一对幸存的姐妹。她的丈夫和儿子保罗（Paul）都在等她回来。后来，她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她于2009年去世。

我没能从31000次列车的其他42位女性幸存者处获得太多资料，她们大多在回来后数年之内去世。她们回来时，家庭已经支离破碎，房子被轰炸或被洗劫，孩子们已经认不出她们了。许多人的丈夫或情人被德国人枪毙。有些人再婚。有些单身女性结婚，育有孩子。几乎所有的人身体都不好——关节炎、心脏问题、皮肤病、斑疹伤寒的后遗症。她们很容易疲劳，而且会陷入一波又一波的抑郁中。极少数人过上了曾梦想过的幸福生活。她们分别是：

玛丽-让娜·鲍尔（Marie-Jeanne Bauer）：生于1913年7月14日，圣阿夫里克（Saint-Affrique）。她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直到解放。回来后，她发现屋子被轰炸了，丈夫和兄弟被处死了。在集中营，她一只眼睛失去了视力。

安托瓦妮特·贝塞尔（Antoinette Besseyre）：生于1919年7月7日，布列塔尼。安托瓦妮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被德国人枪毙了。她再婚了，但病得很重，反复出现斑疹伤寒症状，因此没能生育孩子。

费利谢纳·比耶日（Félicienne Bierge）：生于1914年6月9日，西班牙，但在波尔多长大。费利谢纳的丈夫被德国人枪毙，但她与儿子重逢了，后再婚，育有一个女儿。

克洛迪娜·布拉托（Claudine Blateau）：生于1911年3月23日，尼奥尔。克洛迪娜回家后发现丈夫被德国人枪毙，但两个孩子在等她。她再婚了。

埃莱娜·博洛（Hélène Bolleau）：生于1924年4月6日，鲁瓦扬。埃莱娜的母亲埃玛（Emma）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的父亲被德国人枪毙了。她回来时21岁，结了婚，并育有孩子。但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受困于抑郁症。

玛丽-路易丝·科隆班（Marie-Louise Colombain）：生于1920年4月12日，巴黎。玛丽-路易丝回家后，得知她的丈夫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她再婚后，育有三个孩子。

玛格丽特·科林格（Marguerite Corringer）：生于1902年6月15日，巴黎。战前，玛格丽特是女仆、女管家。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被德国人枪毙了。她回来后患有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症。

马德莱娜·德卡瓦辛（Madeleine Dechavassine）：生于1900年，阿登。马德莱娜回来后继续做药剂师，但始终未婚。她于1960年退休，独自生活。

阿莉达·德拉萨尔（Alida Delasalle）：生于1907年7月23日，费康（Fécamp）。阿莉达的身体在集中营被毁了。她回来时患有心包炎、肾炎、硬化症、风湿病，还掉了牙齿，失去了部分听力。她的身体没能恢复到可以重新工作的状态。她的丈夫被德国人枪毙了。

夏洛特·德尔博（Charlotte Delbo）：生于1913年8月10日，塞纳-瓦兹省。她回来后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工作，写作诗歌、剧本以及关于集中营的回忆录。她的丈夫被德国人枪毙了，她没有再婚。

马德莱娜·杜瓦雷（Madeleine Doiret，Mado/马多）：生于1920年11月2日，伊夫里。马多回来时年仅24岁。她结婚了，育有一个儿子。她重新做起了秘书，但由于脊椎问题提早退休。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始终困扰着她。

艾梅·多里达（Aimée Doridat）：生于1905年3月14日，南锡。艾梅和妯娌奥尔加·戈德弗鲁瓦（Olga Godefroy）一起被驱逐，后者没能回来。艾梅的腿在比克瑙被截肢。她的丈夫和孩子们都在等她回家，她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热尔梅娜·德拉普（Germaine Drapon）：生于1903年1月1日，夏朗德。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她与从奥拉宁堡回来的丈夫以及她的女儿重逢了。他们的家被轰炸了，但一家人仍在一起。

玛丽-让娜·杜邦（Marie-Jeanne Dupont）：生于1921年3月11日，杜埃（Douai）。回来时24岁，玛丽-让娜结了婚，育有两个孩子，但她的身体一直很糟。

米兹·费里（Mitzy Ferry）：生于1918年3月6日，孚日山脉（Vosges）。米兹后来在法国南部定居，带大了她的儿子。但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做过许多次腹部手术。

埃莱娜·富尼耶（Hélène Fournier）：生于1904年12月23日，安德尔-卢瓦尔省。图尔地区唯一的幸存者。她的丈夫和女儿都在等她回来。她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约朗德·吉利（Yolande Gili）：生于1922年3月7日，摩泽尔省，她的父母为意大利移民，后定居在那里。她的父亲、丈夫都被德国人枪毙了，她的姐妹奥萝尔·皮卡（Aurore Pica）没能从集中营回来，但约朗德与儿子重逢了，也再婚了。她的身体特别糟糕。

阿代拉伊德·奥特尔（Adelaïde Hautval）：生于1906年1月1日，莱茵河流域。最后被遣返的女性之一。她在学校做校医。她因在集中营对同志们的付出，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泰蕾兹·兰博伊（Thérèse Lamboy）：生于1918年7月25日。生平不详。仅知道她有一个孩子，从集中营幸存。

费尔南德·洛朗（Fernande Laurent）：生于1902年12月31日，南特。回来后，费尔南德对告发她的家人提出了控告。她的丈夫和孩子们都在等她回来，但她的身体特别糟糕。她患有心脏疾病、支气管炎和静脉炎。

玛塞勒·勒马松（Marcelle Lemasson）：生于1909年11月28日，桑特（Saintes）。她与丈夫重逢了，后者从毛特豪森集中营幸存。她有一个儿子，但背部有问题，心脏不好。

西蒙娜·洛什（Simone Loche）：生于1913年10月27日，下卢瓦尔省（Loire-Inférieure）[1]。她与丈夫、年幼的儿子重逢了，并慢慢恢复了健康。

路易丝·洛瑟朗（Louise Losserand）：生于1904年2月23日，巴黎。路易丝的丈夫被德国人枪毙了。尽管她再婚了，不过她没能继续做毛皮裁缝。

路易丝·马加迪尔（Louise Magadur）：生于1899年4月21日，菲尼斯泰尔省（Finistère）。最年长的幸存者。路易丝重新开张了她的美容院。但她被狗咬过的腿未能再复原，她还经常做可怕的噩梦。

露西·芒叙（Lucie Mansuy）：生于1915年6月3日，孚日山脉。露西的丈夫死于西班牙内战，她的情人被德国人杀害。她回来后发现屋子被拆了。她成了一名机器切割工，但受困于可怕的噩梦。

亨丽埃特·莫韦（Henriette Mauvais）：生于1906年10月22日，塞纳河畔维特里（Vitry-sur-Seine）。她的丈夫和两个女儿都在等她回来，后来她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她是速记打字员。

玛尔特·梅纳尔（Marthe Meynard）：生于1912年3月29日，昂古莱姆。玛尔特的丈夫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她的独生子于1973年自杀，留下了四个孩子。当年他的父母被驱逐时，他年仅3岁。

吕西安娜·米肖（Lucienne Michaud）：生于1923年4月4日，勒克勒佐（Creusot）。与战前的未婚夫结了婚，并育有两个孩子。她在旅行社工作。

玛塞勒·穆罗（Marcelle Mourot）：生于1918年7月31日，杜省。战后，玛塞勒与另一位抵抗者结婚了，育有两个孩子。她做过无数次耳部手术。

玛丽-埃莉萨·诺德曼（Marie-Elisa Nordmann）：生于1910年11月4日，巴黎。玛丽-埃莉萨的母亲死在了比克瑙。她的儿子在等她回来，她后来继续从事科学事业。她再婚后，又生了三个孩子。她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玛丽-让娜·佩内克（Marie-Jeanne Pennec）：生于1909年7月9日，雷恩。玛丽-让娜与儿子重逢了，但两人相处得磕磕碰碰。儿子搬到中南半岛（Indochina）后，她患上了神经性抑郁症，曾尝试过自杀，还做过前脑叶白质切除术。

热尔梅娜·皮肯（Germaine Pican）：生于1901年10月10日，鲁昂。热尔梅娜的丈夫安德烈（André）被德国人枪毙了，但她和两个女儿重逢了。她始终是共产党员。她的大女儿受战争和失去父亲的影响，在两年后去世。

热尔梅娜·皮鲁（Germaine Pirou）：生于1918年3月9日，菲尼斯泰尔省。1956年，热尔梅娜嫁给一个曾加入法国外籍兵团（Foreign Legion）的奥地利人。他们有一个儿子，从事房地产工作。她是极少数过上了幸福生活的幸存者。

勒妮·皮蒂奥（Renée Pitiot）：生于1921年11月17日，巴黎。勒妮年仅22岁的丈夫被德国人枪毙了。她再婚后，育有三个女儿，但因肾衰竭在年轻时就去世了。

波莱特·普吕尼埃（Paulette Prunières）：生于1918年11月13日，巴黎。波莱特结婚了，育有两个孩子，但她经常生病。

热尔梅娜·勒诺丹（Germaine Renaudin）：生于1906年3月22日，默尔特-摩泽尔省（Meurthe-et-Moselle）。她是天主教徒、共产党员。她的丈夫、儿子以及两个女儿都在等她回家，后来她又生了两个孩子。她于1968年死于癌症。

西蒙娜·尚帕克斯（Simone Sampaix）：生于1924年6月14日，色当。西蒙娜回来时年仅20岁。她结过两次婚，育有一个儿子，但她的身体从未康复过。

让娜·塞尔（Jeanne Serre，Carmen/卡门）：生于1919年7月，阿尔及利亚。卡门结婚后，育有三个孩子。她身体不好，但始终是激进的共产党员。

朱莉娅·斯卢萨奇克（Julia Slusarczyk）：生于1902年4月26日，波兰。朱莉娅从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捕。她回到巴黎后，发现她的猪肉屠宰生意被毁了，公司的状况非常糟糕。她自己的身体从未康复过。

埃莱娜·所罗门（Hélène Solomon）：生于1909年5月25日，巴黎。埃莱娜的丈夫雅克（Jacques）被德国人枪毙了。回来后，她成为法国议会议员，从事科学研究。她再婚了，但没有孩子，她的身体始终不好。

玛丽-克洛德·瓦扬-库蒂里耶（Marie-Claude Vaillant-Couturier）：生于1912年11月3日，巴黎。她在战前就是寡妇，回来后，与她的同伴皮埃尔·维永（Pierre Villon）再婚。她成为共产党代表，拥有杰出的事业。她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罗朗德·旺达勒（Rolande Vandaële）：生于1918年4月18日，巴黎。罗朗德与母亲夏洛特·杜约（Charlotte Douillot）、阿姨亨丽埃特·于利耶（Henriette L’Huillier）一起被驱逐，但她们没能活着回来。战后，她与邮递员丈夫重逢了，育有一个儿子。但她总是战战兢兢地，饱受困扰。

以下是那些没能回家的女性：

让娜·亚历山大（Jeanne Alexandre）：来自康塔尔省（Cantal）。为抵抗运动运送武器。1943年2月，年仅31岁的她死于斑疹伤寒。留下一个儿子。

玛丽·阿利宗（Marie Alizon）：来自雷恩。收留抵抗者。1943年6月，年仅22岁的她死于痢疾和严重的耳朵炎症。（妹妹：普佩特，幸存。）

约瑟·阿隆索（Josée Alonso）：来自西班牙，4岁时来到法国。照料受伤的抵抗者。离异，有两个儿子。1943年2月，32岁的她被党卫军殴打，死于肺炎。

埃莱娜·安托万（Hélène Antoine）：来自孚日山脉。纺织工，有一个儿子。藏匿武器。丈夫被枪毙了。死于1943年春天，终年44岁。死因不明。

伊冯娜·B（Yvonne B）：来自安德尔-卢瓦尔省。农夫的妻子。被告发——其实是误告——藏匿武器。丈夫为战俘。由于怀孕了，她本可以躲过驱逐，但孩子不是她丈夫的，她羞于启齿。1943年2月10日，她在“竞赛”中被抓，终年26岁。

加布丽埃勒·贝尔然（Gabrielle Bergin）：来自布尔日。在谢尔省附近经营咖啡馆，协助囚犯和犹太人穿越分界线。被丈夫的情人告发。1943年3月去世，终年50岁。死因不明。

欧亨尼娅·贝斯金（Eugenia Beskine）：来自苏联。1943年2月10日，在“竞赛”中被抓，终年54岁。

安托瓦妮特·比博（Antoinette Bibault）：来自萨尔特省。被怀疑背叛了30名抵抗运动成员。在抵达比克瑙集中营十天后死在床上，终年39岁。丈夫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兄弟死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罗塞特·勃朗（Rosette Blanc）：来自东比利牛斯省（Pyrénées-Orientales）。共产党员，巴黎知识分子抵抗运动的联络员。1943年4月死于斑疹伤寒，终年23岁。

伊冯娜·布莱什（Yvonne Blech）：来自布雷斯特。编辑，嫁给了作家勒内·布莱什（René Blech）。共产党员，曾参与知识分子抵抗运动。1943年3月11日死于痢疾，终年36岁。

埃玛·博洛（Emma Bolleau）：来自鲁瓦扬。与丈夫罗歇、女儿埃莱娜创建了滨海夏朗德省的第一个“狙击手和游击队”组织。在给狱中的埃莱娜送吃的时被捕。坚持了52天，1943年3月20日，死于痢疾和脱水，终年42岁。（罗歇被处死；埃莱娜回家了。）

约瑟·博南方（Josée Bonenfant）：来自巴黎。女裁缝。1943年2月底去世，死因不明。留下了一个10岁的女儿。

伊冯娜·博纳尔（Yvonne Bonnard）：关于她所知甚少。一天晚上的点名后，她倒在泥地中去世了。终年45岁。

莱昂娜·布亚尔（Léona Bouillard）：来自阿登。因分发传单，被承包商丈夫告发。丈夫死于奥拉宁堡。她在抵达比克瑙三天后的点名时去世，终年57岁。

艾丽斯·布莱（Alice Boulet）：来自索恩-卢瓦尔省（Saône-et-Loire）。共产党员，巴黎国民抵抗阵线的联络员。1943年3月死于痢疾，终年28岁。丈夫死于威廉港（Wilhemshafen）。

索菲·布拉班德尔（Sophie Brabander）和她的女儿埃莱娜（Hélène）：生活在巴黎的波兰移民。与丈夫同属莫妮卡网络。在贡比涅，与儿子罗穆亚尔德（Romuald）一起坐上火车。在1943年2月10日的“竞赛”中，索菲被抓，终年55岁。1943年5月12日，埃莱娜死于斑疹伤寒，终年20岁。

若尔热特·布雷（Georgette Bret）：来自吉伦特省。与丈夫一起分发秘密材料，他是武装抵抗运动中的激进共产党员。丈夫被德国人处死后，她继续工作。1943年5月20日，她死于斑疹伤寒，终年27岁。留下了一个10岁的女儿。

西蒙娜·布吕加尔（Simone Brugal）：来自圣但尼。横渡大西洋的客轮上的理发师。与一名犹太骑兵军官生下4个儿子，后嫁给一位鱼贩。未有参与抵抗运动的明显证据。1943年2月初去世，终年45岁。死因不明。儿子的父亲在奥斯维辛被送去了毒气室。

玛塞勒·比罗（Marcelle Bureau）：来自滨海夏朗德省。参与了博洛家族的网络。1943年4月16日死于斑疹伤寒，终年20岁。

艾丽斯·卡伊博（Alice Cailbault）：来自巴黎。与丈夫在夏朗德拥有一座农场，参与了吉永/巴利尼亚家族的网络。被樊尚告发。女儿安德烈（Andrée）接手了农场和抵抗活动。1943年3月8日去世，终年36岁，当时她的腿严重肿胀，已无法行走。

热尔梅娜·康特洛布（Germaine Cantelaube）：来自巴黎。保管传单，参与波尔多地区的抵抗活动。丈夫被枪毙后，她继续收留抵抗者。被普安索审问时，曾朝他的脸吐口水。1943年3月31日死于痢疾，终年35岁。

伊冯娜·卡雷（Yvonne Carré）：来自蒙索莱米讷（Montceau-les-Mines）。与丈夫活跃于洛瑟朗的“游击队与狙击手”网络。丈夫被处死。1943年3月死于被党卫军恶犬咬伤后的坏疽，终年45岁。

达妮埃尔·卡萨诺瓦（Danielle Casanova）：来自阿雅克肖。牙医。法国女青年联盟创始人，活跃于国民抵抗阵线、法国共产党青年翼、巴黎的知识分子抵抗运动。1943年5月9日死于斑疹伤寒，终年34岁。死后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埃莱娜·卡斯特拉（Hélène Castera）：来自吉伦特省。与丈夫和三个儿子活跃于贝格勒附近的抵抗运动。1943年3月初死于痢疾，终年45岁，死时不知道两个儿子已经被盖世太保处死了。她的丈夫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

伊冯娜·卡韦（Yvonne Cavé）：来自蒙鲁日。她和做纸板的丈夫都没有掩饰对德国人的憎恶，而且还收听伦敦的广播。1943年2月底死于严重的肾炎。有人偷了她的鞋，她被迫在点名时光脚在雪地里站了四小时。终年46岁。她的丈夫死于奥拉宁堡。

卡米耶·尚皮翁（Camille Champion）：来自菲尼斯泰尔省。经营旅馆，但未知是否曾参与抵抗运动。在皮肯/波利策围捕行动中与丈夫一起被捕。1943年4月死于斑疹伤寒，终年44岁。丈夫被德国人处死了。留下了一个儿子。

玛丽·肖（Marie Chaux）：来自坦莱尔米塔日（Tain-l’Hermitage）。寡妇，经营旅馆。由于私自保留丈夫的左轮手枪被捕，被怀疑收留抵抗者。她表示无法忍受点名后，于1943年2月3日被带往25号楼；可能死于毒气室。终年67岁。

玛格丽特·沙瓦罗克（Marguerite Chavaroc）：来自坎佩尔。与丈夫一同参与了约翰尼网络（请参见阿利宗）。1943年3月中旬死于痢疾，终年48岁。丈夫从奥拉宁堡幸存。

勒妮·科森（Renée Cossin）：来自亚眠。为地下共产党做事，成为两个地区的联络员，活跃于皮卡第（Picardy）的女性抗议群体之中。1943年4月，因痢疾和水肿死于“医务室”，终年29岁。留下了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6岁。

苏珊·科斯唐坦（Suzanne Costentin）：来自德塞夫勒省（Deux-Sèvres）。教师，熟练的皮革工。携带与夏多布里昂被枪毙者命运有关的传单而被捕。被殴打至无法移动，生了坏疽。1943年3月去世，终年49岁。

伊冯娜·库尔蒂亚（Yvonne Courtillat）：来自莫尔比昂省（Morbihan）。护士助理，在谢尔河（Cher）附近工作，也在那里协助犹太人和抵抗者从占领区前往自由区。被告发。最早去世的几个人之一，但当时没人看见她。终年32岁。留下了一个12岁的儿子和一个10岁的女儿。

让娜·库托（Jeanne Couteau）：来自巴黎。图尔的厨师，因分发传单而被捕。1943年4月初死于斑疹伤寒，终年42岁。

马德莱娜·达穆尔（Madeleine Damous）：来自安德尔省。她和丈夫都是共产党员，为“游击队与狙击手”做事。1943年3月死于囚监的暴力殴打，当时被打至双眼失明，年仅30岁。她的丈夫被德国人枪毙了。他们没有孩子。

维瓦·多伯夫（Viva Daubeuf）：来自安科纳（Ancona）。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彼得罗·南尼（Pietro Nenni）的女儿。协助印刷工丈夫准备秘密出版物。丈夫被捕后，她本可以逃跑，却留下来为丈夫送吃的和香烟。1943年4月26日死于斑疹伤寒，终年29岁。丈夫被德国人处死了。

西蒙娜·达维德（Simone David）：来自埃夫勒。等待移民期间，为国民抵抗阵线募款，分发宣传材料。顶替父亲做人质。3月底死于斑疹伤寒，终年21岁。丈夫和妹夫被德国人枪毙了，后者的妻子自杀了。另一个妹夫由于有八个孩子而获释，但很快死于一场意外。

夏洛特·德科克（Charlotte Decock）：来自上维埃纳省（Haute-Vienne），为参与抵抗运动的丈夫当人质。1945年3月死于阿姆施泰滕的轰炸，终年44岁。

拉谢尔·德尼奥（Rachel Deniau）：来自安德尔-卢瓦尔省。邮局工人，协助人们穿越分界线（请参见若奈、洛里卢和加布）。死于“医务室”，终年53岁。留下了两个孩子。

夏洛特·杜约（Charlotte Douillot）和她的姐妹亨丽埃特·于利耶（请参见夏洛特的女儿罗朗德·旺达勒）：来自巴黎。警方追踪夏洛特的丈夫时——他是共产党员、抵抗者，导致她在一次跟踪中被捕。1943年3月11日，夏洛特死于痢疾，终年43岁。1943年3月23日，亨丽埃特死于斑疹伤寒，终年39岁。她们的丈夫都被德国人枪毙了。亨丽埃特留下了一个儿子。

玛丽·迪布瓦（Marie Dubois）：来自博讷（Beaune）。经营咖啡馆，是抵抗者会面和交换情报的地方。1943年2月10日，死于25号楼，她之前举手称无法再忍受点名。终年52岁。

玛丽-路易丝·迪克罗（Marie-Louise Ducros）：来自吉伦特省。与丈夫储藏火药和手榴弹，收留抵抗者。1943年2月28日去世，终年40岁。留下了四个孩子。

伊丽莎白·迪佩龙（Elisabeth Dupeyron）：来自波尔多。活跃于吉永/巴利尼亚的网络。1943年11月15日被送往毒气室，终年29岁。留下了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5岁。丈夫被德国人处死了。

夏洛特·迪皮伊（Charlotte Dupuis）：来自约纳省。与兄弟经营农场，同时为抵抗运动储藏武器，收留抵抗者。1943年3月8日死于痢疾，终年49岁。兄弟从毛特豪森集中营幸存。

诺埃米·迪朗（Noémie Durand）和她的妹妹拉谢尔·费尔南德斯（Rachel Fernandez）：来自上维埃纳省。身为工会成员的丈夫被德国人枪毙后，诺埃米成为夏朗德国民抵抗阵线的代表，安排“游击队与狙击手”的联络工作，分发传单。寡妇妹妹拉谢尔与她一起被捕。1943年2月22日，诺埃米在“竞赛”中被抓后，被带往毒气室。终年53岁。1943年3月1日，拉谢尔死于痢疾，终年48岁。她们的母亲和她们一起被捕，但后来获释，她精神失常，于1943年去世。

西蒙娜·埃菲（Simone Eiffes）：来自巴黎。一位巴黎裁缝的助手，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未参与过抵抗运动，但在拜访青年武装翼的成员时被捕（请参见尚帕克斯）。1943年5月死于斑疹伤寒。终年22岁。女儿由祖母抚养。

伊冯娜·埃莫里纳（Yvonne Emorine）：来自蒙索莱米讷。裁缝。与丈夫一同组织了夏朗德和吉伦特的抵抗小组。在“皮肯事件”中被捕。1942年2月26日去世，终年30岁。死因不明。丈夫被折磨至死，虽然德国人称他是自杀的。留下了一个6岁的女儿。

安妮特·埃波（Annette Epaud）：来自拉罗谢尔。经营咖啡馆，收留抵抗者，分发秘密传单。被樊尚告发。由于拿水给一位乞求喝水的女人，于1943年2月22日被送至毒气室处死，终年42岁。留下了一个13岁的儿子。

加布丽埃勒·埃蒂斯（Gabrielle Ethis）和她的侄女亨丽埃特·皮佐利（Henriette Pizzoli）：来自罗曼维尔。加布丽埃勒和她的丈夫收留在希特勒掌权后逃出德国的共产党员。纸板工亨丽埃特被怀疑向他们提供黑市商品。加布丽埃勒刚抵达比克瑙便去世了，终年47岁。亨丽埃特在1943年6月死于斑疹伤寒，终年23岁。她留下了一个女儿。

吕西安娜·费尔（Lucienne Ferre）：来自塞纳-瓦兹省。理发师，达妮埃尔·卡萨诺瓦创立的法国女青年联盟成员。年轻，情绪不稳定，被怀疑告发了一大批同志。1943年3月5日死于冻疮，终年20岁。

伊薇特·弗耶（Yvette Feuillet）：来自巴黎。吹玻璃工，法国女青年联盟成员。知识分子抵抗运动的联络员。1943年7月8日死于斑疹伤寒，终年23岁。

玛丽-泰蕾兹·弗勒里（Marie-Thérèse Fleury）：来自巴黎。协助在邮政系统内部建立了一个抵抗组织PTT，她在那里兼职做会计。于1943年4月16日去世。她的死亡通知——称她“死于心肌衰弱”——引发了法国对230名被驱逐者命运的关注。终年35岁，留下了一个8岁的女儿。

罗莎·弗洛克（Rosa Floch）：来自厄尔省（Eure）。女学生，列车上最年轻的女性。因在学校墙上写“V”字而被捕。1943年3月初去世，终年17岁。死因不明。

玛塞勒·富格莱桑（Marcelle Fuglesang）：生于挪威。在巴黎学习护士课程，皈依天主教。在沙勒维尔（Charleville）为战俘家属做社会工作，协助囚犯穿越国界前往瑞士。1943年3月死于痢疾，终年40岁。被授予英勇十字勋章（Croix de Guerre）、抵抗法西斯奖章（Medal of the Resistance）、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玛丽·加布（Marie Gabb）：来自昂布瓦斯（Amboise）。隶属于向被占领区送信的网络（参见若奈、德尼奥）。最早死去的人之一，死于1943年1月27日抵达比克瑙的当天。终年51岁。

马德莱娜·加莱斯洛特（Madeleine Galesloot）：来自比利时。与荷兰丈夫一起在巴黎做地下印刷工作。1943年3月死于痢疾，终年34岁。她的丈夫被德国人处死了。

伊冯娜·加卢瓦（Yvonne Gallois）：来自厄尔-卢瓦尔省。巴黎的厨师，与一位曾参与武装袭击德国人的年轻人有牵连。没人看见过她去世时的情况。终年21岁。

苏珊·加斯卡尔（Suzanne Gascard）：来自吕埃-马尔迈松（Rueil-Malmaison）。早婚，育有一个女儿，后领养了一个母亲消失了的女婴，成为她的奶妈。保存、分发传单，直到被一名邻居告发。1943年2月底死于痢疾，终年41岁。死后被授予英勇十字勋章、抵抗法西斯奖章。

洛尔·加泰（Laure Gatet）：来自多尔多涅省（Dordogne）。药理学家，为抵抗运动收集情报。1943年2月15日死于痢疾，终年29岁。

雷蒙德·乔治（Raymonde Georges）：运送武器、接济游击队员，武装抵抗运动的联络员（请参见尚帕克斯）。在火车上，因为左轮手枪掉出背包而被捕。1943年3月死于痢疾，终年26岁。

索菲·吉冈（Sophie Gigand）和她的女儿安德烈（Andrée）：来自埃纳省（Aisne）。索菲与丈夫、孩子们一起储藏武器，分发传单。1943年2月10日，索菲在“竞赛”中被抓，终年45岁。没人看见过21岁的安德烈死亡时的状况。她的丈夫和儿子从被驱逐中幸存。

热尔梅娜·吉拉尔（Germaine Girard）：来自巴黎。生平不详。1943年3月死于“医务室”，终年39岁。

勒妮·吉拉尔（Renée Girard）：来自巴黎。簿记员，议会秘书，记者。激进的共产党员，国民抵抗阵线的特工。1943年4月去世，死因不明。终年58岁。她是孤儿，没有家人，所以无处通知她的死讯。

奥尔加·戈德弗鲁瓦（Olga Godefroy）：来自南锡。出生在参与抵抗的共产党员大家庭（请参见多里德）。囚监用短棍打断了她的脊椎，她于1943年2月26日去世，终年37岁。

玛塞勒·古尔默隆（Marcelle Gourmelon）：来自巴黎。在纳粹德国空军营地的厨房做事，武装抵抗运动的特工。储藏武器、炸弹。1943年7月死于斑疹伤寒，终年19岁。她的母亲和她一起被捕，被送往罗曼维尔，后获释。

奇卡·古塔耶（Cica Goutayer）：来自阿列河。在图尔地区附近协助抵抗者穿越分界线。被比博告发。1943年4月初死于“医务室”，终年42岁。丈夫在被驱逐时去世。留下了一个16岁的儿子。

让娜·格朗佩雷（Jeanne Grandperret）：来自汝拉省（Jura）。珐琅瓷画师。与丈夫在巴黎一同收留由抵抗网络送来的逃跑者。1943年3月1日死于“医务室”，终年46岁。

克洛迪娜·介朗（Claudine Guérin）：来自下塞纳省。女学生。当地抵抗运动的联络员。在18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于1943年4月25日死于斑疹伤寒。

阿米瑟·吉永（Aminthe Guillon）和她的儿媳妇伊薇特（Yvette）：来自夏朗德。农夫家庭，共产党员，“游击队与狙击手”成员。储藏武器。被樊尚告发（请参见巴利尼亚）。1943年2月10日，阿米瑟在“竞赛”中被抓，终年58岁。1943年3月16日，伊薇特死于坏疽，终年32岁。阿米瑟的丈夫普罗斯珀和她的儿子让被德国人处死了。

让娜·居约（Jeanne Guyot）：来自阿让特伊（Argenteuil）。她的丈夫拥有印刷机，印刷反德传单。让娜在政治上不活跃，但与丈夫同时被捕。终年32岁。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她的丈夫和一群印刷工一起被处死了。她留下了一个9岁的男孩和一个8岁的女儿。

阿德里安娜·哈登贝格（Adrienne Hardenberg）：来自圣康坦（Saint-Quentin）。切割工，嫁给一位为秘密报纸《人道报》做事的凸版印刷工。终年36岁。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她的丈夫被德国人处死了。留下了一个13岁的女儿。

埃莱娜·阿斯科埃（Hélène Hascoët）：来自菲尼斯泰尔省。巴黎的女裁缝。收留犹太朋友。1943年3月9日死于伤口感染、脱水、痢疾，终年32岁。

维奥莱特·埃布拉尔（Violette Hebrard）：来自巴黎。在保险公司工作。与激进的共产党员丈夫一起印刷秘密报纸《人道报》。1943年4月去世，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33岁。丈夫在被驱逐时去世。

吕塞特·埃尔巴希尔（Lucette Herbassier）：来自图尔。经营酒吧，在那里储藏秘密出版物。死于出血，终年28岁。留下了一个10岁的儿子。

让娜·赫舍尔（Jeanne Herschel）：在瑞士、英格兰和美国长大。未知是否参与过抵抗运动。隐瞒了她的犹太人身份。1943年2月中旬去世，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31岁。

让娜·埃尔韦（Jeanne Hervé）：来自北部滨海省（Côtes-du-Nord）[2]。管家，服务员。告发犹太人、黑市商人，最终被捕。被其他女性排挤。1943年2月中旬因急性肾炎去世，终年42岁。

玛格丽特·乌达尔（Marguerite Houdart）：来自凡尔登。与印刷工丈夫在巴黎向抵抗运动销售纸张，但本身在政治上不活跃。在围捕印刷工的行动中被捕，丈夫被处死了。1943年5月10日去世，死因可能为斑疹伤寒，她的尸体被老鼠蚕食了。留下了一个14岁的女儿。

让娜·安贝尔（Jeanne Humbert）：来自布莱诺莱图勒（Blénod-les-Toul）。她的丈夫参与铁路上的破坏行动，让娜则运送武器。1943年3月底去世，被党卫军殴打，送往了毒气室。终年28岁。留下了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5岁。

安娜·雅卡（Anna Jacquat）：来自卢森堡。与法国丈夫在沙勒维尔车站附近经营咖啡馆，与玛塞勒·富格莱桑一起接济逃跑的囚犯。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46岁。留下了一个16岁的儿子和一个14岁的女儿。

热尔梅娜·若奈（Germaine Jaunay）：来自安德尔-卢瓦尔省。生活在两个地区的边界附近，协助抵抗者穿越分界线。与侄女（参见德尼奥）一起被告发。因为脾气暴躁，被其他女性戏称为“哲学家”。1943年4月5日死于“医务室”，终年44岁。留下了四个15岁以下的孩子。

玛丽-路易丝·茹尔当（Marie-Louise Jourdan）：来自巴黎。经营干洗店，成为抵抗运动成员的会面地点。在“皮肯事件”中被捕。1943年4月死于斑疹伤寒，终年44岁。

苏珊·朱埃马（Suzanne Juhem）：来自日内瓦。在巴黎长大，女裁缝。与激进共产党员有牵连，但本人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1943年3月死于痢疾，终年32岁。

伊琳娜·卡尔楚斯卡（Irina Karchewska）：来自波兰。1920年代随丈夫移民到法国，在巴黎经营一家餐馆-杂货店。藏匿试图逃往伦敦的波兰人。1943年4月30日死于痢疾，终年43岁。

莱亚·克里西（Léa Kerisit）：来自维也纳。护士，与协助战俘逃往自由区的行动有牵连。1943年4月，头部被重击后去世，终年47岁。留下了三个成年的儿子。

卡罗利娜·科内法尔（Karolina Konefal）和安娜·尼津斯卡（Anna Nizinska）：两位波兰农村女孩，被捕时刚到巴黎不久。被怀疑隶属于莫妮卡网络。卡罗利娜于1943年3月去世，她先被殴打，后被扔进了一条小溪，被一位党卫军军官淹死。终年22岁。没有人见过25岁的安娜去世时的情况。

欧金尼娅·科热尼奥夫斯基（Eugénie Korzeniowska）：来自卢布林。1931年来到法国，教波兰矿工的孩子读书。也许与莫妮卡网络有关系。1943年2月10日在“竞赛”中被抓。她臀部有严重问题，走路一瘸一拐。终年41岁。

玛格丽特·科特列夫斯基（Marguerite Kotlerewsky）：来自奥弗涅。《法国晚报》（France-Soir）的秘书，嫁给了一位苏联的犹太移民。被告发。1943年2月26日去世，终年40岁。与她一起被驱逐的女儿吉塞勒（Gisèle）被陶贝用鞭子打死后，她失去了所有活下去的意志。留下了另一个女儿。她的儿子莱昂（Léon）被驱逐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莉娜·库恩（Lina Kuhn）：来自巴黎。约翰尼网络成员（参见阿利宗）。1943年3月初去世，也许死于斑疹伤寒，终年35岁。

若尔热特·拉卡巴纳（Georgette Lacabanne）：来自波尔多。裁缝，收留抵抗者。1943年3月8日死于“医务室”，终年32岁。她留下了一个11岁的女儿和一个3岁的儿子。

马德莱娜·拉菲特（Madeleine Laffitte）：来自曼恩-卢瓦尔省。在纺织厂工作。成为国民抵抗阵线的联络特工，在卡德拉斯网络的围捕中被捕。1948年11月底死于痢疾，终年29岁。

吉塞勒·拉盖斯（Gisele Laguesse）：来自普瓦捷（Poitiers）。丈夫是一名教师，两人都是国民抵抗阵线领导层与地方的联络员，负责印刷传单与抄录伦敦的广播。1943年3月11日死于痢疾和殴打，终年28岁。她的丈夫在罗曼维尔被带走和枪毙时，她曾与他道别。

莱亚·兰贝特（Léa Lambert）：来自阿登。沙勒维尔的厨娘、管家，协助玛塞勒·富格莱桑将囚犯偷运到瑞士（请参见雅卡）。1943年3月中旬，抵达集中营不久后便去世了。终年50岁。她的丈夫得知消息后，诅咒了德国人，被人听见，后遭逮捕，被驱逐，在达豪集中营去世。

法比耶娜·朗迪（Fabienne Landy）：来自卢瓦尔-谢尔省（Loire-et-Cher）。速记员，共产党员，为国民抵抗阵线做事，打传单。1943年2月25日，死于水疱扩散后致命的福尔马林注射。终年21岁。

贝尔特·拉佩拉德（Berthe Lapeyrade）和她的嫂子夏洛特·莱斯屈尔（Charlotte Lescure）：来自洛特-加龙省（Lot-et-Garonne）。与她们的丈夫一起储藏宣传资料，收留抵抗者。1943年3月初，贝尔特死在沼泽地，终年47岁。夏洛特在1943年2月10日的“竞赛”中被抓，但她的朋友设法拯救了她。几个星期后，她被殴打致死。终年40岁。她们的丈夫均被杀害。

苏珊·拉纳（Suzanne Lasne）：来自巴黎。与路易丝·马加迪尔一起投身于抵抗运动，为“游击队与狙击手”做事。与让娜-亚历山大、玛丽-路易丝·科隆班和安热勒·梅西耶一起被捕，她们隶属于同一个网络。1943年3月14日，她死于“医务室”，充满了悔恨。她年仅19岁。

玛塞勒·洛里卢（Marcelle Laurillou）：来自安德尔·卢瓦尔省。隶属于昂布瓦斯抵抗运动链条的一部分。1943年4月20日死于痢疾，终年28岁。她留下了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9岁。

路易丝·拉维涅（Louise Lavigne）：来自维也纳。在鞋厂工作。她的兄弟被捕后，她和她的丈夫接手了他在普瓦捷国民抵抗阵线的工作。1943年3月25日，她被一位党卫军军官用左轮手枪打死。留下两个女儿，一个7岁，一个2岁。她的丈夫被处死。兄弟在奥斯维辛去世。她终年39岁。

吕西安娜·勒布勒东（Lucienne Lebreton）：来自巴黎。看门人。被人告发是共产党员。1943年3月底死于“医务室”，终年38岁。

安热勒·勒迪克（Angèle Leduc）：来自鲁贝（Roubaix）。在丈夫位于巴黎的肉店做收银员。可能由于收听伦敦广播而被告发。1943年3月死于水肿，她的腿肿胀到无法行走，终年51岁。

伊丽莎白·勒波尔（Elisabeth Le Port）：来自洛里昂（Lorient）。教师，国民抵抗阵线的领袖。被一个看到她桌上放着传单和印刷模板的小学生告发。1943年3月14日死于痢疾，终年23岁。

玛格丽特·莱尔米特（Marguerite Lermite）：来自南特。教师。与她的丈夫一起分发秘密传单。1943年2月去世，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她留下了一个4岁的儿子。她的丈夫也在奥斯维辛去世，也许是在毒气室被处死的。

玛丽·勒萨热（Marie Lesage）：来自多维尔（Doville）。在瑟堡郊区经营一家咖啡馆，藏匿抵抗战士。1943年2月初去世，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45岁。

索菲·利希特（Sophie Licht）：来自摩泽尔省。嫁给一个犹太人，也许由于收听BBC而被告发。在37岁时死于斑疹伤寒。她的丈夫在撤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被党卫军枪毙了。她的孩子们，10岁的丹尼丝（Denise）、4岁的让-保罗（Jean-Paul）从德朗西被驱逐到奥斯维辛，到达后被送往毒气室。

伊冯娜·吕西亚（Yvonne Llucia）：来自奥兰（Oran）。关于她的生平不详，1943年3月去世，终年32岁。她的母亲拒绝接受她已去世的事实。

艾丽斯·勒布（Alice Loeb）：来自巴黎。药剂师，活跃的共产党员。1943年2月20日设法逃脱过一次“筛选”，但死于第二天点名之后。终年52岁。

路易丝·洛凯（Louise Loquet）：来自莫尔比昂省。8岁成为孤儿，抚养了三兄弟，是13个孩子中唯一活下来的。在印刷厂操作装订机，与丈夫装订、制作传单。她在抵达比克瑙后很快就去世了，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42岁。留下了一个17岁的女儿。

伊冯娜·洛里乌（Yvonne Loriou）：来自滨海夏朗德省。秘书。曾给兄弟——德国的战俘——偷偷写信谈及抵抗运动。1943年3月8日死于丹毒，终年41岁。

苏珊·马亚尔（Suzanne Maillard）：来自索姆省（Somme）。与丈夫收留抵抗者和无线电装置。1943年4月中旬死于斑疹伤寒。终年49岁。她留下了一个13岁的儿子。

伊薇特·马里瓦尔（Yvette Marival）：来自安德尔-卢瓦尔省。她和丈夫一样，是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抵抗阵线。一位她所在网络的成员被折磨后，告发了她。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

卢斯·马托斯（Luz Martos）：西班牙难民，她和她的法国丈夫加入了巴黎的抵抗运动。1943年2月初，她倒在泥地，放弃挣扎后去世了。终年37岁。

热尔梅娜·莫里斯（Germaine Maurice）：来自安德尔-卢瓦尔省。协助父亲，作为向导穿越分界线（请参见克里西）。1943年2月23日死于肺炎。终年24岁。她的父亲在被驱逐时去世。

奥尔加·梅兰（Olga Melin）：来自蓬圣马克桑斯（Pont-Sainte-Maxence）。手艺人。与兄弟一起，协助犹太人穿越分界线。1945年3月21日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附近的轰炸，终年29岁。她留下了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儿子。

安热勒·梅西耶（Angèle Mercier）：来自塞纳-马恩省（Seine-et-Marne）。在巴黎打理旅馆。特工联络员。1943年3月初去世，终年33岁。死因不明。

若尔热特·梅斯梅尔（Georgette Mesmer）：来自贝桑松（Besançon）。协助囚犯逃往瑞士。死于痢疾，终年29岁，留下了一个儿子。

苏珊·默格特（Suzanne Meugnot）：具体生平不详，出生于1896年4月，于1943年2月初去世。

勒妮·米肖（Renée Michaux）：来自拉罗谢尔。法国女青年联盟成员，使用化名“玛塞勒”（Marcelle）组织吉伦特省国民抵抗阵线的当地团体。1943年4月中旬死于痢疾，终年23岁。她的伴侣安德烈·索泰尔（André Sautel）被折磨至上吊自杀。

西蒙娜·米泰尔尼克（Simone Miternique）：来自厄尔-卢瓦尔省。向导人链的一环，将巴黎的犹太人、抵抗者送往分界线。1943年2月10日死于“竞赛”。终年36岁，留下了一个儿子。

吉塞勒·摩勒（Gisèle Mollet）：来自巴黎。旅馆女仆。为共产党员男友分发传单时被捕。被党卫军残忍殴打。1943年8月上旬去世，终年23岁。

苏珊·莫蒙（Suzanne Momon）：来自巴黎。印刷厂工人。青年武装翼成员吉尔贝·布吕斯特兰（Gilbert Brustlein）的母亲。1943年2月去世，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46岁。她留下了两个孩子。

丹尼丝·莫雷（Denise Moret）：来自上维埃纳省。不知她为何被捕。抵达比克瑙后很快就去世了，终年25岁。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留下了一个4岁的女儿。

马德莱娜·莫兰（Madeleine Morin）和她的母亲玛丽-路易丝·莫兰（Marie-Louise Morin）：来自巴黎。两人经营一家美容院，犹太人在那里拿伪造的身份证。1943年4月底，马德莱娜·莫兰死于斑疹伤寒，终年21岁。玛丽-路易丝在1943年2月底去世，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

玛丽-路易丝·莫鲁（Marie-Louise Moru）：来自莫尔比昂省。罐头厂的包装工。协助年轻人前往自由区，加入了法国海军。1943年3月在“医务室”去世，终年17岁。

马德莱娜·诺尔芒（Madeleine Normand）：来自夏朗德。与丈夫经营一家小农场，藏匿抵抗者，协助他们穿越分界线。1943年2月23日被殴打致死。终年45岁。她的丈夫被德国人处死了。她的母亲在31000次列车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天，因为过度悲伤和担心而去世。

伊冯娜·诺泰里（Yvonne Noutari）：来自吉伦特省。丈夫是国民抵抗阵线成员，两人一起收留抵抗者。1944年8月2日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附近的轰炸，终年28岁。她的丈夫被德国人处死了。他们留下了两个孩子。

图圣特·奥皮奇（Toussainte Oppici）：来自马赛。具体生平不详。曾经营一家餐馆，于1943年4月底死于斑疹伤寒，留下了一个青春期的儿子。终年37岁。

安妮-玛丽·奥斯特罗夫斯卡（Anne-Marie Ostrowska）：来自莱茵兰（Rhineland）。嫁给了波兰犹太人难民。非法穿越分界线时被捕。1943年4月初在沼泽地去世，终年42岁。她的丈夫死于集中营。她的儿子被驱逐到奥斯维辛，最终幸存，她的女儿也活了下来。

吕西安娜·帕吕（Lucienne Palluy）：来自巴黎。速记员。“狙击手和游击队”的联络员，负责运送火药和炸弹。1943年2月底死于痢疾，终年33岁。

伊冯娜·帕托（Yvonne Pateau）：来自旺代省。与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堂兄弟——拥有一座小农场，藏匿从容扎克的采石场偷来的武器。1943年2月初因严重的肾炎去世，终年42岁。她的丈夫被德国人处死了。他们留下了一个5岁的儿子。

露西·佩舍（Lucie Pecheux）：来自涅夫勒省（Nièvre）：在巴黎一家制衣厂工作，为抵抗运动募款。1943年2月中旬死在“医务室”，终年37岁，留下了一个18岁的女儿。

奥萝尔·皮卡（Aurore Pica）：来自摩泽尔省。与家人疏散到吉伦特省，为抵抗运动搜集情报、确保安全通道、协助偷盗武器。1943年4月28日因口渴去世。终年19岁。她的姐姐约朗德·吉利活了下来。

伊冯娜·皮卡尔（Yvonne Picard）：来自雅典。来到巴黎，在索邦教哲学，并在那里加入了抵抗运动。1943年3月9日死于痢疾，终年22岁。

苏珊·皮埃尔（Suzanne Pierre）：来自默尔特-摩泽尔省。不隶属于任何正式抵抗团体，但与朋友们炸毁了一道运河闸门。1943年8月去世，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31岁。

朱丽叶·普瓦里耶（Juliette Poirier）：来自曼恩-卢瓦尔省。没人知道她为何被捕，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24岁。她留下了一个8岁的儿子。

马伊·波利策（Maï Politzer）：来自比亚里茨。助产士。参与巴黎的知识分子抵抗运动。1943年3月6日死于斑疹伤寒。她的丈夫乔治被德国人枪毙了。她留下了一个8岁的儿子。

波利娜·波米耶斯（Pauline Pomies）：来自图卢兹。洗衣女工。与丈夫一起收留抵抗者。1943年2月10日在“竞赛”中被抓，终年62岁。她留下了一个女儿。

利内·波尔谢（Line Porcher）：来自厄尔-卢瓦尔省。寡妇，共产党员，藏匿打传单的打字机。可能在1943年2月被送去了毒气室，终年63岁。

德尔菲娜·普雷塞（Delphine Presset）：来自尼姆（Nimes）。与抵抗运动无关，但在波尔多的一次扫荡行动中被捕。1943年2月去世，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42岁。

玛丽-泰蕾兹·皮约（Marie-Thérèse Puyoou）：来自下比利牛斯省。经营一家合作公司，收留抵抗运动成员。1943年3月31日在“医务室”去世。终年46岁。她留下了两个女儿，一个17岁，一个10岁。

雅克利娜·卡特勒梅尔（Jacqueline Quatremaire）：来自奥恩省（Orne）。秘书。参与巴黎的国民抵抗阵线。1943年2月24日死于肺结核。终年24岁。

葆拉·拉贝博（Paula Rabeaux）：来自索米尔（Saumur）。靠制作随葬品谋生。与丈夫参与波尔多地区的抵抗运动。1943年3月去世，因舌头过于肿胀，无法进食或呼吸，终年31岁。她的丈夫被德国人枪毙了。

康斯坦丝·拉珀诺（Constance Rappenau）：来自约纳省。经营餐厅，供抵抗运动使用。1943年2月10日在“竞赛”中被抓，终年63岁。她留下了一个儿子。

热尔梅娜·雷诺（Germaine Renaud）：来自塞纳-瓦兹省。经营一家秘密印刷厂。被囚监殴打致死。终年24岁。

玛格丽特·里希耶（Marguerite Richier）和她的女儿们奥黛特（Odette）、阿芒德（Armande）：来自巴黎。国民抵抗阵线成员。1943年2月10日，玛格丽特在“竞赛”中被抓，终年62岁。奥黛特终年31岁，阿芒德终年26岁，没人见过她们死亡时的情况。

安妮·里雄（Anne Richon）：来自洛特-加龙省。编织羊毛衫为生。儿子和丈夫为“狙击手和游击队”做事。1943年3月21日死于水肿，终年44岁。她的丈夫被德国人枪毙了，她的儿子幸存。

弗朗斯·龙多（France Rondeaux）：来自诺曼底。协助飞行员和犹太人逃亡。1943年5月死于斑疹伤寒，终年41岁。

若尔热特·罗斯坦（Georgette Rostaing）：来自塞纳河畔伊夫里。激进的共产党员，藏匿抵抗者和武器。1943年3月去世，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31岁。她留下了一个女儿。

费利西安·罗斯科夫斯卡（Félicia Rostkowska）：来自波兰。来法国为波兰矿工的孩子教书，加入莫妮卡网络。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34岁。

丹尼丝·鲁凯罗尔（Denise Roucayrol）：来自塔恩省（Tarn）。医院护理员，为“狙击手和游击队”做事。1943年4月死于斑疹伤寒，终年33岁。

苏珊·罗泽（Suzanne Roze）：来自下塞纳省。共产党员，工会代表，抵抗运动的联络员。1943年2月被党卫军守卫残酷殴打后去世，终年38岁。

埃斯泰里纳·鲁尤（Esterina Ruju）：具体生平不详。1943年3月底去世，终年58岁。

莱奥妮·瑟伯伊勒（Léonie Sabail）：来自沙泰勒罗（Châtellerault）。办公室主管。与丈夫一起收留抵抗者。1943年3月，在“医务室”去世。终年53岁。她的丈夫被德国人枪毙了。她留下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安娜·萨博（Anna Sabot）：来自阿尔萨斯。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也没人知道她的任何生平。终年44岁。

贝尔特·萨布罗（Berthe Sabourault）：来自夏朗德省。经营美容院，与丈夫为“狙击手和游击队”做事。1943年4月死于斑疹伤寒，终年38岁。她的丈夫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去世了。她留下了一个儿子。

雷蒙德·萨莱（Raymonde Salez）：来自丁香镇（Lilas）。法国共产党青年翼成员，参与武装袭击。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23岁。

亨丽埃特·施密特（Henriette Schmidt）：来自埃塞尔（Essert）。与达妮埃尔·卡萨诺瓦在法国女青年联盟共事，隶属于达利代网络。1943年3月14日，在“医务室”去世。终年30岁。

安托万·塞贝尔（Antoine Seibert）：来自巴黎。护士助理，为“狙击手和游击队”做事。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43岁。

莱奥妮·塞尼奥勒（Léonie Seignolle）：来自巴黎。没人知道她的生平和死亡情况。

雷蒙德·塞尔让（Raymonde Sergent）：来自安德尔-卢瓦尔省。咖啡馆店主，协助人们穿越分界线。1943年3月底死于水肿，终年39岁。她留下了一个12岁的女儿。

伊冯娜·苏绍（Yvonne Souchaud）：来自图尔。参与国民抵抗阵线。1943年3月死于痢疾，终年45岁。

让娜·苏凯（Jeanne Souques）：来自吉伦特省。协助丈夫经营洗衣店。运送传单，藏匿打字机。1943年4月1日死于斑疹伤寒，终年48岁。她的丈夫从毛特豪森集中营幸存。

玛格丽特·斯托拉（Marguerite Stora）和她的侄女西尔维亚娜·库佩（Sylviane Coupet）：来自拉芒什。玛格丽特没有参与过抵抗运动，但嫁给了一个犹太人。曾咒骂逮捕她的德国人。1943年3月，在“医务室”去世。终年47岁。她视西尔维亚娜为女儿，后者于1943年8月在“医务室”去世，尚未满18岁。

安德烈·塔米西（Andrée Tamisé）：来自波尔多。协助打字、印刷传单，与妹妹吉尔贝特（幸存）组织学生团体。1943年3月8日死于肺充血，终年21岁。

让娜·蒂埃博（Jeanne Thiebault）：来自默尔特-摩泽尔省。雪铁龙公司（Citroën）的专业工人。没有参与过抵抗运动。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33岁。

玛格丽特·巴利尼亚（Marguerite Valina）：来自滨海夏朗德省。收留抵抗运动成员，藏匿武器。在普安索的扫荡（请参见吉永一家）中被捕。1943年2月底，在“医务室”去世。她的丈夫被德国人处死了。她留下了一个17岁的儿子、一个14岁的女儿和一个8岁的儿子。

西奥多拉·范达姆（Théodora van Dam）和她的女儿雷娜（Reyna）：来自荷兰。与丈夫同属于协助荷兰抵抗者逃往英格兰人链中的一环。在1943年2月10日的“竞赛”中被抓，终年60岁。雷娜不愿离开她的母亲，两人都被送往毒气室，雷娜终年19岁。她的另一个女儿活了下来。

雅各巴·范德莱（Jakoba van der Lee）：来自荷兰。东方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的讲师。热切地预言希特勒终将战败。在1943年2月10日的“竞赛”中被抓，终年54岁。

艾丽斯·瓦雷恩（Alice Varailhon）：来自滨海夏朗德省。收留抵抗运动成员，联络员。1943年3月11日，因抗议党卫军杀害一个孩子而被枪毙。终年45岁。

艾丽斯·维泰尔博（Alice Viterbo）：来自埃及。国立巴黎歌剧院的演唱家。在1943年2月10日的“竞赛”中被抓，终年47岁。

马德莱娜·扎尼（Madeleine Zani）：来自默尔特-摩泽尔省。在波尔多收留逃亡中的抵抗者。没人见过她死亡时的情况。终年27岁，留下了一个3岁的儿子。

[1] 1956年后被改名为大西洋卢瓦尔省（Loire Atlantique）。——译者注

[2] 1990年后被改名为阿摩尔滨海省（Côtes-d’Armor）。——译者注

注释

本书第二部的大部分资料来自作者与塞西尔·沙吕奥、贝蒂·朗格卢瓦、马德莱娜·迪苏布雷和西蒙娜·阿利宗的谈话，以及她们留下的资料和信件；还有与列车上女性后代、亲属的谈话；以及幸存者未出版的回忆录。

插图列表

地图由雷金纳德·皮戈特（Reginald Piggott）绘制。

004 德国人在巴黎，选自《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巴黎》（Paris in the Third Reich），作者戴维·普赖斯-琼斯（David Pryce-Jones），由科林斯出版社（Collins）出版

022 塞西尔·沙吕奥（塞西尔·沙吕奥档案）

027 贝蒂·朗格卢瓦和她的伴侣吕西安·多兰（征得伊夫·耶古佐的许可）

034 马伊·波利策（征得驱逐纪念基金会和被驱逐者、被拘留者和爱国者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许可）

036 夏洛特·德尔博

045 玛丽-克洛德·瓦扬-库蒂里耶（征得驱逐纪念基金会和被驱逐者、被拘留者和爱国者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许可）

046 法国女青年联盟（征得皮埃尔·罗斯坦的许可）

048 1930年代的学生抗议（征得罗歇-瓦尔莱特的许可）

051 热爱歌唱的若尔热特·罗斯坦和女儿皮埃雷特（征得皮埃尔·罗斯坦的许可）

053 达妮埃尔·卡萨诺瓦

060 战前西蒙娜·尚帕克斯和她的弟弟一起野营（征得弗雷德里克·勃朗的许可）

068 安德烈·皮肯和热尔梅娜·皮肯（征得马恩河谷省档案馆、皮埃尔·拉巴特、罗歇·奥梅和记忆留存协会的许可），权利保留

095 雷蒙德·塞尔让与女儿吉塞勒（征得吉塞勒·塞尔让·雅弗雷努的许可）

099 玛丽·阿利宗和普佩特·阿利宗（征得西蒙娜·阿利宗的许可）

135 玛丽-埃莉萨·诺德曼和她的朋友弗朗斯·布洛克（征得被驱逐者、被拘留者和爱国者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许可）

148 阿米瑟·吉永和伊薇特与吉永的儿子让（征得埃尔韦·吉永的许可）

150 埃莱娜·博洛和埃玛（征得马恩河谷省档案馆、皮埃尔·拉巴特、罗歇·奥梅和记忆留存协会的许可），权利保留

152 安妮特·埃波（征得克洛德·埃波的许可）

153 热尔梅娜·勒诺丹（征得托尼·勒诺丹的许可）

154 马德莱娜·扎尼（征得皮埃尔·扎尼的许可）

160 皮埃罗·扎尼与外祖父母（征得皮埃尔·扎尼的许可）

168 西蒙娜·尚帕克斯（征得弗雷德里克·勃朗的许可）

169 夏洛特、贝蒂和卢卢摄于罗曼维尔（征得马恩河谷省档案馆、皮埃尔·拉巴特、罗歇·奥梅和记忆留存协会的许可），权利保留

172 罗曼维尔拍摄的照片（征得托马斯·方丹、卡昂国防部的许可）

188 玛丽-克洛德从罗曼维尔寄出的最后的信

192 火车穿过法国时，铁轨上的字条

193 安妮特·埃波与丈夫和儿子（征得克洛德·埃波的许可）

194 安妮特带在身边的克洛德的画像（征得克洛德·埃波的许可）

203 比克瑙的营房（征得位于奥斯威辛的奥斯威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藏档案许可）

207 比克瑙营房内部（征得位于奥斯威辛的奥斯威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藏档案许可）

208 比克瑙集中营的女囚（征得奥斯威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藏档案许可）

210 西蒙娜、夏洛特、贝蒂和埃玛在比克瑙（征得马恩河谷省档案馆、皮埃尔·拉巴特、罗歇·奥梅和记忆留存协会的许可），权利保留

216 比克瑙雪地中的尸体（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照片档案副本）

220 比克瑙服劳役的女性（征得奥斯威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藏档案许可）

226 奥斯威辛的守卫（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照片档案副本）

272 让内特·埃尔米尼耶在拉文斯布吕克的素描

302 让内特·埃尔米尼耶在拉文斯布吕克的素描

326 玛丽-克洛德·瓦扬-库蒂里耶在纽伦堡作证（征得驱逐纪念基金会和被驱逐者、被拘留者和爱国者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许可）

341 1945年幸存者的聚会（征得马恩河谷省档案馆、皮埃尔·拉巴特、罗歇·奥梅和记忆留存协会的许可），权利保留

出版方尽力寻找和联络了所有版权所有者。如有任何疏漏，出版方乐意尽早予以纠正。

参考文献

原始材料

本书最重要的材料来自对幸存者和她们家人的访问、夏洛特·德尔博的作品，以及未发表的回忆录和信件。

在贝蒂·朗格卢瓦2009年去世前，我曾多次拜访她在巴黎的公寓。我还与塞西尔·沙吕奥、马德莱娜·迪苏布雷和普佩特·阿利宗有过数次长谈。我开始写作此书时，另外四名女性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接待我。然而，许多31000次列车上女性的家人同意与我交谈，并带给我许多尚未出版的信件和文件。

1945年，夏洛特·德尔博回到法国后，开始撰写比克瑙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回忆录三部曲中的第一本，写完后却将它搁置了二十年。1970年，单行本《奥斯维辛与它之后》出版，这也是它的第一次出版。此后，到德尔博1985年去世时为止，她持续创作了与集中营有关的作品，包括诗歌、剧本和散文。这本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是《1月24日这趟列车》（Le Convoi du 24 Janvier），其中，她收集了同伴们的传记。这本书对我寻找这些女性和她们的家人至关重要。

以下是31000次列车上的女性撰写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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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illant-Couturier，Marie-Claude，Unpublished diary.

Two other sources provided important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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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

Invaluable documents on the Resistance，the resisters，the Brigades Spéciales，France under occupation，deportations，and the German occupiers are to be found in CARAN，the Archives Nationales in Paris（series 72AJ45；72AJ69；72AJ78），the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of the Gironde，the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llier，the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Indre-et-Loire，the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Val-de-Marne，the Archives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Paris：Cartons des Brigades Spéciales，Dossiers individuels des 31000 et de leurs maris ou compagnons constitués par les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the Bureau des Anciens Combattants in Caen，Dossiers des Personnes rentrés de Déportation；the Memorial de la Shoah，Paris；Musée de la Résistance et de la Déportation，Besançon，Fonds Marie-Claude Vaillant-Couturier；Sikorski archives，London.

我亲自翻译了所有引用的原始材料。

二手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占领下的法国的情况，犹太人和抵抗者被驱逐到东部灭绝营和集中营的经历，以及比克瑙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部的生活状况，在许多回忆录、历史著作和学术文章中都得到了广泛书写。以下为本书最常参考的书目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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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首先，我必须感谢31000次列车的四位幸存者，她们好心地接待了我，与我交谈，她们是：西蒙娜·阿利宗（普佩特）、塞西尔·博拉（沙吕奥）、马德莱娜·耶古佐（贝蒂·朗格卢瓦）和马德莱娜·奥德吕·迪苏布雷。正是因为对她们进行的长时间访谈，以及她们允许我引用她们的信件和文件，我才得以完成这本书。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要感谢卡特琳·贝奈努斯（Catherine Benainous）、弗雷德里克·勃朗（Frédéric Blanc）、克洛德·埃波（Claude Epaud）、若奈（Jaunay）、伊夫·耶古佐（Yves Jegouzo）、卡特琳·凯斯滕伯格-哈登伯格（Catherine Kestemberg-Hardenberg）、托尼·勒诺丹（Tony Renaudin）、皮埃雷特·罗斯坦（Pierrette Rostaing）、吉塞勒·塞尔让·雅弗雷努（Gisèle Sergent Jaffredu）、保罗·泰弗南（Paul Thévenin）、克里斯蒂娜·乌米多（Christine Umido）、米歇尔·维尼亚克（Michelle Vignac）和皮埃尔·扎尼（Pierre Zani）。他们与我谈论了他们的母亲，允许我查阅未发表的信件和回忆录。克里斯蒂亚娜·菲拉特（Christiane Fillatre）慷慨地与我谈论了她的姐妹卢卢和卡门。埃尔韦·吉永（Hervé Guillon）谈论了他的祖父母。弗雷德里克·勃朗（Frédéric Blanc）非常好心地让我阅读了他母亲西蒙娜·尚帕克斯未发表的日记。

在我进行研究期间，我得到了以下人士的帮助。我要感谢他们为此付出的时间、他们的慷慨以及对我的鼓励，他们是：米歇尔·贝诺（Michel Bainaud）、罗西纳·克雷米厄（Rosine Crémieux）、费尔南·德沃（Fernand Devaux）、卡特琳·迪布瓦（Catherine Dubois）、克洛迪娜·迪卡斯泰尔（Claudine Ducastel）、M.R.D.富特（M.R.D.Foot）、特鲁迪·戈尔德（Trudy Gold）、罗歇·奥梅（Roger Hommet）、弗雷迪·克内勒（Freddy Knoller）、皮埃尔·拉巴特（Pierre Labate）、吉尔贝·拉扎罗（Gilbert Lazaroo）、克里斯蒂娜·莱维斯-图泽（Christine Levisse-Touzé）、马尔凯利顿女士（Mme Marchelidon）、斯特凡·马滕斯（Stefan Martens）、安德烈·蒙塔涅（André Montagne）、克洛德-艾丽斯·佩罗特（Claude-Alice Peyrotte）、玛丽昂·克尼（Marion Quény）、克洛迪娜·列拉-科莱（Claudine Riera-Collet）、贝尔纳德·斯特雷贝尔（Bernard Strebel）、丽塔·塔尔曼（Rita Thalmann）和马拉·特里比克（Mala Tribich）。克洛迪娜·列拉-科莱是夏洛特·德尔博的朋友及遗嘱执行人，她给了我建议，并准许我引用德尔博的作品。

本书中的许多资料来自图书馆和机构收藏的档案。我要特别感谢以下个人以及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罗朗德-布瓦索先生（Roland-Boisseau）和波尔多的驱逐纪念基金会之友（Friends of the Foundation for the memory of the Depotation，简称AFMD）；巴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联合会（L’Amicale de Ravensbrück，Paris）；洛先生（Laux）和吉伦特省档案馆（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Gironde）；勒克莱尔女士（LeClerc）和安德尔-卢瓦尔省档案馆（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Indre-et-Loire）；洛朗斯·布尔加德（Laurence Bourgade）和马恩河谷省档案馆（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Val de Marne）；西里尔·勒康列（Cyrille Lequellec）和驱逐纪念基金会（Fondation pour la Mémoire de la Déportation）；抵抗运动原被驱逐者与拘留者全国协会（L’Association des Deportés，Internés de la Résistance）；45000次列车和31000次列车记忆留存协会（L’Association Mémoire Vive des Transports des 45000 et 31000）；鲁特科夫斯基女士（Rutkowski）和巴黎的波兰图书馆（Bibliothèque Polonaise in Paris）；帕特里克·勒伯夫（Patrick Le Boeuf）和黎塞留路（Rue de Richelieu）上的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阿诺·布利尼（Arnaud Boulligny）和卡昂的当代冲突受害者档案局（Bureau des Archives des Victimes des Conflits Contemporains）；CARAN国家档案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des Archives nationales，CARAN）；让·穆兰中心（Le Centre Jean Moulin）；苏热被枪毙者委员会（Le Comité des Fusillés de Souge）；被驱逐者、被拘留者和爱国者全国抵抗委员会（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Déportés et Internés Résistants et Patriots，FNDIRP）的巴龙女士（Baron）和米舍利娜女士（Micheline）；大伦敦地区亨顿（Hendon）的大屠杀幸存者中心（The Holocaust Survivors Centre）；克里斯蒂娜·莱维斯-图泽和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将军解放纪念馆（Mémorial du Maréchal Leclerc de Hautecloque de la Libération de Paris）；巴黎大屠杀纪念馆（Le Mémorial de la Shoah in Paris）；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博物馆（Muzeum Oswiecim-Brzrzinka）的沃伊切赫·普洛斯卡（Wojciech Plosa）和西蒙·科瓦尔斯基（Symon Kowalski）；法国国防部（French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蒙特利尔的亲历历史博物馆（Musée de I’Histoire Vive）；玛丽-克莱尔·吕埃（Marie-Claire Ruet）和贝桑松的抵抗与驱逐博物馆（Musée de la Résistance et de la Déportation）；格扎维埃·奥马勒（Xavier Aumale）和马恩河畔尚皮尼（Champigny-sur-Marne）的全国抵抗博物馆（Musée de la Résistance Nationale）；伦敦的西科尔斯基博物馆（Sikorski Museum）；拉文斯布吕克档案馆（Ravensbrück archives）的莫妮卡·赫尔佐克（Monika Herzog）和因萨·埃舍巴赫博士（Dr Insa Eschebach）。

克里斯蒂娜·迈尔（Christina Meier）和莫妮卡·利罗（Monika Liro）在关于波兰和德国的研究上曾给予我帮助，为此，我非常感谢她们。

我还要感谢所有的朋友，他们的好客以及愿意陪同我旅行，促成了本书，他们是：卡特琳（Catherine）和奥利维耶·贝雷西（Olivier Beressi）、安妮·奇泽姆（Anne Chisholm）、卡琳·德莫雷斯特（Karin Demorest）、维尔尼娅·杜伊加恩（Virginia Duigan）、于贝尔·富尔（Hubert Faure）、安妮·奈恩（Annie Nairn）、凯西·范普拉克（Kathy van Praag）、帕特里夏·威廉斯（Patricia Williams）、琳（Lyn）和卡洛斯·温德曼（Carlos Windmann）。英格丽德·范罗森贝赫（Ingrid von Rosenberg）和格尔德·斯特雷曼（Gerd Strechman）不仅陪我去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找到了我从未读过的资料。

请允许我再次感谢我的编辑们珍妮弗·巴思（Jennifer Barth）、波普伊·汉普森（Poppy Hampson）和佩内洛普·霍尔（Penelope Hoare），我的经纪人克莱尔·亚历山大（Clare Alexander），此外，海伦·史密斯（Helen Smith）制作了索引。

第312页夏洛特·德尔博《奥斯维辛与它之后》的诗句，由罗塞特·拉马尔（Rosette Lamar）翻译。我要感谢克洛迪娜·列拉-科莱和夏洛特·德尔博的文学遗产。

第251页引用的路易·阿拉贡的诗句来自《诗集》（Collected Poems），由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出版。

第85页保尔·艾吕雅（Paul Éluard）的诗句来自他的诗歌《勇气》（Courage），收录于他撰写的《与德国的约会》（Au Rendez-vous Allemand）一书，由午夜出版社（Editions de Minuit）于1944年在巴黎出版，由作者本人翻译。

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betz，Otto，17-18，22，41，76，78，82，84，133

Abwehr，17，134，289

Achavanne，Etienne，24

Action Française，L’，20

Aiglon，l’，21

Alaterre（Resistance worker），92

Alexandre，Jeanne，323

Algeria，16 see also Algiers

Algiers，293

Alizon，Marie，92，93-4，94，95，115，162，168，172，174，203，214，227，229，242，309，323

Alizon，Simone（Poupette）

biographical details，319

photograph of，94

family background，92-3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93-4

arrested，94，95

in La Santé，115

in Romainville，162，168，172，174

arrival at Auschwitz-Birkenau，183

in Auschwitz-Birkenau，200，208，213-14，229

family enquiries about，227

and death of her sister，229，242

transferred to Raisko，229

receives news from home，231

moved to Ravensbrück，240，243

in Ravensbrück，245-6，248，249，253

sent to Beendorf，257-8

at Beendorf，258，259，260，276

sent from Beendorf to Neuengamme，276，277

at a camp near Hamburg，277

handed over to Red Cross，277

on the journey to Stockholm，278

arrival in France，309

memoir written by，309

life after the war，319

in old age，5-6

brief references，7，237

Allard，General，284，285

Allied High Command，302

Allies，91，172，226，229，252，261，269，272，276，298，306

Alonso，Josée，151-2，153，157，162，191，198-9，204-5，323

Alsace，15，16

Amboise，87-8，311

American Red Cross，154

Amicale des Déportés d’Auschwitz，Birkenau et des Camps de Haute-Silésie，304

Amstetten，274，293

Ancre Coloniale，L’（café），La Rochelle，141，148

Angoulême，3，85，150，174

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32

Antoine，Hélène，323

Aragon，Louis，22，32，33，77，115，231

Arc de Triomphe，11，13，35

Armand（Resistance worker），144

Arvor hotel，Rennes，92，93，94

Athée-sur-Cher，88，89

Athenée theatre，38，39，315

attentisme，11，56，82，85

Au Pilori，22

Auschwitz-Birkenau

origin，purpose and development，184-9，219-30

pictures of，186，190，191，198，201，207

the women arrive at，183-4，189-94

experience of the women in，194-218，220-1，222，225，228-38，239-40，240-2，270

rumours and questions asked about fate of the women in，225-7

medical experiments in，233-7

Red Army arrives at，270

SS attempt to destroy evidence at，272-3

Marie-Claude gives evidence at Nuremberg about，299

war criminals brought to justice for crimes at，301，302

Charlotte Delbo writes about，315-16

brief references，291，293，307，310，311，312，317

Austria，15，22 see also Mauthausen

Avant-Garde，L’，38

Avenue Foch，Paris，42

Aylmer，Madeleine，281

B.，Yvonne，200，323

babies，124，208，235，266-7，270，281

Barbès metro station，59-60，61，62，72

Barbie，Klaus，296

Barbusse，Henri，32

Bastide，136

Bataillons de la Jeunesse，56-60，61，64，70，82，100，108，111-13，114，136，175，310

Bauer，Marie-Jeanne，241-2，251，270，291，320

BBC，23，35，226，227

Beaune-la-Rolande camp，124-5

Beauvoir，Simone de，33，298

Beendorf，258-60，276，309

Beer，Hélène，122

Bègles，136

Belsen see Bergen-Belsen

Benda，Julian，33

Bergen-Belsen，270，294，307

Bergin，Gabrielle，323

Berlin，108，240，260，272，273，285

Bernadotte，Count，279

Bernburg an der Saale，262

Beskine，Eugenia，323

Besseyre，Antoinette，320

Bettelheim，Bruno，315

Bibault，Antoine（Antoinette），161，196，323

Bierge，Félicienne，206，307，310-11，320

Binder（SS woman），247

Binz，Dorothea，257，282，302

Birkenau see Auschwitz-Birkenau

Biver，André，57，59，112，113，114，115，153

Blanc，Rosette，230，323

Blateau，Claudine，320

Blech，Yvonne，323

Bloch，Claudette，223，238

Bloch，France，64，65，75，126-7，127，153-4，307

Bloch，Jean-Richard，42，64，126

Bloch，Marc，32

Blockältesten，188-9 and n

Blum，Léon，25，33，40，67，75，142

Boemelburg，Major，60

Bois de Lardy，58，61

Bolleau，Emma，139，140，140，150，177，193，199，214，231，242，323

Bolleau，Hélène

biographical details，320

photograph of，140

family background，139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139，140-1

arrest and imprisonment，149-50

in Romainville，174

on the train，177

in Auschwitz-Birkenau，196，199，

203，206，211，214，228，231，242

in Ravensbrück，253-4，271，273，278，279，282，283

in Sweden，286

after return to France，307，308-9，310，320

Bolleau，Roger，139，140

Bonenfant，Josée，323

Bonnafon，Germaine，136-7

Bonnard，Yvonne，323

Bonsergent（executed engineer），40

Bordeaux，14，65，69，70，72，81，95，101，111，133-6，144，145，146，150，164-5，166，227，290，292，308，310，313

Bormann，Martin，300

Bosch factories，260，275

Bösel，Greta，269

Boudet barracks，Bordeaux，150

Bouillard，Léona，195，324

Boulet，Alice，324

Boulevard Saint-Germain，Paris，32，49

Bourges，85，123

Bousquet，René，121，296

Brabander，François，170，177，191

Brabander，Hélène，170，177，191，200，324

Brabander，Romuald，170，177，191

Brabander，Sophie，170，177，191，200，324

Brassilach，Robert，41，68，298

Brauchtisch，General von，13

Bräuning，Edmund，257

Bret，Georgette，324

Brigades Spéciales，72，73，92，96，97，98，99，103，107，110-11，113，126，127，128，129，147，150，170，296，297，308

Britain，227-8 see also London

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11

Brittany，92-4，95，313

Brugal，Simone，324

Bruller，Jean see Vercors

Brustlein，Gilbert，68

Buenos Aires，76-7，101，309

Bulletin de la France Combattante，31

Bureau，Marcelle，324

Bureau for Foreigners and Jewish Affairs，75

Cadras，Félix，99，104，110，118

Caen，60，81，82，306

Caen，Julien，163

Caesar，Joachim，221，222，223，224，301

Café de l’Union，Saint-Martin-le-Beau，87，88，89

Cagoule movement，57

Cailbault，Alice，324

‘Canada’，211，215，217，220，223，233，238，239

Canadian Red Cross，279

Canaris，Admiral，17

Cantelaube，Germaine，324

Cap Arcona（boat），277

Carré，Yvonne，324

Casanova，Danielle

biographical details，324

photographs of，48，53

as communist activist before the war，44-5

works in the Resistance，46-7，48，49，50，52，53，56，61，63，65，74，83，96

under police surveillance as‘Femme No.1 de Balard’，2，96

arrested，3，98

names of contacts discovered on，99

in Paris Prefecture，104

in La Santé，105，106-7

in Romainville，152，154-5，157，158，160，162，166，168，172，173

on the train，175，176

in Auschwitz-Birkenau，190，200，206，211-12，215，216

death，218，324

named in bulletin put out by Front National in France，227

posthumous recognition of，304，326

b　rief references，57，70，102，

136，230，260，286，296，299，309，310

Casanova，Laurent，44，49，304

Castera，Hélène，324

Cavé，Yvonne，195，324

Celan，Paul，316

Chagrin et la pitié，Le（film），305

Chalôns-sur-Marne，179

Chalon-sur-Saône，179，196

Chamber of Deputies，13

Champion，Camille，324-5

Champs-Elysées，11，19，35

Charente，6，42，115，133，137，139，142，145，147，148，176，297，307

Charente-Maritime，133，139，147，176

Charua，Cécile

biographical details，319

photographs of，26，313

life before the war，26-7，44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28-9，31，34，42，49，56，61，63，79，80，83，96

under police surveillance，130-1

arrested，131

questioned，131，132

in Romainville，152，154，155，158，160，163，168

on the train，175

in Auschwitz-Birkenau，191，192，196，199，203，204-5，210，213

sent to Raisko，221

letter sent by，231

in Raisko，238

sent to Ravensbrück，240，243

in Ravensbrück，247，249，254，261，265

sent to Beendorf，257-8

at Beendorf，258，259，276

on the deaths of friends，275

sent from Beendorf to Neuengamme，276

at a camp near Hamburg，277

in Sweden，286

returns to France，292

life after her return to France，297，308，312，313，319

in Poupette’s memoir，309

in old age，5

brief references，7，45，70，296

Chateaubriand，69-70

Château de la Chesnaye，88

Chaux，Marie，176，196，325

Chavaroc，Marguerite，325

Cher，River，84，86，87，88

Cherbourg，3，99

Cherche-Midi prison，Paris，53，89

children，122，124，125，187-8，205，208，219，234，241，252-3，258，263，265-6，270，271-2，274 see also babies

Churchill，Winston，70，91

Clauberg，Professor，234，255，301

Clemenceau，84

Cocteau，Jean，33

Code of Hostages，63

Cognac，147，148，165

collaboration/collaborators，40，70，71-4，75-6，78-9，110，121，135，294-8 see also French police；Pétain，Marshal；Vichy

Collège de France，35

Colombain，Marie-Louise，320

Combat，293

Combat（magazine），32

Comintern，28

Comité Nationale des Écrivains（National Commitee of Writers），77，298

Commissariat aux Prisonniers et Déportés，293

Communists，25-32，38，44-54，55-61，62，63，69，72，81-2，97，99，103，134，144，150，160，295，305-6 see also Bataillons de la Jeunesse；Jeunes Filles de France；Jeunesse Communiste；PCF；names of individuals

Compagnons de la Libération，304

Compiègne，14，76，164，165，170，172，173，174，175，177，178，225

Consani，Goliardo，131

Convoi des 31000，Le

on the train journey，175-9

arrival at Auschwitz-Birkenau，183-4，189-94

experience in the camps see names of camps

questions asked in France about，226-7

return of the survivors，285-93

see also names of individuals

Convoi des 45000，Le，211，216，223，228，288

Copenhagen，277-8

Corpo des Lettres，34

Corringer，Marguerite，320

Cossin，Renée，325

Costentin，Suzanne，195，325

Coupet，Sylviane，242，334-5

Courtillat，Yvonne，325

Couteau，Jeanne，325

Créteil，285

Croix de Feu，41

Croix de Lorraine，24，34

Cumin，Mme，31

Czech refugees，19

Dachau，45，185

Daladier，Edouard，20，27

Dallidet，Arthur，64，74，79，97，100-1，104，110，118

Damous，Madeleine，325

Dannecker，Theo，18-19，76

Darland Page，Joseph 295

Daubeuf，Henri，79，130，152

Daubeuf（née Nenni），Viva see Nenni，Viva

David，Fernand，72-3，79，96，97，98，99，103，107，110，127，128，129，130，132，170，296-7

David，Simone，325

Déat，Marcel，41

Dechavassine，Madeleine，130，221，222-3，304，320

Decock，Charlotte，171，224，274，325

Decour（Daniel Decourdemanche），Jacques，36，37，56，77，79，98，102，104，110，118，119

Défense de la France，83

Degesch，186

Deiss，Raymond，24 and n

Delarue，Inspector，100

Delasalle，Alida，320

Delbo，Charlotte

biographical details，320

photographs of，38，156，193，313

early life and career，37-9

works for Jouvet，38-9，76-7

attitude towards the Germans，39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37，41，42，102

goes to Buenos Aires，76

leaves Buenos Aires and returns to France，101-2

helps Villon to escape，102

arrested，3，103

in Paris Prefecture，104

in La Santé，105，106，117，119

permitted to see her husband before his death，117

husband is shot，116

in Romainville，152，156，157，158，160，162，163，167-8

on the train，175

in Auschwitz-Birkenau，189，190，192，193，194-5，197，198，201，202，203-4，205，206，208-9，209-10，213，214-15，215-16，218，220，229，242

sent to Raisko，221

in Raisko，223，238-9

sent to Ravensbrück，240，243

in Ravensbrück，245，246，247，248，249，250，251，253，258，261，262，265，270，273，278，279-80，280-1

leaves Ravensbrück and arrives in Denmark，281

returns to France，286-7

writes about the camps，4-5，288，315-16

life after the war，4，308，309，313，314，315，320

death，5

brief references，62，260，290，296

Delfieu，Maurice，295

demarcation line，15，77，84-6，95，101-2，168

Deniau，Rachel，325

Denmark，281 see also Copenhagen deportations，121-3，124 and n，167，169，172-3，175-9，293-4，296，297，305

Deprez，Inspector，2

Dering，Dr，236，302

Dissoubray，Madeleine

biographical details，319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67-8

arrested，100

in La Santé，105-6

in Romainville，152，158，161，167

in Auschwitz-Birkenau，194，197，198，204，212

leaves Ravensbrück for Mauthausen，273

after return to France，289，319

in old age，5

brief references，7，70，195，208

Dohse，Friedrich，135

Doiret，Madeleine（Mado），49-50，80，128-9，152，192，240，243，249，273，274，275，277，296，313，316-17，320

Doiret，Roger，50，277

Dönitz，Karl，300

Dora camp，312

Doridat，Aimée，177，215，268，273，320

Doriot，Jacques，41

Dorland，Lucien，30，31，101，164，166

Douillot，Charlotte，326

Drancy，76，122，123，124，127，153，171，188，202，226

Drapon，Germaine，321

Drechsler，Margot，206-7，209，213，235，302

Drieu la Rochelle，41，298

Dubois，Marie，196，326

Ducros，Marie-Louise，326

Dudach，Georges，38，62，77，79，101-2，103，116，117，118，281，298，308

Dunkirk，11，91

Dupeyron，Albert，147，165

Dupeyron，Elisabeth，147，150，165，166，227，326

Dupont，Marie-Jeanne，116，321

Dupuis，Charlotte，326

Durand，Noémie，326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Paris，32，34

École Polytechnique，Paris，13

Editions de Minuit，Les，77-8

Eichmann，Karl Adolf，18

Eicke，Theodor，185

Eiffes，Simone，113，326

Einsatzstab Rosenberg，17

Elly（nurse at Auschwitz），235

Éluard，Paul：‘Courage’，80

Emorine，Antoine，98，115

Emorine，Yvonne，98，115，326

Epaud，Annette，6，141，141，147，148，157，159，166，172，178，178-9，190，206，227，292，297，311，326

Epaud，Claude，6，141，147，148-9，157，166，172，178，178，179，190，206，292，311

Epting，Dr，22

Erna（head of Revier at Birkenau），215

Esprit，32

Esther（block elder at Birkenau），214-15

Ethis，Gabrielle，326

eugenics and medical experiments，233-7

Eure-et-Loir，169

euthanasia programmes，233

Evreux，3，99

executions，60-1，63，69-70，81-2，108，109，112，116，117-20，132，135 and n，164-6，167

Faber du Faur，General Moritz von，133-4

Fabien，56，57-8，59-60，81-2，112，114

Fabius，Odette，248

Febvre，Lucien，32

Féderation Nationale des Déportés

et Internés Resistants et Patriotes，304

Feferman，Mordka，114

Feld，Moijase，114，115

Feldgendarmerie，93，134

Feldkommandatur，18

Feldman（member of Bataillons de la Jeunesse），100

Fernandez，Rachel，326

Ferre，Lucienne，162，196，326-7

Ferry，Mitzy，171，321

Feuillet，Yvette，327

Final Solution，76，185，186，226

First World War，11，14，19，29，43，58，170，194，293

Flanner，Janet，294，306

Fleury，Emmanuel，225

Fleury，Marie-Thérèse，225，226，327

Floch，Rosa，4，24，152，153，176，217，292，327

Fort du Hâ，134，146，147，148，149，150，164，165，308

Fournier，Hélène，216，230，321

France

during German occupation，1-175

questions asked about the women of Convoi des 31000 in，226-7

news reaches Ravensbrück about events in，284

the surviving women return to，286-93

survivors of deportations return to，293-4

deals with collaborators，294-8，302

treatment of deportees，303-5

re-evaluation of years of occupation，305

post-war situation in，305-6

life of women survivors after their return to，307-17

Franco，Francisco，20，25，26，32

Franco-German Armistice，14-15，84

Commission，16

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FTP），64，65，67，70，77，100，103，108，126，130

Free French，15，23，24，68，91

Freemasons，28，41

Frenay，Henri，293

French government，14，15

in exile，293，295

see also Vichy

French police

in early days of German occupation，18，28

target communists，27-8

and Jews，54-5，76

arrest Lucien Sampaix，57

and repression of resistance，1-4，62，68，72-4，96-101，102-3，104，105，110-11，113，116，126-32，134-6，145-50

gradually drawn into web of collaboration，71-4

formation of Brigades Spéciales，72-3

and question of culpability，294

some members brought to justice，296-7

some avoid punishment，297

Fresnes，114-15

Fritsch，Karl，186

frontaliers，84-5

Front National（National Front），1，55，64，65，77，136，227

Front Populaire，25，40，43-4，45，67，87，134，142

Frontstalag 122 see Romainville

FTP see 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

Fuglesang，Marcelle，327

Fürstenberg，243，253

Gabb，Marie，195，327

Galeries Lafayette，Paris，14，49

Galesloot，Madeleine，327

Gallois，Yvonne，327

Gare de l’Est，Paris，294

Gare Montparnasse，Paris，2

Gascard，Suzanne，327

gassing/gas chambers，186-7，188，213，219，220，226，241，262，269，270，273，280，301，305n

Gatet，Laure，327

Gaulle，Charles de，23，24，37，66，70，91，93，108，169，295，298，303，304，305，306

Gaulle，Geneviève de，93，252，267

Gaullists，61，63，70，169，171

Gautherot，Henri，59

Gebhardt，Professor，252-3

Geheime Feldpolizei，134

General Commissariat for Jewish Questions，75

Geneva，313，315

Georges，Raymonde，159，327

German High Command，15

Germans/Germany

occupation of France begins，11-22

armistice with France，14-15，84

refugees，19，20

French resistance to see Resistance

action against early resisters，25

round-up of communists，28

response to demonstration of 8th November 1940，35

grow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French and，42

impact of invasion of Soviet Union，55-6

response to demonstration of 13th August 1941，59

reponse to attack at Barbès metro station，60-1，62-3

further armed attacks against，68-9，71，82，167

mass reprisals，69-70，81，82，108

factories in occupied zone work for，80-1

and demarcation line，84-5

rethink strategy of repression，108-11

Nacht und Nebel policy，111，167

deportations of Jews from France，121-3

in Bordeaux region，133-4

weapons depot in Jonzac，137

and Romainville，151

cross demarcation line and occupy whole of France，168

deportation of first Nacht und Nebel prisoners，172

decide to deport the women resisters in Romainville，173

deportation of the women see Convoi des 31000

camps run by see names of camps

detainees in Ravensbrück，245

tried at war crimes tribunals，298-302

Gestapo，17，28，37，42，53，70，73，89，92，109，110，111，112，116，124，125，132，134，135，158，168，170，171，174，179，227，228，230，240

Jewish Affairs Department，76

Gide，André，32，161

Gigand，Andrée，200，327

Gigand，Sophie，200，327

Gili，Armand，251

Gili（née Pica）Yolande，144，149，166，177，242，251，321

Girard，Germaine，327

Girard，Renée，327-8

Giret，Pierre-Louis，145，146，147，148，150

Gironde，133，137，142，145，146，148，176，227，297，307

Godefroy，Olga，177，328

Goebbels，Joseph，17，78

Göring，Hermann，19，20，110，300

Gourmelon，Marcelle，328

Goutayer，Cica，328

Grancoign，Maurice，29，130

Grand Hotel，Paris，13

Grand Palais，Paris，13

Grandperret，Jeanne，328

Grenier，Fernand，227

Grenoble，39

Grese，Irma，224-5

Greuse，River，86

Grindberg，Isidore，112，113，115

Grünenberger，Georges，175

Grünenberger，Isidore，57，60，112，114

Guéhenno，Jean，33，34，112

Guérin，Claudine，67，71，99，104，106，107，217-18，251，328

Guérin，Lucie，67，251

Guillon，Aminthe，6，137，138，140，147，165，166，167，200，227，286，297，328

Guillon，Jean，137，138，139，147，148，165，167

Guillon，Pierre，148

Guillon，Prosper，137，139，147，165，167

Guillon，Yvette，137，138，139，147，159，166，167，200，286，297，328

Guisco，Spartaco，68

Guyot，Jeanne，328

gypsies，188，208，241，246，265

Hagen，Herbert，134，145

Hamburg，277，307

Hardenberg，Adrienne，312，328

Hardenberg，Catherine，312-13

Hardenberg，Yolande，312

Hascoët，Hélène，328

Hasse（SS guard），206

Hautval，Adelaïde

biographical details，321

protests against mistreatment of a Jewish family，123

arrested and imprisoned，123

in Pithiviers internment camp，123-4

in Beaune-la-Rolande，124-5

moved to prison in Orléans，125

in Romainville，161

on the train，176，177

in Auschwitz-Birkenau，194，197，211，232-3，234，235-7

sent to Ravensbrück，241

in Ravensbrück，251，255，256-7，262，264，268，270，271，273，278，280，282，283，284，285

leaves Ravensbrück，285

gives evidence against Dr Dering，302

achieves recognition，302-3

life after the war，315，321

brief reference，301

Hebrard，Violette，328

Hénoque，René，72，96，297

Herbassier，Lucette，328

Herschel，Janine，191，328

Hervé，Jeanne，161-2，196，328

Heurtebise quarry，137

Heydrich，Reinhard，17，31，109，110，252-3，273

Himmler，Heinrich，17，109，184，185，186，228，234，245，262，273，279

Hitler，Adolf，14，16，17，18，32，45，60，62，70，76，77，109，257，273，275，279，282

Hoess，Rudolf，184-5，186，238，240-1，280，301

Holtz，Lieutenant-Colonel，68，69，81

hostages，60，63，69，81-2，108，116，132，151，164-5

Hotel Crillon，Paris，13，16

Hotel Lutétia，Paris，289-91，292

Hotel Majestic，Paris，16

Hôtel de Ville，Paris，13

Houdart，Marguerite，329

Humanité，L’，3，27，28，29，40，45，47，54，56，57，64，108，112，130

Humbert，Jeanne，329

Hungarian Jews，241，262

Ibárruri，Dolores（La Pasionaria），123

ICRC（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see Red Cross

IG Farben，185，186，187，220，221

Ile d’Yeu，298

Indre-et-Loire，200

infirmaries see Reviers/infirmaries

Institut d’Etudes des Question Juivers，18-19

intellectuals，32-9，63，76-80，119，297-8 see also names of individuals

International Brigades，25，52，133，145，146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ICRC）see Red Cross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s，299-302

Issy-les-Moulineaux，119

Italians

declare war on France，15

refugees，19

Ivry，49，50，51，129，174

Jacquat，Anna，329

Jaunay，Germaine，311，329

Jehovah’s Witnesses，192，245

Je Suis Partout，41，68

Jeunesse Communiste，38，44，49，50，52，57，80，128

Jeunes Filles de France（JFdeF），38，44，45，46，46，47，48-9，49-50，52，106

Jewish Affairs Department，76

Jews

in occupied France，17，18-19，28，34，39，40，41，55，59，75-6，85，90，91，121-5，127，131，140，170，303

deportations from France，121-3，124 and n，169，293，296，297，305

in Auschwitz-Birkenau，185，186，187-8，192，202，207，208，211，213，216，219，234，241

Final Solution，76，185，186，226

in Ravensbrück，245，262，265

in Theresienstadt，279

in France after the war，304-5

JFdeF see Jeunes Filles de France

Johnny network，92，93，94，309

and n

Jonzac，137，139，147

Jourdan，Marie-Louise，98，329

Jourdan，Raoul，98

Jouvet，Louis，3，27，38，39，76，101，106，158，162，163，189，315

Jugendlager，Ravensbrück，268-9，270，271，281

Juhem，Suzanne，329

Kaninchen，252-3，271-2，281

kapos，188，189n，194，196，199，204，206，208，217，221，253，256，257，268，276

Karchewska，Irina，329

Kawalkowski，Aleksander，170

KDS，147

Kerisit，Léa，208，329

Kirschen，André，58

Klarsfeld，Beate and Serge，305

Kleinst，General，133

Knochen，Helmut，17，109，110，168，301-2

Konefal，Karolina，171，329

Korzeniowska，Eugénie，329

Kotlerewsky，Gisèle，202-3，329

Kotlerewsky，Marguerite，202-3，329

Kriegsmarine，60

Kristallnacht，20

Krupp，Gustav，299

Kuhn，Lina，329-30

Lacabanne，Georgette，330

Lacour，abbé Marcel，88-9，91，116

Laffargue，Inspector，135

Laffitte，Madeleine，330

Lagerältesten，189n

Laguesse，Gisele，330

La Haye-Descartes，77

La Manche，99

Lambert，Léa，195，330

Lamboy，Thérèse，321

Landes，133，145，147，148

Landy，Fabienne，330

Langeron（police Prefect），74，75

Langevin，Paul，34-5

Langlade，Inspector，135

Langlois（née Passot），Madeleine（Betty）

biographical details，319

photographs of，30，156，193，313

family background，29-30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29-31，34，42，49，56，61，71，83，96

under surveillance by police，74，96

arrest，101

in La Santé，101，106

in Romainville，152，154，158，160，164，166，167，174

permitted to spend a few minutes with Lucien Dorland，164

and death of Lucien，166

on the train，175

in Auschwitz-Birkenau，192，193，212，215，230，231

letter to her aunt，230

in Ravensbrück，254，256，273，278，280-1

in Sweden，286

gives evidence at trial of David，296

life after the war，310

in old age，5

death，6

brief references，7，260，303

Lanzmann，Claude：Shoah（film），305

Lapeyrade，Berthe，205，290，330

La Rochelle，133，141，142，147，150，206

La Rocque，François de，41

Lartigue，Jacques Henri，14

La Santé prison，62，90，94，100，101，105-7，115-17，119-20，127，153，154，162，174，281，299

Lasne，Suzanne，330

Laurent，Fernande，321

Laurillou，Marcelle，330

Laval，Pierre，15，122，145，168，298

Lavigne，Louise，330

Lawton，Lord Justice，302

Le Bourget，294

Lebreton，Lucienne，330

Leduc，Angèle，330-1

Lee，Jakoba van der，175，176，189

Lefebvre，Henry，38

Left Bank，32，102

Le Havre，306

Lemasson，Marcelle，321

Le Port，Elisabeth，331

Lermite，Marguerite，331

Lesage，Marie，331

Lescure，Charlotte，290，330

L’Espar，142

Les Violettes farm，137-9，147，148，165

Lettres Françaises，Les，77，98，102，103，119，298

Levi，Primo，71，189，294，314，315，316

Ley，Robert，299

L’Herrminier，Jeannette：drawing by，249，278

L’Huillier，Henriette，326

Libourne，143，144

Licht，Sophie，331

Liebehenschel，Arthur，238

Lily（prisoner at Raisko），224

Llucia，Yvonne，331

Loche，Simone，263，266-7，273，280，282，284-5，321

Loeb，Alice，331

Loire，River，86 Loiret，42

London，24，226，227，298-9，302

London Charter，299，300

Loquet，Louise，292，331

Loriou，Yvonne，331

Lorraine，15，16

Losserand，Louise（Louisette），119，321

Losserand，Raymond，29，119

Luchaire，Jean，298

Luftwaffe，13，132

Luther，Hans，135

Lycée Fénelon，37

Lycée Rollin，37

Magadur，Louise，321

Magda（kapo），196，199

Maginot Line，11

Maillard，Suzanne，159，331

Main Immigrée，59，64

Maine-et-Loire，42

Maison de la Chimie，112

Malraux，André，22，32

Mansuy，Lucie，321

Maquis，169

Maria，Schwester（SS nurse），269

Marival，Yvette，331

Marquet，Adrien，133

Marschall，Elisabeth，256，270，302

Marseilles，30，52，53-4，129

Martel，Thierry de，13

Martos，Luz，160，331

Marx，Dr Hans，300

Masur，Norbert，279

Matin，Le，22

Mauriac，François，33，298

Maurice，Germaine，331

Maurois，André，22

Maurras，Charles，20

Mauthausen，273-5，290，310，312

Mauvais，Henriette，321

Mecklenburg，243

medical experiments，233-7，252-3，255

Melin，Olga，126，159，232，274，331

Mengele，Joseph，235，301

Mercier，Angèle，331-2

Meredith，George，78

Mérignac，133，142，149

Mers-el-Kebir，16

Mesmer，Georgette，332

Mesnil（Resistance worker），99

Messerschmitts，246

Metz，179

Meugnot，Suzanne，332

Meynard，Marthe，321

Michaud，Lucienne，322

Michaux，Renée，332

Michels，Charles，69

Milice，295

MI9，91-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13

Miternique，Simone，332

Molière

Le Malade imaginaire，163，238

Le Misanthrope，246

Mollet，Gisèle，332

Momon，Suzanne，332

Monika network，170，171

Montagne，André，216

Montoire，16

Mont-Valérien，117，118，119，132，165，292，298

Môquet，Guy，69，70

Morais（Resistance worker），34

Moret，Denise，332

Mori，Carmen，256

Morin，Madeleine，125-6，332

Morin，Marie-Louise，125-6，332

Moru，Marie-Louise，332

Moser，Alfons，60

Moulin，Jean，24，169

Moulins，297

Mourot，Marcelle，322

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64

Musée de l’Homme，24，41，96，163

Mussolini，Benito，32

musulmans，209 and n，220

Musy（ex-president of Swiss Confederation），279

Nacht und Nebel，111，167，172-3，225，228，248 see also Convoi des 31000

Naitchenko，Maroussia，47，58

Nantes，3，65，68，70，72，81，99，111

National Committee of Writers（Comité national des Écrivains），77，298

National Front see Front National

Nazi-Soviet pact，27

Nenni，Pietro，37，229

Nenni，Viva（Viva Daubeuf）

biographical details，325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37，79

arrested，130

not permitted to see her husband before his execution，132

in Romainville，152，154，160，162

writes note on the train，178

in Auschwitz-Birkenau，195，197，202，204，205，213，222，229

death，229

brief references，53，286，290

Neuengamme，276，277

New Yorker，294，306

Nizinska，Anna，171，329

Nordhausen，312

Nordmann，Francis，127，127，307

Nordmann，Marie-Elisa

biographical details，322

photograph of，127，159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64-5，126

does not define herself as Jewish，75

arrested and questioned，127

in Romainville，153-4，174

perceives importance of recording identity of all women on the train，175-6

in Auschwitz-Birkenau，196，204，207，213

applies to go to Raisko，221

in Raisko，222-3，223-4，231

named in bulletin put out by Front National in France，227

sent to Ravensbrück，241

in Ravensbrück，251-2，269

transferred to Mauthausen，273

in Mauthausen，274

rescued from Mauthausen，275

returns to France，292，307

life after the war，315，322

Normand，Madeleine，4，158，175，332

Normandy，95，161

landings，250

Noutari，Robert，230

Noutari，Yvonne，159，230，265，266，274-5，292-3，332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32，41

Nuremberg，273

tribunal，299-300

Oberg，General Karl，109-10，116，145，167，168，301-2

Oeuvre，L’. 41

Opérations Spéciales，64

Ophüls，Marcel：Le Chagrin et la pitié（film），305

Oppici，Toussainte，332

Oranienburg，275-6

Ordre Nouvelle，32

Orléans，125

Orli（medical assistant at Auschwitz），237

Ostrowska，Alfred，170-1

Ostrowska，Anne-Marie，170-1，332

Ostrowska，Salomon，170-1

Oswiecim，185 see also Auschwitz-Birkenau

Ouzoulias，Albert，56，57-8，61，63-4，112，136

Pakula，Geneviève，6，319

Palais Berlitz，Paris：exhibition on Jews and France，121

Palais de la Municipalité，Paris，32

Palluy，Lucienne，333

Pantagruel，24

Papon，Maurice，145，296

Paris

in early months of German occupation，11-14，16，17，18，19，21，39-41

Resistance in，24-9，31，34-7，41-2，47-53，56-60，63-5，67，77-8，79-80，96

intellectuals in，32-9

Jews in，55，75-6，122-3，125

police surveillance of resisters in，1-2，73-4，96-7，128-9

culture in，78

conditions in winter of 1941，80，81

passes issued by bureau in，85

arrest of resisters in，2-4，95，97-9，100，101，102-3，113，125-8，129-32

resisters in prison in，89，90，94，104-7，114-15，115-17，119-20，150，151-68，169-75

execution of resisters in，117-19，132，165-6

women resisters deported from，175

liberation committee in，284

women survivors return to 285，286-7，289-91

de Gaulle assumes control in，295

post-war，306

brief references，5，6，109，297，299，304，309，313，315

see also Paris Prefecture

Paris Prefecture，3，17，73，74，75，98，103，104，127，129，131

Paris Soir，22

Parti Communist Français see PCF

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41

Pasionaria，La（Dolores Ibárruri），123

passes，84-5

passeurs，85-6，87，88，89，90-1，102，176，208

Passot，Charles，173

Passot，Madeleine（Betty）see Langlois（née Passot），Madeleine（Betty）

Pateau，Yvonne，333

Patriote de Romainsville，157

Pau，101

Paulhan，Jean，41，119

Paxton，Marcus，305

PCF（Parti Communist Français），25-32，37，38，41，44，49，56，64，68，118 see also Bataillons de la Jeunesse；Communists；Jeunes Filles de France；Jeunesse Communiste；names of individual members

Pecheux，Lucie，333

Pelé family，88，89

Pennec，Marie-Jeanne，212，240，245-6，249，322

Pensée Libre，La，77

Père Lachaise cemetery，Paris，113，118，125，165

Pétain，Marshal，14，15，16，19，28，33，43，44，47，60，61，70，92，119，121，122，137，168，227，298

Petite Gironde，La，150

Petit Parisien，Le，97

Petri，Gabriel，40，81

Pflaum，Hans，253，257-8，262，269-70，272，281，302

Piaf，Edith，52，306，312

Pica，Attilio，251

Pica，Aurore，144，149，166，177，227，242，251，333

Pica，Celeste，251

Pica，Yolande see Gili（née Pica），Yolande

Pican，André，1-2，3，65-6，66，67，97，98，99，100，105，116，291

Pican，Germaine

biographical details，322

photograph of，66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65，67，71

family life，66

arrested，3，98

and arrest of Claudine Guérin，99

at Paris Prefecture，104

moved to La Santé，105

in La Santé，107，116，117，119

sees her husband before his death，116

in Romainville，154-5，160

in Auschwitz-Birkenau，217，220

sent to Raisko，221

sent back to Birkenau，241

sent to Ravensbrück，241

in Ravensbrück，251，254

leaves Ravensbrück for Mauthausen，273

rescued from Mauthausen，275

returns to France，291，292

brief reference，195

Picard，Yvonne，333

Picasso，Pablo，27

Pierre，Suzanne，333

Pierre-Alypen，François，133，135

Pierrot（Resistance worker），125

Pirou，Germaine，322

Pithiviers internment camp，123-4，171

Pitiot，Renée，322

Pizzoli，Henriette，326

Pohl，Gruppenführer，246，247

Poinsot，Henri，135

Poinsot，Jean，135

Poinsot，Pierre Napoleon，134-5

and n，144，145，146，147，148，150，205，297

Poirier，Juliette，338

Poland，22，121，122，123，124，170，219，226，304-5 see also names of camps

Poles，169-71，201，202，245

Kaninchen，252-3，271-2，281

refugees，19

police see French police

Politzer，Georges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36，41，50，56，77，79

police enter flat of，98

arrested，3

in Paris Prefecture，98，104

badly treated，104

moved to La Santé，105

passes through hands of the Gestapo，110

shot，116

brief references，38，57，65，102，119，126，260，298

Politzer，Maï

biographical details，333

photograph of，36，159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36，37，42，49，50，56，63，77，79，96

friendship with Danielle，45

known to police as‘Femme Vincennes’，2，3，98

police enter flat of，98

arrested，3

in Paris Prefecture，98，104

aware of torture of husband and lover，104

moved to La Santé，105

in La Santé，105，106，116，117，119

death of her husband，116

death of her lover，118

in Romainville，157，160，162

on the train，176

in Auschwitz-Birkenau，197，212，213，216-17

death，217

mentioned in broadcast，227

brief references，38，57，65，70，102，230，260，286，296，309

Politzer，Michel，36，50，117，118，292

Pomies，Pauline，159，333

Porcher，Line，333

Postel-Vinay，Annette，252，272

POWN，170

Presse-Gruppe，22

Presset，Delphine，333

Propaganda-Abteilung，78

Provence，148

Prunières，Paulette，233，322

Pruzana，219

Pucheu，Pierre，60，69，70，72，104

Puyoou，Marie-Thérèse，333

Pyrénées-Atlantiques，42

Quatremaire，Jacqueline，80，128，129，130，152，163，184，203，333

Rabeaux，Paula，333

‘race，the’，199-200

Radio London，123

Radio Moscow，76

Radio Nationale，298

Raisko，221-5，229，231，238-9，242，301

Rappenau，Constance，333

Rauch，Madeleine de，40

Ravensbrück，225，240，241，243-57，260，261-72，273，278-81，282-5，286，293，299，301，302，316

Red Army，270，283

Red Cross，226，227，228，275，276，277，279，281，282，285，289

American，15

Canadian，279

Swedish，279

refugees，19-20

Reichsbank，188

Reige，Georges，133

Reimers，Hans Gottfried，69，134，135

Rémy（Resistance leader），85，86

Renaud，Germaine，116，333

Renaudin，Daniel，310

Renaudin，Germaine，6，142，142-3，146，241，275，291，292，308，310，314，322

Renaudin，Tony，6，143，146，291

Rennes，6，92，93，94，309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72，111，297

Resistance

early stages，23-42，46-56

publications，24，36-7，41，77-8，83，119，126，128

the move to armed attacks，56-61

German reprisals after attack at Barbés metro station，60-1，62-3

decision to continue armed attacks，63-4

formation of 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64

manufacture of explosives，64，65

decision to make armed attacks outside Paris，65

in Rouen，65-8

assassination of German officers in Nantes and Bordeaux，68-9

German reprisals for the attacks at Nantes and Bordeaux，69-70，81-2

further attacks by，71

French police become involved in tracking down resisters，72-4

resisters under police surveillance，1-2，73-4，96-7，128-9

formation of National Committee of Writers，77

printing and distribution work，79-80，96

growing support for，82-3

helps people to cross demarcation line，85-91

gathering of information for Allies，91，92，93

resisters arrested，2-4，91，94-5，97-101，102-3，111-12，114，125-8，129-32

resisters in prison，104-7，114-15，115-16，119-20

changed nature of，107-8

German strategy for repression of，108-11

trials of resisters，112

execution of resisters，112，115，116-19，132，164-6

in Bordeaux and its surroundings，133，136-45

repressed in Bordeaux and its surroundings，134，135-6，145-50

women resisters held in Romainville，151-68，169-75

response to prospect of compulsory labour，168-9

includes all factions，169

deportation of resisters，172-3，175-9

treatment of resisters in post-war France，303-4

see also names of resisters

Résistance（paper），41

résistants de la dernière heure，295，308

Reuilly metro station，100

Reviers/infirmaries

Birkenau，209，212，215，216，216，217，221，222，225，228，229，232，242

Mauthausen，274

Ravensbrück，253，255-6，262，273，279，280

Rex cinema，Paris，164

Reynaud，Paul，14

Ribbentrop，Joachim von，17，27，78，300

Richier，Armande，176，333-4

Richier，Marguerite，176，333-4

Richier，Odette，176，333-4

Richon，Anne，334

Ritz，the，Paris，109

Rolland，Romain，32

Roma，208，265

Romainville，150，151-68，169-74，177，179，225，292 299，310

Rommel，Erwin，108

Rondeaux（Rondeaux de Montbray），France（Francine），161，229，334

Rondeaux，Inspector，1

Rosenberg，Alfred，41

Rostaing，Georgette，50-2，51，171-2，174-5，212，306，312，334

Rostaing，Pierre，50-1，52，312

Rostaing，Pierrette，51，51，52，172，312

Rostkowska，Félicia，334

Rothschild family，19

Rottée，Lucien，1，2，3，4，5，72，73，74，111，297

Roucayrol，Denise，334

Rouen，3，65-8，72，81，98，99-100，111，208

Rousset，David，307

Royal Air Force，277

Royan，139，140，141，149，307

Roze，Suzanne，207-8，334

Ruffec，3，99

Ruju，Esterina，334

Russian Commission，285

Russians，244，245，250，252，283，284，285

Sabail，Léonie，334

Sabatier，Maurice，145

Sabot，Anna，334

Sabourault，Berthe，334

Sachsenhausen，179，191，255

Saintes，3，141

Saint-Exupéry，Antoine de，20

Saint-Lô，306

Saint-Martin-le-Beau，6，87，88，90，91，216，292

Café de l’Union，87，88，89

Saint-Sévère，137-9，147

Salez，Raymonde，184，334

Sampaix，Jacques，57

Sampaix，Lucien，57，60，81-2，108，112，113

Sampaix，Pierre，57，310

Sampaix，Simone

biographical details，322

photographs of，58，155，193

family background，57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57，58，59，60，61，64，82，112-13

and her father’s death，81，82

arrest，113

at police depot，113，114

transferred to Fresnes，114-15

in Romainville，153，155，162，174

on the train，175，179

arrival at Auschwitz-Birkenau，184

in Auschwitz-Birkenau，191，192，193，197，198，199，200，203，205，208，214，228，237

sent to Ravensbrück，241

in Ravensbrück，263，273，278，280-1

in Sweden，286

returns to France，309-10

life after the war，310，322

Sampaix，Yvonne，57，81-2

Samuel，Maximilian，236

SAP（Section des Affaires Politiques），145

Sartre，Jean-Paul，33，298

Schmidt，Henriette，334

Schmuckstücke，249 and n，279，282

Schumann，Dr Horst，236，266，301

Schutz（SS man at Auschwitz），228

Schutzhaft，111

Section des Affaires Politiques（SAP），145

Seibert，Antoine，334

Seignolle，Léonie，334

Seine-Inférieure，1，67，71

Senate，13

Sérazin，Fredo，64，126，127

Sergent，Gisèle，6，87，89，90，90，91，163，216，292

Sergent，Paul，87，89

Sergent，Raymonde，6，87-8，89-91，90，95，116，163，176，216，286，292，334

Serre，Christiane，6，52

Serre，Jeanne（Carmen）

biographical details，322

family background，52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53

arrest and imprisonment，129

in Romanville，152，158，160

on the train，177

in Auschwitz-Birkenau，213，242

sent to Raisko，221

in Raisko，238

sent back to Birkenau，239

leaves for Ravensbrück，240

in Ravensbrück，249

sent to Beendorf，257-8

sent from Beendorf to Neuengamme，276

in Sweden，286

after return to France，313，313，314，322

brief references，132，165，290

Serre，Louis，52，165

Serre，Lulu see Thévenin（née Serre），Lulu

Serre，Madame，52-3，53-4

Service des Étrangers，74

Service de Travail Obligatoire，293

Shoah（film），305

Siemens，220，247，273，277

Sinti，208，265

slave labour，185，187，201-2，220，222-3，246-7，258-9，273

Slusarczyk，Julia，264，273，278，280-1，322

SNCF，122，294

Sobibor，226

SOE（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91

Soir，Le，27

Solomon，Hélène

biographical details，322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35-6，37，41，42，56，77，79

arrested，103

husband is shot，116

in La Santé，117，119

in Romainville，160

in Auschwitz-Birkenau，199，212

allowed to join group sent to Raisko，222

in Raisko，223-4

mentioned in broadcast，227

sent to Ravensbrück，241

sent to Bosch factories near Berlin，260-1

departure from Bosch factory，275-6

meets French soldiers and is taken to Lille，276

life after the war，292，315，322

brief references，64-5，102

Solomon，Jacques，35-6，37，41，56，65，102，110，116-17，126，260，292

Sonderkommando prisoners，188 and n

Sorbonne，34，48-9，77，126，306

Souchaud，Yvonne，334

Souge，134，135，166，297，311

Souques，André，136，146

Souques，Jeanne，136，297，334

Soviet prisoners of war，185

Soviet Union（USSR），55，227-8 see also Nazi-Soviet pact

Spain，15，27，133，146，170

Civil War，25-6，49，66，67

refugees from，19-20，26，67，92，133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OE），91

SS

in occupied France，17，109，116，117，134

and arrival of women from the train，183

in Dachau，185

in Auschwitz-Birkenau，188，189n，190，191，194，196，197，199，202，205，206，208，209，211，212，213，215，218，219，220，221，228，233，234，236，238，241，272-3

in Raisko，222，223，224-5

in Ravensbrück，243，244-5，247-8，250，253，257，259，261，263，264，268，269，270，272，279，280-1，282

in Mauthausen，275

on the train from Beendorf to Neuengamme，276

on the march from Oranienburg，276

on board Cap Arcona，277

Stalingrad，172，179，199

Stendhal：Chartreuse de Parme，106

Stenia（block elder at Birkenau），207

sterilisation

experiments，234-5，255

law，233

Stock，abbé，117，118

Stockholm，278

Stora，Marguerite，334-5

Strafblock，Ravensburg，257

Strasbourg，236

Streicher，Julius，22

Stülpnagel，Karl Heinrich，109，112

Stülpnagel，Otto von，16，19，55，60，62，69，70，72，82，108-9，111，116

Stürmer，22

Sturnitz，General von，13，16

Sühnepersonen，151

Suhren，Fritz，244，250，262，268，269，279，282，284

Sweden，286

Swedish Red Cross，279

Switzerland，15，297，315

Tamisé，Andrée，136，149，217，227，257，290，335

Tamisé，Gilberte，6，136，149，217，240，249，257-8，276，290，313，319

Taube，Adolf，207-8，209，213，235，240，302

Taylor，Telford，299

Termes d’Armagnac，6

Texcier，Jean，33-4

Theresienstadt，219，279

Thévenin，Georges，53，289-90

Thévenin（née Serre），Lulu

biographical details，319

photograph，156

family background，52

sends baby to live with foster family，53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53，80

arrest and imprisonment，129

in Romainville，152，156，158，160，172

on the train，177

arrival at Auschwitz-Birkenau，184

in Auschwitz-Birkenau，194，202，204，205，208，213

sent to Raisko，221

letters sent by，230-1，244，254

in Raisko，238

leaves for Ravensbrück，240

in Ravensbrück，244，249，251，254

sent to Beendorf，257-8

at Beendorf，258-9，276

sent from Beendorf to Neuengamme，276

in Sweden，286

after return to France，289-90，292，313，313，314，319

in old age，6

brief references，132，165

Thévenin，Paul，6，53，129，132，230-1，254，290

Thiebault，Jeanne，335

Thiers，Adolphe，151

Third Tokyo Convention，63

Thomas，Edith，13

Thorez，Maurice，28，285

Tillon，Charles，136，137

Tillon，Emilie，271

Tillon，Germaine，252，271，272，281

Tintelin，Arthur，80，128，129，131，176

Tondelier，Georges，57，113

Topf and Sons，187，219

torture，4，104，110，111，116，118，119，132，135，146，171

Toulouse，39

Tours，3，14，25，85，89，99，195，208，216

Trappe，Untersturmführer，151，152，155，163，172

Treblinka，226

Treite，Dr Percival，256，266，301

Triolet，Elsa，32，33，77

Tokyo Convention，Third，63

Tyszelman，Samuel，59，60-1

Ukrainians，245

UN，315

Union des Femmes Françaises，L’，47，139

Union des Jeunes Filles de France，L’see Jeunes Filles de France

Université Libre，L’，36-7，41，119，126，260

Uris，Leon：Exodus，302

US，227-8

Vaillant-Couturier，Marie-Claude

biographical details，323

photographs of，45，300

background，45

works for the Resistance，49，96

arrest，3，97

in Paris Prefecture，104

moved to La Santé，105

in La Santé，105，106，120

on the behaviour of prisoners in German custody，115

permitted to see Dallidet，118

in Romainville，152，154，155，

157，158，162，165，168，172，174

on the train，175，179

on the march towards Auschwitz-Birkenau，183，184

in Auschwitz-Birkenau，190，196，197，198，211，215，218，221，225，228，229，230，232，234，241

mentioned in broadcast，227

sent to Ravensbrück，241，251

in Ravensbrück，247，252，253，266，267，268-9，270，271，272，273，278，279，282-3，283-4，285

as witness at Nuremberg，299-300，300

life after the war，304，305，315，324

brief references，50，102，292，293，303，309，311

Vaillant-Couturier，Paul，45

Valina，Jean，147，148

Valina，Lucien，137-8，138-9，141，147，165

Valina，Lucienne，147，148

Valina，Marguerite，137，138，141，147，148，165，166，297，335

Valina，Serge，147，148

Vallat，Xavier，75

Vandaële，Rolande，323

van Dam，Reyna，335

van Dam，Théodora，335

van der Lee，Jakoba，175，176，189，199，335

Varailhon，Alice，205-6，335

Vatican，226

Veil，Simone，305

Vélodrome d’hiver，123

Vercors（Jean Brullet），78

Le Silence de la Mer，78，96，119

Verdun，Battle of，11，14，194

Verfügbaren，248

Véronique（child worker at Beendorf），258

Vichy，15，19，43，44，48，50，54，

60，63，70，71，72，75，76，85，86，121，122，168，169，227，298，305

Vienne，River，86

Vierzon，85，171

Vigilance Committee of Intellectual Anti-fascists，64

Vildé，Boris，41

Villon，Pierre，64，102，103，285

Vincent，Ferdinand，145-6，147，148，150，297

Viterbo，Alice，171，199，200，299，335

Voix des Charentes，La，139

Voix des Femmes，La，47

V1s，258

V2s，258

Vu magazine，45

Wahl，André，88

Walach，Elie，59

Wannsee conference，226

War Office：MI9，91-2

Warsaw，301

ghetto，262

Wehrmacht，70，81，109，111，151，164

Weimann，Ruth，223

Wells，H.G.，22

Winkelmann，Dr Adolf，256，269，301

Wirths，Dr Eduard，236-7

Wolmark，Charles，59

women，43-4，45，46，47-8，54，151，169，304，305

Woog，André 62，101，118

World Jewish Congress，279

Zamosc，219

Zani，Madeleine，6，143，143-4，149，166 172，286，297，335

Zani，Pierre（Pierrot），6，143，144，149，149，292，311

Zay，Jean，33

Zyklon B，186，2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日列车：维希政权与纳粹集中营里的法国女性/（英）卡罗琳·穆尔黑德（Caroline Moorehead）著；徐臻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6

书名原文：A Train in Winter：An Extraordinary Story of Women，Friendship and Survival in World War Two

ISBN 978-7-5201-9202-6

Ⅰ.①冬… Ⅱ.①卡…②徐… Ⅲ.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Ⅳ.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15341号

地图审图号：GS（2022）1132号（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冬日列车：维希政权与纳粹集中营里的法国女性

著者/〔英〕卡罗琳·穆尔黑德（Caroline Moorehead）

译者/徐臻

出版人/王利民

责任编辑/刘娟

责任印制/王京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10）59367028

印装/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3.75 字数：317千字

版次/2022年6月第1版 202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9202-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20-3221号

定价/82.00元

读者服务电话：400891886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he Cut Out Girl：A Story of War and Family，Lost and Found

by Bart van Es

Copyright：2018 by Bart van 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COLERIDGE & WHITE LTD（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21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查尔斯·德容和凯瑟琳·德容-斯皮罗，

以及亨克·范埃斯和扬斯·范埃斯-德容

本书获誉

2018年科斯塔图书奖年度好书

2018年Slightly Foxed杂志最佳传记奖

光彩夺目，简洁优雅，魂牵梦萦——我一口气就读完了。

——菲利普·桑兹，《东西街》作者

非同寻常。这是一本必读之书——令人痛苦，充满悲剧，但也振奋人心。

——《泰晤士报》

感人至深。巴尔特·范埃斯几乎以泽巴尔德式的轻描淡写完成了此书。

——《卫报》

令人惊讶……历史与回忆录的杰作，以和解、希望和伟大的爱作结。

——《旗帜晚报》

催人泪下，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回忆录。

——《星期日泰晤士报》

引人注目，语言优美。范埃斯小心翼翼地挽救利恩的故事，创作了一部关于战争、暴行和人类劫难的著作，非常动人。

——Oldie杂志

卓越非凡，感人至深，引人入胜。

——佩内洛普·莱夫利

令人不安，真诚动人……对于精神创伤及其后果的令人胆寒的描述。《被隔绝的女孩》的意义极其重大，此书急切地提醒我们，即便是自由、包容和多元化的社会也能在转眼之间迷失其方向。

——《金融时报》

令人惊艳，极其感人，将在你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星期日镜报》

一个关于战争、家庭、遗失、生存和友谊的动人故事。

——《独立报》

一部深入调查的著作。

——《犹太纪事报》

通过小心谨慎的调查和无可挑剔的行文，范埃斯精心记述了一个有着大屠杀中“躲藏”的孩子们及庇护他们的家庭的世界中的悲剧与成就。

——乔治娅·亨特，《我们是幸运之子》作者

一个非凡的故事，令人痛心，感人至深。这个迷人的故事一定会让你着迷。

——《人物》

令人痛苦的美丽故事。

——《书商》

细致入微、动人且不同寻常的，关于“躲藏的孩子”的叙述。

——《出版人周刊》

极富同情心，令人深思，此书既是对一位杰出女性令人难忘的描述，也证明了理解的治愈力量。一个复杂且振奋人心的故事。

——《科克斯书评》

《被隔绝的女孩》汇聚了卓越非凡的丰富档案和学术性研究的珍贵成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有关二战期间一个四处躲藏的女人的精彩描述——关于幸存和理解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富有同情心。

——《福伊尔斯》新闻通讯

- 序言 2014年12月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五章

- 第二十六章

- 尾声 2017年7月

- 致谢

序言 2014年12月

没有家庭，就没有故事。

告诉我这句话的女人正在她阿姆斯特丹的公寓里泡咖啡。她叫赫西林（Hesseline），简称利恩（Lien）。虽然已年过八旬，但她身上还留存着简素之美：面容无瑕，没有明显的妆容；佩戴一块银色小手表，但没有其他首饰；以及富有光泽、没有涂抹指甲油的指甲。她动作轻快，不过也有些不拘一格，身穿深灰色的长羊毛衫，围着带有佩斯利花纹的紫红色围巾。在今天之前，我不记得自己见过她。我知道的是这个女人与我的父亲一同长大，后者在二战后不久生于荷兰。利恩曾经是我们家庭的一分子，但现在不是了。她收到了一封信，后来断绝了与这个家庭的联系。即使是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利恩说起这些事时仍会伤心。

我们从她的开放式厨房走到了座位区域，冬日的阳光隐隐约约地透过窗格上的彩色玻璃照耀着那里。一张低矮的玻璃咖啡桌下散落着书籍、博物馆目录和文化副刊。家具和墙上的挂画非常时髦。

我们是用荷兰语交流的。

“你在电子邮件里写道，你对家族史很感兴趣，还想就此写一本书，”她说道，“好吧，家庭这种东西不太适合我。范埃斯一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现在并非如此。所以你写的是什么类型的作品？”

她的语调很友善，但也很认真。我告诉她我作为牛津大学英语文学教授所写的一些作品——有关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的学术著作——但她已经从网上得知了大部分信息。

“所以你的动机是什么？”她问道。

我的动机？我不确定。我认为她的故事会很复杂和有趣。考虑到世界局势以及极端主义再次抬头，现在记录这些事情变得尤为重要。这里有我不想错过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这个晴朗的12月上午，我们谈论了国际事务，关于以色列，荷兰的政治，英国的形势——戴维·卡梅伦联合政府的五年任期即将结束。我们不断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仿佛在进行求职面试。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她把空杯子推到一边，明确地说道：“是的，我对这个有信心。我们坐在桌子旁吧？你有笔记本和笔吗？”

我来的时候不想表现得像记者一样，因此我向她索要了纸和笔，但我们很快就又坐在了灰白的胶合板餐桌旁。我可以问任何她记得的事情：人们说了和做了什么；她穿了什么，吃了什么；她住在哪里；以及她的梦想是什么。

我们坐在温暖的现代化公寓里，第一次见面就谈了数个小时之久。照片、信件和各种物件等资料只有在她想起它们的时候才逐渐出现，但到了午后，随着外面的日光逐渐变弱，桌子上已经铺满了记忆碎片。其中包括一本儿童小说，明黄色的封面上画着一艘小汽船，以及画有一个溺水男人漫画的瓷砖。还有一个书脊磨损不堪的红色人造革相册。相册的第一页是一对璧人的照片，下方用蓝色笔写着“妈妈”和“爸爸”。

照片左侧的女人是利恩的母亲，名叫凯瑟琳·德容-斯皮罗（Catharine de Jong-Spiero）。她坐在藤椅的边缘，靠在藤椅的弧形椅背上。阳光直直地照射在她的面庞上，她的笑容有点羞涩。她的丈夫是查尔斯（Charles），即利恩的父亲，他穿着衬衣坐在凯瑟琳前面的地上，一双大手惬意地搭在膝上。他靠在妻子的身上，自信又有些讽刺地仰头凝视，凯瑟琳则把一只手搭在查尔斯的肩上。他身上有股满不在乎的感觉，对摆拍照片这个想法有些不以为然，这让脸上带着凝固笑容的妻子有些难堪。

在相册第一页照片之后的几张里，查尔斯淡漠的态度依然清晰可见。在另一张照片里，他坐在汽车的后座，身边围着一群衣冠楚楚的年轻人。在暗处，他则在戴着手套、撑着拐杖的男人头后举起手指，仿佛一对兔耳朵。还有一张照片，他手拿帽子站在一扇黑色大门前，脚蹬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相册里有十几张早先的照片，其中最皱巴巴的一张——被撕烂、折叠，再用已变黄的胶水重新粘在一起——展现了大约20个年轻的男男女女的沙滩派对，他们穿着泳衣，笑着，抱着。站在中间、身穿白色泳装的女人手里拿的似乎是个沙滩排球。照片下方的笔迹写着“妈妈、爸爸、舅妈萝（Ro）、舅妈里克（Riek）和舅舅马尼（Manie）”。

图1

图2

虽然我不太擅长采访，但我们的谈话很快就产生了节奏。我问了无数个问题，调查了许多细节，并草草地记了下来。

图3

“房间是什么样子？”

“光线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你可以听到什么声音？”

只有当一件事的所有细节都被讲述清楚，她没有什么可以再告诉我，我们才继续下一个话题。

利恩提到她的诗集时，夜幕已经落下，那是一种几乎所有荷兰女孩都有的诗歌剪贴簿。起初她找不到它，不过后来在搜索了旁边的一个房间后，她建议我站在椅子上，往书架上方看看。它斜斜地倒在那里，外面用一个透明的小塑料袋包着，以免灰尘进去。书衣是灰色的，长约10厘米，宽约8厘米，封面上有磨掉的花朵图案。打开诗集的第一个对开页，有一组署名“你的父亲”、标着“海牙，1940年9月15日”的押韵诗。开头是这么写的：

图4

这是一本小书，你的朋友们可以在上面记载

他们祝福你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安然无恙，度过年岁

满怀笑容，不再流泪。

我读着手写斜体的诗歌，站了一会儿。诗的左页则是三张老旧的彩铅剪贴画：上方是柳条筐里的鲜花，下方是两个戴草帽的小女孩。下方右边的小女孩微笑着，看起来十分开心，像照片中利恩的母亲。但左边的小女孩手中紧攥着鲜花，噘着嘴。她瞥向一边，似乎无法直视读者的眼神。

第一章

是希特勒让利恩真正变成了犹太人。她的父母是一个犹太人运动俱乐部的会员（一张集体合影中，她的父亲穿着厚袜子和开领衬衫），但仅此而已，他们并不是恪守清规的犹太人。他们在逾越节吃无酵饼，并在家庭的影响下于犹太会堂举办了婚礼。不过，时年七岁的利恩想的更多的是荷兰版的圣诞老人圣·尼古拉斯，她依然记得当被告知圣诞老人并不存在时自己的愤怒。她觉得自己被大人们骗了，于是藏身在一个通往楼上的公寓楼梯下的橱柜里，又生气又尴尬。

在海牙普莱特街（Pletterijstraat）31号的公寓，橱柜在她卧室对面的过道里，从前门进来时就可以看到。利恩的房间里有一排直抵天花板的四扇小窗，窗子太高，无法望向外面，也只能射进微弱的日光。这些窗户连着后面她父母居住的卧室。从另一间卧室能够望向大路，它与厨房相连，被转租给了安德里森夫人（Mrs Andriessen）。她是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士，和其他人一样被记录在利恩的诗集中。她教导利恩：“亲爱的小利恩，保持顺从和善良，这样所有人就会爱你，正如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利恩对安德里森夫人贴上的鲜花图片更感兴趣，而不是这个明智的建议。

图5

1941年4月20日，在安德里森夫人写下这行话的时候，对于在被占领的荷兰的犹太人来说，顺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犹太人必须携带盖着“J”的身份文件；他们不被允许进入行政部门、电影院、咖啡馆和大学。犹太人拥有收音机则构成刑事犯罪。但对利恩来说，事情还算正常。她去了一所混合式学校，在她的诗集里小心翼翼地用钢笔写字的孩子大部分都不是犹太人：

“我们永远做朋友吧，亲爱的小利恩，你怎么想？”里亚（Ria）写道。

“祝你永远开朗幸福”，来自“你的女朋友玛丽·范斯特尔森（Mary van Stelsen）”。

“即使没有了诗集的这一页，你仍会记得我吗？”哈里·克勒克斯（Harrie Klerks）问道。

最后这一句让利恩有些难过，因为哈里虽然保证会整洁地书写，但他的墨水弄脏并毁了这一页，所以要用裁纸刀把这一页裁掉。不过，利恩还是慷慨大方地让他重写了一次。

如果利恩可以明确地表达出来，那么她真正担忧的并不是战争，而是她父母的婚姻。当她只有两岁半的时候，她不得不离开了商店上方的公寓，搬去镇子里另一边的姑妈家，和姑妈菲（Fie）、姑父乔（Jo）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利恩的父母离婚了。妈妈会过来看她，但她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见过爸爸。两年之后，她的父母复婚了，并在普莱特街安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爸爸不再像为爷爷当推销员时那样经常出差了，他尽量在家中过夜，在厨房大灯下的桌子上为孩子们制作木拼图。他为利恩做了一幅扬·克拉森和卡特里恩（Jan Klaassen and Katrijn），即荷兰版的潘趣与朱迪（Punch and Jude）的小画像，这是利恩最珍贵的宝贝。扬·克拉森和卡特里恩坐在乌云之上，沐浴着日光，乌云下方则在下雨，他们手拿着伞，开心地笑着。也许扬·克拉森和卡特里恩有点像爸爸和妈妈，她的父母现在已走出阴雨笼罩，享受着幸福。

利恩患有严重胃痛，除了甜点以外什么都不想吃。她从医生那里拿了药，有一次，当她变得极其瘦弱的时候，她不得不在一个医务室里待了六个星期，要喝许多牛奶和粥。回到那里实在太可怕了，因此她尽可能地多吃农民的羽衣甘蓝和妈妈为她做的土豆泥，但总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吃完。

为了新工作，爸爸有了一间像爷爷那样的小作坊，不过实际上它只是一间小屋，从公寓后面穿过院子就可以看到。他用大桶的水果、蔬菜做果酱和酸黄瓜，之后装进各种尺寸的玻璃罐里。爸爸工作时，利恩就在旁边看着，但她不能帮忙，因为这项工作对干净度的要求很高，小孩子的手指可能会污染它们。所以利恩主要在街上玩耍，唱童谣、玩“丢手绢”的游戏——孩子们围成一圈，一个小孩不断绕圈，直到他把手绢丢给另一个孩子，后者必须立即追上前者，把手绢还回去。利恩很喜欢这种游戏；外面有阳光的时候，她几乎一直在街上玩耍，如果玩得很开心的话，即使淋一点雨也是值得的。

她也会去跳十分淑女的芭蕾舞，有时会有演出。她父母的卧室里有一张她站在舞台布景前的照片。这是在表演之后拍的：她身穿白衬衫、黑裙子搭配的演出服，右手拿着一只玩具手偶。这只手偶做得有些粗糙，看起来像猫头鹰，但应该是米老鼠。除了芭蕾舞服装外，她还有两条最喜欢的裙子。一条是灰蓝色丝质的，这是她和妈妈去博内特里（Bonneterie）购物的时候买的。那是一个安装着玻璃门的巨大商场，当她们踏进去的时候，高高的天花板似乎吞噬了她们。商场的地板闪闪发亮，可以映出人的脸庞；从里面的露台俯视入口处的人们时，他们看起来就像蚂蚁一般。另一条她喜欢的绸缎裙的形状有点像钟（也就是钟形裙），里面的衬裙是她妈妈手工缝制的。

图6

利恩的世界里有学校、街头游戏，还有祖父母、姑妈姑父和兄弟姐妹。一大家人彼此相去不远：从普莱特街走上一小段路程，或者乘一小会儿电车即可抵达。他们在夏天坐电车去斯海弗宁恩（Scheveningen），在那里的海滩玩耍。他们的小狗普雷蒂（Pretty）喜欢那里——它在潮湿的沙滩上跑得飞快，触碰海水，留下一连串脚印，之后让海水冲刷掉。利恩扔出网球之后，普雷蒂就跑去追，过了一会儿，它全身裹着沙子，湿漉漉地回来了。

堂兄弟姐妹里她最喜欢的是里尼（Rini）和达菲耶（Daafje）。当父母的关系破裂时，利恩和他们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他们几乎成了利恩的亲兄弟姐妹。在他们一起度过的日子里，里尼在诗集里写了一首简短的道德诗，内容有关“接纳他人”。这首诗并不是很准确，因为利恩很少对其他事或人下判断，不过有时只写一些标准性的东西更容易，如果字迹和粘贴画很漂亮的话就很棒了，所以利恩写了一些道德方面的东西，为里尼的诗集也增色不少。

图7

图8

然后就是舅妈里克、表弟本尼（Bennie）和两个小孩——尼可（Nico）和小婴儿罗比（Robbie），利恩偶尔还会照看罗比。相册里有一张照片：舅妈里克和妈妈挤在一把木椅子上，本尼（嘴里含着拇指）和利恩（头发上别着一个白色蝴蝶结）坐在她们的膝上，摇摇欲坠。妈妈坐在椅子的一个扶手上，左手抱着利恩，里克坐在她的右边。椅子看起来非常不结实，似乎随时都可能倾倒。虽然妈妈在镜头前保持着严肃的微笑，但可以看出，她的嫂子开始笑了。

利恩喜欢的一个地方是舅舅马尼的五金店，离市中心很近，里面堆满了螺丝钉、门把手、锤子和自行车铃，东西多到要顶到天花板。有一次，利恩在那里得到了一双漂亮的滑冰鞋，白色皮革鞋身，还有锋利的银色冰刀。当冬天来临的时候，利恩就可以穿上它们了。她可以预见自己轻松地超越其他孩子，在阳光下滑在最前面，然后在冰上来个单脚旋转。

图9

1940年5月荷兰遭到入侵，在利恩的记忆中，战争是从蓝天而来的。她和父母站在一起，看着头顶飞过的飞机，然后父母告诉她：“这就是战争。”除此之外，没有发生太多其他事情。德国士兵们坐在咖啡馆外的桌旁，偶尔在大街上走过。他们很友善。事情慢慢才发生变化。

1941年秋天起，利恩诗集上的名字变得不一样了。或者说，它们变得一样了。罗西·桑德斯（Roosje Sanders）、朱迪思·希尔希（Judith Hirch）、阿里·罗森塔尔（Ali Rosenthal）、杰马·亚伯拉罕斯（Jema Abrahams）：这些从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写下名字的都是确定无疑的犹太人，因为利恩在那时必须去犹太学校。他们写下的诗歌还是有关友谊、天使和花朵的，但花束的彩铅画、身穿鸟笼裙的女孩等在之前页面中出现的内容现在已经很少了。1941年9月15日，新的标语出现在图书馆、市场、公园、博物馆和游泳馆外面：“禁止犹太人入内。”

第二章

2015年1月。与利恩在12月的一天见面之后，我又回到荷兰几周继续采访。我们也认为访问她曾经居住的地方将有利于我的采访。这是为了用照片激活她的记忆，我也能以此了解这些地方。所以我踏上了去往海牙的路途。

从历史上说，海牙总被认为是一个村庄而非一座城市。“荷兰的首都是哪里？”这一知识竞赛题很难回答，因为荷兰人通常会说“最大城市”而不是“首都”，而荷兰最大的城市毫无争议是阿姆斯特丹。海牙不过是政府所在地。虽然海牙在16世纪末被选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议会的会议举办地，但它未被授予一所大学乃至一座城墙的尊严。七个省的新教徒代表脱离了西班牙帝国的统治，恰好在海牙相会，因为这里是中立且没有威胁的。他们在一座被护城河环绕的堡垒聚会，直至今日那里依旧是荷兰议会的所在地。海牙并没有优良港口或贸易传统，但它作为低地国家诞生地的地位是合适的。这座城市坐落于沙丘和多沼泽的海岸线遗迹之上，海岸线地带则在9世纪首次被仅能维持生活的农民排干了水。与荷兰的大多数地方一样，海牙是由来自北海的人类劳动发展起来的。

前往海牙的途中，我沿着高速公路驾车，穿过古老的海床，它仿佛一块由许多相同的正方形组成的单色地毯。与我自青少年时期起居住的英格兰相比，荷兰乡下的平坦和井井有条的一致性给人一种完美无瑕的现代感。每过几分钟，我就会经过一座深红棕色的砖房，干净整洁，房顶坡度极大。这些农舍的院子里有整洁干净的拖拉机和谷物仓，北海的另一边却没有这些农业器具。甚至牲畜看起来都是标准化的：躯体呈矩形的奶牛身上都“印着”相同的黑白色块的不同组合。笔直的银色沟渠将大地平分，延伸进晨雾之中。

当我抵达城市边缘的时候，诸多农场被一连串时髦的钢铁及玻璃建筑物取代了：汽车展示厅、物流中心、隔音墙，以及环境温室，其中二氧化碳浓度和光照强度受到控制。这些建筑和农场一样，让人感觉很不真实。从汽车窗户向外看，荷兰似乎缺乏任何种类的历史。

驶出高速公路之后，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令人生厌的红砖联排房屋。我在利恩曾经住过的普莱特街停下车。20世纪初，当这些房屋被建起来的时候，这个城市正在蓬勃发展。带有新艺术派插画的海报宣传了海牙作为定居避难所的优势，不仅有来自过于拥挤的乡村的农民，还有从殖民地和近东来的移民。突然之间，海牙不仅是一座城市了，而且成了世界之城。1900年，未来的国际法庭（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选址于海牙，其所在地位于新建起的富丽堂皇的和平宫（Peace Palace）。由于它的起源，海牙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的中立聚会地。普莱特街建成于1912年，在这座希望之城里占有一席之地。

这条街直至今日依然有许多居民居住，有一家街角商店，还有一些出售二手车的独立车厂。普莱特街31号一层现在是一个小型体疗室，磨砂玻璃上用黄字随意地写着其标志语“物理治疗”。我按下了门铃，一个身穿运动服的高大年轻男子打开了门。他是一个健身教练。在他身后的大厅里有两个年纪更大、身穿训练服的男人，他们穿着紧身短裤、褪色的棉质无袖套衫和颜色鲜艳的运动鞋，袜子有些过于长了。

我被独自留在小小的玄关处，课程则继续进行，就在曾经是安德里森夫人的房间的地方。我能听见运动课上课的声音，教练说着鼓舞人心的话语。

右边有一个橱柜，那是利恩发现圣·尼古拉斯并不是真正的圣诞老人之后藏身的地方。我的前方是她以前的卧室，现在则是墙上钉着医疗资格证的办公室。从窗户中射入了些许1月的惨白日光。

看完这间三居室公寓没花太长时间。一切都十分得体、平凡，尺寸也恰到好处。办公室后面曾是利恩父母的卧室，现在则放了一张按摩桌，以及头戴一顶红色毛线帽的解剖骨架。与这个房间相连的是一个备餐室，操作台上有一个热水壶和一些健身传单。树木茂密的后院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一个金属箱子、一把雪铲、一辆自行车、一些煤渣块、一堆盘子和一些破损的椅子。环视栅栏，我试图弄清查尔斯·德容的小作坊曾位于哪里。

我在这个公寓里待了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礼貌地向健身教练和那两个年纪稍大的男人挥手告别。

我回到街上，接下来并没有明确的事情要做，我突然问自己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虽然是一名研究人员，但在荷兰历史或纳粹迫害方面并非专业人士。访问利恩的故事所发生的场所，就能让我真正进行研究吗？这个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我有些不安，开始沿着这条街走。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地区的犹太人越来越多。1920年，当这些房屋刚建起来时，普莱特街只有7户犹太人家。到194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39户。几乎就在利恩家的正对面，一个犹太人孤儿院在1929年搬到了这个特别许可的场所，很快就开始接纳德国难民。纳粹掌权之后，3.5万人搬进了荷兰。

古老的塞法迪犹太人家庭在15世纪末从葡萄牙逃到了尼德兰，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搬来荷兰联排房屋居住的并非他们。新到来的是德国人和波兰人，但他们也遵循着已经形成的路线。自18世纪起，许多来自东方的德裔犹太人移民来到荷兰，他们的母语不是希伯来语，而是意第绪语。海牙第一座德国犹太会堂建于18世纪20年代。许多年来，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穿过欧洲大陆来到此地。这里没有大屠杀，可以加入行会，成为城市中的自由民，并将自由民的身份传给家族后代。虽然城中的一些地区中犹太人的数量更多，但各种族之间没有界限。一代又一代，移民们接纳了同胞们的品味和习惯，直接成了荷兰人。因此，当拿破仑在1811年直接控制了尼德兰，并下令登记公民名字时，许多犹太人乘机归化。例如，一个长期居住在此的公民约瑟夫·伊扎克（Joseph Izak），选择了简单且像本地人名字的“约瑟夫·德容”（Joseph de Jong）。

作为第一批移民者，葡萄牙人保持着与新来的工人阶级的不同之处。葡萄牙人是一类与政治权力和商品交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贵族。1179年，拉特兰会议禁止犹太人从基督徒手中获取利益，此后塞法迪犹太人成了放债者，他们逃过了南部的迫害，17世纪时在欧洲北部海岸的优良港口发展壮大。虽然人口占比不过0.01%，但塞法迪荷兰犹太人拥有苏里南四分之一的糖料作物种植园，他们对于新共和国的经济结构至关重要。例如，当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在1688年企图取得英国王位时，葡萄牙犹太人银行家伊萨克·洛佩斯·苏索（Isaac Lopez Suasso）预付了所需的200万荷兰盾，安排聘用了6000名瑞典雇佣兵。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海牙的塞法迪犹太人社区比在阿姆斯特丹的接受度更高。1677年，持怀疑论的犹太人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在海牙光彩辉煌的新教新教堂（Protestant New Church）下葬。这是表示接受的惊人之举，即便他的墓地很快就因不缴纳费用而被教会权威破除。

乡村的地位，再加上其作为皇家居住地的功能，使得海牙成为进行特别辩护的好地方。因此，1690年，当犹太法典（《塔木德》）在当地难以通过的时候，不难找到解决之策。问题涉及在安息日当众搬运物品，而这是被明令禁止的。不过，问题在于什么算“当众”。在阿姆斯特丹，作为一个被城墙围住的构造，整座城市都可被合理地定义为“一个家”。不幸的是，海牙并没有城墙。但是，富有学问的拉比决定，如果横跨运河的两座石桥被可开闭的吊桥取代的话，从逻辑上说海牙也可以成为“一个家”。因此，一个犹太人代表团接近了掌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他们会出资改造这两座石桥吗？两年之后，本着真正的政治调解精神，它们被拆除和替换了。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住在普莱特街的德国和波兰移民即使有足够的智慧来解释上帝的训诫，也很难承担这样的损失。尽管并不富裕，河区的生活也相当愉悦。和现在一样，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地方，不同种族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比邻而居。在非犹太人之中确实有一些针对移民的怨言，作为回应，政府对其中的许多人加以限制。根据其搬进的圈子，犹太人可能被视作社会主义者、资本家、复国主义者、贫穷且技能水平低下的人，或者富裕、资历过高且从事最好的职业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想要预订餐厅是很难的。不过，即使在1937年，也只有4%的人为荷兰法西斯政党——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投票。

离开身后的孤儿院，我拐弯出了普莱特街，走进一条小巷，想要找到一间咖啡馆。我经过了一所小学，门上整齐的新艺术派刻字标明了它竣工的时间：1923年。在那之后，门上还有一幅画：一只长颈鹿探头看向彩绘窗户的外面，一个微笑着的小女孩坐在它的背上。地面上还有孩子们砌墙的其他图像，一个有机玻璃标志告诉我，这是一所新教徒学校。继续沿这条街走，我看到了购物区，所以我顺着这个方向前行，想喝一杯咖啡。

当我到了那里之后，我发现这个购物区和我预期的不太一样。从远处看它很干净整洁，店面的灯光引人注目，但透过一排排的窗户，只能看见女人们坐在酒吧高脚凳上，穿着贴身内衣，后面是点着微弱的深红色灯光的小房间。一些窗户里窗帘紧闭；另一些则展示着如“情趣按摩”、“两个女人”或“刺激性爱”等信息。与我一街之隔的地方有一个钢制尿壶，两个男人在探寻情况的途中在那里小便。

当我仿佛一个入侵者般穿行其中时，很难不与那些女人发生眼神接触。我的目光很快从一个窗户移到另一个，我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在浪费时间，还成了在其中行走的男性中的一员。在玻璃窗后的暖光下，这些妆容厚重的女人看起来近乎青春永驻，就像在商店前徘徊的推销员，无聊又绝望。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看向我，微笑着，我走过并离开以后，她又继续查看手机了。

我花了三四分钟的时间穿过了购物区，重返通向车站的主路。从这里出发，我可以绕回普莱特街，回到车上。

我再一次被这个熟悉的国家的陌生感震撼了，40年前，我在3岁时离开这里，之后只有每年夏天才会回到这里度假。现在的我可能更像一个英国人，这也是整洁的妓院区对我来说如此陌生的原因。荷兰人在这些问题上相当务实：在公开、诚实和规范的情况下做爱、吸毒或实行安乐死都是符合逻辑的；如果这些发生在离小学不到100码的地方，那也没什么好办法。

我觉得，最后这一个小时让我有了沉浸低地国家的感觉：完美的高速公路、一所新教徒小学、一个红灯区，以及现已变成物理治疗健身房的曾经的犹太人之家。这是一个包容的国家，它让人们放手一搏，只要与自己无关，就绝不干预别人的事情。这促进了荷兰的进步。但这也能解释为何德国人被纵容且为所欲为吗？20世纪30年代的荷兰仍然被称作“支柱”社会：不同派别的人——如新教徒、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相遇时互碰双肩，礼貌地问候对方，但也仅限于此。人们遵守法律，做事一丝不苟。其他的事都是别人的事，没有必要去干预。

1940年在海牙的18000名犹太人中，只有2000人幸存下来。400名葡萄牙犹太人深深地扎根于这个国家和这座城市的框架之中，只有8人回去了。1943年3月13日，我现在所处街道对面屹立着的犹太人孤儿院被整个清洗了，没有人活下来。

第三章

“犹太人。”1942年5月，利恩看见她的妈妈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桌上放着一大块黄色的布。布上有星星的图案，图案带有黑色的边线，中间印着一个词：“犹太人。”每个星星的周围都有一条细细的点线，可以轻松地裁剪下来。他们现在必须在每件外衣上佩戴这颗星星，因此妈妈细心地把写着“犹太人”的星星缝到在博内特里买的那条丝质裙子上。

她在街上认识的孩子们的表现还和往常一样，但在去往学校途中的孩子们就并非如此了。有时候他们会扔石头。有一天，一群孩子匆匆跑来抓住她，把她推到小巷里，唱着“我们抓住了一个犹太人”。当她没有回家时，她的父亲会到外面找她。这帮孩子看到她父亲时退后了，但父亲刚抓住利恩的手，一个大胆的小孩就靠近了。小男孩嘴里嘟囔着“肮脏的犹太人”，有些窘迫不安，摆好架势准备逃跑。利恩的父亲无视了他，但已经失去了惯常的冷静；当父亲领着利恩离开小巷返回公寓时，他的手指在颤抖。

到达普莱特街31号时，他们看到安德里森夫人正站在公寓大楼的楼梯间，一只脚跨在人行道上，寻找着他们。她的脸上显露出担忧和搜寻的神情，她看到利恩之后松了一口气，一丝笑容浮现出来。这有些奇怪，因为安德里森夫人几乎从来都不离开她充满肥皂味的房间。她转过身去，向他们公寓的一扇开着的门内喊着什么，她脸颊泛光，有些发红。她似乎在告诉利恩的妈妈一切安好。利恩突然想到，安德里森夫人被允许留在普莱特街和他们一家住在一起，这意味着她和他们一样是犹太人，不过利恩也不是很确定这一点。

另外，姨妈埃莉（Ellie）不是犹太人，因为她并不是利恩真正的姨妈，只是妈妈的一个好朋友，她经常拜访她们，尽管她并不需要佩戴黄色星星。

暑假来临时，利恩常常待在院子、厨房或门前的台阶上。她认识了莉莉（Lilly），后者住在楼上的29号。莉莉在集子上用铅笔画了四条均分的直线，然后在页面正中央的位置抄写了一首诗：

玫瑰大，玫瑰小

如墙上的天鹅绒一般柔软

但最柔软的花瓣部分

是利恩心中的玫瑰

莉莉在页面左边的角落里额外增添了一些对角线，写道：“我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因此妈妈生气了，开始大叫。”每当她们大声地读出这些句子时，都会开始咯咯直笑。

之后，8月初，仍然是在暑假之中的一个夜晚，妈妈来到利恩的卧室，像往常一样给利恩盖被子并亲吻她入眠。妈妈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只手搭在被子上，另一只手抚摸着利恩的头发。“我必须告诉你一个秘密，”妈妈说道，“你要去别的地方待上一阵子。”

顿时一片寂静。之后发生了什么她已经记不清了，但妈妈说的这句话留在了她的脑海里。利恩记得她的母亲十分惹人喜爱且和善，她觉得自己是被爱着的。

第二天早上，当利恩和莉莉以及其他几个孩子坐在外面楼梯的最高处时，拥有秘密的兴奋感压在她的心头，她非常想讲出来。有一个秘密的感觉十分奇特，不过拥有太久就没什么意思了。当妈妈回家时，利恩跑下楼梯，追上了妈妈。“我可以说出来吗？”利恩悄悄地说道，“我觉得这真是个不错的秘密。”但妈妈不允许她这么做，其他人对此毫不知情是非常重要的。

当天晚上，姑妈、姑父和其他家人挤在厨房里聚会，随着厨房里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在利恩父母房间的门口找到了落脚处。这并不是一个生日聚会，因为没有小孩参加（除了利恩和小婴儿罗比），不过利恩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她嘴里嚼着他们从未吃过的、黏黏的巧克力，并被要求在几乎每个人的膝盖上坐一下。出于某些原因，她决定不要好好表现，发出高音调的大笑，还伸出手指指向姨妈埃莉的鼻子——妈妈并不喜欢她这样做。不过，无论她如何大叫和指着别人，她也没有被责骂。她的尖叫声刺穿了其他人的低语；大人们彼此之间低声谈话，目光只看向利恩。一切都发生得十分迅速。她没有时间讨论甚至思考那些出现又悄悄离开的问题，之后它们就消失在她的脑海中了。一切仿佛匆匆而过，不过一连串的拥抱和低语还是在晚上持续了几个小时；当利恩被父亲抱在臂弯中送回卧室的时候，她已经昏昏欲睡了。

早上，利恩吃完面包和奶酪之后，就有一位女士来到了门口，她甚至比安德里森夫人还要壮实，不过年纪小一些。她和蔼可亲，看起来像医院手术室里的护士。她说了一些有关利恩的好话，然后问利恩的学校功课怎么样，以及利恩喜欢读什么书。利恩有些尴尬，因为她读的书不多，不过她记得自己说喜欢扬·克拉森和卡特里恩。这位女士相当年轻，一点也不像一位母亲。跟着她走将十分冒险，那种冒险将给人一种嘴里难受的感觉。表面上来看，利恩十分兴奋；内心里，她却十分冷静。她们从利恩的裙子上拆下了黄色星星，两个女人的手指飞快地动着。

利恩可以保留自己的名字和姓氏德容，但她不能说起关于父母或家庭的任何事情。她现在不是一个犹太人了，只是一个从鹿特丹而来、父母在轰炸中丧生的普通女孩。如果有人问起，她必须说这位女士是赫洛马夫人（Mrs Heroma），后者将带着她前往住在多德雷赫特（Dordrecht，俗称“多特”）的姨妈家，那是一个不同的小镇。紧紧跟着这位夫人，贴紧她的身体，以防任何认识利恩的人看到她并没有佩戴黄色星星至关重要。妈妈和这位夫人说了一模一样的话，并让利恩重复了一遍，即便利恩觉得自己已经非常清楚了。之后，妈妈的一个亲吻和拥抱用力到让她有些疼，利恩走出了普莱特街，与这位夫人步伐一致，走路迅速，夫人努力地把利恩裹在自己的大衣里。赫洛马夫人的肩上背着利恩的行李，里面有她的诗集和爸爸制作的拼图，每大跨一步，行李的边角就会撞在利恩身上。

利恩家离车站并不远，所以她们穿过街道和公园（犹太人被禁止进入公园）后没多久就到了海牙HS火车站。火车站正面看起来像一座宫殿，不过她们没有时间仔细观看它，因为火车马上就要启程了。利恩思索了一会儿自己的卧室，那里近到可以跑回去。

赫洛马夫人告诉了利恩一些有趣的地名，她说荷兰有很多这样的地名。比如，阿姆斯特丹的双香肠街、格罗宁根（Groningen）的胡须街，或者泽兰（Zeeland）的病鸭街。还有一条路叫“野猪之后”。利恩觉得这些地名非常好笑。她很喜欢赫洛马夫人，当她们从火车隔间的窗户看到外面海牙的房屋迅速掠过时，她咯咯笑个不停。铁路上火车轮子“咔嚓咔嚓”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密。火车头喷出的烟雾十分肮脏，但闻起来还算干净。“利恩你知道什么有趣的地名吗？”思考了很久之后，利恩想起了偷牛街，赫洛马夫人则对此一无所知，她说道：“偷牛街，这是个不错的地名！”

利恩本来想说“它离我们家不远”，但及时闭上了嘴。

与海牙不同，多德雷赫特只有一个火车站。它看起来也像一座宫殿，不过规模小一些，没有海牙火车站那种公主塔。她们穿过了另一个公园——比海牙的那个大点，在午后的日光下看起来有些冷清——之后穿过了排列着小房子的许多街道，与海牙那种三层公寓大楼截然不同。她的双腿现在有些累了，每来到一处街角，她的疲劳程度就会增加一分，不过赫洛马夫人总会告诉她每一条街道的名字，还有荷兰其他有趣的街道名，所以利恩继续努力前行。她们经过了裤子路（Mauritsweg）、黄油山路（Krispijnseweg），最后是兔管街（Bilderdijkstraat），最终到了目的地。利恩途经的所有房子似乎都比海牙的小，而兔管街上的房子是最小的。事实上，这条街上看起来并不像有房子的样子；它只有两排长长的、低矮的红砖墙，门窗嵌入其中，延伸至利恩肉眼可见的远方。

路上有一群小男孩正在奔跑喊叫。赫洛马夫人忽略了他们的吵闹，直接走向10号的大门，使劲地拍着小小的圆形玻璃窗。她的大衣口袋里揣着一封信，利恩对此一无所知。这封信上的字迹与利恩诗集第二页上她妈妈的字迹完全相同，日期为1942年8月，它在阿姆斯特丹利恩的公寓里保存下来。信里写道：

图10

尊敬的女士与先生：

虽然我并不认识你们，但我自己在心中想象，你们将是保护我独生女的一对男女，将像父母一样关怀她。出于某些原因，她离开了我的身边。希望你们以最好的意愿和智慧照顾她。

请想象一下我们的分别。我们何时才能再次见到她？9月7日她就要9岁了。我希望那将成为一个让她开心的日子。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希望她将只把你们当作自己的父母，当她伤心难过时，你们将会抚慰她。

如果上帝允许，我们将在战后握手重新欢聚。来自利恩的父亲与母亲。

第四章

我搭乘火车前往多德雷赫特，这是利恩在1942年夏末被带去的城市。火车进站之前，我从铁路桥上看到大教堂矗立在美丽的山形墙房屋之中，房屋的另一边是港口和重工业区。这座城市的人口约为12万，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或许很少，但它曾是荷兰最大的城市。多德雷赫特建在多条河流交汇的一座小岛上，在15世纪达到全盛期，当时成了处理农业货物的自然中心。它一度是一座商业之城。然而，泥沙淤积的河流不适合对海洋贸易来说不可或缺的大型船只通行，这就意味着久而久之，多特被其西边更大的近邻鹿特丹超越了。

正是在这里，而不是海牙，荷兰的独立才真正开始。1572年，第一次自由议会会议在多特举行，奥兰治亲王拿骚的威廉（William of Nassau）公开宣布反叛西班牙国王。也是在这里，在多特会议上，新建立的荷兰共和国取得了胜利，决定了自己的国教。从1618年到1619年，欧洲的新教教派聚集起来，共同讨论重大的神学问题。其中一方是雅各布斯·阿民念（Jacobus Arminius，又译阿米纽斯）的追随者，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与天主教达成和解：也许人类的行动，比如赎罪或行善事，真的可以促成“恩典”（宽恕人类原罪的善举）？反对他们的是加尔文主义者，后者坚持其所谓的人类的“全然败坏”。根据加尔文主义者的说法，有一小部分人预先被上帝拣选出来，他们将在天谴中得到救赎，不论其他人可能多么热诚地想要加入“拣选”名单。多特会议以加尔文派的胜利落幕，在大会讨论得出结论仅4天后，阿民念主义者的主要庇护人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就在街区被处决。“全然败坏”因此确定下来。

离开车站功能性的内部空间之后，我回过头看到了它古典式的正面，然后顺着主街进入城镇内。我的计划是先游览小型战争博物馆。去那里的路程很近，首先通过一个现代化办公室的街区，接着穿过一系列漂亮的中世纪街道，街上满是骑自行车的人和购物者。上午的这一时刻，街上大多数是已经退休的夫妇，他们穿着实用性很强的衣物，比如慢跑裤和拉链式的防水外套，它们都色彩鲜艳，多为紫色、青柠色和粉色。

博物馆位于老港口对面的一处乡镇宅邸中，和其他数百座博物馆相似：内饰有些褪色，狭窄，灯光过于明亮，以至于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不太真实。门廊处放了一辆军用吉普车，它位于门厅正中央的一个玻璃展台之上，是这座博物馆的骄傲所在。几个僵硬的人体模型坐在车里。他们干净的头盔扣紧紧地扣住下巴，双眼看向前方，微笑着，就像乐高人仔。后面有展示德军登陆和盟军解放路线的地图。标有数字和日期的黑体箭头则指明了军队行进的路线。其他地方还有照片，以及装满武器、文件和徽章的展示柜。

德国人入侵之时，多德雷赫特是见识了真正战斗的城镇之一。1940年5月10日破晓，伞兵从空中降落，夺取了桥梁。这座城市有一支1500人的驻军，但200多年来不曾真正作战过的荷兰陆军准备非常不足。几乎没有人接受过完整的战斗训练，大部分弹药被锁在一个中央仓库里妥善保管，所以他们只有非常少量的弹药供应。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许多守兵只是单纯地看向天空，畏惧翱翔的容克轰炸机。其他人则在浪费他们的子弹供应，妄图击落飞机。

尽管如此，对降落的震惊有所缓和后，激战就爆发了。第一天，德国进攻部队中的几十人被杀或受伤，大约80人被俘，随后被运往英格兰。之后在5月13日，20辆装甲车开进城内，荷兰方面以24人的生命代价换来了其中15辆的瘫痪。然而，仅仅战斗4天之后，多德雷赫特就和荷兰的其他城市一样投降了，荷兰军队利用他们的最后一丝力量摧毁了自己的装备，以防其落入敌人之手。

作为博物馆中唯一的游客，我觉得自己仿佛突然闯入之人。我周围的工作人员在检查存货单，清理展示柜中的物件，以及重新整理小图书馆中有关战争的书籍。

当我站在那里浏览破旧的书脊时，我转向了一个身穿蓝色衬衫、白发苍苍、正在桌旁分类成堆书籍的男人。他抬起头，我对历史的兴趣，以及我向他讲述的利恩的故事和利恩从海牙到这里的旅行都让他兴致盎然。当我提到把利恩带到多德雷赫特的赫洛马夫人时，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相识的神情。他询问我有什么消息。

我从行李箱中拿出了笔记本电脑，里面有一张一份文件的照片：一张黄色的A4横格纸，上面草草地写着内容，其中一些被划掉了。标题写着“在构建新法律时，什么应该扮演重要角色？”的文件在赫洛马夫人手中，我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拍了这张照片。赫洛马夫人去世后，这份文件来到利恩手里。记下这些简短的笔记时，也就是战争过去很久之后，迪克·赫洛马-迈林克（Dieuke Heroma-Meilink，朋友们叫她“图克”）是工党的政治家，起初在议会从政，后来在联合国工作。纸上的注解很实用，作为加入一个更大家庭的唯一孩子的例子被利恩简短地引用了。一个细节赋予了当时的状况人之常情：当利恩的母亲关上普莱特街家里的门时，赫洛马夫人听到她开始啜泣。

博物馆的这个男人让其他人去他那里，很快一小群人就越过我的肩膀查看电脑屏幕上的文件。当我滚动电脑里的图片时——诗集、信件和照片——一种利益与共的强烈感觉充满了这个房间。有人告诉我，真正知道这些情况的是一个名叫赫特·范恩赫伦（Gert van Engelen）的当地记者，他也为这座博物馆工作。

20世纪30年代，赫洛马夫妇住在阿姆斯特丹，扬·赫洛马（Jan Heroma）首先在这里的医学院学习，取得了心理学学位。两人在政治上是进步主义的，他们决定同居而不是结婚，与未来的社会党卫生部部长伊雷妮·福林克（Irene Vorrink，她在1976年因使娱乐性毒品合法而出名）同住一间公寓。图克接受了社工培训，受雇于一个为工人阶级女性提供政治教育的工会。夜晚在公寓里，她坐在一个放着打字机的小桌旁，将犹太人写的德语学术著作翻译成荷兰语。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翻译著作，在国内受到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学者将很难在荷兰找到工作。对于赫洛马夫妇来说，自由、政治中立的荷兰似乎是一个自然的避难之地。

德军入侵时，扬·赫洛马在多德雷赫特位于杜贝尔达姆街（Dubbeldamseweg）14号的一个联排房屋行医。这个房子另外安装了一扇门，病人们可以通过这扇门进入一层的等候室，然后来到医生的书房。夫妇二人则住在公寓楼上。

刚开始，德国侵略者们几乎没有干扰荷兰的正常生活。他们执掌了权力，但政府机构、公共服务系统（如警察、学校、商店、教堂和商业）的运行基本保持不变。

图11

反犹太人措施几乎不可察觉地升级了：从防空避难所中将犹太人驱逐出去；发布针对行政部门员工的“雅利安人宣言”；所有犹太人都要登记注册。然后，从1941年2月开始，大规模逮捕开始了，刚开始时行动缓慢。那些被赫洛马夫妇带到他们的国家、处境安全的人现在又面临着威胁，而且翻译著作和大学里曾经提供的新岗位也不再有用了。

从1941年11月起，常规广告刊登在当地报纸上分类广告中的左下角处。旁边是牙医、精品店和音乐厅的通知，比如以下这则：

J.F.赫洛马

内科医生

接诊时间变更

黄油山街上午11点

每日，除星期六

私人咨询

每日下午1点30分到2点

重要之处在于，人们知道这些信息意味着什么。

随着德军对荷兰的占领愈发深入，抵抗纳粹的网络建立起来：微妙的信任之线将像多德雷赫特的赫洛马夫妇一样的人，与素未谋面、远在他方的其他人连接在一起。这些网络通常依附于战前社会的联系，比如医学协会、学生联谊会、教堂和政治组织。扬·赫洛马是一名医生、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一员，也是学术界中许多犹太人的朋友。这些使得杜贝尔达姆街14号成了一个交汇点。赫洛马夫妇拥有小车，方便他们展开异常活跃的行动，病房之间的旅程有时甚至会深入遥远的乡村之中，就像在追溯脆弱的、看不见的线索。

当扬·赫洛马及其妻子用渡船运送人们穿过国家，把他们藏在自己的地下室里时，其他人也开始在其他城镇里的网络中行动起来。例如，约斯克·德内韦（Jooske de Neve）是一个叫“无名实体”（The Unnamed Entity）的抵抗组织中的一员，她和大批犹太孩子一起搭乘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火车，因恐惧而浑身发抖。很久之后，她回忆说在其他乘客认出这群安静的犹太男孩、女孩的时候，她通常可以察觉到。她只是希望这些乘客不会说出来。有一次，一群火车守卫开始在车厢中前行，检查身份证件和车票。一股惊慌之感压倒了她，她随即跑到厕所，将一包假身份证件（除了犹太孩子之外，她还运送这些假证件）倒到下面的铁轨上。这些假证件被发现之后，她的良心依旧深感不安。

在乌得勒支（Utrecht），一个叫赫蒂·武特（Hetty Voûte）的生物学学生加入了自称“儿童委员会”（The Children’s Committee）的组织。为了寻找与父母分离的小孩的藏身之处，她骑车环绕乡间，随机向农民求助。

当她站在一个农舍的门前时，主人告诉她：“如果那些孩子被带走是上帝的意愿，那么那就是上帝的意愿。”

赫蒂直勾勾地看着他，回复道：“如果你的农场今晚着火了，那么这也是上帝的意愿。”

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书架上有一册皮面装订本，书脊上印着书名《约翰·高尔斯华绥作品集》（The Assembled Tales of John Galsworthy）。书里夹着一系列索引卡，上面记载着她救下的171个犹太孩子的名字和地址。

大概在同一时刻，在荷兰南端的林堡（Limburg），自从收留了一个被留在自家门前的3岁女孩后，另一个农民也为孩子们提供了避难所。回顾过去，对于这个名叫哈尔门·博克马（Harmen Bockma）的男人来说，勉强度日都是很艰难的。他每天早上都要去送奶，还在当地的矿场轮岗工作，以此平衡收支。为了隐藏孩子们，他需要在农舍中开辟特殊的空间，而这将花费金钱和时间。为了从矿场获得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带薪休假，哈尔门·博克马从自己的手上切下了半截手指。

从博物馆和多德雷赫特的市图书馆里还能找到许多类似的故事。在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咖啡馆里，我与赫特·范恩赫伦进行了交谈，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介绍了一些战时的重要地方，告诉我可以在城镇内外访问这些地方。

最后两个故事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一个是叫赫尔·肯佩（Ger Kempe）的学生的故事，他在1942年末为隐藏孩子的抵抗组织寻找资金支持而四处奔波。他敲了一户素不相识的人家的门，一个应门的老妇人试探性地邀请他进入屋内。这个年轻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做了一番演讲，得到的回应是尴尬的沉默。这个老妇人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复，最后告诉他几天之后再来。当他几天后并未带着太大期待再次前来时，这个老妇人给了他1600荷兰盾：这是一笔拯救了许多生命的财富。

第二个故事有关许多女学生。到1942年末，荷兰剩余的犹太人已经完全绝望了，以至于犹太妈妈们将婴儿和幼儿留在大门台阶上，希望有人能够收留他们。德国当局清楚这种趋势，因此发布了官方通知：即刻开始，所有弃儿都将被认定为犹太人，即便是那些早先被雅利安人家庭收留和收养的孩子，也将被警方追捕。这群年轻的学生只能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她们把这些犹太孩子登记为自己的孩子，德国士兵则担当他们的父亲。这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安全，但也无疑会给这些女人招致巨大的耻辱。多年之后，安·德沃德（An de Waard）复述了她在登记办公室中的经历，在那里她被迫在公众面前等候了很长时间。最终，在办公室职员轻蔑的注视之下，她终于能够给自己的孩子登记为“威廉”（William），一个皇室的名字，这对于她来说带有一点反抗的姿态。和其他5个通过这种方式被救下来的孩子一样，威廉从战争中活了下来。

与此同时，在多德雷赫特，赫洛马夫妇继续运送、照顾和掩藏各个年龄层的犹太人，虽然他们逐渐担心自己的活动正在被追踪。有一次，扬·赫洛马出外照顾一个正在躲藏的、生病的犹太女人，虽然已竭尽全力，但那个女人还是在几个小时后死于自然原因。因为没有找到不被察觉搬运她遗体的办法，在夜色的掩盖下，赫洛马夫妇在后花园里为她挖掘了一座秘密墓地。另一次，扬和图克匆匆赶往被盟军轰炸的一座房屋，他们知道有一对犹太夫妇藏身其中。他们领着这对夫妇回到杜贝尔达姆街，并把后者藏在了地下室里。之后，扬开着他的小汽车，出外寻找这对夫妇因轰炸而无家可归的女儿，她被带去了一个远处的农舍里。一开始，这个早已绝望的女孩没有认出自己的母亲。接着，当她突然认出时，她的喜悦尖叫带来了她们会被发现的惊恐。

几个月以来一切都非常顺利，但一天晚上，突然有人敲门，警察们在门外等候着。在夜深人静之时，这个房子的地下室中依然藏匿了许多犹太人，扬·赫洛马被带去了监狱，命运未卜。

我来到多德雷赫特的时候拜访了许多地方，但直到行程最后一天的黄昏时分，就在乘坐火车返回海牙之前，我才前往了兔管街，想去看看利恩初次来到这座城镇时的住所。那里离车站有10分钟的步行路程，所以我拖着行李箱缓慢地走向那里，首先穿过了微弱阳光下的公园，然后沿着郊区干道的宽阔人行道前行，通勤交通工具来来往往。

兔管街现在很狭窄，还相当阴暗。最初50码的地方，街道上树立着高大的灰色围墙，有些褪色，用涂鸦记号进行标记。再往前走，街道左侧通向市区运动场，运动场内充满了边缘光滑的自行车场地和滑板坡道，它们是用高质量的抛光金属制成的，看起来就像抽象的艺术品。沥青围着的灰色土壤小岛上长着几棵树，但没有草丛。六七个北非人长相的少年坐在他们自行车的车座上闲聊。道路对面有一个街角商店，宣传廉价的国际拨号业务和清真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荷兰成了移民国家。人口之中五分之一的人或出生在国境之外，或是这些人的后代。尤其是在没有西方血缘的200万人之中，一体化整体来说只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在这条街上孤立感格外明显。

我开始扫视各家门口，想要找到10号，行李箱在人行道路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道路尽头是一片新的联排房屋，与其周围低矮的砖房有所不同。一些房子中有人居住，另一些房子的窗户上则钉上了铁质栅栏，看起来好像已存在许久了。新建造的房屋编号系统有些混乱，因此我在同一条人行道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次。虽然骑自行车的男孩们没有任何威胁，但他们对我的兴趣不断增加，看我仿佛看一个怪人。

当我认定10号现在已经变成了运动场时，太阳投射下长长的阴影，穿过街道。我拿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首先是滑板混凝土坡道，周围有几棵细长的树，接着是我对面的一片联排房屋。整片联排房屋是一个单一平顶的集合体。这就好像一些工厂的长长的前墙被卷起来，之后用一台巨大的机器把门窗打出来。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时，一扇门打开了，一个身穿卡米兹（Kameez）的中年男人向我走来，怀疑地问我在干什么，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与此同时，骑自行车的男孩们开始在四周徘徊。面对他的问题，我顿时有些闪烁其词，含糊地解释说我在做一些有关二战的调查。

我为什么不告诉这个男人有关利恩的事情，就像我在普莱特街做的那样？我在多德雷赫特的各个地方就是这么做的，过去几天里我坐在人们的客厅里与他们相谈甚欢。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感到负罪感？

这是因为我感到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这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地方不欢迎犹太人的历史。

“你不应该暗中窥探人们。”这个男人告诉我。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站在外面的自己，拖着轮式行李箱，拿着手机，脚穿磨损而昂贵的棕色皮鞋。如果我把完整的故事告诉他，我们之间可能会形成某种联系。然而，我们各退一步，同样紧张，而我再次走上了通勤车辆川流不息的主路，现在汽车都已打开了车灯。

我朝着车站方向往回走，想起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就针对他们的恨意而言，穆斯林群体可能在20世纪比其他人更接近犹太人的处境。尽管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20世纪30年代有一种基尔特·威尔德斯[1]（Geert Wilders，他的自由党在国家选举中得票率达到15%）式言论氛围。据威尔德斯所说，应该出台一部对《古兰经》和建造清真寺的禁令。他曾谈及“伊斯兰入侵”的威胁性，并且不希望任何穆斯林进入本国。他甚至要求废除荷兰宪法中的第一条，即基于宗教的歧视是违法的。考虑到这一背景，兔管街的居民感到可疑也毫不出乎意料。不过最糟糕的是，我拖着一个行李箱来到这里，拿起手机拍照，只是看看却不说出实情。

[1] 基尔特·威尔德斯，荷兰商人和政治家。他在2006年创立自由党，此后担任该党领导人，以反对伊斯兰教而闻名。（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后文不再特别说明。）

第五章

一切都不同了。多德雷赫特兔管街的这个家庭在其房屋前有一个房间，称作“雅室”（mooie kamer），在特殊场合下使用，其余的时间则闲置，保持阴凉。在这里住了几个月之后，利恩病情加重，很可能患上了肺结核，她多日以来一直躺在沙发上，透过窗帘看着日光亮起，再逐渐黯淡下去。她的身体因冷热交替而不住地颤抖。“姨妈”（这个新家庭里的妈妈）端来装在茶碗里的清汤，还有一片划她喉咙的烤面包片。姨妈用一块湿润的毛巾给利恩洗脸，扶着她坐起来。和这个单层的小公寓里的其他房间一样，这个房间里的家具稀稀拉拉，利恩躺着的沙发对面只有两把椅子。未点燃的煤炭燃烧器旁有一个珍贵的物件：深色抛光木头制成的橱柜，上面摆放着一把瓷茶壶和配套的杯子。这些杯子从未被使用过，内部纯白洁净，即使窗帘拉着也亮得发光。如果她拿起一只，轻柔地端在眼前，她可以看见杯上自己的影子。杯子的曲线侧面映照出房间的弯曲墙壁，以至于它们像一个洞穴一样围着她。

当你生病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仿佛离你甚远。利恩透过窗帘和前面的窗户感受外面街上的动静：男人们用多特口音说话，与她的口音截然不同。几乎在每句话的末尾他们都会加上一个“嘿”。孩子们放学回家后，旁边的厨房就出现了喧嚣：人们的说话声、椅子的摩擦声、水龙头的滴答声。“安静点——利恩在隔壁睡觉呢，嘿！”厨房是家中充满生气的地方。妈妈们和孩子们不用敲后门就直接进来了，带着朋友们和新人们。姨妈的嗓音是最响亮的：

你知道肉铺的肉馅要多少钱吗？

内尔（Nell）直接从农场拿肉，科基（Kokkie）告诉我的，嘿。

这里的行为举止比利恩老家那里的更粗野。厨房里有许多瓶瓶罐罐和刀叉等餐具，如果9岁的克斯（Kees）举止不佳，他的父亲会在他的胳膊上猛打一下。不过所有人都很受欢迎，邻居们是朋友，餐桌上还经常会出现新面孔。男人们谈论着工人权利和工厂的老板时，语气里带有一种自信和优势。香烟的强烈气味蔓延至前面房间的沉默之中。

即使是发生在利恩初次到达的几个月后，利恩对这个兔管街的房子的最深刻印象仍然是雅室里的炎热。当赫洛马夫人领她来到这里时，前者也进入雅室，坐在沙发上，看向对面的姨妈。姨妈是一个体格宽大的女人，脸颊泛红，她向利恩介绍了新兄弟姐妹。除了利恩和克斯，家里还有两个孩子：11岁的阿里（Ali）和不到2岁的小玛丽安娜（Marianne）。阿里和克斯是同父异母的姐弟，不过他们的母亲都已经去世了。

在前面的房间里交谈过后，赫洛马夫人告别，将利恩留给了姨妈，姨妈则带着利恩穿过房屋来到后面。利恩在厨房里陷入了一片嘈杂之中。因为有太多人来来往往，所以利恩不太能长时间感觉自己是个客人。当她进入厨房时，小玛丽安娜在角落里蹒跚走步，双腿摇摇晃晃，阿里则在旁边指导着她，然后小玛丽安娜就跌倒在地了。利恩蹲着安抚小玛丽安娜时，她觉得自己长大了，很快她就和阿里一起把小玛丽安娜逗得直笑。当利恩跳起芭蕾舞的时候，小玛丽安娜全神贯注地坐着，崇拜地仰视利恩。到了入睡的时候，姨妈臂弯里的小玛丽安娜送给利恩几个湿吻，在利恩的脸颊上留下了一小串凉凉的婴儿口水。

第一顿晚餐进行得并不容易。利恩得到了一个深盘，里面装着小山高的土豆、豆芽和一个肉丸，都泡在肉汤里。所有人开始吃饭，除了勺子发出的有规律的刮擦声以外，聊天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利恩玩弄着一个土豆。妈妈经常会在开餐前给利恩一杯水和消化药，现在消化药则在她的包里。她举起手来，询问是否可以去拿消化药。过了很久之后利恩才被注意到，最终姨妈声音嘹亮地问利恩想要什么。“药？”姨妈大声地重复了这个词，仿佛在说外语。利恩跑去拿来一个棕色的瓶子，标签朝前，递给姨妈并加以说明。姨妈检查这个利恩带到她房子的物品时，涨红的脸庞挤成一团，面露疑色。然后她表明了自己的判断。“你不需要这个，你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吃你的晚饭，嘿。”姨妈如此告诉她，之后把黏稠的白色液体倒进了水池里。接着姨妈回到了火炉处，继续参与聊天，只是偶尔告诫克斯不要大口吞咽食物。

利恩周围的盘子已经空了。一有人吃完饭，姨妈就会越过坐着的人去取走盘子，放在水池里用力地清洗，之后拿回去时盘子里散发着浓郁的木薯粉香气。渐渐地，厨房中飘荡着热布丁的味道。利恩会把土豆和豆芽放到一边，转向甜点，她在家里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几乎快要吃完的克斯停止了进食；他仔细查看利恩，眼神里有一丝阴谋气息，还有一种同志情谊。不过，姨妈忽视了他们的逆反。姨妈从平底锅中刮下了最后一块布丁，分发给现有的吃布丁的人，当布丁从他们头顶上方盛入盘子里时，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长柄勺。盘子里的食物已经被吃干净了，但没有人提到吃剩的豆芽和土豆。利恩目瞪口呆，觉得内心有些空虚——一切都大不相同——不过她与克斯和阿里朝外面走去。

吃过晚饭后，他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玩耍。克斯带着利恩去见他的玩伴们。他似乎以她为傲。他对于自己在房子外面荒地里几近崩塌的砖墙上行走的能力非常自豪。当利恩后来注意到克斯的膝盖因此受伤时，克斯还对此不以为意。当克斯从一堆砖块跳到另一堆上时，利恩很快就和一群站着观看的小孩打成一片。虽然他们注意到了利恩的口音，茫然地听着她的故事，但她还是很快就成了这个团体的一部分。

随着夏末夜晚的降临，一种新的意识出现在这些孩子的脑海中，他们就像一群小鸟一般快速共同行动起来。他们钻进了小小的联排房屋里，简单谈了几句明天的计划。在10号房屋，喧闹已经结束。姨妈已经打扫完厨房，现在正在做编织活；姨父坐着读书，在房间唯一的光源下表情坚毅，聚精会神。克斯、阿里和利恩在水池边洗漱，接着去厕所。姨妈对他们说“Trusten”（“welterusten”的简写），也就是“晚安”。

孩子们共享一间卧室，大人们和小玛丽安娜则住在另外一间。克斯和阿里在几分钟之内就睡着了。利恩躺在床上，听着他们均匀的呼吸声。在她的记忆里，她从未和别人睡过一间卧室。有那么一阵，她想起了普莱特街自己的卧室。在家里，妈妈在晚上经常会坐在她的身边陪着她，抚摸着她的头发，然后亲吻她安眠。

克斯在早上把利恩摇醒了。现在仍然是暑假，今天他准备捉蝌蚪。他知道一个地方，即使在8月也能在那里找到蝌蚪，利恩也可以一同前往。他们在餐桌旁狼吞虎咽地吃下面包和奶酪，姨妈看着他们，然后匆匆离开家里。外面阳光照耀，所以利恩在追着克斯跑过空旷的小巷时几乎没有注意到寒意。

10分钟之后，他们已经来到了一片农田和工业仓库区，这里是可以找到蝌蚪的不为人知之地。它们的家是堵塞的沟渠，上面有一个长着草丛和荆棘的斜坡。克斯小心翼翼地向下爬，右手拿着一根耕地的棍子来保持身体稳定，左手则握着一只瓶子。他转过身去看身后的利恩，然后开始在水里搜寻。利恩不确定他想要做什么，但在几次寻找之后克斯似乎很满意。他紧盯着玻璃瓶，之后掉头返回利恩身边，他手中晃动着玻璃瓶，里面装满了奶绿色的液体。

利恩几乎不敢触碰那个湿漉漉的容器，她花了一会儿时间来观察在里面游泳的生物，它长着奇怪的尾巴和腿。虽然她在学校学过有关蝌蚪的知识，但她从未亲眼见过它。它看起来就像出了问题的青蛙。过了一会儿，她受到鼓舞，试图抓一只蝌蚪，但在顺着斜坡向下走的时候脚有些打滑。她把手伸进了棕绿色的水中，一种可怕的感觉袭来，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努力爬进她的鞋里。克斯对这一切都十分自信，在上面鼓励她，并告诉她一些提升技巧的方法。很快他们之间就产生了友谊，这让利恩更加确信自己所做的事，在他们合作的时候，空气中充满了相互赞赏的喊叫声。上午即将过去之时，他们在一个单独的玻璃瓶中装入了一大群小怪物。在透过玻璃检查他们捕捉的蝌蚪，赋予它们名字和角色后，他们把蝌蚪放回了黑暗之中。

有了这次冒险经历，利恩和克斯成了关系牢固的朋友。后来他们还踏上了几次不同的短途旅途。克斯教利恩在人们的房前按门铃，然后匆匆跑开，藏起来偷偷看。他们也爬上横跨运河的大桥，俯视河中的驳船，克斯则试着投下一些小石块。他非常擅长投掷，时而听到令他满意的玻璃叮当声。多特的城区和周边的乡间都是他们的游乐场，他们可以完全消失在其中，有时候时间长得难以想象。他们二人遵循自己定下的规则，享受着只有孩子们才能拥有的自由。当他们在晚上回到兔管街时，他们感觉自己像征战的英雄，配得上正在等待他们的土豆、豆芽和肉丸盛宴。

利恩人生头一次免遭肚子疼之苦。她在小厨房里开心地吃饭，她喜欢聊天和喧闹，也喜欢到处奔跑的自由。她在家里照顾小玛丽安娜，喂她吃饭时给她讲故事，每喂一口就讲一小段。每个人都遵从家里的规矩——就寝时间、用餐时间，以及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但实际上利恩几乎不用做任何事。姨妈负责做饭、洗衣服和打扫房间，似乎做这些事情都是不假思索的，至于晚饭，任何人都可以经常携朋友而来。如果姨父在晚上学习的话，他们就要保持安静。利恩有些害怕他，但也十分景仰他。他在和别人交谈时，男男女女都会认真聆听，也会按照他的意见做事。

一个月之后，利恩重新回到了学校，那天正好是她9岁的生日：1942年9月7日。她可以选择自己的晚餐，所以她选了豆芽。早饭过后，姨妈给她拿来了一些从家里寄来的信件和包裹。当利恩在8月初来到这里时，眼前有三个重要的日子：她的生日（最重要的）、她妈妈的生日（还有很久，在10月28日，那时她肯定在家），以及最遥远的爸爸的生日，在12月，甚至比圣·尼古拉斯日（12月6日）还要远。现在第一个重要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她首先打开了包裹，里面有两大包糖果，其中一包是甘草味的，她从中拿了一颗又一颗。包裹里还有一件针织物和一本书，她把书放到了一边。

以及4封信。坐在雅室里沉默地看着它们有些奇怪，她来到这里之后就很少待在这里。她读的第一封信是爸爸写的，最上方靠右的角落里用大写字母写着“9月7日”，以确保她在正确的日期读到这封信。她认识爸爸那完美的斜体笔迹，它也出现在她诗集的第一页。这封信有四页长：

亲爱的小利恩：

我是为你的生日写下这封信的，祝贺你9岁生日快乐，希望你在未来的岁月里有许多幸福的时光，并记住这一天。当然，我们将会再次相见，将会在另一个时间庆祝这次生日。妈妈送了你一份礼物（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也要这么做，随信附上了1荷兰盾，你可以用它买你喜欢的东西，或者如果你有一张糖果配给卡，你也可以用这钱来招待别人。

我听说你在那边过得很开心，正在学习游泳。你已经游得不错了吗？

我们听到你的消息的时候总是非常开心，如果你的事情不是太多，就给我们写信说些你的事情吧。你不需要写很长的信，而且写信会帮助你练习书法。你可能已经去学校了？那样的话就太好了，因为当你回家的时候你就不会落后太多了。

嘿，利恩，我看到了你生日大餐的菜单，看起来很美味。我想我们会在当天吃同样的东西，因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庆祝。

如果你和其他5个人坐在那里，我会很乐意看你们的布丁。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它画下来吧，因为那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布丁。我不知道谁吃最后一口，但我想那肯定是你。我们要记住这件事，因为当你回来之后，我们要从你离开的地方重新开始。

你通常是早上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穿衣服的？吃饭呢？我觉得你在吃饭时肯定是第一个。你要给我写信讲述这一切，以及你如何庆祝自己的生日。

别忘了妈妈的生日！！（爸爸在这里写下了一个小小的“10月28日”，他认为利恩以后可能会忘记这个日子。）小利恩，我希望你能过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快乐，我们将会在这里喝一杯可口的柠檬水，让我们共同期待我们将会很快重聚，我们三个人，也许就在妈妈的生日之前。那将会是最棒的礼物。嘿，利恩，这张纸就快写满了，而我本想写更多东西的。

替我们谢谢你的养父母，还有他们写给我们的信件。照顾好你自己，这样时间就会飞速前进，直到我们从火车上接到对方。

我也要转达全家人的祝福。祖父祖母、姑妈菲、姑父乔、里尼、达菲耶、姑妈贝普（Bep）、舅舅马尼和舅妈里克及其三个孩子，以及姑父布拉姆（Bram）和姑妈罗。还有我没想起来的人吗？因为他们都告诉我，我必须代表他们向你表示祝贺。我差点就忘了普雷蒂送来的问候。

利恩，祝你幸福长久。嗨，嗨，嗨，万岁！

爸爸

第二封短信来自安德里森夫人：

亲爱的小利恩：

热烈庆祝你的生日，希望你健康快乐。另外，我还要向你的新家庭送上美好的祝福。你应该过得十分愉快，让我们共同期待一切都会回归正常，就像过去一样。我过得不错。你会看到我送给你的一份小礼物。利恩，收下我温暖的祝福吧。

献上我的许多吻

R.A.夫人

下一封来自埃莉姨妈，她在利恩的集子里写了一首诗，还装饰了一个美丽的扇子。她在大张横格纸的顶部留下了许多空间，在地点和日期“海牙，1942年9月2日”下方写道：

亲爱的小利恩：

热烈庆祝你的生日，我希望你成长为一个大姑娘，让爸爸妈妈比现在更以你为荣。

埃莉姨妈非常想见到你，不过现在最好还是不这样做。你的礼物——无论怎样你都知道是什么——你将从别人那里拿到。芭布丝（Babs）织得非常漂亮，对吧？

我听说你在那里过得很开心，一切都很有趣。

如果你非常想见埃莉姨妈，就算只是一会儿，那你应该问问你的姨父姨妈，看看他们有没有办法。

但在那里，你有许多新的姑父姑妈，还有玩伴，所以也许你早就忘记我们了！

可爱的小家伙，我就写到这里了。祝福你生活快乐，享受你美味的生日大餐。

献上我许许多多的吻

埃莉姨妈

E.卡纳尔布吕赫街87号，海牙

甘草味糖果是奶奶和贝普姑妈送给你的！

最后是妈妈的信，利恩想把妈妈的信留到最后看。顶部斜斜地写着“9月7日”：

亲爱的小利恩：

衷心祝贺你9岁生日快乐。虽然我现在不能亲自祝贺你，但我这一整天都在想着你，我希望你能像在家里一样过得开心。我给你寄去了一本书，还有一些好吃的，你今年就靠这些勉强度过吧。我无法为你买一块手表。我希望埃莉姨妈会去见你——那对你和对我都是一件好事。不过如果她不去，那么这个包裹就会被寄送出去，你还是可以收到它们。我期待你现在正在学校上课，过得开心，也会感激姨妈和姨父为你做的事情，因为他们为你付出了很多。我不知道爸爸是否可以给你写信，因为他出城了。但请你相信，他这一整天都会想着你，而且他认为我们全家无法团聚是非常遗憾的。不过也许一切都将会再次变好。想着这个吧，亲爱的。给妈妈写一封回信，不过不要放在邮箱里，因为我们不再住在普莱特街了。所以就把信交给姨妈和姨父吧——他们会确保我能收到信。或者你也可以交给埃莉姨妈，如果她来的话。

再见，我的天使，祝愿你度过美好的一天。千万个吻来自爱你的

妈咪

妈妈送给她的这本书叫《一个开心的假日》（About a Happy Holiday）。封面上有3个用彩铅涂色的小孩，他们站在码头旁边，一位戴着绿色帽子的女士关切地看着他们。他们前方有一艘巨大的远洋客轮驶入码头，孩子们兴奋地向它挥手。船头是结实的三角形，从码头上方升起，船头上有一条长长的白线，规则的黑色圆圈代表了舷窗。右上方正在挥手的人物一定是船长，橘黄色的烟囱向亮黄色的天空中排出了一团烟雾。在像这样的图片中，离开似乎是一件简单而美好的事情。

图12

利恩把这本书放在了雅室一个高高的架子上，没人会动那里。

这些信中饱含着陌生的成年人的悲伤，就像当利恩的父母吵架，她必须离开，与里尼和达菲耶待在一起时感受到的那种悲伤。瞬间，利恩只想回家。真正的家，在普莱特街的她自己的卧室。但现在，她认为可能有另一个女孩住在自己的卧室里，就在她如此想要躺在自己的小床上，让妈妈抚摸她头发的时候。

利恩感觉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而一旦知道自己已经哭了，她就停不下来了。眼泪止不住地涌出。她的呼吸完全乱了，她开始号啕大哭。接着悲痛像疾病一样压垮了她，将她卷入巨大的黑暗浪潮中。

如今，她发现自己不停地哭着，连续哭了几个小时、几天。没有合适的安慰，她只是无意义地想要爸爸和妈妈。无助的姨妈不知如何是好，于是领着利恩在公园里散步，在那里利恩继续哭泣，像擦破皮的伤口一样的悲伤令她痛不欲生。之后两个人都哭了，手拉着手前行，头顶是灰色的秋日天空，深绿色和棕色的树叶还留在树上。她们只是沿着相同的路线走了一圈又一圈，遇见同样的面孔，却什么也不说。当她们一起哭泣的时候，利恩紧紧地抱着这个温暖强壮的女人，失落的情绪中融入了一种新的感情——爱。

第六章

海牙中央火车站的天花板就像埃舍尔[1]画中的方块套方块。我站在那里仰视了一会儿，然后继续扫视人群。我来这里是为了在国家档案馆进行调查，档案馆就在火车站的对面。国家档案馆中存放了战时多德雷赫特警察部门积极地寻找隐藏的犹太人的相关文件。堂弟史蒂文（Steven）将来接我，10分钟之后我认出了他，他将给我提供住所。他的精瘦身形和好看的颧骨十分显眼，以荷兰人的标准来看他也算是个子很高。他身穿一件棒球外套和黑牛仔裤，踩着黑色的滑板运动鞋，戴着一顶鸭舌帽。他的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徽章，上面还有褪色的绶带。当他弯下腰拥抱我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他的徽章。

我们至少有一年没见过了，不过当我给他发电子邮件的时候，他很快就给我回复，告诉我可以待在他那里，离火车站很近。他建议我晚一些到达那里比较好。他将会接我，带我去他的工作地点转一圈，然后我们可以在凌晨时回家。史蒂文有许多职业：视觉艺术家、节日庆典主持人和当地的政治家，他还管理着一家自己创办的艺术中心兼夜店。我们现在正驱车前往夜店。

在看到夜店之前，我先听到了它的动静：一阵沉闷规律的砰砰声。走了20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个轻工业区，里面有仓库，还有在黑暗之中若隐若现的20世纪30年代的办公大楼，它屹立在高大的钢铁门后。这是一个被废弃的地区，夜店所在的建筑是试图复兴的工程之一，吸引了许多小企业，但还有大量空房。这座巨大建筑的轮廓在夜空中格外突出，让我想起了一艘沉重的油轮，运转引擎试着加速。

我们一进去，半空的夜店里的人们便围住了我们。史蒂文在入口处与一个结实的保镖相互挥拳示意，还给桌旁的女孩一个熊抱。除此之外，夜店里还有干冰和音乐，以及一系列宽敞的房间，年轻人站在房间里的转盘旁，每个房间里亮着五颜六色的跃动灯光。这个地方有一种讽刺的风格。1号房间的主题是20世纪70年代的沙滩俱乐部，挂着一个复古的闪光球灯，墙面上投射着一座孤岛的浅粉色幻灯片。有人告诉我，晚上的这个时候，大多数赌博者会通过网络电台收听音乐，查看脸书（Facebook）和照片墙（Instagram），从而决定是否前来。

凌晨2点传来了好消息：夜店里已经人山人海。大批伙伴绕过保镖，走进舞池，寻找熟悉的脸庞，点酒喝。他们互相称赞对方的服饰并且查看手机。很快，一幅生动的日本画伴随着音乐出现了，我看到一只大鸟从白墙的各色斑点之中浮现出来。史蒂文骄傲地告诉我，天花板上的钢铁水槽里有2000升啤酒，它们是用管道输入酒吧里的。夜店里有各色人种的人，主要是年轻人，他们伴随着欢乐的氛围摇动并举起手来。一个大约六旬的男人——头发剃光，胡茬发灰，一身黑衣——站在我身边袖手旁观，跟着音乐有节奏地点头。后来，我们在庭院里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周围是吸烟者。他是一个专利方面的律师，只要有时间就环游欧洲，参加像这样的活动。他告诉我，柏林尤其伟大。

柏林。这个词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完全的改变。今日它意味着一个周末休假或一场会议。还有东京，许多转盘旁的年轻人都来自那里，现在那里则充斥着霓虹灯广告、Hello Kitty等媚俗玩意儿和极简设计。过去的轴心国首都已经被朝气蓬勃的全球化彩虹旗征服，它们在夜店里包围着我。这个清晨我在多德雷赫特看到了移民的另一面：这里的年轻人因音乐和一些诙谐讽刺的网络模因（Internet memes）团结在一起，而不是被边缘化和种族化。但它也在20世纪30年代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这里。利恩父亲的那些照片让我想到，他可能很轻易地就能融入这个快乐的世界性群体。然而，这种团结被大萧条抹去了，至少在柏林是这样。大萧条这场灾难并不完全区别于破坏了工业区的危机，而这个工业区就在黑暗之中处于我们身边，被锁在大门之后。

当我们到达史蒂文的公寓时，已经接近早晨了。他的公寓和夜店一样，位于一座荒废的建筑物之中。虽然这座建筑被标记为拆除，但在此期间还可以用于短期租赁。里面的大房间有20多米长，天花板颇高，一排排的窗户没有挂窗帘，从窗户往外望出去，天际线上是多条亮着灯的寂静道路。这里原本是荷兰交易标准机构的实验室，玻璃门上还贴着原来的标签，上面写着“破坏性实验”、“放射科”和“耐力重复”。它像一个电影布景，尤其是因为史蒂文和他的室友们把各种各样的艺术品放在满是灯光的地板上。入口处有一艘迎接来访人的大帆船，它是用胶合板制成的；它的对面，房间的另一端有一个安在底座上的破碎的枝形吊灯。它们之间是一个厨房，配有正面是玻璃的冰箱和一个灶台。

史蒂文直接走向灶台，把热水壶放在上面，然后削一片姜来沏茶。

在我问厕所怎么走的时候，他提醒我：“厕所里没有灯，你要用自己的手机来照明。”

很快我们就开始谈论身后延伸发展的城市。我听过史蒂文的各种项目：海牙地方政治、日本的艺术见习、夜店，以及他女朋友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城市再开发公司的工作。他询问了我家里的情况：我妻子在医院的新工作，还有我的大女儿乔茜（Josie），她与史蒂文有特殊的联系。史蒂文的年龄介于我和乔茜之间。乔茜近来度过了一些艰难的岁月，但后来遇到转机，史蒂文非常热切地听着她搬到伦敦并在那里工作的事情。在大量消息之中，我对于利恩生活的调查几乎没有引起他的关注，部分原因是我对此羞于启齿，在讲述大学工作的其他方面时一带而过。事实是，利恩的故事并不会令范埃斯一家感到愉快：询问有关它的问题将可能揭开旧伤口。

半个小时过后，我在一间音乐室的床垫上昏昏欲睡，周围堆着大量唱片、一台电子琴和一套架子鼓。夜空已经慢慢变成灰色。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国家档案馆里阅览室的桌边，这里装潢时髦，灯光明亮。我的面前有3个素色卡纸盒。其他的则存放在桌子后面，等待着我浏览。图书馆员办公室后方的玻璃门的另一侧，档案保管员们推着手推车搬运材料，看起来他们似乎从属于一个太平间。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四处巡视，寻找隐藏的摄像机，提醒读者不要倚靠在文件上，这让人同时感受到此地的严肃和冷静。

1945年到1950年，荷兰当局对230名警官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调查，这一过程催生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它们摆在架子上总长达2.5英里。大多数起诉与阿姆斯特丹有关。但是在多德雷赫特，其300名犹太居民几乎全部被谋杀，它在这个架子上也保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战时荷兰的犹太人死亡率高达80%，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两倍之多，远高于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甚至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死亡率也没有荷兰高。我是在荷兰抵抗的神话之中模糊地成长起来的，因此这让我备感震惊。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以解释如此之低的存活率：荷兰人口集中在城市，迫害从很早就开始了，逃出国界几乎是不可能的，登记过程（得到了犹太人委员会的盲目配合）效率非常高。但是，荷兰市民的积极参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告发邻居，以及逮捕、拘禁和运输犹太人。在比利时，党卫队是追捕犹太人的猎手；在法国，则面临着维希政府和直接的军事占领的复杂局面。与此不同，在荷兰，是当地的行政机构将犹太人置于死地。

与其他地方不同，荷兰已经形成了提供赏金的制度。每抓捕一个犹太人，就能获得7荷兰盾50分的奖赏。这是警察、告密者或市民协助者能够直接得到的现金。最重要的是，当局建立了一种竞争体制，两个独立的机构被赋予了逮捕的权力。一个是普通的警察机构，警方设立了多种特殊组织，将其命名为“中央控制”、“犹太人事务局”或“政治警察”等。另一个是半商业性质的公司（Hausraterfassung），招募的是荷兰人员工，他们的技术性工作就是没收犹太人的财产，但后来其业务拓展至抓人。尽管只有50名特工，这家公司还是追捕了约9000名犹太人。通过这种手段，荷兰当局抓捕的犹太人数量很快就超过了其德国主子所设定的目标，最终，它运送了107000名“完全犹太人”至东部的死亡营。

多德雷赫特的常规警力中的3个警察做了大多数工作，他们是阿里·登布瑞珍（Arie den Breejen）、特奥·卢卡森（Theo Lukassen）和哈里·埃弗斯（Harry Evers）。从利恩在1942年8月来到这座城市那一刻开始，这些人可能就在搜寻她的踪迹了。

我坐在电脑面前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打开了第一个盒子。

当我如此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了《达摩克利斯的暗室》（The Darkroom of Damocles）里的世界。这部经典的战后荷兰小说是由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Willem Frederik Hermans）写就的。此书的最后一部分设定在解放之后，调查员们试图弄清楚在战争期间的荷兰，谁是好人，谁是恶人。小说主人公亨利·奥斯沃特（Henri Osewoudt）等待着他们的裁决，但多年过去，证据似乎只是堆积在桌子上，其中包括成堆的令人费解的照片和互相矛盾的证人陈述。在描述这一状况时，赫尔曼斯使用照片和镜子这样的象征性物体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如此一来，到了全书结尾，读者再也分不清谁是英雄，谁是恶棍了。

哈里·埃弗斯档案的第一个盒子给予了我同样的印象。盒子里有神秘的照片，其中几张展示了一个橱柜里面隐藏着的电路。其他的则显示了缩微胶卷的多个部分，上面有几行密码。随机混杂在其中的还有手写信件，印有证人陈述和官方表格。一些描述了埃弗斯的暴行：当他搜寻收音机和手枪等非法物件时，他就会脚踹大门，进行恶毒的审讯。但之后，就像赫尔曼斯小说里的奥斯沃特一样，埃弗斯自己愤怒地写了下来。他声称，他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抵抗斗士，只是在得到了上级的指示后才加入了政治警察行列。抵抗运动成员们的记录支持了这一故事。他们报告称，埃弗斯经常会把即将突袭的秘密情报告诉他们；他帮忙修整了武器；而且他还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协助枪杀了一个通敌者。接着，盒子底部呈现了一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日期是1945年8月10日，其宣称埃弗斯无罪，甚至说他是一个战争英雄。接下来的一张媒体剪报讲述了埃弗斯这个卧底的冒险故事。

然而，夹杂在这些之中还有许多抗议的信件。一些抵抗人士控诉判决完全扭曲了事实。甚至还有将埃弗斯描述成叛国者的传单复印件。这些传单被贴在大街小巷。

事情的真相似乎难以弄清。

不过，在档案馆度过的许多天中，我打开了更多的盒子。一些幸存者从奥斯维辛回到了多德雷赫特，另一些人则从藏身之处现身。随着证言越来越多，首先是数十份，后来是数百份，疑虑逐渐消失了。

第一批发声的人之中就有伊西多·范辉登（Isidor van Huiden），他是一个犹太人，住在杜贝尔达姆街上距赫洛马一家只有几户之隔的地方。他告诉委员会，1942年11月9日傍晚，在鹿特丹4名警察的支援下，埃弗斯和卢卡森冲入了他家，他们大喊着，咒骂着，然后开始四处翻找。仅10分钟后，他的一家人（偷偷地爬进了一个藏身之处）就全部被找到了，并在看守下排成一行。之后，当警察们搜寻文件和他们的其他财产时，范辉登一家听到了隔壁房间里发出的钢琴声。那是埃弗斯在完成工作后演奏的炫耀曲调。

范辉登一家被运到阿姆斯特丹荷兰剧院（Hollandsche Schouwburg）的囹圄之中，他们在那里见到了多德雷赫特的许多邻居，邻居们讲述了暴力刑讯中埃弗斯所扮演的领头角色。

他们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邻居了。

伊西多很幸运，因为他作为犹太人委员会的一员仍保有部分权利。他向自己以及荷兰剧院外的家人们许诺，他将会搬去首都，待在一个登记过的地址。他们一被释放，就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更好的地方藏身。

在调查继续进行的几个月中，类似的故事渐渐出现。而且，当我通过这些盒子来进行研究的时候，哈里·埃弗斯生活的全景展现在我的眼前。

他从多种多样的描述之中栩栩如生地浮现出来。一个强壮短粗的金发男人，脸上有些肿胀。从年龄和社会背景来看，他是典型的犹太人猎手：毫不起眼，受过一定教育，嗜酒。埃弗斯是一个天主教母亲的私生子，由住在蒂尔堡（Tilburg）的外公抚养长大。他后来辗转从事了多种职业，包括造船和汽车维修，然后在战争爆发前夕加入了荷兰军队。他的体力以及使人服从的能力助他升到军士职位，但无法再升迁至军官级别。

埃弗斯虽然一度是国家主义党的成员，但他并非特别热衷于政治。他主要的兴趣在于大众音乐、色情作品和追求女孩。德国入侵期间，他的举止端正；1940年5月战败后，他和一些前军官确实就某种抵抗展开高谈阔论。不过，这个简单的计划没有任何成果。

1940年8月，埃弗斯加入了警方。很显然，军队不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一些荷兰人确实加入了党卫队或德国国防军，但埃弗斯并不是真的支持德国人。即便如此，他还是像大多数人一样接受了新的事态。他在一个监管黑市、控制价格的组织中得到了一份专业工作，事实很快表明，他在追踪方面极具天赋。

是什么促使埃弗斯在近两年后的1942年7月转为政治警察？他后来声称，他这样做是受到了一个军事抵抗组织的朋友的指示，但这并不可信。此时的多德雷赫特基本上还没有军事抵抗组织这类的东西，也肯定不是他在受审时吹嘘的传说中的“K部”（Section K）。埃弗斯确实和他的一个老朋友保持着联系，后者最终成了抵抗运动中的一员。他一向擅长保持警惕和高度注意力。但形势在向有利于德国人的方向发展。抵抗是荒谬的。他才刚刚结婚，需要搬出自己的寄宿公寓。追捕犹太人行动即将开始，这意味着可以从政治警察那里轻松地弄到钱。一个在黑社会和黑市里有丰富经验的人恰好是政治警察所需的。所以埃弗斯加入了法西斯联盟（Fascist Union），他非常清楚一旦形势变坏，还有荷兰民族主义者这条退路可走。

而且，他加入政治警察后，很快就发现这里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好。他认识一些了解情况的人，还有一股自然流露出的气势，因此很容易就能获知真相。这里有一整夜的会议，以及可以直接获取的大把珠宝和钞票。他习得了一些显示他性格的小技巧，比如在说话时玩弄手枪，或者在突袭结束后弹钢琴。他甚至从一个原犹太人房屋中获得了一架钢琴。

把事情做得恰到好处是需要天分的。他会检查混凝土地板是否有裂缝，裂缝意味着有隐藏的通道，他还会测量天花板到地面的高度。控制女人是他一个特别的乐趣。他的办公室旁边有一个房间，他用来强奸碰巧看上眼的犹太女孩。他喜欢称自己的妻子为他的“花椰菜”，那些犹太女孩则是他的“豆芽”。

当我阅读这些文件时，我想起了藏身的利恩。

埃弗斯也抓小孩。有一次，他看见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女孩，他随后提醒登布瑞珍说她看起来“像一个犹太人”，所以他们尾随她回家，发现了火炉里正在燃烧的文件，这证明他的猜测是正确的。

这是米皮·维斯库珀（Miepie Viskooper）的事例，她是一个来自阿姆斯特丹的7岁女孩，离利恩最近。她是证人陈述146到148的对象。

证人146是约翰娜·维格曼（Johanna Wigman），一个20多岁的酒吧女招待，她照顾着这个小女孩。1943年11月15日晚上，米皮睡在约翰娜旁边的一个床垫上。之后，11点半，约翰娜听到了楼下有人闯入的声音。在埃弗斯和登布瑞珍破门而入之前，她恰好把孩子藏在了毯子下面。警察们质询她的名字是否为约翰娜·维格曼，之后就开始搜寻。米皮很快就被找到了。证人陈述显示，登布瑞珍说道：“我们找到了孩子！”但是，当警察们继续寻找其他证据时，小女孩逃跑了。

埃弗斯和登布瑞珍大发雷霆，因约翰娜·维格曼的保护之举而将她送到了菲赫特（Vught）的集中营。

证人147是隔壁咖啡馆的主人科内利斯·范托伦（Cornelis van Tooren）。他自己有一个名叫小扬内（Jannetje）的女儿，年龄和米皮相当。他报告称，埃弗斯和登布瑞珍在转移至隔壁的公寓前，首先搜寻了他的咖啡馆。他们离开以后，他并没有放松警惕，之后在大概午夜的时候，米皮跑进了酒吧。埃弗斯跟着她跑来，他举着左轮手枪冲女孩大喊：“你的死期到了！”

她回答：“我来到这里只是想和小扬内说再见。”

最糟糕的是证人148，即米皮的父亲，一个大城市里的小型糖果厂厂商，与利恩的父亲一样。米皮也是像利恩一样的独生女，而且和利恩父母一样，维斯库珀夫妇认为如果米皮和非犹太人藏在一起就会安全，所以他们把米皮送走了。他们自己也去避难了，但被抓住了。在被逮捕这一最糟糕的时刻，他们还在想着，这对于他们的女儿而言至少是正确的选择。

但后来，这对夫妇被拘禁在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即通往奥斯维辛的荷兰人中转营，米皮则在看押下与她的母亲重聚。

当我读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妻儿，想象着这次不尽如人意的重聚。我能看到孩子认出母亲时脸上的笑容。

维斯库珀一家一起辗转到波兰。接着，刚一到达，米海尔·维斯库珀（Michel Viskooper）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被带离他的身边，被一辆卡车运走了。

米皮的父亲米海尔是死亡营中幸存下来的仅5200名荷兰犹太人中的一员，却最终独自回到了荷兰。

我在阅览室里一动不动地坐着，长达几分钟。之后我在电脑上一字不落地抄写了米皮的案例，尽可能快地打出来。

哈里·埃弗斯的战时事业与档案馆中文件记录的许多通敌者相匹配。一旦权力的天平开始倾斜，他们就开始思考改变立场。1943年夏天，就在运送荷兰犹太人的任务即将完成时，德国国防军进军苏联的行动受到阻遏。早在春天，从事非必要职业的前军人们就受召前往德国的强制劳动营，到了7月，25万名工人被送到了那里。起初是上千人，后来则有几十万人四处躲藏，以逃避这一命运。随着当局开始搜寻失踪的人们，人们反对占领者的情绪愈发强烈了。年初完全不存在的武装反抗在1943年的最后两个月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天空中遍布盟军的轰炸机，埃弗斯和其他人一样开始担忧自己的所作所为。

因此，从第二年伊始，他就开始积极地帮助抵抗运动，并且抓住一切机会告诉他们自己的勇敢，他身为一个双重特工，在己方的指示下为德国人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帮助。最后，随着加拿大坦克轰隆隆地驶过田地，他前往旧友家中或咖啡馆拜访老朋友，用刀威胁他们发誓忠于自己。战争一结束，他甚至把自己偷走的钢琴还给了犹太人，虽然它已经被严重损毁。

战争结束近一年内，他依旧保持着自由，不过在1946年2月13日，在蒂尔堡他童年时期住宅旁的税务办公室里，埃弗斯被逮捕了。他当时携带着上膛的手枪和一些手榴弹。不过，他安静地离开了。

最终，他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上诉后减为3年6个月。这并非不合情理。毕竟，韦斯特博克著名的“大笑指挥官”阿尔贝特·格梅克（Albert Gemmeker）服刑了不到6年，他曾为庆祝第40000名受害者运到奥斯维辛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后来，埃弗斯重回社会，享受了第二段婚姻，虽然这次也很快以离婚收场。当在20世纪90年代初去世，他时年73岁，在多德雷赫特还有人称赞他为英雄，以及不公平裁决的受害者。

最后，我重新把资料成捆扎起来。第二天，一早起床的史蒂文将我送上火车。当我们走向车站，即利恩来到多德雷赫特时到达的车站，他才指向了自己胸前别着的那个有绶带的小徽章。他告诉我，他的祖父因在抵抗运动中表现英勇而被授予了这个徽章。祖父去世后，没有人愿意佩戴它，因此史蒂文就戴上了。

火车车门关闭，发出嘶嘶的响声，火车开始启动。史蒂文留在站台上，朝我微笑并挥手。当我走向上层车厢寻找座位的时候，我开始问我自己，我正在做什么。利恩询问我的目的。有许多人的故事和利恩的类似，赤裸裸的真相已经被记录在犹太人大屠杀基金会（Shoah Foundation）的档案馆中。这座档案馆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在拍摄完《辛德勒的名单》后不久于1994年设立的。我可以为它增添些什么吗？

在我周围，早晨通勤的人们敲打着笔记本键盘，海牙的郊区则迅速消失在火车身后。沉重的车厢在完美无瑕的轨道上奔驰，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就像我早前行驶在平坦笔直的高速公路，开车进入海牙一样，火车那平稳流畅的行进令我感觉远离了窗外的世界。荷兰的铁路旅行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感觉有所不同，因为战前的基础设施几乎没有遗留下来。这使得荷兰的过去比英国的更加不可感知，英国的一切都嘎吱作响，看起来十分陈旧。这也是利恩在70多年前离开父母时的旅途：我们途经的是同一片土地。我的视线从窗外转移到车厢里的现代化装潢，我问我自己，是否可以写出追溯荷兰的过去和现在之间无形联系的东西。我也非常好奇我的家庭，以及他们与利恩的关系。

[1] 即莫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荷兰板画家，因绘画中的数学性而闻名。

第七章

利恩阿姆斯特丹公寓桌子上的红色相册中，第二页的照片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拍摄的。标题写着“多德雷赫特”，下面标有下划线。第二页共有9张照片。顶部的2张都是一对小孩的照片，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站在一起，却几乎没有接触，他们是阿里和克斯。左边的照片是最早的，看起来应该是冬天拍摄的。这大概是他们的母亲在世时拍下的；姐姐阿里当时不过3岁。她一手抱着一个玩偶，另一只手扶着她的弟弟让他保持稳定，克斯则努力保持着站立的姿势。右边的照片是几年后拍的，克斯已经冲在前面，在照相机前有些嬉皮笑脸，仰着脑袋。摄像师站在高于姐弟俩的位置，因此他们抬头看着，带着期待的表情，照片中则留下了太多的空白。现在阿里站在克斯的后方，在他的阴影之下——既是象征意义上的，也是字面意义上的。

图13

图14

像这一页的大多数照片一样，他们的动作十分普通，对被拍照相当生疏；表情则难以读懂。页面中间有一些下方没有写名字的护照照片，主人公是利恩的“姨妈”和“姨父”。姨父是阿里、克斯和玛丽安娜的父亲。姨妈是玛丽安娜的母亲，现在也是阿里和克斯的继母。她有些圆润，相貌平平；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到她是一个农场劳工的女儿，之后，从14岁起以女仆的工作为生，直到近30岁时遇到了未来的丈夫。她小时候被家里人叫作“胖扬斯”（fat Jans），虽然早年以面包和土豆为主要食物的人不太可能长得很胖。姨父则更加结实瘦长，虽然这张照片没怎么显示出来。它让我想起了为抵抗运动而偷运的身份证上的面无表情——这是他参与的诸多秘密活动之一，他很少提及这些事情，即使在后来的生活中也是如此。他平日的工作是装配发动机，在多德雷赫特的电机工厂上班，他特别擅长校准机器，使其尽可能良好地运作。这意味着他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旅行，比如前往矿区和印刷厂，调整和维修在多特制造的发动机。这样的工作对于一个抵抗人士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掩护。

这对夫妇传统、内敛的外表体现了他们很多方面的特点。他们不会出现情绪上的大爆发，他们也不喜欢虚荣浮夸。他们会为你做许多事，但感谢的表情将会得到羞涩、略显不快地耸耸肩的回应。他们热情关注社会民主工人党，即荷兰工党的前身：不是革命性质的，而是公有性质的，他们相信制度、公共供给，以及通过给予所有人平等的机会来实现人性的改善。他们两人在这个组织的晚课上相识，他已经是有两个孩子的鳏夫，她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热心的28岁女孩。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浪漫的事情。姨妈喜欢说的主要是家务、孩子和政治。她非常务实，不怎么在乎外表的精致。她的丈夫有一次告诉她：“瘦女人是用来观看的，胖女人是用来结婚的。”然后她就满意地把这句话重复给自己的朋友们。他相当严厉，希望妻子服从于自己，如果她偶尔跨过他为一家人划的界限，他就会命令她出去。这不是一个模范丈夫应有的行为。他身上带着锐气，但也有一股威严；他永远诚实，有自己的原则，而且言出必行。因此，虽然她有些惧怕自己的丈夫，更希望在没有丈夫雄性激情的压力下做事，但扬斯以自己的丈夫和她养育的孩子为荣。

图15

图16

相册左页有一张小玛丽安娜的照片，她扬扬自得地笑着，在白色木凳上保持平衡。这张照片是在德布鲁因夫人（Mrs de Bruyne）的房子外拍摄的，位于10号的正对面，两座房子中间隔着一条街道。德布鲁因夫人则坐在小玛丽安娜的旁边注视着她。在相册中，她被记为“比因夫人”（Fau Buyne），因为这是1岁的小玛丽安娜读韦鲁·布鲁因（Vroux Bruyne）时的发音，这个名字由此流行起来。寡妇比因夫人是这家人的好朋友，如果姨妈需要出门，她就会帮忙照看小玛丽安娜。她看起来很年轻，不过女儿已经成年，就住在街拐角处。比因夫人是延伸兔管街内外庞大的亲朋近邻网的一部分，人们从事着相同种类的工作，同样收入微薄，尽最大的努力维生。

图17

这一页有两张照片的主人公不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一张标着“安妮·穆克霍克”（Annie Mookhoek），这张照片的风格与其他的类似，一个纤细漂亮的小女孩穿着格纹裙、厚袜子和深色鞋。摄影师同样将她的全身置于照片的正中央，她不太自然地站在那里，双臂垂在身体两侧。一片绿色的灌木丛包围在她身边，打造了一种悬空的怪异之感，仿佛她就要冲上天际。明晃晃的阳光使她裙子上的格子花纹与光和影的交错融为一体。她似乎是从高处朝下微笑着。这个笑着的女孩住在几家之外，如果利恩不和克斯在一起，那她就会和安妮一同玩街头游戏，前往游泳池，或者探索乡下。

图18

此页最后一张照片和其他的截然不同。这张泛黄的大照片边角圆滑，展现了一个深色头发、满脸愁容的男孩，他大概9岁。照片从中间被折成两半，底部撕去了一大块，边缘皱巴巴的，还遭到腐蚀，看起来就像有百年之久的羊皮纸。主人公的姿势是19世纪以来正规肖像画的姿态，男孩的头部和肩部一丝不苟地置于照片正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那些笨拙的照片则占据了相册页面上的剩余位置。照片下方用蓝色圆珠笔写着“小汉斯”（Hansje）。照片被撕下了一大块，在男孩的心脏处留下了一个大洞，那正是犹太人的星星被固定的地方。

图19

相册此页照片中出现的人们曾日日陪伴在来到多德雷赫特的利恩身边。她的哭泣开始得如此突然，但也随着融入兔管街的日常生活而日益变少。家里不会说起这种事情。事实上，没有人谈论过感情或父母；姨妈和姨父只是沉稳、可靠和公正。如果你摔倒并擦破了膝盖，姨妈就会用碘酒轻轻擦拭，给你一个吻，然后带你回家。

和克斯、安妮或者街上的其他小孩在一起时总是非常有趣。他们玩的游戏和利恩以前玩的有些不同，不过一旦你知道了要走多少步、在开始跑之前要捂住自己的眼睛多长时间，或者你可以一次握住多少颗石子，它们就都一样了。

9月的一个下午，当他们都在厨房时，利恩让克斯在自己的诗集上写东西。一开始，她担心或许他会认为这都是傻女孩的玩意儿，不过他一言不发地从利恩的手上接过了诗集，坐在桌子旁，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咬着笔头。当他终于开始动笔时，他从嘴角边伸出了一点舌头。他完全写完之后，才允许利恩看，而当利恩查看自己的诗集时，她发现两页上都写满了克斯清秀的笔迹。每个单词的最后一个字母带有一些弧度，文字紧贴着轻轻画着的铅笔线。他加宽了单词之间的距离，以至于有时候需要从上到下，有时候需要从一角到另一角阅读：

图20

给予——得到

我——不

保持——安然无恙

直到你——重达

500磅。

早上好星期一。

星期二过得怎么样？

向星期三问好

然后是星期四

我将乘坐星期五的火车

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停留

狗、猫、鼠

小利恩是一个

珍宝

你的

兄弟

克斯

几乎所有的字母都排列得十分完美。只有在页面顶部“小利恩”（Lientje）一词处因为墨渍而有些模糊，克斯首先写下了“利恩”，之后在词尾补上了tje。tje代表着“小”的意思，用于某些你珍视的人或物。

利恩很少见到阿里，因为阿里的年龄稍大，现在不怎么在街上玩耍了，所以利恩一般会和女友们待在一起，谈论衣服、头发、男孩，还有其他利恩并不十分感兴趣的东西。当阿里在利恩的诗集里写作时，她赠予利恩一个与她稚气的游戏大相径庭的未来：

亲爱的小利恩

我祝愿你：

拥有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

一座美丽绝佳的房子，

如山一般的财富，

每个明媚的早晨，

田野中的牛和马厩里的马，

盐里的猪和桌上的火腿，

这一切，没有忧虑，

直到百年。

你的姐妹阿里

阿里的笔迹和她的其他方面一样整洁、端正和成熟。

阿里写下的这个世界中有关牛、马和马厩，这与他们生活的满是联排房屋和工厂工人的世界一点都不一样。不过利恩确实在多德雷赫特城外见过许多农场，她是在和克斯去探险找寻野生动物，或者去看望斯特赖恩（Strijen）祖父母的途中见到的，祖父母家离他们家有20分钟公交车的路程。祖父母在斯特赖恩的家位于一个小村庄里，是一座三室的租赁小屋，没有电，所以在晚上的时候要使用油灯，不过大部分情况下，天一黑就要去睡觉了。

图21

利恩经常在周末与克斯和阿里前往斯特赖恩。他们乘坐的公交车在堤坝上颠簸起伏，他们感觉像王室成员，向外观看四周的巨大平坦土地。在祖父母家，你要睡在坡屋顶下方的一个高台上，爬着梯子上去。从那里，你可以透过窗台偷窥下面的房间，不过煤油灯几乎立刻就熄灭了——火焰伴随着轻柔的“砰”的一声就灭了——所以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利恩从未感受过这样的黑暗或沉寂。当她睁着眼时，模糊的影子在她眼前飘荡，还有铃声传入她的耳中。

到了早上，她帮忙喂猪（猪很快就要在食品储藏室中“进入盐里”了）、兔子和鸡。它们都生活在环绕小屋的一条狭长土地上的畜栏里，她的鞋则要深陷寒冷的黏土里。当兔子们哧哧地嗅着利恩手掌中的草时，它们的嘴就像柔软而清冷的黏土。小屋就建在堤坝的正对面，在它后面如山峰一般矗立着，俯瞰着运河的黑水，再往远处是一大片田地，一直延伸到远方的晨雾之中。

吃早饭时，利恩挤在克斯和阿里之间。祖母——她说的荷兰语带有一些乡下口音，利恩觉得很难听懂——将一条面包紧紧地抵在带着围裙的肚子上，在面包末端抹上黄油。她问道：“谁想来一块？”克斯是最快举手的，所以祖母迅速地在面包上切了一刀，朝着克斯的方向用刀子拍了拍一大块面包，准确地放在擦拭干净的木桌边的克斯面前，面包的表面涂上了黄油。祖母又问了一遍：“谁想来一块？”

在斯特赖恩，孩子们在小屋周边、田地边缘、能看到河对岸的堤坝上自由地闲逛。还有叔叔阿姨们在夹在堤坝和田地之间的其他小屋里生活，有时候他们也在那里吃饭。阿姨们十分和善，并不在意你加入她们。就像在祖父母家一样，在这里用餐前有十分漫长的祷告，不过如果有其他孩子坐在你身边，你就不能在祈祷时闭上眼睛太久，因为有人会从你的盘子里拿走好吃的。农场的工人们接纳了利恩，将她视作孩子们中的一分子。如果有人问起，她就是“波特家的一员”，因为祖父的外号就叫“波特”（Pot）。

斯特赖恩是一个多泥地的乡村，相当平坦。荷兰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河口，由经历了数百万年侵蚀的阿尔卑斯山岩石组成，这些岩石被莱茵河搬运至此地。随着土地变得平坦，这条大河失去了力量，在东部留下了光滑圆润的碎石。当它在荷兰中部流动得更加缓慢，沙子就沉淀下来。最终，这条河受到潮汐影响，变得愈发平缓，就剩下了形成荷兰西南地区黏土的泥沙。这个河岸地区变成了围垦地，莱茵河（现在分成几条不同的宽阔水渠，每条河都有自己的名字）退到堤坝后面，在土地上方高高地涌动。

姨妈生长在这个多泥地、与水平面齐平的乡村，这里的天空无边无际，一直延伸到河边和海边。她的父亲和兄弟们都是流动农场工人，他们作为非熟练工，从一个农场辗转到另一个农场，以此勉强为生。他们播种、除草、收获，把土豆和甜菜拉到马车上，之后这些东西才能被送到镇子里。如果没有农活可以做，这些男人就会离家前往泥滩边的驳船上劳作，在那里收集芦苇，用来盖屋顶和编篮子。这些围垦地的劳工，双手粗糙得如同裂开的皮革，是荷兰社会中的最底层；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就像阿尔卑斯山上被侵蚀的岩石，从巨石变成了碎石、沙子，直到泥土。

姨妈离开了这个满是黏土的乡村，来到城市，首先找了份女仆的工作，后来成了发动机装配工的妻子，要照顾丈夫的两个孩子、利恩，以及她自己的一个孩子。她已经背弃了父母的宗教——他们的祷告和诵读《圣经》，以及对雷电是上帝之怒的相信——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男人和女人可以通过共同努力变得更好；通过教育、医疗、公共设施，以及共同占有，一个新的世界将会建立起来。德国的入侵是一股逆流，不过她和她的丈夫已经准备好战斗了。

＊

利恩现在已经融入她的新家了。她不怎么思考战争或政治的事情，不过隐隐感到某些东西掌控着离她遥远得不可思议的成人世界。当然，她确实思念妈妈和爸爸。那种强烈的痛感在她生日后的几个星期中逐渐消散，但渴望这种强烈情感依然挥之不去，当她希望最起码妈妈可以在身边陪伴时，这种愿望紧紧地攫住了她。随着白昼渐渐变短，利恩开始想起当她来到多德雷赫特时脑海中的第二个日子：妈妈的生日，即10月28日。她的钱足够买一份礼物，她还要写一封信。因为他们不能使用公共邮政服务，所以利恩不得不在恰当的时候开始写信。一个下雨的星期四下午，利恩放学以后，姨妈让她坐在餐桌旁写信。距离妈妈的生日还有近一个月，却要假装那天已经到来，这样写下的信件还真是有趣：

1942年10月1日

亲爱的妈咪：

哇！我们一直期待的欢乐之日终于到来了。

我现在去上学了。从9月起我开始上学。我会送给你一份小礼物。明年是一份更大的礼物。现在我们则要开始唱歌，直到你的喉咙痛。

利恩写下了荷兰生日歌中的所有词，所以她的信已经占满这张大横格纸第一面三分之二的地方：“愿她长寿，愿她长寿，愿她永远活在荣光中。在荣光中……”现在纸上歌词的内容比利恩的消息更多。最后，整首歌写完了。“所以，”利恩写道，仿佛气喘吁吁地唱完了歌，“现在你的喉咙肯定很痛了吧？”给妈妈写信不如直接去见她好，她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这封信的一大半已经完成了，不过还有另一面以及四分之一的横格空着，要写些最近的消息来填满它。

刚开始去上学时，感觉有点奇怪，也有点新鲜。我必须适应。过了一阵子之后感觉好了一些。幸运的是我的功课并没有落下。我们已经开始学分数了。虽然我并不是很擅长，但还是有进步。这里也有一个不再是犹太人的小男孩。你不再是一个犹太人了。去学校的话要走将近15分钟。我现在有了一个男老师，而不是一个女老师。他叫海门贝格先生（Mr Heimenberg），很爱开玩笑。一开始，他用黑板边的红色粉笔在一个女孩的脸颊上涂色……

你不再是一个犹太人了。去学校的话要走将近15分钟。她如何从一种身份转变到另一种？利恩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她的笔只是在纸上不停移动，心里一边想着妈妈，一边想着字迹会不会很快就干，这样就能出去玩了。她也开始想起她的老师海门贝格先生。她陷入了兴奋之中，变得有些迷糊，并开始重复自己的话了：

然后他也在她的鼻子上涂上了红色。之后数学课上的一个女孩或者男孩不得不指出某个东西，他拿着棍子像这样转过来，他们无法拿到。最终他把它给了他们，其他人则必须指出来。

无论阅读多少次，都无法弄清这个故事究竟讲的是什么，不过利恩的写作并未受到任何干扰：

至于其他的事，学校里和街上的孩子们非常友善。不到2岁的小女孩玛丽安娜则是个小淘气包。一开始她要在便壶上方便。她将它称作自己的“壶”。所以我就去拿便壶，接着姨妈说道：“小玛丽安娜，过来这里，你可以自己拿便壶。”但她说道：“不，不要壶——骗你的。”她的意思是她不需要那个便壶，她只是骗人的。

现在利恩终于写到了这张纸的底部，所以她的最后一句话必须挤在没有横格的空白处：

我祝愿你过得快乐，我们也会在这里小小地庆祝一番的。我会买一些花，还有美味的食物。我希望明年我们就会相聚了。十分思念你的小利恩，献上许多个吻。

她真的会为妈妈的生日买花和美食吗？这么说的话感觉是正确且成熟的，就像她寄去的礼物让人觉得正确和成熟。礼物是一块画着卡通画的小瓷砖，看起来是用水彩笔画上的。上面画着一个似乎要溺水的男人，不过说实话，他上身穿着一件小夹克，看起来十分干燥，他的身体则高高地探出水面。海岸就在他的身边，令人失望的却是他够不到岸边，幸好此时一个救生圈正朝他飞去。画面下方写道：“危险达到顶点时，救援近在咫尺。”利恩和姨妈在商店里挑礼物时，这似乎是个很合适的东西，而且如果使用秘密的邮寄，就不可能寄送体积庞大的物品。姨妈因利恩写完信而表扬了她，她把信包起来，把瓷砖塞入信封里，最后加了一些自己的话：

图22

亲爱的利恩妈妈：

我只是想在小利恩的信里增加一些话。写这封信确实费了她不少工夫，不过她最终还是完成了！

她做得相当出色——她去上学了，我得到了有关她优异表现的报告。她举止得体，领悟力强。她向来欢快，不过偶尔也会十分思念你和她的爸爸。

小利恩自己挑选了礼物。她本来更喜欢“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这句格言，不过商店里没有这个。

就衣服而言，我是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来整理的。对于我们阿里来说太小的衣服，利恩穿上则正好。她有很多衣服，不过有一些她已经穿不了了。不管怎么说，一切顺利。

我经常对她说，她就像个假小子。然后她就会回复说：“这是我妈妈经常说的话。”

我希望你们的日子不会太艰难，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希望明年我们可以亲自庆祝你的生日，与你的丈夫和孩子一起。

我们会在这里弄得喜庆一些，利恩肯定会一整天都想着你的。

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们寄一封信，告诉我们是否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为利恩做。

送上美好的祝福，同样还有来自利恩的姨父亨克（Henk）的祝福。

她的姨妈扬斯

写下这种信息，或者让利恩给她远方的母亲写信已实属不易，更难的是，信封回来时还未被拆封，以及必须瞒过利恩的眼睛。

与此同时，姨妈还在尽最大努力继续洗衣、打扫、烹饪，还有照顾孩子们。利恩的裙子（在博内特里买的灰蓝色丝裙，以及妈妈亲手缝制的钟形绸缎裙）需要传给其他孩子穿，不能被当作纪念物保留下来，即使利恩觉得自己仿佛遗失了珍贵的宝贝。

当利恩想在12月10日给她的爸爸写信的时候，姨妈告诉她，已经没有可寄信的地址了，那些信件都被送到了错误的地方。那天下午，厨房里十分静寂，利恩独自坐在角落里。她的手指上戴着两枚小戒指，这是父母送她的礼物，一枚是金的，一枚是银的。她摘下了两枚戒指，顺着地板把它们滚来滚去，来来回回地从一只手滚到另一只手。先是第一枚，然后是第二枚顺着墙边溜进了地板里，消失在黑暗之中。自此之后，利恩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想父母的事情了。

冬日变得越来越暗、越来越冷，利恩在家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在厨房里和小玛丽安娜玩耍，或者在隔壁房间里和一个朋友聊天。姨妈并不经常亲吻或者拥抱她，也很少表达爱意，但她确实给人一种安心感，而正是这种安心感让利恩得以继续做个孩子。火炉里散发出洁净、干燥的温暖，空气中则一直飘荡着令人舒适的味道，或是洗衣服的味道，或是熨烫的味道，抑或烹饪的味道。利恩放学回家后，家中总是有一杯温热的牛奶，还有浇着苹果糖浆的一厚片面包。姨妈总会询问她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也会告诉利恩，小玛丽安娜与自己在家时做了些什么。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朋友的名字出现在利恩的诗集中。利恩特别喜欢她的同学内莉·巴克斯（Nelly Baks）写下的一首诗，因为它书法飘逸，语言怪异而又令人着迷，还有一种逐渐消逝的老荷兰语风格。

小利恩

你说，你站在花丛中是什么，

芳香柔弱的植物，还是活泼欢快的香草？

扭曲的土石，你的力量从何而来？

噢，你，这个搅动我心扉的人！

这首诗出自一本书，书就放在内莉家雅室的一个玻璃柜里。当家里没人的时候，内莉有时就会蹑手蹑脚地进去，翻看这本书，虽然她不理解里面所写的全部词语，但她用心记住了这些。

利恩最好的朋友安妮·穆克霍克也非常欣赏这首诗，她希望自己的诗（诗集里多特部分的第一首，从9月1日开始记录）能够和内莉的一样浪漫。现在已是冬天，安妮·穆克霍克经常待在兔管街利恩家中的厨房里，同样喝着热牛奶，吃着浇了苹果糖浆的面包片。这个圆眼大睁、头发飘逸的女孩对古时候公主、骑士和城堡的故事无所不知。当她和利恩坐在厨房隔壁孩子们的卧室里时，她们会谈论浪漫的冒险故事，以及在一个邪恶国王的统治下过着逃亡生活的亡命之徒，此时她们少女般的脸庞就会绽放出兴奋的神采。然后，被这种气氛鼓动，利恩悄悄告诉安妮自己有一个秘密，一个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安妮把耳朵凑过去，想要听利恩说的悄悄话。利恩低语道：“我其实是一个正在躲藏的犹太人。”“犹太人”，这个词令人沉迷。

安妮转过身去，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重新审视起自己的朋友。她问道：“这是真的吗？”

几天之后，利恩回家后发现姨妈奇怪地颤抖着，正在厨房里等着她，既没有热牛奶，也没有淋上糖浆的面包。利恩的胳膊被紧紧地握住，接着她被领到了雅室。姨妈关上了门，然后双手抓住利恩的双肩，用同样结实的力量捏住了她的肩膀。姨妈弯下腰来贴近利恩，近得利恩能够看见姨妈脸颊上细细的红血丝，如蜘蛛网一般。安妮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妈妈，后者又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姨妈。

“你不能，再也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姨妈缓慢地说着，说完每个词后都会停一下。

利恩没吃到晚饭就被送去睡觉了，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她躺在床上，干燥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听着椅子的摩擦声、盘子上刀叉碰撞的叮当声，以及透过薄薄的门传来的喧闹声。除了这些声音以外，此刻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进入她的意识里——既没有恐惧，也没有后悔，更没有任何关于家的记忆。外面有一个黑暗的实体压在她的心头：一个巨大的无形生物正在盘旋，只有听闻它羽翼的扇动声才能感知到它的存在。

利恩还向另外一个人吐露了自己的秘密，不过小汉斯——相册上那个满面愁容的男孩——没有告诉任何人。现在这两个孩子更经常待在一起，即便是在寒冷1月的户外。他们在灌木丛林地的一堵修建到一半的墙边，玩一个叫“动物墓地”的游戏。他们会带来一只死去的老鼠、一只冻死的小鸟，或者一只翅膀破碎、色彩斑斓的蝴蝶。小汉斯和利恩用一块破损的石板在冻硬的土地上挖洞，建墓地和墓碑，还用指甲在一块砖上画上埋葬的日期。有时候他们找不到需要掩埋的动物，所以他们会寻找一些活着的动物，帮助它们“上路”。他们会砸碎甲虫的壳，或者压扁藏在岩石下的蠕虫的粉色螺旋血管。“得到帮助”的动物们的仪式和已经死去的基本一样：当它们的身体被缓缓地送入坟墓里时，利恩和小汉斯会在旁边轻柔地喃喃而语。小汉斯也“不再是犹太人了”，两人有一些共同之处，不过他们从未说起那是什么。

1942年与1943年之交的冬天比上一个冬天更加温和，不过仍有冻霜和冰雨，偶尔还会飘起雪花。利恩遭遇了所谓的“冬脚”：红蓝色的冻疮，脚趾周围又痛又痒。治疗方法相当原始：必须每天早上坐着，双脚泡在盛着晨尿的盆子里，尿液一开始是温热的，但很快就会变凉。除此之外——当波兰犹太人在面对最后对犹太人隔离区（隔都）的清除，发动华沙起义奋勇反抗时；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面临溃败时——多德雷赫特的一切都相当平静。虽然可选的食物大大减少了，但还是够吃的，而且利恩并不关心战争的进程。

对于她来说，生活像往常一样继续着。事实上，是比以前更加正常了。她只是家中的一员。随着池塘和沟渠里的薄冰渐渐消融，她开始与克斯外出寻找青蛙卵，然后把一大堆小黑籽组成的胶状物装入瓶子里。他们更频繁地前往斯特赖恩，去看耕地和播种。兔管街的日常生活规律并未受到打扰：朋友们依旧来家里吃晚饭；街上的游戏也在继续；姨妈以自己温暖、自信的关怀掌管着家里的一切。利恩和克斯宛如亲兄妹：他们一起度过假日，惹是生非。在学校里学习知识，与其他孩子成为朋友都很容易。而且，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利恩在阳光下玩耍的时间越来越长。

1943年的一个春日，利恩与小玛丽安娜来到后院，小玛丽安娜现在能相当稳定地站着了。她们在玩一个追和跑的游戏，利恩是那个追逐者。利恩离逃跑的小玛丽安娜越近，小玛丽安娜的步子就越忙乱，直到最终她们因担忧而停了下来，咯咯地笑着，非常开心。利恩摇摇晃晃地把她抱到了被追者的位置，让小玛丽安娜跑起来，自己则再次追她。姨妈在大门敞开的厨房里做饭，切洋葱，接着在大平底锅里把洋葱炒得咝咝作响。这时门铃不寻常地响了，姨妈此时正忙着做菜，因此她让利恩从院子回到厨房，沿着走廊来到门前去看看是谁。在她身后，厨房里依旧散发着香气，嘈杂喧闹，灯光明亮。

利恩透过小玻璃窗看到了一个人影，然后拉开了面前的大门。门口台阶处站着两个穿警察制服的人——身材高大，气势汹汹——利恩还没来得及抬头仰望这两个警察的脸，他们就已经跨步通过她的身边，进入房子。她不知道的是，这两个人是哈里·埃弗斯和阿里·登布瑞珍。他们有力的步伐重重地砸在走廊地板上，之后利恩听到了厨房门的破碎声。

她瞬间呆在原地，感到困惑迷茫。

下一刻，姨妈来到了她的身边。

大衣的晾衣夹下，地板上放着一双旧靴子，可能是姨父的。姨妈把靴子推到利恩的怀里。

“穿上它们，去德布鲁因夫人那里，别回来。”

转眼间她就来到了街上，她的双脚在靴子里有些空荡，还差点跌倒了。现在兔管街似乎变了，或者说，它没有变，只是时间慢了下来。道路的对面就是德布鲁因夫人家，即便利恩尽可能快地跑过去，这段只有几步之遥的路依旧漫长得像一段旅途。她按下门铃，站在门口等着，只是向前盯着门把手，而没有回头看。如果她有那块妈妈希望送给她的手表，那么此时它的指针似乎就是静止不动的。

在似乎过了非常长的时间之后，德布鲁因夫人打开了门。只需一瞥，以及一句意外话语的第一个词，利恩就被拉了进来，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她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走廊尽头是一些楼梯，德布鲁因夫人凝视着它们，呆若木鸡。利恩可以看出，她非常熟悉的德布鲁因夫人不知如何是好，即使她是一个成年人，理应能掌控一切。德布鲁因夫人看起来瞬间变老了。不过，之后她就摆脱了困境，轻柔地拉着利恩的手，领她进入前面的房间，也就是雅室。

“待在这里，亲爱的。”她的嗓音里有一丝颤抖，仿佛一个老妇人发出的声音。

房门咔嗒一声关上了，门外有一阵非常迅速的动作：脚步声很快就消失了。利恩独自站在房间的中央，房间里凉爽黑暗，白窗帘几乎完全拉上了。马路的这一边处在阴影之中，另一边的10号则依然沐浴在阳光下——透过窗户就可以看到——利恩则站在暗处，观望着刚才从中离开的房子。一个穿制服的男人跨出前门，一只手遮在眼前以阻挡阳光，粗略地扫视着街道。利恩没有移动，奇怪的是，她没有感到害怕。很长一段时间，她就站在那里，看着男人们进进出出，不过最后利恩还是坐在了沙发上，房间里近乎一片黑暗，她研究着墙上若隐若现的照片，听着钟表的滴答声。

雅室是用来转移的地方：半年前，利恩坐在一个类似的地方，当时她第一次和赫洛马夫人来到了多德雷赫特。最终，赫洛马夫人将再次带她离开，前往另一户人家。在此之后，利恩会继续前往新的地址，遇到新的人。但她后来一直当作避难所来回顾的房子是兔管街10号，是扬斯·范埃斯和亨克·范埃斯的家。

第八章

我向来知道，在德国占领荷兰期间，我的祖父母在庇护犹太人。多年来我一直都打算对此事进行调查，但在2014年12月之前，我几乎不知道当时确实发生过的事情的细节。没有关于此事的家庭故事。对于我来说，我的脑海中只有苍白的面孔从地板向上看的模糊画面，像动画片中的情节，感觉不太真实。

我的祖父是在我7岁时逝世的。虽然祖母扬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直到她去世，即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和她谈过战争的事情。当我问起的时候，她就会说：“我们那时不勇敢，但如果有人在你家门前现身，你是没什么选择的。”我们之间的谈话就以此结束了，过去也就这样退到了幕后，似乎消逝了，因为没有谈话来让它保持活力。

之后，2014年11月，我的大伯克斯过世了。他是家中的长者，是我父亲尊敬爱戴的大哥。我最后一次和他接触还是通过他的孙子，所以从某些方面来看，对于我来说克斯已经是一个相当久远的人了。他的死亡激起了我心中的某些东西。一代人及其故事正在消失。如果我打算在这些人和他们的回忆永久消失之前做些事情，那就必须是现在。

没有一个明确的下决定时间，不过，当我在某个周日晚上洗碗时，我问了一个最终改变了我生活的问题。我的母亲过来吃晚饭，通常周日父亲不在时她都会过来。我把食物从盘子拨到保鲜盒里，喝着茶，然后问起了利恩的事情。

利恩。我从童年起就记得这个名字：一个犹太女孩，战争期间一直和我的祖父母住在一起。战争结束后，她继续与他们一同生活。但我不记得自己见过她，脑中只是隐隐约约地记得遥远的过去发生过一次争论，还有多年前我祖父母寄出的一封信，那封信永远斩断了联系。我的家人再也没有提起过她，不过据我所知，她还健在（与我祖母所想的正好相反），而且我的母亲还与她有联系。

“是的，利恩现在已经年过八旬了，她住在阿姆斯特丹，但我不知道她是否想见你。那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最好还是让它那么过去吧。不管怎样，历史细节都已经被记录下来了，多年前就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档案馆展现了。”

但我坚持不懈，所以我母亲就去询问了。过了一阵，我得到了一个电子邮箱地址。2014年12月7日，我发送了这封用荷兰语写的电子邮件：

亲爱的利恩：

我是亨克·范埃斯（Henk van Es）和迪厄夫克·范埃斯（Dieuwke van Es）的儿子。多年来我一直想和你取得联系。我刚刚从母亲那里拿到了你的电子邮箱地址，听说你愿意见我，对此我非常开心。如果我们见面的话，我将会在12月19日到22日待在荷兰。如果你在这几天方便的话，我将非常乐意前去见你。也许我们可以共进午餐，或者去外面走走逛逛，用餐或喝个咖啡？我很想认识一个家庭成员。此外，我也很想了解你在战争期间的经历，以及战争结束后与范埃斯家族的生活。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撰写学术著作，而且我非常愿意写一些你的故事（当然，我知道这个故事不是什么简单直白的童话故事）。或许我们可以就这个主意探讨一番？如果讨论真的能出结果，我也会在未来多次前往荷兰。

至少我希望可以很快与你交谈。为我拙劣的荷兰语向你道歉（不过我说得相当不错）。

非常感谢，希望能尽快见到你。

巴尔特·范埃斯

两个小时之后，我收到了回复。

12月21日星期日，上午11点，我把车停在了利恩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门外，走向门口，按响了上面写着“德容”的门铃，这是我祖母的娘家姓。在此之前我在犹太人大屠杀基金会的网站上见过利恩，不过那只是一张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照片，还有她的一些基本情况，我对于这个我想要找到的人还是近乎一无所知。对讲机发出蜂鸣声，我被邀请进入，爬上楼梯来到二层，她正站在那里等待着，周围是盆栽植物和现代艺术的海报。

“让我看看你。”她站在后边说道。

我有些故作拘谨，被带着走过一条露天过道，从那里可以看到一个种着植物的庭院。

利恩告诉我：“你长得更像你的母亲。”我突然被一个想法吓住了：当她最后一次见到我父亲时，我父亲的年龄应该和我现在差不多。

我们那天的见面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以后。最后告别时还觉得有些怪异。从一个奇特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自己比她年长，因为我们谈论的基本上都是她孩童时的生活。而我是从利恩9岁前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中了解她的。她的某些地方还让人觉得脆弱以及经验不足。我答应她将在新的一年尽快回来。

当我返回时，荷兰的高速公路看起来前所未有地现代化：灯火通明的汽车展示厅看起来就像漂浮在黑暗中的宇宙飞船；奥迪和宝马牌的汽车在玻璃后的大架子上摆了一层又一层，它们的前灯亮着，由隐藏着的电缆供电，用来展示高科技的设计。当我行驶在路上时，道路笔直得如同一道光束，利恩早年生活的黑白照片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像1938年拍摄的那张照片，上面展示了两个女孩坐在一张老旧的学校长椅上，后面站着两个男孩，他们系着领带，穿着短裤。利恩的头发上别着一个蝴蝶结，她的朋友也是。

利恩的母亲打算告诉自己女儿那个“秘密”，这个画面比那些照片更经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徘徊。她父母的行为是如此沉着冷静，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利恩生活中的打扰，助她在未来继续前行，挽救她的生命，即使他们无法顾及自己。我可以想象他们最后的那场家庭聚会，镇定自若，姑妈姑父最后一次抱着他们的侄女。而且，我被利恩母亲写给我祖父母的那封信深深触动了：她不仅放弃了她的女儿，更重要的是，她放弃了对女儿的爱，这是一种有节制的牺牲。

后来，我接上了我的3个孩子。大女儿乔茜就坐在我身边。我开始给她们讲述利恩的故事，但发现自己的声音断断续续，不得不停下来。

利恩的母亲给我的祖父母写信，说她希望这个8岁的女孩“将只把你们当作自己的父母，当她伤心难过时，你们将会抚慰她”。战后，我的父母与身为姐姐的她一起长大。那么，在我祖母的葬礼上，为何没有人提到利恩，她也并未现身？这样一种关系是如何破裂的？我的祖母怎么能给她寄去了那封信，切断了她们之间的往来，只是冰冷地署名“范埃斯夫人”？

两周之后，我再次来到了利恩的公寓，与她谈论我祖父母在兔管街的房子被突袭后的事情。她在许多家庭之间快速转移，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往往不超过几天。她说道：“与我所做的转移准确对应，每经历一次，我的哭泣就变得越来越少。”

第九章

一连串房间，只是短暂地停留，有时是一晚，有时是几周。它们模糊成一片，只存在于转瞬而逝的记忆中，就好像某个下午，抬头凝视着照射遮光帘边缘的阳光。利恩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几个小时以来失去了自我意识，但她并不害怕。每个地方都有新的习惯要遵守：在哪里洗漱，何时用餐，吃什么，怎么吃，以及在哪里睡觉。离开范埃斯家的第一个晚上，她和德布鲁因夫人的女儿待在一起，后者就住在离兔管街几条街之外的地方。当利恩躺在楼上卧室里的野营床上时，那里有一个大包，里面装着她的衣服和其他东西，但没有人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以及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利恩也没有问任何问题。有人告诉她该吃饭时，她就吃饭；有人告诉她该上床时，她就去睡觉。时间在她不知不觉中就流逝了；人们——无论是和蔼可亲的，还是紧张不满的——都融为一体了。

利恩不再去学校了，也很难再见到其他孩子了。一开始，她很想念姨妈、克斯、阿里和玛丽安娜，而且每次想起时就会哭泣，但很快他们的存在就在她的记忆中消失了，像其他事物一样。他们成了她视线边缘的人物，她不会再把关注转向他们。不过，赫洛马夫人仍然十分重要。大人们窃窃私语时会说她是一个关键人物，有时她甚至来到雅室接利恩，然后带她去一个新家。

有一次赫洛马夫人把利恩带到了自己家中，她和她的医生丈夫住在那里。这座房子比利恩住过的所有房子都大，即使她只是草草地从外面看见的——当时她被裹在赫洛马夫人的大衣里，就像她们初次见面时那样。利恩在诊所上面的空房间里待着，听着病人们进进出出，妈妈们推着婴儿车在人行道上聊天。

赫洛马医生一向很忙。利恩听到他的男低音——而不是他说话的内容——顺着地板低沉地响起，每过10分钟，赫洛马医生就会打开诊疗室的大门，让下一个病人进来。有时，她听见赫洛马医生关上诊所前门时钥匙的咔嗒声，接着他快步离开，他的车门发出沉闷的声响。努力启动的引擎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一种无法发出的笑声：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然后，第三次尝试发动引擎时它马上就要点着了，第四次尝试时终于启动了，但几乎立刻就减弱了，接着发出一阵强烈的啪嗒啪嗒的声音。当引擎形成自己的节奏时，汽车暂时还停在那里，之后啪嗒啪嗒的声音越来越响，汽车终于在街道上发动起来，消失在远方。

当利恩与赫洛马夫人待在一起时，赫洛马夫人则更加严厉。利恩必须静静地坐在楼上的沙发上。房子里的其他地方有许多其他人，但她从未见过他们。她面前的晾衣架上有一堆要洗的女人衣服，但那些并不是赫洛马夫人的。晚上有时会有一些动静。前门打开，然后关上，发出一丝微弱的咔嗒声，回响在这寂静之中。在黑暗中，利恩常常睡不着，躺在床上，眼前除了黑暗空无一物。

她继续从一户人家转移到另外一户人家。当她感觉睡意向她袭来时，无论是在晚上还是盯着地板的空虚午后，她的脑海中总是充满了画面，她飞越了高楼，飞去了她曾经玩耍的地方。当她可以飞翔时，她就是好利恩，她会在一个满是熟悉面孔的世界里实现一些小小的奇迹，那里的规则并不完全一样。她拯救动物和人类，向人们解释事情而不必思考要说什么。她始终都有这种飞翔的感觉，即使她的双脚踏在地面上，她也觉得似乎在空中翱翔。奇怪的波浪让她觉得摇摆不定，但她知道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还有一个坏利恩（或愤怒的利恩），她不能飞翔，似乎在一片看不见的焦油里跋涉前行。有时坏利恩根本不向前行进，只是在黏腻的流动液体里向后漂移，不管她多么努力想要前行。坏利恩和汉斯一起去他们做成的动物墓地。他们带去了已死或濒临死亡的动物，把它们放入底部深不可见的坟墓里。至于那些依然活着的动物，坏利恩帮助它们“上路”，当她紧紧地握着那些动物时，她可以感受到它们的小骨头破裂了。毫无意义的时间渐渐流逝，当她盯着虚空时，她感觉自己从一个自我转变成另一个自我——从好利恩到坏利恩（愤怒的利恩）。

最后，支配这些事情的人们做了一个决定：利恩必须离开多特。所以她站在另一个楼上的卧室里，穿好衣服，做好准备，等待着另一个人接她前往一个新的地方。门铃响了，不过利恩知道不要去应答，而是耐心地在关上的门后等着。就在她试图悄声说话时，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然后——突然地——一个熟悉、响亮的声音响起。是姨妈。利恩没有冲出去拥抱她，而是胆怯地留在原地，一条腿蜷在另一条之后，等待被人拥抱。一股熟悉的味道包裹了她，胳膊上轻柔而又沉重的力量向下挤压着她。当她被姨妈抱到红润的脸颊前时，她的双脚悬在空中，似乎漂浮起来。这是许多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有人触碰她。

但没有时间问候，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一次重聚。姨妈将会把她放在自行车后座，带着她前往一个安全的新地方。姨妈和她说了一些话，但并没有表明兔管街的每个人都平安回家了，后来利恩坐在姨妈自行车行李架的侧座上，观望着多特街的清晨。这是个星期六，她想，或者说至少没有上学的孩子，只有一些低头行走的男人，他们步伐匆匆，走在上班的路上。一开始，姨妈似乎要前往斯特赖恩的祖父母家，因为一旦她们出城，城外就是别无二致的黑暗的、平坦的、空旷的土地，薄雾弥漫。不过姨妈骑行在寂静的堤坝路上，高于平地，驶向了相反的方向，向西南方向前行。

过了一会儿，她们骑到了旧马斯河（Oude Maas）灰色的河面边。几艘驳船漂在河上，抵抗着流向多德雷赫特的涌流，船头周围激起了白色的小浪花，船尾则留下了淡黄色的波浪。驳船上装载了非常重的货物，以至于其甲板只高于水平面1英尺左右，不过它们很快驶上了陆地。利恩乖乖地坐着，向外观望，而姨妈也没有改变她的骑车速度。姨妈的双腿富有节奏地上下蹬车，上上下下，仿佛那辆把利恩从海牙的家里带走的蒸汽火车。春日的阳光驱散了大地上的浓雾，土地向下延伸，一块连着一块。鸟儿们在歌唱。她们穿过了遍布高大红砖房的乡村，那里的妈妈们在面包店前排队，孩子们则在街上玩耍。姨妈继续向前骑车。在她的脑海中，利恩开始在这一情景之上神奇地翱翔。

当她们坐在一条货船上过河时，这一旅程中断了。那是一条你在书里通常能见到的渡船，烟囱里喷出可以在舌头上尝到的煤烟，还有安装着通风口的甲板，以及站在桥上身穿制服的、一个真实的船长。这几乎就像要横渡大洋，当你从船的一侧跑到另一侧时，可以感觉到引擎在下方轰隆作响；然后利恩站在船头，仿佛一个瞭望员，注视着即将靠近的海岸。船上还有两个孩子：一个是10岁的姐姐，一个是她8岁的弟弟。利恩恰好夹在两人中间，很快他们就成了尼罗河的探险者，提防来袭者，武器已准备就绪。站在河上的渡船外面，风更加强劲，大风把头发刮到脸上，有的头发甚至被吹进嘴里。经历了许多周的孤独之后，利恩沐浴在阳光之下，瞬间觉得自己活过来了。

此时，引擎的声音变了，转眼之间，当渡船撞上码头，系泊缆被抛下水面时，木头摩擦着金属，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些门几乎在一瞬间被打开，她们骑车继续前行，再次冲向一片空旷的平原，规则的沟渠和堤坝在中间纵横交错。在与其他孩子短暂地兴奋玩耍了一会儿之后，利恩再次飘回了自己的梦境世界，几乎不知道她们会去向何方。那天温暖得如同夏天一般，她们周围的空气逐渐变得沉重，空气里还混杂着从土地里散发出的芬芳湿气。利恩非常不适地坐在自行车上，双腿悬空，对于她来说这仿佛是个漫长的旅途。不过，当姨妈最终停下来的时候，依然只是早晨。

第十章

当利恩和姨妈从自行车上下来时，她们站在了一座高高的堤坝上方，面对着比她们乘渡船横穿的河更宽的水面。这是新马斯河（Nieuwe Maas），往下游走几英里，河的另一侧就是鹿特丹。利恩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也不知道将去向何方，但这里应该是她父母去世的地方（根据他们告诉多德雷赫特每个人的故事可知）。3年前，1940年5月14日，德国的轰炸机袭击了老城的核心地区，在一次突袭中就夷平了超过25000座房屋。这次摧毁，以及如果不投降乌得勒支也将会遭此厄运的威胁，使荷兰的战争努力付诸东流。没有空军，就无计可施。

当鹿特丹被这场火焰风暴包围时，战争对于利恩来说几乎毫无意义，当时的她只有6岁，即使到了现在，她也从未见过轰炸、射杀，或者身穿制服的人发出的怒火。曾经的文艺复兴之城的中心现已化为一片1平方英里的瓦砾，它位于地平线之外。不过，当利恩站在这条大河旁，她只能看到阳光和刚被修剪的草地。

然而，1943年春天，抵抗运动正在鹿特丹发展壮大。这里是荷兰的工业基地，也是工会力量的所在地，现已被禁的社会民主工人党（赫洛马夫妇和范埃斯夫妇都是其成员）深深扎根于此。河流的一侧是城市地带，另一侧则遍布农场、外围建筑和小村庄，有利于抵抗运动成员躲藏。因此，鉴于此时多德雷赫特形势非常危险，利恩无法再在此停留，鹿特丹就成了犹太孩子合理的藏身之地。

利恩不记得自己到达艾瑟尔蒙德（IJsselmonde）时的时间了。从范埃斯家离开之后，她又经历了在多德雷赫特的多个家庭中辗转的时期，每次停留都非常短暂，孤单寂寞，在此之后，她就已经越来越难以和外界接触了。

利恩再次被从一个大人转给另一个大人，没有一个真正的解释，也没有一个合宜的告别。这和仅8个月前在普莱特街被赫洛马夫人带走时一样。然而，这次利恩被转交的对象是一个不同的人：没有有趣的街道名可以吸引她的注意力了。她再也不哭泣，因为她思念自己的父母或范埃斯家，或是在到达新家时与一群新认识的小孩成为朋友。一张自我保护之帘已经落下。利恩很少思考过去或将来了，即便是考虑现在，也被缩减到一小部分必需之事的范围内。当她后来回顾艾瑟尔蒙德时，她会看到那里是黑白的，没有色彩。她记忆中所留下的，几乎只有冰冷的石地板和微弱的自然光。

她居住的这个小木屋是一座单层建筑，外面刷着白漆，看起来像一座谷仓，被堤坝挡住一半。这个小房子里住着10个人：一对夫妇及其6个孩子，还有利恩和另一个躲藏的孩子乔（Jo）。这对夫妇都是老师，他们和范埃斯夫妇一样是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党员。母亲米内克（Mieneke）让她的孩子们在餐桌上给利恩腾个位置，后来她告诉利恩后者的睡处。里屋是小女孩们和已经成年的女孩们的房间，地上铺满了床铺，以至于几乎看不见地板了。米内克告诉利恩，她应该可以在右边紧靠墙的地方挤出一处地方睡觉，之后米内克查看了利恩的包，确定她有足够穿的衣服，并给她指向夜壶所在之处。

自从利恩隐藏在这个堤坝边的小屋，无法在白天出来以后，她内心的火热就渐渐凉了下来，也很少说话了。这家人活泼、友好，对她的健康非常关心，他们回家时脸上总是红扑扑的，仿佛从另一个世界回来。利恩很少见到他们。她从卧室移动到厨房，做一些打扫工作，削土豆皮，洗碗。她还不习惯做家务活，当她削带有泥土的土豆时，削皮刀在她手中笨拙地移动，一块干净的黄色厚片被削了下来。她必须告诉自己的手指——仿佛它们是别人的手指——切得轻柔一些，不要浪费食物。米内克给了她一些指导，站在利恩身后手把手地帮助她。

用餐时米内克通常在厨房里，不过之后她就会径直离开。在其他人都离开之后，只有利恩和乔留在家中时，利恩才会感觉与乔特别亲近。乔说着，利恩听着。乔18岁，他是从德国的一个集中营逃出来的，不过他不是犹太人。他告诉利恩，他们现在不仅带走犹太人，所有在德国的非必要职业的男人都被迫去工作。如果你不满35岁，没有居留许可证的话就不能得到粮食券；如果你因没有居留许可证而被抓住的话，他们就会把你送到劳动营（Arbeitslager），那里比监狱还糟。乔把他们称作德国佬（Moffen），他说自己绝对不会再为那些人工作，如果事情发展顺利，他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乔体格高大，仿佛一个被禁锢在房顶椽条下的巨人，他几乎可以直直地看向房顶下四扇有些莫名熟悉的方形小窗，窗里漏进了一缕阳光。乔不需要窗户就能看见外面的世界。他和这家人一同欢笑，询问他们做了什么，观看耕作，与女孩们调笑，还记得她们的名字。

在艾瑟尔蒙德停留的时间从几周变成几个月——方窗透过的日光越来越明亮，接着，7月过去，8月到来，到了9月，阳光又逐渐减弱。利恩在日复一日之中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这个即使在盛夏也毫不变暖的房子，火炉没有被点着的时候就更加寒冷了。她的腿上有一些发痒的地方。刚开始抓挠时利恩并没有怎么注意到它们，但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紫色硬肿块浮现，破裂后就开始出血，在她的腿上留下了黑痂。她想要隐藏它们，但它们以一种巨大的变化凸显出来。当她拉起袜子试图遮掩时，它们就会火辣辣地疼，所以她只能露着肿胀发紫的腿，颤巍巍地走动，当她走路时，她可以感受到其他女孩的目光。

到了晚上，利恩和其他女孩睡在拥挤的房间里，大大小小的女孩们在黑暗中挤来挤去，空气因她们的呼吸而变得浑浊。利恩紧紧地用被子裹着自己，周围是其他女孩身体的气味。冰凉的房间中弥漫着女孩们的热气，利恩的腿却让她难以入眠。早上，当整个房间苏醒过来，她站了起来。此时也没有比晚上明亮多少。在内心深处，她感到了一种麻木，这让她与所有事保持着距离，也不再有恐惧的感觉。

1943年末的一个晚上，又一个危急时刻来临了，敲门声再次传来。当时利恩正在厨房里洗碗，随后被告知马上藏起来。过了一会儿，利恩从卧室里听到了紧张不安的说话声，然后米内克进来了，告诉乔和利恩，警察正在路上，他们必须立刻逃跑。

奇怪的是，鞋子在这种时刻非常重要。当警察们来到兔管街时，她必须穿着立在门口的肥大鞋子，而现在，她双脚肿胀，无法穿进任何鞋里。

利恩感觉自己几乎很镇定，但一股强烈的感情席卷了家里的其他人，她还没有反应过来，夜晚冰冷的空气和黑暗就笼罩了她。乔把她粗鲁地扛在肩上，一条胳膊抱住了她疼痛的双腿。他知道要去哪里，沿谷仓和外围建筑蜷缩着跑动。两人猛地摔在了地上，当他们躲在一条沟渠里的时候，一股潮湿的感觉涌来，周围还有荆棘的刮擦。乔的胸口贴着利恩，静静地起伏着。

他们身边响起了不知哪里传来的声音，还有狗吠声。离他们不远处还有路上的灯光。灯光和说话声越来越近，在距他们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然后渐渐开始远去了。乔没有做出任何提醒就再次紧紧地抓住了利恩的双腿，以一半的速度穿过荆棘向前走。虽然应该会很疼，但当利恩使劲地抓住乔的大衣时，她只感觉到了兴奋。乔猛地从左边看向右边，第二次跑了起来，这次他是顺着堤坝的斜坡向上跑。他的双脚在堤坝上滑了一下，但他以惊人的力气稳住了重心，直到两人跑到了路上，风向他们袭来，利恩则在黑暗中看到了下面那条大河的微光。接着，两人再次滑倒，草在两人的重量下陷了下去，泥土露出。在斜坡上，他们依旧是面朝湿土倒下的。一瞬间，利恩想起了她以前在多德雷赫特和克斯经常去捉蝌蚪的那个岸边，当她顺着斜坡向阴暗的水塘滑下时，她感到了恐惧。

乔低声鼓励道：“事情发展得还不错。”休息了一会儿后，乔让利恩趴在自己的背上。这样的话两人就可以尽可能快地沿着陡峭湿滑的地面前行了。此时正是宵禁时间，所以从他们上方小路上偶尔传来的动静肯定来自警察。当乔跑的时候，他不得不使利恩的手指放松下来，因为她非常想要抱住乔，以至于紧紧地钳住了乔的喉咙。过了一会儿，乔转过身悄悄地告诉她：他们马上就要到村庄了，所以要回到堤坝上，然后进入房屋里。他们绝对不能发出任何声响。

现在，她的眼睛已经适应黑暗了，在月光的照耀下她可以看见更多的事物。不过此时此刻，她在黑暗中只能辨认出乔那宽阔而又毛发稀疏的脸庞。只有这个和斜坡的角度。她完全信任乔。他向来乐于助人。

到达村庄边缘后，他们继续向堤坝顶部行进，乔则更加疯狂地左右环顾。一切都变得清晰，他们冲到路上，乔紧紧地抓住她的双腿，这让利恩再次注意到它们有多疼。然而，在快速奔跑的兴奋之中，利恩只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清醒的和开心的警觉，使她比以往更加敏锐地观察和聆听一切。当他们在建筑物之间前行时，她注意到刮擦和碰撞的感觉——她的膝盖撞在墙上时，肌肤被蹭到；一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伸出来的小树枝打到了她的眼睛。不过，这些伤并没有给她带来直接的痛感。它们仿佛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他们现在就在大街上，当利恩抬头向上看时，她看见了浅灰色天空下房子前面的轮廓。乔背着她跑的时候，那些房子就渐渐消失在他们身后。一座房子的房顶是方形的，边缘则是弧形的。另一座房子就像两架梯子汇集在一处，中间顶部则矗立着一座塔楼。接着，在街道的尽头，她看见了一个广场，广场的另一边则是教堂的尖顶。此外，远处黑暗的另一头，有两束灯光正在晃动。

灯光意味着危险，当乔注意到灯光时，他绕过一堵矮墙，走进了一座花园，他们在那里的一个小屋旁停留了很久。

除了夜里的动静外，他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最终，他们大胆地再次出发，回到墙外，然后离开了一条铺着鹅卵石的街道，街上都是低矮的建筑物。乔被一块鹅卵石绊倒，那块鹅卵石在诸多石头上跳来跳去。他们在绝对寂静中伫立了一会儿，利恩看见乔的呼吸中散发的水汽。

接着，事情就像开始那样迅速地结束了。乔敲了一座房子的门，在焦虑不安之中等待了片刻。门开了。他们快速地低声交谈了几句，接着他俩就匆匆地进去了。

之后他们前往的地方令人感觉混乱不清。周围黑暗又狭窄。一个利恩勉强能看清的男人首先领着他们上楼，然后下楼，穿过一条走廊，之后又爬上一个梯子。铰链嘎吱作响，地板上铺着一块沉重的地毯。他们一路兜兜绕绕，顺着一条狭窄的通道来到了一个橱柜。把这个橱柜往前挪动，它就成了通往一个房间的入口。

这是利恩待过的最肮脏的地方。宽阔的中心区域让她想起了一个小酒馆，虽然她从未去过小酒馆，而且小酒馆也肯定不是像这样的。墙边放着几把椅子和几张沙发，她可以看见人们走来走去。在中间，五六个男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围着一盏油灯打牌。当他们进来的时候，一些人的目光转向了他们。她现在下来自己走，赤裸的双脚走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时沾上了油渍。这个地方的气味差得让她难以置信。她怀疑没有足够的空气来呼吸。不过利恩心中还是没有丝毫恐惧，与一切保持着距离，夜里长途奔波中增强的意识和警觉开始渐渐消退。给他们引路的男人并没有进入这间屋子，而是关上了他们身后的橱柜。乔现在是唯一的领头人了，利恩耐心地等待着被告知要做什么。

即使是和乔在一起，利恩也没有很强的连带感。当他走向桌边打牌的男人们并与他们交谈时，她依然盯着中间的地方，十分介意房间里她身边的灰尘，以及在墙边沙发和椅子上时不时调整姿势的人们。

她的一个想法是“我不应该在这里”，但这不是叛逆的呼喊，只是不断在她脑中徘徊的观察判断。

过了一会儿，乔走回来告诉利恩，她可以睡在楼上，那里有床铺。他蹲下来，紧张地把手放在利恩的肩上，这样利恩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重量和温暖。当他背着她逃跑时，两个人一直贴在一起，但现在他第一次充满感情地伸出手来，有些踌躇不决，似乎害怕伤害她。他稍显尴尬地嘟囔着，告诉她应该在隔壁房间的两个水桶里“做自己的事”。利恩听完后点了点头。过了一阵，当她站在水桶旁边时，她赤裸的双脚踏在发黄且湿漉漉的瓷砖上，差点被恶臭熏得作呕。

之后，她跟着乔爬上一个梯子，来到了一个所有床位都已被占据的卧室。乔让她去最左边靠后的一个位置。当她提起被子钻进被窝的时候，她觉得被子很潮湿。一位睡在最靠墙边位置的老妇人短暂地朝她眨眨眼，嘴巴发干，喃喃自语，然后把脸转向另一侧继续睡觉。利恩从未与人睡过一张床，当她和衣躺在这群人的旁边时，其他人把她推到床铺中间的感觉非常奇异。她一只手抓着冰凉的金属床架，尽可能面向房间内部，直直地躺在床上。她可以听到下方乔的声音，他已经加入了打牌的行列，告诉那些人突袭的事情和他们的冒险之旅。现在肯定是午夜后很久了，利恩不知道她所处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当她躺在那里时，睡意渐渐向她袭来。她闭上眼睛的时候，感觉整个房间都在摇晃；当她听到乔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她再次看见了趴在乔背后的自己，当时她仰视着房屋正面的轮廓，在月光穿过的云下房子显得黑漆漆的。她放松了握着床架的手，一只脚在毯子下面伸向老妇人，当她的脚碰到对方时，她本能地缩了回来。这里的一切对她来说相当陌生，除了双腿上规律性的阵痛。

艾瑟尔蒙德那个肮脏黑暗的房子只是利恩待了几天的家。当她离开的时候，乔则动身前往其他方向。

第十一章

在我们几乎毫无察觉的时候，下午就已经过去了，而当我们谈到艾瑟尔蒙德的藏身处的时候，已经是晚上6点半了。虽然这些事情本身会给人带来创伤，但重新组织这些事的过程则有积极的一面。长期以来，利恩一直和一个心理咨询师解决她的过去经历，当我坐在那里聆听时，我发现自己对实际操作很感兴趣，因此情感退到了次要的位置。只有当我回想起来，我才会对发生过的事情感到困扰。

利恩本人则几乎欣喜若狂。“我不敢相信自己可以就这件事谈这么久。”她说着，站起来开始收拾桌子上的茶具。直到现在，她才提到了自己可能有一封来自乔的信。我告诉她我非常乐意看这封信，几分钟之后，利恩从隔壁的房间里走回来，手上拿着一张单薄的A4横格纸，那张纸被叠成了原来的六分之一大小。随信附上的照片则已经遗失，利恩曾经保留了很长时间。

回牛津过圣诞节的时候，我拿来了一个数字式录音机，在采访时配合我的笔记使用。这个录音机正在运转，所以当我写下笔记的时候，它录下了我们对话里的每一个词，之后我可以重放录音。

利恩打开了那封信，首先指向顶部她的笔迹。写下这些干净、整洁的印刷体单词时利恩12岁：

利恩必须保存的一封信

来自乔

当她大声读出来的时候，利恩因给后代的这个坚决的指示而大笑不已。她继续读着，偶尔因为试图弄清乔的措辞和拼写错误而停下来。这封信的日期是1946年3月4日，来自新加坡：

亲爱的利恩：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收到对方的消息了。大约两年前，我不得不意外离开，我没再见过你，我们之间也没有书信往来。当我听米内克说你身体状况很好，住在多德雷赫特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是时候给利恩写信了。利恩，这段时间发生了多少事情！亲爱的利恩，我一直惦记着你。不是我在阿默斯福特（Amersfoort）的时候，也不是我在德国或现在所处的地方，而是我在远离荷兰的地方。利恩，如果你有自己的照片的话，你一定要寄一张给我。我会在这封信里附上几张我的照片。利恩，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过得好吗？你现在还在上学吗，你所在的是怎样的班级？利恩，如果我能为你做什么事的话，你一定要写信告诉我。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就会尽一切所能来帮你。你将会从米内克那里听说……

当利恩第二次念到米内克的名字时，她停了下来。

“我不知道米内克是谁。或许是艾瑟尔蒙德的那个女人？我觉得应该是艾瑟尔蒙德的那个女人，但我不确定。”

事情正渐渐地变得明确。利恩接着朗读：

你将会从米内克那里听说我正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一切顺利。我在英国待了三个星期，在美国停留了六个月，前两个月我在马六甲，此时此刻正在“新阿姆斯特丹”号上。这艘船正停在新加坡的海港里，你可以在地图集上找到这个地方。现在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前往爪哇岛。利恩，我不知道应该告诉你什么新的消息。将我最诚挚的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老友，以及你的养父母。如果你给米内克写信的话，请替我传达我的祝福。利恩，向你献上我最衷心的祝愿。来自从未忘记你的朋友乔·克莱恩。

另，亲爱的利恩，我不知道你准确的地址。我会在给米内克的信里装入这封信。我希望米内克可以很快把这封信转交给你，希望你可以尽快给我回信。再一次，献上我最美好的祝愿。你的朋友乔。

在这封信的底部，他以英文方体字写下了自己的军队身份证号：

海军陆战队下士，J.W.L.克莱恩。NL 4502759。

“他在底部写下了自己的地址。”利恩的嗓音里满是欣喜的怀旧感。

我问道：“你还记得自己回信了吗，信里写了什么？”

一瞬之间，谈话的氛围就变了。利恩的回复经过了深思熟虑，但没有任何深切的后悔。

“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做任何事，”她说道，“我从没有写过，我从没有……我从没有询问任何事。我从没有保持联系。没有。”

她叹了一口气。

“嗯……”

她停了一下。

“至于其他的事情，你从未听说过他的消息？”

“没有，没有。自那之后就没有了，不是吗？”

“是的。”

“你知道的……那时我的人生阶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的联系断了。”

我们沉默了许久。后来录音机录下了我拍摄乔寄来的信的相机咔嚓声。

“他用下划线强调的词句非常美好。”我说道，此时我开始第一次自己阅读这封信。

“乔·克莱恩，”她微笑着说道，还沉浸在回忆中，“我确实有一封我妈妈朋友写的信，不过那……我不知道你是否想看？”

“我想了解所有事。我的意思是，如果方便的话……”

此时利恩笑得开怀了。“你想了解所有事！”她大笑起来。

找了一会儿之后，她拿来了埃莉姨妈在1942年9月，即利恩的生日时给她寄来的一封信。

“埃莉姨妈——我没有她的照片。我能大声地读出来吗？”

利恩为我朗读了这封之前被我们忽略的信——内容有关埃莉姨妈想要前来拜访，以及利恩那时和一群新的姨妈姨父的生活过得如何——之后，她陷入沉思，艾瑟尔蒙德的抵抗分子藏身处的更多细节逐渐浮现出来。不过利恩还是不记得从那里离开以后的旅途。

“我相信是和图克在一起，”她说道，“但我不知道。”她的重点放在了“相信”这个词上，表明这是信仰之言而非来自记忆。因此，从海牙到多德雷赫特的旅途依旧历历在目，而近一年半之后的这趟旅程却几乎是一片空白。

我再次想起了当我们第一次谈起利恩在战时的回忆时她所说的话。没有家庭，就没有故事。身处黑暗之中长达数月，即使和其他人共处一地，利恩也没有真正地看过他们，因为他们之间并无交集。独自一人久了，利恩也就不再观看这个世界了。

“存在就是存在，”她告诉我，“在哪里，如何，还有和谁，这些都不确定。不挂念过去或未来，这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牵绊’（利恩用的是英语）……牵绊的热度很低，如果那对你来说有意义的话。我相信，当我说这种话的时候，我是对的。你理解吗？”

“热度很低”这一隐喻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将会在描述利恩这一阶段的生活时多次用到这个词。当我听她描述自己在艾瑟尔蒙德以及后来的感触时，我开始更好地理解她了。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感受：一个人如何由其生活塑造而成。

第十二章

接下来的几天，我横穿荷兰旅行，访问多个档案馆以及利恩青少年时期居住的其他地方。在战争、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所（NIOD），勤勉好学的科研人员和博士生在庭院花园的昏暗灯光下低语，我手里攥着一张索引卡，上面记录着我祖父在菲赫特的监禁。他是在利恩记忆里的那次突袭后被送到那里的。这是一张无害的黄纸，顶部歪歪扭扭地印着祖父的名字（祖父的名字和生日都与我的父亲相同）。

菲赫特是党卫队在荷兰建立的唯一一座集中营，1943年，依靠菲赫特的囚犯的强制劳动建造而成。壕沟和带刺铁丝网围栏后竖立着囚犯架，用于任意处决犯人，至少500人在这里丧生。其他囚犯在他们的牢房里挤得严严实实的，最后单纯因窒息而死。还有狗对囚犯进行持续不断的攻击，以及内嵌长钉子的木鞋割破了囚犯们的脚。集中营也用来转移1000多名犹太孩子。我的手指间夹着黄色的索引卡，不禁思索，祖父是否看到了他们，他是否想起了利恩。

战争、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所的其他文件也与利恩的故事有关，比如1941年一个多德雷赫特医生寄出的一封印刷书信。在信中，卡恩医生（Dr Cahen）向他的病人们解释，他在近30年前艰难取得的医学文凭现在无效了，他不得不让这些病人投靠另一个非犹太人的执业医生。他推荐的人选是扬·赫洛马，即图克的丈夫，卡恩医生称赫洛马拥有“金色之心”。他解释道，如果他们去找赫洛马看病，那么扬·赫洛马就会把一切收入交回卡恩医生手上，这样就可以帮助后者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这封信告诉我们，病人们可能已经知道赫洛马医生了，他拥有一颗金色之心。一年前，德国人首次前来多德雷赫特，在保卫多德雷赫特之战中，赫洛马因照料战火中的伤员而成了英雄，声名大噪。

最后，档案馆中还有利恩父母命运的确认书，利恩当然已经知道了。一份简短的警察报告记录道，1942年10月9日晚上10点，他们遭到逮捕。他们的抓捕由简洁的速记写下来，这与一起轻微的自行车相撞事故相比相形见绌。自行车事故在同一页面上占据了大半篇幅。令人吃惊的是，采访治安消息的记者不辞辛劳地前往医院，检查骑自行车受伤的人的状况，他还记录了不怎么受到关注的一对犹太人夫妇被抓捕和驱逐的事情。

离开了他们的登记地址后，查尔斯和凯瑟琳前去莱顿（Leiden）藏身，他们在那里似乎遭到了背叛。我想象着他们——查尔斯35岁，凯瑟琳只有28岁——手牵着手，面对着逮捕者，领头人是一个荷兰警察，名叫乌尔里克·科恩拉德·霍夫曼（Ulrich Koenrad Hoffman），他的年龄和查尔斯相同。

科恩拉德·霍夫曼在某些方面与多德雷赫特警察哈里·埃弗斯截然不同。霍夫曼是一个忠诚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成员，在1949年面对审讯时，他没有做出任何否认。从对他起诉的归档文件可知，他是一个体弱多病、紧张不安的法西斯分子，总是忙着做一些琐碎小事，比如向上级报告发表反德言论的学校老师。霍夫曼把寄给他的匿名信收集起来，转寄给警察局局长，要求后者采取行动，信上写着“臭霍夫曼，盖世太保”。他的信件上方总是标着剑和纳粹万字符的标志，还签着荷兰法西斯的致敬语“HOUSEE”。由于容易产生焦虑，他对一些无效的措施过分关心，比如在牢房里安装窃听设施。但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非常严谨细心，其中包括“清空”住着150个男孩和女孩的犹太孤儿院。在战后审判下了判决之后，他抱怨自己的5年零3个月的刑期“非常苛刻”。他告诉法官，作为一个被赋予了权力的官员，他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罪过。霍夫曼在法庭上表示，回顾过去，他对于自己的行为确实有一些道德上的顾虑，但那些都是“非常次要的”。

利恩的母亲凯瑟琳是在被霍夫曼逮捕整一个月后，在奥斯维辛被杀害的。她死去时身边的人是自己的母亲，这对于利恩来说也算是一定程度的安慰。查尔斯在几个月后被杀害，即1943年2月6日。

2015年1月7日，在图书馆和档案馆调查了几天之后，我踏上了前往艾瑟尔蒙德的道路，这里就是利恩与米内克及其家庭藏身约8个月的地方。我去往那里，是希望能够找到她停留的那个房子，也希望重新追寻她和乔·克莱恩在突袭之后离开那里，前往抵抗分子藏身处的路线。

艾瑟尔蒙德与鹿特丹之间的路途曾经十分遥远，但现在它与鹿特丹及其巨大的港口之间由一些高速公路和火车线路连接起来，这些道路一直延伸至马斯河直至入海口处。自战争以来，难以想象的发展规模已经吞没了这个小村子。到1962年，位于其西部的欧罗波特港（Europort）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这一地位一直持续到2004年。迄今为止，这里依然是欧洲最大的港口，是第二大港口规模的两倍多，每年为欧盟的每个成员国运送约1吨物料。

过去的几天我和姨妈姨父住在一起，我向他们借了一辆标致108小型汽车。到了下午3点左右，我开车来到了威尔哈文（Waalhaven），为道路左边延伸的宽阔码头、储藏库和加工厂而震惊。一连串的集装箱和油箱排列的长度长达20英里。我经过了一连串炼油厂，每个都有一条金属管道，可以瞥见彼此之间船上晦暗的铁壁。这里的集装箱连绵不断地陈列于我周围的卡车上，鹿特丹的港口就像某种巨口一般喂养着欧洲大陆。

对于不熟悉这条路的人来说，通往艾瑟尔蒙德的路途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因为这条高速公路想把你引领向前，或者前往码头，或者通向卡车可以分配其负载的遥远城市。我被许多火车包围着，艰难地驶向正确的出口，它引领我穿过螺旋形环岛，前往旧村庄。这个小村庄现在位于混凝土立交桥的阴影之下，立交桥上有12条车道，连接着一座双拱桥。不过，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座小村庄本身并未受到太多影响，它依旧宁静。村庄里有许多漂亮的山形墙房屋，一些房屋上写着年份，如“1889”“1905”“1929”等。下午3点半，我把标致小汽车停在旧中心地带郊外的停车场里，那时太阳已经快要落下地平线，西边的桥梁和立交桥占据了地平线以上的主要位置。

利恩几乎不记得她藏身的艾瑟尔蒙德的那个房子的外观了。虽然她在那里住了半年多，但她只见过房子的外面一次，即她来到的那一天。她确切知道的是那个房子位于村庄的郊外，很像农场，建在堤坝对面。

从停车场走出，我顺着桥梁爬到了新马斯河上方，那里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大型平板驳船在河中穿梭，上面载着煤炭和铁矿石。300码外河流的对岸有4座和谐的办公大楼，每座都是表面光滑的三角形玻璃大楼，仿佛蛋糕的一角。

为了寻找可能符合利恩描述的那座房子，我沿着堤坝顶部前往立交桥，很快，嗡嗡作响的混凝土立交桥就高高地悬在我的头顶上方，就像教堂里的天花板一样。四面延伸的粗壮支柱每天承载25万辆汽车。如果是在其他国家，这样的地方很可能看起来颇具威胁，但这里的一切都十分干净，维护得很好。这里有一组资源回收桶，在远方的立交桥下，我还能看到一个遛狗的人。接着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经过了我的身边，身穿一件亮蓝色戈尔特斯（Gore-tex）透气防水夹克，查看着手机。工业化扩张几乎没有波及这里的乡村生活。

在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扫视着周边环境，穿过的大多是毗邻老房子、战后发展起来的房屋，不过有时还能找到小块的乡下土地。面朝夕阳，我正是在这些房屋中找到了一座符合利恩记忆的房子：一座白色的单层房屋，矗立于东部边界以外一点的地方。房子的一端有一个谷仓门，上面嵌有四个小方窗，内部现在被改成了阁楼。荆棘和灌木组成的树篱在路边遮住了房子，而且它正建于堤坝对面。

这与我设想中的农舍完全符合，而且，随着夜幕在我身边逐渐降临，我可以想象利恩和乔爬上了我现在站立的这个陡坡。透过灌木丛，我窥见了黑色的窗户，还拍了一些照片。接着我再次向上朝河流方向移动，从上方俯视房屋的瓦片。我可以看到利恩和乔从这里转向中间，沿着河边的堤坝边缘移动，接着再次返回，朝内陆跑去。我越来越确定，于是在心中开始勾勒一条可能的路径。

不过20分钟后，在村子的南边，我看到了一座靠着另一个低矮堤坝的房子，它可能同样符合利恩记忆中那个房子的特点。这座房子也是单层的，四周也环绕着篱笆。我又拍了一组照片，这次的近景中街灯散发着微弱的灯光，我想象中的信念开始消退。

我是在与谁的记忆联系？利恩的还是我的？

一年后，如果我向利恩展示我对于她从艾瑟尔蒙德逃跑的记述，她可能会感到很困扰，不是因为我的记叙是虚假的，而是因为这其中有许多她无法填充的空白——与她童年经历中的早先部分不同。她记得乔在黑暗中背着她；她记得堤坝；她记得在诸多房屋中穿梭；还有抵抗分子藏身处，那里非常肮脏，让她想起了小酒馆。楼上有许多铺位，她和其他人躺在其中。那里散发着恶臭。但是，那里有多大，他们走了多久到达那里，他们跑了吗？这些问题都不得而知。对于她来说，这些事情在我的描述中似乎过于生动了。而她只是一个几乎不记得发生了什么的旁观者。

“你就像事情本来发生的那样写了下来。”利恩告诉我。“我可以接受的。”她最后说道。

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的手机也没电了，无法再拍照片。我有些沮丧，走回车里，车现在停在一片空地上。当我坐在驾驶席里计划旅程时，仪表盘上散发的红白色暖光给人一种奇异的舒心感。过了一会儿，加热器清除了窗户上凝结的水珠，汽车内部开始变得温暖。没有了手机的卫星导航，我有些担心是否能找到去姨妈姨父家的路，他们家位于荷兰中部的本讷科姆（Bennekom）。尽管如此，我还是沿斜坡往上开，并入高速公路，慢慢驶进卡车车流之中，然后朝大桥开去。交通几乎堵塞了。在抵达任意一个需要下决定的交叉口之前还有很长时间，所以我今天头一次打开了荷兰广播。

两个男人正在交谈，一个是节目主持人，另一个是嘉宾。我花了一些时间来弄清谈话的主题——法国讽刺漫画的文化。他们提到了一份总部似乎位于巴黎的杂志，叫作《沙尔利周刊》（Charlie Hebdo）。

“这是一次编辑的会议……通常漫画家们在家里工作。”

“你知道那些漫画家吗？”

“没有私人交情，不过我很了解他们的作品。”

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谈到了对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描述以及言论自由可能导致的后果。

7点，广播里播放了新闻摘要。《沙尔利周刊》办公室里的11个人被枪杀，这家杂志有嘲弄宗教的传统，包括对伊斯兰教。一辆汽车被劫持，一个警察在街上被开枪打死（他本人就是穆斯林）。挥舞着手枪，说他们已经报仇了的行凶者依然在逃。他们身后留下了一张身份证，证明他们是与“基地”组织也门分支有关的恐怖主义分子。大批群众在欧洲各地的公共场所聚集起来。成千上万的人在沉默中站立，携带自己制作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同样的口号：我是沙尔利。

当我开着车在红色尾灯之中缓慢向前移动时，新闻主播们讨论着局势。他们详细讨论着专家的意见，还与现场的记者们保持通话。当天晚上，更多的细节浮现出来，因此谈话变得越来越具有历史观点。到了8点半，广播中播放了对阿姆斯特丹前市长乔布·科恩（Job Cohen）的采访。他叙述了自己对于十多年前荷兰电影制作人特奥·梵高（Theo van Gogh，著名画家家庭的后代[1]）被谋杀一事的反应。

特奥·梵高是一部获奖电影的导演，也是支持言论自由的活动家，他重视突破一切可能的界限。他用图画式的玩笑来描述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比如，他称耶稣是“拿撒勒的烂鱼”。后来，在2004年，他拍摄了一部名为《服从》（Submission）的电影。电影中展示了遭受家庭暴力虐待的穆斯林妇女的尸体。该电影由VPRO广播公司（成立时为一家基督教新教广播公司）在国家电视台上播放，三个月后，梵高在早上9点骑车前往办公室的时候，他在街上身中8枪，后被割喉。袭击者是一个极端主义分子，还误伤了2个旁观者，他在梵高的胸膛上用刀扎上了一则报复的信息，收信人是电影的创作者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

广播中播放了那天晚上乔布·科恩作为市长向大众发言的一部分，这与现在的巴黎以及其他地方的言论很相似。在演讲中，他提到“该死的，我们自由的象征”，提到了“通过讨论，通过写作，还有——作为最后的手段——通过法庭，而不是通过我们的私刑”来取得进展。他的言语宽容隐忍，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不过，即便是在2004年11月，他们也是理想主义的。当时还没有对科恩呼吁的有关表达自由的标准达成广泛共识。

在曾经的荷兰，即使在没有保镖的情况下，首相在早晨也能安全地骑车上班。不过到了2002年5月6日，皮姆·富图恩（Pim Fortuyn）遭到暗杀。他和梵高一样，也是某种极端主义者：荷兰左翼和极右翼的特殊结合体。富图恩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他反对政治正确，反对移民，最重要的是反对伊斯兰教。作为地方主义运动的参选人，他在鹿特丹得到了37.4%的支持率。在此之后，他成立了自己的政党皮姆·富图恩党（Pim Fortuyn List），在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大选日前夕，当富图恩离开希尔弗瑟姆（Hilversum）的国家媒体中心时，他脑后中了5枪。此次事件的实施者并非圣战分子，而是一个反对农业工厂化的狂热分子，他认为富图恩对于伊斯兰教和移民等问题的观点对社会规范造成了威胁。但这个细节（就像巴黎的那个被射杀的穆斯林警察）轻易地就被遗忘了。

渐渐地，道路变得畅通起来，我跟着指示牌来到了乌得勒支。对阿姆斯特丹前市长的采访结束了，广播接下来转向了小组讨论。明天在巴黎事情将会有许多新的发展：一场对犹太超市的围攻导致更多的伤亡，这次直接针对的就是犹太人。当我在黑暗中加速行驶时，我再次为新旧时代之间的明显重叠震惊：荒谬的阴谋论、经济衰退，以及失去了信仰的温和派政治家，在许多人看来，他们似乎无关紧要且贪污腐败。我的小车超越了将货物运往欧洲各地的集装箱卡车，卡车上装载着冰箱、电视机、家具和塑胶鞋。看着这些道路的样子，我意识到旧欧洲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但它的鬼魂却飘荡不散。

[1] 荷兰印象画派画家文森特·梵高的弟弟特奥·梵高是一位艺术品商人，也是这位电影导演的曾祖父。

第十三章

教堂里十分温暖。拱形窗户中投下了明亮的灯光，讲道台上方的圆形彩色玻璃闪烁着黄色和蓝色的光芒。她周围的人们身上散发着干净的樟脑丸气味，这些人身着节日盛装，庄严站立，一同吟诵着相同的祷辞：“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利恩与其他人一起诵读着主祷文。她的节奏偶尔有些快或有些慢时，就会捕捉到自己的声音，这在这个地方似乎有些少见。在这里，身边有如此之多的人陪伴着你，做着相同的动作，说着相同的话语，这种感觉着实不错。

她的双腿现在不痛了。虽然她的记忆正在消逝，但她仍然可以描述出医生头顶处只有一些稀疏的头发。当她在几个月前刚来到那里的时候，他弯下腰来用什么尖锐的东西轻拍着她。诊所里非常干净，墙上挂着一幅展开的人体示意图，可以看见人体内部的构造。

前来参观的牧师走上楼梯，来到了讲道台。他是今天早上从阿纳姆（Arnhem）骑车前来演讲的。不过首先是被指派领读经文的信徒发言：“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作神的工……”

他的声音低沉，言语中带着诗歌的节奏感。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

他们现在在学校里作诗，包括用心学习的圣诗。

“……他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他们会像上周日那样再次捣碎土豆吗？她不喜欢吃土豆，嚼起来就像肥皂。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

现在，朗读已经结束，牧师从讲道台上俯视人们，利恩的关注点聚焦在牧师的沉默和他严肃的脸庞上。在她身边，范拉尔（van Laar）夫人换了姿势，头抬得更高，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关注着接下来的事情。

“耶稣吐唾沫，”牧师说道，“他吐唾沫在干燥的地上，然后用那土地做成了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他令你思考此事，而她则可以感觉身临其境。沙漠上的尘土，身穿粗糙斗篷的人群，还有炙热的太阳的白色圆环。她喜欢布道中的这些想象场景。这与她在晚饭后给家人阅读的《圣经》内容一样。她喜欢团聚的感觉，还有每行句子的唱诵节奏。

利恩一直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到了晚上，白天的喜悦和沮丧就会回到她的身边，当她躺在洗得硬邦邦的被单上时，这些情感就会在她的想象中变得奇异。在学校里，她不能在游戏时间跑动，因为她的身体状况不好，需要休息。当她在幻想时，利恩就不耐烦地把这个规则踢到一边，渴望行动，但她仍然在那里漂浮着，无法追上。当她就寝时，她就会做自己擅长的算术题和拼写测试，还试图与学校里坐她旁边的女孩取得联系，但并无结果。

接着，梦境中可怕的那部分就到来了。她能感受到它的发生，却无力阻止。她走下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走廊，穿过嘈杂吵闹的孩子们，每走一步，冲动就变得愈发强烈。她想撒尿。最终，当她安全抵达小隔间时，她释放了自己。有一股温暖的湿润感，刚开始时还令人愉悦，但后来就凉了下来。

她大声叫喊，十分困倦。

周围完全漆黑，当她双眼紧闭、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离开时，突然变亮了。

她身边一片喧闹。床单被从四角抽出来，然后扎成捆扔在地板上。利恩抬起胳膊，睡衣被撩了起来，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她在帐篷里待了一会儿，紧接着就在水池闻到了肥皂的气味，还碰到了一块潮湿冰冷的法兰绒。她完全醒了过来，在灯光下赤裸地站着。虽然范拉尔夫人很有能力，没有说任何责备她的话，但她还是感到痛苦和难堪。没有责备，但也没有安慰的话语或温柔的抚摸。

十分钟后，她再次进入绝对黑暗中干净的床铺上，现在她害怕睡去了。

在利恩相册的一张相片上，她与范拉尔一家站在他们的花园里，周围是用喷成白色的石头划分出来的冬天的花坛。他们身后的房子是一座崭新、引人注目的半独立式房屋，位于阿尔格梅尔（Algemeer）31号。它处于本讷科姆的边缘、一个在荷兰中心的小村庄，房屋外面有一片土地，再往外是一片树林。照片里的这次聚会格外正式：五个人都以相同的姿势站立着，双臂垂在两边，仿佛要应对检查（我不认识站在利恩身后的那个人）。左边是范拉尔先生和他的儿子亚普（Jaap），系着领带，头发修剪得很短，穿着闪闪发亮的鞋子，看起来一尘不染。照片中间的是范拉尔夫人，从她的打扮来看，她是这些人中的领导，领子高高立起，身穿扣子扣得一丝不苟的西装外套，脸上露出坚毅自信的笑容。这个家庭里的所有人都面朝相机，只有利恩目光向下，站得有些靠外。对于当时的天气来说，她的短袖裙子似乎太过单薄，还被一阵风吹了起来，然而照片中的其他人似乎都没有察觉。

图23

照片中的范拉尔一家精心打扮，前往的是半英里以外、坐落在小村庄中心的归正教会（Hervormde Kerk）。这是一座结实的红砖建筑，始建于11世纪，还有一座方塔和接近地面的短小明亮窗户。墙上的雕塑和壁画很早以前就剥落了，现在则反射着对听众的朴素布道。他们的教派是起源于多特宗教会议的加尔文宗。巴鲁赫·斯宾诺莎曾经被光辉地埋葬在这座宏伟的国家机构里，后来他的墓地因不缴纳费用而被拆除。从世俗和实用角度，归正教会在赋予荷兰人国民性的方面扮演了重要作用：直接、关心家事，以及决心给外部世界呈现一个受人尊敬的形象。

除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归正教会并没有在援助其犹太邻居方面采取迅速的行动。虽然教堂的长者们当然不认可德国对荷兰的占领，并对奥兰治家族保持忠诚，但他们也不甚喜爱哗众取宠、激进的活动和小题大做。法律和秩序是他们公民价值观的中流砥柱，而他们的信仰与对纳粹计划的抵抗格格不入。

回到1942年7月，那时有一个发布明确态度的声明的计划，声明表示不同意所有基督教教堂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一份得到所有天主教教徒同意的共同文本甚至都已经准备好了。结果，在最后时刻，归正教会的长者们退却了，因为他们被下面这个承诺说服了：如果不在公共场合表示反对，皈依新教信仰的犹太人就会被放过。教会没有对驱逐犹太人一事表达义愤，而是发表了一份描述“苦涩审判”的公告，这个审判是上帝为公开反对皈依基督教真理的“希伯来民族”而设置的。

这里面临着一个真正的选择。当天主教教徒继续行动，宣布原始的反对声明时，结果其教堂会众里的200多个犹太人被逮捕，并被直接送到集中营。在这些人之中，哲学家修女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迎来了自己的死期。面对着此种行动，天主教大主教选择坚持自己的立场，后来向抵抗事业转赠了几千荷兰盾的募款。对比之下，归正教会依旧拒绝表达反对意见。

回顾过去，1942年7月归正教会的退却代表了荷兰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掌控了这个国家的荷兰总督赛斯-英夸特（Seyss-Inquart）过去就非常担心教会反对的前景，因为在被占领的挪威，路德宗教徒的抗议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刺激了抵抗运动的发展。如果发布了一份集体声明，那么更多的荷兰家庭很有可能会庇护荷兰本国国民，他们可能会破坏通往波兰的铁路，他们还可能会在警察逮捕和拘禁犹太人方面更不配合。归正教会的伟大历史学家H.C.图瓦（H.C. Touw）在宗教大会的裁决上不吝言辞。他认为，他们的行为“非常令人不齿”，而且“毫无道德原则”。“被冷水灼伤的担忧”还存在着。总之，“我们必须谈及巨大的集体犯罪”。

那时，利恩在1943年末被带到了本讷科姆的小村庄，归正教会也发生了改变，现在它转向支持积极的抵抗势力，并告诉其成员去保护他们本国的国民，即便要付出个人代价。正是这次国家图景中的转变，将利恩带到了荷兰这个更加安全的农村地带，虽然利恩本人对这个改变一无所知。

站在照片右边、身着纤薄的白色裙子的利恩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她身后的房子里，她更像一个女仆而非女儿，虽然她必须称范拉尔夫妇为“父亲”和“母亲”。每天早上，她都必须打扫房子，点燃厨房里烧柴火的壁炉，然后清洗和擦亮鞋子。从学校直接回家后，她负责清扫家具，双手各拿一块抹布，这样就不会留下手的痕迹。她还要把客厅橱柜里展示的代尔夫特（Delft）蓝色盘子一一拿起，盘子下方的隔板需要先拂去尘土再擦拭。对于利恩来说这项工作很难——她还不太熟练，也不太愿意——所以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利恩和范拉尔夫人截然不同。即使从相册的照片里也能看出两个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利恩看向一旁，心不在焉，身材瘦小，一头卷发的她已然是个美人——她拥有代表着另一个世界的深刻而又绝佳的特征。相比之下，范拉尔夫人面相直率，蓬松且剪得很短的头发保留着孩子气的一面。她对利恩的劳动不是很满意，令利恩非常恼火的是，当邻居问起时，范拉尔夫人对她的劳动成果不屑一顾。当利恩坐在餐桌旁时，她无意中听到有关她动作迟缓的议论。在她剪切和叠起配给票（她的另一份工作）的时候，他们的评论让她手指颤抖。她躲在艾瑟尔蒙德的时候体温一直很低，如今她的内心燃起了一团火焰，但她勉强控制住了。利恩剪切配给票的时候，范拉尔夫人滔滔不绝地说着周日的布道，还向她推荐了一种让窗帘保持洁白的方法。每次她说完一句话，怒火中烧的利恩就会用牙齿咬住下嘴唇。

利恩朝楼上的卧室走去，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堆卷曲的配给票，毫无规则地堆放着。在她的脑海中，她已经半处于她正阅读的书里的冒险之中。那本书叫《爱国者和臣下》（Patriots and Liegemen），是客厅书架上一系列书中的一本，这些有着金色和黄色书脊的书都非常完美地排列在一起。利恩非常喜欢它们。为臣下欢呼三声！忠于上帝和奥兰治王子！正在此刻，年轻的毛里茨（Maurits）被放在驶向巴黎、在鹅卵石路上嘎吱作响的马车行李架上，在他下方的是畅饮红酒的苏尔特（Soult）元帅。如果苏尔特发现了这个男孩，他一定会把毛里茨的心脏挖出来的。但毛里茨很勇敢，他必须寻找躲藏于法国的计划。

利恩在闲暇时间都沉浸在大篷车、击剑，以及在月光照耀下翻过城堡围墙逃跑的世界之中。爱国者们是小说中的反派人物（所以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与法国的入侵者沆瀣一气，直接听命于拿破仑本人。拿破仑皇帝将自己体弱的弟弟洛德维克（Lodewick）置于荷兰国王的宝座上，还计划对荷兰的财富、自由及教会发起进攻。与此同时，臣下们获得了英格兰的支援，他们在浓雾和夜晚的掩盖下穿过英吉利海峡，与拿破仑一决高下。他们的斗篷下隐藏着匕首、银枪和高尚的跳动之心。利恩坐在床上，半盖着被子，有时和被囚禁在高塔中的公主在一起，有时和爬上来救她的英雄在一起，他知道绳子随时都有可能断裂。

从1943年冬天到1944年春天，利恩跟着范拉尔一家的节奏工作：早晨点火、擦鞋、干厨房里的活儿，晚上大声朗读《圣经》里的内容。她从故事里和学校的优异表现中获得快乐，她总是因聪慧过人而在学校中十分突出。但与此同时，怨恨也在她的心里缓慢萌发。她讨厌规矩、批评和打扫，还有范拉尔家的儿子亚普告发她的方式，比如她在学校操场里奔跑，而身体柔弱的她是不被准许这样做的。在她看来，范拉尔一家只注重外表，而她自己在内心深处活得非常充满激情。

大地渐暖，不过在乡村里越来越难寻找食物，因此利恩被指派了一项新的任务——“从农场带回”。“带回”其实是指“乞讨”，而这个美丽纤弱的小姑娘把这个任务完成得非常精彩。她沿着树篱旁的一些小路，穿过树林和荒地，来到农家院，站在谷仓前一扇敞开的门前。她必须问道：“你们有可以给圣母的鸡蛋或牛奶吗？”她几乎每次都能带回来一些东西，比如用棕色纸包裹着的培根、一堆大葱，或者一角薄薄的黄色奶酪。

通过这种方式，利恩穿梭了海尔德兰省（Gelderland）的土地，手里提着一个篮子，仿佛童话中的人物。这里与荷兰西部的地理形态、运河、风车和白杨树截然不同。桦树的树根紧紧地抓住低洼处和山脊，它们树枝下斑驳的地面铺满了长着深色小叶子的蓝莓树丛。树林的小块土地中混杂着帚石楠，它们在白色的干草中闪烁着暗紫色。农场小而古朴，低矮的木制牲口棚的茅草屋顶上长满青苔，棚下遮蔽了一些羊、鸡和一头牛。一些空地中还有小木屋和露营地，德国士兵在那里晾衣服，或者坐在桌边抽烟打牌。

有一次，当利恩在宽阔敞亮的田地里沿着一条沙子路行走时，一辆马车从她后边驶过，慢慢地超过了她。马车后面是开着的，里面运载了五六个一脸孩子气的士兵，他们身体靠在大麻袋上晒着阳光。当她与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时，他们注意到了她，向她挥手，利恩也挥手向他们示意。然后他们停了下来，冲她大喊，几个人都微笑着，宣称她是一份奖赏。一个脸上长满雀斑的年轻人赤裸着双脚跳到沙地上，非常轻松地蹲下，并把她抬到他身上被阳光烤得炙热的木板上。

那里很高。“你会说德语吗？”这个年轻人用德语问道。她摇了摇头，眼神撇到一边。为了博得美人一笑，他们说了一些让她练习的简单德语词，还从口袋里搜寻礼物，因此她吃到了香脆面包，以及他们带着微笑和恳求放在她手中的人造（代可可脂）巧克力。这些男孩给利恩展示了他们爱人的照片。他们彼此之间说德语，不过以闪闪发亮的眼睛凝视着利恩。他们也许以这种方式在田野里和林地里行驶了半个小时，此时利恩既是俘虏，也是公主。之后，当他们抵达村庄的边缘时，她向他们指明自己的房子在哪里，于是士兵们把她放了下去。

利恩返回时并没有转头回望，也没有思考她与士兵们的相遇。和其他事情一样，这件事就这么发生了。她不考虑战争、朋友或敌人的事情。她也不再想起自己的父母，或者任何与她有关、可能还在外面更广阔的世界里的人。

1944年5月过去，6月到来，预示着夏季来临的热气被雨水浇灭。在4000英里外的诺曼底，盟军成功登陆，但利恩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范拉尔一家去短暂度假了，这意味着她必须与31号的邻居待在一起。这还真是个变化。

隔壁的女孩科里·德邦德（Corrie de Bond）比利恩大几岁，能言善辩，说话带着浓重的乡下口音，脸颊红扑扑的，给人一种母亲似的感觉。她以青少年的闲话和建言拉拢了利恩。虽然科里仍然穿着彼得潘领的衣服，但她几乎长成了女人，而且，令利恩既不安又兴奋的是，科里告诉了她很多关于范拉尔夫人的实话。科里的父母图恩（Toon）和扬斯（Jansje）是一对婚姻美满的夫妇。扬斯个子不高，脸上总是挂着微笑，长着一张圆圆的脸庞。她虽然已是成人，但还没有利恩个头高，嗓音安静柔弱。年轻时的疾病使她变得脆弱，因此她很多时候要卧倒在床。这让科里成了家中的某种领导：打扫厨房、帮忙做晚饭，爸爸如果晚归有时甚至还会责骂他。科里家里总是有人进进出出，所以科里会告诉他们规矩。

利恩在科里家待了几天，科里的父亲甚至比平时回来得更晚。虽然她爸爸身材高大，比她们高两英尺多，但当科里指着墙上的钟时，他温柔地弯下腰来，带着一丝愧疚之意微笑着。科里的父亲没有穿西装外套，系领带，而是穿着溅上油漆的背带裤和一件开领衬衫。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默默地等待着，面露微笑，手放在背后。然后，他眨了眨眼，拿出一袋子边上带着重黏土的土豆。他得意地把土豆放在桌子上。他娇小的妻子非常高兴，但在说话之前小女儿马尔特（Maartje）就跑了过来，拖着一个娃娃，非常渴望被举高高。科里提醒她的爸爸要小心点。因此，爸爸只能让马尔特头发上格子花纹的蝴蝶结碰到石膏板的位置，他轻柔地将她举向天花板，天花板只比爸爸的光头高一点。之后，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欢声笑语，没有祷告。利恩很安静，不过她非常享受这种团聚，还有最后吃的布丁。

那个晚上，利恩睡在科里身边，她低声说道，自己宁愿与科里和马尔特住在这里，因为她的年纪正好处在这两人中间，即小女孩的姐姐，大女孩的妹妹。但是，科里以她大人般的智慧告诉利恩，改变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三天后，利恩搬回了33号范拉尔家熟悉的卧室里。

将范拉尔一家打造成坏人的角色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们勇敢地将犹太人藏起来，有自己的理想和标准。将他人带到自己家中着实不易。这也就难怪范拉尔夫人想要让利恩做得更好，但这个与他人保持梦幻般的距离、有时行为举止令人生气的孩子，并不是范拉尔夫人所期待的那种端庄、居家、敬畏上帝的女孩。

对于利恩来说，有关真诚感激的每晚祷告依旧感觉像谴责，而且，随着9月的夜晚越来越深，她愤怒地认为她周边的价值观都是扭曲的。这一信念逐渐演变成一个公开的秘密，可以从她每一个眼神中读出来。家庭中蔓延着紧张的氛围，得不到满足的胃口和雨都无法提振心情。当亚普汇报他掌握得到的所有细节，比如他看见利恩在学校操场里玩跳房子游戏，并向家长汇报时，坐在桌边的利恩怒视着他。晚饭之后，利恩照常大声朗读《圣经》，但她的声音已经到达极限。

雨暂时停了，因此父母两人决定在宵禁前外出散步，亚普则要出去玩耍。利恩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心里拿不定主意。或许她可以去找科里聊天，他们应该已经洗完碗了吧。之后，一个邪恶的主意钻进她的脑海里，而且几乎是在意识到以前，她就已经来到走廊了。楼梯下的走廊通往地下室。她依然非常饥饿，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

她转开门把手，看见了木头台阶，然后点着了灯。她的耳朵里充斥着自己心脏剧烈的跳动声。这是现在做或永不去做的问题。她弯下腰，在敞开的门前犹豫不决。她非常清楚，地下室里有方糖，就在顶层架子上的黄色搪瓷罐里。她迅速地走下台阶，来到砖铺的地板上，看着伴随她移动而变得越来越小的上方灰色方块。正如她预计的那样，它就在最上方的架子上：黄色的罐子。利恩伸长手指，让罐子倾向自己身边，用拇指掌握住罐子的重量。罐子里的糖块发出了轻微的碰撞声。

“你在干什么？”范拉尔夫人的声音响起。

它像电荷一般穿过女孩的身体。

她抬头看向头部上方的灰色，如同一只被困的小动物，她脸上的红色迅速蔓延，尖锐得如同一把刀子。随后，她体内蕴藏了如此之久的热量终于爆发出来，如同在草丛下燃烧的泥炭火。

“你这个烂女人。”她嘟囔道，声音微弱，听起来不太自信，但响亮到足以被听见。

两人沉默了很久，然后有了一句回复。

“这些就是你们犹太人的把戏。”范拉尔夫人说道。

第十四章

本讷科姆是利恩与范拉尔一家共同居住的隐藏之地，也是我母亲的老家。这是我对荷兰了解得最清楚的地方，自从数周的调查以来，本讷科姆也是我大部分时间与姨父姨妈待在一起的地方。利恩在这个我如此熟悉的地方度过多年，这纯粹是个巧合，因为她是与我父亲，而非母亲的家族有联系的。

利恩停下了讲话，不过，像上次一样，桌子上的录音机还在工作。此时是星期日下午1点，我又来到了她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这是我们一周多以来的第一次采访。

利恩将贴着范拉尔一家照片的相册拿到桌下，然后摆好午饭用的餐具。我们一边吃着，一边聊着。

表面之下燃烧着的火焰的暗喻，就像当利恩藏身在艾瑟尔蒙德的农场时更早的“热度很低”形象一样，对利恩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当我们讨论她的感觉时，她回到了这个话题。愤恨已经在她心中积攒了几个月，一旦它公然爆发，就不可能抑制了。利恩和范拉尔一家之间可能会有激烈的争吵，竭尽全力的大喊大叫，利恩本人可能会说一些糟糕的话。

“我觉得我对他们太不近人情了，”利恩轻柔地说道，“他们对我也是一样。”

她观察到，在家庭之中，只有当所有人的行为已经被预先确定好，一个模式通常才能建立起来。你知道某个人会做什么，以及在某件事确实发生很早之前，其他人会说什么。对于利恩和范拉尔一家来说，这成了不近人情的模式。没有尊重，没有确定，他们不向对方说任何好话。

“但是，”利恩缓缓地补充道，“我也认为他们十分正派，道德非常高尚，对于我的不良行为——我确实有过——他们没有放弃我。”

“放弃我”：这意味着几层含义。

我问利恩她是否感到生气。

在回答之前，她停顿了一下。

“我觉得自己主要的感觉是，我失去了所有可以紧紧抓住的东西。没有界限……没有围栏……我最强烈的感觉，最重要的感觉是，我正在自由坠落，没有人可以拉住我。你需要某个人为你画一条不能跨越的界线，但我没有。”

利恩后来解释说，在她作为社工工作的职业生涯里，多亏有了这段经历，她可以非常理解那些在权威方面遇到问题的孩子们。他们也对不能跨越的界限没有概念，正因如此，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迈向犯罪的世界。利恩认为，考虑到进入她内心的野蛮和被遗弃的感觉，她本有可能走上那条道路。

继续采访之前，我和利恩在冯德尔公园（Vondelpark）里散了一会儿步，这个公园离她公寓前门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虽然利恩年事已高，但她的步伐依然矫健，当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她还催促我加快脚步。

飞驰而过的骑自行车者和其他步行者挤满了公园里的小路。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人们坐在公园餐厅和茶馆的外面，喝着咖啡，或者啜饮着细长玻璃杯中的啤酒。走在我们前面的三个男孩身上飘来了一股浓重的大麻味，这让我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这个公园作为“魅力中心”闻名于世，数千名嬉皮士在树下和湖边唱歌，夜晚睡在放在公园的睡袋里，为和平与爱而庆祝。很明显，只有10%的嬉皮士真正来自阿姆斯特丹，其他大多数人来自荷兰的其他地方，以及法国、德国和美国。至于现在，这座城市是一个包容的避难港，吸引了那些想要前来尝试的人，即使他们只是在此短暂地休息一会儿。更加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在二战期间，这座城市成了德国的军事营，四周围起了铁丝网，混凝土地堡深深地扎于地下。

回到公寓后，我们泡上了茶。在外面逛了一会儿后，再次投身于工作之中有些困难，我的问题暂时变得有些模糊和勉强。我试着描绘一幅有关那个秋天利恩生活的图景，却发现难以给它赋予颜色。尽管利恩与范拉尔家之间爆发了争吵，关系变得紧张，但生活还向往常一样继续进行着。她依旧要打扫，与范拉尔一家尴尬地吃饭，还要继续在学校大放异彩。她一直在晚上大声朗读《圣经》，这对于这个犹太女孩来说似乎是个负担，但利恩还把它当作一种乐趣。

“我一直都很喜欢讲故事，这就是教堂令我很高兴的原因。学习圣歌，聆听布道，谈论课程——这给我一种凝聚的感觉。这就好像当我还在普莱特街的时候，他们会说，在讲故事的时候，‘她就那么坐在那里，眼神直直的’。我完全沉浸在那个世界里了。”

我告诉利恩，她曾经逗弄过我的姑妈，即范埃斯家的小玛丽安娜。此时，她的眼睛亮了起来。

“是的，那没错。”她说道，接着，谈话的重心立刻变了，僵硬的气氛消失，利恩开始告诉我1944年9月17日星期日那天的事情。

第十五章

利恩站在麦田边的一条路上，看着这片麦田：半圆形，一些色彩鲜艳的东西——蓝色、红色、黄色、绿色——正在飘落下来。

云层间出现了一个裂口，阳光从其中照射下来，是降落伞！

她身边站着一群孩子，正指着降落伞。这是英国的士兵们正在着陆。她扫视着这些不可计数的影子。在它们之上，数百架飞机正在翱翔，它们似乎被固定在一起，宛如模板一样划过天空。

看着它们，利恩有点想笑，就好像你明知一场事故非常严重，却无法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而笑出来一样。有这么多可真傻。数以千计。这不可能是真的。

她仰头看着降落伞，脖子有些酸疼。她的眼神追随着一架刚从飞机中弹出来的降落伞。首先是一块小蘑菇形状的布料，然后是一些绳子，接着是一个大块，那是个真人。它们向下滚落，大块首先落下，蘑菇在后面全速行进，越向下就变得越大。蘑菇里充满了空气，然后打开并缓慢降落。你看不到它们着陆，它们只是消失在远方的树后。当一顶降落伞消失后，她又抬起头来追寻另一顶的轨迹。它们从飞机后方倾泻而出，一顶接着一顶，仿佛正在倒塌的多米诺骨牌。

有时，拉绳上悬挂的不是士兵，而是包裹。加入他们之中的大人们告诉她其中的区别：一些携带着吉普车，一些运载着加农炮。之后，还有一些被其他飞机拖曳着的飞机。这些是不能独自飞行的滑翔机。她看见绳子被切断，滑翔机脱离于负责拖曳的飞机，它们的头部快速向下坠落，看起来就像一起坠机事故。

他们真的是英国人！每个人都在说着相同的事情！

英国人源源不断地前来，这本应变得无聊，不过她身边人的兴奋之情一直没有减弱。一个高个子男人对他身边窜上窜下的小男孩做出解释，重复着一些陌生的词语，比如“同盟国”、“达科他”和“高射炮”。利恩密切关注着那些颜色——蓝色、红色、黄色、绿色。

突然，他们的身后发出了一声闷响，人们转身看到火焰蔓延至空中，之后，一团黑色的烟雾从地上升腾而起。这发生在距他们很远的地方，因此感觉很不真实。

过了一会儿，一群骑着没有轮胎的自行车的男人疾驰而过，金属轮辋扎进了沙地之中。他们举着橙色的横幅，在她周围，人们开始狂热地演奏《女王万岁》。

远处传来了敲击声和有节奏的巨响。

接着，就在他们上方，两架飞机似乎凝固了片刻，它们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她可以看见它们灰条纹腹部上的铆钉和悬挂着的炸弹。螺旋桨在空中闪亮地旋转着。过了几秒钟飞机就消失了，不过它们的引擎发出的噪声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当她回到在阿尔格梅尔的家时，警报声长鸣，在街道上持久、低缓、可怜地哀号着。利恩打开前门时，她听到范拉尔夫人问是谁，而这在平常并不多见。利恩应答之后，就被命令直接前往地下室，全家人都挤在那里。满脸光泽的范拉尔夫人似乎已经到了疯狂的边缘，她说迪登路（Diedenweg）遭遇了轰炸，两个孩子因此丧生。范拉尔先生坐在她旁边的一个柳条箱上，他的头发斜着竖成了一撮。“英国人来了。”亚普说道，仿佛这对于利恩来说还是个新闻。过了一会儿，停电了。

三英里之外，金克尔荒野上的帚石楠和草丛一望无际，英国伞兵们正在荒野上向阿纳姆行进。这是“市场花园行动”（Operation Market Garden）的一部分，该行动计划从荷兰直接切入，直捣鲁尔区的工业核心地带。虽然参与行动的有多达一万人，但他们需要在敌人的领土上快速通过，以夺取并最终掌控莱茵河上的重要桥梁，桥梁的跨度长达八英里。

早上，很显然学校的课程被取消了，因为孩子们正在街上玩耍。利恩感到一种奇异的、获得释放的节日气氛，走到外面加入了孩子们之中，发现孩子们正在收集战利品。一个男孩面前的草地上散乱地铺着他的一整套战利品。利恩渐渐走向环绕他周围的孩子们中，听到他们说，带着搭扣和袋子的各种绿色帆布是降落伞。那个男孩还有弹壳，小小的铜色管子，闪闪发亮。男孩允许利恩拿起其中一个，利恩凝视着弹壳中的黑暗。“闻闻它顶部的味道。”他告诉她，于是她不假思索地深吸了一口气，闻到了一股浓重的硫黄味。她猛地咳了起来，双眼眨动，很显然男孩喜欢她的这个反应。现在，这个男孩对她抱有特别的关心，接着郑重地将英国炸弹的涂彩翼片递给了利恩。当她腼腆地笑着接过时，两个人的手指触碰在一起。

登陆后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有种浪漫的氛围。远处常常迅猛地燃起大火，近处则甚至还有子弹的嗖嗖声。街上男孩们收藏的战利品越来越多，女孩们则身穿五颜六色的尼龙裙，这些裙子是她们的母亲用降落伞的布料制作而成的。利恩也想要这么一件。

然而，过了一阵子，学校复课的通知传来了，她周围的气氛也发生了变化。晴朗的空中转瞬间起雾，接着就开始下雨。在他们上方的天空中，以及地平线之外的地面上，战争仍然在继续：低空飞行的飞机，隆隆作响的大炮，偶尔还能闻到天空中弥漫的油烟味。有时候还会传来炮弹击中房子的新闻。不过，在这座村子的范围之内，一切似乎与原来无异。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拥入本讷科姆：首先是拿着大堆行李的一家人，他们在隔壁的房子和谷仓里定居下来；然而，在此之后，几百名难民同时在这里停留了几个小时，接着继续出发。一天早上，利恩走在上学的路上，看到了一长列杂乱的队伍，一群满脸困惑、筋疲力尽的人在路上静静地站着，没人能够通过。队伍之中有步行者、马车和骑自行车的人，他们都局促不安地携带着行李，等待着离开这座村庄。马车的角落边，白旗沉重地悬挂在当作杆子的耙子和扫帚把上。在利恩前面，一位老绅士推着一辆组装的独轮手推车，许多行李箱被恰当地钉在上面的木板上。他的身边有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女孩。利恩探身去看车把上挂着什么东西，却惊讶地发现那是一群死去的兔子，它们的腿被捆在绳子上。天空中还有持续不断的盟军轰炸机的轰鸣声，轰炸机似乎很近，却无法看见，因为被云层遮盖住了。

那天下午，当利恩回到在阿尔格梅尔的家时，她被告知必须打包行李了。

1944年9月17日到10月20日，本讷科姆这座小村庄的命运悬而未决。在附近金克尔荒野的登陆处于“市场花园行动”的最远端，英国的伞兵们已经降落在那里，深入敌方领土超过60英里，他们期待着盟军坦克的增援。盟军坦克本打算加快对一条道路上的六座被占领桥梁的救援行动。那些桥梁都需要依靠空军力量的单独登陆来夺取。正是对这些桥梁的夺取与桥梁之间的道路上坦克的快速行进，在从旧前线至德国边境之间创造了一条狭窄的通道。

第一天的推进相当成功。尽管遭遇了强烈的抵抗，但一支小分遣队迅速向西奔向阿纳姆，夺得了北端第六座及最后一座桥梁，从那里就可以直奔德国。然而，巨大的问题已经十分明显了：他们的吉普车没能安全着陆；恶劣的天气阻碍了波兰援军的行动；盟军的无线电也无法正常工作。不过最糟的事情还在后面。

英国空降军的总指挥弗雷德里克·布朗宁（Frederick Browning）发现两支党卫队装甲师在防守阿纳姆，不过，在行动开展的忙乱之中，他们的身影被忽视了。装备齐全、久经沙场的战斗师里有数千名士兵。他们拥有坦克、长距离枪炮，比轻装上阵的伞兵持有的弹药多得多。即便如此，英国的小分遣队还是坚守了九天。然而，到了9月25日，由于看不到盟军地面部队支援的前景［他们的穿越在索恩（Son）和奈梅亨（Nijmegen）受到了阻挠］，他们被迫投降。到那时为止，1500名伞兵在阿纳姆及附近阵亡，超过6000人被俘虏，其中许多人身负重伤。他们的斗争将会因“遥远的桥”[1]而被人记住。

9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本讷科姆都处在直接冲突的区域之外，随着形势日渐恶化，本讷科姆接纳了从附近城镇来的难民。然而，就在奈梅亨即将被最终解放的时候，前线发生了转移，现在盟军部队距这座小村庄只有不到5英里的距离了。盟军的炮火击中了本讷科姆的边缘，就像德国的V-1火箭发射失败一样。到了10月中旬，党卫队部队穿过街道，征用民宅；10月20日，德国当局命令所有居民必须在22日中午前撤离。本讷科姆成了军事地区。曾经藏在乡下与世隔绝之处的利恩，现在则站在了整场战争的中心地带。

10月22日星期日早上，阿尔格梅尔33号的形势非常紧张。一辆老旧的婴儿车横挡在路中间，一条绳子将毯子绑在婴儿车上，几乎看不出车的形状了。厨房里，范拉尔夫人正把一罐罐食物放进行李箱里。房子上层传来了奇怪的回声，比平时的声音更轻，因为窗帘被放了下来。利恩的一小包行李被放在地上一堆杂乱的东西上，范拉尔先生正在用另一条毯子包裹起来，然后拿到了客厅里。他们让利恩坐在亚普身边，于是利恩和亚普静静地等待着，眼睛盯着空荡荡的架子，房子里半空的房间里回荡着碰撞声和摩擦声。

过了似乎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走出家门外，外面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尽管有云层遮挡，天空还是十分明亮。利恩身上穿着三件裙子，这样就可以不必带着它们了。她可以感受到针织物扎进了自己的胳膊内侧。他们关上了大门，但没有锁住，因为德军有可能在几个小时后在这里住下。

整条街上都是情况类似、从门口出来的家庭，他们互相打招呼，掂量将会携带的行李的重量。男人们（人数不是很多）在一起站了一会儿，接着开始行动起来，所有人都在一列队伍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放下了行李箱，把笨拙的物品留在半道上，但行进的节奏很快就建立起来，他们沿着利恩日常的上学路前行。村子中间有一些角落里挂着白旗的马车，从那里开始人们分散成更小的群体。

一切暂时还十分眼熟：面包店、蔬果店、肉店。之后，小村庄逐渐消失在越来越多间隔宽大的房子之中，最后他们来到了林地和未知的田野中。与马车保持近距离十分重要，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有被飞机击中的危险。因此，他们与几十个邻居靠在一起，这些邻居也向他们一样几乎默默地前行。范拉尔先生让亚普紧紧地待在自己身边。利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领队车的橡胶轮胎，还注视着被轮胎卷起来的湿叶子。有时，叶子会黏在轮胎上，跟着他们走了一路；有时，叶子就直接掉下去了。

这是一段漫长的路途，中间休息了很多次。有一次，他们经过了路边一匹死马身边，马蹄直直朝上，尸体上覆盖着一层抖动的苍蝇。利恩觉得很有趣，她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那群苍蝇猛地散开，嗡嗡地飞走了。

行走过程并不艰难，但穿着多层裙子的利恩觉得自己有如针扎。到了下午3点左右，他们接近了目的地埃德（Ede），她此前从未来过这里。在他们抵达任何建筑物之前，利恩首先看到的就是路边缘的一个弹坑。她和亚普密谋了一会儿，结伴离开队伍去看那个弹坑。弹坑几乎是个正圆形，看起来就像插入沙地的一个厨房里的碗。利恩很好奇下到里面会是什么感觉，于是就从边上堆得高高的地方俯视弹坑。

当他们来到城镇里的第一批建筑物前时，他们看到了一堆碎石。变了形的金属、砖块和混凝土沿着房屋堆成了大山，房屋的情况看起来还不错。他们面前的一座房子只是缺少了一个角：上面的房间被切开了，房门、床和半个房顶暴露在灰暗的天空之中。在街上，他们身边散落着一大堆乱糟糟的墙壁和窗户。

现在他们已经抵达了这个城镇，他们的团体就和其他群体混在一起了。人们说前面的道路被堵住了，因为德国人正在进行调查。所以他们就站在暗淡的午后日光下等待着。一开始，他们伸长脖子，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开始躁动不安地盯着地面。身着制服的男人们缓缓地沿着家庭队伍走动，时不时停下来询问问题，或者大喊没人能完全理解的命令。十步之前，一个年轻的男人递出了一摞文件，尽管如此，他还是被突然拽着领子拖到了路边。利恩身边的范拉尔先生紧紧地握着一份硬纸板文件夹，与他的妻子窃窃私语。士兵的头盔现在合上了，头盔上有一块小小的白色遮挡，上面有两道并排的闪电标志。

接下来，士兵们就来到了他们身边，从范拉尔先生那里接过了文件。范拉尔先生反复对他们说“我是很重要的劳动力”，而这在利恩听来毫无意义。与此同时，一个一边喊叫、一边举枪的男人将早先被拉到一边的年轻男子带到一群人之中。现在，到处都是士兵们的叫喊声。但是，当利恩的心脏剧烈跳动时，她没有颤动，而是继续环视四处。她看到的这个世界既陌生又遥远，仿佛是某种戏剧。她觉得自己现在仿佛又能飞了，就像梦中的好利恩一样。

如果利恩可以飞到她与许多人正在等待的这条路上空，那么她就可以看见下方扩展开的埃德，这是一座城堡小镇。这里的树木被砍倒，以便划出清晰的火线；和那个站在利恩前面的男人一样被拉出队伍的年轻男人们现在则在枪口下挖着战壕。这个镇子已经被盟军的空袭包围起来，各处都是FLAK防空炮，炮筒的长钢管直指天空。通往埃德的路边吊着40具抵抗斗士的尸体以示警告，他们的胸口上别着“恐怖分子”的标志。森林里有数百辆坦克和成千上万名士兵：可能是两支党卫队装甲师，更多力量正在陆续到来。

1944年与1945年之交的冬季，即荷兰人所知的“饥饿之冬”，欧洲前线处于冰天雪地之中。在东部，苏联红军进入波兰，但就在抵达华沙之前停下了脚步。在南部，盟军面对着亚平宁山脉，直到来年3月才能翻越。而在西部，一场大规模反攻行动（即坦克大决战）使美军在阿登高地的积雪森林里确立了牢固的地位。在其北部，荷兰内部的形势截然不同。伴随着“市场花园行动”的展开，英国和加拿大的坦克向北行进至瓦尔河和莱茵河，解放了米德尔堡（Middelburg）、布雷达（Breda）、奈梅亨和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但荷兰的大城市——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多德雷赫特、乌得勒支和阿纳姆——依然处于德国的统治之下。

阿姆斯特丹，2015年1月，外面十分昏暗，天空中开始下雨。利恩和我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只开了一盏台灯。她的记忆并不像我所记述的那么清晰。她只有些零碎的记忆——登陆、警报、在地下室里蜷起身子、穿着用降落伞布料做成裙子的女孩们、埃德街道上的尸体——但我必须结合其他来源把剩下的部分拼凑起来，比如历史著作和日记，以及我从还未见面之人那里得到的目击者口述。随着利恩与其他人的接触越来越少，她记忆中的缺口也越来越大。关于前往埃德的路程，数百人对此的回忆还如此生动（比如，有人讲述了弹坑或者苍蝇落在上面的死马），利恩却无法描述出来。

利恩站起身去拿一些食物。一片漆黑之中，当她打开冰箱门时，里面刺眼的灯光照射在她的脸上。我主动在她家里走来走去，仿佛已经是自家一般，然后打开了更多的灯。我们此刻的沉默是一种友善的沉默，令人舒适，却也上心。仿佛我们两个人都在一场旅途之中，就像战时的利恩一样。我们拉伸了一下酸痛的四肢。

不知为何，餐食吃起来像路边摊的食物。明天我将会前往阿尔格梅尔，查看利恩住过的那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我还会从那里走向教堂。利恩点了点头。她对范拉尔一家的房子还记忆犹新：一点亮光，但并不十分幸福。我们站了起来，晚餐的剩菜留在了桌子上。

我走出利恩的公寓，穿过暴风雨冲回了车上，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擦干眼镜，等待着汽车预热。过了一阵子，我倒车并将车开回公路上，只听到了汽车的引擎声、刮雨器的沙沙声及滴落在窗户和车顶上的雨声。开了一小段路程后，我来到空旷的平原上，停下车加油。当我给汽车加油时，在黑夜的映衬下，加油站简洁的线条上配以彩色的灯光，加油站那非同一般的美丽震撼了我。在加油站里，我浏览了一会儿背光冰箱里的东西，之后用卡结账。接着，我再次上路，跟随着标志牌前往埃德，那里是我出生的地方。

[1] 指1997年上映的电影《遥远的桥》，片中复盘了盟军失败的“市场花园行动”。

第十六章

第二天早上，我在本讷科姆的一个空房子中醒来。我的姨妈和姨父——扬·威廉（Jan Willem）和萨布里纳（Sabrina）——肯定几个小时前就去上班了。就连他们的狗也不见了。留在厨房操作台上的便条上写道，邻居们将会在8点接它们，这就意味着它们肯定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就已经走了。我坐下来边看报纸边吃早饭。在一间阳光普照的房间的远端，一扇大窗户遵循屋顶的山形坡度延伸至天花板处。窗户中呈现了草坪上一簇松木的轮廓。

这栋宽敞的低层建筑是我外祖父母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建成的，它位于村庄外一座树木繁茂的小山之上，受到了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启发，体现了他们关于现代风格的理念：线条简洁。作为一个享受优待的小孩，我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在这里度过了夏天，与兄弟姐妹们享受着巨大的花园和游泳池。在昨晚听过利恩的故事之后，这个地方现在似乎感觉有些不一样了。

我正在阅读的报纸是2015年1月14日的《新鹿特丹商报》（NRC）。报纸头版展现了巴黎的一长队人站在凯旋门前，排着队购买《沙尔利周刊》。这份发行量只有不到10万份的杂志，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发行的第一版达到了500万份。报纸里还有美国帝国大厦和英国国家美术馆上亮起法国国旗颜色的灯光的照片，在标题《欧洲的恐怖袭击》之下，发生在巴黎的枪击事件被描述为“战争行为”。许多报道和评论文章都列出了对许多国家中犹太人性命的威胁，而诸多犹太会堂为防止被袭击也已经关闭。大规模移民的言论已然出现。报纸上的一篇报道指出，仅在去年，就有7000多名犹太人离开法国前往以色列，而这个数字还在上升。

利恩的过去和近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奇异地并列存在于我所处的这个熟悉的房子里：拼花地板、时髦的现代风格和古雅的家具，以及音响四件套里的巨大音箱。当我还小的时候，音响经常播放古典乐。门一边的墙上有一幅小小的铅笔画，大约有10厘米宽，画中的小鸭子在池塘里戏水，周围还有一些芦苇。几天前，我得知这幅画是我姨父的祖父母辈亲戚的犹太人邻居在即将转移至东部前留给他们的。就像被驱赶到韦斯特博克的中转营的107000名犹太人中的几乎所有人一样，这些邻居再也没能回来。这就是这幅小小的素描画现在留在我们家中的原因。

当我观察这幅画的时候，我想起了利恩关于其故事和家庭的初次记忆。这张铅笔绘成的方形画甚至都不是零散的信息——如果没有家庭的故事，如果没有人留下来讲述的话，它就会在旧杂货店里迎来自己的终结。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本讷科姆从未有过真正的历史：它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现代化的，只与欢快的青春年华有关。但现在，这种感觉变了。

在访问范拉尔一家在阿尔格梅尔的老房子之前，我决定先去跑步。很快，我就慢跑着穿过了林地，接着经过作物收割后冬天留在地里的残株，向横跨铁路线的平地跑去。我并没有打算来到此处，但当我扫视地平线，发现利恩记忆中自己被德国士兵用马车拉走时正是经过了这些地方时，我感到十分震惊。然后，我跑进了金克尔荒野，来到了1944年9月英军着陆的那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面长满了黄草和紫色的帚石楠。

不知为何，这次邂逅似乎与历史精心地协调起来。当我环顾四周，看到熟悉的小山丘时，这种感觉愈发强烈。这里有许多菱形的小丘，这些史前时代的古墓如今在树木的遮掩下若隐若现，几乎与大地的起伏融为一体。棕色的旅游标志代表了不同的阶段：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在莱茵河土地肥沃的沙滩上勉强为生的农民取代了打猎采集者。本讷科姆同海牙和多德雷赫特一样，可以被视为一处荷兰的发源地。这里是最早被清理土地、排水和付诸使用的地区之一，当罗马人来到这里时，这些土地位于罗马帝国的边缘，处于瞭望塔和堡垒的监视之下。到了1944年冬天，这里再次成了前线阵地。

十分钟之后，我来到了一小片荒地，地上有一棵被小时候的我们称作“爬树”的大树，我还在那里发现了两只眼熟的小狗。早上8点，邻居带着这两只狗出来散步。虽然他并不一直住在这里，但自小时候以来，他就断断续续地住在本讷科姆，所以我们对对方都有个大致的了解。我来到他身边停了下来。我们互相问了一些寻常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什么把我带回了荷兰。

即使到了现在，我也还是觉得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准确的回答太冗长、太私人、太严肃。而且，对于我真正在做的事情，我依然觉得惴惴不安，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有个明确的计划。不过，我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故事开启了一段新的交流，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个邻居就像和他年龄相仿的几乎所有本地人一样记得登陆的时间。他叙述了9月17日后的几周里，他和其他男孩如何在森林周围收集使用过的弹药、制服的碎片和武器装备。他还记得自己和朋友们来到了森林里的此地，发现了一头牛的残骸，这头牛已经被英国士兵宰杀吃掉，只剩下毛皮和骨头。这是让我记忆深刻的细节之一。

下午2点，我骑着姨父的自行车，前去探访范拉尔一家的老房子，不到5分钟，我就到达了阿尔格梅尔，这是一条两边长满了树木的住宅街道，一直延伸到森林里。这些住宅规模庞大，大多是独栋的，远离树木林立的人行道，被修剪整齐的树篱包围着。再往村庄中心走，房屋的规模就小了一些。33号是一座半独立式大住宅，前面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和整洁的砖砌车道。我把自行车停在路灯柱旁边，直直走向大门。

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人应答了。我现在已经对自我介绍驾轻就熟，于是开始告诉她利恩的事情，以及利恩曾经住在这里的时光，但我还没来得及解释更多，她就打断了我，微笑着问我是不是指范拉尔夫人。

“是的，”我说道，“您和他们有私人联系吗？”

“没有直接联系，但当我们扩建地下室时，我们找到了她的一个小本子，还在某个地方保存着它。”

过了一会儿，我坐在了令人愉悦的开放式客厅兼厨房里，这里铺着木地板，窗帘拉开，墙上装饰着现代艺术作品。就连烧柴火的壁炉（这让我想起了利恩和她早上的工作）也是全新的。

这位名叫玛丽安娜（Marianne）的女士与我一同坐下来，她的十几岁的儿子则正在寻找那个小本子，他很快就找到了它，它被装在一个小小的有机玻璃盒里。他将其拿下楼来，那个盒子很可能之前装过一摞扑克牌之类的东西。

“之所以留着它，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很重要，”玛丽安娜解释道，“因为它与战争息息相关。”

这让人十分振奋。我宛如专家一般提起了盖子，想起了海牙的国家档案馆。我的全身一阵颤抖，因为这个本子的起始日期正好是利恩来到这里的那一天，而且它看起来十分陈旧，被老鼠啃过，上面还有霉斑。我检查了一下，这是一本家计簿，里面满是购物支出，比如花35分购买的腌黄瓜。这让我专家般的态势显得有些滑稽可笑。这个本子让我想起了简·奥斯汀的小说《诺桑觉寺》里的女主人公凯瑟琳·莫兰，她找到了一些陈旧的洗衣单子，从而在想象中构思了一个情节。范拉尔夫人的本子里确实列出了全家人的待洗物品——床单、背心和桌布——还记录了每次洗涤的准确日期。这个本子还有一种魔力，从中可以看出每日的主要食物（比如芥菜）和欢庆时刻（花高价买的蛋糕和柠檬水，但从来没有酒水）。

看完这个小本子后，我在房屋里转了一圈，包括地下室。原始的木楼梯和旧架子还在那里，架子上现在堆放着很少使用的厨房用品，比如一个电煎锅还放在包装盒里。我想象着利恩在这里偷糖块的样子。走到楼上，玛丽安娜指向了那个时期的遗迹，比如顶部嵌着磨砂玻璃的门。楼梯间平台的暖气片上，一双足球鞋正放在一张报纸上晾干。70年前，这是一座被占据的房屋，里面满是党卫队的士兵，这种感觉还真是奇异。

当我站在门口向玛丽安娜表示感谢时，她提到了自己的邻居。

“他就是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生的，你应该找他聊聊。”她建议道。

我有些不太情愿。未打招呼就前去拜访，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之间甚至都没有直接的联系。虽说如此，因为玛丽安娜依然站在那里观望着，所以我就穿过了车道，来到了蓝色的大门前，大门上镶嵌着带有凸起花纹的窗户，上面的贴纸写着不欢迎陌生人拜访。我按下门铃，听到了里面传来的犬吠声。模糊的玻璃窗上显现出一个女人的脸庞。当我努力解释自己的身份时，两个阿尔萨斯人走向了我旁边的高大的铁制侧门，后面还有一个年近七旬的壮汉大步走来。

我不熟练的荷兰语听起来有些正式：“不好意思，你们的邻居，玛丽安娜，她建议我来访问你们。我正在调查我姑妈的生活，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藏在33号——”

就在我进一步解释之前，他打断了我的话。他脸上的表情彻底变了。

“小利恩！”他说道，“她正是我得以出生的原因。”

第十七章

过了一会儿，我坐在了另一个客厅里，那个男人则在寻找一本书。打开着的巨大电视的音量很低，空气中弥漫着烤箱中炸薯条的浓浓香味。地板上满是孩子们的玩具。“不好意思，我的孙子们一早上都在这里。”这个名叫沃特·德邦德（Wout de Bond）的男人说道。到现在为止，他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解释，不过说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在战争期间，利恩在这栋房子里待过一段时间。

这个新消息让我感到十分迷惑。利恩本人并没有关于邻居的回忆。此时此刻，沃特十分忙碌，无法提供进一步的解释；他背对着我，仔细翻找一大堆抽屉。有时，他抽出了装在一个鼓鼓囊囊的文件夹里的文件和照片。我有些尴尬地坐着，脑子里满是问题。利恩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她为什么不记得了？另外，这个男人为何因为她才能诞生于世？

最终，沃特找到了那本书，然后递给了我，但他还有其他想要展示给我的东西，因此他走向厨房，向妻子询问了红色文件夹的事情，他认为文件夹应该在抽屉里。

我被独自留在沙发上。他交给我的那本书叫《本讷科姆：犹太人避难地》，书被翻到了第142页。我在这一页上看到了一幅眼熟的照片，是17岁的利恩。照片旁边配着一小段文字：

在阿尔格梅尔33号，与海斯·范拉尔（Gijs van Laar）住在一起的是一个正在躲藏的犹太女孩小利恩。小利恩属于这个家庭，是家庭成员之一。她去的是改革学校。她在战争中活了下来。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我向前翻了一页，看到前一页的条目上写的是阿尔格梅尔31号，即我现在所在的这栋房子。这一页有两张图片，配着更多的文字说明。一张图片上是一个名叫马尔特的13岁小女孩，头上别着格子花纹的蝴蝶结。另一张图片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名字是赫斯特·吕本斯（Hester Rubens）。这两个人都是犹太人，都在战争期间住在这里。“越来越多的人藏身在31号，”这本书中写道，“但他们的身份不为人知。”

先前有消息说利恩和邻居们待在一起，这个信息则令人十分震惊。在利恩曾经居住的阿尔格梅尔，原来还有其他犹太人藏身于此。如果利恩确实在这栋房子里居住过，与马尔特或者赫斯特·吕本斯相识，那么她或许并不知道她们的真实身份。本讷科姆是一个犹太人避难地——这个事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一生都在拜访这个村庄，甚至到了现在，虽然我和母亲及其家庭谈论过我正在从事的工作，却没有人向我提过这里的过去。

我一边等待着沃特回来，一边浏览第140页，这一页展示的是街道对面的一座房子。我从此得知，那里也有藏身的犹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并非一对）藏在阁楼里生活，只有通过一层卧室假墙后的一个梯子才能爬上去。

再往前翻了翻，我来到了开头处的条目，看到了一个叫贝尔塔·吕德斯（Bertha Ruurds）的当地人，她在战时经常到访阿尔格梅尔，还在这条街上生活过一段时间。贝尔塔用一些小纪念品来表达她对抵抗运动的支持。她在自家花园里种了一些橘色的金盏花，贩卖画着皇室家族的画像和小瓷砖，还负责分发新教的地下报纸《忠诚报》（Trouw）。通过这种方式，她成了一个接触点和消息传播人，她总是迅速地提供帮助。在战争结束、相关文件被发现之后，贝尔塔真实的身份——告密者——才为人所知，她曾受雇于政治警察。因为她泄露的消息，1943年9月4日，警察们突袭了阿尔格梅尔32号，与范拉尔一家只有一街之隔。32号的主人被关进监狱，藏身于阁楼之中的所罗门·米歇尔斯（Solomon Micheels）和威廉明娜·拉布夫斯基（Wilhelmina Labzowski）则被找到，被当作“惩罚代表”直接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两个人都在9月底前被杀害。

两个躲藏的地点与利恩曾经居住的地方只有几米的距离。相邻的街道上还有另外六个藏身处。我曾经以为我对荷兰的这个村庄非常了解，但现在，这种感觉突然变了。

事实证明，并不只有阿尔格梅尔和相邻街道怀揣着秘密。至少有166个犹太人曾躲藏在本讷科姆这个只有5000人左右的村庄里，而80%以上的犹太人都活了下来。这与整个国家的情况截然相反。所以，在1940年，这个地方为什么表面上没有犹太人呢？

真实原因有两个。这既是伟大之人的成就，也是历史、联系和土地的产物。本讷科姆是一个多山地、森林和简朴农场的地方，就其地形而言，它与荷兰的其他地方截然不同。20世纪30年代，此地以度假地闻名，其他城市的犹太游客纷纷前来。因此，战争来临之后，这里自然而然就成了避难地。这里有许多隐身之处，救助者可通过村子里的租赁别墅、露营地、旅馆和休闲俱乐部等接触点被找到。

当然，救助本身并不能依靠土地，而是取决于人。例如，皮特（Piet）和安娜·斯库（Anna Schoorl）这对夫妇就曾十分喜爱运动和骑摩托车，他们在村庄中心拥有一个食物测试实验室。1942年7月，皮特接到了一个老相识的电话，后者是个来自鹿特丹的商人，名叫莱奥·范莱文（Leo van Leeuwen）。几年之前，即战争开始前，莱奥和他的家人来到这个村庄里度假，他还与皮特一起在当地的乡村俱乐部打网球。他们并不十分亲近，但莱奥眼下十分绝望。莱奥和他的家人刚刚收到了转移至波兰的指令，由于没有其他可能的选择，因此莱奥询问皮特和安娜是否愿意帮助他们，挽救自己女儿的性命。

他们需要立即做出决定。皮特当时正在大城市里跑业务，因此甚至无法咨询妻子的意见。她后来描述道，一个陌生人突然来到她家门前，领着“一个漂亮的金发小女孩，脸颊上还挂着泪珠”。安娜对形势一无所知，实际上也从未故意结识过犹太人，但她可以想象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年仅三岁的小埃利纳（Eline）就与斯库家四岁的小女儿挤在一张床上，躲藏起来。

一旦此种联系建立起来，人们之间的关系就加深了。埃利纳的哥哥卡雷尔（Karel）也来到了斯库家，过了一阵子，他们的父母——莱奥及其妻子保利娜（Pauline）也藏到斯库家了。之后，除他们一家人之外，莱奥的堂兄弟及其家人也过来躲藏。对于皮特和安娜来说，这一压力几乎让他们无法承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做更多的事情。因此，他们将村庄里的实验室改为藏身处，而且通过皮特在做生意时的人际关系，他们号召寻找更多的避难所。此时，许多家庭和失去父母的孩子们都前来本讷科姆，通常只是在实验室地下待一阵子，之后，村里的医生维姆·卡恩（Wim Kan）就会带着他们前往永久定居地。通过此种方式，50多人在斯库家的帮助下幸存下来。

后来，一场搜捕行动来临。通过审讯，大城市的警察得知了斯库家的所作所为，因此突袭了他们的房子。令人惊奇的是，藏身处发挥了其效用，没有人被找到。然而，皮特很快就被逮捕，并被党卫队拘留了7个月。到了此时，一整套网络十分活跃：遍布全村庄的食物供应商、情报员和各处构成的网络确保了藏身处的安全。皮特保守着秘密，当他于1944年5月被释放时，他重返自己的工作岗位。

最终，当盟军登陆失败，党卫队巡查街道、征用住宅时，斯库夫妇用自行车把十几个犹太孩子（因藏身数月而脸色苍白）安全送到了凯琴贝格路（Keijenbergseweg）一个护林人的小屋里。一天之后，那些孩子又从那里被接走，藏身于一个遮盖着大捆稻草的马车里。这些孩子幸存下来，就像得益于斯库家救助的其他孩子一样。

有人可能会认为，皮特和安娜应该会以街道名或雕塑的形式被纪念，但此事并非如此。战后，皮特的业务因在现代食物产业竞争中设备落后而失败了。他在农业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人生的低谷。在这些落魄的日子里，他还受到了抑郁症的困扰。当他于1980年去世时，安娜申请了战争抚恤金，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

当我读到安娜的失望时，我因此事与维姆·亨内克（Wim Henneicke）遗孀的故事间的巨大差异而感到震惊。维姆·亨内克是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搜寻部的领导人，这个猎捕犹太人的行动将约9000名犹太人送上死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亨内克被抵抗运动力量枪毙；后来，他的遗孀获得了每月200荷兰盾的补偿金。

沃特走了回来，他找到了红色的文件夹，当我们浏览时，他告诉了我他的父母，以及他们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他解释说，就在我坐着的这个沙发正下方有一块木板，与地板上的凹槽齐平，因此很难发现。为了挪开这块木板，需要移走家具，然后抬起地毯。打开木板之后，这扇地板门就会通向房子下面的一个地洞。地洞看起来空旷且毫无危险。在搜查的警察看来，这就像一个用来防潮的通风处。不过，如果在黑暗之中匍匐前进，这个浅浅的通道就会通向一堵沙墙，墙后面有一个房间，里面配有家具和电灯，战争期间有一家犹太人藏身于此。

对于我来说，坐在沃特家的沙发上，客厅里的电视还开着，这个世界却突然似乎不一样了：这种秘密生活曾经存在，几乎无人知晓，就在利恩的脚下。我再次翻看了那本书，看到阿尔格梅尔33号利恩的条目旁提到了另一个名叫贝茨·恩格尔斯（Bets Engers）的女人，她也藏在范拉尔家里。贝茨·恩格尔斯是谁？利恩没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忆。这是发生在利恩到来前的事情吗？如果是的话，她在那里待了多久？我再次查看了手机里范拉尔一家的照片，现在想起来照片中还有另外一个与范拉尔一家站在一起的人。那是个年轻的卷发女子，就站在利恩身后。这是贝茨吗？沃特不知道。人们的记忆是选择性的，而且通常无法完全信赖。许多事实已经无可挽回地遗失了。

我和沃特谈论了一会儿他父母的事情，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翻看老照片。他写下了一系列电子邮箱地址，列出了当地历史学会的一些人，他们可能对我的调查有所裨益。之后，随着外面的日光渐渐减弱，我询问他所说的因为利恩才能诞生是什么意思。这部分故事还不清楚。

“噢，”他笑道，“你最好问问我的姐姐，她现在就住在埃德。”

我们一起看了一张照片：一个穿着彼得潘领的十几岁小女孩，手里抱着一个身着洗礼袍、长得像娃娃一样的孩子。照片四周带有花边，看起来华丽而正式。不过，这个女孩的笑容是真实的。

“那就是战争结束后不久的科里和我。”沃特告诉我。

沃特用整洁的印刷体写下了女孩的全名、电话号码和地址，还附上了自己的名片，上面画着阿尔萨斯熊的头像。

“保持联系。”他说道。

我骑上自行车，沿着大卡车道（战时还是一条林中小路）穿过森林，回到了姨妈和姨父的房子。就在这条路的某处，斯库家将一群犹太孩子藏在了护林人的小屋里。

这天早上，我慢跑穿过了盟军空军登陆的地方，之后径直向前，经过了可追溯至4000多年前的古坟。这些森林不再只是孩子们的游乐场。即便是那些树也与我想象中的有所不同。

战争期间，只有一棵很小的松树离这里很近，就在村庄的边缘地带，卡尔滕伍德旅馆的院子里。它看起来与其他树木并无二致，只不过它定期被旅馆主人连根拔起，之后换上新的树木。在地面之下，这棵树与木质的盒式建筑融为一体，建筑本身则是一个秘密房间的入口。

直到1995年，年过七旬的莱奥·德拉克（Leo Durlacher）才在著作中叙述了此事。他和他的家人藏身在旅馆后面的一个小屋里。一个由缝纫机马达驱动的警报系统会在警察到来前预先通知他们。如果警报响起，他们四人就会跑向实际是一个秘密入口的那棵树，然后就躲在地下的黑暗之处。他们通过一个与地表相连的手动泵来呼吸空气，还可以在寂静之中听到头上传来的沉重的靴子踩踏声。

我走回家中，给沃特的姐姐科里打了电话。她说自己很愿意和我谈论此事，还半开玩笑地告诉我，我最好快点来，毕竟她已经年过八旬了。

这些见面都让人感觉匆忙急促：在33号与玛丽安娜，在31号与沃特，现在则是和沃特的姐姐。科里的家就在我姨父工作的办公室的正后面。

我提议第二天上午10点见面。

科里答道：“那还真是够快的。”

第十八章

第二天早上，我搭着姨父的车来到了埃德，走向了一大片综合设施。这片综合设施由许多新建成的退休公寓组成，公寓有阳台并配备了可容纳轮椅的大型电梯。穿过停车场后，我来到了一个院子里，里面有铺着花纹地砖的人行道和巨大的花坛，花坛里的蝴蝶花在1月的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几拨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居民正在外面的餐桌旁坐着聊天。指示牌向我指明了通往花园、医疗中心，还有一个名叫“大咖啡店”的时髦公共餐馆的道路。荷兰的老年人生活质量在全球名列前茅，而这个排名可谓荷兰幸福安康生活的一个缩影。

科里的公寓很温暖，各种各样的物件装饰其中。她的个子很高，像她的父亲一样，虽然她提醒我说要快点前来，但她的健康状况看起来很好。将她与沃特向我展示的那张照片里的年轻女性匹配起来并不困难，在那张近70年前的照片里，她手里正抱着自己的小弟弟。公寓里四处是儿孙辈的照片，就在她所坐之处的后面有一张她已过世丈夫的大相片。她的丈夫生前大多数时候都在一家水泥厂里工作。当她在我们的咖啡里倒入香甜的浓缩牛奶时，我突然意识到她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我的祖母扬斯·范埃斯。

我向科里展示了一张利恩现在的照片及其他照片。

她用一种非常自豪的语气说道：“她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

“利恩在这里的生活很苦，”她继续说道，“他们只让她打扫。那根本就不算生活。”

科里对范拉尔夫人的评判并不正面：“她只在乎外表，而且，如果别人可以做事的话，她就什么都不做。”

在她的记忆中，利恩十分纤细和热心，还经常被占便宜——总是在劳作，总是受批评，几乎不被允许外出。

“她真正渴望的是和我们一起居住。我记得当她来到我们家里，晚上和我睡在一起时，她经常这么说。我们家也这么想，不过我们必须和范拉尔一家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这太危险了，无法这么做。”

科里告诉我，当范拉尔一家外出度假时，利恩在他们家借宿了一周多。

她笑着说道：“两个爱闲聊的女孩睡在同一个卧室里，你可以想象那样的生活。”

不过，利恩对此没有任何记忆。

在20世纪30年代的本讷科姆，科里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少女，她拥有许多强壮的叔伯，可以把她扛到自己的肩膀上，还与她一同玩耍。

“对于他们来说，我就像一个球——被扔来扔去！”

我们查看了婴儿时期的科里与她父母的一张照片。三个人一同坐在菜园子里，他们身后的豆茎在紧密连接、干净整洁的藤架上高高地生长着。她父亲的一双长腿直接伸向了镜头前方。他身穿背带裤，以及一件有些破旧的开领衬衫。她的母亲穿着一条花裙子，握着女儿的手，在明媚的阳光下眯起了眼睛。

图恩·德邦德是一名油漆工。相比之下，他的妻子扬斯就有些体弱，年轻时患过结核病。他们的女儿出生之后，医生就告诉他们二人无法再生育了，因为扬斯的身体禁不住第二次怀孕。这对于夫妇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对科里来说同样如此，她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梦想拥有一个弟弟或妹妹。

之后战争爆发了。1939年，图恩应召入伍，他的妻女则短暂地搬到了鹿特丹。科里还能回忆起在鹿特丹发生的空袭。她记得自己被塞进了大河中的一条驳船里，当他们逃离码头时，燃烧着的沥青掉进了她身边的河水里，发出嘶嘶的响声。

就在国家投降之后，科里和她的母亲返回了本讷科姆。几周之后的一个下午，图恩未打招呼就回到了家中的花园里，身上穿着制服，头发已被剃光。作为战俘被释放之后，他从德国走了回来。他们一家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镇子里为他买了一顶帽子。

过了两年多以后，第一个藏身处才在阿尔格梅尔出现。科里没有被告诉任何事情，不过她还记得房子里的人们。她认为他们站得离窗户太近了，有一次，她还看见他们从卧室里跑到楼下，然后穿过厨房跑到森林里。就在这次事件发生后不久，她的父亲开始在房子下面挖土并铺设电缆。

三岁的小女孩马尔特后来就生活在那里。他们听说，马尔特被一个大家庭的女仆趁乱救了下来，当时这家人的其他成员已经站成一排，遭到逮捕。从照片可以看到，马尔特长着一张圆润的小天使般的脸庞，脸旁是垂下的黑色卷发。格子花纹的蝴蝶结正好别在她头发的正上面，就像米妮一样；她的泡泡袖裙子也和米妮的很相似。马尔特的双眼黝黑而略带伤感。

德邦德夫妇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图恩将马尔特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扬斯则为她唱歌，哄她入睡。这是身为姐姐的科里一直渴望的。德邦德一家在登记办公室为她登记为马尔特·德邦德，因此她在外面跑动也没有危险。

在撤离期间，全家人一起住在埃德的一个鸡笼里，饥寒交迫。不过，他们确保了马尔特有足够的食物。后来，在被解放之后，德邦德一家重新返回本讷科姆已被摧毁的家中，不过那并不重要。他们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重建家园，嬉戏玩耍。

突然，一个女人来了。那是马尔特的母亲，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当然，他们理应感到开心。当马尔特——真名是萨里·西蒙斯（Sari Simons）——离开时，他们送给了她一个银手镯。

德邦德夫妇想要在莱顿再见她一次。当时还没有运营的电车或者火车，所以这趟旅程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科里几乎认不出她了。马尔特的卷发被编成了辫子，科里觉得这些辫子在马尔特的头上编得太紧了。

之后，在马尔特生日那天，他们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即便当时仍然没有电车或火车，图恩还是一路将它带到了莱顿。

然而，当图恩到达那里时，马尔特和她的母亲已经不再住在那里了。邻居们说，她们已经去了以色列。

科里坐在公寓里的椅子上，看着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

“没说一句告别。我无法理解，你能吗？”她说道。

我无话可说。我环视了一下公寓，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她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祖母。这里有与我记忆中的多特相同的装饰物和实用家具的搭配，保持得非常干净整洁。她们两人甚至长相都有些相似：强健的母亲形象，声音洪亮，脸颊红润。她们的经历也十分相近：在农村长大，后来作为工人阶级的母亲加入大家庭之中。

我能理解吗？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和父母在毒气室里被杀害，回去寻找那个藏身在陌生的小村庄里的孩子，想要尽快离开荷兰，无影无踪？是的，我能。

不过，之后我聆听了很久有关利恩的故事。

马尔特突然离开之后，图恩和扬斯写了许多封信，到处询问并想办法弄清马尔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然而没有得到任何答案。沃特在他阿尔格梅尔的家中向我展示的那个红色文件夹就是那些努力的记录，以及在那之后多年的沉寂。

最终，在扬斯去世很久之后，一封来自耶路撒冷、写于1983年12月18日的信在圣诞节的时候寄来了。

亲爱的德邦德先生：

非常对不起，这么久之后我才回复了你们的信件。我只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一开始我打算用荷兰语写，但现在我觉得用英语写应该更好。我希望你们可以读懂，虽然这是手写的……

马尔特告诉德邦德先生，她现在在一间制药实验室工作，与丈夫过着虔诚的生活，两人育有5个孩子——4个男孩，年龄从12岁到17岁，还有一个8岁的女孩。

我有一张照片。我觉得应该是你、你已故的妻子及女儿寄来的。我几乎不记得那些年的时光了，不过我记得那时我过得很快乐。我从未有过挨饿或恐惧的记忆，这都多亏了你们。我记得自己有许多漂亮的玩偶，比如娃娃，而且我还保存着当我母亲带我离开时，你们送给我的那个银手镯。

她描述了自己母亲的再婚，以及新出生的弟弟妹妹们，还有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纪念仪式，仪式还邀请德邦德先生参加。如果德邦德先生能作为嘉宾前往，纪念馆人员将深感荣幸。鉴于德邦德先生付出的一切，这是他们最起码所能做的事情。之后信件以此结尾：

奇怪的是，我们来到以色列以后非常孤独，不过感谢上帝，我们现在又是一大家人了。也许这是对已发生之事的某种回应。

我希望你能看懂我所写的英语，并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身体健康。我期待着尽快收到你的回复。

来自海姆（Haim）的诚挚问候，希望我们能尽快见面。献上我的诸多爱意。

马尔特

科里对这封信感到有些不舒服。虽然这封邀请信温暖诚挚，但让她的父亲此时出席仪式已经太晚了，而且科里本人在这封信中也几乎没有被提及。只有一个简短的问题提到了她的存在：

你们有了一个或更多女儿吗？

这个问题并没有恶意，但马尔特无法得知，这个问题多么难以回答，或者它触发了多大的伤心。

我们在沉默中坐了一会儿，之后我问科里，沃特所说的因为利恩他才能出生是什么意思。科里笑得有些无力。或许，原因更多在于马尔特而不是利恩，虽然她们已经离开，但她们在德邦德夫妇心中已经扎下了根。这些藏身之处带给他们的生活已经找不回来了。每个女孩都被想象成女儿或者姐妹，结果在没怎么道别的情况下就消失了。她们不可能知道，但这些被隔绝的女孩在他们心里留下了大洞。正因如此，虽然医生们告诉过他们危险性，但图恩和扬斯还是冒险尝试去生育另一个孩子。

我再次看回科里抱着她弟弟的那张相片。她看起来兴高采烈的。

“我母亲在床上度过了9个月，非常漫长，她当时非常虚弱，”科里告诉我，“不过之后我们迎来了沃特。”

离开科里家之后，我在姨父办公室短暂停留了一会儿，办公室位于科里家所处街道末端的拐角处，这是一个独栋的律师事务所。我计划在前往阿姆斯特丹拜访利恩之前与姨父吃个午饭。这座底层建筑曾经是一个小型的公共图书馆，建于20世纪70年代，镶嵌着长条玻璃和曲面玻璃。内部摆放着古董家具、一座落地钟和一张沉重的橡木桌子，与明亮朴素的墙壁形成了鲜明对比。办公室的面积并不大，但十分宽敞，当我和姨妈扬·威廉在里面来回走时，我被其布局的荷兰特色深深震撼了。自然光从肌理石膏板上斜射下来，勾勒出一张桌子、一幅画或一把椅子的形状。这让我想起了维米尔[1]。雕刻在玻璃上的文字是荷兰宪法的节选，告诉我“在荷兰，所有人都应在平等条件下受到平等待遇”，以及“不得因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种族、性别的不同或其他任何理由而受歧视”。从风格和本质来看，这个办公室代表了这个国家理想中的某种形象。

不过，那是一种选择性的幻觉。当我和扬·威廉坐在一起吃午饭时，我们讨论了荷兰这个国家令人不解的分裂性格。一方面，至少从19世纪初开始，当宪法起草的时候，荷兰就足以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理想型的社区：无阶级、平和、繁荣，以及国民都有担任公职的同等权利。1864年，浪漫主义诗人W.J.霍夫迪克（W.J.Hofdijk）吹嘘国家的任务是培养“地球上道德最高尚的民族”。另一方面，虽然平等主宰了荷兰国内，但在国外仍然维持着一股残酷的殖民力量，其半数以上的税收都是通过剥削印度尼西亚、荷属安的列斯和苏里南而来的。

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掌控这些殖民地财富的权利意识依然很强烈，当时荷兰政府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国内事务，而是印度尼西亚，后者在二战期间被日军侵占。虽然荷兰国内已满目疮痍，但政府还是召集了一支军队，依靠从加拿大人那里买来的剩余军事装备，重新夺回了其油井、矿山和种植园。荷兰海军陆战队被派往印尼执行行动。乔·克莱恩，那个在艾瑟尔蒙德携利恩前往抵抗运动藏身处，后来还从新加坡给她写信的年轻人，正是这支部队中的一员。

曾经直面德国人的坦克现在开进了爪哇岛，荷兰近来历史的这种怪异景象进一步延伸——在西里伯斯岛，嫌疑人被带出牢房，在城镇广场中排成一行，被行刑队射杀。年轻的荷兰指挥官雷蒙德·韦斯特林（Raymond Westerling）提醒下属士兵们，他们的任务需要他们在“深至脚踝的鲜血中行进”。1947年2月1日，荷兰部队开始了所谓的村庄“清洗”，随后选择了约364名手无寸铁的村民，射杀他们，摘下他们的手表和首饰，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倒进了一个巨大的坟场中。接着，他们的村庄被付之一炬。

扬·威廉从记忆中援引了这些事实。然而，在二战后的荷兰，这些事实从未被提起，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士兵因此受审。为了从此种行动——导致至少4000名平民丧生——中恢复过来，就需要一种集体失忆的行为，这就留下了许多像乔·克莱恩未讲述的事情一样的故事。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再次向扬·威廉借了汽车，返回阿姆斯特丹去拜访利恩。我告诉了她我在本讷科姆的发现，尤其是这个小村子的广泛抵抗网络，以及在她曾经居住的那条街道上，还有人藏在她家旁边和对面的房子里。令我惊讶的是，让利恩最兴奋的不是关于邻居们的出人意料的消息，而是她与范拉尔一家居住时自己的记忆得到了确认。

“她证实了我在那里生活得很苦，这一点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一直在担心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或者我对他们存有偏见。”

当我们清空桌面时，我有些担忧我们合力完成的这本书。市面上已经有很多关于战争的书籍。利恩微笑着告诉我，重复并不是一件坏事。“还有许多关于爱的歌曲呢。”

[1] 即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荷兰风俗画家，代表作有《绘画艺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

第十九章

在其他地方，利恩回忆起了雅室，但在埃德的那个房子里，即她从1944年10月起开始藏身的地方，她只记得一段楼梯。楼梯十分陡峭，铺着地毯，楼梯底端则是一扇玻璃门，将人从房子里的其他地方分隔开来。利恩可以站在那里，不被察觉地聆听和向外探望。有必要的话，她还可以向上跑进卧室里，脚下没有丝毫声音，让人注意不到自己的存在。

虽然这里的食物微乎其微，利恩终日被困在房子里，但这座房子里的气氛比在本讷科姆的那家好一些。这里几乎有一种假日的氛围。这家人有些像临时住宿于此，较少做家务，规矩也比较少。范拉尔先生的兄弟埃弗特（Evert）是这家的男主人，他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感觉。即便境况非常艰难，他还是努力使所有人保持欢乐。听到他的笑话时，范拉尔夫人笑了起来，脸也涨红了。

“德国人和一桶屎之间有什么区别？”他大声地问道，泛红的脸上堆满笑容。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她回答道，不过还是听着答案。

“桶！唯一的区别就是那个桶！”他的回复震耳欲聋。

他无所忌惮。你可以在房间里感受到他的存在。当范拉尔先生和埃弗特在一起时，前者几乎就像一个小男孩。他们一起玩游戏，比如用茶杯玩传球游戏，或者用毛巾的一个湿角弹对方。亚普也加入了他们的比赛中，他在这里没有像在阿尔格梅尔时那样讨人厌了。当他被捆住，在地板上打滚时，他咯咯直笑。

“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埃弗特伯伯说道，还挠挠他的两肋。

利恩是埃弗特伯伯的最爱。壁炉仅在每天晚上燃烧一个小时，当他们所有人围坐在壁炉旁时，埃弗特伯伯把她抱到自己的膝盖上，称呼她为自己的小朋友。他们一起玩多米诺骨牌。如果埃弗特伯伯输了，他就会暴跳如雷，不过那只是开玩笑。

“你肯定是在自己的牌上涂了额外的点。”他告诉她，把可疑的一张牌拿到了鼻子前面。

他甚至开始舔多米诺骨牌，来看看上面的图案是否会脱落。他的这些行为都有些孩子气，不过还是非常有趣。

他总是热情待人。对于利恩，他通常会揉捏和抓她的胳肢窝。她被逗得开怀大笑，甚至笑得喘不上气来。

在晚上，大人们一般坐在一起聊天，孩子们则玩多米诺骨牌，但在大多数白天里，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利恩起床，换上白天穿的衣服（趁机在卧室里享受一会儿独处的时光），然后下楼吃早饭，早饭通常是两片干巴巴的面包。之后，她就只是在房子里逛来逛去。

楼上，距离床边几步之遥的地方是一个不错的阅读角，一个枕头塞在了墙和床之间。这里的书不多，却是她可以读上一遍又一遍、从不厌烦的心爱之书。书中的语言变成了韵律，利恩则完全进入了冒险的世界中，里面充满了陪伴和美丽。天色从破晓的灰色逐渐转向午后的黑暗。

当所有人都外出时，这个房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除非认真聆听，否则难以察觉。洗面台上闹钟的滴答声，管道的杂音，还有利恩头上方的房顶瓦片上，小鸟的爪子轻轻抓动的声音。在一片寂静之中，利恩有时会听到自己身体里发出的声响，即使没人听到，她还是觉得有些难为情。

今天她不是独自在家了，因为埃弗特伯伯在厨房里挪动东西。厨房里传来了家具的刮擦声，金属间互相摩擦的声音，还有他走在地板上时发出的嘎吱声。一旦她沉浸在自己的书中，这些声音就完全消失了。只有当这些声音发生变化时，她才能再次听到。

楼梯尽头门上的玻璃窗格发出了微弱的咯吱声。门闩被拨回了卡槽之中。然后，每踏一步，地毯下的木板就会轻微作响。过了一会儿，已经半开着的卧室门被完全推开了，埃弗特伯伯的脸庞出现在眼前。

“还在看书吗，我的书虫小朋友？”他微笑着说道。

他走了进来，坐在床边，拍拍自己的膝盖。利恩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虽然并不十分常见，但她还是没有思考就来到了他身边。当她坐下来时，他的身体拱向了利恩。他说了一些她喜欢这样做，以及这样做如何使她成为一个淘气的女孩的话。

利恩有些慌张和困惑不解。

她没有对埃弗特伯伯的行为说什么，甚至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她的身体颤抖，冷汗直流。埃弗特伯伯在胳肢她，不过有些不一样了。他的双手没有停下来。她甚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拒绝他。她的身体十分僵硬，但他打开了利恩的双腿。然后他的手指伸进了内衣包裹着的利恩的身体里，利恩的身体一痛，鲜血流了出来。

之后，他说利恩是自愿的。

现在，每当房子空无一人时，她都会感到十分害怕。一旦最后一个人离开，她就必须和埃弗特伯伯一起去楼梯底端和门之间的那个空地。在那里，当他们身后的门关上以后，她就必须半裸着站在那里，裙子还在身上，他则解开自己的腰带。当他将自己的阴茎推入她身体里时，利恩感到非常疼痛。有时鲜血还流到了她的腿上。

“你是自愿的。”他一直这么告诉她，到了最后，她几乎相信了他的话。这些强奸是一个秘密，有害且激烈，她深藏于心。

埃弗特·范拉尔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它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依旧是一个谜。房子里怎么总是空无一人？为何她现在的位置通常是在他膝盖上？他是个快活的恶霸，擅长让他人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和家里的女人们在一起时，他总是与她们打情骂俏，满是无耻提议，然而与自己的侄子和兄弟在一起时，他则有另一种魅力，以甜言蜜语哄骗和威胁他们。他做出的重击是友好的，只不过有些太用力了。利恩恰好就在中间，在男人们和女人们之间，像公主一样被高高举起，之后像宠物一样坠入谷底。

日子阴郁，一周周、一月月过去，逐渐模糊在一起。利恩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只对门和楼梯末端的那个空地愈发熟悉。与此同时，在奈梅亨20英里以外，一支50万人的军队正在此等待。当春天到来时，1000门重炮将昼夜不停地轰炸敌人的领土。此时，数千架轰炸机已经蜂拥而至，笼罩着下方的土地。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些轰炸机将投下50吨左右的炸弹。

在此之中，夜晚里埃德的这座房子仍处在狂欢的边缘：埃弗特伯伯引领的无休无止的随意庆祝活动。他坚称他们都应该有松饼（即使已经没有了鸡蛋、牛奶或黄油），而且他们还以某种方式得到了粗劣纤薄的松饼。他坐在桌边，扬扬得意。作为他的小朋友，利恩也必须拥有一些，所以他切下了松饼的一个尖角，移到了利恩的盘子上。

饥寒交迫的日子还在继续，不过有一天，它突如其来地就结束了：4月17日。首先是炮火，然后是一片寂静，接着远方传来了欢呼雀跃的疯狂轰隆声，听起来像军乐队发出的声音。利恩从上层的窗户里（此前她从未从这里向外看过）俯视着从各自家门中走出的小群男男女女，这些人满面谨慎。就在她正下方，一个站在人行道上的女人开始大喊——歇斯底里，声调极高，不受束缚地放声尖叫。女人站在建筑物之间，大声喊叫，双手举着一幅橘黄色的旗帜。

此刻，每个人都冲了出去，利恩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当她半年来第一次踏上外面的人行道时，周围的人群簇拥着她。再次感受到太阳和天空，让人感觉头晕目眩。在阴天的明亮中，一切都势不可当：店铺招牌上的字母、道路碎石上的斑点、树篱中的深色叶子。她的耳边回响着移动声、喊叫声、人们的哭泣声，她的嘴里则品尝到了新鲜的空气。

利恩和一群孩子奔跑着，跃过路上的碎石，在倒塌的墙边停了下来。在一条小巷中，他们遇到了一个德国士兵的尸体。他面部朝下，倒在圆石上，一条胳膊向前指，头盔则依旧靠一条皮带固定在头上。这些孩子盯着看了一会儿，满脸好奇——有些害怕，不确定这个士兵会不会突然动起来——不过之后一个女孩继续向前走去，轻轻地踢了一下士兵的头侧部。他们在恐惧之中尖叫着向后退，不过之后缓缓地移动了。此时，一个男孩，接着是其他人，鼓起勇气向尸体踢了一脚。当利恩尝试着这么做时，她非常吃惊，她踢的已经死去的士兵竟然如此沉重。

外面的大路上则近乎疯狂。男人们在温暖、阴暗的午后放声歌唱。之后一队队部队穿过其中。看起来他们似乎是来自加拿大的盟军士兵。利恩在拥挤的人群的胳膊之间断断续续地看见了这些士兵。她看到女孩们爬上了坦克，她们的裙子在空中飞扬。空气因烟雾和柴油而变得混浊。最后，当利恩从一条高高的街上走回时，她的视线锁定在一个站在人行道上的女人身上，那个女人的头发刚被剃光，头上露出了亮红色的斑点。

在这一切之中，虽然利恩是狂热的欢庆活动中的一部分，虽然她跑跑跳跳，加入其他人的行列，但她并不明白其中的意味。解放没有任何意义。这是一场庆祝，人们在欢呼雀跃，仅此而已。

1945年5月5日，加拿大上将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ulkes）与荷兰要塞司令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在荷兰达成德军停火协议。投降书在瓦赫宁恩（Wageningen）签署，距离本讷科姆只有3英里。4月底，阿道夫·希特勒自杀；5月8日，同盟国一方宣告胜利，欧洲战争正式结束。然而，在欢庆胜利一些天后，对于即将到来的重建工作，荷兰国内的情绪顶多是阴沉的顺从。9万平民在战争中丧命，8000名非犹太人在监狱营中死亡，另外还有2.5万人饿死。在过去一年的斗争中，人均卡路里消耗量减少了一半多；8%的土地因德军撤退而淹没并浸于水下；此外，系统性的劫掠意味着荷兰遭受的经济打击比其他西方被占领国家的更加严重。

这种国家层面上的荒废确实从某些方面解释了本国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所遭受的悲惨待遇。1.6万名犹太人从藏身处现身，在东部，还有5000人在集中营中活了下来。其他国家——如法国和比利时——已经在1944年大部分获得解放，以更快的速度提供援助，帮助运送犹太人回家。荷兰的遣返部队只拥有2辆雇用的摩托车和4辆小型货车，几乎无能为力。大多数荷兰国民都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挣扎着回家。

近50万荷兰人被困在国境外（大部分是在德国的劳动营里），还有另外约33万人是国内的难民，从伦敦归来的流亡政府一直竭尽全力、满怀善意地为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提供足够的帮助。

然而，并没有善意的象征。政府没有做出声明，更别提特殊安排了。当这个问题被提出来时，荷兰的大臣们坚称犹太人应该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待遇。他们订购了大量的赞美诗集、祈祷书、《圣经》甚至圣餐杯，希望能给难民们带来精神上的抚慰，却没有看到此点与犹太人所受的待遇之间的矛盾。

绝大多数返回荷兰的犹太幸存者发现他们的归国经历给自己带来了精神创伤。当他们抵达国境时，他们遭遇了一大群毫无组织，却配备武器、身着混搭制服的国防军，因为政府害怕外国人，尤其是共产主义者涌入国内，他们可能会破坏这个国家的稳定。

迪尔克·德卢斯（Dirk de Loos）后来叙述道，他和其他犹太人共同乘坐的大巴从达豪来到了国境线，虽然他们操着纯正的荷兰口音，但当局不为所动，还是因他们缺少材料而将他们逮捕了。他们被喷洒DDT粉末消毒，之后被送到了奈梅亨的拘留营，10天后，迪尔克设法逃离了那里。然而，当他抵达在莱顿的家时，他再次被荷兰警方逮捕并送回，荷兰警方如往常一样令行禁止。

迪尔克的经历并非特例。韦斯特博克的中转营里有10万多名从奥斯维辛被运送至此的人，在战争结束后，500多名注定要被灭绝的犹太人幸存下来，在这里被关押了数月之久。他们与1万多名刚被逮捕的荷兰法西斯分子一同待在此处，后者正是想把犹太人送上绝路的人。当这些犹太人最终被释放时，他们的境况基本没有改善。犹太人的财产已经被掠夺，他们原来的房子已经被新来者占据，在某些情况中，当局甚至还要求犹太人为他们多年来在集中营里产生的费用交税。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经历可以归咎于战后初期的混乱局势，但在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也有迹象表明，荷兰民众中的反犹太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荷兰一度代表了包容的避风港。在荷兰生活的犹太历史学家优素福·卡普兰（Yosef Kaplan）在荷兰共和国的整个历史中（即1581年到1795年）都找不到迫害犹太人的重大事件。然而，到了19世纪，一个卑鄙无耻、口音浓重的犹太骗子的刻板印象确实出现在了国家文化中，从东方来的移民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印象。部分得益于国际上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犹太人并不完全是荷兰人的看法浮出水面。之后，随着纳粹势力掌控德国，3.5万名外国犹太人逃至荷兰，荷兰政府则以限制移民和抓捕进集中营作为回应。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有关犹太共产主义者、犹太商人，以及犹太人可能会摧毁一个美味餐馆或一家好俱乐部的言论。

虽然荷兰国内的法西斯政党得票率从未超过4%，但对于战时的纳粹宣传者来说，他们还有一些事需要费心，这一点在1945年十分明显。一些抵抗运动小报的民族主义丝毫没有包容之心。例如，《誓言报》（Het Parool）就警告犹太人不要在解放后把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还对犹太人在面对德国威胁时离开自己职位的行为表示了批评。另一份小报《爱国者》（The Patriot）写道，犹太人需要心怀感激，因为荷兰的抵抗运动拯救了他们，而“更好的人可能为此牺牲”。大众杂志上还有关于犹太人的笑话。在许多份报纸的读者来信页面上，一些读者抱怨称，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犹太人将东山再起。一个政府办公室甚至决定不返聘犹太工人，因为业务中针对他们的大众情绪非常消极，雇用犹太人的话其他人的工作效率可能不高。与此同时，司法大臣致信犹太宗教联盟（刚被排除在国家教会委员会之外，因为其成员数量大幅减少），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接纳正被快速释放的12万多名荷兰通敌者。虽然犹太人大屠杀的事实在媒体口中得到了简单的承认，但它很快就被避而不谈，因为过于恐怖，最终难以对其进行深思。不出预料，战后10年里，离开荷兰的犹太移民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比利时和法国。

1945年4月，对于战争已经结束一事，身处埃德的利恩并没有强烈的感受。她只是等待着其他人的决定。不过，几天后，范拉尔一家动身前往本讷科姆，能够从埃弗特伯伯身边逃离还是一个巨大的安慰。老路上现在满是在他们前面行进的肮脏的绿色货车，上面搭载着用手指比“V”的士兵们。当他们抵达33号时，他们发现房屋毫发未伤。虽然他们隔壁的德邦德一家被洗劫一空，地板被拆毁，但地板下的腌黄瓜罐子还整齐地排列着，像以前一样摆在地下室的架子上。范拉尔夫人很快开始指挥清扫工作。利恩再次用毛巾和抹布进行打扫，她擦亮了雅室橱柜上的木头，生活重新步入正轨。

没有人提出或回答问题，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教堂或学校。没有人提到她父母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的几个月也同样如此，但在某个地方，不知怎的，他们永远不在了的想法就扎根于利恩的意识中了。海牙的妈妈、爸爸、祖父母、姑妈姑父、兄弟姐妹、朋友们的整个世界已经消失，再也没有重现，甚至在她的脑海里也是如此。

利恩重新装饰了自己的小卧室，包括门上的玻璃窗格。星期日有祈祷和《圣经》学习；每天晚饭后，她再次高声朗读了使徒们的行为和《旧约全书》里国王们的苦难。她重返学校，老师们注意到她的功课落下了。利恩收到了额外的数学和历史课作业，她在下午较晚的时候坐在床上写完，身上半搭着被子。她听到了隔壁花园中马尔特的声音。利恩现在更常去德邦德家了，那里更加自由，她也拥有科里这个友善的伙伴。一个月过去了，街道上通往村庄的地方摆放着几块厚木板，男人们开始以此修复他们受损的房屋。他们的水泥搅拌车停放在那里准备就绪，搅拌车出料口沾了一圈脆性岩石。

在本讷科姆，生活像往常一样继续；当利恩听到街道上传来的摩托车声响时，已经是初夏了。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忙碌着，甚至都没有留意此事。过了一会儿，当门铃响起，范拉尔夫人应门时，利恩才注意到。

“小利恩，”范拉尔夫人叫道，“是找你的。”她的嗓音不带感情，她已经准备回到厨房了，当利恩从自己的房间出来时，大门已经关上了。

利恩走到了下方的楼梯上，从来者的鞋子和裤子她才看出此人是谁。她的心脏停了下来，因为那是埃弗特·范拉尔。她即使敢发声，也没有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她的整个身体似乎立刻凝固了，畏惧不前。埃弗特伯伯向前走来，抬头看着她，眨了眨眼，透过开着的门指了指路上的摩托车。

如果你闭上眼睛，那么可能就不会发生什么。她的手指紧紧地握着钢制的摩托车车把，感受到贴在她光裸的双腿上引擎释放的热量。他们来到森林后，地面起伏不平，热气向她袭来，他加速驶过时引擎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她竭尽全力让自己保持麻木，但她在早先感受到的麻木却始终不来。

林下灌木丛深处停放着一辆老旧的吉普车，悬挂在树冠上，底部卡在灌木丛中。他直直地开向那辆车。她十分确定，他是早有预谋的。他把摩托车停靠在一大堆废弃轮胎旁。她依旧坐在摩托车上，紧闭双眼，嗅到了一股发动机机油的刺鼻气味，里面还掺杂着湿漉漉的菌类和树叶的味道。当她眨了一下眼睛后，她看见吉普车的挡风玻璃上泛着青苔的光泽。轮拱罩后面就有一级台阶，埃弗特伯伯缓缓地开口了。他对她说：“你是自愿的。”

再一次，没有人提出或回答问题，而且，在这次之后，他定期骑着摩托车前来拜访，就像去学校或教堂一样。用范拉尔夫妇的话来说，埃弗特伯伯和利恩拥有一份“特殊的友情”。他们似乎不会对埃弗特前来接利恩感到奇怪，或者说，如果觉得奇怪，也会将这种怪异感归到利恩身上。

夏去秋来，利恩12岁了。森林里没有了浓密的绿叶遮挡，显得更加明亮。脚下则寒冷潮湿。他们经常前往的那辆老旧吉普车开始像周围的树叶一样枯萎老朽。它的车前灯上蒙了一层雾气，灰暗且浑浊不清。随着日光逐渐消失，利恩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减弱。她变得更加沉默，胆战心惊，仿佛一只被深深伤害的小动物。

之后，在9月中旬，突然来了一个不同的访客。利恩站在楼梯顶端向下看，几乎难以置信。赫洛马夫人回来了！

图克·赫洛马一看到利恩，就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她绕过范拉尔夫人进入房子里。她走到楼梯底处，伸手抓住了利恩的肩膀。

“小利恩，看到你太高兴了！”她说道。

一个小时后，两个人坐在阳光沐浴下的长椅上，看向荒野。她们打算谈论一些严肃的事情，利恩也应该说说她认为最好的事。

首先，赫洛马夫人询问了她的健康和学校功课状况。每当利恩回答时，赫洛马夫人就会停下来在本子上做记录。有时，她就静静地坐一会儿，思考着，手里握着笔。之后，当所有问题都问完后，赫洛马夫人将笔记本放到身旁，看着一排树木，然后转过头来，若有所思地看着利恩。

赫洛马夫人说，范拉尔一家已经照顾了利恩很长一段时间。范拉尔家并不是一个大家庭，但家里有一个空余的卧室，而且直到现在，亚普几乎就像利恩的弟弟了。当然，弟弟可能会招人烦，有时姐弟之间也会爆发争吵，但本讷科姆是一座不错的村庄，范拉尔夫妇也乐意让她留下来。她可以作为家中的女佣，通过为家里做家务来养活自己。她可以继续上学，她的学业似乎还不错。利恩对此怎么想？

利恩透过长椅上的板条，向下盯着地面。

利恩怎么想？

她对于这样的问题有些不习惯。利恩的眼睛紧盯着薄条状的土壤和黄色的草地。

“我不想待在这里。”她说道，几乎是自言自语。

“那么你想怎么样？”

只有到了此时，她才有了答案。

“我想去范埃斯家。”利恩坚定地回答道，然后抬起头来，眯着眼看下落的午后太阳。

既然话已经说出来了，利恩就可以看到它们：兔管街上的房子，朋友克斯、阿里、小玛丽安娜，还有姨妈的厨房。那是她可以想象自己唯一能够再次当一个孩子的地方。

当然，这些事情不能迅速整理完成。赫洛马夫人必须返回多德雷赫特，去看看如何安排相关事宜。利恩等待了长长的一周，其间兔管街在她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她想和安妮·穆克霍克一起游泳，就像以前那样，或者去拜访街道对面的邻居德布鲁因夫人。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世界的存在变得越来越急迫。她非常害怕埃弗特伯伯的到来，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样害怕过了。

终于，星期六，赫洛马夫人来了。利恩无法咽下早饭，当门铃响起时，一股电流直抵她的心脏。赫洛马夫人站在门阶处，正在和范拉尔夫人相谈甚欢。她微笑着向利恩挥手，但没有同她说话。之后，赫洛马夫人来到了雅室，和大人们私下谈话，利恩则必须回到楼上。利恩在自己的卧室中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不过最终还是被叫了下来。“现在，我和小利恩要出去走走。”赫洛马夫人轻快地说道，牵着利恩的手走了出去。

之后，两人沿着街边散步，赫洛马夫人开始说话。利恩花了一会儿工夫才明白了赫洛马夫人的意思。范埃斯一家安然无恙，他们也向利恩送来了最温暖的祝福。此刻他们非常繁忙，因为姨妈怀孕了，全家刚刚搬到了一栋新房子里。亨克姨父现在有了一份不同的工作，他管理着全市的住房。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许多人需要他的帮助。此外，他在战争期间与德国人战斗，后来被送进了监狱里，这导致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依然不是很好。而且，多德雷赫特现在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因为轰炸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损伤。城市里没有了桥梁，人们依旧饿着肚子，还经常没有供暖。电力系统也经常无法正常工作。这些都意味着此刻利恩无法前去与范埃斯一家居住。

这对她来说不可行，当利恩试着去理解这一点时，她的呼吸停滞了。图克·赫洛马伸出手来安慰她，不过这已经太晚了。利恩的心里裂开了一条大缝，她茫然地盯着虚空，惊恐不安，她的嘴有些扭曲了。她仿佛已经坠入了大地的中心。

图克·赫洛马非常害怕。

“小利恩，我会再问问的。”她说道，但利恩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听不到任何声音，震惊与哀伤吞噬了她。

我回到利恩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时，时间刚过7点。录音机里，利恩说到此时的事情时有些结结巴巴的，但她的犹豫与其说是出于感情，不如说是出于想把事情说清楚的意愿。

“他们不想要我的消息传来了……她回来告诉我，事情无法如愿进行……我听到后感到一阵眩晕。”

她沉默了很久。

“我无法相信。我曾经完全指望着这件事，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压在了上面。我曾经把它当作唯一的出路。”

在静默之中，我问自己，是什么让我的祖父母给出了这样的回复。利恩离开后，祖父母一家又庇护了另外两个犹太孩子，后来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也许我的祖父母认为这是应该为利恩做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而且他们已经付出了许多。同样正确的是，相隔如此之远，我无法知道他们究竟被问了怎样的问题，或者他们给出了怎样确切的回答。当图克第二次询问时，他们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且是欣然答应。

尽管如此，第一次的回复还是毁坏了某些珍贵之物。它毁坏了某种确定无疑的归属感，而这也许是我祖父母给予利恩最宝贵的礼物。

过了不久，利恩最后一次站在了阿尔格梅尔33号的门阶处。门外的道路上停着一辆突突响的汽车，赫洛马夫妇坐在车里等着她。这是一场尴尬的告别。

当利恩安静地说了再见，准备离开时，范拉尔夫人递给了她一个未封口的白色信封，里面有四张照片。

范拉尔夫人说道：“留着照片，别忘了我们。”

汽车在路边等待，利恩则简单地浏览了这几张不平整的照片。

第一张是她自己。这是几个月前在摄影工作室拍摄的，照片展现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她身后是一段美丽的螺旋式楼梯。利恩身穿白色的及膝袜和一件深色的水手服裙子，在照相机前看起来直挺挺的，唇边露出一丝微笑，头上还别着一个少女般的格子花纹蝴蝶结。然而，照片上的景象并不是真实的。如果你往下看地板，你就能看到摄影师布置的背景幕布的边缘。大理石和锻铁楼梯不过是幻象，拉动绳索就可以轻松换上其他布景。

图24

第二张照片就是她和范拉尔一家站在房屋前的那张，是在约两年前拍摄的，当时她刚来到本讷科姆。她在那张照片里看起来比现在年幼很多。

之后是两张护照上的相片，一张是范拉尔先生，另一张是范拉尔夫人。他们都凝视着摄影师的左肩。范拉尔先生的头发用Brylcreem发蜡高高地固定起来，脸颊上还冒出了一些胡须茬，身着紧身正装的他看起来有些不太舒服。他的妻子则看起来朴实无华，牙齿轻抵在下唇上。

他们看起来不太高兴。

图25

图26

现在利恩就要离开了，这些人似乎有些可怜，他们按照指示移开视线，并竭尽全力地遵从指引。

对于利恩来说，她的生活即将从乡村转向城市，从旧式的宗教变成全新的社会主义理想。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但开车的赫洛马医生将其变成了冒险之旅。每个误导性的路标或破损的渡船都是一次挑战。他向利恩展示了他们正在前行的路径，当道路突然受阻时，他还会让利恩一同讨论路线。雨水滴落在挡风玻璃上时，她和赫洛马夫妇躲在小小的汽车里，到了午饭时间就在路边临时停车处停下，享用腌牛肉三明治。饭后继续上路。当他们穿越这个国家时，路上几乎没有汽车，大部分都是挣扎前行的骑自行车的人。利恩透过雾气看到了外面桥梁的残骸，赫洛马医生告诉她，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些桥梁被德军切断，钢材被运送到了德国。

他们到达多德雷赫特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她第一次瞥见范埃斯在弗雷德里克街（Frederikstraat）的新家时所留下的印象就永远留在了脑海里。许多人拥挤在大门周围。他们或者是想要寻求住房方面的帮助，或者是向亨克姨父询问看法的记者。赫洛马夫人以其一贯的镇定直接穿过了人群。然后，脸颊圆润且泛红的姨妈就站在玄关处，在暖光的照射下，她看起来很疲惫，不过还算安好。利恩跨过了前门，嗅到了令人安心的烹饪、洗衣、烟草和人们的味道。姨妈温柔地环抱住她。“小利恩，”她说道，“你回家了！”

接着，整个家里的人们都冲过来拥抱她。她受到了宠爱和赞扬。“利恩！”“小利恩！”“利恩在这里！”克斯站得比她高一个头，有些难为情地睁大了眼睛。玛丽安娜则暂时有点羞怯，缩在姐姐阿里的怀里，然后颇为大胆地转向姐姐问道：“你打算去哪里睡觉？”甚至姨父也向她走来，他瘦削且有些紧张，袖子挽起，领带松垮垮地系着。

“我们都非常开心你能回来。”他说道，眼睛注视着利恩。

这个房子虽然只比范拉尔家的房子大一点，却比兔管街的房屋面积大了一倍多。这座房子里有一个用厚重窗帘分隔开的日光室，有一个陡峭的盘旋楼梯，一层还有一个对着街道的阳台。姨妈回到厨房中继续忙碌，亨克姨父则立即走回高挑的客厅里，被男人们和记者们团团围住，继续与他们讨论。一切都与以往不同了，却依旧让人觉得熟悉。邻居们过来串门闲聊，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则四处乱跑。

晚饭时，阿里盛出了豌豆汤，姨妈则紧随其后，手里拿着一块摆放着切片香肠的砧板。她用自己的餐刀给每个碗里拨了一些。很明显，此时还没有许多食物来供应全家，不过，轮到利恩时，姨妈问利恩是否想要一些香肠，利恩点了点头，于是姨妈给了她别人两倍的分量。接着就是罕见物布丁，那是为利恩特别制作的。

吃完晚饭后，利恩走到漆黑的外面，空气凛冽，孩子们正在玩耍。她没有加入其中，而是只走了一会儿，房子始终在她的视线之内。兔管街，那条三年多以前她第一次到多德雷赫特时来的街道，就在步行不到十分钟距离的地方，却已经淡出了她的想象之外。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老朋友安妮·穆克霍克了。

明天，她将前往一所新学校，还会结识新邻居。这种感觉很奇怪，与多德雷赫特有所关联，半分熟悉，半分崭新。身处其中，她觉得有些头晕目眩，仿佛很疲倦似的。

她走回家，夜里的这座房子已经安静下来。电力系统已经停止运行了，这在此时的多德雷赫特时有发生，房屋里只有几点亮光。在油灯的光环下，姨父正俯身看着一叠文件。姨妈坐在他身边织衣服，对利恩说了一声古老的晚安语“trusten”，这个词曾经在利恩听来十分古怪，现在却让她感到心安。

阿里走在利恩前面上了楼梯，手里护着蜡烛，走进了现在她们共同使用的房间。卧室在黄色火焰的微弱光芒下显得温暖舒适。有两扇门通往阳台，三张床并排摆放在一起。

“那是你的，”阿里说道，她指向最远端的一张床，“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换。”

但利恩相当开心。她的毯子上放着一堆两年多前她离开时留下的东西：一些书、钢笔和铅笔，还有一个毛绒玩偶。利恩早已忘了它们，它们现在则像是送给利恩的新礼物了。尽管如此，当利恩触碰每一个物件时，它们都会引发她的回忆，仿佛一闪而过的火光。之后她还看到了自己的诗集，在微弱的光亮下，“不要忘记我”的封面上显露出蓝灰色。利恩站在那里，静静地拿着诗集，过了一会儿，她把合上的诗集放在了自己床边的架子上。

2015年的阿姆斯特丹，数字式录音机已经持续不断地运行了近两个小时。

利恩问道：“我们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点了点头，从座位上离开。现在已经相当晚了。

厨房里，当利恩开始忙碌时，在油烟机的光线下，蒸汽很快袅袅升起。20分钟后，我们重新回到了餐桌旁，这时桌上摆满了食物。桌子上有一个水罐，里面有柠檬片，表层还泛着银色的气泡。当我们坐在灯光之下时，我觉得自己仿佛与父母或姨妈姨父在一起。不过，这很奇怪，因为我们此刻谈论的话题并不是家庭关系，恰好与之相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利恩与范埃斯一家的关系断绝。

吃完饭之后，利恩提议一起看看她在犹太人大屠杀基金会所做证言的录像。我们坐在她的桌边，用她的电脑观看。利恩点击图标，一秒之后，我们就看到了20年前的她。当时她坐在位于艾恩德霍芬（Eindhoven）家中的一把红色椅子上，这把椅子现在则放在她的客厅里。

虽然屏幕里的她更加年轻，但不如我现在认识的她富有活力。她肩负着重担，眼中显露出疲惫之色。她以一种平实、谨慎、就事论事的口吻开始在摄像机前陈述。首先是她自己的名字，然后是她父母的名字，之后她回答了采访者的问题。这场叙述就以这种方式持续了一个小时。但没有故事、没有家庭、没有生活。

坐在我身边的利恩对以前自己的看法有异议。她有时会对以前的说法做小调整，甚至在觉得自己过分正式时哈哈大笑。她就像个坐在教室后面品头论足的小孩。

DVD录像结束了，我们看到了采访最后一刻凝固的画面。此时已过了半夜，房间里和外面的城市一片寂静。

“我该走了，”我说道，“我想明天再去多德雷赫特一趟。”

几分钟后，我在黑暗中感受到自己的视野非常清晰。对于我来说，我此前从未如此深入地了解一个人，从其最早的记忆，直到内心活动细微且私密的细节。对我来说，12岁时回到弗雷德里克街我祖父母家中的利恩相当真实。我觉得自己对她的了解胜过了对我自身的了解。

不过之后，我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幻觉，只有一个故事才能带来这种幻觉。作为一个在享有特权及和平稳定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人，我怎么能理解一个遭遇了二战的女孩的经历呢？我怎么能明白生活在完全孤立中、完全失去自我的孩子的感受呢？一个人的经历又该有多么深刻呢？

后来，当我驾驶着小汽车在夜色中驶向本讷科姆时，我突然被一个令人困惑且荒谬的认知震撼。它像一股震颤一般袭击了我，正是那种当我在拥挤人群中丢失了年幼儿子时所感到的冲击。当我看到12岁被深深伤害的利恩时，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继女乔茜（虽然我从未称她为继女）12岁时的样子——倔强、隔绝、执拗。

这并不合理，因为她们的情况截然不同，但一闪而过的过去（乔茜曾经自甘堕落、暴躁易怒、不顾一切，而且肆无忌惮）仿佛给了我的大脑一记重击。

当我沿着高速公路向前行驶时，我似乎看到了16岁时的乔茜，她站在私人车道的碎石上，似乎永远离开了家。接着，我想起了她曾经住过的许多糟糕的地方，还有肮脏的公用厨房和面对砖墙的窗户。

自我辩解在我的心中升起：她想要离开，她说自己痛恨家庭，无法控制。我当然不是不通情达理吧？我并没有恶意。每一次，每到一个新地方，我就会为她制作同样的架子，然后看着同样的一些照片（其中一张是她在剑桥的发小）从纸盒里出来。我们每个月都给她汇钱。我们在餐馆里见面。我偶尔会留下一些无人回复的电话留言或信息。

但事实是，我不想让她在家，我也不了解她。事实是，有的时候我想让她远离我的生活。

在那些糟糕的日子里，当我们的女儿似乎已经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时，我的妻子安妮·玛丽（Anne Marie）睡觉时总是时睡时醒，手机一直放在枕边。有时她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门。每天她都会给女儿打电话，即便没人接听。妻子说，乔茜知道自己是被爱着的这件事非常重要。我却很少给她打电话，经常数月都见不到她或收不到她的来信。

之后，我想到了我祖母给利恩寄去的那封断绝关系的信件，在此之后，两人再无见面。我会给乔茜寄去这样一封信吗？当我想到仅在数周之前，我和乔茜还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一同驾车，我就觉得这似乎难以想象。那时我们非常亲密，全家人团聚在一起，伴随着路上的轰鸣声，感到平静。我还记得，在那趟旅程中，我试着告诉乔茜利恩的故事的起始，当时我喉头一紧，难以开口。我们有可能失去对方吗？我不得不承认，很有可能。

当我抵达本讷科姆时，那座房子非常安静。小狗们轻快地跑动着，舔了舔我伸出来的手。我在床上躺了几个小时，难以入睡，到了凌晨3点，我拿起了手机。我给乔茜发送了一条短信，只是说道“我爱你”。

第二十章

第二天一早，我乘坐火车前往多德雷赫特。我在火车上研究了一份档案，上面叙述了利恩在1945年9月末回到我祖父母家后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7年11月25日此报告完成时。一个名叫“儿童援助”（Le-Ezrath Ha-Jeled，希伯来语）的组织收集了这些资料，该组织在战后推动了犹太孤儿的福利事业发展。我昨晚离开时，利恩给了我这捆档案。在安静的火车车厢里，我在带有斑点的蓝色塑料桌上摊开了松垮垮的纸张，总共有大约30张，然后按照顺序摆放它们。档案里有会议报告、通信记录、家庭房间叙述，以及有关人士的总结。附录里还有各种各样的信件，包括一封范拉尔先生的来信，他认为利恩现在生活在英国或巴勒斯坦。他在信里要求偿还他为利恩支付的一些看牙费用。

“儿童援助”组织成立于1945年，其宗旨是应对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那些荷兰孩子的情况。战争结束后，那些曾经被抵抗运动人士拯救的犹太孩子被暂停送回其原来的家庭，不仅仅是简单地通过个人行动，更是通过荷兰政府支持的政策来落实。早在1944年9月，加尔文宗教徒、抵抗运动领袖格斯纳·范德莫伦（Gesina van der Molen）就已经开始印刷传单，指示其组织网络中的成员（他们已经救了约80个孩子），如果他们的父母要认领自己的孩子，就要照看好收留的孩子们。她声称，他们将自己的孩子交给了抵抗组织，就意味着他们自身失去了身为父母的权利。之后，在1945年8月13日，当政府建立“战争收养儿童委员会”（OPK）时，格斯纳·范德莫伦被任命为主席。

战争收养儿童委员会的犹太成员很少，致力于所谓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政策。这意味着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4000个左右犹太儿童的案件将被单独处理。在委员会看来，如果他们的最大利益要通过把孩子们留在养父母身边才能达成，那么就应该如此，即便孩子们的家庭成员（可能还包括其父母）还活着。

委员会成立17天后，在战争中躲藏并幸存下来的亚伯拉罕·德容（Abraham de Jong）组建了“儿童援助”组织。其目的是对抗战争收养儿童委员会的权力。

多亏了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的资金支持，德容的“儿童援助”组织迅速将自己打造成一个严肃且专业的机构。1946年4月，该组织有30名工作人员；到了9月，数字上升到52人。其中包括社工、调查员、看护员和活动家。尽管遭到了格斯纳·范德莫伦的战争收养儿童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儿童援助”组织的工作人员还是很快开始对犹太儿童的境遇进行了调查。关于利恩的报告就是其成果之一。

与战争收养儿童委员会截然相反，“儿童援助”组织希望，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会违背孤儿们的意愿），将尽全力把孩子们归还到他们原本的文化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要追寻其生存下来的亲属的踪迹，如果找不到，就寻找愿意收养儿童的犹太夫妇。在利恩的案例中，这两种选择都被加以考虑。她曾经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分子，不过，档案显示那个家庭中只有两个大人活到了1945年。

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利恩会在一个很特殊的时刻发现自己的父母已经被杀害。然而，她的这种意识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早在1942年12月，当利恩在手中转着两枚戒指，直到它们都掉在了兔管街家中的地板下，利恩就已经与她的父母以某种方式告别了。之后，她封闭了脑海中有关他们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9岁的小女孩来说，他们不再像真实人物一般存在，无论是在现在还是过去。战争结束后，有关她父母的话题依旧没有被提起，这就确定了他们已经遇害的事实，不过这个事实仍然遥远且抽象，太骇人听闻，以至于无法将其当作真实事件来深思。这种恐怖是很难想象的。利恩在脑海中重现这些事情，将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最终，当她能够再次回忆起自己的父母时，那给她精神上带来的冲击将是非常深刻的。

最后一个见到利恩母亲的人是萝扎（Roza）舅妈（当时她和利恩母亲一起坐上了前往波兰的牲畜运输车），她在“儿童援助”组织的报告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萝扎舅妈的丈夫已经过世。在利恩回到多德雷赫特之后，她几乎立刻就来看望自己的外甥女，还（在去海牙的一天行程中）在利恩的诗集上留下了一首诗，日期是1945年11月24日。这是两年半多以来的诗集上的第一条记录：

亲爱的小利恩：

我希望你在生活里遇到

健康、繁荣，以及甜蜜，

在所有人之中，

我希望你最能享有这些。

如果你一直可爱真实，

我相信它们都会来你身旁

因为善良的人一定会发现

其他人也会报之以李。

所以要一直相信你的好运气

那样你就不会失败。

非常爱你的萝扎舅妈

图27

字迹有些模糊不清，纸还有点皱皱巴巴的，不过比起这些，我更好奇这首诗里是否有许多私人的意味。很难这样去想。萝扎舅妈对她外甥女的祝福当然是温暖美好的，但在过去的五年里，没有什么能支持“其他人也会报之以李”这种观点。能在奥斯维辛活下来确实是她的“运气”使然，但她在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的医学实验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遭遇了许多悲惨的事情，最严重的是再也无法生育了。20世纪30年代，利恩全家来到斯海弗宁恩的海滩玩耍。在那张集体照上，身穿白色泳装的萝扎舅妈站在正中间，手里拿着一个排球。十多年后，这张照片中23个健康的年轻男女，只有她一人活了下来。

到了1947年，当档案完成时，萝扎·斯皮罗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先去了印度尼西亚，后来到了美国。在利恩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天赋异禀、充满魅力、信念坚定的人。当她们第一次重聚时，萝扎舅妈不同意她外甥女穿着“社会主义青年俱乐部”的制服，于是就带利恩去买她所称的“有魅力”的衣服。利恩顺从地答应了。在空荡荡的商场里，她记得舅妈撞倒了一个展示架，上面的小瓶子散落一地，摔得粉碎。气味非常浓烈。不过，不像利恩那样非常尴尬，萝扎舅妈责备了服务人员，说他们应该在摆放商品时更加小心一点。“儿童援助”组织的报告在结论处对这个精神受过创伤女人的评价非常冷漠，她被贴上了“浅薄的波希米亚人”的标签。不过，她不适合照顾孩子的结论可能是正确的。

委员会对利恩的另一个成年亲属——埃迪（Eddie）叔叔也不太看好。他没有出现在斯海弗宁恩海滩聚会的照片上，因为即使在那时，他也被视为败家子。萝扎舅妈曾经借给他一台昂贵的照相机，他却没有归还，后来家里还丢失了一些行李箱，为此还报了警。战争爆发时，埃迪已经身处国外，和家人偶有联系。不出意料，他也不是一个少女的合适监护人人选。

不过他非常吸引人。利恩还记得，埃迪在1946年夏天突然来到弗雷德里克街的家门前，他年近三十，身着军士制服，肚子里都是他旅行相关的故事。他给利恩带来了一双漂亮的高跟鞋，但对于利恩来说太小了。有一张他们两人的合照：埃迪身穿军装；利恩则双眼明亮，整张脸因露齿一笑发生了变化。埃迪叔叔当然想在她的诗集里写点东西。不幸的是，诗集里已经没有空白页了，所以他用了一张单独的纸，利恩把这张纸塞进了本子的最后面，紧挨着萝扎舅妈的那一页。时间是1946年7月10日。

埃迪叔叔在他那一页上非常努力，而且，他对自己所写的“就像朋友一样不久后再相会”的态度无疑非常认真，就像他打算从英国给利恩寄他所许诺的糖果和自行车。不过，对于埃迪叔叔来说，他是很难信守承诺的。有一天埃迪叔叔说他会来看望她，于是她就等待着他，但交通工具出了问题。他答应会寄来身处伦敦的新妻子和女儿的照片，不过她再也没有见过他。

图28

萝扎舅妈和埃迪叔叔都不是理想的人选，因此“儿童援助”组织就在考虑是否可以找一个犹太家庭来收养她。一对来自豪达（Gouda）的夫妇来到弗雷德里克街拜访。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他们还邀请利恩到他们家住了一周。一个开着宾利汽车的司机前来接她，车里弥漫着一丝木头与擦光剂的气味，这对夫妇豪宅里的网球场和大理石地板也散发着这种味道。但利恩不喜欢。她只想和范埃斯一家待在一起，最终，就连“儿童援助”组织也同意了。

一般来说，虽然很难就这些事情说服委员会，但委员会还是认定弗雷德里克街的这户人家的家庭关系极其良好：

范埃斯女士不加区别地对待孩子们。家庭内部非常和谐。人文主义的理想在这里付诸实践。孩子们愉快地相处。这里有许多犹太朋友。在被占领期间，还有其他犹太孩子藏身此处……养父母温暖和善。他们非常细致地抚养利恩，视她为自己的亲生女儿……范埃斯夫妇确实是非同寻常的人。他们一家都不虚此名。

“她现在和我们在一起。”报告里我的祖母如此说道，这句话被用作结束语。至于利恩，她已经觉得自己是家里的一部分了。采访者报告如下：

她非常喜欢自己的养兄弟姐妹。她最好的朋友是6岁的养妹妹。当被问道“你还有其他朋友吗”的时候，她回答道：“这个小弟弟（一个一岁半的小男孩）。”

那个小男孩是我的父亲，就在利恩回来两周后出生了。

最终，“儿童援助”组织战胜了格斯纳·范德莫伦，后者的战争收养儿童委员会于1949年9月1日被废止了。这意味着儿童的藏身处大体上回到了犹太人的环境之中，尤其是那些证明了他们宗教背景的地方。大约一半的孩子与父母中的一人或二人重聚。其他没那么幸运的孩子或者被寄养到别人家，或者被送到孤儿院；在一些相当罕见的情况下，一些孩子真心想与挽救并照顾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却被迫离开。大规模营救与父母分离的孩子们是一种荷兰特有的现象。成千上万个孩子被救了，但幸存者的情绪波动将在未来几十年中逐渐显现。与范埃斯一家待在一起的利恩是一个例外。在荷兰全国4000多个孩子中，在营救犹太儿童这一过程最后选择与非犹太人共同生活的仅有358人，利恩就是其中之一。

我乘坐的火车抵达了多德雷赫特火车站。我从火车站出发走了一会儿，来到了坐落于老城中心的市图书馆。我期望在这里了解到更多关于我祖父社会生活的情况，“儿童援助”组织的报告将他宣传为非凡卓越的人物。在该组织为他创作的画像中，我的祖父是一个严肃、工作勤勉、恪守原则的人。他们描述称，他的大书架上摆满了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以及有关科学技术最新发展的历史书籍和期刊。他基本上属于无师自通，对学问如饥似渴，并对人类发展的潜力有着强烈的信念。二战期间，他不惜一切从事抵抗运动；战争结束后，他靠着大幅下降的薪水来竞选公职，而这让我的祖母非常担忧。每当选举来临时，他的经济状况就会非常不稳定。

在多德雷赫特的中央图书馆里，位于旅行和青少年虚构类书籍馆藏之间的钢制夹层楼上，有一些属于地方政府的书架。我在那里读到了我祖父在战后城市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没花多少工夫，我就找到了一张他的照片：作为五名议员中的一位，他坐在一张高桌子旁边，手托着下颌，在市议会上发言，一个职员则在正前方的一张桌子上做速记。祖父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上面展示了城市改造计划。他看起来瘦削、一板一眼、非常自信，而且因持续了14个小时的提问（报告所载）而有些疲倦。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2年1月，此时对于我的祖父及整个城镇来说都是乐观主义的高潮。几乎像整个国家一样，多德雷赫特在战后几十年中经历了惊人的发展。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于1948年落实以来，曾经被毁或被盗的桥梁、渡轮、铁路线、发电厂和工厂被快速重建起来。多德雷赫特成了全国性重建工作（所谓的wederopbouw）的模板，重建工作则是靠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来推动的。我的祖父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也在全国会议中谈及了“气和水的社会主义”（目的在于通过实际干预来提高生活标准）。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个曾经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成了欣欣向荣的工业中心。在这里，船只和飞机被组装，煤炭转化为煤气，饼干、皮革制品和香烟大量生产。我祖父曾经工作的电机工厂扩大了规模。与此同时，Tomado制铁公司受到了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的抽象画艺术的启发，推出了一系列标志性产品。他们制造了置物架、书柜、沥水架、瓶内刮刀，后来还有搅拌棒、磨豆机和咖啡壶，这些都有基础配色。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新成立的工厂开始生产吸尘器、涂料和烤箱。之后，杜邦公司选择这座城市来生产其神奇之物：腈纶、莱卡和特氟龙，每种产品都在一个单独的地方生产。为了满足需求，工人们最远从比利时蜂拥而来，路程长达两个小时之久。

对于我祖父来说，新的发展将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未来的驱动力。人们对于新住房的需求十分强烈：干净的高层公寓中配备着盥洗室和厨房，还有几乎毫无声息就载着你升至天际的电梯。他推动开发了新的经济适用的公共住房，还有数千个同样设计合理的复制版。新的公园、图书馆、休闲中心、诊所和学校不断出现。“粮食混凝土”——其中的水泥由碎石和被拆除建筑物的砖块制成——的发明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进程。有了这种魔法，历史的尘埃被一扫而光，洁净、明亮和全新的事物取而代之。当古老的新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邮局及其童话般的塔楼和角楼被拆掉，并被混凝土的店面取代时，一些人表达了不满，但我祖父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一进程。对于他和其他议员来说，在市议会上进行14个小时的辩论浪费了宝贵的重建时间。

我再次看了看我祖父的照片，照片上的地图是他本人的三倍大。基于他战前和战时的经历，答案非常明显：中央规划、干净的石板、教育、汽车和停车场、更多铁路线和更宽阔的道路。这些改善将会为老弱者带来共同繁荣和合适的供应，而这将完全由工厂取得的利润来埋单。战争虽然非常可怕，却展现了政府和工业通力合作能够共同取得的实绩。

午餐时间，我到外面买了一块三明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图书馆外的城镇中心就几乎没有被翻新过，虽然曾经有拆除计划。我倚靠在熟铁栏杆上，凝视着中世纪的市政厅：市政厅华丽而又不平衡，一半是砖块，一半是石头，建在一座低矮的拱桥上。桥两边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房子，阶梯式的山墙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不过，这只是现代建筑中的冰山一角。在200码之外的街道上，我能看到C&A大楼上褪色的灰棕色砖块，多年来砖块上的白色镶板已经弯曲变形。

在今天早上之前，我一直无法理解，这里以及全欧洲的城市规划师怎么能把古老的房屋拆除来建造这样的建筑物。不过他们的行为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追溯至其对发展的自信心和摆脱过往的愿望，由此引发了战后几十年的狂热重建。当我思考我祖父及其战时经历时，我开始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我下午重新回到图书馆里，继续阅读多德雷赫特在下一个十年里的历史：就在几乎一夜之间，好消息消失了。1970年1月1日，金属制品工厂贝克尔斯（Bekkers）倒闭，220名员工失业；几个月后，制药企业契法罗（Chefaro）也宣布关门。亚洲方面的竞争突然来袭；美国取消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挂钩，导致荷兰的出口商品价格上升；之后便是石油危机。多德雷赫特曾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蓬勃发展，充满希望，现在却已落后，遭到污染，无法发挥自己的力量。多德雷赫特的大企业——Tomado、钢铁厂、皮革厂、维多利亚饼干（Victoria Biscuits）、造船厂、啤酒厂——有的破产，有的把生产工厂转移到别的地方。1975年以后，只有10万人口的这座城市一年中逐步失去了2700个工作岗位。失业引发了犯罪和吸毒，以及与摩洛哥外籍工人间的某种种族紧张关系。恰好就在失业潮开始时，这些摩洛哥外籍工人被邀请前来多德雷赫特工作。此时，我的祖父不再身居市议会之中，而是被选为荷兰议会一院（大致相当于英国的上院）的议员。全家暂时搬到了西边的一个小城镇布里尔（Brill），祖父在那里担任市长，然而他努力进入二院（下院）的希望落空了。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现代化主义者，而他的城市所遭受的挫折一定给了他很大的打击。

那天晚上，我住在码头边的一家旅馆里，这座建筑由电机工厂的办公室改造而成，而那里曾经是我祖父工作的地方。

电机工厂在20世纪70年代破产。倒闭十年后拍摄的一张彩色照片展示了一个钢铁骨架，周围环绕着大堆的垃圾和一潭死水。此时，这整个曾经满是工人的港区已经荒废，对于那些从学校毕业后就在此工作的数千人来说，这个地方一定像个坟场。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房间正对着一个铺着橡胶垫的吸烟者阳台，我回忆起祖父，他在此地度过数年，对打造这个城镇贡献颇多。

祖父过世时，我时年七岁。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去世的消息。我父亲在客厅里接起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开始哭泣。除此之外，我仅有与他相关的两个记忆片段：当我打碎他温室的窗户时，他非常生气；以及当我们一起打牌时，他毫不留情且坚决地获胜了。在这两个场合中，我都回忆起了雪茄的强烈味道（我们收集了装雪茄的盒子，里面还弥漫着浓重、香甜的味道和树木的香气）。我还记得他锐利的双眼。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伟大的感觉，一种指挥的光环，这种光环来自他英勇的战争年代经历（他从不谈论此事）和他几十年来的政治工作。我父亲回忆说，在多德雷赫特，因为是他的儿子而为人所知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于我来说，在我23岁那年去世的祖母更加记忆犹新。她对我的爱尤其是通过厨房来传递的，她用一个小的壁挂式调料架和一系列挂着的不锈钢平底锅把厨房打理得非常整洁。冰箱上的磁铁固定着来自工党的新闻，我还记得一些至理名言（比如“生活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它们被涂写在房子周围的木制标识牌上。她与孩子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当我们搭乘巴士旅行时，她按下扶手上停车按钮的力量十分巨大。对于随着我年龄日益增长而喜欢共同讨论的时事，她的态度则十分消极。人们对这个福利国家给予他们的诸多好处缺乏感激之情，这让祖母非常生气，当她谈论起女人们时，这一点尤为明确。她们起床太晚，吃了太多现成的晚餐，喝啤酒，还在外国海滩上享受日光浴，而她们本应该考虑自己孩子的事情。随着她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祖母的生活受到了一种失望感的影响，即她及丈夫曾经认为自己在建造的天堂成果是虚幻且无人喜爱的。我母亲引用了一封信，那是祖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写的，里面提到了我和我的兄弟：

然后是两个可爱的孙子。在灰暗的情绪中，我认为“一切都毫无意义”，但之后我看到了面前的巴尔特和约斯特（Joost），于是我想，是的，终究还是有目的的。

孩子们，尤其是她的孙辈们，对她来说一直是快乐源泉；当利恩的孩子们到来时，她也和其他人一样深爱着他们。但那些“灰暗的情绪”在她晚年挥之不去。在她战后记录的日记中，她提到了“持久的精神抑郁”，一部分源于国际政治，一部分则与更近的家务事息息相关。她写了收留和营救的孩子们的“忘恩负义”，以及“照顾自己孩子之外的孩子们的责任不应该强加给其他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在我旅馆房间的桌子上，第二套文件摆放在上面。昨天晚上利恩把这些文件和“儿童援助”组织的卷宗交给了我。这是11页的口述文件复印件，是她在2001年2月的一系列心理辅导课程中所写的，题目是《这将是一个我与范埃斯家族关系的具体故事》。利恩的“具体故事”将会成为我理解她与祖父母之间的争吵的重要信息来源。

在第4页中间，她开始了一个新的部分，谈到了她在1945年回到多德雷赫特时的事情。故事提到了范埃斯姨妈对她的接待：

欢迎仪式非常温暖。她拥抱了我，叫我“小利恩”，还说我似乎从未远去。但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截然不同了。

我进一步阅读文件，其中叙述了战后年代里利恩眼中的范埃斯家族的生活。

第二十一章

利恩回到多德雷赫特后不久，就把“姨妈”和“姨父”的称呼改为了“妈妈”和“爸爸”，像其他人一样。第一次改称呼发生在一个晚上，当时利恩坐在桌边写作业，画着荷兰的地图。“妈妈。”她大声喊道，当脱口而出这个词时，她自己也感到十分震惊。不过妈妈只是回答道“好的，小利恩”，这是她经常使用的昵称，在此之后，利恩就习惯性地叫她“妈妈”了。没有人对此说什么——全家人并不怎么谈论感情——不过这种感觉很正常，很合理，因为同父异母的克斯和阿里也一定是在某个时刻第一次用“妈妈”替代了“姨妈”的称呼。

至少在外面，弗雷德里克街上的生活还和在老房子时的一样。放学后，利恩和孩子们在街上踢罐子玩。锡罐被放在人行道角落里场地起点的位置，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爬过去。有的人穿过灌木丛，在荆棘中蜷缩前行，从而感受到透过鞋底的寒意。或者可以沿着栅栏缓缓移动。你也可以在艾玛街（Emmastraat）的树篱中躲闪，不过这要冒着彼得斯夫人（Mrs Peters）破口大骂的风险，因为她不喜欢别人弄弯她的植物。

如果有人喊出了你的名字，那么你的位置就暴露了。

“我看到你了，小利恩，在邮箱后面！”

“我看到你了，克斯，在艾玛街的树篱里！”

克斯此时并不算是利恩真正的朋友。他也参加街上的大型游戏，不过他不喜欢独自和女孩们玩耍。不过，利恩有许多朋友，比如里卡·马斯达姆（Rieka Maasdam），她在利恩的诗集里塞在后面的一叠松垮垮、日益变厚的纸中写道：

1946年3月11日

亲爱的小利恩

我应该在这上面写什么？

我想了很久很久！

嘿，小利恩，我知道，

对你所拥有的感到开心就好！

为了记住你的朋友

里卡·马斯达姆

在这一页的底部，里卡以对角线的形式写道：“11月29日，你必须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是里卡12岁的生日。利恩将迎来13岁生日：在她于战争期间错过了所有的课程之后，她已经回归学校一年了。

一些朋友是她的同班同学，比如里卡，一些则是街上的邻居家的孩子，还有一些来自社会主义青年俱乐部（Socialist Youth Club）、美国犹太人大会（AJC），她在这些地方度过了几乎所有周末时光。利恩还记得制作她制服的布料运抵时的事情：一块粗糙的棕色长方形曼彻斯特布（灯芯绒），用来做裙子；一块做衬衫的蓝色棉布；还有一条红围巾，这些都用一根绳子绑在一起。妈妈裁剪了布料，并为她缝成了衣服。现在，星期六的清晨，利恩、克斯和阿里将外出前往公园、城镇或火车站，在路上买点东西。在美国犹太人大会，他们玩圆场棒球，进行智力竞赛，练习跳舞或做体操。那里还有如“世界历史中的女性”或“集体农场里的生活”这种严肃话题的演讲。

图29

美国犹太人大会的重大事件是年度集会，此时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会云集于此。为了参加这次集会，她们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前往维尔豪特（Vierhouten）。利恩的小组名为“候鸟”，她们也确实听起来像挤在一个车厢里的鸟儿们，尖叫大笑，讨论谁睡在帐篷里的什么地方。小组领导试图通过开始练习唱歌来维持秩序，但过了一会儿她就放弃了。在乌得勒支，火车停了下来，她们透过窗户看到了另一组在站台上排队等候的青年人——披着紫罗兰披风的天主教女孩。

过了两个多小时，火车在一个没有屋顶、只有一个木制站台的地方停下来。火车门打开了，迎面而来的是棕色、蓝色和红色的海洋。为了不在人潮中走失，利恩的眼睛紧紧追随着“候鸟”的旗帜，她们在人群中缓缓前行，去寻找自己的露营地。在巨大的白色帐篷里，灯光模模糊糊的，有些诡异，闻起来还有草丛和土地的味道。利恩把自己的包放在了朋友马尔特的行李旁边。通过透亮和人影闪烁的帐篷帆布，她可以听到扩音器里传来的逐渐减弱的营地通知：自然知识演讲、森林徒步、篝火大会以及从法国远道而来的一群访问者等消息。

她们一整晚都在说悄悄话，到了第二天早上，则在太阳的照耀下享用早餐。早餐是从一个巨大的平底锅中盛出的粥。她们坐在干草堆上，小心地捧着盛着热食的餐碗，观察着旁边的男孩们。之后是锻炼，多列长队面对着架着麦克风的大舞台，一个女人穿着某种泳装站在上面，教她们弯腰、拉伸、原地跳跃等一系列动作。后来还有利恩喜欢的赛跑。当她赢得了比赛时，她的内心充满了骄傲。

马尔特说，那里有个喜欢利恩的男孩，名叫维姆（Wim）。到了第三天，他们两人紧张地互瞥对方。之后，在第四天晚上的五朔节跳舞时，他们的手指轻轻碰触，然后交叉在一起。后来，他们在徒步时也经常走在一起。她喜欢他为她讲述的有趣故事，也喜欢他的衣领贴在脖子上的样子。维姆也是从多德雷赫特来的，所以两人打算一直保持联系。

回家的旅途似乎更加短暂。当火车颠簸前行时，利恩倚靠在旁边的女孩身上。在多德雷赫特火车站最后一次点名时，她们有气无力地回应，昏昏欲睡。之后，她、克斯和阿里步履艰难地回到了弗雷德里克街。虽然妈妈已经做好了晚餐等着他们，但他们太疲惫了，没吃晚饭，也几乎没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明亮的橘色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玛丽安娜在楼下四处乱跑，大声喊叫。阿里则在利恩旁边的床上伸懒腰。

她打了个哈欠：“我睡得超——级好！”

利恩则拉伸了手指和脚趾，让身体尽可能舒展。

之后，她们玩了名叫“抓挠揉搓”的游戏，游戏的顺序非常精确。一个女孩俯身趴着，另一个人开始轻柔地抓挠她的背部。最后是揉搓，伸开的手指在背上温暖地打圈按摩，这是个极其舒服的游戏。

此时，玛丽安娜跳着跑来，催她们去吃早饭。

“你们必须起床了！”她反复说着，每次蹦来蹦去的时候都重复说着“起床”这个词。

两个头发乱糟糟的女孩被赶到了餐桌旁，妈妈坐在那里，把一堆刚洗过的衣服分别整理好。她们的三件蓝色衬衫已经成排挂在窗户边，挡住了射入房间内的一些阳光。

“你们这些姑娘已经睡了一整天，”妈妈微笑着告诉她们，“你们需要的是一点健康的阳光，到了晚上，你们就要与鸡同眠了。明天又要去上学了。”

与鸡同眠。这意味着天黑时就要上床睡觉了。妈妈很喜欢这种幽默的表达方式。这是范埃斯一家与利恩在范拉尔家里习以为常的不同之一。

“如果我们和鸡一起睡觉，那么明天早上我们就也可以下蛋了！”利恩回答道，不过当她说出这句话时，她瞬间意识到她的玩笑话不太合适。在本讷科姆，这种乡下话非常常见，而在这里，人们觉得下蛋的说法有些下流，而且利恩觉得自己的说话方式受到了影响，因为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房间里的气氛变了。阿里还是和善地微笑着，但利恩感到她的笑里有些怜悯之意。妈妈继续整理着刚洗好的衣服。

利恩在沉默中有些垂头丧气，在自己的秘密精神清单上添加了这个失误。比如，上周妈妈说她在洗衣服时吹毛求疵，因为范拉尔夫人告诉她要分开清洗衣服。还有她称作“臣下万岁”的自行车之旅，阿里后来告诉她，这样说完全是错的。很显然，臣下是坏家伙，而不是好人。范埃斯家是工党，他们是爱国者一边的；而臣下是教会一边的，即范拉尔家拥护的。所以她在本讷科姆和埃德阅读过的书里，那些城堡、塔楼、公主和王子的梦想也都是错的。

利恩坐在那里，愁眉不展。

“嘿，小利恩，”妈妈说道，她的语气并非不高兴，“你的臭脸已经摆够了！”

有一张拍摄于1948年的合照，照片的主人公是五个孩子——阿里、克斯、利恩、玛丽安娜和我的父亲。利恩此时已经15岁了，她坐在照片里孩子们的最左端，蝴蝶结在她的头上第一次显得有些幼稚。我的父亲还是家中的幼儿，就坐在她正前面，他姐姐的胳膊稳定地环抱着他。他一头金发，微笑着，像极了我儿子和他同岁时的样子。阿里靠在柳条后背的扶手椅上，斜坐在中间，身着长裙和白色衬衫，颈前别着一枚领扣，看起来已经像一位成熟的女性。当我成长到足以记住阿里姑妈时，她已经年过五旬，不过从其动人且自然、羞怯却真挚的表情中还是可以轻易地认出她。

时年8岁的玛丽安娜站在她大姐的身后，前者对于我来说则更加熟悉。她看起来沉着冷静，虽然头戴大大的白色蝴蝶结，却并不孩子气。

范埃斯一家都相貌过人，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克斯，他此时已身着西装，配着领带，笑起来十分自信，还有些调皮。你可以在他身上看出大人的模样：我父亲满怀感情地回忆说他的长兄是一个英俊和蔼的人，对一切事情似乎都驾轻就熟，也是后来岁月中的一家之主。

图30

照片之中，克斯和利恩之间有一处巨大的空白。这个空白看起来有些尴尬，因为他们两人曾经是如此亲密的朋友。不过，并不是只有在他面前利恩显得有些疏离。虽然肢体上的接触很密切，但她似乎与兄弟姐妹分离开来，而这不只是因为她更深色的皮肤和不同质感的头发。她身上有一种徘徊不去的特质，曾经是梦幻且猛烈的，这与此时利恩描述自己的感觉时相吻合。

在多德雷赫特的旅店房间里，我从利恩的《这将是一个我与范埃斯家族关系的具体故事》转回“儿童援助”组织的报告，我在这个早晨研究了这份报告。报告中提到了“女孩情感投入方面的断裂”，表示“这个孩子给人一种没有完全成长起来的印象”。“她精神发展方面的迟缓，”报告总结道，“非常引人注目。”

也许我过于关注这张照片，但我确实感觉到相片中的疏离感。投射在她身上的灯光也截然不同。利恩看起来几乎就像拍摄于另一张照片，然后被移了过去。

利恩的“具体故事”中描述了一件大致发生在这家全家福被拍摄时的事件：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壁炉旁缝补袜子。我觉得这真是个有点乐趣的小工作。不过在某个瞬间，妈妈不让我吃晚饭就让我去睡觉了，这对我来说曾经是个惩罚。妈妈的观点是我看起来十分生气，令人不悦，我必须知道我有时要缝补袜子，就是这样。我说自己完全不在意缝补袜子的事情，但那并不重要。惩罚还是执行了。

妈妈也经常对我说：“你总是在极大的程度上激怒我，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当我写下这些时，我的记忆被触发了，我觉得我肯定是对诸多信号——我的存在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多余的——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问题是，他们真的爱我吗？

即使在那时，我也总有一种感觉：他们不需要我，而我非常需要他们。我意识到，我对他们的爱可能多于他们对我的爱。

利恩时常会觉得与范埃斯家有疏离感，也会凝视远方，感到令她压抑的悲伤，但整体来说，生活还是相当不错的。对她来说，房子里的嘈杂是个乐趣。门口总是会出现需要和爸爸说话的人。晚餐期间还有热烈的谈话：事关原则的重大话题。妈妈和爸爸都非常正直。虽然他们租住的房子相当宽敞，但他们几乎一无所有，还会分享他们所持有的东西。1953年，当大洪水（Watersnood）淹没了大半个国家时，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就敞开大门，迎接了难民。

利恩的身边除了兄弟姐妹之外还有许多朋友。女孩们还是有时在她的诗集上写作。她有一本特殊的黄色便签簿，现在用来记录朋友们额外的诗作，比如下面这首诗：

两只明亮的眼睛，我所见过最美丽的，

我希望你爱我，我最亲爱的利恩。

现在是“利恩”而不是“小利恩”了。有一天，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告诉她“小利恩”听起来有些幼稚，而这个时刻象征着变化。

去学校很有乐趣。虽然她落下了一年的课程，但她很快就又来到了班里的上游。她十分享受作业给她带来的宁静。当她的铅笔从一个方框移到另一个方框时，排列着的数字一一得到了解决。在荷兰，她喜欢句子拆分：主语、动词和宾语以一条隐形的线串联在一起。最好的是地理，她在其中追寻大陆、海洋、沙漠、丛林和大片冰层的踪迹。

她在学校里、美国犹太人大会、街道上、家里都有朋友，她还可以在家里与阿里谈论维姆的事情（她已经见过很多次维姆了），和玛丽安娜玩拼图，或者给小亨克讲故事。她只是与克斯失去了联系。他身上有一股狂野气息，她曾经也有过，但现在消失了。他经常说利恩非常奇怪。利恩想要克斯再次对她抱有善意，这或许是因为，8月的一天，当他们在田野上漫步时，利恩告诉了他在埃德，以及之后在本讷科姆郊外的森林里发生的事情。

他们刚刚从美国犹太人大会的会议回来，当利恩说起这些事时，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凉鞋和灰色的棉袜。

“你知道的，当我在战时离开的时候，一个男人对我做了我并不喜欢的事。”

克斯放缓了脚步。

“哪种事？”他问道，好奇心被激发出来。

她没预料到这个问题，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一个词在班里天真无邪的女孩们之间私下流传。

强奸（verkrachten）。

她说道：“他曾经经常强奸我。”

她口里说出的这个词感觉让人尴尬。

克斯停了下来。

他问道：“他脱掉你的衣服了吗？”

当她仰视着他时，围着红围巾、穿着卡其色美国犹太人大会短裤的克斯突然看起来十分青涩。她把头转向一边，开始向前走。

他落在后面，随后大步向她走去。

“嘿，如果你可以和陌生人做这种事，那么你也可以和我做。”他吹嘘道。

“我可以和你做。”过了一会儿他继续嘟囔着说道。

当他这样说时，利恩突然感到非常害怕，开始逃跑。

“你真奇怪！”他在她身后喊道，但并没有试图追上她。

这次交流仅在几秒之内就结束了。14岁的克斯对自己的性感觉毫无了解，或许也几乎没怎么想过。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竭尽全力谈论利恩问题的父母。但是，对于利恩在本讷科姆和埃德的遭遇，他们却不予置评。在战争结束后的五年时间里，他们几乎没有谈论过情感上的事情。因此，利恩遭遇的强奸依然是她存在中一个被隔离的部分，从未被提起，每个人却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这件事过去没多久，利恩就踏上了绿树成荫的宽阔碎石路，穿过奥兰治公园，前往高等市民学校（HBS）[1]参加入学考试。这是一所教授更难课程的初中，课程有几何学、科学、希腊语和拉丁语；学生们可以从此直升大学，不过利恩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么远。几乎一年之前，利恩在所有科目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老师们告诉她，她应该试试高等市民学校的入学考试。他们甚至为她讲授了一些额外的课程。不过，利恩在大多数课上都装病了，没有现身。

并不是学校本身让利恩感到害怕，而是在家里将会发生什么的想法让她畏惧不前。有一次，当她从图书馆里借了一本英语书带回家时，妈妈告诉她，她不可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她应该小心一点，不要太过显眼。这些话就像一粒难堪的沙砾留在她的心头。克斯和阿里已经在MULO（更高级的低学历大学，这里的科目更加容易）了，如果她突然成了令人艳羡的高等市民学校的女学生之一，人们会怎么想呢？

四面八方而来的孩子们都朝向同一个方向，一些孩子身旁还有家长，在最后一分钟给他们提供建议。学校的建筑物非常宏伟：一排排高大的假窗户正对着公园。沉默不语的人们聚集在一个侧门旁，鞋子敲打在深深的碎石上。20分钟之后，门打开了，一个长着胡须的男人邀请他们进入。

门里散发出粉笔、氯气、午餐便当和湿衣服的混杂气味。几排木长椅摆放在一个讲台和时钟的对面。小堆的印刷纸张正面朝下，均匀地放在长椅上。这些是考试卷。教室里回响着脚步的嘎吱声和木头的刮擦声。

现在，这真的发生了。当这个长着胡须的男人宣布考试开始时，人群乱作一团。利恩旁边的一个女孩开始迅速动笔，她的舌头在上下牙之间进进出出。

第一部分是心算，不能潦草应付。利恩翻开了自己的试卷：

1.88-……+8=70

2.3/125=……

她身旁的女孩迅速演算起来。

在这里的感觉是怎样的？利恩抬起头来，看着白墙上的镶板和时钟。

1.88-……+8=70

去那个学校的人大多自诩才智高人一等，这是真的吗？

1.88-……+8=70

如果她考上这个学校了，那么家里会对这个消息做何反应呢？这个想法让利恩心中一颤。在她的想象中，她可以看到克斯将会在家里对她在“高等市民学校里习得的表达方式”嗤之以鼻，还有阿里，虽然她外表支持，但内心还是会受到伤害，这对她来说仿佛是背叛之举。爸爸呢？几乎每个晚上，他都坐在餐桌旁潜心研究。如果利恩把几何学、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书籍带回家里，将会发生什么事呢？一想到爸爸和妈妈，她就觉得羞愧难当。

利恩决定不要考入这个学校了。她不想以高等市民学校女学生的身份立于人群之中。因此，过了五分多钟之后，她几乎开始随意猜答案，她的手指在点线上划来划去。

过了几周，她收到了考试成绩并不理想的消息。信里写道，学校同意她入学，但并不十分认可。而去MULO的这个决定给了利恩莫大的安慰。

因此，家里的生活如往常一样继续着，利恩在MULO的班级比克斯低，克斯在班里以优异的成绩成了班长。生活确实非常快乐。继亨克之后，家里又迎来了一个小男孩：海尔特·扬（Geert Jan）。全家人会在假日里去海边玩耍，或者去拜访住在斯特赖恩的祖父母。来自美国犹太人大会的维姆成了利恩的未婚夫，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分手了。

当然，家中的关系有时也会紧张。说实话，爸爸是个有脾气的人，而利恩内心的感情也非常强烈。在极少数情况下，利恩的情绪会失去控制，对一些不公之事愤愤不平，无视后果，怒不可遏。在这些场合下，爸爸会狠狠地揍她。不过，这也会发生在克斯身上（妈妈同样会大声尖叫，竭力地阻止爸爸施暴），而且街道上父亲们的狂怒也并非罕见。利恩没什么可抱怨的。她的命运比大多数人好得多。

后来，阿里从家出发前往护理学院，而身为MULO之星的克斯则搭乘火车，在福克公司里以飞行工程师的身份设计飞机，很快就在公司里获得晋升。利恩如何呢？她想从事与孩子们打交道的工作。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地方非常适合她：一家住宿幼儿园。她可以住在那里，接受培训，大多数周末还可以返回多德雷赫特。之后，过了一年后，她将会在阿默斯福特的米德卢学院（Middeloo College）进修，以取得社会教育护理的资格。

因此，1950年，17岁的利恩乘坐火车前往大城市，接着坐有轨电车来到了一座四周有很多大门的大别墅，她在那里拿到了制服：一件蓝色裙子，外加一个白色的围裙。夜里十分孤单，因为很少有其他女孩在此过夜，除非她们值晚班，而且利恩也从不外出。不过这份工作很吸引她。她们面对的是行为方面有问题的孩子，她们给予他们信心，促使他们与外界加深交流。在她学习的过程中，利恩对组织小型音乐会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孩子们会在音乐会上排成一排演奏竖笛。

到了星期五，利恩就会收拾行李，前往公交车站，期待着妈妈的料理和看望家里的每一个人。她会在自己原来的卧室里睡觉，如果阿里也在周末回来的话，两个人就一同聊天。楼下的爸爸会抽烟和阅读，首先是看他公文包里的工作文件，接着是政治、历史和科学方面的书籍。这一切都是如此让人心安，也正因为如此，当利恩听到，觉得房子里有些拥挤的妈妈有时会说“你知道，你没必要回来”时，内心有些受伤。

在工作方面，他们正在开拓新的方法。这是一个将孩子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的问题，孩子们有其特殊的背景，也有各自的性格。重点是给孩子们自由，以让他们不只作为个体成长，还要作为社会生活的一分子来发展。为了实现此点，他们采取了提供建议、设立保护儿童指导方针、家访和进行游戏疗法等许多方法，这改变了以前的模式。

一年之后，利恩按照计划前往阿默斯福特，继续完成她的学业。又过了一年，她必须决定自己的去向了。主任邀请利恩前去他的书房，来看看她可以选择的去处。他建议道，有一个叫埃林切姆（Ellinchem）的新儿童福利院很适合她。这座儿童福利院的建立是一个创新之举，首次共同接纳男孩和女孩，年龄范围从0岁到21岁不等。本着人道主义的理念，福利院致力于解决孤独和丧亲等问题。他已经和福利院的管理层谈过话了。利恩会在那里担任某个职位，并继续她的教育吗？

她思考了一会儿。这个地方离本讷科姆相当近，这让她有些担惊受怕，不过她还是同意了。

因此，1953年，20岁的利恩在另一座别墅中工作，这次是在一个乡下的农村，而不是大城镇。不到10年前，埃勒科姆（Ellecom）是荷兰党卫队训练学院的所在地，但对于现在的大多数人来说，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主任说得没错，那里确实很适合利恩。她正在扩大自己的人际交往范围，愈发承担福利院中的领导职责，并在生活中发现自己的使命。不过，像所有年轻人一样，她还是想有一个可回的家，她也感受到了弗雷德里克街的吸引力。

深秋的一个周一，周末回家后的利恩正在沙发上假寐，她有些精神不佳，打算第二天坐火车回去。房间里的东西都如此熟悉：时钟、扶手椅，还有用抛光木材做成的橱柜，摆放着瓷茶壶和未使用过的配套茶杯。就这一次，家里十分平静。就连妈妈也出去了。她只能听到厨房里的爸爸煮咖啡时发出的陶器叮当声。

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身体状况好了一些，但还是非常疲倦，只有在门打开时，以及爸爸询问她是否还好的时候睁开了眼睛。爸爸问这样的问题并不常见。利恩躺在那里，困惑了一会儿，还有些昏昏欲睡，然后才回答说自己很好。

之后，一些奇怪、令人害怕且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就这个事情本身来说，它转瞬而逝，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也存在解释的可能性，但其后果是深远的。当她躺在沙发上时，爸爸来到了她的身边，呼吸急促。在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他就亲吻了她，还抚摸她的头发。这个男人，她视作父亲的人，似乎因她的女性特质而感到兴奋。

利恩站起身来，笑了一下，她的心脏不可思议地怦怦直跳。他贴近利恩的身边，手碰触着她的胳膊。

“我有些不舒服，我要去楼上睡觉了。”这是利恩认为自己说过的话。

当她急匆匆地上楼时，她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确定发生了什么。她稳住自己的脚步，向外看着雨后光滑的阳台，努力镇定下来。她双手颤抖，比起害怕，更多是出于震惊和疑惑。安静了十分钟后，她听到了一阵嘈杂声，就蜷缩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眼睛盯着门上透过的些许亮光。

接着，门把手转动，他再次来到这里，说要从橱柜里拿点东西。不到一分钟，他就离开了，不过之后又走回她的床边。爸爸弯下腰亲吻了她，她听到了非常沉重的呼吸声。

也许她惊声尖叫了？她确实不记得了。

后来，他离开了，一切结束了，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对于利恩来说，整个世界都变了，再也无法同从前一样了。对于她来说，爸爸不再是她的父亲，他只是一个男人了。

她写下了一个便条，说需要独自待一阵子，之后就离开了家里。

在我旅店的房间里，一股强烈的烟味通过露台窗户上关闭着的烟道袭来。我走进盥洗室，在瓷砖反射的灯光下，镜子里我的皮肤看起来有些发蓝。

一些人可能会说利恩在埃弗特伯伯手下的遭遇扭曲了她对强奸的感知，因此想象了从未发生过的意图。情况在某些方面有共通性：空无一人的房子，乍看上去令人心安、备受信任的年长男人。也许他们触发了长期潜伏在利恩脑中的一种联想？

不过，最终我并不相信利恩所经历的是个映射。她在《这将是一个我与范埃斯家族关系的具体故事》打字稿上的证词明确直白：

突然，他朝我走来，呼吸非常急促，并开始亲吻我。我至今仍可以感受到冲击和恐惧。爸爸，这个坚毅的父亲，绝不妥协的卫道士，却突然碰触我，还十分兴奋……他视我为女人。

后来，我和利恩讨论了她对这些时刻的回忆。她很清楚错误指控的危险，已经在记忆中多次重现了这一事件，但她的判断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最后，我必须以她的视角来写下我对这几分钟的记述，我意识到这可能影响我祖父的名声，还可能歪曲其充满勇气和理想的一生的遗产。

明天，我将前往弗雷德里克街，去看看阳台，绕着那些房间走一走。之后，我将搭乘火车前往阿姆斯特丹，与利恩见面。她想带我去葡萄牙犹太会堂，也就是她结婚的地方。

[1] 在荷兰，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孩子（通常12岁以上）会面对中等教育系统中的三种选择：VMBO（中等职业预备教育）、HAVO（高级普通中等教育）和VWO（大学前预备教育）。HBS提供五年或六年的教育项目，于1968年被VWO替代。

第二十二章

阳光透过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会堂的窗户倾泻进来，我感受到脚下铺在地板上的沙粒，它们是用来减弱声音的。头上的金色吊灯在深色木材的拱形天花板上飘荡着，我身边还矗立着高大的乳白色石墙和柱子。一切都非常朴素克制。1675年竣工之时，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会堂，除了在20世纪40年代暂时关闭过，它依旧是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犹太会堂。即使到了现在，这里也没有电或暖气。在盛大的仪式上，近一千根蜡烛将被点燃，既有简朴木长椅上的支架中发出的亮光，也有从高高的三层吊灯上闪烁的光芒。

当利恩站在我身边时，她笑得非常骄傲。我们绕着阿姆斯特丹古老的拉丁区漫步，之后将会前往犹太历史博物馆。当我们在庭院里闲逛，偷窥古朴的小房间和办公室时，她告诉了我她婚礼的事情，那发生在1959年12月20日。

那个时候，她和范埃斯家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她远离家里长达一年，相当凄惨地住在各种机构宿舍中，但后来爸爸前来看望她。他们在阿纳姆一个旅馆的酒吧里见面，差不多位于双方住处的中间，离利恩工作的地方不太远。他告诉利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应该回家。

这并不是利恩的看法，但她非常想念妈妈和兄弟姐妹，所以她接受了提议，继续像往常一样周末回家。那件事和利恩这一年的消失都从未被提起。

然而，利恩与其养父母之间还是产生了一种新的距离感，也许这部分导致了她开始在阿姆斯特丹为取得社会工作的另一个资格而学习时，选择加入了犹太学生协会（Jewish Student Society）而不是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Union）。正是在阿姆斯特丹，她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阿尔贝特·戈梅斯·德梅斯基塔（Albert Gomes de Mesquita），一个正在取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他有些体弱，说话细声细气的，但对自己颇有信心。

“他很了不起，”利恩曾说道，“我记得他告诉我，幸福是很容易实现的。他知道如何生活。”

对于阿尔贝特来说，幸福源自犹太教的教义和节奏，其古老的模式带给他平和的感觉。他自己就是建造了这座宏伟的犹太会堂之人的后代。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富裕的银行家，曾经是葡萄牙犹太委员会的主席，其曾祖父是著名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1]祈祷书的作者。不过，对比之下，他的父系氏族就只是贫穷的金刚石切割工，也是严格遵守教规的信徒，安息日、纪念节日和饮食戒律塑造了他们的生活。

当然，阿尔贝特也有自己的幸存故事。1942年8月，12岁的他与父母和妹妹一起藏在了一套专门建造的庇护室里。他们躲在阿姆斯特丹一栋房子的地下，有大量的粮食储备，一条秘密逃跑路线，一群给他们提供物资补给的可靠朋友，还有例行的锻炼和脑力活动，以此保持精神振奋。他们玩大富翁游戏和惠斯特纸牌游戏，下象棋，打桥牌。阿尔贝特每周都会完成杂志上的逻辑谜题，外面的帮助者不仅会给他带来杂志，还会拿来新鲜的食物。每到安息日，他们都会举行例行的仪式，唱祷歌。

然而，尽管他们做了万全的准备，就在战争结束的前一年，他们还是被发现了。一天凌晨，有人在猛敲不透光的窗户，之后，一个高大魁梧的人通过他们的逃生通道潜入，命令他们走到后面的房间里。他一个接一个地审问了家庭成员，包括阿尔贝特和他的妹妹，他们全家人都以为外面肯定有一辆等待着的警车，会把他们带到集中营。然而，奇怪的是，询问了一上午之后，他们被留在房子里，没有看守，可以自行离开。事实是那个突袭者是个盗贼，并不是警察。全家人失去了他们的财产和藏身处，虽然他们在12月末阿姆斯特丹的街上无依无靠，但还是活了下来。

经历了这次九死一生后，他们在荷兰各地辗转十几个不同的藏身地，在阁楼嵌板后蹲伏，躲避了几次突袭。他们有时饥肠辘辘，被跳蚤侵扰，失去希望，但不管怎样，他们还是以集体的方式紧密团结。他们有可以分享的故事，到了1945年4月，他们全家——母亲、父亲和两个孩子都活了下来，并为此庆祝。因此，对于阿尔贝特来说，最伤心的时刻是在解放之后，即他发现包括祖辈和父辈在内的大家庭中只有三个人幸存。

战争结束后，阿尔贝特的家庭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即使是在被占领期间，他们也努力保持不变。他们重新加入了社区，遵守犹太律法，谨遵安息日规矩，庆祝节日。5月9日，即德国全面投降的那天，葡萄牙犹太会堂里举行了感恩节的宗教仪式。然而，包括阿尔贝特一家在内，整个荷兰国内只剩下800名塞法迪犹太人。

利恩在犹太会堂里举办婚礼的照片给人一种十分幸福的感觉。她和阿尔贝特手挽手站在门口，利恩有些羞涩，头微微向下低着，仪态颇像戴安娜王妃。在另一张照片里，他们坐在一辆闪闪发光的汽车后座，利恩看起来完美得如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明星一般，在白裙和头纱的映衬下露齿微笑。

还有一些接待的照片：我祖父穿着细条纹西服，扣眼里别着一枝鲜花。祖母则戴着帽子，他们二人并排站在光彩夺目的利恩身边，接受亲朋好友的美好祝愿，照片就是在他们聊天时拍下的。我父亲微笑着坐在桌边，身旁是哥哥姐姐们。他当时14岁，记忆犹新：扬·赫洛马（图克的丈夫）发表了极其幽默的讲话；拉比讲话时，舞台坍塌了；还有他憋急了的小弟弟不得不在街上的一堵墙边撒尿。所有人都兴高采烈，汇聚于此。就连利恩的表弟本尼（在普莱特街拍摄的照片中，坐在利恩身边的那个小孩）也出席了婚礼。他也在战争期间藏身并活了下来，利恩最近才通过“儿童援助”组织保存的战争孤儿记录找到了他。

图31

图32

对于利恩及我的父亲来说，当天深夜扬·赫洛马的演讲是个高潮。赫洛马形容利恩的词语是她向我重复了不止一次的故事中的唯一元素。他简短且风趣地描述了利恩的性格，然后煞有其事地问道：“那么，这个骨瘦如柴、姜黄色头发的绅士真的配得上我们的利恩吗？”配得上我们的利恩——这对她来说非常出乎意料：她应该被视作特别的人，她也应该被看作他们中的一员。她突然感到非常幸福。她觉得自己与前来送他们启程的家人朋友紧密联系在一起。她觉得自己和范埃斯一家是一体的，现在也是犹太社区的一部分。

如果你想在这个被隔绝的女孩的故事中寻求一个单纯的圆满结局，那么就应该到此为止了。阿尔贝特以她为豪，呵护她，关怀她，而且见多识广。利恩的妈妈也很喜欢他：他非常有趣，工作努力，待人有礼。早上，这对享受蜜月的新人坐在闪闪发亮的黑色婚车的后座前往机场，利恩将第一次乘坐飞机，远方若隐若现的达科他正等待着他们。随着荷兰那平坦整齐的土地渐渐消失在身后，银色机翼上的好利恩正飞向阳光。

[1]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指在公元11世纪前并入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犹太人分支的犹太人后裔，亦称德裔犹太人。

第二十三章

离开葡萄牙犹太会堂之后，我和利恩穿过了一条繁忙的马路，前往犹太历史博物馆。像往常我们一同穿越马路一样，她的手搭在我的胳膊肘上，不是因为82岁的她需要我的搀扶，而是因为她对我能否带她安全过马路持怀疑态度。在犹太会堂的时候，因为安保措施非常严格，我们花费了一点工夫才进入其中。一个白色的警察岗亭矗立在外面的支柱上，上面的窗户密不透光。进入博物馆之前，我们排队等候着接受机场标准的安检。在我们身边等候的人们主要是头戴耳机、携带行李的美国青少年，这是他们集体旅行的一站。他们啜饮着瓶子里的水，涂抹唇膏，一边闲聊着诸如酒店早餐质量的话题，一边查看手机。不过，在这之中还有有关历史的严肃讨论。大多数人去过或将要去安妮之家[1]，两个操一口纽约校园口音的女孩倚靠在我们后面的墙上，她们正讨论着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生活细节，尤其是佩戴犹太人大黄星的生活。我猜想身旁的利恩是否在倾听。如果她确实在听，那么她一定会觉得自己像个活生生的证据。她的丈夫阿尔贝特曾是安妮·弗兰克的同学，有一次在操场上，安妮主动告诉了他自己生活的真相。

这座博物馆位于古老的大犹太会堂（聚集在这个地区的四座古老犹太会堂之一）里，被分为两个展示区域：第一个区域涵盖了19世纪末以前的荷兰犹太教，主要是其宗教活动；第二个区域则带我们穿梭于20世纪，直到现在。

利恩迅速穿过第一个展厅，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10岁孩子的身上。当我落在后面，仔细注视着保护玻璃后台面上的古老的律法书（摩西五经）经卷时，利恩回头说道：“我们无须就此担忧。”我指向了一幅历史画，但20世纪前的艺术并不特别吸引她。“我觉得我没有欣赏这幅画的文化背景。”她说道，接着拾级而上，走向更高处的画廊，显然不打算此时再掌握那些背景。利恩继承了我祖父母对现代主义的热情，这一点将在一年之后得到证实，彼时她将到访我的办公室，发现它是由暴露着的混凝土和平板玻璃墙组成的（与她对牛津大学的期望正好相反）。

展览了更多荷兰近来犹太人历史的空间也是这座古老的犹太会堂的一部分，不过它给人一种当代的感觉，因为其光亮的展示柜如水族馆里的一般，还有散发着淡蓝色灯光的巨大屏幕。一些细分主题，比如“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区”“金刚石产业”“省里的生活”等描绘了原本贫困的犹太人在加入了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后日益得到了解放，许多人在国家层面上声名鹊起。在这之后，一个名为“精英人士”的部分展示了犹太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如何在诸如女王店（De Bijenkorf）和梅森百货公司（Maison de Bonneterie）这样的大企业中迅速发展起来。还有犹太人给文化方面带来的影响：戏剧、音乐和文学。当我站着观看一场著名歌舞杂耍演出和爵士乐手的展览时，利恩兴高采烈地喊我。

“看！”她说道，“这正是我记忆中母亲在餐桌旁裁剪的东西！”

就在那里——就像英国艺术家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在他的甲醛罐子里悬吊的动物一样——一条黄色的宽布，上面的星星印着“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

这很恐怖，不过也给人一种熟悉感。利恩站在旁边，略带微笑，她的脸庞在反射光的照射下有些发黄。就在她身后的另一个水族馆般的展示柜里，绣着一颗星星的小女孩的裙子放在其中，还有一块写着“犹太人禁止入内”的木制标识牌。

一个小时后，我们坐在博物馆咖啡店的一张塑料桌旁。利恩想让我尝些这家咖啡店提供的犹太食物，她特别推荐了冷冻咸鱼饼（gefilte fisj）和刚出炉的甜辣味的姜味甜甜圈（bolus）。在装修简洁的白色咖啡店里，利恩为我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的备餐，当时她和阿尔贝特住在艾恩德霍芬，阿尔贝特在飞利浦电子公司工作。每到星期四晚上，一包犹太洁食肉就会从阿姆斯特丹寄来，由于他们没有冰箱，因此就必须在第二天点燃安息日蜡烛之前加工并烹饪这些肉。阿尔贝特的母亲高大壮硕，总是在周末与丈夫一起来到他们家里，就如何遵守饮食戒律给出严格的指导。许多炖锅中炖着各式各样的菜肴，重中之重则是即将到来的晚上，还有铺着白桌布的餐桌、蜡烛和祈祷。

利恩从未经历过这种仪式：她在海牙的家里保留了一些犹太人的习俗，但没有如此正式。她也确实发现这套机制非常麻烦。阿尔贝特坚称，如果他的父母能够到访，那么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对于他来说，遵守犹太律法是社会需求的一部分，而不是绝对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遵循古老的传统能够让他满足，对于利恩来说同样如此，尽管过程非常繁杂，但正统的生活给了她一种她属于某个集体的安心感。她认为，她是一个对自我身份没有太强烈意识的人，因此很容易就追随他人的脚步。

我和利恩讨论了这些传统。一方面，这些传统是限制，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合理的，但它们也有魔力，特别是通过它们所带来的归属感。基督教之中则没有类似的传统，在我无神论的家庭中也肯定没有，就连我的父母也是非信徒的后代，在就餐时间完全没有特殊的仪式。不过，我仍然可以看见它们的精神力量。你可以理解阿尔贝特所说的“幸福是很容易实现的”。

十年以来，古老的犹太人生活模式在使利恩过得幸福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她身边有一个社区，其中有婚礼和宗教戒律，还有成为其中一员的安心感。阿尔贝特既温柔又聪明。他在工作上表现突出，他们的孩子在学校成绩优异。利恩呢？她是个忙碌的母亲和妻子。

我们离开咖啡店，走回阳光之下。我们购买的葡萄牙犹太会堂的门票也包含了博物馆——荷兰剧院。此外，剧院是犹太文化区的标准旅行路线中的一站，门票免费，所以我和利恩开始了这段半英里长的路途。她从未去过那里。

二战之前，荷兰剧院是一个颇受欢迎的剧院。比如，1900年，《愿你安好》（Op Hoop van Zegen）在此首次公演，这是一个关于北海渔民艰苦生活的戏剧，由犹太剧作家赫尔曼·海厄曼斯（Herman Heijermans）创作，至今仍吸引着大量观众。纳粹则暂时把它当作犹太人的剧院。1942年8月，剧院成了某种形式上的监狱：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此被聚集起来，他们首先被集中关押在阿姆斯特丹，后来被送到荷兰北部韦斯特博克的中转营，最后再被送到东方的死亡营。一年里，这里满是担惊受怕、极度饥渴的男男女女，他们经常被紧紧地挤在一起，呼吸艰难。这座剧院的任务完成之后，1944年被转卖，变成了一个聚会、跳舞和举办婚礼的场地，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也继续成功地举办活动。

在我和利恩到达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剧院，因为另一座白色的警察岗亭立在入口前道路上的支柱上，在明亮的阳光照射下，它的窗户同样漆黑一片。从1962年起，剧院就成了一座纪念碑。剧院的正面如神庙一般，是原建筑物仅存的遗迹；此外还有摆放着长椅的庭院和一根深色的石柱，石柱矗立在大卫星形状的基座上。左边的墙上，6700多个家族的名字俯视着一团永恒之火。它们代表了死去的104000名荷兰犹太人。

我们刚才还漫步在温暖明媚的街上，颇为快乐地聊着天，这与剧院内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些身穿厚大衣的人独自沉默地站着。两个人一边扫视着名单，一边窃窃私语着。这个地方现在成了纪念之地而非聚会场所确实令人欣慰，但这堵墙（透过漆黑的玻璃，名字后面透出了绿光）有些不近人情。死者名单——先长后短，再长——排成了一列又一列，仿佛病人的心电图：

约利斯　　Jolis

约勒　　Jolles

约勒夫斯　　Jolofs

约纳斯　　Jonas

容　　Jong

德容　　Jong，de

德容-范利尔　　Jong-van Lier，de

扬　　Jonge

德扬　　Jonge，de

我们从一个塑料槽中取来了一个像移动电话的设备，用它指向了我们所选的名字，但姓氏为德容的人太多，所以我们必须滚动筛选曾住在普莱特街31号（这个地址突然从右边方框里的一个小“动态地图”中弹了出来）的德容。

查尔斯·德容

鹿特丹，1906年12月10日—奥斯维辛，1943年2月6日

凯瑟琳·德容-斯皮罗

海牙，1913年10月28日—奥斯维辛，1942年11月9日

触屏上的存储条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项，比如“打印此家庭信息”、“添加家庭成员”、“常见问题”和“捐赠”。

“我要回家了。”利恩说道。

我和她在出口处拥抱告别，约定了下次在她公寓里吃饭的时间，我走上楼梯，那里还有一些脏乱的房间，与原本的建筑物的正面相连。我弓着腰，浏览着包含了一些极其感人的物件的老旧展示柜（比如一捆告别信和一只婴儿的木鞋），长达一个小时。之后我离开了老剧院，穿过马路，走进小巷，右边是市动物园的大门。

两分钟之后，我来到了抵抗博物馆的门前。和荷兰剧院一样，这座建筑曾经是犹太文化的中心，为一个合唱团而建，面朝街道的山形墙屋顶上依然有大卫星的标志。博物馆内的收藏品由一条固定的观览路线串联起来，仿佛一条铺着石膏板墙壁的隧道，将你从入侵带到解放，其间有一系列展示了如官方征兵文件和伪造身份证等窗口。顺着这条路线，你可以看到随着纳粹的残暴报复行动变得愈发常见，民族情绪也逐渐从不情愿接受转向了大规模反对。有时，这条隧道也会通向一个实物布景，比如印制非法新闻小报的场景。

在荷兰的抵抗运动中，秘密印刷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它不仅为直接反抗德国人的荷兰人提供了信息，还帮助构建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感，这在战争结束后变得极其重要。即便是今日的国家媒体［包括《忠诚报》、《誓言报》和《自由荷兰》（Vrij Nederland）等报纸，以及忙碌蜜蜂（De Bezige Bij）出版社］，其中一个关键部分也起源于地下新闻界。

与之相对的是政府宣传。在一个仿造的城镇广场布景中，我仰视着墙上的公告板和街上的临时围墙。海报上印着一个荷兰法西斯领导人的头像，宣称“缪塞特说道”，此人在1942年12月成了荷兰有名无实的领导人。安东·缪塞特（Anton Mussert）是已成小丑的墨索里尼的小丑翻版，从未得到多少拥护，但我看到的周围图像则毫无疑问说明他拥有一定影响力。许多漫画中的人物形象是美丽而脆弱的女人，她们倒在废墟和鲜血里。她们高呼着“布尔什维主义是凶手”和“这是第二前线”，尽管努力掩饰，但她们朴素的裙子还是向上提起，露出了线条优美的大腿。这些女性的海报旁边还展示着身材结实、一头金发的男人的其他海报，面对阵阵寒风，他们的下颌坚毅地挺立着。海报上高呼“武装党卫队的硬汉们”，“勇敢些，猛烈些”，以及“新欧洲，新荷兰，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一起加入战斗”。海报上还有一个长着胡须和鹰钩鼻的恶棍，他紧握着一把匕首，炫耀着六角星（即大卫星）。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博物馆的。取回我的行李箱后，我穿过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来到了利恩的公寓，走过了几座微微拱起的小桥，浏览商店和咖啡店，一路躲过了不少自行车。当我到达时，利恩正在厨房里忙碌着。她把几碟小吃和一杯啤酒拿到了座位区域，让我也来到这里。这是我飞回英国之前，我们两人最后一次共进晚饭了。

晚餐过后，利恩拿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很长的信，是妈妈寄给她的，就在她结婚后不久。利恩曾向妈妈表达了她对婚后进入的那个富裕且正统的宗教世界，与多德雷赫特家中基本价值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担忧，这封信正是对此事的回应：

亲爱的利恩：

我觉得，有时候人的一生并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富有智慧。你是多么的迷茫和脆弱啊。你还总是看出了事物本身之外的含义！……你说，你很担心阿尔贝特的家庭和我们家之间的距离，如果涉及家庭气氛和人生观的话，确实会有这种问题。

听着，小利恩，我明白这一点。

当身为小孩的你那时来到我们家，以及长大些许后再次回来时，我们经常非常感恩，你在我们身边。

也许你还记得，当你从本讷科姆回来之后，有一次我说道：“现在利恩回来了，幸好一点都没变。”

然后你说：“没变？我太开心了！”

我想，当我说你一如从前时，你十分讶异。

妈妈回想了战争及其带来的恐惧和困苦，还有她在金钱方面的担忧。之后她说道：

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我们亲爱的主在生活中非常庇佑我，因为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我当时28岁，有四个孩子要照顾，而只有一个孩子是我亲生的。你们都受了其他人的影响，有时会以挑剔的眼光看待我所做的事情。如果你自己有一个孩子，那么你就要诚实地设想一下，如果你还有另外三个孩子，他们还一切依赖于你，那将会是什么样子。

“即便如此，”她接着说道：

我有时也会感到非常开心，因为我是被需要的。我问你，一个人的生活中还能有更多奢求吗？

她写了克斯和阿里的婚姻，以及与爸爸的相关事情：

爸爸也需要辅佐，而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最糟糕，因为当他把照顾你们的几乎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时，我确实会有些埋怨（我偷偷告诉你这件事）。尽管如此，我们所到之处都会受到敬重和仰慕，这也不是无端产生的。这让爸爸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使我做出了牺牲。

她叙述了一些自己身上的压力：要照顾父母和一个体弱的姐姐、她自己的孩子们，之后还有孙辈。

在这些麻烦之中，又有谁安抚我呢？所有人都想从我身上索取。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人感觉很好，但也同样令人疲倦。

妈妈描述了几天前混乱的圣·尼古拉斯日晚上的情形，当时有六七个孩子需要她照料：

安妮（Anne）大声尖叫，精疲力竭。安内克（Anneke）和海尔特·扬为一个玩偶争执不休。过了一会儿，安内克吐了，因为她吞下了一块对于她来说太大的面包。然后杰拉尔德（Gerald）觉得自己被羞辱了，因为我觉得那很恶心。这真的很像电影院里的某种喜剧。这一切最终都很容易解决，不过你必须习惯这些事。想象一下你的阿尔贝特在其中的情景！

正因为如此，我亲爱的利恩，对于我们来说，你永远是我们中的一分子，但我们不想让你隔离于外部的世界。你必须在生活中做出选择。你永远不会失去留在你身后、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曾经做了如此之多，只为过上幸福的生活。

妈妈对自己身为母亲所做出的一些选择感到担忧，比如她把自己收养或领养的孩子太快送到了外面的世界里，又如她带着解放感将孩子们推开。

利恩，我现在必须停笔于此了，没有其他的事情要说了。可以的话，在圣诞节的时候回来住几天吧。也许阿尔贝特可以送你过来，之后再接你回去？

再见，小利恩。一直爱你如同爱其他孩子一般的妈妈。

这是一份满怀温柔和爱意的信，其中充满了真切且可靠的智慧。妈妈理解利恩，尽管她们身后有重重困难，但很难明白将这些女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何会破裂。我的祖母有时会难以相处、吹毛求疵，但她同样是个责任心很重的人，尤其是对待自己的子女。事态是如何从这样一封信发展到永远断绝关系的呢？

[1] 安妮之家是纪念《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的博物馆，也是纳粹统治时期安妮一家的藏身处，位于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旁。

第二十四章

利恩和阿尔贝特这对新婚夫妇从阿姆斯特丹的莱兹街（Leidsestraat）24号巴斯·范佩尔特商店（Bas van Pelt）买来了家具。家具店巨大的前窗有利恩身高的三倍多高，透露出几乎空无一物的内部：灰色的石材地板、白色的墙壁和天花板，一切都毫无特色，平平无奇。玻璃之内的前五米没有任何东西。然后是以一种非传统的角度摆放的物品：一张钢铁和玻璃桌、一把明亮橙黄色的弯曲扶手椅，以及一个倒置的落地灯。这个商店散发着一股抛光木材和皮革的气味，店内还有音乐播放。当他们走进时，系着紫色领带的销售人员微笑着迎接他们。利恩和阿尔贝特随性地走动，当他们走向楼上的展示厅时，利恩的高跟鞋敲打在台阶上。他们两个人懒洋洋地回到沙发上，试试坐着是否舒服。

他们已经在艾恩德霍芬拥有一套公寓了，这是阿尔贝特的新雇主飞利浦公司分给他们的。公寓的窗户对着直升机停机坪，一天之内，利恩可以几次看到蜻蜓一般的直升机在黄色H标记上降落，标记绘在它下方的混凝土上，直升机的旋翼在周围的草丛中划出了一个干净的圆圈。

艾恩德霍芬是一座高科技之城。这里不仅是飞利浦公司的所在地，还拥有技术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设计学校（Design School）和柏宾士（Brabantia，一家制造时尚的脚踏垃圾桶和其他不锈钢材质的家具用品的公司）。从1966年起，有一座巨大的飞碟状混凝土建筑在市中心附近拔地而起，名叫“演变”（Evoluon），旁边还有一座形似火箭机翼的钟楼。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聚集于此，只为看它一眼，它就像电影中外星人降落地球后的情景。

阿尔贝特是化学家，不过他在物理实验室工作，对于他来说，那就像一个满是电线、开关、管道和屏幕的游戏室。他向来喜欢这个。即使在战争期间，当他的全家在夜里躲藏在一座小工厂所属的房屋天花板上时，他也用报废设备做了一台收音机，还用遗留在现场的化学制品做实验。他告诉利恩，他们做了许多令人称奇的东西：可以随身携带且不使用电池的小型音响，以及可以存储图像和声音的磁带。每天早晨，他都会像个小学生一般骑车去工作，期待着新的一天的到来。

他们的人生图景中很快就出现了孩子们的身影。他们在利恩相册的全家照中一个接一个地出现。首先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小女孩，她躺在骄傲的母亲的臂弯里；接着是坐在沙发上的夫妇中间的两个孩子，母亲用胳膊让小男孩坐直；接着是三个，他们挤在一起开心地笑着，最小的也是男孩，抓着哥哥的手坐在中间。巴特加（Batja）生于1960年，达恩（Daan）生于1964年，最后，阿尔耶（Arjeh）在1970年诞生。他们都非常开心。男孩们学柔道、踢足球，巴特加则是学校的优秀辩手。来自老师们的报告称他们都十分优秀。利恩相册中最后一张全家福非常完美：三张笑容满面、天真无邪的脸庞，阿尔贝特笨拙地咧嘴笑，利恩则幸福地微笑着，眼睛看向膝盖。

时光流逝，此时的她已为人妇，还养育着几个孩子，此时不是去工作的合适时机。她在多个委员会中担任志愿者，闲暇时间则与其他家庭主妇待在一起，后者大部分也是犹太人，她们的丈夫也从事着令人艳羡的工作，上班时间较长。生活不能更完美了。他们主办晚餐宴会，或邀请其他家庭前来，这样孩子们也能玩耍。在节假日，他们搭乘飞机或卧铺火车，前往奥地利、意大利或法国南部的美丽村舍。她也确实不再那么忙碌了，至少不是像在家里与妈妈爸爸一起时那样忙。家里都是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冰箱、洗衣机、烘干机、吸尘器——还有一位来打扫的女士。正因如此，利恩经常身处一些游乐场的边上，或者当孩子们在睡觉时，自己在家中休闲自在。几年之后他们买了一套新房子，利恩站在宽敞的时尚厨房里，她觉得自己仿佛杂志中剪裁出来的完美妻子。

那些闲暇时光对她来说是奢侈的，但她竭尽全力地填补空闲时间，如参与社交和慈善工作。这部分是因为有所裨益，但同样是因为闲暇时光会引发一些问题，而她此前未就此提出质疑。这些问题令她感到不便，有时还会害怕。她究竟是谁？她属于何处？她的信仰又是什么？

多年以来，伴随着这些问题，她对其答案产生了新的焦虑感。有一次，在达恩的幼儿园，幼师们让她整理出一本婴儿读物（这是他们可以学会的一些家庭小故事），但当他们为她解释这个想法时，一股惊恐浪潮突然向她袭来，她不得不立即离开。曾经如此简单就能隐藏的过去，现在变得更加黑暗，宛如一片巨大的阴影，她知道那就在自己身后，却不敢直面它。所以她继续在早上去喝咖啡，在游乐场旁微笑着。

随着十年的时光流逝，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职位被约翰逊接替，之后是尼克松；随着历史的轨迹从古巴导弹危机发展至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随着布拉格之春被粉碎；随着巴黎发生“五月风暴”；以及随着人们游行反原子弹——这些问题在夜里悄悄潜入利恩的脑海，即便医生已经给她开了安眠药。萝扎舅妈告诉了利恩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利恩的母亲和外祖母，手拉着手，一同赴死。

她从未调查过此事，但她母亲去世时一定比现在的她更年轻。

“我不应该在这里。”这是她脑海中无法驱散的一句话。仿佛击鼓一般，这句话在背景中变得越来越响亮。随着它越来越响亮，她觉得自己不属于周边的这个世界。她不属于美丽的房子、典雅的家具和可爱的孩子们。她自身带来了黑暗。她要竭尽全力才能保持笑容。

阿尔贝特还是会前往犹太会堂，但对于她来说，犹太会堂已经没什么作用了。药物和戏法——安息日、犹太新年、光明节、逾越节、赎罪日——它们都让人觉得徒有其表，没有内涵。阿尔贝特继续遵守这些没有目的的规矩，这让她颇为沮丧。他没有时间回答她所提出的问题，还告诉她只是要开心一些，继续生活。但他的温柔现在毫无用处，就像犹太会堂的词句一无是处一样。她觉得自己的内心在发生变化：一个新的存在——恐惧、苛刻、渴求——在她的心中萌芽，仿佛一颗种子。

直到现在，她觉得自己在生活中没有做出过选择，没有真正表达过意见，这部分是源于她不敢回顾过去。而现在，当她瞥视自己的过去时，她很害怕，她听到了脑中的那句话——她不应该在这里，她应该和其他人一起死在奥斯维辛。

在度过了幸福的十年后，20世纪70年代伊始，她再次沉沦，无精打采，焦躁不安，与世界隔绝。而与阿尔贝特在一起时，她甚至都无法和他分享此事，因为当她僵硬地坐着，内心暗潮涌动时，阿尔贝特则相当平静，继续遵从古老的习俗，保持他的日常习惯，和善却又严格，丝毫不理解妻子的内心活动。

与此同时，随着利恩越来越陷入自我世界，妈妈的视野则愈发开阔，她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在她记录了约十年的日记中，妈妈写道，她无法理解为何她周边的人们似乎都处于孤立之中，不愿承担责任，也不愿对他们所拥有的美好事物心怀感激。虽然她经常满怀深情地提起利恩，但她也认为利恩像自己的所有成年儿女一样过于内省，在世界面临威胁时总是在问一些毫无必要且自命不凡的问题。

在妈妈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对可能再次爆发战争的恐惧一直纠缠着她：

昨晚，恐惧袭击了我。如果此类事情再度发生，我希望自己能够去抗争，因为昨天一整晚和今天一整个白天，我的眼前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情景。爸爸可能是第一个被俄罗斯人带走的人，或者出现更糟的情况。还有你们（指她的所有儿女），我从未发觉你们如此惹人喜爱、令人着迷。玛丽安娜，如果我无法见证她的成长；以及亨克，如此可爱、健康的小男孩；还有阿里，她此时怀着二胎，和小安内克。还有其他所有人。天啊，太糟糕了。

随着一天天变老，妈妈觉得时间流逝得更快了，不过，在她对全球的担忧中，她还是把许多新人纳入了自己的照顾之中。比如说，当她的姐姐贝普（Bep）离婚后，关于此事的争论激烈不已，妈妈担心这可能会给姐姐的孩子们带来伤害，因此她照顾了外甥和外甥女长达半年。这给妈妈的心理造成了重大影响。她知道自己正变得日益富态，但她无法坚持节食。像往常一样，妈妈担心自己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不是她强壮且活跃的丈夫的最佳伴侣。

到头来，与孩子们在一起才让妈妈找到了自我：她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痛楚，在他们取得小小成就时予以表扬。她的养女和继女——利恩和阿里——的怀孕给了她莫大的喜悦，而在利恩的“美丽动人小女儿”巴特加过生日时，她记录了自己无比的期望和喜悦。对于妈妈来说，成为母亲是人生中决定性的目标。

然而，这条关于利恩母亲角色的笔记，是妈妈日记中最后一条记录。“我正在考虑这本日记到此为止了，”她在几页之后写道，“我记录得如此不规律，而且我也不觉得我写得很有趣。”身边没有年幼的孩子，妈妈有些失落，觉得没什么动力，她承认尽管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来保持精神振奋，但还是越来越频繁地发牢骚。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妈妈和利恩之间的距离已经相当遥远了。她们会在生日宴会和圣诞节时见面，但她们之间的联系基本没有加深。当利恩给妈妈打电话时，妈妈总是答道：“我会给你回电的。”但她几乎没这么做过。

后来，1972年9月，赎罪日晚上，轮到阿尔贝特在犹太会堂中发表演讲了。利恩没有和他一同前往，而是坐在家里，看着顺着窗户滑下来的雨滴，大脑因她无法逃离的那句话而困惑迷茫。

9点半左右，她听到了阿尔贝特的钥匙插入门锁的声音。

“你的演讲怎么样？”

“如果你在那里的话，”他答道，“你就会知道了。”

他会如此恼怒并非意料之外，但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内心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仿佛说了一个魔法般的词语，就像一个开关被啪地打开了。利恩从沙发上起身，走向楼梯，步伐沉重，之后走过铺着地毯的楼梯平台，进入盥洗室，打开水池上方吊在墙上的柜子。

对于这个时刻的她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她几乎灿烂地笑了。如果她立刻就不在了呢？

她一般不喜欢吞药片，也无法真的如此做。药片只会停留在她的舌头上，任由水冲刷，在她的口中留下苦涩的味道。这就是她吃得很少的原因。这就是许多药片剩了下来的原因。但这次就相当容易了。一切都快速进行。瞬间，白色的长方形塑料药瓶就空了，封口的箔片下空无一物。她故意缓缓行动，把安眠药瓶放回柜子里，然后走到楼下。

外面仍在下雨。她坐在沙发上。雨声让人非常舒服，助她入睡。

第二十五章

这里有一张本·斯皮罗（即本尼）的照片，是在1959年利恩婚礼上拍摄的，他是利恩的表弟。这是在普莱特街拍摄的那些婴儿照之后，我得到的他的第一张照片。在普莱特街的照片中，他的大拇指含在嘴里，长着一张圆嘟嘟的脸，和身旁的利恩一起坐在妈妈的膝盖上，利恩则身穿格子花纹的裙子，头上别着白色的蝴蝶结。在婚礼的这张照片上，25岁上下的他坐在桌边，刚刚吃完晚宴。我的祖父就他身后入镜，看起来正和一群其他客人兴奋地聊天。本的脸颊让我震惊。一条丑陋的深疤从他脸颊的一角延伸到另一角，离我们较远的一只眼睛则以一个奇怪的角度茫然地凝视着，已经失明，眼皮也耷拉着。他是在战争终结数年后的一次摩托车事故中毁容的，但他骑车的方式与被遗弃的感觉有关，利恩也深有此感。同利恩一样，他也被父母转交给了抵抗组织。同利恩一样，他也在战争中遭受了恐惧的折磨。拍摄这张照片后不久，本·斯皮罗就上吊自尽了。

图33

利恩的状况在几天之内十分危急，是否能活过来还悬而未决。阿尔贝特迅速把她送往医院，利恩住院了一个星期。之后，为了庆祝她出院，阿尔贝特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不幸已经过去。”他在分发给朋友们的卡片上如此写道。这些卡片是他以真心实意写的，这个事实也只是显示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以及他没能完全理解她，或者她也没有解释清楚。

“那就像作为贵宾出席我自己的葬礼。”利恩说道。

妈妈的反应与阿尔贝特的完全相反。她暴怒如雷。在她看来，服用安眠药，抛弃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是奇耻大辱。人们已经为她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她又怎么能这样自私？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种事来？

什么样的人？是的，这是个关键问题。当你把她从周边世界隔离开来，当你把她从科学家丈夫、犹太会堂以及富裕生活所带来的安心中分离出来，她是什么样的人？她真的属于范埃斯家，或者属于犹太人仪式的世界，又或是属于某些她有待发现、截然不同的东西吗？

她明白，她自杀的尝试是一个糟糕的错误，而且她向较年长的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12岁）保证，她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但她也不会回到早上喝咖啡、做犹太食物，以及留着问题不去解决的生活中了。

接下来的几年，利恩着重解决自己的问题。她接受过各式各样没什么效果的治疗，比如在一次分析治疗中，当她躺在精神科医生的沙发上时，医生坐在了她身后的椅子上。无法看着医生，这让她非常恐惧。

“这个亲吻你的男人，”他问道，“就是救了你性命的人，我这么想对吗？”

精神科医生的几次治疗没有发挥作用，被放弃了，不过还有其他的方法起到了作用。利恩在冥想、佛教教义、人文主义，以及与新朋友的讨论中找到了慰藉。她问自己，她从生活中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她的信仰是什么？历史是否有一个模式可供我们借鉴？

利恩想成为一个更加坚强的人，于是她决定回归职场。但说服阿尔贝特着实不易。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切都要发生变化，而且因为如此，家中的生活开始出现了冲突和琐碎的争吵。这对孩子们来说也很难，因为处于这些情况中的他们总是倾向于责备自己。

1979年春天，电话铃声响了。爸爸患了肺癌。多年来和石棉打交道，再加上是个老烟枪，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到了秋天，他在医院里奄奄一息，当利恩前去看望他并坐在他身旁时，他已经卧床起不来了。他身边一片纯白，癌症正在吞噬着他，他的脸颊也比以前更加瘦削了。

她坐在那里，两个人沉默不语。自从利恩第一次来到范埃斯家以后，这么多年来他们二人几乎没有单独在一起过。

利恩递给他一杯水，他接了过来，然后水在他长着斑点的手中洒了出来。

她没有说“谢谢”或“我爱你”，抑或“在我20岁的时候，当你在弗雷德里克街的家中试图亲吻我的时候，某些事情确实发生了，而那永远改变了我”。范埃斯一家向来不说这种事情。但是，又有什么家庭会说呢？

“我下周会再来看你的。”利恩告诉他。

“好，你来吧。”他说道，几乎没了气息。

三天后，妈妈打电话告诉利恩，爸爸去世了。

不出所料，一周之后，一个边缘有灰色水滴的白色信封寄来了。这本应是写着葬礼安排事宜的卡片，但当她打开信封时，上面的文字如同一把匕首一样插在她的心口：

亨德里克·范埃斯

约翰娜·范埃斯-德容的丈夫

多德雷赫特，1906年12月8日—多德雷赫特，1979年10月20日

阿里和杰拉尔德

克斯和特鲁斯

玛丽安娜和皮埃尔

亨克和迪厄夫克

海尔特·扬和勒妮

外孙和重孙们

他们列出了爸爸的所有儿女及其伴侣，但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卡片上。这非常出人意料，她几乎不敢相信。她的手指失去了力气。

但这绝非一个错误。指示非常明确：正式的灵车将接送妈妈和孩子们，而利恩必须和叔伯姑婶及其他家庭成员跟在后面。爸爸在这件事上非常坚定：利恩对外的身份并非他的孩子。

阿尔贝特不理解对这些安排小题大做的意义。毕竟，她只是他的养女，与其他孩子不同，而且你坐在哪辆车，或者你有没有被列在某些卡片上，有那么重要吗？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在之后再讨论这个话题，但现在不是合适的时候。在招待会上，阿尔贝特相当愉快地与其他送葬者闲谈，比预想时间待得更久，而利恩则不自然地在三明治桌间转来转去，心里想着何时才能离开。

对于利恩来说，很显然，现在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了：她已经变了，而他并没有。在彼此保留着更多空间的大房子里，他们避免接触，有不同的行动路线。她曾想探索重大的问题，遇见不同种类的人，但他不为所动，固执己见。在阿尔贝特看来，他不能明白为什么她要把事情弄得如此难办，为什么一切都不能保持最初的模样。1980年，他离开了家，找了一间附近的公寓；利恩则与小儿子继续住在家中，她和阿尔贝特计划出售他们美丽的别墅，它坐落在两条街道交汇的一个尖锐的V形路口处。

于是，47岁的利恩，一个离异的女人，正在重新出发。利恩在她结婚之日就已经取得了社工的资格，但直到现在，即20世纪80年代初期，她才开始全职工作。她在艾恩德霍芬社会福利部门找了一份工作，别墅售出之后，她就在这座城市一个更富有活力的地方买了一套中等大小的房子。房子位于一片名为“白村”的计划地产中，是威廉·杜多克（Willem Dudok）在20世纪30年代设计的，装饰着艺术曲线的露台之间，孩子们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游乐场。在几排完全相同的正门前，这里的邻居们把“核能？不，谢谢”的标签贴在门上的古怪窗户上。这是她和阿尔贝特共同享有过的混搭风格，以及她记忆中在多特的童年时代所感受的混乱的公共温暖。她在这里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她与许多家庭之间的工作非常困难；她的孩子们也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问题），但这种方式是她所选择的，而且，她十多年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归属感。

几年之后，她开始了一段新的关系。利恩刚搬到艾恩德霍芬的时候，她和她的家庭就已经认识他了——一个名叫贝尔纳德（Bernard）的鳏夫，大家都叫他贝尔。虽然他比利恩年长三十岁左右，但外表上看不出来。他的外貌依旧很年轻，一头银发往后梳，衬衫扣子系在最上端，不打领带。贝尔是个业余演员和导演，对艺术、书籍、歌剧，以及人生中的重大问题满怀热情。她最爱的还是他孩童般的热情，比如他可以就一场戏剧中的角色谈上数个小时。当他在某个现代主义德国剧院的舞台上徘徊时，他似乎青春永驻。

1987年夏天，她和贝尔已经结婚四年。后来，在他排练最新作品［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的《婚礼》］的途中，他突然头晕目眩，头疼不已：他得了脑瘤。他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考虑他们年龄上的差距，她本来很有可能比他活得更久，但这个变化发展得远比她想象的更加迅速。在医生们认定手术治疗已不可行时，他被转移到了一家疗养院，刚开始时还在家里与利恩过了几个周末。到了初秋，当他目光空洞地躺在病床上时，他已经记不住她，还需要口对口的喂食。许多朋友前来看望他。

一个8月的早晨，利恩开车前往多德雷赫特拜访妈妈，她脑子中还是贝尔。妈妈租住的房子位于多德雷赫特南部一片新开发的大地产中，这是爸爸帮忙建立的诸多建筑项目中的一个。阿尔戈林（Algolring）15号是一套四居的黄砖顶层房子，住房协会维持得很好，每周还有一个男人来打理花园。70岁出头的妈妈身体非常健康，在政治方面的兴趣、对儿孙的喜爱，以及保持房子干净整洁的坚定决心让她活力焕发。

利恩不请自来，想要喝杯咖啡。当她打电话安排这样的来访时，她从未感觉自己很受欢迎，虽然妈妈对利恩的孩子以及阿尔贝特十分热情——妈妈现在还和阿尔贝特保持着联系。妈妈对于利恩的离婚感到非常失望，也从未原谅，但她们之间谨慎保持的距离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利恩有时会想，在她离家后的一年中，爸爸对发生在弗雷德里克街的那件事是怎么说的。这与利恩被排除在卡片上的名单和爸爸的葬礼仪式之外有关系吗？

当利恩开着她的沃尔沃走到尽头，然后不断前后挪动，想要在狭小的停车点泊车时，妈妈就站在家里巨大的厚玻璃窗前。最终，利恩打开了车门，一手抓着自己的背包，一手捧着一束白色郁金香。她走向前廊时，微笑着挥舞着手中的花束。妈妈也冲她挥手，然后在她进门时拥抱了她。妈妈身为主人，迎接人们进入她的家中，在这种时候感觉最好。当她称赞利恩所挑选的郁金香，以及她接过利恩的大衣，把它挂在墙上的一个挂钩上时，她们都非常轻松愉快。房子里飘散着咖啡和薰衣草的芳香。利恩脱掉鞋子后，她感到自己的脚趾踩在一尘不染的蓝色地毯上。

“我刚煮上咖啡。”妈妈说道，然后走进厨房，咖啡壶正发出微弱的声响。

“这里还有从面包店买的奶油蛋糕——他们做得非常好吃。”她接着说道，解开了郁金香的包装，用操作台上的剪刀把郁金香的茎剪了下来，之后把花插入了瓶子中。

妈妈站在那里摆弄时，呼吸有点沉重。

“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

“你可以把那些放在餐桌上。”妈妈一边回答，一边走向冰箱。

于是利恩就抱着花瓶，首先走到了门厅，接着进入了一个长长的房间里，房间两端的巨大窗户透出明亮的灯光。利恩转过身来，她看见妈妈穿过了与厨房相连的上菜处。妈妈正搅动着燃气灶上平底锅中的牛奶。

“我马上就来。”妈妈喊道，并没有回头看她。

利恩漫步到坐处。这里有两个相当新的深棕色沙发、一张玻璃桌，还有一个扶手椅，以及与沙发相匹配的可延伸脚踏。墙壁对面是一组嵌入式架子和用深色木材及玻璃制成的橱柜。像往常一样，利恩走了过去，仔细观看着点亮灯光的玻璃后的动物展览，里面有刺猬、天鹅、兔子、猫头鹰和贵宾犬，它们在零星的灯光下闪烁着多彩光芒。

妈妈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托盘，上面的两个碟子中放着两块三角形蛋糕。一圈光滑的蛋黄色杏子被围在奶油之中。杯子上印着快乐的家庭场景，脸颊红润的妈妈正端着盛放了咖啡和蛋糕的托盘。这就像正值黄金年华的妈妈的缩影。

妈妈从咖啡渗滤壶里倒出了咖啡，再把从平底锅一端舀出来的奶泡倒了进去。在她自己的咖啡里，妈妈放了两块黄糖。她们二人吃了几口味道浓郁的蛋糕之后，开始谈论多德雷赫特和家里的事情：公交车时刻表的变化，海尔特·扬工作室的重建，妈妈朋友们的健康状况，利恩的孩子们现在的情况。这一切都非常和谐，但主导谈话的人是妈妈，也没有提到贝尔。

“你的生日有什么计划吗？”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妈妈问道。

通常来说，利恩都会举办午宴或小型酒会来庆祝自己的生日，尽管妈妈经常不来（她现在很少前往多德雷赫特之外的地方了）。

“我今年什么也不做。54岁没什么特别的，而且贝尔还在疗养院里，举办生日聚会不太合适。”利恩说道。

她们又讨论了即将到来的其他人的生日聚会的事情，到时她们将会见面。接着，在喝完了第二杯咖啡之后，很显然，拜访要结束了。

两人互相拥抱，三次吻别，之后妈妈再次站在大窗户前，看着利恩前前后后地挪动汽车，想要开出停车位。利恩移出去之后，她向妈妈最后一次挥了挥手。接着她倒车开出狭窄的街道，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那年9月，天气宜人，阳光明媚，气温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在工作之前和之后，利恩都会去疗养院看望贝尔，他躺在一张升高的手术床上，看起来突然就衰老了许多。他们已经无法再交流，于是利恩坐在床边，握着贝尔的手，看向外面的花园，迎接前来探望的客人。

每天，贝尔的女儿米普（Miep）都会从以色列打来电话，询问她父亲的身体状况。随着贝尔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米普集中了一周的时间飞来荷兰看望他，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见他了。利恩和米普相处得相当不错，但两个人坐在一起长达数个小时也没有什么意义，除此之外，米普也想和她父亲有些单独相处的时间。因此，利恩在一个周末里终于有了一些自由的时光。

当这个周末到来时，一切都非常理想。天气依然十分舒适，因此利恩向一个朋友提议，在海边订一个旅馆，然后在那里住上几天，一起走走。在疗养院待了好几个月以后，这正是她所需的。

因此，9月7日，利恩穿过了沙丘之中，眺望着自1833年以来就竖立在埃赫蒙德沙滩上的范斯佩克灯塔（Van Speijk Lighthouse），风拍在她的脸上。灯塔的铜塔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当她们逐渐走近时，她们认出了灯塔风向标上的金色美人鱼。她们返回旅馆的小门厅时，两个人虽然十分疲惫，但很快乐。接着，正当她们准备走回各自的房间时，两个老朋友向她们发出欢迎的欢呼声。秘密筹划的生日聚会给了利恩一个巨大的惊喜。

其中一个朋友是埃丝特·范普拉克（Esther van Praag），她是利恩养父的姐姐，如果利恩的爸爸和妈妈遭遇不测，养父及其妻子就会代之照顾利恩。埃丝特一直以来都把利恩当作自己的侄女一般对待。

冲上来拥抱利恩的另一个女人是图克。

图克·赫洛马的丈夫已经去世多年，她现在满头白发，年近八旬，但还是和以前一样神采奕奕。她抱住利恩时有些惊讶，就像她拥抱小时候的利恩一般。她身上有伟人的气息——前国会议员、联合国前代表、工党委员会前成员——但当她将两手搭在利恩的肩上，询问贝尔的状况时，她也让人觉得触手可及。

她们已经在一家餐馆里订了位置，沿着街道走五分钟就到，酒吧的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红酒杯。利恩喜不自禁：她们谈论的都是她喜欢的话题；食物非常美味；她们一直开怀大笑，直到喘不上气来。

那年11月，贝尔去世了。他的人生在一场盛大且美丽的葬礼中得到了赞美，而利恩全程参与了这次葬礼。葬礼上有悲伤，但也有一种完结的感觉——一生完满，恪尽职守。

之后，新一年年初迎来了另一位范埃斯家庭成员的生日：这场准备了红酒、切块蛋糕等的生日聚会在多德雷赫特的房子中举行，孩子们纷纷前往。利恩抵达后，将花束递给了女主人，然后加入了亲朋好友之中。

妈妈也在这里，她正坐在扶手椅上。但情况有些奇怪，因为当利恩走近妈妈时，后者阴郁地盯着她，然后将头扭向一边。过了一会儿，利恩鼓起勇气走向妈妈，坐在了沙发的一端。

妈妈的嗓音平时都很强劲有力，此时却很柔和。

“我不想和你说话。”她说道，转头看向空中。她们二人如此靠近，几乎要贴在一起了，但她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彼此之间相隔甚远，和周围的嘈杂也隔绝开来。

“发生了什么事？”利恩问道，她非常恐惧。

可以看出，妈妈难以启齿。

“我只是觉得那非常不诚实。”她最终还是咬紧牙关地说了出来。她的话让人摸不着头脑。之后她继续说道：“我从图克那里听到了全部事情。”利恩过了几秒明白了，是关于她生日聚会的事情，她已经告诉妈妈不会再办了，但埃丝特和图克还是为她举办了一场聚会。

解释毫无意义。她没能在生日聚会后提及此事，这似乎足以构成背叛，而且妈妈将这整件事看作合谋，不相信利恩所说的任何话。当利恩坐在那里，保持不动时，妈妈努力地站了起来，告诉另一个孩子，她想要回家了。

那天晚上，利恩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糟糕的信”，妈妈只读了一次后就立刻把它撕成了碎片。对于利恩来说，那是一封解释的信，关于她的生日聚会，妈妈对她来说多么重要，她多么爱妈妈，还有她对爸爸的复杂感情。在弗雷德里克街的家中，当爸爸试图亲吻她时，她什么都没有说，但她确实说过自己对妈妈的爱总是多于对爸爸的爱。利恩认为这会解决问题，但这样的信件非常危险。此类信件的本意常常会被曲解。收信人会从信中找出最不协调的，其余的则悄无声息地从他们的手中溜走。

如果我从我祖母的角度观察这件事情，我认为自己可以明白她愤怒的根源，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行为就是正确的。她没有关于精神创伤的认知。对于她来说，从本讷科姆回来的利恩只是一个变了模样、相当阴沉的小孩。后来，利恩的自杀未遂和离婚都与妈妈的信仰背道相驰。她认为利恩是在自我放纵。此外，妈妈还为现代世界的状态感到悲哀。之后，利恩去外面散心，还和图克等人私下开心地举办生日聚会，以及在解释的信件中对爸爸的态度不够尊重，这些都激起了妈妈心中长期以来积聚的怒火。

我认为，妈妈并没有考虑到利恩被排除在葬礼安排之外的事情，也没有想到多年以来她对利恩所说的那么多刺耳之语。

一天之后，一个浅紫色的信封放入了艾恩德霍芬伯格街（Burghstraat）利恩家的信箱中。地址处潦草地写着“致利恩·德容女士”，邮戳以扭曲的角度盖在上面，其中一个戳还上下颠倒了。

利恩刚开始并不愿意让我看这封信。当她递给我的时候，她的眼睛瞥向另一边。

多特，1988年7月4日

致利恩：

你知道的，我并不喜欢写信。它们总是会引来误解。但我还是想说，请你暂时不要给我打电话了。在我看来，考虑到现在的情况，这似乎是最好的方法了。

祝你安好

范埃斯夫人

这是利恩从我祖母那里收到的最后的话了。七年之后，祖母去世，她们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

第二十六章

与她们二人在二战中的共同经历相比，这个围绕一次生日聚会的争论实在是微不足道。尽管如此，她们之间的纠纷很快就升级了。妈妈告诉她的其他儿女不要联系利恩，利恩在一封信中写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以及她不会再见利恩了。有些人试图说服妈妈，让她三思，但都被妈妈的怒火劝退了。虽然利恩的一些兄弟姐妹时常还会联系她，但利恩与范埃斯家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此破裂了。

1995年6月，利恩从我母亲口中听说了她妈妈去世的消息。她未受邀请就出席了葬礼，聆听了平淡苍白的仪式讲话，其中没有提到利恩的任何事情（实际上阐述了整场战争和妈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她觉得自己被彻底隔绝了。

但也许有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利恩在工作中与一位心理咨询师一起开始了重建的任务：经过了数小时的治疗，她慢慢地找到了一种自我平衡感。她拜访了犹太历史博物馆，询问了她父母的死亡日期，以及他们去世时的细节。我在多德雷赫特的旅馆房间里首次读到的文件——利恩的《这将是一个我与范埃斯家族关系的具体故事》——就是在此时完成的。

还有另外一个更早的突破。1992年，战争躲藏儿童大会（Conference for the Hidden War Child）将500多名藏身并幸存下来的孩子聚集在阿姆斯特丹，这是某种意义上的重聚。8月的3天里，那些在正好50年前藏身起来的孩子，通过研讨会、演讲、读诗，以及公告栏上的共享照片、电影、心理学讲座和无数的一对一谈话结识了彼此。许多人和利恩一样，被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受纠缠多年，这也让利恩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组织这次大会的机构——犹太社工协会（Society for Jewish Social Work）制作了一份日报以在这些与会者中传递，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记录自己的经历和对其他人经历的反应。作为在孤独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分享自己的故事是他们一直以来欠缺及渴望的。

阿姆斯特丹市长埃德·范泰恩（Ed van Thijn）在二战时也是一个躲藏起来的孩子，他以“未曾讲述的故事”为主题宣布大会开始。在开幕致辞上，他说自己虽然在公开讲话时游刃有余，包括有关大屠杀的公开讲话，但一想到要告诉公众一些私人的事情，他就会陷入恐慌之中。“即便到了昨天，”他对大厅里的500人说道，“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或者说，我能够说什么。”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想到，几乎从定义来说，称某个人是躲藏的孩子是不可能的：

我们应该对谁说？谁能真正聆听我们的故事？躲藏的故事定义了我们的整个存在，但我们——至少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竭尽全力地摆脱那个故事。

利恩听到这些话时哭了出来，现场她周围的几乎所有人也都哭了。

回想起来，战争躲藏儿童大会是利恩搬去阿姆斯特丹的第一步，她此时终于觉得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之地。她一直与犹太社工协会保持着联系，协会为约3万名依旧住在荷兰（大部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寄送杂志，组织非宗教性旅行和小规模聚会。我对面的利恩坐在她和阿尔贝特数年前在时尚的阿姆斯特丹商店里买来的椅子上，看起来非常满足：“经历了多次心理咨询和数夜的哭泣后，终于结束了。我现在可以不带任何感情地谈论此事，虽然那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佛教里有苦海的概念，人们深陷其中。你会看到，你无法掌控一切，而是在感受其更剧烈的波动时找到内心的平静。”

她捧着茶杯，因自己的高谈阔论而有些难为情。

“不管怎么说，”她继续说道，“一旦我可以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放在一个模式之中，事情就因我而改变了。我可以做出选择，比如住在阿姆斯特丹的这里的选择。”

今天早晨这座城市在我面前展现的魔力依旧挥之不去：塔尖、桥梁，以及在寒冷的1月的阳光照耀下，一排排山形墙房屋倒映在水面上，闪闪发光。即便是市中心也非常宁静，阿姆斯特丹确实像一个平和的地方。

利恩从她艾恩德霍芬漂亮的白墙房子首先搬到了德派普（De Pijp）的一个杂乱的工人小屋里，这是一个年轻的街区，以其街边市场、咖啡店及叛逆不羁和非主流文化闻名。她的朋友们有些担心她，但她非常开心。她买了一张歌剧的季卡，参观艺术画廊，参加佛教讲座，开始冥想和做瑜伽，以及结识许多新朋友。15年后，她听说一帮朋友打算退休后住在一起，其中大多数人是艺术家或社工。虽然搬家有些为时尚早，但机会难得，因此她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加入他们。我们现在谈话的地点就是这个街区的公寓之一。

利恩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倒了一些薄荷茶。

“只有到了那时——我不太擅长记日期，但肯定是2003年左右——我才觉得自己做好了面对奥斯维辛的准备。在那之前，我一直非常害怕奥斯维辛。我想：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和非犹太人一起去，我担心他们可能会说一些对我造成伤害的话。而如果是和犹太人去那里，那将成为集体精神创伤的痕迹，我同样不希望如此，所以我从不敢去。但我听说一个佛教老师带人们去奥斯维辛进行一周的守夜，那里可以说一些隐私，而且这感觉是一件正确之事。他们拍了一段录像，我们一起看看吗？”

因此，过了一会儿，我们再次坐回了她的桌前，看向她的电脑。我们在观看她为犹太人大屠杀基金会所做证言的录像带时也是如此。不过，这个录像中的利恩在年龄上更接近我身旁的利恩。和上次不同的是，利恩对在我们面前播放的画面感到很满意。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积极向上的经历。我得到了我所需的所有时间。人们在哭泣。我们受到了尊重。”她在影片开始时如此说道。

穿过敞开着的大门，利恩站在破碎的墙壁和一排排生锈的铁丝网之间，白皙的肤色因寒冷而有些发青。录像里播放了一段尖锐刺耳、令人不寒而栗的音乐，似乎是人类发出的，还有一个旁白告诉我们发生在这座死亡工厂里的事情。佛教组织的人员一起在这里度过了数天来守夜。他们待了一周，睡在某种旅舍中，在铁路线上、营房和毒气室里坐着和站着，长达数个小时。

DVD视频中的场景不断变化，通过摇镜头的方式展现了没有窗户的混凝土房间，里面只有几根蜡烛来照明。凭借这些蜡烛，人们俯身蹲下，凝视半空，或者眼睛紧闭，低声读祷告词。在这之中，摄像机聚焦在利恩身上，此时轮到她发表守夜致辞了。她站在一个有些昏暗的原女囚营房中，身边围着一大圈人，她说英语时中间还有一些长长的停顿，声音时断时续。以下是利恩讲话的原文，包含了语法上的微小错误：

我8岁的时候，去了藏身之处，和父母告别，我本以为那只是几个星期的事情。

而那继续了下去，没有尽头，我再也没能见到他们。

我的父亲是查尔斯·德容，他死在了奥斯维辛，时年37岁。

我的母亲是凯瑟琳·斯皮罗，她与外祖母萨拉·弗维尔（Sara Verveer）一同死去。去世时我母亲29岁，我的外祖母56岁。

我父亲的父母是58岁就去世的大卫·德容（David de Jong）及其妻子赫西林·莱昂（Hesseline Lion），后者去世时57岁。

我的父亲有一个姐姐。她死时39岁，是与她的孩子塞里纳·莫泽斯（Serina Mozes）和大卫·莫泽斯（David Mozes）在同一天去世的。塞里纳是我最喜欢的堂姐，当时15岁；大卫则只比我大3个月。我曾经常常和他一起玩耍，他死去时9岁。

他们都死在了奥斯维辛。

他们的父亲死在了索比堡。他时年54岁。

我母亲的哥哥34岁，死在了奥斯维辛。

她的另一个哥哥32岁，在欧洲中部去世，他的妻子36岁，死在了奥斯维辛。

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尼可和罗比，分别在4岁和3岁时死了，最年长的孩子活了下来，但在战后悬梁自尽。

然后是我母亲的妹妹，她27岁，死在了奥斯维辛。

我还想告诉你们。我在余生中一直思念着他们。

在这之后，利恩那漫长的名单被一波又一波其他人的名字包围，随之而来的是沉默和轻微的哭声：

弗里达·辛格、莫迪西亚·辛格、戈尔达·辛格、摩西·辛格……

等等。

我们坐在那里，沉默了片刻。“你读他们名字的时候，”我最终说道，“非常美丽。”

利恩点点头。

“我很高兴自己在那里。”她说道。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们待在莱顿。为了本书而对利恩进行的调查的第一阶段现已结束。早上，我在大学图书馆里查询了一些过去的参考书目，为年内的再度返回制订了计划。当我们在12月计划这次旅程时，利恩告诉我，我来访的最后一天她可能没有空。即便到了昨天早上，她也没有明确说明她将会做什么，也许是因为，描述她将在自己的公寓里举办佛教徒小组讨论会议这样亲密且紧张的活动让她觉得有些难为情。不过，昨天晚上她确实告诉了我这件事，以及这些会议现在对于她人生的重要性。利恩提议说我们可以提前一起吃午餐。佛教徒会议将在下午2点半开始。在小组成员陆续抵达之前，我可以转移到公寓里的前区，一组玻璃门将其与座位区域隔开。我可以在下午4点赶往机场之前在那里工作。

因此，午饭过后，伴随着射入窗户上的彩色玻璃的阳光，我们最后一次如朋友般坐在一起。小组成员将会陆续到来，因此利恩在房间里做了分隔。如此一来，一旦会议开始，我就可以从侧门悄悄离开，不会打扰到玻璃另一侧的人们。我和利恩向彼此告别。我拥抱了她。我们约定，我将会在复活节时再度回来，开展另一趟调查之旅，在此之前我会通过Skype网络电话尽快联系。

接着，利恩在房间里做准备，我则在她的桌旁坐了下来。复制我收集的所有采访记录、照片和文件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我将会把这些存储在她的笔记本电脑里，以防万一。于是我坐在那里，安静地浏览文档。过了一会儿，小组成员开始缓缓走过窗户，按响门铃，然后利恩迎接他们通过走廊，径直走向客厅。

复制完成后，我把一个存储卡放在了利恩的桌上，另一个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还有一个在我的行李箱里。我收集到的这些回忆给我一种它们是我现在最珍贵的东西的感觉。我再次查看了机票，确认拿上了护照。到了该出发的时间了。出门之前，我迅速地移动到把公寓分为两半的玻璃门前，与利恩四目相对，向她轻轻地挥挥手。她正和其他人坐在一起，看见我的时候露出了微笑。接着，她当场站了起来，走上前把玻璃门打开。玻璃门折叠起来，她邀请我进去。

利恩对她身旁的人说道：“这是我的侄子巴尔特，他将要写一本关于我的书。”

尾声 2017年7月

没有家庭，就没有故事。

当我三年前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我对于我家的战时历史所知甚少，对利恩也几乎一无所知。我同样不太明白我与自己儿女的关系，尤其是乔茜，对于她的烦恼，我一直难以启齿或没有认真思考。认识利恩改变了我。这让我学会多加思考，并变得不那么专制。我觉得自己第一次从某个人人生的最初阶段了解了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我也从另一个人——我的祖母——身上看到了我自己。当然，不是指她的勇气，而是她的一些错误。

利恩在2015年1月的佛教徒小组上介绍我为她的“侄子”，这种方式起到了某种特殊的作用，即弥合裂痕。我不能对此居功自傲。是利恩治愈了自己。不过，我们的见面还是成了一系列新联系的开始。在那之后我偶然遇到了她的孩子们，她也认识了我的孩子们。去年夏天，利恩前来牛津拜访我们，她当时住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多年以来第一次与我的父亲见面。

我和利恩现在经常以朋友的身份见面，并且关注对方的状况。利恩和我的妻子很快就相处得非常愉快，在利恩来到牛津的时候，她第一次向我的妻子提到，她偶然遇到了一个看起来不错的男人。严格来说，那个人并不是初识者。事实上，就在我第一次与利恩见面的时候，即2014年12月，我就已经在一张照片上见过这个男人。

彼时，那只不过是众多照片中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39年海牙的学校里，利恩穿着背带裙，与另一个小女孩坐在学校的长椅上，两个系着领带的小男孩在她们右边。

我后来得知，利恩在20岁的时候得到了这张照片，当时她正在米德卢学院的圣诞节演出中表演。表演过后，观众里的一位女士来到了舞台上。

“我觉得我认识你。或许你是利恩·德容？”她问道。

利恩十分迷茫，说她就是。

这个女人记得身在海牙时的利恩。利恩和这个女人的儿子亚普曾在一所小学上课。

“我还保留着你的一张照片，”她说道，“你和亚普当时都是5岁。”

事实是，亚普·范德汉姆（Jaap van der Ham）现在也在米德卢学院上学，和利恩学同样的课程。他们认识彼此，但都不记得他们曾经是同班同学，甚至是朋友。过了几天，亚普的妈妈送给利恩一张照片的复印件，指出她的儿子是最左边那个头发整齐分缝、身穿短裤和条纹长袜的男孩。

在这个人生阶段，利恩并不是擅长提问的人：她害怕细细回想过去。虽然她和亚普进入了不同的圈子，但他们偶尔也会谈论在海牙一同度过的童年。结果两人发现，拍摄这张照片之后，他们又当了两年的同班同学。后来，1941年，利恩不得不转学到犹太学校。亚普只是出于一个小原因才避免了相同的转移：他的父亲是犹太人，但他的母亲不是。出于这个原因，1943年3月（利恩已经在多德雷赫特藏身了半年多），当亚普的父亲被遣送到波兰，有去无回时，亚普仍然和他的母亲待在家里。

利恩一直保留着这张范德汉姆夫人给她的照片，并把它放入了父母给她的小收藏品之中。不过，除此之外，她和亚普的联系并不密切。他那时和女朋友感情稳定，两人很快就订婚了。虽然亚普非常和善，富有魅力，但米德卢学院的课程结束后，他和利恩就失去了联系。

当我和利恩在2014年12月见面时，那张身为小女孩的她和亚普坐在一张长椅上的照片不过是一个纪念品，和其他的没有什么区别。不过，翌年10月，她在米德卢学院的同学们寄给了她一封信，提议老同学们重聚。亚普是组织这次活动的人之一。虽然利恩决定不参加，但她还是回信了，问亚普最近可好。毕竟，奇怪的是他们自小学起就认识彼此了。她的询问促使两人开始用电子邮件联络，后来还见了两次面，一次在阿姆斯特丹，第二次在阿纳姆附近费尔普（Velp）的乡下，亚普现在住在那里。

2016年5月的一个晴朗早晨，利恩从阿姆斯特丹乘坐火车，抵达了海牙中央火车站。她现在要和亚普第三次见面了。当他们上一次在费尔普见面时，他们讨论了一起度过的早年时光，后来话题转到了犹太学校，利恩说她很乐意去看看。在这座城市住到18岁的亚普依然记得学校的地址。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纪念物。

他站在火车站挑高的大厅里，静静地等待着。尽管他现在有些发福，还需要借助手杖的力量，但他身上还留存着孩子气的一面。他戴着一顶鸭舌帽，衬衫和夹克上还有撞色的条纹，这让利恩笑了出来。当他走上前拥抱利恩的时候，他身上流露出温柔和平易近人的气息。

图34

图35

接着，他们坐在春日下的露台上，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计划着路线。首先，利恩想去普莱特街上她家的老房子看看，那里离他们的小学非常近。之后，他们可以走路去小学，然后吃午餐。他们有一整天的时间来完成这趟旅程。

因此，一小时后，他们来到了红砖拱门处，面前是普莱特街31号的大门。右边是装有金属栏杆的混凝土台阶，通向27号和29号门前的楼梯平台。利恩曾经经常和莉莉坐在这个楼梯平台上，她们将鼻子抵在栏杆上，双脚悬空。正是在这些楼梯下方，她跑去问妈妈，她是否可以把暂时在别的地方待一阵子的秘密告诉别人。利恩和亚普默默地站着，沉思着。

他们小学曾经所在的地方现在建起了一片公寓，深色砖墙，相当原始，有12层高。当这两位83岁的人仰视公寓时，他们比身为小孩看到学校本身时更加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亚普一同来到这里似乎是个正确的选择。

他们一起沿着运河走向市中心，身边的车辆川流不息，它们的噪声被已倒闭的商店的肮脏窗户反射回来。并不需要有关过去的宏大主题才能使他们重新相聚。各种话题之间的切换非常容易：他们可能共同参加过的演奏会；他们记忆中在小学里唱的一首歌；亚普与他在以色列的儿子的度假计划；7月在海牙举办的雕塑展。他们走走停停，亚普还告诉了她这个曾是面包店、蔬果店和利恩舅舅的五金店的地方的相关事情，现在这里变成了酒店和办公室，它们的镜面玻璃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

接着他们到达了以前的犹太学校的地址。现在这里是宜人的广场，现代化公寓区俯视着一个步行区，步行区中种着许多美国梧桐树。几排撑着遮阳伞的桌子面对着一家寿司店，桌子一侧是壮观的墙壁和17世纪教堂的花园。孩童时摇摇欲坠、破烂不堪的建筑物全部消失了。亚普倚靠在他的拐杖上片刻，然后调查现场。

纪念物不太显眼，但他们在美国梧桐树下找到了它：一堆闪亮的不锈钢管，形状仿佛一组椅子。当两个人走近时，他们看到了6根高度不一的管子，中间还有梯子般的横档。一辆自行车停靠在最近的一根管子上，一个小女孩在中间的椅子上攀爬，表情真挚，努力不掉下去。在她的不远处，一个女人正注视这个女孩，脸上露出鼓励的微笑。

老犹太学校遗址上的纪念物被设计成了一个攀爬架，与广场的喧闹融为一体。只有走近去看，你才能看到钢管上铭刻的名字和年龄。那是被杀害的孩子们的名字，总共400人。

在那天访问海牙的原犹太学校的遗址之后，亚普和利恩见面得越来越频繁。今年夏天，他们一起去西班牙度假，现在则结为伴侣，在阿姆斯特丹和费尔普的乡下共度时光。他们非常享受在乡下漫步，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以及与儿孙辈共处，有时还会聚在一起。他们现在年过八旬，他们知道这样不可能持续到永远，但他们依旧非常快乐。利恩觉得她与周围的世界紧密相连。她觉得圆满了。

致谢

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合作项目。在此书逐步成形的过程中，2014年12月21日是我和利恩共度的诸多日子中的第一天。在长达数小时的录音访谈后，我们又通过数个小时之久的散步、用餐、Skype通话和电子邮件沟通，讨论了无数次草稿。得益于利恩的信念、真诚和指挥，《被隔绝的女孩》一书才能成真。我将一直珍惜我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鉴于此书是一本关于家庭的著作，因此能够向双方的家庭成员表达谢意也让我备感喜悦。利恩的孩子们——达恩、巴特加和阿尔耶——为本书付出了大量时间，还非常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记忆。认识他们是我写作此书的许多珍贵收获之一。阿尔贝特·戈梅斯·德梅斯基塔阅读并就关于其婚姻和战时经历的章节给予了反馈。他后来告诉我，他对自己在书中的形象并不十分满意，但我希望并且相信他在此点上的认识是错误的。

多亏了我的母亲迪厄夫克，我才能第一时间联系上利恩。从一开始，她就非常担心这个项目可能会让人们失望，还会损坏家族名誉，尽管如此，她还是对我的调查给予了持续的帮助。我的父亲亨克同样如此，他告诉了我许多他童年时的事情，这成了我叙述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与阿尔贝特一样，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开诚布公，并且相信从整体上看，此书将推动人们对于在利恩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的理解，而不是过于简单地评判他们。

我的兄弟约斯特及其妻子萨莉（Sally），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对本书表示了极大的关心；我的叔叔海尔特·扬为我提供了他母亲的日记，而他的妻子格蕾塔（Greta）非常体贴地将其整理成电子稿，供我使用。一些其他的亲戚则无意参与其中，我非常尊重他们的理由。

亚普·范德汉姆在本书尾声中为我提供了诸多帮助。

我母亲这边的亲属也慷慨相助。萨布里纳·莫伊尔斯和扬·威廉·库克巴克在书中短暂出现，但他们为我所做的工作远比我能记录的多得多（多亏了他们的友谊、洞察力和实际协助）。我还要感谢Corinne Meurs、Rob van Lummel、Steven van Lummel和Annemargreet Meurs，他们给我提供住处，为我做饭，还一直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

除此之外，朋友们也给予了我灵感和鼓舞。Marianne Reijnhoudt、Frank Pot、Rajika Pot和Eric van Noort在我无数次的调查之旅中为我提供了住处和餐饮。还有许多其他人在我的旅程中为我打开大门：沃特·德邦德、科里·德邦德、Marianne van der Top、Sascha van Gageldonk和Ruud van Gageldonk，等等。

我从这个领域的专家们身上也受益良多。撰写了我读过及反复阅读的许多著作的Ad van Liempt抽出时间和我见面，向我说明了海牙的国家档案馆的运作方式。Gert van Engelen在多德雷赫特的此方面工作上同样如此，Kees Heitink和Ad Nooji则让我得以接触本讷科姆的资料。这本书没有注释或参考文献，但它的确得益于其他人在研究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从这种形式来看，我无法恰当地对他们表示谢意，但我想要写下Bert Jan Film（他写了有关二战时期的荷兰，营救犹太儿童方面的许多著作）、J.C.H. Blom、Dienke Hondius和Chris van der Heijden（尤其是战后的犹太人经历）的著作所给予我的诸多收获。

不计其数的图书馆和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提供了帮助：特别是荷兰国家档案馆，莱顿大学图书馆，阿姆斯特丹的战争、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所，海牙中央图书馆，多德雷赫特市图书馆，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历史博物馆和抵抗博物馆，多德雷赫特的1940～1945博物馆，美国南加州大学犹太人大屠杀基金会。

我从2015年1月起开始撰写本书。正是从那一时刻起，我的好友Tore Rem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于我草稿的意见，以及我们的多次谈话给了我继续进行的信心。牛津大学的同事们也一直积极协助我的工作。在（牛津大学圣休学院）Peter McDonald的建议下，我开始记录我的采访，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在打壁球时讨论此书。（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的）Andrew Kahn、Louise Fawcett、Justine Pila、Marc Mulholland、Adam Smythe、Lorna Huston、Sophie Ratcliffe、Peter McCullough、Paulina Kewes和Catherine Clarke给了我诸多鼓励和建议。我在圣凯瑟琳学院英语系的同事们——Kirsten Shepherd-Barr、Jeremy Dimmick、David Womersley和Ben Morgan——当然还有院长Roger Ainsworth，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个项目。其他大学的同事们同样如此，包括Tiffany Stern、Andrew Hadfield、Douglas Bruster、Lukas Erne、Patrick Cheney、Michael Suarez和Indira Ghose。

2015年8月，多亏了James Atlee的建议和我以前学生Katherine Rundell的帮助，我把后来被称为《被隔绝的女孩》的前九章寄给了Rogers，Coleridge&White文学代理商，在那里通过Peter Straus交到了David Miller手上。对于我彼时完成的工作，David比其他任何人施加了更大的影响。在一系列紧张的深夜电话及在酒吧和餐馆的谈话后，他促使我在本书的结构和内容方面做出了更大的革新。令人震惊的是，就在我认识他一年多以后，他突然去世了（年仅五十），但他的雄心与热情、他博学的阅读建议、他追根究底的问题，以及他在文学写作上的纯粹热爱将伴随我终生。

David引领我进入了商业出版的世界，那里的许多人一路给予了我诸多帮助。在此之中，我特别要感谢Martijn David、Philip Gwyn Jones、Lisa Highton、Arabella Pike、Ravi Mirchandani、Alan Samson和Neil Belton，他们都非常关注此书，并给出了建议。我还要向Rogers，Coleridge&White文学代理商的Melanie Jackson、Laurence Laluyaux、Stephen Edwards、Katharina Volckmer、Federica Leonardis、Matthew Marland、Miriam Tobin和Rosie Price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最重要的是，我想感谢Zöe Waldie，她在David去世后代之成为我的经纪人。在本书的修改和制作过程中，她的勇气、善良、洞察力和热情对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对她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修订和编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过程。在我们从Scott所谓的“1.0版本”改到“2.0版本”的过程中，我的出版人（企鹅英国的Juliet Annan、企鹅美国的Scott Moyers、荷兰的忙碌蜜蜂出版社的Haye Koningsveld）提供了广泛的意见。他们的集体智慧，以及Catharina Schilder、Christopher Richards、Mia Council、Ellie Smith、Natalie Wall和Kiara Barrow的帮助，将本书打造为一部更具重量之作。修订工作中的细心和谨慎也体现在文字编辑的过程中，Caroline Pretty（企鹅英国）和Jane Cavolina（企鹅美国）在内容细节上的工作也非常出色。最后，我还要感谢Cat Mitchell和Elizabeth Calamari，他们为完善此书尽心尽力。

我在致谢的开头感谢了我的亲朋好友。在结尾处，我将再次感谢他们。我的妻子安妮·玛丽与我共同完成了这本书，她是每一章的第一个读者，阅读时眼里总是饱含泪水。她深刻的洞察力和精神上的支持是一种永不枯竭的资源。我的孩子们——乔茜、比阿特丽斯和埃德加——同样如此，他们不仅是我的读者，还是我努力重构利恩生活时的情感导航员。读完本书的作者将会知道，我时常强烈地感受到乔茜的内心挣扎和冲突与利恩和我祖母之间的冲突存在共通性。利恩和乔茜在青少年时期都经历过艰难的时刻，但她们都让我们变得更加明智。我极其感谢乔茜从这个项目刚开始就展现出的慷慨且热情的思考方式。家庭不是直截了当的，总会有悲伤从中产生——但家庭也给了我们最强大的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隔绝的女孩：二战中的荷兰犹太人和地下抵抗运动/（荷）巴尔特·范埃斯著；成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9

书名原文：The Cut Out Girl：A Story of War and Family，Lost and Found

ISBN 978-7-5201-8589-9

Ⅰ.①被… Ⅱ.①巴…②成… Ⅲ.①犹太人-史料-荷兰-1939-1945 Ⅳ.①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24962号

被隔绝的女孩：二战中的荷兰犹太人和地下抵抗运动

著者/〔荷〕巴尔特·范埃斯（Bart van Es）

译者/成琳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骋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天津千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9.625 字数：217千字

版次/2021年9月第1版 202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589-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21-4473号

定价/6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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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获誉

这是所有语言中对纳粹集中营历史最充分、最全面的记载：杰出的研究、引人注目的细节和令人信服的分析，易读且权威。这本书是非凡的成就，很快就会成为该领域的必读之作。

——“第三帝国三部曲”作者理查德·埃文斯爵士

这本书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尼古劳斯·瓦克斯曼是完整写出纳粹集中营历史的第一人，他用单一的叙事视角写出了推动集中营系统萌芽和发展的政策与措施、这一恐怖之地发展的环境，以及受害者是如何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来记录和纪念的。本书是进一步深入了解第三帝国的必读之物。

——普利策奖得主、《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作者索尔·弗里德兰德尔

难以想象尼古劳斯·瓦克斯曼写出了这样一部宏伟之作，它必然会成为描写纳粹集中营的典范，永远不会被超越。瓦克斯曼针对纳粹集中营这一冷酷却极为重要的主题，展开了海量的文献检索并四处搜集资料，最终为我们呈现了扣人心弦且综合权威的研究。

——伊恩·克肖

尼古劳斯·瓦克斯曼撰写的纳粹集中营历史概览令人赞叹，他把数十年的学术研究与自己的调研有力地结合起来。他不仅捕捉到了集中营体系动态演变的轨迹，还囊括了囚犯群体在不同阶段的经历和组织（虽然有限）。这本书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极具价值之作。

——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

伟大的学者精神铸就的不朽研究……痛苦的人性本质和海量的丰富细节……瓦克斯曼赋予了读者难以想象的真实感。这是他伟大的成就。

——罗杰·科恩，《纽约时报书评》

《纳粹集中营史》是一部权威的历史著作……瓦克斯曼先生在这部杰作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个体的描述。要收集如此多囚犯或党卫队队员的信息，在这样长的篇幅中塑造鲜活的形象，实属不易。囚犯引用了大量的经典来描述他们的苦难，从《出埃及记》到但丁的《地狱》。自那之后数代，他们的经历变成了我们对道德探讨的参考之一，但更令人欣慰的是，这本书中描绘了集中营囚犯们未经修饰的人性。瓦克斯曼先生实际上是集德国与英国学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佳研究之大成：海量但质朴的详尽研究，并注重对个体和细节的叙述。

——蒂莫西·斯奈德，《华尔街日报》

《纳粹集中营史》是以最高水准撰写的历史书籍，无愧为过去十年中描写第三帝国最杰出的著作之一。作者尼古劳斯·瓦克斯曼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一名历史学教授，他将第三帝国那些似乎最常见，却鲜为后世所知的现象成功地传递给了读者……我们一直以来欠缺的是对整个纳粹集中营系统发展和特性的综观分析。如今我们看到了，而且再无须重复研究。事实上，任何真正对第三帝国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马克·马佐尔，《金融时报》

恢宏之作……必不可少，极度冷静……很难有比这更有力、更具教育性的书籍来讲述这段痛苦的历史，必然要再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有后来者居上。

——简·卡普兰，《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瓦克斯曼不仅是遵循最高标准的学者，还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时常关注令人惊讶或具有说服力的细节，这使《纳粹集中营史》不仅成了重要的历史著作，更是一部内容丰富、可读性高的读物，充满了插曲与反讽。

——乔纳森·基尔希，《犹太人日报》

如果要讲述集中营的故事，就意味着必须面对艰巨的挑战：如何把这样一个曾有人真实生活、劳动、死亡的地方生动地呈现给读者，而不只是展示一个超脱世俗的邪恶象征？瓦克斯曼完美地接下了这项挑战。多亏了他高超的写作技巧，在大量死亡和恐怖的基调上，这本书远不只是悲哀的长篇大论，还传递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独立报》

力透纸背……绝对会成为描写纳粹集中营历史的权威书籍……他的学识给常见的主题注入了新的生命。

——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星期日泰晤士报》

极其重要……特殊……将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主题的扛鼎之作。

——劳伦斯·里斯，《爱尔兰星期日邮报》

瓦克斯曼一丝不苟的研究以及对细节的执着追求，使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悲剧没有被磨损……比其他对大屠杀的学术记录更加栩栩如生。

——《好书指南》

令人极为钦佩……瓦克斯曼创造了对纳粹集中营的标准历史著作……《纳粹集中营史》是历史学者能够到达的顶峰。

——《BBC历史杂志》

如果书架上的空间只够放一本有关大屠杀的历史书，那这一本当位列第一。

——斯蒂芬妮·夏皮罗，《水牛城新闻报》

全新的综合研究，令人痛心的叙事作品。这本著作展现了那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令你全程沉浸在大师的笔触当中。

——史蒂夫·多诺霍

尼古劳斯·瓦克斯曼全面展现了这一悲惨主题的历史……他吸收了近几年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海量研究成果，从如山的参考资料中刻画了一段流畅且扣人心弦的历史。

——大卫·米凯西

瓦克斯曼所著的详尽历史实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纳粹德国从疯狂演变为更加疯狂的细致记录。对于“这是怎么发生的”这个贯穿始终的问题，瓦克斯曼给出了长篇的回答。

——厄尔·派克

对纳粹集中营的痛心且透彻的研究……这部综合全面、百科全书一般的著作应该进入图书馆、学校和其他机构的馆藏。

——《科克斯书评》（星级评论）

宏大的学术著作……每一页的权威叙述都道出人性。

——戴维·切萨拉尼，《文学评论》（英国）

瓦克斯曼面面俱到的详尽研究将会成为该主题的权威著作。

——《出版人周刊》（星级评论）

愿这个世界至少能看到一点点我们所处的悲惨世界，哪怕只是冰山一角。

——1944年9月6日，扎尔门·格拉多夫斯基所写

（这封信被装在一只酒瓶里，埋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火葬场的地下，集中营解放后被发现）

- 纳粹集中营史（上册）

- 示意图列表

- 序幕

- 第1章 早期集中营

- 血腥的春天和夏天

- 协调

- 公开的恐怖

- 第2章 党卫队集中营体系

- 永久例外

- 集中营党卫队

- 囚犯的世界

- 第3章 扩张

- 社会边缘分子

- 强制劳动

- 犹太人

- 第4章 战争

- 战时的集中营党卫队

- 毁灭之路

- 苦难无边

- 第5章 大规模灭绝

- 杀死弱者

- 处决苏联战俘

- 致命的乌托邦

- 第6章 大屠杀

- 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

- “死亡工厂”

- 种族屠杀和集中营体系

- 纳粹集中营史（下册）

- 第7章 污秽丑恶之地——世界的肛门

- 东方的犹太囚犯

- 党卫队的日常

- 掠夺和腐败

- 第8章 经济与种族灭绝

- 奥斯瓦尔德·波尔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

- 奴工

- “小白鼠”

- 第9章 不受约束的集中营

- 最终时刻

- 卫星营

- 外面的世界

- 第10章 不可能的抉择

- 被胁迫的社区

- 审头

- 反抗

- 第11章 死亡或自由

- 终结的开始

- 启示录

- 最后的几周

- 终曲

- 附录

- 致谢

- 图片来源说明

- 文献来源

- 索引

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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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21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1933年3月6日，大选后一天，一名冲锋队看守在位于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早期集中营里，威胁近期逮捕的政治犯。

1933年，纳粹针对政敌建立了很多临时集中营，其中一个是在不来梅附近奥奇坦河上的一条旧拖船。

1933年4月30日发表在德国讽刺性杂志《喧声》（Kladderadatsch）上的漫画，描绘了集中营里的场景：左翼人士拿着象征共产党的镰刀和锤子做苦工，支持民主的准军事化人员拿着有三支箭头的工具做苦工，还有一个囚犯对着苏联红星沉思。

1933年4月10日，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在头版的照片，记录了重要的政治犯抵达奥拉宁堡集中营的情景，包括（身着西装，从左起）社会民主党人恩斯特·海尔曼和弗里德里希·埃伯特。

1933年5月，达豪集中营政治宣传照片《高产的劳动力》。拉着沉重压路机的主要是犹太人和知名左翼人士。

慕尼黑国家检察官文件中的尸检照片，显示的是1933年5月16日在达豪集中营可疑死亡的犹太囚犯路易斯·施洛斯，引发了针对集中营指挥官的法律诉讼程序。

1936年3月，飞扬跋扈的集中营督察官特奥多尔·艾克（中，叼着雪茄）在利赫滕堡视察。

1941年，艾克更为保守的继任者里夏德·格吕克斯（中，拎着公文包）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视察。

1936年5月8日，在纳粹政要对“模范营”的一次官方视察中，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在达豪车间跟一名政治犯面对面站立。

1938年6月28日，政治宣传照片记录了重建和扩建后的达豪集中营，囚犯列队沿着主路前进。

将囚犯反手吊在房梁上是党卫队官方最重的刑罚之一。这张图描绘了达豪集中营浴室里的情景，是一名幸存者于1945年所画。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9～1940年，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墙外，来自一名看守（右）为儿子所做的相册。照片下面写着：“妈妈和布瑞塔（她的警犬）在训练。”

1940年12月，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和妻子伊尔莎以及孩子在布痕瓦尔德办公室外。

1937年，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队抓拍工作中的指挥官科赫及其下属，他们正居高临下地俯视一名囚犯。

1934年，达豪集中营，特奥多尔·艾克（中，叼着雪茄）在主持一场党卫队成员联谊晚会。

1936年，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外，党卫队队员在新建的泳池嬉戏。

1935年，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的囚犯在“锻炼”。这张照片出现在党卫队上呈卡尔·奥托·科赫的相册中，添加的说明文字是“加快，不然就会惹麻烦”。

1940年，党卫队私下拍摄的布痕瓦尔德哨兵，这些年轻人在展示他们的体育能力和同志情谊。

1936年12月，纳粹周刊《插图观察员》（Illustrierter Beobachter）头版文章中“政治惯犯”的形象。右一的囚犯是未来集中营营区长卡尔·卡普。

犯轻微罪行的约瑟夫·科拉切克在达豪集中营的存档照片。他是1938年6月第三帝国内近万名被捕的“反社会人士”之一。

1941年，在党卫队展出的这张照片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囚在做草鞋。直到战争后期，女性囚犯的人数始终不多。

1938年11月，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在点名，大约有26000名犹太人在“水晶之夜”种族清洗后被抓入集中营。

1939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站在布痕瓦尔德特别营帐篷外的波兰囚犯。几个月后，该营大多数囚犯遇害了。

1940年，捷克囚犯用基本工具拆除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附近党卫队一处建设失败砖窑的水泥地基。

1941年5月，达豪党卫队队员聚集在亚伯拉罕·博伦施泰因的尸体不远处，他是“试图从集中营种植园逃跑而被枪毙”的犹太囚犯之一。

弗洛森比格党卫队采石场的奴隶劳工，大约拍摄于1942年。

1941年，海因里希·希姆莱（身穿制服的纳粹军官中右起第二个）造访毛特豪森集中营，与一名从采石场扛着石块回来的囚犯擦身而过。

奥地利犹太人爱德华·拉丁格在达豪集中营的存档照片。他于1942年“安乐死”计划实施期间遇害。其中一个负责的医生弗里德里希·门内克颠倒黑白地记录说，这名囚犯在集中营里犯罪（盗窃）且行为不端（懒惰）。

1941年9月3日，从达豪返回后，门内克医生（右起第三个）和其他参与“安乐死”计划的医生在施塔恩贝格湖景区放松，在杀戮工作中忙里偷闲。

1941年6月，由于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席卷整个集中营区，赤身裸体的囚犯们在毛特豪森的院子里接受大范围消毒。

1942年7月30日，所谓的“职业罪犯”汉斯·博纳维茨（手推车上）在逃跑后被重新抓获，伴着党卫队令人毛骨悚然的盛大仪式，他被押往毛特豪森绞刑架。

政治宣传照片记录了1941年9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苏联战俘。接下来几个月，党卫队处决了大约4万名“人民委员”。

1941年9月至10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处决了9000名苏联战俘，照片里是其中几具尸体。这张照片被一名囚犯偷带出了集中营。

示意图列表

示意图1 1933年柏林的早期集中营（按区域划分） 057

示意图2 1935年夏，党卫队集中营 157

示意图3 1939年9月1日，党卫队集中营 308

示意图4 1944年夏，党卫队集中营（主要集中营） 562

示意图5 约1944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综合营区 600

示意图6 1944年秋，布痕瓦尔德及其卫星营 807

示意图7 1945年初，撤离奥斯维辛（主要路线） 960

来源：von Götz，“Terror in Berlin”（示意图1）；OdT，vol.3（示意图6）；Długoborski，Piper（eds.），Auschwitz，vols.1&5（示意图5和示意图7）。

关于地名的备注：示意图和文中大多使用的是当时历史背景下集中营和城市的官方名称，偶尔会用到现在使用或者对读者来说更熟悉的名称（或者同时备注出来）。

序幕

达豪（Dachau），1945年4月29日。这天午后，隶属盟军的美国陆军部队正在德国巡查，清除第三帝国的残余势力。他们接近了一列废弃的火车，车厢静静地趴在铁轨上，临近慕尼黑一座纳粹党卫队的营地。士兵们走近火车，眼前恐怖的一幕令他们毛骨悚然：车厢中塞满了2000多具尸体，有男有女，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沾满了污垢、血渍和粪便的布条与稻草中，枯瘦扭曲的肢体若隐若现。几名面色惨白的美国兵转过身去，或哭泣或呕吐。一名官员在第二天写道：“我们反胃恶心，怒火中烧，除了死死攥紧拳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随后，心惊胆战的士兵们深入党卫队营地，在监狱发现了32000名幸存者，这些人来自约30个欧洲国家，有着不同的种族、信仰和政治背景。一些囚徒蹒跚地迎向他们的救星，形状之凄惨已跟死人无异。而更多的人则挨肩叠背地躺在营房里，被灰尘掩埋，与疾病为伍。士兵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发现尸体——躺在营房之间的，丢弃在下水道里的，像木柴一样堆在焚化炉里的。至于这场大屠杀的刽子手——正规的党卫队则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只留下200名流氓无赖充当看守。[1]这些噩梦般的影像很快传遍全球，成了那个时代人们无法磨灭的共同记忆。直到今天，像达豪一样的集中营在盟军的镜头下仍有着惊人的相似点：装满尸体的大坑、堆积如山的尸体、盯着镜头骨瘦如柴的幸存者。这些照片虽然如此有力，但无法揭示达豪集中营的全部。这个集中营其实有着一段更漫长的历史，直到二战的最后阶段才演变为一座人间地狱。[2]

达豪，1939年8月31日。囚犯们像往常一样在黎明前起床。没有人知道第二天将爆发战争，囚犯们仍然遵循日常作息——在盥洗室中推搡，狼吞虎咽几片面包，打扫居住的营房。一阵忙碌后，他们整队前往操场点名。近4000名短发或光头的男人穿着条纹服立正站好，担心着又一天繁重的劳动。除了一小群捷克人，大部分的囚犯都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不过，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只有语言而已。囚服上不同颜色的三角形代表着不同的身份——政治犯、反社会分子、犯罪分子、同性恋、耶和华见证会（美国的一个教派）信徒以及犹太人。点名场后面是一排排一层的囚犯营房。这34间特别建造的营房每间都有110码长。地板泛着微光，床铺排得一丝不苟。逃脱几乎没有可能。监狱是长方形的，长637码，宽304码。四周是水泥围墙和壕沟，还有瞭望台、机枪、铁丝网和电网。外围还有巨大的党卫队营区，有超过220栋的建筑，其中包括仓库、车间、生活区，甚至还有一个游泳池。这里驻扎了超过3000名党卫队队员，是一个有着自己行事标准的志愿军团。他们给囚犯们制定了一份周密的日程表，以进行系统性的虐待和迫害。不过还是很少会出现囚犯死亡的情况，1939年8月，这里死亡的犯人不超过4人，因此没有必要单独建造火葬场。[3]这是党卫队恐怖行径最为克制的时期，与1945年春季达豪最后那段充满死亡和混沌的岁月以及1933年春天那段动荡的早期时光截然不同。

达豪，1933年3月22日。集中营的第一天即将宣告结束。这是一个寒冷的傍晚，阿道夫·希特勒就任总理还不到两个月，德国正在纳粹独裁统治的路上越走越远。新来的囚犯们（他们还穿着自己的衣服）在一处废弃的军工厂办公室里享用面包、香肠和茶。这栋建筑最近几天才被改成临时看守所，而厂区其他地方依旧是残垣断壁，道路毁败。这里总共有100～120名政治犯，大多是来自慕尼黑本地的共产党员。当这些人早些时候乘坐敞篷卡车抵达这里时，迎接他们的是54个强壮的男看守，后者宣布这些囚犯将受到“保护性拘禁”——这个词对德国人来说非常陌生。不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听起来还不赖：看守不是纳粹军人，而是友善的警官。他们会跟囚犯聊天，一起抽烟，甚至睡在同一栋房子里。第二天，一位名叫埃尔温·卡恩（Erwin Kahn）的囚犯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在达豪一切都好，食物很好，待遇也不错，不过他仍然焦急地等待被释放的那一天。“我很好奇这样的日子还将持续多久。”几周之后，党卫队接管了监狱，卡恩被射杀。1933年春至1945年春有近4万名囚犯消失在达豪集中营里，而埃尔温·卡恩属于最先死去的一批。[4]

达豪集中营的三个阶段是三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仅仅12年里，集中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改变。囚犯、守卫、居住条件——几乎一切都在改变。连这个地点本身也在变化：老工厂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专门建造起来的营房。1933年春天在这里的老囚犯可能根本认不出眼前的这座集中营就是之前的监狱。[5]那么，达豪是怎样从1933年3月初期的温和状态变成党卫队管控下的恐怖地狱，以至于最终酿成二战惨剧的？这对里面的囚犯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激发了凶手？而外面的世界又对集中营所知几何？这些问题涉及纳粹独裁统治的核心，而达豪并不是个例，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整个集中营体系。[6]

达豪集中营属于党卫队最早兴建的一批集中营，在希特勒统治初期建立于德国本土。随着纳粹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征服欧洲，集中营很快散布到欧洲各地——奥地利、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比利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甚至英吉利海峡的奥尔德尼岛。党卫队在第三帝国时期总共建立了27个大集中营，以及超过1100个卫星集中营。不过这个数字波动很大，总有老的集中营关闭，新的集中营开张。只有达豪集中营贯穿了整个纳粹统治时期。[7]

在第三帝国中，没有比集中营更能体现纳粹意志的机构了。[8]纳粹建立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统治体系，这里有自己的组织、规则与员工，甚至代号：在官方的文件与说法中，集中营的代号为KL（由德语Konzentrationslager一词演变而来）。[9]集中营由希特勒的亲信、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领导。集中营反映了纳粹领导人最偏执的追求——通过清洗政治、社会和种族上的外来者建立一个团结一心的国家；牺牲生命来实现种族优生和进行残忍的科学研究；为了祖国的光荣施行强制劳动；征服欧洲，奴役别国，占领生存空间；通过大规模的灭绝来消灭最糟糕的敌人，拯救德国；最终宁愿玉石俱焚也不愿投降。时光流转，这些执念塑造了集中营体系，最终导致了集中营内大规模的拘禁、剥削和死亡。

我们可以估算出230万人（包括儿童）在1933年至1945年间被拖入党卫队的集中营。他们中大多数（约170万人）失去了生命。其中几乎有100万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中被杀害的犹太人，那里是唯一一个实施纳粹所说的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的集中营。最终解决方案指的是在二战中系统性地消灭欧洲的犹太人，现在被称为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从1942年起，党卫队从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将犹太人用火车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里既是劳动营也是灭绝营，是个罕见的混合体。大约有20万犹太人在到达时被选为苦役，和其他普通犯人一起劳作。剩下大约87万犹太男女和儿童被直接送往毒气室，甚至没有在监狱登记身份。[10]除此之外，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有许多共同点。如埃尔里希（Ellrich）、考弗灵（Kaufering）、科隆卡（Klooga）和雷德勒-齐普夫（Redl-Zipf）等地的许多集中营都已经被我们遗忘。它们一同在第三帝国占据了一片独立的天地。这里是无法无天的修罗地狱，纳粹统治最极端的特质在这里产生、定型。

先例与观点

1941年4月，德国观众蜂拥前往电影院去欣赏一部众星云集的剧情片。这部电影据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纳粹也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宣传。电影的高潮在于反对一个与众不同的背景——集中营。这些饥肠辘辘、疾病缠身的囚徒并没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所有人都是一个残暴政权的无辜受害者：一个勇敢的囚犯被处以绞刑，他的妻子被枪毙，其他人则被那些恶毒的狱卒屠杀，只留下一座座坟茔。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与当时党卫队治下的集中营惊人地相似（这部电影甚至特地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看守放映了一场）。不过这部电影讲述的并不是党卫队集中营。电影设定的背景是几十年前的南非战争，而恶棍是英帝国主义者。电影的名字叫《克鲁格总统》（Ohm Krüger），它是德国与英国开战期间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宣传，同时与希特勒在几个月前的一次公开演讲遥相呼应。“集中营并非德国人创造出来的，”他宣称，“是英国人创造的，他们用这机构逐渐敲碎了其他国家的脊梁。”[11]

纳粹曾多次提出这个观点。希特勒自己就在之前提起过，他告诉德国人，自己的政权仅仅是复制了英国人的集中营（不过并没有效仿英国集中营里的虐待）。[12]纳粹的宣传总爱提及别国的集中营。在掌权早期，纳粹的演讲与文章经常提到英国在南非战争时期所设的为欧洲人所不齿的集中营，还有奥地利等国当下所建的集中营，它们都被纳粹党内的激进分子描述成人间炼狱。这些政治宣传背后的含义昭然若揭——让人们觉得德国的集中营并非个例。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唯恐有的人还不理解，还于1939年在德国广播电台发表演讲时重申，集中营在国外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机构”，德国的集中营比国外那些要温和许多。[13]

这种将党卫队集中营区别化的尝试收效甚微，至少在国际上没什么作用。不过，在纳粹粗糙的宣传里还能找到些许真相。“集中营”作为大规模拘禁的手段当时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在纳粹掌权前的几十年里，集中营作为一种游离于常规监狱和刑法之外、拘禁政治犯和其他嫌疑人的场所，在欧洲及其他地方非常盛行，尤其在政治动荡以及战争时期。而在第三帝国灭亡之后，这样的集中营依然兴盛，因此一些学者将这个时期称为“集中营时代”。[14]

最早期的集中营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殖民战争时期，作为应对游击战的一种残酷粗暴的军事手段。殖民者想通过大范围拘禁乡镇或城市中的非战斗平民来击败当地的叛乱分子，当初在古巴的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美国人，在南非的英国人（“集中营”一词正是从此开始流传）都建立过类似的机构。由于殖民当局的漠不关心和玩忽职守，这些拘禁机构里面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疾病和死亡。不过，这些机构并不是党卫队集中营的原型，它们在功能、设计以及运行上都有很大区别。[15]同样，德国殖民者于1904年至1908年间在非洲西南部（现纳米比亚）和当地起义军作战时建立的集中营也不是党卫队集中营的原型。当时，数千名赫雷罗人和那马人被囚禁在那里，几乎半数的人由于德国殖民者的忽视与侮辱而丧生。这些营地与其他殖民者所建立的营地有所不同，因为它们更侧重于发泄惩罚和强制劳动的欲望，而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不过，正如之前所说，这类早期的集中营并非后来党卫队集中营的“粗略模板”，任何将此类集中营与达豪或者奥斯维辛强行联系起来的说法都是无法令人信服的。[16]

集中营的时代实际开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战争将集中营从遥远的殖民地带入了欧洲腹地。除了囚禁数百万士兵的战俘营，出于全民动员、激进爱国主义以及公共卫生的考虑，许多参战国都建立了劳动营、难民营与拘留营。“多亏”机关枪、廉价铁丝网和大规模生产的可移动工棚等新发明的出现，政府很容易就可以建立和把守此类集中营。当时，中东欧地区集中营的状况最为糟糕，囚犯们经常需要忍受有计划的强制劳动、暴力以及怠慢，数十万人因此丧生。截至一战结束，欧洲到处都是集中营，关于集中营的记忆即使在它们解散多年之后仍未消失。例如，1927年，德国的国会调查委员会仍然愤怒谴责英国与法国在“集中营”中粗暴虐待德国战俘。[17]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随着许多欧洲国家摒弃民主制度，更多的集中营纷纷出现。极权主义体制以摩尼教的眼光将世界简单区分为朋友与敌人，成为集中营最坚定的拥护者，将集中营当作可以长期孤立、恐吓所谓敌人的武器。党卫队集中营从最初诞生起就属于这一类，具备这类集中营的一般特征，甚至有一些直接联系。比如，西班牙佛朗哥（Franco）政权建立的集中营曾在内战期间和内战结束后关押过数十万人，它的集中营体系明显受到了纳粹集中营的启发。[18]

也许，苏联的古拉格和党卫队集中营颇为相似。[19]基于一战时大规模拘禁的经验，布尔什维克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建立营地（有时标记为集中营）。截至20世纪30年代，他们掌管着一个大规模的拘禁体系——古拉格——包括劳改营、侨民聚居区以及监狱等场所。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劳改营在1941年1月初就关押了约150万囚犯。苏联的古拉格由一种消极的乌托邦主义驱使，目的是通过清除所有敌人来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两者有着相似的轨迹：从杂乱无序的恐怖统治发展为一个由中央管理的巨大集中营网络；拘禁对象从政治犯扩展为其他民族和社会外来群体；重心从早期的改造变成致命的强制劳动。[20]

基于这些相似点，以及苏联体系早于德国出现这个现实，一些学者认为纳粹集中营只是照搬苏联劳改营——虽然有了集中营后就有了这个观点，但其非常具有误导性。[21]有两个具体的问题。第一，两套体系之间有巨大的差别。比如，虽然苏联的劳改营起初更危险，但德国的集中营后来发生了极端的转变，开始在杀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在奥斯维辛灭绝营达到了顶峰，而在苏联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的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囚犯更多是被释放而不是被处决，但是在战时的党卫队集中营里，情况则恰恰相反。总体来说，古拉格中90%的囚犯都活了下来，而在集中营登记过的犯人里，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到一半。正如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对极权主义的先锋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苏联的集中营是炼狱，而纳粹集中营则纯粹是地狱。[22]第二，并没有证据显示纳粹是在复制苏联的模式。确实，纳粹密切关注苏联古拉格的情况，特别是在1941年夏天德国入侵苏联之后：纳粹领导人曾考虑占领“俄罗斯人的集中营”，并且将那里的组织和情况汇总成一份报告，送到德国人自己的集中营指挥官手里。[23]更广泛地说，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实施的专政，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在第三帝国时期成了标准。在达豪，党卫队官员曾经在1933年对第一批党卫队守卫说，要做得像苏联的契卡（安全组织）一样粗暴。几年后，在奥斯维辛，党卫队将他们最残酷的一种刑具称为“斯大林秋千”。[24]

不过，对于苏联统治的普遍兴趣不应该被错放在关于其影响力的研究上。纳粹政权并没有受到古拉格的重大启发，而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古拉格不曾存在，党卫队集中营的历史是否会有实质上的不同。集中营基本上都是在德国创造的，就像古拉格是苏联政权创造的一样。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它们有各自的形式与功能，由具体的国情、目的和先例塑造而成。国际对比和关系研究依然可以提供有用的观点，但这种分析并不属于本书的范畴；本书主要讲述的是党卫队集中营的历史，偶尔会提及纳粹统治领域之外的事情。

历史与记忆

“我相信，在未来如果提到集中营一词，人们想到的会是希特勒的德国，而且只会想到希特勒的德国。”[25]维克托·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1933年秋天在自己的日记中如是写道。当时达豪刚刚在几个月前迎来第一批囚犯，而距离党卫队实施大规模屠杀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克伦佩雷尔是一名德累斯顿的语言学教授，日耳曼人和犹太人混血，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被认为是对纳粹独裁统治观察最敏锐的人士，事实证明，他的预言确实有远见卓识。现在，KL这个代号已被认为是集中营的同义词。而且，所有的集中营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已经成为第三帝国的标志，在世界历史的耻辱殿堂里占据了显眼的位置。最近几年，它们出现在各种地方，如卖座的电影和纪录片、畅销小说和漫画、回忆录和学术著作、话剧和艺术品中。如果你用谷歌搜索“奥斯维辛”，你将获得超过700万个结果。[26]

很早就有人希望了解集中营。几乎在战争结束之后，从1945年4月至5月盟军的媒体开始指责此事起，集中营就立刻成了焦点。苏联几个月前就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他们的媒体对此事并未做太多文章，这也是集中营问题在一开始并没有成为舆论焦点的原因。直到西方盟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KL一词才出现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报纸的头条。1945年4月，一家澳大利亚媒体将德国描述为“集中营的国度”。当时有各种关于集中营的广播、新闻影片、杂志拉页、小册子、展览和演讲。尽管它们缺乏历史角度的研究，但这些记录确实揭露了隐藏在集中营内的恐怖。在1945年5月的一份调查中，美国民众猜测大约有100万囚犯在集中营内被杀害。

当然，媒体的这些披露并不应该是惊天动地的新闻。关于集中营内暴行的记录早在纳粹政权初期就流往国外了——有的是以前被驱逐的囚犯或者囚犯的亲戚写的。盟军在战争期间也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情报。但实际情况远比所有人想象的更可怕。就像是为了弥补此前对集中营的低估，盟军领袖们鼓励记者、士兵和政客前往已经被解放的集中营参观。对他们来说，集中营的存在证明了战争的绝对正义。美军的新闻简报在1945年5月写道：“达豪集中营就是我们战斗的原因。”这一论调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感受遥相呼应。除此之外，盟军用集中营来回应德国民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对他们展开再教育运动，而针对党卫队战犯的初审又对运动发挥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27]

与此同时，幸存者们也协力曝光集中营的情况。与通常的说法不同，他们并没有集体保持沉默。[28]相反，他们被解救后发出了多种多样的响亮呼声。在受难的过程中，囚犯们做梦都想着要活下来作证。有些人甚至写了秘密日记，其中就有德国的政治犯埃德加·库普费尔（Edgar Kupfer），他也许是达豪最勤奋的记录者。他利用自己在集中营从事文书工作以及在囚犯中独来独往的名声，从1942年末起偷偷写日记，最终达到1800页之多。库普费尔在1940年因批评纳粹统治而获罪，在此之前曾是一名导游，不屈服的他将日记想象成一份关于达豪的豪华旅游指南。库普费尔明白，如果党卫队发现他的秘密很可能就会将他处死，不过他和手稿最终幸存了下来。1945年的夏天，库普费尔还未完全恢复健康就已经把手稿打印出来，准备出版了。[29]

其他被解放的男女老幼也都迫切地想讲述他们的故事，现在没人阻止他们说话了。有些人还没离开集中营就开始讲述；就连病人也抓着盟军医生的袖子，想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幸存者们很快开始将力量汇集起来。他们必须携起手来激发“全球的公众舆论”——这是1945年5月7日，一位曾在毛特豪森集中营（Mauthausen）服刑的囚犯对其他幸存者所说的。解放之后仅仅几天，各地的幸存者们就开始协作撰写联合报告。[30]随着囚犯们离开集中营，数以千计的记录涌现在世人眼前。比如，犹太幸存者在致力于纪念与调研的历史委员会前作证。1947年于巴黎举行的第一次大屠杀幸存者国际会议是一个高潮，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该会议。占领军、外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鼓励幸存者写出证言，以便处罚战犯，保存对集中营的记忆。[31]其中一些记录文字后来出现在期刊和小册子上。[32]还有一些幸存者则直接开始写书。年轻的意大利犹太人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奥斯维辛里待了近一年。“我们每一位幸存者，”他后来回忆说，“回到家之后，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孜孜不倦的讲述者，迫切且疯狂。” 莱维夜以继日，几个月便完成了书稿《这是不是个人》（If This Is a Man）；这本书于1947年在意大利出版。[33]

在战后的几年里，一股回忆录的浪潮席卷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其中大部分是幸存者炽烈的证言。[34]一些早期的囚犯还思考了更宏观的主题——从社会学或心理学角度对集中营系统以及囚徒经历进行了早期研究。[35]还有一些人开始撰写各自集中营的简史，或通过诗歌和小说化的纪实文学来表达自己所遭受的痛苦。[36]大多数早期作品，包括普里莫·莱维的著作都石沉大海，没能激起一丝涟漪，但也有几部作品造成了一定的反响。在欧洲好几个国家都出现了幸存者所著的知名作品。而在德国的废墟中，也出现了畅销的平装本和小册子，其他的纪实文学则在各大报纸上连载。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一份关于集中营体系的综合研究（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中心），作者是前政治犯欧根·科贡（Eugen Kogon）。这本书塑造了一些此后广为流传的概念。1946年，该书首次付梓。一年之后，德文版的印刷数量达到了13.5万册，随后这本书和幸存者们所著的其他早期书籍一样，很快被译成了多种文字。[37]

不过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该书在美国发行时，科贡的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Roger Straus）虽然对书很有信心，但担心“公众没什么兴趣阅读这样的东西”。[38]公众因集中营解放、第一批回忆录新鲜出炉以及审判战犯而产生的兴趣已经开始在大西洋两岸减退。一方面是因为早期涌现的纪实作品多如牛毛，市场已经饱和。更多则是因为公众对集中营的缅怀已经被战后重建和外交边缘化。冷战的前线横穿德国将其一分为二，对立的东德和西德分别成为苏联和美国的盟友，此时谈论集中营似乎不是明智之选。“如今谈论集中营是粗俗的表现。”普里莫·莱维在1955年写道，并在后面加上了“全民沉默”四个字。解放不到10年，集中营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不是因为幸存者不愿意讲，而是因为听众不再愿意聆听。前囚犯们试着让关于集中营的记忆活下来。“如果连我们都归于沉默，还有谁会去说？”莱维愤怒地诘问。面对公众的冷漠与麻木，另一位仍旧坚持发声的幸存者是埃德加·库普费尔。虽然被大段删节，但他在达豪的日记最终于1956年在德国出版。尽管有一些不错的评论，但这本书并没有给公众留下什么影响，也没有外国书商愿意出版。“（他们）害怕没有人会去买它。”消沉的作者总结说。[39]

公众对集中营的热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被重新点燃。原因在于对纳粹战犯的审判，比如1961年以色列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这名党卫队官员负责将犹太人遣送到奥斯维辛。媒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1978年美国制作的迷你剧《大屠杀》（Holocaust）在第二年面向西德的广大观众播放，将纳粹政权与集中营活生生地摆到了公众面前。而且，一些早期的集中营回忆录再次被翻了出来，其中就包括普里莫·莱维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这本书从此成了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一。与此同时，一波新的幸存者证词浮出水面。埃德加·库普费尔的达豪日记全篇终于在1997年出版。这股浪潮不断翻涌，直到最近随着最后一批见证者去世才逐渐平息。[40]幸存者们不断探索每个集中营的发展史，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和标准的历史考察。[41]就像战后早期那样，之前的囚犯不仅撰写历史，还展开了丰富的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并进行文学和艺术创作。[42]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集中营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和幸存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一些专家才发表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领域。[43]直到60年代和70年代，历史学界才根据记录调查，发表了对个别纳粹集中营和集中营体系的初步研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两位年轻的德国学者的研究——马丁·布罗萨特（Martin Broszat）对于集中营体系发展的先驱调研，以及法尔克·平格（Falk Pingel）对营内生活的重要研究。[44]这类历史分析往往要靠其他领域学者的研究来推动，比如犯罪心理分析以及生存体验。[45]

虽然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但这些早期研究对人们了解党卫队集中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只不过它们仍寥寥无几，并且研究浅尝辄止。马丁·布罗萨特自己在1970年总结说，因为缺乏细致的研究，要想撰写一部完整的集中营历史是不可能的。[46]讽刺的是，调研的匮乏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理念误导所致——就连很多目光尖锐的观察者也抱有这样的看法，认为集中营已经没有什么需要研究的了。[47]事实上，学者们对集中营的发现才刚刚开始。

对集中营的历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突飞猛进，特别是在德国。随着草根历史研究的增多，当地的积极分子详细审查了附近集中营的记录。同时，对集中营的纪念也从记忆本身发展为学术研究。随着冷战的结束，东欧地区的大量档案被解密，也算是为进一步研究增添了动力。与此同时，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新一代学者将第三帝国作为对象，将集中营作为独特的历史学领域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如卡林·奥尔特（Karin Orth）对集中营组织和结构的研究。[48]被忽视了这么多年，如今，有关党卫队集中营的研究像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至少在德国是如此（很少有研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49]

随着历史研究的快速拓展，这种繁荣的景象没有丝毫衰退的迹象。随着我们对施暴者、囚犯群体、集中营、党卫队系统的开始和终结、集中营所处的具体环境、强制劳动以及灭绝政策等各方面的不断了解，新的视角和观点也不断涌现。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人们只需要一层书架就能轻松囊括所有关于集中营的重要学术著作，但如今，人们需要一座小型图书馆才能装下之后出版的研究著作。[50]

最近学术研究的高潮是两部厚重的百科全书——分别有1600页与4100页。其中总结了每个主集中营与卫星集中营的发展；这两部鸿篇巨制由全球各地超过150名历史学家写就。[51]这两部不可或缺的著作充分展示了当代研究的范畴之广，但也显露了其中的局限性。最重要的一点是，丰富的学术研究使党卫队集中营的形象越来越碎片化。原先因为缺少太多细节，我们无法提炼出集中营系统的全貌。现在的困难则在于我们无法把这么多不同的特点拼凑在一起。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就如同一张巨大的支离破碎的拼图，不断有新的碎片出现。因此，新的集中营史基本上无法与更广泛的读者形成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

结果就是公众对纳粹集中营的印象仍然是单一的。我们看到的不是错综复杂的细节和微妙的历史光影，而是多样的笔法以及生动的色彩。毕竟，奥斯维辛和大屠杀的恐怖画面已经在公众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因此成了历史学家彼得·赖歇尔（Peter Reichel）所说的“世界纪念遗址”。[52]但事实并非一直如此。在战争结束后的前几十年里，反犹恐怖主义被归为纳粹主义大规模破坏的一部分，奥斯维辛只是许许多多人间地狱之中的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了解纳粹针对犹太人罕见且极度残忍的迫害，所以人们现在往往通过大屠杀的视角审视第三帝国。[53]同样，党卫队集中营也从此和奥斯维辛以及犹太遇难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他营地和其他囚犯则被忽视了。一个德国的调查显示，奥斯维辛是最著名的集中营，绝大多数受访者将集中营与迫害犹太人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对，只有不到10%的人能说出遇难者还包括共产党员、罪犯和同性恋者。[54]在公众的记忆中，集中营、奥斯维辛、大屠杀已经成了一个整体。

但奥斯维辛从来都不是纳粹集中营的同义词。的确，它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致死率最高的集中营，在集中营体系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但这个体系并不仅限于此。奥斯维辛集中营紧密融合在更大的集中营网络中，其他集中营影响、塑造了它。举例来说，达豪集中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建立之前已经存在七年多了，并且对后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虽然奥斯维辛的规模史无前例，但大部分登记过的囚犯，即那些被强行关进营房、强制劳动的囚犯都被关押在其他地方；即使在鼎盛时期，奥斯维辛关押的囚犯也没有超过整个集中营系统内囚犯总数的三分之一。绝大多数囚犯死在其他地方，大约有四分之三登记在册的囚犯是在奥斯维辛以外的集中营中死去的。因此，在强调奥斯维辛集中营恐怖的特殊性时，打破其等同于纳粹集中营的刻板印象很重要。[55]

集中营也不是大屠杀的同义词，尽管二者在历史上紧密交织。第一，反犹的恐怖活动主要在集中营之外展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大部分幸存的犹太人才被投入集中营。600万犹太遇难者大多数是纳粹政权在集中营外处死的，比如东欧战区的战壕和田野里，或者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等地死亡营的毒气室里，那些地方完全独立于纳粹的集中营。第二，集中营收押的囚犯并不仅仅是犹太人，直到1938年末的几个星期，犹太人才在登记的囚犯中成为主体。实际上，在第三帝国的大部分地方，犹太囚犯只占一小部分。即使在二战后半段，犹太囚犯的数量急剧增加之后，他们仍然只占登记囚犯的30%左右。第三，集中营除了大规模屠杀外还有许多不同的武器。它们的用途不同，不断更新、重叠。在战前，党卫队将这些营地作为新兵营、威慑场所、管教所、强制劳动营、拷问室，到了战时这些地方又增添了新功能，成了武器制造、行刑、人体实验的中心。集中营应该由其多层面的特性定义，而大众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关键点。[56]

更多针对集中营的哲学思考都被简化了。自从纳粹政权倒台，声名卓著的思想家们已经开始寻找隐藏的真相，带着各自的目的去调查集中营，或是为了证明他们各自的道德、政治或宗教信仰，抑或是为了探寻对人类境况具有重要性的事物。[57]当然，这种探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集中营对人类进步和文明信仰的摧毁，象征着人类残暴的能力。“每种基于人性本善的哲学都将永远因此被动摇。”法国小说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在20世纪50年代末警告说。一些作家赋予集中营一种近乎神秘的特质，其他人则得出了一个更具体的结论，他们将集中营描述为德式思维的特殊产物，或是现代社会的黑暗面。[58]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贡献来自社会学家沃尔夫冈·索夫斯基（Wolfgang Sofsky），他将集中营描述为“绝对力量”的一种表现，超越了理性与意识形态。[59]然而，他那激动人心的研究和一些针对集中营的反思有着同样的短板。为了寻求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他将集中营定义为一个永恒、抽象的实体；索夫斯基叙述的集中营的原型是一个脱离历史的建构，忽视了集中营系统最本质的特点——不断运动发展的本质。[60]

所有这些引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达豪集中营建立80多年后，我们甚至没有一本专门针对集中营的全面记录。虽然有大量文学作品——由幸存者、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所著——却没有一部全方位记录集中营发展史及其内部变迁的著作。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一部能捕捉集中营的复杂性，同时不将其碎片化，并能把它完整置于当时政治和文化环境中的研究成果。但如何撰写这样一部纳粹集中营史呢？

方法

为了忘却现实，集中营的囚犯们经常谈论未来。1944年的几天，一小群从匈牙利流放到奥斯维辛的犹太女人讨论过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如果能活下来，如何将她们的命运展现给世人？是否有媒介能够让她们表述清楚奥斯维辛的含义？音乐？还是演讲、图书、艺术作品？或者是一部讲述囚犯最终前往火葬场的电影？影片放映前强迫观众在影院门口立正站好，不得穿暖和的衣物，不得饮食，就像囚犯们等待点名时一样。这群女人担心，即便如此也无法表现出囚犯真实的生活。[61]其他集中营中的犯人们也有相同的结论。比如，那些秘密写日记的囚犯经常抱怨言语的局限性。“词穷墨尽，”挪威人奥德·南森（Odd Nansen）在1945年2月12日写道，“言语无法形容我亲眼见到的恐怖。”不过，南森还是继续写了下去，每日笔耕不辍。[62]集中营解放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努力去描述那些令语言和理性变得苍白无力的罪行，想要书写那些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事实，这种窘况越发凸显出来。[63]

同样，如何描述过去对历史学家来说也是一个核心问题。撰史总是充满着各种困难，撰写纳粹恐怖的历史更是难上加难。首先来讲，没有任何历史学方法能够完全展示集中营的恐怖。同时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达，这不仅困扰着学者和编年史学家，也困扰着幸存者自己。1945年4月15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发表了这段著名的新闻广播：“我报道的是我看到的和听到的，但这仅仅是一部分而已。多数时候，我哑口无言。”[64]但我们还是要去尝试，如果连历史学家都陷入沉默，那集中营的大部分历史将很快被民间研究者、业余写手和歪曲者肆意改写。[65]

表现集中营真实面貌最好的方式就是写一部全史，索尔·弗里德兰德尔（Saul Friedländer）就是一位先行者。他将“行凶者的政策、社会的态度与受害者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而就党卫队集中营史而言，这意味着要同时关注营中之人与营外的普罗大众；既要有对党卫队暴行的宏观分析，也要有对个体行为与反应的微观研究；还要通过对比纳粹统治时期欧洲各个集中营的发展，展现事件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党卫队系统的错综复杂。[66]将这些不同的线索编织在一起就会产生一部细腻而宏大的历史。当然，历史永远无法做到完全详尽与精确。无论涉猎多广，这部书都将是“集中营的一段历史”，而不是“集中营的历史”。

为了撰写这样一部完整的历史，本书将从两个主要方面分析党卫队集中营，最终拼凑成一幅完整的图景。第一个方面着重于展示集中营之内的生与死，审视集中营内微观情况——生活条件、强制劳动、惩罚等诸多方面——的基础，以及随时间推移所产生的变化。为避免抽象，本书将通过参与者的第一视角讲述历史，这些参与者既包括集中营的管理者也包括受难者。[67]

大约有数万（应为六万或更多）名男女曾在集中营中工作。[68]在大众的想象中，这些看守都是精神变态的施虐狂，因为犯人们的回忆录里是这样描绘他们的。囚犯们会根据他们的行为起一些恐怖的外号，比如“野兽”“拆骨者”“嗜血猎犬”等。[69]有些看守的确名副其实，但是基于最近有关集中营看守的研究，本书尝试描绘出更丰满复杂的看守形象。[70]党卫队队员的背景和行为千差万别，也在随着第三帝国的改变而改变。并不是每名看守都劣迹斑斑，只有极少的人是心理变态。正如普里莫·莱维很早之前就意识到的那样，行凶者也是人类：“恶魔是存在的，但他们是极少数，难以构成真正的威胁。最危险的往往是普通人。”[71]但这些看守究竟有多“普通”呢？他们的暴行出于何种目的？是什么驱使他们做出极度凶残的行为？是什么阻止了其他人？女性看守和男性看守有什么不同吗？

正如没有典型的行凶者一样，这里也没有典型的囚犯。当然，党卫队试图消灭囚犯们的个性。但在毫无二致的囚服之下，每个囚犯对集中营的体验仍然各有不同：苦难普遍存在，但并非均等。[72]囚犯的生活是由很多变量决定的，不仅仅是他们被关押的时间和地点（即使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被关押的囚犯，生活条件也各有不同）。[73]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囚犯各自的地位。所谓的审头（Kapo）协助党卫队行管理之职，因此在犯人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并且享有一定特权——不过，这种特权的代价是他们成了集中营运营的帮凶，这模糊了受害者和行凶者之间的传统界限。[74]囚犯的背景——他们的种族、性别、信仰、政党、职业和年龄——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选择，以及他们在集中营里的待遇和别的囚犯对他们的态度。囚犯们分成了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的历史、囚犯与囚犯之间的关系、囚犯与党卫队的关系都有待发掘。

研究过程中，囚犯不应该只被视为党卫队实施恐怖行为的对象，还应该被当作其中的参与者。一些学者将囚犯描述为麻木不仁的机器人，完全丧失了自由的意志。就像汉娜·阿伦特所写的，党卫队的极权统治已经将生命的火花完全掐灭，将囚犯们变成“画着苍白人脸的牵线木偶”。但即使在集中营这样的极端环境里，囚犯们仍然保留着一丝能动性，不管这种主观能动性在极权束缚之下多么微弱。在深入研究了囚犯们的行为后，我们能够察觉到貌似坚不可摧的党卫队极权统治中的裂缝。同时，在研究集中营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为了在心理上更易于接受而将囚犯们神化，将他们想象成出淤泥而不染、毫无奴颜媚骨。大多数囚犯的故事不是赞颂人类精神的胜利，而是堕落与绝望的叙述纪实。“被关在集中营中，饱受摧残与折磨，在毒气室中死去——这并不是英雄主义。”三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波兰幸存者1946年时在一本书中如是写道，这本书是用囚犯们的条纹囚服包起来的。[75]

从铁丝网向外看时，人们才能真正了解集中营里的恐怖。毕竟，集中营是纳粹政权的产物。犯人的组成、状况、待遇都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仔细研究这些外力。这就构成了本书的第二个方面，即透过更广阔的视角观察第三帝国的兴衰，以及集中营在其中的地位。集中营的历史与更宏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息息相关。集中营在社会这张大网中不仅是压迫剥削的标志，它们也是真实存在的地点；它们并不像有些研究所说的，是一个形而上的乌有之邦，而是实实在在矗立在乡镇、城市之中。

最重要的是，集中营属于纳粹那张更大的恐怖活动网。那张网还包括其他压迫组织，比如警察和法院，以及其他监禁场所，如监狱、犹太人聚居区（ghetto，即隔都）和劳动营。这些拘禁场所与集中营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76]虽然这些关联十分重要，但我们必须明确集中营的独特之处，以及它们身上那种强大的引力。对许多受害者来说，集中营是苦难旅程的最后一站。数不尽的囚犯从其他拘留地被运送至此，可很少有人能够从这里被送出去。逃犯阿道夫·艾希曼1957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追忆集中营时，对同情纳粹的人们说，党卫队集中营“进去容易，出去难”。[77]

资料来源

每一个描写集中营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矛盾：尽管现有的资料浩如烟海，但仍然不够。自第三帝国灭亡以后，对第三帝国的研究比对其他的独裁政权都多。而且，其中也很少有题材能比得上集中营，有如此大量的出版研究。现在已有数以万计的证言、研究，甚至原始资料散落在世界各地，没有人能全部掌握。[78]与此同时，不同的历史记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学术性文学亦是如此。虽然卷帙浩繁，但近期的历史学研究具有倾向性，忽视了一些重要的方面。[79]至于第一手资料，党卫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销毁了大量文件，而希姆莱等首脑人物在被审讯之前就死了，许多秘密永远地被他们带进了坟墓。[80]

幸存者的记录也不完整。从一方面讲，普通犯人很难从宏观上了解集中营系统。比如居住在德国的辛提人（吉卜赛人）瓦尔特·温特（Walter Winter），他于1943年春天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当时，他一直住在狭小的所谓吉卜赛营。直到40多年后，他以自由公民的身份重回奥斯维辛参观时才意识到集中营的规模是如此之大。[81]另一方面，现有的证据也不具备完全的代表性，因为许多囚犯都没能幸存下来。比如，没有犹太囚犯谈起过1940年到1943年间的毛特豪森-古森二级集中营，因为没有人活下来。正如普里莫·莱维所言，他们是被“淹没”的人群，不会再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了。[82]而那些活下来的人，有的丧失了声音，有的丧失了记忆。[83]比如，有些囚犯的罪名为社会所不齿，因此他们在被解救后很少愿意公开谈论此事。第一份来自囚犯的回忆录直到2014年作者去世后才出版，即便如此，作者也没有公开自己的背景，而是装作出于政治原因才被拘禁的。[84]大部分苏联囚徒也被迫保持沉默，他们被当作纳粹潜在的帮凶，长期遭到苏联政府的怀疑。[85]

但一部完整的集中营历史需要更宏观的撰写方式。因此本书借鉴了海量的研究成果，将主要发现汇聚在了一起。只有在今天，在大量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开展这样的计划。但仅靠总结现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为了加深对集中营的认识，弥合我们现有认知的鸿沟，更真实地体现囚犯和施暴者的形象，本研究使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我们引用了党卫队和警方的大量记录，包括通告、当地法令以及囚犯档案。[86]其中一些文档数十年来一直被封锁在俄罗斯、德国和英国的档案馆里，直到最近才解密，而且本书中许多文献都是首次被引用。[87]

同时期囚犯们所写的材料是另一部分无价的一手资料。囚犯们总是想方设法获取信息。首先也最重要的是，这是生存需要，因为能够了解党卫队的意图或许就可以活命。但也有一些囚犯想到要给后世留下信息，比如用绘画和涂鸦来记录自己的生活以及精神状态。[88]也有囚犯秘密地照相，或是私藏党卫队的照片。[89]而更重要的则是文字记录。一些享有特权的囚犯偷窃或转录党卫队的文件。1939年末至1943年春天这段时间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Sachsenhausen）囚犯埃米尔·比格（Emil Büge）将党卫队的机密文件复制到极薄的纸上，然后将纸糊在自己的眼镜盒中（大约有1500份文件被这样留存了下来）。[90]还有跟埃德加·库普费尔一样的囚犯，他们偷偷写日记，然后保存了下来。战后有许多这样的记录浮出水面。也有人撰写秘密报告和信件，将它们藏在集中营的地板下或偷偷运出去。[91]除此之外，还有那些记录于1945年之前，逃出集中营或被释放的囚犯们所做的证言。[92]这些当时的资料非常珍贵，因为它们直观地向我们展现了被困营中之人的状态。在集中营阴影下记录的这些文字展现了他们那一时刻的恐惧、希望，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他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不知道人们在战后会如何解读、祭奠集中营。[93]

不过，大多数囚犯只能在被解放之后作证。每个人的记录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无法全部借鉴。因此，本研究采用了上百份已出版或未出版的回忆录，以及对不同背景的幸存者的采访。这些记录大部分是在解放之后几个月或几年内完成的。当时幸存者的记忆仍然鲜活，他们的个体记忆还未被关于集中营的集体记忆取代。[94]记忆是可以被改变的，举一个例子：奥斯维辛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ph Mengele）在战后臭名远扬，他的身影出现在许多从未遇见过他的囚犯的回忆录里。[95]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因此全盘否定后来出现的回忆录，毕竟有些事情的重要性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来。虽然许多幸存者在早年间就可以敞开心扉，但也有人直到多年后才愿意吐露他们最痛苦的回忆。[96]

为战后审判收集的材料是本书另外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数以百计的党卫队战犯战后立刻被带上了盟军的法庭，此后针对他们展开了进一步的审判。公诉人为了提起诉讼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并且询问了之前的囚犯们，其中还包括一些被遗忘的团体。[97]虽然这些证言的取证方法具有争议，但也对我们拼凑集中营的全景有很大帮助。[98]进一步讲，庭审记录对研究犯罪者来说必不可少。党卫队队员在战后普遍不会写回忆录或接受采访，他们更愿意保持低调或者被遗忘。[99]只有法庭才能迫使他们打破沉默。当然，必须仔细阅读他们的陈词，这样才能从托词和谎言中筛出真相。[100]不过，这些证词也呈现了普通集中营士兵的想法。他们是日常暴力真正的实施者，但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

结构

集中营中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的确，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有连续性。但集中营走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有许多转折和变化。只有通过大致以时间顺序为线索的方式才能捕捉到这些变化。因此，本书第一部分记述了 1933年至1939年间的集中营系统，从战前起源（第1章）、形成（第2章）到扩张（第3章）。在这个时期，集中营中大部分囚犯在遭受一段时间折磨之后都被释放了。然而，集中营初期的图景往往被后来战时人间地狱的景象掩盖。[101]但是，正如历史学家简·卡普兰（Jane Caplan）所说，我们有必要去审视那些“史无前例的事件之前”所发生的一切。[102]战前阶段集中营的运行不仅为战时无法无天的恐怖统治打下了基础，其历史也非常重要，因为能够反映出纳粹压迫的发展进程，以及后来没有被选择的道路。[103]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集中营体系有着巨大的影响，并最终成为本书余下章节的背景。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从德国1939年秋天攻击波兰到1941年末对苏联闪电战的失败，集中营开始出现大规模死亡（第4章）和处决（第5章）。随后，本文视角转回大屠杀，阐释奥斯维辛如何变成一个主要的灭绝营（第6章），以及在东欧沦陷区的囚犯和党卫队人员的日常生活（第7章）。接下来的一章依旧着眼于这个时期，但是将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分析这段历史，更宏观地展现1942～1943年集中营体系的发展，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奴隶劳工（第8章）。这也是下一章的主题，除此之外，还包括1943～1944年卫星营的快速发展以及德国在二战期间对数十万囚犯的剥削（第9章）。接下来将会分析战时的囚犯社区，以及他们所面对的艰难抉择（第10章）。最后本书将以1944～1945年第三帝国以及集中营在腥风血雨中崩溃收尾（第11章）。

这种宏观编年史的方法可以充分展现纳粹政权的基本特点。虽然正如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所说，第三帝国依靠“累积式激进”推动，其恐怖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但这个过程并不是纯线性的。[104]集中营系统并不是像雪崩一样，不断累积毁灭性的力量冲向深渊。它的发展轨迹有时十分缓慢，甚至有所反复。状况并不总是单纯恶化，有时也会有所改善，无论在战前还是战时都是如此，只不过之后再次变糟而已。对该过程的深度剖析将使我们对集中营以及整个纳粹政权的历史产生全新的思考。恐怖行动是第三帝国的核心，没有任何机构像集中营那样充分体现了纳粹的恐怖。

[1] Dann，Dachau，quote on 22；Zarusky，“Erschieβungen”；Abzug，Inside，89-92；DaA，DA 20202，F. Sparks，“Dachau and Its Liberation，” March 20，1984；Greiser，Todesmärsche，70，502-503；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10；Marcuse，Legacies，51；Weiβ，“Dachau，”26-27，31-32；“Dachau Captured by Americans Who Kill Guards，Liberate 32，000，” New York Times，May 1，1945. 图片参见USHMM photograph collection。这趟死亡列车在1945年4月7日从布痕瓦尔德出发，车上有4500～5000名囚犯。

[2]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二战后也持类似的观点；Brink，Ikonen，78。详情参见Weiβ，“Dachau”；NCC，ix。

[3] 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BArchB，R 2/28350，Chronik der SS-Lageranlage Dachau，March 1，1938；Zámečník，Dachau，86-90，99-105；Neurath，Gesellschaft，23，38-41，44-48；Burkhard，Tanz，83，86-89；Steinbacher，Dachau，90；OdT，vol. 1，102-104；ibid.，vol. 2，248；Pressac，Krematorien，8. 达豪集中营的34间营房中有30间供常规俘虏住宿。1937年，党卫队计划在达豪集中营建一座火葬场，但并没有落实；Comité，Dachau（1978），166（感谢Dirk Riedel 提供参考资料）。

[4] Seubert，“‘Vierteljahr，’” 63-68，89-90，quote on 90；Richardi，Schule，40-55；Dillon，“Dachau，” 27，153；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23-25；Zámečník，Dachau，22-25；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9，13；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2-3；ibid.，3.286；C. Bastian，“22. März 1933，” in Mitteilungsblatt der Lagergemeinschaft Dachau，April 1965（感谢Chris Dillon 提供参考资料）；BArchB，R 2/28350，Chronik der SS-Lageranlage Dachau，March 1，1938。达豪集中营的死亡人数中不包括2500名在解放后三个月内死亡的幸存者。

[5]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95.

[6] 关于“管控下的恐怖”一词，见Sofsky，Ordnung。Sofsky的研究从对比1933年和1945年的达豪集中营入手，不过是以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

[7] 数据来源于OdT，vols. 2-8，统计集中营督察组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下属的集中营。这些主要的集中营并不包括党卫队的辛泽特（Hinzert）特别集中营和莫林根（Moringen）女子集中营。

[8] 早期有关集中营纳粹主义中心性的讨论请见Arendt，Origins，438。

[9] “KL”一词在第三帝国期间一直是党卫队对集中营的主要缩写。有关“KL”的常见文献参见The Times，January 24，1935，NCC，doc. 277。囚犯们也会用这个词，不过他们更常用比较刺耳的“KZ”一词，该词后来在战后德国成了集中营的标准缩写（Kamiński，Konzentrationslager，51；Kautsky，Teufel，259；Kogon，SS-Staat，1946，4）。不过，一些幸存者（Internationales Lagerkommitee Buchenwald，KL BU）和学者（Herbert et al.，Konzentrationslager）仍继续用“KL”。本书中，“KL”或“集中营”一般指的是在集中营督察组（从1934年起）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从1942年起）管理下的党卫队集中营；有时，我也用宽泛的“营地”一词来指代这些地点。

[10] 据估计，1945年集中营有45万幸存者（第11章），除此以外，1933年到1944年之间，可能有10万俘虏从集中营被释放。更多死亡数据参见附录的表1；Piper，Zahl，143，167。少部分犹太人在抵达奥斯维辛时被杀害，死于毒气室外面（第9章）。

有关术语的简短备注：党卫队根据囚犯们（假定）的背景将他们分为几类。党卫队的分类塑造了囚犯社交和本书的一些必然的特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囚犯在描述自己的时候也不尽相同。比如，一些犹太囚犯并不把自己看作犹太人（起码在他们被逮捕之前）。而且，“俄罗斯囚犯”这个通用的党卫队词语通常被党卫队随意使用在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一些波兰人身上（所以我用更宽泛的“苏联囚犯”一词代替）。

[11] 引用希特勒1941年1月30日的演讲，in Domarus，Reden，vol. 4，1658。参见Welch，Propaganda，229-35；Fox，Film，171-84；Langbein，Menschen，324；Evans，Third Reich at War，145。

[12] 希特勒1940年1月30日的演讲，in Domarus，Reden，vol. 3，1459。

[13] 引用自1939年1月29日希姆莱在德国警察日这天的讲话，NCC，doc. 274。详情参见Moore，“‘What Concentration Camps’”。

[14] Bauman，“Century.”参见Kotek，Rigoulot，Jahrhundert；Wormser-Migot，L’ère。

[15] Smith and Stucki，“Colonial.” See also Sutton，“Reconcentration.”

[16] 关于德国的殖民营，参见Hull，Destruction，70-90（他估计有超过33000名非洲战俘）；Kreienbaum，“‘Vernichtungslager’”。假定的与集中营的联系，可以着重参考 Madley，“Africa，” 引用自第446页。更概括的内容参见Zimmerer，“War，” 58-60；Kotek and Rigoulot，Jahrhundert，32。关于这个论点的批评意见，参见Wachsmann and Goeschel，“Before Auschwitz，” 526-28。更多关于德国殖民暴力和纳粹灭绝政策之间连续性的评论，可参见Gerwarth and Malinowski，“Hannah Arendt’s Ghosts”。

[17] Quote in Bell，Völkerrecht，723. 德国的观点参见Hinz，Gefangen；Stibbe，Civilian Prisoners；Jones，Violence。更概括的内容参见Kramer，“Einleitung，” 17-20，29-30；Buggeln and Wildt，“Lager，” 168-69。

[18] Overy，“Konzentrationslager.” 关于西班牙，参见Rodrigo，“Exploitation，” 特别是557页。1940年西班牙警官参观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参见Ley and Morsch，Medizin，390-91。1940年希姆莱造访佛朗哥的集中营，参见Preston，Holocaust，494-95。法西斯意大利的集中营，参见Guerrazzi，di Sante，“Geschichte”。

[19] 有关两种集中营系统，参见Todorov，Facing；Kamiński，Konzentrationslager；Armanski，Maschinen。

[20] Khlevniuk，History，figures on 328；Applebaum，Gulag；Overy，“Konzentrationslager，” 44-50；Kramer，“Einleitung，” 22，30；Wachsmann，“Comparisons.” 所谓的特殊聚居区之一，参见Werth，Cannibal。

[21] 同时期的主张可参见“Life in a Nazi Concentration Camp，” New York Times Magazine，February 14，1937。在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认为古拉格集中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前身的观点引发了所谓的“历史学家的争论”；Nolte，“Vergangenheit”；Evans，Hitler’s Shadow。

[22] Arendt，Origins，445. 关于在NKVD 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和释放人数，参见Khlevniuk，History，308；Snyder，Bloodlands，xiii；Arch Getty et al.，“Victims，” 1041；Kramer，“Einleitung，” 24。关于党卫队和苏联集中营的其他区别，参见Wachsmann，“Comparisons”。

[23] Quotes in Aly，“Endlösung，” 274；Ereignismeldung UdSSR Nr. 59，August 21，1941，Anlage I，“Das Verschickungs-und Verbannungswesen in der UdSSR，” 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 rk1204. See also the recollections of Rudolf Höss in Broszat，Kommandant，209.

[24] StAMü，Staatsanwaltschaften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Bl. 95；StANü，EE by G. Wiebeck，February 28，1947，ND：NO-2331，quote on page 5.

[25] Klemperer，LTI，42.

[26] 2014年7月的数据。

[27] 这一段和上一段参见Zelizer，Remembering，特别是63～154页；Reilly，Belsen，29-33，55-66；Abzug，Inside，30（感谢Dan Stone提供的这条参考文献），129-40；Frei，“‘Wir waren blind’”；Gallup，Gallup Poll，472，504（100万的死亡人数是所有回答的中值平均数）；Chamberlin，“Todesmühlen”。对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温和报道，参见Weckel，Bilder，47；Brink，Ikonen，25。Quotes in O. White，“Invaders rip veil from Nazi horrors，” Courier-Mail（Brisbane），April 18，1945，in idem，Conqueror’s Road，188-91；“Dachau Gives Answer to Why We Fought，” 45th Division News，May 11，1945。囚犯所写的早期重要的书籍包括Beimler，Mörderlager；Seger，Oranienburg；Langhoff，Moorsoldaten。家属们的著作包括Mühsam，Leidensweg；Litten，Mutter。有关集中营历史的部分我参考了Wachsmann and Caplan，“Introduction，” 2-6。

[28] 针对这些观点的评论参见Cesarani and Sundquist，After the Holocaust。

[29] 库普费尔的笔名是Kupfer-Koberwitz。关于他的生活，参见B. Distel，“Vorwort，” in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7-15；ibid.，19-30。关于他被捕的原因，参见StAL，EL 350 I/Bü 8033，Fragebogen Wiedergutmachung，October 16，1949；ibid.，Erklärung A. Karg，May 23，1950。

[30] Quote in Perz，KZ-Gedenkstätte，37. 参见Niethammer，Antifaschismus，198-206；Shephard，Daybreak，92。

[31] Jockusch，Collect，3-10，165-85. 参见Cesarani，“Challenging，” 16-18。

[32] 例子可参见KPD Leipzig，Buchenwald！；Grossmann，Jews，197。

[33] P. Levi，“Note to the Theatre Version of If This Is a Man，” 1966，in Belpoliti，Levi，24。参见idem，If，381；idem，Drowned，138；Sodi，“Memory”。早在1945年春季，莱维和另一名幸存者同伴就简单写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医疗条件的情况；Levi and de Benedetti，Auschwitz。

[34] 部分数据参见Taft，Victim，130-32。早期幸存者的小选集包括Nyiszli，Auschwitz（1946年在罗马尼亚首次出版）；Nansen，Day（1947年于挪威首次出版）；Szmaglewska，Smoke（1945年在波兰首次出版）；Burney，Dungeon；Millok，A kínok。德国人早期的描述参见Peitsch，“Deutschlands”。

[35] Kautsky，Teufel；Frankl，Psycholog.

[36] 或许第一次记述单独一座集中营历史的是Kraus，Kulka，Továrna；捷克关于奥斯维辛的先驱研究，参见Van Pelt，Case，219-23。诗歌和小说，参见Borowski，This Way（包括在1946～1948年首次刊登的故事）；KaTzetnik，Sunrise（首次刊登于1946年）；Wiechert，Totenwald。

[37] Kogon，SS-Staat（1946）；Wachsmann，“Introduction，” in Kogon，Theory，xvii.在这些小册子中有一个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囚犯的证词合集，在1945年发行了20万册；KPD Leipzig，Buchenwald！。更概括的内容，参见Peitsch，“Deutschlands，” 101-102，139，204。来自欧洲其他地方幸存者的证词，参见Cesarani，“Challenging，” 20-22。

[38] NYPL，Collection Farrar，Straus & Giroux Inc. Records，Box 191，R. Straus，Jr.，to R. Gutman，June 21，1948.

[39] Quotes in P. Levi，“Deportees. Anniversary，” TorinoXXXI（April 1955），in Belpoliti，Levi，3-5；DaA，Nr. 27376，E. Kupfer to K. Halle，September 1，1960. 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幸存者的叙述包括Cohen，Human；Michelet，Rue；Kupfer-Koberwitz，Als Häftling；Antelme，L’espèce。See also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Auschwitz Journal（Przegląd Lekarski-Oświęcim）.关于公众的冷漠，可参考DaA，Nr. 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07。更概括的背景介绍，参见Cesarani，“Introduction，” 1，5；idem，“Challenging，” 28-30；Diner，Remember，365-90。

[40]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 第二批回忆录，参见Waxman，Writing，116；Cesarani，“Introduction，” 10；Hartewig，“Wolf，” 941。德国对种族大屠杀的反应，参见Hickethier，“Histotainment，” 307-308。

[41] Schnabel，Macht；NMGB，Buchenwald（首次发行于1959年）；Maršálek，Mauthausen（首次发行于1974年）；Zámečník，Dachau。另见Langbein，Menschen（首次发行于1972年）；Naujoks，Leben。

[42] 相关调查，参见Reiter，“Dunkelheit”。

[43] 例子可参见Mitscherlich and Mielke，Diktat；Helweg-Larsen et al.，Famine。早期参考文献参见The Lancet and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see Cesarani，“Challenging，” 24。See also the study of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abandoned in 1951；Goldstein et al.，Individuelles，10-11.

[44] Broszat，“Konzentrationslager”；Pingel，Häftlinge. 其他先驱作品包括（按时间排序）Kühnrich，KZ-Staat（首次发行于1960年）；Kolb，Bergen-Belsen；Billig，L’Hitlérisme；Wormser-Migot，Le système；Broszat，Studien；Feig，Death Camps。

[45] 例子参见Dicks，Licensed；des Pres，Survivor。

[46] Broszat，“Einleitung.”

[47] P. Levi，“Preface to L. Poliakov’s Auschwitz，” 1968，in Belpoliti，Levi，27-29；Milward，“Review.”

[48] Orth，System. 关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状况的概述，参见Herbert et al.，Konzentrationslager。

[49] 德国作品的参考文献（从1945年到2000年）包括6000多个条目，大部分是1980年以后出版的；Warneke，Konzentrationslager（感谢Peter Warneke给了我一份复印件）。

[50] 关于最后一点，参见Wachsmann，“Review”。对近期学术著作的评估，参见idem，“Looking”。

[51] Megargee，Encyclopedia，vol. I；OdT，vols. 2-8.

[52] Quote in Reichel，“Auschwitz，” 331.

[53] 许多充满争议、具有促进性的研究都调查了集体回忆录增多的原因。美国的研究参见Novick，Holocaust。

[54] Silbermann and Stoffers，Auschwitz，205，211，213-14.

[55] 关于数据，参见第7章和附录（表1），以及Piper，Zahl，167。关于“打破（刻板印象）”一词，参见Mazower，“Foucault，” 30。

[56] 关于数据，参见第6、9、11章；Friedländer，Jahre，692；Piper，Zahl，167。

[57] 关于这一点，参见Langer，Preempting。

[58] Quote in Mauriac，“Preface，” x.集中营内最恶劣的罪行跟德国人具体的思维模式相关，这个观点深植于Goldhagen，Executioners。关于集中营和现代性，参见Bauman，“Century”；Kotek and Rigoulot，Jahrhundert。

[59] Sofsky，Ordnung.

[60] 早期对索夫斯基的静态方法的批评参见Weisbrod，“Entwicklung，” 349；Tuchel，“Dimensionen，” 373（n. 12）。当然，从马克斯·韦伯时期，社会学家就承认了“理想型”绝不可能成为现实；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in Directmedia，Max Weber，1431。

[61] Rózsa，“Solange，” 297-99. Rózsa编辑了她的日记，并且在1971年于布加勒斯特出版之前对内容进行了丰富。

[62] Nansen，Day，545. 参见Mess，“Sonnenschein，” 56。

[63] BoA，testimony H. Frydman，August 7，1946；Wagner，Produktion，453；Nyiszli，Auschwitz，66；Segev，Million，158.

[64] Transcript in Chamberlin and Feldman，Liberation，42-45，p. 44. 参见Frei and Kantsteiner，Holocaust，201。

[65] 一些幸存者对于史学家阐述集中营的能力表达了质疑，（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幸存者才知道集中营里的真实情况；Waxman，Writing，176-79；Cargas，“Interview，” 5；Debski，Battlefield，62。

[66] Friedländer，“Eine integrierte Geschichte”；idem，Nazi Germany，1-2，quote on 1；Frei and Kantsteiner，Holocaust，82.

[67] 本书直接引用了大量囚犯和行凶者的话。许多都来自当时的文献资料。还有一些取自后来的资料，但会有方法论的问题。一方面，极少有幸存者能准确回忆起几个月或者几年前听说的消息。另一方面，对这些引用进行意译会丧失其即时性；毕竟语气和命令措辞是党卫队统治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终我决定使用一些“回顾性引用”，但只有在批判来源的时候——分析文件内部的一致性，并与其他文件进行对比——我引用的话才能够接近当时所说的内容。

[68] 估值参见Kárný，“Waffen-SS，” 248（只有男性估值）。

[69] Quotes in Warmbold，Lagersprache，302-303.

[70] 最近研究的一项调查，参见Roseman，“Beyond Conviction？”

[71] Cited in Todorov，Facing，123. 参见Levi，“Preface to H. Langbein’s People in Auschwitz，” 1984，in Belpoliti，Levi，78-81。对党卫队行凶者是病态失常者这一观点的早期学术批评，参见Steiner，“SS”；Dicks，Licensed，特别是第237页。

[72] 参见Langbein，Widerstand，8。

[73] Kautsky，Teufel，226.

[74] 审头一词广泛用于集中营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开始使用（Neurath，Gesellschaft，210），在战争期间更加流行。在历史文献中，这个词通常代表的是狭义的定义，指的是负责管理劳动小分队的囚犯头。我引用了一些幸存者（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467；Kautsky，Teufel，160）和历史学家（Niethammer，Antifaschismus，15）的作品，在此处表达的是更宽泛的含义，即审头指的是所有在集中营内凭借官方职位获得其他囚犯所没有的直接或间接权力的囚犯。

[75] Quotes in Arendt，Origins，455；Siedlecki et al.，Auschwitz，4（首次出版于1946年）。参见Armanski，Maschinen，188；Langer，Holocaust Testimonies，ix，162-63；Browning，Remembering，297；Löw et al.，Alltag。

[76] 正在进行中的USHMM 百科全书项目里，集中营和犹太人聚居区部分的研究人员已经确定有超过4.2万个独立的地点；“The Holocaust just got more shocking，” New York Times，March 1，2013。偶尔也会把其他地点误认为集中营。例如泰雷津（Terezín）聚居区经常会被当成集中营（相关背景参见Hájková，“Prisoner Society，” 14）。

[77] BArchK，All. Proz. 6/103，Bl. 16. 关于背景，参见Stangneth，Eichmann。

[78] 相关文件资料的散布，参见Perz，KZ-Gedenkstätte，39-42。

[79] 一些关键的大规模谋杀行动，比如14f13和14f14行动（参见第5章）依旧没有学术专著。集中营历史的一些阶段也是如此，特别是战争初期（参见第4章）。此外，对东欧占领区内几个主要为犹太人而建的集中营，我们也缺乏相应的研究专著（参见第6章和第7章）。对战时集中营党卫队总部（参见第8章）及其与地方集中营互动的系统性研究也很少。同样，如罪犯和反社会人士等囚犯群体的命运也被广泛忽略了（参见第3章）。

[80]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7. 三个最了解情况的人——特奥多尔·艾克（Theodor Eicke）、里夏德·格吕克斯（Richard Glücks）和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在1945年5月前死了。

[81] Winter，Winter，53. 参见Levi，Drowned，6-7。

[82] Levi，Drowned；Maršálek，Gusen，33.

[83] 关于后者，参见Greiser，Todesmärsche，141；Raim，Dachauer，286；Erpel，“Trauma，” 127。

[84] Schrade，Elf Jahre，especially pages 9-14，32-33. 引人注目的是，Schrade在回忆录里忽略了罪犯和反社会人士所遭受的对待。

[85] 苏联囚犯的回忆录极少；Zarusky，“‘Russen，’” especially pages 105-107，111。最近的一部回忆录合集，参见Timofeeva，Nepobedimaja。

[86] 集中营党卫队提供的数据和文件，参见Kranebitter，“Zahlen，” 98-117；Grotum，Archiv，236-44。

[87] 我查询的资料中包括从莫斯科特别档案馆中提取的文件（USHMM里保存的电子副本），这些文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对西方学者公开了。我也用了从巴德阿罗尔森红十字会追踪服务那里获得的记录，在20世纪70年代到2006年7月间都是不对历史学家开放的。最后，我还利用了基尤国家档案馆内保存的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解密的德国秘密无线电报。根据资料保护法的规定，一些囚犯和行凶者的名字需要保密。

[88] OdT，vol. 1，279-83；Blatter，Milton，Art，136-225.

[89] Didi-Huberman，Bilder；“Francesc Boix.”

[90] Büge，KZ-Geheimnisse.

[91] 日记参见Laqueur，Schreiben。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有30篇日记保存了下来，比任何一个集中营都多。Rahe，“Einleitung，” 18-19. 在集中营内写的记录，参见Świebocki，Resistance。

[92] 一些例子可参见Świebocki，London。

[93] Friedländer，Jahre，23-24. 他的评论也参见Frei and Kantsteiner，Holocaust，85-86，252。

[94] 许多研究集中营的历史学家都优先从早期的证词里查找资料；Shik，“Erfahrung，” 104-105；Buggeln，Arbeit，536；Hayes，“Auschwitz，” 347。有关后来的口述史参见Jureit and Orth，Überlebensgeschichten，especially pages 185-86。

[95] Langbein，Menschen，334-35；Browning，Remembering，233-36. 其他的例子参见ibid，237；Mailänder Koslov，Gewalt，361-70；Fulbrook，Small Town，306。对一些回忆录里不可靠的部分的概述，参见Cziborra，KZ-Autobiografien，especially pages 70-75。

[96] 例子可参见Semprun and Wiesel，Schweigen，15，19。

[97] 后者参见20世纪60年代在法兰克福-奥斯维辛法庭的苏联囚犯和德国罪犯的证词。

[98] 方法论的问题参见Orth，“Lagergesellschaft，” 117-18。

[99] 例外可参见Segev，Soldiers。

[100] Orth，SS，15.应该特别注意在苏联和东欧法庭上的证词；Eschebach，“‘Ich bin unschuldig’”；Pohl，“Sowjetische，” 138。

[101] 例如卡林·奥尔特的集中营编年史只有八分之一的内容提及战前的情况；Orth，System。

[102] Caplan，“Detention，” 26.

[103] 参见Wachsmann and Goeschel，“Before Auschwitz，” 518。

[104] Mommsen，“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第1章 早期集中营

“听说你想上吊自杀？”1933年5月8日下午，党卫队二等兵施泰因布伦纳（Steinbrenner）一边说，一边走进了汉斯·拜姆勒（Hans Beimler）在达豪集中营的牢房。身材高挑的施泰因布伦纳俯视着形容枯槁、身穿肮脏的棕色夹克和短裤的囚犯，后者已经在集中营里被称为地堡的牢房中受折磨好几天了。“好好看着，这样你就知道怎么自杀了！”施泰因布伦纳从床单上撕下长长的一条布料，在一端做了一个套索。“现在你只需要，”他的语气十分亲热，就像一位乐于助人的朋友，“将你的头伸进去，再把另一头系在窗户上就妥当了。只要两分钟就完事了。”汉斯·拜姆勒的身体上遍布着鞭痕和伤口，党卫队想迫使他自杀，但他都坚持了下来。可是他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仅仅一两个小时之前，党卫队二等兵施泰因布伦纳和达豪集中营的指挥官把他带到另一间牢房，弗里茨·德雷塞尔（Fritz Dressel）赤裸的尸体就倒在房间里冰冷的岩石地板上。他与拜姆勒一样，是一名共产党政客。在之前几天，德雷塞尔的尖叫声回荡在达豪的地堡中，拜姆勒猜老友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折磨，最终割腕自尽的（事实上，德雷塞尔很可能是被党卫队谋杀的）。还没醒过神来，拜勒姆就被拖回了自己的牢房。指挥官冲着他说：“好了！现在你学会了吧。”之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拜姆勒不自杀，党卫队将在第二天早晨处死他。他只有大概十二个小时好活了。[1]1933年春天，随着阿道夫·希特勒于1月30日当选总理，德国迅速从失败的民主政体转变成法西斯独裁政体，数以万计的纳粹政敌被关进像达豪这样的临时集中营，拜姆勒就是其中一员。最早被搜捕的政敌主要是批评家和突出的政客们。而对于巴伐利亚州政府，这个除普鲁士外德国最大的州来说，几乎没有比37岁的慕尼黑人拜姆勒更有价值的猎物了。他被认为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布尔什维克。在与妻子辛塔（Centa）逃亡数周之后，拜姆勒于1933年4月11日被捕。当时，慕尼黑警察局总部的警察们欢呼雀跃道：“我们抓住拜姆勒了！我们抓住拜姆勒了！”[2]

1918年秋天，帝国海军的叛乱致使德意志帝国在一战末期垮台，魏玛共和国时代由此开启，那是德国第一次民主实验。身为海军老兵的汉斯·拜姆勒从那时起就开始一心一意对抗共和国政府，想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1919年春天，他在巴伐利亚以“红卫兵”（Red Guard）的身份参与了一场注定失败的苏联式起义。自从目睹软弱的德国民主政府承受来自极左翼和极右翼的首轮攻击后，这名熟练的技工就成了德国共产党的狂热追随者。形容粗犷的拜姆勒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投身于同警察和对手（比如纳粹突击队）的战斗中，同时在党内稳步晋升。1932年7月，他达到了个人事业的顶峰：被选为共产党在共和国国民议会（Reichstag）的代表。[3]1933年2月12日，在同年3月5日全国大选（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希特勒治下的多党派选举）前最后一轮共产党大规模集会的一次会议上，汉斯·拜姆勒在慕尼黑科龙马戏团大楼中发表演说。为了鼓舞他的支持者，他引用了1919年内战时期罕有的一次胜利。那时，巴伐利亚“红卫兵”拜姆勒曾跟随队伍，在达豪附近短暂地击溃过政府军。在演讲的结尾，他高声大喊口号：“我们达豪再见！”[4]

仅仅10周后，1933年4月25日，拜姆勒发现自己确实在去往达豪的路上，不过不是像他预计的那样以革命领袖的身份，而是作为党卫队的阶下囚。他与兴高采烈的抓捕者都意识到了这一残酷的转折。在运送拜姆勒和其他囚犯的囚车进入达豪时，一群党卫队队员已经在此等候许久。据党卫队二等兵施泰因布伦纳回忆，看守们不断尖叫，仿佛“通了电”一般。他们冲进囚犯之中，很快将拜姆勒揪了出来，让他挨了第一顿打。还有一些被指挥官斥为“贱人和叛徒”的人同样挨了揍。拜姆勒走向地堡，脖子上被迫挂着一个写着“欢迎”二字的大牌子。那间地堡由老工厂的旧厕所改建而成。一路上，施泰因布伦纳用马鞭狠狠抽打拜姆勒，力度之大就连远处的囚犯也能数清楚到底抽了几下。[5]

在达豪的党卫队内部，有关新战利品——拜姆勒——的谣言在四处传播。指挥官污蔑拜姆勒是一宗谋杀人质案的幕后黑手。1919年春天，一支“红卫兵”分遣队在慕尼黑的一所学校里处死了10名人质，其中包括一名巴伐利亚伯爵夫人。这次人质事件点燃了右翼极端分子的怒火。之后不久，数百名左翼革命者惨遭极右翼武装力量——自由军团（Freikorps）屠杀，命途多舛的慕尼黑苏维埃也毁于其手。如今，达豪集中营四处传阅着当年被处决的人质的照片。指挥官对下属们说，14年后血债终于可以血偿了。一开始，他想亲手处决拜姆勒，但后来又觉得还是逼迫拜姆勒自杀更稳妥一些。不过，到5月8日，拜姆勒硬抗了几天之后，指挥官等不及了——要是拜姆勒不上吊自杀，就处决了他。[6]

不过汉斯·拜姆勒活了下来，在最后通牒到期前的几个小时从鬼门关逃了出来。他在两名党卫队卧底的帮助下挤出了牢房上方的小窗，穿过营地周围的铁丝网和电网，消失在夜幕之中。[7]第二天，1933年5月9日清晨，当党卫队二等兵施泰因布伦纳打开拜姆勒的牢房，发现其中空无一人之后，整个党卫队都疯了。警报声响彻营地，所有党卫队队员一起将集中营翻了个底朝天。施泰因布伦纳不断折磨相邻牢房的两名共产党囚犯，大喊：“等着吧，你们这些肮脏的畜生，你们会告诉我（拜姆勒在哪里）的。”其中一人不久后便被处决了。[8]营外，一场规模巨大的搜捕行动正在展开。飞机在营地周围盘旋，“通缉”海报被张贴在各个火车站，警察在慕尼黑展开突袭，那些之前为拜姆勒被捕而欢呼的报纸也发布了捉拿“著名共产党领袖”的悬赏令，里面把他形容为一个短发、胡子刮得很干净、有一对招风耳的男人。[9]

虽然他们竭尽所能，但拜姆勒还是逃脱了。他在慕尼黑一处安全的居所恢复健康后，于1933年6月被共产党地下人员秘密送往柏林，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穿越了边境，逃往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他寄了一张明信片给达豪集中营，让党卫队队员们“亲我的屁股”。随后，拜姆勒前往苏联，在那里写了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纪实文学，是有关集中营最早的目击者报告之一，后来此类报告迅速增多。该书于1933年8月中旬先是由一家苏联报社在德国出版，随后很快开始在瑞士的报纸上连载，英文译本也在伦敦出版，德国内部也在秘密传阅。同时，拜姆勒还在其他外国报纸上发表文章，在苏联广播中发表演说。与此同时，愤怒的纳粹官员谴责他为“兜售恐怖故事的恶毒小贩”。拜姆勒不仅逃脱了处罚，还通过揭露达豪的真相，公开羞辱了那些折磨他的人。1933年晚秋，纳粹政权决定剥夺拜姆勒德国公民的身份，但这不过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姿态而已，毕竟拜姆勒自己没有再次回到第三帝国的打算。[10]

汉斯·拜姆勒的故事很特别。早期纳粹集中营中很少有囚犯像他那样遭受了残酷的虐待。在1933年，蓄意谋杀还是极端的个例。更特别的是他的逃脱。由于党卫队在他之后立刻加强了戒备，所以在此后许多年里，他是唯一一个从达豪成功逃脱的囚犯。[11]拜姆勒的故事也体现了早期集中营的一些关键特点：对共产主义的憎恨驱动着看守们的暴行；对特定囚犯的折磨是为了杀鸡儆猴；因为有法律监管，集中营的管理者并不愿意公开实施谋杀，而是更喜欢迫使特定的囚犯自杀，或将处决伪装成自杀；行事并没有计划性，用废弃工厂作为营地就是一个例子；无论是报纸的报道还是地下的出版物，都使集中营在公众视野中占有一席之地。在1933年第三帝国初生时，这些元素塑造了早期的集中营。

血腥的春天和夏天

1937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就任总理的纪念日。当天午后，他在名存实亡的帝国议会上向纳粹要人们发表讲话，评估掌权四年来的得与失。在典型的漫谈式演讲中，希特勒描绘了一个复兴的辉煌德国：纳粹党将国家从政治灾难中解救出来，在经济上力挽狂澜，团结社会，整肃文化，还挣脱了耻辱的《凡尔赛条约》的桎梏，恢复了国家军事力量。希特勒称，最重要的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和平中取得的。1933年纳粹党上台时“几乎完全没有流血冲突”。当然，一些受蒙骗的政敌和布尔什维克罪犯被关押或消灭了。但总体来讲，希特勒激昂地说，他看到的是一种全新的起义：“这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连一扇窗户都没被砸碎的革命。”[12]

此时听希特勒演讲的纳粹巨头们一定非常努力才忍住不笑出来。他们所有人都对1933年的恐怖行动记忆犹新，私下里他们仍陶醉在对政敌施加暴力的回忆中。[13]不过，随着纳粹政权越来越稳固，一些自鸣得意的纳粹领导人也许更愿意遗忘几年之前他们的地位是多么地岌岌可危。20世纪30年代初期，魏玛共和国已经日薄西山，在灾难性的大萧条、政治僵局、社会动荡的撕扯下分崩离析。但究竟由谁来取代共和国还是个未知数。虽然纳粹党（NSDAP）自称是最受民众欢迎的政治选择，但大部分德国人仍然不支持纳粹掌权。的确，两个主要的左翼党派——激进的德国共产党（KPD）和相对温和的社会民主党（SPD）尽管彼此仇恨，但仍在1932年11月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比纳粹党获得了更多的票数。是一小撮反对共和的政治掮客使用阴谋诡计才让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坐上了总理的宝座，当时的内阁仍被保守派占据，包括希特勒在内只有三个纳粹党党员。[14]

希特勒掌权之后几个月，纳粹运动全面展开，掀起了一轮恐怖浪潮，吞没了工人阶级的方方面面。纳粹镇压了他们的运动，洗劫了他们的办公室，侮辱、囚禁、折磨他们的积极分子。最近几年，一些历史学家对纳粹战前的恐怖行动只是轻描淡写。他们将第三帝国美化为一个“不错的独裁政府”，认为纳粹政权深获民心，其实没必要大规模打击政敌。[15]不过，民众的支持对纳粹来说虽然重要，但十分有限。在使数百万抵抗纳粹诱惑的民众顺从的过程中，恐怖行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所谓的种族主义分子和社会边缘分子也是受攻击的对象，但早期最重要的镇压针对的是政敌以及所有左翼分子。早期的政治恐怖行为让纳粹最终走上了专制统治的道路。

对左翼的恐怖行动

让一个崭新的德国从魏玛共和国的灰烬中浴火重生，这一复兴的誓言是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主义赢得民心的主要魅力所在。但纳粹对黄金未来的梦想也是一个充满毁灭的梦想。远在他们掌权之前，纳粹领袖们已经设想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排外政策；通过驱逐所有外国人与危险人物，建立一个同质的民族共同体，为未来的种族战争做好准备。[16]

通过恐怖行动将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梦想是纳粹领袖们从德国1918年的伤痛中得来的。纳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认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跟国内其他民族主义者一样，纳粹领袖们不愿面对德国在战场上战败的屈辱现实。他们坚信国家被迫屈服是因为失败主义和国内的动乱。他们宣称德军是被革命“在背后捅了一刀”。希特勒相信，解决方法就是根除国内的所有敌人。[17]在1926年的一次私下演讲中，他就保证将消灭所有左翼分子，而那时纳粹运动还处于德国政坛的最边缘。直到“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叛变或灭绝”，世间才能恢复和平与宁静。[18]

自建立之初，极端的政治暴力就侵蚀着魏玛共和国。纳粹运动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愈演愈烈，国内几乎每天都会爆发流血冲突，尤其是在首都柏林。纳粹的半军事化组织——规模庞大的攻击组织冲锋队（SA）以及规模相对较小的保镖组织党卫队（SS）——不断出击，扰乱政敌的会议，攻击对手，打砸他们集会的酒馆。[19]更重要的是，纳粹通过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冲突收获了政治资本，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民族主义支持者心中左翼死敌的形象。[20]

1933年1月30日，随着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许多纳粹分子摩拳擦掌，准备和政敌们算总账。不过领导们在头几周仍然小心翼翼，担心欲速则不达。随后，2月27日的傍晚，柏林的国会大厦发生了可怕的火灾。随着纳粹官员们不断来到事发地，他们立刻将矛头指向共产党员（真正的纵火者是个荷兰人，可能得到了一组冲锋队秘密纵火分子的协助）。晚上10点左右，阿道夫·希特勒乘着豪华轿车来到现场，他穿着黑色西服，外面披着雨衣。他盯着熊熊燃烧的建筑看了一会儿，接着便开始了他那种特有的歇斯底里的愤怒。出于对左派根深蒂固的成见（显然他忽视了自己人也参与了这一事件的可能性），他谴责这次大火是共产党人蓄谋已久的起义信号，并下令立刻进行镇压。据一位目击者称，当时希特勒尖叫道：“我们要毫不留情。任何阻挡我们前进的人都要被打倒。”[21]在普鲁士，逮捕行动主要由政治警察调控，按照所谓的左翼极端分子名单依次进行。这份名单是最近几周依据纳粹的想法，在原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22]

柏林警方立即行动起来，此时德国首都仍在黑夜之中。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被逮捕的受害者包括共产党政客和其他有名的嫌疑人。其中一个就是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他是一位作家、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波希米亚人。他因为1919年参与慕尼黑的起义而上了右派的黑名单，也因此被关进了监狱几年。当警车于2月28日凌晨5点开到米萨姆位于柏林郊外的公寓楼下时，他还在熟睡之中。前一晚早些时候，警方已经逮捕了著名的和平主义宣传家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以及年轻聪明的左翼律师汉斯·利滕（Hans Litten），后者曾经在1931年的一次庭审中对希特勒紧缠不放。几小时之内，亚历山大广场的政治监狱里就装满了柏林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与左翼领袖。犯人名单就像一本名人录一样，充满了纳粹讨厌的作家、艺术家、律师和政客。“这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其中一个被捕的人回忆道，“每当一个新人被警察拽进来，周围的人都会跟他打招呼。”有些人很快就被释放了，而其他人——包括利滕、米萨姆和奥西茨基，则迎来了悲惨的命运。[23]

国会纵火案之后，德国警察在全国各处的突袭还持续了好几天。“到处都是大规模的逮捕行动，”纳粹日报《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在1933年3月2日头版这样写道，“重拳出击！”等到3天之后德国大选开始，已有多达5000名男女被逮捕。[24]虽然事件充满戏剧性，不过局面很快就明朗了——这只是纳粹对政敌开战的号角。

1933年3月5日大选之后，纳粹完全掌权。短短几个月之内，德国就彻底成了独裁国家。纳粹接管了德国所有的州，其他政党纷纷消失。投票选出的国会迅速解散，社会也随之调整。许多德国人热情高涨地支持这些变化。但恐怖行动在政权更迭时仍然必不可少，纳粹以此恫吓对手，令他们保持沉默甚至完全屈服。警方加大了突袭的力度，虽然重点仍在共产党员身上，但逮捕行动已经扩展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特别是在1933年5月摧毁工会和6月摧毁社会民主党之后。仅在6月的最后两周，就有超过3000名社会民主党员被逮捕，其中包括许多骨干分子。而一些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也被拘禁起来。

虽然警方的参与十分重要，但1933年春夏的恐怖行动大部分牢牢掌控在纳粹的半军事化组织手中，主要是十多万名冲锋队队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希特勒掌权后的前几周便展开了谋杀行动，特别是在国会纵火案时，冲锋队队员展开了自己的抓捕行动（依据冲锋队的逮捕名单）。但纳粹官员们对这些行为有所限制，因为他们想对外展示纳粹掌权的合法性。直到1933年3月大选，纳粹党初掌权，自己和其他民族保守主义的伙伴占据了微弱的优势地位，此时他们才真正放手让这些半军事化组织为所欲为。冲锋队与党卫队决心通过武力建立一个崭新的德国，由此展开了他们的毁灭之旅。他们全副武装，占领并捣毁市政厅、出版社、其他党派和组织的办公室，抓捕和纳粹党有私怨的敌人及政敌。1933年6月底，运动达到了高潮。柏林的冲锋队队员突袭了左翼在克珀尼克（Köpenick）的堡垒。在血腥的五天里，他们杀死了数十名纳粹政敌，重伤了上百人；最年轻的受害者是一名15岁的共产党员，他的脑部遭到了永久性的伤害。[25]

虽然在早期，大多数恐怖行动都是自下而上展开的，但当地的纳粹民兵与纳粹领袖的想法是一致的——纳粹领袖们一直在公开煽动用武力对付敌人。在1933年3月的大选前，希特勒的左膀右臂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说，他不在乎法律上的细枝末节，他在乎的是“摧毁和根除”共产党人。3月中旬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新任的符腾堡州州长、纳粹资深党员威廉·穆尔（Wilhelm Murr）则更激进：“我们不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如果有人弄瞎了我们一只眼睛，我们会把他的头砍下来。如果有人打落了我们一颗牙齿，我们要将他的下巴打碎。”[26]随之而来的暴力可以被视为一种早期的征兆，预示着后来第三帝国的危险状态：纳粹领袖给予政策上的指示，他们的追随者便会拉帮结伙用更为激进的手段去实现它。[27]

纳粹早期恐怖行动的另一个遗留问题就是将国家和政党的边界模糊化。随着纳粹分子大量拥入各级警察系统，从1933年春天开始，我们就无法将警察的镇压与纳粹半军事化力量的暴行区分开了。比如在1933年1月30日，赫尔曼·戈林成为普鲁士内政部临时部长（自1933年4月起他正式成为部长），这使他能够完全掌握普鲁士的警力。戈林不仅随后唆使警方对纳粹政敌展开攻击，还在2月22日给冲锋队和党卫队队员打开方便之门，让他们“协助常规警力”与左翼分子斗争。纳粹暴徒们高兴极了。作为辅警，他们现在可以与政敌们算总账，而且不用担心警察会干涉：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变成了警察。[28]

至于现有的警官们，他们大多数人明显认同纳粹主义的政治目标，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德国警方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新政权，无须大规模清洗，就成了第三帝国的镇压机器。[29]1933年3月中旬，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就任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另一名纳粹高官身居执法机关的要职。借此机会，希姆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赞了警察与纳粹党绝佳的合作。他还写道，在冲锋队与党卫队队员们带领警察前往“马克思主义者的藏身之处”后，许多敌人成功被逮捕。[30]

大规模拘禁

在纳粹掌权过程中，大量政敌遭到围捕。1933年，前前后后总计多达二十万政治犯被拘禁起来。[31]几乎所有人都是德国公民，其中共产党员占了绝大多数，特别是在纳粹统治初期。其中一些被捕的人全国知名，比如1933年3月3日和助手们一起在藏身处被捕的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不过，大部分政治犯都是小干部或普通的积极分子；就连与共产党有关的运动俱乐部和合唱团成员也被当作恐怖分子。那些被纳粹抓走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骨干力量。[32]

与被抓的男性相比，女性囚犯的数量非常少。她们大部分是重要的共产党积极分子，或党内高官的妻子，纳粹把她们当作人质以勒索她们的丈夫。[33]其中一名女囚犯是24岁的辛塔·拜姆勒，她自青少年时期就是共产党的支持者。1933年4月21日，在她丈夫被捕十天之后，她突然被慕尼黑警察从藏身处逮捕。就在一天前，她还给丈夫发出密信，希望能顶替他在党内的位置。但现在夫妻俩都成了阶下囚。[34]

纳粹在1933年的逮捕行动捉摸不定，令人困惑。数以千计被逮捕的人以违反法律的罪名被移交常规的法律系统，后者是第三帝国实施迫害行动的一个主要帮凶。像大多数公务员一样，大部分德国法官和检察官也支持纳粹政权。他们以新旧法律为武器攻击纳粹的敌人，很快就将国家监狱填满了。[35]但大多数被逮捕的政敌最终并没有进法院，至少在1933年没有，因为他们被抓不是因为他们有非法行为，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新政府潜在的敌人。

纳粹统治者们追随革命分子的步伐，依赖起大规模的非法拘禁行动：他们想要在对手反击之前斩草除根。这就需要激进的举动，抛开法律原则与规章制度。多年以后，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吹嘘说，1933年纳粹直接从街上“非法”抓人，这才摧毁了“犹太-共产主义者反社会组织”。[36]事实上，大部分嫌疑人遭到了所谓的保护性拘禁（Schutzhaft），这是一种不限期的拘禁手段，是《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规定的。希特勒内阁于1933年2月28日通过了这项法令，作为对国会纵火案的回应，法令中限制了基本的公民自由。用流亡国外的德国政治科学家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enkel）的话说，这就好像是“第三帝国的宪法”，将一切滥用权力的行为合法化——包括在没有司法监管或上诉时限制人身自由。确实，非法拘禁在现代德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法令也都是从早期的魏玛共和国司法系统紧急状态借鉴而来的。不过，新颁布的法令远不止如此：由纳粹实施的非法拘禁无论从规模还是残酷程度上都是空前的。[37]

1933年3月至4月的第一波恐怖行动中，估计有4万到5万政敌遭到了临时的保护性拘禁，其中大部分是被警察、冲锋队和党卫队抓捕的。夏天时，第二波行动抓捕了更多受害者，虽然其中许多人被释放，但截至1933年7月31日，官方统计保护性拘禁的人数仍有27000人之多，到10月底仅仅下降到22000人。[38]纳粹媒体总是宣称这种形式的拘禁是很有条理的。可事实上，各地方的法规和实施均相当混乱。保护性拘禁其实就是披着官方外衣的绑架行为。[39]

许多纳粹激进分子甚至连堂而皇之的借口都省了，直接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抓捕政敌。高级公务员、地方官员、纳粹领导、各地的党内打手和其他一些人都宣称他们有权力抓捕新政府所谓的敌人。一名愤怒的冲锋队总队长在1933年7月初这样描述由底层展开的不断升级的恐怖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每个人都在四处抓别人，绕过法律规定的程序。每个人都在用保护性拘禁威胁别人，用达豪威胁别人。”[40]结果就是一场混战，越来越多的州和纳粹党官员以此为契机，肆意展开恐怖行动。

可是，如何处理这些囚犯呢？虽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纳粹领袖们一直说要毁灭敌人，但他们很少愿意开动脑筋考虑实际操作的问题。1933年春纳粹展开恐怖行动之后，全国上下的政府官员们都在匆忙寻找地方，安置这些被非法囚禁起来的囚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百个拘留场所被建立起来，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早期集中营。[41]

纳粹在1933年春天和夏天建立的早期集中营各式各样。早期集中营由不同的地方、地区、州政府管理，大小形态各异。只有很少一部分一直运营了下去，大部分在建立几周或几个月后就关闭了。早期集中营内的条件也各有不同，有的还过得去，有的却危及生命；有的囚犯没有被伤害，有的则不断遭到侵犯。有些新地方被称为集中营，但这个词还未被广泛应用。当时流行的称呼很多，包括拘禁院、工作服务营、转移营等，这些名字也反映了纳粹早期恐怖行动随性而为的特点。[42]虽然各自之间差异很大，但早期集中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打倒敌人。

许多早期集中营都建立在现有的济贫院和州立监狱中；1933年春，所有监狱都为保护性拘禁的犯人腾出了地方。[43]官方将这视为解决迫切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因为大部分基础设施已经到位，从房屋到守卫，所以数以万计的囚犯可以被快速、经济、安全地关起来。[44]改造济贫院十分容易，因为这些地方本来也基本上处于半闲置状态，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经失去大部分存在的意义。比如在格丁根（Göttingen）附近的莫林根有一所大型的济贫院，1932年时里面只住了不到100名乞丐和穷人。它的负责人十分欢迎保护性拘禁犯的到来，希望他们能给这处过时的机构注入生气。他不会失望的。[45]州立监狱中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里面已经充满各种各样的罪犯。不过为了表示对新政权的支持，司法系统同意暂时开辟大型监狱和小型的县监狱，作为非法拘禁之用。新划区域的牢房很快就被填满了。到1933年4月初，仅巴伐利亚的监狱就拘禁了超过4500名保护性拘禁犯，几乎超过了普通囚犯的人数。[46]

保护性拘禁犯不得不服从监狱和教管所里的严苛规定，还要忍受骚扰和单调的生活。最糟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和爱人未来的命运。慕尼黑斯塔德海姆（Stadelheim）监狱是为数不多同时拘禁男犯和女犯的监狱。到1933年9月，辛塔·拜姆勒已经在此处阴冷、昏暗的牢房中度过了4个多月，她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自从丈夫从达豪集中营逃走之后，她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丈夫从苏联发来的充满爱意和关心的信件直到多年之后才辗转到她手中。警察还逮捕了她的姐姐和母亲，理由是她们对共产党抱有同情。而她的幼子则被福利机构带到了少管所。辛塔·拜姆勒并不是斯塔德海姆监狱中唯一因为担忧家人而饱受煎熬的人。她的一位共产党同志玛格达莱娜·克内德勒（Magdalena Knödler）也是如此。她和丈夫被捕之后，孩子们在外面便无依无靠了。最后，她在绝望中上吊自杀了。[47]

虽然充满了艰难，但大多数保护性拘禁的囚犯感到监狱和济贫院中的生活还可以忍受。他们通常是与其他囚犯分开管理的，有时住在集体房间里。单人牢房设施简单但不简陋，通常包括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架子、一个洗脸盆，以及一个如厕用的木桶。[48]虽然十分拥挤，但食宿条件还算不错，而且囚犯们不用工作，他们靠聊天、读书、锻炼、编织或玩象棋等游戏来打发时间。路德维希·本迪克斯（Ludwig Bendix）是一名资深的德国犹太裔律师，也是一名温和的左翼法律评论家。他1933年夏天在施潘道（Spandau）监狱被拘禁期间，甚至还起草了一篇关于刑法的论文，并于几个月后在一份德国著名的犯罪学期刊上发表了。[49]

更重要的是，像路德维希·本迪克斯和辛塔·拜姆勒这样的囚犯很少被骚扰。很久以前德国的监狱和教管所就严格禁止了肢体暴力，而老一辈的看守们也愿意遵守这个传统。因此，施潘道监狱的氛围基本是“温和”与“平静”的，就像本迪克斯几年后所说，那里有些看守甚至对他抱有同情。[50]而在其他的监狱或者教管所，由于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加入，情况就比较糟糕了。不过，这些人虽然会有一些暴力行为，像警察在审讯时所做的那样，但大部分时间他们都会受到正规看守的约束。[51]同时，司法系统坚持要求要以押候审的标准对待保护性拘禁的囚犯，也阻止了警察与纳粹半军事化组织更进一步的威胁。[52]

纳粹使用的“保护性拘禁”一词极为讽刺。就像1933年3月末，一名被关在小监狱的大胆囚犯向普鲁士政府抱怨的那样，“对他个人的这种关心”让他深受“感动”，但他不需要任何“保护”，因为“没有大人物威胁他”。[53]不过，监狱中的保护性拘禁确实挽救了一些囚犯，让他们免受早期集中营的暴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54]这也使得纳粹极端分子抱怨说敌人像被保护起来一样——再次证实了右派有关监狱是疗养所的老说法。他们要求将这些囚犯立刻转移到所谓的集中营，在那里会有更严厉的措施对付这些囚犯。[55]

冲锋队与党卫队集中营

1933年9月4日，弗里茨·佐尔米茨（Fritz Solmitz）的命运遭遇了一个可怕的转折。他是吕贝克（Lübeck）当地的议员，也是一位社会民主党的记者。当时，佐尔米茨被关押在汉堡-富尔斯比特尔（Hamburg-Fuhlsbüttel）监狱，那是德国最大的监狱，可以容纳上千名囚犯。那里收押了500名保护性拘禁犯，他是其中之一。自1933年3月底，富尔斯比特尔监狱便划出一个区域，专门用来关押他这样的政治犯。监狱本来由守规矩的老一辈官员管理，但好景不长，1933年8月初，纳粹汉堡大区长官（纳粹党的地方长官）卡尔·考夫曼（Karl Kaufmann）表达了他对囚犯们受到如此宽松对待的愤慨，发誓要改变现状。在考夫曼的监管下，仅仅一个月后，汉堡的第一座集中营开张了，它位于富尔斯比特尔监狱的另一个区域。新集中营被称为“富营”（富尔斯比特尔集中营），可以说是考夫曼的私人领地，他任命自己的一个资深纳粹党密友为指挥官。9月4日早晨，考夫曼和他的手下看着佐尔米茨等保护性拘禁犯走出牢房，在操场上列队站好。一名官员发表了一篇充满恶意的演讲，宣布囚犯们将会深刻体会到没有人能够动摇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随后第一轮暴行按计划展开，30名刚走马上任的党卫队队员开始对囚犯们拳打脚踢。[56]

富尔斯比特尔的看守们从一开始就将犹太人弗里茨·佐尔米茨单独挑出来特别虐待。9天之后，也就是1933年9月13日，看守将他从集体监狱转移到单独的号房，这里专门用来折磨那些顽固不化的囚犯。佐尔米茨刚一进牢房，9名看守就围上来用鞭子抽打他，直到他昏倒在地仍不停止。看守们最终停手时，身上沾满了从佐尔米茨头上喷出的鲜血。当佐尔米茨恢复意识之后，他在一张香烟纸上记下了自己被折磨的经过，然后把纸藏在了手表里。9月18日晚上，一群党卫队士兵来到他的房间，威胁说明天会有更多的折磨等着他，之后他又写了一张小条：“一名身材高大的党卫队队员踩着我的脚趾叫道：‘你会给我下跪的。快说是的，你这头猪。’另一个人说：‘你干吗不上吊自杀？这样就不会挨鞭子了！’这些威胁肯定不是说着玩的。上帝啊，我该怎么办？”几个小时之后，佐尔米茨死了，很可能是被折磨他的人杀害的。1933年在富营至少有10个人遇害，佐尔米茨是其中之一，其他被杀的都是共产党积极分子。[57]

弗里茨·佐尔米茨的死以一种最残酷的方式展现了早期集中营之间的差别，尤其是公务员管理的集中营与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管理的集中营之间的差异。那时有数百个早期集中营掌控在冲锋队和党卫队手中。有一些是为了缓解州立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而建，司法官员们呼吁将政治犯转移到其他地方。[58]这正合纳粹强硬派的心意，如此一来他们就能更好地控制囚犯了。希特勒的密友、新任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部长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早在1933年3月13日就宣称，等州立监狱装满后，新逮捕的敌人应该被扔到“废墟”之中。[59]实际上，一些冲锋队队员已经这么做了。

1933年的春天和夏天，由冲锋队和党卫队管理的集中营如雨后春笋，从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冒了出来。纳粹分子占据了一切能够占据的地方，包括废弃或者闲置的旅馆、城堡、运动场和青年旅社。[60]甚至连餐厅也不放过，比如一家在萨克森安娜贝格（Annaberg）的小饭店就被改成了集中营。它的房东是当地冲锋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也是集中营的主管，而他的妻子则负责给囚犯做饭。[61]最常见的地点则是所谓的冲锋队酒吧，里面只能关几个囚犯。多年以来，本地冲锋队的生活都是围绕这些酒吧展开的。这里是他们非官方的据点，他们在这里碰面、喝酒、策划下一次袭击。在魏玛共和国时代，纳粹党针对政敌的暴力行动由这里走向街头。而到1933年春天，恐怖行动从街道逆流回到了酒吧中。[62]

“纳粹的酷刑窝点无以计数，”共产党人特奥多尔·巴尔克（Theodor Balk）在1933年春天这样描述德国，“每个乡村和城市都有这样隐秘的魔窟。”[63]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张，但冲锋队掌控的集中营确实遍布整个德国。作为对抗工人运动的武器，早期集中营大多数建立在城市和工业区中。[64]

集中营最集中的地方就是“红色柏林”。1933年，冲锋队与党卫队在柏林建立了170多座早期集中营，主要分布在反对纳粹主义的地区。比如工人阶级聚集的韦丁区（Wedding）和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在3月那次被“污染”的大选中，两个左翼政党在这些地区仍然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结果，仅1933年春天的时间，这里起码建立了34座早期集中营［相比之下，绿树成荫的策伦多夫区（Zehlendorf）只建了一座集中营］。新织就的恐怖网络如此致密，纳粹的暴徒们往往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将受害者拖进一座集中营。这些集中营大多建在冲锋队酒吧、私人公寓或所谓的冲锋队之家，最后一个是魏玛共和国后期收留无业或无家可归的冲锋队队员的地方。[65]

一些囚犯在短时间内会接连辗转于多个早期集中营，著名的左翼律师詹姆斯·布若（James Broh）就是如此。他于1933年3月11日在位于柏林维尔默斯多夫区（Wilmersdorf）的家中被捕，然后被关押在一间由公寓改造而成的集中营里。第二天，他又被转移到一间冲锋队的酒吧里；几天后又被关进了本地党卫队官员的家中。在一周无止境的非人折磨后，布若感到“已经没法再忍受更多的折磨了”。直到他被转到施潘道监狱，残酷的折磨才结束。[66]

许多早期集中营都是由本地的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管理，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上级的指令。一些历史学家称其为“野生集中营”，可这种称呼具有误导性。许多集中营从一开始就与州政府有联系——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许多纳粹党领袖也兼任警察系统的官员。冲锋队与党卫队的集中营最早都是由警方启动的。警方也鼓励对囚犯施以暴力，屈打成招。就算起初没有，双方也很快会建立联系。没有一座冲锋队集中营的存在是独立于本地区警察的。[67]

以柏林北边的奥拉宁堡集中营（Oranienburg）为例，它因暴力而臭名远扬。1933年3月21日，当地冲锋队在一个废弃的啤酒厂建起了集中营，关押了40名囚犯。仅仅几天后，该营就被当地政府正式接管。很快，警察与各级机关将反对新政权的人送进这间不断扩张的集中营，不过管理工作还是由冲锋队承担。到了1933年8月，奥拉宁堡集中营已经成为普鲁士州最大的集中营之一，在押囚犯超过900人。[68]

由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管理的早期集中营的居住条件都极其恶劣。虽然主要原因在于可怕的冲锋队与党卫队看守，但也有许多现实原因。跟监狱或者教管所不同，这些地方原本就不是用来关押犯人的。连如厕所、盥洗室、暖气和厨房这样的基本设施都没有，囚犯们被迫住在寒冷简陋的地方，比如储藏室或者发动机室，有的屋顶和窗户都是漏的。在奥拉宁堡集中营，犯人最早不得不睡在铺着稻草的水泥地上。牢房又长又窄，原先是存放啤酒瓶的储藏室。即使是夏天也依然阴冷潮湿，囚犯们“冻得像小狗一样瑟瑟发抖”。社民党国会代表格哈特·塞格（Gerhart Seger）回忆，他是1933年6月来到奥拉宁堡集中营的。后来，囚犯们睡在狭小的三层木床上，让塞格想起了“兔子窝”。牢饭跟住宿条件一样糟糕。跟其他许多冲锋队集中营一样，食物不仅分量少还很恶心，以至于有些囚犯宁愿忍饥挨饿。[69]但最大的特色还是看守的凶残，和富营不相上下：在1933年5月到9月间，奥拉宁堡集中营至少有7名犯人死亡。[70]

冲锋队与党卫队看守

如果像奥地利哲学家、前集中营囚犯琼·埃默里（Jean Améry）所说，酷刑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核心，那么冲锋队与党卫队的早期集中营则是逐渐崛起的第三帝国的核心。[71]当然，无论在1933年还是后来，并非所有的守卫都是施虐者。在早期，每一个冲锋队和党卫队队员都在寻找自己的角色，其中一些人不愿意对手无寸铁的囚犯施暴。有一次，一名党卫队队员甚至因为一名老人被打而抗议，不过立刻被他的同伙们喝止了。对那些人而言，对囚犯施暴很快成了第二天性。[72]

自囚犯到来那一刻，暴力就开始了。给新来者下马威——剥夺他们的尊严，同时强调上级的权威——几乎是所有“极权机构”的传统仪式，但在早期的冲锋队与党卫队集中营里，这一仪式达到了极致。[73]从一开始，看守们就用暴力传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囚犯们一文不值，生死全在看守的一念之间。[74]嘶吼的看守们围住还没清醒过来的新犯人，用暴力将他们淹没。“滚出来，你们这群猪！”一名达豪集中营的看守在1933年7月初对一群刚下卡车的囚犯们喊道，“跑起来！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要给你们脑袋开个洞。”[75]言语暴力往往伴随着身体上的暴力，冲锋队和党卫队队员们对受害者们拳打脚踢，有时还用鞭子抽。[76]然后通常会继续体罚，由当值的官员发表一段充满威胁的简短讲话。许多囚犯必须接受身体搜查，有时会给他们拍照并留取指纹——以此显示他们是危险的罪犯，应该被当成重犯对待。[77]这些行为最终形成了“新囚欢迎仪式”的模板，这是精心设计的暴力和侮辱流程，最终成为党卫队集中营体系不变的传统。[78]

无论男女老幼，每一个囚犯都是冲锋队和党卫队看守的玩物。[79]他们用拳头打囚犯，有时候也用警棍、鞭子、棒子之类的武器。囚犯们的皮肤被鞭笞，下颌被打碎，脏器被打裂，骨头被折断。模拟死刑也被广泛应用，还有许多其他下流的手段。虐待者将受害人浑身的毛发剃个精光，强迫他们互相殴打，强灌他们蓖麻油（这是从意大利法西斯那里学来的招数），逼他们吃屎喝尿。[80]性骚扰在早期集中营相当频繁，至少和后期集中营相比是如此。看守们击打男囚犯们赤裸的生殖器，逼迫他们为彼此手淫。1933年夏天，达豪集中营的一名看守将水管插进一名囚犯的直肠，然后打开了高压水龙头，最终造成这名囚犯死亡。[81]女囚犯也是目标。男性看守们多次骚扰她们，殴打受害者赤裸的大腿、臀部和胸部；强奸也时有发生。[82]

为什么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当局并没有刻意选择特别凶残的人来看守冲锋队与党卫队集中营；1933年的人事政策也还很混乱。[83]集中营的大多数指挥官们之所以上任，通常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驻扎在当地集中营的半军事化组织首领。[84]而看守的招募就更随意了。折磨汉斯·拜姆勒的党卫队二等兵施泰因布伦纳后来招供说，1933年3月底的一个晚上，他正在慕尼黑作为辅警执行日常任务，恰巧走过自己中队的办公室时，上级突然让他登上在旁边停着的一辆公交车，加入车上的其他党卫队队员。27岁的他完全不知道这辆车会驶向达豪集中营，而自己刚刚被任命为集中营看守。[85]像施泰因布伦纳一样，早期许多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队员并非自愿前往集中营。[86]不过无论好坏，许多人都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毕竟他们来自德国600万失业大军（1933年初的官方数据），现在不仅有薪水还有免费的食宿。确实，纳粹官方有意用早期集中营的工作来奖励那些失业的纳粹活跃分子（1933年6月，仅奥拉宁堡一营便雇用了300名冲锋队队员）。[87]同时，许多新上任的看守认为这份薪资微薄的工作只是临时的，几乎所有人都在几周或几个月之后离开了，连指挥官也一样。很少有人把集中营看守一职当成毕生的事业。[88]

尽管是随机招聘，但许多冲锋队与党卫队看守本身就有暴力倾向，毕竟他们是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的一员。政府根本不用特地去挑选凶残的人来当看守，因为冲锋队与党卫队队员本就如此。这些人大多二十多岁或者三十出头，出身工人阶级或是底层中产阶级。他们属于所谓的“多余的一代”——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年纪还小，没有办法参战；在魏玛时代的经济动荡中受到的冲击又最重。他们往往通过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激进的政治活动来寻求救赎。[89]这些冲锋队与党卫队老兵都是魏玛时代的政治极端分子，他们身上的伤疤和犯罪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90]在他们眼中，1933年对左翼政治犯的攻击是自1918年起纳粹对德国社民党（魏玛共和国的主要卫士）和德共（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的主要代言人）斗争的高潮。“冲锋队已经准备好赢得革命了，”奥拉宁堡集中营指挥官、冲锋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维尔纳·舍费尔（Werner Schäfer）在第一天就职时写道，“就像我们坚韧不拔地最终赢得（啤）酒馆、街道、乡村和城市一样。”[91]简而言之，早期集中营内的恐怖直接根植于魏玛共和国时期暴力的政治文化。

另一方面，看守们对囚犯的残暴还源于1933年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独特的心态，混合着胜利的喜悦与妄想，最终爆发出来。看守们欢庆纳粹主义的胜利。他们沉醉于突然降临的权力，迫不及待想要实施胜利者的一切行为，除了宽宏大量：他们用缴获的左翼团体旗帜装饰集中营，在敌人身体上留下彰显自我优越性的痕迹。[92]1933年春天，科尔迪茨集中营（Colditz）的冲锋队队员在上任前接受了这样的训话：“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当看守的话会怎么对你们。”[93]通常情况下，看守们对囚犯的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因为早期纳粹的恐怖行动大多在本地策划展开，所以看守和犯人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他们在同一条街道上长大，打小就结下过恩怨是非。现在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一名前达豪集中营囚犯在1934年写道，对囚犯来说最坏的事情是被同乡的看守认出来。[94]

不过，弹冠相庆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内心还有隐隐的担忧。纳粹关于共产主义洪水猛兽的宣传过于深入人心，以至于轻而易举获得的成功显得不太真实。1933年春夏，纳粹分子对即将来临的共产党反攻的恐惧四处蔓延；甚至一些共产党的囚犯也相信工人们马上要发动起义了。[95]一些纳粹官员担心早期集中营会被武装分子攻击，就像1918～1919年德国大革命时期各州的监狱一样。看守们被要求时刻保持警惕，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96]

对共产主义的畏惧也激发了看守们进一步的攻击行为，尤其是在所谓的审讯时。在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管辖下的早期集中营，有专门用来折磨囚犯的刑室。守卫们在里面强迫囚犯说出名字、计划和藏匿武器的地点。比如，在奥拉宁堡集中营的16号房中，冲锋队队员一直殴打囚犯，直到他们浑身是血和淤青。[97]不过，即便在党卫队和冲锋队的集中营中，监禁中的死亡也很少发生。包括汉娜·阿伦特在内的部分学者会把早期集中营描述成实施大规模灭绝的地点，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囚犯都活了下来。[98]不过，1933年仍有数百人死亡，或是被看守杀害，或是被逼自杀。而死去的大多数是犹太人或重要的政治犯。[99]

瞄准“大人物”和犹太人

1933年4月6日，一辆特殊的列车从柏林的西里西亚车站出发，驶向位于东普鲁士的松嫩堡。冲锋队刚刚在那里建立了一座集中营，由一座废弃的监狱改建而成，两年前爆发的一场痢疾使当地司法机关不得不将其舍弃。列车上有超过50名举国皆知的政治犯（“大人物”），包括埃里希·米萨姆、卡尔·冯·奥西茨基以及汉斯·利滕。三人于1933年2月28日在柏林被逮捕，随后在州立监狱度过了几周，称那里的条件“不舒服”但“可以忍受”。[100]其实和他们即将要去的地方相比，过去的日子可以算是天堂了。

囚犯们在火车上便被虐待及殴打，在松嫩堡时殴打更为频繁。冲锋队将精力主要集中在米萨姆、奥西茨基和利滕身上。一方面因为他们是左翼知识分子，纳粹半军事化组织认为这类人懒惰且危险，看守们还象征性地砸碎了米萨姆的眼镜。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有名。就连当地的报纸也报道了他们的到来。无政府主义者埃里希·米萨姆被纳粹诬陷，称他参与了1919年动乱时那件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处决人质事件（就像汉斯·拜姆勒一样）。政论家卡尔·冯·奥西茨基曾经要求解散柏林33号冲锋队（被称为“谋杀风暴”），而现在的许多看守都曾隶属于该队。律师利滕则曾经在法院上与冲锋队队员针锋相对。现在局面颠倒了过来，利滕在刚到的第一天就差点被勒死。经历了一天的折磨之后，三个人一起在松嫩堡的牢房中度过了可怕的一晚。[101]

接下来的几天，折磨仍在持续。奥西茨基和米萨姆这两位脆弱的老人被迫在监狱的院子里挖出一个坟墓。然后，他们两个人站成一排，等待被处决，结果冲锋队队员们丢下步枪大声哄笑。奥西茨基和米萨姆还做了耻辱的动作以及令人筋疲力尽的劳作，不仅一刻不能停，还要被冲锋队队员殴打。卡尔·冯·奥西茨基最终崩溃了，他被带到医务室的时候脸色苍白，憔悴，浑身发抖。而浑身是血的埃里希·米萨姆在4月12日因“严重的心脏病”垮掉了，就像他在日记里写的那样。而汉斯·利滕则受到了“危及生命”的折磨，这是他后来偷偷告诉爱人的原话，他试图用割腕来终结自己的生命。[102]刚到松嫩堡几天，冲锋队看守就已经将这三名囚犯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纳粹半军事化组织控制的其他早期集中营里也在上演着同样的情形。而且，遭受折磨的不仅是声名显赫的激进分子，温和的社会民主党高级官员也在其中。比如1933年8月8日，柏林警方将几个政坛名人带到了奥拉宁堡集中营，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议会的长期代表恩斯特·海尔曼（Ernst Heilmann），他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有权势的几名政客之一；还有社民党在国会的代表、报纸编辑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他还是德国右翼仇恨的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儿子。冲锋队在路上就警告这帮犯人会有一个特殊的“欢迎仪式”，这种仪式一般都是针对重要犯人的。一到集中营，新来的囚犯们必须摆好姿势拍照，供政治宣传使用。接着他们来到点名广场，在其他囚犯面前立正站好。一名冲锋队高级官员开始怒骂：“他们来了！这些诱骗犯！人民中的骗子！这些蟑螂！这些卑鄙小人！”他吼叫着，接着点出了“红猪”海尔曼、“嗜血阴谋家”埃伯特和其他一些人。看守们强迫这群受害者当众脱下衣服，换上破布，接着剃光了他们的头发。不出意外，海尔曼和埃伯特在接下来几周被关在恐怖的16号房，饱受折磨。像其他“大人物”一样，海尔曼和埃伯特不得不做特别繁重、无用和恶心的工作。每当有纳粹高官来奥拉宁堡集中营视察，这两个人就被叫出来“展示”，仿佛动物园里的猛兽。[103]

看守们对著名政治犯的暴力与憎恨还受到了激进反犹主义的影响。海尔曼、米萨姆和利滕等人身上的犹太血统被当成了证据，证明犹太人爱煽风点火，总跟政治动荡有联系，用一句话说就是“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是致命的威胁。[104]纳粹世界观的核心就是极端反犹主义，将犹太人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犹太人被当成现代德国所有不幸的罪魁祸首，从“背后捅刀”到魏玛政权的腐败。所有犹太人都是政治敌人的想法太根深蒂固，结果松嫩堡的冲锋队看守反向推导，认定卡尔·冯·奥西茨基一定是个犹太人（其实他不是），于是加倍折磨这个“犹太猪”。[105]

德国犹太人只占据早期集中营囚犯的一小部分，大约5%。[106]但这仍然意味着犹太人远比普通人更容易被抓进监狱，也是一个预兆。[107]1933年，总共有大约1万名德国犹太人被关进了早期集中营。[108]其中大部分人是以左翼活跃分子的身份被捕的（不过，和纳粹的宣传不同，犹太人并没有在德国共产党里占大多数）。[109]但是，有些急不可耐的官员已经开始针对犹太人实施逮捕，许多被捕的犹太人都是律师。在萨克森州，内政部部长不得不提醒手下的警察们“仅犹太种族的身份还不足以成为保护性拘禁的理由”。[110]而在柏林，冲锋队领袖在1933年5月提醒手下们“并不是你身边所有黑头发的人都是犹太人”。[111]绑架与逮捕是1933年春夏反犹主义浪潮的一部分。正当新任领导人们忙着筹划实施一系列歧视政策，实现他们要把犹太人驱逐出德国的诺言时，地方的暴徒开始攻击犹太企业和犹太人。一些受害者被关进了早期集中营，他们往往是被邻居或竞争对手告发的，“罪名”是非法牟取暴利或是与所谓的雅利安人发生性关系。[112]

不管有名与否，几乎所有犹太犯人都面临着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的虐待，后者长期沉浸在各种疯狂的反犹主义幻想之中。犹太人不仅被纳粹视为政治上的死敌，还被打上了“种族威胁”、“剥削的资本家”和“懒惰的知识分子”的标签。[113]当一批新囚犯到来时，看守们往往要求他们亮明犹太人的身份。“你们之中有没有犹太人？”1933年4月25日，当汉斯·拜姆勒来到集中营时，一名年轻的党卫队看守大声喊道。当时，用外部标识区分囚犯的方法还没实行，因此这种口头指令就成了惯例。一些囚犯选择掩盖自己的出身，但这么做很冒险。在达豪集中营，共产党员卡尔·雷尔伯格（Karl Lehrburger）于1933年5月被党卫队二等兵施泰因布伦纳处死，因为一名恰好认识他的警官前来参观，揭露了他的真实身份。[114]

在早期集中营里，反犹主义的暴行种类繁多。纳粹看守们对侮辱和猥亵驾轻就熟，在殴打时还会进行恶毒的侮辱。“我们要把你阉了，这样你就不能再调戏雅利安女孩了。”这是1933年8月在一间冲锋队酒吧的牢房中，两名被折磨的犹太囚犯所听到的话。[115]施泰因布伦纳后来回忆说，当他和一群党卫队同志在犹太囚犯头上剃出一个十字的时候，大家“笑得非常痛快”。在松嫩堡集中营，冲锋队队员们剃了埃里希·米萨姆的胡子，让他看起来像纳粹卡通画里的人物。[116]犹太囚犯们经常被迫做繁重恶心的工作。这些工作对非犹太囚犯而言属于非同一般的残酷惩罚，主要是留给有名的政治犯的，但对犹太人来说成了家常便饭。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处于监狱食物链的最底层。比如恩斯特·海尔曼一进来就被奥拉宁堡的冲锋队看守任命为“屎官”，负责带着一群犹太人打扫四个厕所，近千名囚犯使用着这些厕所，有时候他们只能用手来清理。在海尔曼之前这个工作是由马克斯·亚伯拉罕（Max Abraham）来做的。他原先是柏林旁边拉特诺（Rathenow）的一位拉比（犹太人的学者、贤人，主要负责解释宗教律法。——译者注），现在被嬉皮笑脸的冲锋队队员们称为“屎官副手”。[117]

在奥拉宁堡，以及其他几个跟达豪一样的大集中营里，反犹主义的恐怖行动甚至衍生了独立的劳动项目和营房（所谓的犹太连）。不过在早期集中营里，这种隔离还不常见。大多数情况下犹太人和其他囚犯一起工作和休息，尤其是在小型集中营中。就算是像奥斯特霍芬集中营［Osthofen，位于黑森州的沃尔姆斯（Worms）附近］这样关押了超过100名犹太囚犯的大型营，也不存在所谓的“犹太连”。奥斯特霍芬集中营与奥拉宁堡这样的集中营还有许多不同之处。该营的指挥官，后来被派往达豪集中营的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卡尔·丹杰洛（Karl D’Angelo）和奥拉宁堡的同侪相比更自制，也不提倡看守过度使用暴力。[118]

这反映出即便同属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的管辖，各个集中营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此时，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犹太囚犯也存在争议。纳粹官员之间偶尔会为此公开发生冲突。比如，有关汉斯·利滕和埃里希·米萨姆在松嫩堡集中营被虐待的流言几天后传到了柏林，考虑到松嫩堡集中营的形象问题，柏林警察总部的律师米特尔巴赫博士（Dr.Mittelbach）于1933年4月10日展开了一次调查。看了囚犯一眼之后——米萨姆的假牙被打碎，利滕的脸不正常地浮肿——他很快断定他们遭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并向上级做了汇报。米特尔巴赫将所有冲锋队看守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虐待是被严格禁止的。得知自己的话被当作耳旁风之后，米特尔巴赫于4月25日乘车回松嫩堡集中营接走了利滕，一个月之后又带走了米萨姆。他将两人转移到了位于柏林的州立监狱，两人的待遇得到极大的改善。“米特尔巴赫博士救了我的命。”欢欣鼓舞的利滕在施潘道监狱对母亲这样说。[119]

米特尔巴赫博士之所以能干涉松嫩堡集中营的事务，主要是因为虽然里面的员工都是冲锋队队员，但名义上这里还是隶属于他的管辖之下。松嫩堡是普鲁士州政法警察建立的第一个大集中营，而协助建立此处的米特尔巴赫很快被派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职位：在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内部协调整个普鲁士州的保护性拘禁事宜。盖世太保是普鲁士州内政部在1933年4月建立起来的新机构。当时柏林总部和地区秘密警察的官方任务是去搜查“普鲁士州所有颠覆性的政治活动”。米特尔巴赫并没有在新职位上待很久，也许是因为他帮过利滕。不过，中央政府开始在普鲁士州和其他州加紧控制混乱的早期集中营网络。[120]

协调

1933年3月初，第三帝国刚刚诞生之际，图林根州的政府官员在魏玛附近的诺拉（Nohra）找到一处废弃机场，匆忙改建出一座集中营来关押共产党员。几天之内在押人数就超过了200人。十周后，新建的集中营就被废弃了。有时人们提起诺拉，会说它是德国第一座投入使用的集中营，但它也是第一座被关闭的集中营。[121]其他地方也一样，到1933年夏末，大多数早期集中营都关了门。[122]这些营地仅是临时的镇压手段，它们的关闭显示出纳粹恐怖行动的转折。一旦政权稳固，领导人便开始设法约束残暴的突击队队员们，因为他们过分的行径已经引起纳粹支持者们的担心。1933年7月6日，希特勒明确告诉德国高官们，纳粹的革命已经结束。[123]士兵们暴力行动的减少意味着犯人和集中营的数目也会随之减少。

留下的几座早期集中营都是规模较大的州级集中营。对政治恐怖行动的整合自1933年春天开始，1933年中期则开始加速。[124]比如，当地激进分子在3月份建立奥斯特霍芬集中营之后仅仅两个月，黑森州警察总长便将它设为官方的州级营。[125]其他地方的高级官员也建立起大型集中营。[126]最重大的举措来自德国最大的两个州——普鲁士州和巴伐利亚州。当地官员雄心勃勃地制订了法外刑事拘留的未来计划。为了实现他们的计划，两个州各自设立了模范营，分别在埃姆斯兰（Emsland）和达豪。1933年下半年，这两处不仅是规模最大的集中营——9月时分别关押了3000名（埃姆斯兰）和2400名（达豪）囚犯——还最接近党卫队后期集中营的原形。[127]

普鲁士州的“保护性拘禁”

在纳粹掌权初期，大多数政敌都被关在普鲁士州。1933年7月底，超过一半的保护性拘禁犯都被关押在这里。[128]1933年夏天，一名普鲁士州的顶级官员称，其中许多犯人都非常危险，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释放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估计将会有超过1万名保护性拘禁犯被关押在普鲁士。集中营中的非法拘禁就此遗留了下来。[129]

集中营并不是一个临时设施，它们在纳粹掌权之后还将持续很久，最终成为第三帝国的固有特色，在这种想法的刺激下，纳粹开始开发一种更有秩序的非法拘禁系统。[130]在普鲁士州，由内政部牵头，集中营系统进行了协调。赫尔曼·戈林在1933年秋天亲自审批通过了新的模范营：在未来将会有4个州级集中营，以取代散落的早期集中营。[131]

普鲁士的第一座州级营就是臭名昭著的松嫩堡集中营，1933年11月末卡尔·冯·奥西茨基和近千名囚犯都被关押在那里。[132]勃兰登堡（Brandenburg）哈弗尔河（Havel River）畔的第二座集中营里大概也关押了这么多人。这座集中营在8月完工，前身是一座废弃的监狱。这里的囚犯包括埃里希·米萨姆和汉斯·利滕，后者原本被关在柏林的监狱中，后来突然被转移至此。[133]而更多的人——9月末大概有1675名囚犯被关在第三座集中营，也就是建在易北河（Elbe）畔普雷廷镇（Prettin）的利赫滕堡集中营（Lichtenburg）。那里6月就建好了，前身也是一座废弃的监狱。[134]但让戈林这些官员最自豪的是1933年夏天所建最大的、位于德国西北部埃姆斯兰的帕彭堡集中营（Papenburg），靠近德荷边境。[135]

除了这四座大营，普鲁士州官员还审批通过了几座地区营，其中包括莫林根集中营，这里后来成为普鲁士州专门关押妇女的集中营；到了11月中旬，大约有150名妇女被关押在这里。[136]至于其他的早期集中营，赫尔曼·戈林在1933年10月宣布，它们“不被我认可为州级集中营”，并将会“在近期，最晚在今年年底前解散”。[137]数座集中营按照命令在年底关闭，所有的犯人都被转移到了埃姆斯兰。[138]

这种新的普鲁士模式设想了一种由柏林协调的大型州级集中营体系。与之前各级机关都参与保护性拘禁不同，警察将向盖世太保汇报，后者负责监管全部州级集中营抓捕与释放的情况。[139]每个集中营的主管将由警察系统的公务员担任，他们向内政部汇报。反过来，党卫队看守的指挥官们则隶属于这些主管。在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普鲁士内政部警察总长库尔特·达吕格（Kurt Daluege）的促成下，普鲁士州级集中营的看守已经被党卫队垄断。和无法无天的冲锋队相比，党卫队打造了一个更加遵纪守法的公众形象，在它的蒙蔽下，其他高级官员都支持这一行动。让党卫队主管的决定导致松嫩堡等集中营内的冲锋队看守被替换，到8月底，普鲁士州主要集中营内的看守都换成了党卫队队员。[140]

但普鲁士州的模式最终并没有实现。其管理结构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中央无法进行有效控制，反而滋生动荡。许多党卫队看守不屑于服从政府官员的管理。[141]类似的冲突也在高层上演，普鲁士内政部与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首领矛盾不断。比如在1933年秋天，因为冲锋队领袖愤怒地抗议，称集中营是对抗国家敌人的堡垒（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想保证当地冲锋队看守未来的就业机会），内政部不得不搁置将奥拉宁堡集中营关闭的计划。最后，普鲁士内政部不得不勉强接受，将奥拉宁堡集中营作为一个由冲锋队管理的地区性州级集中营。[142]

这种妥协也反映出戈林的下属们无法将普鲁士州的非法拘禁权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纳粹半军事化组织不仅继续自行其是地逮捕囚犯，一些胆大妄为的冲锋队和党卫队领袖甚至开始建立自己的集中营。[143]比如1933年秋天，什切青（Stettin）警察总长、党卫队区队长弗里茨-卡尔·恩格尔（Fritz-Karl Engel）在布雷多区（Bredow）一个废弃的码头建起了一座集中营，集中营一直运行到了1934年3月11日。[144]当它最终关闭的时候，戈林发出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命令，要求所有“具有集中营特点”的警察营地“立刻解散”。[145]几天后他在与希特勒的一次会议中进一步要求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梳理冲锋队私设的集中营。[146]

普鲁士州的实验最终在混乱中收场。综合的州级集中营系统还没建立起来就崩溃了，而普鲁士州政府高层领导的缺失加速了崩溃的过程。赫尔曼·戈林自己也开始怀疑建立大型集中营的意义，开始大规模释放囚犯（见下文）。而在基层，普鲁士官员们各行其道。1933年11月底，普鲁士内政部很快失去了对集中营的控制权，集中营由新成立的盖世太保接管，后者是直接隶属于戈林的特殊机构。但盖世太保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并没能建立起一个成系统的体系，普鲁士的政策也因此游移不定。[147]普鲁士州级集中营系统的混乱与自相矛盾从埃姆斯兰的几座模范营长达一年之久的恐怖统治中就能体现出来。[148]

走进埃姆斯兰地区的集中营

1933年7月的一个清晨，在刺耳的哨声和尖叫声中，沃尔夫冈·朗霍夫（Wolfgang Langhoff）打了个寒战，从沉睡中惊醒。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迷茫地看了看四周，发现周围的床上都是同样茫然的人们。突然，他想起了一切，恐惧随之将他牢牢攫住：他们都是埃姆斯兰伯格摩尔集中营（Börgermoor）的囚犯。朗霍夫是头一天晚上坐大型运输车来的。1933年2月28日，他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被捕，已经是早期集中营的“老住户”了。他是当地有名的戏剧演员，经常扮演青年英雄，他还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支持者。朗霍夫走进伯格摩尔集中营大门时是深夜，从遥远的火车站被粗鲁的党卫队队员一路驱赶而来，他一到这个大房间就瘫倒在稻草垫上。现在黯淡的晨光透过窗户慢慢爬进房间，他可以好好看看四周了。这间简陋的木制营房大约有130英尺长，30英尺宽，像一个马厩。房间几乎被双层床填满了，有100多名囚犯住在这里，有几个狭小的储物柜放行李。此外，房里还有一小块地方摆放桌子和长椅，供囚犯们进食。在房间另一端有一个单独的洗手间。

这里还没有自来水，朗霍夫和其他人都被命令去外面洗漱。因为当地经常起大雾，起初他什么都看不见，但是等雾散去后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座营房之间。他住的是十间显眼的黄色囚屋之中的一间。一条路将营地一分为二，两侧整齐地排列着五行低矮的木制营房。另外还有五间行政营房，包括厨房、医务室和仓库。这里有些像一战时德国的战俘营，它被两圈平行的铁丝网围了起来，铁丝网中间有一条窄窄的走道用来巡逻。在营地另一侧，靠近大门和瞭望塔（上面装备了探照灯和机枪）的地方有更多的营房，不过它们看起来要舒服得多。党卫队看守们就在这里工作、睡觉、喝酒。除了这些营房之外，这片土地上只有一根白色的旗杆，上面挂着纳粹党旗，以及几棵死树和一排延伸到远处地平线的电线杆。“放眼望去是无尽的荒野，”朗霍夫两年后写道，“棕与黑，地面龟裂布满沟壑。”很难想象在人烟稀少的埃姆斯兰腹地有比伯格摩尔更荒凉的地方。[149]

伯格摩尔集中营和其他三座州级集中营几乎一模一样——有一座在内森萨斯特姆，还有两座建在埃斯特尔韦根（Esterwegen）。它们都是普鲁士州内政部在1933年6月到10月间在埃姆斯兰北部的广袤荒野上建造的。建营的决定早在1933年春天就已经通过了，高官们将这视为普鲁士新行政体系的核心部分。[150]这些营地的独特之处一目了然。和其他改建而成的早期纳粹集中营不同，埃姆斯兰的集中营是新建的。官方没有利用现有的建筑，而是专门设计，然后强迫囚犯自己建设军营式的集中营，这些后来成了党卫队集中营的标准。[151]这些新的营区不仅在外观上与普鲁士州其他集中营截然不同，在规模上也独占鳌头。1933年秋天，埃姆斯兰的四座集中营一共关押了4000名囚犯，占普鲁士州级集中营关押囚犯总人数的一半。[152]

强制劳动也是埃姆斯兰集中营的一大特色。在大多数早期集中营里，强制劳动并不属于日常行为，但在埃姆斯兰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安排。对埃姆斯兰荒地的开垦之前一直是断断续续的，但它同时具有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效益。荒地的开垦能够使德国农业自给自足，也能和纳粹“血与土”“生存空间”的口号相呼应。而且，这样做也不会让小企业担心来自囚犯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工作完美契合政治宣传中所描绘的图景——早期集中营是一个通过大量体力劳动实现“再教育”的地方。

实际上，埃姆斯兰集中营的劳动就是一种摧残。就像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几年后用一个直白的双关语总结说：“你等着，我会教你更多（规矩），我会将你送到荒野里。”[153]［英语中，“更多”（more）和“荒野”（moor）同音。——译者注］夏天凌晨，囚犯们不到6点就得离开他们的营房，通常行进一个多小时到达目的地，行进时还必须唱歌。不过党卫队禁止他们唱《荒野士兵之歌》，这是一首由三名囚犯作曲的抗议歌曲（沃尔夫冈·朗霍夫就是其中之一）。在荒野上，囚犯们必须挖沟翻地，手脚慢了或者是完成不了当天的工作量就会受到党卫队的惩罚。在第一天工作之后，沃尔夫冈·朗霍夫写道：“我的手上全是水泡。每一根骨头都在叫疼，每走一步都痛不欲生。”每一天痛苦都在累积，他补充道，几百个奴隶一般在地里劳作好几周所完成的工作其实几辆拖拉机几天内就能完成。[154]

除了明显的特征外，埃姆斯兰的集中营和其他由纳粹半军事化组织建立的早期集中营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埃姆斯兰，大多数囚犯也都是左翼政敌，其中德国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这些人面临着极端的暴力虐待。虽然埃姆斯兰的集中营主管是高级警官，但实权掌握在党卫队指挥官——他们都经历过痛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纳粹党1930年选举取得突破前就已经加入纳粹运动——以及那些凶残的看守手中。[155]

就像在其他早期集中营一样，著名政客或者犹太人的到来往往会刺激看守们达到一个暴虐的高潮。[156]1933年9月13日，一辆载有20名囚犯的列车从奥拉宁堡集中营抵达伯格摩尔。党卫队看守们已经期待这批新人好几天，他们如猛兽一般扑过去，很快将两个最有名的囚犯揪了出来——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和恩斯特·海尔曼。他们二人受到的“欢迎仪式”甚至比5周前在奥拉宁堡集中营的更血腥。两个人刚到便被侮辱了一番，被看守用木棍和桌腿殴打。之后，这两名社会民主党政客被扔到一个地洞里，除他们之外还有三名新来的犹太囚犯（其中包括拉比马克斯·亚伯拉罕）。看守们戏称这是让他们“进行一场议会会议”。流血不止的海尔曼不断求饶，却被看守们短暂地活埋了一段时间；而埃伯特断然拒绝了党卫队让他踢别人的命令，因此遭到处决的威胁。一些囚犯认为埃伯特的骨气感染了看守，所以后来看守们似乎对他有一点儿手下留情。

同时，恩斯特·海尔曼在伯格摩尔的苦难还在继续。有一次，他不得不从头到脚涂满粪便度过了一整天。还有一次，他四脚着地爬进囚犯的营房，一名党卫队士兵用铁链牵着他，他一边大声学狗叫一边喊道：“我是社会民主党议会代表，犹太人海尔曼！”之后他被看守的狗咬成了残疾。就在刚到埃姆斯兰时，海尔曼对另一名囚犯说他无法再忍受一天像奥拉宁堡集中营时的日子了。但在伯格摩尔，每一天都像全新的“欢迎仪式”，看守们不断发明新的虐待游戏迫使他自杀。最终在1933年9月29日，身心俱疲的恩斯特·海尔曼想要终结自己的生命。他像个梦游者一样一瘸一拐地踏过了警戒线。有几枪打偏了，但最后有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可是，海尔曼的苦难还未结束，远未结束。他大腿中枪，在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后，于1934年回到了埃姆斯兰，这一次是去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157]

在海尔曼被射伤前几周，埃姆斯兰的看守杀死了三个人。还有三名囚犯于1933年10月初被杀，其中包括前汉堡-阿尔托纳（Hamburg-Altona）警察总长，他是一名社会民主党官员，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指挥官以他1932年参与谋杀两名突击队队员为由将他处死。[158]党卫队的暴虐行为很快在当地群众中传开了，并且很快传到了普鲁士内政部，政府最终介入了。1933年10月17日，内政部命令迅速将所有重要犯人和犹太人转移出埃姆斯兰集中营。当近80名囚犯——包括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与马克斯·亚伯拉罕——当天下午被警察押走时，党卫队看守们愤怒不已。犯人们被转移到利赫滕堡，虽然那里条件很差，偶尔也有党卫队施虐，但囚犯们还是很庆幸逃离了埃姆斯兰。“终于，”一名犹太人回忆道，“特殊对待告一段落。”[159]

但在埃姆斯兰，形势并没有好转。至少有五名囚犯在1933年10月下旬死亡。营内民怨沸腾（被国外媒体广泛报道），党卫队看守与营外的当地民众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冲突，这些最终促使戈林以雷霆之势介入。1933年11月5日，星期天，一支全副武装的警察分遣队来到埃姆斯兰，罢免了党卫队看守。集中营被重重包围，军队也被告知可能会面对暴力冲突。对峙持续了一整晚，酩酊大醉的党卫队看守在营地毁建筑、烧东西，威胁要枪决囚犯，还曾想武装囚犯们进行联合起义。但天亮之后，宿醉未醒的党卫队温顺地交出了武器，没做抵抗便被驱散了。这群资深党卫队主管的退场相当之狼狈。[160]

但党卫队离去之后，埃姆斯兰集中营内的生活并没有平静太久。在警察短暂而温和地接管了一段时间后，1933年12月，戈林将看守工作交给了冲锋队。很快，集中营内的暴行和杀戮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冲锋队看守与之前的党卫队毫无分别。[161]惨遭折磨的包括一些新来的“大人物”，其中就有1934年1月从勃兰登堡被转移到埃斯特尔韦根的汉斯·利滕；经过数周的折磨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他晕了过去，随后摔下卡车，结果车轮从他腿上轧了过去。同一时间，卡尔·冯·奥西茨基也被送了进来，此时距他与利滕在柏林被捕差不多过去了一年。他在荒野强制劳动时也成了重点虐待对象，很快便失去了活着从集中营离开的希望。[162]

因为无法控制埃姆斯兰的几座集中营，戈林准备废弃它们。1934年4月，他主持了伯格摩尔集中营与内森萨斯特姆集中营的关闭工作，几个月前他还将这两座集中营视作永久的非法拘禁场所。现在只剩下了位于埃斯特尔韦根的两座集中营，在1934年4月25日时关押了不到1162名囚犯。[163]而在远方的巴伐利亚，海因里希·希姆莱此时一定在兴奋地摩拳擦掌，为戈林计划失败而暗自欢喜。当埃姆斯兰的集中营系统分崩离析时，他自己的大型集中营仍然在蓬勃发展。[164]

希姆莱的模范营

“我成了慕尼黑的警察局局长，接管了警察总部。海德里希则接管了政治处。”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十年后再回想1933年的3月9日，那天他踏上了征程，逐步成了第三帝国这台恐怖机器无可争辩的大总管，而忠诚的副官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陪伴在他身旁。“我们就是这么开始的。”希姆莱的语气中充满了怀念。[165]当然，他的纳粹党生涯开始于1933年之前。他1900年出生于慕尼黑，属于战时的年轻一代——因年龄太小还不能去前线服役，经历过1918年德国战败和革命后，他加入右翼极端组织。此后，为了弥补没有参加一战的遗憾，他与魏玛共和国展开了斗争。刚开始，他只是新兴纳粹组织的一名步兵，但等他1929年接管党卫队后，他的职业生涯迎来了重大的突破。最开始，这只是个小型的保镖组织，不过是强大的冲锋队的一个边缘组织。彼时，冲锋队的领导正是希姆莱的导师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不过，奸诈且野心勃勃的希姆莱很快将党卫队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半军事化组织。不同于大多数纳粹分子，希姆莱来自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家庭。他自诩党卫队队员是纳粹运动中的军事和种族精英，沉醉于自己年少时未能实现的军事幻想中。纳粹党于1933年掌权之后，希姆莱的党卫队从几百人扩大到5万多人。随着其领袖的职位不断提升，党卫队的势力也越来越大。1933年4月1日，希姆莱已经掌握了巴伐利亚州的政治警察和辅警力量，开始在自己家乡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压迫工具。[166]

达豪在希姆莱的愿景中占有核心的位置。1933年3月13日，一个委员会调研了一座旧军工厂后，批准其成为实施保护性拘禁的集中营。第二天，筹备工作就开始了，希姆莱在1933年3月20日向媒体宣布，要建立“排名第一的集中营”。这位政治新星介绍自己的激进计划时展现出的自信令人印象深刻。他说，达豪集中营将不仅仅针对共产党骨干分子，还将拓展到所有“威胁国家安全”的左翼敌人。警察绝不能妥协，他补充道，要将这些反对势力关得越久越好。希姆莱的主意相当宏大：达豪将会关押超过5000名保护性拘禁犯，比1932年巴伐利亚州大型监狱的平均在押人数还要多。[167]

希姆莱的模范营很快成为巴伐利亚非法拘禁的中心。囚犯们从州内各处聚集至此。自从保护性拘禁的权利掌握在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手里，囚犯人数在几个月之内就从151人（3月31日）激增到2036人（6月30日）。[168]而集中营的面貌也随之改变。囚犯们从临时营区搬到了他们自己在旧工厂基础上建成的大型营区。新的达豪集中营被铁丝网和瞭望塔围绕，有10座用水泥砖石砌成的平房，这里曾是军工厂车间。如今每个营房被分作5个房间，里面摆着双层床，每间可以容纳54名囚犯（每个房间还带有一个装着水槽的小盥洗室）。囚犯区还有医务室、洗衣房和点名用的广场。囚犯区外是一个给党卫队使用的大型射击场——看守们以此来展示自己的绝对权威。此外还有一个食堂和一个新的碉堡。除了这些建筑之外还有行政楼、车间和看守的住处。整个区域被更多的铁丝网、围墙和瞭望塔围绕。一名囚犯估计，如果想围着整个营区走一圈，至少需要2个小时。[169]

不过，达豪集中营最重大的改变不是外观，而是看守，达豪彻底成了党卫队集中营。第一批看守由州警担任，但在希姆莱心中这只是临时措施。1933年3月底，一小队党卫队作为辅警被派往达豪集中营。4月2日，希姆莱命令达豪集中营由党卫队接管。被州警培训了几天之后，138名党卫队队员正式上任。1933年4月11日，一群被挑选出来的党卫队队员接管了囚犯区。同时，党卫队开始在铁丝网四周站岗，可是许多人甚至连枪都不会用，仍需要由一小队警察进行培训和监督。最终在1933年5月底，警察全部离开，整个达豪集中营落入党卫队手里。[170]巴伐利亚非法恐怖行动的基本框架已经搭建好了：政治警察实施抓捕行动，然后将保护性拘禁犯送进达豪集中营，由党卫队看守。而党卫队和警察都由同一个人统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他为后来遍布全德国的集中营系统创立了模板。

希姆莱知道，他的党卫队将用一种与州警不同的方式管理达豪。慕尼黑地区党卫队领袖巴龙·冯·马尔森-波尼考（Baron von Malsen-Ponickau）在达豪接见了第一批党卫队小分队，在毛骨悚然的动员演讲中，巴龙将囚犯们形容为妄图屠杀纳粹党人的野兽；现在党卫队要反击了。党卫队二等兵汉斯·施泰因布伦纳是听众之一，他记得巴龙在演讲的最后公开煽动大家杀人：“如果一个人（囚犯）想要逃跑，你要立即开枪，最好别打偏了。这种人死得越多越好。”[171]1933年4月11日党卫队接管囚犯区时，这些话仍然萦绕在他们耳边。他们由一名新的指挥官领导——33岁的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希尔马·瓦克勒（Hilmar Wäckerle）。他和嗜血的巴龙一样好战。瓦克勒是最早的纳粹分子之一——参与了一战与魏玛共和国的内部斗争。他凶残的性格在集中营内暴露无遗，随行总会带着鞭子和巨犬。[172]

党卫队接管达豪之后，暴力行为激增。第一天，党卫队队员们殴打了新来的囚犯，特别是犹太人。黑夜来临之后，醉醺醺的看守又到牢房中大闹一番。[173]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933年4月12日，他们已经陷入疯狂的残暴之中。在快到晚上的时候，汉斯·施泰因布伦纳点了四个囚犯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埃尔温·卡恩。他自达豪建立之初就被关在这里，一周前还向父母保证说自己对待遇没什么可抱怨的。“我希望很快能重获自由！”他在信中如此写道，却不想这竟会成为自己的绝笔。另外三人是鲁道夫·贝纳里奥（Rudolf Benario）、恩斯特·戈尔德曼（Ernst Goldmann）和阿图尔·卡恩（Arthur Kahn），他们都刚二十岁出头，几天前才来到集中营。这四个人都已经被党卫队折磨得够呛，当天早些时候，施泰因布伦纳刚刚将他们打得浑身是血。现在他又让他们和一小队党卫队队员走出营地，几个人担心会有更多的折磨等着自己，也许是一次惩罚性劳动。当众人来到附近的林子里时，一名看守故作单纯地问几名囚犯肩上的工具沉不沉。当埃尔温·卡恩说还好时，这名看守回答说：“我们很快就会让你笑不出来。”随后，党卫队队员们举起步枪冲囚犯们的后背扣下了扳机。在尖叫声停止后，他们中的三人当场倒地身亡。埃尔温·卡恩头部有个巨大的伤口，但他活了下来。正当党卫队准备结果他的时候，一名还没有调走的州警赶了过来，他将重伤的卡恩火速送往慕尼黑一所医院。三天后，埃尔温·卡恩在见到妻子的时候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他将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她。但是，他几小时之后就死了，很可能是被病房外监视的看守在夜里勒死的。[174]

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次杀戮是早有预谋的，为的是展现新接任的党卫队对囚犯的绝对统治，同时宣告警方的管理结束了。[175]但党卫队是如何从400名左右的达豪囚犯中挑选出第一批受害者的呢？[176]令人惊讶的是，这四名劫数难逃的囚犯中并没有有名的政治犯。其中两人曾是底层的地方左翼积极分子，另外两人基本跟政治完全没有牵扯。“我一生中从未加入过政党。”埃尔温·卡恩在他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他很困惑为什么会被关在达豪。卡恩以及另外三人与其他大多数达豪囚犯的区别在于，他们是犹太人。这四人都被党卫队认定为犹太人，因此就成了纳粹最为危险的敌人。就像汉斯·施泰因布伦纳在杀掉四人不久后对另一名达豪囚犯说的那样：“我们不会动你们，但是我们要消灭全部犹太人。”[177]

自从达豪的党卫队队员们开了杀戒，他们就发现很难再停下了。不过党卫队消停了几周——看他们是否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发现平安无事之后，他们又处决了几名囚犯。对共产党的仇恨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死者中包括几名共产党关键人物（汉斯·拜姆勒逃脱了这样的命运）。但极端反犹主义的阴影笼罩着一切。1933年4月12日至5月26日，6周之内12名被杀的囚犯中，至少有8人是犹太裔。这使达豪成为德国境内对犹太人最致命的早期集中营。其中最危险的是共产党积极分子，因为他们集党卫队所憎恨的两个因素于一身——“犹太裔和布尔什维克”。1933年间被送往达豪集中营的犹太共产党人中，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178]

在党卫队掌权的初期，达豪指挥官瓦克勒表现得无所不能。这也反应在他于1933年5月颁布的集中营特别规定上。这些规定将集中营置于由指挥官领导的“军事管制”之下，威胁要将所有敢煽动其他人“不服从党卫队管制”的囚犯判处死刑。[179]尽管判处死刑还是司法系统的特权，但资深纳粹党员瓦克勒认为达豪是一个法外之地。

压力下的达豪

1933年4月13日，慕尼黑州检察院律师约瑟夫·哈廷格（Josef Hartinger）紧急前往达豪集中营，在那里他将与指挥官瓦克勒会面。了解到前一天鲁道夫·贝纳里奥、恩斯特·戈尔德曼与阿图尔·卡恩的暴力死亡，哈廷格按照标准流程前来检查现场。他很快开始质疑党卫队的说法——三名囚犯在逃跑时被射杀，严重受伤的埃尔温·卡恩则是被流弹击中。而当埃尔温·卡恩在医院中神秘死亡，他的妻子将他的遗书交给了哈廷格之后，这位律师的怀疑更深了。但这个案件最终没有了下文。这是因为不仅很难击破党卫队的铜墙铁壁，哈廷格自己的上司也对和党卫队作对没什么兴趣，也许是考虑到警察局局长希姆莱对集中营的明确支持：就在哈廷格前往达豪集中营的当天，希姆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四名囚犯——他称是共产党人——在试图逃跑时被射杀。这套说辞后来成为掩盖集中营内谋杀的标准套话（在几年后面向党卫队领导人的一次秘密演讲中，希姆莱明确指出他知道“在尝试逃跑时被击毙”是处决的一种委婉说法）。[180]

1933年5月，随着囚犯一个又一个可疑地死去，哈廷格律师很快回到达豪集中营。在验过路易斯·施洛斯（Louis Schloss）等人的尸体之后——这些人明显是被殴打致死的——哈廷格和同事们确定他们面对的是一系列谋杀案件。在阅读完瓦克勒杀气腾腾的集中营规定之后，他们更加担心了。瓦克勒还得意地告诉他们，这份规定是由希姆莱批准的。瓦克勒和他的手下觉得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只要哈廷格和他的同事们出现在集中营里，他们就想尽办法进行阻挠和嘲弄；一些看守甚至已经懒得再去掩饰他们的谋杀行径了。

1933年6月初，达豪集中营党卫队与法律的冲突正式展开。6月1日，慕尼黑州检察院对几名达豪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进行了初步的起诉；指挥官瓦克勒被指控为从犯。就在同一天，哈廷格的上司，慕尼黑公共检察长与海因里希·希姆莱进行了一次午餐会议，后者保证会完全配合司法调查。6月2日，希姆莱在与巴伐利亚州州长冯·埃普（von Epp）以及其他几个部长的紧急会议上，被迫解雇了他的这位劣迹斑斑的指挥官。希姆莱看似一败涂地了。在当时看来，这对他来说是一次耻辱的挫败。但长期来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的警官们要求查阅案件的相关文件，接着便将它们都“弄丢了”，整个司法调查因此停滞。至于被解雇的瓦克勒，他竟然敢公然挑衅整个司法权威，希姆莱非常乐意牺牲这枚棋子。希姆莱需要一个更加精明的人领导集中营，而他最终找到了一个完美的人选。那个人不在别处，就在一家精神病院里。这个病人的名字叫特奥多尔·艾克。[181]

1933年6月26日，特奥多尔·艾克正式成为达豪集中营指挥官。他举止粗鲁，喜欢虚张声势，嘴边经常叼着一根弗吉尼亚雪茄。在之后的几年里，这个男人主宰了达豪集中营。命运是如此有趣。司法界想要阻止达豪集中营里的杀戮，却为他的上台铺好了路，正是这个人完美地策划了达豪和其他早期集中营的转型，将它们变成了永久的恐怖之地。如果说希姆莱给后期党卫队集中营指明了方向，那么艾克就是推动集中营前进的强而有力的发动机。他是个粗鲁的人，喜欢恃强凌弱，还是个疯狂的纳粹分子。这个傲慢且愤世嫉俗的男人总是渴望斗争，认为敌人无处不在。他的对手们害怕他的顽固和脾气。在多年的奋斗和挫败之后，艾克认为他的愿景最终会在纳粹统治下实现。但他在第三帝国的仕途开始得极不顺利。

1909年时，17岁的艾克还是一个年轻人。他没有完成学业便离开了阿尔萨斯（那时是德国的一部分），离开了中规中矩的家，想要闯出一番天地。他志愿参军并很快开始了军旅生涯。不过，在军队里做了10年的出纳员，他并没有实现出人头地的梦想，而当战后德军开始裁员时，他没能升到军官便退伍了。虽然此后结婚生子，但艾克从没能适应平民生活。他没能通过测验成为一名警官，于是认为自己遭到了不公的待遇，这种愤恨慢慢在他心底累积化脓。最终，艾克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的化学巨头法本公司找到了一份稳定但也无聊的安保工作。艾克单调的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了巨变，他发现了纳粹运动，内心听到了新的召唤。1930年7月，他加入了党卫队，编号为2921，他很快就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其中。艾克证明了自己是个有能力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不仅很快成了一个强大的地区指挥官，还吸引了希姆莱的目光。当警察发现他的公寓里有数十枚自制炸弹时，他亡命之徒的名声越传越远。他在1932年夏天被判处两年徒刑，于是逃到了法西斯意大利的加尔达湖（Lake Garda）。希姆莱让他管理当地一座为奥地利纳粹建立的恐怖分子训练营；有一次他还有幸带领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此处参观。

1933年2月中旬，艾克回到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他希望自己此前的牺牲能带来丰硕的回报，但是他最终失望了。在党内竞争中，他与普法尔茨（Palatinate）的长官约瑟夫·比克尔（Josef Bürckel）产生了冲突，后者说艾克“患了梅毒，完全疯了”。两个人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艾克被关了禁闭。一开始是在监狱里，然后在1933年3月底，他被转移到维尔茨堡（Würzburg）精神病院。同时，艾克还被剥夺了党卫队职位。虽然他的主治医师维尔纳·海德（Werner Heyde）——后来“安乐死”计划中的关键人物——很快做出诊断，说他并没有精神病，但希姆莱仍然让他熬着，不管他怎样恳求。到了初夏的时候，党卫队全国领袖终于决定，是时候让艾克复出了。1933年6月2日，就在这天，希姆莱同意将指挥官瓦克勒解职。随后，他通知维尔茨堡精神病院可以放出艾克，而且艾克很可能将担任要职。将艾克任命为达豪集中营指挥官是标准的希姆莱式做法——他经常通过给失败的党卫队队员改过自新的机会来获取他们的忠心。而艾克也确实在余生中竭尽全力地报答他的知遇之恩。

几周之后，当特奥多尔·艾克前往达豪集中营任职时，他已恢复了党卫队区队长的职位。已经41岁的他意识到这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次有所作为的机会。不同于其他早期集中营的指挥官，艾克并不认为这次任命是一次借调或贬职，而是开创一番事业的机遇。他以一贯的热情抓住了这次机会。在几年后写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他自鸣得意地称，集中营已经成为他毕生的事业。[182]

在刚到达豪集中营的几天里，艾克一直在观察党卫队的日常工作，在集中营内边走动边做记录，拟订重新组建集中营的计划。他工作废寝忘食，甚至直接睡在办公室里。“艾克现在是如鱼得水了。”一名党卫队队员后来评论道。艾克很快让达豪改头换面，成了它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在他的监督下，党卫队看守进行了一次大换血，组建了一支忠于他的队伍。瓦克勒的大多数心腹都被遣散，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汉斯·施泰因布伦纳。艾克同时将脾气暴躁的党卫队哨兵队长打发走，派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米夏埃尔·利珀特（Michael Lippert）接任，此人后来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最后，艾克拟定了新的日常行为准则，使党卫队的暴力行为看起来不那么直接，同时引进了更加紧密的行政结构。[183]

希姆莱对于艾克的工作进展甚为满意。1933年8月4日，他与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一起参观了达豪集中营，后者当时还是他名义上的上司。在参观集中营之后，他们还成了纪念碑揭幕仪式的嘉宾。这座纪念碑（由囚犯建造）是纪念纳粹“烈士”霍斯特·韦塞尔（Horst Wessel）的，他是一名年轻的冲锋队煽动者，在1930年与柏林本地共产党员的冲突中死亡，被纳粹宣传为与布尔什维主义殊死斗争的象征。当晚，在党卫队食堂举行了一场联欢会，希姆莱和罗姆赞扬了看守们的纪律性，还特别表扬了指挥官艾克。而对罗姆来说，这是个非常讽刺的时刻，因为不到一年之后，艾克就将对他拔刀相向。[184]

在达豪模范营的表象下，折磨仍在继续。艾克并不想用比前任更宽松的方式管理囚犯。他只不过想采取更隐蔽的手段。而虐待还在继续，“大人物”和犹太人仍然是被折磨的主要对象，不得不从事最艰苦的劳动，比如推动巨大的轧辊筒来压平集中营内的道路。[185]艾克的手段集中体现在他1933年10月1日制定的守则中，其中对囚犯的行为约束比瓦克勒时期扩充了许多，惩罚的残酷程度也加深了许多。死亡的阴影依旧笼罩着集中营。艾克警告所有“政治煽动者和意图颠覆的知识分子”，党卫队队员将会“扼住你们的喉咙并以适当的方法使你们安静下来”。涉嫌破坏、叛变和煽动的囚犯将按照“革命法”被处决：“任何在身体上攻击看守或党卫队队员的人，任何拒绝服从或拒绝工作……（或）在列队行进或工作时大喊大叫、煽动或进行演讲的人，都将被视为叛变者，立即执行枪决或是在稍后判处绞刑。”[186]

有了这个许可之后，达豪的党卫队看守们继续杀害囚犯。到1933年末，至少有十名囚犯在艾克治下死去（其中三人是犹太人）。[187]即便谋杀被更好地伪装起来，它们还是引起了更深入的调查和政治上的纷争。希姆莱一度发现自己被逼到了墙角。1933年12月，他不得不靠恩斯特·罗姆才能保释出来。罗姆利用自己的政治力量，阻止了三起可疑的囚犯死亡事件的相关调查，他的理由是事件的“政治性”使其“明显不适用于”司法介入。正义再一次被击败。[188]

达豪集中营在1933年是一个特例，是早期集中营体系内的一个极端。从一开始，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就在寻求一种极端的非法拘禁方式；在达豪被杀的囚犯比在其他任何早期集中营都多。对比之下，其他州级集中营显得相当温和。比如在黑森州的奥斯特霍芬营，2500多名囚犯无一人死亡。[189]其他官方集中营的规定也与激进的达豪集中营的不同。1933年夏天，萨克森州通过了一项针对州级集中营警察的法案，其中特别禁止了体罚。[190]

即使在早期恐怖活动的中心达豪，死亡仍然是个例；1933年被关进集中营的4821人中，死亡人数不超过25人。[191]其他囚犯虽然每天要承受高强度的劳作和羞辱，还时常会被恶意攻击，但他们最终都活了下来，甚至还有些休闲的时光。比如在午饭后，囚犯们可以正常地休息、下象棋、抽烟、读书，甚至演奏乐器。达豪像其他早期集中营一样，还未成为有去无回的地狱。[192]

纳粹集中营的起源

1932年8月11日，纳粹日报《人民观察家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则富有预言性的故事。希特勒就任总理前五个多月的时候，报纸就预言在未来纳粹政府将通过一项特别法令，将左翼关键人物抓起来，并且将“嫌疑人和狡猾的教唆者关在集中营里”。这并不是纳粹党人第一次预言将用集中营对付敌人。希特勒早在1921年的一篇文章里就保证将会“阻止犹太人败坏我们的国家，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将他们这些细菌全关在集中营里”，那时他在慕尼黑还仅仅是一个恶毒的煽动者。[193]显然，建立集中营的想法早在纳粹领导人掌权之前就出现了。但他们早年的威胁和此后的集中营并没有直接联系。魏玛共和国时代的这些零散言论大多是当时政治上的讨巧之言，最多也只是一些含混的声明。纳粹上台之后集中营的即兴而为充分证明了他们此前没有任何计划。当希特勒于1933年执掌德国时，集中营还没有被发明出来。[194]

但并不像有些人所说，早期集中营是凭空出世的。[195]总体来看，纳粹更多地借鉴了国家现有的纪律管理理论和实践，而不是国外的先例。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来自德国的监狱系统和军队，对像达豪和埃姆斯兰的那些大型州级集中营来说尤为如此。

像特奥多尔·艾克这样的党卫队官员经常强调其集中营的独特性，否认它们和普通监狱以及教管所有任何相似之处。[196]但回到1933年，纳粹官员们完全借用了传统监狱体系。确实，包括艾克在内的许多官员有过在魏玛时代蹲监狱的亲身经历，那里的管理非常规范严格（与后来纳粹政治漫画所描绘的不同）。因为有在魏玛时代被当作政治极端分子关押的经历，这些人如今只是把学到的应用到了早期集中营上面。

早期集中营的设计大师们模仿了监狱严格的作息时间和规矩，有些条文甚至是从现有的规定中直接拿过来的。监狱里传统的纪律性处罚，比如关禁闭（在几周内剥夺囚犯的床、新鲜空气以及正常饮食），则直接被集中营采用。[197]即使是鞭刑——由艾克引进达豪集中营的纪律性处罚——最早也出自德国监狱：普鲁士监狱的囚犯可以被官方处以30～60鞭不等的刑罚。因为不人道，效果也不显著，这种刑罚在一战之后就被废弃了。[198]

另一项从监狱系统引进的内容是所谓的进步等级系统，这个系统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便在德国各大监狱内实行。囚犯被分为三类，对不守规矩或者不可救药的囚犯进行惩罚，同时给服从管教的囚犯更多福利。[199]1933年，一个类似的等级系统被几座早期集中营至少在纸面上采纳了，不过惩罚措施更加严厉。比如当汉斯·拜姆勒来到达豪时，党卫队立刻将他定为三级，属于“根据其之前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极其严厉的监视”的一类。[200]

而另一个对早期集中营的影响就是强制劳动，这也是现代监狱的核心之一，因为它适用于各种形式的监禁。传统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强制劳动是一种惩罚。而监狱改革派则认为这是一种让囚犯改过自新的方法；在牢房中做重复性的工作可以给囚犯灌输强烈的工作道德感，在室外劳动（耕作或是开荒）会把囚犯带到乡村，帮着清洁“堕落的”城市。[201]而在魏玛时期，许多社会福利和管教机构也抱有相同的信念，比如济贫院和志愿劳动营。在早期集中营中都可以看到这些机构的影子。[202]因为有了这些先例，强制劳动在早期集中营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可以在镇压囚犯的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1933年8月，新的普鲁士州级集中营在勃兰登堡开张，当地一家报纸在报道开幕式时宣称，劳动将会迫使囚犯们“反思他们此前的言行”，帮助他们“改过自新”。而读者们不知道的是，对于埃里希·米萨姆这样的人来说，所谓的工作意味着在擦地板的时候被党卫队队员拳打脚踢、拉扯头发、被逼着舔脏水。[203]

早期集中营的主管们想要将自己和狱政官员区分开来，于是要与正规士兵划清界限。但是军队的影响不容置疑，军队传统被照搬或者扭曲地应用于集中营。再一次，冲锋队和党卫队官员们借鉴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许多指挥官是一战时的老兵（其中一些人甚至在战俘营待过），一些看守也是如此。[204]而那些因为太年轻而没能应征入伍的人则在如冲锋队这样的半军事化极端组织中汲取军队精神。比如，冲锋队就是依照军队建立的，其旗帜、制服和操练让他们的成员受到了完整的军事训练。[205]

“当新来者初到集中营时，”一名前达豪囚犯回忆道，“他会发现这里像个军营。”[206]早期集中营有很多与军队相似的地方，首先就是看守的举止。比如，达豪的党卫队鼓励自己人像军队一样：学习列队，以夸张的正步行进，趾高气扬地穿着制服，别着模仿军衔的徽章。[207]而囚犯中的老兵们对每日的拉练（伴有军乐）和列队点名（长官们喊如“摘帽”“向右看”这样的口号）非常熟悉。[208]“作为一名老兵，我知道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对任何事都说‘好的’，同时祈祷上帝保佑。”一名前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囚犯这样说。[209]特奥多尔·艾克命令囚犯们在遇到看守时要敬礼，同时“以军姿站好”（德国监狱中也有类似规定）。艾克还坚持要让囚犯的一天以党卫队小号手的战斗号开始。[210]早期集中营的军事化甚至体现在日常用语上。在达豪，每个营房组成一个“囚犯连”，由5个“排”组成（因为有5间房），由一名党卫队“连队长”管理。[211]

早期集中营的暴力虐待也是受军队传统启发的，首先就是集中营独特的“欢迎仪式”，这原本是军队中一种常见的传统，在这里变成了夸张版。[212]同样还有各种操练。精疲力竭的训练是德意志帝国新兵的常态，有时伴有长官的巴掌和殴打。[213]这在早期集中营变成了囚犯的“运动”——一系列折磨人的锻炼，包括慢速屈膝运动、无休止的俯卧撑，还有匍匐爬行、跳跃和跑步。在军队，这种操练的目的是让新兵们融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而在集中营，这些操练的目的是击溃囚犯的意志。[214]在囚犯生活区也依然施行着愚蠢的纪律，迂腐的条例给了看守进行更多虐待的借口。许多日常活动和军事训练十分相似，包括每天的“整理内务”，囚犯们必须将被子叠成棱角分明的“豆腐块”；囚犯们通常必须借助带子和水平仪以逃脱惩罚。老兵们再一次占据了优势。“我以前是一名战士，”一个柏林集中营的囚犯后来写道，“我熟悉这种操练。”而一些经济情况较好的囚犯则用食物和钱请更有经验的囚犯帮忙。[215]

执掌早期集中营的新手们为了方便，从其他地方——监狱、军队和其他机构——借鉴已有的管理方式。这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良性副作用。因为具有相似的习俗和思想，早期的集中营（以及保护性拘禁）与德国传统相去不远。对于一部分公众来说，这让集中营看起来没有那么特别。正如简·卡普兰所说，借用现有的习惯帮助掩饰了“纳粹压迫的残酷本质，让官方与公众更能接受”。[216]

公开的恐怖

战后几十年来，“德国人对集中营一无所知”的说法一直主导着这个国家的记忆，但现实恰恰相反，集中营的烙印很早便深深刻在普通德国人的脑海中，有的人在1933年时甚至做梦也会梦见。同年5月，一份地方性的报纸总结说，每个人都在谈论保护性拘禁。[217]当局并没有掩盖早期集中营的存在。相反，很快就被新统治者收服的报纸发表了无数文章，有些由政府官员主笔，其他则由记者自己所写。纳粹媒体强调说大部分目标是新政权的政治敌人，主要是共产党“恐怖分子”，之后是社民党的“大人物”以及其他“危险的角色”。1933年德国电影院播放的一部新闻影片将哈雷市（Halle）一座集中营的囚犯描述为“红色谋杀和纵火的首要煽动者”。关押著名政治人物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媒体将一张照片中到达奥拉宁堡集中营的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和恩斯特·海尔曼称作“曾经的伟人们”，甚至把照片放在《人民观察家报》的头版。[218]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大多数德国人喜欢这类报道，因为他们支持集中营和国家的宏大目标。[219]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考虑到纳粹支持者和保守派对左翼政党普遍抱有仇恨情绪，政府知道自己对左翼分子的镇压会受到这部分人的支持和欢呼。[220]但关于纳粹集中营的宣传并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一种共识。那些反对纳粹主义的人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集中营里有的是地方”。1933年8月，一家地方性报纸阴沉地写了上面这句话，总结了集中营的威慑作用。[221]一般来说，在梳理第三帝国的国内情绪时我们不应该妄下结论。一方面是因为判断一个极权独裁国家的公众意见有非常显著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官方口径总是与传言相互矛盾。[222]当我们审视大众对早期集中营的反应时，我们必须提出一系列更加复杂的问题：谁知道什么？是在何时？他们怎样应对？应对的是集中营的哪一面？

目击与传言

纳粹官方从来没有完全掌控集中营的形象。当局虽然控制了公众领域，但是其通过媒体渲染的早期集中营的良好形象却经常崩塌。在1933年，人们仍可以通过许多途径了解真相。出人意料的是，许多德国民众非常清楚集中营里正在发生什么。[223]

许多人亲眼见证了纳粹的恐怖。他们的第一印象通常来自重要犯人经过城镇、被押送到附近营地的过程。沿街总有围观的民众，囚犯们挂着羞辱性的牌子，被周围的冲锋队和党卫队队员咒骂着、推搡着，甚至被吐口水。1933年4月6日，当埃里希·米萨姆、卡尔·冯·奥西茨基和汉斯·利滕与其他犯人一起穿过松嫩堡前往集中营时，他们“一路上经常得到看守们胶皮警棍的帮助”，当地一家报纸在次日这样写道。[224]

这种屈辱的游行并不是当地人与囚犯面对面的唯一机会。比如，有的犯人会被派到铁丝网外工作，他们的穿着和举止直观地说明了他们的遭遇。通常来说，他们会被指派去干一些侮辱性的工作。像在奥拉宁堡，指挥官舍费尔曾经让一群左翼政治家——包括德国社民党前代表恩斯特·海尔曼、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和格哈特·塞格——进城，把墙上的旧竞选海报刮下来。[225]

住在早期集中营附近的德国人也会亲眼看见营内的暴行。许多早期集中营都位于镇子或者城市的中心，政府没有办法遮住所有的眼睛。在居民区，街坊四邻偶尔能见到囚犯，但更多时候是听到他们的声音；纽伦堡城堡的游客可以听见地下室里的囚犯被折磨的声音。有时候目击者会去干涉。在什切青，当地人就曾向警察投诉布雷多集中营里的惨叫声和半夜的枪响。[226]更多的新闻则是从集中营看守那里传出来的。虽然他们应该保持沉默，但有的看守会在当地酒吧里大声吹嘘自己殴打甚至谋杀囚犯的事。[227]

没过多久，德国各地都在对集中营内的暴行议论纷纷。在德国西部的伍珀塔尔（Wuppertal），纳粹官员承认关于科姆纳集中营（Kemna）囚犯被虐待的传言流传甚广。[228]而在东部，一名当地女性告诉一个被关押在利赫滕堡的囚犯，普雷廷镇上所有人都“知道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229]在德国北部，当地官员警告说，发生在布雷多集中营的“严重不公正的对待”已经“在什切青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广为人知”。[230]在南部的慕尼黑，也有关于暴行的传闻。像“闭嘴！不然把你送到达豪”或是“哦上帝啊，让我变成傻子吧，这样我就不会去达豪”这种话在1933年夏天四处流传。[231]而传闻的中心则是柏林，因为那里有为数众多的集中营。1933年春天，汉斯·利滕的母亲伊姆加德（Irmgard）回忆称，每走进一个咖啡馆或者地铁站都会听到有人谈论集中营内的那些暴行。[232]

伊姆加德·利滕对早期集中营的了解可不止谣言。像其他囚犯的家属一样，她经常能收到儿子的信——间隔时间不定，从一周到一个月不等。汉斯·利滕则像其他囚犯一样，偷偷在信中写下了他的状况。1933年春天，利滕律师从松嫩堡来信，信中虚构了一个“客户”，他“与其他住户关系很差，以至于当他夜里回家时，其他人经常会去殴打他”。他还建议另一位“客户”立下遗嘱，因为“他”快要死了。之后，汉斯·利滕开始在信中用一种特殊的密码传递消息，以躲过审查。在他的第一封密信中，他表示想要用足量的鸦片来自杀。[233]

许多家属可以亲眼见到自己的亲人遭受了怎样的虐待。1933年时的集中营与后期的集中营截然不同，大多允许家属探访，就像监狱一样。有的集中营允许每两个月在严格监视下会见几分钟，也有的允许每周探访，每次可以见好几个小时，而囚犯大部分时间都不会被监视。[234]探访者亲眼看见了亲人身上明显的殴打痕迹，这验证了他们最坏的猜想。1933年春天，当伊姆加德·利滕在施潘道监狱探望刚从松嫩堡转移过来的儿子时，她几乎认不出他了。儿子的脸全肿了，头部也变形了，奇怪地歪向一边。他的外表像鬼一样，他的母亲这样写道。[235]

正常情况下，探访需要经过集中营官员批准。但有时亲属也可以说服看守，直接进入集中营，这在后期的党卫队集中营系统中是不可想象的。当格特鲁德·许布纳（Gertrud Hübner）得知丈夫被关在柏林帕佩将军街（General-Pape-Strasse）的冲锋队集中营里时，她立刻前往营地，软磨硬泡直到看守放她进去。“我的丈夫看起来饱受折磨，非常脆弱，”她回忆说，“我将他搂在怀里，他开始放声大哭。”[236]

从集中营回来的路上，亲人们会将这些印象告诉朋友和家人，形成一波又一波的传言。妻子们在给丈夫送换洗衣物时会把脏衣服带出来，于是有的人就会展示自己丈夫满是血渍的上衣和裤子。1933年5月，埃里希·米萨姆的妻子克丽丝珍提亚（Kreszentia）甚至冲到负责保护性拘禁的普鲁士官员米特尔巴赫博士面前，挥舞着她从松嫩堡收到的被血浸染的短裤。[237]关于死亡的消息传播起来也很快。自从几次规模盛大的著名政治犯葬礼之后，普鲁士内政部要求当地政府于1933年11月起禁止举办任何“具有异议基调的”葬礼。[238]

随着公众对集中营虐待的不断了解，官方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一部分要求释放囚犯的呼声来自宗教团体。[239]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犯人的亲属在四处走动。仅仅几个月之内，人脉广泛的伊姆加德·利滕便找到了德国国防部部长布隆贝格（Blomberg）、德国司法部部长居特纳（Gürtner）、德国主教米勒（Müller）以及赫尔曼·戈林的副手。[240]让集中营与警局官员头疼的是，这样的活动时不时会有政府高官介入。[241]以汉斯·利滕为例，每当有高层介入后，他的待遇就时有改善。[242]但利滕仍被关在集中营里，其他一些政治名人也是一样。即便有德国总统兴登堡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仍没能被释放。埃伯特的母亲曾经向总统请愿，别让自己的儿子“像屈辱的劳动犯”那样遭受虐待。[243]

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不太走运。大多数早期集中营的犯人很快就被释放了——并不是因为外部的干涉，而是因为官方觉得一段时间的打击和震慑足以让政敌顺从。结果，1933年的集中营频繁经历大换血，刚放出去一批囚犯，很快又有新来的囚犯补上。关押的时间无法预测。那些期待几天之后就能重获自由的囚犯大多都会失望，不过，也很少有人被关押超过一年。一般在更大的集中营才会出现长期徒刑，但即使像奥拉宁堡这样的大集中营，大约三分之二的囚犯也都在三个月内就被释放了。[244]其结果是，不断有囚犯回归德国社会，正是这些男男女女提供了关于早期集中营的珍贵资料。

民众的反应

1934年初，马丁·格林维德（Martin Grünwiedl）重获自由，他在达豪集中营里被关了十个月。两名在慕尼黑卧底的共产党同志问他能不能写一份关于集中营的报告。虽然风险很大，但这名32岁的装修工还是写了一份长达30页的出色报告，报告的名字叫《达豪囚犯的呐喊》，其中还收录了几名前囚犯的证词。经过艰辛的准备工作，格林维德和其他四名帮手将这份小册子印刷出来。他们假扮成度假游客，将帐篷、食物、复写纸以及复印机运到伊萨尔河（Isar River）中一个幽美的小岛上。经过几天提心吊胆的复印工作后，这帮人回到慕尼黑收尾。当全部工作完成之后，格林维德将大约400本册子分发给了德国共产党地下官员。另外250本被分发到邮箱中，或是送给公众人物和友好人士。册子中还有一段话，要求大家将小册子传阅出去，“以便更多的人能够阅读这本书”。[245]

显然，抵抗者们面对着巨大的阻碍：十几个人冒着巨大风险工作数月，其中几人后来还被逮捕（其中就包括马丁·格林维德，他又被关进了达豪集中营），得到的不过是几百本小册子。但出版这本小册子也反映了左翼人士揭露政权和集中营真面目的决心。格林维德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孤军奋战。1933～1934年还存在着相当活跃的抵抗运动，发行了上万份地下报纸和传单。[246]一些出版物被藏到普通书籍中，比如一份讲述了汉斯·利滕等囚犯在松嫩堡惨遭折磨的共产党小册子就套了一个关于肾脏和膀胱疾病的医学书皮。[247]有些囚犯的文章在德国国内广泛流传，其中就有格哈特·塞格在1933年12月初从奥拉宁堡集中营成功逃脱后，用捷克斯洛伐克语写的自述。[248]

不过，论及集中营的新闻，亲口说的话往往比白纸黑字的文章更重要。被释放之前，看守们都会威胁囚犯噤声，如果敢把集中营里的事说出去，就会被重新抓进集中营或者直接打死。[249]但这样的威胁并不能阻止脱离苦海的囚犯向家人和朋友倾诉，之后一传十，十传百，尽人皆知。[250]有观察家总结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或者听说过某些人在集中营里的经历”。[251]

即便囚犯们因为恐惧或者伤痛不愿讲自己的故事，他们自身也可以成为集中营暴行的无言证明。[252]他们残缺的牙齿、布满伤痕的身体以及因为恐惧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来得更加有说服力；可见的伤口花数月时间即可痊愈，有些伤处却永远都不可能复原。[253]越来越多的德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解冲锋队和党卫队，包括律师、公务员、检察官、验尸官，如今医生和护士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933年10月初，伍珀塔尔医院的一名护理人员就记录了埃里希·明茨（Erich Minz）的案例。25岁的明茨从科姆纳集中营被送到医院时颅骨骨折，身上有明显的虐待痕迹，“病人完全失去了意识。身体上，尤其是背部和臀部，布满了鞭痕和淤青。有的是青紫色的，另外一些则是青黄和青绿色的。鼻子和嘴唇青紫，都肿起来了”。[254]关于酷刑的传言很快就流传到了医院外面，尤其是囚犯们伤重而死的时候。[255]

因此在第三帝国的初期，德国境内关于早期集中营的流言甚嚣尘上。德国人不仅知道它们的存在，还知道里面充满了残忍和压迫。集中营已经成为私人和公开纠纷的终极制裁手段，还成了笑话的元素：

“报告队长，”一名焦虑的集中营典狱长说，“你看那个躺在床上的犯人。他的脊梁骨折了，眼睛瞎了，耳朵也聋了。我们该拿他怎么办？”

“放了他！他已经准备好聆听我们元首的教诲了。”[256]

不过，关于暴行的信息在国内传播得并不均匀。德国不同地区的人对集中营的了解程度也不同，因为早期集中营大多建在城市中而不是乡村里。不同阶级的了解程度也不同。最了解这些信息的是相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毕竟大多数囚犯是共产党员或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他们的支持者都迫切地想知道他们的命运，更不必说他们的妻子、孩子、朋友和同事。而且，左翼工人更容易得到地下传播的册子，更容易听到被释放囚犯的倾诉，毕竟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圈子的人。最后一点，许多早期集中营都建在工人活动的区域中间，左翼支持者们对日常暴行有更直观的感觉。

当然，阶级并不决定一切。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也对集中营有所了解。同时，一些左翼囚犯的报告并不仅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比如住在德累斯顿的教授维克托·克伦佩雷尔从一名朋友那里得知了埃里希·米萨姆的遭遇，而那位朋友则是从在丹麦遇见的被流放的德国共产党员那里知道的。[257]不过总体来说，1933年时大部分中产阶级还是支持纳粹政权的，也是最不了解纳粹恐怖的群体。[258]他们自己倾向于认为这些关于暴行的传言是敌人散布的谎言。[259]不过，纳粹的信徒们基本还是知道集中营的黑暗面的，那么他们是如何反应的呢？

来自各个阶级和各种背景的纳粹支持者们都在庆贺政府对左翼的镇压。“必须有秩序。”一名工厂的工头在1933年春天和孩子谈论逮捕左翼人士时这样评论道。[260]许多纳粹的信徒对早期集中营内的暴行可以说是喜闻乐见。他们认为，就应该使用暴力手段惩治危险的左翼分子，而对待“恐怖分子”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一些人甚至在囚犯们游街示众的时候喊着要对他们实施酷刑。在柏林，围观的群众煽动冲锋队队员们说：“你们终于抓到这些狗了！揍死他们！把他们送到莫斯科去！”不过，并不是所有支持攻击左翼组织的人都赞成对左翼分子施暴。[261]后来，海因里希·希姆莱重新审视战前时光，承认说当时许多“党外人士”非常反感建立集中营。[262]希姆莱也许对此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确实有一些纳粹的支持者因为那些关于暴行的报告而感到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有许多原因。纳粹曾经承诺要在魏玛时期的街头暴乱后重建公共秩序，而相信这个承诺的那些人担心在集中营滋生的暴力无序将会蔓延开来。[263]而其他人则担心德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随着集中营暴行的新闻传到国境以外，早期集中营成了残暴的希特勒的新德国的笑柄。[264]

国外的看法

1933年4月20日，德国人庆祝希特勒生日的这一天，讽刺作家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远在安全的瑞士，他写了一封充满绝望的信，信中他是这样描述那些纳粹支持者的：“如果可以，他们肯定会把我们关进集中营。”“顺便提一句，（关于集中营的）报道很可怕。”图霍夫斯基在最后写道。[265]像图霍夫斯基这样的德国侨民通过国内传来的消息和流亡报纸了解集中营。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德语刊物越来越多。自从编辑卡尔·冯·奥西茨基被捕之后，知名刊物《世界舞台》（Weltbühne）在布拉格重新发行，于1933年9月发表了第一篇重点关注集中营的文章。流亡报纸和杂志将目光聚焦在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身上，比如达豪集中营、伯格摩尔集中营、奥拉宁堡集中营和松嫩堡集中营。而著名的流亡者贝托尔特·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也在他的诗中描写了这些地方。同时，流亡的德国左翼党派还资助出版了目击者们的报告，其中就包括有关纳粹恐怖行动的共产党员棕皮书（Braunbuch）。这本反纳粹的畅销书于1933年8月在巴黎首次印刷之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书里将集中营的设立视为“希特勒政府独裁主义最可怕的行动”，其中有超过30页对集中营内罪行的描写。[266]

其中一些流亡出版物还悄悄流入了第三帝国。在个别情况下，它们甚至流传进一些早期集中营中，大大提升了犯人们的士气。但整体来说，它们的传播范围很小，无法在德国国内造成什么影响。[267]它们更多的还是影响国外舆论，其中有些报道很快就被外国报纸和政客引用。萨尔（1935年前处于国际联盟的管辖下）的一份德语报纸（该报直到1935年一直由国际联盟授权）刊登了一篇伯格摩尔集中营前囚犯的文章。不到一周后，1933年10月13日，《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刊登了相同的故事，报道了弗里德里希·埃伯特被“步枪托殴打至血流满面”，恩斯特·海尔曼被“打得好几天下不了床”。[268]而最活跃的前囚犯是格哈特·塞格，他在欧洲和北美各国演讲、出书、游说政客，引起全世界对纳粹集中营的关注。[269]

1933年，数百篇关于集中营的文章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杂志上。很多文章的作者并不是流亡在外的德国人，而是在德国的外国记者。1933～1934年，《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发表了数十篇由美国记者撰写的深度报道。其他外国媒体也差不多。早在1933年4月7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就发表了一篇有关符腾堡集中营的文章，记者在文中称犯人们的面貌“令人震惊”。外国记者有时会与一些德国抵抗组织秘密联系。通过这种方式，一名荷兰记者拿到了一封奥拉宁堡囚犯们写的信，信中记述了他们被虐待的情况，造成了舆论轰动。[270]

外国媒体报道的重点往往是一些重要犯人被虐待的情况，这属于公众人物领导的国际运动的一部分。比如1933年11月，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就对汉斯·利滕的安危进行了官方质询。虽然纳粹当局对这种干涉非常愤怒，但一些犯人确实得益于此类来自国外的压力，不过其中并不包括利滕。对于麦克唐纳的干涉，普鲁士的盖世太保拒绝回答关于他的任何问题。而德国外交办公室认为必须对这些“寻衅”的外国运动进行反驳，并展开更广泛的公关活动，提高集中营在国外的形象。[271]

纳粹政权密切关注着国外的意见，对一些重要报道尤其敏感。随着关于早期集中营内暴行的文章不断涌现，偏执的纳粹领导人怀疑这是由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联手炮制的国际阴谋，就像一战时同盟国的“暴行政治宣传”一样。当时一本流行的纳粹手册就是这样解释的：别国以集中营为借口攻击纳粹德国，手法就和1914年入侵比利时，别国攻击当时的德意志帝国一样。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就像在一战时一样！”[272]

为什么纳粹官员脸皮这么薄？他们显然很在意一些渗透进德国的重要报告（当时德国国内仍可售卖外国报纸），因为这会给本就热火朝天的谣言作坊添加更多的猛料。[273]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德国在国外的形象。1933年，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仍然处于弱势。希特勒必须在国际舞台上谨言慎行，让其他领导人相信自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即使没有关于集中营暴行的不断报道，这也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274]

为了平息国外的批评指责，德国官员们针对外国记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且邀请他们参观几个特定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此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275]但纳粹官员们自己也认为这是一着险棋。[276]一些记者并没有被蒙蔽，而有些粗糙的政治宣传还起了反效果。1933年9月19日，伦敦《泰晤士报》（Times）刊登了一份详细的目击报告，其中把奥拉宁堡集中营前囚犯路德维希·莱维（Ludwig Levy）称为冲锋队酷刑的受害者。而身在德国的路德维希·莱维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反驳了这篇文章，高度赞扬了自己受到的“全面良好甚至带有敬意”的对待。原文的作者亲自写了一封回信，提供了关于虐待更加具体的细节：

我和莱维医生被关在奥拉宁堡集中营的同一个房间里……我亲眼见到莱维医生左眼被打得乌青，还有血流了出来。两星期后，他的右眼也跟左眼一样了。两次都是在莱维和集中营“领导们”谈话之后。我也多次见到他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被看守们拳打脚踢。

我不怪莱维医生此前在贵报上发表的声明。因为我充分理解，他现在还住在波茨坦（位于柏林郊外），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77]

不过，纳粹的公关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特别是利用了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一些国外的新闻编辑开始出版有关德国的正面故事，或者对负面故事变得谨慎起来。[278]一些外交官员也被蒙骗了，其中就有英国在德累斯顿的副领事。他在一份报告中激情澎湃地写下了自己在1933年10月参观萨克森州的霍恩施泰因集中营（Hohnstein）的经历。该营属于早期最糟糕的集中营之一，至少有8名囚犯死亡。但副领事赞扬它“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个模范”，冲锋队队员都很杰出，而囚犯们也给人一种“特别满足的印象”。[279]

纳粹政治宣传的目的是让持怀疑态度的外国听众相信，集中营是一个有序的、善意的机构，它能将恐怖分子转化为良民。[280]这个理念在1933年9月30日的一个专题广播报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为德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的，取材于奥拉宁堡集中营，目的是反驳国外那些“谎言与关于暴行的谣言”。在这段不算短的报道中，记者走访了操场、食堂、宿舍。指挥官舍费尔一路陪伴记者，夸耀了给左翼罪犯提供的得体待遇，以及由自己的冲锋队手下打造的良好纪律。这段广播甚至有针对囚犯们的采访，其中就包括了下面这段对话：

（记者）这位站在我面前的德国人是一名曾被煽动闹事的共产党员。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刚刚被叫出来回答问题，事先并没有准备……你不要担心，即使你告诉我们自己的不满之处也不会被惩罚。只要说出真相就好了。

（囚犯）是，先生。

（记者）跟我们说说这里的食物怎么样。

（囚犯）食物很好吃，也很充足。

（记者）……你在这里遭遇过什么吗？

（囚犯）没有，什么都没有。[281]

我们不清楚这个报道是否真的上过广播，或者是否有人被这个明显编排过的报道蒙骗。不过，纳粹政权依然坚持对集中营进行正面宣传——不仅仅在国外，在德国国内也是一样。

纳粹的政治宣传

奥拉宁堡集中营建立还不到一周，当地的纳粹官员便想方设法为其辩解。1933年3月28日，一份当地报纸刊登的文章恰好包含了许多有利于打造纳粹集中营正面形象的元素，这正是纳粹政权希望国内民众相信的。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和其他许多类似的文章一样，表达了囚犯们很享受这种“体面、人道的对待”。集中营的卫生条件非常好，每天的劳动“既不下贱，也不累”。食物也很充足，囚犯们和冲锋队看守们分享同一锅饭菜。囚犯们的军事训练是为了锻炼他们的身体，比冲锋队的训练简单轻松得多。犯人们训练之后还可以在操场上玩游戏。在一天的辛劳结束后，囚犯们可以好好放松，“在夕阳下舒服地犯懒”，手中拿着香烟。而谈到奥拉宁堡集中营的功能时，文章说它不仅保护了人民，让他们免受政治敌人的侵害，也保护了这些政治敌人不被愤怒的人民毁灭。[282]这就是幻想中的早期集中营：由无私的看守管理的有序机构，他们严格而公平地对待被捕的男人（女人很少被提到，也许是因为拘禁女人有损公共形象），设施齐整，犯人的休闲时间也很充足。“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就是此类文章的典型标题。[283]

早期集中营童话般的形象以多种方式传播到第三帝国的各个角落。纳粹官员们在公众演讲中赞颂集中营，并允许在集中营内拍摄新闻影片。[284]但最主要的传播媒介还是报纸，包括配有犯人工作、锻炼和休闲照片的文章。[285]除了1933年3月这篇模板式的关于奥拉宁堡集中营的文章外，此类文章还有一个普遍的特色。它们将早期集中营描绘为通过劳动实现改造和再教育的场所。[286]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文章才会说有些囚犯已经无法挽救。“那些人面兽心的人是无可救药的布尔什维克，”一份地区性的报纸在1933年8月谈到奥拉宁堡集中营时这样写道，“对这些人来说，劳教是没有用的。”这暗示了集中营的未来。[287]

一些由集中营高官们写就的报告相继出版，包括由奥拉宁堡集中营指挥官维尔纳·舍费尔在1934年2月完成的一整本书。因为这是唯一一本由集中营指挥官写的书，所以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书一共卖出了数万本，在几份地区性报纸上连载，连纳粹党领导人们也阅读过。指挥官舍费尔还送给了阿道夫·希特勒一本。还有两千本作为戈培尔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被送往国外的德国大使馆。[288]在书中，舍费尔所述的集中营和官方说法相当一致。他声称他的手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如基础设施不足，囚犯不服从管教——建立了一个以关心、秩序和劳动为基础的模范机构。舍费尔异想天开地将冲锋队看守描述为尽职尽责的“教导员”与“心理辅导员”，倾尽全部心血将从前的敌人变为“对德国社会有用的人”。为了证明他的观点，舍费尔的书中还收录了几封前囚犯给他写的信，其中一封赞扬了在集中营中“非常宝贵”的经历，另一封则感谢了舍费尔本人，“感谢对我的优待，以及其他一切”。[289]

虽然具有讽刺意味，但利用囚犯是纳粹公关战略的关键一环。引用囚犯们满意度十足的证言已经成了德国报纸的家常便饭。[290]这种行为在1933年11月12日达到顶峰，纳粹政府举办了一次暗箱操作的全民公投。早期集中营的囚犯被“允许”参与投票，不过结果很容易预测：根据慕尼黑媒体报道，几乎全部达豪集中营的囚犯都投票支持第三帝国。[291]这滑稽的结果不是证明了囚犯们支持政府，而是证明了达豪集中营党卫队恐怖行动的效果显著。在大选前一周，一名巴伐利亚州高级官员警告囚犯说，投反对票的人将被当作叛徒对待。在大选当日，党卫队看守提醒囚犯们，如果想要重获自由就必须投赞成票。大多数囚犯也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知道党卫队发明了一种可以分辨每一张选票的系统。[292]而囚犯们也很清楚不服从的话没有好下场；在勃兰登堡集中营，一名投了反对票的共产党员被折磨致死。[293]

官方制造舆论声势——赞颂集中营的“美好”形象——根本上是为了反驳国外的“暴行报道”。比如，妄自尊大的指挥官舍费尔就称他的奥拉宁堡集中营是世界上最受“诽谤”的集中营，而他管自己的书叫“反棕皮书”。[294]但纳粹对国外批评的愤怒通常不过是做做样子，他们真正要解决的是一个更加要紧的问题——德国国内的传言。早期，官方时不时承认最担心的还是国内的公众舆论。正如1933年3月28日一篇关于奥拉宁堡集中营的文章所言，所有“关于残酷鞭打”的传言都是“无稽之谈”。一周前，海因里希·希姆莱为达豪集中营揭幕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话，否认所有关于虐待保护性拘禁犯的传言。[295]达豪集中营前囚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后来说，这些话是说给纳粹支持者们听的，目的是“消除中产阶级支持者的忧虑，因为他们觉得非法行动会破坏他们生存的根本”。[296]

很难去判断公众对官员们关于“好集中营”表述的反应。支持纳粹的人本来就不甚关注集中营内的暴行，他们很可能会相信，也更愿意相信政府的说法。不过与此同时，很多旁观者还是能够看穿这些烟幕弹。并不只有维克托·克伦佩雷尔一个人怀疑那份1933年11月的关于绝大多数囚犯都投票给纳粹的报告。[297]而关于暴力和酷刑的传言依然存在，不断破坏着官方的宣传。

有时，纳粹官员自己的言论也与官方口径相矛盾。在那本轰动一时的书中，指挥官舍费尔时不时摘下良善的面具，承认囚犯们遭到殴打。[298]其他一些出版物则揭露了对于一些有名囚犯来说，被大肆吹捧的得体的改造劳动其实是打扫公共厕所这样下贱的工作。[299]在达豪，当地的报纸一直在报道集中营内的死亡事件，比如“自杀”或者囚犯“在逃跑时被射杀”，这样的文章揭下了集中营作为和谐的教育机构的伪善面具。但这类文章只在1933年出现过，因为当时纳粹的政治宣传机制还未完全建好。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类文章就全部消失了。[300]总而言之，与官方口径不一致对政权没什么好处。当局并没有宣扬集中营内的暴力，而是试着消灭四散的流言。

与“暴行谣言”抗争

1933年6月2日，一份达豪的报纸刊登了冲锋队最高指挥官的一项指示，似乎预示着接下来发展的不祥趋势。标题是《警告！》，内容是告知当地民众，有两人因为向集中营内偷看而被捕：“他们称从墙上向里偷看是出于好奇，想看看营地里什么样。为了实现他们的愿望、满足他们饥渴的好奇心，我们将其在集中营内关了一夜。”指示后面还写道，其他“好奇之人”会被给予“机会以更久地研究集中营”。这已经不是当局第一次警告达豪居民远离集中营了。[301]

虽然有这样的威胁，但如达豪一样的早期集中营的官员们发现，几乎无法阻止外界的窥探。于是，一些本地官员将犯人们带到更加隐蔽的地方。1933年9月在不来梅（Bremen）就是如此，建设在居民区中的密斯勒集中营（Missler）被关闭，大部分囚犯都被转移到了建在城外偏僻河堤上的一艘大拖船上，那里成了新营地。[302]

纳粹还在不断威胁泄密者。自1933年春天起，报道所谓“暴行谣言”的报纸、广播将面临惩罚。[303]根据1933年3月21日生效的《抵抗恶意攻击法令》，“不实或大幅度夸张”、会对政权造成“严重损伤”的言论被定义为犯罪。在此基础上，新成立的特别法庭给出了示范性的判决。[304]被告是一些住在集中营附近的当地人，比如一个工匠晚上在柏林的一条街道上和两个人闲谈，向他们讲述了奥拉宁堡集中营里的暴行。这个工匠最终被揭发并被判处一年徒刑。“这类谣言，”法官认为，“必须被严肃处理，以此来警示其他人不要做同样的事。”[305]一些远离集中营的人也被定了罪。比如在1933年8月，慕尼黑特别法庭判决几名工人3个月监禁，因为他们讨论德国共产党代表弗里茨·德雷塞尔在达豪的死。在汉斯·拜姆勒出书之前这事就已在巴伐利亚州广为人知。这些工人当时在距达豪集中营以东125英里远的伍兹多夫（Wotzdorf）的一个石匠小屋里谈论这件事。[306]

官方的严打引发了对政权还有集中营的更多嘲讽，就像下面这则关于达豪的笑话：

两个人在街上碰见了。一个人问道：“你又被放出来了啊？集中营里怎么样？”

“棒极了！可以在床上吃早餐，可以选咖啡或者巧克力。之后锻炼一会儿。午饭我们有汤有肉，还有甜点。下午我们一般玩会儿游戏，之后有咖啡和蛋糕，接着睡一小觉。然后我们会在晚饭之后看电影。”

这个人很震惊：“这么棒！我最近还跟迈尔（Meyer）聊过，他也被关在那里，你们说的话完全不一样啊。”

另一个人别有深意地点点头然后说：“是啊，要不他怎么又进去了呢？”[307]

纳粹政府迫切地想让批评者安静下来，他们开始针对前犯人的亲属，因为他们往往更了解那些可怕的真相。其中一个就是死去的弗里茨·德雷塞尔的妻子，她被关进了斯塔德海姆监狱。[308]而辛塔·拜姆勒自1933年春天被抓之后被监禁了几年之久。纳粹以此要挟她丈夫不要再揭露关于达豪集中营的事。这种出于报复或胁迫的目的关押犯人亲眷的行为（后来被称为“连坐”）只会让国外的批评越发猛烈。1934年初，德绍（Dessau）的政治警察将伊丽莎白·塞格（Elisabeth Seger）和她还在襁褓中的女儿雷娜特（Renate）关进了罗斯劳集中营（Rosslau），因为她的丈夫格哈特从奥拉宁堡集中营逃了出来。这一事件最终酿成了一次公关灾难。在1934年3月18日伦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格哈特·塞格谴责了纳粹政权的报复行动。他所写的书在德国内部广为流传，现在又谴责纳粹政权“夺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引得英国舆论一片哗然，甚至传到了希特勒的耳中。来自英国媒体和政客持续不断的压力迫使德国政府最终释放了母女二人，她们最终在国外和格哈特·塞格团聚。[309]

一些狂热的纳粹分子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重新将谋杀作为平息流言的手段。1933年10月1日，达豪推出了新的管理条例。指挥官艾克威胁囚犯们，任何搜集和传播“集中营暴行宣传”的人都将被处死。不到三周，他的警卫们就发现一名囚犯试图偷偷将党卫队犯罪的证据偷传到国外，艾克将他的威胁付诸现实。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支持下，达豪指挥官称嫌疑人试图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暴行宣传片”的素材，他发誓要让这些人付出代价。党卫队怀疑五名囚犯涉及此案，其中三人是犹太人，另外两人不是，他们全被关进了地牢。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第一个死去的是威廉·弗朗茨（Wilhelm Franz，负责监督犯人通信的审头），而戴尔文·卡茨（Delvin Katz，一位医务室的护理员）医生在受酷刑之后被党卫队队员于1933年10月18日晚勒死。第二天，艾克对所有囚犯宣布他们已经死了，并且暂时停止了通信和释放（由希姆莱批准）。根据一位目击者称，艾克给囚犯们传达了一个令人胆寒的消息，其中一句故弄玄虚的话很好地总结了早期集中营的特点：“我们这里还有足够多的橡树，足够将每一个背叛我们的人吊死。”艾克警告说：“我再说一遍，我们达豪集中营没有暴行，也没有契卡的地窖。”[310]

当囚犯们被从早期集中营中释放之后，这些威胁仍一直萦绕在他们心中。集中营给他们身体上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无法磨灭的伤痕。除了肉眼可见的伤疤之外，还有恐惧、侮辱、羞愧所留下的心灵创伤。许多男人发现很难带着那些伤害他们男子汉尊严的记忆，那些因恐惧而求饶、哭泣及羞辱自己的记忆活下去。[311]因为这些恐怖的经历，以及政权对“暴行谣言”的打压，马丁·格林维德等前囚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才敢站出来揭露集中营，继续与独裁政权对抗。很多左翼活动家不出意外地放弃了抵抗。早在1933年夏天，共产党地下领导人便警告忠诚的支持者们，许多被释放的同志都“变节”了，他们出于恐惧跟组织决裂了。[312]这种恐慌也感染了纳粹的其他政敌。自纳粹亮出恐怖獠牙的那一刻起，他们便缩回各自的小圈子里了。[313]就这样，有关早期集中营的暴行与虐待的流言为纳粹独裁铺好了路，沉重地打击了抵抗力量。[314]

当然，震慑只是早期集中营的功能之一。自一开始，纳粹集中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武器。达豪等集中营里的改革、特殊建筑、行政手续以及日常活动等都为未来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党卫队集中营的一些核心特点无疑从早期就已浮现，但和后期的党卫队集中营系统仍有很大的区别。在纳粹执政一年之后，德国的各个州仍处于各自为政的阶段，而协调统一的国家集中营网络还未出现。早期的集中营在外观、掌舵人和囚犯待遇上各有不同。1934年早期，集中营的未来仍然未定。事实上在这个时候，集中营未来在第三帝国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315]

[1] Beimler，Mörderlager（首次出版于1933年），quotes on pages 56-57。其他的细节，参见Zámečník，Dachau，30（n.44）；DaA，A-1281，“Aus dem Dachauer Konzentrationslager，” Amperbote，May 11，1933；StAMü，StA 34453/1，Bl. 44-46：Zeugenvernehmung J. Hirsch，December 27，1949（感谢Chris Dillon提供的这个以及其他关于拜姆勒的资料）；Dillon，“Dachau，” 234-35。

[2] Quote in Beimler，Mörderlager，10.See also Seubert，“‘Vierteljahr，’” 80.

[3] Mühldorfer，Beimler，78-114；Richardi，Schüle，7-8；Büro，Reichstagshandbuch 1932，37；Herker-Beimler，Erinnerungen，14，26-27.

[4] Quote in DaA，A-1281，“Aus dem Dachauer Konzentrationslager，” Amperbote，May 11，1933.更概括的叙述参见Dillon，“Dachau，” 35-36，51-53。

[5] Quotes in StAMü，StA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Bl. 95；Beimler，Mörderlager，28-29.See also ibid.，25-26，31；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ä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6.1933年5月1日前后，拜姆勒从达豪集中营转移到慕尼黑医院，在被医生认为是“装病逃差者”后，1933年5月4日他搭着警用车返回了达豪；DaA，17.269，BPP，Betreff：Beimler Johann，May 1，1933；ibid，17.270，BPP，Vermerk，May 3，1933。

[6] StAMü，StA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更概括的叙述，参见Evans，Coming，159-60；Dillon，“Dachau，” 36-37，55。

[7] 拜姆勒逃跑的具体情况至今仍不清楚（尝试重现当时的场景，参见Richardi，Schule，14）。前看守和囚犯们都提到过这两名党卫队队员的参与；StAMü，StA Nr. 34453/1，Bl. 44-46：Zeugenvernehmung J. Hirsch，December 27，1949；ibid.，Nr. 34465，Bl. 48-49：Zeugenvernehmung J. Nicolai，January 21，1953；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6-7。

[8] Quote in StAMü，StA Nr. 34453/1，Bl. 44-46：Zeugenvernehmung J. Hirsch，December 27，1949.See also 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6.

[9] Quote in DaA，A-1281，“Aus dem Dachauer Konzentrationslager，” Amperbote，May 11，1933.See also 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6；Polizeifunknachrichten，May 10，1933，in Michaelis and Schraepler，Ursachen，vol.9，364；Mühldorfer，Beimler，123；Internationales Zentrum，Nazi-Bastille，79.

[10] 引用的纳粹官员的话语和其他细节，参见PAdAA，Inland II A/B，R 99641，Bay。MdI to RdI，January 26，1934.See also Mühldorfer，Beimler，14-15，125-29；DaA，A-1281，“28 Volksschädlinge verlieren 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November 4，1933；Richardi，Schule，15-17；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70-71；Beimler，Four Weeks.拜姆勒的明信片和话语，参见interrogation Michael S.，June 14，1939，NCC，doc.300。

[11] Rubner，“Dachau，” 56-57；Dillon，“Dachau，” 154.

[12]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1938），quotes on 3.See also Domerus，Hitler，vol.2，664.

[13] 例子参见address by Himmler to the Staatsräte，March 5，1936，NCC，doc.78。

[14] 此处（和以下）都引用了Wachsmann and Goeschel，“Introduction”。

[15] 这些观点参见Aly，“Wohlfühl-Diktatur”。详情参见Gellately，“Social Outsiders，” 57-58。对此的辩驳，参见Eley，“Silent Majority？，” 553-61。

[16] 关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双推力，早期研究参见Peukert，Inside，209。最近的可参见Wachsmann，“Policy，” 122-23。

[17] 一般来说是在1918年，参见Mason，“Legacy”。

[18] Quote in Broszat，“Konzentrationslager，” 328.

[19] Reichardt，Kampfbünde，87-88，99，616，698-99.柏林的政治暴力参见Swett，Neighbors。

[20] 纳粹的号召力，参见经典研究Allen，Seizure。另参见Weisbrod，“Violence”。

[21] 国会纵火案，参见Hett，Burning，quote on 16（感谢Ben Hett与我分享他的手稿）。更早的记录参见Kershaw，Hubris，456-60，731-32；Evans，Coming，328-31。

[22] 名单参见Hett，Crossing，178-79；idem，Burning，35-36；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96-97。普鲁士警方领导下令在1933年2月27日下午对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包括保护性拘禁——这是在国会纵火案之前几个小时（Hett，Burning，36-37）。这证实了一些纳粹官员参与纵火的可能性。

[23] Hett，Crossing，158-59，quote on 159.See also Mühsam，Leidensweg（首次出版于1935年），24；Mühldorfer，Beimler，86；Suhr，Ossietzky，201。关于利滕，参见Bergbauer et al.，Denkmalsfigur。

[24] VöB，March 2，1933.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00.

[25] 这一段和前一段参见Longerich，Bataillone，165-79；Schneider，“Verfolgt”；Mayer-von Götz，Terror，51-56，62，80-81，118；Hett，Burning，16，155；Browder，Enforcers，39，77；Roth，“Folterstätten，” 9-10；Helbing，“Amtsgerichtsgefängnis，” 250-52。关于克珀尼克，参见Hördler，SA-Terror。

[26] Quotes in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52；Bracher，Diktatur，229.

[27] 这个过程参见Kershaw，“Working”。关于纳粹的统治，参见idem，Dictatorship。

[28] Quote in GStA PK，I. HA Rep. 84a，Nr. 3736，Göring to Oberpräsidenten et al.，February 22，1933.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45-53；Gruchmann，Justiz，320-21；Allen，Seizure，157.

[29] Graf，“Genesis”；Browder，Enforcers，30-31，78；Gellately，Backing，17-18.

[30] Quote in “Der neue Geist im Münchner Polizeipräsidium，” VöB，March 15，1933.其他掌握警察力量的纳粹高官，参见Wilhelm，Polizei，39。

[31] Wachsmann，“Dynamics，” 18.

[32] Lüerβen，“‘Wir，’” 161，467-71；Knop et al.，“Häftlinge，” 55；Baganz，Erziehung，119-21；Krause-Vilmar，Breitenau，49，55，65；Kienle，“Heuberg，” 48-50；Mayer-von Götz，Terror，92-95；Roth，“Folterstätten，” 5；Evans，Coming，334.跟地毯式逮捕共产党员相比，纳粹当局在拘禁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干部时更有选择性，通常更注重高层的重要人物。

[33] Caplan，“Gender，” 88；Kienle，“Gotteszell”；Mayer-von Götz，Terror，102-103.

[34] Herker-Beimler，Erinnerungen，17，21.See also Distel，“Schatten.”

[35] 在德国刑事监禁所，每天平均的囚犯数目从约63000人（1932年）增加到约95000人（1933年），虽然有的囚犯不是政治敌人；Wachsmann，Prisons，69，392-93。

[36] BArchB，NS 19/4014，Bl. 158-204：Rede des Reichsführers SS vor Generälen der Wehrmacht，June 21，1944，Bl.170.

[37] Quote in Fraenkel，Dual State，3.所谓的国会纵火案法令转载于Hirsch et al.，Recht，89-90。有关法令，参见Raithel and Strenge，“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1933年前不受法律管辖的拘禁，参见Caplan，“Political Detention，” 26-28。

[38]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37-38，104-105，136；BArchB，R 43 II/398，Bl. 92：Übersicht Schutzhaft，n.d.；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03，107.

[39] 一些细节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9，31-36。

[40] SA Gruppenführer Schmid to MPr Siebert，July 1，1933，NCC，doc.11.关于混乱的拘捕状况，参见Baganz，Erziehung，69-73。

[41] 我用“早期集中营”一词——由卡林·奥尔特提出（System，23-26）——涵盖了所有的法外拘禁地点，从冲锋队的刑房到监狱里保护性拘禁犯的牢房。尝试对早期纳粹集中营进行分类，参见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42-45。重要的评估参见Wachsmann and Goeschel，“Introduction，” xv。

[42] 这些词语参见Baganz，Erziehung，58-61。

[43]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07；Gruchmann，Justiz，573.

[44] 这一点参见Caplan，“Political Detention，” 30。

[45] Ayaβ，Breitenau，14，244，250-51；Caplan，“Political Detention，” 22，29-30；OdT，vol.2，160-68.

[46] Wachsmann，“Dynamics，” 19；Baganz，Erziehung，81-82；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31，45.1932年，巴伐利亚监狱（不包括乡村监狱）平均每月成人囚犯的数目保持在4493人；BayHStA，MJu 22663。

[47] Herker-Beimler，Erinnerungen，17-21；OdT，vol.2，169-70；Moore，“Popular Opinion，” 68.1933年其他关押保护性拘禁女犯人的场所，参见Riebe，“Frauen，” 125-27。

[48] 艾夏赫（Aichach）监狱里的牢房，参见StAMü，Strafanstalt Aichach Nr. 27，Letter，Margarete J.，September 3，1933。

[49] 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1，5-18.See also Bendix，Berlin.其他例子参见Kienle，“Gotteszell，” 69-70；Krause- Vilmar，Breitenau，118-19。

[50] LBIJMB，MF 425，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1，quotes on p.8.See also Wachsmann，Prisons，187；Mayer-von Götz，Terror，60.

[51] OdT，vol.2，212-13；Wisskirchen，“Schutzhaft，” 139-41，145-47；Rudorff，“Schutzhaft.”

[52] Wachsmann，Prisons，172-73.

[53] L. Pappenheim to District President Kassel，March 31，1933，in Krause-Vilmar，Breitenau，73.此时，德国犹太裔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路德维希·帕彭海姆（Ludwig Pappenheim）在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监狱里处于“保护性拘禁”状态。他于1934年1月4日在内森萨斯特姆（Neusustrum）的早期集中营内被冲锋队看守杀害；ibid，191-203。

[54] 比如，把汉斯·利滕于1933年4月在松嫩堡（Sonnenburg）早期集中营内遭受的虐待和几周后他在施潘道监狱所受的温和对待进行对比；Hett，Crossing，171-73。

[55] 其中一个例子参见Roth，“Folterstätten，” 14。详情见Wachsmann，Prisons，59-61；Schilde，“Tempelhofer，” 66。

[56] 1933年9月4日M.Lahts的演讲，NCC，doc. 13；Diercks，“Fuhlsbüttel”。纸面上，富营直到1933年12月都在司法当局的管理之下，除了经济之外，其他方面都隶属于当地警方（ibid，273-74，307）。See also Guckenheimer，“Gefängnisarbeit，” 112；Klee，Personenlexikon，301.

[57] 摘录的引语来自佐尔米茨的秘密笔记，1933年9月13～18日，1933，NCC，doc.29。See also USHMM，RG-11.001M.20，reel 91，1367-2-33，Bl. 2-3：Berichte aus Hamburg，n.d.；Jürgens，Solmitz；Diercks，“Fuhlsbüttel，” 290；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28.

[58] 这些呼吁参见Gruchmann，Justiz，573-74。

[59] IfZ，Fa 183/1，Bl. 269：Wagner to Frank，March 13，1933.See also Bauer et al.，München，231.

[60] 早期集中营的多样性参见Benz and Distel，Terror；idem，Herrschaft；idem，Gewalt。

[61] Baganz，Erziehung，87-88.

[62] 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冲锋队在小酒吧的行动，参见Reichardt，Kampfbünde，449-62。

[63] Quote in Mayer-von Götz，Terror，56.

[64] 仅在萨克森州，1933年就建立了超过30个这样的集中营；Baganz，Erziehung，24，78-81。

[65] Mayer-von Götz，Terror，19，23-24，56-60；Reichardt，Kampfbünde，468-75.关于柏林选举的细节参见“Wahl zum Deutschen Reichstag in Berlin am 5.3.1933，” sent by Landeswahlleiterin Berlin to the author，October 4，2011。

[66] USHMM，RG-11.001M.20，reel 91，1367-2-33，Bl. 19-20：Bericht Justizrat Broh，n.d. 关于布若，参见Liebersohn and Schneider，“My Life，” 47。因为他的犹太血统，布若受到的折磨更多。

[67] 这点首先出现在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8-42。See also idem，“Organisationsgeschichte，” 12-13.关于折磨和“招供”，参见Diercks，“Fuhlsbüttel，” 286-87；Roth，“Folterstätten，” 16-17；LG Nuremberg-Fürth，Urteil，November 29，1948，JNV，vol.3，580-82。

[68] Dörner，“Ein KZ.”

[69] Seger，“Oranienburg”（首次出版于1934年），quotes on pages 26-27。See also Drobisch，“Oranienburg，” 18.其他的集中营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08-14；Mayer-von Götz，Terror，74，121-32；Baganz，Erziehung，159-71；Rudorff，“‘Privatlager，’” 158-60。

[70] 数据见Morsch，Oranienburg，220。

[71] Améry，Jenseits（首次出版于1966年），47。

[72] Langhoff，Moorsoldaten，162.其他的例子，参见ibid.，70，77，88-89，195。

[73] 背景参见Goffman，Asylums。

[74] 暴力成了一种沟通的形式，参见Keller，Volksgemeinschaft，422。

[75] Quotes in Burkhard，Tanz，22.其他的例子参见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29。

[76] Mailänder Koslov，Gewalt，418.

[77] Seger，“Oranienburg，” 57；Mayer-von Götz，Terror，120.

[78] Neurath，Gesellschaft（完成于1943年），30-37。

[79] Ibach，Kemna，18.女性所受的折磨，参见Mayer-von Götz，Terror，80，101。

[80] Mayer-von Götz，Terror，125，137-46.See also Bernhard，“Konzentrierte，” 235-36.

[81] 达豪的情况参见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20；Zámečník，Dachau，46。其他的例子参见USHMM，RG-11.001M.20，reel 91，1367-2-33，Bl. 19-20：Bericht Justizrat Broh，n.d.；Abraham，“Juda，” 131-33。

[82] Bendig，“Unter Regie，” 100；Rudorff，“Misshandlung，” 51-52；Moore，“Popular Opinion，” 117；USHMM，RG-11.001M.20，reel 91，1367-2-33，Bl. 2：Bericht aus Staaken，n.d.；Baganz，Erziehung，133-35.

[83] 例外的情况，参见Rudorff，“Misshandlung，” 42。

[84] Mayer-von Götz，Terror，112-13；Baganz，Erziehung，151.

[85] StAMü，StA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 See also Dillon，“Dachau，” 57，59，141.

[86] 一些失业的冲锋队队员的确恳求过当局，让他们在当地的集中营工作；Moore，“Popular Opinion，” 142。

[87] Dillon，“Dachau，” 45，141；Baganz，Erziehung，149；Stokes，“Das oldenburgische Konzentrationslager，” 190-96；Reichardt，Kampfbünde，330-31；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54；Tooze，Wages，48，table 1.

[88] Mayer-von Götz，Terror，117-18；Baganz，Erziehung，152；Lüerβen，“‘Moorsoldaten，’”177.关于报酬，参见Seubert，“‘Vierteljahr，’” 73；BArchL，B 162/7998，Bl. 623-44：Vernehmung J. Otto，April 1，1970，Bl.623-24。

[89] 关于“多余的一代”，参见Peukert，Weimar，18，89-95。详情参见Reichardt，Kampfbünde，384-86，703-707。看守们的背景，参见Dillon，“Dachau，” 29-30；Krause-Vilmar，Breitenau，147-48；Diercks，“Fuhlsbüttel，” 275；Lechner，“Konzentrationslager，” 89-90。

[90] Reichardt，Kampfbünde，697-99，712，719；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96.

[91] Schäfer，Konzentrationslager，21.详情参见Dillon，“Dachau，” 39-40；Reichardt，Kampfbünde，617-24；Moore，“Popular Opinion，” 48-50。

[92] 那些旗帜，参见Mayer-von Götz，Terror，123。绝对的权力和施暴之间的联系，参见Zimbardo，Lucifer，187。

[93] Baganz，Erziehung，97-98，quote on 189.

[94] Ecker，“Hölle，” 25.一些例子参见Stokes，“Das oldenburgische Konzentrationslager，” 196；Ibach，Kemna，22；Morsch，“Oranienburg—Sachsenhausen，” 121-22。

[95] Dillon，“Dachau，” 47-51；Knop et al.，“Häftlinge，” 47-48；Wohlfeld，“Nohra，” 116-17.

[96] Dillon，“Dachau，” 67-68.See also Wachsmann，Prisons，36；ITS，ARCH/HIST/KL Kislau，Bl. 59-72：Wachvorschrift，July 12，1933.

[97] Seger，“Oranienburg，” 28-30；Mayer-von Götz，Terror，63，65，89，93，138.

[98] Arendt，“Concentration Camps，” 758.

[99] 各个集中营的数据，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27-31；Mayer-von Götz，Terror，147-52。

[100] Quotes in Mühsam，Leidensweg，25；Suhr，Ossietzky，203. 详情参见Nürnberg，“Auβenstelle”；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55；Hett，Crossing，161；Litten，Mutter，18；Hohengarten，Massaker，13。

[101] Mühsam，Leidensweg，26，29；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55；Hett，Crossing，71，162-63；Suhr，Ossietzky，203；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39.集中营看守们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参见Kautsky，Teufel，75-76。

[102] Quotes in Litten，Mutter，22；Mühsam，Leidensweg，30.See also ibid.，27-29；Suhr，Ossietzky，203-205；Buck，“Ossietzky，” 22；Braunbuch（首次出版于1933年），287；Hett，Crossing，163。

[103] Quotes in Abraham，“Juda，” 135.See also ibid.，135-36；Seger，“Oranienburg，” 51-54（证明这两个人在到达当天并没有遭到虐待）；BArchB，R 43 II/398，Bl. 99：Gestapa to RK，September 27，1933；Büro，Reichstagshandbuch 1933，121；Danckwortt，“Jüdische ‘Schutzhäftlinge，’” 154-55。对于即将到来的遣送，参见Lüerβen，“‘Moorsoldaten，’” 169。重要囚犯的强制劳动情况，参见Kienle，“Heuberg，” 54；Rudorff，“‘Privatlager，’” 163。

[104] 汉斯·利滕因为有犹太血统，根据后来的《纽伦堡法案》，他被官方认定为“半犹太人”（他的母亲是新教徒，他的父亲从犹太教皈依了新教）；Hett，Crossing，7。

[105] Quote in Kraiker，Suhr，Ossietzky，103.

[106] 有关的估算，参见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86，89。

[107] 1933年夏天的人口普查显示，德意志帝国里有50万人信奉犹太教，占总人口的0.77%；Friedländer，Nazi Germany，15，338。纳粹的统计学家将这个数据定得更高，包括了已经皈依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德国犹太人。

[108] 据估计，1933年有超过20万囚犯经受住了早期集中营的折磨。

[109] 1932年，德国共产党的国会代表里没有一个是犹太人；Friedländer，Nazi Germany，106。

[110] 萨克森州内政部致警察局，1933年4月18日，参见Wünschmann，“Cementing，” 583（原文中就有强调）。关押犹太律师，参见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52。

[111] SA-Gruppe Berlin-Brandenburg，Gruppenbefehl Nr. 28，May 24，1933，cited in Mayer-von Götz，Terror，99.

[112] 出于非政治性原因而关押德国犹太人，参见Wünschmann，“‘Natürlich，’” 100-103。

[113] 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反犹太主义，参见Reichardt，Kampfbünde，631-43；Szende，Zwischen，40-41。

[114] Quote in Beimler，Mörderlager，28. 详情参见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76，82-83，95。

[115] Quote in report by R. Weinmann，November 13，1933，NCC，doc. 30.详情参见Sofsky，Violence，168。

[116] Quote in StAMü，StA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Bl.94.其他的例子参见Mühsam，Leidensweg，27；Megargee，Encyclopedia，vol.I/A，51。

[117] Quotes in Abraham，“Juda，” 135-36.早期集中营里通过强制劳动折磨犯人的其他情况，参见Endlich，“Lichtenburg，” 30-31；Lüerβen，“‘Moorsoldaten，’” 169；Meyer and Roth，“Zentrale，” 207-208；NCC，doc. 30。

[118]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89，95-101.See also Meyer and Roth，“Zentrale，” 191-92，200.

[119] Quotes in Dr. Mittelbach to Daluege，April 10，1933，in Michaelis and Schraepler，Ursachen，vol.9，360-62；Litten，Mutter，29.See also Mühsam，Leidensweg，29-31；Hett，Crossing，164，171.

[120] Quote in Graf，“Genesis，” 424. See also ibid.，423-24；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54-55，57，62-65；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55.

[121] Wohlfeld，“Nohra，” 110-13，119-20.

[122]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42，135；Baganz，Erziehung，218-21；Roth，“Folterstätten，” 18.

[123] Noakes and Pridham，Nazism，vol.1，171；Kershaw，Hubris，501-502.

[124]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34.

[125] Meyer and Roth，“Zentrale，” 189-91；NCC，doc.7.

[126] 例子参见Kienle，“Konzentrationslager”；Baganz，Erziehung，108-13，225。

[127] 数字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66；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55。

[128] 1933年7月31日，26789名保护性拘禁犯中，普鲁士州关押了14906人；BArchB，R 43 II/398，Bl. 92。

[129] MdI Preuβen to Regierungspräsident Osnabrück，June 22，1933，in Kosthorst and Walter，Strafgefangenenlager，vol.1，59-61.

[130]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60-69.

[131] PMI to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s，October 14，1933，NCC，doc.14.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71.

[132] Nürnberg，“Auβenstelle，” 88.

[133] Bendig，“‘Höllen，’”186；Mühsam，Leidensweg，32.

[134] Mette，“Lichtenburg，” 132-35.

[135] 埃姆斯兰的集中营参见下文。

[136] Hesse，“‘Erziehung，’” 122-27.1933年10月14日的通告承认只增加了一座集中营，布劳韦勒（Brauweiler）省级机关；PMI to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s，October 14，1933，NCC，doc.14。其他在普鲁士地区长官治下的集中营，参见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76。

[137] PMI to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s，October 14，1933，NCC，doc.14.

[138] Jenner，“Trägerschaft，” 125；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35.

[139] PMI to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s，October 14，1933，NCC，doc.14.

[140]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49-50，73-76，78-80.党卫队也到了像莫林根和布劳韦勒这样的地方集中营；Hesse，“‘Erziehung，’” 122；Wisskirchen，“Schutzhaft，” 140。

[141]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80.对比之下，在布劳韦勒，文职长官显然把党卫队看守管理得井井有条；Wisskirchen，“Schutzhaft，” 140-41。

[142] SA Gruppenführer Ernst to Preuβisches MdI，September 8，1933，in Michaelis and Schraepler，Ursachen，vol.9，367-68；HIA，DD 253/K 769，B. Köhler，“In eigener Sache，” 1934，96-97；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77.

[143]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76-77，92-93；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68-69；Mayer-von Götz，Terror，164-67.

[144] Rudorff，“Misshandlung.”

[145] 戈林对普鲁士秘密警察巡视员所说，1934年3月11日，NCC，doc.21。

[146] Niederschrift der Reichsstatthalterkonferenz vom 22.3.1934，in Repgen and Booms，Akten，vol.I/2，1200.

[147]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85-89，95；Graf，“Genesis，” 424.

[148] 对埃姆斯兰的早期集中营记载最完整的是Lüerβen，“‘Wir’”；Klausch，Tätergeschichten。

[149]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Langhoff，Moorsoldaten，118-31，136-37，165，quote on 130。See also Lüerβen，“‘Wir，’” 52-55，344-45；Abraham，“Juda，” 147-48；Knoch，“Konzentrationslager，” 292.

[150] Lüerβen，“‘Moorsoldaten，’” 157-61.

[151] OdT，vol.1，211-12.

[152]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03.

[153] 希姆莱在国防军课程上的演讲，1937年1月15～23日，NCC，doc. 83。此段和前一段，参见ibid.，doc. 135；Lüerβen，“‘Wir，’” 96-102；Wachsmann，Prisons，98，102-103；Patel，Soldiers，296-300。

[154] Quote in Langhoff，Moorsoldaten，200-201. See also Lüerβen，“‘Wir，’” 96，102-105；Fackler，“Lagers Stimme，” 142，245-51.

[155] Lüerβen，“‘Wir，’” 56-58，76-86，467-68；Klausch，Tätergeschichten，30，67-68，266；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80.

[156] Klausch，Tätergeschichten，163-66；Knoch，“‘Stupider Willkür，’” 35-36.

[157]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Langhoff，Moorsoldaten，171，234-43；Abraham，“Juda，” 148-52；Klausch，Tätergeschichten，82-90，95-97；Diekmann and Wettig，Oranienburg，109；Schumacher，M.d.R.，175-78。Quotes in LG Oldenburg，Anklage gegen Johannes K.，1948，in Kosthorst and Walter，Strafgefangenenlager，vol.1，68；NLA-StAO，140-45，Nr. 1154，Vernehmung F. Ebert，June 11，1949.

[158] LG Oldenburg，Urteil 1949，in Kosthorst and Walter，Strafgefangenenlager，vol.1，79-84；Klausch，Tätergeschichten，34. 关于1932年的动乱，参见Evans，Coming，285。

[159] WL，P.III.h. No.280，A. Benjamin，“KZ Papenburg und Lichtenburg，” c. 1934，quote on 5. See also Klausch，Tätergeschichten，95-99，166；Mette，“Lichtenburg，” 133-37；Abraham，“Juda，” 157-61.

[160] Klausch，Tätergeschichten，108-14，206-12，230-31.

[161] Ibid.，281-86.

[162] Hett，Crossing，200-201，216-17；Buck，“Ossietzky，” 22-23；Kraiker and Suhr，Ossietzky，108；Suhr，Ossietzky，208-211；Lüerβen，“‘Moorsoldaten，’” 196.

[163] Klausch，Tätergeschichten，284-85.

[164]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42-43；NSDAP Reichsleitung，Rundschreiben，December 27，1933，in IfZ，Akten，vol.2，42.

[165] Quote in Breitman and Aronson，“Himmler-Rede，” 344. 在演讲中，希姆莱说自己接到任命的日期是3月12日。实际上他接受任命的日期是1933年3月9日晚。Longerich，Himmler，158-59. 关于海德里希，参见Gerwarth，Heydrich。

[166] Longerich，Himmler，especially pages 158-60，759-63. 关于希姆莱早期政治生涯的概述，参见Mües-Baron，Himmler。

[167] “Ein Konzentrationslager für politische Gefangene，” 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March 21，1933，partial translation NCC，doc. 5. See also BArchB，R 2/28350，Chronik der SS-Lageranlage in Dachau，March 1，1938. 关于1932年的州级囚犯，参见BayHStA，MJu 22663。

[168]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53-55；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51. 1933年8月1日，达豪关押了2218名保护性拘禁犯，而整个巴伐利亚州共有4152名保护性拘禁犯；Aronson，Heydrich，325。

[169] Rubner，“Dachau，” 56-59；Ecker，“Hölle，” 30；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4；Zámečník，Dachau，51-52；Richardi，Schule，6566. 地图参见Comité，Dachau（2005），CD-Rom。

[170]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25；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51-52；Richardi，Schule，54-56；Dillon，“Dachau，” 51，67，139，155.

[171] StAMü，StA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Bl. 94. See also 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3.

[172] Tuchel，“Kommandanten des KZ Dachau，” 331-32；Internationales Zentrum，Nazi-Bastille，20.

[173] Richardi，Schule，58；Orth，SS，99.

[174] Seubert，“‘Vierteljahr，’” quotes on pages 90-91. See also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79-80.

[175] Seubert，“‘Vierteljahr，’” 103. See also Dillon，“Dachau，” 156，164.

[176] 估值基于的数据来自Seubert，“‘Vierteljahr，’” 76-77；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51。

[177] Seubert，“‘Vierteljahr，’” 81-92，quotes on pages 90，120.

[178]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83-84；idem，“Jüdische politische Häftlinge.”

[179] 达豪集中营的特别规定，1933年5月，NCC，doc. 8。

[180] Seubert，“‘Vierteljahr，’” 79，91-96. 此处引用来自希姆莱1937年2月18日在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会议上的讲话，NCC，doc.98。

[181]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Gruchmann，Justiz，634-39；Richardi，Schule，97-113；StAMü，StA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Bl.95。

[182] 关于艾克的这一段，参见Segev，Soldiers，137-55，Bürckel quote on 142；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28-41。See also 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Longerich，Himmler，162-63；波尔的证词摘录，1947，TWC，vol.5，437；Koehl，Black Corps，232；Bernhard，“Konzentrierte，” 237。关注直到1934年这个时期的传记，参见Weise，Eicke。艾克的雪茄，参见MacLean，Camp，306-307。

[183] Dillon，“Dachau，” 56，59-60，69，157-59，191，198，213，235，quote on 197. 他战后的证词表明，施泰因布伦纳大约在1933年7月中旬离开了达豪集中营，秋天的时候以指导员的身份又回到了这里，后来成了看守团的一名办公室职员；StAMü，StA Nr. 28791/28，Bl. 39-41：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H. Steinbrenner，May 12，1949。

[184] Richardi，Schule，179-80. 关于韦塞尔，参见Siemens，Making。

[185] Burkhard，Tanz，37-40；Ecker，“Hölle，” 34；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43.

[186] Disziplinar-u. Strafordnung Dachau，October 1，1933，IMT，vol.26，291-96，ND：778-PS，emphasis in the original。译文利用的是NCC，doc. 150。See also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79-80.

[187]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84.

[188] Quote in Vermerk Dr. Stepp，December 6，1933，IMT，vol.36，54-55，ND：926-D. See also Gruchmann，Justiz，640-45；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41.

[189] Meyer and Roth，“Zentrale，” 202，208. 数据覆盖的时间段为1933年3月到1934年7月。

[190] LKA Dresden，Vorläufige Bestimmungen，August 5，1933，in Baganz，Erziehung，377-86，p. 380.

[191] Comité，Dachau（1978），204；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19.

[192] Zámečník，Dachau，52-55.

[193] VöB，August 11，1932，NCC，doc. 2；VöB，March 13，1921，NCC，doc. 1（译文有一处细微的改动）。1923年在啤酒馆政变之前起草的纳粹宪法也设想了用集中营关押政敌；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3。

[194] 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7. 接下来的内容部分参考了Wachsmann and Goeschel，“Before Auschwitz，” especially pages 525，529-32。

[195] 例子参见Arendt，“Concentration Camps，” 748。

[196] 其中一个例子参见艾克对利赫滕堡集中营的指示，1934年6月2日，NCC，doc. 148。

[197] Compare “Grundsätze，” esp.§48 and §139-43，and LKA Dresden，Vorläufige Bestimmungen，August 5，1933（in Baganz，Erziehung，377-86），especially IV and V.16.f. See also Lechner，“Kuhberg，” 86；Hesse，“‘Erziehung，’” 120.

[198] Wachsmann，Prisons，23，409；Krohne，Gefängniskunde，354-57；Hoelz，“Weiβen Kreuz”（first published in 1929），302. 达豪的情况，参见Disziplinar-u. Strafordnung Dachau，October 1，1933，IMT，vol.26，291-96，ND：778-PS。1937年，希姆莱自己将注意力放在了普鲁士州监狱的鞭刑先例上；在国防军课程上的演讲，1937年1月15～23日，NCC，doc. 83。

[199] 在这个体系内平步青云的囚犯之一就是后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他在1924～1928年一直都是阶下囚；Wachsmann，Prisons，26-27，34-35，38，39，50。

[200] 引用自达豪的特别规定，1933年5月，NCC，doc. 8。See also Beimler，Mörderlager，29. 其他早期集中营内的等级体系，参见NCC，doc. 13；Baganz，Erziehung，216。

[201] Wachsmann，Prisons，21-23，28，95-99，102.

[202] Caplan，“Political Detention.” 魏玛志愿劳动服务营和后来的党卫队集中营之间的人事联系，参见Riedle，Angehörigen，110-11。

[203] Quote in Bendig，“‘Höllen，’” 104.See also Mühsam，Leidensweg，33.

[204] 1934～1939年，几乎所有被任命为集中营指挥官的人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个例外是弗朗茨·齐赖斯（Franz Ziereis），他出生于1905年］，其中至少有四人曾是战俘［海因里希·多伊贝尔（Heinrich Deubel）、卡尔·奥托·科赫（Karl Otto Koch）、汉斯·洛里茨（Hans Loritz）和金特·塔马什科（Günther Tamaschke）］。传记体的总结，参见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71-96。

[205] Reichardt，Kampfbünde，458-59，566-70，579-89，702；Siemens，Making，66-67.

[206] Manuscript by P. M. Neurath，1943，NCC，doc. 195.

[207] Dillon，“Dachau，” 122-23.

[208] Quotes in BArchB，R 3001/21167，Bl. 62-69：KL Dachau，Dienstvorschriften für Begleitpersonen，October 1，1933. 点名参见Suderland，Extremfall，190-94。音乐参见Fackler，“Cultural Behaviour，” 608，614-15。

[209] Report of a Jewish “reimmigrant，” August 1936，NCC，doc. 243.

[210] 引用自艾克针对埃斯特尔韦根的特殊营指令，1934年8月1日，NCC，doc. 149。See also BArchB，R 3001/21167，Bl. 62-69：KL Dachau，Dienstvorschriften für Begleitpersonen，October 1，1933，Bl. 63；Wachsmann，Prisons，24.

[211] Richardi，Schule，65. 这个术语只在1937年有改变，不仅是在达豪；Baganz，Erziehung，257。

[212] Springmann，“‘Sport，’” 96-97. 详情参见Euskirchen，“Militärrituale，” 128-34。

[213] Wiedner，“Soldatenmiβhandlungen.”

[214] Springmann，“‘Sport，’” 89-95；NCC，doc. 209.

[215] Quote in Sopade report，December 1936，NCC，doc. 192. See also Langhoff，Moorsoldaten，139-40；Richardi，Schule，73-74；Sofsky，Ordnung，84-85.

[216] Caplan，“Political Detention，” 41.See also Raithel and Strenge，“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 450.

[217] Hildesheimer Allgemeine Zeitung，May 9，1933，in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7. 详情参见Moore，“Popular Opinion，” 87，113-14。战后的回忆，参见Marcuse，Dachau，74；KL，epilogue。

[218] Quotes in VöB（Berlin edition），August 10，1933；BArchF，BB（Nr. 5），Deutsche Wochenschau，1933；Rudorff，“‘Privatlager，’” 150；Moore，“Popular Opinion，” 51，44.详情参见ibid.，30-31，36-39，57；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88-94。

[219] 例子参见Gellately，Backing，60，257。

[220] Kershaw，Hubris，456；idem，Popular Opinion，73.

[221] Schleswig-Holsteinische Landeszeitung，August 28，1933，in Jenner，“Trägerschaft，” 119.

[222] 关于这些困难，参见Kershaw，Popular Opinion，6。

[223] See also Moore，“Popular Opinion，” 129.

[224] Sonnenburger Anzeiger，April 7，1933，in Nürnberg，“Auβenstelle，” 86. 其他的例子，参见Rudorff，“‘Privatlager，’” 154-55；Borgstedt，“Kislau，” 220-21。在科斯劳（Kislau）的一次公众游行的照片，参见Hesse and Springer，Augen，55。

[225] Seger，“Oranienburg，” 55-56.See also NCC，doc. 65；Baganz，Erziehung，185-87；Krause-Vilmar，Breitenau，138-39.

[226] Rudorff，“Misshandlung，” 55；Mayer-von Götz，Terror，154-55；Moore，“Popular Opinion，” 132.

[227] Aders，“Terror，” 184；Moore，“Popular Opinion，” 105-107. 有关城镇和集中营之间的联系，参见Steinbacher，Dachau，125-80。

[228] Oberstes Parteigericht，Beschluss，April 1，1935，in IfZ，Akten，vol.1，56. 科姆纳集中营的情况，参见Mintert，“Konzentrationslager”。

[229] Langhoff，Moorsoldaten，302.

[230] Report of the Prussian Central State Prosecutor’s Office，June 21，1934，NCC，doc. 113.

[231] Quotes in Asgodom，“Halts Maul，” 16；Steinbacher，Dachau，150. 在其他地方也会有不同的演绎；Rudorff，“‘Privatlager，’” 166。详情参见Hüttenberger，“Heimtückefälle，” 478-79，503；Kempowski，Haben，24-26。

[232] Litten，Mutter，24.

[233] Hett，Crossing，163，173. 利滕的一部分信件到了他朋友手中，而不是他的母亲那里。有关通信的规定，参见Krause-Vilmar，Breitenau，138；Baganz，Erziehung，171。

[234] Seger，“Oranienburg，” 70；Baganz，Erziehung，171-72；Mayer-von Götz，Terror，132；ITS，ARCH/HIST/KL Kislau，Bl. 59-72：Wachvorschrift，July 12，1933，Bl. 67-68.

[235] Litten，Mutter，29.See also Mühsam，Leidensweg，26-29，36.

[236] Quote in Mayer-von Götz，Terror，133. 有关家属闯入集中营的其他例子，参见NCC，doc. 51；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75。

[237] Mühsam，Leidensweg，29；Wollenberg，“Gleichschaltung，” 267.

[238] Cited in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76.

[239] 1934～1935年的例子，参见ibid.，236-237。

[240] Litten，Mutter，22，37，59，70.

[241] Rudorff，“‘Privatlager，’” 167；NCC，doc. 50.

[242] Hett，Crossing，187.

[243] L. Ebert to Hindenburg，July 14，1933，NCC，doc. 47. See also Gestapa to Hitler，September 27，1933，in Repgen and Booms，Akten，vol.I/2，840-41.

[244] 虽然有一部分囚犯离开奥拉宁堡后又被遣送到另外一座集中营，但大部分人都被释放了；Knop et al.，“Haftlinge，” 56。详情参见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03；Mayer-von Götz，Terror，158-59；Langhoff，Moorsoldaten，24，46。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大规模释放囚犯，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33。

[245] Quote in 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p. 30. See also ibid.，5670，Grünwiedl to VVN，August 20，1947；Richardi，Schule，26-47.

[246] Schneider，Hakenkreuz，especially pages 905-908.

[247] K. G. Saur Verlag，Tarnschriften，doc. BTS-0064. 详情参见Gittig，Tarnschriften。

[248]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71.

[249] Ehret，“Schutzhaft，” 256；Stöver，Berichte，38.

[250] 背景参见Johe，“Volk，” 334。

[251] Szalet，Baracke，11.

[252] “Bericht über die Lage in Deutschland，” February 1934，in Stöver，Berichte，69-70；Lüerβen，“‘Wir，’” 157.

[253] Union，Strafvollzug，18-20；Mayer-von Götz，Terror，162-64.

[254] HStAD，Rep. 29，Nr. 302，Krankenanstalten Wuppertal-Barmen，Anamnese，October 5，1933. 更概括的内容参见Moore，“Popular Opinion，” 115-19；Mayer-von Götz，Terror，161。

[255] 其中一个案例，参见Mayer-von Götz，Terror，151。

[256] Quote in Moore，“Popular Opinion，” 112. 其他例子参见ibid.，103；Deutschland-Berichte，vol.1（1934），233，302。

[257] Klemperer，LTI，41.

[258] 关于纳粹投票，参见Falter，Wähler。

[259] Moore，“Popular Opinion，” 162.

[260] Quote in Fritzsche，Life，31.

[261] Quote in Mayer-von Götz，Terror，155. See also Moore，“Popular Opinion，” 78，161-62.

[262] 希姆莱1943年10月6日对国家领袖和大区长官的演讲，in Smith and Peterson，Geheimreden，168。

[263]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7.

[264] Moore，“Popular Opinion，” 159-60.

[265] K. Tucholsky to W. Hasenclever，April 20，1933，in Directmedia，Tucholsky，11678.

[266] Braunbuch，270-302，quote on 270. See also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68-71；Rabinbach，“Antifascism”；Milton，“Konzentrationslager，” 142-43；Nürnberg，“Auβenstelle，” 89（n. 25）. 流亡在外的目击者的报告，参见Deutschland-Berichte；Stöver，Berichte。

[267] Baganz，Erziehung，241-44.

[268] “Malice against Ebert’s Son，” Manchester Guardian，October 13，1933. See also Klausch，Tätergeschichten，90-91；Meyer and Roth，“‘Wühler，’” 236.

[269] Diekmann and Wettig，Oranienburg，12.

[270] Milton，“Konzentrationslager，” 138-42，quote on 138. See also Dörner，“Ein KZ，” 133-34.

[271]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80-81，quote on 180. See also Mühsam，Leidensweg，41.

[272] Moore，“Popular Opinion，” 29-31，quote on 30.See also Heiβ，Deutschland，101. 关于1914年德国的战争罪行，参见Kramer and Horne，German Atrocities。

[273] NCC，304.

[274] 德国的外交政策，参见Kershaw，Hubris，490-93。

[275] Zámečník，Dachau，91；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88.

[276] Baganz，Erziehung，236-37.

[277] Quotes in The Times，readers’ letters，September 29，1933，October 4，1933，NCC，docs. 54 and 55.

[278] Zámečník，Dachau，96-97；Kersten，“‘The Times.’”

[279] Quotes in NAL，FO 371/16704，Bl. 363-65：report on a visit to Hohnstein，October 10，1933.关于霍恩施泰因集中营，参见OdT，vol.2，129-34。

[280] 例子参见Hett，Crossing，189；German Foreign Ministry to embassies，July 1933，NCC，doc. 48。

[281] Quotes in Favre，“‘Wir，’” translation in NCC，doc. 56.

[282] Oranienburger Generalanzeiger，March 28，1933，in Longerich，“Straβenkampf，” 30-31.

[283] “Sie können sich nicht beklagen，” Kasseler Neueste Nachrichten，June 23，1933，in Krause-Vilmar，Breitenau，104.详情参见Moore，“Popular Opinion，” 53-54，66，73，77-78。

[284] 电影参见Drobisch，“Oranienburg，” 19。

[285] 专题摄影参见“Im Konzentrationslager Oranienburg bei Berlin，” Berliner Illustrirte Zeitung，April 30，1933。详情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88-92。

[286] Moore，“Popular Opinion，” 52-53. 详情参见Caplan，“Political Detention，”33。

[287] NS-Nachrichten für Nieder-Barnim，August 19，1933，NCC，doc. 49.

[288] IfZ，Fa 199/29，Bl. 51：Schäfer to Hitler，March 24，1934；ibid.，Bl. 52：Dr. Meerwald to Schäfer，April 3，1934；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93；“Dokumentation der Ausstellung，” 182. 关于舍费尔的书，参见P. Moore，“‘What Happened’”。

[289] Schäfer，Konzentrationslager，quotes on pages 25，63，40，238-39.

[290] 例子参见Longerich，“Straβenkampf，” 31；Wollenberg，“Gleichschaltung，” 262-64。

[291] Kershaw，“Myth，” 63；idem，Hubris，494-95.

[292] Ecker，“Hölle，” 48；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23-25.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像达豪集中营一样进行恐吓：在萨克森堡（Sachsenburg），只有27%的囚犯投票给纳粹党；Baganz，Erziehung，181。

[293] Bendig，“‘Höllen，’” 107.

[294] Schäfer，Konzentrationslager，16.

[295] Quotes in Longerich，“Straβenkampf，” 31. See also “Konzentrationslager für Schutzhäftlinge in Bayern，” VöB，March 21，1933，in Comité，Dachau（1978），43.

[296] Bettelheim，“Individual，” 426.

[297] Klemperer，Zeugnis，vol.1，69.

[298] Schäfer，Konzentrationslager，23，25，27-28. 其他例子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92；Baganz，Erziehung，237。

[299] Wollenberg，“Gleichschaltung，” 260.

[300] 有关达豪，参见Steinbacher，Dachau，186-87。

[301] Amper-Bote，June 2，1933，NCC，doc. 42（译文有细微的调整）。详情参见Steinbacher，Dachau，187-88。

[302] Wollenberg，“Gleichschaltung，” 263，267-68；Wieland，“Bremischen，” 282-87.

[303] Dörner，“Konzentrationslager，” 72；Longerich，“Straβenkampf，” 31.

[304] 法令重印于Hirsch et al.，Recht，90-91。它于1934年12月20日被更具扩张性的法律取代，专门针对攻击国家和纳粹党的恶毒行为。相关背景，参见Dörner，“Heimtücke，” 17-25。

[305] LaB，A Rep. 339，Nr. 702，Bl. 334-36：Sondergericht Berlin，Urteil，November 24，1933.See also Hüttenberger，“Heimtückefälle，” 478-79；Dörner，“Konzentrationslager，” 71-73.

[306] StAMü，StA Nr. 7457，Sondergericht München，Urteil，August 19，1933. See also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77.

[307] Cited in Moore，“Popular Opinion，” 110-11.

[308] Moore，“Popular Opinion，” 68-69.

[309] Quote in “Life in Nazi Prison Camp，” Daily Telegraph，March 19，1934.See also “Baby Labelled ‘Political Prisoner No.58，’” Daily Herald，April 23，1934；“Frau Seger Free，” Manchester Guardian，May 25，1933；IfZ，Fa 199/29，Bl. 69-71：ORR Volk to RK，April 30，1934.

[310] Quotes in Ecker，“Hölle，” 15；Zámečník，Dachau，45；Disziplinar- u. Strafordnung für Dachau，October 1，1933，IMT，vol.26，291-96，ND：778- PS，p. 294. See also Zámečník，Dachau，43-46（不过威廉·弗朗茨在这里被误认为是犹太囚犯；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12）。

[311] Améry，Jenseits，38，54，58. 关于犹太受害者，一个类似的观点参见Wildt，“Violent Changes”；K. Wünschmann，“Konzentrationslagererfahrungen，” 56-57。

[312] Mitteilungen des Gestapa，August 24，1933，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 rk 21.

[313] 例子参见Kershaw，Popular Opinion，79-80。

[314] Eley，“Silent Majority？，” 558.

[315] See also Wachsmann，“Dynamics，” 20.

第2章 党卫队集中营体系

杀戮成就了特奥多尔·艾克。更准确地说，1934年7月1日下午6点的那一枪开启了他的事业。那个周日，夜幕刚刚降临，当他阔步穿过位于慕尼黑的斯塔德海姆监狱新建成的牢房，匆匆赶去执行谋杀任务时，他就已经想到将会得到的奖赏。虽然他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身为达豪的指挥官，他把大多数肮脏的活交给手下去做——但是当他走上二层，穿过两段有武警站岗的走廊时，却没有显露出一丝一毫的紧张。他最终停在了474号牢房门前，下令打开牢门，在得力手下米夏埃尔·利珀特的陪伴下走了进去，直面自己曾经的恩人——如今纳粹最有价值的政治犯，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

艾克和利珀特一小时前刚刚从达豪来到斯塔德海姆监狱，他们直接找到监狱负责人，要求立刻提审罗姆，后者前一天早晨与冲锋队其他高层刚以叛国罪被捕。监狱负责人明显是在拖延时间，于是艾克愤怒地说自己是奉希特勒之命，元首私下命令他给冲锋队领袖发出最后通牒，让罗姆自裁谢罪；如果罗姆不听从命令，就由艾克行刑。监狱负责人慌忙打了几个电话核实艾克的话，得到证实后才准许这两位党卫队军官前往474号牢房。在牢房里，艾克递给罗姆一份《人民观察家报》的复印件，上面详细报道了前一天在斯塔德海姆监狱处决六位冲锋队领导人的新闻，随后他干脆利落地发出了希特勒的最后通牒。罗姆显然试图反抗，但是他的牢房很快又被锁了起来，房间内的一张小桌子上放了一把手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牢房外，艾克看着表，紧张地等待了十分钟——也就是希特勒指定的时间。十分钟一过，他便命监狱的看守打开牢门，收回了没有使用的手枪。随后，艾克和利珀特举起自己的枪对准罗姆，后者将自己的衬衫脱了下来。镇定了几秒后，两人扣下了扳机。罗姆踉踉跄跄地向后退，虽然满身是血，但还活着。罗姆呻吟的情形似乎吓到了艾克，他命令利珀特完成收尾工作。这个年轻人上前，近距离地冲罗姆的心脏开了第三枪。根据一名目击者所述，这名冲锋队领袖临死前一直念叨着：“元首……我的元首。”[1]

希特勒很早之前就想对付罗姆，只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结局会如此血腥。此前几个月，许多冲锋队队员把希特勒寻求理智和冷静的呼吁抛到脑后。在热血罗姆的号召下，他们发动了“二次革命”，希望建立一个“冲锋队国家”。这种暴力对话，伴随着公开的骚乱和野蛮行为，成为令希特勒非常头疼的政治问题。冲锋队的行为不仅在希特勒上台后第二年加剧了国内民众对政权的不满，还疏远了德国陆军。陆军将领们对罗姆军队的野心和庞大的准军事力量感到威胁，其队伍截至1934年中已经有超过400万人。更严重的是，罗姆还在纳粹党中挑拨充满嫉妒的领导人与希特勒为敌，这些人密谋消灭自己的政敌。特别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他们不断欺骗希特勒，隐瞒冲锋队要发动政变的计划。

1934年6月，经过几个月的犹豫，希特勒终于行动了。不过，希特勒对罗姆的“背叛”太愤怒，以至于提前发动了偷袭。1934年6月30日凌晨，希特勒带领一小队人马直取冲锋队在巴特维塞（Bad Wiessee）的休养地，逮捕了罗姆和其他冲锋队高官。几个小时后，希特勒处决了第一批犯人，不过他把罗姆留到了第二天。与此同时，警察和党卫队根据早已准备好的嫌疑人名单，在德国其他地方展开了突击抓捕。受害者不只是冲锋队队员。这次清洗还为镇压国家保守派对希特勒政权的反对之声和其他所谓的敌人打了掩护。最终，所谓的“长刀之夜”——实际上持续了三天——据说夺走了150～200条性命。[2]

在这次流血清洗中，达豪的党卫队向希特勒证明了自己是最有激情的刽子手。几天前，艾克与达豪党卫队领导一起策划了巴伐利亚州的突袭和逮捕方案。随后，6月29日，集中营党卫队已处于戒备状态。当天深夜，艾克将冲锋队针对希特勒的阴谋告诉了手下，让他们无须对冲锋队手下留情；艾克怒气冲天，据说还撕碎了一张罗姆的照片。几个小时后，在他的带领下，数百名看守趁着浓重的夜色从集中营出发，登上了卡车和公交车，其中一些人还配备了从瞭望塔取来的机关枪。他们最终停在了距巴特维塞几英里外的地方，与另外一支党卫队——希特勒护卫分队会合。可是，由于希特勒提前行动，达豪党卫队晚了一步，结果只得跟着希特勒的车队回到慕尼黑。艾克在慕尼黑总部，也就是所谓的褐宫见到了其他纳粹官员。希特勒就是在这里歇斯底里地怒斥“世界历史上最糟糕的背叛”，并承诺处决冲锋队的所有叛徒。此时，艾克或许已经接到了在达豪实施屠杀的指示，因为在他6月30日回到集中营后不久，杀戮就开始了。[3]

第一批遇难者中包括71岁高龄的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他也是迄今为止身份最显赫的遇难者。他于6月30日晚在慕尼黑被党卫队逮捕，随后就被拖到了达豪。这位拥护君主制度的巴伐利亚前长官自1923年11月协助镇压过希特勒的武装政变后，就成了极右翼仇视的对象。[4]当冯·卡尔从黑色敞篷式警车里下来时，达豪党卫队队员认出了他，差点儿将他当场处决。一大群穿着制服的看守吵吵嚷嚷地把老人扯到特奥多尔·艾克面前，后者坐在指挥官办公室外的一把椅子上，正叼着一根雪茄吞云吐雾。艾克像罗马皇帝似的先竖起右手大拇指，然后翻手向下一指。党卫队的一帮人便推搡着冯·卡尔穿过旁边的一扇铁门，进入达豪新建的地堡。不久后，传来一声枪响。[5]

不断有车将“叛徒”从慕尼黑运到集中营，因此杀戮一直持续到深夜。跟冯·卡尔一样，大多数人都死在地堡或者地堡附近，但至少有两个人是在集中营探照灯的扫视下被枪决的。达豪的犯人们被关在集中营牢房中，听到了外面的枪响，接着就是党卫队兴奋的吼叫声，那是一种在酒精和鲜血刺激下的疯狂。兴高采烈的艾克下令，党卫队食堂免费供应啤酒，除此之外还有震天响的音乐。[6]令人毛骨悚然的党卫队聚会时不时被更多的枪声和殴打声打断；有的犯人被虐待致死，他们的脸被捣烂，尸体被砍得七零八落。[7]

不是所有被害人都是从集中营外押送来的。疯狂的党卫队看守在地堡处决了五名长期在押的达豪囚犯，其中至少有两人是德国犹太人。以往达豪党卫队都是依上级指示行事，一般是警方和帝国保安部（SD）的领导通过艾克下达处决的命令，可现在党卫队自己扮演起了法官和处决者的角色。为了掩盖他们的残暴行径，艾克和手下向希姆莱宣称，处死的犯人都属罗姆麾下，这些人试图煽动其他囚犯起义。有人被处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其他犯人耳中，本来就惶惶不安的犯人们如今更加恐惧，害怕党卫队对自己也下毒手。[8]

残暴的一夜总算过去，1934年7月1日一早，特奥多尔·艾克出现在达豪集中营的铁丝网前。为了安抚惊慌失措的囚犯，他把清洗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众人，还说很快就会把罗姆吊在集中营里示众。[9]但是在艾克当晚一路鸣笛，从斯塔德海姆驾车赶回来时，罗姆已经死了，死在了他和利珀特手中。不过，艾克仍然决心在达豪来一场杀戮表演。他带回来四个官阶稍低的冲锋队队员，暂时安置在食堂，等待集中营为死刑做好准备。党卫队看守们在地堡外集合，站在靶场边。囚犯们则在艾克的指示下站在铁丝网后面观看枪决。一切就绪后，四名冲锋队队员一个接一个被带出食堂，在夕阳的余晖中穿过靶场。艾克当众宣布他们死刑后，一队党卫队哨兵举枪瞄准。每一声枪响后，还沉浸在昨晚疯狂情绪之中的党卫队看守都会爆发一阵欢呼，大喊“万岁”。[10]

第二天早上，在党卫队练兵场北边的森林里，更多的人被处决，达豪的屠杀也随之结束。同一天，1934年7月2日，希特勒正式宣布清洗运动结束，第三帝国再次恢复了平静。[11]至此，有20多人在达豪营区被处决，更多的人则死在了营区附近。[12]死者包括冲锋队高级官员、与罗姆有私交的人（比如罗姆的司机）、据称是间谍的女友（她是唯一被处决的女性），以及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和政客，他们全部是报复和仇杀的牺牲品。党卫队还处决了一位名叫施密德（Schmid）的音乐评论人，结果发现是巴伐利亚政治警察把他跟同名的记者弄混了，等当局意识到抓错了人，赶紧打电话通知艾克的时候，这个被错认的施密德已经死了。[13]

1934年夏天针对罗姆的清洗运动成了第三帝国历史的分水岭。经此一役，冲锋队威望大减，再也不是希特勒内部统治的最大威胁。作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冲锋队的衰落换来了大批德国将军的投降和臣服。不仅将军们对希特勒赞不绝口，整个德国都开始流传关于希特勒的传说，许多德国人欣赏他，因为他通过对冲锋队暴徒和叛徒的果断一击恢复了国家的秩序和体面（纳粹大肆宣传罗姆是同性恋者，此前希特勒一直在容忍他）。1934年8月，兴登堡总统去世后，希特勒终于确立了自己不容置疑的地位，成为“第三帝国的元首及总理”。[14]

此次清洗运动对集中营历史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为党卫队集中营之后罔顾法律、肆意关押的行事作风做好了铺垫。同时，它还促使党卫队加快创建职业看守军团的速度，共同的罪恶将看守们紧密联系起来。在达豪，这三天的遇害人数等同于前一年全年的处决量，成为改变当地许多党卫队队员的重要经历。“这些事深刻地影响了我。”汉斯·奥迈尔（Hans Aumeier）回忆说，当时年仅27岁的他在达豪任职才几个月的时间，后来他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领导。[15]

永久例外

清洗罗姆对特奥多尔·艾克来说是个绝佳的机会。他将自己的手下捧到比看守更高的位置来加以炒作。就在几周前他还将手下吹嘘成纳粹德国“最忠实的支柱”，时刻准备“围绕在元首周围”，用“无畏的进攻精神”保卫元首。[16]艾克意识到这次清洗运动是证明自己的机会，所以他并没有放过。他提醒希姆莱，执行“重要任务”充分证明了自己和手下的“忠诚、勇气和使命感”。[17]虽然其他集中营也参与了此次行动，但它们仅限于把囚犯关在条件严苛的营区里，而达豪是主要的行刑地。[18]最重要的是，艾克自己协助处理了“阴谋”的幕后策划者恩斯特·罗姆。这成了他打入党卫队圈子的王牌。18个月后，在达豪庆祝冬至时，据说艾克曾大喊：“我很骄傲，亲手枪毙了这头同性恋猪。”[19]

希特勒没有忘记艾克及其下属的功劳。清洗运动后没过几天，希特勒就提升艾克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只比希姆莱低三级。党卫队也成了希特勒最钟爱的镇压工具，1934年7月20日出台的一项命令充分显示出党卫队地位的上升。该命令宣布党卫队是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不再隶属于冲锋队。党卫队领袖希姆莱知道，这次清洗运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即便10年后，他仍赞扬下属“将做错事的同事押到墙下击毙”的坚定意志。事实上，此次行动最大的受益者是希姆莱。他的事业已经处在上升阶段，但清洗运动加速了他的晋升，最终令他获得了对警察和集中营的控制权，虽然这中间也经过了几番激烈的内部拼杀。[20]

集中营督察组

“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希姆莱这样形容纳粹掌权后政治警备队的崛起。[21]起初，德国各个州都有自己的军队。但不久之后这些军队就被整合了，负责整合的人正是希姆莱。自1933年底起，这位强硬的党卫队领袖从自己的根据地巴伐利亚州开始，在几个月内将德国各州政治警察的力量一个接一个收入囊中。最后落入其手的大州是普鲁士，其军队力量也是最强大的，其间有多位对手与他竞争这个拜占庭式的恐怖机器。最终，在1934年4月20日，普鲁士强权人物赫尔曼·戈林同意任命希姆莱为普鲁士秘密警察督察官。深受希姆莱信任的参谋海德里希成为普鲁士地方盖世太保的新首领，掌管着柏林总部600名官员和遍布普鲁士州的2000多名官员。在纸面上，戈林仍是普鲁士盖世太保的首领，最初也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最后他还是敌不过精明狡猾的下属。[22]

希姆莱对德国政治警察——实施保护性拘禁的主要力量——的掌控为接管集中营奠定了完美的基础。希姆莱对此再清楚不过。他比任何纳粹领导人都更了解集中营未来的潜力，并从1933年底就谋划着将余下的早期集中营收入自己手中。[23]现在他已经获得了对政治警察的控制权，是时候行动了。[24]

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希姆莱找到特奥多尔·艾克。1933年5月，就在清洗罗姆行动的前几周，希姆莱指示艾克对集中营系统实行“基本组织重构”，从普鲁士开始。希姆莱想要推翻充满缺陷的普鲁士模式，以达豪现行的集中营体系取而代之。[25]利赫滕堡是第一个试验点。艾克如今自称“集中营督察官”，1934年5月28日，他从名义上负责监督集中营党卫队的福斯特（Faust）警官手中接管了利赫滕堡集中营。一天后，艾克就以捏造的罪名逮捕了福斯特警官（这名不幸的前总管很快发现自己被希姆莱下令实施了保护性拘禁，先是关在柏林，后来又转移到埃斯特尔韦根）。艾克还解雇了两名为福斯特工作的行政警官，让自己的亲信担任残忍的指挥官一职，统领当地的党卫队看守。为了实行更严苛的统治，1934年6月1日，艾克还引入了新的囚犯惩罚规定，几乎跟达豪的一样。[26]第二天，他完成了人事变动，并出台了给利赫滕堡看守的第一份书面命令：“在此之前你们的上级都是一些官员和一个贪污受贿的负责人。从现在开始，将有士兵为你们的幸福和麻烦负责。我们将齐心协力，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向上垒，直至大业得成，同时丢弃没有用的坏石头。”[27]

利赫滕堡的重组在接下来几周内迅速展开，受此鼓舞，希姆莱开始策划接下来的行动。1934年6月，他将目光对准了萨克森堡（萨克森州）和普鲁士州最大的集中营埃斯特尔韦根——这一步棋更大胆，因为这两座集中营仍处于冲锋队的管理下。希姆莱打算先拿下埃斯特尔韦根，艾克原本已准备在1934年7月1日动身，却被清洗罗姆行动绊住了，不过党卫队借此更快地获得了对早期集中营的掌控权。[28]结果，党卫队不仅如愿接管了埃斯特尔韦根和萨克森堡，还拿下了另外两座冲锋队治下的集中营——霍恩施泰因和奥拉宁堡。[29]党卫队的势力越发壮大，在接下来的几周，特奥多尔·艾克——1934年7月4日被正式任命为集中营督察官，也就是枪杀罗姆后三天——穿梭于两座新营之间。[30]

掌控奥拉宁堡——成立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冲锋队集中营——象征着党卫队获得了新的领导权。1934年7月4日，艾克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奥拉宁堡，就在几天前，一队警察刚来到这里解除了大部分冲锋队队员的武装。艾克命令手下的部队（其中一部分是从达豪调过来的）将集中营包围起来；据一名目击者称，艾克还带了两辆坦克作为后援。但是吓坏了的冲锋队队员完全没有抵抗。艾克简单地宣布了党卫队的接管，让冲锋队看守再去找一份工作。冲锋队在奥拉宁堡的统治自此在抽泣声中结束了。同时，新主人以独特的方式庆贺自己的接管，那就是处决重要的囚犯埃里希·米萨姆。起初他们试图逼迫米萨姆自杀。米萨姆坚决不从，但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于是私下悄悄地将自己的物品分给了其他囚犯。1934年7月9日深夜，孱弱的米萨姆被带走了。他明显是被一条晾衣绳勒死的，尸体被挂在集中营的公厕里，党卫队试图把他的死伪装成自杀。7月16日，埃里希·米萨姆的葬礼在柏林举行，只有少数几名勇敢的朋友和仰慕者参加。他的妻子克丽丝珍提亚此时已经逃到了国外，所以并没有到场，她曾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营救自己的丈夫，但如今只能在国外披露集中营残暴的内幕，讲述丈夫的悲惨遭遇。[31]

希姆莱和艾克很快精简了新到手的集中营。他们对维持奥拉宁堡和霍恩施泰因没有兴趣，所以直接把它们关了。[32]对比之下，萨克森堡和埃斯特尔韦根则由艾克接手，成了跟达豪一样的党卫队集中营。[33]比如，埃斯特尔韦根1934年8月1日出台的新规定就是直接以达豪的为基础。[34]艾克还四处寻找能够将党卫队精神带入新集中营的官员。在达豪，党卫队分队长汉斯·洛里茨给艾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人狂热好战，令艾克颇为欣赏。现在，艾克任命他为埃斯特尔韦根的新指挥官。洛里茨并没有让艾克失望。一名前囚犯记得他在1934年7月的第一次讲话：“今天我接管了这里。在纪律方面，我就是一个粗人。”[35]

起初，特奥多尔·艾克在达豪或者在飞去其他党卫队机构的路上给自己的集中营下达命令。[36]不过在1934年12月10日，希姆莱给他指定了一处与他头衔相匹配的常设办事处。选址体现了集中营对希姆莱的重要性，因为艾克直接搬到了柏林的警察局总部。作为帝国官僚体系的一部分，艾克的新集中营督察组（IKL）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Prinz-Albrecht-Strasse）8号一楼盖世太保的办公区占了5间办公室。尽管两个部门挨得很近，但希姆莱保证艾克的督察组跟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彼此独立。[37]这两个关系不善的人不得不紧密协作。海德里希实际指使警察垄断实施保护性拘禁的权力，押送嫌疑人到集中营并下达释放的指令；而集中营的组织和管理则交给艾克负责。[38]

艾克领导的看守部队从党卫队总队分立出来后，他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同样，盖世太保也从常规警察中独立出来）。1934年12月14日，希姆莱做出了一项重要举措，将集中营看守提升为党卫队中一支独立的力量，头领艾克还获得了一个新头衔：党卫队看守团（SS Guard Troops）督察官。诚然，艾克并不算完全脱离党卫队的管理，特别是在财务和人事方面，他仍隶属于新的党卫队总办公室（直到1939年夏天）。不过实际上，艾克经常越过行政上司，直接向希姆莱汇报。[39]

截至1934年底，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希姆莱和艾克打造了全国范围内党卫队集中营体系的雏形。现在五座党卫队集中营——遵循相似的路线，由党卫队看守团管理——在柏林新成立的督察组的监管下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伞状网络。[40]但党卫队体系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因为集中营还没有被确立为永久性的常设机构。事实上，1934年的集中营看起来很快就会消亡。

党卫队集中营遭遇威胁

第三帝国成立伊始，内部便开始就未来发展方向上演拉锯战：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独裁统治？今天，这个答案显而易见。但是纳粹德国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走上极端恐怖统治的道路。最初，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和党派设想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他们希望建立法治的独裁政府，由传统国家机器执法。他们的确接受并且拥护1933年放纵的镇压行动，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稳定政权的一条途径。但是他们把清洗罗姆的行动视为纳粹最后一次革命，是为建立在专制法律基础上的独裁政体扫清障碍。如今再没有必要随意运用暴力，而且，不受法律支配的集中营除了在国内外损害政府形象外也没有其他意义了。[41]

早在1933年春夏，政府官员就开始试探性地控制集中营，与此同时，一些媒体也向读者保证这些集中营不会成为新德国的常设机构。[42]到年底的时候，在一名不可思议的领军人物的推动下，撤销集中营的势头更猛了，这个人就是赫尔曼·戈林。纳粹第一波恐怖行动平息之后，一直拥护强权政府的戈林标榜自己为支持法律与秩序的高尚政治家。[43]随着“纳粹党政权彻底稳定”，他在1933年12月初纳粹党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大批释放普鲁士集中营的囚犯。这次所谓的圣诞节大赦中，总共有多达5000名囚犯获释，几乎是普鲁士保护性拘禁人员的一半。[44]大多数人都是步兵或者左翼的拥护者，剩下的则是对政权不满的人。[45]但是政府这次也释放了一些重要人物，其中就有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他自从被释放后就一直低调做人，在柏林经营一家加油站。[46]

1934年，早期集中营开始加速衰落。赫尔曼·戈林继续在公开和私人场合进行反集中营斗争，特别是在希特勒面前游说。纳粹的忠实拥护者、帝国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与戈林站在一边，他尖锐地批评了过度实行保护性拘禁的做法，并指出集中营终将解散。[47]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固，更多的囚犯获释（3月底沃尔夫冈·朗霍夫随其他囚犯一起被释放），被抓入集中营的犯人寥寥无几。在普鲁士，1934年8月1日仅有2267人仍处于保护性拘禁，一年前则有14906人。[48]早期集中营迅速减少。1934年的头几个月，在普鲁士和其他地方有十几个集中营被关闭，其中包括勃兰登堡、松嫩堡和布雷多。[49]

1934年下半年，在希特勒的直接干预下，更多集中营被关闭。1934年8月初，在公民即将选举他成为国家元首和总理之前，希特勒在公众面前故作姿态，大赦政治犯和其他冒犯政府的人。最关键的是他在集中营问题上装腔作势。他下令快速回顾所有的保护性拘禁案，要求释放罪行较轻且不对国家构成威胁的囚犯。[50]尽管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反对——他们拒绝释放重要人物，比如卡尔·冯·奥西茨基和汉斯·利滕——大部分保护性拘禁的犯人还是恢复了自由身。在普鲁士，希特勒大赦后集中营只剩下了437名囚犯；在埃斯特尔韦根——埃姆斯兰的最后一个集中营，初始关押了5000名囚犯——到1934年10月只羁押了150人。[51]集中营的迅速萎缩已尽人皆知。1934年8月底，戈林就关闭奥拉宁堡集中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来会“大幅度削减”保护性拘禁，触犯法律者“会被迅速移交法院处理”。[52]

拥有数百所监狱的司法机关已经做好了取代集中营的准备。从1933年初开始，德国司法体系就开始大转型。尽管它仍主要由民族保守主义派掌控，比如长期担任帝国司法部部长的弗朗茨·居特纳，但是它也开始成为纳粹政府的忠实仆人。主要官员都被遣散，基本法律原则被摒弃，新法院建立，更严格的法律开始实施。德国法学家一边倒地支持这些改革。结果是国家囚犯人口迅速攀升，从1932年日均6.3万人飞升到1933年夏天的10.7万人，其中至少有2.3万人是政治犯。居特纳和其他法学家给纳粹领导人传达了一条明确的信息：政府的敌人会遭到法律严厉的惩罚，保护性拘禁等措施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有如此坚定的司法体系，谁还需要集中营呢？[53]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司法官员可以用条件严苛的监狱作为证明。1933年，司法高层领导承诺会采取更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手段——就像有些人形容的那样，将监狱变成了“恐怖屋”——并且引进更严厉的制裁方法，并削减供给。[54]政府新监狱的榜样就是埃姆斯兰的集中营。在一场约束法外拘禁的动员运动中，德国司法官员于1934年4月接管了内森萨斯特姆和伯格摩尔早期集中营；营内的保护性拘禁囚犯被换成了普通的监狱囚犯。1935年，帝国司法部在埃姆斯兰掌管六座集中营，其中关押了5000多名犯人。这里的规则和条件比较苛刻，对待犯人的态度比较野蛮，同年造成了13名囚犯的死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雇用了前冲锋队队员当监狱看守。领导他们的是另一个经验丰富的早期集中营管理者——冲锋队二级突击大队长维尔纳·舍费尔，1934年4月他被司法系统从奥拉宁堡指挥官的位置上挖了过来。舍费尔被任命为公务员后就被派到了埃姆斯兰的监狱营区，一直干到1942年，这些年间有几百名囚犯死在这里。[55]

司法官员们对发生在自己监狱里的虐待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开始将目光锁定在冲锋队和党卫队集中营里的施暴行为上。这其中的确有相互勾结瞒天过海的勾当。比如，清洗罗姆一派的运动中存在越界的谋杀行为。[56]如今早期集中营失势，国家公诉人便启动了多起刑事侦查，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涉及至少十座集中营。最大的一桩案子是在霍恩施泰因集中营关闭后对冲锋队前看守的指控。司法机关炫耀着纳粹给予其的信任，很乐意忽视那些因报复共产党干的“坏事”或者出于“政治原因”的犯罪。但法官确立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不会姑息随心所欲的施暴行为。在他们看来，第三帝国不能容忍虐待狂式的暴行，霍恩施泰因就是被这种行为毁掉的。1935年5月15日，德累斯顿地方法院将23名冲锋队队员送进了监狱。霍恩施泰因集中营前任指挥官情节最严重，被判刑六年，其他人则是十个月到六年不等。[57]

党卫队发现自己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1934年春天，什切青地方法院判处七名来自刚被关闭的布雷多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犯严重伤害罪和其他罪行，前集中营指挥官更是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这一案件被德国媒体争相报道，戈林为烘托自己是秩序捍卫者自然在其中推波助澜。希特勒不甘落后，1934年7月13日在国会讲话中宣布三名党卫队看守（属布雷多集中营）在清洗罗姆的行动中被枪毙，因为他们“恶意虐待保护性拘禁犯”。[58]如今就连艾克手下的集中营也被审查了，埃斯特尔韦根和利赫滕堡的部分高层官员被逮捕和定罪。[59]

党卫队如今处于劣势。[60]它的名声本来就不好——“我知道在德国有些人害怕看到穿黑制服的人。”希姆莱承认道——司法调查更是进一步将它推向悬崖，在此关键时刻，集中营体系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61]艾克认为这些“恶毒”攻击的“唯一目的就是系统性地瓦解和动摇帝国领袖对集中营的信心”。[62]同时，司法机关继续削弱集中营的力量。1935年夏天，艾克视为眼中钉的帝国司法部部长居特纳建议给所有集中营囚犯配备法律代表，这也是许多德国律师和新教首领提议的。[63]

到了1935年，初具规模的党卫队集中营面临巨大的压力。集中营数量迅速减少，整个体系还面临着合法性问题。对许多观察者来说，集中营的寿命似乎时日无多。但海因里希·希姆莱有不同的想法。1934年12月，他警告戈林不应该“废除目前对抗国家敌人最有效的工具”。[64]希姆莱为保留集中营而奋战，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为了稳固和拓展自己的力量，还是为了拯救第三帝国。[65]

希姆莱的愿景

1934年大批释放集中营囚犯是“纳粹党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错误之一”，海因里希·希姆莱几年后在一次机密讲话中愤慨地说。允许狠毒的敌人重拾他们破坏性的工作绝对是“愚蠢的行为”。毕竟，保卫纳粹政权的斗争距离胜利还很远。按希姆莱的说法，德国仍然面临致命的危险，阴魂不散的敌人会威胁国家的方方面面，从国家和社会的根基到人民的道德品质乃至种族健康。国家必须与“有组织的次等人力量”奋战到底，希姆莱一次又一次用到这个宽泛的名词，它指的是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共济会成员、神父、反社会人士、罪犯，特别是“不应该被视为我们人类”的犹太人。[66]

希姆莱的理念建立在末日世界观之上。在他脑子里，与德国国家敌人的全面战争将会持续数个世纪，靠传统武器是无法取胜的。为了彻底消灭那些妄想毁灭德国的固执的敌人，希姆莱和他的支持者认为，国家应该处于战争状态。军队在国内与“内部敌人”做斗争，应该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不受法律的约束。要想取得彻底的胜利，只能依靠彻底的恐怖行动，由希姆莱的精英战士来领导：警察可以逮捕所有对“国家机体”有害的人，党卫队会把他们关进集中营隔离起来。[67]

希姆莱呼吁撤销对警察和党卫队恐怖行为的一切限制，希望国家一直处于紧急状态，这令他和其他仅仅希望建立独裁国家的纳粹领导人发生了冲突。[68]这种冲突在1934年春天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主要的交锋地就是希姆莱的老窝巴伐利亚州。他的力量在其他地方依旧薄弱，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集中营里绝大部分的囚犯被释放。但在巴伐利亚就不一样了。有了强大的内政部部长阿道夫·瓦格纳为自己撑腰，希姆莱底气十足，拒绝响应清空达豪模范营的号召。“只有身在巴伐利亚的我没有屈服，没有释放我扣押的保护性拘禁者。”希姆莱几年后这样宣称。[69]但这只有一半是真的，希姆莱在巴伐利亚州被迫做着无望的抵抗。

1934年3月，巴伐利亚州州长冯·埃普被一条新闻震惊，报道称巴伐利亚的保护性拘禁人数似乎超越了普鲁士（去年夏天，普鲁士关押的囚犯人数还是巴伐利亚的三倍），埃普因此开始猛烈抨击希姆莱的方式方法。埃普呼吁进行一次特赦，正好可以赶上纳粹掌控巴伐利亚一周年纪念。他在3月20日的一封信中称，巴伐利亚的做法是不对的，是武断的、过分的，会瓦解“人民对法律的信任，而法律正是一切国家体制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65岁的埃普私下里绝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极右翼领军人物，是前任大将以及资深的纳粹拥护者，1919年他的自由军团协助镇压了左翼起义，自此后他就被称为“慕尼黑解放者”。但是州长冯·埃普将第三帝国看作一个规范的国家。如今，纳粹革命已经结束，保护性拘禁等紧急措施也就“可有可无”了。更何况，新的法律和法院赋予了司法当局足够的力量去处理犯罪行为。[70]

希姆莱被刺痛了。在他为瓦格纳起草的一封极其粗鲁的回信中，他极力为自己的成就辩护。他声称保护性拘禁的存在有效减少了巴伐利亚的政治犯罪和其他犯罪行为，这是司法体系无法企及的。[71]但是希姆莱也不得不做出一定让步。即使州长冯·埃普只是巴伐利亚有名无实的荣誉领袖，但他的话在政界依然有分量。1934年3月到4月，希姆莱手下的巴伐利亚警察勉为其难地从达豪和其他集中营释放了将近2000名囚犯。[72]

1934年秋天，当针对巴伐利亚的冲突再次爆发时，希姆莱的立场却坚定了不少，这充分反映出清洗罗姆运动后他在第三帝国地位的上升。这一次是帝国内政部部长弗里克挑战他。在10月初给巴伐利亚州大臣的信中，弗里克指出巴伐利亚最近关押了1613名保护性拘禁犯——几乎是德国其他州总数的两倍。鉴于巴伐利亚当局的过度狂热，弗里克要求重审个别案件，为将来的释放迈出第一步。[73]

希姆莱的回应相当倨傲。他在1934年11月中旬写道，经过“最彻底的”回顾，巴伐利亚将会释放203名保护性拘禁犯，这个数字简直微不足道。希姆莱还补充说，任何大规模释放都是不可能的。他声称最近有集中营把危险的共产党员放了出来，这些人对国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除了巴伐利亚州，这还要多亏此处集中营更严格的行事作风。在别处，“无耻的”共产党人因为政府机关“普遍松懈”而变得更加胆大妄为。这种敌人把大规模释放看成“纳粹党领导下的国家内部软弱”的信号，由此加大对国家的攻击。希姆莱的结论非常明确：比起释放囚犯，他反倒想抓更多的人进集中营；他打算先发制人，向共产主义发起攻击。[74]

事实上，1934年秋天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是想象出来的，因为盖世太保牢牢压制住了地下抵抗势力。[75]尽管希姆莱对共产党的担心是真的——许多低阶的警察和州政府官员都被共产主义吸引——但他的确为了促进自己的预防性政策而夸大了共产党的行为。[76]不过不是所有人的想法都跟他一样，弗里克就继续向他施压，要求达豪释放囚犯。[77]

希姆莱直到1934年底仍坚守阵地，但他的立足点却摇摇晃晃。特别是新的党卫队集中营体系依旧脆弱。集中营的去留仍充满争议，其影响也微不足道，至少从囚犯的数量上来说。截至1934年秋，希姆莱的集中营只关押了大约2400名囚犯。[78]如果没有第三帝国最强大之人在1935年的几个果断干预，集中营很可能就彻底消失了。

希特勒和集中营

阿道夫·希特勒身为公众人物，从始至终都谨慎地与集中营保持着距离，刻意撇清关系。他从没有进集中营视察过，也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及集中营。[79]他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身为纳粹领导人，他知道集中营的名声不好。“我知道人们对这个机构的描述、谈论和指责有多么恶毒和愚蠢。”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39年承认。[80]希特勒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因此尽量避免与大众可能不喜欢的事物产生联系。[81]这无疑是他与集中营——至少在公开场合——划清界限的原因。私下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和最紧密的同伴商量集中营的问题，后来更是成了推动集中营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82]

希特勒的支持通常都是有条件的。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固，他起初似乎和那些想要废弃集中营的人站在了同一战线。数千名囚犯被释放，1934年2月他在《人民观察家报》上说，他甚至希望后续释放更多的囚犯。[83]六个月之后希特勒就兑现了他的诺言。1934年8月的大赦释放了2700名保护性拘禁犯，被德国国内和国外媒体争相报道。[84]但希特勒真的希望集中营消失吗？或者只是在等待时机？[85]

1935年，希特勒暗中表露了他对集中营的真实感情。2月20日，他接见了希姆莱，后者向他展示了德国内政部部长弗里克最近一次敦促进一步释放囚犯的来信复印件。刚视察完利赫滕堡和萨克森堡的希姆莱，在信的空白处潦草地写下了希特勒的坚定回答：“让囚犯继续待在集中营。”[86]四个月后，希特勒的态度更明显了。他在6月20日接见希姆莱，坚定地表示未来几年仍然需要集中营，而且批准了希姆莱增加党卫队看守的请求。[87]在第三帝国，毁灭性的愿望如果符合希特勒的心意，就可以被轻易实现。希特勒支持希姆莱扩展这种恐怖机器。

为了巩固集中营的地位，希特勒同意给它们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从一开始，资金就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不同的州和党政机关都在推卸责任。[88]1935年秋天，希特勒同意了特奥多尔·艾克的提案：从1936年春天开始，帝国将承担党卫队看守团的开支，集中营的一切开销由各州政府承担。[89]艾克只将此视为临时办法。如今，集中营成了纳粹帝国的常设机构，他满心期待着由国家全部买单的那一天。[90]他很快就得逞了。从1938年春天开始，由帝国内政部统一给集中营和党卫队拨款，仅当年一年就下拨了6300万马克。[91]多亏了希特勒，集中营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希特勒还明确了党卫队集中营的运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法律的限制。1935年11月1日，他告诉希姆莱保护性拘禁犯不应该配备法律代表。同一天，司法机关上报的囚犯可疑死亡案件也被他以无关紧要为由抹去了。[92]就在几周后，希特勒赦免了之前被定罪的霍恩施泰因冲锋队队员，给司法部门传递了一个令人寒心的信息：即使是最残酷成性的集中营看守也有他在背后撑腰。[93]名义上，法庭仍可以继续调查党卫队手中囚犯的不正常死亡事件，但实际上，此类指控最终都会被撤销。[94]公诉人知道，即使克服了党卫队设立的重重障碍，判决生效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95]

不久，希特勒给希姆莱领导的独立于政府的恐怖机器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1935年10月，他基本上同意了由希姆莱领导德国全境的警力。经过与弗里克数月的周旋，希姆莱于1936年6月17日被任命为德国警察总监。如今已经成为全国性机构的盖世太保获得了完整的保护性拘禁权，统一由柏林总部决定集中营囚犯的去留。[96]海因里希·希姆莱成了无可争议的集中营无限期监禁的决策人。

希姆莱的崛起看似势不可挡，但若没有希特勒的支持，他什么都不是。希特勒为什么如此坚定地支持他呢？首先，希特勒不太喜欢希姆莱的竞争对手。威廉·弗里克的运气已经开始减退，司法部部长弗朗茨·居特纳及其司法部也没有长进。希特勒非常不信任司法机关，他认为法学家都胆小懦弱，充满官僚气息，总是将抽象的法律凌驾在国家重大利益之上。[97]同时，赫尔曼·戈林开始逐渐从警察统领的位置上退下来，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德国经济和重整军备上。[98]

希姆莱登场的机会来了，他在1934年夏天的清洗罗姆行动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凭借毫不妥协的坚定态度成了希特勒的心腹，一旦他有了在希特勒面前进言的机会，他就不停地赞颂集中营的好处。[99]他的下属也一样。特奥多尔·艾克尤其期待1935年9月的纳粹党大会，那将是他第一次带领集中营部队接受希特勒的检阅。艾克将此视为重要的面试。他的部下穿着整洁的制服，戴着亮闪闪的钢盔出发前往纽伦堡，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排练了好几周——他们从各个集中营聚集到达豪进行特训。“我们通过了检验。”艾克后来自豪地写道。[100]希特勒也是这么想的。他对自己看到和听到的集中营印象深刻，在1935年11月与希姆莱的一次会面上，他还专门夸赞了他们的模范管理。[101]

希特勒将集中营视为不可或缺的机构也是因为他可以利用集中营迅速解决自己的敌人。[102]最重要的是，希特勒将集中营视为强大的武器，可以对“社会公敌”发动全力攻击。希特勒在1935年6月20日告诉希姆莱，安全地关押危险囚犯很有必要，他还同意在集中营设立特种机枪部队。为了防止国内动荡，希特勒补充说，党卫队看守甚至可以作为奇袭部队执行集中营外的任务。[103]

有了希特勒的支持，希姆莱底气更足了，他马上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第一次“预防性”突击行动。1935年7月12日，他命令警察逮捕了1000多名德国前共产党官员，仅仅因为怀疑他们持有“颠覆性态度”就足以获得逮捕许可。[104]但正如我们所知，希姆莱的目标更远大，他要瞄准一切所谓的敌人。他再一次获得了希特勒的支持。这两个人在1935年10月18日会面时，不仅商讨了对共产党的攻击，还有针对堕胎者和“反社会分子”的攻击。[105]不久后，刑事警察针对社会边缘分子的打击越来越严，把大量的囚犯送入集中营。[106]

希姆莱模式的胜利意味着司法机关的巨大失败。“只有那些依旧怀念自由主义年代的人才会认为保护性拘禁措施太严苛甚至违法。”一名盖世太保官员在重要的法律期刊上发表评论。[107]此时，与司法体系并行的体制外常设机构，典型地体现了纳粹统治多头治理的权力复制现象。[108]的确，司法官员可以安慰自己，监狱仍是国家拘留的主要场所，相比之下集中营不值一提；尽管希姆莱尽了最大努力，到1935年夏天，他的集中营也只关押了3800名囚犯，跟国家正规监狱的10万名在押犯根本没办法比。[109]但是法学家不得不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接受并且习惯集中营的存在。[110]

尽管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仍然有一些冲突点，但司法机关跟希姆莱的恐怖机器还是建立了大体良好的关系。[111]他们分工协作，与新秩序的可疑敌人做斗争：法庭将触犯法律的人送进监狱，而那些不能被定罪的人则被送进集中营。[112]此外，国家关押的数千名囚犯在司法判决后被移送至集中营。当德国共产党前国会代表卡尔·埃尔卡斯（Karl Elgas）以严重叛国罪被判刑三年，1936年即将服刑结束的时候，卢考（Luckau）监狱主管宣布将他移送至集中营，因为怀疑“他未来还会搞阴谋活动”；盖世太保对此非常赞同。偶尔，如果集中营里的囚犯被判刑事犯罪的话，也会先被移送到监狱服刑，然后再回到集中营。[113]

1937年9月，耶拿市（Jena）总检察长的一封信揭示了司法官员和集中营日益勾结的情况。在他告诉帝国司法部最近新开了一座叫布痕瓦尔德的大集中营时，他补充说：“在刚开始的几周，有七名囚犯试图逃跑，被看守击毙。司法程序已经被中止。集中营管理层和检察官办公室的合作目前为止进展顺利。”[114]

新集中营

1936年8月1日下午，当5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拥入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时，阿道夫·希特勒走到麦克风前，宣布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正式开始，庞大的开幕式有超过10万名观众。柏林奥运会在纳粹宣传上是重头戏。德国首都经过改头换面的整顿，街道整洁，彩旗飘飘，迎接八方来客。同时，纳粹领导人也尽力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弱化了国家压抑的现实，沉浸在体育盛事的欢乐氛围之中。[115]但纳粹的恐怖并没有掩藏得太深。就连奥运火炬在柏林奥运会体育馆点燃的时候，在北边不到25英里，靠近奥拉宁堡的地方还有一队筋疲力尽的囚犯在党卫队看守的驱使下清理一片巨大的松林；他们在为营建新集中营萨克森豪森开辟土地。[116]

海因里希·希姆莱认为在德国首都附近建立大型集中营是迫切且必要的。当时，柏林只有一座名叫哥伦比亚屋（Columbia House）的党卫队集中营，曾是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监狱，1934年12月由集中营督察组接管。[117]这座集中营太小了，根本无法实现希姆莱关押大批敌人的目标。于是党卫队开始寻找适合建立大型集中营的地点，他们认为奥拉宁堡最合适，早期最大的集中营之一也设在这里。从1936年春天开始，党卫队的规划者将目光对准了小镇东北方一大片隐蔽的树林，那里有充足的空间建立新集中营，而且离柏林很近。希姆莱和执行人艾克在实地考察后，1936年7月，党卫队出发，前去兴建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新集中营很快开始吸收其他集中营冗余的囚犯。9月初，它吸收了埃斯特尔韦根的剩余囚犯，这些人后来在《萨克森豪森之歌》里纪念这次转移：

我们从埃斯特尔韦根来，远离荒野和泥淖，

我们很快要到萨克森豪森，大门再一次被关上。[118]

抵达的囚犯中包括恩斯特·海尔曼，他侥幸活到了现在。“我从荒野里又出来了。”1936年9月8日，他从萨克森豪森给妻子写的第一封信里如是说。同时，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匆忙关闭，变身成另一个司法监狱营（这个时机对党卫队来说刚好，因为埃斯特尔韦根的土地耕种项目基本没取得任何成果）。下一个被关闭的是狭小的哥伦比亚屋，于是在1936年秋天，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趁机又吸收了一批囚犯；到了年底，囚犯总人数增加到了1600人。[119]

萨克森豪森是第一个为特定目的新建的集中营，以新模范营的身份开始了与达豪集中营的竞争。1936年至1937年，希姆莱与艾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两人联手巩固集中营的地位，萨克森豪森的兴建就属于其中一部分。现在，集中营的未来得以确保，他们重塑了集中营体系，用两座全新的集中营替代了现有的大多数营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位于图林根）。[120]

希姆莱和艾克在1936年就已经希望能在图林根建一座大集中营，几乎与建立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同时，但是这个项目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启动。1937年5月，经过亲自调研，他们最终确定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就是陡峭的埃特斯山（Ettersberg，此处风光秀美，是魏玛居民比较喜欢的一处景点）北部斜坡上的一大片林地。新集中营曾短暂地以此山命名，却遭到当地人的反对，因为这跟魏玛最著名的市民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联系在了一起（歌德有一首诗与此山有关。——译者注）。于是希姆莱用布痕瓦尔德（德语意为“山毛榉林”）作为替代，这个充满田园风情的词最终成了残暴机构的名字。尽管改了名字，但集中营与歌德的联系并没被切断。那棵大橡树，也就是歌德遇见自己缪斯的地方，正好在新集中营里。因为它是保护对象，所以党卫队不得不围着它施工。布痕瓦尔德的囚犯看到歌德的橡树也在集中营里，都会认为这不仅亵渎了德国史上最杰出的作家，还象征着国家社会主义统治对文化的摧残。[121]

第一批囚犯在1937年7月5日抵达布痕瓦尔德，接下来的几周更多囚犯被陆陆续续押送过来。到9月初，这座新集中营已经拥有2400名囚犯。大多数囚犯都来自三座较老的集中营——最近刚被艾克接手的小集中营巴特苏尔察（Bad Sulza）、萨克森堡集中营，还有利赫滕堡集中营。这三座集中营如今都关闭了，但利赫滕堡在几个月后，也就是1937年12月，作为党卫队首座专门关押女性囚犯的集中营重新投入使用。从利赫滕堡移送过来的囚犯中就有汉斯·利滕，他在那里待了三年，过得还不算太差。但他发现，到了布痕瓦尔德之后日子就没这么舒服了。在1937年8月15日给母亲的第一封信中，他用密文告诉母亲自己再次遭到了野蛮的虐待。[122]

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党卫队的恐怖系统经历着快速的改变。纳粹夺权时匆忙建立的集中营被量身定制、旨在长期运营的集中营代替。[123]艾克的集中营督察组管辖的四座集中营中，只有利赫滕堡和达豪是在1933年建立的。而且达豪已经在大规模重建之中；许多旧的军工厂被拆除，为新建的长期集中营腾地。[124]党卫队领导将新建的集中营体系视为未来。希姆莱和艾克热爱此类现代化集中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又建了三座，分别是弗洛森比格（Flossenbürg，1938年5月）、毛特豪森（1938年8月），还有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1939年5月），其中拉文斯布吕克是党卫队特地为女囚建造的第一座集中营，建成后代替了利赫滕堡。[125]

在希姆莱和艾克眼中，这些新式集中营并不是指内部组织或看守的精神面貌新，其实这两者遵循的是陈旧的达豪模式。[126]相比之下，新意是指功能上的设计。新集中营被规划成承载了大批囚犯的小型恐怖城市。当时，整个集中营体系关押的囚犯不超过5000人，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却计划各自容纳6000人。[127]事实上，按照希姆莱的设想，警方可以无限制地实行抓捕，囚犯人数也没有上限。1937年，希姆莱和艾克视察完萨克森豪森的雏形后，希姆莱写道，跟原先狭窄逼仄的老集中营相比，新集中营在设计的时候就注重“可以随时扩张”的能力。不受限的恐怖行动需要不受限的集中营。[128]

这就是新集中营占地甚广的原因之一：萨克森豪森占地近80公顷（1936年），布痕瓦尔德则超过了100公顷（1937年）。[129]随着集中营内部的持续发展，囚犯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最大的部分。在营外有储物间、车库、工作坊、行政办公室、加油站、自来水系统和污水泵，还有大型的党卫队营房和家属区，囚犯们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道路连接各个功能区。

新集中营里的囚犯区大体相似，都组织明确、便于看管。党卫队对严格的安保措施引以为豪，囚犯区四周围着电线、围栏、瞭望台、壕沟还有禁区。在囚犯区里面有少数职能建筑，比如洗衣房、厨房和医务室，还有一个大的点名场。然后就是预先建造好的囚犯营房，都是一层的木制棚屋（在布痕瓦尔德，1938年还增添了两层的石砌营房），类似于沃尔夫冈·朗霍夫1933年在伯格摩尔见到的那些。这些与埃姆斯兰集中营的相似之处并不是巧合，因为萨克森豪森的党卫队建筑师曾经在那里就职（不过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大多数新营房的水平排列更长了，而且分成左右两翼，两头是囚犯的住所，中间是盥洗室）。尽管有众多相似点，但各个新集中营从外观上还是各不相同，这是因为它们所在的地形不同。而且，党卫队也在尝试不同的设计。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综合区最初被规划为三角形，而基础区的囚犯营房则围绕点名广场形成一个半圆形。但这种设计限制了集中营的扩张，不利于监视囚犯，而且后来越来越松散。相反，在达豪，党卫队选择了矩形设计，营区的主路两边是一排排整齐对称的营房，这成为后来大多数党卫队集中营的标准布局。[130]

新集中营还有一个更主要的特点：隐秘。当然，它们也没有完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党卫队集中营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依然保持着与营外当地人的社会联系。比如，截至1939年，党卫队队员大概占到了达豪当地人口的五分之一。[131]不过，新集中营大部分时候还是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与大多数早期集中营不同，它们的位置更偏远和隐蔽，隔绝了好奇者的窥探。[132]这些集中营还更独立于周边的基础设施。很多居民最初希望从当地集中营身上赚取些好处。少数贸易者和当地人也的确挣了些钱，比如利赫滕堡的一个农民用囚犯们的粪便给自己的土地施肥。但整体来说，希望获得大量物质收益的想法落空了，主要是因为新集中营自给自足的能力更强了，它们有自己的铁匠、鞋匠、裁缝、工匠的作坊。达豪集中营里甚至还有面包店和肉店，给其他集中营起到了示范作用。[133]结果，集中营更加淡出了附近村落和城镇居民的视野，就像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淡出大多数德国人的视野一样。[134]

集中营党卫队

1939年1月29日，海因里希·希姆莱为纪念德国警察日发表广播讲话。讲话中他罕见地公开提到了党卫队集中营。希姆莱再三向听众保证集中营具备“严格却公平”的良好条件，随后开始介绍集中营的功能：“这些集中营的口号是‘通向自由之路’，推崇的是顺从、勤奋、诚实、有序、整洁、节制、真诚、时刻准备做出牺牲、热爱祖国。”[135]党卫队对希姆莱的格言推崇备至，很快就在多座集中营宣传开来——指示牌、屋顶、墙上都是，让所有囚犯都能看到；囚犯们站在一块告示牌前的照片被纳粹媒体疯传。[136]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口号。比如从1936年开始，从达豪集中营大门通往囚犯营区的熟铁门上就刻着“劳动使人自由”，这句话后来被刻在了萨克森豪森、弗洛森比格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门上。[137]党卫队用这些讽刺的话语折磨囚犯。在萨克森豪森，希姆莱1939年的格言后来被写在了点名广场四周的营房上，字体巨大；战争时期，看守会把新来的囚犯带到这些庄严的标语前，指着附近的火葬场说：“这里有通向自由之路，但是只能通过这些烟囱。”[138]

但是在希姆莱扭曲的观点中，他对“自由之路”是十分认真的。[139]他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严厉的老师，将集中营整体当成大规模教育的机构——这个概念在纳粹德国非常流行，许多不同类型的集中营都是在塑造“民族同志”。希姆莱把自己的集中营当成教管所，那些被扳正了“内在态度”（党卫队的说法）的囚犯就可以被放归社会。[140]根据这种思路，20世纪30年代后期被捕的许多囚犯最终都重获自由了。[141]自然，没有人是被“教”好的，他们都被打垮了。当希姆莱谈到党卫队的“教育理念”时，他实际指的是强迫、惩罚、恐怖行为——就他个人而言，集中营只会这样对付离经叛道、肮脏、堕落的“人渣”和“垃圾”。[142]而且，即使囚犯们已经被击垮了，希姆莱也坚称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被释放。根据当代犯罪学的理论，犯法者可以被分成可改造和无可救药两类，希姆莱认为“绝对不可以释放”最堕落的普通刑事犯和最危险的政治犯，因为这些人会再次用“布尔什维主义的毒药”感染德国人。[143]

希姆莱声称只有具备过人才能的党卫队才可以驾驭集中营这个危险的领域：“对军队来说，没有任何一项任务比看守恶棍和罪犯更加危险和艰辛。”[144]那些被希姆莱蒙蔽的历史学家会以为党卫队看守是一群精挑细选的战士。[145]但囚犯们描绘了一幅跟官方形象相反的画面，把看守们形容成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残暴分子或者虐待狂。[146]在萨克森豪森，他们甚至模仿希姆莱著名的格言编了一支小曲：“这里有一条‘通向党卫队之路’，推崇的是愚蠢、冒失、说谎、吹牛、避责、残酷、不公、虚伪、热爱豪饮。”[147]虽然这些俏皮话反映了一些现实情况，但也只是局部反映出集中营和督察组工作人员的背景和行为。虽然所有这些人都被称为集中营党卫队，但那时他们还有一个更阴险的名字。1935年时，他们的制服上佩戴了黑色徽章，徽章上绘有骷髅头和一堆白骨。“加入我们就是与死神为伍。”特奥多尔·艾克装腔作势地说。这个可怕的标志启发了希姆莱，他在1936年春天将集中营党卫队正式命名为骷髅部队（Death’s Head units）。[148]

打造政治军人

希姆莱和艾克这样描述集中营党卫队：一支政治军人的精英队伍。在和平时期，艾克一直告诫自己的士兵，他们是保护祖国的唯一力量，要夜以继日与集中营铁丝网后面的敌人做斗争。[149]“政治军人”的形象最早在魏玛时期由冲锋队普及。[150]但很快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热衷于将党卫队塑造成强硬士兵的党卫队领袖挪用了这个概念。[151]特奥多尔·艾克充分诠释了这个词。1943年2月26日他的飞机被击中，在东线坠落，他的讣告刊登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副标题就是《政治军人艾克》。自此之后，他就与政治军人这个词紧密联系在一起。[152]

以政治军人为榜样的集中营党卫队建设包含几个要素。首先，用艾克的话来说，在“热诚的同志关系”基础上要有“绝佳的团队精神”。军人之间的模范友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一战战壕里，兄弟生死与共的故事）在战后德国成了强大的政治工具，特别是在动员纳粹积极分子的时候。[153]同志关系的另一面是在面对敌人时能够弥合等级之间的差距，同仇敌忾。艾克教导自己的士兵对囚犯不要有半分同情。他坚称，集中营党卫队成员之间的感情，应该像对敌人的敌意那样深厚。“执勤时只有严格、无情和强硬，”艾克提醒下属，“不执勤的时候则要有温暖的同志情谊。”[154]他要求党卫队全力惩治囚犯，不得心存怜悯。[155]“包容意味着软弱。”对艾克来说，同情敌人是最恶劣的事情。意志薄弱的人适合去修道院而不是在集中营工作。“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他告诉下属，“你们之中不允许存在心软或单薄的意志。”[156]在这一切背后都是对男子气概的推崇，要像军人一样坚韧、强壮、冷血。只有真正的男人才能加入集中营党卫队。[157]

但是，如何将党卫队队员塑造成政治军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尝试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他曾在1935年确保了集中营的未来，并且亲自参与集中营的巩固和扩张。希姆莱下达指令，任命高层官员，与艾克协商，访问新集中营，并视察已有的集中营。他的一些访问是精心安排的。为了给希姆莱和其他高官留下深刻的印象，集中营会提前做好准备，尽量贴近官方宣传的形象。[158]但希姆莱偶尔也会突然到访，吓当地的党卫队一跳。如论起同志关系，希姆莱并不是很受欢迎，下属们不喜欢他的保留，害怕他的一丝不苟；集中营党卫队的一个老队员后来形容这位领导是“思想刻薄的学究”和“小气的暴君”。[159]

然而，特奥多尔·艾克却能跟这位上司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这是基于他们对集中营的共同理念、艾克对希姆莱始终如一的感激之情以及希姆莱对他的尊重，希姆莱将艾克视为党卫队集中营体系完美的管理者。希姆莱给了当时遭贬谪的艾克一次重生的机会，这个决定如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希姆莱信任艾克，创立集中营党卫队时，他给了艾克充足的余地，他欣赏甚至羡慕艾克和下属之间亲密的关系。[160]

艾克很快就给集中营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把集中营督察组从一个小的幕后组织变成了有影响力的机构。他的集中营督察组员工从5人（1935年1月）增加到了49人（1937年12月），遍及各个部门：有主办公室（或政治办公室），还有主管人事、行政、医疗事务的独立办公室。[161]集中营督察组成了党卫队集中营系统的神经中枢。艾克和下级官员们的关键决定都是从这里传达给各个集中营的。从1937年起，集中营督察组还每月出版时事通讯，记载了艾克对机构事务（从员工的身份卡到武器保养）、党卫队行为和囚犯处置的一系列感想和指示。[162]为了证明自己是独立于盖世太保的，艾克很快就将集中营督察组办公室从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搬到了更宽敞的地方，先是于1936年6月在柏林中心的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sse），然后于1938年8月搬到了奥拉宁堡的全新办公大楼里（一些囚犯被迫参与了施工和建造），紧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由于它的外形特殊，这座长条状的三层建筑很快就被称为T字楼。艾克自己霸占了最豪华的办公室，可以俯瞰外面的大广场；等到晚上，他就回到附近装修奢华的新别墅享受美酒佳肴。集中营党卫队总部的人如今的住处都很时髦，与他们日渐升高的地位相匹配。[163]

但是艾克并没有把自己当成超然的管理者。跟其他纳粹积极分子一样，他担心太多的书面工作会把自己变成坐办公室的文人；他跟他的手下必须保持男子汉的气概和行事作风。[164]艾克以身作则，给自己排满了会议和视察。“我每个月有20天都在出差，累坏了，”他1936年8月给希姆莱写信，跟往常一样热切地表达，“我活着只是为了履行对部队的职责，因此获得了爱戴。”[165]此外，艾克还跟手下的指挥官定期开会。在1936年底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场合中，他们齐聚德国第一高峰楚格峰（Zugspitze）山脚的一家景色怡人的酒店；在一张抓拍的照片里，艾克和他的下属们在雪地里散步，身穿党卫队的黑色长外套，头戴有骷髅和骨头标志的帽子。[166]

艾克对下属来说是绝对的权威，尽管这种权威根本上源自希姆莱，但他自身的性格也起了很大作用。艾克是个极具个人魅力的领导，许多下属深信他是英雄人物，具有超人的才干和眼光，因此坚定不移地追随左右。[167]他的崇拜者视他为罗姆的终结者，将各种其他的英雄壮举也安在他头上，把他描绘成泰坦战士（泰坦是希腊神话中曾统治世界的古老神族。——译者注）一般的人物。[168]尽管艾克对于自己的头衔和办公室扬扬得意，他表现出来的却是愿意打破等级和地位壁垒的态度，要求下属用非正式的“你”称呼自己，并告诉他们：“我随时愿意倾听最年轻的同志的意见，并且始终站在坦率诚实的同志身边。”在一次庆祝党卫队友谊的铺张派对上，艾克甚至跟普通看守聊天、豪饮、吸烟，直至深夜——这些举动是一丝不苟的希姆莱完全不可能做的。[169]

反过来，许多下属崇拜艾克。艾克把集中营党卫队当作自己家的理念深深地感染了他的下属——“我的士兵比我的妻子和家人与我更亲密。”他曾这样写道。在这样的“大家庭”中，艾克被奉为无所不能的父亲；他的下属们甚至叫他“艾克老爹”（艾克还自豪地跟希姆莱提起）。[170]这些奉承的人里就有约翰内斯·哈塞布勒克（Johannes Hassebroek），时年25岁，1936年从党卫队军官学校（Junkerschule）毕业后由艾克亲自选为排长。甚至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哈塞布勒克对艾克的爱戴仍旧没有减退。“艾克不只是指挥官，”1975年，65岁的哈塞布勒克双眼湿润地追忆说，“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我们和他的情谊是那种真正的男子汉之间的友情。”[171]

惩罚的双面性

在海因里希·希姆莱幻想他的政治军人时，他最看重一个美德——得体。在他下达的众多诫命中，有一项最重要。无论与敌人的斗争有多残酷，他的下属必须牢记自己是在为德国的利益奋斗，而不是为个人的利处或享乐。希姆莱在1938年对党卫队领导们的讲话中坚称，对囚犯施虐跟同情囚犯一样，都是错误的：“要强硬，但不要残忍”是指导思想。[172]

希姆莱号召党卫队队员举止得体，这个呼吁得到了集中营党卫队的响应。早在1933年10月，特奥多尔·艾克刚被任命为达豪指挥官几个月，他就下令严禁一切“虐待或戏弄”囚犯的行为。其他党卫队指挥官纷纷效仿。[173]后来，党卫队看守甚至被要求签署一份书面声明，保证不会对国家的敌人“动手”。[174]凡是不遵守规定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都将面临制裁。1937年3月，特奥多尔·艾克在时事通讯中警告看守们，不能对囚犯“有一点儿虐待（扇耳光）”，否则就会被希姆莱逐出党卫队。[175]就在几个月后，另一期时事通讯刊登了一份惊人的通告：“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党卫队二级小队长蔡德勒（Zeidler），出于嗜虐的偏好，以最可耻的方式殴打囚犯。他被降级，永远开除出党卫队，并被移交刑事审判。这件案子成了警示典型。”[176]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希姆莱和艾克真的要限制党卫队在集中营内的施暴行为吗？

党卫队领导真正担心的并不是虐待囚犯的问题，而是希姆莱身边谏言的一位副官提到的“不必要的折磨”有损风度而且会引起混乱。[177]为了禁止此类行为，党卫队领导们采取了两个关键的措施。首先，他们推出了一本经过官方批准的集中营惩罚措施目录，其中大部分都在艾克的老地盘——达豪集中营实践和验证过。[178]其次，他们规定只有指挥官才可以执行正规惩罚。如果看守们发现了违反纪律的囚犯，他们需要遵照这本规定行事。他们不可以自己动手教训犯错者，而是需要向指挥层提交书面报告。[179]就连指挥官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如果要执行鞭刑，也就是最残酷的刑法，他们需要将书面申请一式三份递交给集中营督察组。[180]

鞭打囚犯是集中营党卫队最喜爱的刑罚，也是希姆莱自己最喜欢的。早期集中营里已经开始普遍使用棍棒和鞭子，冲锋队和党卫队更喜欢用工具而不是徒手教训囚犯；这样的话，既可以对囚犯造成更大的伤害，又不会伤到他们自己。而且，自古以来就有主人鞭打奴隶的传统，所以这种处罚手段还具有象征意义。[181]除了没头没脑的鞭打外，一些早期集中营还有正式的鞭刑。在达豪，指挥官瓦克勒手下的党卫队队员会定期为新来的囚犯举行“欢迎仪式”，把他们拽到桌子上趴着，然后开始用鞭子抽，直到他们晕过去。瓦克勒还对所谓的违规者施行肉体上的惩罚。“有罪”的囚犯要被牛鞭或长长的柳木杖抽打5～25下。[182]新指挥官艾克上任后仍保留着这个刑罚，还把它正式收录进了1933年10月出台的达豪处罚规定。等艾克当上集中营督察官之后，他还把这个规定推广到了其他集中营。[183]

最有仪式感的鞭刑往往以封闭式进行。但是集中营党卫队也会定期在点名广场上进行惩罚表演，以此羞辱受刑人并恐吓其他的囚犯（仅1938年下半年，在布痕瓦尔德就有240多名囚犯被公开抽打过）。在这样的场合，所有囚犯被迫立正站好，眼看着受刑人被绑在特制的木架上抽打臀部，鲜血顺着腿流下来；一些过度激动的看守下手极重，甚至会把刑杖打断。[184]这就是希姆莱理想的“得体”惩罚。

还有一个同样残忍的酷刑被称为“吊刑”。[185]这是党卫队另一个正式的折磨手段——可以追溯到宗教法庭甚至更早的时代——也是先在达豪试行，然后推广到其他集中营。[186]囚犯双手被绑在身后，手腕吊在横梁上。有时他们可以脚尖触地；有时却没有任何支撑，就这样被悬挂几个小时。为了加重囚犯的痛苦，看守们还会往下拽他们的腿或者把他们当作沙袋打，让他们飘来荡去。韧带撕裂和关节脱臼甚至骨折的痛苦太剧烈，尽管一些囚犯尽力保持冷静，为了向党卫队和其他囚犯证明自己不会被打垮，但他们很快也会汗如雨下，呼吸艰难。他们身上的后遗症会持续很多天。1939年夏天，一名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吊了三个小时的囚犯不久之后作证说：“大概有十天，我都感觉不到自己的两条胳膊还在肩膀上，我的同伴不得不帮我做一切的事情……因为我根本没办法碰任何东西，因为我的胳膊没有任何知觉。”一些受刑者没有挺住，还有一些则因为受到的精神创伤太大而寻求自杀。[187]

吊刑和鞭刑是党卫队正式认可的两种折磨手段。此外，艾克的官方惩罚目录还包括惩罚性劳动、负重操练（也被称为“运动”）、口粮削减、在可怕的地堡里关禁闭以及发配到特殊受罚小队（又称受罚区）。[188]大多数惩罚手段一直沿用到第三帝国倒台，成为战前集中营的多项遗毒之一。

到20世纪30年代末，党卫队已经建立了详细的惩罚体制：在囚犯被正式处罚之前，看守们要先写书面报告并填写表格。党卫队领导看到了正规流程所带来的诸多好处。首先，加强了监管。集中营的领导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纳粹机构，为预防混乱，一定程度上的集中控制是有必要的。[189]其次，新流程能让囚犯更恐惧。因为任何举动都可能被说成违反规定，所以每一个囚犯都有被处罚的危险——囚犯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受刑人来说，在被折磨之前还要经受另外一种心理上的痛苦。他们被认定“违规”后必须等待数日甚至数周才能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折磨。[190]最后，这本折磨指南还保护了集中营党卫队。党卫队领导们依然在乎其他纳粹机构的反应，有了正规的惩罚目录后，他们就可以营造一种集中营管理有序的表象。就像艾克对下属们说的那样，他对那些殴打了“无耻犯人”的看守深表同情，但是不能公开宽恕他们，“否则我们就可能被帝国内政部指责为没有能力处理囚犯”。[191]

但是集中营的官方规定并没有，也不打算终止其他的过激行为。党卫队看守将施暴视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他们继续折磨囚犯，并想方设法加重常规的惩罚，比如，超出规定的要求鞭打囚犯。[192]在本地集中营党卫队官员的支持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他们知道随心所欲的殴打会给囚犯们再增添一层恐惧。甚至大多数指挥官起了带头作用：他们一边签署正式的处罚命令，一边不顾书面规定滥用私刑。[193]这种按规定施暴和任意施暴的双面性成就了集中营内党卫队恐怖行为非比寻常的威力。

纳粹恐怖行为的雅努斯之面——规范和特权的双面性——反映了希姆莱和艾克更远大的信念。[194]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希望党卫队尊重参与规则和指挥路线。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政治军人不能等拿到书面许可后才突击。如果铁丝网后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囚犯们总被怀疑处在反抗和起义的边缘——那看守们就不得不抛开规章守则。在集中营党卫队的道德观里，几乎所有对囚犯的攻击都可以被归为必要行为。这也有一定的现实好处，因为可以顺利通过司法调查。达豪哨兵头领曾经秘密下达一项命令，提醒下属虐待囚犯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被官方记录为是出于自我防卫的。[195]

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党卫队领导才会处置施虐的看守。艾克在时事通讯上提到的保罗·蔡德勒是个例子。但是，蔡德勒并不像艾克说的那样是因为折磨囚犯才被开除的；如果虐待囚犯就会被开除，那大部分看守早就被党卫队除名了。从上级的角度来说，蔡德勒真正的罪过就是被司法人员逮住了。1937年2月，他跟其他看守一起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地堡里杀害了犯人弗里德里希·魏斯勒（Friedrich Weissler）；在逐渐将魏斯勒打得血肉模糊后，他们用魏斯勒自己的围巾勒死了他。在随后的常规审讯中，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将此事掩盖了过去。但事情并没有结束。魏斯勒曾经是新教认信教会的负责人——因为向希特勒请愿，指责政府和集中营的问题而被捕，此事泄露到了外国报刊媒体那里——他的死引起了国内外教会界的恐慌。而且，魏斯勒还曾与柏林国家检察官共事；他在1933年因犹太血统被解雇之前一直是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审讯比以往更加严格和持久，很快就揭露了党卫队的谎言。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案件更广泛地影响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队才把蔡德勒推出来顶罪。后来经过不公开审判，蔡德勒被判一年有期徒刑。通过牺牲蔡德勒，党卫队才得以保全萨克森豪森的其他涉事官员，包括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他后来成为战前集中营的主导人物。[196]

骷髅部队的事业

党卫队骷髅部队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迅速扩张，从1987人（1935年1月）迅速增加到5371人（1938年1月）。[197]集中营里的骷髅队员主要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经过选拔的少数人，制服上有明显的“K”字标识，他们加入了所谓的指挥参谋部（Commandant Staff），掌控集中营最重要的领域，包括囚犯营区。[198]其余的人都属于所谓的看守团，每个集中营都有一个骷髅部队的营（后来变成一个团）驻守。看守团负责外围安保。他们围绕集中营巡逻并在岗楼放哨，击毙试图穿越警戒线的囚犯。他们还负责监视囚犯们在集中营外劳动，这给了他们亲手殴打囚犯的机会。[199]尽管看守团和指挥参谋部成员有许多接触，但党卫队还是尽力做到分工明确；一般情况下，哨兵不允许进入集中营营区。管理和保卫分离成为集中营的基本组织特质——达豪等早期集中营就已经是这样了。[200]

集中营党卫队绝大部分成员都属于看守团，数量远超指挥参谋部人员，到1937年底，比例达到约11∶1。[201]跟同时期其他党卫队队员一样，哨兵们必须经过筛选，主要是为了维护党卫队的精英形象。所有新兵必须身体健康，身高在5英尺6英寸以上，具有勇猛的体格以及刚毅的性格和气概。他们必须符合希姆莱有关种族纯洁的奇思妙想，身上的“雅利安”血统要追溯到18世纪。[202]其实，集中营党卫队最初并没有这些常规要求，都是随意筛选。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集中营体系的协调统一，特奥多尔·艾克开始推行更系统的看守团招募政策，主要看重两点——年轻和自愿。[203]

艾克喜欢“浅色眼睛”和“肌肉发达”的看守。他甚至欢迎16岁的青少年加入，他认为20岁以上的人“只会成为累赘”。希姆莱口中的“男孩”更容易被塑造成政治军人。鉴于党卫队紧张的财务情况，更务实的动机是单身的青少年更廉价。[204]艾克对年轻人的偏好改变了集中营党卫队，1938年平均年龄已经降到了20岁左右，许多新人都是刚从希特勒青年团结业就进入了党卫队。[205]但艾克并不是欢迎所有人。应征者需要显示出对这条道路的热情，具备渴望为党卫队献身的精神。在此，艾克借鉴的是志愿军的理想标准，这是一个长期伴随民族主义的形象，拥有奉献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206]

由于队伍扩张太迅猛，艾克在招募时没办法太挑剔，但他还是实现了自己的首要目标。截至20世纪30年代末，集中营党卫队几乎全部由志愿者组成，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青少年。[207]骷髅部队给人的印象是最好的军事组织，所以能够吸引如此多的年轻人加入。党卫队的招募材料里将自己比作军队，并暗示说会为元首执行特殊任务，还谎称当德国处于和平年代时，他们仍然在战斗。相比之下，一个字都没提到集中营和里面的囚犯。大部分应征者肯定已经知道他们会被派驻到什么地方，但招募人并没有把集中营当作一个卖点。[208]

看守团的新人训练很艰苦——持续的检阅、行军、越障训练和武器操练。新人完全受年长的党卫队官员的支配，其中一些是一战的老兵，每次都会骚扰和羞辱手下的小兵。“他们不断操练我们，”一名党卫队队员后来回忆说，“直到我们生气地大吼。”这种野蛮的入门培训为的是赶走“脆弱”的人，很多新人都崩溃或者流下了眼泪。他们签署了4年（后来变成12年）的服役合同，不过连3个月的试用期都没撑过去。相反，剩下的都是享受操练的人——越苦越好，这样可以显示出他们坚强的一面。[209]

那些熬过了入门仪式的新人被编入看守团。但他们的日常生活跟想象中的冒险几乎不沾边。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看守团每日按部就班地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例行军事演习和训练，每个月有一周的站岗任务，通常是劳累枯燥的。大多数人在管制下过着集体生活，一些人抱怨说他们不过是“带枪的囚犯”。哨兵们羡慕其他配有武器的党卫队组织，比如警卫旗队（Leibstandarte），他们的装备和薪酬更好。那些才是真正的精英部队，而看守团不过是枯燥的看门人。[210]“同志们的士气不太高。”1935年，一名看守如此承认。对集中营党卫队英雄式的自我幻想和日常生活差距很大，就连艾克的雄辩才能也没有办法弥合。“我知道你们的艰辛，每天也都在努力解决困扰你们的问题，”他向看守们再次保证，“但是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来。”[211]

尽管生活匮乏，但仍有不少看守对艾克深信不疑，这些人最后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党卫队集中营很快就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薪水和其他福利。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比在党卫队里走得更远；而且对于党卫队队员来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从一个二等兵晋升为官员也不是什么稀罕事。[212]他们通常能晋升为指挥参谋部成员。在上级眼中，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政治军人，如今可以进入集中营管理囚犯了。[213]

平步青云的人中就有鲁道夫·霍斯。出生于1900年的霍斯梦想成为一名士兵，在一战期间，他从沉闷的家里偷跑出来，加入了军队，那时他只有15岁。德国战败并没有磨灭他想为军旅生活献身的精神。在他深恶痛绝的魏玛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极右翼半军事化部队中，为自由军团苦战，随后又加入了被孤立的乡下社区，那里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他也从没失去对暴力的热爱，1924年霍斯被指控参与杀害了一名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叛徒（为此他在监狱待了四年）。霍斯在魏玛时期与激进的右翼分子建立的联系后来将他引入了党卫队集中营。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曾参加纳粹运动，那时他第一次遇到希姆莱。在之后几年，他们的道路又有了交集。1934年夏天，希姆莱在视察什切青的普通党卫队队员时（霍斯一年前刚加入其中），建议霍斯参加集中营党卫队。霍斯接受了他的建议，特别是考虑到能够快速获得晋升。1934年12月，他加入了达豪党卫队，成了一名哨兵。仅仅四个月后，艾克就把他从看守团提拔上来，让他成了指挥参谋部的一员，这也成了他随后迅速崛起的跳板。[214]

霍斯比大多数新人晋升得更快更高，但他的背景与集中营指挥参谋部的许多成员相似。像霍斯一样，他们大多是30岁左右，比看守团的小年轻们大了许多。大多数人在1933年之前就有了首次参军或者参加半军事化部队的经验，早就表露了对纳粹运动的热情；1934年春天，11名达豪指挥参谋部成员中有8人的党卫队编号都在10000左右甚至以下，这充分说明他们加入党卫队的时间之早，资历之深。[215]

集中营党卫队中最有经验的当属指挥官。几乎所有战前党卫队指挥官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概有一半曾是职业军人，后来转向参加纳粹运动，在1932年以前加入了党卫队，在1933年初升到了军官级别。[216]这些指挥官要向艾克的督察组汇报工作，但是在各自的集中营里他们就是所有囚犯和党卫队队员的最高权威；如此一来，指挥官们就需要依靠指挥参谋部办公室，尤其倚重自己的副官，所以副官们通常也变成举足轻重的人物。[217]指挥官负责指挥看守团的站岗工作。[218]他们也统领指挥参谋部，在大型集会上传达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并监督集中营其他部门的官员。[219]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指挥参谋部包括5个主要的部门——以达豪的组织结构为基础——这种基本划分直到二战结束都没有太大的改变。[220]除了指挥参谋部办公室（Ⅰ部），还有所谓的政治办公室（Ⅱ部），负责囚犯抵达后对他们进行登记、押送、释放和死亡处理，保存囚犯的档案和照片。此外，它还掌管地堡和囚犯审讯，利用各种折磨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囚犯被政治办公室召唤“就如同犯了心脏病一般”，一名布痕瓦尔德的前囚犯在战后写道。最重要的是，政治办公室的主任不仅向指挥官汇报工作，也会向警方汇报。他们是警察局派来的职业警察，经常穿便衣就是他们特殊身份的标记。[221]

集中营首席医生掌管的医疗办公室（Ⅴ部）也有两个领导——除了指挥官外，还要向督察组的总医务官卡尔·根泽肯（Karl Genzken）医生汇报，他曾是一位海军医生，也是一名老纳粹积极分子。他需要上报党卫队医疗局（给集中营指派医生的机构）和党卫队帝国医生。集中营医生负责一切医疗事务，监督党卫队和囚犯的健康，为他们设立最基本的医务室。[222]这些医生对囚犯的影响非常突出，相比之下行政办公室（Ⅳ部）的官员就没有什么存在感，因为他们大多在幕后工作。但是在很多方面，行政办公室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负责审查集中营的预算，掌管囚犯和党卫队的衣食住，还负责集中营的维护，和奥斯瓦尔德·波尔（Oswald Pohl）领导的党卫队行政处保持密切的协作。[223]

指挥参谋部权力仅次于指挥官的人是集中营营区负责人，掌管保护性拘禁营（Ⅲ部）。他是指挥官代理，平时更常出现在集中营里，对囚犯和党卫队看守来说是个关键人物。鲁道夫·霍斯称其为“真正执掌囚犯生死的统治者”。这也能从办公位置上体现出来，营区负责人的办公室就在集中营门房里，可以直接俯瞰囚犯营区。营区负责人领导的是指挥参谋部里最大的部门，人员构成包括一名或多名副手、一名考勤主管（负责囚犯的纪律和点名）、一名工作服务主管（负责监督主管囚犯劳动分队的突击队领导），还有分区主管（掌管囚犯营房）。专注敬业的党卫队队员升迁很快，有的时候可以一路升成一把手。[224]

鲁道夫·霍斯就是集中营党卫队最闪亮的一颗新星。在达豪指挥参谋部，他很快就从一名分区主管升为考勤主管，海因里希·希姆莱1936年视察时将他提拔为三级突击中队长；霍斯加入党卫队才三年就已经成了一名军官。他在1938年夏天调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最初是副官，然后成了集中营营区负责人。这两个岗位是努力奋斗的党卫队队员成为指挥官的主要途径，可以肯定的是，1940年霍斯的上级想寻找一个富有激情的官员来领导新建的集中营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于是，霍斯收拾行囊，一路向东到了一个“曾经属于波兰”的地方担任集中营指挥官，这个集中营就是奥斯维辛。[225]

集中营党卫队的专业人才

特奥多尔·艾克从不吝于弘扬党卫队骷髅部队的“精神”——他所谓的黏合剂，将队员牢牢团结在一起。[226]但是艾克的花言巧语没办法弥合集中营党卫队的裂痕。比如，他叫嚣着要打破等级障碍，可是在领导、军士和普通士兵之间，不管在集中营就职还是已经退役，都有许多正式和不成文的等级划分；军官们通常住在新建的党卫队家属区里，房子宽敞、配备齐全；士兵们却睡在简陋的大棚屋里，有时就隔着铁丝网与囚犯营房相对。[227]

由于招收了太多性情冷酷、精明务实的人，党卫队并没能成为一个团结的大集体，而是分成了若干敌对的小集团。[228]围绕每日的工作总会爆发冲突，许多人也并不符合艾克的期望。党卫队领导经常会斥责下属，因为他们穿着邋遢，仪态不良，和囚犯闲聊，从仓库偷东西，在当值的时候读书甚至睡觉。[229]1938年夏天，希姆莱针对有辱党卫队形象的队员制定了新的制裁措施，少数看守甚至因为犯错成了囚犯：希姆莱亲自下令，犯错者将被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接受保护性拘禁。等到1939年9月，73名前党卫队队员——包括看守——被关在所谓的教育排（Education Platoon），他们的待遇相对来说还算不错。曾经的同事经常会安排他们攻击其他囚犯。而普通囚犯也特别害怕这些“骨头男”，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囚服上有交叉腿骨的标志，日日提醒着他们从前的地位。[230]

虽然艾克有夸大之嫌，但党卫队骷髅部队的精神并不全是虚构的。艾克像个企业领导人一样给集中营党卫队做了明确的机构定位——有它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和专业词汇——他手下的骨干们也全盘接受。“我们集中营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派系。”战后还有人骄傲地回忆道。他们纷纷签约成为艾克理想中的政治军人，把成为集中营专业人才当作自己长期的事业追求。战前可能只有几百名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在指挥参谋部就职，但正是这些人最终统治了整个集中营体系。[231]

像政治军人一样生活是一项全日制承诺。集中营党卫队核心成员的大部分闲暇时间都是一起在营区度过的。他们在党卫队食堂集会，一起庆祝节日。在达豪，党卫队队员会一起在专属泳池、保龄球馆和网球场消磨时光；那里甚至还有一个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高层官员也会到营区外社交。大多数人都已经成婚，有两个或者更多孩子——这是党卫队男子气概的另一个标志——他们的家人通常都会住在附近的家属区。这样一来，敬业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的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就融为一体了。[232]

他们生活的中心还是暴力，这才是真正将集中营党卫队专业人士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他们彼此分享虐待和折磨囚犯的手段，建立了密切的共谋关系。[233]党卫队核心的暴力精神太强烈，甚至延伸到了营区之外，引发了看守和当地人之间的争吵斗殴。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38年4月的达豪，一名党卫队队员就制服和纳粹党的黄金徽章与两名工人争吵起来，然后拿仪式用的匕首刺死了他们。[234]

暴力是集中营党卫队精神的精髓，也渗入了党卫队专业人士的骨血。除了正式的惩罚手段，他们还摸索实践了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首先就是掌掴。对囚犯来说，第一次脸上挨巴掌是羞辱，也提醒着他们的奴隶地位——德国人经常用掌掴来惩戒未成年人和下级——但跟许多其他刑罚比起来已经算是好的了。[235]比如，拳打脚踢会对身体造成实际伤害，就像党卫队的另一种暴力仪式——夜间突击一样，大喊大叫的看守会突然袭击熟睡中的囚犯，接下来就是折磨和残杀了。[236]

对比之下，谋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还是很少见的。平均下来，1937年每个大型男子集中营（达豪、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每月有四五名囚犯死亡，它们各自的囚犯日均在押人数大约为2300人。[237]1934年到1937年，总共约有300名囚犯死在集中营里，大多数是被逼自杀或者当场被害。[238]

暴力被认为是压制危险囚犯的唯一方法（在早期集中营），因此自然而然成了集中营党卫队的核心精神。如今，第三帝国政权已经稳固，继续维持被虚构出来的囚犯的残暴形象变得越来越难。但是集中营党卫队领导努力煽动仇恨之火。新招募的成员要接受意识形态教育，这会贯穿他们的职业生涯始终。在演讲、传单和指令中，党卫队领导将囚犯描绘成危险的敌人，绝不能信任，绝不能不干涉，绝不能赦免。此类口号通常内容不变，一部分是因为集中营里的工作人员都是自主选择加入纳粹党的信徒，一部分是因为光头和穿条纹囚服的囚犯开始成为有罪的象征（见下文）。党卫队对囚犯的反感越发浓厚，鲁道夫·霍斯写道，“到了外人意想不到的地步”。[239]然而，并不是每一巴掌、每一次踢打都出于仇恨。党卫队有很多理由惩罚囚犯，比如惩罚违规行为或者整顿纪律。有时仅仅是出于无聊，想给沉闷的生活找些乐子。[240]不过，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所有的攻击都来自他们对囚犯深深的不屑和蔑视。

为了让手下更加强硬，特奥多尔·艾克下令他们参加正规的囚犯鞭刑。鲁道夫·霍斯回忆，他第一次参加的时候被囚犯的惨叫吓到了，但后来跟其他同事一样习惯了，有的人甚至很享受看到“敌人”受苦。[241]当然，职业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可不仅仅是被动的围观者。少数人接受过专业的刑讯培训。[242]但大多数人都是在工作中学习，模仿更有经验的同事和上级的行为。[243]他们可以在酒精的作用下忘掉一切顾虑，变得更加暴力。有的人甚至会在喝醉后，在集中营里跌跌撞撞地走着而伤到自己。[244]

暴力不仅将集中营党卫队的强硬派团结在一起，还推进了他们的仕途发展。在一个以政治军人崇拜为基础的团体里，野蛮残忍变成了宝贵的社交资本。野心勃勃的党卫队队员知道，冷酷无情的名气可以给上级留下良好的印象，点亮自己的前程。这也是为什么分区主管会攻击囚犯，并自愿施行鞭刑。同时，上级官员并不想被下级超越。“若是我想亲自干的事情，我就不会要求分区主管多干，”萨克森豪森前任考勤主管在战后发表证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亲自对囚犯拳打脚踢。”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必须反复证明自己的残忍。与不顾一切掩藏自己的囚犯不同——他们流行的座右铭就是“别显眼”——坚定的党卫队队员渴望突出自己，用夸张的残酷表演取悦他们的党卫队观众；攀比竞争更加剧了他们的残暴程度。[245]总之，行凶的党卫队队员不仅仅是为了施暴而施暴。[246]相反，他们的行为背后交织着一系列意识形态和环境因素。

那些没能通过暴力测试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会被边缘化和嘲弄。就像艾克要求的那样，他们被羞辱为懦夫或者没有男子气概的人。这给个人制造了巨大的集体压力，他们被迫要“强大起来”。比如，鲁道夫·霍斯就非常害怕被嘲笑。“我想成为严厉得令人胆寒的人，”他写道，“这样我就不会被别人说是软弱了。” 那些被视为失败者的党卫队队员会退居办公室处理文书、被责罚或者被开除——“因为骷髅部队也会打击自己人，”艾克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写道，“如果他偏离了我们预期的轨道。”艾克清除“软弱”者的动力造成了几起重大的伤亡事件，党卫队最大的集中营指挥官更是如此。[247]

达豪学校

当海因里希·希姆莱寻找接替艾克担任达豪指挥官的人选时，他想到了资历最老的一名下属。海因里希·多伊贝尔生于189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荣誉加身的中尉，但被俘虏了。战后，他在海关办公室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的真正热情寄托在了极右翼的事业上。1926年，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党卫队，编号186，升迁速度很快。到1934年，已经成为党卫队区队长的多伊贝尔掌管了一个奥地利团，也驻扎在达豪集中营。身为一名老兵和充满激情的党卫队官员，性情暴烈的多伊贝尔似乎是接任艾克的理想人选，他于1934年12月成了达豪集中营指挥官。[248]他的任命是早期集中营随机人事政策的典型示例，资深的纳粹党人在困难时期依旧忠心耿耿地参与行动，因此会得到嘉奖，通常都是一时冲动下的提拔。[249]

但他们在纳粹党的完美资历并不能成为胜任集中营工作的担保。像其他几个老纳粹党员一样，海因里希·多伊贝尔辜负了上级的期望。若说到恐怖统治，他跟艾克可不太一样。达豪当然还是一个野蛮的集中营，在1935年已知有13名囚犯死亡。不过对囚犯们来说日子还是好过了不少。他们面临的刑罚不再那么重，劳动量也比以前有所减少，自由时间更多了。在集中营营区负责人卡尔·丹杰洛（他在早期集中营奥斯特霍芬的表现更温和）的协助下，多伊贝尔对囚犯管理方法进行了改革，包括在所谓的集中营学校开设数学和外语课程。他甚至建议让纳粹资助一名共产党员去游览，以此把共产党拉入纳粹的阵营。

多伊贝尔的统治时期虽然具有重要意义，证明了早期集中营的情况并非持续恶化，却没能长久。艾克很快就以失去模范集中营的体面为由攻击多伊贝尔，达豪集中营里的强硬派也纷纷抱怨对囚犯的“恶心的人道主义待遇”。1936年3月底，艾克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撤销了多伊贝尔的职务。跟其他失败的官员一样，党卫队的同志原则给了多伊贝尔第二次机会。但是在他当了几个月哥伦比亚屋的指挥官后，艾克又把他踢走了，理由是“完全不能胜任”。很快，多伊贝尔又回到海关办公室重操旧业了。[250]

多伊贝尔在达豪的位置由40岁的区队长汉斯·洛里茨接替，后者后来成了集中营党卫队的关键人物。他的背景和多伊贝尔惊人地相似，也是一个一战老兵和前战俘，在魏玛时期成为公务员，过着单调的生活，随后将全部热情献给了党卫队（于1930年加入）。但是，洛里茨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跟多伊贝尔不同。他志愿加入集中营，非常崇拜艾克，在埃斯特尔韦根担任指挥官时证明了自己的强硬。[251]

洛里茨是一个外形粗糙、胸肌发达的人，有一双小且黑的眼睛和黑色的希特勒式小胡子，他在1936年春天成为达豪指挥官，没有让他的上司失望。在给艾克的几封信中，他将自己描述为集中营党卫队精神的捍卫者。他关闭了集中营学校，谴责了多伊贝尔的“懒散”管理，以及近乎“同志般”对待囚犯的态度，发誓要清理干净这些“垃圾”。洛里茨言出必行，在第一次集体点名时就执行了大规模鞭刑。他被囚犯们称为尼禄，甚至会亲手殴打囚犯。[252]那些遵照他指令的官员也获得了成功，其中包括达豪的新营区负责人雅各布·魏斯布（Jakob Weiseborn）——又一个残忍的集中营党卫队人——他顶替了“像黄油一样软的”丹杰洛（艾克解雇他时这样说的）。集中营人事经历了大换血，洛里茨撤换了多伊贝尔的大批人马，引入其他集中营里有经验的人。结果就是达豪囚犯死亡率迅猛上升。[253]

汉斯·洛里茨的任命标志着达豪集中营更统一的党卫队人事政策的开始。随着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中营体系的巩固，几个像多伊贝尔这样被匆匆任命为指挥官的“老战士”都被解雇了。一支在集中营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新党卫队力量顶替了他们。结果，集中营体系更加稳固；比如，洛里茨在达豪担任了三年多的指挥官，又在萨克森豪森任职了两年多。[254]

对野心勃勃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来说，达豪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跳板。十名战前集中营营区负责人中有七人后来被提拔为指挥官，其中就有雅各布·魏斯布，他从1938年开始就成了弗洛森比格集中营指挥官。在此之前，他还从达豪调到萨克森豪森，担任营区负责人，这也是党卫队日益成熟的人事政策的另一部分：通过调任心智坚定的官员，艾克将党卫队精神从现有的集中营散播到新成立的集中营。[255]跟魏斯布一样，大多数萨克森豪森新集中营的人员都是其他集中营的老人，比如看守团的领导正是艾克的老搭档米夏埃尔·利珀特。1937年夏天，当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成立时，再一次重复了同样的流程。这次，备受信赖的党卫队官员从萨克森豪森而来，包括利珀特、魏斯布和指挥官一级突击大队长科赫，后者将执掌新集中营长达四年。[256]

卡尔·奥托·科赫跟汉斯·洛里茨同为二战前主要的党卫队指挥官。他也是一名热切的纳粹士兵，在英国军队的俘虏中见证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在魏玛时期，科赫磕磕绊绊地做过一系列白领工作，1932年失业。随后，他全身心投入纳粹运动，1931年加入党卫队。他正式的集中营事业开始于1934年10月，时年36岁。他在1936年9月成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指挥官，在此之前，他在利赫滕堡、哥伦比亚屋和埃斯特尔韦根都担任过指挥官一职。外表柔弱、谢顶的科赫当过银行职员，如今要把自己塑造为理想的政治军人。他甚至在萨克森豪森附近的树林里举办婚礼，迎娶第二任妻子伊尔莎（Ilse）。结婚仪式在深夜举行，四周围着手举火把、身穿制服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257]

科赫是一个残酷的指挥官，不好相与的上司。他不仅喜欢对囚犯实施恐怖管理，还要细致入微地控制下属的生活。因此一些下属很怕他。同时，囚犯们也鄙视他。一名布痕瓦尔德的幸存者在1945年写道，很难说出科赫最邪恶的是哪一面，“他病态的残忍、暴虐、乖张，抑或是腐败”。[258]到目前为止，这些方面都没有阻碍他的仕途。相反，科赫的暴虐巩固了他的地位。艾克信赖他，就像信赖洛里茨一样，而且在任命其他集中营党卫队高层时会咨询他们的意见。[259]

到20世纪30年代末，艾克将集中营党卫队打造成了一个相对紧凑的群体，统一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员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通过恩惠、友谊和裙带关系连在一起，而不是正规的层级结构。但是，集中营党卫队根本和团结不沾边。普通成员间存在大量不满，核心成员间也是内斗不止。而且集中营无法吸引新招募进来的精英，这让艾克在挑选高层人员时选择受限。他不得不任命一些极度不合适的人，比如卡尔·金斯特勒（Karl Künstler）。身为达豪看守团的高层官员，二级突击大队长金斯特勒在一次醉酒胡闹后就失宠了。艾克怒气冲冲地称，金斯特勒的无赖行为像“酿酒商的车夫”，会给下属造成不良影响。作为惩罚，金斯特勒从1939年1月15日起被贬到骷髅部队的预备团，被派到德国东部垦荒，薪资也减少了。但艾克很快又起用了他。雅各布·魏斯布在1939年1月20日暴毙身亡，艾克急需一名有经验的军官补上弗洛森比格指挥官一职。所以金斯特勒被贬黜没几天就又被委以重任。在他的管理下，弗洛森比格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堕落成死亡之地，夺走了数千名囚犯的生命。[260]

囚犯的世界

随着党卫队开始协调统一，集中营系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越来越规范。各个集中营的外观开始趋同，员工的背景和事业发展也越来越相似。党卫队还对囚犯实行更统一的管理。囚犯们甚至在外形上都越来越像：到1936年，大多数男性囚犯在入营的时候就被剃了光头，之后还会定期修剪（大约每周一次）。[261]后来，大概从1938年开始，他们还穿上了统一的囚服。之前他们穿的都是自己的衣服——五颜六色的平民服装、老式警服和其他类型的衣物——如今他们穿的是一样的条纹制服，也就是所谓的斑马服，夏天是蓝白条纹，冬天是蓝灰条纹，外套和裤子上缝有数字。在小型的早期集中营，看守们通常叫的是囚犯的名字；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在大型集中营里，囚犯们只剩下一个个数字作为称号。[262]

新来者可能会迷失在千人一面的人海中，但当他们仔细查看，很快就会发现囚犯中存在不同的群体和等级。比如，一些囚犯穿得更好、住得更好，也更体面，他们通常身上带有标记，即所谓的审头。[263]不同背景的囚犯有不同的标记，这在一些早期集中营里已经试行过。在1937年到1938年左右，此类标记被规范化，集中营党卫队根据囚犯外套和裤子上不同颜色的三角形来区分他们的类别，不同的颜色对应着囚犯们被逮捕的理由。[264]三角形的颜色对囚犯们在集中营的生活有深刻的影响，性别因素也是，男囚和女囚的待遇差别非常大。

日常生活

集中营里的每一天都不尽相同。日程安排会根据不同的集中营、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年份改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营的领导并不想让生活变得太规律，总想让囚犯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每天，囚犯们一醒来就会害怕可知和不可知的折磨，深知他们重复的日常活动随时可能被党卫队突发奇想的惩罚打断。[265]不过，集中营的生活作息大体类似。在所有集中营，一天被划分成不同的时段，由响彻营区的警笛或者铃声标记——这是另一项从军旅和监狱生活借鉴而来的管理办法。[266]

集中营里囚犯们日常的一天开始得很早，天不亮就要起床；夏天，囚犯们凌晨4点甚至更早就要起床，先用水简单地清洗一下脸和身体，狼吞虎咽地吃早饭（面包或粥，还有茶或者人造咖啡），匆匆忙忙洗完锡制的水杯和盘子后放到小柜里，整理床铺。然后囚犯们离开营区，“安静、迅速、像军人一样”列队前往广场进行早间点名，这正是1937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营区负责人要求的。虚弱和患病的人由其他囚犯搀扶着，因为所有人必须接受点名（除了在医务室的）。一旦全体囚犯到齐，党卫队考勤主管便开始核对人数；如果数目不对，囚犯们就要站很长时间，有时候长达几个小时。在点名的时候，党卫队官员也会用喇叭发布通知或者下令进行短期军事操练，而分区主管则对弯腰驼背或者鞋子太脏等违规行为进行惩处。最后，囚犯们被分成各个劳动分队，以双倍的速度列队前往劳动地点，通常都在营区外。[267]

囚犯们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强制劳动，只在午饭的时候能稍微休息一会儿。[268]午饭通常都不好吃，总是炖蔬菜和面包。囚犯们经常抱怨伙食差吃不饱，有的人体重迅速下降。但总体来说食物还是可以下咽的。那些后来经历了战时集中营的囚犯们在回忆过去时，甚至觉得早期生活还算不错，主要是因为当时囚犯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增加日常供给。虽然禁止送食物（或其他东西），但家属可以给囚犯寄钱，让他们在党卫队经营的小卖部买必需品。在1938年的达豪，如果一名囚犯每周收到四马克，他就可以买到半磅黄油、半磅饼干、一听鲱鱼或沙丁鱼罐头、一些人造蜂蜜，还能买一点儿私人用品，比如肥皂、鞋带或者牙膏，几十块方糖和两包香烟（囚犯们可以在饭后抽支烟，也可以把香烟当作货币使用）。[269]

囚犯们特别怕黄昏的点名。等所有劳动分队筋疲力尽地从外面回到集中营，不管天气如何，他们必须立正站好，直到党卫队清算完总账。党卫队喜欢延长囚犯们的痛苦，强迫他们唱歌或者让他们观看正式行刑。最后，囚犯们解散回到营房吃晚餐，能多喝些汤，还有面包和奶酪。然后他们有时不得不继续在营内做些强制劳动，或者整理内务，比如洗衣服。但是，囚犯们也有些空闲时间。白天大多数时候，私人对话都是被明令禁止的，但现在囚犯们可以聚在一起聊聊天；其他人会读纳粹报纸（自己花钱买的）。8点到9点之间会有安息号，囚犯们必须回到自己的营房。一些人再花几分钟阅读，但很快熄灯的铃声就会响起。就寝期间囚犯们禁止离开营房，否则会被当场击毙。他们陷入断断续续的睡眠中，还没睡够时就会被叫起来，开始新的一天。[270]

大多数囚犯期待星期日的到来，因为这一天的节奏不再紧张。他们偶尔也会劳动，但劳动不是主要的项目。当然，党卫队还是会控制营区内的一切，有时会延长点名的时间，强迫囚犯打扫营房，或者用喇叭连续播放纳粹领导人的讲话和领导人喜欢的音乐（有时候工作日的晚上也会播），观看管弦乐队表演。自从1935年在埃斯特尔韦根建立了第一支正式的囚犯管弦乐队，多个集中营也组建了乐队，主要为党卫队和囚犯表演。[271]一开始，集中营还跟普通监狱一样有宗教礼拜活动。甚至在达豪，党卫队起初也允许当地神父在点名场上主持弥撒。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纳粹和教会对立后，这样的活动就逐渐消失，最终被希姆莱彻底禁止了。[272]

虽然有高压统治，党卫队对集中营的约束却不是绝对的。尽管一些看守痛恨囚犯们“闲逛”，但周日当值人员数量减少，看管不得不放松了许多，给囚犯们留下了更多的自由活动空间。偶尔囚犯们也能到营房外做做运动，更多的时候则是留在营房里玩桌游或者阅读。刚开始，囚犯们还可以留着自己的书，后来就不允许了。1937年，当汉斯·利滕从利赫滕堡移送到布痕瓦尔德时，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藏书寄回家。“你肯定能想象到这个打击对我有多大。”他绝望地给母亲写信道。利滕现在不得不依靠集中营简陋的图书室，这种图书室从1933年开始出现，有时靠的是从囚犯身上剥削来的钱。虽然购置的大多数是政治宣传小册子，但也有足够多的书籍——到1939年秋天，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图书馆大约有6000本书——偶尔也会有些精品。[273]

囚犯还会利用闲暇时间给爱人写信。每一周或两周，囚犯可以寄出一封短信或者明信片，不过信中不能含有任何可以被视为批评言论的内容；一名囚犯回忆，最理想的内容应该类似这种：“谢谢你寄来的钱和信，我很好，一切平安，你的汉斯。”结果，寄出的内容大多平淡简单，可也意义重大，毕竟如今只有极特殊的情况才允许家属探视。如果信件延迟或者没有信件，本就神经紧绷的家属们会更惊慌失措。1938年，一位达豪囚犯的妻子还曾联系指挥官办公室，直接询问说：“你们是不是把我丈夫枪毙了，否则我怎么没有收到他的来信？”[274]

原则上，所有囚犯的活动都要在党卫队划定的狭窄范围内进行。但实际上，囚犯们通常利用这些场合削弱党卫队的控制。他们偷偷将暗语写进信中，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同样，他们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利用艺术表演来讽刺党卫队的制裁行为。以伯格摩尔的“集中营马戏团”为例。1933年8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在演员沃尔夫冈·朗霍夫的指挥下，一队囚犯表演了杂技、舞蹈和音乐，首次演出了具有挑衅意味的《荒野士兵之歌》。他们还取笑党卫队的消费，而党卫队队员把这当成娱乐消遣来看，也带有些许怀疑。但这样大胆的表演很少，特别是在党卫队加紧了对集中营的控制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党卫队只允许有少数卡巴莱歌舞表演，对模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界限的行为非常谨慎。当然，囚犯们经常不经党卫队的许可偷偷表演，他们还会在违规的文化、宗教和政治集会时亮明自己的身份。[275]

审头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44年夏天告诉德国的将军们，集中营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安排囚犯担任看守代理。这种“压制次等人”的天才打算，他补充说，是特奥多尔·艾克提出来的。据他解释，少数挑选出来的囚犯可以强迫其他人努力工作、保持整洁、整理床铺。这些囚犯监督者被称为“审头”。[276]这个词被普遍认为来源于意大利语的“capo”（头领或领导），希姆莱将审头视为集中营这台恐怖机器的中枢齿轮，这点倒是没有错。事实证明，审头制度在战前集中营非常有效——既可以让一小帮党卫队队员控制住大集中营，又可以离间囚犯——纳粹官员后来在犹太人聚居区和奴工营引入了相似的“分而治之”的机制。[277]

然而，审头制度的起源并非希姆莱在1944年所描绘的那样。首先，在囚犯里面挑人当小头目不是什么新鲜事。[278]在德国监狱，早就有指派“模范囚犯”的做法（比如，如果回到1927年，那么根据鲁道夫·霍斯过失杀人的罪名，他就相当于勃兰登堡监狱的狱卒）。许多集中营囚犯曾经在纳粹监狱中待过一段时间，已经熟悉了这种略具影响力的职位。“我们从监狱来，”一名共产党员在到达布痕瓦尔德之后形容，“已经习惯了有同伴担任‘模范’。”[279]集中营和监狱的区别不在于设立此类囚犯称号，而在于审头手中掌握的权力。

审头机制并非希姆莱在描绘集中营时说的那样，它既不是特奥多尔·艾克发明的，也不是党卫队的明智设计。事实上，集中营在诞生之初几乎没有目的和规划。在早期集中营，是囚犯自己——精通政治机构的管理和运营——选出代表来监督秩序，向有关人员反映意见。1933年春，沃尔夫冈·朗霍夫抵达杜塞尔多夫监狱的保护性拘禁区不久，囚犯们（主要是共产党工人）选出了一名名叫库尔特（Kurt）的年轻德国共产党官员作为头领。在其他早期集中营，是党卫队或者冲锋队进行此种指派，但仍是囚犯们自己来选发言人。当朗霍夫在1933年夏天被移送到伯格摩尔集中营时，副指挥官让新来的囚犯们自己选个营头；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囚犯们还是选择了在杜塞尔多夫时的头领库尔特，据朗霍夫的回忆录所述，库尔特当选后还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最重要的是，库尔特告诉其他人，要“通过无可挑剔的秩序和纪律向党卫队证明我们不是次等人”——不经意间总结了审头制度对党卫队的吸引力。[280]

审头制度的稳固确立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且随着集中营的扩张不断发展。例如在1938年底，当布痕瓦尔德的在押囚犯总数达到1.1万人时，审头达到了500多人。[281]如今，高级审头由党卫队指派——不过他们也常常会听取杰出囚犯的提议——形成了一个与党卫队并行的组织结构。

广义来讲，审头按职能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监工，一般都在规模比较大的劳动分队——有时管理数百名囚犯——除了总审头外还会有几个工头。这类审头身兼多种职责，比如汇报误工情况，防止囚犯逃跑。总之，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奴隶监工”，一名幸存者这样形容。内部手册里总结了党卫队的期望：“审头负责严格落实一切命令，要为劳动分队的所有突发情况负责。”[282]

第二类是在营区里监视囚犯生活的审头。每个营房（也常被称为片区）有一个营头，还有几个区服务人、室长和桌长从旁协助。在党卫队看守缺席时，他们会时不时到营房里检查，营头被赋予全权。每天早上，起床号响起后，他会严格监督囚犯们按部就班地行动。然后，他带队前往点名广场，向党卫队报数。在其他人去工作后，他会视察营房，确保床铺整理得像党卫队要求的那样“完美”，也没有“不愿工作的囚犯”藏在房间里（只有营头和他的手下才有权在白天进入营房）。到了晚上，他还掌控食物的分配，汇报失踪的囚犯，动员新来的囚犯，并为熄灯做准备。然后，像党卫队规定的那样，他要“负责让囚犯们在夜间保持安静”。[283]

第三类是在集中营行政部门当助手，越来越多的囚犯被提拔为这一类审头。在一些早期集中营，已经有囚犯在医务室里当看护，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种情况更加普遍。[284]审头也会在囚犯厨房、仓库和地堡里当差，还能进入各种党卫队办公室当助理。审头阶级的最顶层是营区长（通常有两个副营区长），负责监督其他审头并向党卫队汇报，成为连接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主要渠道。任何囚犯都不如营区长的权力大。然而这也是一个危险的岗位，并不是所有囚犯都向往。比如萨克森豪森的政治犯哈里·瑙约克斯（Harry Naujoks）起初拒绝众人让他当审头的心意，直到一些共产党同志——在战前集中营，审头的位置通常由他们占据——说服了他。瑙约克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整体战略是通过保证点名和劳动的顺畅来体现审头不可或缺的意义，让党卫队不必贴身教导囚犯。但他知道党卫队想要的不止这样，他们想让审头成为恐怖统治的助力。审头们应对这些压力以及利用“狭窄的机动空间”（瑙约克斯的说法）的方式决定了他们在囚犯中的地位。一些人成了囚犯们的灾难；另一些人，像瑙约克斯，则赢得了大家的尊重。[285]

所有审头都有对其他囚犯施加影响的能力，一些人享受这样的权力，对其他人发号施令并且玩得过了火。[286]一些囚犯因此把审头制度称为“自管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个词被广泛用于历史文献中。[287]但这个词其实具有误导性，暗示着集中营里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治，但实际上审头们根本无法自主决定任何事情。[288]他们首先也最重要的目的是为党卫队的利益服务；营头要向党卫队分区主管汇报，医疗看护要向党卫队医生汇报，监工要向党卫队突击队领导汇报，等等。辜负了党卫队期望的审头会面临惩罚和解雇。[289]尽管审头有特权，但他们的地位并不稳固。即使是善于应对党卫队的哈里·瑙约克斯也没能长久。他在当了三年半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营区长后，有一天突然被党卫队丢进了地堡，被指控参与共产党阴谋，随后被遣送到了其他集中营。[290]

囚犯群体

“集中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戏团，因为有如此多的色彩、标记和特殊的设计。”布痕瓦尔德幸存者欧根·科贡在战后不久写道，嘲讽党卫队对符号、缩写和徽章的痴迷。[291]三角形——一共有八个颜色，还有不同的搭配标记——成为区分囚犯类别的主要可见标志。当然，集中营政治办公室的分类通常飘忽不定。一些与纳粹斗争的共产党员被定义为反社会人士，一些触犯了反犹规章的犹太人被贴上了职业罪犯的标签。[292]不管怎样，集中营党卫队以三角形为根据指导囚犯，囚犯们也用党卫队的标志区分彼此。三角形的颜色定义了每个囚犯的身份，不管他们是否喜欢。

1938年之前，大多数囚犯都被定义为政治犯，制服上有红色的标志。[293]例如1936年11月，当局将集中营内4761名囚犯中的3694人定义为政治犯。[294]他们之中有政治活动家的中坚力量，首当其冲就是共产党员。[295]许多都是早期集中营的老相识了。自从1933～1934年被释放后，他们总会重新加入地下反抗力量，很快又被抓进了集中营。[296]根据1936年3月希姆莱的指示，再度被捕的囚犯将面临额外惩罚，三年内不得释放（其他囚犯则是三个月内不得释放）。[297]在达豪，1937年初据估计大约有200名二进营的囚犯，他们衣服上有特殊的标记。他们的营房与其他区域是隔开的，创造了营中营的现象。集中营内第一次出现了整个群体被隔离的情况，树立了一个不祥的先例。这些二进营的囚犯无书可读，允许向外发信的机会更少，更不易获得医疗护理，而且劳动更加繁重。其中就有德国犹太律师路德维希·本迪克斯，他1937年被关进达豪后的情况跟1933年第一次被保护性拘禁时完全不同。本迪克斯如今身体虚弱，还生着病，像殉道者一样在达豪进行强制劳动，“我很怕自己会死，我需要动用所有的力量才能撑下去”。[298]

尽管希姆莱执着于抓捕左翼敌人，地下活动者在集中营囚犯中所占的比例却下降了，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中期抵抗力量的逐渐减弱以及抓捕重心向其他边缘分子转移。说到反政府人士，如今警察手中的网撒得更大了。1935～1936年，在保护性拘禁案例中，因抱怨和对政府持有异议而被捕的人可能占到了20%；几个月内，因为玩笑或语言攻击被捕的人和因参与共产党活动被捕的人一样多。[299]不需要做太多事就能被认定为国家的危险敌人。就像玛格达莱妮·卡塞鲍姆（Magdalene Kassebaum），她两次被关进莫林根集中营，第一次是因为唱《国际歌》，第二次是因为烧了一张希特勒的照片。[300]

警察还逮捕了一些神职人员，因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纳粹和基督教会的对抗越发明显。虽然被捕的神职人员人数很少——1935年，集中营只关押了十几个天主教神父和新教牧师——他们的逮捕却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在德国国内引起一些不安。[301]神职人员要跟政治犯一样佩戴红色的标志，经常被党卫队挑出来打骂。集中营党卫队积极宣扬反教权论，甚至比总党卫队更厉害，大部分人在艾克的激励下宣布和教会断绝关系，艾克将自己的观点总结为：“祈祷书是女人和穿底裤的小孩的玩意儿。我们仇视祈祷时熏香的气味。”[302]1935年，在柏林大教堂的牧师伯恩哈德·利希滕贝格（Bernhard Lichtenberg）私下质疑埃斯特尔韦根的条件后，艾克的愤恨突然爆发了。在给盖世太保的信中，艾克痛斥“罗马非法私人侦探”的干涉，说他们“把粪便拉在圣坛”，还抱怨“恶毒的口水不仅腐蚀国家”，还给党卫队制服上留下了污点，最后又提议让利希滕贝格自己到埃斯特尔韦根体验一下。[303]许多看守在遇到被囚禁的神父时会争相模仿艾克。语言和肢体攻击都很残忍，以至于一些党卫队队员的妻子都开始同情神职人员的处境。[304]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止，最大的宗教囚犯群体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他们承诺忠于上帝，抵制纳粹主义的全部声明。第三帝国早已开始迫害他们，不久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因为他们拒绝进入新的德国军队服役，而且在宗教团体被禁止后还吸收教徒，分发重要的传单。政府试图遏制他们对当局的蔑视，一些偏执的纳粹官员认定他们与共产党人勾结并开展群众行动（实际上这个教派只有2.5万名信徒）。20世纪30年代中期，数千名信徒被捕。大多数人被关在普通监狱，其他人则被带到集中营。在1937～1938年的高强度镇压之下，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的囚犯中超过10%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这个囚徒群体如此庞大，以至于党卫队专门赋予他们一个特殊的记号：紫色三角形。[305]

佩戴紫三角的囚徒过得非常艰苦。“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经常是各种迫害、恐怖和暴力行为的目标。”其中一人被释放不久后在1938年写道。一些虐待是意识形态推动的，集中营党卫队将受害者嘲笑为“天堂小丑”和“天堂之鸟”。战争结束后，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把一名囚犯活埋时，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考勤主管回答说：“他因为宗教信仰不肯服从。因此在我看来，他没有生命权。”[306]然而真正激怒党卫队的并不是囚犯的宗教信仰，而是他们“顽固的”行为，因为耶和华见证会信徒拒绝执行某些命令甚至试图让其他囚犯皈依。[307]消极抵抗的领袖们受到了严重的恶意攻击，其中包括矿工约翰·路德维希·拉胡巴（Johann Ludwig Rachuba）。他在1936年至1938年被萨克森豪森的党卫队惩罚，严格拘留了120多天，被抽了100多鞭，被施以四个小时的吊刑，在惩罚连劳动了三个月（他后来死在了集中营）。然而，这样残暴的手段成效不大，因为许多囚犯将其视为对信仰的考验。只有在战争后期，党卫队官员变得更加精明，意识到只要不直接与耶和华见证会信徒的信仰发生冲突，许多人是可以成为可靠的劳动力的。[308]

正如德国警方不断扩大政治犯罪嫌疑人的圈子一样，对社会边缘人士的攻击也不断扩大。主要的受害者是自1933年以来被定义为反社会分子或罪犯的人，他们在集中营里佩戴黑色或绿色三角形。20世纪30年代中期又有另外一群人加入集中营——男同性恋者，他们要佩戴粉色三角形。恩斯特·罗姆被杀后，政府开始严厉打击同性恋者。现有的法律在1935年变得更加严格（不过妇女仍然能得到豁免），在强烈恐同者希姆莱的积极带领下，警察加强了对同性恋者的搜捕。希姆莱在1937年对党卫队领导说，不能杀同性恋者令人感到十分遗憾，但至少可以拘留他们。再一次，绝大多数被捕的人被送到监狱，少部分被关进集中营。[309]1935年，这些人在利赫滕堡短暂地集中关押了一段时间——6月，706名囚犯中有325名被列为同性恋者——后来大部分人分散到了不同的集中营。[310]

在集中营里，被认定为同性恋者的犯人会遭受非常苛刻的对待。党卫队认为他们应该受到特殊处罚。为了“保护”其他人，有些官员把佩戴粉色三角形标记的囚犯关进隔离营房。为了“治好”他们，看守经常把他们派到特别辛苦的劳动分队，比如清扫厕所小队和惩罚连。[311]此外，几名囚犯还被阉割了。纳粹的法律规定，必须经过同性恋者同意才能进行手术，但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会迫使一些人点头。其中包括来自汉堡的裁缝奥托·吉林（Otto Giering），他曾多次被认定有同性恋行为。1939年初，22岁的吉林被带到了萨克森豪森。1939年8月中旬，吉林被叫到医务室并被注射了镇静剂。他醒来时得知自己刚刚被阉割了，他感觉胃里沉重得像装满了沙子。几天后，指挥官亲自走进来，兴高采烈地举着一个玻璃瓶：“你可以再多看一下你的蛋，不过它已经成标本了。”[312]

党卫队在监视同性恋囚犯时对他们的疑心非常重，在集中营内被指控发生性关系的人会遭受折磨，以提取“供词”；有时候，这些人被移交法庭进行刑事审判。[313]有些嫌疑人是被其他囚犯揭发的。鉴于党卫队对同性恋的憎恶，指控他人为同性恋者是囚犯们对抗竞争对手和仇人的有力武器。更普遍的是，许多囚犯对同性恋者抱有偏见，会排挤他们；甚至有同情心的囚犯也会跟他们保持距离。奥托·吉林回忆说，他刚收到制服上的粉色三角形就被“各种类别”的囚犯“嘲弄和骚扰”——这也是个例子，证明了囚犯群体之间存在许多裂痕。[314]

团结和摩擦

哈里·瑙约克斯在共产党运动中感到十分自在。他生于1901年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住在汉堡码头附近，这个结实的矮个男人看着就像水手，因为他走起路来都是摇摇摆摆的。他早年辍学，曾学过制造和修补锅炉，很快在地方工会接受了政治洗礼。1919年3月，还不满18岁的他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后来成了汉堡共青团的领袖。瑙约克斯是一名忠诚的地方共产党员，1933年加入了抵抗纳粹的运动。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33～1934年被辗转关押在多个早期集中营，在监狱中待了两年多，又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八年。从始至终，瑙约克斯坚持为共产党事业奉献，也获得了其他共产党狱友的支持。1936年11月11日，从他踏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那一刻起，同志们就对他庇护有加。他刚入营，一名汉堡共产党员就带他参观了集中营的仓库；他的营头也是一名汉堡的同志，告诉了他集中营生活的最重要的规则；然后，另一名汉堡的前共产党官员带他去厨房拿吃的。在萨克森豪森的第一天结束后，瑙约克斯后来写道，他甚至有了一种归属感。[315]

其他大规模囚犯群体的新人——比如社会民主党人和耶和华见证会信徒——也可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得到朋友和同志的支持。[316]这些群体内部通常团结紧密，可以为自己人在集中营里谋得更好的位置而铺路，就像瑙约克斯，他在1937年初从让人筋疲力尽的森林开荒小队转到了惹人羡慕的工匠岗（这是在另一位汉堡老党员的帮助下）。“再没有惨叫，没有殴打，甚至没有任何催促你干活的压力。”瑙约克斯写道。囚犯们团结在一起，共同推选出值得信赖的人担任审头，以获取更大的影响力。共产党人尤其擅长此道，这要多亏他们庞大的人数和严格的纪律。1937年夏末，哈里·瑙约克斯被安排在仓库里，自此开启了他向营区长发展的道路。[317]

同类囚犯的闲暇时间大部分是在一起度过的——因为党卫队是根据三角的颜色来分配营房——所以各个团体都有自己的主张。到了晚上，囚犯们会私下展开有关政治、宗教、历史和文学的非法讨论和讲演。在埃斯特尔韦根，本已十分虚弱的卡尔·冯·奥西茨基每当和同伴展开辩论时便似乎恢复了生机。“能聆听他的见解、与他辩论、向他提问是非常难得的经历。”一名曾是囚犯的共产党员恭敬地回忆。[318]

集中营里也有规模比较大的集会。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哈里·瑙约克斯和同志们在1936年12月举行了第一次大型集会，当时党卫队看守们正在圣诞节派对上豪饮。这次隐蔽的集会由一名共产党前国会代表组织，他首先发表了简短的演讲，然后背诵了有关工人运动的诗文和歌曲。“我们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被集体的力量深深打动了，这给了我们对抗恐怖统治的勇气。”瑙约克斯在回忆录中写道。[319]其他囚犯群体跟共产党一样，想方设法激发集体精神。犹太囚犯会在营房里举行文化活动——用音乐、诗歌和表演——基督教徒则聚在一起做节日祷告。[320]

很少有直接向党卫队权威发起挑战的人。在早期集中营，偶尔会有一些坚信第三帝国即将覆灭的囚犯敢于站出来抗议。[321]但纳粹政权并没有崩塌的迹象，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党卫队看守很喜欢镇压囚犯们的抗议行为，一丝征兆都不放过。只有寥寥几人仍然敢和党卫队做对抗，其中就包括1937年末被关进布痕瓦尔德的新教牧师保罗·施耐德（Paul Schneider）。次年春天，施耐德因为拒绝向正门上悬挂的新纳粹党旗行礼而被拖进了地堡，遭受了数月的饥饿和折磨。但施耐德并没有被击败。有时恰逢星期日和宗教节日，他会在地堡里喊几句简短的话语，激励点名场上的囚犯，直到发怒的党卫队看守用皮鞭和拳头让他住嘴。他的声音最终在1939年夏天消失了，源于党卫队的折磨。[322]

身处不同群体的囚犯会因为钦佩和赞赏像施耐德牧师这样敢于反抗的人物而在短时间内团结起来。但这样的团结非常罕见，因为集中营滋养了大量的分歧和不协调。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前，最明显的裂痕存在于左翼囚犯的大群体之中，在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这两党之间的长期不睦——互相指责是对方背叛了工人阶级，造成了纳粹的崛起——经常影响集中营内的团结。[323]

在早期集中营，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争斗依然影响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的确有一些超越政党的友谊和互助，特别是在普通党员之间。但许多共产主义革命家并没有忘记曾经在普鲁士和其他地方镇压过自己的亲民主力量，并公开冷落和社会民主党有关联的囚犯。反过来，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受人数更多、组织更完备的共产党人的排挤而感到沮丧；有人抱怨说同营房的共产党人对自己就像对“麻风病人”一般，还有人伤心地表示共产党对自己“一丁点儿友好的情谊都没有”。有时，共产党囚犯甚至会向集中营管理者揭发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对他们进行身体伤害。[324]被共产党和纳粹嘲讽为“权贵”的社会民主党前领袖遭受的敌意最强。比如，以对共产党寸步不让而闻名的恩斯特·海尔曼即使在被捕后也没有改变心意，因此无论他到哪个集中营都会受到共产党员的鄙视；没有人同情和可怜他，共产党员沃尔夫冈·朗霍夫如此回忆。而且，看守们还命令共产党囚犯去攻击海尔曼，显然是党卫队想给左翼囚犯们之间已有的摩擦加把火。[325]

左翼分子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更久。魏玛时期留下的伤疤即便真能愈合，也是以极慢的速度，而且在审头的分配上两党反复发生冲突，社会民主党人一直抱怨共产党人的垄断。在早期集中营里，个体间也能建立起友谊，像瑙约克斯一样有包容心的人会向其他党派的囚犯伸出援手。但是，大环境依然是缺乏互信，左翼在成为纳粹阶下囚后从没能形成统一战线。[326]

集中营里的女人

1936年初，一个周五的早晨看似跟平时没什么两样，斯塔德海姆监狱的一名看守打开了辛塔·拜姆勒的牢房门。她原本以为跟往常一样要被押送去工作，但这次是令人激动的消息：她可以离开监狱了。在被关押近三年后，拜姆勒期盼着终于能够重获自由。但是盖世太保另有打算。她的丈夫完成了从达豪越狱的壮举后一直没有被抓，只要他还在逃，他的妻子就不能放。因此，辛塔·拜姆勒并没有被释放，而是从斯塔德海姆监狱转到了莫林根集中营，那里已经成为德国专门关押保护性拘禁女性囚犯的集中营。[327]

对辛塔·拜姆勒来说，幸运的是莫林根集中营跟关押男囚犯的地方有很大差别。莫林根还不是正式的党卫队集中营，它仍在普鲁士州的管理下，而不是党卫队督察组；它的负责人——一个循规蹈矩的体制内公务员——跟艾克的“政治军人”截然不同。跟集中营相比，这里的囚犯数量少了许多，每月保护性拘禁的人数平均不到90人。这些女人不穿制服，穿的都是自己的衣服，劳动虽然单调但并不繁重。大多数人编织或者修补衣服，每天工作不到八个小时。最重要的是不会受到看守的打骂和虐待。[328]

虽然生活也很苦，比如作息时间严格、伙食差、卫生条件不好，但莫林根更像普通的监狱而不是集中营。这里的女囚根据背景被分到几个集体宿舍和房间中，可以相对自由地交往。辛塔·拜姆勒曾长时间被关在斯塔德海姆监狱的小牢房里，如今能够有其他共产党员，包括她的亲姐姐相伴左右，已经非常开心了。她们一起玩耍、唱歌、谈论政治。“可以聊任何事，这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开心些。”拜姆勒后来写道。[329]

在莫林根的女共产党员中，辛塔·拜姆勒是个领军人物。她的丈夫汉斯是一个勇于抗争的英雄，而且长期的监禁并没有动摇她的信念，她的坚定也给其他非共产党囚犯留下了深刻印象。[330]但是，莫林根囚犯中的共产党员并不像集中营里的那样占主导地位。首先，女审头的权力和影响并不像男审头那样大。[331]而且，莫林根囚犯的背景更多样化。1935年，耶和华见证会的群体规模已很可观，反映出女性活动家的高层次，在1937年她们成了囚犯中最大的群体。到11月，大概一半的保护性拘禁者都是耶和华见证会信徒。[332]

莫林根的这些改变和急速上升的囚犯人数紧密相关，1937年1月初，这里只有92名囚犯；1937年11月，增长到了约450人。[333]辛塔·拜姆勒此时已经不在这里了，2月时她在悲痛万分的状态下被释放了。早在几个月前，莫林根的女共产党员们就听说，汉斯·拜姆勒正与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内战中并肩战斗，这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声望。但是，有传言说他在保卫马德里时牺牲了。辛塔·拜姆勒并没有丈夫的确切消息，因此备受折磨——她“像个行尸走肉一般到处走”，一名狱友回忆说——直到集中营负责人确认了这个消息。很快，她就被释放了。如今她的丈夫已死，纳粹再不用把她当作人质了；她的姐姐几个月后也被放了出来。[334]但大多数囚犯仍然继续被关在这里，直到莫林根的整个保护性拘禁区域被关闭，剩下的囚犯们被转移到了利赫滕堡。

1937年12月新开的利赫滕堡集中营是第一座女子集中营。特奥多尔·艾克耗时三年建立了这样一座集中营，凸显了他眼中女性囚犯的外围地位；对他来说，“铁丝网后的敌人”是男人。但他最终还是决定行动。不仅是因为在集中营督察组以外的地方关押保护性拘禁犯令人感觉异常，也是因为女性囚犯的人数持续增加。希姆莱在1937年5月末视察时亲眼看见，莫林根已经不够用了，而更宽敞的利赫滕堡自从被关闭后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于是，利赫滕堡很快被再度启用，装满了囚犯。1939年4月，这里关押了1065名女囚。[335]

刚到利赫滕堡，来自吕贝克的30岁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埃尔娜·卢多尔夫（Erna Ludolph）很快就意识到这里比莫林根大多了。很快，卢多尔夫和其他人就发现了更多不同，几乎都比原来更糟糕。作为党卫队集中营，利赫滕堡保留着更多的军事习俗，比如在走廊和院子里点名。每天的休息时间缩短了，强制劳动时间延长了两个小时。党卫队还更多地利用审头。总之，女囚们要忍受更严格的处罚和偶尔的暴行。像卢多尔夫这样的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在囚犯中人数最多，所受的待遇也最差，她们被当作“不可救药”的群体孤立起来。1938年的一天，这些女囚拒绝排成一队收听希特勒的广播讲话，于是看守殴打了她们，并且用高压水管冲她们喷水。[336]

尽管当地的党卫队也对女性囚犯实行严格管理，但他们并没有像管理男子集中营那样管理利赫滕堡。它跟其他党卫队集中营区别开来，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区别首先体现在集中营的外貌上。利赫滕堡的老城堡虽然可以充当大型宿舍，可是与党卫队理想中的现代化营房相差甚远。一般来说，利赫滕堡的女囚所受的折磨比集中营里的男囚轻多了。强制劳动并没有到让人筋疲力尽的程度，暴力行为也不常有，惩罚力度也比较轻（比如，根据官方规定，女囚不适用于鞭刑）。因此，这里的死亡率非常低，从1937年末到1939年春季党卫队关闭利赫滕堡集中营，只有两名女囚确认死亡——她们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337]

“1939年5月中旬，”卢多尔夫在战后回忆，“我们耶和华见证会信徒，总共有400～450人，被卡车第一批运送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希望进一步增加女囚的数量，因此在1938年决定建立一个全新的女子集中营。在达豪附近建营的计划落空后，他们将目光移到了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附近一个更隐秘的区域，在柏林北部约50英里处。1939年初，当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一小队男囚建起第一批营房和建筑时，新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已经准备就绪了。[338]

跟之前从莫林根到利赫滕堡时一样，囚犯们从利赫滕堡转移到新集中营后生活条件进一步下降。“一切都已经糟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卢多尔夫回忆说。拉文斯布吕克的点名更折磨人，强制劳动愈发繁重，惩罚也更严重，生活越来越死板。现在，女囚们穿的是同样的蓝色和灰色条纹裙，戴着头巾和围裙。[339]不过，集中营党卫队在施虐时依旧会对男女囚区别对待，最残酷的虐待还是留给男囚。尽管鞭刑在拉文斯布吕克已经成为正式的惩罚手段，但吊刑等其他刑罚并不算。虽说不会有残忍的暴力伤害，但党卫队增加了看门犬的数量，因为希姆莱认为女性特别害怕它们。[340]

拉文斯布吕克的特殊地位也影响了工作人员的构成。党卫队最初决定建立女子集中营时就面临着两难的局面。直到现在，集中营党卫队一直是纯男性组织，遵循极端男性化的价值观。但在女子集中营安排男看守却是个麻烦，因为早期集中营的性虐待情况已经说明了问题。最终，希姆莱选择妥协。在利赫滕堡和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男队员只负责岗哨和担任指挥参谋部里的高层职位，集中营指挥官也是男性。营内每天跟囚犯接触最多的看守则由女性来担任，不过希姆莱回避承认她们也是党卫队队员；尽管女看守是集中营党卫队的一部分，可她们从不是正式队员。即便在战争年代，她们处在党卫队的管辖之下，却仅仅属于党卫队的扈从（Gefolge），穿着特殊的土灰色制服。[341]

拉文斯布吕克的女看守跟其他集中营的男看守还是有区别的。诚然，她们大多数也是志愿者，年龄在25岁到30岁之间，不过一般没有政治暴力的前科；魏玛年代和纳粹时代初期的纷争都是男人的专场。而且，只有一小部分女看守是纳粹党员，相比之下，大多数党卫队队员都加入了纳粹党。大多数女性愿意来当看守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追求，而是因为可期的社会福利。她们一般都出身贫困且未婚，也不具备专业能力，集中营承诺给她们提供稳定的工作、不错的酬劳以及其他福利，比如舒适的住处，甚至（从1941年开始）让她们的孩子进入党卫队幼儿园。[342]一旦进了拉文斯布吕克，这些女看守就会受到严格的管制，虽然她们从来没有服从命令，完成跟“政治军人”一样的操练。的确，拉文斯布吕克的指挥官十分沮丧，反复训斥女看守破坏军队的纪律。[343]

现在，集中营系统中的女性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不管是囚犯还是看守。女囚犯的总体比例确实飞快上升——从1938年夏末的3.3%上升到了一年后的11.7%——但拉文斯布吕克在规模和严格程度上依然落后于男子集中营。[344]不管怎样，它的出现都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党卫队对女囚从传统的拘禁到新统治形式的转变。[345]

女子集中营是集中营体系后来新增的部分。集中营体系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建立并巩固，1934年底时，人们曾以为它会退出历史舞台。但仅仅3年之后，集中营已经成了第三帝国的常设机构，不受法律约束，由国家资助，并由新的机构——集中营督察组管理。党卫队吸取自己第一座集中营达豪的经验，为集中营体系的发展绘制了基本蓝图。集中营体系的关键特征是统一的行政结构、相同的建筑布局、专业的人才队伍，以及系统化的惩罚机制。党卫队系统的同步扩张——囚犯总数从1935年夏天的约3800人上升到1937年末的7746人——指向了集中营另一个关键的方面，由汉娜·阿伦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着重提出。在一个彻底的极权主义国家，比如第三帝国，政权稳固后恐怖行动并不会减少。即使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减少了，纳粹领导人依然会追求更极端的目标，所以集中营体系才会不断扩张。[346]直到1937年底，这种扩张仍没有停止；相反，这只是开始。

[1] 罗姆之死，参见StAMü，GStA beim OLG München Nr. 2116，LG München，Urteil，May 14，1957，quote on page 46；致命一击无疑是利珀特下的手，虽然法官无法百分之百确定这项罪名。See also ibid.，Nr. 6237，Vernehmung W. Kopp，May 27，1953；ibid.，StA Nr. 28791/40，Dr. Koch，Niederschrift，July 1，1934；ibid.，Nr. 28791/1，Bl. 13-16：Vernehmung Dr. Koch，January 25，1949；ibid.，Nr. 28791/3，Bl. 72-75：Vernehmung W. Noetzel，June 28，1949。据说艾克在1933年夏天射杀了一名达豪囚犯（Richardi，Schule，187），但这是个例，因为他极少亲自动手。

[2] 本段和前一段参见Kershaw，Hubris，499-517。See also Longerich，Himmler，180-84；Höhne，Orden，90-124.

[3] 引用和希特勒的演讲，参见Kershaw，Hubris，514。达豪党卫队和大清洗，参见StAMü，StA Nr. 28791/3，Bl. 5-7：Vernehmung M. von Dall-Armi，May 5，1949；ibid.，Bl. 61-64：Vernehmung J. Hirsch，June 27，1949；ibid.，Bl. 103：Vernehmung M. Müller，July 19，1949；ibid.，Nr. 28791/6，Bl. 406-409：Vernehmung R. Dirnagel，June 3，1953；ibid.，Bl. 441-42：Vernehmung X. Hammerdinger，July 9，1953；ibid.，Nr. 28791/28，Bl. 36：Vernehmung T. Dufter，May 6，1949；ibid.，GStA beim OLG München Nr. 2116，LG München，Urteil，May 14，1957，18-19；Höhne，Orden，101。

[4] StAMü，StA Nr. 28791/28，Bl. 53-54：KOK Schmitt，Schlussbericht，June 17，1949；Kershaw，Hubris，especially pages 159，208-209.

[5] StAMü，StA Nr. 28791/28，Bl. 39-41，42-44：Vernehmung J. Steinbrenner，May 12，1949，May 25，1949；ibid.，Nr. 28791/6，Bl. 398-402：Vernehmung J. Steinbrenner，June 1，1953.

[6] StAMü，StA Nr. 28791/3，Bl. 5-7：Vernehmung M. von Dall-Armi，May 5，1949；ibid.，Bl. 57-58：Vernehmung A. Pleiner，June 22，1949；ibid.，Nr. 28791/6，Bl. 398-402：Vernehmung J. Steinbrenner，June 1，1953.

[7] DaA，Nr. 24658，Bestattungsamt Munich，Ordner：Poliz. Opfer allg.，n.d.，Abschrift.

[8] StAMü，StA Nr. 28791/46，GStA Munich，EV，January 28，1952，p. 11；ibid.，Nr. 28791/6，Bl. 403-405：Vernehmung W. Noetzel，June 2，1953；ibid.，Nr. 28791/28，Bl. 35：Vernehmung A. Stadler，May 5，1949；BayHStA，StK 6299/2，Bericht des Politischen Polizeikommandeurs Bayerns，May 7，1935（感谢Kim Wünschmann提供本条文献）。

[9] StAMü，StA Nr. 28791/3，Bl. 61-64：Vernehmung J. Hirsch，June 27，1949；ibid.，Bl. 68-69：Vernehmung H. Reis，June 21，1949；ibid.，Bl. 70：Vernehmung L. Schmidt，June 30，1949.

[10] StAMü，StA Nr. 28791/6，Bl. 441-42：Vernehmung X. Hammerdinger，July 9，1953；ibid.，Nr. 28791/3，Bl. 5-7：Vernehmung M. von Dall-Armi，May 5，1949；ibid.，Bl. 12-13：Vernehmung J. Lutz，May 11，1949；ibid.，Bl. 72-75：Vernehmung W. Noetzel，June 28，1949；ibid.，Bl. 92：Vernehmung J. Klampfl，July 15，1949.

[11] Domarus，Hitler，vol.1，405. 关于7月2日达豪的谋杀，参见StAMü，StA Nr. 28791/46，GStA Munich，EV，January 28，1952，p.11。

[12] 22名受害者姓名已知；Zámečník，Dachau，70。已知至少还有3人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被杀害，可能是达豪党卫队队员下的手；StAMü，StA Nr. 28791/46，GStA Munich，EV，January 28，1952，pp.13-15。

[13] StAMü，StA Nr. 28791/46，GStA Munich，EV，January 28，1952，pp.11-16；ibid.，Nr. 28791/32，KOK Schmitt，Schlussbericht，June 20，1949.

[14] Kershaw，Hubris，517-26. See also idem，“Myth，” passim.

[15] USHMM，1998.A.0247，reel 15，Bl. 184-93：statement H. Aumeier，December 15，1947（由Katharina Friedla从波兰语翻译为英语）。See also BArchB（ehem. BDC），SSO，Aumeier，Hans，20.8.1906.

[16] 1934年6月2日，艾克对利赫滕堡的指令，NCC，doc.148。

[17] 1936年8月10日，艾克对希姆莱所说，NCC，doc.152。

[18] Endlich，“Lichtenburg，” 32；Schilde and Tuchel，Columbia-Haus，35，123-25；StAMü，StA Nr. 28791/7，Vernehmung K. Launer，May 23，1949.

[19] StAMü，GStA beim OLG München Nr. 2116，LG München，Urteil，May 14，1957，56-59 quote on 55.

[20] Quote in IMT，vol.29，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ND：1919-PS，p. 145. See also ongerich，Himmler，184；von Papen，Papen，30-31. 1934年7月艾克得到晋升，但具体日期未知；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81。

[21] Quote in Breitman and Aronson，“Himmler-Rede，” 345.

[22] Longerich，Himmler，165-79，192-96；Gerwarth，Heydrich，102.

[23]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19.

[24] 1934年4月，帝国内政部颁布的第一部全国范围内保护性拘禁的条例确认了盖世太保在实施集中营拘留方面的中心地位；Wachsmann，“Dynamics，” 20-21。

[25] 引用自1934年6月15日，希姆莱对梅泽堡（Merseburg）地区长官所说，in Tuchel，“Theodor Eicke，” 65。希姆莱下达指示的日期，参见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Lebenslauf，March 15，1937。

[26]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62-63；Mette，“Lichtenburg，” 144；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Eicke to Chef des SS-Amtes，June 2，1934.

[27] 艾克对利赫腾堡的指示，1934年6月2日，NCC，doc.148。

[28] BArchB（ehem. BDC），SSO，Schmidt，Bernhard，18.4.1890，Eicke to Chef des SS-Amtes，June 21，1934.

[29] 关于萨克森堡和霍恩施泰因，参见Baganz，Erziehung，251-52；OdT，vol.2，132。接管埃斯特尔韦根的日期不明，新指挥官洛里茨预计1934年7月9日接管埃斯特尔韦根（Riedel，Ordnungshüter，98），但他可能提前到了（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89）。

[30] 关于艾克的头衔，参见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Gesamtdienstbescheinigung，March 30，1943。

[31] Von Papen，Papen，25-30；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84-86；Mühsam，Leidensweg，43-48；Kreiler，“Tod，” 106；Hirte，Mühsam，311.

[32] OdT，vol.2，132，180. 希姆莱参与关闭奥拉宁堡，参见BArchB，NS 4/Sa 18，Bl. 118：KL Oranienburg to Bürgermeister Fuchs，July 14，1934。

[33] 艾克的主导地位，参见BArchB（ehem. BDC），SSO，Loritz，Hans，21.12.1895，Kommandantur Dachau to H. Loritz，June 29，1934。

[34] Riedel，Ordnungshüter，113. 萨克森堡显然在1935年就引入了达豪的规章制度；Baganz，Erziehung，266-69。

[35] Riedel，Ordnungshüter，85-116，quote on 116. 在达豪，洛里茨作为附近“党卫队-救济会”（奥地利党卫队队员营）的主管，给艾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6] 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Bl. 372.

[37] Himmler directive，December 10，1934，NCC，doc. 72；Rürup，Topographie，13；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09-10，220，294，347-48. 艾克和海德里希向希姆莱汇报，既作为党卫队官员，也作为政府官员。

[38] 1935年7月8日，希姆莱给盖世太保的备忘录，NCC，doc. 73；Sydnor，Soldiers，21-22；BArchB，R 58/264，Bl. 50-52：Heydrich Anordnung，May 31，1934。集中营指挥官如果反对盖世太保的释放命令，可以向希姆莱申诉；ITS，ARCH/HIST/KL Lichtenburg 2，Bl. 86：IKL to LK，November 6，1936。

[39]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10，223-25，229，238-40；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59-60.

[40] 五座集中营是达豪、利赫滕堡、埃斯特尔韦根、萨克森堡和哥伦比亚屋（柏林）；参见示意图2。

[41] Herbert，“Gegnerbekämpfung，” 60-61. 参见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Schacht）的备忘录，1935年5月3日，in Hockerts and Kahlenberg，Akten，567-70；德国驻英国大使的报告，1935年1月26日，NCC，doc. 278；Longerich，Himmler，203；Gruchmann，Justiz，545-47。

[42] See PMI，circular，April 24，1933，NCC，doc. 6；Krause-Vilmar，Breitenau，107.

[43]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93-94；Kube，“Göring，”78.

[44] Quote in Prussian MPr，announcement，December 9，1933，NCC，doc.18.See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04-105；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36-37. 1933年末德国其他地方的大赦，参见Baganz，Erziehung，223-24。

[45] 基本背景参见Pingel，Häftlinge，25，51。

[46] Schumacher，M.d.R.，302. 埃伯特活了下来，后来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级政客。

[47] 弗里克的观点也反映在 RdI to Landesregierungen et al.，April 12，1934，in Repgen and Booms，Akten，vol.I/2，1235-38。See also ibid.，1200；Gruchmann，Justiz，547-49；FZH，353-31，“Schutzhaft，” Frankfurter Zeitung，March 13，1934。

[48]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Frick to Sk Bayern，October 5，1934；BArchB，R 43 II/398，Bl. 92：Übersicht Schutzhaft，n.d.；Langhoff，Moorsoldaten，315.

[49]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40.

[50] GStA PK，I. HA，Rep. 77，Nr. 484，Bl. 115：Hitler to Landesregierungen et al.，August 7，1934；Gruchmann，Justiz，334-36.

[51]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Frick to Sk Bayern，October 5，1934；Hett，Crossing，205-207. 关于党卫队守卫，参见ITS，ARCH/KL Sachsenburg 1，Bl. 6：Beurteilung A. Cieslok，September 7，1934。关于埃斯特尔韦根，参见Lüerβen，“‘Wir，’” 465。

[52] GStAPK，I. HA，Rep. 90P，Nr. 137，Bl. 63：“Weitere Schutzhaftentlassungen，” n.d. 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87.

[53] Wachsmann，Prisons，68-71，112-18，372-75，392-93.

[54] Quote in Sarodnick，“‘Haus，’” 347. 详情参见Wachsmann，Prisons，83-101，375-76。

[55] Wachsmann，Prisons，101-11，398-99.See also Knoch，“‘Willkür，’” 39-44.

[56] Wachsmann，Prisons，168.

[57] RJM proposal，n.d.（1935），IMT，vol.26，ND：785-PS，quotes on 308；Baganz，Erziehung，286-89；Gruchmann，Justiz，368-71.

[58] Quote in Domarus，Hitler，vol.1，422. 希特勒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什切青集中营。被处决的人里还包括其前任指挥官。详情参见“Ein Interview Ministerpräsident Görings über die Sicherheit in Deutschland，” VöB，April 22-23，1934；Rudorff，“Misshandlung，” 62-63；Gruchmann，Justiz，348-52；RJM proposal，n.d.（1935），IMT，vol.26，311，ND：785-PS。

[59] Gruchmann，Justiz，364-65；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83，163，181-83，387.

[60] 为配合党卫队的回应，希姆莱命令指挥官们私下将非正常死亡的囚犯人数报给自己；BArchB，NS 4 Bu/12，Eicke to LK，May 24，1935。

[61] 希姆莱在帝国农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35年11月12日，in Noakes and Pridham，Nazism，vol.2，301-302。盖世太保指责国外报纸试图“为废除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制造气氛”；Gestapo to Foreign Ministry，March 12，1935，NCC，doc.263。

[62] Eicke quote in Best to Göring，September 27，1935，NCC，doc.120. See also Gruchmann，Justiz，647；Dillon，Dachau，chapter 4.

[63] Gruchmann，Justiz，564-70.See also BArchB，R 3001/alt R 22/1467，Bl. 74-75：Evangelische Kirche to RJM，May 4，1935. 艾克对居特纳的看法，参见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Lebenslauf，March 15，1937。

[64] Himmler to Göring，December 6，1934，NCC，doc. 71.

[65] 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12，306.

[66] Quotes in Himmler speech to Staatsräte，March 5，1936，NCC，doc. 78（第一处引用从希姆莱的原稿里被删去了）。详情参见Wachsmann，“Dynamics，” 22；Longerich，Himmler，204-207。

[67] See Herbert，“Gegnerbekämpfung.” 关于引用，参见idem，Best，163，178。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97-307.

[68] See Thamer，Verführung，376-78.

[69] 希姆莱在国防军课程上的演讲，1937年1月15～23日，NCC，doc. 83。

[70]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Bl. 174-77：Reichstatthalter to Bay. MPr，March 20，1934. See also ibid.，Bl. 215：Aktennotiz，March 12，1934，March 15，1934；Bauer et al.，München，quote on page 230；BArchB，R 43 II/398，Bl. 92. 详情参见Fraenkel，Dual State，passim；Wachsmann，Prisons，3，379-83。

[71]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Bl. 132-41：MdI to Bay. MPr，April 14，1934. 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03.

[72] 在巴伐利亚，保护性拘禁犯的总体数目从3500人（1934年2月）减少到2343人（1934年4月）；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55。

[73]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Bl. 23：Frick to Sk Bayern，October 5，1934.

[74]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Bl. 9-12：Himmler to Sk Bayern，November 15，1934.

[75] Longerich，Himmler，201.

[76] Gestapa，Lagebericht Marxismus，August 23，1935，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 rk 127；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95，106.

[77] Frick to Bavarian Sk，January 30，1935，NCC，doc. 114；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07-308.

[78] 1934年秋天的数据：达豪1744人（1934年10月）；埃斯特尔韦根150人（1934年10月）；利赫滕堡369人（1934年8月8日）；萨克森堡不到200人（1934年10月）。See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55；Lüerβen，“‘Wir，’” 465；Mette，“Lichtenburg，” 154；Baganz，Erziehung，254.

[79] 希特勒单独提及集中营，参见Domarus，Hitler，vol.2，527；ibid.，vol.3，1459；ibid.，vol.4，1658。

[80] 德国警察日演讲，1939年1月29日，NCC，doc. 274。希姆莱补充说，此类批评“特别是来自国外”。这是纳粹领导人惯用的招数，指责外国人传播“暴行故事”，避免公开指责也这样做的德国人。德国国内对集中营的持续不安情绪，参见Schley，Nachbar，90-91；Gestapa II A 2，Bericht，June 27，1938，in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2461。

[81] Kershaw，“Myth，” especially pages 257-58.

[82] 早期有关集中营的一段私人讨论，参见Fröhlich，Tagebücher，I/2/III，October 12，1933。

[83] 希特勒最初是对《每日邮报》的一名记者做了这些评论；VöB，February 19，1934，in Domarus，Hitler，vol.1，364-65。

[84] GStAPK，I. HA，Rep. 77，Nr. 484，Bl. 115：Hitler to Landesregierungen et al.，August 7，1934；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Frick to Sk Bayern，October 5，1934.国外的报道，参见“Prisoners in Germany，” The Times，September 3，1934。

[85] 起初，希特勒反复做出策略性的让步，以显示自己是一个有节制的人，特别是对他那些民族保守主义盟友。例子参见Repgen and Booms，Akten，vol.I/2，840（n. 1）；Broszat，“Konzentrationslager，” 350。

[86] Cited in Broszat，“Konzentrationslager，” 352. 希姆莱视察，参见BArchK，N 1126/7，Bl. 16：Himmler diary entries for February 15 and 16，1935。

[87]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09-10.

[88]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82-87.

[89]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25-26，324-25. 希特勒做决策的时机，参见Eicke to Himmler，August 10，1936，NCC，doc.152。落实决定需要一些时间；Pohl to Grauert，December 4，1935，NCC，doc.75。

[90] Eicke to Sauckel，June 3，1936，in NMGB，Buchenwald，55-56.

[91]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30，258，261；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60.

[92] Broszat，“Konzentrationslager，” 353. 1936年春天，希姆莱对帝国司法部就法律代表做出了一个让步，但实际上并没有落实；Longerich，Himmler，209。

[93] Baganz，Erziehung，291-92；Gruchmann，Justiz，373-74. 这不是希特勒第一次干预这样的事情；ibid.，365-66。

[94] 一个例外，参见下文提到的弗里德里希·魏斯勒的案件。

[95] 党卫队的阻碍，参见BArchB，R 3001/21522，Bl. 9-18：AG-Rat Hans，Dienstliche Äusserung，July 26，1938。

[96] Tuchel and Schattenfroh，Zentrale，89-92，112，118-25；Longerich，Himmler，204，207-209；Herbert，“Gegnerbekämpfung，” 66-67，72-73；Heydrich decree，January 16，1937，NCC，doc. 84. 作为警方的领袖，希姆莱正式从属于帝国内政部部长弗里克。

[97] Wachsmann，Prisons，68-69，212-15；Neliba，“Frick.”

[98] Kube，“Göring，” 73-75.

[99]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09.

[100]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Eicke to Himmler，August 10，1936.See also ITS，HIST/SACH，Sachsenburg，Ordner 1，Bl. 7：KL Sachsenburg，Zusatzbefehl，August 10，1935；ibid.，Bl. 24：Wachtruppenbefehl，August 24，1935；ibid.，Bl. 33：Befehl，August 1935（感谢Stefan Hördler与我分享这些和其他的文件）。

[101] Himmler to RJM，November 6，1935，in Tuchel，Inspektion，43.

[102] 例子参见Bormann to Wernicke，January 29，1940 and November 26，1940，in IfZ，Akten，vol.1，481，539。

[103]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09-10，324.

[104] Quotes in BArchB，R 58/264：Bl. 142：Heydrich to Stapostellen，July 29，1935. 在希姆莱的领导下，自1935年春天以来，德国警方加快了对共产党嫌疑人的抓捕；Longerich，Himmler，202-203；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11-12。

[105] BArchB，NS 19/1447，Bl.17：Führervortrag，October 18，1935. 详情参见Herbert，“Gegnerbekämpfung，” 72。

[106] 参见第3章。

[107] Deutsches Recht，April 15，1936，NCC，doc. 123.

[108] 这个术语参见Hüttenberger，“Polycracy”。

[109] 1935年夏天的囚犯人数：哥伦比亚屋400人（估计），达豪1656人（1935年7月），埃斯特尔韦根 322人（1935年6月10日），利赫滕堡706人（1935年6月10日），萨克森堡678人（1935年6月10日）。See Schilde，“Tempelhofer，” 77；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03；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04.

[110]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39.

[111] 一些导火索，参见Gruchmann，Justiz，599-602。

[112] 实际上，经常无法严格按照这样的区分来执行。有时警察会将一些犯法者直接拖进集中营，常规的监狱仍然关押着数百名保护性拘禁犯，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这样的；Wachsmann，Prisons，171-72。

[113] Wachsmann，Prisons，171，175-83，quote on 179.

[114] GStA Jena to RJM，September 30，1937，NCC，doc. 129.

[115] Kershaw，Nemesis，5-9；Domarus，Hitler，vol.2，632-33.

[116] Morsch，“Formation，” 87-89，101；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39-41.

[117] OdT，vol.2，58. See also Georg et al.，“Why.”

[118] Sachsenhausen Song，NCC，doc. 224. 背景参见Fackler，“Lagers Stimme，” 336-38。

[119] 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11-17，129-33，138-41，191-93；Morsch，“Formation，” 126-29，Heilmann quote on 127；Wachsmann，Prisons，104；Danckwortt，“Jüdische ‘Schutzhäftlinge，’” 156；Schilde，“Tempelhofer，” 77-80. 另外一个有利于萨克森豪森新集中营建成的因素就是党卫队看守的存在（从哥伦比亚屋调来的），他们驻扎在旁边的奥拉宁堡城堡。哥伦比亚屋后来被拆，在那里建起了滕佩尔霍夫机场，这也是它关门的原因之一。

[120] 这个时期，在艾克的集中营督察组掌管之外最后残存的早期集中营也被接管或者再次指派：巴特苏尔察集中营，由图林根州内政部建于1933年，在1936年4月1日被集中营督察组接管（Wohlfeld，“Hotel”）；汉堡-富尔斯比特尔在1936年成了警方的一处监狱（Diercks，“Fuhlsbüttel，” 305）；科斯劳是位于巴登的一处早期集中营，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都是作为“拘留营”的（Hörath，“Terrorinstrument，” 529-30）。希姆莱1937年的预约日志记录着他与艾克曾九次会面（甚至可能更多）；IfZ，F 37/19。

[121] OdT，vol.3，301-303；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35-38；Eicke to Himmler，July 24，1937，NCC，doc. 89；Koch to Gommlich，July 28，1937，in Schnabel，Macht，125；Moore，“Popular Opinion，” 223；Burkhard，Tanz，138. 艾克5月18日游览了埃特斯山，希姆莱则是5月22日；Wildt，“Terminkalender，” 686-87（n.68）。

[122] 第一批被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来自萨克森豪森，其中也吸收了许多萨克森堡的囚犯。1937年9月9日，最后一名萨克森堡的囚犯也启程前往布痕瓦尔德。巴特苏尔察集中营于1937年8月1日正式关闭。利赫滕堡作为一座男子集中营，于1937年8月18日关闭。See OdT，vol.3，302；NMGB，Buchenwald，698；Wohlfeld，“Hotel，” 275；Baganz，Erziehung，283；Endlich，“Lichtenburg，” 20-21；Morsch，“Formation，” 133-34；Hett，Crossing，210-19.

[123] 集中营周围的党卫队建筑也一样；OdT，vol.3，303。

[124] Zámečník，Dachau，86-88；Riedel，Ordnungshüter，188-89.

[125] 关于“现代”营的资料，参见Eicke to Sauckel，June 3，1936，in Schnabel，Macht，121-22；Himmler to RJM，February 8，1937，NCC，doc.85。

[126] Morsch，“Sachsenhausen—ein neuer Lagertypus？”；Kaienburg，“Systematisierung.” 这些连续性意味着党卫队在1936～1937年并没有创造一个全新的集中营类型；cf. Orth，System，35-36。

[127] 1936年11月1日，集中营关押了4761名囚犯；German Foreign Ministry to diplomatic missions，December 8，1936，NCC，doc.82。关于这两座集中营的规划，参见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93；Eicke to Thür. MdI，October 27，1936，in Schnabel，Macht，123。集中营的建筑，参见Gabriel，“Biopolitik，” especially page 207。

[128] 希姆莱此话参照的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Himmler to RJM，February 8，1937，NCC，doc. 85。他在1937年1月20日视察了这座营；IfZ，F 37/19，Himmler diary。老集中营里的空间限制，参见ITS，ARCH/HIST/KL Lichtenburg 2，Bl. 54：Helwig to IKL，April 18，1937。

[129] Morsch，“Formation，” 102；OdT，vol.3，302-303.

[130] OdT，vol.1，210-29；ibid.，vol.3，303-305，321；Neurath，Gesellschaft，37-44；Naujoks，Leben，48，52，68，98-100；Morsch，“Formation，” 93-101；Gabriel，“Biopolitik，” 207，210-11.

[131] Steinbacher，Dachau，174，178-9，205-206.

[132] 例子参见Künstler to Salpeter，March 9，1939，NCC，doc. 292；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30。即便是从1933年起就没有挪过地方的达豪，如今也变得更加隐蔽；Steinbacher，Dachau，132-34。

[133] Steinbacher，Dachau，93-100，126-29，137-44，181；Schley，Nachbar，43-63，79-86；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50-51，181，275-80；idem，Wirtschaft，123-29；Moore，“Popular Opinion，” 144-57. 关于利赫滕堡，参见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4，27；Decker，“Stadt，” 210-11。

[134] 大多数当地人都不得接近集中营，甚至在公开场合谈论集中营都会感到不安。See Steinbacher，Dachau，181，185；Litten，Mutter，189-90；A. Bettany，Reader’s Letter，The Times，April 21，1945.

[135] 1939年1月29日德国警察日上的演讲，NCC，doc. 274。

[136] 在达豪、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和其他集中营里也增加了这个标语，不过有些细微的变动；Riedel，Ordnungshüter，206；Naujoks，Leben，135-36；Maršálek，Mauthausen，66。

[137] Riedel，“‘Arbeit.’” 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Gross-Rosen），党卫队也在囚犯营区入口处写上了“劳动使人自由”的标语。在布痕瓦尔德，党卫队选择了一个不同的标语，将“各得其所”刻在了大铁门上。集中营里正门的重要意义，参见Sofsky，Ordnung，75-77。

[138] Naujoks，Leben，136.

[139] 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不考虑党卫队所说的一切“改革”，参见Sofsky，Ordnung，317。

[140] Quote in special camp order for Esterwegen，August 1，1934，NCC，doc. 149. See also Longerich，Himmler，327-64；Himmler to A. Lehner，May 18，1937，NCC，doc. 226. 纳粹用集中营来教育“民族同志”，参见Patel，“‘Auslese’”；Buggeln and Wildt，“Lager，” 227-33。

[141] 数以万计的集中营囚犯在这一时期被释放，包括1938年11月种族清洗后被捕的大多数犹太人；参见第3章。

[142] 1939年1月29日德国警察日上的演讲，NCC，doc. 274；在国防军课程上的演讲，1937年1月15～23日，NCC，doc. 83。

[143] Quotes in speech at SS Gruppenführer conference，November 8，1937，NCC，doc. 94. 德国犯罪学理念，参见Wachsmann，Prisons，22-27，46-54；Wetzell，Inventing，107-289。

[144] 在国防军课程上的演讲，1937年1月15～23日，NCC，doc.83。

[145] 例子参见Sydnor，Soldiers，30；Shirer，Rise，271-72。

[146] 一个典型的例子，参见Kogon，Theory。

[147]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208，原文中最后一句大写的话。

[148] Quote in Eicke to commandant offices，December 2，1935，NCC，doc. 151. 在这份历史性的文献中，党卫队骷髅部队（SS Totenkopfverbände）一词通常专门用来指党卫队看守团（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25；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56）。但是，在集中营指挥参谋部和集中营督察组工作的党卫队队员（包括艾克在内）也在此列，他们的衣服上都有骷髅头的标志（IfZ，Fa 183，Bl. 30-31：SS-Hauptamt，Abzeichen der SS-Wachverbände，March 9，1936；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38，83；MacLean，Camp，312）。“集中营党卫队”（Camp SS）一词的起源，见Orth，SS，12。

[149] Broszat，Kommandant，84. “政治军人”一词，参见Eicke order for Lichtenburg，June 2，1934，NCC，doc.148。

[150] Reichardt，Kampfbünde，570-74.

[151] 希姆莱在第一次以慕尼黑警察局局长的身份接受采访时把自己形容为“军人”；“Der neue Geist im Münchner Polizeipräsidium，” VöB，March 15，1933。

[152] VöB，March 4，1943. 艾克之死，参见Sydnor，Soldiers，271。

[153] Quotes in Eicke to Himmler，August 10，1936，NCC，doc. 152.See also Kühne，Kameradschaft，271-79；Reichardt，Kampfbünde，590-93，671-73；Dillon，“Dachau，” 94-97.

[154] Eicke order for Lichtenburg，June 2，1934，NCC，doc. 148.

[155] Quote in regulations for Esterwegen，August 1，1934，NCC，doc. 150. See also 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

[156] Eicke to commandant offices，December 2，1935，NCC，doc.151.See also Broszat，Kommandant，84.

[157] 关于男子气概与集中营党卫队，参见Dillon，“Dachau，” 98-126。

[158] 希姆莱的视察，参见OdT，vol.4，20，293-94；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303-304；Baganz，Erziehung，278。与艾克的会面，参见Wildt，“Terminkalender，” 685-86。

[159] Quotes in Dicks，Mass Murder，104. See also AS，J D2/43，Bl. 146-54：Vernehmung G. Sorge，May 6，1957.

[160] 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

[161]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95，256；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18-20，230-31.

[162] IfZ，Fa 127/1，for the issues 1 to 6，涵盖的时间为1937年2月到7月。

[163] 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46-47，160，195. See also Tuchel，Inspektion，50；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56；Segev，Soldiers，153.

[164] Eicke order for Lichtenburg，June 2，1934，NCC，doc. 148. 纳粹对官僚政治的厌恶，参见Caplan，“Civil Service，” especially page 49。

[165] Eicke to Himmler，August 10，1936，NCC，doc. 152.

[166] Riedel，Ordnungshüter，150；Morsch，Sachsenburg，353.

[167] 马克斯·韦伯对魅力型领袖的概念及其在纳粹统治中的运用，参见Kershaw，“Myth，” 8-10。

[168] 鲁道夫·霍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坚信艾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勇猛地战斗，随后因为他在被占领的莱茵兰地区从事反抗斗争而被法国人判处死刑；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

[169] Ibid.；Segev，Soldiers，133-36；Dicks，Mass Murder，104. Quote in Eicke order for Lichtenburg，June 2，1934，NCC，doc. 148.

[170] Quote in Segev，Soldiers，149. See also 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Eicke to Himmler，August 10，1936；Dicks，Mass Murder，99；Dillon，“Dachau，” 97，197.

[171] Quote in Segev，Soldiers，149. 关于哈塞布勒克，参见Orth，SS，118-24。关于党卫队军官学校，参见Wegner，Soldaten，149-71。

[172] Quote in IfZ，MA 312，Rede bei SS Gruppenführerbesprechung，November 8，1938. 详情参见Longerich，Himmler，319-22。

[173] 例子参见Commandant’s order，Buchenwald，August 30，1937，NCC，doc.1。

[174] Ehrenwörtliche Verpflichtung，September 7，1938，cited in Dillon，“Dachau，” 140. 二战期间，集中营党卫队依旧会签署此类声明；Mailänder Koslov，Gewalt，147。

[175] Order of the SS Death’s Head units，March 1，1937，NCC，doc. 155. 希姆莱之前的警告，参见BArchB，R 58/264，Bl. 69：Gestapa to Dienststellen，September 5，1934。

[176] Order of the SS Death’s Head units，June 4，1937，NCC，doc. 157. 艾克偶尔也会在私下里责备集中营党卫队虐待犯人的行为；Riedel，Ordnungshüter，156。

[177] Quote in BArchB，R 58/264，Bl. 69：Gestapa to Dienststellen，September 5，1934.

[178] OdT，vol.1，59-61.

[179] 一段生动的描写，参见IfZ，F 13/7，Bl. 397-420：R. Höss，“Lagerordnung für die Konzentrationslager，” October 1946。

[180] ITS，ARCH/HIST/KL Lichtenburg 2，Bl. 74：IKL to Kommandanturen，October 9，1935.

[181] Buggeln，Arbeit，352.

[182] StAMü，StA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Bl. 95；ibid.，Nr. 34430，Bl. 21-22：LG München，Urteil，July 8，1948.

[183] Disziplinar-u. Strafordnung für Dachau，October 1，1933，IMT，vol.26，291-96，ND：778-PS；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93.

[184] Riedel，Ordnungshüter，182；NCC，doc. 208；OdT，vol.3，335；Union，Strafvollzug，26-27. 正式来说，囚犯不应该被裸身鞭打，但党卫队经常不按规矩办事。

[185] 这项刑罚的地位存在争议。它并没有被列入党卫队官方记载的惩罚（YVA，O-51/64，Bl. 16-17：Strafverfügung），这使历史学家假设说它不是官方的处罚方法（OdT，vol.3，337）。然而，它在1933～1934年被纳入艾克的惩罚规定，而这个规定正是其他集中营制定正式管理规则的基础（Disziplinar-u. Strafordnung für Dachau，October 1，1933，IMT，vol.26，295，ND：778-PS；USHMM，RG-11.001M.20，reel 91，1367-2-19，KL Esterwegen，Disziplinar-u. Strafordnung，August 1，1934）。

[186]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10；Richardi，Schule，136；Lüerβen，“‘Wir，’” 125. 关于中世纪的起源，参见Schmidt，“Tortur，” 212-13。

[187] Pretzel，“Vorfälle，” 133-35，quote on 148-50. See also DaA，9394，A. Lomnitz（later A. Laurence），“Heinz Eschen zum Gedenken，” July 3，1939；Richardi，Schule，136-39；NCC，docs. 216 and 217；Kohlhagen，Bock（写于1945年），20，136-37。

[188] Disziplinar- u. Strafordnung für Dachau，October 1，1933，IMT，vol.26；YVA，O-51/64，Bl. 16-17：Strafverfügung；NCC，doc. 217.

[189] 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

[190] Neurath，Gesellschaft，134-35；anonymous report，c. 1936，NCC，doc. 208.

[191] Order of the SS Death’s Head units，March 1，1937，NCC，doc. 155.

[192] Naujoks，Leben，67.

[193] 例子参见Riedel，Ordnungshüter，189。详情参见Kaienburg，“Systematisierung，” 59-60。

[194] See Fraenkel，Dual State.

[195] M. Simon to Führer der Sturmbanne，June 10，1938，in Merkl，General，119.See also Zámečník，Dachau，100-101.

[196] 魏斯勒受虐案涉及的另一名萨克森豪森看守，即党卫队三级小队长古特哈特（Guthardt）在判决前便自杀了。LaB，A Rep. 358-02，Nr. 1540，Notiz，April 5，1937；ibid.，GStA Berlin to RJM，June 3，1937；ibid.，Justizpressestelle to GStA Berlin，November 17，1938；Morsch，Mord，71-77；The Times，Letters to the Editor，March 11，1937，p. 12.经此事后发达的党卫队队员里面包括党卫队二级小队长雅洛林（Jarolin），当魏斯勒被杀时，他正在地堡里执勤；Riedle，Angehörigen，69，78；Zámečník，Dachau，305-306；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22-24。

[197] 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37，51；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38，83.

[198] IfZ，Fa 183，Bl. 30-31：SS-Hauptamt，Abzeichen der SS-Wachverbände，March 9，1936. 到1937年底，每座集中营平均有112名指挥参谋部成员；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37，51（不包括利赫滕堡女子集中营）。

[199] Service Regulations for Escorts，October 1，1933，NCC，doc. 146；Orth，SS，34-35；idem，“Personnel，” 45-46；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37-40，62-64，172-77；Burkhard，Tanz，99-100，103-104. 从1937年4月开始，在达豪、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有三支骷髅部队兵团（SS-Totenkopfstandarten）驻扎。第四支在1938年入驻毛特豪森。起初，弗洛森比格没有独立的大队。

[200] Orth，SS，35；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43，150；Riedle，Angehörigen，43-47，54，130.

[201] 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37，51（excluding Lichtenburg）.

[202] Longerich，Himmler，312-13；Dillon，“Dachau，” 112-13；IfZ，Fa 127/1，Bl. 4-5：Merkblatt für die Einstellung in die SS-TS，1939.

[203] Dillon，“Dachau，” 142-47.

[204] Quotes in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units，July 6，1937，NCC，doc. 159；order of the SS Death’s Head units，May 4，1937，ibid.，doc.156；BArchB，NS 19/1925：Bl. 1-9：Eicke to Himmler，August 10，1936；IfZ，MA 312，Himmler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besprechung，November 8，1938.See also Himmler speech at a Wehrmacht course，January 15-23，1937，NCC，doc. 83.

[205] 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38，87. See also Dillon，“Dachau，” 149.

[206] Dillon，“Dachau，” 142-46. See also NCC，doc. 159.

[207] 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38，87. 显然，绝大多数申请者都加入了集中营党卫队；Riedle，Angehörigen，75；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58。

[208] Dillon，“Dachau，” 142，150-52；IfZ，Fa 127/1，Bl. 4-5：Merkblatt für die Einstellung in die SS-TS，1939；Steiner，“SS，” 432.

[209] Quote in Dicks，Mass Murder，135. See also Sydnor，Soldiers，25；Orth，SS，76，129-32；Dillon，“Dachau，” 114-15，145，170；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69-72；DAP，Vernehmung R. Baer，December 29，1960，3035.

[210] Quote in Neuer Vorwärts，February 14，1937，NCC，doc.180.See also Dillon，“Dachau，” 109-11，115，139-40，161-63，180-81；OdT，vol.3，40-41；Eicke to Himmler，August 10，1936，NCC，doc. 152.

[211] Quotes in Arbeiter-Illustrierte Zeitung，May 23，1935，NCC，doc. 177；Eicke order，April 29，1936，in ibid.，doc. 153.集中营党卫队中的不满，参见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4，63-64。

[212] Boehnert，“Sociography，” 116，239-40；Riedle，Angehörigen，102-13.

[213] OdT，vol.1，131-32；Riedle，Angehörigen，134；Dillon，“Dachau，” 140，190. 到1942年，集中营指挥官有权将人从看守团调到指挥参谋部；NAL，HW 16/21，GPD Nr. 3，October 17，1942。

[214] Orth，SS，105-15；Broszat，Kommandant，passim；BArchB（ehem. BDC），SSO，Höss，Rudolf，25.11.1900.

[215] KL Dachau，Protokoll，April 18，1934，in Friedlander and Milton，Archives，vol.XI/2，doc. 17. See also Riedle，Angehörigen，72，79-83；Dillon，“Dachau，” 191-92；Morsch，“Formation，” 170-74.

[216] 基于一项对党卫队现役指挥官的调查（1934～1939年），大量数据来自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71-96。See also Orth，SS，79-81.

[217] Orth，SS，39-40；OdT，vol.1，61-63. 详情参见BArchB，NS 3/391，Bl. 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 4-9。

[218] OdT，vol.1，59；ibid.，vol.3，41.

[219] OdT，vol.1，61.

[220] BArchB，NS 3/391，Bl. 1-2：Zweck und Gliederung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n.d.；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86. 奥拉宁堡发展出一套与1933年的达豪集中营相近的组织结构（OdT，vol.1，58）。

[221] Quote in Kogon，Theory，53.See also Tuchel，“Registrierung”；OdT，vol.1，65-66；Orth，SS，46-48，66-71.

[222] Hahn，Grawitz，42-57，96-106，154-55；Orth，SS，45；Morsch，“Formation，” 166-67.

[223] Orth，SS，41-44，71-75.

[224]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39. See also BArchB，NS 3/391，Bl. 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 17-21；Orth，SS，40-41，63；OdT，vol.1，66-68；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68；StAMü，StA Nr. 34588/2，Bl. 95-106：Vernehmung K. Kapp，November 14-16，1956，Bl. 98.

[225]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34.See also ibid.，84-85，266；BArchB（ehem. BDC），SSO，Höss，Rudolf，25.11.1900；Hördler，“Ordnung，” 39，44；Riedle，Angehörigen，56.

[226] Eicke to commandant offices，December 2，1935，NCC，doc. 151.

[227] ITS，ARCH/HIST/KL Lichtenburg 2，Bl. 104-15：Befehlsblatt SS-TV/IKL，April 1，1937；Morsch，“Formation，” 114-16，120-22；Schwarz，Frau，112-15；KZ-Gedenkstätte Flossenbürg，Flossenbürg，50-51；Dillon，“Dachau，” 111.

[228] 一个例子参见Broszat，Kommandant，103-104，132-34。

[229] Commandant’s order for Buchenwald，August 3，1937，August 30，1937，NCC，docs. 167 and 168；BArchB，NS 31/372，Befehlsblatt SS-TV/IKL，June 1937，Bl. 69；ITS，HIST/SACH，Sachsenburg，Ordner 1，Bl. 73：Wachtruppenbefehl，October 21，1935.

[230] Naujoks，Leben，64，68，131，quote on 150；instruction by Himmler，July 21，1938，NCC，doc. 161；OdT，vol.3，33.

[231] Quote in Dicks，Mass Murder，103，“KZs” in the original.See also ibid.，138；Orth，SS，especially pages 151-52；Broszat，Kommandant，49，233-34；Warmbold，Lagersprache，122-43. 详情参见Rouse，“Perspectives”；Gioia et al.，“Organizational identity”。

[232] Riedel，Ordnungshüter，175，205-209；BArchB，R 2/28350，Chronik der SS-Lageranlage Dachau，March 1，1938；Dillon，“Dachau，” 105；Orth，SS，88，145.

[233] Orth，SS，151. See also Sofsky，Violence，24-27；Kühne，Belonging，91，168-69.

[234] Steinbacher，Dachau，179-80；Dillon，“Dachau，” 81-84.

[235] Buggeln，Arbeit，344-48；APMO，Proces Hö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Bl. 297.

[236] 例子参见Naujoks，Leben，38-39，62-64。

[237] 1937年三大集中营月平均死亡数字（达豪41人；萨克森豪森44人，包括死于柏林州立医院的囚犯；布痕瓦尔德，1937年7月到12月间53人）；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AS，Totenbuch des KZ Sachsenhausen；http：//totenbuch.buchenwald.de。

[238] 估算的数字里包含了达豪集中营内清除罗姆派系时的受害者。自杀的情况，参见Goeschel，“Suicide，” 630-32。

[239]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98. See also ibid.，97-98，101；Sydnor，Soldiers，27-28；NCC，doc. 174；ITS，HIST/SACH，Sachsenburg，Ordner 1，Bl. 22：Wachtruppenbefehl，August 21，1935；Dillon，“Dachau，” 178-80；Van Dam and Giordano，KZ-Verbrechen，28.

[240] Sofsky，Ordnung，134；Neurath，Gesellschaft，117.

[241] Broszat，Kommandant，81-83；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Bl. 370. 1937年，艾克放宽了指令：并不需要整个排都参加，只有从指挥参谋部挑选出的长期学员（有两年或以上经验）才必须参加鞭刑；骷髅部队的指令，March 1，1937，NCC，doc.155。

[242] Dicks，Mass Murder，100-101.

[243] 例子参见Broszat，Kommandant，85-86。

[244] 例子参见NCC，doc. 180；Lüerβen，“‘Wir，’” 119-20；DAP，Vernehmung F. Hofmann，April 22，1959，3850。

[245] 引用参见AS，J D2/43，Bl. 59-72：Vernehmung G. Sorge，April 23，1957，Bl. 71；Lüerβen，“‘Moorsoldaten，’” 195。详情参见Dillon，“Dachau，” 125，190，233，241；Broszat，Kommandant，83；Hördler，“Ordnung，” 49；Trouvé，“Bugdalle，” 33；Sofsky，Ordnung，262-63；Springmann，“‘Sport，’” 91-92。

[246] 有关纳粹暴行的讨论，参见Neitzel and Welzer，Soldaten，88-94。

[247] Quotes in Broszat，Kommandant，102；Eicke to commandant offices，December 2，1935，NCC，doc. 151.See also Segev，Soldiers，122，135；Orth，SS，131-34；Riedle，Angehörigen，237-39；Dicks，Mass Murder，101；Dillon，“Dachau，” 115，118-19；Zimbardo，Lucifer，221，259.被开除出集中营党卫队的现象很普遍：在1937年为期六个月的训练中，大概有200人落选。一些党卫队队员被欺凌至自杀，这也就解释了集中营党卫队中非同寻常的高自杀率；Segev，Soldiers，128。

[248] Tuchel，“Kommandanten des KZ Dachau，” 337-39；Dillon，“Dachau，” 82-83，200-201.

[249] Orth，SS，101；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95.

[250] 本段及前一段，参见Dillon，“Dachau，” 183-84，201-202，214-15，guard quote on 202；Schilde and Tuchel，Columbia-Haus，67-69，Eicke quote on 68；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19。关于同志情谊，参见Kühne，Belonging，83。

[251] Riedel，Ordnungshüter，31-134.See also BArchB（ehem. BDC），SSO，Loritz，Hans，21.12.1895，Loritz letter，June 19，1934.

[252] Riedel，Ordnungshüter，141-42，178-82，Loritz quotes on 142，144；Dillon，“Dachau，” 204，222，Loritz quote on 203；Internationales Zentrum，Nazi-Bastille，prisoner quote on 36；IfZ，statement P. Wauer，May 21，1945，ND：NO-1504.

[253] Riedel，Ordnungshüter，143-49，quote on 145；Tuchel，“Kommandanten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Flossenbürg，” 201-204；Dillon，“Dachau，” 214-16，226-27，233，237；Nazi-Bastille，37；Hördler，“Ordnung，” 78. 达豪死亡率，参见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

[254] 大背景参见Orth，SS，127。洛里茨在1939年底迁往萨克森豪森，1940年3月11日接到正式任命，参见Riedel，Ordnungshüter，217-29。

[255] Orth，SS，63（n. 18）；Dillon，“Dachau，” 242-43；Tuchel，“Kommandanten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Flossenbürg，” 204；NCC，docs. 145 and 208. 关于作为未来集中营指挥官跳板的达豪，参见Hördler，“Ordnung，” 58。

[256] Riedle，Angehörigen，50（n. 50），135，157，223；Morsch，“Formation，” 169-70，176；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14-15.

[257] BArchB（ehem. BDC），SSO，Koch，Karl，2.8.1897，Personalbericht，August 3，1937；Morsch，Sachsenburg，336-37；Segev，Soldiers，187-89；Schilde and Tuchel，Columbia-Haus，64-66；StAAu，StA Augsburg，KS 22/50，Vernehmung I. Koch，April 29，1949.

[258] Quote in Hackett，Buchenwald，338.

[259] 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Bl. 378；Riedel，Ordnungshüter，150-59.

[260]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Künstler，Karl，12.1.1901，Eicke to 1. SS-TS，January 5，1939. 详情参见Tuchel，“Kommandanten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Flossenbürg，” 206-209；Hördler，“Ordnung，” 76。魏斯布的官方死因是心脏病，不过犯人间有传言说是自杀。有关纳粹行凶者的网络理论，参见Berger，Experten。

[261] 以前存在一些差异。在一些集中营里，从1933～1934年，囚犯已经开始理短发（或剃头）；而在其他集中营，囚犯还可以留长一点儿的头发（参见照片Morsch，Sachsenburg，227-37）。党卫队自1936年开始的实践，参见ibid.，286，304-307；DaA，Nr. 7566，K. Schecher，“Rückblick auf Dachau，” n.d.，230-32；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5，3；Neurath，Gesellschaft，68-69。

[262] 在一些集中营，冬季的制服有绿色条纹，没有蓝色；Schmidt，“Geschichte”。这些新制服是在1937～1938年的不同时段（达豪），以及在1939年春天（萨克森豪森）引进的；Zámečník，Dachau，86；OdT，vol.3，51。关于囚犯的姓名和编号，参见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57；Baganz，Erziehung，271。

[263] 关于一些特权犯人的物质利益，参见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4，33-34。

[264] OdT，vol.1，91-95；Baganz，Erziehung，165；DaA，Nr. 7566，K. Schecher，“Rückblick auf Dachau，” n.d.，90.达豪和埃斯特尔韦根的先行做法，参见Knoll，“Homosexuelle Häftlinge，” 65；Lüerβen，“‘Wir，’” 90-91。

[265] Sofsky，Ordnung，89.

[266]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77-78；Naujoks，Leben，34；Freund，Buchenwald！，121.

[267] Naujoks，Leben，34，49，62-63，69，76；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94；Neurath，Gesellschaft，44-49；Freund，Buchenwald！，162-65. Quote in BArchB，NS 4/Bu 31，Bl. 20：A. Rödl，Allgemeine Anordnungen，October 9，1937.

[268] 有的囚犯在劳动地点吃午饭。其他人会回营地迅速清洗和点名，然后在住处吃午饭。

[269] Neurath，Gesellschaft，54-56，69-78；Naujoks，Leben，32，69，96；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07；Kautsky，Teufel，246；NCC，docs. 190-92；ITS，ARCH/KL Sachsenburg，Ordner 11，Bl. 82：Bekanntmachung，June 10，1936.党卫队对囚犯货币的管理，参见Grabowski，Geld，especially pages 29-51。

[270] Neurath，Gesellschaft，57-58，239-42；Naujoks，Leben，65-67；Kogon，Theory，75-80；Freund，Buchenwald！，163；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97.

[271] Fackler，“Lagers Stimme，” 151-69，340-42，356-61；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97；Kautsky，Teufel，219-22；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77.

[272] Fackler，“Lagers Stimme，” 187-90；Zámečník，Dachau，53-54；Steinbacher，Dachau，165-70；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15，307-308.在早期的奥斯特霍芬集中营，犹太人偶尔能接触到拉比；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18。

[273] Quote in Hett，Crossing，218. See also Seela，Bücher；Neurath，Gesellschaft，238-39；Fackler，“Lagers Stimme，” 182；Seger，“Oranienburg，” 37-38；Freund，Buchenwald！，158.

[274] Quotes in Neurath，Gesellschaft，67；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111. See also BArchB，NS 4/Na 6，Bl. 3-4：Eicke to LK，October 14，1938；ibid.，R 58/264，Bl. 293-97：Gestapo Munich to Stapoleitstellen et al.，March 4，1937；Baganz，Erziehung，277；Internationales Zentrum，Nazi-Bastille，58-59；Bettelheim，“Individual，” 440-41.

[275] Langhoff，Moorsoldaten，175-95；Lüerβen，“‘Wir，’” 131；Kautsky，Teufel，221-22；Zámečník，Dachau，55；Fackler，“Lagers Stimme，” 406-407.

[276] BArchB，NS 19/4014，Bl. 158-204：Rede vor Generälen，June 21，1944，Bl. 165.有关审头的一般讨论，参见Sofsky，Ordnung，152-68。

[277] 犹太人聚居区和奴工营，参见Browning，Remembering，116-17。

[278] 在古拉格，苏联当局长期依靠挑选出来的囚犯来协助他们；Applebaum，Gulag，329-37。

[279] Interrogation W. Bartel，May 29，1953，in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427. See also BLHA，Pr. Br. Rep. 29，Zuchthaus Brandenburg Nr. 691；Broszat，Kommandant，72. 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模范囚犯”，参见Hoelz，“Weiβen Kreuz”。

[280] Langhoff，Moorsoldaten，34-41，140-42，quote on 142. 库尔特的真名是卡尔·沙布罗德（Karl Schabrod）；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42。类似的选拔也发生在其他早期集中营，包括达豪；StAMü，StA Nr. 34588/2，Bl. 39-40：Vernehmung K. Kapp，September 28，1956；Wieland，“Bremischen，” 286。

[281] 1938年底，党卫队的文件记录了大约400名囚犯管理员，不包括监工审头，后者的数量肯定超过了100人；OdT，vol.3，331。See also Naujoks，Leben，97.

[282] SS quote in DaA，5427，Richtlinien für Capos，n.d.；prisoner quote in Neurath，Gesellschaft，224.See also StAMü，StA Nr. 34588/8，LG München，Urteil，October 14，1960，p. 6.

[283] Quotes in SS Buchenwald instructions，n.d.，NCC，doc.196. See also Kautsky，Teufel，214-19.

[284] 有关早期集中营，参见Langhoff，Moorsoldaten，219；Richardi，Schule，196；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09-10。关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情况，参见Naujoks，Leben，105-106；Freund，Buchenwald！，37，54，72。

[285] Naujoks，Leben，117，121-22，quote on 122. See also Neurath，Gesellschaft，210-11，227，245；NCC，doc. 230；Pingel，Häftlinge，57-58. 在毛特豪森，不同寻常的是，首席集中营办事员据说比营区长还有影响力；Fabréguet，“Entwicklung，” 195-96。

[286] Neurath，Gesellschaft，222.

[287] 同时期该术语的使用，参见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4，34。关于今日不加批判地使用该术语，参见Sofsky，Ordnung，152。

[288] See also OdT，vol.1，120；Orth，“Lagergesellschaft，” 110.

[289] 一个例子参见DaA，Nr. 7566，K. Schecher，“Rückblick auf Dachau，” n.d.，80。

[290] Naujoks，Leben，333-39.

[291] Kogon，Theory，37.

[292] Naujoks，Leben，53-54，77；Schikorra，Kontinuitäten，54，55，219.

[293] 尽管党卫队直到1937～1938年对三角的用法仍未统一，但政治犯通常早已开始佩戴红色的条纹或徽章；OdT，vol.1，92，95；Naujoks，Leben，30；Endlich，“Lichtenburg，” 48。

[294] StANü，Auswärtiges Amt to Missionen et al.，December 8，1936，ND：NG-4048（数字包括不归督察组监管的莫林根集中营）。这个数字以盖世太保内部数据为证；GStAPK，I. HA，Rep. 90A，Nr. 4442，Bl. 187-91，Schutzhaft，1937。

[295] 1936年12月，超过四分之一的保护性拘禁犯（由普鲁士盖世太保管辖）被指控进行“共产党活动”；GStAPK，I. HA，Rep. 90A，Nr. 4442，Bl. 187-91，Schutzhaft，1937。

[296] 盖世太保对那些再次加入抵抗运动的前囚犯的警告，参见Gestapa，Lagebericht Marxismus，August 23，1935，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 rk 127。

[297] Himmler to Eicke，March 23，1936，NCC，doc. 79. 每三个月自动审查保护性拘禁的工作从RdI下放至州政府等，April 12，1934，in Repgen and Booms，Akten，vol.I/2，1235-38。

[298] 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1937-38，vol.5，7-20，quote on 20. 详情参见Sopade report，May 1937，NCC，doc.220。

[299] Browder，Enforcers，82；Gestapa，Lagebericht，October 3，1935，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 rk 128.

[300] NLHStA，Hann. 158 Moringen，Acc. 84/82，Nr. 6，Bl. 158.

[301] Longerich，Himmler，227-33. 数字参见Moore，“Popular Opinion，” 108-109；BArchB，R 3001/21467，Bl. 74：Evangelische Kirche to RJM，May 4，1935。

[302] Quote in Sydnor，Soldiers，29（n. 68）. See also Wegner，Soldaten，251，table 25.

[303] Eicke quotes in W. Best to H. Göring，September 27，1935，NCC，doc. 120. 利希滕贝格直到1941年才被抓捕，之前他不止一次说过有关集中营里囚犯的事情。服刑期之后，他在去达豪的路上崩溃了，并在1943年11月死去；Lüerβen，“‘Wir，’” 142。

[304] Naujoks，Leben，50；Dillon，“Dachau，” 107，136-37.

[305] Garbe，“Erst verhasst，” 219-22；Wachsmann，Prisons，125-27. 详情参见Garbe，Widerstand；Kater，“Bibelforscher”。

[306] Quotes in report by A.Winkler，1938，NCC，doc.229；AS，J D2/43，Bl.146-54；Vernehmung G.Sorge，May 6，1957，Bl.147.

[307] Quote in BArchB，Ns 4/Bu32，Bl. 3：SlF to Kommandantur Buchenwald，November 17，1938.

[308] OdT，vol.3，46（拉胡巴于1942年9月在萨克森豪森去世）；Garbe，“Erst verhasst，” 224-36；Pingel，Häftlinge，90-91；Lüerβen，“‘Wir，’” 211-13。第三帝国期间，总共有4000多名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被带到集中营，德国市民居多，约四分之一死亡（Garbe，“Erst verhasst，” 235）。

[309] 据估计，因为同性恋而被迫进集中营的男性的数目在5000～15000之间，最近的研究只考虑较低的那个数值；Röll，“Homosexuelle，” 95。详情参见Wachsmann，Prisons，144-46；Longerich，Himmler，242-50；Jellonnek，Homosexuelle。

[310] Müller，“Homosexuelle，” 74.

[311] Knoll，“Homosexuelle，” 62-66；Müller，“Homosexuelle，” 75-78；idem，“‘Wohl’”；Hackett，Buchenwald，173.

[312] Quote in O. Giering，Entschädigungsantrag，1955，in Pretzel，“Vorfälle，” 159-61. See also Ley and Morsch，Medizin，290-97；Wachsmann，Prisons，139-44，146-49；Poller，Arztschreiber，105-107. 1942年，吉林被送至柏林州监狱服刑，因为被指控在萨克森豪森进行性犯罪。1945年5月，他被释放。

[313] 例子参见Pretzel，“Vorfälle”；StAMü，StA Nr. 14719。

[314] Quote in O. Giering，Entschädigungsantrag，1955，in Pretzel，“Vorfälle，” 159-61. See also Heger，Männer，91；Kogon，Theory，35；Burkhard，Tanz，68-71；Zinn，“Homophobie，” 85-94。关于女囚犯，参见Eschebach，“Homophobie”。关于审头被对手错误指责为从事性犯罪的（战时）例子，参见Kożdoń，“… ich kann，” 87-89。

[315] Naujoks，Leben，8，14-17，27-34.

[316] Neurath，Gesellschaft，34-35.

[317] Naujoks，Leben，35-39，55-56，69-70，115-17，quote on 56.

[318] Quote in Suhr，Ossietzky，215.

[319] Naujoks，Leben，45，47-49，103，133，quote on 49.

[320] Jahnke，“Eschen，” 27-28；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324-25.

[321]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49-50.

[322] Kirsten and Kirsten，Stimmen，47-50；Jahn，Buchenwald！，89-94；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130-31；Freund，Buchenwald！，112-15；Poller，Arztschreiber，159-65.

[323] 背景参见Pingel，Häftlinge，51-52。

[324] Rubner，“Dachau，” 67-68，quote on 67；Seger，“Oranienburg，” 50-55，quote on 51；Riedel，“Bruderkämpfe”；Knop et al.，“Häftlinge，” 62-63；Langhoff，Moorsoldaten，214-16，235-37；Krause-Vilmar，Breitenau，135-36.

[325] Langhoff，Moorsoldaten，240；Seger，“Oranienburg，” 52；Klausch，Tätergeschichten，95（n. 380）；Suhr，Ossietzky，214-15；Morsch，“Formation，” 143；Abraham，“Juda，” 150-51.

[326] Deutschland-Berichte，vol.3，1006；Pingel，Häftlinge，109-10；Morsch，“Formation，” 141-43；Naujoks，Leben，17，43-45；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4，56-58，62，82.

[327] Herker-Beimler，Erinnerungen，23-24. 位于普鲁士州中部的莫林根集中营专门关押处于保护性拘禁的女性，从1934年就开始接收德国其他州的女囚（Riebe，“Frauen，” 127）。从1936年初开始，巴伐利亚州的长期服刑囚犯也可以被移送至莫林根（IfZ，Fa 183/1，Bl. 354-55：Politische Polizei to Polizeidirektionen et al.，February 13，1936）。在这个过程中有影响力的莫林根管理者，参见Hörath，“Terrorinstrument，” 526-27。

[328] Caplan，“Einleitung，” 42-44，46；NLHStA，Hann. 158 Moringen，Acc. 84/82，Nr. 2，Bl. 144-47：Dienst-und Hausordnung，n.d. 这并不意味着莫林根的负责人仁慈：跟其他监狱和济贫院的管理者一样，他也屈从于许多普遍的种族和犯罪成见；OdT，vol.2，164-65。

[329] Herker-Beimler，Erinnerungen，25. See also Riebe，“Frauen，” 128-29；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30-32，50-52；Caplan，“Einleitung，” 12，55；Herz，“Frauenlager，” 188-90.

[330] Caplan，“Einleitung，” 51-52；Herz，“Frauenlager，” 130-31，202.

[331] Riebe，“Funktionshäftlinge，” 52-53.

[332] 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34，40-50.

[333] NLHStA，Hann. 158 Moringen，Acc. 84/82，Nr. 2，Bl. 103：Moringen to Gestapa，February 18，1937；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40-41.

[334] Herz，“Frauenlager，” 202，220-21，quote on 220；Herker-Beimler，Erinnerungen，27-28；Krammer，“Germans.”汉斯·拜姆勒于1936年12月1日在马德里市郊被杀，可能是被友军的炮火误杀。

[335] Fahrenberg and Hördler，“Lichtenburg，” 166-69；IfZ，F 37/19，Himmler diary，May 28，1937.囚犯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被分阶段从莫林根转移至利赫滕堡。

[336] 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322-33；Fahrenberg and Hördler，“Lichtenburg，” 170-71，172-73，176-78；Riebe，“Frauen，” 136；Riebe，“Funktionshäftlinge，” 54-55.

[337] Fahrenberg and Hördler，“Lichtenburg，” 173，179；Hesse，“‘Erziehung，’” 112；idem，Harder，Zeuginnen，93-94，117-19；Endlich，“Lichtenburg，” 21；Riebe，“Frauen，” 137；Hördler，“SS-Kaderschmiede，” 109. Hesse和Harder提到了第三名死者，不过没有官方确认。有关体罚，参见BArchB，NS 3/415，Bl. 1：KL Lichtenburg to IKL，March 14，1939。

[338] 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88，122，quote on 333；Strebel，Ravensbrück，44-47，103-104；Endlich，“Lichtenburg，” 21-22.

[339] 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50，146，quote on 333；Strebel，Ravensbrück，90.

[340] Kaienburg，“Resümee，” 171；Strebel，Ravensbrück，84-88.拉文斯布吕克首次规定体罚是在战前还是在1940年，目前仍不明确；Fahrenberg and Hördler，“Lichtenburg，” 180（n.54）。

[341] Koslov，Gewalt，17-22，99；Hördler，“SS-Kaderschmiede，” 109-19.

[342] Koslov，Gewalt，93-111，117，132-33，490-91；Strebel，Ravensbrück，72-78；Hördler，“Ordnung，” 92-93；Wolfram，“KZ-Aufseherinnen”；Toussaint，“Nach Dienstschluss.”

[343] Koslov，Gewalt，149，159-63，175-94；Strebel，Ravensbrück，91-98.

[344] 1938年9月，集中营每天的囚犯数目稳定在24400人左右，包括在利赫滕堡的800名女性；NMGB，Buchenwald，698；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OdT，vol.4，22；Fahrenberg and Hördler，“Lichtenburg，” 169；AS，D 1 A/1020：Bl. 117（感谢Monika Liebscher）；Maršálek，Mauthausen，109。1939年9月，有21400名集中营囚犯，包括2500名左右在拉文斯布吕克的女囚；Pohl to Himmler，April 30，1942，IMT，vol.38，363-65，ND：129-R。感谢Stefan Hördler 为我确认利赫滕堡的数字（下文同样）。

[345] Caplan，“Gender，” 99.

[346] Arendt，“Concentration Camps，” 760. 这个理论没能在苏联长久适用，因为集中营系统在斯大林死后就基本上被削弱了。1937年末集中营的囚犯数目：布痕瓦尔德2561人，达豪2462人，利赫滕堡200人，萨克森豪森2523人。See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698；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66，271；Endlich，“Lichtenburg，” 23.

第3章 扩张

1938年5月13日星期五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囚犯们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开始的时候还是温暖舒适、春光明媚。空气中充满了春天的气息，集中营周围的乡村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朝阳初升，快速移过埃特斯山上方澄澈明净的天空，此时一队囚犯已经在集中营外的一个森林里开始劳作，挖掘铺设污水管道的土沟。9点左右，两个囚犯埃米尔·巴加茨基（Emil Bargatzky）和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如往常一样去给其他人取咖啡。他们走的是一条僻静的小路，突然间，他们出手袭击了随行的看守。党卫队四级小队长阿尔贝特·卡尔魏特（Albert Kallweit）还没来得及开枪就被铁锹击中了头部。两个早就计划着越狱的囚犯将看守的身体拖到灌木丛里，夺走他的武器，开始了逃亡之旅。[1]

阿尔贝特·卡尔魏特的死给整个党卫队造成了冲击。自从督察官艾克允许手下不必预警就可以射杀逃跑的囚犯后，就很少有人能够成功地逃离集中营，对党卫队发起致命的攻击更是史无前例。[2]海因里希·希姆莱第二天便飞往魏玛，在艾克的陪同下巡视了营地，查看了卡尔魏特的尸体，下令追捕逃犯。地方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个耸人听闻的谋杀案件，并宣布只要有人能够提供线索帮助党卫队抓获亡命徒，就可以获得一千德国马克的高额奖励；连续几个星期，此事成为魏玛和其他城市街头巷尾的谈资，这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是一个罕见的时刻，集中营就这样再次渗透进了公众意识。[3]

1938年5月22日，在埃米尔·巴加茨基逃亡九天后，警察在布痕瓦尔德以北140英里的一座砖厂中发现了他。一个星期内，魏玛特别法庭就匆匆组织起了一场对他的公开审判。关于这场审判，当地媒体充分挖掘了他之前的犯罪记录。1901年，巴加茨基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他有14个兄弟姐妹。在悲惨的魏玛时期，他一直努力保住自己的饭碗，当过木匠、屠夫和教练员，并犯下了多起罪行。媒体着重抨击他曾经的违法行为是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非人性。与此同时，魏玛州检察官高度称赞了集中营的看守，称他们保护国民免受巴加茨基这样危险的反社会因素影响。他还表示支持设立“预防性”治安力量，主要针对社会上的“异类”。这种所谓的“预防性”治安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渐膨胀，将数千人关进了人满为患的集中营，其中就有埃米尔·巴加茨基，他因为过去所犯的罪行，自1937年开始被关押在集中营里。[4]

5月28日，星期六，审理巴加茨基谋杀案的法官们花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宣判他死刑。他被关进死囚牢房，原本安排的是在监狱里处决，但命运在最后一刻发生了改变，海因里希·希姆莱请示希特勒，想要在临近犯罪现场的布痕瓦尔德绞死巴加茨基。希特勒批准了。[5]1938年6月4日清晨，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在点名场上排队站好，四周由党卫队看守，一些看守还拿机枪对着人群。早上7点左右，大门缓缓打开，手戴镣铐的埃米尔·巴加茨基经过一排排党卫队看守，被带到广场上。他走路恍恍惚惚，一些囚犯推测是党卫队给他下了药。穿着黑袍的法官宣读了死刑判决后，巴加茨基走上新搭建的绞刑台，站上木箱，把头放进了绞索里。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一声令下，箱子被推开，被指定为刽子手的囚犯拉住绳子；巴加茨基死命挣扎，扭曲着身体凌空旋转了几分钟，然后断气了。党卫队将他那扭曲的尸体在点名场上悬挂了一段时间，作为对所有囚犯的一个致命警告。[6]

这是党卫队第一次公开处决集中营犯人，与德国在近代早期执行死刑的仪式相呼应。而特奥多尔·艾克等一众高级别官员的出席则像是炫耀自己的力量和权威，艾克还热切地向希姆莱报告行刑的细节。[7]党卫队领导人厚颜无耻地将这个耻辱——看守被打死，而两个囚犯成功逃脱——转变为政治资本，用于证明囚犯的野蛮程度和集中营的重要性。在巴加茨基被绞死之前，一份非常受欢迎的党卫队期刊就发表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试图拔高党卫队集中营的地位。文章中不仅有两个逃犯的照片，还有被摆成一副英雄姿势的遇害看守的照片。文中大量引用艾克的世界观，声称两个“劣等种族的罪犯”对看守发起了“懦夫攻击”，显示出党卫队看守的政治任务究竟有多危险（事实上，党卫队的人遭到队友火力攻击的可能性比遭到囚犯袭击的可能性大得多）。在《他为我们而死！》的标题下，颇具影响力的党卫队周刊抒情地赞颂了阿尔贝特·卡尔魏特，希望能令他跻身于纳粹殉道者的神圣殿堂之中。此外，文章还赞扬了骷髅部队的其他无名英雄，他们“始终坚持无畏地面对敌人”，这样普通德国民众才能“过上正常平安的生活”。[8]将党卫队士兵塑造成英勇的战士形象是为了激发民众参加党卫队的积极性，而艾克正在大规模扩展党卫队编制，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战争时期扩大集中营党卫队的规模。

最重要的是，集中营将卡尔魏特的死亡视为暴行升级的信号。即使在遥远的达豪，守卫也对囚犯展开了残酷的报复。[9]而在布痕瓦尔德，党卫队士兵更是横冲直撞。自逃跑事件后，集体惩罚越来越频繁，并且在1938年5月13日星期五达到新的顶峰。看守们吼叫着，把剩下的囚犯从污水厂一路打回到营地，到了集中营后还有一群党卫队士兵用鞭子和拳头继续施暴，直到打得一些伤重者倒地不起。那一天，守卫至少杀了两个布痕瓦尔德囚犯。根据科赫指挥官的要求，所有犯人在未来将面临更艰苦的条件。[10]他的确说到做到，囚犯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虐待。在巴加茨基被处决三个星期后，党卫队在一次施暴中砸碎了囚犯营房的不少窗户，撕毁了几十张床罩，扯破了数百张稻草床垫，杀死了三名囚犯。[11]

党卫队领导支持这一强硬立场。在《人民观察家报》对遇害看守的一篇颂歌中，艾克威胁说，“国家的敌人”将面临“铁一般强硬”的惩戒。[12]希姆莱在1938年5月14日访问布痕瓦尔德时也说了大致相同的话，两天后，他在一封给德国司法部部长居特纳的信中再次要求采取强硬措施。希姆莱声称，早在春天的时候居特纳曾经指责党卫队用枪过度频繁，于是自己命令党卫队在使用武器时需更加谨慎，结果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这种直指居特纳对卡尔魏特之死有责的说法实属荒谬——卡尔魏特本就违反了党卫队条例，他当时离两个囚犯太近了——但这并没能阻止希姆莱，他宣布党卫队看守自此可以更自由地使用他们的步枪，抢先一步堵住了未来司法批评者的嘴。[13]

希姆莱的趾高气扬反映出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地位的不断上升。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党卫队还不够强大。在布痕瓦尔德处决埃米尔·巴加茨基时，法官的存在时刻提醒着集中营外还有一个法庭负责宣判死刑，而不是党卫队。此外，死刑在战前的集中营内仍然属于特例。然而，党卫队领导人的信心不断增强，他们在死刑判决等事情上渴望篡夺司法机关的垄断权力。实际上，党卫队已经这么做了：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党卫队杀害的囚犯比以前更多。卡尔魏特死后的几个星期，布痕瓦尔德展开了一场杀戮热潮；1938年6月到7月间有168名囚犯丧生，而在3月到4月遇害的囚犯只有7人。[14]其他集中营的情况大致相同。而在临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党卫队在其他集中营的暴力行为也不断升级，集中营不断扩张，苦役越来越多。集中营体系的残酷崛起似乎不可阻挡。

社会边缘分子

海因里希·希姆莱对他的集中营有大计划。在1937年11月的一次秘密讲话中，他告诉党卫队领导人，他期望三个男子集中营——达豪、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能容纳2万名囚犯，在战争情况下甚至更多。[15]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因为当时集中营关押的犯人还不到8000人。但是，在1938～1939年那个疯狂的时期，以弗洛森比格、毛特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三个营地为基础，希姆莱很快就实现，甚至超越了原定的目标。由于警察的大规模搜捕，囚犯人数迅速攀升，到1938年6月底，营内已有2.4万名或更多的囚犯，仅仅六个月就增至原先的三倍。[16]即使这样对警察和党卫队领导人来说仍不够，他们很快又将目标设定为3万甚至更多。[17]

随着囚犯人数的变化，其构成也产生了变化，主要群体早已不是德国左翼分子。集中营的官员努力跟随情况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萨克森豪森的囚犯类别由初期的5个（1937年初）增加为12个（1939年底）。[18]自纳粹领导人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集中营的新囚犯中又多了数以千计的外国人。1938年3月，第三帝国入侵并吞并了奥地利，新的统治者迅速逮捕了数万名所谓的“政敌”。1938年4月1日晚，新组建的维也纳刑事警察局往达豪遣送了第一批奥地利囚犯，其中包括维也纳市长在内的许多年老的政治精英；他们在火车上遭受了严重的虐待，第二天抵达集中营后这种虐待仍然继续。民族主义政治家弗里茨·博克（Fritz Bock）回忆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奥地利人是集中营的主要群体。”总共有7861名奥地利男子在1938年被带到达豪（其中约80%是犹太人）。[19]

随着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胁迫法国和英国领导人接受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集中营随即迎来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囚犯。1938年10月和11月，来自苏台德地区的1500多名犯人抵达达豪，其中包括许多德国人。[20]孤立无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德国的压迫下，不得不同意引渡彼得·福斯特。与埃米尔·巴加茨基不同，福斯特成功逃离了德国警察的追捕，并设法在1938年5月底跨越德捷边界，然后一直躲在捷克斯洛伐克。福斯特作为一个坚决反对纳粹政权的左翼分子，恳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庇护自己，并为自己杀害看守一事辩护。“我们只是自卫，”他说，“因为在那个集中营，每个囚犯都生活在被杀的危险之中。”尽管国际上发起了一场试图拯救他的运动，他仍在1938年末被移交给纳粹德国，他的命运与埃米尔·巴加茨基一样。12月21日福斯特被判处死刑，当天晚些时候，被绞死在布痕瓦尔德。他和巴加茨基是二战前在集中营被公开处决的唯一一对囚犯。[21]1939年3月，德国侵占了其余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后，指定其为第三帝国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更多的受害者被德国警察拖进了集中营，其中包括众多的德国流亡者和捷克犹太人。然而，鉴于国际上对纳粹侵略行为的谴责，德国警察的行动还是相当谨慎，并没有像一年前吞并奥地利之后那样发生大规模的驱逐事件。[22]

外国囚犯的陆续到来预示着集中营后来的戏剧性变化。然而在战争之前，总体来说外国人的数量仍然很少。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德国政府依然把集中营视为对付本国人民的主要武器，包括被纳入第三帝国的奥地利国民（他们大部分被党卫队归为德国人）。最重要的是，当局把目光放在了社会边缘分子身上，他们正迅速成为主要目标。

对“罪犯”和“反社会人士”的早期攻击

追捕社会上的“异类”是纳粹排除异己政策的主要内容，它旨在消除一切没有（或不能）融入神圣民族的人。福利机构、法院和警方的动机与其针对的对象一样广泛多样，而且往往反映了纳粹掌权的要求。有些官员怀有乌托邦式的想法，希望能根除所有社会弊病；有些官员对种族优生的教义深信不疑；还有一些官员希望通过对失业人士实施恐怖统治来刺激经济。随后社会边缘人士对德国政府的攻击最终导致了福利削减、监视力度提高，还有拘留——关押地点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国家机构，比如监狱和教管所，还有集中营。[2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集中营中的社会边缘分子与其他被遗忘的受害者混在一起，他们的命运也因此被大众忽视。如果作家把对异己的迫害仅仅描述为纳粹当局为获得民众支持或诋毁政治犯声誉而进行的战术演习，那就太轻描淡写了。[24]在近几十年里，历史学家才认识到纳粹把攻击社会“异己”视为自己权力中的一项关键政策。[25]许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警察和党卫队从1936年开始采取“种族综合预防”政策，为了“清洗国家机体”而攻击所谓的离经叛道者和堕落的人，也就是社会上的异类。[26]这项新的研究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末大规模拘捕社会边缘分子背后的意识形态驱动力。尽管它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却也忽视了纳粹此前对这一群体发动的具体攻击。虽然1933～1934年的早期集中营主要用于关押政治反对派，但当局也利用它们拘留和惩罚社会边缘分子。[27]

1933年3月，海因里希·希姆莱成为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后，他宣布“根除犯罪阶层”是重中之重。[28]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将整顿治安设想为社会清洗，把早期集中营作为拘留、惩罚和纠正的地点。[29]希姆莱的方法早在1933年夏天就对模范集中营达豪产生了影响，那时警察第一次把所谓的罪犯和流浪者拖入集中营。[30]自1933年9月警察逮捕了数万名乞丐和无家可归者后，集中营里社会边缘分子的人数飞速增长。虽然当局很快释放了其中大多数人，但也有些人长时间滞留在集中营和教管所里。[31]达豪集中营成立一年后，其囚犯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巴伐利亚的保护性拘禁犯中政治犯仍占绝大多数，但在1934年4月，他们的比例已下降到80%左右，其余的20%都是社会异类；其中有142名“不愿工作、好吃懒做”的囚犯，96名“国家害虫”，还有82人被指控有“反社会行为”。[32]

达豪拘留社会异类的举措并没有逃过巴伐利亚州州长冯·埃普的眼睛。埃普主张减少囚犯人数，他在1934年3月曾提出抗议，称逮捕被指控的犯罪分子和反社会人士违背了“保护性拘禁的意义和目的”。[33]不过，希姆莱不为所动。在他起草的粗鲁的回复中（见第2章），他驳斥了一切批评，并阐述了更为宏观的信念：“对酗酒者，偷柴火的小贼，挪用公款、私生活堕落、好吃懒做的人实施保护性拘禁的确超出了保护性拘禁的定义和规章，这点完全正确。然而，它们却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精神。”在希姆莱看来，“国家社会主义精神”胜过一切，包括法律。他认为，正是由于法院没能迅速果断地处理反社会人士和罪犯，所以警察才要将嫌疑人带到达豪。他补充说这样的做法成效显著，预防性逮捕是“巴伐利亚犯罪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希姆莱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自己的路线。[34]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国内可能面临一些批评，但他在追捕社会异类上并非单打独斗。[35]在整个德国，国家和政党官员在1933年至1934年间纷纷将社会异类置于保护性拘禁之中，主要是各地方积极响应。在汉堡，警方于1933年暂时逮捕了数百名乞丐、皮条客、流浪汉以及几千名妓女。在其他地方，纳粹官员也打击所谓的反社会人士，特别是在9月发生了“乞丐突袭”事件之后；1933年10月4日，《人民观察家报》报道了缅济热茨（Meseritz，波森）的“第一个乞丐集中营”。[36]

若说打击犯罪，全国对持续性犯罪者的攻势给了普鲁士灵感，普鲁士在1933年实行的政策比巴伐利亚还要激进。德国法学家多年来一直希望对危险的重复犯罪者实行不定期刑，他们的愿望终于在第三帝国成为现实。根据1933年11月24日出台的《习惯性罪犯法》，法官可以判处被告不定期保护性拘留（Sicherungsverwahrung），在监狱或教管所中服刑；到1939年，法院已经做出了差不多一万个这样的判决，主要针对的是情节轻微的财产犯罪者。[37]然而，普鲁士警方高层领导认为新法律有缺陷，因为它只针对初次犯下罪行的人。他们认为，为了消灭犯罪阶层，那些由于证据不足无法被移交法院的“职业罪犯”也必须被拘留。赫尔曼·戈林对此非常赞同，并在1933年11月13日以法令的形式引入了预防性治安拘留。从此，普鲁士刑警不必经过审讯或者判决就可以将所谓的职业罪犯关进国家集中营。此法令针对的主要是曾多次实行财产犯罪的人；但即使是从未遭受过指控的人，如果警察称其有“犯罪意图”，也可以逮捕。[38]

当时，普鲁士刑警没有预料到会出现大规模逮捕。警方高层官员认为，绝大多数财产犯罪其实都是一小撮核心人员所为，选择性拘捕这些人足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普鲁士内政部最初确定了165名囚犯的上限，很快便调高到525人；起初，这些人被关在利赫滕堡，很快就成了此处主要的在押群体。[39]尽管逮捕的人数相对较少，但普鲁士的倡议给预防性治安拘留提供了一种更激进的形式，为集中营未来的发展做了铺垫。

对社会边缘分子的法外拘留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越来越普遍。在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许多并非职业罪犯的男性，他们有过前科，因此被列为盗窃一类的“普通嫌疑人”。1935年，警察当局将他们集中关押在埃斯特尔韦根，督察官艾克由此称集中营是最难管理的机构；截至1935年10月，埃斯特尔韦根共关押了476名所谓的职业罪犯，他们成了此处最主要的囚犯群体。[40]同时，德国其他几个州陆续采纳了激进的普鲁士政策，也将罪犯以预防性治安拘留的名义关进了集中营。[41]

除了犯罪分子，所谓的反社会人士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依然是拘捕的目标。如前所述，纳粹官员主要针对的是贫困人群。例如，在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在1936年夏季逮捕了300多名“乞丐和流浪汉”，并将他们送到达豪，不过是为了在奥运会举办前让街道变干净一些。[42]此外，当局也将目标锁定在“不检点”的人身上。几十个妓女被拖进莫林根集中营，其中就有明娜·K.（Minna K.），她是个站街女，1935年末被不来梅警察逮捕。这个45岁的女人曾多次被拘留，如今被指控在脏乱的酒吧里醉酒“勾引男子”，损害了警方为“保持城镇的街道和设施在道德层面的整洁”所做的努力，从而危及了公共秩序和纳粹国家。[43]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中营已成为针对社会边缘分子的完善武器。可以肯定的是，集中营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广义上的政治敌人。但是如今在达豪和其他集中营，社会边缘分子在囚犯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当英国退伍军人协会（British Legion）代表团于1935年7月21日访问达豪时，东道主党卫队（包括特奥多尔·艾克本人）告诉他们，在营内的1543名囚犯中，246名是“职业罪犯”，198名是“不愿工作的懒汉”，26名是“不知悔改的罪犯”，还有38名“道德败坏的人”——换句话说，约有33%的囚犯是作为社会边缘人士被关押在集中营的。[44]1937～1938年，此类数字在整个集中营系统内进一步上升，因为警察对早期针对社会边缘分子的措施进行了集中和强化。[45]

“绿三角”

随着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36年夏天被任命为德国警察总监，建立全国性刑警力量的前景便日益明朗。接下来的几年里，在希姆莱的监督下，一支以柏林为协调中心的大型现代化军事力量逐渐成形。[46]希姆莱迅速利用自己的新权力策划了一次针对前科犯的打击。1937年2月23日，他命令普鲁士国家刑事警察局（后来的帝国国家安全办公室或RKPA）针对“职业罪犯和惯犯”展开第一次全国性袭击，对他们施行“突然”抓捕，关进集中营。早些时候，地方警察已经列好名单，刑事警察局根据名单选择性地挑了一些嫌疑人，然后在1937年3月9日展开抓捕行动。行动按计划进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约2000名囚犯——这是希姆莱定下的目标——被关进集中营，而艾克早已准备妥当。几乎所有的囚犯都是男人，其中包括埃米尔·巴加茨基，他被埃森（Essen）的警察逮捕，与其他500名所谓的罪犯被送往利赫滕堡。[47]

希姆莱决心消灭犯罪亚文化，所以才下令展开了1937年春季的突击。早期的预防性治安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希姆莱担心社会上仍存留严重犯罪的话将损害纳粹政权的声誉，毕竟纳粹早已承诺整顿德国。他相信，是时候把预防性逮捕的范围扩展到数百名最显眼的嫌疑人之外了。[48]自然地，希姆莱很快宣布他的计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几个月后对党卫队领导人的讲话中，他称犯罪率“已经显著降低”。因为一些罪犯几年后才会被释放，党卫队会击破他们的意志并教他们秩序，所以他预测未来的情况会更好。[49]希姆莱毫无疑问也是受了德国犯罪学家理论的影响，坚信营地的改造力量，认为某些罪犯可以通过惩戒和劳动洗心革面。[50]

希姆莱除了1937年春季的突袭和对罪犯的执着外还有一些别的心思。[51]经济因素开始影响警方和党卫队的政策。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经推动纳粹掌权的大规模失业正在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德国迅速从经济萧条中走了出来，开始面临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工人纪律也越来越受关注。[52]1937年2月11日，由戈林主持的政府高级官员会议上，希姆莱隐约露出了想要迫使约50万“不愿工作”的人进入“劳改营”的想法。[53]他可能早已与集中营首领艾克讨论过此事，但这个建议对纳粹国家来说还是太激进了，所以两天后，当希姆莱和帝国司法部高级公务员会面时，他只提到选择性地拘捕“不愿工作者”的计划。他说（根据会议记录），在集中营里每天辛勤工作长达14个小时，“可以让他们，还有其他不想工作的人明白，在自由中寻找工作好过被带到这种地方工作”。[54]仅仅10天后，希姆莱就批准在1937年3月发动突袭，下令警方拘留“没有参加工作”的犯罪分子。[55]毫无疑问，希姆莱把这些逮捕作为对所谓不愿工作者的警告。[56]

作为雄心勃勃的帝国建设者，希姆莱把大规模袭击视为扩大营地，进而扩大自己权力的一条途径。事实上，他在1937年2月与司法官员会面是为了对囚犯下手：希姆莱想将掌控范围扩大到国家监狱里成千上万的囚犯。司法部部长居特纳依然手握实权，能够无视希姆莱的紧逼，但这绝不是希姆莱最后一次试图把国家囚犯纳入自己快速成长的集中营帝国。[57]

1937年3月针对所谓罪犯袭击之后，党卫队集中营很快就被填满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还有嫌疑人陆续被送进集中营。[58]同时，帝国国家安全办公室收紧了释放人数，导致绝大多数在1937年春季和夏季被捕的人在战争爆发两年多后仍被关在集中营里。[59]结果，1937～1938年，集中营里的“罪犯”人数居高不下，可达数千人。[60]1937年，大部分人被关在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彻底改变了当地囚犯的人口组成。不久之后，新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从利赫滕堡接管了500多名“职业罪犯”，其中就有埃米尔·巴加茨基，他与后来的同伴彼得·福斯特一起在1937年7月31日下午抵达了布痕瓦尔德。[61]1938年1月，布痕瓦尔德共关押了1008名所谓的罪犯，占该营地囚犯人数的38%以上。[62]1938～1939年，他们中大多数人被送往弗洛森比格的新集中营——后来，弗洛森比格与毛特豪森成了主要关押所谓罪犯的集中营。[63]

以职业罪犯为名被捕的男性囚犯经常会成为党卫队发泄怒火的对象。鲁道夫·霍斯对许多同事说过，这些囚犯是“残忍卑鄙”的恶棍，只会犯罪，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他声称这些人是“国家真正的敌人”，常规的惩罚虽然严格，但还远远不够。他的观点证明了党卫队集中营的极端暴力的正当性。[64]一个达豪的政治犯后来回忆起了1937年春天，党卫队集中营营区负责人赫尔曼·巴拉诺夫斯基（Hermann Baranowski）迎接这些所谓的罪犯时的讲话：

听着，你们这些混账！你们知道自己在哪里吗？——知道？——不知道？没关系，我会告诉你们。你们不是在监狱，也不是在劳改所。都不是，你们在集中营。这意味着你们在一个教育营！你们要在这里接受教育——我们会好好地教育你们。你们就吃这一套，你们这些发臭的蠢猪！——你们会在这里做有意义的工作。任何没有令我们满意的人都会得到我们的帮助。我们自有办法！你们会知道的。在这里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也没有人能够逃跑。没有人。哨兵可以对任何尝试逃跑的人开枪，无须示警。我们这里都是党卫队的精英！——我们的男孩都是神枪手。[65]

巴拉诺夫斯基不是虚张声势。党卫队集中营的官员的确把所谓的职业罪犯当成了逃跑大师，提醒守卫们要保持警惕，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器。[66]很快，党卫队队员就开始攻击集中营里的“罪犯”。要识别他们很容易，因为他们制服上都有特殊的标志，20世纪30年代后期统一为绿色的三角形。[67]在萨克森豪森，1937年至少有26名“罪犯”死亡，其中10人死在了3月和4月，超过同期政治犯的死亡率。[68]在布痕瓦尔德也是如此，至少有46名所谓的职业罪犯在1937～1938年，也就是来到集中营的第一年死亡。[69]

有绿三角的人不太可能得到其他囚犯的帮助，因为其他囚犯对“BVer”有敌意（德文Berufsverbrecher的缩写，意思是职业罪犯），有时对“绿三角”的仇视甚至可与党卫队看守相提并论。如关押在古拉格的苏联政治犯一样，集中营中的许多政治犯都鄙视所谓的罪犯，认为他们粗暴、残忍、堕落——其中一种对他们的称呼是“社会的渣滓”。[70]对“绿三角”的厌恶来源于对他们是残忍暴徒的社会偏见以及集中营里的日常接触，政治犯声称这些新来的人用犯罪的本事侵害其他犯人，还和党卫队同流合污。[71]

政治犯的说辞长期以来塑造了“绿三角”的形象。[72]但并不正确。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末，绝大多数所谓的职业罪犯只是财产性犯罪者，而不是暴力刑事犯罪者；像埃米尔·巴加茨基一样，大多数在1937年春季那次突击行动中被捕的人都有抢劫和偷盗的嫌疑。[73]而且，“绿三角”并没有勾结在一起对付集中营里的其他囚犯。[74]当然，其中的确有人成了朋友或形成小团体，那是因为他们经常一起工作，睡在同一个营房。[75]然而，他们之间的联系似乎比政治犯之间的友谊更松散些，因为这些所谓的罪犯很少有相似的经历或意识形态和信仰。[76]最后，虽然“红色”和“绿色”囚犯之间确实关系紧张，但这并不总是后者的暴行造成的，只不过是因为二者争夺稀缺资源，这类摩擦在战争期间还会升级。[77]

在1937年警察对所谓的罪犯发起攻击后，希姆莱和他手下的警方领导很快计划了与社会边缘人士斗争的下一步行动。为了协调和推广预防性打击犯罪活动，帝国国家安全办公室起草并在1937年12月14日帝国内政部的一项机密法令中推出了第一个全国性规定。[78]这项法令借鉴了普鲁士先前的规定，鼓励在集中营内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预防性拘留。更重要的是，它大大增加了嫌疑人的数量。除了不知悔改的罪犯外，它还针对“一切通过其反社会行为危害社会大众的人，不管是不是职业罪犯或惯犯”。[79]这是为了警方大规模镇压社会异类铺路。

针对“不愿工作者”的行动

为什么像威廉·米勒（Wilhelm Müller）这样的贫民会成为德国的敌人？离异加上失业，这位46岁的男子在德国工业中心地带杜伊斯堡（Duisburg）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福利部门强迫他每周工作四天，做些卑微的体力活，以换取每周微不足道的10.4德国马克，勉强够维持生活。他偶尔会上街乞讨，1938年6月13日下午，他在乞讨的时候被一名警察逮捕。此前，他因为乞讨被罚过两次。但这一次，警察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以“反社会人士”的名义对他进行了预防性拘留。米勒发现自己被打上了不愿工作的乞丐和罪犯的标签，被认定“不能遵守国家要求的纪律”。1938年6月22日，他被关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80]

1938年6月大规模突袭期间，约有9500名“反社会”的男性被逮捕并被拖入集中营，威廉·米勒只是其中之一。[81]刑事警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袭击从6月13日一早开始，持续了几天，是对社会边缘人士最激进的攻击，主要搜查火车站、酒吧和收容所。[82]这与早些时候的行动是一致的：1938年4月最后十天，盖世太保逮捕了近2000名“不愿工作”的人，把他们强行关进了布痕瓦尔德。[83]与此同时，地方警察在1938～1939年对所谓的反社会人士也各自采取措施，把更多的嫌疑人送入了集中营，其中包括数百名被指控道德犯罪的女性。[84]

1938年大规模袭击期间遭到围捕的男子大多被突如其来的拘禁吓得手足无措。[85]在逮捕时，地方警官几乎随心所欲，因为“反社会”的定义被刻意模糊化，所有和往常不同的行为都可以成为抓捕的借口。根据秘密警察（即刑事和政治警察的结合）头领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指示，抓捕目标包括“流浪汉”、“妓女”、“酒鬼”和其他“拒绝融入集体的人”。[86]实际操作中，大规模逮捕的目标主要是流浪汉、乞丐、福利受助者和临时工。此外，警察还逮捕了一些疑似皮条客的人，其中一些不过是因为经常出入名声不佳的酒吧。[87]

德国警察领导人在判断“反社会”嫌疑人时也带有种族主义目光。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在1938年6月下令突袭时，还将目标特别锁定在犹太“罪犯”身上。此外，他还挑出了那些有前科或者“对正规工作不感兴趣”的吉卜赛男人。[88]由于生活方式往往与众不同，德国境内的少数吉卜赛人（如今通常被称为辛提人或罗姆人）长期遭到政府的骚扰。第三帝国时期有国家在背后撑腰的种族歧视迅速加剧和蔓延，尤其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1938年6月的突袭后，数百名吉卜赛男人被抓进了集中营；到1938年8月1日为止，光萨克森豪森就关押了442名吉卜赛人（几乎占囚犯总数的5%）。许多人被逮捕时都是自由职业者，如音乐家、艺术家或巡回商人等。[89]38岁的奥古斯特·拉宾格（August Laubinger）就是其中一员。他是一个4岁孩子的父亲，和家人住在马格德堡（Magdeburg）附近的奎德林堡（Quedlinburg），过着贫穷的生活。虽然他没有犯罪前科，做过多年的纺织品商人，还试图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刑事警察仍然在1938年6月13日逮捕了他，理由是他“不愿工作”，“在全国各地漫游”，没有固定工作。几天后，拉宾格就被关进了萨克森豪森，在那里待了一年多。[90]

1938年全面攻击“反社会人士”背后其实有很多驱动力，目的并不单一。纳粹领导人非常推崇警察是社会医生这种说法，认为警察可以像医生那样，净化德国社会，除掉一切偏离社会和道德堕落的人，这种念头越来越受种族主义的感染。[91]同时，地方警官和其他参与抓捕行动的人——包括德国福利办公室和职业介绍所——把这些大规模行动当成了一个机会，可以消除长期以来被视为麻烦和威胁的人，这些人包括所谓的福利欺诈者、抗拒国家控制的受助者、长期乞讨者和不能被法律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地方警察官员也对清除社会边缘人士充满热情，结果导致抓捕人数远远超过了海德里希在1938年6月设定的最低目标。[92]

经济因素也非常重要，甚至比以前更重要。[93]在第三帝国针对社会边缘人士展开的打击行动中，“不愿工作者”已经突出地成为修正的对象之一。正如许多学者和科学家当时所坚信的那样，“不愿工作者”不仅在生物学上被视为次种人等，还无法满足国家对同志的一个主要要求——进行生产性劳动。[94]随着德国经济正在为备战而加速发展，纳粹领导人迫使“不愿工作者”工作的愿望越发紧迫了。正如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所说，政府“不能容忍反社会人士逃避工作，破坏国家的四年计划（1936年）”。[95]阿道夫·希特勒赞同这种观点并大力支持——甚至可能主动提出——大规模拘留“长期失业者”和“人渣”。[96]同时，党卫队领导人开始在集中营实施更加雄心勃勃的经济政策，渴望得到更多的强制劳动力。希姆莱希望得到更多囚犯的想法对1938年的抓捕行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警察在大规模逮捕“反社会人士”时重点强调了要抓捕有工作能力的男性。[97]

集中营在1938年极速扩张，社会边缘人士很快成了囚犯主体。据估计，截至1938年10月，所谓的反社会人士占了囚犯总人数的70%。[98]这个比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有所下降，但总人数仍然高居不下，许多“不愿工作者”一心等着被释放，却是徒劳。[99]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超过一半的犯人都属于“反社会人士”，凭他们制服上的黑色三角形标志一眼就能识别出来（一些吉卜赛人则是棕色标记）。[100]最初，政府将1938年大突袭中抓捕的犯人指定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01]但是警察在6月逮捕了太多的人，达豪和萨克森豪森也打开了门，分流了部分囚犯；事实上，萨克森豪森才是关押社会边缘分子最多的集中营，到1938年6月25日为止，“不愿工作”的囚犯总数达到了6224人。[102]

党卫队把这些囚犯标记为“反社会寄生虫”，将他们贬低为肮脏、不诚实、堕落的人。[103]党卫队很快便用压倒性的力量打垮了他们。囚犯们在1938年6月刚刚踏入萨克森豪森时就遭到了辱骂、踢打和掌掴。随后，新近从达豪调来的指挥官巴拉诺夫斯基下令从新来的犯人里挑出几个，绑在一起，在其他惊恐不已的囚犯面前鞭打他们。就像他在达豪威胁那些“职业罪犯”一样，巴拉诺夫斯基也警告萨克森豪森的“反社会分子”别想着逃跑，他大声宣布了哨兵们的座右铭：“砰——杂碎就没了！”[104]

佩戴黑三角的犯人的生活条件特别差。1938年夏天的大规模逮捕使得集中营党卫队看守严重不足，导致过度拥挤的营地一片混乱。在萨克森豪森，党卫队用装满稻草的麻袋替换了床架，将400个“反社会人士”塞进了原本容纳146人的空间里；作为应急措施，党卫队还在点名广场的东北方新建了18个营房，形成了所谓的小集中营。新囚犯的制服既不合身又肮脏，鞋子和帽子短缺，导致许多人赤脚受伤，头部也被晒伤。[105]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处境更悲惨。不仅因为营地仍在建设中，还因为当地党卫队已经被几周前阿尔贝特·卡尔魏特被杀事件惹火了。[106]

更糟糕的是，“反社会人士”在囚犯中处于底层。和“绿三角”一样，他们也会遭到其他囚犯的蔑视。然而，与“绿三角”不同的是，黑三角的囚犯尽管人数更多，但不太可能当上有影响力的审头。他们虽然也存在些许同袍之情——相互帮助、讲讲笑话或者传奇故事来转换心情——但彼此间的认同感依然薄弱，因为“反社会人士”之间的共同点比所谓的罪犯之间的共同点还少。[107]最惨的是残疾人和精神不稳定的人，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经常孤立无援。在布痕瓦尔德，党卫队把这些人称为白痴，让他们戴着写有“蠢”字的白色臂章。[108]

一些“反社会”囚犯还会被纳粹以优生的名义杀害。德国的新统治者从1933年上台后马上引入了针对“遗传病患者”的强制绝育法律。到了1939年，新设立的遗传病卫生法庭的医生和法官，出于自己的偏见，令至少30万人（男女都有，其中许多是精神病院的患者）被强制绝育。[109]维尔纳·海德教授负责监督集中营里的绝育计划，他在1936年与督察官艾克会面后便被指派负责“遗传病监控”，讽刺的是，他上次与艾克见面时，艾克还是他在维尔茨堡诊所的病人。显然，所有监狱都要尽可能展开绝育计划，而那些“反社会人士”最容易成为绝育的目标，因为海德认为他们之中有“不少低能人”。最初，只有海德一人做这个工作，但他很快教会了集中营里的医生完成正式的法院申请。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其他一些在集中营工作的冷漠无情的医生突然对囚犯绝育产生了热情，当时绝育手术主要在当地的医院进行。[110]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党卫队的残忍手段连同普遍恶化的条件，导致了集中营内囚犯的大规模死亡，死亡人数创历史新高。死亡率第一次飞速上升是在1938年夏天，即6月突袭行动中被抓捕的犯人到达集中营后。整个集中营系统在1938年的前5个月（1月至5月）已知有90人死亡。在接下来的5个月（6月至10月），至少有493人死亡——其中大约80%的人是“反社会人士”。[111]在萨克森豪森，仅1938年7月，就有至少33名“反社会人士”丧命，而在一年前（也就是1937年7月），萨克森豪森只有一名囚犯死亡的记录。[112]

更恐怖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如果说1938年的夏天和秋天已经令人窒息，那接下来的几个月才真正致命。从1938年底开始，“反社会人士”的死亡人数猛增到了新的高度。在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的6个月间，集中营里至少有744名“反社会人士”死亡。[113]在萨克森豪森，最致命的一个月是1939年2月，121名所谓的反社会人士被杀，同月其他类别囚犯有11人死亡，差别甚大。从1938年6月至1939年5月，一年的时间内，萨克森豪森至少有495名“反社会人士”死亡，占囚犯总体死亡人数的80%。据集中营一名幸存者回忆，主要的死亡原因是“饥饿、寒冷、枪击或施暴”。[114]显然，20世纪30年代后期，集中营里的囚犯死亡更为常见，因“反社会”而被捕的犯人死亡最多：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所有的党卫队集中营中“反社会”囚犯的总体死亡人数超过1200人。[115]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社会边缘人士曾经是战前最后阶段集中营中的最大受害者群体。

政治宣传和偏见

从吓唬政治对手到恐吓社会边缘人士，这种转变对集中营的公众形象也产生了影响。可以肯定的是，纳粹政府从来没有在各类敌人之间划定严格的界限，而且掌权时间越长，纳粹领导人脑海中敌人的类型就越多——罪犯、特定的种族还有政敌；战争临近尾声的时候，海因里希·希姆莱谈到帝国在1933年曾面临“犹太共产主义反社会组织”的挑战。[116]尽管如此，早期集中营的主要功能还是摧毁左翼反对派，当时的报道和谣言也以此为主。[117]然而，随着集中营功能的改变，其在纳粹德国的官方形象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30年代中期，媒体报道就已经越来越强调对社会边缘分子的拘禁。[118]其中最突出的是1936年末刊登在光鲜亮丽的纳粹杂志上的一个故事，这篇关于达豪的文章长达5页，包含20张集中营和囚犯的照片。文章开篇就强调了囚犯的人员构成最近发生了改变：

1933年的那批政治犯，除了一小部分人以外，其余的早已被释放。如今集中营关押的主要是各种反社会人士、政治上一再犯错的糊涂虫、流浪汉、不愿工作的人和酒鬼……流亡人士、国内的犹太寄生虫、道德败坏的人，以及一群预防性拘留的职业罪犯。

文章称这些囚犯现在正在学习严格的军事纪律，培养一丝不苟的卫生习惯，并且辛勤地劳动，“这些是其中许多人一辈子都在逃避的事情”。为了打消人们对党卫队虐待犯人的怀疑，文章一再向读者保证囚犯们十分健康，被喂养得很好。确实，其中一些囚犯“生长于破败不堪的社会环境”，他们从未过得像现在这样美好。这样倒也好，因为其中许多人永远不会再品尝到自由的滋味——囚禁他们有利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稳定。[119]纳粹其他的政治宣传也强调了最后一点，宣称对社会边缘分子的永久性拘禁将会减少犯罪。[120]

这样的言论在德国国内是可以找到市场的。魏玛共和国总是和犯罪联系在一起，尤其在最后的几年中，国内严惩不良分子的呼声越来越高。[121]第三帝国就利用了这一臭名昭著的遗产，甚至一些政治犯也支持将社会边缘分子无限期地拘禁起来。[122]纳粹对集中营的宣传报道还利用了社会固有的偏见，摆拍了许多满是文身、姿态邪恶的囚犯照片。“在我们穿过集中营时，”1936年这篇描写达豪的文章写道，“常能看到那种天生就会犯罪的典型面孔。”这话利用了当时大众对面相理论的迷信。[123]这类故事对第三帝国产生了一定影响，把营地塑造成了充满危险分子的地方，让公众越发相信是希特勒把街道变得更加安全，这种想法甚至在纳粹倒台后仍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124]

无论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集中营在普通德国人心中并没有占据主要位置；1933年时的种种强烈情绪——好奇、喝彩、愤怒、恐惧——都抵不过越来越多的冷漠；即使在左派以前的支持者当中，集中营的新鲜感也早被消磨掉了。而且，集中营拘禁的人大部分来自社会边缘，逮捕行动也经常远离公众视野。即使是针对所谓反社会分子和犯罪分子的突袭，虽然是政治宣传的好材料，却也几乎没有德国媒体进行报道。[125]

这种做法是大势所趋，集中营正逐渐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之中。这其中有许多原因。第一，几百座半公开的早期集中营已经被几座隐秘的集中营取代。第二，目击者的证言大部分也消失了，那是1933年公众认识集中营的主要渠道。第三，囚犯少了，被释放的人往往也噤若寒蝉。[126]而敢于出声的人却很少能造成影响，因为对纳粹有组织的抵抗已经支离破碎。最重要的一点是，随着纳粹独裁政权越来越受欢迎，批评性报道的受众越来越少。当然，德国人并没有忘记集中营，也没忘记以前里面发生的恐怖故事；在公众的脑海中，集中营仍和暴力、虐待联系在一起。而这也使许多当地要员非常恼火，比如在达豪，很多人就意识到集中营的坏名声吓退了许多游客。[127]不过绝大多数德国人对纳粹政权是满意的，至少是顺从的，他们对集中营的恐惧此时已变得模糊且抽象。[128]

至于纳粹独裁政权，它很愿意让集中营融为背景，只在偶尔的情况下才作为威慑手段出现一下。除此之外，政府并没有把集中营重新置于媒体聚光灯下的意愿。现在关于虐待的传言已经少了，所以没必要再为集中营洗白。[129]而且，纳粹仍然不确定公众对集中营的接受程度，尽管他们声称集中营为对抗犯罪做出了贡献。达豪集中营的照片在1936年开始流传的一周之后，官方甚至发出了一道密令，要求减少对集中营内部事件的报道；纳粹党首席新闻发言人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曾在私下说，这样的报道“容易引发国内外对德国的攻击，对帝国形象造成损伤”。[130]

迪特里希关于外国舆论的观点十分正确。虽然政府对操纵德国国内舆论越来越得心应手，但国外的舆论没有那么好掌控。纳粹并非没有试过。为了改善集中营在国外的形象，集中营党卫队继续运用施压和欺骗两种手段，双管齐下。[131]其中被蒙骗的是英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自从1935年参观达豪集中营后，他们便相信每个党卫队队员“都在想方设法帮助每一个囚犯改造自己，并改善他们的境况”。这话写在一份给多疑的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132]有时，外国的报纸上也会有此类赔罪似的澄清。[133]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境外媒体和德国流亡人士的报纸上更多的仍是有关集中营恐怖、虐待和谋杀的大量报道。相比之下，这种洗白式的报道只是杯水车薪。[134]

国外对于集中营的批评仍然围绕着个别政治犯的命运。比如在英国，公众为汉斯·利滕的请愿行动让德国驻英大使得出了释放他可以大大提高第三帝国形象的结论。不过，纳粹政府拒绝了所有释放利滕的请求；在1935年9月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演讲中抨击汉斯·利滕是主要的犹太敌人之一，是全球共产主义阴谋的幕后黑手。[135]但在另外一个更著名的事件中，纳粹领袖在一定程度上向外国的压力屈服了。

和平主义作家卡尔·冯·奥西茨基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中营中最有名的囚犯，至少在德国境外是最知名的，一场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的运动正在凝心聚力。自1933年2月被逮捕以来，奥西茨基的身体每况愈下。他仍被关在埃斯特尔韦根，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几近失声。一名前来探访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将他的病情形容为“极度危险”。特奥多尔·艾克知道奥西茨基随时可能会死，但仍建议希姆莱无视所有要求释放奥西茨基的呼声。因为以奥西茨基的知名度和他对党卫队罪行的了解，他很可能会成为“指控纳粹德国的首要目击者”。海德里希持有相同的观点，但赫尔曼·戈林否决了两人的意见，因为他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即将到来的奥运会。1936年5月底，奥西茨基离开了埃斯特尔韦根，在警察的密切监视下在柏林一家医院度过了余生。也是在那里他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尽管纳粹不断施压，他还是接受了这份荣誉，作为反抗纳粹的谢幕演出。不过，政府不许他离开德国去接受这份荣誉。奥西茨基一直没能从集中营的阴影中恢复，最终于1938年5月4日去世，享年48岁。[136]

虽然解救奥西茨基的运动暂时将纳粹集中营推到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但国际媒体对集中营的兴趣正在衰减。一部分原因在于获取新闻细节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历史学家们所谓的“同情疲劳”，连续多年有关纳粹暴行的报道已经让公众越来越麻木。[137]不过，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件轰动一时的大案曾经短暂地打破了这种平静，那就是对新教牧师马丁·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的逮捕行动。[138]马丁·尼默勒是一名右翼民族主义者，一度对纳粹抱有同情。但纳粹政权对新教的打压令他越发不满，他随后成了认信教会的领袖，结果在1937年以恶意攻击帝国的罪名被逮捕；1938年3月，柏林特别法庭驳回了针对他的指控，当庭将他无罪释放。这场审判最终稀里糊涂地收场，希特勒对此暴怒不已，宣称司法系统犯了一场大错，并要求希姆莱立刻将尼默勒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警察在法院大楼内将尼默勒带走，在国际上引起了如潮的谴责。纳粹领导人预料到了这一喧嚣，但认为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此前处理奥西茨基的问题时，纳粹政府为平息国外舆论还曾惺惺作态，但这一次纳粹无视了所有要求释放尼默勒的呼吁，哪怕世人皆知尼默勒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仍在萨克森豪森和达豪集中营内度过了七年的时光。[139]

这种顽固反映出第三帝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实力不断增强。纳粹领袖越来越咄咄逼人，领导国家走上了与西方公开对立的道路，此时国际评论变得越发无足轻重。对战争的渴望改变了德国的国际立场，也给党卫队集中营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党卫队的军事野心

希姆莱喜欢将集中营党卫队视为军人。他把手下粉饰成与“德国的人渣”做斗争的勇士，希望能够以此提高党卫队的声望和地位，不再只是狱卒。[140]希姆莱这种军事上的抱负并非纸上谈兵。从一开始他便将看守们视为半军事化组织的成员，不仅可以在集中营内虚拟的战场上巡逻，也可以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到铁丝网外去战斗，就像在1934年罗姆动乱时达豪的党卫队的行为。希姆莱坚称，经过与集中营内部的“敌人”历练之后，他的特种部队足以同集中营外的恐怖分子开战。[141]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党卫队看守团向半军事化力量的转变就已经开始了。[142]集中营周边的岗哨只是他们职责的一部分。就像前文提到的，队员花了大量时间在军事演习上。一开始，看守团的指挥官们因为装备破败而苦恼不堪；在达豪集中营，他们甚至连足够的军火储备都没有。但这一点在希特勒同意从国家预算中拨款资助骷髅部队之后便改变了。大量的战斗武器被分配给看守团，甚至能再建立一个机枪编队了。在达豪集中营，破败不堪的旧营房被一座巨大的新兵训练营取代，彰显了党卫队的军事企图。在萨克森豪森，囚犯们在集中营旁边建起了一个全新的大型综合设施，作为党卫队拉练的基地。在萨克森堡，同时建成的还有一个新的现代化射击场，配备了移动标靶。最重要的是党卫队继续招募看守团成员，远超过营内正常运营所需要的人数。党卫队的人员从1935年1月的1700人增至3年后的4300人，守卫与囚犯的比例远低于1∶2。虽然这股军事力量仍然很小，但其领导人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143]

集中营党卫队这种循序渐进的军事化进程是希姆莱心中宏伟蓝图的一部分：创建独立的党卫队编队，并派往前线。自从与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发生冲突之后，德国军队一直对纳粹领袖的军事野心提心吊胆。而将军们也确实应该担心希姆莱。虽然一再否认，但希姆莱并不满足于把党卫队和警察打造成国内力量。他一直眼红垄断军事力量的军队，因此小动作不断。在1938年一次党卫队高级指挥官会议中，他宣称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党卫队神圣的职责：“如果我们不流血牺牲，如果我们不在前线战斗，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在国内射杀那些逃兵和懦夫。”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狡狯、与希特勒的关系和政治斡旋的天赋，在与军队争夺地盘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一开始，他希望以新成立的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Verfügungstruppe）为中心建立一支党卫队，这支机动队建于1934年秋，由不同种类的小型军事单位组成。同时，他也在考虑将党卫队看守团派往境外，模糊国内前线与国外前线之间的界限。[144]

随着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战争一触即发，党卫队的军事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希特勒在1938年8月17日签署的密令。该密令由希姆莱起草，明确表示党卫队可以被派上战场。而骷髅部队则将大规模扩员，作为“党卫队常备军”来“履行具有警察性质的特殊职责”。字里行间还暗示了国内集中营党卫队的部署。但在几个月前，达豪看守团的成员就已首次踏上了国外的领土，在德国军队的指示下于1938年3月行军进入奥地利。不久之后，又有了一个好机会。1938年秋天，骷髅部队的四个营参与占领了苏台德地区。他们由特奥多尔·艾克领导，并在他的带领下首次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上接受了希特勒的检阅。骷髅部队继续参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领土的行动。等到5月，希特勒签署了另一道密令，正式承认党卫队骷髅部队的军事地位：在战争时期，一部分集中营党卫队会参加前线战斗。[145]

对于集中营党卫队的军事地位，如果说有谁比希姆莱还高兴，那必然是他的副官特奥多尔·艾克。艾克有时会把自己想象成将军（这也与他在党卫队内的地位相符），现在他能通过集中营党卫队军事化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根据鲁道夫·霍斯的记述，在20世纪30年代末，艾克全身心地投入看守团的扩张行动，甚至以集中营为代价。霍斯抱怨说，艾克对看守团展示了“不可思议的慷慨”，总是要求把最先进的设备和最好的营房留给看守团。[146]另一方面，艾克大力推动新人招募，不仅放宽了招募的标准，甚至要求党卫队的“猎头”（他自己如此称呼）去挖入伍的士兵：“去酒吧、体育俱乐部、理发店把他们挖过来。要我说，连妓院也别落下。总之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遇见他们，都给我带回来。”[147]

虽然这一特别的计划或许没起到什么作用，但艾克还是成功吸引了许多新成员。以1938年为例，党卫队骷髅部队的人数增加了不止一倍，在11月到达了10441人。次年夏天，人数继续增长，正规队员已达到12000～13000人。[148]同时，党卫队骷髅部队也在囤积武器。根据艾克的说法，他的部队到1939年中已经拥有800多挺机枪、约1500把冲锋手枪和近20000把卡宾枪。[149]艾克和他的政治军人们已经为集中营之外的战争做好了准备。

强制劳动

1937年，当德国一部著名的百科全书收录“党卫队集中营”这一词条时是这样描述的，囚犯在里面“被分成多个小组，按要求进行有意义的劳动”。[150]百科全书不可避免会提到强制劳动，因为它几乎出现在所有关于集中营的官方记载中。某一篇文章、某一场演讲如果没有提到这一点，似乎就是不完整的。虽然这些内容都是为政治宣传服务的，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道明了真相——劳动在集中营的日常生活和囚犯的内心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就像《萨克森豪森之歌》中所唱的那样：

铁网后面是我们在工作，

弯着酸痛的腰工作，

我们变得努力，我们变得坚强，

但工作永无止境。[151]

当然，第三帝国并不是强制囚犯劳动的发明者。正如我们所知，这是监狱和劳教所的核心传统，被认为有许多好处。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说，劳动是保持囚犯忙碌的最有效手段。而且，据说多产的劳动还可以降低拘禁的成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一些官员将劳动视为改过自新的手段，让不良分子以后可以过上中规中矩的生活。而其他人则将劳动视为惩戒的工具，可以赋予囚犯适度的痛苦，以此作为惩罚或者威慑。[152]

在战后大多数关于集中营的记述当中，劳动主要是一种惩戒的手段。沃尔夫冈·索夫斯基的研究就指出，强制劳动的主要功能是“暴力、恐怖和死亡”。[153]这一结论准确捕捉到了党卫队集中营的主要目标：通过劳动来侮辱和伤害囚犯。但这并非劳动的全部意义。将集中营劳动单纯地视为炫耀绝对权力的手段未免太简单，党卫队的政策背后还掺杂了意识形态、经济等其他许多的实际因素。

工作和惩罚

虽然全面推进强制劳动已经成为集中营体系的基本特征，但它并非建营的一条基本纲领。在早期集中营，劳动并没有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仓促建立的临时营中，一些官员甚至忽视了这一点。而那些强调劳动重要性的官员却发现在全国上下普遍失业的情况下，劳动的机会少之又少。更重要的是，当时对囚犯是否需要进行强制劳动还存在争议（尤其是关在州立监狱中的保护性拘禁犯）。德国一直以来有将一些政治犯当作荣誉囚犯的传统（希特勒就曾因此受益，他在1924年政变失败后被关进了兰茨贝格监狱，这才有空完成了《我的奋斗》的部分内容）。总之在1933年，囚犯们不劳动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一些早期集中营的守卫强迫没工作的囚犯进行军事操练。但在其他地方，囚犯们被关在号房、营房和宿舍中无所事事。[154]

1933年的集中营里，强制劳动的内容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户外劳作，纳粹以此增强对外界的威慑力。囚犯们被派去参与利国利民的大型工程（比如埃姆斯兰的沼泽排水）和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小路、公路和运河，或者在丰收时帮忙出力。在布雷斯劳（Breslau），囚犯们甚至要排干泥塘，这样当地人就能在此处修游泳池。第二类是建设和维持集中营，此类强制劳动在大型集中营尤为常见。许多囚犯都要参与新建或是维修各式各样的建筑，在建筑周围安装带刺的铁丝网。其他囚犯则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劳动，包括打扫房间和走廊，准备食物和分发食物。[155]在理论上，囚犯的劳动具有实际意义。但在现实中，守卫们把这当作惩罚最惹人讨厌的囚犯的机会。这些囚犯最有可能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比如在霍伊贝格集中营（Heuberg），重要的政治犯不得不用石子装满篮子，然后倒出来再重新装满，循环往复。[156]

随着集中营在20世纪30年中期开始协调统一，劳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首先，集中营党卫队开始对“闲散”持零容忍的态度，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强制劳动。特奥多尔·艾克制定的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守则就明确指出：“那些拒绝工作、逃避工作或是为了不工作而装病、装残疾的人都是不可救药的，他们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157]与此同时，党卫队停止了户外劳动。为了躲避那些窥探的目光，集中营不再让囚犯为外部社群工作，埃斯特尔韦根开荒工程的中止就是个例子。

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中营党卫队在考虑囚犯的经济用途时，首先想到的是集中营内部的建设和维护。1936年至1939年间新建的五座集中营（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为首）均是囚犯们的血汗。在新集中营的最初几周或者几个月总是最难熬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欧根·科贡后来写道：“悲惨在不断累积。”1937年夏天和秋天，第一批来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们需要伐木、建营房、挖壕沟、搬运石块和木料。为了建设集中营，他们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伤病随处可见，跟不上进度的囚犯，比如虚弱的汉斯·利滕，还会被掌掴、踢打甚至遭遇更可怕的对待。此外，囚犯们还得忍受新集中营初期的恶劣条件。一开始，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没有床、毯子和自来水。污泥到处都是，粘在囚犯们的鞋、制服和脸上。党卫队的恐怖统治、令人精疲力竭的劳动，再加上恶劣的条件，造成了致命的后果。1937年8月到12月间，53名囚犯在布痕瓦尔德新集中营死去（同期，已经开始运营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有14名囚犯死亡）。当然，在基础设施建好之后重体力劳动并没有停止。没有一座大型集中营是彻底竣工的，党卫队继续剥削囚犯，逼迫他们不停维修和扩建；在战前的岁月里，90%的布痕瓦尔德囚犯曾为修建集中营出过力。[158]

除了越来越庞大的营区建设，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中营党卫队很少参与重大的经济活动。希姆莱和党卫队其他领导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长期战略，也没什么兴趣投身于大规模生产。党卫队在集中营外只经营了一些小而无名的企业，其中一家陶瓷工厂生产腊肠狗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俗艳雕像。至于党卫队手上最宝贵的资源——囚犯，一般由当地的指挥官进行调度。[159]

而指挥官往往会将大部分决策权交给看守，后者继续将劳动视为虐待的理由。无论工程进度多么紧迫，他们总能抽出时间折磨囚犯。多年之后，哈里·瑙约克斯依然记得1936年的那一天，党卫队队员突然命令他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其他囚犯停止手头平整土地的工作，代之以不断加快的速度挖掘深坑。“我们都成了机器人。”瑙约克斯回忆说。在看守们拳打脚踢的驱使下，囚犯们疯狂地挖掘，直到把刚刚整平的土地挖得像月球表面那样坑坑洼洼。“我们之前所有的工作都白干了，一点儿意义都没有。”[160]

总的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党卫队为集中营牟取经济利益的野心并不大，但有一处例外——达豪集中营的囚犯车间。这不仅是党卫队最早的盈利买卖，也是战前最重要的一个。一切还要从1933年说起，当时集中营党卫队建立了一个车间，为新建立的集中营生产急需品。虽然党卫队参与竞争也曾引起当地企业的抗议，但营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迅速扩张，不久之后便开始为党卫队其他部队提供补给。到了1939年，有370名囚犯在这个大型木工车间工作，为党卫队生产床架、桌子、椅子。[161]当然，在党卫队心中，集中营的震慑作用还是大于经济作用。但强制劳动——达豪集中营的车间成了党卫队战前时期利润最大的生意——证明了剥削囚犯并不影响集中营的正常使命。党卫队领导人意识到高效生产可以和恐怖统治并存。这也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激进的经济政策做好了铺垫。党卫队内冉冉升起的新星奥斯瓦尔德·波尔就是拥护这一政策的先锋。[162]

奥斯瓦尔德·波尔与党卫队经济

1933年，希姆莱想寻找一名专业统筹和规划党卫队机构未来发展的管理人才，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奥斯瓦尔德·波尔，彼时波尔还是一名海军出纳员。就在这一年5月，在基尔（Kiel）的海军食堂花园里，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希姆莱一下就被比自己大了8岁、年届40、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波尔吸引了。波尔正是希姆莱想找的人，既有专业的管理知识，又有意识形态上的热情。他出身中产家庭，1912年以出纳实习生的身份加入海军，专攻预算和组织管理。同时，他还是一名极右翼活动家和资深纳粹党员。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波尔加入了自由军团，随后参与了纳粹初期的运动。他宣称在1923年就加入了纳粹，按他后来的说法，是“听从了热血的召唤”。他1926年加入冲锋队，1933年荣升为二级突击中队长。希姆莱找到了建立党卫队行政体系的合适人选，并赋予了他极大的自由。波尔欣然抓住了这个机会。身为充满雄心壮志的热血男儿，他自觉被困在了海军的死水中。他热切寻找一个能够发泄自己“工作欲望”的“出口”。与希姆莱见面两天后，他就修书一封，承诺为希姆莱马首是瞻，“直到我倒下”。1934年2月底，波尔走马上任，被提拔为党卫队行政办公室主任。[163]

在接下来几年，波尔的权力越来越大。他的手里集中了党卫队大部分的行政和财务大权，负责跟纳粹党和财政部洽谈预算，并给党卫队分支做审计。波尔还开始涉足本职工作以外的领域，获得了党卫队建造工作的控制权，接手了毫无经验的商业买卖。波尔的晋升速度很快，1939年，在党卫队经历了管理和运行上的一次重要重组后，波尔被任命为两个主要部门的一把手——行政和商务办公室，以及预算和建筑办公室。[164]波尔对敌人和下属的冷酷无情以及对希姆莱的忠心推动了他的升迁，希姆莱从始至终在背后支持他。[165]

波尔确实对集中营体系产生了影响。他的权力越大，集中营就越被吸入他的轨道。从1934年起，他开始频繁参与达豪车间的管理和运行——他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就在附近（党卫队建设办公室在1933～1934年就设在达豪），时常就会去车间巡视一番。等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车间就完全在他一人的掌控之下了。当然，他还有其他要务。截至1938年，波尔已经控制了集中营和骷髅部队的财政和行政事务，并负责多项建筑工程的内部监督。[166]

波尔对集中营党卫队越来越多的干预使他与特奥多尔·艾克产生了摩擦。在波尔1937年初晋升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后，他们在党卫队内的级别相同，彼此之间勉强有一些尊重，在往来的公文中甚至会用更亲密的“你”而非“您”称呼彼此。他们在党卫队内都享有特殊的地位，可以直接向希姆莱进行汇报，也都决心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就像鲁道夫·霍斯后来写的，两人都是“凶残的人物”，也许他们也意识到彼此是一丘之貉。[167]不过，两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像一些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亲密。[168]他们在集中营的管理、预算和建筑上都发生过冲突，艾克也曾因波尔利用集中营争功而心生不快。比如，在希姆莱1939年4月对达豪集中营进行官方视察时，是波尔陪同介绍，而不是艾克。[169]

随着希姆莱下令大力发展党卫队经济，波尔的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末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多年以来一直忽视经济发展的希姆莱突然燃起了热情，在1938年监督创办了多个重要的大型党卫队企业。虽然历史学家仍就希姆莱的动机争论不休，但不管怎么说，1938年都是党卫队经济起步里程碑式的一年。希姆莱很有可能是因为看到了扩张党卫队帝国的另一个好机会才大力发展经济的，虽然这个机会以牺牲民营企业为代价。[170]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希姆莱的政策十分明确：集中营的劳动力将成为欣欣向荣的党卫队经济的主要资本，而奥斯瓦尔德·波尔是总经理。1938年秋天，波尔吹嘘说“给我们集中营里的懒汉们找到工作”是他的职责所在，这一说法受到了希姆莱的赞扬。[171]不过实际上，波尔并非全权负责，各集中营的指挥官和督察组也有自己的发言权。[172]但不可否认，波尔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对党卫队经济的控制是后来战争时期他全面接管集中营系统的关键所在。

到1938年为止，党卫队在经济方面最重大的举措就是成立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Deutsche Erd-und Steinwerke GmbH，又称 DESt），这也是波尔治下第一家大型企业。希特勒的一项改造德国城市的宏伟计划催生了这家企业。计划由年轻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领导，他刚刚被任命为第三帝国首都柏林的建筑总监。在战前，柏林是第三帝国最大的建设工地。由于希特勒的宏伟蓝图需要的大量砖头与石料——据施佩尔估计，每年大约需要20亿块砖头——远远超过德国现有工业的产量，因此党卫队介入了。在1937年底或是1938年初的一次会议中，希特勒、希姆莱和施佩尔三人达成一致，由集中营囚犯来供应建筑所需的大量建材。希姆莱将此视为一个良好的契机，是党卫队迈向大规模生产的第一步，可以提升党卫队的地位。施佩尔还提供了大部分的启动资金，为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提供了约1000万德国马克的无息预付款。

早在1937年，党卫队就开始寻找合适的石料和黏土产地，在1938年春天之后更是加快了寻找的速度。同时警方在全国展开突袭，将更多的劳动力拽进集中营。到了1938年夏天，在奥斯瓦尔德·波尔的监督下，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承接了好几个项目。囚犯们热火朝天地建起了两座全新的砖厂，小一点的在布痕瓦尔德五英里外，另一座规模大许多的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附近。在其他地方，囚犯们正在建设两座全新的集中营，新营附近有蓝灰色的花岗岩矿场，可以为建设希特勒梦想中的德国提供原材料。这两座新营就是弗洛森比格集中营和毛特豪森集中营。[173]

采石营

1938年3月下旬的某一段时间，奥斯瓦尔德·波尔同特奥多尔·艾克到纳粹德国的南部调研，同行的还有许多党卫队的专家。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寻找合适的建厂地点。[174]3月24日前后，一行人穿越了靠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茂林丛生、土壤贫瘠的巴伐利亚东部。此处已经属于德国的边陲之地，被戏称为巴伐利亚的西伯利亚。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是弗洛森比格镇周围的采石场，这些采石场从19世纪就开始运营。托第三帝国大兴土木的福，石矿的产量最近有所提升。波尔和艾克一致认为现在是党卫队参与的好时机。随后党卫队调研团又穿过了不久之前还属于奥地利的边境地区，前往林茨附近，考察位于毛特豪森附近的一个花岗岩采石场。这里也符合波尔和艾克的期待。他们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在考察结束之后的几天之内就开始兴建两座新的集中营。[175]

弗洛森比格集中营首先开张，在1938年5月3日接收了第一批囚犯，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不断扩张。党卫队领导们视其为非常重要的项目。希姆莱在5月16日亲自前来视察，同行的还有奥斯瓦尔德·波尔。特奥多尔·艾克甚至选择在此处度假避暑，还将照片寄给了希姆莱。其中一张照片是一名武装看守注视着一面巨大的党卫队旗帜，旗子黑色的背景上有一颗白色的骷髅。旗帜高高飘扬，底下是一群埋头苦干的囚犯。[176]与此同时，毛特豪森在1938年8月8日接收了第一批囚犯。党卫队一开始强迫他们住进维纳·格拉本（Wiener Graben）采石场的临时住所（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刚从维也纳市租借过来的），之后便让他们搬到了石矿山上的固定营房。[177]

党卫队很快给两座新集中营烙上了自己的印记。它们的整体布局依照其他集中营模板，从达豪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调来的核心党卫队队员也引入了恐怖的理念和统治方式。[178]但弗洛森比格集中营和毛特豪森集中营还是十分不同：这是第一次由经济因素决定集中营的选址。[179]两座集中营对采矿的重视甚至影响到了它们的外观——巨大的花岗岩瞭望塔；在毛特豪森集中营，瞭望塔和环绕集中营的花岗岩高墙连为一体，让它看起来不像集中营，反倒像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城堡。[180]最开始，弗洛森比格集中营和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囚犯数量比其他集中营少许多；在1938年底，弗洛森比格关押了1475人，毛特豪森关押了994人。而当时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在押囚犯均超过8000人。[181]党卫队扩展两座新集中营的计划一直没有取得太大进展。[182]直到二战时期，这两座集中营的规模才逐渐赶上其他集中营。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弗洛森比格与毛特豪森的囚犯构成。1938年，集中营党卫队展开了一次雄心勃勃的尝试，将同类囚犯关押在同一处。结果，这两座新建的集中营关押的几乎全部是社会边缘分子，尤其是所谓的职业罪犯。新集中营甫一投入使用，从三座大集中营筛选和大规模转移囚犯的工作就随之展开。[183]结果，战前弗洛森比格集中营里几乎全部是绿三角囚犯。在毛特豪森集中营也是一样，“绿色”在囚犯中所占人数最多，1939年从其他集中营转移过来的“反社会分子”紧随其后，其中有许多吉卜赛人。[184]战前，弗洛森比格集中营与毛特豪森集中营里有100多名所谓的犯罪分子死亡，比其他三座集中营加起来还多。[185]

为什么党卫队要把“职业罪犯”集中到这两座新营中？强制在采石场劳动被认为是最具惩罚性的，许多纳粹官员认为最坏的囚犯应当干最累的工作。当一名党卫队高官在1938年底建议派集中营囚犯前往最为致命的放射性矿场时，希姆莱热切响应，提议“让那些最坏的罪犯”时刻做好准备。[186]虽然这一特别的计划最终没有下文，但党卫队依然采用了一个类似的原则，那就是派“惯犯和反社会分子”前往工作环境最差的集中营。[187]海因里希·希姆莱毫不掩饰自己对“绿三角”的憎恨。在1937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将“绿三角”说成天生危险残暴的罪犯，他们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在铁窗之后度过。希姆莱描述了一幅由谋杀犯、强盗和性犯罪者组成的恐怖画面，比如一个有过63次犯罪经历的72岁恶徒。“如果称他们是禽兽，那是对禽兽的侮辱，”希姆莱愤怒地说，“因为禽兽都做不出他们做的那种事。”[188]于是，当1938年春夏采石营启用时，希姆莱和其他党卫队领袖觉得这正是适合此类囚犯的炼狱。[189]

被送进这两个新集中营的囚犯和希姆莱想象中的妖魔相差甚远。大多数佩戴绿三角的囚犯都是小偷小摸，他们来自社会底层，缺衣少食，是不入流的小偷和骗子，要不就是为了生存而乞讨。[190]其中一个人是约瑟夫·科拉切克（Josef Kolacek），一直以来都与父母生活在维也纳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家里一贫如洗，父母都靠他来养活。科拉切克身患肺结核，在1938年6月14日，他30岁生日的前几天被刑警逮捕。当他来到达豪时，他还穿着前一天被逮捕时穿的廉价夹克和少了扣子的无领上衣。党卫队队员对他胳膊上的文身产生了很大兴趣。虽然在全国突袭中，警察认定他是“不愿工作者”，但他还是被集中营归为“职业罪犯”。然而科拉切克从未犯过重罪。他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曾经被法院八次判刑，但几乎所有都是轻微的侵犯财产罪，被拘留几天或几周就可以被释放。只有他在1937年的最后一次犯罪——企图抢劫——让他在教管所中待了八个月。即便这样，党卫队仍将他视为恶毒的罪犯。1938年7月1日，他和其他几十名“职业罪犯”从达豪来到了弗洛森比格集中营。在那里，他面对的是残酷的强制劳动和虐待。几个月后，一名党卫队官员的评价透着不祥的意味，科拉切克“在工作中非常懒惰和散漫，必须一直鞭策才行”。[191]

在弗洛森比格和毛特豪森采石营刚建成的几个月里，囚犯的日子尤其难熬。跟其他刚建成的集中营一样，囚犯必须自己建设基础设施——工作消耗大又危险，临时住所简陋的条件更是雪上加霜。同时，几百名囚犯已经在采石场中辛苦劳作。弗洛森比格的采石工作很早就开始了，1938年底已经有三座采石场开始运转。毛特豪森也是一样，1938年有三座采石场开始运营，很快，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控制下最大的矿场成了囚犯们最大的噩梦，工作异常艰辛，他们需要用鹤嘴锄和钻子修整地面，搬运巨大的花岗岩石料。[192]阿道夫·古塞科（Adolf Gussak）是一名奥地利吉卜赛人，他在1939年3月21日随着一大批囚犯从达豪来到了毛特豪森集中营。他后来回忆起在维纳·格拉本采石场最初的几天时说：“在采石场里我们必须背负沉重的石头。背着它们，我们要爬180级台阶（前往营区）。党卫队会打我们。所以总会有推搡，每个人都想躲开党卫队的鞭子。如果有人摔倒，那么他就完了，一颗子弹会从他脖子后面打进去。”[193]

死亡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司空见惯。在1938年8月至1939年7月的第一年中，至少131名囚犯死亡，所谓犯罪分子与反社会分子死亡的人数几乎相同。[194]鉴于囚犯人数本来就少——在1939年7月1日前只有1431人——毛特豪森几乎可以说是同时期致死率最高的集中营。在其他集中营，囚犯开始非常害怕被送到毛特豪森，因为回来的囚犯都将那巨大的采石场描述为人间地狱。[195]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囚犯活下来的概率比较大：有55名囚犯在战争爆发前死亡（其中80%是所谓的职业罪犯）。[196]约瑟夫·科拉切克幸存了下来，他在弗洛森比格待了9个多月之后被释放。[197]

高科技工厂

没有一个项目能像奥拉宁堡新建的巨型砖厂那样代表党卫队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经济野心。1938年夏天，在距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约1英里、茂林丛生的运河河岸上，党卫队开始修建世界上最大的砖厂，预计每年生产1.5亿块砖，大约是普通大型砖厂产量的10倍。该项计划可能最初由阿尔贝特·施佩尔提出，他给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拨付了足够的启动资金，而这个项目也被当作显示党卫队经济实力的例子来进行大力宣传。党卫队为了向纳粹政权展示自己驾驭现代科技的能力，特地选择了最昂贵和最尖端的设备，也就是所谓的干式冲床，做到速度和效率兼顾。党卫队管理者们将自己的声誉押在了砖厂未来的经济成功上。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38年7月6日出席了奠基仪式，并且一直对建设进度保持着高度的关注。[198]

整个项目依靠的是强制劳动。尽管党卫队也雇用了一些平民合同工，但绝大部分劳动力还是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战前的几年里，每天平均有1500～2000名囚犯在此工作，是当时党卫队集中营规模最大的劳动群体。囚犯们清除了该地的树木后就正式启动建筑工程，他们开凿码头、平整土地、建造工厂的主体建筑。另外一队人马负责修建运输黏土的铁路，由几英里外的产地一直修建到工厂。[199]

工厂高端的设计和建筑工地简陋的条件形成了极大的对比。囚犯们用最基础的工具进行最费力的劳动，有时甚至连工具都没有。大队的囚犯用自己的制服搬运沙子。他们将制服反着穿，这样制服的背面可以充当围裙。其他人则用摇摇晃晃的木制担架运沙土或是用肩膀扛水泥袋子。在其他地方，囚犯们攀登脚手架，倾倒水泥，这时候他们的木鞋子根本不跟脚。施工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断肢、骨折之类的事故，但施工速度并没有减缓。设备虽然稀少，但党卫队的凶残一点也不少。举个例子，工地的公厕很简陋，只不过是一条水沟上架一块木板，党卫队喜欢将筋疲力尽的囚犯推进下面的粪池里。[200]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囚犯很怕被派到砖厂工作，因为劳动非常严酷。[201]早晨，他们要在党卫队的棍棒和鞭子下走很远的路才能到工地。傍晚，他们抱着病人、伤员和死人一瘸一拐地回到营区。在奥拉宁堡的工地，囚犯们必须在日头下工作一整天；1938年酷热的夏天之后，他们又迎来了寒冷的冬日，一直以不眠不休的节奏工作。因为异想天开的党卫队管理者们给这个旗舰项目制定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极短工期，看守和审头们为了驱使囚犯，手段之凶残即便在集中营也不多见。[202]

疲劳、意外和虐待导致无数囚犯在偏僻的奥拉宁堡工地死去，还有一些囚犯是自杀。[203]最糟糕的时期是1938～1939年的冬天，换了一拨新的党卫队监工，他们为了尽早完工，不断加快进度；与此同时，柏林地区还暴发了大规模的流感。气温几乎连续三个月都在零度以下，而囚犯们的制服太单薄，又没有手套。很多时候，他们午饭的汤都结了冰。[204]1938年12月到1939年3月之间，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至少有429名囚犯在砖厂工地和集中营其他地方死去，比同时期任何集中营都多。[205]大部分死去的人都是所谓的反社会分子，他们是奥拉宁堡工地上人数最多的一类囚犯，常常面临党卫队和审头的“特殊对待”。[206]

其中一名受害者是55岁的农民威廉·施瓦茨（Wilhelm Schwarz），他是负责平整土地的50人分队中的一员，队里的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是“反社会分子”，要在砖厂辛苦地劳作。施瓦茨死于1939年3月21日的清晨，在他被当作“不愿工作者”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9个月后。事后例行问询时，据负责他的审头所说，施瓦茨是从卡车上卸沙子时被压死的。这也许并非全部经过，但不管真相如何，这个政治犯审头对像威廉·施瓦茨这样的囚犯毫无同情之心，即使面对他们的死亡时也是一样：他愤恨地抱怨说自己小队的“反社会分子”极度“懒散”和“不负责任”，不愿“为工作付出哪怕一点点努力”。[207]而党卫队看守对威廉·施瓦茨的死，或是其他发生在奥拉宁堡工地上的意外死亡更是漠不关心。因为囚犯数量充足，死人可以立刻被新人替换，所以集中营党卫队更加肆无忌惮地将更多囚犯推向死亡，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他们对强制劳动力那种残忍的冷漠。[208]

但是，即便劳动力的供给源源不断，党卫队的野心还是远远超出了自身能力范围。奥拉宁堡砖厂没能按预期取得成功，而是成了一个巨大的灾难，让人想起了苏联古拉格集中营内那些宏伟却毫无意义的国家工程。1939年5月是决定性的时刻，砖厂终于首次试运营，此时已经比原计划晚了好几个月。党卫队官员们难以置信地亲眼看着他们的梦想化为灰烬：从全新的窑炉中取出的砖头很快便崩裂破碎。由于无知和匆忙，党卫队管理者们犯了一连串低级的错误。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他们从没想过检查一下当地的黏土是否适用于干式冲床。最终证明完全不适用。让许多人丧命的这间巨大工厂从来没能生产出一块能用的砖头。[209]

奥拉宁堡的失败一览无余地反映出党卫队的无能。显然，党卫队没有驾驭大型高科技工厂的能力。[210]而奥斯瓦尔德·波尔的反应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没有抑制党卫队的野心，反而继续推进奥拉宁堡的砖块生产，不计代价。障碍无法阻止党卫队，他们必须攻坚克难。为了挽回面子和前途，波尔在1939年夏天快速行动，希望能瞒过希姆莱，不让他知道真实的情况和灾难性失败的严重程度。波尔找了私营建筑承包商和倒霉的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董事长来当替罪羊，然后将公司交给了几个乐观、积极、懂得现代化管理，还对纳粹满腔热忱的年轻人。不久之后，囚犯们不得不开始拆除他们在奥拉宁堡刚刚建好的设施，爆破窑炉，拆除机器和水泥地基。同时，大规模重建工程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次使用的是更加可靠的湿式冲床等新设备。虽然耗费了更多的生命和金钱，但新工厂依然没能给党卫队带来多少收益。1940年，小规模生产重新开始。砖厂勉强生产了三百万块砖，几乎全部被砖厂自己消化了。虽然产量在接下来几年内有所提高，但跟预设的目标相差甚远。[211]然而，党卫队的野心从未变小，党卫队管理者们仍然固执地相信任何计划都可以成为现实，无论多难实现、多危险。

疾病与死亡

20世纪30年代末的集中营并不都是修罗场。对大部分囚犯来说，生活条件还不算致命，系统性的大屠杀还未被党卫队提上日程。因此，大部分囚犯活了下来，至少在那时幸存了下来。女性囚犯确实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很少有女囚死亡。[212]男性的存活概率相对低一些，所幸大多数人还是挺了过来。此时死亡已非特例，不过也还未成为常态。在1938年1月到1939年8月间，被关进集中营的50000人中有2268人死亡。虽然营内的日子越发艰难，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还是存活了下来。[213]

当然，比起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增加了不少，特别是1938年夏季到1939年春季，可谓致死率最高的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囚犯人口的整体增长。但死亡率的上涨远比囚犯的增长速度更猛烈。比如在达豪，20世纪30年代末囚犯的数量增长了一倍，但死亡率增长了不止十倍。[214]有几个原因导致了死亡率的上升。每日强制劳动的强度比以前大幅增加，大多数囚犯被迫参与大型工程建设。同时，基本的生存条件因为物资短缺和过度拥挤而进一步恶化。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非常不利于生病和负伤囚犯的医疗条件，这是集中营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值得进一步审视。

集中营党卫队基本忽视了囚犯的健康问题，反而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安保、惩罚和强制劳动上。因为没有上层的明确指示，各个集中营的医疗基础设施水平各不相同。虽然各个医务室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均有所扩大，增加了更多的空间和设备——比如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配备了一间常规的手术室和X光室——但总体医疗水平仍严重不足。[215]

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集中营党卫队本身。党卫队的一条基本宗旨便是生病的囚犯依然是危险的敌人。党卫队队员总怀疑生病的囚犯是在装病，因此很少允许他们接受治疗。1937年的一天，在达豪集中营，一名生病的囚犯鼓起勇气找到营区负责人赫尔曼·巴拉诺夫斯基，求他准许自己去看医生，结果引来了巴拉诺夫斯基狂风骤雨般的激烈回应：“病了又怎样！一战时还有人捧着自己的肠子行军好几个小时呢！你必须学会忍受痛苦！我会让你学会的！解散！”[216]而党卫队的医生在特奥多尔·艾克的指示下也积极寻找装病开小差的囚犯。“那些妄图通过小病小痛或者装病来逃脱工作的人，”艾克强调说，“将会被分到‘刑罚工作’区。”[217]党卫队医生还是无数恐怖行动的同谋者。他们一直宣称囚犯“适应”被鞭打，拒绝为他们治疗伤口，并通过编造尸检报告和死亡证明来掩盖谋杀囚犯的事实。[218]

党卫队医生非常紧缺，虽然很难一概而论，但似乎沦落到在集中营当医生的往往是一些没有经验或没有能力，甚至两者都不具备的人。与其他骷髅部队的官员不同，这些人几乎没进过大学。当然，那些在魏玛时期闯进大学殴打左翼学生的人除外。许多集中营医生刚获得行医资格，只是把集中营当作职业生涯的跳板，拿囚犯练手。路德维希·埃尔扎姆（Ludwig Ehrsam）是一名年轻的党卫队医师，他还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医务室的主管。未及而立之年的埃尔扎姆医生很少给病人做检查，他更愿意强迫他们进行体育锻炼，可能是想查看他们是否可以重新开始工作。他的麻木不仁夺去了许多囚犯的生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囚犯因此给他取了个外号：医生杀手。[219]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少数党卫队医生会尝试改善集中营内的医疗条件，甚至偶尔送一些囚犯去正规医院看医生。[220]但大多数情况下，生病的囚犯只能得到糟糕的对待、忽视甚至虐待。如果党卫队想的话，改善现状其实很容易。毕竟囚犯中有许多经验丰富的医师，他们可以像早期集中营时那样在医务室中帮忙。[221]集中营党卫队也知道，这些囚犯往往比党卫队的医生要好得多。[222]但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党卫队往往拒绝起用囚犯医生，这些人只能在私下里偷偷帮助其他人。[223]党卫队的医生很少屈尊处理医务室的日常事务，所以党卫队会将大部分日常工作交给基本没有医护经验、没接受过医疗培训的囚犯审头。这些审头由党卫队勤务兵管理，而勤务兵甚至更无知。[224]

党卫队医生的冷漠威胁到了整个囚犯群体的生命健康。糟糕的卫生条件为传染性疾病提供了温床，20世纪30年代末期，多种传染病在集中营蔓延。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情况最严重。1938年底，伤寒症在拥挤不堪的集中营暴发，废水又污染了附近的小溪，使流行病很快传出了营区。警觉的市政官员将几个村镇隔离起来，同时指责布痕瓦尔德党卫队疏忽大意。党卫队的医疗人员终于采取了行动，他们将患病的囚犯单独隔离，同时禁止使用户外公厕，但为时已晚。流行病在集中营内肆虐了几周，夺走了许多囚犯的生命。[225]

尤拉·索福尔（Jura Soyfer）是一名年轻的诗人和作家，在1938年春天纳粹占领奥地利之后作为左翼政敌被逮捕，不幸成为此轮疫情的最后一批遇害者。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党卫队指派他搬运尸体，他就这样染上了伤寒。尤拉·索福尔于1939年2月16日去世，就在几天之前，他刚欣喜地得知党卫队马上就要释放自己了。许多囚犯都为他默哀，他们曾在营房听过他秘密写的关于党卫队的打油诗并深受鼓舞。当一辆卡车载着他的木棺材离开集中营前往魏玛火葬场时，一名囚犯感叹说：“有多少还没写成的诗，有多少还没完成的作品，就这样随着他消逝了。”[226]

尤拉·索福尔是1938年1月到1939年8月期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死去的约1000名囚犯之中的一个，那里绝对是当时死亡率最高的集中营。虽然达豪集中营关押的囚犯比布痕瓦尔德还多一些，但同期只有约400名囚犯死去。[227]那么布痕瓦尔德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什么呢？它是党卫队最新建成的集中营，卫生条件比达豪和萨克森豪森更恶劣，伤寒病的肆虐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且，1938年5月党卫队队员阿尔贝特·卡尔魏特的死刺激了其他队员，让他们变得更暴力。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也许还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布痕瓦尔德是当时关押犹太人最多的集中营，而犹太人是集中营党卫队最喜爱的猎物。在20世纪30年代末死去的囚犯中，犹太人几乎占了一半，而尤拉·索福尔就是其中之一。[228]

犹太人

“我可不愿意在德国当一个犹太人。”赫尔曼·戈林在1938年11月12日一次以反犹政策为主题的纳粹高层会议上说道。就在几天前，一场由国家支持的毁灭性迫害行动席卷了整个德国，纳粹暴徒夷平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会堂、商店和住宅，侮辱、抢劫、攻击了数万名犹太人。在这场残酷的风暴中有几百人死去，有的被杀害，有的则是被迫自杀。[229]这次行动是纳粹长期以来迫害的高潮，体现出犹太人正逐渐被来自上层和下层的激进力量无情地排挤出德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犹太人越来越难在德国生活下去。尽管国外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纳粹向移民征收重税，获取签证也非常困难，但50万犹太人中仍有大约一半在战前排除万难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而剩下的那些无助和贫困的犹太人则被困在第三帝国，面对绝望的未来。[230]

之前有人写过犹太人在战前纳粹德国时期的历史，但基本上全是在描写集中营之前一笔带过。[231]原因十分简单：除了迫害运动后的一小段时间，其他时候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在战前，反犹政策的重点在其他地方——学校、单位、法庭和街道。不过，战前集中营对犹太人的迫害也很值得关注，因为其中一些先锋性的反犹恐怖行动和举措影响了之后在纳粹德国统治下的全部犹太人。[232]

拿种族主义法案来说，纳粹领袖们坚信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性关系是极大的罪孽。虽然早在1933年就有过出台官方禁令的说法，但纳粹政权并没有行动。从1935年春天开始，德国各地的纳粹恶棍们对政府的态度失望透顶，决定要自己亲手解决问题，于是便开始攻击“混血”夫妇。1935年夏天，许多“种族亵渎者”被关进集中营。德国法院此时还无法对他们进行惩罚，但警察和党卫队可以。“终结他的肉欲贪婪，”马格德堡的盖世太保在一起案件中这样写道，在案中，一名犹太人被指控与他的“基督教”管家发生了性关系，“绝对有必要将他关进集中营里。”[233]1935年9月《纽伦堡法案》出台之后，此类案件才开始减少。该法案正式将犹太人降为二等公民，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间的婚外关系和婚姻视为非法，触犯条例的犹太男人将被投进监狱或是教管所（女人不受此条款的影响）。自此之后，盖世太保已经准备好对那些“亵渎种族”的人实行保护性拘禁，其中大部分是被怀疑犯有“特别严重”罪行的男人，后来还有一些犹太女人（或用一位警官的说法“犹太婊子”）。[234]

集中营在驱逐犹太人出境方面也做出了新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末期，强制移民成为纳粹反犹政策的首要目标。[235]但警察已经在集中营内积累了这方面的许多经验。从1935年起，盖世太保不断对那些回到德国的流亡人士实施保护性拘禁，怀疑他们在国外“宣传纳粹暴行”。[236]其中包括几百名犹太人。他们一般被关押六个月才能重获自由，离开集中营时，盖世太保勒令他们必须离开德国，最好去巴勒斯坦或者更远的地方。不久之后，其他犹太犯人被释放时也被要求移民，此举将更多犹太人逐出德国；若他们再敢踏上德国的土地，就将终身被关进集中营。[237]

战前集中营在很多方面预示了后来对犹太人展开的全面袭击。不仅因为在集中营，纳粹第一次在犹太囚犯的制服上标记了黄色的大卫星，也因为像历史学家于尔根·马托伊斯（Jürgen Matthäus）所说，战前集中营在反犹政策上发挥了“激进马达”的作用，推动着第三帝国的孤立、强制劳动和杀害犹太人。[238]党卫队高官们在德国集中营里协助传播这些举措，以身处最高层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为首，他不仅掌握着集中营的方向，也帮助推进了许多反犹政策。

统一协调反犹暴行

1938年之前，很少有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虽然《纽伦堡法案》颁布之前对犹太“种族亵渎者”的拘禁就已经开始，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每个集中营关押的犹太人不过几十名。即使像萨克森豪森这样的大型集中营，1937年初也仅关押了约50名犹太人。[239]虽然犹太囚犯的数量少，但他们在集中营党卫队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党卫队热切盼望着犹太人的到来，跟早期集中营的看守表现一样。[240]

激进的反犹主义是集中营党卫队的核心准则之一，其中混杂了传统偏见、种族狂热、变态幻想和政治妄想。许多党卫队队员早在进入集中营之前便已经有反犹情结，一旦到了集中营里，他们对犹太人的憎恨更是与日俱增，充分体现在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上。这种思维根深蒂固，乃至一名党卫队看守因参与谋杀犹太囚犯（关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律师弗里德里希·魏斯勒）而接受正式询问时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三级小队长克里斯蒂安·古特哈特（Christian Guthardt）承认自己是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一位柏林国家检察官在1937年审问后写道，“而且宣称在他眼中，犹太人的地位还不如一头牛。”[241]

20世纪30年代中期，党卫队看守几乎每天都要折磨犹太人，不仅对他们恶语相向、随意谩骂，还让他们通过耻辱的行为贬低自己，比如唱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犹太人之歌》：

但是如今，德国人终于发现了我们的本性，

铁丝网将我们安全置于外界的视野之外。

我们是可怕的，是人群中的诽谤者，

面对现实，我们一夜之间被击垮。

如今，犹太人的鼻子悲伤地扭曲着，

我们发现仇恨与不和都是徒劳。

不能再扒窃，也没有充足的食物。

太晚了，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说。[242]

强制劳动再一次成了党卫队施虐的主要方式。看守们讥笑犹太人是懒惰的骗子，决心用劳动教训他们，让他们终生难忘。[243]跟在早期集中营里一样，犹太囚犯总会被派去干繁重恶心的工作。声名狼藉的公厕小分队——被党卫队普遍戏称为“4711敢死队”（以德国一款古龙水命名）——总有犹太囚犯的身影。最繁重的劳动小分队也是如此。萨克森豪森的犹太囚犯们不得不一边用重锤击打岩石，一边喊“我是一只老犹太蠢猪”或“我是种族亵渎者，应该去死”这种话。[244]

这种工作经常伴以拳打脚踢，党卫队尤其紧盯着犹太囚犯的队伍。比如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那些清扫看守营房的犹太人经常“被打断肋骨、打落牙齿，或受到其他身体伤害”，两名幸存者在战后写道。[245]看守们还用毫无意义的工作折磨犹太囚犯，比折磨其他囚犯更过分。在埃斯特尔韦根，党卫队不断逼迫犹太囚犯堆起一座大沙堆。完成之后，他们必须将一个铁板车拉到沙堆顶端，坐进去，一边大喊：“同志们，新时代的黎明就要到来，我们要启程去巴勒斯坦！”一边冲下来；铁板车不可避免会翻倒，坐在里面的人也会受重伤。[246]见过这样过分的活动之后，就不奇怪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犹太囚犯比一般囚犯更容易死亡。[247]

即便如此，在这一时期，多数犹太囚犯还是幸存下来。党卫队最坏的一面并没有专门展现给犹太人，他们在对待其他类别的囚犯时一样凶狠。而且，犹太囚犯还能跟其他人一样享受到一些特权，比如可以用家属送来的钱购买额外的商品；少数犹太人还能当上审头，拥有一定的影响力。[248]1936年底，莫林根集中营甚至允许犹太妇女两天不必工作，专心庆祝光明节——点亮光明节烛台，互相交换小礼物，唱赞美诗。[249]这在关押男囚的集中营是无法想象的，相比之下，男子集中营的生活条件恶劣得多，而且很快将继续恶化。

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党卫队虐待犹太囚犯的方法在整个集中营体系内越来越协调一致。早期折磨人的法子是各地方集中营原创的，如今党卫队领导人尝试由高层统一指导恐怖行动。1936年8月开始，释放保护性拘禁的犹太人需要希姆莱亲自批准，这是希姆莱与希特勒探讨后的结果。[250]1937年2月，一项更重要的举措实施，希姆莱指定达豪集中营为关押男性犹太囚犯的主营。[251]纳粹的政策向这个方向推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1936年开始，集中营党卫队就将犹太囚犯更系统地与其他犯人隔离开，形成了单独的犹太营区和劳动分队。如今，隔离进入了下一个阶段。[252]

达豪成为关押犹太人的主营似乎顺理成章。因为它已经是关押犹太囚犯最多的集中营，而且早在1933年春天就已经尝试将犹太囚犯隔离，形成专门的“犹太连”。遵照希姆莱的决定，1937年春天，85名男性犹太囚犯从其他集中营被运送过来，达豪犹太囚犯的人数由此上升至150人左右，到年底进一步增加至约300人（大概占达豪囚犯总人数的12%）。[253]在这里，囚犯们面临着同样的虐待和偶尔降临的死亡——比如1937年夏天，一名党卫队分区主管强迫一名被控犯“种族亵渎罪”的犯人钻进正在运行的水泥搅拌车。[254]

达豪的隔离措施使党卫队领导更容易对男性犹太囚犯进行集体惩罚。比如，1937年11月22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宣布禁止释放达豪集中营的犹太囚犯，这一禁令持续了六个多月。[255]另一项集体惩罚是将犹太囚犯关在他们自己的营房中。1937年这种强制隔离在达豪至少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3月，也就是其他集中营的犹太囚犯刚刚抵达这里的时候。强制隔离由柏林的集中营督察组统一下令施行，尽管艾克自称是此项举措的发明者，可或许是出自希姆莱本人。[256]

党卫队领导声称实行此类集体惩罚是因为犹太人散布有关集中营“暴行的谎言”，他们固执地认为集中营内的犹太囚犯跟国外的犹太人相互勾结，正在策划不利于集中营的阴谋。许多集中营党卫队的普通士兵也认同这个观点。“那个时候，”鲁道夫·霍斯回忆，“我认为惩罚手中的犹太囚犯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同胞正在传播不利于帝国的恐怖故事。”集中营党卫队将手中的犹太囚犯作为人质——这个想法已经在纳粹领导人心中酝酿了一段时日，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则变得更加恶毒——希望能够平息国际舆论。[257]达豪党卫队还逼着犯人给国外报纸写信，抗议“不实的报道”。1937年10月16日，汉斯·利滕从布痕瓦尔德来到达豪，1937年11月27日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他和其他犹太囚犯被隔离惩罚，希望母亲可以试着“说服流亡在外的犹太人……不要再说一些关于集中营的愚蠢谎言，因为达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会为此付出代价”。当然，党卫队这种粗陋的勒索手段骗不了任何人，很快就被国外媒体曝光了。[258]

这一时期达豪集中营里的犹太囚犯面临的几乎是全封闭式隔离。每一次，他们都会一连数周在其他囚犯的视野里消失。除了短暂的“运动”时间，他们日夜都待在自己的营房里，门被反锁，窗户也被盖住，只能透入些许微光；房间里的空气陈腐潮湿，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囚犯们大部分时间都躺在自己的稻草铺上，了无生气、四肢僵硬、饥肠辘辘，因为从食堂领到的食物根本不够填饱肚子。[259]但对他们来说最糟糕的或许是被切断信件往来，这对集中营外的家属来说也是巨大的打击。1937年8月底，被关押在莫林根集中营的格特鲁德·格洛戈夫斯基（Gertrud Glogowski）徒劳地等待了一个多月，却没有收到身在达豪集中营的丈夫的任何来信，她绝望地恳求集中营当局：“到目前为止，他的来信是唯一支持我坚持下去的力量。而如今，因为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已经彻底垮了。”[260]

达豪对犹太囚犯的隔离措施虽然残酷，对他们却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由于隔离期间他们不必参加点名和强制劳动，所以暂时避开了党卫队某些最可怕的行为。在营房里，他们作曲、探讨政治、聊天，以此打发时间。汉斯·利滕是其中的活跃人物，通过与其他人畅谈艺术和历史，背诵文学作品和诗歌，他暂时恢复了精神，甚至算得上愉快。但这是利滕最后一段较好的时光。1937年12月末，党卫队解除了最后一次隔离，生活恢复了正常，利滕立即被派往能累垮人的除雪突击队。在纳粹手中待了近五年，他已经憔悴不堪，孱弱萎靡，要像老人一样拄着拐杖走路。他的身上已经看不出年轻人的朝气。1938年初，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当犹太审头在牢房里死去后——党卫队怀疑是他在搞阴谋诡计，于是将他折磨致死——利滕被党卫队分队长赫尔曼·巴拉诺夫斯基审问，随后丧失了一切希望。2月5日刚过午夜，他的尸体被发现悬挂在公厕里。他只有34岁，却成了1938年1月至5月在达豪死亡的40名囚犯中的一员，至少一半的死者都跟汉斯·利滕一样是犹太人。[261]

黑暗岁月

对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来说，1938年是命运转折的一年。[262]在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袖的支持下，政府在11月迫害运动之前的几个月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国内犹太人的袭击。法律上对犹太人的歧视、国家对犹太人生意和财产的劫掠愈演愈烈，对犹太人及其财物的侵犯也进一步增多。同时，德奥合并过程催生的大规模劫掠、暴力和侮辱事件也进一步推动了反犹政策。[263]随着纳粹对犹太人的恐怖行动不断升级，集中营在迫害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德国的入侵，奥地利的犹太人最先在1938年春天的一波逮捕行动中受到了冲击。刚开始，警察的焦点是政敌和一些名人，他们大多是犹太人的后代。1938年4月2日，第一批150名奥地利囚犯被运到达豪集中营，其中包括63名犹太人。[264]1938年4月，盖世太保在整个德国对“不愿工作者”展开了大规模突袭，受这一行动的鼓舞，奥地利新的纳粹统治者很快将逮捕范围扩展到犹太名人以外。这些突袭并非只针对犹太人，但1938年5月，政府在奥地利展开了一场专门针对犹太“反社会分子”、“罪犯”和其他“不合群人士”的大规模行动。有了这个不设限的命令，党卫队和警察们在公园、广场和饭馆展开了随机突袭和抓捕，仅仅因为那些人是犹太人。1938年5月底，刚被派往维也纳就职，后来成为帝国保安部官员的阿道夫·艾希曼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能将约5000名犹太罪犯（大部分从维也纳抓获）遣送至达豪。虽然事实证明这个目标太夸张，但政府确实安排了三趟前往达豪的专列，在5月31日到6月25日间输送了1521名犹太人。[265]

在到达达豪之前，奥地利犹太人的苦难就已经开始了。与以往不同，从维也纳发出的列车由达豪的看守押送，而不是警察。身上带有骷髅标志的看守在旅途中不断殴打受害者们。等列车驶进达豪营区时，已经有几名犹太囚犯死亡。大队的党卫队暴徒在站台迎接列车，他们对抵达的囚犯拳打脚踢，还用步枪的枪托对他们进行殴打，直到他们护着头惊慌失措地跑向营内。疯狂的看守们一路追打这些新来的囚犯，下了班的同事们则在自己的营房看着这一幕，兴高采烈地喝彩。一路上都是犹太人慌乱中丢弃的帽子、围巾、衣服和鞋。据党卫队官员估计，每次运输过程中大约有70%的囚犯都遭到了殴打，有的人还被严重扎伤。这种行为太暴力，以至于州检察院都派代表前来调查，不过没有任何作用。[266]

1938年春天被逮捕的奥地利犹太人还在陆陆续续被送往达豪集中营，而警官们已经开始策划下一轮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了，这次的范围是整个第三帝国。这次行动显然由希特勒亲自提议，也许是受了维也纳突击行动的启发，他在1938年5月底要求关押“犹太罪犯和反社会分子”。[267]面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逮捕“反社会分子”行动，海德里希迅速在命令里又加了一条特别指示，要求地方刑警长官们对“曾经在监狱内服刑超过一个月”的犹太男性进行预防性拘留。虽然1938年6月对犹太人和反社会分子的逮捕令相似，但其背后的动机明显不同。拿犹太人来说，当局对强制他们劳动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想要的是强迫犹太人放弃财产离开德国。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警方明确强调，不必考虑被逮捕的犹太人是否具备劳动能力。唯一重要的是把他们打上罪犯的标签，排挤出德国——这是最长盛不衰的反犹套路。[268]

这次行动按计划始于1938年6月中旬。同时展开的还有针对所谓反社会人士的逮捕行动，警察在犹太人住所以及酒吧、咖啡馆、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围捕犹太人。许多人虽然只是小偷小摸，但因为触犯了纳粹的反犹法案，被当作十恶不赦的罪犯予以逮捕；在柏林街头，这种逮捕行动总伴随着公开的暴力和破坏。犹太社区的其他成员被深深震惊了，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惧怕集中营——他们也确实有惧怕的理由。[269]

集中营的犹太囚犯从未像现在这么多。1938年6月的突袭行动将2300名左右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犹太囚犯的总数达到了4600人（截至1938年6月底），自3月以来大约增长了十倍。在整个集中营系统中，犹太犯人的比例增加到了20%。达豪集中营原本被用来专门关押犹太犯人，但因为囚犯数量急剧增加，太拥挤，所以纳粹政府不得不重新启用其他集中营。于是，6月突袭抓获的最多一批犹太“罪犯”，总共有1265人，被送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几周前这里仅仅关押了17名犹太犯人，转眼间，便已经成为对犹太人最为致命的集中营。[270]

1938年夏天时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条件非常恶劣，对刚被送进来的犹太囚犯来说，情况甚至更糟糕。因为营房不足，党卫队强迫数百名新来的囚犯住羊圈，其中许多囚犯都是从柏林来的犹太人；之后几个月，囚犯们只能睡在铺了干草的地上。尽管新被抓来的“反社会分子”经常被党卫队攻击，但看守们把最恶毒的招数都留给了犹太人。许多集中营看守在第一次遇到大批犹太“敌人”时便火力全开，喊着“总算逮到你们了！你们这群犹太猪。你们都会在这里痛苦地死去”诸如此类的话语。通常情况下，党卫队一旦遇到犹太人，就会停止虐待其他囚犯，转而集中精力对付犹太人。像以往那样，劳动是最可怕的折磨。“犹太人应该学会怎样工作。”布痕瓦尔德的党卫队领导们这样宣布。他们派犹太人去做最苦的工作，比如在采矿场跑步搬运石灰岩，就这样一天干十多个小时。即便病人和老人也必须搬运大石，直到被重量压垮。[271]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犹太囚犯很快开始大量死亡。在1938年6月到8月间，至少92人死亡，犹太人成了所有囚犯中最脆弱的群体。因为死亡人数太多，集中营督察官艾克早在1938年6月21日就建议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建造一座焚化炉，以省去党卫队队员们频繁将尸体运往魏玛市的烦恼。[272]如果不是警察在逮捕后几周内释放了数百名犹太囚犯，布痕瓦尔德的死亡人数还会更多，当然，释放通常是以移民为条件。那些从布痕瓦尔德回来的人无不恐惧崩溃，一份地下报道称：“基本上，无论你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都会开始哭泣。”[273]

但并非所有集中营都像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虽然纳粹努力想使反犹恐怖行动协调统一，但各个集中营仍然存在巨大差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1938年夏天的死亡率出奇地高，但达豪集中营就不是如此，在那里犹太犯人的死亡率只是布痕瓦尔德的十分之一到七分之一。[274]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也没有保持高致死率的状态。1938年9月，囚犯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又从达豪转来了约2400名犹太人，这使布痕瓦尔德毋庸置疑地成为纳粹关押犹太囚犯的中心。[275]1938年10月4日，布痕瓦尔德的在押犹太囚犯达到3124人（占囚犯总人数的30%），令原本就人满为患的集中营里的资源更加紧张。[276]但犹太囚犯的死亡率反而急剧下降，从7月份的48人下降到10月份的8人，或许是因为住宿条件得到了改善，像羊圈这样极其简陋的关押地点陆续被弃用。[277]不过事实证明这只是反犹恐怖行动短暂的中场休息，平静很快又被打破了。

种族清洗

1938年11月7日清晨，来自汉诺威市的犹太青年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走进巴黎的德国大使馆，掏出左轮手枪射杀了一名德国外交官。这是一次绝望的抗议行为，格林斯潘的父母和亲人被第三帝国流放到波兰边境，和他们一起的还有1.8万名波兰犹太人。这次枪击事件成为种族清洗的导火索。两天后，原本聚集在慕尼黑庆祝希特勒1923年啤酒馆政变的纳粹领导人决定利用德国外交官的死，发起一场全国性摧毁犹太人的行动，后人称之为“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这次行动是1938年11月9日傍晚由约瑟夫·戈培尔煽动发起的，阿道夫·希特勒在背后支持。戈培尔热切地在日记里写道，希特勒也认为让犹太人“感受人民怒火”的时刻已经到来。纳粹高官们疯狂地向全国各地的下属们发出指令，几小时之内，纳粹的暴徒们便开始四处打砸抢烧。[278]

与种族清洗同时进行的还有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希特勒下令立刻逮捕数万名犹太人。[279]在11月9日午夜前，盖世太保总部下令逮捕20000～30000名犹太人，尤其是富人。更具体的命令在不到两个小时后紧随而至，这次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亲自下令：警官们要在当地尽可能多地逮捕犹太人，尤其是富有、健康、年轻的男性，然后确保迅速送往集中营。[280]

1938年11月9日之后，几天时间内，超过30000名各年龄段、不同背景的犹太人在德国乡村、小镇和城市中被捕。作为协警的党卫队和冲锋队在抓捕期间不断虐待受害者。相反，普通警察普遍表现得更理智。据法兰克福一位名叫尤利乌斯·阿德勒（Julius Adler）的中年医生几周后回忆，警官在1938年11月10日早晨将他从家中带走，他们的举止“并不非常友善，但十分得体”。像许多其他犯人一样，阿德勒医生被关进了一个临时拘留所，也就是法兰克福会展中心的一个大厅。在这里他们必须交出身上值钱的物品，而混在警察之中的党卫队时不时对他们进行骚扰和攻击。[281]在被保护性拘禁几小时或几天之后，几千名犹太人被当局释放，免受集中营之苦，其中包括女人以及一些男人（主要是老人以及老兵）。[282]而其他一些年龄稍大或体弱的犹太男子则必须和青壮年一起被送往达豪、萨克森豪森或布痕瓦尔德。

种族清洗行动并没有避讳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逮捕和遣送就发生在公众视野中。在许多城市，趾高气扬的纳粹分子公开羞辱囚犯；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受害者们在登上前往达豪集中营的列车之前需要在城中举着大牌子游街，牌子上写着“流放犹太人”。很难去描述公众的反应，但至少有一些人对囚犯的苦难遭遇表示同情。一名帝国保安部的地区官员抱怨“顽固的民主党人”对失去自由的犹太人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并散播了不少关于集中营内死亡和自杀的谣言。当时也有一些对纳粹领导人的匿名抗议，但很少有德国人敢公开发表批评言论，而强硬派则对遣送大加喝彩。[283]

遣送过程非常可怕。11月10日晚，阿德勒医生和其他犹太人被关进停在法兰克福的一辆特殊列车，他们被警告说如果尝试开窗就会被射杀。他们虽然一路上并没有像其他批次的囚犯那样被虐待，但仍然对未来充满担忧。在魏玛火车站，党卫队队员大喊大叫着将他们赶上等在一旁的卡车。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囚犯们不得不跑进集中营，因为路上有更多的看守会伺机对他们拳打脚踢。“之后我们必须跑着穿过集中营的操场，”阿德勒医生后来写道，“那些跑得太慢的人会一再被木棍痛打。”在黑暗的11月，囚犯们不断拥入布痕瓦尔德的点名广场，他们在那里登记的同时会面对长达数小时的折磨。经过党卫队在门口的“欢迎仪式”，一些囚犯的衣服已经被血浸透，头被打肿，骨头被打断。“我的一只眼睛被打，”一个人后来说，“然后就失明了。”[284]同样的场景也在达豪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上演。1938年11月中旬，党卫队总共将大约2.6万犹太人关进了三大集中营。[285]

几乎一夜之间，党卫队集中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们从未关押过这么多囚犯：几天之内，囚犯数量从2.4万人翻了一倍多，增加到近5万人。[286]整个集中营系统关押的女囚从未这样少过：还没有大批犹太女性被送到利赫滕堡集中营，因此全部集中营内女囚的比例减少到总人数的2%。[287]集中营也从来没关押过这么多犹太人：1938年初，犹太人只占囚犯总数的5%，而现在突然变成了绝大多数。而种族清洗运动后的几周，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再创新高。

“水晶之夜”后的集中营

“这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历史上最恐怖血腥的一章”——两名老囚犯如此形容水晶之夜后的时期。[288]党卫队对1938年11月犹太囚犯的大规模拥入毫无准备，集中营体系变得比6月突袭“反社会分子”时更加混乱。在达豪，为犹太人空出来的营房很快就被填满，一些新来的人被迫住在一个巨大的帐篷里。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队用上了小营区的临时营房，它们是夏天时为“反社会分子”准备的，但这些营房也很快被填满。[289]不过条件最严酷的还是布痕瓦尔德。

第一批来到布痕瓦尔德的“11月犹太人”被送到几周前为奥地利囚犯新建的一处简陋营房中。同时，其他囚犯必须加班加点地用薄木板建起另外四座临时营房，没有地板，直接就是泥地。整个新区位于距离点名广场很远的角落，被带刺的铁丝网与其他营区隔开。在夜里，每座营房挤进了近2000名囚犯，他们睡在木制的床铺上。床铺没有床垫和毯子，看起来更像个货架子；囚犯一个挨一个挤得紧紧的，一动都不能动。“我们就是这样住的，”尤利乌斯·阿德勒几周后写道，“我们觉得自己像牛一样被关在肮脏的牛棚里。”一天晚上，有两座营房甚至因为装的人太多而坍塌了。[290]

犹太人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每一天都饥寒交迫，饱受疾病与污垢之苦。党卫队管理下的集中营秩序混乱，食物的发放时间根本不固定，而持续缺水造成囚犯们严重脱水。人们也无法洗漱，无法替换潮湿肮脏的便服。“人们的腿上包裹了厚厚一层污泥，一直延伸到膝盖。”阿德勒医生写道。在营房内，恶臭很快变得令人无法忍受，特别是在暴发了一次大规模痢疾之后。这里没有卫生设施，只有两条充当公厕的水沟，里面的粪便几乎要溢出来，党卫队队员曾试图在这里溺死几名犹太人。布痕瓦尔德的许多犹太囚犯饱受伤病之苦，四肢被冻僵，精神也出现了问题。但党卫队起初拒绝让他们看医生。得病的人全被扔进一间摇摇欲坠、被戏称为“死营”的棚屋——“这间棚子充满了粪便、尿液和脓的臭气。”一名囚犯清晰地回忆说。[291]

集中营党卫队一开始并不知道如何处置“11月犹太人”，从未让他们完全融入日常活动。在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这些囚犯从未参加过强制劳动，只是看着其他囚犯到营区外劳动。他们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坐着、站着，或是围着点名广场跑步，忍受无休无止的演习、检阅与惩罚性的锻炼。只有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一周后决定让犹太人工作，主要让他们在砖厂工作，那里极易发生意外，而医疗救助几乎为零。“给犹太人，我只签死亡证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一名医生据说曾经这样感叹。[292]

因为与集中营的其他囚犯，甚至其他犹太人隔离，“11月犹太人”本就特殊的地位变得更加尴尬。尽管党卫队明令禁止，但一些囚犯——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还是会将食物与水交给那些绝望的新来者，并且会给他们一些在营内生活的实用建议。[293]但对“11月犹太人”来说，这种帮助非常少，不仅是因为提供帮助会招致危险，也是因为其他群体对犹太人长期抱有偏见。“囚犯中也有不少人鄙视犹太人。”一份有关达豪的地下社会民主党报告如是总结。[294]

“11月犹太人”不得不互相帮助。但团结的道路上有许多不可避免的阻碍，首先他们的处境都很艰难。许多新囚犯还没有适应集中营，被日常的操练搞得晕头转向。而且，虽然在党卫队眼中犹太人都一个样，但在犹太囚犯自己眼中并非如此，他们对彼此之间阶级、宗教、国籍和政治倾向上的差别非常敏感。这些所谓的“11月犹太人”包括德国人与奥地利人、不信仰宗教的人与东正教徒、年轻人与老人、共产党人与保守党人、知识分子与文盲、被同化的人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通常来说，他们除了同是纳粹狂热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之外再无共同点。这些鸿沟很难去弥合，特别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295]不过互帮互助的情况仍然存在，尤其是在那些被抓之前就相互认识的人之间。[296]

但团结只能到这种程度，囚犯们在面对党卫队侵犯时往往毫无办法。虽然在集中营外，纳粹领导人在一天之内就停止了迫害，但集中营内的暴力与洗劫却持续了数周，实际上将迫害行为延续了下来。每当党卫队队员走近，犹太囚犯都害怕会遭到言语攻击，甚至更可怕的虐待。“被骂犹太猪这样的字眼已经是例行公事了，”阿德勒医生回忆说，“而灾难会降临在那些想反抗的人身上。”[297]党卫队队员在羞辱犹太人时无所不用其极，但有些人也不太确定到底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在阿德勒医生刚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时候，一名看守将他的眼镜从脸上打掉了。而当阿德勒找不到眼镜的时候，刚刚打他的党卫队队员又将眼镜捡起来还给了他。也有一些看守毫不犹豫，一有机会便虐待新来的囚犯，白天在点名广场，晚上则在营房。犹太囚犯都明白，所有的暴力行为都表明了纳粹政权的真正企图。“他们已经向我们宣战，”一名布痕瓦尔德囚犯后来写道，“而这些年来我们毫无防备。”[298]

集中营党卫队所做的不仅仅是虐待，他们还大肆洗劫了“11月犹太人”。自集中营建立伊始便存在腐败现象，而且相当普遍，并非个例。比如在早期集中营，官员经常勒索囚犯，告诉他们支付赎金之后才能重获自由。[299]在党卫队统一管理之后，腐败依然存在。看守会强迫囚犯到他们家中做家务，命令囚犯为他们做东西，偷囚犯的钱，或者将党卫队的供给挪到自己的腰包中。很少有党卫队队员在手握极权的情况下能够抵抗诱惑。几乎所有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从底层的文职人员到高层官员都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甚至特奥多尔·艾克也是如此，他时不时便训斥下属不正直，自己却建立了一个秘密账户，任意挥霍。[300]

党卫队的腐败在1938年11月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政府支持下的“盗贼”在种族清洗时还不忘大规模地劫掠。最讽刺的是，政府居然要求国内的犹太人支付十亿德国马克的“赔偿金”，以弥补纳粹暴徒造成的破坏。[301]集中营党卫队也没有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那里的党卫队队员要求“11月犹太人”把贵重物品扔在敞开的箱子里，就这样没收了。那些藏了私房钱的囚犯后来也被党卫队用其他方式抢劫一空。看守以天价售卖一些基本用品——比如水、食物、鞋子、毛衣和毯子——同时强迫囚犯“捐款”以免于暴力虐待。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很喜欢炫耀他们的不义之财；就连普通士官在城里都穿着华衣美服，开着豪车。[302]

当集中营党卫队炫耀新得的财富时，犹太囚犯却过得水深火热。到集中营才几天，几乎所有人都受了重伤，这伤既在身体上，也在心灵上。集中营出现了一波自杀潮。几名无法忍受折磨的犹太人冲进了通电围栏，或是穿过了警戒线。在过去，集中营党卫队还阻止过犯人自杀。这次却没有。“随他们去吧。”特奥多尔·艾克如此吩咐部下。[303]

1938年11月和12月，至少有469名犹太人在集中营死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当时最致命的地方，几乎三分之二的死者都出自那里，已知的就有297名犹太人。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有58起死亡事件，而达豪则有114起。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在1933年到1937年的五年间有108人（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在达豪集中营死亡，平均每个月不超过两人。[304]

即将到来的屠杀

1938年11月18日，被关押八天之后，尤利乌斯·阿德勒医生被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释放，他与其他重获自由的犹太人一起走向附近的小村庄。他们饿坏了，于是先去了一家小酒馆，热情好客的店主夫妇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咖啡、水和三明治。之后，这些曾经的囚犯驱车前往魏玛，登上了一辆开往法兰克福的特快列车，他们身上还穿着集中营的脏衣服。回家时，阿德勒医生心存感激，因为许多非犹太朋友热烈欢迎自己的归来。但布痕瓦尔德教给了他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想尽一切办法让德国境内或是在集中营内的犹太人尽快离开；第二，任何时候都要提醒自己：所有地方都比集中营要好！”1939年1月份写下这行字的时候，阿德勒医生已经从德国离开了。[305]

其他许多德国犹太人做了相同的事。几乎每个犹太家庭在这次大规模逮捕中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虽然不是所有被释放的人都会分享自己的经历——“我丈夫从不提起这件事。”埃里希·纳索夫（Erich Nathorff）的妻子在1938年12月20日写道，此时纳索夫刚刚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回来——但所受的磨难都被写在了他们的脸上和身体上。集中营的恐怖以及此次屠杀的威慑促使绝望的犹太人疯狂逃离第三帝国——这正是纳粹领导人希望的。[306]

这次屠杀对纳粹德国的许多犹太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但它也是集中营的转折点吗？答案显而易见。毕竟集中营在1938年11月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变得比从前更大也更为致命，而暴力与劫掠的行为也将集中营党卫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集中营也再次证明自己是纳粹恐怖统治的万能工具。在纳粹领袖们的注视下，迅速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关起来、恐吓更多犹太人离开德国，集中营党卫队凭此再次通过了考验，就像四年前清洗罗姆时那样。[307]但人们不应该过分强调种族清洗行动对集中营体系的持续影响。从很多方面来说，它属于战前一个特殊的时刻，集中营很快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首先，犹太人很快不再是囚犯中的大多数。纳粹领袖们想要威慑他们，而不是真的把他们关起来，大部分所谓的“11月犹太人”很快就被释放了，比原先警察突袭中逮捕的犯人放得更快。大规模释放行动在水晶之夜十天后展开，持续了数周。海德里希的办公室签署了多种多样的释放令，包括释放老、病和残疾人士，还有一战时的老兵。当然，释放是有条件的。一些人必须把自己的生意转让给非犹太人，更多的人则必须离开德国。早在1938年11月16日，海德里希便命令释放“那些即将离开德国”的犹太人——比如像尤利乌斯·阿德勒这样早就准备离开的人。因此移民和释放行动紧密联系起来，被释放的囚犯们纷纷签署离开德国的保证书。在他们离开集中营前，达豪指挥官洛里茨会问他们：“你们之中有不想移民的人吗？”不管怎样，至少囚犯们被迅速地释放了。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1月犹太人”的总数从1938年11月中旬的将近1万人下降到1939年1月3日的1534人，而到1939年4月19日就只剩28人了。[308]随着这批犹太人被释放，集中营内犹太囚犯的数量回到了水晶之夜前的水平。从国家的角度看，集中营已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迫使犹太人离开德国——现在没有再进行任何大规模逮捕的必要了。1939年1月到8月，只有几百名新犹太囚犯被送进集中营，像仍然被关在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大部分是所谓的反社会分子、罪犯或是帝国的政治敌人。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纳粹集中营关押的犹太人不到1500人，而在第三帝国境内仍居住着27万到30万犹太人。[309]简而言之，水晶之夜并没有将集中营变成大规模永久关押德国犹太人的地方。

其次，集中营体系并没有因此得到永久性的扩张。随着大批“11月犹太人”离开，种族清洗运动后暴增的囚犯数量又迅速回落，在1938年底降至3.16万人左右。[310]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这一数字继续下降。警方后来的确有过几次大规模行动——包括1939年夏天在奥地利大规模逮捕吉卜赛人——但都无法与一年前行动的规模相提并论。总体来说，被送入集中营的新囚犯数量少了许多。[311]同时，警方还在继续释放囚犯。最让人惊讶的是，海因里希·希姆莱虽然一度极其反对大规模释放囚犯，但为了在1939年4月20日庆贺希特勒50岁生日，他同意大赦天下，将释放范围扩大到长期关押的政治犯以及社会边缘分子。在希姆莱和艾克的指示下，囚犯被告知快要到达“自由之路”了（不过他们的命运还是由接下来的表现决定）。数千名囚犯在1939年4月底重获自由，其中就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犯了小罪的维也纳人约瑟夫·科拉切克和杜伊斯堡的乞丐威廉·米勒。因为这次没有公开报道的大赦，集中营囚犯人数在1939年4月底下降到2.2万人左右，与1938年夏天相比略有减少。[312]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4个月之后德国开战时；1939年9月1日，集中营系统一共关押了大约2.14万名囚犯。[313]

集中营看似势不可挡的扩张趋势在开战之前停滞了。这是党卫队和警方领导人没有想到的。1938年底，希姆莱及其党羽希望借大清洗的势头进一步扩大集中营。他们认为集中营迫切需要推进更多的建设工程，这样才能随时容纳3.5万名囚犯。然而建设需要投入460万德国马克，遭到了帝国财政部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Schwerin von Krosigk）伯爵的严词拒绝，他背后有赫尔曼·戈林的支持。冯·克罗西克伯爵希望控制集中营的肆意扩张。他警告说，每当集中营扩张，警察便会抓更多的囚犯将它们填满，结果集中营又需要进一步扩张，这将形成永无止境的逮捕链。相反，他提议释放数千名不愿工作、对国家不会造成威胁的囚犯。[314]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仍然有部分纳粹领导人对希姆莱的恐怖工具抱有疑问，不认为有进一步扩大集中营的必要。

那么党卫队对“11月犹太人”的攻击给集中营内的生活又带来了怎样的长期影响呢？在战前集中营的历史中，鉴于水晶之夜后数周的死亡人数，那一时期成为集中营迄今为止最血腥的阶段。但这并不像历史学家通常所说的那样，意味着集中营党卫队突然走向极端。[315]其实从1938年夏天开始，一直到1939年春天，对除了“11月犹太人”以外的许多其他囚犯来说，集中营都是致命的魔咒。大清洗之后的数周不过是达到顶峰罢了。

正如我们所见，早在大清洗运动开始前的几个月，即从1938年夏天开始，集中营内的恐怖行为就已经逐渐增多，居住环境也愈发恶劣。大规模逮捕“不愿工作”的人之后，整个集中营系统内囚犯的死亡率便开始飙升，从1938年1月到5月间的月均18人，上升到6月至8月间的月均118人。[316]大部分的受害者是“反社会人士”，其中犹太人遭到的伤害最重，有的时候甚至超过了新近被抓进来的“11月犹太人”。[317]对犹太囚犯来说，党卫队的恐怖行动并不是在水晶之夜后突然加剧，而是从之前便开始逐步升级。

而且，恐怖活动在种族清洗之后还持续了数月。自1938年底起，囚犯死亡率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38年11月到1939年1月，平均每个月有323名囚犯死亡。[318]其中一半是在种族清洗中被抓进来的犹太人。剩下一半来自其他囚犯群体，党卫队凶残程度的升级同样波及了他们，[319]特别是对所谓的反社会分子。[320]集中营内的死亡率直到1939年春天都很高，哪怕此时“11月犹太人”早被尽数释放。[321]死亡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高位；1939年2月到4月间，平均每个月有189人死亡，其中将近三分之二是所谓的反社会分子，党卫队对他们的迫害一直持续到1939年。[322]

直到一年之后，集中营的死亡率才显著地下降了。囚犯的死亡数量也比前几个月下降了许多。1939年夏天是二战开始之前最后一段宁静的时间，集中营中每个月平均有32名囚犯死亡。虽然囚犯的数量几乎相差无几，但死亡数比1938年夏天少了许多。[323]这也证明了纳粹集中营并不一直是一个死亡的深渊。就像苏联的古拉格一样，一段时间的恐怖之后是一段时间的平和。1939年夏天的这次转折有着许多内在的原因：天气开始变好了，囚犯营房没有之前那么拥挤，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有所进展，比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供水系统。同时，党卫队也停止了他们一些最为暴力的行为。[324]

在经历了12个月的恐怖之后，囚犯们总算在1939年夏天松了一口气。“如果我们不是囚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营区长哈里·瑙约克斯写道，“人们几乎可以用平和一词来描述我们现在的生活。”[325]但像他这样被关了很久的囚犯并没有被表象欺骗。他们太了解集中营了，知道这种生活随时可能改变，向一种更为致命的方向改变。

其中一名这样的老囚犯就是恩斯特·海尔曼，他在集中营中一次又一次受了很多苦。就像我们之前所了解的，在1933年夏天的奥拉宁堡集中营，他遭到多次殴打并被任命为“屎官”。后来，他又在普鲁士州的模范营伯格摩尔集中营被折磨，在那里尝试自杀的时候，他被守卫射伤。这种折磨在达豪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体系整合之后仍然持续。从1938年9月起，他被送往为犹太人设立的新营布痕瓦尔德，在那里他被编入运输队，搬运沉重的石块和泥土。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一个同为囚犯的老朋友在11月种族清洗不久后来到犹太营区看望海尔曼。两人刚认识时，海尔曼还是魏玛地区有名的政客，人生得意。但现在眼前的海尔曼几乎已经认不出来了：他的衣服污秽破旧，脸上布满了皱纹，胡子也没了，手掌开裂，背也驼了，精神也垮了。“他已经不是那个叫海尔曼的人了，”他的熟人后来写道，“他已经崩溃了。”在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些关于共同朋友和政治方面的消息之后，海尔曼向他诉说了自己被守卫们折磨的情况。在谈到未来时，海尔曼说了一段惊人之语：“战争马上就要来了。你们雅利安人仍然还有机会，因为他们还需要你们。但是我们犹太人可能要被全部打死了。”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预言很快在海尔曼自己身上得到了印证。二战爆发后的几个月内他便死去了。集中营内的恐怖活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326]

[1] Röll，Sozialdemokraten，65，80；Jahn，Buchenwald！，53-56；StW，“Mörder Bargatzky zum Tode verurteilt，” Allg. Thüringische Landeszeitung，May 28，1938. Bargatzky的姓名拼法有很多种，我是按照他出生证明上的名字。

[2] 有关艾克和逃亡，参见Broszat，Kommandant，127-28；Dienstvorschriften Dachau，October 1，1933，IMT，vol.26，296，ND：778-PS。

[3] Röll，Sozialdemokraten，70-73；BArchB，NS 19/1542，Bl.3-4：Himmler to Gürtner，May 16，1938；Deutschland-Berichte，vol.5，869；Moore，“Popular Opinion，” 200-201.

[4] StW，“Mörder Bargatzky zum Tode verurteilt，” Allg. Thüringische Landeszeitung，May 28，1938；Röll，Sozialdemokraten，65-66，73-74.

[5] BArchB，NS 19/1542，Bl.8：Himmler to Gürtner，May 31，1938.

[6] BwA，31/450，Bericht E. Frommhold，n.d.（1945），41-42；Schrade，Elf Jahre，146；Berke，Buchenwald，91-92；ITS，1.1.5.3/BARE-BARR/00009874/0009. 外国报道，参见Moore，“Popular Opinion，” 201。

[7] BArchB，NS 19/1542，Eicke to RFSS-Kommandohaus，June 3，1938；ibid.，Bl.13：H. Potthast to Dr. Brandt，June 4，1938；Berke，Buchenwald，91. 1934年清洗罗姆一派时在达豪被处决的人不是集中营的囚犯。近代早期的处决，参见Evans，Rituals，73-77。

[8] “Er fiel für uns！，” Das schwarze Korps，May 26，1938. See also Dillon，“Dachau，” 166-67；Zeck，Korps.

[9] Burkhard，Tanz，119；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82-83.

[10] Jahn，Buchenwald！，54-56；Röll，Sozialdemokraten，68-70；BArchB，NS 19/1542，Bl.3-4：Himmler to Gürtner，May 16，1938；Stein，Juden，16.

[11] Stein，Juden，21.

[12] VöB，May 17，1938，cited in Gruchmann，Justiz，652.

[13] BArchB，NS 19/1542，Bl.3-4：Himmler to Gürtner，May 16，1938. See also ITS，1.1.5.3/BARE-BARR/00009874/0024，Eicke to Himmler，July 5，1938；Stein，Juden，15；Röll，Sozialdemokraten，70.

[14] BwA，Totenbuch. 1938年，督察组警告指挥官们会有新的司法机关调查枪击；IKL to KL，July 27，1938，NCC，doc.132。

[15] BArchB，NS 19/4004，Bl.278-351：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besprechung，November 8，1937，Bl.293.

[16] 数据参见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698；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OdT，vol.4，22；Endlich，“Lichtenburg，” 23；Morsch and Ley，Sachsenhausen，54。

[17]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89，337.

[18] OdT，vol.3，33.

[19] Neugebauer，“Österreichertransport，” quote on 201.See Ungar，“Konzentrationslager，” 198-99；Kripoleitstelle Vienna，“Transporte von Schutzhäftlingen，” April 1，1938，in Neugebauer and Schwarz，Stacheldraht，17；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73.

[20] Riedel，Ordnungshüter，197-98；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113.

[21] Röll，Sozialdemokraten，66-67，74-79，80-81，quote on 77.

[22] Zámečník，Dachau，102；Poller，Arztschreiber，193；Wünschmann，Before Auschwitz，chapter 6.

[23] Wachsmann，“Policy，” 133-35.

[24] 很多政治犯认为纳粹政权就是通过把他们和社会“异类”关在一起来侮辱诋毁他们（Kogon，Theory，37）。这种说法后来被东德和西德的历史学家接受（Kühnrich，KZ-Staat，58；Richardi，Schule，226-27；Baganz，Erziehung，61-62，145-46）。编史的决定性调研，参见Ayaβ，“Schwarze und grüne Winkel”。

[25] 1990年一项针对集中营内不同群体受害者的学术调研仍然遗漏了“反社会人士”和“罪犯”；Feig，“Non-Jewish Victims”。

[26] Herbert et al.，“Konzentrationslager，”26-28；Herbert，“Gegnerbekämpfung”；Orth，SS，148-50，298.

[27] 集中营中用来扣留社会边缘人士的不同方法，参见Hörath，“Terrorinstrument”。

[28] “Der neue Geist im Münchner Polizeipräsidium，” VöB，March 15，1933.

[29]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57，209，312.

[30] Zámečník，Dachau，57；Rubner，“Dachau，” 67.

[31] Ayaβ，“Asoziale，” 19-41.

[32] 巴伐利亚有2592名囚犯［包括142名来自雷贝奥夫（Rebdorf）、被关押在达豪的教管所囚犯］，其中2009人被指控政治犯罪；数据（主要是1934年4月10日）来自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55-56；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05。被分类为不愿工作的雷贝奥夫囚犯，参见MdI to Ministry of Finance，August 17，1934，NCC，doc.232。

[33]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Bl.174-77：Reichstatthalter to MPr，March 20，1934.

[34]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Bl.132-41：MdI to MPr，April 14，1934，translation in NCC，doc.23.

[35] 认为希姆莱在巴伐利亚对社会边缘人士的攻击是例外的观点，参见OdT，vol.1，55-56。

[36] Ayaβ，“Asoziale，”31-32，quote on 31；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71；Hörath，“Terrorinstrument，” 516-18，525；Harris，“Role，” 678；Diercks，“Fuhlsbüttel，” 266，278. “乞丐”拥入集中营，参见Stokes，“Eutiner，” 619-20；Wollenberg，“Ahrensbök-Holstendorf，” 228。

[37] Wachsmann，Prisons，49-54，128-37.

[38] Quotes in Prussian MdI decree，November 13，1933，NCC，doc.16. See also Wagner，Volksgemeinschaft，198-200；Terhorst，Vorbeugungshaft，74-80.

[39]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00-203；Mette，“Lichtenburg，” 141. 1934年5月25日，利赫滕堡439名囚犯中有257人被归为“职业罪犯”。

[40]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04-209；Roth，“Kriminalpolizei，” 332-33；OdT，vol.2，541；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58；BArchB，R 3001/alt R 22/1469，Bl.24：“Erfolg der Vorbeugungshaft，” Berliner Börsen-Zeitung，October 24，1935；ibid.（ehem. BDC），SSO，Loritz，Hans，21.12.1895，Personal-Bericht，Stellungnahme Eicke，July 31，1935.

[41] 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58-60；Hörath，“Terrorinstrument，” 523.

[42] Quote in Bavarian Gestapo to KL Dachau，July 10，1936，NCC，doc.97. See ITS，ARCH/HIST/KL Dachau 4（200），Bl.15：KL Dachau to IKL，June 19，1936；IMT，vol.31，EE by M. Lex，November 16，1945，ND：2928-PS.

[43] Police Directorate Bremen，November 23，1935，NCC，doc.253.

[44] 党卫队将另外的950名囚犯分为“政治罪犯”和“遣返的犹太移民”；NAL，FO 371/18882，Bl.386-90：Appendix A，Visit to Dachau，July 31，1935。德国外交部的数据显示，1936年11月1日，1067名“职业罪犯”和其他社会边缘人士被关押在集中营（不包括同性恋者），囚犯总人数中所占比重超过22%；StANü，Auswärtigs Amt to Missionen et al.，December 8，1936，ND：NG-4048。

[45] Wachsmann，“Dynamics，” 24.

[46]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35-43.

[47]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35，254-57，quotes on 254；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60-63；Röll，Sozialdemokraten，66. 希姆莱在突袭后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3月10日与艾克会面；IfZ，F 37/19，Himmler diary。30名女性以“职业罪犯”的名义被捕并送入莫林根集中营。

[48]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54-55. 详情参见Herbert，Best，174-75。

[49] Speech at SS Gruppenführer conference，November 8，1937，NCC，doc.94.

[50] Hörath，“Experimente，” chapters 4 and 8. 学习刑法的现代化学校，参见Wachsmann，Prisons，20-22。

[51] 据了解，希姆莱想要获得更多的武装力量来建设和扩展集中营（Wagner，Volksgemeinschaft，255）。这不太可能是主要因素，因为1937年3月被捕的人中超过半数被送进了两座集中营（利赫滕堡和萨克森堡），这些集中营并没准备要扩张（同年晚些时候，这两座男子集中营都关闭了）。数据参见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62。

[52] Tooze，Wages，260-68；Schneider，Hakenkreuz，738-46.

[53] IfZ，Fa 199/20，Sitzung des Ministerrats am 11.2.1937.

[54] RJM minutes，February 15，1937，NCC，doc.127. 希姆莱在1937年2月11日和12日与艾克见面；IfZ，F 37/19，Himmler diary。

[55] Quote，from Himmler’s February 23，1937，decree，in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54.

[56] 德国刑事学家长期以来给社会边缘人士和罪犯贴上“不愿工作”的标签（Hörath，“Experimente，” chapters 4 and 8）。这个词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被赋予了更大的经济意义。

[57] RJM minutes，February 15，1937，NCC，doc.127. 详情参见Wachsmann，Prisons，173。

[58] 过度拥挤的问题，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86。

[59] 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73-74；NLHStA，158 Moringen，Acc. 84/82，Nr.8，Bl.2：Krack，Aktenvermerk，October 6，1937；Roth，“Kriminalpolizei，” 335.

[60] 1937年11月13日，德国警方对2752名“职业罪犯和习惯性性侵犯者”采取保护性拘禁（BArchB，R 58/483，Bl.120-21：Mitteilungsblatt des LKA）。一年后，人数增加到约4000人（1938年12月31日的数据，指的是12921名在预防性拘留所的囚犯，在他们中间，有8892名“反社会人士”，剩下的4029名囚犯被认为是“罪犯”；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13）。

[61] 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64；ITS，1.1.5.1/0544-0682/0647/0027，Einlieferungsbuch；Röll，Sozialdemokraten，68（n.163）.

[62]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88.

[63] 囚犯的遣送，参见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69。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只有198名“罪犯”被留在布痕瓦尔德；Stein，“Funktionswandel，” 170。

[64] Broszat，Kommandant，58-61，73，quotes on 61，101.早期集中营内针对“罪犯”的暴行，参见Langhoff，Moorsoldaten，292-304。

[65] Report by A. Hübsch，1961，NCC，doc.240.

[66] BArchB，KLuHafta Sachsenburg 2，Kommandantur-Befehl，April 14，1937.

[67] OdT，vol.1，92，96.

[68] AS，Totenbuch.

[69] 这个数据不包括6名被分类为预防性拘留的囚犯；BwA，Totenbuch。同一时期——1937年8月到1938年7月——党卫队记录政治犯中有37人死亡。

[70] Quote in Kogon，Theory，31. 关于“BVer”，参见ITS，1.1.6.0，folder 25，doc.82095206，Wahrheit und Recht1（May 1946）。苏联的情况，参见Khlevniuk，Gulag，doc.98；Barnes，“Soviet，” 107-10。

[71] 例子参见Freund，Buchenwald！，99-100，103-105；Seger，“Oranienburg，” 34，47。关于党卫队的观点，参见希姆莱于1937年1月15～23日在国防军课程上的演讲，NCC，doc.83。

[72] See also Orth，“Lagergemeinschaft，” 114-16.

[73] 1937年11月13日，2752名“职业罪犯和习惯性性侵犯者”在预防性拘留所，1679人被分类为抢劫犯和小偷，522人被分类为骗子和买卖赃物者。只有约20%的人被指控为反人类罪：495名所谓的性侵犯者（包括同性恋男人）和56名抢劫者。BArchB，R 58/483，Bl.120-21：Mitteilungsblatt des LKA。See also 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61；Pretzel，“‘Umschulung.’”

[74] Wagner，“‘Vernichtung，’” 104-105.

[75] 关在同个营房内的“绿色”囚犯，参见NCC，doc.220；Naujoks，Leben，52-55。

[76] 另一种观点，参见Neurath，Gesellschaft，97-98。

[77] 紧张的关系，参见report by H. Schwarz，July 1945，NCC，doc.231；Poller，Arztschreiber，150。

[78] 1937年春天展开的逮捕是在国会纵火案的基础之上延伸出来的；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86。1937年12月法令的背景，参见Wagner，Volksgemeinschaft，258-59。

[79] BArchB，R 58/473，Bl.46-49：Erlaβ des Reichs-und Preuβischen MdI，December 14，1937；partial translation in NCC，doc.99.

[80] 杜伊斯堡的警察怀疑米勒是近期一起盗窃事件的犯人，怀疑他可能犯有其他未提及的罪行；HStAD，BR 1111，Nr.188，quote on Bl.43，Krimineller Lebenslauf，n.d.（感谢Julia Hörath对这一案件的记录）。

[81] Figure in Schmid，“Aktion，” 36.

[82] Ayaβ，“Asoziale，” 151-59；Wagner，Volksgemeinschaft，280.

[83] Schmid，“Aktion，” 32-34；Ayaβ，“Asoziale，” 140-43. Ayaβ强调说保护性拘禁的囚犯（被盖世太保逮捕）和预防性拘留的囚犯（被刑事警察逮捕）都可以在集中营里被划分为“反社会人士”；Ayaβ，“Asoziale，” 170。

[84] Ayaβ，“Gemeinschaftsfremde，” 114-15；Wagner，Volksgemeinschaft，292-93. 女性“反社会人士”，参见Schikorra，“Grüne，” 108；idem，Kontinuitäten，143；Caplan，“Gender，” 89。

[85] 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46.

[86] BArchB，R 58/473，Bl.63-72：Richtlinien zum Erlaβ zur vorbeugenden Verbrechensbekämpfung，April 4，1938.

[87] Ayaβ，“Asoziale，” 150-54；Wagner，Volksgemeinschaft，279，282-84，288-89.

[88] Heydrich to Kripo，June 1，1938，NCC，doc.103. 第三帝国学者对“吉卜赛人”的用法，参见Zimmermann，Rassenutopie，17-20；Fings，“Dünnes Eis，” 25。

[89] 据估计，1933年有20000～26000名吉卜赛人居住在德国。以上参见Zimmermann，Rassenutopie，106-20；Wachsmann，“Policy，” 142-43。See also Lewy，Nazi Persecution，17-55.

[90] LHASA，MD，Rep.C 29 Anh. 2，Nr.Z 98/1，quote on Bl.4：Kripolizeistelle Magdeburg，Anordnung，June 16，1938. 拉宾格在1939年8月25日被释放。感谢Christian Goeschel提供记载文档。

[91] Herbert，Best，163-68，176-77.

[92]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80-82，286，290；Ayaβ，“Asoziale，” 141，143-46，156-58.

[93] 以下著作也强调了这一点：Ayaβ，“Asoziale，” 160-65，and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87-89。

[94] Hörath，“‘Arbeitsscheue Volksgenossen.’”

[95] Heydrich to Kripo，June 1，1938，NCC，doc.103. See also Pingel，Häftlinge，71-72.

[96] Quotes in Picker，Tischgespräche，600. See also Eicke to Greifelt，August 10，1938，in Tuchel，Inspektion，56.

[97] Ayaβ，“Asoziale，” 141-42，148-49，163.1938年，希姆莱也展开了另一项举措，从国家监狱（NCC，doc.131）和教管所（NCC，doc.101）盗取囚犯。

[98] OdT，vol.1，97.利赫滕堡女子集中营里的情况不同，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人数超过了“反社会人士”；Schikorra，“Grüne，” 108。

[99] Schmid，“Aktion，” 38-39.

[100] 1939年8月30日，5382名布痕瓦尔德囚犯中有2873人被划分为“不愿工作者”，包括“不愿工作的犹太人”（Stein，“Funktionswandel，” 170）。1939年8月31日，6573名萨克森豪森囚犯中有3313名被划分为“不愿工作者”（AS，D 1 A/1024，Bl.264：Veränderungsmeldung）。其他囚犯的标记，参见OdT，vol.1，94，97-98。

[101] 在1938年4月的突袭中被逮捕的所有男人都被带去了布痕瓦尔德。这座集中营最初也被选定为关押1938年6月突袭所逮捕囚犯的地点（Heydrich to Kripo，June 1，1938，in NCC，doc.103）。

[102] Schmid，“Aktion，” 36.

[103] Broszat，Kommandant，86，97，quote on 93.

[104] 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49-50，quote on 50；Naujoks，Leben，77-78.

[105] Naujoks，Leben，78-80；OdT，vol.3，22；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61-62.

[106] 背景参见Neurath，Gesellschaft，42-44。

[107] Pingel，Häftlinge，85-86；Schikorra，Kontinuitäten，143-44，207，210-17；Pretzel，“Vorfälle，” 125；Ayaβ，“Asoziale，” 168-69. “反社会人士”一词，参见ITS，1.1.6.0，folder 25，doc.82095206，Wahrheit und Recht1（May 1946）。“反社会人士”在集中营内的生活，参见ibid.，doc.82095213，Wahrheit und Recht2（June 1946）。

[108] Poller，Arztschreiber，quotes on 187；Naujoks，Leben，81-82；Wagner，Volksgemeinschaft，288.

[109] Friedlander，Origins，25-31；Burleigh，Death，55-66.

[110]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89-91，quote on 289；BArchL，B 162/491，Bl.66-79：Vernehmung W. Heyde，October 19，1961，quote on 70. 还可参见布痕瓦尔德党卫队医生的月报，June 8，1938，NCC，doc.237；Naujoks，Leben，107；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109；Hahn，Grawitz，161；Poller，Arztschreiber，116；Schikorra，Kontinuitäten，176。

[111] DaA，Häftlingsdatenbank；BwA，Totenbuch；AS，Totenbuch；AGFl，Haftlingsdatenbank；AM，Zugangslisten und Totenbücher.非常感谢Albert Knoll、Sabine Stein、Monika Liebscher、Johannes Ibel和Andreas Kranebitter发给我囚犯死亡率的数据，我用在此处和本章其他部分。

[112] AS，Totenbuch.萨克森豪森的“死亡账簿”可能未记录少数意外死亡事故。

[113] DaA，Häftlingsdatenbank；BwA，Totenbuch；AS，Totenbuch；AGFl，Haftlingsdatenbank；AM，Zugangslisten und Totenbücher.非常感谢Albert Knoll、Sabine Stein、Monika Liebscher、Johannes Ibel和Andreas Kranebitter发给我囚犯死亡率的数据，我用在此处和本章其他部分。

[114] Quote in Kohlhagen，Bock，24. 数据参见AS，Totenbuch。

[115] 总共有1232人已知死亡，包括169名“反社会的犹太人”；也可参见注111。

[116] BArchB，NS 19/4014，Bl.158-204：Rede vor Generälen，June 21，1944，Bl.170. 详情参见Wachsmann，Prisons，112，192-94，210。

[117] 针对拘留社会边缘人士有一些早期报道（Moore，“Popular Opinion，” 57-61），但主流媒体重点关注的是政治反对者。

[118] See Moore，“Popular Opinion，” 185.

[119]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Illustrierter Beobachter，December 3，1936，2014-17，2028，partial translation in NCC，doc.270.一篇1936年类似的文章参见NCC，doc.268。

[120] Broadcast by Himmler，January 29，1939，NCC，doc.274；“Erfolg der Vorbeugungshaft，” Berliner Börsen-Zeitung，October 24，1935.

[121] Wachsmann，Prisons，18-19，54-58. 详情参见Peukert，Nazi Germany，222-23。

[122] Kautsky，Teufel，144.详情参见Peukert，Nazi Germany，198-99；Noakes，Pridham，Nazism，vol.2，574；Moore，“Popular Opinion，” 207-208。

[123]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Illustrierter Beobachter，December 3，1936，NCC，doc.270. See Moore，“Popular Opinion，” 184-87；Gray，About Face. 关于文章中达豪的照片，参见Deutschland-Berichte，vol.4，694。

[124] Peukert，“Alltag，” 56. 纳粹统治下持续的犯罪，参见Wachsmann，Prisons，69-70，198，221-22。

[125] Gellately，Backing，97-98；Moore，“Popular Opinion，” 209；Kershaw，Popular Opinion，74. 个别媒体报道，参见Ayaβ，“Asoziale，” 157，164-65。

[126] Deutschland-Berichte，vol.2，372；Klemperer，Zeugnis，vol.1，443.

[127] Neurath，Gesellschaft，25-26；Christ，“Wehrmachtsoldaten，” 819；Steinbacher，Dachau，151-52.

[128] See Moore，“Popular Opinion，” 235，239.

[129] 媒体报道，参见Milton，“Konzentrationslager，” 137-38；Moore，“Popular Opinion，” 203-204。减少报道的命令，参见NCC，docs. 267 and 271。偶尔的提醒，参见NCC，docs. 266，270，274。

[130] 引自对德国媒体的指示，December 11，1936，NCC，doc.271。

[131] 例子参见ITS，ARCH/HIST/KL Lichtenburg 2，Bl.104-15：Befehlsblatt SS-TV/IKL，April 1，1937。

[132] NAL，FO 371/18882，Bl.386-90：Appendix A，Visit to Dachau，July 31，1935，quote on 390.

[133] Manchester Guardian，reader’s letter，April 7，1936，NCC，doc.281.

[134] Milton，“Konzentrationslager，” passim；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40-48.

[135] Hett，Crossing，228-34；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41.

[136] Quotes in Buck，“Ossietzky，” 23-27，p.26；report by C. Burckhardt，November 1935，NCC，doc.279. See Kraiker and Suhr，Ossietzky，106-26.

[137] Moore，“Popular Opinion，” 177-78，quote on 178.

[138] Milton，“Konzentrationslager，” 140.

[139] Evans，Third Reich in Power，220-32；Gruchmann，Justiz，77-78；Fröhlich，Tagebücher，I/5，March 3，1938. 柏林特别法庭认定对尼默勒的指控不足以继续拘留他。

[140] IfZ，MA 312，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besprechung，November 8，1938.

[141] Himmler speech at a Wehrmacht course，January 15-23，1937，IMT，vol.29，ND：1992（A）-PS，especially pages 231-32；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37-38，51，56，197.

[142] 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37-38. 以前，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个发展阶段定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

[143] 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38，56-57，62-63，141-46，169-77，197-98；Dillon，“Dachau，” 85，162；Wachsmann，“Dynamics，” 33；Merkl，General，79；ITS，ARCH/HIST/KL Lichtenburg 2，Bl.104-15：Befehlsblatt SS-TV/IKL，April 1，1937；Hördler，“SS-Kaderschmiede，” 105-106.

[144] Quote in IfZ，MA 312，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besprechung，November 8，1938. See Wegner，Soldaten，79-112；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65.

[145] Quote in BArchB，NS 19/1652，Bl.5-15：Geheime Kommandosache，Erlass，August 17，1938，Bl.11. See Wegner，Soldaten，112-23；Merkl，General，127-37；Dillon，“Dachau，” 186；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66-68；Zámečník，Dachau，101.

[146] IfZ，F 13/6，Bl.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Bl.377. See Segev，Soldiers，129-30.

[147] Eicke quotes in Segev，Soldiers，130-31.

[148] 这些数字包括了相对少量的指挥参谋部官员，BArchB，R 2/12164，Bl.25-28：Best to RMi Finanzen，November 26，1938；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71-72。据Charles Sydnor的研究，历史学家通常采用更高的数字，将1939年中期骷髅部队的人数定为22033人（Sydnor，Soldiers，34）。但是，正如Hermann Kaienburg指出的那样（参考如上），这个数字可能包括了集中营党卫队后备人员，他们没有被正式部署在集中营里，只是在1938～1939年接受过短暂的培训。

[149] Sydnor，Soldiers，34.

[150] Brockhaus，1937，NCC，doc.272.

[151] “Sachsenhausen Song，” NCC，doc.224.

[152] 相关介绍参见Morris and Rothman，Oxford History。

[153] Sofsky，Ordnung，194.

[154] Wohlfeld，“Nohra，” 115；Ehret，“Schutzhaft，” 251；Lechner，“Kuhberg，” 94；Meyer and Roth，“Zentrale，” 205；Wachsmann，Prisons，95-96；Langhoff，Moorsoldaten，40-41，61，71.

[155] Krause-Vilmar，Breitenau，122-24；Rudorff，“‘Privatlager，’” 162-63；Seger，“Oranienburg，” 34；Diercks，“Fuhlsbüttel，” 280-81；Mayer-von Götz，Terror，135-36.

[156] Kienle，“Heuberg，” 54. See Rudorff，“‘Privatlager，’” 163.

[157] Special camp order by Eicke，August 1，1934，NCC，doc.149.

[158] Quote in Kogon，Theory，27. See also Jahn，Buchenwald！，42-45；Stein，Juden，10-12；OdT，vol.3，327-29；NCC，doc.88. 死亡率参见BwA，Totenbuch；AS，Totenbuch。

[159] Kaienburg，Wirtschaft，159-72，356，1017.

[160] Naujoks，Leben，36.

[161] Ecker，“Hölle，” 35；Kaienburg，Wirtschaft，114-29；DaA，Nr.7566，K. Schecher，“Rückblick auf Dachau，” n.d.，74.

[162] Kaienburg，Wirtschaft，248-49.

[163] Quotes in 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Lebenslauf，1932；ibid.，Pohl to Himmler，May 24，1933. 详情参见Schulte，Zwangsarbeit，32-37，45；testimony O. Pohl，June 3，1946，in Mendelsohn，Holocaust，vol.17，35-38。

[164] Schulte，Zwangsarbeit，45-69，76-91，148-52；Kaienburg，Wirtschaft，107-113，403-405；IfZ，F 13/6，Bl.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

[165] Schulte，Zwangsarbeit，40-44.

[166] Schulte，Zwangsarbeit，46-48，69-75，99-103；Kaienburg，Wirtschaft，123-27；IfZ，F 13/6，Bl.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StANü，EE by H. Karl，June 21，1947. p.4，ND：NO-4007.

[167] IfZ，F 13/6，Bl.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quote on 346. See also Schulte，Zwangsarbeit，69.

[168] 例子参见Schulte，Zwangsarbeit，75。

[169] BArchB，NS 19/1792，Bl.226：Minutenprogramm für den 25.4.1939；ibid.，Film 44564，Vernehmung O. Pohl，January 6，1947，Bl.6，9；extracts of testimony of defendant Pohl，1947，TWC，vol.5，559；IfZ，F 13/6，Bl.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ibid.，Bl.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StANü，EE by H. Karl，June 21，1947，p.4，ND：NO-4007.一次类似的冲突参见NCC，doc.133。

[170] Kaienburg，Wirtschaft，25，356-57，373-76，1091.另一种解读，即把希姆莱的提议视为以防御为主（旨在维持对集中营劳动力的控制权，尤其是在德国劳动力缺口日益扩大的时期），参见Schulte，Zwangsarbeit，108-11。历史学家认可党卫队早期经济中心转移的重要性；Georg，Unternehmungen，42；Billig，L’Hitlérisme，289-90。

[171] Quote in Pohl to Hamburg treasurer，September 13，1938，NCC，doc.141.See also BArchB，NS 19/1919，Bl.4-5：Himmler to Hildebrandt，December 15，1939；Naasner，SS-Wirtschaft，255-56.

[172] 例子参见Kaienburg，Wirtschaft，434。

[173]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Jaskot，Architecture，21-25，36-37，80-94；Kaienburg，Wirtschaft，455-58，460-61，603-609，1018；OdT，vol.3，388-89；Schulte，Zwangsarbeit，111-19，125；BArchB，Film 14428，Stabsamt，Besuchs-Vermerk，June 17，1938。

[174] 这趟调研，参见StANü，EE by H. Karl，June 21，1947，pp.6-7，ND：NO-4007，日期为1938年5月。关于3月的见面，参见OdT，vol.4，18-19，293。

[175] OdT，vol.4，17-20，293-94.

[176] OdT，vol.4，19-22；KZ-Gedenkstätte Flossenbürg，Flossenbürg，35.

[177] OdT，vol.4，294，298；Fabréguet，“Entwicklung，” 194.

[178] OdT，vol.4，19，21，296，298；Hördler，“Ordnung，” 93.

[179] 警察和党卫队也看到了在最近吞并的奥地利土地上建立集中营的实际优势；OdT，vol.4，293。

[180] Jaskot，Architecture，126-35；OdT，vol.4，20，29，299.

[181] OdT，vol.4，26；Maršálek，Mauthausen，123. 最初，警察没有把囚犯直接关入弗洛森比格和毛特豪森，而是从其他集中营调过来的。

[182] 这些计划，参见BArchB，NS 3/415，Bl.3：Verwaltungschef SS to Bauleitung Flossenbürg，April 5，1939。

[183] Stein，“Funktionswandel，” 169-70；Maršálek，Mauthausen，27，109-10；OdT，vol.4，22；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69.

[184] Ibel，“Il campo，” 235-36；Maršálek，Mauthausen，109；OdT，vol.4，308，315. 1938年在毛特豪森的囚犯里似乎就已经有很多吉卜赛人了；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105-106。

[185] 到1939年8月末，总计有105名“职业罪犯”死在了弗洛森比格集中营和毛特豪森集中营——其他三大集中营中82人死亡（1938年1月～1939年8月）；参见注111。

[186] Quote in K. Wolff to H. Krebs，December 15，1938，NCC，doc.143. See also H. Krebs to Himmler，November 19，1938，ibid.，doc.142.

[187] USHMM，RG-11.001M.01，reel 17，500-5-1，Bl.98：Heydrich to RSHA et al.，January 2，1941.

[188] Speech at a Wehrmacht course，January 15-23，1937，NCC，doc.83.

[189] 其他党卫队领袖，参见Heydrich to Gürtner，June 28，1938，NCC，doc.131。犹太囚犯的等级在党卫队的观念中比“职业罪犯”还低，他们的人数此时还不足以填满任何一座新集中营。

[190] Siegert，“Flossenbürg，” 440-41.

[191] ITS，ARCH/KL Flossenbürg，Indiv. Unterlagen Männer，Josef Kolacek，Bl.12：KL Flossenbürg to RKPA，November 30，1938（感谢Christian Goeschel提供这些和其他文件）。1938年7月1日的遣送，参见OdT，vol.4，22。

[192] Maršálek，Mauthausen，27，85；OdT，vol.4，21，24-27，301-303.

[193] Recollections A. Gussak，1958，NCC，doc.198.

[194] Maršálek，Mauthausen，110；AM，Zugangslisten und Totenbücher（1938年的数据可能不完整）。战争爆发之前，全部的67名“反社会人士”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死亡，57人在1939年3月21日从达豪集中营来到这里。关于这趟遣送的大部分囚犯如此快就死亡的原因尚不清楚。

[195]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105-106；Fabréguet，“Entwicklung，” 196；Maršálek，Mauthausen，123.

[196] AGFl，Häftlingsdatenbank.毛特豪森偏高的死亡率与1939年3月21日遣送来的囚犯中不同寻常的高死亡率有部分关联（参见注194）。

[197] ITS，ARCH/KL Flossenbürg，Indiv. Unterlagen Männer，Josef Kolacek.

[198] Kaienburg，Wirtschaft，647-51，656；Allen，Business，67-71.

[199] Kaienburg，Wirtschaft，647，649-55；Trouvé，“Klinkerwerk，” 65-67.

[200] Trouvé，“Klinkerwerk，” 46-47，49-50，54-57；AS，R 42/1，H. Gartsch，“Beiträge zum KZ Sachsenhausen，Klinkerwerk，” n.d.，4-5.

[201] 另一种观点，强调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其他劳动分队的相似性，参见Trouvé，“Klinkerwerk，” 77。

[202] Trouvé，“Klinkerwerk，” 47，56，64-65；AS，R 42/1，H. Gartsch，“Beiträge zum KZ Sachsenhausen，Klinkerwerk，” n.d.，4-5；Kaienburg，Wirtschaft，650；WL，P.III.h. 758，B. Landau，“Die Hölle von Sachsenhausen，” n.d.，27.

[203] 自杀情况，参见Trouvé，“Klinkerwerk，” 58；AS，R 42/1，H. Gartsch，“Beiträge zum KZ Sachsenhausen，Klinkerwerk，” n.d.，5。

[204] Naujoks，Leben，111；Trouvé，“Klinkerwerk，” 57-58；Schlaak，“Wetter，” 182.

[205] AS，Totenbuch.1938年12月中旬，旷日持久的严寒天气第一阶段的开始与死亡率急剧上升同时发生。

[206] 1938年12月到1939年3月间，在萨克森豪森，“反社会”囚犯在已知死亡人数中占比82%。AS，Totenbuch. 在砖厂工作的“反社会人士”，参见Meyer，“Funktionalismus，” 85；Trouvé，“Klinkerwerk，” 60。

[207] LaB，A. Rep.358-02，Nr.7468，Bl.5：Erklärung Hermann R.，March 21，1939. See also ibid.，Bl.1-2：StA Berlin，Vermerk，March 21，1939.

[208] 关于萨克森豪森党卫队，参见Meyer，“Funktionalismus，” 84；Trouvé，“Klinkerwerk，” 77。

[209] Kaienburg，Wirtschaft，655-56；Trouvé，“Klinkerwerk，” 36-45；Allen，Business，70-71；Khlevniuk，Gulag，336.

[210] Schulte，Zwangsarbeit，122.

[211] Kaienburg，Wirtschaft，656-83，762-63；Trouvé，“Klinkerwerk，” 79-98.工厂到1943年仍未完工，损失了数百万德国马克。战时党卫队管理者有不同的重点，参见Allen，Business，85-86；Schulte，Zwangsarbeit，159-67。

[212] 在利赫滕堡有2人确认死亡，在拉文斯布吕克有4人（1939年）；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117-19；Strebel，Ravensbrück，506。

[213] 死亡数字参见注111。

[214] 据基本精确的ITS数据显示，388名达豪集中营的囚犯在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间的20个月里死亡（实际数据更加接近415；DaA，Häftlingsdatenbank），相比于前20个月死亡的37人（1936年5月到1937年12月）；与此同时，月平均囚犯人数从2157人增加至4845人。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

[215] Hahn，Grawitz，155-59；Morsch and Ley，Medizin，53-54，78；Naujoks，Leben，110.

[216] Quote in 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5，21.

[217] Special camp order by Eicke，August 1，1934，NCC，doc.149.

[218] 例子参见Poller，Arztschreiber，89-90，93-94，98-102。

[219] Morsch，“Formation，” 167-69，172；Boehnert，“SS Officer Corps，” 116；Hahn，Grawitz，163；Ley and Morsch，Medizin，182-85；Naujoks，Leben，107-109；Pukrop，“SS-Karrieren，” 76，86. 苏联当局在1947年处决了埃尔扎姆。

[220] 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5，37-38，63；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87-88；Naujoks，Leben，126-27.

[221] 参见达豪集中营卡茨医生的例子（第1章）。

[222] NCC，doc.186.

[223] Naujoks，Leben，105；Hahn，Grawitz，159-60；Freund，Buchenwald！，72.

[224] Ley and Morsch，Medizin，69；Poller，Arztschreiber，59，74，77；Orth，SS，45-46.

[225] Schley，Nachbar，64-66；Freund，Buchenwald！，95-96；OdT，vol.3，325.

[226] Quote in Freund，Buchenwald！，84. See Stein，Juden，57-59.

[227] DaA，Häftlingsdatenbank；ibid.，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BwA，Totenbuch；NMGB，Buchenwald，698.

[228] 1938年1月到1939年8月间，491名犹太囚犯死于布痕瓦尔德，包括被作为反社会人士和政治反对者而抓捕的犹太人。BwA，Totenbuch.

[229] Quote in Besprechung über die Judenfrage，November 12，1938，IMT，vol.28，538，ND：1816-PS. See Steinweis，Kristallnacht.

[230] 调查参见Friedländer，Nazi Germany；Longerich，Holocaust，29-130。

[231] 第一部关于此话题的专著即将出版；Wünschmann，Before Auschwitz。

[232] See Matthäus，“Verfolgung，” 66-68.

[233] Lagebericht Stapostelle Magdeburg，August 5，1935，in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1018. 虽然无法得知1935年因“亵渎种族”而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总数，但这绝非无关紧要；仅在布雷斯劳一地，7月时警察就将20名“亵渎种族”的犹太男子关进了集中营；Stapostelle Regierungsbezirk Breslau，Bericht für Juli 1935，ibid.，doc.1007。

[234] Quotes in BArchB，R 58/264，Bl.161：Gestapa to Stapostellen，September 1935；Informationen des Gestapa，February 25，1938，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rk 1706. See also Matthäus，“Verfolgung，” 72. 盖世太保还以“亵渎种族”司法监禁的条款逮捕了一些人；Wachsmann，Prisons，180。详情参见Friedländer，Nazi Germany，120-22，137-43；Longerich，Holocaust，54-61。

[235] Longerich，Holocaust，67-69，105-107，126-27.

[236] IfZ，Fa 183/1，Bl.336：Grauert to Landesregierungen，February 9，1935；Bavarian Political Police decree，March 7，1935，NCC，doc.95.

[237] Wünschmann，“Cementing，” 589-94；idem，“Jewish Prisoners，” 140-42. See Matthäus，“Verfolgung，” 76；OdT，vol.1，95，103.有关终身监禁的威胁，参见NCC，doc.110。希特勒后来承认，此类威胁背后有更大的目的，就是防止这些“反社会分子”移居者返回德国；Picker，Tischgespräche，513-14。

[238] Matthäus，“Verfolgung，” 68-77，quote on 80；OdT，vol.1，98.

[239]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65，156-58. See Morsch，“Formation，” 135.

[240] 有关一名犹太“再度移民者”的报道，参见1936，NCC，doc.243；Lüerβen，“‘Wir，’” 204。

[241] LaB，A Rep.358-02，Nr.1540，GStA Berlin to RJM，June 3，1937. See Broszat，Kommandant，166.

[242] Quote in Kogon，Theory，77. 这是1939年夏天布痕瓦尔德指挥官认可的三首官方集中营之歌中的一首；Stein，Juden，66。详情参见Lüerβen，“‘Wir，’” 204-205。

[243] NCC，doc.243；Neurath，Gesellschaft，115；Broszat，Kommandant，169.

[244] Quotes in Union，Strafvollzug，29. 在埃斯特尔韦根、达豪和布痕瓦尔德，“4711”一词的使用，参见Lüerβen，“‘Wir，’” 124，204；Burkhard，Tanz，61-62；Stein，Buchenwald，78。

[245] Quote in Morsch，“Formation，” 148. See Naujoks，Leben，40.

[246] 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quote on 473. See Kogon，Theory，83.

[247] 数字参见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62。

[248] 此类审头的职责一般仅限于监视其他犹太囚犯（Morsch，“Formation，” 149；Jahnke，“Eschen”），不过也有例外（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4，31）。

[249] Herz，“Frauenlager，” 179-80.

[250] BArchB，R 58/264，Bl.263：Politischer Polizeikommandeur to Politische Polizeien，August 1 ［8］ 1936；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41.

[251] 鉴于希姆莱对集中营犹太囚犯的狂热兴趣，他一定批准了这项主要举措，可能是在他1937年2月16日到访达豪时；IfZ，F 37/19，Himmler diary。关于该政策的更多细节，参见BArchB，R 58/264，Bl.285：Heydrich to Stapoleitstellen et al.，February 17，1937。海德里希只提及保护性拘禁和所谓教育拘禁（也就是返回的移居者）的犹太囚犯，但把犹太人集中到达豪的新政策想必也适用于预防性拘留的犹太人。

[252] Wünschmann，“Cementing，” 589.

[253]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58，166. 1938年1月1日，达豪集中营关押了2457名囚犯；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

[254] Dillon，“Dachau，” 239. See Burkhard，Tanz，95-100；NCC，docs. 210 and 220.

[255] ITS，ARCH/HIST/KL Dachau 4（200），Bl.43：LK Dachau，Führungsbericht Leo L.，July 6，1938.

[256]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64-65；Broszat，Kommandant，167；Eicke order of the IKL，March 1，1937，NCC，doc.155.达豪党卫队在1935年和1936年也对犹太人实施了类似的隔离。

[257]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69. See also ibid.，168；Eicke order of the IKL，March 1，1937，NCC，doc.155. 关于犹太人质，参见Burrin，Hitler。

[258] Quote in Hett，Crossing，226. See also ibid.，220；“Die Erpresser von Dachau，” Neuer Vorwärts，December 19，1937；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64.

[259] Burkhard，Tanz，89-94；DaA，9394，A. Lomnitz，“Heinz Eschen zum Gedenken，” July 3，1939；Litten，Mutter，226.

[260] NLHStA，158 Moringen，Acc. 105/96，Nr.104：G. Glogowski to H. Krack，August 26，1937（感谢Kim Wünschmann将这份文件分享给我）。

[261] DaA，9394，A. Lomnitz，“Heinz Eschen zum Gedenken，” July 3，1939；Litten，Mutter，209-10，225-29；Jahnke，“Eschen，” 29-33；Hett，Crossing，221-24，227-28，236-45；Königseder，“Regimegegner，” 357-60；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64. 死亡数字参见DaA，Häftlingsdatenbank。

[262] Barkai，“‘Schicksalsjahr.’”

[263] Evans，Third Reich in Power，574-79，657-61；Friedländer，Nazi Germany，241-68；Longerich，Holocaust，98-109.

[264]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173.See Neugebauer，“Österreichertransport，” 195-98；Riedel，Ordnungshüter，195.

[265] Quotes in Riedel，Ordnungshüter，196；Eichmann minute，May 30，1938，NCC，doc.102. 详情参见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82-83；Cesarani，Eichmann，62-64；Schmid，“Aktion，” 34。还有几百名奥地利犹太人与其他囚犯一起被遣送至达豪集中营。

[266] 到了1938年6月，2500名犹太囚犯被关在达豪集中营，塞满了几个新开的营房。以上内容，参见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74-75，186；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88-93；M. Simon to Führer der Sturmbanne，June 10，1938，in Merkl，General，119。

[267] Quote in Gruner，Jewish Forced Labor，3.

[268] Quote in Heydrich to Kripo，June 1，1938，NCC，doc.103. 详情参见Wünschmann，“Cementing，” 595-97；idem.，“Jewish Prisoners，” 193-200，205；Berkowitz，Crime。

[269] 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46；Stein，Juden，18；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206；Dirks，“‘Juni-Aktion.’” 犹太社区，参见SD-Hauptamt II 112，Lagebericht，October 8，1938，in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2509。未删节的研究，参见Faludj，“Juni-Aktion”。

[270] Schmid，“Aktion，” 36-37；Stein，Juden，15；idem.，“Funktionswandel，” 169；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93.

[271] Quotes in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202；Stein，Juden，22. See ibid.，19-24；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43-91；Report of the Amsterdam Jewish Central Information Office，July 1938，NCC，doc.246.

[272] Report of the Amsterdam Jewish Central Information Office，July 1938，NCC，doc.246；Stein，Juden，24-26；idem，“Funktionswandel，” 169；BwA，Totenbuch.尽管犹太人在布痕瓦尔德囚犯总数中的占比不到20%，但在同时期的遇害者中，犹太人的比例超过40%。

[273] Quote in summary of reports by released prisoners and lawyers，late July 1938，in 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77.

[274] 在1938年夏天，达豪集中营关押的犹太囚犯的数目是布痕瓦尔德的2倍之多。在达豪集中营，从1938年6月到8月有18～26名犹太囚犯死亡（这个数据是不确定的），而在布痕瓦尔德至少有92人死亡。See DaA，Häftlingsdatenbank；BwA，Totenbuch.

[275] 历史学家推测当局决定在苏台德危机时把犹太囚犯移出达豪，是为了给捷克斯洛伐克的囚犯腾出空间。1938年秋天，《慕尼黑协定》发布后，确有大约2000名囚犯从苏台德地区被遣送到达豪集中营。See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89；Stein，Juden，31-33.

[276] Stein，Juden，33；Neurath，Gesellschaft，43.

[277] BwA，Totenbuch；Stein，Juden，26.

[278] 我大量参考了Wachsmann，“Policy，” 139-40。See Steinweis，Kristallnacht，16-17，36-48；Evans，Third Reich in Power，580-86.引用参见Fröhlich，Tagebücher，I/6，November 10，1938，180。

[279] Fröhlich，Tagebücher，I/6，November 10，1938，181.

[280] Police orders in IMT，vol.25，377-78，ND：374-PS.

[281] “Dr. Adler” quote in WL，B. 216，January 1939；作者的真实姓名无从得知（WL to the author，May 14，2012）。See also Steinweis，Kristallnacht，92-97；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212-13. 根据一份估计，多达36000名犹太人在清洗行动中以及之后被抓捕；Pollmeier，“Verhaftungen，” 168。关于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参见Gerhardt and Karlauf，Nie mehr，232。

[282]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s. 2607，2628，2633，2856；Steinweis，Kristallnacht，92-93.

[283] Quotes in Regierungspräsident Niederbayern und Oberpfalz，Monatsbericht，December 8，1938，in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2582；SD-Unterabschnitt Württemberg-Hohenzollern，Lagebericht，February 1，1939，ibid.，doc.2778.其他批评言论，参见ibid.，doc.2624；NCC，doc.296。支持拘留犹太人，参见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s. 2587，2631。See Longerich，“Davon，” 124-35；Evans，Third Reich in Power，590-91.

[284] Quotes in WL，B. 216，anonymous report，January 1939，translation in NCC，doc.249；Stein，Juden，41. See also ibid.，43；Freund，Buchenwald！，36；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574，608.

[285] 约6000名犹太人囚犯到达萨克森豪森（1938年11月），9828人到达布痕瓦尔德（11月10日～14日），10911人到达达豪（11月10日～12月22日）。没有犹太男人被送到毛特豪森和弗洛森比格集中营。See Pollmeier，“Verhaftungen，” 171；Stein，Juden，41；Riedel，Ordnungshüter，198. 帝国保安部报告称将近25000名犹太男人在种族清洗运动之后被带去集中营；SD-Hauptamt II 1，Jahreslagebericht 1938，in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2766。

[286] 据Werner Best所说，集中营在种族清洗运动之前有24000名囚犯，但他给出的种族清洗运动后有60000名囚犯的数据太高了；BArchB，R 2/12164，Bl.25-28：Best to RMi Finanzen，November 26，1938。

[287] 1938年9月末的数据参见Fahrenberg and Hördler，“Lichtenburg，” 169。

[288] Hackett，Buchenwald，250.

[289] NCC，doc.247；OdT，vol.3，22；Naujoks，Leben，91-92.

[290] Quote in WL，B. 216，anonymous report，January 1939，translation in NCC，doc.249. See Stein，Juden，43-45；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213-14；Richarz，Leben，330-31；Hackett，Buchenwald，249.

[291] Quotes in NCC，doc.249；Freund，Buchenwald！，38，41. See Stein，Juden，44-46，55-56；Richarz，Leben，331-32；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523-24.

[292] Quote in Naujoks，Leben，93. See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216-17；Pollmeier，“Verhaftungen，” 176；Trouvé，“Klinkerwerk，” 75.

[293] NCC，docs. 247-49；Stein，Juden，22，27；Trouvé，“Klinkerwerk，” 75；Stein，Juden，44；Burkhard，Tanz，117。

[294] Quote in Sopade report，May 1937，NCC，doc.220.其他囚犯对犹太囚犯的虐待，参见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67，75。

[295] Wünschmann，“Cementing，” 580-81，588，592.

[296] 例子参见Stein，Juden，50。

[297] WL，B. 216，anonymous report，January 1939，translated in NCC，doc.249.

[298] Quoted in Wünschmann，“Konzentrationslagererfahrungen，” 53.

[299] Stokes，“Das oldenburgische Konzentrationslager，” 207；Meyer and Roth，“Zentrale，” 210；Rudorff，“Misshandlung，” 46-47.

[300] 艾克的情况，参见BArchB，Film 44564，Vernehmung O. Pohl，January 6，1947，p.6；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66；NCC，doc.155。党卫队腐败的其他例子，参见Internationales Zentrum，Nazi-Bastille，54-56；Hackett，Buchenwald，129；Riedel，Ordnungshüter，204-14；Decker，“Stadt Prettin，” 214。

[301] Quote in Verordnung über eine Sühneleistung der Juden，November 12，1938，in Hirsch et al.，Recht，371-72.详情参见Bajohr，Parvenüs，101-20。

[302]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 und andere，1944，pp.20-24，ND：NO-2366；BArchB（ehem. BDC），SSO，Morgen，Konrad，8.6.1909，Bl.854-64：Ermittlungsergebnis，December 5，1943.种族清洗运动后达豪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队的腐败，参见Naujoks，Leben，92-93；Riedel，Ordnungshüter，200-202。

[303]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70. See Hackett，Buchenwald，248；Stein，Juden，46.

[304] 1938年底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囚犯绝大部分都是在种族清洗运动后被抓进来的。在此期间，毛特豪森和弗洛森比格没有犹太人死亡的记录，因为这两个集中营此时都没有关押犹太人（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89，n.736）。数字参见注111和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几百名“11月犹太人”被释放后死于在集中营里所受的伤痛；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215。

[305] WL，B. 216，anonymous report，January 1939，translation in NCC，doc.297.

[306] Quote in H. Nathorff，manuscript，1939-40，in Gerhardt and Karlauf，Nie mehr，206-25，p.225. See Kaplan，Dignity，129-44；Longerich，Holocaust，114-17，125-27；Distel，“‘Warnung，’” 986；Wachsmann，“Policy，” 141.

[307] See also Dillon，Dachau，chapter 4；Stein，Juden，65.

[308]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217-20，Heydrich quote on 217；Riedel，Ordnungshüter，202-203；Loritz quote on 203. See Stein，Juden，48-50，64-65，70；NCC，docs. 249，283，301；ITS，ARCH/KL Buchenwald，Ordner 185 A，Bl.2：Judenaktion vom 10.11.38.

[309] 数字参见Wünschmann，Before Auschwitz；Friedländer，Nazi Germany，241，245，316-17（不包括生活在捷克受保护国和苏台德地区的犹太人）。

[310] 1938年末囚犯数目：布痕瓦尔德11028人，达豪8971人，弗洛森比格1475人，利赫滕堡约800人（数据取自1938年11月下旬），毛特豪森994人，萨克森豪森8309人。See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698；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66，271-72；OdT，vol.4，26；Maršálek，Mauthausen，123.

[311] 1938年的前八个月里，11631名囚犯来到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在1939年的前8个月里，4041名新囚犯到达这两个集中营；NMGB，Buchenwald，698；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关于奥地利吉卜赛人，参见Zimmermann，Rassenutopie，117-18；Danckwortt，“Sinti und Roma，” 81。

[312] Quote in Eicke to LK，March 10，1939，NCC，doc.162. See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89，308-309；ITS，OuS Archiv，1.1.6.0，folder 0004/200，Bl.47：IKL to KL Dachau，April 13，1939；ibid.，Bl.51：IKL to KL Dachau，April 18，1939；ibid.，Bl.52：Sipo to KL Dachau，April 18，1939；BArchB，R 58/264，Bl.376-77：Heydrich to Stapostellen，April 5，1939；HStAD，BR 1111，Nr.188.

[313] Pohl to Himmler，April 30，1942，IMT，vol.38，363，ND：129-R.

[314] BArchB，R 2/12164，Bl.25-28：Best to RM Finanzen，November 26，1938；ibid.，Bl.29-32：Haushalt，December 30，1938；IfZ，Fa 127/1，Heydrich to Pohl，January 1939；ibid.，W. Best，Vermerk，December 3，1938.

[315] 例子参见Evans，Third Reich in Power，591；Pingel，Häftlinge，94。

[316] 参见注111。90名囚犯在1938年1月到5月死于集中营，而1938年6月到8月的死亡人数是354人。

[317] 在布痕瓦尔德，“反社会”犹太人更有可能死在1938年6月，而不是1938年11月的犹太人大清洗；Stein，Juden，20，41；BwA，Totenbuch。当时的囚犯认知，参见WL，B. 216，anonymous report，January 1939。

[318] 数据参见注111。

[319] 几位历史学家暗示说此期间全部，或接近全部的集中营死亡者都是种族清洗运动后被逮捕的犹太人（e.g.，Fritzsche，Life，138）。事实上，“11月犹太人”在死亡人数里所占不到一半，总共有969名囚犯在1938年11月到1939年1月死在集中营。这其中至多有453名是“11月犹太人”。数据参见注111。

[320] 在萨克森豪森，更多的“反社会”囚犯（141人）在1938年11月到1939年1月间死亡，而不是犹太人（60人）。数据参见注111。

[321] 相反，卡林·奥尔特假设说释放犹太囚犯导致囚犯死亡率急剧下降；Orth，System，53。

[322] 566名囚犯在1939年2月到4月间死于集中营，369名被划归为“反社会人士”（他们中有7个是犹太人）。数据参见注111。

[323] 数据参见注111（1939年的数据涵盖6月到8月）。

[324] Stein，Konzentrationslager，91；Naujoks，Leben，122；Applebaum，Gulag，68.

[325] Quote in Naujoks，Leben，122.

[326] Poller，Arztschreiber，121-24，quotes on 123-24；Röll，Sozialdemokraten，94-97.

第4章 战争

1939年9月1日清晨，希特勒穿着一身干练的灰色军装，在匆忙召开的国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在不同于以往的紧张气氛中，他向收音机前的数百万德国人宣布——这些人也包括在点名广场上排队收听广播的集中营囚犯——德国与波兰的战争爆发了。在他的演说中，德国俨然是受害者的角色。因为波兰的挑衅和对德国边境的侵犯，德国不得不采取行动。他声称在前一夜至少发生了三起严重冲突。“今晚，”希特勒宣布，“波兰的正规军首次在我们的领土上开火。自凌晨5点45分起，我们开始反击！”[1]确实，德国与波兰在上西里西亚地区的边境摩擦由来已久。但是，纳粹把这里当作舞台，自导自演了一出政治大戏作为开战的借口（无论有多站不住脚），以实现德国的野心。这出戏的剧本由希特勒和希姆莱撰写、海德里希执导、纳粹特种兵出演。“没有人会问胜者他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谎话。”几天前，希特勒如此直白地跟军队指挥官们说。[2]

邪恶的剧本已经酝酿许久。8月31日，预计到德国将在不久之后展开进攻，海德里希对他在上西里西亚的部下进行了战前动员。那天傍晚，一支乔装打扮的突击队闯进了德国边境城镇格莱维茨（Gleiwitz）的一座广播电台。突击队队员们挥舞着手枪，通过电波宣布这座电台已经被波兰自由战士占领。为了让效果更逼真，背景声音中还有枪声。晚些时候，一些纳粹特别突击队队员在德国境内上演了其他几场希特勒后来在国会中提到的“波兰袭击”。参与的党卫队与警察已经在秘密地点训练了几周，他们甚至学会了唱波兰歌曲，留了胡子和鬓角，以求百分之百的逼真。模仿最精细的是发生在霍赫林登（Hochlinden）的“袭击”，一大队人穿着波兰军服，喊着波兰话，攻击并摧毁了一座德国边防站，接着还有另一群扮演德国警卫的人将他们击退。

为了让这场闹剧显得更真实，导演们觉得需要留下几具“暴动者”的尸体，于是开始寻找那些可以随便处死的人。最终他们的目光落在了集中营囚犯身上。在1939年仲夏的某一天，盖世太保内务部部长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安排了对囚犯（在他口中是“物资”）的最高级保密转移。囚犯们从萨克森豪森、弗洛森比格以及其他几座集中营被送往位于布雷斯劳的监狱中，在那里，他们被单独隔离。1939年8月31日，一些囚犯被带出牢房。一名党卫队医生给他们打了麻药，套上波兰军人的制服，半死不活地塞进一辆开往霍赫林登的带有窗帘的黑色奔驰加长轿车中。袭击开始之后，这些囚犯被扔到边防站中射死。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纳粹刽子手们用锤子和斧头将他们的脸打烂。之后他们还拍了现场死者的照片，这些照片被送往柏林，当作波兰攻击的“罪证”。第二天清晨，随着真正的德国陆军侵入波兰领土，特别突击队迅速将这些囚犯的尸体埋在了霍赫林登附近的森林中。[3]

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批受害者就是集中营囚犯。而随着战争的开始，死亡人数继续增加。长达六年的战争夺走了超过6000万成人和儿童的生命，其中超过170万是集中营囚犯。[4]纳粹领导人对这些囚犯的厌恶由来已久。也许约瑟夫·戈培尔在1938年春天的这句话最能代表他们野蛮的想法。他在与希特勒和希姆莱私下谈论集中营之后在日记中写道：“集中营里面的都是人渣。为了人民的福祉，这些人必须被消灭。”[5]这并不是空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每座集中营都有大批囚犯死亡。尽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战争后期死去的，但集中营体系的致命转变早在1939年到1941年间就已经开始。

战时的集中营党卫队

“战争来了，”鲁道夫·霍斯在1947年初回想纳粹入侵波兰时写道，“集中营内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6]从某种程度上说，霍斯所言不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集中营内的囚犯人数翻了一番，在1940年底达到了约5.3万人，而且还在持续增长。一年后，截至1942年初，大约有8万人被关了起来，男女都有，许多人被塞进了新建的集中营。随着囚犯人数的增长，集中营体系也在扩张。1939年秋天，党卫队控制着6座主要的集中营；而到了1942年初，增加到了13座。[7]单独来看，集中营体系的扩张似乎是个特例。但集中营体系仍只是纳粹恐怖网络之中的一个结点，而且这个网络在战争最初的几年越来越密；已有的集中营不断翻新，新的集中营四处涌现，这些集中营、牢房、劳改所、犹太人聚居区以及地牢关着数百万男女老少。不过，并不是一切都因战争而改变了；战争并没有推动第三帝国的改革。[8]就集中营而言，它和以前没有太大区别。党卫队仍然管理着集中营，认为没有必要将其改头换面。在后来的几年中，集中营体系这种适应和吸收改变的能力成了它最让人胆寒的长处之一。

艾克的遗产

在希特勒的设想中，与波兰的战争并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军事行动。他将波兰人视为种族敌人——斯拉夫人是“次等人类”，只能被奴役或摧毁——这也使得波兰战役成为纳粹的第一场种族战争。[9]这是希姆莱的时代。自1939年夏天开始，他的副手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监督了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和警察特种小队的成立，旨在追随军队的脚步与“反德国分子”战斗。[10]在纳粹入侵波兰之后，这些特种小队在德国占领的波兰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破坏，抓捕政客、官员、牧师以及贵族，当然还有本地的犹太人。其他部队也开始横行霸道。到了1939年底，在德国胜利之后数万名波兰平民被杀，其中包括至少7000名犹太人。[11]

在新被占领的波兰土地上，最残暴的杀手是党卫队骷髅部队，领导人自然是特奥多尔·艾克。艾克一直视自己为“政治军人”，现在他终于可以从集中营内假想的前线来到真正的前线了。入侵时，他统领着三支党卫队骷髅兵团，从希特勒的装甲列车上向外发号施令。几周内，他的部下将村镇城市变成了废墟，抢劫、拘禁、拷打和谋杀了不少当地人。作为奖励，不知满足的艾克获许成立党卫队骷髅师，这支力量最终从集中营里分离出来，发展出自己的组织结构，艾克也永久性地从后方集中营来到了前线。几千名党卫队看守和几名集中营高级官员加入了骷髅师，占据了几乎所有要职（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了集中营）。艾克再一次将他的核心价值观——残暴、种族主义、无情——灌输给部下，他们也确实令他自豪。党卫队骷髅师在战争中犯下了无数罪行，最终成了二战中最让人胆寒的部队。[12]

被艾克骷髅师选中的党卫队队员最初在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地方集结受训——达豪。1933年，艾克作为指挥官在这里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六年后重回故地，他已经成了将军。1939年11月4日，希姆莱亲临此地查看艾克的进度，发现整个营区已经变了样。为了给党卫队留出位置，达豪在1939年9月底几乎清空了所有囚犯。大约有4700人被送往毛特豪森、布痕瓦尔德和弗洛森比格。当艾克和党卫队离开这里前往别处训练时，活下来的囚犯在1940年1月又被送回了达豪。[13]

艾克走后，集中营党卫队的暴力学校失去了校长。但艾克的精神仍然长存。他所教导的核心价值已经深入集中营党卫队的骨髓。当然，作为老领导，艾克从未将自己与集中营之间的联系斩断。他的家人仍然住在奥拉宁堡的党卫队家属区。每当休假的时候，他也会到附近的集中营督察组办公室转转，喜不自胜地与他的继任者、集中营督察官里夏德·格吕克斯交流意见。[14]

里夏德·格吕克斯体格健壮，刚过天命之年。他生于1889年4月22日，仅比希特勒晚了两天。格吕克斯成年之后的生活几乎都在军队中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主要在法国，参与了凡尔登战役与索姆河战役。德国战败之后，他曾短暂加入过自由军团，之后重新加入了规模大减的军队，协助非法重整军备。格吕克斯在1931年大萧条期间失去了工作，失业了一段时间。那时他已经是纳粹党的一员。他在1930年3月入党，1932年11月加入党卫队。这位职业军人从此成了职业党卫队官员。格吕克斯很快便崭露头角，引起了特奥多尔·艾克的注意，后者于1936年4月1日将他任命为自己的参谋长，也就是集中营督察组的二把手。艾克是个很难取悦的人，但格吕克斯正合他的口味，办事高效且充满激情，为上司全心全意奉献自己，这点在一个主要靠人际关系和私人好恶决定前途的组织中非常重要。作为回报，艾克提前提拔他为党卫队区队长。为准备即将开始的战争，艾克的军务越来越多，集中营督察组的日常事务几乎全部由格吕克斯接管。1939年10月，他被正式任命为督察官，管理集中营系统的时间长达五年，甚至比艾克还要久，一直到纳粹德国垮台。

格吕克斯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信仰非常坚定，但他完全没有人格魅力。他似乎注定要一直被笼罩在导师艾克的阴影之中。与在前面带路、独断专行的艾克不同，格吕克斯做事优柔寡断，这在党卫队圈子内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艾克喜欢与部下们打成一片，而格吕克斯则更愿意保持距离。党卫队这种激情澎湃、称兄道弟的世界并不适合他。“我的生活非常朴素，不喝酒，也没什么激情。”他在1935年这样写道。一些集中营高级官员对他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从来没有在集中营内部工作过，认为他只是个坐办公室的文官。他的上司对他更有信心一些，但格吕克斯从没能赶上艾克。虽然他是希姆莱的直接下属，但两人并不亲密，也很少见面。[15]希姆莱并不是因为积极性和领导能力才提拔格吕克斯，而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延续性，他能长期在这个位置干下去，进一步巩固前任所留下的遗产。

任命阿图尔·利布兴切尔（Arthur Liebehenschel）为格吕克斯的副手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当了格吕克斯十多年的下属，利布兴切尔也是一名职业军人，在德军服役12年后于1931年作为士官退役。几个月之后，他便被招募进入党卫队；1934年夏天加入集中营党卫队，并在其中度过了几乎整个第三帝国时期。作为副官，利布兴切尔在利赫滕堡集中营获得了实践经验，之后在1937年夏天前往集中营督察组任职。他被任命为政治办公室主任，与格吕克斯密切共事，后者非常欣赏他的管理技巧。不过其他一些同事认为利布兴切尔为人软弱，用“感性”“安静”“友善”这些字眼形容他。在集中营党卫队尚武的氛围中，这些都是骂人的话。鲁道夫·霍斯曾与利布兴切尔比邻而居，两家一起生活在萨克森豪森环境优美的党卫队家属区中，孩子们也常常一起玩耍。霍斯曾将他形容为“连苍蝇都不忍伤害”的男人。但事实上，利布兴切尔与集中营督察组那些越来越残忍的政策有直接关系。他后来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得以一展自己的本性。[16]

在战争初期，集中营的行政事务由格吕克斯与利布兴切尔掌管，两人在艾克的教导下对此驾轻就熟。而延续性也是各个集中营内部的关键词，至少在集中营指挥参谋部是这样。那里的关键岗位，从高级官员到分区主管几乎都由党卫队老队员担任。1939年到1942年，由格吕克斯提拔的11名指挥官大多曾在集中营内担任要职，艾克的价值观早已被他们内化于心。[17]比如在新成立的诺因加默集中营（Neuengamme）担任指挥官的马丁·魏斯（Martin Weiss）。他是第一批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在1933年4月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那时他27岁，在达豪集中营担任看守。之后他被调至指挥参谋部，自1938年起担任副官。作为一名电子工程师，魏斯受到的教育比许多同事更好。但他同他们一样在魏玛时期混迹于激进民族主义的圈子，在纳粹运动刚刚起步时便成了积极分子。魏斯代表了一类新群体——他在艾克的教导下成了恐怖活动的技术专家，在二战期间活跃在一线。魏斯视集中营为自己崇高的事业：就像其他人成为军人或警官，他成了集中营指挥官，这让他非常自豪，甚至在私人笔记中都如此称呼自己。[18]在集中营的日常管理工作中，魏斯和其他指挥官一样几乎不需要上面给予什么鼓励。督察官格吕克斯要的不是官员，而是懂规则敢行动的人，他很愿意让他们自治。根据鲁道夫·霍斯的说法，格吕克斯经常回避指挥官们的提问：“你们都比我更了解实际情况。”[19]

不过，尽管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战争早期的集中营指挥官却从未独裁过。格吕克斯和手下的督察组官员们与各个集中营保持着定期联络，在劳动、惩罚、转移、升职、纪律以及其他许多方面下达指令。督察组也更新了艾克原先的集中营规定。[20]一些指挥官抱怨说奥拉宁堡这些坐办公室的下的指令“不切实际”。[21]虽然他们会回避一些核心规定，但大部分时候还是会按照指令行事。指挥官们也源源不断地向督察组送去最新的统计数据，包括每日囚犯人数和种类的更新，以及每月囚犯的死亡人数和死因。[22]当然，因为各个集中营指挥官文过饰非，督察组并不能从数据中得到一个完整的图景。“集中营的真实情况是无法从这些文件和简报中获知的。”鲁道夫·霍斯曾如是说。[23]但集中营督察组并不只是读读文件。他们会视察集中营，并且定期召集各地官员前往奥拉宁堡。保持这种非正式联络对集中营党卫队非常重要。[24]总的来说，集中营督察组一直密切监控着各个集中营。

其他机构与个人也在影响着集中营。警方继续保有强大的权力，负责逮捕与释放，规定集中营囚犯的进出，并积极参与许多内部事务。[25]党卫队其他分支机构也会影响集中营，其中最有力的便是奥斯瓦尔德·波尔繁荣的商业和行政帝国。另外，一些最重要的决策来自纳粹政府的顶层。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个人权力在战争期间达到了顶峰；在所有借希特勒狐假虎威的人中，希姆莱是第一位的，远胜其他更资深的对手。尽管日程越来越满，希姆莱却仍对自己发明的集中营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继续在各个层面参与其中，从重要决策到细枝末节，有时甚至越过警方与督察组。[26]事实上，党卫队官员们很难摆脱希姆莱的纠缠；仅在1940年，他的行程中安排前往集中营和其他相关场所就至少有九次。[27]集中营仍然是希姆莱的集中营。

更换看守

虽然集中营党卫队的高层一脉相承，但下层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39年秋天，在入侵波兰之后，大量接受过长期军事训练的看守离开了，估计有6500～7000名党卫队队员加入了党卫队骷髅师。[28]留下的空缺由新招募进来的人填上，新人经过短暂的训练便上岗，大部分人被分入看守团当哨兵。[29]老队员们将基本的事务交给他们。去军队走马上任之前，特奥多尔·艾克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负责训练新人的党卫队队员召集起来。艾克要求他们教会新人对囚犯毫不容情，必须消灭所有的敌人与坏人。[30]党卫队的刊物也在提醒新看守牢记自己的职责，反复写一些看守们尽士兵之责的陈词滥调。[31]后来，随着集中营党卫队不久之后被归到武装党卫队（它包含了党卫队所有的军事组织）的旗下，集中营党卫队和作战部队之间虚构出来的平等关系又多了一份说服力。[32]

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党卫队的组成就越多样化。这种趋势在1939年秋天就已经开始。补充来的新人比艾克那些“目光炯炯”的年轻人要老许多。他们原本是普通的党卫队队员，许多人都已经是四五十岁，被认为不适合派往前线。[33]布痕瓦尔德囚犯瓦尔特·波勒（Walter Poller）后来回忆，这些新看守都是“一些年纪大的、身体有些小毛病的党卫队队员”。[34]他们不仅外表不符合理想的党卫队队员形象，许多人也没有战前那批志愿者的热情。尽管他们原先接受过一些短期军事训练，或是在一战时有作战经验，但他们还是经常因为无能被集中营党卫队老兵们批评。[35]一小部分新来的甚至坏了规矩，对囚犯展露出人性的一面。经历了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他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并没有因为集中营就抛弃原则。[36]比如在达豪集中营，一名年龄偏大的党卫队队员向囚犯们坦白，他为自己的工作感到不齿，一点儿也不想对那些“无助绝望的人”开枪。[37]

可是，新看守们被逼得很紧。集中营督察官格吕克斯在1940年初曾经签署了一份雷霆之令，威胁将对所有“软弱的人道主义者”严惩不贷；新看守们不得不将囚犯作为“国家最危险的敌人”那样对待。[38]此类提醒和警示持续不断。[39]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种做法也许有些作用；一些原来无法忍受这份工作的新手很快就适应了。许多新来的看守吸收了集中营党卫队的精神，变得惯于使用暴力，就像占领欧洲大陆后的纳粹杀手小队逐渐习惯了自己血腥的工作一样。[40]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一名刚刚来到弗洛森比格的新兵表达了“自豪”之情，因为他在集中营内保护了德国免受“流浪汉和国家公敌”的侵害。[41]

集中营的指挥官们也不断给自己的部下施加压力，不管是新人还是旧人。在战争初期逼得最紧的就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从他在1939年秋冬的一道道指令中就可见一斑。科赫斥责自己的部下懒惰、愚蠢、无能，囚犯们工作不够辛苦。他责骂说，建筑工地肮脏不堪，产出“几乎就是零”，纪律也“败坏”了。[42]囚犯的营房也差不多一个样，因为“麻木不仁”的党卫队分区主管几乎“睡着了”。[43]科赫继续怒斥道，部下一点儿都不主动，把所有工作都推给他。“用不了多久，”他在1939年10月冷冷地说，“我保证要让你们所有人用鞭子抽自己的屁股。”[44]更糟糕的是一些党卫队队员和囚犯同流合污。有的囚犯去营地禁区搜寻食物，看守们不但不惩罚他们或开枪，反而要求他们给自己带点儿蔬菜回来。“真是个与罪犯套近乎、互利共赢的好办法。”科赫嘲讽道。[45]

科赫从来就没有放下过惩罚的念头，当然，他的主要目标还是囚犯。[46]但一些堕落的党卫队队员也需要严惩，比如进行一些特殊的拉练。[47]科赫一直通过党卫队内部的密探偷偷监视着部下，1939年11月末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将所有的分区主管关了两周禁闭。即便是那些生活在营区外的已经成家的党卫队队员也不许离开。[48]而对那些不守规矩的党卫队队员，科赫不止一次提到，他们最终的下场就是沦为集中营的囚犯：“那些与囚犯搅和在一起的人也会被当作囚犯对待。”[49]其他集中营官员也做过类似的威胁，偶尔会付诸实践；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名党卫队队员被当众鞭打，原因是他接受了贿赂（来自囚犯家属），给予某些囚犯特殊优待。[50]

科赫的激烈言辞激怒了布痕瓦尔德的许多党卫队队员。对他们来说，指挥官科赫是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因为他自己腐败至极。与大部分党卫队队员的小偷小摸不同，科赫有更大的野心，他的贪婪如他的残忍一般强烈。在1938年的种族清洗之后，他已经对外展示了他的绝情。当时他一步一步地劫掠犹太囚犯，到了战争时期，他表现得更为明目张胆，从囚犯身上聚敛财富，偷偷将数万德国马克转移到秘密账户中，还私藏从死去的囚犯嘴中撬出的黄金。他将赃款花在美酒佳肴和魏玛的情妇们身上，还给自己买了艘游艇，扩建了他的奢华别墅。科赫活得如同党卫队国王一样。他做得最出格的一件事就是1940年2月，他在靠近囚犯食堂的地方为自己和妻子建了一座带镜子的室内马术馆。他妻子早晨经常在里面练习，伴着集中营的管弦乐队奏乐助兴。可是，囚犯们为她的享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修建这座马术馆时，几十名囚犯因为赶工期而死去。

最终科赫作茧自缚。他疏远了太多营内外的党卫队队员，包括比他更高层的地区党卫队和警方官员。这些官员最终于1941年底下令逮捕科赫［继他之后担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指挥官的是赫尔曼·皮斯特（Hermann Pister），他此前管理过规模较小的辛泽特特别集中营］。但科赫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作为集中营党卫队的关键成员、艾克的门生，他仍然有许多有权有势的朋友。在希姆莱介入之后，科赫很快便被释放了。[51]在缓刑期间，他于1942年1月被派往纳粹新占领的波兰，管理一座新营。科赫是幸运的，集中营体系在战争期间扩张迅速，给了他再次施行暴力、贪污和虐待囚犯的机会。[52]

新囚犯

希特勒一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条战线。在前线，德国人是为了生存而斗争。但在国内还有另一场战争也在进行，德国人必须直面内部敌人。自1918年战败之后，希特勒就对国内战线念念不忘。他（像所有德国人一样）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归罪于公民道德的败坏以及犹太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罪犯和其他人“背后捅刀”。[53]吃一堑，长一智，希特勒在国会宣布攻击波兰时发誓说：“在德国的历史中，1918年11月的历史绝不会重演！”这个战斗口号他后来在二战期间重复了一次又一次。[54]

国内战线是希姆莱的主场。他的恐怖武器在1939年9月27日得到了巩固和统一——秘密警察与帝国保安部合二为一，成为帝国中央安全局（RSHA），由海德里希领导。帝国中央安全局很快成为纳粹镇压的主要工具。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所有最为激进疯狂的举措都是由帝国中央安全局组织的。这是纳粹又一个无法无天的新机构，里面充满年轻、有野心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狂热分子。[55]

在战争刚刚爆发时，警察的扫荡就开始了，将更多的德国人赶进了集中营。根据最新的潜在“国家敌人”的名单，盖世太保抓走了几千名政治嫌疑人，主要是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的前积极分子。[56]有些人在战前便在集中营待过，现在他们又回到了自己最害怕的地方。[57]同时，刑事警察们借战争的机会清除德国社会的边缘分子。1939年秋天，他们抓捕了“不愿工作者”、“居无定所的吉卜赛人”和“精神变态的罪犯”，以及男同性恋者和妓女。[58]集中营内的社会边缘分子数量也因此再度逐渐升高，到1940年底时稍稍超过两年之前的水平，超过1.3万名囚犯处在保护性拘禁中。[59]德国犹太人也在警方的追捕名单上。早在1937年9月7日，刑警便下令从前在集中营内待过的犹太囚犯如果还没有离开德国的实际行动，就应该被再次逮捕。事实上在此时逃离德国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高效”工作的犹太人可以不被逮捕，年老和生病的犹太人也可以暂时逃过一劫。[60]

关押德国犹太人、政敌以及社会边缘分子延续了战前的做法。战时的新变化是开始大规模逮捕外国公民。随着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战事连连告捷——1939年征服波兰，1940年4月占领丹麦，5月将荷兰和比利时收入囊中，6月又攻下了法国和挪威——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关进集中营。在第三帝国初期，集中营被认为是针对德国人的武器；十年之后，它们威胁到了所有欧洲人。

自1939年秋天起，外国人开始大量进入集中营。首当其冲的是捷克人。战争开始时，纳粹占领区的管理当局逮捕了数百名政客和官员作为“人质”，以威慑残存的抵抗力量。不过捷克人民并没有就此屈服，在布拉格和其他地方的大学内都出现了大规模示威运动。纳粹当局很快击碎了示威行动并将更多的人关进集中营，这明显是希特勒的指示。[61]最多的一批捷克犯人有1200人，他们于1939年11月被送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这批人中包括伊日·沃尔夫（Jiri Volf），他和同学们一起从宿舍被抓走，他后来回忆起党卫队的“欢迎仪式”时说：“迎接我们的是劈头盖脸的警棍，我被打掉了四颗牙。”[62]

其他外国政治犯的处境更为糟糕，比如那些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过行将就木的共和国的人。佛朗哥胜利之后，许多左翼老兵带着家人前往法国寻求政治避难。许多人在那里加入法军，最终落入了纳粹的魔爪。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下令将这些人关进集中营，于是大部分被送往毛特豪森——当时最为严酷的集中营，成了关押外国政治犯的主营。第一批囚犯在1940年8月6日到达，在此后的一年时间内，超过6000人被送进该营。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国际纵队中服役过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但绝大多数还是西班牙人，也就是纳粹口中的“红色西班牙人”。[63]

虽然纳粹在侵占的欧洲大陆内四处抓人，但集中营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变得国际化；总体来讲，在1941年夏天前外国囚犯仍然只占据很小的一部分。只有一个例外——波兰囚犯。就如前文所述，纳粹入侵波兰的过程伴随着极端的暴力，占领国土仅仅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一个残酷的政权被建立起来，旨在摧毁波兰，掠夺其经济资源，奴役其国民。其中一个激进的计划便是在归入德国版图的波兰西部进行种族清洗。到1940年底，超过30万波兰人从那里迁往所谓的总督府——纳粹控制下的波兰东部，归德国民政管理局管理［该局由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领导］。[64]与此同时，占领波兰也令纳粹的反犹政策变得更极端。[65]

德国控制下的波兰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之中。在侵略之前，纳粹就准备好开展大规模逮捕行动。1939年8月底，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期望他的部队能够将3万人关进集中营，这比当时所有集中营的囚犯加起来还多。[66]第一批波兰囚犯于1939年秋天抵达集中营，其中有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以及知识分子，包括168名克拉克夫大学的学者。[67]不过来自德占波兰的囚犯数量仍远少于党卫队的预期。

更多的波兰人是1939年秋天在原德国境内被逮捕的；警方高层一直想要清除波兰犹太人，制裁那些长年生活在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的人。[68]在接下来的一年，随着平民工人大规模拥入，警察针对德国核心区波兰人的恐怖行动进一步扩大。纳粹政权决心要将战争的负担转嫁到别人身上，进一步剥削外国劳工。早年间大部分是波兰人，其中一些是自愿来的，被纳粹承诺的美好生活蒙蔽；更多人则是被逼迁往西部。生活艰难，纪律严厉，警察一直相伴左右。偏见与多疑一直深深植根于警察的脑海里，他们视波兰劳工为潜在的窃贼、恶棍和强奸犯。只要违反了那些严苛的规定——无论是否成文——就将被严厉惩处，尤其容易被送往集中营。[69]

在波兰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也越来越频繁，与希姆莱所期望的一样，数不尽的囚犯在1940年春天被送往集中营。在给他们定罪时，盖世太保往往只是走个过场，写一些诸如“属于波兰知识分子阶层，心怀抵抗情绪”的话。仅在达豪一地，便有13337名波兰人在1940年3月到12月间到来，其中大部分来自德占波兰。在达豪被设计成重点关押神职人员的集中营之后，数百名波兰牧师被关了进来。[70]

在一些老一点的男子集中营，波兰囚犯的人数很快就可以和德国囚犯的人数相抗衡。[71]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也受到了影响；1940年4月，超过70%的新囚犯是波兰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波兰女人来到拉文斯布吕克，其他囚犯开始怀疑希特勒是不是决定要“将波兰人完全消灭”。[72]

扩张集中营体系

海因里希·希姆莱从不认为他的集中营体系会停滞不前。1938年11月，他对党卫队高层坦白地说，在战争期间现有的集中营体系将“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毫无疑问，他担心再一次被“背后捅刀”，他的对策非常明确：需要逮捕更多的人，需要更多的地方。[73]希姆莱的愿景很快得以实现，不过就连他也没有预见到自己恐怖武器的规模——几百座肮脏巨大的集中营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最终的浩劫距此时还有几年时间。不过，战争爆发后这种大规模的逮捕很快便造成集中营里拥挤不堪。到了1939年底，集中营的囚犯数量已经升至大约3万人，党卫队领导人四处寻找建立新营的地点。[74]差不多就在这时，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调查从战争开始以来究竟建立了多少临时集中营。最初，他想阻止纳粹地方官员像1933年时那样自己经营集中营。“集中营必须在我的授权之下才可以建立。”他在1939年12月时说道。但希姆莱也在考虑将其中一个临时营纳入他的正式集中营编制。[75]

他的几名副手，包括集中营督察官格吕克斯都建议“为东方”建立一个新集中营来关押波兰囚犯。[76]在深思熟虑之后，党卫队选定了波兰边境城市奥斯维辛（Oświęcim），该城位于卡托维兹（Katowice）的东南部。奥斯维辛在1918年前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在二战开始后不久便被占领，并和上西里西亚东部的其他地方一起，在1939年10月底被纳入德意志帝国版图。而在那之前，占领该地的德军便象征性地重新命名了该城，将它变回之前的德语名字奥斯维辛（Auschwitz）。[77]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在城外曾有一处去德国打季工的人口聚居区。后来大部分地面建筑，包括砖房和木制营房被波兰军队占用。直到1939年9月，这里又被纳粹国防军占据，变成了一座战俘营。不过到了年底便被再次关闭，整座营地人去楼空，当然，空置的时间并没有很久。[78]1940年初，党卫队专家多次前往该地视察，考虑在该地建立集中营的优势和劣势。在他们眼中这里并不完美，建筑物坍塌，地下水的质量也不好。最糟糕的是索拉河和维斯瓦河在附近交汇，一旦发洪水，这片土地便有被淹的风险，而且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各种昆虫。不过，党卫队队员们也记录了几个好处。这里已经建设好，附近就有一座火车站，可以很好地避开外人的视线。最终优点战胜了缺点。1940年4月，地面施工开始了。[79]面对战时的新需要，集中营党卫队随机应变，并没有履行为集中营专门建设新建筑的政策，而是回归老方法——改造现有的建筑结构。

奥斯维辛集中营于1940年6月14日正式投入运营，第一批波兰囚犯来到了这里：728名来自克拉科夫旁塔尔努夫（Tarnów）监狱的男犯人，穿越边境来到总督府内。他们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包括学生和士兵，被指控参与各种各样的反德活动。[80]一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便被党卫队队员和30名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审头殴打，这些审头三星期前就已经来到这里。很快，波兰囚犯的衬衣和外套上便浸满了汗与血。21岁的维斯瓦夫·凯拉（Wiesław Kielar）便在其中，他的囚号是290。他与其他囚犯在点名广场站好，聆听新集中营的一位领导——一级突击中队长卡尔·弗里奇（Karl Fritzsch）的讲话。弗里奇原来驻扎在达豪集中营，现在成了奥斯维辛120名党卫队队员其中的一员。他告诉他们这里可不是疗养院，而是一个德国集中营。“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凯拉后来写道，“到底什么是集中营。”[81]

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的位置落到了一位资深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身上。在一次对奥斯维辛的视察之后，鲁道夫·霍斯于1940年5月4日正式走马上任（由希姆莱任命）。当上了指挥官，精力旺盛的霍斯迫切想把他在达豪、萨克森豪森的所学应用于实践。对于100多万囚犯来说，奥斯维辛意味着死亡；而对霍斯来说，奥斯维辛是他的生命。当他来到这里时，霍斯憧憬在他的掌管下，这里能成为一座新的模范营。不过他现在接管的这片墙倒屋塌的土地离他的梦想还很远。施工初期，木材和砖头紧缺，霍斯甚至没法在他的营区周围建起围栏：“我不得不去拿一些铁丝网所需的材料。”[82]

就连党卫队都承认奥斯维辛是一片荒地，不过这并没有阻挡它扩张成为最大的集中营之一。[83]1940年底，奥斯维辛集中营启用仅半年后就有将近7900名囚犯被转移过来。他们被关在单层或两层的砖头房屋中，这些房屋原来是军队的营房。[84]随着营区面积不断增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更多囚犯相继到来。到了1942年初，奥斯维辛已经成为除毛特豪森之外最大的集中营，关押了将近1.2万人。该营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与占领地的人民做斗争，营内超过四分之三的囚犯都是波兰人。[85]今天，奥斯维辛已成为大屠杀的同义词，但在建立初期，其主要是为了在波兰的土地上实行德国统治。[86]

除了奥斯维辛，党卫队在1940年春天到1941年夏末之间还建了另外四座男子营。[87]第一座是汉堡附近的诺因加默集中营。这里原先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卫星营，希姆莱1940年1月份来视察之后，这里便被升为一座主要的集中营。党卫队从萨克森豪森调来了大批囚犯修建新营。囚犯们每天要在冷雨霜冻中工作16个小时。一名囚犯回忆说，刚开始土地完全是冻住的：“我们必须为营房打地基，铁锹甚至比我们自己还重。”1940年6月4日，幸存的和新来的囚犯被转移到了还没建成的新营区。大约800名囚犯被塞进三座还没完工的营房。不过，营区扩张很快，到了1941年底，诺因加默集中营的囚犯人数达到了4500～4800人。[88]

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是另外一座主要的新营。它原先也是一座卫星营，坐落在下西里西亚史特里高镇（Striegau）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从1940年8月初开始，这里就成了萨克森豪森的前站。第一批囚犯被关进了用栅栏围起来的两座临时营房。希姆莱在1940年10月底亲自来这里视察。转年的春天，也就是1941年5月1日，格罗斯-罗森营被升成主营。最初因为缺乏扩建资金，它的规模相对较小，截至1941年10月1日只容纳了不到1185名囚犯。[89]它成为大规模监禁地和屠杀场的日子还很远。

与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同期而建的第三座主营是纳茨维勒集中营（Natzweiler），它坐落在阿尔萨斯孚日山脉（Vosges Mountains）的一座陡峭的小山上，周围是秀美的田园风光。纳茨维勒最开始也是一座小营，首批300名囚犯于1941年5月底来到这里。就像其他新营一样，党卫队在建营期间也需要随机应变。囚犯们起初被关在临时建筑中，党卫队的行政机构则在斯特鲁托夫（Struthof）的旅馆中办公。[90]像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一样，纳茨维勒扩建的速度大大落后于党卫队之前的预期；直到1943年底，纳茨维勒才达到了容纳2500名囚犯的初始目标。[91]

党卫队新建的最后一座集中营坐落于威斯特法仑（Westphalia）的帕德伯恩（Paderborn），源自希姆莱自己的奇思妙想。他崇尚神秘主义，希望建立一座党卫队的精神家园，于是选定了下哈根（Niederhagen）的维威尔斯堡（Wewelsburg），这是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从1934年起变成了巨大的党卫队神殿。1939年5月，德国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于是希姆莱召集集中营的囚犯帮助他完成这项工程。最开始，这些人被关在城堡对面山上的一个小型劳动营中，那里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卫星营之一。但到了1941年9月1日，希姆莱将它变成了一座正规的党卫队集中营。不过因为其特殊的情况，它一直是所有主营中规模最小的。1942年初，这里只关押了不到600名囚犯。虽然人数不多，但它像其他集中营一样致命。一些囚犯死在了采石场里，一些囚犯在修建城堡北塔下的“地窖”（应该是用来朝拜党卫队领袖的场所）时死去。希姆莱诡异的设想直到最后也没有完全实现。到了1943年初，德国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战争，即使是他也无法推进这项工程。幸存的囚犯们被送往其他地方，这座主营也在1943年4月30日关闭。总体来看，下哈根集中营存在了不到两年时间。[92]

集中营体系虽然在战争初期迅速扩张，但并没有相互割裂。没过多久，新营的生活就和老营别无二致。这其中有许多原因，从宏观来说，所有集中营都在集中营督察组和帝国中央安全局的统辖之下。从微观来说，集中营间还有着许多个人联系。五座新集中营的第一批审头都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这些人使集中营扩张成为可能，很快便融入他们本就熟悉的日常操行。[93]他们的党卫队主子多年来也一直浸淫于集中营。新任指挥官都是如霍斯一样有野心的青年官员。党卫队领导人也借此机会给了那些失败的老人第二次机会，就像卡尔·奥托·科赫那样。另外一个受益者是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第一任指挥官阿图尔·勒德尔（Arthur Rödl），他曾经在利赫滕堡集中营、萨克森堡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担任高级官员。勒德尔无论去哪里都会冒犯上级；上司们抱怨他没什么能力，字也认不全，根本不配担任这样的职位。连特奥多尔·艾克都觉得他是个笑话，但也没办法摆脱他。作为一名参加过1923年政变的纳粹坚定分子，勒德尔被塑造为模范，受希姆莱保护。1941年升职成为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指挥官是他最后一次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94]

这些新营为散布战争的恐惧添砖加瓦。如前文所述，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设计成打击怀有异见的波兰人民。而其他三座新营——诺因加默、格罗斯-罗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也有政治功能。三座集中营都建立在德国边境附近，目的是进一步驯服占领区的人民。诺因加默集中营靠近丹麦和荷兰，成为德国西北部最重要的集中营。纳茨维勒集中营则建立在新占领的法国领土上。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位于德国东部，位于被占波兰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之间，一开始便有约四成囚犯来自波兰和捷克。[95]不过，战争早期集中营体系的扩张并不仅仅是为了散播恐怖，也是为了强制劳动。随着德军实力越来越强，党卫队的经济野心也在逐步增大。

砖与石

在全面战胜法国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完成了一个夙愿：简短地游览了这个自己与之斗争了二十多年的国家，一血1918年德国惨败的前耻。1940年6月28日早晨，出访的重头戏到了，希特勒的奔驰车队开进巴黎。法国的首都在夏日的晨光中微微发亮，希特勒仔细地审视他的战利品，像游客一样游览着。在游览过程中，他担任起导游的角色，向随从们讲述他从书本上看到的巴黎历史、艺术和建筑的细节。其中一名阿谀奉承的随从就是阿尔贝特·施佩尔，他被邀请前来分享导师的喜悦。

晚上回到临时指挥所，兴致不减的希特勒命令施佩尔加速推进重建柏林和其他所谓元首城（汉堡、林茨、慕尼黑和纽伦堡）的重大计划。该计划在战争开始之后就陷入停滞。希特勒称之为“德意志帝国最重要的建设计划”，一直持续了十年。不过，希特勒为什么把范围限定在这几座城市呢？希特勒相信，德国人在欧洲的统治将持续千秋万代，所以必须向世界展示出引以为豪的一面。到了1941年初，他的计划扩展为改造20多座德国城市，他憧憬着新的街道、广场、剧院和高塔。[96]

党卫队像施佩尔一样渴望帮助希特勒梦想成真，在战前便开始与施佩尔的办公室合作，两者的关系变得史无前例地紧密。施佩尔需要建筑材料，于是党卫队希望由自己的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来提供。施佩尔非常愿意为其提供资金援助，到1941年中期，他至少为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提供了超过1200万德国马克，助其成长为一家中型公司。[97]而实际的工作则落在了集中营囚犯身上。1940年9月，希姆莱在对党卫队官员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为了元首伟大的建筑，囚犯们“采石烧砖”是非常必要的。[98]

不仅仅是土地与采石公司，整个党卫队的经济版图都在扩张，战争初期是其发展最辉煌的黄金阶段。[99]整个经济仍由奥斯瓦尔德·波尔掌控，他将几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升至顶层，决心将他的草台班子变成专业团队。[100]并不是所有的生意都依赖强制劳动，至少初期还不是。但对囚犯的剥削仍然是党卫队经济发展的基石。此时，由于私人企业还未对集中营产生任何真正的兴趣，党卫队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囚犯。[101]

强迫囚犯劳动刺激了德国设备厂（DAW）的快速发展，这是一家党卫队企业，将许多集中营的作坊都纳入其中，生产从面包到家具等一系列产品。该厂于1939年5月建立，在战争开始后逐步成形。到了1940年夏天，达豪、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的制造车间都被纳入其中。到了1941年初，共有1220名囚犯在三座集中营中为德国设备厂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设备厂进一步扩大，成了党卫队经济系统内最大的企业。[102]另外一家主要的党卫队企业被冠以德国营养与供给实验所（DVA）的大名。该所于1939年1月成立，也在战争期间迎来了快速成长。其领军产业就是在达豪农场的园艺和草药种植，并很快成为营内最大的生产队伍之一。到了1940年5月，大约有1000名达豪囚犯每天在园内耕作。[103]而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农业生产计划，党卫队官方有着更大的野心（基本上脱离实验所独立运营）。希姆莱一直密切关注着计划的推进，他希望能在德国东部迎来一个巨大的突破。[104]

希姆莱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奥斯维辛一项野心更大的计划上——党卫队和私企的合作首次展开。1941年初，化工巨头法本公司（IG Farben）决定在波兰小镇德沃里（Dwory）建一座巨大的工厂，离奥斯维辛所在的镇子只有数英里的距离。法本公司本来是被当地丰富的资源和便捷的交通吸引，后来对当地集中营的廉价劳动力持欢迎态度（每名囚犯每天的工钱只有3或4德国马克）。希姆莱立刻抓住了和该企业合作的机会，希望借此提高党卫队的专业性和经济地位。在里夏德·格吕克斯的陪同下，他于1941年3月1日首次到访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之后他下令扩建集中营，其中一部分原因便是给法本公司提供更多工人。不久之后，1941年4月中旬，第一批囚犯工人开始在法本公司新厂的工地周围工作，这里计划要建一座生产合成机油和橡胶的大型工厂综合设施。到了1941年8月初，超过800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在条件恶劣的工地上劳作，而到了秋天，人数又进一步上升。[105]

虽然希姆莱积极推动奥斯维辛化工厂的发展，但在战争早期，他的关注点主要还是砖头与石料。1940年，每天有6000～7000名囚犯在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的6个工地劳作。希姆莱在1940～1941年还亲自视察了这6座工地以示重视。[106]在建立新集中营时，是否适合生产建材成了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管理者们重点考虑的因素。诺因加默集中营一开始就是为了制砖设立的。1938年12月，它作为一个卫星营开始运行，由土地与采石公司购买的一座废弃砖厂改建而成。不过它的生产在战前一直没有真正展开。当诺因加默集中营升为主营之后，生产开始提高，在德国战胜法国之后又进一步增加。砖块的需求量非常大，尤其是为建造附近的汉堡市的建筑。[107]

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与纳茨维勒集中营，党卫队官员的兴趣点在于花岗岩而不是砖头。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黑白花岗岩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于1940年5月买下了采石场，而后来将格罗斯-罗森升级为主营也是主要考虑到可以提高产量。纳茨维勒集中营的情况亦是如此，党卫队从一开始便打算在采石场中剥削囚犯。1940年9月6日，希姆莱视察当地的采石场之后，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便在该地设厂。显然，阿尔贝特·施佩尔是看中了这里的稀有红色花岗岩，正好适合建造纽伦堡的新德国体育场。[108]

原有的集中营也受到了党卫队建筑热潮的影响，增加了更多的工厂、机器和囚犯来加快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的生产。在施佩尔的提议下，奥拉宁堡于1940年夏末建立了石材加工厂。而在附近，萨克森豪森的其余囚犯仍然在重建失败的奥拉宁堡砖厂。就像对其他工程一样，希姆莱密切关注着这些项目的进度。他此前承诺给施佩尔提供大量砖料，也因此在1940～1941年两次视察问题不断的奥拉宁堡工厂。同时，在弗洛森比格，党卫队效仿毛特豪森集中营，从1941年4月开始也建立了一座采石场。这里的采石场扩建过几次，特别是在古森（Gusen）建立新的次级营之后（从1940年5月25日开始正式运营）。古森位于毛特豪森西部，只有几英里之遥。因此毛特豪森成了党卫队最大的花岗岩产区，在1940年7月，平均每天有3600名囚犯被派往三个主要采石场生产。[109]

党卫队希望通过囚犯来提升产量，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的经理甚至希望给集中营犯人们提供石匠的技能培训。1940年9月6日，公司与奥拉宁堡的指挥官们会谈之后，宣布所有为公司工作的囚犯将会得到优待，比如金钱、水果和单独的营房。另外，他们还用自由来诱惑囚犯，声称如果他们做得好，他们将“很有希望”被尽快释放。[110]但这些都是空头支票。实际上，囚犯们得到的福利仅限于香烟和加餐，而且几乎没有囚犯得到过这些福利。到了1941年初，只有不到600名囚犯在各个集中营接受了石匠的训练。[111]尽管如此，这种做法预示了未来事情的走向。确实，这不是集中营党卫队首次为囚犯们提供奖励。但在过去，这种奖励基本上只提供给那些维持秩序和纪律的审头。而在战争期间，意识到强制劳动的重要性之后，党卫队已经准备好为那些生产力高的囚犯提供更好的待遇。

在战争初期，党卫队经济的总体收支情况有喜有忧。除了国家补助和施佩尔的资金注入之外，党卫队还通过使诈获取收益。[112]比如他们的龙头企业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它的采石场主要依赖人工，利润颇丰。毕竟公司的劳动力成本极低，党卫队的企业给每个囚犯的工钱微薄，每人每天不到0.3德国马克。正是这种近乎免费的劳动力才使党卫队的采石场能够盈利。[113]除了这点优势之外，土地与采石公司的其他生意都失败了。尤其在需要更复杂技术的生产上，党卫队一直无法成功，比如奥拉宁堡的砖厂就因此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114]

从德国整体来看，战争初期党卫队的生意仍然微不足道。确实，他们为希特勒的宏伟建设计划提供了材料。但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就像整个党卫队经济一样，从未兑现当初许下的承诺：生产达不到目标，囚犯们的产出只有自由劳动力的一小半，石料的质量也不高。[115]到了1941年夏天，党卫队在经济领域的地位和战争初期相比已是一落千丈。虽然就经济方面而言，党卫队对德国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其对铁丝网后面的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给集中营工地和采石场带来了更多的破坏和死亡。

毁灭之路

“如果让我用一个画面体现我们时代的所有邪恶，”普里莫·莱维在他的奥斯维辛回忆录中写道，“我会选择我熟悉的画面：一个形销骨立的男人，低垂着头，佝偻着肩，脸上和眼中见不到一丝思想的光芒。”这些囚犯能动，但他们已经不是活人了，莱维继续说道：“神圣的光辉已经随着他们死去。”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消逝于无形，只剩旁边田地里的几捧骨灰”。莱维将这些没有人记得的死者称为“被淹没的人”。[116]在战时的集中营，这些男男女女有别的称呼，比如“残废”、“弃人”或是有着讽刺意味的“犹太人”（jewel）。奥斯维辛和其他几个集中营中最常用的则是这个词——Muselmänner（活死人），对女性有时则用Muselweiber。[117]

Muselmänner都是活死人。他们失去了一切，精疲力竭、毫无生气、饥饿难耐。他们的身体只剩下骨头，以及布满了疮与疤的干枯皮肤。他们几乎已经不能行走、思考或是说话，只能用空洞的眼神呆呆地看着前方。其他犯人认为自己最终也会沦为此类，不需要太多——一次感冒、一次殴打甚至脚上的一次疼痛——就能将一名犯人送上这条毁灭之路。起初，对食物的渴望还能让他们有一些活力，后来却成了他们死亡前最后一点生命的征兆。一些人在进食时死亡，手里仍抓着最后一片面包。[118]对活死人来说，生命和集中营里的求生策略都已经失去了意义。操练、洗涮、缝补、交易，同时保持低调——任何一点都已经无法做到。听不见了，他还怎么执行命令？已经糊涂了，他还怎么遵守规矩？已经站不起来了，他还怎么踏步前进？

活死人的形象让人毛骨悚然也让人心碎，在解放后成了集中营内恐怖生活的证据。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一形象与大屠杀以及集中营体系的最后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119]但事实上，这些将死之人在很早之前就出现了。从1939年秋天开始，集中营内的条件急剧恶化，使得数千名囚犯丧生。战争初期出现了活死人的称呼。

饥饿与疾病

在党卫队残暴的“欢迎仪式”之后，初来乍到的囚犯最想不到的就是在集中营内能见到花坛。在春夏两季，营房外、党卫队建筑周围以及主干道两边到处是盛开的鲜花和打理整齐的草坪。在战争初期，集中营党卫队仍然维持着秩序与体面，为了来访的人和他们自己，将这里粉饰成一处正常的场所。“有时候，当我想到这帮盖世太保恶棍如此爱护这些花花草草，却视人命如草芥，”一名1939年来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囚犯回忆说，“我就觉得非常恼火。”[120]

营房外繁花似锦，营房内苦海无边，再没有比这更强烈的对比了。营内拥挤不堪，每当有新囚犯进来，就立刻会被肮脏、患病的人体淹没。[121]虽然党卫队一直坚持让囚犯们定期清扫营房，这种惩罚性的打扫也是所谓的营内教育的一部分，但这对改变里面可怕的环境并没有什么帮助。

在战争初期，过度拥挤是集中营的一个严重问题。布痕瓦尔德是成长最快的集中营。在四周之内，它的人数增长了一倍，从5397人（1939年9月1日）变成了10046人（1939年10月2日）。[122]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内的人数在年内也增长了几乎一倍。[123]这给囚犯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影响。制服、肥皂、床铺还有其他许多东西都短缺。营房被塞得满满当当，已经超过能承受的最大容量的两倍或是三倍。到了1940年底，随着囚犯人数的减少，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情况才有所好转；在布痕瓦尔德，囚犯数量在最高峰时达到12775人（1939年10月31日），这一数字直到1943年春天才被超越。[124]新增加的囚犯被其他集中营吸收：重新开张的达豪集中营、扩张的毛特豪森集中营，以及新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些集中营很快也变得拥挤不堪，囚犯不得不为了睡觉、洗漱和更衣空间而打斗。

汤越来越寡淡，面包的分量越来越少，囚犯们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这种短缺一方面是因为开战之后物资紧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卫队故意为难。1939年9月1日，萨克森豪森的党卫队在战争开始时缩减了囚犯们的口粮，这也许是来自上面的命令；战争意味着牺牲，而囚犯们应该是第一批受苦的人。这种思想也解释了纳粹政府为何在1940年1月统一缩减官方配给。集中营囚犯（以及监狱中的囚犯）所获得的肉、油和糖远远少于普通民众，哪怕他们的劳动比普通人繁重得多。[125]更糟糕的是，囚犯们真正得到的比应得的还要少很多，因为党卫队和审头们层层克扣。盛上囚犯餐盘的往往是那些最糟糕的饭菜。上菜时“腐烂的蔬菜味充斥了整个房间”，一名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前囚犯作证说；一些囚犯不停作呕，最终把饭都吐了出来。[126]

饥饿笼罩着营房。许多囚犯只能想到食物，有的人甚至幻想把党卫队队员的狗炖了。囚犯们常常讨论丰盛的大餐、想象中的牛排；有囚犯把不常见的可口菜肴记录下来，最终汇总成了一本食谱。就连夜晚也被饥饿占据着。1939年底的一天晚上，阿尔弗雷德·许布施（Alfred Hübsch，他是从达豪集中营临时转移过来的一名囚犯）躺在弗洛森比格营房的床上。他梦见了家乡的一个肉店，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香肠，屠夫跟他说：“您好好看看，想要什么我都给您。”[127]

囚犯们尽其所能养活自己。黑市非常兴旺，而那些没有资本去交易的囚犯甚至会冒着食物中毒和被党卫队惩处的风险，去捡拾腐烂的蔬菜和厨余垃圾。偷拿集中营物资的囚犯将面临更加残酷的处罚。1941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名法国囚犯因为从羊圈里拿了两根胡萝卜，被党卫队分区主管殴打致死。[128]越来越多的囚犯开始互相偷窃食物，甚至包括一些好同志。面包贼越来越多，一些营区长不得不出面主持公道或是在囚犯储物间巡逻，威胁对窃贼施以残酷的惩罚。但饥饿的力量有时甚至超过了被抓的恐惧。[129]

饥饿往往是灭亡的开始。筋疲力尽的囚犯们很快便跟不上工作的进度。党卫队队员们于是将他们视为不愿工作的人进行惩罚，进一步把他们推向坟墓。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普通囚犯进餐的时候，所有“懒惰”的囚犯必须远离盛汤的大锅。直到其他人吃完了之后，饥饿难耐的人才被允许靠近。阿尔弗雷德·许布施吓坏了，他看见绝望的人们抢夺着食物残渣，对审头们的拳打脚踢毫无反应：“他们用自己的汤勺刮着锅底，用手指去抹锅内最后一点食物。”[130]

消瘦的囚犯们更容易染上疾病。传染病在战争初期的集中营非常流行。囚犯们从劳教所、监狱和强制劳动营来到集中营时，健康状况往往已经很糟糕了。连把这些病人扔在集中营门口的警察都有些于心不忍。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运来的囚犯包括一名80岁的塞尔维亚瞎子，他几乎都站不直，却被列为危险的惯犯。[131]不论他们到来时健康与否，几乎所有没有特权的人都得病了。极度的营养不良严重损害了囚犯们的皮肤、组织和器官。营养不良性水肿和大面积溃疡的症状迅速增多。[132]冻伤和感冒也很常见，往往会引发肺炎。营内的状况在1939～1940年的寒冬中已经很糟，当时德国一连几个月都被冰雪覆盖。一些营房一点暖气都没有。只要有炉子，囚犯们都会试着去偷（或“组织”，用他们营内的说法）一些木头。其他人则会在囚服内塞一些毯子和纸袋。但无论他们怎么做，都无法从每天的严寒和恐惧中逃离。而集中营党卫队往往还会雪上加霜，扣留或是收回暖和的衣物。[133]

传染病也比战争开始前要严重得多。疥疮这样有害的传染病到处都有。1941年1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至少有八分之一的囚犯被传染。[134]糟糕的卫生条件导致痢疾大规模暴发，引起恶性腹泻和严重脱水。许多囚犯饱受饥饿性腹泻之苦，每天都会弄脏自己。奥斯维辛第一批囚犯中的麦可·焦乌科夫斯基（Michał Ziółkoswki）回忆说，生病的囚犯夜里在去厕所的路上甚至会忍不住直接便溺在那些睡在地上的人身上。[135]集中营内另外一种流行病是斑疹伤寒，这是一种大规模拘禁的常见病，通过跳蚤传播，而跳蚤在集中营中一直活跃着。[136]

面对集中营内越来越凄惨的状况，党卫队的解决办法让人触目惊心。1939年到1940年，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改善，只允许少部分患病的囚犯前往医务室，大多数生病和将死的囚犯被隔离在单独的地方。[137]患有肺结核、开放性伤口、疥疮和其他传染病的囚犯有单独的营房。囚犯们分别给这些地方起了别称：达豪的腹泻营房被称为“屎区”，病人和残疾人的住处则被唤作“蠢货俱乐部”。[138]许多身体状况比较好的囚犯赞成隔离，因为害怕被传染或被病人打搅睡眠。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自发地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强迫生病的犯人去冰冷的洗手间合宿。[139]

即使是集中营的老兵也对隔离区的状况感到震惊，他们基本上避免靠近这些地方。营房里全是骨瘦如柴的犯人，除了床铺或稻草口袋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漫长的日夜偶尔会被审头的暴力虐待打断。最难熬的是噬人的饥饿。1939年底建立的萨克森豪森病弱营房也被称作“饥饿区”，这并非什么巧合。在这里和其他为生病的人准备的区域，集中营党卫队进一步削减了他们本就很少的口粮，希望能加速病人之中的“自然选择”。[140]

工作与死亡

在亲眼见过魔鬼之后，《神曲》中的但丁最终离开地狱，开始登上通往天堂的阶梯。当然，他首先要经过炼狱，向导维吉尔（Virgil）指给他看一列怪异可怕、几乎已经不像人类的人，背上的巨石几乎将他们的身子压到了地面。就连“看起来最能忍耐的人也哭着说：‘我再也受不了了’”。[141]但丁这首中世纪的诗歌经常被集中营内的囚犯引用（甚至还被一些党卫队队员引用）。布痕瓦尔德的囚犯们向解救自己的美国人解释在采石场的痛苦经历时，他们想到的就是这幅在地狱中搬运巨石的图景。一名囚犯回忆道：“仅仅是听到采石队这个名字，也能让那些最强壮的人胆战心惊。”[142]

各地的囚犯都害怕采石场。[143]战后，波兰犯人安东尼·格拉迪茨（Antoni Gładysz）仍然清晰地记得他在1941年第一次被迫爬下格罗斯-罗森矿场晃晃悠悠梯子的情景。他和其他三名囚犯都穿着不结实的木鞋，拖拽沉重的石块。“那是可怕的一天，”格拉迪茨回忆说，“我们弄伤了手，试着用膝盖支撑自己的身体，当时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甚至可以说失去了意识，都无力去想这一天何时才会结束。”[144]当囚犯们最终走回集中营时，他们身上满是采石场的烙印。

集中营党卫队一直将采石视为惩罚性的工作，帝国中央安全局也同意这一点。在希姆莱的授意下，中央安全局将集中营划分为三类（和早期集中营中将囚犯划分等级的体系类似，该体系后来被艾克废弃），关押的囚犯性质各有不同，囚犯的性质由他们的“品格”和“对国家的威胁”决定。“绝对可被改造”的囚犯会被带到1类集中营，比如达豪和萨克森豪森（这里没有采石场）。2类集中营包括布痕瓦尔德、弗洛森比格和诺因加默集中营等，是给那些“误入歧途”，但仍然“可被改造”的人准备的。最差的3类集中营留给那些“执迷不悟”的人，特别是“反社会分子和刑事惯犯”，他们“几乎不可能被改造”。最开始只有一座3类营——毛特豪森集中营，那里有最大也最为致命的采石场。一名毛特豪森前看守后来承认，实际上，3类集中营意味着“不打算让囚犯活着出去”。囚犯之间称这座集中营为“死亡豪森”。[145]

在纸面上，党卫队非常重视新的分类方案。[146]但它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从一开始，集中营的级别就无法代表其真实的情况。比如在1940年，萨克森豪森（1类）的囚犯死亡人数是布痕瓦尔德（2类）的两倍。[147]后来这个方案变得毫无参考价值：虽然奥斯维辛被官方列为1类或2类营，但它的囚犯死亡率在所有集中营里是最高的。[148]到了后来，其他因素——比如囚服上三角的颜色——比集中营的官方分类更能决定囚犯的命运。

不过，建立集中营分类制度的尝试让我们得以一窥党卫队和警察高层在战争初期的想法。面对不断发展的集中营体系，他们首先试图加大不同集中营的区分度。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继续强调要改造囚犯。这并非政治宣传的需要，因为对集中营的分类本身就是机密。官员们不过在自欺欺人罢了：他们仍然想要相信集中营除了恐怖制裁之外还有别的功能。事实上，集中营的教育任务比战前时期还要荒唐。囚犯们所学到的新技能都是为了生存——如何在忍受鞭打的同时还能计数，如何靠一小片面包撑上几天，如何假装努力工作以保存体力。

在战争初期，无论有没有采石场，繁重的体力劳动都是所有集中营的共同特点。建筑工作是最突出的，囚犯们面对着劳累、折磨和死亡的威胁。在奥斯维辛这样的新营里，几乎所有囚犯都被赶进工地，自己给自己建集中营——其中包括自己走的小路、自己站的点名广场、自己住的营房以及将自己与外界隔离开的围栏。[149]当然，施工并不仅限于新集中营。随着囚犯数量的增加，老集中营也开始大刀阔斧地翻建。集中营党卫队一直在不断地新建或翻建，而买单的则是囚犯。1939年12月到1940年4月间，毛特豪森有约1800名囚犯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在建设古森次级营时丧生的。一名古森集中营囚犯在1940年3月9日的秘密日记中写道：“没什么特别的。在这里，死人不算新鲜事，每天都会发生。”[150]

在1940年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每天平均有2000人在砖厂工地上干活，这是集中营内最危险的工作。许多囚犯被迫去拆除坏掉的旧工厂，这个大工程导致数百人丧命。其他人则在建设位于奥拉宁堡的新次级营，以省去每天从主营到工地的路程（该营在1941年4月底投入运营）。更多的囚犯则在几个产砖的窑炉工作。最后是附近的黏土坑，这里被称作“地狱中的地狱”；囚犯们必须在齐膝深的水和泥中站好几个小时，将黏土铲进推车里。德国政治犯阿诺尔德·魏斯-吕特尔（Arnold Weiss-Rüthel）总结说：“古代给法老修建金字塔的奴隶待遇都比在奥拉宁堡砖厂的希特勒的奴隶强得多。”[151]

虽然党卫队的经济野心给强制劳动设定了大方向，但并没有令劳动更高效。大部分地方党卫队队员对产量没什么兴趣。在他们眼中，集中营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功能是与纳粹德国的敌人做斗争。那些为了在工作中折磨囚犯而设立的规矩就是证明。比如在1939～1940年的古森集中营，囚犯们在严寒中辛苦工作，不能穿外套也不能戴手套，更不能靠近党卫队队员和审头们的火堆。[152]

有时，囚犯们因为太虚弱、没被分配任务、坏天气或无事可做等没有进行强制劳动，看守对待他们的方式更能说明集中营党卫队的优先次序。因为普通囚犯（除了将死之人）不可以无所事事，所以集中营党卫队就想别的办法让他们忙活起来。在战前，一些看守喜欢让囚犯进行毫无意义的劳动和惩罚性的训练。不过党卫队还发明了新的折磨手段。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1939年秋天引入了所谓的立正突击队，在战前就开始把“立正”作为无工作之人和病人的惩罚手段。几百名囚犯挤进营房中立正站上一整天，只有午饭时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一名囚犯后来写道。一连八九个小时，他们不能移动、交谈和坐下；他们甚至不能靠在墙上。很快他们身体各个部分就开始疼痛。但不可以有任何移动：囚犯不管是真违规还是被党卫队和审头认定违规，都将立刻受到责罚。[153]

这是战争初期集中营党卫队恐怖行动升级的一部分，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在集中营里，跟谋杀联系最紧密的地方是医务室和地堡，那里是集中营暴力的核心地带。但现在，看守已经开始随处杀人，更关键的是他们杀得越来越频繁。从前，党卫队谋杀之后都会收手一段时间。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就肆无忌惮了呢？

处决

1939年9月7日午夜，一辆警车停在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内。在车里面，几名警察押着一名戴手铐的男子。此人体格健壮，有一头粗粗的卷发，名叫约翰·海嫩（Johann Heinen）。他的生命只剩下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海嫩三十岁了，但看起来要更年轻一点，他这一辈子没交过什么好运。在动荡的魏玛时代，这名娴熟的钢厂工人丢掉了工作。在纳粹时代早期，他因为对共产党抱有同情被抓进监狱。释放之后，他到德绍的容克工厂工作。但二战爆发前不久他又被逮捕了，这次是因为拒绝给德国防空部队挖壕沟。他的抵抗精神让他丢了性命，纳粹领袖们决定杀了他以儆效尤。得到希特勒的亲自首肯之后，希姆莱在1939年9月7日黄昏给海德里希发了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刻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处决“共产党人海嫩”。集中营指挥官迅速将这一消息告知督察官特奥多尔·艾克，后者立刻从奥拉宁堡赶了过来。海嫩来到萨克森豪森后得知了自己的命运。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中疯狂地抽烟，并给妻子写了一封诀别信：“请一定要勇敢，想想我们的孩子；你必须为他活下来。我觉得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请原谅我的语无伦次和毫无章法。我觉得我已经死了。”萨克森豪森时任副官鲁道夫·霍斯领着囚犯来到工厂大院里，退后站好，下令三名士官开枪。海嫩立刻倒了下去，但霍斯还是走近又补了一枪。之后，党卫队队员们走回了办公区。“很奇怪，大家基本上没什么交谈，每个人似乎都在想心事。”霍斯回忆说。[154]

约翰·海嫩的死标志着纳粹开启了一种新程序。几天之前，也就是1939年9月3日，法国和英国对德宣战，希特勒公开宣布任何破坏家园前线的人都会被“当作国家的敌人消灭”。[155]同一天，希特勒私下向希姆莱再次强调了这点，让他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维护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安全。[156]希姆莱很快将元首的心愿变成政策，启动了政府处决计划。集中营作为半官方的男性（后来也包括女性）处决地点，可以不经审判就执行死刑。根据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提出的观点，这是典型的为元首工作的例子。[157]

这项新政策的行政基础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在9月3日那天下的一道指令。按照指示，地方盖世太保在逮捕危险的嫌疑人之后，海德里希的办公室可以选择“将这些坏分子残酷地清除”。也就是说，这些受害者一般会被带到最近的集中营处决。[158]但新措施的落实并没有像党卫队领导人期望的那样。四天之后，海德里希向地方盖世太保官员发出了一封紧急电报，要求处决更多的犯人。12个小时之后，约翰·海嫩便死在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不过海德里希仍不满意。两周之后，他再次发出电报，坚持说所有做出危险举动的人——比如搞破坏或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必须被“毫不留情地清除（也就是说被处决）”。这也是海德里希又一次直白地给下属们下命令。后来，随着纳粹杀害的人数不断增多，官员们也开始在内部文件中用暗语来掩盖自己的血腥行径。[159]

党卫队在1939年9月处决了约翰·海嫩和其他两人，引起了德意志帝国司法部的警觉。他们是通过报纸才得知处决的消息，比如一些标题为《颠覆分子被枪决：社会绝不容忍这样的人》的文章。[160]这样的法外处决挑战了司法部门在死刑上的绝对权威，帝国司法部部长居特纳请求希特勒改变主意，他认为正规的司法系统完全可以给予罪犯恰当的处罚，不需要党卫队来插手（确实，司法部门判处的死刑数量在战争期间急剧增长，在1941年达到1292人）。[161]但居特纳的抗议适得其反。当总理府秘书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 Heinrich Lammers）在1939年10月13日提出这个问题时，希特勒不仅揽下了集中营内早期几起处决的责任，还要求处决两名在司法审判中被判十年监禁的银行劫匪。[162]党卫队行刑的权力就这样被确定下来。随着战争越来越残酷，希特勒再次要求处决了几十名犯强奸、偷盗、诈骗和纵火罪的德国人。[163]

集中营内登记在案的犯人也没逃过新政策的魔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再一次成了实验田。第一个受害者名叫奥古斯特·迪克曼（August Dickmann），是一名29岁的耶和华见证会信徒，也是一名老囚犯了。当年他因为拒绝应征入伍而被捕。当他的情况被纳粹领导人知道后，在希特勒的首肯下，希姆莱下令将他处决。1939年9月15日傍晚，所有囚犯在点名广场集合，指挥官宣布迪克曼死刑，然后冲他吼道：“转身，你这头猪。”一名党卫队队长冲迪克曼背后开了一枪，然后鲁道夫·霍斯给了他致命一击。如党卫队所愿，其他囚犯都吓坏了，其中包括迪克曼的兄弟，他还要负责将尸体收殓进棺材。但希姆莱还想震慑更多人，于是又将这次处决通过德国的报纸和电台广而告之。[164]

希姆莱在走访集中营时也会处决囚犯，就像他1939年11月22日巡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那样。在那天早上视察了地堡之后，他要求守卫处决一名和他短暂交谈过的囚犯——奥地利少年海因里希·佩茨（Heinrich Petz）。佩茨涉嫌参与了几起骇人听闻的汽车抢劫谋杀案。14岁的他因为未成年所以未被起诉，最近刚被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当地的党卫队立刻行动，他们把佩茨带到地堡前的空地上，要求他往围栏那里走，然后在他走的过程中从背后枪毙了他。因为这并不合法，所以党卫队队员便将少年的尸体挂在铁丝网上，“假装这是一起未成功的越狱”。其中一名参与谋杀的队员后来如此承认。[165]

起初，一些集中营党卫队队员抱怨说处决囚犯会脏了自己的手。但没过多久，在希姆莱和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命令下，执行死刑成了家常便饭，鲁道夫·霍斯夸张地称萨克森豪森的行刑队“几乎每天都一字排开，枪决死囚”。[166]集中营内的处决十分频繁，以至于党卫队专门制定和分发了处决指南，用文字详细叙述了处决的标准流程。[167]一般来说，囚犯们要被带到人们视线之外处决，通常是在靶场、地堡或是医务室。在个别情况下，如果党卫队想要震慑其他囚犯，就要强迫所有囚犯观看行刑的过程。[168]刽子手自古以来都是不光彩的职业，由一些专门挑选出来的囚犯担任，这些人时而会得到香烟、咖啡、酒或者食物作为酬劳。[169]

当纳粹领导层决定将集中营作为执行死刑的场所之后，这个政策很快得到了进一步扩展。从1940年起，集中营党卫队一批批地处决德国人和外国人，有时一次会杀死数十人。[170]几座集中营还会进行联合处决。这样凶残的杀戮第一次发生在1940年11月，在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命令下，几百名波兰人在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和奥斯维辛被处决。他们中有的是常规囚犯，其余的则是为了处决特地送到集中营的。这场疯狂屠杀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和德占波兰的政策有紧密联系——从公开谋害反对派转为更隐蔽的处决。[171]受害者之一是著名的医生约瑟夫·马尔琴斯基（Józef Marczyński），他曾经担任华沙市医院的副院长。在德国占领波兰之后他加入了抵抗组织，在盖世太保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突袭中被逮捕。1940年5月，他从华沙的帕维尔克（Pawiak）监狱转移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六个月后，就在11月9日早上，他被带出营房，跟其他32名从帕维尔克转移过来的波兰人会合。他们以为自己将被释放，但结果恰恰相反。党卫队队员在他们的脑门写下囚号以便认尸，然后将他们驱逐到附近的工厂空地上；他们在半脱光衣服之后就被枪决了。当天晚上，萨克森豪森的波兰囚犯展开了一场追悼仪式，牧师们领着大家唱赞歌，只不过都是在心中默唱，以免被看守发现。[172]

在接下来的数月甚至数年间，集中营内一直有大规模处决波兰人的情况。[173]一些囚犯是作为“人质”被处决的，因为党卫队怀疑波兰人民在搞破坏。[174]其他人则是被警方即决法庭判了死刑，来时就已经注定了死亡。所谓的即决法庭自1939年起出现在德占波兰，虽有其名，但实际上是警方在法律之外的仲裁机构，每一次都判嫌疑人死刑。[175]这种即决法庭和集中营党卫队展开了密切合作，特别是在奥斯维辛，审判程序最终移到了集中营之内，这样党卫队就可以在荒唐的审判之后直接将被告处决。[176]

集中营党卫队杀手

处决政策给地方集中营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国家的处决命令不断增多，第一线的党卫队队员们感觉自己有义务伸张正义。他们的道德观已经扭曲了，一旦纳粹领导人开了法外处决犯人的先例，当地集中营党卫队队员自发的谋杀行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因为党卫队领导人想将集中营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这种未经许可的处决在官方层面上是被禁止的。[177]但“正确”谋杀和“错误”谋杀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一些指挥官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的就是布痕瓦尔德的卡尔·奥托·科赫，他在1939年秋天监督了第一场未经上级授权的大规模处决。导火索是11月8日发生的一起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一名抵抗者只身引爆了炸弹，造成七人当场死亡，但希特勒逃过了一劫，也使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神圣使命［1945年，嫌疑人格奥尔格·埃尔泽（Georg Elser）在达豪集中营被处决］。[178]希特勒当时深得民心，许多德国人都被暗杀事件吓坏了。[179]没有人比集中营党卫队更坚决地要复仇，他们对犹太囚犯展开了凶残的攻击。据传犹太人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这个传言连纳粹宣传部都觉得太牵强，但对那些极端反犹主义者来说已经足够，他们再次对犹太人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此时距1938年的水晶之夜刚好一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在11月9日折磨了犹太人一整夜；而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犹太女人被锁在她们的营房整整一个月，看守她们的是一个尤为恶毒的女看守。“只要她一出现，我们的心就不停地跳。”一位囚犯后来作证说。[180]

这些都无法跟布痕瓦尔德的情况相提并论，那里犹太人的生活在战前本就已经十分艰难。1939年11月9日早上，所有囚犯像往常一样在点名广场集合。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今日与往常不同，党卫队将他们赶回了营房，接着要求犹太人重新返回广场。党卫队在他们之中选中了一群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大部分在20岁到30岁之间。其他人则再次被遣回营房，关在里面长达数天，不见天日，也没有食物和水。同时，被选中的囚犯被带到集中营大门前焦虑地等待着未知的命运。而党卫队看守们则在一起庆祝1923年纳粹政变的周年纪念日，其中一些人前一晚的酒还没有醒。在一场小规模的游行之后，党卫队返回大门处立刻行动。在指挥官科赫的命令下，21名犹太人从集中营走到采石场。当他们来到一片开阔的平地时，党卫队队员们掏出了枪，从后面枪毙了他们；试图逃跑的人也很快被抓住杀掉。[181]

这次屠杀是史无前例的。地方党卫队此前从未在没有上级指令的情况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处决这么多人。也许狂热的科赫认为自己有权力进行报复，因为他的营区负责人勒德尔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爆炸案中受了轻伤。无论科赫的动机是什么，他没费什么劲儿就在布痕瓦尔德的部下中找到了志愿行刑人。[182]尽管上级们对他编造的托词有所怀疑——这些犹太囚犯是在一次大规模越狱行动中被击毙的——但内部调查最终不了了之。科赫逃脱了谋杀的罪名。[183]

陶醉在权力之中的指挥官科赫很快就变得无法自拔，越来越频繁地下令枪毙囚犯。有几十名新来的囚犯不巧被他看到，结果都丢了性命。其中一个人被杀仅仅是因为科赫曾经在别的集中营见过他。“现在这只小鸟没法儿再跟着我了。”科赫开玩笑说。其他人被杀，有的是因为触犯了纪律，有的是因为知道了太多党卫队腐败的内情。被判死刑的人会被带到布痕瓦尔德的地堡，这里由二级小队长马丁·佐默（Martin Sommer）管理。佐默会成为集中营非官方的行刑人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作为资深纳粹积极分子（他在1931年便加入纳粹党，那时他只有16岁），佐默是一个极度凶残的人。他不仅负责执行正规的鞭刑，还参与那些私下的虐待行为，不给囚犯食物，掐他们的脖子，对他们实施性虐待，打碎他们的头盖骨；他后来承认，有时在地堡里殴打囚犯能达到2000多下。虽然佐默并不是唯一一个从施虐狂上升成刽子手的集中营看守，但他的冷血即使在党卫队队员中也是罕见的；杀人之后，他有时会睡在办公室里，将囚犯的尸体塞在床底下。[184]

死在佐默手中的有一些是非常知名的囚犯。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恩斯特·海尔曼，曾经的普鲁士州社民党领袖。不出他所料，在战争开始之后不久他的苦难就以可怕的形式结束了。1940年3月31日，在集中营关了将近7年之后，海尔曼被叫到布痕瓦尔德的地堡，几天后在这里遇害身亡。海尔曼的一些同志怀疑他是被一名囚犯揭发了违规行为所以才遇害的，于是他们后来一起杀死了这个叛徒为他复仇。集中营内囚犯间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沉重。[185]

有了这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处决，杀戮的氛围感染了许多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从1940年起，越来越多的党卫队队员变成了谋杀犯。集中营官员鲁道夫·霍斯就是其中一个。1939年9月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参与执行死刑之后，他很快就开始亲自下手。1940年1月18日，一个寒冷的冬日，霍斯下令立正突击队全员集合并在室外列队站好，囚犯超过800人。点名广场上寒风肆虐，几个小时后，集中营老囚犯哈里·瑙约克斯向霍斯求饶。在他的自传中，瑙约克斯描述了他用规范的军队用语说：“报告集中营长官，请求解散（囚犯）。”但霍斯没有回应，于是瑙约克斯用更紧迫的语气又说了一遍：“集中营长官，人都要不行了。”霍斯回复说：“这里没有人，只有囚犯。”终于解散后，瑟瑟发抖的囚犯在营里的火炉前挤作一团。有一些人被送到了医务室。留在被雪覆盖的广场上的则是死尸，更多虚弱的人在之后几天相继死去。[186]集中营党卫队一直将这些病弱者视为累赘，但霍斯此举是他在战前想都不敢想的。他也并非特例。当集中营里的谋杀变得越来越随便和频繁之后，在其他地方，党卫队队员也开始通过注射毒药或其他方式系统性地杀害生病的囚犯。[187]

萨克森豪森行刑队

正是在二战开始后的几个月内，28岁的萨克森豪森副考勤主管古斯塔夫·佐尔格（Gustav Sorge）蜕变为一名刽子手。佐尔格以前杀过人，1934年底他加入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后就第一次参加了枪毙囚犯的处决，那时他刚加入集中营党卫队不久。接下来的几年，他在集中营这所暴力学校里继续修行，不过在战争爆发后他才开始大规模杀人。与其他的看守不同，佐尔格并不是个一事无成的人。他在学校成绩很好，并且成了一名钢铁工人。波兰在一战后占领了他的老家西里西亚，于是佐尔格像不少纳粹杀手一样成了在国外长大的德意志裔人。在青少年时期，他脑子里充满了极端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最终于1930年前往德国。在那里，他因为失业变得更加极端。佐尔格全身心投入纳粹事业，在1931年19岁时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于次年加入了党卫队。虽然他的外形并不高大，身形矮小且声音尖细，但他在魏玛共和国末期成了街头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人物。在一次与共产党的斗殴之后，他得到了“铁人古斯塔夫”的外号（借用了当时一位德国名人的名字），这一“荣誉徽章”后来被他带到了集中营。[188]

战争初期，古斯塔夫·佐尔格在萨克森豪森领导了一小队党卫队杀手，组成了一支非官方的行刑队。一名逃脱的囚犯向英国情报员形容佐尔格是执掌生死的“判官”，“他的帮凶和助理们经常通过不道德、残忍的手段相互竞争”。这群人大部分由负责监视囚犯营房和劳动分队的分区主管组成，只有那些行径凶残的党卫队队员能够成为分区主管。剩下的人则被佐尔格这样的上司点评为“太软弱”或“太懒散”，被调往边缘岗位或是去担任守卫了；1941年初，一名萨克森豪森分区主管因为做了太多坏事而噩梦缠身，甚至被送进了精神病病房。[189]

加入萨克森豪森队行刑队的途径有很多。队里大概有十几人，大部分是20多岁的士官。最年轻的是威廉·舒伯特（Wilhelm Schubert），他在1931年14岁时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1936年志愿作为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在利赫滕堡集中营服役，并于1938年春天进入萨克森豪森指挥参谋部，到了次年夏天，22岁的舒伯特成了分区主管。党卫队同事们嘲笑他不成熟不稳重，但他通过公开展示自己的凶残很快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舒伯特总能很快掏出武器，所以囚犯给他起外号为“快枪舒伯特”。他在1941年被提拔为二级小队长，他一如既往地通过随意殴打囚犯和朝囚犯营房开枪来庆祝。[190]

行刑队中最让人畏惧的角色可能要数里夏德·布格达勒（Richard Bugdalle），囚犯们称他为“凶残达勒”。1937年，29岁的布格达勒成为分区主管，比其他人当上主管的年龄稍微大一些。但像其他人一样，布格达勒从骨子里就是一名纳粹积极分子，他在1931年10月加入党卫队，并在集中营工作多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布格达勒领导着臭名昭著的惩罚连。不同于舒伯特在折磨囚犯时情绪激动，凶狠的布格达勒非常镇定冷静。他的特长是用拳头击打囚犯：作为一名业余拳击手，他能精确地瞄准肋骨和胃部，几拳就可以把囚犯打死。“如果要除掉囚犯，”古斯塔夫·佐尔格后来作证说，“舒伯特和我总会带上布格达勒。”[191]

行刑队的人有时会根据上级的指令行事，但有时自己也充当法官和刽子手，以各种“罪名”判囚犯死刑。当佐尔格一伙决定升级“欢迎仪式”之后，有几名新来的囚犯刚到就被杀死了；其他人则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被盯上了，因为党卫队“打算慢慢消灭（他们）”，正如佐尔格在战后承认的那样。[192]一些被杀的新囚犯涉嫌性犯罪或是同性恋。[193]重要的政治犯和其他政敌也被当作目标。1939年11月15日，奥地利检察官卡尔·塔皮（Karl Tuppy）被送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曾经在1934年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Dollfuss）遇刺案中审讯过纳粹杀手。他一到营内，党卫队立刻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塔皮被关在政治办公室中殴打了20多分钟。名叫鲁道夫·文德利希（Rudolf Wunderlich）的囚犯被叫来将塔皮拖走，他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他的脸已经被打变形了，只是一块不成形的肉，上面满是血和伤痕，眼睛全肿得凸了出来。”文德利希将塔皮运到大门口，佐尔格和舒伯特两人继续轮流殴打他。塔皮在当天晚些时候就死了。[194]

行刑队不仅看囚犯们的身份，还看他们在萨克森豪森的行为，稍有差池就立刻处决。1940年的一段时间内，佐尔格杀了一个没有立刻问候他的囚犯，杀了一个跌倒的囚犯，杀了一个在信上留下墨渍的囚犯（党卫队怀疑是某种暗语）。任何胆敢冒犯党卫队的人——大部分是不知轻重的新来者——都会落入险境。当著名的前工会官员洛塔尔·埃德曼（Lothar Erdmann）在1939年秋天来到集中营时，他对这里的暴力程度感到震惊。当被威廉·舒伯特殴打时，他大胆回嘴说：“干什么？你打我？我在一战时是一名普鲁士军官，现在还有两个儿子在前线。”结果，埃德曼成了重点关注对象，被戏称为“长官”。他被殴打了几天，尤其是舒伯特和佐尔格，一直打到他不能动为止。他在1939年9月18日死去了，此时距他来到集中营仅有两周左右。[195]

虽然萨克森豪森看守的暴力行为在战前就已经存在了，但这种谋杀运动真正进入高潮是在战争开始之后。1939年10月，党卫队建立了自己的形式法庭，让集中营党卫队完全逃脱了司法部门的监管，这极大地鼓舞了看守。[196]此外，饥饿和传染病让囚犯们不成人形，这样党卫队可以更自然地将他们当作“人渣中的人渣”来对待，一名萨克森豪森分区主管这样形容。[197]但更重要的是党卫队的升级处决政策。看守们知道他们的上司想要囚犯的命，那他们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

最后，在战争的大环境下，暴力整体爆发出来。希特勒关于种族灭绝的言论和德国在1939年秋天残酷的战事都清晰地表明新时代已经开始了，看守们也不能免俗。囚犯们猜测可能是远方频频传来的捷报让集中营党卫队越发野蛮。当德军在国外消灭敌人时，看守们感到他们也应该在“内部前线”做相同的事。[198]这也呼应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纳粹领导人对胜利的狂喜催生了第三帝国的灭绝政策。[199]一些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因为觉得第三帝国坚不可摧而随意杀人，另一些人则是在战事不利之后大开杀戒；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人是为了“报复”那些子虚乌有的对德国人的袭击而拿起了屠刀。

没过多久，像古斯塔夫·佐尔格这样的地方党卫队队员就要求得到自由处决权。虽然他们明知公开杀人需要得到上级的许可，但这些杀人犯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就像佐尔格后来在法庭作证时说的：“当我们虐待和杀死囚犯时，我们认为是在帮助国家和领袖们。”[200]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言论是自欺欺人。毕竟党卫队队员有时候只是用酷刑找乐子。[201]无论如何，杀手们确实感受到了上层的意思，就像佐尔格后来解释的那样：“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坚信之所以下达行动的命令，是为了让下级官员们朝着一个方向做事，让他们出于自己的意愿去努力，去迎合最高层的愿望。”[202]这样，党卫队杀手们相信他们是在为领袖们办事。[203]这最终造成了一个致命的结果：自上而下的处决命令和下面自发的谋杀行动相互促进，让集中营变成了毁灭的漩涡。

苦难无边

囚犯的存活概率在战争初期大为下降。有的日子里，集中营工厂的囚犯们除了棺材什么也不生产，就是为了能跟上死人的速度。[204]1938年是战前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大约有1300名囚犯在集中营内死去。[205]到了1940年，至少14000名囚犯失去了生命。据了解，有3846人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死去（大约占其囚犯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也让毛特豪森成了当时最为致命的集中营。[206]饥饿与疾病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大部分死者都十分消瘦、憔悴、眼球深陷——第二个原因就是党卫队的暴力虐待和处决。[207]囚犯的自杀率提升了。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仅在1940年4月就有26名囚犯自杀身亡。其中一些人是因为一时绝望，一头冲向了电网。有些人则是详细设计好自杀的方式。其他囚犯很快就对死亡司空见惯。有时候，他们在上厕所的时候甚至会对脚下的尸体视而不见。同情在战争初期的集中营已经越来越少见。[208]

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们对堆积如山的尸体有些担心。不过困扰他们的并不是自己的良心，而是怎么处理这些尸体。在战前，囚犯们的尸体一般被运往附近的停尸房火化。但现在已经不现实了。不仅仅是因为储存和运输尸体太耗费时间，而且党卫队也不打算将集中营的致命性广而告之。解决的方法非常简单——党卫队在集中营内设立自己的焚化炉。虽然这个计划以前就讨论过，但直到1939年底在两家私人承包商——海因里希·科里股份有限公司（Heinrich Kori GmbH）和托普夫父子公司（Topf & Sons）——的合作下才得以实现。到了1940年夏天，所有在战前建立的男子集中营都装上了焚化炉。而新建立的集中营也安装了类似的设施。奥斯维辛的火化场在1940年8月投入运行。[209]其他一些必要的措施也相继出台。比如从1941年开始，集中营内成立了登记办公室，这样一来死亡事件就由党卫队队员记录，而不是外面的正规公务员。党卫队官员们自然而然地将所有死去的囚犯都记作自然死亡或是意外死亡。[210]

战时的集中营内没有一条生存的坦途，却有数不尽的道路通向死亡。不过，一些群体所面临的危险比其他人大得多。集中营内的苦难从来都具有歧视性，而囚犯之间的区别在战争初期变得更大。纳粹领袖指定的政治和种族等级非常关键。总的来说，波兰人比德国人更容易死亡，犹太人的情况比波兰人更糟。[211]性别也很重要，集中营体系仍然以针对男性为主。1940年底，女性囚犯只占囚犯总数的十二分之一，而这4300名女性囚犯的命运仍然和男性囚犯有着很大的差别。[212]

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

当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在1940年8月2日来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时，她为期六个月的艰苦旅程也宣告结束。她是从3000多英里外卡拉干达（Karaganda）的古拉格而来。1901年，她生于德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青年时期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她已经开始全身心投入这项事业，在共产国际杂志的柏林办公室工作。她在这里遇见了自己的丈夫——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一名怀揣雄心壮志的报纸编辑，为富有煽动性的报纸《红旗》（Rote Fahne）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次党内斗争之后，海因茨·诺伊曼身败名裂，玛格丽特跟着他流亡国外。他们像难民一样从一个欧洲城市转移到另一个，最终于1935年初夏来到莫斯科。此时肃反行动已经展开。斯大林怀疑党内充满了间谍和反动派，因而展开“大清洗”。这场运动在1937～1938年导致无数人丧命，包括数千名德国共产党员。诺伊曼夫妇虽然成功从纳粹手中逃了出来，却在苏联遭迫害。海因茨·诺伊曼被监禁、折磨并最终在1937年底被处决。几个月后，他的妻子也被逮捕了。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被判五年有期徒刑，被关进了哈萨克大草原的卡拉干达——苏联最大的劳改营之一，里面3.5万名犯人每天都要在恶劣的条件下辛勤劳动。1940年初，她突然被带回莫斯科，之后一路西行。在1939年11月到1941年5月间，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生效期间，共有约350名像她一样的犯人被移交。纳粹从这些人口中问出情报之后就把许多人释放了。但布伯-诺伊曼并不在其中。盖世太保指控她犯了严重的叛国罪，将她置于保护性拘禁之中。[213]

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立刻就发现了这里与古拉格的显著区别。卡拉干达是在一片中型欧洲国家大小的广袤土地上散落的巨大营区。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则更集中，在20多个营房中关了3200名囚犯，周围环绕着高墙和电网。另外，因为党卫队系统此时仍对男女有严格的区分隔离，所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只关押女犯人。布伯-诺伊曼也被党卫队的操练震惊了，她觉得所有事情都体现出一丝不苟的普鲁士风格。虽然十分痛苦，但这样严格的规章制度也有好处。新建的营房里面有床铺、桌子、储物柜、毯子、厕所和盥洗室，和脏乱的卡拉干达相比“简直就像天堂”。[214]

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不知道的是，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与当时其他的党卫队集中营也不一样。因为党卫队领袖一直坚持要区别对待，所以在战争初期，恐怖活动像战前时期一样并没有降临到女犯人的头上。海因里希·希姆莱认为女犯人不像男犯人那样危险，更容易被改造。[215]虽然热衷于体罚，但希姆莱多次强调对待女犯人最严厉的惩罚止于鞭打。他最终要求所有的鞭刑需要直接向他汇报。[216]这种介入与其说是个例不如说是整体传达了一个信息：女人作为“弱势的性别”，应该得到更温和的对待。

在战争初期，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生活条件比其他集中营要好很多。在1940年，衣服和床单都会定期更换，食物也相对充足。比如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就对自己在集中营的第一餐的分量非常惊讶，其中包括水果粥、面包、香肠、人造黄油和猪油。在医疗方面，重病的囚犯仍然会被送去外面的医院救治，有些人甚至直接被释放了。[217]

在强制劳动方面，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也与男子集中营不同，劳动虽艰辛但不致命。也有很多女人在工地工作，但并不是在夺走众多男囚性命的砖厂或采石场。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更重视营内大批量生产制服的大裁缝工作坊，因为女人“最适合干这种活”，一名党卫队经理如是记录道。前期生产于1939年底展开，在希姆莱的敦促下，到了1940年夏天，这些裁缝坊被纳入新成立的党卫队企业——织物与皮革应用公司（Texled）。囚犯们的工作效率几乎赶上了平民，又因为女劳力比男劳力更廉价，所以织物与皮革应用公司可能是党卫队唯一一家初始便盈利的公司。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裁缝坊在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间，生产了7.3万件囚犯衬衫以及其他服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织物与皮革应用公司一直是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最大的雇主。截至1940年10月1日，几乎17%的囚犯在为这家公司工作，到了1942年9月则达到空前的60%。女人们害怕党卫队监工，工作也很辛苦，但和筋疲力尽的建筑作业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裁缝坊配备有缝纫机，部分生产是机械化的，囚犯们也在室内工作。[218]

更重要的是和男子集中营相比，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的暴力行为没那么频繁，也没那么致命，看守们的行为也远没有那么凶残。最高级的职位仍由党卫队男队员占据，比如严厉的指挥官马克斯·克格尔（Max Koegel）。作为一名老兵和右翼极端主义者，克格尔于1933年4月成为达豪集中营看守，自此一往无前。在拉文斯布吕克开营之前，他就要求在新营建立一大片号房，以便像他说的那样，挫败“那些歇斯底里的女人”的傲劲儿。[219]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官员却与他截然不同。集中营高级监督员约翰娜·朗格费尔德（Johanna Langefeld）直到1937年快40岁时才加入纳粹党。她来自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在社会福利部门和监狱署工作过，1938年加入利赫滕堡集中营。与克格尔不同，朗格费尔德真正将再教育视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并且拒绝克格尔的一些暴力倡议。这非常重要，因为朗格费尔德为集中营内的氛围定下了基调，没有过分驱使女看守们。[220]尽管大多数新来的女看守很快就习惯了扇犯人巴掌，甚至踢她们，但在战争初期看守们很少有更进一步的举动。[221]国家现行的处决政策显然影响了她们的举止，也使得男子集中营里暴力横行，但这种暴力最开始并没有扩展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直到1941年2月才首次出现处决女囚的情况，到了1942年这种处决才变为常态。[222]

因为这样，几乎所有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囚在战争初期都活了下来。在两年时间里（1940～1941年）约有100名女囚死亡，不到女囚总人数的2%，和男子集中营相比更是九牛一毛。直到1943年，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党卫队才觉得有必要建一座自己的焚化炉。这种性别差异即便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也显而易见。从1941年4月开始，这里又建起了一座独立的男子营区，以便为扩建集中营提供劳动力。这本身就是一个变化。接下来，越来越多的集中营将男女兼收，不过男囚犯和女囚犯的营区还是会隔离开。到了1941年底，1000多名男囚犯来到了新建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次级营，这里的条件很快就变得和其他男子营一样。1941年的最后三个月里，超过50名男囚犯死亡。对比下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一个月内死去的男囚犯比过去两年死去的女囚犯还要多。[223]

在很多方面，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仍停留在战前状态。对囚犯们而言，真正的转变发生在1942年而不是1939年。但这并不代表该集中营没有受外界变化的影响。生活条件在开战之后逐渐恶化。食物缩减加上极端的严寒，造成了第一年冬天集中营内疾病肆虐。约6400名囚犯在1940年到1941年间来到集中营，使得营内拥挤不堪。[224]除此之外，囚犯们每天还要面对艰苦的生活和羞辱。当地的党卫队策划出一套对新来者的侮辱仪式，所有女人必须脱光衣服、洗澡，然后被检查身体；许多人还被剃了光头。“我们不得不放弃一切试图维持端庄体面的尝试。”布伯-诺伊曼写道。“头被剃光之后，我们看起来就像男人。”另一名囚犯在日记中写道。这种对女性身体和女性特征的伤害在战前并不常见。这种伤痛因为党卫队男队员的在场而进一步加深，他们色眯眯地盯着裸体的女囚们，淫荡地评论或是扇她们巴掌。[225]

跟其他集中营一样，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也有许多的苦难。德国政治犯可以享受一些优待，比如营房没那么拥挤。同时，波兰女人在1941年代替“反社会分子”成为最大的囚犯群体，她们从一开始便受到歧视。在医务室中，一些党卫队医生拒绝给不会说德语的人看病。[226]而（1939～1942年）占囚犯人口约10%的犹太女人依然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受最严酷的虐待，进行最繁重的劳动。[227]随着战争初期整个集中营体系对波兰人和犹太人迫害升级，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至少在这方面与党卫队的政策保持一致。

战争与报复

在二战开始的最初几周，第三帝国到处流传着有关波兰暴行的谣言。纳粹原本就将开战的责任赖在波兰头上，现在又指控波兰在战争中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再次颠倒黑白。从侵略第一天开始，德国士兵们就捏造了被“狙击手”袭击的报道。经过纳粹领导人之手，这类谣言很快便甚嚣尘上。[228]纳粹的宣传部门尤其抓住发生在波兰城市比得哥什（Bydgoszcz）的事件不放。1939年9月初，几百名德意志裔人在与波兰部队的冲突中被杀（包括两个骷髅营在内的德国部队之后屠杀了大量当地波兰人）。连续几天，纳粹报纸都发表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文章，其中甚至还有想象出来的行刑仪式。据9月10日《人民观察家报》的报道，波兰人“割下了一位老妇人的左乳，将她的心挖出来扔进了盛血的碗里”；类似的文章都配有被肢解的人体部位的照片。[229]几天之后，希特勒还亲自火上浇油。9月19日，他在刚占领的但泽（格但斯克）发表了一篇疯狂的演讲，宣称波兰敌人“就像杀动物一样”宰杀了数千名德意志裔人，其中包括女人和孩子，除此之外还用残忍的手段把数不尽的德国俘虏弄残，“残忍地把他们的眼睛挖了出来”。[230]

许多德国人都相信了关于波兰暴行的宣传，要求立即展开报复行动。[231]被关进集中营的波兰人充分感受到了公众的愤怒。1939年9月13日，当534名波兰犹太人在柏林火车站集合前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一名暴民吼叫着要“比得哥什的杀人犯们”流血（事实上这些囚犯都是柏林市民）；在奥拉宁堡车站有更多的民众等着他们，朝他们扔石头和粪便。[232]更糟的还在后面，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们摩拳擦掌，准备等波兰人一到就展开残酷的报复。

在战争初期，集中营系统的暴力中心位于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绝大多数波兰囚犯被关在那里。就像在1938年种族清洗之后那样，布痕瓦尔德的党卫队开始即兴发挥，将新来的波兰人和波兰犹太人关进点名广场旁的营房，在四周围上带刺的铁丝网。这个所谓的特别营，或者说迷你营，是在1939年9月底建立的，它成了苦难极度深重之地。第一批囚犯是110名波兰人，随着德军的推进，他们从边境地区被抓到这里。其中几名真正来自比得哥什的人成了整批囚犯的催命符。党卫队给他们贴上“狙击手”的标签，将他们关在由木板和铁丝网制成的小笼子里，任由他们慢慢饿死。到了圣诞节，笼子里的110人只有2个还活着。[233]

布痕瓦尔德特别营的其他囚犯也在为生存斗争。由于天气寒冷，几百名波兰人和在波兰出生的犹太人在木制营房和4个帐篷里瑟瑟发抖。最开始，囚犯们还必须到采石场工作。在维也纳被逮捕的雅各布·伊尔（Jakob Ihr）仍然记得：“我们是如此绝望，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有一些人就承受不住了，恳求党卫队队员将自己射死。”[234]1939年10月底，因为特别营中闹痢疾，强制劳动被停止了。“囚犯们纷纷死去。”另一位目击者在战后说。那些想要逃去更安全的主营区的人会遭到党卫队的鞭打。[235]管理特别营的两名党卫队队员组成了恐怖二人组。一级小队长布兰克（Blank）是一名集中营老队员，有着冷血行刑官的称号。而他的同事，另一名一级小队长欣克尔曼（Hinkelmann）则是一个暴虐的酒鬼，喜欢将精力用在变着花样虐待囚犯上。他特别喜欢在发汤时殴打那些饥饿的囚犯。有时候，欣克尔曼和布兰克还会给犯人们断食。[236]

布痕瓦尔德特别营最终在1940年初关闭。到那时，里面大约三分之二的囚犯都死了。[237]当最后活下来的人在1940年1月和2月陆续回到主营区时，即使是像恩斯特·弗罗姆霍尔德（Ernst Frommhold）这样长期待在集中营的囚犯都震惊了：“17岁的男孩只有五六十磅重，身上一丁点儿脂肪也没有，只有皮包骨。即使到了今天，我也想不出来这么瘦的人是怎么活下来的，但他们就是活了下来。”[238]总共有超过500名波兰犹太人和300名波兰人死在了特别营。[239]

在战争初期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波兰犹太人的处境也是最糟糕的。在1939年9月到12月间，约有1000人来到这里，其中一些是波兰人，但大多数是德国人。其中大约有一半是1939年9月13日第一批从柏林车站出发的，那时正值全民激愤的时候。莱昂·沙莱特（Leon Szalet）便是这批囚犯中的一个，他是一名中年房地产代理人，在华沙长大，自1921年开始便在柏林生活。他在战争爆发前冒险一搏，于8月27日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登上了一架前往伦敦的飞机，但到了伦敦之后却被一丝不苟的英国移民官赶了回来。两周之后，他就落入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帮尖叫的党卫队队员的手中。他们“像野兽一样扑向了我们”，沙莱特被一名分区主管打得不省人事。第一天的傍晚，在经过数小时的折磨之后，他和其他新来的囚犯倒在营房中的稻草堆上。但几乎无人入睡：在前几个小时的惊悚经历之后，对未来的恐惧使得他们中大部分人失眠了。

莱昂·沙莱特和其他波兰犹太人被关在萨克森豪森的迷你营中，这里建成于1938年夏天，最开始是为“反社会分子”准备的。作为一种特殊的惩罚手段，党卫队将营房的窗户用木板钉上，这种特别的隔离形式在战前的达豪就已经盛行。没有光也不通风。“一些人几乎要窒息而死，”沙莱特回忆说，“有人真的活活渴死了。”党卫队队员逼着那些讨水喝的囚犯喝自己的尿。这种情况直到9月29日华沙投降才结束，到这时已经有35人死去了。[240]活下来的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继续遭受折磨。最开始，波兰犹太人只是去点名广场“运动”，剩下的时间则待在营房中，任由审头和党卫队分区主管“快枪舒伯特”摆布，后者经常在晚上对营房突然袭击。他们发明了许多邪恶的游戏，党卫队队员会迫使囚犯们为了面包决斗，那些拒绝的人会遭到殴打甚至被杀。[241]后来许多囚犯开始被强迫劳动。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奥拉宁堡砖厂。沙莱特写道：“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挨冻、被追打、用衣服兜着雪或沙子、踉跄而行、跌倒、再次被追打。”[242]

大屠杀之前

很快，集中营内所有犹太囚犯都面临致命的危险。在二战开始后的头几个月，党卫队仍然有所区别，将最大的愤怒发泄在波兰犹太人身上。但这种区分很快就消失了，警察将指控的对象扩大到了德国犹太人身上——怀疑他们里通外敌——集中营党卫队随即将恐怖行动也扩大到他们身上。“与犹太人的斗争是一场种族斗争。”萨克森豪森行刑队队长古斯塔夫·佐尔格在战后承认说。[243]即使一些被认为有人性的看守在面对犹太人时也变得铁石心肠。比如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监督员约翰娜·朗格费尔德就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她让犹太犯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她的仇恨。[244]

1940年3月9日是个关键的日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当天下令禁止释放任何犹太人。只有那些持有效签证，并且能在4月底前完成移民的犹太人可以重获自由。[245]犹太人的释放情况从少变为更少，最终完全消失。[246]在最后一刻逃脱魔爪的幸运儿就有莱昂·沙莱特，多亏了他永不言弃的女儿。作为鳏夫，他独自抚养女儿长大。1940年初，集中营内波兰犹太囚犯的情绪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来回切换。当沙莱特听说自己可能被释放时，一些狱友无法掩饰他们的嫉妒。当他又可能不会获释时，一名幸灾乐祸的犯人还改编了一首当时的流行歌曲：“船要出发去上海，上面没有沙莱特。”[247]但在1940年5月7日，他真的被释放了，连管理营区的党卫队队员都很震惊。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待了8个月后，他又病又饿又沮丧，也从来没有真正从这段阴影中走出来。[248]但至少他逃离了党卫队接下来更凶残的折磨。那些被留下来的犹太人现在面对的几乎是必死的命运。

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在战争初期执行反犹恐怖行动的先行者，要了许多犹太人的命。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0年有将近700名犹太囚犯死亡。[249]那些被指控与“雅利安”女人有亲密关系的人最容易被攻击，他们的档案与囚服上都标明了“种族亵渎者”的身份，这种结合了性与种族两种要素的囚犯是党卫队最无法容忍的。比如在1940年5月3日，古斯塔夫·佐尔格就将一名刚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犹太老人生生打死了。佐尔格在打断受害者骨头时喊道：“你这头猪，你是犹太人却操了我们基督教的女人。”[250]就像这位囚犯一样，许多犹太男人在刚到的几天或几周内便死去了。那些活得稍微长一些的人身上则留下了被党卫队折磨的深重痕迹。压垮人的强制劳动伴随极端的暴力虐待，摧毁了众多囚犯，有好几个人甚至同属一个家族。集中营党卫队也在继续减少口粮，时常开展“禁食日”，让犹太人一点儿食物都吃不到，有时还会禁止犹太人进入医务室。年轻力壮的人很快变得苍老瘦弱，即使是最坚强的人也陷入了绝望。“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算不算一个人，”波兰出生的拳击手兼技师，外号“霸王”的塞勒姆·肖特（Salem Schott）回忆说，“我除了饥饿之外再没有其他感觉。”[251]

在其他集中营，犹太人也失去了全部希望。在达豪，最可怕的地方是新近扩建的农场，被称为自由地二号，从1941年春天开始投入生产。[252]卡雷尔·卡沙克（Karel Kašák）是一名受优待的捷克囚犯，以插画家的身份在农场工作（党卫队准备出版一本植物图谱），他秘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1941年）3月21日。小队长佐伊斯（Seuss）命令犹太囚犯把在医务室包扎好的绷带立刻解开，让他裸露着绷带下可怕的伤口在潮湿泥泞的土地上工作。集中营内200名犹太人都遭到了虐待，极度痛苦，精疲力竭，骨瘦如柴；90%的人连站起来都十分困难。”[253]几乎每一天，农场里都有谋杀或是强迫自杀的情况发生，以下摘自卡沙克的记录：

（1941年）5月9日。又一名囚犯在自由地二号被杀。他开始奔跑。看守告诉我们虽然按照规定他不必做出警告就可以开枪，但他还是警告了两次。囚犯停下来解释：“我想去那里。”可两枪之后他就倒在了地上……他们再一次将失去生命和失去意识的犹太人一起装在推车上。人类的肉体，上帝之子的身体就像木头一样堆在一起，胳膊与腿软绵绵地摆动着——这是我们每天都会见到的骇人景象……

5月14日。下午他们又在自由地二号射杀了一名犹太人……

5月15日。又一名犹太人被射杀。他们将他的帽子扔到警戒线后面，审头用警棍逼他去捡。体力枯竭使他们（犹太囚犯）视线不清，就像被催眠了似的，目光呆滞……

5月16日。早上9点，两名犹太囚犯在自由地二号被射杀。他们将这两个筋疲力尽的人扔到水里，按住他俩的头直到他们几乎失去意识，肯定也失去了思维能力。审头扎梅廷格尔（Sammetinger）用铲子殴打他们，逼他们越过警戒线，刚越过警戒线就把他们击毙了。[254]

达豪已经如此可怕，但毛特豪森集中营更甚。这座集中营在战前并没有关押过犹太人，从战争初期开始，犹太人源源不断地被送来，在1940年到1941年间达到了将近1000人，其中大部分人都死在了这里。[255]大部分被送来的囚犯是在德占荷兰被捕的犹太人，第一大批在1941年2月抵达：此前，德国政府及其当地的盟友在迫害荷兰犹太人时遭遇了激烈的抵抗，为了报复，希姆莱下令大规模逮捕犹太人。他们最初的目的地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1年2月28日，389名犹太人作为“人质”抵达那里。[256]“环境很快就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其中一名犹太人后来作证说。到了1941年5月22日，已经有40多人死去。在集中营督察组的命令下，341名幸存者登上了前往毛特豪森的列车。党卫队高层应该已经决定除掉这帮人了。[257]囚犯们在午夜时分到达毛特豪森，党卫队看守直接让他们去了工地。三个月之内就有超过一半的人死去。他们大多都死在采石场，被石头砸死，被看守打死，或是被逼着跨过警戒线。还有一些人是自杀，手拉手走向死亡。比如1941年10月14日，党卫队记录了16名犹太人因“跳下矿井”而死亡。无论他们是自杀还是被人推下去的，党卫队队员都难辞其咎，不过他们并不在意。当接下来的几批犹太人抵达毛特豪森时，党卫队官员们戏称欢迎“新伞兵队”的到来。[258]

到了1941年，集中营已经成为犹太人的死亡陷阱。死亡率和战前相比急剧升高，这主要是因为底层看守们无法无天的行为。但他们的上司也参与其中。几名囚犯作证称集中营指挥官曾明确下达过杀死犹太囚犯的指令。[259]显然，集中营党卫队受到了纳粹反犹政策的影响，整体大环境在1939到1941年之间变得越发狠毒，而党卫队则“身先士卒”。集中营内早就开始了系统性的谋杀，比纳粹整体政策的转变要早许多。虽然在1941年初夏的时候纳粹还未决定是否要消灭欧洲的犹太人，但集中营内犹太人的命运几乎已经成为定局。

不过，这并不是说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开始得比我们所想的要早。虽然有零星的纳粹积极分子呼吁将所有犹太人关进集中营，但集中营在战争初期的纳粹反犹政策中只是边缘手段。[260]官方在大规模拘禁方面依赖的主要是其他地点，纳粹在波兰、德国和其他地方建立了数百座强制劳动营和犹太人聚居区。1941年3月，华沙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关押了44.5万名犹太人，他们承受着大规模的饥饿、传染病和死亡。[261]相比之下，集中营专门为特定的犹太人准备，收押的都是些被视为极度危险的罪犯和恐怖分子。党卫队关押这些人是为了惩罚和震慑他们，就像之前党卫队对荷兰犹太人的围剿，关于他们的命运，整个荷兰犹太群体尽人皆知。[262]不过此时，如果犹太男人、女人和小孩的“罪过”只是因为自己是犹太人，那他们更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受苦，而不是集中营。

攻击波兰囚犯

1940年8月13日，毛特豪森的日常生活被打破了。两名中年波兰囚犯维克托·卢考夫斯基（Victor Lukawski）与弗兰克·卡派基（Franc Kapacki）从古森次级营逃跑了。逃跑在当时十分罕见，当看守们发现两人不见后，他们怒不可遏。作为集体惩罚，两人所在工作队的全体囚犯（一共有800人，几乎都是波兰人）被迫以跑步的速度在采石场搬运沉重的石块；那些累倒的人会被审头和党卫队队员殴打。当他们回到集中营时，所有人不得不立正站一整夜，还没有饭吃。这一整天的虐待结果十分惊人：古森有14名波兰囚犯当天就死亡了。而两名逃犯的命运也十分凄惨。几天之后他们被抓了回来，被看守们殴打致死。[263]

新建的古森次级营从一开始便被设定为波兰囚犯的“改造营”。第一批1084名波兰囚犯在1940年5月25日正式开营时抵达，之后囚犯们被陆续分批转移过来。1940年春夏两季总共约有8000名波兰人被送来，其中许多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从达豪和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转移过来的。到了1940年末，超过1500人在古森集中营丢了性命，这里每月的平均死亡率达到了5%。[264]这座人间炼狱由党卫队的卡尔·赫梅莱夫斯基（Karl Chmielewski）领导。他原是黑森一名技艺娴熟的木匠，在大萧条期间失去了自己的作坊，之后在1932年加入党卫队。在进入希姆莱的办公室之后，他开始飞黄腾达。1935年夏天，31岁的他请缨加入集中营党卫队；他先是在哥伦比亚屋接受凶残大师卡尔·奥托·科赫的训练，之后几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为升官打好了基础。赫梅莱夫斯基的机会在1940年到来，他被调到古森集中营，成为60多名党卫队队员的指挥官。到他任期结束时，也就是1942年底，囚犯死亡率高达50%。身高体壮的赫梅莱夫斯基以身作则，向部下展示应该怎么去拳打、脚踢、鞭抽和杀死囚犯。这给他的上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特豪森指挥官弗朗茨·齐赖斯就曾经称赞他“公认的强硬作风”。[265]

随着囚犯数量在1940年到1941年激增，针对波兰人的致命虐待也在其他集中营扩散。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波兰人被隔离到迷你营中。之前的犹太人已经被清走，如今这里成了“波兰检疫营”，他们像原来的犹太人一样备受折磨。[266]极度的恐怖也是小营的特质。1941年夏天，当一名囚犯从弗洛森比格集中营逃脱之后，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让剩下的波兰囚犯连续立正站了三天三夜，也不给他们食物。这也许是集中营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点名了；一些失去意识的囚犯摔倒后就被审头杀了，审头会把一个有水的高压水管塞进他们的喉咙。[267]

不过对波兰人最凶狠的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1940年到1941年，波兰囚犯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绝对主体。自该营建立之后，囚犯的人数就不断增加，死亡人数也在不断飙升。这里的生活和其他集中营并没有什么不同：暴力、无休止的劳动、点名、饥饿、疾病和肮脏。“我们在集中营的生活就是一天又一天，只为了明天还能活着。”维斯瓦夫·凯拉回忆说。[268]在开营第一年里，数千人死在奥斯维辛，而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根据党卫队官员的记录，在1941年10月7日到12月31日12周的时间里，一共有2915具尸体从主营区的停尸房被送进焚化炉。[269]

除了波兰人和犹太人，党卫队的愤怒也扩大到其他囚犯群体。说德语的吉卜赛人在战争早期也经常是被攻击的对象，部分原因是党卫队队员根深蒂固的偏见（鲁道夫·霍斯就是一个，他深信小时候曾经有吉卜赛人想把他拐走）。1939年秋天，大约有600名罗姆人从达豪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们将面对极度的艰苦和饥饿，约有200人没能挺过第一个冬天。许多人肢体被冻伤，不得不去医务室截肢；党卫队的医生毫不犹豫地给一些囚犯直接注射毒药。“我朋友都不想去医务室，因为没人从那里回来，”一名年轻的囚犯跟他的狱友说，“我觉得咱们吉卜赛人肯定会死在布痕瓦尔德里。”[270]

党卫队也会选出一些政敌来“特殊对待”。1941年上半年，古森次级营的大部分新囚犯都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老兵。这群人在囚犯中间很快就博得了勇敢和坚强的美名。这正应了党卫队的担心，他们认为这些老兵是久经考验的敌人，所以要单独隔离出来进行最严酷的惩罚。1941年，近60%被归类为“红色西班牙人”（或“西班牙人”）的囚犯都死了；在3046名遇难者中，许多人都死在采石场。囚犯每天必须背着巨大的花岗岩石块攀登一条陡峭的石阶，就像“长长的送葬队伍”，一名幸存者后来写道。[271]

囚犯间的关系

随着条件不断恶化，不同囚犯群体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紧张。集中营的基本规则本就会让他们互相敌对，而他们的背景、信仰和经历也差异太大，没法令他们联合起来与党卫队对抗。比如许多波兰囚犯就对德国囚犯充满敌意，因为他们是敌国人。这种仇恨甚至延伸到与纳粹政权为敌的德国人身上，比如德国共产党人。许多波兰人都蔑视德国共产党人，因为共产党人不仅是无神论者，还是苏联的朋友。在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协定》下，苏联在1939年9月中旬入侵了波兰东部，数万波兰公民和士兵被逮捕、流放或是处决。[272]

德国囚犯也没有免于纳粹种族主义的思想，也就是长久以来针对斯拉夫人的沙文主义。在诺因加默集中营，一名德国审头警告新来的人提防波兰人：“我们都知道这帮流氓：懒惰、肮脏，大部分人都是鸡鸣狗盗之徒。”[273]犹太人也会遭到一些德国囚犯的欺辱。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莱昂·沙莱特曾经在惩罚连跟政治犯短暂相处过。他们干的是工地上的重活，48岁的沙莱特不太熟悉这份新工作，没能跟上进度：“我的工作伙伴利用这点疯狂地羞辱我。他们大叫着说我跟所有犹太人一样懒惰。”之后，他们还殴打沙莱特，直到他失去意识。[274]

当然，并不是所有德国囚犯都被种族主义蒙了心神。沙莱特就称赞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老囚犯哈里·瑙约克斯，后者曾尽一切可能帮助自己。沙莱特也对另一名营区的老囚犯，一位勇敢的左翼德国政治犯充满钦佩。[275]其他波兰人和犹太人也得到过德国囚犯的帮助。在集中营内的残酷世界里，滴水之恩都重如泰山，许多人几十年之后仍然铭记于心。[276]不过随着战争愈发激烈，囚犯群体之间的摩擦也越来越频繁。

囚犯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党卫队给一部分德国囚犯特殊优待而进一步加剧。[277]在集中营系统中，囚犯们梦寐以求的审头岗位大多落在德国囚犯身上。这批囚犯和其他人的待遇有天壤之别。在1939年到1940年的寒冬，数百名萨克森豪森的囚犯在室外和冰冷的营房中死去。与此同时，像埃米尔·比格一样受优待的囚犯却能以职员的身份坐在温暖的办公室里工作。和其他德国的囚犯办事员一样，比格能够享受额外的三明治、牛奶和香烟，并且在庆祝同事生日时还吃到了蛋糕和咖啡，这是大部分囚犯只能在梦中实现的奢求。[278]

德国审头不仅能享受特殊的待遇，他们往往还掌握着外国囚犯和犹太人的命运。约翰·布吕根（Johann Brüggen）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名德国政治犯，一直对犹太人怀有强烈的复仇心态。1940年时他管理着达豪工地上的200多名囚犯，大家都十分害怕他。遭到布吕根虐待的有一个叫格哈德·勃兰特（Gerhard Brandt）的人，是一名27岁的平面设计师，1940年5月24日来到达豪，在几天后加入了布吕根的小队。每当勃兰特进度落后，审头布吕根就会边对他拳打脚踢边喊着“脏犹太”、“犹太猪”，还有“你根本连人都不是”。1940年6月5日，这名重伤的囚犯被送到达豪医务室，他在那里详细地描述了自己遭受的折磨：“当我倒下时，布吕根会在我的身上踏。他每天都会用木棍打我的脸和头，有时也用拳头打我的脸，所以我总是会流很多鼻血。手帕都浸透了血，我根本无法用它再擦干任何东西。”他说完这些话之后过了几小时就死了。[279]

审头布吕根并非特例，数百名德国审头在战争初期也是施暴者。但其他囚犯并不认为审头的暴力行为都是错的。相反，当时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协定，如果囚犯越界就应该被殴打惩戒。埃米尔·比格就记录了这样一件发生在1939年至1940年冬天的事。一天夜里，一名波兰囚犯呻吟着求些水喝，还将营房中其他犯人的被子拿走。担任营区勤务员的囚犯最终忍无可忍，用警棍打了他。“我们都觉得打得好，”比格写道，“这名囚犯很快就‘懂事’了，不再打扰我们。”事实上，这名囚犯后来死了。在黑暗的夜里，没人意识到他并不是一个捣蛋鬼，而是一个将死之人。[280]

这位不知名的波兰囚犯是战争初期数千名在集中营内丧命的受害者之一，此时正是集中营体系发生变化的阶段。战时集中营的许多特质在早期便显露出来：更大的营区，在德国核心区之外的新营，大量外国囚犯，致命的生存条件，每天恶毒的暴力虐待以及有计划的处决。恐怖行动在后来的几年愈演愈烈，但在战争初期就已露狰容。不过在这个时期，即使最糟糕的时候，受害者的人数仍然只以十为单位，而不是成百上千。直到1941年春夏，才发生了从囚犯的大规模死亡向大规模灭绝的转变，纳粹领导人也在大屠杀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

[1] Quote in Domarus，Hitler，vol.3，1315. See also ibid.，1311-14，1318. 希特勒的计时是错的：德国是凌晨4点45分开战的。集中营的囚犯，参见Naujoks，Leben，139；Schrade，Elf Jahre，197。

[2] Speech to commanders in chief，August 22，1939，in Akten，D/7，p.172，ND：1014-PS. See also Baumgart，“Ansprache”；LaB，B Rep.057-01，Nr.3865，Bl.171-80：Vernehmung E. Schäfer，September 14，1965.

[3]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LaB，B Rep.057-01，Nr.3870，Bl.1051-65：Vernehmung K. Hoffmann，August 15，1969；ibid.，Bl.1072-1101：OStA Düsseldorf，Verfügung，August 26，1969；M. Crombach，Lebenslauf，1953，in AS，Projektordner Sender Gleiwitz；Runzheimer，“Grenzzwischenfälle”；Schrade，Elf Jahre，194-96。Müller quote in “‘Grossmutter Gestorben，’” 72-73. 对格莱维茨的伪造袭击中，至少留下了一具尸体；这名遇害者不是集中营囚犯，而是当地一名波兰事业的支持者。

[4] 数字参见附录表1；Beevor，World War，946。

[5] Fröhlich，Tagebücher，I/5，May 30，1938，325.

[6] Broszat，Kommandant，104.

[7] 新的主要集中营有奥斯维辛、格罗斯-罗森、马伊达内克、纳茨维勒、诺因加默、下哈根和施图特霍夫。囚犯人数参见附录图1。

[8] 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参见Gellately，Backing，261。

[9] Rossino，Hitler，227-29.

[10] Wildt，Generation，421-28，quote on 426；Rossino，Hitler，53-57.

[11] Rossino，Hitler；Böhler，Auftakt；Mallmann and Musial，Genesis.对犹太人的暴行，参见Pohl，“Judenpolitik，” 22-25。

[12] Sydnor，Soldiers，37-63，87-312；idem，“Theodor Eicke，” 155；Merkl，General，137-43；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74-77，89；Kárný，“Waffen-SS，” 242；Orth，SS，157；Leleu，Waffen-SS，541-677.艾克死后，党卫队骷髅师的指挥官换成了马克斯·西蒙（Max Simon），他也是一名战前集中营党卫队的老成员；Merkl，General。

[13] Merkl，General，159-60；Zámečník，Dachau，113-15.

[14] Orth，SS，163，171-72.

[15]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BArchB（ehem. BDC），SSO，Glücks，Richard，22.4.1889；ibid.，RS（ehem. BDC），B 5195，quote on Bl.2748：Glücks to Rasse-und Siedlungshauptamt，November 19，1935；Tuchel，Inspektion，58；idem.，Konzentrationslager，339；IfZ，F 13/7，Bl.383-88：R. Höss，“Richard Glücks，” November 1946；Hördler，“Ordnung，” 49；Moors and Pfeiffer，Taschenkalender，375。格吕克斯在1939年10月接到任命（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77），1939年11月15日正式生效。他直接从属于希姆莱，直到1941年12月31日（因人事调动，IKL正式归属于1940年8月15日成立的党卫队领导层总办事处）；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28。

[16] Quotes in IfZ，F 13/7，Bl.389-92：R. Höss，“Arthur Liebehenschel，” November 1946；BArchB（ehem. BDC），SSO，Liebehenschel，Arthur，25.11.01，R. Baer，Stellungnahme，July 3，1944. See also ibid.，R.u.S. Fragebogen，August 28，1944；ibid.，Film 44837，Vernehmung A. Liebehenschel，September 18，1946；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82；Cherish，Kommandant，28.关于格吕克斯的观点，参见BArchB（ehem. BDC），SSO，Höss，Rudolf，25.11.1900，Glücks to Wander，January 14，1941。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利布兴切尔曾在利赫滕堡担任了两年多的副官；Hördler，“SS-Kaderschmiede，” 92。

[17] Orth，SS，60，81；Sofsky，Ordnung，121.

[18] Orth，SS，95-96，99，136-37，181-89，233-40.

[19] Quote in IfZ，F 13/7，Bl.387：Rudolf Höss，“Richard Glücks，” November 1946. See Orth，SS，164. 奥尔特暗示说格吕克斯几乎不干涉其他指挥官，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20] 1940年2月先是初稿在集中营里流传，一年以后颁布了完整版；显然，对艾克在战前的规则只有少数修订。BArchB，NS 4/Ma 1，Bl.2：Glücks to LK，February 22，1940；Himmler，DV für KL，1941，ND：011-USSR，IMT，vol.39，pp.262-64（extracts）；Tuchel，Inspektion，100.

[21] Quote in IfZ，F 13/7，Bl.389：R. Höss，“Arthur Liebehenschel，” November 1946.

[22] Schulte，“London”；BArchB，NS 3/391，Bl.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5-6，15.

[23]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204.

[24] 关于会议，参见BArchB，NS 4/Na 103，Bl.57：Glücks to LK，September 7，1940。关于非正式聚会，参见StAAu，StA Augsburg，KS 22/50，Vernehmung I. Koch，April 29，1949，p.11。

[25] 从1940年起，保护性拘禁的指令完全由地区盖世太保办公室来发布，而不是柏林中央；Wildt，Generation，348。

[26] 例子参见BArchB，NS 3/425，Bl.56：Glücks to LK，February 3，1942；Heiber，Reichsführer！，docs. 109a，184，227；Longerich，Himmler，511。

[27] Moors and Pfeiffer，Taschenkalender，172-73，229，232，244，325，330，366，394；Schulte，“Konzentrationslager，” 144.

[28] Kárný，“Waffen-SS，” 248；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82.

[29] IfZ，Fa 127/3，Bl.418：SS-Hauptamt to TS et al.，September 2，1939；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210.

[30] Broszat，Kommandant，104-105.

[31] Das Schwarze Korps，December 21，1939，in Overesch et al.，Dritte Reich，CD-Rom，doc.220.

[32] Wegner，Soldaten，124-29；Buchheim，“SS，” 178；Tuchel，“Wachmannschaften，” 139；Maršálek，Mauthausen，190. 即便是集中营党卫队官员的私人信件也被官方分类为战报，好似他们是在前线奋战一样。

[33] Buchheim，“SS，” 178；idem，“Befehl，” 269；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73，80-81，210. See IfZ，Fa 127/1，Bl.165-70：T. Eicke，Einberufung der Verstärkung der TS，August 30，1939；Tuchel，“Wachmannschaften，” 138-40，144-45.

[34] Poller，Arztschreiber，208.

[35] Riedle，Angehörigen，75；IfZ，F 13/6，Bl.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Bl.380；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78-79.

[36] Poller，Arztschreiber，210. See also Gostner，1000 Tage，137-38.

[37] Quote in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75.

[38] Quotes in BArchB，NS 31/372，Bl.116：Glücks to TS，January 22，1940. See BArchB，R 187/598，Erklärung E. Hinz，September 6，1940.

[39] 例子参见BArchB，NS 4/Na 9，Bl.88-89：KB，September 5，1941。

[40] Mailänder Koslov，Gewalt，140；Browning，“One Day，” 179.

[41] K. Heimann to Herr Dostert，November 22，1939，in Schnabel，Macht，158，165.

[42] BArchB，NS 4/Bu 33，Sonderbefehl，August 31，1939.

[43] Ibid.，KB，Nr.130，November 22，1939；ibid.，KB，Nr.128，November 9，1939.

[44] Ibid.，KB，Nr.124，October 20，1939.See also ibid.，Sonderbefehl，August 31，1939.

[45] Ibid.，KB，Nr.128，November 9，1939.

[46] Ibid.，KB，Nr.124，October 20，1939；ibid.，KB，Nr.128，November 9，1939.

[47] Ibid.，KB，Nr.128，November 9，1939；ibid.，Sonderbefehl，August 31，1939.

[48] Ibid.，KB，Nr.130，November 22，1939. 关于科赫利用密探，参见BArchB（ehem. BDC），SSO，Morgen，Konrad，8.6.1909，Bl.854-64：Ermittlungsergebnis，December 5，1943。

[49] BArchB，NS 4/Bu 33，KB，Nr.128，November 9，1939. See also ibid.，KB，Nr.126，October 31，1939.

[50] 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600-601.

[51]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 und andere，1944，ND：NO-2366；BArchB（ehem. BDC），SSO，Morgen，Konrad，8.6.1909，Bl.854-64：Ermittlungsergebnis，December 5，1943。See Kogon，SS-Staat（1947），268-69；Stein and Stein，Buchenwald，52-55.关于皮斯特，参见Orth，SS，191-97。

[52] 科赫后来成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指挥官（见下文）。

[53] Wachsmann，Prisons，192-94.

[54] Cited in Domarus，Hitler，vol.3，1316.

[55] Wildt，Generation，passim.

[56] Tuchel and Schattenfroh，Zentrale，125-30；Röll，Sozialdemokraten，124-34.

[57] 在布痕瓦尔德，大约七分之一的政治犯在战争前两年被归为“再犯”；OdT，vol.3，313。

[58] Quotes in IfZ，Dc 17.02，Bl.136：RKPA to Kripoleitstellen，July 7，1939；ibid.，Bl.147：RdI to Landesregierungen et al.，September 12，1939；ibid.，Bl.157：RSHA to Kripoleitstellen，October 18，1939. See Wagner，Volksgemeinschaft，333-34.

[59] Wagner，Volksgemeinschaft，333.

[60] IfZ，Dc 17.02，Bl.143：RKPA to Kripoleitstellen，September 7，1939.

[61] Zámečník，Dachau，116；Sládek，“Standrecht，” 327；Jochmann，Monologe，197.

[62] Van Dam and Giordano，KZ-Verbrechen，quote on 215-16；OdT，vol.3，34-35；Pingel，Häftlinge，100，267.虽然有残忍暴行，但捷克囚犯起初也享受过一些特权，或许是因为种族；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必被要求强制劳动。

[63] Ruppert，“Spanier”；Landauer，“Spanienkämpfer”；Maršálek，Mauthausen，111-13.

[64] Borodziej，Geschichte，191-201；Noakes and Pridham，Nazism，vol.3，323-36.

[65] Longerich，Politik，251-92.

[66] Rossino，Hitler，21-22. 几个月后，奥斯瓦尔德·波尔希望能有4万名波兰囚犯在德国境内劳动；Niederschrift über die Besprechung beim Reichsstatthalter am 23.1.1940，in Johe，Neuengamme，52-53。

[67] August，“Sonderaktion，” 7.

[68] Broszat，“Konzentrationslager，” 404；BArchB，R 58/825，Bl.1-2：Amtschefbesprechung am 7.9.1939；Külow，“Jüdische Häftlinge，” 180.

[69] Herbert，Fremdarbeiter，67-95. See Wachsmann，Prisons，205-206.

[70] Quote in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75. See Kosmala，“Häftlinge，” 96；Zámečník，Dachau，172-73；Escher，“Geistliche，” 302-303；Eisenblätter，“Grundlinien，” 173.

[71] 到了1940年8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有三分之一的囚犯是波兰人（AdsD，KE，E. Büge，Bericht，n.d. ［1945-46］，112）。1941年春天，诺因加默集中营里波兰囚犯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德国人（Kaienburg，“Vernichtung，” 155）。

[72] Quote in Buber-Neumann，Dictators，209. See Strebel，Ravensbrück，139.

[73] BArchB，NS 19/4004，Bl.278-351：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besprechung，November 8，1938，Bl.293.

[74] IfZ，Heiβmeyer，Vorschlag für endgültige Standortfestlegung，n.d.（November 1939），ND：NO-1995.

[75] Quote in BArchB，NS 19/1919，Bl.4-5：Himmler to Hildebrandt，December 1939.See also ibid.，Bl.1：Glücks to Wolff，December 16，1939；ibid.，Bl.10：Himmler to Heiβmeyer，January 15，1940；IfZ，Fa 183，Bl.42：Himmler to Heydrich，Glücks，February 26，1940. See Orth，System，68-69.

[76] Quote in BArchB，Film 14429，Glücks to Himmler，January 30，1940.

[77] Steinbacher，“Musterstadt，” 26-28，66-78；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17-65；BArchB，NS 19/1919，Bl.25-27：Glücks to Himmler，February 21，1940；IfZ，Fa 183，Bl.46：Heiβmeyer to Himmler，January 25，1940.

[78] Steinbacher，“Musterstadt，” 28，68-69. 这个地方并没有被完全弃用（正如先前提到的那样）。1940年2月，隶属于德国军队的一家建筑公司依然驻扎在此；BArchB，NS 19/1919，Bl.25-27：Glücks to Himmler，February 21，1940。

[79] Steinbacher，Auschwitz，22-23. See USHMM，RG-11.001M.03，reel 32，502-1-192，Neubauleitung Auschwitz to Hauptamt Haushalt u. Bauten，June 7，1941；ibid.，Erläuterungsbericht，November 19，1940.对卡托维兹的德国警察来说，兴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决定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一直在游说兴建一座集中营来缓解当地监狱人口过多的情况；Konieczny，“Bemerkungen”。

[80] Strzelecka，“Polen，” 21-24；Wildt，Generation，483-84.

[81] Quote in Kielar，Anus Mundi，17. See Strzelecka，“Polen，” 11，26-27；Lasik，“Organizational，” 199-200.

[82] Broszat，Kommandant，135-36，268-69，quote on 141. See Orth，SS，177；Rees，Auschwitz，48.

[83] 关于党卫队的评估，参见USHMM，RG-11.001M.03，reel 34，502-1-218，Erläuterungsbericht，August 11，1941。

[84] Czech，Kalendarium，68；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 63-67.

[85] Schulte，“London，” 220-26（奥斯维辛的数字，1942年1月6日）。毛特豪森集中营（包括古森集中营）总共有超过15000名囚犯；Maršálek，Mauthausen，126。

[86] 在这些波兰囚犯中，有一些犹太人是因为违反了纳粹数不清的规章制度而被捕；Fulbrook，Small Town，164-65，171-72，217-18。

[87] 此处并未包括辛泽特集中营。这座集中营起初是为在齐格菲防线惩戒德国工人而建（1938年5月德国西部边境防御工事），但很快就被归入集中营系统的轨道。1939年10月，它被指定为党卫队特别集中营，希姆莱在1940年7月将它置于IKL的监管下；看守换成骷髅部队的成员，更多的外国政治犯陆续到来。虽然辛泽特在一些层面上效仿其他集中营（这座小规模地区性特别营平均关押着大概800名囚犯），但它从未真正变成一座党卫队集中营。鉴于它的特殊地位，它通常被排除在IKL和集中营之间的通信之外。See OdT，vol.5，17-42；Orth，System，94-95.

[88] Kaienburg，“Vernichtung，” 152-56，quote on 153；Schulte，“Konzentrationslager，” 146.

[89] Sprenger，Groβ-Rosen，44-46，88-89，100-103；Konieczny，“Groβ-Rosen，” 309-12；Moors and Pfeiffer，Taschenkalender，366.

[90] Steegmann，Struthof，44-45，323. See BArchB，NS 4/Na 9，Bl.75-76：KB，April 28，1941. 从1940年8月起，纳茨维勒就不再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卫星营了（cf. Orth，System，85）。

[91] BArchB，NS 3/1346，Bl.56-76：DESt Geschäftsbericht 1940，Bl.71；Steegmann，Struthof，64（1943年12月31日有2428名囚犯）。

[92] John-Stucke，“Niederhagen.” 下哈根主营关闭后，几十名囚犯被留下，成了布痕瓦尔德卫星营突击队队员。See Schulte，SS；idem，“London，” 224.

[93] 三座主要的集中营（格罗斯-罗森、诺因加默和下哈根）起初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卫星营，另外两座（奥斯维辛和纳茨维勒）也切断了联系。

[94]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97-99；389-90. 诺因加默的新指挥官艾斯费尔德（Eisfeld）也处在和勒德尔相似的境地；Broszat，Kommandant，132，261；Kaienburg，“Vernichtung，” 152-53。

[95] 起初，囚犯是从老集中营里被调来的。只有到1940年底时，诺因加默才变成了教学营（Einweisungslager，从警方手中直接接手囚犯），而格罗斯-罗森是在1941年初，纳茨维勒是在1942年8月；Kaienburg，Neuengamme，155；idem，“Funktionswandel，” 259；Konieczny，“Groβ-Rosen，” 312；Orth，System，85。

[96] Quote in Hitler order，June 25，1940，in Dülffer et al.，Hitlers Städte，36（据施佩尔而言，这项指令是在6月28日签发，倒填的日期）。此段和前一段，参见Speer to Reichsschatzmeister，February 19，1941，in ibid.，64-79；ibid，22-24；Speer，Erinnerungen，185-88；Kershaw，Nemesis，299-300；Van der Vat，Nazi，94-95。

[97] Kaienburg，Wirtschaft，763，768. See BArchB，NS 3/1346，Bl.56-76：DESt Geschäftsbericht 1940，Bl.73.

[98] Ansprache an das Offizierskorps der Leibstandarte-SS，September 7，1940，IMT，vol.29，98-110，quote on 108，ND：1919-PS.

[99] Kaienburg，Wirtschaft，26-27；Schulte，Zwangsarbeit，176-78.

[100] Schulte，Zwangsarbeit，159-67.

[101] BArchB，NS 4/Bu 31，Bl.13：IKL to LK，April 19，1941；Kaienburg，Wirtschaft，27.

[102] Kaienburg，Wirtschaft，857-78；Schulte，Zwangsarbeit，125-31.

[103] Seidl，“Himmel”；Kaienburg，Wirtschaft，771-92.

[104] Kaienburg，Wirtschaft，840-55. See BArchB（ehem. BDC），SSO，Höss，Rudolf，25.11.1900，Glücks to Wander，January 14，1941.

[105] Wagner，IG Auschwitz，37-73；Hayes，Industry，xii-xvi，347-54；Schmaltz，“IG Farben-industrie.” Wagner和Hayes不认为法本公司是因为集中营现成可用的劳动力才决定在附近建工厂。

[106] BArchB，NS 3/1346，Bl.56-76：DESt Geschäftsbericht 1940；Moors and Pfeiffer，Taschenkalender，173，229，232，325，366；Kaienburg，Wirtschaft，660；Maršálek，Mauthausen，248；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165.

[107] Kaienburg，“Vernichtung，” 97-112，149-56，190-99.

[108] BArchB，NS 3/1346，Bl.56-76：DESt Geschäftsbericht 1940；Sprenger，Groβ-Rosen，41-44，88-89；Kaienburg，Wirtschaft，695-96，715-18；Jaskot，Architecture，69-70；Moors and Pfeiffer，Taschenkalender，330.

[109] BArchB，NS 3/1346，Bl.56-76：DESt Geschäftsbericht 1940；Kaienburg，Wirtschaft，616，626，635，660，664，671，727-45；Maršálek，Gusen，3-5. Lungitz砖厂也归属于古森。

[110] Quote in BArchB，NS 4/Na 103，Bl.58：“Ein Weg zur Freiheit，” n.d.（1940）. See also ibid.，Bl.57：Glücks to LK，September 7，1940；ibid.，NS 3/1346，Bl.56-76：DESt Geschäftsbericht 1940，Bl.60.

[111] Kaienburg，Wirtschaft，672，1060.

[112] 例如，DAW的创立有望带来意外之财；Kaienburg，Wirtschaft，858，867-70。

[113] StANü，Chef Amt D II，Häftlingssätze，February 24，1944，ND：NO-576. See also Schulte，Zwangsarbeit，117-19.

[114] BArchB，NS 3/1346，Bl.56-76：DESt Geschäftsbericht 1940；Kaienburg，Wirtschaft，633，681；Schulte，Zwangsarbeit，440；Allen，Business，85-86.

[115] Kaienburg，Wirtschaft，613，637；Schulte，Zwangsarbeit，119；Fabréguet，Mauthausen，272-73.

[116] Quotes in Levi，If，95-96.

[117] Quotes in Marszałek，Majdanek，105；Caplan，“Gender，” 95. Muselmann是指穆斯林的德语词，普遍用于19世纪（Herders Conversations-Lexikon［1809-11］，in Directmedia，Lexika，51214；Pierer’s Universal-Lexikon［1857-65］，ibid.，212659）。对于为什么用这个词来形容集中营里的活死人，有不同的说法；Wesołowska，Wörter，115-21。关于Muselweiber这个词，参见ibid.，120；Kremer，“Tagebuch，” 219。

[118] Ryn and Kłodziński，“Grenze.”

[119] 关于战后的表述，参见Körte，“Stummer Zeuge”。一个突出的例子参见Agamben，Remnants，82。

[120] Quote in Szalet，Barracke，97. See Naujoks，Leben，262；Maršálek，Mauthausen，67.

[121] 关于气味，参见Gigliotti，Train Journey，156-57。

[122] BArchB，NS 4/Bu 18，Bl.21，34，37. 10月的统计数据包括了2200名来自临时关闭的达豪集中营的囚犯。布痕瓦尔德的数据没有包括不参与点名的劳动分队的囚犯。

[123] 由6536名囚犯（1939年8月末）增长到12168人（1939年末）；AS，R 214，M 58。

[124] NMGB，Buchenwald，698-99.

[125] BArchB，R 3001/alt R 22/1442，Bl.125：RM Ernährung u. Landwirtschaft to Landesregierungen et al.，January 16，1940；Naujoks，Leben，139；Kaienburg，“Systematisierung，” 63（n.19）.

[126] Quote in IfZ，statement P. Wauer，May 21，1945，ND：NO-1504. See Maršálek，Mauthausen，57-58.

[127]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22. See August，“Sonderaktion，” 244.

[128]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p.701.类似的例子参见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586，596。

[129] Zámečník，Dachau，147；Naujoks，Leben，161-62；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28.

[130]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185.

[131]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77.

[132] 总体情况参见Helweg-Larsen et al.，Famine。

[133] Naujoks，Leben，159-67；Schlaak，“Wetter，” 180. IKL最终允许囚犯接收家里寄来的衣服，但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太迟；BArchB，NS 3/425，Bl.34：IKL to LK，September 24，1941。

[134]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12，138.

[135] Ziołkowski，Anfang，27. See Szalet，Baracke，322；Helweg-Larsen et al.，Famine，124-60；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20-21.

[136] 例子参见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38。See Süβ，“Volkskörper，” 223-24，233.在战争初期，最大的集中营毛特豪森至少两次流行过斑疹伤寒；Maršálek，Mauthausen，47。

[137] 1940年12月，不到4%的布痕瓦尔德囚犯在医务室里；BArchB，NS 4/Bu 143，Schutzhaftlager-Rapport，December 2，1940。显然，集中营党卫队对能进入医务室的囚犯有名额限制。萨克森豪森的一名党卫队医生在1940年夏天曾试图改变这种做法，结果无功而返，很快便离开了集中营；Naujoks，Leben，162，209-10。

[138] Quotes in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59，282.

[139] Urbańczyk，“Sachsenhausen，” 221-22.

[140] 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45-46；Naujoks，Leben，162-64；Zámečník，Dachau，162-66.

[141] Dante，Divine Comedy，241-42.

[142] Quote in “The Stone Quarry，” 1945，in Hackett，Buchenwald，184. See also ibid，51. 囚犯和党卫队提及但丁，参见Levi，If，115-21；SMAB，Inmitten，263；Świebocki，Resistance，260；Kremer，“Tagebuch，” 211。

[143] 党卫队在格罗斯-罗森一处采石场的公开案例研究，参见Kaienburg，Wirtschaft，708-15。

[144] Ibid.，713.

[145] Quotes in USHMM，RG-11.001M.01，reel 17，500-5-1，Bl.98：Chef Sipo und SD to RSHA et al.，January 2，1941；YUL，MG 1832，Series II-Trials，1945-2001，box 10，folder 50，Bl.1320-23：statement J. Niedermayer，February 6，1946. See Pingel，Häftlinge，81，260（n.74）；Dillon，Dachau，chapter 4；Maršálek，Mauthausen，35；Kaienburg，“Vernichtung，” 41-42.关于“死亡豪森”，参见Gross，Zweitausend，298。女性囚犯不受分类的影响，因为战争初期只有一座女子集中营；BArchB，NS 4/Bu 31，Bl.3：RSHA to Sipo，July 30，1942。

[146] 囚犯文件按理说应该包括分类（BArchB，NS 4/Na 6，Bl.12-13：Glücks to LK，July 7，1942；ibid.，Bl.14：Liebehenschel to LK，September 4，1942）。久而久之，更多的集中营被加了进来，一些集中营的等级也有所改变。比如，另一座有致命采石场的集中营格罗斯-罗森后来从2类被升为了3类（BArchB，NS 4/Bu 31，Bl.1：IKL to LK，n.d.，autumn 1942）。

[147] 在萨克森豪森有3809人登记死亡，布痕瓦尔德有1772人；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OdT，vol.3，347。

[148] 1941年初，奥斯维辛I营被归为1类营，II营被归为2类营（USHMM，RG-11.001M.01，reel 17，500-5-1，Bl.98：Chef Sipo und SD to RSHA et al.，January 2，1941）。这令人困惑，因为直到1943年秋天，奥斯维辛才正式被分为独立的营（参见第7章）。无论如何，在1942年秋天，奥斯维辛集中营整体被正式划归为2类（BArchB，NS 4/Bu 31，Bl.1：IKL to LK，n.d.）。在战争后半程，更普遍的分类，参见StANü，testimony O. Pohl，June 13，1946，pp.13-14，ND：NO-4728。

[149] Piper，“Exploitation，” 80-88；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 67.

[150] LG Cologne，Urteil，October 30，1967，JNV，vol.26，751-61，quote on 756.数字参见AM Datenbank（感谢Andreas Kranebitter为我提供本章用到的有关毛特豪森囚犯数据库的详细信息）。

[151] Weiss-Rüthel，Nacht，65-67，quote on 66；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301-20；Trouvé，“Klinkerwerk，” 122-35；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708-709.

[152] 关于古森，参见LG Cologne，Urteil，October 30，1967，JNV，vol.26，752。

[153] Quote in AS，62/1，“Sachsenhausen.Mahnung und Verpflichtung，” n.d.，160. See Naujoks，Leben，166-67；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26.

[154] Quotes in Vermerk H. Müller，September 8，1939，in Engelmann，“Sie blieben，” 76；Heinen to his wife，ibid.，127-28；Broszat，Kommandant，107. See also ibid，106；Morsch，Mord，153-55；Wysocki，“Lizenz，” 238；Gürtner note，October 14，1939，in Broszat，“Perversion，” 411.

[155] Hitler Proklamation，September 3，1939，in Domarus，Hitler，vol.3，1341.

[156] Gruchmann，Justiz，676. See Gürtner note，September 28，1939，in Broszat，“Perversion，” 408-409，ND：NG-190.

[157] Kershaw，“Working.” 希特勒给希姆莱的最初指令可能相当概括；Gürtner note，October 14，1939，in Broszat，“Perversion，” 411。

[158] Quote in BArchB，R 58/243，Bl.202-204：Chef der Sipo to Stapo（leit）stellen，September 3，1939. See IfZ，Himmler，Durchführungsbestimmungen für Exekutionen，January 6，1943，ND：NO-4631；Broszat，Kommandant，105.

[159] BArchB，R 58/243，Bl.209 and 215：Heydrich to Stapo（leit）stellen，September 7，1939，and September 20，1939.

[160] Morsch，Mord，158-61，quote on 158.

[161] Gürtner note，September 28，1939，in Broszat，“Perversion，” 408-409，ND：NG-190；Gruchmann，Justiz，677-78；Wachsmann，Prisons，401-403.关于死刑，参见Evans，Rituals，689-737。

[162] Gruchmann，Justiz，679-81；Gürtner note，October 14，1939，in Broszat，“Perversion，” 411.

[163] Broszat，“Perversion，” 400，412-15；Gruchmann，Justiz，686，689.

[164] Morsch，Mord，79-85，quote on 83；IfZ，statement P. Wauer，May 21，1945，ND：NO-1504；Naujoks，Leben，142-43；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22.

[165] Quote in USHMM，RG-06.025*26，File 1551，Bl.249-67：Interrogation K. Eccarius，December 20，1946，Bl.263. See AS，J SU 1/61，Anklageschrift UDSSR，October 19，1947；ibid.，D 30A，Bd. 8/2 A，Bl.126-29：E. Eggert，“Meine Erlebnisse im Zellenbau Sachsenhausen，” n.d.；ibid.，D 1 A/1024，Bl.387：Veränderungsmeldung；LG Munich，Urteil，December 22，1969，JNV，vol.33，309-45；ITS，ARCH/HIST/KL Dachau 4（200），Bl.59：Glücks to LK，February 25，1939；BArchB，R 3001/alt R 22/1467，Bl.314-17：Besprechung mit den GStA am 23.1.1939.

[166] Broszat，Kommandant，107-109，quote on 107.关于集中营党卫队的处决秘密统计，参见Glücks to 1. Lagerarzte，December 28，1942，in NMGB，Buchenwald，257-58。

[167] 第一个详细的规定显然是1940年10月17日通过的；IfZ，H. Müller to HSSPF，January 14，1943，ND：NO-4631。

[168] 集中营党卫队行刑者偶尔会在集中营外执行死刑。例如，1942年8月，弗洛森比格党卫队跋涉三个巴伐利亚城镇去处决波兰强制劳工；NAL，HW 16/11，Flossenbürg to IKL，August 24，1942；StAAm，StA Weiden Nr.81/8，Bl.1624-29：LG Weiden，Beschluss，July 15，1955。

[169] IfZ，Himmler，Durchführungsbestimmungen für Exekutionen，January 6，1943，ND：NO-4631；ibid.，MA 414，Bl.6117：WVHA-D to LK，June 27，1942；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Prince zu Waldeck，November 15，1947，58；Evans，Rituals，passim.

[170] 例子参见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25。

[171] 在死亡的人中，有33名波兰人于11月9日在萨克森豪森被处决，128人甚至更多的囚犯在毛特豪森被处决（11月12～25日的六次行动中），40人于11月22日在奥斯维辛被处决；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23；LG Cologne，Urteil，October 30，1967，JNV，vol.26，691；KL Auschwitz to IKL，November 22，1940，in HvA2（1959），131。详情参见Broszat，Polenpolitik，passim。

[172] Morsch，Mord，93-95；Naujoks，Leben，214-17；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6），123，150；AS，J D2/43，Bl.86-98：Vernehmung G. Sorge，April 26，1957；ibid.，Ordner Nr.10，Vernehmung R. Rychter，November 14，1946.

[173] 在弗洛森比格，184名波兰囚犯“依党卫队全国领袖的指令”被处决（1941年2月6日至9月8日）；StAAm，StA Weiden Nr.81/1，Bl.185-87，192-97：Augenscheinprotokoll，September 15 and 24，1953。

[174] 背景参见Madajczyk，Okkupationspolitik，187-89；Majer，“Non-Germans，” 453-54；Broszat，Kommandant，154。

[175] Majer，“Non-Germans，” 449-69，512-19；Strebel，Ravensbrück，284. 在被侵占的领土，即决法庭在1940～1942年暂时闭庭了。

[176] Steinbacher，“‘Mord，’” 274-80. 奥斯维辛法庭第一次记录的开庭是1943年1月25日；Piper，Mass Murder，46。

[177] 关于最后一点，参见NAL，HW 16/11，Glücks to Hinzert，September 1，1942；BArchL，B 162/7999，Bl.768-937：StA Koblenz，EV，July 25，1974，Bl.906。

[178] Kershaw，Nemesis，271-75；Domarus，Hitler，vol.3，1415.

[179] Kershaw，“Myth，” 146.

[180] Apel，Frauen，143-44，quote on 144；Szalet，Baracke，193-99；LG Cologne，May 28，1965，JNV，vol.21，113.

[181] Kautsky，Teufel，36；Hackett，Buchenwald，252-53；Poller，Arztschreiber，133-34；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ND：NO-2366，pp.53-54；Stein，Juden，93-95；LG Frankfurt a. M.，Urteil，February 27，1970，JNV，vol.22，785-87.

[182] LG Frankfurt a. M.，Urteil，February 27，1970，JNV，vol.22，785. “志愿行刑人”一词因Goldhagen的Executioners 变得通俗。

[183]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ND：NO-2366，pp.53-54；LG Frankfurt a. M.，Urteil，February 27，1970，JNV，vol.22，787-88；BArchB，NS 4/Bu 18，Bl.56.

[184] Quote in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ND：NO-2366，p.53.See also Hackett，Buchenwald，170-71，196-204；LG Bayreuth，Urteil，July 3，1958，JNV，vol.14，809-16；Anklage gegen Sommer，in Van Dam and Giordano，KZ-Verbrechen，21-27.

[185] Röll，Sozialdemokraten，89-102；LG Nürnberg-Fürth，Urteil，October 21，1953，JNV，vol.11，455-63.

[186] Naujoks，Leben，176-79. 680名萨克森豪森的囚犯死于1940年1月，大约160人在1月18～20日死亡，其中许多是霍斯行动的牺牲者［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11；AS，Totenbuch；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

[187] 在毛特豪森，死亡注射大概始于1939年秋天到1940年夏天；Maršálek，Mauthausen，162；Hördler，“Ordnung，” 108-109。

[188] Riedle，Angehörigen，163-79；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416-21，653-54；IfZ，statement P. Wauer，May 21，1945，ND：NO-1504，p.7.详情参见Mann，Dark Side，212-39；Orth，SS，87-90。货车司机古斯塔夫·赫尔曼（Gustav Hermann）在20世纪20年代因为一路从波兰开到巴黎而被称为“铁人古斯塔夫”；他的功绩还给了Hans Fallada灵感，写出了一本小说 Der eiserne Gustav（Berlin，1938）。

[189] Prisoner quote in NAL，WO 208/3596，CSDIC，SIR Nr.727，August 11，1944；Sorge quotes in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628. See also 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21，93-94；Kogon，Theory，52；BArchB，NS 3/391，Bl.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20-21.

[190] Riedle，Angehörigen，204-14，quote on 208；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421-22，655-56；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87.

[191] Quote in Naujoks，Leben，179. See also LG Munich，Urteil，January 20，1960，JNV，vol.16，277-85；Trouvé，“Bugdalle.”

[192] AS，J D2/43，Bl.146-54：Vernehmung G. Sorge，May 6，1957，quote on 147.

[193] 例子参见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97-98。

[194] Quote in 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26. See 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474-75.

[195] 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535，538，601-602，quote on 571.

[196] 党卫队的法庭系统，参见Vieregge，Gerichtsbarkeit，6-17，247-48；Longerich，Himmler，501-505；Gruchmann，Justiz，654-58。理论上，常规法庭保留亲自对集中营囚犯起诉的权力。实际上，此类起诉十分罕见。一些例外参见Eiber，“Kriminalakte，” 32-33。

[197] Quote in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626.

[198] Kautsky，Teufel，35-36；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48.

[199] Browning，Origins，309-30.

[200] Quote in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627.

[201] 关于佐尔格，参见Riedle，Angehörigen，184。

[202] AS，J D2/43，Bl.146-54：Vernehmung G. Sorge，May 6，1957，quote on 152.

[203] Kershaw，“Working.”

[204]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45.

[205] 死亡人数：布痕瓦尔德802人（BwA，Totenbuch），达豪243人（DaA，Häftlingsdatenbank）弗洛森比格12人，（AGFl，Häftlingsdatenbank），毛特豪森15人（AM，Zugangslisten und Totenbücher），萨克森豪森243人（AS，Totenbuch），利赫滕堡0人（Fahrenberg and Hördler，“Lichtenburg，” 173）。

[206] 死亡人数：布痕瓦尔德1838人（BwA，Totenbuch），达豪至少1574人（DaA，Gedenkbuch，19），弗洛森比格242人（StAAm，StA Weiden Nr.81/1，Bl.185-87），毛特豪森-古森3846人（Maršálek，Mauthausen，146），诺因加默430人（Kaienburg，“Vernichtung，” 473），拉文斯布吕克36人（Strebel，Ravensbrück，506），萨克森豪森3809人（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奥斯维辛没有确切数据，合理猜测为2500人。毛特豪森的比例，参见Kranebitter，Zahlen。

[207] 关于瘦骨嶙峋的尸体，参见NMGB，Buchenwald，177-78。集中营内死因概述，参见Buggeln，Arbeit，200-203。

[208]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28-29，139-40；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ND：NO-2366，p.51；Kamieński，“Erinnerung，” 130.

[209] Pressac，Krematorien，4-15；OdT，vol.4，30.

[210] 在毛特豪森和奥斯维辛等更大的集中营里，1941年设立登记办公室（Lasik，“Structure，” 180；Maršálek，Mauthausen，150）。在死亡率更低、较小的一些集中营里，直到1942年底才设立登记办公室（StAAm，StA Weiden Nr.81/1，Bl.192-97：Augenscheinprotokoll，September 24，1953；Sprenger，Groβ-Rosen，221）。

[211] Pingel，Häftlinge，99-100；Fabréguet，Mauthausen，168.

[212] Strebel，Ravensbrück，180.

[213] Wachsmann，“Introduction，” in Buber-Neumann，Dictators，vii-xxii.

[214] Buber，Dictators，186-93，quote on 192.

[215] 关于改造，参见IfZ，Himmler to Pohl，November 15，1942，ND：PS-1583。

[216] Ibid.；BArchB，NS 3/426，Bl.16：Glücks to LK，January 20，1943.

[217] Strebel，Ravensbrück，189-93，250；Buber，Dictators，190.

[218] IfZ，Geschäftsbericht Texled，June 28，1941，ND：NO-1221，quote on 11；Kaienburg，Wirtschaft，939-77；Allen，Business，72-78；Strebel，Ravensbrück，213-28. 党卫队支付给没有技能的女工每日10芬尼，男工30芬尼。

[219] Quote in Koegel to Eicke，March 14，1939，NCC，doc.258. See Strebel，Ravensbrück，56-65；Segev，Soldiers，232-36.

[220] Heike，“Langefeld，” 10-16；Buber-Neumann，Flamme，30-43；Buber，Dictators，263-65；Strebel，Ravensbrück，67-68.

[221] Mailänder Koslov，Gewalt，157，483.

[222] Strebel，Ravensbrück，283-84. 起初，几乎所有死者都是被即决法庭指控犯有抵抗罪的波兰女性。

[223] 估算基于Strebel，Ravensbrück，180，293，506，509。Strebel争辩说，男囚非比寻常的高死亡率是因为直到1942年底，次级营都被划归为惩罚营（Strebel，“‘Unterschiede，’” 120）。然而，其死亡率事实上比其他一些集中营要低。关于焚化炉，参见OdT，vol.4，476。

[224] Strebel，Ravensbrück，105-108，185，250；Buchmann，Frauen，8-9.

[225] Quotes in Buber-Neumann，Dictators，164；Rózsa，“Solange，” 186（referring to Auschwitz in 1944）. See Amesberger et al.，Gewalt，70-85；Caplan，“Gender，” 93-94；Strebel，Ravensbrück，269-71；Suderland，Extremfall，298.

[226] Strebel，Ravensbrück，140，251；Buchmann，Frauen，9.

[227] Apel，Frauen，47-48，138-52，339-44.

[228] Böhler，Auftakt，158.

[229] Kees，“‘Greuel，’” 87-126，quote on 106（n.69）；Krzoska，“‘Blutsonntag’”；Wildt，Generation，432-47；Weckbecker，Freispruch，442-45；Sydnor，Soldiers，40.

[230] Quotes in Domarus，Hitler，vol.3，1360.

[231] Deutschland-Berichte，vol.6，1031-32.

[232] Szalet，Baracke，28-31；Külow，“Jüdische，” 180-82.

[233] Stein，Juden，83-84. See also BArchB，NS 4/Bu 18，Bl.48.

[234] Quote in BwA，5244-16，Bericht J. Ihr，n.d.，1.See Stein，Juden，83-88.

[235] Quote in WL，P. III.g. No. 998，F. Rausch，“Allen Gewalten zum Trotz，” 1959，3. See BArchB，NS 4/Bu 18，Bl.53-54.

[236] Hackett，Buchenwald，184-86，271-76.

[237]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118.

[238] BwA，31/450，Bericht E. Frommhold，n.d.（1945），71-72.

[239] Stein，Juden，88.

[240]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Szalet，Baracke，especially pages 31-42，quotes on 31，64；Meyer，“Nachwort”；Külow，“Häftlinge，” 182-83，198；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21，113。沙莱特的文件保存在纽约利奥·贝克研究所（Leo Baeck Institute），AR 10587。

[241]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658；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563；Szalet，Baracke，222.

[242] Szalet，Baracke，320. See Külow，“Häftlinge，” 191-92.

[243] Quote in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627. See Wünschmann，Before Auschwitz，chapter 6.

[244] Buber，Dictators，265；Heike，“Langefeld，” 15. See also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1.

[245] BArchB，R 58/1027，Bl.128：RSHA，Vermerk，April 23，1940.

[246] 1940年4月以后的释放情况，参见Strebel，Ravensbrück，175；Stein，Juden，65。

[247] Szalet，Baracke，quote on 417.

[248] Ibid；Meyer，“Nachwort.”沙莱特及其女儿在1940年5月10日前往上海，后来定居美国。

[249] Stein，Juden，82.

[250] Quote in LG Bonn，Urteil，February，6，1959，JNV，vol.15，482.See Sprenger，Groβ-Rosen，125；OdT，vol.1，105；YVA，O-51/64.

[251] Quote in Kwiet，“‘Leben，’” 236.详情参见Stein，Juden，74-82；Naujoks，Leben，210；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39；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564-65，578-79，588-89。

[252] Seidl，“Himmel，” 169-70；Zámečník，Dachau，120-24. Zámečník于1941年在自由地二号工作。

[253] Quote in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73.

[254] Quote in ibid.，175-76.

[255] AM Datenbank. 根据党卫队的统计，1939～1942年，2064名犹太人被送入该集中营；到1942年底，1985人死亡；BArchB，NS 19/1570，Bl.12-28：Inspekteur für Statistik，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1943），Bl.24。

[256] Browning，Origins，203；Hilberg，Vernichtung，vol.2，610；Moore，Victims，71-72；Stein，Juden，96. “人质”一词的使用，参见Befehlshaber Sipo und SD，Meldungen aus den Niederlanden，Jahresbericht 1942，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rk 1593，Bl.420673。

[257] Testimony M. Nebig，1945，in Hackett，Buchenwald，250-51（Nebig是少数留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犹太人之一）。See also Perz，“‘Vernichtung，’” 97；Stein，Juden，99-100；ITS，KL Buchenwald GCC 2/193，Ordner 168，KL Buchenwald to Hauptamt Haushalt und Bauten，May 21，1941；ibid.，KL Buchenwald to Deutsche Reichsbahn，May 16，1941.

[258] Quotes in AM，Totenbuch（感谢Andreas Kranebitter提供给我的复印件）；testimony A. Kuszinsky and L. Neumeier，1945，in Hackett，Buchenwald，251-52。See also AM，Datenbank；Maršálek，Mauthausen，85（1941年6月14日的日期有误）。

[259] 例子参见August，“Sonderaktion，” 269；Hackett，Buchenwald，251。

[260] 这种零星的呼吁，参见NSDAP Kreisleitung Kitzingen-Gerolzhofen，Stimmungs-Bericht，September 4 and 11，1939，in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s. 2986，2988。

[261] Pohl，Forced Labor；Corni，Ghettos.

[262] Moore，Victims，82-83；NAL，FO 371/26683-0033，Memorandum for Politic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Holland，December 16，1941；LG Munich，Urteil，February 24，1967，JNV，vol.25.

[263] Maršálek，Mauthausen，219，260-61，275（两名逃犯的名字并不清楚）。1940年，只有七名囚犯逃离了毛特豪森。

[264] Maršálek，Mauthausen，145-47，218-19，303-304；idem，Gusen，5-6，14，39；Fabréguet，Mauthausen，167-69；OdT，vol.4，371-72.即1940年4月至1941年6月间的每月平均死亡率。

[265]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Chmielewski，Karl，16.7. 1903，Personalbericht 1940. See also ibid.，Lebenslauf，n.d.；LG Ansbach，Urteil，April 11，1961，JNV，vol.17，153-231；OdT，vol.4，373.

[266] Naujoks，Leben，192-95.

[267] Siegert，“Flossenbürg，” 458；JVL，DJAO，RaR，United States v. E. Ziehmer，January 16，1948.

[268] Kielar，Anus Mundi，99. See Strzelecka，“Polen.”

[269] Piper，Zahl，153-54.这一数据既不包括直接被送去焚化的囚犯尸体，也不包括此期间死亡的苏联战俘（参见第5章）。

[270] Quote in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76. Ibid.，74；Zimmermann，Rassenutopie，121-22；Broszat，Kommandant，31；BwA，31/450，Bericht E. Frommhold，n.d.（1945），67.

[271] Quote in “Der Steinbruch.” See AM Datenbank；Kranebitter，Zahlen；Maršálek，Mauthausen，305；idem，Gusen，15；Pingel，Häftlinge，101-102；Fabréguet，Mauthausen，169；Sofsky，Ordnung，142.详情参见Pike，Spaniards。

[272] Snyder，Bloodlands，123-41，150-51；Maršálek，Mauthausen，304-305；Pingel，Häftlinge，98；Naujoks，Leben，196-97，201-203.

[273] Quote in Kupfer-Koberwitz，Häftling，273.See Maršálek，Mauthausen，309.

[274] Szalet，Baracke，95，285，quote on 388.

[275] Ibid.，120-21，125，198，290，349，351.

[276] August，“Sonderaktion，” 137.

[277] 在毛特豪森，条件优良的医务室只面向德国囚犯，而外国囚犯则在所谓的特别病房（Sonderrevier）等死；Maršálek，Mauthausen，159-62。

[278]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31，37.

[279] Quote in StAMü，StA Nr.34398，KL Dachau，Vernehmung G. Brandt，June 10，1940. See also ibid.，LG Munich，Vernehmung P. Höferle，June 10，1940；ibid.，LG Munich，Urteil，November 4，1940.一般来说，死在其他囚犯手中的遇害者没有上报司法系统；原因至今不明，不过布吕根的案子是个例外，慕尼黑地区法庭指控凶手过失杀人，判处他在监狱服刑八年。背景参见Eiber，“Kriminalakte，” 20-21，32。

[280]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98-99.

第5章 大规模灭绝

1941年4月4日是一个周五，清晨有两名德国医生到达奥拉宁堡火车站，他们是36岁衣冠楚楚的弗里德里希·门内克（Friedrich Mennecke）和43岁又矮又胖的特奥多尔·施泰因迈尔（Theodor Steinmeyer），后者留着希特勒式的胡须。两人的目的地是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除了外表之外，两名精神科医生有着许多共同点。他们冷酷无情且野心勃勃，推崇极端的种族优生理论，而且都从很早开始便投身于纳粹事业（施泰因迈尔与门内克分别在1929年和1932年加入纳粹党），两人年纪轻轻便被培养为第三帝国的救济院总管。日后成为挚友的两人也许在从车站走到集中营的这半小时路程中聊起了前一天第一次来这里的经历，当时他们的上级维尔纳·海德教授赋予了他们一项秘密任务：给大约400名囚犯做身体检查，这些人是集中营党卫队从1.2万名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囚犯中挑选出来的。[1]

到了集中营之后，门内克医生与施泰因迈尔医生便开始在医务室为这些被选出来的囚犯做检查。两名医师工作了一整天，只有中午在党卫队官员食堂吃饭时休息了一会儿。他们下午6点钟的时候结束了工作，这一天他们各自检查了几十名囚犯。下班后，施泰因迈尔回到了柏林的酒店，而门内克则回了他在奥拉宁堡艾勒斯酒店的豪华双人间。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火速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我们的工作非常非常有趣。”他如此对她说。第二天上午9点，经过了一夜好眠和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后，门内克医生与施泰因迈尔医生在奥拉宁堡车站会合，接着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检查更多囚犯，他们在午饭时分开去过周末。周一早晨，两人重新展开了工作，一位名叫奥托·黑博尔德（Otto Hebold）的心理医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4月8日星期二，他们加快了进度，在检查完剩下的84名囚犯之后圆满完成了任务。[2]

医生们忽然之间便离开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就像来时一样匆忙，那些接受过检查的囚犯仍留在营中。其中大部分人瘦得只剩皮包骨。“他们太虚弱了，几乎站不直。”黑博尔德医生后来回忆说。很多人都丧失了劳动能力，已经在医务室待了一段时间，饱受一系列疾病的困扰。其他人则是被党卫队从营房中选出来的。其中就有从柏林来的西格贝特·弗伦克尔（Siegbert Fraenkel），他是一名体面的艺术品与书籍交易商，57岁。弗伦克尔在折磨人的立正突击队内结交了不少犹太朋友，通过与他们谈论艺术、文学、哲学来打发没完没了的日子。“是他的演讲让我们找回了一些人类的尊严，生活的尊严。”一名囚犯后来回忆说。颇为肥胖的弗伦克尔在集中营里待了五个月之后仍然很健康。但党卫队仍然让他在1941年春天接受了医生的检查，也许是因为他弯曲的脊椎。[3]

医生们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检查对囚犯来说是一次短暂但揪心的折磨。在几分钟内，他们询问了每名囚犯的背景、健康和家庭情况；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还常常插嘴，增添一些他们行为不端、工作表现差劲的评价。而最糟的是囚犯们不知道医生的意图。在集中营的极端环境下，囚犯们总是无时无刻不在猜测党卫队的意思，想从队员们的一举一动中看出端倪，医生们在1941年4月初的这次访问也是一样。当时流传最广的传言是医生们将选择一些体弱的囚犯去达豪集中营做些更轻松的工作，党卫队队员们也为这个说法推波助澜。其他囚犯则怀疑有什么更加不可告人的企图，但没人能说得准。几周后并没有任何动静，许多囚犯肯定已经忘了这些神秘医生的检查。他们没能想到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了。[4]

门内克、施泰因迈尔、黑博尔德三名医生并不是普通的医生。他们是“安乐死”行动的资深参与者，这是纳粹一项大规模谋杀残疾人的计划。这些医生早早便打破了他们立下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他们来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并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杀人；他们判定接受检查的犯人大多数是“不配生存的生命”，医生们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并将他们的情况上报给“安乐死”计划总部。[5]那边审阅过这些文件后，一份最终的名单被送回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1年6月3日一早，距离施泰因迈尔和门内克首次到访整整两个月之后，党卫队将第一批95名囚犯召集到医务室。在那里，囚犯们先被注射了镇静剂，然后被装进了一辆盖着油布的大卡车。几天后又有174名囚犯被分成两批运走。犹太商人西格贝特·弗伦克尔也在其中。在6月5日离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前不久，他曾经跟集中营老囚犯哈里·瑙约克斯说：“很显然我们已经被当作必死之人了。”弗伦克尔是对的。卡车将他和其他人运到萨克森州的索嫩施泰因（Sonnenstein）收容所。他们一到那里便遇害了。[6]

这次谋杀并不是一次性的。在1941年4月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门内克医生就知道这次出差只是他集中营死亡服务的开始。两个月后，当西格贝特·弗伦克尔和其他萨克森豪森囚犯被杀时，门内克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检查，这次是在奥斯维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还要前往布痕瓦尔德、达豪、拉文斯布吕克、格罗斯-罗森、弗洛森比格和诺因加默。[7]几千名囚犯因为他的检查结果而死。

1941年是集中营从大规模死亡向大规模灭绝转变的一年。从初秋开始，虽然是否要杀死体弱的囚犯仍未有定论，但集中营党卫队已经展开了一项更加激进的计划——杀死数万名苏联战俘。集中营变成了修罗场，毁灭成了行凶者们生活的主要内容，集中营因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们联合起来大规模屠杀囚犯。

杀死弱者

纳粹的“安乐死”行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便已经成形，当时希特勒批准了一项处决残疾人的秘密计划。该计划由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和元首个人事务办公厅主任菲利普·鲍赫勒（Philipp Bouhler）负责。作为纳粹政权的一个边缘人物，鲍赫勒将大规模谋杀视为平步青云的好机会，并将日常的管理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副手维克托·布拉克（Viktor Brack）。这些行凶者很快就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机构，总部设在柏林动物园街4号（Tiergartenstrasse 4）的一栋别墅里（“安乐死”计划的代号“T-4行动”也因此而来）。德国的救济院需要向他们提交特殊的表格，里面详细描述了病人的情况。这些表格会被送到如门内克和施泰因迈尔这样特聘的医生手中，由他们初步决定病人的命运，然后由海德教授这样的高级医师草草审核一遍。他们主要关注病人是否能工作：被认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都要被杀掉。但怎么杀呢？

行凶者们考虑过几种方式。最开始他们想到的是致命性注射。但很快另一种方法博得了他们的青睐，取代了注射。他们最终决定用毒气处死残疾人，希特勒显然支持这一方案。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党卫队在柏林市外一座废弃的监狱中建立了一间毒气实验室。几名残疾人被锁在充满一氧化碳的封闭房间里，在“安乐死”行动高层领导们的密切监控下死亡。不久之后，新招聘的T-4员工就运营起几座杀戮中心（大部分由救济院改建而成），每个都配有一间毒气室。德国上下大规模毒杀病人的行为直到1941年夏天才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停止，因为该项计划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引起了公众对杀戮的广泛忧虑（谋杀行为继续存在于地方救济院中，只不过更加隐秘）。此时已经有七万到八万人在毒气室中被杀。借用历史学家亨利·弗里德伦德（Henry Friedlander）的话，这种“纳粹德国独一无二的发明”后来成了纳粹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行动的核心。不过，它的首批受害者是救济院中的病人，很快就延伸到了集中营的囚犯。[8]

“安乐死”与集中营

当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41年1月20日踏进达豪集中营时，他肯定被吓坏了。这里已经与九个月前他带领一队党卫队高官和荷兰纳粹来参观时大不相同。[9]每当他来视察时，集中营党卫队官员们都会忙于掩盖集中营内的种种问题，但这一次希姆莱最心爱的集中营已经陷入重大的危机，无论怎样也掩盖不了了。对当地集中营党卫队而言，问题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出现了。集中营督察官里夏德·格吕克斯面对越来越多的病弱囚犯，决定将达豪变成一座“活死人”集中营。以往各个集中营都会辟出一个区域专门隔离病弱的囚犯。现在，格吕克斯为了减轻其他集中营的负担，下令将情况最糟糕的所有囚犯移交达豪集中营统一关押。[10]自他下令后，从1940年夏末起，数以千计的病弱囚犯拥入达豪。仅在8月28日到9月16日这段时间就有约4000名病弱囚犯（大多数来自立正突击队）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分四批来到达豪。作为交换，达豪党卫队向对方送出了大约3000名健康一些的囚犯。[11]也有来自其他集中营的小批囚犯。比如1940年10月24日，布痕瓦尔德党卫队就向达豪发出了一辆特别列车，上面载着371名被党卫队形容为“不适合工作的病人和残废”。[12]

达豪集中营很快变成了一场噩梦。那些死在输送途中的“活死人”被丢弃在火车站。挺到集中营的人被摆在点名广场上，或是躺在特地腾空的营房中。他们骨瘦如柴，大多数人手脚都被冻伤，身上满是跳蚤和水肿，伤口化脓；每当这些半死的人显露出生命迹象时，路过的党卫队看守便会非常讶异。他们哭泣、低语、讨饶，或是在有人撕开他们和痂粘在一起的衣服时惨叫。许多人都饱受恶性痢疾之苦，达豪集中营内很快充满了地狱般的恶臭。囚犯阿尔弗雷德·许布施清晰地记得，1940年9月初，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运来一批恐怖的人”：“我们看到十几个（新囚犯），粪便从他们的裤子中流出来。他们的手上也都是粪便，他们尖叫着把脏手在脸上蹭来蹭去。他们肮脏、干枯的脸上，颧骨高高凸起来，看上去触目惊心。”许多人因为太虚弱已经无法行走和进食，被送到达豪集中营只是等死。[13]

1940年9月到12月间死去的犯人超过了1000人。在这地狱般的4个月里，死去的人数是整个战前时期达豪死亡人数总和的2倍。情况越来越糟。1941年1月，也就是希姆莱视察的时候，达豪死亡人数达到了新高——至少有463名囚犯死亡。[14]与此同时，集中营内暴发了疥疮。据估计在1941年有四五千名囚犯被感染，几乎达到了总人数的一半。许多人得不到医疗救助，直接被隔离起来，留给他们的仅有一点食物和睡觉用的稻草席。被关起来的波兰红衣主教亚当·科兹洛维柯基（Adam Kozlowiecki）曾见到那些患病的囚犯去洗澡，他们每周能有一次打理自己的机会，他在秘密日记中记下了那些人的外貌：“他们如黄色皮肤包裹的骷髅，眼睛巨大而悲伤。他们看着我们。一些眼神在寻求帮助，一些则是彻底的冷漠。”[15]

希姆莱1941年1月20日到达豪集中营视察时，即便下属们没有让他见到最糟糕的一面，但眼前肮脏不堪、疾病横行的景象已经摧毁了希姆莱理想中的集中营形象。希姆莱想要的是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集中营，肮脏的无用之人在那里没有立锥之地；他们的存在既是对资源的浪费、对健康的威胁，更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许多党卫队队员都赞同希姆莱的观点。其中一个人在1941年初解释说，所有“不能工作的人”和“残废”给集中营造成了“天大的负担”。[16]到了这时，党卫队领导们一定认识到把达豪集中营变成病弱犯人坟场的决定弄巧成拙了。这座老牌模范营因此变成了垃圾场，而其他集中营的情况却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确实，囚犯们的死亡率在病弱囚犯被送往达豪之后有过短暂的下降。[17]但死者人数很快再次升高，到了1941年初，所有男子集中营又被濒死的囚犯填满。[18]是时候采取一些行动了。

大约就在视察达豪期间，海因里希·希姆莱选定了一个激进的方案：系统性地消灭病弱的犯人。[19]大规模屠杀在当时已经出现。在第三帝国及新占领的土地上，纳粹领袖和追随者们已经习惯用谋杀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从政治反抗到精神疾病。而对于病弱的集中营犯人，许多党卫队队员很乐意让他们去死。据一名曾经的犯人所言，1940年达豪党卫队领导们对病弱囚犯的态度可以总结如下：“让他们呻吟吧——我们很快就能摆脱他们了。”[20]事实上，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地方集中营的党卫队已经开始更进一步、自发地杀害一些病弱囚犯。这又是一个“累积式激进”的例子，希姆莱要捍卫自己作为生死判官的权威；与此同时，过度狂热的地方党卫队队员未经许可的随机谋杀，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成了处决体弱囚犯的中央政策。[21]

为了落实自己的计划，希姆莱找到了T-4的杀人专家。自1940年起，“安乐死”行动将扩展到集中营的传闻已经在德国流传开来。[22]但实际上直到1941年初与元首个人事务办公厅的鲍赫勒和布拉克讨论之后，希姆莱才真正下定决心。[23]对希姆莱来说，与“安乐死”行动合作是一个便利之选。这是一个运转顺畅的机器，已经收割了数万人的生命。而且希姆莱知道自己可以信任T-4的官员们，他们中许多人都是资深党卫队队员（其中还包括几名1939年底从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调到T-4行动的前集中营党卫队队员）。有些人与他还有私交：维克托·布拉克曾经是希姆莱的司机，维尔纳·海德曾经在战前集中营负责囚犯绝育计划。[24]希姆莱下定决心之后便立刻行动。在1941年3月28日和布拉克第二次会晤之后——也许是获得了希特勒的最终许可——行动便开始了，一周之后，门内克医生和施泰因迈尔医生前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始工作。[25]

希姆莱决定将第一次大规模灭绝计划外包给T-4杀手们，而不是留给集中营党卫队，这点非常耐人寻味。我们只能猜测他的动机。也许希姆莱想让他的党卫队队员们在亲自动手之前先向T-4的专家们学习。又或许他担心在集中营内开展大规模屠杀会引起囚犯暴动，将谋杀放在遥远的“安乐死”中心也许可以把其余的囚犯蒙在鼓里，让他们对党卫队政策的血腥转变一无所知。[26]

筛选

起初，地方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应上级的要求参与这个计划，上级告诉他们希姆莱要求杀掉患病和体弱的囚犯。虽然地方党卫队队员们不是刽子手，但他们也扮演着一个残酷的角色：为T-4医生筛选囚犯。集中营督察组强调，最重要的任务是把“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挑出来（这与“安乐死”计划的目标相同）；一名奥斯维辛的高级官员回忆说，那些被重点关注的人是“残疾”、“无药可救”和“有传染病的囚犯”。[27]

虽然集中营督察组布置了交给T-4医生处理的囚犯名额，但地方集中营党卫队在初选时有相当大的发挥余地。比如在达豪集中营，党卫队要求所有劳动队的囚犯在点名广场集合；领导们记下那些特别瘦弱的人，以及缺胳膊少腿或跛足的残疾人的名字。达豪党卫队还从所谓的病弱营区和医务室挑出更多的囚犯，逼着审头们进行配合。在达豪肺结核区当值的囚犯瓦尔特·内夫（Walter Neff）后来承认，自己曾挑出那些卧床不起的囚犯交给党卫队。[28]

党卫队准备得当后，T-4医生们就会出发前往集中营，有时几人一起，有时独自一人。在1941年4月首次前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之后，医生们去了更多的集中营，包括奥斯维辛（1941年5月）、布痕瓦尔德（1941年6月和11～12月）、毛特豪森（1941年6～7月）、达豪（1941年9月）、拉文斯布吕克（1941年11月和1942年1月）、格罗斯-罗森（1942年1月）、弗洛森比格（1942年3月）和诺因加默（1942年4月）。[29]总共有十多名T-4医生参与其中。[30]他们由“安乐死”计划资深医学专家维尔纳·海德教授与赫尔曼·尼切（Hermann Nitsche）教授领导，有时教授们也会亲自参与筛选。其他人大多数是T-4计划的老成员。以前，门内克医生和施泰因迈尔医生等人去精神病院挑选要杀的病人。现在他们来到了集中营。[31]

一到集中营，T-4医生们就会同当地集中营党卫队的高层官员见面——指挥官、他的副官和集中营的医师——后者会给医生简单介绍营内的准备情况。[32]T-4医生们可以在集中营里自由走动，有时会要求看看更多的囚犯。医生的权力有可能同当地集中营党卫队领导的产生冲突。[33]但事实上他们的关系大体还算密切。他们一起工作，有时还会一起社交，比如在党卫队官员食堂吃完午餐后一起围着营区散步消食。[34]

在筛选的过程中，T-4医生们会简单浏览囚犯们的档案，然后给每位囚犯填一份登记表，表格由党卫队准备，内容依照“安乐死”计划制定的标准。大部分问题都与囚犯们的身体状况有关，问一些“诊断”、“主要症状”和“身体残疾”方面的问题。[35]医生们通常会扫一眼囚犯，就像门内克医生和施泰因迈尔医生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所做的那样。囚犯们通常需要脱光衣服一个一个地排好队走过来，医生们就像阅兵似的；那些无法走路的人则被抱过来。医生们会在表格上潦草地写几笔；偶尔，他们也会问问囚犯们的出身。[36]然后医生又开始检查下一个受害者。

筛选的过程很快——好似“传送带”，门内克医生在达豪记录道——随着医生们经验逐渐丰富，速度也越来越快。到了1941年11月，门内克只需要不到3分钟就可以判定一名囚犯，而在4月时，他的平均判断时间是8分钟。“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他告诉妻子。[37]显然，T-4医生们只饶过了很小一部分接受检查的囚犯。影响他们评判的因素不得而知，不过其中一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暂时逃过了一劫。[38]门内克和他的同事们会在表格左下角写下最终的判断。[39]囚犯们的命运就被钢笔这轻轻一画决定：“+”意味着死，“-”意味着生。[40]

柏林T-4总部的官员们会对这些表格进行审核，确定最终的受害者名单。[41]这份名单被送往一个“安乐死”中心［一共有三个，分别是哈特海姆（Hartheim）、贝恩堡（Bernburg）和索嫩施泰因］，由承办中心联系相应的集中营组织囚犯运输工作。[42]到了运输的那天——从选择囚犯到运输之间大约有几个月的时间——集中营党卫队护送囚犯们来到杀戮中心；毛特豪森集中营党卫队就用一辆奔驰大巴和两辆黄色邮政公交车将受害者们送上不归路。[43]囚犯们启程的消息会用电报发至奥拉宁堡的集中营督察组，督察组会持续跟进整个行动。[44]

当这些输送队伍抵达杀戮中心时，车上许多囚犯都起了疑心，恐惧不已。而周围空气中弥漫的肉体烤焦的味道更提高了他们的警觉。在中心员工与党卫队队员进行交接和检查文件时，有些囚犯谎报自己的健康状况和身份背景，以期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有少部分人尝试逃跑，不过都被党卫队队员按在了地上。他们无路可逃。不久之后这些囚犯便被带走，他们以为是去洗澡。在脱光衣服进入毒气室后，T-4员工们便将门锁上，将毒气抽送进去。这些装在钢罐里的一氧化碳都是由法本公司提供的。一些人开始呕吐、颤抖、尖叫，拼命想呼吸空气。几分钟之后，最后一个人也失去了意识。又过了几分钟，所有人就全死了。过了一阵之后，T-4员工们打开毒气室的通风设备，将尸体拖出去。他们把尸体投入附近的焚化炉，不过在此之前要把金牙拔走（有金牙的囚犯在进毒气室前会被特别标记出来）。这些金子被装在一起送到T-4总部，由总部统一熔化售卖。据一名曾经的官员透露，这大概能覆盖杀人的开销。通过用囚犯的钱杀囚犯，这台谋杀机器在经济上实现了自给自足。[45]

杀人犯医生

跟其他T-4医生一样，弗里德里希·门内克陶醉于自己的身份。有人曾经提出，像门内克这样狂热的纳粹爪牙在执行恐怖行动的时候都过着双面人生。他们既是集中营里的杀手也是家中贴心的丈夫，据说他们已经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树起了一座不可逾越的围墙。[46]然而，从门内克的身上和他内容丰富多彩的海量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观点绝对是胡扯。每当门内克出差时，他都会用书信和明信片轰炸妻子；他偏执地记录着自己的生活，从早上如厕到晚饭之后选餐后甜酒，事无巨细。[47]从他在集中营工作时的信件可以看出，门内克这位一级突击中队长没有任何必要对妻子有所隐瞒，因为她也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党员。门内克甚至拿自己的杀人工作开玩笑：“开始下一场愉快的狩猎！”这是1941年11月的一个早晨，他前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之前写下的话。[48]门内克不仅没有明确地区分工作与生活，还邀请妻子加入自己——她也欣然接受，不止一次陪他前往布痕瓦尔德、拉文斯布吕克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49]

弗里德里希·门内克对自己的工作很自豪，这份工作让他可以和著名的医生以及党卫队高官打交道。每当上司表扬他的时候他都会很自豪地告诉妻子。[50]门内克的好胜心很强，每当比其他同事完成了更多表格的时候，他都会欢欣鼓舞（“那些高效工作的人可以节省时间！”）。在集中营工作的时候，门内克没有一点儿良心上的不安，吃得香睡得好。给那些饥肠辘辘的囚犯做检查还能刺激他的食欲。“这天上午我们又特别忙。”他这样记录1941年11月29日在布痕瓦尔德的工作。到11点时，他已经完成了70份表格，感觉肚子很饿。他走到党卫队食堂，吃掉了“一个巨大的肉饺子（不是汉堡包），还有拌了酱的咸土豆和卷心菜”。[51]

除了唠叨之外，门内克医生和其他T-4医师没什么不同。这些人对大规模谋杀没什么心理负担。其他人跟门内克医生一样把杀人当作一次机会——这既是第三帝国重要的一步，也是他们自己职业生涯重要的一步。另外，他们很快就可以从一个集中营到下一个集中营，因为他们所判的死刑也不需要自己亲自执行。行程的总体气氛十分轻松，大家互相做伴。T-4医生们通常住在同一家酒店，一同社交，然后将花费记在差旅费上。外人看来，他们一定看起来像是正在出差的销售员。这个印象并不算全错，只不过这些“销售员”的生意是死亡。

T-4医生们的兴致在1941年9月初尤为高涨，他们齐聚慕尼黑，准备在附近的达豪集中营展开有史以来最大的任务。营里的情况跟希姆莱1月份来时没什么两样：集中营系统内所有老弱病残的囚犯都云集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整个行动开始之后，达豪集中营成了最后的目标。[52]1941年夏末，达豪集中营党卫队选出了2000多名囚犯供T-4医生们检查；其中的许多人是“病弱专车”从其他集中营送来的。为了尽快消灭这批囚犯，T-4项目的管理层至少派出了7名医师，由海德教授和尼切教授亲自带队；后者想借此机会一览德国南部风光，还带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们一家一起前往阿尔卑斯山远足。同时，T-4官员们在1941年9月3日前往达豪进行准备工作。因为党卫队还没有完成文书工作，医生们待了一小会儿便解散了。门内克医生、尼切教授还有其他几个人一起前往附近的施塔恩贝格湖景区，一边沿湖散步一边享受阳光。晚餐前他们还在慕尼黑游览了一番。后来这个旅游团解散；大部分医生去看电影，而门内克则和好友施泰因迈尔一起去一间有名的酒吧对饮。第二天清晨，大家重新集合前往达豪，开始筛选工作。[53]

在达豪集中营内，T-4医生们表现得非常专业，以符合他们纳粹科学家的形象。为了向囚犯隐瞒其最终的命运，医生们开始演戏，就像此前在其他集中营里所做的一样。他们故意与集中营党卫队形成鲜明对比，平静且礼貌地接近囚犯。其中一名T-4官员甚至因为一名年轻的达豪分区主管太凶狠而斥责了他，这让围观的囚犯们十分讶异。这名医生举止“非常奇怪且前所未见”，卡雷尔·卡沙克1941年9月在秘密日记中写道。他猜测也许这是囚犯们生活变好的开始。[54]当T-4医生跟选中的囚犯承诺，他们将被送去条件更好、工作更轻的集中营时，囚犯们的期望进一步升高了。[55]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也在旁边搭腔，向犯人们描绘出一幅美好的愿景：他们将被送往疗养院、医院和康复营。[56]一切谎言都是为了让将死的囚犯们乖乖地服从安排。跟“安乐死”行动时一样，囚犯们在临死之前仍被蒙在鼓里；就连毒气室也被伪装成盥洗室，里面还有毛巾、长椅和淋浴喷头。[57]

并不是只有囚犯们被蒙在鼓里。“安乐死”计划之所以被中断就是因为当时的舆论压力，为了防止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整个行动都在秘密中进行。[58]为了达到隐秘的效果，门内克这样的T-4医生们大部分都是当面或通过电话接受指示。[59]同时，集中营官员们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协议。[60]跟1939年9月第一次在集中营实施大规模处决不同，内部通信中也没有公开提过这次杀戮。当谈到大批处决病弱囚犯时，官员们会用代号14f13称呼此次行动（知道内情的人立刻能理解代号的重要含义：集中营党卫队的公文中，前缀“14f”通常暗指囚犯的死亡）。[61]自然，对受害者的家属也要保密。集中营党卫队的医生有时会在给家属的信中编造治疗细节，为突如其来的死亡向他们表示哀悼，并保证已经为挽救死者的性命竭尽全力（如果是犹太囚犯就不会费心编这种故事了，一纸简单的死亡告知书就已足够）。[62]

虽然做了这么多准备，但14f13行动的展开并不像杀手们预期的那样顺利，出现了许多突发情况，也引发了很多困惑，比如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筛选。1941年11月19日下午，被T-4领导当作集中营专家的弗里德里希·门内克医生来到营地附近的菲尔斯滕贝格。他是从柏林直接过来的，在那里他与海德和尼切两位教授确定了接下来几周的行程。在当地酒店放下行李之后，门内克走到集中营与副官们简短地交谈了一番。副官告诉他，党卫队挑出了259名囚犯准备送去灭绝。接着门内克与指挥官马克斯·克格尔一起在党卫队食堂就着啤酒和咖啡讨论了接下来的步骤。然后门内克便踱步回到了镇上。

第二天一早，门内克给身在柏林的海德教授打电话，告诉他自己一人就可以完成这次任务，不需要别的T-4医生前来协助。接着他回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检查了第一批95名女囚，她们必须在他面前脱得精光。他还与克格尔和营区医生又进行了一次会面，让他们再送六七十名囚犯过来。一切似乎都按计划进行，门内克回酒店时甚至比往常还要开心。但当天晚上，他惊讶地发现两名同事来到了酒店，还带来了柏林方面的新指示：维克托·布拉克下令让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选出2000名囚犯接受检查——这相当于每四个人中就要检查一个。门内克立刻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抱怨这种行政上的混乱。“没人在乎是不是真有这么多（囚犯）符合被检查的条件！”他愤怒地写道。

第三天上午，三名医师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与指挥官商谈，传达了柏林方面的新指令。但是，在大规模检查开始之前，海德教授又给刚到这里的两名医生打电话，命令他们立刻返回柏林总部。两个医生气坏了，而门内克则要孤军奋战，他对“柏林的高度无能”感到非常气愤。一天后，也就是1941年11月22日，门内克又接到了总部的另一通电话，通知他海德教授现在希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能够在12月中旬前准备好1200～1500名囚犯的文件，这是三天之内的第四个目标数字。1941年11月24日，门内克在周一最后一次会面时尽责地将这个信息告诉了指挥官克格尔，然后便动身前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截至此时，门内克已经检验了近300名女性。当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选好了追加的囚犯后（其中包括了当地次级营的男囚），门内克于1942年1月5日回到这里完成工作。他又选了几百名囚犯赴死，在一周多一点儿的时间内完成了850份表格。在下个月，第一批囚犯启程，可能前往的是贝恩堡的杀戮中心。[63]

门内克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执行任务时充分体现了14f13行动的随机性。同时，这也意味着女囚待遇的巨大转变。以往，拉文斯布吕克的女囚能够免受党卫队最致命的折磨。但现在她们也被纳入集中营的灭绝政策，不过男女之间仍然有一些区别。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交给医生检查的男囚数量比女囚更多，也许是因为男囚犯居住的营区条件恶劣。这也显示了这项谋杀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对不同囚犯群体的冲击是不同的，集中营内的苦难并不平等。[64]

扩展14f13行动

1941年7月中旬，当费迪南德·伊茨克维奇（Ferdinand Itzkewitsch）和其他92名布痕瓦尔德囚犯登上卡车时，他是否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几小时了？伊茨克维奇是一名49岁的俄国犹太人，一战后定居在德国，成了一名鞋匠。他从1938年起就被关进了布痕瓦尔德，罪名是“种族亵渎”（因为他与自己的德国伴侣长期保持关系）。他曾经希望获得释放并移民，但都落空了，一直在集中营里忍受着难以言喻的磨难。但在1941年6月29日的一封信中，他仍然努力保持乐观。他告诉自己年少的儿子，“就健康而言，我保持得还不错”，并且希望儿子迅速回信。也许伊茨克维奇认为自己马上就能离开集中营了。两周前，他和其他200多名囚犯一起被T-4医生选中（伊茨克维奇被选中也许是因为他身体上的残疾）。在T-4医生博多·戈加斯（Bodo Gorgass）没有按剧本行事之后，许多布痕瓦尔德囚犯开始对这类体检有所警觉。门内克医生几个月之后再来到这里时写道，他那粗心的同事“据说看起来不像个医生，更像个屠夫，损害了整个行动的声誉”。为了安抚囚犯，布痕瓦尔德的党卫队队员们向他们保证没什么可害怕的，被选中的人将会被送到康复营。并非所有囚犯都被蒙蔽，但仍有不少人愿意相信这个谎言。囚犯们越虚弱，就越容易相信党卫队编织的童话。1941年7月中旬布痕瓦尔德送出的两批囚犯中，一定仍有许多人心存希望，以为自己将获救。但所有人，包括费迪南德·伊茨克维奇，都在索嫩施泰因被毒气处决了。[65]

随着14f13行动继续进行，集中营内谎言的高墙开始崩塌。一些囚犯从嘴巴不严的党卫队队员那里听说了这些谋杀。[66]一些审头也通过党卫队队员带回来的受害者的遗物明白了真相。费迪南德·伊茨克维奇那批人在索嫩施泰因被杀之后不久，布痕瓦尔德医务室的囚犯职员鲁道夫·戈特沙尔克（Rudolf Gottschalk）就看到党卫队队员带回了受害者们的假牙、眼睛和拐杖。之后戈特沙尔克被命令为所有离开的人开具死亡证明。当他问到这些人的死因时，集中营党卫队医生递给他一本医学词典说：“你自己随便挑吧。”在伊茨克维奇的证明上，他选择了“肺炎”。[67]同其他集中营的情况一样，在第一批囚犯走后，他们真实的遭遇很快传遍了布痕瓦尔德。许多囚犯非常震惊。他们感到集中营党卫队跨过了一条界线。他们虽然知道这些人穷凶极恶，能够犯下恶毒的罪行，但很少能想到这些罪行会演变成大规模系统性的谋杀。[68]从现在起，没有人再像过去那样自愿报名前往所谓的疗养院。那些被选中的人也使出浑身解数想要从名单上去掉自己的名字，但成功的希望很小。[69]

囚犯们对14f13行动的了解不断增多，T-4的筛选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根据希姆莱最初的命令，筛选的主要对象是病弱残疾的囚犯，这些人都被划为丧失生产力的人。因为各座集中营里囚犯人口的构成不同，所以受害人的国籍背景也不尽相同。比如在古森集中营，1941年夏天T-4工作组来到这里时，囚犯大多是波兰人和西班牙人，因此几乎所有受害者都是波兰人或西班牙人。[70]而达豪仍然关押着大量的德国人，所以1941年9月T-4医生挑选出来杀死的人中几乎一半都是德国人。[71]

虽然所有体弱的囚犯都被14f13行动威胁，但其中一些人更容易成为被杀的目标。病弱的“反社会分子”和“罪犯”是首要目标，也许是因为党卫队队员认为没有劳动能力再次证明了他们“不愿工作”的天性。[72]罪犯在官方表格中也占了大多数，而T-4医生们在早期为“安乐死”计划筛选时将反社会视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如今在集中营里也采用了类似的规则。[73]门内克医生对1941年4月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选出的囚犯们的整体印象，就像他跟妻子说的那样：毫无例外，他们都是“反社会分子”——还是程度最高的那种。[74]

针对病弱囚犯的狩猎冲击着集中营最底层的囚犯，因为他们的健康状况本就最差。对社会边缘分子来说是如此，对犹太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都是集中营的弃儿。自战争爆发以来，在集中营里遇害的人中犹太人占了大部分，到了1941年只有很少的犹太人没有受伤、生病或挨饿。随着希姆莱的14f13行动启动，身体虚弱和残疾的囚犯（如费迪南德·伊茨克维奇和西格贝特·弗伦克尔）的末日也到来了。[75]他们并非仅仅因为身体状况而显眼。在“安乐死”计划期间，T-4医生们已经习惯于大规模种族谋杀，监督消灭所有的犹太病人。在集中营里筛选老弱病残时，首当其冲的是有犹太背景的人。[76]因此，在遇害者中犹太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虽然犹太人仅占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人口的17%，但和费迪南德·伊茨克维奇一同在1941年7月中旬被送到索嫩施泰因用毒气杀死的187名囚犯中，45%都是犹太人。[77]

不过，在1941年春夏，当集中营内的T-4筛选刚刚开始时，囚犯的健康状况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而囚犯所佩戴的黄色、绿色或黑色三角——代表他们是犹太人、罪犯或反社会分子——只是一个附加因素。最重要的标准还是他们的健康状况。正如我们在1941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所看到的那样：虽然犹太人比其他囚犯群体更容易被选中，但T-4医生们只挑出了一小部分犹太人——占所有犹太人的约6%，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处死。[78]而其他犹太人还没有被这个杀人计划波及，当然这情形并没有维持太久。

1941年秋天的某一时刻，14f13行动的领导们决定提高对犹太囚犯的清除力度：从现在起，集中营内所有的犹太囚犯都要接受T-4医生的评估。[79]这一新举措无疑跟纳粹最近升级的全面反犹政策有关；1941年夏天，希姆莱的党卫队与警方开始在占领的东欧地区谋杀数以万计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很快就要将毒手伸向其他地方的犹太人。[80]作为回应，对集中营内犹太犯人的恐怖行动也开始升级。在纳粹政权开始大规模系统性屠杀欧洲犹太人之前的几个月，几乎所有集中营内的犹太人都被当作了T-4毒气室的候选人。

T-4医生们在1941年11月重返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进行第二轮筛选，也展现了新的侧重点。[81]他们5个月之前第一次来时仅仅检查了一小部分囚犯。而这一次，门内克医生在11月26日告诉妻子，一切都不同了。除了常规的筛选外，医生们还将决定1200名犹太人的命运——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超过85%的犹太囚犯。[82]为了节省时间，医生们不再对每个人进行单独检查。门内克解释说“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被‘检查’”，他只会根据囚犯们的档案做出判断。[83]最终，384名布痕瓦尔德囚犯在1942年3月2日到14日间被带到贝恩堡毒气室。这些全部是犹太人；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超过四分之一的犹太人都被杀死了，这也成了未来T-4筛选的标准。[84]

1941年底至1942年初，门内克和其他T-4医生是怎样挑选犹太受害者的呢？身体状况仍然很重要：许多囚犯是老年人或是体弱多病者。[85]但T-4医生们还选了一些可以工作的犹太人。[86]在这些例子中，医师们被其他标准左右。门内克在战后承认，他判过一些身体健康的犹太囚犯死刑；选他们并不是出于健康原因，而是因为当时激进的种族政策。[87]

根据门内克医生留在囚犯相片背后的笔记，我们可以重新推理出他的思想（他当时正策划出版一本有关纳粹种族科学的著作）。这本相册在战后被找到，所有相片的主角都是集中营内的囚犯，其中很多是在T-4的毒气室中死去的。[88]门内克的笔记里没有一句是关于他们的健康状况的，反而大量记下了他们的反纳粹观点，尤其是那些外国人；“极度不礼貌，说了许多德国的坏话”，他在其中一个案例中写道。门内克对“反社会”行为更加不齿，特别是那些他认为属于道德败坏的表现。在他的照片集中，许多犹太女人都是因为跟德国男人有性关系而被选出的（“与德国士兵滥交，严重地亵渎种族，跟公交车似的”），其中几乎一半的人被他打上了娼妓的标签（“纯种的犹太婊子，还有性传染病”）。他戴着色情与憎恶的有色眼镜，记录下她们所谓的淫乱与堕落（“性冲动、永不满足的犹太女人”）。门内克也将他的道德评判标准用在男人身上。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几乎所有被怀疑是同性恋的男人都被送进了毒气室。[89]最后，门内克还会记下集中营党卫队关于囚犯言行的结论。比如来自维也纳的34岁裁缝助手爱德华·拉丁格（Eduard Radinger），他被指控“赌博、懒惰、不礼貌”。正是这一评价促成了他的死亡，让门内克毫不犹豫地在他的名字旁边画上了“+”。拉丁格一开始被关进集中营的罪名是“不愿工作的犹太人”，之后又成了一名“保护性拘禁”的犹太人。在集中营待了将近三年之后，他和其他104名犹太男人于1942年3月12日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送往贝恩堡疗养院，在那里被毒气处决。[90]

集中营党卫队接手

14f13行动在1941年底扩展了不久，纳粹当局便将其缩减。门内克和其他T-4医生的最后一趟集中营之行于1942年春天在弗洛森比格和诺因加默收官；1942年6月，最后一批受害者从诺因加默被送往贝恩堡杀戮中心。这标志着14f13行动初始形态的完结，自西格贝特·弗伦克尔等第一批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来的囚犯被谋杀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2个月的时间。[91]在一年之内，大约有6500名甚至更多的囚犯死在了T-4毒气室中。[92]

1942年3月26日，一则秘密通信告知各位指挥官14f13行动将被缩减。集中营督察组的阿图尔·利布兴切尔宣布屠杀（他称之为“特殊待遇”）的规模必须缩减。他声称这项计划的基本规则已经被漠视，党卫队交给T-4工作组的囚犯太多了。利布兴切尔强调，从现在开始只有那些永远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才会被处死。而其他人——包括那些可以康复的人——将被留下继续完成“上面交付给集中营的工作”。[93]乍一看，政策的突然反复似乎是党卫队工作重心的转移引起的；1942年春天，海因里希·希姆莱要求集中营为德国的战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见第8章），于是利布兴切尔等集中营管理者争相贯彻领导的指令。

但实际上，14f13行动的终止和经济没有半点关系，[94]而是因为集中营党卫队和T-4的“联姻”走到了尽头。T-4组织的重点已经转向了一个更大的灭绝计划——纳粹种族大屠杀。到了1942年春天，许多官员已经转移到东欧新建的死亡营——贝乌热茨（Belzec）、索比堡（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这里急需他们的加入。相比之下，德国境内处决集中营囚犯的“安乐死”杀戮中心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同时，集中营党卫队也不再需要T-4的杀手了。党卫队队员在最近几个月里已经证明，他们自己也可以成为职业屠杀者，而活死人就是他们主要的屠杀对象。在1941年下半年，当几千名病弱囚犯被挑选进入T-4毒气室时，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也开始当场处决更多的囚犯。[95]从前，党卫队在集中营内只会零零星星谋杀老弱病残的囚犯。但现在成了系统性的工作，并且很快超过了14f13行动的规模。虽然1942年时还有一些囚犯被送往外部的T-4毒气室（在那些毒气室被关闭之前），但大部分的杀戮行为已经转移到了集中营内。[96]

为什么在T-4计划进行的同时，集中营党卫队队员还要对病弱囚犯进行大规模谋杀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可以这么做。14f13行动中的经验告诉他们，将处决转移到集中营之内是安全的。此前所担忧的囚犯暴动也没有发生；虽然越来越多的囚犯明白了谋杀的真相，但T-4的筛选一直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另一方面，地方集中营党卫队也发现了其中的实际好处：将活死人都杀死就意味着没有医生工作组和遣送，也不会浪费时间。党卫队队员也认为自己有杀人的权利。当希姆莱批准了14f13大规模谋杀行动之后，地方集中营党卫队也就觉得没有任何收敛的理由了。类似的情况在1939年秋天也发生过。当希姆莱下达了中央的执行政策后，地方上兴起了一波杀人行为。党卫队高层的激进行动再一次引发了底层的热烈回应，集中营内恐怖的气氛再次弥漫开来。

集中营里对活死人的第一次屠杀发生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1年7月，在接收了两批从达豪而来的囚犯后，布痕瓦尔德党卫队队员认为病弱的囚犯太多，担心新来的人会携带传染病。当地的党卫队决定自己杀掉病弱囚犯，而不是等T-4工作组回来。几百名筋疲力尽的囚犯被关在医务室中，他们被怀疑携带了肺结核病毒。党卫队医生给他们施行了注射死刑。[97]

其他集中营在1941年下半年跟上了布痕瓦尔德的步伐。不同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开发了不同的处决方式。就杀人方法而言，党卫队非常具有探索精神。比如在古森集中营，几百名病残囚犯在所谓的“洗澡行动”中被杀。在恐怖的集中营领导卡尔·赫梅莱夫斯基的领导下，古森党卫队强迫囚犯在刺骨的淋浴下待上三十分钟甚至更久，一些人被积水溺死，其他则被冻死，濒死者绝望的号叫回响在整个集中营。[98]其他地方的集中营党卫队采取别的方法杀死病弱囚犯。注射毒剂成了党卫队的最爱，或是通过静脉注射，或是直接扎入心脏。主要毒剂是苯酚；如果没有的话，党卫队医生通常会代之注射空气。据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医生罗尔夫·罗森塔尔（Rolf Rosenthal）回忆，他1942年1月初来这里时亲眼看见了一名女犯人接受注射死刑。别人告诉他：“这是处理重病难愈的囚犯的惯常做法。”[99]

到了1942年，系统性地杀死病弱囚犯已经成了集中营的固有特色。有时，地方党卫队官员在囚犯刚到达没几天便开始挑选受害者。[100]一般情况下，病弱的囚犯在医务室例行检查时就会被拉出来。医生在这里扮演了重要角色，就像在14f13行动中那样；不过这次送囚犯上路的成了集中营医师，而不是像门内克医生这样的外人。[101]

虽然对活死人的大规模谋杀不是集中进行的，但这种行为是集中营督察组的高官们允许甚至鼓励的。奥拉宁堡的官员们原来一直坚持执掌此类谋杀行动——就像在14f13行动时那样。但随着患病的囚犯越来越多，他们一定觉得管理所有的谋杀是不可行的，因此放松了规定。据一份党卫队的内部文件记载，集中营医生如今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杀死那些“重病难愈”、“患有传染病”或“可能患有某种传染病”的囚犯。[102]

为了维系中央控制，集中营管理者们在1942年10月重拾将达豪变成“身体虚弱、不再具备利用价值的囚犯”集中地的计划。这一次，所有囚犯都将被处决。[103]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其他集中营的活死人被送到达豪处死。[104]一些人中途就死去了。[105]最骇人的一次运输是在1942年11月19日，几百名囚犯几天前从施图特霍夫集中营（Stutthof）出发，被塞进运牲口的车里，自上车后几乎就没吃到任何食物。当他们抵达达豪集中营，车门终于被打开时，车里已经躺了数十具尸体。死者被丢在了集中营里，勉强活着的人也进了营，一些人被饿得肩胛骨像翅膀一样凸了出来。即使最冷酷的党卫队分区主管也“不忍直视”，卡雷尔·卡沙克在笔记中这样写道。据说这批新来的人中有几十个在几小时内就死了；其中至少有一个是被党卫队看守杀死的，后者踩在他的喉咙上直到他窒息而死。[106]

这些1942年被运到达豪的病弱大队中很少有人能多活几天。那些熬过疾病、饥饿和忽视的人在接受党卫队筛选后也会被注射毒剂死去。[107]达豪党卫队也考虑采取另外一种屠杀方式——毒气。毒气室的建设从1942年春天就已经开始，它首要的目标就是处决病弱囚犯。不过至今仍不清楚这间毒气室是否启用过。[108]达豪不是第一个用毒气室杀死病弱囚犯的集中营，在1942年秋天，其他几座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已经开始这样做了。[109]不过那些毒气实验的对象并不是活死人，而是苏联战俘。自1941年夏末起，数千苏联战俘陆陆续续被送进了集中营。

处决苏联战俘

1941年6月22日，德国陆军入侵苏联——巴巴罗萨计划由此展开，这是史上最大且最残酷的军事行动。超过300万德军在战争开始时势如破竹，所过之处留下的是敌人的尸体和城市的废墟。[110]希特勒梦想这一刻很久了，认为此次与“犹太-布尔什维克”的终极对决将决定德国的命运。在入侵前两个月，他就让将军们做好全方位灭绝战的准备。[111]从1941年6月开始，德国军队在经过特训的党卫队和警察杀手部队，比如特种部队等半军事化力量的协助下完成了希特勒的命令。同时，德国政府也在着手制订长期占领苏联的计划，规模宏大，意在将整个种族灭绝，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活活饿死。[112]

德国政府对苏联士兵也将毫不留情。希特勒觉得他们和动物没什么两样——愚蠢、危险、堕落——德军最高统帅部（German Army High Command）在入侵前就决定不用约定俗成的战争规则对待他们（与西线的战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13]被俘虏的苏联军人全死在了德国人手中。“这些囚犯死得越多，对我们就越有利。”一些纳粹高官得意地说。1941年10月到12月间，每月估计有30万到50万苏联战俘死去。大部分人死在战俘营中，在临时帐篷和泥洞中冻饿而死。其他苏联士兵则死在了别的地方，在纳粹的灭绝战争也进入集中营系统以后，有的苏联士兵死在了集中营内。[114]

寻找“人民委员”

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对苏联人民委员非常执着；他们认为，潜藏在东方的所有敌人中，人民委员是最凶恶的那个，几乎跟神话中的怪物一样。纳粹领袖们坚持认为凶残疯狂的人民委员是“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化身，会迫使自己的军队战斗到底，还会残忍迫害德国士兵。为了避免这种暴行，也为了击破苏联的抵抗，德军最高统帅部在1941年6月6日下令处决所有与德军作对的“政治委员”。这一命令在德国激烈的反布尔什维克官员集团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无论在战场还是后方，无论对抗的是敌军还是俘虏，这个命令都得到了贯彻落实。这也使得前线和占领区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115]

希姆莱的警察和党卫队机器密切参与了处决。为了确保没有人民委员漏网，帝国中央安全局派出了特种警察部队在战俘营和劳动营中搜寻“不能被接受”的苏联囚犯。嫌疑人的名单又长又模糊，其中不仅包括所谓的人民委员和党政官员，还有“狂热的共产主义者”、“苏俄知识分子”和“所有犹太人”。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在1941年7月中旬下令，必须将这些敌人在各个战俘营中找出来，然后处死。[116]

得到海德里希的命令之后，警察突击队在各个战俘营进行了地毯式搜索。警察简短地审问了嫌疑人的身份和经历。如果没有得到真实的答案，警官会对囚犯进行暴力折磨。另外，他们还会利用那些想要活命的告密者提供的情报。比如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迪克（Grigorij Efimovitsch Ladik）就是被一位同志背叛的。拉迪克被拷问时承认自己撒了谎：“在个人信息上我说了假话，因为我害怕自己会被当作一个政治领袖枪毙（他后来很快就被处决了）。”不过这样的坦白很少。更多情况下，海德里希的警察依靠的是自己的猜测和偏见。他们中许多人甚至不理解“知识分子”的含义。但他们确实知道怎样虐待和侮辱受害者。比如，被怀疑是犹太人的士兵要脱光衣服，看看是否割过包皮，这样便决定了许多犹太人和活死人的命运。[117]当警察在一座战俘营中完成了筛选之后，他们请求处决所有的嫌疑人，有时嫌疑人的数量会超过总人数的20%。而犹太战俘，普遍被当成人民委员的同义词，比非犹太人更容易被杀。[118]

行凶者们会将准备处决的人隔离起来，等候下一步指令。[119]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年轻人，只有二十几岁，背景出身五花八门。绝大部分人是普通士兵，还包括农民和工人，他们和纳粹想象中魔鬼般的人民委员有天壤之别。[120]举例来说：要被处决的410名战俘中，盖世太保只把其中3人描述为“干部和官员”。剩下的都是普通人：25人被标记为“犹太人”，69人被归类为“知识分子”，146人是“狂热的共产党员”，85人是“煽动者、闹事者和小偷”，35人是“越狱犯”，还有47人“病入膏肓”。[121]

对于在东部占领区处决“人民委员”（我会称这些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人”），帝国中央安全局相当随意。已经发生了这么多屠杀，再多几个也没什么差别。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在远离战俘营的偏僻处实施处决。[122]但在第三帝国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政府已经建起了更多的战俘营和劳动营。为了不让德国大众知晓，盖世太保首长海因里希·米勒在1941年7月21日下令，被选出来的囚犯应在“最近的集中营里秘密”处决。[123]党卫队延续了对屠杀计划加以掩饰的一贯做法，将这次的行动代号定为14f14。

1941年初秋，第一批苏联战俘抵达集中营。大多数输送队伍的规模都较小，一次20名囚犯左右，不过也有规模相对较大的时候，能达到数百人。很多受害者甚至没能活到集中营。在德军战俘营中遭受了数周或数月的折磨，又在运输车里被长时间铐在一起，有的人便没能撑下来。还有的人死在从火车站到集中营的途中。[124]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致死率最高的一次运输发生在1941年10月11日，从200英里外的波美拉尼亚战俘营被送来的600多名“人民委员”中，有63人死在路上。[125]

运输过程中的死亡引发了集中营党卫队的担忧。1941年秋天，几名指挥官向盖世太保首长米勒抱怨称，有5%～10%的苏联战俘在到达集中营时已经死亡或濒死。指挥官们担心战俘这种半公开的死亡会损害党卫队在当地的声誉。[126]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公众的反应和1939年秋天时对波兰“狙击手”的喊打喊杀已经相当不同。一些德国民众对苏联战俘遭受的非人待遇感到非常震惊。1941年11月，一名德国教师在日记中写下了他所听到的苏联战俘抵达诺因加默集中营的传言：“他们饿得手脚无力，一些人甚至从卡车上摔下来，毫无生气地踉跄着朝营房走去。”[127]因为担心公众舆论，海因里希·米勒下令停止运输那些“反正马上就要死掉”（这是他的原话）的苏联战俘。[128]这当然没能救下那些“人民委员”。他们已经被判了死刑。唯一的问题是在哪儿死——在战俘营，在路上，还是在集中营。

大部分挺到集中营的苏联“人民委员”在几天内就被处决。跟其他新囚犯不同，他们甚至没有被正式登记。因为在集中营党卫队的眼里他们已经是死人了，没有登记的必要。大部分集中营从1941年秋天开始实施大规模屠杀，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夏，直到德国官方出于战术原因正式撤销了处决“人民委员”的命令，并且缩减了在战俘营里的筛选工作。截至此时，已有4万名甚至更多的苏联“人民委员”被送进集中营处死。[129]几乎所有人都是男子，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是少数没有被波及的集中营。[130]对于苏联“人民委员”的系统性谋杀是集中营史上一个灾难性的时刻，令之前所有的杀戮行动都相形见绌。集中营党卫队首次展开大规模处决行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是屠杀的中心：在1941年9月和10月这段疯狂时间内，党卫队处决了约9000名苏联战俘，比其他任何集中营都多。[131]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内的死亡

1941年8月的某一天，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一群党卫队领导在任期时间最长的指挥官汉斯·洛里茨的办公室碰头，参加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会的有汉斯·洛里茨和他的手下，以及集中营督察组的督察官里夏德·格吕克斯和他的参谋长阿图尔·利布兴切尔，后者负责做会议记录。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一位特殊来宾的身上——特奥多尔·艾克。[132]作为骷髅师的指挥官，艾克在德国入侵苏联时参与了激烈的战斗。在1941年7月6日晚到7日凌晨之间，艾克乘坐的车在拉脱维亚碾到了一颗地雷，他因此负伤。[133]此时艾克正在自己位于奥拉宁堡党卫队地盘上的别墅中疗养，所以回萨克森豪森很方便。他现在成了战功赫赫的指挥官，曾经的下属们对他更加崇拜，热烈欢迎他的到来。他们也知道艾克现在仍然能与希姆莱直接对话。党卫队全国领袖将他视为“最忠实的朋友”之一，屠杀苏联“人民委员”的行动期间，还于1941年夏末两次与他会面。事实上，也许正是希姆莱授权艾克，让他去动员萨克森豪森党卫队的。[134]

1941年8月的这次萨克森豪森会议上，艾克公布了屠杀苏联战俘的计划。跟以往一样，艾克将第三帝国描述为受害者，面对凶残的敌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展开反击。萨克森豪森行刑队队长古斯塔夫·佐尔格后来这样总结艾克的演讲：“为了报复苏联人枪杀德军俘虏，元首同意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请求，决定展开报复……通过射杀俘虏，也就是那些所谓的人民委员和苏共的支持者。”因为提到了元首，还有艾克在东线受的仍然可见的伤，这番话被增添了不小的分量。[135]

艾克简单介绍之后，大家开始探讨实际问题。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们讨论了许多种大规模屠杀方法，都想通过更巧妙的提议胜过其他人。[136]最终他们选择了一种新方式，这种方式需要建一座特殊的行刑室，由分区主管具体执行。参会的每个人似乎都参与了这个计划，大家之后还一起喝酒来庆祝。[137]屠杀的前期准备工作很快就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展开。木工工坊的囚犯在党卫队的监督下将工厂空地上的一个谷仓改建成了一间行刑营房，依照的是指挥官洛里茨的方案。[138]建好之后党卫队试用了两次，小规模杀死了一些苏联囚犯。[139]随后行刑室便完全投入运营。

1941年8月31日，第一批苏联“人民委员”从哈默施泰因战俘营（Hammerstein）被运到了萨克森豪森（艾克当天还与希姆莱会面）。这一批总共有近500名囚犯，大部分来自明斯克，其中还有数量众多的犹太人。在接下来的几周还有数千人会被送来。[140]新来的囚犯既困惑又害怕；远离家乡来到敌人的领土，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虽然这些战俘都很年轻，有的甚至还不超过15岁，但看起来已经油尽灯枯。他们衣衫破烂，身上沾染着污泥，裤子用一根带子系起来，伤口上是肮脏的绷带。没有鞋子，许多人用破布裹脚或是打着赤脚。[141]

一些萨克森豪森看守将种种苦难视作囚犯野蛮天性的证明。党卫队官员甚至照了相片以做宣传（从战前集中营时就开始这样做了）；一些照片还被再次刊登在党卫队的出版物《次等人》（The Subhuman）上，书中指出“可怕的面孔，是噩梦的现实写照”。[142]事实上，党卫队队员才是真正的野蛮人。分区主管残忍地殴打囚犯，将他们锁在两座单独的营房内，铁丝网将这里与营区内的其他地方隔离开。为了进一步隔离，窗户也被油漆涂上。[143]

新囚犯在隔离营房中会度过一段严酷的时光。不过这时光一般只有几天，然后分区主管就会把他们召集起来，一般是一小批几十人。这些人乘坐盖有帆布的卡车被送往刑房，木栅栏将刑房和其他地方隔开。有了14f13行动的经验，集中营党卫队直到最后仍将囚犯们蒙在鼓里。经过医疗检查之后，党卫队队员告诉囚犯们，他们将被送到条件更好的地方。事实却是这些囚犯直接走向死亡。刑房内有一间大房间，党卫队让囚犯们在这里脱光衣服，然后第一名囚犯被带到隔壁一间更小的、像医生办公室的房间里。这里就像一个舞台布景一样，有医疗工具和解剖图。一名穿白大褂的党卫队队员扮成医生等在这里。他假装为囚犯进行简单的体检，其实是在检查囚犯有没有金牙，如果有的话就在囚犯身上做一个十字标记（这是另一个从“安乐死”计划得来的经验）。然后囚犯会被带到隔壁一个更小的房间里，这里就像一个淋浴间，天花板上还有一个莲蓬头。一名党卫队队员命令囚犯背靠一根固定在墙上的测量杆上。杆子上有一条小缝隙，藏在隔壁的另一名党卫队队员从中将枪对准囚犯的脖子。囚犯到位之后，杀手会得到信号然后扣下扳机。根据受害者头部的弹孔推测，党卫队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达姆子弹。

当尸体倒在地上后，另一扇门开了。火化队的审头出来将尸体拖入刑房的最后一间屋子——临时搭建的停尸房。审头们戴着橡胶手套，将死者的金牙拔下来。还有生命迹象的囚犯会被分区主管了结。之后审头会将尸体扔进停在营房外面的一个移动焚化炉内。而在刑房之内，凶手们用水管冲掉地上和墙上的血迹、机体组织和骨头碎渣。接着第二名囚犯被带进来。一些人感觉到自己会死。其他许多人则还不清楚自己的命运。疾病与疲劳让他们的思维变得迟钝，被党卫队骗得团团转。党卫队还掩盖了枪声。不仅杀手所在的隔间是隔音的，另一个赤裸之人等待着的更衣室里还有一架留声机在播放音乐。欢快的曲调弥漫在刑房里，这也是苏联士兵们被杀前听到的最后的声音。[144]

萨克森豪森党卫队很快就习惯了这种流水线式杀人。1941年11月中旬，行动因斑疹伤寒的暴发而暂停，在此之前，这类处决可以在一周内进行数次。根据一位前分区主管回忆，行动从清晨一直进行到深夜，每两三分钟就有一名囚犯被杀，一天总共有300～350人被杀。[145]审头们也忙个不停，每小时起码要在焚化炉内烧掉25具尸体。[146]焚化产生的烟雾和臭气很快就传到了营区之外，让奥拉宁堡当地人产生了警觉。私下里有许多关于谋杀的议论，还有胆大的孩子会接近经过的党卫队队员，询问下一个俄罗斯人什么时候会被烧死。[147]

1941年9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射脖子行动开展了大约两周后，萨克森豪森党卫队自豪地向20多名党卫队大人物展示了行刑的过程。[148]访客被带到刑房观看几名苏联战俘被射杀，然后尸体“被粗暴地扔到一堆”，其中一名官员后来作证说。访客中包括督察官格吕克斯和他的下属，这些人还用酒精给这个残酷的发明喝彩。一起前来的还有恩斯特·格拉维茨（Ernst Grawitz），他是一名长期参与纳粹屠杀的党卫队医师。更重要的人物当属特奥多尔·艾克，他在回东线战场之前再次来到这里，使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们感到无比荣幸。艾克临走时向萨克森豪森的党卫队发表讲话，鼓励他们将这项恐怖的事业继续下去。党卫队队员们用欢呼声和礼物给他们的英雄饯行，其中包括三个蛋糕和一张写给“艾克老爹”的贺卡。[149]

在回到东线前，艾克抽时间去见了海因里希·希姆莱，两人在1941年9月15日傍晚会面。希姆莱在几个小时前刚刚见过格拉维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党卫队全国领袖当天在跟进萨克森豪森屠杀的最新情况。[150]毕竟，党卫队领导们都知道希姆莱正在迫切地寻求屠杀的新方法。在占领的苏联地区，每日将犹太人排队射死在万人坑中的行动显示，并不是所有纳粹杀手都能接受血流成河的景象，能忍受伤者刺耳的惨叫声和那些排队等死之人的哭喊声。[151]这迫使希姆莱寻找一种更加人道的屠杀方式——当然是对凶手来说更加人道。格拉维茨或者艾克一定向他汇报了萨克森豪森的新方式，也许两人都推荐了，这种方式跟传统枪决相比具备一些“优势”。毕竟凶手不需要看到受害者便可以扣下扳机，大部分受害者在毫无察觉中死去，不会有反抗和恐慌。

大规模谋杀的实验

1941年9月中旬受邀前来参观萨克森豪森射脖式处决的党卫队官员中就有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指挥官弗朗茨·齐赖斯。集中营督察组邀请他和其他指挥官来这里学习“如何消灭红军政治指导员（Politruk）和俄国人民委员”，他后来供述说。此行让齐赖斯印象极深。他回到毛特豪森后便在自己的地盘督促建起了一处相似的场所，1941年10月21日处决了第一批苏联军官。[152]齐赖斯并不是唯一受到萨克森豪森同事启发的指挥官。在布痕瓦尔德，卡尔·奥托·科赫也修建了一座和萨克森豪森非常相似的刑房。[153]不过其他人则尝试了不同的方式。督察官格吕克斯仍然非常重视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允许指挥官们选择自己喜爱的方法。因此，集中营在1941年秋冬时期变成了大规模处决方式的实验场。

跟萨克森豪森一样，达豪也从1941年9月初开始处决苏联“人民委员”。不过他们并没有尝试最新的形式，而是采取了一种被其他纳粹杀手遗弃的方法——公开枪决。一开始，达豪党卫队像以往一样在地堡外枪杀苏联战俘，不过随着处决人数的增加，他们将刑场移到了约1.5英里外的黑伯茨豪森（Hebertshausen）靶场。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在这里逼苏联战俘们脱光衣服排队站好。一切发生在转瞬之间。党卫队队员扑向第一排囚犯，5名队员各拖着一个俘虏，将他们拖进靶场，铐在靶子的位置上。之后党卫队便会开火，朝着受害者无情地扫射。剩下的战俘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命运；他们听到了枪声，看到了越堆越多的尸体。有的人被吓瘫，有的哭泣，有的挣扎，有的尖叫，有的双手画十字祷告，有的在求情。但枪声只有在所有战俘都被处决之后才停止。然后，杀手们会用从营内带来的热水和毛巾擦掉身上的血迹和污泥。[154]

28岁的伊格纳特·普罗霍洛维奇·巴比奇（Ignat Prochorowitsch Babitsch）是4400名在1941年9月到1942年6月间于达豪被杀的苏联战俘之一。他来自乌克兰北部的一个小镇，已婚。巴比奇中尉曾在一个陆军师中服役，于1941年7月在别尔基切夫（Berdychiv）附近被俘虏。他最初被关在德国东部占领区扎莫希奇（Zamosc）的325号战俘营里，然后被转移到德国的哈默尔堡集中营（Hammelburg）。1942年3月中旬到达这里时，他拍了张存档照片，照片中的他被剃光了头，面容清秀，表情迷惑。两周之后盖世太保工作组将他选出来准备处决，也许是因为巴比奇当过老师，所以被当作知识分子。帝国中央安全局在1942年4月10日批准了他的死刑。几天后他就被送往达豪，在靶场中被处决。[155]

像伊格纳特·巴比奇这样在黑伯茨豪森死亡的苏联战俘，他们的尸体会被带回达豪集中营焚化。当一名审头询问集中营分区主管埃贡·齐尔（Egon Zill）在哪里存放骨灰时，他被告知“把这些布尔什维克猪的灰尘倒掉”。[156]达豪集中营领导本可以采用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那些更干脆的方式，却仍然延续这种传统的屠杀方法，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他们太骄傲，不屑于跟随其他集中营的脚步——毕竟达豪是党卫队集中营系统内第一座模范营。也许他们想要显示自己足够坚强，能够不加遮掩地直面杀戮，用这种恐怖的方式展示集中营内流传的男子气概。

并不是只有达豪党卫队喜爱集体枪决。在弗洛森比格，党卫队队员从1941年9月起也是在靶场消灭苏联“人民委员”。不过这种枪决在几个月后戛然而止，因为附近的河流将血液和尸块冲到了弗洛森比格的村子里，引起了当地人的抗议。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当地四起的流言给集体枪决画上了句号，那里的枪决最初是在火化场旁的空地上进行。集中营党卫队强迫其他囚犯用最大的力气高声歌唱，但这并没能盖住枪声。[157]

弗洛森比格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党卫队均用注射死刑替代了枪决。党卫队队员让苏联“人民委员”参加一场假体检，给他们测量身高体重，然后注射致死的毒剂。杀手们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毒药，包括氰酸、石炭酸和汽油。[158]这种杀人的方式被证明更有效率，虽然并不是什么新方法。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集中营党卫队谋杀活死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注射死刑。结果，弗洛森比格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在杀戮中的作用因此遭到了限制。但远在东方的一座集中营在处决苏联战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那里，1941年秋天的实验产生了毁灭性的结果，也将对纳粹大规模处决产生本质性的影响。那里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发明奥斯维辛毒气室

1941年9月初的一天——可能是9月5日——一列从下西里西亚纽汉麦战俘营（Neuhammer）开来的列车抵达奥斯维辛。数百名囚犯从车内出来，他们都是被盖世太保认定为“人民委员”的苏联战俘。[159]他们穿过奥斯维辛营区时天已经黑了。警犬的吠声，党卫队队员的抽鞭子、殴打和咒骂声，被打囚犯的惨叫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营房内已经睡着的囚犯们有的被噪声吵醒。他们不顾党卫队的严格规定，从窗户偷偷往外看。借着探照灯的强光，他们看到一列列战俘消失在11号营房。在奥斯维辛的所有地方中，那里是最可怕的。那是地堡，党卫队实施酷刑和谋杀的中心。囚犯们称之为“死亡营房”，而集中营党卫队也将那里和死亡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将那里改造成一间临时毒气室来处理苏联战俘。[160]奥斯维辛党卫队即将在营内第一次用毒气进行大规模屠杀。[161]

受到早期在T-4毒气室中杀死囚犯的启发（即14f13行动期间），奥斯维辛党卫队官员们决定也展开毒气实验。[162]他们选择了氰酸，也就是市面上常说的齐克隆B，集中营曾用这种药剂熏闹虫害的建筑。党卫队勤务兵们认真学习过如何使用这种杀虫剂，明白它有多危险；又因为它比T-4杀戮中心所使用的一氧化碳更方便，不用安装管道和气罐，杀手们只用将齐克隆B晶体放进密封的房间就行。[163]第一次杀人实验大概在1941年8月底进行，奥斯维辛党卫队用这种方法处决了一小队苏联战俘。该行动由集中营营区负责人卡尔·弗里奇监督，他在集中营中工作多年，后来还向同事们吹嘘是自己发明了奥斯维辛的毒气室。[164]很快，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就同意进行更大规模的实验。作为前期准备，党卫队清空了整个地堡；门被密封好，地窖的窗户也用水泥砌上。

地堡由一个个小格子间和走廊组成。在1941年9月初这个决定命运的夜晚，奥斯维辛党卫队领着苏联“人民委员”来到这里。战俘们被赶下楼梯后发现地上还蜷缩着250名囚犯，这些人是医务室送来的病弱犯人，被选中和战俘们一起死。当最后一名苏联战俘被塞进地窖之后，党卫队将齐克隆B晶体扔进去后锁上了门。甫一接触到温热的空气和俘虏的身体，剧毒的氰酸立刻被释放，绝望的尖叫声也就此响起，连隔壁的营房都听得到。毒气很快破坏了受害者的黏膜并进入血液，使他们由内而外窒息而死。一些快死的人用布掩住口鼻想挡住毒气，但没有一个人生还。[165]

和其他党卫队队员一起在门外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摘下防毒面具，为自己喝彩；党卫队队员没有使用一颗子弹便杀死了几百名囚犯。[166]不过想法实际的霍斯仍然觉得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首先，11号营房离奥斯维辛的火化场太远，运送尸体需要经过整个营区。另外，11号营房没有换气系统。整个建筑必须通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派其他囚犯进来收尸。到了那时，尸体已经肿胀、扭曲、僵硬，开始腐烂，很难移动。一名目击者——波兰犯人亚当·扎哈尔斯基（Adam Zacharski）目睹了整个过程：“这一幕太过恐怖，因为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在死前陷入了疯狂，抓咬其他人，许多人的制服被撕烂……虽然我已经习惯在集中营内看到一些毛骨悚然的画面，但看到这些被杀的人时我真的恶心了，呕吐得厉害。”[167]

为了让屠杀更有效率，奥斯维辛党卫队将毒气室搬到了火化场的停尸房里。这里在营区之外，可以避免被普通囚犯看到。停尸房可以容纳数百人，已经装有一个高效的通风系统，很方便就能改成一间毒气室。门换成了密封门，天花板上被开了一个个小洞，方便党卫队从屋顶投放齐克隆B。事后，尸体可以扔进旁边的焚化炉内火化。奥斯维辛的党卫队无意中创造了死亡工厂的雏形。[168]

新毒气室的第一次实验是在1941年9月中旬，党卫队在奥斯维辛火化场里毒杀了900名苏联战俘。[169]囚犯刚来到这里，党卫队就以除虱为名要求他们脱光衣服，将他们赶进停尸房。之后党卫队队员关上门，将毒气丸扔进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再一次到场监督：“放入毒气丸后，一些人大喊‘毒气’，哀号声四起，囚犯们拼命撞门。不过门很坚固。”花了好几天才将所有尸体烧完，他补充说。[170]

霍斯坚信这是奥斯维辛党卫队的重要发明。他的下属虽然还在使用其他杀人方式，[171]但当需要大规模屠杀时，比起枪决，霍斯更喜欢毒气，因为这对党卫队来说压力更小。“现在我真的松了一口气，”他后来写道，“我们所有人都不用再沾血了。”霍斯还称毒气对受害者也更为人道，完全忽视了毒气室里遇难者在死前的可怕挣扎。[172]

自奥斯维辛党卫队首次在集中营使用毒气后，其他集中营也纷纷效仿，就像模仿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射脖式枪决一样。集中营官员们已经对毒气的使用规则很熟悉（从T-4杀戮中心学来的），他们很愿意尝试最新的屠杀方式。毛特豪森集中营指挥官弗朗茨·齐赖斯再一次迫不及待了。1941年秋末，他监督着将营内临近火化场的一间地窖改造成毒气室。毛特豪森第一次大规模毒杀发生在1942年5月，231名苏联俘虏死于齐克隆B。[173]同时，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党卫队医生还要求添置一台毒气车，这种车由帝国刑事警察局的刑事技术研究所（KTI）制造。毛特豪森党卫队从1942年春天起开始用这种货车处决了数百名囚犯，其中包括生病的囚犯和苏联战俘。[174]

可移动的毒气车原本是为了让纳粹更有效率地在苏联消灭犹太人而发明的。不过，这种车在投放到东部占领区之前，刑事技术研究所于1941年秋天首先在德国境内展开实验。实验的地点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实验的对象是苏联战俘，他们被毒气处决而不是枪决。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强迫裸体的囚犯上车，这种车经过改造，可以将一氧化碳从引擎抽入车厢。车随后便开动了。当它停在火化场门口时，车内的囚犯已经全死了，身体因为毒烟变成粉色。[175]这些实验肯定引起了萨克森豪森不少官员的兴趣，不过直到1943年夏天，萨克森豪森才建起了第一座固定的毒气室，第一批受害者依然是苏联战俘。[176]另外几座集中营追随奥斯维辛的脚步，在1942～1943年添置了毒气室。比如诺因加默集中营就在1942年秋天，通过往改造过的地堡里投放齐克隆B药丸，毒杀了约450名苏联战俘。[177]

虽然许多集中营都在使用毒气，但它从未是集中营党卫队的主要选择：毒气只是他们武器库中的一件兵器。奥斯维辛是个例外，死在此处毒气室的受害者很快就超过了10万。[178]奥斯维辛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在1942年转型成了大屠杀灭绝营。指挥官霍斯曾亲自向帝国中央安全局的阿道夫·艾希曼介绍了齐克隆B的实验，两人一致同意将其用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奥斯维辛第一次使用毒气处决后不到一年，每月从欧洲大陆各处被送来处死的犹太人就达到了数千名之多。[179]不过，虽然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已经成了大屠杀的同义词，但毒气室其实起源于别处。[180]

党卫队行刑人

1941～1942年针对苏联战俘的大规模屠杀把数百名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变成了职业杀手。[181]他们中大多数都是指挥参谋部的低级员工，自战前就在集中营内工作，很早就习惯了恐怖与暴力。[182]比如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些行刑队的队员就被提拔成分区主管。而像威廉·舒伯特这样的人早在射苏联俘虏脖子之前就已经是杀手了。[183]但对战俘的大规模屠杀开创了新局面，即使最有经验的党卫队队员也从没经历过。他们从前是偶尔杀人，现在却是连续杀人。组织大规模谋杀成了这些人的日常工作。

许多集中营党卫队队员都根据新要求与时俱进。他们自诩的政治军人形象——这是他们集体身份的根基——帮助他们将杀死手无寸铁的人美化为与“犹太-布尔什维克”敌人英勇作战；在铁丝网内继续纳粹的灭绝行动，这就是他们为东线战争做出的贡献。关于苏联暴行的传闻也进一步鼓励了这样的想法。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后，纳粹就开始在国内图文并茂地宣传布尔什维克犯下的野蛮罪行。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也告诉自己的部下，苏联“人民委员”是凶残顽固的反抗分子，对德国士兵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同时表扬党卫队刽子手为祖国做出巨大的贡献。[184]纳粹领导层能放心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这种想法一定让集中营党卫队的许多杀手充满了骄傲和使命感。[185]

除了思想上的因素之外，在集中营这间恐怖戏院中，处决行动给了党卫队刽子手们一个向同事们展示自己的舞台。参与大规模屠杀被一些党卫队队员简单看成“射击比赛”，甚至被视为性格测验。那些一往无前通过测试的人会得到同僚的尊重和上司的赞扬。就像德国空军飞行员向其他士兵吹嘘自己击落过多少架敌机一样，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也会炫耀自己杀死了多少“人民委员”。[186]一些党卫队队员还通过嘲笑死者，侮辱他们的尸体来展示自己的冷血。党卫队的幽默毫无道德底线。在达豪的靶场上，曾有一名党卫队队员一边用长木棍指着一名被杀的苏联囚犯的生殖器，一边朝他的同事喊道：“瞧这儿，还立着呢！”[187]

不过，还有一些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对屠杀不大适应。有的人害怕感染，因为许多人怀疑苏联“人民委员”携带可怕的病菌。党卫队那些射脖子的刽子手都会穿上防化服，戴上塑料面罩。不过即使有这么多的防护措施，许多人还是感染了从战俘营传来的斑疹伤寒。一名分区主管甚至因此丧命。[188]许多党卫队队员对整个行动是否正义心存怀疑。一名没直接参与屠杀的萨克森豪森官员警告说，红军将会处决德国士兵以示报复（国防军官员们都有这样的担心）。纳粹集中营内的屠杀是错误的，他在1941年秋天对老囚犯哈里·瑙约克斯说，屠杀意味着德国已经输掉了战争，至少在道德层面上。而在靶场和刑房，一些杀手因受不了屠杀的场面而晕倒、崩溃（东部占领区的特别部队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其他人则不愿意参与屠杀，甚至试图抽身。当上司宣布下一轮处决的杀手名单后，这些人不是迟到就是在行刑队集结时溜号。[189]

但做正确的事很难。集中营是个颠倒的世界，那些勇于挑战屠杀现状的人被视为懦夫。几名不情愿行刑的人在狂热同事们的压力下屈从，这种团结将集中营党卫队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队员的任何一丝犹豫都会被其他人逮住。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威廉·舒伯特就曾经公开嘲笑另一名党卫队分区主管是个“湿毯子”（扫兴的人），因为后者杀的俘虏较少。那些想要完全逃避杀戮的党卫队队员会遭到更严重的讥讽，被嘲笑不是男人，这些人最后往往会屈服。他们对于耻辱的恐惧战胜了杀人的恐惧。没有人想被视作“软老二”，一名萨克森豪森杀手后来说道（他使用了这个叫法）。[190]如果社交的压力不能使人屈服的话，党卫队官员们还会用其他方式迫使不愿杀戮的队员屈服。[191]只有极少数人能顶住压力，却将面临惩罚。[192]二级小队长卡尔·芒德莱恩（Karl Minderlein）自1933年起便是达豪党卫队的一员，他坚持拒绝参与行刑。与指挥官激烈对峙之后，党卫队法庭判处这名不服从命令的党卫队队员监禁；他在达豪被隔离监禁了几个月，然后于1942年夏天被调到东部前线的犯人连。[193]

集中营党卫队的高官们很清楚，许多杀手对杀人十分纠结，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就担心部下可能会在处决犯人时“受到伤害”。[194]屠杀苏联“人民委员”时，党卫队领导本可以将任务交给少数职业的刽子手（就像他们后来在奥斯维辛毒气室所做的那样），但他们尽可能多地让指挥参谋部成员参与。“几乎所有分区主管都参与其中。”一名萨克森豪森党卫队队员在战后承认说，他们会轮流前往刑房执行射脖子的任务。另外一名杀手作证：“每个分区主管都参与了，每次他们扮演的角色都不同，有时候通过细缝开枪杀人，有时扮成医生，有时清扫血迹或是干别的。”[195]通过这种方式，杀人的负担被分散了，许多集中营党卫队队员的手上都沾了血。这种同谋经历让杀手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也让脱离这个团体变得更加困难。

为了让杀手们忘却这些毛骨悚然的经历，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们会定期举行晚间活动。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天漫长的屠杀结束之后，领导们会说：“来吧，咱们一起找点儿吃的。”然后直奔党卫队食堂。食堂已经准备好了如炸猪排配炸土豆这样的美食。[196]免费的杜松子酒和啤酒则更受欢迎。[197]酒精从最开始就是集中营内暴行的帮凶。这里的美酒总是喝不完，尤其是那些年轻人和没结婚的底层人员，他们在食堂中度过了许多闲暇时光。在工作日，午餐和晚餐（直到深夜）都有酒，周日则是全天供应。[198]酒精不仅助长了暴力，也排解了暴行之后的烦忧。跟东部前线的纳粹杀手们一样，屠杀苏联战俘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也靠酒精来麻痹自己的良心。[199]但一些杀手无论怎样努力仍然无法泯灭自己的良知。萨克森豪森分区主管马克斯·霍曼（Max Hohmann）就是一位不大情愿的杀手，在一次喝醉之后，他曾经问一名政治犯自己看起来像不像个谋杀犯。当囚犯回答说不像时，霍曼却说：“但我就是！”并坦白了自己杀人的事。[200]

为了鼓舞行刑者们的士气，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向他们许诺了金钱和荣誉。为了表示祖国对他们的感谢，集中营督察组在1941年11月下拨了一笔一次性的奖金。比如，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杀手们就平分了一笔600德国马克的奖金。同一个月，集中营督察组还向各个集中营询问所有“参与处决的党卫队队员”的名字，给他们颁发军事勋章。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眼中，那些射苏联战俘脖子、执行毒气或注射死刑的人都应该因他们的勇气而受到嘉奖。他们被授予二级战功佩剑骑士十字勋章，这一荣誉原先只有集中营指挥官才能获得。[201]

刽子手们得到的最高奖励是去国外度假，这对大部分党卫队队员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奢侈行为。他们的目的地是意大利。1942年春天，20多名萨克森豪森的杀手启程去南部旅游；几个月后，达豪的杀手们也走了同样的线路，前往卡普里岛。杀手们用党卫队的方式庆贺；一些萨克森豪森的看守喝醉之后将酒店的房间糟蹋得不成样子，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而在小城索伦托（Sorrento），这些人抽出时间为一本德国杂志当了模特，其中一幅照片后来还上了杂志的封面：一位意大利女郎跳着塔朗特舞，背景是几名萨克森豪森分区主管放松地瘫坐在柳条椅上。这些人穿着全套制服，戴着帽子和黑色皮手套，还挂着装饰性的佩剑。不过，即便是阳光明媚的假日也不能让所有杀手忘掉烦恼。在回程的路上，至少有一名萨克森豪森杀手向同事承认，自己仍然被噩梦困扰，梦见被杀掉的战俘。[202]最终事实证明，大规模屠杀远比一些党卫队队员想象的难。在与无助、裸体的受害者们面对面时，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成为毫不留情的政治军人。[203]

即便如此，谋杀行动大体上仍按计划进行。党卫队队员偶尔的疑虑和普通囚犯对谋杀不断增多的了解都没有造成真正的阻碍。几周之内，消息灵通的囚犯就知道发生了什么。集中营洗衣房的审头们接到了一车车的苏联军人的衬衫、大衣和制服；而在火化场帮忙烧尸体的审头则在骨灰中发现了苏联勋章和硬币。[204]屠杀很快成了集中营内公开的秘密。“我们都被这些大规模屠杀搅得心烦意乱，据说已经死了一千多（红军士兵），”萨克森豪森的政治犯于1941年9月19日在一份秘密记录中写道，“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办法帮助他们。”[205]囚犯们又一次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他们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心。现在党卫队已经开始在集中营内实施大规模谋杀，下一个会轮到谁呢？萨克森豪森的共产党审头鲁道夫·文德利希后来回忆，没过多久，所有囚犯都“感到愤怒和无力，同时也被恐惧和抑郁笼罩”。[206]与此同时，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们把对大规模灭绝的首次尝试视为一次胜利，很快便展开了规模更大的暴力与屠杀计划。

致命的乌托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对希特勒的世界观没什么真正的兴趣。希特勒被写成一个疯子和机会主义者，没有人关注他的核心信念。虽然希特勒写过一些杂乱无章的文章，发表过许多演讲，还在午餐和晚餐时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大论，但从没形成系统性的思想。至于他的观点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第三帝国，如今学界仍在争论。不管怎样，希特勒显然有强大的政治信仰，引导他塑造理想中的新德国。[207]

希特勒的世界观里除了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疯狂的仇恨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信念——德国必须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否则将无法生存。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经下定决心，那时他只不过是政坛里的一个无名小卒。他坚信德国需要扩张，德国的未来在东方，特别是在苏联，因为那里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农业资源。希特勒一生中都未曾放弃过这一目标。即使在1945年4月自杀前不久，躲在被轰炸的帝国总理府花园下的地堡里，希特勒依旧狂热地谈论着在东方获取生存空间的任务。[208]

回到1941年夏天，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后不久，希特勒的梦想似乎已经近在咫尺。德国已经要取得对苏联的全面胜利，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在一个月内，国防军已经渡过了第聂伯河，攻下斯摩棱斯克，基辅也已经触手可及。在1941年7月16日的一次最高级会议上，希特勒描绘了他的愿景。苏联在欧洲的全部领土都将在德国的掌控之中。他说：“我们必须将新获得的东部领土变成伊甸园。”[209]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幻想着德国在东方的辉煌未来。他的脑海中一直在规划这片新的疆土，畅想他要修建的乡镇城池。希特勒想象在未来三百年内，这片广袤无垠的空旷土地将会变成花团锦簇的风景。德国统治者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中，奴役着留下的斯拉夫人，巨大的交通网络贯穿全境。希特勒在1941年9月私下里叹息说：“如果我能说服德国人民，让他们明白这个空间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就好了。”[210]

开拓东部

有一个人不需要希特勒说服，那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他也沉迷于生存空间的想法。在1939年秋天德国战胜波兰后不久，他便与朋友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一同游览了这片新攻下的领土。汉斯·约斯特后来写道，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年轻时曾学过农业，他跳出车子，望着田野，捧起了一把泥土。“我们现在像古代的农民一样站在这里，朝对方笑着眨了眨眼睛。现在这些都是德国的领土了！”[211]希姆莱把殖民这片土地当成自己的工作。希特勒在1939年秋天要求他通过大规模转移人口来“建设新的德国定居点”，用德国人替换危险的“外国族裔”。[212]希姆莱谨遵希特勒的指示，在一个新的大型组织的支持下，他监督着将数十万波兰人和波兰犹太人野蛮地遣送到东部，同时往波兰西部占领区注入了大量的德意志裔人。[213]

德国入侵苏联之后，希姆莱立刻在占领区开始宣告自己的主权。作为纳粹恐怖机器的首脑，希姆莱负责这片新占领区的警务工作。[214]而作为德意志民族强化委员会的帝国委员，他努力用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改造这片土地。1941年6月24日，德国入侵仅仅两天之后，希姆莱就要求他的总设计师康拉德·迈尔（Konrad Meyer）教授为“东部的新定居点”绘制蓝图。[215]希姆莱的部下们开始实施所谓的“东部整体规划”，该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变得无比宏大。其目标是改变整个东欧的面貌。党卫队设计者们并不是想美化，而是彻底地屠戮，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将广大地区德国化，将数千万平民流放、奴役和杀害。[216]

德国未来的殖民计划需要巨量的建设工作。这简直是为奥斯瓦尔德·波尔带领下不断扩张的党卫队经济量身定做的任务。到1942年初，希姆莱已经让波尔负责东部所有和平时期的建设项目，这是一项宏大的任务，包括在曾经属于苏联的土地上建立几十座新基地。[217]时间回到1941年12月中旬，波尔向希姆莱递交了战后在德国境内和欧洲占领区的整体建筑规划方案。预估的成本高达130亿德国马克，其中近一半的预算是为了在苏联之前的领地上建立党卫队和警察的设施。但在1942年1月，希姆莱否决了这些计划。不是因为项目太荒谬，而是因为太保守了。思维还要更远大，希姆莱教育波尔，要创建“庞大的殖民地，我们要用这些把东方变成德国的”。在希姆莱的坚持下，纳粹的建设计划在接下来几个月被修改得越来越庞大。[218]

预计大部分的建设工作由集中营犯人承担。在党卫队领导们的脑中，这在经济上十分划算。希姆莱提醒波尔，战争给德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国家在战胜之后需要精打细算。不过，党卫队的计划也不能拖延。希姆莱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提高集中营采石场和砖厂的产量以供新项目使用，成本就可以降下来。[219]这种预期是殖民狂喜和种族灭绝的乌托邦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党卫队从最高层到基层士兵都是这样想的，比如毛特豪森的一级小队长就命令囚犯们给一座克里米亚的城堡画详细的蓝图。[220]像所有狂热分子一样，党卫队信徒们希望尽快将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虽然他们最有野心的计划在战后才开始，但这些人觉得建设工作应该立刻展开。毕竟他们认为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因为囚犯是计划的关键，所以党卫队开始改造集中营体系。

毫无疑问，党卫队领导对强制劳动越来越重视。首先，他们展开了对集中营劳动体系的阶段性调整。1941年9月底，碌碌无为的囚犯劳动局——这是一年前由波尔领导的党卫队预算和建筑办公室设立的，连带着办公室派驻各集中营的地方代表，也就是所谓的劳务长（Arbeitseinsatzführer），都被直接纳入了集中营督察组。虽然这项举措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就像督察官里夏德·格吕克斯说的，它体现了集中营党卫队越来越具备“重大的远见，肩负起关键的经济和战争任务”。[221]

党卫队领袖主要关注的不是组织形式，而是囚犯本身。希姆莱开始对他们的培训上心。党卫队此前教授囚犯们技能的计划并不太成功。现在希姆莱想要组建一支囚犯工匠大军。1941年12月初，他命令波尔将至少15000名集中营的囚犯培训成石匠和砖匠。希姆莱还补充说要在战争结束前完成这项任务，如此一来囚犯就可以参与“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建筑工程”，比如希特勒宏伟建城的计划，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它就一直是党卫队经济的主要推动力。[222]不过希姆莱的目光已经从重新建设德国移到在东部占领区扩张，而后者需要更多的囚犯劳动力。因此训练囚犯成了希姆莱和其他管理者脑海中的第一要务。一名集中营督察组的高官在1941年底称：“任何一名健康的囚犯都必须成为一名有一技之长的工人。”[223]就像希姆莱其他心爱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最终也成了一场白日梦。培训需要良好的待遇、充足的食物，以及合理的居住环境，而这些跟集中营的情况简直是天渊之别。如果希姆莱的计划能够实现，那集中营就不是集中营了，没有一位党卫队管理者愿意考虑这一点。无论如何，单单对囚犯展开培训远无法满足党卫队建设计划的需要。党卫队领导真正想要的是大量的新奴工。

成为奴隶的苏联人

当设计师们在重新绘制欧洲的蓝图，将各个国家都翻个底朝天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强制劳动的问题上也没有克制。他畅想自己的大集中营里装满了奴隶，以此实现他宏大的愿景；东部的新殖民地将建在集中营囚犯用血汗浇灌的土壤上。1941年9月时希姆莱有了一个主推的想法，他的目光落在了苏联战俘身上。[224]当时，苏联囚犯的供应源源不断，似乎永远不会枯竭。许多人已经落到了德国人的手中，还有更多人即将被捕获（到1941年10月中旬，国防军俘虏了300多万人），希姆莱将他们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纳粹领袖原先禁止让这些人投入德国的军需生产，所以他们通常闲置在国防军手中。等到1941年夏末，对于苏联战俘的隔离政策有所松动时，希姆莱看到了机会：为什么不挑些人关进集中营，把他们当作强制劳工压榨呢？[225]

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希姆莱迅速行动起来。[226]1941年9月15日，希姆莱与最亲密的心腹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以及奥斯瓦尔德·波尔讨论了自己的计划；当天他或许还把计划告诉了集中营的教父特奥多尔·艾克。第二天早晨，他又给波尔打了个电话；我们无从得知他们对话的具体内容，但希姆莱的笔记透露了计划的规模：“将10万俄罗斯人收进集中营。”[227]这个数字十分可观，但希姆莱很快又将它翻了一番。在党卫队的栏板上，一个激进的计划往往很快就被另一个更激进的计划取代。到了1941年9月22日，当希姆莱与集中营督察官格吕克斯会面时（格吕克斯在几天前被简单告知了这项计划），希姆莱想要集中营接收20万战俘。[228]与德军最高统帅部的谈判已经在进行中，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协议：9月底，军队同意给希姆莱10万苏联战俘。[229]看起来，党卫队全国领袖轻而易举便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自己的最初目标。

在和军队的谈判结束前，集中营党卫队就已经开始为苏联士兵的拥入做准备。希姆莱决定让一些现有的集中营吸纳部分囚犯。1941年9月15日，就是他同海德里希、波尔、艾克谈话的同一天，集中营督察组给各集中营的指挥官发了一封紧急电报，询问各自的集中营可以容纳多少战俘。原计划是将战俘安置在简陋的新营房中，但为了加快速度，地方党卫队也腾出了一些其他囚犯住的老营房。到了1941年10月，诺因加默、布痕瓦尔德、弗洛森比格、格罗斯-罗森、萨克森豪森、达豪、毛特豪森都匆匆为战俘们划定了特殊区域，跟营区内其他地方隔开，挂有类似“战争劳动营囚犯”的标识。其中，毛特豪森的规模在战前德国的边境内算是最大的。[230]

不过，大部分苏联战俘有别的去处。党卫队设计师们决定在波兰占领区建两座新的大型集中营。第一座建在卢布林（Lublin），位于华沙东南约100英里外，后来被称为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以北边的迈丹塔塔尔斯基地区（Majdan Tatarski）命名］。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是波兰总督府的第一座集中营。在占领波兰的初期，纳粹领袖们不同意在这里建集中营。就像总督汉斯·弗兰克在1940年5月跟德国警方高官们说的那样，这是多此一举：“我们地盘上的嫌疑人都会被就地正法。”但在1942年7月20日，希姆莱在巡视时选择在卢布林建立一座新的大集中营，以便将该地尽快转变成德国殖民地的前哨。不过，希姆莱的命令并没有立刻得到贯彻，也许是因为那时还不清楚囚犯们从哪里来。直到两个月后，希姆莱开口索取苏联战俘之后，党卫队才开始推进这项计划。1941年9月22日，汉斯·卡姆勒（Hans Kammler）博士下令在卢布林的郊区开工建营，他刚刚被任命为波尔领导的党卫队预算和建筑办公室的建设办主任。这座新营从1941年10月7日开工，预计可以容纳5万名囚犯；但马伊达内克的蓝图在画出来时就已经过时了。随着希姆莱对苏联战俘的胃口不断增长，马伊达内克预计要容纳的囚犯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到了1941年11月初，卡姆勒博士已经预计将有12.5万名战俘到来，而到12月初时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5万。[231]

波兰占领区的第二座大型新营建在集中营党卫队掌控的地盘上。1941年9月26日，建立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指令刚公布没几天，卡姆勒博士便下令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开工建设一座巨大的新营。1941年10月2日视察时，卡姆勒选定了奥斯维辛主营以西两英里处的一个地方作为建设新战俘营的地点。几天后，在指挥官霍斯的坚持下，选址稍有改动：新营将建在党卫队利益区中一个名为比克瑙的村子，这里所有的居民几个月前已经被迁走。1941年10月15日开始施工，跟建马伊达内克一样，党卫队设计师们的目标很高。1941年9月底，党卫队预计这里将有5万名囚犯，几周后上升为10万。[232]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比克瑙将会成为未来种族屠杀的中心。[233]这座新的次级营并不是为了谋杀犹太人而建，而是为了剥削数量巨大的苏联战俘、给德国争取生存空间而建。党卫队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将奥斯维辛建设为一个殖民地的范本。更重要的是，为设立其他殖民地做准备。跟随着传说中条顿骑士团的脚步，党卫队将已经建成的最靠东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扩张的基地。[234]

出于相同的考虑，1941年底第三座新营在东欧占领区开建，地点在但泽附近一个名为施图特霍夫的小镇旁边。与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比克瑙不同的是，这里的营地已经建好了。德国入侵波兰后，施图特霍夫营由一支地方党卫队于1939年9月2日建立，以威慑当地民众。营地周围有茂密的森林、沼泽和运河。1940年初，党卫队曾短暂考虑过将该处变成一座集中营。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希姆莱没有同意。但在1941年秋天，他又改了主意。1941年11月23日星期日，希姆莱来这里视察，最终决定应该建立一座集中营。1942年初，他正式下达命令。[235]按照设计，这座新营将为但泽和西普鲁士地区的德国殖民地提供劳动力。因为该方案远没有马伊达内克和比克瑙那么庞大，所以希姆莱打算送来的苏联战俘数量也比另外两座集中营少；1941年底，他提议送2万人。这座新营区的设计方案在柏林如期制订完成，并于1942年3月初送至施图特霍夫，此时比克瑙和马伊达内克已经开始动工了。[236]

希姆莱针对苏联战俘的宏伟计划值得我们深思。他在1941年秋天的提议是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对集中营体系最为深远的一次改变。希姆莱期望囚犯数量能有一个巨大的增长。当时整个集中营系统总共关押了不到8万囚犯，而他想要再关20万甚至更多人进来。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将会在巨大的新营里工作，这些新营区将比现有的集中营大很多。奥斯维辛的主营区（关押了1万人，是当时最大的集中营之一）和比克瑙的附属营区相比黯然失色。[237]而随着大量苏联战俘被送往波兰占领区的新营，整个集中营体系的天平也迅速向东方倾斜。对东方的重视也点明了集中营的一个新作用：为新的生存空间而殖民。让囚犯们进行生产劳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让他们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也不是。但1941年秋天的计划却是相当不同的。希姆莱希望能在党卫队的监管下，强制大量囚犯劳动，完成纳粹一项重要的建设计划。集中营将会发展，党卫队经济将会发展，德国将会发展。希姆莱觉得自己再一次为党卫队和国家做了一件好事。

集中营坟场

1941年10月7日，一列货运火车驶入奥斯维辛主营附近的车站，并慢慢停了下来。车内装的是2014名男人，他们是第一批被派往集中营进行强制劳动的苏联战俘。车门被打开了，脏兮兮、茫然不知所措的囚犯们蹒跚走出闷热的车厢，来到灯光下，迫不及待地大口呼吸着。其中包括来自莫斯科的28岁陆军中尉尼古拉·瓦西尔尤（Nikolaj Wassiljew）。“我们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他后来说，“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营。”党卫队的看守很快就给了他们答案：棍棒像雨点一样落在瓦西尔尤和其他人的身上，随之而来的还有党卫队的吼叫。一些人担心他们会被直接枪决。但党卫队要求他们脱光衣服跳到一个盛满消毒剂的大桶里。瓦西尔尤回忆那些“不愿意跳进去的人被棍打脚踢，逼着跳了进去”。消毒之后，骨瘦如柴的苏联战俘被迫赤着身子蹲在地上。[238]

新来的囚犯们还来不及喘口气，就在奥斯维辛看守的命令下徒步走向集中营。此时已经是寒冷的深秋时节，屋顶上都结了霜，地上还有残雪。苏联战士们走进营区时因为寒冷不停地打着哆嗦，更多的党卫队队员正等着他们。一些人拿相机对准战俘，拍照以作战利品。其他人则开始殴打囚犯，然后命令他们列队站好。然后是进一步的消毒，以及更多的暴力。但因为处理不当，反而使疾病滋生。“之后我们被赶到营房中。”尼古拉·瓦西尔尤回忆道。奥斯维辛新的战俘营区包括9座空荡荡的营房。“我们一直赤身裸体地过了好几天，”瓦西尔尤补充说，“我们总是裸着。”为了保持体温，囚犯们集体抱在一起。最虚弱的囚犯只能靠着墙，或是躺在水泥地上。[239]

接下来的几天有更多的囚犯来到这里，狭小的战俘区很快便人满为患。1941年10月7日到25日，几乎有1万名苏联战俘被塞进来，18天内就使奥斯维辛的人口翻了一番。[240]这一切都是希姆莱与军队协商的结果。9月底达成协议后，德军最高统帅部开始履行他们移交战俘的承诺。1941年10月2日，军方将2.5万名战俘送到第三帝国境内充当劳工；几天之后军方开始向集中营输送囚犯，其中大部分是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整个输送工作在月底完成了。还有另外2000名苏联战俘被送往位于波兰总督府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241]

迎接这些苏联囚犯的是炼狱般的环境。不仅在奥斯维辛，在萨克森豪森，他们也被塞进了空荡荡的营房。这里“没有床，没有铺，没有椅子和桌子，没有毯子”，本杰明·列别杰夫（Benjamin Lebedev）回忆道，他跟其他1800名苏联士兵在1941年10月18日被送进了萨克森豪森。“我们睡在地上，只能枕着我们的木鞋。”[242]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第一批到来的苏联战俘甚至不能住进营房，不得不在室外待了几天。第一晚据说就有200～300人死亡。[243]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因为没有足够的营房，一些苏联战俘也不得不睡在室外。为了能有个蔽体的遮挡，一些绝望的囚犯甚至在坚硬的土地上挖洞。[244]

按照希姆莱的计划，集中营党卫队很快强迫一部分战俘开始劳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苏联囚犯从1941年秋天起开始投入比克瑙新营区的建设工作。他们伐木、挖沟、拆除破旧的农房，将拆下来的砖头用于建造新营。俘虏们在滴水成冰的气温下徒手劳作，许多人都支撑不住死去了。“他们都冻僵了。”一名波兰地下党战士在秘密日记中写道。有的战俘在工作时被枪杀或殴打致死。当幸存者们拖着疲惫的身体从比克瑙工地回到主营区时，总会跟着一辆两轮马车，上面载着同伴的尸体。[245]

绝大多数苏联战俘都极度虚弱，完全不能工作。在弗洛森比格，1941年10月中旬来的1700名苏联战俘养了几个月才能出去工作。[246]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2500名苏联战俘中只有150人被派往采石场，而这150人也几乎什么都没有生产出来。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驻当地的办事人员在1941年12月中旬的时候抱怨说：“这些俄罗斯人身体状况太糟，几乎什么活儿都没法干。他们比最糟糕的囚犯还要糟糕。”[247]苏联战士们在德军的手中已经饱受折磨，来到集中营之前身体状况就已经很差了。“我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生病了，”尼古拉·瓦西尔尤回忆说，“我有肾脏感染、肺炎和痢疾。”在奥斯维辛挨过一周后，他被转移到一间为苏联战俘设立的医务室中，那里说是医院，但更像个停尸房。在这里几乎没有治愈的希望，囚犯护理员们甚至用厕纸当绷带给病人们包扎伤口。[248]

大部分苏联战俘都在逐渐走向死亡——所有集中营里都是如此。许多人是被饿死的，因为集中营党卫队将他们的口粮削减得比普通囚犯更少，几乎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吃的。也许是集中营史上第一次，一些绝望的犯人开始吃人。在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以人类学家的眼光看待苏联士兵的垂死挣扎，就像此事与他毫不相干。“他们已经不再是人类，”他1946年写道，“他们成了动物，只关心怎样猎取食物。”一些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为了消遣，往战俘营里扔面包，看那些发狂的囚犯为每一块面包屑打到你死我活。[249]饥饿很快就引发了更多的疾病。[250]传染病也十分猖獗。到了1941年11月底，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里半数的苏联士兵都饱受斑疹伤寒及并发症之苦。[251]

集中营党卫队在杀死生病、感染和体弱的苏联士兵时毫不犹豫，也许他们明白希姆莱同意这么做，以解决传染病和物资短缺的问题。[252]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尼古拉·瓦西尔尤病好之后就留在医务室工作。他目睹了党卫队在1942年初大规模筛选战俘的过程。党卫队队员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囚犯们必须脱光衣服，从党卫队面前跑过去。后者会把身体最虚弱的战俘挑出来。然后，受害者们一个接一个被带到手术室，接受注射死刑。[253]在其他集中营，党卫队也会定期杀害生病的战俘（他们也开始杀掉其他所谓的伤残囚犯）。比如1941年秋冬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和毛特豪森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应对斑疹伤寒的对策就是杀死大量苏联士兵；谋杀被视作控制疾病传播的最有效手段。[254]

即使这些苏联战俘都是来充当苦力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也会因政治因素处决他们。帝国中央安全局仍执迷于“人民委员”的威胁。1941年10月，战俘们刚被送进集中营几周，中央安全局便派盖世太保工作组到各个集中营，揪出隐藏在新来者中的假想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盖世太保检查了所有苏联奴工，选出了1000名“狂热的共产党员”和“政治上不能接受的（分子）”处死。集中营党卫队在1941年底将这些人或枪决或送进毒气室。[255]

被送进集中营当苦力的苏联战俘和被送来处决的苏联战俘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1941年11月，海因里希·希姆莱甚至同意暂时免除“人民委员”死刑，不过前提是这些人能够工作。从此时开始，地方党卫队可以从被送来处决的战俘中挑出身强力壮的人去采石场工作。这些人不久之后也会死，但党卫队要在他们死前榨干他们最后一点儿力气。[256]这是“劳动灭绝”概念的早期表现，党卫队也考虑用相同的办法对待犹太人，最终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集中营内无数囚犯丧命。[257]

但这是后话。回到1941年秋冬两季，集中营党卫队几乎没从集中营的苏联奴工身上榨取什么价值。但死亡人数触目惊心。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到1942年1月中旬，2000名苏联战俘中几乎无人生还。[258]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写道：“年轻人像苍蝇一样死去。”大约80%的人——约7900名甚至更多囚犯——在1942年1月前死亡，这时距他们刚到奥斯维辛仅仅过去了不到三个月。最严重的一天是1941年11月4日，奥斯维辛一天之内有352名苏联战俘死亡。[259]1941年底苏联战俘的大规模死亡并不局限于东部占领区的集中营。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据说将近30%的战俘在刚来的第一个月内就死了（其中不包括被射脖子处决的“人民委员”）。[260]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2500名苏联战俘中只有89人到1942年1月25日时还活着。[261]

当时，地方的集中营党卫队更多地将前所未有的高死亡数字视为一个后勤问题。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如此，这里死去的苏联奴工数量比其他任何集中营都多。一开始，奥斯维辛党卫队很难识别死者的身份，因为军队标牌在混乱的战俘营中经常遗失，而写在身上的标号也很快模糊得无法辨识。为了避免搞错身份，党卫队采取了一个新办法。从1941年11月起，苏联奴工的编号被烙在他们的皮肤上。党卫队把一个特别的金属印章烙在囚犯的胸口上，然后把墨水抹到伤口上，渗入皮肤。囚犯们因为身体太虚弱，根本站不住，党卫队便把他们抵在墙上，唯恐他们在烙章的时候瘫倒。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刺青就此诞生，后来这一举措被广泛用在集中营内大部分囚犯的身上（虽然有的集中营曾经用过油墨印章，但没有任何一座集中营使用刺青）。[262]

奥斯维辛党卫队还找到了处理尸体的新方法。主营内现有的火化场无法烧掉所有的战俘尸体，整个营里到处都有尸体，还越堆越高，结果腐烂后的尸臭传遍了整个集中营，并开始向外散发。1941年11月11日，新上任的奥斯维辛建设办公室主任卡尔·比朔夫（Karl Bischoff）给德国的集中营熔炉供应商去了一封电报：“急需第三座焚化炉。”因为新炉还需要几个月才能装好，所以党卫队决定将尸体丢在比克瑙新挖的壕沟中，而挖沟的是还活着的战俘。比克瑙成了埋葬苏联士兵的巨大坟场。[263]

希姆莱的挫败

1941年秋冬时节，在希姆莱狂妄的计划和集中营里的现实之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鸿沟，希姆莱设想通过剥削大批苏联战俘，为德国建立庞大的殖民地；但集中营里只有死亡。就连一些党卫队队员也发现了党卫队政策的矛盾之处。萨克森豪森一位官员的提问更是很好地总结了所有人的困惑：“所以这些人到底是来这里送死还是工作？”[264]作为“劳动灭绝”的提倡者，希姆莱的回答可能是“两者都有”。但对于1941年10月作为奴工来到集中营的苏联战俘来说，党卫队只做到了其中的一点；战俘们确实被消灭了，但大多数人死的时候并没有被压榨殆尽。帝国中央安全局警告集中营党卫队不要混淆来“做苦役”的战俘和要被“处决”的战俘。[265]但并非所有的地方党卫队都能分清其中的区别，毕竟纳粹的宣传早已将苏联战俘定义成危险的次种人类。[266]

因此苏联战俘们的死亡还在继续。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分区主管马丁·克尼特勒（Martin Knittler）是射脖刑房出身的经验丰富的刽子手，1941年11月的一天，他得知有9名苏联奴工在当天死亡，他的反应是：“什么？今天才9个？我们得加把劲儿。”然后，克尼特勒命令其余刚刚洗完澡的苏联士兵到营房外面，在冰天雪地中站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有37人死亡。[267]像克尼特勒这样的党卫队队员认为谋杀对经济有好处。按照纳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党卫队在集中营创造的恶劣条件正是为了优胜劣汰；那些活下来的苏联士兵肯定是最合适也最皮实的劳动力。[268]

奥拉宁堡的党卫队领袖们很清楚针对苏联奴工的屠杀。但里夏德·格吕克斯和他的部下既不惊讶也不阻止。[269]事实上，他们还加剧了集中营内的死亡氛围。在准备建设新营时，阿图尔·利布兴切尔从一开始便非常凶残。他在1941年9月中旬宣布，苏联战俘必须住在“最原始的环境里”。[270]他话中的意思在1941年10月中旬绘制完成的比克瑙新营的方案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疾病和死亡也被设计到了方案之中，12.5万名苏联战俘将被塞进174座营房里，每名囚犯占有的空间面积大约只有棺材那么大。7000名囚犯共用一个厕所，7800名囚犯共享一个盥洗房。这些配比标准跟集中营的常规设计标准比起来差多了。但在那些和希姆莱一样将苏联战俘看作“人类动物”的党卫队设计师眼中，这标准刚刚好。[271]

乍一看，苏联战俘在1941年底的遭遇令人困惑：为什么这么多来到集中营当奴工的人却被推进坟墓？但从党卫队的角度来看，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只有苏联奴工的生命有价值的时候，死亡才会引发担心。但他们的生命没有价值。集中营党卫队对战俘的忽视和谋杀背后存在这样一种观念——1941年10月来到集中营的2.7万名苏联士兵只是先头部队；更多的苏联战俘会相继而来，接替死去的人。带着纳粹特有的那种自大，集中营党卫队以为苏联战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272]

但后补梯队并没有到来。在党卫队向军队索要苏联战俘后不久，希特勒果断介入了。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他在1941年10月31日下令，要求将大批的苏联战俘投入军需生产。很快，在国家和私营企业的迫切需求面前，党卫队只好靠边站。另外，新俘虏的人数远比预期少。国防军再也没有能像巴巴罗萨计划初期时一样捕获那么多的俘虏。希特勒那些自命不凡的将军所预言的闪电战最终变成了无止境的消耗战。德军止步于莫斯科之外，苏联随后在1941年12月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反击。到了那时，拜国防军战俘营恶劣的环境和对“人民委员”无情的猎杀所赐，大部分苏联俘虏已经死亡或是濒临死亡。[273]希姆莱想象中汹涌的苏联俘虏大潮从未冲到集中营。

因此，希姆莱扩张集中营系统的宏图伟愿——把比克瑙和马伊达内克的新集中营作为关押苏联士兵的主要基地——没能实现，至少和他预期的不同。1941年12月19日，党卫队建设办主任汉斯·卡姆勒给希姆莱去了一封信，客观地向他汇报比克瑙和马伊达内克两座集中营的建设进度。卡姆勒虽然尽量保持乐观，但还是承认两座预计各容纳15万人的集中营，其建设进度已经远远落后于原计划。目前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只建起了26座营房，而比克瑙只有14座。除了零度以下的气温和缺少建筑材料以外，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劳动力。根据1941年秋天的计划，建设项目主要依赖大量拥入的苏联战俘。但目前为止，到手的战俘对党卫队毫无用处。卡姆勒承认，让战俘给自己建营房的计划必须放弃，因为囚犯们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现在让他们做任何劳动都是不可能的”。[274]

最终，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从未发展成强制劳动的中心。临时营区到1942年夏天时距离完工依然遥遥无期。那里只有2座给党卫队看守住的营房，瞭望塔也没建好，营区内四处散落着建筑材料。[275]马伊达内克也远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大多数时候，它关押的囚犯数量在1万到1.5万之间，这里面没有一个人为德国在东方的殖民地打基础。[276]比克瑙的进度也很慢。直到工程启动半年之后，也就是1942年3月，比克瑙才初步落成，幸存下来的苏联战俘才从奥斯维辛主营区被转移到这里。这些苏联士兵的数量还不到1000人，其中大部分人很快就死了。1942年4月中旬，一名刚刚从斯洛伐克（此时是德国的傀儡国）被送到这里的年轻犹太人看到最后残存的苏联士兵“处于极度被忽视的状况”，住在“没完工的工地上，没有任何遮风挡雨的东西，正在快速走向死亡”。[277]

海因里希·希姆莱第一次尝试使用苏联奴工的努力最终惨淡收场。集中营没有成为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反倒因为苏联战俘的到来兴起了新一轮的屠杀。1942年春天，剩余的大部分战俘营区被关闭，剩下的人被正式归为集中营的囚犯。此时，1941年秋天来集中营服苦役的2.7万苏联战俘中只剩下不到5000人。[278]其中一名幸存者正是尼古拉·瓦西尔尤，他在1942年3月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转移到了比克瑙。当战后被问到其他同志的下落时，瓦西尔尤直白地回答：“被枪毙了。在工作时被杀。饿死了。病死了。”[279]

盘点

回顾1941年底到1942年初的集中营，二战的爆发让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虽然它们还是集中营，但整个系统在其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1942年初有13座主营，而不是此前的6座，其中有4座建立在纳粹新占领的欧洲土地上：奥斯维辛集中营、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和纳茨维勒集中营。[280]囚犯数量也大幅提升，从2万多人增长到8万人左右。大部分新增的囚犯都来自德国刚刚占领的欧洲国家，其中以波兰和苏联为主。1939年时，集中营的囚犯们也许已经以为情况不能更糟了，但很快就越来越糟。纳粹的恐怖在战争期间进一步升级，无论是在集中营内还是营外。营内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和党卫队部署的武器就是最好的证明。到了1942年，集中营党卫队已经实践过几乎所有能想到的杀人方式：打死、吊死、枪杀、饿死、淹死，还有用毒气和毒药毒死。

1941年是关键的一年，集中营从战争初期的恶劣条件转变为大规模灭绝，开发了双重功能。从前，集中营党卫队是剥削、虐待和杀死个别囚犯。但现在集中营成了系统性谋杀的地点，核心的计划是杀死病弱囚犯和苏联“人民委员”。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这座党卫队的模范营为例。1941年间，平均有1万名囚犯被关押在这里。这里的每一天对他们都是折磨——强制劳动、操练、拥挤不堪的营房、饥饿、疾病和极端的暴力。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无比寻常，尤其是对犹太人和波兰人来说。不过，集中营党卫队并没有计划杀死所有的囚犯，大部分人仍活了下来。[281]但对于数万名苏联“人民委员”来说正好相反，他们在1941年9月到11月间被送进集中营，很少有人能活过几天；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就是针对这些人的灭绝营。

随着种族大屠杀进入集中营系统，系统性的大规模谋杀在1942年变成了种族灭绝。但这个改变并非凭空出现。令人惊讶的是，在党卫队跨过最终的门槛，展开种族屠杀之前，大屠杀的许多结构性元素已经逐渐出现在了集中营里。这些元素包括直接将受害者们送去处决；紧凑的运输时间表；用假的淋浴间和假的医生办公室掩饰大规模谋杀；使用包括齐克隆B在内的毒气；建立新的火化场，并不断改建、维修、扩大，以跟上处理死人的需求；不断清除囚犯中“不适合工作的”人；在受害者死后冒犯他们的尸体，拔下金牙。所有这一切在纳粹大屠杀开始之前就已经产生。甚至对抵达的囚犯进行筛选——将体弱的人直接杀掉，剩下的人送去劳动，直到被折磨死——也在1941年秋天，在苏联“人民委员”身上试过了。简单来说，大屠杀的核心机制在1941年底就已经建立——像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已经做好了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准备。

但是，对于病弱囚犯和苏联战俘的大规模谋杀并不是种族大屠杀的预演。如果这样解读，就成了由后往前倒推历史。这些杀戮的背后有各自可怕的逻辑，那时还没有考虑专门谋杀犹太人。确实，当早期谋杀计划于1941年春夏开始的时候，纳粹政权还没决定要立刻消灭欧洲犹太人，并将此当作一项国家政策。1942年前，没有一座集中营被指定为大规模杀死犹太人的地点。直到纳粹领袖们做出那个引领党卫队集中营和第三帝国进入历史新阶段的重大决定之后，集中营向大屠杀中心的转变才全面展开。

[1] Mennecke to his wife，letters of April 2，4，5，and 6，1941，in Chroust，Mennecke，183-85，192；ibid.，1-14；Kersting，Anstaltsärzte，286-96；Ley and Morsch，Medizin，309-10；Klee，“Euthanasie，” 226；idem，Was sie taten，301（n.19）；Burleigh，Death，222；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ND：1469-PS.

[2] Quotes in Mennecke to his wife，April 4，1941，in Chroust，Mennecke，185. See also ibid.，185，191-96；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27. 196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庭判处黑博尔德终身监禁，他于1975年死在狱中；Klee，Personenlexikon，234-35。

[3] Quotes in AS，P 3 Hüttner，Johann/1，part 1 and 2，Interview J. Hüttner，n.d.（20世纪70年代初；感谢Monika Liebscher提供此文件）；BStU，MfS HA IX/11 ZUV 45 Bd. 1，Bl.362-64：Vernehmung O. Hebold，October 23，1964，Bl.363。See also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41；Naujoks，Leben，247-49；Ley and Morsch，Medizin，317.

[4] 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27；Naujoks，Leben，247-48；AdsD，KE，Büge，Bericht，n.d.（1945-46），141.

[5] Quote in BStU，MfS HA IX/11 ZUV 45 Bd. 1，Bl.358-61：Vernehmung O. Hebold，August 12，1964，Bl.360. See also Mennecke to his wife，April 7，1941，in Chroust，Mennecke，195.

[6] Naujoks，Leben，248-49，quote on 249；Ley，“‘Aktion，’” 235（n.16）；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27. 感谢Astrid Ley提供这些遣送的日期。

[7] Mennecke to his wife，April 7，1941，March 18，1942，in Chroust，Mennecke，195，335；BArchL，B 162/7995，Bl.271-304：Aussage F. Mennecke，January 16-17，1947，Bl.289-91.

[8] Quote in Friedlander，Origins，93. 详情参见ibid.，passim；Burleigh，Death；Schmuhl，“Bouhler”。

[9]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111（n.46）；In’t Veld，SS，323；Moors and Pfeiffer，Taschenkalender，244.

[10] 格吕克斯的指令见StANü，KL Buchenwald，Hauptabteilung I/5 to Koch，October 28，1940，ND：NO-2102。秘密警察说达豪关押的是老囚犯和部分能在种植园工作的囚犯；IfZ，RSHA，AE，2. Teil，Bl.204-205：Heydrich to RSHA et al.，January 2，1941。

[11] ITS，KL Sachsenhausen GCC 10/84，Ordner 93；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12，136；USHMM，RG-06.025*26，File 1558，Bl.157-75：Vernehmung G. Sorge，December 19，1946，Bl.173.

[12] Stein，“Vernichtungstransporte，” quotes on 35；ITS，KL Buchenwald GCC 2/191，Ordner 164，Transport nach Dachau，October 24，1940.

[13]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quotes on 252-53.

[14] 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

[15] Zámečník，Dachau，162-64，quote on 163（日记条目是1941年2月4日）。

[16] Quotes in Stein，“Vernichtungstransporte，” 35.

[17]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12.

[18] 很大程度上是集中营内恶劣的条件所致。另外，达豪党卫队部分推翻了格吕克斯将一些残疾囚犯送去其他集中营的指令；Stein，“Vernichtungstransporte，” 35（n.19）。

[19] 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5.

[20] Quote in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53.

[21] “累积式激进”一词，参见Mommsen，“Radicalization”。

[22] Goerdeler，“Zeit”（written in November 1940）.

[23] 希姆莱在1941年1月13日与布拉克谈论起“安乐死”（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107）。关于与鲍赫勒的讨论，参见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5。

[24] Friedlander，Origins，68，142-43；Berger，Experten，41，300-301.

[25] 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73；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141.

[26] 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5.

[27] Quotes in August，“Auschwitz，” 72，citing notes by M. Grabner；StANü，WVHA to LK，March 26，1942，ND：1151-P-PS. See also ibid.，EE by Dr. J. Muthig，April 16，1947，ND：NO-2799；LG Cologne，Urteil，October 30，1967，JNV，vol.26，722；HLSL，EE by Dr. W. Hoven，October 1946，ND：NO-429.

[28] StANü，Aussage W. Neff，December 17，1946，ND：NO-2637；StAMü，StA Nr.34868/18，Vernehmung H. Schwarz，July 11，1960；ibid.，Vernehmung W. Leitner，October 17，1961；Zámečník，Dachau，215.关于名额，参见StANü，SlF to Kommandantur Gross-Rosen，December 16，1941，ND：1151-G-PS。

[29] 大多数的日期参见Ley，“‘Aktion，’” 235-40，修正与补充见Chroust，Mennecke，265-70，318-21。集中营的名单并不完整。根据1941年11月12日IKL的文件（StANü，IKL to LK，December 10，1941，ND：1151-C-PS），年底之前已计划好了T-4医生再访达豪、萨克森豪森、奥斯维辛、毛特豪森集中营的行程。至少毛特豪森之行看上去真的践行了；此外，T-4医生也计划在1942年初造访下哈根。

[30] 除了尼切和海德，其他医生还有门内克、施泰因迈尔、维舍、洛瑙尔、雷诺、罗伯特·米勒、施马伦巴赫、拉特卡、戈加斯和黑博尔德。关于个人细节情况，参见Klee，“Euthanasie，”227-29，242-43。

[31] 关于造访精神病院，参见Klee，“Euthanasie，” 242-48；Chroust，Mennecke，6。

[32] 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19，1941，in Chroust，Mennecke，203-204；BArchL，B 162/7995，Bl.271-304：Aussage F. Mennecke，January 16-17，1947，Bl.296.

[33] 例子参见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185-86。

[34] 例子参见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20，1941，in Chroust，Mennecke，205。

[35] Quotes in HLSL，Meldebogen 1，ND：1151-A-PS.1941年夏天在布痕瓦尔德筛选时第一次用到了这种表格，BArchL，B 162/7996，Bl.360-64：Vernehmung R. Gottschalk，November 14，1960。

[36] StAMü，StA Nr.34868/18，Vernehmung K. Zimmermann，February 25，1960；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26，1941，in Chroust，Mennecke，243；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5.

[37] Quotes in Mennecke to his wife，September 3，1941，and November 20，1941，in Chroust，Mennecke，199，205.估算来自Mennecke to his wife，April 7，November 22，1941，in ibid.，195，222。因为集中营党卫队官员们在T-4医生们到来前就完成了更详细的表格，筛选进一步加速；StANü，IKL to LK，December 10，1941，ND：1151-C-PS。

[38] 一些老囚犯被免于“安乐死”，参见Friedlander，Genocide，81。集中营内使用的T-4表格会问及战伤（HLSL，Meldebogen 1，ND：1151-A-PS）；因此，一些T-4医生会问囚犯是否受过伤；StAMü，StA Nr.34868/18，Vernehmung H. Schwarz，July 11，1960；StANü，Aussage W. Neff，December 17，1946，ND：NO-2637。

[39] 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7. 标准的“安乐死”表格，参见Klee，“Euthanasie，” 176。

[40] “安乐死”计划的流程也用于14f13行动（Friedlander，Origins，83）；BArchL，B 162/7996，Bl.360-64：Vernehmung R. Gottschalk，November 14，1960。

[41] StANü，testimony Dr. Mennecke，n.d.，ND：NO-2635，pp.7，14.

[42] StANü，Pflegeanstalt Bernburg to KL Gross-Rosen，March 3，1942，ND：1151-J-PS.

[43] BArchL，B 162/1281，Bl.18-23：Vernehmung Walter M.，October 23，1964.

[44] NAL，HW 16/18，KL Flossenbürg to IKL，May 12，1942.

[45] 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9-21，233，245，248-49，261，275；LG Cologne，Urteil，October 30，1967，ibid.，vol.26，718；Friedlander，Genocide，95-97；Trunk，“Gase，” 27-30.

[46] 这个观点参见Lifton，Doctors，419；Todorov，Facing，241。Lifton根据门内克的文件得出结论，但显然忽视了一些证据。关于类似的评论，参见Burleigh，Death，224。

[47] 门内克的信（以及给妻子的回信）重印于Chroust，Mennecke。他的唠叨最终给了他致命一击：战后，这些信件被当作呈堂证供，坐实了他的死刑。

[48] 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28，1941，in Chroust，Mennecke，248.

[49] BArchL，B 162/7996，Bl.310-20：Vernehmung E. Mennecke，June 1-2，1960.

[50] 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21，1940（错误记作1941年），in Chroust，Mennecke，177.

[51] Mennecke to his wife，December 2，1941，and November 29，1941，in ibid.，269，253.

[52] 1941年上半年，大约2000名囚犯死在了达豪集中营。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Kimmel，“Dachau，” 385.

[53] Mennecke to his wife，September 3 and 4，1941，in Chroust，Mennecke，197-200；Ley，“‘Aktion，’” 241（n.35）；BArchL，B 162/491，Bl.229-50：LG Limburg，Vernehmung W. Heyde，November 20，1961，Bl.244.

[54] Quote in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5.关于其他集中营，参见Kłodzinski，“‘Aktion，’”142，138。

[55] StAMü，StA Nr.34868/18，Vernehmung K. Krämer，August 27，1960.

[56] 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7.

[57] “安乐死”计划，参见Friedlander，Genocide，89-96。

[58] Friedlander，Genocide，106-107.

[59] Mennecke to his wife，April 2 and 4，1941，in Chroust，Mennecke，183，185；Bezirksgericht Cottbus，Urteil，July 12，1965，in Rüter，DDR-Justiz，vol.2，730.

[60] Stein，“Vernichtungstransporte，” 38.

[61] 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66；BArchL，B 162/7996，Bl.360-64：Vernehmung R. Gottschalk，November 14，1960.

[62] Stein，Juden，110.

[63] 此段和前两段，参见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19-22，November 25，1941，January 5，1942，January 6，1942，January 12，1942，January 14，1942，in Chroust，Mennecke，202-10，221-27，236-41，284-90，312-16，318-30，quotes on 207，208（partially underlined in original）。See also Ley，“‘Aktion，’” 238-39；Strebel，Ravensbrück，323-36.

[64] 1941年11月和1942年1月，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党卫队明确将334名男囚（占男囚总数的42%）和810名女囚（占女囚总数的12%）交给了门内克；Chroust，Mennecke，205，208-209，222；Ley，“‘Aktion，’” 239（n.26，计算有略微的不同）。

[65] Quotes in 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25，1941，in Chroust，Mennecke，237；Itzkewitsch to his son，June 29，1941，in Stein，Juden，107. See also ibid.，100-110；idem，“Vernichtungstransporte，” 39-40，43-45，49-50；BArchL，B 162/7996，Bl.360-64：Vernehmung R. Gottschalk，November 14，1960；Kłodzinski，“‘Aktion，’” 139-40.

[66] Kłodzinski，“‘Aktion，’” 143-44；StAMü，StA Nr.34868/18，Vernehmung F. Eberlein，November 30，1961.

[67] Quotes in BArchL，B 162/7996，Bl.360-64：Vernehmung R. Gottschalk，November 14，1960；Stein，“Vernichtungstransporte，” 50.

[68] 例子参见August，“Auschwitz，” 81-83。

[69] 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7，220；Kłodzinski，“‘Aktion，’” 141-42. 一名达豪的审头从遣送中努力救出了一些“残疾囚犯”，参见StAMü，StA Nr.34433，LG Munich，Urteil，December 30，1948。

[70] 1941年8月在哈特海姆被毒气处决的510名古森囚犯中，475人来自波兰或西班牙；ITS，ARCH/KL Mauthausen，Ordner 231。See also Maršálek，Gusen，15.

[71] Ley，“‘Aktion，’” 238.

[72] 在拉文斯布吕克，“反社会分子”占囚犯总数的4%，但在14f13行动中却占到14%（Strebel，Ravensbrück，302，332）。在萨克森豪森，1941年6月被带到索嫩施泰因的269名男囚中有115人被定为职业罪犯，这个比例远高于在囚犯总人数中的比重（Külow，“Häftlinge，” 194）。

[73] HLSL，Meldebogen 1，ND：1151-A-PS；StANü，IKL to LK，December 10，1941，ND：1151-C-PS；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5-86. “犯罪”和“反社会”因素在T-4筛选中的影响力，参见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196。

[74] Mennecke to his wife，April 7，1941，in Chroust，Mennecke，195.

[75] 1940年从其他集中营被送到达豪的众多残疾囚犯中，很多是犹太人。1940年9月从萨克森豪森送出的囚犯中几乎包含了原来营中近一半的犹太囚犯（Külow，“Häftlinge，” 198）。1940年10月24日从布痕瓦尔德遣送来的371名囚犯中有169名犹太人（ITS，KL Buchenwald GCC 2/191，Ordner 164，Transport nach Dachau，October 24，1940）。

[76] Friedlander，Genocide，263-83. 将可以劳动的犹太囚犯定为无业者，参见BArchB，NS 4/Bu 143，Unbeschäftigte，October 14，1940；ibid.，Unbeschäftigte，January 6，1941；ibid.，Unbeschäftigte，January 4，1941。

[77] BwA，KL Buchenwald，Transportliste，July 14，1941；ibid.，Transport II，July 15，1941；BArchB，NS 4/Bu 143，Schutzhaftlager-Rapport，July 6，1941.

[78] 参见注77。1941年7月中旬，在索嫩施泰因被毒气杀死的布痕瓦尔德犹太囚犯平均年龄超过50岁。

[79] Testimony Dr. Mennecke，January 16-17，1947，in 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215-16，and BArchL，B 162/7995，Bl.271-304.门内克在1941年11月来到布痕瓦尔德时，预计要检查1200名犹太人（见注82）——当时营里大概有1400名犹太人，几乎是全部（BArchB，NS 4/Bu 143，Schutzhaftlager-Rapport，November 30，1941）。

[80] Longerich，Holocaust，219-304.

[81] 1941年11月，门内克出发前往布痕瓦尔德之前，他在拉文斯布吕克接到了一波令人迷惑的指令，这可能是14f13行动延期造成的；Strebel，Ravensbrück，324-25。

[82] 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25，1941，in Chroust，Mennecke，243；BArchB，NS 4/Bu 143，Schutzhaftlager-Rapport，November 30，1941.

[83] Quote in 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26，1941，in Chroust，Mennecke，243.

[84] Stein，Juden，117；Schulte，“London，” 221.

[85] HLSL，LK Gross-Rosen to Pflegeanstalt Bernburg，March 6，1942，ND：1151-K-PS；ITS，OuS Archiv，1.1.5.1.，Ordner 679，Lagerarzt Buchenwald to Pflegeanstalt Bernburg，February 2，1942.

[86] 这与集中营党卫队有些分歧。在格罗斯-罗森，党卫队撤回了42名被T-4医生指定送去毒气室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还能劳动；HLSL，LK Gross-Rosen to WVHA，March 26，1942，ND：1151-N-PS。

[87] Testimony Dr. Mennecke，January 16-17，1947，in 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215-16，and BArchL，B 162/7995，Bl.271-304.

[88] HLSL，ND：NO-3060；Hördler，“Ordnung，” 103.关于门内克的野心，参见给他妻子的信，April 7，1941，in Chroust，Mennecke，195。

[89] Quotes on photos in HLSL，ND：NO-3060. See also Strebel，Ravensbrück，325；Stein，Juden，117.

[90] Quote on photo in HLSL，ND：NO-3060. See also ITS，docs. 6891552-6891562；BwA，Nachtrag zur Veränderungsmeldung vom 12. März 1942.拉丁格是“二进营”。他第一次被捕是在1938年6月，关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1939年8月被释放。但他在1940年6月再次被逮捕，1940年8月回到了布痕瓦尔德。

[91] Dates in Ley，“‘Aktion 14f13，’” 240；Römmer，“‘Sonderbehandlung.’”

[92] 死于14f13行动的人数：萨克森豪森至少269人，奥斯维辛575人，布痕瓦尔德571人，诺因加默295人，拉文斯布吕克大约1000人（估算，门内克在1941年11月和1942年1月检查了约1150名囚犯）。关于这些数字，参见Ley，“‘Aktion，’” 235-36，239-40。此外，格罗斯-罗森127人（HLSL，LK Gross-Rosen to WVHA，March 26，1942，ND：1151-N-PS），弗洛森比格209人（NAL，HW 16/18，KL Flossenbürg to IKL，May 12，1942）。还有达豪2013人，分两批遣送到哈特海姆（第一批的1452人在1942年1月15日至3月3日被遣送，第二批在1942年5月4日至6月11日被遣送，有561人；ITS，KL Dachau GCC 3/92 II E，Ordner 152，Invaliden-Transporte KL Dachau，May 18，1945）。有争议说，第二批从达豪的遣送其实不算14f13行动，因为包括达豪党卫队医生自己挑选的囚犯（Ley，“‘Aktion，’” 238）。这种说法似乎不成立，因为遣送的时候恰好是14f13行动主要开展的时期，而且达豪的第二轮T-4筛选也定在此时进行（StANü，IKL to LK，December 10，1941，ND：1151-C-PS）。再则，14f13行动还杀害了毛特豪森的约1380名囚犯，他们分三批被送到哈特海姆，分别为1941年8月、1941年12月和1942年1～2月（Maršálek，Mauthausen，222-23，225，227）。鉴于14f13的整体情况和T-4工作组将在1941年底回到毛特豪森的事实（StANü，IKL to LK，December 10，1941，ND：1151-C-PS），1941年底或1942年初前往哈特海姆的遣送绝对是14f13行动的一部分，而不是当地集中营党卫队的单独行动（cf. Ley，“‘Aktion 14f13，’” 237）。遇害者的真实数字依然会比记录的高，因为被杀的下哈根囚犯人数不明（OdT，vol.7，23）。而且，1941年底或1942年初在奥斯维辛和萨克森豪森可能执行过更多T-4筛选（StANü，IKL to LK，December 10，1941，ND：1151-C-PS）。

[93] StANü，WVHA to LK，March 26，1942，ND：1151-P-PS. 此时，IKL正式被称为WVHA的D处（参见第6章和第8章）。然而，我在本章中依然用集中营督察组，避免弄混。

[94] 书面上，该行动一直持续到1943年；直到1943年4月，格吕克斯依然提到T-4医生的筛选（DaA，3220，WVHA to LK，April 27，1943）。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T-4医生在1942年春天后再去过集中营（Ley，“‘Aktion 14f13，’” 234，240）。

[95] See also Orth，System，133-34.

[96] 1942年10月，萨克森豪森党卫队遣送了232名囚犯去贝恩堡（Ley and Morsch，Medizin，320）。1942年8～12月，达豪党卫队遣送了500多名囚犯到哈特海姆（ITS，KL Dachau GCC 3/92 II E，Ordner 152，Invaliden-Transporte KL Dachau，May 18，1945，September 20，1968）。索嫩施泰因和贝恩堡在1942年停止运营，哈特海姆在1943年关停（Ley，“‘Aktion 14f13，’” 234）。

[97] Stein，Juden，110-12；Hackett，Buchenwald，76-77.

[98] LG Ansbach，Urteil，April 11，1961，JNV，vol.17，174-78；LG Hagen，Urteil，October 29，ibid.，vol.30.更多细节，参见Orth，System，134-37。

[99] Quote in NAL，WO 235/307，Examination of Dr. Rosenthal，January 21，1947，25. See also Strebel，Ravensbrück，243，248-49；Klee，Auschwitz，22-23；Hördler，“Ordnung，” 139-40；Kaienburg，“Funktionswandel，” 265；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ND：NO-2366，p.58.

[100] 毛特豪森就是这样。See Maršálek，Mauthausen，46，94；YUL，MG 1832，Series II-Trials，1945-2001，Box 10，folder 50，Bl.1326-27：statement J. Niedermayer，February 11，1946.

[101] 党卫队有时依然用“14f13行动”的代号称呼这些谋杀；NAL，HW 16/11，Maurer to LK Dachau，October 29，1942。

[102] Quotes in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ND：NO-2366，pp.47，69.战后，有几名集中营党卫队官员作证说，他们曾接到命令杀掉体弱和有传染病的囚犯；YVA，Tr-10/1172，LG Düsseldorf，Urteil，June 30，1981，78；IfZ，EE by F. Entress，April 14，1947，ND：NO-2368。

[103] Quote in BArchB，NS 3/425，Bl.119：WVHA to LK，November 4，1942.1942年10月29日下午，IKL通知达豪指挥官，要将其他集中营最“需要治疗的病人”送到达豪，这项指令背后的杀意昭然若揭（NAL，HW 16/11，Maurer to LK Dachau，October 29，1942）。第一批此类遣送事实上已经展开。当天早些时候，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党卫队给达豪发电报，称181名“操劳过度且残废的囚犯”即将出发（NAL，HW 16/11，KL Buchenwald to KL Dachau，October 29，1942）。向达豪输送“残疾”囚犯的老计划从没有完全停止，尽管其他地方大规模屠杀开始后，输送的数量有所减少（1942年夏天的一次遣送，参见NAL，HW 16/21，GPD Nr.3，Pister to WVHA-D，August 24，1942）。

[104] 萨克森豪森前任指挥官凯因德尔作证说，1942～1944年，超过5000名残疾囚犯被送到达豪灭绝；BStU，MfS HA IX/11，ZUV 4/23，Bl.320-46：Vernehmungsprotokoll，September 16，1946，Bl.344。

[105] 因为疲于应付从火车上跌落的尸体，达豪党卫队向IKL抱怨，由此适当禁止了遣送将死的囚犯。BArchB，NS 3/425，Bl.119：WVHA to LK，November 4，1942.

[106]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206-10，quote on 210；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31-32，36，41.

[107]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213-14；DaA，A 3675，testimony F. Blaha.

[108] “遣送病弱囚犯”和建造达豪毒气室之间的直接联系，参见Rascher to Himmler，August 9，1942，in Comité，Dachau（1978），161。对比之下，毒气室并不像是为大规模处决苏联战俘而建（cf. Zámečník，Dachau，297-98），因为对他们的系统性处决其实在施工开始时就已经结束了。背景参见Distel，“Gaskammer”。

[109] 关于毛特豪森，参见Maršálek，Mauthausen，174；YUL，MG 1832，Series II-Trials，1945-2001，Box 10，folder 50，Bl.1326-27：statement J. Niedermayer，February 11，1946。

[110] Overy，Russia’s War，72-85；Kershaw，Nemesis，388-93.

[111] Halder diary，in Noakes and Pridham，Nazism，vol.3，483.

[112] Gerlach，Krieg，15-30；Aly and Heim，Vordenker，365-76.

[113] Jochmann，Monologe，60；OKW，Kriegsgefangenenwesen，June 16，1941，ND：PS-888，in Jacobsen，“Kommissarbefehl，” doc.23，pp.510-12.

[114] Quote in Rosenberg to Keitel，February 28，1942，in Michaelis and Schraepler，Ursachen，vol.17，350.详情参见Gerlach，Krieg，30-56。

[115] OKW，Richtlinien für Behandlung politischer Kommissare，June 6，1941，in Jacobsen，“Kommissarbefehl，” doc.12，pp.500-503. See also ibid.，457-58；Neitzel and Welzer，Soldaten，122，199；Römer，Kommissarbefehl，passim.

[116] Quotes in RSHA，Einsatzbefehl Nr.8，July 17，1941，in Jacobsen，“Kommissarbefehl，” doc.24，pp.512-16.

[117] Quote in Keller and Otto，“Kriegsgefangene，” 22. See also Otto，Wehrmacht，61-69，111.

[118] 数字参见Gestapo Regensburg to RSHA，January 19，1942，IMT，vol.38，452-54，ND：178-R。犹太人参见Nolte，“Vernichtungskrieg”；Römer，Kommissarbefehl，299。

[119] Keller and Otto，“Kriegsgefangene，” 20.

[120] Otto，Wehrmacht，110-11.

[121] Gestapo Munich，Überprüfung der russischen Kriegsgefangenen，November 15，1941，IMT，vol.38，424-28，ND：178-R.

[122] RSHA，Einsatzbefehl Nr.8，July 17，1941，in Jacobsen，“Kommissarbefehl，” doc.24，pp.512-16.

[123] Quote in RSHA，Einsatzbefehl Nr.9，July 21，1941，in Jacobsen，“Kommissarbefehl，” doc.26，pp.517-19. See also Otto，Wehrmacht，33-38.

[124] Otto，Wehrmacht，9，71；StANü，EE by P. Ohler，August 15，1947，ND：NO-4774；BArchL，B 162/16613，Bl.15-32：Vernehmung Erwin S.，October 11，1965. 一些战俘是由大巴车或卡车运送，不是火车。

[125]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71.

[126] Müller to Gestapoleitstellen et al.，November 9，1941，IMT，vol.27，42-44，ND：1165-PS.

[127] Quote in Johe，“Volk，” 339-40.其他地方的反应参见Steinbacher，Dachau，184-85。

[128] Quote in Müller to Gestapoleitstellen et al.，November 9，1941，IMT，vol.27，42-44，ND：1165-PS.

[129] Keller and Otto，“Kriegsgefangene，” 33，41；Ibel，“Kriegsgefangene，” 120；Römer，Kommissarbefehl，567.关于1942～1943年对苏联“人民委员”的进一步处决，参见LaB，B Rep.057-01，Nr.296，GStA Berlin，Abschlussvermerke，November 1，1970，142-44，224-27。

[130] 没有关于纳茨维勒处决的报告，诺因加默里的处决也极为罕见（Otto，Wehrmacht，268）。尽管据说德国土地上的战俘营中没有女囚犯被选中（Strebel，“Feindbild，” 164），却有报告称在达豪，有女囚跟男性“人民委员”一起被处决（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6）。

[131] 数字参见OdT，vol.3，64。

[132] Orth，System，124-29；Riedel，Ordnungshüter，257-58；AS，JD 21/66 T1，Vernehmung G. Sorge，August 5，1946（感谢Jörg Wassmer提供此文件）。这次会议不会早于8月初（cf. Orth），因为艾克那时还在柏林一家医院休养；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Universitätsklinik to Himmler，August 4，1941。

[133] 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Totenkopfdivision to Reichsführer SS，July 7，1941.详情参见Sydnor，Soldiers，152-66。

[134]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Himmler to Frau Eicke，March 2，1943. See also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199-200；Hördler，“Ordnung，” 111；IfZ，F 13/6，Bl.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Bl.380-81；Tuchel，Inspektion，50.

[135] Quote in AS，J D2/43，Bl.86-98：Vernehmung G. Sorge，April 26，1957，Bl.89.艾克的伤情参见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Universitätsklinik to Himmler，August 4，1941。

[136] Sorge testimony in Dicks，Licensed，102.

[137] 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21，125-26；AS，J D2/43，Bl.86-98：Vernehmung G. Sorge，April 26，1957；ibid.，JD 21/66 T1，Vernehmung G. Sorge，August 5，1946；BArchL，B 162/4627，OStA Cologne，Anklageschrift，November 18，1963，146；USHMM，RG-06.025*26，File 1558，Bl.157-75：Vernehmung G. Sorge，December 19，Bl.165.

[138] BArchL，B 162/4627，OStA Cologne，Anklageschrift，November 18，1963，158；ibid.，B 162/16613，Bl.95-104：Vernehmung G. Link，November 17，1964，Bl.101.

[139] Naujoks，Leben，266-67.

[140]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65；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33；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199；Hördler，“Ordnung，” 111-12.

[141] Otto，Wehrmacht，71；AS，JD 21/66 T1，Vernehmung G. Sorge，August 5，1946；USHMM，RG-06.025*26，File 1560，Bl.243-58：Vernehmung M. Knittler，December 20，1946，Bl.248.另见党卫队在1941年9月于萨克森豪森拍摄的战俘照片；Morsch，Mord，172-73；Naujoks，Leben，277。

[142] 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260.

[143]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65-66；Naujoks，Leben，266；USHMM，RG-06.025*26，File 1560，Bl.243-58：Vernehmung M. Knittler，December 20，1946，Bl.247-48.

[144] 此段及前一段，参见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 126-27，134；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in ibid.，vol.15，451-52；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65；BArchL，B 162/4627，OStA Cologne，Anklageschrift gegen M.，November 18，1963，151；BStU，MfS HA IX/11 ZUV 4，Bd. 24，Bl.101-105：M. Saathoff，“Erklärungen zu meiner Zeichnung，” September 6，1946；ibid.，Bl.115-25：Gegenüberstellungsprotokoll，June 21，1946；ibid.，Bl.207-30：Vernehmungsprotokoll P. Sakowski，August 3，1946。1934年清洗罗姆党派的行动中，达豪集中营党卫队也是通过放大音乐音量来盖住枪声的；Internationales Zentrum，Nazi-Bastille，100-101。

[145] BStU，RHE-West 329/1，Bl.282-88：Vernehmungsprotokoll F. Ficker，August 22，1946（感谢Kim Wünschmann帮忙检查这份文件）；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452。

[146] BStU，MfS HA IX/11 ZUV 4，Bd. 24，Bl.207-30：Vernehmungsprotokoll P. Sakowski，August 3，1946，Bl.224.

[147] USHMM，RG-06.025*26，File 1558，Bl.157-75：Vernehmung G. Sorge，December 19，Bl.167-68；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222.

[148] 关于见面，参见Orth，System，128-29。

[149] Quote in DöW，Nr.5547，Vernehmungsprotokoll F. Ziereis，May 24，1945，6. See also 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21，131；BArchL，B 162/16613，Bl.15-32：Vernehmung Erwin S.，October 11，1965，Bl.18，20；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215；Friedlander，Origins，66，224.

[150]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208.

[151] 背景参见Beer，“Gaswagen，” 407；Browning，Origins，353；Hilberg，Vernichtung，vol.2，937。

[152] Quote in DöW，Nr.5547，Vernehmungsprotokoll F. Ziereis，May 24，1945，6.McCauley，Longman，221.关于毛特豪森，参见Speckner，“Kriegsgefangenenlager，” 46。

[153] LG Kassel，Urteil，October 20，1953，JNV，vol.11，432-51；LG Waldshut，Urteil，June 13，1953，in ibid.，vol.10，746-72.据说，布痕瓦尔德的刑房从1941年8月初开始建造，跟萨克森豪森的设施是同期的（OdT，vol.3，337-38）。这不太可能。据一名消息灵通的布痕瓦尔德前囚犯所说，射脖子的装置直到1941年10月中旬才装上（Polak，Dziennik，89）。战后，一名党卫队前队员证实了布痕瓦尔德的死刑是“遵循了奥拉宁堡的系统”（JVL，DJAO，United States v. Berger，RaR，February 20，1948，10）。

[154] DA，37.144，Vernehmung J. Thora，October 20，1950；Hammermann，“Kriegsgefangene，” 96-97，102-107；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6.

[155] Otto，Wehrmacht，40-41，111-12；Hammermann，“Kriegsgefangene，” 110.

[156]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8.

[157] Siegert，“Flossenbürg，” 465-66；Otto，Wehrmacht，93-94.弗洛森比格处刑的开始，参见Stapostelle Regensburg to Stapoleitstelle Munich，January 17，1942，IMT，vol.38，449-51。

[158] Otto，Wehrmacht，93；Siegert，“Flossenbürg，” 465-66.

[159] Otto，Wehrmacht，87-90. 日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虽然几名前囚犯和历史学家认为是1941年9月3日（e.g.，Czech，Kalendarium，117），但1941年9月5日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两份接近同期的文件中有提及（Kłodziński，“Vergasung，” 271；Piper，Mass Murder，120）。

[160] Kłodziński，“Vergasung”；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174-75.

[161]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第一批被杀的苏联“人民委员”大概死于1941年8月底，党卫队在采石坑或11号营房外枪杀了这些人（Broszat，Kommandant，188，240）。认为数百名战俘早在1941年7月就抵达的说法（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15-16；Smoleń，“Kriegsgefangene，” 131）或许并不正确（Hałgas，“Arbeit，” 167；Otto，Wehrmacht，90，n.17）。

[162] 几名奥斯维辛官员曾在1941年7月底见过索嫩施泰因的毒气室；Czech，Kalendarium，105-106。

[163] Kalthoff and Werner，Händler，152，156，173；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292-93；Morsch，“Tötungen，” 260-62.

[164] Czech，Kalendarium，115-17；Broszat，Kommandant，188；IfZ，Interview with Dr. Kahr，September 19，1945，p.3，ND：NO-1948. 弗里奇的集中营党卫队生涯始于1934年的达豪；DAP，p.220。

[165] Kłodziński，“Vergasung”；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282-85；Broszat，Kommandant，188-89；Trunk，“Gase，” 37，40.

[166] Broszat，Kommandant，189-90，241.

[167] Kłodziński，“Vergasung，” 272-74，quote on 274.

[168] 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293；Piper，Mass Murder，128.

[169] 一些历史学家认定这次行动发生在1941年9月16日（Czech，Kalendarium，122），不过1941年9月13日的可能性更大（DAP，Aussage Lebedev，October 1，1964，19870）。

[170]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89. See also ibid.，241；DAP，12705-07.

[171] Otto，Wehrmacht，92；Czech，“Calendar，” 139.

[172]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90.

[173] Perz and Freund，“Tötungen，” 248-55；Maršálek，Mauthausen，198-200. 齐赖斯想要建毒气室可能是受附近哈特海姆杀戮中心的启发，而不是奥斯维辛的实验；Hördler，“Ordnung，” 119。

[174] Maršálek，Vergasungsaktionen，16-17；OdT，vol.4，323；Freund and Perz，“Tötungen，” 257-58；BArchB，R 58/871，Bl.7：Rauff letter，March 26，1942.

[175] Beer，“Entwicklung”；Morsch，“Tötungen，” 262-64；Kalthoff and Werner，Händler，188.

[176] Morsch，“Tötungen，” 264-74.

[177] Möller，“‘Zyklon B.’” 集中营党卫队也在马伊达内克（1942年夏天）、纳茨维勒（1943年4月）和施图特霍夫（1943年6月）建造了毒气室；Kranz，“Massentötungen”；Orski，“Vernichtung”；Schmaltz，“Gaskammer”。

[178] 另一个例外是马伊达内克（参见第6章）。马伊达内克也是到1945年才持续使用毒气室，不过规模小得多；Hördler，“Ordnung，” 377。

[179] Broszat，Kommandant，189-90，240-41.

[180] 一名地位较高的前囚犯估计，在1941～1942年，有5000名甚至更多苏联战俘死在奥斯维辛的毒气室里（Piper，Mass Murder，129，n.405）。这个数字可能包括了最初被带到奥斯维辛从事强制劳动的苏联战俘（见下文）。经盖世太保筛选，苏联战俘里被处决的“人民委员”更可能是在2000人左右（Otto，Wehrmacht，268）。

[181] 仅在达豪集中营，据说每次大规模枪决就有40名党卫队队员参加；Affidavit J. Jarolin，n.d.（c. autumn 1945），in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22-25。

[182] Hördler，“Ordnung，” 125.

[183] 关于舒伯特，参见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452。

[184] Affidavit J. Jarolin，n.d.（c. autumn 1945），in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23；Musial，“Konterrevolutionäre，” 200-209；BArchL，B 162/16613，Bl.15-32：Vernehmung Erwin S.，October 11，1965，Bl.20；ibid.，Nr.4627，OStA Cologne，Anklageschrift，November 18，1963，146；Neitzel and Welzer，Soldaten，135-36.关于对党卫队行刑者的赞扬，参见IfZ，Himmler，Durchführungsbestimmungen für Exekutionen，January 6，1943，ND：NO-4631。

[185] 背景参见G. Sorge testimony in Dicks，Licensed，103。

[186] Quote in Gruner，Verurteilt，90. See also JVL，DJAO，United States v. Berger，RaR，February 20，1948，14；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3；Neitzel and Welzer，Soldaten，14-15，101.

[187] Quote in DA，37 144，Vernehmung J. Thora，October 20，1950.

[188] 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21，127-28；JVL，DJAO，United States v. A. Berger，RaR，February 20，1948，8-11；Riedle，Angehörigen，241（n.355）. 战俘营里的传染病，参见Gerlach，Krieg，34-35，49。

[189] Naujoks，Leben，273-74；Major Meinel to Kommandeur der Kriegsgefangenen im Wehrkreis VII，January 12，1942，IMT，vol.38，439-40，ND：178-R；Siegert，“Flossenbürg，” 465；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8；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21，143；LG Kassel，Urteil，October 20，1953，JNV，vol.11，443-44；BArchL，B 162/4627，OStA Cologne，Anklageschrift，November 18，1963，160.关于特别部队，参见Klee et al.，“Schöne Zeiten，” 64-70。

[190] Quotes in 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453；BArchL，B 162/16613，Bl.15-32：Vernehmung Erwin S.，October 11，1965，Bl.21. See also LG Kassel，Urteil，October 20，1953，JNV，vol.11，443；Naujoks，Leben，274；Kühne，Kameradschaft，272-73.

[191] 例子参见Riedle，Angehörigen，239-40。

[192] 党卫队队员不参与执行死刑（虽然不一定是在14f14行动的背景下），参见Langbein，Menschen，326-27。

[193] StAMü，StA Nr.28791/3，Bl.114：Vernehmung K. Minderlein，July 25，1949；Hammermann，“Kriegsgefangene，” 107-108.

[194] IfZ，Himmler，Durchführungsbestimmungen für Exekutionen，January 6，1943，ND：NO-4631.

[195] Quotes in BArchL，B 162/16613，Bl.15-32：Vernehmung Erwin S.，October 11，1965，Bl.16；Vernehmung F. Ficker，August 22，1946，in Orth，SS，174. See also Hördler，“Ordnung，” 125-26.

[196] Quote in BStU，MfS HA IX/11 ZUV 4，Bd. 24，Bl.207-30：Vernehmungsprotokoll P. Sakowski，August 3，1946，Bl.223. See also BArchL，B 162/4627，OStA Cologne，Anklageschrift，November 18，1963，152.

[197]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28；BArchL，B 162/16613，Bl.15-32：Vernehmung Erwin S.，October 11，1965，Bl.21.

[198] AS，J D2/43，Bl.146-54：Vernehmung G. Sorge，May 6，1957，Bl.153；BArchB，NS 4/Na 9，Bl.78：KB Nr.3/41，May 26，1941.

[199] 大屠杀期间的酒精和杀戮，参见Browning，Männer，103，122。

[200] Quote in Riedle，Angehörigen，241.

[201] Quote in BArchB，NS 4/Gr 3，Bl.35：Liebehenschel to LK，November 14，1941. See also Orth，SS，175-76. 希姆莱在1941年11月14日跟至交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讨论了军事勋章（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260），同一天，利布兴切尔就给集中营指挥官们发了电报。

[202] Riedel，Ordnungshüter，273-75；Morsch，Mord，179；Hammermann，“Kriegsgefangene，” 109-10；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222.

[203] Riedle，Angehörigen，241.

[204]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7；DaA，6170，A. Carl to H. Schwarz，December 3，1967.

[205] Quote in Morsch，Mord，175.

[206] 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quote on 35；Naujoks，Leben，274-75.

[207] 对第三帝国最好的编史分析是Kershaw的Dictatorship。

[208] Jäckel，Weltanschauung，29-54；Kershaw，Nemesis，775-76.

[209] Schulte，Zwangsarbeit，260-61，quote on 261.

[210] Quote in Picker，Tischgespräche，93. See also ibid.，94-95；Jochmann，Monologe，63，90.

[211] H. Johst，Ruf des Reiches-Echo des Volkes（Munich，1940），translated in Van Pelt，“Site，” 101-103. See also Longerich，Himmler，33-65；Düsterberg，Johst.

[212] Erlaβ zur Festigung deutschen Volkstums，October 7，1939，IMT，vol.26，255-57，ND：686-PS.

[213] Aly，“Endlösung，” 29-203；Aly and Heim，Vordenker，125-256.

[214] Schulte，Zwangsarbeit，261.

[215]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179.

[216] 背景参见Aly and Heim，Vordenker，394-440；Roth，“‘Generalplan Ost’”；Madajczyk，Generalplan Ost。

[217] Schulte，Zwangsarbeit，296-99，311，345；Allen，Business，158，176.

[218] Quotes in BArchB，NS 19/2065，Bl.8-9：Himmler to Pohl，January 31，1942. See also ibid.，Pohl to Himmler，（mid）December 1941；ibid.，Bl.20-32：Kammler，Aufstellung von SS Baubrigaden，February 10，1942；ibid.，Bl.36-37：Himmler to Pohl，March 23，1942.

[219] BArchB，NS 19/2065，Bl.8-9：Himmler to Pohl，January 31，1942.

[220] Maršálek，Mauthausen，189.

[221] BArchB，NS 4/Na 103，Bl.147-49：Glücks to LK，September 29，1941.详情参见Allen，Business，117-22；Schulte，Zwangsarbeit，381-84。集中营劳务长依然是微不足道的人物，即便他们如今向当地指挥官和IKL直接汇报。See BArchB，NS 4/Na 103，Bl.140-42：Burböck to SlF E，November 28，1941；Schulte，Zwangsarbeit，385-86.

[222] IfZ，Himmler to Pohl et al.，December 5，1941，ND：NO-385. See also BArchB，NS 19/2065，Bl.8-9：Himmler to Pohl，January 31，1942.

[223] IfZ，Dienstanweisung für SlF E，November 7，1941，ND：3685-PS，underlined in the original. See also BArchB，NS 4/Na 103，Bl.26：WVHA to LK，April 14，1942.

[224] 早在战前，希姆莱就设想过集中营党卫队有拘留战俘的权力；Himmler to Hess，July 23，1938，in IfZ，Akten，vol.3，230。

[225] Streit，Kameraden，192-95；Herbert，Fremdarbeiter，132-40；Keller，Kriegsgefangene，158-72；Gruchmann，Krieg，120.

[226] Keller and Otto，“Kriegsgefangene，” 23

[227]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208-10.希姆莱与波尔在1941年9月15日就“囚犯”的对话并没有记录在他的正式日记里，参见BArchB，Film 3570。

[228]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215；IKL to LK Flossenbürg，September 15，1941，in Tuchel，Inspektion，73.

[229] Streit，Kameraden，220-21.德军最高统帅部起初在9月25日下令，划拨多达10万战俘用于卢布林附近的一个项目。

[230] Otto，Wehrmacht，187-88，quote on 188；Hördler，“Ordnung，” 113；Schulte，“Kriegsgefangenen-Arbeitslager，” 82-83；USHMM，RG-11.001M.03，reel 19，502-1-13，Kammler，Bericht des Amtes II，December 1941，p.4；IKL to LK Flossenbürg，September 15，1941，in Tuchel，Inspektion，73（其他集中营一定也接到了类似的信息）。

[231] 起初，虽然马伊达内克隶属于IKL且属于集中营体系，但它被称作战俘营；1943年2月16日，它被正式指定为集中营。See Kranz，“KL Lublin，” 363-69；Kranz，“Konzentrationslager，” 237-39；OdT，vol.7，33-36，39；Schulte，Zwangsarbeit，332-36；White，“Majdanek”；IfZ，Himmler Vermerk，n.d.，ND：NO-3031.关于卢布林的党卫队经济，参见Kaienburg，Wirtschaft，529-63。Frank quote in Präg and Jacobmeyer，Diensttagebuch，219.

[232] 规划的利益区是用于保护党卫队，给他们提供耕作和垂钓的地方。有关上文内容，参见Steinbacher，“Musterstadt，” 238-39；Schulte，Zwangsarbeit，336-38；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 70-74，80-81；USHMM，RG-11.001M.76，reel 421，folder 156，Erläuterungsbericht zum Vorentwurf，October 30，1941，p.6；ibid.，Vorgang für die Erstellung eines Kriegsgefangenenlagers，October 9，1941，pp.1-2。很多历史学家争论说希姆莱早在1941年3月1日便下令建造比克瑙集中营。但Steinbacher和Schulte拿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是1941年9月才下的命令。

[233] Michael Thad Allen认为，新的奥斯维辛火葬场（1941年10月开始施工，后来成为比克瑙Ⅱ号火葬场）从最开始设计时就包括毒气室，他将这个决定与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联系在一起（Allen，“Devil”；idem，“Not Just a ‘Dating Game，’” 186-87）。这和Robert Jan van Pelt的研究相冲突，后者争论说直到1942年，Ⅱ号火葬场才改造出毒气室（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269-71，321-24）。然而，即便Allen的论点被证实是正确的，这也不意味着党卫队（在1941年秋天）打算用毒气室处决欧洲犹太人（Schulte，“Auschwitz，” 571）。

[234] Schulte，Zwangsarbeit，338-39，362；Steinbacher，“Musterstadt”；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Wegner，Soldaten，46，62.

[235] 格吕克斯在1942年1月7日把施图特霍夫称为集中营，但一个月后才正式生效。See Orski，“Organisation”；Kaienburg，Wirtschaft，516-22；OdT，vol.6，477-80；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271（n.84）.关于1940年的讨论，参见IfZ，Fa 183，Bl.53-55：IKL to Himmler，January 30，1940；BArchB，NS 19/1919，Bl.25-27：IKL to Himmler，February 21，1940；ibid.，NS 19/3796，Bl.2：IKL to Himmler，April 30，1940。施图特霍夫首次被否决纳入集中营可能和在前波兰土地奥斯维辛上建立一座新营有关。

[236] Kaienburg，Wirtschaft，519-23；OdT，vol.6，479，483-85；IfZ，Maurer，Besichtigung von Stutthof，December 11，1941，ND：NO-2147.

[237] 1942年1月6日，奥斯维辛有9884名囚犯，不算苏联战俘；Schulte，“London，” 222。

[238] Quotes in DAP，Vernehmung N. Wassiljew，October 23，1964，22443-44；瓦西尔尤是以Iwanow这个名字登记的（ibid.，22437-38）。See also ibid.，Vernehmung A. Pogoschew，October 23，1964，22641-47；ibid.，Vernehmung P. Stjenkin，October 29，1964，23066；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19；Czech，Kalendarium，126.

[239] Quotes in DAP，Vernehmung N. Wassiljew，October 23，1964，22446，22533. See also 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18-20；Halgas，“Arbeit，” 167-69；Kielar，Anus Mundi，101-103.详情参见Smoleń，“Kriegsgefangene”；Strzelecka，“Quarantine”。

[240] Figures in Czech，Kalendarium，126-34；Schulte，“London，” table 7，p.222.

[241] Otto，Wehrmacht，188-89；Keller and Otto，“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 25-27；Kranz，“Erfassung，” 242（n.67）. 显然，没有囚犯被遣送至下哈根、纳茨维勒或拉文斯布吕克，这些也都没列入IKL的关键通信（e.g.，BArchB，NS 4/Gr 2，Bl.6-7：IKL to LK，October 23，1941）。

[242] Quotes in NARA，RG 549，000-50-9，Box 440A，statement B. Lebedev，April 22，1945（列别杰夫记下了他抵达的日期，1941年10月19日）。See also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82；Otto，Wehrmacht，189.

[243] Sprenger，Groβ-Rosen，190-92；Streim，Behandlung，116.是因为营房还没准备好，还是衣服没完成消毒，所以囚犯被关在室外，这一点尚未可知。

[244] Mailänder Koslov，Gewalt，230-31.

[245] Quote in Świebocki，Resistance，346. See also Halgas，“Arbeit，” 170-71；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23-25；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272.

[246] Ibel，“Kriegsgefangene，” 132-33.

[247] Sprenger，Groβ-Rosen，190-94，quote on 194；Keller and Otto，“Kriegsgefangene，” 25.

[248] DAP，Vernehmung N. Wassiljew，October 23，1964，22412-14，quote on 22415；Halgas，“Arbeit，” 168，171.

[249]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59. See also USHMM，RG-06.025*26，File 1558，Bl.157-75：Vernehmung G. Sorge，December 19，1946，Bl.167；Halgas，“Arbeit，” 169；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21，126；Vernehmung A. Joseph，December 1，1958，in Van Dam and Giordano，KZ-Verbrechen，210.

[250] 一个例子，参见BArchB，NS 4/Fl 388，Bl.54：Lagerarzt to Kommandantur，February 15，1942。

[251] Marszałek，Majdanek，123.

[252] 希姆莱的观点，参见Süβ，“Volkskörper，” 229（n.72）。

[253] DAP，Vernehmung N. Wassiljew，October 23，1964，22416，22457-58，22465-67，22489-91，22501.

[254] OdT，vol.4，322；ibid.，vol.7，51；Mailänder Koslov，Gewalt，298-99.

[255] 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21-22，quote on 22；Smoleń，“Kriegsgefangene，” 142-45；Otto，Wehrmacht，193-95.

[256] BArchB，NS 3/425，Bl.45-46：IKL to LK，November 15，1941；Hammermann，“Kriegsgefangene，” 99.

[257] 犹太人被杀，参见Longerich，Holocaust，314-15，429。

[258] 1942年1月16日，马伊达内克关押了112名苏联战俘；Schulte，“London，” table 10，p.224。

[259]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57. 截至1942年1月6日，奥斯维辛关押了2095名苏联战俘（Schulte，“London，” table 7，p.222），意味着1941年10月抵达的囚犯里至少有7900人死亡。其他数字，参见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33，35。

[260]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75.

[261] Sprenger，Groβ-Rosen，194.

[262] Iwaszko，“Reasons，” 22-23；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20；Hałgas，“Arbeit，” 169. 德国囚犯（除了犹太人）一般不会被刺青；参见Strzelecka，“Women，” 182，以及其他一些例外。1938年11月种族清洗后的几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在胳膊上被烙上了囚号；NCC，doc.247；Stein，Juden，45。

[263] Bischoff quote in 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177. See also Piper，Mass Murder，128；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26；Hałgas，“Arbeit，” 172.

[264] Quote in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81.

[265] RSHA to KL，October 11，1941，cited in Otto，Wehrmacht，199，underlined in the original.

[266] Himmler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29，121-22，ND：1919-PS；Mailänder Koslov，Gewalt，230-31.

[267] Quote in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95.关于克尼特勒的罪行，参见USHMM，RG-06.025*26，File 1560，Bl.243-58：Vernehmung M. Knittler，December 20，1946，Bl.252-53。

[268] 集中营党卫队的这种认知，参见Broszat，Kommandant，159。

[269] BArchB，NS 4/Gr 2，Bl.6-7：IKL to LK，October 23，1941；ibid.，NS 4/Fl 389，Bl.11：IKL to SlF E，November 29，1941；ibid.，NS 4/Na 103，Bl.126：IKL to SlF E，October 27，1941.

[270] IKL to LK Flossenbürg，September 15，1941，in Tuchel，Inspektion，73.

[271] Quote in Himmler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29，123. See also 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262-68；Streit，Kameraden，197.

[272] 显然，1941年深秋便已经计划将更多的苏联战俘送去集中营；Keller and Otto，“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 26-27。

[273] Streit，Kameraden，191-208；Keller，Kriegsgefangene，215-17，322-23；Gerlach，Krieg，42-43，52-53；Herbert，Fremdarbeiter，137-43.

[274] USHMM，RG-11.001M.76，reel 421，folder 156，Kammler to Himmler，December 19，1941.

[275] BArchB（ehem. BDC），SSO，Koch，Karl，2.8.1897，Koch to SS und Polizeigericht VI Krakow，August 2，1942.

[276] Kranz，“KL Lublin，” 369；Kaienburg，Wirtschaft，536-37.

[277] Quote in “Bericht von Rudolf Vrba，” 200. See also 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25-26；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 86.

[278] Figures in Schulte，“Kriegsgefangenen-Arbeitslager，” 89；idem，“London，” 220-24；Sprenger，Groβ-Rosen，194；OdT，vol.3，35；Kaienburg，“Vernichtung，” 156. 现有数据显示，1942年春天集中营内有5000～6000名苏联战俘。这些人并不全是1941年10月遣送批次中的幸存者，其中也有一些“人民委员”暂时幸免于难。

[279] DAP，Vernehmung N. Wassiljew，October 23，1964，22564-66.

[280] 1942年初的其他9座主要集中营是布痕瓦尔德、达豪、弗洛森比格、格罗斯-罗森、毛特豪森、诺因加默、下哈根、拉文斯布吕克和萨克森豪森。

[281] OdT，vol.3，29；Pingel，Häftlinge，301（n.174）.

第6章 大屠杀

1942年7月17日下午，刚过3点，一架飞机载着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及其随员降落在卡托维兹机场。在机场列队等待的是一群党卫队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他这几天一直为迎接希姆莱的到访紧锣密鼓地做准备。霍斯陪同着党卫队全国领袖和其他要员一路向南，前往奥斯维辛，营内的官员食堂已经为迎接希姆莱准备好了热腾腾的咖啡。[1]自1941年春天希姆莱初次到访后，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营区。党卫队极大地扩展了他们在当地的利益区。主营区也有了很大变化，多了一个可以关押几千名女囚犯的临时区，这些女囚之后会被送到比克瑙的新营区。另一个变化则是附近的法本公司新建起了一座卫星营——莫诺维茨（Monowitz）。最重要的是，比克瑙刚刚成为一座系统性灭绝欧洲犹太人的集中营。

在为期两天的访问中，希姆莱综合考察了奥斯维辛营区。他重点视察了多种多样的企业，既有农业的也有工业的。希姆莱接受过专业的农学教育，此次他专门留出时间跟当地党卫队的农场负责人约阿希姆·凯撒（Joachim Cäsar）探讨有关农业的想法；他还去参观了农业项目，在牛棚前停下了脚步，让一名囚犯给他倒了一杯牛奶。[2]希姆莱还视察了法本公司的施工现场。虽然他对现代化的建筑理念印象深刻，但他更关心何时才能启动合成燃料和橡胶的生产。他已经急不可耐，再一次敦促企业加快进度。[3]在主营内，希姆莱巡视了过度拥挤的女子营区，并观看了一名女囚接受体罚被鞭打的场景。[4]他站的地方离集中营火葬场不远，1941年秋天这里发生过大规模毒气杀害苏联战俘的事情。不过到了希姆莱视察的时候，奥斯维辛的大规模杀戮中心已经从主营转移到了比克瑙的新营区。

在第一期即将竣工的比克瑙囚犯区外，几座矗立着的其貌不扬的农舍——在几百码开外，隐藏在树林中——新近被改造为毒气室。据鲁道夫·霍斯说，希姆莱在这里近距离观察了一批新来的犹太囚犯的死亡过程：“在灭绝过程中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5]党卫队领导是冷静的观察者，就像一年前他在明斯克附近处决大批犹太男女时一样。[6]

但希姆莱并没有沉默太久。1942年7月17日晚上，他和奥斯维辛党卫队的领导层一道参加了节日晚宴——所有人都身着制服，聊着彼此的工作和家庭。之后，希姆莱与霍斯夫妇以及其他几位官员一起在纳粹大区长官位于卡托维兹附近树林中的现代化别墅里小聚，那里不仅有高尔夫球场还有游泳池，因为是非正式场合，所以希姆莱很放松。那晚他超乎寻常地开心，甚至可以说兴致高昂。虽然他避免直接提及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不过他肯定还想着杀害欧洲犹太人一事，甚至允许自己喝几杯红葡萄酒、抽一支烟来庆贺。“我从没见过他这样！”鲁道夫·霍斯回忆说。[7]第二天早晨，希姆莱回到奥斯维辛，在临走前特意拜访了霍斯一家。他在霍斯家别墅做客时展现了自己最和蔼可亲的一面，还与霍斯的孩子合影留念，孩子们亲热地称呼他为“海尼叔叔”（后来，霍斯自豪地把这些照片摆在家里）。[8]或许他认为此种文质彬彬的姿态对于奥斯维辛这样的地方尤为重要，在那里他的部下每天都会参与攻击、掠夺和大规模屠戮。

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奥斯维辛之旅恰逢第三帝国的重大发展。从1942年春季起，希姆莱一直敦促将集中营内的强制劳动力翻倍，反映出纳粹的新重点。随着对苏快攻的失败以及美国加入战局，德国政府面临着一场持久战，急需扩大军工生产。从希姆莱个人来说，他在1942年3月初便决定让整个集中营系统——之前只是松散地纳入了党卫队的组织框架——成为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WVHA）的一部分，同时集中营督察组成为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D处。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是党卫队新成立的组织和经济中心，由一心一意抓经济的奥斯瓦尔德·波尔领导，他如今已经升入了党卫队的顶层梯队。[9]

但是当海因里希·希姆莱1942年7月到奥斯维辛视察时，他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是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而不是党卫队经济。欧洲犹太人的清除工作在1942年夏天进一步升级，身为集中营大师的希姆莱也负责监督此项工作。他在去奥斯维辛前曾与希特勒碰面，随后加速推动了种族屠杀的实施。视察结束后，他紧接着飞往卢布林，策划在总督府的三大新死亡营——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消灭波兰犹太人的方案。他在7月19日参观了索比堡，当晚从卢布林下发指令，要求“立刻重新安置总督府的所有犹太人口”；除了从几个犹太人聚居区和集中营挑选出来的劳动力之外，其余的本地犹太人到年底之前必须被清除。[10]

因此，希姆莱1942年7月的奥斯维辛之行正值重要的时刻。与之前相比，劳动力越来越重要，纳粹在整个欧洲驱逐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也开始进行。希姆莱的视察还涉及两个方面，奥斯维辛既是党卫队发展经济的重点，也是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实施中心。希姆莱在1942年7月18日离开了奥斯维辛，走之前他让霍斯继续加大对囚犯的经济剥削以及毒气处决，因为被驱逐出境的人数每个月都在增多。在会面结束时，希姆莱主动将霍斯提拔为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以此显示出奥斯维辛对纳粹计划的重要性。[11]但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怎样从最开始就成为这些计划的一部分的呢？它和集中营体系在大屠杀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

奥斯维辛集中营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屠杀的象征。纳粹在这里屠戮了将近一百万犹太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纳粹只在奥斯维辛有序地消灭欧洲大陆各地的犹太人，把来自匈牙利、波兰、法国、荷兰、希腊、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克罗地亚、意大利和挪威的犹太人推向死亡。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奥斯维辛如此致命是因为它比其他死亡营存在的时间更久。1944年春末，当总督府的三个死亡营再次被长期关停时，奥斯维辛才刚刚开始冲击屠戮的高峰。1945年1月，当苏联军队最终解放这里的时候，许多屠杀设备仍然在运行，而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早就小心地隐藏了大屠杀的痕迹。这也是在所有死亡营中我们最了解奥斯维辛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丰富的证词。数万名奥斯维辛的囚犯在战后幸存下来，许多人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相比之下，其他死亡营鲜有活口，因为它们本就是为了杀人而建的。只有三名幸存者提供了有关贝乌热茨的证言。[12]

世人对大屠杀的印象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名字如此突出，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座集中营并不是为了消灭犹太人而建。这也并不是它存在的唯一原因。与总督府下属的目的单一的死亡营相比，奥斯维辛一直都是肩负多项任务的集中营。[13]而且，它参与种族屠杀的时间非常靠后。一些人认为奥斯维辛从一开始就是死亡的代名词，但其实早在1941年的时候，它还没有成为一个针对欧洲犹太人的死亡营。[14]直到1942年，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才逐渐显现，从当年夏天起，它才开始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

波兰总督府的死亡营

大屠杀的开端历时漫长且复杂。历史学家曾认为希特勒在某时某刻突然做出的一个决定导致了大屠杀的发生，但这种说法早就被推翻了。后来，人们普遍认为大屠杀是持续杀戮的高潮，来自上层和下层越来越多的激进提议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从越来越致命的犹太“居留地”计划转为立即清除，其间经历了几次关键的激进时期。德国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军队大规模射杀犹太人逐渐升级为更大范围的种族清洗，每天都有妇孺和老人倒在血泊之中。到了1941年底，在纳粹新占领的东部领土内大约有60万犹太人被杀。

彼时，纳粹政府已经开始清洗欧洲所有的犹太人。随着希特勒下令将所有犹太人迁出帝国，第一批从德国到东方的大规模流放于1941年秋季按计划展开。尽管大多数受害者并没有在抵达流放地时被立即处死，但显然也不会活太久。与此同时，对犹太人的屠杀从苏联扩展到了塞尔维亚和波兰部分地区。而且在德占波兰和苏联地区，针对东欧犹太人，特别是那些被判定为“无工作能力”者的数个地方性毒气工厂也已经规划完毕。在波兰西部、被德国吞并的瓦尔特高地区（Warthegau），切姆诺（Chelmno）是第一个建立的灭绝营，1941年12月8日投入使用。在4个月的时间里，5万多人死在了毒气车里，其中大多数是来自罗兹（Lodz，距离该营大约40英里）犹太人聚居区的波兰犹太人。继续往东走，1941年11月初在波兰总督府的贝乌热茨，第一座常设灭绝营开始动工，随后在索比堡（同样位于卢布林）的第二座灭绝营也于1942年2月竣工。

种族灭绝计划也就在这期间最终形成。自1942年3月末起，从西欧和中欧而来的遣送趋势逐渐蔓延，第一批被选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犹太人被送往德占波兰。党卫队管理层从1942年7月开始准备更全面的方案，以迎接整个欧洲的犹太人。纳粹在东欧的杀戮也愈演愈烈。在被德国占领的苏联地区，清理犹太人聚居区的行动和大屠杀越来越频繁，在德占波兰更是如此，越来越多的地区沦为人间地狱。行凶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清空了一个又一个聚居区。据纳粹的数据显示，截至1942年底，曾居住在波兰总督府的200万犹太人中只有30万人活了下来。[15]

1942年在波兰总督府殒命的犹太人大部分死在三个新死亡营中。贝乌热茨的大规模种族灭绝行动始于3月，索比堡则始于5月初；大概在同一时期，位于总督府北部华沙地区的第三座死亡营特雷布林卡开始动工，于7月下旬投入使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屠杀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人口。[16]在历史文献中，针对波兰总督府犹太人的大规模种族清洗被称为“赖因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而这三座死亡营则是“赖因哈德集中营”，这样的称呼是为了纪念赖因哈德·海德里希（1942年夏天被暗杀）。[17]然而这是误导。纳粹官方并没有把赖因哈德行动的代号局限于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死亡营，还用于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这两座集中营同时被作为死亡营投入使用）对犹太人的清洗和掠夺财产的行动。[18]不过，尽管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波兰总督府的三座新死亡营却独立于奥斯维辛以及马伊达内克（还有集中营体系的其他部分）。为了体现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特殊性，我们在这里以卢布林地区党卫队和警察统领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的名字命名它们为“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

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是希姆莱最恭顺的追随者，也是凶残的刽子手，他年轻时就成了狂热的纳粹暴力分子，或许在参与奥地利非法纳粹运动时便已初试牛刀。德奥合并后，他曾短暂担任过维也纳大区长官，陷入了涉嫌贪污腐败的泥潭。但是跟许多“老战士”一样，希姆莱给了他第二次机会，格洛博奇尼克也十分积极。他在1939年末被调到卢布林后，很快就成了极端反犹政策的领军人物。从1941年秋季起，他开始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内大规模清洗犹太人，随后又将范围拓展到整个总督府。希姆莱结束了奥斯维辛的视察工作后，“格洛博斯”（Globus，意为全球）——这是希姆莱对他的戏称——在1942年7月欣然遵从主人的命令，负责监督即将在总督府展开的犹太人清洗行动。“党卫队领袖之前就在这里，给我们指派了许多新任务，”他滔滔不绝地说，“我对他充满感激，他尽可以放心，他想要实现的愿望很快就将成为现实。”据鲁道夫·霍斯回忆，格洛博奇尼克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想要将更多的犹太人遣送到他的死亡营中：“他永远都嫌不够。”[19]

1942年下半年，在总督府一直以来严密的军事把控下，纳粹大屠杀拉开帷幕。一趟又一趟列车将数十万犹太人送进格洛博奇尼克的死亡营。很少有人能活过几个小时；一旦犹太人被塞进毒气室，强大的发动机就开始启动，将一氧化碳注入房间。遣送的协调工作由格洛博奇尼克的卢布林办公室负责。同时，死亡营配备的是参加过“安乐死”计划的经验丰富的杀手。1941年秋天起，120多名T-4老成员——大多数都在30岁上下——被调到总督府创建并运营新的死亡营。领头的是克里斯蒂安·维尔特（Christian Wirth），他曾是一名警官，在“安乐死”行动期间成了解决问题的骨干。现在他以本地T-4代表和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督察官的身份，充分发挥自己的残忍本领，因此人送绰号“狂野的克里斯蒂安”。从1942年夏天起，随着纳粹大屠杀进度加快，他负责监督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重大整改工作，包括扩建杀戮设备以确保种族屠杀顺利进行。[20]与此同时，西边的奥斯维辛也在追求同样的目标。当地的党卫队也努力改善和扩大处决机器。

“犹太人进集中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集中营在纳粹反犹政策中的地位并不起眼；当时主要的执行处是犹太人聚居区和强制劳动营，然后又转为致命的居留地。相比之下，集中营则处于边缘位置。甚至在第三帝国开始有序地消灭欧洲犹太人后，也没有迹象表明集中营不久后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集中营的外围地位从囚犯数量上就可以体现出来：1942年初，营内囚犯总人数有8万人，其中犹太囚犯还不到5000人。[21]

1942年1月20日，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在柏林郊外的万湖（Wannsee）召开。午餐时，一群高层纳粹党员和国家官员聚在一起，探讨在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全面管理下整合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事宜。会议由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主持，他设定了大方向。有些方面仍然没有定论，但总体目标已经明确：欧洲犹太人将被集中到德国占领的东部地区处决，或是直接杀掉，或是用其他方法将他们逼死。“劳动灭绝”的想法算是比较重要的方案之一。按照海德里希在万湖的指示——据帝国中央安全局负责运输西欧和中欧犹太人的司务员阿道夫·艾希曼总结——大批劳动力将被送到东方卖苦力、修建公路，“这必然会自然地消耗掉大部分人”。[22]尽管具体细节仍然模糊不清，但在这些种族屠杀方案中显然没有集中营的位置，它既不是灭绝中心也不是致命劳动的中心。集中营并没有被提上万湖会议的日程，集中营系统也没有代表受邀参会。

然而，党卫队领导人在万湖会议期间改变了原本的基调。或许因为众人最终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永远不可能实现在东方安置苏联战俘的宏伟计划；很少有战俘能活到被送进集中营的那一天，大多数早就已经死了。[23]党卫队如今正在寻找替代品，且很快就找到了：犹太人可以顶替苏联士兵，成为大规模安置的对象。1942年1月26日，就在万湖会议闭幕后六天，希姆莱给格吕克斯发了一封电报，概述了未来发展方向的改变。由于近期内不会有更多的苏联战俘，希姆莱解释说，因此他决定将大批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集中营要接收10万犹太男人和5万犹太女人。”[24]

纳粹政府顶层领导人大力推动用犹太人替代苏联战俘的方案。1月25日，就在希姆莱给格吕克斯发电报的前一天，他跟奥斯瓦尔德·波尔还探讨过犹太劳动力的用途。很快，希姆莱就将自己的方案提交给元首指挥部。在午餐时，希特勒激情澎湃地阐述了将犹太人清除出欧洲大陆的必要性：“如果（犹太人）在过程中出了问题，我无能为力。我只看重一件事：如果他们不主动离开的话，就要被彻底消灭。我为什么要对犹太人另眼相待呢，他们跟俄罗斯囚犯本就是一样的。”这次会餐后不久，希姆莱就将海德里希也拉下了水，在布拉格给他打了个电话。希姆莱的工作日志中对此次通话的记录是：“犹太人进集中营。”[25]

希姆莱的新方案完全出乎党卫队集中营督察官格吕克斯和下属们的意料。在最近几周，集中营督察组已经制订了一套剥削部分犹太囚犯的方案，相对来说保守了许多。当马伊达内克的宏伟计划显然无法在苏联战俘身上实现后，集中营督察组于1942年1月19日向其他集中营下令，让其将“适合工作”的犹太囚犯送到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然而就在一周后，希姆莱突然传来消息说大批犹太人正从其他地方被送往集中营，将之前的方案全盘推翻。位于奥拉宁堡的集中营督察组管理层迅速舍弃了从其他集中营向马伊达内克小规模输送犹太囚犯的打算，开始将全部精力放在集中营系统的筹备工作上，以便接纳从外界而来的大批犹太人。[26]

不过，希姆莱宣布将15万犹太囚犯立刻送入集中营的做法确实操之过急了。他的野心再次超出了党卫队的能力范围，两个月后第一批遣送才开始。这一次，党卫队做出了几个关键的决策，其中一个涉及遇害人群。最初，希姆莱锁定了德国犹太人，想把他们迅速关进集中营，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27]党卫队转而将注意力放在了另外两个国家——斯洛伐克和法国——“适合工作”的犹太人身上。[28]同时，集中营督察组确定了这些即将到来的大批遣送人口的最终目的地——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集中营。[29]这个决定完全在意料之中。两座集中营都曾被指定关押大批苏联战俘；而犹太人将代替他们成为强制劳动力，按照这个逻辑，党卫队认为犹太人也应该被关到这两座集中营。在实际操作中，奥斯维辛成了被遣送的西欧和中欧犹太人的首要目的地，因为它的距离更近，交通更便捷，基础设施更完备。

奥斯维辛的新功能促使党卫队领导在1942年2月做出了两个重大的决定。第一，决定在比克瑙建造一个大焚尸炉，能够在24小时内处理800具尸体。新建大焚尸炉的方案早就存在。1941年秋天，党卫队规划者们准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区建立多个容纳苏联战俘的新营时，就决定在主营区建立一个大容量的焚尸炉，以应对预期中飙升的囚犯死亡人数。1942年2月27日，经过本地调研后，党卫队建设办主任汉斯·卡姆勒最终将焚尸炉的选址定在了比克瑙。[30]很快，大批的犹太囚犯将抵达比克瑙，所有人最后都会“被劳动灭绝”，难逃一死。卡姆勒肯定会想，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将尸体运回主营区呢，直接在比克瑙烧掉不就好了？

第二，奥斯维辛准备接纳大批的女囚，这也是希姆莱流放计划的一部分。在女子监禁方面，希姆莱向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专家请教。他于1942年3月3日参观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第二天向波尔简单做了说明，随即开始一通折腾。[31]1942年3月10日，集中营督察组命令两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官员前往拉文斯布吕克“学习管理女子集中营”。[32]不久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高级监督员约翰娜·朗格费尔德前往奥斯维辛监督新女子营区的建造；后来又过来了十多名拉文斯布吕克的女看守。朗格费尔德到来时，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已经着手准备女子营区了，最开始时是主营内1区到10区。根据霍斯的指示，一堵墙很快拔地而起，将女囚区和男囚区分隔开来。[33]这一切都为在战争后半段容纳越来越多的女囚做好了准备。

目的地奥斯维辛

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系统性地大规模遣送犹太人始于1942年3月末。第一辆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列车载着999名女人从斯洛伐克出发，3月26日抵达奥斯维辛；两天后，另一趟从斯洛伐克来的列车载着798名女子到达奥斯维辛。随后在3月30日，从法国来的第一批犹太人，1100多名男子被运到了集中营附近。[34]他们几天前就从法国启程，被塞到运货的车厢中，只有很少的食物和水。有几个人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死了。3月30日清晨抵达的这批人中有斯坦尼斯瓦夫·扬科夫斯基（Stanisław Jankowski）。跟其他许多从法国来的犹太人一样，31岁的木匠扬科夫斯基是波兰流亡者。他生长于奥特沃茨克（Otwock）一个贫困的家庭，在那里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1937年，他赴西班牙参加了内战。1939年初，随着共和党军的失利，他随军撤到法国边境时被捕。他在法国境内被拘禁了两年多，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后来，他想方设法从位于滨海阿热莱斯（Argelès-sur-Mer）的营地逃脱，到了巴黎。然而，他很快再次被法国警察逮捕。起初他被关在德朗西（Drancy），这是一座位于巴黎郊外专门关押犹太人的新营，绝大多数被送去奥斯维辛的法国犹太人都是从这里启程的。随后，他又沦为德国军队的“人质”，被关在贡比涅。也是在这里，1942年3月的一天，扬科夫斯基跟其他犹太囚犯一起被单独关押起来，他们被告知将远去东方从事繁重的劳动。

在奥斯维辛，扬科夫斯基和其他人在党卫队棍棒的驱赶下，五个人一排走进主营区。他们在集中营里遭到了更多的暴力虐待——他们第一次体会了党卫队所谓的“运动”——而且每日的食物供给少得可怜。很快，他们又开始行进。他们还要在骑着高头大马的党卫队看守的环绕下，以双倍的速度徒步前往比克瑙，脚上趿拉着沉重木鞋走泥地。在新营区的大门处，党卫队看守和审头正手持大棒等着他们。据扬科夫斯基回忆，有几个囚犯直接被打死，“后面的人不得不跳过他们的尸体才能跑进集中营”。随后他们全体集合，完成了在比克瑙的第一次点名。所有人筋疲力尽，又累又怕还流着血，新囚服上沾满了泥巴。这些囚服有特别的含义，都是之前被杀的苏联战俘穿过的。几天前刚到的斯洛伐克女囚穿的就是这样的囚服，这批从法国来的犹太男囚也一样。集中营党卫队或许将此举视为解决囚服短缺问题的便捷之法。但这也象征了新来者的命运：他们到奥斯维辛是为了顶替苏联战俘，所以跟前人一样，他们很快也会死。犹太囚犯在了解了苏联战俘的命运后，对这个寓意也心知肚明；甚至有传言称，比克瑙集中营里犹太人所住的营房正下方就埋了数千名士兵。[35]

1942年春，奥斯维辛距成为历史学家彼得·海斯（Peter Hayes）口中的“大屠杀首府”还有很长的一段历程。可以确定的是，这座集中营如今已经加入了逐步展开的泛欧洲灭绝计划。[36]但是，犹太囚犯的数量仍然远远落后于希姆莱在1月末宣布的目标。到了1942年6月底，在帝国中央安全局的遣送行动进行了3个月后，法国和斯洛伐克先后向奥斯维辛遣送了16批、大约1.6万名犹太人。[37]而且，这些犹太人并没有在刚抵达的时候就被处死。他们的耳朵上被做了记号，表明了苦力的身份，奥斯维辛党卫队也只给他们提供最少量的供给。集中营督察组管理层希望能够避免犹太人重蹈苏联战俘急速死亡的覆辙；就在几个月前，阿图尔·利布兴切尔还提醒奥斯维辛的指挥官们说，“要尽一切可能保存犹太人的劳动能力”。[38]

然而，现实截然相反。即便奥斯维辛还没有完全成为一座死亡营，对犹太人来说已经够致命了；1942年春季和夏季新登记的犹太囚犯中，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人在8周内就已死亡。[39]帝国中央安全局有几批遣送人员几乎全军覆没；4月19日，464名犹太男子从中转营日利纳（Z ˇilina，斯洛伐克）抵达奥斯维辛，但三个月后只有17人还活着。自从斯洛伐克当局在遣送时开始以家庭为单位，死的人里就出现了未成年的男孩；年龄最小的遇害者是7岁的埃内斯特·施瓦茨（Ernest Schwarcz），他在集中营里活了不到一个月。[40]

犹太人在比克瑙忍受着恶劣的生存条件、致命的暴力虐待和榨干人精力的繁重劳动。当地党卫队认为这些有罪的犹太人应该死在比克瑙集中营里，并且在1942年春季见证了一大批死亡。营区仍在建设当中，只有寥寥几座简陋的营房完工了。所有的一切都厚厚地糊上了尘土和排泄物，连最基础的设施都没有，医疗资源和食物都严重匮乏。许多犹太人被迫去修建集中营，此外还要进行许多没有意义的劳动。从1942年5月初开始，随着清除病弱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囚犯的做法在比克瑙逐渐兴起，那些熬过了繁重劳动的囚犯最终还是会被枪杀、打死或者死于其他的折磨。[41]

相隔不到两英里的地方，同在奥斯维辛主营区的犹太女人们在1942年春天也面临着恐怖的命运。她们成了新女子营区中囚犯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规模迅速扩大。这里临时由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人负责管理（只有到了1942年7月才并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统一管理），并很快就超过了拉文斯布吕克的规模。到了1942年4月底，奥斯维辛关押了6700多名女囚，而拉文斯布吕克则有大约5800名女囚；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拉文斯布吕克就被奥斯维辛地区这座匆匆建造起来的营地赶超了——这是一个早期信号，显示了纳粹大屠杀对更广泛的党卫队集中营系统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更多的女囚被送到奥斯维辛，使这里拥挤不堪；到了1942年6月末，党卫队在原有的石头营房之间又建起了更多的木制营房。

女子营的健康状况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到处都是痢疾、肺炎和开放性伤口，斑疹伤寒也在增多，囚犯还要忍受着伤痛进行繁重的农业劳作和建筑施工。许多患病或者虚弱的女囚都被挑出来杀掉了；有的被送进了毒气室，其他人则被注射了苯酚。奥斯维辛女囚的大批死亡在集中营历史上前所未有。1942年8月，当活下来的女囚被转移到比克瑙的新营BIa时，这些从3月底开始进入主营的1.5万到1.7万女囚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已经死了。[42]

地区性杀戮中心

纳粹大屠杀开始改变奥斯维辛。集中营营区日益扩大，囚犯数量直线飙升，从1942年1月初的1.2万人达到了5月初的2.14万人，其中包括3000名女囚。[43]但奥斯维辛的变化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毕竟，大规模杀戮在此之前就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标志，特别是从1941年秋季开始，那时苏联战俘抵达此处，而比克瑙的扩建也正在规划之中。不过，在1942年春天时，奥斯维辛仍然处于大屠杀的外围。它还要历经三个重要的步骤，历时几个月才能成为大屠杀的主要参与者。第一步就是以上提到的，帝国中央安全局从1942年3月末开始向这里大规模遣送犹太人。紧接着在几周后，第二步行动就展开了。

1942年5月，奥斯维辛成为系统性屠杀西里西亚犹太人的一个地区死亡营。[44]正如切姆诺集中营会杀掉丧失劳动能力的瓦尔特高犹太人，奥斯维辛也会处决不适合工作的西里西亚犹太人。[45]奥斯维辛党卫队将纳粹最终解决方案里的两种方式贯彻到底——即时消灭或者安排囚犯进行致命的强制劳动——具体用哪种方式取决于囚犯的来处：“无劳动能力”的西里西亚犹太人刚一到达就会被处死，而其他犹太人则像普通囚犯一样进行登记，然后劳作到死。这种双管齐下的政策以前也出现过，那还是在1941年秋季奥斯维辛党卫队处理苏联战俘的时候采取的致命方案。[46]

奥斯维辛发展成为地区性杀戮中心的细节如今仍然笼罩在迷雾之中，不得而知。原始文件都已经遗失，像鲁道夫·霍斯和阿道夫·艾希曼等关键参与者在战后的证言也前后不一致，缺乏准确性。[47]已知的是艾希曼曾多次到访奥斯维辛，协调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事宜。他和“亲爱的同志以及朋友”霍斯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艾希曼欣赏霍斯的“严谨、谦逊以及模范的家庭生活”。而沉默寡言的霍斯也视艾希曼为同道中人，用非正式的“你”而不是“您”来称呼他，而且在经历了一天的工作后，比如视察集中营或者驾车到其中一个新营地，这两个负责大规模杀戮的狂热分子会结伴消遣，一起抽烟喝酒，然后第二天早上共进早餐。[48]艾希曼第一次到访奥斯维辛似乎是在1942年的春天，3月或者4月。在他的策划下，帝国中央安全局从法国和斯洛伐克遣送犹太人的行动已经开始进行，他还亲自到奥斯维辛跟指挥官霍斯商讨有关遣送的事宜以及下一步的行动。艾希曼可能告诉了霍斯，那些被挑选出来即时消灭的犹太人很快就会从上西里西亚被送过来。[49]当然，这只是他们众多会面中的一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在大批量遣送开始之前，艾希曼经常跟霍斯以及集中营党卫队高层官员见面，确定奥斯维辛的“承载能力”；“毕竟”，艾希曼在多年之后解释道，奥斯维辛党卫队需要知道“我准备送多少人类原料过来”。[50]

奥斯维辛在纳粹最终解决方案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点必定在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一把手奥斯瓦尔德·波尔的议事日程之上，当时大概是1942年4月初，他正在奥斯维辛访问，这是自他接管集中营系统以来对奥斯维辛的第一次官方视察。[51]在这个时期，波尔跟希姆莱保持着紧密的联系——4月中旬时两人频繁会面——波尔必定知道纳粹领导层的总体规划，而领导者们正在最终确定泛欧洲犹太人灭绝政策的大致轮廓。[52]

波尔从奥斯维辛离开后不久，针对西里西亚犹太人的死亡流放就开始了。1942年5月，大约有6500名不适合参加劳动的犹太人从上西里西亚的几个城镇中被挑选出来，送抵奥斯维辛。许多人都来自小镇本津（Będzin），距离奥斯维辛不过25英里。5月12日，德国警察和犹太人聚居区对小镇上拥挤不堪的犹太人区展开了大规模“行动”，这里曾是当地犹太人文化和经济生活的中心，如今却分外凄凉。第一批受害者就是在这里遭到了围捕。在接下来的一个月，还有约1.6万名犹太人从西里西亚被送到奥斯维辛，令多个片区的纳粹官员自豪地宣称“摆脱了犹太人”。[53]

小红房子

菲利普·米勒（Filip Müller）见证了大批西里西亚犹太人被杀的过程，这名年仅20岁的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2年4月13日被送进奥斯维辛，很快就被分到了一个特殊的囚犯小分队，在主营区的火葬场工作。自1941年秋天建立了毒气室以来，这个小分队的人数翻了一番。战后，米勒为1942年5月和6月抵达奥斯维辛的几批波兰犹太人作证，其中包括许多老人和妇女，还有许多带着小孩和婴儿的母亲。党卫队将囚犯们带到火葬场外的院子里，让他们脱掉衣服准备洗澡。然后，党卫队将这些犹太人关进了火葬场里没有窗户、灯光微弱的毒气室。恐慌很快在被困的囚犯中蔓延开来。党卫队看守还冲他们喊话说：“别在浴室烧坏了自己。”引擎的巨大轰鸣声本应盖过人们垂死挣扎的声音，但菲利普·米勒等紧邻火葬场的人却听到了全过程：“我们听到里面突然开始剧烈地咳嗽。然后人们开始惨叫。你还能听到孩子们的哀号，所有人都在惨叫。”过了一会儿，惨叫声逐渐减弱，最后彻底消失了。[54]

在主营区毒气室（后来被称为Ⅰ号火葬场）里上演的批量残杀继续在比克瑙的新杀人设施里展开。[55]在桦树林旁边一个隐蔽的地点，党卫队把一间空农舍改造为毒气室。这座简单改造过的小房子被称为1号地堡，或者是“小红房子”；窗户都被砖石砌上，门被加固且做了隔音隔温，墙上还钻了小孔（上面都罩了层薄片作为遮掩）以便投放齐克隆B弹丸。两个房间可以塞进数百名囚犯，房间里还有木刨花来吸收血迹和排泄物。[56]1号地堡大约在1942年5月中旬或者下旬开始投入使用，几个月后，主营区火葬场里的毒气室就销声匿迹了。[57]

党卫队杀手们认为，将大批量毒气谋杀搬到比克瑙是解决大屠杀实际问题的一个方法。在破破烂烂、过度使用的老旧火葬场展开大规模屠杀以及处理尸体越来越成问题，也给主营区引来了太多的关注；将毒气室搬到偏僻的比克瑙农舍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更加隐蔽。[58]更重要的是，比克瑙成了一座关押必死囚犯的大集中营——其中许多人正在前来的路上——在登记的囚犯中，大规模的筛选越来越普遍。从党卫队的角度来看，在比克瑙杀掉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囚犯，比将他们送回主营区的毒气室要容易得多。因此，比克瑙被指定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区内大规模清除犹太人的新中心。

“死亡工厂”

1942年6月11日，以阿道夫·艾希曼为首的几名负责大屠杀的党卫队管理者齐聚帝国中央安全局犹太人事务部位于柏林的办公室，商讨纳粹在欧洲范围内驱赶犹太人计划的细节。他们的情绪都十分低落。就在两天前，希姆莱最亲密的伙伴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按国葬级别风光大葬，他被两名在英国受训的捷克斯洛伐克特工暗杀了。纳粹领导人已经对捷克人展开了残忍报复，并认为犹太人也参与其中，同样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在6月9日为海德里希致悼词时，希姆莱告诉党卫队将军们，对犹太人展开“彻底扫荡”的时刻到了：“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圆满完成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迁移，毫无疑问；之后，再没有犹太人会迁移了。”奥斯维辛在希姆莱的构想里占了重要地位。正如艾希曼两天后在帝国中央安全局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希姆莱下令将大批的犹太男女送进奥斯维辛进行强制劳动。党卫队管理层随后敲定了细节：从1942年7月中旬开始，大约12.5万名犹太男女将乘列车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来到集中营。希姆莱还把其中大部分囚犯设想成奴隶；他下令，大批运送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应该是能够劳动的青壮年（16岁到40岁之间）。但是他也设定了例外：运送中可以包括一小部分无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十分之一左右。在艾希曼和其他党卫队领导们眼中，这些人的命运已经注定，抵达奥斯维辛之日就是他们丧命之时。[59]

为种族灭绝做准备

在希姆莱眼中，奥斯维辛已经准备好在纳粹大屠杀中发挥重要作用了。1942年初，这里曾被指定为关押犹太人的大型劳动营，如今希姆莱也将它指定为大型的死亡营。它足够偏僻，适合进行隐蔽的大屠杀；它四通八达的铁路又令它方便接收从西欧和中欧来的遣送队。[60]更重要的是，自从大批量毒气处决所谓的苏联人民委员和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后，它已具备了大屠杀所需的基本设施。奥斯维辛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地区性的灭绝营之后，它被提升为纳粹的一级死亡营。第二年，指挥官霍斯自豪地说，奥斯维辛党卫队被赋予了一项重要的新任务：“解决犹太人问题。”[61]

1942年6月，奥斯维辛的新计划引发了集中营党卫队的一阵忙碌。与此同时，经销齐克隆B的公司领导也被召去柏林，这并非巧合；不久，奥斯维辛的毒气订单就显著增多。[62]在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内，奥斯瓦尔德·波尔参与了重要的讨论，他1942年6月18日和20日均在希姆莱身侧。[63]就在几天前，他的集中营管理者里夏德·格吕克斯（如今已经是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D处的主任）曾到访奥斯维辛，跟当地的处决者当面交流。鲁道夫·霍斯在战后抱怨说格吕克斯并不喜欢听到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64]从后来看这或许是真的，因为格吕克斯越来越被边缘化，不过最初他还是亲身参与的，跟阿道夫·艾希曼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定期跟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同侪——盖世太保首长海因里希·米勒会面。[65]而且，他还向自己的新上司波尔积极表现，经常找波尔商讨大屠杀事宜。[66]

格吕克斯在1942年6月16日将近傍晚的时候抵达奥斯维辛，或许待到了第二天。他肯定谈到了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因为自打他离开后，正式登记在册的犹太囚犯的死亡率就开始急速上升。[67]格吕克斯还巡视了整座集中营。他参观的地点包括主营区的老火葬场（如今正在维修）和储存被杀囚犯衣服的库房。[68]格吕克斯特别想去比克瑙看看新的灭绝设施。1号地堡已经投入使用。同时在几百码以外，党卫队正把第二座更大一些的农舍——“小白房子”——改造成毒气室，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最近将奥斯维辛作为欧洲死亡营的决定导致的结果。2号地堡可能是在1942年6月末到7月初开始运转的。[69]

格吕克斯的奥斯维辛之行结束后一周，鲁道夫·霍斯就到访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位于柏林-里希特菲尔德（Berlin-Lichterfelde）的总部，波尔于周四晚上，也就是1942年6月25日在这里举办集中营指挥官全体会议。无疑，霍斯在动身前往德国首都时就已经想到奥斯维辛即将迎来大批量的遣送。在他6月24日离开集中营搭乘火车连夜赶往柏林之前，他的下属就给格吕克斯发了一封密电，请求在第二天上午或者下午与格吕克斯私下会谈，以便霍斯可以“与旅队长您探讨紧急重要的事情”。格吕克斯的下属很快就安排了会面，地点定在党卫队工程师汉斯·卡姆勒的办公室，后者密切参与了奥斯维辛所有重要的建筑项目。[70]我们不知道这三名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在此次会面时谋划了什么。但他们肯定谈到了奥斯维辛为迎接大批犹太人所做的准备工作，这些被遣送过来的囚犯注定要死在集中营里。

大规模遣送

按照计划，载满犹太人的列车于1942年7月开始从欧洲各地抵达奥斯维辛。在之前的几个月，只有零星几次大规模输送犹太人的情况。但如今，特别是从1942年7月中旬开始就变得更常规。每次输送在1000人左右，基本一天就可以抵达奥斯维辛；偶尔也有两趟列车同一天抵达的情况。总之，1942年7月和8月，超过6万名犹太人从法国、波兰、荷兰、比利时、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被送进奥斯维辛。[71]帝国中央安全局下决心尽快消灭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因此进一步扩大遣送规模。1942年8月28日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阿道夫·艾希曼告诉下属，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增加欧洲犹太人的遣送数量。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也从奥斯维辛被召集来参加此次会议，艾希曼的指示对他来说算是新闻（第二天，霍斯就将此事简要报告给了格吕克斯）。自1942年秋天起，从第三帝国及其占领地区的定期遣送拉开帷幕，最初从泰雷津（Terezín）和柏林开始。随后在1943年春，来自萨洛尼卡（Salonika）的遣送队伍也抵达奥斯维辛：3月份的第一批4支遣送队伍给奥斯维辛集中营送来了1万名希腊犹太人。在1943年10月，意大利背叛盟国后，德国军队拥入意大利，第一趟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列车押送着1031名犹太囚犯离开罗马前往奥斯维辛。尽管从地理上看遣送的犹太人来自欧洲各地，但是在1942～1943年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46.8万名犹太人中，波兰犹太人所占的比例依然是最大的。[72]

虽然帝国中央安全局的触角稳步延伸，但死亡列车的数量波动很大，随大屠杀的总体节奏而增减。例如在1943年7月，帝国中央安全局送进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不超过7200人。而一个月后，随着上西里西亚东部犹太人聚居区被肃清，5万名犹太人拥入集中营。[73]大多数列车都是从犹太人聚居地、中转营或者拘禁营而来。像扬科夫斯基那样，囚犯们通常从一个营地被分流到另一个，而集中营则是漫长旅程中的最后一站。欧洲有许多犹太营，有的如荷兰的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至今仍广为人知，而有的如斯洛伐克的日利纳，则长期被人遗忘。[74]这些地方并不全由德国当局管理。比如德朗西就是由法国警察看守，直到1943年夏天才由党卫队接管。[75]这些营地的条件也千差万别；虽然一般来说这里的条件都比较差，但通常并不致命。重要的是，跟党卫队集中营不同，临时营都不是由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来运营，除了荷兰的海泽根布什集中营（Herzogenbusch，菲赫特）。

海泽根布什位于北布拉班特省（Noord-Brabant），最初并不是一座党卫队集中营。1942年夏天，荷兰的党卫队以及警察高层领导汉斯·阿尔宾·劳特尔（Hanns Albin Rauter）决定建立一座专门关押犹太人的大营：“荷兰大清洗”期间，犹太人在“前往东方”之前应该被关在这里面。但在1942年12月，这处营地被归在了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之下，成了一座正式的集中营（不过劳特尔依然参与其中，结果导致跟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反复发生冲突）。这座所谓的犹太人中转营在1943年1月16日开张，“许多建筑只建起了一半”，律师阿图尔·莱曼（Arthur Lehmann）回忆说，他是一名刚过五旬的德国犹太人。这座新营很快就被填满了，截至1943年5月初，8600多名犹太男女和儿童被关在这里。许多人都享受官方豁免，可以不被立刻遣送，这导致他们产生了错误的希望，以为海泽根布什会成为一处正常的聚居点，不过是变了个名字而已。[76]

此时的海泽根布什只是在表面上与奥斯维辛等党卫队集中营相似。的确，这里也有为特定目的建造的营房、点名广场，以及党卫队看守和劳动。但是也仅此而已。为了不让犹太囚犯们洞悉他们最终的命运，海泽根布什党卫队表现得极为克制。起初，囚犯们还可以保留自己的衣服和财物；阿图尔·莱曼还戴着眼镜，头发略微有些凌乱，看起来更像是一位教授而不是囚犯。劳动——后来包括给飞利浦电子公司工作——时的条件基本上还是可以忍受的。尽管囚犯按性别分开管理，孩子随母亲在一起，但男女仍可以定期会面。最重要的是，营内的许多机构掌握在被囚禁的犹太人手中，就像在纳粹管辖下的犹太人聚居区一样。像莱曼这样的犹太人领袖成了内部行政机构的一把手，掌管着用于从食堂购置食物的资金，负责食物的分配，与外界的律师和亲属保持联系。这里还有犹太营警，负责在营内和仓库巡逻，还有到火车站接新来的囚犯。囚犯们如果被指控盗窃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会由当过法官的人领导的囚犯法庭审理，而不是接受党卫队的惩罚。总之，营内很少有虐待行为，集中营党卫队也保持低调。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相当低的死亡率反映出来，大约有100人死亡——几乎都是婴儿或者老人，1.2万人活了下来。

抵达海泽根布什中转营的犹太人发现这里的条件比自己预期的更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当来自蒂尔堡（Tilburg）的18岁少女海尔格·迪恩（Helga Deen）于1943年6月1日来到海泽根布什集中营时，她在秘密日记中写道：“目前还不算太糟，这里没有什么好怕的。”但党卫队的邪恶企图只不过暂时被掩盖了起来；恐怖潜伏在暗处，很快就将显露狰容。1943年7月，仅仅在这里待了一个月后，海尔格·迪恩和她的家人就被送到东边处决了。这属于党卫队在1943年夏天开展的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其间绝大部分海泽根布什的犹太囚犯——超过1万人——被送到索比堡处死。对他们来说，在集中营里的存活时间只剩下去往死亡营路上的这段短暂的时光了。剩下没被送走的小部分囚犯都是在飞利浦工厂做工的技术人才以及少数犹太人领袖，比如阿图尔·莱曼，他们享受的特权也被取消了。他们逐渐摸清了纳粹的真实意图，可他们在集中营里的特殊地位没能使自己免于遣送，1944年6月初，党卫队将最后一群犹太人清出了海泽根布什。“我非常抑郁。”其中一个人在去往奥斯维辛的列车上草草记了几个字。莱曼自己已经在1944年3月被送走，最终被送进了奥斯维辛的劳拉赫特卫星营（Laurahütte）。他后来写道，跟奥斯维辛这样的党卫队集中营相比，海泽根布什的条件“格外好”。[77]

虽然从1942年夏天开始，奥斯维辛在大屠杀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它在初期仍然是个小角色，远不如其他机构可怕。犹太人强制劳动的主要地点另有所在。1942年底，奥斯维辛登记在册的犹太囚犯只有12650人。相比之下，根据党卫队的统计，仍有将近30万犹太人生活在总督府，大多数都在大型聚居区做苦工，比如华沙聚居区（5万人）。欧洲其他地方的聚居区，比如罗兹（8.7万）和泰雷津（5万）的犹太人也比奥斯维辛多。即便在西里西亚本地，奥斯维辛也不敌党卫队区队长阿尔布雷希特·施梅尔特（Albrecht Schmelt）管理下的地区性犹太人劳动营。[78]作为死亡营，奥斯维辛更是在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的映衬下黯然失色。1942年，大概有19万犹太人死在奥斯维辛，绝大多数死于比克瑙的毒气室。[79]而同年，3座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号称清除了约150万人；仅在特雷布林卡死亡营就有超过80万人遇害，其中包括少数吉卜赛人。[80]只有到了1943年——当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完成了它们屠杀总督府大部分犹太人的使命后归为沉寂，大多数保留下来的聚居区和劳动营也被关闭——奥斯维辛才成了大屠杀的中心。[81]

到达奥斯维辛

1942年底一个寒冷的清晨，大批波兰犹太人从位于齐青劳区（Zichenau）的莫瓦（Mława）犹太人聚居区大门外的广场出发，踏着乡村道路上的烂泥和积雪艰难跋涉，前往镇上的火车站。男女老幼都又冷又累，他们前一夜是在聚居区附近一座阴暗破败的大磨坊里度过的。而凶狠的德国看守还要求他们快速行进，他们不得不挎着背包，携着行李箱，背着自己仅剩的财物跌跌撞撞地前行。这里面有个叫勒吉布·郎弗斯（Lejb Langfus）的人，30岁出头，是一位宗教学者。他的妻子德博拉（Deborah）和8岁的儿子塞缪尔（Samuel）也跟他在一起。跟其他同行的人一样，他们也是最近才从一个小聚居区马佐夫舍地区马库夫（Maków Mazowiecki）被送进莫瓦的，因为在1942年11月下旬那里被纳粹清空了。郎弗斯和其他人终于到了火车站，汗流浃背。警察和党卫队队员让他们在火车旁边排成一队，然后将他们往车厢里推。有的家庭在混乱中被冲散了，但郎弗斯显然牢牢抓住了妻子和儿子，最终一家人挤进了同一个车厢。大概中午时分，所有车门都关闭了，列车缓缓开动。这趟列车的目的地是奥斯维辛。[82]

大部分从东欧前往死亡营的列车都一样，车厢内的条件极为恶劣，令人难以忍受。自从1942年夏天开始大规模遣送犹太人以来，位于东部的德国当局就青睐于没有窗户的封闭式货运车，很快，车厢里就散发出恶臭，地上洒满了屎尿。由于过度拥挤，勒吉布·郎弗斯和其他人只能直挺挺地站着，无法坐下、屈膝或者躺下，甚至连随身带着的包裹都无法打开。很快，所有人都开始感到窒息和极度的干渴。“渴的感觉主宰了一切。”郎弗斯后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偷偷写道。可怕的寂静笼罩着他所在的车厢。大多数人已经陷入半昏迷的状态，渴得连话都说不出了。孩子们也失去了精神，他们的“嘴唇已经干裂，喉咙也彻底干了”。中间只有一小段喘息的时间：中途短暂停车的时候，两名波兰警察出现在车门处，用水来换取囚犯的婚戒。[83]

除了饿和渴，还有令人崩溃的恐怖。在这趟和其他遣送列车上，大部分男女和儿童并不知道自己将要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也不知道自己死期将至。但许多波兰犹太人听说过这座集中营。比如郎弗斯就知道奥斯维辛是一座臭名昭著的惩罚营，是遣送犹太人的目的地。还有关于集中营内大规模屠杀的传言。居住在奥斯维辛附近的犹太人甚至听说囚犯会被扔进“炉子”或者“毒气室”，一名来自本津的女孩于1943年初在日记里写道。尽管有这些传言，车上一些波兰犹太人仍然保持乐观。“往好处想。我们是去劳动的。”1942年末，另一趟从波兰犹太人聚居区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上丢弃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但是，没有任何办法掩盖人们的焦虑。那些从中欧和西欧被输送来的犹太人和居住在离大屠杀中心较远的犹太人普遍更乐观，认为等待自己的不过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出发前德国官员就是这样承诺的，来自亲友的明信片也似乎肯定了这种说法，只不过那些明信片是在党卫队强迫下写的），可波兰犹太人已经在聚居区遭受了数月的痛苦和暴力折磨。郎弗斯一家熬过了物资短缺和传染病，亲眼看见了暴力殴打、奴役劳动、公开处决和谋杀。跟波兰其他被占领的地区一样，有关纳粹在犹太人聚居区和集中营展开大屠杀的传言在1942年开始流传开来，所以当居住在马佐夫舍地区马库夫的犹太人得知自己很快也将被遣送时就陷入了深深的恐慌和焦虑。小塞缪尔·郎弗斯哭得不能自已，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我想活着！”心烦意乱的父亲心中也极度恐惧。就在他即将登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前，郎弗斯在莫瓦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跟其他人一样为自己的命运揪心：“我们一直在想，旅途的尽头等待我们的是什么：生还是死？”[84]

奥斯维辛党卫队知道答案。当地警方或者帝国中央安全局（或者二者同时）负责把即将抵达的遣送批次的信息通知集中营，以便集中营提前做好准备。[85]一旦有列车抵达——这随时都可能发生——运转顺畅的党卫队机器就发动了。当值的官员吹响哨子通知指挥参谋部，并且大喊：“遣送队伍已到站！”党卫队官员、医生、司机、分区主管和其他人迅速到位。医护人员有时会直接前往比克瑙的毒气室。同时，数十名党卫队看守爬上卡车和摩托车前往“犹太站台”（Judenrampe），那是位于奥斯维辛和比克瑙之间的新货运站的一部分（从1944年5月开始，遣送人员抵达的是位于比克瑙内部的另一个犹太站台）。随着列车停靠进长长的木制站台，党卫队看守“围绕列车站成一圈”，党卫队官员弗朗茨·霍斯勒（Franz Hössler）在1945年供述称；然后党卫队得到指令，打开车门。[86]

对车上的犹太人来说，列车到站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942年12月6日，勒吉布、德博拉和塞缪尔一家以及其他从莫瓦而来的犹太人坐了一天的车，现在突然停车令他们感到迷茫。然后，所有的事情似乎发生在一瞬间。车门被拉开，党卫队看守和一些身着条纹制服的囚犯冲上去催促犹太人下车。为了提高效率，他们对那么踟蹰不前的犹太人大喊大叫、上手推搡。看守们会对囚犯拳打脚踢，不过仅止于此。看守们的克制可以更好地确保指令的执行，让囚犯顺从，这有助于隐瞒他们的命运。从莫瓦来的约2500名犹太人以极快的速度拥入站台，他们拉着彼此，紧抓着自己的物品；被留在车厢里的是旅途中被挤死的老人和孩子的尸体。

从黑黢黢的列车里乍然来到刺眼的光线下，头晕目眩的囚犯们不停眨眼，“大脑陷入了一片混乱”，勒吉布·郎弗斯几个月后偷偷写道。路灯点亮了他们所在的一大片区域，还有大量佩着武器和警犬的党卫队看守。在混乱和恐惧中，茫然的犹太人被迫下车，并且把自己的包裹、行李箱留下，这些行李堆由所谓的“加拿大”突击队的囚犯看管。失去财产令新来者们感到不自在，但他们还没来得及思考就被党卫队分成了两组，男人在一组，女人和大部分孩子在另一组。这个命令让许多囚犯惊呆了。他们来的时候是一大家人，但看守很快把他们拆开了，一时间兄弟姐妹、配偶、儿子和女儿疯狂地想要跟家人再拥抱一次。“哭喊声悲痛欲绝。”勒吉布·郎弗斯写道，他不得不跟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分开。随着人群被分成两拨，相隔几码之遥，许多囚犯此生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挚爱。每拨人都被排成五人一行，走向一小批党卫队队员，郎弗斯知道，这些人将决定他们的命运——“筛选开始了”。[87]

奥斯维辛党卫队对刚抵达的犹太人的常规筛选始于1942年夏天，那时希姆莱决定，不能劳动的犹太人应该登上帝国中央安全局的遣送列车。[88]由于所有上车的犹太人命已注定，希姆莱显然赞成通过筛选来决定这些犹太人何时要被处死以及用何种方式。有的人可以登记入营，面临致死的强制劳动；而其他人则直接被送进毒气室。等到勒吉布·郎弗斯和其他从莫瓦来的犹太人于1942年12月抵达奥斯维辛时——当月还有十几趟这样的遣送——这种筛选早已成为惯例。[89]根据奥斯维辛政治办公室的党卫队四级小队长佩里·布罗德（Pery Broad）在战后的供述，党卫队队员在筛选时匆匆忙忙，行事“相当草率”。筛选通常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每个犹太人跌跌撞撞地走到犹太站台站长，即主管的党卫队官员面前——通常是当值的集中营医生，受到其他高层官员，比如分区主管和劳动行动的领导人的支持——他们飞快地瞥一眼，简单地问一问囚犯们的年龄和职业，然后点头或者挥手，随意地指向左边或者右边。此时，很少有囚犯知道，这个简单的动作意味着即刻死亡或者短暂地苟活。[90]

奥斯维辛党卫队官员同意在筛选犹太人时定一个更宽泛的标准，超越早期制定的对苏联“人民委员”的筛选标准。[91]医生弗里茨·克莱因（Fritz Klein）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医师，他简明扼要地总结说：“挑出那些不适合或不能劳动的人是医生的职责。这包括孩子、老人和病人。”[92]在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战争中，无论在哪里，孩子都是最脆弱的。1942年到1945年间，大约有21万儿童被送到奥斯维辛。年龄在14岁以下的孩子基本上在刚到的时候就被送进了毒气室；大部分年龄稍大的孩子也没能逃脱厄运。初选后活下来的犹太儿童总共不到2500人。[93]许多犹太女人的处境也极度危险，即便她们健康状况良好，党卫队还是习惯将大多数母亲跟幼童一起送进毒气室，而不是在犹太站台上将她们拆散。[94]同时，有的母亲甚至好心办坏事。奥尔加·伦杰尔（Olga Lengyel）到达奥斯维辛后决心保护自己的儿子阿尔瓦德（Arvad），不让他参加恐怖的强制劳动。所以当克莱因医生问她孩子的年龄时，她坚称孩子不满13岁，尽管他看上去更大。于是克莱因医生按例将阿尔瓦德送进了毒气室。“我怎么会想到是这样。”伦杰尔在战后绝望地写道。[95]

一些新抵达的犹太人及时了解到了真相。就在他们爬下列车，在站台上等待的时候，“加拿大”突击队的囚犯违背了党卫队的命令，偷偷告诉了他们三条基本的筛选窍门：尽可能表现得健康强壮，称自己的年龄在16岁到40岁之间，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年长的亲戚。[96]这些建议挽救了一部分犹太人，至少是暂时的。[97]但也给许多人造成了两难的抉择。特别是年轻的母亲们不得不在瞬间做出决定，是听从陌生人泛泛的建议抛弃自己的孩子，还是跟孩子一起站到满是老弱病残、感觉不妙的队伍中？如果按照正常的道德准则来看，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这就是学者劳伦斯·兰格（Lawrence Langer）所谓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98]

在站台完成筛选后几小时内，大部分犹太人就被杀害了。总的来说，指挥官霍斯一直想要更多的劳动力；但党卫队区队长施梅尔特在中途拦截前往奥斯维辛的遣送车，拽出年轻的犹太人充入自己的劳动营，霍斯和艾希曼都反对这样的预选，因为会让奥斯维辛丧失最好的劳动力。[99]然而，到奥斯维辛站台筛选的时候，霍斯又强势规定“只有最健康强壮的犹太人”才能获得赦免。不然的话，集中营就会充满了需要照顾的囚犯，让每个人的生活条件更恶劣。[100]尽管内部对霍斯的强硬方法有些意见，但奥斯维辛党卫队的许多成员都支持他。据党卫队四级小队长佩里·布罗德的证言，尽管对强制劳动力有需求，但这些党卫队队员把“最大限度消灭‘国家敌人’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101]一些党卫队高层官员也对此表示认同，其中就包括在奥斯维辛负责监督大规模屠杀的帝国医生恩斯特·格拉维茨，他支持把毒气作为消灭集中营病人的根本武器。[102]相比之下，奥斯瓦尔德·波尔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高层管理者经常指责霍斯，认为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应该在筛选时尽可能多地留活口进行劳动，哪怕是体弱的人，哪怕只能劳动一小段时间，也应该留下。[103]党卫队最高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则在争论双方间来回摇摆。[104]

最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站台上的党卫队官员的默认选择还是毒气室；平均只有大约20%的犹太人被选中参加强制劳动，登记成为奥斯维辛的囚犯（不过，在不同的遣送批次和时间下，这一比例的波动也非常大）。[105]1942年12月6日夜里，党卫队处理来自莫瓦的这批犹太人时采用的也是相似的手段。只有406名年轻力壮的犹太男人通过了筛选，暂时活了下来（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党卫队没有留任何的犹太女人）。通过筛选的少数人里就有勒吉布·郎弗斯。他的妻子德博拉和儿子塞缪尔消失在另一群人中，那其中起码有2000多名身体强壮的人。郎弗斯紧盯着妇女和儿童安静地爬上党卫队的大卡车，消失在明亮的灯光中。许多囚犯都被党卫队礼貌地帮助体弱者爬上卡车的举动蒙骗了，误认为这是善良的信号。其他党卫队队员则向剩余的犹太男人再次保证，他们很快就能再次见到自己的爱人。郎弗斯被告知以后他每周都可以在一个特殊的营房与家人会面。然后，这些卡车陆续发动，驶向了毒气室。[106]

火与气

被选中进入毒气室的人追随之前的卡车，从车站出发行进了1.5英里，经过比克瑙集中营，穿过一片草场，前往改造后的农舍。“这是一条单行道，”夏洛特·德尔博（Charlotte Delbo，1943年初从法国而来）后来写道，“但是没有人知道。”行进时，党卫队队员带着看门狗，始终让囚犯保持队列整齐。但他们继续欺骗囚犯，偶尔还会问问犹太人的职业和背景，并告诉他们这是要去洗澡，为了消毒杀菌。一些囚犯注意到后面还有救护车跟着，还觉得松了一口气。救护车缓慢地跟在人群后面，偶尔上面会载着无法走路的犹太人。但救护车并不是为了救护。它真实的目的是搭载负责监督大屠杀的党卫队医生，还有成罐的齐克隆B。“没有人在意亵渎了红十字的标志，”指挥官霍斯回忆说，“他们还毫无压力地开着带有红十字标志的车前往灭绝设施。”[107]

当最终目的地映入眼帘时，第一印象令囚犯们再次感到安心：一间小小的农舍以及两座木头房子（更衣用的），周围还有郁郁葱葱的果树环绕。在场的党卫队队员更多，还有一个囚犯组成的特别工作队（Sonderkommando），他们都是来协助大规模屠杀的。当这些囚犯到达后，之前坐卡车来的人已经在农舍里面了。不久之后，两队人马会合。那些行动太慢的人会遭到党卫队的殴打和看门狗的袭击。他们蹒跚入内，最后看到的东西是敞开的大门上一块写着“通往浴室”的指示牌。等到屋子里挤满了男女孩童后，沉重的大门被锁上，党卫队医生命令卫生员往屋里投放齐克隆B晶体。党卫队医生约翰·保罗·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曾在1942年秋天监督了大量毒气屠杀，他后来供述说，等到“囚犯们的惨叫和声音”消失后他就开车走了。[108]毒气室在一段时间内成了禁区，通常需要隔夜，因为1号和2号地堡没有机械通风设备来抽出毒气。[109]

当毒气室的门再次开启时，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便开始工作。勒吉布·郎弗斯就在其中。自从1942年12月6日党卫队把他跟妻儿分开后，他就跟其余被选中做奴隶劳动的犹太人一起徒步走到了比克瑙营区。第二天早上，他们从自己的营房被带到了所谓的比克瑙桑拿间去完成例行的程序。洗完澡后，他们被剃光了头发，拿到了条纹囚服；然后被文上了刺青。两天后，1942年12月9日晚上，以一级小队长奥托·莫尔（Otto Moll）为首的党卫队官员突然出现在囚犯营房，宣布要挑选一批囚犯到橡胶厂执行特别任务。囚犯们一个个走出队列供莫尔挑选。这300多名犹太囚犯并不知道他们被选入了特别工作队。他们也不知道，就在此时，他们的前辈——第一批比克瑙特别工作队的尸体正在老火葬场的焚尸炉里。

第二天，12月10日，新特别工作队的大多数队员在看守的押送下走出比克瑙营区，但并不是去什么橡胶厂，而是前往满负荷运行的毒气室（当天将近有4500名从荷兰、德国和波兰来的犹太人被送进去）。在党卫队看守和警犬的簇拥下，莫尔对新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发表讲话。囚犯们此时还不知道，这个脸庞圆润、看起来相当有亲和力的小个子金发男人是整个集中营都害怕的煞神。不仅因为他超乎寻常地野蛮，还因为他是集中营党卫队里少数精于大屠杀和焚尸的专家之一。他向囚犯们揭示了他们的真实任务后威胁说，拒绝服从的人会遭到毒打并丢去喂野狗。[110]

一共有两支特别工作队——两座被改造的农舍各有一支——现在每支队伍的囚犯被分为两组。其中十几人负责在1942年12月10日把尸体拖出毒气室，什洛莫·德拉贡（Shlomo Dragon）就在这一组，他是个体格结实、宽肩膀的20岁青年。他生长于一个波兰小镇，在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生活了一年多，他的父亲和姐姐死在了那里，随后他跟哥哥亚伯拉罕（Abraham）逃了出去。在没有证件、躲躲藏藏了数月后，筋疲力尽的兄弟俩最终上了一辆遣送列车，以为是去强制劳动营。1942年12月6日，他们跟身材魁梧的勒吉布·郎弗斯乘同一趟车，抵达了奥斯维辛；跟郎弗斯一样，德拉贡兄弟被选入了特别工作队。[111]

1942年12月10日，毒气室的门重新开启，什洛莫·德拉贡戴着面具跟其他队员一起走了进去；“里面特别热，”几年后他作证说，“还有毒气残留的味道。”随后，他们要把交缠在一起的尸体拖出去。莫尔嫌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动作太细致，亲自给他们示范。“他卷起袖子，”德拉贡回忆说，“把尸体直接从门内扔到外面的院子里。”而在院子里，另一组队员负责把尸体上所有党卫队认为值钱的东西扒下来。有的囚犯不得不把死者的头发割下来，还有所谓的牙医要把死人带血沫的嘴撬开，拔下嘴里的金牙（一些“牙医”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吐一下）。等毒气室被清空后，特别工作队的囚犯还要刷洗地面，撒新的木刨花，重新清洗白色的墙面，等待下一批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112]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什洛莫和亚伯拉罕兄弟、勒吉布·郎弗斯和特别工作队其他成员的全部生活。

跟此前大规模屠杀一样，奥斯维辛党卫队很快发现处理尸体比杀人麻烦得多。在他们匆匆建立起大型死亡营时，规划者们根本没想到尸体的问题。当1942年夏天清除大批遣送队时，这里根本没有可用的火葬场：比克瑙里的老火葬场已经损坏，新的还没建起来。随着比克瑙毒气处决的犹太人的尸体越堆越高，党卫队重新启用了几个月前临时采取过的老方法以解燃眉之急，跟此前处理大批苏联战俘的尸身一样，将死去的犹太人埋在比克瑙树林里（其中也包括数千名正式登记过的囚犯）。但这个方法很快就不可行了。等希姆莱1942年7月中旬视察的时候，整个集中营都陷入尸臭之中。在夏季的高温之下，腐烂的肢体溢出了万人坑，人们开始担心地下水源也会被污染，危及整个地区。更多需要灭绝的犹太遣送队正在前往奥斯维辛的路上，于是集中营党卫队赶紧加速在比克瑙建立新火葬场。[113]

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建筑专家们以汉斯·卡姆勒为中心，早就展望未来，认为以奥斯维辛在大屠杀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只建一个火葬场是远远不够的。到了1942年8月，他们决定在比克瑙再建三座火葬场；这四座火葬场每个月一共可以焚烧12万具尸体。很快，党卫队规划者们又给比克瑙的新火葬场添加了一个额外的设施——毒气室。把农舍里的毒气设施搬到新的火葬场里便于党卫队在同一个地方屠杀和处理尸体（就像主营里的老火葬场一样）。屠杀的效率更高了。Ⅱ号和Ⅲ号火葬场基本上一样，如今都被重新设计便于进行集体屠杀，地下室里的停尸房被改造成更衣室和毒气室；添加了机械通风设施用来抽出毒气，还有一座升降机，用来把尸体从地下运到地上的焚尸炉里。相比之下，规模更小的Ⅳ号和Ⅴ号火葬场就简单多了，最初设计的时候它们就配有毒气设备；这两座火葬场都是长条形地上砖石建筑，有更衣室、毒气室（自然通风）和焚尸炉，都在同一层。[114]

党卫队决定，在比克瑙的新火葬场投入使用之前，要用燃烧坑来处理尸体。希姆莱在1942年7月中旬视察完奥斯维辛后不久就发布了一道指令，要求把比克瑙所有腐烂的尸体从地里挖出来焚毁。党卫队分队长保罗·布洛贝尔（Paul Blobel）是露天焚烧的专家，被指派来培训奥斯维辛的看守。他曾经是德占苏联地区杀手部队的指挥官，最近刚刚被希姆莱调来领导一个党卫队秘密部队，专门研究销毁大屠杀遇害者尸体的最有效方法。他用切姆诺死亡营里大批的尸体练手，迅速实践出一套有效的方法：先把尸体扔进地洞里焚烧，然后挫骨扬灰。1942年9月16日，布洛贝尔离开奥斯维辛后不久，指挥官霍斯亲自前往切姆诺观看集体焚尸的过程。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迅速下令购置必要的设备，包括一个重型碎骨机。几天之内新流程准备就绪，基本模仿了切姆诺模式。

1942年秋天，党卫队连续几周强迫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夜以继日地徒手将埋在比克瑙的所有尸骨都挖出来。最终，囚犯们挖出了超过10万具尸体（据鲁道夫·霍斯估计）。特别工作队中有一名囚犯叫叶尔科·黑杰布勒姆（Erko Hejblum），他后来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我们行走在烂泥和腐烂的尸体间。我们本来需要防毒面具的，但是没有。尸体看起来已浮出了地面——就好像大地将他们退了回来。”特别工作队的许多囚犯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噩梦。一周后，黑杰布勒姆“感到自己要疯了”并决定自杀；他被一个朋友救了，那个朋友想办法把他调去了另一个不同的劳动小队。几名拒绝工作的囚犯直接就被枪毙了。其他人不得不继续将腐烂的尸体堆到一起以便焚烧，起初是摞到火葬用的大柴堆上，后来改成了长方形的地沟。与此同时，被运到奥斯维辛集体处决的新遇难者尸体在1号和2号地堡附近的燃烧坑里被销毁。焚烧后的骨灰和残骸被倒进河里或者沼泽里。这些东西在冬天被撒在路上防滑，还能成为附近农田里的肥料，那里正进行着希姆莱相当重视的农业实验。如此看来，德国未来的殖民地扎根于这些被屠戮的遇害者的遗骸。[115]

比克瑙杀人营区

比克瑙的新设施——四座巨大的内置毒气室的火葬场——确保了最先进的种族屠杀方案。但是新杀人设施的建造却比预期拖延了不少。集中营党卫队一直在加班加点地赶工，将所有问题都推到焚尸炉的私人承包商托普夫父子公司身上。经过几个月的延期和互相指责，四座火葬场终于在1943年3月到6月间陆续投入使用。[116]1943年6月底，奥斯维辛党卫队建设办公室主任、二级突击大队长卡尔·比朔夫向柏林的上司汇报说，这四座火葬场24小时内可以将4416具尸体变为灰烬。[117]比朔夫如此得意，甚至将火葬场的照片挂在奥斯维辛的主楼里给所有来访者观看。[118]党卫队高层官员也自豪地带来访者参观新设施。1943年3月，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官员观看了Ⅱ号火葬场里第一次火化。一旦整个设施准备就绪后，党卫队就开始将新设施也纳入参观内容。当奥斯瓦尔德·波尔在1943年8月来到奥斯维辛例行视察时，他对新的火葬场区进行了彻底的巡视。希姆莱也派党卫队的干部和成员来参观学习。“他们被深深地震撼了。”鲁道夫·霍斯回忆道。[119]自从奥斯维辛被匆忙定为死亡营，党卫队如今终于发明了更持久和更系统的流程。用普里莫·莱维的话来说，集中营变成了一家转化工厂：“每天列车满载着活人而来，然后产出的是他们的骨灰、头发和金牙。”[120]

奥斯维辛的死亡工厂形象唤起了它的现代本质，因为它是依赖官僚体系、铁路和技术发展起来的。[121]机械化甚至延伸到了死者登记上。每次对刚抵达的犹太人进行筛选后，奥斯维辛政治办公室的党卫队队员——他们负责监督火葬场的灭绝过程——需要确定有多少犹太人被送进了毒气室。然后他骑着摩托车回办公室准备一份统计报告，注明遣送队伍抵达的日期、来源地、到站的犹太人总数、被选中进行强制劳动或者“特别安置”“特殊处理”的男女人数（党卫队一直在文件中使用掩饰性的暗语，很少会说漏嘴）。随后，奥斯维辛政治办公室将这些详细信息通过电报发给帝国中央安全局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大多都是在屠杀的当天进行；有时官员们还会添加一些额外的简短说明，比如1943年2月这封电报：“这批人全被特别安置了，因为男人们太虚弱，女人大多都带着孩子。”[122]如此一来，柏林的党卫队管理层，比如阿道夫·艾希曼和里夏德·格吕克斯就能迅速掌握奥斯维辛内大屠杀的开展情况——几乎是实时跟进。

但是，流水线式屠杀并不像部分历史学家所想的那样顺畅、自动化、卫生。[123]比克瑙杀人营区的运作效率比党卫队预期的低。[124]不论过程设计得多么程序化，屠杀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机械操作，其中必定有实施机构和情绪波动。每个遇难者背后都有行凶人。[125]囚犯们临死前的几个小时——在抵达和死亡之间——充满了疲惫、恐惧和折磨。在站台上经历了痛彻心扉的分离，被转移到比克瑙后，这些将死之人在毒气室外还要面临羞辱和暴力虐待。那些拒绝脱衣服的女子会遭到侵犯，衣服被强行扒下来。拒绝进入毒气室的人会被当场枪毙或者拖进屋殴打。[126]当隐约的怀疑变为恐怖的事实——囚犯们挤在黑暗的毒气室里，毒气晶体还没投放进来就已经几乎无法呼吸——接下来的事情无法用语言形容。站在门外的特别工作队囚犯能够听到人们在最后几分钟垂死挣扎。有的人开始撞门，有时会打碎玻璃的窥视孔以及起保护作用的格栅，还会踩踏挤压那些已经倒在地上的人。[127]偶尔，毒气室实在装不下了，党卫队就会让囚犯们在旁边等着。他们听到里面的痛苦哀号，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轮到自己去死，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痛苦”，勒吉布·郎弗斯在秘密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根本就想象不出来，一点儿都不能。”[128]

另一个不解之谜——也跟奥斯维辛的死亡工厂形象贴合——就是遇害者完全消极的态度。[129]在这里，将死的囚犯就像呆滞的物体，完全不想打乱现代化屠杀的步骤，而是直接迈向死亡。这种观点被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推向极致，他本人就是一名战前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在1938年6月到1939年5月间曾先后被关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几十年之后仍然恐惧不安的贝特尔海姆在1960年一篇简短的论文中猛烈攻击遇难者：欧洲的犹太人放弃了求生的欲望，然后“像旅鼠一样”，自觉地“走进毒气室”。[130]

贝特尔海姆大错特错。首先，只有一小部分犹太人在到达奥斯维辛毒气室的时候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燃烧的地沟和火葬场冒着浓烟的烟囱都是不祥的信号，但即使是那些对最坏的情况深感恐惧的人也仍然怀有一线希望。党卫队也一直维系着这种希望。尽管偶尔有暴力行为，集中营党卫队还是努力欺骗受害者直到最后一刻，以防他们出现任何反抗的举动。屠杀开始前，党卫队官员一般都会在毒气室外简单地宣布类似如下的内容：“保持冷静，你们是来洗澡的——所以要脱衣服并把衣服叠好后再走进浴室。然后你们就能收到咖啡和食物。”

为了进一步安抚这些必死的犹太人，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一般都要重复相同的故事，他们非常明白，任何多余的话都可能令自己丧命（1943年夏天，一名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告诉一名年轻的犹太女人，她将被送进毒气室，结果前者当着队友的面被活活烧死）。看到这些人凄惶无助，特别工作队的囚犯认为真相只能令他们更痛苦。[131]“我们说的全是谎话，”其中一名特别工作队成员在战后接受采访时说道，“我总是尽量避免直视他们的眼睛，这样他们就不会发现我的异样。”[132]奥斯维辛营区内其他地方的一些囚犯也十分能理解特别工作队所处的尴尬境地。[133]

即便囚犯们知道了自己即将要被处死的实情，想要组织一场暴动起义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已经处于茫然失措的状态——劳累、饥饿、被看守不停驱赶——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或者商量。据一名特别工作队的队员所说，来自塔尔努夫聚居区的犹太人从毒气室外的特别工作队那里得知自己即将被杀后，他们“变得严肃且安静”。然后，“他们开始用颤抖的声音吟诵悔过祷”（这是犹太人在临死前忏悔自己所犯过错的祷文）。然而，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自己会死；一个年轻人站到长凳上让大家冷静，告诉他们不会死，因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大规模屠杀无辜之人的野蛮之举。[134]这一切痛苦和煎熬——有时也会转化为无意识的反抗和蔑视——都跟贝特尔海姆口中“自愿走进帝国火葬场”的行为相去甚远。[135]

种族屠杀和集中营体系

1942～1943年，种族屠杀整体上改变了集中营体系。它从地理上一分为二。自从党卫队开始努力让战前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彻底“摆脱犹太人”，西集中营系统中的犹太人很快就绝迹了。而在东集中营体系中，那些被挑选出来劳动到死的犹太人（不会立即被处决）如今成了正式囚犯的主体。到了1943年秋天，东边关押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数十万人已经被杀），不光是奥斯维辛，还有马伊达内克和几座专门为犹太囚犯而建的新集中营。

马伊达内克死亡营

波兰总督府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是党卫队集中营系统中除奥斯维辛以外唯一一座以种族屠杀为目的的死亡营。它的转变也遵循了相似的轨迹。就像在奥斯维辛一样，1942年春天开始有大批犹太人被遣送过来，起初是为了顶替苏联的奴隶劳工，实现党卫队规划的殖民地方案。1942年3月末至4月初，约有4500名年轻的斯洛伐克犹太人被送到马伊达内克。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填平万人坑，里面埋的是此前几个月死亡的苏联战俘——不祥地预示着犹太人即将到来的命运。[136]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更多的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从斯洛伐克、波兰总督府、德占捷克和德国被运送过来。[137]马伊达内克如今急速发展。1942年3月25日那天，这座集中营还几乎完全空置，只有差不多100名囚犯，其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仅仅过了3个月，到1942年6月24日，营里关押了10660名囚犯，几乎全是犹太人。很快，这里也开始接收女囚犯。希姆莱在1942年7月下令，以奥斯维辛为榜样在卢布林建立一座关押女囚的集中营；于是，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将它定为了马伊达内克的附属营。第一批犯人于1942年10月抵达，到年底时营里已经有2803名女囚，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138]随着马伊达内克被拉入纳粹大屠杀的队伍，它变成了一座专门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

马伊达内克仍然是一个大建筑工地，环境肮脏，全是泥地。这里没有电，没有污水管道系统，没有干净的供水，大多数囚犯都挤在简陋、拥挤、没有窗户的木制营房里，冬天冻得要命，夏天又跟蒸笼一样热（只有到了1943年条件才有所改善）。有一名囚犯叫迪奥尼斯·莱纳德（Dionys Lenard），他是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2年4月被送进马伊达内克。没过多久他就逃跑了，并在同年晚些时候记下了自己的经历。莱纳德生动地记述了囚犯们如何被逼着修建集中营、建起更多的营房、平整土地、进行其他折磨人的劳动，总是在党卫队的逼迫和骚扰下。这种疯狂的劳动节奏是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设定的，他于1942年初来到这里；跟他一起上任的还有从布痕瓦尔德指挥参谋部来的深受信赖的党卫队老成员。他们刚刚参与了对苏联“人民委员”的集体处决。莱纳德还写了许多有关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里奴隶劳动的内容，囚犯们甚至自愿加入“屎队”以逃避施工任务；在马伊达内克，拎粪桶也好过在党卫队的驱赶下背着沉重的砖头或者木头满院子跑。

迪奥尼斯·莱纳德这样的囚犯永远被饥饿和干渴折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里的食物既贫乏又恶心，几乎全是寡淡的野菜汤。这里也没有水可以喝，因为刚开始囚犯们不得使用唯一的一口水井，那口井正好紧挨着满得要溢出来的公共厕所，据说已经被污染了。水资源的极度匮乏也意味着囚犯们每周只能梳洗一次。莱纳德梳洗得更频繁，因为他用的是每天早晨发给囚犯们的温暖的液体（所谓的咖啡）：“反正也不能入口。”虱子和跳蚤到处都是，据莱纳德观察，一半囚犯都患有痢疾。然后就是这里的泥土。只要一下雨，哪怕很小的雨，整个营地就会半陷入烂泥之中。“没见过卢布林集中营里面的烂泥就不知道真正的烂泥是什么样。”莱纳德写道。他穿着木鞋根本没有办法顺利走过浸水的泥地。摔倒甚至可能致命。有一次，一个斯洛伐克犹太老人跌倒了，弄脏了路过的一名党卫队队员的裤腿，后者当即“拔枪打死了他”。[139]

莱纳德是少数1942年登记在册并且活下来的马伊达内克犹太囚犯。大部分人屈服于冷落和虐待；那一年，14000多名登记在册的犹太囚犯死在了营里，还有大约2000名其他的犯人。一名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官员在1943年1月视察后记录道，马伊达内克的两个焚尸炉几乎“无法跟上”死人的速度。[140]许多囚犯经过党卫队在医务室和主营区的筛选后被杀害。例如1942年夏天，当斑疹伤寒在营区内扩散，数千名囚犯（基本都是斯洛伐克犹太人）被党卫队隔离枪毙。1942年7月14日，在集体筛选了1500名囚犯后，一名波兰囚犯秘密记录了遇害者被卡车拉到附近的树林里杀掉和掩埋。“这就是马伊达内克对抗斑疹的方法。”他补充道。[141]

哪怕在1942年中期死亡现象如此寻常，党卫队仍没把马伊达内克作为死亡营（因此没有对新来者进行筛选）。当总督府要执行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时，党卫队将目光投向了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哪怕这意味着遣送距离更远。党卫队在1942年春天清空了卢布林犹太人聚居区，将3.6万居民中的3万人遣送，然而并没有选择几步之遥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作为目的地，而是将他们塞进了驶向贝乌热茨的列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马伊达内克（以拘禁和致命劳动为目的）和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即时灭绝）之间的功能性差别依然存在。实际上，通往贝乌热茨和索比堡死亡营的列车偶尔会在卢布林停下休息。在这里，适合劳动的犹太男人会被拉出来送去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参与施工建设；其他人则留在车上，被送进死亡营。[142]

马伊达内克的地位从1942年下半年才开始改变。自入夏以来，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就计划着建造毒气室，新设施大约在10月竣工。尽管党卫队做得很隐秘，把这个在集中营入口旁的小石头房子标记为“浴室”，但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里面的乾坤。不同寻常的是，这里的毒气室既可以用齐克隆B（跟奥斯维辛一样），也可以用一氧化碳（跟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一样）。刚开始的几个月，在这里被杀的人大部分是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里登记过的、患有斑疹伤寒的囚犯。但是，集中营党卫队也开始对新来者进行筛选，从那些来自卢布林劳动营和当地迈丹塔塔尔斯基聚居区（它代替了卢布林老聚居区）的犹太人里挑出身体虚弱或者患病的人送去毒气室。[143]

1942年底，马伊达内克彻底转变成了一座死亡营。显然，这跟1942年12月中旬突然暂停向贝乌热茨集中营大批输送犹太人密切相关。[144]在接下来的两周里，直到12月31日，数千名波兰犹太人被送进马伊达内克的毒气室。[145]自1943年春天起，随着党卫队加大对剩余犹太人聚居区的清除，更多的灭绝遣送队抵达这里，营中也首次出现了孩子的踪影。一个个完整的家庭从华沙和其他地方被送到马伊达内克，而党卫队如今会对新来者进行常规筛选。跟奥斯维辛一样，首先被送进毒气室的是孩子、妇女和老人。列夫卡·阿沃隆斯卡（Rywka Awronska）于1943年春天从华沙被遣送过来，同车的还有数百名妇女和儿童。在浴室里，他们必须脱光。党卫队会挑出那些“看起来足够健康，可以劳动”的人，给他们登记，并将他们押送到集中营。而其他人，据阿沃隆斯卡回忆，“很快就被带走了，我认为他们都被送进了毒气室”。1943年1月到10月，总共有至少1.6万犹太人死在了马伊达内克，大多都丧命于新建的毒气室。他们的尸体被拉到离集中营有一定距离的树林里焚烧。为了学习露天火化的技术，马伊达内克火葬场负责人、党卫队二级小队长埃里希·穆斯班德（Erich Muhsfeldt）还在1943年2月去奥斯维辛向同行们取经，寻求灵感。[146]

但是，马伊达内克从来都不是奥斯维辛的对手。身为一座奴隶劳动营，它一直都无足轻重。党卫队将资源和囚犯着重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被征服的东部地区，它就是党卫队集中营的杰出示范。对比之下，马伊达内克被督察官格吕克斯形容为“差劲的集中营”——破旧、偏僻、肮脏。囚犯们也被两座集中营的差别惊呆了。当鲁道夫·弗尔巴（Rudolf Vrba）回想起两年前，也就是1944年4月他从马伊达内克被送到奥斯维辛的情景时，他说“体验过卢布林肮脏简陋的营房后，这里的砖石建筑（在奥斯维辛主营区里）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以为自己选对了”。当奥斯维辛推动光鲜的经济项目时，在小小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里，大多数囚犯还在进行营地建设和维修；尽管死亡率很高，但这里的劳动力总是供过于求。[147]同样身为大屠杀死亡营，马伊达内克却只能居于二线。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和帝国中央安全局的领导都认为，从交通的角度考虑，奥斯维辛更便于接收来自西欧和中欧的遣送队，而在波兰总督府捕获的犹太人大多被送进了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148]

剖析参与赖因哈德行动的集中营

历史学家试图在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和两座最密切参与种族屠杀的党卫队集中营（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的确，这两类集中营在结构和组织上有根本性的区别。首先，它们分属不同的上级部门——格洛博奇尼克办公室（位于卢布林）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位于柏林）。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里的职员由元首总理府安排，主要人员都来自“安乐死”项目，这些人总聚在一起，即便他们1943年秋天在东边完成杀戮任务之后依旧如此。与此同时，身为纳粹恐怖统治的奇袭部队，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自成一派，看不起格洛博奇尼克杂七杂八的杀手帮派，按鲁道夫·霍斯的话来说，那些人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被挑选出来聚在了一起”。[149]

两类集中营的行凶者不同，受害者也不同。在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丧命的绝大部分犹太人都来自波兰总督府，而在奥斯维辛被杀的人大多来自西欧和南欧地区。[150]而且，两类集中营的运营也有巨大的差别。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只有一个目的：快速消灭遣送过来的犹太人。相比之下，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即使成了大屠杀死亡营，也一直都储备着奴隶劳工；这两种性质并存，通过对遣送来的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筛选就可以体现出来。这跟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完全不同；筛选在遣送队伍出发以前已经完成——在犹太人聚居区和其他地方——那些上了车的人注定都是要死的。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党卫队官员只需要非常少的囚犯来维持集中营的运行；据估计，每100个囚犯中只有1个能多活几个小时。即使在1942年秋天大规模屠杀到达顶峰的时候，这三座死亡营里也总共只有不到2500名所谓的“犹太工人”负责维持营内的正常运转，协助开展大屠杀，给死者的财物分类。正因如此，这三座死亡营都不大。比如索比堡最初测量时大概只有600码长，400码宽；它的核心工作人员包括20～30名德国官员、约200名外国帮手（所谓的特拉维尼基人），还有200或300名犹太囚犯，这些犹太人因为被选出来工作所以暂时免于一死。但是，所谓的奥斯维辛利益区大概有25平方英里之大（不包括几个更遥远的卫星营）；到1943年1月末，在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区有40031名囚犯（包括14070名犹太人），由数千名党卫队看守管理。[151]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的恐怖远甚于奥斯维辛，已经成了它最本质的特性。

但是，这两类死亡营间的联系比外界设想的更紧密。首先，大规模屠杀的程序基本相同。跟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下属的死亡营（和切姆诺）一样，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也依靠欺骗、速度、威胁和暴力相结合的手段。伊莱亚斯·罗森贝格（Eliasz Rosenberg）是特雷布林卡的少数幸存者之一，当他1942年8月从华沙被遣送到这里时，他看到一个大标语告诉犹太人“此路通往浴室。领取干净的衣服，然后转往其他集中营”。那里有干净整洁的花坛和安抚人心的讲话，党卫队告诉受害者洗完澡就会被转移到工作营，而且衣服都是消过毒的（有些骗人的把戏后来不用了，因为大屠杀的事已经在波兰犹太人中传开了）。遇难者们根据性别被分开，在特殊的营房里脱掉衣服，然后以飞快的速度被驱赶进毒气室，其间经常伴有党卫队队员的拳打脚踢。每次屠杀后，跟营里其他人隔开关押的一群犹太囚犯就要开始行动了。他们跟奥斯维辛里的特别工作队一样负责处理尸体，剥下死人身上的黄金制品，为下一场屠杀做好准备。伊莱亚斯·罗森贝格就是这些囚犯中的一员。他和其他同伴必须跑着将尸体搬运到巨大的万人坑（后来改用铁路电车运送尸体）。1943年2月底，在党卫队的监督下，腐烂的尸体被重新挖出来扔进浅沟里进行焚烧。[152]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跟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主要归因于保罗·布洛贝尔等党卫队火化专家的影响，以及在“安乐死”项目中试行过的大屠杀技术。[153]

其次，在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小型劳动营区内，许多基本构造直接效仿党卫队集中营系统，可能是以前通过T-4行动来到这里的一些前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带过来的，如今这些人都在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里占据高位。比如，营内也有点名场，有严格的囚犯等级，包括营区长、监工和营头。对囚犯的惩罚措施也跟党卫队集中营如出一辙。一名索比堡的士官在战后作证说，为了“维持营内的纪律”，“犹太工人”经常会遭到鞭打，在集合的囚犯面前被打上10～25鞭。[154]

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管辖下的集中营和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的联系不只是结构相似这么简单。它们之间在机构运营上也有联系，因为双方都参与大屠杀。1942年夏天，希姆莱让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负责处理赖因哈德行动期间积累的所有贵重物品，包括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里劫掠的财物；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高级官员视察了死亡营，以确保中央的命令得到落实。[155]除了发死人财以外，双方还合作剥削犹太劳动力。[156]双方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上的合作最为紧密。纳粹地方头目通常会参与附近集中营的事务。[157]但格洛博奇尼克不断插手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事务实属罕见。他密切参与了营内的施工项目，甚至把搜刮犹太人得到的一部分资金用于资助马伊达内克的扩张。[158]尽管这座集中营隶属于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他却可以不经正式通报就进入营区。他经常会到访此地，有时甚至在夜里；他最大的兴趣似乎在新建的毒气室上，那也是他提议的。[159]很多次，格洛博奇尼克将马伊达内克当作他自己的集中营，直接给集中营党卫队下命令，甚至提议给指挥官赫尔曼·弗洛施戴特（Hermann Florstedt）升职。[160]

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赖因哈德行动的各个单位是一个无缝衔接的整体。正如我们所见，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下属的大屠杀集中营和格洛博奇尼克的死亡营在定位和组织结构上相互独立。双方的官员也对彼此心存敌意，在杀人和掠夺财物时互相竞争。格洛博奇尼克的主要对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后者在战后回忆说自己的对手“一门心思要凭‘他’的大屠杀战绩拔得头筹”。但霍斯认为自己才是种族屠杀的大师，格洛博奇尼克不过是一个只会高谈阔论的外行，通过歪曲事实、夸大其词和谎言来掩盖“卢布林地区在执行赖因哈德行动时的混乱”。[161]

霍斯和格洛博奇尼克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参观彼此的死亡营时进一步加剧。霍斯参观特雷布林卡——格洛博奇尼克最致命的死亡营——时不以为意。他认为一氧化碳“效率不高”，因为马达经常不能将足够的气体送进毒气室，达不到立即杀死犹太人的效果。“我们另一处比特雷布林卡强的地方，”霍斯写道，“就是我们的毒气室可以一次性容纳2000人。”即使在联合囚禁方面，霍斯对自己的残忍发明也充满了职业自豪感。[162]对他而言，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和手下显然顶着压力不去将毒气从一氧化碳改为齐克隆B，因为奥斯维辛在这方面是先驱。[163]格洛博奇尼克还利用参观比克瑙的新火葬场和毒气设施的机会贬低当地的运作，令霍斯十分恼火。格洛博奇尼克不仅没有像其他参观者一样对最新的屠杀设备赞叹不已，还声称自己的属下动作更快，而且向霍斯宣讲自己营里更高的屠杀能力。他“在所有场合都极度夸张”，霍斯在战后写道，格洛博奇尼克试图超过他，把自己奉为第三帝国最优秀的屠杀大师的事依然让他愤愤不平。[164]霍斯和格洛博奇尼克之间的杀戮竞争再一次显示了两类集中营的纠缠。鉴于这些和其他方面的联系，再不能说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和党卫队集中营系统之间没有制度和组织上的关联了。[165]东欧不同类型的纳粹死亡营里展开的大屠杀是党卫队的集体努力。

犹太人的新营

大屠杀持续得越久，集中营的参与就越密切。1943年，集中营系统在纳粹大屠杀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为大屠杀的重心从东欧的战场和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转移到了比克瑙的新杀人营区，在较小的程度上甚至也移到了马伊达内克。与此同时，党卫队集中营系统也成为一个更大的犹太奴隶中心。1942年10月，希姆莱告知奥斯瓦尔德·波尔和其他党卫队领导，波兰总督府剩余的犹太苦力应该被塞进集中营，直到这些犹太人也“顺应元首的意愿，在某一天消失”。第二年，希姆莱又持续在德占波兰和德占苏联地区削减劳动营和犹太人聚居区的数量。为了确保重要项目能够继续进行，党卫队在原先的犹太人聚居区和劳动营建立了几座新集中营，扩大了对剩余犹太劳动力的控制。[166]奥斯瓦尔德·波尔在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刚接手集中营系统时就开始设想建立新的集中营。[167]从1943年春天起，扩张成了现实，并且速度很快。短短几个月内，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就在东欧的华沙、里加（Riga）、瓦伊瓦拉（Vaivara）和科夫诺（Kovno）建起了4座主要的集中营，还有几十个卫星营。跟其他党卫队集中营不同，这些新营专门为剥削犹太奴工而建。

其中一座位于东欧的新集中营于1943年7月在华沙开始运营，它建在一个大型犹太人聚居区的废墟之中。1943年1月，德国试图围捕此地的犹太人并遣送到集中营，但遭到了武装抵抗，希姆莱大怒，下令摧毁整个聚居区。德军在1943年4月19日发起攻击，遭遇了犹太人绝望的抵抗。经过4周的屠戮，起义被粉碎，数千名犹太男女和儿童丧生。希姆莱随后命令经济与管理部夷平聚居区的废墟。这个计划包括建立一座新集中营（此类方案从1942年秋天就被摆到了桌面上），关押的囚犯可以用来拆除遗留的建筑。尽管有几批大规模的遣送，但华沙集中营仍比预期的要小；跟1万人的目标比起来，截至1944年2月，只有2040人协助进行拆除工作。集中营本身建立在一个曾经的军用监狱之上，使用被摧毁的聚居区的材料进行扩建。废墟中的工作——拆墙、搜集废金属、码砖——既辛苦又危险，而且这样一座被纳粹血洗的鬼镇对囚犯们的心理也有巨大影响。“聚居区的街道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恐怖的场所。”波兰犹太人奥斯卡·帕斯曼（Oskar Paserman）回忆说，他是1943年11月底从奥斯维辛被送来这里的。起义过后已经数月，帕斯曼依旧会被腐烂的尸体绊倒。“地下室里或者废墟下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街上到处都是家具的碎片和被烧毁的衣服。”[168]

华沙犹太人起义之后，党卫队领导人立刻加紧清除东部占领区剩余的劳动营和聚居区。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帝国东方总督辖区（Reich Commissariat of the Eastern Land），也就是在德国民政管理局统治下的区域，包括部分白俄罗斯地区，以及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这三个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被苏联吞并的波罗的海国家。1943年6月21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命令关闭东部地区的所有犹太人聚居区。幸存的犹太人被强行关进集中营劳动，而那些无法进行努力劳动的人则会被消灭。尽管德国军队和民政管理局中有一些官员表示反对，担心失去“他们的”犹太劳动力，影响军工生产，但这个命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依然得到了落实。[169]

波罗的海地区第一座新集中营设施出现在拉脱维亚。自1941年夏天德国入侵此地后，当地的党卫队官员就开始游说，想在里加附近建一座专门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一份当年秋天党卫队内部的备忘录显示，这样一座地区性集中营跟犹太人聚居区相比有诸多优势：可以更彻底地剥削劳动力，而且男女分开管理还可以“避免进一步繁育犹太人”。[170]但是，直到党卫队的势力扩展到波罗的海地区后才终于建起了这样一座犹太人集中营。1943年3月，大约在希姆莱到里加视察期间，从萨克森豪森运来500名囚犯，他们在凯萨瓦德（Kaiserwald）——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独特的海水浴场闻名——的近郊地区开始修建集中营。新集中营的规模比标准的党卫队集中营小，男囚和女囚的营房各四座，中间用电网隔开，营区周围也有电网将其与外界隔离。从1943年7月开始，这里就装满了犹太囚犯，包括大批从1941年到1942年被遣送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和捷克犹太人。起初，大队人马携带着自己剩余的物品，从附近的里加聚居区来到这里，聚居区在1943年11月被清空；随后，大批的遣送队伍从波罗的海地区其他较远的聚居区以及匈牙利（经过奥斯维辛）来到这里。但是大部分囚犯并没有在这里停留太长时间。党卫队很快意识到，把当地所有犹太人强制劳动的地点搬进这样小的里加集中营并不现实，于是很快在工厂附近建了卫星营。总共至少建起了16座这样的营地，大多数位于里加。凯萨瓦德主营如今更多地发挥了中转站的作用；登记之后，新囚犯很快就被分流到各个卫星营。到了1944年3月，里加大大小小的卫星营一共关押了大约9000名囚犯，主营里大概只有2000人。[171]

这种失衡在另一座波罗的海的新集中营——位于爱沙尼亚东北部的瓦伊瓦拉更明显。里夏德·格吕克斯承认，一小支党卫队分遣队必须在那里即兴发挥，“彻底从零开始”开辟一片天地。经过仓促的准备，这座集中营于1943年9月19日正式开始运营，在短短几周内蓬勃发展，至少拥有了11座卫星营；其中7座——比如西边150英里外的科隆卡卫星营——在规模上可以媲美甚至超越了瓦伊瓦拉主营。囚犯中很多都是一家人，年幼和年老者最先被党卫队的暴力统治和繁重的劳动压垮，这里的劳动内容包括基建工程、生产炸药，以及从沼泽地带开采油页岩。仅在1943年11月，9207名关押在瓦伊瓦拉集中营区的囚犯中就有296人死亡。在随后的寒冬里又有数百人丧生。[172]

帝国东方总督辖区第三座主要的集中营位于立陶宛的城市科夫诺。跟里加一样，当地的党卫队早在1941年夏天就申请建造一座犹太人集中营，但直到1943年秋天才建起来。在党卫队最后一次大力清除聚居区时，科夫诺聚居区变成了集中营的主营，到年底时关押了约8000名犹太囚犯。该地区其他聚居区和劳动营变成了科夫诺的卫星营，其中包括立陶宛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维尔纳（Wilna）。党卫队怀疑维尔纳是犹太人暴动的温床，于是在1943年夏秋时节摧毁了它。大概1.4万犹太人被遣送，大部分被送进了集中营当奴工，在爱沙尼亚开采页岩，这是希姆莱的重点工程。一名被遣送的囚犯从瓦伊瓦拉寄回维尔纳的信中说：“我们还活着，在劳动……这边总下大雨，而且特别冷。条件很差……你能留在维尔纳真好。”事实上，那些留下来的人面临着党卫队的残暴统治，因为这里已经从以前的聚居区变成了集中营。截至1943年底，在维尔纳的4座卫星营里总共只有2600名犹太人还活着。[173]

东欧的这些新集中营有一些独特之处。第一眼看去，这些营区就跟集中营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标准模式有很大差别。许多囚犯依然穿着平民服装，有时一家人还住在一起。在像科夫诺这样的前聚居区里，囚犯们甚至仍住在以前的房子里（犹太人委员会起初也保留了下来）。跟老一些的集中营相比，波罗的海地区集中营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蓬勃兴起的卫星营，它们关押的囚犯数量开始超过主营区。至于新集中营的行政管理方面，机构设置并没有严格按照党卫队指挥参谋部的五大办公室模式，这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成了党卫队集中营的标准架构。相反，党卫队的内部组织被极大地精简。[174]而且，当地集中营党卫队员工的管理也采用了新方式；虽然最高权力依旧在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总部手中，但波罗的海地区的指挥官不仅需要向柏林方面汇报工作，还要向位于里加的地区经济与管理办公室汇报，这个办公室由所谓的党卫队经济官员（党卫队的管家）领导，负责该地区的集中营以及其他经济和行政事务。[175]

但是在德国占领的东欧地区，这些新集中营并没有脱离党卫队集中营体系。首先，这些集中营仍隶属于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大多数规矩和人员都来自常规的集中营党卫队。其次，整个集中营体系从1943年秋天开始转变，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去中心化，重心从主营区向众多卫星营转移就是具体的表现。从这点来看，东欧的新集中营代表了即兴出现的一种集中营类型，体现了纳粹执政末期集中营系统的特性——彼时中央集权被削弱，为了支持日益衰落的第三帝国做最后一搏，许多惯例都被废除了。

“丰收节”行动

集中营党卫队在波罗的海地区落地生根的同时也在德占波兰地区继续扩张。在被吞并的波兰地区，集中营系统迎来了许多新成员。从1943年9月开始，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开始从党卫队区队长阿尔布雷希特·施梅尔特手中接管西里西亚地区剩余的大型强制劳动营；大约有20座集中营成了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卫星营；还有几座成了奥斯维辛的卫星营。其中最大的卫星营是布拉霍夫尼亚（Blachownia）：它在1944年4月被划给奥斯维辛时有3000多名囚犯在合成燃料工厂做苦工。[176]在东边更远一些的地方，在波兰总督府，以前的犹太人劳动营也到了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手中。移交的具体细节是在1943年9月7日波尔、格吕克斯和格洛博奇尼克在高层会晤时敲定的，格洛博奇尼克还同意把自己在卢布林地区的劳动营（大概有10座）变成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卫星营。此外，波兰总督府其他的大型劳动营也成了党卫队集中营，正如波尔所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整体清剿”；过了几周，在下属去当地视察之后，波尔批准了一个新集中营的选址清单，里面包括拉多姆（Radom）和克拉科夫-普拉绍夫（Krakow-Plaszow）。[177]

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扩张计划在1943年11月初被波兰总督府突如其来的血雨腥风打断了。仅在卢布林一地，党卫队和警察就屠戮了集中营里约4.2万犹太人。显然，希姆莱下这道指令是因为格洛博奇尼克手下唯一仍在运营的索比堡死亡营最近发生了囚犯起义。1943年，索比堡里大规模屠杀的频率已经比前一年低了许多，一旦希姆莱放弃将索比堡变为党卫队集中营的计划（由于波尔和格洛博奇尼克的介入），这座死亡营和剩余的囚犯被清除就只是早晚的问题。然而党卫队还没来得及实施清除方案，囚犯们就起义了。1943年10月14日，囚犯们袭击并杀死了12名党卫队队员和2名乌克兰帮手，350多名囚犯试图逃跑，许多人都成功了。此时的党卫队领导已经处在风口浪尖，两个月前刚在特雷布林卡发生了类似的暴乱，春天在华沙也发生了犹太人起义，而且党卫队越来越惧怕剩下的犹太人聚居区和劳动营存在的危险，因此希姆莱下令在波兰总督府东部对犹太劳工实施大规模屠杀。[178]

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成了大屠杀的中心。1943年11月3日，在“丰收节”这个充满田园风情的代号下，1.8万余名犹太人在这里被杀。当天早晨，营内8000名犹太囚犯被隔离，那些试图躲藏的人被看守和警犬拖了出来。在集中营党卫队的驱赶下，囚犯们沿着营内的主干道前行，1万名从附近卢布林劳动营来的囚犯陆续加入行进的队伍。他们走到新火葬场（从1943年9月开始建设）的建筑工地后面停了下来，这里是营里较远的一处角落。在这里，男人、女人、儿童被逼着脱光衣服趴在大土沟里，然后从脑后被一枪打死，或者被机关枪扫射；那些没有被打死的人被压在后来死去的尸体底下，惨遭活埋。大多数杀手是军官和警察，专门被派到马伊达内克的。战后，其中一名杀手约翰·B.（Johann B.）操着一口轻快的巴伐利亚口音向一个影片摄制组随口提到了这些受害者：“他们的确会做些挣扎。他们会拉拉扯扯，有的人还举着拳头冲到我们面前。他们还会大喊‘纳粹猪’。不过你没办法责怪他们，如果我们遭到这样的惩罚也会这么做的。”

为了掩盖枪声，马伊达内克的党卫队特地立起扬声器在营区内播放轻音乐——维也纳华尔兹、探戈和进行曲。最终在夜里，最后一名囚犯被处决之后，枪声和音乐声都停了下来。集中营党卫队里几名参与枪决的志愿者返回住处后还开起了狂野的派对，捧着特别奖励的伏特加大喝特喝；一些人甚至没有擦去靴子上的血就开始喝酒。[179]他们为了党卫队集中营里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进行庆贺。在1943年11月3日被杀的人比任何时候、任何党卫队集中营，包括奥斯维辛在内杀的都多。这次屠杀也标志着马伊达内克作为大屠杀集中营的日子正式结束。早在1943年9月，这里的毒气室就关闭了，现在所有剩余的犹太奴工都死了；在11月底，主营区里再没有一个犹太囚犯。[180]

1943年11月初的这波大屠杀广泛影响了整个集中营体系。几个注定要被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接管的犹太人劳动营被彻底扫清了，其中就有格洛博奇尼克位于卢布林老机场的大营，那里是犹太死者的衣服收集站。[181]还有几个劳动营在1944年初被照常纳入了集中营系统，虽然这个过程比党卫队预期的更漫长：一些营区在1944年春天才建起来，但几个月后随着苏军的逼近便被遗弃了。在新营中有三个比较大的前劳动营，分别在布利任（Blizyn）、布尊（Budzyń）和拉多姆，它们后来成了马伊达内克的卫星营以及在卢布林利珀瓦街（Lipowa Street）的一个小营。到了1944年3月中旬，这四座新卫星营关押了约8900名囚犯（大多数是犹太人），几乎跟马伊达内克主营一样多。[182]

1944年初被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吸收的犹太人劳动营里只有一座成了集中营主营——普拉绍夫，这是波兰总督府第三座主要的党卫队集中营，也是东欧地区的最后一座。1942年秋天，德国政府开始在克拉科夫郊外的普拉绍夫地区建造一座强制劳动营，主要关押将被消灭的当地聚居区的犹太人。直到1944年1月，这个营区才从地方党卫队和警察领导的手中转给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到了1944年3月，普拉绍夫的规模已经超过马伊达内克，关押了大约11600名犹太男女和儿童（在另一个独立的区域还关了1393名波兰人）。数千名囚犯被关在六个附属的卫星营里；然而跟里加和瓦伊瓦拉不一样的是，劳工主要在主营的作坊、工地和采石场里。

普拉绍夫向党卫队集中营的转变也给它的行政管理带来了各种改变，包括迎来了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统治。有些囚犯如今已经穿上了典型的条纹囚服，他们刚开始还对新的统治者抱有极大的希望，前囚犯亚历山大·比贝尔施泰因（Aleksandar Biberstein）在战后写道。但这些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在集中营党卫队的支持下，这里的条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恐怖。“对犹太人的随机谋杀和枪击逐渐减少”，比贝尔施泰因回忆说，取而代之的是“对剩余的犹太居民的系统性灭绝”，筛选越来越频繁，有些人还被送去了奥斯维辛。[183]在这里，受害者们很可能会碰到在战前第三帝国境内的老集中营里最后幸存下来的一些犹太囚犯，他们在1942年秋天被一起遣送到了奥斯维辛。

党卫队的期望：德国境内的犹太囚犯

1942年9月29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在督察官里夏德·格吕克斯和指挥官安东·凯因德尔（Anton Kaindl）的陪同下视察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安东·凯因德尔希望能用集中营各种各样的企业来打动希姆莱。虽然奥斯维辛已经成了最大的集中营，但希姆莱仍然保持着对自己老营的兴趣。他也许已经得知，几个月前萨克森豪森党卫队自1938年屠杀之后再次在德国腹地实施反犹大屠杀。为了给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报仇”，党卫队于1942年5月28～29日，在此前为苏联战俘修建的射脖子刑房里处决了约250名犹太人。大部分受害者是从柏林抓过来的，其他人则是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随意选择的，这些囚犯被拽走时还在不断求情。一些党卫队高官和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官员监督了这次屠杀。其他党卫队领袖则在远方为他们鼓掌。柏林大区长官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这些肮脏的渣滓消灭得越多，德意志帝国就越安全。”[184]

当希姆莱于1942年9月29日来到萨克森豪森时，营内仅剩下几百名犹太囚犯。谋杀与致命的环境不断蚕食着德国战前边境内集中营里已经很少的犹太囚犯。这些集中营中总计只剩下不到2000名犹太囚犯，大部分是德国或波兰犹太人。[185]即使仅存的犹太人已经这样少，对希姆莱来说却仍然太多了。当时希特勒正在推动将所有犹太人都赶出德意志帝国的计划，希姆莱乐意效劳。当他访问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便下令遣送所有德国集中营内的犹太人。[186]书面指令在几天后正式下达。除了一些关键职位上的犹太人（这些人暂时得到了豁免），其余所有人都要被送往奥斯维辛或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这样，德国境内的集中营终于能真正实现“无犹化”，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如是通知所有的指挥官。[187]同时，它还要求奥斯维辛党卫队送来一批波兰囚犯作为替代。[188]

开往东方的遣送列车不久便开动了。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是第一批响应希姆莱号召的集中营中的一个，于1942年10月16日将营内最后一批犹太囚犯送走。[189]而在萨克森豪森，遣送却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骚乱。1942年10月22日傍晚，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将犹太囚犯集合起来，命令他们交出自己的财物。恐慌很快在囚犯们之中蔓延，他们担心再次发生像5月大屠杀那样的事情。一群犹太年轻人跑到点名广场上推搡党卫队看守，大喊道：“开枪啊，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不过骚乱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集中营党卫队很快便恢复了秩序。他们决定按原计划进行遣送，暂时忍住没有惩罚闹事的犯人。同一天晚上，载有454名犹太人的列车出发开往奥斯维辛，其中就有我们之前提过的拳击手塞勒姆·肖特。10月25日列车抵达奥斯维辛，囚犯们被带进主营中进行登记。但他们并没有活太久。五天之后，党卫队对新近从西边集中营来的囚犯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筛选。塞勒姆·肖特在内的约800人被派往法本公司在德沃里附近的建筑工地，准备让他们通过劳动被灭绝。还有百余人直接被送进了比克瑙的毒气室。[190]

没过多久，几乎所有德国中心地区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都被遣送完毕。到了1942年底，帝国内所有集中营里关押的犹太人仅有不到400人（除奥斯维辛之外）。[191]剩下的这些人中大多数被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虽然当地的指挥官很恼火，但盖世太保还是将新逮捕的犹太人送进了布痕瓦尔德。[192]1942年底，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还有227名犹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被训练成了砖匠，因为紧急的建筑工程才留下了。技术工的身份使他们免于遣送和党卫队的虐待。从这时起，这些犹太人比集中营系统内其他犹太人都安全。比如28岁的奥地利犹太人恩斯特·费德恩（Ernst Federn）就在集中营外的一个党卫队示范工地上工作。费德恩回忆说，这里每日的供给是普通布痕瓦尔德囚犯的双倍，党卫队看守的举止“很人道也很得体”，毕竟在周围民众的眼皮底下，要有所收敛。[193]

在萨克森豪森也是如此，少数技术工人得以免于遣送。1942年夏天，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开始将一小群犹太绘图员和平面设计师聚集到19号营房，目的是完成一项国家级的重大任务，虽然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工作。然后到了1942年12月，帝国中央安全局外事办公室的一名党卫队高官伯恩哈德·克吕格尔（Bernhard Krüger）来到营内召集这批技术人员，参与了一项由希特勒支持、希姆莱下令的绝密任务，代号为“伯恩哈德行动”（Operation Bernhard，无耻的克吕格尔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要囚犯们伪造外国的钞票和邮票。

萨克森豪森的犹太人造假行动队最终从29人发展为140多人，大多数是从奥斯维辛来的。其中一位名叫阿道夫·布格尔（Adolf Burger）的囚犯回忆说，自己“好像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囚犯们不再挨打，有充足的食物，在有暖气的房间里工作，有时间阅读、打牌、听收音机，还能睡在正常的床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伪造英国货币（尝试复制的美元从没能通过测试阶段）。这些囚犯后来估计，他们总共生产了币值超过1.34亿英镑的假钞。帝国中央安全局认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以假乱真，用来购买黄金和外国商品，雇用间谍；其余的纸币都被投入英国，扰乱它的货币市场。为了让这个古怪的计划取得成功，整个伯恩哈德行动都要保密。这就是这些造假者几乎完全隔绝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的其他人的原因（但他们的秘密还是被泄露了）。这也是帝国中央安全局只选择犹太人的原因，因为他们可以随时被灭口。最终，经过一系列的侥幸，这些囚犯从集中营幸存下来。他们劳动的产物最终拯救了他们的性命，也留存了下来，因为许多假钞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依然在流通。[194]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造假行动队的经历算是特例。但这些特例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它们拯救了像阿道夫·布格尔这样的犹太人，也因为它们证明了纳粹政府在必要时也会变得实际——在这种情况下，希姆莱于1942年秋天发布的将所有犹太囚犯逐出帝国的命令被部分搁置。从中也体现出大屠杀更广泛的一条真理：在追求批量灭绝欧洲的犹太人时，党卫队领袖也经常愿意考虑“战术性撤退”。[195]或许，1943年党卫队下令在帝国境内建立新的犹太人集中营时，这种意愿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1942年下半年，随着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达到了疯狂的高潮，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决定赦免少数犹太人，把他们作为“有价值的人质”来剥削，海因里希·希姆莱如此称呼他们。纳粹领导人沉迷于国际阴谋论，一直谋算着把犹太人当作“人质”，以对抗那些由犹太政治家和资本家领导的敌对国家。现在，党卫队和德国外交部同意用一些犹太人和他们的家人——比如与巴勒斯坦或者美国有关系的人——来交换被关押在国外的德国人或者外汇和商品。在希特勒的同意下，1943年春天希姆莱下令建立一个集中营，专门收押这些能被用来交换人质的犹太人。他明确要求营内的条件需要达到让犹太囚犯“健康活着”的标准。[196]

新营建在德国北部汉诺威市和汉堡市之间的贝尔根-贝尔森，占用了现有的一座战俘营半边空置的场地。[197]尽管从其官方名称“居民营”（Aufenthaltslager）中就能看出它的功能与众不同，但希姆莱仍然将它指定为党卫队集中营，由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运营。起初这里的员工都从维威尔斯堡里的下哈根集中营而来，那里刚刚被关闭。第一批囚犯大军于1943年4月30日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而来，为了给所谓的“交换囚犯”准备好一切，后者在1943年7月抵达；到了1944年12月，总共有大约1.5万犹太人被送进贝尔根-贝尔森，他们根据自身背景被关在不同的营区里。越来越多的营区让集中营的布局越来越混乱，最终成了一片挤满营房和帐篷的棚户区。党卫队后来又围起了一个区域来关押保护性拘禁的囚犯，虽然刚开始人数比较少，但也让本就混乱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1943年到1944年，贝尔根-贝尔森成了一座以犹太囚犯为主的集中营。[198]

贝尔根-贝尔森的犹太囚犯梦想着踏上交换的列车。1944年2月，范妮·海尔布特（Fanny Heilbut）同丈夫和两个儿子（三儿子死在了毛特豪森集中营）从韦斯特博克集中营被送到这里，她回忆说对自由的憧憬“支撑着我们走下去”。但只有一小部分犹太囚犯美梦成真。到1944年底，只有大约2300名囚犯获准离开第三帝国。范妮·海尔布特和家人并不在此列。其中一个幸运的人是西蒙·海因里希·赫尔曼（Simon Heinrich Herrmann），1944年6月30日他跟其他221名囚犯被送往巴勒斯坦（用来交换一群住在新教圣殿区的德国移民，他们被巴勒斯坦国内的英国军队捕获，后来被送回了德国）。西蒙·赫尔曼后来写道，随着列车开动，这些曾经的囚犯将贝尔根-贝尔森抛在身后，就好像“一只无形的手解除了我们肉体和灵魂上的镣铐，打开了我们心灵的门窗”。赫尔曼和其他人于1944年7月10日平安抵达海法（Haifa）。但是，1943～1944年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离开的许多列车并没有驶向自由。实际上有2000多名波兰犹太人从这里被送往奥斯维辛。德国当局认为他们不是交换的合适候选人，不愿意承认他们即将能拿到的拉丁美洲居民证明（Promesas）。到此时为止，最大的一批输送队，大约1800人，在1943年10月21日出发，所有人两天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199]

大多数犹太人滞留在贝尔根-贝尔森，日日被逐渐减退的希望折磨着。不同营区的条件也不一样。1943年，星营（star camp）的条件最差，这里是交换营里最大的区域，以犹太人衣服上的黄色大卫星标志命名。这里的食物永远不够（官方的配给跟其他集中营一样），除了老人以外，所有成年人都要辛苦地工作，通常是维修营内的设施。但即便是这种营区也享有其他党卫队集中营从没听说过的特权，除了关押“特权”犹太人的海泽根布什集中营。星营里的囚犯可以穿着平民的服装，保留部分私人物品。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和晚上都可以见面（这里还有几百名儿童）。跟在聚居区里一样，这里的一些内务由犹太人委员会负责，还有营区警察。此外，像海泽根布什一般也有犹太囚犯法庭。党卫队看守们按规定要称呼囚犯的姓名而不是代号。这里也有虐待，但跟其他集中营不可相提并论。总之，这里的条件虽然差劲但可以忍受，直到1944年春夏，情况才开始恶化；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范妮·海尔布特的丈夫和一个儿子，还有数千名犹太人纷纷离世。[200]

贝尔根-贝尔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是党卫队集中营系统中的异数。此时，它是德国战前领土内唯一一座关押了如此多犹太囚犯的集中营，也是唯一不以除掉犹太人为目的的集中营。几乎所有其他犹太人集中营里的囚犯会发现自己最终到了东欧，这基本意味着死期不远了。这在最大的灭绝营奥斯维辛绝对是真的。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从1942年夏天开始，大部分被送进来的犹太人在抵达后的几个小时内就被杀了。奥斯维辛里那些被挑出来当奴工的犹太人以及东欧其他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命运也是如此，我们接下来就会对此展开分析。

[1] 希姆莱的路线（下文同）参见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491-93。

[2] Langbein，Menschen，327；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106-107；Longerich，Himmler，34-66；Kaienburg，Wirtschaft，841-42.

[3] Wagner，IG Auschwitz，80-81；BArchB，Film 44564，Interrogation O. Pohl，January 25，1947，p. 17.

[4] Strebel，Ravensbrück，352.

[5] Broszat，Kommandant，243，quote on 275；Czech，Kalendarium，250-51；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86-88.希姆莱在奥斯维辛的一次大规模处决时亲临现场，参见Langbein，Menschen，327-28；Adler et al.，Auschwitz，204。

[6] Longerich，Himmler，552.

[7] Broszat，Kommandant，276-78，quote on 278；Laqueur and Breitman，Mann，9-11；Mulka to Führer des Standortes Auschwitz，July 17，1942，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154-55.

[8] Broszat，Kommandant，278-79；testimony S. Dubiel，August 7，1946，in Bezwińska and Czech，KL Auschwitz，287-92.

[9] Himmler order，March 3，1942，cited in WVHA Befehl，March 13，1942，in Tuchel，Inspektion，88；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369-71；Schulte，Zwangsarbeit，201. 1942年3月16日，IKL正式从名义上的党卫队总办公室管理归为WVHA管理；Pohl to Glücks，March 11，1942，in Tuchel，Inspektion，89。

[10] Longerich，Himmler，590-92；Arad，Belzec，46-47；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491-93；Berger，Experten，91；Browning，“Final Hitler Decision.”7月18日晚些时候，希姆莱还会见了波尔，后者没能陪他去奥斯维辛。

[11] Broszat，Kommandant，279；BArchB（ehem. BDC），SSO，Höss，Rudolf，25.11.1900，Bl. 258：WVHA to SS-Personalhauptamt，July 27，1942. 希姆莱到访后，奥斯维辛其他几名参与种族屠杀的党卫队队员也得到了表彰或提拔；Hördler，“Ordnung，”152。

[12] Hilberg，“Auschwitz”；Piper，Zahl，table D；Arad，Belzec，370-76；OdT，vol. 8，359-60.

[13] 在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Robert Jan van Pelt将奥斯维辛定义为“寻找使命之所”；Van Pelt，“Site”。虽然这个短语抓住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不断变化的性质，但仍然过度目的论，暗示说种族屠杀是奥斯维辛的真正使命。然而对党卫队来说，奥斯维辛的早期使命——残酷镇压波兰反对势力或关押苏联战俘——同样重要。

[14] OdT，vol. 5，140.

[15] 此段和前一段有关种族大屠杀的起始，参见Longerich，Holocaust；Browning，Origins；Pohl，Holocaust；Friedländer，Jahre。关于死亡营，参见Berger，Experten；Montague，Chelmno；Krakowski，Todeslager；OdT，vol. 8，301-28。

[16] 关于华沙犹太人聚居区，参见Arad，Belzec；Berger，Experten，71。

[17] Arad，Belzec.

[18] 关于马伊达内克，参见Witte and Tyas，“Document”。关于奥斯维辛，参见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后两位作者指出，集中营和“赖因哈德行动”的联系已经被波尔于1942年9月的奥斯维辛之行证实。在这里，被用来分类和储存遇难犹太人财产的营房（“加拿大”营）被称作“灭绝及效果室/赖因哈德行动”，而2号地堡的毒气室被称作“赖因哈德行动2号站”；USHMM，RG-11.001M.03，reel 19，folder 19，Besichtigung durch SS Obergruppenführer Pohl am 23.9.1942。其他例子参见NAL，HW 16/21，GPD Nr. 3，October 22，1942。

[19] Quotes in Browning，“Final Hitler Decision，”7；IfZ，F 13/6，Bl. 359-68：R. Höss，“Globocnik，” January 1947. 详情参见Pohl，“Judenpolitik”；Longerich，Himmler，especially pages 361-64。

[20] 此段及前一段参见Berger，Experten，quote on 41；Arad，Belzec；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146-86；Rieβ，“Wirth”。帝国总理府的T-4机构也参与管理死亡营。

[21] 英国情报机构拦截的党卫队数据显示，1942年1月时有2024名囚犯被归为犹太人。然而，这些统计只覆盖了75%～80%的集中营囚犯；Schulte，“London，”210，227。而且，统计不包括苏联战俘营里的犹太人。

[22] 万湖会议纪要，参见Noakes and Pridham，Nazism，vol. 3，535-41，quote on 538。See also Longerich，Politik，466-72；Friedländer，Jahre，367-71；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Wannsee-Konferenz；Berger，Experten，79. “劳动灭绝”的说法（并没有出现在官方会议纪要中），参见Wachsmann，“‘Annihilation’”。

[23] IKL对集中营里苏联战俘糟糕的健康状况和高死亡率的认识，参见BArchB，NS 4/Gr 9，Bl. 63：Glücks to LK，January 23，1942；KL Gross-Rosen to IKL，January 27，1942，referenced in Sprenger，Groβ-Rosen，194。

[24] IfZ，Fa 183，Bl. 61：Himmler to Glücks，January 26，1942. See also Van Pelt，“Site，”148-49；Allen，“Anfänge，”568-69；Schulte，Zwangsarbeit，356-62.

[25] Quotes in Jochmann，Monologe，229；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326-27.

[26] ITS，KL Buchenwald GCC 2/313，Ordner 519，IKL to LK，January 19，1942；ibid.，IKL to all ［LK］，January 26，1942. 被排除在IKL初始指令外的集中营有规模较小的纳茨维勒和施图特霍夫。撤销指令时，只有极少的犹太囚犯被选中送去马伊达内克；1942年2月3日，马伊达内克并没有登记在册的犹太囚犯；Schulte，“London，”224。

[27] IfZ，Fa 183，Bl. 61：Himmler to Glücks，January 26，1942. 从德意志帝国遣送犹太人的行动在1942年3月中旬重新启动，但接下来几周没有一趟遣送是去集中营的；Longerich，Politik，483-86。

[28] Longerich，Politik，491-95.

[29] 最开始可能有计划把一些有技能的犹太囚犯送到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然后将他们转移到其他生产军备的集中营；StANü，K.-O. Saur，Niederschrift über Besprechung，March 17，1942，ND：NO-569。

[30] Pressac，Krematorien，31-34，45-48；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199，210-12.

[31]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367-69；Strebel，Ravensbrück，342-43.

[32] NAL，HW 16/17，GPD Nr. 3，March 10，1942.

[33] NARA，RG 549，000-50-11 Ravensbrück CC（Box 522），testimony J. Langefeld，December 26 and 31，1945；Strebel，Ravensbrück，344；Strzelecka，“Women，”172；USHMM，RG-11.001M.03，reel 19，502-1-6，WVHA to Bauinspektion Posen，March 18，1942.

[34] Czech，Kalendariüm，189-93.

[35]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扬科夫斯基（另称Alter Feinsilber）的证词，April 16，1945，in SMAB，Inmitten，25-57，quote on 32。See also YIVO，RG 294.1，MK 488，series 20，folder 542，Bl. 7-17：testimony V. Walder，n.d.（1945-49）.

[36] Longerich，Politik，584；Hayes，“Auschwitz.”

[37] Piper，Zahl，187，195. 5月时还有1000名斯洛伐克犹太人经马伊达内克抵达奥斯维辛；Czech，Kalendarium，215。

[38] Quote in ITS，KL Buchenwald GCC 2/313，Ordner 519，IKL to LK，January 19，1942.这一命令针对的是准备遣送到马伊达内克的犹太囚犯。See also IfZ，Verwaltung Auschwitz to WVHA，March 25，1942，ND：NO-2146.

[39] 党卫队的统计数据总结在APMO，Proces Höss，Hd 6，Bl. 114-20：O. Wolken，Kommentar，n.d.（c. spring 1945）。

[40] Grotum，Archiv，255-56；Longerich，Politik，492.

[41] 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86-87；testimony of S. Jankowski，April 16，1945，in SMAB，Inmitten，32-33；Schulte，“Kriegsgefangenen-Arbeitslager，”87；Czech，Kalendarium，206.

[42]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78-79；Strzelecka，“Women，”172；Strebel，Ravensbrück，349-51；WL，P.III.h. No. 1174a，Vernehmung R. Kagan，December 8-10，1959；APMO，Oswiadczenia，vol. 124，Bl. 152-66：testimony of M. Schvalbova，June 8，1988；Broszat，Kommandant，172-73；IfZ，RSHA，AE，2. Teil，Runderlaβ RSHA，July 10，1942。

[43] Figures in Schulte，“London，”222；Strebel，Ravensbrück，349.

[44] 几位历史学家曾争论说，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党卫队便对不劳动的西里西亚犹太人展开了零星谋杀，1941年底有几小批囚犯被送到奥斯维辛处决。Sybille Steinbacher在她对奥斯维辛的出色研究中提供了最详尽的记述。她认为，从1941年底开始，在党卫队区队长施梅尔特管理的强制劳动营里，已经开始筛选犹太人（主要是在上西里西亚）；那些被选中“不适合劳动”的囚犯被送去奥斯维辛，在Ⅰ号火葬场被处死（Steinbacher，“Musterstadt，” 276-77；关于施梅尔特的集中营，参见ibid.，138-53）。不过她的资料来源不足以支撑她的结论：一个来源是1940年底抵达奥斯维辛的一趟遣送，另一个来源是从1941年中期开始的小规模遣送（BArchL，B 162/20513，Bl. 83：Vermerk，October 11，1967；ibid.，Bl. 47-54：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Hirsch B.，September 21，1961）。至于1942年2月15日在火葬场谋杀比托姆（上西里西亚）犹太人的假设，是基于奥斯维辛编年史的错误数据（Czech，Kalendarium，174-75）；当时并不存在这趟遣送（Gottwaldt and Schulle，“Judendeportationen，” 393）。Christopher Browning也认为第一批“不适合劳动”的犹太人是在1941年秋天被送进Ⅰ号火葬场毒气室的（Browning，Origins，357）。Browning的依据除了Steinbacher的著作之外，还有一个：党卫队队员汉斯·施塔克（Hans Stark）在战后的叙述。Browning表示，施塔克在向德国司法官员作证时明确说道，1941年10月有小批次的犹太人被卡车送到奥斯维辛，然后被毒气杀害（Browning，Origins，527，n. 211）。施塔克是第一批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中遭到指控的被告，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在审判前的第一次审讯中，施塔克的确说过他参与毒杀了小群犹太囚犯，这些人是在1941年秋天被送到奥斯维辛，要即刻在Ⅰ号火葬场处决的（DAP，Vernehmung H. Stark，April 23，1959，4537-50）。但是，在随后的审讯中，施塔克做了修正，说他之前给出的日期是错误的。他改口称不知道1941年秋天发生过任何毒气处决，还说自己曾提到的杀害犹太男女老幼的情况只有在他1942年春天休完进修假返回奥斯维辛之后才有可能发生（法兰克福法庭经查证，确认施塔克在1942年3月15日前一直在休假；DAP，36765）。修改日期对施塔克而言没有任何好处，他也依然承认自己参与了毒气处决。因此，他很可能改正了他认为真有错误的地方（DAP，Vernehmung H. Stark，July 24，1959，4578-79）。在1964年审判取证时，施塔克重申了第一批死于Ⅰ号火葬场的“不适合劳动”的犹太人是1942年4～5月被遣送来的。他也承认1941年10月参与毒气处决了150～200名波兰和犹太男女。但是，这些受害者并不是纳粹最终解决方案里被选中“不适合劳动”的人。相反，施塔克作证说，他们是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人（DAP，Aussage H. Stark，January 16，1964，4813-26）。这种说法看似可信，因为1941年底奥斯维辛的大规模处决受命于临时法庭。

[45] Browning，Origins，421，日期不同（见上文）。

[46] Schulte，“Vernichtungslager，”65.

[47] Orth，“Höβ”；Gerlach，“Eichmann”；Wojak，Memoiren.

[48] Quotes by Eichmann in his postwar talks with W. Sassen，in BArchK，All. Proz. 6/97，Bl. 24-25. See also ibid.，Bl. 22-27；ibid.，6/106，Bl. 23；State of Israel，Trial，vol. 7，371-72；Broszat，Kommandant，199.

[49] Broszat，Kommandant，191，238.奥斯维辛集中营前任营区负责人奥迈尔作证说，艾希曼（他错称为希尔德布兰德）在第一批RSHA遣送抵达时出现在了奥斯维辛；NAL，WO 208/4661，statement ofAumeier，July 25，1945，p. 2。

[50] Quote by Eichmann in his postwar talks with W. Sassen，in BArchK，All. Proz. 6/99，Bl. 31.

[51] 波尔到访的日期，参见USHMM，RG-11.001M.03，reel 19，folder 19，R. Höss，Bericht über Schlussbesprechung des Hauptamtschefs am 23.9.1942；NARA，RG 549，000-50-11 Ravensbrück CC（Box 522），testimony of J. Langefeld，December 26 and 31，1945。

[52]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397-98；Longerich，Himmler，582-83.

[53] Piper，Zahl，183；Steinbacher，“Musterstadt，” 286-87，290；Gottwaldt and Schulle，“Judendeportationen，”393-94；Fulbrook，Small Town，2，31，222-24.

[54] Broad，“Erinnerungen，”170-73，quote on 172；DAP，Aussage F. Müller，January 5，1964，20489-20507，quote on 20494. See also Müller，Eyewitness，30-39；Van Pelt，Case，224-25；Piper，Mass Murder，128-33；DAP，Vernehmung H. Stark，April 23，1959，4517-62；NAL，WO 208/4661，statement of H. Aumeier，July 25，1945，p. 6.

[55] 党卫队的视角，参见Broad，“Erinnerungen，”173；NAL，WO 208/4661，statement of H. Aumeier，July 25，1945，pp. 6-7（日期是错误的）。

[56] 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12；Pressac，Krematorien，49；Piper，Mass Murder，134.

[57] 5月的日期，参见Pressac，Krematorien，49。鉴于大量的历史材料作证，这似乎是最可信的日期。相反，许多历史学家倾向于更早的日期，认为是1942年3月20日首次使用1号地堡，他们依据的是Danuta Czech的研究。然而，Czech所用的两个来源（Kalendarium，186-87）都不能支撑她的结论，这也是Schulte提出的问题（“Vernichtungslager，”64，n. 121）。Czech的第一个资料来源是所谓的鲁道夫·霍斯回忆录，有名的记载日期不准确。第二个来源，即佩里·布罗德的叙述，其实跟Czech的时间推理相冲突，因为佩里·布罗德在1942年4月才来到奥斯维辛，起初在看守团任职，不可能近距离观察到比克瑙毒气室的谋杀。只有在他大约1942年6月调到政治部（跟毒气处决密切相关）后，他才得以近距离观看处决流程（DAP，Vernehmung P. Broad，April 30，1959，3424-25）。Ⅰ号火葬场的毒气室明显在1942年秋天就停用了（Piper，Mass Murder，133）。

[58] Piper，Mass Murder，131-32；Friedler et al.，Zeugen，64；Broad，“Erinnerungen，”173；Müller，Eyewitness，16-17；NAL，WO 208/4661，statement of H. Aumeier，July 25，1945，p. 5.结构性故障最终迫使党卫队在1942年6月拆除了旧烟囱，重新建了一个；Pressac，Krematorien，49-50。

[59] Himmler quote in Friedländer，Jahre，378. See also Dannecker，Vermerk，June 15，1942，in Klarsfeld，Vichy，379-80；Longerich，Himmler，586-91；idem，Politik，495-96；Cesarani，Eichmann，139-40. 对强制劳动的持续关注，参见NAL，HW 16/19，GPD Nr. 3，WVHA-D to Auschwitz，June 17，1942。

[60] Broszat，Kommandant，237；interrogation R. Höss，April 1，1946，in Mendelsohn，Holocaust，vol. 12，81.

[61] Höss quote in USHMM，RG-11.001M.03，reel 20，folder 26，Vermerk，Besprechung mit Kammler，May 22，1943.

[62] Kalthoff and Werner，Händler，148-51. See also UN War Crimes Commission，Law Reports，95. 关于Degesch监督生产齐克隆B以及后续分销，参见Hayes，Cooperation，272-300。

[63]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461-62.

[64] IfZ，F 13/7，Bl. 383-88：R. Höss，“Richard Glücks，” November 1946.

[65] State of Israel，Trial，vol. 7，392；BArchK，All. Proz. 6/99，Bl. 31；ibid.，6/101，Bl. 36；YVA，M-5/162，D. Wisliceny，Betrifft：Adolf Eichmann，October 27，1946.

[66] O. Pohl testimony，June 4，1946，extract in NCA，supplement B，1590.

[67] APMO，D-AUI-1/3a，Bl. 58：Führer vom Dienst，June 16-17，1942；ibid.，Proces Höss，Hd 6，Bl. 114-20：O. Wolken，Kommentar，n.d.（c. spring 1945）.

[68] 菲利普·米勒证实，1942年6月17日或18日，曾有党卫队高层官员视察火葬场（Kraus and Kulka，Todesfabrik，131-32）。跟Wolken一样（参见上一个注），米勒相信这名党卫队高官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但希姆莱7月中旬造访奥斯维辛时，米勒已经离开了主营的火化突击队（DAP，Aussage F. Müller，October 5，1964，20507）。

[69] 2号地堡，参见Piper，Mass Murder，134-36；Van Pelt，Case，267；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13-14；Broszat，Kommandant，242。

[70] Quote in NAL，HW 16/19，GPD Nr. 3，KL Auschwitz to Glücks，June 24，1942. See also ibid.，WVHA-D to KL Auschwitz，June 24，1942；ibid.，Liebehenschel to KL，June 18，1942.

[71] Piper，Zahl，183-97；Longerich，Politik，521.除此之外，1942年7月，可能还有大约1700名犹太人从德国被遣送到奥斯维辛；Gottwaldt and Schulle，“Judendeportationen，” 395-96。

[72] Piper，Zahl，191，198，and table D；Gottwaldt and Schulle，“Judendeportationen，”397-98；Longerich，Himmler，710-12；Ahnert，Vermerk，September 1，1942，in Klarsfeld，Vichy，447-48；NAL，HW 16/21，GPD Nr. 3，WVHA to Auschwitz，August 22 and 24，1942.

[73] Piper，Zahl，table D and 15；Steinbacher，“Musterstadt，” 295-302.

[74] 关于韦斯特博克，参见Boas，Boulevard；Hillesum，Letters。从党卫队的视角看斯洛伐克集中营，参见YVA，M-5/162，Verhör D. Wisliceny，May 7，1946。

[75] 关于德朗西，参见Wellers，L’Étoile。

[76] Quotes in Stuldreher，“Konzentrationslager，”328；WL，P.III.h. No. 573，A. Lehmann，“Das Lager Vught，” n.d.，5. See also OdT，vol. 7，133-50；Van Pelt，“Introduction.”

[77]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WL，P.III.h. No. 573，A. Lehmann，“Das Lager Vught，” n.d.，quote on 15；Deen，“Wenn，” quote on 21；Koker，Edge，20，104，198，256，340，369，quote on 341；Stuldreher，“Herzogenbusch”；OdT，vol. 7，133-50。

[78] 犹太人聚居区的数字参见BArchB，NS 19/1570，Bl. 12-28：Inspekteur für Statistik，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这些数字并不都准确，引用时需谨慎。施梅尔特在西里西亚和苏台德部分地区掌管的集中营，参见Rudorff，“Arbeit”；Steinbacher，“Musterstadt，” 138-53。

[79] 1942年，大约有20万犹太人被送到奥斯维辛；Piper，Zahl，table D。1943年1月初，奥斯维辛里有11112名犹太男人和1540名犹太女人幸存；Schulte，“London，”223。

[80] Berger，Experten，177，254-55.

[81] Pohl，“Holocaust，”152-54.

[82] SMAB，Inmitten，62，70-71；Langfus，“Aussiedlung，”80，87（n. 9），104-105，114，117-120；Friedler et al.，Zeugen，204-207，374，380；Greif，Wir weinten，56.

[83] Langfus，“Aussiedlung，” quotes on 121. See also Steinke，Züge，58；Gigliotti，Train，101-10；Greif，Wir weinten，57.大屠杀期间，对于波兰地区牟取暴利的综述，参见Gross，Golden Harvest。

[84] Quotes in Langfus，“Aussiedlung，”81，114；Fulbrook，Small Town，288；Bacharach，Dies，99. See also Friedländer，Jahre，549-50；Dörner，Die Deutschen，324-25；Koker，Edge，256-57；Hájková，“Prisoner Society，”283-84.

[85] RSHA，Richtlinien zur Durchführung der Evakuierung von Juden，February 20，1943，in Gottwaldt and Schulle，“Judendeportationen，” 373-79；NAL，HW 16/21，Höss to Eichmann，October 7，1942.

[86] Quotes in Broad，“Erinnerungen，”174；Van Pelt，Case，240. See also DAP，VernehmungStark，April 23，1959，4540-41；Iwaszko，“Reasons，”17；Citroen and Starzyńska，Auschwitz，57-90

[87]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Langfus，“Aussiedlung，”121-22，quotes on 122；Greif，Wir weinten，57-58；Czech，Kalendarium，352。针对遣送列车抵达情况的概述，参见Adler et al.，Auschwitz，59-62；Gradowski，“Tagebuch，”156-57；Friedler et al.，Zeugen，145；Gigliotti，Train，179，185-90。如果党卫队设想犹太人会抵抗，他们行事就更凶残；Fulbrook，Small Town，303-304。

[88] Czech（Kalendarium，241）认定第一次筛选的日期是1942年7月4日。即便后来站台筛选成为例行公事，仍有一些遣送列车是开到比克瑙中转营并在那里完成筛选的；Piper，Mass Murder，109。

[89] Piper，Zahl，183，190，193，198；Czech，Kalendarium，347-70；Broszat，Kommandant，208.

[90] Quote in Broad，“Erinnerungen，”188.头几个月，筛选的责任明显落在集中营领导身上。大概从1943年春天开始，就由党卫队医生来主管；Dirks，“Verbrechen，” 101-104；Wagner，IG Auschwitz，174；DAP，Vernehmung H. Stark，April 23，1959，4540-41。然而，一些囚犯作证说，医生早在1943年春天之前就开始参与其中（e.g.，Greif，Wir weinten，58）。关于劳动行动的领导人，参见BArchB，Film 44840，Interrogation G. Maurer，March 13，1947，p. 9。

[91] 1941年筛选苏联“人民委员”时，党卫队并没有碰到儿童、妇女和老人。

[92] Quote in Van Pelt，Case，238.

[93] Kubica，“Children，”205，217，289；Buser，Überleben，116-21；Pohl，Holocaust，106-107；数字不包括从泰雷津而来的遣送（参见第7章和第9章）。对年龄不满18岁的，我统称为“儿童”。

[94] Strzelecka，“Women，”171；IfZ，EE by F. Entress，April 14，1947，ND：NO-2368；APMO，Proces Höss，Hd 6，Bl. 46-50，O. Wolken，“Frauen u. Kinderschicksale，” February 18，1945.

[95] Lengyel，Chimneys，27（首次出版于1947年）。

[96] Gerlach and Aly，Kapitel，290；男子可以自称年龄略微超过40岁。

[97] 例子参见Wiesel，Nacht，50-53（首次出版于1958年）。

[98] Langer，“Dilemma，” quote on 224.See also Shik，“Erfahrung，”108.

[99] NAL，HW 16/21，Höss to Eichmann，October 7，1942；Steinbacher，“Musterstadt，” 278.

[100] Broszat，Kommandant，205-206，quote on 205.

[101] Broad，“Erinnerungen，” quote on 188；Dirks，“Verbrechen，” 102.

[102] Broszat，Kommandant，246；IfZ，F 13/8，Bl. 480-85：R. Höss，“Dr. Grawitz，” January 1947.

[103] IfZ，F 13/6，Bl. 355-58：R. Höss，“Gerhard Maurer，” November 1946；Broszat，Kommandant，246；testimony of R. Höss，April 2，1946，in Mendelsohn，Holocaust，vol. 12，109.

[104] Broszat，Kommandant，208，246.

[105] Piper，Mass Murder，143.

[106] Langfus，“Aussiedlung，”123；Czech，Kalendarium，352；Greif，Wir weinten，58；APMO，Proces Höss，Hd 5，Bl. 24-38：testimony of Dr. B. Epstein，April 7，1945；Lewental，“Gedenkbuch，”204；BoA，testimony of H. Frydman，August 7，1946.

[107] Quotes in Delbo，Auschwitz，7；IfZ，F 13/8，Bl. 480-85：R. Höss，“Dr. Grawitz，” January 1947，Bl. 485. See also Friedler et al.，Zeugen，71；Piper，Mass Murder，136-37.

[108] Quotes in IfZ，G 20/2，testimony of J. P. Kremer，July 18，1947；LSW，Bl. 44-66：Vernehmung S. Dragon，May 10，11，and 17，1946. See also Friedler et al.，Zeugen，73；Broad，“Erinnerungen，”173. 两座木制营房是1942年8月中旬后建成的。

[109] 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13-14；NAL，WO 208/4661，statement of H. Aumeier，July 25，1945，p. 9.

[110]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LSW，Bl. 44-66：Vernehmung S. Dragon，May 10，11，and 17，1946，Bl. 45-46；Friedler et al.，Zeugen，92-98，206；Greif，Wir weinten，60-63；Hördler，“Ordnung，”142；Schmid，“Moll，”125-28；Czech，Kalendarium，356。经历了一连串越狱事件后，1942年12月9日，党卫队杀掉了上一批特别工作队的所有囚犯。

[111] Greif，Wir weinten，49-58；Czech，Kalendarium，352；Piper，Zahl，204.

[112] Quotes in LSW，Bl. 44-66：Vernehmung S. Dragon，May 10，11，and 17，1946，Bl. 47，51.关于“牙医”，参见Friedler et al.，Zeugen，176。

[113] 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15-16；Van Pelt，Case，255；Friedler et al.，Zeugen，88；“Bericht Tabeau，”154.

[114] Van Pelt，Case，80，214，352，465-66；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16-19，223-24；Piper，Mass Murder，164-73；Fröbe，“Kammler，”310-11. 党卫队规划者认为新火葬场更高效的另一个原因跟齐克隆B的化学反应有关。在漫长的冬季，不能加热的1号和2号地堡里，氰化物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蒸发。相比之下，新的Ⅳ号和Ⅴ号火葬场可以用炉子预热，位于Ⅱ号和Ⅲ号火葬场毒气室地上的焚尸炉也有相似的效果（感谢Robert Jan van Pelt的清楚解释）。

[115]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Friedler et al.，Zeugen，88-92，quote on 91；Broszat，Kommandant，243-44；Arad，Belzec，170-71；NAL，WO 208/4661，statement of H. Aumeier，July 25，1945，pp. 3-4；USHMM，RG-11.001M.03，reel 43，folder 336，W. Dejaco，Dienstfahrt nach Litzmannstadt，September 17，1942；Strzelecki，“Utilization，”412-13；Broad，“Erinnerungen，”166；Montague，Chelmno，114-19。1942年9月到1943年3～4月，仍有小批次的犹太人被送去切姆诺，就在该营关停前。营地后来在1944年6～7月曾短暂重开了一段时间；OdT，vol. 8，310-17。

[116] 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23，232-36；Van Pelt，Case，450-51.关于托普夫父子公司，参见Knigge，Techniker；Schüle，Industrie。

[117] Bischoff to WVHA，June 28，1943，in 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219；Van Pelt，Case，342-50. 另外，Ⅰ号火葬场仍可以焚化340具尸体。

[118] Broad，“Erinnerungen，”181.

[119] Broszat，Kommandant，quote on 199；USHMM，RG-11.001M.03，reel 20，folder 26，Besuch des Hauptamtschefs in Auschwitz，August 17，1943；deposition H. Tauber，May 1945，in Piper，Mass Murder，appendix 3，255.

[120] P. Levi，“A Past We Thought Would Never Return，” Corriere della Sera，May 8，1974，in Belpoliti，Levi，31-34，p. 33.

[121] Bauman，Modernity，7-9.

[122] Quotes in KL Auschwitz to WVHA，February 20，1943，in 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222；DAP，Vernehmung H. Stark，July 24，1959，4581-82；IfZ，G 20/1，Das Oberste Volkstribunal，Urteil，December 22，1947，p. 108. See also Van Pelt，Case，296；Kagan，“Standesamt，”153；BArchL，B 162/7999，Bl. 768-937：StA Koblenz，EV，July 25，1974，Bl. 895；ibid.，B 162/7998，Bl. 623-44：Vernehmung J. Otto，April 1，1970，Bl. 641；testimony of defendant Sommer，TWC，vol. 5，677-78.比克瑙党卫队显然另有一份焚烧尸体的记录；deposition of H. Tauber，May 24，1945，in Piper，Mass Murder，appendix 3，262。

[123] 一个例子，参见Kotek and Rigoulot，Jahrhundert，416。

[124] 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33-39. 错误和故障导致Ⅳ号火葬场很快就关停了。

[125] 针对纳粹种族屠杀背后机械性能的一些想法，参见Bauman，Modernity，83-116。

[126] DAP，Aussage R. Böck，August 3，1964，14149-50；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228；Kremer，“Tagebuch，”222.

[127] Deposition of H. Tauber，May 24，1945，in Piper，Mass Murder，appendix 3，251-57；Friedler et al.，Zeugen，164-65.

[128] Quote in Langfus，“Aussiedlung，”126.

[129] 编史参见Marrus，“Jewish Resistance”。

[130] Quotes in Bettelheim，“Foreword，”7，12. See also Wünschmann，“‘Scientification，’”112（n. 5）.

[131]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Friedler et al.，Zeugen，150，158，quote on 147；Greif，Wir weinten，xxxi-ii；Müller，Eyewitness，75-80。

[132] Quote in Greif，Wir weinten，32.

[133] Borowski，“This Way，”89（首次出版于1946年）。

[134] Quotes in Unbekannter Autor，“Einzelheiten”（1943-44），180，183.

[135] Bettelheim，“Foreword，”12.

[136] YVA，03/2874，protocol I. Gönczi，January 11，1966；Longerich，Politik，492-93.

[137] Marszałek，Majdanek，74-75；Schwindt，Majdanek，103-11.

[138] OdT，vol. 7，42，47；Schulte，“London，”224；Glücks to Pohl，July 15，1942，in Marszałek，Majdanek，155.

[139]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Lenard，“Flucht，” quotes on 149，150，161。莱纳德的踪迹在1944年夏天后消失了。See also OdT，vol. 7，56-59，62；Mailänder Koslov，Gewalt，86-90；Marszałek，Majdanek，97-99；Hördler，“Ordnung，”128，133；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p. 2，ND：NO-2366；YVA，03/2874，protocol I. Gönczi，January 11，1966；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quote on 187.

[140] Quote in USHMM，RG-11.001M.76，reel 421，folder 157，WVHA-C/III，Dienstreise zur Zentralbauleitung Lublin，January 20，1943. 死亡率参见Kranz，“Erfassung，”234，241。

[141] Marszałek，Majdanek，quote on 136-37；Mailänder Koslov，Gewalt，288-93；OdT，vol.7，51；YVA，Tr-10/1172，LG Düsseldorf，Urteil，June 30，1981，78.

[142] Arad，Belzec，56-58；White，“Majdanek”；Marszałek，Majdanek，14-15；Berger，Experten，82. 有的情况下，甚至会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筛选犹太人，送去马伊达内克当作奴隶劳工；ibid.，391。

[143] Schwindt，Majdanek，158-67，289；Kranz，“Massentötungen，”220-22；Mailänder Koslov，Gewalt，310-12. 在杀人营区完工前几周，第一次毒气处决可能就已经发生了。

[144] OdT，vol. 8，354-55；Arad，Belzec，370-71. 贝乌热茨集中营在1943年时零星处决过犹太人；Berger，Experten，190。

[145] Witte and Tyas，“Document，”471-72；Kranz，“Erfassung，”234.

[146] Quotes in testimony of R. Awronska，in 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101. See also Schwindt，Majdanek，290；OdT，vol. 7，54；Marszałek，Majdanek，150；Longerich，Politik，539；Mailänder Koslov，Gewalt，322-23；Kranz，“Massentötungen，”219；idem，“Erfassung，”243.

[147] Quotes in BArchB（ehem. BDC），SSO，Florstedt，Hermann，18.2.1895，Glücks to SS-Personalhauptamt，March 5，1943；“Bericht Vrba”（1944），282. See also Conway，“Augenzeugenberichte，”269；OdT，vol. 7，61-65. 大多数时间，马伊达内克关押的囚犯大概在1万人以下；ibid.，50。

[148] Arad估计，在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殒命的170万犹太人中，大概有13.5万人来自波兰和苏联以外；Arad，Belzec，149，379。See also Hayes，“Auschwitz，”339；BArchK，All. Proz. 6/106，Bl. 24.

[149] Quote in IfZ，F 13/6，Bl. 359-68：R. Höss，“Globocnik，” January 1947. See also Black，“Globocnik，”112；Berger，Experten，85.

[150] Berger，Experten，252-53；Piper，Zahl，tables D and 15.

[151] Arad，Belzec，30，69，84，153；Pohl，“Holocaust，”153；Berger，Experten，224-25；YVA，TR-10/1069，vol. 8，Bl. 78-88：Vernehmung Erich B.，December 10，1962；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73；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Pohl to Himmler，April 5，1944；Schulte，“London，”223.

[152] Quote in YVA，O.3/4039，Bl. 1921-29：Vernehmung E. Rosenberg，February 11，1961，Bl. 1921-22. See also Arad，Belzec，23-88；Berger，Experten，52，78，96，110-11，129，144-46，207，210-13；Krakowski，Todeslager，passim.

[153] Friedlander，Genocide，279-302；Berger，Experten，190.

[154] YVA，TR-10/1069，vol. 6，Bl. 74-76：Vernehmung Karl F.，April 10，1962，quotes on 74；Arad，Belzec，105-13；Berger，Experten，300-301.

[155] 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291-93；Berger，Experten，180-81.

[156] 为了充分剥削营里的劳动力，格洛博奇尼克和WVHA合资建立了东方工业股份有限公司（Ostindustrie GmbH）；Kaienburg，Wirtschaft，550-51。

[157] 例如上奥地利州大区长官奥古斯特·埃格鲁伯（August Eigruber）参与毛特豪森的事务；YUL，MG 1832，Series II—Trials，1945-2001，Box 10，folder 50，Affidavit A. Eigruber，February 19，1946。

[158] YVA，Globocnik to Himmler，January 5，1944，p. 12，ND：4024-PS.

[159] Schwindt，Majdanek，75-76；Kranz，“Konzentrationslager Majdanek，”239-41；idem，“Massentötungen，”220.

[160] BArchB（ehem. BDC），SSO，Florstedt，Hermann，18.2.1895，SS Personalhauptamt to SS Oberabschnitt Fulda-Werra，September 14，1943；IfZ，F 13/6，Bl. 359-68：R. Höss，“Globocnik，” January 1947.

[161] IfZ，F 13/6，Bl. 359-68：R. Höss，“Globocnik，” January 1947，quotes on 364，367.

[162] Affidavit of R. Höss，April 5，1946，IMT，vol. 33，275-79，ND：3868-PS，quotes on 277；Broszat，Kommandant，256-57.

[163] Hilberg，Vernichtung，vol. 2，955；Arad，Belzec，100-104；Berger，Experten，98.

[164] Quote in IfZ，F 13/6，Bl. 359-68：R. Höss，“Globocnik，” January 1947，Bl. 366.

[165] 这种观点参见Orth，System，199。

[166] Quote in Himmler to Pohl et al.，October 2，1942，in Heiber，Reichsführer！，189-90（另一份出版物将信的日期写为1942年10月9日；TWC，vol. 5，616-17）。See also Longerich，Himmler，684-88；Pohl，“Holocaust，”156-57，下文同。

[167] Kárný，“Waffen-SS，”246.

[168] Paserman，“Bericht，” quotes on 151-52. See also OdT，vol. 8，91-109；Finder，“Jewish Prisoner Labour”；Longerich，Himmler，684-85；Snyder，Bloodlands，286-92；Friedländer，Jahre，550-53. 希姆莱起初在1942年10月下令在华沙建立一座集中营，将聚居区工坊置于党卫队的管控之下。不过，这项命令从未得到执行，一旦希姆莱决定摧毁聚居区，原定集中营的功能就改变了。

[169] IfZ，Himmler to Pohl et al.，June 21，1943，ND：NO-2403.详情参见Snyder，Bloodlands，189-94，228；Dieckmann，Besatzungspolitik，vol. 1，451；ibid.，vol. 2，1248-49。

[170] Quote in USHMM，RG-11.001M.05，reel 75，504-2-8，Einsatzgruppe A，Vermerk，October 1，1941. See also ibid.，Stahlecker to RSHA，August 21，1941 and October 6，1941；Angrick and Klein，“Endlösung，” 207-11.

[171] OdT，vol. 8，17-87；Angrick and Klein，“Endlösung，” 391-405，420；IfZ，F 37/2，Himmler diary，entries for March 13，14，and 16，1943.

[172]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Aumeier，Hans，20.8.1906，Glücks，Personal-Antrag，August 22，1944. See also OdT，vol. 8，131-83.

[173] Quote in unknown correspondent to M. Lubocka，August 27，1943，in Harshav，Last Days，660. See also Dieckmann，Besatzungspolitik，vol. 2，especially pages 1268-1321；idem，“Ghetto”；IfZ，Himmler to Pohl et al.，June 21，1943，ND：NO-2403；OdT，vol. 8，185-208. Jürgen Matthäus认为科夫诺不隶属于WVHA（OdT，vol. 8，200）。这个结论是基于对地区性党卫队经济办公室的错误理解（见下文）。WVHA当然将科夫诺视为自己管辖内的集中营（e.g.，BArchB，NS 4/Na 9，Bl. 9-11）。

[174] OdT，vol. 1，223；ibid.，vol. 8，18，106，133，200；Dieckmann，“Ghetto，”454；idem，Besatzungspolitik，vol. 2，1282，1287-96；Megargee，Encyclopedia，I/B，1230.

[175] 党卫队经济官员归更高层的党卫队和警方领导管理，他们向上级汇报地方集中营指挥官提交的报告；Schulte，Zwangsarbeit，313-20；Allen，Business，180-81；OdT，vol. 8，132。

[176] Steinbacher，“Musterstadt，”305；Rudorff，“Arbeit，”35-36；OdT，vol. 5，186-91；OdT，vol.6，204.

[177]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Aktenvermerk，September 7，1943. See also YVA，Globocnik to Himmler，January 5，1944，ND：4024-PS（此处参考波尔在1943年10月22日发布的命令）。

[178] Schelvis，Sobibor，145-72；Pohl，“Zwangsarbeiterlager，”427-28；Berger，Experten，254；Friedländer，Jahre，588；Longerich，Himmler，687.

[179]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Mailänder Koslov，Gewalt，205，302-308，324-26，quote on 305；OdT，vol. 7，52-53；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85，98，183。

[180] OdT，vol. 7，48-49；Kranz，“Massentötungen，”226.

[181] Kaienburg，Wirtschaft，540-48，551-52；Berger，Experten，261-64；Goldhagen，Executioners，300-311；YVA，Globocnik to Himmler，January 5，1944，ND：4024-PS.

[182] Kaienburg，Wirtschaft，559-61；Longerich，Himmler，686；Pohl，“Zwangsarbeiterlager，”429-31；Friedländer，Jahre，614-15.希姆莱被瓦尔特高的大区长官格赖泽尔（Greiser）深深挫败，没能将罗兹聚居区改造为集中营。

[183]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BArchL，B 162/1124，Bl. 2351-2418：Dr. A. Biberstein，“Das Lager Plaszow，” n.d.，quotes on 2396，2398；OdT，vol. 8，239-87；Megargee，Encyclopedia，vol. 1/B，862-66。

[184] Fröhlich，Tagebücher，II/4，June 2，1942，432. See also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572-73；APMO，Proces Maurer，6，Bl. 52-56：EE by A. Kaindl，June 15，1946，ND：NI-280；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57-58；BStU，MfS HA IX/11 ZUV 4，Bd.24，Bl. 190-96：Vernehmungsprotokoll H. Hempel，August 23，1946；Wein，“Krankenrevier，”51（n. 27）.

[185] 数字参见前文和Schulte，“London”。犹太囚犯的国籍，参见BArchB，NS 4/Bu 143，Rapport，October 17，1942。

[186] BArchL，B 162/7999，Bl. 768-937：StA Koblenz，EV，July 25，1974，Bl. 894；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573（n. 155）；Longerich，Himmler，644.

[187] Quote in HLSL，WVHA to LK，October 5，1942，ND：3677-PS. See also ITS，DE ITS 1.0.6，RSHA to Stapo（leit）stellen，November 5，1942，ND：NO-2522.如文件所示，一些党卫队和警方领导错误地认为奥斯维辛不属于德意志帝国境内。

[188] Buggeln，System，47-48.

[189] Sprenger，Groβ-Rosen，130.

[190] Külow，“Häftlinge，”197-98，quote on 197. See also Piper，Mass Murder，105；Czech，Kalendarium，325，328-29；Kwiet，“Leben，”238.

[191] BArchB，NS 19/1570，Bl. 12-28：Inspekteur für Statistik，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Bl. 24. 当然，德国当局没能辨识出集中营里所有的犹太人（Kogon，Theory，2006，192），哪怕用了囚犯举报的手段（NAL，HW 16/11，Buchenwald to Auschwitz，October 19，1942）。

[192] NAL，HW 16/21，GPD Nr. 3，Pister to WVHA，October 29，1942.

[193] WL，P.III.h. No. 228，Bericht E. Federn，n.d. 费德恩于1945年4月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放。

[194]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de Rudder，“Zwangsarbeit，”206-19，quote on 212（n. 36）；Burger，Werkstatt，89-198（the source for the film The Counterfeiters，2007）；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475；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38-39。

[195] Quote in Bauer，Jews，252.

[196] OdT，vol. 7，quotes on 188. See also Wenck，Menschenhandel，33-93.

[197] 关于战俘营，参见Stiftung，Bergen-Belsen，41-141。

[198] OdT，vol. 1，220-21；OdT，vol. 7，188-93；WVHA to LK，June 29，1943，in Kolb，Bergen-Belsen，208-209. See also Wenck，Menschenhandel，passim.

[199] Quotes in WL，P.III.h. No. 555，F. Heilbut，“Bergen-Belsen，” n.d.（1945-49），p. 3；S.H. Herrmann，“Austauschlager Bergen-Belsen，”1944，in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53. See also Wenck，Menschenhandel，58-70，147-55，180-81，220-28；OdT，vol. 7，190-97.

[200] Wenck，Menschenhandel，248-60；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36-37；OdT，vol. 7，191-96；Buser，Überleben，267.

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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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天，鲁道夫·霍斯和奥斯维辛党卫队队员在佐拉赫特度假。第一排从左至右依次是：副官卡尔·赫克尔、火葬场主管奥托·莫尔（部分被遮挡）、霍斯、指挥官里夏德·贝尔（部分被遮挡）和约瑟夫·克拉默、集中营营区负责人弗朗茨·霍斯勒（部分被遮挡）、约瑟夫·门格勒（部分被遮挡），还有其他两名官员。

1944年5月，一名身穿制服的党卫队医生（中）在监督筛选，3500名犹太人从喀尔巴阡山罗塞尼亚被送到奥斯维辛-比克瑙。（背景里）那些被选中即时处决的囚犯被带去火葬场。

1944年5月，党卫队对刚抵达的囚犯进行筛选后，比克瑙Ⅲ号火葬场外等待被送入毒气室的犹太妇女和儿童。

1944年5月，享有特权的“加拿大”突击队的男女囚犯在比克瑙党卫队仓库外，将被害犹太人的财物进行分类。

1944年8月，囚犯从比克瑙毒气室里偷拍的照片，记录了当时露天焚烧被害犹太人尸体的场景。

1943年，党卫队拍摄的比克瑙Ⅱ号或Ⅲ号火葬场里所谓的特别工作队囚犯。

1942年7月18日上午，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第一排，左）视察奥斯维辛-莫诺维茨的法本公司建筑工地，随行的有平民首席工程师马克斯·福斯特（中）和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右）。

1944年，党卫队集中营系统的负责人奥斯瓦尔德·波尔（中）到访奥斯维辛，陪同他的是指挥官里夏德·贝尔。他们两人之间（后面）是火葬场设施的主要设计者卡尔·比朔夫。

1944年3月，马伊达内克的看守们在卢布林一家舞厅兼餐厅庆生。

战时诺因加默集中营党卫队的宿舍，大多数常规看守在铁丝网外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

大约1944年，从事战时生产的奴隶劳工：由一名平民工头指挥，法尔格卫星营的囚犯在建造生产潜水艇用的防空洞。

1944年，军备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中右）和上奥地利州的大区长官奥古斯特·埃格鲁伯（中左）与林茨卫星营的囚犯在一起。

1943年10月，科隆的一位德国平民从自家厨房窗户偷拍到的照片。来自布痕瓦尔德的囚犯被编入党卫队建筑旅，负责清理轰炸后的疮痍。

1944年夏天，多拉卫星营的一名囚犯正推着手推车前往隧道入口，这里是V2火箭的生产地。

1944年6月，一名法国囚犯偷拍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简陋的“小营”。囚犯睡在帐篷（中）或没有窗户的马厩（左）里；马厩的设计容量大约是50匹马，如今却容纳了2000人。

考弗灵一座卫星营的小屋（解放后拍摄）。党卫队把囚犯塞入这样一间害虫滋生、稻草或泥土为顶的小屋。

年轻德国犹太人彼得·埃德尔的自画像，显示出集中营如何改变了他。画中是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前两个迥然不同的形象，写着“这是谁？”——“你！”——“我？”——“是的！”

不知名的奥斯维辛囚犯在1943年所绘，画出了所谓审头的权力和特权。

这张照片是施塔恩贝格湖景区的一名居民偷偷拍摄的，记录了1945年4月28日从达豪开始死亡行军的囚犯。

1945年4月底，囚犯在贝洛森林，他们从被遗弃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始死亡行军。前景中有的人拿着红十字会的食物包。

1945年4月30日，从被遗弃的利托梅日采卫星营驶出的列车载着数千名囚犯在捷克的一座小镇停留，当地居民无视党卫队的禁令，给囚犯分发食物并拍照。

拍摄于12岁的乔治斯·科恩在诺因加默接受医疗实验的时候。1945年4月20日他被绞死。他是在最后关头被集中营党卫队杀害的无数遇难者之一。

达豪被解放后不久，一名美国士兵站在一节满是囚犯尸体的车厢外。这些囚犯大约三周前从布痕瓦尔德出发。

苏联士兵在爱沙尼亚科隆卡卫星营查看被焚烧的尸体。1944年9月19日，就在红军到达前不久，党卫队屠杀了囚犯并把集中营付之一炬。

1945年4月29日，达豪囚犯欢迎美国军队（从瞭望塔拍摄）。

1945年4月13日，在马格德堡附近解放了一列贝尔根-贝尔森的死亡列车。

1945年4月18日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英国军队抵达三日后。数千名幸存者在接下来的几周不幸身亡。

1945年5月6日解放后两天，年轻的幸存者们在埃本塞卫星营做饭。

1945年6月1日，布痕瓦尔德幸存者从魏玛火车站出发，前往法国的一家儿童福利机构。一名年轻人在车厢上写道：“我们的父母呢？你们这些凶手。”

1947年4月16日，在原奥斯维辛主营的广场处决鲁道夫·霍斯。

1945年4月16日，美国士兵带着尸体在布痕瓦尔德火葬场附近与魏玛平民对峙。这是盟军报道中出现的众多独家照片中的一张。

1955～1960年的达豪明信片，难民聚居区，主路（右下）旁边是曾经的囚犯营房，如今变成了住宅。

第7章 污秽丑恶之地——世界的肛门

1942年9月5日，几名党卫队队员来到比克瑙27区的女子医务室，协助集中营医生进行筛选。对党卫队队员来说，这样的筛选已经成为工作的一部分。但对囚犯来说，这是最可怕的折磨。生病的女人们猜到了可能面临的命运，有些绝望地试图躲藏。但没有用。那一天，几百名犹太女人被判处死刑，赶上卡车。在毒气室旁，她们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脱个精光。和那些刚来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不同，这些囚犯知道这间伪装成农舍的房子里将会发生什么。一些人安静地站在或坐在草地上，一些人则开始啜泣。在旁监视的党卫队官员中有约翰·保罗·克雷默医生，他后来作证说这些女人“向党卫队队员大声哭泣，请求饶过她们的性命。但所有人还是被赶进毒气室毒死了”。坐在自己的车里，克雷默听着尖叫声逐渐平息。几个小时后，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另一名奥斯维辛医生的对话：“（海因茨医生）蒂洛（Thilo Heinz）说我们今天是在世界的肛门，他说得真对啊。”[1]

可以想象58岁秃顶的克雷默医生对着这个词傻笑的表情（日记揭示了他粗鄙的幽默感）。但他也领会了蒂洛医生此话的深层含义。毕竟，克雷默从来没打算来奥斯维辛，也不想待在这里。作为明斯特大学的解剖学教授，他在暑期加入党卫队医疗服务。他在1942年8月底被意外地调到奥斯维辛几周，来代替一名生病的同事。在和蒂洛医生聊天的同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没有任何可让人兴奋的地方。”每周几次的筛选和毒杀显然没能带给他什么满足感。[2]更糟的是，克雷默医生不适应这里的天气。他抱怨这里的湿气和“大量的害虫”，包括旅店房间里的大量跳蚤。除此之外，还有“奥斯维辛病”。刚来没几天，克雷默就被病毒性胃病击倒，之后还反复发作过几次。但他真正担心的是其他疾病，这种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当年早些时候，一名奥斯维辛党卫队的医生死于斑疹伤寒。1942年10月，克雷默驻扎在集中营期间，党卫队在10天内发现有13名队员患上了斑疹伤寒，其中包括主管农业的约阿希姆·凯撒，这病刚刚夺去了他妻子的性命（凯撒最终康复，并在一年后娶了他的实验室助理，结婚地点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登记处）。[3]东部占领区内其他集中营的状况也不好。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女守卫们经常因为传染病出入医院。党卫队队员们对原始的卫生条件感到恶心，也担心自己会被囚犯们传染，这种忧虑加重了他们的暴力倾向。[4]

与此同时，党卫队队员们也发现了东部的好处。比如克雷默医生就充分利用了这段在奥斯维辛意外任职的时间。营内恐怖的工作并没有影响他对户外的热爱。闲暇之余，他和其他党卫队队员在酒店晒日光浴，还骑自行车游览了党卫队控制的巨大领地，惊叹于“绝美的秋日胜景”。作为一个老饕，克雷姆在党卫队食堂大快朵颐，并在日记中尽职尽责地记录了吃到的各种美食，从鹅肝和烤兔肉到“完美无瑕的香草冰激凌”。他也很享受集中营内的娱乐。9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他欣赏了一场由囚犯管弦乐队演奏的音乐会，他也很喜欢晚上定期的各种余兴表演，有时还能喝到免费啤酒。克雷默尤其喜欢看小狗跳舞和一群可以按照命令啼叫的小母鸡。其他时间里，克雷默和同事一起联络感情。1942年11月8日，他在比克瑙毒气室外度过了一个下午，监督处死了大约一千名刚从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犹太人聚居区送来的男女老幼。之后的傍晚，他和党卫队首席医师爱德华·维尔茨（Eduard Wirths）医生一起品尝了保加利亚的红酒和克罗地亚的李子杜松子酒。除了吃喝玩乐，克雷默还抽出时间进行专业研究。他很高兴自己有机会拿到“新鲜的人体肝脏和脾脏”，以研究饥饿对人体器官的影响。克雷默后来还就这个主题在一份医学期刊上发表了论文。[5]

但对克雷默来说，在奥斯维辛的短暂经历给他带来的更多是经济上的好处。遇害犹太人的行李堆满了整个集中营，像克雷默这样腐败的党卫队队员随心所欲地取用。了解其中的伎俩后，他尽可能多地从车站旁边的储藏室里搜罗财物，一共给家里寄了五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裹，其中有香皂、牙膏、眼镜、钢笔、香水和手袋，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总价值达到1400德国马克。仅仅五周，官任三级突击中队长的克雷默偷走的物品已经抵得上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半年多的薪水。[6]无论在奥斯维辛还是其他集中营，许多集中营党卫队官员都这么干。最终腐败情况太严重，以至于警方派了一支特别工作组到集中营。在奥斯维辛，1943年的一次事件触发了调查。一名党卫队队员给妻子寄的包裹出奇地重，心存疑惑的海关官员打开后发现，包里有两个大金块，每块都有两个拳头这么大，是由被杀囚犯口中的金牙熔成的。[7]

这时，奥斯维辛已经成了集中营系统的中心，就像战前的达豪集中营和战争初期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不仅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他集中营也一样。到处都是饥饿、虐待、筛选和大规模谋杀。但这一切在奥斯维辛更极端。这里的囚犯和员工比任何一座集中营都多。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遣送使得奥斯维辛迅速壮大，自成一家。1942年9月间，所有集中营的日均关押囚犯人数是11万人。其中估计有3.4万名囚犯关押在奥斯维辛，大约60%是犹太人。多达2000名奥斯维辛党卫队员工管理着这些囚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些官员里许多人像克雷默医生一样，对在东方的生活充满矛盾。[8]

当我们查看囚犯死亡率时，奥斯维辛的阴影显得更加巨大。根据党卫队的秘密数据，1942年8月有12832名登记过的囚犯在集中营内死亡，其中几乎三分之二的人（6829名男人和1525名女人）死在奥斯维辛（不包括这个月内大约有35000名未经登记、甫到奥斯维辛便被筛选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9]1942～1943年，总共约有15万登记囚犯在奥斯维辛死去（同样不包括一来便被屠杀的犹太人）。[10]他们的死亡被记录在各种官方文件上，死因大多都是虚构的。不过很少有像格哈德·波尔（Gerhard Pohl）这么离谱的，记录显示3岁的他因为“年老”于1943年5月10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内死亡。[11]一些表格长达20页，囚犯书记员必须夜以继日地赶进度。同时，奥斯维辛医生也抱怨说不停签署死亡证明让他们的手抽筋。为了省事，医生们特地制作了自己的签名章。[12]

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奥斯瓦尔德·波尔均对奥斯维辛非常感兴趣，这里是他们最大的死亡营，也是最佳的强制劳动中心。1940年刚建成时，指挥官霍斯还要到处寻找废弃的铁丝网。但如今，他的上级们把大笔的资金和大量珍贵的物资投给这座东方的旗舰营。霍斯后来吹嘘说：“我恐怕是整个党卫队唯一获得全权委托，可以随心所欲给奥斯维辛购买一切所需物资的官员。”[13]如果把早期集中营比作小城市的话，那奥斯维辛就是大都市。到1943年8月，这里关押了7.4万名囚犯，当时整个集中营系统关押的在册囚犯也不过22.4万人。[14]鉴于奥斯维辛营区的巨大规模，波尔在1943年11月将其分割成三个主营，每个营区都有自己的指挥官。奥斯维辛Ⅰ号是原先的主营，由资历最深的本地党卫队官员负责（他还对整个营区负责）；奥斯维辛Ⅱ号是比克瑙营区（这里有毒气室）；奥斯维辛Ⅲ号则包括散落在西里西亚东部的一些小型卫星营（1944年春天时共有14座），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莫诺维茨集中营。[15]

我们会看到，巨大的奥斯维辛营区内各个区域的条件存在差异，正如在1942～1943年，分布在东欧占领区的其他集中营条件也不尽相同。一名奥斯维辛囚犯描述自己在1943年夏天从主营被转到比克瑙的感觉，就像从大城市到了乡下，所有人的穿着破旧寒酸。另一名囚犯的描述更鲜明：奥斯维辛主营有砖房、盥洗室和饮用水，跟比克瑙地狱般的环境比起来就是天堂。[16]虽然条件有区别，但东欧占领区内所有集中营的终极目标都一样。登记在册的犹太囚犯——那些被选作奴工而不是立即处死的人——都不应该长期存活。

东方的犹太囚犯

从纳粹集中营被解放一年多之后，内哈马·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Nechamah Epstein-Kozlowski）和新婚丈夫生活在意大利科莫湖附近的一座城堡里，犹太人在这里建立了一间合作社，焦急地等着搬到巴勒斯坦。也是在这里，1946年8月31日，这位怀上第一胎的23岁波兰女人同来到欧洲采访这些难民的美国心理医生大卫·博德（David Boder）进行了一次交谈。钢丝录音机记录了这次对话，博德记录道，在访谈开始前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看起来十分开心，而她接下来90分钟的讲述却充满了恐惧。

在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她已经多次从死神手中逃脱。她曾经从一辆开往死亡营的火车上逃走，在华沙和缅济热茨的犹太人聚居区中活了下来。到1943年春天时，她所有的家人都被杀了，她被关进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集中营历险。她先被转到奥斯维辛，然后回到马伊达内克，再转去普拉绍夫，再回到奥斯维辛，接着转去贝尔根-贝尔森，还有布痕瓦尔德的卫星营阿舍斯莱本（Aschersleben）。最后经过两周的死亡行军，她来到泰雷津的犹太人聚居区，1945年5月8日，她在那里被解放。

当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于1943年6月26日第一次来到比克瑙集中营时，和她同行的还有其他625名从马伊达内克来的女囚，她们被分配到一支被称为死亡队的道路施工突击队。她回忆说，一个月之内就有150个女人死亡。而剩下的大多数人则在后来被谋杀。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自己逃过了几次这样的筛选，其中有三次是在比克瑙的医务室中，她当时因为痢疾神志不清，躲在了非犹太人的房间里。犹太小孩最容易被选中，但在1944年的几个月里，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保护了一个名叫柴科勒·瓦塞尔曼（Chaykele Wasserman）的八岁孤儿。“那个孩子跟我非常亲。我很爱她。我走到哪里这孩子便跟到哪里。”在普拉绍夫时，柴科勒藏在厕所里逃过了筛选，之后也活着迁到了奥斯维辛。但当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被选中遣送到贝尔根-贝尔森时，她们最终不得不分开：“那孩子哭得很厉害。当她看到我被带走时，她哭喊说：‘你要离开我了，现在谁来当我妈妈啊？’但，哎，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哭得很厉害，孩子也哭。之后我离开孩子走了。”[17]柴科勒可能在战争结束前就死了，就像奥斯维辛的大部分孩子一样。同样，内哈马·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的经历也是大屠杀时期许多东欧犹太大人的经历，他们面对着可怕的劳动、暴力和不间断的筛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她的命运与众不同——她活了下来。

法本公司的奴隶

历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大屠杀突出反映了纳粹主义核心的一个鲜明矛盾：虽然德国的战争机器急需劳动力，但纳粹政权仍然对欧洲犹太人赶尽杀绝。[18]在纳粹强硬派眼中，并不存在矛盾。经济与灭绝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是胜利的基础。赢得战争需要无情地消灭所有潜在的威胁，也需要调动所有剩余的资源。对于可以工作的犹太人，官方将两者合二为一，形成了“劳动灭绝”的政策。强制劳动对被选中的犹太人来说意味着暂时的生存；可在党卫队眼中，这些还能动的男男女女几乎已经是死人了。[19]

东欧占领区内各个集中营的劳动情况千差万别。有时，劳动只是为了让囚犯受苦，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20]更常见的情况是，官方的目标不仅包括要囚犯们遭罪，还有其他内容。在致命的新营建设，以及后续的扩张和维护阶段，都少不了对犹太囚犯的剥削压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半的女囚犯是为集中营本身劳作。[21]除此之外，囚犯们还为党卫队企业、私企和纳粹政府工作。奴工的生活取决于许多变量，比如工作的种类、工作量、工作队的监督（很少有囚犯长期待在同一支工作队，他们经常流动，而且地点随机变化）。但集中营里的大部分犹太劳工面临着相同的威胁——劳动和死亡。

在德沃里附近的法本工厂，这一政策被贯彻得最为彻底。普里莫·莱维写道，这里唯一的活物只有“机器和奴隶——而前者比后者看起来更有生气”。奥斯维辛的犯人自1941年春天起就在这里劳动。起初，他们仍然要在4英里外的主营中睡觉，所以每天必须在泥泞的道路上往返几个小时（后来改坐火车）。法本公司的经理们抱怨，这种精疲力竭的长途跋涉使得囚犯们产量低下，因此要求在工厂旁边建一座卫星营。党卫队官员一番犹豫之后便同意了，这也是因为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越来越强调产量。莫诺维茨集中营（又称布纳集中营）的建设从1942年夏天开始，于1942年10月底完工，采用党卫队标准的集中营模式。这座集中营建在莫诺维茨村的废墟上，建设成本为500万德国马克；法本公司负责提供建设资金，并且同意提供物资补给和医疗服务。党卫队则负责管理营内外的囚犯。

新成立的莫诺维茨集中营属于更大一片园区的一部分。法本公司巨大的建设工业区里有8个辖区，莫诺维茨只是其中之一。1942年11月，整个工业区一共有约2万名工人。其中一些人，比如德国公民，享受相对良好的待遇。而其他的人，比如来自苏联的工人（无论是战俘还是其他人）则会遭受压榨。但在集中营，德沃里一带唯一一处由党卫队运营的辖区，情况最为糟糕。“我们是奴隶中的奴隶，”普里莫·莱维写道，“谁都可以命令我们。”随着大批囚犯从奥斯维辛主营来到这里，这座新集中营迅速壮大。1943年初，这里已经有3750名囚犯，一年后增长到约7000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大约占到90%。[22]

莫诺维茨集中营由法本公司倡议建立，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个工业巨头对劳动力的渴求。工业区内的工作被缩减到最少，约有五分之四的囚犯被派到外面的建设工地劳动，普里莫·莱维形容是“由钢铁、混凝土、污泥和烟雾交织成的混沌世界”。绝大部分囚犯被编入施工队没日没夜地劳动，很多时候没有手套、工作服和其他保护措施，即使在冬天也是一样。囚犯们立起巨大的混凝土板，将砖头、木材和铁管从工地的一头搬到另一头。所有工作队中最恐怖的是水泥队——“名副其实的谋杀队”，一名幸存者这样说。水泥队的囚犯必须从火车上取下水泥袋，将它背在背上跑到库房。水泥袋大概有110磅重，比许多囚犯都要沉。在管理者眼中，这些劳动队中的人可以被随意替换，几乎毫无价值。只有少数经过训练、岗位吃香的囚犯能够享受较好的待遇；比如塞勒姆·肖特就凭借着自己的机修手艺活了下来，直到1944年8月从集中营逃脱。但在莫诺维茨集中营，即使像他这样有一技之长的囚犯也通常要面对繁重的劳动。加入一支化学家小队之后，普里莫·莱维必须搬运沉重的装着苯基β的口袋。他一度担心“我们的力气终将消耗殆尽”。直到奥斯维辛解放前的最后几周，他才真正开始在实验室中工作。[23]

对囚犯的普遍鄙夷造成了莫诺维茨集中营内恶劣的生存环境。这里人满为患，250多人挤进了原本设计容纳55名工人的营房。营房中同样多的还有泥土和疾病。党卫队逮住任何可能的机会让苦难加倍。比如犹太囚犯（只有犹太囚犯）在工作前必须把皮鞋换成不合脚的木屐，很快他们的脚上便伤痕累累。最磨人的是饥饿，就像莱维写的：“自由人不明白长期饥饿的滋味，这感觉充满肢体，使人不能安眠。”党卫队每日提供的口粮少得可怜，据一名囚犯说，法本公司给囚犯们额外提供的所谓布纳汤里面有泥土和“从来没见过的植物”。饥饿与精疲力竭的劳动使人急剧消瘦，囚犯们平均每周掉4～9磅。囚犯医生贝特霍尔德·爱泼斯坦（Berthold Epstein）在1945年4月作证说，在法本工厂工作3～4个月之后，“大部分囚犯因为力竭和过度劳累死亡”。3.5万名被送去莫诺维茨的囚犯中，总计约有2.5万人死亡。[24]

暴力虐待加速了他们的死亡。莫诺维茨一名带头的看守是伯恩哈德·雷克斯（Bernhard Rakers），他是一名凶残的党卫队老兵（1934年便签约加入）。雷克斯的暴力记录很长，虽然囚犯们尽力不去招惹这位“布纳的狮子”，但他的暴行依然每天不断。[25]除此之外还有莫诺维茨的审头们。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集中营审头约瑟夫·温德克（外号为“约普”，Josef “Jupp” Windeck），他是一个中年德国人，因为小罪被关进集中营。莫诺维茨开张的那天，他给集合的囚犯们训话。一名幸存者记得他这样说：“你们不是来这里玩的，你们很快就完了，所有人都会变成烟从烟囱冒出去。”温德克言出必行，他在集中营里总是穿着马靴，挥舞着皮鞭，将其他囚犯打得血肉模糊。[26]

劳动时折磨囚犯的一般是党卫队看守和审头。但在莫诺维茨集中营，法本公司的老爷们也有这种权力。为了尽可能压榨囚犯们的劳动力，公司主管们为虚弱的囚犯们定下了繁重的工作量和严苛的纪律。虽然首席工程师马克斯·福斯特（Max Faust）反对党卫队的一些做法，比如“在工地枪决囚犯或是将他们揍得半死”（他在1943年这样写道），但他仍然坚持要有“适度的惩罚措施”，这在实践中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暴力行为，不是被审头和公司高管殴打就是被党卫队处以正式的鞭刑。[27]

法本公司是“劳动灭绝”政策的积极参与者。公司没有改善囚犯的待遇和对患病囚犯的治疗，而且得到了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保证，“所有虚弱的囚犯都将被遣送走”，由更适合工作的囚犯顶替。这便是莫诺维茨集中营常规筛选的出发点。集中营医务室中的筛选最为频繁，党卫队医生每周都会来这里“腾床”（党卫队的说法）。医师们匆匆走过一间间病房，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只需要几秒钟。他们挑出已经在医务室待了两周或三周的人，还有那些被认为不再适合工作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数千名囚犯（几乎都是犹太人）在莫诺维茨医务室被挑出来，送往比克瑙。[28]大多数人到那里后被直接送往焚化营区，正如一名前比克瑙分区主管在战后描述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甚至在毒气释放前就“已经死了”。[29]

筛选

1942年底，在谈到为什么像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要进行筛选时，一名党卫队官员是这样总结的：“为了缓解集中营的压力，有必要尽快消灭那些傻瓜、白痴、残废和病人。”[30]此时，对于囚犯的筛选已经成了常态。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党卫队开始不情不愿地着手降低集中营系统中极高的死亡率（见第8章）。这其中就包括对筛选进行限制，至少在部分集中营里。[31]早在1942年12月，奥斯维辛营区负责人汉斯·奥迈尔就曾经跟一位同事抱怨说，现在禁止毒杀波兰的病弱囚犯了，这些人本应该“自然死亡”（原话如此）。[32]不过，禁令并不适用于登记的犹太囚犯。这种针对犹太人的死亡筛选仍然是东部占领区的集中营的一大特点。而在如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这样同时有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集中营，党卫队现在开始进行区别对待。大多数登记过的囚犯可以逃脱注射死刑和毒气室，但无数生病、受伤和瘦弱的犹太人仍面临筛选之后的死亡。[33]

筛选并没有固定的形式，集中营党卫队会定期筛选，也会即兴而为，有时针对一大群人筛选，有时则针对单独的人。总体来看，刚到集中营的一段时间最为危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些逃过在火车站最初筛选的囚犯很快就被判了死刑：当他们在集中营内脱光洗澡时，衣服下面的伤口和病症也随之暴露。[34]更多的犹太人陆续到来，他们是从等待着更多新囚犯的检疫区中筛选出来的。作为党卫队消灭病弱囚犯的一部分，这种对新来囚犯的选择性谋杀逐渐成为整个集中营系统的通用做法。1942年夏天，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也参与其中，要求所有新囚犯在到达集中营后应该在单独的营区中隔离四星期；任何生病的人应该被移送到别处“特别对待”。[35]东部占领区集中营的官员们将这项命令视为在检疫区进行屠杀的通行证。[36]

主营区内仍有许多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筛选。比如在1943年的下半年，里加主营中每周至少会在点名时进行一次筛选。其中一名幸存者后来形容负责筛选的党卫队队员时说：“他会把看不顺眼的女人从队列里挑出来，还有戴眼镜的、脸上有斑的，甚至手指上有伤的，然后下令将她们处死。”洗澡时或是劳动前后还有更进一步的检查。[37]党卫队的这种检查经常会变得稀奇古怪。波兰政治犯达努塔·梅德瑞克（Danuta Medryk）曾经几次目击过马伊达内克的筛选，他描述了犹太女人会掀起自己的裙子将大腿暴露出来，党卫队医生会将那些腿部流血浮肿的人挑出来。消瘦的臀部也被视为饥饿的表现。那些被选出的囚犯会撕掉自己的绷带，将头抬得尽可能高，甚至会朝刽子手们微笑，徒劳地希望能得到赦免。[38]

东欧集中营的条件往往使人无法逃离筛选和死亡。犹太囚犯在慢慢饿死；比如在科隆卡，每天的口粮是一片面包配一碗稀汤，面包还掺了一半沙子。除此之外还有难耐的口渴、磨人的劳动、极端的暴力和噩梦般的卫生条件。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万人在来到这里几周之后便成了活死人，成了筛选的首要目标。[39]

通常来说，党卫队反射性地将营内的肮脏和疾病归罪于囚犯。但东部集中营的情况实在太恶劣，甚至一些当地的官员都要求进行改进。1943年5月在与党卫队建设办主任卡姆勒的一次会谈中，奥斯维辛指挥官霍斯和他的首席医师维尔茨就抱怨说比克瑙（此时仍没有中央供水系统）的情况太悲惨，连最基本的卫生和医疗标准都达不到。霍斯并非突然良心发现，而是有着更实际的考虑。从他的角度来说，许多囚犯的死法错了，他们应该被剥削死而不是病死，现在这样造成了“劳动力的极大浪费”。[40]在条件得到改善之前，地方党卫队官员们将这种谋杀性的筛选作为防止自己和家人染上传染病的有效方式。霍斯就同手下们说，毒杀病弱犹太人是阻止疾病传播的有效手段。通过这种方式，地方党卫队官员将屠杀合理化，将其视作控制疾病传播、保护自己的手段。这使得纳粹基层的恐怖行动进一步升级。[41]

事实上，正是党卫队的筛选帮助扩散了传染病，因为病人更加不敢向医生报告病情。大部分犹太犯人都知道会在病人中进行筛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一次筛选就是在囚犯被医务室接收之后进行的，那些被判定为太虚弱或是病得太重不能复原的人会被隔离处死。[42]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医务室里地狱般的条件使他们康复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曾是医生的法国囚犯西玛·魏斯曼（Sima Vaisman）这样形容她对1944年初比克瑙女子营医务室的第一印象：“到处是尸体和粪便的臭气……那些身染重病、骨瘦如柴的人全身几乎长满了疥疮、脓疮，正被虱子慢慢蚕食。所有人都赤身裸体，在肮脏的毯子下冻得瑟瑟发抖。”[43]医务室对大多数犹太囚犯来说意味着死亡。请求进入医务室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要冒极大的风险。就像俄罗斯轮盘赌的游戏一样，只不过手枪弹夹中并不只有一颗子弹，而是几乎填满了弹药。

在医务室的员工中，低级别的党卫队官员，也就是所谓的党卫队护理员（Sanitätsdienstgrade）在筛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往往还会因谋杀得到表彰。[44]这其中的一员就是二级小队长海因茨·维斯纳（Heinz Wisner）。维斯纳于1916年出生于但泽，是一名热切的纳粹分子。他当过几年航运书记员，后来在战争期间作为实习医生全职加入党卫队。1943年夏天，他从弗洛森比格集中营调到了里加集中营主营，他在那里成了男女医务室的主管。[45]年老的集中营医生爱德华·克雷布斯巴赫（Eduard Krebsbach）只会偶尔出现。维斯纳和他不同，每周不止一次地巡营。维斯纳在制服外面穿上白大褂，看起来像个医生。他将军事纪律推行到了变态的程度，他在逐一查床时甚至要求那些半死不活的病人也要躺得笔直。做出决定之后，他往往会在即将被杀的人的床架上画一个大大的“X”。这些囚犯要么被射杀在附近的森林中，要么在自己的床上被注射毒剂（里加集中营并没有毒气室）。虽然他通常把注射的工作留给囚犯医生，但维斯纳在集中营中还是被称为“带针管的男人”。[46]

当然，死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降临，并不只在筛选之后，这是犹太囚犯头顶散之不去的阴影。一名波兰犹太囚犯写道，1942年底来到比克瑙集中营时，别人告诉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有人能在集中营里活过三个星期。[47]大家对尸体习以为常——床上、厕所中、卡车上、工地上都是。同样习以为常的还有火葬场不断冒出的黑烟。雷纳特·拉斯克-阿莱（Renate Lasker-Allais）是一名年轻的德国犹太人，1943年底被送进比克瑙，他常常因为空气中焚烧尸体的臭味而呕吐。[48]虽然大多数犹太囚犯仍然抱有生还的希望，但他们也明白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活着出去。囚犯们甚至开始猜测党卫队各种杀人方式的好坏：在毒气室中多久才会窒息而死？注射死刑有多痛苦？脑袋上挨一枪来得更痛快，还是在医务室中病死更好？[49]

奥斯维辛特别工作队

在普里莫·莱维的眼中，奥斯维辛特别工作队的诞生是“国家社会主义十恶不赦的罪孽”。[50]这个由囚犯组成的队伍负责引导即将处决的囚犯进毒气室，火化他们的尸体，收拾他们的残骸。迫使囚犯协助党卫队行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越是繁重肮脏的工作，集中营党卫队越愿意留给囚犯去做。这条规律也适用于火葬场。比如在达豪集中营，火化工作队是由德国、俄罗斯和犹太囚犯组成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要做焚烧尸体之外的工作。1944年初，德国囚犯埃米尔·马尔（Emil Mahl）加入达豪的工作队后不久便被强迫参与处决。“作为一具行尸走肉，我不得不做一些可怕的事。”马尔后来作证说。[51]

但没什么比得上奥斯维辛的特别工作队。最开始只有少数几名囚犯在奥斯维辛的老火葬场工作。但自1942年奥斯维辛成为死亡营之后，党卫队在比克瑙杀人营区成立了大型永久性的囚犯工作队。这些人的工作暂时能让他们自己免于处决，但通常也不会持续太久。虽然党卫队并不会定期杀死特别工作队的全部囚犯（就像一些幸存者和历史学家暗示的那样），但筛选仍然照常进行。病弱的囚犯会被送去医务室注射毒剂杀死，有时一周达到20人，甚至更多。而且，当来到这里的遣送列车比较少时，党卫队还时常杀死一定比例的囚犯，以减少特别工作队的规模。最终，只有很少的人从1942年活到了1945年，其中就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什洛莫·德拉贡和亚伯拉罕·德拉贡兄弟。

总共有超过2200名囚犯曾被迫加入奥斯维辛特别工作队。工作队由一些德国人和波兰人主管，比如审头长奥古斯特·布吕克（August Brück）。布吕克是一名佩戴绿色三角的德国囚犯，他从1940年起在布痕瓦尔德火葬场工作，直到1943年3月被党卫队调到奥斯维辛新近完工的比克瑙火葬场，监督那里的特别工作队。和其他管理者不同，奥古斯特审头（许多囚犯都这么称呼他）是一个正派的人（不过奥古斯特作为囚犯领导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并没有让他活下来，1943年12月底，他因感染斑疹伤寒死亡）。而特别工作队其他人几乎全部是犹太犯人。他们和集中营其他囚犯不住在一起，一开始是在比克瑙的一片隔离的营区，之后在1944年初夏直接搬到了火葬场区之中。跟集中营里其他犹太人一样，他们的教育、信仰、年龄等各方面背景都十分不同，最老的已经50多岁，最小的还不到20岁，来自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有时会根据国籍形成松散的小团体。因为文化和语言上的隔阂，他们交流起来十分困难，尤其是那些既不说意第绪语也不说德语的人（这两种是特别工作队主要通用的语言），比如希腊犹太人。[52]

也许是命运可笑的安排，大屠杀期间离地狱最近的犹太囚犯反而有最好的生活条件。回想起1944年11月初在特别工作队的生活，43岁的波兰犹太人哈伊姆·赫尔曼（Chaim Herman）在一封给妻子和女儿的密信中说，像他这样的囚犯除了没有自由几乎拥有一切：“我穿得很好，住得很好，吃得很好，现在身体十分健康。”（这封信没能送到她们手中，赫尔曼在三周后被党卫队处死了。）[53]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可以随意取用被送进毒气室里的人留下的财物。他们穿着暖和的衣服和干净的内衣裤，很少忍饥挨饿。在死人身上，他们不仅找到了咖啡和香烟，还有来自全欧洲的美食：希腊的橄榄、荷兰的奶酪、匈牙利的鹅肉。[54]跟奥斯维辛其他犹太囚犯不同，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可以在他们的生活区里自由行动。搬到位于Ⅱ号火葬场和Ⅲ号火葬场的宿舍之后，他们有了暖气、自来水和厕所，这是集中营里其他犹太囚犯想也不敢想的奢侈品。他们用死者的财物把住处装饰一新：餐桌上有瓷盘子和桌布，卧室中有舒服的床具和毯子。[55]

因为一起在“死亡工厂”中并肩工作，特别工作队和党卫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囚犯们仍然十分害怕党卫队，他们也确实有害怕的理由。但因为有了私交，所以也少了许多暴力。对党卫队来说，他们不再是千人一面的囚犯，而是有名有姓的人。有时在星期天，当他们都下班之后，看守们甚至会和囚犯在火葬场旁边踢足球。其他党卫队队员和囚犯一起作为观众鼓掌喝彩，普里莫·莱维写道：“感觉比赛不是在地狱门口进行，而是在乡村的绿色草场上。”[56]

跟党卫队的这种亲密关系使奥斯维辛里其他的犹太人对特别工作队心存鄙夷。通过非犹太审头传播的细节，比如谁住在舒适的营房，特别工作队的作用变得众所周知，有关特别工作队凶恶对待死囚的传闻也不绝于耳。[57]还有传言称党卫队只会选择最暴力的罪犯进入特别工作队。两名来自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在1944年很好地总结了对特别工作队的敌意：其他人对特别工作队的成员避而远之，因为他们身上“臭气熏天”，“人也完全堕落，变得无比凶残和无情”。[58]即使是那些将死的人，在去毒气室的路上也会将特别工作队称作“犹太刽子手”。[59]而队员们也自知声名狼藉。当菲利普·米勒在比克瑙营区见到自己的父亲时，他感到极其羞耻，不敢跟父亲坦白自己是特别工作队的一员。[60]这种耻辱感在解放后一直持续，甚至直到今天仍没有消失。[61]

但我们一定要记住，特别工作队的队员们是被关在党卫队打造的地狱中。他们没有人是自愿加入的，许多人（一开始）也无法接受。“我觉得我快疯了。”一名幸存者回忆说。起初，他们像机器人一样麻木地工作。波兰学生扎尔门·雷文塔尔（Salmen Lewental）和家人一起于1942年12月来到奥斯维辛。他在1944年秋天将一份秘密文件装进罐子，埋在了Ⅲ号火葬场附近，他在里面写道，进入特别工作队的第一天，“我们中没有人是完全清醒的”。[62]

被选中进入特别工作队的人很快就明白，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服从或者死亡。少数人选择了自杀。还有一些人因为反抗被杀。1943年的某天，五名犹太囚犯在火葬场工作第一天之后集体告病假，党卫队直接把他们全杀了。即使很小的错误也能招来杀身之祸，至少一名囚犯“牙医”因为漏看了一名死者口中的金牙而被党卫队以蓄意破坏的名义活活烧死。[63]大多数囚犯为了活下去选择顺从，至少暂时活下去。扎尔门·雷文塔尔在秘密笔记中通过呐喊，记录了特别工作队的痛苦：“真相就是人想要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人希望活着，因为人是活着的，因为世界是活着的。”[64]

对于奥斯维辛的囚犯来说，在比克瑙特别工作队中生活是一个无奈的“没有选择的选择”。[65]在死人堆里算什么生活？一些人习惯了苦难，变得麻木不仁、冷酷无情，只关注物质享受。其他人则感觉每天灵魂都在被腐蚀，不得不用酒精麻痹自己。不仅仅是大规模谋杀的恐怖场面——那些哀求、尖叫、尸体和血——在他们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还有深深的负罪感。用普里莫·莱维的话说，他们就连“最后一点良知的慰藉”也被党卫队夺走了。[66]但工作队中也有勇敢和善良的行动。知道自己活不长久，特别工作队中的几名囚犯将亲眼看见的罪行记录了下来，他们知道不会有其他囚犯能够像自己一样接近纳粹罪恶的中心。写下这样的秘密记录需要勇气、团队协作和机警。囚犯们觉得自己所冒的险是值得的，他们是在为后世留下声音。解放之后，在比克瑙杀人营区的地下挖出了9份不同的文件。其中一份文件的作者是最后少数几名幸存的特别工作队成员之一。不过他的身份一直没有曝光。这份文件是他在1944年11月26日写下的。他自认时日无多，将最后一份笔记同之前藏在盒子和器皿里的几份文件一样，埋在Ⅱ号火葬场、Ⅲ号火葬场附近。在笔记的最后，他写下了最后一个请求：“我请求你们将所有材料编撰成册出版，书名就叫《于罪恶的梦魇中》。”[67]

女人和男人

种族大屠杀期间，女人从集中营体系的边缘来到了核心。多年以来，女性囚犯的数量都是微不足道的。但自从1942年纳粹决定在东欧占领区利用集中营来“劳动灭绝”犹太人，而不论他们的性别，一切都改变了。在马伊达内克，犹太女人在1943年春天占了囚犯总人数的三分之一。[68]在奥斯维辛，囚犯男女比例自1943年底起低于了2∶1；其中大部分女囚犯是犹太人。[69]在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最残酷的暴行起初并不会落在女性头上。但在东欧完全不同。自从女囚们1942年春天首次踏入奥斯维辛开始，就要面对糟糕的生活条件、毁灭性的劳动和极端的暴力。党卫队的官方数据验证了这一可怕的事实。1943年7月，奥斯维辛登记的女性囚犯的死亡率是拉文斯布吕克的20倍，[70]总计约有5.4万名登记的女囚在1942～1943年死去。[71]

党卫队掌控的所有女性犯人中，犹太女人的处境最危险。在东欧集中营内，她们的死亡率几乎和犹太男人相同。[72]事实上，如果算上未经登记便被处死的人，死亡率会更高（比起犹太男人，更多的犹太女人一到集中营便被挑出来即刻处决）。总体上，女性免于集中营党卫队暴力的好日子在1942～1943年结束了，至少在东欧集中营是这样。但这也不意味着她们的遭遇和犹太男人完全一样。很多性别差异仍然存在，而且具有了新的意义，比如怀孕。

以前，囚犯有了身孕对集中营党卫队来说不值一提。因为女囚的总体数量相对较少，还有不许将怀孕的女人送进监狱和集中营的禁令（至少在纸面上如此）。[73]但随着战争的持续，这项禁令成了一纸空文，尤其是在大屠杀期间的大规模遣送：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针对的是所有犹太人。在奥斯维辛，已经显怀的犹太女人一到集中营便被选出来送去毒气室。少数人在站台就遭遇了虐打，比如1943年夏天一个希腊女人被党卫队狠狠踢了肚子，当即流产。[74]而那些登记成为奴工，后来被发现怀孕的犹太女人也通常会被送入毒气室，无论是生产前还是生产后，她们新生的孩子也会被杀死。“犹太小孩会被直接消灭。”前比克瑙集中营营区负责人约翰·施瓦茨胡伯（Johann Schwarzhuber）在战后承认说。东部其他集中营也是一样，营内的新生儿会被杀死。在里加集中营，党卫队队员甚至在防腐液中保存了一些婴儿的尸体。与此同时，在死产或是由囚犯医生秘密堕胎之后，一些母亲得以返回工作岗位。[75]在奥斯维辛，囚犯医生和护理员甚至联手杀死新生儿，以挽救母亲的生命。“就这样，德国人让我们也成了杀人犯，”曾在比克瑙医务室工作的奥尔加·伦杰尔在战后写道，“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忘记这些婴儿被杀的画面。”[76]

当听说要新建女性营区时，奥斯维辛的许多男性囚犯觉得难以置信。[77]但男女囚犯之间依然很少接触，至少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是这样，这里的囚犯严格按照性别划分隔离。[78]大多数时候，与异性的接触只限于远远的一瞥，看到的景象也只会让人觉得可怕可怜。党卫队通过除去男性和女性的特征来显示自己的权威。男女都被剃了光头，饿得皮包骨。同时，集中营里也没有镜子，以便让囚犯们忘却自己的性别，忘记自己是人。[79]有时，男女囚犯得以在铁丝网两侧简单地交谈几句，或者扔一些食物给对面。一些夫妇甚至还可以通过信件联络，传信的是集中营的平民职工或是非犹太囚犯。但这种联系非常少。没有能力做一个男人应该做的——帮助女性朋友和亲人——使犹太男人们非常气愤。[80]

而1943～1944年在东欧新建的集中营和卫星营中，情况则有所不同。犹太囚犯在这些地方通常也会按照性别分开，住在不同的营区和营房中。但这些集中营的布局很难实现完全隔离。男女犯人间这种更为紧密的接触也反映出这些集中营是由原来的犹太人聚居区或劳动营改建而来的。比如在普拉绍夫集中营，男女犯人仍然可以穿过隔离男女营区的大门，在傍晚会面。在其他地方，男女可以在同一个劳动队中劳动。[81]党卫队原本牢不可破的规矩在新建立的犹太人集中营中再次被打破了。

男女同营使淫秽的故事同时在囚犯和党卫队队员中滋生。[82]战后，这种对集中营内性生活的执迷更进一步，产生了一批以虐待为主题的色情作品。20世纪70年代，当一大批施虐和受虐主题的电影问世后，普里莫·莱维恳求说：“所有的电影制片人，请你们把脏手从女子集中营拿开。”[83]事实上，只有少数特权囚犯才能享受性生活。大屠杀期间，性生活在犹太人短暂的生命中只占很少的部分，甚至根本没有：饥饿在杀死这些囚犯之前先杀死了他们的性冲动。[84]一名1942年来到奥斯维辛的奥地利犹太人回忆说，他的性需求直接消失了。[85]大部分女囚犯也有相同的经历。1944年从匈牙利遣送来奥斯维辛的一名犹太女教师在日记中称自己“已经没有性别了”（对许多年轻女人来说，这种感觉更强烈，因为她们到集中营后就不再来月经了）。[86]任何切实发生的性接触往往伴随着压榨和强迫，至少对于犹太囚犯是这样。性交大多是为了生存，囚犯们做出与特权囚犯（大部分不是犹太人）发生性关系的现实决定，以换取食物和衣服之类的必需品。[87]一名幸存者回忆说，这里男人给女人的不是花，而是人造黄油。就这样，性成了集中营欣欣向荣的地下市场中的另一件商品。[88]

孩子

很多人说大屠杀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纳粹的目的是要灭绝一个种族，用埃利·维泽尔（Elie Wiesel）的话说就是：“一直杀到最后一个人为止。”[89]大规模灭绝的计划意味着无数家庭被拖进党卫队集中营，刚进去便被拆散，几小时之内就被杀死，至少在奥斯维辛这样的死亡营是如此。幸存者需要承受双倍的痛苦。除了奥斯维辛本身对所有新到囚犯的冲击之外，他们很快得知自己的妻子、丈夫、母亲、父亲或是孩子已经死在附近的毒气室里。

1942年底，比亚韦斯托克地区格罗德诺（Grodno）犹太人聚居地的扎尔门·格拉多夫斯基（Salmen Gradowski）被遣送到比克瑙集中营，他在集中营的初次筛选中幸存了下来。一到营房安顿好，他和其他刚来的人便开始向其他老囚犯打听自己家人的下落：火车到站之后我们就分开了，他们会怎样？老囚犯们的回答既诚实又残酷，格拉多夫斯基在他埋在集中营地下的秘密笔记中记录了老囚犯的原话：“他们已经在天堂了。你的家人已经随着烟雾离开了。”奥斯维辛是一座灭绝营，老囚犯们告诉新囚犯，这里的第一条规矩就是“将失去家庭的悲痛抛在脑后”。[90]

许多新来的囚犯刚开始都会做同样的事——打听自己家人的下落，了解残酷的真相之后，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些人试着压抑自己的悲痛。1943年9月，34岁的荷兰犹太人埃利·科恩（Elie Cohen）医生从韦斯特博克集中营来到奥斯维辛。当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已经被杀死之后，他只是想要“坚持下去”——活下去（他后来如此写道）。[91]有的男人和女人则崩溃了。玛格达·泽丽科维茨（Magda Zelikovitz）还记得当自己知道7岁的儿子和妈妈以及其他所有家人都被毒杀后，她“完全疯掉了”（她当时刚刚和全家一起从布达佩斯遣送至此）：“我一点儿都不想活了。”其他囚犯几次拦住她不让她冲向电网。[92]

受奥斯维辛冲击最大的是那些忽然之间发现自己成为孤儿的孩子。虽然大部分犹太小孩一到这里便被处死，但在奥斯维辛和其他东部集中营内，仍有数千名孩子成为登记在册的囚犯。1943年4月，来自萨洛尼卡的阿尔贝特·亚伯拉罕·布顿（Albert Abraham Buton）和双亲在奥斯维辛火车站分离，这时他仅有13岁。他的双亲直接被带进了毒气室，留下他和他的兄弟。“我们吓傻了，无法思考，”他回忆说，“我们还理解不了发生了什么。”[93]随着越来越多像布顿一样的孩子登记成为囚犯（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囚犯总体的平均年龄开始下降。面对这种情况，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官方设立了一个新的囚犯职位：除了营区长之外，现在新增加了一个集中营少年的职位，这名少年可以享受一些党卫队的特权。[94]

党卫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囚犯的年龄，强迫这些少年和成年人一样劳作。许多儿童也遭受了虐待、饥饿，和成年人一样要点名，忍受繁重的劳动。玛莎·罗尔尼凯特（Mascha Rolnikaite）当时只有16岁，她需要在斯特拉斯登霍夫集中营（Strasdenhof，里加集中营的一座卫星营）附近的工地上搬运沉重的石块，推运装满砂石的手推车。其他小孩则充当园丁和砌砖工。至于那些年纪太小干不了活儿的小孩，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要求他们绕圈走一整天。[95]儿童囚犯也难逃党卫队的殴打，有时也会被处罚送进惩罚性质的劳动队。[96]一些孩子的命运更为悲惨。比如在瓦伊瓦拉集中营的卫星营纳尔瓦（Narva），10岁的莫德查吉（Mordchaj）在逃跑失败之后被一名党卫队突击队队长处以绞刑，以此警示其他囚犯（这名党卫队队员后来割断了绳子，莫德查吉最后活了下来）。[97]

筛选是常悬于头顶的一柄利剑，集中营的孩子非常明白这点。比克瑙检疫营的一次例行筛选过后，一位囚犯医生曾经和来自本津的小男孩尤雷克（Jurek）短暂交谈，这名小男孩刚刚被选中处死。当医生问他感觉怎么样时，小男孩回答说：“我不害怕，这里的一切都这么可怕，天上的生活只可能更好。”[98]一些党卫队行动专门针对孩子。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犹太儿童和婴儿会被带到一间特别的营房，这里和女子营房之间用铁丝网隔开。每隔一段时间，党卫队队员就会清空这间营房，将所有孩子送进毒气室。一些小孩试图逃走，不过最后都被警犬找了出来。其他一些孩子则与看守抗争。“孩子们尖叫着不想去，”马伊达内克幸存者亨利卡·米特罗恩（Henrika Mitron）在战后作证说，“可最终还是都被拎走，扔到了卡车上。”[99]

集中营内没有天真可言。孩子们必须按照集中营的规则生活，有时不得不表现得像个大人。[100]恐怖甚至渗透到了他们平时玩的游戏之中，比如“脱帽子”和“点名”。在游戏中，大孩子扮演审头或是党卫队看守，追逐年纪小一些的孩子。在比克瑙集中营还有个游戏叫“毒气室”，不过没有小孩愿意假装自己死了。他们用石头来代表那些要死的人，把他们扔到水沟，也就是“毒气室”中，然后模仿这些受害者的尖叫声。[101]

没有小孩可以单凭自己活下来。偶尔，成年囚犯会试图保护那些和亲生父母分开的孩子，成为所谓的集中营父亲和母亲。“我们……被照顾得很好，”詹卡·阿夫拉姆（Janka Avram）是为数不多在普拉绍夫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孩子之一，他回忆说，“因为死亡营中有几千名失去孩子的母亲，她们把我们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102]通常情况下，孩子随亲生父母中的一位一起生活，不过他们的关系或多或少发生了改变。年纪小的孩子害怕和父母分离，而年纪大一些的则成长很快。他们父母的权威因为自身的无助和疾病受到破坏，孩子们有时会反过来承担保护者和养家的责任。[103]

除了马伊达内克之外，东部还有几座集中营设立了专门隔离犹太小孩的营房。[104]在瓦伊瓦拉，犹太小孩和病人一起被安置在埃雷达卫星营（Ereda）地势较低的区域。这里的环境非常可怕。建在湿地上的简陋木房无法遮风挡雨。冬天时房中尤其冷，在睡觉时囚犯的头发有时会和地面冻在一起。这些受苦的孩子中包括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和母亲在1943年夏天时从爱沙尼亚的维尔纳犹太人聚居区被送来这里。母亲被关在埃雷达卫星营地势较高的地方，离她不到 一英里。虽然党卫队明令禁止，但母亲仍然每天躲过看守来看望女儿。当女儿生重病时，母亲将她从儿童营区偷偷带了出来，藏在一个成人营房中。但是在一次死亡遣送的前一天，小女孩被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发现了。“我哭了一整夜，”这位母亲后来写道，“我跪在他脚边，亲吻这个杀人犯的靴子，请他不要将孩子从我身边带走。但这一点儿用也没有。”第二天一早，这个女孩和其他几百个孩子一起被带走，几天后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被杀。[105]

离比克瑙灭绝区不远，在毒杀和焚化那些从埃雷达来的孩子的地方，存在着所有集中营里最特别的一个营区：所谓的家庭营，专门为从泰雷津聚居区遣送来的犹太家庭设立的一个特殊区域。泰雷津是捷克保护区内年长和受优待的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和集中营有许多相似之处。[106]1943年9月，有两批囚犯从泰雷津被遣送到比克瑙，共有约5000名犹太男女和孩子，几乎都是捷克人。家庭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设立的。到了12月，又有几批人从该聚居区来到家庭营（比克瑙并不只有一座这样的营区，党卫队还会强迫家庭住进所谓的吉卜赛营）。一条大路把整个营区一分为二，犹太男人和女人分别住在道路两侧的营房中，但男男女女可以在傍晚点名前碰面，或是在厕所中秘密见面。

家庭营的条件很糟糕——1943年9月来到这里后的半年时间内，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死亡。但这里仍然比奥斯维辛其他许多地方要好。和在比克瑙的其他犹太人相比，这里的人享受着大量的特权。他们可以保留一部分财物、衣服，甚至可以留头发，有时还可以接收外面送来的食物包裹。更让人惊讶的是，这里的犹太人，不论是在刚来时还是接下来的几个月，都可以免于筛选。我们不清楚这种特例产生的原因。希姆莱很可能想把比克瑙家庭营作为一个宣传的窗口，以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来考察（就像党卫队想用“模范”犹太人聚居区泰雷津来欺骗红十字会一样）。无论原因如何，奥斯维辛的其他犹太囚犯对此都难以置信，也对家庭营充满嫉妒。[107]

比克瑙家庭营中住着几千名小孩。白天，许多14岁以下的孩子被允许进入儿童营房，这里由弗雷迪·希尔施（Fredy Hirsch）管理，他是一名28岁的富有魅力的德国犹太人，在泰雷津时就在青少年福利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虽然比克瑙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儿童营房，但家庭营中的儿童营房是独一无二的，显示了该营区特殊的地位。虽然从笔到纸的各种物资都很短缺，但希尔施和其他老师还是组织起了一套完整的课程，包括音乐课、故事课和德语课，还有体育和游戏。大一些的孩子自己编写报纸，在营房的墙上绘画。孩子们还表演短剧，包括根据迪士尼卡通《白雪公主》改编的音乐剧。犹太小孩跳着唱着，而几百码之外就是比克瑙的毒气室。这种在恐怖氛围中诡异的升平之景并没有持续太久。从1944年3月8日晚上到9日，也就是阿道夫·艾希曼视察家庭营一周之后，党卫队在Ⅱ号和Ⅲ号火葬场的毒气室处决了3800名去年9月来到这里的囚犯，其中有许多孩子。他们的老师弗雷迪·希尔施听一名囚犯讲述了党卫队的计划后，在处决前几小时自杀了。[108]

幸存者包括一些用于人体实验的双胞胎，比如兹德涅克·施泰纳（Zdeněk Steiner）和伊里·施泰纳（Jirˇi Steiner）兄弟。1944年3月的屠杀夺走了他们的双亲。当两个男孩重返营区时，这里空旷得可怕。他们只看到“火葬场的烟囱中时隐时现的火光”。家庭营中只剩下寥寥的幸存者，在1944年5月又迎来了数千名新囚犯，还是从泰雷津而来。但这批人也没有活太久。7月，大约3200人被选为奴工，剩下6700人——其中大部分是女人、孩子、老人和病人——被送进了毒气室。在党卫队眼中，比克瑙家庭营已经达到目的，可以遗弃了。[109]

一些奥斯维辛党卫队队员对于清洗家庭营心怀忧虑。党卫队队员在虐待、杀死自己认识的囚犯时会犹豫不决，这并非什么新鲜事。[110]尤其在杀死比克瑙的犹太孩子时更是如此，这些孩子已经在集中营内待了几个月。这期间，一些党卫队队员对他们的心已经软化，给他们带玩具，和他们踢足球，观看他们的短剧表演。当清洗该营的命令传来时，少数党卫队员工试图劝说自己的上司来拯救孩子们。[111]但最终他们还是执行了血腥的命令，这也让党卫队队员们顾影自怜，觉得自己在东部占领区为祖国的事业完成了艰难的任务。此类抱怨之前已经出现过许多次了。

党卫队的日常

1942年9月23日星期三，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领导人奥斯瓦尔德·波尔和其他党卫队高级官员一早便来到奥斯维辛，开始为期一天充实的会议和视察，同行的还有波尔的爱将——建设办主任汉斯·卡姆勒。[112]一周前，9月15日，波尔和卡姆勒会见军备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后者签署了一项扩张奥斯维辛的宏伟计划（预算成本为1370万德国马克），反映出奥斯维辛在大屠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预算计划增加对比克瑙杀人营区的投入，同时增建营房和其他设施。全部完成之后，波尔期望奥斯维辛的囚犯数量能够达到13.2万人，也就是现在的4倍。[113]波尔立刻将与施佩尔的协议上报希姆莱，两人在9月19日进行了私人会面，敲定其中的一些细节，这回波尔又带上了卡姆勒。[114]

4天之后，波尔与卡姆勒一同视察了奥斯维辛，他们同当地建设办公室的党卫队专家一起商讨了这些计划。而这只是他们行程中的一小部分。之后波尔又主持了与当地纳粹党和政府官员的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处理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集中营在当地社区中的位置。除了集中营供水和垃圾处理这些永恒的问题外，官员们还讨论了将奥斯维辛变成一个模范定居点的持续工作。建筑师汉斯·施托斯贝格（Hans Stosberg）提出了一些关于党卫队社区的具体方案，波尔批准他在集中营不远处为当地居民建设一座休闲公园。[115]1942年9月23日下午，波尔开启了他穿越党卫队利益区的漫长行程，他造访了主营、比克瑙、莫诺维茨和其他地点。波尔的行程比预想的更长，不过刚好赶上官员食堂的一场奢华的晚宴，宴会上有最好的啤酒和管够的鱼肉。[116]

饭后，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队的资深队员集合在一起，波尔给他们做了演讲。波尔感谢他们将奥斯维辛变成了最重要的党卫队集中营，重申他们的工作与前线的骷髅师同样重要（集中营党卫队一直觉得自己不如他们）。波尔强调，希姆莱有关集中营的命令对于战争的胜利非常重要，不管官员们压力多大都要完成。他想到的是对于欧洲犹太人的屠杀，他将这称为“特别任务，关于这个说再多也不为过”。前一天下午，波尔视察了比克瑙集中营的2号地堡，而他也肯定看到了附近壕沟中冒起的腾腾黑烟，党卫队正在那里焚烧尸体。对于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波尔赞扬了下属们的坚定信仰和努力。[117]演讲之后，波尔将他的赞扬变为一种特别的奖励。他批准在奥斯维辛建立有史以来第一座集中营妓院，使党卫队队员可以在一天漫长的大规模谋杀之后寻求一些安慰和消遣。[118]

集中营党卫队的外国人

奥斯瓦尔德·波尔在1942年9月23日的演讲中赞扬了紧密团结在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周围的奥斯维辛党卫队。但这赞扬不过是空谈：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中所有人都知道，奥斯维辛的管理集团上下冲突不断。[119]这种钩心斗角的基调正是由鲁道夫·霍斯自己奠定的，他经常与部下发生冲突。霍斯对手下的这种鄙夷一直持续到了战后。当他在克拉科夫监狱的号房里描绘所遇见的奥斯维辛官员时，霍斯总会用狡诈、欺上瞒下或是愚蠢来形容他们。[120]霍斯与一些部下之间的嫌恶是互相的。许多人在他背后议论他，觉得他冷漠、死板、无情。[121]当然，集中营党卫队之间从没有称兄道弟的情谊；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只是党卫队领导们的说辞，掩盖了看守团与指挥参谋部之间、官员与基层人员间的矛盾。随着战争的持续，集中营党卫队越来越松散，尤其是在东欧占领区内。

这种冲突与人员的流动和短缺有密切的联系。虽然集中营党卫队队员的数量在战争期间有所增长，但无法与剧增的囚犯人数相提并论。1942年3月，奥斯维辛有1.1万名囚犯和1800名党卫队队员（比例为6∶1）。两年之后，这里有6.7万名囚犯和2950名党卫队队员（比例为23∶1）。[122]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很清楚这给集中营员工造成了多大的压力。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减少对他们的要求：将更多事务交给审头处理，减少繁文缛节，使用更多的警犬。[123]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也努力招募新的官员，尤其是为东欧那些不断扩张的集中营。招聘的要求很低。因为不能招募那些能够去前线打仗的人当看守，集中营督察官格吕克斯只得无奈地招收“越来越多身体有残疾的人”，他在1942年如是说道。[124]

东欧的一些空缺岗位由德国境内经验丰富的集中营员工填补；1941年，约有100名党卫队队员从西部其他集中营被调到奥斯维辛。这种调动意味着快速的晋升，因为党卫队有许多空缺的高级职位急需填补。比如一名叫汉斯·K.（Hans K.）的军士，他本是萨克森豪森的一名低阶官员，1943年春天调动到里加之后迅速升为劳动行动领导人。[125]不过，集中营的许多德国员工对这种调动很反感。他们抱怨说自己被困在了这滩死水之中，将新职位视为惩罚（这种想法有些道理，集中营的管理者经常会把调职到东部当作一种惩罚性的措施）。[126]除此之外还有从武装党卫队来的人，其中包括伤员和残废，不过并不是所有指挥官都张开双臂欢迎这些老兵。鲁道夫·霍斯就抱怨说艾克老把没用的废人丢到集中营。[127]

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明白，单靠德国人是无法填满这些职位的。二战期间与纳粹政权勾连的外国人中，有数万人加入了武装党卫队。1942年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在前线阵亡，党卫队在国外的招募力度也不断加强。不久之后，外国人就占据了武装党卫队的半壁江山。[128]数千人成了集中营的职员。他们一般只经过两三周的潦草培训便被派往集中营。[129]这些人绝大部分来自欧洲东部或东南部。[130]大多数是“德意志裔人”，这一定义模糊的称谓用于所有被纳粹政权接受的外国人，虽然他们一般不是德国公民。到了1943年秋天，大约7000名这种德意志裔人在党卫队看守团当看守（其中约3000人来自罗马尼亚，其他大部分来自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几乎占了总看守人数的一半。[131]除此之外，集中营还招募所谓的外国助理，他们被纳入党卫队扈从之中，而不是武装党卫队。他们中数千人（大部分是苏联战俘）在党卫队臭名昭著的特拉维尼基训练营（该营位于卢布林附近）受过培训。许多从特拉维尼基出来的人最先是在格洛博奇尼克的死亡营中服役。这批死亡营关闭之后，他们又被调到其他地方，在原德国境内或是东部占领区的集中营当起了看守。[132]

集中营党卫队的国际化改革加速了它的分裂，德国员工与外国员工之间有很深的裂痕（在东欧集中营尤为突出）。[133]在整个东部占领区，德国人难掩对这些外国帮手的鄙夷，在集中营里也是一样。德国上司们将这些新招募来的外国人视为傻瓜、野人或潜在的叛徒。[134]新人生涩的德语也被当作攻击的目标，不少人因此被开除。尽管党卫队领导不咸不淡地呼吁大家把外国人当作同志，但普通德国员工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快。党卫队二等兵马沙尔（Marschall）在比克瑙营区做行政工作。一天，他准备进入女子营时被德意志裔人管理员约翰·卡山尼克斯基（Johann Kasaniczky）拦住，让他说出理由。马沙尔狠狠地回了一句：“不关你的事，先把德语给我学利索了再跟我说话。”[135]

外国党卫队队员经常感到孤立无援，这也能够理解。首先，他们中许多人并非自愿加入党卫队，而是被拉壮丁或强迫为党卫队服务。[136]一旦进入集中营，他们只能处于员工阶级的最底层。几乎所有关键职位都被德国人占据。除了经常被德国同事们嘲笑之外，外国党卫队队员几乎没有晋升的空间。党卫队管理者甚至取消了德意志裔员工的休假，害怕他们一去不复返。[137]外国看守们深感失望。这种失望在1943年7月初的奥斯维辛被一队乌克兰看守推到了顶峰。15名乌克兰看守在到达奥斯维辛没多久后便带着枪支弹药逃跑了。在追击战时，共有8名乌克兰人和3名党卫队队员死亡。[138]

很难说外国人的加入对囚犯们意味着什么。外国党卫队队员一般负责在营区和工地周围巡逻，与囚犯的直接接触较少。一些哨兵也会参与到极端暴力之中。囚犯们怀疑一些有野心的德意志裔人想要通过实施暴力行为证明他们自己是“真正的德国人”。[139]但总体来讲，外国党卫队队员的行为比大多数德国同事更和善。[140]一些人公开表达了对囚犯的同情、对纳粹政权和集中营内苦闷工作的不满。[141]犯人们总是很乐于看到党卫队队员之间出现嫌隙，因为这样加大了他们获取更多食物和特权的希望。囚犯与外国守卫往往说同一种语言，这也使此类违规接触变得容易。[142]但有时说同一种语言也会成为危险。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一名来自库尔斯克（Kursk）的18岁囚犯因为嘲弄一名乌克兰看守是叛徒，最终在全体囚犯面前被绞死。那名被侮辱的看守坐在第一排观看了行刑过程。[143]

女看守

外国男人并不是集中营党卫队内唯一的新面孔。随着1942～1943年越来越多的犹太女人被关入集中营，党卫队管理者们把德国女性派往东欧所有的主要集中营和许多卫星营，担任看守。其中一些人是从拉文斯布吕克来的老手，其他一些人则是刚刚经过培训的新人。虽然党卫队仍然不将她们归为正式编制（她们被归为党卫队的扈从人员），在东部占领区的人数也比较少（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总共只有20名女员工，而男员工则有1200人），但她们的到来改变了集中营党卫队。许多老兵都觉得这些身着制服、佩带武器的女看守的到来，是对他们准军事化阳刚之师信念的公开侮辱。而一些女守卫在与男性上级发生冲突时毫不让步，这也增加了党卫队队员的愤怒。[144]男性指挥官们经常处罚不服管教或是不服从纪律的女性员工。因为惩罚过于严厉，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不得不出面进行限制。[145]鲁道夫·霍斯道出了许多大男子主义的党卫队队员的心声——他斥责新来的女同事懒惰、奸诈、没有能力，“无头苍蝇”一般在营区上蹿下跳。[146]

霍斯自己与奥斯维辛女子营的第一任长官约翰娜·朗格费尔德就产生了重大的矛盾。朗格费尔德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负责管理所有女性囚犯的日常生活。她希望在奥斯维辛也能拥有同样的权力，但遭到了强烈的反对。1942年7月，希姆莱视察奥斯维辛时，朗格费尔德相伴左右。但霍斯笑到了最后，希姆莱原本命令女子营应该由女性领导，由一位男性党卫队官员辅助，此命令被集中营党卫队的男人们驳回了。毕竟，就像霍斯在回忆录中尖刻地问道，有哪个男性官员愿意屈从于女人呢？至于朗格费尔德，她最终被调回拉文斯布吕克，并遭到了波尔的训斥。1943年春天，她被彻底逐出了党卫队，被逮捕收押。[147]

除了争吵分歧之外，集中营党卫队的男男女女还有另外一种关系。党卫队职员还享受着打情骂俏的快乐时光，就像在拉文斯布吕克以及其他男女混合营一样，浪漫之花也在东欧集中营内绽放。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女看守的木营房就坐落在男看守团营区的对面。虽然官方禁止不正当的私下会面，但这并没有阻止亲密关系的产生。相对于家乡古板的生活，年轻的女守卫们更享受这种不寻常的自由（少数年轻女性自愿加入党卫队，成为电报员与无线电话务员）。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最终有四名女看守嫁给了党卫队队员。当然，这里也有心碎的故事，据说一位二级小队长在被情人抛弃之后，试图在马伊达内克的毒气室中自杀。[148]

囚犯们经常谈论党卫队看守的私生活。这并非简单的八卦，因为此类人际纠缠能够给囚犯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毕竟正如我们所见，党卫队的暴力通常带有戏剧色彩。而这种表演在混合营中变得尤为夸张，因为男女看守试图通过暴行给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男同事在场时，女看守往往会表现得更加恶毒，以证明她们像男人一样凶悍。这种异性的催化作用反之亦然。冷血与铁拳被视为阳刚之气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男性党卫队队员在所谓的弱势性别面前会表现得更加强硬。马伊达内克火葬场负责人埃里希·穆斯班德是党卫队尸体处理方面的专家。他喜欢做一个毛骨悚然的恶作剧，对路过的女守卫挥舞尸体残肢。这可以理解为一个施虐成性的疯子所做的变态之举，但也可以有另一种解读：试图惹恼“弱”女子，从而展示集中营党卫队的男性力量。[149]

集中营党卫队的男人们试图划分出一些男性专属的领域。使用枪支一贯是男性的特权，这个传统在集中营也得以延续。虽然穿制服的女守卫也会佩带枪支，但使用权依旧属于党卫队的男人。除此之外，比克瑙和马伊达内克的女守卫也不能染指毒杀和焚烧囚犯尸体的工作。显然党卫队认为，只有男人有这个能力担当屠杀的重任。不过，东欧集中营的女守卫会参与筛选，也会做出过分的暴力举动，比在拉文斯布吕克时更进一步。掌掴、殴打、鞭打、脚踢囚犯是每日的家常便饭。[150]一些暴行太极端，以至于上级官员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方式训斥她们。[151]

暴力

库尔特·潘尼克（Kurt Pannicke）看起来就像是纳粹宣传海报中的男孩。他年轻英俊，有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身材瘦削挺拔；脸颊上的小伤疤更添了几分英气。[152]可潘尼克也是个醉醺醺的暴徒、窃贼、虐待狂和杀人狂。1943～1944年，他担任瓦伊瓦拉集中营和其他几个卫星营的营区管理员时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这位二十多岁的士官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他有个外号叫“犹太人之王”，而他也确实百无禁忌。他可以与囚犯们闲聊，给予最喜欢的囚犯一些特权，然后再杀掉他们。他一次次地对囚犯们说：“我自己的犹太人，我自己杀。”[153]潘尼克这种友善和复仇之神融合的公众形象也许不常见，但他的所作所为不是特例。他是集中营党卫队许多沉浸在自己权力中的青年低阶官员中的一员，正是他们建立起了横贯东欧占领区的恐怖政权。

在东部占领区，暴力与谋杀是集中营日常的一部分。暴力的形式有许多种，像掌掴和脚踢这种暴力行为远比其他行为更常见，比如性虐待。但性暴力还是存在的。最近几年，历史学家逐渐开始关注种族清洗和大屠杀期间发生的系统性的性犯罪，特别是东部占领区的纳粹士兵。[154]在集中营里，一些囚犯被党卫队队员强奸，不过其他形式的性虐待更常见。女囚刚进集中营和接受筛选的时候经常会被骚扰，因为平时党卫队队员禁止与囚犯亲密接触，在筛选时就可以声称自己只是在尽职工作，比如在搜查囚犯们藏起来的财物。除此之外，也有囚犯与看守产生亲密关系的例子，囚犯以此获得食物和其他特权，但这种行为有很大的风险。不仅对囚犯，对党卫队官员也是一样。[155]

“集中营里的每个德国人都是生死的主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用了这权力。”——这是一位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幸存者对集中营党卫队不可预测的行为所做的总结。[156]东部占领区的许多党卫队队员很享受自己的工作。就连一些同事也认为他们在集中营内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157]其中就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行政主管卡尔·恩斯特·默克尔（Karl Ernst Möckel），他1943年时宣称，自己工作很快乐，永远都不想离开这里。[158]不止默克尔这样的官僚享受集中营的生活。集中营里从不缺少充满热情的施虐者和刽子手，这群人在挖出囚犯眼睛后，在尸体上撒尿时会开怀大笑。[159]有一小部分人是变态杀人狂。比如奥斯维辛火葬场的主管、一级小队长奥托·莫尔在做那些无法想象的凶残行为时就乐在其中。[160]

同样也有些杀手不是那么情愿。一些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在1941年杀苏联战俘时内心十分挣扎，其他人则在大屠杀时犹豫不前。尤其是每天对妇女和儿童的屠杀冲击着他们的良知，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161]少部分党卫队官员会逃避这种杀人任务，或是直接拒绝参与。在莫诺维茨集中营，一名党卫队哨兵公开对一名犹太囚犯说，自己永远不会杀囚犯：“这会让我良心受到谴责。”[162]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即使这种行为并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处罚。事实上，有的上级告诉下属可以不必参与某些令人不快的工作。[163]

即使是那些申请调离集中营（如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官员也仍然在离任前履行自己的职责。其中就包括33岁的爱德华·维尔茨医生，他于1942年9月被任命为首席驻营医师，工作到1945年1月。他是一名有野心的医生，热切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对种族优生尤为感兴趣。维尔茨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向指挥官霍斯坦白说自己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以及处决囚犯心怀忐忑，不断要求调到别的岗位上。然而同时，维尔茨又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主角。他招募新的党卫队医生，拟定人员名单，监督火车站旁的筛选以及之后的毒杀。[164]

正如我们之前了解的，参与这种极度的暴力活动可以被解释为群体压力所迫。参与大屠杀也是如此：那些不愿与同志们沆瀣一气的人会被孤立，并被排除在未来的奖励与升迁之外。[165]在回忆录中，鲁道夫·霍斯声称就连他也难以忍受血腥的大屠杀。然而为了给下属们起表率作用，宣扬自己作为一个强悍领导人的权威，霍斯还是参与了毒杀和火化，并全程保持“冷酷和铁石心肠”。某种变态的荣誉感也是罪魁祸首之一。在官方视察时，奥斯维辛党卫队队员喜欢用大屠杀肮脏的场面来吓唬来访者，以此炫耀他们的凶悍。阿道夫·艾希曼回忆说，“向文职人员展示绞索时，鲁道夫·霍斯表现得极为快乐”，他还声称自己在近距离观看屠杀时不忍直视，移开了目光。[166]

在东部占领区，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们也能从大屠杀中获得切实的好处。集中营虽然对犹太人来说是致命的，却是党卫队队员的安乐窝，至少和在前线打仗相比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党卫队队员们不想杀人，却也不愿申请调去别处。[167]除此之外还有物质上的好处。除了可以获得被谋杀的犹太人的财物，杀手们还可以获得官方的认可，获得晋升和嘉奖（就像他们在屠杀苏联“人民委员”时那样）。[168]士兵们还可以从每次筛选、毒杀和焚化中分得一点好处。动员这些人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克雷默医师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录道，党卫队队员排队参加“特别行动”，以获取“特别供给品”：五支香烟、一百克面包与香肠，还有最重要的，七盎司杜松子酒。集中营党卫队再一次用酒精来舒缓大屠杀之后紧绷的神经（格洛博奇尼克灭绝营也是用酒精刺激杀手们）。[169]党卫队四级小队长亚当·赫拉迪尔（Adam Hradil）是一名所谓的毒气室司机，职责是用卡车将老弱的犹太囚犯从奥斯维辛火车站送到毒气室。他战后供述说，过程“没什么乐趣”。然而他喜欢自己的工作：“当我获得一份杜松子酒的时候非常开心。”[170]

从前折磨和虐待囚犯的经验使参与大屠杀变得更为轻松。东欧集中营的主要领导们都有过极端暴力的历史。一些人是在集中营外成名的。阿蒙·戈特（Amon Göth）在1944年成为普拉绍夫集中营指挥官之前，已经在清洗犹太人聚居区和作为普拉绍夫强制劳动营指挥官时犯下了无数的恶行。[171]不过大多数人都是集中营党卫队的老兵，对他们来说，大屠杀是他们的凶残不断累积所达到的高潮。[172]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党卫队的战前营受过暴力教育。奥斯维辛主营的三名高级指挥官中有两人［鲁道夫·霍斯和里夏德·贝尔（Richard Baer）］，五名营区负责人中有四人是从1933～1934年的达豪集中营开始职业生涯的。[173]低阶军士们也有类似的经历。古斯塔夫·佐尔格在1934年加入集中营党卫队，成为萨克森豪森行刑队的队长。1943年下半年，他被调到东欧。过去，佐尔格经常显示自己对犹太人施以极端暴力的偏好。在成为里加的几个卫星营的领导之后，“铁人古斯塔夫”（他在当地的外号）继续着自己的罪行。一名前囚犯供述称佐尔格有一套特别的方法来挑选想要杀掉的男囚犯。点名时，他会用尽全力踢那些囚犯的下体；之后这些人就会被营区长拖走，再也见不到了。[174]

对于佐尔格这样的党卫队队员来说，大屠杀是他们暴力生涯的卫冕时刻。但即使是这些人也不是机械地实施暴行。有经验的凶手们仍然会在上级所界定的道德界限内行动。即使在近乎百无禁忌的大屠杀阶段也依然有一些界限，这些界限的存在是为了希姆莱所说的体面以及一些战术因素。这些禁令是如何影响铁石心肠的集中营党卫队杀手的呢？我们需要暂时将目光移向西部，来到德占荷兰地区的海泽根布什集中营。

几位资深党卫队队员于1943年1月开始在海泽根布什集中营任职。新工作服务主管不是别人，正是古斯塔夫·佐尔格（此时他还未调任里加）。他和其他几位臭名昭著的分区主管一起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调来，同时还有一位让人胆寒的地堡看守，他成了新任的营区负责人。第一任指挥官是另一位铁石心肠的党卫队队员：卡尔·赫梅莱夫斯基。他在毛特豪森的古森次级营中当营区负责人时，成功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刽子手，在1941年屠杀荷兰犹太人时也是如此。[175]集结这些凶徒看似是要酝酿新的暴行。但现实恰好相反。如我们所见，荷兰的党卫队和警察高层领导汉斯·阿尔宾·劳特尔对集中营相当有影响力，他认为在中转营中对待犹太犯人更温和的话，可以误导囚犯，不让他们发觉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真实意图。他敦促保护性拘禁营区（于1943年1月中旬开营）也要采取相似的温和态度，那里关押的大多是荷兰人，包括政治犯、经济犯和其他刑事罪犯；劳特尔想以此展示出德国严格但公平的占领政策，囚犯的待遇在这里也相对温和。[176]

海泽根布什集中营这种出乎意料的限制让古斯塔夫·佐尔格这样的老党卫队队员十分困惑，他们抱怨说这与现有的集中营党卫队实践背道而驰。[177]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大多数守卫适应了这一不常见的要求。那些不遵守规定的党卫队队员则会因为虐待囚犯或其他违规行为面临惩罚。劳特尔非常认真地维护“模范党卫队集团”的表象，他在党卫队和警察法庭发起了一系列诉讼。[178]其中最有名的被告就是指挥官赫梅莱夫斯基，当他对暴力与腐败的嗜好变得尽人皆知之后，他于1943年秋天被逮捕。第二年夏天他被判15年徒刑，作为犯人被送进了达豪集中营。[179]

地点真的很关键，无论是在海泽根布什还是别处。集中营在德占欧洲地区的位置非常重要，相较于所谓更“靠后”的东部地区，占领当局在西部的行事作风更谨慎。此类战术上的考虑导致海泽根布什集中营比其他集中营的环境更为宽松。而纳粹侵略者在东欧建立的政权则残忍得多，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们没有任何收敛的理由。在那里，死亡暴力是如此平常，一位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前哨兵称：“分区主管谋杀一名囚犯甚至不会引起任何注意，无论是枪杀还是活活打死。”[180]

殖民地的主人

东部占领区的党卫队集中营的轮廓是由种族优越论的意识形态决定的，这种思想整体塑造了纳粹所占领的波兰和苏联地区。根据这一思想，党卫队员工们位于种族阶层的顶端，下面依次是波兰人、苏联人和犹太人，这三者构成了绝大部分的囚犯人口。集中营党卫队对这些群体施以极度的暴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不过，这种暴力在东欧殖民式的纳粹统治下必然进一步升级。[181]与囚犯们的接触加深了党卫队的偏见，因为东部集中营的恶劣条件使一些囚犯看起来就像纳粹宣传中讽刺画里的角色。[182]但部分党卫队官员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不断剥夺囚犯们所剩无几的尊严；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囚犯们时不时被要求穿着舞会礼服、高跟鞋或小孩的衣服在泥地里行走。[183]对囚犯们的去人性化往往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让集中营党卫队在屠杀时更轻松。党卫队队员佩里·布罗德在1945年写道，他在奥斯维辛的同事“单纯地不把犹太人当人看”。[184]

有的说法称那些亲自动手的纳粹刽子手不会良心不安，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是必要的。[185]这个观点有些道理。鲁道夫·霍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自认为是犹太事务专家，在一战期间还去过耶路撒冷。他把犹太人视为必须根除的外部威胁。[186]但像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等集中营内的大规模屠杀也在不少官员心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迫使他们的上司不得不重申最终解决方案的道德正确性。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霍斯和其他党卫队领导定期开展讲话，鼓舞士气，告诉分区主管们犹太囚犯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通过炸桥或是给水井投毒来破坏德国的大业（改编了古老的反犹主义传闻）。[187]霍斯还再三向手下保证，杀死犹太小孩同样重要。为呼应希姆莱的观点，他解释说这些看似无辜的小孩以后会成长为顽强的复仇者。霍斯用一个栩栩如生的画面阐释自己的观点：如果不杀死小猪仔，它们就会长成大肥猪。[188]

这种邪恶的观点一定要有肥沃的土壤供其生长。集中营党卫队官员们的恐惧也为其滋长增添了养分，东部集中营恶劣的生存条件最初会让他们震惊，随即让他们普遍产生了对自己生命安全的焦虑。他们或许感觉像是殖民地的主人，但孤立而陌生的异国环境、对来自外界党派攻击的担忧、集中营内囚犯的袭击和流行病的侵扰，都削弱了他们的优越感。[189]特别是对传染病的畏惧一直笼罩着集中营党卫队，即便有一部分疫苗，也无法缓解党卫队队员的恐惧。比如，疑神疑鬼的三级小队副队长伯恩哈德·克里斯坦（Bernhard Kristan）打开奥斯维辛政治办公室犹太职员办公室的门时，总是用手肘而不是手，以避免任何接触。[190]从这个角度看，犹太囚犯不仅被视为德国未来的一大威胁，更是对当地党卫队官员健康的直接威胁。[191]

塑造大屠杀刽子手的关键是让他们适应大规模灭绝。流血和谋杀与轮班、休息、培训和分工一样，被东部占领区的集中营党卫队员工视为工作的一部分。[192]大屠杀成了例行公事，即便不在屠杀一线的党卫队官员也浸染其中。[193]尤为惊人的是新人的适应速度。以党卫队医师克雷默为例。1942年秋天在奥斯维辛的十周里，他参与屠杀了帝国中央安全局押送的十三批犹太人，还有其他的囚犯筛选和人体实验；他还亲临体罚和处决现场。对于克雷默这样的人，极度的暴力已成为每天的日常。[194]

即使那些刚开始被大规模屠杀动摇的党卫队官员，最终往往也会随大流。一名1944年夏初到奥斯维辛的德国士兵告诉党卫队队员，自己永远不会参与大规模灭绝。这名党卫队队员回答说：“你会习惯的，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变得忍气吞声，服从命令。”[195]这句话在汉斯·德尔莫特（Hans Delmotte）医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卫队医师，德尔莫特在第一次目睹了奥斯维辛火车站的筛选之后崩溃了。他仿佛瘫痪一般，靠人搀扶才回到营房，之后他在里面喝得酩酊大醉，呕吐不止。第二天他仍然惊魂未定，要求调往前线，因为参与不了大规模屠杀。但德尔莫特很快冷静了下来。更有经验的同事约瑟夫·门格勒医生将他收入羽翼，逐渐向他灌输在奥斯维辛进行大规模灭绝的重要性。德尔莫特还与妻子团圆了，不久之后他便安心地留在了工作岗位上，负责筛选工作，甚至还获得了上司的表扬。[196]妻子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履行这些谋杀工作。这也让我们将焦点移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东部集中营党卫队的私人生活。

“奥斯维辛的美好时光”

1947年初，鲁道夫·霍斯在克拉科夫监狱撰写回忆录时，用整齐的小字密密麻麻地写了114页纸，正反面都写满了，全是对奥斯维辛生活的怀念。尽管他自己忙于集中营的各项事务，但他的家人享受了一段美好时光。“我妻子和孩子的每一个愿望都得到了满足。”他们住在临近主营的一座巨大别墅中，大部分采用原木家具，这也是党卫队最喜欢的风格。霍斯和妻子在那里为当地的党卫队队员和其他要员举办了不少晚宴。他的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悠闲生活”，霍斯怀念地写道，而他的妻子“拥有天堂般的花园”。园丁是波兰犯人斯坦尼斯瓦夫·杜比尔（Stanisław Dubiel），会种植异国花草。霍斯夫人还拥有多名女囚犯（包括犹太人）作为私人裁缝、理发师和仆人。同时，四个孩子（第五个生于1943年9月）也跟两名女囚犯非常亲近。她们二人是耶和华见证会的德国年长信徒，负责照顾这四个孩子。霍斯的孩子们喜欢跟动物一起玩耍，有马和小马驹，还有囚犯抓来的乌龟、猫和蜥蜴等。但霍斯回忆说，孩子们最大的快乐还是“和爸爸一起游泳”，无论是在索拉河里，还是在距主营几步之遥的花园池塘里。[197]

奥斯维辛党卫队的社交生活大部分围绕集中营展开。体育运动尤其受欢迎，体现出党卫队对体能锻炼和竞争的重视。1944年7月14日，霍斯甚至在员工通告中祝贺三级小队副队长温特（Winter），后者获得了上西里西亚地区的铅球、铁饼和标枪冠军。集中营党卫队也会同外面的队伍比赛。比如1942年9月6日下午，他们在当地的田径场上同来访的奥拉宁堡集中营党卫队踢了一场足球赛（比赛结束后几小时，数百名从德朗西送来的犹太人就被送进了旁边比克瑙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处决）。体育锻炼或是集中营一天的工作后，为了放松，各个等级的党卫队队员常常光顾指挥参谋部的桑拿房。那里还有许多娱乐设施。营地上的一间旧戏院被用来表演舞蹈、戏剧、杂技和杂耍（其中一些表演会在各个集中营巡回演出）。直到1944年12月，集中营被废弃一周之前，尤普·胡塞尔斯（Jupp Hussels）还来到这里娱乐奥斯维辛党卫队的官兵，他是第三帝国有名的电影喜剧演员和早间广播节目主持人。[198]

音乐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奥斯维辛营区里有几个管弦乐队，其中包括一个80人的交响乐团，以及集中营内唯一的女子管弦乐队［由犯人阿尔玛·罗塞（Alma Rosé）领导，她是一位著名的维也纳小提琴家的女儿］。虽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囚犯劳动队出发干活时（还有回来时）奏乐，为各个小队行进的步点打节拍，但他们也会定期举办音乐会。不少党卫队官员很看重这样的场合，不仅是因为音乐本身，也因为它们给奥斯维辛带来了寻常的生活气息。除此之外，囚犯们还必须进行私人演出，就像在其他集中营那样，从为品位高雅的官员演奏古典音乐到演绎流行音乐或是舞曲。比如荷兰犯人理查德·范达姆（Richard van Dam）就经常被叫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政治办公室，不少可怕的事都是在这里发生的。理查德·范达姆被要求演奏美国爵士乐曲，比如《我现在不是谁的宝贝了》。手风琴伴奏是四级小队长佩里·布罗德，他的琴技和狡猾的审问技巧一样出名。[199]

而在营区之外，奥斯维辛镇上还有一家电影院。不过最让集中营党卫队和客人们流连忘返的还是火车站附近的武装党卫队大厦，里面有给旅客准备的客房以及德国人专属的大饭店和酒吧；集中营的女犯人被迫作为服务生和厨师在里面工作。而党卫队的官员们则有自己专用的地方，一座更靠近主营的大楼，他们可以在里面吃饭、喝酒、打牌。作为特别优待，他们可以前往集中营党卫队的度假寓所佐拉赫特（Sola-Hütte）。那是一座乡间木屋，是囚犯们在奥斯维辛主营25英里外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建造的。里面大约可以容纳20人，党卫队官员们夏天可以去附近的湖中游泳，冬天去滑雪。[200]

除此之外，还有为集中营党卫队队员设立的妓院。在德国腹地，党卫队队员经常造访城市中已有的妓院。因为奥斯维辛没有，所以官方设立了一家有德国妓女的新妓院，这是1942年9月奥斯瓦尔德·波尔视察时下达的指令。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大体认同这种场所，因为他怕自己的队伍会性饥渴。但奥斯维辛这所新的妓院并非对所有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开放。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迫使乌克兰党卫队队员不得不去另一家由法本公司为外籍员工开设的妓院。[201]

虽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队较为封闭，但还是与营外的世界建立了联络。被要求避免与当地波兰人接触，党卫队官员们与城中的德国人建立了社交联络，这些搬进来的德国人是“德国化”计划的一部分。关于奥斯维辛镇的规划非常宏伟，包括庞大的公寓大楼、宽阔的道路、游行广场以及几座体育馆。随着大屠杀在集中营内逐渐展开，旁边的城镇也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到德国人1945年初逃走的时候，只有少数工程完工）。当地人口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纳粹的种族清洗驱逐了数以千计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并在1943年秋天引入了7000名德国人；他们中大多数是为法本公司工作，被东欧优渥的入职奖励吸引。这群新的社会精英与集中营党卫队建立了联络，在戏院、圣诞庆祝、晚餐派对和各类晚间活动中打成一片。[202]

很难忽视党卫队在奥斯维辛镇中的存在。随着党卫队管理者为不断扩充的队伍索要越来越多的住宅，党卫队居住区逐渐扩张成一个专门的区域。最好的房子是为高层官员们预备的，而普通职工则住在大的营房中。已婚的党卫队队员可以接待到访的家人，每次住的时间往往长达数周。有时整个家庭会搬到奥斯维辛。其中有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党卫队集中营附近的孩子们。奥斯维辛第一位营区负责人卡尔·弗里奇的儿女就在其中。他们出生在达豪集中营的住宅区，上的是当地党卫队的幼儿园。七年之后弗里奇一家又举家搬迁到奥斯维辛，住进一座大宅的一层。他们很快就见到不少熟悉的面孔，包括他们在达豪集中营的邻居。事实上因为搬进城内的家庭太多，当地党卫队领导层不得不在1944年夏天下达禁令。[203]

是什么使得奥斯维辛对党卫队员工的家庭如此有吸引力？除了能和爱人相聚之外，已婚的党卫队队员也想从营房搬到私人住宅中。同时，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通常能在搬迁之后享受心灵上的平静，这里远比饱受轰炸的德国腹地更让人觉得安心。另外，背靠集中营这棵大树乘凉通常还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上升：无名小卒也能成为大人物。奥斯维辛党卫队官员的家人获得了社会地位的巨大提升，享受着远超他们收入的生活水平。从平常人家走出来的男男女女，生活得像上层中产阶级一样，有奢华的别墅、充满花朵和果树的巨大花园，还有奴仆服侍。[204]

就像德尔莫特医生的例子一样，家人的出现让一些集中营党卫队官员的工作变得更加轻松。孩子与妻子的陪伴带来了安定感和情感上的支持——一些官员会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赶回家吃午饭——有助于他们中和自己在营内的行为。当家人搬离党卫队住宅区之后，留守的首席驻营医生爱德华·维尔茨于1944年12月给妻子写信：“当你和孩子们与我一起在奥斯维辛的时候，我完全感觉不到战争的存在。”[205]

虽然官方禁止奥斯维辛党卫队队员谈论自己的工作，但集中营在他们的家中并非禁忌。[206]确实有一些限制。当鲁道夫·霍斯发现自己的孩子们在花园中扮演“审头和囚犯”时，他愤怒地撕下了孩子衣服上的各色三角；对他来说，自己的孩子在私人领地上表演集中营是难以承受的。[207]但就像其他集中营的官员一样，奥斯维辛的党卫队队员也经常和亲戚朋友们聊起集中营。[208]连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也无视自己下达的指令，与妻子探讨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后者把她的丈夫称为“灭绝欧洲犹太人的特别长官”。[209]

当地党卫队家庭的生活与集中营密不可分。食物、家具、衣服甚至玩具都来自奥斯维辛营区，囚犯们则充当仆人和杂役。党卫队队员的妻子和孩子也会参加集中营党卫队的官方活动，比如圣诞派对、电影和布偶戏。[210]至于集中营内的罪恶，比克瑙火葬场的烟和臭气“弥漫在整个营区”，霍斯后来写道，其中也包括党卫队住宅区；党卫队队员傍晚回家时，他们的制服和鞋子散发着集中营特有的腐朽和死亡的臭味。[211]

甚至奥斯维辛营区本身也对党卫队员工的亲属开放。即便明令禁止，党卫队队员仍然时常带妻子或女朋友参观，也许是为了满足她们的好奇心。[212]党卫队的家人会利用营内的医疗设施，其中一个就在老火葬场的对面，另一个则靠近所谓的吉卜赛营，他们把囚犯当成了一种娱乐手段。1944年夏天，比克瑙营区负责人约翰·施瓦茨胡伯强迫苏联囚犯在电网前跳舞，以取悦在电网另一边的家人。一些党卫队队员的孩子也进入营区，虽然妈妈们试图阻止他们目击暴力。事实上，因为孩子们进入集中营太频繁，指挥官霍斯于1943年7月下令禁止无人陪同的党卫队小孩进集中营或是劳动队。霍斯严厉地写道，任何与囚犯的直接接触在道德上都是不能原谅的。[213]

简而言之，集中营的真相在奥斯维辛党卫队的家庭中广为人知。这并没有阻止妻子们支持自己的丈夫，也没有阻止他们享受在党卫队住宅区的时光。至少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支持扎根于意识形态。一些妻子是纳粹思想的狂热追随者。霍斯夫人就是其中一个，她于20世纪20年代在极右翼组织中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一些女人也许比较人性地对待了个别囚犯，但她们站在集中营背后，或明或暗地纵容自己丈夫的罪行。通过扮演党卫队队员妻子的角色，为世界的肛门营造一种正常的假象，这些女人也成了暴行的共犯。[214]

奥斯维辛对党卫队官员妻子们的吸引之一就是物质上的收获，此前她们中几乎没有人享受过时尚和奢侈的生活。这对东欧占领区其他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妻子来说也是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坦诚的谈话中，前普拉绍夫集中营指挥官戈特的妻子回忆起在集中营的时光时充满了悲伤——并不是因为罪恶而悲伤，而是因为一去不返的“美好时光”：“我的戈特是那里的国王，而我是王后。谁会不想过我们这样的生活呢？”[215]霍斯夫人也是一样，她很高兴丈夫在1943年秋天被调到位于奥拉宁堡的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D处总部（曾是集中营督察组）之后，自己和孩子依然留在奥斯维辛。她继续坦然享受着奢靡的生活，这财富一方面来源于当地党卫队的供给，一方面来自在比克瑙被杀的犹太人。她的衣柜里堆满了遇害女人的裙子和鞋子，她的橱柜中则装满了糖、面粉、巧克力、肉、香肠、牛奶和奶油。甚至她花园中那些异域花草的园艺用品也来自集中营。1944年底，由于苏联军队逼近，他们不得不撤离指挥官别墅时，霍斯一家需要几节火车车厢才能把所有财物转移到安全地带。[216]当然，他们并不是唯一中饱私囊的党卫队家庭；腐败在各个集中营滋生，最严重的都在东欧占领区。

掠夺和腐败

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个十分注重礼仪的刽子手。他一直以来把自己打造为一个极有原则的人。在二战期间，他成了纳粹新道德观的重要布道者，把大规模屠杀美化成从死敌手中保护德国人民的神圣职责。[217]与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左，希姆莱这样的纳粹杀手并不将自己视为虚无主义者。[218]希姆莱将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视为正义的行动，是出于现实必要、理想和“对德国人民的爱”，正如他于1943年10月4日傍晚在波森（Posen）发表的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讲中所说。杀手们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保持“体面”和自身的洁净，这无疑是“我们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他如是告诉自己以及在场的党卫队大人物。[219]

在波森的演讲中，希姆莱还指出了被谋杀的犹太人的财产应该如何管理使用。希姆莱说，他下令所有的“财物”都将通过奥斯瓦尔德·波尔的经济与管理部送往德意志帝国：“我们不留一分一毫。”在希姆莱的道德观中，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大规模屠杀和劫掠是正义的，但个人的偷盗是犯罪：“我们在道德上是正义的，要对我们的人民负责，杀死这些想要杀死我们的人（犹太人）。但我们没有权利用这些战利品充实自己的腰包，无论是皮草还是手表，无论是一马克还是一支香烟，或是其他任何东西。”那些打破这一神圣准则的少数党卫队队员将会被“无情地”惩处，由他亲自下令处决，希姆莱怒吼着，一瞬间流露了自己的情绪。毕竟，他们偷窃的不是犹太人，而是拥有所有战利品的纳粹政府。[220]

希姆莱很明白，将党卫队视为一个道德高尚的团体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他和他的法官们相当同情党卫队内的小偷，将偷盗犹太人的财物视为情有可原；即使是大案要犯最多也只判处拘留（经常直接得到保释）。进一步讲，正如希姆莱所暗示的，党卫队内的偷窃和腐败并不鲜见，甚至是猖獗的：1942年，党卫队法庭所有的判决中，财物侵占罪近乎占了一半（这一比例远比德军士兵要高，士兵们中饱私囊的机会很少）。小偷在集中营内很常见，最多的就是在大屠杀第一线。在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内，在希姆莱的命令下，经济与管理部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劫掠行动。他那“国家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教诲最终必然沦为耳旁风：当地党卫队队员问自己，如果国家劫掠犹太人是正义的，那么自己干相同的事又有什么错呢？[221]

为德国劫掠

党卫队官方的劫掠在大屠杀期间布置得细致入微。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精心排演的流程在犯人们抵达火车站时就开始了。纳粹官方允许犹太人携带一些行李，到东方过“新的生活”。行李包括衣服、食物、工具和其他私人物品。这些财物会被火车站的一支特殊的囚犯小队没收，堆到卡车上，最终运到仓库进行分类。同时，可以食用的物品被送到一个食品仓库。一旦火车站清空之后，另一队囚犯搜索整个区域，寻找囚犯们在筛选开始前丢弃的财物。[222]

第二波劫掠是在毒气室旁。当受害者脱光衣服后，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在这里搜集衣服、鞋子和其他个人物品，比如眼镜和手表。毒杀完成后，特别工作队还会搜寻死者身体上的值钱物品。女人的头发在她们死后被剃下来，收集好之后放在焚化炉上面的房间烘干，之后被用来制作毛毡和丝线（与传闻不同，人体脂肪并没有被用来制作肥皂）。死人的金牙在一个特殊的工坊被清洗干净然后熔化，其他如珠宝一类的值钱物品也是一样。根据奥斯维辛囚犯写下的秘密报告，仅在1944年5月下半月，就有大约90磅重的金子和白合金从被杀的犹太人的假牙中提取出来（当时正是处决匈牙利犹太人的高峰期）。[223]

劫掠的大部分物品被送往集中营一处特别的地方，也就是囚犯们（后来党卫队也这么叫）口中的“加拿大”营，以拥有巨大财富的遥远国度命名。随着大屠杀愈演愈烈，指挥官霍斯于1942年6月初下令迅速建设一批木房，用来储存被杀犹太人的财物。最终，主营旁建起了六座营房，1942年9月23日奥斯瓦尔德·波尔造访奥斯维辛时还特地来此视察。但这些仓库（“加拿大”一号）很快就不够用了。集中营党卫队杀人的速度远超过处理这些战利品的速度，虽然又用了一些小屋，但袋子和手提箱依旧越堆越高。最终在1943年12月，比克瑙又启用了三十座营房作为仓库区（“加拿大”二号）。但这依旧无法赶上种族灭绝的速度，行李箱只能堆在新营房之间的空地上或者移到其他地方。[224]

在奥斯维辛的仓库区，所谓“加拿大”突击队的数百名男女囚犯夜以继日地对战利品进行分类。人数最多的劳动队负责梳理经过消毒、堆积如山的衣服，寻找藏在其中的贵重物品，分类并堆好。当他们清空夹克和大衣的口袋时，有时会发现信件和照片。“我从来不敢看那些东西，”波兰犹太人基蒂·哈特（Kitty Hart）在战后写道，“就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也许就在同一时间——这些人，这些东西的主人正在被焚化。”与此同时，一支专业的党卫队小队负责筛查钞票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德国货币被存入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一个特定账户，其他的货币则被分类归好。[225]

一些劫掠的物品被留在集中营内。在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党卫队用被杀犹太人的衣服、鞋子和帽子补充囚犯衣物的库存。[226]但大部分战利品还是被送往波兰或是德国的其他地方。以对头发的运输为例，头发被送往德国经济部和私人公司，有些公司远在数百英里之外。在不来梅的一间羊毛精纺厂，工人们有一天发现粗粗的辫子中藏着一些小硬币，这些辫子是从远在奥斯维辛的希腊女孩头上剪下来的。其他集中营也会送头发过来。1942年夏天，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给几座集中营下达命令，搜集登记犯人的头发（包括男人），原本计划由党卫队工厂来制造一些产品，还有为潜水艇士兵制作袜子，不过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放弃了。[227]

大屠杀中，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搜集的大部分衣物被送到德国经济部所指定的机构中。其他一些衣物则被送往德国种族联络办公室（VoMi），这是党卫队负责德意志裔人在东方定居事宜的部门。在纳粹的新规定中，德国定居者不仅可以接管犹太人的房屋和农场，还可以接管他们的衣服。到了1943年2月初，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已经向德国种族联络办公室运送了211节火车车厢的衣物，包括13.2万件男士衬衫和11.9万件裙子，以及1.5万件儿童外套。新的主人不能知道这些衣物的来源，因此党卫队领导层下达了严格的指令，去掉了衣服上所有的黄色星星。[228]

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是集中营党卫队劫掠的中心机构。它操纵着赖因哈德行动积累的所有财物（包括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以及三座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借用那位1947年判处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主管奥斯瓦尔德·波尔死刑的美国法官的话，波尔的办公室已经成了“赃物清算中心”。[229]除了下达如何处理和运输战利品的具体命令之外，经济与管理部还监管账户，甚至亲自处理赃物。

到1942年秋天时，党卫队的快递员经常将装满手表、闹钟和钢笔的箱子送往奥拉宁堡的经济与管理部D处。150名囚犯技师在萨克森豪森的一间特别工厂中将它们修好，这些技师中三分之二是犹太人；就像集中营制作伪钞的囚犯小队一样，这些人也受到特别优待（党卫队原计划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建立一个类似的工厂，但该方案没有被通过）。最终的成品在希姆莱的命令下，通过D处分发给武装党卫队的官兵。空军和海军也分了一杯羹。不同的机构为了这些战利品互相竞争，尤其是金表和钢笔；一名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曾于1943年请求希姆莱，在圣诞节期间给予那些受伤的党卫队队员“大量真正的快乐”。持续的大屠杀意味着供给源源不断，直到1944年11月，经济与管理部D处的官员们仍然拥有2.7万块手表和时钟，还有5000支钢笔。（当听到这个消息时，阿道夫·艾希曼简直不敢相信经济与管理部的这些“怪胎”竟然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样的“狗屁”上。）[230]

与此同时，赖因哈德行动搜集的珠宝、外币、金牙和其他贵金属被送往经济与管理部位于柏林的总部。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经常亲自交付自己集中营里掠夺的贵重物品。之后这些物品由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布鲁诺·梅尔默（Bruno Melmer）送到德意志帝国银行的保险箱里。[231]梅尔默是个大忙人：1942年夏天到1944年底，他至少运送了76次。通常，帝国银行会将和物品价值相等的钱存入一个特别账户。提纯后的金子由普鲁士矿业熔成金条，其他贵金属则被送去进一步精炼。[232]同时，帝国银行也会处理来自其他集中营的金子。战争初期，死囚的金牙被党卫队队员及其家人用来镶自己的牙。但到了1942年秋天，党卫队的金牙库存已经足以支撑数年之久，所以经济与管理部决定将过剩的部分存入帝国银行。[233]

党卫队在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劫掠的财产，总价值难以计算，但很可能达到数亿德国马克；一部分财物由党卫队扣留，但绝大部分进了德意志帝国的保险箱。[234]当然，这只是纳粹政权从占领区的受害者手中抢走的一小部分财产——欧洲犹太人的财物早在他们到集中营前就已经被系统性地剥夺了——相比德国更宏大的战争行动，根本无足轻重。[235]

总而言之，集中营内的劫掠体现了党卫队管理者凶残的功利主义。他们坚信，所有东西都应该为德国所用，包括死人，哪怕根本不符合经济逻辑。毕竟死人的头发是没有利润可言的，要花大力气搜集、烘干、打包和运送，结果只是处理价：从1942年9月到1944年6月，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共收集了730千克头发，最终只卖了365德国马克，还没有赖因哈德行动中劫掠的一个金质香烟盒贵。[236]对党卫队来说，杀死犹太人并掠夺他们的财产还不够，犹太人生活的所有痕迹都要被抹去。一旦纳粹最终解决方案完成，什么都不会剩下：亡者已经成灰，他们的财产也成了战利品。

发死人财

腐败跟恩惠与裙带关系一样，是纳粹政权的结构特征。[237]二战期间，腐败在各个层级生根发芽。在德国境内，因为物资短缺与配给制度，黑市发展猖獗。[238]而在其他地方，纳粹对欧洲的劫掠催生了个人腐败，大屠杀为德国侵略者、外国支持者和当地的投机分子带来了巨大的利益。[239]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Franz Stangl）还记得他1942年9月刚上任时，当地的党卫队队员告诉他：“这里的钱和物资超乎人的想象，就在这里等着被拿走。你要做的就是去拿。”[240]

东部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抓住一切机会，用被杀犹太人的财物装满自己的口袋。犹太幸存者贝内迪克特·考茨基（Benedikt Kautsky）在1938年作为奥地利社会主义者被捕后辗转了数座集中营。他写道，和“奥斯维辛规模巨大的腐败”相比，布痕瓦尔德这样老集中营里的小偷小摸根本不算什么事。[241]一些低阶的党卫队队员开始对上司积累的财富产生妒忌之心，但腐败是没有阶级之分的。大部分东部集中营的党卫队员工都参与其中。[242]

腐败漩涡的中心是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它们也是与大屠杀最密切的两座集中营。在火葬场、仓库和火车站工作的党卫队队员最容易获取金钱和值钱的财物。马伊达内克毒气室的守卫格奥尔格·W.（Georg W.）后来供认说，他曾经“溜达到放置珠宝的地方，将它们拿走”。普通的党卫队队员们则一夜暴富。一位名叫弗朗茨·霍夫鲍尔（Franz Hofbauer）的奥斯维辛官员曾经在一天之内将一万德国马克装进自己的口袋。甚至连运送囚犯的火车司机都想分一杯羹。犹太人离开之后，司机会在附近徘徊，假装检修发动机，实际上是想搜寻被遗落的值钱物品。[243]在这个是非颠倒的世界里，一些恶徒将纳粹最终解决方案视为自己发财的机会。

东部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不仅偷新囚犯的财物，也偷登记囚犯的财物。分配给集中营的物资经常被售卖以获利。在普拉绍夫集中营，大部分囚犯的口粮被党卫队拿到当地的黑市售卖。这种行为获得了指挥官戈特的许可，后者更愿意将分配给囚犯的肉喂狗吃。党卫队队员还会扣留囚犯的衣服。比如在华沙，党卫队队员将内衣卖给当地的波兰人，让囚犯们没有换洗的衣服。[244]虽然此类与平民的交易是党卫队销赃获利的一种途径，但大部分的交易还是和囚犯在集中营内完成的。

每座集中营都有自己的地下经济，囚犯们将所有能卖的东西都拿来出售。黑市在所有集中营里都至关重要，在东欧占领区更是如此。因为那里的条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糟糕，所以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囚犯们是否有能力通过易货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有计划”，而大屠杀的战利品也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加拿大”突击队是所有集中营囚犯嫉妒的对象，因为他们能够获得食物和衣服，不仅够自己使用，还足以拿到黑市中出售。比克瑙特别工作队的成员也可以利用职位获得便利。比如“牙医”莱昂·科恩（Leon Cohen）就用金牙和党卫队队员交换杜松子酒、鸡肉和其他食物。[245]即使是什么都没有的囚犯，也满脑子都是交易。在奥斯维辛溜达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希望能发现些什么——也许是一颗扣子或是一段纺线——这些都可以用来交换。[246]

交易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在许多集中营，黑市都有一个实体的空间。在科隆卡集中营，黑市位于下级食堂里。一名犹太囚犯在日记中写道，那里很像“犹太村庄里的市场”，可以买到牛奶、水果、蜂蜜、罐头食品和其他东西。[247]而在莫诺维茨集中营，黑市位于集中营内里离党卫队营房最远的角落。普里莫·莱维回忆那里“永远都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夏天在室外，冬天在盥洗室，劳动队们一回来便开始”。人群之中有挨饿的囚犯们，他们希望能用一小片面包换些更好的食物，或是用衬衫换食物（那些“丢失”自己衬衫的囚犯会被审头殴打）。而交易的另一方则是专业的交易商和窃贼，他们能够进入党卫队的厨房和库房。囚犯之间主要的货币是面包和香烟，一些常备货物（比如每天供应的汤）的价格相对稳定，而其他一些商品的价格则会因为供需关系而发生变化。[248]

大部分黑市的交易发生在囚犯之间，但最重要的顾客是党卫队官员，最大的财富也必然流入他们的腰包。毕竟对一个快饿死的囚犯来说，金币又有什么意义呢？贪婪的党卫队队员压榨着绝望的囚犯们，除了同意交易之外，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犹太囚犯们几乎要渴疯的时候，立陶宛守卫们用一小杯水来换取囚犯的衣服和鞋子。[249]如果价钱合理，党卫队队员也可以提供其他服务，包括将囚犯转移到受优待的劳动队或是送密信。一些党卫队队员还敲诈囚犯，威胁说只要他们付钱就可以免他们虐待或死刑。[250]

党卫队队员与囚犯的这种违法勾当使得他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有那么一瞬间，他们因为共同的利益联合在一起。不过他们并不是平等的交易伙伴。首先，党卫队员工经常欺骗囚犯。有一个出名的例子，一名党卫队队员答应帮一名囚犯逃跑。可在囚犯付钱之后，这名党卫队队员直接开枪打死了他。[251]那些对党卫队交易知道太多的囚犯也会被杀，拒绝党卫队贪官无理要求的囚犯也会被杀。如果交易没能顺利进行，囚犯们知道最好还是保持沉默，不要说出党卫队违约者的名字。不然的话，囚犯很可能在做出任何伤害性的披露之前就被打死或是射杀。[252]

党卫队官员们找到了很多挥霍不义之财的地方。有时他们会共享财富。比如奥斯维辛党卫队就设立了一个秘密账户，其中存有数万德国马克，都是从受害者身上剥削来的，专门用于购置聚会用酒。[253]更多的党卫队刽子手会偷偷将战利品运出集中营，寄回老家，就像克雷默医生那样。当地的党卫队官员靠长期贪污来维持家人在东部占领区奢华的生活。如果没有了美食美酒、亚麻桌布和时尚的晚礼服，就不是奥斯维辛的晚宴了。但贪婪也很危险。1942年秋天，党卫队官员格哈德·帕利奇（Gerhard Palitzsch）的妻子因斑疹伤寒而死。她住在集中营外五百码的地方。囚犯们传言，她偷拿了“加拿大”库房中的衣服，是衣服上面的虱子将这病传给了她。妻子死后，帕利奇更加肆无忌惮。他贪污起来更加明目张胆，还强行侵犯女守卫和女囚。帕利奇最终没能逃脱制裁，他被关进了地堡之中。在那里，他曾经折磨无数囚犯，如今自己也沦为阶下囚。但就像许多党卫队老兵一样，帕利奇得到了第二次机会。他被派到奥斯维辛的一座卫星营继续当领导，但最终还是被踢出了党卫队，派往前线（1944年12月死于匈牙利）。[254]帕利奇的落马并非个案，他是二战后半段被抓的众多党卫队贪官之一。党卫队的这次反腐运动是由希姆莱下令展开的，为的是恢复“体面”。

党卫队的自我调查

1942年夏天，两名高级指挥官因腐败被抓后，集中营党卫队内部发生了短暂的震动。第一位是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亚历克斯·皮奥尔科夫斯基（Alex Piorkowski），他继汉斯·洛里茨之后担任达豪指挥官，因为在集中营内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被停职；希姆莱下令让党卫队法庭对皮奥尔科夫斯基采取行动，后者在此之前已经失去了希姆莱的宠爱。[255]而另一位更显赫的落马官员是党卫队区队长汉斯·洛里茨本人，他是官阶最高的集中营指挥官。此事还要从1942年3月说起，当时发现有几名萨克森豪森的党卫队队员从厨房、贮藏室和花园中有组织地偷运食物。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司空见惯，洛里茨的反应也一如既往，他很快封锁消息，将罪责都推到一名囚犯身上。但这个策略失败了。一名不满的党卫队队员将此事捅到了盖世太保那里，矛头直指洛里茨：营内所有人都知道，指挥官本人是“最大的蛀虫”，劣迹斑斑。同时，一封含有更多指控的匿名信（最终发现此信是萨克森豪森一名守卫的妻子所写）被递交到海因里希·希姆莱手中。[256]

党卫队全国领袖迅速下令展开正式调查，各种腐败行为随之曝光。洛里茨迫使囚犯为他制作地毯、油画、花瓶、家具甚至帆船，最过分的是萨尔茨堡附近一座正在建造的别墅。1938年，洛里茨在沃尔夫冈湖（Wolfgangsee）的圣吉尔根（St. Gilgen）购置了一大块土地，命令囚犯为他建设梦想中的庄园，其中包括梯台式的花园和喷泉。1942年针对洛里茨的调查开始时，庄园大体已经完工，他的妻子和儿子已经住了进去，透过窗户监督囚犯做最后的收尾工作。[257]1942年6月，洛里茨被要求说明情况，他用极为悲怆的语言抗议说，自己作为党卫队官员的尊严正在被损害。这也暴露出党卫队官员们对权力的一种不当认知。洛里茨不明白为什么在所有人中，只有他被揪了出来，他的行为在其他地方都是可以容忍的。他也不是唯一想要在沃尔夫冈湖旁住大房子的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人。离他湖边别墅不远的地方，集中营囚犯们正在为经济与管理部的阿图尔·利布兴切尔建私家宅邸。[258]

党卫队领导层为何在1942年夏天对洛里茨下手呢？战争后期，普通德国人的生活越发艰难。考虑到舆论对腐化官员的抨击可能会侵蚀纳粹本就摇摇欲坠的公众形象，纳粹领导层对官员腐败越发难以容忍。1942年春天，希姆莱宣布政权的领导人物必须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1942年夏天，希姆莱承认腐败问题已经激怒了更广泛的民众（他自己的家庭依然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259]因此，希姆莱决定用洛里茨杀鸡儆猴，毕竟他知法犯法的行为早已传出了萨克森豪森，尽人皆知。

对于汉斯·洛里茨的落马，经济与管理部主管奥斯瓦尔德·波尔也有自己的考虑。随着他逐渐将集中营系统收入自己的掌控，波尔急需立威。还有什么比打倒洛里茨这样的人更合适的呢？洛里茨从集中营早期开始便是一个坚定分子，还是波尔老对手特奥多尔·艾克的拥护者。[260]同时，波尔也想借此机会显示自己的两袖清风，他开除亚历克斯·皮奥尔科夫斯基的过程仿佛一场表演。波尔命令这位达豪的指挥官来柏林，当场将他解职，尽管波尔并没有这个权力。他最后还将象征党卫队荣誉的装饰性的短剑从皮奥尔科夫斯基身上没收，以此羞辱他。[261]

不过，如波尔这样的党卫队领袖并不愿意处理腐败真正的根源。尽管经济与管理部知道大量集中营党卫队守卫行为不当，但只有很少的指控被真正当成一回事。[262]即便是像洛里茨和皮奥尔科夫斯基这样的铁案查起来也是浮皮潦草，也许是因为这些案子还没有传出党卫队的圈子，闹得尽人皆知。希姆莱虽然最终将皮奥尔科夫斯基逐出党卫队，但对犯罪的打击并没有持续下去。[263]至于洛里茨，他保住了自己的党卫队军衔，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在挪威建立一个强制劳动集中营网络。而他的家人仍然住在沃尔夫冈湖旁的别墅中。[264]

不过，海因里希·希姆莱仍然很注意维护表面形象。1943年，他开展了一次更完善的反腐行动，导火索是对集中营资深官员卡尔·奥托·科赫的调查。科赫是战前时期最显赫的指挥官之一，但其职业生涯在战争期间走向了歧路，他的倒台是所有集中营官员当中最惊人的。如我们之前所述，他因为贪污第一次被逮捕后，希姆莱在1941年底赦免了他并给了他第二次机会，去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当指挥官。可他很快又垮台了。1942年7月14日夜里，80多名苏联战俘从营内逃走，他们翻过铁丝网，消失在黑夜中。为了掩盖此次囚犯们轻松越狱的过失，科赫下令立刻处决剩余的几十名苏联战俘，同时向上级汇报说，自己已经杀死了参与大规模越狱的囚犯。他还试图推卸责任，将囚犯越狱归咎于营区简陋的条件、看守们低下的素质，还有两名值班的哨兵，其中一位恰好还叫古斯塔夫·施拉夫（Gustav Schlaf，Schlaf意为“睡”）。希姆莱不为所动，他几天后前来卢布林视察，并于1942年7月25日下令由党卫队法庭将科赫召回，以玩忽职守的罪名对他进行调查。科赫回到了他在布痕瓦尔德的家中等待结果。最终，他的案子被撤销了，他却再没有官复原职。[265]

科赫很快发现自己惹上了更大的麻烦。1943年3月，希姆莱到访布痕瓦尔德，惊讶地发现科赫和妻子还住在富丽堂皇的指挥官别墅中。希姆莱要求“又懒又颓废”的科赫（科赫比希姆莱大三岁）滚出来，让人送他上前线。[266]在有关科赫腐败的新证据曝光之前，希姆莱的命令还没有被执行。新证据的出现促使希姆莱下令再次对他展开调查。第二天，科赫的别墅被彻底搜查。1943年8月24日，科赫和妻子伊尔莎被逮捕并押送到魏玛的盖世太保监狱。[267]

科赫的案子由年轻傲慢的党卫队法官康拉德·摩根（Konrad Morgen）主理，后者于1943年夏天花了几个月在布痕瓦尔德搜集科赫犯罪的证据。摩根于1909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一路努力考入大学学习法律。他曾在纳粹常规法庭短暂任职，之后便开始了他的党卫队生涯。1940年，他作为法官加入了党卫队总办公室，负责相关的法律事务。之后，他被派往总督府，通过打击党卫队腐败和其他越轨行为获得了声誉。1943年6月底他被调回了帝国中央安全局，在希姆莱授意下，他接手了科赫的案子。[268]战争结束之后，精明的摩根指证了一些原党卫队队员，并将自己形容成一个孜孜不倦地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一些历史学家相信了他的话，一些法官也相信了。[269]不过，他战后的证词是为了自我开脱，其中充斥着省略和赤裸的谎言。[270]康拉德·摩根是一名尽职的党卫队官员。在调查科赫一案期间，中央安全局处决囚犯、在医疗实验中杀死囚犯、屠杀所谓生病或被感染的囚犯，种种行为他都视而不见。他的主要目的不是阻止虐待囚犯，而是根除个人腐败（或是其他违抗命令的行为）。[271]简而言之，摩根不是维护公序良俗的骑士，而是维护希姆莱所标榜的党卫队道德的十字军，试图清除所有的污点，维护党卫队杀手“完美无瑕”的形象。

虽然科赫是摩根调查的主要对象，但因为科赫在布痕瓦尔德和马伊达内克担任指挥官多年，所以不少党卫队队员都受到了牵连。例如，摩根发现科赫手下几乎所有的士官都变成了“彻底的腐败分子”，明目张胆地中饱私囊。不过最终，只有科赫的亲信受到了处罚。[272]其中有一级小队长戈特霍尔德·米夏埃尔（Gotthold Michael），他被指控替上司进行部分腐败活动，同时偷窃囚犯财富以为己用，包括昂贵的皮箱。[273]还有一位级别更高的被告是赫尔曼·哈克曼（Hermann Hackmann）。他乘着老领导的东风，一路升至布痕瓦尔德的副官，后来又担任马伊达内克的营区负责人，是集中营内裙带关系的典型例子。哈克曼于1944年6月29日被党卫队法庭以长期贪污的罪名判处死刑，但一直没有执行。他在达豪关了半年之后被释放，去前线抗击不断前进的美国军队。[274]

与此同时，卡尔·奥托·科赫自己的案子却一直拖延。希姆莱批准刑讯逼供那些可能知道党卫队腐败内情的人。1944年3月，科赫被迫松了口。他称，上级的盲目信任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自大狂。但科赫还是拒绝认罪坦白。[275]科赫的审判最终于1944年9月在魏玛的警方法庭开庭，但很快就休庭了，直到1944年12月18日后才得以继续。此前被指控参与腐败活动的伊尔莎·科赫最终被宣告无罪。但她的丈夫被判处死刑。党卫队领导们在是否行刑上犹豫不决。后来在1945年4月初，也就是战争结束前夕，关押在魏玛警方监狱的科赫被带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由党卫队行刑队枪决。为了显示自己最后的勇气，他拒绝戴上眼罩，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贯彻着集中营党卫队那所谓的男子气概。[276]

奥斯维辛的法官

1943年，随着关于布痕瓦尔德大规模贪腐的证据越来越多，海因里希·希姆莱批准对其他几座集中营展开内部调查。[277]康拉德·摩根是调查组的负责人。截至1944年初，已经有几十名官员在他手下工作。党卫队与警方还联合组建了特别法庭，处理更复杂的案子。[278]不过，反腐败调查的范围依然有限，仅限于五六座集中营。[279]调查的大部分重心在东欧占领区，正如摩根在1944年所写的，那里唾手可得的“犹太资产”造成了“类似的腐败”。[280]多名集中营党卫队队员被逮捕，其中包括两名指挥官。赫尔曼·弗洛施戴特自1942年11月起开始领导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上司们曾夸他将科赫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得井井有条。不过事实证明弗洛施戴特并没有比前任指挥官好到哪里。1943年秋天，他因为涉嫌挪用公款和一系列其他罪行被逮捕。不过他的案子一直没有庭审，直到1945年3月时他还在魏玛监狱中候审，他之后的命运却是一个谜。[281]与此同时，普拉绍夫集中营指挥官阿蒙·戈特则在1944年9月被逮捕，此人因为对黄金的狂热而臭名昭著。但像弗洛施戴特一样，他也从未被党卫队判刑。[282]

大约从1943年秋天起，康拉德·摩根和团队的其他几名成员就一同在奥斯维辛调查党卫队的腐败和盗窃问题。起因就是此前提到的一名党卫队队员所寄出的金块。[283]为了停止摩根的调查，奥斯维辛党卫队领导层“最后一次”提醒官员们，不得拿取囚犯的财产——包括黄金和值钱的财物；那些“做出这种肮脏行径”的小偷将会被开除，并接受审判。[284]但腐败的根系太深，仅凭命令已经无法阻止。通过搜索储物柜和营房、检查文件、审讯嫌疑人，摩根的团队在几个月内从奥斯维辛逮捕了一群人（据一位调查团前成员的说法，其中包括23名士官和2名官员）。不过对这些人严厉制裁的威胁再次成为一纸空谈。即便是重犯，也不过关上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被释放了。对其他人的惩罚甚至更轻。比如“加拿大”仓库区的士官弗朗茨·文施（Franz Wunsch），他在偷拿手套、刀、香烟和其他物资时被当场抓获，最后只是被关了5周禁闭。[285]

对奥斯维辛党卫队的调查一直持续到1944年，甚至一度还有扩大审查的说法。摩根听说希姆莱想让他展开一项“从匈牙利到奥斯维辛”的重要调查。显然，近期在比克瑙展开的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屠杀并没有像党卫队官方期待的那样收获丰富的战利品。这也再次引起了高层对腐败的怀疑。但我们并不清楚新一轮的审查是否真正开展过。[286]最终，摩根揪出来的最高阶的官员是奥斯维辛政治办公室主任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Maximilian Grabner）。政治办公室负责与处决、屠杀相关的事务，它在二战期间集中营体系内的地位迅速提升。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政治办公室负责监督火葬场和毒气室。格拉布纳原先是维也纳的盖世太保，后来加入集中营党卫队，为政治办公室争得了强有力的地位，几乎彻底独立于指挥官霍斯，他自己也成了奥斯维辛最令人害怕的党卫队官员。[287]利用他的权位，格拉布纳随意取用被杀犹太人的财产，将整箱的战利品往家里送。[288]他的行为最终被摩根的调查团发现。1943年12月1日，他被解职。[289]

1944年秋天，党卫队与警方建立的特别法庭对格拉布纳进行了审判，结果却发生了非同一般的转折，充分体现出党卫队司法的荒谬。格拉布纳不仅被指控贪污腐败，还成了唯一一名被指控不听从指挥、滥杀囚犯的奥斯维辛党卫队队员。[290]从格拉布纳的角度看，这种指控一定十分荒谬：他的做法不正是依据了纳粹恐怖行动的基本方针吗？他的一些奥斯维辛老同事前来作证，小心地为他抗辩。鲁道夫·霍斯也争辩说，屠杀每天都在各个集中营上演，格拉布纳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值一提。格拉布纳曾经的下属威廉·博格（Wilhelm Boger）甚至更进一步，据说他宣称：“为了元首，为了德意志，我们杀得还太少！”[291]海因里希·希姆莱或许也有这种激进的感情，他往往会支持集中营党卫队展开自发性的暴力行为。即使有的时候希姆莱批评一些党卫队官员行为太过火，但他也认可他们的这种精神。[292]不出所料，考虑到希姆莱的意见以及集中营恐怖肆虐的现状，根本无法证明格拉布纳越权。对他的审判终止了，并且再也没有继续，使公众疑惑不解。[293]

维持体面

疯狂的威廉·博格说出了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许多党卫队队员的心声，他将康拉德·摩根的调查描述为“一场滑稽戏”。[294]但大多数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却笑不出来，因为摩根的调查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他们将贪污和诈骗作为第二个收入来源，已经形成了依赖，并不打算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人对摩根又怕又恨，想尽办法阻挠、破坏、瓦解他的团队。[295]果不其然，1943年12月的一天，摩根团队在奥斯维辛储存证物的营房神秘失火。[296]

相比大多数党卫队队员，海因里希·希姆莱对腐败的态度更加模糊。他一向视自己为道德的典范。这次，和大屠杀相关的腐败盗窃发生之后，他在对集中营展开调查上起了关键作用。虽然有许多集中营高官反对，但希姆莱还是力排众议，提拔康拉德·摩根为反腐败组织的领导人，并一直为他撑腰。直到1944年夏天，希姆莱依然表达了对特别小组和警方法庭的赞赏，并提议将摩根提拔为二级突击大队长。[297]不过与此同时，希姆莱对腐败行为严惩不贷的口号只是一场空谈。私下里，他不大愿意对犯罪者处以重刑。希姆莱也不愿扩大摩根行动的规模，他一定明白，对党卫队更深入的调查会使整个体系瘫痪。毕竟腐败是维持这一切的黏合剂。那么为什么希姆莱要支持摩根呢？首先，这种调查有其象征意义。纳粹其他领袖在了解集中营贪腐案的指控之后，党卫队全国领袖愿意严惩一些集中营的蛀虫，足以证明党卫队的纯洁、严格和体面。[298]

如果海因里希·希姆莱对腐败的态度是表里不一，那么他的集中营系统总负责人则更加阳奉阴违。台面上，奥斯瓦尔德·波尔和他的经济与管理部的管理层不得不支持反贪污腐败的行动。[299]尤其是在能巩固自己势力的情况下，波尔甚至愿意牺牲一两个党卫队官员，比如洛里茨。但波尔不愿意对集中营展开更大规模的调查，并多次对调查进行阻挠，抱怨称这破坏了囚犯们的纪律性，影响了战争物资的生产。[300]

波尔阻挠的原因很明显：跟其他党卫队领导一样，波尔从纳粹的恐怖机器中获利甚巨。他在1938年离婚，并于1942年12月12日在希姆莱位于东普鲁士的总部再婚［希姆莱亲自给他挑选了一位年轻的新娘——有钱的女继承人埃莱奥诺雷·冯·布吕宁（Eleonore von Brüning）］。[301]这对夫妇十分享受封建领主式的生活。他们“雅利安化”了柏林一处巨大的别墅，这里原来的主人是一名后来死在拉文斯布吕克的犹太女人。波尔夫妇生活得很舒适，不用交任何房租。他们从萨克森豪森调来犯人进行房屋改造，还留下了五名犯人作为用人。[302]波尔加入了赫尔曼·戈林等一众浮夸的领袖行列，成了新的纳粹贵族。[303]为了宣告他的到来，波尔甚至制作了自己的盾徽——合上的骑士头盔和一匹前蹄立起的马。[304]

总之，波尔幻想成为一个拥有土地的贵族，在乡间添置了两座庄园。他对希姆莱撒谎，宣称自己三代贫农出身。他妻子的嫁妆里包括一处在巴伐利亚乡间的房产，这里之后由达豪的囚犯进行了翻新，不过夫妇二人直到第三帝国快垮台时才开始使用这里。[305]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北部康姆瑟雷（Comthurey）的庄园中度过，这里占地巨大，有漂亮的壁炉。这处土地上还有一座拉文斯布吕克的卫星营，距离房屋约六英里远。有几十名囚犯在这里当奴工；一些人在田中务农，其他人则服侍波尔夫妇，还有一些人修整花园、翻修宅邸、建设新的桑拿房和其他娱乐设施。波尔穷奢极欲的生活要花费数十万德国马克，全部由党卫队买单。[306]

波尔不断增加的资产中包括党卫队分配的一间位于达豪种植园的豪华公寓，他在战时访问德国南部时会住在这里（波尔对达豪集中营并不陌生，他在战前曾经和第一任妻子住在这里）。他是个工作狂，但在达豪有时也会休闲，懒洋洋地坐在躺椅上，身边是服侍的囚犯，其中包括一名穿着白色马甲的囚犯服务生，还有私人厨师准备晚餐。有时波尔也会在私人猎师的陪同下出去打猎。[307]

奥斯瓦尔德·波尔的整个人生都与集中营缠绕在一起。对他而言，集中营并不是一个遥远、抽象的概念。他靠集中营而活。在会议、视察甚至私人生活中，他都被囚犯、暴力和死亡包围着。对于像卡雷尔·卡沙克这样近距离观察他的达豪犯人来说，波尔是一个典型的靠纳粹发迹的人，他表现得像“一个神或一个帝王”。波尔把囚犯当作个人的财产。他会穿着睡衣走来走去，命令囚犯们给他擦靴子，这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308]对他来说，囚犯是任他随意压榨的奴隶。他这种行为也为地方党卫队队员做了表率。

[1] Quotes in IfZ，G 20/2，Aussage J. P. Kremer，July 18，1947；Kremer，“Tagebuch，”213. See also Czech，Kalendarium，295；DAP，Vernehmung J. P. Kremer，June 4，1964，9857. 详情参见Lewental，“Gedenkbuch，”215-20；Vaisman，Auschwitz，27-32（1945年写作）。

[2] Quote in Kremer letter，September 5，1942，cited in Langbein，Menschen，391. See also Kremer，“Tagebuch，”209-29；Rawicz，“Dokument.”

[3] Kremer，“Tagebuch，” quotes on 212，217. See also NAL，HW 16/66，“II. Concentration Camps，” November 27，1942；Czech，Kalendarium，209；Schwarz，Frau，175-76.

[4] Mailänder Koslov，Gewalt，218-22，484-85.

[5] Kremer，“Tagebuch，” quotes on 222，214，218. See also Czech，Kalendarium，336；IfZ，G 20/1，Das Oberste Volkstribunal，Urteil，December 22，1947，135-36；Klee，Auschwitz，407-408；Rawicz，“Document，”13.

[6] 关于战利品及其价值，参见Kremer，“Tagebuch，”219-28。1943年，一位已婚没有子女的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年收入大约为2640德国马克（税后）；Buggeln，Arbeit，401。

[7] DAP，Vernehmung K. Morgen，March 9，1964，5560-61.

[8] StN，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ND：PS-1469；Lasik，“Historical-Sociological，”274；Schulte，“London，”223（利用奥斯维辛9月1日和10月1日的数据来计算1942年9月的平均值）。

[9] NAL，HW 16/6，Part 2，Bl. 534-35：report on German police，September 26，1942；Glücks to 1. Lagerärzte，December 28，1942，in NMGB，Buchenwald，257-58（12832人中包括99名官方处决的囚犯）。1942年8月抵达的犹太囚犯的估测死亡人数，很大程度上基于Czech，Kalendarium，263-92。

[10] Piper，Zahl，164.

[11] Grotum，Archiv，quote on 297.

[12] Dirks，“Verbrechen，”97-99.

[13] IfZ，F 13/6，Bl. 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quote on 350；ibid.，F 13/8，Bl. 462-66：R. Höss，“Dr. Ing. Kammler，” n.d.（1946-47）.

[14] StN，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ND：PS-1469.

[15] 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Pohl to Himmler，April 5，1944.See also IfZ，G 20/1，Das Oberste Volkstribunal，Urteil，December 22，1947，104-105；BArchB，NS 4/Na 9，Bl. 8.

[16] APMO，Proces Ho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Bl. 202；YVA，033/989，anonymous testimony（W. Simoni），n.d.（1947），pp. 2，7. 比克瑙也有一些砖砌的营房；Iwaszko，“Housing，”54。

[17] 此段和前两段，参见BoA，interview N. Epstein-Kozlowski，August 31，1946；Boder，Interview；Rosen，Wonder；Matthäus，“Displacing Memory”；Czech，Kalendarium，531。

[18] 例子参见Naasner，Machtzentren，15-17。

[19] 关于意识形态与经济学较量的争论，参见Wagner，“Work”。对“劳动灭绝”概念通用性的保留意见，参见Browning，Remembering，153。

[20] 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94；OdT，vol. 7，63.

[21] Strzelecka，“Women，”193.

[22] 本段和前一段，参见Wagner，IG Auschwitz，62-107，162，180-81，286，331-33；Schmaltz，“IG Farbenindustrie”。Quotes in Levi，If，78. Schmaltz认为在法本公司的工地建莫诺维茨集中营的总体计划可能早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就已经制订了；即便他是对的，这个计划直到1942年夏天才最终拍板。

[23] Quotes in WL，P.III.h. No. 198，F. Pagel，“Eines der Vielen Tausende［n］ von Schicksalen，” autumn 1955，p. 9；Levi，If，78，143. See also ibid.，142-47；Wagner，IG Auschwitz，141-63.

[24] Quotes in Kautsky，Teufel，254；Levi，If，43；APMO，Proces Höss，Hd 5，Bl. 24-38：testimony Dr. B. Epstein，April 7，1945（由K. Friedla从波兰语翻译而来）。See also Wagner，IG Auschwitz，97-100，125-33，165，280-81.

[25] LG Osnabrück，Urteil，February 10，1953，JNV，vol. 10，347-91，quote on 357.

[26] LG Frankfurt，Urteil，June 14，1968，JNV，vol. 29，421-523，quote on 514.

[27] Setkiewicz，“Häftlingsarbeit，”584-605，quotes on 599.

[28] APMO，Proces Maurer，7，Bl. 56-64：Auszüge aus IGF Auschwitz-Wochenberichten，ND：NI-15256，quote on 63（February 10，1943）；Dirks，“Verbrechen，”125-33，quote on 129；Wagner，IG Auschwitz，166-67，173-92，217-18，289.

[29] DAP，Aussage S. Baretzki，November 20，1964，25627-35，quote on 25634.

[30] APMO，Proces Höss，Hd 2a，Bl. 20-21：Untersturmführer Kinna，Bericht zu dem Transport nach Auschwitz，December 16，1942.

[31] Maršálek，Mauthausen，46，94；Kaienburg，“Funktionswandel，”265.

[32] APMO，Proces Höss，Hd 2a，Bl. 20-21：Untersturmführer Kinna，Bericht zu dem Transport nach Auschwitz，December 16，1942.

[33] 历史学家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一般认为党卫队政策转变的时间为1943年春天或夏天（e.g.，Piper，Mass Murder，103；Strzelecka，“Hospitals，”322；APMO，Proces Hö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Bl. 203），不过实际上可能发生在1942年底（参见之前的注解）。关于马伊达内克的情况，参见OdT，vol. 7，55。

[34] Interview with L. Lady，September 19，1947，in Tych et al.，Kinder，182.

[35] Glücks to LK，July 28，1942，cited in Greiser，“‘Sie starben，’”106. See also Strzelecka，“Quarantine.”

[36] 例子参见APMO，Proces Höss，Hd 6，Bl. 38-45：O. Wolken，“Lager-Bilder，” n.d.（c. spring 1945），Bl. 43。

[37] Quote in BArchL，B 162/2985，Bl. 2029-31：Vernehmung Sarah A.，October 3，1973. See also ibid.，Nr. 26150，Bl. 541-657：LG Düsseldorf，Urteil，August 14，1985，Bl. 579-80；OdT，vol. 8，48；Piper，Mass Murder，110-12.

[38] Testimony of D. Medryk，in 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162-67；Langbein，Menschen，409.

[39] YVA，033/8，“Was is forgekom in di lagern fon estonia，” December 1944；Klüger，weiter，118.

[40] Quote in USHMM，RG-11.001M. 03，reel 20，folder 26，Besprechung mit Amtsgruppenchef Kammler，May 22，1943.

[41] NAL，WO 208/4661，statement of H. Aumeier，July 25，1945，p. 5.

[42] Strzelecka，“Hospitals，”311-12；“Bericht Tabeau，”132-36.

[43] Vaisman，Auschwitz，21.

[44] Hördler，“Ordnung，”142.

[45] BArchL，B 162/26150，Bl. 541-657：LG Düsseldorf，Urteil，August 14，1985，Bl. 596-606. 男子医务室大约能容纳60名囚犯；ibid.，591。

[46] Ibid.，594-95，612-17，quote on 617. See also ibid.，Nr. 26148，Bl. 174-82：Vernehmung Ewald A.，February 12，1980，Bl. 181；ibid.，Bl. 148-54：Aussage Jindrich S.，November 6，1979，and April 18，1980；OdT，vol. 8，28，41.

[47] Lewental，“Gedenkbuch，”210.

[48] WL，P.III.h. No. 158，R. Lasker-Allais，“Auschwitz，” n.d.（在1955年11月前），p. 7。

[49] Langbein，Menschen，90，citing Jean Améry’s work.

[50] Levi，“Grey Zone，”37.

[51] NARA，M-1174，roll 3，Bl. 1441-65：examination E. Mahl，December 6，1945，quote on 1447.

[52]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Piper，Mass Murder，180-90，251；Kilian，“‘Handlungsräume’”；Friedler et al.，Zeugen，121，136-38，198-200，372；Nyiszli，Auschwitz，44；SMAB，Inmitten，264；ITS，document ID 5618957。

[53] C. Herman to his wife and daughter，November 6，1944，in SMAB，Inmitten，262. See also Friedler et al.，Zeugen，377.

[54] Friedler et al.，Zeugen，134-35；Greif，Wir weinten，190-93；Piper，Mass Murder，190.

[55] Nyiszli，Auschwitz，43-44；Kilian，“‘Handlungsräume，’”127；Piper，Mass Murder，190-92.

[56] Levi，“Grey Zone，”38. See also Greif，“Sanity，”50-53；Nyiszli，Auschwitz，60.

[57] Friedler et al.，Zeugen，136；Vaisman，Auschwitz，42.

[58] Quotes in “Bericht Vrba，”229. See also Lewental，“Gedenkbuch，”246；Levi and de Benedetti，Auschwitz Report，73.

[59] Quotes in Unbekannter Autor，“Einzelheiten，”182.

[60] Müller，Eyewitness，47-48；Lewental，“Gedenkbuch，”215.

[61] Kilian，“‘Handlungsräume，’”121；Friedler et al.，Zeugen，7；Greif，Wir weinten，xli. Greif和Kilian等历史学家最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人对特别工作队的刻板评价。

[62] Greif，“Sanity，”38-41，quote on 41；Lewental，“Gedenkbuch，” quote on 211.

[63] Deposition of H. Tauber，May 24，1945，in Piper，Mass Murder，appendix 3，pp. 250，258；Nyiszli，Auschwitz，84.

[64] Lewental，“Gedenkbuch，”212.

[65] Quote in Langer，“Dilemma，”224.

[66] Levi，“Grey Zone，” quote on 37；Lewental，“Gedenkbuch，”209，213，224；Nyiszli，Auschwitz，61，134.

[67] Quote in Unbekannter Autor，“Notizen，”185.奥斯维辛州立博物馆满足了这位不知名囚犯的愿望，在将集中营地下挖出的特别工作队囚犯们的文字结集出版时，采用了他建议的标题；SMAB，Inmitten。

[68] OdT，vol. 7，48-49. 女囚的数量在西欧两座犹太人集中营海泽根布什和贝尔根-贝尔森里也是出奇地高。

[69] Czech，Kalendarium，691；Strzelecka，“Women，”180-81.

[70] 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ND：PS-1469.

[71] Piper，Zahl，158-62.

[72] 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ND：PS-1469；Kranz，“Erfassung，”240. 以上的叙述基于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的情况。目前我们还没有关于1943～1944年在东欧建立的犹太人集中营的详细数据。

[73] BArchB，NS 3/426，Bl. 94：Runderlass，Chef Sipo und SD，May 6，1943；Wachsmann，Prisons，93.

[74] NAL，WO 208/4200，CSDIC，SR Report，statement Obergefreiter Till，September 25，1944；Lengyel，Chimneys，112.

[75] Quote in NAL，WO 309/1699，deposition of J. Schwarzhuber，January 23，1946. See also APMO，Proces Hö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Bl. 254；ibid.，Oswiadczenia，vol. 124，Bl. 152-66：testimony of M. Schvalbova，June 8，1988；Kubica，“Children，”240，267-73；OdT，vol. 8，139；WL，P.III.h. No. 1007，E. Wuerth-Tscherne to Zentralstelle der baltischen Flüchtlinge，April 5，1949.

[76] Lengyel，Chimneys，111.

[77] Kielar，Anus Mundi，122.

[78] Shik，“Mother-Daughter，”117.

[79] WL，P.III.b. No. 1164，N. Rosenberg，“Zwangsarbeiter fuer Siemens-Schuckert，” January 1960，2；“Bericht Vrba，”285；Lévy-Hass，Vielleicht，10-11；Sommer，KZ-Bordell，194-95.

[80] WL，P.III.h. No. 782，E. Zwart，“Incidents in Birkenau，” n.d.（1958年2月前），pp. 8-9；ibid.，No. 271，interview with L. Reig，June 2，1956，p. 3（感谢Jeff Porter的翻译）；APMO，Proces Höss，Hd 6，Bl. 51-62：O. Wolken，“Chronik des Lagers Auschwitz II，” n.d.（c. spring 1945），Bl. 60；Delbo，Auschwitz，117。

[81] OdT，vol. 8，159-61，260；WL，P.III.h. No. 1007，E. Wuerth-Tscherne to Zentralstelle der baltischen Flüchtlinge，April 5，1949；Rolnikaite，Tagebuch，189.

[82] 例子参见Kielar，Anus Mundi，127。

[83] Quote in P. Levi，“Films and Swastikas，” La Stampa，February 12，1977，in Belpoliti，Levi，37-38. See also Kootz，“Nachwort，”193-94；Mailänder Koslov，“Meshes.”

[84] Frankl，Ja，67；Cohen，Human，73-74；Sommer，KZ-Bordell，196-98.

[85] YVA，033/989，anonymous testimony（by W. Simoni），n.d.（1947），p. 8. See also Bass，“Love，”344.

[86] Rózsa，“‘Solange，’” quote on 187.有关停经的情况，参见Amesberger et al.，Gewalt，85-88；Flaschka，“‘Pretty，’”81。

[87] Shik，“Erfahrung，”110-13；Hughes，“Forced Prostitution，”249；Sommer，KZ-Bordell，198-201.

[88] Langbein，Menschen，452；Hájková，“Barter，”516.

[89] Semprun and Wiesel，Schweigen，35. 关于犹太种族大屠杀独特性的讨论，参见Stone，“Historiography”。

[90] Gradowski，“Tagebuch，” quotes on 162，166.格拉多夫斯基可能是1942年12月8日抵达的；Friedler et al.，Zeugen，376。

[91] Quote in Cohen，Abyss，84.

[92] YVA，03/5787，interview with M. Zelikovitz，1985，quotes on 4（由Kim Wünschmann从希伯来语翻译为英语）。

[93] Cited in Unger，“Encounter，”280.

[94] OdT，vol. 7，46；Grotum，Archiv，255-57；Kubica，“Children，”206.

[95] Interview with J. Erner，n.d.（1945-46），in Tych et al.，Kinder，106；Interview with Z. Minc，April 28，1947，ibid.，200；Rolnikaite，Tagebuch，189-93；Buser，Überleben，158-79；Kubica，“Children，”246-47.

[96] Kubica，“Children，”249-50；Lenard，“Flucht，”164.

[97] LG Ulm，Urteil，September 8，1969，JNV，vol. 33，209. See also OdT，vol. 8，170-73.

[98] Quote in APMO，Proces Höss，Hd 6，Bl. 38-45：O. Wolken，“Lager-Bilder，” n.d.（spring 1945），Bl. 43.

[99] 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87，127，153，167，197，Mitron quote on 125；OdT，vol. 7，55-56.

[100] Shik，“Mother-Daughter，”124.

[101] Stargardt，Witnesses，216-17，378；Heberer，Children，300.

[102] J. Avram testimony，1955，in Heberer，Children，177-80，quote on 179。关于“集中营母亲”，参见Amesberger et al.，Gewalt，251-52。目前还不清楚当时是否有“集中营父亲”的说法，不过似乎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奥托·沃尔肯就救过一名意大利男孩（参见第10章），并把他当作自己的“集中营儿子”；APMO，Proces Hö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Bl. 260。

[103] Shik，“Mother-Daughter，”112-21.

[104] Buser，Überleben，133，215-16.

[105] BArchL，B 162/5109，Bl. 1885-90：letter Molly I.，October 27，1964，quote on 1889. Molly I.跟女儿一起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但她幸存了下来，一直坚持到1945年4月贝尔根-贝尔森解放。概况参见OdT，vol. 8，138-39，152-55。

[106] OdT，vol. 1，20-21.

[107]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Kárný“Familienlager”；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84-85，96-97；Kubica，“Children，”240；“Bericht Vrba，”252。

[108] Keren，“Family Camp”；Stargardt，Witnesses，215-16；Kárný“Familienlager，”134，172-73，194-97，204；Kubica，“Children，”230，289；Vrba，Forgive，190-92；Heberer，Children，168，312.

[109] Steiner and Steiner，“Zwillinge，” quote on 127；Kárný“Familienlager，”214-23；Czech，Kalendarium，731，734-37.

[110] Buggeln，Arbeit，262，550.

[111] DAP，Aussage S. Baretzki，February 18，1965，29242-43；Buser，Überleben，150，188；Stargardt，Witnesses，216.

[112] USHMM，RG-11.001M. 03，reel 19，folder 19（labelled 17 on microfilm），Besichtigung durch SS Obergruppenführer Pohl am 23.9.1942.

[113] BArchB，NS 19/14，Bl. 131-33：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16，1942；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292；Schulte，“London，”223.

[114]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557-58.

[115] USHMM，RG-11.001M. 03，reel 19，folder 19，R. Höss，Besprechungen im “Haus der Waffen-SS，” September 24，1942.

[116] Ibid.，Besichtigung durch SS Obergruppenführer Pohl am 23.9.1942；Kremer，“Tagebuch，”217.

[117] Quotes in USHMM，RG-11.001M. 03，reel 19，folder 19，R. Höss，Bericht über Schlussbesprechung des Hauptamtschefs am 23.9.1942. See also Friedler et al.，Zeugen，89. 尽管波尔的日程上安排了去2号地堡，但不清楚他是否真的去了；霍斯的总结上没有提及波尔视察的地点；USHMM，RG-11.001M. 03，reel 19，folder 19，Besichtigung durch SS Obergruppenführer Pohl am 23.9.1942。

[118] Ibid. 最终，这家妓院直到1944年才开；Sommer，KZ-Bordell，45。

[119] Broszat，Kommandant，145.

[120] IfZ，F 13/8，Bl. 486-87：R. Höss，“Dr. Lolling，” November 1946；ibid.，Bl. 467：R. Höss，“Karl Bischoff，” n.d.（1946-47）；ibid.，F 13/7，Bl. 393-96：R. Höss，“Hartjenstein，” November 1946；Broszat，Kommandant，137（note 2），138（note 1）.

[121] USHMM，1998.A.0247，reel 15，Bl. 184-93：statement H. Aumeier，December 15，1947；Dicks，Licensed，122.

[122] IfZ，KL Auschwitz to WVHA，March 25，1942，ND：NO-2146；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Pohl to Himmler，April 5，1944.

[123] Pohl to LK et al.，April 30，1942，IMT，vol. 38，365-67，ND：129-R；Perz，“Wehrmacht，”69.

[124]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Koch，Karl，2.8.1897，Glücks to Pohl，August 28，1942.

[125] BArchL，B 162/5222，Bl. 28-39：Vernehmung Hans K.，May 22，1962. See also Lasik，“SS Garrison，”329.

[126] Mailänder Koslov，Gewalt，195-201，224-29.

[127] Tuchel，“Wachmannschaften，”140-41；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Bl. 382.

[128] Leleu，Waffen-SS，54-87，169-89，1090. 简要综述，参见Heinemann，“Rasse，”341-49，539-42；Longerich，Himmler，621-22，693-701。

[129] Tuchel，“Wachmannschaften，”142-43；Mailänder Koslov，Gewalt，130-31.

[130] 有些也来自西欧，比如荷兰、法国和丹麦；OdT，vol. 7，137；Buggeln，Arbeit，457-60。

[131] Tuchel，“Wachmannschaften，”144；Hördler，“Ordnung，”163-64.

[132] Hördler，“Wehrmacht，”13；idem，“Ordnung，”168-69；Golczewski，“Kollaboration，”179-80；Arad，Belzec，19-22；Pohl，“Trawniki-Männer”；Black，“Foot Soldiers.”被转移到特拉维尼基的其中一人是Ivan Demjanjuk，他曾是索比堡的看守，1943年秋天抵达弗洛森比格。数十年的调查、庭审和申诉后，Demjanjuk在2011年，也就是去世的前一年被慕尼黑法庭判处五年监禁；Volk，Urteil；Benz，“John Demjanjuk”。

[133] Stiller，“Zwangsgermanisierung，”118.

[134] 例子参见BArchB，R 187/598，KL Buchenwald，KB 5/43，May 12，1943。

[135] Quote in BArchB，NS 4/Au 1，Meldung an die Lagerführung Birkenau，July 13，1944. 关于党卫队二等兵马沙尔被解职和之后的命运（他被处分，重新贬为看守），参见Hördler，“Ordnung，”178-79。关于党卫队呼吁的同志友谊，参见Tuchel，“Wachmannschaften，”148。

[136] Leleu，Waffen-SS，271-77.

[137] Buggeln，Arbeit，424；Mailänder Koslov，Gewalt，269；Stiller，“Zwangsgermanisierung，”121；Golczewski，“Kollaboration，”180；Riedle，Angehörigen，84-85.

[138] BArchB，NS 3/426，Bl. 101：WVHA to LK，10 July 1943；IfZ，F 13/6，Bl. 359-68：R. Höss，“Globocnik，” January 1947，Bl. 364-65.

[139] 例子参见Langbein，Menschen，438-39。

[140] Buggeln，Arbeit，427-28.

[141] WL，P.III.h. No. 228，Bericht E. Federn，n.d.；ibid.，No. 418，E. Clemm，Erfahrungsbericht über Auschwitz，November 27，1945.

[142] 例子参见Langbein，Menschen，469-70。

[143] Sprenger，Groβ-Rosen，211-12；BArchL，B 162/7999，Bl. 924：KL Gross-Rosen to WVHA-D，June 16，1944；ibid.，Bl. 925：KL Gross-Rosen to WVHA-D，August 26，1944.

[144] Mailänder Koslov，Gewalt，20-21，124-25，259-66，273，280-81，486-87.

[145] 从1944年初开始，波尔禁止指挥官用关禁闭的手段处罚女看守；StN，WVHA to LK，January 17，1944，ND：NO-1549。

[146] Broszat，Kommandant，177.

[147] NARA，RG 549，000-50-11 Ravensbrück CC（Box 522），testimony of J. Langefeld，December 26 and 31，1945；Broszat，Kommandant，177-78；Strebel，Ravensbrück，70-71；Heike，“Langefeld，”13-14；Hördler，“SS-Kaderschmiede，”119. 概述参见Schwartz，“Eigensinn”。

[148] Mailänder Koslov，Gewalt，210-11，240，282-86. See also Tillion，Ravensbrück，147；Schwarz，Frau，170-76；Mühlenberg，SS-Helferinnenkorps，322-25，418-20.

[149] Mailänder Koslov，Gewalt，439. See also ibid.，435-39；Hördler，“Ordnung，”142；Kielar，Anus Mundi，348-49.

[150] Mailänder Koslov，Gewalt，218，411-24，441-50，487-88.

[151] 例子参见YVA，Tr-10/1172，LG Düsseldorf，Urteil，June 30，1981，pp. 238-39。

[152] BArchL，B 162/5109，Bl. 1859-69：Protokoll Efim K.，September 19，1962；ibid.，Bl. 1853-58：Protokoll Zelik G.，November 5，1962.

[153] Quotes in BArchL，B 162/5109，Bl. 1854：Protokoll Zelik G.，November 5，1962；ibid.，Nr. 5120，Bl. 2423：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Sima S.，October 14，1965. See also ibid.，Nr. 5117，Bl. 1670-75：Protokoll Zusman S.，September 9，1962；OdT，vol. 8，133，139，172. 潘尼克战后失踪了，一直没有被起诉；ibid.，143。

[154] Mühlhäuser，Eroberungen. See also Berger，Experten，344-46；Sémelin，Säubern，315-19；Weitz，Century，227-33；Gourevitch，We Wish，115.

[155] Shik，“Sexual Abuse”；Amesberger et al.，Gewalt，142-46；Langbein，Menschen，457-58. 集中营看守强奸犯人不会被处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e.g.，Hedgepeth and Saidel，“Introduction，”9，n. 6）。有关党卫队严禁与囚犯发生性行为的官方命令，参见KB Nr. 5/43，February 18，1943，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224。风传鲁道夫·霍斯跟一名奥斯维辛女囚有不正当关系，但没有充分的证据；Sommer，KZ-Bordell，205，414（n. 123）。

[156] Quote in 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202.

[157] DAP，Aussage R. Böck，August 3，1964，14194.

[158] Langbein，Menschen，421.

[159] 例子参见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151，181。

[160] Schmid，“Moll.”

[161] Broszat，Kommandant，197.

[162] Quote in Kohlhagen，Bock，87（写于1945年）。See also Langbein，Menschen，474，480-81；Dirks，“Verbrechen，”168-69；Mailänder Koslov，Gewalt，292-93.

[163] 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96；Lasik，“Garrison，”337. 在大屠杀期间，上级的此类提议并不是没有先例；Browning，Männer，22，105。

[164] IfZ，F 13/8，Bl. 488-91：R. Höss，“Dr. Eduard Wirths，” November 1946；Lifton and Hackett，“Doctors，”310-11；Lifton，Doctors，384-414；Langbein，Menschen，411-32；Beischl，Wirths，93-113，217-225，229.

[165] 纳粹种族灭绝之战中跟德国士兵的比较，参见Werner，“‘Hart’”。

[166] Broszat，Kommandant，197-201，quote on 198；Stangneth，Eichmann，quote on 359；Langbein，Menschen，331，363-64.

[167] Langbein，Menschen，473-74，476-78.

[168] 例子参见Mailänder Koslov，Gewalt，338-39。

[169] Quotes in Kremer，“Tagebuch，”213-14. See also Broad，“Erinnerungen，”166，176；Berger，Experten，119，197，332-33.

[170] Interrogation A. Hradil，August 13，1963，in Friedler et al.，Zeugen，70.

[171] BArchL，B 162/1124，Bl. 2288-2316：Volksgerichtshof Krakow，Urteil，September 5，1946；BArchB（ehem. BDC），SSO，Göth，Amon，11.12.1908.

[172] Orth，SS，202，300.

[173] 营区负责人是卡尔·弗里奇、汉斯·奥迈尔、弗朗茨·约翰·霍夫曼和弗朗茨·霍斯勒；Lasik，“Organizational，”154-55，199-201。关于霍夫曼，参见LG Hechingen，Urteil，March 18，1966，JNV，vol. 23，372。

[174] BArchL，B 162/2985，Bl. 2032-34：Vernehmung Calelzon B.，September 7，1973. See also OdT，vol. 8，65，73，83；Riedle，Angehörigen，193-94.

[175] 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 15，420；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ibid.，vol. 21，87，95；LG Munich，Urteil，December 22，1969，ibid.，vol. 33，313；LG Ansbach，Urteil，April 11，1961，ibid.，vol. 17，154.

[176] 大多数在保护性拘禁营的囚犯在几个月后都会换地方，不是被释放就是被移送到位于战前德国境内条件更艰苦的营地。See OdT，vol. 7，133-50；Stuldreher，“Konzentrationslager.”

[177] Riedle，Angehörigen，193；WL，P.III.h. No. 573，A. Lehmann，“Das Lager Vught，” n.d.，pp. 6，30.

[178] Stuldreher，“Herzogenbusch，” quote on 327；LG Munich，Urteil，December 22，1969，JNV，vol. 33，313.

[179] Orth，“Lagergesellschaft，”127-28. 接替赫梅莱夫斯基的指挥官是亚当·格吕内瓦尔德（Adam Grünewald），此人1944年1月在牢房里掐死了10名女囚后也被开除了。尽管遮掩过，但她们的死还是在当地传开，导致劳特尔再次介入。1944年3月，格吕内瓦尔德在海牙被党卫队和警察法庭判处42个月徒刑；BArchB（ehem. BDC），SSO，Grünewald，Adam，20.10.1902，Feldurteil，March 6，1944。

[180] Testimony of Zakis，in 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96-98，quote on 98.

[181] Mallmann and Paul，“Sozialisation，”15；Mailänder Koslov，Gewalt，236-37.

[182] Todorov，Facing，158-61；Wagner，IG Auschwitz，128.

[183] Mailänder Koslov，Gewalt，89.

[184] Broad，“Erinnerungen，”178.

[185] 例子参见Welzer，Täter，215-16。

[186] Orth，“Höβ，”55；Broszat，Kommandant，43-45.

[187] DAP，Aussage S. Baretzki，October 1，1964，19661-68.

[188] USHMM，1998.A.0247，reel 15，Bl. 184-93：statement H. Aumeier，December 15，1947，Bl. 189. See also Broszat，Kommandant，197；Himmler speech to generals，May 5，1944，in Noakes and Pridham，Nazism，vol. 3，618.

[189] Mailänder Koslov，Gewalt，206-24，229-35，252-53，333，414.

[190] Kagan，“Standesamt，”148. See also DAP，44709；NAL，HW 16/66，“II. Concentration Camps，” November 27，1942.

[191] NAL，WO 208/4661，statement H. Aumeier，July 25，1945，p. 5.

[192] 例子参见Welzer，Täter，202-203。

[193] Mailänder Koslov，Gewalt，327，484，489.

[194] Kremer，“Tagebuch，”211-29.

[195] Quote in WL，P.III.h. No. 418，E. Clemm，Erfahrungsbericht über Auschwitz，November 27，1945，p. 3.

[196] Schwarz，Frau，128-30；Lifton，Doctors，309-11；Langbein，Menschen，405-406. 德尔莫特在1945年即将被盟军拘留之前饮弹自尽。

[197] Broszat，Kommandant，9，174-75，202，quotes on 201；BArchK，All. Proz. 6/97，Bl. 25；Langbein，Menschen，351；testimony S. Dubiel，August 7，1946，in Bezwińska and Czech，KL Auschwitz，288-91. 关于霍斯在奥斯维辛的生活，也可参见Setkiewicz，Zycie，103-16。

[198] KB Nr. 16/42，September 3，1942，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169；Rundschreiben，February 10，1943，ibid.，220；Rundschreiben，April 19，1943，ibid.，248；StB Nr. 11/44，April 4，1944，ibid.，432；StB Nr. 19/44，July 14，1944，ibid.，470；StB Nr. 30/44，December 11，1944，ibid.，520. See also Steinbacher，“Musterstadt，”188-89；Czech，Kalendarium，296；Merziger，Satire，148-49，342-44；Bahro，SS-Sport. 1944年，演员Johannes Riemann到施图特霍夫和奥斯维辛巡演（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426；Hördler，“Ordnung，”186）。

[199] WL，P.III.h. No. 782，E. Zwart，“Incidents in Birkenau，” n.d.（1958年2月前），pp. 5-6。See also Langbein，Menschen，435-37；WL，P.III.h. No. 1174a，LG Frankfurt，Vernehmung R. Kagan，December 8-10，1959，p. 7；Fackler，“‘Lagers Stimme，’”484-89；Gilbert，Music，175-90. 比克瑙交响乐团中囚犯的回忆录包括 Fénelon，Musicians；Lasker-Wallfisch，Inherit；Menasche，Birkenau。

[200] KB Nr. 5/41，April 18，1941，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31；StB Nr. 7/44，February 14，1944，ibid.，406；Steinbacher，“Musterstadt，”189；Dirks，“Verbrechen，”150-51，163-64.

[201] 在更靠近帝国腹地的集中营里也有为乌克兰看守设立的妓院（这些看守不能进入政府开设的德国妓院），这里遭到虐待的女性都是集中营里的囚犯。See Sommer，KZ-Bordell，44-47，95-97，440（n. 5）；Vossler，Propaganda，351.

[202] Steinbacher，“Musterstadt，”183-84，205-40，242-45. See also 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passim；Dirks，“Verbrechen，”163；Wagner，IG Auschwitz，73；KB Nr. 5/41，April 18，1941，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31.

[203] Steinbacher，“Musterstadt，”184-86；Schwarz，Frau，115-19，150，158-60. See also StB Nr. 9/43，April 10，1943，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242；StB Nr. 12/43，April 15，1943，ibid.，245-46；StB Nr. 33/43，August 21，1943，ibid.，328-29.

[204] Dirks，“Verbrechen，”154-55，165-66；Schwarz，Frau，118-19；Steinbacher，“Musterstadt，”185-86；Langbein，Menschen，511；KB Nr. 10/41，May 28，1941，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43. 在党卫队集中营里工作的女性大多数未婚。

[205] Lifton，Doctors，395-99，quote on 398；Schwarz，Frau，102，168-69.

[206] BArchB，NS 3/391，Bl. 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 7；KB Nr. 8/42，April 29，1942，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130.

[207] Schwarz，Frau，141-42.

[208] 例子参见Van Pelt，Case，238；BArchB，NS 4/Sa 2，Bl. 10-12：KL Sachsenhausen，Tatbericht，June 18，1942。

[209] Testimony S. Dubiel，August 7，1946，in Bezwińska and Czech，KL Auschwitz，quote on 290；Langbein，Menschen，353.

[210] StB Nr. 7/43，March 30，1943，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239；StB Nr. 9/44，March 8，1944，ibid.，420；StB Nr. 30/44，December 11，1944，ibid.，519-20.

[211] Affidavit R. Höss，April 5，1946，IMT，vol. 33，275-79，ND：3868-PS，p. 278；Schwarz，Frau，151.

[212] 例子参见KB Nr. 25/43，June 11，1943，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292。

[213] StB Nr. 25/43，July 12，1943，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306. See also Langbein，Menschen，516；Dirks，“Verbrechen，”166-68；Schwarz，Frau，124；DAP，Vernehmung E. Bednarek，November 29，1960，3130.

[214] Schwarz，Frau，103，146-47，151-52，279-80.

[215] Quote in Segev，Soldiers，195.

[216] Testimony S. Dubiel，August 7，1946，in Bezwińska and Czech，KL Auschwitz，288-91；Schwarz，Frau，142；Langbein，Menschen，352；Strzelecki，“Plundering，”168.

[217] Longerich，Himmler. 关于纳粹主义和道德观的概述，参见Welzer，Täter，18-75；Koonz，Conscience；Weikart，Ethic。

[218] See contribution by Dan Diner in Frei and Kantsteiner，Holocaust，103-104.

[219]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 29，ND：1919-PS，quotes on 145-46；IfZ，F 37/5，Himmler diary，October 4，1943. 详情参见Orth，“‘Anständigkeit’”。

[220]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 29，ND：1919-PS，quotes on 146。此次讲话的录音保存在NARA。

[221] Bajohr，Parvenüs，96-97，162-63，quote on 162；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296；Scheffler，“Praxis，”232-34；BArchB，NS 19/1916，Bl. 124-31：Kriminalstatistik für das 1. Vierteljahr 1943. 详情参见Dean，Robbing。

[222] Strzelecki，“Plundering，”147-48；K. E. Möckel，“Aktion ‘R，’” July 7，1947，extract in 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304；“Bericht Vrba，”229.

[223] Strzelecki，“Plundering，”149；idem，“Utilization，”404-406，408-411；Czech，Kalendarium，790. 关乎肥皂的谣言，参见Strzelecki，“Utilization，”415；Neander，“‘Seife’”。

[224] USHMM，RG-11.001M. 03，reel 37，folder 275，Zentralbauleitung Auschwitz to WVHA-C，June 9，1942；ibid.，reel 19，folder 19，Besichtigung durch SS Obergruppenführer Pohl am 23.9.1942；Strzelecki，“Plundering，”149-52；Broszat，Kommandant，253.

[225] K. Hart，I Am Alive（London，1961），extract in Adler et al.，Auschwitz，82-84，quote on 82. See also Strzelecki，“Plundering，”137-38，151；K. E. Möckel，“Aktion ‘R，’” July 7，1947，extract in 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304-305；testimony K. Morla，n.d.，cited in ibid.，297-98

[226] YVA，Globocnik to Himmler，January 5，1944，ND：4024-PS，pp. 11-12；K. E. Möckel，“Aktion ‘R，’” July 7，1947，extract in 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305；Broszat，Kommandant，254.

[227] Strzelecki，“Utilization，”407-12；WVHA to LK，January 4，1943，in Schnabel，Macht，262-63.

[228] Frank to SS Administration in Lublin and Auschwitz，September 26，1942，TWC，vol. 5，695-97，ND：NO-724；Pohl to Himmler’s office，February 6，1943，ibid.，699-703，ND：NO-1257；YVA，Globocnik to Himmler，January 5，1944，ND：4024-PS，p. 13. See also Lumans，Auxiliaries，especially page 203.

[229] Judgment U.S. Military Tribunal II，November 3，1947，TWC，vol. 5，958-1064，quote on 988.

[230] Quotes in Hildebrandt to Himmler，n.d.（1943），in Schnabel，Macht，248；BArchK，All. Proz. 6/12，Bl. 53. See also Pohl to Himmler，November 29，1944，in ibid.，249；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21，1947，pp. 1-4；StN，EE by K. Sommer，January 22，1947，ND：NO-1578，pp. 2-3；de Rudder，“Zwangsarbeit，”221-25；NAL，HW 16/21，GPD Nr. 3，WVHA-D to KL Auschwitz，October 22，1942；ibid.，HW 16/22，GPD Nr. 3，WVHA-D to KL Auschwitz，December 18，1942.

[231] Testimony O. Pohl，June 3，1946，in NCA，supplement B，1582-85；K. E. Möckel，“Aktion ‘R，’” July 7，1947，extract in 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306；ibid.，291；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September 26，1946，57-60. 格洛博奇尼克此前一直被怀疑欺诈，他显然要下大力气证明自己的廉洁。

[232] Hayes，Cooperation，esp. 181-84. 并不是所有送回去的贵金属都要经过加工；1945年美国军队发现了数十个仓库，里面储藏的贵金属都保持着原有的状态，没有被精炼。

[233] WVHA-A to Himmler，October 8，1942，in Tuchel，Inspektion，151. See also Strzelecki，“Utilization，”400.

[234] Strzelecki认为，单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劫掠的赃物就至少价值数亿德国马克；Strzelecki，“Plundering，”169。概述参见Kaienburg，Wirtschaft，1079。

[235] 纳粹的总体所得，参见Aly，Volksstaat，311-27；Dean，Robbing，391-95。

[236] Marszałek，Majdanek，92；YVA，Globocnik to Himmler，Janüary 5，1944，ND：4024-PS，p. 23.

[237] Bajohr，Parvenüs，189-90.

[238] Wagner，Volksgemeinschaft，316-29.

[239] Gross，Golden Harvest.

[240] Arad，Belzec，92，quote on 161-62；Bajohr，Parvenüs，120-36.

[241] Kautsky，Teufel，94.

[242] 例子参见Langbein，Menschen，442。

[243] Quote in Mailänder Koslov，Gewalt，254. See also 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295-97；Kilian，“‘Handlungsräume，’”135-36；Broad，“Erinnerungen，”176；DAP，Urteil LG Frankfurt August 19-20，1965，37195-96.

[244] OdT，vol. 8，262；Paserman，“Bericht，”154.

[245] Greif，Wir weinten，277-78. 对“加拿大”突击队的嫉妒之情，也可参见BoA，testimony of G. Kaldore，August 31，1946。

[246] Rózsa，“‘Solange，’”133；Kautsky，Teufel，253.

[247] Quote in Harshav，Last Days，696，diary entry，July 19，1944.

[248] Levi，If，84-85，quote on 84；Wagner，IG Auschwitz，138-39.

[249] Lenard，“Flucht，”145.

[250] Kielar，Anus Mundi，131；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149，160，190.

[251] Testimony O. Wolken，1945，in Adler et al.，Auschwitz，120.

[252] Maršálek，Mauthausen，53；Marszałek，Majdanek，137；BArchL，B 162/21846，Bl. 167-254：W. Neff，“Recht oder Unrecht，” n.d.，Bl. 219-20；OdT，vol. 8，261；NAL，WO 235/309，Aussage L. Ramdohr，August 21，1946，pp. 1-2.

[253] BArchB（ehem. BDC），SSO，Aumeier，Hans，20.8.1906，KL Auschwitz，Aktenvermerk，November 30，1943；ibid.，Vernehmungsniederschrift，January 17，1944.

[254] Langbein，Menschen，457-58；Schwarz，Frau，167-68；OdT，vol. 5，196；Citroen and Starzyńska，Auschwitz，162-63；Hördler，“Ordnung，”144；Broad，“Erinnerungen，”168.

[255] Orth，“Kommandanten，”760.

[256] BArchB，NS 4/Sa 2，Bl. 22-26：K. Wendland to Gestapo，April 1942，quote on 23；ibid.，Bl. 10-12：K L Sachsenhausen，Tatbericht，June 18，1942；ibid.，Bl. 14-20：RKPA，Vernehmung H. Loritz，June 20，1942；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214-15.

[257] Riedel，Ordnungshüter，273-86；OdT，vol. 2，493-95；ArchB，NS 4/Sa 2，Bl. 22-26：K.W endland to Gestapo，April 1942.

[258] BArchB，NS 4/Sa 2，Bl. 14-20：RKPA，Vernehmung H. Loritz，June 20，1942；ibid.，Bl. 27：Loritz to Pohl，June 24，1942；IfZ，statement P. Wauer，May 21，1945，ND：NO-1504，p. 5.

[259] Bajohr，Parvenüs，164-66. 希姆莱的开销，可参见最近揭露出的他的私人通信；www.welt.de/himmler/。

[260] 洛里茨的仕途，参见Riedel，Ordnungshüter，passim。

[261] 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January 2，1947，pp. 4-6（波尔大力辩解过自己的行为）；Dillon，“Concentration Camp SS，”84。

[262] WVHA对贪腐局势的认识，参见BArchB，NS 3/426，Bl. 82：WVHA-D to LK，June 12，1943。

[263] Orth，“Kommandanten，”760；BArchB（ehem. BDC），SSO，Piorkowski，Alex，11.10.1904，Himmler to Piorkowski，May 31，1943.

[264] Riedel，Ordnungshüter，288-326；OdT，vol. 2，494.

[265] BArchB（ehem. BDC），SSO，Koch，Karl，2.8.1897，KL Lublin to WVHA-D，July 15，1942；ibid.，Stab Reichsführer SS to SS Personalhauptamt，July 25，1942；ibid.，Koch to SS und Polizeigericht Krakow，August 2，1942；ibid.，SS Polizeigericht Berlin，EV，February 17，1943；Mailänder Koslov，Gewalt，345-50；Marszałek，Majdanek，136（日期和数字都不对）；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493。

[266]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Koch，Karl，2.8.1897，Himmler to Berger，March 12，1943. See also ibid.，Brandt to Berger，March 24，1943；Himmler to Pohl，March 5，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245-47.

[267]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ND：NO-2366；BArchB（ehem. BDC），SSO，Koch，Karl，2.8.1897，Weuster to Jüttner，August 25，1943. 党卫队第一次对科赫的调查开始于1941年，在1943年7月时被希姆莱叫停。

[268] Weingartner，“Law”；BArchB（ehem. BDC），SSO，Morgen，Konrad，8.6.1909，Chef des Hauptamtes SS-Gericht to Himmler，August 3，1944；testimony K. Morgen，August 7，1946，IMT，vol. 20，488-89；Gross，Anständig，145-48.

[269] 对摩根战后证词的敏锐分析，以及一些历史学家不加评判的利用，参见Wittmann，Beyond Justice，160-74。

[270] 例子参见testimony of K. Morgen，August 7-8，1946，IMT，vol. 20，490，504-505，511。苏联首席检察官在庭审时认为摩根是“最出名的伪证者”之一；ibid.，vol. 22，323。

[271]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pp. 46-47，74-75，ND：NO-2366.

[272] Ibid.，quote on 35.

[273] BArchB（ehem. BDC），SSO，Morgen，Konrad，8.6.1909，K. Morgen，Ermittlungsbericht，December 5，1943；ibid.，ZBV-Gericht Kassel，Anklageverfügung gegen G. Michael，December 5，1943. 米夏埃尔是否被判刑、何时被判刑都不清楚。

[274] BArchL，B 162/4782，Anklageschrift gegen H. Hackmann，November 15，1974，pp. 120-23.See also ibid.，B 162/7998，Bl. 746-47：Zentrale Stelle to StA Koblenz，May 14，1970；BArchB（ehem. BDC），SSO，Hackmann，Hermann，11.11.1913；Hördler，“Ordnung，”50. 美国在1955年解除了对哈克曼的监禁。1981年，哈克曼在杜塞尔多夫接受审判，按罪被判10年徒刑，被关进了马伊达内克的监狱。

[275]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pp. 38-39，48，ND：NO-2366；IfZ，F 65，PP. 57-68：Dr. Morgen，Die Unrechtsbekämpfung in Konzentrationslagern，December 21，1945（此处是Wiebeck的评论）；ibid.，Bl. 10-20：Cernely to RKPA，June 30，1944，Bl. 19。

[276]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pp. 40-46，ND：NO-2366；StAAu，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I. Koch，April 29，1949，pp. 13-14；BArchB，Film 2922，Bl. 2699424：Polizeipräsident Weimar to Hauptamt SS-Gericht，March 26，1945；NARA，RG 549，000-50-9，Box 437，Interrogation H. Schmidt，March 2，1947；Weingartner，“Law，”292-93.

[277] Testimony G. Reinecke，August 7，1946，IMT，vol. 20，436；testimony K. Morgen，August 7，1946，ibid.，488；IfZ，F 65，Bl. 10-20：Cernely to RKPA，June 30，1944，Bl. 11.

[278] BArchB（ehem. BDC），SSO，Morgen，Konrad，8.6.1909，Chef des Hauptamtes SS-Gericht to Himmler，August 3，1944；ibid.，Morgen to Breithaupt，February 2，1944；Weingartner，“Law，”289；IfZ，F 65，Bl. 57-68：Dr. Morgen，“Unrechtsbekämpfung in Konzentrationslagern，” December 21，1945，Bl. 67；ibid.，Bl. 111-12：Morgen to RKPA，June 16，1944. 其他机构也在跟进集中营内欺诈和盗窃案件，包括当地的党卫队、RSHA和WVHA（e.g.，OdT，vol. 8，110；OdT，vol. 6，652-58）。比较大的案件中有一例是警方针对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内卑劣行为的调查，1943年11月启动；据一名熟知内情的幸存者所述，1944年秋天两名党卫队队员因为从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盗窃衣服和财物被枪决（IfZ，F 65，Bl. 10-20：Cernely to RKPA，June 30，1944，Bl. 10；Weiss-Rüthel，Nacht，128，160-61；Banach，Elite，171；Riedle，Angehörigen，244-45）。

[279] 除了布痕瓦尔德之外，摩根的调查团队还在奥斯维辛、马伊达内克、普拉绍夫、萨克森豪森和达豪展开了调查。战后，摩根还为自己邀功，声称自己参与了海泽根布什和华沙的反腐调查，虽然他在这两个案子里并没有起到作用；IfZ，F 65，Bl. 57-68：Dr. Morgen，“Unrechtsbekämpfung in Konzentrationslagern，” December 1，1945，Bl. 66；ibid.，Bl. 111-12：Morgen to RKPA，June 16，1944。

[280] Quotes in IfZ，F 65，Bl. 111-12：Morgen to RKPA，June 16，1944.

[281] BArchB（ehem. BDC），SSO，Florstedt，Hermann，18.2.1895，Glücks to SS Personalhauptamt，March 5，1943；ibid.，Terminnotiz，November 10，1943；ibid.，Film 2922，Bl. 2699424：Polizeipräsident Weimar to Hauptamt SS-Gericht，March 26，1945. 有些未经确认的报告称，弗洛施戴特在战争结束之前就被处决了；Orth，SS，208（n. 13）。

[282] BArchL，B 162/1124，Bl. 2288-2316：Volksgerichtshof Krakow，Urteil，September 5，1946，Bl. 2312-13；OdT，vol. 8，271. 1946年9月，戈特在克拉科夫被判处死刑并处决。

[283] DAP，Aussage H. Bartsch，March 13，1964，5798（日期错误），5820，5857；ibid.，Aussage G. Wiebeck，October 1，1964，19700-701。

[284] Quote in StB Nr. 51/43，November 16，1943，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359. 这类严厉的威胁并不少见。1944年5月，奥斯维辛集中营员工不得不承认，自己知道“私自拿取一丝一毫的犹太人财产都会被判处死刑”；Strzelecki，“Plundering，”167。

[285] DAP，Aussage H. Bartsch，March 13，1964，5799；Langbein，Menschen，339；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297.

[286] IfZ，F 65，Bl. 111-12：Morgen to RKPA，June 16，1944，quote on 112；ibid.，Bl. 72-74：Erklärung G. Wiebeck，March 22，1954.

[287] Tuchel，“Registrierung”；Lasik，“Organizational，”170-92；Langbein，Menschen，371-73；IfZ，G 20/1，Das Oberste Volkstribunal，Urteil，December 22，1947，p. 108；BArchB，RS B5261，Lebenslauf M. Grabner，n.d.（1939）.

[288] IfZ，G 20/1，Das Oberste Volkstribunal，Urteil，December 22，1947，p. 111.

[289] StB Nr. 54/43，December 1，1943，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371；DAP，Vernehmung F. Hofmann，April 22，1959，3880.

[290] DAP，Aussage G. Wiebeck，October 1，1964，19700-701；ibid.，Aussage H. Bartsch，March 13，1964，5866. 摩根后来称，格拉布纳被指控参与2000次谋杀（testimony K. Morgen，August 7-8，1946，IMT，vol. 20，507）。然而，摩根团队中的一名成员作证说，格拉布纳被控参与不到200次谋杀（DAP，Aussage H. Bartsch，March 13，1964，5864-65）。摩根的团队还针对两位布痕瓦尔德官员非法杀戮囚犯的行为发起指控，这两个人分别是集中营医生Waldemar Hoven和地堡监督人Martin Sommer，不过这两个人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被定罪。

[291] DAP，Aussage G. Wiebeck，October 1，1964，19700-703，Boger quote on 19703；ibid.，Aussage W. Hansen，November 27，1964，26002-3；ibid.，Aussage W. Boger，July 5，1945，3253-56.

[292] 海泽根布什集中营的指挥官亚当·格吕内瓦尔德因为在拘留室掐死了几名囚犯，在1944年被党卫队法庭定罪（参见注179），他的案子反映了希姆莱的态度。作为党卫队最高领袖，希姆莱很快把格吕内瓦尔德捞了出来，不仅让他免于服刑，还奖励了他一周的假期。格吕内瓦尔德随后加入了党卫队骷髅师。See BArchB（ehem. BDC），SSO，Grünewald，Adam，20.10.1902.

[293] DAP，Aussage W. Boger，July 5，1945，3256-57；Langbein，Menschen，374-75；Broad，“Erinnerungen，”194.

[294] DAP，Aussage W. Boger，July 5，1945，3252.

[295] 例子参见Hackett，Buchenwald，126，341。

[296] Czech，Kalendarium，672.

[297] IfZ，F 65，Bl. 111-12：Morgen to RKPA，June 16，1944；BArchB（ehem. BDC），SSO，Morgen，Konrad，8.6.1909，SS-Richter beim Reichsführer SS to Chef des Hauptamtes SS-Gericht，August 26，1944；Longerich，Himmler，311.

[298] 最后一点，参见Himmler to Bormann，February 10，1944，in Heiber，Reichsführer！，316。

[299] IfZ，F 65，Bl. 10-20：Cernely to RKPA，June 30，1944.

[300] StN，EE by G. Wiebeck，February 28，1947，ND：NO-2331；Schmeling，Erbprinz，98；testimony of G. Reinecke，August 7，1946，IMT，vol. 20，439；DAP，Aussage K. Morgen，March 9，1964，5592.

[301] Schulte，Zwangsarbeit，40-41；Schwarz，Frau，93（n. 15）；OdT，vol. 2，340-41；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643.

[302] Bindemann，“Koserstrasse 21”；Koch，Himmlers，75-77，81；StN，testimony O. Pohl，June 13，1946，ND：NO-4728，p. 7.

[303] See also Bajohr，Parvenüs，192.

[304]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40.

[305] OdT，vol. 2，340-41；Schulte，Zwangsarbeit，32.也可参见第8章。

[306] OdT，vol. 4，535-38；Koch，Himmlers，78-80；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September 17，1946，p. 8. 波尔手下的其中一家党卫队企业DVA为农业试验买下了一处地产，波尔用很低的价格租用了这座庄园。

[307]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25，229，240. See also 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Fragebogen zur Berichtigung der Führerkartei，October 1936；ibid.，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January 2，1947，p. 2.

[308]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199-200，212，quote on 240.

第8章 经济与种族灭绝

奥斯瓦尔德·波尔被海因里希·希姆莱提拔为集中营系统的总负责人后不久，他就召集集中营党卫队的顶层领导人在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位于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总部召开了为期两天的重要会议。1942年4月24日和25日，自信满满的波尔在会上陈述了自己的计划日程。他宣布，自己治下关心的全是经济问题，如今的首要目标是启动军备生产。他又补充说，唯一能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驱使囚犯，直到他们倒下为止：工作时间应该无限延长，午餐的休息时间要尽量压缩。“为了取得最好的业绩，”波尔总结说，“必须真正耗尽囚犯们的体力。”为了强调这一指令的重要性，波尔将贯彻落实的责任落到了每名指挥官的头上。[1]但他传达的含义不仅限于经济。他还想给新部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震慑他们。在这么多集中营党卫队老手面前——以里夏德·格吕克斯为首的14座主要集中营指挥官——波尔迫切想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尽管部分官员对他的高升有怨言，但波尔很快确立了自己集中营系统总领导的权威地位。[2]

波尔跟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亲密往来——彼此频繁通信，还会定期会面或通过经济与管理部里加密的电话进行沟通——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所有集中营党卫队队员都知道全国领袖非常尊敬他。反过来，波尔也对比自己年轻的这位良师益友卑躬屈膝、全心全意。他将希姆莱的愿望当作神圣的指令，任何胆敢质疑希姆莱和自己的人都会被严惩。[3]希姆莱仍然是集中营实际的掌门人；在战争的后半段，所有重要的决议都要先经过希姆莱的同意。他通过经济与管理部跟进囚犯的数量和死亡人数，还经常询问额外的细节。[4]希姆莱甚至抽时间去进一步视察，1942年至少五次前往集中营。[5]这类视察并不是徒有形式，希姆莱仍然是一个严厉苛刻的统治者。比如在1942年5月1日，他没有事先通知突然造访达豪，途中经过菜园时发现那里的囚犯干活太慢（在他看来），他马上跳下车子，将审头、哨兵和党卫队的小分队头目痛骂一顿，然后下令让这些囚犯一直干到夜里。当得知大多数囚犯是牧师时，希姆莱大声说道：“这些杂种就该干到死！”[6]

随着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希姆莱的视察和介入不如以前频繁了。作为带头支持全面战争的领导，他积累的权力越来越大。希姆莱被提拔为帝国内政部部长（1943年8月）和后备军司令（1944年7月），新职位所带来的事务占用了他大部分时间。[7]但他从没忘记集中营，还继续为集中营制定总体方略。我们即将看到，有些宠物计划——比如人体实验和为了德国战时经济而剥削囚犯——仍有他微观管理的痕迹，挑动波尔等下级接受更极端的方案。

奥斯瓦尔德·波尔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

集中营被纳入奥斯瓦尔德·波尔的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时，正值德国经济发生重大改变。1942年初，纳粹领导人陷入了对未来的不确定。军队在苏联遭遇了戏剧性的挫败，军工生产陷入停滞，德国面临着一场开放式的全球大战。为了提高军备产出，政府采取了几项重要的举措，以两个重要的任命作为象征。1942年2月，希特勒将自己的门徒阿尔贝特·施佩尔提拔为军备部部长；同年3月，图林根大区长官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被任命为劳工调动的全权总代表。他们疯狂的激进主义思想和充满热情的言谈很快令他们成了德国战时经济的主要参与者。[8]

这些人事变动让海因里希·希姆莱产生了危机感，他担心施佩尔和绍克尔会将自己挤走。[9]为了困住这两个竞争对手，让他们远离集中营的劳工，希姆莱在1942年3月初匆匆下令，将集中营督察组并入刚成立的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10]希姆莱表面上将这次重组归为经济上的考虑。将集中营纳入波尔的经济与管理部可以最大限度地剥削囚犯，“每个人每分每秒都要为我们的胜利而劳动，直到他们人生中最后的时刻”。[11]希特勒被说服了，至少目前如此，并私下同意扩大在集中营里的军备生产。[12]

将集中营交到波尔手中对希姆莱而言是上策。波尔对集中营并不陌生，而且在过去几年也积攒了比较大的影响力。跟默默无闻、不能常见到希姆莱的集中营督察官里夏德·格吕克斯不同，波尔既是希姆莱的密友又是党卫队的显赫人物，他被提拔为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就是希姆莱和希特勒在1942年3月17日见面时的决定。他雄心万丈，经济与管理部在他的领导下注定要成为一支主要力量。他全身心投入纳粹事业——他自称“在国家社会主义出现以前自己就已经是一名国家社会主义者了”——心志坚定、人脉活络、具有良好的政治敏锐性，而且长期以来打造了自己令人生畏的形象；下属们惊叹于他的韧性，畏惧他的脾气。他的第二任妻子在给希姆莱的信中用“不可摧毁、健壮、极度坚强”来形容他。[13]显然，任何纳粹权贵之人要想从波尔手中分权之前都要三思而后行，这也是希姆莱的如意算盘。

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内部

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有五个主要的部门，1700名员工，管理着整个欧洲数万名工人。它负责的事务远不止集中营系统；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它参与了党卫队生意和行政的方方面面，从房地产收购到为党卫队部队安排住处。不过，它的五个部门都与集中营有密切联系。A处负责人事、预算和工资，以及给各个集中营划拨资金。食品和衣物供应归B处负责。C处则主管建筑项目，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火葬场，由党卫队区队长汉斯·卡姆勒领导，他已经开始成为集中营系统中一个重要的人物。至于波尔亲自坐镇的W处负责党卫队企业，比如依旧重度依赖奴工的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在1943～1944年的巅峰时期，党卫队经济包括大约30家不同的企业，被剥削的集中营囚犯人数多达4万。[14]不过，集中营系统的行政中心却是D处，即曾经的集中营督察组，如今仍坐落于奥拉宁堡的T字楼中。

跟其他处相比，D处的规模相当小。[15]1944年9月初，它的员工人数不超过105人。其中有19人是官员；其余是辅助的职员，比如秘书、电报员和电话员、管理员和食堂员工，还有司机（集中营党卫队的汽车有专属的登记编号，从SS-16000到SS-16500）。[16]T字楼里的气氛反映了集中营党卫队的尚武价值观。官员们通常穿制服和靴子上班，工作时间长，直到晚上六七点才下班，还有的人会工作到深夜；个别官员甚至在纳粹武装党卫队食堂吃完晚饭，小酌几杯后直接就睡在T字楼的单间里（其他人则住在奥拉宁堡或者不远的柏林）。[17]跟大多数集中营一样，集中营总部几乎是纯男性工作的地方。1944年9月，员工名单上只有一名女性——巴德夫人（Frau Bade）；身为私人秘书，她也是唯一一名非党卫队平民员工。[18]

D处下设四个部门。[19]大约每隔两周，四个部门的主管就会到位于一层的里夏德·格吕克斯的大办公室参加例会。格吕克斯的副手阿图尔·利布兴切尔负责D-Ⅰ部，也就是所谓的中央办公室。大部分通信都经过这个办公室。它还负责整理和统计囚犯的数量、遣送、释放和死亡，并且处理各集中营指挥官提交的关于对囚犯施行正式惩罚的申请。D-Ⅰ部还需向各个集中营传达许多其他的指令——来自D处、帝国中央安全局和希姆莱——同时监督集中营内的处决和系统性谋杀。[20]例如，被送往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总数、立刻被送去毒气室的人数和被选为劳工的人数都会报到D-Ⅰ部的官员处；格吕克斯定期将数据汇总，报告给波尔。[21]纳粹最终解决方案在经济与管理部的官员内部已经成了常识，其他许多罪行也是一样。“就连最基层的职工都知道，”波尔在战后供述道，“他们肯定都知道集中营内的情况。”[22]

D-Ⅱ部统管集中营的奴工，随着集中营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这个部门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它的业务量非常庞大：监督所有集中营囚犯的部署。D-Ⅱ部的官员们要给党卫队所有的企业供应囚犯，就像是党卫队经济的“劳动介绍所”，一名曾经的管理人这样形容。后来，奥拉宁堡的官员们分配了成千上万的囚犯给国企和私企。为了时刻跟进奴工的数量变动，D-Ⅱ部定期从集中营收集有关丧失劳动能力的囚犯——因为死亡、疾病、疲劳或其他原因——以及当前囚犯部署的数据，总结上报给格吕克斯和波尔。[23]

集中营内的健康事务归D-Ⅲ部负责。在D-Ⅲ部工作的官员通过下达指令和检查报告跟集中营党卫队医生——曾经有数百名党卫队医师在集中营里工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D-Ⅲ部每月会对囚犯患病和伤亡的情况进行总结，上报波尔。[24]D-Ⅲ部负责人恩诺·洛林（Enno Lolling）医生频繁造访集中营，动员医生们投入各种各样的杀戮行动，那些行动需要医疗人员的参与。[25]然而，尽管他举止强硬，地位却并不牢靠。在四个部门当中，他手下的人最少，而且奥拉宁堡的同事们还屡次侵蚀他的势力。[26]除此之外，他的部门在经济与管理部中好像外来者一般，因为还需要向武装党卫队的医疗办公室（属于党卫队总领导办公室）汇报工作，后者给集中营提供设备和医疗用品。[27]D-Ⅲ部的地位因为洛林本人进一步遭到损害。洛林的上级对他还心存好意，但集中营党卫队的其他官员却对他的能力没那么宽容。更糟的是洛林丑闻缠身。关于他吗啡和酒精上瘾的故事已经成为传奇，据说他还染上了梅毒。“在视察时，他很容易就被蒙蔽了，”鲁道夫·霍斯后来写道，“特别是当他沾了酒之后，都发生过好多次了。”[28]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部门D-Ⅳ部负责行政管理事务，包括预算和协调。它还与B处协作，参与集中营党卫队和囚犯们食物和衣物的供应。[29]D-Ⅳ部起初由安东·凯因德尔统领，后来换成了威廉·布格尔（Wilhelm Burger）。[30]布格尔生于1904年，曾在商界历练过一番，于1932年9月加入党卫队。不久之后，他成了一名全职的党卫队官员，最终被调入骷髅部队的管理处（他的晋升并没有被履历上的一个意识形态污点阻碍：布格尔娶过一名犹太后裔，不过1935年离婚了）。战争初期，在骷髅师里干了一段时间后，他被调到了集中营系统内。1942年6月，正当奥斯维辛集中营转变为主要的灭绝中心时，他成了这里的行政主管，并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得到了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毫无保留的赞赏，没有几名高层官员能获此殊荣。霍斯对他的“组织能力”、“冷酷残忍”和“坚强意志”赞不绝口。不到一年的时间，在1943年5月1日，布格尔被晋升到了经济与管理部内的新职位。[31]

这种提拔并非个例：数名在集中营内工作过的党卫队官员后来在D处谋得了高位。最显要的当属霍斯本人，1943年11月离开奥斯维辛后，他去了经济与管理部的首要部门D-Ⅰ部。他就是经常留宿T字楼的狂热官员之一，同事们都称他为“鲁迪”（Rudi）。作为一名在最大的集中营里工作过、经验极其丰富的恐怖行动执行者，霍斯为经济与管理部贡献颇多，并且成了为波尔排忧解难的主力。[32]与此相对，许多官员也反向而行，从D处调去集中营，其中两名离开奥拉宁堡的高层管理者就被调到了集中营担任一把手。阿图尔·利布兴切尔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1943年11月），迅速与霍斯交接了工作；而安东·凯因德尔则搬去了T字楼隔壁，成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指挥官（1942年9月）。经济与管理部内的高层职位或许待遇更好，但凯因德尔的调动加速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调动后刚过了一年，就被提拔为分队长，在党卫队的官阶比霍斯整整高了一级。[33]

将凯因德尔这样的党卫队管理者从总部调到集中营是有现实原因的。集中营的工作人员一直处于紧缺的状态，用有经验的官员填补突然出现的缺口是十分合理的。[34]然而，循环往复的人事调动——涉及奥拉宁堡T字楼中超过半数的官员——可不仅仅是权宜之策。[35]奥斯瓦尔德·波尔追求的是“士兵一样的官员”，能将政治技能与第三帝国战场上的实战经验相结合，因此他非常愿意雇用资深的集中营官员当管理者；奥拉宁堡的许多官员都在集中营里实习过。[36]至于那些从经济与管理部D处调到集中营的人，波尔也希望他们可以在“前线”重新证明自己是“政治军人”，以防他们像特奥多尔·艾克所说的那样，在办公室变得“安逸、肥胖、衰老”。[37]跟帝国中央安全局的恐怖专家们一样，集中营党卫队的管理者们认为自己属于“战斗的行政机构”，以党卫队为名，同时挥舞着笔和剑。[38]

管理集中营

在第三帝国垮台后，神通广大的奥斯瓦尔德·波尔第一时间从他妻子位于巴伐利亚的庄园逃走了，美国士兵没能捉到他。他逃去了德国北部，到了这个国家的另一端，他与第一任妻子生的两个女儿（她们都嫁给了党卫队军官）将他藏了起来。[39]当英国士兵于1946年5月最终捉到他后，波尔又试图逃避自己的过去。面对即将到来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和绞刑，他开始推脱责任，否认自己参与集中营内的犯罪。他抗议说，即便集中营系统归入了他的经济与管理部，他也没怎么参与其中。除了希姆莱让他监督的劳工布署之外，“所有的内部运营”都由里夏德·格吕克斯继续管理。波尔还补充说，这就是集中营督察组除了名字改为D处以外其余没有任何变动的原因。[40]尽管一些历史学家自此附和了这一观点，认为波尔是个相对来说比较边缘的人物，但他自私自利的叙述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41]

奥斯瓦尔德·波尔绝非集中营有名无实的领袖。的确，集中营系统的运营具有持续性。大多数管理者来自原先的集中营督察组，其中有里夏德·格吕克斯，四位部门负责人中的三位也都如此，他们在经济与管理部内高效地继续着原先的工作。[42]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深挖的话，呈现出来的却是不同的景象。将T字楼里的门牌从“集中营督察组”改为“WVHA-D处”不仅仅是换牌子这么简单。集中营实际上确实成了经济与管理部的一部分，波尔也成了他们精力充沛的领导。他或许将日常的事务交给了格吕克斯和奥拉宁堡的下属们，但集中营所有重大的决策中都有他的印迹。他对集中营劳工的关注并没有限制他参与其他事务。毕竟，到了战争后半段，奴工问题即便没涉及集中营的所有方面，但也至少关系到大半——依照希姆莱的心愿，波尔在敦促之下要确保“劳工绝对优先”的原则。[43]

因此，波尔参与了从医疗到建筑、从囚犯特权到大规模灭绝等一系列事务。除了定期从D处获取报告和数据外，他还每周跟里夏德·格吕克斯会面，并定期接见集中营党卫队的其他高层管理者。[44]波尔还召唤集中营指挥官参加当面会晤；从1942年4月他的就职会议以来，集中营指挥官们每隔几个月都要到德国首都参加会议。[45]同时，波尔的总部（位于柏林-里希特菲尔德）和T字楼（位于奥拉宁堡）之间的距离也因电话和特派通讯员的存在而缩短了。[46]所有这一切都使集中营的管理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越来越密不可分。

波尔虽然在柏林了解了许多有关集中营的情况，但他并非纯坐办公室的官僚。一些研究纳粹恐怖统治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党卫队管理层是一群伏案工作的犯罪者，然而恰恰相反，像波尔这样的管理者却经常亲自动手。[47]波尔将自己标榜为理想中的“军人式官员”，亲自下基层推广自己的观点，对当地的许多问题做出裁决。他的主人海因里希·希姆莱驱使他采取更积极的行动，1943年3月时要求他或者格吕克斯每周都应该去不同的集中营走走，督促每一个人更加努力地工作。“我相信，在当前的时刻我们应该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外面企业里那些人身上，”希姆莱对波尔说，“用我们的话语去鞭策他们，用我们的能力去即刻帮助他们。”[48]

这些话成了波尔的口头禅。像之前的艾克一样，他经常出差，上至奥斯维辛这样的综合类大营，下至小小的卫星营，成了许多集中营里的熟面孔。在1942年4月到1944年6月间，他至少视察过四次奥斯维辛集中营。[49]地方官员们肯定很怕他来访——他有时跟希姆莱一样会搞“突然袭击”——他不仅难取悦，而且惩罚起下属来既快又狠。他跟艾克一样令下属惧怕，却远不像艾克那样受人爱戴。他不仅记仇，对工作还有着旁人难以超越的狂热。就连工作狂鲁道夫·霍斯都甘拜下风。两人一起出差的时候，50岁出头的波尔在视察完一个集中营后可以马不停蹄地前往下一站，让比他年轻的霍斯筋疲力尽。“跟他一起出差累死了，”疲惫不堪的霍斯总结说，“一点儿乐趣都没有。”[50]

波尔在集中营系统步步高升，风头盖过了里夏德·格吕克斯。可以确定的是，身为D处的主管，格吕克斯仍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监督着集中营每日的运营，参与人事和政策决定；1943年11月，他因为长期为集中营党卫队服务而被提拔为地区总队长。但毫无疑问，波尔才是掌控全局的人，就连格吕克斯也接受了这个事实。[51]而格吕克斯的地位也被波尔的一名亲随格哈德·毛雷尔（Gerhard Maurer）从下层不断侵蚀，后者于1942年春加入D处，成了D-Ⅱ部的主管（负责囚犯劳动）。在过去，奥拉宁堡的管理者对强制劳动力的关注有限。[52]但毛雷尔的新部门和他本人却没有被忽视，他的部门还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直到战争结束前，他一直管理着集中营劳动力，也因此成了T字楼里权力最大的人。[53]

从很多方面来看，格哈德·毛雷尔都是典型的能在波尔手下混得风生水起的党卫队管理者：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有现代商业管理的经验和对纳粹事业的坚定信念，能够为纳粹民族共同体更好地打理党卫队的经济活动。[54]毛雷尔生于1907年，离开学校之后在企业中实习，当了一名会计。跟许多人一样，魏玛共和国垮台之后他就成了激进的右翼人士。1930年12月，毛雷尔在23岁生日的前几天正式加入纳粹党，第二年又成了党卫队的一员。纳粹党攫取权力后不久，毛雷尔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和专业技能紧密结合在一起，起初在纳粹出版社担任总会计师，后来在1934年成了全职的党卫队官员。毛雷尔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在新兴的党卫队官僚队伍中脱颖而出，一路都是亮眼的成绩报告，1939年夏天，他被奥斯瓦尔德·波尔挖到了新成立的党卫队行政和商业总办公室。等他搬到奥拉宁堡走马上任的时候，他成了最顶层的管理者之一，被授予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的职衔。[55]

尽管格哈德·毛雷尔不是来自集中营党卫队，但他可不是新手。之前的工作令他跟集中营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而且他在1942年春天一举成名。作为波尔的得力干将，他可以强势地推行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毛雷尔每周都会陪同里夏德·格吕克斯面见波尔，大多数时候讨论的都是劳工分配的内容，而且他平时也有机会直接与波尔交流。强硬、沉稳、不知疲倦的毛雷尔很快就博得了奥拉宁堡总部和集中营里的党卫队官员的尊重。他每周通常有一半的时间都花在路上，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有时是陪同其他高层同事，比如威廉·布格尔和恩诺·洛林。[56]在集中营，毛雷尔与领导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和那些掌管强制劳动的领导，如今他们都成了有权有势的人物。他们是毛雷尔在地方的执行人，经常会被毛雷尔召集到奥拉宁堡开会，探讨新的方案。[57]毛雷尔还跟许多外界的机构保持合作关系，包括施佩尔的部门和私人产业，从而逐渐塑造他党卫队强制劳动掌门人的地位。1942年10月末，当施佩尔安排召开中央规划会议时，毛雷尔本来正在奥斯维辛视察，波尔选择了迅速将他召回，而不是派其他官员参会。[58]

党卫队对奴工的控制权抓得越紧，毛雷尔在集中营体系内的官阶就越高。他在1943年秋天正式被任命为格吕克斯的副手（在利布兴切尔前往奥斯维辛之后），其他奥拉宁堡的官员深知他才是格吕克斯宝座后的实际掌权人。跟34岁才加入集中营党卫队、随后冉冉升起的新星毛雷尔相比，大他将近20岁的格吕克斯似乎已日暮西山。就连格吕克斯的老朋友利布兴切尔也看出，这个“老男人”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了。对格吕克斯来说，他已经做好了退位让贤的准备，只是依旧留恋职权带给他的风光。不过，许多关键的决定如今已不是在他奢华的办公室里做出，而是在隔壁第二间小房间，也就是毛雷尔的办公室里拍板。[59]

波尔的指挥官们

1942年4月末，到柏林参加波尔就职会议的指挥官们在会后四散，回到了各自在德占欧洲地区的集中营，他们都很好奇，波尔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新时代。所有人肯定都被波尔惊到了，用鲁道夫·霍斯的话来说，波尔就是“大自然的残酷力量”；无疑，波尔是动了真格要改变集中营系统。[60]但没有一名指挥官能预见到自己多快会受到影响。波尔并不满足于重塑奥拉宁堡总部。他还决心把每一座集中营都刻上自己的印记。1942年夏天，在希姆莱的首肯之下，他对指挥官们来了个大换血。在几名官员被卷入丑闻之后，微小的换人就已经被提上日程。但波尔的野心更大，等到1942年10月尘埃落定之后，只有四座集中营的指挥官没变，其余都换新了。

波尔的人事变动还延伸到集中营党卫队官僚系统的下层，1942年5月初，经济与管理部命令各个集中营将长期担任分区主管的人员上报，以便重新调配。[61]结果，低层员工的变动打乱了原有的惯例和多年以来的派系集团，这恰恰就是经济与管理部的打算。比如在萨克森豪森，行刑队被拆散，其中几名队员被调到了另一座集中营（只有少数精于刑讯和杀戮的专家留了下来）。[62]而其他人也都离开集中营奔赴前线，因为从1942年初开始，在东线疯狂战斗的骷髅师伤亡惨重，于是党卫队领导加快输送替补人员。[63]离开萨克森豪森去接受军事训练的分区主管中有威廉·舒伯特和里夏德·布格达勒。舒伯特后来征战波兰、匈牙利和奥地利。布格达勒却相反，他的士兵生涯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由于他不能控制暴力的冲动——这曾经令他在集中营里如鱼得水——在被指挥官批评军礼不标准的时候他打了指挥官，结果被关进了党卫队的拘禁营。[64]

在波尔的领导下，集中营党卫队进入了一个大换血的阶段，新人进入，有经验的人员纷纷被调离。尽管所有的层级都受到了影响，但只有在1942年夏天，集中营系统的顶层领导人遭遇重新洗牌时才是最大的巨变。14位指挥官中有5人被踢出了集中营党卫队。除了皮奥尔科夫斯基（达豪）、洛里茨（萨克森豪森）和科赫（马伊达内克）外，波尔还解雇了卡尔·金斯特勒（弗洛森比格）和阿图尔·勒德尔（格罗斯-罗森）；在阿拜斯多夫集中营（Arbeitsdorf）关闭之后，第6个指挥官威廉·施特立（Wilhelm Schitli）也下岗了。剩下的8位指挥官中有4位没有变动，分别是赫尔曼·皮斯特（布痕瓦尔德）、弗朗茨·齐赖斯（毛特豪森）、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和阿道夫·哈斯（Adolf Hass，下哈根）；另外4人则被调到了别的集中营：马丁·魏斯从诺因加默调到了达豪，马克斯·保利（Max Pauly）从施图特霍夫调到了诺因加默，埃贡·齐尔从纳茨维勒调到了弗洛森比格，马克斯·克格尔从拉文斯布吕克调到了马伊达内克。最后，还有5名新任的集中营指挥官：弗里茨·祖伦（Fritz Suhren，拉文斯布吕克）、威廉·格迪恩（Wilhelm Gideon，格罗斯-罗森）、安东·凯因德尔（萨克森豪森）、保罗·维尔纳·霍佩（Paul Werner Hoppe，施图特霍夫）和约瑟夫·克拉默（Joseph Kramer，纳茨维勒）。[65]当集中营指挥官们第二次到柏林参加波尔的会议时，只要看看围坐在桌前的人们，就能知道从1942年4月以来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

波尔重组的规模毫无疑问，但它的意义在哪里？战后，波尔声称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善意的考虑：他希望换走那些“艾克学校”培养出来的流氓，打造一个更人道的氛围。[66]不过没有一个权威的历史学家会买他的账。但是，将重新洗牌描述为同艾克时代的决裂倒是吸引了一部分目光，同样也有观点称波尔此举是为了任命更好的管理者来协调和管理劳工。[67]

显然，波尔对新任的5名指挥官给予厚望。他们都相当年轻，平均年龄37岁，都曾在集中营党卫队供职。比如约瑟夫·克拉默，他所有的专业经验都是从集中营里获得的，1934年到1942年曾在6座集中营的指挥参谋部工作过。[68]5人中有3人都来自骷髅师，霍佩和格迪恩都于1942年在杰米扬斯克（Demjansk）负伤。[69]这几个人也可以吹嘘说自己有行政管理技巧，但在这方面没有人比得上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新指挥官安东·凯因德尔（也是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D-Ⅳ部曾经的负责人）。凯因德尔是个彻头彻尾的管理者，戴着圆圆的角质架眼镜，这个身材单薄的男子跟战前年代像汉斯·洛里茨那种身材健壮的暴徒完全是两类人。凯因德尔1902年出生，在魏玛共和国的军队里当了12年的会计和出纳。在第三帝国，他用自己的才能效忠冲锋队，然后进入了波尔的党卫队行政办公室。1936年，他加入了艾克的团队，很快就成了骷髅部队的首席行政官。1939年秋天，他到骷髅师担任相同的职位，2年后又回到了集中营督察组。波尔长期以来一直非常欣赏凯因德尔的组织才能，并希望他可以在1942年将这些带到萨克森豪森。[70]同样，波尔想要生产力更高的集中营，这也是他解雇部分指挥官的原因。[71]当德国的胜利不再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时，无能就成了对战时努力的一种威胁。当科赫将事情搞砸了太多次之后，他也就风光不再了，徒留下一个乌烟瘴气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金斯特勒最后也落得被开除的下场。他长期酗酒，而且不知悔改。当再次传出弗洛森比格举办大型酒宴的消息后，党卫队领导失去了耐心；像金斯特勒这样失败的人跟波尔的时代是不合拍的。[72]

尽管波尔1942年的重新洗牌带来了深远的改变，但我们也不能夸大此事的影响。首先，在强制实行完全统一的人事政策上，波尔并没比他的前任好多少。一些像凯因德尔一样的新指挥官或许贴近波尔理想中军人式官员的标准，但许多人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很多任命靠的是运气和关系，都是凑合了事。[73]就像集中营党卫队早期一样，用人的失误率很高。波尔的一些指挥官很快就堕落了，证明了自己跟前任一样无能和腐败。比如威廉·格迪恩只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待了一年。他或许是波尔最不寻常的指派，他曾是诺因加默集中营的首席行政官，是这个岗位上被升为指挥官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相较于工作他更热爱美酒，因此在1943年秋天就被开除了。[74]在后来的用人上波尔也并没有变得靠谱起来，他之后任命的三名指挥官——卡尔·赫梅莱夫斯基、赫尔曼·弗洛施戴特和亚当·格吕内瓦尔德都因暴力和腐败而被纳粹政府逮捕。[75]而且波尔并没有摆脱艾克的时代，他严重依赖的还是老对头留下的“人才库”。大多数留存下来的指挥官——像霍斯、克格尔、魏斯、齐赖斯和齐尔等经验丰富的人在艾克时代就受到重用；他们首先是恐怖行动的专家，而不是做生意的好手。新的指挥官们也是一样。就连安东·凯因德尔在1936年时都曾重归艾克麾下，直到1941年仍然是艾克亲密的同伴。[76]

最终的分析结论是，波尔的洗牌为的是更新集中营而不是重塑。显然，波尔想要为更有效的奴隶劳动铺路。不过他也想要保持集中营党卫队的精神，并继续将信任放在经验丰富的施暴者身上。这个模式在其他地方一再被使用，波尔没有从根本上做任何改变，却希望获得彻底的改变。一般来说，他的洗牌并不只是关乎经济，还关乎权力。[77]波尔是姿态政治方面的大师，他想向希姆莱证明自己可以跟腐败和无能做斗争。与此同时，他还要让集中营党卫队的人都知道，自己不像格吕克斯一样容易被蒙骗。大家都明白了波尔的意思，到1942年秋天，波尔对集中营的统治得到了巩固。作为政治舞台上的一场大戏，他对人事的重新洗牌圆满落幕。但从经济角度来说，这次换血是个失败，因为集中营从来没能成为德国经济的重要中心。[78]

党卫队军工厂

奥斯瓦尔德·波尔希望让更多的囚犯投入战时生产。以前，建立大型殖民地的想法主导了党卫队的方针，但是在1942年春天波尔接手集中营后，在短时间内无法结束战争的残酷现实面前，这些梦想迅速失色。事实上，党卫队领导人很难放弃他们的幻想，在第三帝国日益衰落的情况下，这些白日梦能继续给他们提供慰藉，就像后来德国大半都成为废墟时，希特勒却沉迷于自己理想城市的建筑模型一样。[79]不过作为一项实施中的政策，在东方建造巨大的党卫队新建筑的紧迫性越来越弱。最终，大多数计划只停留在了纸面，微弱地提醒着人们应该要完成怎样的项目。

党卫队领导的注意力从未来转移到了现在，从德国的城市和殖民地转移到了武器。当整个德国经济都在为战时努力加速时，党卫队不能再置身事外了。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精英广泛达成了共识，集中营必须将重点更多地放在军工生产上。[80]奥斯瓦尔德·波尔是这一新事业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之一。1942年4月末，他向希姆莱保证说首要任务不再是和平时期的建筑项目，而是加大军备生产。[81]但是这要如何实现呢？

对希姆莱来说，答案显而易见：是时候将党卫队打造成武器制造厂了。这很快便成了他诸多幻想中的一个。到1942年夏天时，他已经在幻想高科技武器源源不断地从“我们建造并运营的”集中营工厂里生产出来。希姆莱的热情是可以传染的。他的执行人波尔也十分乐观，认为集中营的党卫队企业能承担起“大规模生产军备的任务”。[82]不过即便短视如希姆莱和波尔，也知道不能单打独斗，起码刚开始不能这样。党卫队需要私企的帮助。不过，希姆莱还是希望在这种合资企业里取得最大的控制权，并且在1942年春夏坚持要将生产全部设在集中营内。当他准备接受（至少在理论上）私企对合资企业的经济监督时，他的综合治理方案是明确的：武器制造商们必须在他的集中营里设立工厂。[83]

希姆莱制定这样的基本原则可能是吸取了党卫队和军火商第一次主要合作的教训，那次合作很快就失败了。1942年1月11日，希特勒给党卫队签下了一单生意，让他们参与沃尔夫斯堡（Wolfsburg）大众汽车轻合金铸造工厂的建设。在字面上，党卫队被放在领头的位置，希姆莱利用“集中营的人力”来负责锻造厂的“建造、拓展和运营”。然而，大众汽车并不愿意将自己主场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党卫队很快就放弃了。工厂归大众汽车管理，而党卫队只负责提供和看管囚犯。一个新的集中营——恰如其分地被命名为阿拜斯多夫（意为劳工村庄）——由此在工地上建了起来，1942年4月，数百名囚犯来到这里投入了施工。但他们的辛苦劳动没有半分意义。从阿尔贝特·施佩尔被任命为军备部部长的那一刻起他就在破坏这个项目，特别是因为这个项目跟战争的关系有限，他很快就运用自己的影响力，通过限制生产规划和原材料分配将工程压了下来。阿拜斯多夫集中营几个月后就关了。1942年10月这些囚犯被撤回的时候，他们留下的只是一个半完工的空架子。[84]

希姆莱对阿拜斯多夫的失败一点儿都不苦恼。按希姆莱1942年9月的说法，党卫队军备生产可谓“颗粒无收”，因此他开始大力促进成立更多的合资企业，只不过这一次是在现有的集中营之内。[85]希姆莱正在推进四个重点项目：在布痕瓦尔德生产步枪（与威廉·古斯特洛夫公司合作），在诺因加默生产手枪（与卡尔·瓦尔特公司合作），在奥斯维辛生产防空炮（与克虏伯公司合作），以及在拉文斯布吕克生产信号传送器（与西门子 & 哈尔斯克公司合作）。所有这些工厂都在建设中，希姆莱希望它们能给武装党卫队提供装备。[86]他还试图打动希特勒，勾勒出一幕大批奴隶在集中营里热火朝天地大量生产武器的场景。“元首，”希姆莱1943年3月告诉波尔，“非常倚重我们的生产和支持。”[87]

此时，党卫队计划背后的动力已经停滞不前了。但希姆莱和波尔依然在奋力开拓，一心一意想要建立更多的集中营军工厂。为此，他们甚至准备改造已有的党卫队企业。在一些集中营里，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开始为战争生产，逐渐从生产砖头石块转为生产武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从1943年开始生产战斗机，由梅塞施密特公司提供原材料和技术培训；同时，采石场里的强制劳动——从最开始就是集中营的象征——如今也全面暂停了。在党卫队圈子里，弗洛森比格被誉为一次胜利——波尔亲自视察新工厂——而且十分贴近希姆莱的蓝图：在集中营内生产，由党卫队监督（起码名义上是这样），然后将成品卖给梅塞施密特公司获取利润。[88]这次大获全胜让希姆莱更加看好党卫队经济的重要性，他就是最好的拉拉队队长。1943年10月，他向党卫队领导们吹嘘集中营里由党卫队管理的“巨大军工厂”。[89]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事实上，党卫队根本没成为主要的武器制造者。

在所有的集中营党卫队企业中，只有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转为生产军火，但就连这个转变也只是局部的，只能依靠不复杂的生产方法。许多党卫队企业依然跟战争没有多大的关系。尽管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在1942年秋天发布了一项具体的指令，要求放弃在所有不涉及重要或关键军事生产工作的集中营常设劳动分队，但和平时期的生产依然在继续。在几个集中营里，就连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也仍在重点生产建筑材料和其他商品。比如位于贝尔施泰特（Berlstedt）的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雇用的都是附近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实际上加速生产的是花盆，仅在1943年就生产了将近170万个花盆。党卫队的管理者们荒谬地将此指定为绝对必要的生产，甚至将瓷器生产也归为“战争必需”。事实上，党卫队的许多产出都跟打仗没有关系，更别提高科技武器了。[90]这些缺点显而易见，1943年4月，希姆莱不得不遭受阿尔贝特·施佩尔高人一等的态度和侮辱，后者抱怨党卫队浪费资源。[91]

至于党卫队和军工产业在更大范围内的合作，希姆莱寄予厚望的四个项目一个都没有落实，主要是受军队喜好改变和相应机器不足的影响。在拉文斯布吕克，生产扩张得十分缓慢；1943年夏天，也就是一年后，只有不超过600名女工在为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工作。在其他地方，情况甚至跟希姆莱雄心勃勃的设想差得更远。1943年春天，布痕瓦尔德才开始生产步枪，规模也比原计划小。在诺因加默，枪炮的局部生产开始得更晚，产量更是微不足道。而奥斯维辛压根儿就没开始生产防空炮。[92]党卫队努力统治商业伙伴的做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争夺到集中营内工厂的生产控制权。原因很简单，施佩尔直接向希姆莱指出：企业家们“不想扶植党卫队这么一个竞争者”。[93]对施佩尔来说，他虽然之前一直都支持集中营内的合资企业，现在却站在企业家的背后。而希姆莱和波尔还在梦想着让党卫队生产武器，结果施佩尔给了他们致命一击。

战争和卫星营

奥斯瓦尔德·波尔在1942年春天接手集中营系统时，集中营内劳工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直到秋天，只剩大概5%的囚犯参与军工生产的时候，他们的前途才确定下来。[94]而且决定他们命运的不是波尔，而是阿尔贝特·施佩尔，后者迅速成了第三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在1942年9月15日一场十分关键的会议上，施佩尔摆了波尔一道。施佩尔大谈特谈要让党卫队领导大型的综合武器生产厂，波尔被施佩尔诱人的说辞（全是空话）哄得团团转，无意中就做了一个重大的让步：他放弃了希姆莱坚持将所有生产搬进集中营内的原则，允许囚犯们到其他地方的军工厂做工。施佩尔抓住了这个让步，并且在几天之后，跟希特勒开会时就用上了。他说服了希特勒，称在集中营内不可能建立起大规模的武器生产——重点强调了其中简陋的设施条件——因此获得了希特勒的支持，可以将囚犯们派往已有的军工厂，不受党卫队的干预。[95]军工厂不仅没有搬进集中营，反而让越来越多的囚犯去了集中营外的私有和国有工厂。奥斯瓦尔德·波尔原本被提拔上来是为了振兴党卫队经济，可是他反而加速了党卫队经济的衰落，松开了对奴工的控制权。

希特勒在1942年9月的决定是党卫队与企业合作的催化剂。从此刻开始，党卫队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军工厂和工地周围设立新的卫星营以看管囚犯。以前，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党卫队和企业都没有显示出合作的欲望。党卫队倾向于用囚犯来完成自己的项目，而企业更喜欢灵活一些的劳动力来源。像莫诺维茨（法本公司）和阿拜斯多夫（大众汽车）等雄心万丈的项目属于例外而不是常态，而后来合资企业也是零零散散，甚至在波尔接管集中营体系后的几个月都是如此。[96]但一切从1942年底开始改变，随之改变的还有卫星营的功能、扩张和规模。虽然之前存在过几个小营，一些还能追溯到战前时代，但只有从此时开始，党卫队集中营的卫星营才开始有序扩张（行政上隶属于主营）。党卫队新建了一大批营地，大部分在工厂附近；到了1943年夏天，总共约有150座卫星营（年初的时候只有约80座）。一些卫星营里的囚犯是为党卫队工作，但更多的是从事军事产业，通常是制造环节。[97]

许多新卫星营都是为飞机产业提供劳动力的，因为该产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两处最大的营地跟亨克尔公司和宝马公司联手经营的最先进的工厂相连。宝马公司对达豪囚犯的剥削早在1942年3月就开始了，当时它的新飞机引擎厂建在了慕尼黑的阿拉赫区（Allach）。不过，囚犯的人数起初很少，而且每晚都会被送回七英里外的集中营主营。但到了1943年3月，党卫队就在工厂大门外建了一座卫星营，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将近2000名来自集中营的男囚犯和其他苦力在阿拉赫工作。[98]在亨克尔公司位于奥拉宁堡的工厂外，卫星营的规模甚至更大，就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拐角处。此后，这成了党卫队和企业合作的模板。在这里，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起初也只派小批囚犯去工厂做工，但在1942年9月建起了固定的卫星营后，囚犯劳工的人数迅速增加；一年后，从150名囚犯变成了6000多名，生产德国最大的轰炸机——亨克尔177的全部零件。[99]

大规模派遣集中营囚犯参与军工生产需要党卫队领导和企业家的重新考量，如AFA的例子所示，它是德国最大的电池制造商［战后重命名为瓦尔塔（Varta）］。1941年，党卫队冒出了一个想法，把诺因加默的囚犯派到AFA位于汉诺威的工厂，那里生产潜水艇和鱼雷的电池。不过，党卫队严苛的条件——囚犯要跟其他工人完全隔离开——让工厂望而却步，毕竟工人的数量还是很充足的。但到了1943年春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当职业介绍所的工人供应减少后，AFA开始对集中营的囚犯感兴趣了。与此同时，党卫队也比以前更配合了。它接受了以生产为先的理念，放宽了严格的规定，允许囚犯们跟其他外国劳工一起工作。在施佩尔部门的催促下，双方达成了共识，在1943年夏天建起了诺因加默集中营位于汉诺威-施特肯（Hanover-Stöcken）的卫星营；它距离工厂约400英尺，在1943年秋天时关了1000名囚犯。[100]

除了军工生产，党卫队还为战时修复和建立卫星营。从1940年起，按照希特勒的指示，（从集中营和监狱）挑选出来的囚犯不得不拆除没有爆炸的盟军炸弹，许多人在同伴们惊恐万分的注视下被炸个稀烂。随着空袭越来越频繁，德国政府征调了更多的囚犯。1942年夏末，在视察过损毁严重的城市后，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紧急派出囚犯机动队，清理废墟。到了10月中旬，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从诺因加默、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调遣了3000名囚犯，在与施佩尔办公室以及其他纳粹机构的密切合作下，将这些囚犯驻扎到几个主要城市去翻修建筑。他们必须清理碎石，收集砖头、木材、食物和屋顶的瓦片，修筑防空洞，埋葬死者，营救幸存者。这些工作既费力又危险，但党卫队和市政部门认为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功，为扩展这些所谓的党卫队建筑旅做好了准备，1943年初一些最大的卫星营就是为建筑旅设立的。[101]

虽然在1942～1943年集中营劳动有所改变，但仍处于试验阶段。如果你认为所有囚犯如今都在为军工厂工作或修复炸弹所造成的破坏，那就错了。这些试点项目仅仅是试验，还没有成为集中营体系整体的代表。到了1943年夏天，估计20万囚犯中只有不超过3万人在卫星营工作；绝大多数人还是被关在主营内，任凭党卫队支配。[102]

改变的速度之所以缓慢，原因其实很简单：德国军工企业并不急着依靠集中营的劳动力。企业管理者们看到了同党卫队合作的许多陷阱。较高的安保等级和无数的规章制度会打乱生产的节奏；囚犯被普遍当作危险的敌人，可能会从事破坏工作，并带坏其余的工人；或者他们太疲惫了，根本无法正常工作。正如一名领军企业家在1942年10月，也就是施佩尔建议重新使用毛特豪森采石场里的囚犯后所说：“我已经亲自看过这些囚犯，他们在煤矿开采上对我毫无用处。”因此，总体来说，德国企业依然更爱用其他来源的劳动力，比如外国工人。只有当这些渠道都慢慢减少后，企业才更积极主动，从1943年秋天开始争夺集中营的囚犯资源。[103]

尽管集中营劳动力的新方向所带来的影响还没有全部展现出来，但初期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卫队和法本、亨克尔、宝马、AFA、大众等领军企业之间突破性的合作，为党卫队的产业合作提供了蓝图。这个蓝图究竟是怎样的呢？集中营囚犯的调配由经济与管理部负责，这是波尔与希姆莱商讨后，于1942年春天所做的主要创新之一。[104]一般来说，企业通过当地的指挥官或施佩尔、绍克尔、戈林的办公室提交自己的用人申请（有的企业也会直接跟经济与管理部联系）。D-Ⅱ部的格哈德·毛雷尔和下属们经常会跟感兴趣的企业见面，他们负责评估所有的申请，然后推荐给波尔，由波尔最终拍板。如果波尔同意了企业的申请，当地的集中营官员就会同公司代表敲定合作的细节。一旦经济与管理部批准了用人合同，所有准备都已就绪，囚犯的劳动派遣就开始了。[105]

建设新的卫星营时，党卫队和企业也有明确的分工。除了囚犯和他们的基本衣食供给外，党卫队还负责提供其他人员（来自看守团和指挥参谋部）来执行站岗放哨、押送和惩罚囚犯、医疗护理的任务。企业则负责在囚犯们工作时进行技术监督，并严格按照党卫队的标准支付营地建设和维护的费用。[106]遵照1942年10月修订后的规定，企业每天还需支付租用囚犯的费用。在德国，一名有资质的男性囚犯的价格为每天6马克，没有专业技术的人是每天4马克。在德占东欧地区，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内，囚犯每日的价格分别是4马克和3马克，或许是因为这里囚犯们的普遍状况都不好，生产能力更差。至于女性囚犯就没有有无资质的区别了，她们被当作产能较低的劳动力，每日的工钱几乎等同于没有技术的男囚犯。[107]跟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相反，党卫队以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从囚犯的租金里面揩油水。因为囚犯被当作国家财产，他们的大部分劳动所得——1943年时大概有2亿马克左右，第二年上涨到了4亿～5亿马克——需要上缴国库（国家以此资助集中营体系）。[108]

如果集中营党卫队不能即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那为什么还要放囚犯去军工企业呢？首先，党卫队需要屈服于外部的影响力，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大，迫使集中营派囚犯参与军工生产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最大的压力来自施佩尔）。但是党卫队也期待与企业合作所带来的好处。除了实质性的利益，比如优先给党卫队提供武器之外，希姆莱从没有放弃建立党卫队综合武器工厂的梦想，他希望通过跟企业合作可以增加自己麾下管理者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另外还涉及权力和威望。劳动力越来越成为一种珍稀资源，党卫队可以把集中营打造为纳粹战时经济的重要环节；党卫队的劳动力越多，它的潜在影响力就越大。[109]毫无疑问，这是波尔和经济与管理部在1942～1943年努力增加集中营囚犯数量和产出的原因之一。

奴工

称呼党卫队囚犯为“奴隶”合适吗？这个词常见于集中营的许多报道，但一些学者质疑它的用法。这些批评家认为，奴隶主想让奴隶活着，因为他们有经济价值，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但相比之下，囚犯对党卫队来说无甚价值，党卫队甚至要刻意处死他们。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全对，毕竟囚犯对党卫队来说还是有一些价值的。即便在大屠杀的高峰期，当一些囚犯群体被挑出来灭绝的时候，集中营也从没针对所有囚犯展开系统性的毁灭。而且，针对奴隶制度有不同的定义。如果从广义上来说——形容一种建立在力量和恐惧之上，通过肆无忌惮地征服社会边缘群体来获得经济利益的统治体系——那么这个词就准确地说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集中营囚犯的命运，特别是在战争的后半段。[110]

这也是许多囚犯在试图弄明白自己所受的一切苦难时想到的词语。1943年2月，达豪囚犯埃德加·库普费尔把党卫队利用囚犯进行军工生产的行为形容为“现代的奴隶租赁”。[111]行凶者们也是这样认为的。1942年3月，希姆莱亲口对波尔说，党卫队应该低成本简单喂养集中营里的囚犯，就像“埃及的奴隶”那样。[112]希姆莱似乎很喜欢这个词语，在多个场合都说过。就在几个月后，他跟党卫队的将军们谈论集中营里的“奴工”，说用他们来建造新德国“无须考虑任何损失”。[113]

希姆莱期望他的奴隶可以创造出非凡的成果，坚持认为他们的产出应该等同于甚至超过普通的德国工人。“这里是最大的劳动力宝库。”他告诉波尔。[114]党卫队早期提高生产力的一个方案就是减少囚犯维护工的数量（在集中营的厨房、洗衣房、营房和其他地方）。为了让更多的囚犯腾出手做其他工作，里夏德·格吕克斯在1942年初宣布，被判断为适合劳动的囚犯中，承担集中营运营维护工作的人不得超过10%（在1944年初，这个标准降低到了6%）。但是，即使指挥官愿意彻底落实这些指令——事实上他们不愿意——对于满足上级的经济野心来说也是杯水车薪，领导们在1942～1943年又采取了许多其他的措施，要打造一支更勤勉的集中营奴工大军。[115]

特权和生产力

大多数囚犯劳动的主要原因只有一个——恐惧。自从强制劳动的第一要义成为惩罚而不是生产以来，集中营党卫队就找不到任何现实理由去奖励勤奋的囚犯：能用大棒、鞭子或靴子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胡萝卜？但随着经济上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党卫队领导人决定打破常规，设立奖励机制。他们可以参考一些先例；例如，从1940～1941年开始，少数在采石场劳动的囚犯得到了奖赏。[116]海因里希·希姆莱也同意这个提议。他在1942年3月告诉波尔，奖励勤奋工作的囚犯可以确保“大幅提升劳动绩效”。总之，他认为货币和肉体上的奖励准不会错：承诺金钱和性，囚犯们就一定会被调动起来。[117]事实上，希姆莱在1941年10月就倡导过给囚犯们提供性奖励，他还下令在毛特豪森建起一座妓院；这座“特殊建筑”（Sonderbau）于1942年6月开业，是集中营内的第一家。[118]

集中营党卫队起初拒绝奖励囚犯。只有到了1943年春天，他们的态度才开始转变，再一次由希姆莱带头。1943年2月26日，希姆莱视察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混乱的威廉·古斯特洛夫步枪工厂后，命令波尔给集中营引进“绩效体系”，作为对更努力者的“激励”。希姆莱指向了纳粹最大的敌人苏联，称其利用食物和经济奖励驱动人民“取得难以置信的成就”。在他自己的集中营里，希姆莱设想了一套等级奖励制度，从香烟和小额收入到最高级的奖励：男性囚犯可以每周去集中营妓院一次或两次。在希姆莱的心中，性是囚犯们最渴望的，而不是食物、美酒或衣服。[119]

波尔立刻行动。几周内他便通过了一套囚犯的特权制度，从1943年5月15日开始生效，对集中营党卫队未来的奖励机制起了指导作用（后来还做了一些修改）。波尔解释说，这是为了迅速提高囚犯的产出。根据希姆莱的提示，他概述了奖励烟草和金钱的条件。他还将去集中营妓院的程序具体化，作为给“做出卓越贡献的明星劳工”的特殊奖励。其他奖励还包括给家人写信、额外的配给以及留头发的特权。党卫队的这些规定基本针对的都是男性囚犯；相比之下，女囚仍然被禁止吸烟，至少在拉文斯布吕克是这样。而且她们去集中营妓院绝不是为了奖励，而是被迫充当性工作者。[120]

集中营党卫队管理者无疑将这些新特权当作巨大的让步。事实上，这些根本算不上革命性的变化。在纳粹德国，象征性地给强制劳动力支付报酬是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甚至在国家监狱里也是如此。[121]而且，绝大部分集中营囚犯从没得到过任何奖赏。他们太疲惫太虚弱了，根本达不到条件，而且他们的处境甚至比以前更差，因为党卫队会从他们原本就不多的口粮中分出一部分给“勤奋”的囚犯。[122]而且，在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官员推迟引进奖励体系时，许多囚犯也落得一无所有。在其他地方，贪婪的守卫和审头直接就把奖励私吞了。[123]

就连那些获得奖励的囚犯——在莫诺维茨这样的集中营里大概能占到15%——通常也会感到失望。[124]经济与管理部很快剔除了金钱奖励，因为囚犯们容易借此行贿（从1942～1943年开始，囚犯被禁止携带现金，也不能用家属寄来的钱）。经济与管理部用代金券取而代之，只有在集中营内这些代金券才具备货币价值。审头获得的利益最大；一般来说，监工每周能挣到相当于4马克的代金券，大概比集中营的普通劳工多3或4倍。不过，管理部门发放的代金券数量极少，而且集中营的小卖部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一些囚犯会买些香烟用于黑市交易，还有一些人会买不含酒精的麦芽啤酒。但食物的质量很差，而且是紧俏货，其他必需品也一样。[125]尼古拉斯·罗森贝格（Nicholas Rosenberg）是一名匈牙利犹太人，被关在奥斯维辛的博布雷克卫星营（Bobrek），他在西门子&舒克特工厂当技工。他曾多次提到代金券，称其没有意义。小卖部很少开，而开的时候通常只卖“牙刷和牙膏”。不出所料，代金券在集中营黑市上从不是主要的流通货币。[126]

代金券还是去集中营妓院的通行证，每次需要花相当于2马克（后来变成了1马克）的代金券。这些妓院的出现在囚犯中既引起了一些人的兴奋之情，也引发了愤慨，党卫队里也有些人感到非常尴尬。就连首要倡导者海因里希·希姆莱也相当局促不安，承认这一切“并不是特别光彩”。奥斯瓦尔德·波尔也这么认为，因此下令将妓院建在营区最边缘的角落；在萨克森豪森，新妓院就建在停尸房的正上方。[127]尽管党卫队严格管控去妓院的行为——男囚犯们必须提交书面申请，还要在去之前接受健康检查——但一些目击者后来回忆说，妓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据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所说，许多人聚集在奥斯维辛主营区：“每位朱丽叶都有至少1000位罗密欧。”[128]事实上，只有非常少的囚犯踏足妓院。比如布痕瓦尔德妓院在1943年10月每天平均接客不到53人。某些囚犯群体，基于他们的种族或者政治背景，是不许进入妓院的；虽然各个集中营的规定都不同，但犹太人和苏联战俘无论在哪里都是不可以进入的。不过，大多数囚犯从没动过去妓院的念头，他们只想着求生。对于小部分伙食更好、仍有性欲和途径（代金券）的精英囚犯来说，其中一些人会坚守原则，拒绝光顾妓院。老朋友和同志们会苦苦争论联合抵制的事情，在达豪，第一批去妓院的人会遭到等在外面的囚犯们充满恶意的嘲弄和推搡。最终，大多数常客都是那些高级审头，他们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特权和男性雄风。[129]

在不同的集中营里，总共有不到200名女囚被选中，沦为营妓。大多数人身上佩戴了代表“反社会分子”的黑三角标识，许多人（并非全部）以前做过妓女。虽然党卫队官员们自称只挑志愿者并对此引以为傲，但他们实际上主要还是靠强迫、诱导，以及承诺女囚们更好的条件（真的）和最终放她们自由（假的）。对这些女人来说，去妓院而不是去致命的劳动队，这又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像其中一人在1942年秋天所说的那样：“在妓院待半年还是比在集中营待上半年要好。”但她们没有预料到的是来自其他囚犯的嘲讽。战后，一名波兰政治犯讲述了其他10名女囚和自己如何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侮辱另一名疑似当了营妓的波兰女囚：“我们剪了一点儿她的头发，在这个过程中，也稍微剪伤了她。”不过，这样的羞辱还是比较罕见的。虽然妓院可怕、不幸、堕落，但营妓们生存的概率的确有所提高，因为她们的补给增加了。对受害人来说，承受性剥削成了一项有效的生存策略。[130]

从整体上审视奖励制度，希姆莱和波尔的厚望显然放错了地方。贿赂几乎没能刺激囚犯更卖力地干活。毕竟鉴于大部分囚犯糟糕的身体状况，他们无法更卖力地工作。至于那些获益最大的囚犯群体，几乎都是审头，他们并不是因为卓越的生产力而受到奖赏的，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囚犯中占据了上层地位。集中营的生产力并没有出现重大提升，相反，波尔的方案导致小撮上层囚犯和其他囚犯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比如，留头发还有干净的衣服成了另一个直观区分少数特权囚犯的记号，将他们与绝大多数光头、肮脏、饥肠辘辘的囚犯们区分开。[131]

飞速成长的集中营

谢尔盖·欧维哈什科（Sergey Ovrashko）在1942年从家乡乌克兰被抓到纳粹德国做劳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他1926年出生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当德国的铁骑踏入苏联时，他正在当牧童补贴家用。一年后，他发现自己身在大约900英里外萨克森州的普劳恩（Plauen）一家高科技武器工厂做苦工。而更悲惨的命运即将降临。他在流水线上犯了一次错误之后就被指控暗中从事破坏活动，被盖世太保逮捕，于1943年1月末以政治犯的身份被关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32]1943年，跟欧维哈什科一样被送进布痕瓦尔德的囚犯超过4.2万人，囚犯数量的空前激增影响了整个集中营系统。[133]

集中营囚犯的人数从没有像1943年这样飞快地增长过，从年初的大概11.5万飙升到年底的31.5万。[134]根据关押人数，主要的集中营（及附属的卫星营）在1943年末的时候被分为三类。奥斯维辛共关押囚犯85298人，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集中营，因此自成一类。接下来是一批战前建立的集中营。达豪、拉文斯布吕克、毛特豪森、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当时的规模大概在2.4万人到3.7万人之间（新建的科夫诺集中营关押了大约1.9万人，也在此列）。最后还剩下11座主要的集中营，许多建成还不满一年，都属于规模最小的一类，平均每座集中营关押6000人左右。[135]通过对比才能显示出这些数据的意义：1939年9月，当战争刚刚爆发时，萨克森豪森是最大的集中营，但也只关押了不超过6500人。[136]

大多数新囚犯是在1942年末以后，在对德国和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一次突击逮捕中被抓进来的。虽然经济因素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们接下来会讨论），但也和纳粹的其他措施有所重叠。总之，这是种族大屠杀。1943年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较前一年急剧增多，达到了空前的规模。[137]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帝国中央安全局决心铲除国内外一切反对和抵抗势力，随着德国对胜利的信念土崩瓦解，这种决心越来越走向极端。1918年德国战败后的大革命曾对纳粹早期恐怖行为起到了关键作用，那段扭曲的记忆再次主导了德国纳粹领导人的思想，因此从1942年开始，他们越来越执迷于大后方的稳定。特别是阿道夫·希特勒对内部崩溃的这种灾难性后果想象得更加夸张。他在1942年5月22日对随从说，他个人需要承担起责任，防止“国内再发生类似1918年时各种卑鄙无耻的事件”。[138]因此，要针对罪犯、政敌和其他一切可能攻击政权的社会边缘分子展开无情的行动。希特勒一遍又一遍强调，在此危急之际，政府需要“根除、消灭、处决、打死、枪毙或清算”大量的“人渣、叛徒和反社会害虫”。[139]希特勒将集中营视为战时国内战线最强大的武器。1942年5月23日，在给纳粹顶层领导人的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结尾，希特勒特别指出集中营是抵御叛乱的主要堡垒。希特勒宣称，一旦纳粹德国内部面临危机，海因里希·希姆莱必须“枪决所有集中营里的罪犯，不能让他们去祸害德国人民”。[140]

希姆莱并不期待动用这些紧急力量。他的警察力量与其等待第三帝国陷入危险，不如提前将所有反动势力连根拔起。由于日益严重的剥削、生活的颠沛流离以及战争造成的伤害，普通犯罪急速飙升，刑事警察不断升级预防犯罪的政策，把更多的德国人直接送进了集中营，有时甚至明确指示说不希望他们再出来。针对来自帝国内的囚犯，希姆莱在1943年秋天的一次演讲中宣布，关押的“反社会人士和罪犯”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政治犯。其中有犯罪前科和轻微财产罪行的人，他们的不良行为被认定为对大后方的危险攻击。基于同样的原则，警察还逮捕了数千名德国女性，指控她们非法联系外国人；在被拖进集中营之前，一些被指控性行为不当的女性还要被公开羞辱。[141]

德国警察对第三帝国内的吉卜赛人也空前地关注。1942年秋天，经过纳粹多年不断升级的迫害，包括隔离、消毒、拘留、驱逐，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刑警领导主张系统解决“吉卜赛问题”。他们把吉卜赛人定义为罪犯和对帝国的生理威胁，游说希姆莱将吉卜赛人大规模遣送。希姆莱同意了。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希姆莱在1942年12月16日下令把绝大多数吉卜赛人关进集中营。几个月后出台的警方指导意见给地方官员留了一定的余地；但鉴于要在各自辖区“清空犹太人”的决心，他们一般都选择最严厉的措施。1943年2月下旬开始，大约1.4万名男女和儿童——许多是全家一起被捕——从德国和被德国吞并的奥地利遣送到奥斯维辛-比克瑙；作为最大的集中营，这里似乎是最佳的地点，能够在突然接到通知后接纳大批囚犯（还有8500名吉卜赛人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大部分来自德占捷克）。他们的抵达标志着比克瑙BⅡe区吉卜赛营的诞生。[142]第一批囚犯中有来自奎德林堡的43岁商人奥古斯特·拉宾格，他与妻子胡尔达（Hulda）以及四个孩子在1943年3月4日被送进奥斯维辛。这不是他第一次进集中营。1938年夏天，警察以“不愿工作”为由把他关进了萨克森豪森，但他很幸运，战争爆发之前被放回了家。可是这一次，他再无生还的机会。奥古斯特·拉宾格，囚犯编号Z-229，同年年底前死于比克瑙。[143]

然而，警察恐怖活动的首要目标既不是吉卜赛人也不是国内的社会边缘分子，而是外国劳工。盖世太保在1943年夏天新抓的囚犯中，三分之二是外国人，他们历来被怀疑是麻烦制造者、危险分子和罪犯。由于弗里茨·绍克尔对外国劳工的需求增加，德国境内外国人的数量增多，进一步加剧了这样的担忧。到了1943年底，第三帝国内外国平民劳工和战俘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730万，让纳粹产生了种族联合形成“人民团体”的想法。绝大多数外国劳工来自波兰和苏联（尤其是乌克兰），还有成千上万来自西欧，以法国为主。最糟糕的是食不果腹、筋疲力尽的东欧人，他们需要佩戴特殊的标识，类似于集中营里的三角形，如果违反了苛刻的规定，看标识就能确定他们的身份。

警察执行的惩罚一如既往地野蛮残忍。波兰和苏联劳工最有体会，因为他们的司法处罚如今大部分由警察接手。希姆莱1943年10月4日在波森向党卫队领导保证说，“只要我们严酷对待这些最微不足道的琐碎”，就不必担心数百万外国劳工。大部分所谓的违法行为的确微不足道。工作迟到或者对德国上级有异议足以被指控为“游手好闲”或“固执”。警察对所谓重罪最常见的惩罚是把人关进盖世太保集中营（即劳动教育营，AEL或警察扩展监狱）一段时间。那里除了纳粹的恐怖管理之外还有战时恶劣的条件，旨在通过短期的严酷拘留教育并震慑“顽抗的”工人。但最严重的罪过就需要在其他地方惩处了：比如谢尔盖·欧维哈什科这样被指控从事破坏活动或其他被视为特别危险的劳工会被关进党卫队集中营，1943年时那里关押了上万名外国劳工。如此一来，党卫队获得了更多的奴隶劳工，同时震慑了外面的外国工人，使他们能更好地听命于纳粹。惩罚和威慑双管齐下。[144]

跟欧维哈什科一样，许多苏联劳工被送进集中营时还是青少年。仅达豪一处在1942年就接收了大约2200名苏联青少年，年龄在18岁或以下。很快，在德国东部占领区送来更年幼的男孩和女孩为帝国工作后，他们的平均年龄进一步下降。警察把这些孩子拉进集中营时毫无愧疚和不安，而且希姆莱在1943年1月正式将苏联强制劳动力的最低年龄调低到16岁。[145]事实上，一些童工的年龄还不足16岁。俄罗斯囚犯V.科兰姆科夫（V.Chramcov）少年时被抓进达豪，据他回忆，有一个营房挤满了200多个孩子，基本都是六七岁的年纪。[146]一些老囚犯在旁看得触目惊心。埃德加·库普费尔在他的达豪日记中1943年4月11日那天写道，“集中营里的这些小俄罗斯人饿得极惨”。[147]

希姆莱这台恐怖机器的触角甚至远伸过第三帝国边境，从国外拉回了更多的外国劳工。随着1943年战况越来越不利于德国，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抵抗运动日益激烈，纳粹的反击亦然。希姆莱身先士卒，坚持使用压倒性的力量。在欧洲北部和西部，他批准当地纳粹有选择地暗杀公众人物，作为“反恐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他自己的手下却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肆无忌惮，用与反党派人士斗争作为地毯式清扫的理由。需要关押外国嫌疑人时，希姆莱通常选择自己信赖的集中营。一旦需要大规模遣送外国抵抗者、反叛者或人质时，希姆莱习惯性地就会想到集中营，结果导致来自德占欧洲地区的囚犯人数激增。其中就有所谓的NN囚犯，几乎处于绝对隔离的状态。为了镇压欧洲北部和西部的抵抗势力，希特勒下令将部分嫌疑人秘密押送回德国，再也见不到家人。这些人将永远消失于“夜与雾”中（德语Nacht und Nebel，简称NN）。[148]

1943年的大规模逮捕外国人也给集中营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943年初，在战前第三帝国疆域内的大多数集中营里，德国囚犯仍然是最大或者第二大的群体。如今，这些集中营开始改变。比如在1943年的布痕瓦尔德，囚犯中德国人的比例从35%下降到13%（尽管德国囚犯的人数新增了1000多人），同时东欧囚犯的比例相应上升；1943年12月25日，布痕瓦尔德有苏联囚犯14451人，波兰囚犯7569人，占了囚犯总人数（37221人）的近60%。对比之下，德国囚犯只有4850人，几乎要被4689名法国囚犯赶超，而在前一年，集中营里几乎没有法国囚犯。[149]

猎捕奴隶劳工

1942年5月底，海因里希·希姆莱提醒奥斯瓦尔德·波尔：要避免给外界留下“我们实施抓捕或在逮捕后把人关进去（集中营）是为了获取劳动力”的印象，这很重要。[150]希姆莱可能担心过形象问题，但他早已开始致力于扩张集中营内奴隶劳工大军的事业。20世纪30年代末时逮捕“不愿工作者”的行动便是受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到了1942年，希姆莱对强制劳动力的胃口更大了。[151]

从其他纳粹部门要犯人是集中营吸取奴隶劳工的一种途径。战争爆发之前，希姆莱向州立监狱索要普通囚犯的请求被驳回了。但自从强硬派奥托-格奥尔格·提拉克（Otto-Georg Thierack）于1942年8月20日接任帝国司法部部长一职后，司法系统的立场便松动了不少。司法部的声望在1942年春天时已经跌至低谷，再加上希特勒的公开批评，提拉克急需加固司法部的地位，因此愿意抛开为数不多残存的法律原则之一，即由法庭裁决的被告应在州立监狱服刑的规定。1942年9月18日与希姆莱会面时，提拉克同意移交特定类别的犯人：被判安全监禁、判刑8年以上的“反社会”德国人和捷克人，纳粹种族体系最底层的罪犯（指犹太人、吉卜赛人和苏联人），还有服刑3年以上的波兰囚犯。抛开了法律规定，或者剩下的一切，德国高层的法官们把许多囚犯送入希姆莱的集中营，判处死刑。

随后的囚犯移交加速了司法系统和党卫队恐怖势力之间的权力转移，促使集中营最终超过了监狱。尽管后者关押的人数在战时也有所膨胀，但它们比不上无法无天的恐怖机构。到了1943年6月，集中营的囚犯人数已经增至大约20万，大约比德国的州立监狱多1.5万人。希姆莱必定对能够赶超备受诟病的司法部门感到满意。但现在这已不是他首要考虑的事情了，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获得更多的奴隶劳动力。跟希特勒一样，希姆莱相信即将到手的国家囚犯身体健康，被国家条件不错的监狱养得白白胖胖；让他们在集中营内劳作到死对党卫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从德国州立监狱到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毛特豪森、诺因加默、萨克森豪森的遣送自1942年11月开始，至来年春天为止。总之，司法系统移交了超过2万名国家囚犯。大多数都是德国人，犯了轻微的财产侵犯罪；与此同时，波兰人是外国囚犯群体中的最大组成部分。[152]伴随着希姆莱1942年12月5日下的一道命令，又有数千名身强体健、适于劳动的波兰囚犯从波兰总督府（由警察控制）的监狱被送往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153]

自1942年底起，由于德国的战略地位恶化，希姆莱扩充奴隶劳动力的念头越来越狂热。随着第六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和北非战场的失利，就连希姆莱也不能忽略即将战败的流言了。战时生产比之前更加紧迫，要求帝国中央安全局（仍然负责逮捕和释放囚犯）运送更多的囚犯去集中营。[154]一部分压力来自经济与管理部，奥斯瓦尔德·波尔在一封1942年12月8日给希姆莱的信中坚称需要更多囚犯来进行军工生产。[155]希姆莱的反应直截了当。12月12日，他作为荣誉嘉宾参加波尔的婚礼，借此喜庆场合，他和波尔就集中营进行了一次密谈。[156]仅仅几天之后，希姆莱就给盖世太保首长海因里希·米勒下达了一项紧急命令：在1943年1月底之前，警察必须运送约5万名新囚犯到集中营，用于劳作。[157]米勒抓住希姆莱要求的重要性，并告诫手下的警力“每一个劳动力都要紧”。[158]

结果导致警察针对犹太人和来自东欧的外国人展开了行动。1942年12月16日，海因里希·米勒告知希姆莱有关输送4.5万名犹太人到奥斯维辛的计划——其中3万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剩余大多数来自泰雷津。他补充说，绝大多数囚犯都“不适合劳动”（换言之，这些人一进集中营就会被毒气处死），但至少有1万到1.5万名囚犯可以用于强制劳动。[159]一天后，米勒下令大规模输送德国警察监狱和AEL中的囚犯到集中营，目标集中在苏联工人和“有外族血统”的人身上，他们都是因为违反了劳动纪律被抓的。米勒希望这个提议能给集中营至少增添3.5万名“适合劳动”的囚犯。[160]但希姆莱催要更多的囚犯。1943年1月6日，他要求把在波兰总督府和苏联占领区抓获的“有党争嫌疑”的男男女女送进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工厂内当学徒。仅12天后，希姆莱向当地羁押“罪犯群体”的机构要10万人遣送至集中营，作为对马赛炸弹袭击的回应，这个惊人的目标反映出希姆莱理想中的劳工数量（最终大约6000人被捕）。[161]

1943年初的猎捕行动导致集中营囚犯人数快速攀升。在奥斯维辛，登记过的波兰囚犯的数量翻了一倍，从9514人（1942年12月1日）增长到18931人（1943年1月29日）。更重要的是，党卫队在1943年1月内遣送了超过5.7万名犹太人到奥斯维辛，这个纪录直到1944年春末从匈牙利大规模遣送犹太囚犯时才被打破。[162]集中营囚犯的人数增多，被释放的人数却比从前更少，中央安全局的释放条件本就严苛，为了扣留更多的奴隶劳工，他们的规定越来越严。[163]

如果不是因为致命的条件，整个集中营系统的囚犯人数本可能更多。夺人性命的暴力行为以及系统性杀戮损毁了希姆莱渴望的劳动力大军。根据党卫队的不完全统计，单单在1943年1月就有将近1万名登记在册的囚犯丢了性命。[164]接下来的几个月死亡人数明显增多，党卫队集中营的领导无疑在继续忽略这些死亡人数对战时生产的重要意义，也没有开始抬高奴隶劳工的价值。结果，有史以来第一次，党卫队集中营遭到了持续不断的压力，被要求改善营内的条件。正如帝国中央安全局在1942年12月31日给波尔的告状信中所写，这么多新囚犯在集中营死得如此之快，大规模逮捕的意义何在？[165]

降低死亡率

里夏德·格吕克斯并不是一个有很多惊喜的人。但是在1942年12月28日，他给党卫队集中营传达了一个惊喜：海因里希·希姆莱已下令，集中营内的囚犯死亡率“必须降低”（这个表述是原文照搬希姆莱2周前发给波尔的指令）。格吕克斯直指糟糕的死亡数字。尽管过去6个月（1942年6～11月）有大约11万名新囚犯，但同一时期几乎有8万人丧命，9258人被处死，其余70610人死于疾病、劳累和伤重（格吕克斯还没有算上那些甫到奥斯维辛就被毒气处死，没有登记在册的犹太囚犯）。居高不下的死亡率意味着“囚犯数量永远无法达到党卫队全国领袖期望的水平”。结果，格吕克斯下令，集中营高级医生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大幅”削减死亡人数。这不是党卫队集中营领导第一次提醒手下，提高产出至少需要保证最低限度的关照。但此前从没有这么紧急地下过命令。[166]

1943年，经济与管理部进一步发布了数条指令，表明了提升集中营生活标准的重要性。1月时，格吕克斯再一次接到希姆莱的指示，让集中营当地的指挥官和行政主管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留囚犯的劳动力”。[167]奥斯瓦尔德·波尔也参与其中，他在1943年10月给指挥官的一封长信中总结了自己的观点。集中营里的军工生产已经成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他幻想着，但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出，党卫队必须照顾好囚犯。为了给德国赢得“巨大的胜利”，党卫队集中营官员必须确保集中营内奴隶劳工的“健康”和“幸福”。波尔随后列出了一系列实际的改善之法。为了强调它们的重要性，他宣布将亲自监督它们的落实情况。[168]

集中营内的暴力行径经过数年的认可和升级，党卫队在柏林和奥拉宁堡的高级官员似乎要换种不同的态度，这震惊了一部分从集中营这所暴力学校培养出来的守卫。当然，党卫队领导并没有突然从残忍转变为仁慈。波尔再三向指挥官保证，自己的要求跟“感性的人道主义”没有半点关系。这不过是单纯的实用战略，因为德国为战争所做的一切离不开囚犯的“胳膊和腿”。[169]不止经济与管理部在重新思考自己的方法。纳粹领导人开始发现，奴工的供应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其他强制劳动力的生存条件有望得到改善。[170]

饥饿可能是集中营登记过的囚犯的死亡首因，所以改善食品供应是最紧迫的任务——就连海因里希·希姆莱也认可。[171]不过，党卫队领导拒绝下拨额外资源，反而实施一些没有额外成本的措施。有一些只是希姆莱的古怪想法，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有远见的营养学家。首先就是他荒谬可笑的计划，分配洋葱和生的蔬菜，这个提议会给患肠道感染的囚犯造成更多的痛苦。[172]与此同时，奥斯瓦尔德·波尔听取了党卫队专家的建议，把自己的提议传达给集中营，都是些老套的烹饪技巧（“不要把热乎乎的饭菜煮过头”），还有提醒要继续保持节俭传统（“集中营内厨房不能有剩饭”）。[173]

希姆莱的另一个提议则更重要。在1942年10月底，党卫队全国领袖允许囚犯接受外界送进来的食物，这是吸取了战前集中营的旧例。很快，来自家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一些国家的红十字会的包裹纷纷寄到。[174]稀少的奢侈品如今找到了进入集中营的途径，丹麦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里有香肠、奶酪、黄油、猪肉、鱼肉和其他食物。此类包裹对囚犯来说是天赐，他们所有的话题几乎都关于这个；一些人甚至做梦都梦到收包裹。法国囚犯西蒙娜·圣克莱尔（Simone Saint-Clair）在拉文斯布吕克的秘密日记中记录了她有多渴望收到邮件：“我此前从来没有这般期待过包裹和来信！”那些定期收到补给的囚犯得水肿、腹泻、肺结核和其他疾病的概率更小一些。另一名拉文斯布吕克的囚犯，来自华沙的海伦娜·德查扎卡（Helena Dziedziecka）后来作证说这些包裹“保住了我们的性命”。[175]

不过，不是每名囚犯都能受益；满怀期望的囚犯比包裹多得多。[176]首先，各国的红十字会限制了包裹的流通范围；比如在马伊达内克，波兰红十字会的包裹只能给波兰囚犯。而且，党卫队只会把写明收件人的包裹交到具体的犯人手上；那些福利机构或家属都不知道姓名和下落的囚犯，或者外面没有家属的人只能挨饿了。同时，党卫队的人员和盖世太保发现了腐败的新机会，这些包裹全凭他们处置；当奥斯维辛营内关押的德国吉卜赛人安娜·梅特巴赫（Anna Mettbach）收到了母亲寄来的包裹时，她发现里面原本的物品被烂苹果和面包代替了。[177]本地的集中营党卫队还禁止整群的囚犯接受食物包裹，首当其冲的是苏联人和犹太人。“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需要食物，”埃德加·库普费尔在达豪的日记中写道，“特别是苏联人，因为他们收不到包裹。”[178]

除了包裹以外，一些囚犯还能收到国家分发的额外食物，对党卫队来说又是不需额外成本的事。尽管帝国粮食农业部因为国家遭受了一场重大的粮食危机，从1942年初开始大幅削减囚犯的官方配额，但大多数囚犯仍然因为从事重体力劳动，有资格领取额外的食物补贴。不过，这些补贴并不是自动下发的，本地的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在完成必要的文书时拖拖拉拉（其中有些人扣留了额外的配额）。好在最终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犯人能领到应得的食物，虽然可能大多数囚犯仍一无所得。[179]

党卫队领导知道，改善生活条件不能止步于供应食品，还需要对那些极度虚弱或病重的犯人做些什么。1942年末，希姆莱跟波尔抱怨说太多囚犯——据他估算约有10%——目前无法工作。[180]过去，集中营党卫队很快就会杀掉这些无法劳动的人。但现在，这种肆意妄为的谋杀有所节制，因为党卫队领导想要逼迫康复者重返工作岗位。[181]在一些集中营里，这些考虑导致在甄选本地党卫队队员时有了些许限制。[182]希姆莱还切实地摒弃了谋杀体弱囚犯的中心方案（14f13行动），此前行动规模已经缩小。1943年春天，指挥官们得知，所有“不适合工作”的囚犯经过医生的检查筛选后，可以得到赦免（精神出问题的犯人不算）。集中营党卫队遵照希姆莱的要求，不再杀害“卧床不起的残疾人”，而是逼他们去劳作。[183]

至于给病人提供医疗服务，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也在寻求新方法。“集中营里最好的医生，”格吕克斯在1942年底坚称，“不是那些极度铁石心肠的人，而是今时今日仍能尽医生之责的人……医术尽可能高的人。”[184]这个要求至少导致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党卫队在集中营的医务室里增派了更多当过医生的囚犯。这又是一个战前的传统。很快，这些囚犯医生肩负起了大部分日常职责。跟他们愚笨的党卫队上级比起来，这些囚犯医生水平很高，而且确保病人的状况得到了一定改善；新建的场所以及医疗设备和药品的供应增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至少在一部分集中营里是这样。[185]

这些改变对囚犯个人来说虽然重要，但没有改变整体的医疗条件。所有卫生条件的改善都会被不断增长的过量人口抵消，而这也是党卫队追求更多奴隶劳工的直接结果。[186]医务室依旧充斥着令人绝望的物资短缺、忽略和虐待。1944年夏天，一名成功脱逃的囚犯写下了这样的话来描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的医院，“腐肉、血和脓的臭气令人无法忍受”。[187]最好的护理只留给少数有技术、有人脉背景的特权囚犯。[188]对比之下，党卫队依然会放任病情最重的囚犯自生自灭，或者直接杀掉。特别是，党卫队继续把垂死的囚犯运送到其他集中营，奥斯维辛也取代达豪成了最佳的目的地。比如，1943年12月5日，一群所谓的无用之人从弗洛森比格被遣送到这里。挤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里还塞着250多具尸体，这些人都是死在去奥斯维辛路上的。幸存的948个人中，许多人体重不足90磅，也离死不远了。党卫队把最虚弱的囚犯扔在积雪犹存的地上，再往他们身上泼水，加速了他们的死亡。剩余的人也很快死去。到了1944年2月18日，只有393个人活了下来。[189]

但是经济与管理部并没有放弃降低死亡率的雄心。因为集中营内的残酷风气是伤病和死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官员们试图抑制一些最公开的过激行为。他们减少了点名（党卫队折磨人的场合）的次数和时长，下令本地看守让囚犯夜里睡个踏实觉，平时多一些休息时间。官方还施压减少了对囚犯肉体上的惩罚，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吊人”（至少书面上如此）。[190]总体上，经济与管理部重申了禁止凶残攻击囚犯的命令。本地集中营官员进一步下发了更多的指令，其中一些人还公开谴责甚至惩罚残暴的看守。[191]

又一次，这些措施发挥了作用，尽管日复一日的恐怖行为仍在继续。在许多本地集中营党卫队官员的认知中，对囚犯肉体上即便最残忍的虐待也可以被视为正常，哪怕是在死后（在布痕瓦尔德，党卫队会用囚犯的刺青皮肤制作缩水头颅和物品）。党卫队的资深队员浸染在残忍好杀的文化中，对于哪怕稍微减轻虐待的指令，他们不愿意接受也并不奇怪。[192]他们的直属上级通常也会赦免他们的行为。一些本地的党卫队官员虽然表面要求分区主管们签署正式的承诺书，不动囚犯一根汗毛，但私下仍让他们继续敲打手下的犯人。[193]

本地集中营内的恐怖行为依旧，这要拜党卫队领导所赐。如果你想象经济与管理部改革派管理者和本地集中营施暴者之间产生了简单的冲突，那就错了。[194]1942～1943年针对集中营的中央指令根本不明晰。尽管自相矛盾，但经济与管理部要求改善囚犯的生活和治疗条件的同时，也更野蛮地剥削囚犯。奥斯瓦尔德·波尔在1942年春天时亲自定下了基调，呼吁“累死”强制劳动力。波尔的“奴隶司机”格哈德·毛雷尔努力达到他的要求。1942年6月初，他复述主人的命令，敦促集中营指挥官“最大限度地使用”囚犯的劳动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求囚犯不仅在工作日劳动，周六全天和周日上午也要工作。[195]这个指示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令人怀疑；一些私企周日并不开工，而且极度疲惫的囚犯只会产出更少，不会更多。[196]经济与管理部再接再厉，1943年11月，波尔重申这个命令：“现在开展的大规模行动对我们的战争以及最终的胜利至关重要，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囚犯每日的工作时间都不能少于11个小时。”实际上，囚犯们在当地集中营党卫队的驱使下，工作时间甚至更长。[197]结果是更多的人得病、受伤、死亡。

新方向？

奥斯瓦尔德·波尔依然得意。他在1943年9月30日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吹嘘说，集中营内的囚犯死亡率迅速下降。得益于最近的创新之举，经济与管理部完成了党卫队全国领袖交托的任务。登记过的囚犯的月死亡率稳步下降，波尔宣称，从1943年1月的8%下降到6月的不到3%。这不仅是简单的季度性调整，他暗示说，而是实质性的减少（1942年7月的死亡率为8.5%）。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波尔给希姆莱展示了数据和图表，全部指向同一个结论。希姆莱听到这个好消息十分高兴——尤其当纳粹政府遭遇了一系列军事挫折时——他慷慨地感谢了波尔及其属下。[198]

一些历史学家对波尔的结论，以及他给出的数据全盘接受。[199]不过也需慎重：毕竟，党卫队迫切需要波尔减少死亡人数。再仔细看，他的数字明显不是加起来的总和。不仅集中营党卫队的官方记录漏记了许多在册囚犯的死亡，波尔的数字甚至与党卫队的其他（更多）统计也不相符。毋庸置疑，集中营囚犯的死亡人数比波尔所说的更多。[200]不过这并不是说他列出的总体趋势是伪造的。[201]整个集中营系统的囚犯死亡率的确有所下降；整体来说，囚犯们在1943年秋天的生存概率比18个月前要高。[202]

不过，这个结论限于三个方面。第一，集中营系统依然致命。即便相对死亡率下降，但1943年时有几个集中营的整体死亡人数依然在增多，因为囚犯人数有所增加。比如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登记过的囚犯的死亡人数从6.9万（1942年）增长到8万多（1943年）。[203]尽管这期间奥斯维辛的基本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一名波兰囚犯甚至说“现在和过去大不相同”，但依然致命。赫尔曼·朗拜因（Hermann Langbein）是一名特权囚犯，可以接触到党卫队机密数据，他后来报告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月死亡率从19.1%（1943年1月）下降到13.2%（1944年1月）。换言之，党卫队延长了囚犯的痛苦，但大多数人最终仍难逃一死。[204]

第二，各集中营之间也有明显区别。德占东欧地区和西边相比，死亡的囚犯更多。根据波尔呈给希姆莱的数据所示，1943年8月时死亡人数最多的集中营是马伊达内克，那里的死亡率是布痕瓦尔德的10倍。[205]不过，即便在德国战前的领土内，主要集中营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毛特豪森，情况有明显改善，囚犯年死亡率几乎减半，从43%（1942年）下降到25%（1943年）。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的女囚和弗洛森比格的男囚却没有明显改善。[206]

第三，集中营系统在地理上的不平衡多归咎于具体囚犯群体的死亡率。在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这两个东部占领区内最大的集中营，1943年时犹太人是囚犯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登记的犹太囚犯鲜有能活过几个月的，因为党卫队针对他们的方案基本没有丝毫改变——“劳动灭绝”。党卫队集中营甚至将这个政策拓展到其他群体上，主要是提拉克和希姆莱达成协议后送进集中营的国家囚犯。截至1943年3月底，自1942年11月以来送抵集中营的12658名国家囚犯中，将近一半已经死亡。因为集中营党卫队的残忍无情，大多数人甚至没能撑过几个星期。在布痕瓦尔德，前国家囚犯的月死亡率在1943年初高达29%——相比之下，德国“绿色囚犯”（所谓的职业罪犯）的月死亡率不到1%。[207]

即便整体趋势并不像波尔所说的那样显著，但1943年的集中营系统确实不如之前那般致命，因为经济与管理部的建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虽然各项举措分开看的话成效有限，但汇集到一起后的综合效应显著。自从1939年秋天战争爆发以来，集中营便急速沦为悲惨致命的地狱，如今这个势头得到了短暂的遏止和缓解。正如我们之前所见，集中营的发展并非直线形的，而且它们也不是不受上级指令的影响。柏林的党卫队领导过去可以将恐怖升级，现在也可以加以控制。虽然有些中央指令下达到基层需要时间，有些会被曲解或忽略，但经济与管理部还是可以给集中营定下大方向的。[208]不过，党卫队虽然成功降低了死亡率，但其管理者们没想要改变集中营的整体气氛。结果就是集中营系统的主要特质——忽视、蔑视和仇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改变。

“小白鼠”

西格蒙德·瓦萨（Siegmund Wassing），36岁，奥地利犹太人，1941年11月被送进达豪集中营。5个月后，这名维也纳的前电影技师被判处最可怕的死刑。1942年4月3日，他被关进停在两个医务营房之间的特种载货汽车的压力舱，连着设备检测他的心跳和大脑活动。随后，舱内的空气被抽走，模拟迅速升到高空7英里的情况。在几分钟之内，依旧穿着条纹囚服的瓦萨开始流汗、颤抖、大口喘气；半个小时之后，他停止了呼吸，党卫队空军医生、三级突击中队长西格蒙德·拉舍尔（Sigmund Rascher）准备验尸。雄心勃勃的33岁医生拉舍尔下令把医学处决作为一系列气压实验的一部分，从1942年2月底开始实行，其中还包括模拟高达13英里时压力下降和弹射的情况。总之，数百名囚犯在达豪遭受了实验虐待，数十人死亡。但拉舍尔医生十分乐观。1942年4月5日，也就是西格蒙德·瓦萨被杀两天之后，他在一封信中设想了“航空的全新视角”。[209]

这封信的接收者，即授权这些实验的人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他也同样兴奋。他深深着迷于这样的实验，甚至决定跟之前的一些空军和党卫队官员一样亲自前往观看。在奥斯瓦尔德·波尔的陪同下，希姆莱在1942年5月1日下午来到达豪，视察了五六项模拟高海拔的弹射实验；囚犯们虽然没死，却惨叫晕倒，而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全神贯注地看着。希姆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临走前嘱咐几位当地的党卫队队员，让囚犯们享用他准备的最后一餐——咖啡和白兰地。[210]

大概就在希姆莱视察达豪的时期，人体实验在集中营内兴起。尽管早期也有一些实验，但随着德国军事命运衰落，这样的实验迅速发展起来。到了1942年，党卫队领导想抓住这些肩负着新希望的项目，不管要付出怎样沉重的生命代价，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把集中营囚犯的身体视为可剥削的商品——不只是奴隶劳动，还包括人体实验。许多像达豪里的实验都是明确为战争服务的。由于前线和国内的损失日益扩大，满心焦虑的官员们把目光投向了医学科学，希望凭此扭转局势。对集中营囚犯的残忍实验，为的是找到新方法从寒冷和饥饿、伤病、传染病中拯救德国士兵的生命，保护德国平民免受传染病和烧伤之苦。“我认为竭尽所能保护、挽救数千德国人的生命是我的职责。”一名医生后来这样说，试图给自己参与谋害人命的实验找借口。[211]

集中营实验

人体实验不管在德国境内还是境外，都伴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而出现。目前还远没有出台严格的规定，但自从几件震惊魏玛共和国的丑闻事件发生后，德国医疗机构在1931年起草了几条先驱性人体研究指导原则，禁止强迫性测试，禁止用临终者进行实验，禁止危及儿童。[212]可短短几年后，集中营里的医生便把这些基本原则抛诸脑后。第一批用囚犯做的实验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规模小，相对无害。[213]一旦德国陷入战争，党卫队就开始支持有致命风险的实验，许多实验都是受了前线事故的影响。

第一批此类实验可能发生在萨克森豪森的医务室，两名集中营党卫队的医生在1939年10月至12月期间，用芥子气毒害了数十名囚犯。指令来自希姆莱，因为他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记忆，总担心德国军队可能会遭到化学攻击。为了确定两种潜在疗法的作用，萨克森豪森的医生把芥子气用在了囚犯身上，造成直达胸口的大面积烧伤；有时候，医生还会用细菌感染伤口。最终，他们测试的药品被证实无效。医生们在最终报告中尽可能地承认了这个结论，报告由党卫队帝国医生恩斯特·罗伯特·格拉维茨交到希姆莱手上，前者亲自观看了这些实验。[214]

接下来几年还有更多的实验，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段。战争期间，医生们总共用两万多名囚犯在十多个集中营做过实验，其中数千人丧命。[215]随着死亡人数增多，经济与管理部的管理者们担心可能对强制劳动力造成的影响，在1942年底曾询问过几个集中营在实验里损失了多少工人。[216]同时，医生们也在掩盖痕迹，把那些故意用于感染囚犯的病毒和毒药称为“疫苗”。[217]但偶尔他们也会有疏漏，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称呼这些受害者为“小白鼠”和“兔子”，一些受害者本人也用这些带有黑色幽默的称呼。[218]

海因里希·希姆莱负责这些实验，可能背后有希特勒撑腰。[219]虽然没有集中协调的项目，大部分极端提案来自基层，但希姆莱掌握着解锁“小白鼠”的钥匙，他坚称集中营内的实验必须得到他的首肯才可以进行。[220]那些跟希姆莱有私交的科学家可以直接跟他申请，比如西格蒙德·拉舍尔，其妻跟希姆莱相熟。[221]另一条途径是通过希姆莱的伪科学研究机构Ahnenerbe。该机构最初设立是为了探寻日耳曼种族的神秘根源，在战时转而进行军事研究，确保有充足的集中营囚犯用于各种实验。[222]第三条途径是通过帝国医生格拉维茨，他在战时成了一名更具影响力的人物，1943年时统管党卫队的整体医疗服务。尽管希姆莱反复攻击这位首席医生的专家地位，但格拉维茨证明了自己对集中营内的人体实验有不逊于上司的热情，协助上级评估科学家的申请。[223]

希姆莱着迷于面面俱到地管理医疗酷刑，阅读报告并建议稀奇古怪的新实验。他对于科学目眩神迷，很容易就被所谓专家的激进项目吸引，特别是当这些专家附和他自己的世界观时。他认为牺牲集中营里没有价值的次等人可以挽救德国士兵的性命，谁反对谁就是叛徒。在希姆莱的脑海里，战争是一切行为的合理解释，因此他打开了许多致命实验的大门，达豪也成了主要的实验中心之一。[224]

希姆莱最喜爱的医生

达豪集中营里人体实验的历史和西格蒙德·拉舍尔医生密不可分，他的压力舱实验是一系列致命实验的开端。拉舍尔生于慕尼黑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也是医生），1936年取得行医资格，自1939起在空军服役。他随后的快速晋升凭借的不是政治激进主义（他1939年才加入党卫队），更不是他的业务能力，而是勃勃野心和意志同样坚定的妻子，后者跟希姆莱交往甚密。希姆莱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永远有时间许诺年轻的煽动者，通过非正常途径取得充满前景的科学突破。在他的照拂之下，拉舍尔成了达豪集中营人体实验的首席负责人。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这位自负的新贵蒙骗。卡尔·格布哈特（Karl Gebhardt）教授是武装党卫队数一数二的医生，曾担任德国最著名外科医生绍尔布鲁赫（Sauerbruch）教授的助理，他认为拉舍尔不过是个庸医。他的指控明显不是因为拉舍尔灭绝人性的工作——格布哈特自己也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开展人体实验——而是因为这些工作根本毫无用途。格布哈特教授在复审拉舍尔的其中一篇报告时当面告诉他，如果这篇报告是一名大一本科生交上来的话，自己会直接把人丢出办公室。拉舍尔在空军里的上司也越发小心起来。虽然感念拉舍尔在达豪发起了航空实验，可他们也越来越不满意拉舍尔越级直接向希姆莱汇报的做法。遵从希姆莱的心愿，拉舍尔最终在1943年离开空军，一心一意为党卫队（以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的职级）杀人，在达豪经营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实验站。[225]

只要有希姆莱撑腰，拉舍尔便有事可忙。气压实验于1942年5月结束后，拉舍尔和一些同事很快开始了下一个实验，把囚犯泡在冰水里。当然，这个实验也是出于军事考虑。鉴于越来越多的德国飞行员坠落英吉利海峡，空军希望了解更多有关长时间落水的信息。在测试中，囚犯必须爬进一个冰冻的水箱，里面的水里还有浮冰。一些囚犯还需穿戴飞行员的全套装备，其他人则把衣服都脱光。一名年轻的波兰囚犯一次又一次地用不纯熟的德语恳求施虐者停止：“不要水、不要水。”另一名波兰囚犯莱奥·米哈洛夫斯基（Leo Michalowski）神父后来在纽伦堡医生法庭上就自己遭受的折磨作证，他是唯一一个站出来作证的幸存者：“我在水里冻得要死，双脚像铁块一般僵硬，双手也是一样，几乎没有了呼吸。我开始再一次发抖，冷汗从头上流下来。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然后我再一次恳求他们拉我上来，因为我再也受不了泡在水里了。”

几个小时后，大多数囚犯最终被拉了上来，他们已经失去意识，医生尝试通过药物、推拿和电热毯把他们唤醒。米哈洛夫斯基被救了回来，但更多的人就此丧命。还有一些人是被故意留在水箱里等死的，因为这样拉舍尔才能更近距离地研究他们的死因。总之，大约有200～300名达豪囚犯遭受了水箱折磨。数十人死亡，大多是在拉舍尔单独监视之下。空军收集了足够的数据后，这项实验在1942年10月被官方叫停，但之后拉舍尔自己仍在继续，他为了进一步推动自己的事业，就像之前做气压实验一样，他开始加入更极端的实验内容。[226]随着1943年初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他甚至把冰冻实验拓展到了陆地上。为了研究最严重的冻伤，达豪囚犯们在冬天夜里被关在外面，为了不让他们惨叫还给他们注射了镇静剂。据达豪的一名审头回忆，拉舍尔的野心驱使着他名副其实地“踩着尸体前进”。[227]

海因里希·希姆莱对拉舍尔的冰冻实验极感兴趣，甚至亲自参与其中。他建议说，最有可能让浸泡在冰水中的囚犯恢复生机的方式是人体取暖；为了验证他的假设，他要求拉舍尔让裸女去爱抚失去意识的男人。[228]希姆莱的建议完全没有意义。即便“动物的温暖”（他的原话）有作用（实际证明并没有），就连希姆莱也不可能提议在德国海军的战舰上安排妓女，以防遇到落水的飞行员。[229]但希姆莱在党卫队内被奉若神明，他的话神圣不可侵犯。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赶紧在1942年10月送了四名女囚犯过来——首批进入达豪的女囚——开始实验。不久，拉舍尔肮脏的余兴节目便如磁铁一般吸引了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和相关各方。[230]

头号窥淫狂要数性压抑的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对这个实验“极为好奇”，必定要亲眼看看才好，所以1942年11月13日一早便来到了达豪拉舍尔实验站。希姆莱全程近距离地观看。一名裸体男囚被扔进水里；他挣扎着要出来，但拉舍尔一直把他往下压；这名男子失去意识后被拉出水；他全身冻僵，被抬到一张大床上；两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尝试与他性交。希姆莱满意了，除了对波尔有一点小小的抱怨：他认为其中一个女人，一名年轻的德国囚犯，依然能为纳粹民族共同体挽救一下，而不是被当作性奴。[231]

西格蒙德·拉舍尔的一切似乎都顺风顺水。在希姆莱的帮助下，1944年初的他声名赫赫，已经接近自己的终极梦想，获得教授职位。与此同时，他继续手上的人体实验。他对一种名为Polygal的止血药物尤其感兴趣，下令抓几名达豪的囚犯来测试药效。这种药是达豪集中营里的一名在押的犹太药剂师开发的，拉舍尔想从中获利，准备在自己的工厂里批量制造。拉舍尔的专业前途和财路一片光明，私生活也有好消息。他的妻子——通过勒索释放的囚犯，威胁把他们重新抓回达豪集中营，来赚取额外的暴利——宣称怀上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232]

但一切并不像看上去那般美好。随着慕尼黑发生的一桩抢掠儿童事件，刑警发现拉舍尔如画的家庭生活——希姆莱为此对他印象颇佳，还送了他礼物——其实建立在犯罪和欺骗之上。这几个孩子都不是他们夫妇亲生的；拉舍尔夫人的儿子都是从别的母亲那里抢来的，她的丈夫是同谋共犯。随后警察的调查还发现了她丈夫在集中营贪污腐败的证据。傲慢的拉舍尔在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里树敌颇多，尤其是因为他辉煌的前程。1944年5月他被拘留，就在快被释放前，党卫队在达豪地堡里枪毙了他，这个地方离他开展自己害人的实验的地方不远。几乎同时，他的妻子被绞死在拉文斯布吕克，死前她曾多次试图逃跑。[233]

但党卫队在达豪的实验并没有随着拉舍尔的倒台而停止。拉舍尔或许是集中营里最知名的医疗施虐者，但并不是唯一一个。自1942年起，还有好几名医生在进行人体实验，用细菌感染囚犯然后测试对抗血液中毒和伤口溃烂的药物，逼迫囚犯喝海水来测试一种据说能改良口感的物质。[234]事实上，达豪是一项最大规模的集中营人体实验的站点——克劳斯·席林（Claus Schilling）博士领导的疟疾研究站，他是传奇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的学生。席林已经70多岁了，他漫长的职业生涯都浪费在徒劳地寻找一种疫苗上。鉴于他此前微不足道的记录，他在集中营里提议的人体实验也不太可能成功。可是，希姆莱渴望找到一种药物来保护军队在东部占领区免收疟疾侵扰，因此准许了席林开展实验。席林搬到达豪居住，实验始于1942年2月，直到1945年春天集中营土崩瓦解时才结束。总共约有1100名囚犯，其中一些已经虚弱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通过注射和蚊虫叮咬被传染，使席林和他的手下能够测试一系列药物。这些囚犯经受了四肢浮肿、掉指甲和头发、高烧、瘫痪等种种折磨。许多囚犯死于用药过量，活下来的则通常要经受更多的实验。[235]

达豪集中营党卫队参与了这些实验，就像参与其他活动一样。每当席林博士需要新的牺牲品，达豪集中营的医生就会给出一份囚犯的名单。这份名单被送到党卫队劳动办公室；所有登记在册的囚犯都被纳入考虑，毕竟这些被关进实验站的囚犯名义上被定义为受聘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当“小白鼠”，受尽折磨）。然后，这份名单被送到集中营营区负责人手中，他通常会做一些调整。最终版本会被放到指挥官的案头等他签字。只有到这时，不幸的囚犯才会被拖进席林的疟疾站。[236]类似的情景在其他集中营也会上演，集中营党卫队协助医生虐待和杀害囚犯，为的是让自己的事业更进一步以及帮助德国赢得战争。

为胜利而杀戮

1942年8月14日，年轻纤瘦的教师拉蒂丝娃·卡罗林斯卡（Władislawa Karołewska）被要求去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医务室报到，德国占领波兰后，她参加过当地的抵抗运动。与她一同前往医务室的还有其他几名波兰囚犯。在那里，她的腿上被打了一针，结果导致她开始呕吐。随后，她被带到手术室又打了一针；她昏迷前最后看到的是一名戴着医用手术手套的党卫队医生。当她醒来时，她的腿在不停抽搐：“我发现自己的腿被打上了石膏，从脚踝到膝盖。”三天后，一直高烧不退、腿部肿胀且有液体渗出的卡罗林斯卡再次被同一名医生拿来做实验。“我感到剧烈的疼痛，”她在战后作证说，“而且我记得他们从我的腿里切了一些东西出去。”卡罗林斯卡在一间充满了排泄物恶臭的屋子里躺了两周，旁边有一个有同样遭遇的波兰女囚。两周后，绷带终于被取下来，她第一次看到了自己术后的腿：“创口深到可以看见骨头。”又过了一周，党卫队把她放回营房，即便她的腿还在流脓，而且无法走路。很快，她又被送回医务室，集中营医生再次对她进行了同样的手术；她的腿又肿了起来。“这次手术令我感觉更糟糕，甚至无法移动。”[237]

拉蒂丝娃·卡罗林斯卡遭受的摧残不仅给她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痛，还给她的心理带来了无法愈合的创伤。她并不知道，这是好几座集中营一系列协同实验的一部分，为的是测试抵抗所谓气性坏疽的药物。军队和集中营医生从1941年底开始辩论用磺胺类药物治疗伤口感染的作用，因为德国军队在东线的死亡率一路飙升。1942年6月初，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因气性坏疽丧命——一名刺杀者扔出手榴弹造成爆炸，导致车里的垫衬碎片刺入了他的身体——这个问题对希姆莱越发紧迫，而他坚信磺胺类药物是灵丹妙药。

海德里希死后不过数周，实验就在拉文斯布吕克开始了，那是1942年7月20日。党卫队临床医生卡尔·格布哈特教授负责该实验，他在附近的霍亨林青（Hohenlychen）经营着一家疗养院和党卫队医院。为了模拟气性坏疽的症状，医生深深地切开数十名囚犯的腿，绝大多数是像卡罗林斯卡一样的波兰女人，放入细菌、土壤、木屑和玻璃碎片。最终，格布哈特教授认定磺胺类药物对治疗此类感染效果甚微。事实上，格布哈特本就希望这些药测试失败。身为党卫队领先的外科医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必须维护前线外科手术的重要地位。更要紧的是，他被指控搞砸了海德里希的治疗（他被希姆莱派到布拉格照料这位受伤的副官，在治疗中反对使用磺胺类药物）。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格布哈特需要拉文斯布吕克的药物实验一无所成。数位女囚死在随后的手术中，其他人则要在剩余短暂的生命中背负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238]

跟拉舍尔医生在达豪集中营搞的高空和冰冻实验一样，残害拉文斯布吕克囚犯的实验也是作战实验的一部分，表面上是为了挽救遭受致命伤的德国士兵的生命。在其他几座集中营，囚犯们也为了这个原因被故意打伤和杀害。比如在纳茨维勒集中营，奥托·比肯巴赫（Otto Bickenbach）教授负责碳酰氯（光气）的死亡实验，这是一种有毒的气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作化学武器。为了研究它的效果并测试药效以保护德国军队，1943～1944年有100多名囚犯被迫走进纳茨维勒的小型毒气室。据一名幸存者回忆，短短几分钟内他就感到了一种剧痛，几乎无法呼吸：“就好像有人用针刺穿了我的肺。”很多囚犯窒息而亡。其他人在接下来的几天死得充满煎熬和痛苦，他们会咳血，甚至是肺部组织。[239]

还有一系列作战实验旨在保护德国军队不受传染病的侵害，包括肝炎、肺结核，特别是斑疹伤寒。[240]在东欧占领区，德国士兵经常会被传染斑疹伤寒，因此德国高层视其为一个重要的威胁，不仅对军队而言，对国内的人口来说也是如此。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开发疫苗所做的工作最多。在这里的常设研究站，有24个不同的实验在展开，由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埃尔温·丁（Erwin Ding，又被称为丁-舒勒）博士负责。他是一个无能的年轻医师，来自武装党卫队的卫生研究院。他的副手是布痕瓦尔德党卫队医生瓦尔德马·霍芬（Waldemar Hoven），出身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但在选择学医和加入集中营党卫队之前他辍学四处流浪——甚至有一段时间曾在好莱坞片场当临时演员——他上学的时间还不足五年（霍芬很无能，他甚至命令囚犯给自己写论文）。从科学角度来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设计得漏洞百出的实验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无能。最实质性的结果就是苦难。1943年夏天的一次实验需要测试赫司特公司开发的两种药物，39名受测囚犯中死了21个；幸存者里大多数人会发高烧，脸和眼睛肿胀，出现幻觉和震颤。1942～1944年，据说医生们总共在1500多名囚犯身上做过实验；200多人没能活着走出布痕瓦尔德的斑疹伤寒研究站。[241]

最后一套作战实验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激发德国军队的表现而设计。医生们利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囚犯展开了数个实验。1944年11月，一名海军医生运用大剂量兴奋剂，包括可卡因，想要找到一种可以让潜水艇上的士兵一连好几天听从调派、不眠不休的药物。集中营党卫队让他随意使用一支体力最透支的劳动小组，那些犯人为了测试鞋子的新款式，每天要背着沉重的沙袋绕圈走25英里。20岁的金特·莱曼（Günther Lehmann）就是被选中做实验品的囚犯之一。在为期4天的可卡因实验中，他只睡了几个小时，其余时间一直蹒跚走在测试的轨道上，背着一个25磅重的帆布包。不像许多纳粹人体实验的牺牲者，莱曼侥幸活了下来。[242]

奥斯维辛和纳粹种族科学

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约瑟夫·门格勒在1943年5月底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年32岁，此前两年基本在东部前线度过，是党卫队营职医官。他到集中营任职的第一年担任所谓吉卜赛营的党卫队主要医生；随后他接管了医务区，成了比克瑙的党卫队高级内科医生。跟其他奥斯维辛医生一样，门格勒执行了许多残忍的任务。他负责监督囚犯的死刑和毒气处决，凭借对流行病的致命探索而闻名于党卫队。门格勒还经常亲自到站台筛选犹太人，他样貌出众、情绪高昂、动作夸张，像指挥官一样把囚犯分成不同的组。1944年夏天，奥斯维辛党卫队首席内科医生爱德华·维尔茨表扬了门格勒工作时的“审慎、毅力和活力”。此外，维尔茨还被门格勒业余时间的狂热行为深深打动了，称门格勒“利用手中的科学材料为人类学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243]维尔茨所指的副业是门格勒最痴迷的爱好：以纳粹种族科学的名义折磨囚犯。种族科学是集中营的第二大研究课题，不同于作战实验，主要在奥斯维辛地区展开。

门格勒博士是种族生物学的信徒，信奉利用科学手段，通过辨识和除掉劣等种族来净化国家机体。尽管他的信仰和纳粹的理念高度一致，但门格勒（跟拉舍尔博士一样）早期并不是狂热的纳粹追随者。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民族保守主义家庭，二十五六岁才申请加入纳粹党和党卫队（分别在1937年和1938年）。他的主要使命是种族科学。身为好学之士，门格勒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从一开始就专注于种族遗传学和人类学。这名勤奋的年轻科学家很快被男爵奥特马尔·冯·费许尔（Otmar Freiherr von Verschuer）教授招至麾下，后者是研究德国种族卫生学的资深元老之一，后来成为柏林威廉皇帝学会人类学、遗传研究和优生学研究所所长。门格勒成了他的一名助理，全职加入党卫队后继续与他一起工作。

种族屠杀期间的奥斯维辛对于门格勒这样努力且缺乏道德底线的种族生物学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研究地点。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测试一切假设，哪怕是自相矛盾的，而且这里总有充足的“科学材料”。他要的实验用囚犯会得到特殊的地位。他们与其他囚犯隔离，只归他私人支配；他们的身体，不论死活，都属于门格勒。[244]他的实验品主要是有生长萎缩和其他不同寻常生理特征的人，他和助手狂热地拍照、测量、拍X光片。他在1944年5月时尤其兴奋，因为一个身材极矮小的旅行表演家庭从匈牙利被送进奥斯维辛。门格勒几年前就想要拿他们做实验，如今到手后他马上开始给这些牺牲品注射、放血、滴眼药水、提取骨髓。其中一名表演者，伊丽莎白·奥维茨（Elisabeth Ovici）后来回忆“我们经常会感到恶心痛苦，不得不呕吐”。不过，她逃过了最糟糕的命运，门格勒手中很多身体畸形的囚犯都被杀了；一丝不苟地验尸后，他们的骨头被送到威廉皇帝学会收藏。特制的眼球也被送到同样的地点，是门格勒提供给费许尔的另一名助理卡琳·马格努森（Karin Magnussen）博士的，她在研究眼睛颜色不同的吉卜赛人。[245]

门格勒博士的专长是折磨双胞胎。德国和海外的种族遗传学长期关注于双胞胎的研究，这也激发了门格勒早期学术研究的兴趣。被指派到奥斯维辛之后，他开始系统性地在集中营搜罗有助于他研究事业的囚犯。他总共可能筛选出1000多对双胞胎用来做实验。其中大多数都是2～16岁的孩子，其中一些兄弟姐妹因为是双胞胎才逃过了被送进毒气室的命运。门格勒用他们做了一连串的实验。首先是疯狂地采集人体数据，学究门格勒坚信只要事实充足就必然可以获得重要的洞察；每对双胞胎都要完成一份表格，上面有96个不同的部分。“上百次的身体检查、测量、称重”，埃娃·海尔什科维茨（Eva Herskovits）后来这样形容她在门格勒手中的遭遇。党卫队提取的血样太多，以至于有的孩子因贫血而丧命。

然后是实验。为了改变双胞胎眼睛的颜色，门格勒和他的手下给双胞胎眼睛里注入液体，造成他们的眼睛肿胀烧伤。党卫队还让他们染上传染病，以观测他们的反应。此外，门格勒开展奇奇怪怪的外科实验，通常都没有麻醉，目的是对比儿童对疼痛的敏感性。有一次，两个不足三四岁的男孩被缝到了一起，仿佛连体婴儿；他们死前日夜不停地惨叫。死亡给了门格勒另一个机会做研究，他经常亲自给囚犯注射致命性毒剂。[246]

鉴于门格勒罄竹难书的罪行，他之所以成为奥斯维辛所有行凶者里最臭名昭著的一人，原因一目了然。但是，他的恶名掩盖了其他医生的行为。门格勒并非个例。在他身处的环境下，医疗谋杀囚犯是一件寻常事。数十位内科医生在奥斯维辛开展种族实验，这里不仅有集中营党卫队的医生，比如维尔茨博士，还有来自党卫队、军队甚至外界的民间研究人员。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人口最多，其中许多是犹太人，因此对于那些寻求人类“小白鼠”的医生来说，这里比达豪集中营更具吸引力，死伤也绝非其他集中营可比。

在这些被吸引到东边的医生当中，两个对头——卡尔·克劳贝格（Carl Clauberg）教授和霍斯特·舒曼（Horst Schumann）博士在测试快速且廉价的大规模绝育。热衷于在东欧占领区消除多余的人口群体，希姆莱在1942年夏天批准了这些实验。这引发了两位医生之间的一场可怕竞赛，他们争着寻找最高效的绝育方法。在集中营里规模最大的这场实验中，他们屠杀了数百名奥斯维辛囚犯（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第一位医生卡尔·克劳贝格教授在1942年7月的一次午餐时，与希姆莱和格吕克斯讨论他给犹太女人做绝育的方案，他想给宫颈注射一种化学物质，通过封死输卵管达到绝育的效果。这个过程会引起剧烈疼痛，无数女人死于并发症；其他人则被杀死，好方便克劳贝格检查她们的器官。一名幸存者查娜·霍芬贝格（Chana Chopfenberg）后来回忆说，克劳贝格对待她们“如同牲畜”。注射时她被蒙住了眼睛，她被威胁说如果喊叫的话就会被杀。执迷不悟的克劳贝格在战后坚称自己的实验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并且让许多妇女逃脱了被灭绝的命运（1957年，他在德国的一家候审监狱里死于中风）。

他的对头舒曼博士也在附近狂热地工作着，以一种粗枝大叶且碰运气的态度，使用极大剂量的放射物（他从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放射科医生培训），然后开展手术。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性器官的深度烧伤、严重感染和许多人死亡。与对手不同，舒曼博士主要选择男囚作为实验对象。其中一人，哈伊姆·巴利兹克（Chaim Balitzki）在战后作证时崩溃大哭。“最惨的是，”他说，“我再也不会有孩子了。”舒曼并没有因为伤亡的代价停下脚步，反而继续向前，但最终不得不承认手术比X光更有效。克劳贝格教授获胜。1943年6月，克劳贝格告诉希姆莱自己的实验即将完成。他坚称有合适的装备和支持就能很快在一天内给1000名女性绝育。不过他的实验还没做够，1944年继续在拉文斯布吕克进行进一步的化学物质注射实验。[247]

纳粹医生甚至挑选奥斯维辛囚犯送到其他集中营做死亡项目。最声名狼藉的项目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骨骼收藏，那里是纳粹种族科学的温床，设于1941年。1942年2月，希姆莱收到了一份来自奥古斯特·赫特（August Hirt）教授的报告，他是Ahnenerbe的领头医生，最近刚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赫特的报告里提议杀死“犹太-布尔什维克委员”，填补现有“骨骼收藏大全”的空白。希姆莱同意了，这个方案很快进一步拓展：通过谋杀奥斯维辛挑选出的囚犯，完成一整套种族人类学骨骼收藏。最终三名Ahnenerbe的官员在1943年6月前往奥斯维辛。他们挑选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囚犯，测量、拍照、录像。42岁的梅纳赫姆·塔费尔（Menachem Taffel）是被选中的人之一，他生于加利西亚，后来到柏林当送奶工，1943年3月被送往奥斯维辛（他的妻子和14岁的女儿刚到集中营就被送进了毒气室）。1943年7月底，党卫队把塔费尔和其他86名犹太囚犯一起送往纳茨维勒，在那里把他们赶进了新建的毒气室（除了一名女囚因反抗而被枪决）；指挥官约瑟夫·克拉默亲自注入氢氯酸，观看囚犯们死亡。尸体随后被送往40英里外的斯特拉斯堡解剖学院。当盟军于1944年秋天逼近阿尔萨斯时，赫特和他的同事试图掩盖痕迹。但他们没能销毁所有的证据，盟军士兵进入斯特拉斯堡研究所地下室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装满尸体的大桶，被锯断的腿和躯干，这些都是为了赫特的骨骼收藏保存的。[248]

追求科学的刽子手

战争结束后，集中营人体实验背后的医生通常被描绘成像弗兰肯斯坦博士一样隐世疯狂的科学家，秘密从事骇人的研究。[249]现实并没有这么耸人听闻，但更令人不安。大多数研究都是受主流科学理论的启发，许多行凶者是医学界受人尊敬的医生学者。像格拉维茨教授和格布哈特教授这样的人都属于德国医学界的精英（同样也是新兴的党卫队上流阶层）。[250]克劳贝格教授也是如此，他是有名的妇科医生，一位经济与管理部的高级官员甚至专程带着经历了多次流产的夫人从柏林到奥斯维辛找他私下问诊。[251]

即便是最可怕的实验，背后的负责人也不是无名之辈。有几位历史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可能是精神变态。可他的实验动机（起码最初）是出于德国的军事需要；因此才有了空军的积极合作，是空军的科学家们要求在达豪开展气压、冰冻和海水测试的。[252]至于约瑟夫·门格勒博士，尽管他罪行昭昭——奥斯维辛的一名囚犯医生后来称他是嗜虐成性的“次等人”和“名副其实的精神病”——他的同行却不这么认为。跟拉舍尔不同，门格勒是胸怀大志的学者，而且一直跟值得尊敬的老师费许尔教授有联系。门格勒获取的人体器官被送到费许尔的威廉皇帝学会研究所进行分析，那可是德国科学研究的精英机构（1948年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曾大力支持纳粹的种族政策。门格勒还从（按费许尔的说法）“种族背景最丰富多样的人”身上采血，血样供一个蛋白质研究项目使用，该项目由备受尊敬的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资助。DFG还支持了好几个集中营里的人体实验，比如达豪集中营席林教授的疟疾实验。[253]

沆瀣一气的情况还延伸到更广泛的德国科学界。至少在一些圈子里，尽管谈论这些实验是不得体的，但它们是公开的秘密。德国武装部队的高级医官知道得尤为详尽，这都要拜医疗会议上的论文所赐。1942年10月一次这样的大会上聚集了90多位领先的空军医生和低体温症研究专家，在纽伦堡豪华的酒店里，他们得知了达豪集中营里的冰冻实验。德国基尔大学的恩斯特·霍尔茨勒纳（Ernst Holzlöhner）教授带头做报告，其中包括拉舍尔博士的讲话，内容无疑显示出有囚犯在实验中死亡的事实；参会的医生中没有一人关心此事。一些行凶者甚至在科学期刊和著作上公开发表工作中的细节。虽然他们没有提到对囚犯的虐待，但人们也能从字里行间察觉出这些实验必然发生在集中营；无须鉴定的才能也可以知道“达豪”里的“测试人员”是囚犯。[254]

德国制药行业也牵扯其中。拜耳（法本公司）的员工赫尔穆特·费特尔（Hellmuth Vetter）博士也是一名集中营党卫队医生，早在1941年，他就开始在达豪囚犯的身上测试一些磺胺类药物。他很高兴能够“把我们的新产品用于实际测试”，他写信给在公司总部的同事，告诉他们自己喜欢这里的食物、住宿条件和党卫队的陪伴：“我觉得这里就是人间天堂。”费特尔后来继续去其他集中营，在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测试具有潜在致命性的药物（由法本公司开发）。同时，正如历史学家恩斯特·克莱（Ernst Klee）所言，布痕瓦尔德成了名副其实的“制药行业实验室”，因为制药企业争相在被党卫队用斑疹伤寒感染的囚犯身上测试自己的产品。[255]

鉴于医生们积极地参与医疗折磨和谋杀，值得人们想起的是，德国医生本就是纳粹主义最狂热的支持者，纳粹主义许诺了他们国家的复兴和一个更光明的事业前景。在第三帝国期间，一半的男医生加入了纳粹党，7%加入了党卫队。纳粹的生物政治学不仅提高了医生的地位，还鼓励医疗规范的改变。像大规模绝育这样的举措从一开始就明确显示出“民族共同体”的健康至上，以及“非本族者”没有权利。[256]

集中营人体实验一旦展开，便自成气候，进一步刷新伦理界限。以格哈德·罗泽（Gerhard Rose）教授为例，他是著名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热带药物部门的主任。1943年5月，罗泽参加一次会议，来自布痕瓦尔德的丁博士提交了一篇关于斑疹伤寒实验的论文。出乎所有人意料，罗泽教授公开挑战丁博士，称他的实验从根本上打破了医疗惯例。丁博士为了辩驳，声称（并不属实）自己只用死刑犯做实验。手足无措的主席很快终止了这场讨论。但罗泽教授的原则立场并没有坚持多久；随着人体实验越来越普及，他也想要让自己的研究受益。攻击丁博士后不过数月，他便联系上了武装党卫队的卫生研究所，提出要在布痕瓦尔德测试一种新的斑疹伤寒疫苗。希姆莱同意在所谓的职业囚犯身上做实验，丁博士很乐意帮助这位昔日的批评家；实验从1944年3月起开始在布痕瓦尔德展开，夺去了六名囚犯的生命。[257]

丁博士被迫在1943年的会上捍卫自己的实验时，他的假设是正确的，那就是许多同事不会反对杀掉国家的敌人，特别是那些已经必死无疑的人。毫无疑问，使用集中营里的囚犯，那些生命不值一提的人，有助于缓解对实验的担忧。医生们还强调了实验的功利性。由于残疾人反正会被“送进特定的房间”用毒气处决，西格蒙德·拉舍尔在1942年夏天（含蓄提到14f13行动时）巧妙地问，那用他们来测试“我们不同的化学战剂”岂不是更好？[258]相似的论调在第三帝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国家关押的囚犯也被用作“小白鼠”，一名医生收集要上断头台的囚犯的血液，用来补充本地医院的血库；他理直气壮地认为，不然这些血也只能“白白流走，毫无用处”。[259]

这种突破道德底线的科学甚至吸引了一些囚犯。米克洛什·尼斯力（Miklós Nyiszli）博士是一名成就卓著的法医病理学家，1944年5月和其他犹太人一起从匈牙利被遣送到奥斯维辛。党卫队赦免了他的性命，因为他身体健康而且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凭借自己的医学本领，他很快成了比克瑙火葬场的一名囚犯医生。他的上级不是别人，正是约瑟夫·门格勒。尼斯力成了门格勒的病理学助手，协助他谋杀，解剖双胞胎，撰写报告，给骨骼收藏准备尸体。尽管尼斯力知道纳粹种族科学的所有邪恶，却还是被吸引，他对于科学的热情偶尔会让他情不自禁。战后，他很快开始撰写著作，提及了集中营里“巨大的研究潜力”，还兴奋地回忆自己验尸时发现的“古怪、极为有趣”的医学现象，他还跟门格勒博士像所有医学同僚一样详细探讨过。[260]

至于受害者，有的人反倒因为实验捡回了一条命。他们是待宰的羔羊，却逃过了必然死在党卫队手上的命运。比如两个年轻的捷克兄弟，兹德涅克·施泰纳和伊里·施泰纳在奥斯维辛得以幸存，只因为门格勒博士把他们要过来做实验。显然，他把他们的名字从毒气室名单上撤了下来。“幸运的是，门格勒听说了这事，救了我们一命，”这对兄弟在1945年作证说，“因为他还需要我们。”[261]

但还有更多的受害者被宰割杀害。整体而言，党卫队的目标更多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不仅因为集中营里男人的数量更多，还因为这些实验本是为惠及德国士兵而设。大多数遇害者都处于纳粹种族链的底端，波兰人成了被害者最多的民族群体。不过有时，党卫队没能就目标对象达成一致。在强迫囚犯喝海水时，不同的官员提议了不同的“小白鼠”。经济与管理部的里夏德·格吕克斯想用犹太人；帝国中央安全局的阿图尔·内贝（Arthur Nebe）建议用“有一半吉卜赛血统的反社会人士”；这两个提议均遭到了党卫队帝国医生恩斯特·罗伯特·格拉维茨的反对，他认为受害者必须“在人种上更接近欧洲人”。最终，没有一个群体安全无忧。毕竟，希姆莱本人于1942年宣布，选择集中营囚犯进行具有潜在致命性实验的一个理由是他们“该死”——只要党卫队想，这个标签就可以被贴在很多囚犯身上。[262]

就连孩子也不能幸免，从1943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了目标。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是门格勒在奥斯维辛的双胞胎实验的核心，还会被送到其他集中营做实验。比如，党卫队在1944年11月把20名犹太儿童送去诺因加默进行肺结核实验，他们在那里迎来了可怕的命运。其中一个孩子是12岁的乔治斯·科恩（Georges Kohn）。他在1944年8月和父亲以及其他五位家人一起，从德朗西被送往奥斯维辛。他的父亲是巴黎罗斯柴尔德医院（法国最大的犹太医院）的主任。等到火车驶入奥斯维辛时，乔治斯身旁只剩下80岁的祖母了：他的一个哥哥和姐姐中途跳车逃走了，他的母亲和另一个姐姐被送进了贝尔根-贝尔森，他的父亲阿曼德（Armand）则在布痕瓦尔德。他的父亲是唯一一个活着走出集中营的；战后他回到了巴黎，疾病缠身，永远不知道自己最小的儿子遭遇了什么。[263]

阿曼德·科恩和大批犹太囚犯一起，在战争后期被送到布痕瓦尔德和德国境内的其他集中营。他们的到来标志着政策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到了1944年，政府对强制劳动力的渴求如此强烈，以至于胜过了纳粹种族理念中一些神圣的原则。经过数年狂热的种族清洗，帝国境内和集中营里已经像希姆莱要求的那样“摆脱犹太人”了，但政府为了建造自己的奴工大军，扭转了这种轨迹。[264]来自远方的犹太囚犯的大批拥入是集中营系统大规模转型的一部分，数百个新集中营应运而生，成千上万的新囚犯到来。当哈茨山中建成一座可怕的新营时，集中营或许在1943年秋季前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座新营的名字是多拉（Dora）。

[1] Pohl to LK et al.，April 30，1942，IMT，vol. 38，365-67，ND：129-R，quotes on 366，摘自波尔在1942年4月24～25日的会议总结。See also Pohl to Himmler，April 30，1942，in ibid.，363-65；testimony O. Pohl，1947，TWC，vol. 5，434；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January 2，1947，p. 11. 跟波尔在1942年4月30日给希姆莱的会议总结中暗示的不同，把强迫劳动力的责任交给指挥官并没有违背之前的实践操作，而是重申了格吕克斯的早期命令（此举终结了草率的党卫队试验，本地的劳动办公室代表开始正式监督集中营劳动力的调派）；BArchB，NS 4/Na 103，Bl. 2-4：Glücks to LK，February 20，1942。

[2] 抱怨的内容可参见Judgment of the U.S. Military Tribunal，November 3，1947，TWC，vol. 5，981。集中营工厂的管理者们也参加了1942年4月WVHA的会议。

[3] 例子参见IfZ，F 13/6，Bl. 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Bl. 352-53；IfZ，ZS-1590，interrogation of G. Witt，November 19，1946，pp. 11-12。1942年，波尔平均每月都跟希姆莱见一次面；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

[4] BArchL，B 162/7998，Bl. 623-44：Vernehmung J. Otto，April 1，1970，Bl. 630-31；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8. 比如1943年1月，希姆莱要求对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囚犯人口进行调查；NAL，HW 16/23，GPD Nr. 3，WVHA-D to Auschwitz and Majdanek，January 26，1943。

[5] 希姆莱的官方日志记录了他访问拉文斯布吕克（1942年3月3日）、达豪（1942年5月1日和11月13日）、奥斯维辛（1942年7月17～18日）和萨克森豪森（1942年9月29日）；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

[6] Zámečnik，“Aufzeichnungen，” quote on 197-98.

[7] Longerich，Himmler，701-25.

[8] Müller，“Speer，”275-81；Kroener，“‘Menschenbewirtschaftung，’”777-82，804；Naasner，Machtzentren，445-55. 更概括的内容参见Tooze，Wages，513-89。

[9] BArchB，Film 44564，Vernehmung O. Pohl，February 5，1947，p. 5.

[10] Schulte，Zwangsarbeit，200-201；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371. 希姆莱最初成立WVHA的命令里并没有包括IKL（Befehl Reichsführers SS，January 19，1942，in Naasner，SS-Wirtschaft，225-26），所以它的附属关系显然是事后添加的。IKL在1942年3月16日被正式并入WVHA；R. Glücks，Stabsbefehl Nr. 1，March 16，1942，in Tuchel，Inspektion，90-91。

[11] Quote in WVHA，Befehl Nr. 10，March 13，1942，in Tuchel，Inspektion，88. See also BArchB，NS 19/2065，Bl. 36-37：Himmler to Pohl，March 23，1942.

[12] StANü，K.-O. Saur，Niederschrift über Besprechung，March 17，1942，ND：NO-569；Protocol Hitler-Speer conference on March 19，1942，in Boelcke，Rüstung，74-82. See also Buggeln，System，15.

[13] Quotes in 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Warum bin ich Nationalsozialist，” January 24，1932；ibid.，E. Pohl to Himmler，July 4，1943. See also IfZ，F 13/6，Bl. 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381. 希姆莱的办公室日志在1941～1942年只记载了他与格吕克斯的三次会面。

[14] Schulte，Zwangsarbeit，201-208，447；Allen，Business，154-58；Judgment of the U.S. Military Tribunal，November 3，1947，TWC，vol. 5，993，997-1000，1004-1008，1023-31，1043-47；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September 26，1946（p. 79），December 17，1946（p. 36）；Naasner，SS-Wirtschaft，242-43；Kaienburg，Wirtschaft，20.

[15] Testimony O. Pohl，June 3，1946，in Mendelsohn，The Holocaust，vol. 17，47.

[16] Liste Stab/Amtsgruppe D，September 6，1944，in Tuchel，Inspektion，200-203；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348.

[17] 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June 26，1947，p. 1；testimony Sommer，TWC，vol. 5，345-46，678；Fernsprechverzeichnis，January 15，1945，in Tuchel，Inspektion，204-207. 有关党卫队的大食堂，参见IfZ，ZS-1154，Vernehmung H. C. Lesse，November 16 and 19，1946。

[18] Liste Stab/Amtsgruppe D，September 6，1944，in Tuchel，Inspektion，200-203. 可能有些没被列在名单里的女性，被党卫队指派为电报员和无线电话务员；Mühlenberg，SS-Helferinnenkorps，322。以上所述，也可参见StANü，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p. 8。

[19] R. Glücks，Stabsbefehl Nr. 1，March 16，1942，in Tuchel，Inspektion，90-91. 据一位了解情况的WVHA-D处官员所说，后来新增了一个负责指挥军队的办公室；StANü，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p. 9。

[20] BArchL，B 162/7998，Bl. 623-44：Vernehmung J. Otto，April 1，1970，Bl. 639；ibid.，Nr. 7999，Bl. 768-937：StA Koblenz，EV，July 25，1974，Bl. 786-89；Broszat，Kommandant，204-207. T字楼的平面图，参见Tuchel，Inspektion，208-209。

[21] BArchL，B 162/7999，Bl. 768-937：StA Koblenz，EV，July 25，1974，Bl. 895；testimony O. Pohl，June 3，1946，in NCA，supplement B，1582.

[22] Quote in testimony O. Pohl，June 13，1946，in NCA，supplement B，1604. See also BArchL，B 162/7997，Bl. 615-19：Vernehmung W. Biemann，December 9，1969，Bl. 618.

[23] BArchL，B 162/7997，Bl. 525-603：Vernehmung K. Sommer，June 30，1947；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September 26，1946，p. 42；ibid.，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14，1947（quote on p. 1）and March 19，1947；ibid.，NS 4/Na 6，Bl. 30：Glücks to LK，January 13，1944；Allen，Business，183-84；Schulte，Zwangsarbeit，390-91.

[24] MacLean，Camp，276-77；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19，1947，pp. 11-13；ibid.，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September 26，1946，pp. 47-48.

[25] LG Münster，Urteil，February 19，1962，JNV，vol. 18，271；BArchL，B 162/7996，Bl. 325-38：Vernehmung J. Muthig，March 18，1960，Bl. 333；IfZ，F 13/8，Bl. 486-87：R. Höss，“Dr. Enno Lolling，” November 1946.

[26] StANü，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Hahn，Grawitz，238-40.

[27] Hahn，Grawitz，237-38. 集中营医生的任命也经过了党卫队总领导办公室（后来还有党卫队帝国医生）；ibid.，375。

[28] IfZ，F 13/8，Bl. 486-87：R. Höss，“Dr. Enno Lolling，” November 1946，quote on 487；IfZ，Interview with Dr. Kahr，September 19，1945，ND：NO-1948，p. 4.

[29] R. Glücks，Stabsbefehl Nr. 1，March 16，1942，in Tuchel，Inspektion，90-91；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September 26，1946，p. 85. 更多细节，参见Bartel and Drobisch，“Aufgabenbereich”。

[30] 两次任命之间间隔了八个月（从1942年9月1日到1943年5月1日），其间这个岗位一直空置；Schulte，Zwangsarbeit，464；BArchB（ehem. BDC），SSO，Kaindl，Anton，14.7.1902，Dienstlaufbahn；BArchL，B 162/7997，Bl. 525-603：Vernehmung K. Sommer，June 30，1947，Bl. 544。

[31] Quotes in BArchB（ehem. BDC），SSO，Burger，Wilhelm，19.5.1904，R. Höss，Dienstleistungszeugnis，May 7，1943. See also Schulte，Zwangsarbeit，464；APMO，Dpr-ZO，29/2，LG Frankfurt，Urteil，September 16，1966；Lasik，“Organizational，”230.

[32] Broszat，Kommandant，171，202-204，210；StANü，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p. 3；Fernsprechverzeichnis，January 15，1945，in Tuchel，Inspektion，204-207.

[33] BArchB（ehem. BDC），SSO，Kaindl，Anton，July 14，1902，Dienstlaufbahn；Buggeln，Arbeit，116.

[34] 例子参见OdT，vol. 6，66-69。

[35] MacLean，Camp，286.

[36] Kaienburg，Wirtschaft，quote on 1047-48；Orth，SS，210-11. 有关波尔招聘政策的概述，参见Allen，Business。

[37] Eicke order for Lichtenburg，June 2，1934，NCC，doc. 148.

[38] Wildt，Generation，especially page 861.海德里希所用的“战斗的行政机构”一词，参见ibid.，858。

[39] Schwarz，Frau，251-53.

[40] BArchB，Film 44564，Vernehmung O. Pohl，February 5，1947，quote on 3；testimony O. Pohl，June 3，1946，in Mendelsohn，Holocaust，vol. 17，45.

[41] Cf. Kaienburg，Wirtschaft，410-12.

[42] 利布兴切尔、洛林和凯因德尔的任命，参见BArchB（ehem. BDC），SSO，Kaindl，Anton，14.7.1902，WVHA-A to Chef des SS-Personalhauptamtes，March 16，1942。凯因德尔从1941年10月1日开始在IKL担任管理处主任，利布兴切尔从1940年5月1日起成为参谋长，洛林从1941年6月1日起成为主任医生。

[43] Quote in IfZ，Himmler to Pohl，May 29，1942，ND：NO-719.

[44] Affidavit G. Maurer，May 22，1947，TWC，vol. 5，602；testimony O. Pohl，1947，in ibid.，430.

[45] APMO，Proces Maurer，5a，Bl. 115-16：EE by H. Pister，March 3，1947，ND：NO-2327；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20，1947，pp. 22-24.

[46] Judgment of the U.S. Military Tribunal，November 3，1947，TWC，vol. 5，993，1022；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18，1947，p. 13；StANü，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p. 10.

[47] 相关历史传记，参见Paul，“Psychopathen，” esp. 13-37。

[48] Himmler to Pohl，March 5，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245-47，quote on 246.

[49] 波尔分别在1942年4月初（第6章）、1942年9月23日（第7章）、1943年8月17日（USHMM，RG-11.001M. 03，reel 20，folder 26，Besuch des Hauptamtschefs，August 17，1943）和1944年6月16日（ibid.，RG-11.001M. 03，reel 19，folder 21，Aktenvermerk，Besuch des Hauptamtschefs，June 20，1944）前往奥斯维辛视察工作。

[50] IfZ，F 13/6，Bl. 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quote on 352.

[51] BArchB（ehem. BDC），SSO，Glücks，Richard，22.4.1889，Dienstlaufbahn.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波尔和格吕克斯之间的关系紧张。

[52] 此前许多计划是由波尔当时的外部机器制订的，即便IKL劳动办公室在1941年秋天成立后也是如此。IKL的行政管理结构，参见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31。

[53] 劳工行动的代表Burböck在1942年春天被解雇，然后离开了集中营党卫队。至于毛雷尔，他在1945年1～3月被借调去负责V2火箭的生产，那期间D-Ⅱ部由汉斯·莫泽主管。参见Schulte，Zwangsarbeit，389-90，464，472-73。

[54] Allen，Business，especially pages 13，24-26，32.

[55] BArchB（ehem. BDC），SSO，Maurer，Gerhard，9.12.1907；ibid.，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13，1947，pp. 1-3.

[56] 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October 7，1946，p. 18；ibid.，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y 13，1947（pp. 6-7）and June 19，1947（p. 5）；IfZ，F 13/6，Bl. 355-58：R. Höss，“Gerhard Maurer，” November 1946.

[57] Buggeln，Arbeit，109-10；Wagner，Produktion，292-96；Lasik，“Organizational，”216-17；Strebel，Ravensbrück，201；BArchB，NS 3/391，Bl. 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 19-20；ibid.，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20，1947，pp. 24-25. 劳动行动的领导者——通常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从一个集中营迁到另一个——1942年充分融入了集中营的组织机构。他们负责工作部署的新办公室（Ⅲ/E或者Ⅲa）名义上属于Ⅲ部（集中营综合部），实际上是独立的，向指挥官或直接向毛雷尔的部门汇报。这些办公室负责本地强制劳动的方方面面，包括囚犯小队的组建和运送、监督党卫队官员和审头的工作、建立新的工作点。

[58] NAL，HW 16/21，GPD Nr. 3，WVHA-D to KL Auschwitz，October 27，1942. 1942年10月28日的会议，参见Müller，“Speer，”448。

[59] BArchB，Film 44837，Vernehmung A. Liebehenschel，October 7，1946，quote on 11；StANü，EE by K. Sommer，April 4，1947，ND：NO-2739；BArchL，B 162/7998，Bl. 623-44：Vernehmung J. Otto，April 1，1970，Bl. 632；IfZ，F 13/6，Bl. 355-58：R. Höss，“Gerhard Maurer，” November 1946；Schulte，Zwangsarbeit，390；Allen，Business，183.

[60] IfZ，F 13/6，Bl. 343-54：R. Höss，“Oswald Pohl，” quote on 353.

[61] BArchB，NS 3/425，WVHA-D to LK，May 6，1942. 这封信由利布兴切尔起草，格吕克斯签字，不过鉴于波尔当时参与集中营事务的程度，他必定牵扯其中。

[62]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 33，640，643. 概述参见Hördler，“Ordnung，”51，137。

[63] 1942年5月，希姆莱下令30岁以下的党卫队领导应该从集中营转到前线（集中营营区负责人除外）；NAL，HW 16/18，GPD Nr. 3，May 13，1942。概述参见Sydnor，Soldiers，208-35；Broszat，Kommandant，276。

[64] Trouvé，“Bugdalle，”37-41；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 15，422.

[65] 大多数变化都被写入了波尔1942年7月28日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TWC，vol. 5，303-306，ND：NO-1994），波尔在信里把辛泽特特别营列作了党卫队第15座集中营（它的指挥官并没有改变）。这个计划后来有几处做了修改。信中，波尔还指定凯因德尔去达豪，魏斯去萨克森豪森，不过他后来撤回了这道命令。此外，波尔最初想把汉斯·许蒂希（Hans Hüttig）派去弗洛森比格当指挥官，但后者留在了挪威为党卫队服役（1942年1月他离开挪威去纳茨维勒当指挥官；OdT，vol. 6，36）。结果，弗洛森比格集中营营区负责人弗里奇临时代理指挥官一职，直到齐尔1942年10月接到任命（OdT，vol. 4，38）。希姆莱赞同波尔的提议，详情参见BArchB（ehem. BDC），SSO，Koch，Karl，2.8.1897，Stab Reichsführer SS to Pohl，August 13，1942。概述参见Orth，SS，213-14。

[66] 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October 28，1946，quotes on 10-11.

[67] 例子参见Orth，SS，205-206，210，250。

[68] 克拉默的情况，参见Orth，SS，103-104，137；Segev，Soldiers，67-73。

[69] Orth，SS，157，211，214. 另外几位在骷髅师服役过的战时指挥官是约翰内斯·哈塞布勒克、弗里德里希·哈迪恩史泰（Friedrich Hartjenstein）、亚当·格吕内瓦尔德和里夏德·贝尔。

[70] BArchB（ehem. BDC），SSO，Kaindl，Anton，14.7.1902；Pohl to Himmler，July 28，1942，TWC，vol. 5，305，ND：NO-1994；Sydnor，Soldiers，50.

[71] 此次人事变动和集中营功能改变之间的联系可见Orth，SS，206。但是，这次裁撤的动机不能只归因于经济上的再定位。比如，像汉斯·洛里茨这样的人——在党卫队圈子里一般被视为能干的管理者——会保住自己的职位，如果没有被卷入令人尴尬的腐败丑闻。

[72] BArchB（ehem. BDC），SSO，Künstler，Karl，12.1.1901；Tuchel，“Kommandanten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Flossenbürg，”207-209. 金斯特勒被送到武装党卫队师团的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上，据说1945年4月遇害。

[73] 例子参见Tuchel，“Kommandanten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Flossenbürg，”214；idem，“Kommandanten des KZ Dachau，”345-49。

[74] Orth，SS，211-13，219-20；Sprenger，Groβ-Rosen，93-94.

[75] 参见第7章。

[76] BArchB（ehem. BDC），SSO，Kaindl，Anton，14.7.1902. 祖伦、霍佩、克拉默等其他新指挥官，参见Orth，SS，103-104，115-24，144-45，157，215-16；Strebel，Ravensbrück，59。

[77] 如果经济因素是决定性因素，波尔会在和希姆莱的沟通中更多提到这一点；Pohl to Himmler，July 28，1942，TWC，vol. 5，303-306，ND：NO-1994。

[78] See also Orth，SS，253.

[79] 有关殖民地和城市的执着梦想，参见Himmler to Kaltenbrunner，July 21，1944，in Heiber，Reichsführer！，343-45；Kershaw，Nemesis，777-78。

[80] StANü，K.-O. Saur，Niederschrift über Besprechung，March 17，1942，ND：NO-569.

[81] Pohl to Himmler，April 30，1942，IMT，vol. 38，ND：129-R.

[82] Quotes in APMO，Proces Maurer，8a，Bl. 137-38：Himmler to Pohl，July 7，1942，ND：NO-598；BArchB，NS 19/14，Bl. 131-33：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16，1942. See also Kaienburg，Wirtschaft，498-99.

[83] StANü，K.-O. Saur，Niederschrift über Besprechung，March 17，1942，ND：NO-569；BArchB，NS 19/14，Bl. 131-33：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16，1942；Buggeln，System，15-22；Naasner，Machtzentren，302-303.

[84] OdT，vol. 7，107-30，quote on 108. 简单的调查，参见Orth，System，169-71；Megargee，Encyclopedia，vol. 1/A，198-201；Kaienburg，“Vernichtung，”236。概述参见Mommsen and Grieger，Volkswagenwerk；Siegfried，Leben。文献中记载，集中营的关闭跟施佩尔在9月中旬的决定有关。但这个决定显然早就做出了（Pohl to Himmler，July 28，1942，TWC，vol. 5，303-306，ND：NO-1994）。

[85] BArchB，NS 19/14，Bl. 131-33：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16，1942，quote on 131.

[86] APMO，Proces Maurer，8a，Bl. 137-38：Himmler to Pohl，July 7，1942，ND：NO-598；Kaienburg，Wirtschaft，498-99；Schulte，Zwangsarbeit，214-16.

[87] Himmler to Pohl，March 5，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245-47. 1943年6月17日，希特勒和希姆莱讨论认为，武器生产需要14万名集中营囚犯；BArchB，Film 4141，Vortrag beim Führer，June 17，1943。

[88] OdT，vol. 4，40-42，48；Kaienburg，Wirtschaft，618-22；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July 31，1946，p. 6，ND：NI-389. 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在其他集中营的军备生产，参见OdT，vol. 4，374，392-94；Perz，“Arbeitseinsatz，”541-43；Schulte，Zwangsarbeit，228-29。

[89]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 29，ND：1919-PS，quote on 144-145.

[90] Schulte，Zwangsarbeit，221-32；Kaienburg，Wirtschaft，687-88；Allen，Business，240-42；NAL，HW 16/21，GPD Nr. 3，Maurer to KL Mauthausen，October 6，1942.

[91] APMO，Proces Maurer，10，Bl. 50-52：Pohl to Brandt，April 19，1943.

[92] Schulte，Zwangsarbeit，216-18；Kaienburg，Vernichtung，239-42；Strebel，Ravensbrück，384-418.

[93] Kaienburg，Wirtschaft，28，1035，quote on 500；Naasner，Machtzentren，302，306-307；Kroener et al.，“Zusammenfassung，”1010-11.

[94] Buggeln，Arbeit，38.

[95] BArchB，NS 19/14，Bl. 131-33：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16，1942；protocol conference Hitler-Speer，September 20-22，1942，in Boelcke，Rüstung，187-88；Naasner，Machtzentren，303-306，452；Schulte，Zwangsarbeit，218-21.作为小小的好处，党卫队军队得到了一小部分由囚犯生产的武器。

[96] Kaienburg，Wirtschaft，434-36；idem，“Vernichtung，”243；Schulte，Zwangsarbeit，212-13.其他产业和党卫队建立的早期合资企业，参见OdT，vol. 3，205-206；OdT，vol. 4，437-40。

[97] Fröbe，“KZ-Häftlinge，”640，668-69；Orth，System，180；Buggeln，Arbeit，42；idem，System，18-19，54；Schalm，Überleben，72-74.

[98] Werner，Kriegswirtschaft，168-90；Schalm，Überleben，80，95-98；OdT，vol. 2，425-30.

[99] Buggeln，System，57-61；Orth，System，175-79；OdT，vol. 3，245-48.详细的记录，参见Budraβ，“Schritt”。

[100] Schröder，“Konzentrationslager，”52-63；Megargee，Encyclopedia，vol. 1/B，1143-45；Fröbe，“KZ-Häftlinge，”664；Buggeln，Arbeit，71-74.

[101] Fings，Krieg，48-68，84-103，94-98，188. 拆弹小分队，参见Wachsmann，Prisons，232；IfZ，RSHA，AE，2. Teil，Runderlaβ Chef Sipo und SD，September 25，1940；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97，203，205。

[102] Buggeln，Arbeit，42；idem，System，53；Orth，System，180；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

[103] OdT，vol. 1，quote on 189；Fröbe，“KZ-Häftlinge，”667-69；Schulte，Zwangsarbeit，394，397.

[104] Pohl to LK et al.，April 30，1942，IMT，vol. 38，365-67，ND：129-R；BArchB，Film 44564，EE by O. Pohl，March 21，1947；IfZ，Maurer to LK，November 21，1942，ND：PS-3685. 极少情况下，本地指挥官依然可以自己做主进行交易。

[105] 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August 12，1947，pp. 1-3；extract testimony of Sommer，June 30 to July 2，1947，TWC，vol. 5，595-96；BStU，MfS HA IX/11 ZUV 4，Bd. 24，Bl. 235-51：Vernehmung P. Rose，December 10，1946.

[106] Orth，System，181.

[107] StANü，WVHA-D II，Häftlingssätze，February 24，1944，ND：NO-576.

[108] Kaienburg，Wirtschaft，29-30，1078；Naasner，Machtzentren，399-402；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18，1947，pp. 18-19；StANü，EE by K. Sommer，January 22，1947，ND：NO-1578，p. 5.

[109] See also Kaienburg，“Vernichtung，”236-47.

[110] Buggeln，“Slaves？”修正主义的观点，参见Spoerer and Fleischhacker，“Forced Laborers，”176；Sofsky，Ordnung，193-99。

[111]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quote on 75. 概述参见Buggeln，“Slaves？，”103。

[112] BArchB，NS 19/2065，Bl. 36-37：Himmler to Pohl，March 23，1942.

[113] Quotes in Schulte，Zwangsarbeit，351.

[114] BArchB，NS 19/2065，Bl. 36-37：Himmler to Pohl，March 23，1942.

[115] BArchB，NS 4/Na 6，Bl. 9-10：Glücks to LK，February 12，1942；IfZ，Maurer to LK，June 24，1942，ND：PS-3685；Kaienburg，“Vernichtung，”326-27；Wagner，Ellrich，62.

[116] OdT，vol. 4，43；Kaienburg，Wirtschaft，432. 也可参见第4章。

[117] BArchB，NS 19/2065，Bl. 36-37：Himmler to Pohl，March 23，1942.

[118] Sommer，KZ-Bordell，112-14.

[119] Himmler to Pohl，March 5，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245-47；IfZ，F 37/2，Himmler diary，entry February 26，1943.

[120] Quotes in IfZ，O. Pohl，DV für Gewährung von Vergünstigungen，May 15，1943（extracts），ND：NO-400. See also Strebel，Ravensbrück，198；Sommer，KZ-Bordell，76-80.

[121] Wachsmann，Prisons，95.

[122] Wagner，IG Auschwitz，221.

[123] Buggeln，Arbeit，302；Sommer，KZ-Bordell，81.

[124] Wagner，IG Auschwitz，221.

[125] ITS，KL Flossenbürg GCC 5/88，Ordner 87，Aufstellung der ausbezahlten Häftlingsprämien，September 4，1943；extracts testimony of Sommer，June 30 to July 2，1947，TWC，vol. 5，598；Kaienburg，“Vernichtung，”406-409；Sommer，KZ-Bordell，84；Sprenger，Groβ-Rosen，181-82；KB Nr. 6/44，April 22，1944，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439.

[126] WL，P.III.b. No. 1164，N. Rosenberg，“Zwangsarbeiter für Siemens-Schuckert，” January 1960.

[127] Himmler to Pohl，March 5，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quote on 246；Sommer，KZ-Bordell，78，80，161-65；BArchB，NS 3/426，Bl. 84：WVHA-D to LK，June 15，1943.

[128] Borowski，“Auschwitz，”122. See also Sommer，KZ-Bordell，174-89；Hughes，“Forced Prostitution，”204-205.

[129] Sommer，KZ-Bordell，81-82，126，174，239，242-44，251；Hughes，“Forced Prostitution，”209；Gross，Zweitausend，207-208；Wagner，Produktion，418. 一些重要的集中营（包括马伊达内克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从没设过妓院。不同于一些说法，党卫队没有明确的系统性政策，通过把同性恋者送入集中营妓院来“治疗”他们；Sommer，KZ-Bordell，250-51。

[130] Quotes in APMO，Proces Maurer，5a，Bl. 150：Dr. Rascher，Bericht über KL-Dirnen，November 5，1942，ND：NO-323；LULVR，interview No. 239，March 20，1946. See also Sommer，KZ-Bordell，101，107-108，234-37，259-60，278.

[131] Sommer，KZ-Bordell，77，83；Weiss-Rüthel，Nacht，143.

[132] 欧维哈什科在集中营里幸存了下来；Gedenkstätte Sachsenhausen，Gegen das Vergessen（CD-Rom）。

[133] NMGB，Buchenwald，699-700.

[134] 估算是基于Schulte，“London”；OdT，vol. 3，29；ibid.，vol. 4，45；ibid.，vol. 6，513；ibid.，vol. 7，48-49，190-91；ibid.，vol. 8，25，103-104，134；NMGB，Buchenwald，699-700；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Maršálek，Mauthausen，126；Strebel，Ravensbrück，182，293，349；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Ausstellungen，22；Steegmann，Struthof，50，64；Sprenger，Groβ-Rosen，168-71，225；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Koker，Edge，301（n. 556）；Czech，Kalendarium，691；Kaienburg，Neuengamme，315；Dieckmann，Besatzungspolitik，vol. 2，1317；Stiftung，Bergen-Belsen，163。波尔在1943年9月发给希姆莱的综合数据需要谨慎看待，特别是1942年底的部分，明显太低了（也可见Kárný“‘Vernichtung，’”143）。

[135] 党卫队辛泽特特别营不包括在此。

[136] Pohl to Himmler，April 30，1942，IMT，vol. 38，363-65，ND：R-129.

[137] 被遣送的犹太人数量从大约19.7万人（1942年）增长到27万人（1943年）；Piper，Zahl，table D。

[138] Picker，Tischgespräche，474.

[139] Quotes in Hillgruber，Staatsmänner，vol. 1，611；Jochmann，Monologe，126；Picker，Tischgespräche，282-83，617；Fröhlich，Tagebücher，II/4，May 30，1942，405.

[140] 这个讲话由戈培尔记录；Fröhlich，Tagebücher，II/4，May 24，1942，361。

[141] Wagner，Volksgemeinschaft，316-29，338-43；Roth，“Kriminalpolizei，”326-28，341-47；Strebel，Ravensbrück，117-21；Longerich，Himmler，658.

[142] Zimmermann，“Entscheidung”；Fings，“‘Wannsee-Konferenz’”；Czech，Kalendarium，423.

[143] LHASA，MD，Rep. C 29 Anh. 2，Nr. Z 98/1，Bl. 27：Bürgermeister Quedlinburg，Umzugs-Abmeldebestätigung，March 1，1943；SMAB，Memorial Book，7.

[144]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 29，ND：1919-PS，Himmler quote on 133；Spoerer，Zwangsarbeit，37-39，50，66，80，89，93-95，116-44，179；Herbert，Fremdarbeiter，246，301-306。See also Gellately，Gestapo，226-27；Wachsmann，Prisons，225-26；Kárný，“Waffen-SS，”257；Buggeln，System，46；Wildt，“Funktionswandel，”85. 盖世太保集中营，参见Lotfi，KZ；Thalhofer，Entgrenzung。

[145] Walter，“Kinder，”185-86；Spoerer，Zwangsarbeit，79；Spoerer and Fleischhacker，“Forced Laborers，”199，table 9；BArchB，NS 3/426，Bl. 29：WVHA-D to LK，February 2，1943；ibid.，Bl. 30：RSHA，Richtlinien，January 29，1943. 概述参见Steinert，Deportation。

[146] Zarusky，“‘Russen，’”127.

[147]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101.

[148] Longerich，Himmler，672-82；Wachsmann，Prisons，271-74；Tillion，Ravensbrück，192-97；Nacht-und Nebel-Erlaβ，August 4，1942，extract in Schnabel，Macht，157-58.

[149] Schulte，“London，”220-22；Stein，“Funktionswandel，”179. 相反，在毛特豪森，直到1944年才有大批外国囚犯进入；Kranebitter，“Zahlen，”137。

[150] IfZ，Himmler to Pohl，May 29，1942，ND：NO-719.

[151] 例子参见Glücks to Lagerärzte，December 28，1942，in NMGB，Buchenwald，257-58。

[152] 此段和前两段，参见Wachsmann，Prisons，208-17，223-26，284-98，392-93，quote on 285；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Jochmann，Monologe，271-72。

[153] Marszałek，Majdanek，71，167；Czech，Kalendarium，386-87，395-96；Wachsmann，Prisons，200-201，325.

[154] Himmler to all Hauptamtschefs，December 29，1942，in Heiber，Reichsführer！，218-20；Kershaw，Nemesis，538-50.

[155] Reference to Pohl’s letter in BArchB，NS 3/426，Bl. 13：Chef Sipo und SD to Pohl，December 31，1942. 概述参见BStU，MfS HA IX/11 ZUV 4/23，Bl. 320-46：Vernehmungsprotokoll A. Kaindl，September 16，1946，Bl. 322。

[156]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643；Himmler to Pohl，December 15，1942，in Heiber，Reichsführer！，216.

[157] 这个命令尤其针对波兰反抗者，参见Himmler to Pohl，mid-December 1942，in Pilichowski et al.，Obozy，ill. 135-36；Kaienburg，“Vernichtung，”304。

[158] USHMM，RG-11.001M. 05，reel 75，504-2-8，Müller to Befehlshaber der Sipo et al.，December 17，1942，underlined in the original.

[159] Müller to Himmler，December 16，1942，IMT，vol. 27，251-53，ND：1472-PS.

[160] USHMM，RG-11.001M. 05，reel 75，504-2-8，Müller to Befehlshaber der Sipo et al.，December 17，1942.

[161] Himmler to HSSPF in Russia et al.，January 6，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quote on 225；Himmler to Oberg，January 18，1943，ibid.，quote on 223；Himmler to Krüger，January 1943，TWC，vol. 5，618-19；Longerich，Himmler，669-71，678-80.

[162] Schulte，“London，”223；Piper，Zahl，table D.

[163] 比如苏联来的外国劳工只有在特例情况下才能被释放；BA Berlin，NS 3/426，Bl. 41：WVHA-D to LK，February 26，1943。

[164] 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

[165] BArchB，NS 3/426，Bl. 13：Chef Sipo und SD to Pohl，December 31，1942.

[166] Glücks to Lagerärzte，December 28，1942，in NMGB，Buchenwald，257-58. See also Himmler to Pohl，mid-December 1942，in Pilichowski et al.，Obozy，ill. 135-36；IfZ，Dienstanweisung für SlF E，November 7，1941，ND：PS-3685；BArchB，DO 1/32593，WVHA-D to LK，December 2，1942.

[167] BArchB，NS 3/426，Bl. 14：Glücks to LK，January 20，1943；Himmler to Pohl，mid-December 1942，in Pilichowski et al.，Obozy，ill. 135-36.

[168] APMO，IZ-13/89，Bl. 168-72：Pohl to LK，October 26，1943.

[169] Ibid.

[170] Pohl，“Zwangsarbeiterlager，”425；Spoerer，Zwangsarbeit，97-99.

[171] Himmler to Pohl，mid-December 1942，in Pilichowski et al.，Obozy，ill. 135-36；Buggeln，Arbeit，131.

[172] Himmler to Pohl，December 15，1942，in Heiber，Reichsführer！，216.

[173] Quotes in APMO，IZ-13/89，Bl. 168-72：Pohl to LK，October 26，1943. See also Kaienburg，“Vernichtung，”318-19，352；idem，“Systematisierung，” 66（n. 25）.

[174] BArchB，NS 3/425，Bl. 118：Himmler to RSHA and WVHA-D，October 29，1942. 尽管希姆莱的命令仅限于亲属，但红十字会很快也开始寄包裹；Favez，Red，69-71，94-99。

[175] Quotes in Laqueur，Schreiben，48；NAL，WO 235/305，Bl. 135-42：Examination of H. Dziedziecka，December 10，1946，Bl. 137. See also Helweg-Larsen et al.，Famine，47-48，98，141，351；Kosmala，“Häftlinge，”108.

[176] 其中一种估计，参见Wagner，Produktion，464-65。

[177] OdT，vol. 7，66；Favez，Red，70，75；Strebel，Ravensbrück，196；Mettbach，Behringer，“Wer，”37.

[178]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344-45，entry August 9，1944.

[179] Buggeln，Arbeit，132-35；Kaienburg，“Vernichtung，”317-18；Kaienburg，Wirtschaft，949. 国家的常规囚犯也遵循同样的规定，但是截至1942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囚犯获得了额外的配额；ThHStAW，GStA OLG Jena，Nr. 430：Arbeitstagung am 30.6 und 1.7.1942，Bl. 258。

[180] Himmler to Pohl，mid-December 1942，in Pilichowski et al.，Obozy，ill. 135-36.

[181] See also Keller and Otto，“Kriegsgefangene，”31-32.

[182] 参见第7章。

[183] StANü，WVHA to LK，April 27，1943，ND：NO-1007. 希姆莱干涉之后，14f13行动在一些集中营里依然延续成风。战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医生作证，一名来自柏林的医生挑出有“精神障碍”的囚犯，然后送去哈特海姆的毒气室；Strebel，Ravensbrück，337。

[184] Glücks to Lagerärzte，December 28，1942，in NMGB，Buchenwald，257-58.

[185] Ley and Morsch，Medizin，69，100；Ley，“Kollaboration，”123，126，132；Hahn，Grawitz，160（大约在1941年，党卫队医疗实践发生了改变）；Strzelecka，“Hospitals，”314，320，328；Kaienburg，“Vernichtung，”372-75；Wagner，Produktion，298。

[186] Kaienburg，“Vernichtung，”323-24.

[187] Quote in 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39.

[188] Maršálek，Mauthausen，160-66；Kaienburg，“Vernichtung，”374.

[189] APMO，Proces Höss，Hd 6，Bl. 51-62：O. Wolken，“Chronik Auschwitz II（B II a），” n.d.（c. spring 1945），Bl. 53. 把其他集中营里得病的囚犯送到奥斯维辛，这种做法出现在1942年秋天或之前；NAL，HW 16/66，“II. Concentration Camps，” November 27，1942；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43。

[190] Kaienburg，“Vernichtung，”327-28；APMO，IZ-13/89，Bl. 168-72：Pohl to LK，October 26，1943；Zámečník，Dachau，251；BStU，MfS HA IX/11，ZUV 4，Akte 23，Vernehmungsprotokoll A. Kaindl，August 20，1946，Bl. 246；BArchB，NS 3/426，Bl. 16：Glücks to LK，January 20，1943；KB Nr. 4/44，February 22，1944，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412-13.

[191] BArchB，NS 3/426，Bl. 121：WVHA-D to LK，July 27，1943；ibid.，Bl. 122-28：Aufgaben und Pflichten der Wachposten，n.d.（1943），Bl. 125；Sprenger，Groβ-Rosen，179-80.

[192] Wagner，IG Auschwitz，223；OdT，vol. 3，349；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58-59.

[193] Bessmann and Buggeln，“Befehlsgeber，”530.

[194] 编史参见Schulte，Zwangsarbeit，395-96（n. 79）。

[195] Maurer to LK，June 7，1942，in Schnabel，Macht，doc. D 69.

[196] Gustloff-Werke to LK Buchenwald，June 16，1942，in Schnabel，Macht，doc. D 72.

[197] Pohl to LK，November 22，1943，TWC，vol. 5，370-72，原稿中有重点标注（印刷版中被错记成1月22日）。See also Wagner，Produktion，381.

[198] 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ibid.，Himmler to Pohl，October 8，1943.

[199] Broszat，“Konzentrationslager，”438，443；Pingel，Häftlinge，183.

[200] Kárný“‘Vernichtung.’”概述参见Orth，System，219-20（不过，奥尔特自己通过Broszat和Pingel的著作，间接使用了波尔报告中的数据；ibid.，217，n. 208；219，n. 219）；Piper，Zahl，160；Kagan，“Standesamt，”155；BArchB，NS 4/Na 6，Bl. 29：WVHA-D to LK，September 20，1943。

[201] Kárný认为波尔的数据掩盖了相对死亡数量上涨的事实；“‘Vernichtung，’”145。

[202] Buggeln，Arbeit，41-42；idem，System，72.

[203] Piper，Zahl，158-62.

[204] Langbein，Menschen，74. See also Piper，“Exploitation，”134；Hayes，“Auschwitz，”336；Pilecki，Auschwitz，quote on 278.

[205] 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

[206] Strebel，Ravensbrück，524；OdT，vol. 4，44-46；Freund，“Mauthausen，”261；Kranebitter，Zahlen.

[207] Wachsmann，Prisons，288-98；Pingel，Häftlinge，186.

[208] See also Buggeln，Arbeit，42.

[209] Quote in HLSL，Rascher to Himmler，April 5，1942，ND：1971-PS-a. See also Ebbinghaus，Roth，“Medizinverbrechen，”127-31；Knoll，“Humanexperimente”；Klee，Auschwitz，220；Weindling，Victims，chapter 9；Rascher to Himmler，May 15，1941，ND：1602-PS，in 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20-21. 感谢Albert Knoll帮我找出并确认了西格蒙德·瓦萨。

[210] HLSL，Himmler to Rascher，April 13，1942，ND：1971-PS-b；BArchL，B 162/21846，Bl. 167-254：W. Neff，“Recht oder Unrecht，” n.d.，Bl. 222-23；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414；BArchB，Film 44563，O. Pohl，“Medizinische Versuche，” July 23，1946，p. 2.

[211] Schmidt，Brandt，257-96，quote on 294；Weindling，Victims，table 9（感谢Weindling教授与我分享他的原稿）。关于医学实验的不同分类，参见OdT，vol. 1，167；Freyhofer，Medical Trial。

[212] OdT，vol. 1，165-67；Cocks，“Old as New，”178-79；Roelcke，“Introduction，”14.

[213] Benz，“Rascher，”193-96；Danckwortt，“Wissenschaft，”140-41.

[214] Stoll，“Sonntag，”920-24；Ley and Morsch，Medizin，329-35.

[215] Weindling，Victims，tables 6 and 7.

[216] NAL，HW 16/22，GPD Nr. 3，November 26，1942.

[217] Quote in Stoll，“Sonntag，”924.

[218] 这些术语，参见Klee，Auschwitz，380；Sachse，“Menschenversuche，”7；Tillion，Ravensbrück，182；NARA，RG 549，000-50-9，Box 437，Nebe to Mrugowsky，February 29，1944。

[219] Hahn，Grawitz，460；Schmidt，Brandt，256-57.

[220] Pohl to Brandt，August 16，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284.

[221] Benz，“Rascher，”192.

[222] Kater，“Ahnenerbe，”255-57；Hahn，Grawitz，401-402.

[223] Hahn，Grawitz，225，280-83，372-75，403-404.

[224] Himmler to Rascher，October 24，1942，in Heiber，Reichsführer！，205-206；Benz，“Rascher，”204；Schmidt，“Medical Ethics，”601-602；Wolters，Tuberkulose，94-100.

[225]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Benz，“Rascher，”191-210。See also Hahn，Grawitz，60-61.

[226]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Ebbinghaus and Roth，“Medizinverbrechen，”136-46，Michalowski quote on 142；StAMü，StA Nr. 34433，Bl. 115-16：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G. Tauber，August 17，1948，Polish prisoner quote on 115；BArchL，B 162/21846，Bl. 167-254：W. Neff，“Recht oder Unrecht，” n.d.，Bl. 225-27，235-36；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51-61。

[227] BArchL，B 162/21846，Bl. 167-254：W. Neff，“Recht oder Unrecht，” n.d.，Bl. 241-42，quote on 221；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65-66.

[228] APMO，Proces Maurer，5a，Bl. 150：Dr. Rascher，Bericht über KL-Dirnen，November 5，1942，ND：NO-323；IfZ，Himmler to Pohl，November 15，1942，ND：NO-1583；Kater，“Ahnenerbe，”236.

[229] Quote in Himmler to Rascher，October 24，1942，in Heiber，Reichsführer！，205-206.

[230] 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61-65；Holzhaider，“‘Schwester Pia，’”368-69；Schalm，Überleben，187.

[231] Himmler to Rascher，October 24，1942，in Heiber，Reichsführer！，205-206，quote on 206；IfZ，Himmler to Pohl，November 15，1942，ND：PS-1583；APMO，Proces Maurer，5a，Bl. 150：Dr. Rascher，Bericht über KL-Dirnen，November 5，1942，ND：NO-323；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612；DAP，Vernehmung F. Hofmann，April 22，1959，3858；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17-18；Kater，“Ahnenerbe，”236-37；Longerich，Himmler，760-61.

[232] Benz，“Rascher，”210-12；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70-71；BArchL，B 162/21846，Bl. 67-100：Kripo München，Abschlussbericht，June 25，1944，Bl. 90-96.

[233] Kater，“Ahnenerbe，”239-43；NARA，M-1174，roll 3，Bl. 1441-65：Examination of E. Mahl，December 6，1945；BArchL，B 162/21846，Bl. 53-57：Kripo München，Zwischenbericht，May 26，1944；ibid.，Kripo München，Abschlussbericht，June 25，1944；DaA，Nr. 7566，K. Schecher，“Rückblick auf Dachau，” n.d.，249.

[234] Benz，“Versuche，”93-95.

[235] Hulverscheidt，“Menschen”；Klee，Auschwitz，117-25；Weindling，Victims，chapter 10.

[236]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17，45.

[237] Testimony of W. Karołewska，in 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141-43；Klier，Kaninchen，69；Schmidt，Justice，182-83.

[238]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131-39；Hahn，Grawitz，458-62；OdT，vol. 1，171-73；Schmidt，“‘Scars，’”31-32；Strebel，Ravensbrück，256-58。概述参见Ebbinghaus and Roth，“Kriegswunden”。

[239] Schmaltz，Kampfstoff-Forschung，521-54，562，quote on 550.

[240] Wolters，Tuberkulose；Ley and Morsch，Medizin，338-61.

[241] Weindling，Epidemics，352-63；idem，Victims，chapter 10；Kogon，Theory，149-53；OdT，vol. 1，169-70；Hahn，Grawitz，326-29，396-97；Hackett，Buchenwald，73；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200-201；Werther，“Menschenversuche”；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ND：NO-2366，pp. 65-67；BArchB（ehem. BDC），SSO，Hoven，Waldemar，10.2.1903. 有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斑疹伤寒实验的综述，参见Allen，Laboratory，chapter 11。除了为实验刻意感染的囚犯之外，布痕瓦尔德党卫队还利用那些已经患有斑疹伤寒的囚犯。更多来龙去脉，参见Süss，“Volkskörper，”226-27，236-37。

[242] Ley and Morsch，Medizin，361-70.

[243] Kubica，“Crimes，”319，328-29，Wirths’s quote on 328；Keller，Günzburg，20-35；Klee，Auschwitz，459，471-72.

[244]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Keller，Günzburg，17-18，39，73-94；Kubica，“Crimes，”318。

[245] Klee，Auschwitz，473-75，480-82，489，quote on 475；Kubica，“Crimes，”325-26；Keller，Günzburg，41-42.

[246]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Kubica，“Crimes，”318，321-25，326；Keller，Günzburg，40-41，83-84；Klee，Auschwitz，477-79，488-90；Piekut-Warszawska，“Kinder，”227-29。Quote in WL，P.III.h. No. 161，E. Herskovits to Familie Karo，May 21-23，1945.

[247] 此段和前三段，参见Strzelecka，“Experiments”；Hahn，Grawitz，275-78；Lifton and Hackett，“Nazi Doctors，”306-308；Beischl，Wirths，117-46；Eichmüller，Keine Generalamnestie，135-42；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480；Schilter，“Schumann，”101-104；Clauberg to Himmler，June 7，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159-60；Weindling，“Opfer，”91-92；idem，Victims，chapter 14；Weinberger，Fertility Experiments（1944年，舒曼医生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还开展了一些实验）。Quotes in Fragebogen Chopfenberg，n.d.，in Schnabel，Macht，277；APMO，Proces Maurer，5a，Bl. 163-68：EE by C. Balitzki，November 22，1946，ND：NO-819.

[248] Klee，Auschwitz，356-66，371-78，Hirt quote on 359；Steegemann，Struthof，384-86，395-400；H.-J. Lang，“Die Spur der Skelette，” Spiegel Online，accessed January 8，2010；Kater，“Ahnenerbe，”245-55；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274-76；Heinemann，“Rasse，”535-39. 到2003年才确认了所有受害者的姓名。

[249] See also Hahn et al.，“Medizin，”17.

[250] Hahn，Grawitz，500.

[251] BArchL，B 162/7997，Bl. 525-603：Fall IV，Nuremberg，June 30，1947，Bl. 580.

[252] Benz，“Rascher，”202，208；Kater，“Ahnenerbe，”234，263.

[253] APMO，Proces Höss，Hd 2/1，Bl. 10-15：M. Stoppelman，“Meine Erlebnisse in Auschwitz，” n.d.（c. spring 1945），prisoner doctor quotes on 15；Klee，Auschwitz，63，92，488，Verschuer quote on 458-59；Sachse，“Menschenversuche，”10-14；Keller，Günzburg，39，41，88，92；Hulverscheidt，“Menschen，”122.

[254] 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54-61，151；Klee，Auschwitz，235-43；Hahn，Grawitz，328-29，458-59；Kater，“Ahnenerbe，”262；Ebbinghaus and Roth，“Medizinverbrechen，”137；Neumann，“Heeressanitätsinspektion，”129.

[255] Klee，Auschwitz，284-321，quotes on 279，285；Maršálek，Mauthausen，176-77（with the spelling Helmut Vetter）.

[256] Cocks，“Old as New，”180，190；Evans，Third Reich in Power，445-46；Kater，“Ahnenerbe，”262；idem.，“Criminal，”79-81.

[257] 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96-102；NARA，RG 549，000-50-9，Box 437，Himmler to chief of the Sipo，February 27，1944；Klee，Auschwitz，126，310-12.

[258] Kater，“Ahnenerbe，” quotes on 243-44；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132.

[259] Wachsmann，Prisons，316-17，quote on 317.

[260] Nyiszli，Auschwitz（written in 1946），quotes on 51，57，101；Klee，Auschwitz，489-90；Evans，“Introduction.”

[261] Steiner and Steiner，“Zwillinge，” quote on 128.

[262] Quotes in HLSL，Grawitz to Himmler，June 28，1944，ND：NO-179；Benz，“Rascher，”204. See also BArchL，B 162/21846，Bl. 167-254：W. Neff，“Recht oder Unrecht，” n.d.，Bl. 219-20；Weindling，Victims，tables 3，4，and 5.

[263] Schwarberg，SS-Arzt，7-9，152；Weindling，“Opfer，”90.

[264] WVHA 在1942年秋天和1943年夏天时就已经设想过这样一步，尽管那些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送到第三帝国境内军工厂的早期方案一无所成；BArchB，NS 19/14，Bl. 131-33：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16，1942；Maurer to Höss，September 4，1943，in Tuchel，Inspektion，128；Herbert，“Arbeit，”222-24。Quote in HLSL，WVHA to LK，October 5，1942，ND：3677-PS.

第9章 不受约束的集中营

科恩施坦山（Kohnstein）深处，狭长的隧道内尘土飞扬。借着尘雾中五盏灯的微弱光亮可以依稀辨认出一排排木制的四层上下铺，它们一个挨一个，把整个隧道塞得满满当当。脚下是泥泞的土地，隧道四周墙上渗出的水落到地上，形成一个个水洼。瘫在下铺的人穿着破碎的制服，憔悴得不成人形，一些人身上盖着薄毯，另一些则只有空水泥袋；床垫里满是虱子和污垢，就跟囚犯们身上一样。其他三个邻近的地下隧道情况基本一样，都是250～300英尺长，40英尺宽。这四个地下隧道是大概一万名集中营囚犯睡觉的地方，这些人1943年底在多拉卫星营里服苦役。

多拉挑战着人类的一切感官。隧道里的空气混杂着汗水、屎尿、呕吐物和腐尸的臭味，令人无法忍受。回忆起在多拉隧道里生活的五个月，波兰囚犯文岑蒂·海因（Wincenty Hein）说自己只冲过三次澡；有的囚犯尿在手上，用尿液清洗脸上的污垢。这里也没有厕所，只有敞着盖子的汽油桶，使空气更加令人窒息。囚犯们不仅呼吸困难，还饱受着饥渴之苦，他们不允许触碰地下水管。在隧道里睡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耳畔一直有机器的轰鸣声、镐的挖掘声和旁边隧道传来的爆破声，这些噪声震耳欲聋，还会在囚犯睡觉的隧道产生回音。多拉从不曾有安静的时候，囚犯们分黑白两班，夜以继日地劳动、挖掘、搬运机器设备、在迷宫一般的隧道内铺设铁轨。户外点名早就被废止了，囚犯们已经没有了白天和夜晚的概念。“我就像是被活埋了一样。”荷兰囚犯阿尔贝特·范戴克（Albert van Dijk）后来写道。

多拉的囚犯们吃睡、劳动都在地下，不久之后就变得不成人形。荷兰囚犯亨德里克斯·埃韦斯（Hendrikus Iwes）1944年初到达多拉时，被当地囚犯的模样震惊了，“他们不再是活生生的人”。随后的几个月，这里的条件略有改善，囚犯们陆续被转移到地上的一个新营房居住，越来越多的人被转去了技术生产岗位。但这对许多人来说为时已晚：截至1944年3月底，超过三分之一的多拉囚犯已经死亡。大多数死于疾病和劳累，不过还有很多人是自杀的。[1]

多拉是在1943年8月匆匆建立起来的，彼时英国刚轰炸过波罗的海沿岸一个小岛上叫佩内明德（Peenemünde）的村庄。德国中央军队当时正在测试导弹装置，而佩内明德不仅是生产工厂，还是A-4火箭（后来被称为V2火箭）的研发基地，由年轻的工程师韦恩赫尔·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博士策划（他在战后受聘于美国，这位前党卫队官员成了美国宇航局太空计划之父）。对佩内明德的攻击引起了纳粹领导人的极大关注，因为他们对“奇迹武器”寄予厚望；几周前海因里希·希姆莱刚去视察过，大约有600名集中营囚犯在那里服苦役。空袭后不过几日，希特勒、希姆莱和施佩尔一致同意利用集中营劳动力，将V2生产工厂转到地下。希姆莱保证说，这将确保项目的隐秘性。最终，党卫队、军队和施佩尔的军备部联合建起了新工厂。希姆莱的党卫队成了主要的开拓力量，包括兴建新的地下设施。

工厂的地点很快就定了下来：一处已有的隧道系统，位于德国中部城市诺德豪森（Nordhausen，图林根州）附近的哈茨山中。这是两条平行的隧道，每条将近一英里长，两条隧道之间有46条小隧道相连，形状好像一个巨大的、弯弯曲曲的梯子。这两条隧道自1936年开始建造，原本作为军事石油储备点，因此可以提供超过100万平方英尺的生产空间。依靠集中营的劳工，这个巨大的隧道系统如今得以扩展，可以用于生产火箭。多拉作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个新卫星营设立在此，第一批囚犯是1943年8月28日抵达的，此时距佩内明德遭遇空袭仅过去了10天。几周之后，海因里希·希姆莱就前来视察。[2]

更多的地下集中营应运而生。纳粹领导人将把军工生产迁到地下视为保护关键资源不受盟军轰炸的完备之策，而集中营系统理应扮演重要的角色：在1943年12月中旬，海因里希·希姆莱将自己的军队描述为“新洞穴人”，他们将建立“唯一真正安全的生产工厂”。[3]那时已经出现了几个新营。除了多拉之外，还有超过500名囚犯被关在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埃本塞卫星营（Ebensee，代号为“石灰”，后来改叫“水泥”）。这里的囚犯要为佩内明德的火箭开发设施挖出两条巨大的地下隧道，他们睡觉的地方曾是一座工厂，后来改成了卫星营的营房。另一座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卫星营坐落于雷德勒-齐普夫，距离埃本塞大约15英里。截至1943年底，大约有1900名囚犯在营地周围劳作（营地代号为“泥灰岩”），拓展当地一家酿酒厂的地下酒窖，挖隧道连接地窖与氧气制造厂，在后面的一座山中测试V2引擎（多拉生产）的发射距离；仅在12月就有93名囚犯死在这里。[4]德国海军还利用集中营的劳动力修建避难所。在法尔格（Farge），即不来梅外的一个诺因加默新卫星营里，囚犯们在协助建造一个巨大的防空洞（代号为“瓦伦丁”），可以容纳一个高科技潜水艇集装工厂。到了1943年底，大约500名集中营囚犯在这里的工地上劳作，睡在空的燃油箱里。[5]类似这样的开拓工程为后来一系列大规模调度囚犯、巨大但无意义的地下重新安置计划奠定了基础。

囚犯的人数和死亡人数到1944年时达到了惊人的水平。集中营的人口膨胀了不止一倍，从预计的315000人（1943年12月31日）飞速增加到524286人（1944年8月1日），然后上升到706650人（1945年1月1日）。[6]如今，成千上万人为德国的战争努力着。大多数囚犯被送到新卫星营中，这些营地以惊人的速度在工厂和建筑工地附近涌现。囚犯在持续地迁移，或看上去是如此，从一个地方转到下一个。一切都处于变动之中，反映出营地高速的经济动员。近期要求改善生存条件的呼吁被直接忽视，因为党卫队官员们把精力都用在不惜一切代价剥削奴隶劳工上。奥斯瓦尔德·波尔在1944年9月对莫诺维茨集中营党卫队的演讲中提到，“要汇报偷懒的囚犯，务必让他们受到惩罚”。[7]

多拉是第一座被重新安置的、为军工生产服务的集中营，它很好地代表了1944年集中营系统经历的更大的改变。[8]军备部的规划者们不满足于科恩施坦山隧道中的火箭项目，他们在工业的支持下，又策划了许多其他的本地项目，递交给党卫队。很快，囚犯们也开始为飞机和电机制造修建隧道。这些计划跟现实脱轨后变得更加光怪陆离，将多拉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大型集中营区。囚犯的数量在1944年10月末超过了32000人，而且还在继续攀升。大多数囚犯在周围的卫星营劳动，最终大约有40座之多，党卫队为了掩饰，将这些卫星营冠以背叛党卫队教义的汉斯、安娜和埃里希之名；此外，为了支援巨大的迁移项目，几乎所有的党卫队建筑旅都驻扎在附近。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领导在1944年秋天正式认可了多拉的重要性。以前它只是一个卫星营，如今升级为主要集中营，被称为米特堡（Mittelbau）。它是第三帝国建立的最后一座主要集中营。[9]

最终时刻

大约在1944年5月底，阿格内斯·罗饶（Ágnes Rózsa）和父母一起从家乡被遣送到奥斯维辛。她的家乡瑙吉瓦劳德（Nagyvára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属于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如今依然是（奥拉迪亚，Oradea），但在1940年时曾与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其他地区一起被匈牙利吞并。这也是为什么33岁的高中教师阿格内斯·罗饶被卷入了致命的遣送漩涡。1944年3月德国入侵后不久，噩梦就开始了。罗饶在1944年6月1日到达奥斯维辛，此时比克瑙的杀戮机器运作到了顶峰。与此同时，党卫队逼迫越来越多的囚犯投入战时经济建设，规模之大超出以往任何时候，罗饶也被迫成了一名奴隶劳工。在比克瑙度过了几个月后，她被遣送到一个位于纽伦堡的小卫星营，为西门子&舒克特工厂做工。[10]

1944年，政府对犹太人的部署方案发生了180度转变，于是一大批犹太奴工拥入德国境内的集中营，罗饶就是其中之一。犹太囚犯自1938年底以来首次成了整个集中营系统的主要构成部分，从1942年起几乎没关押过犹太人的几座老营区很快也被犹太人填满。来自德占波兰地区的囚犯带来了有关纳粹最终方案的消息。在像达豪这样的集中营，一些老囚犯通过早前从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运来的被害犹太人的衣服、鞋、行李箱和其他财物，已经大概猜到了东方的情况。[11]但只有到现在，他们才了解到更多关于遣送、筛选和火化的细节。真相揭晓得很快，有时就在新来的犹太囚犯被带去淋浴，尖叫着“不要毒气！不要毒气！”的一瞬间。[12]

向地下进军

一切开始于1943年秋天，最初不过是计划将德国秘密的导弹项目迁到地下，但很快扩展到整个航空工业，最终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集中营囚犯劳工。[13]自从德国的飞机工厂在1944年2月底的一次大型盟军空袭中被击中（也称“大事周”），空军部就开始计划十多个地下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已经在落实当中，还有更多项目紧随其后。1944年3月1日，所谓的战斗机参谋部（Jägerstab）成立，这是纳粹强有力的几个新部门之一，旨在攻克军工生产中的关键挫折，也给日薄西山的纳粹多头治理独裁政权增添了更多的层级。战斗机参谋部负责保护和增加飞机生产，保卫德国领空。由于此时德国的领空只能任由盟军的轰炸机宰割，毫无还手之力，因此领导一致认为最好的方案就是将生产设施全部转移到地下。在1944年3月5日的一次会议中，希特勒亲口宣布开始将 “德国全部工业厂房迁往地下”。争分夺秒的地下建造工程如火如荼地展开了。[14]

集中营在这些计划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战斗机参谋部将军备部、空军部和私人公司的高级官员和领导召集到一起。由于到1944年时飞机制造业已经成为德国军需产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党卫队也有幸与这些高层人士坐到了一起，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格调。党卫队能够参与其中，主要是因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比以往更加紧迫，而他们掌握了庞大的奴工人口，而且承诺能提供更多劳动力。德国对欧洲大陆的束缚大多已经破裂，所以弗里茨·绍克尔捕获数百万外国劳动力的野蛮计划落空后，党卫队成了最后的劳动力来源之一。[15]

党卫队在战斗机参谋部里负责特殊的建造订单，在多拉取得的成功表象给阿尔贝特·施佩尔和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快，党卫队开始与私人承包商一起负责一系列高调的飞机制造业重迁项目。这些新工地附近纷纷建起了卫星营，到1944年6月，大约有1.7万名囚犯被关在这些地方服苦役，还有更多人正在路上。一些工程是为了快速改造已有的隧道和地洞。但是飞机制造业的相关人士很快意识到这是条死路，因为腐蚀和狭窄的空间会限制生产效率。因此，政府开始转向更复杂的项目：特别定制的巨大隧道，仍由党卫队负责挖掘。第三帝国越接近战败，这些计划就越畸形，不仅体现在它们的规模和建造速度上，还体现在人力成本上。[16]

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是下奥地利州梅尔克镇（Melk）附近的隧道网络；这是为了迁入施泰尔-戴姆勒-普赫股份公司的一家工厂（代号为“石英”），当初公司花费大力气四处游说这个项目，并且深入参与了项目的落实。为了提供必需的劳动力，1944年4月，毛特豪森在梅尔克建立了一座卫星营，到9月中旬时关押了大约7000名囚犯。那里的条件如同地狱，生产事故不断，大多数隧道的挖掘和加固都是靠人的手来完成的。被送到这里的囚犯，几乎每三个人中就会死一个——死去的人比梅尔克镇上的全部人口都多。[17]

党卫队负责的这个巨大的地下工程，项目经理是经济与管理部首席恐怖技术专家汉斯·卡姆勒。这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建筑师在1941年时全职加入了波尔日益膨胀的机构，负责监督党卫队的施工（从1942年起担任C组办公室的主任），他在纳粹空军部担任公务员期间，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担任大型建设项目的经理一职。他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积极的进取心和坚定的思想信念（他在1931年加入纳粹党，两年后加入党卫队），给党卫队的新上司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就成了几个重大项目的关键人物。从庞大的定居地计划到建造奥斯维辛的杀戮机器，都活跃着他的身影。他的事业在1943年开始腾飞，将他推向了德国军事工业的顶峰。首要的一步就是希姆莱和施佩尔在1943年8月底派他将多拉改造成为一个地下导弹工厂。1944年3月，一个更显赫的职位落到了他的手中：作为新“卡姆勒特别参谋部”的头领，管理战斗机参谋部里所有的党卫队迁移项目。他继续踏着囚犯的尸骨前进，只注重建造任务的完成速度，丝毫不关心其间死了多少人。毕竟，就像卡姆勒所说的那样，貌似还有足够多的新囚犯随时可以“注入”他的项目。

卡姆勒很快取得了令人生畏的名声。这个四十岁出头的男人有一张消瘦、憔悴的脸庞，却是个不知疲倦、让人害怕的工作狂。他讲话既快又果断，很清楚地告诉每一个人他想要什么，如何去做。海因里希·希姆莱从一开始就欣赏他，频繁与他见面，希特勒也十分信任他。阿尔贝特·施佩尔更是对他赞赏有加。施佩尔在1943年12月10日曾去视察多拉隧道，之后不久，他赞扬了卡姆勒建造地下工厂时“几乎不可能”的施工速度，称“欧洲其他地方都比不上”。

卡姆勒博士成了党卫队里专门处理最棘手任务的人选。海因里希·希姆莱不管遇到什么障碍，他追求的只是结果，而忠诚的卡姆勒则承诺满足上级的一切愿望。然而，残酷并不等同于效率，卡姆勒手中几个高调项目都让他折了颜面，但这并没有阻碍他的仕途发展。1944年夏天，当战斗机参谋部壮大成为军备参谋部（Rüstungsstab）后，卡姆勒负责的地下重迁项目从飞机拓展到了其他装备。他的注意力也转回了火箭生产，1944年6月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更增添了紧迫性。越来越多的导弹从多拉运出，卡姆勒以陆军将军的身份亲自监督导弹的部署；第一批V2导弹在1944年9月被投放到英格兰，随后是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接下来的几个月，卡姆勒又拿到了更多的项目——包括为希特勒在奥尔德鲁夫（Ohrdruf）建造巨大的地下总部，这个项目是当务之急，1944年底时征用了一万多名集中营囚犯。到1945年春天，卡姆勒掌控了空军几乎所有的武器生产，甚至被当作施佩尔的接班人，即下一任的军备部部长。当然，在第三帝国注定崩塌的后期阶段，正如施佩尔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军备部也没有更多的军备产出了。[18]

即便像汉斯·卡姆勒一样强大，也不能对德国飞机产业的地下建筑工程一手遮天。虽然战斗机参谋部的主要重迁项目大部分由党卫队负责，但托特组织（简称OT）也是党卫队不容小觑的竞争对手。这个纳粹建筑部门在1938年与军事部门一起建立，在战时迅速发展。OT主要依靠外国劳动力，在德占欧洲地区承包了大量建筑项目——包括桥梁、道路和防御工事——在德国国内也不断扩张。希特勒1944年4月指派OT为战斗机工厂修筑巨大的混凝土地堡后，它与党卫队的关系就开始紧张。虽然这个紧急项目由OT负责监督，但大部分劳动力由党卫队提供。从1944年6月开始，达豪集中营围绕考弗灵和因河畔米尔多夫（Mühldorf am Inn）建立了15座卫星营，驱使数以万计的囚犯修建4座巨大的防御工事。OT如今一跃成为驱使达豪囚犯最多的奴隶主，并将工程转包给私企。[19]

这不是OT唯一一次利用集中营劳动力修建主要项目，在1944年4月，OT接管了一个施工项目，为希特勒和政府高层修筑大型的碉堡网络（代号为“巨人”）。集中营囚犯和其他强制劳动力将下西里西亚的一大片森林变成了施工工地，建造庞大的地下结构和基础设施。总之，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大约12个新的卫星营，统称为“巨人劳动营”，关押了1.3万名犹太人，其中大约5000人在劳动中丧生。[20]

在其他地方，纳粹政权最大限度地剥削集中营囚犯，竭尽全力保障燃料供应。1944年5月，盟军针对德国的加氢工厂展开主要空袭，希特勒特别授权施佩尔军备部的高层官员埃德蒙·盖伦贝格（Edmund Geilenberg），让他确保坦克能正常跑，飞机能正常飞。盖伦贝格新的主要目标是修复受损的加氢工厂、建新工厂、向地下搬迁生产线。许多施工项目再一次由OT执掌，但党卫队也有参与，负责部分工地，并给其他工地提供奴隶劳工。到1944年11月底，大约有35万工人在盖伦贝格负责的工地上劳作，其中数以万计的集中营囚犯分散在各个卫星营。这里面有一些集中营本来是为其他目的而建，埃本塞隧道里新建的一个大型炼油厂原本是为开发V2火箭服务的。其他工地则是从无到有匆匆建起来的。比如在符腾堡，党卫队新建了3座纳茨维勒集中营的卫星营，为的是推动“沙漠”（Wüste）工程，提取当地的页岩油进行燃料生产。加上来自其他联合卫星营的囚犯，超过1万名集中营囚犯被迫加入“沙漠”工程，大多从事施工建造，其中数千人死亡。[21]

德国军工产业的重迁改造了集中营的奴隶劳工。很难准确说出究竟有多少囚犯被派往此类工程，但数量肯定非常多。到1944年底，据波尔估计，大约40%的集中营劳动力被派到卡姆勒手下，绝大多数是在重新安置的集中营里；还有更多囚犯被派往OT负责的类似工程。[22]总之，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囚犯被迫来到重新安置的新集中营，虽然各个营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都置囚犯于生命危险当中。纳粹领导人为了维系德国胜利的希望，牺牲了整个囚犯大军。

战争和奴隶劳工

海因里希·希姆莱喜欢歌颂集中营劳工对战争经济的贡献，这已经成为他在1944年对纳粹高级官员讲话的固定内容。他通常把集中营描绘成残酷高效的现代武器工厂，工作时间长，纪律严苛；约瑟夫·戈培尔听过一次讲话后总结说，希姆莱的方法“相当严酷”。但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强调说，完全不需要可怜这些囚犯。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他在1944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告诉一众军事将领，他集中营里的囚犯活得比“许多英国或美国的工人”更好。至于产出，这些囚犯每个月投入数百万个小时劳作，据说打造了一个巨大的高科技军工厂。希姆莱尤其以地下导弹和战斗机工厂为傲，“这些次等人种在这里为大战生产武器”。希姆莱总结说，凭借党卫队在技术方面的才华和囚犯的生产力，囚犯比外国工人辛勤一倍，因此此方案必将取得惊人的成功。[23]这些言论没有一句跟现实沾边，不过鉴于希姆莱以往自我陶醉的能力，他很可能对自己大肆宣扬的这些内容深信不疑。

集中营里的奴隶劳工远不如希姆莱吹嘘的那样高效。许多囚犯由于太虚弱或没有活可做，根本没被聘用；据党卫队1944年春天以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四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中至少有一个残疾或者在医务室养病。[24]而绝大多数参与劳动的囚犯则比普通工人虚弱得多。1944年，根据帝国粮食农业部的统一指令，给集中营囚犯（以及其他纳粹囚犯）的食物配给再次被削减，导致更多囚犯过劳死亡；有的囚犯每天摄入的热量不足700卡路里。[25]经济与管理部改善情况的努力基本只停留在字面，而空洞的词语是无法养活囚犯的。[26]

集中营囚犯的整体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党卫队和产业的期望。[27]的确，一些有技术且能填饱肚子的囚犯可以赶上普通工人的生产力。[28]但这对绝大多数囚犯来说是不可能的。与普通的德国工人相比，他们的生产力大概能达到工业生产的一半，在建筑施工上可能只到三分之一。[29]尽管有一些例外，比如在奥拉宁堡运行的亨克尔公司，但从整体上说，集中营的劳动力不是特别划算。刨除总开销的话，他们并没有比自由的德国劳动力更便宜，不过依然有用：不然为什么在1944年时有那么多企业竭力争取集中营囚犯？决定性的原因不是囚犯便宜，而在于他们是现成的劳动力，可以为国企和私企制造更多的武器，修建更多的工程。[30]

虽然在1944年时集中营系统在德国军工产业确立了自己的重要地位，但党卫队也为大量剥削囚犯付出了代价。经济与管理部开始内部争斗，汉斯·卡姆勒将格哈德·毛雷尔（来自D处办公室）挤开，成了奴隶劳工的主要负责人；在像多拉这样的新集中营里，卡姆勒才是真正的掌权人。[31]与此同时，军备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也将手伸向了这些劳工，甚至在1944年10月9日颁布了一道法令，确立了自己调度囚犯的主管地位。申请集中营劳工的新请求不再递到经济与管理部，而是递到施佩尔的军备部，这对党卫队的权力和声望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失。[32]私人企业也在逐步削弱党卫队的掌控，因为企业经理们开始直接前往集中营挑选奴隶劳工。经理们想要强壮、有技术的囚犯，最好还会说德语。“我们就像集市上的牛一样被人挑选，”乌克兰囚犯加林纳·布舒杰瓦-萨布罗德斯卡哈（Galina Buschujewa-Sabrodskaja）回忆起亨克尔员工在1943年底突然造访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情景时说道，“他们甚至让我们张开嘴，检查我们的牙齿。”[33]经济与管理部为了掌控囚犯调度，企图在1944年建立一个现代化机读数据库，利用打孔卡片和数字代码（所谓的何勒内斯代码）。不过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抛弃了，丝毫没能帮助经济与管理部夺回主动权。[34]集中营党卫队对德国军工产业参与得越深入，对囚犯的掌控权就越小。

而且，即便希姆莱吹嘘得天花乱坠，集中营对战时经济的贡献依然不大。1944年夏天，当德国军备生产达到战时最高点时，在军工产业劳动的集中营囚犯不过占德国劳动力的1%。诚然，党卫队参与更多的是重新安置工程。[35]只是大多数工程在没搬到地下前，在战略上就已经毫无意义；将军工生产搬到地下，只不过是在一场已经输了的赌局进行最后一搏罢了。[36]党卫队是注定失败的计划的最佳搭配。像奥斯瓦尔德·波尔等党卫队领袖并没有被之前的失败吓住，依然心存幻想，认为他们的经济蒸蒸日上。[37]

即便是党卫队参与的最高调的项目也没有改变战争的进程。尽管投入了数亿德国马克和数以万计的奴隶劳工，奥斯维辛集中营内在建的巨大法本工厂直到最后也没有竣工，更没生产出任何合成橡胶或燃料。[38]同样，盖伦贝格手下的几个项目也没有坚持过初期阶段就夭折了。“沙漠”工程的第一批工厂在1945年初春短暂运营过一段时间，结果只生产出含油污泥，无法用于德国残存的坦克。[39]而多拉根本没能成为希姆莱理想中的地下高科技工厂，离1945年春天生产约6000枚V2导弹的夸张目标也相距甚远。虽然这些导弹在国外夺去了数千平民的生命，在国内成了强大的宣传工具，但它们的战略影响力微不足道。这个武器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别的地方，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J.诺伊费尔德（Michael J. Neufeld）所言：“更多的人不是被它们炸死的，而是因为生产它们而死。”[40]他一语道破了党卫队参与战时经济的本质，最主要的产出既不是燃料也不是飞机，更不是枪炮，而是囚犯们的悲惨和死亡。[41]

1944年时，登记在册的囚犯比前一年死得更多。整体生存条件已夺去无数囚犯的生命，党卫队还扩大了死亡筛选（前一年时已被削减），因为病人不仅被视为高效生产的阻碍，也是对其他奴工生命健康的威胁。许多人死在卫星营中。其他人在筋疲力尽地工作之后被送回主营，死在一个专门为体虚和患病囚犯设置的区域，这类区域正迅速在集中营里扩大。[42]或者，囚犯会被送去其他地方处死。在毛特豪森，医务区内隔离的囚犯有时人数会超过主营里的健康囚犯，这时党卫队就会采取极端的做法。毛特豪森集中营与哈特海姆杀戮中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4f13行动时，如今它们恢复了联系，然后在1944年4月到12月，集中营将至少3228名活死人囚犯送进了毒气室。[43]更常见的做法是把将死的囚犯送到集中营系统内其他地方，像如今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就包括了德国战前境内老卫星营里筛选出来的虚弱的犹太人。[44]

此外还有两座主要的集中营——马伊达内克和贝尔根-贝尔森基本没有受到战时经济动员的影响——被指定接收其他集中营的濒死囚犯。在谋杀了大量犹太囚犯之后，马伊达内克在1943年11月丧失了大部分用途，从12月起被当作了第三帝国其他集中营倾泻男女囚犯的目的地。有些囚犯中途死亡，还有数千人在营内丧生；仅在1944年3月一个月内，党卫队就登记了1600多人死亡，当时大约有9000名囚犯被关押在马伊达内克。[45]贝尔根-贝尔森从1944年春天开始接力，因为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准备赶在红军到来之前腾空。到了1945年1月，来自其他集中营的约5500名患病囚犯，用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人的话说，已被判定为“给工业企业造成不必要负担”，被送去了贝尔根-贝尔森。[46]首批运送从多拉出发，在1944年3月底或4月初抵达贝尔根-贝尔森。根据一位多拉囚犯的说法，身体虚弱的人中有许多胳膊和腿上都缠着绷带，他们“像麻袋一样被扔进卡车里”。火车还没有发车之前就开始有尖叫声。抵达贝尔根-贝尔森后，幸存者在空荡荡的营房里待了好几天，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毯子。“我们的身体急速衰弱。”法国囚犯约瑟夫·亨利·米兰（Josef Henri Mulin）后来回忆说。[47]

囚犯人口

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不断推动下，集中营的囚犯数量在1944年达到了历史新高。他曾许诺，卡姆勒想要多少囚犯他就能提供多少，并且痴迷于显示囚犯数量增长的统计图表。鲁道夫·霍斯回忆说，希姆莱的口头禅变成了“军备！囚犯！军备！”[48]集中营不断扩张，甚至一些较小的营地的囚犯人数现在也成倍增长；例如，在弗洛森比格登记的囚犯人数增加了7倍多，从4869人（1943年12月31日）增加到40437人（1945年1月1日）。[49]后来，只有靠盟军才终结了营地扩张的势头。

党卫队机密的统计数据揭示了两大趋势。首先，集中营系统的天平从1942年开始向东倾斜后，如今又回来了。随着红军逼近，德占东欧地区越来越多的营地纷纷在1944年关闭。奥斯维辛也逐渐被清空，失去了最大集中营的地位。到1945年1月1日，最大的集中营设施是位于德国腹地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那里登记的囚犯有97633人，而奥斯维辛集中营有囚犯69752人。其次是女性囚犯的人数急剧增加，这是因为大屠杀期间大规模驱逐犹太妇女。到1944年底，集中营有近20万名女性囚犯（从1942年4月下旬的12500人增长到现在的规模），占囚犯总数的28%。女性囚犯散布于整个集中营系统。早在1939年，女性囚犯被关押在一个专门建造的营地，也就是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而现在除了多拉集中营外，每个集中营都有登记的女囚。[50]

囚犯数量的大幅增加不能只归因于希姆莱对奴隶劳工的渴望。正如前几年一样，经济动机与纳粹政权定义的其他国家利益结合在了一起。警察遵循1942年至1943年设定的模式大肆搜捕。随着战败的阴云越来越近，纳粹对国内战线的偏执越来越强烈。纳粹进一步镇压涉嫌犯罪活动、失败主义和颠覆政权的德国人。1944年8月，对希特勒的炸弹袭击失败后不久，作为雷雨行动（Operation Thunderstorm）的一部分，5000多名魏玛时期的左翼活动分子以及一些天主教政党的前任官员被拖入集中营；有些人，比如66岁的前社民党国会议员弗里茨·佐尔德曼（Fritz Soldmann），此前已经多次被关进集中营遭受折磨。[51]警方还专注于外国人在德国境内的抵抗活动，并扩大了对外国工人的日常袭击：1944年成千上万人因“违约”被捕，根据希姆莱的命令，他们通常会被直接送进集中营。[52]

与此同时，第三帝国之外爆发了越来越多的起义，德国占领者以极端的武力作为回应；许多抵抗者被当场杀害，更多人被关进集中营。[53]其中有数万名男女在法国境内被捕。[54]在注定失败的华沙起义爆发之际，更多新的集中营囚犯从被占领的波兰遣送至德国。起义活动于1944年8月1日在波兰本土军队中爆发，希望在红军即将到来之前将德国占领者驱逐出去。但是，苏联红军的前进陷入停滞，纳粹军队以极端的暴力和野蛮镇压了起义，纳粹军队长期以来将华沙视为波兰人抵抗的温床。经过可怕的9周时间，大约15万名当地平民被杀，华沙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废墟（死者中有数百名当地集中营的囚犯，他们在起义期间曾短暂地品尝过自由）。至于幸存者，党卫队官员决心将他们纳入奴工的队伍；在8月中旬，党卫队曾幻想为集中营增补40万名囚犯。最后，估计有6万名男女和儿童从化为废墟的华沙被遣送到集中营。其中有一位21岁的女裁缝（名字不详），她于1944年9月与丈夫和邻居被迫离开被毁的建筑物。经过几天的颠簸，男人们在萨克森豪森附近被拉下了车。她回忆说：“被拆散的家庭又哭又叫。”然后火车把剩下的妇女和孩子运到拉文斯布吕克，最终抵达的大约有1.2万名囚犯。[55]

尽管集中营内的囚犯人口多样，但有一个囚犯群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群体，那就是犹太人。1944年，德国当局对犹太人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批抓捕，将更多的犹太男女和儿童送进了集中营。根据一项估计，在1944年春季和秋季之间，近三分之二的新囚犯是戴黄星的犹太人。截至年底，已有超过20万人登记为集中营囚犯；现在，德国控制的领土内的犹太人都面临着被关进集中营的危险。[56]许多此前在集中营系统外幸存的波兰犹太人，如今也不再能幸免于难。成千上万的人来自废弃的强制劳动营，包括上西里西亚所谓的施梅尔特营。[57]其他人来自最后的犹太人聚居区。在1944年8月最后一次扫荡罗兹时，将近6.7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在抵达时就被杀了。[58]

奥斯维辛集中营继续接收来自欧洲其他占领区的囚犯，因为帝国中央安全局还在追捕此前逃脱它魔爪的犹太人。1944年，法国、荷兰、斯洛伐克、希腊和意大利分别向奥斯维辛集中营大规模遣送犹太人。其中，2月26日晚从摩德纳（Modena）附近一个集中营发出的遣送列车抵达奥斯维辛，将普里莫·莱维和其他649名犹太人带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526人在抵达时被送进毒气室。[59]更多囚犯从泰雷津被送过来。1944年5月，大约7500名犹太人被逐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许多人是老人、孤儿或病患，他们曾被纳粹安置在犹太人聚居区，以应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访问；同年秋天还有数千名年轻的囚犯紧随其后到来。[60]

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在1944年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来自匈牙利。自从匈牙利开始与德国盟友保持距离，与盟国另谋和解之后，纳粹军队就于1944年3月攻入了这里。德国入侵对匈牙利犹太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在这之前，匈牙利犹太人一直幸免于被屠戮的命运。阿道夫·艾希曼及其团队随德国军队一同来到匈牙利。凭借在围捕、驱逐和处决方面的经验，艾希曼的手下以极快的速度和极高的效率开始处理匈牙利的犹太人。他们从1944年5月中旬开始大规模运输犹太人，到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Horthy）7月出手阻止他们时，至少有43万人已被送进奥斯维辛。[61]

1944年10月中旬，党卫队罢黜霍尔蒂后，纳粹再次恢复驱逐剩余的匈牙利犹太人。受交通手段短缺的影响，现在的火车很少，因此成千上万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孩子被迫徒步走到遥远的奥地利边境。到1944年底，估计有7.6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到奥地利。在这里，一些幸存者被迫去建造防御工事，其他人则被关进集中营。其中包括最终到达拉文斯布吕克的少女埃娃·费耶尔（Eva Fejer）。“起初，”她后来说，“我们以为要去的是一个条件相对较好的营地，特别是他们告诉我们，只要表现好就会被送去好地方，而我们相信了。”她很快了解到了真相。[62]

纳粹领导人和实业家们视匈牙利犹太人为重要的补充劳动力。甚至在大规模遣送开始之前，希特勒和希姆莱就计划将10万，甚至更多的奴隶劳工送到德国境内的集中营。这些囚犯被指定用于战斗机参谋部的重迁项目。当阿尔贝特·施佩尔在1944年5月26日的一次会议上询问这些囚犯何时才能到来时，卡姆勒向他保证，人已经“在路上了”。但犹太囚犯们在到达德国境内的建筑工地之前，不得不通过奥斯维辛集中营。毕竟，党卫队只对有劳动能力的奴隶感兴趣，所有太年幼、年老或虚弱的人都会被杀掉。[63]

惨遭杀害的匈牙利犹太人

对犹太人来说，1944年春夏时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最为致命。死者中许多人都是普通囚犯，大多来自泰雷津的家庭集中营。[64]不过，这才只是开始。1944年5月到7月，大量犹太人拥入奥斯维辛集中营，超过了前两年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总数——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来自匈牙利。他们的遇害标志着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达到高潮，彼时大多数在德国控制下的欧洲犹太人早已罹难。[65]

负责监督灭绝匈牙利犹太人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一张熟面孔：老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在1944年4月末或5月初，即遣送开始前不久，霍斯前往匈牙利拜访临时居住在布达佩斯的好友艾希曼（后者在1944年春天曾多次回访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两人对着遣送日程冥思苦想，以确定奥斯维辛集中营“可以处理多少车的人”——这是霍斯的原话。此外，霍斯想要向经济与管理部的上级汇报，一旦把不适合劳动的人毒气处决后，还能剩下多少奴工。霍斯在匈牙利进行了试选，结论是大多数犹太人都得死；他估计，最多能有25%的人被选作奴隶劳工。[66]

霍斯紧接着回到奥斯维辛，那是他早期犯罪生涯的发源地，并于1944年5月8日以高级指挥官的身份暂时接管了奥斯维辛集中营。[67]鉴于接下来种族灭绝的规模，经济与管理部的领导人派出了最有经验的大屠杀主管。[68]不过在他们看来，对霍斯的重新任命更要紧，因为现任高级指挥官阿图尔·利布兴切尔已经靠不住了。显然，保持沉默的利布兴切尔获得了心慈手软的名声，但他被撤职的直接原因其实是一场私人闹剧。[69]他在经济与管理部工作的时候爱上了里夏德·格吕克斯的秘书，该女子在他离婚后随他来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但是当利布兴切尔申请再婚许可时，他的上司发现了一个邪恶的秘密：在第三帝国早期，他的未婚妻曾因与一名犹太人相恋而被捕。奥斯瓦尔德·波尔吓坏了。他派副官里夏德·贝尔去让利布兴切尔终止这段关系。1944年4月19日，贝尔在奥斯维辛官员食堂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利布兴切尔，后者啜泣不已，喝得酩酊大醉，然后跑去质问已经怀有身孕的未婚妻，结果她辩解说自己是清白的。两天后，为爱而伤的利布兴切尔顶着哭肿的双眼告诉贝尔，自己站在爱人这一边，并补充说，盖世太保一定是多年前强迫她做了假口供。利布兴切尔打破了党卫队的种族界限（与一个涉嫌“亵渎种族”的人苟且）、潜规则（指责盖世太保屈打成招）和社会准则（贝尔称他表现得“一点儿都不像个男人”），已经无路可退了。他迅速被波尔调走，在短暂看管衰落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之后，他满怀愤懑地离开了集中营党卫队。[70]

利布兴切尔在1944年春末的倒台，使霍斯的回归名正言顺。后者才是党卫队领导人可以信任的人，能肩负起集中营系统内规模最大的灭绝计划。霍斯身边有几个心腹和相识多年的杀人专家。其中包括集中营党卫队的老人约瑟夫·克拉默，他曾是霍斯1940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任副官，现在从纳茨维勒归来，成了比克瑙集中营的指挥官。另一个熟悉的面孔是奥托·莫尔，他在1942年到1943年在比克瑙集中营毒气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被从一个卫星营召回，再次负责监督火葬场。[71]在霍斯和手下完成了最后一刻的准备工作之后，从匈牙利而来的大规模遣送开始了。从1944年5月中旬到1944年7月中旬，几乎每天都有遣送的列车，奥斯维辛很快就被人海淹没了；有的日子里列车甚至多达五趟，一天就送来大约1.6万名犹太人（在1944年1月到4月利布兴切尔掌权的时候，每天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平均只有200人左右）。当阿道夫·艾希曼惊叹于下属“破纪录的表现”时，霍斯恳求朋友放慢速度。但是，即使有奥斯瓦尔德·波尔的训斥也不管用，艾希曼还在推动更多的遣送，理由是“战时的不可抗力”（跟他在战后对同情自己的人所说的一样）。[72]

匈牙利犹太人在下火车的时候几乎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很少有人听说过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很少有人听说过毒气室。与此同时，集中营党卫队开始行动。党卫队医生们对所有新来的犹太人进行筛选，与1944年筛选一些遣送来的犹太人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党卫队采用的是以前使用过的标准；不适合劳动的人包括孕妇、年长的囚犯、年幼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每天筛选结束后，奥斯维辛党卫队会将统计数据报给经济与管理部，以便管理人员更新奴隶劳工的数量。总体来说，当地的党卫队官员遵照霍斯的预测，每四个匈牙利犹太人里挑出一个作为劳工。筛选留下的囚犯大约有11万人，他们的命运不尽相同：有的人在奥斯维辛正式登记，有的人被送到其他集中营，有的人死在比克瑙中转站。其余32万名没通过筛选的匈牙利犹太人直接被处死，狂热的屠杀一直延续到1944年7月大规模遣送停止。[73]

鲁道夫·霍斯一如既往地积极投身于大屠杀，他知道任务完成后自己将回到经济与管理部（1944年7月29日，冷血的里夏德·贝尔接替他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高级指挥官，贝尔喜欢穿以前的骷髅师制服，炫耀自己作为党卫队一线战士的经历）。[74]在他掌权期间，他尽最大的努力加速种族屠杀的进程。来自匈牙利的火车不再停在营地外面，而是沿着一条单轨开到比克瑙集中营里一个仓促完工的月台；犹太囚犯到站时会听到集中营管弦乐队不协调的曲调，从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经过党卫队筛选后，绝大多数的新来者直接走向死亡。他们扶老携幼穿过比克瑙的几个营区，最终走进毒气室。在火车离开去运送更多受害者后，月台上留下的是手提箱、袋子和包裹，这些由快速扩员的“加拿大”突击队收集起来。[75]

特别工作队现在大约有900名身强力壮的囚犯，他们昼夜不停地工作，比克瑙火葬场燃烧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党卫队还将2号地堡重新投入使用，并激活了Ⅴ号火葬场（自1943年秋季以来就已停止使用）。但是由于党卫队杀的犹太人太多，火葬场还是不够用，所以他们决定像1942年时一样用露天的大坑进行火化。奥斯瓦尔德·波尔曾在1944年6月16日，也就是屠杀最严重的时候巡视集中营，然后下令在火葬场周围竖起一道栅栏，为的是掩盖罪行，不让新来的犹太人发现。[76]驻扎在杀戮中心的党卫队士兵失去了最后的禁忌。他们杀得如此匆忙，以至于毒气室的门打开时，一些受害者还有呼吸。有时，刽子手们甚至绕过毒气室，直接把犹太人带到焚尸坑枪决、打死，甚至活活烧死。据一名幸存者说，这个地狱由奥托·莫尔负责，门格勒与他相比都能算个人了。[77]

由于1944年夏天时大量的遣送列车到来，党卫队有时无法在比克瑙的月台完成筛选。在这种情况下，新抵达的人被带到中转营地，对他们的命运审判会稍缓一段时间。此类中转营中规模最大的是一个巨大的、未完工的比克瑙增建区，名为“墨西哥”（BⅢ区），在1944年初秋关押了从匈牙利和其他地方而来的大约1.7万名犹太妇女。“墨西哥”的生活条件比集中营里其他地方更糟糕，没有自来水，几乎没有食物。大桶就是厕所，许多囚犯没有衣服穿，只能披着毯子（这显然有些像美洲的披风，因此得名“墨西哥”）。每座营房住了大约1000名妇女，没有家具，囚犯只能躺在泥地上；女教师阿格内斯·罗饶不得不与其他4个女人共享一张尿湿的小床单。罗饶和其他一些囚犯最终被送到其他地方进行劳动。但很多人都死在了中转营或者被带到毒气室。这是制造人类灾难的犯罪者们倾向的解决方案。一名集中营党卫队的前队员后来作证说，他的同事们经常谈论谋杀在“墨西哥”的囚犯。口头禅是：“让他们穿过烟囱。”[78]

吉卜赛营

在大屠杀期间，奥斯维辛率先成为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那里的犹太人取代波兰人成了最大的囚犯群体。自从开始遣送匈牙利犹太人起，犹太人的人数进一步攀升；根据一项估计，1944年8月末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所有男人、女人和儿童中，大约有75%是犹太人。[79]在大众的记忆中，集中营向种族屠杀中心的转变会令人忽略其他囚犯群体的命运。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吉卜赛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是营内第三大囚犯群体，待遇在某些方面与犹太人相同。[80]

随着来自德意志帝国的大规模遣送陆续抵达，奥斯维辛-比克瑙中所谓的吉卜赛营从1943年2月底开始迅速发展。[81]几周时间内，这里便关押了1万多名囚犯，而且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其中有数千名儿童，占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登记儿童的一半。与此同时，年龄最大的囚犯据说已达110岁高龄。吉卜赛人被关押在BⅡe区，远在比克瑙营区的尽头，位于医务区正下方，靠近火葬场。和比克瑙内大多数区域一样，吉卜赛营将近2000英尺长，400英尺宽，在泥泞的道路两旁各有两排营房。改造过的马厩里黑暗（除了小天窗之外没有窗户）、肮脏（大部分是泥地），而且过度拥挤（一家人挤在一个铺位上）。这里没有按性别区分，是与比克瑙其他区域不同的地方之一。此外，囚犯的头发也没有都剃光，他们通常还能保留自己的衣服，不过背面要有红色十字架的标记。

1943年春天，在遣送刚刚开始的时候，吉卜赛人的命运还没有被决定。即便如此，比克瑙的恶劣条件依然造成了绝大多数人死亡。除了被称为“运动”的常见责罚，许多被贴上“不愿工作”标签的囚犯不得不承受极其繁重的劳动，下至7岁的男孩和女孩也要搬运沉重的砖头。至于卫生设施，吉卜赛营的情况比集中营内其他地方更糟糕。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由于营地仍在建设中，所以没有厕所或盥洗室。“我们只能趁下雨的时候，”德国辛提人瓦尔特·温特回忆道，“在水洼里洗……成年人和孩子们不得不到营区后面大小便。”党卫队增添了基本设施后，情况几乎没有改善；厕所满到往外溢却很少被清空，水源稀缺而且被污染。

很快，疾病开始在吉卜赛营肆虐。安置患病和垂死囚犯的地方越来越多，到了1943年秋天，营地内的医务室从2个营房增加到6个。最可怕的景象是，男孩和女孩们遭受了口颊坏疽的折磨，这是一种由极端恶劣条件引起的口腔感染，溃疡会渐渐吞噬嘴部附近的皮肤和肌肉，在脸颊上造成很深的洞。集中营几乎不提供任何治疗，相反，党卫队依靠的是死亡。当斑疹伤寒在吉卜赛营蔓延时，每天有多达30名囚犯死亡，党卫队将营地隔离起来，并将许多患病的囚犯送入毒气室。一些幸存者试图让外面的世界知道他们遭受的苦难；在一条加密的信息中，其中一人提到了Baro Nasslepin、Elenta和Marepin——这是罗马人形容“大病”、“痛苦”和“谋杀”的词语。

在吉卜赛营，往往是全家人共赴黄泉。1943年春从德国遣送过来的伊丽莎白·古滕贝格尔（Elisabeth Guttenberger）后来作证说，她失去了大约30个亲戚。“孩子们是最先死的，”她说，“他们日夜哭喊着要面包，很快都饿死了。”医务室里的太平间堆满了孩子们的尸体，上面爬满了老鼠。许多死去的婴儿是在吉卜赛营里出生的。总共有大约370名儿童被送到这里，他们的大腿上文着囚犯编号；超过一半的孩子在三个月内就死了。大多数父母很快随孩子而去。伊丽莎白·古滕贝格尔的父亲和她的四个兄弟姐妹一起饿死了，母亲也紧随其后。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到1943年底，吉卜赛营里大约70%的囚犯都死去了。[82]

吉卜赛营最后的清除于1944年到来，此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规模屠杀达到了顶峰。[83]幸存者的命运与匈牙利犹太人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几个吉卜赛人受命将铁路支线延展到比克瑙；新月台完工后，开始有来自匈牙利的火车陆续抵达，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带到了半空的吉卜赛营，这个营如今成了一个中转地。来自匈牙利的约瑟夫·格吕克（Josef Glück）回忆说，营地被一分为二，“一边住犹太人，另一边住吉卜赛人”。许多犹太人后来被带去附近的毒气室，剩下的吉卜赛人见证了这些屠杀。奥地利的埃尔米纳·霍瓦特（Hermine Horvath）在1943年4月初与家人一起被送到这里，她后来作证说：“景象如此可怕，我吓得晕了过去。”吉卜赛营中的许多囚犯预感自己将成为下一个，他们的恐惧很快便成真了。[84]

1944年8月2日晚些时候，当夜幕降临在比克瑙时，纳粹党卫队包围了吉卜赛营。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剩余的2897名吉卜赛人被卡车拉到Ⅱ号和Ⅴ号火葬场；首当其冲的是孤儿，被喝醉的党卫队队员四处围捕。一些囚犯知道自己死期将至；四处都是挣扎扭打，“杀人犯”之声不绝于耳。为了欺骗这些受害者，党卫队用迂回的路线驾驶卡车。但是，囚犯们最终被迫离开后，他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的尖叫声整夜回荡在比克瑙。有些人一直反抗到最后。“让他们进屋（毒气室）可不容易。”鲁道夫·霍斯后来写道。霍斯的老朋友、比克瑙集中营营区负责人、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施瓦茨胡伯汇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困难的大规模灭绝行动。[85]

很少有吉卜赛人能在比克瑙幸存。在这片营区被清理之前，只有少数人得以离开。1944年4月至7月底，纳粹党卫队遣送到德国中部地区的囚犯不超过3200人，其中大部分是通过筛选被充为奴工的。其中有一些前国防军士兵（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他们之中有几个在被驱逐到比克瑙之前，还曾在东线因勇敢被授予勋章。这些老兵对他们的待遇感到难以置信。“你这个懦夫！”其中一个老兵在抵达时对一名党卫队队员喊道，“你应该在前线作战，却在这里对付女人和孩子！我在斯大林格勒受了伤……你竟敢侮辱我！！”吉卜赛营的幸存者中有一部分被带到拉文斯布吕克，更多是被送去了多拉，那里是党卫队最大的重迁营。许多人从那里被送往埃尔里希（Ellrich）的一个卫星营。这不是巧合。集中营党卫队经常把犹太人和吉卜赛人送到致命的卫星营，而埃尔里希是最糟糕的一个。[86]

卫星营

1944年4月初，奥斯瓦尔德·波尔给海因里希·希姆莱寄去了一张欧洲大地图，精确地标出了所有主要的集中营及附属的卫星营。标记遍布整个地图：集中营覆盖了纳粹全部的领土，从芬兰湾的科隆卡到南斯拉夫占领区的洛布伊尔（Loiblpass）营地，从波兰东部的卢布林到被占领的英国奥尔德尼岛。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波尔不禁与已故的对手特奥多尔·艾克进行比较。他在信纸空白处对自己和艾克掌控的帝国进行了比较：“在艾克的时代，总共只有6个集中营！”希姆莱被打动了。他满意且感激地向波尔指出“看看我们的事业发展得多么好”。[87]党卫队希望能有更多的囚犯，以这种渴望为向心力，数以百计的卫星营出现在主营周围，并进一步拓展。当巨大的重迁项目在1944年下半年真正启动，一切到达了顶峰；在6个月的时间里冒出的卫星营，数量已相当于过去30个月的建造总量。[88]到1944年底，仅达豪集中营就有不少于77个卫星营，其中几个都位于125英里以外了。[89]集中营系统变化如此之快，卫星营的建立速度几乎和被遗弃的速度一样快，甚至连经济与管理部也无法计算；1945年1月，官方估计有500个卫星营，实际数量则接近560。[90]

局势转移

没有典型的卫星营，就如同没有典型的主营一样。[91]卫星营的规模各异，小到只有几个人的劳动小队，大到有数千囚犯的综合设施。[92]大多数党卫队卫星营不是专攻建设（囚犯们挖隧道和壕沟、清理瓦砾、建造掩体和工厂）就是专攻生产（囚犯们制造电池和军火，组装坦克和火箭），但都是为具体的项目而设立，并与其他部门联系紧密——比如OT、军队、国企和私企。并不是所有卫星营关押的都是奴隶劳工；少数几个主要是接纳将死的囚犯，或者作为中转站，在集中营被腾空时暂时收容被疏散的囚犯。[93]

卫星营的布局也不一而足。许多卫星营效仿主营，有木制营房，外面围着带刺的铁丝网。但还有一些非常与众不同。在匆忙建立新集中营时，当局用上了他们能找到的一切建筑，囚犯被迫住在棚屋、帐篷、工厂、地窖、舞厅，甚至废弃的教堂。[94]党卫队的住所也同样即兴；在埃尔里希，一些看守睡在当地一家很受欢迎的餐馆里，而这家餐馆还在继续营业。[95]有些新卫星营甚至是移动的。1944年夏至1945年初，党卫队设立了8个流动集中营（所谓的铁路建设旅），用于修复被毁坏的铁轨；每个营地其实就是一列长长的火车，大约有500名囚犯挤在改装过的车厢里。[96]到1944年，20世纪30年代末建立起的集中营建筑模式被随机的各种地点取代。这也算是强烈呼应了1933年最初兴起的集中营。在第三帝国崛起和灭亡之际，恐怖的集中营都以即兴创作为特征。1933年，集中营系统还没有形成；而1944年，它开始摇摇欲坠。[97]

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卫星营，最终决策权通常是在经济与管理部手中。然而，一旦营地开始启动并运行，就很少再向柏林方面报告了。这些重新安置的卫星营往往通过地方党卫队特别督察组来协调囚犯的部署，后者向卡姆勒在柏林的办公室做进一步汇报。卫星营和相应的主营之间甚至有更紧密的联系。许多囚犯经主营来到这里。此外，各主营的党卫队官员会在卫星营承担行政职务，比如给囚犯分发衣物和药品。结果就是出现了一层地区监督，从而摆脱了经济与管理部的直接控制。[98]

主营就像巨大的交通枢纽。新囚犯很少在那里长期停留，很快就会被转移到其附属的卫星营中。1944年9月，拉文斯布吕克主营登记接纳了12216名新囚犯；当月，11884人被转去了卫星营。[99]1944年，卫星营吸收了大量新囚犯，如同恶性膨胀一般增长。结果是主营和卫星营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决定性转移。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例。1939年战争爆发时，只有一小部分囚犯（不到10%）被永久地关押在主营之外。战争初期，这个数字缓慢攀升，但到1943年夏天时依然低于15%。然而，一年之内天翻地覆，布痕瓦尔德卫星营接纳的囚犯比例上升到34%（1943年10月1日）、46%（1943年12月1日）和58%（1944年8月15日）。[100]其他集中营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结果惊人：到1944年底，大多数集中营的囚犯被关押在卫星营里。[101]

1944年时，主营与其卫星营之间的输送并不都是单向的。正如我们所知，大量囚犯运输也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将重病、受伤和筋疲力尽的囚犯运回主营；其中大多数囚犯都在建筑工地工作，被视为可以轻易替换的角色。[102]除了濒死的囚犯之外，许多卫星营还将尸体运回主营焚烧。举例来说，在1944年4月多拉建起自己的火葬场之前，上千具尸体都被运到大约50英里外的布痕瓦尔德焚烧。等多拉具备火化能力之后，也开始接收附近其他卫星营的尸体。[103]总而言之，集中营囚犯的总体行动往往如此：新囚犯从主营到卫星营当奴隶劳工，在死亡或濒死时再被送回去。

现有集中营系统结构的逐步解体反映在卫星营的管理构成上，后者并不是主营传统模式的完美翻版。卫星营的党卫队员工和岗位更少，内部组织也更简单。正常情况下，没有政治或管理部门，较小的卫星营里甚至没有医生、医务室或囚犯食堂。最有权势的人物是所谓的营地主管。他负责卫星营的日常运作，是事实上的指挥官，由一名考勤主管协助。这些地方的党卫队队员享有很大的自治权。的确，他们是由主营的官员任命和监督的，或者由经验丰富的区域卫星营群主管任命和监督。但是，尽管有频繁的检查和汇报，这些高级官员依然不能对所有的新营地保持严格的控制。随着每个营地的扩建，卫星营越来越多，中央统一控制变得更加困难，地方官员获得的独立自主权也就更大。[104]

士兵变看守

1944年，集中营几乎面目全非，成千上万的新看守加入集中营。党卫队的胃口是巨大的。所有新卫星营都必须配备人员，而且，由于监管设施较差，卫星营需要的看守比主营更多。[105]对新员工的需求给经济与管理部的管理者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自战争开始后就一直在努力解决人员短缺的问题。1944年，人力资源的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而集中营系统还在往前线派驻较年轻的哨兵。[106]尽管如此，经济与管理部还是设法增强了它的力量。到1944年4月，集中营工作人员已经超过了2.2万人，到年底可能会增长到5万多人。[107]

大部分新人来自军方。由于集中营的奴隶劳工也惠及军队，因此经济与管理部坚持要求军方下拨士兵来当看守。在希特勒和施佩尔的支持下，经济与管理部一直和军方进行谈判，结果就是从1944年春季开始，大量的士兵拥入集中营系统。到了夏天，已有超过2万名士兵加入集中营，接下来几个月人数继续上升。大多数新看守在主营接受了一些简短的训练之后便被派往卫星营。到1945年初，集中营内超过一半的男性工作人员都当过兵；在卫星营中，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经验丰富的党卫队官员。[108]他们中大多数是哨兵，跟从前相比，与囚犯的接触更密切。他们不仅负责押送囚犯到工地并在那里看管他们，他们在营地中的存在感也更强，因为看守团和指挥参谋部之间的区别变得更加模糊。[109]

大多数士兵都是预备役，最近才被征召成为现役。他们平均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囚犯称他们为“祖父”——经常要努力挣扎才能满足集中营工作对体力的需求。56岁的胡戈·贝恩克（Hugo Behncke）在加入诺因加默集中营后写道，最初的训练“非常严格，我这个年龄的男人几乎难以承受”。像他这样的人并非来自战场，而是来自国内一线的常规工作岗位。贝恩克在1944年6月应招加入集中营前曾是汉堡一家殡仪店的职员。另一位新招人员，55岁的威廉·菲尔克（Wilhelm Vierke）在1944年11月被派往萨克森豪森前是一名园丁。这些新招的人员比党卫队志愿者所受的思想洗脑更少——菲尔克甚至不是纳粹党员——而且更不情愿成为看守；战争即将结束，他们担心会受集中营内的罪行所累，遭到盟军的惩罚。[110]

在集中营党卫队老兵的眼中，女性工作人员的拥入使集中营员工的构成变得更加复杂。到1945年1月1日，集中营系统大约有3500名女性看守，反映出近期女性囚犯人数的上升。和大多数新招的男性看守一样，这些女性看守也与以前的不同。在战争初期，许多女性看守是自愿加入集中营的。但从1943年开始，当局越来越要依靠施压和胁迫，才能从职业介绍所招到人，或者直接从女囚犯所在的工厂里招募。[111]尽管党卫队拒绝了一些不合适的女性（就像遣返士兵一样），但也没办法设定太多的要求。例如，坚定的意识形态已不再是硬性标准，只有一小部分女性看守是纳粹党员。[112]

1944年，大量新员工的拥入破坏了集中营的形象，再也无法修复。宣传画上精干的政治军人形象最终被战争的现实摧毁。自1939年之后，特奥多尔·艾克的招聘标准和意识形态培训逐渐被抛弃，到1944年后期就已经完全过时了。许多看守都是被征召入集中营的年长士兵，而不是眼神清亮的党卫队志愿者；集中营也没有雇用狂热分子，反倒是招收了成千上万连加入党卫队都不够格的女性；德国的骄傲更是被大量的外国看守取代。艾克的老员工现在已经所剩不多，卫星营里更是寥寥无几。[113]

新招募的工作人员中多有抱怨，不过，他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严苛的工作上，而不是囚犯的命运。他们抱怨乏味刻板的生活、狭窄简陋的住处，还有漫长的工作时间。1945年1月，前飞行员斯特凡·保勒（Stefan Pauler）在从埃尔里希寄出的一封信里写道，纳粹党卫队是一个“虐待狂俱乐部”，自己因为辞职被拒而感到愤怒。在明显违反协议的情况下，一些女性看守甚至向党卫队上级正式投诉恶劣的工作条件。更常见的是，不满的新员工明哲保身，寻求其他的消遣。“周日，我们收到了一瓶价值3.8马克的葡萄酒，”斯特凡·保勒在1944年11月记录说，“我马上就把它喝了。”[114]

从理论上讲，大多数新员工会成为党卫队队员，只有部分例外（特别是女性看守和海军人员）。但实际上，新员工与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绝不是所有退役士兵都渴望将军服换成黑黢黢的党卫队制服。最初埃尔里希集中营分发旧的党卫队制服时，斯特凡·保勒抱怨说，衣服让像他这样的老兵看起来像“小丑”。而且，保勒和其他军人仍然要单独佩戴特别的徽章，以此跟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区分开来。甚至像胡戈·贝恩克这样热烈拥护纳粹政权的人也把自己视为一名士兵，始终跟党卫队员工保持距离，私下承认和他们“有时相处得非常不愉快”。[115]

退役士兵和老练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党卫队的老员工们嘲笑新来者是愚蠢的菜鸟，还担心他们的散漫可能导致囚犯逃跑或起义。这些士兵不仅与囚犯聊天，还抨击里夏德·格吕克斯，甚至对囚犯表示“怜悯”，没有意识到“每个囚犯都是国家的敌人，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116]为了遏制这样的危险趋势，格吕克斯向Ⅵ部的当地党卫队寻求支援。这个员工指导部门在1941年至1942年隶属于集中营指挥参谋部，但在1944年时便独立了出来。然而，这个部门并没有发挥教导员工的职责，仅是强调集中营的基本责任，即便是实践教训也让位于娱乐，旨在分散员工对日常苦差和阴郁未来的关注。[117]

在党卫队队员对新员工的抱怨中，有一点倒是真的。与经验丰富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相比，一些退伍士兵确实对囚犯更和善。[118]神父雅克·博卡（Jacques Boca）被关押在诺因加默集中营附属的沃尔夫斯堡-拉格贝格卫星营（Wolfsburg-Laagberg），他在秘密日记中记录了新的营地主管上任后发生的改善，这位退役的军队上尉任职后，为休养中的囚犯建造了一个专门的营房。“我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写道，“我不挨冻，也不用劳作。”[119]即使是集中营里的“下等公民”——犹太囚犯，待遇也有所改善。战争结束后几年，叶菲姆·K.（Efim K.）仍然记得当时惊讶的心情，一位德国前上校在瓦伊瓦拉卫星营时，把他和其他囚犯带到一个摆满食物的桌子前，说：“吃吧，孩子们，我认为你们需要。”[120]

虽然有个别囚犯受益，但卫星营部署退役士兵这件事，对囚犯生活的整体影响还是不值一提。卫星营跟主营并无不同，依然是以贫困和虐待为主，这也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集中营党卫队的精神是如何传输到卫星营的。显然，这种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一小部分经验丰富的官员，主要是集中营党卫队老员工。虽然这些人的数量远远不及新员工，但他们占据了新卫星营内大多数高级职位（正如他们在主营的指挥参谋部里那样）。在主营里可靠的审头的支持下，这些老员工掌控了全局。他们已经将集中营党卫队的价值观内化于心，并且知道卫星营可以提供不一样的职业前景，拥有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薪酬。就连普通军士也可以成为一营之首，掌管上千囚犯，只要施行恐怖统治就可以。

集中营党卫队的老员工将命令新员工运用暴力作为第一步。更常见的是，向冷酷转变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像此前其他的看守一样，许多新人习惯了集中营里颠倒的道德。胡戈·贝恩克成为看守后几个月，原本很少在信里提到囚犯的他，漫不经心地对妻子说起了最近从他所在的卫星营向诺因加默主营运送伤残囚犯的事情，他把囚犯描述为肮脏、恶心、愚蠢的骷髅：“他们的下场就是诺因加默的火葬场。”每日浸泡在集中营的极端恐怖中，需要具备极强的道德素养才能抵抗住，不被腐蚀。“最糟糕的是，”自我意识非比寻常的斯特凡·保勒在1945年1月中旬给母亲写信说道，“在这里，人可以变得对其他人的悲惨苦痛完全无动于衷。”

系统运行所需要的就是让集中营的新员工履行基本职责。他们有时可能不如经验丰富的党卫队员工残忍，但他们该做的仍然做了。1945年4月初，胡戈·贝恩克在给妻子的最后一封长信中提到，最好的办法是希望德国取得胜利，“把头埋在土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继续履行我的看守之责”。[121]总的来说，结果令人不寒而栗：集中营系统并不像特奥多尔·艾克设想的那样，需要大量的政治军人。在卫星营，一小群对暴力习以为常的集中营党卫队老人，足以把控一大批普通男女的思想。这突出了集中营走向灭亡时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即便党卫队的存在被削弱，恐怖却依然如旧。

生产与建设

自集中营系统创立伊始，每个囚犯的命运就已经由他们所在的劳动分队决定了。条件可能天差地别，而囚犯则永远费尽心机想要逃离最艰苦的工作，或紧紧把握住条件稍好的工作。劳动分队之间的差距在战争期间进一步拉大。调换到另一个分队通常是生死抉择，同样要紧的是调换到另一个集中营。

跟以生产为主的卫星营相比，从事建设工作的集中营通常更致命。在重新安置的营地，大批不具备技术的奴隶被视为消耗品；建造工程中，当局追求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因此预料到会导致大量囚犯死亡。相比之下，从事生产工作的囚犯人数略少，但通常具备相应技能，取代他们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他们受到的虐待更少，获得的食物更多，也能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吕特延堡集中营（Lütjenburg）是诺因加默集中营的一个小卫星营，建于1944年秋天，有200名高技能囚犯，专门生产V2火箭陀螺仪。一名吕特延堡的前囚犯表示，这里的条件跟其他集中营相比“就像疗养院”。[122]

当然，生产类集中营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住宿条件简陋，劳动节奏非常紧张，特别是交通运输等技术含量低的岗位。食物永远是不够的。“布痕瓦尔德的汤比这里的好喝多了。”法国抵抗运动的斗士罗贝尔·安泰尔姆（Robert Antelme）在1944年秋天被送到甘德斯海姆卫星营（Gandersheim）时偷偷记录道。在那里，大概有500名囚犯在生产亨克尔战斗机的机身。“饥饿缓慢且悄无声息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他写道，“现在，我们被它彻底控制了。”某些生产类集中营的死亡率甚至赶上了建设类集中营，特别是在1944年底以后。[123]

不过，卫星营功能上的不同也导致了彼此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多拉集中营，这种差别尤为显著。党卫队通常把新来的囚犯关押在主营，一小撮身体健壮、技术过硬的囚犯被挑出来从事生产工作，其余大部分人被遣送到建设分队。囚犯会继续接受体检，一旦身体变虚弱，就会被送去条件更差的营地。如此一来，囚犯最开始或许能在主营里面条件稍好的生产队劳动，等他们筋疲力尽、生产力下降后，就会被送到卫星营，成为一名建筑工人。在那里，党卫队会努力榨干囚犯身上最后一点劳动力，然后把囚犯丢弃到另一个卫星营（或综合性集中营）等死。结果，多拉集中营的大部分囚犯会经历不止一个集中营，每迁移一次，就离死亡更近一步。[124]

对上千名多拉的囚犯来说，最后一站是埃尔里希建设营。这个营地是在1944年5月初匆匆建成的，位于多拉集中营以北不到10英里的地方。[125]这里一直人满为患，很快就关押了超过8000名男性囚犯，几乎是周围城镇人口的两倍。这里原本是两个废弃的石膏厂，根本不适宜居住。只要一下雨，所有东西就糊上了一层泥，囚犯不得不睡在破败的建筑和棚屋里，刚开始连屋顶都没有。公共厕所更是无从谈起，纯粹是“名副其实的粪坑”，一名法国幸存者后来写道。医务室后来才出现，对救治囚犯没起半点作用；偶尔做一台手术，用的是不干净的器械，到1945年初，所有的药也都用光了。[126]

1944年夏天，埃尔里希的一天从凌晨3点20分开始，囚犯会被第一遍点名叫醒。两个小时后，他们被装上货车送去工地，一般是附近用于党卫队搬迁项目的隧道。在那里，他们要经受13个小时的折磨，从早晨6点到晚上7点（中间只有1个小时休息），比多拉其他卫星营的劳动时间都长。许多人在隧道深处劳作，有时甚至只能赤足。然后，他们通常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搭上回埃尔里希的火车。经过一天筋疲力尽的劳作后，这种延误“对我个人而言或许是有生以来最恐怖悲惨的事情，不是指被折磨的极限，而是人类悲痛的极限”，法国幸存者让-亨利·托赞（Jean-Henry Tauzin）在1945年写道。等囚犯们最终回到埃尔里希时，通常已经是深更半夜，他们还要等着再点一次名。最好的时候，他们能期盼在拥挤的铺位和肮脏不堪的稻草铺睡上5个小时。很少有人能在地下撑过8周。[127]

对于埃尔里希这些已知必死的囚犯，党卫队会扣留重要的物资。囚服一直都不足。17岁的匈牙利犹太人维尔莫什·雅库博维奇（Vilmos Jakubovics）于1944年8月被送到这里，8个月的时间里，他从没穿过干净的衣服：“我们只有令人作呕、爬满虱子的衣服穿。”到1944年秋天，许多囚犯赤裸着身子，只裹一层薄毯。党卫队在埃尔里希的官员及时给内部囚犯统计增添了一个新类别——“没穿衣服的”。在寒冷的营房，囚犯醒来时常常四肢冻僵；有些被冻死，还有一些被饿死。囚犯常常好几天都领不到少得可怜的面包配额，维系生命的只有咖啡代用品和稀汤寡水；他们平均每天只摄入800卡路里热量，几乎要饿疯了。[128]

埃尔里希的地狱也少不了暴力虐待。几乎所有的看守都曾是飞行员，而营地的主宰则是几个强硬派的党卫队队员，他们最为残暴，总是对囚犯拳打脚踢。其中一名领导者是自称奥斯维辛毒气室创造者的卡尔·弗里奇；他1944年夏天来到埃尔里希，是最有经验的党卫队队员之一。当他秋季卸任后，一把手就换成了奥托·布林克曼（Otto Brinkmann），也是一个残暴程度毫不逊色的老党卫队队员。有一次，他强迫一名囚犯把尸体的睾丸切下来，撒上胡椒粉和盐吃下去。“我只是想看看，”布林克曼战后说，“这种事是不是真能发生。”[129]

劳动和死亡是埃尔里希的全部。几个月的时间里，它成为多拉集中营区死亡率最高的地方，而这完全在党卫队的算计之中。毕竟，被挑选出来送往埃尔里希的囚犯都已是疲惫虚弱的人，在党卫队眼中，他们仅存的价值就是剩余的这点力气了。“不可挽回，囚犯一个接一个，前额被烙上了死亡的印记。”1944年12月26日，一名囚犯在秘密日记中偷偷写道。彼时，大约3000名埃尔里希的囚犯——占囚犯总数的一半——被剥削至身体极度虚弱，已经无法再劳动。1945年1月，超过500名埃尔里希的囚犯死亡，月死亡率达到7%。维尔莫什·雅库博维奇初来时，是跟一群匈牙利来的犹太人一起劳动，“其中有30个人来自我的家乡，”1945年夏天他在作证时说，“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130]

不是所有建设营的死亡率都像埃尔里希一样高。[131]许多经历过数座建设类集中营的囚犯发现，此中也有很大区别。1944年5月，16岁的匈牙利犹太人耶诺·雅各布维奇（Jenö Jakobovics）来到附属于“巨人劳动营”的埃伦布施卫星营（Erlenbusch），他或许可以松一口气。劳动依然艰辛——每天工作12个小时，修建新的火车站设施——但起码有吃的、穿的和温水。附近的沃尔夫斯贝格卫星营（Wolfsberg），条件则差上许多，雅各布维奇1944年秋天被转了过去。那里是“巨人劳动营”最大也最重要的卫星营，1944年11月22日共关押了3012名囚犯（其中510人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跟雅各布维奇一样）。大部分人不得不睡在临时搭建起来的单薄脆弱的木制营房里，累死累活地挖隧道和参与其他建筑工程。而相比于恶劣的条件，看守的残暴最让雅各布维奇震惊：“在这里，看守直接以消灭囚犯为目的。”[132]由于沃尔夫斯贝格是犹太人专属的营地，这不禁让人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我们所见，大多数登记在册的犹太囚犯在1942～1943年面临劳动谋杀。鉴于沃尔夫斯贝格的情况，当大批犹太人被遣送回德国内部从事战时经济生产时，难道党卫队的这套方法一直沿用到了1944年？

纳粹的种族等级论

第三帝国是种族主义国家，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纳粹领导者直到最后崇尚的都是极端种族主义。[133]把这个结论用在集中营，有些人推测，基于纳粹的意识形态，囚犯的种族等级继续决定着囚犯的生存概率，即便政权为赢得战争而做最后的疯狂挣扎时也是如此。[134]然而，近期的研究却展现出更复杂的情景，显示经济压力开始削弱纳粹种族主义政策的威力，至少暂时如此，因为集中营系统的调度开始加快为筹备全面战争服务。[135]

历史学家延斯-克里斯蒂安·瓦格纳（Jens-Christian Wagner）称，局部的“意识形态侵蚀”在许多卫星营都很明显。在埃尔里希和整个多拉集中营区，法国和比利时囚犯的存活率远低于吉卜赛人、波兰人和苏联人，尽管后三者在纳粹种族等级论中属于下等人种。[136]多拉不是个例。诺因加默的卫星营也是如此，来自西欧国家的囚犯比东欧人的死亡率更高。[137]

是什么打破了纳粹信奉的种族理念？貌似有两个决定性的方面。其一，卫星营中囚犯抵达的时间。以法尔格营地为例，法国囚犯抵达时，关键的审头位置已经被其他先来者占据，后来者无法再得到那些救命的位置。[138]其二，囚犯的专业背景如今比其民族更重要。法国囚犯通常都是知识分子，从未学过交易，经常被分配去从事体力劳动。相反，一些苏联囚犯掌握技术，因此更容易被分到生产岗位。而且因为他们年轻、常干体力活、以前有应付饥饿和短缺的经验，因此更能承受艰苦的奴役。法国囚犯让-皮埃尔·勒努阿尔（Jean-Pierre Renouard）回忆起诺因加默附属的汉诺威-米斯堡卫星营（Hanover-Misburg）里的一段插曲。他被命令去操作沉重的风钻，结果绊倒了两次，因此被狂怒的看守打到失去意识；当他醒来后，一个身体强壮、操作娴熟的俄罗斯囚犯接替了他的工作，看上去明显更轻松，也不会挨打。[139]

但党卫队意识形态的让步也是有限的：经济压力并没有彻底推翻囚犯的种族等级。德国囚犯依然处在等级中的最顶端，而犹太囚犯大多依然是最下等的人，对他们而言，强制劳动通常还是意味着死亡。对卫星营中犹太人的致命剥削已经在被占领的东欧地区得到了“良好贯彻”，从1944年春天起，伴随着向德国腹地大规模遣送的兴起，党卫队的此类暴虐行为一路向西传播。在许多混合型集中营，管理者会把犹太人挑出来，给他们最差的待遇。“如果犹太人吞咽太多的食物，”诺因加默一座男子卫星营的党卫队领导据说这样宣称，“他就会变胖、变懒，最终成为厚颜无耻的无赖。”[140]

党卫队把许多新建的卫星营几乎全留给了犹太囚犯。它们大多数是像上巴伐利亚的考弗灵一般死亡率高的建设营。考弗灵卫星营建于1944年6月，附属于达豪集中营，可能是德国战前境内最大的犹太人卫星营区，有11个独立的营地。不到一年的时间，大约3万名集中营囚犯被输送到这里，绝大部分是犹太男子，为战斗机参谋部工作。囚犯24小时轮班，大多在建造3个巨大的地堡（其中2个后来被弃用），供飞机工厂使用；一长队一长队的囚犯背着一袋袋水泥穿过杂乱的建筑工地，其他人则在水泥搅拌机那里劳作。在这个匆匆搭建起的营地里，他们无休止地遭受折磨。没有标准的营房，他们睡在盖在地洞上的临时小木屋里，屋顶上盖着土，四处漏风。一名囚犯将这里的条件比作最黑暗的中世纪。1944年末，经济与管理部的一条允许在附近的民用医院给犹太囚犯实施紧急手术（为了激励奴隶劳工们）的指示也被直接忽视了。相反，当地管理者在削减患病囚犯的配额。年轻的匈牙利犹太人萨拉蒙·菲勒普（Salamon Fülöp）后来讽刺地记录说，行凶者依靠“饥饿疗法”来治疗病患；囚犯会吃一切能找到的东西，包括草和干木头。这里还有反复的筛选；比如1944年秋天，超过1300名囚犯被送进了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考弗灵里总共死了多少囚犯，但估算有将近1.5万人——大概是总人数的一半。[141]

像考弗灵这样的集中营区建立在囚犯的生命之上，而对党卫队来说，最不值钱的是犹太人的生命。在许多卫星营，看守一直沉浸在反犹的暴行中，即便在大范围的经济压力面前，这也相当明显。结果，相比关押其他种族的营地，关押犹太囚犯的建设营通常死亡率更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跟过去一样，一些掌握技术的犹太囚犯可以暂时受到保护，免于最悲惨的酷刑。党卫队高级官员也并不总会把犹太人送到条件最差的卫星营。奴隶劳工的分配通常更随机，不是由种族主义思维驱使，而是根据填补短期空缺的需要。比如，在诺因加默，大多数犹太人被派到生产营，避开了条件最差的建设营。[142]显然，反犹主义并不是决定卫星营里犹太人命运的唯一因素。在种族以外的所有因素中，性别最具决定性。

性别和存活率

“集中营里的女性，”埃德加·库普费尔听传言说法国女人被留在达豪主营区后，在1944年9月的日记里这样写道，“难以想象！”[143]达豪这样的德国主要集中营曾经根本不关押女囚犯（除了少数被迫在妓院卖淫的妓女），突然之间拥入这么多女人，即便其中大多数只是临时待在这里；一旦她们登记完毕，党卫队通常会把她们遣送到卫星营从事奴隶劳动。[144]女性大批拥入集中营系统带来了几个改变。党卫队撤销了禁止男女囚犯同在军工产业工作的命令，也放松了对输送奴隶劳工的规则，响应了工业对小规模囚犯队伍的需求；党卫队不再输送超过1000人的批次，而是把女囚的最低“订购量”减到了500人，为更多的需求铺路。[145]

女性囚犯分布在德国的所有卫星营。直到1944年夏天，大多数此类营地都附属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但是随着卫星营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经济与管理部简化了行政职权。1944年秋天和冬天，拉文斯布吕克约半数的卫星营（大概关押了1.4万女囚犯），其监督管理权被移交给了其他主要集中营（不过也保留了一些联系，布痕瓦尔德和弗洛森比格等集中营会定期把“伤残的”女囚送回拉文斯布吕克）。因为这些主营建起了更多的卫星营，女子营的网络继续扩张。到1944年底，超过100座卫星营关押了女囚；有的是专门的女子营，有的是男女混合的卫星营。[146]然而，男女即便同在一个营，也是分开生活和劳动的。

性别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存活率。在卫星营里，男性囚犯的死亡率远高于女性，不禁令人想起1942年之前的岁月，党卫队对女性的恐怖行动推迟了。[147]很难相信，一些历史学家辩称，女性作为主妇的经历给予了她们较男性而言极大的生存优势。[148]女性囚犯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同样令人难以置信。[149]更重要的是女性服劳役的类型：与男性不同，大多数女囚从事生产工作。在拉文斯布吕克的卫星营，女性被分到生产和建设工作的比例大概是4∶1，男性正好相反。公司通常更愿意让女性从事武器制造中的精密加工，让女囚犯制作军需品、防毒面具、战舰和战斗机。[150]

女囚犯也较少遭遇来自同伴和官员的极端虐待。大多数情况下，党卫队当局不怎么害怕女子的力量。尽管一些官员告诫过要提防女性狡诈的天性，但集中营党卫队并没有过分担忧女性会有暴力袭击和越狱。这反映在人员部署的安保水平上；按比例来看，党卫队通常在男子卫星营部署的看守是女子卫星营的两倍。[151]而且，集中营区里女囚犯的看守通常也是女性。[152]跟一些男性看守不同，女性看守并没有受过前线战争的“残暴教育”。尽管她们一般行为粗野且喜怒无常，但的确较少对女性囚犯施虐；致命的极端暴力行为属于个例。[153]显然，有一点是相同的，许多上了年纪的男性预备役军人被拉来当看守。卫星营里的女性幸存者常常表示，这些男看守较为和善，允许她们多休息一会儿，也会给她们更多的食物。即便一些犹太女人对这些退伍士兵的回忆也是“非常得体”，提出了卫星营中针对女性的反犹恐怖行为的关键问题。[154]

至于卫星营中的生存概率，性别的重要程度超过了种族：犹太女性的存活率比非犹太男性更高。[155]的确，从事建设——清理废料、挥镐、挖壕沟——的犹太女性通常面临很大的危险：仅被送去考弗灵一处的女囚就超过4000人（大多数是匈牙利犹太人），其中许多人跟男囚一起在危险的工地上劳动。[156]然而，1944年时，德国集中营里绝大多数犹太女人从事的是生产工作，所以跟其他女囚一样，她们的生存概率更大。[157]比如，在格罗斯-罗森的卫星营里，犹太女人大多从事纺织和军工生产工作，死亡率大约在1%；相比之下，“巨人劳动营”建设类营区中，犹太男人的死亡率超过27%。[158]这样看来，弹药、武器和其他纳粹战时用品的生产制造将数千名犹太女人从必死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至少当时如此。

许多犹太女人和其他女囚一起被关押在卫星营里，虽然她们总会面临更多的折磨，但并没有被挑出来集体灭绝。布痕瓦尔德的莱比锡-舍讷费尔德卫星营（Leipzig-Schönefeld）里有超过4200名不同民族和背景的女囚，她们在1944年秋天时从事武器生产，技艺娴熟的犹太囚犯跟其他囚犯的待遇相差无几。据一名幸存者回忆，当时营地主管是一名集中营党卫队的老队员，他曾跟新来的囚犯们保证说会按表现来决定她们的命运，而不是制服上的黄色星星。[159]

其他犹太女人则被送到犹太人专属的生产营。有一座营地是为西门子&舒克特工厂做工，开设于1944年10月中旬，位于纽伦堡，对面是城南的大型公墓。营里关了550名女囚，本章开篇时我们提到的阿格内斯·罗饶就在其中。跟罗饶一样，其他女囚也是从匈牙利被送到奥斯维辛，然后再转到纽伦堡劳动。在铁丝网围着的这两间营房里，罗饶与其他许多女囚一起，用精密的工具制作电子产品。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有一个享有特权的小分队，这些女人都知道。“我们不再受日常筛选的威胁，或被毒气室的恐怖笼罩，”罗饶在1944年12月6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在奥斯维辛时是死的。”她几周后补充说：“但只有在纽伦堡，我开始工作后，才重生过来。”强制劳动虽然艰苦——罗饶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但不会面临被处决的危险；生活条件虽然恶劣——囚犯有时饥寒交迫、瑟瑟发抖——但不会致死；暴力虽然常见——工作时会挨巴掌，偶尔会被殴打——但不会致命。这对囚犯来说已是巨大的改变。营地因1945年2月21日盟军空袭而关闭之前，党卫队记录在案的死亡只有3例。[160]

那时，对大部分犹太女囚来说，被送到德国境内的卫星营意味着改善生活。[161]但这些女人在所有被关押的犹太人里只占一小部分。更多人以“不适合劳动”为由，被杀死在奥斯维辛。1944年4月26日，约瑟夫·戈培尔跟希特勒聊天时提及匈牙利犹太人的遣送，他是这样总结的：“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元首对犹太人的仇恨有增无减……只要是我们够得到的地方，他们就躲不开我们的报复。”[162]至于那些被选出来服劳役的犹太男女，人们应该记得纳粹领导人曾受到短期经济或战略考虑的影响。[163]这种例外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纳粹的反犹政策，而1944年时卫星营里服劳役的一些犹太人幸存，只意味着免于处决的偶然情况。[164]这些囚犯自己也很好地意识到，他们的死里逃生纯属运气。“当一切尘埃落定，”罗饶于1944年12月22日在日记中写道，“我能活下来只是因为这个时候没人想要杀我。”[165]

外面的世界

弗里茨·昆池（Fritz Güntsche）又羞又气。这位在诺德豪森教书的老师在1951年回溯第三帝国最后的岁月时，指责了同胞们这种刻意的遗忘，那些人总是靠捏造的谎言来忽略附近多拉集中营的残暴过往。“那些说此类事情都是撒谎的人！”昆池怒发冲冠。列队经过镇上的囚犯做何解释？被送到布痕瓦尔德的尸体做何解释？与本地人一起在工厂里和建筑工地上一起干活的囚犯又做何解释？所有这一切已是铁证，昆池写道：“我们窥得了多拉集中营和里面受到威逼的人员的一角！可我们没有去干涉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敢去对抗那些卑鄙的人。我们要对那里发生的一切负责。”孤掌难鸣，这样的呼声淹没在了对纳粹暴行的缄默当中，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德国的普遍状态——昆池未公开的手稿被锁在柜子里，而钥匙在东德的档案馆里——而他指出了许多方法，集中营在第三帝国末期因此向社会公开。[166]随着国内遍布越来越多的卫星营，大批德国人目睹了政府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而且，不仅德国人了解到更多集中营里的情况，盟国也比以前更清晰地了解到党卫队的恐怖行为。

眼不见，心不烦？

集中营从未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与周围社区的联系。党卫队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试图让营地与世隔绝，但战争开始后，却无法阻止它们再度现身于人前。谋杀苏联战俘和其他纳粹受害者的罪行无法被彻底掩盖，在一列列饥肠辘辘的囚犯向集中营行进的过程中，总会泄露出些许内情。“焚尸炉的烟囱，”一名达豪妇女在战后回忆说，“不分白天黑夜都冒出恶臭。”[167]另一个与当地人的接触点是奴隶劳工。理论上，党卫队依然试图阻挡外界的目光；大概在1942年，达豪哨兵接到的指示是，所有被抓到的偷窥者都要被拽到集中营当局面前。[168]但此类规则到了20世纪40年代早期已很难再彻底贯彻，因为外派的囚犯在增多（早在卫星营泛滥之前）。[169]通常，这种劳务派遣的倡议来自当地的官员和交易商。特别是农民，他们会在收获季请求集中营派人协助，这是州立监狱流传下来的传统。来自弗洛森比格的农民格蕾特尔·迈尔（Gretel Meier）就曾在1942年6月向集中营指挥官“申请派遣四人的收割小组”，因为“我的丈夫在前线”（经济与管理部批准了她的申请）。农业劳动力的短缺致使党卫队出租了数量可观的囚犯；1942年秋天，拉文斯布吕克大约13%的女囚在当地干农活。[170]

偶尔，集中营囚犯也为小公司、当地城镇和城市做工。[171]他们的存在感自1942年秋天开始不断增强，因为希姆莱决定指派新的党卫队建筑旅去清理瓦砾和废墟。囚犯们穿着条纹制服——公众长期把这种衣服跟犯罪联系在一起——伴随着党卫队的施暴，格外显眼。前囚犯弗里茨·布林格曼（Fritz Bringmann）回忆起在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的街道上发生过一起不寻常的事故。因为一名党卫队队员在殴打已经失去意识的囚犯，从围观的人群里站出了一个女人，她挡在囚犯身前申斥这名党卫队队员；当天晚上，那名囚犯兴奋地说起这次仗义援手的事，证明说依然有德国人“没有忘记人性和非人性的区别”。[172]

然而，战争刚开始的那些年，在绝大多数德国人心中，集中营和里面的囚犯依然抽象。他们与囚犯的直接接触很少，媒体报道也不多；即便是像奥斯维辛这样的大集中营落成，当地和地区报纸上也不会有消息。[173]当然，集中营系统并没有被彻底遗忘。公开演讲和流行文化中偶有提及。比如，1941年在慕尼黑举办的大德国艺术展上，有一张大幅油画描绘了几十个集中营囚犯——可以通过他们的帽子、制服和带颜色的三角形辨认出来——在弗洛森比格采石场劳作（这幅画后来被人以希特勒的名义用4000德国马克买走了）。[174]当地的纳粹权贵也依然用集中营来威胁“捣乱者”，频率之多乃至希特勒在1942年夏天发布了一则正式的警告。他坚称，德国人民是得体之人，纳粹不可以经常用集中营这种严厉的惩罚来威胁他们。[175]然而，大部分德国人仍把集中营抛在脑后，就像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那样。当他们想到那里的囚犯，或许脑海中浮现的是危险的罪犯和其他国家公敌——这个形象在那时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战后很长时间里依然存在。[176]

公众对集中营在纳粹最终解决方案里发挥的作用也不甚了解。诚然，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种族屠杀从未如行凶者所愿，被瞒得密不透风。[177]党卫队圈子里必定广为流传。约翰·保罗·克雷默医生在1942年9月第一次参与筛选后，在日记里写道：“奥斯维辛被称为湮灭之营，名不虚传！”[178]除了党卫队，一些普通的德国士兵也目睹了奥斯维辛里的罪行，到1944年，军队里多位高级长官都熟知那里进行的大规模毒气灭绝。[179]铁路工人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也知道。1943年1月，德国最高层司法官员——战前曾与集中营保持一定距离——在帝国司法部部长提拉克的带领下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180]许多当地居民对附近集中营的大规模屠杀也略有耳闻。整个地区谣言四起，只不过有时主要的遇难者被认为是波兰人而不是犹太人。[181]通过亲朋好友的转述和盟国无线电广播，有关奥斯维辛的只言片语在帝国内部流传开来。而对于那些还没有被遣送的德国犹太人来说，朋友和熟人死亡的报道并没有引起一些人的警觉，让他们怀疑奥斯维辛是“快捷的屠宰场”，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1942年10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182]尽管如此，奥斯维辛在纳粹德国并没有家喻户晓。虽然许多普通的德国人大概知道东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但他们主要听说的是屠杀和枪击，并不是集中营。大部分德国人只在战后才听说奥斯维辛。[183]

这种忽视主要归因于纳粹当局极力封锁有关集中营罪行的消息。集中营党卫队官员禁止用普通邮件的形式寄送染了囚犯鲜血的衣服，唯恐包裹封口不小心漏开。他们也不许给已故苏联劳工的家属发死亡通知，哪怕集中营高死亡率的谣言在东部占领区甚嚣尘上。[184]此外，党卫队开始用秘密代码来掩饰集中营登记处记录的死亡人数，以免引起猜疑。[185]至于民间谣传，纳粹当局或许后悔1939年10月盖世太保曾发布的一条指令——鼓励集中营里艰苦生活的“传闻宣传”，以提高集中营的“震慑作用”。[186]事实上，公开讨论集中营里的暴行和谋杀依然要受到惩罚。大嘴巴的集中营党卫队官员轻则被解雇，重则被监禁。其他人就没这么走运了。一名1931年加入纳粹党的汉诺威牙医在1943年夏天告诉一名患者，说自己痛恨集中营里“中世纪的惩罚手段”和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结果被德国法庭判处死刑。[187]

为了掌控公众对集中营的看法，纳粹当局继续对囚犯接触外界实施严格的管控。信件依然被严格控制，最好的情况下，每两周可以寄一次（许多囚犯群体的寄信频率远低于此，或者干脆不许寄）。囚犯们写信时必须用清晰的德文——这就拦住了大部分外国囚犯——也不能提到患病、奴隶劳动和集中营生活。通常，他们甚至都不准提及身处集中营的事实。[188]

尽管只允许写温和的内容，这些信件却依然对囚犯有重要意义，囚犯们热切期盼偶尔能收到的回信；深爱之人依然活着的消息可以赋予他们强大的力量。“我一遍又一遍地读（你的信），”比克瑙特别工作队的哈伊姆·赫尔曼在1944年11月给身处法国的妻女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反反复复，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189]与此同时，囚犯继续打破党卫队的规定。一些暗示——比如“温斯顿叔叔”过得怎样之类的问题——如此明显，以至于监察人员只有瞎了眼才会看不到。其他暗示则更微妙，需要一些外国文化常识。“豪拉小姐（Halál，匈牙利语，意为死亡）在这里非常忙。”比克瑙集中营里的爱丽丝·巴拉（Alice Bala）在1943年7月的信中写道。[190]一些囚犯甚至想方设法夹带秘密信息出去，会更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想法。20岁的雅努什·波戈诺夫斯基（Janusz Pogonowski）在1943年4月（他死前三个月）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寄出的最后一封信里告诉家人，他最好的朋友最近被枪杀了，请求家里多寄些东西来，因为“我最近分到的食物很不够吃”。[191]这类信息点燃了外界对集中营的流言。随着一些囚犯被释放回家，更多的细节流出。

释放和“缓刑”

集中营囚犯被释放的希望随着战争爆发而破灭。1939年秋天，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下令，保护性拘禁的囚犯在战时一般不予释放。或许会有例外，他补充说，但警官们不得释放已知的政治活动分子、危险的罪犯，“特别是不合群的人”。[192]仅仅几个月后，我们看到，海因里希·希姆莱禁止再释放犹太人，这条指令不折不扣地得到了贯彻。根据为希姆莱准备的党卫队绝密数据来看，1940年6月至1942年12月，奥斯维辛释放的犹太囚犯只有一人。[193]

但是，并没有绝对的禁令不允许释放囚犯。比如，在1940年，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释放了387名女性，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释放了2141名男性。跟这些集中营里的囚犯总数相比，被释放的仅占一小部分，但足以给那些被抓入集中营的人希望。[194]这些少数的幸运儿里，有佩戴绿色、黑色和红色三角的德国囚犯，也有包括捷克人和波兰人在内的外国囚犯。1940年2月8日释放的规模最大，经希姆莱首肯，克拉科夫大学的100名教授被释放，这是受国外压力所迫。[195]一些被释放的德国人直接被拖进了军队。1939年夏天起，够资格参军的囚犯在集中营里接受了军事委员会举办的体检，释放后即刻参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196]

1942年之后获释的囚犯数量较此前有所减少，因为警察害怕犯罪和暴动事件加倍发生。党卫队的数据显示，1942年下半年，集中营系统每个月平均释放800名囚犯。[197]有时，几乎会完全暂停释放。例如，1943年11月的第一周，3.3万名布痕瓦尔德的囚犯里只有3人获释。[198]与此同时，战前集中营颇为常见的大规模释放也几乎彻底停止了。少数例外之一是迅速释放了1944年夏天在雷雨行动中被围捕的前民主派人士。几周之后，公众对纳粹专横地逮捕没有参与过任何反对活动的老年德国人感到不安和愤慨，甚至有来自纳粹高层的指责，在多重压力下，警方才释放了大部分人。[199]

不是所有被释放的集中营囚犯都获得了实际的自由：数千人被送去了迭勒旺格特别分队，这个声名狼藉的党卫队特别分队把一些曾经的囚犯变成了刽子手。迭勒旺格特别分队成立于1940年，此前希特勒下令挑选国家监狱中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的偷猎者组成一支特别分队。1940年5月和6月，许多人被送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接受训练（1942年人数增多）。这个分队由指挥官奥斯卡·迭勒旺格（Oskar Dirlewanger）统领，他是党卫队最可憎的大恶棍之一，已经因贪婪的犯罪欲望而引人瞩目，从动用极端的政治暴力到贪污和性犯罪，无恶不作。作为这支以他名字命名的党卫队特别分队的指挥官，他如今更是涉及掠夺、强奸和大屠杀，尤其擅长在东部占领区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200]

1943～1944年，大概有2000名集中营的德国囚犯加入了迭勒旺格特别分队，使其发展壮大。这些人包括所谓的反社会人士和刑事犯罪分子（有几个同性恋者刚刚因为“堕落的性冲动”被阉割）。不是所有人都想要从集中营里熟悉的环境换到充满未知危险的前线。“那时，我们在集中营里过得相当好，”一名老“罪犯”后来写道，“我们本可以等到战争结束。”一些人很快被送回了集中营，其他人躲避或加入了游击队。但绝大多数人步入了第三帝国最黑暗的一个领域，在那里，行凶者和被害者的界限被抹去了。这些人多年来在集中营里被当作社会边缘人群，如今为纳粹事业而战，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却依然屈服于党卫队的暴力。迭勒旺格用极端恐怖的手段对待他的人（希姆莱满意地提到用“中世纪”方法对待“我们集中营里的无用之人”），把当过囚犯的人作为炮灰。希姆莱认为，“有罪的人”去“流血牺牲”可以挽回大量“德国男孩”的生命。[201]

35岁的威廉·K.（Wilhelm K.）来自慕尼黑，是众多伤亡人员中的一个。他穷困潦倒，却有5个孩子，为了养家糊口而开始偷猎，被逮捕判刑后，从1942年起就被关进了达豪集中营。尽管他对共产党满怀同情，对党卫队充满仇恨，1944年夏天时也只能别无选择地加入了迭勒旺格特别分队。“亲爱的，”他在8月末给妻子的一封密信中写道，“你和孩子们需要好的生活，我暂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加入他们，所以别生气。”仅仅几周后，威廉·K.在镇压华沙起义时遇难，迭勒旺格特别分队在其中扮演了残酷的角色。[202]

1944年秋天，第一批政治犯加入了迭勒旺格特别分队。希姆莱迫切需要加固德国的防御，所以愿意让德国共产党人等国家的公开敌人走出集中营。这些囚犯在虚假的承诺和威压之下加入了分队。许多人担心自己的命运，那些留在集中营里的同僚亦是如此。“当我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我本可以哭泣。”埃德加·库普费尔看到曾经的同志如今身穿党卫队制服、佩戴骷髅头的标记后，在达豪日记里写道。1944年11月中旬，将近800名前集中营囚犯抵达斯洛伐克，加入迭勒旺格特别分队。多数人意在尽快逃跑，而成功来得比他们希望的更快。一个月内，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溜走加入了红军——或许是此次战争到目前为止德国军队最大规模的一次逃亡。但是，他们逃离党卫队的狂喜并没有持续太久：大部分逃跑的反法西斯德国人被抓到了苏联的强制劳动营，许多人将客死他乡。[203]

近距离接触

1944年5月24日，希姆莱告诉德国将军们，匈牙利犹太人会被遣送到第三帝国，他坚称普通的德国民众不会注意到这点。党卫队会把这些囚犯锁在地下工厂里，让他们成为“隐形奴隶”。“没有一个人，”希姆莱保证说，“会出现在德国民众的视野里。”[204]但是，由于囚犯人数和卫星营的数量爆炸性增长，党卫队关于隐瞒集中营的老政策到1944年时并没有奏效，此前也从没成功过。无论希姆莱想不想，他的集中营系统已经跟德国社会紧密交织在一起。比如，在林茨地区，毛特豪森集中营区的无限扩张意味着最终每五名居民能使用一名囚犯。[205]

由于多数集中营囚犯在德国平民附近或脚下劳动，最近距离的接触也发生在强制劳动期间。在多拉，1944年夏天有5000名集中营囚犯和3000名德国工人一起生产V2火箭，后者中很多都是本地人。[206]其中有一名多拉囚犯，法国学生居伊·拉乌尔-杜瓦尔（Guy Raoul-Duval）后来试图总结这些德国工人的态度：

有的是猪，有的是好人，但大部分是愚蠢的杂种，不一定恶毒但凶狠，被无止境的战争磨得筋疲力尽……在警察和工程师的恐怖统治下，非常疲倦，相信帝国最终必然会战败，却还不信灾难会马上降临，因此出于惯性，继续着他们的节奏。[207]

拉乌尔-杜瓦尔口中被形容成“猪”的少数德国平民工人会成为有权势的监督者。他们甚至不需要对囚犯动手；通常，他们让审头当执行者。不过，一些监督者也会亲自上阵，特别是在建设营里，囚犯的性命尤为廉价。偶尔，暴力行为如此普遍，经理不得不给员工下书面禁令：如果囚犯行为出格，员工应举报而不是动手殴打。[208]确实常会有向党卫队的告发，即刻就会招来惩罚——比如1945年初在汉诺威-米斯堡卫星营，在一名德国工人向集中营党卫队的监督者投诉说自己的三明治被偷后，一名比利时囚犯和一名法国囚犯立刻被处决。[209]

也有一些德国平民工人对囚犯施以援手，给他们食物和其他补给品（虽然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在另一些场合表现得更加顺从）。[210]其中一些德国人是出于自身利益，跟绝望的囚犯在黑市上做利润可观的交易。[211]其他人则是出于善良。集中营的拓展并没有侵蚀每一个沾染它的人；正如一些工人的心随时间而变硬，也有一些人的心在了解囚犯之后变软。[212]少数人甚至在党卫队起疑时维护囚犯。有一次，奥斯维辛党卫队指责一名犹太囚犯蓄意破坏，因为他钻孔深度的不正确导致了珍贵的金属零件损坏，他的德国领班解释说他原本是“可靠的工人”，这纯粹是一次失误。[213]最著名也是最例外的当属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拯救了数以百计的犹太人，他确保犹太囚犯在自己的金属制品和军需品工厂有较好的工作环境，并保护他们免于被灭绝，先是在普拉绍夫的扎布罗基卫星营（Zablocie，建在他的工厂），然后是1944年秋天随着公司和其中许多囚犯搬迁，在摩拉维亚布瑞恩利兹（Brünnlitz）一座全新的卫星营（附属于格罗斯-罗森集中营）。[214]

除了恐怖和支持，还有距离和独善其身，这些无疑是大多数平民工人的反应。“事实上，我们对平民来说是不可触碰的。”普里莫·莱维记下了在莫诺维茨附近碰到德国工人时的情形。[215]许多平民不喜欢近距离接触囚犯，他们努力忽视这些可怜的穿着条纹制服的人；他们确实学着去忽略囚犯们。在甘德斯海姆，罗贝尔·安泰尔姆曾为一间满是当地人的办公室清洗地板。“对他们来说，我根本不存在。”他后来写道。其中一个人，当安泰尔姆捡起他身边的一张纸时，他无意识地转身避开。“这个德国人撤回了脚，如同睡觉时无意识驱走额前的苍蝇而不必睁开眼睛一样，都是下意识的行为。”只有一个女人没有把目光移开；她盯着安泰尔姆，然后越来越不安。“我成了她的一个重负，让她失去了镇静。如果我擦到她衬衫的袖子，我想她会生病。”[216]

这种焦虑是因为人们对敌国人，特别是集中营囚犯的整体偏见；在许多德国工人眼中，这些剃了头、得了病的囚犯只是进一步证实了纳粹宣传中的成见。集中营党卫队又火上浇油，警告平民说男性囚犯是危险的罪犯，女性囚犯是带着性病的妓女。[217]文化上的不同加上大量外国囚犯不会说德语，更加深了民众的怀疑。不过，语言上的障碍并非无法克服。在汉诺威市的大陆橡胶工厂，德国平民工人和政治犯一起生产防毒面具，对独裁者的仇恨使他们站在了同一条战线。“希特勒是狗屎（Scheiβe）。”一些德国人说。“斯大林是狗屎。”囚犯们紧跟着说。[218]

当然，这种互动是被严格禁止的。经理们会告诫员工，不许他们跟囚犯私下聊天，这是希姆莱的指示；不守规矩的人会遭到保护性拘禁。[219]毫无疑问，这些威胁大多是口头威慑，但当局偶尔也会做出实质惩罚：几名德国工人确实因为跟囚犯讲话而被逮捕。[220]德国平民如果被发现帮囚犯私下送信或者给他们吃的喝的，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包括被拘留在盖世太保营。早在1942年2月，萨克森豪森指挥官汉斯·洛里茨就告诉手下的官员，他最近把犯了这些过错的几个平民工人送去了盖世太保那里。洛里茨坚称，其余员工必须“把每个囚犯都视为国家的敌人”。[221]结果，许多平民学会了不要多管闲事。

但是冷漠也是一个主要因素。许多平民工人对囚犯的困境视若无睹。他们已经习惯为了德国经济压榨外国人，集中营囚犯仅是最近被剥削的群体，还有更多强制劳动力。一般来说，只要战争继续，就免不了死亡和破坏，更何况许多德国人把自己视为战争的受害者，要承受定量配给、空袭和前线的死亡。许多平民工人自己尚且要挣扎求存，更没有时间去关心囚犯的命运。[222]这对其他普通德国人来说也一样。“如果我没记错，无论他们有多惨，我根本没想太多，”一个德国人后来说起1944年末他作为年轻士兵，在奥斯维辛看到一些党卫队队员和囚犯时的感受，“你会担心自己的命运，无暇去考虑其他人。”[223]

社区里的集中营

雷德勒-齐普夫是一个宁静的小镇，位于上奥地利乡下的一个山谷里，开阔的田野和郁郁葱葱的山丘围绕着农场和村舍，还有优美的花园和果园。乡间的田园生活在1943年秋天时突然被打破，因为V2火箭的测试范围被设定在附近的山区里。重型机械和高科技材料陆续被运到，新的混凝土建筑拔地而起，电线和铁路被铺设起来，引擎测试带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震动。然后，镇外几百码的地方建起了新卫星营，囚犯也来了。他们的痛苦居民都看在眼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列队进出营地，而且工程师、建筑工人、秘书和党卫队队员经常说起酷刑和死亡，许多人还住在当地人家里。就连营地也没有隐蔽起来，当地的孩子们爬到树上就能窥到里面。简而言之，一名居民后来说：“所有齐普夫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224]

随着战争后期卫星营兴起，相似的一幕也出现在了许多德国城镇和村庄。这些营地融入了当地的社交、行政和经济生活，成了当地的一部分。商人提供服务，侍者照料党卫队队员，当地登记处的官员记录囚犯死亡人数。不管是死是活，囚犯都无法被忽略。一些本地人能了解到营地里的情况，一些看守的家眷也能；胡戈·贝恩克的妻子在1944年9月和11月到诺因加默的萨尔茨吉特-瓦滕施泰特卫星营（Salzgitter-Watenstedt）探亲，曾多次看到囚犯。在外面街道上碰见囚犯的次数更多，因为他们的队列会经过民宅和商店。一些小分队还会在当地社区里工作，给民宅、公司、火车站和教堂铲雪或者清理碎石。公开施暴是常事，因为党卫队队员觉得没必要再遮掩他们的残暴。囚犯的大规模死亡也成了公开的秘密，因为尸体在运走时总是很显眼。事实上，一些居民还要给党卫队搭把手。在毕辛根（Bisingen），当地马车夫被指派把尸体从卫星营（属于纳茨维勒综合营区）运到乱葬岗。“有一天，我从营地拉走了52具尸体去掩埋。”一位老人在战后作证说。他甚至知道其中有哪几个是被处决的，因为鲜血会从木头棺材里渗出来。[225]

在更大的德国城市里也一样，集中营囚犯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里。再一次，在匆匆建起的营地周围生活的人们成了直接目击者。例如，布痕瓦尔德的玛格达卫星营（Magda）建在马格德堡-罗腾湖的一处居民区边上；居民从窗户和阳台上就能看到营地里面的情况，而他们的孩子就在电网旁边玩耍。[226]卫星营散布在德国许多主要城市。在慕尼黑，截至1944年秋天至少有19座卫星营，各种规模都有，从很小的营地到像阿拉赫这样容纳超过4700名囚犯的大营；另外，市里至少游走着十支清除炸弹的囚犯小分队。[227]其他大城市里也一样。“如果有人乘坐城市列车，”杜塞尔多夫的一位市民回忆，他曾经常在乘坐市郊火车时看到囚犯们列队返回营地，“无论他们想不想，都会看到那些可怜人的脸、他们剃光的头，皮肤蜡黄，瘦骨嶙峋。”[228]

公众遇到集中营囚犯时感情很复杂，看德国平民工人的反应就知道。一些围观者，包括孩子在内，公开表现出敌意，在囚犯列队经过街道时嘲讽和咒骂。偶尔会集结一群暴徒，冲囚犯扔棍子和石头。在1944年夏天的汉诺威-米斯堡，一群男孩闲逛经过一个建筑工地时发现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在休息，而其他人都在辛劳工作，其中一个男孩在其他同伴的挑唆下走上前怒斥他。[229]相比之下，有的平民会帮助囚犯。个别情况下，他们会支持集中营里的地下活动。[230]更常见的是，当地人会给囚犯留下食物，有时让自己的孩子在中间跑腿。埃洛·科兹洛夫斯基（Ella Kozlowski）是匈牙利犹太人，受命在不来梅清理废墟，几十年后她告诉一名采访者，当时曾有一位路过的德国人每天带着年幼的女儿，把热粥藏在瓶子里偷偷带给她，持续了好几周：“我觉得很难告诉你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231]这些善举背后的动机有很多，可能出于政治、宗教和人道主义信念，也可能是为感谢囚犯从废墟里救出被困的当地人。[232]

不过迄今为止，德国民众最普遍的反应是冷漠。“我很高兴自己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梅尔克的一位居民这样形容她的态度。[233]囚犯们非常能体会这种沉默。在与普通德国民众接触的过程中，囚犯们会密切关注他们的面孔和姿态，寻找同情的痕迹，如果对方回避他们谨慎的偷瞄，他们会感到受伤。阿尔弗雷德·格林菲尔德（Alfred Groeneveld）是荷兰抵抗运动的斗士，1943年秋天被抓进布痕瓦尔德在卡塞尔（Kassel）的卫星营。当他发现当地居民在街上经过囚犯们时漠不关心，不禁深受打击：“就好像他们一点儿都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巴不得越少看我们越好，好像在提前克制，不让自己记起这一切。”[234]

但是闭口不言意味着什么呢？有人争辩说，德国民众这种刻意的忽视标志着他们与纳粹在大规模屠杀上串通一气，使他们从旁观者变为行凶者。[235]但这种说法其实是混淆了公众被动的因果。诚然，公众的默许使党卫队能更轻松地实施恐怖统治，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背后有什么动机，而且，集中营的罪行当然不是建立在公众的准许之上。虽然战时的公众舆论很难解读，但许多德国人的态度显然不只是冷漠。很多人依然支持集中营制度。对他们来说，无视囚犯所受的虐待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让他们可以忽略自己赞同的政策中令人不快的现实。而且，这也反映了他们对囚犯的恐惧。纳粹的宣传成功地将囚犯塑造成危险的罪犯，大量外国人的拥入以及当地纳粹报纸散布的传言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担忧，传言说逃跑的囚犯是小偷和杀人犯；有时，再次被捕的囚犯甚至会被当众吊死。[236]

不过，集中营在德国内部并非广受欢迎，这点直到纳粹统治终结也没有改变。许多德国人的确在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囚犯时被吓到了。[237]随着德国战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样的道德担忧因恐惧盟军的报复而进一步加重。“上帝保佑，别让我们遭到同样的报复。”1943年秋天，一群女人在看到一排幽灵般的乌克兰囚犯从达豪火车站列队走回集中营的时候，不由得流下了眼泪。[238]党卫队领导也充分意识到公众对集中营的不安情绪。1944年6月21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对军队将军们的秘密讲话中承认普通德国人“常常想到”集中营，“非常可怜”里面的囚犯，并且会说“哦，集中营里那些可怜人！”之类的话。[239]

希姆莱和其他纳粹领导人把这些批判观点视为扰乱社会治安。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炸弹阴谋失败后，纳粹夸大了同谋者从集中营解救囚犯的计划（另外，当局把密谋者的许多家人关进了集中营，包括刺客嫌疑人施陶芬贝格伯爵的亲戚）。[240]许多德国抵抗者确实反对和痛恨这些集中营，从他们的传单和私人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241]但对集中营感到不安的不仅是那些从根本上反对第三帝国的德国人，有时甚至还有纳粹的老支持者。[242]

可是，对集中营的保留意见为什么没有转化为对囚犯的更多支持呢？恐惧显然是一个原因：党卫队看守公开威胁试图帮助囚犯的德国人。而就像对那些平民工人一样，当局偶尔还会“找后账”；比如在米尔多夫（Mühldorf），1944年8月，当地一名妇女偷偷给一群犹太囚犯送水果之后被逮捕。[243]但此类情况很少见。纳粹统治的后几年，许多德国人就开始听天由命了。他们的无能为力可以由一名妇女的话语概括，1944年夏天，她目睹了从施图特霍夫走来的疲惫不堪的囚犯们在党卫队看守的鞭笞下工作：“心怀怜悯是我唯一能做的了。”[244]那么，把目光移开也可能是一种听天由命的表示。

在被纳粹占领的欧洲，许多人的心态是不同的。虽然有很多冷漠、恐惧和勾结，但更多的是反抗。反对占领者的决心是广泛的，常常形成了对集中营囚犯的鲜明看法：作为共同敌人的受害者，他们理应得到帮助。部署在德国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外国平民工人比德国工人更有可能帮助囚犯。[245]战俘自知落入纳粹手中意味着什么，也给予了一些支持。在莫诺维茨附近，当地战俘营（建于1943年秋天）的英国士兵经常把红十字会的一些物资留给集中营囚犯。德国犹太人弗里茨·帕格尔（Fritz Pagel）会说一点英语，他以机械师的身份跟一群英国士兵一起干活，一名英国炮手会定期给他食物；这名士兵甚至写信给帕格尔在伦敦的哥哥，这对他自己来说是极大的危险。[246]

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集中营附近的当地居民也比第三帝国境内的居民表现得更勇敢。党卫队建筑旅的囚犯在1944年春天和夏天被遣送到被占领的法国和比利时的卫星营（为德国火箭建发射台），他们的感触最明显。尽管有党卫队的威胁，许多当地人还是给他们食物，有时会无视党卫队的威胁，直接走向囚犯。一些居民甚至帮助逃跑的囚犯，给他们提供衣服和庇护所；来自经济与管理部的格哈德·毛雷尔抱怨说，法国人给了在逃人员“一切可能的帮助”。24岁的德国耶和华见证会信徒赫尔穆特·克内勒（Helmut Knöller）是一名集中营的老囚犯了，他对西欧当地人的慷慨感到惊讶：“我们这些囚犯在佛兰德过着美好的生活，那是我们在集中营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比利时人给我们带了各种各样的物品，大量的烟草……面包和水果、甜食、糖、牛奶，等等。”几个星期后，1944年秋天，克内勒回到德国，当地居民截然不同的态度让他大受打击，这态度让党卫队感到振奋，而不是囚犯。[247]

在被占领的欧洲地区，对集中营的敌意在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最为强烈——考虑到战时集中营在地下政治组织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便不足为奇了。作为纳粹恐怖主义的象征，集中营经常在传单和涂鸦中遭到谴责。[248]在菲赫特，据说当地人甚至向党卫队看守扔石头。[249]最重要的是对囚犯的系统性帮助，让人想起1933～1934年德国左翼活动分子在他们的网络被摧毁之前的活动。波兰本土军队和其他抵抗组织设法给奥斯维辛的囚犯偷送金钱、食物、药物和衣服。“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这药是无价之宝。”1942年11月19日，一名波兰囚犯在给当地地下组织的信中写道。党卫队很清楚奥斯维辛周围的地方反对浪潮。1940年夏天发生第一起囚犯逃跑事件后，鲁道夫·霍斯向上司抱怨了“狂热的波兰人”，他们“随时准备对他们仇视的党卫队采取任何行动”。[250]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另一个任务是收集和传播关于集中营的信息。在奥斯维辛附近，波兰抵抗力量收到了大量来自囚犯的秘密信息，以及一些从集中营里偷走的文件。囚犯们冒着巨大的风险收集这些材料，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251]尽管困难重重，但有些人做到了。[252]

盟国和集中营

1940年末的某个时候，位于伦敦以北约50英里的布莱切利园的英国特工取得了突破：他们破解了一个（或多个）党卫队用来编码无线电传输的高级恩尼格玛密码。现在，英国人可以窃听纳粹的恐怖活动，包括在集中营和柏林总部之间高度敏感的通信。[253]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英国情报部门搜集了大量破译的信息，从1942年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他们对集中营系统有了惊人的了解。特工人员可以利用囚犯人数的每日统计数据，追踪集中营内部和各集中营之间的活动；例如，很明显，许多“不合格”的囚犯被送到达豪。这些信息也透露了很多关于党卫队的信息，包括人员配备级别和调遣，以及德意志裔人看守的拥入。鉴于集中营的功能，英国情报部门已经意识到，在希姆莱的个人命令下，奴隶劳工转向工业，在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附近以及其他地方正在建造主要的工厂。此外，还有许多关于流行病、体罚、人体实验、处决和囚犯“试图逃跑时被枪杀”的报告，透露出内部恐怖统治的许多细节。至于奥斯维辛在集中营系统中的位置，很明显，大量犹太囚犯正被送往一个夺命集中营。[254]虽然这些材料被破译，却零零散散。不仅因为英国人错过了党卫队的许多信息，还因为最机密的交流根本就不会通过无线电发送。[255]这意味着在布莱切利园被破译的命令的意义常常模糊不清。例如，人们不会马上想到，把生病的囚犯送到达豪是杀害伤病员计划的一部分。同样不清楚的是，奥斯维辛是系统性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目的地，因为这些犹太人抵达奥斯维辛后大多被立即杀害，英国人得不到他们的信息。

为了获得更详细的信息，除了解密之外，盟国还需要其他来源的信息。战争初期不缺乏情报，特别是在伦敦，英国当局搜集到的情报比美国当局搜集到的更广泛、更可靠。[256]一些关于集中营内部虐待和暴行的描述来自海外的英国人。[257]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来自外部机构，如犹太团体和波兰流亡政府，他们收集并传播了大量来自波兰地下组织的报告。尽管有时令人感觉困惑和矛盾，并倾向于叙述波兰人民的苦难，但这些报告补充了有关集中营的重要细节，包括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新闻，独家揭露了（特别是从1943年开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筛选、毒气室和火葬场。在伦敦的波兰当局不仅把机密材料交给了英国和其他国家政府，还直接给媒体提供了一些报道，从而在美国、瑞士、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报纸上发表了文章。早在1941年6月，《泰晤士报》就刊登了一篇简短的文章，讲述“可怕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饥饿、苦役和对波兰囚犯的谋杀。[258]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盟国收到了更加详细的报告，尤其是关于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虽然盟国政府（至少）从1942年底就已经意识到纳粹对欧洲犹太人有系统性的大规模灭绝计划，但还没有充分了解到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在种族灭绝中的确切作用。1942年12月17日，著名的盟国宣言公开谴责了纳粹对东欧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但并没有直接提到集中营，只是说犹太人在“劳动营”里被活活累死。就连这一声明也很快被英国和美国的高级政府官员遗忘了，他们质疑目击者证词的可靠性，担心对纳粹暴行的过度曝光可能会分散作战精力。[259]人们过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纳粹罪行的严重性。

但到了1944年，真相变得不容忽视。可以肯定的是，盟国的情报仍然是零散的，这导致了关于集中营系统不同方面的描述依然令人困惑。[260]然而，集中营的轮廓，尤其是奥斯维辛，变得越来越清晰。在审讯过程中，德国战俘提到了集中营里的大屠杀，偶尔会提到毒气。被盟军俘虏的德国将军们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261]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信息，也是最近的信息，都来自逃犯。瑞士在1944年6月中旬收到了第一份关于屠杀匈牙利犹太人的详细报告，此时距屠杀开始仅四周。报告非常准确地总结道：“在比克瑙建成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多犹太人被毒气杀害。”[262]

最有影响力的幸存者描述来自两个斯洛伐克犹太人——鲁道夫·弗尔巴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Alfred Wetzler），他们在1942年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1944年4月10日逃脱。他们穿过斯洛伐克边境后，在日利纳的犹太社区找到了庇护所，并写出了关于集中营的长达60页的书面报告。这份报告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全面分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概述其发展、布局、管理，以及内部条件。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详细描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死亡集中营的情况，以及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抵达奥斯维辛的情形，还有筛选、毒杀和火化。严肃的语气和大量的细节使报告显得更加可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复印件被分发给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有影响力的人物，也传到了日内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梵蒂冈、美国战争难民委员会和几个盟国政府。1944年夏天，一些结论被媒体大肆报道；几个月后，弗尔巴和韦茨勒报告的全文摘录在美国出版。[263]

鉴于人们对奥斯维辛大屠杀的了解日益增多，一些幸存者和历史学家后来问，为什么盟军没有炸毁屠杀设施或通往集中营的道路？“为什么这些火车可以畅通无阻地驶进波兰？”1944年5月，15岁的埃利·维泽尔与父母、姐妹和祖母一起从匈牙利被遣送到奥斯维辛，他这样问道。[264]事实上，早在1941年，英国空军就应波兰流亡政府的要求，首次考虑对奥斯维辛进行轰炸。但这些提议只有当匈牙利犹太人遭到大规模屠杀时才有了下一步进展，1944年5月和6月，犹太领导人也紧急呼吁轰炸比克瑙及其相连的铁路线。[265]看盟军的反应，显然缺乏紧迫感。苏联对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尽管西方盟国参与得更积极，但其军事领导人关注的是战争战略——制定通往胜利的最快路线——而不是人道主义使命。最后，请求被拒绝了。[266]

这并不意味着盟军在1944年夏天错过了制止大屠杀的重要机会。铁路轨道和院落很难击中，也容易被修复，火车可以改道。对比克瑙的直接攻击虽然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但可能救不了多少生命。从技术层面上说，美国轰炸机在1944年7月左右开始轰炸目标是可行的（莫诺维茨附近的法本工厂被认定为军事目标，8月20日第一次遭到轰炸），但此时绝大多数被遣送的犹太人已经死亡。此外，轰炸机的不精确性使它不太可能在不伤及附近囚犯聚集区的情况下击中集中营设施，那时还没有真正的“精确打击”。即使这样的袭击成功了，也很难阻止大屠杀。纳粹领导人灭绝犹太人的决心不会被落在比克瑙的炸弹改变（事实上，党卫队习惯性地将盟军的空袭归咎于犹太人，集中营被击中后，有时还会攻击犹太人作为“报复”）。党卫队的杀手无疑会找到其他方式继续他们的屠杀使命。[267]实际上，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在对匈牙利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正如我们所见，奥斯维辛党卫队不仅使用毒气室和火葬场，还采取枪击和露天活埋；正如纳粹特遣部队在1941年至1942年在苏联所证明的那样，设施的技术含量对种族灭绝并不重要。

尽管如此，从集中营死里逃生并向世界发出警告的囚犯们并没有白冒生命危险。对纳粹罪行日益增长的认识可以挽救生命。比如，引起冲击的鲁道夫·弗尔巴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可能有助于说服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终止1944年7月的驱逐。[268]一般来说，逃出来或还在集中营里的囚犯提供的目击者报告向盟国描绘了集中营的情况。基于囚犯证词的文章和广播节目帮助驱散了部分冷漠和怀疑。到1944年11月，弗尔巴和韦茨勒的报告发表时，大多数美国人知道了集中营是大规模灭绝的地点。[269]至关重要的是，盟国媒体的报道也反馈回了第三帝国。通过阅读外国报纸和收听敌方广播——数百万人偷偷在听BBC频道——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了解了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中的暴行。[270]外国新闻甚至渗透进了集中营。意识到他们并没有被外界遗忘，囚犯们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并且有了更大的决心去对抗党卫队。[271]

[1]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Wagner，Produktion，184-94，376，459，485-86，Van Dijk quote on 189；idem，Mittelbau-Dora，48；Michel，Dora，66-75；Sellier，Dora，58-61；Eisfeld，Mondsüchtig，120；NARA，M-1079，roll 5，Vernehmung W. Hein，April 16，1945；ibid.，roll 6，examination of C. Jay，August 7，1947；ibid.，examination of H. Iwes，August 12，1947，quote on 299；testimony of K. Kahr，April 10，1947，TWC，vol.5，396。感谢Jens-Christian Wagner提供更多关于隧道住宿的细节。

[2]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Wagner，Mittelbau-Dora，31-37，161；Wagner，Produktion，89；Neufeld，Rocket，176，184-204；Eisfeld，Mondsüchtig，112-18；IfZ，F 37/3，Himmler diary，entries June 28 and 29，1943。

[3] Himmler to Pohl，December 17，1943，cited in Wagner，Produktion，89.概述参见Fröbe，“Arbeitseinsatz，”352-56。

[4] Freund，Zement，449-57；Wagner，Produktion，87-88；OdT，vol.4，354-60，416-20. 更多地下工程正在现有集中营内进行；ibid.，375。

[5] Buggeln，“Building”；idem，Arbeit，239；idem，Bunker；OdT，vol.5，372-76.

[6] IfZ，Burger to Loerner，August 15，1944，ND：NO-399；ibid.，Fa 183，Bl. 6-7，n.d.；Schulte，Zwangsarbeit，402，table 6.

[7] Hördler，“Ordnung，” quote on 298；Buggeln，System，95.

[8] 卡林·奥尔特（System，243）创造了“重新安置项目集中营”的说法。

[9] Wagner，Produktion，244-59，386；Fings，Krieg，14，316.

[10] Wiedemann，“Rózsa”；Jochem，“Bedingungen，”64-69；Gerlach and Aly，Kapitel，18，31-35，53. 此时，罗饶用的是婚后的姓沙皮拉（Schapira）。

[11] Nansen，Day，410；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20，224；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03，159；StANü，EE by K. Roeder，February 20，1947，ND：NO-2122.

[12] Quote in Kupfer-Koberwitz，Dachauer，349（entry for August 14，1944）. See also YIVO，RG 294.1，MK 488，series 20，folder 541，Bl. 1279-86：testimony J. Levine，n.d.（1945-46）；Nansen，Day，512-13；NAL，WO 208/3596，CSDIC，SIR Nr. 727，August 11，1944.

[13] 估算见Buggeln，System，135。

[14] Boelcke，Rüstung，Hitler quote on 338；Wagner，Produktion，89-96；Raim，Dachauer，28-35，37-41；Süβ，Tod，13-14.

[15] Fröbe，“Arbeitseinsatz，”357-58；Kroener，“‘Menschenbewirtschaftung，’”912-18；Kooger，Rüstung，283-84；Wagner，Produktion，94，97；Uziel，Arming，1-2.

[16] Wagner，Produktion，90-91，101-104；Fröbe，“Kammler，”312-14；idem.，“Arbeitseinsatz，”358-59.

[17] Perz，Projekt Quarz；OdT，vol.4，405-408.

[18] 此段和前两段，参见Fröbe，“Kammler”。See also Wagner，Produktion，106-10，Kammler quote on 103；Wagner，Mittelbau-Dora，41-44，Speer quotes on 44；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December 17，1946，p. 14；IfZ，F 13/8，Bl. 462-66：R. Höss，“Dr. Ing. Kammler，” n.d.（1946-47）；Broszat，Kommandant，271-75；Fings，Krieg，passim；Schley，Buchenwald，62-63；Buchheim，“Befehl，”241；Kogon，Theory，97-98；Eisfeld，Mondsüchtig，120；OdT，vol.3，539-44；Hördler，“Ordnung，”255；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402-405。

[19] Raim，Dachauer，41-60；OdT，vol.2，360-73，389-95；Wagner，Produktion，101，110；Müller，“Speer，”448-55；Buggeln，“‘Menschenhandel’”；Schalm，Überleben，76，154.虽然军备部部长施佩尔是OT的官方主管，但实际领导者克萨韦尔·多施（Xaver Dorsch）常常单独行动。

[20] OdT，vol.6，461-67；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782-83.

[21] Glauning，Entgrenzung，101-19；Megargee，Encyclopedia，vol.1/B，1012-14；Bütow and Bindernagel，KZ，77-90，106-11，223；Wagner，Produktion，111-16；Freund，Zement，451. 多达4万名集中营囚犯可能被（在任何时候）调配给盖伦贝格；Buggeln，System，131-33。

[22] Testimony of O. Pohl，1947，TWC，vol.5，445-46. 波尔谈及1944年底大约有60万集中营囚犯（他仅指能劳动的囚犯）。这些人中，他估计有23万～25万人被私人企业雇用，大约18万人派给了卡姆勒特别参谋部，4万～5万人派给了卡姆勒建设视察团（属于WVHA-C处），还有1.5万人派给了卡姆勒建设和铁路旅。

[23] Quotes in Fröhlich，Tagebücher，II/11，February 29，1944，p. 366；BArchB，NS 19/4014，Bl. 158-204：Rede des Reichsführers SS vor Generälen，June 21，1944，Bl. 166，162. See also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29，ND：1919-PS，pp.144-45.

[24] 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Pohl to Himmler，April 5，1944.

[25] Kaienburg，“Vernichtung，”320-21；Buggeln，Arbeit，131-33，141.

[26] 例子参见Glauning，Entgrenzung，249-55，405-406。

[27] Wagner，Produktion，389-90；Wagner，IG Auschwitz，265-69.

[28] 例子参见Buggeln，Arbeit，309-10。

[29] Estimates in Spoerer，“Unternehmen，”68-69. See also idem，Zwangsarbeit，186.

[30] Spoerer，“Unternehmen，”70，88-90；Buggeln，System，58；Wagner，Produktion，76，394；Hayes，“Ambiguities，”14-16.

[31] Orth，System，248-49；Wagner，Produktion，580；Schulte，Zwangsarbeit，406-409，413.

[32] Schulte，Zwangsarbeit，399-403.

[33] Quotes in Strebel，Ravensbrück，439. See also Roth，“Zwangsarbeit”；Hördler，“Ordnung，”326；Spoerer，Zwangsarbeit，111；Wagner，IG Auschwitz，144，219；Fröbe，“KZ-Häftlinge，”652-54.

[34] Ibel，“Digitalisierung”；Römmer，“Digitalisierung，”10-12.

[35] Naasner，Machtzentren，454；Kershaw，End，79.

[36] Wagner，Produktion，116-18，237，240；Kroener et al.，“Zusammenfassung，”1003-1006，1016-17；Raim，Dachauer，138-41.

[37] Kaienburg，Wirtschaft，1043-44，1095.对比之下，许多实业家有更合理的日程安排：他们想把机器和工厂保存到战后；Fröbe，“Arbeitseinsatz，”371-72；Wagner，Produktion，117-18。

[38] Hayes，Industry，367；Wagner，IG Farben，263，295.

[39] Glauning，Entgrenzung，218-20；Wagner，Produktion，116.

[40] Neufeld，Rocket，264. See also Wagner，Produktion，202-207，220，288.

[41] Wagner，Produktion，288；Kogon，Theory，98-99.

[42] Hördler，“Ordnung，”9-11，329-30，338-40；Orth，System，260-62.

[43] Freund，“Mauthausen，”263；Maršálek，Mauthausen，161-62；LG Frankfurt，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9，229；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77-78；Friedlander，Genocide，149-50；Hördler，“Ordnung，”346-58，373. 正如Hördler所说的那样，哈特海姆谋杀并不是14f13行动的延续，而是有更具体的目标，主要针对来自附近毛特豪森的患病囚犯。

[44] Hördler，“Ordnung，”316，398.

[45] OdT，vol.7，48-49；Kranz，“Erfassung，”230；idem.，“KL Lublin，”376；Marszałek，Majdanek，77，133.

[46] Quote（attributed to Richard Glücks）in NAL，WO 235/19，statement of J. Kramer，May 22，1945，p. 10. See also Wenck，Menschenhandel，338-43；OdT，vol.7，200-202.

[47] Quotes in NARA，M-1079，roll 6，examination of C. Jay，August 7，1947，Bl. 62；Zeugenaussage J. H. Mulin，May 5，1945，in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89-90. See also OdT，vol.7，200-201；Wenck，Menschenhandel，340；Wagner，Produktion，493.

[48] Broszat，Kommandant，205，208，263-66，quote on 264；StANü，EE by K. Sommer，January 22，1947，ND：NO-1578.

[49] OdT，vol.4，45；IfZ，Fa 183，Bl. 6.

[50] IfZ，Burger to Loerner，August 15，1944，ND：NO-399；ibid.，Fa 183，Bl. 6-7，n.d.；Schulte，Zwangsarbeit，402，table 6；Strebel，Ravensbrück，349. 布痕瓦尔德的数字包括奥尔德鲁夫的囚犯（在党卫队的表格中单独列出）。将多拉的女性囚犯排除在外似乎是故意的，或许是为了避免扰乱高调的生产突击队；感谢Jens-Christian Wagner 在此点上的贡献。

[51] Roth，“‘Asozialen，’”449-53；Wachsmann，Prisons，221-22，319-20；Longerich，Himmler，718-19；OdT，vol.1，162-63；Röll，Sozialdemokraten，185-90. 佐尔德曼在1945年春天集中营被解放后没过几周便去世了。

[52] Lotfi，KZ，235-36；Kroener，“‘Menschenbewirtschaftung，’”929；Kaienburg，“Vernichtung，”302-303（n. 37）；Herbert，Fremdarbeiter，356.

[53] Longerich，Himmler，725-26.

[54] Sellier，Dora，56；Strebel，Ravensbrück，151-52.

[55] Borodziej，Geschichte，249-51；Snyder，Bloodlands，298-309；Strebel，Ravensbrück，143-44；OdT，vol.8，109-14；IfZ，Burger to Loerner，August 15，1944，ND：NO-399. Quotes in LULVR，interview No.357，June 13，1946.

[56] Buggeln，System，139；Pohl，“Holocaust，”159-60.

[57] Browning，Remembering，153-54，218；Karay，Death.

[58] Pohl，“Holocaust，”159；Piper，Zahl，185-86；Friedländer，Jahre，658-61.

[59] Friedländer，Jahre，636-42；Longerich，Himmler，711-13，726-27；Piper，Zahl，table D；Levi and de Benedetti，Auschwitz，32-35；Czech，Kalendarium，730.

[60] Kárný，“Theresienstädter，”213-15；Piper，Zahl，192；Friedländer，Jahre，667.

[61] Cesarani，Eichmann，159-73；Pohl，“Holocaust，”158；Longerich，Himmler，714-15；Gerlach and Aly，Kapitel，276，375.

[62] Quote in WL，P.III.h. No.233，E. Fejer，“Bericht aus der Verfolgungszeit，” January 1956，p. 7.概述参见Gerlach and Aly，Kapitel，271-73，355-67；Pohl，“Holocaust，”158。

[63] Fröbe，“Arbeitseinsatz，”360-61，quote on 361；idem，“Kammler，”314；Gerlach and Aly，Kapitel，163-71，251-52，375；Wagner，Produktion，98-99；Cesarani，Eichmann，162.

[64] 此外，超过15000名犹太囚犯很可能在1944年死于莫诺维茨；Wagner，IG Auschwitz，281。

[65] 最后一点，参见Pohl，“Holocaust，”158。1944年5月至7月，430000～435000 名犹太人从匈牙利而来，还有来自其他地方的35000人，导致这期间被遣送的犹太人总数达到465000人，甚至更多，堪比1942年5月到1944年4月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总数（456450人）；Gerlach and Aly，Kapitel，276，375；Piper，Zahl，table D。

[66] Interrogation of R. Höss，April 2，1946，in Mendelsohn，Holocaust，vol.12，121-27；Höss testimony and quote，January 1947，in Van Pelt，Case，262；YVA，M-5/162，affidavit D. Wislieceny，November 29，1945，p. 4；Stangneth，“Aufenthaltsorte，”4；BArchK，All. Proz. 6/101，Bl. 29.

[67] StB Nr. 14/44，May 8，1944，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445-46.

[68] StANü，EE by K. Sommer，April 4，1947，ND：NO-2739，p. 3.

[69] 利布兴切尔的名声，参见Orth，SS，245-46。

[70]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Liebehenschel，Arthur，25.11.01，Stellungnahme R. Baer，July 3，1944. See also ibid.，Brandt to Pohl，June 26，1944；ibid.，Pohl to Brandt，June 6，1944；ibid.，RS，Liebehenschel，Arthur，25.11.01，Fernspruch，October 3，1944；ibid.，Ärztlicher Untersuchungsbogen，August 29，1944；IfZ，F 13/7，Bl. 389-92：R. Höss，“Arthur Liebehenschel，” November 1946；ibid.，F 13/8，Bl. 468-71：R. Höss，“Richard Baer，” November 1946；Orth，SS，243-46. 利布兴切尔最终获准在1944年秋天结婚，因为他的未婚妻即将临盆，但他永远都没有原谅波尔；BArchB，Film 44837，Vernehmung A. Liebehenschel，September 18，1946，p. 33。

[71] Hördler，“Ordnung，”64，268-70.

[72] Quotes in BArchK，All. Proz. 6/106，Bl. 25；ibid.，6/101，Bl. 29. See also ibid.，6/97，Bl. 22；ibid.，6/99，Bl. 4；Gerlach and Aly，Kapitel，275，296-97；Höss testimony，January 1947，in Van Pelt，Case，262；Piper，Zahl，table D.

[73] Gerlach and Aly，Kapitel，276，285-86，289-96，375，413（这些数据否定了被反复提起的说法，即不超过10%的匈牙利犹太人在筛选时能达到奥斯维辛里奴隶劳工的标准；Longerich，Holocaust，408）。See also Braham，“Hungarian Jews，”463-64；Dirks，“Verbrechen，”111；StANü，EE by K. Sommer，April 4，1947，ND：NO-2739，p. 3；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91，98-99；Browning，Survival，234-35，240；WL，P.III.h. No.562，Protokoll Dr. Wolken，April 1945，p. 13；Wagner，Produktion，419.

[74] StB Nr. 14/44（May 8，1944），StB Nr. 15/44（May 11，1944），StB Nr. 20/44（July 29，1944），all 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445-46，475；Hördler，“Ordnung，”65. 贝尔自1944年5月11日开始领导旧主营（奥斯维辛I号）。

[75] Iwaszko，“Reasons，”17；LSW，Bl. 44-66：Vernehmung S. Dragon，May 10，11，and 17，1946，Bl. 59；Van Pelt，Case，187，262；Citroen and Starzyńska，Auschwitz，78；Vaisman，Auschwitz，39；WL，P.III.h. No.867，“Eine polnische Nicht-Jüdin in Auschwitz，” August 17，1957，p. 8；“Bericht von Czesław Mordowicz，” summer 1944，303；Gilbert，Music，177-78；Gutman，Auschwitz Album.

[76] 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37-38；Piper，Mass Murder，178，184-85，193；Van Pelt，Case，188，256，262；LSW，Bl. 44-66：Vernehmung S. Dragon，May 10，11，and 17，1946，Bl. 56，58；USHMM，RG-11.001M.03，reel 19，folder 21，Aktenvermerk，Besuch des Hauptamtschefs，June 20，1944. 集中营党卫队后来建起了一个巨大的空营房，以掩盖露天火化；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295。

[77] Schmid，“Moll，”129-32；APMO，Proces Höss，Hd 6，Bl. 38-45：O. Wolken，“Lager-Bilder，” n.d.（c. spring 1945），Bl. 44；LSW，Bl. 44-66：Vernehmung S. Dragon，May 10，11，and 17，1946，Bl. 52；NARA，RG 549，000-50-9，Box 440A，statement P. Lazuka，April 23，1945；Aussage S. Jankowski，April 16，1945，in SMAB，Inmitten，49-50；Höss testimony，January 1947，in Van Pelt，Case，262-63.

[78] DAP，Vernehmung S. Baretzki，February 18，1965，29223-38，quote on 29237；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98-99；Strzelecka，“Women，”174；Langbein，Menschen，66-67；Rózsa，“Solange，”100-108.

[79] Iwaszko，“Reasons，”40-41.

[80] Piper，Zahl，103；Bauer，“Gypsies，”453.

[81] 参见第8章。

[82] 此段和前三段，参见Zimmermann，Rassenutopie，326-38，340，letter quote on 335；Winter，Winter，45-53，quote on 47；Guttenberger，“Zigeunerlager，” quote on 132；Langbein，Menschen，52，271-73；Kubica，“Children，”289；WL，P.III.h. No.795，“Gipsy-Camp Birkenau，” January 1958；ibid.，No.664，“…Juden und Zigeuner，” September 1957；Fings，“‘Wannsee-Konferenz，’”333；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84-85，90-91，93-94；Szymański et al.，“‘Spital’”；Grotum，Archiv，261；Piper，“‘Familienlager，’”297；Świebocki，“Sinti，”332，341。

[83] 根据一名波兰政治犯的证词，几位历史学家提出，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渴望清空吉卜赛营，好为即将到来的匈牙利犹太人腾地方，他们在1944年5月16日开始行动，但因囚犯强烈反抗而收手，导致党卫队放弃了消灭剩余吉卜赛人的第一次尝试（Zimmermann，Rassenutopie，340；Lewy，Nazi Persecution，163；Czech，Kalendarium，774-75）。然而，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吉卜赛营前囚犯的证实（testimonies by Paul Morgenstern，Aron Bejlin，and Max Friedrich，all in DAP；accounts by Winter and Guttenberger，cited above）。

[84] Quotes in DAP，Vernehmung J. Glück，August 20，1964，15108；WL，P.III.h. No.795，“Gipsy-Camp Birkenau，” January 1958，p. 8. See also 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91；Zimmermann，Rassenutopie，336；Winter，Winter，83-84.

[85] Broszat，Kommandant，quote on 163；DAP，Vernehmung A. Bejlin，August 28，1964，16314-18，quote on 16318；ibid.，Vernehmung J. Mikusz，April 26，1965，32386；APMO，Proces Höss，Hd 6，Bl. 46-50，O. Wolken，“Frauen u. Kinderschicksale，” February 18，1945，Bl. 49；ibid.，Hd 5，Bl. 24-38：testimony of Dr. B. Epstein，April 7，1945；Zimmermann，Rassenutopie，343-44；Świebocki，Resistance，42；Hördler，“Ordnung，”63；Broad，“Erinnerungen，”186.

[86] See Świebocki，“Sinti，”332-35，quote（from 1943）on 335；Zimmermann，Rassenutopie，339-47；WL，P.III.h. No.795，“Gipsy-Camp Birkenau，” January 1958，p. 8；Winter，Winter，85-88；Wagner，Ellrich，71-73；idem，Produktion，648；idem，“Sinti，”103.

[87] Quotes in BArchB，Film 14428，Pohl to Himmler，April 5，1944，underlined in original（letter drafted by Maurer）；ibid.，Himmler to Pohl，April 22，1944. 关于奥尔德尼岛和洛布伊尔，参见OdT，vol.5，347-49；ibid，vol.4，400-404。

[88] Glauning，Entgrenzung，121-23.

[89] Schalm，“Auβenkommandos，”58-59.

[90] WVHA figure in BArchB（ehem. BDC），SSO，Glücks，Richard，22.4.1889，O. Pohl，Vorschlagsliste，January 13，1945. 根据OdT的数据，1945年1月有557个卫星营（感谢Chris Dillon为我收集了这些数据）。

[91] 卫星营是集中营主营外关押囚犯的固定地点，在管理上仍隶属于集中营。它们与外面的劳动分队不一样，劳动分队的囚犯还是会在晚上回到主营里休息；Buggeln，Arbeit，105。

[92] 这个观点是Sabine Schalm提出的，他针对囚犯人数少于250人的小营建议了一个新术语（卫星营小队）；Schalm，Überleben，45-50。

[93] 有影响力的卫星营类型学，参见Freund，“Mauthausen，”225。

[94] Buggeln，Arbeit，152-55；Wagner，Produktion，480；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346-48.

[95] Wagner，Ellrich，57.

[96] Fings，Krieg，247-70.

[97] 另一种不同的解读，认为集中营系统在1944年迎来了一个秩序化和理性化的新阶段，参见Hördler，“Ordnung”。

[98] Buggeln，Arbeit，105-106，113-14，118，121-23；Wagner，Produktion，472；Hördler，“Ordnung，”253-54，263.

[99] Strebel，Ravensbrück，450.

[100] Stein，“Funktionswandel，”170，178，184.

[101] Buggeln，Arbeit，45；idem，System，117-18，133.

[102] OdT，vol.8，48-49；Buggeln，Arbeit，164-65；Hördler，“Ordnung，”333.

[103] Wagner，Produktion，498，537；Schalm，Überleben，309.

[104] Buggeln，Arbeit，117-21，136，152，159-62，396-99，407-408，416-17；idem，“Schulung，”189-90；Glauning，Entgrenzung，149-58，404；Wagner，Ellrich，124，127-28；idem，Produktion，328；Freund，“Mauthausen，”270；BArchL，B 162/7995，Bl. 214-44：Vernehmung J. Hassebroek，March 16-22，1967，Bl. 222.

[105] Buggeln，Arbeit，394.

[106] Hördler，“Ordnung，”161.

[107] BArchB（ehem. BDC），SSO，Harbaum，August，25.3.1913，Bl. 119：R. Glücks，Personal-Antrag，April 24，1944（这2.2万名员工里面不包括女看守，因为她们不是党卫队队员）；IfZ，Fa 183，Bl. 6-7，n.d.（经常被引用的1945年1月集中营党卫队人数39969是不完全统计数据，因为遗漏了数千名从军队调到集中营的工作人员；Buggeln，Arbeit，392-93）。

[108] Perz，“Wehrmacht，”70-80；Buggeln，Arbeit，392-93. See also IfZ，Fa 127/2，Bl. 276：Himmler to Pohl et al.，May 11，1944；BArchB（ehem. BDC），SSO，Harbaum，August，25.3.1913，Bl. 119：R. Glücks，Personal-Antrag，April 24，1944；Glauning，Entgrenzung，167-68；Wagner，Produktion，332，336-37；Ellger，Zwangsarbeit，212-13；Hördler，“Ordnung，”176. 我在此处用的“士兵”一词含义广泛，也包括海员和飞行员。

[109] Glauning，Entgrenzung，168-69，173，176；Buggeln，Arbeit，436；Wagner，Produktion，332；Riedle，Angehörigen，47.

[110] Wagner，Produktion，335-38，prisoner quote on 335；AGN，Ng. 7.6.，H. Behncke to his family，September 1，1944，quote on 35. 菲尔克的例子，参见USHMM，RG-11.001M.20，reel 89，folder 127。

[111] 历史学家仍在争论，被选为集中营看守的女性可以拒绝到什么程度；Mailänder Koslov，Gewalt，119-25，133-35。数字参见IfZ，Fa 183，Bl. 6-7，n.d。

[112] Strebel，Ravensbrück，102；Buggeln，Arbeit，462；Perz，“Wehrmacht，”76；Oppel，“Eβmann，”87.

[113] Hördler，“Ordnung，”9，161；Buggeln，Arbeit，393，667；Orth，SS，54.

[114] Bornemann，Geheimprojekt，190-98，Pauler quotes on 197，192；AGN，Ng. 7.6.；Heike，“Lagerverwaltung，”235.

[115] Bornemann，Geheimprojekt，Pauler quote on 198；AGN，Ng. 7.6.，H. Behncke to his wife，n.d.，quote on 66；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July 15，1946；Perz，“Wehrmacht，”81；Wagner，Produktion，321，334-36；Hördler，“Wehrmacht，”14；Buggeln，Arbeit，433.

[116] Glücks to LK，December 18，1944，in Wagner，Mittelbau-Dora，109. See also Glauning，Entgrenzung，167；Wagner，Produktion，335-36，345. 党卫队有关女看守的抱怨，参见Lasik，“SS Garrison，”290；Sprenger，“Aufseherinnen，”27；Schwarz，“Frauen，”807。

[117] Hördler，“Ordnung，”23，34-35，181-90；idem，“Wehrmacht，”17-18；Buggeln，“Schulung.”

[118] Perz，“Wehrmacht，”82；Wagner，Produktion，324；Fings，Krieg，82-83（on police reservists）. 更令人怀疑的记录，参见Hördler，“Wehrmacht，”18-19。

[119] Quote in Jansen，“Zwangsarbeit，”93.

[120] BArchL，B 162/5109，Bl. 1859-69：Erklärung Efim K.，September 19，1962，quote on 1865. 该集中营的正确拼法，参见OdT，vol.8，150（n. 2）。还有几名犹太囚犯也回忆起德国士兵的友善行为；BArchL，B 162/2985，Bl. 2032-34：Vernehmung Calelzon B.，September 7，1973；BoA，testimony G. Kaldore，August 31，1946；Eichhorn，“Sabbath，”209-10。

[121] 此段和前两段，参见Buggeln，Arbeit，395-96，399，404-407，417-19，437-38，442，482-83，667；idem，“Lebens-und Arbeitsbedingungen，”50；Wagner，Produktion，343-44，Pauler quote on 339；AGN，Ng. 7.6.，H. Behncke to his wife，January 28 and April 2，1945，quotes on 167 and 260。See also Schalm，Überleben，153-55；Hördler，“Ordnung，”178；OdT，vol.4，51；Fröbe，“Mineralölindustrie，”175.

[122] Buggeln，Arbeit，142-43，quote on 143；Freund，“Mauthausen，”267-68；Fröbe，“Arbeitseinsatz，”365-67；idem，“KZ-Häftlinge，”656-57；Wagner，Produktion，362-71，380，476，487，500；OdT，vol.5，477-79.

[123] 关于甘德斯海姆，参见Antelme，Menschengeschlecht，quotes on 115；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346-48；OdT，vol.3，374-76。概述参见Buggeln，Arbeit，17，156，213，224-25，283-95，328。

[124] Wagner，Produktion，366-67，469，483，493-97.

[125] 镇上还有第二个小很多的卫星营埃尔里希-比尔格加滕（Ellrich-Bürgergarten）；OdT，vol.7，301。

[126] Sellier，Dora，quote on 201；Wagner，Produktion，478-79，487-89；idem，Ellrich，56，59-66.

[127] Tauzin，1945，cited in Sellier，Dora，208；Wagner，Produktion，382-83，479；idem，Ellrich，90-96.

[128] Quotes in YVA，O 15 E/1761，Protokoll V. Jakubovics，July 9，1945；Bornemann，Geheimprojekt，191. See also Wagner，Produktion，382，470-71，476-77，487；idem，Ellrich，59，96-98；Sellier，Dora，210-12.

[129] NARA，M-1079，roll 11，Aussage O. Brinkmann，June 30，1947，quote on Bl. 1069；Wagner，Ellrich，118-19，127-36；Bornemann，Geheimprojekt，188；JVL，DJAO，RaR，United States v. Andrea，April 15，1948，46-50.

[130] Quotes in YVA，O 15 E/1761，Protokoll V. Jakubovics，July 9，1945；Wagner，Ellrich，89. See also ibid.，100，104-109；idem，Produktion，314，382，477，488.

[131] 工程的工期越紧，条件越差；Buggeln，Arbeit，239-40，243，256-60。

[132] YVA，O 15 E/647，Protokoll J. Jakobovics，July 2，1945. See also OdT，vol.6，286-87，457-59.

[133] Herbert，“Arbeit.”这个术语参见Burleigh and Wippermann，Racial State。

[134] Orth，System，240；Zimmermann，“Arbeit，”747.

[135] 首先是Jens-Christian Wagner（Produktion）的创举。更近期的研究，参见Buggeln，Arbeit，282；Kranebitter，“Zahlen，”148。

[136] Wagner，Produktion，402，quote on 579；idem，Ellrich，110-11；idem，“Sinti.”

[137] Buggeln，Arbeit，333.

[138] Buggeln，Arbeit，241，245.

[139] Renouard，Hölle，39；Wagner，Produktion，403，579；idem，Ellrich，112；Buggeln，Arbeit，245，497-98，550.

[140] Quote in Buggeln，Arbeit，314（n. 104）. 混合型卫星营里的犹太人，参见Freund，“Häftlingskategorien，”880；idem，Toten，380-83；Wagner，Produktion，405-407。

[141] Raim，Dachauer，154-55，192-246；idem，“KZ-Auβenlagerkomplexe.” See also Ervin-Deutsch，“Nachtschicht”；YIVO，RG 294.1，MK 488，series 20，folder 549，Bl. 718-27：testimony of S. Heller，July 10，1945；YVA，O 15 E/534，protokoll S. Fülöp，July 1，1945，quote on 2；Hördler，“Ordnung，”251；LG Augsburg，Urteil，June 28，1950，JNV，vol.6，653-60. 其他（主要）对犹太人来说致命的建设营包括马格德堡-罗腾湖、巨人劳动营、汉诺威-阿勒姆和施坦佩达。

[142] Buggeln，Arbeit，216，251，296，329-30；Wagner，Produktion，370，407-408.

[143]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356.

[144] Schalm，Überleben，205.

[145] Strebel，Ravensbrück，426-27；Perz，“Wehrmacht，”78；Fröbe，“KZ-Häftlinge，”667-68.

[146] Strebel，Ravensbrück，428-29，441-43；Hördler，“Ordnung，”289-92，341.

[147] Buggeln，Arbeit，217，317-18；Rudorff，Frauen，386.

[148] 缝纫和烹饪可以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木工和类似的交易（更多是男性从事）也一样。此外，因为许多男性囚犯参过军，他们更容易适应集中营内军事化的管理；Buggeln，Gewalt，513-15；Debski，Battlefield，82-83。

[149] 针对这种说法的辩论，参见Buggeln，Arbeit，280，508，513；Ellger，Zwangsarbeit，315。我跟劳伦斯·兰格一样，都不相信幸存者证言显示出在互帮互助的程度上存在巨大的性别差异。即便是这样，也可能只是单纯反映出男性幸存者不太愿意提及他们在感情上曾依赖于其他男性的支持。

[150] Strebel，Ravensbrück，522；Ellger，Zwangsarbeit，134，315-16；Buggeln，Arbeit，226.

[151] Debski，Battlefield，84；Rudorff，Frauen，390；Buggeln，Arbeit，278，280-81，394-95，467-68；idem，System，126-27. 参见第10章。

[152] 女子卫星营通常由男性营地主管管理，看守团的哨兵通常也是男性；Ellger，Zwangsarbeit，190，214，311；Buggeln，Arbeit，464。

[153] Pfingsten and Füllberg-Stolberg，“Frauen，”921；Buggeln，Arbeit，466-67；Sprenger，“Aufseherinnen，”29-30；Rudorff，Frauen，389-90.

[154] Ellger，Zwangsarbeit，215-16，306-307，312，316，quote on 216.

[155] 诺因加默的情况，参见Buggeln，Arbeit，333。此处的“种族”一词是党卫队当局认定的用法。

[156] Raim，Dachauer，193-94，200；idem，“KZ-Auβenlagerkomplexe，”75-76；Schalm，Überleben，195-96；YIVO，RG 294.1，MK 488，series 20，folder 549，Bl. 718-27：testimony Dr. S. Heller，July 10，1945.

[157] 从事生产活动的犹太女人，参见Zimmermann，“Arbeit，”746-47。

[158] Rudorff，Frauen，386-91.

[159] Seidel，“Frauen，”155-56；OdT，vol.3，495-500.

[160] Rózsa，“Solange，”98，121，125，133，141，144，157-61，225，quotes on 107，188；Jochem，“Bedingungen，”83-91；OdT，vol.4，213-16.

[161] Buggeln，Arbeit，275；Ellger，Zwangsarbeit，95；OdT，vol.6，301-303，410-12.

[162] Fröhlich，Tagebücher，II/12，April 27，1944，p. 202.

[163] Browning，Remembering，153-54.另见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造假行动队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的“人质”（第6章）。

[164] See also Buggeln，Arbeit，658.

[165] Rózsa，“Solange，”159.

[166] Wagner，Produktion，534-55，Güntsche quote on 535.

[167] Steinbacher，Dachau，quote on 184；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10-11.

[168] ITS，1.1.6.0，folder 55，KL Dachau，Auszug aus der DV der KL Bewachung，n.d.（1942？）.

[169] 其中一些卫星营在战前就已经出现；例子参见OdT，vol.3，388-92，587-90。

[170] G. Meier to LK Flossenbürg，June 18，1942，in KZ-Gedenkstätte Flossenbürg，Flossenbürg，quote on 171；Strebel，Ravensbrück，207；Wachsmann，Prisons，95.1942年，出租费用是男囚每天三马克，女囚每天两马克；IfZ，WVHA to Kommandanturen，August 17，1942，ND：PS-3685。

[171] Schley，Nachbar，71-75.

[172] Bringmann，Neuengamme，quote on 43；Fings，Krieg，161-62. 关于囚犯制服，参见Schmidt，“Geschichte und Symbolik，”292-93。

[173] Steinbacher，“Musterstadt，”193.

[174] E. Mercker，“Granitbrüche Flossenbürg”（1941），oil on canvas，displayed in the exhibition Histories in Conflict，Haus der Kunst，Munich，June 2012-January 2013. 集中营党卫队依然组织国家和政党官员以及国外要人的分期访问；例子参见Wein，“Krankenrevier”。

[175] Fröhlich，Tagebücher，II/4，June 13，1942，pp.510-18.

[176] Schley，Nachbar，108-109；Horwitz，Shadow，93，109；Wagner，Produktion，157-58；Glauning，Entgrenzung，332-33；Marcuse，Legacies.

[177] Dörner，Die Deutschen，606.

[178] Kremer，“Tagebuch，” September 2，1942，211.

[179] Neitzel，Abgehört，283；Tyas，“Intelligence，”12.

[180] Czech，Kalendarium，380；NAL，HW 16/23，GPD Nr 3，Glücks to Höss，January 22，1943. 概述参见Steinbacher，“Musterstadt，”249-52。

[181] Dörner，Die Deutschen，325；Steinbacher，“Musterstadt，”247-49；Frei，1945，156-57；Broszat，Kommandant，247.

[182] Klemperer，Zeugnis，47，268，306，313，378，quote on 259.

[183] Dörner，Die Deutschen，398，416，605-608；Fritzsche，Life，240，262-64.

[184] BArchB，NS 4/Bu 31，Bl. 15：WVHA to LK，July 11，1942；ibid.，NS 3/426，Bl. 40：WVHA-D to LK，February 25，1943.

[185] BArchB，NS 3/426，Bl. 76：Himmler to Glücks，May 26，1943；Grotum，Archiv，219.

[186] RSHA circular，October 26，1939，in NCA，vol.1，962.

[187] Dörner，Die Deutschen，39-40，355-56，quote on 355；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646.

[188] BArchB，NS 3/391，Bl. 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 8；ibid.，NS 4/Bu 31，Bl. 19：Verhalten beim Briefe-Schreiben，n.d.；ibid.，NS 4/Na 6，Bl. 24：WVHA to LK，April 12，1943；Wagner，Produktion，463. 被禁的群体包括苏联战俘和所谓姓名不详的囚犯；Lasik，“Organizational，”168。1944年夏天对犹太囚犯书信的禁令，参见Sprenger，Groβ-Rosen，165。

[189] C. Herman to his wife and daughter，November 6，1944，in SMAB，Inmitten，quote on 259. 其他例子，参见Bárta，“Tagebuch，”50-51；S. Sosnowski to his wife，October 27，1940，in Geehr，Letters，44-45。

[190] Quotes in Maršálek，Mauthausen，50；A. Bala to J. Esztsadnika，July 1943，in Bacharach，Worte，328.

[191] J. Pogonowski to his family，April 21，1943，in Piper，Briefe，44-45.

[192] IfZ，RSHA，AE，2. Teil，Bl. 202：Runderlaβ Chef Sipo und SD，October 24，1939.

[193] BArchB，NS 19/1570，Bl. 12-28：Inspekteur für Statistik，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Bl. 24.

[194] OdT，vol.3，39；Strebel，Ravensbrück，175.

[195]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36（n. 36）；Roth，“‘Asozialen，’”449；Strebel，Ravensbrück，174-75；KZ-Gedenkstätte Flossenbürg，Flossenbürg，46；Eisenblätter，“Grundlinien，”167；August，“Sonderaktion，”7，42-46.被捕的克拉科夫大学教授中，犹太教授无一人被释放。

[196] BArchB，NS 3/391，Bl. 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 16-17；Maršálek，Mauthausen，251；Weiss-Rüthel，Nacht，175；Gostner，1000 Tage，169.

[197] Glücks to Lagerärzte，December 28，1942，in NMGB，Buchenwald，257-58，1942年7月到11月的数字。

[198] BArchB，NS 4/Bu 143，Schutzhaftlager-Rapport，November 6，1943.

[199] OdT，vol.1，163；Hett and Tuchel，“Reaktionen，”382-83.

[200] Klausch，Antifaschisten，27-75.

[201] Himmler quotes in “Dokumentation. Die Rede Himmlers，”378；Himmler to Dirlewanger et al.，February 19，1944，in Heiber，Reichsführer！，document 299，p. 319. Other quotes in ITS，1.1.6.0，folder 25，Wahrheit und Recht 2（June 1946），doc. 82095211；Ley and Morsch，Medizin，304. See also ibid.，302-305；Klausch，Antifaschisten，68，75-104，120-21，136-37，398-400；Heger，Männer，141.

[202] Eberle，“‘Asoziale，’” quote on 266；Klausch，Antifaschisten，105-21，401.

[203] Quote in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390. See also Klausch，Antifaschisten，140-270，327-96，404-15；Wachsmann，Prisons，263-69.

[204] Rede vor Generälen，May 24，1944，in Smith and Peterson，Geheimreden，203.

[205] Fabréguet，“Entwicklung，”207，figure for March 1945.

[206] Wagner，Produktion，549.

[207] Cited in Sellier，Dora，137.

[208] Kaienburg，“KZ Neuengamme，”46；Wagner，IG Auschwitz，119，233；Wagner，Produktion，379-80，550-51.

[209] Renouard，Hölle，43-44，163；Fröbe et al.，“Nachkriegsgeschichte，”577-78.

[210] Ellger，Zwangsarbeit，304；Wysocki，“Häftlingsarbeit，”58. 在顺从与不顺从之间的摇摆，参见Lüdtke，“Appeal，”49。

[211] Levi，If，88.

[212] Buggeln，Arbeit，262-63，618；Kielar，Anus Mundi，382.

[213] ITS，KL Auschwitz OCC2/35a，Ordner 57，Vernehmungsniederschrift，October 4，1944.

[214] 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718-20；ibid.，vol.1/B，872-73；OdT，vol.8，289-94；ibid.，vol.6，262-65. 这件事后来因托马斯·肯尼利撰写的著作《辛德勒方舟》（伦敦，1982）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1993）而闻名。

[215] Levi，If，126.

[216] Antelme，Menschengeschlecht，quotes on 69-70；Todorov，Facing，243.

[217] 背景参见Wagner，Produktion，560-62；Buggeln，Arbeit，593-94，610。

[218] Füllberg-Stolberg，“Frauen，” quote on 328.

[219] Mittelwerk GmbH，Umgang mit Häftlingen，December 30，1943，in Wagner，Mittelbau-Dora，120.

[220] 例子参见Kaienburg，“KZ Neuengamme，”47。

[221] BArchL，B 162/30170，Bl. 368：LK Sachsenhausen，Anordnung，February 2，1942，underlined in the original. See also Wysocki，“Häftlingsarbeit，”61.

[222] Wagner，Produktion，178-80，503，554；Fings，“Public Face，”118.

[223] Quotes in Kempowski，Haben，117.

[224] Horwitz，Shadow，83-98，quote on 94；OdT，vol.4，416-17.

[225] Glauning，Entgrenzung，332-38，346-52，quote on 336；Riexinger and Ernst，Vernichtung，59，67-68；Kaienburg，“KZ Neuengamme，”49；Wagner，Produktion，536-45；Maršálek，Mauthausen，93；AGN，Ng. 7.6.，H. Behncke to his family，September 30，1944；ibid.，E. Behncke to her family，November 25，1944.

[226] Bütow and Bindernagel，KZ，9，115，175.

[227] 估算的结果基于OdT，vol.2，396-450。清理炸弹的小分队，参见ibid.，421。

[228] Fings，“Public Face，” quote on 117；Delbo，Auschwitz，183-85.

[229] Renouard，Hölle，29；Kielar，Anus Mundi，366；Riexinger and Ernst，Vernichtung，60.

[230] 例子参见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33-34。

[231] Ellger，Zwangsarbeit，177，294，quote on 306；Steinbacher，Dachau，175-77；Horwitz，Shadow，111；Raim，Dachauer，270。

[232] Bringmann，Neuengamme，43；Glauning，Entgrenzung，343-45.

[233] Quote in Horwitz，Shadow，114. See also ibid.，93；Wagner，Produktion，560-61；Glauning，Entgrenzung，345；Fings，“Public Face，”118；Buggeln，Arbeit，623.

[234] Quote in Kirsten and Kirsten，Stimmen，133. See also ibid.，306.

[235] Horwitz，Shadow，175-76.

[236] Wagner，Produktion，538-39，547-49，556-60；Schley，Nachbar，109；OdT，vol.6，68.

[237] Fings，“Public Face，”118.

[238] Quote in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26. See also Dörner，Deutschen，321-22，328；NAL，WO 208/3596，C.S.D.I.C.，S.I.R. 727，Information from Lt. Marcinek，August 11，1944.

[239] BArchB，NS 19/4014，Bl. 158-204：Rede vor Generälen，June 21，1944，quotes on 166.

[240] “Dokumentation. Die Rede Himmlers，”393；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346；Loeffel，“Sippenhaft”；Vermehren，Reise，152-53.

[241] 1941年德国的反对传单参见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 3282；Goerdeler，“Ziel”（autumn 1941），898；Hamerow，Road，325。

[242] 例子参见Steinbacher，“Musterstadt，”315。

[243] Raim，Dachauer，269；Fings，“Public Face，”118；Horwitz，Shadow，93.

[244] Quote in Kempowski，Haben，108.

[245] Kautsky，Teufel，235-40. 概述参见Buggeln，Arbeit，619。

[246] WL，P.III.h. No.198，F. Pagel，“Eines der Vielen Tausende［n］ von Schicksalen，” autumn 1955；Wagner，IG Auschwitz，89，139. 据说另一位英国战俘曾短暂地顶替了莫诺维茨里的一位犹太囚犯，他的故事参见Avey，Man。

[247] Fings，Krieg，220-28，242-43，Maurer quote on 226，Knöller quote（from October 1944）on 242，underlined in the original；Klein，Jehovas，129-30；Kogon，SS-Staat（1946），336-37；Whatmore，“Exploring.”

[248] RSHA，Meldung staatspolizeilicher Ereignisse，September 17，1941，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 rk584；Meldungen aus Frankreich，March 5，1943，ibid.，doc. rk 1059；Parteikanzlei，Auszüge aus Berichten der Gauleitungen et al.，May 8，1943，in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 3594.

[249] NAL，FO 371/34523-005，Press Reading Bureau Stockholm to Politic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London，July 22，1943.

[250] Quotes in Höss to Glücks，July 12，1940，cited in Steinbacher，“Musterstadt，”200；S. Kłodziński to T. Lasocka-Estreicher，November 19，1942，in Świebocki，Resistance，334-35. See also ibid.，145-53，171-90.

[251] Świebocki，Resistance，272-92.

[252] 波兰地下组织针对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内犹太人灭绝行动的报告，参见Friedrich，“Judenmord，”113-17。

[253] Breitman，Secrets，88-89，112-13.

[254] Quotes in NAL，HW 16/66，“II. Concentration Camps，” November 27，1942. See also ibid.，HW 16/6，Part 2，Bl. 534-35：report on German police，September 26，1942. 概述参见ibid.，HW 16/11；ibid.，HW 16/17-19。一些被破译的集中营囚犯人数统计被编入了一份无价的文章中；Schulte，“‘London’”。

[255] 最后一点，参见Breitmann，Secrets，113。

[256] Breitman et al.，U.S. Intelligence，31-32.

[257] NAL，FO 371/34523-005，Press Reading Bureau Stockholm to Politic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London，July 22，1943；ibid.，FO 371/34389-0008，Berne to Foreign Office，October 6，1943.

[258] “German Brutality in Prison Camp，” The Times，June 11，1941，3；Świebocki，Resistance，304-14；Breitman，Secrets，116-21，231；Gilbert，Auschwitz，51-52，92；Laqueur，Secret，200. 概述参见Fleming，Auschwitz。波兰地下组织发表于1942年12月的另一份有关奥斯维辛的早期描述（英译本发布于1944年），参见Kunert，Auschwitz。

[259] Hansard，December 17，1942，vol.385，cc2082-7；Breitman，Secrets，229-31；Laqueur，Secret，169，196，201-204；Van Pelt，Case，131-34.

[260] Breitman et al.，Intelligence，33-37.

[261] Tyas，“Intelligence，”12；Neitzel，Abgehört，283.

[262] “Bericht von Czesław Mordowicz，” quote on 302-303；Gilbert，Auschwitz，231-32.

[263] Świebocki，Resistance，224-27，298-99，315-19；idem，London，25-46，57-67，75-76；Vrba，Forgive.未删减的报告，参见“Bericht Vrba”。针对美国媒体和大屠杀的更广泛的概述，参见Lipstadt，Beyond Belief。

[264] Wiesel，All Rivers，74.

[265] Westermann，“Royal Air Force”；Gilbert，Auschwitz，236-37，245-48.

[266] Neufeld，“Introduction，”8-9；Feingold，“Bombing”；Gilbert，Auschwitz，301-306；Mahoney，“American.”苏联发挥的作用，参见Herf，“Nazi Extermination Camps”；Orbach and Solonin，“Indifference”。

[267] Neufeld，“Introduction.” See also Weinberg，“Allies”；Gilbert，Auschwitz，307；Mahoney，“American，”440-41；Overy，Bombing War，passim；Horwitz，Shadow，115-16；APMO，Proces Höss，Hd 6，Bl. 51-62：O. Wolken，“Chronik des Lagers Auschwitz II，” n.d.（c. spring 1945），Bl. 58-59.

[268] Conway，“Augenzeugenberichte，”279. 在匈牙利读过弗尔巴和韦茨勒的报告的犹太人领袖是否应该向匈牙利犹太人发出警示，对此的争论参见idem，“Vrba-Wetzler report”；Bauer，“Anmerkungen”。

[269] Gallup，Poll，472.

[270] Dörner，Die Deutschen，204，209，415；Kempowski，Haben，123.

[271] 盟军对集中营内情况的报告，参见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46；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40。

第10章 不可能的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一天，达豪集中营的几名囚犯定下一个协议。为了展示囚犯之间并非只有冲突不和，他们决定行君子之道；在约定的一整天时间里，粗鲁与自私的行为要让位于礼貌和怜悯，就仿佛他们仍在营外过着平常的生活。当约定的那天来到时，这群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持理想中的体面，从早晨爬起来穿衣、洗漱、饮食开始。而到了傍晚，他们所有人都被集中营内残酷的现实击败了。“人心之中的恶兽占据了上风，”这是比利时抵抗运动斗士、达豪集中营囚犯阿蒂尔·奥洛（Arthur Haulot）于1945年1月19日在日记中写下的话，“脱离正常秩序后，人是没有办法泰然生活太久的。”[1]

虽然战后幸存者们对集中营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评论，但所有人都认同一点，那就是囚犯们的行为不能用常理评判。这是集中营内公认的。[2]许多囚犯认为，集中营已经使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天翻地覆。在那里，善良无私的举动也许相当于自杀，而那些出格之举——包括谋杀——可能是正义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个无情的现实，适应集中营内的法则，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3]但集中营内的法则究竟是什么呢？

一些囚犯给出了言简意赅的答案：丛林法则。他们认为，集中营内的残酷条件使人们就物资和职位展开了无穷无尽的斗争，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审头）与为了一点点多余的面包、床铺和衣服拼死争斗的大多数囚犯之间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在这个残酷的视角下，其他囚犯都是自己生存道路上的死敌，要与所有人为敌。战争结束前一年的诺因加默的卫星营内，一名比利时的老囚犯身染恶疾，正在缓慢走向死亡。他在医务室内给儿子写了一条绝望的消息：“集中营变了，里面除了狼还是狼。”[4]如果将这一观点用于所有的集中营，未免过于灰暗。但我们也不能将这点完全抹去。不过，也许囚犯们在苦难中团结友爱的理想画面更让人心安，但囚犯之间的冲突是真实存在的。而随着集中营系统变得更为致命，这种冲突也变得越发恶毒。

然而，囚犯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敌意和无序。首先，这里有些不成文的规矩。在囚犯私下的准则里，偷窃属于别人的面包是罪。节约面包需要极强的自律，因为饥饿的囚犯总想吞掉配给的全部面包。每一片旧面包都象征着囚犯想要活下去的意志；而每一次偷窃都被视为无法容忍的背叛，与叛国罪同样严重。就像诺因加默集中营的一名室长对一批新囚犯所说的那样：“从同志那里偷窃面包是最恶毒的行为，这等于在偷窃他的生命。”[5]这规矩并没能使偷窃停止，也没有建立完美的公正，一些无辜的囚犯成了替罪羊。但无论如何，这种偷窃的行为总归被认定为犯罪，应该被惩罚。

所以说，集中营内确实存在一种道德制度。[6]囚犯们也许无法行使外面那样的道德标准，就像达豪“君子协议”所揭示的那样。但在集中营这个扭曲的世界里，他们还是保有了一种是非观。当然，每个人的道德标准各异，但总有些底线是大部分囚犯不想跨越的。按基本的规则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自尊。“我对每个人都很坦诚，”1942年9月，雅努什·波戈诺夫斯基在从奥斯维辛寄给家人的密信中写道，“我没做任何亏心事。”[7]单靠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保住尊严的，波戈诺夫斯基感谢了两名帮他熬过恶疾的朋友，他们的帮助不只是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正是因为他们，他写道，他的灵魂才“健康、自豪和强健”。[8]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这种囚犯间互助的例子在集中营中并不是个例，而是相当常见。[9]而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分享食物到讨论政治，削弱了党卫队试图实行的全面统治。

一些囚犯把此类行为视为反抗：求生本身就是“一种抵抗的形式”，阿格内斯·罗饶于1945年2月初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0]一些学者也持相同的观点，将抵抗的意义扩展至集中营内所有的不合作行为。意大利心理学家安德烈亚·德沃托（Andrea Devoto）明确地指出：“任何事都可以被视为抵抗，因为无论做什么都是被禁止的。”[11]然而，这种含混的定义将许多千差万别的行为模糊成了一体。破坏德军军需品的人和为了求生不择手段，甚至伤害他人的人能用同一个词来形容吗？针对集中营的情况，即便更为狭义的“抵抗”概念也可能存在争议，因为囚犯们没有任何颠覆纳粹政权的希望。

总而言之，也许用其他词去描述囚犯们的选择更为恰当，不过不同类别的词汇必然会有重叠。不屈不挠，这包括了囚犯自我保护和自我激励的行为；团结，指囚犯群体的互相保护，不让精神被击垮；还有反抗，这包括抗议和其他有计划有目的反抗集中营党卫队的行为。考虑到党卫队无所不在的威慑，这种直接的对抗非常少见，而且有时也十分模糊。比如从集中营逃走，也许囚犯会就此加入游击队，或是将纳粹的罪行宣告于世，但考虑到纳粹的连坐政策，越狱也会置其他囚犯于死地。[12]

被胁迫的社区

囚犯们必须足智多谋才能在战争期间的集中营有一线存活的生机，他们需要掌握一名囚犯所说的“集中营技能”。[13]囚犯们必须充分利用已有的技能，还要学会新的技能，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一位掌握多种语言的囚犯也许能获得翻译这样的优待职位，而有天赋的囚犯画师也许能用所画的作品换取食物。[14]囚犯们的不屈不挠也表现在保留进入集中营之前身份的仪式上。对于普里莫·莱维来说，日常盥洗不仅是为了保持清洁——这在肮脏的环境中是不可能的——更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性。[15]其他人在宗教中寻找到了安宁。当回忆起1944年秋天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日子时，一名波兰女人在战后作证说上帝拯救了她，使她免于精神崩溃。[16]一些囚犯从艺术和精神生活中汲取营养，回想从前读过的书籍、诗篇和故事。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夏洛特·德尔博用自己的面包换来了一本莫里哀的《恨世者》，每天一点儿一点儿地背诵。默背剧本“几乎可以消磨整个点名的时间”，她后来写道。[17]

虽然自我保护十分重要，但没有任何一个囚犯能独自熬过集中营。集中营是一个社交空间，囚犯们经常要互动。他们在集中营内的命运往往是由他们在这个“被胁迫的社区”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被胁迫的社区”一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H.G.阿德勒（H.G.Adler）提出的］。[18]一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审头在1942年3月底对一群新来的囚犯说，如果不能团结一致，他们将在两个月里全部死光。[19]

一些囚犯群体是由党卫队创立的，其他的则是靠囚犯们共同的爱好和背景划分出来的。一些群体可以追溯到囚犯们在集中营之前的生活，其他的则是在集中营内产生。一些群体如一盘散沙人来人去，另一些则坚如磐石对外人封闭。而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囚犯们往往不只属于一个团体。比如普里莫·莱维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来自意大利的犹太无神论者，这里面任何一个关于他自我的方面都会影响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的社交关系。[20]

陪伴对所有囚犯都很重要，无论这陪伴是基于同情还是功利，无论是机缘还是出于相同的信仰。但陪伴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也会造成矛盾。囚犯之间建立关系，是因为命运把他们扔进了同一间营房或是同一支劳动队，这种关系往往并不牢靠。而大多数情况下，部分囚犯的团结一致也会造成与其他囚犯的冲突。于是每一位囚犯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何在集中营这样非人的环境中拥有正常的社交生活？[21]

家人与朋友

“我们相依为命，”埃利·维泽尔描述与父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关系时这样写道，“他需要我，就像我需要他一样。”有时他们会一起分享少得可怜的几勺汤羹或几块面包，有时他们也会给对方精神上的支持。“他是我的支柱，我的氧气。我对他来说也一样。”[22]维泽尔并不是个例。在如炼狱般的集中营里，许多囚犯都和自己的亲人形成了紧密的关系，因为在他们的社交关系里，信任尤为必要。这点在犹太人或是吉卜赛人中特别明显，因为他们往往是一大家人一起被送进来。[23]他们一起来到集中营，也希望一起活下来。[24]

其他小型的求生单位则是由密友组成，有时候甚至只有两个人。[25]许多人在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互相认识。曾在同一座城市中经历风雨，相同的过往和文化让他们在集中营内结成了共同的阵地。更多人则是因为他们被纳粹迫害的相同经历而结下友谊，可能是在遣送的火车、工地、营房或者医务室里结成了同盟。[26]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后来提到，她与其他囚犯的友谊帮助她活了下来。而她在集中营中最亲密的朋友就是米莲娜·耶森斯基（Milena Jesenská）。她于1940年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结识了这位捷克记者，后者因为帮助人们逃离德占捷克而被逮捕，两个女人很快就熟起来。她们亲如家人，经常一起谈论过往（两人都曾经从共产主义运动中脱离）、现在和将来；耶森斯基建议她们应该一起写一本关于斯大林和希特勒治下集中营的书，就叫《集中营时代》。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两个女人尽最大可能照顾对方。当布伯-诺伊曼被扔进地堡后，她的朋友每天给她偷送面包和糖。而当耶森斯基重病时，她的朋友每天偷偷过来看望她，持续了数月。[27]

这种友谊在集中营的小生态中十分常见。许多女人间十分亲密，甚至互称姐妹。她们形成了包含十多名成员的虚拟家庭，共同分享食物、衣服和情感支持，并且互相保护以免被筛选淘汰。成为一名“营中姐妹”是一种“非常快乐、受到鼓舞的感觉”，阿格内斯·罗饶于1945年1月写道，“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能依靠彼此”。[28]有一种观点认为，集中营的女囚比男囚更容易形成这样亲密的友谊。[29]但亲密的陪伴并不分性别，普里莫·莱维就是一个例子。他与一位同样二十多岁的名叫阿尔贝托（Alberto）的意大利囚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数月来，睡在同一个铺位的两人很快“结成了亲密的同盟”，莱维如此写道，他们一起分享搜集来的每一点额外的食物（两人直到1945年1月才分开，阿尔贝托踏上了奥斯维辛的死亡行军，之后再也没回来）。[30]许多男性囚犯享受着类似的友谊，一些人事后羞于谈论这种关系，而其他人则没有任何迟疑，称之为“同床兄弟”和“同志婚姻”。[31]

不过在集中营的严酷环境中，任何紧密的联系都可能被打破，尤其是对那些每天都浸淫在集中营暴力中的普通囚犯。[32]集中营中从不缺乏骇人的画面，但很少有情况比朋友家人之间互相劫掠、儿子拒绝分给父亲面包更令人难安。[33]更多的情况下，这种由强烈的团结感结成的小团体内部的互相帮助往往会给他人带来伤害，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每群囚犯首先都是为了自己团体的生存而斗争，用普里莫·莱维的话说，这叫“我们主义”（也就是一种集体自我中心主义），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抱团”。每当一个团体成功获得食物、香烟或是衣服，几乎肯定意味着其他人能“寻获”的物资减少；有时，囚犯团体甚至会从别人那里偷窃。[34]

也有无法加入任何团体的囚犯。集中营里被孤立的“活死人”尤其如此。这些将死之人像游魂一样飘荡在营区里。不过他们的存在不像幽灵那样缥缈，而是会带着感染的伤口和冒着臭气的褴褛。“每个人都被他们恶心到了，没人显示出一点同情。”奥斯维辛囚犯玛利亚·奥厄扎辛斯卡（Maria Oyrzyńska）回忆说。其他人则是有多远躲多远，不仅仅是因为恶心，也是为了自我保护；因为“活死人”总是引火上身——偷窃食物、逃避劳动、无视命令——其他人害怕会被他们牵连。因此“活死人”总是在最孤独的处境中死去。[35]

大部分囚犯都明白，和亲朋好友结成小团体可以给予自己最大的生存希望。虽然这种联盟十分重要，但也总是容易因遣送、疾病、筛选和死亡而分崩离析。在父亲什洛莫于1945年初死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埃利·维泽尔开始对环绕在他身边的人间地狱漠不关心：“没有什么能触动我了。”[36]米莲娜·耶森斯基于1944年5月死去之后，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也变得同样绝望：“我感到彻底绝望。生活似乎已经没有意义。”最终她还是没有放弃，幸存后将她们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谈论过的书写了出来，以此纪念这位死去的朋友。[37]

同志

除了亲友之间的社会羁绊，还有因相同信仰产生的同志情谊，无论这种信仰是早已有之还是在集中营内萌芽。[38]左翼的囚犯们尤为亲密，甚至比战争开始前还要亲密，他们经常进行秘密集会，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分享关于战争的最新消息（从报纸上和藏起来的收音机中搜集来），通过纪念重要事件和共同唱诵革命歌曲来践行工人阶级传统。[39]其他政治囚犯也同样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在达豪可怕的考弗灵卫星营中，几名犹太复国主义者拼凑出了一份希伯来文报纸，呼吁犹太囚犯团结起来，创立犹太人的国家。[40]这种集体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我肯定；政治犯们携起手来共同对抗，以免被抹除入营前的身份，并从他们所属的集体中获取力量。[41]

一些团体做的远不止鼓舞士气，而是发展成了一个求生网络。政治犯互相分享必需品，利用他们的联系来帮助他人免受惩罚性劳役之苦，甚至免于送往死亡营。就像战争开始前一样，地位较高的囚犯会留心在新来的囚犯中寻找自己的同志，向他们解释集中营的基本法则并且保护他们。[42]这是另外一个党派团结的例子，任何好处都仅限于特定的囚犯。其他背景的囚犯经常被排除在外，被视为不可信任的人和不配的人；就像一位前囚犯解释的，根本原则就是“政治优先”！[43]有时候这意味着牺牲别人去救另一个人。赫尔穆特·蒂曼（Helmut Thiemann）是德国共产党人，也是布痕瓦尔德的审头。他在战后作证说他和他的同事在医务室内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房间，“仅供我们在各个国家的同志使用”。共产党审头尽他们所能去帮助这些囚犯，给他们提供手头最好的药。蒂曼补充说，对其他人“我们必须毫不容情”。[44]

政治犯中“抱团”最极端的例子则是所谓的调包牺牲者。几座集中营内都曾出现这种做法，而记录最详细的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这里，共产党审头通过篡改党卫队名单，将名字替换成其他囚犯的方法来保护一些同志免于人体实验。这就是“我们拯救彼此”的方法，蒂曼的同事恩斯特·布塞（Ernst Busse）在战后作证说，这样“我们在集中营地下组织的成员可以过上相对安全的生活”。同样，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劳动办公室的共产党审头会篡改遣送到卫星营的囚犯名单。他们会让自己的同志免于被遣送到像多拉这样置人于死地的集中营，改为遣送那些他们认为招人厌或者低级的囚犯，包括罪犯、同性恋者和其他社会边缘分子。“所有这些消极分子都是由国家（共产党）团体选出来的，”前囚犯文员伊日·扎克（Jirí Žák）于1945年作证说，“他们也会判定积极分子，那些不应该被遣送的人。”扎克不是唯一一位战后坚决为自己的做法辩护的共产党人。“当我有机会救下十名反法西斯战士的时候，”布痕瓦尔德资历最深的共产党员之一瓦尔特·巴特尔（Walter Bartel）在1953年东德的一次党内调查时说，“我绝对会这么干。”[45]

当然，并不是所有政治犯都享受同样的保护，因为这些佩戴红色三角的囚犯从未形成过统一战线。即便是纳粹政权最顽强的对手之间，也存在着紧张的对立关系。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长久以来的敌意从未完全消除，其他意识形态团体更是如此。比如法国民族主义者和苏联共产党员之间完全没有共识。即便是一个政治团体内部也会产生冲突。德国共产党员之间会因为意识形态分歧（比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在集中营内的正确路线）而产生冲突。持异见者很快会被视为背离路线，排除在集体之外。当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德国共产党员得知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曾被斯大林囚禁过，他们便给她贴上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标签并与她断绝了联系。而对布伯-诺伊曼来说，她的敌人们还沉迷于过去，陷在“1933年脱离现实的共产主义幻境”之中。[46]

信徒

每天早晨，在奥斯维辛的囚犯们起床之前，埃利·维泽尔和父亲便起床走到附近的一个营房中。在那里，一群传统的犹太人互相进行仪式性的祝福，分享两个从黑市获得的犹太教经文护符匣。因为处于党卫队最致命的恐怖威胁下，犹太人的祈祷障碍重重。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想方设法坚守信仰。“没错，即使在死亡营中我们也会进行宗教仪式，”维泽尔后来写道，“我见过的苦难太沉重，让我无法与过往剥离，也让我无法拒绝那些蒙难之人的遗志。”[47]

善于观察的囚犯都明白在集中营是无法履行宗教戒律的。他们不得不在祈祷的时间工作，打破一些饮食的戒律，也没有祈祷书和宗教领袖的精神指引。[48]不过他们还是尽可能地忠于信仰，并依据共同信仰形成紧密的集体。波兰政治犯中广泛流传基督教的宗教仪式，这种信仰也成了他们民族认同感的一部分。他们秘密地进行周日礼拜，甚至将圣体偷运进了集中营；至少一名囚犯在奥斯维辛地堡里领过圣体，是其他囚犯将圣体系在绳子上，从牢房的天窗给他送下去的。[49]

许多囚犯从宗教信仰中汲取力量。一些人形成了紧密的宗教团体，几乎平均分配所有东西；比如在一些集中营，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会平均分配所有家人寄过来的钱和食品。而且，宗教实践也是他们与入营前生活的持续纽带，还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受难的意义，把集中营视为几个世纪以来压迫的顶点、对信仰的神圣考验，或是对人类罪孽的忏悔。[50]一些无神论囚犯觉得有宗教信仰的囚犯比他们有优势，因为信仰在宇宙中给了这些人一个支点，从而摆脱党卫队统治的世界，至少在精神领域是如此。[51]

但投身宗教也会带来危险。囚犯们祈祷时总要承受风险，甚至有时还会因此遭受惩罚。党卫队和审头多次将宗教仪式变成行刑仪式。在达豪集中营，他们逼迫天主教神父喝下大量的圣餐葡萄酒（由梵蒂冈捐赠），同时还在宗教节日实施特别的虐待。关押在达豪集中营的1870名波兰神父有将近半数死在这里。[52]即便信徒逃过了惩罚，礼拜本身也会给他们带来危险。信徒往往需要早起，这剥夺了他们重要的睡眠时间，加速了他们的衰弱。遵守饮食戒律同样如此。一些正统的犹太人试着只吃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很快就筋疲力尽地死去了。[53]

正统犹太人的日常宗教生活经常会引发事端。一些囚犯将祈祷视为噪声，尤其是在晚上，还指责信教的犹太人面对党卫队的暴力时毫不抵抗。“你想怎么祈祷就怎么祈祷，”迪奥尼斯·莱纳德在逃离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前不久对一名被关押的唱诗班领唱说，“我选择实际行动。”[54]其他世俗的囚犯将礼拜看作怪诞的行为：在地狱中饱受磨难的人为什么还要向上帝祈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次筛选过后，普里莫·莱维看到另一个铺上的一位老人在祈祷，当听到老人感谢上帝宽恕的时候，普里莫被激怒了：“他难道不明白下一次可能就该轮到他被杀了吗？他难道不知道今天发生的一切是恶行吗？这恶行没有祈祷能够消解，没有宽恕，没有救赎，人力永远无法洗刷。如果我是上帝，我会唾弃这个犹太老人的祈祷。”[55]这种不理解是相互的。一些正统的犹太人因为其他人没有宗教信仰而愤愤不平，斥责他们为何质疑、抱怨和抛弃上帝。[56]

这些冲突再次昭示了犹太囚犯的多样性。虽然他们都佩戴黄星，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社群，分歧甚至比战前更大。因为现在所有犹太囚犯都不得不为生存而战，所以基于宗教、政治和文化形成的不同阵营更为鲜明。另外还有国家和语言的壁垒；东欧的犹太人大多说意第绪语，许多从西欧来的犹太人都听不懂。被关在集中营多年之后，贝内迪克特·考茨基总结说：“几乎没人见到过犹太人有同志情谊。”[57]不过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毕竟和其他团体相比，犹太人能获得的实质性支持太少。“我们在物质上无法帮助任何人，”迪奥尼斯·莱纳德在1942年写道，“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58]尽管如此，许多犹太囚犯还是顶住了生存的压力，和其他人团结起来，形成了小的互助网络，其中包括埃利·维泽尔、普里莫·莱维和阿格内斯·罗饶。

虽然犹太人内部有许多团体，其他囚犯却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而且是显眼的目标。犹太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遇到危险的人，尤其是凶残贪婪的审头。囚犯中的反犹主义随处可见，审头会一边殴打犹太人一边大喊：“肮脏的犹太人必须灭绝！”[59]即便是战争结束几十年后，诺因加默集中营附属的一座卫星营的一位因暴力而臭名昭著的前营区长依旧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动机：“总的来说，我不喜欢犹太人。至少在集中营里，他们都是些奉承鬼和马屁精。”[60]但这其中还有其他因素，毕竟囚犯们都习惯于看不起比他们更孱弱的囚犯。[61]

与此同时，并非所有人都排斥犹太囚犯。虽然党卫队时常威胁要惩罚那些对犹太人太友善的人，但还是有一些人忽视威胁，用一种谨慎的方式与犹太人相处。事实上，一些人展现了伟大的关怀和勇气，将他们的同情扩展到自己周边的密友圈之外。[62]1942年夏天，当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党卫队对犹太人实行减少食物配给一个月的处罚时，另外一队由捷克女性领导的囚犯团体经常将自己的一部分面包偷运进犹太女囚的营房。[63]这并非个例。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集中营，波兰囚犯偶尔也会将自己的配给送给犹太人。“他们自己也没有很多，”匈牙利犹太人乔治·卡尔多（George Kaldore）回忆说，“但还是会分给我们。”[64]

分裂的国家

在战争接近尾声的那些深夜里，如果一个人能听到营房中的夜话，他会听到囚犯们用许多种语言低语。以布痕瓦尔德主营为例：到1944年底，它关押了超过24个国家的囚犯，包括一小部分西班牙人（295名囚犯）、英国人（25名囚犯）、瑞士人（24名囚犯）和阿尔巴尼亚人（23名囚犯）。“人仿佛一直处于巴别塔之下。”普里莫·莱维写道。[65]随着囚犯人口变得更为国际化，国籍成了社区的重要划分因素，使一部分囚犯团结在一起，也使另一部分囚犯分道扬镳。[66]

对于虚弱的囚犯来说，这种建立在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之上的国籍抱团可以救命。除此之外，囚犯们会偶尔庆祝自己国家的传统，一起唱民歌或是讲述古老的传说。营房里大部分的集会都是经历了漫长劳苦的一天之后，一种自发的对国家归属感的表达。当然，也有组织有序的活动，比如跳舞和游戏。[67]除了能激发囚犯们的爱国热情，这种表演也可以让他们从灰暗的生活中暂时逃脱出来。阿格内斯·罗饶在纽伦堡卫星营中和其他匈牙利囚犯建立了一个戏剧团体，她们表演著名歌曲，模仿囚犯同伴或是看守。[68]囚犯的音乐中也融入了对集中营的感想。奥斯维辛的波兰囚犯创作的歌曲之中有一首名为《毒气室》，是按一首流行的探戈旋律填的词：

这里有一间毒气室，

我们将在这里遇见彼此，

我们将在这里认识彼此，

也许就是明天——谁知道呢？[69]

许多强化国家归属感的活动处于灰色地带，党卫队是默许的。至少在正式的文化活动上是如此，这些活动对于不同的观众有着不同的意义。达豪集中营囚犯在1943年组织了“波兰日”，表演合唱、管弦乐和舞蹈，他们在表演中融入了爱国主义信息。波兰囚犯为他们这种反抗行为感到自豪，而坐在第一排的党卫队官员毫无察觉，还大声鼓掌要求返场。[70]

虽然有这种精神上的胜利，但大部分以国籍划分的囚犯群体并没有紧密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制服上的字母可能相同（以此指出他们的来源），但那些在集中营之外将这些人分开的现实问题并没有立刻消失。[71]内部分歧最大的恐怕要数衣服上有“R”字母的人了——他们是被归为苏联人的囚犯。带有R字母的人通常包括所有在苏联广袤领土内的人，涵盖了许多不同民族、持不同政见的人。最为显著的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敌意，这也反映了他们在苏联国内的敌对关系。许多被俘虏的俄罗斯士兵依然效忠莫斯科政权，将乌克兰囚犯看作叛国者和通敌者。这种敌意反之亦然，许多强制劳动队的乌克兰囚犯将俄罗斯战俘视为斯大林的追随者，他们压迫了波兰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强制集体化的政策谋杀了数百万乌克兰人。[72]

更糟的是，许多苏联囚犯还要面对来自其他国家囚犯的无端敌意，他们将苏联人视为懒汉、小偷和谋杀犯。这种一面倒的印象根植于多年以来的偏见，再次彰显了早于集中营便存在的固有认知和习惯。[73]其他囚犯在面对想象中原始粗鄙的东方囚犯时，经常会涌出一股优越感，他们还担心苏联人将疾病带到集中营里。日常生存的压力只会将这种恐惧放大，很难想象会有一个地方能比集中营更容易传播这种对国家的思维定式。[74]

苏联囚犯位于囚犯等级的最底端，与其他境遇更好的囚犯群体之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冲突的导火索之一就是食物分配不均，它带来了囚犯群体内不断的嫉妒和摩擦。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饥饿的苏联囚犯包围了挪威囚犯的营区，后者享受着来自红十字会的充足的救济包。消瘦的苏联人祈求一点点的残渣，在地面上搜索食物的碎屑。挪威人试图将他们打走。“他们就像苍蝇一样，你没法将他们赶走，他们会回来，在这里扎营，躺着等待从我们奢侈盛宴上掉下来的任何东西。”其中一名挪威囚犯于1943年秋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普通的挪威人，他补充说，对待这些苏联囚犯“比对待自家的狗还要差”。[75]

如果苏联人被描述为野蛮和原始，那几乎位于等级最顶端的德国人，名声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死去的和活着的人”，三名从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波兰囚犯于1946年写道，都“对德国人有无尽的鄙视和仇恨”。[76]这种敌意来自德国及其欧洲邻国之间的宿怨，并且随着希特勒的崛起急剧升级；许多波兰囚犯将自己与德国囚犯的冲突视为对抗外界德国侵略者的延续。[77]一些德国囚犯受到的优待也激发了其他外国人的仇恨，还有他们时不时显露出来的傲慢。最让人厌恶的是德国审头肆意行使权力。许多外国人将审头的虐待视为整个德国邪恶的证据，这种虐待抹除了德国囚犯和德国行凶者之间的界限。“事实上看起来他们都是一个样，囚犯、党卫队或者是德国国防军。”一名外国囚犯于1944年10月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记叙道。[78]

德国人和苏联人并不是仅有的面对敌意的群体。几乎每一个国家群体都被其他人嘲笑、畏惧和鄙视过，曾经被指责贪婪、凶残以及对党卫队卑躬屈膝。比如许多法国囚犯鄙视波兰人，而这种感觉反过来也是一样。[79]波兰人和苏联人的关系甚至更糟，体现了两国之间糟糕的关系。当维斯瓦夫·凯拉被任命为奥斯维辛-比克瑙一个苏联战俘营的文员时，他没有隐藏自己的厌恶；反过来他的苏联手下也是一样，每次都用一句简短的“滚蛋”来回复他的命令。[80]

面对这种种情况，党卫队并非袖手旁观。他们不仅没有创造一个让囚犯群体互相友爱的客观环境，还故意激化国家之间的敌意。他们抬高德国囚犯的地位，给他们优待，比如像审头这样有权力的职位；这种偏爱甚至可以让一些德国囚犯免于被送往奥斯维辛等置人于死地的集中营。[81]党卫队还在国家群体间煽风点火，让囚犯负责实施体罚（代替党卫队队员）。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43年夏天下令，由波兰人处罚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处罚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鲁道夫·霍斯用他一贯愤世嫉俗的语气总结了党卫队领导人的想法：“敌对关系越多、对权力的争夺越激烈，集中营就越好管理。这就叫分而治之。”[82]

精英

随着战争的持续，囚犯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大。在集中营解放前一年，社会地位的差距也达到了最大。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回忆说：

在待遇更好的囚犯营区，成群的小孩四处游荡着乞讨食物，衣衫褴褛、饥饿难耐的人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残渣。其他囚犯凭借在集中营里的影响力，可以吃饱穿暖。还有一个女人在西区的街上漫步，遛着集中营党卫队领导的灵缇。[83]

每个集中营都有受优待的精英囚犯，不超过囚犯总人口的10%。能否进入这一专属俱乐部取决于囚犯的内部地位，而这是由无数因素决定的，比如民族、国籍、职业、政治信仰、语言、年龄和来到集中营的时间。[84]每个集中营的等级体系都不尽相同，还会因新囚犯的到来或党卫队的工作重点改变而发生变化。不过也有一些固定的原则。有技术的囚犯普遍比没技术的地位高；犹太人大多位于最底层，而德国人位于顶层；有经验的囚犯具有优势，因为资历可以转化为实际的技术和人脉，这两点对于生存来说至关重要。

资历老的囚犯彼此尊重，因为他们知道怎样存活下来。这群被称为“老手”的人，也会对新来的人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鲁道夫·弗尔巴回忆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一种“老手黑帮”，在其他集中营也一样，老囚犯们享有优势。[85]他们与新来者的区别显而易见，老囚犯佩戴的编号数字更小，囚服更干净。[86]甚至在夜里漆黑一片的营房中也能区分这两者，因为老囚犯们会使用特定的词汇和短语，也就是集中营的语言。[87]

掌握这种语言对活下去至关重要。对新来的囚犯来说，没有比学会一些基本德语更重要的事情了，这是党卫队的语言，因此也是权力的语言。命令通常是用德语下的，从点名的“列队！” “脱帽！”（“Antreten！”“Mützen ab！”）到加快步伐的命令：“走快点！”“动起来！”“加速！”“快走！”（“Schneller！”“Los！”“Tempo！”“Aber Dalli！”）不管汇报什么，囚犯们都必须用德语：“12969号囚犯前来报到。”即便囚犯们用母语说话，也会用德语词汇指代一些物件、任务和区域。[88]普里莫·莱维明白在上学时学到的基础德语无比珍贵：“会说德语意味着活命。”为了增加活下去的概率，他让一名囚犯教他德语，学费是面包：“我觉得这面包花得实在太值了。”[89]那些掌握集中营语言的人有望成为集中营的老手，而那些无法掌握的人则只能随波逐流，将自己暴露于惩罚之下；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囚犯将审头的棍子称为“译员”（Dolmetscher），这个叫法并非凭空而来。[90]

除了特定的词汇之外，集中营的老囚犯会用一种不同的语调——尖锐、粗粝且凶狠。[91]有时他们会用党卫队的委婉说法指代死亡和谋杀，比如“离去”、“终结”和“过烟囱”。但大多时候他们的语言直白到粗俗。“快点拉，贱货！”一名审头在奥斯维辛公共厕所朝一个女人喊道，“不然我宰了你然后把你扔进屎堆里。”这里也没有体面的空间。1944年夏天，埃本塞集中营的捷克囚犯德拉霍米尔·巴尔塔（Drahomír Bárta）在日记中写道，囚犯们常用的侮辱性词汇包括“猪”和“白痴”。[92]

这种粗俗的语调反映了囚犯的堕落，但同时也是他们宣泄恐惧和失望的出口。黑色笑话都有着一个相似的作用，讽刺或是充满怨恨的幽默成了集中营老资历囚犯的一个特质。“发现这种幽默感，”大卫·鲁塞（David Rousset）后来写道，“支撑着我们许多人活了下来。”[93]幽默是一种防御机制，可以让囚犯们暂时远离集中营的恐怖——无论多么短暂。没什么是不可以开玩笑的，无论是食物（在萨克森豪森，一份恶心的鲱鱼糊被称为“猫屎”），还是党卫队的侮辱（在达豪，在囚犯的平头上剃下的一道被称为“虱子的高速路”），抑或死亡本身（在布痕瓦尔德，囚犯们会拿焚尸炉飘出的云朵形状开玩笑）。关于囚犯的笑话也很多，尤其是新来的囚犯。这些人期待着很快就被释放，而资历老的囚犯则会刺激他们：“开头15年最难熬，之后你就能慢慢习惯了。”就是这样，老囚犯们树立了强硬的老手形象，屹立于那些还在学习集中营一切的新来者之上。[94]

自1940年6月和第一批囚犯来到这里，维斯瓦夫·凯拉已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熬过了几个春秋，如今已成为一名老资历的囚犯（囚号290）。通过与其他老资历波兰囚犯的关系，他可以获得重要的商品以及更多的食物，包括偶尔拿到香肠、火腿这样的美味。当他感染了斑疹伤寒，他从朋友那里拿到了药品，而当党卫队因为他生病而把他筛选出来时，他的经验和人脉再次把他从毒气室救了出来。就像其他老囚犯一样，凯拉得以逃离最糟糕的劳动分队，待在医务室里，在1943年以前几乎没有劳作过，躲避劳动和保住性命的技巧也愈发纯熟。他对于日常暴力的恐惧也逐渐消失，其他审头都会注意不去纠缠他这样的老囚犯，因为这些人可能会认识有权势的朋友。甚至少数党卫队队员也会表示尊重。不过凯拉从来没有感到过安全。他知道现在的一切都是通过运气、诡诈和牺牲获得的，有可能第二天就会失去。这一天在1944年11月到来了，凯拉被送往诺因加默集中营的卫星营波塔韦斯特法利卡（Porta Westfalica）。像他这样的老资历囚犯对这种调动极为恐惧，因为他们通常会从囚犯阶级的顶层掉下去；现在他们自己成了新来者，受新集中营的特权阶级摆布。[95]

这些囚犯中的精英阶层有时似乎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中。普通犯人每日为了求生而疲于奔命。而特权囚犯则可以享受奢侈的休闲时光。虽然这种奢侈是受规定限制的，但这些活动还是将他们带去了超越集中营的另外一个地方。[96]党卫队允许的其中一项消遣活动是体育，尤其是男性囚犯，他们可以参与一系列体育活动。[97]足球尤其流行，像在纳粹建立的泰雷津这样的犹太人聚居区，国家之间的比赛经常在几座集中营之中上演。比赛大多在周日进行。有特权的囚犯还可以观看囚犯之间的拳击比赛，选手们可以获得食物奖励。虽然这种比赛原本是为了特权囚犯和党卫队队员娱乐而设立的，他们喜欢在比赛中下注，但有些囚犯从其中看到了一些反抗的成分，尤其是当一个外国人将一个德国人击倒在地时。[98]

党卫队也会批准特权囚犯进行一些文艺活动。周日他们可以前往集中营管弦乐队举办的音乐会，欣赏从歌剧到流行音乐等一系列丰富的节目。[99]他们还可以在集中营图书馆里阅读书籍，享受独处的时光，这些图书馆随着战争的进行变得越来越大。“集中营的图书馆太棒了！尤其是在古典文学领域。”荷兰作家、左翼记者尼科·罗斯特（Nico Rost）在1944年夏天的达豪日记中这样写道。[100]在几座集中营里，党卫队甚至会放映电影。一些囚犯得以在荧幕上的剧情和浪漫中短暂忘记自己，但恐怖和死亡从未走远。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观看电影的大厅也被当作行刑厅使用，比克瑙集中营的电影则是在火葬场旁边放映。一天晚上，维斯瓦夫·凯拉刚刚看完一场轻歌剧，走在回营房的路上，他经过了一大队犹太男人、女人和小孩，这些人正在去毒气室的路上。[101]

与集中营最格格不入的要数一些人脉广博的囚犯的结婚典礼了，比如1944年3月18日，奥地利共产党人鲁道夫·弗里梅尔（Rudolf Friemel）娶了他的妻子，后者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子从维也纳来探望他。他们在城里办了结婚典礼，在党卫队营房举办了喜宴，之后这对夫妻踱步穿过主营区前往妓院，在那里度过新婚之夜。其他囚犯很少谈论这些事，因为他们明白奥斯维辛登记处的官员大多签发的不是结婚证明而是死亡通知——包括鲁道夫·弗里梅尔，他于1944年12月底越狱失败之后被绞死。[102]

从表面上看，集中营囚犯可以享受闲暇时光十分不寻常。但这符合党卫队对于集中营的愿景。毕竟，集中营党卫队总会试着保持一些正常的轨迹，比如芳香的花坛，而囚犯图书馆也向来访者和员工展示了一个有序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党卫队想要通过一些刺激来赢得某些特定囚犯的合作，用好处换取服从。这种娱乐活动使纳粹受害者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那些踢足球的囚犯体格健壮，穿着干净的运动服和带钉的球鞋抢球，而其他囚犯瘦骨嶙峋，衣衫褴褛，为了生存而挣扎；没有什么画面比这更能凸显群体之间的鸿沟。[103]特权囚犯和死囚的世界经常会交织在一起。1944年7月9日是一个周日，那天下午在埃本塞集中营，德拉霍米尔·巴尔塔继续履行他作为审头的职责，为一名逃跑失败后祈求开恩的波兰囚犯和抓住他的党卫队队员做翻译。巴尔塔目睹了囚犯被党卫队队员殴打，然后被一条狗咬残。之后他像往常一样度过了周日剩下的时光，和朋友们打排球。[104]

审头

正如“活死人”代表了集中营对囚犯身体的摧残，审头则代表了集中营对囚犯灵魂的腐蚀。审头走狗的形象出现在许多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言中。在描述奥斯维辛的审头时，匈牙利犹太人伊蕾娜·罗森瓦瑟（Irena Rosenwasser）简单地说：“他们知道自己位于顶端，因为他们可以打可以杀，可以送人去毒气室。”[105]囚犯职员的影响力确实在二战期间显著提高了。因为员工极度紧缺——党卫队队员与囚犯的比例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将近1∶2下降到了1943年中期的1∶15——所以官方任命了更多的囚犯作为监督员和职员。[106]在新建的卫星营中，这点尤为突出，对大多数毫无经验的党卫队队员来说，这些老囚犯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任囚犯营区长布鲁诺·布罗德尼维茨（Bruno Brodniewicz）被其他囚犯广泛地认为是一个爱记仇的暴君，他后来担任过诺伊-达赫斯（Neu-Dachs）、埃特拉赫特（Eintrachthütte）和俾斯麦赫特（Bismarckhütte）这几座卫星营的营区长。[107]囚犯们明白审头职位所带来的地位和特权能帮助他们活下来——在埃本塞集中营，囚犯职员存活下来的概率几乎是普通囚犯的10倍——所以当机会来临时，几乎没有人拒绝这一职位。[108]最大的受益者是像布罗德尼维茨这样的德国人，他们占据大多数的要职。对于大多数普通囚犯来说，他们完全就像是另一个种族：他们是“集中营里的半神”。[109]这一描述抓住了其他囚犯对他们的敬畏，但也明确指出审头并不是谁都动不得的。党卫队仍然处于最高地位，可以随时将他们从神坛上推下去。

权力与特权

战争期间审头的崛起似乎势不可挡。由于党卫队视察的次数变得不那么频繁（因为缺少人手和害怕染上疾病），营头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监工的影响力也开始增长；早在1941年，被任命为奥斯维辛法本公司工地总监工的囚犯手下就有十几名审头，每名审头手下又管理着50～100名囚犯。[110]审头们也有了新的职责，他们可以前往集中营几乎所有区域。随着党卫队组织复杂化，文书工作也越发繁重，许多囚犯被招募到行政岗位。中队办公室（orderly room）是主营区的数据中心，审头们在这里汇总囚犯人数和构成的相关数据，监管囚犯的营房分配。在政治办公室，囚犯们承担了书记员的职责，从登记新囚犯到录入党卫队通信。而在劳动办公室，审头编写关于劳动产出的报告，并且帮着分配囚犯去劳动分队和卫星营，这项工作尤为关键。[111]

许多新任审头的工作都与胁迫和恐吓相关，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当涉及肉体惩罚时，党卫队此时已经依靠营头和其他人员来鞭打囚犯，他们会收到钱或者香烟等小奖励。[112]除此之外，党卫队建立了审头小队，进一步用囚犯管理囚犯，这种现象在大集中营中尤为常见。他们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营区警察，据一名前布痕瓦尔德小队成员描述，他们的职责主要是维持“秩序与纪律”。这在实际中意味着他们需要在营区巡逻，引导新来的囚犯，守卫食物仓库以防止其他囚犯偷窃，通常会暴力行事。[113]

一些审头（其中有男有女）直接参与大规模屠杀之中，将病弱囚犯筛选出来，押送他们前往处刑地点或是直接杀死他们。达豪火葬场的高级审头埃米尔·马尔在1944～1945年帮助绞死了上千名囚犯。“我的工作包括将绞索套在囚犯脖子上。”他后来承认说。[114]审头也会按照公开或半公开的指令暗杀某些囚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审头也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杀人，所作所为远比战前凶残。就连绝望的囚犯乞求食物、衣服或是去医务室看病都会导致致命的结果。1945年初，一名波兰犹太囚犯在被遣送到弗洛森比格的一座卫星营途中想要面包，结果被一名德国审头活活打死。[115]

一些审头攫取了巨大的权力，甚至让他们的党卫队主子感到不安。但总的来说，审头的存在对党卫队而言，好处要远远大于坏处：这是一种用更少的党卫队队员经营更多集中营的办法，简单有效。不过，占统治地位的囚犯总会有与党卫队官员钩心斗角或是窥得党卫队太多犯罪和腐败秘辛的风险。集中营官方的回应就是替换掉有嫌疑的审头（甚至是党卫队官员），将他们打入地牢甚至更惨。[116]

权力越大，获得的特权也就越大。审头在人群中十分显眼，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展现地位的胸章或是带颜色的臂章。他们的资历越深，也就越显眼——尤其是对于男人来说，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别尤为显著。这些审头一般留长头发，而不是像普通犯人剃光头。他们穿着干净衣服，还有皮鞋甚至靴子可穿，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衣衫褴褛。一些高级审头还会将他们的囚服重新剪裁，或是穿从党卫队仓库偷来的平民服装，或是在裁缝工坊定做剪裁得体的套装。“他们穿得更好，”大卫·鲁塞写道，“因此他们看起来更有人样。”[117]

审头们看起来也更精神，“他们是集中营里唯一健康的囚犯”，一名幸存者在1945年这样说。[118]大多数时候他们免于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很少接触病人。高级审头通常分开睡，住在营房入口处的一个区域，或是自己的专属营房。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逃脱了充满病菌、人满为患的营区，逃脱了木板床和干草包。他们睡在干净的床铺上，周围都是珍贵的文明记号——花瓶、鲜花、窗帘。进餐也是在铺着整齐桌布的桌子上。[119]

审头通常会通过贪污和偷窃让自己富裕起来。他们从别人的配给和包裹中，甚至是党卫队的仓库中顺手牵羊。“犹太囚犯带来了太多的东西，我们就拿了，我们当然会这么做，”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头约普·温德克在战后如是说，他补充道，“作为审头，我们总会把最好的留给自己。”[120]敲诈和牟取暴利的现象十分猖獗，审头们将他人的悲惨转化成自己的利益。1943年11月，饥肠辘辘的海姆·卡尔沃（Haim Kalvo）找到他的监工想多要一点儿食物。此时距离他和其他4500名希腊犹太人被遣送到这座奥斯维辛的卫星营已经过去六个多月了。这位绝望的萨洛尼卡酒馆老板提出用自己嘴里的金牙换，审头答应他可以用一颗金牙换取几个面包。于是审头“拿出一把钳子，在我俩走到一边后，将金牙拔了出来”。卡尔沃在几天后对听说这次交易的党卫队队员说道（卡尔沃最终在集中营幸存下来）。[121]

性爱大体上也只有审头才能享用，这不仅限于营区妓院中。在营区里也一样，一些审头借职权之便，予取予求。男人强迫女囚犯就范，不过因为男女营区相距甚远，同性关系要频繁得多。最常见的关系发生在审头和年轻囚犯之间，这些年轻囚犯被称为“陪宝儿”（Pipel），通常是出于一些实际原因就范，比如希望得到食物、影响力和保护。[122]同时，性暴力也会带来深深的伤疤或是更可怕的后果。一些凶残的审头试图杀死自己的受害者来避免被发觉。当青少年罗曼·弗里斯特（Roman Frister）一天夜里在奥斯维辛卫星营的营房中被审头强奸后，他发现审头把他的制服帽偷走了。如果没有帽子，弗里斯特会在下次点名时受到惩罚。为了救自己，弗里斯特偷了另外一位囚犯的帽子，后者第二天早上被党卫队处死了。[123]

审头从不羞于展现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这么做会强化他们的地位，让其他囚犯听话，比如一名毛特豪森的审头在集中营巡逻时坚持戴白手套。他们对普通囚犯的蔑视可以用一个例子总结——曾经一名德国审头想都不想，便用普里莫·莱维的肩膀把自己的脏手擦干净。[124]有时候，审头这种对于他们地位的自豪感昭然若揭。当约普·温德克这种人在1942年秋天获得莫诺维茨集中营营区长的位子时，这代表着他社会地位的巨大提升。在德国社会边缘过了半生，经历了长时间的失业，并因为小偷小摸而坐牢，这个没有技能的男人现在站在了数千名囚犯之上。他曾经是一名领主，温德克在20多年后因为自己的罪行受审时，仍然这么欣然地回忆。[125]

普通囚犯对审头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些囚犯会奚落审头的权力和自大，不过一般情况下他们会躲开如温德克那样最臭名昭著的审头，回避他们行走的路线。还有一些马屁精，希望通过拍马屁来提升自己的地位，或者得到一点儿食物；这也是囚犯们会争着为营区长拿汤壶的原因。[126]而最通常的反应是嫉妒和厌恶，这也刺激了一些审头去不断重申他们的权力。“我有权力，”一名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审头每天早上都会对囚犯们说同样的话，“把你们每一个人都捏碎。”[127]

审判一名审头

卡尔·卡普（Karl Kapp）很容易就被当作典型的审头。他于1933年第一次成为监督员，当时他35岁，因为是工会积极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城市议员而被逮捕，短暂地在达豪关押过一阵。他的审头生涯真正开始是1936年他作为一名老资历的政治犯被抓回这里之后。接下来的几年里，这名来自纽伦堡、口音浓重的屠夫稳步晋升，从营头到监工（监督1500名犯人），一路当到整个集中营的营区长。[128]在他担任达豪审头的这些年里，卡普获得了严苛的名声。他总是用短促有力的声音朝囚犯嚷嚷。他抽打那些涉嫌偷懒的人，或是将他们报告给党卫队，这可能令他们丧命。除此之外，他还会依照命令杀人，参与党卫队在营内外的处决。当局作为奖励给了他许多特权，就像少数超过党卫队预期的审头一样，他最终于1944年获得了终极奖赏——自由。1944年他被释放和家人团聚，在二战末期成了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的建筑承包商。[129]

但卡尔·卡普一点儿都不典型，或者说根本没有典型审头这一说。确实有一些囚犯加深了凶残审头的印象。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如此描述她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凶残而贪婪的监督员：他们似乎是在模仿党卫队队员，直到变得一模一样，除了制服之外。但也有截然相反的例子，她补充说，比如那些让囚犯们过得更好的善良的女审头。[130]虽然男审头往往比女审头更频繁地使用暴力，但他们中也有体面的人。有些人坚守原则不去殴打其他囚犯，更多的人则只有在党卫队在附近时才会变得严苛。[131]

随着审头在党卫队中越陷越深，他们经常会经历良知上的拷问，海泽根布什集中营的年轻囚犯大卫·科克（David Koker）在1943年11月的日记中称之为“道德宿醉”。[132]党卫队让审头变成酷吏和刽子手的尝试对许多人来说是分水岭。在达豪，并非所有审头都遵循卡普强行施加的命令，对囚犯进行肉体惩罚。在一次营头们的激烈会议上，一名审头抨击了卡普的做法，宣称宁愿自己被打也不愿意打囚犯伙伴，这个发言收获了其他审头的欢呼。不管在达豪集中营还是其他地方，有这种想法的审头在鞭打囚犯时会假装很用力，但实际不然，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违抗党卫队的命令。[133]其他人则公开挑战权威。1943年7月，达豪卫星营阿拉赫的营区长、共产党员卡尔·瓦格纳（Karl Wagner）就直接拒绝打其他囚犯；他被鞭打了25下，然后扔进地堡关了几周。[134]

卡尔·卡普参与党卫队处决的行为在达豪囚犯中极具争议，也招致了其他高级审头的蔑视。不过当他们与他对峙时，他只是耸耸肩离开。[135]和卡普不一样，一些审头在党卫队面前坚持原则：他们不会杀人。当多拉集中营党卫队让两名囚犯营区长格奥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和路德维希·希姆恰克（Ludwig Szymczak）在点名广场绞死一名俄罗斯犯人时，他们违抗了命令。怒不可遏的党卫队队员从他们制服上扯下代表审头的臂章，将他们拖走；这两人都没能活到战争结束。[136]党卫队会威胁审头，如果不乖乖听话当好打手，他们自己也会被处决。在这种威逼下，那些屈服于党卫队的审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卡普一样，无所谓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名共产党审头在被迫杀死另一名囚犯之后无法承受内疚，最终上吊自杀。[137]

即便是卡普这样的人，其内心也远比他表现出来的更为复杂。像他这样对党卫队言听计从的审头都有合理的理由。首先这是一个简单的自保问题，对那些表现得太仁慈的审头，党卫队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降级或是惩处。[138]失去审头的职位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意味着失去特权，也会将他们暴露在同伴的愤怒之下。曾受过审头处罚的囚犯经常会幻想有一天风水轮流转，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会实行报复。党卫队认为这种复仇情绪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可以让审头们成为更好的从犯。就像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44年对纳粹将军们解释的：“只要我们觉得（一名审头）不合格，他就不再是审头了，他再次和囚犯们睡在一起。他知道这些囚犯会在当晚就把他打死。”[139]就这样，一些审头陷入了恶性循环。只要其他囚犯视他们为党卫队的走狗，他们便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加倍凶残，以防自己因失去党卫队的保护而丧命。[140]

但卡尔·卡普并不仅仅关注自己的生存，他还利用权力帮助其他囚犯。作为营区长，他允许囚犯偷运食物到受罚队，还帮助一些囚犯获得了更好的职位。[141]当然，他能做的也有限，而他帮忙或许也是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因为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对他感恩的圈子。[142]不过，卡普帮助的人范围很广，还延伸到了来自其他背景的囚犯。他曾经冒着很大的风险救下了几名他不认识且政治观念和他相左的囚犯。[143]

就像许多高级审头一样，卡普坚定地认为他的暴力阻止了很多更坏的事情。在战后接受审讯时，他坚称自己只会在没有办法时才会向党卫队告发囚犯，而且仅限于这些囚犯的行为威胁到集体的时候；而在其他所有时候，他都确保是由自己亲自进行惩罚。卡普继续说，有些囚犯眼中疯狂的暴虐，其实是他精心计算之后不让党卫队亲自施暴的努力。如果他没有在检查营房时下严苛的命令，凶残的党卫队分区主管将会自己来惩罚囚犯。如果他不去打那些点名迟到的犯人，党卫队会让全体囚犯遭殃。如果他不去踢偷懒的囚犯，党卫队折磨他们的同时还会惩罚劳动分队的其他人。[144]

卡尔·卡普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为了防止党卫队施暴，他必须自己扮演党卫队的角色。[145]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不少普通囚犯的认同。他们认可说审头的惩罚要比党卫队轻得多，也会将党卫队的注意力引开，他们也会为审头惩罚偷窃和偷逃的囚犯鼓掌。[146]“在他的嚷嚷下，卡普可以阻止真正的恶棍过来。”一名在达豪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牧师这样说。甚至一些卡普的受害者也为他辩护。因为在前往点名广场时说话，卡普打了保罗·胡萨克（Paul Hussarek）的脖子，后者确信卡普的做法使他避免落到党卫队手里，也避免了一个更糟糕的结果。“直到今天我仍然感激卡普打了我。”他许多年后说。[147]还有许多其他幸存者为卡普说话，甚至一些视他为坏蛋的对头也承认卡普避免了党卫队更加过分的行为。[148]

1960年的慕尼黑法庭剖析了卡尔·卡普的行为，在这里他被指控虐待和谋杀囚犯。最终，法庭认定卡普无罪。法庭宣布，卡普远非自愿成为党卫队走狗，他对囚犯们保持了忠诚，冒险保护了他们。[149]考虑到案件的复杂性，这可以说是一个过分一边倒的判决。法官用道德标准衡量了这些充满争议的行为，最终对一个无法简单回答的问题——“卡普是不是一个好人？”——做出了有力的答复。毕竟，难道卡普没向党卫队告发过自己的同伴吗？难道他没参与鞭打、绞死无辜的囚犯吗？

即使那些咒骂卡尔·卡普的人也要记住，他并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毕竟他也是纳粹暴行的受害者，在集中营里被关押了将近九年。[150]对其他有特权的囚犯来说也是一样。一些最冷酷的审头也经历过党卫队生不如死的折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名女审头殴打了一位与她母亲年龄相近的老囚犯，当另一名囚犯跟她对峙时，审头回答说：“我母亲也被送进毒气室了，对我来说无所谓。”[151]对于那些一步步走上审头位置的人来说，每天的集中营生活和权力的熏陶都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消弭的印记；任何保留道德良知的老手都被其他犯人当作圣人。[152]这并不是给每个暴力行为找借口。但毕竟审头都在一定程度上有些作用。即便最坏的审头说到底仍是一名犯人，希望能熬过今天。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囚犯都一样：他们中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活过明天。[153]

阶层

审头阶层内部的差距并不比囚犯之间的差距小。像卡尔·卡普这样有权力的人物和做营区服务的囚犯有着巨大的差别，后者需要听候上级调遣，给他们擦鞋、做饭、铺床。即使都是审头也有主人和仆人之分，这就是大卫·鲁塞所写的，一场“一步步往爬上”的残酷斗争。[154]那些成功登顶的人会成为要人。他们占据了中队办公室、劳动办公室和政治办公室，还有医务室、厨房和衣库的要职；一些重要的营头和劳动监工也属于此列。[155]这些人权力巨大但数量很少；获得审头职务的囚犯很少，获得要职的就更少了。比如1945年2月，毛特豪森集中营关押了1.2万名囚犯（不包括病弱囚犯的营区），只有184名审头有资格佩戴腕表，这是这些要人的特权之一；有一点非常显著，其中134人都是德国人。[156]

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集中营党卫队从策略上让德国人地位高于外国人，这也反映了德占欧洲地区的社会关系。虽然在1944年，德国人在集中营全部人口中的比例远低于20%，但最顶层的审头职位大多由德国囚犯把持。[157]党卫队的行为受到了纳粹种族主义思维的影响。[158]希姆莱经常提起一种对“相同血脉”的忠诚，即使那些看起来是人渣的德国囚犯，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们也觉得自己的同胞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地位应该高于其他国家的废物。[159]

这种优待不仅是教条指示的，也是出于实用主义。德国囚犯会说管理者的母语德语，这点非常关键；他们的语言是集中营的官方语言——无论是文件、标志还是指令——同时党卫队的要求可以被很好地理解。经验也很重要。党卫队找的是那些了解集中营的人，而几乎所有最了解集中营的囚犯都是德国人。[160]随着战争期间对审头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集中营党卫队有时会将实际考虑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将那些最受鄙视的囚犯群体中的德国人提拔到关键岗位上。比如被当作同性恋者抓起来的囚犯，他们在战争前期饱受党卫队暴力虐待，这种虐待于1942年夏天到达顶点。[161]虽然之后他们中也有人被杀，但越来越多佩戴粉色三角的囚犯被任命为文员、营头和劳动监工；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一名德国同性恋者甚至于1944年末被任命为营区长，监督这座由普通保护性拘禁犯组成的集中营。[162]

中阶或是低阶的职位通常由外国囚犯获得，随着战争的推进，外国审头的数量不断攀升，地位也有所提高。在东部占领区，德国囚犯远不能填满空缺的职位，所以许多职位落到了波兰人头上。[163]在其他地方，党卫队也依靠外国人，尤其是在战争后半段。几乎来自所有欧洲国家的囚犯都被提拔过，但他们的职业前景因集中营不同而有所差异，主要取决于营中该国囚犯数量以及他们的资历。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来自波兰的大规模遣送早在1940年就出现了，波兰女人也就逐渐占据了低阶和中阶的审头职位，甚至挤掉了一些德国“反社会分子”。相比之下，法国女人直到1943～1944年才被大规模遣送到这里，因此她们基本上被排除在营头和营区警察这样的职位之外。[164]

随着审头阶层的扩张，其中的犹太人也不断增加，虽然他们大部分职责仅限于监视犹太囚犯。[165]最开始，这种发展仅限于有大批犹太人遣送过来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据幸存者说，在1944年初期，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内约一半的营头都是犹太人。[166]随着犹太人被关进波罗的海地区的东欧集中营以及德国境内的卫星营，佩戴黄色星星的审头人数在其他地方也有所增加。在专为犹太人设立的卫星营中，犹太人被任命为劳动监工、医生、文员和营头，甚至有人被任命为营区长。他们中的一些人此前有在犹太人聚居地工作的经验，在囚犯同胞和德国统治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游刃有余。在犹太人聚居地，犹太人委员会被赋予了管理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责任。[167]

当然，审头并没有什么职业保障，顶层职位如此，下面更是如此，升职、调职、解职十分频繁。高级审头一项最大的权力就是提拔别人。明面上，人事任命是集中营党卫队做出的。但实际上，党卫队队员经常被有经验的审头左右，尤其是在选择中阶和低阶管理岗的人选上。通过这种方式，那些囚犯管理者决定了审头阶层的组成，创造了由感恩和忠诚织就的囚犯关系网。[168]这是另外一个“抱团”的例子。比如政治犯就会竭尽所能为他们的支持者获得审头的职位，同样地，外国审头也会提拔他们本国的人；在拉文斯布吕克，许多波兰审头能获得职位还要归功于海伦娜·科雷文娜（Helena Korewina），她是党卫队集中营主管的翻译，十分有影响力。[169]对于审头职位的竞争再次引发了囚犯群体的对立。这种斗争在各个阶层展开，但最为显著的还是在囚犯阶层顶端，对立的双方往往是两个德国囚犯群体：佩戴红色三角的政治犯和佩戴绿色三角的所谓罪犯。

红绿之争

当贝内迪克特·考茨基于1945年回忆起他作为犹太社会主义者在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的七年时光时，他对自己的囚犯同胞没什么好话。但他将最严厉的谴责留给了“绿色”审头，他们“极度凶残并且贪得无厌”。考茨基形容他们比起人来更像动物。他说，作为屡教不改的重犯，这些人成了党卫队完美的共犯。党卫队将他们变成了最忠诚的走狗。他记录称，无论“绿色”审头在何处获得了高级审头的职位，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集中营里将充满背叛、折磨、敲诈、性虐待和谋杀。“绿色”是“集中营里的瘟疫”。只有为了所有体面的囚犯谋取利益的政治犯才敢站出来和他们对抗。考茨基总结说，正直的“红色”和邪恶的“绿色”较量，对其他囚犯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170]

考茨基的话代表了许多幸存者的想法，尤其是像他一样的前政治犯。[171]在他们的证言中，他们往往将“绿色”形容为死亡威胁，这些人在进入集中营前就是无法无天的罪犯。根据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在1945年的叙述，纳粹在掌权后聚集了“几千名恶棍、杀人犯和诸如此类的人”，然后就用这些以谋杀为爱好的混蛋填充了几乎所有的审头职位。[172]可怖的“绿色”审头形象被一遍又一遍地描绘，已经成了集中营流行作品中的固定形象。但这不过是夸张的漫画式描述。确实就像许多漫画一样，其中有一些真实。曾被定罪的人确实获得了一些高级审头职位，尤其是在一些男子集中营，他们中不少人都在集中营里犯下了丑恶的罪行；“血腥阿洛伊斯”“恐怖的伊凡”这些审头外号不言自明。[173]但事实是他们中部分人的罪行招致了整个群体的恶名。

和许多政治犯的普遍认知不同，只有很少的“绿色”囚犯是作为暴力罪犯被送来集中营的。即便是像普里莫·莱维这样精明的观察者也错误地认为纳粹党特别选择了一些监狱的顽固犯罪分子来集中营当审头。[174]事实上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大部分战前时期被关在集中营中的罪犯仅犯下了轻微的财产罪行，而不是暴力罪行。这一点在战争时期并没有改变。被判刑的强奸犯和杀人犯通常不会被送到集中营，而是送到国家监狱中，这些人要么被关在黑暗的牢房里，要么被送上绞刑架或者断头台。[175]集中营中大部分“绿色”囚犯只是小偷小摸，或者根本没犯罪。这些男人和女人作为十恶不赦罪犯的名声不是来自他们的犯罪记录，而是来自囚犯同伴们的黑色幻想。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些小偷小摸的罪犯变异成了连环杀手。[176]一些审头的暴力行为似乎印证了这些想象中的杀人往事，疯狂的谣言终于变成了现实。

但现实往往是另一番模样，即便是那些最臭名昭著的“绿色”囚犯。比如恶毒的审头布鲁诺·弗罗耐克（Bruno Frohnecke）。弗罗耐克自1941年起就作为惯犯被关在这里，成了奥斯维辛一个大型施工队的祸害。他只要抓住机会就虐待其他囚犯，用拳头、棍棒打他们，踢他们的下腹和生殖器。“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的人，”一名幸存者在1946年这样告诉德国警察，“他不是个恶棍；他是个谋杀犯，名副其实的谋杀犯。”但在他落入党卫队手里之前，弗罗耐克并没有展现出任何残暴的迹象。他本来是个笨拙的骗子，不是个杀手，因为一些小诈骗案一次又一次被抓。简单来说，弗罗耐克并不是天生的杀手：他是在集中营内才变成暴力罪犯的。[177]另外，弗罗耐克的背景对“绿色”审头来说十分典型，但他在集中营内的行为并不典型。有些其他“绿色”审头展现了伙伴友谊，冒着很大风险从死神手里救下了其他囚犯，其中包括犹太人。[178]

奥斯维辛前30位审头的案例十分有代表性。在文学作品中，这些人有时被定义为典型的“绿色”罪犯。[179]当你近距离观察时就会发现更复杂的故事。虽然他们都是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来的“绿色”老手，在奥斯维辛享受着许多优待，但他们中并非所有人都滥用权力。一些人确实变成了谋杀犯，就像进入集中营前撬保险箱的伯恩哈德·博尼茨（Bernhard Bonitz，囚号6）。在他成为营头的第一年据说就勒死了至少50名奥斯维辛囚犯。他会将受害者摔在地上，用一根棍子压住他们的脖子，然后踩在棍子两头。他后来作为法本公司工地施工队的第一审头长继续着他的恶行，管控约1200名囚犯。[180]不过他的一些“绿色”同事和他的言行完全不同。因为博尼茨和其他臭名昭著的审头“对囚犯们的所作所为”，他们都避着走，这是容尼·勒谢尼克（Jonny Lechenich，囚号19）的原话。有一次他们当面指责博尼茨；他们告诉他，他也是一名囚犯，应该用更人性的方式对待他的同伴。勒谢尼克自己成了集中营地下组织的活跃分子，之后和两名波兰囚犯逃了出去，加入了波兰本土军队。[181]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没被冲昏头脑的人。奥托·屈泽尔（Otto Küsel，囚号2）是奥斯维辛劳动办公室的一名审头，他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体面人。最终他和三名波兰人于1942年底逃跑了，事前并没有向党卫队告密。在经过九个月的逃亡之后，屈泽尔再次被捕；他被带回奥斯维辛集中营，关在地堡中折磨了几个月。[182]

更多情况下，并非只有像伯恩哈德·博尼茨这样的“绿色”审头如此凶残。比如每当犹太囚犯被另一个佩戴黄色三角的人折磨，他们都会愤怒不已：“你自己不也是犹太人，不是和我们一样？”阿夫拉姆·凯泽尔（Avram Kajzer）这样质问他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监工，后者用拳头回应了他的话。[183]对于凶残的“绿色”审头的关注使人们忽略了一个难堪的事实：无论是哪个背景的审头，他们都可能和党卫队沆瀣一气、实施暴行。

集中营党卫队习惯上也不会比“红色”更偏爱“绿色”。自集中营诞生以来，政治犯就已经填充了管理职位，这种情况在战争中得以延续。比如重要的办公室职位几乎都被政治犯占据，因为他们很可能本身已经掌握了必要的管理技巧。“红色”也会拿到其他有影响力的位置，比如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德国共产党员于1943年前已经掌握了所有关键职位。[184]

集中营党卫队这种务实的做法使得佩戴红色三角和绿色三角的德国人之间的关系恶化。[185]在达豪集中营里“红色”占据了上风，他们努力将“绿色”送去做苦力或是人体实验，并且限制他们接受治疗。其中一名前囚犯回忆起当他前往医务室寻求治疗水肿时，“红色”审头将他打出来并大喊：“滚开，绿猪！”达豪集中营的政治犯辩解称他们的行为是为了报复战争初期他们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中遭受的“绿色”虐待。而弗洛森比格的“绿色”又反过来称他们的攻击是为了报复更早时候政治犯在达豪对他们的虐待。[186]这种暴力的循环似乎没有终点，不断加深两个囚犯群体间的敌意。

不过，这种争权夺利的意义被夸大了。总的来说，斗争的结果只对很少数受益的囚犯有意义。“红色”审头只为他们自己的群体战斗。[187]同样地，大多数“绿色”审头获得的利益也只是惠及他们的同伙，甚至连同一个营房其他佩戴绿色三角的犯人都无法受益。[188]从整体来看，当“红色”掌权的时候更多囚犯受益的可能性更大。[189]但这最多只是一个度的问题，因为佩戴红色和绿色三角的高级审头都会抱团，广大的普通囚犯很难将他们区分开。一名奥斯维辛的波兰幸存者在1946年写道，德国政治犯和“绿色”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都同样被其余囚犯憎恨着。[190]

党卫队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让囚犯们为了审头职位争得头破血流，这种斗争的激烈程度在低阶囚犯中也是一样。[191]根据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说法，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敌对”，让一个法国审头管理波兰犯人，或是让一个波兰审头管理俄罗斯犯人。党卫队有时也会用这种方法让“红色”德国人和“绿色”德国人互相斗争，以防止任何一个群体独大，不听党卫队的命令。[192]

一些囚犯有着不同的想法。1942年秋天，经济与管理部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将18名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共产党员送到了弗洛森比格集中营，他们都是高级的“红色”审头，其中包括营区长哈里·瑙约克斯。名义上这些囚犯干部是被送来做苦力，但党卫队肯定是想让在弗洛森比格占绝大多数的“绿色”审头将他们折磨死。不过出乎党卫队的意料，这些“绿色”罪犯帮助他们活了下来，就连共产党员自己都觉得惊讶。[193]其他地方的囚犯也会偶尔携起手来。比如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个“绿色”撬锁贼制作的钥匙让“红色”审头拿到了党卫队保险箱中的秘密文件。[194]不过，更多情况下，这些囚犯会互相攻击。正如卡尔·阿道夫·格罗斯（Karl Adolf Gross）在1944年6月9日的达豪日记中绝望地总结：“我们共同的敌人挑拨不同颜色的囚犯群体互相敌对简直易如反掌！”[195]

医务室之内

最能感受到道德两难的人恐怕还是那些在医务室工作的审头。随着战争的推进，集中营党卫队在囚犯中招募了越来越多的文员、护士和医生。少数职位提供了帮助或伤害其他囚犯的机会。几乎每天早上，油尽灯枯的囚犯都会把集中营医务室围得水泄不通，但审头们往往只会接收那些很快就会痊愈的人。“对于那些我拒绝的人，”一名多拉集中营的囚犯医生在战后写道，“这通常意味着判了死刑。”[196]这些医生也参与置人于死地的筛选，因为他们往往比大多数党卫队医师更合格，也对病人了解更多，所以他们的话也更有分量。[197]荷兰的犹太医生埃利·科恩协助了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次筛选之后崩溃了；他此后还参加了多次筛选，但羞耻感一直萦绕在他心中。[198]一些医务审头甚至会进行毒药注射或参与人体实验，就像上文提到的门格勒医生的助手米克洛什·尼斯力。[199]事实上，几乎所有实验都需要囚犯的帮助。在达豪集中营中，十多名审头在拉舍尔医生臭名昭著的实验团队中工作，检查实验设备、记录数据、进行尸检还有选定一些受害者。[200]

就像一名囚犯医生所说，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最主要的原因和其他成为审头的人一样——生存。虽然有被感染的风险，但医务室仍然是集中营囚犯最安全的工作地之一，对犹太人来说尤为如此。受过训练的医生的死亡率一直很低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被保护得太好了，”科恩写道，“我们真的是活在另一个世界里。”[201]就像集中营通常那样，生存意味着沉重的代价：助长党卫队的恐怖。同其他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2年4月来到这里几个月之后，扬·魏斯（Ján Weis）成了奥斯维辛主营医务室的一名男护士。1942年秋天的一天，他必须按照惯例帮助党卫队勤务兵杀死生病的囚犯。一名病入膏肓的囚犯进来，魏斯惊恐地发现这是他的父亲。因为害怕丢掉自己的性命，他什么也没说；他看到党卫队勤务兵给“父亲注射了毒药，（之后）我把他，我的父亲，抱走了”。[202]

每一天，审头都必须在医务室里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因为资源稀缺，救助一些囚犯就意味着要牺牲其他人。“我应该帮助一名有几个孩子的母亲，”奥斯维辛的囚犯医生埃拉·林根斯-赖纳（Ella Lingens-Reiner）扪心自问，“还是一名年轻女孩？她还有大好的人生等着她。”[203]一些审头完全根据医学准则做决定。在党卫队的筛选中，他们试图通过送走那些孱弱、可能活不了多久的病人来保护那些强壮的人。[204]其他因素也会纳入考虑范围，包括是否跟审头有相同的民族背景、政治倾向。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赫尔穆特·蒂曼，他是一名1938年到1945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关押的忠诚的共产党人。在一份写于战争刚刚结束时为自己声辩的德国共产党内部文件中，他辩称参与党卫队对其他犯人的谋杀是为了保住自己在医务室的职位，以便保护共产党人。“因为我们的同志比其他人价值更高，所以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同党卫队合作，在处死病入膏肓的人和残疾人这方面。”[205]

许多其他的医务审头同样根据每个囚犯的价值来做这种性命攸关的决定。作为拉舍尔医生达豪实验站的高级审头，瓦尔特·内夫会进行“囚犯交换”，以救一些他认为更值得活下去的囚犯的命。比如相比牧师，他会先用所谓的恋童癖者和其他“底层人”（他如此称呼）进行实验。不过这种实践在更广泛的囚犯群体中是有争议的，毕竟一些审头仅仅根据谣言或是个人好恶就判了别人死刑。[206]有了这样巨大的权力，不难想象一些医务审头失去了他们的道德底线。[207]

相反，也有一些集中营医务室的审头仍然将自己视为救死扶伤的人。当然，逆天改命是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但一些人还是忍着疲惫为了一线生机而努力，他们依靠自己的医学技术、勇气和智谋拯救生命。在1943～1944年冬天的比克瑙女子集中营，一名囚犯医生照顾了700多名病人。[208]他们通过严格的防感染措施来降低传染病的传播，通过将囚犯藏在医务室内来帮助他们逃避筛选。[209]

最了不起的一次营救发生在年幼的路易吉·费里（Luigi Ferri）身上，他和祖母于1943年6月3日同一小批犹太人一起从意大利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一开始没看到路易吉，这名11岁的小男孩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被困在了比克瑙隔离营中。如果不是他引起了囚犯医生奥托·沃尔肯（Otto Wolken）的注意，党卫队无疑会在几小时内将他杀死。奥托·沃尔肯是一位来自维也纳的犹太医生，足智多谋。路易吉眼泪汪汪地诉说了自己的故事，沃尔肯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将小男孩保护下来，把他当作自己的“集中营儿子”。虽然党卫队不断要求将小男孩交出来，但沃尔肯还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通过一些密友的帮助，将他藏匿在不同营房里。之后到了1944年8月中旬，沃尔肯贿赂一名政治办公室的审头，让路易吉正式登记。虽然小男孩现在可以在集中营内更加自由地活动，但沃尔肯仍然需要保护他，在筛选时将他藏起来，让他睡在医务室的保险柜里。当苏联军队在1945年1月底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沃尔肯和路易吉都在活下来的那一小批幸存者之中。[210]

反抗

极权统治下很少会有公然反抗，集中营里更是屈指可数。在战争期间，反抗行为有许多无法克服的阻碍。大部分囚犯因为太疲劳，没有精力去思考如何反抗党卫队。那些不必为每日生存而烦恼的特权囚犯则没什么动机去反抗，因为他们的反抗反而会让他们失去很多东西。囚犯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削减了大规模行动的可能性，也没有从外界获得精神和物质支持的希望。考虑到党卫队试图粉碎任何反抗迹象的强硬态度，暴力冲突看起来是一种不理智的自杀行为。“反抗根本不可能，”雅努什·波戈诺夫斯基于1942年夏天在奥斯维辛写道，“稍有违反集中营规矩的行为都可能招致可怕的后果。”[211]因为无法反抗党卫队，囚犯们越发麻木。在毛特豪森集中营，一名波兰囚犯在一场纪念死去同志的秘密仪式上说，他们这些士兵“注定是徒手殉难”。[212]尽管如此，每座集中营都有个别囚犯冒着极大的风险挑战党卫队。虽然他们大部分的行动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还是有一些留在了党卫队的档案和幸存者的记忆中。

囚犯的地下活动

根据一些幸存者的记录，政治犯会通过国际间合作形成强有力的秘密组织，与集中营党卫队针锋相对，营救囚犯并破坏纳粹的战争行动。这种描写迎合了我们对坚强不屈的囚犯的渴求，但这也是经过粉饰的，因为在集中营进行反抗面临着巨大的困难。[213]确实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少部分囚犯会尝试一起合作，尤其是在战争后期。但他们的努力成果十分有限；比如在达豪集中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囚犯委员会直到战争结束前才出现。有组织的反抗行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范围上都非常有限，即使是最大胆的行动也仅仅使一小部分囚犯受益。其他许多囚犯甚至从来都不知道集中营中有这样的地下行动。[214]

有组织的反抗行为中最为大胆的就是将那些几乎必死的囚犯救下来，把他们藏起来或者给予一个新的身份。这种行动危险而复杂，就像前面提到的年少的路易吉·费里。[215]根据集中营的规矩，营救一名囚犯往往就意味着害了另一个人。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德国共产党员们庇护了数百名儿童，一直到战争结束。其中就包括小孩斯特凡·耶日·茨威格（Stefan Jerzy Zweig），他还不到一米高，被共产党员们视为纯洁生命的象征（他只有4岁，是集中营最小的幸存者）。当这个孩子的名字出现在遣送奥斯维辛的名单上时，共产党审头成功将他从名单上划掉了。但遣送的囚犯数量不能减少，所以一个叫威利·布卢姆（Willy Blum）的吉卜赛人顶替了斯特凡。这个16岁的男孩于1944年9月25日离开布痕瓦尔德，之后死在了奥斯维辛。[216]

集中营史上可能最叹为观止的营救行动同样发生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从中可以看到集体反抗行动的成就和局限。1944年夏天，巴黎的盖世太保向该集中营遣送了一批特别的囚犯。这批囚犯中包括37名盟军的特工，在法国顽强抵抗的战士，还有来自比利时、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间谍。当得知这批人会被处死后，一些老资历的布痕瓦尔德囚犯想出了一个精巧的妙计。他们声称斑疹伤寒在特工的营区暴发了，以便将其中三个有名的人运到了斑疹伤寒隔离区，也就是46号营房的一层，铁丝网将这里与营区其他地方隔离开来。这三人是斯特凡纳·埃塞尔（Stéphane Hessel，一位为戴高乐将军工作的法国官员）、爱德华·约-托马斯（Edward Yeo-Thomas，最无畏的英国特工之一，代号“白兔”），还有亨利·珀勒韦（Henri Peulevé，另外一名资深的英国间谍）。他们在那里等着一些病人病死，以便将自己的身份与病人的身份互换。经过了为期数周的紧张等待后，三人终于都有了新的名字。“多亏了你的照顾，计划才能顺利进行。”这是埃塞尔在1944年10月21日写给欧根·科贡的秘密便条上的内容，这名德国医务人员是该营救计划的幕后大脑。“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些在千钧一发时被救下来的人一样。终于解脱了！”为了防止这三名外国人被别人在布痕瓦尔德认出来，其他审头很快将他们送到了卫星营里。

这种极度冒险的行动随时可能失败。它需要布痕瓦尔德几名审头的巨大勇气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还要摒弃个人的好恶和政治倾向来通力合作。他们欺骗了党卫队官员，伪造了记录，偷窃了文件，藏匿了特工，甚至朝其中一人体内注射了牛奶来引起高烧。这些冒险得到了回报：三名特工全部活了下来。但诸如此类的行动是有组织抵抗的极限。和埃塞尔、约-托马斯、珀勒韦三人一起来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其余34名盟军特工均于1944年9月和10月被枪毙或绞死。就像欧根·科贡所写：“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去营救他们。”[217]

营救他人往往有着难以逾越的困难，对地下组织来说，搜集集中营党卫队的罪证相对容易。由波兰士兵和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奥斯维辛秘密组织，当他们建立了和外部波兰抵抗组织的联系后，这方面尤为成功；在一个极其特别的例子中，为了加入集中营的地下组织，维托尔德·皮莱茨基（Witold Pilecki）中尉以一个假名让自己被德国当局抓住。通过和外部的联系，波兰囚犯将重要的资料从奥斯维辛偷运出去，其中包括地图和数据，以及关于党卫队暴徒、处决、医疗实验、生存状况和大规模屠杀的报告。这些地下工作者甚至拿到了党卫队的文件，比如遣送的名单。“你要好好利用这两份被毒杀的囚犯名单，”斯坦尼斯瓦夫·克洛德辛尼茨基（Stanisław Kłodziński）于1943年11月21日在他和波兰抵抗组织联络人的通信中写道，“你应该将它们的原件送往伦敦。”[218]

为了搜集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有关证据，奥斯维辛的囚犯地下组织需要特别工作队成员的协助，后者几乎每天都近距离见证大规模的屠杀。在火葬场周边严防死守的死亡禁区搜集证据意味着“将所有人的性命置于危险之中”，特别工作队成员扎尔门·雷文塔尔在1944年写道；但他觉得自己必须向世界公布纳粹的罪行，“因为如果没有我们，没人知道在何时发生了什么”。[219]最为大胆的行动发生在1944年8月底，一名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在别人的帮助下，用一台隐藏相机记录了罗兹犹太人被屠杀的场景。他掩藏在比克瑙Ⅴ号火葬场的毒气室里，拍摄了外面在坑中焚烧尸体的画面；之后他又来到户外，抓拍了树丛中其他脱掉衣服的受害者；四幅影像被保存了下来，几天之内就被偷送出了奥斯维辛，直到今天仍是关于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之一。[220]

跟其他反抗行为一样，记录集中营的罪行也需要极大的勇气。毕竟囚犯知道党卫队将会报复所有参与反抗活动的人。事实上党卫队甚至会捏造罪行。“他从鸡毛蒜皮的琐事中都能找出反抗叛乱的意味。”一名奥斯维辛政治办公室的党卫队队员如是描述他的上司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221]党卫队的警报通常是被其他囚犯的告密触发的，当地的指挥官会建立自己的线人网络（此举是按照经济与管理部的指令）；据称仅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党卫队就有将近300名线人。[222]嫌疑人被政治办公室的党卫队队员拖到地堡中严刑拷打。虽然搜集的证据往往微不足道，但他们的惩罚措施极端严厉；当多拉的党卫队在1944年秋天听到风声称有人企图炸毁隧道时，他们拷问了数百名无辜的囚犯，并最终处决了超过150名苏联人，还有一些德国的审头，其中包括4名前共产党营区长。[223]

面对可能的破坏活动时，纳粹当局同样毫不留情，这也是党卫队另外一个特点。处罚措施严酷而多样，无心之举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一句玩笑可能会让一名囚犯丧命，一些象征性的举动也是一样；在多拉集中营，党卫队曾经勒死一名涉嫌朝V2火箭的箭身撒尿的俄罗斯囚犯。[224]党卫队甚至会将绝望之举曲解为破坏活动，他们将那些把床单的一部分做成手套和袜子的囚犯处死。[225]通过这种方式，大多数囚犯被迫屈服。虽然他们总体上不愿意为敌人工作，但集中营内并没有大规模的抵抗活动。“我永远都不会参与破坏活动，”一名前囚犯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因为我想活下去。”[226]

反抗与越狱

正面挑战党卫队是疯狂之举，大多数老资历的囚犯都同意这点。取悦、贿赂、欺骗党卫队官员已经非常危险了，直接反抗他们只会招来灾难。一名弗洛森比格囚犯在傍晚点名时侮辱了党卫队队员，之后便被打得失去了意识。这件事招致了阿尔弗雷德·许布施的思考：是什么使得这些“疯子”逆流而上？“每一个人很早以前就明白任何反抗行为都会被粉碎！”[227]因此，二战期间公然反抗的行为极端罕见。而当这种行为出现时，那些反抗者会深深留在幸存者的记忆之中。

一些新来的囚犯敢于反抗党卫队，因为他们还不明白集中营意味着什么。[228]39岁的慕尼黑人约瑟夫·加施勒（Josef Gaschler）被带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还在战争的初期。当他看到党卫队队员一拳打到其他新来的囚犯脸上时，他大喊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我们都沦为小偷了吗？你们还敢说自己是文明人？”党卫队用拳脚回答了他的话，将他拖到惩罚连，然后杀了他（官方的死亡证明上说他是死于“精神失常和极端的疯狂”）。[229]这种暴行能很好地说服新囚犯遵守规矩。不过即便是老囚犯也会偶尔反抗党卫队。一些人就是突然崩溃了，绝望、悲伤或是愤怒充斥头脑，一时间失去了全部的自控能力。[230]其他人则是为了遵守道德和宗教习俗。比如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一直坚定遵守一个核心教义，他们拒绝任何与德国军事战争相关的工作。党卫队因为这些人的顽固而怒不可遏，一路闹到了希姆莱面前。这些囚犯遭到毒打，有几个人因此丢了性命。[231]党卫队这种残酷的回应确保了囚犯反抗成为罕见的个例。[232]

党卫队最凶残的一次回击发生在1944年春天的毛森圣米其林（Mülsen St. Micheln），即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卫星营，由茨维考（Zwickau）附近的一家废弃的纺织厂改建而来。这里的囚犯在工厂一层制作战斗机发动机，晚上睡在拥挤的地下室里。这些人从未离开过工厂。而对饥肠辘辘、占据囚犯中绝大多数的苏联人来说，这里的条件尤为恶劣。1944年5月1日晚上，其中有几个人因为饥饿而发狂，将地下室的稻草床垫点燃，也许是企图趁乱逃跑。党卫队可不会让他们从这个人间炼狱逃脱。他们将囚犯锁在里面，将想逃走的囚犯击毙，同时阻止本地消防队进去救火。“烟雾中充斥着肉体烧焦的味道。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只想努力吸到空气。”其中一名囚犯回忆道，他紧抓着地下室天窗的围栏，吊了好几个小时，火焰在下面燎烤着他的身体。当火终于熄灭时，大约200人被烧死，更多的人被严重烧伤。但党卫队还没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处死了几十名在火灾中幸存下来的苏联人。信息很明确：公然反抗将会遭到恐怖打击。[233]

因为身体上的抵抗毫无效果，所以一些大胆的囚犯向党卫队提交了书面抗议。1943年3月，几名因为人体实验失去生育能力的波兰女性向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指挥官抗议。她们在信中试图为手术造成的可怕后果讨回公道：“我们要求你亲自跟我们见面，或是给我们一个答复。”不出所料，指挥官祖伦根本毫无回应。但女人们没有放弃。几个月后当党卫队试图继续实验时，这些受害者在狱友的庇护下藏在了营房里。“我们自己下定决心，宁愿让他们把我们枪毙，”其中一名受害者作证说，“也不要让他们随意把我们的身体剖开做实验。”不过党卫队再一次摆明了态度。这些所谓的兔子被拖进地堡中，其中几人被实施手术；其他几个反抗者被关进了牢房里，几天都没有食物和新鲜空气。[234]

当公开反抗绝无可能，一些囚犯试图将逃走当作唯一逃避死亡的方法。被囚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斯坦尼斯瓦夫·弗拉克辛斯基（Stanisław Frączysty）重复做着一个梦，梦中他变成了一只小动物，从集中营周围的铁丝网中间轻松地穿过，将一切恐怖都抛在了身后。[235]许多囚犯都有逃跑的想法，而且不仅仅是在梦里。但最终只有很少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男人）选择了冒险逃跑，逃跑的人数随着二战接近尾声越来越多。[236]比如从毛特豪森集中营逃跑的人数就从11人（1942年）升至超过226人（1944年）。在布痕瓦尔德营区，党卫队报告称在1944年9月动荡的两周时间内，有110名囚犯逃跑。不过考虑到当时有超过8.2万人关押在那里，逃跑的人数在囚犯总数中依然是九牛一毛。[237]

不断递增的逃跑人数反映了集中营系统在战争期间的变化。从完善的主营逃跑非常困难——直到1945年4月也没有一个人从诺因加默集中营逃走。成功越狱的概率在仓促建成、防卫很差的卫星营中更高。[238]囚犯遣送的激增以及资深党卫队看守的短缺也提高了逃跑的概率。一名波兰囚犯在1944年7月成功逃走后解释说，员工的短缺“让我一直在想如何逃走”。[239]

逃跑的情况千差万别。一些囚犯使用武力开路，拖拽、殴打或者杀死看守。[240]更普遍的是靠瞒天过海，爬进离开集中营的卡车或是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到党卫队放弃搜索。伪装也可以奏效，有几名囚犯就是扮成党卫队军官逃跑的。其中一例发生在1942年6月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四名波兰囚犯偷偷绕过党卫队看守，闯入了党卫队的储藏室，拿走了制服和武器，开着一辆豪华轿车离开。当他们在一个检查点被拦下时，穿成二级小队长的主谋将头伸出车窗，不耐烦地指了指栏杆旁的哨兵，栏杆很快就被提起来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开到了奥斯维辛市里。”其中一名逃脱者回忆说。据奥斯维辛地下组织领袖维托尔德·皮莱茨基说，当营区负责人汉斯·奥迈尔发现自己的人被骗后，他“几乎疯了，猛扯自己的头发”。[241]

逃跑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运气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和外面的联系。囚犯们一旦离开了集中营附近，他们就需要支援，而且非常紧迫。在欧洲占领区，一些逃亡者从抵抗组织那里获取庇护，通常他们自己也会加入地下组织；从奥斯维辛逃跑之后，维托尔德·皮莱茨基参加了注定失败的1944年华沙起义。其他逃亡者则一直藏匿，直到战争结束。1944年夏天，塞勒姆·肖特在女朋友和一名德国平民承包商的帮助下从莫诺维茨集中营逃走，他换上了平民的衣服，乘上了一辆满载的夜班火车回到了他的家乡柏林。他在这里活了下来，就像几千名躲在德国首都的犹太人一样。他得到了老朋友们的帮助，在几间安全屋之间搬来搬去，朋友还给他办了假的证明文件。[242]

少数逃亡者甚至穿过了交火线，其中包括帕维尔·斯滕金（Pavel Stenkin）。他是1942年11月奥斯维辛-比克瑙营区苏联战俘大逃亡的少数几名幸存者之一。他重新加入了红军并于1945年作为解放者进入柏林。[243]另外一个是波兰的马辛尼克（Marcinek）中尉。他拿着伪造的文件、一把手枪和党卫队制服乘坐火车和汽车来到了诺曼底前线，于1944年7月19日冒着密集的炮火进入盟军阵地。和马辛尼克一起的还有一位名叫施雷克（Schreck）的德国人，他缜密策划了这次行动。让英国军队感到惊讶的是，施雷克不是囚犯，而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因为卷入了一桩腐败丑闻，他宁愿被盟军俘虏也不愿接受党卫队惩罚。[244]

越狱的行为总会促使纳粹当局展开追捕，虽然成功逃脱党卫队和警察追捕的囚犯人数是不可能摸清的，但成功的机会很少，至少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之前是如此。以1940年到1945年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区逃跑的471名男女为例，总共有144人逃亡成功，他们中大部分人在二战中活了下来。但另外327人被抓回了集中营，面临的是严酷的惩罚。[245]

党卫队的回应

虽然从集中营中成功越狱的例子很少，但海因里希·希姆莱依然重视。他担心危害德国公众的安全，因此下令尽一切可能阻止越狱行为，从埋放地雷到训练猎犬将囚犯撕成碎片。为了增加紧迫感，他坚持要求每座集中营必须亲自向他汇报越狱的情况。[246]因为害怕希姆莱发火，里夏德·格吕克斯每天早上都问他在T字楼的管理者是否有囚犯越狱，他已经将防止囚犯越狱作为第一要务。[247]他手下的经济与管理部官员规劝各地的党卫队“永远都不要相信囚犯”并严格遵守程序。[248]虽然官方规定哨兵在开火前应该先喊“站住”，但一份内部的集中营党卫队手册则指示守卫开枪前不需要警告。[249]上级会奖励那些阻止越狱行动的机警之人，奖励休假和其他福利，同时也会警告那些疏忽大意的人。[250]党卫队也给囚犯传递出一个信息：任何胆敢逃跑的人都将面临可怕的命运。

杀鸡儆猴是集中营党卫队对抗逃跑最重要的手段。一些被抓住的逃犯如希姆莱所愿被狗撕碎；之后，党卫队会将残缺不全的尸体扔在点名广场上示众。[251]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倒霉的人是被活捉回来的。党卫队首先会严刑拷打，搞清楚谁帮了他们以及他们如何逃过封锁。[252]之后他们会被当众羞辱，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惩处。一些运气好的逃犯只挨了50鞭或被送往惩罚连（党卫队会对那些冲动逃跑的囚犯展现一些“仁慈”）。[253]大部分人则丢了性命。

一些本地的党卫队队员决定自己解决问题。[254]在其他时候，处决重新逮捕的囚犯需要遵循正规流程，指挥官提交申请，得到上级的许可才可以进行。[255]1942年起，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实行了一系列仪式性的处决，让人想起了1938年夏天处决埃米尔·巴加茨基，那也是集中营第一次处决。奥地利囚犯汉斯·博纳维茨（Hans Bonarewitz）的行刑仪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42年6月22日中午左右，博纳维茨从毛特豪森集中营逃走，藏在了卡车的一个木箱里。几天后他被重新抓了回来，面对的是折磨和死亡。整整一周，他和他藏身的木箱一起在囚犯面前游街示众。党卫队还在木箱上面写下了许多讽刺的话，比如歌德的名句：“此处无限好，何必去远游。”之后在1942年7月30日，党卫队强迫博纳维茨坐上平时运尸体去火葬场的手推车。几名囚犯缓慢地将车拖往点名广场的绞刑架，其他囚犯则立正站好。整个仪式持续了超过一小时，一名囚犯充当主持人，十名来自集中营管弦乐队的囚犯在旁边奏乐，其中有一首是经典儿歌《小鸟们都回来了》。整个过程党卫队一直拍照，记录了博纳维茨的最后时光。在绞刑架上，党卫队鞭打、折磨他，最终将他绞死。在他死之前，绳子断开了两次，过程中一直有管弦乐伴奏。[256]

囚犯们对这种公开绞刑（有时候调侃地称作“德国文化之夜”）的反应截然不同。[257]一些人暗自发誓报仇或是大声抗议。[258]其他人则无动于衷，责怪被处刑的犯人，因为党卫队队员在越狱发生之后往往会进行集体处罚。最普遍的反应或许是恐惧。一名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前囚犯记得有一次处决两名德国越狱犯时，其中一人受伤太重，不得不由别人抬到绞刑架上。看到这场景，这名毛特豪森囚犯很快就失去了任何逃跑的冲动：“这场面起作用了——宁愿在采石场里一命呜呼也不要上绞刑架！”[259]

公开处刑并不是党卫队唯一的威慑手段。官方有时候会把逃跑囚犯的家人关进集中营作为人质。[260]集中营党卫队也会连坐惩罚其他囚犯。从早期起就有磨人的点名、殴打和其他虐待，到了后期党卫队还会杀人。1941年春天一名波兰囚犯逃跑之后，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队将10名囚犯关在地堡中饿死。几个月后又发生了一起逃跑，党卫队用同样的方式惩罚了另一波囚犯。为了救其中一个死囚，圣方济会神父马克西米利安·科尔贝（Maksymilian Kolbe）站出来愿代替他。党卫队接受了他的牺牲，当他活了超过两周之后，党卫队的耐心被消耗殆尽；科尔贝直接被注射处决。[261]集体处决很快就成了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常用的威慑手段。受害者之中就包括雅努什·波戈诺夫斯基，这名年轻的波兰人一直秘密和家人保持通信。当与他同一个劳动队的3名囚犯逃跑之后，他和其他11名囚犯于1943年7月19日傍晚在奥斯维辛被当众绞死。[262]

党卫队的集体惩罚措施发挥了一些作用，囚犯们在逃跑之前会三思而行。他们对其他人逃跑的感觉也很复杂。一方面，这种逃跑可以提振囚犯们的士气，就像每一次党卫队遭受打击一样，世界了解他们遭遇的希望也会增加。[263]另一方面，囚犯们也害怕恐怖的惩罚会随之而来。[264]党卫队很明白许多囚犯将逃亡者视为群体之中的叛徒，他们有时会利用这种愤怒的情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绿色”囚犯阿尔弗雷德·维蒂希（Alfred Wittig）就是这样。194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维蒂希失踪了。党卫队一边搜索集中营，一边让全体囚犯立正站好直到深夜。当党卫队终于将他们从点名广场解散时，不少人都倒下了。对维蒂希的搜索于第二天一早继续，当藏在沙堆下的他被发现时，党卫队官员将他送到了其他囚犯手里：“你们想把他怎样都可以。”几十名囚犯因为前一晚的折磨怒不可遏，活活将维蒂希踩死了。因为党卫队没有直接参与，官方文件上的死因第一次变得准确：“肺部和其他内脏受伤（被其他囚犯同伴打死）。”[265]

必死之人的反抗

在二战后半段的某个时刻，马拉·齐姆特鲍姆（Mala Zimetbaum）和埃德克·加林斯基（Edek Galiński）在奥斯维辛成了恋人。这是少数几段在集中营中萌发的恋情，也成了集中营里希望与悲剧的象征，被书籍、电影和连环画小说传颂。[266]他们两人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老资历的囚犯。齐姆特鲍姆是一名波兰犹太人，1942年9月从比利时过来；加林斯基则早来了两年多，是第一批被送来的波兰政治犯。进入集中营以来，他们两人都获得了高级别的职位，可以在比克瑙女营区的医务室X光间内幽会。两个人经常讨论一起逃离这里，经过缜密的计划，在1944年6月24日（周六）下午，他们赌上了一切。他们穿着偷来的党卫队制服，分别离开了营区，漫步进了小镇，假装是周末休假的党卫队队员。他们在维斯瓦河的河岸碰头之后，两人尝试穿越边境前往斯洛伐克。但在两周的逃亡之旅后，筋疲力尽的两个人在喀尔巴阡山迷了路。边境守卫最终将两人抓获。当他们回到奥斯维辛的时候，党卫队队员将两人扔进了地堡——加林斯基在墙上刻下的诅咒党卫队去死的话如今仍然清晰可见。

但是，1944年9月15日，这个将二人处决的日子并不像党卫队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埃德克·加林斯基在比克瑙其中一处男子营区里经过一队队囚犯被押送到绞刑台。然而，在党卫队宣布他的罪名之前，加林斯基试图抢先上吊自尽。党卫队队员将他拉了回来，他大喊战斗口号的同时，行刑人将他脚下的木板撤掉了。在比克瑙女子营区，马拉·齐姆特鲍姆也反抗了党卫队。当她被押送前往点名广场绞刑架的途中，她拿出了一个剃须刀片割了自己的手腕。当一名党卫队队员试图阻止她时，她直接打了他。被吓呆的党卫队队员将她拉走，她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火葬场附近的一个手推车上，看起来已经半死不活了。齐姆特鲍姆继续活在其他囚犯的记忆之中。她不仅逃离了奥斯维辛，还和折磨她的人正面对抗，砸碎了党卫队精心布置的舞台。“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名犹太囚犯举起拳头打向德国人。”一名年轻的幸存者后来敬佩地说。[267]

死囚的反抗很少见，但并非没有先例。为了防止像埃德克或者马拉这样的死囚和其他人说话，党卫队官员有时候会在公开处决前塞住他们的嘴。[268]但凶手们明白死刑仍然会团结其他囚犯，加深他们对党卫队的鄙视。这无疑是集中营党卫队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暗中处决的一个原因。但即便是秘密进行，一些囚犯仍然会反抗，攻击他们的杀手或是在死前大喊政治口号。党卫队试图对这种意外一笑置之，但他们内心肯定是不安的，因为他们没能将受害者击溃。[269]

在比克瑙毒气室也发生过抵抗。当党卫队推一些囚犯——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人——进去的时候他们会反击，不过这种绝望的反抗是徒劳的。还有一些人则在前往毒气室的路上唱革命歌曲或是宗教诗篇。[270]最出名的一次抵抗发生在1943年10月23日，比克瑙毒气室外发生了一场大规模骚乱，一名犹太囚犯夺下了党卫队队员手中的枪并朝看守开枪。三级小队副队长约瑟夫·席林格（Josef Schillinger）受了致命伤，另一位官员身受重伤。党卫队队员之后重新控制住了局面，开始了对囚犯的屠杀。其中一名看守因为用“威慑手段镇压叛乱”而受到赞扬。席林格死亡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集中营其他角落，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在最流行的说法中，杀死他的是一个绝世美女，一个年轻舞者。至于席林格，囚犯中的传言是这样的：当他倒下即将死去时，他抽泣着说：“哦，上帝啊，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你让我受这样的苦。”这最后的遗言也许源自复仇的幻想，但紧随其后的党卫队怒火则十分真实；深夜，看守用机枪朝比克瑙营区扫射，射杀了几十名囚犯。当然，死这么多人对奥斯维辛党卫队来说不算什么，他们已经习惯比这规模大得多的屠杀了。[271]

奥斯维辛里的一次起义

1944年10月7日星期六的午后，明媚的秋日万里无云。一小群党卫队队员走进奥斯维辛-比克瑙Ⅳ号火葬场外的院子，命令约300名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列队站好。党卫队宣称要进行一次换营筛选，然后开始选人。然而，并不是所有囚犯都走上前来，场面变得紧张起来。突然，年龄最大的一名囚犯，波兰犹太人哈伊姆·诺伊霍夫（Chaim Neuhoff）猛冲出来，用锤子袭击了一名党卫队队员。其他囚犯纷纷加入，挥舞着石头、斧子、铁棍，迫使党卫队队员退到营区的铁丝网之后。比克瑙的空气中充斥着尖叫声、枪声和警报声，还伴随着阵阵浓烟——这并不是平常火化尸体的烟，而是火葬场自己着火了，囚犯们纵火将之点燃。比克瑙特别工作队起义开始了。[272]

起义已经酝酿了几个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特别工作队’一直想给自己可怕的工作画上一个句号，”扎尔门·格拉多夫斯基于1944年秋天在比克瑙写道，“我们想要做一件大事。”[273]早在1944年春天就有起义的传言，大概是因为随后到来的对比克瑙家庭营的清洗（清洗发生在3月），但是最终起义没有发生。不过密谋者们仍然开始搜集武器，包括手雷，里面的爆炸物是在附近联合武器工厂工作的女性囚犯偷来的，手雷被暗中送入特别工作队。对武装起义的呼吁自1944年仲夏以来越发强烈。特别工作队的囚犯认为一旦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大规模毒杀结束，他们对党卫队来说就没有用了。而考虑到红军推进的速度，奥斯维辛集中营很可能也将被疏散，囚犯们害怕党卫队会在撤离前把他们全部处死；毕竟，他们已经掌握了纳粹最终解决方案这一最黑暗的秘密（同样的担心催生了前一年发生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和索比堡集中营的起义）。比克瑙特别工作队的队员们觉得起义势在必行，但因为工作岗位不断变动，行动的日子也一拖再拖。事态很快就变得越发急迫。1944年9月23日，党卫队筛选了200名特别工作队的队员，声称要将他们转移到其他集中营。而其他队员在接下来的几天发现了真相，他们在火葬场发现了同伴焦黑的残尸。当党卫队在10月初宣布很快将再进行一次筛选的时候，在Ⅳ号火葬场工作的囚犯认为这是给他们判了死刑。他们必须行动，否则就永远没有机会了。[274]

但比克瑙起义的准备工作非常不足。他们无法指望集中营其他地下囚犯加入，因为后者确信与党卫队的暴力冲突最终会导致一场屠杀。特别工作队和其他大部分普通囚犯之间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退无可退，另一方则希望坚持最后这几个月。“他们跟我们不同，他们没必要着急。”扎尔门·雷文塔尔在1944年秋天苦涩地写道。[275]事实上，特别工作队内部在武装起义的问题上也分成了两派；一些囚犯已经忍无可忍，另一些则想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也就是整个集中营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工作队的几位主要领导站在审慎派这一边，因为他们不会参加于1944年10月7日即将到来的筛选，因此也反对参与起义。那些决定起义的人不仅被伙伴们孤立，还没有筹划。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做出周密的计划，从一开始，起义就掺杂了困惑和混乱。一旦Ⅳ号火葬场着火，囚犯们就无法拿到藏在里面的手雷；因为手雷被烧塌的屋顶盖住，他们最强大的武器就这样被浪费了。[276]

这次起义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几分钟内，党卫队的增援部队就到达了Ⅳ号火葬场，射杀反抗的囚犯。当时正值白天，很容易就能瞄准。其中一名幸存者偷偷潜入营区院子里，看到他的同志们“一动不动地躺着，血浸透了他们的囚服”，党卫队队员继续对还能挪动的囚犯开枪。此时，剩余的大部分囚犯都逃到了旁边的Ⅴ号火葬场，躲进里面。党卫队守卫很快将他们拖了出来，和其他被抓的囚犯一起扔在地上，朝许多人的后颈开枪。当党卫队队员收工的时候，两个火葬场的地上躺倒了250多具尸体。[277]

与此同时，哈伊姆·诺伊霍夫在Ⅳ号火葬场揭竿而起后约30分钟，Ⅱ号火葬场也展开了第二波起义。那里的特别工作队囚犯听到了附近的枪响，看到了滚滚而起的浓烟。根据他们带头人的指示，他们一开始保持冷静。但当一些党卫队队员朝他们营区而来时，一群苏联战俘失去了方寸，将一名德国审头扔进了燃烧的焚化炉里。这时不管想与不想，Ⅱ号火葬场其他的特别工作队队员只能加入起义，他们纷纷用小刀和手雷武装自己。有人在营区周围的铁丝网上划开了一个口子，约100名囚犯从这里逃走了。但党卫队最终把他们全部抓回；有些囚犯甚至跑到了几英里外的拉伊斯科（Rajsko）小镇，但党卫队最终还是将他们藏身的棚子烧成了平地。

报复仍未停止。在接下来的几周，党卫队处死了起义的大部分幸存者，其中包括勒吉布·郎弗斯，他在1944年11月26日的最后一次特别工作队筛选中被杀掉。死前他留下了一份最后的笔记：“我们确信他们会将我们带向死亡。”其他受害者还包括四名女性囚犯，她们将爆炸物偷偷带进比克瑙集中营。埃斯图西亚·沃伊科布拉姆（Estusia Wajcblum）是其中的一员，经过几周的酷刑之后，她在地牢中给姐姐送出了最后一封信：“那些在我窗外的人还有希望，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失去了一切，我好想活下去。”[278]

数百名索比堡集中营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囚犯逃脱了追捕，对比之下，没有一名比克瑙特别工作队的囚犯成功脱逃。这是因为党卫队在奥斯维辛周围的严防死守和周密的安保部署。当年早些时候为了阻挠一场起义，党卫队加强了警戒。在起义开始之后几小时内，党卫队便屠杀了比克瑙特别工作队（大约660人）超过三分之二的队员（党卫队损失了三个人，都被当作烈士缅怀）。只有驻扎在Ⅲ号火葬场的特别工作队囚犯毫发未损，他们没有起义，就像无事发生一样继续工作。[279]

起义并没有中断比克瑙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处决。被焚毁的Ⅳ号火葬场自1943年5月之后就已经停用了，集中营党卫队继续使用其他设施，在起义后的一次为期两周多的屠杀潮中，用毒气杀死了大约四万名男女和孩童。死者中包括数千名来自泰雷津的犹太人。虽然党卫队将这个犹太人聚居区一直维持到了最后，但在1944年秋天还是将大部分居民送进了奥斯维辛，绝大多数人在到达后便立刻被处死。最后一批泰雷津的遣送于10月30日抵达；2038名男女和孩童刚下车，党卫队直接将其中1689人处死，这也许是集中营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毒气处决。[280]

比克瑙集中营的起义让我们得以窥见集中营里面对暴力反抗的两难处境。囚犯明白起义反抗很可能使他们丢掉性命。很少有人会愿意冒这个险。总的来说，只有那些知道自己很快要被杀的囚犯愿意站出来反抗；这是面对死亡宿命时爆发出的勇气。“我们已经放弃能活到解放那刻的希望了。”扎尔门·格拉多夫斯基写道，不久后他便在1944年10月7日的起义中丧命。[28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与自杀式叛乱撇清关系的囚犯仍然对幸存抱有希望，无论这希望多么渺小。这也是为什么奥斯维辛集中营主要的地下组织反对加入1944年秋天的武装起义，致使特别工作队成员感到被孤立和被抛弃。[282]

这次起义是囚犯们抗争的有力象征，而我们对此事的了解大多直接来源于特别工作队的幸存者。当党卫队于1945年1月中旬放弃奥斯维辛集中营时，约有100名特别工作队成员随着数万名囚犯一起被驱赶着向西前行，他们当中几乎所有人——包括什洛莫·德拉贡和他的兄弟亚伯拉罕，还有菲利普·米勒——都熬到了解放。[283]不过，这种好运气是个特例。集中营系统的最后几个月是最为致命的，死亡会降临到数十万登记的囚犯头上。这些男人、女人和小孩越靠近自由，就越有可能死在集中营里。

[1] Haulot，“Lagertagebuch，”183.

[2] 例子参见Lévy-Hass，Vielleicht，54-57。

[3] Brzezicki et al.，“Funktionshäftlinge，”236；Adler，“Selbstverwaltung，”228.

[4] Jureit and Orth，Überlebensgeschichten，190-91，quote on 87；Cohen，Human，281；Wagner，Produktion，458；Adler，“Selbstverwaltung，”229-30.措辞参见对自然状态的描述：T. Hobbes，The Leviathan（London，1651）。

[5] Kupfer-Koberwitz，Häftling，302-305，quote on 273；Langbein，Menschen，160；Zámečník，Dachau，147-48.

[6] 关于“集中营里道德生活”的讨论，参见Todorov，Facing。

[7] J. Pogonowski to his family，September 25，1942，in Piper，Briefe，quote on 23-24.

[8] Ibid.，quote on 24.

[9] 前一种观点，参见Sofsky，“Grenze，”1159。后一种观点，参见正文以及Aharony，“Arendt”。

[10] Rózsa，“Solange，”227.

[11] Świebocki，Resistance，quote on 14；Strebel，Ravensbrück，530；Zámečník，Dachau，320；Tuchel，“Möglichkeiten，”224.

[12] 背景参见Langbein，Widerstand，57-58；Pingel，Häftlinge，20；Tuchel，“Selbstbehauptung，”939；Browning，Survival，297；Van Pelt，“Resistance”；Świebocki，Resistance，14-17；Peukert，Inside，81-85；Kershaw，Nazi Dictatorship，183-217。

[13] Pollak，Grenzen，quote on 47；Browning，Survival，297.

[14] Antelme，Menschengeschlecht，65；Fröbe，“Exkurs.”

[15] Levi，If，46-47. 普遍来说，借鉴Pierre Bourdieu的作品，参见Suderland，Territorien。

[16] Erpel，“Trauma，”129-31.

[17] Delbo，Auschwitz，187-88；Todorov，Facing，97-103，107-108；SMAB，Forbidden Art；Blatter and Milton，Art，142，187. 囚犯里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在精神生活中找到慰藉；Améry，Jenseits，15-36。

[18] Adler，Theresienstadt.

[19] “Bericht Tabeau，”112.

[20] Levi，“Intellectual，”117. “自我”一词，参见Brubaker and Cooper，“‘Identity，’”7（感谢Anna Hájková向我推荐这篇文章）。

[21] Pingel，“Social life.” See also idem，“Destruction，”172.

[22] Wiesel，Rivers，80-81.

[23] 例子参见Gerlach and Aly，Kapitel，398。

[24] 亲子关系参见Shik，“Mother-Daughter，”115，122；Sonnino，Nacht，86-87；Buser，Überleben，273-75。

[25] Jureit and Orth，Überlebensgeschichten，65；Luchterhand，“Prisoner.”

[26] Świebocki，Resistance，44-45；Goldstein et al.，Individuelles，45；Pollak，Grenzen，170.

[27] Buber-Neumann，Milena，22，273，284，289，quote on 20；Buber，Dictators，213，238-39，277-78，293-94，309. See also Darowska，Widerstand.

[28] Rózsa，“Solange，” quotes on 212；Ellger，Zwangsarbeit，279-89.

[29] 例子参见OdT，vol.1，246。

[30] Levi，If，63，144，161，393，quote on 144；Shik，“Weibliche Erfahrung，”113-17.

[31] Kolb，Bergen-Belsen，quote on 258；Fröbe，“Arbeit，” quote on 243；Suderland，Extremfall，308-15.

[32] Pollak，Grenzen，50.

[33] Walter，“Kinder，”190；Langbein，Menschen，102.

[34] Todorov，Facing，82；Shik，“Weibliche Erfahrung，”115. “抱团”一词及其定义，参见Brubaker and Cooper，“‘Identity，’”19-21。

[35] Ryn and Kłodziński，“Grenze，” quote on 127.

[36] Wiesel，Nacht，quote on 153；idem，Rivers，92-95.

[37] Buber，Dictators，294.

[38] 在这个方面的先驱性研究，参见Pingel，Häftlinge；Pollak，Grenzen，esp. 54，105。

[39] Apel，Frauen，203，213，309；Strebel，Ravensbrück，103-104，543-44，550；Rolnikaite，Tagebuch，214-15；Gilbert，Music，107-15；Morsch，Sachsenhausen-Liederbuch.

[40] Mankowitz，Life，32-37.

[41] See also Pingel，Häftlinge.

[42] StAMü，StA Nr. 34588/1，Bl. 210-12：Vernehmung H. Stöhr，July 21，1956；Langbein，Widerstand，94.

[43] Quote in Poller，Arztschreiber，75.

[44] Hartewig，“Wolf，” quotes on 947；Langbein，Widerstand，128-30.

[45]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51-55，57，284，298-99，519，quotes on 85（Busse）and 426（Bartel）；Hackett，Buchenwald，quote（Žák）on 298；Wagner，Produktion，401-402. 其他集中营，参见Buggeln，Arbeit，125；Heger，Männer，146。

[46] Buber，Dictators，195，quote on 257；Langbein，Widerstand，117-23，130-31，146；Niethammer，Antifaschismus，268，288，293，305；Kaienburg，“‘Freundschaft？，’”30-31；Röll，Sozialdemokraten，231-44.

[47] Wiesel，Rivers，82-83.

[48] Rahe，“Bedeutung，”1009，1014，1016.

[49] Świebocki，Resistance，339；Strebel，Ravensbrück，549-50；Rahe，“Bedeutung，”1018；Lanckorońska，Michelangelo，238.

[50] Obenaus，“Kampf，”860；Rahe，“Bedeutung，”1010，1015；Jaiser，“Sexualität，”130-31；Waxman，Writing，69-70.

[51] Améry，Jenseits，27-28；Levi，“Intellectual，”11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正统犹太人的宗教想法，参见Greenberg，“Introduction”。

[52] Escher，“Geistliche，”302-305，309-10；Gruner，Verurteilt，88；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63.

[53] Rahe，“Bedeutung，”1011；Wagner，IG Auschwitz，135-36；Gutterman，Bridge，185-86.

[54] Lenard，“Flucht，” quote on 157；WL，P.III.h. No.573，A. Lehmann，“Das Lager Vught，” n.d.，p. 22.

[55] Levi，If，135-36，quote in 136.

[56] OdT，vol.6，499；Greenberg et al.，Wrestling，58-60.

[57] Kautsky，Teufel，153-59，quote on 194；Goldstein et al.，Individuelles，51；Raim，Dachauer，262-63；Nomberg-Przytyk，Auschwitz，19；Levi，If，51，55，74；idem，“Communicating，”78.

[58] Lenard，“Flucht，” quote on 158；Glicksman，“Social，”948.

[59] Quote in LaB，B Rep 058，Nr. 3850，Bl. 71-72：Zeugenaussage Herbert F.，May 10，1947. See also Langbein，Menschen，96-98；Vaisman，Auschwitz，16-17；BoA，testimony of I.Rosenwasser，August 22，1946；Kautsky，Teufel，193-95.

[60] Buggeln，Arbeit，371，quote on 267.

[61] Warmbold，Lagersprache，275；Kautsky，Teufel，195.

[62] Adler et al.，Auschwitz，102；Langbein，Widerstand，195. 集中营内的关怀，参见Todorov，Facing，84，118。

[63] Strebel，Ravensbrück，553-54.

[64] BoA，testimony of G. Kaldore，August 31，1946.

[65] Levi，If，44. 在不同的营区和集中营里，囚犯中占比最多的群体，其语言通常会有一些优势；Langbein，Menschen，96；Raim，Dachauer，252。数据参见NMGB，Buchenwald，707；BArchB，NS 4/Bu 143，Schutzhaftlager-Rapport，April 15，1944。

[66] 纳粹拘禁下的社交生活，参见Hájková，“Prisoner Society”。

[67] Kosmala，“Häftlinge，”101，105；Daxelmüller，“Kulturelle，”989-90.

[68] Rózsa，“Solange，”113-14，146，176.

[69] Gilbert，Music，151-58，quote on 152.犹太歌曲的集合，参见Kaczerginski，Lider。

[70] Kosmala，“Häftlinge，”109-11.

[71] OdT，vol.1，95.

[72] Langbein，Widerstand，167-69；Golczewski，“Kollaboration”；Zarusky，“‘Russen，’”125，128-29. 集中营党卫队一般会把苏联人当作“俄罗斯人”，但乌克兰囚犯的三角标志上偶尔会是“U”，而不是“R”（Tillion，Ravensbrück，218）。1941年起被遣送到集中营的战俘属于例外，他们通常被归为“苏联战犯”。

[73] Suderland，Extremfall，316. See also Tillion，Ravensbrück，218；Rovan，Geschichten，85.

[74] Buggeln，Arbeit，500；Wagner，Produktion，399；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36-37.

[75] Nansen，Day，411，449，517，quotes on 430，432.

[76] Siedlecki et al.，Auschwitz，4.

[77] See also Debski，Battlefield，195-203.

[78] Nansen，Day，quote on 504；Langbein，Widerstand，105-106，109；Buber，Dictators，308；Vermehren，Reise，202-203.

[79] Michel，Dora，76；Sellier，Dora，110；Lanckorońska，Michelangelo，243-44.

[80] Kielar，Anus Mundi，quote on 269；Langbein，Widerstand，154.

[81]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204；BArchB，NS 3/426，Bl. 16：WVHA to LK，January 20，1943. 1944年春天，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高死亡率”，RSHA下令不要再将德国女性囚犯送去那里；USHMM，RG-11.001M.05，reel 75，folder 8，RSHA to WVHA，April 12，1944。

[82] Broszat，Kommandant，156. See also Wagner，Produktion，398；BArchB，NS 3/426，Bl. 107：WVHA to LK，July 14，1943（指女性囚犯）。

[83] Buber，Dictators，297.

[84] Hájková，“Prisoner Society，” chapter 2；Pingel，Häftlinge，180；OdT，vol.3，320（计算有些微错误）；Freund，Toten，403。

[85] Quotes in Warmbold，Lagersprache，287；Vrba，“Warnung，”14. See also Levi，“Grey Zone，”24-25；idem，If，34；Obenaus，“Kampf，”850-51；Klüger，weiter，113；Sofsky，Ordnung，171.

[86] Langbein，Menschen，90-91；Levi，If，126.

[87] 编史参见Hansen and Nowak，“Über Leben”。

[88] Wesołowska，Wörter，85，155-91，quotes on 164，233，235，236；Warmbold，Lagersprache，122-32.

[89] Levi，“Communicating，”75.

[90] Maršálek，Mauthausen，349.

[91] Warmbold，Lagersprache，318.

[92] Quotes in Warmbold，Lagersprache，132，135；Maršálek，Mauthausen，350；Wesołowska，Wörter，234；Bárta，“Tagebuch，”64.

[93] Rousset，Kingdom，quote on 172；Warmbold，Lagersprache，317.

[94] Warmbold，Lagersprache，257，262-71，quote on 264；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quote on 204；Kogon，Theory，239，quote on 72；Frankl，Ja，54，76-78；Unger，“Encounter，”280.

[95] Kielar，Anus Mundi，154-60，225-27，233-34，244，264，278，351，366-73.

[96] Langbein，Menschen，151.

[97] OdT，vol.4，495.

[98] Maršálek，Mauthausen，47；Wagner，Produktion，460；Langbein，Menschen，155-56；Hájková，“Prisoner Society，”232.

[99] Gilbert，Music，130-32，159-60，175-76；Fackler，“‘Lagers Stimme，’”485-87，499.

[100] Rost，Goethe，25，223，244，quote on 44；日记经编辑后出版。See also Laqueur，Schreiben，134-39；Seela，Bücher，79-91.

[101] Kielar，Anus Mundi，352-54；Kogon，Theory，133-34；Wagner，Produktion，461；以及第3章。

[102] Sommer，KZ-Bordell，134；Langbein，Menschen，328；BArchB，NS 3/426，Bl. 69：WVHA to LK，May 22，1943.

[103] Nansen，Day，477；Borowski，This Way，83-84；Pingel，Häftlinge，180.

[104] Bárta，“Tagebuch，”63.

[105] BoA，testimony（in German）of I. Rosenwasser，August 22，1946.

[106] Figures in Hördler，“Ordnung，”161；第3章。

[107] OdT，vol.5，185，213，287；Freund，“Mauthausen，”271；Langbein，Widerstand，101；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65；Langbein，Menschen，174，181.

[108] Freund，Toten，406-407；Brzezicki et al.，“Funktionshäftlinge，”234.

[109] Quote in Renouard，Hölle，46.

[110] Strebel，Ravensbrück，235；Selbmann，Alternative，326；Wagner，IG Auschwitz，114.

[111] Kogon，Theory，55；Hackett，Buchenwald，117-20；Piper，“Exploitation，”78-79；Sofsky，Ordnung，155-56.

[112] Wagner，Produktion，348；StANü，EE by K. Roeder，February 20，1947，ND：NO-2122.

[113] Quote in K. Keim，“Bericht，” spring 1945，in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220. See also Kogon，Theory，58-59；Wagner，Produktion，434；Strebel，“Arm，”37，46.

[114]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quote on 72；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150，155，178-79，190，204；LK Gross-Rosen，Exekution der Transportjüdin Scheer，November 13，1944，in Tuchel，Inspektion，111.

[115] JVL，DJAO，United States v. Becker，RaR，n.d.（1947），30-31.

[116] 被党卫队撤换的审头，参见BArchB，NS 4/Na 9，Bl. 113：Kommandanturbefehl，June 13，1942。

[117] Rousset，Kingdom，quote on 134；WL，P.III.h. No.198，F. Pagel，“Eines der Vielen Tausende［n］ von Schicksalen，” autumn 1955，p. 9；BoA，interview A. Kimmelmann，August 27，1946；Kautsky，Teufel，258-60；Maršálek，Mauthausen，69；DaA，Nr. 7566，K. Schecher，“Rückblick auf Dachau，” n.d.，232；Buggeln，Arbeit，27，490，532；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466，468，472-73；Wagner，IG Auschwitz，113.

[118] Paserman，“Bericht，”149.

[119] OdT，vol.1，222；Rousset，Kingdom，133；Sellier，Dora，152；Wagner，IG Auschwitz，127；Kielar，Anus Mundi，195.

[120] Wolf，“Judgement，” quote on 630；Jansen，“Zwangsarbeit，”91；LaB，B Rep 058，Nr. 3850，Bl. 153-60：Schwurgericht Berlin，Urteil，March 1，1948，Bl. 155；NARA，M-1079，roll 5，Bl. 454-65：testimony Willi Z.，June 17，1947.

[121] Quote in APMO，Proces Maurer，10a，Bl. 132：KL Auschwitz，Vernehmungsniederschrift，November 26，1943.关于卡尔沃，参见Czech，Kalendarium，496；ITS，doc. 496950#1，KL Auschwitz，Häftlingspersonalbogen，n.d.（1943）；Recanati，Memorial Book，104。这件事可能指的是同一趟遣送抵达的另一名叫Juda Kalvo（或Calvo）的囚犯；ITS，doc. 505749#1，KL Auschwitz，Vernehmungsniederschrift，November 26，1943。

[122] Shik，“Sexual Abuse”；Heger，Männer，58，63-64，66，79；Jaiser，“Sexualität，”128；Buser，Überleben，193-94.概述参见Sommer，KZ-Bordell，201；Wagner，Produktion，412；Zinn，“Homophobie，”89-90；Hájková，“Barter”。

[123] Frister，Mütze，295-300；APMO，Proces Hö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Bl. 215-16；Buser，Überleben，194-95.

[124] Levi，If，113-14；Sofsky，Ordnung，173-74；Maršálek，Mauthausen，53.

[125] LG Frankfurt，Urteil，June 14，1968，JNV，vol.29，448-49，484；Wagner，IG Auschwitz，121-22.

[126]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411；NARA，M-1204，roll 6，examination of A. Ginschel，October 4 and 7，1946，Bl. 4619-20；Frankl，Ja，93.

[127] Quote in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04.

[128] StAMü，StA Nr. 34588/8，LG Munich，Urteil，October 14，1960，pp.3-8；ibid.，Nr. 34588/7，Bl. 160-72：LG Munich，Beschluss，May 27，1960；ibid.，Nr. 34588/2，Bl. 95-106：Vernehmung K. Kapp，November 14-16，1956. 卡普在达豪期间曾被转到毛特豪森待了一段时间，他在那里的采石场当上了审头。1943年，他从达豪被调去协助建立奥格斯堡-豪恩施泰滕卫星营（Augsburg-Haunstetten）和华沙主营。

[129] Testimonies in StAMü，StA Nr. 34588/1；ibid.，Nr. 34588/2. See also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04-205.

[130] Buber，Dictators，216. See also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673；Sofsky，Ordnung，160-61.

[131] Buggeln，Arbeit，348，529；Rousset，Kingdom，152；Deutsches Rundfunkarchiv，DW 4025830，“Das Lager，” Deutsche Welle，November 20，1968，Kamiński testimony at 8 minutes and 35 seconds（感谢René Wolf为我提供这个项目的复印件）。

[132] Koker，Edge，289.

[133]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04-205，225-26；Kaienburg，“‘Freundschaft？，’”34；Langbein，Menschen，217-18.

[134] Zarusky，“‘Tötung，’”81-82；Pingel，Häftlinge，192-93.

[135] StAMü，StA Nr. 34588/1，Bl. 218-19：Zeugenvernehmung E. Zapf，July 24，1956；ibid.，Nr. 34588/2，Bl. 11-13：Zeugenvernehmung H. Schwarz，August 20，1956.

[136] Wagner，Produktion，439，448；NARA，M-1079，roll 6，examination of C. Jay，August 7，1947，Bl. 66-67. 托马斯和希姆恰克在1945年4月被枪毙，就在集中营撤离前不久。

[137] Kirsten and Kirsten，Stimmen，203-207；Naujoks，Sachsenhausen，198.

[138] 例子参见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155。

[139] BArchB，NS 19/4014，Bl. 158-204：Rede vor Generälen，June 21，1944，Bl. 165. 复仇的幻想，参见Szalet，Baracke 38，354。

[140] Wagner，IG Auschwitz，120；Sofsky，Ordnung，162-63.

[141] StAMü，StA Nr. 34588/1，Bl. 29：Zeugenvernehmung A. Daschner，March 2，1956；ibid.，Nr. 34588/7，Bl. 14-16：Vernehmung F. Olah，July 24，1959.

[142] Sofsky，Ordnung，164.

[143] StAMü，StA Nr. 34588/7，Bl. 40-43：Vernehmung E. Oswald，September 2，1959；ibid.，Nr. 34588/8，LG Munich，Urteil，October 14，1960，21-23；ibid.，Nr. 34588/2，Bl. 59-60：Vernehmung P. Hussarek，October 22，1956.

[144] Ibid.，Nr. 34588/2，Bl. 95-106：Vernehmung K. Kapp，November 14-16，1956；ibid.，Nr. 34588/1，Bl. 130-32：Vernehmung K. Kapp，May 11-12，1956.

[145] 这一悖论，参见Sofsky，Ordnung，167。

[146] Wagner，IG Auschwitz，119；Kaienburg，“‘Freundschaft？，’”32；Kautsky，Teufel，198-201.

[147] Quotes in StAMü，StA Nr. 34588/8，LG Munich，Urteil，October 14，1960，p. 21；ibid.，Nr. 34588/2，Bl. 59-60：Vernehmung P. Hussarek，October 22，1956.

[148] StAMü，StA Nr. 34588/8，LG Munich，Urteil，October 14，1960，p. 20-21；ibid.，Nr. 34588/2，Bl. 41：Vernehmung W. Neff，October 8，1956.

[149] StAMü，StA Nr. 34588/8，LG Munich，Urteil，October 14，1960.

[150] See also Kaienburg，“‘Freundschaft？，’”43.

[151] BoA，testimony（in German）Irena Rosenwasser，22.8.1946. See also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108；LG Augsburg，Urteil，June 28，1950，JNV，vol.6，654-55.

[152] 例子参见Rousset，Kingdom，151-52。

[153] Kielar，Anus Mundi，304.

[154] Rousset，Kingdom，135. 战时，党卫队在每座集中营指派三名营区长；Kogon，Theory，54。

[155] Kautsky，Teufel，160.

[156] Maršálek，Mauthausen，55；127. See also Adler，“Selbstverwaltung，” 225；Wagner，Ellrich，76.

[157] 整个集中营系统中的德国人数量并没有确切数字。海因里希·希姆莱非常清楚集中营里囚犯群体的构成，他在1944年8月3日对大区长官的讲话指出，大概18%的囚犯是德国人。此前大约六周，他在对军队将军们的演讲中给出的比例是10%。See “Dokumentation. Die Rede Himmlers，”393；BArchB，NS 19/4014，Bl. 158-204：Rede vor Generälen，June 21，1944，Bl. 161. 在布痕瓦尔德，截至1944年夏天，德国囚犯的比例下滑至不足10%；Stein，“Funktionswandel，”180。当上高级审头的德国人，参见Buggeln，Arbeit，131。

[158] 集中营内外国囚犯的视角，参见Rousset，Kingdom，148-49。

[159] Quote in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29，p. 122，ND：1919-PS.

[160] 1943年秋天，50名布痕瓦尔德的营头中将近四分之三是老资历的囚犯（囚犯人数不足5000人），而且几乎都是德国人；ITS，KL Buchenwald GCC 2/versch.，Ordner 492，Bl. 109：Aufstellung der Blockältesten，October 21，1943。集中营的官方语言，参见Hansen and Nowak，“Über Leben，”116，124。

[161] Müller，“Homosexuelle，”85-87；Röll，“Homosexuelle，”99-100；Zinn，“Homophobie，”83-84.

[162] OdT，vol.7，208；Michelsen，“Homosexuelle，”128；Muβmann，“Häftlinge，”136；Wagner，Produktion，410-12；Heger，Männer，124-25.

[163] Czech，“Prisoner Administration，”365；OdT，vol.6，497；ibid.，vol.7，46；Kielar，Anus Mundi，276-77.

[164] Strebel，Ravensbrück，139，238-39；Schikorra，Kontinuitäten，222-23；Erpel，Vernichtung，49；Tillion，Ravensbrück，215，221-22.

[165] 例子参见Wagner，IG Auschwitz，123。

[166] “Bericht Vrba，”269，290；Kárný，“Familienlager，”169；Marszałek，Majdanek，82.

[167] 主要集中营，参见Siegert，“Flossenbürg，”36；Kolb，Bergen-Belsen，75-77；Apel，Frauen，231-32，348。卫星营，参见ibid.，349；Raim，Dachauer，246-47；Ellger，Zwangsarbeit，177-89；Glauning，Entgrenzung，189-90。集中营和犹太人聚居区，参见Raim，“KZ-Auβenlagerkomplexe，”78；OdT，vol.8，260-61；Rabinovici，Jews，200-201。在纳粹恐怖统治的背景下，“灰色地带”一词的用法，参见Levi，“Grey Zone”。

[168] Wagner，Produktion，398，435；Buggeln，Arbeit，127，130-31，522.

[169] Strebel，Ravensbrück，237；Oertel，Gefangener，201.

[170] Kautsky，Teufel，8-9，141-45，160-61，quotes on 142-43. 考茨基的书完成于1945年底，出版于1946年；ibid.，13。

[171] 考茨基曾是一名工会官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儿子。他虽然在集中营里被归为犹太人，但他认为自己首先是政治犯。

[172] Quote in “Arbeit unter Berufsverbrechern，” spring 1945，in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228. See also Eiden，“Buchenwald，”221；Eberle，“‘Asoziale，’”254-55.

[173] Quotes in Siegert，“Flossenbürg，”459. 在拉文斯布吕克的女性营头中，显然“绿色”囚犯没有被充分代表；Strebel，Ravensbrück，235。

[174] Levi，If，97-98；idem，“Resistance，”1965，in Belpoliti，Levi，18.

[175] 即便是1942～1943年被当作“反社会人士”移交给党卫队的国家囚犯中，小偷小摸的人也远远多于暴力罪犯；Wachsmann，Prisons，132-37，284-96。

[176] Renouard，Hölle，30，160；Tillion，Ravensbrück，180.

[177] LaB，B Rep 058，Nr. 3850，Bl. 153-60：Schwurgericht Berlin，Urteil，March 1，1948；ibid.，Bl. 53-55：Vernehmung B. Frohnecke，March 28，1947. Quote in ibid.，Bl. 10：Vernehmung Heinz J.，November 22，1946。

[178] 例子参见Kwiet，“‘Leben，’”237；BoA，interview with J. Bassfreund，September 20，1946。

[179] 最近的研究参见OdT，vol.5，135-36。

[180] LG Frankfurt，Urteil，June 14，1968，JNV，vol.29，447，500-503；Wagner，IG Auschwitz，114-15，120-21. 其他恶名昭彰的审头包括家庭营的营区长阿尔诺·博姆（Arno Böhm，Nr. 8）、首位奥斯维辛营区长布鲁诺·布罗德尼维茨（Nr. 1）和他的副手莱奥·维奇克（Leo Wietschorek，Nr. 30）；Kárný，“Familienlager，”168；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65。

[181] HHStAW，Abt. 461，Nr. 37656，Bd. 32，Vernehmung J. Lechenich，April 25，1968，quote on 10；LG Frankfurt，Urteil，June 14，1968，JNV，vol.29，484；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65；Czech，Kalendarium，318；Świebocki，Resistance，158.

[182] DAP，Vernehmung O. Küsel，August 3，1964，13909-18，13953-54；Świebocki，Resistance，36-37；Langbein，Menschen，180-81. 其他形象正面的审头有汉斯·博克（Hans Bock，Nr. 5）和库尔特·帕赫拉（Kurt Pachala，Nr. 24）；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65；Czech，Kalendarium，233，383；DAP，Mitschrift beisitzender Richter，7646（May 14，1964）。

[183] Quote in Gutterman，Bridge，154.

[184] OdT，vol.3，333；Hartewig，“Wolf，”952-54；Langbein，Widerstand，36；Neurath，Gesellschaft，223-24. 即使在格罗斯-罗森，一座通常被形容为“绿色”控制的集中营，关键的审头岗位也把持在德国政治犯手中；Spenger，Groβ-Rosen，140，290。

[185]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38-41.

[186] DaA，14.444，Die Vergessenen，Nr. 3，July 1946，pp.2，6，17-18，quote on 7；ibid.，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186-87，200，223，236；Gross，Zweitausend，237-38.

[187] Langbein，Widerstand，139-41；Niethammer，Antifaschismus，299.

[188] “绿色”营区，参见StAMü，StA Nr. 34588/1，Bl. 29：Aussage A. Daschner，March 2，1956；ITS，KL Buchenwald GCC 2/versch.，Ordner 492，Bl. 109：Aufstellung der Blockältesten，October 21，1943。“红色”和“绿色”囚犯在空间上的隔离反映出党卫队的命令；IfZ，WVHA-D to LK，September 22，1943，ND：PS-3685。

[189] Wagner，Produktion，436；Buggeln，Arbeit，527；Fings，Krieg，174.

[190] Siedlecki et al.，Auschwitz，9. See also Levi，If，98.

[191] Buggeln，Arbeit，557-58.

[192] Quote in BArchB，NS 19/4014，Bl. 158-204：Rede vor Generälen，June 21，1944，Bl.168. See also Sofsky，Ordnung，158-59；Broszat，Kommandant，126；Buggeln，Arbeit，237.

[193] Quote in NAL，HW 16/11，WVHA-D to Flossenbürg，November 4，1942. See also Naujoks，Leben，333-40；Selbmann，Alternative，358-71.

[194] BArchL，B 162/7996，Bl. 360-64：Vernehmung R. Gottschalk，November 14，1960.

[195] Quote in Gross，Zweitausend，238. 支持认信教派的前神父格罗斯于1940年来到达豪；Laqueur，Schreiben，104-107。

[196] Quote in Tauke，“Häftlingskrankenbauten，”36. See also Ley，“Kollaboration.”

[197] Lifton，Doctors，218-21；Dirks，“Verbrechen，”312-13.

[198] Cohen，Abyss，90-91，100.

[199] 注射参见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179，190。

[200] BArchL，B 162/21846，Bl. 167-254：W.Neff，“Recht oder Unrecht，” n.d.；Klee，Auschwitz，220-22.

[201] Lifton，Doctors，215-16，quote on 221；Cohen，Abyss，quote on 97. See also Fabréguet，Mauthausen，197-98.

[202] DAP，Aussage J. Weis，November 6，1964，quote on 24264；ibid.，Mitschrift beisitzender Richter，November 6 and 12，1964，24269-75.

[203] Quote in Langbein，Menschen，245.

[204] Adler et al.，Auschwitz，105.

[205] Hartewig，“‘Wolf，’” quote on 946；Niethammer，Antifaschismus，517. 蒂曼的供认并没有损害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仕途，他后来当上了国家安全局的高级领导。

[206] BArchL，B 162/21846，Bl. 167-254：W. Neff，“Recht oder Unrecht，” n.d.，221，227-28，231，quote on 245；StAMü，StA Nr. 34433，Bl. 206-12：LG München，Protokoll der Sit zung，December 30，1948.概述参见Lifton，Doctors，223；Niethammer，Antifaschismus，309。

[207] Lifton，Doctors，242-53；WL，P.III.h. No.562，Protokoll Dr. Wolken，April 1945，pp.2-3；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101.

[208] Adler et al.，Auschwitz，105-106；Strebel，Ravensbrück，240-41.

[209] Zámečník，Dachau，327-31；APMO，Proces Hö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Bl. 260-61.

[210] Ibid.，Bl. 279-83；Świebocki，Resistance，56-57；Czech，Kalendarium，792；Adler et al.，Auschwitz，295. 路易吉被一名天主教徒养大，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父亲是意大利犹太人。

[211] J. Pogonowski to his family，July 14，1942，in Piper，Briefe，quote on 16；Langbein，Widerstand，59-60；Todorov，Facing，54；Świebocki，Resistance，17-26.

[212] Quote in Ryn and Kłodziński，“Tod，”290.

[213] See also Buggeln，Arbeit，501-505.

[214] OdT，vol.1，250-51；Zarusky，“‘Tötung，’”81；Zámečník，Dachau，334-42；Semprun and Wiesel，Schweigen，40.

[215]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212；Strebel，Ravensbrück，555；Zámečník，Dachau，328-29.

[216] Niven，Buchenwald，18-39，206-208；Heberer，Children，189.包括茨威格在内的12名囚犯从原遣送名单上被划去，由其他人顶替。小说化的叙述，参见Apitz，Nackt（首次出版于1959年）。2012年，茨威格起诉布痕瓦尔德纪念馆负责人，禁止后者将自己的案例描述为“调换牺牲者”；“KZ-Überlebender wehrt sich gegen Begriff des ‘Opfertauschs，’” Süddeutsche Zeitung，February 25，2012。成年囚犯保护儿童，参见Buser，Überleben，105，183-91，275-77。

[217]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Kogon，Theory，206-15（这里记载的盟军特工为43人，而不是37人），quotes on 214，215；Hessel testimony in Kirsten and Kirsten，Stimmen，183-87；Sellier，Dora，324；ODNB，articles 37063 and 35501；Hackett，Buchenwald，241-42。关于约-托马斯，参见Seaman，Bravest。

[218] Świebocki，Resistance，257，267-92，quote on 278；Pilecki，Auschwitz，11，17，23.

[219] Lewental，“Gedenkbuch，” quotes on 222，248；Friedler et al.，Zeugen，243-44.

[220] Didi-Huberman，Bilder，20-34；Friedler et al.，Zeugen，214-18；Stone，“Sonderkommando”；Deposition of H. Tauber，May 24，1945，in Piper，Mass Murder，268. 特别工作队囚犯拍摄的其他照片没有被找到。

[221] Broad，“Erinnerungen，”192.

[222] APMO，Proces Maurer，5a，Bl. 113：WVHA-D to LK，March 31，1944，ND：NO-1554；Naujoks，Leben，131.

[223] Wagner，Produktion，446-49. 有一次反抗导致27名萨克森豪森囚犯被处决，参见LG Münster，Urteil，February 19，1962，JNV，vol.18，293-94。

[224] NARA，M-1079，roll 6，examination of H. Iwes，August 12，1947，Bl. 299；Langbein，Widerstand，68.

[225] Bárta，“Tagebuch，”94；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70-71.

[226] Quote in Buggeln，Arbeit，325. See also Schalm，Überleben，308；Wagner，Produktion，450；Świebocki，Resistance，17.

[227]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09.

[228] Warmbold，Lagersprache，286；Langbein，Widerstand，59.

[229] Quotes in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97；ITS，doc. 4105401#1.

[230] 例子参见APMO，Proces Höss，Hd 5，Bl. 24-38：testimony of Dr. B. Epstein，April 7，1945，Bl. 32-33。

[231] 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146-205；Strebel，Ravensbrück，535-36；OdT，vol.1，247-48；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316. 其他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采取了不那么极端的态度，为了让党卫队满意，也会参与劳动。

[232] 另一个例子，参见Wagner，Dora，423-25。

[233] Sobolewicz，Jenseits，213-21，quote on 219；OdT，vol.4，203-206.

[234] Quotes in LULVR，interview No.117，January 13，1946；report by N. Iwanska，in Tillion，Ravensbrück，185. See also Strebel，Ravensbrück，534.

[235] Jagoda et al.，“‘Nächte，’”200.

[236] Buggeln，Arbeit，280-81；Świebocki，Resistance，232.

[237] Maršálek，Mauthausen，261；BArchB，NS 4/Bu 143，Schutzhaftlager-Rapport，September 15，1944.

[238] Kaienburg，“KZ Neuengamme，” 39.

[239] Quote in NAL，WO 208/3596，CSDIC，SIR 716，August 9，1944.

[240] Piper，Briefe，13，46，52；Świebocki，Resistance，197，243-44.

[241] Świebocki，Resistance，199-202，quote on 199；Pilecki，Auschwitz，quote on 205. 四人中有三人幸存。

[242] Davis，“Introduction”；Kwiet，“‘Leben，’”239-41；Kaplan，Dignity，228.

[243] Świebocki，Resistance，245.

[244] NAL，WO 208/3596，CSDIC，SIR 716，August 9，1944；ibid.，CSDIC，SIR 741，August 10，1944. 相似的例子，参见Langbein，Menschen，494-500。

[245] 依然不知道逃出奥斯维辛集中营区的另外331人的命运；Świebocki，Resistance，232-33。逃跑中被杀的囚犯一般不在这些统计当中。

[246] Himmler to Pohl and Glücks，February 8，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236；BArchB，NS 3/426，Bl. 87：WVHA-D to LK，June 20，1943.

[247] IfZ，F 13/7，Bl. 383-88：R. Höss，“Richard Glücks，” November 1946，Bl. 385-86.

[248] WVHA-D to LK，January 6，1944，in Tuchel，Inspektion，193.

[249] BArchB，NS 3/426，Bl. 122-28：Aufgaben und Pflichten der Wachposten，n.d.（1943）；APMO，Proces Maurer，5a，Bl. 126-41：Bilderbuch “Falsch-Richtig” für die Posten im KL-Dienst，n.d.，Bl. 140.

[250] JVL，DJAO，United States v. Becker，RaR，n.d.（1947），29；Fröbe，“Arbeit，”174（n. 28）；BArchB，NS 3/426，Bl. 135：WVHA-D to LK，August 12，1943.

[251] NAL，WO 235/301，Bl. 185-87：deposition of A. Lütkemeyer，November 4，1946.

[252] 审讯参见BArchL，B 162/7999，Bl. 918-19：WVHA-D to LK，January 26，1944；ibid.，Nr. 7994，Bl. 139-42：WVHA-D，Richtlinien zur Bekanntgabe an die Leiter der politischen Abteilungen，1944，ND：NO-1553。

[253]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90；WL，P.III.h. No.1174a，Vernehmung R. Kagan，December 8-10，1959.

[254] 一个例子，参见Angrick and Klein，“Endlösung，”429。

[255] BArchL，B 162/7999，Bl. 768-937：StA Koblenz，EV，July 25，1974，Bl. 919-20.

[256] Fackler，“Panoramen，”251-59，quotes on 252，254；Maršálek，Mauthausen，257；NAL，HW 16/19，GPD Nr. 3，KL Mauthausen to WVHA-D，June 23，1942.

[257] Quote in NAL，WO 208/3596，CSDIC，SIR Nr. 727，August 11，1944.

[258] 例子参见Nansen，Day，487。

[259] Quote in Gostner，KZ，114. See also Maršálek，Mauthausen，217.

[260] Broszat，Kommandant，152-53；Albin，Gesucht，220-21.

[261] Czech，Kalendarium，88，107，111；Todorov，Facing，54-55. 天主教会后来把科尔贝封为圣徒，他救下来的囚犯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262] Piper，Briefe，5，13（显然，波戈诺夫斯基在集中营党卫队动手前上吊自杀了；ibid.，6，55）。

[263] Paserman，“Bericht，”158.

[264] StAMü，StA Nr. 34588/8，LG Munich，Urteil，October 14，1960，p. 18.

[265] Quotes in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99；AS，Häftlingsdatenbank.

[266] Świebocki，Resistance，203；Loewy，“Mutter”；Gałek and Nowakowski，Episoden.

[267]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Kagan，“Mala”；Czech，Kalendarium，303，805，878-79；Kielar，“Edek”；idem.，Anus Mundi，242，297-98；Świebocki，Resistance，259-61；DAP，Aussage Steinberg，September 28，1964，19448；BoA，testimony of H. Frydman，August 7，1946（also for the quote）。我对逃跑的叙述主要借鉴了1947年前奥斯维辛囚犯拉亚·卡根（Raya Kagan）的证词，这个人有机会看到党卫队在政治办公室的文件。

[268] Wagner，Mittelbau-Dora，95.

[269] Langbein，Menschen，135；Nansen，Day，500；Świebocki，Resistance，40；Broad，“Erinnerungen，”143-44.

[270] Unbekannter Autor，“Einzelheiten，”179；Vaisman，Auschwitz，32.

[271] Quotes in Borowski，This Way，146；Hördler，“Ordnung，”271. 席林格之死最普遍的版本，参见Friedler et al.，Zeugen，154-57。其他叙述，参见Lewental，“Gedenkbuch，”195；Chatwood，“Schillinger”。党卫队的反应参见APMO，Proces Höss，Hd 6，Bl. 51-62：O. Wolken，Chronik des Lagers Auschwitz II，n.d.（c. spring 1945）。

[272] Friedler et al.，Zeugen，271-73（火葬场的编号不同）。See also Müller，Eyewitness，155-56；Lewental，“Gedenkbuch，”241.

[273] S. Gradowski，letter，September 6，1944，in SMAB，Inmitten，137-39.

[274] Friedler et al.，Zeugen，240-42，248-51，258-63，266-68. See also Lewental，“Gedenkbuch，”239-40；Gutman，“Aufstand”；Arad，Belzec，286-364，esp. 299. 与家庭营被清洗的可能联系，参见Van Pelt，“Resistance”。

[275] Lewental，“Gedenkbuch，” quote on 229；Świebocki，Resistance，81-82，134-35，237-41.

[276] DAP，Aussage F. Müller，October 5，1964，20543；Lewental，“Gedenkbuch，”228，238-41；Friedler et al.，Zeugen，273-74，278.

[277] Müller，Eyewitness，quote on 157；Friedler et al.，Zeugen，272-75.

[278]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Friedler et al.，Zeugen，275-81，quote on 292；Fulbrook，Small Town，quote on 316；Lewental，“Gedenkbuch，”241-43；Gutman，“Aufstand，”216-19。

[279] Friedler et al.，Zeugen，274-79；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Pohl to Himmler，April 5，1944；StB Nr. 26/44，October 12，1944，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499.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的逃亡计划更周密，参与者也更多；总共有400名囚犯逃脱了党卫队和警方的追捕，120～130人幸存到战争结束；Arad，Belzec，363-64。

[280] 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34；Czech，Kalendarium，891-921；Friedler et al.，Zeugen，285；Adler，Theresienstadt，185-95；Piper，Zahl，192；Kárný，“Herbsttransporte.”

[281] S. Gradowski，letter，September 6，1944，in SMAB，Inmitten，quote on 138；Friedler et al.，Zeugen，376.

[282] Lewental，“Gedenkbuch，”247-49.

[283] Figures in Friedler et al.，Zeugen，299，307.

第11章 死亡或自由

1945年2月25日星期日，奥德·南森按惯例去医务室帮忙。自从近一年半以前以政治犯的身份被遣送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这位43岁的挪威人大多数周末都会去集中营的医务室。通常，他是去帮助同胞，但这次他直奔最年轻的一个病人——10岁的犹太男孩汤米（Tommy），1934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他的父母是从德国移民过来的。汤米是独自一人。1944年，他和父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拆散，他最近一个人被送到萨克森豪森。南森是2月18日在医务室第一次见到他，深受触动，一个目睹过难以想象的痛苦的孩子，怎么还能如此温顺。那天，南森看着汤米大大的眼睛和富有感染力的微笑，感觉仿佛是天使降临到萨克森豪森。他极为想念自己在挪威的孩子，并决心照顾汤米，不惜贿赂医务室的审头，让汤米能够逃过筛选。南森25日再度来探望汤米时，带来了沙丁鱼这样的稀有小吃。当他坐在男孩旁边时，汤米告诉了他奥斯维辛集中营撤离的消息。

1945年1月18日，集中营党卫队将汤米和大部分剩余的囚犯一起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强行运出。汤米紧跟着从比克瑙儿童营来的两个男孩，踏上了无休止的西行辗转之旅。一切都被冰雪覆盖，道路上不仅散落着死马、烧毁的车辆和残损的尸体，还有熙熙攘攘逃离红军的德国士兵和平民。汤米看到许多囚犯在途中死亡，觉得自己很快也会死。

在比克瑙待了六个月后，汤米已是骨瘦如柴，母亲留给他的靴子对抵御寒冬并没有什么作用。他不止一次想放弃，但还是坚持了下去。经过三天漫长得似乎看不到尽头的跋涉，汤米和其他幸存者最终到达了德国边境小镇格莱维茨，纳粹曾在这里伪装成波兰军队发动假进攻，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在此地，汤米等人被迫上了一辆敞篷的轨道车。起初，汤米紧紧地被大人压着，几乎不能呼吸，但后来死亡削减了队伍的规模。致命的寒冷折磨着汤米冻僵的双脚。除了雪，他没有什么可吃的，他试图把雪想象成冰激凌。“我哭得很厉害。”他告诉南森。十多天后，火车到达了萨克森豪森附近。汤米很快被送进了主营的医务室，他的两个脚趾已经冻伤变黑，因此被截掉了。“可怜的小汤米，他还将遭遇什么？”奥德·南森在写下汤米的故事时不由想到。[1]

这个小男孩是1945年初进入萨克森豪森的数千名奥斯维辛囚犯之一。[2]德国战前境内的其他集中营也挤满了靠近前线的集中营遣返的囚犯。随着盟军不断推进，党卫队关闭了一个又一个集中营，迫使数十万人步行或乘坐火车、卡车和马车离开。他们长途跋涉穿过纳粹控制的欧洲，有时，致命的旅程蜿蜒数百英里。[3]

集中营系统在达到顶峰后迅速分崩离析：高潮和崩溃紧密相连。尽管在1944年战争造成一些中断，致使党卫队关闭了几个主营和数十个卫星营，但到年底，集中营的恐怖设备仍然很强大。1945年1月15日，奥斯维辛集中营撤离前夕，党卫队登记的总囚犯人数突破了纪录，达到714211人。[4]随后的几个月，其余的集中营迅速壮大，因为它们既吸收被疏散营地的囚犯，又接收新逮捕的囚犯。比如，到1945年2月底，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囚犯人数超过8万，比一年前增加了5万人。[5]纳粹德国境内剩余的集中营不仅达到了最大规模，也愈发致命。饥饿和疾病猖獗，随着第三帝国化为乌有，党卫队也开始了最后的杀戮狂欢。[6]

集中营内，囚犯的士气多年来都与战争的进展密切相关。盟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如1943年的意大利登陆和1944年的法国登陆，都让囚犯们欣喜若狂，他们微笑、吹哨，甚至跳舞。[7]但迅速得到解放的希望落空了一次又一次，许多囚犯不得不在虚构的谣言、唯心论者和算命先生的故事中寻找慰藉，直到1945年初，囚犯们才能真正确信战争将很快结束。[8]盟军现在势不可挡。在东线，苏联军队深入第三帝国。在西线，1944年12月，德国国防军蕴含了纳粹领导人最后一线希望、孤注一掷的攻击很快失败，随后西方盟军果断推进，直到1945年3月初越过莱茵河。1945年4月25日，美国和苏联士兵在易北河会师，将负隅顽抗的德军拦腰截为两段。不到两周后，1945年5月7日凌晨，德国投降。[9]

集中营最后几个月和几周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紧张。当囚犯们听到前方的爆炸声越来越近时，他们感觉“如坐针毡”，一名囚犯在密信中写道。[10]集中营好像蜂房，囚犯们如同蜜蜂一般聚在一起交换最新的新闻。他们的心情在希望和苦恼之间剧烈波动。有人坚信，解放会随时到来。其他人则担心党卫队会在盟军到达之前处决他们，或者强行把他们送走。离开集中营的前景使许多囚犯感到恐惧，特别是他们亲眼看见了此前九死一生跋涉到此的囚犯。但他们也害怕被抛在后面，尤其是老弱病残，比如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小汤米。“如果这个营地被疏散了，然后会怎么样呢？”1945年2月底，男孩问奥德·南森，“如果我仍然躺在这里，不能跑，他们会怎么对我？”两周后，当南森等像他一样的挪威囚犯离开营地之前，他最后一次去看望汤米，担心此生再也见不到这个男孩了。[11]

1945年1月至5月初，很难说有多少囚犯在撤离中或在集中营里丧生。然而，死亡率大概达到40%——大约30万名成年男女和儿童死亡——这个估算或许并不离谱。此前，从未有过这么多登记的囚犯如此快速地死亡。[12]大约有45万名囚犯挺过了最后一次灾难，其中犹太人、苏联人和波兰人最多。[13]大部分幸存者是在集中营里被解救的，尽管盟军抵达时有些营地已经被神秘清空。1945年4月22日至23日，在萨克森豪森主营，苏联军队发现了不到3400名囚犯，其中大部分在糟透了的病区。[14]汤米就在其中。男孩跛着脚走出营房后，他看见红军走进大门，高喊着：“打倒希特勒，打倒希特勒！”从这一刻起，托马斯（汤米）·伯根索尔（Thomas Buergenthal）开始思考他能够死里逃生的原因。几十年后，他写道：“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我总能活下来的原因，那就是运气。”[15]

终结的开始

1945年1月27日下午3点左右，当苏联军队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主营和比克瑙时，这里看起来与几个月前截然不同。党卫队拆毁了许多建筑，并纵火焚烧了“加拿大”突击队的30座营房，也就是存放被害犹太人财产的地方；苏联士兵穿梭其中时，废墟还在阴燃。党卫队官员烧毁这些仓库之前，已经把最有价值的货物运回了德国内部。建筑材料和技术设备，如用于灭菌实验的X光机，也都搬走了。党卫队还从1944年11月开始拆除了比克瑙的火葬场和毒气室；最后一个还在运行的Ⅴ号火葬场，在解放前不久也被炸毁。现在，比克瑙“死亡工厂”成了一片废墟。至于曾经人满为患的囚犯大院，如今也基本没人了。不到五个月前，即1944年8月底，营里还关押着超过13.5万名囚犯。到苏联解放奥斯维辛时，只剩下7500人，大部分是最后撤离时被遗弃的病弱囚犯。[16]但是，丢掉奥斯维辛对党卫队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这个集中营就如同王冠上的宝石：工业合作的典范、德国定居点的前哨，以及主要的死亡营。

最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解放日已成为纪念大屠杀的重要日子。[17]然而，1945年1月27日这个象征性的日子既不是解放集中营的开端，也不是结束。对大多数囚犯来说，距离苦难结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如果说彻底的解放，那是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后，是在1945年4月和5月又一轮的死亡行军之后。至于开端，集中营早在1944年春秋之间就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撤离；虽然人们大多已经遗忘了这个阶段，但它预示了接下来将上演的许多恐怖场景。

早期撤离

自从盟军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后节节推进，到9月初，德军似乎在西线上处于失败的边缘。军事形势似乎越来越无望，德国民众的情绪跌入谷底。[18]经济与管理部预感到还会丧失更多的土地，于是下令紧急撤离最靠西的两个集中营。1944年9月5日和6日，党卫队撤走了位于荷兰的海泽根布什集中营主营的所有囚犯，共计3500人；其小型卫星营也被关闭。[19]位于法国阿尔萨斯的纳茨维勒集中营大约在同一时间被疏散。1944年9月2日至19日，近6000名囚犯都从主营被遣送到达豪；党卫队还遗弃了莱茵河左岸的十几个卫星营，转移走了另外4500名囚犯。但整个纳茨维勒营区并没有完全撤离，位于莱茵河右岸的卫星营依然开着。事实上，在德军暂时稳住战局后，又新增了几个卫星营，到1945年1月初，整个营区大约关押了22500名囚犯。由于其卫星营如今围绕着一个已经被关停的主营，纳茨维勒将集中营系统的残余一直封存到了最后。[20]

尽管速度很快，但西欧地区的集中营在1944年秋天撤离时还是相当有序的。经济与管理部在盟军到达之前就关闭了这些营地，留出了足够的时间用火车将绝大多数囚犯送走，这是党卫队首选的运输方式。与徒步行军相比，在火车上看管囚犯不仅更容易，旅程时间也短得多。虽然这样的遣送令人精疲力竭，但没有造成大规模死亡。“我们在到达（拉文斯布吕克）时除了累得要命之外，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一名曾在海泽根布什关押过的囚犯回忆道。结果是，早期撤离期间的西部囚犯几乎都活了下来。[21]

1944年在被纳粹占领的东部地区，情况却截然不同。在这里，党卫队官员已经预见到要弃营并开始准备撤离，希望将许多战俘部署到其他地方，继续为战争效力。但是这些计划常常因为任务的规模——五个主营和几十个卫星营在红军可及的范围内——以及红军推进的速度而落空。由于德国军事资源集中在西线，红军取得了重大突破，德国国防军遭受了数十万人的伤亡，丧失了大片土地。[22]

党卫队在波兰总督府依然有一定的控制权，因此及时带走了大部分集中营的囚犯。从1943年底开始，经济与管理部官员开始着手关闭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在未来几个月内将数千名囚犯移走。1944年4月，更多囚犯被撤离。大约有10000名囚犯被用货车运送到奥斯维辛等其他集中营。1944年7月22日，当党卫队最终抛弃主营，红军迅速包围后，集中营已经是半空置状态了。党卫队只留下几百名生病的囚犯，强行带走了其他囚犯，有1000人以上，让他们徒步或乘坐火车向西撤退；此外，还有来自马伊达内克最后一批卫星营的9000名囚犯，包括在华沙的大营（已经失去了主营地位）里的囚犯。[23]

一部分马伊达内克的囚犯被带到普拉绍夫，这是波兰总督府的另一个主要集中营。但它也很快被抛弃了。集中营党卫队再一次早早做起准备。囚犯们从卫星营调回主营，这是遣送的起点。1944年7月底到8月初，党卫队又调派火车把囚犯从普拉绍夫运到弗洛森比格、奥斯维辛、毛特豪森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将囚犯人数从20000多人减少到5000人以下。1944年10月，又有数千人离开普拉绍夫，最后一批卫星营也关闭了。1945年1月14日，当地区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导人最终下令完全撤离主营时，里面只剩下大约600名囚犯。[24]

此时，党卫队还放弃了波罗的海占领区北部仅有的三个综合集中营区（里加、科夫诺和瓦伊瓦拉），不过这些集中营的关停更为仓促。里加是在1944年夏秋之季被关闭的，主营的撤离一直持续到10月11日，就在苏联军队进入该市前不久。在此期间，大约10000名囚犯被押上驶往公海的船只，这是他们几个月来一直恐惧的前景。囚犯们被困于甲板下好几天，很快就浑身沾满了汗水、呕吐物和排泄物。抵达但泽后，饥肠辘辘的幸存者被送上驳船，沿着维斯瓦河驶向施图特霍夫，那里很快挤满了来自被关停的集中营的囚犯。[25]

施图特霍夫的囚犯中包括数千名来自科夫诺的犹太囚犯，那里关停的速度甚至比里加还快。1944年7月，它的十几个卫星营全部废弃，主营也一样。“我们的命运是未知的。我们的精神状态很糟糕。”其中一名囚犯什穆埃尔·明茨贝格（Shmuel Minzberg）在撤离前写道。在差不多两周的时间内，10000多名犹太人被迫撤离，大部分被赶上火车和船只，也许有四分之一的人熬到了战争结束。党卫队在彻底离开科夫诺之前，夷平了主营区。在立陶宛同党的帮助下，他们烧毁或炸毁了房屋，杀害了数百名躲藏在地堡里的犹太人；其他逃跑的人也被击毙。1944年8月1日苏联军队抵达后，废墟中只剩下少数的幸存者。[26]

波罗的海最北端的集中营——瓦伊瓦拉撤离得最慢，历时7个月。在1944年2月和3月的第一波撤离潮中，党卫队匆忙遗弃了大约10个营地，包括主营。例如，2月3日，数百名囚犯被匆匆带离索斯基卫星营（Soski）时，红军已经到几英里之外了。囚犯们常常要跋涉数天，才能到达更偏西的卫星营，那里的情况令人惊恐。在埃雷达，生病的囚犯会被扔进沼泽地里的营房。“每天大约要死20个人。”一名幸存者在几个月后，也是临死前作证说。1944年中期，瓦伊瓦拉集中营区剩余的囚犯面临第二波撤离。随着红军夏季攻势迅速推进，前线再次逼近。“我们周围到处是噪音，飞行员被击中，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没有安宁。大量的弹片从我们头上飞过，”1944年8月29日，波兰犹太人赫塞尔·克鲁克（Hershl Kruk）在拉格迪卫星营（Lagedi）里写道，“我们的命运会怎样，很难说。”最后，由于爱沙尼亚几乎从剩余德国领土上脱离，党卫队将大多数瓦伊瓦拉的囚犯用船运到施图特霍夫。在海上7天没有进食后，一名囚犯回忆说：“我们到达但泽时状况非常糟糕！”[27]

波罗的海之殇

1944年9月下旬，苏联军队到达科隆卡，这是瓦伊瓦拉最后一个还开着的卫星营。里面有100多名幸存者，其中许多人处于极度震惊的状态。“我们现在自由了？德国人走了吗？”他们怀疑地问。一些人摸了摸士兵制服上的红星，以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就在几天前，这些囚犯本来是要被处决的。1944年9月19日一大早，苏联军队据此只有几天的脚程，党卫队把科隆卡的囚犯（大约2000名成年男女）带到点名场，将他们分成几组。全副武装的党卫队队员随后将第一组人带进森林；不久之后，其他人听到密集的机关枪声。恐慌在剩余的囚犯中蔓延，他们试图逃跑。可大多数人都被杀了。当天夜里晚些时候，党卫队离开科隆卡之前点燃了柴堆和营房，以抹去犯罪证据，并阻止苏联军队使用该营地；剩下少数设法躲藏起来的幸存者，他们藏在了散落在营地和附近森林的尸堆中。[28]

这不是波罗的海地区唯一一次屠杀。一天前在拉格迪卫星营，包括赫塞尔·克鲁克在内的几百名囚犯被卡车运到森林里处决。[29]虽然此类屠杀在波罗的海地区比较少见，但它们标志着这里的集中营撤离与同时期西欧的撤离有根本性区别：在东部，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地区，大规模死亡从一开始就是党卫队计划的一部分。局势混乱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科隆卡和拉格迪，党卫队因为苏联军队的迅速逼近而感到焦虑，与其把囚犯丢在这里，不如在逃跑前斩草除根。[30]但是，这些最后一刻发生的屠杀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有更深层的原因。毕竟，当地集中营关押的绝大多数囚犯是犹太人，在党卫队的眼里，他们的性命微不足道，特别是从他们身上已经榨取不到劳动价值之后。

这种残忍的认知在集中营党卫队准备从波罗的海地区撤离期间发挥着指导性作用。在红军到达各集中营之前的几个月里，当地党卫队官员加快了对老弱病残囚犯的筛选：为什么要救那些丧失劳动价值，只会在运输过程中增加负担的囚犯？出于同样的理由，儿童也成了目标。在1944年春天疯狂的几个星期里，集中营党卫队杀害了几千名男孩和女孩。在科夫诺的主营，指挥官在处决之前还给孩子们举办了一个派对作为伪装。随后而来的遣送伴随着可怕的场景。当党卫队把孩子们拖走时，家长们尖叫着乞求。一些人跟孩子一起上了卡车，手牵手一起赴死；还有一些家庭在党卫队拆散他们之前自杀了。留下的父母伤心欲绝。1944年3月底的一个晚上，维尔纳卫星营的囚犯下工回到营地，发现党卫队把孩子们送走了，他们“不吃、不喝、不睡”，格里戈里·舒尔（Grigori Schur）写道，他失去了儿子阿伦（Aron）。“在漆黑的夜里，犹太人为他们的孩子哀号。”[31]

波罗的海地区的屠戮一直持续到最后。在里加集中营，1944年夏天的最后一次筛选由集中营资深医生爱德华·克雷布斯巴赫博士协调，他是一名党卫队老队员，1941年首次参与毛特豪森集中营对残疾囚犯的大规模屠杀。克雷布斯巴赫和他的助手对囚犯们的力量进行判断——强迫他们冲刺和跳过障碍——然后处理掉最体弱的2000人。[32]党卫队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其他集中营里也犯下了相似的罪行。在瓦伊瓦拉集中营的“10%筛选”期间——幸存者是这样称呼的，指的是被选出来处决的囚犯比例——1944年7月，刽子手将受害者装上卡车，然后穿着滴血的制服返回。[33]

从筛选和屠杀中幸存下来的集中营囚犯被遣送回远离前线的地方。与西边的撤离不同，波罗的海地区装备简陋的交通工具在1944年夺去了更多的生命。数以百计的囚犯在火车和船上被饿死或憋死。[34]更糟糕的是，徒步行军需要穿越道路、田野和冰冻的沼泽，造成数千人死亡。第一批死亡发生在1944年2月和3月，索斯基等属于瓦伊瓦拉集中营的卫星营被废弃，撤离的囚犯在冰天雪地中蹒跚而行。有的人被冻死，有的人被惊慌失措的党卫队官员开枪打死，还有的人被活着扔进湖里或海里。[35]1944年夏天，东欧地区的撤离又造成了更多的死亡，包括7月28日离开华沙的那一批，就在起义失败前几天。那一天清晨，绝大多数囚犯——超过4000人（几乎都是犹太人）——在警犬、党卫队和士兵的看管下匆忙出发。太阳暴晒下人们都汗流浃背，其中一些人是赤脚的。他们极度干渴，几乎无法咽下所剩无多的食物；囚犯舔脸上滴下的汗水，但这只能让他们更渴。“我们祈求上帝下雨，”奥斯卡·帕斯曼在1945年回忆道，“但什么都没有。”很快，第一批囚犯垮掉了，落后的人被击毙。在行进了大约75英里，每天步行超过12个小时之后，幸存者到达库特诺（Kutno），在那里他们被塞进火车。5天后抵达达豪时，只有3863名囚犯还活着；至少有89人在为运输家畜设计的铁路货车里丧生。[36]

集中营的早期撤离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忽视，被第三帝国最后几个月里更大规模的死亡行军盖过。但是，它们也是集中营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历史学家预言说恐怖还未降临，但早期撤离恰好与他们的观点相左。[37]恐怖行动从准备撤离阶段就已经开始。在此期间，集中营党卫队打包财物和战利品，监督拆除部分营房和装备。跟其他地区撤退的党卫队一样，集中营党卫队也试图摧毁犯罪证据：尸体被挖出来烧毁（有时由一个特别的党卫队部门执行），一同被焚毁的还有可以证明有罪的文件。此外，当局通过运输或系统性谋杀，缩减囚犯的人口规模。[38]到最后弃营的时刻，党卫队会采用各种运输方式，把剩余的囚犯转移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形势。在西边，党卫队会事先计划好，用火车运送囚犯。而在东边，党卫队经常会被快速逼近的苏联红军追赶，匆忙将囚犯带走或者试图把他们都杀掉，就像在科隆卡集中营一样。这就是东边早期撤离的致死率远高于西边的原因之一。前线离集中营越近，囚犯们的处境就越危险。[39]

东方的最后一个秋天

1944年夏天，英格·罗特希尔德（Inge Rotschild）和父母一起来到施图特霍夫，年仅12岁的她在纳粹的犹太人聚居区和集中营里度过了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时光。1941年底，身为德国犹太人的英格和家人从科隆卡被驱逐到里加，然后被关进了米尔格拉本卫星营（Mühlgraben）。正是在这里，她失去了9岁的弟弟海因茨（Heinz），弟弟没能通过1944年4月里加集中营对儿童进行的筛选。几个月后，英格被迫登上一艘拥挤的船只，跟其他幸存的囚犯一起被带到施图特霍夫，她在那里待到了1945年2月。[40]

正如我们所见，施图特霍夫成为波罗的海地区的集中营关闭后幸存囚犯的主要目的地。英格·罗特希尔德是1944年下半年从这些集中营撤离的2.5万多名犹太囚犯之一。数以千计的人，以男性为主（其中有英格的父亲），很快被运送到西边像米尔多夫和考弗灵这样的卫星营从事奴隶劳动。许多妇女和女孩留了下来。1944年6月至10月，来自奥斯维辛的2万多名犹太妇女也被运到这里，此时，奥斯维辛正处于准备撤离的阶段。因此，施图特霍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凸显了集中营撤离的另一个影响：不仅有营地被关闭，剩余的营地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1]

只需看看囚犯的人口规模就可想而知。施图特霍夫一直是二级营，1944年春天时关押的囚犯不超过7500人。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到1944年夏末，已发展到6万多人（随着波罗的海地区集中营的看守陆续到来，党卫队员工的人数也有所增长）。新囚犯大多是犹太女人。其中许多人被送到施图特霍夫的卫星营；1944年6月至10月，集中营党卫队为犹太囚犯建立了19个卫星营，他们生活在最原始的条件下，通常住在帐篷里。而在主营，大约1200名或更多的囚犯挤在以前只住200人的营房里；囚犯甚至睡在厕所里。集中营里所有资源都稀缺，不仅仅是空间。“没有盥洗的设施，”英格·罗特希尔德后来作证说，“几天之内，我们身上都爬满了虱子。”[42]

施图特霍夫有频繁的筛选，英格补充说。事实上，从1944年夏天开始，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就加紧了对疲惫、年老、生病、体弱和怀孕囚犯的系统性谋杀，就像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集中营里所做的那样。施图特霍夫党卫队最初认为这是解决主营人满为患的根本办法，患病囚犯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还有更多的“不适合劳动”的囚犯从卫星营返回。但是，当地的党卫队也越来越多地用杀戮来为可能的撤离做准备，先动手杀死那些会成为运输负担的囚犯（以波罗的海营地为例）。[43]

从施图特霍夫筛选出来的几千名受害者被火车运往比克瑙，主要是儿童及其母亲。其他人在施图特霍夫就地处决，特别是在1944年秋天比克瑙杀人设施关闭之后。正是在这个时候，施图特霍夫的党卫队建立了一个小毒气室，用齐克隆B毒杀犹太人（以及一些波兰政治犯和苏联战俘）。不过，施图特霍夫党卫队的主要武器是致命的注射和射击。考勤主管阿尔诺·开姆尼茨（Arno Chemnitz）在火葬场安装了一个颈部射击装置，这个装置是他在1941年从布痕瓦尔德一名分区主管处决苏联“人民委员”时学到的。另一名施图特霍夫的党卫队队员后来描述了例行处决五六十名妇女后的情形：“我没有细看尸体，但我看到地板上干涸的血泊，尸体面孔沾染的血迹，我记得门框也溅上了血。”

更多的囚犯死于悲惨的生活条件。营房里死去的人迅速地成倍增加。一些囚犯醒来时，压在身上的人就已经在夜间死去，尸体都冰凉了。1944年秋冬，营地遭遇了一场斑疹伤寒疫情，这是第三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疫情。党卫队最终甚至不得不暂停大规模处决，到了1945年1月8日，里夏德·格吕克斯将整个集中营封闭了近两周。到这个时候，每天约有250名囚犯死亡，而死亡直到撤离时仍在继续。[44]

1944年秋冬季，其他东部集中营的生活也笼罩在撤离的阴影下。在奥斯维辛这座最大的集中营里，党卫队的准备工作最为紧张。正如我们所见，物资和机器被搬走，党卫队官员的家属最终也不得不舍弃华丽的居所（霍斯夫人和孩子于1944年11月初离开）。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队官员变得越发紧张，因为前线越来越近了。他们能及时逃脱吗？当地抵抗力量会不会从外面攻击集中营？[45]苏联人会先到达这里吗？1944年秋天，当党卫队在BBC频道收听盟国广播时，这种担忧进一步升级，广播里点了几个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官员的名字，并警告说，任何涉及进一步流血事件的人都将被绳之以法。随着奥斯维辛党卫队的情绪变消沉，一些看守失去了掠夺和荒淫的心情。[46]

毒气室的关闭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灭亡的缩影。1944年10月底或11月初的某个时候，集中营内的毒气处决——纳粹死亡营的最后一项——永远地停止了。不久，党卫队开始拆除比克瑙的杀戮设施，囚犯们被迫隐藏剩余的灰烬和骨头碎片。[47]有些党卫队刽子手因为完成了自己的职责而如释重负。“你可以想象，我的爱人，”1944年11月29日，党卫队驻军首席医生维尔茨博士写信给他的妻子，“我不必再做这种可怕的工作，以后也不存在了，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美好了。”[48]囚犯们也承认这是一件大事。米克洛什·尼斯力回忆说，当他看着火葬场的墙壁倒塌时，他仿佛看到了第三帝国的崩塌。[49]

为什么党卫队要拆除比克瑙毒气室？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希姆莱或许下令停止大规模屠杀犹太人。[50]如果这样的命令真的存在，那只不过是希姆莱为了与西方谈判以达成秘密和解的姿态罢了。在实践中，党卫队从未放弃最终解决方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犹太人和其他囚犯的屠杀仍在继续，即使毒气室已经被关闭。[51]放弃毒气室的真实动机或许更现实。由于德国军队的处境越来越不利，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接近尾声，奥斯维辛党卫队迫切要赶在红军到达集中营之前掩盖罪行。[52]党卫队不想让马伊达内克的事件再一次上演，那里的毒气室基本上完好无损地落入了苏联军队手中。[53]他们也想要抢救杀人设施的硬件，所以把火葬场的许多部件拆除、打包，然后运往了西边。最终目的地是毛特豪森附近的一个绝密地点，在那里，党卫队计划重建至少两个比克瑙的火葬场，还把比克瑙的一些杀人专家派往毛特豪森。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最终从未建成的新营地或许也要建毒气室，用于继续进行系统性的大规模屠杀。[54]

党卫队逐渐准备放弃奥斯维辛时，跟之前的撤离行动一样，也先将许多囚犯转移走了。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的人数在四个月内几乎腰斩的主要原因，12月底时骤降到了7万人。几个营区被关闭并彻底拆除，包括比克瑙巨大的“墨西哥”延伸区（BⅢ区）。[55]1944年下半年，大约有10万名囚犯被送出奥斯维辛。以前，该集中营是无数囚犯的终结之地，如今，再次开始了反向流动。我们看到，有些囚犯被运到了北边的施图特霍夫，但大多数被送到更靠西的集中营，远离即将逼近的红军。其中之一是格罗斯-罗森集中营，这是西里西亚地区仅存的主要集中营。[56]

1944年下半年，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以惊人的速度壮大，每天都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囚犯抵达。到了1945年1月1日，这里总共关押了76728名囚犯，从集中营系统里不起眼的位置一下跃升为第二大集中营；其中有2.5万多名犹太妇女，她们大多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卫星营。跟施图特霍夫一样，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现在也是一个庞大的收容营，关押着来自东部集中营的囚犯。由于过度拥挤，主营陷入了混乱，秩序开始崩溃。从1944年秋天起，党卫队开始用奥斯维辛拆卸运送过来的营房建设一个新营地，但条件更差。寒冬降临，囚犯们暴露在严寒中，因为许多营房都缺少门窗；没有厕所或盥洗室，囚犯们每天踩的都是雪、泥和粪便。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现存的许多卫星营里，状况也没有好到哪里。1945年初，阿夫拉姆·凯泽尔亲眼看见德恩豪卫星营（Dörnhau）里的两名同狱囚犯扑向警犬丢弃的一块骨头，用火烤后吃了下去。他在日记中写道：“再没有什么能让我惊讶了。”[57]

逃离红军

1945年1月12日，苏联军队发动了全面进攻，迫使第三帝国屈服。坦克沿着广阔的东部战线不断突破，横扫德国国防军的防御，迅速向德国腹地推进。当红军在月底重新集结时，前线已重新划定。第三帝国已经失去了在波兰占领区以及其他重要领土——东普鲁士、东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的最后立足点，数百万德国平民加入了撤退的国防军行列，开始了一次令人绝望的大规模逃亡。[58]

苏联军队前进的道路上矗立着奥斯维辛、格罗斯-罗森和施图特霍夫这三大集中营，截至1945年1月中旬共关押了超过19万名囚犯，人数至少占整个集中营系统的四分之一。[59]早先参与讨论集中营大撤退的人包括大区长官、党卫队高级官员和警方领导，他们对撤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60]经济与管理部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奥斯瓦尔德·波尔率先命令奥斯维辛党卫队制订撤退计划，在他最后一次访问集中营时，大约是1944年11月，他与当地政党、警察和党卫队当局一起查看了他宠信的指挥官里夏德·贝尔起草的蓝图。[61]回到奥拉宁堡，波尔的管理者们将决定囚犯撤离的最终目的地。[62]鉴于实际情况瞬息万变，他们依旧无法从远处具体把控，因此，后勤安排大多还是掌握在当地的党卫队指挥官和官员手中。[63]

尽管有所准备，但是在1945年1月中旬苏联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时，党卫队依旧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当地的纳粹领导人只会添乱，往往拒绝下达撤离命令，直到为时已晚。[64]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队弃营逃跑时，一切都陷入了混乱之中。“一片混乱，党卫队惊慌失措。”囚犯们潦草地记下了当时的场景，而看守们则在主营里横冲直撞，围捕囚犯，分发补给，收拾货物，销毁文件。1945年1月17日，囚犯们开始列队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两天内，超过四分之三的囚犯都上了路。当囚犯们把奥斯维辛集中营甩在身后时，有些人情绪昂扬，比如特别工作队的最后幸存者希望通过混入长途跋涉的队伍来躲避党卫队的杀害。然而，绝大多数囚犯在离开时都充满了恐惧，他们担心下雪、党卫队和未知的命运。“这样的撤退，”当第一梯队出发时，一名波兰囚犯写道，“意味着至少一半的囚犯会被消灭。”[65]最终，大约四分之一的奥斯维辛囚犯在途中死亡。[66]

奥斯维辛的囚犯们最开始时是步行向西撤退。两条长约40英里的主要路线会把他们带去罗斯劳和格莱维茨。抵达后，大多数幸存者——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小男孩汤米·伯根索尔——被塞进火车，驶向帝国的更深处。规模最大的一批，估计有15000名囚犯，被送往格罗斯-罗森主营，不过那里已经人满为患，也即将撤离。[67]

与匆匆撤离的奥斯维辛不同，西北方170英里处的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撤离工作持续了数月。虽然在1945年初，主营和许多卫星营被匆忙放弃，但整个营区依旧存在；鉴于前线的推进方式，到了1945年5月初，还有几十个卫星营仍在运行。[68]在施图特霍夫，最终的撤离也被延迟了。1945年1月，党卫队在下半个月里抛弃了大约30个卫星营，让许多囚犯徒步行军到主营。[69]而主营随后在1945年1月25日和26日也开始部分撤离。红军就在30英里外，党卫队带领大约12500名囚犯中的一半向西边大约85英里外的劳恩堡（Lauenburg）地区徒步行进。抵达后，党卫队把幸存者关进临时营地，没有食物、水或暖气。几周后，党卫队再次放弃劳恩堡集中营，并迫使剩余的囚犯再次踏上死亡之旅，留下数百具尸体。与此同时，施图特霍夫主营仍然开放。由于其偏远的位置，苏联人绕过了该地区，直到1945年5月9日才接管该集中营；到那时，只剩下了150名幸存者。在过去几周里，成千上万的人在徒然等待看似近在咫尺的解放中死去。遇难者中包括英格·罗特希尔德的母亲，她死在了女儿13岁生日那天，瘦得只剩下皮肤和骨头。[70]

1945年初的集中营系统处于一直流动的状态。在1月和2月逃离红军后，党卫队将超过15万名囚犯赶出奥斯维辛、格罗斯-罗森和施图特霍夫集中营（萨克森豪森的多个卫星营也受到了影响）。[71]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安排人员迁徙时，排在第一位的是那些“适合工作”的囚犯。按惯例，可能受希姆莱和波尔的指示，这些囚犯是要送到其他集中营当奴隶劳工的。[72]但病弱者的命运就不好说了。正如在1944年东部早期撤离期间，似乎没有来自高层的明确指示，主动权在当地集中营党卫队手中。如果能运走，官员们有时会清空整个集中营，强迫所有患病的囚犯上卡车、马车或火车。在其他地方，特别是更偏远的卫星营，党卫队会在长途跋涉前进行筛选，杀掉最体弱的囚犯。[73]

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发生在撤离利伯罗瑟（Lieberose）期间，这是萨克森豪森的一个卫星营，主要关押来自波兰和匈牙利的犹太人。1945年2月2日，大约1600名囚犯徒步前往60英里外的主营。另有1300人留在后面。他们的命运早在几天前的电报里就注定了，这封电报可能来自萨克森豪森的指挥官，下令处决这些老弱病残。党卫队里从不缺少乐于效劳的恶魔。“来吧，我们走，”一个哨兵说，“打死这些犹太人，咱们还能得一些杜松子酒。”屠杀持续了三天。有一些绝望的反抗，一名囚犯刺伤了营地主管的脖子。但是没有生路。少数人藏在丢弃的制服和鞋子堆里，稍后被另一群党卫队队员拖出来处死了。[74]

然而，在1945年1月和2月的集中营大撤退期间，屠杀不是党卫队的默认方式。官员们很可能把精疲力竭的囚犯抛在后面，当作杀掉了。例如，在1945年1月施图特霍夫部分撤离期间，指挥官霍佩发布书面指示，把“生病和无法行军”的囚犯原地留下；数千人眼睁睁看着其他人离开。[75]在格罗斯-罗森也一样，党卫队在卫星营留下了数百名生病的囚犯。[76]一些官员由于害怕盟军的报复，所以最后一刻放下了屠刀。[77]在其他地方，他们只是因为红军来得太快，没来得及而已。在废弃的党卫队营房里，幸存者们后来发现了仓促撤退的迹象：装满啤酒的玻璃杯、喝了一半的汤、玩到一半的棋牌游戏。[78]

1945年初，红军解放了10000多名囚犯，大多是从奥斯维辛主营、比克瑙和莫诺维茨解放的，约有7000人。[79]死亡撤离和苏联军队到达之间相差了超过一周的时间，在营地附近的短兵相接中，红军损失了200多名士兵。对于剩下的囚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却充满希望的时期，是他们苦难的最后一章，结局仍然未知。奥托·沃尔肯博士后来说，最后这段时间或许是他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五年多中最艰难的日子了。大约在1月20日或21日，当大部分奥斯维辛哨兵离开后，剩下的囚犯变得更加大胆，在铁丝网上划洞，穿过不同的营区，闯入党卫队的储藏室。囚犯们试着自己管理，他们照顾病人、生火、分发食物。但是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一名兴高采烈的苏联囚犯找到一些啤酒和武器后喝醉了，不小心向比克瑙的天空开了火，结果被一支德国巡逻队发现并击毙。一群搬进党卫队食堂的法国囚犯也因此被害。除了纳粹杀手之外，还有其他危险，包括寒冷、饥饿和疾病。然而，绝大多数囚犯都活到了1945年1月27日。当第一批苏联士兵出现在比克瑙的大门前时，一些囚犯朝他们跑去。“我们拥抱并亲吻他们，”奥托·沃尔肯几个月后回忆说，“喜悦的泪水夺眶而出，我们得救了。”[80]

然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其他地方，命运在最后发生了可怕的转折。比克瑙获得解放的同一天，党卫队恐怖袭击了位于北边仅12英里处的福尔斯滕格鲁伯卫星营（Fürstengrube）。8天前，党卫队弃营而去，留下大约250名生病的囚犯自生自灭。1945年1月27日下午，当生的希望近在咫尺时，一群党卫队队员突然闯入营地，几乎杀光了所有囚犯。只有大约20名囚犯活着看到红军，他们经历了奥斯维辛最后一次屠杀。[81]

死神在路上

没有人知道在1945年初的撤离期间，在结冰的道路和拥挤的火车上，在沟渠和森林中，有多少集中营囚犯死亡。这个数字一定是好几万，其中估计有1.5万名男女老少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82]虽然对早期撤离的普遍记忆被死亡行军主导，但大多数向帝国内部集中营大本营的撤离是靠火车。这些列车上的条件跟早期从西部集中营（比如纳茨维勒）撤离时比起来要糟糕得多。集中营里所有可怕的状况都被带进了火车车厢里。由于轨道车辆供不应求，德国当局使用了大量的敞篷货车，这些车辆对恶劣天气没有丝毫的抵御作用。由于运输上的延迟，痛苦被大大延长了。虽然大多数火车最终到达了目的地，但常常是沿着拥挤和支离破碎的德国铁路网缓慢行驶数天之久。[83]致死率最高的一次是1945年1月23日从奥斯维辛的劳拉赫特卫星营出发的一趟列车。这趟车移动得极其缓慢，常常被迫彻底停车，将近一周后才终于到达毛特豪森，此时，车上约七分之一的囚犯已经死亡。[84]

然而，对大多数囚犯来说，撤离的磨难不是从火车上开始的，而是发生在那之前的死亡行军时，1945年初曾夺去了大多数囚犯的性命。囚犯们在离开前只会收到极少的食物。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回忆说，她得到了一罐牛肉和两块不适于食用的面包。这本来可以支撑好几天的，但饥饿的人常常在出发前就把所有食物一扫而光了。[85]很快，囚犯们的体力就消耗殆尽，走路时已经是恍惚的状态，有时，朋友之间甚至互相都认不出来了。[86]但是，行军并没有抹去囚犯之间的所有差别。一些小范围的互相扶持依然存在，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会尽全力彼此帮忙，而那些形单影只的人往往最先倒下。享有特权的囚犯跟在集中营里一样，待遇相对较好。他们更健康，吃得更好，还能穿着合脚的鞋子和保暖的衣服，而其他人则衣衫褴褛，只能穿木鞋，很快就垮掉了。[87]鲁道夫·霍斯受奥斯瓦尔德·波尔的指派，监督东部的撤退事宜，他很容易就能找到囚犯们行军的路线：只要跟着尸体走就行。[88]

行军的死亡率差别很大，取决于物资是否充足和距离长短等因素。[89]虽然疾病和疲劳是主要死因，但枪杀也相当普遍。根据党卫队的规则，所有被怀疑要逃跑的囚犯都是目标，即使是走到路边排便的囚犯也有危险。[90]虽然党卫队没有明确接到应该如何对待患病囚犯的指令，但他们一般也用杀戮来解决。大多数受害者是在掉队后被党卫队的子弹击中，孤独地死去，不过也有一些大规模杀戮。例如，从奥斯维辛的布莱希哈莫尔卫星营（Blechhammer）出发的一队囚犯，党卫队把病人都装上雪橇，用手榴弹把他们炸死。[91]

杀人者中很少有高级别的党卫队官员，因为大多数当地的一把手已经跑了。尽管他们嘴上说要昂首挺胸与苏联对抗，但纳粹高层还是养成了先走为上的习惯。鲁道夫·霍斯痛苦地回忆说，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里夏德·贝尔自己躲在舒适的党卫队豪华轿车中，有大把的休闲时间。[92]其他指挥官也迅速跑路，把监督囚犯行军的工作甩给下属。他们中很多是未正式任命的官员，只是在卫星营里升到了高级职位。但负责运输的领导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跟着长长的队伍，这意味着，扣动扳机的决定权往往还是在普通看守手里。“实际上，每名看守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开枪。”一名看守在战后作证说。其中一些行刑者是女人，这打破了集中营党卫队最后的一个性别禁忌。不过绝大多数还是男性，包括一些最近才加入的年长士兵。[93]

1945年初，对红军的恐惧驱使着许多党卫队的刽子手。苏联军队在推进期间对德国人展开了可怕的报复，第三帝国充斥着大屠杀的故事，这都是纳粹宣传机器巧妙运用的产物。许多普通德国人认为这些罪行是对集中营暴行的报复，“向敌人展示如果他们赢了，他们可以对我们做什么”。与此同时，看守们自己决心要跑在红军前面。如果体弱的囚犯拖累了行军的速度，如果吼叫、耳光和脚踢都无法让他们再向前走，党卫队就会击毙他们。[94]看守们保命的欲望导致集中营囚犯撤离期间一次最严重的屠杀发生了。1945年1月底，大约3000名施图特霍夫的囚犯（大部分是犹太妇女）徒步抵达了东普鲁士的帕尔姆尼肯镇（Palmnicken）。一侧是波罗的海，另一侧是不断推进的苏联军队，急于逃跑的党卫队将囚犯押送到附近的海岸，用机关枪扫射。受伤的幸存者或淹死或冻死，他们的尸体在当地海滩上被海浪冲刷了好几天。[95]

启示录

1945年3月中旬，奥斯瓦尔德·波尔根据希姆莱的指示，开始疯狂前往各个集中营视察实际情况。他在鲁道夫·霍斯和经济与管理部其他官员的陪同下，经过满目疮痍的营区时，想必已经意识到气数将尽。但是，他并没有放慢霍斯称之为“极速巡视”的步伐。“尽我所能视察每一个营地。”波尔后来说。最后，他视察了战前德国境内至少六个主要的集中营。[96]

这些集中营内的情况最近急剧恶化，挤满了近来从被关停集中营撤离的饱受摧残的囚犯。在1945年的头三个月里，布痕瓦尔德党卫队记录的死亡人数比1943年和1944年的总和还要多。虽然一些火葬场日夜不停地运转，但死者的尸体还是迅速堆成了山。在达豪，集中营党卫队从1945年2月开始将数千名囚犯埋到了主营地附近一座小山上的乱葬坑中，因为焚化炉的速度已经跟不上了。尼科·罗斯特在1945年2月25日的达豪日记中指出，太多的囚犯正在死亡，以至于幸存者没有时间去哀悼他们的朋友。[97]

奥斯瓦尔德·波尔在1945年3月的巡视期间目睹了这一切。波尔和管理人们一致认为，情况最糟糕的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那里，指挥官克拉默带他们参观时，他们看到大批饥饿的囚犯和尸体。经济与管理部官员的回应是向当地党卫队发出各种命令，就像他们巡视期间在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铁石心肠的鲁道夫·霍斯利用他自己的专长，就大规模火化尸体提供了实用的建议。与此同时，波尔本人也给了些毫无价值的指示，让集中营党卫队把附近森林里采摘的草药、浆果和庄稼加到囚犯们的日常饮食中。他还利用最后一次与贝尔根-贝尔森和其他集中营官员开会的机会，讨论他们的撤离计划，而大规模处决仍在党卫队的考量中占据了重要位置。[98]

疾病与战争赛跑

1945年1月5日，弗洛森比格

亲爱的玛丽安！在这封信中，就这一次，我将向你说出全部真相。我身体还不错。但集中营里的生活令人害怕。1000个人，却只有200张床位。误杀和鞭打，还有饥饿是家常便饭。每天有超过100个人死去——倒在厕所的混凝土地上或外面。环境之脏乱已经难以描述——虱子（还有）更多其他的……告诉所有（我们的）熟人，让他们捐食物——面包、香烟、人造黄油都行。你的赫尔曼。

德国共产党人赫尔曼·豪布纳（Hermann Haubner）的这封求援信被偷偷送出集中营，最终送到了他妻子手中。但这没能救他。1945年3月4日，豪布纳死亡。其他3206名囚犯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被废弃前最后一个月死亡。[99]

在1945年的最初几个月，余下的集中营变成了灾区，包括那些此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集中营。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囚犯人数激增。当然，过度拥挤并不算新鲜事，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自1942年以来一直挤得满满的。[100]但是，集中营并没有为最后这个时期的人口高峰做好准备，1944年下半年，靠近前线的集中营开始大规模将囚犯运回内地集中营。到年底，许多集中营区彻底超载，不料，1945年初还有第二波撤离。第三帝国中心地带的所有集中营，如今登记的囚犯人数都突破了纪录。布痕瓦尔德仍然是规模最大的，1945年3月20日统计的囚犯人数是106421人；大约30%的人被塞进主营，其余分布在87个卫星营里，拥挤程度也不相上下。[101]

1945年1月31日，阿蒂尔·奥洛在达豪日记中写道，最后几个月是“疾病与战争赛跑”。[102]囚犯们会被盟军及时拯救吗？还是说会像前面许多人一样死于饥饿和疾病？现在，每日的配给几乎一无所有。在像埃尔里希这样的集中营里，就连作为囚犯主食的面包也没有了。1945年3月8日，比利时囚犯埃米尔·德洛努瓦（Émile Delaunois）在日记中写道：“这种饥饿感太可怕了。”两周后，他补充说：“只剩下活死人了！”仅在3月，就有近1000名囚犯在埃尔里希死亡，几乎每六个人里就会死一个人。[103]

这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是集中营党卫队多年来恐怖统治的顶峰。过度拥挤是纳粹政策的直接产物。同样，各种用品的严重短缺也与党卫队的理念有关，即囚犯作为德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敌人，不配得到更好的对待。1945年春天，当囚犯因饥饿而死亡时，集中营党卫队自己仍然定期收到高品质的食物，包括肝酱和香肠。解放后，前囚犯发现党卫队的仓库里堆满了食物，还有鞋子、外套、床垫和药品。[104]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对有序改善囚犯的困境毫无兴趣，更愿意把一切怪罪到受害者头上。1944年11月，奥斯瓦尔德·波尔得知一些党卫队官员申请给囚犯一些更好的衣服，他非常愤怒。波尔不仅没有怜悯囚犯，反而大喊说，他的人最好教他们如何看好自己的东西，“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藏起来”。[105]

这一切痛苦和绝望使本就暴躁的囚犯群体进一步分裂。一些集中营陷入了暴力无序的状态。饿红了眼的囚犯会伏击将食品补给运送到厨房和营房的囚犯，结果被其他手持棍棒的人击退。还有一些集中营充斥着谋杀，只是为了一口吃的。1945年4月17日，埃本塞集中营的一群囚犯杀死了一名13岁的男孩，因为他刚从毛特豪森的另一个卫星营而来，还偷藏着一块面包。[106]

数以万计的囚犯转移到新集中营后不幸殒命，这个男孩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对于部分囚犯来说，经历过恐怖的火车车厢和徒步行军后，到达目的地是一种解脱。[107]但这种解脱不会持续太久。这些新来者身体极度虚弱，大部分人发现自己在新目的地没有保障和关系，完全暴露在党卫队的恐怖力量之下。1945年2月，许多从利伯罗瑟来到萨克森豪森的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在关停卫星营时躲过了“射杀犹太人”的劫难，紧接着熬过了常常打赤脚和充满了冻伤的死亡行军，最终还是死在了萨克森豪森。在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党卫队展开大规模筛选，杀害了大约400人。更多人是在集中营的隔离区里被冻死或饿死的。1945年2月12日，奥德·南森看着一群人钻进垃圾箱，为残羹冷炙打得不可开交。他们被德国审头击退，但很快又扑了上来，他们瘦骨嶙峋的身体沾满了鲜血。

南森因无能为力而饱受内心的折磨，当他回到自己在萨克森豪森的营房时，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画面。他的挪威同伴们仍然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多亏了红十字会的包裹，他们有足够的食物，以及大量的香烟（集中营里的硬通货）。饭后，他们可以读小说、聊天或玩游戏，“丝毫不受外边死亡和毁灭的干扰”，南森写道。一些挪威人把利伯罗瑟犹太人的垂死挣扎视为他们堕落的证据。“那些不是人，而是猪！”有一个人对南森说，“我宁可饿死，也永远不会堕落到去吃那样肮脏的东西！”[108]

囚犯群体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囚犯的生存概率也是如此。少数特权囚犯眼中的垃圾却是底层囚犯的补品，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萨克森豪森。1945年1月，在埃本塞，一名德国审头可能因为吃了太多土豆炖牛肉，结果吐了，一名饥饿的俄罗斯囚犯毫不嫌弃地吃掉了他的呕吐物。[109]尼科·罗斯特在1945年3月21日总结概括了这种巨大的不平等，他当时是达豪医务室的审头，负责收集死在主营里的囚犯的名单。他指出，在厨房工作的囚犯没人死掉，因为他们可以自取所需。大多数德国囚犯也活了下来，他补充说，因为他们占据更好的职位，可以收到更多的食物。同样，在关押捷克囚犯和牧师的营房里也几乎没人死亡，因为他们可以收到外面的补给包裹。“但在其他地方，”罗斯特写道，“却是尸体、尸体、尸体。”[110]

死亡地带

死亡率最高的是主营和一些卫星营中安置患病囚犯的特殊区域，留在那里的都是党卫队眼中注定要死的囚犯。[111]集中营党卫队可以借鉴以前的经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情况恶化以来，集中营会将病号隔离在特殊区域，加速他们的死亡。从1944年末开始，党卫队官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隔离式的死亡政策，作为人口超负荷的集中营处理囚犯患病和传染的办法，尤其是不能再把囚犯遣送到奥斯维辛之后。[112]

所谓的“屎区”装的是被痢疾掏空身体的囚犯，他们躺在满是屎尿的池子里。有给感染斑疹伤寒的囚犯设立的“死亡区”，有时被铁丝网围起来，以防他们逃到营里其他地方。有“康复区”，在那里，憔悴枯槁的囚犯躺卧在难以形容的污秽中。还有医务室，往往只是等死的房间；然而，绝望的囚犯恳求进入这些区域，有的人在入口外就倒下了。[113]

最大的死亡地带是主营里曾经的隔离区，在1944年迅速扩张，成千上万的新囚犯暂时住在帐篷里。最初，党卫队曾将这个区域作为中转营，将大多数囚犯稍后送到别处从事奴隶劳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患病的囚犯留了下来，随着囚犯人数的增加和疾病的蔓延，这些空间获得了一个新的功能，即隔离病人和将死之人的巨大场所。

其中最糟糕的是布痕瓦尔德的“小营”，两年前开始启用，是一些无窗的马棚，用铁丝网与主营隔开。到1945年4月初，这里关押了1.8万名囚犯。许多人最近才从关停的集中营撤离到这里，处于震惊和疲惫的状态。在“小营”里，毗邻的主营里的苦难——寄生虫、疾病和饥饿——被进一步放大，1945年1月至4月，大约6000名囚犯死在这里。什洛莫·维泽尔也在其中。他的儿子埃利后来说，布痕瓦尔德曾承诺要比奥斯维辛集中营条件更好，结果却大同小异：“对我来说，刚开始，‘小营’比奥斯维辛还要糟糕。”[114]

到1945年初，活死人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集中营党卫队不得不把整个卫星营指定为收容所，党卫队有时称这些地方为“倒地就死营”。[115]比如，1945年1月，多拉党卫队在诺德豪森边上，利用波尔克空军兵营废弃的机库建了一个卫星营，离主营不远。垂死的囚犯源源不绝，新营地很快填满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大约12000名多拉囚犯被关进来，其中许多是从奥斯维辛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撤离的幸存者。最虚弱的人——连走路、站立或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被集中丢在其中一间双层机库里等死；党卫队偶尔会用水管冲洗里面的混凝土地，以洗去一些血液和粪便。囚犯们很快称波尔克营为“活火葬场”，名副其实。在美军于4月11日到达营地前的几周里，每天死亡人数多达100人，总共有超过3000人死亡。1945年3月初的一天，其余2250名垂死的囚犯被塞进棚车送走，从此消失。他们的目的地是贝尔根-贝尔森，现已成为集中营系统中最大的死亡地带。[116]

贝尔森

1945年头几个月，贝尔根-贝尔森的老囚犯们沮丧地看着一排排行尸走肉般的男女老少朝他们的营地走来。一次又一次的遣送带来了更多的囚犯，全都“形销骨立”，从去年夏天就关在这里的汉娜·莱维-哈斯（Hanna Lévy-Hass，她是因为在黑山参加抵抗运动而被捕）在1945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短短8周内，该集中营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多，从1945年1月1日的18465名囚犯增加到3月1日的41520人，英国军队在4月15日解放贝尔根-贝尔森时，囚犯人数则达到53000人左右的峰值。[117]随着营地扩张，混乱、疾病和死亡也以毁灭性的速度肆虐。

贝尔根-贝尔森被纳粹当局作为“犹太人质”集中营，此后承担了多项新职能，走上了通往灾难的道路。从1944年春天开始，正如我们所见，集中营党卫队把它当成了收容其他集中营患病和垂死囚犯的隔离营。随后，在1944年夏天，它又建立了一个中转营地，成千上万从被占领的东欧地区前往德国卫星营的妇女在这里短暂停留。其中大约2500人留在贝尔根-贝尔森，包括两名年轻的德国犹太人，15岁的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和她的姐姐玛戈（Margot）。1944年10月底从奥斯维辛撤离，她们几周前乘坐最后一趟离开荷兰的帝国中央安全局列车（姐妹俩与父母和其他四个人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藏身处躲藏了两年，但最终还是被纳粹当局逮捕）。在贝尔根-贝尔森，姐妹俩最初挤在中转营地的帐篷里，帐篷几乎完全没有避寒和防雨的功能。1944年11月7日，一场暴风雨将几顶帐篷吹走后，集中营党卫队将妇女转移到“明星营地”内的营房。[118]那时，犹太人质们的处境急剧恶化。虽然他们仍被单独关押，但党卫队开始像对待集中营的其他囚犯一样对待他们。1944年12月，汉娜·莱维-哈斯写道：“营地里的情况每天都在恶化。难道还没有到最悲惨的地步吗？”[119]

更糟糕的是，1945年初的大规模遣送彻底压垮了整个集中营。虽然经济与管理部的官员继续把贝尔根-贝尔森作为收留其他集中营内半死囚犯的目的地，但他们也把它变成了接收撤离囚犯的营地，囚犯最初来自奥斯维辛和格罗斯-罗森等东部的集中营，后来也有来自德国腹地的集中营。[120]例如，4月11日，一列火车从刚刚关停的多拉附属的沃夫利伯卫星营（Woffleben）驶出。在为期一周的旅途中，约有150名囚犯死亡（另有130人逃跑）。大约1350名幸存者被送进贝尔根-贝尔森，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埃米尔·德洛努瓦。就在沃夫利伯撤离之前，他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尽快重获自由”。他的确撑过了在贝尔根-贝尔森的最后一段时光，但解放后不久就去世了。[121]

贝尔根-贝尔森党卫队急忙重新分配营区，开辟新营地，包括在附近军营建立的一个次级营。即便如此，依旧人满为患，空间紧缺。囚犯人数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大多数新囚犯是女性，使贝尔根-贝尔森成为唯一一座女性人数远超男性的战时集中营（除拉文斯布吕克和施图特霍夫之外）。它也不再是只关押犹太人的营地。尽管犹太人仍然是最大的群体——在1945年4月中旬时大约占囚犯总数的一半——但也有其他背景的囚犯，包括许多来自波兰和苏联的政治犯。[122]

1945年3月17日，著名的荷兰律师、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阿贝尔·赫茨伯格（Abel Herzberg）在日记中写道：“这里发生的是世界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事。”此时，他作为犹太人质来到贝尔森已经一年有余。[123]新囚犯即便还没有窥见贝尔根-贝尔森的恐怖，也能从空气中闻到。一股混杂了腐烂和死亡的臭气在最后几周里笼罩着整个营区，这是一种来自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的囚犯们非常熟悉的味道。1945年2月8日，另一位犹太人质、16岁的阿里耶·科雷茨（Arieh Koretz）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浑身都是虱子，一切都是肮脏污秽的，到处是粪便。”成千上万的囚犯越来越脏，一名囚犯医生后来说，整个集中营，就像一个巨大的厕所。到了晚上，囚犯们更痛苦，寒风从残破的屋顶、窗户和门漏进来。营房经常是空荡荡的——灯、稻草铺、被子、炉子、椅子统统都没有——除了大量囚犯，有死的，也有活的。[124]疾病也在肆虐，斑疹伤寒在营中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最大的杀手是饥饿。“我已经工作了五天，但没有面包吃。”1945年3月25日，24岁的荷兰犹太人路易斯·塔斯（Louis Tas）写道。“昨晚要饿疯了，做梦都是食物。”他第二天补充说。到处都是皮包骨头的活死人，骨头占了体重的一半以上。[125]

囚犯们生的希望消退得很快。“我再次病倒，放弃了活着离开这里的全部希望，”1945年3月7日，阿贝尔·赫茨伯格写道，“我害怕这种痛苦，与死亡做斗争。”[126]每天早晨，囚犯们会把前一天夜里死去的人扔出营房，不过他们会先从僵硬的尸体上扒下衣服和贵重物品。尸体随后被扔上卡车或手推车，丢到营地的不同角落；等到最后，甚至没有人再管运尸的事了。[127]

在集中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1945年3月的贝尔根-贝尔森那样，有那么多囚犯死于疾病和物资匮乏。在这一个月中，营里平均关押着约45500名囚犯，约有18168人丧生。[128]安妮和她的姐姐玛戈没能撑下来。在生前最后一段时光里，姐妹俩被斑疹伤寒和痢疾折磨，相拥待在医务室的一张毯子下。当朋友们在那里发现她们时，他们恳求安妮起床。但此前一直在照顾垂死的姐姐的安妮只是回答说：“在这里，我们两个可以躺在一张床铺上，我俩在一起，很平静。”[129]

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并没有谋划贝尔根-贝尔森的灾难。当然，他们希望体弱的囚犯死掉，但肯定不是以这个速度死亡。[130]1945年3月1日，随着局势失控，指挥官约瑟夫·克拉默给经济与管理部发了一封言辞坦率的信，警告说条件“难以维持”。供给短缺和过度拥挤正在制造一场“灾难”。克拉默要求更多的床和毯子，还有食物和灭虱设备。[131]但他的呼吁并不诚恳。克拉默竭力想在党卫队上级，以及未来盟军的法官面前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负责任的官员。[132]此前，他很少在致经济与管理部的信中表现出紧迫感。事实上，作为一名资深的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和激进的反犹主义者，他在1944年12月初到贝尔森后，给这里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当整个悲剧发生时，克拉默和他的手下大多是袖手旁观，尤其是注意保护自己免受疾病的侵害。1945年3月，贝尔根-贝尔森营区内再难看到党卫队官员的身影。“再没有点名，也没有工作，”阿贝尔·赫茨伯格在1945年4月1日写道，“只有死亡。”[133]

大屠杀

除了物资短缺造成的死亡外，集中营党卫队还靠大规模处决来消灭弱者。1945年最初几个月，致命的筛选扩散到了余下的所有集中营，可能是经济与管理部的指示。党卫队用枪毙、注射死刑和毒气杀害了数万名体弱的囚犯，决心把撤离过程中被视为健康风险、消耗资源和障碍的囚犯全部除掉。[134]有时，党卫队会在囚犯们到达新营地后筛选受害者。[135]营区内部还会有进一步的筛选，特别是在死亡地带。在乌克马克（Uckermark）——一个为“离经叛道的”女孩和年轻妇女建立的治安营，1945年1月，该营地主要由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接管，专门关押主营及其他附属卫星营里最虚弱和最年迈的妇女——党卫队每天都会筛选。“我们可能是病了，但我们还是人！”其中有一个囚犯在1945年2月9日绝望地写道。当中选者被党卫队开卡车拉走时，那些幸免于难的人听到他们的哭声和尖叫声渐行渐远。卡车停在附近拉文斯布吕克的火葬场，在那里，被判死刑的人被迫进入一间小屋，这间小屋在1945年1月被改造成了毒气室。乌克马克营总计有8000名（或更多）女囚，其中3600人被谋杀，可能一半都是犹太人。[136]

除了病人之外，集中营党卫队还处决了政治犯和其他需要封口的囚犯。随着政权垮台，整个第三帝国掀起了最后一波疯狂的屠杀。跟希特勒一样，在自我毁灭欲望的驱使下，一小撮狂热分子瞄准了德国战败主义者、外国工人、囚犯和更多群体；如果纳粹德国要灭亡，这些“社会异类”也要一起死。[137]旨在关押最危险敌人的集中营不可避免地处于大屠杀的中心。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早就设想到，如果战败，就要对集中营囚犯展开血腥清算，这一刻在1945年初降临了。[138]清算的对象包括被选中的“高价值”囚犯，比如盟军的特工和知名的抵抗分子。例如，最后几天被弗洛森比格党卫队绞死的人中，有13名英国特工、3名被指控蓄意破坏的法国妇女，以及7名德国反抗领袖，包括神学家迪特里希·朋谔斐尔（Dietrich Bonhoeffer）。[139]

最初，许多此类谋杀都遵循的是1939年建立的自上而下的路线，由帝国中央安全局正式签发处决令。显然，集中营指挥官在1945年初被要求上报那些他们视为威胁的囚犯，以备放弃集中营时不留后患。帝国中央安全局可能搜索了危险囚犯的数据库，进一步扩展了这些名单，然后批准执行死刑。[140]但是，随着中央政府结构解体，德国各地的地区和地方官员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杀人，最终导致暴行升级。[141]在集中营，指挥官们正式接到了可以下令处决囚犯的官方许可，被授予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取的权力。[142]

一些注定要死的囚犯展开了反击，就像比克瑙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做过的那样。规模最大的一次叛乱涉及了毛特豪森里“子弹”行动（Kugel）的囚犯。面对越来越多的战俘越狱，德军最高统帅部早在1944年3月就下令，一旦捕获越狱的敌方军官和非正式任命的官员（美国和英国公民除外），就全部送往毛特豪森。这项秘密行动的代号——“子弹”行动——明确显示了不会留活口。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约5000名判了死刑的囚犯被押送到毛特豪森。大多数是从纳粹的奴隶劳动点逃跑的苏联战俘。毛特豪森党卫队在他们抵达时就处决了几百人，其余都单独关押在20号营房，这是一个被石墙和电网包围的隔离区。“本来打算让这些囚犯在我手底下慢慢饿死，”负责该营区的党卫队分区主管后来承认说，“或者让他们死于疾病。”现实确实如此，到1945年1月底，只有六七百名囚犯还活着。[143]

1945年2月1日至2日夜间，大多数幸存的“子弹”行动囚犯面对注定的死亡，试图逃离毛特豪森。几个同谋者勒死了高级审头，一个忠于党卫队的德国（或奥地利）政治犯。然后，这些人手持石块、木鞋、肥皂块和灭火器袭击了附近探照灯和守卫塔处的党卫队队员，并抢到了一挺机关枪。超过400名囚犯用衣服和湿毯子让电网短路，然后爬过了围墙：这是集中营史上最大规模的逃亡。整个地区对他们的无情追捕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大多数逃犯一两天内就被抓获，当场处决；只有少数人在党卫队和一些当地人所谓的“猎兔”中幸存下来。“我们真的打死了那些家伙。”一名党卫队队员当时吹嘘说。[144]

在其他地方，党卫队通过杀戮来改写历史，让目击者永远沉默，以掩盖最令人发指的一些罪行。目击者包括集中营里许多享有特权的囚犯，他们为知道的所有秘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有人体实验的幸存者。[145]其中一名受害者是年轻的乔治斯·科恩，前文提到他在1944年11月与其他19名犹太男孩和女孩一起从奥斯维辛被送到诺因加默。在那里，一名党卫队医生让他们感染肺结核，然后监督他们的腺体手术，导致他们病入膏肓。乔治斯最虚弱，毫无生气地瘫在他的铺位上。不过，孩子们还是活了下来，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天。结果，1945年4月20日，差三天就到13岁生日的乔治斯和其他孩子在深夜被党卫队带到汉堡市布伦胡瑟达姆（Bullenhuser Damm）的一所空学校，这里曾被党卫队征用，设立了一个卫星营。在地窖里，这些可怜的孩子被党卫队营区高级医生麻醉，然后被绞死；之后，医生喝了杯咖啡定了定神，开车返回诺因加默。[146]

党卫队顽固分子的奉献精神一目了然。虽然集中营党卫队近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核心仍然是狂热分子。眼看战争即将结束，他们加倍地迫害囚犯。[147]许多人曾在东部占领区服役，他们把学到的所有虐待和杀戮技巧带到了剩余的集中营。这是真的，因为首先，1000名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工作人员中一部分人在1945年初被重新调派，还有他们最暴力的审头。“我必须承认，奥斯维辛的环境让我变得更冷血。”一名党卫队官员后来为自己在毛特豪森的行为辩护时说道。毛特豪森吸收了大约100名奥斯维辛的前党卫队队员。更多人最终去了多拉，其中包括新指挥官里夏德·贝尔，在他的管理下，暴力行为骤增。贝尔根-贝尔森的新指挥官约瑟夫·克拉默也来自奥斯维辛，随后带来了更多的老员工。“他们都是混蛋、暴徒和虐待狂。”阿里耶·科雷茨在日记里写道。[148]

与此同时，鲁道夫·霍斯成了拉文斯布吕克的常客，1944年末，他在那里（他的妻子和家人搬到了隔壁）监督大规模枪决和新毒气室的建造。霍斯一定有回家的感觉，因为周围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熟面孔，比如新的营区负责人约翰·施瓦茨胡伯（两人在达豪时期就认识了）。这些杀人专家来到拉文斯布吕克并非偶然，而是被经济与管理部特意派去除掉所谓危险和生病的囚犯。奥斯维辛即便已经关闭，它的阴影依旧笼罩着集中营系统。[149]

奥斯维辛的老员工里很少有比29岁的奥托·莫尔更精通大屠杀的人了，他以前是比克瑙火葬场的负责人。经济与管理部重视莫尔的才华，于是在1945年初任命他为一支机动杀人部队的领导。这支队伍完全由比克瑙的老员工们组成，参加了拉文斯布吕克的大规模毒气处决，也是利伯罗瑟大屠杀和萨克森豪森处决行动的幕后黑手。1945年2月底，经济与管理部把莫尔派往德国南部，前往考弗灵营区，让他在那里继续他的杀戮狂欢。这里的囚犯只知道他是“奥斯维辛来的走狗”。[150]然而，莫尔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当他继续自己的疯狂时，他的一些同事却放下了屠刀。

集中营党卫队里的意见从未统一过，在1945年初，分歧更是越来越大。那时，国内对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支持已经基本崩溃。[151]集中营党卫队被低落压抑的民众情绪感染，特别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普通德国人——海关官员、铁路工人、人民冲锋队成员（德国民兵组织，是纳粹摇摇欲坠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其他平民——在战争末期被征召为集中营看守，充分体现了集中营的招募已经十分狂乱。[152]1944年夏天，随着盟军登陆法国以及红军在东部不断推进，集中营党卫队也开始接到了辞呈。“你们很快就会被解放了，”科隆卡的党卫队看守告诉囚犯，“我们该倒霉了。他们会毫不手软地干掉我们。”[153]战败主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进一步蔓延，甚至萨克森豪森的模范营地也显眼地从入口处撤下了纳粹旗帜。[154]弗洛森比格的一个卫星营的一名看守甚至绝望到让犹太囚犯为德国的胜利祈祷。[155]

一些党卫队队员争先恐后地与集中营的罪行划清界限。过去，他们感到不可一世。[156]但是，随着“千年帝国”的倾覆，他们担心风水轮流转。“祝你来年一切顺利，”埃利·科恩回忆起1944年底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位看守的话，“明年咱们的地位很可能就要对调了。”[157]越来越多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干脆躲开，就像德国国防军士兵从军队潜逃一样，假装生病或者遁走。[158]剩下的党卫队队员里，一些人开始换上更为友善的嘴脸。他们精心策划博取囚犯的怜悯，希望之后可以帮到自己。囚犯们称之为购买“生命保险”，其中一个例子是毛特豪森指挥官弗朗茨·齐赖斯，他突然标榜自己是犹太人的朋友。1945年4月，他不止一次带着一个年轻的犹太男孩在集中营里走来走去，男孩明显被特意打扮过，穿着专门定做的衣服。[159]少数党卫队官员甚至开始违抗上级命令。党卫队医生弗朗茨·卢卡斯（Franz Lucas）曾自愿参加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筛选，但在1945年初，他却公然拒绝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做同样的事。战后，一名党卫队同事不承认这种态度变化是为了战后保命的狡猾伎俩。[160]

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们对士气和纪律的崩塌暴跳如雷。1945年2月底，奥斯瓦尔德·波尔宣称，所有与囚犯建立“私人关系”的人都是“叛徒”，并威胁要处决他们。[161]已经与集中营世界密不可分的指挥官们也积极响应这种强硬立场。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的最后一个生日，在放映纳粹宣传片《科尔贝格》（Kolberg）——一部粗糙的史诗片，赞颂个人对国家的牺牲奉献——时，诺因加默集中营的指挥官马克斯·保利发誓说，任何玷污党卫队制服的人都将面临残酷的惩罚。他的部下并不怀疑他的话，因为他刚刚把其中一人——保利不喜欢的军官，可能因为对囚犯较为友善——以玩忽职守的罪名交给党卫队法庭，此人四天后就被处决了。[162]

希姆莱的退路

1945年初，纳粹领导人不得不面对失败。盟军坚守住局势，战场上没有奇迹般的逆转，德国国防军溃不成兵，自1944年秋季以来，德国武器产量迅速下降。在柏林的掩体中，希特勒进一步陷入忧郁和偏执，怒斥所有导致他垮台的罪人，从他自己的将军到犹太人。然而，尽管现实如此绝望，希特勒还是没有偏离他绝不妥协的路线——彻底胜利或彻底毁灭。不撤退、不投降、不谈判。

相比之下，希特勒的一些副手则希望拯救自己的性命和权力。希姆莱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在计划自己的退路时，考虑与西方合作，希望西方对苏联统治欧洲的恐惧能促使他们同意单独媾和。但是，任何这样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是妄想。即使盟军还没有最终敲定针对德国彻底投降的政策，希姆莱也是所有同伙中最不可能被赦免的人：他曾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照片里的他站在一堆尸体前，被评为纳粹臭名昭著的屠夫。希姆莱的愚蠢在战争末期暴露出来。他假设希特勒实际上已经退位，于是通过一个使者向西方势力提出了秘密投降提议。盟军直接公开拒绝了希姆莱的提议。1945年4月28日，当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时，他陷入了最后的愤怒，就“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背叛”大声咆哮。几个小时后，在他自杀前不久，他把希姆莱开除出党。[163]

对希姆莱而言，与西方盟国做交易是一种屈辱。然而，对于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囚犯来说却意味着救赎，因为希姆莱想要把自己打造为一个可敬的谈判对象，这对囚犯们是有利的。早在1944年，他首次试图假扮成务实的政治家，当时他批准释放了一些犹太囚犯。1944年6月30日，在与国外犹太组织进行秘密谈判后，党卫队挑选出1684名犹太人，从布达佩斯遣送到贝尔根-贝尔森，这些犹太人在那里享受特级待遇，直到他们被送往瑞士（8月和12月）。党卫队索要物资和金钱作为回报，但这笔交易也是出于希姆莱想要达成和平协议的渴望。[164]

1945年初，关于释放囚犯的秘密谈判愈发密集。虽然希姆莱仍然谨慎，但他找退路的策略促使他寻求与国外更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外国政府（如瑞典和法国）和组织（如世界犹太人大会）受集中营内大屠杀相关报告的敦促，恰好也在加大拯救囚犯的力度。救援工作由瑞士外交官卡尔·J.伯克哈特（Carl J. Burckhardt）领导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副主席福尔克·贝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代表的瑞典红十字会牵头。1945年1～4月有一连串的信件往来和会议，偶尔会涉及希姆莱的私人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Felix Kersten）作为中间人。[165]外国使团见到了第三帝国的恶棍天团，包括帝国中央安全局的新领导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和他的盖世太保首长海因里希·米勒，鲁道夫·霍斯、恩诺·洛林等集中营党卫队的管理者，以及像分队长库尔特·贝歇尔（Kurt Becher）这样的党卫队高官（他是1944年占领匈牙利期间的关键人物，1945年4月被希姆莱任命为帝国集中营行政长官，主要负责与盟国和红十字会谈判）。[166]

至于希姆莱本人，他希望得到外国官员的同情，抱怨说自己是一个被误解的人。尽管他的形象很糟糕，但他坚称自己一直是个好牧羊人，只关心囚犯的福祉。为了证明此点，他在幕后做了一些战术调整，下令暂时停止体罚和致命的人体实验。[167]希姆莱和手下为外国客人们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集中营形象。1945年4月，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官员造访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时，指挥官祖伦大讲特讲集中营里的教育任务。希姆莱也赞同这种说法。他向谈判人员保证，有关大规模死亡和谋杀的报道只是“凶残的政治宣传”。为了打消外界对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恶劣条件的担忧，希姆莱声称一切都在医疗专家小组的掌控之中。[168]

在与党卫队的接触中，外国救援人员最初并没有底牌。的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寄送食品包裹（特别是给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囚犯），直接往集中营里投送物资。[169]但谈判者对德国拒绝外界适度巡视感到沮丧，并抱怨经济与管理部管理者们违背承诺。[170]最重要的是，在释放囚犯这一关键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动静。希姆莱在1945年2月决定，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交出来自丹麦和挪威的老弱病残囚犯；1月至3月间，丹麦政府只接收了大约140名被释放的囚犯。[171]

希姆莱在此期间最重要的让步是将斯堪的纳维亚囚犯转移到诺因加默的一个特别营区。从1945年3月中旬开始，瑞典红十字会的大客车和卡车将囚犯从其他集中营运送到这个营区。奥德·南森便在其中。当他和挪威囚犯一起走出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我们好像插上了翅膀，飞向一排白色大客车”。到了3月底，南森和其他4800多名斯堪的纳维亚囚犯在诺因加默享受着高品质的食物、舒适的住宿条件和良好的医疗服务。他们的喜悦给其他囚犯造成了更大的痛苦。为了给即将入住的囚犯腾出空间，党卫队将囚犯从所谓的康复区撵出去。有些人几个小时内就死了。还有超过2000名囚犯被大客车运走——正是送挪威囚犯来的那些车——瑞典红十字会不情愿地同意帮助运送这些精疲力竭的囚犯到卫星营（许多人将在那里死去）。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囚犯对这一切深感不安。1945年3月31日，奥德·南森写道，他感到一种“不配和不公平所带来的折磨感，我们比那些境况更糟的人过得更好，那些人濒临死亡，我们却不愁吃喝”。[172]

只有到了1945年4月，由于德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占领，党卫队才最终交出了更多的囚犯。希姆莱渴望与盟军达成协议，他把希望寄托在人脉强大的贝纳多特伯爵身上，后者是瑞典国王的侄子。当月他们开了三次会，最后一次是在4月23日至24日晚上，当时希姆莱提出西部前线有条件投降（贝纳多特是向盟军转述的使者）。为了助力他的事业，希姆莱释放了更多的囚犯。起初，主要受益者是斯堪的纳维亚囚犯：丹麦和瑞典红十字会带走了近8000名囚犯，包括被关押在诺因加默的这一批。1945年4月20日，奥德·南森在“通往自由的巴士”上完成了他在德国的最后一篇日记。囚犯们越过边境来到丹麦后，数千人在街上夹道欢迎，挥舞着旗帜，给他们递鲜花、面包和啤酒。希姆莱很快同意释放更多的囚犯。下令屠杀无数妇女和儿童的人如今将他的“善心”扩大到少数女囚犯身上，包括孕妇和重病者，以及有孩子的母亲。在最后两周的战争中，丹麦和瑞典红十字会接收了大约9500名妇女，大部分来自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另有2000人乘上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卡车，被送到了瑞士。大多数获救妇女来自波兰，也有来自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地方的。“我们身后的集中营变得越来越小，”法国囚犯玛丽霍·雄巴尔·德劳韦（Marijo Chombart de Lauwe）这样描述自己1945年4月22日从毛特豪森获救时的状态，“我坐在这里，眼神空洞，沉默而茫然。”囚犯们需要时间才能醒悟自己真的自由了。[173]

但被释放的囚犯仍是少数。1945年4月和5月初，大约2万名男女老少获救，与此同时，还有数十万人仍然被困在集中营里。希姆莱在做出战术让步时，决心抓住大部分囚犯作为与盟军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这意味着从集中营的致命撤离还将继续。[174]这个谋算在他对待犹太囚犯的态度上暴露无遗，在与红十字会讨论时，他总是反复提到犹太人的命运。他曾想过，改善犹太人的生存条件可能会提高自己在西方的可信度。[175]现在，他终于做出了一些象征性的举措。1945年3月13日左右，就在波尔开始他最后一次紧张忙碌的集中营巡视前，希姆莱显然指示他转告指挥官们，应该停止屠杀犹太人。希姆莱向外国谈判对象做出了类似的承诺，并直接告诉集中营指挥官，要改善犹太囚犯的待遇。[176]但是，他虚伪的干预来得太迟了，已经于事无补。例如，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尽管上面突然下令优待生病的犹太人，犹太囚犯依然比其他群体更容易死亡。[177]

希姆莱渴望得到西方的信任，因此愿意释放更多的犹太囚犯。他为了改写自己实施种族灭绝的黑历史，声称一直在支持犹太人有序搬离德国的工作。为了证明自己，在1945年4月20日晚上与世界犹太人大会代表诺伯特·马苏尔（Norbert Masur）的非同一般的会面后，他同意立即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向瑞典红十字会释放1000名犹太妇女。马苏尔从瑞典来到德国，他的安全由党卫队负责。[178]然而，除了这种战术调整之外，希姆莱从未做过更多的让步。[179]总之，他继续把犹太囚犯当作与西方达成协议的人质。“照顾好这些犹太人，善待他们，”据说希姆莱在1945年3月底这样告诉毛特豪森指挥官齐赖斯，“他们是我最好的资本。”[180]

希姆莱的人质策略也决定了贝尔根-贝尔森其余犹太人质的命运。1945年4月7日至10日，就在英国军队到达集中营的前几天，帝国中央安全局派出了三列火车，把6700名犹太人运往泰雷津，这是最后一个犹太人聚居区，现在被重新命名为另一个人质营。经过近两周的漫长路途，只有一列火车到达目的地。其余两列火车像幽灵一样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德国漂泊了很多天，直到被盟军解放。那时，车上数百名囚犯已经身亡。[181]

最后的几周

到了1945年4月初，集中营系统陷入混乱，坠入了世界末日和失败的大漩涡中。自这一年年初以来，随着盟军锋利地切入德国境内，希姆莱的恐怖王国迅速萎缩。在1945年头三个月里，集中营党卫队共损失了大约230个卫星营。[182]与此同时，混乱和死亡在剩余的集中营里蔓延。就连他们大肆吹嘘的战争生产也由于短缺和空袭而几乎陷入停滞，却还要不断派党卫队和囚犯假装运转，掩盖事实。“警笛得了腹泻。”1945年2月19日，阿格内斯·罗饶在纽伦堡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就在营地被击中的前几天，这是盟军在战争最后几个月摧毁的几个卫星营之一，造成了更多人死亡。[183]1945年1月到3月间，在撤离期间和剩余的集中营里，共有15万囚犯死亡，导致囚犯人数多年来首次大幅骤降。[184]

但是，如果认为集中营党卫队已经终结，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它的掌控力削弱得很快，但还没有完全倒台。而且，这台恐怖装置的规模仍然可观。1945年4月初，还有10个主要集中营和近400个卫星营在运转。[185]剩余的集中营里，还有3万到3.5万名党卫队官员。[186]尽管囚犯人数骤减，但仍有大约55万人身陷囹圄，远远超过一年前。[187]这些男人、女人和儿童来自欧洲各地，大多数被关在卫星营里。德国囚犯的比重下降至史上最低水平，在囚犯总人数中不到10%。[188]相比之下，犹太囚犯已经成长为规模最大的群体之一。近几个月来，第三帝国战前境内的集中营里犹太囚犯的人数迅速增加，首先是因为向卫星营输送奴隶劳工，其次是因为从东部的撤离。到了1945年初春，犹太人大约占集中营囚犯总人口的30%。[189]

直到1945年4月至5月初，集中营系统才算彻底崩溃。在戏剧性的五周内，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解散，盟军到达剩余的卫星营和最后几个主营：布痕瓦尔德和多拉（4月11日）、贝尔根-贝尔森（4月15日）、萨克森豪森（4月22～23日）、弗洛森比格（4月23日）、达豪（4月29日）、拉文斯布吕克（4月30日）、诺因加默（5月2日）、毛特豪森-古森（5月5日）和施图特霍夫（5月9日）。[190]在100多个集中营里，盟军发现了党卫队留下的囚犯，从一些卫星营里屈指可数的幸存者到贝尔根-贝尔森里5.5万名幸存者，人数不一而足。在此期间，估计共有25万名囚犯从集中营里被解放。[191]

然而，当盟军到达时，大多数集中营是空的。党卫队已经从卫星营里撤走了绝大多数人，并减少了大多数主营的囚犯人数。在诺因加默，当英国士兵进入广阔的营区时，几乎没有遗留下来的囚犯。[192]荒废的集中营与外面挤满囚犯的道路和火车形成了鲜明对比。无数的死亡运输在摇摇欲坠的第三帝国里纵横往返，因为通往其余集中营的铁路往往被切断；数以万计的囚犯没能坚持到盟军到来。

历史学家对最后一批死亡撤离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些人认为集中营系统非常有韧性，即使到最后，囚犯的长途跋涉也可以被视为移动中的小型集中营。[193]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批撤离不应该属于集中营的历史，而是纳粹种族屠杀的一个新阶段。[194]最后，两种说法都缺乏充分的说服力。1945年春天，集中营系统没有稳定性可言；把长途跋涉的囚犯大军视为移动的集中营，也是忽略了其与集中营内生活的明显差异。[195]与此同时，死亡撤离仍然是集中营历史的一部分。毕竟，撤离由集中营党卫队控制，他们已经习惯了杀掉逃跑或筋疲力尽的囚犯。至于囚犯本身，他们极度糟糕的身体状况是集中营的产物，而他们在集中营内学到的行为和建立的联系，在旅途中却被证实是无价之宝。归根结底，死亡撤离加速了集中营系统内长期存在的趋势。其结构变得更加灵活多变，因为囚犯永远在移动；行凶者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杀人完全不受惩罚；工作人员变得更加多样化，因为越来越多的男性从外界被征召为看守。审头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些人有了正式武装和增派的护卫。恐怖行为更加现于人前，因为载着囚犯大军的火车在德国各地到处跑。[196]

“（绝对）不能让一个囚犯活着落到敌人手中”

1945年春天，集中营大规模撤离的决定还没有最终敲定。在恐慌逐渐攀升的情况下，党卫队领导者考虑过几个替代方案，还向困惑的地方官员发出过自相矛盾的信号。[197]最激进的想法是血洗所有囚犯，让他们为第三帝国陪葬。希特勒曾鼓吹说宁可将德国夷为平地也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东西的时候，党卫队领导人和地方官员之间也零星讨论过彻底摧毁集中营，连同里面的人一起。但是，正如希特勒的焦土命令没有执行一样，党卫队也从未真正要杀死所有囚犯。[198]

另一个极端是大规模释放。在纳粹监狱撤离的时候，帝国司法部决定释放大量被认为无害的囚犯。[199]但是，这样的措施对希姆莱和他的下属官员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大规模释放会摧毁集中营的创始神话，证明它并非抵御国家最邪恶敌人的堡垒。最终，帝国中央安全局只同意释放几千名政治犯。[200]还有几千名德国士兵被塞入杂乱的集团军，尽管像约瑟夫·戈培尔这样的纳粹要员们抱有希望，但这些不情不愿、装备不良的士兵并没有为保卫祖国做出明显的贡献。[201]

还有一种方案是先把选定的囚犯转移走，然后弃营，留下绝大多数人。经济与管理部内部有些人支持这种做法。毕竟，到1945年春天，像以前那样有秩序的大规模疏散已经不可能了；运输系统已经支离破碎，最后一批集中营也在崩塌。[202]希姆莱同样不太认真地对待这个想法，当谈到布痕瓦尔德主营的最后撤离时，他下令把剩下的囚犯留给盟军。[203]但他很快改变了主意。1945年4月6日，指挥官皮斯特接到希姆莱的新指令，要立即弃营。希姆莱要求，要最大限度地清空布痕瓦尔德，将囚犯都送去弗洛森比格。[204]最后，仍然采用的是党卫队默认的撤离模式。[205]

1945年4月，集中营党卫队放弃了8个主营和250多个卫星营，强迫数十万囚犯踏上撤退之旅。一些党卫队官员屈服于当地工业和市政府的压力，他们要求党卫队先盟军一步把奴隶劳工带走，以洗刷自己与集中营罪行的任何联系。[206]此外，党卫队头领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扣住囚犯不放。[207]希姆莱本人仍然把囚犯——尤其是犹太人——当作他单独媾和的筹码。[208]经济与管理部领导人仍然认为集中营是重要的军备生产场所。波尔和他的管理者们拒绝接受不可避免的现实，疯狂地工作，以保持最后的工厂继续运行，而无情的汉斯·卡姆勒希望制造新的奇迹武器；在多拉地下设施被废弃后，卡姆勒想在另一个隧道工厂中生产防空导弹，因此把蓝图、机器和囚犯带到埃本塞。[209]从卡姆勒这些狂热分子的角度来看，把身体健全的奴隶留在废弃的集中营里，这种想法是蓄意破坏。

也许最重要的是，党卫队领导人认为必须保护德国公众。他们记得1918年革命期间，当被（错误地）指控犯有严重罪行的囚犯重获自由时，发生了恐怖的报复事件。[210]从布痕瓦尔德撤离后，他们的恐惧变成了现实。虽然希姆莱改变指令后，集中营党卫队在最后一刻设法带走了大约2.8万名囚犯，但美军到达时，营里还剩下2.1万名囚犯。他们的解放令德国当局大吃一惊——魏玛警察长在4月11日下午给集中营指挥官皮斯特打电话，却被一个欢欣鼓舞的囚犯告知皮斯特已经不在了。该地区很快就充斥着囚犯抢劫和强奸无助平民的报道。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毫无根据，出于多年来被压抑的恐惧，当地人将极小的插曲也歪曲成暴行。但是谣言越传越烈，甚至传到了德国元首的耳朵里。希特勒非常生气，据说他给希姆莱下令，集中营撤离时，所有能走动的囚犯都要带走。[211]

于是，希姆莱开始行动。1945年4月15日前后，他与集中营党卫队官员们举行了会议，在专列上接见了里夏德·格吕克斯和其他高官。他提到魏玛所谓的暴行，明确下令剩余的集中营要彻底清空。[212]仅仅几天后，大约在1945年4月18日，希姆莱在给弗洛森比格的电报中重申了他的强硬路线，漠视所有将囚犯留给盟军的建议：“弃营时没有什么可商量的，（绝对）不能让一个囚犯活着落到敌人手中。看魏玛-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就知道，他们会以最残忍的方式虐待当地人民。”[213]当时，其他主营似乎也接到了类似的指示。[214]

毫无疑问，外国媒体近期对集中营党卫队罪行的报道强化了希姆莱不妥协的立场。在盟军到达马伊达内克、纳茨维勒和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后，曾有一些早期曝光，包括第一部在废弃集中营拍摄的电影，但国外的反应依然不强。[215]直到1945年4月，最近解放的集中营里拍摄的照片才传遍全球。媒体的注意力最初集中在布痕瓦尔德——1945年春天第一个被解放的党卫队集中营，里面还有大批囚犯。[216]希姆莱对这些报道感到非常愤怒，因为这是对他正在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公然嘲弄。1945年4月20日至21日，在会见世界犹太人大会代表时，他痛斥外国媒体对布痕瓦尔德“恐怖故事”的报道。希姆莱威胁说，将来他可能不会再留下任何囚犯。[217]

不过，这种威胁并非一锤定音，因为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没有或没能力严格执行希姆莱的命令。在战争最后三周中被遗弃的所有主要集中营里，只有诺因加默几乎是完全清空的。相比之下，在弗洛森比格、萨克森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党卫队留下了一些患病的囚犯。[218]许多卫星营也一样。[219]因此，并非所有集中营党卫队的人在接到希姆莱指示的时候都理解了其中的含义，即必须运走所有能动的囚犯，然后把剩余的杀掉。[220]

与此同时，在最后一批坚挺到政权末日的集中营，党卫队也确实无处再遣送囚犯。最终，达豪主营只是部分清空，美军在4月29日解放了大约3.2万名囚犯。几天后，当党卫队官员逃离毛特豪森时，大约在主营和古森留下了3.8万名囚犯。[221]在最后一批卫星营（超过80个）中，党卫队工作人员在5月初逃跑时也留下了大部分囚犯。然而，直到集中营党卫队穷途末路，他们普遍还是在努力执行全部（或近乎全部）撤离的政策。

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是贝尔根-贝尔森，这是唯一正式移交给盟军的主要集中营。1945年4月11日，希姆莱授权他的代表、党卫队分队长库尔特·贝歇尔将贝尔根-贝尔森附近地区移交给英国军队。也许希姆莱想向西方做出一个大力度的示好，不过他也有放弃这个集中营和其中囚犯的现实理由，因为撤离有可能会将斑疹伤寒传染给德国民众和军队。1945年4月15日下午，在达成本地停战协议后，英军前往集中营主营。唯一一位没有逃跑的党卫队指挥官约瑟夫·克拉默接待了他们，正式将集中营移交给英军。英军士兵进入集中营时惊呆了。尽管党卫队竭尽全力清理现场，但还有超过1.3万具尸体散落在主要营区里。亚历山大·史密斯·艾伦（Alexander Smith Allan）少校回忆说：“简直就是尸体地毯，大多数已经是皮包骨头，其中许多尸体没穿衣服，胡乱堆在一起。”在不稳定的过渡时期，一些党卫队人员起初协助管理营地时甚至向囚犯开枪，但随着其罪行的全貌浮出水面，英军解除了剩余党卫队人员的武装并把他们关押起来。“我逮捕的第一个人是约瑟夫·克拉默，”诺曼·图尔格（Norman Turgel）中士在战后说，“身为犹太人，逮捕了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刽子手，我为此深感自豪。”[222]

弃营

到了1945年春天，党卫队官员成了撤离专家。[223]通常，他们首先会关闭离前线最近的卫星营，将囚犯送回主营或其他被指定为接收营的卫星营。虽然盟军的推进经常破坏这些计划，并将囚犯转移到其他地方，但一些接收营的规模依然变得非常庞大。1945年4月，在诺因加默综合营区里，沃伯林（Wöbbelin）和桑德博斯特尔（Sandbostel）两个卫星营接收了近1.5万名囚犯；里面如同人间地狱，大约4000名囚犯在解放前死亡。“在我们看到沃伯林之前，就先闻到了它的味道，死亡的味道。”美军地区指挥官后来写道。[224]

党卫队的另一个惯例是消除犯罪证据。在剩余的营地中，官员们销毁了文件、刑具和其他的罪行证据，包括绞刑架。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的毒气室也被拆除，囚犯的尸体被匆忙掩埋或焚烧。目的是赶在盟军到来之前让一切“看起来得体”，拉文斯布吕克指挥官弗里茨·祖伦这样对囚犯们说。在诺因加默主营，党卫队甚至强迫囚犯清理营房的地板和窗户，粉刷其中一些墙壁，期待用白色的涂料来掩盖多年的野蛮行径。[225]

在最后撤离的前夕，当地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决定了剩余伤残者的命运。在过去几周和几个月里，许多虚弱的囚犯已经死亡。但是，灾难性的条件总是创造出更多的活死人，他们的命运直到最后都悬而未决。个别集中营的党卫队官员做出了非常不同的选择，就像他们的同事在早些时候的撤离中所做的那样。有的人在交通工具允许的情况下，强迫伤残囚犯离开。[226]在其他地方，在营地被清除时，党卫队把病人留了下来。也有一些人遵循希姆莱的指示，不让囚犯落入盟军手中，因此展开了最后的屠杀。

如何处理伤残囚犯只是当地集中营党卫队面临的困境之一。当他们意识到像布痕瓦尔德和达豪这样的集中营只能部分清空时，党卫队官员不得不决定带走哪些囚犯。在达豪，他们开始召集犹太人，后来又加上德国人和苏联人。1945年4月26日共有8646名囚犯离开，几乎一半来自苏联，超过三分之一是犹太人，其余是德国人。[227]在布痕瓦尔德，党卫队最先选择带走的也是犹太人，然后增加了其他囚犯，包括波兰人、苏联人、捷克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和德国人；撤离的2.8万名囚犯中，超过半数来自“小营”。[228]显然，党卫队官员并不是随机挑选囚犯踏上死亡运输的旅途。他们有特定的针对对象，尤其是那些被认为价值很高或特别危险的囚犯，“犹太人质”这两类都算。[229]

囚犯们不惜一切代价逃避最后的死亡运输。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梦想着离开集中营，现在却迫切地想留下来，等待盟军的到来。在布痕瓦尔德和达豪的局部撤离期间，一些囚犯试图阻挠和拖延党卫队。但大多数抵抗轻而易举就被镇压。1945年4月9日，一名布痕瓦尔德囚犯沮丧地写道：“即便党卫队人数很少，他们还是可以强迫囚犯做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事情。”[230]

然而，党卫队的掌控往往只能维持到营地门口。虽然他们仍然强大到足以迫使囚犯离开，却无法保持运输按计划进行。随着德国运输系统分崩离析，火车经常停下来或改变方向。原本计划一天就能抵达的旅程或许需要花费数周时间，而且持续的时间越长，死亡的囚犯就越多。1945年4月7日，一列满载约5000名囚犯的火车从布痕瓦尔德出发，大约三周后抵达达豪时，车上堆了2000多具尸体（这些是美国士兵4月29日首次进入达豪时发现的尸体）。党卫队在其他地方将幸存者从卡在半路的火车上赶下来，继续步行。但是，由于许多道路不再可以通行或被切断，长途跋涉的队伍往往走散或迷路。囚犯们感觉好像在绕圈子走，总是在躲避距离最近的盟军部队。[231]

在路上，党卫队运输负责人已不能指望从上级那里得到任何指导。通信网络也在崩塌，基本上无法再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总部联系。不久，经济与管理部就彻底消失了。奥斯瓦尔德·波尔于4月中旬离开他在柏林的办公室，就在德国首都被包围前不久，他的大多数手下，包括D处的人也离开了办公室。1945年4月20日至21日，包括里夏德·格吕克斯在内的最后一批集中营党卫队管理者从奥拉宁堡逃跑。在党卫队保安人员最后一次锁上门后，自1938年夏天以来成为集中营系统神经中枢的T字楼自此空无一人。[232]正如德国在4月底分裂一样，集中营党卫队也支离破碎。从柏林逃走的经济与管理部管理者们分成了两组，一组北上，一组南下，很快失去了联系。[233]

除了少数例外，最后一波死亡运输原本也计划向北或向南移动，因为党卫队试图掌控住最后的囚犯。[234]起初，大多数是通往剩余的主要集中营。同样，集中营党卫队的管理者也聚集到仍在运营的集中营。在北部，经济与管理部D处的残部在拉文斯布吕克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与此同时，奥斯瓦尔德·波尔南下（显然是根据希姆莱的指示），在达豪种植园定居。在这里，还有其他几名经济与管理部官员，包括D处的几名官员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两名前指挥官里夏德·贝尔（多拉）和赫尔曼·皮斯特（布痕瓦尔德）及其手下。就在达豪获得解放的前几天，波尔为他的部下主持了最后一顿丰盛的晚餐。他习惯于奢华的生活，也要以这样的方式谢幕。[235]

1945年4月下旬，随着盟军逼近最后一批主要集中营，一些输送的列车开始转向完全虚构的地点。在南部，像帝国中央安全局领导卡尔滕布伦纳等纳粹领导人梦想着在奥地利土地上会有一座坚不可摧的高山堡垒，还自带军火工厂。几个集中营党卫队官员驶向蒂罗尔（Tyrol）这个假想地点。其中包括指挥官皮斯特和他的同事爱德华·魏特（Eduard Weiter），后者取代马丁·魏斯成为达豪的指挥官。他们在4月28日或29日最后一刻逃离达豪，驾驶着满载食物和酒的车队离开。在希姆莱的祝福下，徒步行进的囚犯们也向南前往奥兹山谷，那里正在建造一处战斗机测试设施。希姆莱下令，如果必要的话，囚犯可以住在地洞里；不过最后，很少有囚犯活着踏上奥地利的土地。[236]

德国北部的党卫队也想象了一个偏远的新营。[237]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人考虑了各种地点，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吕贝克和弗伦斯堡（Flensburg）］的德国城市和波罗的海的一个岛屿［费马恩（Fehmarn）］。甚至有人提出将囚犯带到挪威，在那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营区负责人奥迈尔正带着来自萨克森豪森的看守建立一座新的集中营。虽然没有适当的计划，但一些运载着囚犯的车队开始驶向德国北角。许多被盟军拦截，但1945年5月初，党卫队仍然从诺伊施塔特（Neustadt，吕贝克城外）的诺因加默和施图特霍夫集中营集结了一万多名囚犯。大部分被扣留在诺伊施塔特湾的三艘船上（货船“雅典”号和“提尔贝克”号，以及客轮“阿科纳角”号）。囚犯们挤在甲板下，没有食物、水或空气；每天早上，苏联囚犯亚历山大·马奇纽（Aleksander Machnew）回忆说，他们不得不用绳子把死人吊出来。[238]

与此同时，许多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人聚集在更远的北方，在弗伦斯堡，幻想中的“北部堡垒”成为吸引第三帝国顽固派精英的磁石。那里是德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由狂热的军事指挥官卡尔·邓尼茨（Karl Dönitz）元帅领导，希特勒于1945年4月30日自杀后，他成了德意志帝国的总统。此外，那里还有纳粹恐怖统治的专家们，包括党卫队和帝国中央安全局高层官员。经济与管理部高层工作人员在4月28日左右逃离集中营后，通过拉文斯布吕克也抵达了此处，同行的还有其他集中营党卫队的老队员。这是一个显赫的群体。办公室D处的所有部门领导都在场——鲁道夫·霍斯、格哈德·毛雷尔、恩诺·洛林和威廉·布格尔——以及他们名义上的上司里夏德·格吕克斯。还有几位前指挥官——马克斯·保利（诺因加默）、安东·凯因德尔（萨克森豪森）、弗里茨·祖伦（拉文斯布吕克）和保罗·维尔纳·霍佩（施图特霍夫）——和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最后，还有贝尔塔·艾克（Bertha Eicke）和她的家人；作为传奇人物特奥多尔·艾克的遗孀，她跟高层关系密切，由霍斯亲自照顾。这些人被吸引到弗伦斯堡的首要原因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存在，他也在1945年5月3日至4日左右北上，与手下碰面。这是希姆莱和他的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人之间的最后一次集会。[239]

致命运输

1945年春天最后一波死亡运输再现了早期撤离的痛苦。囚犯们在行进途中不能有片刻喘息，即便是连夜长途跋涉之中。谷仓和棚子挤满了人，常常根本无法入睡，而那些躺在露天的人——在采石场、田野或森林空地上——在寒冷和雨中颤抖，经常发生混战，较为强壮的囚犯们会抢夺食物和毯子。[240]偶尔，集中营党卫队在临时营地重新部署。最大的此类营地建于1945年4月23日，当时萨克森豪森死亡行军的第一队人马停在一个叫贝洛（Below）的村庄附近。与贝洛的森林相比，即使是最原始的卫星营也算是设施完善了。至少有1.6万名囚犯睡在泥泞的洞穴或用树枝搭成的帐篷里。白天，他们围着火堆，或走几步寻觅树皮、树根和甲虫充饥。几天后，追寻着死亡行军踪迹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卡车带着食品包裹抵达之后，囚犯们才吃上了真正的食物。分发的牛奶、罐头肉和水果无疑挽救了囚犯的生命。但在1945年4月29日至30日，党卫队恢复行军时，已有数百人死亡。[241]

在最后的运输过程中，党卫队的屠杀行为不断攀升。由于普通看守在德国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越来越不愿意沾染鲜血，因此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人把处决掉队囚犯的任务交给了特别挑选出来的一批党卫队人员，他们跟在队尾。例如，在弗洛森比格死亡行军中，所谓的埋骨小队由埃里希·穆斯班德带领，他是马伊达内克和比克瑙火葬场的前任主管，我们上一次提到他，是说他向女看守挥舞尸体残肢。像穆斯班德这样的党卫队队员，长期习惯于杀戮，偶尔还会在射杀疲惫不堪的囚犯之前，嘲弄和折磨他们。[242]

许多老练的党卫队杀手是反犹主义者，许多受害者都是犹太人，这样的事实导致一些历史学家将1945年春天的致命运输形容为种族屠杀的最后阶段：随着毒气室关闭，现在通过其他方式消灭犹太囚犯。[243]毫无疑问，在这些死亡行军中，犹太人在囚犯中占很大比例——大约三分之一到一半——在遇难者中也占很大一部分。[244]然而，党卫队并没有试图在撤离期间有计划地杀害所有犹太人。这一次，没有来自上面的种族灭绝命令；相反，希姆莱把犹太人当作人质，这也是为什么在盟军逼近时，比起大多数其他囚犯，犹太人更有可能被带出集中营。在随后的致命运输中，党卫队并没有区别对待犹太人和其他囚犯。[245]他们通常一起行军，有着相同的命运。事实上，由于囚犯的编号和制服要么混在一起，要么丢失，许多犹太人利用最后几周的混乱——当档案丢失或销毁时——来掩盖身份，无论如何都无法将他们与其他囚犯群体区分开。最终，生存主要取决于运气和力量。[246]

即使党卫队专门挑出犹太人进行单独运输，也不一定是大规模灭绝的前奏。1945年4月10日从贝尔根-贝尔森出发的“犹太人质”列车，许多护送者都是士气低落、上了年纪的退伍士兵，他们基本不找囚犯的麻烦。一些人还把食物和香烟分给囚犯，而负责运输的领导则试图沿途寻找额外的补给品。有时，看守甚至允许囚犯离开火车，在乡间游荡觅食——这在早些时候的集中营撤离中是完全无法想象的。[247]

所有这些都得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集中营撤离的主要目的不是谋杀犹太人或其他囚犯。[248]虽然因疲惫、饥饿、疾病和子弹而大批量死亡是必然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刻意的终结。在大规模灭绝时，党卫队仍然拥有更有效的手段，偶尔在最后一刻的屠杀中显示出毁灭性的效果。[249]不管怎么说，在1945年4月和5月初，这些运输确实是致命的，数以万计的囚犯死在德国的道路、火车和船只上，其中包括一些被盟军意外杀害的囚犯，这也许是撤离史上最悲惨的一章。[250]

1944年，随着轰炸袭击的升级，盟军攻击了许多使用奴隶劳工的德国工厂，被误杀囚犯的人数有所增加。1944年8月24日发生了最致命的一次袭击：在美国突袭布痕瓦尔德军工厂后，近 400名囚犯丧生，其中包括前社民党国会主席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Rudolf Breitscheid）。党卫队在此次袭击中也伤亡过百，包括许多党卫队人员的家属；办公室D处的实际领导人格哈德·毛雷尔在空袭中失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251]其他主要集中营和一些卫星营也遭到了轰炸。[252]囚犯们对这些突袭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为党卫队施暴者的脆弱不堪和盟军制霸长空、事实上缩短战争的事实感到快意。另一方面，他们知道未来的解放者可能会杀死他们，因为炸弹无眼，不会区分行凶者和受害者。1944年10月，当达豪螺丝厂的囚犯被密集的炸弹击中时，他们认为“这将是我们所有人的末日”，埃德加·库普费尔在秘密日记中写道，他彼时正在医务室恢复他那骨折的脚。[253]

1945年头几个月，由于盟军飞机投下的炸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低空飞行的飞机开始扫射士兵和平民，所以空袭对囚犯生命的威胁有所增加。臭名昭著的奥拉宁堡砖厂是空袭目标之一，1945年4月10日被夷为平地，数百名囚犯被埋在废墟和瓦砾之中。几天前对诺德豪森的一次突袭夺去了更多的生命，杀掉了波尔克死亡地带的1300名囚犯。[254]更多的伤亡发生在集中营之外。运输囚犯的列车伤亡尤为惨重。例如，1945年4月8日晚，美国对策勒（Celle）货运站的袭击摧毁了一长列火车的一部分，这列火车载着3500名来自诺因加默和布痕瓦尔德的囚犯。袭击造成几百人死亡，更多人重伤。[255]

最严重的灾难发生在1945年5月3日战争就要结束时。在英国对基尔和吕贝克附近德国船只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数枚导弹击中了诺伊施塔特湾的“提尔贝克”号和“阿科纳角”号船。瑞士红十字会发出紧急警告，称两艘船都关押了囚犯，但前方没有及时收到信息。从爆炸和船只失火中幸存下来的囚犯或冻死或淹死，还有些囚犯被英国战斗机射死。安纳托利·库利科夫（Anatolij Kulikow）后来作证说：“我已经游了一会儿，但没有力气继续游了。”他被其他囚犯救上救生艇，这是海军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夺走了7000多条生命，只有大约500人得以幸存。[256]

德国普通民众

1945年4月26日下午4点半左右，集中营队伍来到了奥伯林德哈特（Oberlindhart），一个位于下巴伐利亚州起伏丘陵中的宁静村庄。在兄弟的农场里，52岁的主妇琴塔·施马尔茨尔（Centa Schmalzl）独自一人时，大约280名缓慢行进的囚犯步入她的视野，周围有几十名党卫队看守。焦躁不安的运输领导人，一个上了年纪、脸庞鲜红的党卫队男子粗暴地告诉施马尔茨尔，他们会留下来过夜。然后，他要求给一个自称他妻子的女人准备一张床，拿一些食物给他的看守，那些人已经在厨房安顿下来。琴塔·施马尔茨尔看到看守殴打那些乞讨食物的囚犯。他们还打倒了一名试图给俘虏送水的当地法国工人。党卫队最终给饥饿的囚犯分发了一些土豆后，便把他们锁在谷仓里，不过时间不长。附近发生爆炸后，惊慌失措的党卫队队员在午夜后又把他们赶了出来。就在他们离开之前，琴塔·施马尔茨尔听到谷仓传来枪声。随后过来一名党卫队队员，要求她处理掉谷仓里的三具尸体；其他囚犯已经离开，消失在夜色之中。[257]

琴塔所见的是4月7日布痕瓦尔德撤离的一段插曲，当时有3000多名囚犯，其中大多数是“小营”的犹太人，此后他们又被分成不同的队伍。囚犯大军向遥远的达豪跋涉，奥伯林德哈特只是沿途无数犯罪现场的其中一个。[258]1945年春天，类似的场景在德国各地都曾出现。在街道、广场和车站，当地德国人直面来自集中营的死亡运输：他们见到了囚犯被殴打，听到了枪声，闻到了死亡的气味。自1943年底卫星营蔓延以来，党卫队的恐怖统治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如今完全公之于众，因为就连奥伯林德哈特这样的偏远角落也出现了囚犯的身影。[259]

德国平民的反应各不相同，跟早先见到囚犯时一样。一种反应是震惊；甚至几个月后，一些证人提起当时的情景都会崩溃，因此无法作证。[260]偶尔，担心的当地人会把食物和饮料留在路上，或者直接交给囚犯。[261]也有人帮助那些逃跑的囚犯。在运输过程中，有许多逃跑事件，因为绝望的囚犯们趁着越来越混乱的形势，常常在一时冲动下偷偷溜走。[262]由于经济与管理部的囚服几个月前用完了，许多囚犯因此换上了便服，这更有利于他们逃跑。[263]成功逃脱往往需要当地德国人假装视而不见或提供庇护。[264]1945年4月28日发生了集中营历史上罕有的一件事，大约15名越狱的囚犯甚至参加了当地平民在集中营发源地达豪的起义。一小群反叛分子决心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将该镇移交给美军，因此向市政府发起了猛攻。党卫队很快包围了他们，虽然大多数反叛分子逃走了，但仍有六个人被击毙。[265]

然而，比起支持，更常见的是沉默。少数德国帮手远远不及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袖手旁观，或者在囚犯经过时移开了视线。这种被动可以掩盖不同的情绪，包括好奇、冷漠和顺从。[266]其中最重要的是恐惧：对党卫队的恐惧，因为党卫队威胁愿意帮助囚犯的当地人，偶尔还狠狠惩罚他们；[267]对连坐的恐惧，因为盟军即将到达，平民不想与党卫队的罪行有牵连，当一名看守在奥伯林德哈特附近的一个村庄将一名精疲力竭的囚犯拖走时，一名当地妇女恳求他不要在她家门外射杀受害者；[268]最后还有对囚犯的恐惧。集中营囚犯是危险罪犯的形象根深蒂固，一些当地人遇到囚犯队伍时会公开发泄他们的厌恶，对着囚犯高喊“叛徒”、“强盗”和“杂种”。[269]党卫队看守鼓励这种敌意，并提醒当地人：“这些人是罪犯。”[270]

恐惧有时会变成偏执和恐慌，幻想逃跑的囚犯会攻击手无寸铁的平民。事实上，大多数在逃的囚犯都小心翼翼地远离他人的视线。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关于危险的囚犯成群结队逍遥法外的谣言，也助长了类似的焦虑，认为有外国工人团伙打劫。当地官员和报纸发出了歇斯底里的警告，关于抢劫、强奸和谋杀的议论很多，就像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撤离之后一样。[271]人民冲锋队的老队员、希特勒青年团的年轻人、三流党派官员以及当地社区的正直成员在刺激之下纷纷行动，向当局告发逃跑的囚犯或参与搜捕行动，形成第三帝国末期纳粹恐怖统治典型的分权现象。[272]

受害者中包括1945年4月8日美国空袭后从策勒的列车中逃跑的囚犯。第二天早上，德国士兵、警察和党卫队武装力量搜查了附近的花园和树林——大多数囚犯都躲藏在那里——并朝囚犯开枪。当地平民也参与了搜捕。屠杀是由当地军事指挥官策划的，他声称囚犯正在全镇“屠戮和劫掠”；在策勒附近，至少有170名囚犯被杀。[273]在德国其他许多城镇和村庄，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逃亡的囚犯被谋杀。一位目击者在一次类似的追捕之后写道，这是“真正的流血事件”，他依然震惊于一些邻居突然发疯杀人，开枪打死躲在地窖、棚子和谷仓里的囚犯。[274]

对于还在党卫队管控下的囚犯，一些当地人也参与了杀戮。1945年4月13日，在马格德堡以北的小镇加尔德勒根（Gardelegen）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几个囚犯经过长途跋涉后刚到达该地区不久，这里就几乎完全被美军包围。加尔德勒根当地狂热的纳粹领导人提出，如果被解放，这些囚犯将对民众构成严重威胁。当地一些民众被逃跑囚犯所犯暴行的故事激怒，纷纷支持这位领导人。4月13日下午，囚犯们从镇中心的军营被押到城外一个偏僻的砖砌谷仓里。凶手们——掺杂了党卫队队员、伞兵和其他人——用火把和火焰喷射器点燃谷仓内浸满汽油的稻草，并往里面投掷手榴弹。谷仓很快就着起了大火。波兰囚犯斯坦尼斯瓦夫·马耶维奇（Stanisław Majewicz）是活下来的25个幸存者之一，他后来回忆说：“人被活活烧死时的尖叫声越来越大，呻吟声也越来越大。”那些试图逃跑的人遭到机枪扫射。当美军在4月15日到达现场时，他们发现了大约1000具烧焦的尸体。[275]

关于这次暴行的新闻经美国媒体迅速传播开来，加尔德勒根也成为纳粹战时罪行的一个象征。但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并不是常态。很少有地方领导人像加尔德勒根领导那样一心一意进行大规模屠杀。例如，就在大约20英里之外，另一位纳粹党官员保护了行进到村子里的500名囚犯。即使在加尔德勒根，也只有少数平民积极参与谋杀囚犯。更多的德国人，不管在这里还是其他地方，都不想把自己跟败局已定的事业绑在一起。[276]

集中营和其中的囚犯总会在普通德国人中引起一系列反应。不论是在第三帝国的初期还是末期，民意从来没有统一过。即使在像奥伯林德哈特这样的小村庄里，分歧也很明显。1945年4月26日，当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在这里停留时，大多数当地人都默然旁观。有几个人呼吁大规模处决；其他一些人，包括市长在内，则庇护逃跑的囚犯。即便在囚犯大军离开村庄后，当地的闹剧仍在继续。一些狂热的居民揭发说有囚犯藏匿在施马尔茨尔家的谷仓里。但还有另一个转折：再次被抓的囚犯恳求当地一名警察饶命时，出于同情，警察把他们转移到了另一个农场，在那里他们等到了第二天到达的美国士兵，最终获得了自由。[277]

结局

到了1945年5月初，哪怕最执迷的纳粹狂热分子也知道游戏即将结束。第三帝国已成废墟，许多像鲁道夫·霍斯这样毕生奉献给党卫队的人认为“我们的世界已经跟元首一起逝去了”。他们最后的希望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当霍斯和其他集中营党卫队管理者们于1945年5月3日至4日在弗伦斯堡与他们的领袖会面时，他们很可能期待的是最后决战的召唤。希姆莱会为他们提供另一个梦幻般的愿景吗？还是会命令他们在荣光中倒下？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在新成立的邓尼茨政府外，几乎僵硬的希姆莱满面笑容，轻快地宣布，他对集中营再没有任何指示。他与下属们握手告别之前，发出了最后一条指令：官员们应该伪装自己，躲藏起来，就像他为自己打算的一样。[278]

即使败退，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人依然追随希姆莱。办公室D处的几个人换上了海军制服和假身份。格哈德·毛雷尔变成了保罗·克尔（Paul Kehr），霍斯变成了弗朗茨·朗（Franz Lang）。霍斯、毛雷尔和其他几个经济与管理部的人一起，假装在德国北部农村的小农场里工作，起初躲过了抓捕。然而，他们的前任上司里夏德·格吕克斯虽然把名字改成了松内曼（Sonnemann），却完全不可能假冒成农场雇员来蒙混过关。格吕克斯六年前接手集中营系统时还身材强壮，如今消瘦得却像当年体形的影子。他逐渐失去了制度上的权力，同时还伴随着身体机能的显著衰退，在他与奥斯瓦尔德·波尔越来越少的会面中尤其明显。他猛吃药和酗酒，据传已经失去了理智，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更像个死人，他最终在弗伦斯堡的一家德国军队医院里了结了自己。1945年5月10日，在第三帝国投降后不久，格吕克斯咬破了一粒氰化钾胶囊，自杀身亡。[279]

格吕克斯的死算是赶上了1945年春天席卷德国的自杀浪潮。纳粹宣传机构将自杀赞颂为终极的牺牲。事实上，导致前纳粹官员自杀的主要原因是恐惧和绝望。[280]党卫队的自杀潮由海因里希·希姆莱带头，他于1945年5月23日被英国人囚禁，被捕两天后自杀身亡。在其他自我了断的集中营党卫队官员中，有恩诺·洛林和达豪最后一任指挥官爱德华·魏特。[281]大多数自杀的人都是顽固的党卫队老队员，尽管有些人对集中营系统感情复杂，其中包括汉斯·德尔莫特，这名年轻的奥斯维辛医生在第一次筛选囚犯时就崩溃了。[282]与希姆莱和格吕克斯一样，几个集中营党卫队自杀者都用的是氰化物，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几个月前在萨克森豪森处决囚犯时已经进行了测试。其他几个人，如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指挥官阿图尔·勒德尔，则采用了更戏剧性的方式：作为一个有着长期施暴史的人，勒德尔选择了符合自己的血腥死亡方式，用手榴弹引爆了自己。[283]

然而，大多数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还是想在第三帝国倒台后存活下来。他们也许谈论过英勇的牺牲和神风特工队的使命，但最终，他们争先恐后地保护自己的羽毛。[284]大批的党卫队看守也是如此。在剩余的集中营里，官员们往往在最后时期远离营地，策划逃跑。当那一刻到来时，他们换上便服，消失得无影无踪。[285]同样，押送撤离囚犯的党卫队在最后一刻也试图逃避抓捕；如果手头没有平民的衣服，他们就穿上囚犯制服。[286]

在逃跑之前，党卫队的押送人员必须决定剩余囚犯的命运。有些人选择杀戮。例如，1945年5月3日清晨，从布痕瓦尔德撤离，已到达巴伐利亚特劳恩施泰因（Traunstein）附近小树林的囚犯在党卫队的命令下整队，随后党卫队开火扫射，打死了58名囚犯。然后，看守们“扔掉武器，迅速逃跑”，唯一的幸存者作证说，他被打伤后倒在了两个死去的同伴身下。[287]在其他地方，党卫队看守会在短暂的停留或过夜期间消失，只关心拯救自己的性命。[288]1945年5月2日，当萨克森豪森死亡运输的幸存者在什未林（Schwerin）附近一个小村庄外的森林空地上醒来时，所有看守都不见了，他们目瞪口呆。“我们无法理解，也不相信。”奥地利犹太人瓦尔特·西莫尼（Walter Simoni）在战后回忆道。[289]但被遗弃的囚犯并不安全；他们是“自由人，但还没有解放”，正如一位幸存者后来所说，他们仍然面临纳粹狂热分子的迫害。毫无头绪再加上疲惫不堪，一些茫然的囚犯实际上继续着漫无目的的行进，即使已经没有了党卫队的押送。[290]直到盟军到来才最终结束了行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囚犯在1945年4月和5月初在德国城市和村庄、火车上、森林里和开阔的公路上获得了自由，但他们的总数很可能超过10万。[291]

在最后一批集中营里，更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活了下来。在第三帝国最后5个星期，盟军解放了主要集中营里大约16万名囚犯，大多数在布痕瓦尔德、贝尔根-贝尔森、达豪和毛特豪森-古森。此外，盟军部队还从100多个卫星营里解放了大约9万名囚犯，有些集中营甚至在德国正式投降之后还在运营。绝大多数被解放的卫星营很小，关押的囚犯不到1000人。但也有像埃本塞一样巨大的卫星营，美军在1945年5月6日就遇到了大约1.6万名幸存者。其中包括米克洛什·尼斯力博士，他于1945年1月从奥斯维辛经过死亡撤离抵达毛特豪森营区，还有集中营里的长期囚犯、捷克翻译德拉霍米尔·巴尔塔。当第一批美国士兵出现在埃本塞时，巴尔塔在他的日记中提到，士兵们被“难以形容的狂喜场景”包围。[292]

被囚禁的最后时刻充满了混乱。这些囚犯长期处于精神衰弱的状态，在对解放的希望和对党卫队屠杀、流弹和炸弹的恐惧之间游走。1945年4月28日，阿格内斯·罗饶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霍利绍夫卫星营（Holleischen）里写道：“让我们继续坚持三个星期的是战争两三天就会结束的传言。”她在纽伦堡的旧营遭到轰炸后来到了这里。她在附近的弹药车间忍受着强度更大的奴隶工作，直到1945年5月3日那里也被盟军炸弹击中。罗饶再次幸存下来，但她仍在党卫队手中。“我们离解放的距离是如此近，如此真实，”她第二天写道，“这使我们更难接受……在最后一刻必须死去的念头。”自由终于在5月5日早上降临——美国士兵从周围的森林里出现——它是如此突然。被改造成霍利绍夫卫星营的农场里先是沉默，随后是几声大叫：“他们来了！他们到这里了！”营地里上千名女囚疯狂地欢呼起来。[293]

有时，从恐怖向自由的过渡更有秩序。在布痕瓦尔德，1945年4月11日早些时候，党卫队指挥官皮斯特告诉集中营的老面孔，德国共产党人汉斯·艾登（Hans Eiden），自己将把营地交给他。不久之后，皮斯特通过大喇叭发布了最后的命令，让党卫队队员立即离开。此时，美军已经近在眼前；党卫队逃跑时响起了枪声，瞭望塔上的看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中午时分，党卫队最终撤退干净，囚犯们从藏身处走出来，朝正门走去。不久之后，艾登通过大喇叭发表了讲话，确认“党卫队已经离开集中营”，由囚犯国际委员会主管大局。当美军到达主营区时，其中一座塔楼上飘扬着一面白旗。[294]

1945年4月29日下午，美军到达达豪时也看到了一面白旗，不过这面旗是由焦虑的党卫队升起的，而不是囚犯。虽然达豪不是最后一个倒下的集中营，但它的解放象征着纳粹恐怖机器的毁灭。自从党卫队在此处建立第一个临时营地以来，已经过去了12年多。从那时起，达豪曾多次改头换面，并被赋予了多种功能：纳粹革命的堡垒、模范营地、党卫队训练场、奴隶劳工库、人体实验场所、大规模灭绝处和卫星营网络中枢。达豪不是最致命的集中营，却是当时德国内外最恶名昭彰的集中营。1945年5月1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达豪，德国最可怕的灭绝营被解放了”。自1933年以来，在达豪集中营区停留过的20多万名囚犯中，从1945年1月起的最后几个月中至少有1.4万人丧生，这还不包括身份不明的遇害者，比如那些在主营解放后还持续了几天的死亡运输中的囚犯。[295]

达豪的最后几个小时和其他集中营一样紧张。1945年4月29日早晨，大多数党卫队队员已经逃离，但瞭望塔上的看守仍然拿囚犯来练习机关枪。可以听到附近的爆炸声，飞机在阴暗的天空呼啸而过，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来了又去。然后囚犯们听到轻型武器的火力越来越近，一些看守开枪还击。最后，一名美国军官在两名记者的陪同下，从门房探看营区内部，然后进入空荡荡的点名广场。几分钟后，广场上挤满了欣喜若狂的囚犯，他们拥抱并亲吻了解放者。“他们抓住我们，”这位军官第二天写道，“把我们抛到空中，用尽全力欢呼着。”[296]

不久，整个达豪都沸腾了，消息迅速传遍了营区的各个角落。就连医务室的囚犯也听到了狂欢的声音，开始庆祝，其中包括无畏的达豪历史记录者埃德加·库普费尔，近几个月来他越来越虚弱。现在，他从床上看着其他生病的囚犯挣扎着起身走到外面，或者透过窗户看着激昂的场面。[297]

不久，库普费尔见到了莫里茨·霍伊诺夫斯基（Moritz Choinowski），几周前，霍伊诺夫斯基因耳部感染在达豪医务室接受治疗。这位在波兰出生的50岁犹太人还活着几乎是一个奇迹。他在集中营的磨难始于几年前，1939年9月28日，盖世太保将他从马格德堡的家乡抓到布痕瓦尔德。当天下午，霍伊诺夫斯基交出了所有东西——钱、文件、西装、帽子、衬衫、袜子、套头外衣和裤子——变成了集中营的囚犯。“我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领到了一件囚服。”他后来写道。他的红黄色三角标志着他是一个政治犯（他曾经是社民党的支持者），也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布痕瓦尔德度过了早期的战争年代，尽管在致命的采石场中待过几个月并多次受到体罚（包括三次“25鞭”），他还是活了下来，并逃脱了凶残的T-4医生的魔爪。1942年10月19日，他与来自布痕瓦尔德的另外400人一起乘坐一辆货运车抵达奥斯维辛后，在第一次大规模筛选中幸免于难。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在大屠杀最严重的时期，他又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熬过了多轮的筛选，尽管身负重伤，还是经受住了更多的病痛、饥饿和殴打。从奥斯维辛至地狱般的格罗斯-罗森营的死亡运输中，他再一次坚持了下来，在此期间，一颗党卫队的子弹擦着他的头部而过，击中了他的耳朵。1945年1月28日，他来到达豪，熬过了最后几个月的强制劳动，尽管他已经严重消瘦和病弱，还感染了斑疹伤寒，这种传染病在1945年初夺去了达豪数千人的生命。不知何故，莫里茨·霍伊诺夫斯基居然活了下来，1945年4月29日，在集中营煎熬了2000多天后，他自由了。“这是真的吗？”当他在达豪医务室里拥抱并亲吻库普费尔时，他不由得哭了。库普费尔在日记中继续写道：“他一直在哭，当我想到他怎么熬过来时，也止不住落泪。”[298]

[1] 此段和前两段，参见Nansen，Day，553-68，quotes on 562-63；Buergenthal，Lucky Child，64-105；Kubica，“Children，”282；Strzelecki，“Liquidation，”31。

[2] 数据参见Knop and Schmidt，“Sachsenhausen，”23。

[3] Blatman，Death，11.

[4] IfZ，Burger to Loerner，August 15，1944，ND：NO-399；ibid.，Fa 183，Bl. 6-7，n.d.；Neander，Mittelbau，86-87.

[5] 在毛特豪森，除了来自其他被废弃的集中营的现有囚犯外，1945年1～4月还登记了超过2万名新囚犯；Fabréguet，Mauthausen，126；idem，“Entwicklung，”207；OdT，vol.4，314。

[6] Keller，Volksgemeinschaft.

[7]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24；Nansen，Day，482.

[8] Kautsky，Teufel，182-83；Rózsa，“Solange，”137，204；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403-404.

[9] Bessel，Germany，31-34，46-47，130-31；Kershaw，End，129-61.

[10] Marszałek，Majdanek，quote on 240；Mess，“Sonnenschein，”64，66，76；Rózsa，“Solange，”222；Kielar，Anus Mundi，347.

[11] Nansen，Day，561-68，quote on 563；Levi，Periodic Table，140；Gross，Fünf Minuten，118；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431，442-43；Overesch，“Ernst Thapes，”641.

[12] 这是假设1945年集中营体系的囚犯人数大约为75万人。其他历史学家估计，死亡率在囚犯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Orth，System，335，349；Neander，“Vernichtung，”54；Bauer，“Death Marches，”2-3。

[13] 法国历史学家Joseph Billig提出了类似的估计（45万名幸存者）；Spoerer and Fleischhacker，“Forced Laborers，”193。至于更高的估计（幸存者有70万人甚至更多），参见Gellately，Backing，219。

[14] Morsch and Ley，Sachsenhausen，142；Morsch，“Einleitung，”8.

[15] Quotes in Buergenthal，Child，112，211. 关于运气，参见P. Levi，“Preface，”1965，in Belpoliti，Levi，12-16；Bettelheim，Surviving，101。

[16] Strzelecki，“Liquidation，”19-20，41-48；Czech，Kalendarium，860，989；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39.

[17] 除不同国家设定的纪念日期外，联合国大会指定1月27日为悼念种族大屠杀遇难者的国际纪念日；www.un.org/en/holocaustremembrance。

[18] Müller，Weltkrieg，314-18；Kershaw，End，61.

[19] OdT，vol.7，146-47，156-84.

[20] Steegmann，Konzentrationslager，100-145，162-68；OdT，vol.6，48-190；Müller，Weltkrieg，318-21. 莱茵河左岸的卫星营撤离工作一直持续到1944年10月。

[21] Strebel，Ravensbrück，quote on 171；Steegmann，Konzentrationslager，100，105，164；OdT，vol.6，41；Neander，Mittelbau，139-40.

[22] Evans，Third Reich at War，618-24；Kershaw，End，92.

[23] OdT，vol.7，66-68，86-87，91，95，97；ibid.，vol.8，109-13；Marszałek，Majdanek，239-44.

[24] OdT，vol.8，272-80，292-98.

[25] OdT，vol.8，51-54，66-87；Megargee，Encyclopedia，vol.1/B，1230-32；Harshav，Last Days，699. 里加综合营区的一部分囚犯被带到了拉脱维亚西岸的利保（Libau），那里还有几个营地一直持续到1945年2月；OdT，vol.8，81。

[26] Dieckmann，Besatzungspolitik，vol.2，1299-1321，quote on 1320；Blatman，Death，60-61；Friedländer，Jahre，614；OdT，vol.8，202，210-31.

[27] OdT，vol.8，135，140-42，149-77；Gruchmann，Krieg，205-10. Quotes in Harshav，Last Days，667，702，703；LULVR，interview No.422，July 28，1946，p. 10，Gdansk in the original.

[28] YVA，033/8，“Was is forgekom in di lagern fon estonia，” December 1944，quote on 5（Kim Wünschmann翻译）；BArchL，B 162/5116，Bl. 1716-21：Aussage Benjamin A.，July 5，1961；ibid.，Bl. 1835-42：Vernehmung W. Werle，June 5，1962；ibid.，Nr. 5120，Bl. 2234-52：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Nissan A.，July 15，1965；ibid.，Bl. 2256-62：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Benjamin A.，September 21，1965；WL，P.III.h. No.1012，B.Aronovitz，“Die grausame ‘Liquidierung’ des Klooga-Camps，” September 1949；OdT，vol.8，135，164；Gruchmann，Krieg，210；Angrick and Klein，“Endlösung，”429。

[29] OdT，vol.8，169.

[30] 稍后的集中营撤离中类似的动机，参见Blatman，Death，179，425-27。

[31] Dieckmann，Besatzungspolitik，1297-98，quote on 1286；OdT，vol.8，48-51，68，78，80-81，85，215-19，227，267-68.

[32] OdT，vol.8，27-28，51-52，74，77-78，81-85；WL，P.III.h. No.286，letter，H. Voosen，October 1945；Maršálek，Mauthausen，174. 有时，克雷布斯巴赫形同里加的指挥官；Hördler，“Ordnung，”53。

[33] OdT，vol.8，141，149，154，160-61.

[34] 例子参见OdT，vol.8，54。

[35] OdT，vol.8，140，151，168，172-73，180；YVA，033/8，“Was is forgekom in di lagern fon estonia，” December 1944，p. 4；BArchL，B 162/5120，Bl. 2234-52：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Nissan A.，July 15，1965，Bl. 2241-42.

[36] Paserman，“Bericht，” quote on 160；OdT，vol.8，112-13，124；Mix，“Räumung，”272-73；Blatman，Death，64；DaA，6589/I，statement A. Kramer，November 1，1945，p. 115.

[37] 历史学家曾倾向于将早期撤离描述为有秩序的、与之后混乱的死亡行军完全不同的行动；Neander，Mittelbau，85-88；OdT，vol.1，298。战后对死亡行军的研究，参见Winter and Greiser，“Untersuchungen”。

[38] Wenck，Menschenhandel，345-46；OdT，vol.7，91；ibid.，vol.8，273；Marszałek，Majdanek，243；Neander，“Vernichtung，”46-48，59. 销毁证据，参见Hoffmann，“Aktion 1005”；Hördler，“Ordnung，”206-207。

[39] 这个和其他因素，也可参见Blatman，Death，72。

[40] Bericht I. Rotschild，January 25，1946，in Tych et al.，Kinder，219-24；OdT，vol.8，79-81.

[41] OdT，vol.6，493，505，513；ibid.，vol.8，53，202；Hördler，“Ordnung，”208-14. 1944年，施图特霍夫还接收从其他纳粹拘留点遣送来的犹太囚犯。

[42] Bericht I. Rotschild，January 25，1946，in Tych et al.，Kinder，quote on 223-24；OdT，vol.6，485，505，513；ibid.，vol.8，53；Rolnikaite，Ich，258；Orth，System，229-30；Hördler，“Ordnung，”212，218；Megargee，Encyclopedia，vol.I/B，1425.

[43] Hördler，“Ordnung，”214，222，230，242，245. Hördler的重要研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不过，即将发生的撤离没有影响施图特霍夫的杀戮行动，这个论点我并不认同。施图特霍夫的撤离准备工作从1944年秋天开始（Orth，System，295-96；OdT，vol.6，514），而这一时期杀害囚犯的行为一定也属于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就像在其他面临被占领威胁的集中营里一样。

[44]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Hördler，“Ordnung，”133，214-17，224，231，235，241，quote on 233-34。See also Bericht I. Rotschild，January 25，1946，in Tych et al.，Kinder，224；Orski，“Vernichtung”；OdT，vol.6，501-502，506；Rolnikaite，Ich，260-66.

[45] Czech，Kalendarium，923-24；Kielar，Anus Mundi，352.

[46] Gilbert，Auschwitz，324-26；“Germans Plan Mass Execution，” The Times，October 11，1944，p. 4；DAP，Aussage S. Kłodziński，May 22，1964，8470；Broad，“Erinnerungen，”183；Dirks，“Verbrechen，”171-72.

[47] Friedler et al.，Zeugen，285；Czech，Kalendarium，921；Hoffmann，“Aktion 1005，”293-94. 切姆诺灭绝营曾在1944年夏天短暂地重新开始大规模清除犹太人；Kershaw，End，123。

[48] Quote in Hördler，“Ordnung，”410.

[49] Nyiszli，Auschwitz，144.

[50] 大部分历史学家认可希姆莱下达过“停止”命令，至少对比克瑙有过此种命令；Orth，System，259，274-75；Gerlach and Aly，Kapitel，401；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39。

[51] APMO，Dpr-ZO，29/2，LG Frankfurt，Urteil，September 16，1966，p. 60.

[52] Czech，Kalendarium，941.

[53] Friedländer，Jahre，657；OdT，vol.7，68.

[54] 毛特豪森的计划，参见Perz and Freund，“Auschwitz”；Hördler，“Ordnung，”381-85。

[55] Czech，Kalendarium，860，921-22，929，932，948；IfZ，Fa 183，Bl. 6-7，n.d.

[56] Strzelecki，“Liquidation，”22-23；OdT，vol.6，493.

[57] Gutterman，Bridge，quote on 146；Sprenger，Groβ-Rosen，224-26，286-92；OdT，vol.6，202-17；Rudorff，Frauen，87-101；Orth，System，279-80；Konieczny，“Groβ-Rosen，”320.

[58] Bessel，1945，esp. 23-28，35-36；Kershaw，End，167，175；Evans，Third Reich at War，681-82，711-12.

[59] IfZ，Fa 183，Bl. 6-7，n.d.

[60] Blatman，Death，52-57；Orth，System，272-73；Neander，Mittelbau，89-96.

[61] Orth，System，276；IfZ，F 13/8，Bl. 468-71：R. Höss，“Richard Baer，” November 1946.

[62] Orth，System，273-74；Kolb，Bergen-Belsen，305-306；Greiser，Todesmärsche，39-42；Neander，“Vernichtung，”50.

[63] Blatman，Death，81. 1944～1945年，德国监狱管理方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参见Wachsmann，Prisons，324。

[64] Kershaw，End，176，229.

[65] Czech，Kalendarium，quotes on 967；Levi，If，161；Friedler et al.，Zeugen，299；Strzelecki，“Liquidation，”27；Müller，Eyewitness，166.

[66] Strzelecki，“Liquidation，”27，40.

[67] Strzelecki，“Liquidation，”27-28，31-33，36-37.

[68] OdT，vol.6，217-18，223-473；Sprenger，Groβ-Rosen，292-301；Bessel，1945，72-76.

[69] 数据参见OdT，vol.6，531-792。

[70] OdT，vol.6，514-20，607-609，611-16，670-72，674-76，687-89，703-706，737-39，772-74；Orth，System，282-87，332-33；Bericht I. Rotschild，January 25，1946，in Tych et al.，Kinder，224.

[71] 估计有两万名囚犯从萨克森豪森被转移到其他集中营；Blatman，Death，163-64。

[72] Neander，“Vernichtung，”46；idem，Mittelbau，87，138；Blatman，Death，62，80，83，103.

[73] Blatman，Death，56，99-103，114-15；OdT，vol.6，284，302，733-35.

[74] Weigelt，“‘Komm，’” quote on 184. See also Knop and Schmidt，“Sachsenhausen，”27；OdT，vol.3，224-29；Hördler，“Ordnung，”397-99；BStU，MfS HA IX/11，RHE 15/71，vol.6，Bl. 97-99：Zeugenaussage Fritz M.，June 18，1964；ibid.，RHE 15/71，Bd. 3，Bl. 113-16：H. Simon，Bericht über Lieberose，March 3，1950；USHMM，RG-06.025*26，File 1558，Bl. 157-75，interrogation of G. Sorge，December 19，1946，Bl. 171-72.

[75] Orth，System，quote on 284；OdT，vol.6，514-16.其他例子参见ibid.，267，299，339。

[76] OdT，vol.6，passim.

[77] Broad，“Erinnerungen，”195.

[78] Levi，If，171.

[79] Strzelecki，“Liquidation，”48.另外500名囚犯在奥斯维辛的卫星营中幸存下来，格罗斯-罗森的卫星营里也有几百人幸存。此外，数千名囚犯从死亡行军中逃脱。

[80] APMO，Proces Hö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quote on 310；Strzelecki，“Liquidation，”45-47；Czech，Kalendarium，994（感谢Dan Stone提供的这个参考资料）；Adler et al.，Auschwitz，128；Levi，If，162-79。

[81] 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240-41；OdT，vol.5，224.

[82] Estimates in Strzelecki，“Liquidation，”27，40；Orth，System，286.

[83] Neander，Mittelbau，128，136；Steinke，Züge，62；Bessel，1945，77.

[84] OdT，vol.5，440-41；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261-62；WL，P.III.h. No.416，A. Lehmann，“Die Evakuations-Transporte，” n.d.（1946？）.

[85] LULVR，interview No.139，January 16，1946.

[86] LBIJMB，MM 32，P. Heller，“Tagebuchblätter aus dem Konzentrationslager，” October 1945，p. 7；BoA，interview with Dr. L. Frim，September 25，1946.

[87] Blatman，Death，87，116，431. See also NARA，M-1204，reel 4，Bl. 2373-97：examination of M. Pinkas，August 19-20，1946，Bl. 2385；Vaisman，Auschwitz，61；Laqueur，Bergen-Belsen，115.

[88] Broszat，Kommandant，219.

[89] Blatman，Death，12，432；Neander，Mittelbau，140. 整体条件更好、囚犯更健康的话，即便是漫长的死亡行军，也能有大部分人幸存；OdT，vol.6，223-25。

[90] APMO，Oswiadczenia，vol.89，Bl. 131-35：testimony J. Wygas，July 10，1978；Orth，System，276-77，285.

[91] BArchL，B 162/20519，Bl. 186-95：Aussage Moszek G.，February 25，1947；Blatman，Death，85-86；Neander，Mittelbau，141-42.

[92] IfZ，F 13/8，Bl. 468-71：R. Höss，“Richard Baer，” November 1946；Neander，Mittelbau，137-38；Blatman，Death，103；Bessel，1945，88-89.

[93] Blatman，Death，96，370-72，378-80，418，quote on 193. See also Greiser，Todesmärsche，97，108；OdT，vol.6，253.

[94] Orth，System，278-79；Blatman，Death，76-79，92；Kershaw，End，114-16，181-82. Quote in Stuttgart SD report，November 6，1944，in Noakes，Nazism，vol.4，652. 杀掉虚弱的囚犯也意在警告其他囚犯不要掉队。

[95] Blatman，Death，117-25；Henkys，“Todesmarsch.”

[96] Quotes in testimony O. Pohl，June 7，1946，in NCA，supplement B，1595；Broszat，Kommandant，211. See also ibid.，217；StANü，Erklärung R. Höβ，March 14，1946，p. 6，ND：NO-1210；IfZ，ZS-1590，interrogation of G. Witt，November 19，1946，p. 20. 完整的路线未可得知。据霍斯说，包括诺因加默、贝尔根-贝尔森、布痕瓦尔德、达豪和弗洛森比格。波尔说他还去了毛特豪森、萨克森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testimony above，dated June 7，1946，and StANü，testimony of O. Pohl，June 13，1946，p. 19，ND：NO-4728）。

[97] Rost，Goethe，234；OdT，vol.3，347（男囚的死亡人数）；Strebel，Ravensbrück，523；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11；Buggeln，Arbeit，210-13；Orth，System，314；NARA，M-1174，roll 3，Bl. 1441-65：examination E. Mahl，December 6，1945，Bl. 1461。

[98] StANü，Erklärung R. Höβ，March 14，1946，p. 6，ND：NO-1210；ibid.，testimony of Oswald Pohl，June 13，1946，p. 18-20，ND：NO-4728；Orth，System，303-304；Erpel，Vernichtung，73；NAL，WO 253/163，Trial of War Criminals，Curiohaus，April 2，1946，p. 55-56.

[99] H. Haubner to his wife，January 5，1945，in KZ-Gedenkstätte Flossenbürg，Flossenbürg，185. See also OdT，vol.4，53.

[100] OdT，vol.3，321-22.

[101] Stein，“Funktionswandel，”188.

[102] Haulot，“Lagertagebuch，”185.

[103] Wagner，Ellrich，97，108，quotes on 96，98；Sellier，Dora，212-13. See also Cohen，Human，55-56；Strebel，Ravensbrück，194.

[104]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331，372；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132，138；Güldenpfenning，“Bewacher，”72.

[105] Wagner，Produktion，472-73，quote on 473.

[106] Vogel，Tagebuch，93；Rousset，Kingdom，160；Bárta，“Tagebuch，”94，138；Kolb，Bergen-Belsen，147.

[107] 例子参见LBIJMB，MM 32，P. Heller，“Tagebuchblätter aus dem Konzentrationslager，” October 1945，p.11。

[108]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Nansen，Day，541-48，quotes on 541，548；OdT，vol.3，227；BStU，MfS HA IX/11，RHE 15/71，vol.4，Bl. 23-28：Vernehmung Wojciech C.，January 17，1969。

[109] Bárta，“Tagebuch，”81-82，182.

[110] Rost，Goethe，quote on 253.

[111] Orth，System，260-62；Wagner，Produktion，494.

[112] Hördler，“Schlussphase，”223-24；idem，“Ordnung，”410；Erpel，Vernichtung，94.

[113] Quotes in Rost，Goethe，237；YIVO，RG 104，MK 538，reel 6，folder 749，testimony F. Uhl，January 4，1947；Nansen，Day，578，南森也用了“死亡等候室”的短语。概述参见Siegert，“Flossenbürg，”474-75；Bárta，“Tagebuch，”92-94；Szita，Ungarn，120-21。

[114]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Semprun and Wiesel，Schweigen，7-8，quote on 11；Greiser，“‘Sie starben’”；Hördler，“Schlussphase，”235-37；OdT，vol.3，323-25；ibid.，vol.4，49-50，300-301；Hackett，Buchenwald，318-19。

[115] 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quote on 784；Raim，Überlebende，17；Hördler，“Ordnung，”337.

[116] Wagner，Produktion，264-65，271-72，475，482，495-96，506-509，quote on 496；idem，Ellrich，104，153-54；OdT，vol.7，320-21；NARA，M-1079，roll 7，Bl. 1849-67：examination of H. Maienschein，September 18，1947，Bl. 1857-58.

[117] Lévy-Hass，Vielleicht，53-54，quote on 53；OdT，vol.7，204；Stiftung，Bergen-Belsen，217.

[118] Wenck，Menschenhandel，343-47；OdT，vol.7，202-203；Kolb，Bergen-Belsen，112-17；Lasker-Wallfisch，Inherit，159；Gutman，Enzyklopädie，472-76.

[119] Lévy-Hass，Vielleicht，quotes on 43-44；Wenck，Menschenhandel，268-71；Koretz，Bergen-Belsen，127.

[120] Wenck，Menschenhandel，347-49，351-60.

[121] Wagner，Ellrich，162-63，quote on 157-58；OdT，vol.7，340-41.到了1945年4月初，德洛努瓦已经从埃尔里希被转移到沃夫利伯（感谢延斯-克里斯蒂安·瓦格纳提供这一信息）。

[122] Wenck，Menschenhandel，351-61；OdT，vol.7，190，204-207.1945年初，拉文斯布吕克综合集中营中女性占到了囚犯总人数的85%，在施图特霍夫达到64%；IfZ，Fa 183，Bl. 6-7，n.d。

[123] Herzberg，Between，203；Van Pelt，“Introduction，”41.

[124] Koretz，Bergen-Belsen，quote on 155；Kolb，Bergen-Belsen，137-40；Wenck，Menschenhandel，349，371-74；Obenaus，“Räumung，”517；WL，P.III.h. No.839，Dr. P. Arons，“Faelle von Kannibalismus，” December 1957.

[125] Vogel，Tagebuch，99-102，109，quotes on 113；Wenck，Menschenhandel，349-50，371-72；Koretz，Bergen-Belsen，161；MacAuslan，“Aspects，”37.

[126] Herzberg，Between，201-202，quote on 201.

[127] WL，P.III.h. No.494，A. Lehmann，“Im Lager Bergen Belsen，”1946；Wenck，Menschenhandel，373-74；Koretz，Bergen-Belsen，165.

[128]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164-65.

[129] Testimony of L. Jaldati，ibid.，quote on 130；Shephard，Daybreak，17.

[130] 在某个阶段，奥斯瓦尔德·波尔显然考虑过关闭集中营，不再接收更多的遣送，但这个计划石沉大海。Testimony O. Pohl，June 7，1946，in NCA，supplement B，1604；NAL，WO 235/19，statement of J. Kramer，May 22，1945，p. 13.

[131] Kramer to Glücks，March 1，1945，in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160-63.

[132] 我假设克拉默写信时考虑到了要在战后凭此内容为自己辩解（包括他提到贝尔根-贝尔森这场灾难，“肯定没人想对此承担责任”），而且事实上克拉默显然在他的公寓留了一份复印件，跟其他私人文件放在一起。

[133] Herzberg，Between，quote on 207；Kolb，Bergen-Belsen，137-38，141，145，195-97；Lévy-Hass，Vielleicht，58.

[134] Hördler，“Schlussphase，”234-35，239；Erpel，Vernichtung，78；Strebel，Ravensbrück，466.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指示，参见Orth，System，288-89，298-99；Blatman，Death，213；Strebel，Ravensbrück，464。仅在萨克森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就有1万或更多的囚犯被杀；Orth，System，299；Tillion，Ravensbrück，367。概述参见Hördler，“Ordnung，”135，203，360-61（尽管没太强调即将撤离的重要性）。

[135] 例子参见Maršálek，Mauthausen，106。

[136] 很多受害者是刚到不久的囚犯。还有2000名囚犯在拉文斯布吕克综合营区内其他地方筛选出来后被毒气杀害。See Buchmann，Frauen，quote on 32；Strebel，Ravensbrück，475-88；Erpel，Vernichtung，74，85-88；Hördler，“Ordnung，”310；Tillion，Ravensbrück，279-99，367-92；LULVR，interview No.449，May 7，1946.关于乌克马克的概述参见Strebel，Ravensbrück，356-83，460-61，468-75；Erpel，Vernichtung，80-85。

[137] Keller，Volksgemeinschaft；Bessel，1945，48-66；Kershaw，End，392；Wachsmann，Prisons，319-23；Wegner，“Ideology.”

[138] Fröhlich，Tagebücher，II/4，May 24，1942，p. 361；Wachsmann，Prisons，210-11.

[139] OdT，vol.4，54；Siegert，“Flossenbürg，”478-80；KZ-Gedenkstätte Flossenbürg，Flossenbürg，206-11.

[140] Orth，System，296-98；StANü，Erklärung H. Pister，July 2，1945，p. 37，ND：NO-254.

[141] Keller，Volksgemeinschaft.

[142] NAL，HW 16/15，GPD Headlines，April 7，1945.

[143] Quotes in Müller to Stapo（leit）stellen，March 4，1944，in Maršálek，Mauthausen，263-65；YUL，MG 1832，Series II—Trials，1945-2001，Box 10，folder 50，Bl. 1320-23：statement J. Niedermayer，February 6，1946. See also Kaltenbrunner，Flucht，11-12，21-99；Maršálek，Mauthausen，266-67；LaB，B Rep. 057-01，Nr. 296，GStA Berlin，Abschluβvermerke，November 1，1970，pp.178-85. Kaltenbrunner认为，1944年2月“子弹”行动的第一批牺牲者是东欧平民工人，而不是战俘。

[144] JVL，DJAO，United States v. Altfuldisch，RaR，March 1946，quote on 42；Maršálek，Mauthausen，267-70；ASL，Kam 5539，L4，Bl. 37-44：Bericht V. Ukrainzew，n.d.；Horwitz，Shadow，124-43；Kaltenbrunner，Flucht，99-168.

[145] Wagner，Produktion，448；Maršálek，Mauthausen，322，330.

[146] Schwarberg，SS-Arzt，34-55. 处决的指令可能来自WVHA。

[147] Wagner，Produktion，356；Bárta，“Tagebuch，”83.

[148] Koretz，Bergen-Belsen，quote on 158；YUL，MG 1832，Series II—Trials，1945-2001，Box 10，folder 50，Bl. 1330-32：statement of F. Entress，January 26，1946，quote on 1331（Entress在奥斯维辛工作了将近两年后，于1943年接管毛特豪森）；Lasik，“SS-Garrison，”332；Wagner，Produktion，272-73，307-308；idem，Ellrich，153；Orth，SS，247，255-60；Hördler，“Ordnung，”70，158。

[149] Hördler，“Schlussphase，”229-32；idem，“Ordnung，”147-57，Erpel，Vernichtung，86；Strebel，Ravensbrück，61，467-68；Broszat，Kommandant，222. 然而，接收奥斯维辛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不应该被夸大，还有大量来自其他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也精通大规模谋杀。

[150] Schmid，“Moll，”133-38，quote on 134；Hördler，“Schlussphase，”228-29，242-43；idem，“Ordnung，”365-66. 莫尔残忍到底，他在1945年4月底从考弗灵出发的死亡行军中还射杀了几十名筋疲力尽的囚犯。

[151] Evans，Third Reich at War，467，651-53，714-15；Kershaw，Nemesis，764-66；idem，End，389；Bessel，1945，2，42，65.

[152] Buggeln，Arbeit，447-55；Wagner，Produktion，341-42. 人民冲锋队护送撤离，参见Blatman，Death，304，397；Greiser，Todesmärsche，112。

[153] Quote in Harshav，Last Days，694. See also AGN，Ng. 7.6.，H. Behncke to his wife，August 28，1944；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314；Nansen，Day，492.

[154] Weiss-Rüthel，Nacht，181.

[155] Rózsa，“Solange，”152.

[156] Langbein，Menschen，482.

[157] Cohen，Abyss，quote on 105；Rózsa，“Solange，”212；Naujoks，Leben，342.

[158] OdT，vol.4，297；Bessel，1945，18-19；Kershaw，End，220.

[159] Rózsa，“Solange，”296，quote on 217；Maršálek，Mauthausen，325；Glauning，Entgrenzung，241-42；Freund，“Mauthausenprozess，”38；Burger，Werkstatt，189.

[160] DAP，Aussage S. Baretzki，February 18，1965，quote on 29219；Strebel，Ravensbrück，245，466-67；Hördler，“Ordnung，”150-51.1965年在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中，针对卢卡斯医生的判决是三年三个月有期徒刑，后来被取消。

[161] APMO，Proces Maurer，5a，Bl. 114：WVHA，Chefbefehl Nr. 7，February 27，1945.

[162] NAL，WO 253/163，examination of M. Pauly，April 2，1946，p. 60；Orth，SS，260-61；Buggeln，Arbeit，642-44；Welch，Propaganda，189-97.

[163]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Kershaw，Nemesis，751-828，quote on 819；idem，End，79；Longerich，Himmler，740-52；Time. The Weekly Newsmagazine，October 11，1943。

[164] Wenck，Menschenhandel，272-335；Longerich，Himmler，728-30；Bauer，Jews，145-238. 1944年11月，希姆莱也同意遣返200名丹麦警察和140名患病的挪威学生；Stræde，“‘Aktion，’”179-81；Erpel，Vernichtung，124。

[165] 应该特别当心克斯滕后来的证词；Fleming，“Herkunft”；Neander，Mittelbau，99；Wenck，Menschenhandel，362-63。关于伯克哈特和贝纳多特，参见Favez，Red，284-85；Erpel，Vernichtung，128-29。

[166] Erpel，Vernichtung，passim；Bauer，Jews，249-50；Hördler，“Ordnung，”26，314.

[167] NAL，WO 235/19，statement J. Kramer，May 22，1945，p. 13；APMO，Proces Maurer，5a，Bl. 117-20：H. Pister，“Strafen für Häftlinge，” July 21，1945，ND：NO-256；Heiber，Reichsführer！，387（n. 2）.

[168] Longerich，Himmler，746-49；Jacobeit，“Ich，”82-83.

[169] Favez，Red，99，258，261，265；Zweig，“Feeding，”845-50. 此类行动因为没有足够多合适的交通工具以及交通运输网络的崩塌而受阻。

[170] Erpel，Vernichtung，104-105，111；Favez，Red，268.

[171] Stræde，“‘Aktion，’”176，183；Erpel，Vernichtung，131.

[172] Nansen，Day，570-82，quotes on 572，582；Grill，“Skandinavierlager，”196-206；Erpel，Vernichtung，131-34；Obenaus，“Räumung，”519-44.

[173] Nansen，Day，quote on 592；Jacobeit，“Ich，”32-35，40，77，de Lauwe quote on 41；Erpel，Vernichtung，114-19，128-29，134-54；Bernadotte，Fall，45-46，53，58-59；Stræde，“‘Aktion，’”182-84；Grill，“Skandinavierlager，”206-15；Longerich，Himmler，749-50；Hertz-Eichenrode，KZ，vol.1，125-28；Maršálek，Mauthausen，323.

[174] See also Longerich，Himmler，752.

[175] Favez，Red，265-66；Breitman et al.，Intelligence，111.

[176] Orth，System，302-303；Erpel，Vernichtung，138；StANü，Erklärung H. Pister，July 2，1945，p. 15，ND：NO-254；StANü，Erklärung R. Höβ，March 14，1946，p. 6，ND：NO-1210；ibid.，testimony O. Pohl，June 13，1946，p. 20，ND：NO-4728；NAL，FO 188/526，report N. Masur，April 1945.

[177] Fabréguet，Mauthausen，186-87；Maršálek，Mauthausen，325.

[178] Longerich，Himmler，746-49；NAL，FO 188/526，report N. Masur，April 1945；Erpel，Vernichtung，148.

[179] 这让人很难把希姆莱1944年11月宣称的提议当真，谈判时他提出释放60万犹太人；Bauer，Jews，225。

[180] Quote in Maršálek，Mauthausen，136. 波尔还说，希姆莱曾想利用犹太人“在和平谈判时讨价还价”；testimony O. Pohl，June 7，1946，in NCA，supplement B，1596。

[181] Wenck，Menschenhandel，362-71；WL，P.III.h. No.842，J. Weiss，P. Arons，“Bergen-Belsen，” June 20，1945；Hájková，“Prisoner Society，”5，279.

[182] 计算基于OdT，vols. 2-8（感谢Chris Dillon把这些数据合到一起，我在这一节前后都用到了）。

[183] Rózsa，“Solange，”180，184，187，196，199-200，225，240-41，quote on 238. See also Buggeln，Arbeit，294；Greiser，Todesmärsche，77.

[184] 集中营囚犯的数量从71.5万（1945年1月中旬）下降到大约55万（4月初），意味着“折损”了16.5万人。总共“折损”接近20万人，因为集中营还在接纳新囚犯。数万人被释放、被解放或逃跑。但绝大多数“折损”的囚犯都死了，可能有15万人。

[185] 卫星营的情况，参见注182。

[186] Aussage A. Harbaum，March 19，1946，IMT，vol.35，493，ND：750-D.

[187] 估测基于Wenck，Menschenhandel，362；Stein，“Funktionswandel，”187；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Wagner，Produktion，648；OdT，vol.5，331；ibid.，vol.6，48-190，223-473；Strebel，Ravensbrück，182；Maršálek，Mauthausen，127；USHMM，Encyclopedia，vol.1/B，1423，1471；AS，JSU 1/101，Bl. 84：Veränderungsmeldung，April 1，1945（感谢Monika Liebscher提供参考）；AGFl to the author，May 17，2011。

[188] 数据参见Comité，Dachau（1978），207；Wagner，Produktion，648；Stein，“Funktionswandel，”187-88；OdT，vol.4，52-53，316；ibid.，vol.5，331。

[189] 一些集中营的数据，参见OdT，vol.4，316；ibid.，vol.7，265；Comité，Dachau（1978），206（感谢Dirk Riedel 提供参考）；Stein，“Funktionswandel，”187。犹太囚犯的总数比党卫队建议的数字高出一些，因为一些犹太人成功地隐藏了身份。

[190] OdT，vols. 2-7.

[191] 4月和5月初，估计有9万名囚犯从卫星营被解放，大约15.5万人从主营被解放。See data in OdT，vols. 2-7；USHMM，Encyclopedia，vol.I.

[192] OdT，vol.5，339；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Ausstellungen，129.党卫队在1945年4月和5月完全撤离了超过260个卫星营（见注182）。

[193] Greiser，Todesmärsche，136-37.

[194] Blatman，Death，7，10，411.

[195] 除了运输过程中频繁的逃跑，集中营里很多日常的例行公事——有围绕强制劳工的固定时间表——在火车和行军途中也不复存在了。

[196] 审头作为护卫，参见NARA，M-1204，roll 6，Bl. 4607-87：examination of A. Ginschel，October 4 and 7，1946。

[197] Greiser，Todesmärsche，52；Erpel，Vernichtung，140-44；Blatman，Death，155.

[198] 很多历史学家争论说，希特勒在1945年3月发布了一项通用的命令，要在盟军逼近时摧毁每一座集中营和里面的囚犯。然而，有关这条命令的消息来源并不可靠；Neander，Mittelbau，97-106，289-308。希特勒的焦土命令，参见Kershaw，Nemesis，784-86。

[199] Wachsmann，Prisons，323-24，331.

[200] 被释放的囚犯包括一些德国教士、长期囚犯（包括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和1944年华沙起义后被捕的波兰女性。Strebel，Ravensbrück，460，498-500；Distel，“29. April，”5.

[201] Klausch，Antifaschisten，316-26；Fröhlich，Tagebücher，II/15，March 1，1945；ITS，KL Dachau GCC 3/998-12 II H，folder 162，Freiwillige für den Heeresdienst，March 5，1945.

[202] WVHA的支持，参见Glücks to KL Buchenwald，April 7，1945，in Tuchel，Inspektion，215；Broszat，Kommandant，280。很多历史学家表明，希姆莱自己下令在3月中旬停止所有集中营撤离（Neander，Mittelbau，106-109；Orth，System，302-308；Blatman，Death，137，154，199-200）。这个推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希姆莱私人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的话，但后者是出了名不靠谱的证人（见注165）。瓦尔特·舍伦贝格（Walter Schellenberg）和鲁道夫·霍斯等前党卫队官员在战后作证时也提到过这条假定的希姆莱指令（IfZ，ED 90/7，Schellenberg，“Memorandum，” n.d.，Bl. 30；IfZ，G 01/31，Zeugenaussage R. Höss，IMT，April 15，1946）。但是前者的证词不可靠且自私自利（Breitman et al.，Intelligence，113-14，447），而后者的证词在这点上是前后矛盾的（cf. Broszat，Kommandant，280）。综合所有因素考虑，似乎希姆莱没有发布过概括的停止令。集中营系统的前领导奥斯瓦尔德·波尔在战后大量的证词中并没有提到有这样一条命令。而且，希姆莱在发布这条假定的命令后，集中营撤离仍一直持续，没有中断（见下文）。最可能的是，希姆莱对他的外国谈判人员做出过一些承诺——或许关于停止一切撤离——但并没真想履行（他在1945年春天与外国代表会谈期间不断说谎；NAL，FO 188/526，Report N. Masur，April 1945）。

[203] StANü，Erklärung H. Pister，July 2，1945，p. 34，ND：NO-254；Greiser，Todesmärsche，52. 遵循希姆莱的命令，布痕瓦尔德指挥官显然承诺一些德国囚犯不会撤离；Overesch，“Ernst Thapes，”638。大概在同一时期，WVHA可能下达了类似的指令，不清空弗洛森比格集中营；Zámečník，“Kein Häftling，”224-25。

[204] Pister to WVHA-D，April 6，1945，in Tuchel，Inspektion，214；NAL，HW 16/15，GPD Headlines，April 6，1945；Greiser，Todesmärsche，57.

[205] 1945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党卫队撤离了剩余10个集中营综合营区中9个营区的160多座卫星营；见注182。

[206] Buggeln，Arbeit，626-34，655-57.

[207] 后续也可参见Neander，Mittelbau，152-61。

[208] 这是党卫队强迫犹太囚犯从布痕瓦尔德卫星营（以及其他地方）前往泰雷津的主要原因；Greiser，Todesmärsche，55-56；Blatman，Death，177。

[209] Broszat，Kommandant，218；Fröbe，“Kammler，”316；Wagner，Produktion，277.

[210] Wachsmann，Prisons，325；Neander，Mittelbau，160-61.

[211] Blatman，Death，153-54；Greiser，Todesmärsche，57，76；StANü，Erklärung H. Pister，July 2，1945，p. 41，ND：NO-254；Broszat，Kommandant，280；IfZ，G 01/31，Zeugenaussage R. Höss，April 15，1946，p. 14；Overesch，Buchenwald，81-82.

[212] StANü，Erklärung H. Pister，July 2，1945，pp.40-41，ND：NO-254；Orth，System，310-11.

[213] DaA，21.079，Hauptsturmführer Schwarz，“The raport ［sic ］ about my way to Flossenbürgk ［sic ］，” April 24（？），1945. 这个德文原文的英译本不是很好（可能是曾经的囚犯翻译的）。原文已经遗失。我按照译文，对几处语法和熟语做了更正（特别是将“粗暴对待”改成了“虐待”）。对这个被误解很深的命令的分析，参见Zámečník，“Kein Häftling”；Zámečník的希姆莱电报版本里包括英译本（即遗失的德文原件）中没有的一句话（“必须马上清空这座集中营”）。

[214] Zámečník，“Kein Häftling，”229；Orth，System，326；NAL，WO 309/408，deposition of M. Pauly，March 30，1946，p. 2.

[215] Abzug，Inside，3-8；OdT，vol.1，315；Van Pelt，Case，154-57；Klemperer，Zeugnis，vol.2，648；Zelizer，Remembering，49-61；Struk，Photographing，138-49.

[216] Frei，“‘Wir waren blind’”；Abzug，Heart，21-59.

[217] NAL，FO 188/526，report N. Masur，April 1945.希姆莱向贝纳多特也做了类似的抱怨（Bernadotte，Fall，51），还抱怨了贝尔根-贝尔森解放后的负面报道。

[218] OdT，vol.3，67；ibid.，vol.4，55-57，513.

[219] 例子参见OdT，vol.3，79；ibid.，vol.4，225，242，530；ibid.，vol.6，244。

[220] 希姆莱可能自己做出了此番“特许”；Zámečník，“Kein Häftling，”220；Greiser，Todesmärsche，58-59。

[221] Maršálek，Mauthausen，127.

[222] Flanagan and Bloxham，Remembering，quotes on 9，13；Wenck，Menschenhandel，374-82；Kolb，Bergen-Belsen，157-64，225-27；Shephard，Daybreak，33-42；Reilly，Belsen，22-28；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175-80；Orth，SS，265.至少有一座卫星营阿默斯福特（Amersfoort）也正式投降（于1945年4月19日）；OdT，vol.7，153。

[223] 自从东欧第一座集中营关闭至1945年春，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了。

[224] Hertz-Eichenrode，KZ，vol.1，quote on 340；Baganz，“Wöbbelin”；Volland，“Stalag”；Greiser，Todesmärsche，78-80；Knop and Schmidt，“Sachsenhausen，”25；Buggeln，Arbeit，635-36；Schalm，Überleben，102；Blatman，Death，142，166，214.

[225] Jacobeit，“Ich，” quote on 162；Greiser，Todesmärsche，82；Perz and Freund，“Tötungen，”258-59；Morsch，“Tötungen，”275；Hertz-Eichenrode，KZ，vol.1，197；Buggeln，Arbeit，637；APMO，Proces Maurer，5a，Bl. 117-20：H. Pister，“Strafen für Häftlinge，” July 21，1945，ND：NO-256.

[226] Greiser，Todesmärsche，83-84；Blatman，Death，299；Obenaus，“Räumung，”527-28.

[227] Distel，“29. April，”6-7；Zarusky，“Dachau，”51；Zámečník，Dachau，382-84. 从其他集中营集合的另外137名显要的德国和外国囚犯乘大巴车离开。

[228] Greiser，Todesmärsche，64-76，240，500-508；idem，“‘Sie starben，’”112.

[229] See also Greiser，Todesmärsche，73，241.

[230] Overesch，“Ernst Thapes，”646，quote on 644；Greiser，Todesmärsche，71-73，243-44；Distel，“29. April，”7.

[231] Greiser，Todesmärsche，91-95，146，206，502-503；Neander，Mittelbau，88，128-51；Blatman，Death，143，177，208-209；Kielar，Anus Mundi，388；Bessel，1945，63，85，92-93.除了火车和步行之外，党卫队偶尔也用船；Orth，System，334。

[232] StANü，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ibid.，EE by K. Sommer，January 22，1947，ND：NO-1578；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September 26，1946，p. 51；Schulte，Zwangsarbeit，426-28.

[233] IfZ，F 13/6，Bl. 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Bl. 354.

[234] 第一次详细描述出现在Orth，System，313-35。

[235] StANü，Erklärung R. Höss，March 14，1946，ND：NO-1210；ibid.，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ibid.，testimony O. Pohl，June 13，1946，ND：NO-4728；ibid.，EE by G. Wiebeck，February 28，1947，ND：NO-2331；IfZ，F 13/6，Bl. 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Bl. 354；Orth，SS，264-65.

[236] Orth，System，317-19，328-29；Wildt，Generation，726-27；OdT，vol.2，459-61；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p. 77；BArchL，B 162/7998，Bl. 623-44：Vernehmung J. Otto，April 1，1970，Bl. 626；StANü，Erklärung H. Pister，July 2，1945，p. 41-42，ND：NO-254；Tuchel，“Die Kommandanten des KZ Dachau，”347-48.

[237] 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参见Buggeln，Arbeit，655。

[238] Orth，System，322，325-26，329-35. See also Lange，“Neueste Erkenntnisse”；OdT，vol.6，518-19；Hertz-Eichenrode，KZ，vol.1，262；NAL，WO 208/4661，statement H. Aumeier，June 29，1945，p. 13.

[239] Orth，SS，267-68；StANü，Erklärung R. Höss，March 14，1946，ND：NO-1210；ibid.，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Wildt，Generation，731-34；Kershaw，End，352，400；Hördler，“Ordnung，”154；Broszat，Kommandant，222，281-82；Hillmann，“‘Reichsregierung.’”

[240] Greiser，Todesmärsche，151-52；Kaplan，“Marsch，”26.

[241] 在贝洛森林停留时，数百名囚犯被释放或移交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See OdT，vol.3，291-93；Zeiger，“Todesmärsche，”66-68；Orth，System，323；Farré，“Sachsenhausen.”这个地方可能也关押了一些来自拉文斯布吕克的女囚；Blatman，Death，169-70。

[242] LG Cologne，Urteil，October 30，1967，JNV，vol.26，797-98；Greiser，Todesmärsche，164；Lasik，“Organizational，”184（n. 80）；Neander，Mittelbau，143；JVL，DJAO，United States v. Becker，RaR，n.d.（1947），pp.49-50；NARA，RG 549，000-50-9，Box 438，statement S. Melzewski，September 6，1945. 至于其他不情愿这样做的看守，参见Blatman，Death，110，114，420；Greiser，Todesmärsche，99-100，154，272-73；Jacobeit，“Ich，”84。

[243] Goldhagen，Executioners，332，363，367，371. See also Rothkirchen，“‘Final Solution’”；Bauer，“Death Marches，”4，8. 对这个论点的批评，参见Blatman，Death，esp. 416；Sprenger，“KZ Groβ-Rosen，”1120；Greiser，Todesmärsche，27-29；Buggeln，Arbeit，625。

[244] Estimate in Greiser，Todesmärsche，27-28. See also Blatman，Death，194；Kolb，“Kriegsphase，”1135.

[245] 反对观点，参见Goldhagen，Executioners，345。

[246] Blatman，Death，417. See also Greiser，Todesmärsche，136，139-40；BoA，testimony of B. Warsager，September 1，1946；de Rudder，“Zwangsarbeit，”230-31. WVHA在1944年11月给犹太人引入了新的标志，三角形上有一道黄色条纹，不过鲜少实际应用；Hördler，“Ordnung，”272。

[247] Laqueur，Bergen-Belsen，106，112-13，121.

[248] 反对观点，参见Bauer，Jews，241；Sofsky，Violence，104-107；idem，“Perspektiven，”1160-63。

[249] See also Neander，Mittelbau，164-65.

[250] 有8000～12000名布痕瓦尔德囚犯和8000名诺因加默囚犯死于运输途中；Greiser，Todesmärsche，9；Buggeln，Arbeit，635，653。

[251]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204-206；Röll，Sozialdemokraten，139-56；VöB，September 1，1944；IfZ，F 13/6，Bl. 355-58：R. Höss，“Gerhard Maurer，” November 1946；Kirsten and Kirsten，Stimmen，188-92.

[252] 例子参见OdT，vol.2，285；ibid.，vol.4，459。

[253]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quote on 383；Antelme，Menschengeschlecht，89；Langbein，Menschen，149.

[254] Kaienburg，Wirtschaft，683；Wagner，Produktion，280-81；Bessel，Germany 1945，12，24.

[255] Strebel，Celle.

[256] Hertz-Eichenrode，KZ，vol.1，53-55，265-74，quote on 272；Lange，“Neueste Erkenntnisse”；Garbe，“‘Cap Arcona.’”

[257] NARA，RG 549，000-50-9，Box 438，statement C. Schmalzl，September 11，1945；ibid.，statement X. Triebswetter，September 11，1945；ibid.，statement S. Melzewski，September 6，1945.

[258] Greiser，Todesmärsche，284，500-502；NARA，RG 549，000-50-9，Box 438，statement W. Triebswetter，September 11，1945.

[259] Horwitz，Shadow，144-51；Greiser，Todesmärsche，262-68.

[260] 例子参见NARA，M-1174，roll 2，Bl. 762：examination of G. Neuner，November 26，1945。See also Horwitz，Shadow，151；Zarusky，“Dachau，”58.

[261] Laqueur，Bergen-Belsen，120-28；Herzberg，Between，213；Horwitz，Shadow，152-53；Greiser，Todesmärsche，269-70.

[262] 例子参见YVA，O 15 E/1761，Protokoll V. Jakubovics，July 9，1945。

[263] Buggeln，Arbeit，145-48；WVHA-D to WVHA-B，August 15，1944，ND：NO-1990，TWC，vol.5，388-92.

[264] Jacobeit，“Ich，”113-15；Greiser，Todesmärsche，190-93，197，273-75；Wagner，Produktion，555；Blatman，Death，429-31.

[265] Zarusky，“‘Tötung，’”85；Distel，“29. April，”8. See also Holzhaider，Sechs.

[266] Greiser，Todesmärsche，125，161；Erpel，Vernichtung，176-77；Neander，Mittelbau，135-36.

[267] Horwitz，Shadow，146-47，153；NARA，M-1174，roll 2，Bl. 762-70：examination of T. Weigl，November 26，1945.

[268] NARA，RG 549，000-50-9，Box 438，statement X. Triebswetter，September 11，1945；Greiser，Todesmärsche，125，160.

[269] Maršálek，Mauthausen，quotes on 296；Dietmar，“Häftling X，”131. See also Greiser，Todesmärsche，260-61；Neander，Mittelbau，161-62；Blatman，Death，399，401-402.

[270]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quote on 68；Greiser，Todesmärsche，160；Horwitz，Shadow，154.

[271] Blatman，Death，270-71，396-400，405，418-19. See also Neander，Mittelbau，135；Schulze，Zeiten，291；Herbert，Fremdarbeiter，330-31，338-39.

[272] Blatman，Death，394-405，419；Greiser，Todesmärsche，115-23，132，167.

[273] 大部分幸存者被迫前往贝尔根-贝尔森。See Strebel，Celle，52-123，quote on 61；Bertram，“8. April 1945.”

[274] ASL，Kam 5539，L4，Bl. 26-29：Schwertberger Postenchronik，1945，quote on 28.

[275] Obenaus，“Räumung，” quote on 542；Blatman，Death，272-342；Neander，Mittelbau，466-73；Gring，“Massaker.”

[276] Blatman，Death，343-46；Bessel，1945，45，65.

[277] Greiser，Todesmärsche，126-27，199-201，274.

[278] Broszat，Kommandant，222-23，281-82，quote on 222；StANü，Erklärung R. Höss，March 14，1946，ND：NO-1210；Kershaw，End，359-60；Orth，SS，268-69.

[279] IfZ，F 13/7，Bl. 388：R. Höss，“Richard Glücks，” November 1946；Broszat，Kommandant，224-25；DAP，Aussage W. Boger，July 5，1945，3251；Naasner，SS-Wirtschaft，334；IfZ，ZS-1590，interrogation G. Witt，November 19，1946，9；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13，1947，pp.3-5.

[280] Goeschel，Suicide，149-66.

[281] Longerich，Himmler，757；BArchL，B 162/7996，Bl. 381-85：Liste von SS-Führern und Unterführern，November 6，1967；OdT，vol.2，486. 也有传闻说汉斯·卡姆勒自杀了（Fröbe，“Kammler，”316-17），不过传言说他被捕后关在了美军的拘留中心（Karlsch，“Selbstmord”）。

[282] 德尔莫特在1945年逃出达豪后不久就自杀身亡；Langbein，Menschen，559；Lifton，Doctors，311。

[283] Sigl，Todeslager，84；Raim，“Westdeutsche Ermittlungen，”223.

[284] 这种思维模式，参见Broszat，Kommandant，222-23。

[285] Rózsa，“Solange，”278-79；Maršálek，Mauthausen，331-32；Kaplan，“Marsch，”34.

[286] Greiser，Todesmärsche，102；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p. 67.

[287] Greiser，Todesmärsche，quote on 177.

[288] Blatman，Death，207；Neander，Mittelbau，150.

[289] YVA，033/989，anonymous testimony（by W. Simoni），n.d.（1947），40.

[290] Kaplan，“Marsch，”31-33，quote on 31；Zeiger，“Todesmärsche，”68；WL，P.III.h. No.804，M. Flothuis，“Arbeit für die Philips-Fabrik，” January 1958，p. 16.

[291] 战争最后5周内，大约15万名囚犯死亡（4月初集中营囚犯大约有55万人）。剩下的40万囚犯中，可能有25万人在集中营里被解放，大约2万人在国外被释放，还有数千人在德国境内被释放。这意味着超过10万男女老少是在行军途中和火车运输中被解放的。

[292] Bárta，“Tagebuch，” quote on 96；Freund，“KZ Ebensee，”22，31；Freund，Toten，337；Evans，“Introduction，” xvi. 盟军抵达的最后一批集中营里有1945年5月11日被解放的毛特豪森小营圣兰布雷希特（St. Lambrecht），以及5月12日被解放的更小的弗洛森比格小营施拉肯韦尔特（Schlackenwerth）；OdT，vol.4，250-52，429-33。

[293] Rózsa，“Solange，”302-22，quotes on 290，316，323；OdT，vol.4，151-54.

[294] Overesch，Buchenwald，60-85，quote on 68；Greiser，Todesmärsche，76.

[295] “Dachau Captured by Americans Who Kill Guards，Liberate 32，000，” New York Times，May 1，1945；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9，13，19；Rost，Goethe，302.

[296] Quote in W. Cowling to his parents，April 30，1945，in Dann，Dachau，21-24. See also Zámečník，Dachau，390-96；Distel，“29. April，”8-11；Rost，Goethe，304-305；Antelme，Menschengeschlecht，401.

[297]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419，425，444-45.

[298] Quotes in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445；Ballerstedt，“Liebe，”207. See also Czech，Kalendarium，322，328-29；Stein，Juden，126；Zámečník，Dachau，365-67；ITS，docs 5278997#1，5323555#1，5364738#1，5376484#1，9896136#1，9918546#1，9934351#1，9943226#2（感谢Susanne Urban提供给我这些文件）；BLA，EG 74002，EE by M. Choinowski，March 1，1946 and June 16，1958；ibid.，Bay. Hilfswerk，Fürsorgebericht，April 24，1949；ibid.，Antrag M. Choinowski，June 23，1958。

终曲

解放是宣泄情感的时刻。许多囚犯为失去的一切感到悲伤和愤怒，但也感到轻松和狂喜。集中营死了，他们还活着。莫里茨·霍伊诺夫斯基和埃德加·库普费尔在达豪的拥抱，承载了囚犯的痛苦和幸存者的希望，可以算是故事的大结局。但是，这些希望常常破灭，而集中营也已成为他们生命中无法抹去的一部分。事实上，一些幸存者从来就没有希望可言。成千上万的人病入膏肓，根本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当霍伊诺夫斯基和库普费尔拥抱时，附近的囚犯正在死去，目光直直略过美军士兵。[1]其他人则困惑不解地看着欢庆的人群。达豪里一名十几岁的幸存者几周前才失去了父亲，他回忆说：“人们欢快地唱歌跳舞，在我看来，他们好像失去了理智。我看着自己，却认不出我是谁。”[2]与此同时，当欣喜若狂的幸存者们从集中营的深渊里爬出来后，最初的兴奋感迅速减弱。

以莫里茨·霍伊诺夫斯基本人为例。1945年6月，他从达豪一家美国人经营的医院康复出院，住进了难民收容所，然后在1946年初搬到了慕尼黑郊区一间简陋的房子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过着惨淡的生活。他的身体被集中营毁了；左臂几乎不能用力，并且持续疼痛，尤其是党卫队鞭打留下的慢性感染疤痕。由于无法工作，他只能靠救济金来支付房租和暖气费，购买食物、寝具和衣服。“自1946年以来，我没有收到过一双鞋。”他在1948年4月向一个援助机构恳求道。他孤身一人，误认为女儿和前妻（他们的婚姻被纳粹法庭宣布无效，因为前妻是“雅利安人”）已经在摧毁他们家园的那次马格德堡的毁灭性轰炸中丧生。他最后的希望是去投奔居住在美国的兄弟，在很多无家可归的难民看来，美国是充满希望的土地。20世纪40年代末，在美国暂时放宽了移民限制后，数以万计的大屠杀幸存者前往北美，1949年6月，霍伊诺夫斯基登上“缪尔将军”号海军军舰，横渡大西洋。在底特律和兄弟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搬到了俄亥俄州的托莱多（Toledo），1952年与另一位幸存者结婚。但他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生活。

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莫里茨·霍伊诺夫斯基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商人，白手起家，经营着欣欣向荣的裁缝店和车间。现在，他身体孱弱、疾病缠身，苍白手臂上党卫队刺下的文身不断提醒着他，谁是摧毁一切幸福的罪魁祸首。他只能靠服用止疼药偶尔工作。他主要受雇于当地的干洗店和裁缝铺，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每月平均挣125美元，勉强够维持生活。与此同时，尽管他的女儿在德国不断努力，最终在1953年与父亲重新取得了联系（她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消息是在9年前，从奥斯维辛寄来的明信片上），但他几年前提出的赔偿要求却一无所获。1957年4月，霍伊诺夫斯基直接向巴伐利亚赔偿办公室主任提出上诉，后者翻出了他的案子，“把我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几个月后，他收到了第一笔赔偿款，但继续生活在简陋的环境中。他在寄给女儿的最后一批信件中提到，他虽然为自己从集中营幸存下来心怀感激，却质疑所有的痛苦是为了什么：“人类从战争中没有学到任何教训，相反，几乎所有国家都再一次厉兵秣马，这或许就是人类的结局。”1967年3月9日晚，霍伊诺夫斯基在托莱多医院去世，享年72岁。[3]

那时，他的前达豪同志埃德加·库普费尔正在意大利撒丁岛过着隐居的生活。解放后的最初几年，他也一直挣扎求存。在达豪遭遇的轰炸使他的脚严重受伤，他还患上了抑郁症，一度游走在自杀的边缘。他在自己的家乡德国仿佛是个陌生人，1953年，在瑞士和意大利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他跟霍伊诺夫斯基一样去了美国。但他并没有在此定居。集中营带来的疼痛和噩梦依然折磨着他，在1960年彻底崩溃后，这位56岁的穷困老人告诉一位熟人：“我在美国的生活并没有镀金。我当过旅馆的行李员、仓库保安、洗碗工、圣诞老人，最后在这里（好莱坞）的一个大电影院看门。”

埃德加·库普费尔不久后回到欧洲，在意大利居住了20多年，越来越离群索居。他对达豪编年史缺乏兴趣，生活在赤贫之中；一次又一次，他不得不“勒紧腰带，才能不饿死”。跟法院长期斗争之后，他在20世纪50年代收到了一些赔偿。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也从德国政府领取养老金，只不过数额很小，因为冷漠的陪审员最小化地判定他遭受的精神痛苦。当局未能确保及时付款，使这种侮辱雪上加霜。又一次迟到的汇款后，通常拘谨内敛的库普费尔失去了镇定。解放后的这些年，他仍然不得不为每一个破烂儿乞讨。“相信我，这辈子让我恶心，”他在1979年11月写信给斯图加特赔偿办公室，并补充道，“可能最好的结局是我自杀，那你们就少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德国政府只需要为我的葬礼买单。但我不确定我是否想让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满意。”1991年7月7日，库普费尔最终回到德国，死在一家疗养院里，完全默默无闻。[4]

所有幸存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些更幸福，有些甚至比库普费尔和霍伊诺夫斯基更悲惨。无论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常常面临类似的困难：伤病造成的持久痛苦，寻找新的住处，工作、社会的冷漠，以及为争取赔偿金的屈辱斗争。而所有痛苦的回忆、集中营最后的残忍，都深深烙印在了他们心中。对罪行的记忆，幸存者比行凶者要痛苦得多，后者只要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往往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忘记集中营的一切。[5]幸存者却不能奢望于此。

解放初期

1945年4月15日下午，贝尔根-贝尔森解放几小时后，阿图尔·莱曼爬过围在自己营区外已经损坏的栅栏，冲进旁边的女子营地，寻找他的妻子格特鲁德（Gertrude）。一年多前，党卫队在菲赫特把他们拆散，两个孩子已经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从那时起，在战前移民到荷兰的中年德国犹太律师莱曼，艰难地在集中营里存活了下来，经过奥斯维辛、毛特豪森和诺因加默，最终辗转来到贝尔根-贝尔森。在解放后的几天里，他继续寻找妻子，但徒劳无功。后来他才得知，妻子在英军到后不久便去世了：“我重返自由的那一天，她死了。”[6]

格特鲁德·莱曼是1945年春天集中营解放的2.5万到3万名囚犯中的一员，但不久后就去世了；到了1945年5月底，至少有10%的幸存者死亡。[7]在战争末期，大型集中营里的苦难成倍增加，导致死亡率也达到顶峰。被解放的集中营里，贝尔根-贝尔森规模最大、死亡率最高。英军在两处一共发现了5.3万名囚犯，包括莱曼和他妻子在内的大多数囚犯被关押在主营。在这里，斑疹伤寒和其他疾病仍在肆虐，患病和饥饿的囚犯已经几天没有吃的喝的了。“死亡还在继续。”阿图尔·莱曼后来写道。[8]

解放后集中营的紧急救援任务落到了盟军的个别部队肩上。现场的士兵对这次人道主义灾难毫无准备。在漫无头绪的占领期间，无论是关于集中营位置还是内部条件的信息，往往都是过时且不准确的。大多数情况下，部队都不是以解放具体的集中营为目标，只是偶然发现了它们。[9]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他们满目皆是骨瘦如柴的幸存者和腐烂的尸体，被排泄物和死亡的恶臭淹没。[10]与此同时，一些劫掠成性的士兵甚至借着最初的混乱侵犯女囚。“这是最糟糕的，我当时都是半死的状态。”伊尔莎·海因里希（Ilse Heinrich）作证说，她被当作“反社会分子”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最终幸存了下来。[11]

盟军指挥官们还在争先恐后地寻找更多的人员和物资，因此无暇及时下达命令和提供援助，于是幸存者们自己动手。集中营党卫队刚一离开，幸存的囚犯就冲进储藏室和仓库；在贝尔根-贝尔森，阿图尔·莱曼看到夜空被囚犯们做饭的火光映亮了。但就在一些幸存者庆祝时，一些人喝着党卫队的香槟，另一些人则感到了囚犯们自行管理的阴暗面。和过去一样，囚犯们为战利品而战。最弱者往往空手而归，而一些较强壮的人则一直吃，直到难受才作罢。莱曼回忆道：“大多数（囚犯）迅速扫光了一切，新一轮的死亡开始了。”[12]幸存者也会到集中营外搜集补给品，走到附近的党卫队居住区、村庄和城镇。

对于集中营以外处于死亡行军期间被解放的囚犯来说，他们的需求最为迫切。他们极度需要食物、药品和住处，却无法指望路过的盟军部队给予帮助，最初不得不自食其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寻求当地人的帮助，或从他们那里直接拿。雷娜特·拉克尔（Renata Laqueur）是在从贝尔根-贝尔森前往泰雷津的火车上被解放的，她步行到附近的特勒比茨镇（Tröbitz）求救，该镇位于柏林以南约90英里处，那里布满了苏联坦克和士兵。拉克尔走进一家德国人家索要食物；在他们紧张的注视下，她默默吃完了食物，然后去了当地的商店，这些商店都被死亡列车上的其他幸存者洗劫一空（苏联军方后来允许他们进行官方掠夺）。拉克尔在偷来的自行车上装了尽可能多的补给，随后慢慢回到火车上，她病重的丈夫身边。“当我看到保罗（Paul）的脸时——他看到肉、面包、熏肉、果酱和糖时的神情——所有的付出和痛苦都值得了。”她在几个月后写道。[13]

许多德国人害怕与被释放的囚犯相遇。一些人愿意伸出援手，包括特勒比茨镇的妇女，她们后来把保罗·拉克尔和其他伤残囚犯从火车上抬到临时医院，尽管不清楚她们是出于善意还是另有打算。[14]但更多的人退避三舍，将幸存者视为威胁。一位来自离集中营几英里的贝尔根村庄的农民声称，囚犯和奴隶劳工们被释放后展开的抢劫已经成为“三十年战争以来最大的恐怖”。[15]当普通德国人了解到虚弱的幸存者没什么可怕的，后者往往同样感到害怕时，早期的恐慌就让位于厌恶，抱怨肮脏的外国人到处排便，并对他们所谓的特权和牟取暴利愤愤不平。这种敌意产生于长期的社会和种族偏见，直接受到战败和占领的影响。大多数当地人都沉浸在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中，几乎没有余力去同情其他人。[16]

不良反应并不仅限于纳粹民族共同体的前成员。盟军官员有时也很少表示同情。在污垢和疾病中，他们发现很难把幸存者当人看，在他们眼中，幸存者（用一位美国国会议员造访布痕瓦尔德时的话来说）就像“恍惚的类人猿”。他们尤其为幸存者的行为所困扰。一些解放者曾以为他们很好管理，现在却抱怨他们不讲卫生、行为粗鲁、没有道德。贝尔根-贝尔森的一名英国官员抱怨说，幸存者“把难民营搞得如地狱般混乱”，另一位官员则厌恶地看着囚犯们像“一大群愤怒的猴子一样为每一口食物打斗”。[17]某种程度上，是解放者们内化于心的文明社会规范与幸存者们根深蒂固的集中营生存法则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同理心的缺位。例如，“组织”一直是生存的基本规则，囚犯在解放初期自然而然地继续“组织”（他们仍然这么说）。当一名困惑的英国士兵拦住一个波兰男孩（后者提着一大袋从贝尔根-贝尔森附近劫掠的食物），质问他是否知道偷窃是错的时，男孩回答说：“偷？我们不是在偷东西，我们只是‘组织’了我们想要的！”[18]

在救济工作逐渐跟上、条件有所改善之后，这种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然而，在最大的集中营中，解放后最初几个星期，情况仍然十分危急，因为盟军官员必须跟党卫队遗留下来的过度拥挤问题、饥饿和传染病做斗争。在达豪，正如1945年5月8日法国囚犯报告的那样，一些规格为75人的营房里，仍然挤满了多达600名生病的囚犯。由于医疗资源很少，他们的生命在不断流失，他们与尸体掺杂在一起；到月底，已有2221名达豪幸存者丧生。[19]

最大的挑战在贝尔根-贝尔森，阿图尔·莱曼指出，英国军队面临着“超人般的任务”。[20]早期，他们集中力量解决食物和水的供给问题。尽管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但英国当局很快下拨了额外的补给。随着更多的救援人员在4月下旬抵达，其中包括一群英国医科学生，一个更有序的常规就餐程序启用，包含不同的食谱。5月5日，一名学生在日记中写道：“幸存者们慢慢恢复人样。”到那时，一支特别小队已经用杀虫剂彻底清洁了营房和囚犯，这是解放后几天内此处和其他地方开始的抗击斑疹伤寒的措施。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到1945年5月底，依然有大约13000名贝尔根-贝尔森的幸存者没能活下来。[21]

在被解放的集中营内，伴随着盟军管控力增强，医疗救援力度也在不断上升，不过，并非所有的幸存者都乐于服从盟军的管理。最大的争论点是限制囚犯的行动。几个集中营被暂时封锁，达豪的美军指挥官威胁要射杀任何未经许可离开的人。军方希望遏制抢劫和传染病，并准备有序地释放幸存者。但此时，幸存者却感觉自己是被集中营铁丝网困住的自由人。[22]

为了维持纪律，军方很依赖在现有组织结构中挑选出来的囚犯头目（甚至像“营头”这样的称呼还在一些营地里沿用）。在最初的日子里，有组织的囚犯团体——通常都是从地下浮出水面的——在许多被解放的集中营里发挥了核心作用。在盟军的支持下，这些囚犯负责分发物资、维持纪律、监督避免劫掠事件的发生。1945年5月1日，达豪的营区长自豪地宣布现在是“同志自治”，甚至想继续每天的点名制度。在布痕瓦尔德，负责集中营治安的武装囚犯不仅要看守党卫队官员，还要在地狱般的“小营”巡逻，那里被外面的幸存者视为疾病和犯罪行为的源头，从而延长了仍困其中之人的痛苦；1945年4月24日，美军的一份报告发现，“小营”就像是“尚未解放的集中营”。[23]即使盟军指挥官们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有组织的囚犯群体——在达豪、布痕瓦尔德和毛特豪森等地，通常由国际囚犯委员会管理——仍然是一支主要力量，他们与新的管理当局配合，维持秩序。1945年5月8日，达豪委员会发出呼吁：“没有混乱，没有无政府状态！”[24]

国际囚犯委员会由前政治犯主导，他们塑造了未来几年对集中营的记忆；大多数人是左倾，在解放的集中营里热烈庆祝劳动节（5月1日）。相比之下，社会边缘人士根本没有发言权，犹太人也被边缘化。盟军指挥官和囚犯统领都不承认他们是独特的群体，至少最开始不是这样。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犹太幸存者不得不在国际囚犯委员会中为了一席之地而斗争。1945年4月16日，一位年轻的波兰人在他的布痕瓦尔德日记中写道：“我们要求由犹太代表来处理犹太事务。”[25]

这不是囚犯之间打着国际团结的旗帜发生的唯一冲突。尚未解决的政治冲突破坏了气氛，在冷战时期的欧洲也依旧如此，幸存者团体之间围绕纪念活动你来我往。更为明显的是国家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集中营的另一个遗留问题。国籍成为解放后囚犯社区的主要区分标志，各国囚犯有独立的营房、组织和报纸；在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中，大多数曾经的囚犯在本国国旗下游行。冲突很快因旧有的怨恨和新问题而爆发，不过很少像埃本塞发生的那样激烈，苏联和波兰的幸存者公然发生枪战。最不稳定的是一些德国幸存者的处境，他们由于在战时集中营里享受了相对特权地位而遭到强烈的记恨。1945年4月30日，一名德国囚犯在达豪写道：“老实说，我们应该很高兴他们没有砸我们的头。”[26]

就连释放的时间也由囚犯的国家背景决定，至少在达豪是这样。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后数天内，美军开始将前囚犯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党卫队营房和集中营外的建筑里，按国籍一批一批来。1945年6月2日，国际囚犯委员会的最后一期公报写道：“我们欢欣鼓舞、充满喜悦地离开这个地狱，一切都结束了。”[27]

其他被解放的集中营也很快被清理干净。在贝尔根-贝尔森，英军在四周之内将所有幸存者从主营搬出，一个营房接一个营房，然后把空屋彻底付之一炬。最后一个营房在1945年5月21日的仪式上被点燃；士兵和前囚犯们看着木屋被火焰吞噬，其中一面墙上钉着一幅希特勒的大照片。与此同时，患病的幸存者已经得到了清洁和消毒，并被送往附近一个设备相当齐全的英国医院，那里可以容纳一万名病人。阿图尔·莱曼也在其中。他接受了两次手术，高烧昏迷。但他慢慢地好转，非常享受热水浴和干净的床铺。最重要的是医护人员的照顾，特别是负责他的护士长，有时会坐在他身边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跟她讲我的妻子和孩子，”他在解放后第二年写道，“她抚摸着我的头，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也让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28]

幸存者

深陷集中营的噩梦中时，囚犯们常常幻想幸福的未来。一名奥斯维辛的囚犯在1942年写道，有些囚犯渴望在农村过上平静的生活，而其他人则只幻想派对和寻欢作乐。[29]解放后，设想中平静的满足或者享乐主义都在战后欧洲的冷光下迅速消退。绝大多数幸存者希望返回家园，尽管没有人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一旦他们离开集中营，他们就不得不面对重建自身存在感的现实，这一步通常从盟军战地医院和难民集散中心开始，这些地方挤满了因纳粹恐怖统治而无家可归的人。1945年5月26日，从纳茨维勒的一个卫星营被释放几周后，在索比堡失去亲人的荷兰犹太人尤勒斯·舍维斯（Jules Schelvis）在法国一家军事医院里写道：“我必须在没有妻子和家人的情况下重新开始生活。”[30]

战争结束时，第三帝国曾经的领土充斥着数百万背井离乡的男女老少。其中一些人选择自行回家，不过盟军不鼓励这种独立的做法，担心会成为军事行动的阻碍，并且造成疾病和社会动乱的蔓延。相反，盟军启动了一个庞大的遣返计划，迅速采取行动，减少他们管控下的难民数量。第一批被遣返的是集中营的前囚犯。[31]

虽然对于集中营的所有幸存者来说，回家的道路很艰难，但事实证明，有些人的回家路更为坎坷。总体而言，西欧人的前景更好。诚然，他们要辛苦跨越饱经战争蹂躏的土地，乘坐拥挤的火车和卡车，但旅程很少超过几个星期。例如，1945年7月4日，雷娜特·拉克尔和逐渐康复的丈夫离开了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难民接收营；三周后，她坐在阿姆斯特丹家里的大沙发上，仍然穿着她在特勒比茨“组织”的希特勒青年团衬衫。此时，阿图尔·莱曼已经回到荷兰一个月了，由于身体不好（体重只有82磅），他是乘坐飞机离开德国的。最快被遣返的可能是法国囚犯，他们几乎都在6月中旬回到了家，许多人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1945年5月1日，一大群人抵达巴黎，并沿着香榭丽舍大道列队游行，他们回忆说，经过哭泣的人群，在凯旋门受到了戴高乐将军的问候。戴高乐将军用这个机会巩固了纳粹抵抗者组成的“另一个法国”的形象，成为战后早期法国民族记忆的重点；同年晚些时候，戴高乐任命幸存者之一埃德蒙·米舍莱（Edmond Michelet）为国防部部长。[32]

对于大多数东欧幸存者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在前集中营里，苏联囚犯听说了有关他们归宿的惊人谣言，迫使达豪公告（由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经营）强烈否认：一位红军上尉答应，所有人回家时都能感受到“关怀与爱”。然而，即使是怀疑者也别无选择，因为大多数流离失所的苏联人所居住的西方盟国已经同意遣返他们，即使这意味着使用武力。1945年春秋两季之间，数以万计的集中营幸存者抵达苏联的过检和集结营地，在那里他们感受到的是怀疑和敌意。所谓的懦夫、逃兵和叛徒很快被划分为强制劳动力或被判至古拉格。“我很难谈论这件事，”达豪的一名乌克兰幸存者回忆道，他回国后被送到了顿涅茨煤田挖煤，“我们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然而一些同志却死在这些矿井里。”那些侥幸躲过惩罚的人在苏联社会通常会面临歧视，因此，他们对于在集中营的经历保持沉默。[33]

东欧犹太人从集中营回来后也承受了巨大的不幸。在获释后的几周内，数以万计的人已经返回家园（大多数是匈牙利人）。[34]他们首要的目标是寻找遗失的家人，但往往希望会化为绝望。莉娜·斯图马钦（Lina Stumachin）历经了几个集中营后最终得以幸存，她拖着肿胀的双腿，以最快的速度从萨克森州回到波兰。“在我的想象中，”她后来说，“我看到我的房子，还有失去的一切都会重新回到我的身边。”而当她最终到达温泉小镇扎科帕内（Zakopane）时——直到战争爆发前她一直在那里经营着一家商店——曾经的店铺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山羊在吃草。她的丈夫和孩子也杳无音信：“我等了好几天、好几个星期，一无所获。”[35]当地对像斯图马钦这样的幸存者几乎没有支持。纳粹已经根除了传统犹太文化，以及大多数波兰犹太人。与此同时，原本的犹太业主被驱逐后，当地波兰人接管了犹太人的住宅和其他财产，如今往往拒绝归还（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匈牙利和波罗的海国家）。一波反犹太歧视和暴力很快将许多集中营幸存者以及战争期间在苏联领土上避难的犹太人赶回西方，他们主要回到了美国在德国的占领区。[36]

1946年，几乎所有仍生活在德国境内的外国幸存者都来自东欧，有些人一直待在长期难民营，直到20世纪50年代。许多人是在幸存者委员会的安排下——主要按照国家划分——委员会记录下他们所受的痛苦，帮他们争取利益。在拒绝遣返的人中，有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和波罗的海人，他们不想在苏联的统治下生活。一些来自被苏联吞并地区的波兰人也是如此。其他波兰人则担心国内日益兴起的共产党，害怕自己最终会像幸存者维托尔德·皮莱茨基一样被夺去生命，后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地下组织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被波兰秘密警察逮捕，1948年因反共活动被处决。[37]

然后，还有无处可去的犹太幸存者。最脆弱的是儿童。托马斯（汤米）·伯根索尔很幸运，1946年底在德国哥廷根与母亲团聚（她本人是奥斯维辛和拉文斯布吕克的幸存者）。其他很多孩子再也没见过他们的父母，只能住在孤儿院。莉娜·斯图马钦离开了扎科帕内和波兰这个伤心地后，便在巴黎的一家孤儿院工作。1946年9月，她在接受采访时说，照顾孤儿可以帮助填补她生活中的空虚，让她忘记“你曾经也有自己的家和孩子”。至于未来，她想随孤儿们一起去巴勒斯坦。其他犹太难民也前往那里，特别是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然而，即使在那里，他们的新生活也面临着艰难的开始，笼罩在痛苦的过往、贫困和早期犹太定居者的不信任之下。当然，并非所有幸存者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千上万的人被英美等国接纳；其中包括伯根索尔，已经长成17岁少年的他于1951年抵达纽约，开启了杰出的法律生涯，最终被任命为海牙国际法庭法官。[38]

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无论他们多么成功，幸存者身上的伤疤从未愈合过。“没有人归来时依旧如初。”欧根·科贡写道。[39]最先注意到的是肉体上的创伤。前囚犯离开集中营时都体弱多病，大多数再未完全恢复健康。埃尔米纳·霍瓦特曾因是吉卜赛人而被关进奥斯维辛和拉文斯布吕克，她在1958年1月接受采访时解释了感染、冻伤和人体实验如何使她无法工作。“我想重新开始（我的生活），”她说，“要是我身体健康就好了。”两个月后她去世了，年仅33岁。许多幸存者是自杀，有些是在解放后几十年，比如琼·埃默里，由此可见集中营给人留下的精神创伤有多么深重。[40]

普里莫·莱维在1987年自杀前不久写道，“对罪行的记忆”会跟随幸存者几十年，“不让受折磨的人获得平静”。[41]许多人因其所见、所受和所为遭到了巨大的伤害。曾在奥斯维辛协助过门格勒医生的囚犯米克洛什·尼斯力在1946年极度痛苦的回忆录结尾发誓，他再也不会举起手术刀了。[42]一般来说，前囚犯们通常会感到那么多人都死了，自己也不配苟活。他们对生活提不起兴趣、充满焦虑，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有限的心理疏导导致他们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一位幸存者当时抱怨说，医生只诊断出他的身体问题，“但我需要的是一个了解我心理问题的人”。[43]

前囚犯以不同的方式背负着集中营的过往。一些人致力于解决集中营的遗留问题，有的在幸存者协会和出版物中纪念历史，有的成为纠正社会错误的政治家，还有的追捕当年的行凶者。1945年5月25日，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刚刚从差点儿让他在毛特豪森丧命的折磨中恢复过来，便表示愿意为当地的美军指挥官效力，因为“那些人（纳粹）的罪行如此深重，必须不遗余力地逮捕他们”；这成了维森塔尔毕生的使命，一直到他60年后去世。[44]其他幸存者也协助给集中营党卫队的人定罪。[45]像大卫·鲁塞和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等人再一次更大范围地与政治暴力和恐怖做斗争，尽管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对苏联古拉格发动的猛烈抗争使他们失去了许多左翼的朋友，其中包括集中营的幸存者们。[46]

更多的前囚犯回归自己的私人生活，回到原来的职业，恢复之前的教育，重建家庭。不过，他们还是会经常与其他幸存者（通常是配偶或亲密的朋友）私下分享他们的经历。几百名犹太儿童是这样，他们几乎都是孤儿，在1945年至1946年被带到英国，在那里定居，彼此之间一直保持联系。“我们比亲兄弟还亲，”科佩尔·肯德尔［Kopel Kendall，生于坎德尔库基尔（Kandelcukier）］在50多年后回忆道，“这救了我。”[47]

最后，也有些人想把集中营彻底从头脑中抹去。1945年5月，什洛莫·德拉贡在一次漫长的、为自己在特别工作队的经历作证时，激烈地表达了这种冲动。“我拼命想回归正常的生活，”他告诉波兰调查人员，“忘记我在奥斯维辛经历的一切。”和德拉贡一样，一些幸存者试图压制他们的记忆，只关注现在，埋头工作。[48]但即使过去的回忆不在白天纠缠，也会在夜晚重现。20世纪70年代对奥斯维辛幸存者的调查显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经常梦见集中营。[49]1949年底随兄弟移民到以色列的什洛莫·德拉贡本人也饱受噩梦之苦。多年的沉默后，迫于围绕特别工作队的耻辱和污名，兄弟俩才开始谈论比克瑙的人间地狱。[50]

其他幸存者不得不在法庭上面对过去，因为他们要为控诉曾经的施暴者作证。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样做。1960年，一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拒绝在德国法庭作证时写道：“如果我的噩梦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那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证人。”[51]但许多幸存者出于对正义的渴望，以及对历史和逝去者的责任感，勇敢地站了出来。[52]这种经历锥心刺骨。他们一走上证人席，就不得不重温他们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1964年，当法官问他是否结婚时，拉约什·施林格（Lajos Schlinger）回答说：“我没有妻子。她永远留在奥斯维辛了。”[53]持怀疑态度的法官、带有敌意的律师和厚颜无耻的被告，使法庭的压力对于部分证人来说格外地大。在对纽伦堡医生审判时，一名幸存者跳出证人席，击中了一名被告，后者曾在达豪海水实验中对他施以酷刑。“这个混蛋毁了我的生活。”当狱警把他带走时，他尖叫道。[54]前囚犯们也因为无法回忆起被告们足够详细的犯罪细节而感到沮丧。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许多司法调查的结果，特别是在后来的几年里，递交法院的案件越来越少，判决也更加宽大。[55]这绝对不是幸存者们在集中营里苦苦支撑时曾想象的正义。

正义

囚犯们常常幻想复仇。复仇的梦想支撑着他们熬过集中营里最黑暗的日子，在死神面前紧紧抓住他们不放。1944年秋天，一名比克瑙特别工作队囚犯在预料到死亡时，遗憾地表示，不能“像我想象中那样复仇”。[56]解放后，一些幸存者释放了一直压抑的对复仇的渴望。在重获自由的头几个小时，他们羞辱、折磨、杀害党卫队的人，连尸体都不放过；在达豪，一位美国官员看着一名瘦骨嶙峋的囚犯朝死去的看守脸上小便。[57]不过，因为大多数党卫队的工作人员已经溜走了，可恨的审头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数百人被打死、勒死和踩死，其中包括像奥斯维辛前营区长布鲁诺·布罗德尼维茨这样臭名昭著的人物。幸存者们认为这是伸张正义；毕竟，处决残忍的审头长期以来一直是集中营的基本法则。德拉霍米尔·巴尔塔在记录埃本塞的一场屠杀时写道：“这是可怕和不人道的，但很公正。”那次杀戮中大约有50名曾经的囚犯头目被“正义处决”。[58]

尽管囚犯遭受了痛苦和习惯于暴力，但这种报复性杀戮仍然比较少见。[59]许多囚犯过于虚弱，或找不到自己仇恨的对象；其他人，包括一些资深的囚犯，敦促要适度。“我们不应该像他们（德国人）对我们那样”，一名布痕瓦尔德幸存者建议道，否则“我们最终会像他们一样”。[60]盟军的克制也同样重要。诚然，一些士兵起初袖手旁观，为囚犯们报仇而高兴。在情绪激昂的时刻，少数人甚至更极端，朝党卫队队员和审头开枪；1945年4月29日，在看到达豪死亡列车上大量的尸体时，一些美国士兵处决了他们遇到的第一批党卫队队员，然后又抓了几十个，让他们靠墙排成一排，在一名激动的军官介入前，把他们枪毙了。[61]但这属于例外。盟军将俘获的绝大多数行凶者看管起来，制止了进一步爆发暴力事件。[62]应该由法庭，而不是受害者来伸张正义。

惩罚纳粹罪犯一直是战争的一个主要目的，1945年春天，集中营党卫队是主要目标之一。盟军解放最后一批大型集中营后不久，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战争罪行调查人员就赶到了现场，为军事审判搜集证据。最重要的法庭设在党卫队曾经崇敬的地点——达豪。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美军将集中营系统的发源地变成了战争罪行审判中心（也有实际原因：自1945年夏天以来，达豪被用作美国拘留营）。截至1947年底，达豪法庭针对集中营罪行起诉了约1000名被告。[63]

第一次达豪审判开始于1945年11月15日，在曾经的奴隶劳工车间。受审的是40名来自达豪集中营的被告，由指挥官马丁·魏斯领导。为了迅速伸张正义，法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认定所有被告有罪，并判处绝大多数人死刑。他们因为自1942年1月以来（《联合国宣言》发布的日期）参与“共同设计”，对敌方平民和战俘犯下战争罪行而被定罪，即使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参与过杀人，这一法律概念也让他们无可辩驳。这为后来在达豪进行起诉提供了法律模式，其中包括对美军解放的其他主要集中营（毛特豪森、布痕瓦尔德、弗洛森比格和多拉）的工作人员进行主审，以及大约250场后续审判，主要涉及附属卫星营的工作人员。死刑的执行地点是兰茨贝格监狱，而不知悔改的指挥官魏斯则是1946年5月第一批被绞死的战犯之一。他在给幼子的告别信中写道：“为国捐躯，死得其所。”[64]

虽然达豪的美国法庭效率最高，但它并不是第一个针对集中营罪犯的盟军军事法庭。最早是英国于1945年9月至11月在吕讷堡（Lüneburg）审理的案件——针对在贝尔根-贝尔森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行的男男女女。最后，30名被告被定罪（14人被判无罪），其中11人被判绞刑；前指挥官约瑟夫·克拉默是1945年12月13日在哈默尔恩（Hameln）监狱被处决的罪犯之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英国军事法庭判处了更多的罪犯，从主营到卫星营。[65]法国军事法庭也起诉了集中营罪行；其中就判处拉文斯布吕克前指挥官弗里茨·祖伦死刑，1950年6月执行，此前他隐姓埋名住在巴伐利亚，直到被前秘书指认出来。[66]苏联军事法庭也在惩罚集中营凶徒。最引人注目的案件是在柏林对萨克森豪森工作人员的审判，于1947年11月结束，14名被告被判处无期徒刑（苏联暂时放弃死刑），其中包括“铁人”古斯塔夫·佐尔格和人称“快枪”的威廉·舒伯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包括前指挥官安东·凯因德尔在内的6名被告在苏联劳动营中丧生。[67]

除了在德国占领区内的盟军法庭外，前集中营党卫队工作人员在波兰也面临审判，波兰一直是集中营犯罪的主要地点。事实上，这是一个由共产党临时政府设立的波兰特别法庭，主持了第一次审判和处决：1944年底，马伊达内克的5名党卫队队员被公开绞死在曾经的火葬场旁边。战争结束后，更多的诉讼随之而来。特别法庭审理了许多案件，包括1946年夏天在格但斯克结束的审判，判处施图特霍夫的官员公开绞刑，11名前囚犯身着旧制服充当行刑者。最引人注目的案件发生在克拉科夫新建的波兰最高国家法庭。1946年9月5日，法庭判处普拉绍夫指挥官阿蒙·戈特死刑。1947年12月22日，法庭认定39名奥斯维辛行凶者有罪；被判死刑的23名被告包括阿图尔·利布兴切尔、汉斯·奥迈尔、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和埃里希·穆斯班德（约翰·保罗·克雷默博士后来因年事已高而被免除死刑）。1947年4月2日，法庭判处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死刑，前一年他被英国战犯部队跟踪到偏远的农场。两周后，霍斯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曾经搭建的绞刑架上，凝视着如今站在他近7年前建立起的集中营广场上的一群观众。他以典型的大胆姿态，移动头部来调整绞索的位置。然后，绞刑架的活板门打开。[68]

在霍斯离开被占领的德国之前，他作为盟军引渡到波兰的数百名集中营罪犯之一，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为纳粹主要罪犯作证。在对主要战犯的首次审判中，已经提到了集中营：赫尔曼·戈林被指控建立集中营系统，前帝国中央安全局领导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协助运营该系统，阿尔贝特·施佩尔负责指挥内部的强制劳动（同时，党卫队被宣布为犯罪组织）。最令人痛心的时刻之一发生在1945年11月29日，当时美国检察官放映了一部长约一个小时的关于集中营暴行的电影。一些被告起初似乎惊呆了，而反对他们的公众情绪则更加强硬。一位观众惊呼：“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枪毙这些畜生？”[69]

在随后的纽伦堡法庭上，集中营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对法本公司的审判中（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被指控剥削奥斯维辛-莫诺维茨的囚犯。虽然诉讼表明，集中营犯罪的共谋深入“可敬的”德国社会，惩罚却较为温和，因为法官倾向于认为被告是犯错的商人，而不是蓄意谋杀奴隶的推动者。[70]对医生的审判中（1946年11月至1947年8月），人体实验是重点。几名被告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布痕瓦尔德的庸医霍芬博士和格布哈特教授，后者是拉文斯布吕克磺胺实验的幕后主使。[71]最后是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案子（1947年4月至11月），针对集中营系统内的党卫队高层管理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判长期监禁，其中一人被处决——奥斯瓦尔德·波尔。波尔在1951年6月被处决之前皈依了天主教（跟鲁道夫·霍斯和马丁·魏斯一样），还发表了一篇关于他宗教顿悟的文章，引人瞩目的不是他的忏悔，而是完全不知所谓。[72]

否认是集中营党卫队俘虏的默认模式。[73]最极端的是有人声称集中营内一切安好。马丁·魏斯在审判前宣称，“达豪是个条件良好的集中营”，而约瑟夫·克拉默抗议说，他“从未收到囚犯的任何投诉”；称集中营有虐待和酷刑的前囚犯被说成了险恶的说谎者。[74]集中营党卫队的核心教义并没有被遗忘，被告们依然把囚犯描述为离经叛道的社会异类，而他们自己是体面的人。“我曾是职业军人。”奥斯瓦尔德·波尔在绞刑架上宣称。[75]

集中营被告普遍把自己描述成正规士兵的形象，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否认。毕竟，忠诚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在当地发起的行动——他们对理想的“政治军人”形象如痴如醉——对加深国内的恐怖统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许多被告把自己描绘成没有意识形态和信念的下属，就像阿道夫·艾希曼几年后在耶路撒冷所做的那样：他们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虽然听话士兵的故事有性别特指，但女性党卫队被告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例如，拉文斯布吕克禁闭室的前负责人在法庭上声称，她“就是机器里一个小小的没有生命的齿轮”。被告们也不可避免地互相推诿，在指挥链上前后转移责任。诚然，一些老帮凶坚守在一起，仍然致力于党卫队同志的理想。但是这些纽带往往不堪一击，在法庭上磨损殆尽。当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前管理人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后，奥斯瓦尔德·波尔不得不为“我的荣誉是忠诚”这句党卫队座右铭的消亡而哀叹。[76]

虽然在盟军法庭指控的共谋罪面前否认个人责任无济于事，但集中营党卫队被告的谎言却越来越离谱。大规模屠杀的凶手否认了一切，比如比克瑙火葬场主管奥托·莫尔（他声称只当过园丁）和机动杀人小队的队长（“我没有射杀任何人。我是一个德国士兵，而不是一个杀人犯”）。[77]高层官员也假装无辜。阿图尔·利布兴切尔说，他是在没有阅读党卫队督察组指令内容的情况下签的字，并且对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毫不知情。他的谎言如此拙劣，以至于连他的审讯者都失去了冷静。“你就像一个小孩子。”审讯人员某天责骂道。但利布兴切尔并没有被吓住。在最后向波兰总统请求宽恕时，他否认所有罪行，把一切都推到他上司身上，还暗示他自己一直在帮助囚犯。[78]

这种谎言不仅仅是绝望的防御策略。当然，许多被告为了自救而撒谎。但是，最忠实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已经习惯了罪恶的常态，他们依旧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认为谋杀病人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党卫队暴力不过是一种纪律措施。就连局外人也被党卫队的这种理念洗脑。热带医学的资深教授克劳斯·席林彼时74岁，可能是达豪审判中年龄最大的被告，他不仅为凶残的疟疾实验辩护，还请求法庭让他完成研究，造福科学和人类。他说，他所需要的只是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台打字机；不过他得到的是绞刑架。[79]

被告们的妄想和谎言背后偶尔也隐藏着半真半假的真相。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基本完全坦白。鲁道夫·霍斯是最健谈的证人，口头和笔头都坦诚得令人惊讶。与此同时，霍斯继续坚定地遵循纳粹的意识形态，令他最后悔的不是犯下的罪行，而是没能成功隐藏，变成一个农民。[80]如果说坦白的人罕有，那表示悔恨的人更少。奥斯维辛集中营前营区负责人汉斯·奥迈尔忏悔得不情不愿。他于1945年6月在挪威被捕，很快就抛开了显而易见的谎言，详细交代了大屠杀；他还给不相信这一切的德国军官们做演讲，细数党卫队的所作所为。在1947年波兰法庭审判之前，奥迈尔承认了他的罪行和他对囚犯的强硬态度，将此归因于在达豪的长期浸淫——也是在那里，他在1934年第一次获得了特奥多尔·艾克的青睐——以及在奥斯维辛日常对犹太人实行的大规模灭绝。在他最后申请从轻处罚的时候，他声称自己“感到极大的悔恨”。他跟顽固不化的利布兴切尔一样，于1948年初被处决。[81]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判战后对集中营罪犯的早期审判呢？鉴于盟军法庭面临的巨大困难——德国初被占领后的混乱，缺乏法律先例，时间、人员和资源的不足——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大多数评论员都表示了肯定。[82]毕竟，很多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受到了惩罚。其中包括经济与管理部的大多数高层官员，比如最后一个受审的奴工管理人格哈德·毛雷尔，他于1953年在波兰被处决。此外，这里面还包括大多数幸存的战时集中营指挥官。1945年至1950年，14名前指挥官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汉斯·洛里茨于1946年被英军俘获后上吊自杀）；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只有7名战时指挥官还活着。[83]

但是，这些判决并不能掩盖盟军审判的严重缺陷，因为在追求迅速判决时违背了基本的法律标准。仓促的准备造成了程序上的灾难，包括错误的起诉和定罪，而许多供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提取的。[84]被指控的人中只有少数能获得有效的辩护，有些审判不到一天就结束了。然后就是选择被告时的随机性，特别是在俘获的低阶党卫队人员中。一些人很快被判刑，另一些人则永远逃脱了审判——更别提纳粹医生和工程师了，尽管他们也参与了集中营的暴行，却被盟军当作技术专家而逃脱了惩罚。[85]

判决方面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几名经济与管理部和法本公司的高层领导和经理所受的处罚比普通看守和哨兵轻得多，尽管他们应负的责任更大。[86]审判的时机很重要。最初，盟军法官意在严厉威慑和报复，反映了国内要严惩集中营凶犯的呼声。但到了1947和1948年，当前管理人们受到审判时，早期的愤怒已经消散。随着冷战将德国分裂为东西两方的战略盟友，对纳粹罪行的判刑变得更加宽大，更多的被告逃出生天。[87]

盟军审判最令人不安的一面是未能区分党卫队官员和管事的囚犯。从一开始，两者就经常一起受审。盟军法官不熟悉集中营的基本组织结构，或不愿去费心理解其中的许多“灰色地带”，因此将审头也视为犯罪同谋（有时认作党卫队的人），从而加深了对审头的错误印象，而这种误解一直持续到今天。[88]例如，在第一次贝尔森审判中，一名犹太幸存者因为当过两天身份卑微的营头，就被迫与克拉默这样罪恶深重的党卫队指挥官一起坐到了被告席上。[89]受审的审头人数很多——在美军主持的达豪审判中，几乎10%的被告是集中营的前囚犯——而且判决很重。[90]前审头确实普遍比党卫队队员判得更重，或许是因为他们在其他囚犯脑海中比无名的看守们更清晰。他们也不太可能被赦免；贝尔森审判中最后一名从监狱获释的被告不是党卫队的官员，而是一名波兰的审头。[91]

大多数审头在幸存者中名声参差不齐，反映出囚犯之间早先的分歧。同一个人可能被一个团体称赞为英雄，被另一个团体斥责为恶棍，因此，所有完善的正义都是错觉。[92]即便在普遍被辱骂的审头中，人们也应该问问他们是否真的罪有应得。以克里斯托夫·克诺尔（Christof Knoll）为例，他是一个特别恶毒的达豪监督员，在1945年12月提出了慷慨激昂的辩护。“审头也是囚犯”，他在法庭上大喊，并列举了他在达豪近12年间遭受的党卫队威胁、虐待和殴打。在被判处死刑后，克诺尔得到了比利时政治犯阿蒂尔·奥洛的意外支持，后者如今成了达豪国际囚犯委员会主席。无论像克诺尔这样的审头犯了什么罪，奥洛都打着幸存者的名义，声称他们主要是集中营的受害者，把他们当作党卫队志愿者进行严厉惩罚是错误的。美国当局无动于衷，于1946年5月在兰茨贝格绞死了克诺尔与另一名审头，还有26名党卫队队员。[93]

虽然对盟军的审判表示肯定，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集中营罪犯没有受到惩罚。[94]1942年到1945年，许多判决仅以伤害盟军（或非德国）国民论处，放过了大量的集中营党卫队官员。[95]其他嫌疑人在被盟军俘获时自杀，比如布痕瓦尔德斑疹伤寒案的幕后主犯丁博士以及奥斯维辛的首席医师维尔茨博士，后者把毒气处决犹太人形容成解决病患和过度拥挤问题的“令人不快”但“合适的方案”，此后不久，他于1945年9月上吊自杀。[96]还有许多罪犯轻松逃过法网。一些人逃往海外，比如门格勒博士，他采用了与阿道夫·艾希曼相同的逃亡路线前往拉丁美洲，直到1979年2月在巴西一处度假胜地溺水身亡，死前一直安然无恙。[97]大部分逃亡者仍待在前第三帝国境内，一旦盟军的战争罪行审判在20世纪50年代初结束，他们的惩罚便首先取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法庭。

德国法庭从1945年夏天开始，在盟军授权下，对针对德国国民的纳粹暴力犯罪提出起诉，到1949年，当东德、西德成立时，法官们已经审理了数百起涉及集中营犯罪的案件；除了指控党卫队和审头在卫星营和死亡行军中犯有战时罪行外，法庭还追捕了早期集中营和战前集中营的行凶者。一些被告受到了严厉惩罚，包括1946年12月被判处死刑的“安乐死”医生门内克博士（他的老朋友施泰因迈尔医生于1945年5月自杀）。但是在战后早期，人们也可以看到端倪，例如肤浅的调查和温和的判决。[98]在奥地利人民法院面前，同样的诉讼情况也遍布全国。比如1952年，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的法官们对针对一名普拉绍夫党卫队队员的谋杀指控不予理会，因为法院认为前犹太囚犯的证词“充满仇恨”，存在水分；法院认为幸存者所描绘的日常暴力“难以置信”，实际上却是真的。[99]这种判决反映出民众当时对集中营的看法，不过这些看法在战后的奥地利和德国绝非毫无争议。

记忆

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中午，千人以上的男女和儿童浩浩荡荡地从魏玛市中心出发，缓缓穿过乡村，爬上埃特斯山，进入布痕瓦尔德的大门。这些当地人在美国解放者的命令下集合，在美军的带领下参观集中营。魏玛市民没有错过任何恐怖的场景，从营房中饥肠辘辘的幸存者到火葬场里烧焦的残尸，美国军官则向他们宣讲德国人犯下的罪行。[100]1945年春季，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其他被解放的集中营，盟军强迫德国平民直面集中营的残酷。这包括在集中营内和死亡行军的沿途挖掘乱葬坑；当地人不得不挖出死者，清洗尸体，参加葬礼。1945年5月7日，在200名沃伯林受害者的集体葬礼上，一行行尸体被摆在附近的城镇广场上，一位美国牧师指责当地居民“对这些暴行负有个人和集体责任”，因为他们支持纳粹主义。[101]

在战后的头几周和几个月里，像布痕瓦尔德和沃伯林这样的集中营非常显眼。在盟军猛烈的再教育运动中，在被占领的德国，到处都是印着集中营内图像的海报、传单和小册子，详细的报道也出现在报纸、新闻特辑和电台广播中。据一位观察家说，整个国家“充斥着尸体的照片”。在德国占领区，宣传在1946年达到高潮，当时超过100万观众观看了令人痛心的22分钟的美国纪录片《死亡工厂》（Death Mills），这部纪录片也把责任推到了广大民众的身上。[102]幸存者的回忆录和罪犯审判也揭示了更多的细节，被媒体大肆报道。[103]

然而，公众看到的集中营是不完整的。集中营的历史和功能仍然模糊不清，而行凶者大多被描绘成禽兽——尤其是女性罪犯，她们的暴力行为被解释为女性天性的扭曲。媒体对女性犯罪者的痴迷在1947年达豪的布痕瓦尔德审判中达到高潮，当时，报道以第一指挥官的遗孀伊尔莎·科赫为中心，尽管她没有党卫队职衔，在犯罪中也只是个外围人物（美国当局后来将她的无期徒刑减为四年监禁）。[104]

德国普通民众对集中营犯罪的反应各不相同，跟他们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一样。有些人继续视而不见，只关注自己的命运。但是在1945～1946年，人们很难回避这个话题，由于盟军的压力和个人的兴趣，产生了大量的议论。一些德国人表示羞愧和愤怒，要求严惩凶犯。[105]而另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这些残暴的故事都是盟军的宣传手段，辩解说集中营是运行良好的机构，专门关押和再教育那些危险的流浪者，给纳粹宣传注入了新的活力。[106]

大多数德国人可能发现自己介于两者之间。他们承认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有时打心底表现出厌恶，但他们否认对此负有任何责任。首先，他们声称这些罪行是纳粹狂热分子在暗地里犯下的。这是隐形集中营的说法，否认了公众对集中营普遍（或偏颇）认知的所有记忆，从早期集中营公然的恐怖暴行到最后的死亡行军。其次，许多德国人将囚犯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等同起来，从而将罪行相对化看待。这是德国受害情结的说法：据说，囚犯和普通德国人都受到了纳粹和战争的摧残。因此，许多德国人对集体有罪的指控感到愤怒，导致由资深政治家和神职人员带头展开辩解无罪的运动。早在1945年4月22日星期日，就在美军带领当地人参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六天，魏玛教堂宣读了一份公告，宣布当地人对“完全不知道”的罪行“不负任何责任”。[107]这些说法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盟军放弃消灭纳粹化的推动下根深蒂固，构成了德国战后早期关于第三帝国的重要叙述。[108]

在年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集中营的记忆最初被边缘化，反映出将纳粹历史抛在脑后的社会和政治共识。大多数德国人认为，现在是时候继续向前看了，并专注于重建他们的生活和国家。[109]20世纪50年代初期广泛的“失忆”让剩余的集中营凶犯占了便宜。在盟军“胜利者伸张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广泛性失忆也鼓动了大赦的呼声。鉴于西德新政府是冷战不断升级时的战略同盟，在其压力下，美国当局释放了大多数党卫队囚犯；1958年，美国达豪审判释放了最后一名党卫队被告。英国和法国法院也实行了大赦（波兰和苏联当局也是如此）。[110]一些罪人重新回归了自己的职业。例如，在法庭接受了纳茨维勒囚犯自愿进行致命的碳酰氯实验的说法后，奥托·比肯巴赫教授被允许继续以医生的身份执业。与此同时，许多前集中营党卫队的专职成员找到了新的工作：1954年获释后，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指挥官约翰内斯·哈塞布勒克成了一名推销员。[111]

在公诉机关几乎不施加政治压力的情况下，系统调查几乎消失，对纳粹凶犯的定罪也急剧减少；1955年，西德法院只起诉了27名被告，跟1949年的3972人相差甚远。审判即将结束，尚未被判刑的人可能永远都不会面临正义的审判。[112]关键是，大多数党卫队逃亡者通过适应战后自由社会的规范隐藏了起来，再次表明集中营犯罪时社会心理原因的重要性；在不同的环境中，这些曾经的集中营党卫队行凶者夹起尾巴，过着守法的生活。[113]虽然他们的行为改变了，但他们的信念往往不会改变。集中营党卫队核心网络残存了下来，曾经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因怀旧而团结在一起。1975年，前指挥官哈塞布勒克在接受以色列历史学家汤姆·塞格夫（Tom Segev）采访时嘲弄道：“我唯一遗憾的是第三帝国的崩溃。”[114]

虽然早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集中营的记忆逐渐消退，但并没有彻底消失。部分原因在于存在争议的赔偿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让西德政治家和实业家们很是为难。德国当局为了与过去划清界限，不情愿地向一些受害者提供直接赔偿，并向以色列、西欧国家和犹太组织（由“索赔会议”作为代表）一次性支付赔款。这些措施旨在帮助西德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而不是帮助所有受害者，因此导致了一个充满不平等、司法不公和侮辱的制度（正如埃德加·库普费尔和莫里茨·霍伊诺夫斯基的例子）。那些完全没获得赔偿的人中包括许多曾经的奴隶劳工，因为德国实业家争辩说是纳粹政权迫使他们雇用集中营囚犯。[115]质疑这种谬论的一位幸存者是德国犹太人诺贝特·沃尔海姆（Norbert Wollheim），他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为法本公司做工。1951年，他向这家化工巨头提起民事诉讼，这场官司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和法律大戏，1957年才达成向“索赔会议”支付近3000万马克的庭外和解（其他大型德国公司批评了这次协议，成功地打击了幸存者的民事诉讼）。[116]

20世纪50年代，刑事审判也使集中营继续存在于公众视线当中。媒体依然报道诉讼，现在主要涉及审头和低阶的党卫队官员，比如二等兵施泰因布伦纳，他可能是在达豪杀害汉斯·拜姆勒的凶手，1952年被慕尼黑法院判终身监禁。[117]特别是在这一个十年的尾声，个别案件获得了广泛的媒体曝光，激发了更多关于集中营的批判。其中包括对古斯塔夫·佐尔格和威廉·舒伯特的审判。两人都在西伯利亚的煤窑幸存了下来，并于1956年返回西德。但是，他们不是那些逃脱苏联抓捕后就逍遥法外的纳粹罪犯。他们很快再次被捕，在国内和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再次受审，并于1959年初（第二次）被判处无期徒刑。[118]佐尔格于1978年死在监狱中，成为少数面对过去的集中营党卫队罪犯之一（“我们丧失了良知！”他曾对一名心理医生喊道）。相比之下，舒伯特则忠于他的事业。1986年被释放后，他在公寓里建了一座神龛，中间是一张他在党卫队的照片，周围环绕的是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的照片；他在2006年的葬礼吸引了一群新纳粹分子。[119]

20世纪60年代，西德民众的态度继续发生变化，部分原因是对幸存者回忆录重新燃起了兴趣。1960年，长期担任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亲自在回忆录前言中批评那些想通过抹去对集中营恐怖事件的记忆来美化国家形象的同胞。[120]更重要的是，1958年设立了国家社会主义犯罪中央调查办公室，在其推动下，备受瞩目的法律诉讼程序出台，标志着一种更加系统的司法方法。最引人注目的是1963年12月至1965年8月在法兰克福的第一次奥斯维辛审判。被告席上站着20名被告，领头的是两名前副官（1960年被捕的里夏德·贝尔指挥官在审判前死于心脏病发作）。随之而来的潮水般的媒体报道，仅在国家级报纸上就有近千篇文章，还有电台和电视节目，引起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注意。“该死！”1964年12月，一位读者写信给法兰克福一家报社，“别再报道奥斯维辛了”。[121]

西德的诉讼程序导致了不完善的正义，因为犯罪者往往受益于他们否认受害者后得到的法律保护。[122]审判也导致了不完善的历史教训。媒体报道是不规律的，特别是在审判马伊达内克工作人员这样的大案要案中，审判于1975年11月在杜塞尔多夫开庭，5年零7个月后结束，创下了西德审判时间最长、费用最高的纪录。[123]然而，媒体报道却只是浮于表面。或许，这一点在继续将被告视为“反常物种”上最为明显。在这里，盟军的诉讼和早期的西德案件已经定下了基调，包括二审伊尔莎·科赫——媒体称她为“布痕瓦尔德的红发绿眼女巫”——她从美国拘留所获释后再次被捕，1951年被奥格斯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她后来受精神疾病折磨，坚信集中营的前囚犯会在牢房里虐待她，并于1967年自杀）。[124]

民众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德审判的态度好坏参半；特别是奥斯维辛的审判，短暂地激起了对纳粹行凶者进一步诉讼的反对呼声。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案例使民众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集中营内的详细图像，极大地推动了教育和文化倡议，这些举措往往由年轻一代领导，他们为创造一种更复杂的记忆文化做了许多事情。[125]

到20世纪80年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早期描绘的歪曲的集中营画面出现了许多裂缝。特别是在当地活动家揭露了集中营与广大民众之间的无数联系后，隐形集中营的说法失去了威力。历史学家和活动家也开始把焦点转向湮没在公众记忆中的受害者群体。正如纳粹时期曾有的囚犯等级制度一样，战后也有幸存者的等级制度。从一开始，社会边缘人士——包括同性恋者和吉卜赛人——就被普遍的偏见，以及决心与更不受欢迎的受害者群体脱离的前政治犯推到了最底层。早在1946年，一些“反社会”和“犯罪”的幸存者就联合起来，在一本短暂出现过的刊物中抗议他们的被边缘化。他们宣布，集中营中的痛苦不应用幸存者佩戴的三角标志的颜色来衡量。但他们的呼吁没有人听到。社会边缘人士普遍被排除在赔偿和纪念之外，几十年后他们才被确认为集中营的受害者。[126]

把20世纪80年代描绘成黄金时期是错误的。纳粹的过去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仍然充满争议，民众对集中营的记忆也仍然参差不齐。很少有德国人完全理解集中营系统的运作或它的规模，许多主要的集中营和几乎所有卫星营仍然模糊不清。人们依旧搞不清楚谁在集中营内受苦，谁又在掌管集中营，因为肤浅的行凶者形象长期存在。然而，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公众记忆发生了显著变化。最重要的是，大多数德国人现在接受了纪念集中营及其受害者的道德义务。[127]

但是在边界另一端的奥地利共和国，情况有些不同。在奥地利是纳粹暴政的第一个外国受害者的说法基础上，政治和社会精英们完全避开了与奥地利纳粹历史的对抗，直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西德法律机构上下协调追捕集中营罪犯，但奥地利却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初实际上放弃了起诉。对参与建造比克瑙毒气室和火葬场设施的两名党卫队建筑师的最后一次审判，在1972年以对正义的嘲弄而告终。陪审团不仅认定被告无罪，还付给了他们损害赔偿金。大多数奥地利人无视了这个案子，其他人则喜欢这种做法，使共产党国家报纸对让奥地利变成“纳粹大屠杀凶手的避难所”的可耻判决大为恼火。[128]

这与苏联主导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观点一致，他们很少放过严惩那些让纳粹罪犯逃脱之人的机会，更要把自己的反法西斯荣誉徽章擦得更耀眼。事实上，早期在东德的审判很多，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数量便急剧减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想继续向前看，释放定罪的罪犯，而许多前纳粹支持者则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这个新国家。20世纪60年代，对集中营罪行的诉讼案件再次微增，而且更加协同，部分归因于要与西德保持一致。被告中包括库尔特·海斯迈尔（Kurt Heissmeyer），就是对乔治斯·科恩和诺因加默里其他儿童进行结核病实验的医生，他在马格德堡是受人尊敬的肺科专家，受到当地精英心照不宣的保护；他于1966年被判终身监禁，不久后去世。然而，此类诉讼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并没有像西德逐渐开始做的那样，激发与纳粹历史更直接的对抗。[129]

自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布自己是抵抗纳粹主义的继承者以来，集中营就在国家论述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德国统一社会党负责纪念活动，借鉴了鲁迪·雅恩（Rudi Jahn）等共产党幸存者自我美化过的描述，鲁迪在早期的大众出版物中吹嘘说，布痕瓦尔德是“欧洲反法西斯解放斗争的总部”。德国共产党中的前囚犯拥入国家职位，加速了将这种夸张表述转化为官方历史［尽管没有人进入国家最高职位，不像在波兰，社会主义者约瑟夫·西兰凯维兹（Józef Cyrankiewicz）在1947年成为总理，他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地下力量的重要成员］。作为反法西斯精神活生生的体现，共产党员中的前囚犯拥有特殊的地位，并有望巩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连串回忆录中广为流行的官方集中营版本（同时，所谓的叛徒也被写了出来）。经国家批准后的对集中营的描述也用在纪念仪式上，首先是在布痕瓦尔德，那里已经被塑造成共产党抵抗运动的圣地。[130]

纪念之地

1958年9月14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们庆祝了最隆重庄严的国事之一：为布痕瓦尔德国家纪念馆题献。到了第二年，新纪念馆已经吸引了超过60万游客，包括学校组织参观的儿童。纪念馆包括墓地、指示塔、一座巨大的钟楼和一个形象高大、直面党卫队的囚犯雕像——暗示布痕瓦尔德是自我解放，这是共产党官方叙述中虚构的焦点，给美国解放者的决定性作用打了折扣。之后在拉文斯布吕克（1959年）和萨克森豪森（1961年）举行了更多的国家纪念活动。这三处地点都试图通过庆祝国际团结和共产主义囚犯的英雄气概，赋予东德反法西斯地位；正如抵抗战士在集中营中战胜了纳粹主义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会打败法西斯的化身。1958年9月14日，格罗提渥（Grotewohl）总理在布痕瓦尔德的演讲中承诺“继承已故英雄的遗志”，指的是大约5.6万名在集中营遇难的受害者。他没有说，在第三帝国灭亡后，布痕瓦尔德又有7000多名囚犯死亡，这些人不是党卫队的牺牲品，而是死于苏联占领军之手。[131]

1945年8月至1950年2月，布痕瓦尔德曾作为苏联在德国领土上的十个专用营地之一。红军卫兵接管了集中营党卫队的设施，就像他们在萨克森豪森和利伯罗瑟所做的那样，那些集中营也成了专用营地。旧的囚犯营房里挤满了新囚犯，都是被临时逮捕、被军事法庭定罪或未经审判的人。大多数囚犯是曾经参与纳粹运动的德国中年男子。但是，他们不是作为战犯被拘留——很少有高官或暴力行凶者——而是对苏联当前占领的所谓威胁。他们甚至包括一些反对纳粹主义的前抵抗者，比如罗伯特·蔡勒（Robert Zeiler），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于1947年被重新关押在营地里，被指控为美国间谍。

总体而言，将前集中营暂时改造成盟军拘留营没有什么不寻常。在战后早期，达豪和弗洛森比格被美军征用，诺因加默和埃斯特尔韦根被英军征用，纳茨维勒被法军征用。但西方盟军迅速释放了大部分囚犯，并将剩余的战犯嫌疑人妥善关押起来。苏联当局却不是如此，他们忽视了这些专用营地和通常无害的囚犯。冷漠和无能导致条件恶化，饥饿、过度拥挤和疾病造成了大规模死亡。在被带到三个苏联专用营地的10万名囚犯中，超过2.2万人丧生。[132]

盟军把前集中营用于临时拘留的举措，妨碍了幸存者早期的现场纪念活动。在许多集中营里，囚犯在解放后立即聚在一起悼念死者。1945年4月19日，在布痕瓦尔德，幸存者在点名广场上举行了即兴悼念，聚集在一座木制方尖碑周围（在其他地方，幸存者建造了更永久的纪念碑）。但是，在专门营地建立之后，布痕瓦尔德很快就变成了禁区，前囚犯不得不将纪念活动挪到别处。1953年，当该遗址被指定为国家纪念馆时，这项倡议不是来自幸存者，而是来自德国统一社会党，后者将囚犯协会挤到了一边。那时，前集中营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部分已经坍塌；有些被拆除；有些被苏联军队和德国本地人拿走，比如机器、管道，甚至火葬场的窗户。后来为了建纪念馆和博物馆，又做了更多改建和拆除。到纪念馆开幕时，旧营地大部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东德版本的新布痕瓦尔德。[133]

其他国家的集中营纪念馆也反映了各个政府的纪念倾向，他们试图在这些遗址的纳粹过往中打上主流国家叙述的印记。的确，幸存者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博物馆和纪念碑的出现及其建造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决定的。[134]比如，1947年在原奥斯维辛集中营主营内开设的国家博物馆是在波兰新政府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自那之后一直在扩建和改造（相比之下，位于德沃里的前法本公司工厂被划分给了波兰化工巨头Synthos，禁止举办纪念活动并封存）。几十年来，公众对奥斯维辛的记忆被波兰政府主导。奥斯维辛作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纪念馆，标志着对德国的爱国抵抗、民族苦难、社会主义团结和天主教殉难——这些主题引起了波兰大部分民众的共鸣。相比之下，有关犹太囚犯的记忆被抛在一边，他们明明才是主要遇害者，却随着比克瑙营区的逐渐衰败一同湮没在公众的记忆中。近几十年来，记忆变得更加多样化，与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主义国家的变化有一定关联，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关于纪念的政治争论。[135]此类纪念上的冲突扎根于集中营自己的历史中。一直以来，集中营系统始终履行多种职能，这就使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叙述中强调自己的那部分。

这在毛特豪森也很明显，在通往前集中营的路上建起了一座巨大的纪念公园。从1949年献给法国自由战士的花岗岩纪念碑开始，共有十几座国家纪念碑，每一座都反映了赞助国的公众记忆。至于奥地利当局，他们于1949年开设了一座纪念馆，包括一些经过修复的集中营建筑（不过大多数囚犯营房已经被卖废料和拆除）。根据奥地利官方对纳粹时期的描述，纪念馆主要设计为国家殉难场所，在以前洗衣房的地方建了天主教教堂，并在点名广场上建了大理石棺。博物馆直到1970年才增设，以奥地利受害者为展览重点。自那之后，毛特豪森的纪念内容发生了变化，反映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过去的关注越来越多。对被遗忘的受害者也追加了纪念碑，如同性恋者（1984年）、罗姆人（1994年）和耶和华见证会信徒（1998年），在一个新游客中心（2003年）开始讲解更细致的集中营历史。民众的兴趣骤然上升，来访的奥地利学生人数从6000人（1970年）增加到5.1万多人（2012年）。[136]

自战后早期以来，邻近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纪念格局也发生了变化。集中营系统的发源地达豪的开发历史，最好地诠释了这段漫长曲折的过往。美国军事审判结束后，巴伐利亚当局将前囚犯营地改造成东欧德意志裔难民的住宅区（其他集中营成了难民营，包括贝尔根-贝尔森和弗洛森比格）。达豪的囚犯营房被改建为公寓，医务室成为幼儿园，灭虱区成了餐厅，后来被称为“火葬场”。多年来，集中营的历史被住宅区掩盖，在1953年至1960年间，该遗址上连个简陋的博物馆都没有。大多数当地人忘记了曾经的集中营，或歪曲了它的历史。达豪市长——在纳粹时期就已经成为副市长——在1959年告诉记者，许多囚犯被作为罪犯正确地拘留起来。其他集中营地区的地方政客同样不愿意面对真相。1951年，汉堡市长反对在诺因加默建法国纪念馆，因为“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揭开旧伤疤，重新唤醒痛苦的回忆”；反而将曾经的集中营当监狱用了几十年，监狱用砖都是从诺因加默的党卫队建筑上拆下来的。

直到20世纪60年代，达豪才成为重要的纪念场所。在幸存者组织的压力下，巴伐利亚州最终将居民从营地迁出，最后一批居民在1965年春季国家纪念馆开放前离开。同其他地方一样，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对该地点的彻底改造。当局不顾幸存者的意愿，夷平了许多集中营的老建筑，留下了一个开阔整洁的空白地区。新打的地基表明了营房曾经的位置。在以前的点名广场周围，两个新建的小屋旨在说明囚犯的日常生活，还有一座博物馆展示了纳粹主义的兴起和集中营的历史。然而，这只是一部分历史，重点放在了政治犯身上。广场上由幸存者协会竖立的新纪念碑也体现出这一点，其中包括一条由不同囚犯群体佩戴的彩色三角组成的链子：红色（政治犯）、黄色（犹太人）、紫色（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和蓝色（回归的移民）。然而，代表社会边缘人士的颜色都不见了：没有黑色（反社会人士）、绿色（罪犯）、粉红色（同性恋者）或棕色（吉卜赛人）。与此同时，在遗址的远端出现了几座新建筑，包括一座大型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一座犹太人纪念碑，以及一座新教教堂，旨在给囚犯的苦难赋予宗教意义。扩建后的达豪纪念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20世纪80年代初，每年的参观人数从大约40万人（1965年）上升到90万人。这处纪念场所越来越引人瞩目，结果在当地政客中引起了一些敌意，他们仍然倾向于掩盖过去。他们的反对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减弱，当时达豪和其他德国集中营纪念馆进入了新的纪念阶段。[137]

1990年东西德的统一对德国的记忆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东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家集中营纪念馆被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宣传中剥除和改造，尤其是对苏联专门营地的纪念。这个过程在布痕瓦尔德尤为痛苦，因为新馆长与社会主义者领导的集中营幸存者协会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对共产党审头行动的公开争吵。[138]但是，统一也影响了西德的记忆。德国共产党人及其同伴们所受的苦难，以前被普遍的冷战思维边缘化，现在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139]同样地，集中营里苏联囚犯的命运获得了更多关注，他们最终在第二波德国赔偿浪潮之后，以强制劳工的身份获得了一些赔偿（尽管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太迟了）。[140]

冷战的结束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加深了对第三帝国的了解，缓和了德国之外对激进民族主义卷土重来的忧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政府积极带头牢记纳粹的罪行，从指定奥斯维辛解放日为国家社会主义受害者纪念日，到在柏林市中心为被害的欧洲犹太人建立纪念馆。同样，政府已经开始直接支持集中营纪念仪式，为官方纪念活动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催化剂。[141]多拉（被掩盖在布痕瓦尔德的阴影下）和弗洛森比格（在达豪的阴影下）等此前被遗漏的集中营，近年来已经被重新提起；在弗洛森比格，前囚犯的厨房和洗衣房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都被一家私企占用，现在则办起了关于集中营的展览。[142]新的纪念碑和博物馆出现在了长期被遗忘的卫星营和死亡行军路线沿途，使人们更加了解集中营系统的庞大规模。[143]就连达豪等地已经落成的纪念馆，也随着新的研究和公众观念的变化而再次被改造。

达豪，2013年3月22日。那是一个阳光明媚、寒冷的春日，就像80年前集中营首次开放时一样。这个地点很容易就能找到，因为沿途有很多指示标（直到20世纪80年代，市政当局还一直低调处理）。任何乘火车来的人都可以沿着纪念之路行走，路上有许多语种的展板，一直通到纪念馆。入口处矗立着一个新的游客中心，2009年在州仪式上直播剪彩，此前一直回避纪念仪式的巴伐利亚政治机构也参加了落成仪式。“我们不会忘记、不会掩盖、不会相对化这里发生的一切。”总理保证说。游客们和过去囚犯们一样，穿过党卫队的旧门房，踏上一条不顾当地反对、2005年重新开放的小路。刻着“劳动使人自由”字样的锻铁门直接通向点名广场，那里聚集了几个大型游客群体。这是安静的一天，像大多数星期五一样，但仍有约1500名游客。广场左侧有两个重建的营房和其他营房的轮廓，被营区内通往火葬场的路一分为二。广场右侧是2003年翻修过的博物馆。正前方是大约30名学术、档案和教学人员的办公室。负责人在纪念达豪周年纪念的报纸采访中说，他们的任务是“不受政治倾向影响，客观地讲述这个集中营的历史”。[144]对集中营的纪念显然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不过，这远不意味着终点。纪念活动将不断改变，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其他曾经的集中营地点。集中营的历史也不会结束。盲点仍然存在。新的信息来源、方法和问题将使我们重新思考自认为已知的事实；比如，在2013年3月22日，还没有一个达豪历史学家能够肯定地指出80年前一切开始的精确地点。

同样，我们对集中营更深层含义的探究也将继续，不过，要推断出单一本质的努力注定还不足。正如我们所见，集中营在纳粹统治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即使是奥斯维辛也不只有种族灭绝这一个功能，因为党卫队也用它来摧毁波兰的抵抗力量，并与工业界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它作为纳粹最终解决方案最致命的场所，也不是预先定好的。1942年，在数十万犹太人已经在其他地方被杀害后几个月，它才逐渐出现。奥斯维辛距离种族大屠杀有一段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145]然而，没有足够的简单答案不足以也不应该阻挡我们提出关于集中营性质的更宏大的问题。例如，集中营是现代的专有产物，因为它依赖于官僚主义、交通运输、大众传媒和技术，以及工业化制造的营房、铁丝网、机关枪和毒气灌装设备。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这是否就使集中营成为像大规模疫苗接种或普选一样的现代范式了？正如历史学家马克·马祖尔（Mark Mazower）尖锐地问道：“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历史符号……比另一个更好？”[146]还有集中营的起源问题。自然，集中营是德国历史的产物；它在特定的国家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出现和发展，并从魏玛准军事化部队的暴力行径以及德国军队和监狱的纪律传统中汲取灵感。但是，正如一些囚犯所争论的，这是否就意味着集中营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产物”？[147]答案并不确定。毕竟，集中营系统背后的掌控者奉行激进的纳粹意识形态，远非大多数德国平民可比，后者对集中营的感情更加矛盾。更普遍来说，集中营与20世纪其他地方建立的镇压性营地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话虽如此，集中营的发展仍然与其他极权主义政权下的营地不同，这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如何最好地理解纳粹集中营的走向？

正如这段复杂的历史所示，集中营的轨迹没有什么必然的因素。纵观战时的恐怖岁月，很难不把它们看作早期集中营的必然结果。但是，从1933年的达豪到1945年的达豪，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发展轨迹。集中营也很可能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们似乎都要消失了。集中营之所以能继续存在，是因为纳粹领导人，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开始把集中营视为灵活的非法镇压工具，容易适应政权不断变化的需求。个别集中营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党卫队的倡议。但是，这些官员又是在上级设定的更广泛的范畴内运作，最终，集中营很像地震仪，紧密跟随着政权统治者的总体目标和野心。集中营行事之所以如此摇摆不定，是因为纳粹领导人的重点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还有政权的激进化，以及集中营本身的变化。

虽然出现了一些急转弯，但集中营的发展却没有急刹车。正如在本书开头所提到的，集中营的后续阶段可能看起来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但这些世界内在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中营的基本规则、组织和精神就已经到位，此后基本上没有改变。同样，党卫队在1941年的开创性大规模灭绝计划，夺去了数以万计体弱囚犯和苏联战俘的性命，给种族大屠杀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包括在奥斯维辛使用齐克隆B。集中营不同阶段之间的联系可以体现在鲁道夫·霍斯这样的核心党卫队队员身上，霍斯在第三帝国初期，在达豪里学到了虐囚；随后在战争初期，在萨克森豪森毕业，成了系统性谋杀的专家；再到奥斯维辛的种族灭绝；最终负责监督拉文斯布吕克的最后屠杀。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新的暴行开创了新的领域，每一次越轨行为都使下一次变得更容易，使他跟其他党卫队凶徒一样，习惯了早些时候无法想象的残暴行为。集中营系统是一个巨大的价值扭转器。它的历史是这些突变构成的历史，将极端暴力、折磨和谋杀统统正常化。这一历史将继续被书写，也将继续流淌不息，那些见证者、行凶者和受害者的记忆也将继续存在。

[1] Antelme，Menschengeschlecht，401-402；BoA，interview with J. Bassfreund，September 20，1946. 战后对“幸存者”一词的使用，参见Reinisch，“Introduction”。解放集中营，参见Stone，Sorrows（感谢Dan Stone将早期的初稿分享给我）。

[2] Testimony of P. H.，February 1946，in Heberer，Children，384.

[3]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BLA，EG 74002。其他信息参见R. König to M. Choinowski，n.d.（1953年末，版权归作者所有）；ITS，Doc. No.90343219#1；Shephard，Road，364-79；Cohen，Case，30。Quotes in BLA，EG 74002，M. Choinowski，Antrag auf Erteilung eines Bezugsscheins，April 14，1948；ibid.，M. Choinowski to Landesentschädigungsamt，April 20，1957；M. Choinowski to R. König，May 10，1965（版权归作者所有，感谢Rita von Borck分享给我这封信和其他信息）。

[4] 此段和前一段的引用，参见DaA，Nr. 27376，E. Kupfer to K. Halle，September 1，1960；StAL，EL 350 I/Bü 8033，E. Kupfer to Landesamt für Wiedergumachung，November 28，1979。库普费尔的战后生活，参见StAL，EL 350 I/Bü 8033；Distel，“Vorwort，”15-17；ITS，doc. 81062064#1。

[5] Todorov，Facing，263；Orth，SS，273-95.

[6] WL，P.III.h. No.494，A. Lehmann，“Im Lager Bergen Belsen，”1946，quote on 4；ibid.，No.573，A. Lehmann，“Das Lager Vught，” n.d.，33；ibid.，No.416，A. Lehmann，“Die Evakuations-Transporte，” n.d.（1946）；Koker，Edge，369-70.

[7] 我的计算是基于在纳粹统治最后5周的时间里，从集中营解放了约25万名囚犯。

[8] WL，P.III.h. No.494，A. Lehmann，“Im Lager Bergen Belsen，”1946，quote on 5；Stiftung，Bergen-Belsen，217；Reilly，Belsen，25-26；report G. Hughes，June 1945，in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186-93.

[9] Shephard，Road，69-72；idem，Daybreak，28-32；Zweig，“Feeding，”843-45；Zelizer，Remembering，64.

[10] Abzug，Inside，passim.

[11] Quote in Strebel，Ravensbrück，503. See also Gutterman，Bridge，225-26；Erpel，Vernichtung，193-94；WL，P.III.h. No.864，G. Deak，“Wie eine junge Frau Auschwitz und den Todes-Marsch überlebt hat，” March 1958，p. 18；ibid.，No.828，T. Krieg，“Der ‘Totenzug’ von Bergen-Belsen nach Theresienstadt，” December 1957，p. 8. 有关苏联士兵在占领期间强奸德国妇女，参见Grossmann，Jews，48-71；Beevor，Berlin。

[12] WL，P.III.h. No.494，A. Lehmann，“Im Lager Bergen Belsen，”1946，quote on 5；Helweg-Larsen et al.，Famine，255-62；Reckendrees，“Leben，”101-102；Vaisman，Auschwitz，65-66；Kielar，Anus Mundi，402；Goldstein et al.，Individuelles，188；YVA，M-1/E 121，Aussage M. Weiss，June 24，1946，p. 8；MacAuslan，“Aspects，”50-55.士兵出于好意，会过量分发油腻的食物，导致暴饮暴食的问题恶化，伤害了囚犯们已经受损的消化系统。

[13] Laqueur，Bergen-Belsen，129-32，quote on 132；Greiser，Todesmärsche，201，207-14.

[14] Laqueur，Bergen-Belsen，136.

[15] Quote in Schulze，Zeiten，299. See also Meyer，Kriegsgefangenen，80.

[16] Schulze，Zeiten，91，120-21，295-96，299-300；Meyer，Kriegsgefangenen，81-85；Vogel，Tagebuch，166；Greiser，Todesmärsche，281.

[17] Quotes in Abzug，Inside，132；Reilly，Belsen，41；MacAuslan，“Aspects，”74. See also Shephard，Road，67，101-102；Flanagan and Bloxham，Remembering，65-66.

[18] Quote in letter by A. Horwell，May 1945，in Flanagan and Bloxham，Remembering，65. “组织”一词的使用，参见Laqueur，Bergen-Belsen，131；YVA，033/989，anonymous testimony（by W. Simoni），n.d.（1947），p. 41。

[19] Rovan，Geschichten，293-97；Zámečník，Dachau，398.

[20] WL，P.III.h. No.494，A. Lehmann，“Im Lager Bergen Belsen，”1946，p. 5.

[21] MacAuslan，“Aspects，”65，69-82，106-107，110-11，quote on 75. See also Reilly，Belsen，26-28，33-40；Flanagan and Bloxham，Remembering，21-40；Kolb，Bergen-Belsen，315；Stiftung，Bergen-Belsen，253.

[22] Benz，“Befreiung.” See also Overesch，“Ernst Thapes，”657，661-63，670；Greiser，Todesmärsche，280；Erpel，Vernichtung，195.

[23] Quotes in ITS，1.1.6.0/folder 21，Bl. 2-3：Lagerälteste to Blockältesten，May 1，1945；E. Fleck and E. Tenenbaum，“Buchenwald，” April 24，1945，in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196. See also Greiser，“‘Sie starben，’”122-23；Benz，“Befreiung，”39-42，47，53；Maršálek，Mauthausen，338-39；Freund，Zement，434-35.

[24] Quote in Benz，“Befreiung，”51.在贝尔森，囚犯组织力量较弱；Kolb，Bergen-Belsen，165。

[25] Szeintuch，“‘Tkhias Hameysim，’” quote on 215（Kim Wünschmann翻译）；Poljan，“‘Menschen，’”87；Mankowitz，Life，39；Königseder and Wetzel，Lebensmut，19-20。

[26] Gross，Fünf Minuten，214，217，244，263-64，quote on 216；Overesch，“Ernst Thapes，”666-68；idem，Buchenwald，121；Freund，Zement，429；Hammermann，“‘Dachau.’”

[27] Benz，“Befreiung，”54，59，quote on 61；Poljan，“‘Menschen，’”86-87.

[28] WL，P.III.h. No.494，A. Lehmann，“Im Lager Bergen Belsen，”1946，quote on 6；MacAuslan，“Aspects，”134-59；D. Sington report，1948，in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202-203.

[29] J. Pogonowski to his family，n.d.（November 1942？），in Piper，Briefe，36-39.

[30] Hördler，“Ordnung，” quote on 313；Schelvis，Sobibor，2.

[31] Bessel，1945，255-62；Shephard，Road，63-64；Judt，Postwar，29.

[32] Laqueur，Bergen-Belsen，139；WL，P.III.h. No.494，A. Lehmann，“Im Lager Bergen Belsen，”1946，p. 5；Sellier，Dora，333；Judt，Postwar，29-30；Rovan，Geschichten，256-76. 法国的情况，参见Koreman，“Hero’s Homecoming”；Dreyfus，“Aufnahme”；Bauerkämper，Gedächtnis，227-28；Michelet，Freiheitsstraβe。

[33] Poljan，“‘Menschen，’” quote on 84；Distel and Zarusky，“Dreifach，” quote on 101；Shephard，Road，78-83；Erpel，Vernichtung，211-14.

[34] Shephard，Road，100-101；Gerlach and Aly，Kapitel，409.

[35] BoA，interview with L. Stumachin，September 8，1946.

[36] Gross，Fear. See also Zaremba，“Nicht”；Königseder and Wetzel，Lebensmut，47-57；Shephard，Road，185-87；Michael，Davidstern；Szita，Ungarn，211，216；Ellger，Zwangsarbeit，254-55.

[37] Königseder，“Aus dem KZ，”226-28，231；Shephard，Road，83-94，200-211；Holian，Between，213-36；Pilecki，Auschwitz，liii-liv；Debski，Battlefield，245；Lowe，Savage，212-29. 背景参见Stone，Goodbye。

[38] Quotes in BoA，interview with L. Stumachin，September 8，1946. See also Buergenthal，Child，134-65；Segev，Million，118-19，153-86.

[39] Kogon，Theory，300.

[40] Quote in WL，P.III.h. No.795，“Gipsy-Camp Birkenau，” January 1958. See also Pilichowski，Verjährung，166-69；Cohen，Human，63-81；Langbein，Menschen，549-50；Helweg-Larsen et al.，Famine，418.

[41] Levi，“Memory，”12.概述参见Langer，Holocaust。

[42] Nyiszli，Auschwitz，158；Evans，“Introduction，” xvii.尼斯力在1956年死于心脏病发作。

[43] Helweg-Larsen et al.，Famine，quote on 436；Delbo，Auschwitz，257-67；Leys，Guilt；Niederland，Folgen，8-9，229-35；Jureit and Orth，Überlebensgeschichten，166-70.

[44] Freund，“Mauthausenprozess，” quote on 43.概述参见Pick，Wiesenthal；Segev，Wiesenthal。

[45] 例子参见Stengel，Langbein。

[46] Wachsmann，“Introduction”（2009），xviii-xxii；Todorov，Hope，148-58.

[47] Quote in author’s interview with K. Kendall，June 1996. See also Gilbert，Boys，140-41，203-204，385；Jureit and Orth，Überlebensgeschichten，56-57；Ellger，Zwangsarbeit，261.

[48] LSW，Bl. 44-66：Vernehmung S. Dragon，May 10，11，and 17，1946，quote on 66；Fings，Krieg，297；Jureit and Orth，Überlebensgeschichten，170；Niederland，Folgen，170.

[49] Jagoda et al.，“‘Nächte，’”222.

[50] Greif，Wir weinten，50，122-24.

[51] Langbein，Menschen，quote on 540；Fröbe et al.，“Nachkriegsgeschichte，”547.

[52] Lichtenstein，Majdanek，82-85.

[53] DAP，Aussage L. Schlinger，September 14，1964，quote on 17788；Renz，“Tonbandmitschnitte.”

[54] Schmidt，Justice，quote on 237. 这名前囚犯因为污辱法庭而被判三个月监禁，不过后来被保释了。

[55] DA，A 3233，A. Carl to H. Schwarz，November 19，1967；Lasker-Wallfisch，Inherit，128.

[56] Letter M. Nadjary，November 1944，in SMAB，Inmitten，270-73；纳贾里（Nadjary）幸存下来并移民美国。See also Bacharach，Worte，60-65；Roseman，“‘... but of revenge，’”79-82；Langbein，Menschen，133；Stoop，Geheimberichte，52；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1937-38，vol.4，59，64.

[57] Bohnen，“Als”；Gutterman，Bridge，224.

[58] Bárta，“Geschichte，” quote on 161；Freund，Zement，419-20；Liblau，Kapos，144；Niethammer，Antifaschismus，65；Wagner，Produktion，445；Szita，Ungarn，192-93；Goldstein et al.，Individuelles，84；Stiftung，Bergen-Belsen，231；Cramer，Belsen，88-89.

[59] 在布痕瓦尔德（关押了超过2万名囚犯）解放后，治安维持会处决了不到80人；Abzug，Inside，52。

[60] Quote in Heberer，Children，381. See also BoA，interview with I. Unikowski，August 2，1946；Gutterman，Bridge，224；Todorov，Facing，216-20.

[61] 对这些事记载最好的是Zarusky，“Erschieβungen”。

[62] Kielar，Anus Mundi，405；BoA，interview with B. Piskorz，September 1，1946.

[63] Hammermann，“Kriegsgefangenenlager”；Jardim，Mauthausen，22；Sigel，Interesse，38.早期抵达的战争罪行调查人员，参见Wickert，“Aufdeckung”；DaA，A 3675，testimony Colonel Chavez，n.d.；Jardim，Mauthausen，62-63；Cramer，Belsen，47-92。

[64] Quote in Orth，SS，286. See also Sigel，Interesse，passim；Jardim，Mauthausen，10-50；Yavnai，“U.S. Army.”这36名被判死刑的人中，8人后来得到了减刑。

[65] Cramer，Belsen. See also Jardim，Mauthausen，36-37；OdT，vol.1，348-49.

[66] Form，“Justizpolitische，”58-61；Paetow，“Ravensbrück-Prozess.”

[67] OdT，vol.1，350-51；Eiber，“Nürnberg，”45-48；Morsch，Sachsenburg，46；Sigl，Todeslager.

[68] Prusin，“Poland’s Nuremberg.” See also Struk，Photographing，119-23；BArchL，B 162/1124，Bl. 2288-316：Volkstribunal Krakow，Urteil，September 5，1946；IfZ，G 20/1，Volkstribunal Krakow，Urteil，December 22，1947；Marszałek，Majdanek，248；Harding，Hanns，240-45；Rudorff，“Strafverfolgung，”337-38，346. 克雷默博士于1958年从波兰被释放，在西德又接受了一次审判，虽然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但因为他在波兰已服了时间相当的刑期，因此没有再重复服刑。他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去世；Rawicz，“Dokument，”11-16。

[69] Weckel，Bilder，115-23，219-26，quote on 222；Indictment，n.d.（October 1945），IMT，vol.1，27-92；Orth，SS，282；Broszat，Kommandant，226-27；Rudorff，“Strafverfolgung，”333.

[70] 最重的处罚不过是8年监禁。See Lindner，“Urteil”；Wagner，IG Auschwitz，297-311. 并不是所有与集中营有关联的经理都能侥幸脱身：齐克隆B的供应商特施和施塔贝诺公司（Tesch&Stabenow）的所有者及其副主管在1946年3月被英国法庭判处死刑；UN War Crimes Commission，Law Reports，93-103。

[71] Weindling，Nazi Medicine；Schmidt，Justice.

[72] Schulte，“Zentrum”；Von Kellenbach，Mark，88-97；Orth，SS，282-86.

[73] 集中营党卫队的辩护策略（及下文内容），参见Jardim，Mauthausen，115-67；Cramer，Belsen，193-234；Hammermann，“Verteidigungsstrategien”。

[74] Quotes in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p. 136；NAL，WO 235/19，statement J. Kramer，May 22，1945，p. 14.

[75] Von Kellenbach，Mark，quote on 95；Cramer，Belsen，260.

[76] Wolfangel，“‘Nie，’” quote on 76；Von Kellenbach，Mark，quote on 91（我的翻译）；Hammermann，“Verteidigungsstrategien，”90-95；Cramer，Belsen，199-201；Kretzer，NS-Täterschaft，336-37；Roseman，“Beyond Conviction？”

[77] NARA，M-1174，roll 3，Bl. 1428-36：examination of O. Moll，December 5-6，1945，Bl. 1431，1434. 起初，莫尔在奥斯维辛务农，但很快就被调到了毒气室（Hördler，“Ordnung，”152）。他于1946年5月被绞死。

[78] BArchB，Film 44837，Vernehmung A. Liebehenschel，September 18，1946，quote on 26；USHMM，1998.A.0247，reel 15，NTN 169，Bl. 52-53：Gnadengesuch A. Liebehenschel，December 24，1947；IfZ，G 20/1，Volkstribunal Krakow，Urteil，December 22，1947，p. 102.

[79]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106；Sigel，Interesse，71-75. See also Jardim，Mauthausen，107；Cramer，Belsen，201-208；Hammermann，“Verteidigungsstrategien，”86，91，95.

[80] Broszat，Kommandant，76-79，229-35；Orth，SS，282-83；Prusin，“Poland’s Nuremberg，”11-12.

[81] Quote in USHMM，1998.A.0247，NTN 169，Bl. 60：Gnadengesuch Aumeier，December 24，1947. See also ibid.，reel 15，Bl. 184-93：statement of H. Aumeier，December 15，1947；Hördler，“Ordnung，”49；APMO，Proces Liebehenschel，ZO 54，Bl. 19-29：interrogation H. Aumeier，August 10，1945；ibid.，Bl. 33-39：questionnaire H. Aumeier；NAL，WO 208/4661，statement H. Aumeier，July 25，1945；Langbein，Menschen，559-60.

[82] Sigel，Interesse，196；Greiser，Todesmärsche，449；Cramer，Belsen，390-91.

[83] Schulte，Zwangsarbeit，434；Tuchel，Inspektion，217-18；Orth，“SS-Täter，”55-56；Riedel，Ordnungshüter，338. 可能成功逃脱的最高级别的WVHA官员是奥古斯特·哈邦（August Harbaum），他曾是格吕克斯的副手，1946年逃脱了盟军的囚禁。

[84] Jardim，Mauthausen，82-83，165-67，206-207，213-14，216；Greiser，“Dachauer，”166；Cramer，Belsen，245-46；Pohl，“Sowjetische，”138.

[85] Jardim，Mauthausen，96，102，202；Hammermann，“Verteidigungsstrategien，”88-89；Eisfeld，Mondsüchtig，164-73；Klee，Auschwitz，90，253.概述参见Jacobsen，Paperclip。

[86] 其中一个例子：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莫蒙提（Mummenthey）曾是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的负责人，掌管所有党卫队采石场，他在1947年11月被判终身监禁，结果1953年初就被释放，而四级小队长克利莫维奇（Klimowitsch）只是一名普通的哨兵，在毛特豪森采石场巡逻，却在1946年5月被判死刑并执行；Schulte，Zwangsarbeit，473；JVL，DJAO，United States v. Altfuldisch，RaR，March 1946，p.46。

[87] Sigel，Interesse，160，194；idem，“Dachauer，”77；Bryant，“Militärgerichtsprozesse，”120-22；Wagner，Produktion，568. 根据1944年底一项美国民意调查，大多数受访者要求处决在集中营里杀人的德国人，最好是“用毒气室、绞刑架、电刑或开枪处决”；Gallup，Poll，472。

[88] Kretzer，NS-Täterschaft，131-33；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p. 162；Sigel，Interesse，57；Jardim，Mauthausen，47.

[89] Cramer，Belsen，114-15. 囚犯经调查无罪。

[90] Yavnai，“U.S. Army，”62-63.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色列法官通常对集中营前审头的判决比较轻；Ben-Naftali and Tuval，“Punishing”。

[91] Cramer，Belsen，115，249，257. See also Raim，Dachauer，248；Bessmann and Buggeln，“Befehlsgeber，”540.

[92] Brzezicki et al.，“Funktionshäftlinge，”238；Wagner，IG Auschwitz，200，321-22.

[93] NARA，M-1174，roll 3，examination of L. Knoll，December 7，1945，quote on 1593（“capo” in the original）；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pp.107-108，155-56；Zámečník，Dachau，154-55；Sigel，Interesse，57-63，75. 克诺尔还有其他的名字：克里斯蒂安和路德维希。

[94] 1945～1953年，大约6400名存活下来的奥斯维辛党卫队官员中只有673人受到了波兰法庭的审判，波兰法庭审理的奥斯维辛诉讼最多；Lasik，“Apprehension”。

[95] Eiber，“Nürnberg，”43-44；Jardim，Mauthausen，30-32，112-13.

[96] Beischl，Wirths，212-16，quote on 228；Klee，Personenlexikon，112.

[97] Keller，Günzburg，60；Stangneth，Eichmann，377.概述参见Schneppen，Odessa；Stahl，Nazi-Jagd。

[98] Raim，Justiz，647-53，1007-39；Wieland，“Ahndung，”15-51，57；Eichmüller，“Strafverfolgung”；Eschebach，“Frauenbilder.”门内克被判刑主要是因为他参与了整体的“安乐死”计划，他在执行死刑前就已经去世；LG Frankfurt，Urteil，December 21，1946，JNV，vol.1，143-44；Klee，Personenlexikon，403，601。

[99] Kuretsidis-Haider，“Österreichische，” quote on 257.

[100] Schley，Nachbar，1-3.

[101] Hertz-Eichenrode，KZ，vol.1，344-52，quote on 351；OdT，vol.5，546；Greiser，Todesmärsche，297-315；Wagner，Produktion，565；Raim，Dachauer，276-77；Erpel，Vernichtung，200；Perz，KZ-Gedenkstätte，34-35.

[102] Brink，Ikonen，23-78，quote on 46；Weckel，Bilder，151-72，418-56；Peitsch，“Deutschlands，”107.

[103] Cramer，Belsen，271；Erpel，“Ravensbrück-Prozesse”；Urban，“Kollektivschuld.”

[104] Greiser，“Dachauer，”170；JVL，DJAO，United States v. Prince zu Waldeck，RaR，November 15，1947，p. 95. See also Heschel，“Atrocity”；Kretzer，NS-Täterschaft；Jaiser，“Grese.”

[105] Brink，Ikonen，84，89；Weckel，Bilder，517-18；Neitzel，Abgehört，313-15.

[106] Peitsch，“Deutschlands，”102-103；Schulze，Zeiten，76，286；Marcuse，Legacies，80-81.

[107] Schley，Nachbar，quotes on 4，emphasis in the original；Knigge，“Schatten，”156；Weckel，Bilder，170-72，493，528；Chamberlin，“Todesmühlen”；Brink，Ikonen，84-93；Peitsch，“Deutschlands，”96，131，142；Steinbacher，Dachau，220；Johe，“Volk，”332；Rüther，Köln，908-10.概述参见Frei，Vergangenheitspolitik；Moeller，War Stories；Marcuse，Legacies。

[108] Stone，Goodbye，chapters 1 and 2.

[109] Marcuse，Legacies，151-57；Kansteiner，“Losing，”108-12.

[110] Sigel，Interesse，159-93；Jardim，Mauthausen，208-11；Urban，“Kollektivschuld.”

[111] Klee，Auschwitz，385-88；Segev，Soldiers，228.

[112] Eichmüller，Keine Generalamnestie，226，425，428-30.

[113] Steiner，“SS，”432-33，441；Mallmann and Paul，“Sozialisation，”19-20.

[114] Orth，SS，quote on 291；Mailänder Koslov，Gewalt，230-31，299，488；Steiner，“SS，”441；Schwarz，Frau，162；Dicks，Licensed.

[115] Goschler，Schuld；idem，“Wiedergutmachungspolitik.”

[116] 沃尔海姆在1958年指示他的律师结束法律程序；Rumpf，Fall Wollheim。一件没成功的民事案件，参见Irmer，“‘Stets’”。

[117] Distel，“Morde，”113. 施泰因布伦纳在1962年被释放，两年后自杀身亡。

[118] Van Dam and Giordano，KZ-Verbrechen；Gregor，Haunted，250-55；Eichmüller，Keine Generalamnestie，155，174-81，214-19，430；“Charge of Killing 11，000 Prisoners，” The Times，October 14，1958；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

[119] Dicks，Licensed，quote on 100；AEKIR，7 NL 016 Nr. 95，Sorge to Schlingensiepen，March 3，1965，January 4，1970，March 1，1970；Riedle，Angehörigen，203，219.

[120] K. Adenauer，“Geleitwort，” in Michelet，Freiheitsstrasse，5-6.

[121] Pendas，Frankfurt，20-21，249-52，quote on 256；Wittmann，Beyond，3，174-90；Orth，SS，289-90；Weinke，Verfolgung，82-93，333；Horn，Erinnerungsbilder；Wolf，“‘Mass Deception.’”

[122] 有些案子，包括20世纪70年代针对奥斯维辛绝育医生霍斯特·舒曼的诉讼，因为被告病重而失败（Schilter，“Schumann，”106-107）。其他则根本没到法庭这一步，因为受诉讼时效的影响，比如针对WVHA-D处前管理人的漫长调查，最终在1974年废弃（BArchL B 162/7999，Bl. 768-937：StA Koblenz，EV，July 25，1974）。

[123] Zimmermann，NS-Täter，169-93.

[124] Przyrembel，“Transfixed，” quote on 396；LG Augsburg，Urteil，January 15，1951，JNV，vol.8；StAMü，Justizvollzugsanstalten Nr. 13948/2，Vermerk，ORR Meyer，February 1967. 1960年后的审判往往聚焦被告的残忍行为，这是因为过失杀人受到了诉讼时效的影响，意味着检察官必须证明“杀戮欲”或“卑鄙动机”才能确保以谋杀定罪；Pendas，Frankfurt，56-61；Wittmann，Beyond，36-53。

[125] Gregor，Haunted，265；Pendas，Frankfurt，253-54；Wittmann，Beyond，271-72.

[126] Marcuse，Legacies，335-71；DaA，14.444，Die Vergessenen，Nr. 3，July 1946；Ayaβ，“Schwarze”；Baumann，“Winkel-Züge”；von dem Knesebeck，Roma；Mussmann，Homosexuelle. 1946年这本刊物的失败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其中一位创始人卡尔·约赫海姆-阿明（Karl Jochheim-Armin）的政治极端主义，他曾是奥托·施特拉塞尔（Otto Strasser）与纳粹决裂后创立的施瓦策前线（Schwarze Front）的一名成员，直到1984年去世前一直是极右翼活动家；Schwarze Front 3（2008）；Eiber，“Ichwusste，”128-29。

[127] Silbermann and Stoffers，Auschwitz；Paul，“Täter，”33-67.

[128] Kuretsidis-Haider，“Österreichische Prozesse，”250-52，263-65，quote on 252；idem，“Verfolgung”；Uhl，“Victim”；Allen，“Realms.”

[129] Wieland，“Ahndung，”60-90；Bauerkämper，Gedächtnis，132-37，195-97；Weinke，Verfolgung，344-54；Diercks，“Gesucht”；Stone，Goodbye，chapter 1.

[130] KPD Leipzig，Buchenwald！，quote on 96；Niethammer，Antifaschismus，passim；Goschler，Schuld，407-11；Overesch，Buchenwald，101；Langbein，Menschen，22；Hartewig，“Wolf，”941-43；Gring，“‘zwei Feuern’”；Schiffner，“Cap Arcona-Gedenken”；Borodziej，Polens，270.

[131] Overesch，Buchenwald，62-63，78-81，261-328，quote on 326. See also OdT，vol.1，317-18；Niven，Buchenwald，56-71；Reichel，Politik，101-106；Endlich，“Orte，”354-58；Knigge，“Schatten，”165-69；Marcuse，Legacies，ill. 74；idem，“Afterlife，”200.

[132]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Greiner，Terror。See also Ritscher et al.，Speziallager，7-10，64，70-73，82，216-17；Wachsmann，Prisons，357-58；OdT，vol.6，44. 英军虐待俘虏的情况，参见Cobain，Cruel。

[133] Overesch，Buchenwald，261-300；idem，“Ernst Thapes，”658；Reichel，Politik，102-103；Niven，Buchenwald，56-71.

[134] Marcuse，“Afterlife，”203.

[135] Huener，Auschwitz. See also Citroen and Starzyńska，Auschwitz；Kucia and Olszewski，“Auschwitz.”其他波兰人的集中营回忆录，参见Marcuse，“Afterlife，”191-94。

[136] Perz，KZ-Gedenkstätte. 感谢Andreas Kranebitter提供2012年的数字。

[137]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Marcuse，Legacies；idem，“Afterlife，”189-90，195-99；Prenninger，“Riten，” quote on 192；Endlich，“Orte，”359；Reichel，Politik，124。

[138] 一项简短的调查，参见Niven，Buchenwald，201-204。

[139] 例子参见Hett，Crossing，258-59。概述参见Wachsmann and Steinbacher，Linke。

[140] Goschler，“Wiedergutmachungspolitik，”79-84. 从2000年对强制劳工支付战争赔偿，参见idem，Entschädigung；Hense，Verhinderte Entschädigung。

[141] Reichel et al.，“‘Zweite Geschichte，’”19-20；Schmid，“Deutungsmacht，”206-209；Siebeck，“‘Raum，’”75-76；Endlich，“Orte，”367-69.

[142] Skriebeleit，“Ansätze，”19-20.

[143] Garbe，“Wiederentdeckte.”

[144] 感谢Dirk Riedel在2013年3月22日带我参观，也感谢达豪纪念馆其他工作人员——Albert Knoll、Rebecca Ribarek和Ulrich Unseld——当天提供的帮助。Quotes in H. Holzhaider，“Zeugnis wider das Vergessen，” Süddeutsche Zeitung，May 2 and 3，2009；G. Hammermann，“Bezug zur Gegenwart，” ibid.，March 22，2013.关于指示标，参见Marcuse，Legacies，ill. 77。

[145] 大屠杀编史中这些术语的运用，参见Schleunes，Twisted Road；Browning，Fateful Months。关于奥斯维辛的概述，参见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13。

[146] 他对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著作的评论，参见Mazower，“Foucault，” quote on 31。针对现代化辩论的调查，参见Stone，Histories，113-59。

[147] Quote in Debski，Battlefield，206.

附录

图1 1934～1945年集中营党卫队关押囚犯数量

*1935年、1938年、1940年、1941年、1942年12月、1943年12月和1945年4月是估测数据。

表1 党卫队集中营的囚犯死亡人数

表2 党卫队职务与军队职级的对应关系

致谢

本书的写作过程离不开过去十年里支持和帮助我的每一个人，我在此深表感谢。

在研究和撰写的不同阶段，下列机构为我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和哈里·弗兰克·古根海姆基金会（Harry Frank Guggenheim Foundation）。我非常感谢他们提供的资助和奖学金，还有支持我申请的各位同事：Richard Bessel、Jane Caplan、Sir Richard Evans、Norbert Frei、Mary Fulbrook、Neil Gregor、Sir Ian Kershaw、Jeremy Noakes和Richard Overy。

同样要感谢的还有纪念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我在此特别感谢：Albert Knoll和Dirk Riedel为我提供达豪的资料；Andreas Kranebitter为我提供维也纳和毛特豪森的资料；Johannes Ibel为我提供弗洛森比格的资料；Monika Liebscher为我提供萨克森豪森的资料；Wojciech Płosa为我提供奥斯维辛的资料；还有Sabine Stein为我提供布痕瓦尔德的资料。他们学识渊博，并且不厌其烦地解答和回应我的频繁提问和请求，远远超出了自己的工作范围。此外，我还要感谢马格德堡城市档案馆的Maren Ballerstedt；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Na’ama Shik、Daniel Uziel和已故的David Bankier；StAMü的Robert Bierschneider；Sztutowo 的Danuta Drywa；IfZ的Andreas Eichmüller、Edith Raim和Jürgen Zarusky；WL的Christine Schmidt；StANü的Gunter Friedrich；德国抵抗运动纪念馆的Karoline Georg和Johannes Tuchel；BArchB的Sabine Gresens；达豪的Gabriele Hammermann和Julia Rosche；多拉的Regine Heubaum和Jens-Christian Wagner；拉文斯布吕克的Cordula Hundertmark；弗洛森比格的Annette Kraus和Jörg Skriebeleit；萨克森豪森的Astrid Ley和Günter Morsch；诺因加默的Reimer Möller；巴特阿罗尔森ITS的Margret Schmidt和Susanne Urban；维威尔斯堡的Jan Erik Schulte；奥斯维辛的Agnieszka Sieradzka；LaB的Bianca Welzing-Bräutigam。

从参考文献可以明显看出，其他历史学家对我助益良多。许多专家也很热心地与我分享了更多的资料和想法，为本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要感谢Carina Baganz、Antony Beevor、Ruth Bettina Birn、Marc Buggeln、Gabriel Finder、Klaus Gagstädter、Gideon Greif、Wolf Gruner、Susanne Heim、Sarah Helm、Ulrich Herbert、Ben Hett、Jörg Hillmann、Stefan Hördler、Franziska Jahn、Tomaz Jardim、Padraic Kenney、Angelika Königseder、Tamar Lewinsky、Andreas Mix、Pieter Romijn、Andreas Sander、Stefanie Schüler-Springorum、Patrik Schwarz、Rolf Seubert、Dan Stone、Friedrich Veitl、Robert Jan van Pelt、Rita von Borck、Irene von Götz、Peter Warneke、Paul Weindling、Michael Wildt和René Wolf。我还要感谢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同事和朋友们给予我的支持，包括John Arnold、Catharine Edwards、David Feldman、Matt Innes、Jessica Reinisch、Jan Rüger、Julian Swann和Frank Trentmann；我要特别感谢Christian Goeschel，他作为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的博士后研究员，帮我查到了战前集中营的关键文件。

我非常幸运，能够得到我的四位博士生专家级的科研帮助，他们会继续撰写关于纳粹恐怖统治的杰出研究成果：Chris Dillon、Julia Hörath、Paul Moore和Kim Wünschmann。Kim还协助做了一些翻译工作，同样帮忙翻译的还有Jeff Porter、Katharina Friedla和Shaun Morcom。我还要感谢David Dunning、Amelia Nell和Ina Sondermann提供的行政帮助。

在本书的撰写阶段，我得到了许多同事和朋友的热诚帮助，感谢他们对本书手稿的阅读和指正。对于他们在各个部分的注释说明，我在此表达诚挚感谢：Marc Buggeln、Wolfgang Burgmair、Christoph Dieckmann、Julia Hörath、Tomaz Jardim、Michael Metzger、Elissa Mailänder Koslov、Anna Hájková、Dieter Pohl、Jessica Reinisch、Dirk Riedel、Jan Rüger、Ulf Schmidt、Robert Jan van Pelt、Jens-Christian Wagner和Matthias Weber。我非常感谢Jane Caplan、Chris Dillion、Paul Moore、Michael Wachsmann和Kim Wünschmann。如果没有他们的通篇评论和诚恳意见，这本书必定会逊色许多。

能够与FSG的编辑Eric Chinski共事实属我的荣幸，在我前进的每一步，他都给予了莫大的鼓励，并对手稿做出了无数重要的改进。我还要感谢Wylie Agency的Andrew Wylie和James Pullen，他们从一开始就相信这本书，给了我非同一般的支持。由于Scott Auerbach、Gabriella Doob、Frieda Duggan、Peng Shepherd和FSG其他同事的高效工作和热情鼓励，从我电脑里的文档到实际付梓的冗长过程变得轻松许多。Jeff Ward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示意图，Pon Ruiter和他的团队在最后一刻提出了几个重要的修改意见。对此，我都深表感谢。

在家中，Basti、Christa、Michael和Gabi每天都尽其所能地帮助我，Gerald在照片上帮了我一个大忙，Mike像往常一样是我宝贵的顾问和朋友。Tracey又一次陪我度过了关于恐怖主题的漫长研究项目——从最初的萌芽到最后的结束——她给了我全部的支持与爱，让我能够最终完成它。Josh还提醒我，在写作的每一天，在我的书桌之外都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感谢他们所有人。

图片来源说明

1.1933年3月6日，一名冲锋队看守在位于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早期集中营里，威胁近期被逮捕的政治犯。（akg-images，courtesy of ullstein bild）

2.1933年，纳粹针对政敌建立了很多临时集中营，其中一个是在不来梅附近奥奇坦河上的一条旧拖船。（Staatsarchiv Bremen）

3.1933年4月30日发表在德国讽刺性杂志《喧声》上的漫画。（bpk/Kladderadatsch）

4.1933年4月10日，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在头版的照片。（akg-images）

5.1933年5月，达豪集中营政治宣传照片《高产的劳动力》。（Bundesarchiv，picture 152-01-24）

6.慕尼黑国家检察官文件中的尸检照片。（Staatsarchiv Munich）

7.1936年3月，飞扬跋扈的集中营督察官特奥多尔·艾克在利赫滕堡视察。（USHMM，courtesy of 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

8.1941年，艾克更为保守的继任者里夏德·格吕克斯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视察。（USHMM，courtesy of Martin Mansson）

9.1936年5月8日，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在达豪车间跟一名政治犯面对面站立。（Bundesarchiv，picture 152-11-11/Friedrich Franz Bauer）

10.1938年6月28日，政治宣传照片记录了重建和扩建后的达豪集中营。（akg-images，courtesy of ullstein bild）

11.将囚犯反手吊在房梁上是党卫队官方最重的刑罚之一。（KZ-Gedenkstätte Dachau）

12.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墙外，来自一名看守为儿子所做的相册。（Mahn- und Gedenkstätte Ravensbrück/Stiftung Brandenburgische Gedenkstätten）

13.1940年12月，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和妻子伊尔莎以及孩子在布痕瓦尔德办公室外。（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14.1937年，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队抓拍工作中的指挥官科赫及其下属。（Archive of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Moscow，with the kind assistance of the Gedenkstätte und Museum Sachsenhausen）

15.1934年，达豪集中营，特奥多尔·艾克在主持一场党卫队成员联谊晚会。（Hugh Taylor Collection）

16.1936年，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外，党卫队队员在新建的泳池嬉戏。（Archive of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Moscow，with the kind assistance of the Gedenkstätte und Museum Sachsenhausen）

17.1935年，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的囚犯在“锻炼”。（Archive of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Moscow，with the kind assistance of the Gedenkstätte und Museum Sachsenhausen）

18.1940年，党卫队私下拍摄的布痕瓦尔德哨兵，这些年轻人在展示他们的体育能力和同志情谊。（Gedenkstätte Buchenwald/personal album of Gerhard Brendle）

19.1936年12月，纳粹周刊《插图观察员》头版文章中“政治惯犯”的形象。（KZ-Gedenkstätte Dachau）

20.犯轻微罪行的约瑟夫·科拉切克在达豪集中营的存档照片。（International Tracing Service，Bad Arolsen）

21.1941年，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囚在做草鞋。（Mahn- und Gedenkstätte Ravensbrück/Stiftung Brandenburgische Gedenkstätten）

22.1938年11月，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在点名。（USHMM/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courtesy of Robert A. Schmuhl）

23.1939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站在布痕瓦尔德特别营帐篷外的波兰囚犯。（USHMM/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courtesy of Robert A. Schmuhl）

24.1940年，捷克囚犯用基本工具拆除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附近党卫队一处建设失败砖窑的水泥地基。（Gedenkstätte und Museum Sachsenhausen，Mediathek）

25.1941年5月，达豪党卫队队员聚集在亚伯拉罕·博伦施泰因的尸体不远处。（Gedenkstätte und Museum Sachsenhausen，Mediathek）

26.弗洛森比格党卫队采石场的奴隶劳工，大约拍摄于1942年。（Beeldbank WO2-NOID）

27.1941年，海因里希·希姆莱造访毛特豪森集中营。（Museu d’Història de Catalunya/Fons Amical de Mauthausen）

28.奥地利犹太人爱德华·拉丁格在达豪集中营的存档照片。（Staatsarchiv Nuremberg，ND：NO-3060）

29.1941年9月3日，门内克医生和其他参与“安乐死”计划的医生在施塔恩贝格湖景区放松。（Bundesarchiv，B 162 picture-00680）

30.1941年6月，赤身裸体的囚犯们在毛特豪森的院子里接受大范围消毒。（BMI/Fotoarchiv der KZ-Gedenkstätte Mauthausen）

31.1942年7月30日，所谓的“职业罪犯”汉斯·博纳维茨被押往毛特豪森绞刑架。（BMI/Fotoarchiv der KZ-Gedenkstätte Mauthausen）

32.1941年9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苏联战俘。（Národní archiv，Prague）

33.1941年9月至10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处决了9000名苏联战俘，照片里是其中几具尸体。（Národní archiv，Prague）

34.1944年夏天，鲁道夫·霍斯和奥斯维辛党卫队队员在佐拉赫特度假。（USHMM）

35.1944年5月，一名身穿制服的党卫队医生在监督筛选。（USHMM，courtesy of Yad Vashem）

36.1944年5月，党卫队对刚抵达的囚犯进行筛选后，比克瑙Ⅲ号火葬场外等待被送入毒气室的犹太妇女和儿童。（USHMM，courtesy of Yad Vashem）

37.1944年5月，享有特权的“加拿大”突击队的男女囚犯在比克瑙党卫队仓库外，将被害犹太人的财物进行分类。（USHMM，courtesy of Yad Vashem）

38.1944年8月，囚犯从比克瑙毒气室里偷拍的照片。（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Oświęcim）

39.1943年，党卫队拍摄的比克瑙Ⅱ号或Ⅲ号火葬场里所谓的特别工作队囚犯。（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Oświęcim）

40.1942年7月18日上午，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视察奥斯维辛-莫诺维茨的法本公司建筑工地。（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Oświęcim）

41.1944年，党卫队集中营系统的负责人奥斯瓦尔德·波尔到访奥斯维辛，陪同他的是指挥官里夏德·贝尔。（USHMM）

42.1944年3月，马伊达内克的看守们在卢布林一家舞厅兼餐厅庆生。（Landesarchiv North Rhine-Westphalia，Rhineland division，RWB 28432/3）

43.战时诺因加默集中营党卫队的宿舍。（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

44.大约1944年，从事战时生产的奴隶劳工。（Staatsarchiv Bremen，collection Schmidt）

45.1944年，军备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和上奥地利州的大区长官奥古斯特·埃格鲁伯与林茨卫星营的囚犯在一起。（bpk/Hanns Hubmann）

46.1943年10月，科隆的一位德国平民从自家厨房窗户偷拍到的照片。（NS-Dokumentationszentrum，Cologne）

47.1944年夏天，多拉卫星营的一名囚犯正推着手推车前往隧道入口，这里是V2火箭的生产地。（bpk/Hanns Hubmann）

48.1944年6月，一名法国囚犯偷拍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简陋的“小营”。（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49.考弗灵一座卫星营的小屋。（U.S. National Archives）

50.年轻德国犹太人彼得·埃德尔的自画像。（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Oświęcim）

51.不知名的奥斯维辛囚犯在1943年所绘，画出了所谓审头的权力和特权。（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Oświęcim）

52.这张照片是施塔恩贝格湖景区的一名居民偷偷拍摄的，记录了1945年4月28日从达豪开始死亡行军的囚犯。（akg-images/Benno Gantner）

53.1945年4月底，囚犯在贝洛森林，他们从被遗弃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始死亡行军。（ICRC，courtesy of Willy Pfister）

54.1945年4月30日，从被遗弃的利托梅日采卫星营驶出的列车载着数千名囚犯在捷克的一座小镇停留。（Museum of Central Bohemia，Roztoky u Prahy）

55.拍摄于12岁的乔治斯·科恩在诺因加默接受医疗实验的时候。（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

56.达豪被解放后不久，一名美国士兵站在一节满是囚犯尸体的车厢外。（USHMM，courtesy of J. Hardman）

57.苏联士兵在爱沙尼亚科隆卡卫星营查看被焚烧的尸体。（USHMM，courtesy of Esther Ancoli-Barbasch）

58.1945年4月29日，达豪囚犯欢迎美国军队。（USHMM，courtesy of The New York Times）

59.1945年4月13日，在马格德堡附近解放了一列贝尔根-贝尔森的死亡列车。（USHMM，courtesy of Dr. Gross）

60.1945年4月18日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Imperial War Museums，London）

61.1945年5月6日解放后两天，年轻的幸存者们在埃本塞卫星营做饭。（USHMM/U.S. National Archives）

62.1945年6月1日，布痕瓦尔德幸存者从魏玛火车站出发，前往法国的一家儿童福利机构。（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63.1947年4月16日，在原奥斯维辛主营的广场处决鲁道夫·霍斯。（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Warsaw，GK-14-4-6-11）

64.1945年4月16日，美国士兵带着尸体在布痕瓦尔德火葬场附近与魏玛平民对峙。（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65.1955～1960年的达豪明信片，难民聚居区，主路旁边是曾经的囚犯营房，如今变成了住宅。（KZ-Gedenkstätte Dachau）

文献来源

缩略词

AdsD　　　Archiv der sozialen Demokratie

AE　　　　Allgemeine Erlaßsammlung

AEKIR　　 Archiv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im Rheinland，Düsseldorf

AEL　　　 Arbeitserziehungslager（Work Education Camp[s]）

Af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AG　　　　Amtsgericht

AGFl　　　Archiv der KZ-Gedenkstätte Flossenbürg

AGN　　　 Archiv der 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

AH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M　　　　Archiv der KZ-Gedenkstätte Mauthausen

APMO　　　Archiwum Państwowe Muzeum w Oświęcimiu

AS　　　　Archiv der Gedenkstätte Sachsenhausen

ASL　　　 Archiv der Stadt Linz

BArchB　　Bundesarchiv Berlin

BArchF　　Bundesarchiv Filmarchiv

BArchK　　Bundesarchiv Koblenz

BArchL　　Bundesarchiv Ludwigsburg

BayHStA　 Bayerisches Hauptstaatsarchiv

BDC　　　 Berlin Document Center

BGV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erfolgung in Norddeutschland

Bl.　　　 Blatt（folio）

BLA　　　 Bayerisches Landesentschädigungsamt

BLHA　　　Brandenburgisches Landeshauptarchiv

BoA　　　 Boder Archive online

BPP　　　 Bayerische Politische Polizei

BStU　　　Behörde des Bundesbeauftragten für die Unterlagen des Staatssicherheitsdienstes der ehemaligen DDR

BwA　　　 Archiv der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CEH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CoEH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CSDIC　　 Combined Services Detailed Interrogation Centre

DaA　　　 Archiv der Gedenkstätte Dachau

DAP　　　 Der Au schwitz-Prozeβ（DVD-Rom）

DAW　　　 Deutsche Ausrüstungswerke GmbH（German Equipment Works）

DESt　　　Deutsche Erd- und Steinwerke GmbH（German Earth and Stone Works）

DH　　　　Dachauer Hefte

DJAO　　　Deputy Judge Advocate’s Office

DM　　　　Deutsche Mark

DöW　　　 Stiftung Dokumentationsarchiv des österreichischen Widerstandes

DP　　　　Displaced Person

DV　　　　Dienstvorschrift

EE　　　　Eidesstattliche Erklärung

EHQ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ERH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EV　　　　Einstellungsverfügung

FZH　　　 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Hamburg

GDR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estapa　 Geheimes Staatspolizeiamt（Secret State Police Office）

Gestapo　 Geheime Staatspolizei（Secret State Police）

GH　　　　German History

GHI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GPD　　　 German Police Decodes

GStA　　　Generalstaatsanwalt

GStA PK　 Geheimes Staatsarchiv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HGS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HHStAW　　Hessisches Hauptstaatsarchiv

HIA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HIS　　　 Hamburg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HLSL　　　Harvard Law School Library，Nuremberg Trials Project

HSSPF　　 Höhere SS und Polizeiführer（Higher SS and police leader[s]）

HStAD　　 Landesarchiv NRW，Abteilung Rheinland

HvA　　　 Hefte von Auschwitz

ICRC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fZ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Munich

IKL　　　 Inspektion der Konzentrationslager（Inspectorate of Concentration Camps）

IMT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TS　　　 International Tracing Service

JAO　　　 Judge Advocate’s Office

J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fA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JMH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JNV　　　 Justiz und NS-Verbrechen，Rüter and de Mildt（eds.）

JVL　　　 Jewish Virtual Library online

KB　　　　Kommandanturbefehl

KE　　　　Kleine Erwerbungen

KL　　　　Konzentrationslager（Concentration Camp[s]）

KOK　　　 Kriminaloberkommissar

KPD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German Communist Party）

Kripo　　 Kriminalpolizei（Criminal Police）

KTI　　　 Kriminaltechnisches Institut（Criminal Technical Institute）

LaB　　　 Landesarchiv Berlin

LBIJMB　　Leo Baeck Institute Archives，Berlin

LBIYB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LG　　　　Landgericht

LHASA　　 Landeshauptarchiv Sachsen-Anhalt

LK　　　　Lagerkommandant（en）（Camp commandant[s]）

LKA　　　 Landeskriminalamt

LSW　　　 Landesgericht für Strafsachen，Wien

LULVR　　 Lund University Library，Voices from Ravensbrück online

MdI　　　 Minister/Ministerium des Innern（Minister/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G　　　　Manuscript Group

MPr　　　 Ministerpräsident（Minister president）

MSchKrim　Monatsschrift für Kriminalpsychologie und Strafrechtsreform

NAL　　　 National Archives，London

NARA　　　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D.C.

NCA　　　 Nazi Conspiracy，Office of U.S.Chief Counsel（ed.）

NCC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Wachsmann and Goeschel（eds.）

NCO　　　 Noncommissioned Officer

n.d.　　　no date

ND　　　　Nuremberg Document

NGC　　　 New German Critique

NKVD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Internal Affairs

NLA-StAO　Niedersächsisches Landesarchiv，Staatsarchiv Oldenburg

NLHStA　　Niedersächsisches Hauptstaatsarchiv

NMGB　　　Nationale Mahn- und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NN　　　　Nacht und Nebel（Night and Fog）

NRW　　　 Nordrhein-Westfalen

NYPL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ODNB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dT　　　 Ort des Terrors，Benz and Distel（eds.）

OKW　　　 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High Command of the Wehrmacht）

ORR　　　 Oberregierungsrat

OStA　　　Oberstaatsanwalt

OT　　　　Organisation Todt

PAdAA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

PMI　　　 Prussia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POW　　　 Prisoner of War

Publ.　　 Published

RaR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s

Rdl　　　 Reichsministerium des Innern（Reich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JM　　　 Reichsministerium der Justiz（Reich Ministry of Justice）

RKPA　　　Reichskriminalpolizeiamt（Reich Criminal Police Office）

RM　　　　Reichsmark

RMi　　　 Reichsminister

RSHA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

SD　　　　Sicherheitsdienst（Security Service）

SED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German Socialist Unity Party）

Sipo　　　Sicherheitspolizei（Security Police）

Sk　　　　Staatskanzlei（State Chancellery）

SlF　　　 Schutzhaftlagerführer（Camp compound leader）

SMAB　　　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

SPD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tA　　　 Staatsanwaltschaft（en）

StAAm　　 Staatsarchiv Amberg

StAAu　　 Staatsarchiv Augsburg

StAL　　　Landesarchiv Baden-Württemberg，Staatsarchiv Ludwigsburg

StAMü　　 Staatsarchiv München

StANü　　 Staatsarchiv Nürnberg

StB　　　 Standortbefehl

StW　　　 Stadtarchiv Weimar

Texled　　Gesellschaft für Textil- und Lederverwertung（Company for Textile and Leather Utilization）

ThHStAW　 Thüringisches Hauptsstaatsarchiv，Weimar

TS　　　　Totenkopfstandarten（Death’s Head regiments）

TWC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SHMM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VfZ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öB　　　 Völkischer Beobachter

VoMi　　　Volksdeutsche Mittelstelle（Ethnic German Liason Office）

WG　　　　Werkstatt Geschichte

WL　　　　Wiener Library

WVHA　　　Wirtschafts-Verwaltungshauptamt（SS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Main Office）

YIVO　　　YIVO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

YUL　　　 Yale University Library，Archives

YVA　　　 Yad Vashem Archives

ZfG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档案馆

Archiv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im Rheinland，Düsseldorf

Archiv der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Archiv der Gedenkstätte Dachau

Archiv der Gedenkstätte Sachsenhausen

Archiv der 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

Archiv der sozialen Demokratie，Bonn

Archiv der Stadt Linz

Archiwum Państwowe Muzeum w Oświęcimiu

Bayerisches Hauptstaatsarchiv，Munich

Bayerisches Landesentschädigungsamt，Munich

Behörde des Bundesbeauftragten für die Unterlagen des Staatssicherheitsdienstes der ehemaligen DDR，Berlin

Brandenburgisches Landeshauptsarchiv，Potsdam

Bundesarchiv，Abteilung Filmarchiv，Berlin

Bundesarchiv，Berlin

Bundesarchiv，Koblenz

Bundesarchiv，Ludwigsburg

Deutsches Rundfunkarchiv，Frankfurt am Main

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Hamburg

Geheimes Staatsarchiv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Berlin

Hessisches Hauptstaatsarchiv，Wiesbaden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Stanford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Munich

International Tracing Service，Bad Arolsen

Landesarchiv Baden-Württemberg，Staatsarchiv Ludwigsburg

Landesarchiv Berlin

Landesarchiv NRW，Abteilung Rheinland，Düsseldorf

Landesgericht für Strafsachen，Vienna

Landeshauptarchiv Sachsen-Anhalt，Magdeburg

Leo Baeck Institute Archives，Berlin

National Archives，London

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D.C.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Niedersächsisches Hauptstaatsarchiv，Hanover

Niedersächsisches Landesarchiv，Staatsarchiv Oldenburg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Berlin

Staatsarchiv Augsburg

Staatsarchiv München

Staatsarchiv Nürnberg

Stadtarchiv Weimar

Stiftung Dokumentationsarchiv des österreichischen Widerstandes，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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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的页边码）

abortion，95，354

Abraham，Max，44，51

Action “Bullet，” 569，765n143

Action 14f13，250-58，263，267，342，454，696n92，736n183；demise of，255-58，423；extension of，252-55

Action 14f14，261

Action “Harvest Festival，” 330-32

Adenauer，Konrad，617

Adler，H.G.，500

AELs（Work Education Camps），417，420

AFA，408，409

Africa，7；colonialism，7-8；South African War，6-7

agriculture，50，97，100，207，274，275，289，299，315，480

Ahnenerbe，429-30，439

aircraft industry，445，446，448，450，452-54，471，488

air pressure experiments，427-28，430，431，440

alcohol，114，142，218，331，413；SS drunkenness，114，264-65，272-73，300，339，368，383，396

Alderney，5

Allach，489，517

Allan，Alexander Smith，581

Allied war crimes trials，606-14，616，775n70，775nn86-87，776nn90-98，777nn122-24

Alsace，57，204，439

Améry，Jean，38，605

amnesty，87-92，186；of 1934，87-93；of 1939，186；for SS criminals，615-16

anarchists，42

Annaberg，36

Anschluss，see Austria，annexation

Antelme，Robert，471，487

antiaircraft guns，406

Anti-Brown Book，75

anticlericalism，126

anti-Semitism，41-45，90，171-89，274-75；in early camps，41-45，50-51，55-57，60，77；German public awareness of，308，481-83；Kapos，298，346，350-53，500，512-27，756n180；Kristallnacht，179-81；in 1934-39 camps，81，90，125，129，140，148，171-89；in 1939-41 camps，200，220-21，229-39，252-55；in 1942-43 camps，289-37，436-39；in 1944 camps，456-61，474-76，485-86，493-96；postwar，604-606；of prisoners，182-83

Arbeitsdorf，404-405，407

architecture，162-63，620；granite and brick production for，162-68，206-209；Hitler’s building plans，206-209，275-77，403-404；memorials，620-24；of 1939-41，206-209，275-77；OT projects，450-51

Arendt，Hannah，9，18，41，135

Argentina，19

Armaments Staff，450

arms production，392-94，403-27；collapse of，572，579；Fighter Staff，448-50，475；industry and，392-94，403-10，448-57，486-87，579；of 1944，444-96；of 1945，579；in satellite camps，405-10，444-48，465，471-74，477，478，486，487，488；slave labor，410-27，448-57；underground，444-47，448-52，472-74

art，13，20；on KL system，13，20，481

“Aryan” heritage，108

Aschersleben，343

Aseri，470

“asocials，” 140-43，147-51，167，188，199，231，254，255，413，415，416，520，618，669n44；early attacks on，140-43；Jews，177-78；1938 raids against，147-51；propaganda on，151-55；in quarry camps and brick works，164-68，178；sterilization of，150-51；terminology，148；“work-shy，” 147-51，165，167，177，187，188，199，211-12，255，416，419，462

atheist prisoners，504

atrocity rumors，76-78，172，175，229-30，482，579-80，615，655n80

Aumeier，Hans，83，347，533，609，611

Auschwitz，6，8，9，11，12，14-16，19，22，83，100，112，194，202-205，211，214-15，219，242，279，288，332，337，396，399，401，410，416，419，420，597，609，625，626，683n79，686n148，700n161，700n180，706n13，708n57，709n57，762n79，765n149；Allied bombing raids considered on，494-95；arms production，405，406；arrival in，307-12；barracks，203，280-84，289-318，338-60；brothel，361，373；bunker，267，383，536；chemical plant，207；children in，299，301，308-11，316，343，354，355-60，370，437，443，460，527，542-45；complex，341，342；conditions，203，207，236，267-70，280-84，289-318，338-60；corruption investigation，387-90；crematoria，225，236，268-70，284，296-98，301-304，307-18，339，347-53，359，371，447，456-61，493-96，537，545，553，626，703n233，707n44，708n44，709n68；daily life in，338-76；deaths，6，203，236，267-70，280-87，289-318，338-60，426；demystification of，14-15；demise of，522-56；development of “Final Solution，” 291-302；evacuation of，542-45，551-54，555，556，559，580；evidence smuggled out of，529-30；extermination policy，6，267-70，280-84，289-337；family camps，358-59；forced labor，207，280-84，289-318，343-47；foreign opinion on，492-96；gas chambers，267-70，296-97，301-304，307-18，338，339，347-53，359，371，447，454，456-61，493-96，537，545，553，626，703n233，707n44，708n44；gender in，353-55；guards，203，267-70，280-84，289-318，338-60；Gypsy camp，416，423，436，437，461-64；Himmler’s 1941 visit to，207；Himmler’s 1942 visit to，289-91，709n68；Höss as commandant of，203，268-70，282，289-337，361-68，388，396，458-61；human experiments，436-39，441，443，525-27，605；invention of gas chamber，267-70；Jews in，288-318，338-60，530，707n44，708n44；liberation of，10，292，545，558，624；looting and corruption，376-91；memorials，621-22，624；men in，299，309-11，316，354-55；as a metropolis，341，342；multiple uses of，292；Muselmänner，209-10，348；in 1939-41，202-203，207，236，267-70，280-84；in 1942-43，289-318，338-60，426；in 1944，341，447，452，455，456-61，478，486，493-96；in 1945，542-45，566，571；origins of，202-205；Poles in，236，289-337；popular conception of，14-15，291；prisoner relations，498，504，507，508，509，511，512-27，536-37；as prototype of death factory，267-70；as regional killing center，299-301；resistance，529-41；selections，302，309-11，316，338，343，346-49，366-67，371，454，459-61，481，710n88；sex in，355；Soviet POWs in，267-70，280-84；Special Squad，312-15，317-18，323，350-53，377，381，460，482，529-30，537-41，569，606，607；SS family life in，371-76，383；SS routines，360-76；survivors，11，12，558，594，606；as symbol of Holocaust，14-15，291；tattoos，284，463，704n262；testimonies，11，12，209，292；T-4 selections，246；torture，9，281，298，346；transformation into major death camp，289-337；transports to，280-81，297-308，316，332，333，340，343，377，415，420-21，424，442，447，454，456-61，540，553，707n44，708n44；trials，609，617，618；uprising，537-41；women in，297，299，301，307-18，338-40，353-55，438，459-61；see also Birkenau；Monowitz Australia，10

Austria，5，7，58，115，139，170，294，449，583，622；annexation of，139-40，156，176-77；memorials，622；Nazi past，619，622；postwar trials，614，619

Austrian Jews，176-77，183，291，334，355，427

Austrian prisoners，4，139-40

authoritarianism，87，90

Avram，Janka，357

Awronska，Rywka，321

Babitsch，Ignat，266

badges，see insignia

Bad Suiza，98，656n120，657n122

Bad Wiessee，80，81

Baer，Richard，368，459，460，556，560，570，583，617

Bala，Alice，482

Balitzki，Chaim，438

Balk，Theodor，36

Baltic camps，327-29，584，604；evacuation of，547-51；see also satellite camps；specific camps

Baranowski，Hermann，145-46，149-50，169，176

barbed wire，8，49，53，54，65，112，157-58，173，182，203，227，230，263，357，465，478，529，564，625

Bargatsky，Emil，136-39，140，144，145，146，534

barracks，38，49-50，158；Auschwitz，203，280-84，289-318，338-60；Bergen-Belsen，335-36；Birkenau，285，286，289-304，307-18，338-60；Buchenwald，99，138，150，178-89，197-98，210，230-31；for children，357-58；Dachau，3-5，53-54，63，99，125，175-76，600；daily life in，119-22；disease and，212-13；early camps，38，44-45，49-50，53-54，63；Emsland，49-50；functional design，99；Gypsy camp，461-64；Jew Companies，44-45；for Jews，172-89，229-39，289-337；Kapos，123-24，150，512-27；Majdanek，319-22；military routines，62-63，119，120；1934-39 camps，98-100，112，118-39，150，172-89；1939-41 camps，197-98，203-204，210-39，240-88；1942-43

camps，289-337，338-91；1944

camps，444-96；1945 camps，542-94；overcrowding，202，210-11，345，424，462，562，566-67；quarry camps，165；Sachsenhausen，99，100，150，198，210-13，230-32，263，287，334；satellite camps，444-47，464-79；women’s，131-35，226-29，353-55，364-65；wooden bunks，182；see also specific camps

Bárta，Drahomír，510，512，592，607

Bartel，Walter，503

batteries，408

Bavaria，24，33，36，46，76，623；early camps，45-48，52-63；1919 civil war，24；1934-39 camps in，80-81，90-92，163-66；quarry camps，162-66；“Red Guards，” 24，25；social outsiders，141-43；see also specific camps

Bayer，440

BBC，496，552

Becher，Kurt，573，580

Behncke，Hugo，468，469，470，471，488

Beimler，Centa，24，31，34，77，131-32

Beimler，Hans，23-26，31，34，40，42，44，61，131，132，617

Belgian Jews，302，304

Belgian prisoners，474，497，498

Belgium，5，71，199，450，491-92，528

Belorussia，327

Belzec，256，291-94，307，320，321，322-25，379

Benario，Rudolf，55，56

Bendix，Ludwig，34，125

Bergen-Belsen，10，335-37，343，443，530，608，622，764n132；conditions，335-37，566-67；“exchange Jews，” 565-68，576，586；Jews in，335-37，565-68；liberation of，577，580-81，592，597-602；of 1942-43，335-37；of 1944，454；of 1945，561，565-68，570，574，576，577，592

Berlin，25，28，34，43，86，126，144，178，190，398，533，624；architecture，162，206；early camps，36-37，37，43，45，47，63，65-67，69；Hitler’s bunker in，572，579；1934-39 camps，85，86，96-100，103；Olympics，96-97，143，154；Reichstag fire of 1933，28-30，32；terror of 1933，28-30，36-38

Berlin-Columbia，see Columbia House

Berlstedt，162，406

Bernadotte，Count Folke，573，574-75

Bernburg，251，254，255

Bettelheim，Bruno，75，317，318

Biberstein，Aleksandar，332

Bickenbach，Otto，435，616

“bigwigs，” 27，41-45；in early camps，41-45，51，130

Birkenau，279-87，416，419，709n57；barracks，285，286，289-304，307-18，338-60；building of，279-80，296，315，316；bunker 1，301-302，312；bunker 2，304，312；conditions，284，285，289-304，307-18，338-60；corpse removal，313-15；crematoria，296-97，301-304，307-18，339，347-53，359，371，447，456-61，493-96，537，545，553，626，703nn232-33，707n44，708n44，709n68；daily life in，338-76；evacuation of，542-45，553-56，559；family camp，358-59；Gypsy camp，461-64；Jews in，286，289-317，338-60，388，530；killing complex，316-18；liberation of，545，558；“Mexico，” 461，553；in 1942-43，289-304，307-18，338-60；in 1944，341，447，456-61，495，552；prisoner relations，508，512，521，526，536-37；selections，302，309-11，316，338，343，346-49，366-67，371，454，459-61，481，710n88；Special Squad，312-15，317-18，323，350-53，377，381，460，482，529-30，537-41，569，606，607；SS routines，360-76；uprising，537-41；women in，297，299，301，307-18，338-40，353-55，459-61；see also Auschwitz

Bischoff，Karl，284，316

Bisingen，489

Bismarckhütte，513

black market，211，380-83，413，486，504

black triangle，127，149-50，254，413，483，623；see also “asocials”

Blechhammer，330，560

blitzkrieg，22，286

Blobel，Paul，315，324

block elders，123-24，128，211，237，324，513，516，520，521，523，600，612，755n160 block leaders，112，115，124，194，197，222，258，263，272，273，370，425 “blood and soil” doctrine，50

Blum，Willy，528

BMW，407，409

Bobrek，413

Boca，Jacques，470

Bock，Fritz，140

Boder，David，342-43

body searches，39

Boelcke barracks，565，586

Boger，Wilhelm，388，389

Bohemia，140，205

Bolsheviks，8，9，24，26，40，43，59，71，101，259，270-71

Bonarewitz，Hans，534-35

bone fertilizer，315

bone fragments，315

“bone men，” 113

Bonhoeffer，Dietrich，569

Bonitz，Bernhard，523

Börgermoor，48-52，70，88，99，122，123

Borowski，Tadeusz，413

Bouhler，Philipp，242，245

Brack，Viktor，242，245，251

Brandenburg，47，62，74，122；closing of，87

Brandt，Gerhard，238

Brandt，Karl，242

Braun，Wernher von，445

Braunschweig，475

Bredow，65，87，89

Breitscheid，Rudolf，586

Bremen，76

Breslau，158，191

brick production，162，166-68，182，208-209，215，232，277，586

Bringmann，Fritz，480

Brinkmann，Otto，473

British Legion，153-54

British POWs，491

Broad，Pery，310，311，370，373

Brodniewicz，Bruno，513

Broh，James，37

Broszat，Martin，13

brothels，camp，361，373，411-14，476，515，723n201，733n129

Brück，August，350

Brüggen，Johann，238，692n279

Brünnlitz，487

Buber-Neumann，Margarete，226-29，500-502，504，509，516，605

Buchenwald，10，12，96，97，98，99，111，117，119，121，125，129-30，136-39，140，145，162，164，189，206，213，214，242，265，278，317，319，335，343，381，401，414，415，418，419，443，455，477，493，552，594，608，609，614，615，619，657n122，671n101，699n153，755n160，768n203，774n59；Allied bombing of，586，587；Allied films of，580；arms production，405，406，408，412；barracks，99，138，150，178-89，197-98，210，230-31；brothel，413；conditions，129-30，136-39，150，159，178-89，196-98，210，219-21，230-31，236，562；corruption investigation，381，385-87；crematorium，350；deaths，114，136-39，146，160，171，179，184，219-21，230-31，234，248-58，427；disease，170，182；evacuation of，562，578-83，587，588，590，591；executions，219-21；expansion，139；forced labor，159，182；Goethe’s oak tree，98；guards，136-39，178-89，196-98，219-21，230-31；Gypsies in，236；human experiments，435，441，613；Jews，173，178-89，220-21，230-32，234，252-55，334，678n24，695n79；Kallweit murder and aftermath，136-39；Kapos，122，123，517，526，529；liberation of，577，592，601；“little camp，” 564，582，587，601；memorial，620-24；Muselmänner mass murders，257；of 1944，444-47，466，466，467，483；of 1945，562，564，614；“November Jews，” 181-89；opening of，96，98；prisoner relations，502，503，506，510，511，517，526；resistance，528，529，532；satellite camps，444-47，466，466，467，471，489，490；social outsiders in，147-50；as Soviet internment camp，620-21；T-4 selections，246，248-49，251-55；torture，105-106，138，178，183，221，230-31，247，425

Budapest，458

Budzyń，332

Buenos Aires，19

Buergenthal，Thomas，542-45，556，604

Bugdalle，Richard，223，401

Büge，Emil，20，238

Building Brigades，SS，408-409，447，480，491 bunker（lockup），23，24，77，81，106，107，111，124，130，216，218，221，267，268，270，369，383，432，501，504，514，517，523，530，532，535，536，540，610

Bürckel，Josef，58

Burckhardt，Carl J.，573

Burger，Adolf，334，335

Burger，Wilhelm，396，400，584

burial alive，51

Busse，Ernst，503

Buton，Albert Abraham，356

cabaret，122

camp compound leader，112，116，117，119，145，169，203，220，266，268，310，347，354，368，369，374，375，386，433，463，473，478，533，570，584，611；1942 restructure of，400-403

camp elder，124，129，221，368，506，516，517，518，521，600

Camp SS，4，100-18，138，155-57，662n247，673n148，6S7n168；anti-Semitism，171-89，200，220，229-39，370，436-39，474-76；Commandant Staff，108-12，113，194-98，400-403；Death’s Head，101，108-18，138，155-57，192-98，401；“decent” punishment and，104-108；denials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610-11；execution policy，216-25；forced labor，157-71，205-209，276-88，289-322，325-30，343-47，392-443，444-96；foreigners in，361-63；gender relations，364-65；hierarchies，100-18；incriminating evidence destroyed，550，581，767n198；infighting，118，361-63；internal investigation of，383-89；looting and corruption，376-91；mass executions of invalid prisoners，255-58，347；military ambitions，155-57；nepotism，380，386；1942 restructure of，400-403；of 1942-43，289-337，338-91，392-443；of 1944，444-96，546-51；of 1945，542-94；as “political soldiers，” 101-18，131，610；postwar investigations and trials，606-14；prisoner resistance to，527-41；professionals，112-15；response to escapes，534；routines，360-76；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Soviet POWs killed by，270-74，560；test of ruthlessness，114-15；torture methods，105-108；veterans，196-97，467-72；violence，365-71；wartime，191-209；youth，109；see also specific camps；SS

Canada，528

Canada Commando，309，310，378，381，383，388，460，545

cannibalism，282

Cap Arcona，584，587

Caplan，Jane，22，63

carbon monoxide，321，325

caricatures，44，61，522，612

Carl Walther company，405

Cäsar，Joachim，289，339

castor oil，force-feeding of，39

castration，44，127-28，484

Catholic Church，126，129，455，504，505

CBS，17

Celle，587，589

Cheka，9

Chelmno，293，300，315，323，711n115

chemical industry，207，248，267-70，621；Auschwitz collaboration，207；see also IG Farben

Chemnitz，Arno，552

Chicago Daily Tribune，71

children，264，355-60，563，619；in Auschwitz，299，301，308-11，316，343，354-60，370，437，443，460，527，542-45；barracks，357-58；evacuations，542-45，549；experiments on，359，437，442，443；family camp，358-59；forced labor，356；games，357，359，374；German reactions to prisoners，489；Gypsy camp，461-64；Jews，354-60，527，542-45，572，604；newborns，354，462；orphans，343，356，357，443，463，527，542-45，604；selections，357-60，551，570；of SS，371-76；survivors，310，527，528，542，545，604，606；torture，356-57

Chmielewski，Karl，235，236，257，369，403

Choinowski，Moritz，594，595-96，616

Chopfenberg，Chana，438

Christmas，129，373，375，379；amnesty，87-92

cigarettes，120，218，238，300，351，382，412，413，501，563

civilian workers，encounters with prisoners，485-88，489

civil liberties，suspension of，32

Claims Conference，616

Clauberg，Carl，438，439-40

clergymen，121，126；as prisoners，90，126，130-31，192，201，393，431，505，526，535，564

clothing，112，274，377，396，465，482，588；Kapos，514；looting of prisoners，377-83；shortages of，281，298，473，501，562；SS，62，94，101，108，113，469；winter and，212；women’s，131；see also uniforms

cocaine experiments，435-36

coded SS transmissions，492-93

Cohen，Elie，356，525，571

Cohen，Leon，381

Colditz，41

Cold War，12，601，612，615，624；end of，13，624

colonialism，7-8；concentration camps，7-8

Columbia House，97，116，117，656n119

Commandant Staff，108-12，113，124，134，160，162，194-98，205，223，246，272，273，304，309，329，361，368，400-403，409，468-70，572，658n118，731n65，731n71；departments，111-12；of 1934-39 camps，108-12，113；1942 restructure of，400-403；of 1944 camps，468-71；social life of，371-76；wartime，194-95

commemoration，10-16，620-26，760n17；memorials，620-25

commissars，Soviet，259-68，271-72，283，286，287-88，303，310，319，367，439，552

Communist Brown Book，70

Communists，4，14，24-26，40，43，59，67-69，72，76，90，92，101，226，237，259，260，297，501，624，625，656n104；conflicts with Social Democrats，130；Kapos，503，521-25；1933 terror against，27-31；postwar，604，619-20，625；prisoners，4，14，24-26，34，36，40-51，53，56，64-70，74，92，95，122-32，199-200，226，484-85，502-504，619-20，641n22，641n32；underground leadership，76，78

comradeship，102；criminal “greens，” 146-47；Jewish，183；prisoner，128-31，146-47，150，211，500-504；SS，102，104，272-73

concentration camp（term），33

concentration camps，see KL system；specific camps

Confessing Church，107，154

Continental rubber works，487

corpse removal，225，266，268，313-15，567，581，691n269

corruption，SS，376-91，432，726nn278-84；black market，380-83，413；investigation of，383-89；looting of prisoners’possessions，183-84，198，309，340，376-80，387-88，447

counterfeiting commando，334-35

“counterterrorism，” 418

courts，10，12，21，31-32，93，137，138-39，140，142，150，172，217，224，369，377，383，655n92；Allied war crime trials，607-14；execution policy and，217；Habitual Criminals Law，142；KL system and，88-90，93-96，698n196；of 1942-43，419；of 1950s-70s，616-18；postwar trials，10，12，21，397，606-14，616，775n70，775nn86-87，776nn90-98，777nn122-24；racial policies，172

crematoria，225；Auschwitz-Birkenau，225，236，268-70，284，296-97，301-304，307-18，339，347-53，359，371，447，456-61，493-96，537，545，553，626，703nn232-33，707n44，708n44，709n68；Dachau，266，350，514，697n108；evidence smuggled out of camps，529-30；German public awareness of，243，250，264，308，374-76，447，480-83；of 1939-41，225，248，264，266；of 1942-43，296-97，301-304，307-18，339，347-53，359，371；of 1944，447，456-61，493-96，553；of 1945，568-72；Sachsenhausen，264，265，270；Special Squad，312-18，350-53，377，460，537-41；T-4 program，248；see also specific camps

criminal police，142-51，199，416

criminals，20，139-47，199，254，416，484，490，503，618，669n44，756n175；early attacks on，140-43；German fear of，588-90；“greens，” 127，144-47，150，164，254，350，427，483，521-25，536，623，756n188；Jews，148，178；as Kapos，521-25；1937 raids against，144-47；“professional，” 142-47，164-66，199，416，427，441，522-23；in quarry camps，164-66，178

Croatia，362

Croatian Jews，291，304

cross，prisoners marked with，247，264

Cyrankiewicz，Józef，619

Czech Jews，140，291，302，328，358，542-45

Czechoslovakia，5，25，68，70，77，140，302，358，678n275；German invasion of，140，156

Czech prisoners，4，140，199-200，205，233，302，419，483，501，506，564，682n62

Dachau，3-5，8-11，33，52-63，70，139，155，162，164，165，189，206，211，214，220，241，242，278，317，340，368，390，393，401，415，417，476，484，490，617，621，626，634n3，675n214，693n18，697nn103-105，754n128；arms production，407；atrocity rumors，76-78；barracks，3-5，53-54，63，99，125，175-76，600；brothel，413；camp regulations，56，57，59-60，61，77，85，105；conditions，3-5，23-26，39-41，44，46，52-63，67-68，77-83，98-100，115-18，125，174-76，212，233-34，243-46，258，260；crematorium，266，350，514，697n108；deaths，5，55-58，60，75-83，113，114，116，117，169，171，184，238，243-46；escapes，25-26，34；evacuation，582，583；expansion，139-40；final hours of，593-94；forced labor，160，161，169，407；Freiland Ⅱ，233-34；gas chamber，258；guards，53-63，77-83，107，115-18，138，156，174-76，197；Himmler and，52-63，83，91，174；human experiments，427-33，440，606；influence on Auschwitz，14-15；invalid prisoners，243-50，258；Jews，55-57，60，77，140，174-77，179，180-84，233-34，238，677n251，677n266，678n244-75；Kapos，514，516，517，524，525，526；liberation of，3-4，10，11，577，582，592，593-94，600，601，607；Loritz as commandant of，116-18；memorial，622-23，624-25；militarization of，62-63；as model camp，52-63，91，98，134；Muselmänner，258；in 1933，4-5，23-26，39-41，44，46，52-63，67-68，74，77-78；1933 judicial investigation of，56-60；in 1934-39，4，79-86，97，98-100，105-107，108，113，115-18，120，121，125，133，139，156，174-76；in 1939-41，193，197，201，212，233-34，238，243-46，258，265-66；in 1944，447，546；in 1945，561，563，577，580，582，586，588，592，600；prisoner relations，497，498，502，505，507，510，511；propaganda，53，152-53；releases from，91；resistance in，528；Röhm purge and，79-83；satellite camps，450，464，475；school，116；social outsiders in，141-42，143，149；Soviet POW executions in，265-67；spectators at，76；survivors，593-94，595-97；testimonies，11，12，13；T-4 program，243-48，249-50，253，258；torture，23-26，39，44，52-63，65，66，68，77-83，105-107，116，175，233，238；trials，607-608，611，615

Daluege，Kurt，47

D’Angelo，Karl，45，116，117

Danish Red Cross，423，575

Dante，Divine Comedy，213

Danzig，230，547

DAW（German Equipment Works），206-207

Day of Labor，601

Day of Remembrance for the Victims of National Socialism，624

Day of the German Police，100

D-day，546

Death Mills（film），614

deaths，5，41，628-29，662n237；atrocity rumors，76-78，172，229-30，579-80；certificates，252-53，340；corpse removal，225，266，268，313-15，567，581，691n269；in early camps，41，51-52，55-58，60，66，68，75-78；of escaped inmates，534-36；“euthanasia” program，240-58；execution policy，216-25；forced labor，167-71；friendly fire，585-86；gender and，477-78；Holocaust，289-337；human experiments，427-43，525-27，605；marches of 1945，545-46，558-60，576-94，763n94；in 1934-39 camps，79-86，88-89，93，105-18，130，133，136-39，146，151，159，165-71，176，179，184，188；in 1939-41 camps，191，209-10，213-39，240-88；1941 transition to mass extermination，239，240-88；in 1942-43 camps，289-337，338-91，421-27；in 1944 camps，444-96；1945 camps and transports，542-94，771n291；reducing rates of，421-25；Röhm purge，79-83，89；Sachsenhausen “death squad，” 222-25，270；of Soviet POWs，258-88，560；see also crematoria；executions；extermination policy；gas chambers；mass extermination；specific camps and methods；torture

Death’s Head SS，101，108-18，138，155-57，161，170，177，192-98，262，360，396，401，402，485，660n199，673n148；recruitment and training，109-11；

“decent” punishment，104-108，368

Decree Against Malicious Attacks，76

Deen，Helga，306

de Gaulle，Charles，603

Delaunois，Émile，562，566

Delbo，Charlotte，312，499

Delmotte，Hans，371，374，591，722n196

Demjanjuk，Ivan，720n132

Denmark，69，199，205，574，575

deportations，6，12，139，140，275，293；of 1942-43，291-337，340，415，419-21；of 1944，447，454；see also transports

“Desert” project，451，453

DESt（German Earth and Stone Works），162-68，205-209，394，775n86；arms production，405-406

Deubel，Heinrich，115-16

Devoto，Andrea，499

Dickmann，August，218

Dietrich，Otto，153

Ding，Erwin，435，441，613

Dirlewanger，Oskar，484

Dirlewanger Formation，484-85

disease，41，170-71，182，212-13，514，526，528-29；caught from inmates，339；human experiments with，433，435，440，441，443，526，611，613，619；of 1939-41，210-13，225，227，229，230，244，264，271，281，281-83，285，287；of 1942-43，299，320-21，338-40，348，370-71，383，396，423-24，433，435；of 1944，445，452，454，462，466，473，552；of 1945，543，545，558，559，561-64，567-68，581，598，600，602；see also doctors；illness；infirmaries；invalid prisoners；specific diseases

displaced persons（DP）camps，595-96，602，604，622

disinfections，281，312

doctors，111，124，169-71，182，229，396，424，467，572；Auschwitz，310，338-42，347-49，367，371，423-24，436-39，452，525-27；daily lives of，338-40；diseases caught from inmates，339，370-71；“euthanasia” program，240-58，294；human experiments，427-43，503，525-27，573，605；postwar trials of，431，606，609-10；prisoner，170，424，525-27；SS，111，124，150-51，169-71，338-40；sterilization program，150-51，245，438-39；T-4 program，240-58，693n29，694n38；see also infirmaries

dogs，guard，51，54，133，211，267，312，357，534

Dollfuss，Engelbert，223

Dönitz，Karl，584，590

Dora，443，444-48，449，450，453-55，464，467，472，473，474，479，485-86，503，525，530，565，577，579，608，624

Dörnhau，554

Dragon，Abraham，313，314，350，541

Dragon，Shlomo，313，314，350，540-41，606

Drancy，297，305，443

Dresden，10，72，89

Dressel，Fritz，23，76-77

Düsseldorf，123，489

Dutch Jews，234-35，291，302，304，305-306，313，356，369，372，457，525，602

DVA（German Experimental Institution for Nutrition and Provision），207

Dwory，207，341，344-45，621

dysentery，41，212，230，244，282，299，567

Dziedziecka，Helena，423

early camps，4-5，23-78，100，123，130，656n120；atrocity rumors，76-78，172；Bavarian，45-48，52-63；Berlin，36-37，37，43，45，47，63，65-67，69；“bigwigs” in，41-45，51，130；conditions，23-78，123；coordination，45-63；Dachau，4-5，23-26，39-41，44，46，52-63，67-68，74，77-78；death in，41，51-52，55-58，60，66，68，75-78；decline of，45-46，52，85，87-92，93；Emsland，46-52，61；food，38；forced labor，50，62，158；foreign opinion on，70-73；guards，38-78；Himmler model，52-63；Jews in，41-45，50-51，55-57，60，77；large state camps，45-63；mass detention，31-35；militarization of，62-63；press on，64，70-78，480；prisoner reports about，67-70；procession of prisoners to，64-65；propaganda，41，42，50，64，71-78；protective custody，32-35，46-63，64，75；Prussian model，46-52；public awareness of，63-70，75-78；relatives’visits to，65-67；releases from，67，68，76-78，87-92；roots of，60-63；rumors about，64-78；spectators at，76；staged visits to，71-73；terminology，642n40；terror of 1933，26-45；torture，23-26，35-45，48-63，65，66，68，71，72，74-78；turnover，67；see also specific camps

Eastern Front，102，272，273，401，434，436，463，554

Eastern Land，327-30

Ebensee，446，451，510，512，513，563，579，607；liberation，592，601

Ebert，Friedrich，42-43，51，64，65，67，70，87，654n46

economically pointless labor，159，160，174，215

economy，18，94；advantages of camps to local Germans，100；arms production，392-94，403-27，444-96；black market，380-83，486；DESt projects，162-68，205-209；forced labor，159-68，205-209，276-88，289-337，343-47，444-96；of 1934-39，94，100，144，159-68；of 1939-41，205-209，215，256，276-88；of 1942-43，289-91，321-22，343-47，392-443；of 1944，444-96；post-World War Ⅰ，26-27，40；slave labor，410-27，448-57；SS，159-63，205-209，215，276，289-91，321-22，392-443；Weimar，26-27，40

education，camps as，15，62，73-74，100-101，116，144，214，227

Education Platoon，113

Ehrsam，Ludwig，170

Eichmann，Adolf，12，19，177，270，295，300，359，379，610，613；death of，613；Holocaust and，295，300-304，311，317，367，457，459

Eicke，Bertha，584

Eicke，Theodor，57-60，61，79-83，196，205，216，362，384，397，398，399，402，464，469，471，584，611，652n1，659n168，662n241；background of，57-58；Camp SS and，100-18，138，156-57；death of，102；as commandant of Dachau，57-60，62-63，77-83；Himmler and，102-105，262；as inspector of camp system，83-86，89，93，94，97-118，131，132，136-37，143-45，150，154-57，160，163，169，175，184，192-96；Kapo system，122-24；leadership style，103-104；legacy of，192-96；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e of camp system，84-86；Pohl and，161-62；in Poland，192-93；Röhm purge，79-83，104；Soviet POW executions and，262-65，278

Eiden，Hans，592-93

Eintrachthütte，513

Eisenhower，Dwight，10

Elgas，Karl，96

elite prisoners，509-12，559，570；see also Kapos

Ellrich，6，464，465，469，472，474，562

Elser，Georg，220

emigration，70，140，171；Jewish，171，172，179，185，575-76，596，604-605；postwar，575-76，596，604-606

Emsland，46-52，61，88，89，97，99，158；conditions，48-52；Jews in，50-51

Engel，Fritz-Karl，48

Epstein，Berthold，346

Epstein-Kozlowski，Nechamah，342-43

Erdmann，Lothar，224

Ereda，357-58，548

Erlenbusch，474

escapes，4，20，25-26，34，54，68，123，131，136，137，146，150，220，235，236，363，382，385，485，492，512，523，532-37，539，559，569-70，758n245，759n279；“Bullet” prisoners，569-70；Dachau，25-26；failure and consequences，532-36；final transports and，588-89，767n195；methods，532-33；of SS，591；staged，218

Essen，144

Esterwegen，49，51，52，62，84，88，89，97，116，117，121，126，129，143，154，160，174，222，621，653n29；SS takeover of，84-86

Estonia，5，327，328，329，358，548

ethnic Germans，222，229-30，275，362-63，378-79，493，622

Ettersberg，98

eugenics，150-51，436；“asocials” and，150-51；sterilizations，150-51，438-39

“euthanasia” program，58，222，240-58，264，294，322，324，423，613；Action 14f13，250-58，696n92，736n183；crematoria，248；gas chambers，243-58，267，268；of 1941-42，240-58；selections for，246-47，253-55；shift to Holocaust，256-58；T-4 program，240-58，693n29，694n38

evacuations，542-94，767n202，768nn202-208；of Auschwitz，542-45，551，553-54，555，556，559，580；Baltic，547-51；death marches，545-46，558-60，576-94，763n94；of 1944，546-51；of 1945，542-94；transports，546-94

“exchange Jews，” 565-68，576，585-86

excrement，100，167，244，299，307，319-20，444；diarrhea，182，212，320，423，564；“shit commando，” 319-20，564；used as fertilizer，100；used in torture，39，51，167

executions，6，22，137，216-25；of Bargatzky，136-39；Camp SS killers，270-74；collective，535；death squad，222-25；of escaped inmates，534-36；“euthanasia” program，240-58；first official execution of camp inmate，137；of Heinen，216-17；human experiments，427-43，525-27；invention of Auschwitz gas chamber，267-70；of Jews，220-21；mass，218-25，266-67；mass shootings，266-67，271，272；mock，39；Nazi policy of，216-25；neck-shooting mechanism，264，265，269，271，272，273；of 1939-41，216-25；of 1942-43，289-337，338-91，392-443；of 1944，456-61，546-53；of 1945，542-94；Röhm purge，79-83，89；of Soviet POWs，258-88，560；women and，228；see also deaths；specific methods

extermination policy，6，14，15，224，234；development of “Final Solution，” 291-302；of 1942-43，289-337，338-91，392-443；of 1944，456-61，553；of 1945，542-45，553，561，568-72，585-86；see also deaths；executions；mass extermination；specific camps and policies

eyeglasses，42，183，340，348，377

Fascism，39，58，620

family camp（Birkenau），358-59，458，538

Farge，446，475

Faust，Director，84

Faust，Max，346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615，618，619

Federn，Ernst，334

Fejer，Eva，457

Ferri，Luigi，527，528

Fighter Staff，448-50，475

films，6，10，372，373；camp，511-12；on KL atrocities，580，609，614；Nazi propaganda，6-7，77，572

“Final Solution，” 6，234，291，361，370，374，395，625，703n233；development of，291-302；foreign opinion on，492-96，580；genesis of，289-337；German public awareness of，63-64，243，250，264，308，374-76，447，480-83；legacy of，595-626；of 1945，542-45，553，561，568-72，585-86；terminology，6；see also Holocaust

fingerprinting，39

flags，62，163，571

Flanders，492

Flensburg，584

flogging，39，54，55，105-107，114-15，133，149，221，223，227，346，366，648n198

Florstedt，Hermann，324，387，403

Flossenbürg，98，100，117，118，139，145，163-66，191，193，197，208，211，212，214，234，242，278，282，401，402，424，426，455，477，608，621，622，624；arms production，405；in 1945，561-62，568-69，571，577，579-80，585；prisoner relations，514，524，525；resistance，530-31；Soviet POWs executed in，266-67；T-4 selections，246，255

flowers，210，376

food，73，112，663n268；black market，211，380-83，486；cut rations，106，211，212，233，282，423，452；early camps，38，73；German crisis，423；hunger，210-13，225，229，231，233，249，282，287，320，345-46，348，382，476，498，531，535，543，561-64，567，569；Kapos，515，516，518；kosher，505；liberation and，598，599，772n12；in 1934-39 camps，119，120，124，128，131，167，176，182；of 1939-41，210-13，218，225，227，229，231，233，238，249，272，282，287；of 1942-43，298，320，339，345-46，348，351，366，380-83，412-13，422-23；of 1944，444，452-53，461，471，473，476，486，491；of 1945，543，558，559，561-64，567，585，587，598；packages，120，422-23，483，508，574，585；prisoner relations and，498，501，505，508，510，511，515；Red Cross，422-23，574，585；SS，360，367，376，381，396，562，583；theft，211，423，498；vouchers，412-13

forced labor，6，8，14，15，17，22，50，62，122，139，157-71，205-209，295，311，443，669n51，728n1，730n57，740n22；arms production，392-94，403-27，444-46；Auschwitz，207，280-84，289-318，343-47；brick production，166-68，208-209，215，232；brothels，411-14，476；camp growth，414-18；children，356；civilian workers and，485-88，489；early camps，50，63，158；eastern European camps，325-30，365-69；economically pointless，159，160，174，215；economy，159-63，205-209，276-88，289-337，343-47，444-96；foreign，416-21，450；General Plan East，275-77；IG Farben，343-47，373；illness and deaths，167-71；Jews，174，182，289-332，325-30，334，343-47，392-443，447，458，460，486；in 1934-39 camps，106，120，125，132，133，157-71；in 1939-41 camps，204-209，213-16，227，232，276-88；in 1942-43 camps，289-322，325-30，334，343-47，392-443；in 1944 camps，444-96；in 1945 camps，579；public awareness of，480-83；punishment and，158-60；quarry camps，162-68，178，206-209，213-14，234，235，237，776n86；reducing labor rates，421-27；reward system，411-14；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shortages，408；slaves，343-47，410-27，448-57；Soviet POWs in，276-88；Soviet youths，417-18；SS Building Brigades，408-409，447，480，491；underground，444-47，448-52，474-74；women，132，133，227-28，477-78；see also slave labor；specific camps

foreign opinion，10，70-73，140，153-55，479，491-96；Allies and the camps，492-96，580，593；compassion fatigue，154-55；on early camps，70-73；on Holocaust，492-96，580；on KL system，70-73，140，153-55，358-59，491-96，580；resistance，456，491-92

foreign prisoners，199-201，218，229-39，416-21，450；of 1939-41，199-201，229-39；of 1942-43，416-21；of 1944，450；NN，418；see also specific nationalities

Forster，Peter，136，140，145

fountain pens，379

Fraenkel，Ernst，32

Fraenkel，Siegbert，241，242，253

France，5，70，140，193，291，417，418，450，491-92，573，608，615，621；Allied landings in，571；declares war on Germany，217；Nazi occupation of，199，200，205-206；resistance，528

Franco，Francisco，200

Frank，Anne，565-66，567

Frank，Hans，200，278

Frank，Margot，565，567

Frankfurt，180，184，617

Franz，Wilhelm，77

Freemasons，90

freezing water experiments，431-32，440

Freikorps，25，110，161，193

French Jews，291，293，296，297，302，304，457

French prisoners，417，418，422，455，472，474，475，485-86，503，508，558，603

Frick，Wilhelm，87，91-94

Friedlander，Henry，243

Friedländer，Saul，17

Friemel，Rudolf，512

friendly fire，586-87

Frister，Roman，515

Fritzsch，Karl，203，268，374，473，731n65

Frohnecke，Bruno，522-23

Frommhold，Ernst，231

frostbite，212，244，473，543，550

fuel supply，451

Führer Cities，206

Fürstenberg，133

Fürstengrube，558

Galiński，Edek，536-37

Gandersheim，471，487

Gardelegen massacre，589

“Gas Chamber”（song），507

gas chambers，6，243，248，288；Auschwitz，267-70，296-97，301-304，307-18，338，339，347-53，359，371，447，454，456-61，493-96，537，545，553，626，703n233，707n44；Dachau，258；defiance at，537；evidence destroyed，581，767n198；first used in Auschwitz，267-70；foreign opinion on，492-96，580；German public opinion on，243，250，264，308，374-76，447，480-83；Majdanek，321-24，331，381；Mauthausen，269；mobile，264，269-70，293；of 1945，568-72；Natzweiler，435；Neuengamme，270；passive victim myth，317-18；T-4 program，243-58，267，268；Ravensbrück，569-71；Sachsenhausen，270；Stutthof，552；Treblinka，325；Zyklon B，267-70，288，302，312，321，325，552，626，711n114

Gaschler，Josef，531

gas gangrene，433-34

Gebhardt，Karl，430，434，439，610

Geilenberg，Edmund，451，453

General Government，200，202，291-94，319-25，330，420；Action “Harvest Festival，” 330-32；camps，200，202，291-94，307，319-25，330-32，546-48；evacuation，546-48；Operation Reinhard，293-94，307，320-25，330-32，379-80，706n18；see also Poland；Holocaust

General Plan East，275-77

Genzken，Karl，111

German army，190-91，262，271，275，277；deserters，485，571-72；impending defeat，362，415，418，420，428，453，544，554；invasion of Poland，190-92；Operation Barbarossa，258-59，271，274-75，286，

290，292；soldiers as camp guards，467-72

German Army High Command，259，262，281，569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619，620，621，622-23

German Jews，41-45，50-51，55-56，59-60，77，81，125，171-89，199，232，296，313，328，333，359，481，491，551，565-66，616

German language，509-10，520

German National Bank，379-80

German POWs，494

German prisoners，4，237-39，418，483，508，755n157；Kapos，237-38，508，519-20，530；of 1942-43，418，419；racism of，237-39

German public，10-14，63-70，75-78，100，479-96；awareness of KL system，10-14，63-70，75-78，100，136，152-53，243，250-58，261，264，374-76，447，479-96，587-90，609，625-26；civilian worker encounters with prisoners，485-88，489；early camps and，63-70，75-78；end of war，579-80，587-90，598-600；fatalism，491；fear of freed prisoners，598-600；fear of Left and criminals，64，67-70，490，588-90；fear of Red Army，560；final death transports and，587-90；gas chambers and，243，250，265，308，374-76，447，480-83；human experiments and，440；indifference and sense of victimhood of，152-53，471，479-96，588-89，598-600，615，625-26；memory of，614-26；myth of ignorance，63-64，615，618；1934-39 camps and，100，136，152-53；1939-41 camps and，250-58，261，264；1942-43 camps and，374-76；1944 camps and，447，479-96；postwar responses to KL crimes，10-14，614-20；propaganda，75-78，152-53，358-59，482，490-91；satellite camps and，479-96；SS wives’knowledge of “Final Solution，” 374-76，488；treatment of Soviet POWs and，261

Germany，3-22；Allied bombing raids on，408，445，448，451；annexation of Austria and Sudetenland，139-40；anti-Semitism，171-89，200，220，229-39，254-55，274-75，370，436-39，474-76；conscript army，126；decline of Weimar Republic，27；division of，583，612，613；early camps，23-78，123；end of World War Ⅱ，544，572-96；“ethnic Germans，” 362-63；food crisis，423；Hitler’s rise to power，24-30；Hitler-Stalin pact，226，237，327；Holocaust，289-337；impending defeat of Third Reich，362，415，418，420，428，453，544，554；interwar period，23-78，79-135；invasion of Soviet Union，258-59，271，274-75，286，290，292，293；modern，13；myth of ignorance，63-64，615，618；1918 revolution，29，41，579；1923 putsch，81，158，179，205；of 1933，23-78；1933 elections，29；of 1934-39，79-135，136-89；of 1939-41，190-239，240-88；of 1942-43，289-337，338-91，392-443；of 1944，444-96，546-51；of 1945，542-94；of 1950s-70s，615-18；of 1980s，618-20；postwar justice，606-14；postwar period，10-16，210，481，595-626；public awareness of KL system，10-14，63-70，75-78，100，136，152-53，243，250-58，261，264，374-76，447，479-96，587-90，609，625-26；unification（1990），623-24；World War Ⅰ defeat and aftermath，8，26-28，109-10，117，198，579

Gestapa，45，47，71，84，86

Gestapo，45，48，84，88，92，97，103，126，147，172，177，201，217，219，226，283，334，383，388，414，459，487；Himmler and，84，94-96；Kristallnacht，179-81

ghettos，19，122，235，521，576；Baltic，327-29；of 1939-41，235；of 1942-43，293，305-307，325，327-29，336，343；of 1944，456-57；of 1945，576；see also specific ghettos

Gideon，Wilhelm，401，402，403

Giering，Otto，128，665n312

Gɫadysz，Antoni，213

Gleiwitz，543，556，680n3

Globocnik，Odilo，293-94，322-25，330，379，724n231

Globocnik death camps，293-94，307，320-25，330-32，362，368，379-80；see also Belzec；Sobibor；Treblinka

Glogowski，Gertrud，176

Glück，Josef，463

Glücks，Richard，193-97，277，296，321，328，330，332，361-62，392，394，396-400，411，421，442，458，469，534，552，579，584，681n15；demise of，399-400，583，590-91；Holocaust and，303-304，317；as inspector of camps，193-97，202，207，243，262-65，278，285；leadership style，194-95；suicide of，591

Goebbels，Joseph，71，74，154，191，333，451，578；Kristallnacht，179-81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98，534

gold，198，248，334，379-80，387；dental，248，264，288，314，340，352，379，380，381，387，515；watches and pens，379

Goldmann，Ernst，55，56

Gorgass，Bodo，252

Göring，Hermann，30-31，46，67，84，87-90，142，144，154，171，187，390，409；early camps and，46-48，52；Prussian camp model，46-48；trial of，609

Göth，Amon，368，375，381，387，609

Göttingen，33

Gottschalk，Rudolf，252

Grabner，Maximilian，388-89，530，609，727n290

Gradowski，Salmen，355-56，538，540

granite，162-66，206-209，213-14，237

Grawitz，Ernst，265，311，429-30，439，442

Great Britain，5，10，71，140，143，153，491，528，605，606，608，615，621；BBC，496，552；bombing raids on Germany，408，445，448，451，495，586，587；declaration of war on Germany，217；German bombing of，450；intelligence，492-94；liberation of camps，577，580-81，592；press，77，481，493，496；relief effort after liberation of camps，598-602；South African War concentration camps，6-7；views on KL system，492-96

Great German Art Exhibition（1941），481

Greek Jews，291，304，351，354，378，457，515

“green” Kapos，521-25

“greens，” criminal，127，144-47，150，164，254，350，427，483，521-25，536，623，756n188；see also criminals

green triangles，see “greens”

Grodno，355

Groeneveld，Alfred，490

Gross，Karl Adolf，525，756n195

Gross-Rosen，204，205，207-208，213，242，278，330，333，363，401，403，523，547，594，616，684n95，756n184；evacuation of，554，556-58；satellite camps of，451，478，486，762n79；Soviet POWs executed in，267，273，281，282，283；T-4 selections，246，248

Grotewohl，Prime Minister，620

Grünewald，Adam，403，722n179，721n292

Grünwiedl，Martin，67-68，78

Grynszpan，Herschel，179

guards，3-5，8，17-18；Auschwitz，203，267-70，280-84，289-318，338-60；Buchenwald，136-39，178-89，196-98，219-21，230-31；Camp SS，100-18，138，155-57；Dachau，53-63，77-83，107，117-18，138，156，174-76，197；Death’s Head SS，101，108-18，138，155-57，192-98，401；“decent” punishment and，104-108；discipline of，104-108，113，197-98，272，383-89；early camps，38-78；Emsland，46-52；execution policy，216-25；gender relations，364-65；hierarchies，100-18；Kapo system，122-24，150，512-27；looting and corruption，376-91；in 1934-39 camps，79-135，136-89；in 1939-41 camps，196-239，240-88；in 1942-43 camps，289-337，338-91，411-14；in 1944 camps，444-96；in 1945 camps，542-94；as “political soldiers，” 101-18，131；prisoner resistance to，527-41；recruitment and training，40，109-11，138，155-57，196-97，361-63，467-70；response to escapes，534-36；Sachsenhausen，216-25，230-32，262-65；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sex with prisoners，366，721n155；soldiers as，467-72；SS routines，360-76；violence，365-71；women，18，134，220，228，339，364-65，468-69，477，614-15；see also Camp SS；specific camps and guards；SS

Guard Troops，SS，86，93，108-12，117，118，155-57，161，196-98，361-63，409，468，658n148；foreigners in，361-63；recruitment and training，109-11，155-57

Gulag，8-9，146，168，188，226-27，485，603，605，664n278

Güntsche，Fritz，479

Gürtner，Franz，88，89-90，94，138，145，217

Gusen，19，208，215，235-37，253，257，369，577，580，592，695n70

Gussak，Adolf，165

Guttenberger，Elisabeth，462-63

Gypsies，19，148，149，164，165，236，358，375，416，419，461-64，500，528，605，618，622，743n83；in Auschwitz，416，423，436，437，461-64

Haas，Adolf，401

Habsburg Empire，202

Hackmann，Hermann，386

Hague，The，605

hair，39，412；industrial use of，377，378；shaved，39，118，229，313，377，378，462，510，514，663n261

Halle，64

Hamburg，51，128，142，203，206，207，468，570，623

Hamburg-Fuhlsbüttel，35，656n120

Hammelburg，266

Hammerstein，263

hanging，6，34，60，137，140，363，432，490，512，517，529，535，536，568-69，570，608，609，612，613；of Bargatzky，137，140

hanging，from post，106，107，127，133，424

Hanover-Misburg，475，486，489

Hanover-Stöcken，408

Hart，Kitty，378

Hartheim，247，454

Hartinger，Josef，56-57

Hassebroek，Johannes，104，616

Haubner，Hermann，561-62

Haulot，Arthur，497，562，613

Hayes，Peter，298

Hebertshausen，266

Hebold，Otto，241-42

Heilbut，Fanny，336-37

Heilmann，Ernst，42-43，44，51，64，65，70，97，130，189，221

Hein，Wincenty，444

Heinen，Johann，216-17

Heinkel，407-408，409，452，471

Heinrich，Ilse，598

Heissmeyer，Kurt，619

Hejblum，Erko，315

Hereditary Health Courts，150-51

Herero，7

Herman，Chaim，351，482

Herrmann，Simon Heinrich，336

Herskovits，Eva，437

Herzberg，Abel，566，567，568

Herzogenbusch，305-306，336，368-69，517；evacuation of，546

Hesse，60

Hessel，Stéphane，528-29

Heuberg，159

Heyde，Werner，58，150，240，243，245，246，249-51

Heydrich，Reinhard，52，80，84，86，148，149，154，177，180，185，190，192，199，200，216，219，260，278，295-96，483，677n251；assassination of，293，302，332-33，434

Himmler，Heinrich，5，7，19，31，32，50，52-60，69，75，77，80，125，755n157，767n202，768n202；anti-Jewish policy，173-89，200，229-39，254-55，370，436-39，483，485；apocalyptic worldview of，90-92，201；arms production and，392-94，445-55，579；Auschwitz and，207，303，310，311，315，342，360，373，709n68；background of，52-53；building plans，275-77，403-404；Camp SS and，100-18，138，155-57；as commander of reserve army，393；corruption and，376-91，727n292；courts and，88-90，93-96，138-39；criminal police and，144-51；Dachau and，52-63，83，91，174；“decent” punishment and，104-108，368；dominance over Prussian police，84-86；Eicke and，102-105，262；end of war，572-94；escapes and，534；“euthanasia” program and，243-46；execution policy，216-25；fastidiousness of，102，244；on female prisoners，227；on food，422；forced labor and，157-71，207-209，276-88，289-337，392-93，669n51；General Plan East，275-77；and Gestapo，84，94-96；Hitler and，92-96，217，275，405，573；homophobia of，127-28；human experiments and，427-43，573；impending defeat and，420，428，572-76；inspections of camps，59，99，102，163，196，204，207，208，218，244，289-91，297，332，385，392-93，445，709n68；Kallweit murder and，136-39；Kapo system，122-24，517-18，524；last meeting with Camp SS leaders，584，590；military ambitions，155-57；model camp created by，52-63，91；mysticism of，204；Niederhagen folly of，204-205；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e of camp system，84-86；party career of，52-53，94-96；“path to freedom” slogan，100-101；pogrom and，179-89；Pohl and，392-94；on public awareness of KL system，490；prisoner relations and，509；pursuit of deal with western Allies，572-76，579；as Reich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393；rise to power，94-96，138-39，196；Röhm purge and，80-83；sexual repression of，432；slave labor and，411-27；social outsiders pursued by，139-57，164-66；Soviet POW executions，258-88；SS taken over by，53；suicide of，591；underground camps and，445-47，448-52；vision for KL system，90-92，201，422，451-52；visits to Auschwitz，207，289-91

Hindenburg，Paul von，67，83

Hinzert，198，683n87，684n87，731n65

Hirsch，Fredy，359

Hirt，August，439

Hitler，Adolf，4，5，6，61，140，501，568，602，617，626，767n198；anti-Semitism of，177，179-81，220，274-75，479；appointment as chancellor，24，26，27，28；arms production and，393，445；assassination attempts against，220，455-56，491；in Berlin bunker，572，579；Berlin Olympics and，96-97；building plans，206-209，275-77，403-404，450；development of “Final Solution” and，291-302；early camps and，24，26-45，46，48，60-63，70-74，77；elation over early war victories，224；end of war，572；“euthanasia” program，240-58；execution policy，216-25；foreign opinion on，70-73，140，153-55，492-96，580；as Führer and Reich chancellor，83；General Plan East，275-77；Himmler and，92-96，217，275，405，573；human experiments and，429；hysterical rages of，28，81，274，572；impending defeat，415；invasion of Poland，190-92，198-99；KL system and，92-96，415-16，467；Kristallnacht，179-81；Mein Kampf，158；moustache，116；myth，82-83；1923 putsch，81，158，179，205，647n193；1934-39 camps and，79-83，87-88，92-96，107，109，149，156；1944 failed bomb plot on，455-56，491；Operation Barbarossa，258-59，274-75，286，292；in Paris，205-206；rise to power，24-30，82-83；Röhm purge，79-83，89；SA “plot” against，80-81；scorched earth order，578；self-image of，92-93，655n85；Speer and，162，206，393，406-407；suicide of，274，573，584；terror of 1933，26-45；underground headquarters of，450，572；utopianism of，274-75；wartime racial policy，192，274-76，436；worldview of，274-75；World War Ⅰ defeat and aftermath，26-28，198-99

Hitler Youth，109，170，223，589

Hochlinden，191

Hoechst，435

Hofbauer，Franz，381

Hohmann，Max，273

Hohnstein，72，85，89，93

holidays，129，174；SS，273

Holleischen，592

Hollerith technology，453

Holocaust，6，14，15，22，203，210，234，279，288，625；Auschwitz and development of “Final Solution，” 291-302；foreign opinion on，492-96，580；genesis of，289-337；German public awareness of，63-64，243，250，264，308，374-76，447，480-83；legacy of，595-626；literature of，11，12，13；memory，10-16，19-21，292，494-96，545，605-606，614-26；of 1942-43，289-337，338-91，392-43；of 1944，456-61，553；of 1945，542-45，553，561，568-72，585-86；survivors，595-626；terminology，6；T-4 program shift to，256-58；see also crematoria；“Final Solution”；gas chambers；Jews；specific camps

Holocaust（miniseries），12

Holzlöhner，Ernst，440

homosexuals，4，14，618，627；Kapos，515，520；prisoners，127-28，199，223，484，503，520，665n309，733n129；Röhm，82，127

Hoppe，Paul Werner，401，402，557，584

Horvath，Hermine，463，605

Höss，Hedwig，371-75，552

Höss，Rudolf，110-12，114，115，122，145，157，161，175，191-92，195，216，218，221-22，236，291，300，322，348，370，399，400，401，455，458，492，509，559-61，570，573，584，590，626，721n155；as Auschwitz commandant，203，268-70，282，289-337，361-68，388，396，458-61；death of，609；family life in Auschwitz，371-76；as head of department D Ⅰ，396-97；rise to power，110-12；trial of，609

Hössler，Franz，309

Hoven，Waldemar，435，609，727n290

Hradil，Adam，368

Hübner，Gertrud，66

Hübsch，Alfred，211，212，244

human experiments，427-43，503，525-27，532，573，605，619；air pressure，427-28，430，431，440；cocaine，435-36；Kapos and，525-27；malaria，433，440；Mengele and，436-38，440，442，443，605；phosgene，435，616；Polygal，432；public awareness of，440；sexual，431-32；sulfonamide drugs，434-35，440-41；on twins，437，442，443；typhus，435，441；victim swaps，503；water，431-32，440，606

humor，68-69；about camps，68-69，271，510；gallows，429；prisoner，510，530；SS，271，365，372，429

Hungarian Jews，291，355，377，388，413，421，442，447，457-61，463，473-74，476，478，479，485-86，489，496，506，512，538，603-604，742n73，743n83，750n268

Hungary，16，291，362，437，457，494，506

hunger，210-13，225，229，231，233，249，282，287，320，345-46，348，382，476，498，531，535，543，561-64，567，569；see also food

Hussarek，Paul，518

Hussels，Jupp，372

Hüttig，Hans，731n65

IG Farben，58，207，248，289，334，343-47，407，409，440-41，453，495，616，621；forced labor，343-47，373，523；Monowitz，344-47；postwar trial，609，612

Ihr，Jakob，230

IKL（Inspectorate of Concentration Camps），86，97，98，101，103，111，131，134，162，193-95，205，247，256，265，276，278，296，298，656n120，705n9

illness，41，168-71，224，396，424；in Auschwitz，299，310，338-40，347-49，368，383，423-24，436-39，452；in 1934-39 camps，168-71，182；in 1939-41 camps，212-13，222，240-58，282-83；in 1942-43 camps，299，320-21，338-40，370-71，423-24；in 1944 camps，445，452，454，462，466，473；in 1945 camps，543，545，559，561-64，567-68；see also disease；doctors；infirmaries；invalid prisoners

indifference，German，152-53，471，479-96，588-89，598-600，615，625

industry，58，207，248，343-47，486，740n22，741n37；aircraft，445，446，448，450，452，453-54，471，488；arms production，392-94，403-10，448-57，486-87，579；chemical，207，248，267-70，621；civilian worker encounters with prisoners，486-87；forced labor for IG Farben，343-47；of 1944，448-57，486-87；pharmaceutical，440-41；postwar，616-17；SS and，343-47，405-10，448-57，486-87，545，579；underground relocation，444-47，448-52，472-74；see also specific industries

infirmaries，111，119，124，169-71，212-13，216，218，221，233，282，424，467，472，686n137，691n277；Auschwitz，310，338-43，348-49，367，371，423-24，436-39，452，525-27，545；“euthanasia” program，240-58；human experiments，427-43，503，525-27，605；Kapos in，524，525-27；of 1945，564，567；prison relations，500，503，511，514，524，525-27；see also disease；doctors；illness；invalid prisoners；specific camps

Inquisition，106

insignia，62，119，417；black triangle，149-50，413；colored triangle system，119，125-27，129，144-49，214，254，483，521-25，623，770n246；green triangle，127，144-47，150，164，254，350，427，483，521-25，536，623；Kapos，521-25；prisoners，119，125-27，129，144-49，214，254，336，521-25，623，664n293，770n246；SS，62，113，125，163；red triangle，see political prisoners；swastika，130；yellow star of David，172，253，336，379，456

inspiration，for Nazi camps，6-9，61-62

“The International，” 126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358，422-23，457，573-75，585

interwar period，23-78，79-135；1933 camps，23-78；1934-39 camps，79-135，136-89

invalid prisoners，150，182，199，212-13，222，224，240-58，362，423-24，695n75，697n108；Auschwitz，299，310，311，316，338-40，347-49，368，423-24，436-39，452；Dachau，243-50，258；“euthanasia” program，222，240-58；of 1934-39，168-71，182；of 1939-41，199，212-13，222，240-58，282-83，288；of 1942-43，299，338-40，347-49，423-24；of 1944，452，454-55，462，466，473；of 1945，545，557，558，561-64，567-68，580，582

Israel，12，604，606，610，616，776n90

Italian Jews，457，527

Italy，11，273，291，304；Fascism，39，58

Itzkewitsch，Ferdinand，252-55

Iwes，Hendrikus，445

Jahn，Rudi，619

Jakobovics，Jenö，474

Jakubovics，Vilmos，473

Jankowski，Stanisɫaw，297-98，305

Jehovah’s Witnesses，4，126-27，129，132，133，218，372，492，504，532，627，665n308，758n231

Jesenská，Milena，500-502

Jew Companies，44-45

Jews，4，6，12，14，15，16，19，32，41，43，60，71，90，122，154，171-89，229-39，243，270，413，419，563-68，625，644n104，644n107，674n189，706nn18-27，739n264，742nn64-65，767n189；Action “Harvest Festival，” 330-32；arrival in Auschwitz，307-12；“asocial，” 177-78；in Auschwitz-Birkenau，286，288，289-318，338-60，388，530，608n44，707n44；in Bergen-Belsen，335-37，565-68；blackmail of，183-84；in Buchenwald，173，178-89，220-21，230-34，252-55，334，678n274，695n79；children，354，355-60，527，542-45，572，604；circumcision，260；comradeship，183；“criminal，” 148，178；in Dachau，55-57，60，77，140，174-77，179，180-84，233-34，238，677n251，677n266，678nn274-75；in early camps，41-45，50-51，55-57，60，77；emigration，171，172，179，185，575-76，596，604-605；in Emsland，50-51；“exchange，” 565-68，576，585-86；forced labor，174，182，289-322，325-30，334，343-47，392-443，447，458，460，486；holidays，129，174；as “hostages，” 335，575-76，585-86；human experiments，436-43；intelligentsia，260；invalid prisoners，253-55，338-40，347-49，368，436，695n75；Kapos，174，176，346，350-53，520-21，523；Kristallnacht，179-89；latrine squads，44，174，319；looted possessions of，183-84，198，309，340，376-80，387-88，447；in Majdanek，319-25，330-32，344，348，353，427，454；memorials and，620-26；in 1934-39 camps，81，90，125，129，140，148，171-89；1938 mass arrests，176-79；in 1939-41 camps，200，220-21，229-39，252-55；in 1942-43 camps，289，325-30，337，338-60，365-69，436-39；in 1944 camps，456-61，474-76，485-86，493-96；1945 evacuations of，542-94；“November，” 181-89，697n304；Operation Reinhard，293-94，307，320-25，330-32，379-80，706n18；orthodox，504，505；passive victim myth，317-18；pogrom of 1938，179-89，678nn285-86，679n304；postwar，603-606，620-26；prisoner newspaper，502；prisoner relations，500，502，504-506，509，512；“race defilers，” 44，172，232-33，252，255，416，459，676nn233-34；release of，184-86，232，483，572-76；in Sachsenhausen，173，174，180，181，182，185，230-33，236，263，265，332-35；in satellite camps，329，447，457-58，464，470，473-79，548-51；seclusion of，175-76，182-83；selections，302，309-11，316，338，343，346-49，366-67，371，454，459-61，481，514，549-52，568-72，576-94，710n88；Special Squad，312-15，317-18，323，350-53，377，381，460，537-41，606，607；suicides，184，234；survivors，11，595-626；T-4 selections，252-55；torture of，174，177，181，220，229-39，436-39；transports，180-81，234，290，291，296，297-308，316，332，333，340，343，377，415，420-21，442，447，454，456-61，540，553，576-94，707n44；women，172，176，181，220，229，255，297，299，307-18，338-40，353-55，364，438，455，459-61，477-79，506；yellow star of David，172，253，336，379，456；see also specific nationalities

“Jew Song，” 173

Jochheim-Armin，Karl，777n126

Johst，Hanns，275

K.，Wilhelm，484-85

Kahn，Arthur，55，56

Kahn，Erwin，5，55，56

Kaindl，Anton，332，396，397，401，402，403，584，608，731n65

Kaiserwald，328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Berlin，436，437，440

Kajzer，Avram，523，554

Kaldore，George，506

Kalk，446

Kallweit，Albert，136-39，150，171

Kaltenbrunner，Ernst，573，583，609

Kalvo，Haim，515

Kalvo，Juda，753n121

Kammler，Hans，279，286，296-97，304，314，360，394，449-51，458，579，771；underground camps and，448-53

Kapacki，Franc，235

Kapos，18，77，119，122-24，129，130，150，167，203，205，208，211，212，213，231，246，252，264，274，361，382，470，475，497，503，506，510，511，512-27，563，569，612-13，624，756nn180-84；Auschwitz，298，346，350-53，500，512-27，756n180；block elders，123-24，513；brothels and，412，413；Buchenwald，122，123，517，526，529；camp elders，124，129，221，368，506，516，517，518，521，600；clothing，514；Communist，129-30，503，521-25，528；corruption，515-19；criminals as，150，346，350，521-25；Dachau，514，516，517，524，525，526；development of system，122-23；doctors，170，525-27；functional groups of，123-24；German，237-38，508，519-20，530；“green，” 150，346，350，521-25；hierarchies，519-21；insignia，521-25；Jewish，174，176，346，350-53，520-21，523；last death transports，578；medical，525-27；morality of，516-19，612-13；political prisoners as，124，129，130，516-19，521-25，528-29；postwar justice and，606-14，617；power and privilege，513-16；prisoner relations，512-27；“red，” 521-25；satellite camps，513，521；selections by，514，525-27；as “self-administration，” 124；sex，515，520；terminology，122，638n74；as torturers and murderers，514，517，518，522-27；women，131-32，516-17，519，520；work supervisors，123

Kapp，Karl，516-19，754n128

Karaganda，226，227

Karoɫewska，Wɫadislawa，433-34

Kašák，Karel，233-34，250，258，390

Kasaniczky，Johann，363

Kassebaum，Magdalene，126

Kassel，490

Katz，Delvin，77

Kaufering，6，450，475，476，478，502，551，571

Kaufmann，Karl，35

Kautsky，Benedikt，381，505，521-22，755n171

Kemna，65，68

Kendall，Kopel，606

Kershaw，Ian，217

Kersten，Felix，573

Kielar，Wiestaw，203，236，508，511，512

Kislau，656n120

Klee，Ernst，441

Klein，Fritz，310

Klemperer，Victor，10，69，75，481

Kɫodziński，Stanisɫaw，529

Klooga，6，328，348，548，549，550，571；massacre，548

KL，as acronym，5

KL system，3-22；Allied bombing of，576，585-86，592；as Allied internment camps，595-96，620-21；Allies and，492-96，576，580，585，593-96；anti-Semitic policy，171-89，200，220，229-39，254-55，274-75，370，436-39，474-76，585-86；arms production，392-94，403-27，444-96；atrocity rumors，76-78，172，175，229-30，482，579-80，615，655n80；brothels，411-14；Camp SS，100-118，138，155-57；classification scheme，214；Commandant Staff，108-12，113，194-98，400-403；“copied” from British camps，6-7；courts and，88-90，93-96，698n196；Death’s Head SS，101，108-18，138，155-57，192-98，401；“decent” punishment，104-108；denials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610-11；early camps，4-5，23-78，123；Eicke as inspector of，83-89，93，94，97-118，131，132，136-37，143-45，150，154-57，160，163，169，175，184，192-96；Eicke’s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e of，84-86；emerging personnel policy，117-18；end of war，572-94；escape，532-37；“euthanasia” program，240-58；evacuations，542-94，767n202，768n202；execution policy，216-25；expansion of，134-35，136-89，192，201-205，414-18，446，455-58；final collapse of，576-94；forced labor，157-71，205-209，213-16，276-88，289-332，325-30，334，343-47，392-443，444-96；foreign opinion on，70-73，140，153-55，358-59，491-96，580；foreign prisoners in，199-201，218，229-39，416-21，450；formation of，79-135；functional design，98-100；funding of，93，134；in General Government，200，202，291-94，307，319-25，330-32，546-48；genocide and，318-37；German public awareness of，10-14，63-70，75-78，100，136，152-53，243，250-58，261，264，374-76，447，479-96，587-90，609，625-26；Glücks as inspector of，193-97，202，207，243，262-65，278，285；Guard Troops，108-12，117，155-57，196-98，361-63；hierarchies，100-135，214；Himmler model，52-63，90-92，201；Holocaust，289-337；human experiments，427-43，503，525-27，573，605；incriminating evidence destroyed，550，581，767n198；industry and，343-47，405-10，448-57，486-87，545，579；invention of Auschwitz gas chamber，267-70；Kapos，18，122-24，150，512-27；legacy of，595-626；looting and corruption，376-91，432，276nn278-84；memorials，620-25；memory and，10-16，21，292，494-96，545，614-26；mid-1930s official image，151-52；military ambitions and，155-57；multifaceted nature of，15-16；myth of ignorance，63-64，615，618；new model camps，96-100；1933 camps，23-78；1934-39 camps，79-135，136-89；1939-41 camps，190-239，240-88；1942-43 camps，287，289-337，338-91，392-443；1944 camps，444-96，546-51；1945 camps，542-94；1950s-80s public views on，616-20；“November Jews” and，181-89；Operation Reinhard，293-94，307，320-25，330-32，379-80，706n18；overcrowding，202，210-11；pogrom and，179-89；Pohl as head of，162，291，301-304，360-61，392-443，446，460，464，554-61；in Poland，198，202-203，219，278-84，289-337，338-91；postwar justice for war crimes，606-14；precedents，6-9，61-62；prewar racial policy，139-57，171-89；prisoner resistance to，127-30，527-41；reducing death rates，421-27；reward system，411-14；Röhm purge，79-83，89；roots of，60-63；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secrecy，99-100，153，481-82；of September 1939，187；slave labor，410-27，448-57；social outsiders in，139-57，164-66，199；Soviet POWs，258-88，560；SS routines，360-76；state threat to，86-90；of summer 1935，94-95，95，96；of summer 1944，326；terminology，5，635n9；underground，444-47，448-52，472-74；uprisings，537-41；wartime racial policy，192，200，229-39，252-55，274-76，289-337，370，436-43，456-61，474-76，520；women’s camps，131-35，143，201，226-29，297，353；WVHA absorption of，393-410；see also barracks；Camp SS；compounds；conditions；deaths；guards；prisoners；satellite camps；specific camps，groups，and organizations；torture

Knittler，Martin，285

Knödler，Magdalena，34

Knoll，Christof，613

Knöller，Helmut，492

Koch，Ilse，385，387，615，618

Koch，Karl Otto，108，117-18，137，138，197-98，205，235，265，319，385-87，401，402；corruption case against，385-87；death of，387；execution policy，219-21；extravagance of，198；leadership style of，197-98，220

Koch，Robert，433，441

Koegel，Max，228，251，401，403

Kogon，Eugen，12，125，159，529，605

Kohn，Armand，443

Kohn，Georges，443，570，619

Kohnstein，444-47

Koker，David，517

Kolacek，Josef，165，166，186

Kola-Fu，35-36，38

Kolbe，Maksymilian，535

Kolberg（film），572

Konzentrationslager，see KL system

Köpenick，30

Koretz，Arieh，567，570

Korewina，Helena，521

Kovno，328-29，415，547，549，714n173

Kozlowieki，Adam，244

Kozlowski，Ella，489

KPD（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24，27，31，40，41，56，67，76，95，128-31，199，226，526，619

Krakow，200，202，609

Krakow University，200，483

Kramer，Josef，401，402，439，561，567-68，570，581，608，610，612

Krebsbach，Eduard，349，549

Kremer，Johann Paul，312，338-40，367，371，383，481，609，774n68

Kreuzberg，36

Kristallnacht，179-89

Kristan，Bernhard，370

Kruk，Hershl，548，549

Krupp，405

KTI（Criminal Technical Institute），269

Kulikow，Anatolij，587

Künstler，Karl，118，401，402

Kupfer，Edgar，12，13，20，411，418，423，476，485，586，593-94，595，596-97，616

Küsel，Otto，523

Kutno，550

labor，see economically pointless labor；forced labor；slave labor

labor action leaders，276-77，310，362，400，730n57

Ladik，Grigorij，260

Lagedi，549

Lammers，Hans Heinrich，217

Landsberg，608，613

Langbein，Hermann，426

Langefeld，Johanna，228，232，297，364

Langer，Lawrence，311

Langfus，Lejb，307-14，317，539

Langhoff，Wolfgang，48-49，50，87，99，122，123，130

languages，prisoner，351，506-509，752n65

Laqueur，Renata，599，603

Lasker-Allais，Renate，349

latrines，24，38，44，75，167，212，225，285，462，510，567；cleaning，44，127，174；disease and，170；suicides，85，176；underground，472

Latvia，5，327

Lauenberg，556-57

Laurahütte，306，559

Lauwe，Marijo Chombart de，575

League of Nations，70

Lebedev，Benjamin，281

Lechenich，Jonny，523

Left，4，14，24-26，40-45，60，64，69，92，122-26，151，152，503-504，522；conflicts within，130-31；German fear of，64，67-70，490，588-90；1933 terror against，27-31，40-45；in 1934-39 camps，79-83，87-94，122-31，139；in 1939-41 camps，199-201，237；in 1944 camps，455，484-85；of 1945，568-70；pamphlets about early camps，67-69；see also Communists；political prisoners

legal system，see courts

Lehmann，Arthur，305，306，597-98，600，602，603

Lehmann，Gertrude，597，598

Lehmann，Günther，435-36

Lehrburger，Karl，44

Leibstandarte，81，110

Leipzig-Schönefeld，478

Lenard，Dionys，319-20，505

Lengyel，Olga，310，354

lethal injections，222，236，243，257，258，267，283，347，349，437，441，525，526，535，568

letters，prisoner，121-22，482-83；blackmail，175-76；censored，482；mail embargo，176；secret，352-53，482-83，487，535

Levi，Primo，11，12，17，19-20，209，316，344，345，350，351，355，382，457，486，499，500，501，505，506，510，516，522，605；If This Is a Man，11，12

Levy，Ludwig，72

Lévy-Hass，Hanna，565，566

Lewental，Salmen，352，529，539

liberation，3-4，9，10，17，21，210，292，545，576-94，595-602，607，608，620，621；of Auschwitz，10，292，545，558，624；early days of，595-602；media coverage，10，17，580，593；memory and，10-16，605-606，620-26；relief effort，598-602；see also specific camps

libraries，camp，121，512

lice，212，244，320，349，383，473，510，551，561，566

Lichtenberg，Bernhard，126，665n303

Lichtenburg，47，51，65，84-85，93，98，100，117，121，127，143，144，145，627n122，669n51；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e of，84-85；women in，132-34，181

Liebehenschel，Arthur，194，256，285，298，384，395，397，400；a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397，458；death of，609；demise of，458-59，742n70；trial of，609-11

Lieberose，557，563，571，620

Lingens-Reiner，Ella，526

Linz，206，485

Lippert，Michael，59，79，80，117

literature，Holocaust，11，12，13

Lithuania，5，327，328，329

Litten，Hans，29，41-45，47，52，65-67，68，71，88，98，121，154，159，175，642n54，644n104；death of，176

Litten，Irmgard，65-66

living space，Nazi concept of，5，50，274-75，279-80

Lodz，293，307，457，530，714n183

Lolling，Enno，396，400，573，584，591

London，25，492，493

London Times，72，493

Loritz，Hans，86，116-18，185，262，263，383-85，389，401，402，487，612，731n71；as commandant of Dachau，116-18

Loslau，556

Lower Silesia，204，267，450

Lübeck，35，132，584，587

Lublin，278，279，293，294，320，321，322，330-32，385

Lucas，Franz，572，766n160

Luckau，96

Ludolph，Erna，132-33

Ludwigshafen，58

Lukawski，Victor，235

Lüneburg，608

Lütjenburg，471

MacDonald，Ramsay，71

machine guns，4，8，49，81，94，137，155，157，331，537，560，569，589，593，625

Machnew，Aleksander，584

Magdeburg，172，489，589，596，619

Magnussen，Karin，437

Mahl，Emil，350，514

Majdanek，278-84，286，287，293，296，318-25，333，339，343，347，356，357，370，378-82，401，402，419，420，423，426，427，454，459，609，703n231；Action “Harvest Festival，” 330-32；barracks，319-22；conditions，319-25，330-32，344，353，364-65；corruption，378-82，385，387；escapes，385；evacuation of，546-47，553，580；forced labor，319-22，344；foreign opinion on，494-96；gas chambers，321-24，331，381；Jews in，319-25，330-32，344，348，353，427，454；prisoner relations，505，520；trial，617-18

Majewicz，Stanisɫaw，589

malaria，343；experiments，433，440，611

Malsen-Ponickau，Baron von，54

Manchester Guardian，70

Marczyński，Józef，219

marriages，prisoner，512

Marseilles，420

Marxism，28，31

mass extermination，6，15，41，168，240-88，626；Camp SS killers，270-74；“euthanasia” program，240-58；foreign opinion on，492-96，580；German public awareness of，63-64，243，250，264，308，374-76，447，480-83；Holocaust，289-337；invention of Auschwitz gas chamber，267-70；mass shootings，266-67，271，272；neck-shooting mechanism，264，265，269，271，272，273；1941 transition to，240-88；of 1942-43，289-337，338-91，392-443；of 1944，456-61，553；of 1945，542-45，553，561，568-72，585-86；Operation Reinhard，293-94，307，320-25，330-32，379-80，706n18；of Soviet POWs，258-88，560；see also “Final Solution”；Holocaust

mass graves，265，284，314，319，561，614

mass shootings，266-67，271，272；of 1945，568-71，591

masturbation，39

Masur，Norbert，576

Matthäus，Jürgen，173

Maurer，Gerhard，399-400，409，425，452，491，584，586，590，611，730n53，730n57

Mauriac，François，15

Mauthausen，11，19，98，139，145，163-66，193，200，203，208，211，214，215，276，278，283，336，369，401，409，415，419，426，441，454，485，532，543，547，549，559，563，575-76，577，580，581，592，605，608，674nn194-96，691n277，760n5；brothel，412；“Bullet” prisoners，569-70；gas chamber，269，553；Jews，234-37，575；memorial，622；prisoner relations，510，515，519，527；resistance，532，534-35；satellite camps，446，449；Soviet POWs executed in，265；T-4 selections，246，247；see also Gusen

Max Planck Society，440

Mazower，Mark，625

Medryk，Danuta，348

Meier，Gretel，480

Melk，449

Melmer，Bruno，379

memorials，13，620-25；Auschwitz，621-22，624；Buchenwald，620-24；Dachau，622-23，624-25；Mauthausen，622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Berlin），624

memory，10-16，19-21，292，545，595，605-606，614-26，760n17；of German public，614-26；history and，10-16，21，292，494-96，545，614-26；memorials，620-25；of 1950s-70s，479，616-18；of 1980s，618-20；survivors and，10-16，19-21，292，494-96，545，605-606，614-26；testimonies，10-13，16，19-21，85，209，292，494-96，606；unification and，623-24

men，39，228-29；in Auschwitz，299，309-11，316，354-55；brothels and，411-14；in Camp SS，safe from front line，367；daily lives of，354-55；desexualization of，354；hair，118；homosexuals，127-28，484，515，520，665n309，733n129；masculinity undermined in camps，78，354；prisoner relations，501，536-37，746nn148-49；prisoner worlds，118-31；“race defilers，” 44，172，232-33，252，255，416，459，676nn233-34；rape of，515；SS masculine identity，102，109，113-15，127-28，133，272；sterilization of，150-51，245，438-39；survival rates，477；torture methods used on，39；“work-shy，” 147-51，165，167，177，187，188，199，211-12，255，416，419，462

Mengele，Josef，21，371，436-38，440，442，461，525，605，613；escape of，613

Mennecke，Friedrich，240-47，248-55，257，613，694n47，694n64，695n79，776n98

mental asylums，57，58，150，242-43，253；

mentally ill prisoners，150，182，222，243，424；“euthanasia” program，243-58；sterilization of，150-51

Messerschmitt，405

Mettbach，Anna，423

“Mexico，” 461，553

Meyer，Konrad，275

Michael，Gotthold，386

Michalowski，Leo，431

Michelet，Edmond，603

military routines，4，73，109，119-20，132，134，152，155，158，221，349，401；in early camps，62-63

Minderlein，Karl，272

Ministry of Propaganda，74

Minsk，263

Minz，Erich，68

Minzberg，Shmuel，547

Missler，76

Mitron，Henrika，357

Mittelbach，Dr.，45

Mittelbau，447

Mɫawa，307，309，310，311

Möckel，Karl Ernst，366

mock executions，39

Moll，Otto，313，366，459，461，571，610，765n77

Mommsen，Hans，22

Monowitz，289-90，341，344-47，366，382，407，412，446，487，491，495，515，533，558，609，616，742n64；forced labor，344-47；IG Farben，344-47；1944 complex，341

moor cultivation，50，158，159

Moravia，140，205，486

Morgen，Konrad，386，387-89，726n279，727n290

Moringen，33，126，174，176，666nn327-28；women in，131-32，143

Moscow，226，286

Mühldorf，450，491，551

Mühlgraben，551

Mühsam，Erich，29，41-45，47，62，65，66，69，85

Mühsam，Kreszentia，66，85

Muhsfeldt，Erich，321，585，609

Mulin，Josef Henri，455

Müller，Filip，301，352，541，709n68

Müller，Heinrich，261，303，420，573

Müller，Wilhelm，147，186，670n80

Mülsen St.Michelin，531

Munich，3，24-25，31，40，54，60，65，67，74，81，141，206，407，481，489，595；Bürgerbräukeller bombing，220；1919 uprising，29，42

Munich conference（1938），140

Munich Soviet，25

Murr，Wilhelm，30

Murrow，Edward R.，17

Muselmänner，209-10，243-44，256-58，348，454，502，512，565，582，785n117

music，372，699n144；camp orchestras，121，198，460，506-507，511；prisoner，121，122，129，198，460，506-507，511；SS，372

Muslims，260

Mussolini，Benito，58

mustard gas，429

myth of ignorance，63-64，615，618

Nama，7

Namibia，7

Nansen，Odd，16，542，543，544，563，574，575

Narva，357

Nathorff，Erich，185

Natzweiler，204，205，207-208，287，401，435，439，451，459，489，602，616，621，684n95，698n130；evacuation of，546，559，580；human experiments in，435，439

Naujoks，Harry，124，128-31，160，189，221，237，242，271，525

Nazi Party（NSDAP），27，30，134，222；establishment of，24，27

Nazism，5，6-7，14，22，27，40；anti-Semitic policy，171-89，200，220，229-39，254-55，274-75，370，436-39，474-76，585-86；atrocity rumors，76-78，172，229-30，482，579-80，615，655n80；Berlin Olympics，96-97；“blood and soil” doctrine，50；blurring between state and party，30-31；building plans，206-209，275-77，403-404；“counterterrorism，” 418；development of “Final Solution，” 291-302；early camps，23-78，123；end of war，572-94；“euthanasia” program，240-58；execution policy，216-25；fading confidence in victory，362，415，418；foreign opinion on，70-73，140，153-55，358-59，491-96，580；formation of camp system，79-135；Hitler myth and，82-83；Hitler’s rise to power，24-30；Holocaust，289-337；human experiments，427-43，503，525-27，605；ideology，28，29，50，62，107，109，114，141，369-70，376，415，474-76，549，611，625；Janus face of punishment，104-108；Kristallnacht，179-81；leaders’elation over early war victories，224；legacy of，595-626；looting and corruption，376-91；masculine identity，102，109，113-15，127-28，133，272；1923 putsch，81，158，179，205，647n193；popular appeal of，27-28；postwar justice for war crimes，606-14；prewar racial policy，139-57，171-89；racial science，427-43；rituals and symbols，62，113，125，130；Röhm purge，79-83，89；roots of camps，60-63；terror of 1933，26-45；wartime racial policy，192，200，229-39，252-55，274-76，289-337，370，436-43，456-61，474-76，520；see also leaders，divisions，and ideologies

Nebe，Arthur，442

neck-shooting mechanism，264，265，269，271，272，273，333，552

Neff，Walter，246，526

neo-Nazis，617

Netherlands，5，71，199，205，234-35，305-306，450，565-66

Neu-Dachs，513

Neuengamme，195，203-204，205，207，214，237，242，246，255，261，270，278，403，419，443，570，574，577，584，587，619，621，623，684n95，698n130；arms production，405，406，408；liberation，577；prisoner relations，498，506，511；satellite camps，446，468，470，471，474，475，488，532

Neufeld，Michael J.，454

Neuhammer，267

Neuhoff，Chaim，538，539

Neumann，Heinz，226

Neusustrum，49，52，88

newsreels，10，64，73

New York Times，The，71，593

NGOs（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11

Niederhagen，204-205，335，401

Niemöller，Martin，154-55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 80-83

nighttime raids，114，424

Nitsche，Hermann，246，249-51

NKVD，8-9

NN prisoners，418

Nohra，45-46

Noma，462

Nordhausen，445，586

Normandy，450

North Africa，420

Norway，199，291，385，574

Norwegian prisoners，508，563，574

notes and diaries，secret，11，16，20，352-53，355，482-84，492，529-30

“November Jews，” 181-89，679n304

Nuremberg，94，206，208，447，478，506；castle，65

Nuremberg Laws，172，644n104

Nuremberg Rally，154

Nuremberg Trials，397，431，606，609-12；Doctors’，431，606，609-10

Nyiszli，Miklós，442，525，553，592，605

Oberlindhart，587-88，590

Ohm Krüger（film），6-7

Olympics，Berlin，96-97，143，154

open-air cremation，315，460，742n76

Operation Barbarossa，258-59，271，274-75，286，290，292

Operation Bernhard，334-35

Operation Reinhard，293-94，307，320-25，330-32，379-80，706n18；anatomy of，322-25

Operation Thunderstorm，455，483

Oranienburg，38-45，48，50，64-77，85，89，97，103，189，195，240，257，264，376，394-403，583；brick works，166-68，208-209，215，232，586；closing of，85，88；Nazi propaganda on，73-75；SS takeover of，85

orchestras，camp，121，198，460，506-507，511；see also music

ordinary Germans，see German public

Orth，Karin，13

Osnabrück，480

Ossietzky，Carl von，29，41，42，43，47，52，65，70，88，129，154；death of，154

Osthofen，44-45，46，60

OT（Organization Todt），450-51，740n19

Ovici，Elisabeth，437

Ovrashko，Sergey，414，417

Oyrzyńska，Maria，502

Pagel，Fritz，491

Palestine，172，174，335，336，342，604

Palitzsch，Gerhard，383，725n254

Palmnicken，560

Pannicke，Kurt，365-66

Papenburg，47

Pappenheim，Ludwig，642n53

Paris，11，70，179，205，297，443，528，603

Paserman，Oskar，327，550

passive victim myth，317-18

“path to freedom” slogan，100-101

Pauler，Stefan，469，470

Pauly，Max，401，572，584

Pawiak，219

Peenemünde，445，446

penal block，106；see also penal company

penal company，106，223，237，356，518，531，534

People’s Storm，571，588

Petz，Heinrich，218

Peulevé，Henri，528-29

pharmaceutical industry，440-41

phosgene experiments，435，616

photographs of prisoners，20，39，111，263，281，614；of KL atrocities，530，614；smuggled out of camps，530；staged，73，152

Pilecki，Witold，529，533，604

Pingel，Falk，13

pink triangle，see homosexuals

Piorkowski，Alex，383-85，401

Pipel，515

Pister，Hermann，198，401，578，579，583，592

Plaszow，330，332，343，354，357，368，381，387，486，547，609，614；evacuation，547

Plauen，414

Pogonowski，Janusz，482，498，527，535

pogrom（1938），171，172，176，179-89，198，220，678nn285-86，679n304

Pohl，Eleonore（née von Brüning），390

Pohl，Gerhard，340

Pohl，Oswald，112，160-63，195，276，301-304，311，316，325-26，330，342，360，361，364，373，392-410，451，453，554-61，572，583，727n306，728n1，731n65，764n130，768n202；arms production and，403-10；building projects，162-63，168，206，275-80；commandants of，400-403；corruption and extravagance，389-91；death of，610；Eicke and，161-62；as head of KL system，162，291，301-304，360-61，392-443，446，460，464，554-61；Himmler and，392-94；leadership style，397-403；reducing death rates，421-27；rise to power，161-62，291；SS corruption and，379-85；SS economy and，160-63，392-443；WVHA and，393-410

poison gas，see carbon monoxide；gas chambers；Zyklon B

Poland，5，112，198-201，205，222，291，304，417，495，554，619，621-22；Bromberg murders，229-30；ghettos，235，293，305-307，327，343；KL system in，198，202-203，219，278-84，289-337，338-91；Nazi occupation of，190-92，196，198-203，219，229-30，275，278-84，289-37，338-91；Operation Reinhard，293-94，307，320-25，330-32，379-80，706n18；war crimes trials，608-609

police，30-31，52，53，100，195；attacks on social outsiders，139-57；criminal，142-51，199，416；Himmler’s dominance over Prussian police，84-86；Kristallnacht，179-81；terror of 1933，30-31，38；wartime，195，199，416；see also Gestapo；SS

Polish Home Army，456，492

Polish Jews，192，200-203，229-39，275，291-337，342-60，442，456，514，536-38，603-604；arrival in Auschwitz，307-12；of 1942-43，291-337，338-91

Polish prisoners，200-203，205，218-19，229-39，275，417-21，483，492，507-509，512；attacks on，235-37；intelligentsia，200，201，219，235；as Kapos，520，524；last days of KL system，544；mass executions of，218-19，307-18，338-91；in 1942-43 camps，289-337，338-91，417-21，433-34；relations，237-39，499，524；resistance，527-41；women，201，229

Polish Red Cross，423

Political offices，inside KL，111，125，223，310，316，370，372，388，513，519，527，530

political prisoners，4，14，24-31，34，40-45，90，159，502-504，618，668n24；“bigwigs，” 41-45，51；Dirlewanger Formation，484-85；in early camps，25-31，40-48，50-51，53，56，60，64-70；as Kapos，521-25；1934 releases，87-93；in 1934-39 camps，79-83，87-94，95，122-31，139，141；in 1939-41 camps，199-201，237；in 1942-43 camps，414-15，420；in 1944 camps，455，484-85；in 1945 camps，566，568-70；prison relations，502-504，520，521-25；procession to camps，64-65；Röhm purge，79-83，89；underground，528-30；see also Communists；Left；resistance；individual countries

political soldiers，101-18，131，468，610；of 1934-39 camps，101-18，131；SA prototype，101-102；SS ideal of，101-104

Poller，Walter，196

Polygal experiments，432

Pomerania，65，261

porcelain，160，406

Porta Westfalica，511

Posen，417

possessions of prisoners，309，340，376-80，460；dental gold，248，264，288，314，340，352，379，380，381，387，515；looting of，183-84，198，309，340，376-80，387-88，447

postwar period，10-16，210，481，595-626；early days of，595-602；emigration，575-76，596，604-605，606；justice，606-14；legacy of KL system and，595-626；media coverage，10，17，580，593，614，617；memory and，10-16，21，292，494-96，545，605-606，614-26；of 1950s-70s，615-18；relief effort，598-602；reparation payments，596，597，616-17；repatriation of survivors，602-606；testimonies，10-13，19-21，209，292，494-96，606；trials，10，12，21，397，606-14，616，775n70，775nn86-87，776nn90-98，777nn122-24

Prague，70，199

pregnancy，353-54，459，552，575

press，10，25，26，107；American，70，493，494，572，593；atrocity rumors and，76-78；British，77，493，496；Communist，226；on early camps，64，70-78，480；exile，70；on female perpetrators，614-15；foreign views on camps，154，492-96，580，593；Jewish，502；on liberation，10，17，580，593；Nazi，29，53，60，64，73-78，79，87，89，100，120，137，138，152-53，218，230，480-81，490；postwar，10，17，580，593，614，617；Soviet，10，25

Prettin，65

preventive police custody，142-43，144-47，152，177，199；see also “asocials”；“criminals”；

prisoners，3-5，16-19，497-541，635n10；anti-Semitism of，182-83，237-39；arms production，392-94，403-27，444-96，579；Auschwitz-Birkenau，203，207，236，267-70，280-84，288，289-318，338-60，426，456-61，493-96，525-27，530；awareness of mass extermination，152-53，308，317-18，447；blackmail of，175-76，183-84，515；black market，380-83，413，486；brothels，411-14；Buchenwald，129-30，136-39，145-50，159，178-89，196-98，210，219-21，230-31，236，248-58，427，62；children，308-11，355-60，370，437，443，527，542-45，563，570，572；civilian workers and，485-88，489；clergymen，126，130-31，201，393，505，535；Communist，4，14，24-26，34，36，40-51，53，56，64-70，74，92，95，122-32，199-200，226，484-85，502-504，619-20，641n22，641n32；communities，18，22，118-35，497-541；comradeship，128-31，146-47，150，211，500-504；corpse removal，225，266，268，313-15，567，582，691n269；Dachau，4-5，23-26，39-41，44，46，52-63，67-68，74，77-83，105-107，115-18，125，174-76，197，201，212，233-34，238，243-46，258，265-66；daily lives of，119-22，338-60；defiance，527-41；as doctors，170，424，525-27；early camps，23-78，123；elite，509-12，559，570；end of war，572-94；escapes，4，20，25-26，34，68，123，131，136，220，235，382，385，532-37，569-70，588-89，591，758n245，759n279；evacuations，542-94；evidence smuggled out by，529-30；exchange，335-36，565-68；experiments on，427-43，503，525-27，573，605；final moments of captivity，591-94；flogging，39，54，55，105-107，114-15，133，149，221，223，227，346，366；forced labor，157-71，205-209，213-16，232，276-88，289-322，325-30，334，343-47，392-43，444-96；foreign，199-201，218，229-39，416-21，450；friction between，182-83，237-39；future discussed by，16-17；“greens，” 144-47，150，164，350，427，536；“groupness，” 501-502，503，521，524；groups and hierarchies，18，118-35，150；Gypsy camp，461-64；hair，39，118，229，313，377，378，462，663n261；homosexuals，127-28，199，223，484，503，520，665n309，733n129；insignia，119，125-27，129，144-49，214，254，336，521-25，62，664n293，770n246；insubordination，530-32；invalid，150，182，168-71，199，212-13，222，240-58，282-83，288，299，320-21，338-40，347，423-24；Jehovah’s Witnesses，126-27，129，132，133，218，372，492，504，531，665n308，758n231；Jewish，41-45，50-51，55-57，60，77，81，90，125，129，140，148，171-89，220-21，229-39，252-55，289-337，436-39，456-61，474-76，485-86，493-96，542-45，563-94；Kapos，18，77，119，122-24，129，130，150，167，203，205，208，211，212，213，237-38，246，346，512-27；languages，351，506-509，752n65；letters，121-22，175-76，482-83；liberation of，3-4，10，545，558，576-94，595-602，607，608；life after liberation，595-626；looted possessions of，183-84，198，309，340，376-80，387-88，447；Majdanek，319-25，330-32，348，353，378-82，427，454；marriages，512；morality，498，516-19，526；Muselmännerr，209-10，243-44，256-58，348，454，502，512，565，582，685n117；mutual support among，498-504；national groups，237-39，506-509；1934 releases，87-93；1934-35 daily inmate numbers，627；in 1934-39 camps，79-135，136-89，666n344，667nn344-46，679nn310-11，680nn319-22；in 1939-41 camps，190-239，240-88；in 1942-43 camps，289-337，338-91，392-443；in 1944 camps，444-96，546-51；in 1945 camps，542-94，767n184；NN，418；numbers，119，284，463，704n262；passive victim myth，317-18；pregnancies，353-54；protective custody，32-35，46-63，64，75，84，87-94，113，126，131-32，141-43，172，199，336，369，653n24，656n112，664n295；reducing death rates，421-25；relations，497-541；relatives of，65-66，77；releases，67，68，76-77，87-92，483-85；religious believers，90，126-27，130-31，192，201，393，431，504-506，526，535，564；reports about early camps，67-70；rescues，528-29；resistance，498-99，527-41；reward system，411-14；Röhm purge，79-83，89；roll call，119-20，121，123，124，130，132，150，298，324，347，424，472，473，510，515，518，531，535，600；sabotage，529-30；Sachsenhausen，97-101，105-108，126-29，145，146-51，198，200，216-25，230-38，262-65，270-74，281-88，332-35，424，542-44；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second-time-rounders，125；secret notes and diaries，11，16，20，352-53，355，482-84，492，529-30；selections，246-48，253-55，309-11，346-49，366-67，371，423-24，454，459-61，481，514，549-52，568-72，576-94，710n88；sex，355，411-14，536-37，721n155；slaps，113-14；slave labor，410-27，448-57；social outsiders，139-57，164-66，199；solidarity and friction，128-31；Soviet POWs，258-88，560；Special Squad，312-15，317-18，323，350-53，377，381，460，482，529-30，537-41，569，606，607；stages system，61，214；sterilization，150-51，245，438-39；suicide，23，26，34，41，51，66，75，79，85，106，167，171，176，184，225，234，359，445；surrogate families，501，719n102；training，277；triangle colors，119，125-27，129，144-47，214，254，483，521-25，623，770n246；underground，528-30，538；uniforms，119，120，125，166，210，298，313，509，665n262；uprisings，330-31，537-41；veteran，509-12；victim swaps，503，526，757n216；women，31，34，37，98，131-35，143，148，169，181，201，220，226-29，251-55，289-90，297，299，307-19，338-40，353-55，372，411-14，431-34，438，455，459-61，476-79，500-502，532，536-40，551，565-66；“work-shy，” 147-51，165，167，177，187，188，199，211-12，255，416，419，462；see also conditions，prisoner；specific camps，prisoners，and nationalities

prisons，state，see state prisons

“professional” criminals，142-47，164-66，199，416，427，441，522-23，669n44，669n60，670n73；see also “greens，criminal”

progressive stages system，61

propaganda，6-7，41，71-78，82，370，490-91；atrocity rumors，76-78，172，229-30，482，615，655n80；Berlin Olympics，96-97，154；early camps，41，42，50，64，71-78；films，6-7，77，572；1934-39 camps，82，96-97，121，151-55；1939-41 camps，214，229，263，271，284；1942-43 camps，358-60，370；1944 camps，454，468-69，487，490-91；1945 camps，560，591；public opinion，75-78，152-53，358-59，482，490-91；on social outsiders，151-55；staged visits to camps，71-73，152，358-59，747n174

prostitutes，142，143，199，255，373，487；brothels，361，373，411-14

protective custody，32-35，46-63，64，75，84，112，125，158，172，336，369，487，653n24，656n112，664n295；of 1934-39，84-94，112，113，126，131-32，141-43，172；of 1939-41，199，226；Prussian model of，46-52，91；releases of 1934，87-93；social outsiders in，141-43；terminology，4-5，32，34；women in，131-32

Protectorate，of Bohemia and Moravia，140，187，205

Protestant Church，90，107-108，126，129，154-55，336，504

Prussia，24，29，30，45；criminal police，142-44；early camps，23-52；emerging state camp system，49-50；Emsland camps，46-52；Himmler’s dominance over political police，84-86；as model for early camps，46-52，84；1934-39 camps in，84-90，96-100，103；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e of camp system，84-86；social outsiders in，142-44；terror of 1933，29，30；see also specific camps

Prussian Mint，379

public opinion，see foreign opinion；German public；memory；rumors

pubs，65；SA，36，37，38

quarantine compounds，347，357，527，564，569

quarry camps，162-66，178，204，206-209，213-14，234，235，237，277，283，775n86

“race defilement，” 44，172，232-33，252，255，416，459，676nn233-34

racial policy，108，141；attacks on social outsiders，139-57；development of “Final Solution，” 291-302；Holocaust，289-337；human experiments，427-43，503，525-27，605；hygiene and purity，108，141，148-51，367；of 1934-39，139-57，171-89；of 1939-41，192，200，229-39，252-55，274-76；of 1942-43，289-337，370，436-43；of 1944，456-61，474-76，553；of 1945，553，572-76，585-86；pogrom and，179-89；prewar anti-Jewish，139-57，171-89；in satellite camps，474-76；sterilization program，150-51，245，438-39，441；wartime，192，200，229-39，252-55，274-76，289-337，370，436-43，456-61，474-76，520

racial science，436-43；human experiments，427-43，525-27，605

Radinger，Eduard，255，696n90

radio，10，364，372，496；Allied，481，496，552；BBC，496，552；coded transmissions，492-93；German，7，100，218，492；hidden，502；postwar，614，617；Soviet，26

Radom，330，332

railway building brigades，465

Rakers，Bernhard，346

Raoul-Duval，Guy，485，486

rape，39，366，484，515，721n255；Red Army and，598；early camps，39，134

Rascher，Sigmund，428-33，434，436，440，441，525，526

Rathenow，44

Rauter，Hanns Albin，305，369，722n179

Ravensbrück，98，139，226-29，232，242，262，299，364，365，390，401，414，415，422，423，426，430，453，455，456，457，480，483，516，608，610，626，690n223，695n72，736n183，755n173，764n122，765n136；arms production，405，406；human experiments，430，433-34，439；memorial，620；men in，228-29；in 1945，568，570-72，574-76，577，580，581；prisoner relations，499，501，502，504，506，516，520，521；resistance，532；satellite camps，465，477；tailors’workshops，227-28；T-4 selections，246，248，250-52；women in，133-34，201，220，226-29，251，297，353

Red Army，271，274，454，485，603；advance of，454，455，456，538，543-48，554-58，560，571；German fear of，560；German troop desertions to，485；rape and，598；see also Soviet POWs；commissars，Soviet

Red Cross，358，422-23，457，491，508，563，573-75，585

“Red Guards，” 24，25

“red” Kapos，124，129，130，503，516-19，521-25，528-29

Redl-Zipf，6，446，488

red triangle，see political prisoners

reeducation，10，15，50，62，73，74，144，214，227

Reichel，Peter，14

Reich Ministry of Justice，88，94，96，138，145，217，419，578

Reichstag，24，28-30，89，190；fire of 1933，28-30，32

relatives of prisoners，24，65-67，68，77，120，198，250，412；detention of，77；mail embargo，176；packages from，120，422-23；relations among，500-502，526；T-4 program，250；visits to camps，65-67，121

releases，87-92，154，166，171，180，184，767n200；amnesty of 1939，186；Christmas amnesty of 1933，87-92；Dirlewanger Formation and，484-85；early camps，67，68，76-78，87-92；end of war，572-76；of Jews，184-86，232，483，572-76；of 1934，87-92；of 1937，132；of 1944，483-85；of “November Jews，” 184-86；postwar timing of，601-602

relief effort，postwar，598-602

religious prisoners，90，126-27，130-31，192，201，393，431，504-506，526，535，564

Renouard，Jean-Pierre，475，489

report leader，112，115，120，127，552

resistance，456，491-92，498-99；Allied spies，528-29；escapes，532-37，569-70；of 1944，456，491-92；of 1945，568-70，572；occupied Europe，456，491-92，568-69；Polish，456，492，528-41；prisoner，498-99，527-41；secret messages，529-30；SS，572；underground，528-30，568-69；uprisings，537-41

Revolution of 1918，impact on Nazism，28，40-41，198-99，205-206，415，579

reward system，in camps，411-14

Riese，450-51，474，478

Riga，326，327-38，329，332，347，349，354，356，362，368，551

RKPA（Reich Criminal Police Office），144，145，147

Rödl，Arthur，205，220，401，591

Röhm，Ernst，53，59，60，79-83，156；homosexuality of，82，127；murder of，79-83，85，87，89，91，155，185

roll call，4，42，62，99，119-20，121，123，124，130，132，150，298，324，347，424，472，473，510，515，518，531，535，600

Rolnikaite，Mascha，356

Roma，see Gypsies

Romania，362，447

Rome，304

room elder，123，498

Rose，Gerhard，441

Rosenberg，Eliasz，323

Rosenberg，Nicholas，413

Rosenthal，Rolf，257

Rosenwasser，Irena，512

Rost，Nico，511，563

Rotschild，Inge，551，557

Rousset，David，510，514，519，605

Rózsa，Ágnes，447，461，478，498，505，576，592

RSHA（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199，205，213，218，259，260，283，284，298，300，304-305，308，316，322，334，386，397，415，421，569，578

rumors，64，68，588；atrocity，76-78，172，175，229-30，482，579-80，615，655n80；of early camps，64-78；of “euthanasia” program，250-58；of mass extermination in Auschwitz，308；of 1934-39，152-53

Russian prisoners；see Soviet prisoners

SA，28，30-31，48-49，53，62，74，76，156，222；brownshirts，30，36，37，40，69；demise of，79-83，85；early camps，23-78；homes，37；Murder Storm，42；1934-39 camps，79-83，89；political soldier prototype，101-102；pubs，36，37，38；Röhm purge，79-83，89；terror of 1933，26-45

Saarland，70

Sachsenburg，85，93，98，155；SS takeover，85

Sachsenhausen，20，97-101，103，112，113，117，126-29，139，145，146，155，162，164，169，189，191，196，206，214，261，278，332-35，340，368，383，401，402，407，408，415，419，456，468，483，484，533，591，608，626，656n119，657n122，660n196，669n51，764n134；barracks，99，100，150，198，210-13，230-32，263，287，334；brick works，166-68，182，208-209，215，232；brothel，413；conditions，97-100，105-108，126-29，146-51，198，200，210-25，230-38，262-65，281-88，332-35，424；counterfeiting commando，334-35；crematorium，264，265，270；deaths，114，146，151，160，171，184，216-25，230-32，262-65，281-88，333；“death squad，” 222-25，270；“euthanasia” program，240-48，255；executions，216-25，262-65，270-74，281-88；expansion，139-40；forced labor，159，160，232；human experiments，429，435-36；infirmary，169，170；Jews，173，174，180，181，182，185，230-33，236，263，265，332-35；Kapos，124，264；May 1942 massacre，333；memorial，620；neck-shooting mechanism，264，265，269，271，272，273；of 1942-43，332-35，424；of 1945，542-44，557，563，571，577，580，581，584，585，591；opening of，97-98；Poles in，230-33，235，236；prisoner relations，508，510，516，523，525；prototype，97-99；resistance，530，531，536；satellite camps，203-204，557，563，571，620；social outsiders in，147-51；Soviet POW executions in，262-65，270-74，281-88；torture，105-108，115，127-28，200，215-25，230-32

“Sachsenhausen Song，” 97，157

Saint-Clair，Simone，422

St.Lambrecht，771n292

Salzgitter-Watenstedt，488

Sandbostel，581

satellite camps，5，22，203-204，207，289，326，330，464-79，532，618，684n93，743nn91-92，744n152；Allied bombing of，576，585-86，592；arms production，405-10，444-48，465，471-74，477，478，486，487，488；Buchenwald，444-47，466，466，467，471，478，489，490；eastern European camps，325-30，365-69；encounters with civilian workers，485-88，489；evacuation of，542-94；gender in，476-79；Jews in，329，447，457-58，464，470，473-79，548-51；Kapos，513，521；liberation of，592；in 1944，444-51，464-96；of 1945，542-94；postwar obscurity of，618；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471-74；public opinion and，479-96；racial hierarchies，474-76；SS Building Brigades，408-409，447，480，491；staff，467-72；underground，444-47，448-52，472-74；see also specific camps

Sauckel，Fritz，393，409，448

Sauerbruch，Professor，430

Saxony，36，43，60，72，242

scabies，212，244

Schäfer，Werner，40，72，74，75，89

Schelvis，Jules，602

Schilling，Claus，433，440，461

Schillinger，Josef，537

Schindler，Oskar，486，748n214

Schitli，Wilhelm，401

Schlaf，Gustav，385

Schlier，446

Schlinger，Lajos，606

Schloss，Louis，56-57

Schmalzl，Centa，587，590

Schmelt，Albrecht，307，311，330

Schmelt camps，456

Schmid，Dr.，82

Schneider，Paul，129-30

scholarship，13-21；on KL system，13-14，17-18，639n79

Schott，Bully，233，333，334，345，533

Schubert，Wilhelm，222-24，231，270，401，608，617

Schumann，Horst，438，777n122

Schur，Grigori，549

Schwarz，Wilhelm，167

Schwarzhuber，Johann，354，463，570

Schwerin，591

SD，81

second-time-rounders，125

secrecy，99-100，261，274，321，481；importance of，in KL system，99-100，153，481-82；T-4 program，250

Seger，Elisabeth，77

Seger，Gerhart，38，65，68，70-71，77

Segev，Tom，616

selections，246-48，253-55；Auschwitz-Birkenau，302，309-11，316，338，343，346-49，366-67，371，454，459-61，481，710n88；children，357-60，551，570；“euthanasia” program，246-48，253-55；by Kapos，514，525-27；of 1945，549-52，563，568-72，576-94；restrictions on，347，423-24；sexual abuse during，366

sex：brothels，361，373，411-14，476；Camp SS guards，364-65，721n155；homosexuals，127-28，199，484，503，520，665n309，733n129；human experiments，431-32；Kapos，515，520；prisoner，355，411-14，536-37，721n155；prisonerguard，366，721n155；“race defilers，” 44，172，232-33，252，255，416，459，676nn233-34；rape，39，134，366；for survival，355；torture，39

shale extraction，328，329，451

ships，German，76，547，550，551，584，586，587，769n231

shooting ranges，266-67，271，272

shrunken heads，425

Siemens & Halske，405，406，413

Siemens-Schuckert works，447，478

Silesian Jews，300-303，707n44

Simoni，Walter，591

Sinti，see Gypsies

Sippenhaft，77

sirens，119

skeleton collections，439，442

skull-and-bones badge，101，103

slaps，113-14，478

slave labor，6，15，22，122，139，410-27，463，740n22；in brothels，411-14，476；camp growth and，414-18；civilian workers and，485-88，489；foreign，416-21；hunt for，418-21；in 1942-43 camps，410-27；in 1944 camps，448-57；in 1945 camps，579；public awareness of，480-83；reducing death rates，421-27；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terminology，410-11；underground，444-47，448-52，472-74；see also forced labor

sleeping quarters，see barracks

slogans，SS，100，114；“path to freedom，” 100-101；“To Each His Own，” 657n137；“Work Makes Free，” 100，624

Slovakia，362，494

Slovakian Jews，293，296，297，299，304，305，319-20，351，457，494-96，526

Sobibor，256，291-94，306，307，321，322-25，330，379，538，540，602，759n279；conditions，324

soccer，351，372，511，512

social outsiders，139-57，164-66，188，199，416，419，484，503，618，668n24，669n44；early attacks on，140-43；extralegal detention of，141-43；Jews，177-78；1937-38 raids against，144-51；propaganda on，151-55；in quarry camps and brick works，164-68，178，237；survivors，618；see also “asocials”；criminals；Gypsies；homosexuals；“professional” criminals

Sofsky，Wolfgang，16，158

Soldmann，Fritz，455

Solmitz，Fritz，35-36

Sommer，Martin，221，727n290

“Song of the Moorland Soldiers，” 50，122

Sonnenburg，42-45，47，65，66，68，70；closure of，87

Sonnenstein，242，252，254

Sorge，Gustav，222-24，232，233，368，369，608，617

Soski，548，550

South African War，6-7；concentration camps，6-7

Soviet Jews，252，259，260，265，283

Soviet POWs，20，242，258-88，298，300，319，333，345，362，366，385，413，418，475，480，482，507-509，531，533，539，560，603，626，700n180，701n180，704n259，705n278，752n72；Action “Bullet，” 569-70；in Auschwitz，267-70，280-84；in Dachau，265-67；as forced labor，276-88；mass death of in KL，283-86；mass extermination of，258-88，560；in Sachsenhausen，262-65，270-74，281-88；survivors，287；transports，261，263，267，280-81；see also commissars，Soviet

Soviet prisoners，375，414，417-18，475，507-509，530-31，544，558，582，584，601，603，635n10，752n72；see also commissars，Soviet；Soviet POWs；Ukrainian prisoners

Soviet Union，8-9，12，22，258-59，274-75，412，417，495，507，608，621；advance of Red Army，454，455，456，538，543-48，554-58，560，571；disinterest in “Final Solution，” 495；General Plan East，275-77；German invasion of，258-59，271，274-75，286，290，292，293；Gulag，8-9，146，168，188，226-27，485，603，605，664n278；Hitler-Stalin pact，226，237，327；liberation of camps，545，553，558，577，592；postwar，603；press，10，25

Soviet youths，as forced labor，417-18

Soyfer，Jura，170-71

Spain，8；camp system，8；Civil War，8，132，200，237，297；“Red Spaniards，” 200，239

Spandau，34，37，45，66

SPD（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27，28，29，35，40，42-43，51，64，69，90，199，221，503；conflicts with Communists，130

Special Inspectorates，SS，465

Special Squad，312-15，317-18，323，350-53，377，381，460，482，529-30，569，606，607；uprising，537-41

Speer，Albert，162，166，206-209，360，458，467；as armaments minister，393，400，404-10，445，448-51，453；building plans，206-209；Hitler and，162，206，393，406-407；rise，406；trial of，609

spies，Allied，528-29，568-69

“sport，” 63，106，298，462

SS，3-22，28，53；anti-Semitic policy，171-89，200，220，229-39，254-55，274-75，370，436-39，474-76，585-86；apocalyptic worldview，90-92；arms production，392-94，403-37，444-96；Auschwitz，202-203，236，267-70，280-84，289-318，338-60；black market，380-83，413；Buchenwald，129-30，136-39，178-89，196-98，219-21，230-31，236，248-58；Building Brigades，408-409，447，480，491；building plans，206-209，275-77，403-404；Camp SS，100-18，138，155-57；Commandant Staff，108-12，113，194-98，400-403；comradeship，104，272-73；Dachau，3-5，23-26，39-41，44，52-63，67-68，77-86，98-100，110，113，115-18，156，174-76，197，243-46，258，272；Death’s Head，101，108-18，138，155-57，192-98，401；“decent” punishment and，104-108；denials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610-11；discipline of，102，109，113，115，197-99，362，364，383-89，469，572；diseases caught from prisoners，338，370-71；early camps，23-78，123；economy，159-63，205-209，215，276，289-91，321-22，392-443；end of war，572-94；entertainment，372-75，470；escapes at end of war，591；ethnic Germans in，362-63；“euthanasia” program，240-58；execution policy，216-25；family life in Auschwitz，371-76，383；forced labor，157-71，205-209，213-16，276-88，289-322，325-30，334，343-47，392-443，444-96；foreigners in，361-63；formation of camp system，79-135；gender relations，364-65；General Plan East，275-77；growing status of，53，83-86；Guard Troops，108-12，117，155-57，196-98，361-63；hierarchies，100-118；Himmler’s takeover of，53；Holocaust，289-337；homophobia，127-28；housing，112-13，193-94，373-74，375，390，598；human experiments，427-443，503，525-27，573，605；incriminating evidence destroyed，19，550，581，767n198；industry and，343-47，405-10，448-57，486-87，545，579；infighting，118，361-63，458-59；insignia，62，113，125，163；internal investigation of，383-89；invention of Auschwitz gas chamber，267-70；looting and corruption，376-91，432，726nn278-84；loyalty to Himmler，58；masculine identity of，102，109，113-15，127-28，133，272；military ambitions，155-57；nepotism，380，386；of 1933，23-78；1934-39 camps，79-135，136-89；1939-41 camps，190-239，240-88；1941 transition to mass extermination，240-88；of 1942-43，289-337，338-91，392-443；of 1944，44-96，546-51；of 1945，542-94；“November Jews” and，181-89；prewar racial policy，139-57，171-89；pogrom and，179-89；postwar justice for war crimes，606-14；prisoner resistance to，527-41；professionals，112-15；recruitment and training，40，102，109-11，138，155-57，196-97，361-63，467-70；response to prisoner escapes，25，54，136-37，146，150，235-36，363，382，385，492，512，523，534-36，539，559，569-70；Röhm purge，79-83，89；routines，360-76；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secrecy，99-100，153，250，274，321，481-82；slave labor，410-27，448-57；slogans，100，114；social life of，371-76，383；social outsiders pursued by，139-57，164-66；Soviet POW executions，258-88，560；Special Squad prisoners and，350-53，377，537-41，606，607；state threat to camp system，86-90；suicides，365，591，613；terror of 1933，26-45；underground operations，444-47，448-52，472-74；uniforms，62，94，101，108，113，469，536；utopianism，8-9，141，274-75，276；wartime racial policy，192，200，229-39，252-22，274-76，289-337，370，436-43，456-61，474-76，520；wives and children，371-76，383，488，614-15，618；WVHA absorption of concentration camps，393-410；see also Camp SS；Commandant Staff；Death’s Head SS；Guard Troops；KL system；specific members，groups，offices，camps，and staff；WVHA

Stadelheim，77，79，82，131

Stalin，Joseph，8-9，226，501，507

Stalingrad，420，431

“Stalin Swing，” 9

standing commandos，215-16，221，241

Stangl，Franz，380

Stark，Hans，707n44，708n44

starvation，see hunger

state prisons，19，31-32，33-35，36，38，41，42，53，88-89，122，126，142，157，158，442，484，656n112，736n179；forced labor，62，419；of 1942-43，419；progressive stages system，61；roots of Nazi camps and，60-63

Stauffenberg，Count，491

Steinbrenner，Hans，54，55，59，617，647n183

Steiner twins，359，442

Steinmeyer，Theodor，240-43，245，246，247，249，613

sterilization program，150-51，245，438-39，441，545

Stettin，48，65，89，110，654n58

Steyr-Daimler-Puch AG，449

Stosberg，Hans，360

Strasdenhof，356

Straus，Roger，12

Stumachin Lina，603-604

Stutthof，279-80，287，491，547，548，551，554，577，584，609，761n43；evacuation of，556-57，560；selections，551-52

Subhuman，The（publication），263

submarines，435

Sudetenland，140，156，678n275；German annexation of，140

Suhren，Fritz，401，574，581，584，608

suicide，23，352；of Hitler，274；of Kapos，517；of prisoners，23，26，34，41，51，66，75，79，85，106，167，171，176，184，225，234，359，445；SS，365，591，613；of survivors，605

sulfonamide drugs，434-35，440-41，610

Sundays，120-21，273，351，425，504，511

survivors，10-13，21，292，323，414，541，592-94，596-626，635n10，762n79；Auschwitz，11，12，558，594，606；children，310，527，528，542，545，604，606；Dachau，593-94，595-97；death soon after liberation，598；in DP camps，595-96，602，604，622；gender and，477-78；hierarchies，618；of human experiments，431，442，605；invalid，602；Jews，11，595-626；justice for，606-14；lack of empathy for，598-600；memorials，620-25；memory and，10-16，19-21，292，494-96，545，605-606，614-26；of 1939-41，169，225，228；relief effort，598-602；reparation payments，596，597，616-17；repatriation of，602-606；sex workers，414；Soviet POWs，287；suicide，605；testimonies and memoirs，10-13，16，19-21，209，292，494-96，606

swastika，130

Sweden，573

Swedish Red Cross，572，574，575

Swiss Red Cross，587

Switzerland，25，70，493，573，575

Synthos，621

Szalet，Leon，231，232，237

Szymczak，Ludwig，517，754n136

Taffel，Menachem，439

Tarnów，202，318

Tas，Louis，567

tattoos，Auschwitz，284，463，704n262

Tauzin，Jean-Henry，472

T-Building，103，394-99，534，583

television，12，617；Holocaust depictions，12

testimonies and memoirs，10-13，16，19-21，85，209，292，494-96，606；fake，used as propaganda，74；secret notes and diaries，11，16，20，352-53，355，482-84，492；Vrba-Wetzler，494-96

Teutonic Knights，279

Texled，227-28

T-4 program，240-58，294，693n29，694n38；Action 14f13，250-58，696n92，736n183；demise of，255-58；gas chambers，243-58，267，268；selections，246-48，253-55；shift to Holocaust，256-58

Theresienstadt，304，307，343，358-59，420，457，511，540，576，639n76

Thälmann，Ernst，31

Thielbek，584，587

Thiemann，Helmut，503，526

Thierack，Otto-Georg，419，427，481

Thilo，Heinz，338，339

Third Reich，3-22；annexation of Austria and Sudetenland，139-40；anti-Semitic policy，171-89，200，220，229-39，254-55，274-75，370，436-39，474-76，585-86；building mania in，162-68，206-9，275-77，403-404；demise of，7，22，571-72；development of “Final Solution，” 291-302；early camps，23-78，123；end of war，572-94；forced labor，157-71，205-209，213-16，276-88，289-322，325-30，343-47，392-443，444-96；foreign opinion on，70-73，140，153-55，358-59，491-96，580；formation of camp system，79-135；Hitler’s appointment as chancellor，24，26，27，28；Hitler myth and，82-83；Holocaust，289-337；internal tug-of-war，86-90；Kristallnacht，179-81；leaders’elation over early war victories，224；of 1933，23-78；1934-39 camps，79-135，136-89；1939-41 camps，190-239，240-88；1941 transition to mass extermination，240-88；1942-43 camps，289-337，338-91，392-443；1944 camps，444-96，546-51；1945 camps，542-94；prewar racial policy，139-57，171-89；Röhm purge，79-83，89；roots of Nazi camps，60-63；terror of 1933，26-45；wartime racial policy，192，200，229-39，252-55，274-76，289-337，370，436-43，456-61，474-76，520；see also Germany；specific leaders，groups，and offices

thirst，182，231，308，320，348，382，444，550

Thomas，Georg，517，754n136

Thuringia，45，97，98

Time magazine，572

Topf & Sons，225，316

torture，9，15，26，38，659nn184-85；atrocity rumors，76-78，172，229-30，579-80；Auschwitz，9，281，298，346；“bathing actions，” 257；Buchenwald，105-106，138，178，183，221，230-31，247，425；bureaucracy of，106-107；Camp SS，105-108，138；children，356-57；Dachau，23-26，39，44，51-63，65，66，68，77-83，105-107，116，175，233，238；“decent” punishment，104-108；of defiant prisoners，530，531，534-36；early camps，23-26，35-45，48-63，65，66，71，72，74-78；Emsland，48-52；evidence destroyed，581；by female guards，365；flogging，39，54，55，105-107，114-15，133，221，223，227，346，366，648n198；hanging from a post，106，127，133，424；human experiments，427-43，525-27，605；of Jews，41-45，174，177，181，220，229-39，436-39；Kapos and，517，518，522-27；methods and instruments，39，105-108；nighttime raid，114；in 1934-39 camps，79-86，98，105-108，111，113-15，127-28，130，136，138，160，174，181；in 1939-41 camps，200，213-25，229-39，240-88；in 1942-43 camps，298，365-71，386，424-25；in 1944 camps，460-61，462，473；religious ceremonies and，504-505；Sachsenhausen，105-108，115，127-28，200，215-25，230-32；slaps，113-14，478；“sport，” 63，106，462；“Stalin Swing，” 9；standing commandos，215-16，221，241；women and，39，133，227，290，317，478-79；see also specific methods

totalitarianism，8，9，64，135；Arendt on，9 tourism，65，153，206

trade unions，destruction of，29

transports，180-81，288；to Auschwitz，280-81，297-308，316，332，333，340，343，377，420-21，424，442，447，454，456-61，540，553，707n44，708n44；escapes，588-89，767n195；evacuation，546-94；final，576-94；of Jews，180-81，234，290，291，296，297-308，316，332，333，340，343，377，415，420-21，442，447，454，456-61，540，553，576-94，707n44；of 1942-43，290-308，316，332，333，340，343，377，415，420-21，424，442；of 1944，447，454，456-61，466-67，470，546-51；of 1945，542-94；satellite camp，466-67，470；Soviet POWs，261，263，267，280-81；see also specific camps

Traunstein，591

Trawniki，323，367

Treaty of Versailles，26

Treblinka，15，256，291-94，307，322-25，330，379，380，538，540，759n279；conditions，323-25；gas chambers，325

trials，10，12，21，217；Allied war crimes trials，607-14；Bargatzky，137，138-39；denials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610-11；of 1950s-70s，616-18；Nuremberg，397，431，606，609-12；postwar，10，12，21，397，606-14，616，775n70，775nn86-87，776nn90-98，777nn122-24；prewar for KL crimes，89-90，105，107-108

triangles，colored，119，125-27，129，144-49，214，254，483，521-25，623，770n246

Tröbitz，599

tuberculosis，212，246，257，423，435，443，570，619

Tucholsky，Kurt，70

Tuppy，Karl，223

Turgel，Norman，581

twins，359；experiments on，359，437，442，443

typhoid fever，170-71，339

typhus，212，264，271，282，283，299，339，462，511，528-29，552，567-68，581，594，598，600，738n241；experiments，435，441，613

Uckermark，568

Ukraine，363，414，417，453，604

Ukrainian guards，330，363，373

Ukrainian prisoners，266，414，417，453，490，507-509，603，604，635n10，752n72；see also Soviet POWs；Soviet prisoners

underground camps，444-47，448-52，472-74；tunnel system，445-47，448-52，472

unemployment，40，144，158，222，516；“work-shy，” 147-51

uniforms，62，94，108，113，274；colored triangle system，119，125-27，129，144-49，214，254，483，512-25，623，770n246；Death’s Head SS，101，108；of Kapos，514；mass production of，227-28；numbers，119，284，509；of prisoners，119，120，125，133，166，210，298，313，509，665n262；of SS，62，94，101，108，113，469，536；striped，119，313，480；of women，133，134，227

United Nations，608，760n17

United States，3，10，12，528，621；bombing raids on Germany，495，586，587；Jewish emigration to，596-97，604-605；liberation of camps，565，577，579，581，592-94，607，608；press，71，493，494，572，593；relief effort after liberation，598-602；views on KL system，10，71，492-96；World War Ⅱ，290，386，495，544，586

Upper Silesia，190，202，300，301，330，456

urine，307，444，530，564；drinking，39，231

Vaisman，Sima，349

Vaivara，328，332，357，365，370；evacuation of，547-48，549-50

Valentin，446

van Dam，Richard，372

van Dijk，Albert，445

Varta，408

Verschuer，Otmar Freiherr von，436，437，440

Vetter，Hellmuth，440-41

victim swaps，503，536，757n216

Vidui，318

Vienna，139，165，166，177，255，388，427

Vierke，Wilhelm，468

Volf，Jiri，200

Völkischer Beobachter，29，60，64，79，93，102，138，142，230

Volkswagen，404，407，409

Voluntary Labor Service，62

VoMi（Ethnic German Liaison Office），378-79

von Epp，Governor，57，91，141

von Kahr，Gustav Ritter，81

von Krosigk，Count Schwerin，187

vouchers，412-13

Vrba，Rudolf，322，494-96，509

V2 rockets，445，446，453-54，471，488，530

Wäckerle，Hilmar，54，56-59，105

Waffen SS，196，362，373，379，395，396，405，430，435，441

Wagner，Adolf，36，91

Wagner，Jens-Christian，474

Wajcblum，Estusia，539

Wannsee conference（1942），295

Warsaw，219，231，321，327，550，713n168；camp，326，327，330，381，547；ghetto，235，307，327，714n168；Uprising of 1944，456，485，550

Wasserman，Chaykele，343

Wassiljew，Nikolaj，280-83，287

Wassing，Siegmund，427-28

watches，379，519

water，182，188，360；“bathing actions，” 257；high-pressure hoses，133；human experiments，431-32，440，606；shortages，182，188，308，320，382，444，462，550；see also thirst

Wedding，36

Wehrmacht，see German army

Weimar Republic，40，42，61，62，110，130，152；demise of，27；post-World War Ⅰ，26-27

Weiseborn，Jakob，117，118，663n260

Weiss，Martin，195，401，403，583，608，610，731n65

Weissler，Friedrich，107-108，173，660n196

Weiss-Rüthel，Arnold，215

Weiter，Eduard，583，591

Weltbühne，70

Wessel，Horst，59

Westerbork，305

Wetzler，Alfred，494-96

whippings，see flogging

Wiener，Graben，163，165

Wiesel，Elie，355，495，500，502，505，564

Wiesel，Shlomo，564

Wiesenthal，Simon，605

Wilhelm Gustloff company，405，412

Wilmersdorf，37

Wilna，329，358，549

Windeck，Jupp，346，515，516

Winter，Walter，19，462

winter conditions，167，212，244，286，473，543，550，554

Wirth，Christian，294

Wirths，Eduard，339，348，367，374，436，438，553

Wisner，Heinz，349

Wittig，Alfred，536

Wöbbelin，581，614

Woffleben，566

Wolfgangsee，483，385

Wolfsberg，474

Wolfsburg，404

Wolfsburg-Laagberg，470

Wolken，Otto，527，558

Wollheim，Norbert，616

women，16，47，131-35，226-29，353-55，396，666n327，698n130，718n68，722n179，764n122；in Auschwitz-Birkenau，297，299，301，307-18，338-40，353-55，438，459-61；body search，229，366；camps for，98，131-35，201，226-29，297，353，455，476-79，551，568；Communist，31，131-32，226；deaths，133，228，251，257，353-55；desexualization of，354；in early camps，47，134；in “euthanasia” program，251-52；evacuations，551-94；execution of，228；extermination policy and，251-52；forced labor，132，133，227-28，447-48；as forced sex workers，411-14，476；guards，18，134，220，228，297，339，364-65，468-69，477，614-15；Jewish，172，176，181，220，229，255，297，299，307-18，338-40，353-55，364，438，455，459-61，477-79，506；Kapos，131-32，516-17，519，520；menstruation，355；in 1939-41 camps，226-29，251-55；in 1942-43 camps，289-90，297，301，307-19，338-40，353-55，372，411-14，431-34，438；in 1944 camps，455，459-61，476-79，551；in 1945 camps，565-66；Polish，201，229；pregnant，353-54，459；prisoners，31，39，47，98，131-35，143，148，169，181，201，220，226-29，251-55，289-90，297，299，307-19，338-40，353-55，372，411-14，431-34，438，455，459-61，476-79，500-502，532，536-40；prison relations，500-502，536-37；prostitutes，142，143，199，255，361，373，411-14，487；“race defilers，” 44，172，232-33，252，255，416，459，676nn233-34；rape，39，82，134，366，598；in Röhm purge，82；in satellite camps，476-79，551，568；SS wives，371-76，383，488，614-15，618；sterilization of，150-51，245，438-39；survival rates，353，477-78；torture of，39，133，227，290，317，478-79；uniforms，133，134，227

wooden clogs，298，320，345

workhouses，33-35，38，62，131，157

“Work Makes Free” slogan，100，624

“work-shy，” 141，143，144-45，147-51，165，167，177，187，188，199，211-12，255，416，419，462，669n56；see also “asocials”

World Jewish Congress，573，576，580

World War Ⅰ，8，26-27，28，40，53，61，71，102，115，161，169，193，202，222，429；chemical warfare，429，435；German defeat and aftermath，8，26-27，28，109-10，117，198，579；impact of German defeat on Nazism，28，41，53，198-99，205-206，415，579；myth of German fraternity in，102；POW camps，8，49；propaganda，71；veterans，50，62，63，109-11，115-18，196-97，247

World War Ⅱ，4，5，6，22；advance of Red Army，454-56，538，543-48，554-58，560，571；Allied bombing，408，445，448，451；beginning of，190-91；D-day，546；German defeat，544，572-96；of 1939-41，190-239，240-88；Operation Barbarossa，258-59，271，274-75，286，290，292；turns against Germany，362，415，418，420，428，453，544，554

Wotzdorf，76-77

Wunderlich，Rudolf，223，274

Wuppertal，65，68

Württemberg，30，71，451

Würzburg，58，150

WVHA（SS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Main Office），290-91，303-305，311，314，316，322-35，344，346，347，361，364，376，392-410，420，449，524，578，714n173，739n264；absorption of concentration camps into，393-410；collapse of，583-84，590；inner workings of，394-97；of 1944，451-55，546-51；of 1945，554-61；Office Group D，394-99，409，583，584，590；Pohl and，393-410；postwar trials，610，611-12；reducing death rates，421-27；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theft and corruption，376-91

yellow star of David，172，253，336，379，456

Yeo-Thomas，Edward，528-29

Yiddish，505

youth，109；Guard Troops，109-12；Hitler Youth，109，160，223，589；Nazi obsession with，109；Soviet forced labor，417-18

Zablocie，486

Zacharski，Adam，268

zebra uniform，119，313，480

Zehlendorf，37

Zeidler，Paul，107-108

Zeiler，Robert，620

Zelikovitz，Magda，356

Ziereis，Franz，236，265，269，401，403，571-72，576

Zilina，305，494

Zill，Egon，266，401，403，731n65

Zimetbaum，Mala，536-37

Zionists，183，502，604

Zugspitze，103

Zweig，Stefan Jerzy，528，757n216

Zyklon B，267-70，288，302，312，321，325，552，626，711n114，775n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粹集中营史：全二册/（德）尼古劳斯·瓦克斯曼（Nikolaus Wachsmann）著；柴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4

书名原文：KL：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ISBN 978-7-5201-7120-5

Ⅰ.①纳… Ⅱ.①尼…②柴… Ⅲ.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营-史料-研究 Ⅳ.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60691号

地图审图号：GS（2020）6785号（书中地图系原文插图）

纳粹集中营史（全二册）

著者/〔德〕尼古劳斯·瓦克斯曼（Nikolaus Wachsmann）

译者/柴茁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骋 成琳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432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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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38.75 插页：1 字数：888千字

版次/2021年4月第1版 202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7120-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3940号

定价/212.00元（全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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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zi Hunters

Copyright © Andrew Nagorski 201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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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军士长约翰·伍兹（中）本应于1946年10月16日在纽伦堡为11位纳粹高官执行绞刑。赫尔曼·戈林（第一排左起第一）通过自杀的方式逃脱了绞刑。另外10人分别是：汉斯·法郎克、威廉·弗利克和朱利叶斯·斯特雷切（第一排，戈林之后从左至右），弗里茨·绍克尔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第二排从左至右），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和阿图尔·赛斯-英夸特（第三排从左至右），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威廉·凯特尔（第四排从左至右）。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伍兹是否故意搞砸了一两次绞刑？

没有其他纳粹猎人的名气比得上西蒙·维森塔尔，或者说像他一样引发了如此之多的争议（偶尔还有愤怒）。但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发挥了重要作用，给逃脱制裁的希特勒爪牙造成了持续性压力。

与维森塔尔一样，托维阿·弗里德曼也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后来到达奥地利，从那里追踪战犯。弗里德曼和维森塔尔偶尔会展开合作，但在弗里德曼迁居以色列后，两人就基本上分道扬镳了。

威廉·登森是达豪集中营看守审判中的美军首席检察官。他创下了一项非凡的成绩：他负责的177个案件中的被告都得到了有罪判决。但他的成功率也导致有人指责说部分审判太过草率。

被称作“布痕瓦尔德婊子”的伊尔斯·科赫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指挥官的遗孀，因喜欢调戏犯人而臭名昭著。登森传唤证人出庭，提供了骇人听闻的证词，包括她用受害者的皮肤制作灯罩的传言。

本亚明·费伦茨在年仅27岁时就作为首席检察官参加了美联社所说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谋杀案审判”，即纽伦堡的针对在东部战线实施大规模屠杀的22位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指挥官的审判。

受过高等教育的奥托·奥伦多夫是最臭名昭著的特别行动队D分队的指挥官。特尔福德·泰勒将军称他和其他一些被告为“这个大规模屠杀计划中的刽子手”。奥伦多夫于1951年被处以绞刑。

奥斯维辛最后一任指挥官理查德·贝尔（左起第一）、约瑟夫·门格勒（左起第二）和鲁道夫·霍斯（前排中右）1944年7月在一个休养所里，霍斯在不久前被调任为集中营督察员。

波兰侦讯法官扬·泽恩审问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任职时间最长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并说服他在1947年被处以绞刑前写下回忆录。这份回忆录体现了霍斯对“改进”集中营死亡机器的自豪，让人得以一窥大屠杀刽子手令人不寒而栗的想法。后来，该回忆录被纳入了纳粹猎人的必读书目。

在收到线报称艾希曼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摩萨德局长伊塞尔·哈雷尔启动调查并最终抓捕了艾希曼。他派一队特工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用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震惊了阿根廷和全世界。

1984年的拉菲·埃坦在以色列的一个射击场。他指挥了1960年5月11日绑架艾希曼的行动。他强调说，以色列从那时起才开始把追捕纳粹当作头等要务。

摄于1961年12月15日，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坐在专门为耶路撒冷的审判而建造的防弹玻璃隔间里，听法庭宣判他死刑。在以色列特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绑架艾希曼并用专机将其偷渡至以色列后，他的案件引发了有关犹太人大屠杀和“平庸之恶”的新辩论。

艾希曼在以色列监狱的院子里踱步。

作为来自世俗犹太家庭的社会民主党人，法官兼检察官弗里茨·鲍尔在纳粹统治德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流亡国外。他在二战后返回西德，在抓捕艾希曼的过程中悄悄地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在20世纪60年代组织了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迫使许多德国人去直视他们的过去。

在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的被告人中，党卫军上士威廉·博格显得格外突出，因为他特别喜欢用虐待的方式审讯犯人。关于他复杂的酷刑装置的描述引出了既引人注目又令人作呕的证词。

到20世纪70年代，畅销小说和卖座电影讲述了一些引人入胜但极具误导性的纳粹猎人故事。在《来自巴西的男孩》中，格里高利·派克饰演的约瑟夫·门格勒被类似于西蒙·维森塔尔的人追捕（上图）。《马拉松人》中的邪恶纳粹分子是由劳伦斯·奥利弗扮演的逃亡在外的集中营牙医，曾受他折磨的贝贝·莱维由达斯汀·霍夫曼饰演，这个美国年轻人一直在追捕他（下图）。

1941年5月，图中这群身处法国的外籍犹太人被逮捕，然后从巴黎奥斯特里茨车站被送往集中营。不久后，法国犹太人也被德国占领军和他们的法国同伙逮捕，数千人被送往死亡集中营。

在1979年的波恩新闻发布会上，纳粹猎人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与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出示了证据，证明前党卫军军官库尔特·利施卡在遣送法国犹太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塞尔日的父亲死于奥斯维辛，这让这对法德跨国夫妇有充足的动力来追诉此类案件。

克拉斯菲尔德夫妇最著名的战果之一是在玻利维亚追踪到了曾任巴黎盖世太保负责人的“里昂屠夫”克劳斯·巴比。巴比于1987年在里昂法庭受审，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法国小村伊齐厄的儿童之家曾是犹太难民的避难所，直到1944年4月6日巴比指挥盖世太保逮捕了那里的44个儿童和7个监护人。除了一个监护人外，其他所有人都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作为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任职时间最长的主任，埃利·罗森鲍姆致力于为美国政府鉴别境内纳粹战犯并剥夺其公民身份。

在早期的一个案子中，罗森鲍姆盯上了二战后被带至美国的德国火箭科学家之一阿图尔·鲁道夫。鲁道夫研发了“土星5号”火箭，将首批宇航员送上了月球，不过他在战争期间曾让成千上万集中营囚犯在制造V-2火箭的过程中累死。鲁道夫的战时身份证明上有英国人战后盖的一个章。

联合国前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在1986年为竞选奥地利总统而造势。时任世界犹太人大会法律顾问的埃利·罗森鲍姆指出，有新证据显示瓦尔德海姆隐瞒了他在巴尔干半岛的服役记录，当时他隶属于一位将军的司令部，该将军后来作为战犯被处决。

从来不害怕当面对质的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在瓦尔德海姆胜选前和胜选后领导了针对他的抗议活动。纳粹猎人在面对该运动时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他们因此陷入了内部分裂，西蒙·维森塔尔指责称世界犹太人大会应当为奥地利后来出现的反犹浪潮负责。

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军医生约瑟夫·门格勒被称作“死亡天使”，他设法逃到了南美洲，躲过了以色列人和其他纳粹猎人的追捕。1979年，他在巴西一处海滩附近游泳时溺水身亡，但对他的搜索一直到1985年他的遗体被发现时才宣告终止。

与门格勒一样，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死亡医生”阿里伯特·海姆也成功躲过了追捕者。在1992年他死于开罗之后很久，仍然有许多关于他的无端猜测，还有人声称看到过他。

直到1994年，埃里希·普里克都在阿根廷过着舒适的生活，尽管1944年他曾在罗马附近参与处决包括75个犹太人在内的335个成年和未成年男子。不过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萨姆·唐纳森带摄像机与他进行对质后，阿根廷将他引渡至意大利。普里克被判处终身监禁，但由于年事已高，他一直处于软禁状态。

耶路撒冷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以色列办事处主任埃弗拉伊姆·苏罗夫发起了名为“最后机会行动”的运动，旨在追捕年事已高的纳粹罪犯。照片中的他正在展示一张他张贴在德国城市的海报，上面写着“晚了，但还不算太晚”（摄于2013年）。

没有哪个案子的漫长和曲折程度比得上克利夫兰的退休汽修工人约翰·德米扬鲁克的案子。德米扬鲁克竭尽所能地在法庭上展现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他最初被误认为臭名昭著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看守“恐怖伊万”，于2009年被引渡至德国。最后，他因曾任另一个死亡集中营的看守而罪名成立，于2012年去世。

本书获誉

［它］提醒我们，在过去七十余年里，对纳粹的审判从来不是理所当然之事。

——《时代周刊》（Time）

描写生动、可读性强……纳戈尔斯基先生的这部优秀作品是一本信息量巨大且引人入胜的好书。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史诗般的叙述……这本书对主要人物做了复杂而又不失鲜明的刻画。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一本记录战后伸张正义过程的激动人心的非虚构作品……内容详细，极具戏剧性，有时还扣人心弦。

——“沙龙”网站（Salon）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创作了一部重要的作品——一本描写细致、揭露二战黑暗篇章的著作。

——艾伦·弗斯特（Alan Furst），著有《华沙间谍》（Spies of Warsaw）与《影子王国》（Kingdom of Shadows）

这个世界辜负了受害者，不仅是在大屠杀期间，而且在战争结束后，因为凶手们被允许继续正常度日。一些意志坚定的纳粹猎人试图伸张正义。这是他们的故事。所有人都应读一读。

——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著有《亚伯拉罕：世界上第一位（但肯定不是最后的）犹太裔律师》［Abraham：The World’s First（But Certainly Not Last）Jewish Lawyer］

这是一场二战后的把大屠杀凶手绳之以法的战争。安德鲁·纳戈尔斯基讲述了一些人对杀人凶手的顽强搜索，以及另一些人为了掩埋这段肮脏的历史而进行的妥协。《纳粹猎人》研究细致、文笔出色、引人入胜——虽然让人不安，但它的确引人入胜。

——道格拉斯·沃勒（Douglas Waller），著有《门徒》（Disciples）与《狂野的比尔·多诺万》（Wild Bill Donovan）

在历史的窗口渐渐关闭前，作者抽丝剥茧，呈现了一场跨时长达数十年的大戏，用激动人心、引人入胜的方式叙述了对臭名昭著的纳粹逃犯的追捕……《纳粹猎人》不仅是一本兼具研究性与情报性、让人恨不得一口气读完的著作，还讲述了以伸张正义而非复仇为追求的史诗级全球行动。

——美国外交学会特邀高级研究员戈登·戈德斯坦（Gordon M. Goldstein），著有《麦乔治·邦迪与越战的诞生》（Lessons in Disaster：McGeorge Bundy and the Path to War in Vietnam）

这段历史读起来像是一个冒险故事。

——《佛罗里达时代联合报》（The Florida Times-Union）

最后几位前纳粹分子正陆续死去，那些一生都在追捕他们的人也是如此。纳戈尔斯基不偏不倚地讲述了追捕者的故事，揭秘了这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物背后引人入迷的故事，并在更宏大的视角下考察了他们的努力。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本书］全面讲述了一群固执、顽强的男男女女的故事，他们的英雄壮举让数百万被杀害的灵魂获得了一丝正义。

——《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

［纳戈尔斯基］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让我们得以一瞥那些在聚光灯熄灭后继续追捕战争罪犯之人的人生。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纳粹猎人》的出版正值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即现存记忆与历史文献相交会的时刻……［纳戈尔斯基］的讲述十分可观与平衡……即使在过去几十年里你一直在关注这个故事，他的讲述也将让你不忍释卷。

——《达拉斯晨报》（The Dallas Morning News）

- 主要人物介绍

- 导言

- 第一章 刽子手的手艺

- 第二章 “以眼还眼”

- 第三章 共有计划

- 第四章 企鹅规则

- 第五章 兄弟的守护者

- 第六章 轻轻放下

- 第七章 “志同道合的傻瓜”

- 第八章 “先生，请等一下”

- 第九章 “冷酷无情”

- 第十章 “小人物”

- 第十一章 一记难忘的耳光

- 第十二章 “模范公民”

- 第十三章 往返拉巴斯

- 第十四章 战时谎言

- 第十五章 追逐幽灵

- 第十六章 不忘初心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图片来源

- 索引

主要人物介绍

追捕者

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1903—1968）：作为一名来自世俗犹太家庭的德国法官和检察官，鲍尔在纳粹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丹麦和瑞典流亡。他在战后（即二战后）返回德国，为以色列人提供了关键信息，导致阿道夫·艾希曼被捕。在20世纪60年代，他精心安排了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

威廉·登森（William Denson，1913—1998）：他是战后达豪审判中的美国军方首席检察官，本次审判的对象是达豪（Dachau）、毛特豪森（Mauthausen）、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弗洛森比格（Flossenbürg）集中营的管理人员。他起诉了177人，并成功地让所有人获得了有罪判决。最终有97人被绞死。但是他处理部分案件的方式存在一些争议。

拉菲·埃坦（Rafi Eitan，1926— ）：埃坦是摩萨德特工，于1960年5月11日指挥小分队在阿道夫·艾希曼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所附近绑架了他。

本亚明·费伦茨（Benjamin Ferencz，1920— ）：27岁时，费伦茨作为首席检察官参与了美联社所谓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谋杀案审判”，即在纽伦堡举行的针对在东部战线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平民“敌人”实施大规模屠杀的党卫军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指挥官的审判，后来屠杀行为被转移到集中营的毒气室中实施。32个被告全部被判有罪，其中13人被判死刑。部分人的刑罚后来得到减轻，只有4人被绞死。

托维阿·弗里德曼（Tuvia Friedman，1922—2011）：波兰裔犹太人弗里德曼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先是在战后波兰共产党执掌的安全部队中任职，寻求报复那些被逮捕的德国人以及被控诉曾帮助前占领军的人。随后，他创立了用来搜集证据的维也纳文献中心，并协助了将党卫军军官和其他犯有战争罪的人定罪的工作。1952年，他关闭了自己的文献中心，将其迁往以色列，并在那里继续寻找艾希曼和其他战犯的踪迹。

伊塞尔·哈雷尔（Isser Harel，1912—2003）：哈雷尔曾任摩萨德局长，成功策划了196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艾希曼的绑架，并通过以色列航空公司（El Al）的特殊航班将其送往以色列，这一系列行动导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遭到审判和处决。

伊丽莎白·霍尔茨曼（Elizabeth Holtzman，1941— ）：当她于1973年成为美国国会议员时，这位来自布鲁克林的民主党人很快就对有关许多战犯正安然无恙地生活在美国的指控展开了调查。作为美国众议院移民事务次级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后来的主席，她在1979年成功推动了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Justice Department’s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OSI）的成立。特别调查办公室领导了寻找在美纳粹战犯、剥夺其公民权并将其驱逐出境的行动。

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Beate Klarsfeld，1939— ）：作为出类拔萃的冒险者，她是一对专职追捕纳粹的德法跨国夫妇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方。她的父亲曾在魏玛共和国任职，但她在搬到巴黎当“互裨”姑娘[1]并结识后来的丈夫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之前，对第三帝国知之甚少。她最有名的行动是在1968年掌掴曾是纳粹党成员的西德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她与塞尔日一道对犯有在法国沦陷区驱逐犹太人等罪行的党卫军成员进行了追踪和质问。

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Serge Klarsfeld，1935— ）：他出生于一个迁居法国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家庭，有着强烈的个人动机去记录、揭露和追踪那些驱逐并造成法国犹太人死亡的纳粹高层，因为他的父亲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一丝不苟地搜集纳粹分子的犯罪证据，随后将他们的档案公之于众。与他的妻子贝亚特一样，他无惧风险，丝毫不害怕与他们当面对质。

埃利·罗森鲍姆（Eli Rosenbaum，1955— ）：他早先作为实习生进入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工作。1995～2010年他是特别调查办公室主任，这使他成为特别调查办公室任职时间最长的主任。1986年，在担任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法律顾问期间，他领导了反对联合国前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竞选奥地利总统的运动，这导致他与自己一度崇拜的西蒙·维森塔尔发生了激烈冲突。

艾伦·赖恩（Allan Ryan，1945— ）：赖恩是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1980～1983年的主任，领导了这个新部门的早期战斗，鉴别了许多移民美国的纳粹战犯并剥夺了他们的公民身份。

扬·泽恩（Jan Sehn，1909—1965）：作为一名在德裔家庭长大的波兰侦讯法官，他出版了第一份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历史和运作情况的详细记述。他负责对该集中营任职时间最长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进行审讯，并且说服霍斯在1947年被绞死前撰写了回忆录。为帮助德国同行弗里茨·鲍尔，他还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中提供了证词。

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1908—2005）：他出生于加利西亚（Galicia）的一座小城，在经历了毛特豪森集中营以及其他一系列苦难后活了下来，成了最著名的纳粹猎人，同时成立了自己的文献中心。维森塔尔尽管因追踪到多个著名战犯而广受赞誉，但有时也会因他夸大自己的作用和成就——尤其是在追捕艾希曼的过程中的作用和成就——的做法而遭到抨击。在围绕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出现争议期间，他还与世界犹太人大会发生了冲突。

埃弗拉伊姆·苏罗夫（Efraim Zuroff，1948— ）：苏罗夫是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耶路撒冷办事处的创办人和主任。他出生于布鲁克林，但在1970年移居以色列。他经常被称作最后的纳粹猎人。他发起了一些受到大肆报道且颇有争议性的行动，旨在找到并起诉那些仍然健在的集中营看守。

追捕对象

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1913—1991）：巴比也被称作“里昂屠夫”。这个里昂的前盖世太保造成了数千人死亡，还亲自折磨了数不胜数的受害者。其魔掌下最著名的受害者包括法国抵抗运动英雄让·穆兰（Jean Moulin），以及44个在名为伊齐厄（Izieu）的小村避难但最终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儿童。克拉斯菲尔德在玻利维亚找到了他的踪迹，且经过漫长的努力，最终让他在法国接受了审判。他在1987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并在四年后死于狱中。

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1900—1945）：鲍曼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兼纳粹党党务部部长，自1945年4月30日他的上级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内自杀后，他就消失了。尽管有报告称他被击毙了或者紧跟希特勒的脚步也自杀了，但一直有传言说他已经逃出了德国首都，甚至有传言称有人在南美和丹麦看到过他，还与他打了枪战。1972年，一具疑似是他的尸体在柏林的一个建筑工地中被发现，而1998年的DNA检测证实了这一猜测。最终结论是，他死于1945年5月2日。

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Hermine Braunsteiner，1919—1999）：她曾在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和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担任看守，被称作“科比瓦”（Kobyła）。这个词在波兰语中意为“母马”，因为她喜欢残暴地用脚踢女犯人。1964年，西蒙·维森塔尔发现，她在战后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并住在纽约皇后区。他向《纽约时报》提供了线索，后者为此刊登的报道启动了旨在剥夺她美国公民身份的漫长法律诉讼程序。她后来被遣送至西德，并在1981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于1996年因健康问题获释，并于三年后在一家养老院中去世。

赫伯特·丘库尔斯（Herbert Cukurs，1900—1965）：二战前，他是拉脱维亚著名的飞行员，在德国占领拉脱维亚期间以“里加刽子手”之名为人所知，杀害了约3000名犹太人。战后，他迁居巴西圣保罗，在那里驾驶自己的飞机，还运营着自己的码头。1965年2月23日，他被引诱至乌拉圭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并被一支摩萨德暗杀小队杀死。这是公众已知的以色列情报机构对在逃战犯的唯一一次暗杀。

约翰·德米扬鲁克（John Demjanuk，1920—2012）：从20世纪70年代到2012年他去世，围绕德米扬鲁克进行的诉讼是战后最复杂的法律诉讼之一，这场诉讼先后在美国、以色列和德国展开。这个家住克利夫兰（Cleveland）的退休汽修工人曾在一个死亡集中营中担任看守，但最初他被误认成了“恐怖伊万”，一个臭名昭著的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营看守。2011年，一个德国法庭做出判决，认定他因当过索比布尔（Sobibor）集中营的看守而罪名成立，他在不到一年后去世。这个案件为德国法院处理针对人数日渐减少的在世战犯的起诉开创了一个先例。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他是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组织了将犹太人大规模遣送至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的行动，于1960年5月1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摩萨德特工绑架。他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并于1962年5月31日被绞死。与他的案件有关的每一件事都能登上头条并引发巨大争议，其中包括关于“平庸之恶”的激烈辩论。

阿里伯特·海姆（Aribert Heim，1914—1992）：在他担任毛特豪森集中营医生期间，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记录让他获得了“死亡医生”的外号。战争结束后，他消失了，这促使各方对他进行了广受关注的搜索，且搜索一直持续到几年前。一些荒诞离奇的故事甚至说，他已经在拉美被人发现，或者在加利福尼亚遭人刺杀。事实上，正如《纽约时报》和德国电视二台（ZDF）2009年报道的那样，他一直藏身于开罗，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改名为塔里克·侯赛因·法里德（Tarek Hussein Farid）。他于1992年死于开罗。

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1900—1947）：霍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任职时间最长的指挥官。他于1946年被英军逮捕，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目击者出庭作证，随后被送往波兰接受审判。波兰侦讯法官扬·泽恩在他被绞死前说服他撰写了自传。他关于自己如何不断“完善”这台“死亡机器”的描述，是犹太人大屠杀的文献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证词。

伊尔斯·科赫（Ilse Koch，1906—1967）：作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首任指挥官的遗孀，她在达豪接受美国陆军审判时得到了“布痕瓦尔德婊子”的外号，因为审判中出现的耸人听闻的证词显示，她喜欢先把犯人调戏一番，然后再殴打和杀死他们。再加上有关她用囚犯的人皮制作灯罩的传言，她的案件可能是战后审判中最具轰动效应的一起。她被判处终身监禁，然而只服刑了两年就被卢修斯·D.克莱（Lucius D. Clay）将军赦免。不过，一个德国法庭在1951年再次判处她终身监禁，她于1967年在狱中自杀身亡。

库尔特·利施卡（Kurt Lischka，1909—1989）、赫伯特·哈根（Herbert Hagen，1913—1999）以及恩斯特·海因里希佐恩（Ernst Heinrichsohn，1920—1994）：塞尔日和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之所以视这三位前党卫军军官为目标，是因为他们参与了在战争期间遣送犹太人的行动。在20世纪70年代纳粹猎人发起行动与他们对质（这对夫妇甚至曾试图绑架库尔特·利施卡）前，三人一直平静地生活在西德。1980年2月11日，科隆的一家法院判决这三人在将五万犹太人从法国遣送至集中营并造成他们死亡的行动中犯有同谋罪，对其判处了6～12年监禁的刑罚。

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1911—1979）：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军医生，被称作“死亡天使”，因为对双胞胎和其他集中营犯人进行的医学实验，以及在新抵达的犯人中决定送入毒气室的人选时发挥的作用而臭名昭著。对潜逃到南美的门格勒进行的搜索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以后。1979年他在巴西一片海滩附近游泳时溺水身亡，但他的家人一直把这个秘密隐瞒到1985年他的遗体被人发现为止。

埃里希·普里克（Erich Priebke，1913—2013）：这个前党卫军军官曾于1944年3月24日在罗马附近的阿尔帖亭洞窟（Ardeatine Caves）组织了对335个成年男性和男孩的处决，其中包括75个犹太人，以报复此前33个德国士兵被杀。一直到1994年，他都在阿根廷度假胜地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San Carlos de Bariloche）过着舒适的生活。不过就在那一年，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台的一个拍摄团队找到了他，记者萨姆·唐纳森（Sam Donaldson）在大街上盘问了他好几分钟。结果是：阿根廷于1995年将他引渡至意大利；1998年，他被判处终身监禁。由于年事已高，他一直被软禁，最终于2013年在家中死去。

奥托·雷默（Otto Remer，1912—1997）：雷默少校是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行动失败的余波中的关键人物，当时他是驻扎柏林的大德意志步兵团警卫营营长。他最初准备执行刺杀行动策划者的命令，但在听说希特勒在刺杀中侥幸逃生后立刻转向，开始逮捕行动策划者。1951年，他把刺杀行动策划者称作叛徒，而此时他是西德一个极右翼政党的领袖。弗里茨·鲍尔成功地在1952年以诽谤罪对他提起公诉，旨在证明刺杀行动的策划者是真正的爱国者。雷默被判处三个月监禁，他的政党也被禁止活动，这使他逃亡埃及。得益于一次大赦，他在20世纪80年代返回西德，并继续进行右翼煽动活动。由于面临煽动仇恨和民族主义的新指控，他于1994年移居西班牙，并在三年后死去。

阿图尔·鲁道夫（Arthur Rudolph，1906—1996）：作为二战后被带到美国的德国火箭科学家团队中的一员，他参与研发了“土星5号”火箭，将首批宇航员送上了月球。不过特别调查办公室的埃利·罗森鲍姆迫使他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并于1984年离开美国，因为有证据显示，在战争期间，他曾在制造V-2火箭的过程中使成千上万的囚犯亡于苦役。他死于汉堡。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1918—2007）：当这位联合国前秘书长在1986年奥地利总统大选中成为主要候选人时，一些新证据显示，他隐瞒了个人战时履历中的一个重要章节——他在巴尔干半岛作为亚历山大·勒尔（Alexander Löhr）将军的司令部成员的经历，而勒尔将军是一个在南斯拉夫接受审判并被绞死的战犯。世界犹太人大会发起了反对瓦尔德海姆的密集行动，但他最终还是赢得了大选。西蒙·维森塔尔指责世界犹太人大会应当为随后出现的反犹主义的反弹负责，这使得纳粹猎人之间的分歧暴露无遗。

[1] 指年轻女子用协助家务等方式，换取在其他国家的膳宿，这样做通常是为了学习外语。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所有页下注皆为译者注或编者注。

导言

二战结束不久后诞生的最著名的德国电影之一名叫《凶手就在我们中间》（Die Mörder sind unter uns）。电影中，由希尔德加德·克内夫（Hildegard Knef）扮演的集中营幸存者苏珊·瓦尔纳（Susanne Wallner）回到了她位于柏林废墟之中的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公寓。她发现，前德军军医汉斯·默滕斯（Hans Mertens）已经住在那里，整日沉溺在酒精与绝望中。这位军医遇见了一位如今已是富商的前上尉长官，而上尉曾在1942年的平安夜下令屠杀了一个波兰村庄的100位平民。被这些记忆折磨的默滕斯决定在战后的第一个平安夜杀掉那个上尉。

瓦尔纳在最后一刻说服了默滕斯，让他相信这种私自执法的行为是错误的。她对他说：“我们没有资格做出判决。”军医表示理解。他在影片结束时回答说：“没错，苏珊。但我们必须提出控告，代表数百万无辜的大屠杀受害者要求他们赎罪。”

影片取得了巨大成功，吸引了大量观众，但它传递的信息从根本上来说具有误导性。它将安排战争罪早期审判的职责交给了盟军，而不是德国人民。战胜国不久后就基本上放弃了审判战犯的努力，转而将注意力放在逐渐兴起的冷战上。对大部分德国人来说，比起思考赎罪的事情，他们更加迫切地想要忘记刚刚过去的历史。

那些没有被立刻逮捕，或者已经被盟军抓到却没有在一开始就被识别出来的重要战犯，当然也没有任何赎罪的想法。逃跑是他们唯一的冲动。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他的逃跑方式是在地堡中与刚刚和他结婚的爱娃·勃劳恩（Eva Braun）一起自杀。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毒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后也同妻子玛格达（Magda）一起步了他的后尘。在1976年的畅销小说《英烈祠中的交易》（The Valhalla Exchange）中，虚构的戈培尔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他宣称：“我不打算在余生里像个难民一样没完没了地满世界逃亡。”[1]

但他的大多数同僚以及大多数犯有战争罪的其他纳粹分子并不打算把希特勒当作学习的榜样。许多低级别战犯甚至觉得没有必要躲起来，他们很快就混进了数百万想在欧洲开启新生活的人群。其他一些自觉处境更危险的战犯则设法逃离了欧洲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类人中的许多人似乎成功摆脱了战争罪责，常常还得到了忠实的家庭成员以及由纳粹党同志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的支持。

本书主要聚焦于规模相对较小的一群人，他们一直试图颠覆这些战犯最初获得的成功，不让这个世界忘记其罪行。这些追捕者中既有官方人士，也有独行侠。他们展示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即使在战胜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对纳粹战犯的命运越来越漠不关心的时候，他们也在坚持战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探索了恶的本质，并且就人类行为提出了一些极为令人不安的问题。

这些试图将那些杀人犯绳之以法的人通常被统称为纳粹猎人，但他们绝对不是一个拥有共同策略或者在战术上拥有基本共识的团体。他们经常发生矛盾，很容易就会相互揭丑、相互嫉妒并且进行公开对抗，尽管他们所寻求的目标大体上是相同的。

但是，即便每个参与追捕纳粹罪犯的人都搁置他们间的个人分歧，结果也不会有很大不同。而且无论用何种绝对标准来衡量，这些结果都无法证明正义已经得到伸张。曾经先后任职于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和柏林文献中心（Berlin Document Center），如今担任纽约市犹太遗产博物馆（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馆长的历史学家戴维·马韦尔（David Marwell）说：“任何人如果试图在战犯所犯的罪行及其所受到的惩罚之间寻找平衡，最终都会感到十分沮丧。”至于战胜国最初做出的起诉所有战犯的承诺，他对此简略地补充说：“这太难实现了。”[2]

是的，要想取得大规模的成功太困难了，而那些不愿放弃、坚持要让至少部分纳粹战犯承担罪责的人所采取的努力，演变成了仍在持续上演的战后传奇，它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传奇都不同。

过去在战争结束时，战胜方往往会杀光战败方或将他们收为奴隶，掠夺他们的土地，在第一时间报仇雪恨。当场执行的刑罚才是最常见的，而非审判或其他根据证据来判定罪行的法律程序。战胜方的动机很纯粹，那就是复仇。

许多纳粹猎人最初也受到复仇思想的驱使，尤其是那些来自集中营的人或者那些曾协助解放集中营的胜利者，后者见证了四处逃离的纳粹分子所遗留的令人震惊的恐怖证据：已死和将死之人、焚化炉，以及被当成酷刑室使用的“医疗设施”等。结果是，部分纳粹分子和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人在战争结束后立刻遭到了报应。

不过，从第一次纽伦堡审判，到今天仍偶尔发生在欧洲、拉美、美国和中东等地区的追捕战犯的行动，纳粹猎人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对他们的猎物发起法律诉讼上，旨在证明即使是最为恶名昭彰的人也应该出庭接受审判。最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把《正义而非复仇》（Justice Not Vengeance）当作他回忆录的标题绝非偶然。

在正义明显缺席，有罪之人经常逃脱惩罚，即使是最轻微的惩罚，甚至可能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之时，另一个行动目标出现了，那就是杀鸡儆猴。为什么要追踪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老年集中营看守？为什么不让这个作恶者平静地逝去？许多美国政府官员乐于这么做，尤其在他们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新敌人——苏联——的时候。但这些纳粹猎人不打算放手，他们强调，每一个案件都能带来宝贵的教训。

这种教训的重点在于：证明二战以及犹太人大屠杀期间的可怕罪行不应被遗忘，那些煽动者、罪行实施者或者可能在未来犯下类似罪行的人，将永远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至少从原则上讲是这样的。

* * *

1960年，当摩萨德的一个行动小组在阿根廷绑架阿道夫·艾希曼，并用飞机将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时，我只有13岁。我不记得当时自己对这件事了解到了何种程度，也不记得自己是否真的注意到了媒体上的报道，但显然某种东西在我的脑海里沉淀了下来。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对于第二年夏天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的审判仍然记忆犹新。

在与家人一起造访旧金山时，我与父亲去了一家小饭馆。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观察坐在柜台另一端的一名老者的面孔。我把身子靠到父亲身边，指着那名老者轻声说：“我觉得那可能是希特勒。”父亲笑了笑，然后温和地否定了我的想法。当然，当时的我不知道，半个世纪后，我会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采访艾希曼审判中最后一位尚在人世的检察官加布里尔·巴赫（Gabriel Bach）以及领导行动小组抓捕艾希曼的两位摩萨德特工。

艾希曼被绑架、接受审判并被绞死的过程标志着人们渐渐开始意识到许多纳粹战犯都逃脱了制裁，也预示着人们将逐渐重拾调查他们罪行的兴趣。这一过程还催生了大量有关纳粹猎人的书籍和电影，它们通常基于的是传奇故事而非现实情形。我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并观看这些电影，对其中的人物——无论是英雄还是反派——十分着迷，并因不断出现的动作场面而如痴如醉。

抓住公众想象力的不仅仅是这场伟大的追捕。尤其是对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关于追捕对象的本性，甚至是关于自己家人和邻居之本性的更宏大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很难解释数百万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以及被他们征服的大部分地区中的众多通敌者，为什么会愿意参与一场旨在实施大规模谋杀的运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担任《新闻周刊》（Newsweek）驻波恩、柏林、华沙以及莫斯科记者站站长期间，我经常会去审视那场战争以及犹太人大屠杀留下的遗产。每当我以为不会再遇到更多惊人之事，只会碰到相似故事的不同变体之时，又都会因了解到某个令人震惊的真相而措手不及。

1994年底，我准备为将于1995年1月27日出版的《新闻周刊》撰写一篇封面报道，以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50周年。当时我已经采访了大量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幸存者。每次我都要求他们重温那段令人恐惧的岁月，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我总是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觉得这个过程过于痛苦，就可以随时停下来。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故事从他们的口中喷涌而出；他们一旦开始讲述，就会一直讲下去，而不需要更多的督促。无论我听过多少故事，总会对他们的讲述感到着迷，有时还感到震惊。

我在采访了一个幸存的荷兰犹太人，聆听了他尤为触动人心的故事后，自发地为让他如此详细地回顾那段经历道歉。我说，他一定已经跟家人和朋友叙述了很多遍这段痛苦的经历。他回答说：“我从未告诉任何人。”他看到我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于是补充说：“从来没人问过我。”他独自一人承载着这个重担长达50年之久。

三年后的另一次机会让我能够一窥那些承载着另一种重担的人的内心世界。我采访了尼克拉斯·法郎克（Niklas Frank），他的父亲是在希特勒手下以波兰总督的身份掌管过一个死亡帝国的汉斯·法郎克（Hans Frank）。尼克拉斯是一名记者兼作家，喜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典型的欧洲自由派，非常珍视民主价值观。他对波兰很感兴趣，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团结工会在该国领导的人权抗争，这种抗争最终推翻了波兰的共产党政权。

出生于1939年的尼克拉斯在纽伦堡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只有七岁，不久后，他的父亲就作为战犯被绞死了。他与母亲被一同带往监狱。他父亲曾假装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对他说：“尼基，不久后我们就能一起过圣诞节了。”尼克拉斯回忆说，这个小男孩“愤怒到了极点”，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就要被绞死了。他说：“我父亲对每个人都谎话连篇，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后来，他想过自己当时希望父亲对他说：“亲爱的尼基，我就要被处决了，因为我干了很糟糕的事情。不要走我的老路。”

接下来是一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话。他把自己的父亲描述成“魔鬼”，宣称：“我反对死刑，但我相信对我父亲的处决是完全正当的。”

在担任驻外记者的岁月里，我从未听到任何人用这样的话谈论自己的父亲。这种情绪让尼克拉斯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他指出，法郎克是一个很普通的姓，大多数他见过的人并不知道他是一个重要战犯的儿子，除非他自己告诉他们。尽管如此，他却无法将真相从脑海中抹去。他说：“我没有一天不在思考我的父亲以及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世界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些事。每次我前往国外并说起我是德国人时，人们总是在想‘奥斯维辛’。我认为这绝对是有道理的。”[3]

我对尼克拉斯说，我感到很幸运，不必去体会他所继承的那种愧疚感，因为我的父亲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曾为战败的一方战斗。我知道，从理性上说，出身不应该是人在道德层面具备优越感或者自卑感的借口。尼克拉斯也知道这一点。但我完全理解为什么他人生中的一大愿望就是有一个不必为之感到羞耻的父亲。

尼克拉斯的态度对纳粹战犯的家属来说很难算得上典型，但在我的脑海中，他自然而苛刻的诚实代表了当今德国人最优秀的品质——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每天都愿意去直面国家的过去。然而，这种现象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后才出现，而且如果没有纳粹猎人，如果没有他们在德国、奥地利甚至全世界进行艰苦且常常十分孤独的抗争，这一切就永远也不会出现。

这种抗争如今已经临近尾声。大多数纳粹猎人以及他们的追捕对象不久后就只会存在于我们的集体记忆里，到那时，传说与现实可能会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正是我们现在能够并且应该讲述他们的故事的原因。

[1] Harry Patterson，The Valhalla Exchange，166.

[2] 我对戴维·马韦尔的采访。

[3] 我对尼克拉斯·法郎克的专访，摘自：“Horror at Auschwitz，” Newsweeek，March 15，1999；Andrew Nagorski，“Farewell to Berlin，” Newsweek.com，January 7，2000。

第一章 刽子手的手艺

我丈夫一辈子都是军人。他有权以一名军人的方式死去。他要求得到这种待遇，我也曾努力为他争取这种待遇。就是这样。他应该在死时保留一些荣誉。[1]

——一位被绞死的德国将军的遗孀在纽伦堡对美国法官说的话，选自2001年上演的百老汇话剧《纽伦堡大审判》（Judgment at Nuremberg），作者为艾比·曼恩（Abby Mann）

1946年10月16日，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12名纳粹高官中的10人被送往绞刑架，绞刑架是在纽伦堡监狱的体育馆匆匆搭建的，就在三天前，来自美国的监狱看守们还在这里打过一场篮球赛。[2]

阿道夫·希特勒的副手马丁·鲍曼是12人中唯一受到缺席审判的人，他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天逃离了位于柏林的地堡，然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纽伦堡审判中级别最高的纳粹分子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曾在希特勒手下出任包括德意志帝国国会（Reichstag）议长和空军总司令在内的多个职务，并渴望成为元首接班人。他将第一个被绞死。法庭判决书清楚地写明了他所扮演的角色：“戈林一案没有任何酌情余地。戈林经常是，应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仅次于元首的推动者，他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人，更是侵略战争的统帅。他是让囚犯服苦役的监督者，也是虐待德国内外的犹太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主谋。他公开承认了这些罪状。”[3]

不过，戈林逃过了绞刑师的行刑，因为在处决开始前不久他通过吞服一枚氰化物药丸自尽了。据负责与受审战犯进行交谈的监狱精神科医生G.M.吉尔伯特（G. M. Gilbert）透露，两周前，在判决被宣读后不久，戈林返回他的牢房，“面孔苍白而冷酷，两眼突出”。吉尔伯特在报告中说：“虽然他一直试图表现得满不在乎，但他的手不断颤抖，眼中含着泪光。他一直在大声喘气，努力避免情绪上的崩溃。”[4]

让戈林和其他一些人感到尤为愤怒的是计划中的处决方式。24岁的哈罗德·伯森（Harold Burson）下士来自孟菲斯，他的职责是为美国武装部队广播网（Armed Forces Network）撰写有关这次审判的报道和每天的广播稿。他回忆说：“戈林最想维护的是他的军人荣誉。他曾不止一次地发表声明，称他们应该把他带出去枪毙，让他以一个士兵的方式死去，如果能这样他就不会有任何意见。他的不满在于，在他看来，对一个士兵来说，绞刑是最恶劣的事了。”[5]

曾负责掌管苦役系统的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有同样的想法。他抗议说：“至少我不应该被绞死。死刑没问题，但绞刑——我不应受到这样的对待。”[6]

德国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及其副手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请求免于绞刑。他们请求由射击队来执行枪决以作为替代。用凯特尔的话说，枪决将让他们可以像“全世界任何一支军队中受到最严厉惩罚的士兵那样死去”。[7]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Admiral Erich Raeder）被判终身监禁，但他请求盟国管制理事会（Allied Control Council）[8]“将这一判决改成枪决，以示仁慈”。据说，埃米·戈林（Emmy Göring）后来声称，她的丈夫打算只在“他的枪决申请被拒绝的情况下”才使用氰化物药丸自杀。[9]

这样就只剩下10个人需要面对行刑人美国陆军军士长约翰·C.伍兹（John C. Woods）了。赫尔曼·奥伯迈耶（Herman Obermayer）是年轻的犹太士兵，他在战争末期与伍兹共事，向后者提供了木材和绳子等基本材料，它们被用来制造一些供此前的绞刑使用的绞刑架。他回忆说，这位35岁的健壮的堪萨斯人“藐视一切规则，从不擦皮鞋，也从不刮胡子”。

伍兹的相貌没什么让人意外的地方。奥伯迈耶补充说：“他的军礼服总是邋遢不堪，脏裤子从来不熨烫，夹克衫看起来就好像被他穿着睡觉好几周都没有脱下一样，象征他军士长身份的条纹仅靠每个角上的一段黄色线头连在袖子上，皱巴巴的军帽从来没有戴正过。”[10]

作为美国在欧洲战场唯一的绞刑师，伍兹截至此时在长达15年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处死了347人。[11]此前，他在欧洲战场的处决对象包括多名被控谋杀和强奸的美国士兵，以及被控杀害盟军跳伞飞行员或者犯有其他战争罪行的德国人。奥伯迈耶口中的这个“牙齿歪斜泛黄、口气恶臭且领口肮脏的酒鬼兼前流浪汉”知道上级需要他提供服务，因此认为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以邋遢的外表示人。

没有哪个地方比纽伦堡更能体现这一点。正如奥伯迈耶所说，突然之间，伍兹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之一”，不过他在执行任务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紧张感。

体育馆里架起了三个木制绞刑架，全都涂上了黑漆。按照计划，其中两个绞刑架将被轮流使用，第三个备用，以应对前两个绞刑架出现问题的情况。每个绞刑架都有15级台阶，绳子悬在由两根柱子支撑的横梁上。每次绞刑都会使用一根新绳子。正如现场的记者代表金斯伯里·史密斯（Kingsbury Smith）所写的那样：“当绳子拉直时，绞刑架里的死刑犯就从视野中消失了。绞刑架底部的三面被木板围了起来，剩下的那一面由深色的帆布帘子遮挡，这样就没人能看到绳索上悬挂的那个脖子被折断的人在临死前的挣扎了。”

凌晨1点11分，希特勒手下的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第一个来到体育馆。最初的计划是让看守将囚犯从牢房里带出，囚犯不需要戴手铐；但在戈林自杀后，规定就改了。里宾特洛甫进入体育馆时双手被铐着，随后，手铐被一根皮带取代。

在走上绞刑架后，里宾特洛甫——史密斯调皮地把他称作“纳粹帝国的外交奇才”——对聚集在体育馆里的见证者们说：“愿上帝保护德国。”在获准发表额外的简短陈述后，这个曾率领德国对一个又一个国家发动攻击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男人总结道：“我的遗愿是德国能够统一，东西两方能够达成谅解。我愿世界和平。”

随后，伍兹为里宾特洛甫戴上一个黑色头罩，调整了一下绳索，然后拉动控制杆，打开活板门，送他去见死神。

两分钟后，陆军元帅凯特尔走进了体育馆。史密斯适时地写道，凯特尔“是首位在新的国际法理念下被处决的军事领袖。这一新原则认为，职业士兵不能仅靠声称自己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就逃脱因发动侵略性战争和犯下反人类罪行而应当受到的惩罚”。

凯特尔直到最后一刻都保持着军人的仪态。在绳索套上脖子前，他从绞刑架向下望去，声音洪亮而清晰地发表了一番讲话，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紧张感。他宣称：“我请求全能的上帝怜悯德国人民。在我之前，有超过200万德国士兵为祖国而死。我现在要去追随这些孩子的脚步了——一切为了德国。”

在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还吊在绳索上时，行刑过程中出现了短暂的停顿。一名代表盟国管制理事会出席行刑仪式的美国将军允许体育馆内的大约30人抽烟，几乎每一个人都立刻点起了烟。

一名美国医生和一名苏联医生戴着听诊器钻到帘子背后，以确认两个战犯的死亡。在两位医生出来后，伍兹重新走上了第一个绞刑架的台阶，从身旁拿出一把匕首，切断了绳子。脑袋上还蒙着黑色头罩的里宾特洛甫的尸体随后被一副担架抬到了用黑色帆布帘子隔开的体育馆一角。后面的每一具尸体都会走一遍这样的流程。

休息结束时，一名美军上校发布命令：“先生们，请把烟熄灭。”

凌晨1点36分时，该轮到奥地利党卫军头目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上路了。他曾取代遇刺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担任党卫队国家安全部（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RSHA）部长，该机构负责监管大屠杀、集中营以及一切形式的迫害。他手下的人包括执掌国家安全部的下属部门犹太人事务部并负责执行“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的阿道夫·艾希曼，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

战争临近结束时，美国军队追踪到了卡尔滕布鲁纳位于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藏身处。而艾希曼的情形与之不同，因为此刻仍然没人知道他的行踪。霍斯在德国北部被英军俘获，也出席了纽伦堡审判。不过之后他才会被交到另一位绞刑师的手中。

然而，即使在绞刑架上，卡尔滕布鲁纳仍然坚称，正如他之前对美国精神科医生吉尔伯特说过的那样，他对于自己被指控的罪行一无所知。“我衷心热爱德意志人民和我的祖国。我按照人民的法律履行了我的职责，我很遗憾，这一次领导我的同胞的不是军人，而我完全不了解他们犯下的罪行。”[12]

在伍兹把黑色头罩套在他脑袋上时，卡尔滕布鲁纳补充说：“德意志，祝你好运。”

纳粹党首批成员、在鼓吹纳粹党极端种族主义“文化”教义一事上的实际最高权威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是行刑过程最短的人。在被问及是否有遗言时，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尽管他自称无神论者，但在伍兹拉动控制杆时，他身边还是有一名新教牧师为他念祈祷词。

在又一次短暂的休息后，希特勒手下的波兰地方长官或者说总督汉斯·法郎克被带了进来。与其他人不同，在死刑判决被宣布后，他曾对吉尔伯特说：“我罪有应得，而且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天。”[13]在被囚禁期间，他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走进体育馆时，他是10个人中唯一脸上带着微笑的。他经常咽口水的动作显示了他的紧张，但正如史密斯所报道的那样，他“露出了一种因为即将为自己的恶行赎罪而感到解脱的表情”。

法郎克的遗言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对在被囚禁期间受到的友善对待我十分感激，我请求上帝仁慈地接纳我。”

接下来，希特勒手下的内政部部长威廉·弗利克（Wilhelm Frick）只说了一句话：“永恒的德意志万岁。”

史密斯写道，在凌晨2点12分时，邪恶的纳粹党机关报《冲锋报》（Der Stürmer）的编辑兼发行人，也就是“丑陋矮小的”朱利叶斯·斯特雷切（Julius Streicher）走上了绞刑架，他的脸明显地抽搐着。在被要求表明自己的身份时，他大喊道：“希特勒万岁！”

史密斯在这里罕见地谈到了自己的情绪，他承认：“这声尖叫让我感到后背发冷。”

斯特雷切被推上了绞刑架的最后几级台阶，站定位置等待伍兹。这时，他盯着众多见证者尖叫道：“普珥节，1946。”他指的是为纪念哈曼被处决而设立的犹太节日，据《旧约全书》记载，哈曼曾计划杀死波斯帝国内的所有犹太人。

在被正式问及他有何遗言时，斯特雷切大喊：“总有一天，布尔什维克会把你们绞死的。”

伍兹把头罩套在他的脑袋上，此时斯特雷切说：“阿德勒，我亲爱的妻子。”

但好戏远没有结束。活板门“砰”的一声打开了，斯特雷切双脚扑腾着掉了下去。绳子拉直后发生了剧烈晃动，见证者们可以听到他的呻吟声。伍兹从绞刑台上走下，进入遮挡这个将死之人的黑色帘子的另一侧。突然间，呻吟声停止了，绳子也不再晃动。史密斯和其他见证者相信，伍兹抓住了斯特雷切，死死地把他向下拽，让他窒息致死。

是哪里出错了吗？还是说这不是意外？负责协调纽伦堡审判与早前一些战犯的绞刑仪式的斯坦利·蒂利斯（Stanley Tilles）中尉后来说，伍兹将斯特雷切脖子上的绳索套得偏离中心，这样他的脖子就不会在他掉落的过程中折断；相反，他会窒息而死。蒂利斯中尉写道：“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看到了斯特雷切的表演，伍兹也没有错过分毫。我知道伍兹痛恨德国人……我能看到他的脸色开始发红，牙关咬得紧紧的。”蒂利斯还补充说，伍兹的意图很明显：“在他拉动行刑控制杆时，我看到他的嘴边闪过了一丝微笑。”[14]

顽固不化之人仍在出现，明显的事故也继续发生。负责监管纳粹庞大的苦役系统的绍克尔目中无人地大叫道：“我是作为无辜者死去的。判决是错误的。愿上帝保佑德意志，让德意志再次变得伟大。德意志万岁！愿上帝保佑我的家人。”在从活板门上掉下去后，他也发出了很大的呻吟声。

穿着德国国防军制服、大衣领子半立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的遗言只有几个字：“向你致敬，我的德意志。”

10个人中的最后一个是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他曾协助纳粹在他的祖国奥地利确立统治地位，后来他负责掌管被德国占领的荷兰。在迈着畸形足一瘸一拐地走上绞刑架后，他和里宾特洛甫一样，以爱好和平的姿态示人。他说：“我希望这次行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幕悲剧，这次世界大战应当让人们吸取一个教训，那就是和平和理解应当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我相信德意志能做到。”

凌晨2点45分，他也被送去见了死神。

经伍兹计算，从第一场行刑到第十场共耗时103分钟。他后来说：“这个速度很快。”[15]

在最后两个人的尸体还吊在绳子上的时候，看守们用担架将第十一具尸体抬了出来。尸体上盖着一床美国陆军的毯子，但一双赤裸的大脚从毯子里伸了出来，从黑色丝质睡衣的袖子里伸出的一只胳膊垂在担架旁。

一名陆军上校下令将毯子揭开，以避免有人对这是谁的遗体产生怀疑。赫尔曼·戈林的脸“仍然因最后时刻的钻心疼痛而扭曲着，显示了他最后的反抗姿态。他们很快把毯子又盖回去了。这名纳粹军事领袖就像一个来自波吉亚家族[16]的人物，沉溺于血与美之中，他穿过了帆布帘子，帘子的背后就是那段黑暗的历史”。

* * *

伍兹在行刑结束后接受了《星条旗报》（Stars and Stripes）的采访，他坚称此次行动是按照他的计划精确进行的。

“我在纽伦堡绞死了这10个纳粹分子，对此我感到自豪。我的工作做得很好，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最好。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这更好的行刑仪式。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那个叫戈林的家伙从我手上逃掉了，我原本打算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对付他。不，我不紧张。我从来没有感到紧张。这份工作不允许你感到紧张。不过纽伦堡的这次行刑正合我意。我非常渴望执行这次任务，以至于虽然可以早点回家，但我还是在这里多待了一段时间。”[17]

不过，在绞刑仪式结束后，伍兹的说法遭到了严厉的驳斥。史密斯作为记者代表撰写的报道清楚无疑地指出，在斯特雷切的处决过程中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错，绍克尔的处决可能也有问题。伦敦《星报》（The Star）上的一篇报道称，掉落的高度不够，死刑犯们也没有被绑好，这意味着他们从活板门上掉下去时会撞到脑袋，并且会“慢慢窒息而死”。[18]曾协助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纳粹高级战犯，后来成为纽伦堡审判中12起案件的首席检察官的特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一张照片展示了摆在体育馆里的遗体，它似乎证实了这样的猜疑。部分遗体的面部似乎有血迹。

这促使人们猜测伍兹把工作中的某些环节搞砸了。阿尔伯特·皮埃尔伯恩特（Albert Pierrepoint）是英国陆军中经验极为丰富的绞刑师，他不想直接批评他的美国同行，但他谈道，新闻报道“指出固定为五英尺高的掉落过程……暴露了手法上的笨拙，还提到了四圈式牛仔绳结。在我看来，这种绳结有些过时了”。[19]在记述纽伦堡审判时，德国历史学家维尔纳·马泽尔（Werner Maser）断言称，约德尔花了18分钟才最终死去，而凯特尔“则花了24分钟”。[20]

这些说法与史密斯撰写的报道不太吻合，可能后来一些关于绞刑过程的叙述对出现问题的地方进行了刻意的夸大或者炒作。然而，确实很难说绞刑过程像伍兹坚称的那么顺利。他曾试图回避由遗体照片引发的批评，称有时候死刑犯会在绞刑过程中咬到自己的舌头，这就可以解释他们脸上的血迹了。[21]

有关伍兹工作表现的争论进一步凸显了部分死刑犯最初提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绞刑而非枪决？伍兹对绞刑的好处深信不疑。在伍兹执行这次绞刑前就已经认识他的年轻士兵奥伯迈耶回忆说，“有那么一个伍兹略微有些醉醺醺的瞬间”，一个士兵向这个刽子手问道，他更愿意死在绳子上还是其他手段上，而伍兹回答说：“你知道的，我觉得这（被绞死）是一个很好的死法；事实上，我自己可能也会这么死去。”[22]

另一个士兵插嘴说：“噢，看在上帝的分上，严肃一点，这可不是能够开玩笑的事情。”

伍兹一点也没有笑。他说：“我非常严肃。这种死法很干净，没有痛苦，而且非常传统。绞刑师在老了以后把自己吊死是一项传统。”

奥伯迈耶不相信绞刑相比其他行刑方式更好。他回想起从前与伍兹的接触，说道：“绞刑是一种特别令人耻辱的体验。为什么会耻辱？因为在你死时，你的所有括约肌都失去了弹性。你会成为一个屎尿满身的脏东西。”在他看来，纽伦堡审判中的纳粹高官如此迫切地请求改用枪决一事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

尽管如此，奥伯迈耶还是相信，伍兹真心认为他所执行的是一份需要凭借最大限度的效率和体面来进行的工作。伍兹的英国同行皮埃尔伯恩特的父亲和叔叔也从事同样的工作，这位英国行刑者在职业生涯末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写道：“我代表国家从事这项工作，我相信，这是给予罪犯死亡惩罚的最人道、最有尊严的方式。”[23]在身处德国时，他亲自为几个“贝尔森野兽”执行了绞刑，包括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指挥官约瑟夫·克莱默（Josef Kramer），以及在走上绞刑架时只有21岁的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变态看守伊尔玛·格蕾泽（Irma Grese）。

与伍兹不同的是，皮埃尔伯恩特很长寿，而且后来成了死刑的反对者。他最终认定：“在我看来，除了实现复仇以外我们从死刑中什么也得不到。”

在纽伦堡的绞刑仪式开始前，奥伯迈耶就已经返回美国，他一直相信，伍兹是带着超脱的职业态度来执行所有任务的，包括这一次的著名任务。他写道，这“对伍兹来说只是又一项任务而已。我敢肯定，他对待它的态度更接近堪萨斯城食品加工厂屠宰车间的技工，而不是在协和广场将玛丽·安托瓦内特送上断头台的骄傲的法国政治狂热分子”。

不过，在战争以及犹太人大屠杀的余波之中，无论行刑人自己的动机是什么，复仇与正义经常被混为一谈，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惊讶。

对伍兹来说，他所猜测的他自己的死亡方式最终被证明是错的。1950年，他在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修理电线时不小心触电而死。

[1] Abby Mann，Judgment at Nuremberg，62.

[2] 行刑细节基本源自在场记者之一金斯伯里·史密斯的记述。他的完整报道参见：http：//law2.umkc.edu/faculty/projects/ftrials/nuremberg/NurembergNews10_16_46.html。其余信息源自纽伦堡审判美国法律团队成员之一惠特尼·R.哈里斯，他受罗伯特·H.杰克逊指派，于10月15～16日晚在纽伦堡中央法院出庭。他的讲述参见他的著作：Tyranny on Trial：The Evidence at Nuremberg，485-88。

[3] Telford Taylor，The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A Personal Memoir，588.

[4] G. M. Gilbert，Nuremberg Diary，431.

[5] 摘自我对哈罗德·伯森的采访。

[6] Taylor，Telford. The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A Personal Memoir.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2，600.

[7] Taylor，Telford. The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A Personal Memoir.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2.，602.

[8] 二战结束后，仍被盟军占领的德国的最高治理机关。

[9] Taylor，Telford. The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A Personal Memoir.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2.，623.

[10] 奥伯迈耶的话引自两个来源：我对赫尔曼·奥伯迈耶的采访，以及他的文章“Clean，Painless and Traditional”，载于1946年12月出版的达特茅斯学院文学杂志（Dartmouth Jack-O-Lantern）。

[11] Ann Tusa and John Tusa，The Nuremberg Trial，487.有人对这一数字提出过质疑，如参见http：//thefifthfield.com/biographical-sketches/john-c-woods/。

[12] Gilbert，G.M. Nuremberg Diary. Boston：Da Capo，1995，255.

[13] Gilbert，G.M. Nuremberg Diary. Boston：Da Capo，1995，432.

[14] Stanley Tilles with Jeffrey Denhart，By the Neck Until Dead：The Gallows of Nuremberg，136.

[15] Werner Maser，Nuremberg：A Nation on Trial，255.

[16] 波吉亚家族是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家族，发迹于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通过联姻与政治结盟获得了显赫地位，有两位成员登上教宗宝座，即加里斯都三世（任期为1455～1458年）与亚历山大六世（任期为1492～1503年），另有一位成员成为天主教圣人，还出了数位枢机主教。尤其在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期间，出现了许多关于波吉亚家族的流言，其内容包括谋取圣座控制权、偷窃、强暴、贿赂、乱伦、淫乱、谋杀和毒杀。

[17] Werner Maser，Nuremberg：A Nation on Trial.，254.

[18] Taylor，Telford. The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A Personal Memoir.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2，611. 文章内容还包括泰勒对被绞死的纳粹分子的照片的描述。

[19] Albert Pierrepoint，Executioner：Pierrepoint，158.

[20] Maser，Werner. Nuremberg：A Nation on Trial.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9，255.

[21] Tusa，Ann，and John Tusa. The Nuremberg Trial. New York：Atheneum，1984，487.

[22] Herman Obermayer，“Clean，Painless and Traditional，” Dartmouth Jack-O-Lantern，December 1946.

[23] Pierrepoint，Albert. Executioner：Pierrepoint. Cranbrook，Kent：George G.Harrap，1974，8.

第二章 “以眼还眼”

如果因犹太人问题而进行的复仇彻底完成了，就请对我们德国人展示怜悯。[1]

——德国101后备警察（德占波兰最臭名昭著的杀人如麻的警察队伍）指挥官威廉·特拉普少校（Major Wilhelm Trapp）

尽管疯狂而有计划地实施针对整个民族的“最终解决方案”是绝无仅有之事，但在盟军进军德国的最后阶段，促使人们寻求复仇的不只是“犹太人问题”。每个曾被希特勒的军队的铁蹄踏过的国家（其公民被恐吓、被谋杀，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都有充分的动机去要求血债血偿。尤其突出的是，纳粹对待所谓的东斯拉夫“劣等人”（Untermenschen）的方式引发了苏联士兵的强烈愤怒，这些“劣等人”遭到奴役，要么在工作中劳累致死，要么被饿死。

希特勒对新征服领土实施的大屠杀政策以及残暴对待苏联战俘的手段——这一手段让大部分苏联士兵很快相信，被俘就基本等同于死亡——为斯大林旨在煽动对侵略者的仇恨的政治宣传送上了慷慨的大礼。

1942年8月，苏联报纸《红星报》（Krasnaya Zvezda）的战地记者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hurg）写下了他最著名的词句：“现在我们知道了，德国人不是人。如今，‘德国人’这个词已经成了最难听的脏话。让我们不要说话，不要感到愤愤不平。让我们去杀戮。如果你不杀德国人，他就会来杀你……如果你杀了一个德国人，那就再杀一个。没有什么比德国人的尸体更让人高兴的了。”[2]

在“纳粹猎人”这个词首次出现之前，对纳粹的追捕——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德国人的追捕——就开始了。当时没有人有时间或者有意愿对一般士兵、平民以及他们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做区分。动机很简单，只有胜利与复仇。但当希特勒的军队遭遇到越来越顽强的抵抗，他们最终失败的可能性看起来越来越大时，盟军领导人开始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报复策略应该执行到何种程度，应该有多少人为他们母国的罪行付出终极代价。

1943年10月，当三巨头的外交部部长在莫斯科举行会晤时，他们一致同意对德国的重要战犯进行联合审判，而其他一些其暴行具有地域局限性的战犯将“被送往他们犯下恶劣罪行的国家受审”。尽管莫斯科会议的这份宣言为未来的审判奠定了基础，但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明确表示，他认为针对德国最高政治领袖的司法程序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他发表了一番让他的苏联东道主十分满意的看法：“如果由我来说了算，那么我会抓住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以及他们的主要共犯，然后把这些人带上为快速审判设置的临时军事法庭。这样一来，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时就会发生一起历史性事件了！”[3]

在六周后的德黑兰会议上，约瑟夫·斯大林指责起草莫斯科会议宣言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处理德国人时太过软弱。斯大林给出的意见是：“必须从肉体上消灭至少5万——或许可以有10万——德国军队的参谋人员。我提议对所有德国战犯采取最快速的制裁方式，即由行刑队枪决！为我们一致同意一抓到他们就枪毙而干杯。让我们消灭他们所有人！”

丘吉尔立刻表达了他的愤怒。他说：“我绝不会参与任何冷血的屠杀。”接下来，他把“必须付出代价”的战犯和那些仅仅为国而战的人区分开来。他补充说，宁愿自己被枪毙，也不愿“用如此恶行玷污我们国家的荣誉”。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开了一个蹩脚的玩笑，试图缓和紧张的气氛。他提出，或许这两位领导人可以在枪毙德国人的数量上达成一个合理的妥协，“比如说杀49500个”。[4]

不过，等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召开时，在如何对待纳粹战犯的问题上，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立场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英国军情五处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盖伊·利德尔（Guy Liddell）在战时一直坚持写日记，他的日记直到2012年才被解密。它显示丘吉尔支持一项由部分英国官员提出的计划，即“一些人应该被干掉”，而其他人应该被囚禁，不需要经过纽伦堡审判。这里的“一些人”指的是纳粹最高领导层。利德尔在总结这一建议背后的逻辑时写道：“这是一个更加明确的提议，不会让法律遭受玷污。”[5]

正如利德尔在日记中写下的，这一提议让三巨头建立了临时的统一战线。他在雅尔塔会议的几个月后写道：“温斯顿在雅尔塔提出了这个建议，不过罗斯福感觉美国人想要进行一场审判。斯大林支持罗斯福，理由也很坦诚，那就是俄罗斯人喜欢把公开审判用作宣传手段。对我来说，似乎我们正被拖入过去20年中发生在苏联的那种对司法程序的拙劣模仿。”

换句话说，斯大林把罗斯福推动审判实施的努力，视作又一个重现20世纪30年代苏联“作秀公审”的机会，而这正是丘吉尔想要避免的，即使代价是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授权对纳粹高官的迅速处决也在所不惜。尽管美国人的意见占了上风，为纽伦堡审判奠定了基础，但质疑这些司法程序的种子已经撒下了。

* * *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大部分苏联士兵已经完全释放了怒火。他们已经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战斗了近四年时间，承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损失，见证了德国侵略者造成的巨大破坏。随后，他们进军柏林，而他们的敌人则拒绝向不可避免的命运屈服。德国军队的阵亡人数创了纪录——仅仅在1945年1月，也就是苏联发动最大规模的攻势的那个月，就有45万名德军士兵阵亡。这一数字超过了美军在整场战争的所有战场上损失的士兵总数。[6]

这绝非偶然。纳粹头目加强了针对本国人民的恐怖统治，要求德国人听从希特勒的命令，抵抗到最后一刻。新设立的“元首的飞行军事法庭”来到遭受军事威胁的地区，下令对那些有逃跑或者影响士气嫌疑的士兵实施迅速处决，这几乎相当于允许枪杀任何人。这种可怕的政策是在效仿斯大林在德国进攻苏联时下达的处决本国军官和士兵的疯狂命令，而且从表面上看处决的原因也同苏联一样。尽管人手不足，武器方面也完全处于劣势，但德国军队仍然不断造成进攻者的巨大伤亡。[7]

这些都导致了一种疯狂的暴行，而且它得到了苏联最高层的支持。在苏联于1945年1月对波兰以及随后对德国发起攻势之前，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在给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First Belorussian Front）下达的命令中宣称：“把灾难带给杀人犯的土地。我们要为一切发起可怕的复仇。”[8]

甚至在他们抵达德国的腹地之前，苏联士兵就已经有了强奸女性的恶名。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后来的西里西亚（Silesia），苏联士兵几乎从不对被困在德国和波兰历史争议领土内的两国女性进行区分。在苏联深入德国领土后，几乎苏联士兵所占领的每一个城市和村庄都传出了可怕的强奸故事。苏联小说家兼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曾写道：“德国女性正在遭遇可怕的事。一个颇有教养的德国男子用手势和不流利的俄语向我解释说，他的妻子那天遭到了10个人的强奸。”[9]

当然，这些说法没有出现在作为战地记者的格罗斯曼写的官方新闻报道里。在某些情况下，上级军官的确制止了暴行。在5月8日德国投降后的几个月内，秩序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得到恢复，但这种程度还远称不上充分。据粗略估计，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以及战后的最初几个月里，遭到苏联士兵强奸的德国女性大约有190万人；遭强奸女性的自杀率也常常激增到了正常情况下的好几倍。[10]

直到1945年11月6日和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的纪念日，被苏联当局任命为柯尼斯堡（Königsberg）地区行政长官的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马茨可夫斯基（Hermann Matzkowski）才指出，占领军似乎得到了官方许可，可以采取额外的报复行动。他写道：“男人们遭到殴打，大部分女人遭到强奸，甚至包括我那位在圣诞节去世的71岁的母亲。”他补充说，镇上唯一能够吃饱肚子的德国人“是那些怀了俄罗斯人的孩子的女性”。[11]

苏联士兵不是唯一强奸德国女性的人。据一个嫁给德国人、居住在黑林山地区（Black Forest）的乡下的英国妇人透露，法国的摩洛哥人军队“趁夜色而来，包围了村子里的每一栋房子，强奸了上至80岁下至12岁的所有女性”。美国军队也有强奸行为，不过其规模无法与苏联占领区相比。与发生在东边的事情不同，美军的强奸通常是个体案例，至少在某些案子里，强奸犯受到了惩罚。美国陆军的绞刑师约翰·C.伍兹在执行著名的纽伦堡审判绞刑仪式前，就曾处决过美籍杀人犯和强奸犯。[12]

在即将被分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柯尼斯堡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加里宁格勒）的第三帝国土地上，报复行动还以大规模驱逐德裔居民的形式出现。这种领土分配的根据是胜利者重新绘制的地区地图。已经有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德国人在苏联的进军过程中从这些地区匆忙逃离。有些人仅仅在六年前才跟随希特勒的军队来到东边，参与了对当地居民的暴行；如今，这些做法回过头来又成了困扰他们的麻烦。

根据斯大林、新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以及新任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在1945年8月1日签署的《波茨坦协定》，战争之后的人口转移应“以人道且有序的方式”进行。[13]但现实情况与这些安慰性质的说辞相去甚远。除了在绝望的西行过程中死于饥饿和疲劳以外，这些被驱逐者还经常遭到袭击，而袭击者是曾经的被征服者，包括被迫服苦役的人，以及那些从死亡行军和从纳粹统治者在战争最后时刻发起的处决行动中幸存下来的集中营囚犯。

捷克民兵队的一位成员回忆了一个受害者的命运：“在一个镇子上，平民们把一个德国人拖到十字路口的中间，然后把他点燃了……我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一旦我说了什么，就会轮到我被袭击了。”[14]一个苏联士兵最后对那个德国人开了一枪，帮他解脱了。常见看法是，20世纪40年代末，中东欧地区被驱逐的德裔居民总数为1200万。各方对死亡人数的估计差异很大。在20世纪50年代，西德政府称有100多万人死亡；更为晚近的估计认为死亡人数约为50万。[15]无论准确数字是多少，这些德国人的命运都没能在东边来的胜利者间引起任何苦恼。胜利者们正在兑现朱可夫元帅许下的“发起可怕的复仇”的承诺。

* * *

美国陆军第42步兵师因最初由来自26个州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民警卫队成员构成而被称作“彩虹师”。1945年4月29日，这支部队进入了达豪集中营，解放了主营地里关押的约3.2万名幸存者。[16]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这里并不是一个死亡集中营，集中营的焚化室也从来没有被使用过，但主营地以及一系列副营地里有成千上万的囚犯因劳累、折磨和饥饿而死。这座集中营被设计成纳粹时代第一座设备齐全的集中营，主要被用来关押政治犯，不过在战争年代，犹太囚犯的比例不断增加。[17]

美军见到了许多他们从未想象过的恐怖场景。该师副师长亨宁·林登（Henning Linden）准将描述了他第一眼看到达豪集中营时的情形：

“顺着沿集中营北部边缘延伸的铁路线，我找到了一列火车，它有30～50节车厢，其中一些是客运车厢，一些是平底车，一些是闷罐车，所有车厢里都堆满了死去的囚犯，每节车厢中都有20～30具尸体。还有些尸体被丢弃在了列车旁的空地上。在我看来，大部分尸体显示囚犯生前遭到了殴打、射击或挨了饿，或者三种情况皆有。”[18]

在一封写给父母的信中，林登的副官威廉·J.考林（William J. Cowling）中尉用最形象的语言描述了他的所见：“火车车厢里装满了死尸。大多数尸体裸着身子，所有尸体都骨瘦如柴。说真的，他们的腿和胳膊都只有几英寸粗细，且他们根本没有屁股。大多数尸体的后脑上有子弹孔。这个场景让我们感到异常恶心、愤怒，以至于我们只能捏紧自己的拳头。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19]

林登见到了一个举着白旗的党卫军军官，以及一名瑞士红十字会代表。正当两人解释他们前来是想代表集中营及里面的党卫军看守投降之时，美国人听到集中营内部响起了枪声。林登派考林前去调查。他坐在一辆载有美国记者的吉普车的前座，车驶进集中营大门，来到一个似乎已被废弃的水泥地广场。

考林在写给家里的信中接着描述道：“随后，突然之间，有人——他们几乎不成人形——从各个方向走过来。他们身上很脏，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大叫着，呼喊着，哭泣着。他们跑过来抓着我们。我自己和那几个搞新闻的，我们的手和脚都被他们亲吻着，他们所有人都想要触摸我们。他们抓着我们，把我们抛向空中，同时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林登和更多的美国人来到了现场，见证了更多悲剧性的场面。在囚犯们冲上前来拥抱他们的时候，有些人因冲向了通电铁丝网而被立刻电死了。

在美国人努力穿过集中营，查看更多可怕的裸尸堆，以及极度饥饿且可能患有伤寒症的幸存者时，有些党卫军看守急切地选择投降，但还有一些向那些试图突破围栏的囚犯开了枪，甚至有一些看守似乎想要挑衅进入集中营的美军。在这种情况下，报复来得很快。

沃尔特·J.费伦兹（Walter J. Fellenz）中尉在报告中称：“党卫军试图用机关枪打我们，不过每当有人想要开枪，我们都很快就把他击毙了。我们总共杀了17个党卫军。”[20]

其他士兵则报告称，曾看到囚犯追逐看守，但他们感觉没有必要介入。罗伯特·W.弗洛拉（Robert W. Flora）下士回忆说，被美军抓到的看守都很幸运：“没有被我们杀死或者抓到的看守，都被获释的囚犯找到并打死了。我曾看到一个囚犯用脚狠狠地踩党卫军士兵的脸。那张脸上已经不剩什么东西了。”[21]

弗洛拉说那个愤怒的囚犯“心中有很强的仇恨”。囚犯听懂了这句话，点了点头。

弗洛拉最后说：“我并不怪你。”

另一名解放者乔治·A.杰克逊（George A. Jackson）中尉碰到了一群规模约200人的囚犯，他们围着一个试图逃跑的德国士兵站成了一个圈。那个德国人穿着全套战时装备，还带了一把枪，但当两个骨瘦如柴的囚犯试图抓住他时，他显得无能为力。杰克逊指出：“现场一片沉寂，就好像在举行一场仪式一样；从现实意义上说的确是这样的。”[22]

最后，一个据杰克逊估计不可能超过70磅重的囚犯抓住了德国士兵的上衣后摆。另一个囚犯抓住了他的步枪，然后开始击打他的脑袋。杰克逊回忆说：“在这时，我意识到，如果我出面干预（这本该是我的职责之一），这就会变成一起十分令人不快的事件。”他没有干预，而是转身走开，从现场离开了约15分钟。他说：“在我回来后，那个德国士兵的脑袋已经被打没了。”囚犯们已经消失；除了那具尸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这里刚刚上演了怎样的戏码。

至于考林中尉，他在解放达豪集中营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促使他反思自己此前俘虏德国士兵的做法，以及未来将如何做出改变。在经历冲击的两天后他给父母写了信，并在信中发誓说：“我再也不会活捉任何一个德国人了，无论他是否携带有武器。他们怎么能指望在做了这些事以后还能简单说声‘我退出’就逍遥法外呢？他们不配活在这世上。”[23]

* * *

随着苏联军队不断深入德占区，波兰中部城市拉多姆（Radom）的犹太少年托维阿·弗里德曼纽伦堡审判制订了计划，他不仅要从他做苦役的集中营逃脱，还要为在犹太人大屠杀期间死去的大部分亲人复仇。他回忆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想到复仇的事，想着有一天我们犹太人能够对纳粹进行报复，以眼还眼。”[24]

由于德国军队准备撤离，弗里德曼和另外两个囚犯从工厂里的一条下水道逃走了。他们在污泥里蜿蜒地穿行，最终来到了集中营铁丝网另一边的树林里。他们在一条小溪里洗了个澡，然后就分头行动了。弗里德曼后来回忆当时的兴奋之情，说：“我们很担心，但我们自由了。”

不同派系的波兰军队已经开始在这片地区活动了，不仅与德国人作战，彼此之间也常常发生战斗。他们争夺的是德国占领军消失后波兰的未来。欧洲沦陷区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抵抗力量是波兰救国军（Polish Home Army）。同时，它也是一支坚定反共的部队，效忠于长驻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25]规模小得多的人民近卫军（People’s Guard）由共产党领导，是苏联接管该国的先锋部队。

弗里德曼使用了假名塔德克·亚辛斯基（Tadek Jasinski）来掩盖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这不仅是为了防备德国人，也是为了防备拥有反犹主义思想的当地人。他急切地加入了共产党游击队员亚当斯基（Adamski）中尉组织的民兵小分队。据弗里德曼所说，他们的任务是“结束救国军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搜索并逮捕曾参与战时活动、‘损害了波兰和波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德国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

弗里德曼说：“借着高涨的热情，我开始了这项最后时刻的工作。我与几名受我指挥的民兵一起行动，在枪套里的手枪的陪伴下，我逮捕了一个又一个知名战犯。”

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志肯定抓捕了一些真正的战犯。例如，他们发现了一个名叫施隆斯基（Shronski）的乌克兰监工，他“殴打过许多犹太人，人数多到他自己都记不清”。此人又领着他们找到了另一个后来被绞死的乌克兰人。不过，对波兰的“最大利益”下定义，通常也意味着要逮捕那些不欢迎苏联统治战后波兰的人，包括曾在德占期英勇作战的一些波兰抵抗组织的战士。

在苏联军队仍在与撤退中的德军作战时，克里姆林宫就已经逮捕了16名身处华沙的波兰救国军领袖，并把他们用飞机送到了莫斯科的卢比扬卡（Lubyanka）监狱。在经受了波兰“解放者”的折磨后，他们于6月也就是欧洲战事正式结束不久后接受了一场作秀式的审判。他们在六年的时间里坚持与纳粹作战，得到的奖赏却是因“从事反苏维埃的牵制活动”而遭到监禁。[26]

抓捕对象的差别对弗里德曼来说一点也不重要。他曾不止一次地感受到波兰反犹主义带给他的刺痛，并因此加入了那些将苏联军队视为解放者的人的行列。

但吸引弗里德曼的不是波兰不久后的新主人的意识形态。他真正的优先目标是报复德国人，而共产党恰好给了他这么做的机会。

在接到前往但泽（Danzig）的任务后，弗里德曼和五名来自拉多姆的朋友来到了这座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城市，看着德国军队拼尽全力向西逃窜。弗里德曼写道：“有些人看起来很可怜，没法行走，脑袋上缠着沾满鲜血的绷带。我们尽可能地不去怜悯和同情他们。刽子手们慌乱地逃跑了；留下的人要为这些后果负责。”

城市中的大部分地方燃起了大火，苏联军队和波兰警察部队炸掉了即将坍塌的建筑。弗里德曼补充说这“就像身处尼禄时期最著名的罗马大火中”。

这种命运的突然转变让这些新来的家伙兴奋不已。“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我们的到来让地球上的居民仓皇逃离。”他们拥入了德国人匆忙撤离的公寓。这些德国人逃得极快，以至于他们的衣服、个人物品甚至是德国货币，都散落在了地板上。在其中一处房子里，他们还找到了一些瓷瓶（弗里德曼指出它们“很可能产自德累斯顿”），然后把它们当作足球踢来踢去，只留下一堆碎片。

随后，他们开始有序地执行他们给自己下达的寻找“那些曾参与谋杀和屠杀的纳粹，寻求某种程度的复仇，并把他们绳之以法”的任务。在向国家安全部报告后，这些心情急切的新兵被要求协助将所有剩下的16～60岁的德国人聚拢起来。新的上级军官告诉他们：“让我们找出那些纳粹渣滓，净化这座城市。”

弗里德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下了姐姐贝拉在听说第一批犹太人从拉多姆被驱逐时说的话，尤其是那句“他们像一群被赶往屠宰场的羔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在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讨论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句子。不过，谈到自己在但泽审讯并关押德国人，引起他们的恐慌，并由此获得满足感的经历，弗里德曼也用了同样的比喻：“如今，局面发生了逆转，感谢我的波兰军装，我可以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主宰者民族像受惊的羔羊一样团团转。”

他承认，自己在审讯犯人时“相当无情”，经常对其严刑拷打。“我的心中充满了仇恨。这种仇恨在他们战败时的强烈程度同他们还是残酷的胜利者时一样。”

在战争过去很久以后，他写道：“如今，回望过去，我感到有些羞耻。但人们必须记住，那是在1945年的春天，德国人当时仍在两条战线上与盟军部队拼死战斗，而我还没有听说我的任何一位亲人在纳粹集中营中活了下来。”他和其他人还发现了更多关于德国人的可怕罪行的证据，例如一个房间装满了裸尸，尸体上的迹象显示死者遭受了系统性的虐待。不过，他也声称，自己曾因越来越响亮的“无情之人”的名号而第一次感到不安。

然后就有消息传来，说贝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活了下来，于是弗里德曼上交了身上的军装，回到了拉多姆。在那里，姐弟两人决定离开波兰，他们觉得这个国家正变得越来越陌生。反犹主义暴力活动仍然很常见，且没有其他近亲从集中营返回。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前往巴勒斯坦，加入那些得到“布里查”（Brichah，希伯来语中意为“逃离”）帮助的犹太幸存者的队伍。“布里查”是一个地下组织，旨在为犹太幸存者安排逃离欧洲的非法路线。这场战后大逃亡为以色列建国奠定了基础。

不过，弗里德曼的旅程很快就被打断，他不得不在奥地利待上好几年。在那里，他保持着追捕纳粹的热情，决心继续清算旧账；不过他放弃了残忍的、无差别的手段。

* * *

1945年5月5日，炮塔上插着美国国旗的一辆巨型坦克隆隆驶入奥地利城市林茨（Linz）附近的毛特豪森集中营。一个身穿条纹囚服的瘦削囚犯急切地想要伸手去触摸坦克侧面的白色星星，但他没有力气走出最后那几步去摸到它。他的膝盖弯了下去，然后他脸朝下跌倒在地上。一名美国士兵把他抬了起来，这个囚犯设法伸出手指向坦克，摸了摸星星，然后就晕了过去。

等再次醒来时，西蒙·维森塔尔发现自己独自躺在床铺上。他知道自己自由了。许多党卫军看守已经在前一天夜里逃走了，每张床上都只有一人。早上还在铺上的死尸这时都已经不见了，空中弥漫着滴滴涕（DDT）的气味。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带来了一些巨大的汤壶。维森塔尔回忆说：“这可真的是汤，尝起来非常美味。”[27]

这些汤还让他和许多其他囚犯生了重病，因为他们无法消化如此油腻的食物。不过，相比此前在集中营里挣扎求生的每一天，之后的几天在维森塔尔的记忆里可被形容为“甜蜜的冷漠”——每天能享用分量稳步增加的汤、蔬菜和肉类，以及服用身穿白大褂的美国医生发放的药片，这让他再次回到了活人的世界。对其他许多人——维森塔尔说总共约有3000人——来说，这一切已经太晚了。在获得解放后，他们因过度劳累或者饥饿而纷纷死去。

即使在二战和犹太人大屠杀之前，维森塔尔对于暴力和悲剧也丝毫不感到陌生。他于1908年12月31日出生在加利西亚东部的小城布恰奇（Buczacz），这里当时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结束后，这座城市隶属于波兰；今天，它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城市人口中犹太人的比例很大，但整个地区融合了许多民族和语言，这意味着维森塔尔是听着德语、意第绪语[28]、波兰语、俄语和乌克兰语长大的。

很快，这个地区就被暴力吞噬了：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紧接着是俄罗斯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彼此攻伐的战斗。维森塔尔的父亲是成功的日用品商人，他在战争中为奥地利军队作战，但在战争开始不久后就战死了。维森塔尔的母亲后来带着两个儿子前往维也纳，不过在1917年俄罗斯人撤军后又回到了布恰奇。当维森塔尔12岁时，一个前来抢劫的乌克兰骑兵砍伤了他的大腿，给他留下一道永久性的伤疤。在维森塔尔还是少年时，他的弟弟希勒尔因摔倒造成的脊柱损伤去世了。[29]

维森塔尔在布拉格学习建筑学，后来返回家乡与高中时代的恋人茜拉·穆勒（Cyla Müller）成婚，并建立了一间民宅设计事务所。在求学期间以及后来在布恰奇生活期间，他交了许多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朋友，而且没有像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投入极左政治的怀抱。唯一让他感兴趣的政治理念与一项事业有关，而这项事业与左翼政治所倡导的事业截然不同。他经常提醒我和其他采访者说：“年轻时，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30]

犹太人大屠杀对弗里德曼和其他幸存者来说不是抽象的概念，对维森塔尔来说同样如此。他和家人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一直住在利沃夫（Lwów，如今这座城市的名字仍是利沃夫，但外文拼写已经改为Lviv）。这座城市在德国与苏联签署了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31]后，被苏联军队占领，随后又在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后不久被德军占领。

维森塔尔一家最初被关在城里的一个犹太区（或称隔都）里，随后被关进附近的一座集中营，接下来又被发配到东方铁路（Ostbahn）的修理厂工作。在那里，维森塔尔是一个标志绘制者，负责在德国人缴获的苏联机车上绘制纳粹标志。以上这些仅仅是一连串集中营遭遇、逃跑行动和冒险的前奏。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他来到了毛特豪森集中营。他设法安排茜拉逃跑，好让她能够用一个波兰天主教徒的假名藏身于华沙。不过对他的母亲来说，命运就没有那么仁慈了。

1942年，维森塔尔曾警告他的母亲说，另一场驱逐行动很可能就要发生，她应该做好准备，把仍然保有的一块金手表交出，以免被卷入其中。当一名乌克兰警察出现在她门前时，她照做了。不过，维森塔尔痛苦地回忆说：“半个小时后，又来了一名乌克兰警察，而她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给他的东西了，因此他把她带走了。她心脏不好。我唯一的希望是她在火车上就死掉，这样她就不必脱光衣服走进毒气室。”

维森塔尔回忆了许多他奇迹般地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故事。例如，在1941年7月6日一次围捕犹太人的行动中，他曾身处一队被乌克兰后备部队要求面对墙站好的犹太人当中，这些乌克兰人在豪饮了一番伏特加后，开始朝犹太人的脖子射击。就在行刑人距离他越来越近，他眼神空洞地盯着面前的墙壁时，他突然听到了教堂的钟声，然后一个乌克兰人大喊道：“够了！该进行晚间弥撒了！”[32]

多年之后，当维森塔尔成为一位全球名人，日益陷入与其他纳粹猎人的纠纷之时，这些故事的准确性经常遭到质疑。即使是对他大体上持同情态度的传记作者汤姆·塞格夫（Tom Segev），也认为应当谨慎看待他所叙述的事件。塞格夫写道：“作为一个拥有文学志向的人，维森塔尔倾向于放飞自己的想象力，并且不止一次地沉醉于历史剧般的情节中，而不是坚持阐述纯粹的事实，就好像他不相信真实的故事足以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一样。”[33]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维森塔尔在犹太人大屠杀期间经历了可怕的苦难，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与死神擦肩而过。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正如维森塔尔所说，与弗里德曼和无数其他幸存者一样，“我的确有着强烈的复仇渴望”。[34]不久后就将在奥地利与维森塔尔见面，并且起初曾与他合作追捕纳粹罪犯的弗里德曼也证实了这一点。弗里德曼写道：“他在战争末期从集中营中走出，成了一名愤怒、无情、复仇心强烈的纳粹罪犯追捕者。”[35]

不过维森塔尔在获释后的早期经历并没有促使他采取那种弗里德曼曾经承认很残暴的行动。维森塔尔的身体仍然十分虚弱，根本不可能考虑去袭击任何人；而且即使他想要这么做，他也没有任何身份去采取这样的行动。从任何角度来看，他的渴望都不只是快速实现复仇。

尽管如此，与弗里德曼一样，他还是对战争末期的角色突变，以及这种转变让过去的施暴者发生的变化感到震惊。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恢复了足够多的体力，能够四处行走后，他遭到一个波兰牢头的袭击，后者曾是一个拥有特权的犯人，却无缘无故地殴打他。维森塔尔决定将这件事报告给美国人。就在他等着提出控告时，他看到美国士兵正在审讯党卫军成员。一个尤为残暴的看守被押到审讯室，维森塔尔本能地把头转了过去，希望避免引起前看守的注意。

他回忆说：“看到这个人总能让我脖子后面冒冷汗。”但接下来，他看到的事让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被一个前犹太囚犯送进审讯室后，“这个党卫军浑身颤抖，就像我们之前在他面前时那样”。这个曾经引发强烈恐惧的男人如今是“一个卑劣、受惊的懦夫……在无法被他自己的枪支保护的那一刻，‘雅利安超人’就变成了懦夫”。[36]

维森塔尔很快做出一个决定。他走进毛特豪森的战争罪办公室，提出自己愿意为那里的中尉效力。美国人一脸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指出他没有任何相关经验。

美国人说：“顺便问一句，你体重多少？”

维森塔尔说，他有56公斤（123磅）重。这引发了中尉的大笑。“维森塔尔，去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当你真的有56公斤重时再来找我。”

10天后，维森塔尔回来了。他的体重增加了一些，但还远远不够。他还试图用红纸在脸上摩擦，好掩饰苍白的肤色。

那名中尉显然被他的热情感染，安排他跟随塔拉库西奥（Tarracusio）队长一起行动。不久后，维森塔尔就随塔拉库西奥一起去逮捕一个名叫施密特的党卫军看守。他不得不爬上施密特家的二楼去抓人。如果施密特决定抵抗，曾是囚犯的维森塔尔就将无能为力，因为光是爬楼梯就已经让他累得浑身颤抖了。不过施密特也在浑身颤抖，而且在维森塔尔坐下来喘了一口气后，这位党卫军成员竟挽着他的胳膊，扶着他走下了楼梯。

塔拉库西奥在外面等着他们。在他们抵达他乘坐的吉普车时，那个党卫军看守哭了出来，请求获得怜悯，并强调说，他不过是一条小鱼，而且帮助过许多囚犯。

维森塔尔回答说：“没错，你帮助过囚犯。我经常看到你，你帮他们走上去往火葬场的路。”

正如维森塔尔所说，这就是他作为纳粹猎人的起点。他后来没有搬去以色列，不过他的女儿、女婿和孙辈如今都住在那里。对他来说，以色列是那条他没有选择的路。但他的个人旅程中包含了与那些待在以色列的人合作（有时还会交锋）的经历，后来设法将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阿道夫·艾希曼绳之以法的正是那些人。

维森塔尔和弗里德曼都曾声称，他们几乎立刻就开始追捕这个将犹太人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的策划人。但在战争才结束不久的那段时间里，主流新闻报道的还是那些已经被抓住或者更容易被抓住的人，以及之后对他们的审判。对纳粹的追捕以及惩罚仍然主要是战胜国的工作。

[1] Christopher R. Browning，Ordinary Men：Reserv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58.

[2] Richard Overy，Russia’s War，163-64.

[3] Michael Beschloss，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21.

[4] Michael Beschloss，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26.

[5] Ian Cobain，“Britain Favoured Execution over Nuremberg Trials for Nazi Leaders，” The Guardian，October 25，2012.

[6] Richard Bessel，Germany 1945：From War to Peace，11.

[7] Richard Bessel，Germany 1945：From War to Peace，18.

[8] Norman H. 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72.

[9] David Stafford，Endgame，1945：The Missing Final Chapter of World War II，315.

[10] Frederick Taylor，Exorcising Hitler：The Occup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54.

[11] Naimark，Norman M. 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 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74.

[12] Douglas Botting，From the Ruins of the Reich：Germany，1945-1949，23.

[13] Taylor，Frederick. Exorcising Hitler：The Occup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 New York：Bloomsbury，2011，70.

[14] Taylor，Frederick. Exorcising Hitler：The Occup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 New York：Bloomsbury，2011，73.

[15] Bessel，Richard. Germany 1945：From War to Peace. London：Pocket Books，2010，68-69.

[16] “彩虹师”和解放达豪集中营的具体情形引自Sam Dunn，ed.，Dachau 29 April 1945：The Rainbow Liberation Memoirs。

[17]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Dachau，” www.ushmm.org.

[18] Dunn，ed.，14.

[19] Dunn，22-24.

[20] Dunn，32.

[21] Dunn，77.

[22] Dunn，91-92.

[23] Dunn，24.

[24] Tuvia Friedman，The Hunter，50-102.

[25] Norman Davies，Heart of Europe：A Short History of Poland，72.

[26] Taylor，Frederick. Exorcising Hitler：The Occup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 New York：Bloomsbury，2011，226.

[27] Joseph Wechsberg，ed.，The Murderers Among Us：The Wiesenthal Memoirs，45-49.

[28] 犹太人流散时期的一种语言，主要为中欧、东欧以及后来的北美犹太人所使用。

[29] Tom Segev，Simon Wiesenthal：The Life and Legends，35-41；and Wechsberg，Joseph，ed. The Murderers Among Us：The Wiesenthal Memoirs. New York：McGraw-Hill，1967，23-44.

[30] Andrew Nagorski，“Wiesenthal：A Summing Up，” Newsweek International，April 27，1998.

[31] 又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32] Wechsberg，Joseph，ed. The Murderers Among Us：The Wiesenthal Memoirs. New York：McGraw-Hill，1967，28.

[33] Segev，Tom. Simon Wiesenthal：The Life and Legends. New York：Doubleday，2010，27.

[34] Wechsberg，Joseph，ed. The Murderers Among Us：The Wiesenthal Memoirs. New York：McGraw-Hill，1967，8.

[35]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146.

[36] Wechsberg，Joseph，ed. The Murderers Among Us：The Wiesenthal Memoirs. New York：McGraw-Hill，1967，47-49.

第三章 共有计划

我们是一个非常听话的民族。这既是我们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最大的弱点。它让我们能够在英国人忙于罢工之时创造一个经济奇迹，也让我们跟随希特勒这样的人走进巨大的集体坟墓。[1]

——1972的年畅销小说《敖德萨档案》（The Odessa File）中的虚构人物德国杂志出版商汉斯·霍夫曼（Hans Hoffmann），作者为弗·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

德国战败后，曾臣服于希特勒的大部分国民迫切地想要让自己同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大规模谋杀和暴行割裂开来。战胜国军队的士兵和集中营的幸存者经常会遇到德国人向他们保证说，自己一直是反对纳粹的——虽然没有采取什么具体行动，但心里是反对的。许多人还声称，他们曾帮助犹太人和纳粹政权下的其他受害者。维森塔尔冷淡地指出：“如果我在那几个月里听到的故事中的犹太人都真的被拯救了，那么在战争结束时，活着的犹太人的数量会比战争开始前还要多。”[2]

尽管许多德国人最初对纽伦堡审判和其他审判活动不屑一顾，认为那不过是“胜利者的正义”，但还是有人觉得，让德国这些暴行的幕后首脑很快遭到惩罚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绍尔·帕多弗（Saul Padover）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从诺曼底战役起就一直在美国军队中服役，曾参与对德国的进攻，并做了许多有关德国人态度的记录。在见了一个曾经是德国少女联盟（Bund Deutscher Mädel）领袖的年轻女子后，他在笔记本中记下了与她的对话。德国少女联盟是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的女性版。[3]

帕多弗写道，在被问及她在德国少女联盟中的角色时，她“撒了谎”，说自己是“被迫”成为其领袖的。[4]当被问及她觉得应该怎样处理纳粹高层时，她回答说：“在我看来，你可以把他们都绞死。”

这个年轻女子绝不是唯一想看到纳粹要人付出生命代价的人，因为这能够帮助她与已经发生的事情保持距离。与许多德国人一样，她坚称自己对第三帝国的大部分恐怖暴行毫不知情。

彼得·海登贝格尔（Peter Heidenberger）曾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服役于一个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国伞兵师，随后当了一段时间的战俘。在达豪集中营得到解放后不久，他来到了达豪。当时他正在寻找他的未婚妻，在1945年2月13日他们的家乡德累斯顿遭到轰炸后，她就逃走了，躲藏在达豪的朋友那里。几十年后，在拾起回忆时，他说：“你知道，达豪是一个很棒的小镇，那里有一座城堡。”在沿着山坡走向城堡时，他遭到了一名美国哨兵的盘问，问他是否知道山下的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他说：“我告诉哨兵当时我不在那儿，除了知道那是一座监狱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相信我。”[5]

不过不久后，海登贝格尔就了解到了更多，多到他无法不去赞同那个德国少女联盟的年轻女子的话。在回忆自己对所听闻之事的最初感受时，他说道：“他们应该全部被按在墙上，好让我们更好地伸张正义。”

海登贝格尔的看法会慢慢发生改变，因为他参与了另外一些与纽伦堡审判同时进行的审判。在达豪，美国陆军起诉了负责执行纳粹高官——包括在纽伦堡被绞死的那几位——所制定的政策的那些人。他们都是一些底层的作恶者，是负责管理达豪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的党卫军军官和工作人员。美国人当时正在寻找一名特约通讯员，也就是一名自由记者，为战胜国新设立的慕尼黑广播电台（Radio Munich）报道达豪审判。一名当地官员推荐了海登贝格尔，因为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且没有纳粹背景的德国人。

这是该德国年轻人第一次听说什么是特约记者，此前他也没有任何报道经验，不过他欣然接受了工作。他说：“这件事的好处在于，我们在营地上可获得美味的食物。”不久后，他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成为一名重要的报道员，服务于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包括德新社和路透社。尽管达豪审判的知名度远逊于纽伦堡审判，但它为回答第三帝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提供了不同寻常的细节。

在其总统任期结束很久之后，杜鲁门谈到了这些审判的最初目的，当时他脑海里想的正是这类细节。他说：“最初的目的是让未来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说‘噢，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不过是一些宣传手段，一堆谎言罢了’。”[6]换句话说，战后审判的意义并不只是在于惩罚有罪之人，它们对于建立历史档案也是至关重要的。

* * *

与许多同龄人不同，威廉·登森从未去欧洲战场服役。他出生在亚拉巴马州；其曾祖父曾在南北战争中为南方效力；其祖父做过州最高法院的法官，曾冒着被排斥的风险为该州的黑人公民仗义执言；而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当地律师兼政治家。他本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后来在西点军校教授法学。不过在1945年初，他作为美国军法署署长中的一员前往德国。32岁的登森此时孤身一人（他的妻子不在身边，因为她不愿前往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准备在一个他此前从未踏足的被征服的国家提起公诉。[7]

他与军法署的其他人员一起驻扎在距离达豪不远的弗赖辛（Freising），起初对来自集中营幸存者的可怕报告满腹狐疑。数十年后，他解释说：“我当时的想法是，有的人在集中营中受到了虐待，正寻求报复，而他们在做这件事时凭借的是幻想而非现实。”不过，不久后，他就被自己搜集到的证词的一致性说服了。由于证人们“基本上都在讲述同一件事，我知道这些事真的发生了，这是因为证人们没有机会提前聚在一起编造他们的故事”。[8]

即使他还有任何残存的疑虑，也被达豪等集中营的解放者提供的可怕叙述打消了。与此同时，这些叙述重新点燃了关于是否该迅速处决那些大规模屠杀和酷刑的执行者的讨论。乔治·S.巴顿（George S. Patton）将军曾来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个名叫奥尔德鲁夫（Ohrdruf）的营区视察，见到了一个堪比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之画作的噩梦般的死亡场景，当时，他在吉普车中大喊道：“看看这些狗娘养的干了什么？看看这些杂种干了什么？我不希望你们留一个俘虏！”[9]

不过登森和他在军法署的同僚都相信，审判是绝对有必要的——既是为了惩罚有罪者，也是为了向当时和未来的所有人揭露可怕的事实。[10]在听说了美军士兵在达豪以及其他一系列集中营中看到的细节后，登森说：“我终于到达了一个临界点，我几乎愿意相信任何事了。”[11]在被要求尽快起诉那些作恶者时，他已经跃跃欲试了。有关究竟是迅速处决还是进行审判的争论已经结束了。

登森手下的主要审讯员名叫保罗·居特（Paul Guth）。出身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的居特曾被家人送往英格兰求学；后来，他前往美国，并被临时选中前去宾夕法尼亚州的里奇营（Camp Ritchie）接受情报训练，这座训练营里有一大批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在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居特在英格兰接受了进一步的训练，然后来到了弗赖辛。他将成为美军最厉害的审讯员之一。[12]

不过，当居特前去对关押在集中营营房（这座营房此前一直被用来关押现在这些囚犯的施虐对象）里的囚犯发表讲话时，他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骇人的印象，而是恰好相反。这些党卫军预计自己会被处决，但居特念出了40个人的名字，称这些人将在美国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他还对他们说，他们可以自行选择辩护律师，律师名单将由美军提供，且如果他们不愿意也不会被强迫出庭作证。正如登森的传记作者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所写的那样：“德国人几乎不敢相信他们自己的耳朵。”[13]

当1945年11月13日达豪审判开始的时候，法庭上挤满了人。国际军事法庭在一周后才将于纽伦堡启动审理程序，因此房间里有很多要员，包括艾森豪威尔的总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将军以及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克劳德·佩珀（Claude Pepper）。屋子里还有许多记者，包括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玛格丽特·希金斯（Marguerite Higgins）这样的杰出人物，不过李普曼和希金斯连第一个上午都没有待满。等到那一周结束时，他们的同行几乎都跟着去了纽伦堡，因为对他们来说，纽伦堡审判才是能够产生重要新闻的重头戏。很快，负责报道达豪审判的记者仅剩海登贝格尔以及一名《星条旗报》的记者了。[14]

在那40个被告因自己的受审方式感到惊讶的同时，旁听者们也被登森作为首席检察官发表的讲话吓了一跳。海登贝格尔回忆说：“对美国司法实践感到陌生的德国旁听者们被检察官的戏剧化言行惊呆了。”登森来到法官身旁，用他的美国南方口音做了陈述：“庭上……”让登森的听众着迷的不仅仅是他的口音，海登贝格尔补充说，“他说话的方式很讨喜，在陈述论据时效果非常好”。[15]

首次走进登森办公室时的感受给这个德国记者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于美国人立刻就将自己视作记者界的合格成员，海登贝格尔感到非常高兴。数十年后，他沉思着说：“你知道，美国人习惯把脚放在办公桌上。他就把脚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然后把我当作一名报社记者对待。”

不过，登森令人宽慰的举止下掩藏着他钢铁般的决心，那就是赢得对所有被告的起诉。与纽伦堡审判的被告不同，在达豪受审的人并非政策的制定者，他们不能被指控为反人类罪的策划者。登森打算在指控过程中证明，这些负责管理集中营的人准确地知道集中营的目的是什么，这足以证明他们是犯下这些罪行的“共有计划”或者说“动机共同体”的一部分。[16]没有必要去证明每一个被告犯下了什么具体罪行。

庭上，我们将出具证据，证明在所述期间，一个屠杀阴谋正在达豪上演。我们将出具证据，证明这一屠杀计划的受害者都是平民和战俘，是那些不愿被纳粹主义奴役的人。我们将会展示，这些人像豚鼠一样被当作实验对象，他们被饿死，同时还从事了他们身体所能承受的最繁重的劳动。这些人的居住条件非常恶劣，疾病和死亡简直是无法避免之事……被告中的每一个都是这台屠杀机器中的一枚齿轮。[17]

辩方律师强烈反对这种“机器齿轮”的指控，但收效甚微。后来，这种总括性的方法遭到放弃，大多数审判开始聚焦于单个被告所犯下的特定罪行。

在纽伦堡审判中，大多数证据是由检方提供的，主要以德国人自己制作的犯罪档案的形式呈现；相比之下，达豪审判主要依靠一个接一个的目击者，他们向登森提供了关于这一屠杀机器运作过程的骇人证词，包括从达豪集中营运出的最后一批犹太人。阿尔巴尼亚囚犯阿里·库契（Ali Kuci）作证说：1945年4月21日，2400个犹太人被命令走进火车铁皮车厢；到4月29日美军解放这座集中营时，铁皮车厢里已经堆满了死尸。库契和其他囚犯将这列从未离开站台的火车称作“停尸房快车”。他补充说，在那些囚犯中，只有600人活了下来。党卫军看守不让任何人靠近火车，结果里面的人被活活饿死了。[18]

登森所依靠的还有居特和其他审讯人员获得的部分被告的口供，这也招致一些人指责他们使用了强迫性手段。居特坚决否认这些指控，不过达豪审判的速度和结果使针对其程序合法性的质疑很久都无法平息。登森在做案情总结陈词时说：“我要强调的是，这40个人并未被指控谋杀。他们的罪行是一种旨在谋杀、殴打、折磨和使人挨饿的共有计划。”[19]换句话说，起诉他们的关键要素正是这种“共有计划”，而不是单个的谋杀行为。

对被告们提出的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的托词，他也一概不予考虑，同时谴责他们“没有拒绝去做明显是错误的事情”。他补充说：“‘我是在执行命令’这样的回答在这个案件中没有任何立足之地。”这帮助建立了一条在以后的审讯中一直得到遵循的原则。登森在总结陈词中说：“如果本庭以任何方式宽恕庭上呈现的行为，这些被告就会令文明的时钟倒退至少一千年。”[20]

这些从主宰者变成囚犯的德国人的居住条件有时会让人产生错觉，让人觉得他们正受惠于战胜国的仁慈。利物浦的罗素勋爵（Lord Russel）曾担任英军驻莱茵河地区的副军事检察官，其间他访问了达豪集中营，并且被他看到的德国囚犯的状况震惊了。“每个人都舒服地住在一间通透敞亮的牢房里，有电灯，有冬季集中供暖，还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一些书。伙食不错，他们看起来膘肥体壮，脸上带着一丝惊讶。他们一定很奇怪，想知道自己究竟身处何地。”[21]

不过在1945年12月13日，当军事法庭宣布判决时，误会全部都烟消云散了。这40人全部被判有罪，其中的36人被判处死刑。在这36个被判死刑的人中，有23人在1946年5月28～29日被绞死。[22]

在访问达豪集中营的过程中，罗素勋爵从那里的一栋建筑里走出，注意到一件让他感到尤为奇怪的事情：“火葬场屋顶的一根竿子上钉着一个简陋的铁质鸟巢，那是某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党卫军为野鸟准备的。”

这促使他对自己观察到的内容进行最后的思考。他写道：“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我才能理解这个给世界带来了歌德、贝多芬、席勒和舒伯特的国家，为什么也带来了奥斯维辛、贝尔森、拉文斯布吕克和达豪集中营。”[23]

* * *

与美军法律团队的其他许多成员不同，登森并没有在第一场达豪审判结束后返回美国。他留了下来，在1947年前一直负责管理后续审判的起诉团队。尽管这些审判主要聚焦于布痕瓦尔德、弗洛森比格和毛特豪森等集中营里的死亡机器，不过这些集中营也在达豪集中营的管辖范围内。登森创纪录地亲自起诉了177起案件，被告包括集中营里的看守、军官和医生等，并且成功让他们都得到了有罪判决。最终，其中的97人被绞死。[24]

1947年10月，就在他打算飞回祖国，重返平民生活时，《纽约时报》大加称赞了他的服役记录：“登森上校在达豪的战争罪委员会起诉团队杰出地完成了大量工作。他经常在白天为一个重要案子做准备，然后在晚上为另一个案子一直工作到深夜。在那两年时间里，在负责为阿道夫·希特勒管理集中营的党卫军男男女女的心中，他就象征着司法。”[25]

但这种巨大的工作强度，以及无止境重现可怕事实的日常工作，让登森付出了巨大代价。他的体重从160磅掉到了120磅。[26]他后来回忆说：“他们说，比起被我放在证人席上的证人，我自己看起来更像是一件来自集中营的证物。”1947年1月，他晕倒了，不得不卧床两周。[27]尽管如此，每个新案件都似乎让他更加坚定了继续起诉的决心。

登森的妻子罗比娜一直留在美国，此时提出要离婚。据登森传记的作者介绍，她本以为“自己得到的是一个来自贵族家庭的社交圈中的伴侣，而不是一个跑去起诉纳粹的司法卫士”。[28]

与登森和身处达豪的其他美国人的友情不断加深的海登贝格尔声称，这并不是促使他妻子做出这一决定的唯一因素。他说：“见鬼，毁了他的婚姻的是那些德国姑娘。美国人什么都有，他们有尼龙袜，于是抱得美人归。对于那些洁身自好的德国姑娘我们甚至会感到吃惊。比尔曾对我说起他在慕尼黑参加的那些派对。它们肯定非常狂野。”海登贝格尔坚称，罗比娜·登森发现了这种出轨行为，这促使她结束了这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名存实亡的无子婚姻。

不久后，登森就发现自己迷上了一个同样身处无爱婚姻的德国年轻女子。她是一名真正的伯爵夫人，被朋友们称作“胡希”（Huschi）。在苏联军队抵达前，她带着六个月大的女儿坐着马车从西里西亚的家族庄园中逃了出来，然后在德累斯顿的轰炸中幸存下来。[29]战争结束时，她身处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小村庄，在看到出现在那里的第一辆美国坦克后，她用流利的英语向美军宣布：“我们这座村庄向你们投降。”[30]听到这些故事后，登森被她迷住了。不过很久以后，他发现胡希也已离婚并迁居美国，直到此时他们才重新取得了联系，并且在1949年12月31日成婚。大家都说，这是一段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都非常幸福的婚姻。

晚年的登森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将他在德国的时光看作“一生事业的亮点”。[31]不过这并非没有争议。在达豪审判结束后，他起诉了几桩既引起了巨大舆论轰动，又引发了激烈辩论的案子。1947年初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被告的审判是其中的代表。

登森在军事法庭上说，关于那座集中营的记录是“自有文字记录以来最臭名昭著、最残酷的章节之一”。[32]没有一个案件的震撼程度比得上对伊尔斯·科赫的起诉，她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首任指挥官的遗孀。海登贝格尔回忆说，早在审判开始前，部分急于出庭作证的人就开始传播“她作为一个性恶魔的荒唐故事”。在接受登森的讯问时，这些前囚犯作证说，她很喜欢用她的性感来挑逗囚犯，然后把他们打一顿或者杀害。

前囚犯库尔特·弗洛伯斯（Kurt Froboess）回忆说，有一天，在挖掘用来放置电缆的沟渠时，他抬头看了眼科赫。他说：“她穿着一条短裙，双腿叉开站在沟渠上方，没穿内裤。”[33]随后，她要求这些囚犯回答他们在看什么，并且用她的马鞭抽打他们。

其他人作证说，她拥有人皮制成的灯罩、刀鞘以及书皮等。在战争期间一直身陷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库尔特·西特（Kurt Sitte）说：“众所周知，如果伊尔斯·科赫路过并看到了某个拥有文身的囚犯，该囚犯就会从工作场所被送往医院。他会在医院被杀害，然后他身上的文身会被剥下来。”[34]

报道了所有证词的海登贝格尔确信科赫犯有系统性的残暴罪行，不过他也相信存在一些未经证实的流言。她作为“性欲过剩”的虐待狂的名声在审判开始前就早已人尽皆知，而且囚犯们尤为憎恨她，因为她喜欢炫耀她的性感和权力。当她在受审期间出庭作证时，她明显的孕相——尽管她自被捕以来一直处于被关押的状态——在法庭上进一步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之情。这促使记者们手忙脚乱地试图给她找一个恰当的外号。据海登贝格尔说，《星条旗报》的一名记者冲入媒体休息室宣布：“我想到了。我们就叫她‘布痕瓦尔德婊子’吧。”[35]

这个外号被叫开了，她成了整场审判的女魔头。让她的处境变得更糟的是，检方还呈上了属于一个波兰囚犯的已经萎缩的头颅。据说这个囚犯曾试图从集中营逃跑，却被抓住并处决了。一个目击者说，这颗头颅曾被集中营当局展示给前来参观的访客。[36]尽管检方指出无法证明此事与科赫有关，但它仍然被列为证据之一。

所罗门·苏罗维茨（Soloman Surowitz）是负责布痕瓦尔德案件的登森团队中的美国律师。他认为围绕科赫发生的骚动破坏了法庭诉讼的正当程序，于是辞去了在这个案件中的职务。他对登森说：“我受不了了。我不相信我们自己的证人。他们所说的全部都是道听途说。”[37]

两人就此分道扬镳，没发生什么不快。登森仍然相信，他必须呈交手头的证据，无论那些最具煽动性的说法是否能够得到证实，现有的证据都足以定她的罪。科赫被判处终身监禁，不过随着围绕战争罪审判的舆论开始发生变化，她的案子还会经历更多的波折。即使在后来回到美国后，登森仍在因科赫的问题遭到抨击，尤其当人皮灯罩的故事在公众眼中变得越来越可疑后。

海登贝格尔在他的文章里承认自己为夸大部分未经证实的传闻而感到不安，这些传闻对增加审判的轰动性起了重要作用。不过他毫不怀疑科赫以及布痕瓦尔德案件中的其他被告完全是罪有应得。这些审判尽管存在瑕疵，但让他确信他最初持有的看法，即主要罪犯应该被迅速处决而不是接受司法审判，是错误的。他总结说：“尽管关于战争罪审判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问题，但它们为解答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提供了最好且最可信的证据。”[38]

1952年，海登贝格尔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移民美国。作为战后进驻华盛顿的首批德国记者，他参加了杜鲁门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不过，他已经在德国学习了法律，并且将在不久后求学于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在华盛顿开启了作为法律工作者的职业生涯，有时会代表纳粹罪行的受害者向德国政府索赔，后来还作为顾问就犹太人大屠杀的案子为德国政府提供咨询。在他的早期同事和导师中，就有他的老朋友威廉·登森。

[1] Frederick Forsyth，The Odessa File，92.

[2] Wechsberg，Joseph，ed. The Murderers Among Us：The Wiesenthal Memoirs. New York：McGraw-Hill，1967，11.

[3] 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分别是纳粹对13～18岁的男性青年和14～18岁的女性青年进行军事训练的准军事组织。

[4] Saul K. Padover papers，1944-45，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Manuscript and Archives Division.

[5] 摘自我对彼得·海登贝格尔的采访。除非特别说明，否则本书对他之言的援引都来自那次访谈。

[6] Beschloss，Michael. 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275.

[7] Joshua M. Greene，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17-20.

[8] Michael T. Kaufman，“William Denson Dies at 85；Helped in Convicting Nazis，”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6，1998.

[9]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13.

[10]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19.

[11]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24.

[12]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26.

[13]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36.

[14]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39-44，53-54；以及我对彼得·海登贝格尔的采访。

[15] Peter Heidenberger，From Munich to Washington：A German-American Memoir，53.

[16] Peter Heidenberger，From Munich to Washington：A German-American Memoir，57.

[17]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44.

[18]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64.

[19]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101.

[20]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103-4.

[21] Lord Russell of Liverpool，Scourge of the Swastika：A Short History of Nazi War Crimes，251.

[22] “Nazi War Crime Trials：The Dachau Trials，” jewishvirtuallibrary.org.

[23] Lord Russell of Liverpool. The Scourge of the Swastika：A Short History of Nazi War Crimes. London：Greenhill，2002，252.

[24]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2，349.

[25] “Chief Prosecutor Returns Home，” 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4，1947；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316.

[26] Flint Whitlock，The Beasts of Buchenwald：Karl and Ilse Koch，Human-Skin Lampshades，and the War-Crimes Trial of the Century，196.

[27]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226-27.

[28]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128.

[29]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80-85，345.

[30]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127.

[31]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348.

[32] Whitlock，Flint. The Beasts of Buchenwald：Karl and Use Koch，Human-Skin Lampshades，and the War-Crimes Trial of the Century. Brule，WI：Cable，2011，199.

[33]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266.

[34]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263.

[35] Heidenberger，Peter. From Munich to Washington：A German-American Memoir. Xlibris，2004，61.

[36]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263-64.

[37]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273.

[38] Heidenberger，Peter. From Munich to Washington：A German-American Memoir. Xlibris，2004，58.

第四章 企鹅规则

他的声音抑扬顿挫，双手十指修长，指甲修剪精致，走起路来自信而优雅。他完美人格中唯一的污点是，曾经杀害九万人。[1]

——迈克尔·穆斯曼诺法官对以东部战线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指挥官的身份接受审判的奥托·奥伦多夫的描述

本亚明·费伦茨戴着一顶水手帽，穿着短袖蓝衬衫以及用黑色吊裤带固定的海军长裤，坐在佛罗里达州德尔雷比奇（Delray Beach）一栋朴实无华的单间平房外的长椅上。在2013年初我拜访他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人。

但是，当这位仅五英尺高的93岁老人站起来伸展他的肱二头肌，展示他每天在健身房锻炼的成果时，他就一点也不普通了。或者，更重要的是，当他回忆起他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在纽约一个俗称“地狱厨房”的糟糕社区长大，后来拿到奖学金进入了这所著名大学）到奥马哈海滩（他刚下登陆船就发现自己身处齐腰深的水中，而对其他大部分人来说，水只有膝盖高）的经历时，他就一点都不普通了。在他描述自己如何凭借幸运和顽强最终在27岁的年纪成为纽伦堡的首席检察官，参与了美联社所说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谋杀案审判”[2]（这种说法没有丝毫夸张）时，他显得尤为特别。然而，与达豪审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纽伦堡的这次对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审判完全被备受关注的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领导人的审判盖过了风头，因此它在历史书籍中最多也就得到了被一笔带过的待遇。

费伦茨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一个匈牙利犹太家庭，当他还在襁褓中时，他们举家移民到了美国。费伦茨一直是一个好斗的家伙，始终受自身的激情驱动，不惧怕任何挑战。他们家住在“地狱厨房”一栋公寓楼的地下室里，他父亲在那栋公寓楼当清洁工。最初，他被当地的公立学校拒收，既因为六岁的他看起来太过矮小，也因为他只会说意第绪语。不过，在上过纽约市其他地区的多所学校后，他被认为是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并且成为家中第一个大学生，随后从哈佛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且在此过程中，他从未被要求支付学费。[3]

1944年底，费伦茨下士从步兵团被调到巴顿将军手下第三军的军法处，对此他感到激动万分，在他听说自己将成为新成立的战争罪起诉团队中的一员时更是如此。在美军通过顽强的战斗攻入德国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盟军飞行员跳伞落在德国境内，随后被当地居民杀害的报告。费伦茨受命调查这些案件，可在有必要时实施逮捕。他说：“我拥有的唯一权力来自腰间别着的点45口径手枪以及镇上到处都有美军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非常顺从，我不记得遇到过任何反抗。”[4]

尽管身材并不高大，但费伦茨身上有一股子超出他身材的纽约式勇气。后来，在巴顿将军把指挥部设在慕尼黑市郊时，好莱坞女星玛琳·黛德丽来到当地慰问劳军，当天轮到他打扫厕所。作为团队中的低级成员，他被告知要确保她不受打扰地在房间里先洗个澡。他回忆说：“在等了一段时间后——这是为了确保她在浴缸里——我着急完成自己的工作，于是径直走到了房间里，当时她正平静地坐着，看起来光彩照人。”他一定因自己的鲁莽而感到一阵慌乱，因为他在退出房间时说：“噢，请原谅，长官。”

在他道歉时，黛德丽只是感觉很有趣，尤其因他使用“长官”这个称呼而大笑不已。当听说他是一名从哈佛毕业的律师后，她邀请他加入她与军官们的午餐。由于费伦茨只是普通士兵，因此他建议她向军官解释说他们在欧洲是老相识，她愉快地照办了。由此，他的职责从扫厕所变成了坐在超级巨星的对面与她共进午餐。在巴顿的陪同下离开房间之前，她给了费伦茨一张名片。

随着费伦茨调查的有关失事飞行员的案件越来越多，他对于自己的工作也越来越专心，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没有产生报复心理。有时，他甚至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感到有些矛盾。在调查一名在法兰克福附近完成轰炸任务后被击落的飞行员遭到殴打的案子时，他审讯了一个参与殴打的年轻女子。该女子承认她参与了对飞行员的殴打，但她流着泪解释说，她的两个孩子都在轰炸中丧命了。费伦茨产生了一种愧疚感，于是只软禁了她。他回忆说：“事实上，我为她感到难过。”但对于一个据说实施了致命一击，并且炫耀自己手上沾了美国人的血的消防队员，他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几个月后，费伦茨前去旁听战争罪审判，这两人也在被告席上。消防员被判处死刑。年轻女子在听到自己被判处两年徒刑时晕了过去。费伦茨询问一名前来检查的军医她的身体是否有恙，那名军医向他保证说，她没有大碍，不过他还透露了一个消息，那就是她已经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负责看守她的美国士兵。费伦茨说：“在战争时期总是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不过，当被派去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集中营，搜集可以被用于指控集中营管理者的证据时，这位年轻调查者的情绪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初，他在一个接一个的集中营里看到的景象——遍地的尸体以及骨瘦如柴的幸存者——让他感到难以置信。他后来写道：“我的头脑无法接受眼睛看到的东西。我看到的简直就是地狱。”在布痕瓦尔德，他发现了两颗萎缩的囚犯头颅，党卫军军官一直把它们当作展示品收藏。它们在后来的审判中被登森列为一项罪证。

费伦茨感到心中的愤怒越积越深，这种愤怒转化成了一种想要迅速采取行动的强烈愿望，好几次看到受害者对曾经的施暴者采取报复行动时，他都更愿意袖手旁观。在抵达埃本塞（Ebensee）集中营后，他命令一群路过的平民收殓并埋葬尸体。一些愤怒的前囚犯抓到了一个试图逃跑的可能是集中营指挥官的党卫军军官，费伦茨看着他们殴打那个男子，然后将他绑在一个用来把尸体推入焚化炉的托盘上。他们将他放在火焰上推来推去，直到他被活活烤死。费伦茨回忆说：“我看着这件事发生，什么都没干。我连尝试干预的意愿都没有。”

在毛特豪森集中营，他在一个采石场底部发现了一堆人骨，是那些刚失去劳动能力就被丢下悬崖的奴工的残骸。在开车前往附近的林茨后，他挑选并征用了一间属于一个纳粹家庭的公寓。他命令他们离开，好让他和他的手下待在那里。在第二天上午返回毛特豪森前，他把公寓中衣柜和壁橱里的衣服全部取走，带到集中营里，送给近乎赤身裸体的囚犯穿。那天晚上，一个曾住在公寓里的年轻女子返回公寓，询问她能否拿几件自己的衣服。费伦茨说：“请自便。”但她看到壁橱里空空如也，开始大喊大叫，声称自己的衣服被偷了。

费伦茨回忆说：“我没有心情被任何一个德国人称作小偷。”在她还在大喊大叫时，他拽着她的手腕来到楼下，告诉她他会把她带到集中营，这样她就可以自己去找那些囚犯归还衣服了。她对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形感到十分害怕，因而更加大声地求他放开她。费伦茨同意了，但前提是她必须答应他的要求，声明那些衣服是送给囚犯的礼物，而不是被任何人偷走的。他把自己的怒火化作一次严厉的教训，让这个女孩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5]

* * *

一次工作安排让费伦茨暂时回到美国，借机完成了婚姻大事。随后，他返回德国，加入了泰勒将军的团队，这支团队正在纽伦堡进行战争罪的审判工作。在这些由国际军事法庭负责的审判中，最早也是最著名的那几场在1946年10月1日结束了，在那一日法庭宣布了对戈林、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等纳粹高层的判决。但接下来纽伦堡还有十几场由美国军事法庭主持的审判。其中一场因费伦茨在柏林的一个偶然发现而举行，这个发现改变了他的人生。

携新婚妻子返回德国后，费伦茨被派往柏林组建一支战争罪调查分队。1947年春，他手下最优秀的调查员之一冲进他的办公室，向他报告了一个重大发现。调查员在搜查滕珀尔霍夫机场（Tempelhof Airport）附近的一栋外交部附属建筑物时，发现了一组被递交给盖世太保的不同寻常的秘密报告。它们每天一次地详细记录了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在东部战线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平民类“敌人”的集体枪杀和实验性毒杀。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是负责执行杀人任务的特别行刑队，后来，这种屠杀任务被转交给了集中营的毒气室。

在一台小型加法机上，费伦茨开始计算这些言简意赅的枪杀报告中提及的受害者数量。他回忆说：“当加到100万时，我就再也不往上加了。对我来说，那已经足够多了。”[6]费伦茨急忙返回纽伦堡，告知泰勒这些发现，让他在下一场审判中好好利用这些证据。这次偶然发现提供了精确的信息，揭示了究竟是哪支部队以及哪些指挥官在1941年德军进攻苏联时制造了对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其他族群的大规模屠杀。

泰勒的最初反应比费伦茨预计的要冷静一些，也更计较一些。将军解释说，五角大楼不太可能分配更多资金和人手来准备计划外的审判。除此以外，公众似乎也不太渴望看到更多的审判。费伦茨不愿就此放弃，他强调说，如果没有其他人愿意接手这个案子，那么他愿意亲自接手，并且不会为此耽误其他工作。泰勒同意了，对他说：“好吧，由你来办。”泰勒将他任命为首席检察官，当时他只有27岁。

为了做好这个案子的准备工作，费伦茨搬回了纽伦堡。他的挑战在于如何处理可用于指控约3000个特别行动队成员的海量证据，他们都在东部战线参与了对平民的系统性谋杀。费伦茨解释说，他之所以选择官衔、学历最高的党卫军军官作为审判对象，是因为他没法再选更多人了。最起码的，纽伦堡法庭的被告席只有24个座位。费伦茨说，“正义总是不完美的”，他承认这只“抽取了小部分作为主要被告”。在他最初决定起诉的24人中，其中一人在受审前自杀，另一人在他宣读起诉书时精神崩溃。于是只剩下了22人。

案件审理从1947年9月29日持续到1948年2月12日，但费伦茨只用了两天时间进行检方的案件陈述。[7]他后来写道：“我猜想《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也许会将它认定为大规模审判中速度最快的检方陈词。”[8]他相信那些档案所提供的证据比任何目击者都有效。他解释说：“我没有传唤任何目击者的理由很充分。我也许没有任何经验，但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时可是非常优秀的刑法学学生。而且我知道，有时候最糟糕的证词恰恰是目击者的证词……我已经有了那些报告，也可以证明报告的真实性，当然，他们会对那些报告进行质证。”[9]

在开庭陈述中，费伦茨指控这些被告“蓄意杀戮超过百万的手无寸铁的无辜男性、女性和儿童……导致这种杀戮的不是军事上的需要，而是一种极端扭曲的思想，即纳粹的优等民族理论”。[10]随后，他将如此庞大的数字进行分解，以解释为什么要说它是真实的。证据显示，四支由500～800人组成的特别行动队“在两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天实施了约1350起谋杀。他们一周七天都在杀人，每天杀1350人，共持续了100多周”。[11]

费伦茨使用了一个新术语来描述这些被告的罪行：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词是由一位名叫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amkin）的波兰裔犹太难民律师发明的，他早在1933年就试图警告世界，希特勒要彻底消灭一个民族的威胁绝不是玩笑。[12]费伦茨在纽伦堡法院的大厅里见过莱姆金。据他说，莱姆金是个“有些迷茫的家伙，他蓬头垢面，眼睛里满是急切和痛苦”[13]。当时莱姆金正在不遗余力地进行游说，想要使种族灭绝被认定为一种新的国际犯罪类型。

费伦茨回忆说：“他像是柯勒律治诗作中的老水手一样，拦下任何愿意聆听的人，讲述他的家人是如何被德国人杀害的。犹太人之所以被杀，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结束讲述前，他会提出请求，要求对方支持他让种族灭绝成为一项特殊罪行的努力。在莱姆金的反复请求下，费伦茨故意在开庭陈述中谈到了这个词，将其定义为“让整个人类族群灭绝”。[14]

这位年轻的检察官在开庭陈述的最后用了一句话做总结，在未来几十年里，这句话将会在所有试图为这些惊天罪行的受害者伸张正义的人的心中引起共鸣。事实上，50年后，联合国为审判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罪行而成立的特别法庭还引用了这句话。费伦茨宣称：“如果这些人得到豁免，法律就失去了意义，人类就只能生活在恐惧之中。”[15]第二天他完成了检方的陈述，接下来几个月的审讯都被用来听取被告的证词。

来自宾夕法尼亚的首席法官迈克尔·穆斯曼诺（Michael Musmanno）不久后就被说服，相信费伦茨“并不是在使用修辞手法，而是在陈述无数铁一般的事实”。[16]他把这位身材矮小的检察官描述为“挑战巨人的大卫”，[17]因为费伦茨推翻了被告的荒唐证词——这些被告试图将杀人罪责推卸到其他人身上，或者坚称他们在执行杀人任务时曾设法表现得尽可能“人道”。

穆斯曼诺身边还有两名协助他审理案件的法官，但正如费伦茨所说，他完全主导了整场审判。作为一个意大利移民的儿子，穆斯曼诺曾在20世纪20年代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尔托洛梅奥·范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辩护，还常常表现得很爱作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作为刑事法庭的法官，他曾发起了一次打击酒驾的运动，命令35个因涉酒案件服刑的男子出席被酒驾司机撞死的矿工的葬礼。他还警告说，任何胆敢质疑圣诞老人存在的人——如他所说，也就是那些使孩子们伤心的家伙——都是藐视法庭之人。[18]他宣称：“如果法律认可无名氏的存在的话，那么它一定也认可圣诞老人的存在。”[19]

费伦茨最初不确定该如何对付这个略显浮夸的家伙。让他有些恼火的是，穆斯曼诺一直在驳回他对于辩方所提交证据的反对意见，费伦茨对这些证据的评论是：“毫无根据的道听途说、明显伪造的档案文件或者带有偏见的证人证言，它们应当被排除在外。”穆斯曼诺随后直言不讳地向费伦茨及其团队透露了他们一直在怀疑的事情：他打算接受辩方提交的任何证据，“甚至包括企鹅的性生活”。[20]“企鹅规则”（The Penguin Rule）这个说法就来源于此。

不过费伦茨还注意到，穆斯曼诺对奥托·奥伦多夫（Otto Ohlendorf）这样的被告的证词十分感兴趣。奥伦多夫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学过法学和经济学，还号称拥有法理学博士学位。他所指挥的特别行动队D分队可能是最臭名昭著的行刑队。年轻的检察官费伦茨之所以将奥伦多夫列入被告名单，恰恰是因为他是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大屠杀凶手之一。

穆斯曼诺转身面对奥伦多夫，字斟句酌地直接对他说：“士兵们走上战场时知道自己必须杀人，但他们知道与自己战斗的是拥有同等武器的敌人；而你们竟去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你们难道没有对这种命令的道德合理性产生过怀疑吗？假设命令是——这里我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让你杀死你自己的妹妹，你难道不会本能地对这个命令进行道德评估，以判断它究竟——在道德上，而非政治或者军事上——是对是错，是否符合人性、良心和公正的原则吗？”[21]

奥伦多夫看上去备受打击，他的拳头张开又握紧，眼睛在法庭里东张西望。穆斯曼诺后来回忆说：“他很清楚，一个愿意杀死自己亲妹妹的人根本算不上人类。”奥伦多夫能做的只有设法回避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法官大人，我没有资格去把这种情形从其他情形中区分出来。”

不过在面对检方时，奥伦多夫非但坚称他无权质疑自己得到的命令，而且试图将他行刑的行为描绘成自卫，因为“德国受共产主义威胁，众所周知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拥趸，而吉卜赛人无法被信任”（费伦茨在后来的论证中做的总结）。[22]

这种理由肯定无法给奥伦多夫的案子提供任何帮助，对其他被告人来说也是如此。这尤其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足以让他们明事理，而穆斯曼诺也意识到了这点。他后来写道：“在公共图书馆随便找一张阅读桌，那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数量可能都比不上纽伦堡法院特别行动队审判的被告席。”[23]

泰勒将军在审判过程中加入进来，为检方做了总结陈词，强调被告是“这个大规模屠杀计划中的刽子手”，[24]档案清楚地写明“这次公诉针对的是种族灭绝罪行、其他战争罪行以及反人类罪行”。重要的是，如今，不仅仅是费伦茨，连负责监督纽伦堡所有后续审判的泰勒都采用了“种族灭绝”这个由莱姆金发明的新词。

此前在宾夕法尼亚当法官时，穆斯曼诺从未判处任何人死刑。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于做出这种判决的可能性感到十分烦恼，因此不得不到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内暂避数日。费伦茨从未明确要求穆斯曼诺做出死刑判决；费伦茨后来解释说，他本身是反对死刑的，但“我永远都想不出对这种罪行，做出何种判决才算合适”。[25]

当法官宣布判决时，费伦茨被自己听到的内容惊呆了。这位检察官回忆说：“穆斯曼诺比我预计的要严厉得多。每一次他说到‘判处绞刑’时，都像用重锤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26]这位法官给出了13个死刑判决，剩下的被告被判入狱，期限从10年到终身不等。

费伦茨终于理解了为什么穆斯曼诺要坚持“企鹅规则”。用费伦茨的话说，穆斯曼诺想要“给予被告一切可能的权利。他有信心自己不会被伪造的证据欺骗，最终，法庭将做出最后裁定”。费伦茨总结说，当法庭做出裁定时，“我突然对迈克尔·穆斯曼诺法官有了更深的尊敬和喜爱”。

像达豪审判的结果一样，这些指控过些时候后会接受审查，多个案件的判决会得到减轻。作为93岁的老人，费伦茨在回望过去时给出了最后的数据：“特别行动队中有超过3000人每天竭尽所能地杀害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我起诉了其中的22人，让他们全部被定罪。其中13人被判死刑，4人被真正执行了死刑。其他人几年后就出狱了。”随后，他忧郁地补充说：“至于余下的那三千来人，他们身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曾经每天都在屠杀他人。”[27]

费伦茨在为自己的成绩自豪的同时，也为自己在纽伦堡的一些经历，尤其是被告人及其同伙的态度感到沮丧。他一直避免在法庭外与他所起诉的任何人谈话，除了一个案子，也就是奥伦多夫的案子。费伦茨在奥伦多夫被判死刑后与他交谈了几句。后来成为被执行死刑的四人中的一员的奥伦多夫对费伦茨说：“美国的犹太人会因此受到惩罚的。”费伦茨补充说：“他死前还坚信自己是对的，而我是错的。”

很少有德国人如此直言不讳地向胜利者表达自己的看法，但忏悔行为确实极为罕见。费伦茨指出：“在我待在德国的那么长一段时间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来找我，对我说‘我很抱歉’。这也是最让我失望的地方。任何人，甚至连我起诉的那些大屠杀凶手，都从没说过抱歉。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心态。”

他继续说：“正义在哪里？它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只是一个开始，却是你所能做的一切。”

* * *

24岁的工程兵哈罗德·伯森（Harold Burson）下士为美国武装部队广播网报道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高层领导人的审判。他对于许多德国人反复声称自己从未支持纳粹或者对于纳粹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感到愤怒不已。他讥讽地回忆说：“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从前是纳粹的人，或是知道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的人。”[28]或者正如逃离祖国并在美国陆军中服役，后来在纽伦堡担任首席翻译的德裔犹太人里夏德·索南费尔特（Richard Sonnenfeldt）所说：“在战后，德国有那么多纳粹与犹太人一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真是有趣。”[29]

德国人在胜利者面前试图为自己辩解的情况是如此普遍，以至于编剧艾比·曼恩在创作《纽伦堡大审判》的剧本时嘲讽了他们。他笔下虚构出的美国检察官在审判开始前私下对法官说：“德国没有纳粹。这一点你难道不知道吗，法官大人？爱斯基摩人侵略并占领了德国。这才是这些可怕事件发生的原因。它们不是德国人的错。错的是那些该死的爱斯基摩人！”[30]

伯森相信，纽伦堡审判之所以极为重要，恰恰是因为应该让德国人看到第三帝国的档案中的一切可怕细节。他说：“我感觉必须要让这一切在他们心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样他们才永远不会忘却。”审判中的关键参与者甚至将自己任务的影响看得更为深远。英国首席检察官哈特利·肖克罗斯（Hartley Shawcross）爵士在开庭陈述中宣誓称，这场审讯“将提供一块当代的试金石和一份权威而公正的记录，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可以借此探寻真相，而未来的政治家将可以借此获得警示”。[31]

伯森的每日广播稿也折射出了他心中因正在见证一起如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而产生的敬畏之情。他在审讯开始时写道：“法庭里的观众今天都知道，他们有意识地参与了当代历史的形成过程。”来自四大战胜国——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法官“依次入席，做出了世界上首次将国际法当作真实有效的国家间法律的尝试”。[32]

在身处纽伦堡的美国大兵间，伯森经常能听到有人嘟囔说，没有必要进行这些审判，因为将纳粹高层迅速处决要快捷、简便很多。伯森在广播稿中反驳了这种看法，引用了纽伦堡审判美国首席检察官、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的论证：“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今天我们审判这些被告的记录将成为明天历史评判我们的依据。”或者就像伯森在他的广播稿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想采用纳粹的方式……‘把他们带出去枪决’……因为我们的制度并不是私刑制度。我们将依照证据来执行惩罚。”

近70年后，伯森——他后来成为大型全球性公关企业博雅公共关系公司（Burson-Marsteller）的联合创始人——在回望过去时承认：“我的广播稿中带着些许如今的我可能不再拥有的天真。”这种天真尤其体现在他当时相信新成立的联合国会在未来防止类似的罪行再次发生。不过他仍然相信，对纽伦堡的战略产生巨大影响的杰克逊当时真心实意地致力于“在胜利者审判失败者时给予被告尽可能公正的审判”，还想要创立新的国际司法准则。

经验更为丰富的记者，包括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沃尔特·李普曼以及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这样的名人，最初也曾抱有相当强的怀疑情绪。正如伯森所说：“这只不过是一场表演，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如何都会被绞死。”而且在美国国内，审判中的一幕幕闹剧所引发的不仅是怀疑，通常还有直截了当的反对，无论对政治图谱中的哪一方而言都是如此。

米尔顿·迈耶（Milton Mayer）在为《进步》（The Progressive）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时写道：“复仇无法让饱受折磨的死者复活”，来自被解放的集中营的证据“在美国司法实践中一般不足以判处被告死刑”。[33]批评家詹姆斯·阿吉（James Agee）甚至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中暗示，来自达豪集中营的录像是宣传机器的夸张手法。在国际军事法庭已宣布判决结果但绞刑还未实施时，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特（Robert A. Taft）宣称：“整场审判都体现了一种复仇的态度，而复仇很少是正义的。”他还补充说，对11名被判死刑的被告实施绞刑“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我们将长久地为此感到后悔”[34]（如前文所述，最终只有10人被绞死，因为戈林自杀了）。

就连将这些审判视作朝着建立国际司法新规范迈出的重要第一步的那些人，也承认他们怀疑过这些审判的价值所在。发明了“种族灭绝”一词的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宣称：“对德国战犯的惩罚让人产生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无论在国际生活还是在公民社会中，犯罪都不应有好下场。但从纯粹的司法角度来说，这些审判造成的结果是远远不够充分的。”[35]他持之以恒的游说最终使得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正式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纽伦堡的法律团队中的许多成员没有时间思考这些审判更深层次的重要性。费伦茨一直说：“纽伦堡的一系列审判的历史价值很少被参与其中的人理解。我们之中有许多人非常年轻，享受着胜利带来的快感，以及新冒险带来的兴奋感。”[36]在审判期间，人们甚至能在附近一带感受到节日般的氛围。驻扎在法兰克福的美国年轻犹太士兵赫尔曼·奥伯迈耶此前曾与行刑人约翰·伍兹共事，他前来旁听了一天对戈林和其他被告的审判。就在那天晚上，他观看了前来劳军的无线电城火箭女郎舞蹈团（Radio City Rockettes）的表演。[37]

然而，对于那些更长时间地参与了审判的人来说，即使审判的长期影响尚不明朗，他们也很难忽视这其中的重要性和象征性意义。杰拉尔德·施瓦布（Gerald Schwab）在1940年与他的犹太家人一道逃离德国，迁居美国，随后穿上美军军装，在意大利的战役中充任机枪手。后来，他的上级指派他为被俘德军做翻译。刚一退伍，他就报名申请了纽伦堡的类似文职岗位。他回忆说：“我觉得这很美好，因为你能感到自己正在参与历史性事件。”[38]

施瓦布通常不会向被告透露他的德裔犹太人背景，他感觉他们需要思考的东西已经足够多了。不过当他与正在等待出庭作证的德国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同处一室时，这位资深的德国指挥官向他问道，他是在哪里学会说德语的。施瓦布解释了自己的身世和他的家人在最后时刻的逃亡。凯塞林说：“来到这里一定让你非常满足。”施瓦布回答说：“你说的没错，陆军元帅。”

在德国人中最普遍的一种抱怨是，这些审判不过是胜利者的正义而已。费伦茨对这种说法予以断然回击：“不，它们不是。如果我们想要胜利者的正义，那么我们会直接把约50万德国人拖出去枪毙了。”他接着说，复仇不是动机；相反，目标是“展示复仇究竟有多么可怕，以威慑其他人不要做同样的事”。[39]

在向国际军事法庭做出的开庭陈述中，首席检察官杰克逊指出了这些审判所取得的真正成就：“因胜利而备感振奋但也因战争而伤痕累累的四大国放下了复仇之手，自愿将被俘的敌人交由法律裁决，这是权力向理性献上的最重要的礼物之一。”[40]鉴于审判前已经实施的报复行动的规模，尤其是苏联士兵所采取的报复行动的规模，杰克逊的话有可能会被斥为过于自满之言。但这么想是不对的。杰克逊的话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正是因为“复仇之手”是如此的强力，并且有可能变得更为致命。

法律团队的其他成员强调说，这些审判无论有多么不完美，都是必要和成功的。他们的话也是正确的。惠特尼·R.哈里斯（Whitney R. Harris）是负责起诉被告席中级别最高的纳粹安全部门官员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的主诉检察官，他写道：“从未有任何一个好战国家的档案像纳粹德国的档案在纽伦堡审判中那样，被如此彻底地曝光。其结果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份关于大型战争的史实记录。”[41]德国战败后负责德国重建的高级专员卢修斯·D.克莱将军说：“这些审判完成了对德国纳粹主义的摧毁。”[42]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费伦茨开始相信，尽管这些审判惩罚的仅仅是应当为第三帝国的罪行负责的人中的一小部分，因而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但它们仍然为“人类良知的逐渐觉醒”做出了贡献。或许现实情况的确如此，但是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论点可以支持这些审判，它体现在所有致力于推动审判取得成功的人的行动中。曾逃亡至美国后又作为杰克逊的起诉团队成员返回德国的犹太律师罗伯特·肯普纳（Robert Kempner）将这一论点清楚地表达了出来。他说：“如果没有这些审判，那么所有人的死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会为此负责，而这种事还将再次发生。”[43]

事实上，在达豪和纽伦堡进行的审判远远不是将纳粹绳之以法的努力的终章。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追踪、起诉或者至少是曝光其他纳粹分子还将被证明是必要之事。而且同样有必要去持续不断地教育公众，无论是德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公众，因为他们越来越渴望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领域。

这些审判还远远没有回答从纳粹时代引申出的所有问题。最关键的是，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穆斯曼诺法官回忆起他在纽伦堡的经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概括。

“我本人在特别行动队审判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决定被告有罪与否。随着审判临近结束，这一问题逐渐开始自行解决。让作为人类的我感到困惑的是，受过如此良好教育的人如何以及为何如此彻底地走上了歧途且走得如此之远，远到他们彻底偏离了儿时受到的教育，失去了对诚实、慈善和心灵纯洁等《圣经》美德的尊崇。他们难道完全忘却了这些教导吗？他们难道再也意识不到道德准则了吗？”[44]

这些问题还将一次又一次地被提起。

[1] Michael A. Musmanno，The Eichmann Kommandos，70.

[2] 埃利·M.罗森鲍姆在2008年4月10日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国际法学会第102届年会上介绍费伦茨时曾引述此言。

[3] 摘自我对本亚明·费伦茨的采访以及www.benferencz.org（“Benny Stories”）。

[4] 此处以及本节援引费伦茨之言的其他部分，除非特别说明，否则均引自 www.benferencz.org（“Benny Stories”）。

[5] 摘自我对本亚明·费伦茨的采访以及www.benferencz.org（“Benny Stories”）。

[6] www.benferencz.org（“Benny Stories”）.

[7]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Subsequent Nuremberg Proceedings，Case #9，The Eisatzgruppen Case，” Holocaust Encyclopedia.

[8] www.benferencz.org（“Benny Stories”）.

[9] Heikelina Verrijn Stuart and Marlise Simons，The Prosecutor and the Judge：Benjamin Ferencz and Antonio Cassese，Interviews and Writings，18.

[10]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10，Vol.IV，30.

[11]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10，Vol.IV，39.

[12] Donna-Lee Frieze，ed.，Totally Unofficial：The Autobiography of Raphael Lemkin，22.

[13] www.benferencz.com（“Benny Stories”）.

[14]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10，Vol. IV，30.

[15]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10，Vol. IV，53.

[16] Musmanno，The Eichmann Kommandos，65.

[17] Musmanno，The Eichmann Kommandos，126.

[18] Len Barcousky，“Eyewitness 1937：Pittsburgh Papers Relished ‘Musmanntics，’” Pittsburgh Post-Gazette，March 7，2010.

[19] Associated Press，“Decrees Santa Claus Is Living Reality，” as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3，1936.

[20] www.benferencz.com（“Benny Stories”）.

[21] Musmanno，The Eichmann Kommandos，78-79.

[22] www.benferencz.org，（“Benny Stories”）.

[23] Musmanno，The Eichmann Kommandos，148.

[24]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10，Vol. IV，369-70.

[25] Stuart，Heikelina Verrijn，and Marlise Simons. The Prosecutor and the Judge：Benjamin Ferencz and Antonio Cassese，Interviews and Writings. 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9，20.

[26] www.benferencz.org，（“Benny Stories”）.

[27] 摘自我对本亚明·费伦茨的采访以及www.benferencz.org（“Benny Stories”）。

[28] 摘自我对哈罗德·伯森的采访。

[29] Richard W. Sonnenfeldt，Witness to Nuremberg：The Chief American Interpreter at the War Crimes Trials，13.

[30] Mann，Abby. Judgment at Nuremberg. New York：Samuel French，2001，48.

[31] Lord Russell of Liverpool. The Scourge of the Swastika：A Short History of Nazi War Crimes. London：Greenhill，2002，xi.

[32] http：//haroldburson.com/nuremberg.html.

[33]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14.

[34] John F. Kennedy，Profiles in Courage，199.

[35] Frieze，Donna-Lee，ed. Totally Unofficial：The Autobiography of Raphael Lemki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118.

[36] www.benferencz.com（“Benny Stories”）.

[37] 摘自我对赫尔曼·奥伯迈耶的采访。

[38] 摘自我对杰拉尔德·施瓦布的采访。

[39] Stuart，Heikelina Verrijn，and Marlise Simons. The Prosecutor and the Judge：Benjamin Ferencz and Antonio Cassese，Interviews and Writings. 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9，23.

[40] Harris，Whitney R. Tyranny on Trial：The Evidence at Nuremberg. Dallas：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1954/Barnes & Noble Books，1995，35.

[41] Harris，Whitney R. Tyranny on Trial：The Evidence at Nuremberg. Dallas：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1954/Barnes & Noble Books，1995，xxix.

[42] Harris，Whitney R. Tyranny on Trial：The Evidence at Nuremberg. Dallas：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1954/Barnes & Noble Books，1995，xiv.

[43] Mann，Abby. Judgment at Nuremberg. New York：Samuel French，2001，13

[44] Musmanno，The Eichmann Kommandos，175-76.

第五章 兄弟的守护者

一个德国人会在红灯亮时在路边等待，在绿灯亮时穿过马路；他即使很清楚有一辆违反交通规则的卡车或许正在快速冲向他，即将把他压死，也会义无反顾地继续走下去，而且会觉得自己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德国人死去的。[1]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在1940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引用的一位德国女性的话，后者因自己的同胞愿意追随希特勒而愤怒不已

最初把将纳粹绳之以法奉为自身使命的许多人都不是犹太人，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和特尔福德·泰勒、特别行动队一案中的迈克尔·穆斯曼诺法官以及达豪审判的首席检察官威廉·登森。不过，无论在纽伦堡的审判还是在达豪的审判中，起诉团队中的其他成员都是犹太人，例如本亚明·费伦茨，或者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如西蒙·维森塔尔和托维阿·弗里德曼。这绝非偶然。他们都迫切地想要以任何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帮助胜利者抓捕和起诉有罪之人。他们的动机几乎不需要任何解释。

不过，作为人们能够想到的几乎最早的纳粹猎人，扬·泽恩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别。直到今天，他都不太为外界所知，连他的波兰同胞对他也不甚了解。在华沙的民族纪念研究会（Institute for National Remembrance）和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档案室里，有无数份由他作为侦讯法官签署的集中营幸存者证词。他还第一次详细记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历史沿革、组织形式、医学试验以及毒气室，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名字已经成了犹太人大屠杀的同义词。[2]

泽恩安排了对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的审判［请勿与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相混淆，赫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终身监禁］，霍斯在1947年4月16日走上了奥斯维辛“死囚区”的绞刑架。他的绞刑被刻意安排在那个地方，因为他的众多受害者此前正是在那里被他处死的。最重要的是，泽恩说服霍斯在行刑前将自己的故事写了下来，留下了一份到今天都仍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卷宗，它让人们能够一窥人类历史上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屠杀凶手之一的思维方式。不过，这份回忆录在有关第三帝国罪行的浩瀚卷宗中经常被忽视，它所产生的影响也基本上被遗忘了。

泽恩及其留下的遗产受到的关注之所以如此之少，或许是因为他没有记录任何个人化的东西：没有任何日记、回忆录，甚至连以任何形式描写他自己的文章都没有。他的作品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报告和谈话记录，它们的依据是他作为希特勒在波兰罪行高级调查委员会（High Commiss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itlerite Crimes in Poland）、波兰调查德国战争罪行军事委员会（Polish Military Commission Investigating German War Crimes）的成员，当然还有霍斯案审判及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他工作人员（包括党卫军军官在内）的后续审判的侦讯法官，所搜集到的证词和其他证据。他还曾负责起诉克拉科夫（Kraków）的普瓦舒夫（Płaszów）集中营中的虐待狂指挥官阿蒙·格特（Amon Göth），斯皮尔伯格拍摄的《辛德勒名单》曾提到这个人。[3]或许如果泽恩没有在1965年以56岁的年纪去世的话，他会讲述更多有关他自己的故事。

不过他也可能不会。泽恩之所以一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而非他的个人经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相信自己有需要隐藏的东西，直到走到生命的终点，他都没有向关系最亲近的同事透露分毫。

泽恩家族是德裔，这一点并非秘密，不过其确切起源始终不甚明朗。在一个边界和所属帝国不断变化的地区，这种情况并不少见。1909年，扬·泽恩出生于一个名为图舒夫（Tuszów）的加利西亚村庄，这个村庄如今位于波兰东南部，但在当时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当地人家的日常用语既有德语也有波兰语。扬·泽恩的侄孙阿图尔·泽恩（Arthur Sehn）出生在半个世纪后，他曾试图探索自己的家族历史。他相信泽恩家族是18世纪末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的劝诱而迁居此地的德国殖民者的后裔，当时，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囊括了波兰南部大部分地区。俄国、普鲁士和奥匈帝国对波兰领土的多次瓜分使得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了一个多世纪。[4]

在一战结束后，波兰重新作为独立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泽恩家族的大部分人留在了波兰东南部的农业区，继续以务农的方式过着体面的生活。不过从1929年到1933年，扬·泽恩离开家乡前往克拉科夫，在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攻读法学学位，这段经历帮助他开启了法律领域的职业生涯。从1937年起，他开始在克拉科夫法院的调查科工作。他的一名前同事回忆说，扬·泽恩立刻就展现出了“对于刑事科学的热情”。[5]但是两年后，德国入侵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不得不将一切都搁置起来。

在战争期间，泽恩留在了克拉科夫，在当地餐厅协会找到一份“秘书”工作。没有证据表明他与波兰地下抵抗运动有联系，或者曾有与德国占领当局相关的通敌行为；他所做的不过是设法活过长达六年的德占期而已。不过，泽恩家那些继续留在波兰东南部务农的成员的经历非常不同。

扬的兄弟约瑟夫（Józef）居住在同样位于波兰东南部的一个名叫波布洛瓦（Bobrowa）的小村庄。他在德国占领波兰后不久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德国占领军采取的早期行动之一是鼓励“德意志裔人”（Volksdeutche），也就是波兰的德裔公民，登记成为德意志民族。他的孙子阿图尔也就是那位家族史专家发现了相关档案，显示约瑟夫迅速地将自己的整个家庭，包括他的妻子、三个儿子以及父亲，都登记成了德意志民族。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约瑟夫在经过一番精心算计后，决定站在胜利者的一边以保全自己和家人。不久后，作为德意志裔，他被任命为所在村庄的村长。

当德国战败的迹象日渐明显、德军不断后撤时，约瑟夫从村庄里消失了，连他的三个儿子当时都不知道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一个儿子也叫约瑟夫，小约瑟夫曾回忆说：“孩子们什么都不被允许知道。”[6]两个儿子被送往克拉科夫，与他们的叔叔扬·泽恩及其妻子一起待了数月。多年后他们才知道，他们的父亲逃到了波兰东北部，隐姓埋名地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社区当起了护林人——用阿图尔·泽恩的话说，“距离文明社会越远越好”——直到他1958年去世。他甚至下葬时用的都是假名。在余生中，他一直担心波兰新政府会把他当作通敌者施以惩罚。

尽管约瑟夫和扬·泽恩从很早起就步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扬明显对于自己兄弟在德占期扮演的角色了如指掌。他在战争末期愿意收留约瑟夫的两个儿子正说明了这一点。约瑟夫和扬还有一个妹妹，这位妹妹似乎与逃亡在外的兄长保持着间接的联系，她很可能还一直向扬告知约瑟夫的消息。

扬·泽恩和其妻子膝下无子，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成为好说话的养父母。他的侄子小约瑟夫回忆说：“他非常严厉。”当听到妻子说侄子可能有不当行为时，扬会毫不犹豫地用一种老派的方式惩罚他们——用皮带抽打。不过，他还是帮助小约瑟夫在克拉科夫的一间餐厅里找到了一份临时性工作，并在后者及其兄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了庇护。

甚至在战争彻底结束前，扬·泽恩就已经开始寻找足以指控德国人的证据了。他在克拉科夫的年轻邻居玛利亚·科兹沃夫斯卡（Maria Kozłowska）后来在法医研究院工作，泽恩从1949年起直到去世前都在该研究院担任院长。她回忆说，在弗罗茨瓦夫（Wrocław）或者说布雷斯劳（Breslau，这是这座城市被并入波兰前的名字），“他在闷热的废墟里寻找档案。他走遍波兰各地只为寻找证据”。[7]

科兹沃夫斯卡和后来与扬·泽恩共事的其他人一直都以为，是在对法律和正义的热情的激励下，他才凭借如此强的决心和毅力搜集纳粹的犯罪证据，还原了一个又一个的案件，将许多通敌者送上了绞刑架。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帮助新生的波兰从德占期遭受的破坏以及蒙受的约600万人口（约占波兰战前人口的18%）的损失中恢复。在死去的人中，有约300万是波兰犹太人，占战前波兰犹太人总数的近90%。[8]

以上这些都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他如此专注于自己的使命，但这并非全部答案。尽管泽恩的同事知道他的祖先来自德国（他的姓本身就清楚说明了这一点），但他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个动机。许多波兰人的家世都有着类似的复杂成分，这让泽恩家族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虽然前提是其最近的家族历史没有引起注意。科兹沃夫斯卡知道他有一个妹妹住在弗罗茨瓦夫，但不知道任何与他那个消失无踪的兄弟有关的事。她肯定也不知道约瑟夫在德占期以及德国战败后的个人经历。

这绝非偶然。钻研了家族历史的阿图尔不愿就他叔祖父的动机给出任何确切的说法，不过阿图尔怀疑，扬·泽恩所隐瞒的有关他兄弟的秘密——波兰的新统治者肯定已经对此有所知晓——也是促使他积极寻求正义的一个因素。阿图尔说：“或许他迫切地想要站在正确的一边，进行公开谴责。这也许会被视为机会主义行为，但也可能他的动机其实很清白、很纯粹。”

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扬·泽恩很快就取得了戏剧性的结果。

* * *

鲁道夫·霍斯从1940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他的监督下建成到1943年底一直是那里的指挥官。集中营的前身是一座位于奥斯维辛市（Oświęcim，德语中拼作Auschwitz）附近的波兰陆军军营，其主营地在1940年6月接收了第一批被运送至此的波兰人，他们共有728人。这些人都是波兰政治犯，都与抵抗运动有联系。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因为对犹太人的驱逐此时尚未开始。

正如前政治犯齐格蒙特·高达辛斯基（Zygmunt Gaudasiński）所指出的那样：“这座集中营的设立是为了摧毁波兰社会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德国人在这一点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部分囚犯，例如高达辛斯基的父亲，遭到了枪杀。酷刑司空见惯，这里早期的死亡率非常高。对那些没有很快死去的早期囚犯来说，一旦他们被分配了工作，例如在厨房、仓库和其他地方劳作，他们的生存概率就开始不断增加，且这些工作为他们提供了日常的庇护。在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15万波兰政治犯中，有7.5万人死在了营中。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苏联战俘也被送往奥斯维辛。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预见到大量战俘的拥入，因此制订了集中营的扩张计划，在两英里外的比克瑙（Birkenau）建造了第二座大型营地。第一批战俘被派去建造新的设施，他们的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其程度甚至让已经久经折磨的波兰政治犯都感到可怕。曾在战俘医务室做护士的米奇斯瓦夫·扎瓦茨基（Mieczysław Zawadzki）说：“他们的待遇比其他任何囚犯都要差。”食物只有萝卜和少量的面包，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因饥饿、暴晒和殴打而倒下。扎瓦茨基回忆说：“他们是如此的饥饿，以至于会从停尸房的尸体上切下屁股肉然后吃掉。后来，为防止他们进去，我们把停尸房锁了起来。”

大部分苏联战俘很快就死去了，且没有新的战俘抵达，于是希姆莱指示霍斯做好准备，以便集中营能在对欧洲犹太人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在阿道夫·艾希曼的协调下，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不断被运抵这里，将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变成最为“国际化”的一座集中营。尽管它仍然是劳改营和死亡集中营的复合体，但这里很快就成为犹太人大屠杀中规模最大的死亡工厂，其中比克瑙的毒气室和焚化炉一直在满负荷运转。在这里死去的遇难者超过了100万人，其中90%是犹太人。

1943年底，霍斯被调任为集中营督察员，这意味着他失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的职务。不过不久后，他就被派回奥斯维辛，准备在1944年夏天迎接超过40万匈牙利犹太人的到来。这批犹太人是运抵奥斯维辛的最大规模单一国家犹太人群体（大多数波兰犹太人早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满负荷运转前就已经在其他死亡集中营里被杀死了），而这次行动执行得非常成功，霍斯的上级和同僚甚至因此将这一行动称作“霍斯行动”（Aktion Höss）。[9]

1945年4月，苏联军队攻入柏林，希特勒选择自杀。霍斯后来写道，他和妻子黑德维希（Hedwig）曾想追随元首而去。他哀叹道：“元首走了，我们的世界也消失了。继续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10]他拿到了毒药，不过随后又声称为了他们的五个孩子决定放弃这个想法。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前往德国北部，在那里分头行动以防暴露身份。凭借一个名叫弗朗茨·朗（Franz Lang）的已故年轻水手的名字和证件，霍斯前往叙尔特岛（Sylt）上的海军情报学校报到。[11]

英军占领这所学校后，将教师迁往汉堡北部的一个临时营地内。胜利者们将高级军官单独挑出送往监狱，却对他们认为是弗朗茨·朗的人没怎么关注。霍斯不久后就被释放了，开始在丹麦边境附近的村庄格特鲁佩尔（Gottrupel）的农场里干活。他在那里的一座谷仓里住了八个月，勤勤恳恳地工作，没有在当地人中间引起任何怀疑。黑德维希和孩子们住在约70英里外的圣米夏埃利斯东（St.Michaelisdonn），他因而偶尔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联系他们。[12]

这最终成了霍斯落网的原因。1946年3月，曾在战前逃往伦敦并加入英军成为战争罪行调查人员的德裔犹太人汉斯·亚历山大（Hanns Alexander）中尉发现了这家人的踪迹，并且相信他们已知道这位前指挥官藏身何处。当地的英国军队已经开始监视这家人，而且他们发现了一封霍斯写给妻子的信，这促使他们将她送进当地的一间监狱。亚历山大对黑德维希严加拷问，试图获得她丈夫的消息，但她拒绝吐露半个字。在把母亲关起来后，亚历山大又去见了他们的孩子。他们同样拒绝透露父亲藏身何处，甚至当沮丧的亚历山大威胁说，如果他们不主动提供消息，他就要杀死他们的母亲时，他们也不为所动。[13]

战争刚一爆发，亚历山大就加入了英军，迫切地想要在与自己的祖国为敌的战斗中提供帮助。战斗结束后，作为一名代表英国的纳粹猎人，他不打算轻易放弃。霍斯12岁的儿子克劳斯（Klaus）在亚历山大的威胁下颤抖得最为明显，因此亚历山大决定将他带回他母亲正被关押的监狱，但他们被关在不同的牢房内。

最初，黑德维希仍不屈服，宣称她的丈夫已经死了。不过亚历山大亮出了一张王牌来击垮她的意志。一列火车被开到了监狱附近，好让她清楚地听到它的声响，紧接着，他对她说，克劳斯即将被送上火车，运往西伯利亚，她再也别想见到她儿子了。仅仅过了几分钟，黑德维希就坦白了她丈夫的藏身地以及正在使用的假名。亚历山大随后带领突击队于3月11日晚上在一座谷仓内将他抓获。如果说此前对于霍斯的真实身份还有任何怀疑的话，也被他的结婚戒指打消了。亚历山大威胁他说，如果不交出戒指，就把他的手指剁下来，于是这位前指挥官乖乖地交出了戒指，戒指上刻有“鲁道夫”和“黑德维希”的字样。

与许多早期纳粹猎人一样，亚历山大还没太准备好让军事司法体系来接管一切。他故意离开自己的手下，告诉他们说他会在10分钟后回来，并且回来后他要看到霍斯“毫发无损”地待在车里。士兵们知道他们已经得到许可，可以进行一些报复，于是过了没一会儿就开始用斧头柄打他。等到一切都结束时，霍斯已经被脱掉了内衣并且遭到了殴打。他身上裹着一床毯子，没穿鞋袜，被塞进一辆卡车运回城里。[14]当亚历山大和他的手下在酒吧里庆祝成功时，霍斯却在苦苦等待。作为最后的羞辱，亚历山大扯掉了霍斯的毯子，命令他光着身子走过仍然覆盖有积雪的广场，前往监狱。

在英国人对霍斯进行了初次审讯后，盟军决定将他送往南方的纽伦堡，那里的大型审判已经进行了四个月之久。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莱昂·戈尔登松（Leon Goldensohn）在霍斯4月初抵达纽伦堡后获准审讯这个新犯人，他对自己在进入霍斯的牢房隔间时看到的情景印象非常深刻。戈尔登松回忆说：“他端坐着，双脚放在一盆冷水里，双手在大腿上不断地揉搓。他说自己生了两周的冻疮，在冷水里泡脚能帮他缓解疼痛。”[15]

随着对更资深的纳粹官员的审判继续进行，这个略显可怜的46岁男子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很受欢迎”。即使这所监狱里关押了一些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这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指挥官仍然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尤其是那些负责检查希特勒手下刽子手的精神状态的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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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起诉团队中一员的惠特尼·哈里斯毫不费力地引导霍斯坦白了一切。据哈里斯说，霍斯“十分安静，其貌不扬，态度上非常合作”。[16]刚开始坦白时，他就丢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他估计“那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至少250万个受害者是在毒气室和焚烧炉中被处决和消灭的，还有至少50万人因饥饿和疾病而死，总死亡人数约为300万”。[17]

霍斯后来对戈尔登松说，艾希曼曾将这些数字报告给希姆莱，不过它们有可能“太高”了。[18]实际上，这些数字最终被证明略含夸张成分，不过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者的真实人数已经足够吓人了。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数字在110万到130万之间。[19]无论如何，当霍斯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重复他在供词中向哈里斯提供的数字时，他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呆了，即使是被告席中的纳粹高官也不例外。希特勒在波兰占领区的总督汉斯·法郎克对美国精神科医生G.M.吉尔伯特说：“那是整场审判中最让人难受的时刻——听到一个人从嘴里说出他冷血地消灭了250万人。这件事将会被人们谈论一千年。”[20]

霍斯的讲述方式也让他的听众不寒而栗。他描述了自己是如何有条不紊地执行命令，将奥斯维辛集中营扩张成一个高效的死亡集中营的。毫无疑问，他知道这些命令意味着什么。在供词中，他宣称“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意味着彻底消灭欧洲的所有犹太人”。

他详细叙述了自己是如何测试新建成的毒气室的：“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杀死毒气室里的人需要耗时3～15分钟不等。我们之所以知道里面的人是在什么时候死去的，是因为到那时他们的喊叫声就停止了。”他还明显有些自豪地谈起自己在管理奥斯维辛期间主持的“改进”，即有四间毒气室每间都能够容纳2000人，而此前位于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的毒气室每次只能容纳200人。

他说，与特雷布林卡相比，另一个“改进之处”是，特雷布林卡的大部分受害者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而“奥斯维辛集中营千方百计地愚弄受害者，让他们以为自己要经历的是除虱程序”。但他承认，要想防止关于集中营真正目的的消息传播出去，他们除了这样做外也没什么别的好办法。他指出，“持续焚烧尸体造成的令人作呕的恶臭弥漫了整片区域，住在周围村庄的所有人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正在进行人口灭绝工作”。[21]

霍斯并未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因为此时已太迟，美国人决定让他作为证人而非被告出庭，认为他能够提供更多证据来协助起诉纳粹高官。党卫队国家安全部部长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的辩护律师做出了一个被首席检察官泰勒将军称作“非同凡响”的决定——让霍斯站上证人席为他的委托人作证。[22]这位律师想要让霍斯证实，卡尔滕布鲁纳尽管对制造恐怖和大屠杀的整个机制负有总体责任，但他从未造访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似乎无足轻重的细节上，霍斯都进行了配合。但他的证词所产生的总体效果恰恰为锁定卡尔滕布鲁纳以及其他最终获判死刑之人的命运提供了帮助。

惠特尼·哈里斯总结说，霍斯由于在奥斯维辛扮演的角色，成为“历史上的头号杀人犯”，而且他在执行杀人任务时显然没有经历任何情感波动。哈里斯补充说：“他没有任何道德准则，他在收到屠杀人类的命令时的反应，跟他收到砍树的命令时没两样。”[23]

在纽伦堡先后与霍斯交谈，试图分析其性格特征的那两名美军精神科医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第一次会面中，霍斯“平静、冷淡、没有一丝感情的语调”立刻就给G.M.吉尔伯特留下了深刻印象。[24]这位精神科医生试图逼迫霍斯解释他是怎么做到杀死这么多人的，而这位前指挥官完全从技术角度回答说：“这并不难，消灭更多的人都不难。”接下来，他解释了每天杀害10000人的数学原理。他补充说：“杀人本身耗费的时间是最短的，半个小时就能除掉2000人；真正花时间的是焚尸过程。”

吉尔伯特再一次施压，要求他回答在希姆莱告诉他希特勒下令执行“最终解决方案”时，为什么他没有保留意见或者感到任何不安。他回答说：“我没什么可以说的；我只能说‘遵命’（Jawohl）。”他难道不能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吗？霍斯继续说：“不能，在我们经历的所有训练中，拒绝执行命令的想法从未进入过任何人的脑子里。”他声称，任何拒绝执行命令的人都会被绞死。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因为自身行为造成的后果而被追究责任。“你看，在德国，人们都理解，如果有什么事错了，那么只有下达命令的人才会被追究责任。”吉尔伯特又做了一番努力，问起了有关主观因素的问题。霍斯打断了他的话：“这里面没有主观因素。”

在面对莱昂·戈尔登松时，霍斯给出了类似的解释，不过用语甚至更为惊人：“我曾以为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我当时只是在服从命令。当然，我现在理解这是完全没有必要且错误的事了。但我不理解你所说的为这事感到不安，因为我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任何人。我只不过指挥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灭绝计划。那是希特勒通过希姆莱下达的命令，而运送犹太人的命令则是艾希曼给我下达的。”[25]

霍斯表示，他知道两位精神科医生正在试图为他进行分类。他在另一次会面中对吉尔伯特说：“我猜你想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我的思想和习惯是否正常。”随后他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我完全正常。甚至在从事人口灭绝工作时，我也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做着其他正常人会做的事。”

他们的对话变得越来越超现实主义。当吉尔伯特向他问起他与妻子的性生活时，他回答说：“这个，刚开始很正常，不过在我妻子发觉我的工作究竟是什么之后，我们就很少有性交的欲望了。”

他对吉尔伯特说，自己可能做了件错事的想法一直到德国战败后才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以前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些，至少我们从来没有听到。”霍斯将要前往的下一站是波兰，美国人决定用飞机将他送回华沙，把他交给波兰政府审判。这位前指挥官意识到这将成为他的最后一趟旅程，但似乎已没什么能够改变他了无生气的神态了。

吉尔伯特在结束与这个阶下囚的会面后总结说：“他太冷漠了，没有丝毫的忏悔，甚至可能被绞死的前景都无法让他感到过度伤悲。他给人留下的大体印象是一个智力上正常，但是精神分裂、情感淡漠的人。他感觉迟钝，缺少同情心，即使是在精神严重失常的患者中，也很难找到比他更加极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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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泽恩为准备部分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词提供了协助，并把它们交给了纽伦堡的起诉团队。他后来还继续工作，为在波兰审判霍斯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其他相关人员奠定了基础。[26]等到能够在克拉科夫细细审讯这名前指挥官时，泽恩已经积累了大量足以将霍斯定罪的证词。不过他前所未有地渴望从这个国家最臭名昭著的阶下囚的口中得到一切供述。

泽恩的侄子和同僚在与泽恩接触不久后就发现，他是一位严厉的监工。当他在职业生涯晚期出任法医研究院——这座研究院位于一栋他专门购置的19世纪的华美别墅内——的院长时，他成了一个死抠细节的老顽固。他会每天检查，确保员工们早上8点准时抵达，并且训斥任何没有准时赶到的人。但他也会向需要帮助的员工及时伸出援手。索菲亚·科沃波夫斯卡（Zofia Chłobowska）回忆说，有一天早上她因为儿子住院而迟到。在她解释了自己的情况后，泽恩坚持要求她每天早上使用研究院的车和司机去看望她的儿子，直到她儿子出院。[27]

这位衣冠楚楚、相貌英俊的法学家曾经在雅盖隆大学教授法学课程，因此经常被手下员工称作“教授”。尽管这一称呼体现了一种带有疏离感的尊重，但他毫不费力地与克拉科夫的精英阶层以及他的下属打成了一片。作为一个老烟枪，他在接待访客时几乎总是拿着一根放置在玉制或者木制烟嘴里点燃的香烟，而且经常伸手到办公室的柜子里拿出一瓶经过精挑细选的伏特加来招待客人。当像法医研究院药理学家玛利亚·帕什科夫斯卡（Maria Paszkowska）这样的员工拿出一瓶自酿酒时，他会很乐意参与办公室的品酒活动。大部分自酿酒是在研究院里酿造的，使用的是草莓、樱桃、梅子或者其他当季材料。

自从于1946年11月开始对霍斯的审讯，泽恩始终以一种礼貌的态度对待霍斯。他的目标是搜集一切与奥斯维辛集中营运作方式有关的信息，以及与霍斯的个人经历有关的信息。与美国精神科医生一样，他想要理解这个史上最大规模杀人工厂的负责人的性格。他早上经常让人把这名前指挥官从监狱带到他的办公室，并在中午时分结束审讯。

泽恩在报告中心满意足地写道，霍斯“心甘情愿地做供述，对于调查人员提出的所有问题都给出了详尽的回答”。[28]即使霍斯对于泽恩提出的要求，即写下自己能够记起的一切曾有所疑虑，这些疑虑也很快就被打消了。在泽恩这位法官的问题的引导下，霍斯在下午，且通常在吃了泽恩自费提供的午餐后，写下大量内容。泽恩在报告中写道，审讯隔几天进行一次，在中间的这段时间，“他还会自觉地写一些东西，尤其是一些他在审讯间隙注意到的让审讯人员感兴趣的东西”。

随着与绞刑师会面的日期越来越近，霍斯向泽恩提出请求：在他死后将他的婚戒，就是在战争结束时令他在英国搜查队跟前暴露身份的那枚戒指，交给他的妻子。泽恩同意了。这名前指挥官说：“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想过被关押在波兰时，他们给我的待遇会如此得体而周到。”[29]他还欣然接受了泽恩布置的写作任务。他写道：“这种工作让我能够从无用而令人萎靡不振的自怨自艾中脱身数小时。”他认为，这种写作“既有趣又令人满足”，每天晚上他都能因此产生“一种满足感，那就是我不仅又度过了一天，而且做了一件有用的事”。[30]

这件“有用的事”最终为霍斯的自传奠定了基础。他的自传在他被绞死的四年后，即1951年首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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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斯在他那本后来以德语、英语等语言出版的回忆录的开头写道：“在接下来的纸页上，我要试着讲述我内心最深处的故事。”他描写了孤独的童年时光，那是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郊区一处树林附近的人迹罕至的农舍里度过的。他回忆说：“唯一的知己是我的小马驹，我很肯定它非常理解我。”他不想花时间与妹妹们待在一起，而且尽管他声称自己的父母是“互敬互爱”的夫妻，但他们从未表现出任何相互爱慕的迹象。[31]

他写道，他被禁止独自进入树林，“因为在我小时候，曾有几个路过的吉卜赛人发现我独自玩耍，然后把我带走了”。按照他的描述，一个与他们家熟识的农夫在路上遇到了这些吉卜赛人，认出了他，于是把他送回了家。

不需要成为心理学家也能意识到，这段家庭往事无论真实与否，都向他灌输了一种想法，即外面有一些有邪恶意图的危险陌生人。他接下来的成长经历包含了他父亲为他制订的成为神父的计划。他的父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曾服役于德属东非，退役后从事销售工作，经常离家外出。不过后来，自他们举家家迁居曼海姆（Mannheim）后，他外出的次数就大幅减少了。在能够花更多时间陪伴儿子后，他坚持以一种宗教意味强烈的方式教育霍斯，并且向霍斯讲述了传教士在非洲传播的福音。这种教育方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霍斯回忆说：“我下定决心，认为自己未来会成为传教士，前往非洲最幽暗的丛林。我受到的教育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最崇高的使命。”

接下来就是可以预见的霍斯对宗教的幻灭，在他的描述中，就好像这一刻能够解释为何他在剩下的人生中选择了那条路。在13岁时，他“无意间”将一个同学推下了学校的楼梯，那个男孩在摔倒过程中扭伤了脚踝。霍斯辩解说，在那之前肯定有成百上千的学生在那些台阶上跌倒过，那位同学之所以受了伤，只是因为他运气不好而已。此外，他立刻去向神父告解他的罪过，“将整件事和盘托出”。聆听告解的神父是他父亲的朋友，那天晚上去他家做客时向他父亲汇报了他的不当行为。第二天，霍斯的父亲因为霍斯没有向自己报告所作所为而惩罚了他。

年轻的霍斯被神父“意想不到的背叛”震惊了，他指出，神父永远都不应该泄露他们在告解中听到的内容，这是天主教的基本信条。他写道：“我对神父职业的神圣信仰被摧毁了。”他的父亲在一年后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虽然很年轻，但向往参加战斗。他在16岁时秘密入伍，很快就被派往土耳其，随后又到了伊拉克。在他参与的对阵英印联军的第一场战斗中，他看到同袍被子弹击倒。他承认那时自己因无能为力而“心中充满了恐惧”。不过，随着印度士兵离他越来越近，他克服了自身的恐惧，开枪击中了其中一人。他写道：“那是我杀的第一个人！”他还用感叹号来强调自己的自豪。他指出，后来在面对死亡时，他再也没有感受过那样的恐惧。

如果这不是一个未来的大屠杀凶手的故事的话，它就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这正是重点所在。霍斯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普通的青年，因为一头扎进了战争而不得不迅速成长，还受了两次伤。他的伤使他不得不放下防备，克服自儿时起就形成的回避“所有情感表达”的本能。一位负责照顾他的护士最初曾让他感到不安，因为她的“抚摸很轻柔”，但紧接着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她的引领下，一步一步地”，他有了“一段奇妙而意外的经历……最终我也倒在了爱情的魔法之下”。

霍斯承认，他永远也无法“鼓足勇气”开始这段恋情，而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写道：“这段感情有着无比的柔情和美丽，影响了我的余生。我再也无法轻率地谈论这些事情，没有真正感情的性交对我来说成了难以想象之事。从此我告别了轻浮的挑逗和妓院。”

就像霍斯的其他许多叙述一样，他直接忽略了与他为自己刻画的形象相矛盾的任何事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他开始对一个名叫埃莉诺·霍迪斯（Eleanor Hodys）的奥地利囚犯给予特别关注，后者是因伪造纳粹证件而被捕的女裁缝，她不是犹太人。有一次，她在他的别墅里干活，而他突然亲吻了她的嘴唇，吓了她一跳，于是她将自己锁进了洗手间。不久后，她就被关进了审讯区的一间牢房里。霍斯开始秘密造访她的囚室，小心翼翼地避免被自己手下的看守发觉。她最初很抗拒，但后来还是屈服了。紧接着，她怀孕了，随后被转移到了一间阴暗、狭小的地下牢房里。她在里面一直被迫全身赤裸，并且只能得到最少量的食物。当她最后被释放时，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在这位指挥官的指示下，她被送往一名医生那里做流产手术。[32]

当然，霍斯在回忆录中对这段肮脏的往事只字未提。在等待处决的过程中，他回望自己的一生，坚信自己的成长故事证明了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而且有几分老派的浪漫情怀。他自豪地指出，自己曾经以18岁的低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指挥一群年过三十的人，还被授予了一级铁十字勋章。他声称：“我在达到法定成年年龄之前很多年，就已经跨入了成年人的行列，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如此。”

他的母亲在他参战期间去世了，而他很快就与剩下的几位亲属发生了争吵，包括成为他监护人并且仍然希望他当神父的伯父。霍斯放弃了可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一切遗产，“满心愤怒”地离开了自己的亲属，决定加入巴尔干地区自由军团（Freikorps）中的一支部队。自由军团是一群由退伍士兵组成的准军事部队，他们宣称要捍卫战败的德国的荣誉。他写道：“我将独自在这个世界上战斗。”正如他所说，他的新同志都像他一样，“无法适应普通人的生活”。他还在1922年加入纳粹党，并表明自己“坚决赞同”该党订立的目标。

他已经做好准备，要不顾一切地去落实自由军团的正义理念。他指出：“背叛者就应该被处死，已经有许多叛徒受到了惩罚。”尽管在那个时期，法律运作普遍失常，有无数政治谋杀都未得到惩罚，但政府还是因霍斯在一起政治谋杀案中扮演的角色在1923年将他定罪，判处他服10年苦役。霍斯仍然执迷不悟，“完全相信那个叛徒的死是罪有应得”。

他明显有些自怨自艾地写道：“当年，在一所普鲁士监狱里服刑可不是什么休养疗法。”他抱怨说，监狱内的规定很严格，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然而即使在开始管理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开始在其他纳粹集中营担任职务后，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他当时的条件比他的囚犯所必须忍受的要好得多。

他叙述中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他在谈及狱友时表现出的愤怒以及道德优越感。霍斯声称曾于无意间听到一个囚犯描述他是如何用斧子杀害一个怀孕的女仆的，以及为了让四个尖叫的孩子闭嘴，他又是如何把他们的脑袋往墙上撞的。霍斯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内心无比崇尚人道主义的人，坚称“这些骇人的罪行让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想要离开”。至于监狱里的其他人，他认为“他们的灵魂中缺少稳重的品质”。他还对负责看管他的人充满了蔑视，认为“他们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沾沾自喜，而这种喜悦与他们思想的下作程度成正比”。

当霍斯在1928年的大赦中获释时，这种自怨自艾与道德优越感仍在他心中交融、酝酿。不久后，纳粹就开始利用1929年大多数德国人因华尔街的崩溃而经历的经济萧条。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一年后，霍斯加入了党卫军，被分配到刚刚建成不久的负责关押政治犯的达豪集中营，开始训练在那里服役的年轻人。他写道，在那之前，他想过去务农，但后来还是决定留在军队。他声称：“我没有考虑过集中营的事情。对我来说，那仅仅意味着再次成为现役士兵，继续我的军人生涯……我被士兵生活困住了。”

这种党卫军军人的生活，即使在最早期的纳粹集中营里，也体现出一种达到新高度的残暴。在那里，没有以全副武装的敌人为对手的战斗；相反，任务内容是让手无寸铁的囚犯产生恐惧，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要将他们杀害。霍斯在交给泽恩的回忆录中反复强调，他比其他党卫军看守要更加理性。当他第一次鞭打犯人时，后者的惨叫声让他“感到全身忽冷忽热”。其他党卫军将这种施加痛苦的行为当作“一种绝佳的景象，一次寻欢作乐”；而他宣称：“我绝对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但他同时也警告说，“向囚犯展现太多的仁慈和善意”会带来危险，因为这些囚犯会心怀恶意地欺骗他们的看守。到1938年时，他已被晋升为另一个集中营——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的副指挥官。很快，他几乎每天都与他的行刑队走在一起，命令他们向身处刑场的囚犯开枪，紧接着，他还会亲自给予致命一击。他声称，那些受害者都是些“破坏分子”或者反战分子，正在破坏希特勒的事业。无论那些囚犯是共产党、社会主义者、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33]、犹太人还是同性恋，他们都被当作德国内部的敌人。

霍斯对此没有任何意见。他声称自己“不适合干这种事”，这意味着他不得不付出双倍努力来“掩饰我的弱点”。什么弱点？“我从来都没法对人的苦难无动于衷。”但是，他坚称，希特勒早期取得的成功证明纳粹的“手段和目标”是正确的。1939年底，他被晋升为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指挥官。第二年，他被调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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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泽恩强调说，他的这个著名囚犯写道自己对于执行部分任务缺乏热情，或者说至少不像其手下大部分公开表现出虐待倾向的士兵那么热情，这并不纯粹是故作姿态。泽恩指出：“在纳粹党的眼中，最理想的集中营指挥官本身并不是残忍、放肆、卑鄙的党卫军畜生，而应是霍斯那种类型的人。”[34]换句话说，他们只是一些受野心驱使的技术官僚，想要通过完成任务来晋升职位，而不应以虐待、谋杀囚犯的强烈渴望为主要驱动力；但如果虐待和屠杀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也要能泰然接受。

霍斯在他交给泽恩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回忆录中扮演的角色，比他在纽伦堡的证词和谈话中提到的要丰富得多。他在奥斯维辛的任务是利用现成的建筑设立新的营区，并且从无到有地建设比克瑙营区。他声称，自己的最初意图是打破其他营地设下的先例，为囚犯提供“更好的待遇”，通过“让他们住得更好、吃得更好”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35]

然而，据他自己回忆，他的好意被“人性的缺陷以及我手下大部分军官、士兵的愚蠢撞得粉碎”。换句话说，手下人的残暴是无法遏制的——当然，这不是他的错。因此，他只能通过完全投身于工作来寻求慰藉。他写道：“我下定决心，没有任何事能够让我停下来。我的自尊不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我只为工作而生。”

他坚持称，他放弃了最初的想法，即让集中营运转得更加高效、减少无端的暴力行为，因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奥斯维辛，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所有人类的情感都被迫退居幕后。”他写道，来自上级的压力，再加上手下在贯彻他的意志时表现出的“消极抵抗”，使他开始酗酒。他的妻子黑德维希曾试图安排他与朋友聚会，好让他的情绪变得高昂些，但没能奏效。他说：“甚至那些对我知之甚少的人都为我感到难过。”写到这里，他又一次沉溺在了回忆录中随处可见的自怨自艾中。

当希姆莱1941年下令修建毒气室，以便进行大规模处决时，霍斯毫不犹豫地执行了这一命令。他写道：“这当然是一道非同寻常、骇人听闻的命令。尽管如此，处决计划背后非同寻常的理由在我看来似乎又是正确无误的。”他接着说，它不过是一道需要执行的命令罢了，这意味着直到即将被绞死时，他才意识到它有多么的骇人听闻。“当时我没有思考它是否合理……我的视野还不够开阔。”

他亲自监督了对苏联战俘的毒气行刑，这些战俘被用于测试专门为大规模屠杀生产的毒气齐克隆B（Zyklon B）的有效性。他写道：“在第一次用毒气杀人时，我还不能充分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太专注于整个操作程序了。”当900个战俘被毒气杀死时，他听到了这些绝望的囚犯撞击大门的声音。他补充说，毒气被排出后，他前去检查他们的尸体，“这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我颤抖了起来，尽管我预想的被毒气杀死的情形比眼前的景象还要糟糕”。他还说，毒气行刑“让他放下心来”，因为他发现接下来对犹太人执行大规模行刑是可行的。

不久后，集中营的死亡机器就开始全天候运转，霍斯负责定期检查。虽然许多人相信了他们要去淋浴的谎言，但仍然有一些人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这位指挥官注意到，那些意识到危险的母亲“仍然能鼓起勇气与她们的孩子开玩笑并鼓励他们，尽管从她们的眼中能够明显看到对死亡的恐惧”。一个女囚在前往毒气室的路上走到霍斯面前，指向她的四个孩子，轻声对他说：“你怎么能杀害这么漂亮可爱的孩子呢？你难道没有任何同情心吗？”另一名母亲在毒气室大门关闭时曾试图把她的孩子推到门外。她哀求道：“请至少让我的宝贝活下去。”当然，这无济于事。

霍斯声称，他和其他看守都被“这种令人心碎的场景”影响，而且他们都因为“自己内心深处的怀疑”而备受折磨。但这意味着他更有理由去压制这些怀疑。他指出：“每个人都看着我。”所以他不敢表露任何犹疑或者怜悯。他还声称，自己从未仇恨犹太人，因为“仇恨这种情绪与我的本性格格不入”。尽管如此，他还是承认：“我的确十分轻视他们，将他们视为人民的敌人。”

尽管霍斯一直在谈论自己心里的怀疑，但在他交给泽恩的材料里，可以明显看到他对自己构筑的杀人机器是如此高效感到十分自豪。他甚至遗憾地指出，囚犯的甄选过程仍然让许多患病的犯人活了下来，“让营地人满为患”，他的上级应该遵循他的建议，维持一支规模更小、健康状况更好的劳动队伍。换句话说，应该处死更多的犹太人和其他人。

霍斯无动于衷地写道，他在奥斯维辛从未觉得无聊；但他坚称，大规模处决犯人的行动刚一开始，他就“再也感受不到快乐了”。他在这里给出的理由比他回忆录里的其他任何内容都更能揭示他的性格特点。他指出，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每个人都认为他过着“美好的生活”。的确，他的妻子在他们的园子里经营着一个“花的天堂”，他的孩子们都娇生惯养，能够肆无忌惮地去喜爱动物，饲养乌龟、猫以及蜥蜴，还经常造访马厩以及营地警犬的狗舍。他炫耀说，甚至连为他们服务的囚犯都迫切地想要提供帮助，不过他明显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会这样。但他又说：“如今，让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没能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我总是感觉自己必须时刻待在工作岗位上。”

在霍斯写下这几句话之前，他刚刚描写了身为母亲的女犯人在被赶进毒气室时为拯救或者至少安抚她们的孩子而发出的令人揪心的恳求。他显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正如泽恩在波兰语版霍斯回忆录的简介中写的，“他对于大屠杀的所有描述”似乎都是从“一个完全无动于衷的旁观者”的角度写下的。[36]

此前在纽伦堡审判期间，霍斯曾在公开场合对泽恩和其他人表示，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理解为什么必须为它们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他一直在将真正的罪责推卸到希特勒和下达命令的希姆莱身上。与此同时，他自豪地解释说，即使战争已临近尾声，“我也一直心系元首和他的理想，因为这些永远不会消失”。

意大利犹太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之一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为后来某个版本的霍斯自传撰写了简介。他写道：“书中充盈着邪恶，而与这种邪恶的表述一同呈现的，还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官僚式愚钝。”他还说，作者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粗俗、愚蠢、傲慢、啰唆的恶棍，有时还会公然撒谎”。但莱维还是把这本书称作“有史以来最有教育意义的著作之一”。它证明了一个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只是个“了无生气、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官僚化的家伙，是如何”演变成“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之一的”。[37]

他接着说，这本书展示了“邪恶究竟有多么容易取代善良，以及它会如何围攻善良，最终将其淹没，却允许它可笑地以某种狭小岛屿的形式——例如按部就班的家庭生活、对自然的热爱，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等——存在”。尽管如此，莱维还是承认，霍斯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包括他坚称的他自己并不是喜欢施加痛苦的虐待狂。就这一点而言，他“并不是魔鬼，即使在他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走上事业顶峰之时，也从未变成魔鬼”。

这些主题将在另一个犹太人大屠杀策划者阿道夫·艾希曼的著名案件中被再次提起。这些主犯究竟是魔鬼还是普通人？从许多方面来说，霍斯都为那些持第二种观点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支持，至少比后来的艾希曼更好。后一种解读后来成为著名的“平庸之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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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提到，霍斯在纽伦堡和克拉科夫出庭作证时曾就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遇难者人数误导审讯人员。他最初估计的遇难者人数为250万～300万，这一数字得到了该集中营幸存的特遣队（Sonderkommando）成员，也就是那些负责把新来的囚犯赶到毒气室里的犹太男囚的证实。特遣队的大部分成员后来也被杀害了，但仍有一些活了下来。[38]其中两个幸存者在战争结束后作证说，有超过400万人在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内遇害。这后来成为苏联和波兰政府宣传的官方数字，而泽恩所写的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书也使用了这一数字。[39]事实上，波兰的共产党政府直到1989年倒台前都没有在这一点上有任何松动，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被严重夸大了。

否认存在犹太人大屠杀的人或者那些认为遇难者人数被严重夸大的人经常抨击泽恩和他的著作，有些人甚至把他称作“苏联的傀儡”。[40]然而，尽管毫无疑问，最初负责调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苏联和波兰委员会都倾向于接受最易于定罪的证词，但没有证据证明最初的遇难者人数是伪造的产物。

由于霍斯和部分幸存者提供的都是最初那个较高的遇难者人数，因此这一数字被严肃对待也就不足为奇了。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国家博物馆（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现任馆长彼得·齐温斯基（Piotr Cywiński）指出，党卫军军官在放弃这座集中营之前烧毁了约90%的档案资料，过了很久之后，较为准确的遇难者人数才被汇总出来。他说：“我不认为战争委员会有什么恶意，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苏联的战争委员会的确持有‘越多越好’的看法。”一旦该数字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官方口径，那么“你除非疯了才会去否定来自政治局的说法”。[41]

波兰历史学家弗朗齐歇克·皮珀（Franciszek Piper）无论在共产党统治时期还是后共产党时期都一直就职于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国家博物馆，他不辞辛劳地计算出了第一个较低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者人数——110万～150万。他最终在199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公布了他的发现。[42]尽管他早在官方数字正式更改很久之前就知道它错了，但他指出，政府可能担心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显得官方在“淡化种族灭绝罪——尤其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下的罪行——的严重程度”。[43]此外，他还说：“在当时，任何试图减少遇难者人数的人都会被抨击为在为杀人犯辩护。”[44]

事实上，400万这个数字与死于所有死亡集中营和犹太区的犹太人数量大致相当，而在此之前，已经有超过100万人在东部战线被特别行动队杀害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巧合。不过它凸显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尽管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遇难者人数得到了修正，但是对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总数的估计并没有因此发生变化。

至于泽恩，他基本算不上新政权的支持者。事实上，他即使在1949年成为法医研究院院长之后，也没有加入共产党，而通常情况下出任这一职位的应该是党员。相反，他加入了波兰民主联盟（Stronnictwo Demokratyczne），一个被他称作波兰共产党“私生子”的党派，换句话说，一个得到当局容忍、能够提供多元化表象的小党派。[45]有趣的是，这个党派后来成为在1989年与波兰共产党决裂，然后站在团结工会（Solidarity）背后通过议会抗争结束波兰共产党统治的两个小党派之一。

当然，那已经是泽恩死后很久的事情了，但他的本能显然是要与新的统治者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又尽可能地与他们保持距离。在担任法医研究院院长期间，也就是从1949年到他去世的1965年，他一直设法避免在研究院内成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而当时几乎所有的类似机构都有一个内部的基层党组织。他的前同事索菲亚·科沃波夫斯卡坚称：“在其任内我们从来没有感到任何政治压力。”

与此同时，他与二战前的波兰社会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领袖约瑟夫·西伦凯维兹（Józef Cyrankiewicz）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后者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曾出任波兰共产党政府下的国务委员会主席。如果没有这层关系，或许泽恩永远不会被赋予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有关的调查和审判职责，也不会被允许出国。他在出国时身边总是有一个“保镖”随行，尤其在他去德国为其他审判递交证据的时候，这是当时的典型做法。尽管他的确在不断追捕纳粹罪犯的过程中收到了匿名的死亡威胁信，但保镖的真正目的是确保他不会与外国人进行任何未经授权的接触。

泽恩在审讯霍斯和他的同伙时从未有过报复心态。科沃波夫斯卡指出：“他对待那些罪犯的方式始终非常人道，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面临的是怎样的命运。”他还知道，这些犯人在获得更好的待遇时将给出更为积极的反应，也更容易坦白自己的魔鬼行径。他相信，他的工作是从霍斯这位前指挥官的口中得到尽可能完整的证词，这将为给霍斯定罪提供最可靠的证据。在他的巧妙指引下，霍斯吐露了大量可以发挥此作用的内容。

泽恩之所以从事起诉战争罪的工作，很可能是因为想要证明他与自己那位自称德意志裔并曾在德占期担任村长的兄弟不同，至少在潜意识里他是这样想的。但他想要将这些罪犯定罪以及从他们的受害者口中获得证词的决心，一直被他保持到了多年之后。到最后，与兄弟划清界限已经不再是决定性因素了。

泽恩在集中营幸存者向他讲述他们的可怕遭遇时总是尤为不安。至少有一次，泽恩冒着政治风险为他们提供了帮助。他的前同事科兹沃夫斯卡回忆了他从几位波兰女幸存者那里搜集证词时的情形，她们经历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中的医学实验。她说：“她们大多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他却能够让她们相信活下去是值得的。”在波兰共产党统治的早期，他完成了一次罕见的壮举——说服政府批准这群幸存者中的十几人前往瑞典接受康复治疗。

在那段岁月里，普通公民通常没有机会前往苏维埃阵营以外的国家，因为政府担心他们会一去不返。事实上，在那群拉文斯布吕克的幸存者中，的确只有两三人最终回国，而这本来足以让泽恩完蛋。多亏了与西伦凯维兹的友谊，他才度过了这一危机。

科兹沃夫斯卡回忆说，另一个拉文斯布吕克的幸存者经常出现在法医研究院的办公室里，“大喊大叫自己曾遭受怎样的虐待”，她因在集中营里遭到殴打而一瘸一拐。科兹沃夫斯卡还补充说，“她肯定遭受过严重的虐待”。泽恩始终要求自己的雇员好好招待她。他们为她提供了纸和笔，让她坐下，好让她心怀愤怒地写上好几个小时。其结果通常是一团难以辨认的模糊字迹，但这样做后她可以在离开时恢复平静，且至少保持这种状态好几周。

在努力将罪犯定罪的过程中，泽恩从未忘记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也从来没有被霍斯蒙骗，轻信他将自己刻画成一个值得怜悯的对象的拙劣表演。这名前指挥官是一个需要被彻底研究的人，这能使他完整讲述足以自证其罪的故事。同时，他也是需要付出最终代价的那个人。这才是泽恩对自身使命的真正看法。

[1] William L. Shirer，Berlin Diary：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1934-1941，284.

[2] Dr. Jan Sehn，Obóz Koncentracyjny Oswięcim-Brzezinka.

[3] Władyslaw Mącior，“Professor Jan Sehn（1909-1965），” Gazeta Wyborcza，Kraków，October 12，2005.

摘自我对阿图尔·泽恩的采访。

[4] Jan Markiewicz，Maria Kozłowska，“10 rocznica smierci Prof. J. Sehna，” Wspomnienie na U.J.，XII，1975，Jan Sehn Archives.

[5] 摘自我对约瑟夫·泽恩、他的妻子弗兰齐什卡（Franciszka）的采访。

[6] 摘自我对玛利亚·科兹沃夫斯卡的采访。

[7] Davies，Norman. Heart of Europe：A Short History of Poland.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64.

[8] Andrew Nagorski，“A Tortured Legacy，” Newsweek，January 16，1995.

[9] Thomas Harding，Hanns and Rudolf：The True Story of the German Jew Who Tracked Down and Caught the Kommandant of Auschwitz，165.

[10] Rudolf Hoess，Commandant of Auschwitz：The Autobiography of Rudolf Hoess，172.

[11] Rudolf Hoess，Commandant of Auschwitz：The Autobiography of Rudolf Hoess，173；and Harding，Thomas. Harms and Rudolf：The True Story of the German Jew Who Tracked Down and Caught the Kommandant of Auschwitz.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3，201-2.

[12] Harding，Thomas. Harms and Rudolf：The True Story of the German Jew Who Tracked Down and Caught the Kommandant of Auschwitz.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3，201-2. Harding详细记载了霍斯最初的逃跑和被捕，在这里我引用了他的描述。

[13] Harding，Thomas. Harms and Rudolf：The True Story of the German Jew Who Tracked Down and Caught the Kommandant of Auschwitz.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3，234-45.

[14] Robert Gellately，ed.，The Nuremberg Interviews：Conducted by Leon Goldensohn，295.

[15] Robert Gellately，ed.，The Nuremberg Interviews：Conducted by Leon Goldensohn，295.

[16] Harris，Whitney R. Tyranny on Trial：The Evidence at Nuremberg. Dallas：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1954/Barnes & Noble Books，1995，334.

[17] Harris，Whitney R. Tyranny on Trial：The Evidence at Nuremberg. Dallas：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1954/Barnes & Noble Books，1995，336-37.

[18] Gellately，Robert，ed. The Nuremberg Interviews：Conducted by Leon Goldensohn. New York：Alfred A.Knopf，2004，ed.，304-5.

[19] Yisrael Gutman and Michael Berenbaum，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70-72. 他们援引的最高数字是150万，这也是当时的估计。

[20] Gilbert，G.M. Nuremberg Diary. Boston：Da Capo，1995，266.

[21] Harris，Whitney R. Tyranny on Trial：The Evidence at Nuremberg. Dallas：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1954/Barnes & Noble Books，1995，336-37.

[22] Taylor，Telford. The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A Personal Memoir.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2，362.

[23] Harris，Whitney R. Tyranny on Trial：The Evidence at Nuremberg. Dallas：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1954/Barnes & Noble Books，1995，335.

[24] Gilbert，G.M. Nuremberg Diary. Boston：Da Capo，1995，249-51，258-60.

[25] Gellately，Robert，ed. The Nuremberg Interviews：Conducted by Leon Goldensohn. New York：Alfred A.Knopf，2004，ed.，315.

[26] 摘自扬·马尔凯维奇（Jan Markiewicz）提供的有关扬·泽恩的证词，收于扬·泽恩档案。

[27] 摘自我对索菲亚·科沃波夫斯卡、玛利亚·科兹沃夫斯卡以及玛利亚·卡瓦的采访。

[28] Dr. Jan Sehn，ed.，Wspomnienia Rudolfa Hoessa，Komendanta Obozu Oświęcimskiego，14.

[29] Hoess，Rudolf. Commandant of Auschwitz：The Autobiography of Rudolf Hoess，London：Phoenix，2000，176.

[30] Hoess，Rudolf. Commandant of Auschwitz：The Autobiography of Rudolf Hoess，London：Phoenix，2000，77.

[31] Hoess，Rudolf. Commandant of Auschwitz：The Autobiography of Rudolf Hoess，London：Phoenix，2000，29-106.

[32] Harding，Thomas. Harms and Rudolf：The True Story of the German Jew Who Tracked Down and Caught the Kommandant of Auschwitz.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3，142-46.

[33] 基督教的一支非传统教派。

[34] Dr. Jan Sehn，ed.，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Polish edition of Höss’s memoirs，32.

[35] Hoess，Commandant of Auschwitz，107-68.

[36] Sehn，Oboz Koncentracyjny Oświęcim-Brzezinka，32.

[37] Hoess，Commandant of Auschwitz，19.

[38] Gutman，Yisrael，and Michael Berenbaum，eds.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64.

[39] Sehn，Oboz Koncentracyjny Oświęcim-Brzezinka，10.

[40] Joe Belling，“Judge Jan Sehn，” http：//www.cwporter.com/jansehn.htm.

[41] 摘自我对彼得·齐温斯基的采访。

[42] Franciszek Piper，Ilu Ludzi Zgineło w KL Auschwitz.

[43] Gutman，Yisrael，and Michael Berenbaum，eds.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67.

[44] 摘自我对弗朗齐歇克·皮珀的采访。

[45] 摘自我对玛利亚·科兹沃夫斯卡和索菲亚·科沃波夫斯卡的采访，以及扬·泽恩的档案中收录的扬·马尔凯维奇和玛利亚·科兹沃夫斯卡的回忆。

第六章 轻轻放下

在我们看来，惩罚战犯更多是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在未来的几代发生，而不是对每一个有罪的个体实施报复。此外，有鉴于德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形势……我们相信现在有必要尽快将个人经历问题处理妥当。[1]

——伦敦英联邦关系部1948年7月13日发给英联邦成员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2]的加密电报

在战争还没结束时，一些胜利者就已经开始质疑追捕和起诉纳粹战犯是否有意义了。纽伦堡审判的法官和检察官们，外加战争罪行调查人员以及像西蒙·维森塔尔和托维阿·弗里德曼这样的大屠杀幸存者，都坚信应该将本国领袖发表的寻求正义的言论变为现实。可其他人已经在展望战后的世界了，他们看向的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对抗，对手是一个新的敌人——苏联。

1945年春，奥地利裔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绍尔·帕多弗此时正服役于不断深入德国领土的美军。他详细记录了他与当地德国人以及偶尔与负责管理德国城镇的美国人的对话。他的部分工作是评估民众的态度，推动对纳粹分子的甄别并且把他们从重要岗位上撤下。帕多弗曾与一位不具名的中校有过一次交谈，他在记录中称其是来自莱茵兰地区某个工业城市的美国军政府军事长官（military governor，简称MG），而这位高级军官对他的这些努力持怀疑态度。他的笔记很粗略，但意思很明确：

搞清楚德国人怎么想不是我们的事。寻找民主人士？连在美国都找不到民主人士。我不在乎谁在管理这个国家以及谁住在这里，只要不给MG找麻烦就行。更令人担心的是俄罗斯人的威胁而不是德国的问题。只有美国足够强大，能够对抗苏联；而英国就是个笑话。这座城市的委员会应筛查纳粹，但这与我无关。我真的对纳粹分子没有任何意见，除非他们与我作对。你给我的纳粹律师名单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不是，不过纳粹党成员并不一定是坏人。[3]

乔治·巴顿将军也嘲讽了他的上级惩罚纳粹分子或者至少把他们从战后德国的众多职位撤下的做法。在1945年担任巴伐利亚军政府军事长官时，他给妻子写信说：“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就是彻底摧毁欧洲唯一的半现代国家，好让俄国能将欧洲整个吞下。”[4]

甚至连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逃离祖国的德裔犹太人，在作为新美国人返回战败后的德国时，也对于他们面临的挑战表现得十分冷静而务实。1935年，12岁的彼得·西歇尔（Peter Sichel）被父母送出柏林，前往一所英国学校求学。据他回忆，他的母亲在希特勒政府实施《纽伦堡种族法》[5]的那一年曾警告说，“所有的犹太人都会被杀死”，而当时他们的大部分朋友以为她疯了。1938年，他的父母也设法逃离了德国。到1941年时，西歇尔已经到了美国，并且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自愿报名参军。[6]

在战争期间，西歇尔效力于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他负责招募德国战俘执行间谍任务。等到战争结束时，这名年轻上尉成为驻海德堡（Heidelberg）美国陆军第7军战略情报局支队最后一任队长。但是，与帕多弗遇到的那位中校一样，他也对鉴别、惩罚希特勒政府高级成员以外的几乎所有人的做法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的任务是找到纳粹高官、党卫队国家安全部成员以及党卫军高官等。”不过，很难说他把心思放在了这个任务上。他耸耸肩说：“不要问我们抓到了谁或者什么。”

一年前，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他对上级说，他们不必担心战争结束后纳粹中的顽固分子会抵抗。他解释说：“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一样。毫无疑问他们做了那些可怕的事。他们确实会藏起来，但他们不会给我们找麻烦。”他补充说，尽管他的这些前同胞在群体作战时非常高效，但“德国人不善于单打独斗”。他的看法被证明是正确的。美国关于“狼人部队”（据说他们接受训练，准备去跟盟军打游击战）可能非常可怕的担忧，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德国战败后不久，西歇尔就被调往柏林，继续为战略情报局执行秘密任务。在战略情报局解散并被中央情报局取代后，他又为中情局效力。柏林设立了一个情报站，直接向中情局西德站汇报工作，西歇尔在1950年被晋升为柏林站站长。他指出，他的团队的首要任务是获取有关俄罗斯人的情报，保护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防止他们被俄罗斯人抓走送往苏联。此外，还要为将这些科学家送往西德的安排提供协助，无论他们曾为纳粹做过什么；他们之中的部分人后来还经由西德被送往美国。西歇尔指出：“他们之中真正参与战争的没多少人。”

在战犯问题上，西歇尔说：“虽然这么说不太好，但我真的不太关心。我一直认为，罪犯就应该被枪毙，然后我们就应该忘掉整件事。每一个真正的坏人都应该被除掉，至于其他懦弱者——我们还是向前看吧，不要再流连于过去了。”对他来说，在纽伦堡和其他地方进行的最初那一轮审判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 * *

这与德国新主人的最初设想相去甚远。1945年5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一项宣言，概述了针对战败后的德国的雄心勃勃的“去纳粹化”计划。宣言称：“所有不只是在名义上加入纳粹党且参与了其党内活动的成员，所有纳粹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活跃支持者，以及所有其他对同盟国怀有敌意的人，都将被从公共部门的所有岗位以及准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的重要岗位上撤职，相关单位对这几类人员将永不录用。”[7]紧接着，宣言详细定义了被禁止录用的罪犯类别，用词十分宽泛，足以囊括第三帝国的大部分追随者。

所有的占领国，即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原则上都认同去纳粹化的必要性。德国人在申请几乎所有职位时，都必须填写不久后就会变得臭名昭著的“问卷调查”（Fragebogen），上面的131个问题涉及从身体特征到过往政治从属关系的一切内容。去纳粹化工作组随后会决定谁没有资格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工作。德国作家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 von Salomon）后来出版了《问卷调查》（Der Fragebogen）一书，书中他对每个与他在纳粹统治时期所参加活动有关的问题，都给出了嘲讽式的详细回答。

不过，战胜国在决定如何处理德意志民族的问题上面临的挑战既严肃又严峻，因为这个民族之前基本上是在昂首阔步地跟着纳粹鼓手的鼓点前进。有850万德国人曾加入纳粹党，而他们作为纳粹党一员的完整档案从战火中被保留下来了。这要归功于慕尼黑的一名造纸厂经理，他故意忽视了上级下达的将这些档案化为纸浆的命令。[8]还有数百万人参加过与纳粹有关的组织。如果每一个曾经以某种方式为第三帝国效力的人都被排除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外，能用的人就剩不了多少了。英占区的高级情报官员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连去纳粹化计划的最狂热的支持者也知道的事情：“除非使用去纳粹化这把产钳，否则民主在德国无法诞生；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能将民主这个婴儿夹碎。”[9]

在德国人顺从地填写问卷调查的同时，占领者的工作效率却很难跟上越堆越高的文书。美国人最初尤为雄心勃勃，命令18岁以上的人都填写问卷调查，并且试图进行尽可能彻底的审查。到1946年底，他们的确设法审查了近160万份问卷，导致37.4万个前纳粹分子从工作岗位上被开除。但积压的卷宗还有数百万份，美国人不可能全部处理。[10]正如美占区军政府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将军所说：“即使再有一百年，我们也没办法完成对他们（所有人）的审判。”[11]他得出的结论是，去纳粹化必须“由德国人完成”。[12]

这与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相契合，那就是鼓励那些看起来受纳粹思想荼毒相对较轻的德国人逐渐承担起处理地方事务的责任。去纳粹化法院（Spruchkammern）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真正的法院，不过它们的确有检方和辩方，而且它们也被赋予了决定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谁是“轻从犯”、谁是“随大流者”以及谁是“无罪者”的职责。[13]

这一程序从一开始就问题丛生。许多前纳粹都声称自己是“迫不得已的纳粹”（Mussnazis），被迫加入了纳粹党，实际上却心怀反纳粹理念。[14]胜利者们不厌其烦地开玩笑说，希特勒从未有过任何追随者。去纳粹化法院的部分工作人员曾努力完成他们的任务，与此同时，其他人却乐此不疲地根据极为可疑的证词来为前纳粹开脱。在德国人间很快就流行起一个说法，它被用来描述这种常见的洗白纳粹分子的证词：宝莹证（Persilschein，宝莹是一个德国洗衣粉品牌的名字）。[15]尽管如此，德国人最初对这一程序是有过支持的：在1946年，美占区有57%的受访者对这一政策表示支持。但民众对这一程序的公平性的信心一直在下降。到1949年，只有17%的人对其表示赞同。[16]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去纳粹化法院的办公楼及其工作人员的车辆和住宅都遭到了破坏。[17]

克莱后来承认，不管是问卷调查还是去纳粹化法院，都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他说：“但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18]这个观点很有道理。在一个曾经被希特勒和他领导的运动主导的社会里，没有人真的有去纳粹化的有效秘方。尽管如此，克莱还是强调说，那些负责去纳粹化的德国人尽管有明显的缺陷，但的确成功揭露了许多前纳粹分子的身份，并将其排除在领导岗位之外。他写道：“他们也许没有把自己的屋子打扫干净，但至少把主要的污物都清扫掉了。”[19]

所有占领国都在不久后开始给规则开口子，就如同在那些苏联人和美国人竞相争夺火箭科学家的案例中发生的那样。英国人和法国人想办法马上取消了一些适得其反的决定。1946年6月，英占区大众汽车工厂的179个管理人员和雇员被开除，但这座工厂主要是为英国人生产汽车的；到1947年2月，其中的138人返回了工作岗位。[20]法国人最初开除了法占区3/4的教师。但在9月新学年开始后，他们很快重新考虑了这一决定，把被开除者全都请回了课堂。[21]

苏联反复指责西方国家与前纳粹分子合作，允许他们接手大量关键职务。在1949年占领状态正式结束，东德和西德分别建立后，克里姆林宫继续把西德描绘成纳粹的避风港。虽然毫无疑问，许多前纳粹分子都在西方占领区的去纳粹化过程中毫发未损，很快就在新的民主国家中为自己重新找到了舒适的位置，但苏联方面也很难被称作典范。

的确，苏联士兵最后在进军柏林的过程中实施了残酷的报复，苏联关押的最后一批德国战俘直到1956年才被释放。而且在1949年，新成立的东德法庭以真正的斯大林式作风处理了许多案件，以令人咂舌的速度将被告人定罪：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们为3224个前纳粹官员定了罪，每个被告的审判程序平均只用了20分钟。[22]

不过，和西方国家一样，新的苏联统治者也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如何填补苏联占领区以及新成立的东德的大量岗位空缺。其应对方式也和西方大国一样：在有需要时，他们准备对一些人过去的政治联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某些时候，他们的做法甚至不止于此。前纳粹党成员发现很容易就能将自己的效忠对象改为新成立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也就是德国共产党。早在1946年时，统一社会党的地方团体中就已经有30%的成员是前纳粹分子。[23]克莱将军曾讽刺地说：“加入统一社会党就能将加入者的‘纳粹成分’给清除干净。”[24]

德国历史学家亨利·莱德（Henry Leide）梳理了大量东德档案，对该国处理个人纳粹经历的记录进行了详细研究。他写道：“有许多无辜者被定罪，但几乎所有遭到重罪指控的前纳粹罪犯都获释了，而且他们可以（以不道德的方式）声称已经对自己的罪行进行了忏悔。”[25]

通过拥抱共产主义事业来进行忏悔和赎罪，这种方式在东德社会的所有角落都提供了职业晋升的快速通道——从大学到医药行业，再到政坛和安全部队，不一而足。在苏占区的新主人看来，真正的敌人是那些涉嫌以任何形式反对共产主义的德国人。他们被认为比前纳粹分子还要危险得多。

* * *

1948年6月，克里姆林宫启动了对西柏林的封锁，切断了这座城市与西方国家控制下的德国领土之间的一切公路、铁路和运河通道。其目标是孤立并从实际层面吞并这座苏占区中心的西方堡垒，把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全赶走。西方盟国的应对措施是“柏林空运”（Berlin Airlift），即连续不断地用货运飞机输送物资。到1949年5月12日苏联取消封锁为止，它们执行了27万次飞行任务，运送了200多万吨必要物资。[26]这次行动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展示了西方国家的决心，拯救了西柏林，加速了不久后东西德的正式建立。冷战就此正式爆发。

同样在1948年，西方国家明显失去了进一步起诉战犯的兴趣，开始为那些已被定罪的战犯启动减刑程序。这绝非偶然现象。英联邦关系部（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在1948年7月13日发给各英联邦国家的秘密电文中，就如何尽快处理个人经历问题提供了详细指示。电文敦促各国于当年8月31日前了结所有等待审判的案件，并补充说，在该日期后“不应启动新的审判”。电文最后说：“那些尚未被捕但有可能在未来落网的战犯嫌疑人的案件将受到很大影响。”[27]

华盛顿的氛围也在变化。当许多已定罪战犯的律师为战犯争取减刑时，战争罪审判遭到的批判变得愈加猛烈了。在因对美国战俘实施马尔梅迪大屠杀（Malmedy massacre）而被定罪的武装党卫军的案子里，有人指控称被用来定罪的口供是通过一系列诡计和暴力威胁得到的。威廉·登森在他负责的达豪审判中处理了大量案件，它们没有受到类似的指控，但这位检察官——此时他已经返回美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工作记录将面对严格的审查新程序。

美国陆军设立了五个审查委员会，以检查截至当时的所有判决，并向克莱将军提供建议。[28]理论上，这仅仅是一个确保正义得到伸张的例行公事性质的措施，但当时的政治氛围鼓励了一种看法，那就是宽大仁慈的处理能释放出一种积极的信号。克莱顺势而动，重新审视达豪的所有审判。审查委员会提的许多减刑建议都被克莱接受了，尽管他极力驳斥那些称他对战犯过于仁慈的指控。

达豪审判使1672个被告中的1416人被定罪。克莱指出：“我撤销了69项有罪判决，减轻了119项判决，缩短了138项判决的刑期，还剩下1090项判决没有更改。”[29]他援引了审判过程中出现的对部分集中营幸存者证词可靠性的质疑，以此为由将426项死刑判决中的127项改为终身监禁。但真正让已经返回华盛顿的登森感到震惊的是克莱竟决定将达豪审判中最臭名昭著的被告，即“布痕瓦尔德婊子”伊尔斯·科赫的刑期从终身减为四年，这一决定立刻在华盛顿引发了强烈反弹。

克莱后来解释说，科赫是“一个卑鄙、肮脏的人”，遭到了集中营囚犯的“憎恨”，这些囚犯在作证时一直在“宣扬她的性欲”，但审判中的证据无法让他相信她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罪行的主要参与者”。[30]他补充说，那个她使用的灯罩是用囚犯人皮制成的故事最终被证明是假的，因为很明显那些灯罩是用山羊皮制成的。[31]

登森称，克莱的行为是“对司法体制的嘲讽”。[32]科赫案被媒体大肆报道，并且促使参议院派出一个小组委员会对此展开调查，它由密歇根的参议员霍默·弗格森（Homer Ferguson）领导。登森在听证会上坚持他对科赫的刻画，即她是一个尤为变态的性虐待狂，折磨了数不胜数的囚犯。他解释说，关于她亲手挑选囚犯并将其剥皮，然后用人皮制作灯罩的指控，虽然催生了最耸人听闻的媒体报道，但并不是这一案件的核心要素。他宣称：“我并不觉得与人皮有关的事很重要。科赫一案的诉讼要点是殴打囚犯，以及令他们因遭受殴打而亡。我很肯定，这才是她所获判决的真正基础。”

在被问及科赫与其他布痕瓦尔德的被告相比是否罪行较轻时，登森在回应中提到了她作为集中营首任指挥官之妻的身份，这意味着她没有获得任何正式任命。他说：“我认为她的罪行甚至更重。她本身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她没有理由去使用那种权力……与我交谈过的人都认为她被判处终身监禁而非死刑的唯一原因是她当时怀孕了。”登森还强调，克莱的决定会在德国招致批评，尽管那里有日益强烈的呼声要求盟军结束使用惩罚性措施。他宣称：“正直的德国人民也对刑期的缩减感到震惊。”[33]

尽管部分小组委员会成员对达豪审判的运作方式提出过质疑，但他们对于科赫没有丝毫同情。阿肯色的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John McClellan）说：“据我目前对此案的了解，这个女人应该被绞死。”[34]小组委员会最后的结论是，科赫的减刑没有任何正当性。参议员弗格森的总结报告重述了登森的观点：“证据显示，伊尔斯·科赫犯下的每一项罪行都是出于自愿。这种自愿行为违背了一切正常的人类本能，应受到彻底的鄙视，不应获得任何减刑待遇。”[35]

在因给科赫减刑而遭到尖锐抨击后，备感苦闷的克莱表示，如果他能看到更多对科赫不利的证据的话，也许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他指出，该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在全体一致地批评我的决定之前，听取了一些我眼前的档案中并未包含的证人证词”。[36]

登森判决的正确性后来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确认。新成立的西德政府的首位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总理很快就支持了为许多遭到起诉的人争取某种形式的宽大处理的做法。他在上任之初的一次内阁会议中说：“考虑到混乱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就此呼吁忘掉此前的种种。”[37]但在科赫按照克莱的命令服刑四年后，西德的一家法院以煽动谋杀和虐待德国囚犯为由将她再次定罪，她被判处终身监禁，而这正是登森起诉她时取得的判决结果。[38]正如登森所预料的那样，德国人与美国人一样对她有可能重获自由感到愤怒。

彼得·海登贝格尔，也就是那位报道了达豪审判的年轻德国记者，后来在科赫的新牢房中采访了她。他坦承为这个矮胖的女人感到有些悲哀，要知道她一度被视作具有神秘色彩的性恶魔。他说，尽管传言中的她很有诱惑力，但实际上她给人留下的是“一个小镇秘书的印象，有些纵欲，但你不会想要与她发生关系”。[39]数十年后，他在讨论科赫案时指出，她也符合“平庸之恶”的定义。这个说法在科赫被定罪很久后才出现。

1963年，基本上被所有人遗忘的科赫在监狱里接受了她处在青春期的儿子乌韦（Uwe）的探视，乌韦此前不久才知道自己母亲——那个在达豪接受第一次审判时已经怀上他的女人——的身份。乌韦开始定期探视她。1967年，他来到监狱后才得知，科赫已经上吊自杀了。[40]他的母亲给他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别无他法。死亡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41]

* * *

尽管在科赫案中，公众情绪明显为登森提供了支持，但就达豪的全部审判而言，共识就少得多了。登森在审判中证明了被告在集中营的“共有计划”中扮演了相应角色，也就是说证明了他们属于旨在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共同体”，并以此为基础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获罪。批评人士抨击说，这种分类方法太过宽泛，而达豪审判的其他方面也没能达到必要的程序要求。

本亚明·费伦茨，也就是那位在纽伦堡的审判中成功让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22个头目被定罪的年轻检察官，恰恰是抨击得最为猛烈的人之一。他说，达豪的审判“从头到尾令人鄙视。审判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法治有相通之处。它们更像是军事法庭……这与我心中的司法程序相去甚远。我的意思是，我当时是一个才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年轻理想主义者”。[42]

到他1998年去世前，登森一直都坚决捍卫达豪审判的正当性，坚称那些审判已经达到了当时条件下的最公正水平，而且它们也绝对是必要的。尽管他坚称对于自己成功定罪的案子以及后来执行的死刑并没有感到特别骄傲，但1991年他在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讲课时说：“然而，有某件事的确令我产生了一种自豪感，那就是一名幸存者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感谢您为我们做的一切’。”[43]

费伦茨和登森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年纪轻轻就参与了后来被证明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案件的起诉，而遭起诉的对象都曾负责执行希特勒政府的一些最为严酷的决定。他们都相信，那些随心所欲杀害并折磨他人的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正如登森所说，这既是为了给未来的世代创下先例，也是为了告慰那些受害者。费伦茨当然对此表示赞同。

但费伦茨始终坚称，他参与的纽伦堡的审判在达成这些目标时做得比达豪的审判或者任何将纳粹绳之以法的后来的努力都好太多了。他强调，被他定罪的战犯都是“那些每天枪杀数千人甚至数千儿童的少校和上校”。[44]由于已经有记录完好的档案证据证明他们是如何执行屠杀任务的，因此没有必要提及“共有计划”。而且这些战犯不是扣动扳机的刽子手，而是统领整队刽子手的指挥官。在他看来，这已经符合了高得不能再高的标准。

费伦茨的话很有道理，但他的态度也显露出一种特质，而这种特质后来在一个被称作纳粹猎人的小规模团体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他们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努力视为最重要的事，并且质疑以及经常诋毁同行的成果，被诋毁的有时甚至还有动机。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几个头目得到的宽大处理，比那些被克莱将军称作“次要纳粹”[45]的在达豪接受审判的家伙还要更甚。尽管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要求他为很多战犯减刑的压力，但克莱将军一直到1949年初都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当时他重新审查了费伦茨起诉的22个特别行动队指挥官的案件，再次确认了其中13人的死刑判决。[46]但随后，曾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的华尔街律师约翰·J.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取代克莱成为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1950年，他设立了减刑顾问委员会（Advisory Board of Clemency），负责重新审查特别行动队审判以及其他审判中做出的判决。阿登纳等人不断敦促所有死刑判决的改判，而顾问委员会和麦克洛伊设法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全部满足，也至少满足了大部分要求。[47]

1951年初，麦克洛伊几乎接受了顾问委员会提出的所有建议，甚至还给部分判决已经是有期徒刑的战犯进一步减刑，而死刑改判的案件数量比顾问委员会所建议的还要多。最后，在费伦茨的特别行动队一案中，13项死刑判决中只有4项维持了原判。随着大国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当时的优先事项已经变成拉拢西德为盟友，共同对抗共产主义势力。麦克洛伊认为，通过对费伦茨的案件中的四名战犯维持死刑判决，他已经捍卫了自己的原则，那就是有些太过严重的罪行无法得到宽恕。这四人最终于1951年6月7日被绞死。

费伦茨的上级、曾在特别行动队一案中做总结陈词的泰勒将麦克洛伊的行为称作“政治权宜之计的体现”。[48]从来没有明确要求判处战犯死刑的费伦茨表现得更宽容一些，他指出，判人死刑的内容从未被纳入商务律师麦克洛伊所接受的训练。费伦茨说：“我知道他很难签下一份写着‘绞死他们’的文件。”但他还说：“如果这种惩罚是有道理的，就不能毫无根据地减刑。在大部分情况下，减刑的理由都不充分，至少据我所知是这样的。”[49]

在1980年写给费伦茨的一封信中，麦克洛伊暗示自己对减刑的决定进行了重新思考。他写道：“如果我当时就知晓自己如今知晓的所有事实，也许就能够给出一个更加公平的结果。”[50]到1958年，所有在纽伦堡的审判中被定罪且仍然健在的特别行动队头目都获释出狱，包括那些最初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们就像大屠杀中的许多同伙一样，作为自由人度过了余生。

在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谋杀案审判”后，费伦茨不想再继续起诉战犯了。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地方，即为幸存者寻求物质援助。克莱和麦克洛伊曾为他提供了初始贷款，协助他将计划付诸实施。在他们的先后帮助下，费伦茨任命自己为犹太赔偿继承人组织（Jewish Restitution Successor Organization）的秘书长。他回忆说，这么做是为了“用一个头衔给德国人留下深刻印象”。[51]他雇用了一些人，派他们去德国各地的房产登记处索要1933年后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或者所有人为犹太人的全部房产。接下来，他帮助设立了联合归还组织（United Restitution Organization）及其在19个国家的办事处，并亲自参与了与阿登纳的新政府、其他国家以及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众多受害者的多轮复杂谈判。为了持续推进这项工作，费伦茨与家人一起在德国待到1956年，他的四个孩子全部出生在纽伦堡。

费伦茨曾强调说，很久之后许多德国人才抛弃反犹主义思想，承认犹太人是受害者。但与此同时，他也对德国的新政府愿意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进行赔偿的姿态感到印象深刻。他指出：“此前从未发生一个国家向受害者单独支付赔款的情况。这种做法受到了阿登纳的启发，阿登纳曾说，那些可怕的罪行是以德国人的名义犯下的。”[52]

作为首席检察官在纽伦堡的特别行动队审判中发挥的作用点燃了他的热情，这种热情陪伴他步入了鲐背之年。一有机会，他就会强调冲突必须通过“法律而非战争”来解决，并敦促各方支持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2011年8月25日，费伦茨为该法院在海牙的首场审判做了总结陈词，被告人是被控强行征募儿童兵的刚果武装组织领导人托马斯·卢班加·迪伊洛（Thomas Lubanga Dyilo）。在现场做陈词总结、援引纽伦堡审判的教训的费伦茨已是91岁高龄。[53]2012年7月，迪伊洛被判有罪，并被判处14年监禁。

如今，费伦茨已经不再认为继续追查那些年事已高、相对次要的纳粹集中营看守和官员有价值了。他说：“算了吧。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这些小鱼丢回鱼塘。”[54]

费伦茨之后的大部分纳粹猎人却持有不同的看法，拒绝接受他那只有纽伦堡级别的被告值得起诉的说法，因为该说法将让大部分大屠杀凶手得到赦免。费伦茨强调，他仍然想要确保任何时代的大鱼都被追究责任，让整个世界看到他们的下场，以儆效尤。但他仍然坚称就纳粹而言，他所处理的几乎都是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大鱼。

* * *

审判战犯的动机中的很大一部分在于此：以活生生的例子让全世界看到正义必胜。这些审判通过档案呈现了第三帝国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一次又一次的大屠杀和一次又一次的暴行，对于确认历史事实至关重要，也对于确立一条原则，即战犯无论对命令有怎样的理解，都需要对这些罪行负直接责任至关重要。为了确保这些证据能够为大众所知晓，纽伦堡的盟军代表组建了一个摄影小组，负责制作一部关于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主要被告人的纪录片。[55]

不出所料，美国和苏联代表无法在拍摄手法上达成一致，于是这两个战胜国决定分别制作纪录片。不过，更惊人的是双方成果命运的不同：苏联人制作的纪录片发行得相对较快，而美国制片人很快就陷入了激烈的内斗，争论焦点在于他们应当制作何种纪录片。最终，美国制片人的劳动成果在美国被禁播。这部名叫《纽伦堡：留给今天的教训》（Nuremberg：Its Lesson for Today）的美国纪录片在20世纪40年代于德国上映后，就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

这部纪录片之所以被人遗忘，是因为它直到1948年才完成，而在那一年，华盛顿的优先政治目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影制片人桑德拉·舒尔伯格（Sandra Schulberg）说：“冷战是主要因素，因为我们正在投资德国的重建。当你试图将德国重新带回欧洲大家庭时，在人们面前重提纽伦堡审判和纳粹暴行的故事实在是不合时宜。”[56]

舒尔伯格生于1950年，但她与这部纪录片有着直接的个人联系。她的父亲斯图尔特·舒尔伯格（Stuart Schulberg）是该纪录片的编剧兼导演，他在珍珠港事件后加入海军陆战队，后来被调到战略情报局的电影拍摄支队，支队由著名导演约翰·福特（John Ford）领头。斯图尔特的兄长巴德·舒尔伯格（Budd Schulberg）是一名成功的小说家，后来还为电影《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撰写剧本并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此时的巴德已经加入美国海军，也被调到了战略情报局的电影拍摄支队。战争刚一结束，兄弟两人就开始竞相在德国以及前德占区寻找足以给纳粹定罪的影像资料。

纳粹曾试图摧毁大部分胶片证据，而舒尔伯格兄弟则命令前第三帝国官员帮助他们搜集余下的资料。在巴伐利亚北部小镇拜罗伊特（Bayreuth），斯图尔特和他的团队命令心怀怨恨的党卫军囚犯准备一大堆电影胶片以便之后运走。在囚犯们将沉重的木箱搬上车的过程中，两个在一旁看守的美国大兵拿枪指着他们。斯图尔特回忆说：“他们当时还穿着黑色制服，戴着船形帽。那些雅利安党卫军十分痛苦，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每次我们向他们下达命令，他们都会撇一撇嘴唇。这让我想起了那些在马戏团里表演的老虎和狮子，总在鞭打之下愠怒而恼火地服从命令。”[57]

这些影像资料最终被证明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官来说极具价值，因为他们可以展示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照片，借此强化他们的起诉效果。战略情报局制作了记录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之历史的《纳粹计划》（The Nazi Plan），还利用美军和英军在解放集中营时拍摄的胶片制作了《纳粹集中营》（Nazi Concentration Camps）。当后一部影片在审判中播放时，甚至连被告都大受震动。

在1945年底退役并返回美国后，巴德·舒尔伯格拒绝了为一部有关纽伦堡审判的美国电影撰写剧本的邀约，转而建议让斯图尔特接手。以“罗斯福的电影制片人”的身份闻名遐迩的帕尔·罗伦兹（Pare Lorentz）是美国战争部电影、戏剧、音乐部门的负责人，也负责纽伦堡审判的电影拍摄计划。他接受了巴德的建议，请斯图尔特撰写电影剧本，并且竭尽全力地防止克莱将军的军政府接管电影拍摄权；在华盛顿，战争部和国务院也陷入了争夺之中。到1947年，罗伦兹因这种内斗，还有资金和其他问题感到十分沮丧，于是辞去了战争部的职务。

斯图尔特继续工作，撰写了多个版本的剧本以供审核，并经常遭到那些想要在剧本中留下自己印记的人的愤怒批评。但最终，他自己的版本还是胜出了。电影围绕被告所受到的四项指控展开：阴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电影以直白但令人信服的手法展示了第三帝国与上述每一项罪行有关的详细记录，同时穿插了来自审判本身的影像资料。纽伦堡审判的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授权对审判的部分内容进行拍摄。在1947年的年中，美国人终于开始制作影片，那时他们听说苏联人已经完成制作，那个版本的主要关注点当然是苏联军队在击败德国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西方盟友的贡献。这导致美国媒体上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新闻标题。《综艺》（Variety）周刊6月11日的那一期宣称：“据称美国陆军的内部混乱导致赤色分子在纽伦堡审判的电影拍摄上击败了美国佬。”[58]

尽管身处德国的部分美国高级军官仍然希望推迟甚至破坏纪录片的拍摄计划，但苏联方面拍摄的纪录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方纪录片的完成和发行。这部美国影片于1948年11月21日在斯图加特的德国观众面前首映，并且于1949年在西德巡回放映。斯图尔特称，这部电影收到了“好得出人意料”的评价，几乎场场爆满。他写道：“观众在震惊和沉默中看完了整部电影，然后一言不发、烦恼不安地排队走出影院。”他援引了一名美国军政府情报官员的话：“这部电影在80分钟的时间里向德国人讲述的有关纳粹主义的内容，比我们在过去三年里能够让他们知道的还要多。”[59]

甚至在德国的放映取得成功前，从纽伦堡回国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杰克逊以及其他一些人就已开始推动这部影片在美国的上映了。纽约市律师协会（New York Bar Association）曾请求让这部影片上映，但华盛顿拒绝批准。最终，他们只能观看苏联版的纪录片。对这一消息感到异常愤怒的杰克逊于1948年10月21日致信陆军部部长肯尼斯·罗亚尔（Kenneth Royall），慷慨激昂地请求在国内发行这部影片。杰克逊还说，他已经致信纽约市律师协会主席哈里森·特威德（Harrison Tweed）。特威德后来致电杰克逊，问他“如果删掉那些脏话”，自己能否向协会宣读这封愤怒的来信。杰克逊的回复是：“我跟他说，他可以读，但前提是不能删掉那些脏话。”[60]

杰克逊的基本观点是，这部影片能够起到多重作用：帮助德国人理解为什么他们需要民主；抗衡苏联的宣传影片，那部影片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基本上单枪匹马地征服了德国并进行了审判”；展示准确的历史记录，也就是关于为什么要参战及为什么要将那些罪犯送上被告席的历史记录，从而推动实现罗斯福和杜鲁门的共同目标。他总结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为美国争取这其中的优势。”

罗亚尔对于任何一个理由都无动于衷。他在给杰克逊的回信中写道：“在这个国家，我们不考虑全面发行该影片。我认为，影片的主题与现行政策和政府目标相违背。因此，我觉得，此时此刻，这部影片对于军队以及整个国家来说没有任何重要价值。”

许多美军军官本来就反对审判德军军官，不过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冷战的兴起。美国人如今该把西德人视作盟友了，而该影片被认为会破坏这种努力。环球影业公司（Universal Pictures）公关负责人威廉·戈登（William Gordon）在看完这部影片后反对公开发行，尤其反对公开有关集中营和其他暴行的影像，因为它们“可怕得让人反胃——我指的就是字面上的那个意思”。[61]

这种审查行为没有逃过公众的法眼。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在1949年3月6日的《纽约每日镜报》（New York Daily Mirror）中撰写了一篇题为《耻辱堂》（“The Hall of Shame”）的专栏文章，嘲讽了这部电影会在美国激发反德情绪的观点。他写道：“还有比这更荒唐的愚蠢言论吗？那些职责本应是消除纳粹主义的人，如今竟在努力毁灭可展现纳粹主义暴行的证据，这让他们自己成为纳粹罪行的帮凶。”[62]

最初负责影片拍摄，后来辞职并回归平民生活的帕尔·罗伦兹甚至提出要从美军手里买下这部纪录片，以便他能够自己将影片分发给各大影院。这一努力最终也付诸东流。《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49年9月19日的一篇文章提到：“美国政府中有一些人认为，美国人的思维非常简单，一次只能仇恨一个敌人。他们建议，‘忘了纳粹吧，把注意力放在赤色分子身上’。”[63]后来撰写《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的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曾参加了一场为批评家和编剧举行的特殊放映活动。他将美军阻挠这部影片发行的做法称作一起“丑闻”。[64]

但没有什么能够改变军队和政府的主意。这部影片在美国从未获得公映。尽管很失望，但斯图尔特·舒尔伯格继续工作，为德国美占区军政府制作旨在去纳粹化和进行思想再教育的新影片，随后在1950～1952年担任了巴黎马歇尔计划电影组的负责人，主要制作旨在促进法德和解的电影。

2004年，在斯图尔特·舒尔伯格去世25年后，他的女儿桑德拉在柏林电影节上为马歇尔计划相关影片举办了一次回顾性的展映活动。根据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Dieter Kosslick）的命令，在放映这个系列的电影前，应先放映她父亲拍摄的那部纽伦堡审判纪录片的德语版，而她此前从未看过它。她被它深深地迷住了。

在返回美国后，桑德拉观看了影片的英文版，并且意识到制片人用英语配音代替了发言者的法庭录音。这促使她与电影制片人和音频剪辑师乔希·沃勒茨基（Josh Waletzky）合作，他们雄心勃勃，想利用法庭录音修复这部影片，好让观众能够听到审判的所有主要参与者是如何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发言的，无论是德语、英语、俄语还是法语。他们邀请演员列维·施瑞博尔（Liev Schreiber）录制了斯图尔特当初定下的英语旁白。2010年秋，修复后的影片终于首次在美国影院中放映。在2014年，桑德拉还制作了影片的高分辨率蓝光版本。[65]

美国人终于能够接触到她父亲的作品了。在后冷战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人表示反对了。

[1] 电报复印件由埃利·罗森鲍姆提供。

[2] 斯里兰卡的旧称。

[3] Saul K. Padover papers，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Manuscript and Archives Division.

[4] Taylor，Frederick. Exorcising Hitler：The Occup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 New York：Bloomsbury，2011，273.

[5] 即纳粹德国颁布的反犹法律，又称《纽伦堡法案》。

[6] 摘自我对彼得·西歇尔的采访。

[7] Perry Biddiscombe，The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A History，1945-1950，37.

[8] Taylor，Frederick. Exorcising Hitler：The Occup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 New York：Bloomsbury，2011，247-50.

[9] Noel Annan，Changing Enemies：The Defeat and Regeneration of Germany，212.

[10] Taylor，Frederick. Exorcising Hitler：The Occup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 New York：Bloomsbury，2011，268.

[11] Jean Edward Smith，Lucius D. Clay：An American Life，302.

[12] Jean Edward Smith，Lucius D. Clay：An American Life，271.

[13] Sandra Schulberg，Filmmakers for the Prosecution，The Making of Nuremberg：Its Lessons for Today，iii.

[14] Biddiscombe，Perry. The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A History，1945-1950. Stroud，Gloucestershire，2007，183.

[15] Taylor，Frederick. Exorcising Hitler：The Occup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 New York：Bloomsbury，2011，285.

[16] Biddiscombe，Perry. The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A History，1945-1950. Stroud，Gloucestershire，2007，191.

[17] Biddiscombe，Perry. The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A History，1945-1950. Stroud，Gloucestershire，2007，199.

[18] Smith，Jean Edward. Lucius D.Clay：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Henry Holt，1990，240.

[19] Lucius D. Clay，Decision in Germany，262.

[20] Annan，Noel. Changing Enemies：The Defeat and Regeneration of Germany. New York：W.W.Norton，1996，205.

[21] Taylor，Frederick. Exorcising Hitler：The Occup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 New York：Bloomsbury，2011，321.

[22] Patricia Heberer and Jürgen Matthäus，eds.，Atrocities on Tr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s of Prosecuting War Crimes，175.

[23] Henry Leide，NS-Verbrecher und Staatssicherheit：Die geheime Vergangenheitspolitik der DDR，45-46.

[24] Clay，Lucius D. Decision in Germany. New York：Doubleday，1950，145.

[25] Leide，Henry. NS-Verbrecher und Staatssicherheit：Die geheime Vergangensheitspolitik der DDR. 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2007，414.

[26] www.trumanlibrary.org（http：//www.trumanlibrary.org/teacher/berlin.htm）.

[27] 电报复印件由埃利·罗森鲍姆提供。

[28]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321.

[29] Clay，Lucius D. Decision in Germany. New York：Doubleday，1950，253-54.

[30] Clay，Lucius D. Decision in Germany. New York：Doubleday，1950，254.

[31] Smith，Jean Edward. Lucius D.Clay：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Henry Holt，1990，301.

[32]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323.

[33]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328-29.

[34]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336.

[35]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340.

[36] Clay，Lucius D. Decision in Germany. New York：Doubleday，1950，254.

[37] Norbert Frei，Adenauer’s Germany and the Nazi Past：The Politics of Amnesty and Integration，6-7.

[38] Whitlock，Flint. The Beasts of Buchenwald：Karl and Use Koch，Human-Skin Lampshades，and the War-Crimes Trial of the Century. Brule，WI：Cable，2011，258.

[39] 摘自我对彼得·海登贝格尔的采访。

[40]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347；and Whitlock，Flint. The Beasts of Buchenwald：Karl and Use Koch，Human-Skin Lampshades，and the War-Crimes Trial of the Century. Brule，WI：Cable，2011，259-61.

[41] Whitlock，Flint. The Beasts of Buchenwald：Karl and Use Koch，Human-Skin Lampshades，and the War-Crimes Trial of the Century. Brule，WI：Cable，2011，260.

[42] Stuart，Heikelina Verrijn，and Marlise Simons. The Prosecutor and the Judge：Benjamin Ferencz and Antonio Cassese，Interviews and Writings. 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9，17.

[43]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351-52.

[44] 摘自我对本亚明·费伦茨的采访。

[45] Smith，Jean Edward. Lucius D.Clay：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Henry Holt，1990，297.

[46] Hilary Earl，The Nuremberg SS-Einsatzgruppen Trial，1945-1958：Atrocity，Law，and History，276.

[47] Hilary Earl，The Nuremberg SS-Einsatzgruppen Trial，1945-1958：Atrocity，Law，and History，277-86.

[48] Hilary Earl，The Nuremberg SS-Einsatzgruppen Trial，1945-1958：Atrocity，Law，and History，286.

[49] Stuart，Heikelina Verrijn，and Marlise Simons. The Prosecutor and the Judge：Benjamin Ferencz and Antonio Cassese，Interviews and Writings. 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9，24.

[50] Earl，Hilary. The Nuremberg SS-Einsatzgruppen Trial，1945-1958：Atrocity，Law，and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286.

[51] Stuart and Simons，31-32；and www.benferencz.org（“Benny Stories”）.

[52] 摘自我对本亚明·费伦茨的采访。

[53] www.benferencz.org（“Benny Stories”）.

[54] 摘自我对本亚明·费伦茨的采访。

[55] Sandra Schulberg，Filmmakers for the Prosecution.这本小册子被收于舒尔伯格重新制作的该纪录片的蓝光版中。参见www.nurembergfilm.org。

[56] 摘自我对桑德拉·舒尔伯格的采访。

[57] Schulberg，Sandra. Filmmakers for the Prosecution，The Making of Nuremberg：Its Lesson for Today. New York：Schulberg Productions，2014，6.

[58] Schulberg，Sandra. Filmmakers for the Prosecution，The Making of Nuremberg：Its Lesson for Today. New York：Schulberg Productions，2014，37.

[59] Schulberg，Sandra. Filmmakers for the Prosecution，The Making of Nuremberg：Its Lesson for Today. New York：Schulberg Productions，2014，42-45.

[60] 照片扫描件由约翰·Q.巴雷特（John Q. Barrett）教授提供。复印件来自 Robert H. Jackson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Box 115，Folder 3。

[61] Schulberg，Sandra. Filmmakers for the Prosecution，The Making of Nuremberg：Its Lesson for Today. New York：Schulberg Productions，2014，46-47.

[62] Schulberg，Sandra. Filmmakers for the Prosecution，The Making of Nuremberg：Its Lesson for Today. New York：Schulberg Productions，2014，47.

[63] Schulberg，Sandra. Filmmakers for the Prosecution，The Making of Nuremberg：Its Lesson for Today. New York：Schulberg Productions，2014，50.

[64] Schulberg，Sandra. Filmmakers for the Prosecution，The Making of Nuremberg：Its Lesson for Today. New York：Schulberg Productions，2014，49.

[65] 摘自我对桑德拉·舒尔伯格的采访和我们间的通信。

第七章 “志同道合的傻瓜”

没有任何事属于过去。一切都仍是现在的一部分，并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一部分。[1]

——先后在不伦瑞克和黑森担任检察长的弗里茨·鲍尔解释自己为何如此坚持要让同胞承认第三帝国的罪行

那些曾深度参与战争罪审判以及后续事件的美国人认识到，公众很快就失去了对起诉纳粹或者揭露他们在12年的恐怖统治中所犯罪行的兴趣。这些美国人并非唯一发现此事的人。那些独自行动的纳粹猎人——他们主要受自身经历或者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目睹的恐怖景象驱动——也发现，公众对他们的事业越来越无动于衷甚至开始抱有敌意，面对此种情形，他们自己的决心也开始动摇。他们也必须决定是否要将自己的精力放到新兴的个人和政治议题上。正如20世纪40年代末冷战兴起以及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所证明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与前十年迥然相异的十年，占据新闻头条的是非常不同的事件。

在1945年5月5日从毛特豪森集中营被解救出来后，维森塔尔一直待在附近的奥地利城市林茨为战略情报局效力。该机构在当地的最高长官为他提供了协助，也就是一份说明他正在为战略情报局从事“机密调查工作”，请求当局批准他“在美国占领下的奥地利自由行动”的通行证。[2]1945年底战略情报局关闭了位于林茨的办事处后，他转而为美军反间谍部队（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CIC）效力。他的工作还跟原来一样：帮助美国人甄别并抓捕纳粹。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胜利者没有兴趣把纳粹一直关着，几乎是刚一抓到就把他们放了。

维森塔尔与反间谍部队的军官们一起展开抓捕行动，并搜集供审判使用的证据。他还开始与遍布该地区的难民密切合作，这些难民大部分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3]他很早就认识到，他们可以为起诉战犯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证词。他为他们提供一切帮助，从获取医疗救治到填写美国签证申请表等不一而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寻找失踪亲属。在这一过程中，他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消息网络。他四处分发调查问卷，了解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这些都能够提供新的线索，还可作为评估他们背景的起始点。

从未对争议有所惧怕的维森塔尔坚称，任何人想要在美国占领区负责重新安置难民的犹太人组织中谋求职位，都必须找到两位目击证人提供证词，证明自己在集中营里不是通敌者。具体来说，就是证明他们不是获得党卫军任命的可监督其他犯人的“牢头”（Kapos）。[4]他坦率地承认：“这种做法让我在其他幸存者中树敌不少。”这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尽管有数不胜数的难民对他的帮助感激不已，但他还是很快就陷入了不同难民团体之间不可避免的纠纷之中，这些受害者经常为了生存以及开始新生活而相互争斗。

在新成立的林茨犹太人委员会中，维森塔尔和其他人列出了一份幸存者名单，并且与那些正带着自己的名单寻找亲友并漂泊至此的人交换信息。不过，他没有指望从任何一份不断增长的名单上找到他最挂念的那个人——他的妻子茜拉。在她前往华沙开始以一个波兰天主教徒的假名生活后，他就失去了与她的联系。他后来听说，在1944年的华沙起义（Warsaw Uprising）中，德国军队用火焰喷射器摧毁了托皮尔街（Topiel Street）上的一栋建筑，而她之前一直与一名波兰诗人的妻子一起居住在那栋建筑内。他回忆说：“我不相信奇迹。我知道我的亲人都死了。我从未对我的妻子仍然活着抱有任何希望。”[5]

然而，奇迹般的，茜拉在那条街道被摧毁之前侥幸逃生了。她与起义中的其他幸存者一起被抓了起来，送往莱茵兰一座机关枪制造工厂服苦役。后来，她在那里被英国人解救。她也曾听说丈夫遇难的消息。他们在克拉科夫的一个共同的朋友一直与西蒙·维森塔尔有通信往来，正是这位朋友向她透露了一条让她震惊的消息，即她的丈夫还活着，正等着她。1945年12月，在西蒙·维森塔尔的安排下，一个打算返回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陪同她来到了林茨，这对夫妇得以再次团聚。第二年9月，茜拉生下一个女儿，这个名叫保琳卡（Paulinka）的女孩是他们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

维森塔尔还打算用其他方式为自己开启新生活。他尽管十分尊重那些将他从毛特豪森集中营解救，随后为他提供追捕纳粹的机会的美国人，但发现自己很难接受快速变化的新形势和新态度。反间谍部队的一位同事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能看到事情变化得有多快。我们需要德国人来对抗俄国佬。如果只算上好德国人，人数就太少了。”[6]

让维森塔尔感到震惊的是，那些前纳粹分子急切地想要为占领军效力，而且他们还成效卓著地将自己包装成对西方与苏联之间的新冲突了如指掌的专家。他回忆说：“美国人尤其有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天赋，那就是被人高马大、金发碧眼的德国人忽悠，而这仅仅是因为后者看起来与电影里的美国军官一模一样。”[7]他还补充说，胜利者们还容易向那些致力于让本地纳粹分子获释的请求妥协，因为提出请求的是德国人的“秘密武器——德国小妞。美国年轻人自然对漂亮、听话的女孩，而不是每个人都想像忘掉噩梦一样忘掉的‘党卫军里的家伙’更感兴趣”。[8]

不过，维森塔尔不打算忘掉他们或者他们的罪行。1946年，他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著作《毛特豪森集中营》（KZ Mauthausen），这是一本根据他自己的集中营经历绘制而成的黑白绘画集。[9]第二年，他开始管理新成立的林茨历史文献中心（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Center），在那里搜集他能够找到的有关纳粹罪犯的每一份证据，它们主要来自无家可归者，也就是那些在战后的混乱世界里仍然漂泊不定的幸存者。[10]维森塔尔在1946年巴塞尔（Basel）举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遇见了来自家乡加利西亚的小城布恰奇的前教师亚伯拉罕·西尔贝沙因（Avraham Silberschein），并说服他为自己的历史文献中心提供资金。[11]西尔贝沙因只提供了一小笔经费，不过跃跃欲试的维森塔尔立刻就大张旗鼓地开干了。

他的努力在很多人那里都不受认可，尤其是在战后的奥地利，这个国家正设法将自己描绘成第三帝国的第一个受害者，而不是其热情的支持者。奥地利人在纳粹恐怖机器的高层中占了极高的比例，在集中营的管理者中更是如此。维森塔尔写道：“奥地利人仅占第三帝国总人口的8%，奥地利纳粹分子杀害的犹太人却占到了希特勒统治下犹太人死亡人数的一半。”[12]因此，如果追捕纳粹的行动继续认真执行下去，奥地利人就会损失很大。维森塔尔为根除奥地利“纳粹主义的杂草”而采取的行动和发出的呼声，[13]不出预料地引起了巨大反弹，他因此收到了大量恐吓信。[14]于是，在1948年，他获准随身携带一只手枪。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布里查”组织将许多犹太人从欧洲偷渡到了巴勒斯坦，而维森塔尔与该组织在奥地利的特工展开了密切合作。由于相信自己也会在不久后踏上同样的旅程，因此他支持将犹太人带往在不久后将成为以色列的那片土地。不过，他始终反对那些呼吁对犯下纳粹罪行的人实施暴力报复的“布里查”特工。[15]

讽刺的是，犹太人从欧洲逃离的路线——许多难民都先横穿奥地利，然后从意大利各港口乘船离开——经常与纳粹逃犯逃往南美洲的“绳梯”（ratlines）路线相重叠。许多纳粹分子得到了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天主教会组织的帮助。奥地利主教阿洛伊斯·胡达尔（Alois Hudal）以他的亲纳粹立场而举世闻名，他曾协助大量战犯踏上逃亡之旅。维森塔尔直到去世前都在要求梵蒂冈就此做出说明，包括开放相关档案等；但他也曾谨慎地指出，天主教会同样帮忙拯救了许多犹太人。[16]

他写道：“在我看来，似乎教会内部也存在分歧：有些神父和神职人员认为希特勒敌视基督，因此他们展现了符合基督精神的慈善一面；而其他人则将纳粹视作一种代表秩序的力量，可以对抗道德的滑坡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前者可能在战争中帮助了犹太人，而后者则在战争结束后将纳粹分子藏了起来。”[17]

维森塔尔在搜寻证据，希望借此抓捕更多奥地利纳粹罪犯并将他们定罪的时候，经常对他所目睹的许多美国值勤士兵的天真感到沮丧，而让他感到更加愤怒的是英国占领军的态度。有一次，他在穿越边境进入英占区以搜集有关战犯的证据时，遭到了一名军士的审问，该军士“似乎毫不关心”他对纳粹的追捕。军士问道：“你对从意大利前往巴勒斯坦的偷渡活动怎么看？”维森塔尔后来总结说，英国人更关心阻止难民前往巴勒斯坦，而不是“他们占领区里的纳粹罪犯”。[18]

随着各方似乎渐渐失去追捕在逃纳粹罪犯的兴趣，维森塔尔开始越来越严肃地考虑迁居已经在1948年成为独立国家的以色列。据他们的女儿保琳卡说，茜拉从一开始就支持他这么做。保琳卡表示：“到1949年时，我的父母已经准备好去以色列了。”西蒙·维森塔尔在那一年第一次造访以色列，并相信那里终将成为他们的新家。[19]

除了与“布里查”组织合作外，维森塔尔还以其他方式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供间接支持。1947年，他出版了第二本书，该书聚焦于巴勒斯坦领袖哈吉阿明·侯赛尼（Haj Amin el-Husseini），也就是英国任命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20]。[21]1936年，这位穆夫提造成了针对犹太定居者的骚乱，这导致他被解职并被赶出巴勒斯坦。但即使身处海外，他仍然努力煽动穆斯林对抗犹太人，还敦促穆斯林支持纳粹德国。他在1941年11月与希特勒见面，并对这位德国领导人说：“阿拉伯人是德国人天然的朋友，因为他们与德国人有同样的敌人，也就是……犹太人。”作为回应，希特勒承诺德国将支持阿拉伯人的事业。[22]

按照维森塔尔的说法，这个巴勒斯坦人还曾与艾希曼一起造访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了解“最终解决方案”的运作方式。正如维森塔尔的传记作者汤姆·塞格夫指出的那样，“没有可靠证据能够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而且维森塔尔也没能出版这本书的英文版本。不过，他对这位穆夫提的活动一直保持着兴趣，并且将自己搜集到的所有消息都传递给他的资助人西尔贝沙因，因为他相信后者会把这些消息转交给以色列。

1949年首次造访以色列时，维森塔尔携带了更多与阿拉伯人和纳粹之间的接触有关的档案。他后来还说，正是在这次造访中，以色列外交部官员鲍里斯·居里埃尔（Boris Guriel）敦促他留在欧洲，因为这个新生国家的情报机构需要他留在那里。塞格夫把维森塔尔称作那个时期“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新兵”。维森塔尔获得了一份以色列旅行证件，并借此获得了奥地利的居留权。[23]他还作为以色列多家刊物的记者获得了记者证。

不过，维森塔尔与新生的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关系很难称得上清晰明朗。他负责报告奥地利境内的反犹主义和政治动向，并且与驻在当地的以色列外交官保持联系。不过，据塞格夫说，以色列外交官将他视作一个“伙伴”，这意味着他连一个资格完备的情报特工都算不上。到1952年，以色列人决定不再更新他的旅行证件，还驳回了他提出的由以色列领事馆为他发放工资以便他继续提供情报，或者将他录用为正式员工的请求。尽管他提出了强烈抗议，使以色列把他的旅行证件有效期更新到了1953年底，但在那之后，他就不得不靠自己了。

维森塔尔只要迁居以色列就能成为以色列公民，但在当时，他既想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又想留在奥地利。由于未能成功，他设法获得了奥地利公民身份。尽管茜拉十分渴望迁居以色列，但他还是改了主意。虽然当时看不出来，不过这将被证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使他能够在未来几十年里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

* * *

托维阿·弗里德曼在战争末期曾作为新组建的波兰共产党安全部队的一员，对身处但泽的德国人实施了报复。他最终来到了维也纳，负责掌管另一个小型文献中心。在种种方面，他的最初经历和活动与身处林茨的维森塔尔十分相似。他和同事们从由中东欧来到维也纳的犹太人那里搜集证词和档案，作为审判党卫军和其他警卫队军官的证据。他炫耀说：“我们的办事处让奥地利警方一直忙于逮捕嫌疑犯，数量有好几十个。”[24]

有一次，一个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的罗马尼亚犹太学生给了他一堆信，那是该学生在自己租住的一个奥地利女子的房子中发现的。信件来自纳粹党卫军沃尔特·马特纳（Walter Mattner）中尉，他曾在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短暂地在乌克兰服役。那个学生对弗里德曼说，自己读完那些信后呕吐不止。这些信是中尉写给他身处维也纳的妻子的，当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信件描述了对犹太人的系统性枪杀，还若无其事地提到基辅的受害者约有3万人，莫吉廖夫（Mogilev）约有1.7万人。马特纳还描写了对共产党官员实施的公开绞刑，以及当地民众被迫观看行刑的经过。他还说：“在俄罗斯，我充分理解了作为一名纳粹意味着什么。”[25]

弗里德曼将这些信交给了一名奥地利警察局局长，后者读完后明显在不断地颤抖。局长又叫了好几个同事一起读这些信。弗里德曼指出：“我能够理解这些人感受到的那种耻辱。”

几天后，警方在上奥地利州（Upper Austria）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马特纳，并将他带回维也纳。那位最早读信的警察局局长邀请弗里德曼旁听他对这个囚犯的审讯。在马特纳很快承认他写了这些信后，警察局局长愤怒地吼道：“你这该死的！你怎么能给你怀孕的老婆写你在苏联毫无怜悯地枪杀儿童的事！”

马特纳还试图为自己辩解。他说：“我——我想让自己在她眼里看起来重要一点。”据弗里德曼说，这句话惹得警察局局长扇了他一记耳光。警察局局长还向他指出，他的信件清楚地证明他参与了大屠杀。马特纳开始声称自己是对着囚犯头部上方开枪的。此时，警察局局长又扇了他一记耳光，并大声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愉快地在苏联枪杀犹太人？”

马特纳还在不断为自己辩护，称自己在维也纳一直是“犹太人的好朋友”，在1938年前经常光顾犹太人的店铺，而正是在那一年，奥地利被并入了第三帝国。他坚称，后来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是他的错。他说：“都怪希特勒的宣传，它毒害了人民，把不受节制的权力递到了我们的手中。”

在旁边看得怒火越烧越旺的弗里德曼突然离席，因为他担心自己会忍不住冲向那个囚犯。马特纳后来接受了审判，并被绞死。

在战后初期盟国占领军仍然在密切关注的时候，奥地利的法庭处理的案子的确比人们普遍意识到的要多：有28148人遭到审判，其中13607人被定罪。[26]不过，正如弗里德曼、维森塔尔还有其他人渐渐发现的那样，冷战初期快速变化的政治环境意味着对这些审判的热情也在快速消退，许多已经被定罪的罪犯很快就获释了。在奥地利这个坚持认为自己是希特勒的第一个受害者的国家，许多纳粹分子非但没有锒铛入狱，反而回到了过去的工作岗位。

弗里德曼回忆说：“情况正变得越来越难堪。看起来似乎有一半的奥地利警察都在纳粹的命令下执行了针对犹太人社区的计划，尤其是波兰的犹太人社区。我开始感到有人在抵制我的文献中心和我自己。”[27]此前与他合作的那些警察已经被边缘化了。

恼怒的弗里德曼前去维也纳与他在反间谍部队总部的主要联系人讨论当前局势。那位犹太裔美军少校直言不讳地对他说：“这是奥地利，弗里德曼。俄罗斯人想要让铁幕在奥地利上空降下，而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件事发生。这些家伙想脚踏两条船。你要知道，他们一点都不蠢。他们只是不想让自己的法庭被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塞满而已。”[28]

奥地利的策略似乎起了作用，盟国占领军——包括苏联分遣队在内——于1955年撤离了奥地利，让该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中立国。从1956年到2007年，奥地利仅仅举行了35场针对纳粹分子的审判，这绝非偶然。[29]

与维森塔尔一样，弗里德曼也在“布里查”将犹太人偷渡到巴勒斯坦的过程中与该组织合作过。1947年，也就是以色列建国的前一年，他与犹太准军事组织“哈加纳”（Haganah，该组织的成员经常在难民偷渡到巴勒斯坦的过程中负责护送工作）的一名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坦诚的交流。这位高层赞赏了弗里德曼将纳粹分子绳之以法的努力，但提醒他要牢记第一要务：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他对弗里德曼说：“将你的全身心投入到这个任务中，塔德克[30]。纳粹分子的事可以等，但对建立一个犹太人的祖国这件事我们再也无法等待了。”[31]

弗里德曼声称，他曾经帮助“哈加纳”的突击队抢走了给阿拉伯国家运送武器的卡车，然后将这些卡车转交给位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部队。1949年，也就是犹太人建立国家的第二年，一名新的以色列特工出现在维也纳，接管了当地的情报活动。弗里德曼了解到，自己已经不用再提供情报服务了。他指出：“当时维也纳出现了一种古怪的氛围。那里有以色列人，也有其他犹太人。而我，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是一个波兰公民。”[32]

他继续在他的文献中心工作，不过与维森塔尔位于林茨的文献中心一样，他的文献中心也越来越难以为继。到20世纪50年代初，来到奥地利的犹太难民数量显著下降，经费也渐渐枯竭。更令人沮丧的是，人们对这项工作的兴趣迅速减退。弗里德曼回忆说：“我的文件夹里塞满了档案和宣誓书，但没有人前来索要并用它们起诉纳粹分子。德国人不想要，奥地利人不想要，西方盟国和俄罗斯人也不想。”[33]

1952年，维也纳文献中心终于关门歇业，弗里德曼将他的文献寄给了位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这是以色列新设立的记录并纪念犹太人大屠杀的机构。弗里德曼决定在同一年跟随他的文献一起迁居以色列。他发誓将在那里继续他那追踪纳粹分子的事业，不过他也意识到，他必须在那个新生国家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

在回忆那段岁月时，弗里德曼指出，有一份文件他并没有把它放入运往耶路撒冷的旧档案中。他说：“那就是阿道夫·艾希曼的档案。”[34]

* * *

还在维也纳时，弗里德曼曾前往林茨与维森塔尔见面，并曾与他频繁通信。弗里德曼坚持说：“我们同意彼此帮助、交换信息，并且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进行合作。”[35]在战争末期，弗里德曼一直在但泽为波兰共产党效力，而维森塔尔则在奥地利为美国人效力。这让他们相互间有些猜疑，但他们都致力于同样的事业，那就是追踪纳粹罪犯。直到后来，这一共同目标才变成两人进行公开竞争的原因。

据弗里德曼说，两人早期都忙于搜寻艾希曼，这个“最终解决方案”的核心幕后组织者在战争末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维森塔尔说，自己是从阿舍·本-纳坦（Asher Ben-Natan）那里听说艾希曼及其所扮演的角色的，阿舍是在1938年逃亡到巴勒斯坦的奥地利裔犹太人，后来加入了“哈加纳”，并在战争结束后用阿图尔·皮尔（Arthur Pier）的假名管理“布里查”在奥地利的活动。维森塔尔回忆说，他们于1945年7月20日在维也纳碰了次头，“阿图尔”给了他一份“布里查”组织的政治部罗列的战犯名单，名单中列出了艾希曼的名字及隶属关系——“盖世太保总部、犹太人事务部高级官员和纳粹党成员”。[36]

按照维森塔尔第一本和第二本自传中的说法，他后来从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来源那里得到了另一份情报，这个消息来源就是他在兰德斯特拉塞路40号（Landstrasse 40）的房东太太，这栋屋子和林茨的战略情报局办事处间只隔了几栋房子。一天晚上，在他研究战犯名单时，她走进他的屋子为他铺床，并且越过他的肩膀瞄了一眼名单。她说：“艾希曼。那肯定是党卫军负责管理犹太人的艾希曼将军。你知道他的父母就住在这儿吗？他们就在这条街上的32号，到这里只有几栋房子的距离。”[37]

尽管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艾希曼其实只有中校军衔。不过房东太太在他的住处问题上说的没错。维森塔尔说，两个来自战略情报局的美国人两天后按照这一情报造访了艾希曼家，并且与他的父亲交谈了一番，他父亲坚称在战争结束后就没有从儿子那里听到任何消息了。

这就是维森塔尔所说的他对艾希曼越来越执着的搜寻的开始，这一搜寻工作引导他来到奥地利温泉小镇阿尔陶塞（Altaussee），盘问一个名叫韦罗妮卡·利布尔（Veronika Liebl）的女子。她承认曾嫁给艾希曼，不过声称他们于1945年3月已经在布拉格离婚了，自那时起她就没再与他有任何接触。[38]维森塔尔不断深入调查，发现自己在林茨附近开始以“艾希曼·维森塔尔”的外号闻名，且“被情报淹没了”。[39]他的一个关键目标是找到一张艾希曼的照片，因为艾希曼在策划大屠杀时一直与镜头保持距离。维森塔尔说，一个同事从艾希曼位于林茨的前女友那里找到了一张他在1934年拍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被印在了艾希曼的悬赏缉拿告示上。

后来，维森塔尔的批评者和竞争对手开始攻击他，声称他夸大了自己在追捕艾希曼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他们曾试图对他越来越复杂的叙述中的几乎每个部分进行剖析和否定。有些时候，他们甚至质疑他是否真的如他自己所坚称的那样，在战争刚一结束就开始了对艾希曼的搜寻。[40]

1946年，弗里德曼从波兰来到奥地利，他说阿图尔（也就是阿舍·本-纳坦）是第一个向他透露艾希曼的消息的人，阿图尔将艾希曼描绘成“他们中的头号凶手”。当弗里德曼这位新来者承认自己没有听说过艾希曼时，“布里查”的这位领导人给他的指示是：“弗里德曼，你必须找到艾希曼。我再说一遍，你必须找到艾希曼。”[41]

虽然不清楚确切时间，但毫无疑问的是，维森塔尔和弗里德曼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对艾希曼的踪迹产生了兴趣。纽伦堡的审判中美国起诉团队的德裔犹太成员罗伯特·肯普纳在回忆录中写道，维森塔尔在纽伦堡时曾来找他并问道：“你有没有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的材料？你们会起诉他吗？”[42]

按照维森塔尔的说法，1947年，一个美国朋友向他透露，韦罗妮卡·利布尔——也被称作薇拉（Vera）——请地区法院宣告她前夫已亡的消息，并说“这是为了孩子好”。一个所谓的证人发誓说，他在1945年4月30日战争末期的布拉格之战中亲眼看到艾希曼阵亡。维森塔尔发现这名证人是利布尔的妹夫，于是他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一名美国情报军官，军官又让地区法院了解了这一可疑情况。结果，法院驳回了利布尔提出的宣告艾希曼死亡的请求。维森塔尔写道：“这个不起眼的举动或许是我为艾希曼一案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43]

他的批评者后来质疑一份死亡宣告是否真的能改变任何事，或者说是否真的会阻止以色列人追捕艾希曼。但鉴于人们对追捕战犯的兴趣普遍降低，一切能够让问题继续存在，也就是让纳粹罪犯在潜在的追捕者心中仍然活着的事情，都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说，有三个以色列人在1950年来到奥地利搜寻艾希曼。当时，他们认为他仍然躲藏在奥地利。此前，在战争末期他曾被同盟国军队关押在一些临时性营地内，但成功躲过了身份甄别的程序。

不过，在1950年时，艾希曼用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的名字设法到了热那亚，并且从那里乘船前往阿根廷。弗里德曼说，那几个以色列人对他的搜寻没有持续很久。他说，同一年，“在阿图尔的批准下，对艾希曼的追捕结束了”。[44]

弗里德曼坚持说，只有他和维森塔尔拒绝接受追捕工作已经结束的事实。他们继续交换有关艾希曼的任何消息。他写道：“真相是，没有人知道任何事。每过一天，对艾希曼以及其他纳粹分子的兴趣就少一分。”[45]1952年，弗里德曼迁居以色列。在那一年年底之前他曾回过一次奥地利，再次与维森塔尔见了面。维森塔尔者要求他“不断提醒以色列人关注艾希曼，让他们做些工作”。

弗里德曼回忆说，1953年1月，他启程返回以色列，维森塔尔在临别握手时最后一次同他分享了想法。维森塔尔对他说：“想想看，艾希曼在被逮到后，就将在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被犹太人的法庭审判。塔德克，历史和我们民族的荣誉都取决于此了。”[46]

对维森塔尔来说，1953年艾希曼案差点取得了最重要的一次突破。[47]据他说，他遇见了一位与他一样爱好集邮的老年奥地利男爵。这位男爵名叫海因里希·马斯特（Heinrich Mast），曾是一名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军官。[48]据维森塔尔描述，他的观点偏向“天主教君主主义”（Catholic-monarchist），这意味着他“始终对纳粹分子持怀疑态度”。在听说了维森塔尔的工作后，他拿出一封信，据他所说，寄信人是一名身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前军队同僚，当时正在胡安·贝隆（Juan Perón）总统的政府中担任军事指导。他指向信中的最后一段话。维森塔尔说，自己在读到那段话时“倒吸了一口冷气”：“猜猜我看见谁了？我甚至跟他说了两次话。就是那个负责管理犹太人的臭猪艾希曼。他就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为一家水务公司工作。”

那位男爵煞有介事地问道：“你觉得怎么样？有些最恶劣的罪犯就这么逃之夭夭了。”[49]

维森塔尔备感兴奋，但他认识到自己没法独自追查这条线索。他意识到，鉴于纳粹分子在贝隆统治下的阿根廷所具有的影响力，艾希曼在那里很安全。他还说：“作为一个对手，我对他来说太过微不足道了。”据维森塔尔说，他询问了以色列驻维也纳领事阿里·埃斯凯尔（Arie Eschel）的意见，后者建议他将搜集到的关于艾希曼的所有情报，包括他从男爵那里了解到的信息，都写进报告，然后把报告交给位于纽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他遵照指示，将报告寄给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德曼（Nahum Goldmann），给以色列驻维也纳领事馆也寄了一份。[50]

维森塔尔说，他没有收到来自以色列的答复。两个月后，他的确收到了一封来自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亚伯拉罕·卡尔曼诺维茨（Abraham Kalmanowitz）拉比的信。这封信向他确认他们收到了他的情报，并向他询问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址。维森塔尔回复说，他需要资金才能派人去阿根廷弄到他的住址，但卡尔曼诺维茨拒绝了他，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通知主席戈德曼说艾希曼此时身处大马士革，这意味他们已经抓不到他了，因为叙利亚是不会将他引渡的。

就像两年前已经离开的弗里德曼一样，维森塔尔在1954年得出结论：他追踪纳粹分子的努力已经无法引起足够强的兴趣了。他写道：“美国的犹太人当时或许有其他顾虑。以色列人对艾希曼已经不再有任何兴趣；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对抗（埃及领导人）纳赛尔。美国人也不再对艾希曼感兴趣，因为与苏联的冷战已经开始。”他感到“非常孤独，只有少数几个志同道合的傻瓜了”。[51]他曾在另一个场合指出，“战后阶段的纳粹分子追捕行动已经结束了”。[52]

尽管如此，维森塔尔仍然坚持留在奥地利。后来，他解释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必须留在欧洲才能继续从事纳粹猎人的工作。但也是在1954年，他被迫关闭了林茨文献中心，这与两年前弗里德曼关闭维也纳文献中心的决定如出一辙。维森塔尔也将中心的档案全部打包运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53]这一明确的信号表明，他已经得出结论：这些档案如今将主要由历史学家而非检察官来使用了。不过，和弗里德曼一样，他也留下了有关艾希曼的档案。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事实上我已经放弃了。”维森塔尔一直留在林茨，为犹太人救济组织工作，也为当地媒体撰稿，同时还设法通过其他方式让自己忙起来，以便养家糊口。

后来，在1960年艾希曼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绑架后，维森塔尔所记述的他与那位男爵的会面以及后续调查的缺失将引发激烈的争论。毕竟，它暗示着以色列人错过了在更早的时候追踪艾希曼的一个机会。最终指挥抓捕艾希曼的摩萨德局长伊塞尔·哈雷尔（Isser Harel）对这种说法感到异常愤怒，而维森塔尔在1967年出版的第一卷回忆录中首次公开了这个故事。维森塔尔的故事如果属实，就会让哈雷尔很难堪。

艾希曼被捕将成为以色列在追捕纳粹分子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尝试。不过它也为维森塔尔与哈雷尔之间持续一生的冲突奠定了基础。

* * *

当然，在德国，对于追责纳粹分子的兴趣，无论是禁止他们出任特定职位，还是起诉他们，都在20世纪50年代初基本消失了。到50年代中期，西方盟国关押的战犯数量已经不到200人，剩下的人都受益于连续的几次大赦。[54]阿登纳在1952年宣称：“我认为我们如今该结束这种搜寻纳粹分子的做法了。”[55]因此，迫切想要相信其新领袖的这番话的德国，似乎是最不可能出现新的纳粹猎人的地方。

不过，新的纳粹猎人的确在德国出现了。一个与维森塔尔或者弗里德曼——他们都有些张扬，而且通常独自行动——没有任何共同点的纳粹猎人出现了。弗里茨·鲍尔更像扬·泽恩，也就是那位起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和其他集中营管理人员的波兰侦讯法官。

这两人有着迥然相异的过去：鲍尔是作为一个世俗派德国犹太人被养大的，而且在纳粹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流亡海外，因此得以幸存；泽恩则在一个拥有德国血统的天主教家庭长大，他的兄弟还曾在德占期把自己登记成德意志裔。不过，这些不同与他们俩的相似之处相比实在是无足轻重。鲍尔和泽恩都嗜烟如命，先后当过法官和检察官，行事低调，致力于以一丝不苟的态度为法庭上的胜利奠定基础。在那个铁幕两侧的合作十分罕见的时代，他们共同搜集了许多用于审判的证据，证明了合作是有可能发生的。

最重要的是，两人都认为自己的使命不仅包括惩罚罪犯，还有纠正历史记录，为教育当前和未来的世代奠定基础。在德国这片诞生了纳粹罪犯的土地上，这既是紧迫的任务，也是艰巨的挑战，与波兰相比尤为如此。

与身处波兰的泽恩相比，鲍尔在德国算得上一个公众人物。他早在1952年就因负责一桩针对前纳粹将领的案子的起诉而上了新闻头条。他的目的是证明抵制希特勒是一种可贵的行为，而不是叛国。在20世纪60年代，他策划了德国自己的奥斯维辛审判，这一审判开启了让这个国家不再刻意遗忘犹太人大屠杀和纳粹时代的其他罪行的历程。他开始经常参加电视上关于德国应如何处理个人纳粹经历的讨论。不过，在他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艾希曼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前，他一直是完全隐于幕后的。

以上事实本应为他赢得广泛的认同，然而，鲍尔从未得到德国颁发的杰出贡献最高奖章，而且他在1968年以64岁的年纪去世后，就基本被人遗忘了。在德国以外的地方，他原本就没什么名气。直到最近几年，德国人才开始重新认识鲍尔。而且和许多其他纳粹猎人的遭遇一样，这一过程伴随着激烈的争议。不过，这终究是一个迟到了很久的过程。

鲍尔的第一本重要传记出版于2009年，是一部在精心研究后写成的著作，其作者伊尔姆特鲁德·沃亚克（Irmtrud Wojak）指出，“在一个人们不再想听到这段过去、‘了结’这个词被愈加频繁地提及的时代”，[56]他是那个一有机会就告诫他们，不能如此轻易地遗忘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的人。沃亚克强调说，他“为德国发展成一个法治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57]

鲍尔始终坚持提醒他的同胞不要忘记那些曾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这种坚持给他带来了比仰慕者更多的敌人，他收到的威胁也比泽恩在波兰需要处理的威胁多得多。一些匿名威胁者会在电话中大喊：“犹太猪，去死吧！”一封典型的威胁信通常会问：“在你盲目的愤怒之中，你难道不知道大多数德国人已经对所谓的纳粹罪犯审判感到恶心和厌倦了吗？”[58]但是他在学生中很受欢迎，尤其是那些学习法律的学生。

伊洛娜·齐奥克（Ilona Ziok）为鲍尔拍摄的纪录片十分震撼人心，该纪录片在2010年柏林电影节上首映，让鲍尔重回公众视野。齐奥克强调，他终生都在进行一场孤独的战斗。这部题为《分期死亡》（Death by Installments）[59]的纪录片将他刻画成——用齐奥克的话说——一个“历史性人物”，她相信他堪当此名。她的影片还清楚地表明他常常感到自己受到了孤立。影片指出：“基本上，鲍尔除了敌人一无所有。”[60]

他的第一部传记和纪录片的问世加快了他作为历史人物重新受到关注的速度。《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编辑罗恩·施泰因克（Ronen Steinke）在2013年发表了一篇篇幅较短、风格较为活泼的鲍尔小传。小传中囊括了一些被此前的书籍和影片忽略的较为敏感的话题，使得一些人指责他借鲍尔的故事炒作。法兰克福犹太博物馆（Jewish Museum of Frankfurt）在2014年4月举行了一场弗里茨·鲍尔专题展，这次展览从施泰因克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中选取了大量素材，使得沃亚克和齐奥克感到尤为愤怒。这一争议很快蔓延到了纸质媒体上，在知识界内部引发了一场更广泛的辩论。

* * *

争论始于鲍尔的犹太人血统以及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强调他的犹太人成分。齐奥克说，身处斯图加特的鲍尔家族世俗化得十分彻底，以至于“对犹太人来说，他不是犹太人；但对希特勒来说，他是”。或者用鲍尔自己的话概括，按照奠定了纳粹种族政策的《纽伦堡种族法》，他是一个犹太人，但除此以外，他就不是了。根据犹太博物馆展览的说法，“弗里茨·鲍尔的家庭在德意志帝国的犹太中产阶级中很典型”，而在他年幼时，“家里只要还住着祖母或外祖母，就会庆祝犹太人的传统节日”。不过展览的说明牌同时指出：“他的家庭自称世俗化的犹太家庭。同化是与获得社会认同和平等的希望紧密相连的。”[61]

鲍尔的父亲是一战老兵，也是一个坚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弗里茨·鲍尔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当时的典型，这让他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一代人中有那么多人对命令如此顺从。在1962年对学生发表演讲时，他回忆说：“有许多人像我一样被养大……以一种专制的方式。你需要顺从地坐在桌边，在爸爸说话时你得闭口不言，你无权说任何话……我们都了解这种类型的父亲。有时想到自己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竟然厚着脸皮移动了左臂，而不是听话地把它放在桌子下，我甚至还会做噩梦。”

他继续说：“德国的专制主义教育实际上是德国伦理观的基础。法律即法律，秩序即秩序——这就是所谓德国效率的全部内容。”不过他还说，如果说这一经历让他恰如其分地领会了德国的文化传统，那么他父母提出的一个额外警告却可以被解读为犹太人价值观的产物，尽管他们家作为犹太人很不传统。他们对他说：“你自己必须一直清楚什么事是正确的。”[62]

鲍尔没有过多谈及他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反犹主义运动，不过他很难完全回避这个话题，因为他在慕尼黑度过了部分大学岁月，而当时纳粹党正在那里不断崛起。在对学生发表演讲时，他回忆说，自己曾看到“一群吵闹的纳粹分子”以及他们亮红色的海报，上面写着“犹太人禁止进入”。[63]他补充说，在德国政府中最著名的犹太人成员、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922年遇刺后，“我们都大为震动，而且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心之所系的魏玛民主正面临危险”。

早在两年前，还在读高中的鲍尔就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且在余生中一直积极参加党派活动。法兰克福的那次展览称他为“犹太裔社会民主党人”，这让齐奥克和沃亚克觉得这两个词好像听起来同等重要。事实上，鲍尔与纳粹之间的大部分早期麻烦源于他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因为他在面临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攻击时坚持维护魏玛共和国。他所坚信的是一种坚持民主原则的左倾社会秩序。

鲍尔在1930年被任命为斯图加特最年轻的法官，他尤其有志于让法律变得对年轻罪犯更加有利，并为他们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一年后，当地的纳粹报纸《纳粹信使报》（NS-Kurier）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一个犹太裔地区法官正在为政党利益滥用职权》。该文章要求司法部就“鲍尔的行为是否在维护犹太人”表态。[64]毫无疑问，在纳粹分子眼中，鲍尔的原罪是他的社会民主政治观点，不过他们很乐于抓住他的犹太人身份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在这件事上，他们失败了，不过并未彻底失败。鲍尔决定状告这家报纸破坏了他的声誉。法庭最终做出了有利于他的裁决，但这并不是一次毫不含糊的胜利。《纳粹信使报》宣称：“让他声誉受损的是‘犹太裔地区法官’这个称呼。”

希特勒于1933年1月底上台；到3月底，鲍尔与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等社会民主党知名人士被一同送到了霍伊贝格（Heuberg），那是符腾堡州（Württemberg）的第一座纳粹战俘营。毫无疑问，他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他的党派从属关系。他在同年11月获释，施泰因克写的小传和法兰克福的那次展览都宣称，鲍尔和其他几个囚犯一起签署了效忠新政权的誓言，然后才获释。誓言内容如下：“我们在德国为荣誉和和平而战的过程中无条件支持祖国。”后来成为战后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舒马赫拒绝签署这一誓言，因此被先后关押在了好几座集中营里，直到战争末期才被英国人解救。鲍尔一直表示自己对舒马赫“不可思议的信仰和勇气”充满钦佩。[65]

在法兰克福的展览中，有一张印着这份效忠誓言的报纸的复印件，上面还有获释囚犯的签名，其中的第二个名字是“弗里茨·豪尔”（Fritz Hauer）。展览的组织者称那是一个打字错误，并且指出在重要囚犯的名字中它与鲍尔是最接近的。他们还坚称，其他一些档案也明白无误地证明了鲍尔曾签署该誓言。不过在沃亚克篇幅较长的传记中，她没有提到这份效忠誓言，齐奥克也在纪录片中略过了它。两人都坚称，之所以忽视它，是因为没有确切证据表明鲍尔在上面签了字。

齐奥克补充说：“如果他签了，那也是为了他的家庭。为把家人弄出国他用尽了办法。”尽管在她看来外界过度关注鲍尔的犹太人身份，这让她十分恼火，不过她也承认，他肯定知道纳粹的反犹主义政策意味着他和家人不久后就会因犹太人的身份而遭到迫害，尽管他最初遭到关押是出于政治原因。

如果说有关效忠誓言的争议显得相对无关紧要的话，那么与他生活的另一方面——他的性取向有关的争议则激烈得多。他在1939年逃亡丹麦，他的姐姐及其丈夫已经于两年前在那里定居了。最初，他将这个国家视作一个自由的天堂。他写道：“丹麦人以一种轻松愉快、理所当然的态度享受着他们国家的好运，这始终让外国人惊奇不已。”[66]

不过，按照施泰因克所写的传记以及法兰克福的那次展览的说法，在这个似乎十分自由的国家，警方经常跟踪他，并且因为所谓的他与同性恋男子的接触而将他带回警局审问。丹麦在1933年成为欧洲首个将男性之间的自愿性行为去罪化的国家，不过同性性服务仍然非法。法兰克福展出的一份警方报告称，鲍尔承认曾有两次性行为，但否认曾为此付钱。

沃亚克表示，公开这份真实性存疑的警方报告似乎是为了损害鲍尔的名誉。她说：“这是为了迎合至今仍然存在的针对同性恋的歧视。”齐奥克相信，鲍尔是“无性恋——我不认为他曾与任何人有性接触”。不过，她又补充说：“即使他是（同性恋），那也是他的私事。”[67]两人都在对鲍尔的刻画中回避了这一话题。

法兰克福展览的策展人莫妮卡·博尔（Monika Boll）为自己把鲍尔的这部分故事放入展览的决定做了辩护。她在展览开放日陪着我走遍了整个展馆，并坚持说：“这并不是在试图揭露他的什么。你也许会觉得在丹麦，他在政治上是安全的。但在那里，他突然间又再次遭到了起诉，且这一次触及了他的个人生活。这是一个必须在历史上得到承认的方面，也是将这些档案公开的唯一正当理由。这些档案并没有破坏弗里茨·鲍尔的声誉，它们破坏的是建立这些档案的政府当局的声誉。”

讽刺的是，那些为鲍尔的个人经历增添了新的重要性的人在内讧时经常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各方基本都认同他的主要成就。分歧主要在于，一方感觉应当以完全正面的方式来呈现他，另一方则认为公开这些有关他个人生活的争议不会降低他的道德高度。

在德国军队1940年入侵并占领丹麦后，鲍尔再次面临危险。他获得了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士的帮助，大部分时间东躲西藏。1943年，他在丹麦路德教会与安娜·玛丽·彼得森（Anna Marie Petersen）成婚，人们都说，此举是为了使他获得适当的保护。同一年，希特勒下令从丹麦驱逐犹太人，不过丹麦的抵抗者组织了一次史诗般的营救行动，让约7000个犹太人逃到了瑞典。鲍尔、他的姐姐姐夫以及父母都在其中。[68]

在瑞典，鲍尔成为《社会主义论坛报》（Sozialistische Tribüne）的编辑，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流亡刊物。与鲍尔共事的一位年轻编辑是后来成为西德总理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他在国际社交圈中交朋友的能力给鲍尔留下了深刻印象。鲍尔描述说，他“聪明得就像一个美国人”。[69]

战争结束后，鲍尔和家人决定返回丹麦。1945年5月9日，在德国投降不久后的一场反纳粹人士的集会上，他发表了告别演讲，并阐明了他对祖国之未来的态度。

德国是一块白板……一个新的、更好的德国能够并且必须从基础上开始建立……我们必须认识到，德国须为以它的名义犯下的战争罪行付出代价……那些让纳粹主义上台并挑起战争的……战犯和罪犯，那些布痕瓦尔德、贝尔森和马伊达内克的罪犯，应当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们中没有人要求对德国人的怜悯。我们知道德国人必须在未来的几年或几十年里加倍努力，这样做才能赢得尊重和同情。[70]

同年，他还在丹麦出版了一本书，书名颇有先见之明：《法庭上的战犯》（Die Kriegsverbrecher vor Gericht）。[71]1947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中间的凶手》（“The Murderers Among Us”）的文章，这一标题在20年后成为维森塔尔首部回忆录的书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鲍尔在选择书名时受到了二战后德国第一部以揭露战犯身份为主要内容的电影影响，书名和该电影的名字——《凶手就在我们中间》——几乎一模一样。

鲍尔从一开始就想要帮助德国重获尊重。在丹麦时，他写信给朋友舒马赫说，他已经请求美国人允许他回到斯图加特，为此他应他们的要求填写了无数表格，但没有得到批准。他坦承，自己不确定原因是什么，但他怀疑“他们（美国人）不想让任何犹太人”回去接手公共部门的工作。[72]二战结束后不久，勃兰特和其他同僚得以返回德国，但鲍尔直到1949年才回去。他的第一份工作位于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在那里，他先后担任地区法院院长和地区检察长。这将为他与那些曾迫切为第三帝国效力之人的首次对抗铺平道路。

* * *

有人称鲍尔是对纳粹分子发起司法挑战的头号人物，为他奠定这一声望的案子不包含对战争罪或反人类罪的起诉。那个案子中没有任何骇人听闻的成分。尽管如此，该案件仍然围绕着战后德国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展开：该如何看待那些试图在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和平民？

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上校将一个装有炸弹的手提箱放在了希特勒位于东普鲁士的总部“狼穴”的一张会议桌下，当时希特勒正在那里与他的高级军官制订战争计划。由于其中一名军官碰巧将手提箱推到了桌腿的背后，希特勒在爆炸中幸免于难。这些密谋者究竟是英雄还是叛徒？

有人如果看过2008年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刺杀希特勒》（Valkyrie），就肯定知道，在刺杀发生后的事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是奥托·雷默少将，他那时是驻守柏林的大德意志步兵团警卫营（Guards Battalion Grossdeutschland）营长。他曾在战斗中受伤八次，希特勒因此向他颁发了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他对希特勒的忠诚毋庸置疑。不过，趁“狼穴”因发生爆炸而陷入混乱，位于柏林的密谋者试图夺取柏林的控制权，他们对雷默说希特勒已死，并命令他逮捕宣传部部长戈培尔。

当雷默带着20个人出现在宣传部部长办公室时，戈培尔对雷默说，元首还活着，而且他能够证明这一点。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希特勒的电话，后者迅速命令雷默逮捕密谋者。这些密谋者随后遭到追捕并被处决，或者被迫自杀。[73]雷默在战争结束前被晋升为少将。

在战后的西德，雷默协助创立了一个极右翼政党——社会主义帝国党（Socialistische Reichspartei），并且利用尖酸刻薄的长篇大论动员他的支持者反对该国选出的新领导人。1951年他的政党开始在地区选举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也因此获得了全国的关注。《明镜》周刊对他的描绘与其早期对希特勒的描述十分相似。该周刊报道说，他“39岁，身材修长、面容憔悴，如狂热者一般目光如炬”。

雷默指控德国的新民主领袖“接受外国势力的操纵”。尽管这种说法让政客们愤怒不已，但还不足以引起司法报复。不过，在1951年5月3日不伦瑞克举行的一场竞选集会上，雷默做得太过火了。他不仅为自己在未遂的“七二○政变”中的行为辩护，还对政变策划者提出了类似的指控。他宣称：“那些密谋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叛国者，受到了外国势力的收买。”[74]

对鲍尔来说，这是一个表明立场的好机会，从许多方面来说，其立场都体现了他关于如何处理德国历史的态度。对于因为雷默抓捕了差点成功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者而惩罚他，鲍尔兴趣不大。鲍尔心中怀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以诽谤罪起诉雷默，理由是他将密谋者称作叛国者。他想让德国公众知道，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行为。

庭审开始于1952年3月7日，吸引了60名德国和外国记者的关注。在不伦瑞克的法庭上，鲍尔做了一番充满激情的总结，传递了清晰的哲学和政治信息：“难道不是每一个认识到战争非正义性的人都有权抵制并阻止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吗？”他补充说，事实上，“第三帝国这样的非正义国家无法成为叛国的对象”。[75]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雷默的说法，即外国势力收买了密谋者是真实的，不过鲍尔阐明的最重要的观点是，那些人是基于对祖国的热爱才采取行动的，因为他们的祖国被一个魔鬼般的政权背叛了。

私下里，鲍尔认为这些军方的政变密谋者的动机并不像他在法庭里描述的那么高尚。他在1945年3月写的一封信中指出：“（‘七二○政变’策划者的）反纳粹情绪并非源自道德或政治上的反纳粹主义，而是源于希特勒正在输掉这场战争的事实。”[76]他补充说，他们之所以刺杀希特勒，是为了“避免无条件投降的结果”，让德国能够以独立国家的身份摆脱战争。

不过，他在不伦瑞克审判中发表的总结陈词仍然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他主张：“鉴于我们如今了解到的事实以及永恒不变的法律原则，这个民主法治国家的检察官和法官有责任为‘七二○政变’中的英雄无条件恢复名誉。”[77]他还为审判添加了一段个人注脚，提到了他在斯图加特的高中岁月，当时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是他的同学之一。他强调，他的这位同学和其他参与密谋的人“认为他们有责任捍卫席勒的遗产”，席勒是德国备受喜爱的诗人、剧作家和哲学家。换句话说，驱动这些密谋者的是对德国历史文化的深切的忠诚，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曾作为军官在斯大林格勒服役，随后作为战俘在苏联服刑的约阿希姆·黑珀（Joachim Heppe）法官说，他被鲍尔提出的道德问题“深深触动”了。[78]事实上，鲍尔太想论证他的观点，太想证明密谋者行动的道德合理性了，以至于他忘了要求法官给雷默判刑。法庭判决雷默诽谤罪成立，并判处他三个月监禁。不过他从未服刑，因为他已经逃到了埃及，后来受益于另一次大赦而得以回国。[79]

不过，对鲍尔来说，这场审判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法庭认同他提出的第三帝国是一个不尊重法治的政权的说法，因此那些抵抗第三帝国的人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法庭的裁决书呼应了鲍尔的看法，宣称这些抵抗者“曾试图推翻希特勒，从而推翻他所领导的政权。他们毫不犹豫地牺牲自我，这完全是出于对祖国（Vaterland）的热爱和对祖国人民（Volk）的无私的责任感。他们并不打算破坏第三帝国或者第三帝国的军事力量，而是想要帮助这两者”。[80]

审判前的民调显示，38%的德国人赞同德国抵抗运动者的行为；到1952年底，也就是举行审判的那一年，58%的德国人表达了他们的赞同。[81]鲍尔不仅让民意发生了巨大变化，还开启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辩论。

鲍尔认为，这类审判至关重要，可以让德国人理解在那段梦魇般的岁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究竟什么才是体面和不体面的行为。法庭决定的惩罚远不及德国人吸取到的教训来得重要。不过他也没有产生幻觉，认为让公众认识个人责任和个体道德的战斗已经结束。尽管在雷默案审判后，公众的态度发生了积极的转变，但他知道，他的许多同胞仍然对于纳粹时代没有任何悔意，甚至还愿意去保护那些战犯。这使得继续追捕纳粹战犯变得更加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当1957年鲍尔从一个居住在阿根廷、拥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德国盲人移民那里得到了一份有关艾希曼下落的诱人情报时，他决定凭良心采取行动。他没有通过正常的官方渠道来传递这一情报，而是将其转交给了以色列人。他的这一举动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在一场审判中达到高潮，这场审判不仅获得了以色列和德国的关注，还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目光。

[1] 纪录片《分期死亡》的片段。

[2] Hella Pick，Simon Wiesenthal：A Life in Search of Justice，98.

[3] Segev，Tom. Simon Wiesenthal：The Life and Legends. New York：Doubleday，2010，68-70.

[4] Pick，Hella. Simon Wiesenthal：A Life in Search of Justice.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6，102.

[5] Wechsberg，Joseph，ed. The Murderers Among Us：The Wiesenthal Memoirs. New York：McGraw-Hill，1967，51.

[6]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40.

[7]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56.

[8] Wechsberg，Joseph，ed. The Murderers Among Us：The Wiesenthal Memoirs. New York：McGraw-Hill，1967，58.

[9] Segev，Tom. Simon Wiesenthal：The Life and Legends. New York：Doubleday，2010，79，423.

[10] Pick，Hella. Simon Wiesenthal：A Life in Search of Justice.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6，95.

[11] Segev，Tom. Simon Wiesenthal：The Life and Legends. New York：Doubleday，2010，78-80.

[12]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273.

[13] Segev，Tom. Simon Wiesenthal：The Life and Legends. New York：Doubleday，2010，85，82.

[14] Pick，Hella. Simon Wiesenthal：A Life in Search of Justice.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6，103.

[15] Pick，Hella. Simon Wiesenthal：A Life in Search of Justice.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6，105.对“布里查”偷渡活动的详细介绍，参见Yehuda Bauer，Flight and Rescue：Brichah。

[16] Andrew Nagorski，“Wiesenthal：A Summing Up，” Newsweek International，April 27，1998.

[17]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55.

[18] Wechsberg，Joseph，ed. The Murderers Among Us：The Wiesenthal Memoirs. New York：McGraw-Hill，1967，65.

[19] 摘自我对保琳卡·维森塔尔·克赖斯贝格的采访。

[20] 穆夫提是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

[21] Segev，Tom. Simon Wiesenthal：The Life and Legends. New York：Doubleday，2010，86-88；and 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

[22] 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History/muftihit.html.

[23] Segev，Tom. Simon Wiesenthal：The Life and Legends. New York：Doubleday，2010，90-95.

[24]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180.

[25]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180-82.

[26] Heberer，Patricia，and Jürgens Matthäus，eds. Atrocities on Tr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s of Prosecuting War Crimes.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8，235.

[27]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191.

[28]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193.

[29] Heberer，Patricia，and Jürgens Matthäus，eds. Atrocities on Tr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s of Prosecuting War Crimes.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8，235.

[30] 前文提到，此时的他正在使用“塔德克·亚辛斯基”的假名。

[31]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188-90.

[32]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199.

[33]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210-11.

[34]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211.

[35]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146.

[36] Wechsberg，Joseph，ed. The Murderers Among Us：The Wiesenthal Memoirs. New York：McGraw-Hill，1967，100.

[37] Wechsberg，Joseph，ed. The Murderers Among Us：The Wiesenthal Memoirs. New York：McGraw-Hill，1967，100-101；and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67-69.

[38] Wechsberg，Joseph，ed. The Murderers Among Us：The Wiesenthal Memoirs. New York：McGraw-Hill，1967，101-2.

[39]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69.

[40] Guy Walters，Hunting Evil：The Nazi War Criminals Who Escaped and the Quest to Bring Them to Justice，80.

[41]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122.

[42] Robert M. W. Kempner，Ankläger Einer Epoche：Lebenserrinrungen，445.

[43]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70.

[44]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203. 艾希曼在二战后的活动记载于Neal Bascomb，Hunting Eichmann：How a Band of Survivors and a Young Spy Agency Chased Down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Nazi。

[45]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204.

[46]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215.

[47]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76.

[48] Segev，Tom. Simon Wiesenthal：The Life and Legends. New York：Doubleday，2010，102.

[49] Wechsberg，Joseph，ed. The Murderers Among Us：The Wiesenthal Memoirs. New York：McGraw-Hill，1967，123.

[50]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76-77；and Weschsberg，ed.，124.

[51]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77.

[52] Pick，Hella. Simon Wiesenthal：A Life in Search of Justice.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6，133.

[53] Segev，Tom. Simon Wiesenthal：The Life and Legends. New York：Doubleday，2010，117.

[54] Heberer，Patricia，and Jürgens Matthäus，eds. Atrocities on Tr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s of Prosecuting War Crimes.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8，191.

[55] Deborah Lipstadt，The Eichmann Trial，27.

[56] Irmtrud Wojak，Fritz Bauer 1903-1968：Eine Biographie，15.

[57] Irmtrud Wojak，Fritz Bauer 1903-1968：Eine Biographie，13.

[58] Ronen Steinke，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26，29.

[59] 原本的德语标题是Fritz Bauer：Tod Auf Raten，CV Films，2010。

[60] 摘自我对伊洛娜·齐奥克的采访。

[61] 文本由策展人莫妮卡·博尔提供。许多档案和评论都收录于展览的介绍册中：Fritz Backhaus，Monika Boll，Raphael Gross. Fritz Bauer. Der Staatsanwalt. NS-Verbrechen Vor Gericht。

[62] Wojak，Irmtrud. Fritz Bauer，1903-1968：Eine Biographie. Munich：C.H.Beck，2011，62.

[63] Wojak，Irmtrud. Fritz Bauer，1903-1968：Eine Biographie. Munich：C.H.Beck，2011，97-98.

[64] Steinke，Ronen. 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Piper，2013，83-85.

[65] Steinke，Ronen. 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Piper，2013，97-98.

[66] 源自法兰克福犹太博物馆举办的弗里茨·鲍尔生平展。

[67] 摘自我对沃亚克的采访。

[68] 源自法兰克福犹太博物馆举办的弗里茨·鲍尔生平展以及Steinke，Ronen. 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Piper，2013，106-8。

[69] Steinke，Ronen. 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Piper，2013，109.

[70] Wojak，Irmtrud. Fritz Bauer，1903-1968：Eine Biographie. Munich：C.H.Beck，2011，183.

[71] Wojak，Irmtrud. Fritz Bauer，1903-1968：Eine Biographie. Munich：C.H.Beck，2011，179.

[72] Wojak，Irmtrud. Fritz Bauer，1903-1968：Eine Biographie. Munich：C.H.Beck，2011，221.

[73] William 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1061-63.

[74] Alaric Searle，Wehrmacht Generals，West German Society，and the Debate on Rearmament，1949-1959，238-39.

[75] Wojak，Irmtrud. Fritz Bauer，1903-1968：Eine Biographie. Munich：C.H.Beck，2011，273-74.

[76] 摘自1945年3月2日写给奥地利共产党员Karl B.Frank的信，展于法兰克福犹太博物馆的弗里茨·鲍尔生平展。

[77] Steinke，Ronen. 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Piper，2013，144.

[78] Wojak，Irmtrud. Fritz Bauer，1903-1968：Eine Biographie. Munich：C.H.Beck，2011，275.

[79] Searle，Alaric. Wehrmacht Generals，West German Society，and the Debate on Rearmament，1949-1959. Westport，CT：Praeger，2003，244.

[80] Frei，Norbert. Adenauer’s Germany and the Nazi Past：The Politics of Amnesty and Integrat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268.

[81] Steinke，Ronen. 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Piper，2013，137.

第八章 “先生，请等一下”

众所周知，至少有一个强有力的犹太地下组织在战后的世界各地坚持不懈地工作，追踪那些在1945年逃脱盟军法网的纳粹战犯。他听说其成员狂热地投身于他们的任务，这些勇敢的人舍生忘死，将制造贝尔森和奥斯维辛等人间地狱的部分非人恶魔绳之以法。[1]

——《鲍曼的遗嘱》［The Bormann Testament，这部小说最初在1962年出版时的书名是《卡斯帕·舒尔茨的遗嘱》（The Testament of Caspar Schultz）］，作者为杰克·希金斯（Jack Higgins）

2014年3月，拉菲·埃坦坐在特拉维夫阿菲卡街区（Afeka，Tel Aviv）他那栋现代风格的别墅的舒适客厅里，放松地回忆起他为摩萨德效力的漫长岁月，以及他职业生涯中最精彩的部分，也就是1960年5月11日他领导突击队在阿道夫·艾希曼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所附近将其抓获的过程。他谈起了自己的好运。他在1950年就购置了这块地并建起了房子，当时他年仅24岁，刚刚开始为摩萨德工作。这块地之所以很便宜，是因为当时在附近那条将这个区域与南方的主城区隔开的河上，还没有架起桥梁，而且此地还没有通电和自来水。他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说道：“我当时说，我要买下这块地，有一天，我将住在特拉维夫市中心的私人住宅里。”[2]

如今，阿菲卡已经成了一个高档街区，到处都是时髦的别墅和公寓楼，通过几条崭新的高速路与市中心相连接。不过，埃坦的房子位于一条和地中海度假胜地一样安静的街道上。一楼摆满了鲜花和植物，光照很好，光线来自露台和花园敞开的玻璃门以及一扇巨大的天窗。门厅里装饰着用铜丝和铁丝制成的极简主义动物和人物雕塑，制作者正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重要日子里，帮忙将艾希曼塞进一旁等候的汽车的埃坦。身材不高的埃坦从年轻时就开始通过攀爬绳索来训练双手和手臂的力量。

埃坦是“萨布拉”（Sabra），也就是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或者说后来的以色列犹太人。在开始讲述这起当代最著名的绑架案之前，他在无意中吐露说，他第一次造访德国是在1953年。他回忆说，当他走下停靠在法兰克福的火车时，曾有如下想法：“仅仅在八年前，我如果来到这里的话，就很可能被处决。不过如今，我是以色列政府的代表。”他后来急忙补充说，他的这次访问与追捕纳粹没有关系。

战后时代最大的迷思之一就是，以色列特工始终在世界各地搜寻纳粹战犯的藏身处，坚持不懈地追捕他们。他解释说，这种说法与事实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当他出现在法兰克福时，他的任务是与一些摩萨德特工见面，这些特工负责监视一些来自东欧和苏联的犹太人，他们准备从这里继续前往新生的以色列国。

在冷战初期，来自那一带的移民不断拥入以色列，这是摩萨德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埃坦解释说：“东边，也就是波兰、罗马尼亚，当然还有苏联的情报机构雇用了许多犹太移民。”克里姆林宫坚定地与阿拉伯人站在一起对抗以色列。克格勃或者其位于铁幕之后的附属机构在收到安插在以色列的特工发来的报告后，会迅速与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分享情报。这个新生的国家迫切需要更多定居者（以色列在1953年人口约为160万[3]），不过它也需要鉴别那些为不同的主子效力的人。埃坦指出：“我们必须审查每一个人，了解他是不是间谍。这才是第一要务，而抓捕纳粹不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亚伯拉罕·沙洛姆（Auraham Shalom）是出生于奥地利的摩萨德特工，后来成为辛贝特（Shin Bet，或以色列国家安全局）的局长。他曾任埃坦在艾希曼行动中的副手。沙洛姆于2014年6月去世，在去世前三个月，他在位于特拉维夫的家中接受了采访，表达了与埃坦类似的感想，还更进一步承认说：“我之前从来没有对追捕纳粹的工作产生那么大的兴趣。”[4]他的态度一直是，如果犹太人因有那么多纳粹罪犯仍然逍遥法外而感到沮丧的话，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到这里（以色列）生活”。

简单来说，在以色列建国之初，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精力或者意愿来追捕纳粹分子。这使得埃坦对后来出现的争议，即维森塔尔在1953年提供的情报（一名奥地利男爵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人发现）是否有价值，不屑一顾。埃坦断言，即使维森塔尔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关于艾希曼下落的信息，以色列也无法在那时安排必要的人力和资源将他缉拿归案。在一个强敌环伺的地区，以色列的生存斗争胜过一切。

不过，到20世纪50年代末，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对于这个新生国家的前景更自信了，因此让他们为抓捕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授权的设想不再显得那么遥不可及了。当然，前提是出现这样一个机会，或者说这样一个机会落在了摩萨德手中。

这样一个机会恰好出现了。

1957年9月19日，当时担任西德黑森州（Hesse）检察长的弗里茨·鲍尔安排了一次与以色列驻西德的赔款事务负责人费利克斯·西纳尔（Felix Shinar）的会晤。为了确保会晤尽早进行，两人在刚下科隆-法兰克福高速路处的一间小酒馆里见了面。

据后来命令埃坦、沙洛姆等特工前往阿根廷绑架艾希曼的摩萨德局长伊塞尔·哈雷尔所言，鲍尔开门见山地对西纳尔说：“发现艾希曼的踪迹了。”

当以色列人问鲍尔他指的是不是阿道夫·艾希曼时，鲍尔回应道：“是的，阿道夫·艾希曼。他人在阿根廷。”

西纳尔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鲍尔回答说：“我跟你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完全依赖这里的德国司法系统，更别说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德国使馆人员了。”毫无疑问，他不相信本国的公务员，担心有人会在听说艾希曼面临逮捕危险时给艾希曼通风报信。鲍尔继续说：“我看不到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把它告诉你。大家都知道你们是一群做事很有效率的人，对于抓捕艾希曼，没有人会比你们更感兴趣。”接着，他提醒了一句：“我希望在这件事上与你们保持联系，但前提是必须严格保密。”

很明显，鲍尔的意思是，他们之间的所有沟通必须向德国政府保密。对此，西纳尔欣然应允，指出他会以此为前提把情报传递给他在以色列的上级。他说：“我衷心感谢你向我们展现的诚意。以色列永远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一切。”[5]

西纳尔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向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当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沃尔特·埃坦（Walter Eytan）在特拉维夫的一家咖啡馆与摩萨德局长哈雷尔见面，向后者传递这一消息时，哈雷尔承诺说他会进行充分调查。当晚，哈雷尔一直阅读艾希曼的档案到深夜，这些档案是他指示摩萨德的档案人员为他调来的。他后来写道：“我当时不知道艾希曼是怎样的人，或者他曾以何种的狂热完成他的杀人工作。”[6]但是，当哈雷尔第二天清晨从办公桌后站起来时，他知道，“在一切与犹太人有关的事情上，他（艾希曼）都是最高权威，正是他的那双手在背后操纵了对犹太人的抓捕和屠杀”。

用哈雷尔自己的话说，他还知道，“人们已经厌倦了纳粹暴行的故事”。但他说，他立刻就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那晚，我下定决心，如果艾希曼还活着，那么无论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我都要把他抓到。”

也许哈雷尔真的下了这个决心，但他团队里的一些成员后来对他处理这个案子的方法提出了质疑，指出因为他初期的失策，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始依照鲍尔的情报采取行动。在鲍尔与西纳尔的会面过去两年后，抓捕这位著名逃犯的艾希曼行动的准备工作才真正开始。不过，如果说哈雷尔最初的决定容易遭受后人质疑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是，最终他实施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大胆计划，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 * *

在哈雷尔收到有关艾希曼的情报后不久，以色列驻西德的那位代表西纳尔曾短暂地回到以色列。这使得哈雷尔能够就他与鲍尔的谈话提出更多问题，并且更重要的是，能了解他对鲍尔的个人看法。哈雷尔写道：“西纳尔博士为我讲述的弗里茨·鲍尔的性格特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7]他还补充说，他向西纳尔保证将派一名特使继续与鲍尔联系，以获取更多情报。

执行这一任务的人名叫沙乌勒·达罗姆（Shaul Darom）。达罗姆在1947年前往法国学习艺术，后来与当地的一个组织取得联系，负责将犹太人输送到以色列。他既是优秀的画家，也是优秀的情报工作者。哈雷尔指出，达罗姆在情报工作上有“与生俱来的天分”，作为一名熟练掌握多门语言、知名度越来越高的艺术家，他能够轻易地穿梭于欧洲各地。

达罗姆和鲍尔于1957年11月6日在科隆见面。此次会面为以色列带来了一些关键情报。鲍尔解释说，他的线人是一个拥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德国人，正身处阿根廷，在报纸上读到艾希曼失踪的消息后，曾给德国政府写过一封信。鲍尔当时没有透露线人的名字，因为线人是与他直接通信的，他想保护线人。不过他强调，这个线人提供的细节与他自己所了解的艾希曼及其家人的情况相符，包括艾希曼几个儿子的年龄。在儿子们出生后，他的妻子薇拉才带着他们离开德国，据说前去与她的第二任丈夫一起生活。线人提供了一个私人地址——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奥利沃斯区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4261 Chacabuco Street in Olivos）。他认为住在此地址的人就是艾希曼。

鲍尔开诚布公，透露了为什么他选择找以色列人而不是把情报交给德国政府。他对达罗姆说：“我敢肯定，你们是唯一有准备、有意愿采取行动的人。”当这名以色列特工说，自己担心引渡程序会打草惊蛇，让艾希曼再次逃跑时，鲍尔回应说：“我也担心这一点，所以我不反对你们用自己的方式把他弄到以色列去。”

这些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作为西德司法体系的代表，鲍尔实际上在敦促以色列人跳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制订一个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他还说，德国国内唯一知道他在做什么的是一个他完全信任的人——黑森州州长、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僚格奥尔格-奥古斯特·齐恩（Georg-August Zinn）。

鲍尔的“勇气”让达罗姆印象深刻：他不仅越过本国政府直接与以色列人接触，还愿意保证他自己能接受他们决定采取的任何行动。哈雷尔后来写道，达罗姆将鲍尔视作一个“有着犹太人的热忱之心的正直之人”。达罗姆还说：“我认为他（鲍尔）对于德国的当前形势有些失望，而且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为决定在这样的德国继续从事他的政治活动而感到良心难安。”这里达罗姆暗指许多前纳粹分子回到公共岗位任职的情况。

然而，哈雷尔为核查鲍尔的线索而采取的早期行动明显以失败告终。1958年1月，哈雷尔派遣曾在南美洲长期生活的特工亚伊尔·戈伦（Yael Goren）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向戈伦下达了严格的命令，让他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引起注意的行动。在一个正在阿根廷做研究的以色列人的陪同下，戈伦调查了鲍尔提供的那个地址及其所在街区的情况，但他们立刻得出结论：情报肯定出了错。据哈雷尔说，那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区，街道上连沥青铺设的路面都没有，“那栋破败的小房子无法与我们印象里艾希曼那个级别的党卫军官员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当时，人们普遍的猜想是，著名的纳粹逃犯曾设法将大量财富偷运出国，这些财富大部分是从战争受害者那里掠夺来的。[8]

两人还因那栋屋子后院里的一个不修边幅的欧洲女子感到困惑不已。众所周知，艾希曼是一个好色之徒，他们无法相信该女子会是他的妻子。哈雷尔声称，戈伦的任务报告让他“大失所望”。对整个艾希曼行动的记述在1975年，也就是哈雷尔卸任摩萨德局长的12年后才得以发布，哈雷尔在里面宣称：“当时的结论很明显，鲍尔提供的情报缺乏事实依据。不过我相信事实并非如此。”

哈雷尔的这种“相信”十有八九也是不坚定的，不过他的确采取了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措施：他要求达罗姆与鲍尔再次见面。这一次哈雷尔坚持要知道线人的名字，以便他们能够进一步查证线人的情报。1958年1月21日，达罗姆和鲍尔在法兰克福见面，鲍尔很快就让步了，提供了洛塔尔·赫尔曼（Lothar Hermann）这个名字以及他在苏亚雷斯上校镇（Coronel Suárez）的地址，该镇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约300英里远。鲍尔还写了一封引荐信，供被哈雷尔派去找赫尔曼的人使用。

被派去的是以色列警方的高级调查员埃弗拉伊姆·霍夫施泰特尔（Efraim Hofstaetter），此人当时正前往南美洲调查另一个案子。哈雷尔要求他在完成那个案子的调查后去找赫尔曼，并把鲍尔的引荐信交给了他。赫尔曼拒绝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面的请求，于是霍夫施泰特尔不得不连夜坐火车赶往苏亚雷斯上校镇。他敲响赫尔曼的房门，赫尔曼开门请他进去，但立刻要求他提供可证明他真的是德国政府代表（他和哈雷尔一致同意使用的托词）的东西。赫尔曼问道：“我怎么才能知道你说的是实话？”[9]

霍夫施泰特尔解释说，他有一封鲍尔写的引荐信，并且伸手把信递给了赫尔曼。不过他的东道主没有理会他伸出的手。这时，赫尔曼喊来他的妻子，让她接过这封信并把它读出来。霍夫施泰特尔这才意识到赫尔曼是个盲人。赫尔曼的妻子读完引荐信，并补充说：“签名毫无疑问是鲍尔博士的。”

赫尔曼明显放松了许多，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说，他的父母死于纳粹之手，他也在集中营里待过一段时间。他补充说：“我的血管里留着犹太人的血，但我的妻子是德国人，我们的女儿也是按照她母亲那边的习俗养大的。”他追踪艾希曼的唯一动机是“要同那些给我和我家人带来这么多痛苦和折磨的纳粹罪犯把账算清”。

直到一年半前，赫尔曼一家都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奥利沃斯，在那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们都被当成德国人对待”。他的女儿西尔维娅（Sylvia）开始与一个名叫尼古拉斯·艾希曼（Nicolas Eichmann）的年轻人约会，后者不知道她其实有部分犹太血统。这个年轻人曾经好几次造访他们的住处，有一次他说，如果德国人完全消灭犹太人就好了。他还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口音，是因为在战争期间他的父亲曾于不同的地方服役。

在看到一则有关战犯审判并提及艾希曼的新闻报道后，赫尔曼得出结论：尼古拉斯就是艾希曼的儿子。在那段日子里，阿根廷的许多前纳粹分子都活得非常自在，以至于他们只采取了最低限度的防范措施。虽然阿道夫·艾希曼一直在用假名生活，但他的几个儿子没有费心思去改掉他们的名字。不过，尼古拉斯还是在开始与西尔维娅约会时采取了一项防范措施：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透露家庭地址。在西尔维娅搬家后两人开始写信，尼古拉斯当时指示她把信寄到他一个朋友那里。但这只不过进一步加深了赫尔曼的怀疑，不久后，他就开始与鲍尔通信。

这时，西尔维娅——霍夫施泰特尔后来向哈雷尔描述说，她是一个“20岁左右的迷人女子”——走进了房间。很明显，她无论对尼古拉斯有过怎样的感情，都已经决心要帮助父亲证实猜想了。鲍尔向赫尔曼提出应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做进一步调查，这位盲人便带着女儿一起上路。他不仅想让女儿当他的眼睛，还要利用她与尼古拉斯的关系。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她找到了尼古拉斯的住处，直接敲响了房门。

一个妇人打开了房门。西尔维娅问，这是不是艾希曼家的住处。她回忆说：“妇人没有立刻做出回应，在她停顿的时候，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出来了，站在她身旁。我问他，尼克在不在家。”他用一种“尖锐而令人不快的”声音对西尔维娅说，尼克正在加班。西尔维娅接着说：“我问他是不是艾希曼先生。他没有回应。于是我问他是不是尼克的父亲。他说他是，但在回答之前犹豫了很久。”

西尔维娅补充说，这家人有五个孩子，三个出生于德国，两个出生于阿根廷。尽管出生在德国的几个儿子的年龄与鲍尔已经了解的艾希曼家的情况一致，但霍夫施泰特尔仍然很谨慎。他说：“你的话非常具有说服力，但还无法作为确认他身份的决定性证据。”他补充说，薇拉·艾希曼也许已经再婚，但她较为年长的三个孩子保留了她前夫的姓氏。洛塔尔·赫尔曼却坚称与那个妇人一同居住的男子毫无疑问就是阿道夫·艾希曼。

霍夫施泰特尔说，自己需要赫尔曼获取更多有关嫌疑人的信息，例如他的假名、工作地点、正式照片或个人档案、指纹等，并且承诺会负担赫尔曼的开销。在返回特拉维夫后，霍夫施泰特尔向哈雷尔报告说，他认为赫尔曼“有些冲动鲁莽，过于自信”，指出自己对赫尔曼的故事感到怀疑。但西尔维娅给他留下了正面的印象，他建议迅速采取进一步行动，因为她打算在不久后出国旅行。

哈雷尔同意增加项目预算，以便赫尔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展进一步调查，但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洛塔尔·赫尔曼和西尔维娅从地产登记处了解到，查尔布科大街上那栋房子的所有人是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施密特（Francisco Schmidt）的奥地利人，房子中有两套公寓，它们各自使用独立的电表，其中一个电表的主人是达格托，另一个的主人姓克莱门特。赫尔曼的结论是，施密特肯定就是艾希曼，他肯定做了整容手术，改变了相貌。[10]

不过，此前跟进过这个案子的那位人在阿根廷的以色列学者发现，施密特不可能是艾希曼：他的家庭情况与艾希曼差别很大，而且他根本不住在他拥有的那栋房子里。哈雷尔在报告中说：“这些发现不可挽回地损害了赫尔曼的可信度。”他补充说，到1958年8月，“我们已经下达指令，逐渐终止与赫尔曼的所有接触”。[11]

同一年，西德在斯图加特以北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城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设立了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Central Offic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t Crimes，简称中央办公室）。1959年8月，托维阿·弗里德曼声称自己从路德维希堡的中央办公室主任那里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艾希曼有可能在科威特。备感兴奋的弗里德曼去找了他在维也纳时期的以色列联系人阿舍·本-纳坦，后者此时正任职于以色列国防部。弗里德曼甚至想象了自己与另外几个人被派往科威特执行抓捕任务的情形，但本-纳坦把他打发走了。弗里德曼被打发去见的另一名高级官员也拒绝了他。他因此得出结论：这些官员不再对追捕艾希曼感兴趣了。于是他转而向以色列媒体求助，公布了这个逃犯可能正在科威特的消息。[12]

摩萨德不再与赫尔曼联系的事实，再加上突然公布的关于科威特的消息，让鲍尔感到极为沮丧。鲍尔越来越担心艾希曼会听说有人正在追踪他并再次逃跑。1959年12月，鲍尔带着更多的情报去了以色列。他说，根据一个新线人的消息，艾希曼前往阿根廷时用了假名里卡多·克莱门特，这与赫尔曼一直在说的查尔布科大街上那栋房子里其中一个电表主人之名相吻合。哈雷尔为自己辩护说，是赫尔曼犯了错，错误地认为艾希曼是房子的主人，而非其中一位租客。在认识到真实情况后，这位摩萨德局长又安排了叫兹维·阿哈罗尼（Zvi Aharoni）的人采取进一步行动。突然间，赫尔曼的线索看起来又很有价值了，不过没有人知道艾希曼是否仍在那里。[13]

当鲍尔在耶路撒冷与哈雷尔、阿哈罗尼以及以色列总检察长哈伊姆·科恩（Chaim Cohen）见面时，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愤怒。他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指出，赫尔曼此前已经提到这个名字，如今，新的线人又再次提及。“任何一个次级警官都会追查这种线索。只要去问问附近的屠户或者菜贩子，你就能知道关于克莱门特的一切。”[14]

阿哈罗尼对鲍尔的愤怒深感认同，他后来成为哈雷尔在艾希曼一案中调查手法的抨击者，并且是抨击得最猛烈的一人。他说：“一个悲伤的事实是，艾希曼是由一个盲人发现的，而摩萨德需要再花两年多才能相信那个盲人的故事。”[15]

哈雷尔告知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他们可能取得了突破。总理对哈雷尔说，如果线索属实，那么他希望他们能把艾希曼带回以色列审判。据哈雷尔所述，本-古里安相信这场审判“将是一项具有重大道德和历史意义的成就”。[16]

* * *

这次，哈雷尔选择派阿哈罗尼前往阿根廷，看看他们此时能否在赫尔曼最初给的那个地址找到艾希曼并确认他的身份。摩萨德局长哈雷尔认为阿哈罗尼是以色列“最优秀的调查员之一”。出生在德国的阿哈罗尼于1938年逃到巴勒斯坦，后来在英军中效力，负责审讯德国战俘。[17]

阿哈罗尼先得完成另一项任务，这意味着还得耽误好几个月，哈雷尔因此“焦急万分”。[18]但在这段时间里，阿哈罗尼一直在为去阿根廷的任务做准备，包括了解案件的背景并且与鲍尔见面。1960年3月1日，他终于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用的是一个假名和一本以色列外交护照，他的掩护身份是以色列外交部财务司工作人员。[19]

在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当地学生的陪同下，阿哈罗尼在3月3日开着一辆租来的轿车来到了奥利沃斯区查尔布科大街。他们到达那栋住着两家人的房子门口后，学生走上去，假装要找另外一个人，却发现两间公寓里都没了住户。那名学生透过窗子看到里面都空了，粉刷匠正在干活。艾希曼及其家人即使此前真的住在那里，一定也已经搬走了。[20]

第二天，阿哈罗尼临时起意，想到了一个计划来更好地了解情况。他想起艾希曼的档案曾提到，其长子克劳斯的生日是3月3日，于是他让当地一个名叫胡安（Juan）的年轻志愿者带上送给克劳斯的礼物和贺卡开车回到那栋空置的房子门前。胡安可以谎称自己有一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大酒店之一当行李员的朋友，该朋友让他帮忙递送这个包裹，包裹来自一个年轻女子。如果遭到盘问，胡安可以坚持称自己并不了解更多关于包裹来源的情况。

由于在门口没有找到任何人，胡安绕到了房子的背面。在那里，他看到一个男子正与一个在一间棚屋附近清扫什么东西的妇人说话。

胡安问道：“打扰一下，请问克莱门特先生住在这儿吗？”两个人立刻向他证实有这么一个人，且男子回应道：“你是说那家德国人吗？”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胡安声称自己不知道他们的国籍。男子补充说：“你指那个有三个儿子成了年，还生了一个小男孩的家庭吗？”

胡安再一次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称他只是来给克莱门特送一个小包裹的。男子主动说，那家人已经在15～20天前搬走了，但他不知道他们搬去了哪里。

这原本是令人沮丧的消息，意味着如果阿哈罗尼早来一点，他就能在房子里找到他们了。然而，那个男子显然接受了胡安的说法，把胡安带到了一个正在里屋工作的粉刷匠跟前。粉刷匠同样很坦率，说克莱门特一家已经搬去了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另一个小镇。他不知道具体地址，但是表示他们可以跟克莱门特的一个儿子谈谈，那个儿子就在附近一家汽车维修店工作。

一个穿得像机修工的德国年轻人表示自己确实就是克莱门特的儿子，而且胡安还听到其他人在喊他的时候用的好像是“蒂托”（Tito）或“迪托”（Dito）。阿哈罗尼后来指出，那显然是艾希曼的第三个儿子迪特尔（Dieter）。迪特尔比那几个阿根廷工人更加多疑。他盘问了胡安一番，包括胡安的来意以及是谁送的包裹。当胡安重复了一遍他的故事后，迪特尔说他们现在住的那条街既没有名字也没有门牌号。胡安意识到他无法直接了解更多的情况，于是为了避免更多盘问，他把那个小包裹交给了迪特尔，请他转交给他的哥哥。

在汽修店附近蹲点的阿哈罗尼和他的小分队决定在迪特尔下班后跟踪他。第一天晚上，他们没有看到他离开；后来有一天，他们看到有两个人骑着一辆轻型摩托车离开了，并且认为后座上的人就是迪特尔。轻型摩托车朝着圣费尔南多的方向开去，骑车人在一个电话亭附近把乘客放了下来。这里距离加里波第大街（Garibaldi Street）上一栋新建的小房子约有100码远，他们不久后就将得知，那栋小房子正是艾希曼一家刚刚搬入的住处。[21]

阿哈罗尼相信克莱门特实际上就是艾希曼，但他继续寻找其他证实方式。他让胡安回到汽修店找迪特尔。胡安编了一个故事，称包裹的主人向他抱怨说包裹没有送到。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迪特尔坚持说自己已经转交了包裹，还透露包裹应该寄给尼古拉斯·艾奇曼（Nicolas Aitchmann，胡安后来特意强调了这个名字）而非克莱门特。胡安认为这是个坏消息，意味着他们没有找到想找的人。不过阿哈罗尼并不想让胡安知道他们真正在找的是谁，于是安慰他说他“干得很棒”。

阿哈罗尼去了很多趟圣费尔南多，最开始他用不同的借口与嫌疑人的邻居交谈。他们向他证实了这家德国人最近才搬过来。另外，一名建筑师拿到了官方文件，上面显示那栋房子所在的加里波第大街14号地块是登记在韦罗妮卡·卡塔琳娜·利布尔·德·艾希曼名下的，这个名字里既有娘家的姓也有夫姓。在反复路过房屋以进行观察后，阿哈罗尼在3月19日第一次看到了“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大约50岁，脑门很高，略有谢顶”。那个男子从一根晾衣绳上取下了洗好的衣服，然后回到了房里。

备感兴奋的阿哈罗尼用电报向上级汇报说，他在薇拉·艾希曼的屋子里看到了一个男人，他“与艾希曼极为相像”，关于那个人的身份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他还建议说自己应立刻被调回以色列，以便协助策划绑架艾希曼的行动。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打算拿到一张目标人物的照片。

阿哈罗尼坐在一辆小型卡车的盖着柏油帆布的后车厢里，让司机把车停在电话亭旁，然后打发他去找些吃的。与此同时，阿哈罗尼在帆布下通过一个小洞悄悄观察那栋房子，并且拿一台相机对准了它。他拍摄了那栋房子及其周遭环境的照片。不过，他不得不把拍摄艾希曼照片的任务交给一台藏在手提箱里的隐藏相机，并且把箱子交给一个操着地道西班牙语的当地帮手。那个帮手在房子外面拦下了艾希曼和迪特尔，与艾希曼交谈了几句，谈话时间虽然，但足够帮手使用箱子里的相机了。

阿哈罗尼于4月9日离开阿根廷。哈雷尔与他一同坐飞机从巴黎飞往特拉维夫。哈雷尔问：“你能百分百确定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阿哈罗尼向哈雷尔展示了用手提箱相机拍摄的那张照片，然后回答说：“毋庸置疑。”

* * *

能够体现艾希曼一家心态日益放松的，不仅是薇拉·艾希曼在地产登记文件上使用真名的做法。一直在奥地利监视艾希曼亲属的维森塔尔也找到了可证明这个所谓的寡妇正与她臭名昭著的逃犯丈夫住在一起的证据。艾希曼的继母去世后，林茨当地的日报《上奥地利新闻报》（Oberösterreichische Nachtrichten）刊登了一份由薇拉·艾希曼签署的讣告，它使用的还是她的夫姓。维森塔尔在回忆录中指出：“正常人不会在讣告上撒谎。”在1960年2月艾希曼父亲去世时，她在同一种报纸上签署了另一份类似的讣告。维森塔尔补充说：“艾希曼一家的家族情感显然让他们忽视了危险。”[22]

维森塔尔说，他雇用了两个摄像师带着长焦镜头在艾希曼父亲的葬礼上抓拍悼念者的照片。悼念者中包括艾希曼的几个兄弟，其中一个名叫奥托（Otto）的长得与阿道夫·艾希曼非常相似。维森塔尔声称，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过去几年里阿道夫·艾希曼多次在欧洲被人目击。维森塔尔说，他把照片给了两名以色列特工，他们被派来接收这些照片，然后把它们转交给上级。维森塔尔写道：“任何拥有奥托·艾希曼照片的人都能认出阿道夫·艾希曼，就算他已改名为里卡多·克莱门特也不会例外。”[23]

哈雷尔和其他对维森塔尔持批评态度的人后来对维森塔尔的大部分叙述不屑一顾，称维森塔尔夸大了自己的作用，甚至编造了部分故事。哈雷尔坚称，维森塔尔在回忆录中描写的与两名以色列特工的会面“从未发生”。这位摩萨德局长补充说，维森塔尔事实上把照片寄给了以色列驻维也纳使馆。没有人“因这些照片而兴奋”，因为它们根本没有那么重要。[24]不过，后来非常赞赏维森塔尔并十分蔑视哈雷尔的阿哈罗尼称，这位身处奥地利的纳粹猎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情报”。[25]

无论这些不同的事件描述准确与否，毫无疑问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以色列人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并且正在接近他们的目标。不过哈雷尔和受他指派负责领导抓捕行动的埃坦都知道，他们必须制订好将艾希曼弄出阿根廷的计划，然后才能动手绑架他。这意味着需要安排一个关押囚犯的安全屋，以及将他送到以色列的交通工具。

哈雷尔负责最佳方案——用飞机将艾希曼运出——的安排。不过，以色列航空公司当时没有飞往阿根廷的航班，因此他们需要找一个借口来派遣一趟特殊航班。幸运的是，5月底有阿根廷独立150周年的纪念活动，而以色列受邀派遣代表团参加庆典。哈雷尔向外交部建议，代表团应该搭乘一架专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此他与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高管进行了直接交流，并确保了与该公司的充分合作。航空公司甚至让这位摩萨德局长来批准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人选方案。[26]

在哈雷尔安排航班的同时，埃坦在准备一个备用计划，即接受度更低的耗时很久的海运方案。

埃坦与以色列海运企业以星公司（Zim）的董事会主席取得了联系，这家公司当时有两艘冷藏船。埃坦笑着指出，该公司已经习惯了从阿根廷向以色列运送洁食牛肉。[27]埃坦与其中一艘冷藏船的船长合作，准备了一个特殊的舱室，如果航班方案因为任何原因未能成功的话，他们就将把这间舱室当作艾希曼的海上临时监狱。换句话说，他们会把他与一船正常运输的洁食牛肉一同运出阿根廷。[28]

阿哈罗尼在以色列待了两周。哈雷尔在此期间为团队成员做了万全的准备，这些成员不久后将使用不同的护照和借口前往阿根廷。4月24日，阿哈罗尼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不再伪装成以色列外交官，而是伪装成德国商人，有了新护照、新胡子以及新衣服。[29]最早跟随他前来的便是埃坦在此次行动中的副手亚伯拉罕·沙洛姆。在亚洲其他地区执行完一项长期的任务后，沙洛姆飞抵以色列，然后被命令立刻找哈雷尔报到。摩萨德局长对他说，希望他与阿哈罗尼见面，核查一切与在加里波第大街上看到艾希曼及其家人有关的传言，如果他能肯定那是艾希曼，就发送一个编码信号回以色列。

沙洛姆是经验丰富的特工，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有好几次他都险些暴露了身份。在结束第一段行程并抵达巴黎后，他拿到了一本德国护照以及新的身份证件。在里斯本转机时，他和其他乘客被要求上交护照，然后在登上下一趟航班（对他来说就是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前再把护照要回来。沙洛姆忘了他的假名，不得不在一名目瞪口呆的机场工作人员面前伸手指向他的那本护照，而他是通过护照的颜色才认出它的。当他最终抵达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馆，到前台办理入住时，他的脑中再次出现长时间空白。沙洛姆声称他并没有因追捕纳粹的事而感到兴奋，但他的真实情绪一定比他假装出来的激动得多。[30]

当阿哈罗尼带着沙洛姆去观察加里波第大街时，那条街给沙洛姆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回忆说，那不是“一条真正的街道，只是一条能够行车的人行道而已。这个地方对于执行任务来说再理想不过了——没有通电，人也很少”。唯一的灯光来自偶尔路过的车辆。到这时，以色列人已经不再对曾经不可一世的艾希曼住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大惊小怪了。等到更多的团队成员抵达时，阿哈罗尼已经证实了他们跟踪的人没错。他们还从远处观察了艾希曼每天的活动规律。他们看到他每天早上会走到公交车站，坐车前往一家奔驰工厂，然后每天晚上在同一时间于街角的公交车站下车。从那里，艾希曼不用走多远就能到家。

小队里一个尤为健壮的成员彼得·马尔金（Peter Mallein）接到的任务是第一个冲上去抓住艾希曼。他回忆说：“我在此前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感受过恐惧，可到那一刻，我害怕自己会失败。”[31]不过沙洛姆与最后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坦都认为情况很乐观。埃坦坚称：“从一开始分析当时的形势、那片地区、那栋房子以及周遭环境时，我就敢肯定我们没有理由会失败。”[32]

不过，在回顾小队全部成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集合的重要时刻时，埃坦还是承认，出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很难搞到好车，行动队租到的那辆破车经常抛锚。此外，这群以色列人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不小心说漏嘴而引起怀疑。哈雷尔也飞抵了阿根廷，不过一直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从远处监督此次行动。他给了埃坦一副打开的手铐，但是把手铐的钥匙留在了自己身边。他指示说，如果他们在抓住艾希曼后不幸被阿根廷警方抓到，埃坦必须把自己的手与艾希曼的手铐在一起。届时，他可以让警方将他们两人一起带到以色列大使那里。

埃坦收下了手铐。不过哈雷尔不知道的是，他和阿哈罗尼已经商量好，如果行动真的失败，他们就直接杀掉艾希曼。他指出，这甚至连武器都不需要。事实上，与一起执行任务的其他人一样，他也不会携带枪支，因为他们都觉得如果被警方抓到，枪支只会添麻烦。他说：“用手杀人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扭断他的脖子。”

* * *

在1960年5月10日傍晚，也就是预定行动日期的前一天，哈雷尔召集整支队伍，传达了最后的行动指示。到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很清楚他们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他们共准备了七间安全屋和安全公寓，主要是为了给关押囚犯提供备选地点，关押将持续到艾希曼被偷运出阿根廷前，不过它们也可供团队成员使用。那些住在旅馆的成员已经按要求退了房，搬到了其中一间安全屋里。摩萨德局长不希望所有人在实施绑架的那天同时退房，因为这会让警方对他们的身份有所察觉。

由于这些后勤问题已经解决了，哈雷尔在传达行动指示的大部分时间里谈论的是大格局。他回忆说：“我努力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所做之事所具有的独特的道德和历史重要性。他们被命运选中……要确保史上最邪恶的罪犯之一……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他继续说：“犹太人将会审判杀害他们的凶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将第一次聆听针对整个民族下达的灭绝令的全部真相，以色列的年青一代也将聆听。”他让行动小队认识到取得行动成功的重要性。他补充说，他们即将采取的手法的确不太体面，但“除了采取这种行动以外，我们没有其他能达到道德和正义的标准的方法”。

接着，他给出了一句不得不提的警告。哈雷尔说，如果在执行任务时被抓，他们应该承认自己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同时也应该坚称他们的行动是自发的。他们不能承认这是以色列的官方行动。

哈雷尔相信，同时敢肯定自己队伍里的大部分成员也相信，他们会取得成功。不过对任何人来说，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都再正常不过了。其中一名特工直言不讳地问道：“如果我们被抓住了，你觉得我们必须在监狱里蹲多久？”

摩萨德局长同样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很多年。”[33]

行动小队为这次行动安排了两辆轿车，在艾希曼从下班的公交车上下来时，它们将被用来把他拦住，他们估计这个时间为晚上7点40分。阿哈罗尼负责驾驶第一辆车，车里还坐着埃坦、一个名叫摩西·塔沃尔（Moshe Tavor）的特工以及负责抓住艾希曼的马尔金。哈雷尔对马尔金的任务尤其关注。他指示马尔金说：“我要警告你，不能有身体伤害，必须毫发无损。”[34]

身为伪装大师的马尔金戴了一顶假发，穿着深色衣服。他还戴了一副毛皮衬里的手套。由于阿根廷此时是冬季，这种打扮看起来很正常。他指出：“手套当然能够御寒，但这并不是我戴它的主要原因。想到要光着手捂住那张曾下令杀害数百万人的嘴，要用我的皮肤感受他的呼吸和口水，我就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恶心。”马尔金与团队里的其他许多成员一样，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失去了多位亲人。

埃坦的副手沙洛姆与其他特工待在第二辆车里。他们把车停在约30码外的位置，打开车前盖，假装正在修车。一看到艾希曼，他们就打开车灯，好让艾希曼暂时失明，看不到前面的第一辆车。

艾希曼通常按同样的时间表行动，但就在那天晚上，他没有从以色列人等待的那辆公交车上走下。到晚上8点时，他还未抵达，阿哈罗尼于是轻声对埃坦说：“我们走吗？还是继续等？”埃坦回答说他们应该继续等，不过他估计他们无法再等更久了。尽管天色很暗，但两辆停着的轿车很容易引起注意。

沙洛姆从第二辆车里下来，在8点5分前后，他在暮色中看到了艾希曼的身影。他赶忙爬回车里，另一名特工迅速将车前盖合上，沙洛姆则打开了前车灯。第一辆车里的阿哈罗尼通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了艾希曼。他探出车窗外，警告正在等待的马尔金说：“他的一只手放在口袋里。小心武器。”[35]

艾希曼从公交车站转过街角，径直从他们的轿车旁走过，这时，马尔金转身堵住了他的去路。马尔金用练习了好几周的西班牙语说道：“先生，请等一下。”艾希曼突然停了下来，而马尔金则利用那一瞬跳向他。问题在于，由于阿哈罗尼之前的警告，马尔金伸手抓住了艾希曼的右手而不是喉咙，两人摔倒在一道沟渠里。[36]

艾希曼开始大喊大叫。阿哈罗尼后来在报告中写道：“这让一次精心策划和认真准备的行动变得一塌糊涂。”他发动汽车引擎以掩盖喊叫声，与此同时，埃坦和塔沃尔从车里跳出前去帮忙。马尔金抓住艾希曼的腿，另外两个人则抓住他的胳膊，他们很快就将他从车后门拽进车里。他们把他放在前后座之间的车底板上，上面已经铺好了毯子，这既是为了防止他受伤，也是为了遮住他。艾希曼的头被按在埃坦的膝盖上，马尔金则坐在另一侧。他们的犯人没有携带武器。

阿哈罗尼用德语向艾希曼下达了一道清楚的命令：“如果你乱动，我们就会开枪。”马尔金仍然用手堵住毯子下的艾希曼的嘴，不过当艾希曼点点头表示明白之后，马尔金把手拿开了。随后，他们悄无声息地开车离开。埃坦和马尔金握了握手。艾希曼一动不动地躺着，他这时被戴上了厚实的护目镜，看不到任何东西。

在前往主要安全屋的路上，阿哈罗尼他们把车停了下来更换车牌。本应紧跟着他们的第二辆车曾短暂地脱离他们的视线，不过它很快就再次出现了，并跟着他们来到了安排好的别墅，其他团队成员正在里面焦急地等待着。

以色列人带艾希曼走进别墅二楼专门为他准备的小房间，把他放在一张铁床上，并将他的一条腿铐在沉重的床架上。他们把他的衣服脱下，小队里的医生检查了他的口腔，确保他嘴里没有藏任何毒药。这个囚犯抗议说，在做了这么久的自由人之后，他已经不再采取这种防范措施了。但医生仍然拿掉了他的假牙以做确认，随后还检查了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埃坦、沙洛姆、马尔金和阿哈罗尼都在房间里，看着那名医生检查他的腋下。党卫军军官的腋下通常都会有一个文身以表明血型。然而，艾希曼只有一个小伤疤，他后来承认说，这是因为他在战争末期被美国人抓住后曾试图用香烟把文身烫掉。抓他的人当时没能发现他的真实身份。

由于有过在英军中担任审讯员的经历，阿哈罗尼这次担负起让这个囚犯承认身份的任务。他已经研究了弗里茨·鲍尔交给以色列人的艾希曼档案，为了让艾希曼招供，他已经做好准备：只要有必要，不管问多少问题都可以。他的审讯方式通常是缓慢而反复地提问。沙洛姆微笑着回忆说：“他是一个让人感到很枯燥的审讯员。等你听到他的下一个词时，可能已经走神了。他是个聪明的家伙。他会问你十遍同样的问题。”

结果，艾希曼崩溃得比所有人预料的都早，这使得这个程序变得没有必要了。当阿哈罗尼问到他的名字时，他回答说：“里卡多·克莱门特。”不过当被问到身高、鞋码和衣码时，他的回答与档案里的信息完全匹配。接着，阿哈罗尼问起了他的纳粹党员编号，他也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当被问及他的党卫军编号时，情况也是这样。他还给出了正确的出生日期和地点——1906年3月19日出生于德国索林根（Solingen）。

阿哈罗尼随后问道：“你出生时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说：“阿道夫·艾希曼。”

正如阿哈罗尼所说：“我们已经走出了迷宫……漫长而艰难的行动所带来的紧张情绪一扫而空。”

午夜前不久，阿哈罗尼和沙洛姆开车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哈雷尔正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里等待消息。据沙洛姆回忆，这位摩萨德局长一直在按计划定时更换咖啡馆，以避免引起注意。沙洛姆笑着说道：“我都不知道他喝了多少杯茶。”

* * *

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那架专机是涡轮螺旋桨发动机驱动的布里斯托不列颠尼亚型飞机，它携带着以色列代表团于5月19日下午接近6点的时候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团由以色列不管部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率领，他此前是以色列驻美国和联合国的大使，之后他还将成为该国极有影响力的一位外交部部长。本-古里安总理此前曾告诉他，这趟航班的真正任务是将艾希曼带回以色列，机上知道这一信息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不过，机上三名身着以色列航空公司制服却完全没有执行任何飞行任务的陌生男子让大部分机组人员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37]

安全屋内，阿哈罗尼和马尔金一边等待飞机，一边继续审问艾希曼。艾希曼声称，他自己从来都不是反犹主义者，这让人们可以预先熟悉他在后来受审时发表的主张。他坚称：“你们必须相信我，我对犹太人没有任何敌意。”但希特勒是“永远正确的”，而艾希曼已经作为党卫军军官宣誓要对希特勒效忠，这意味着他别无选择，只能遵从命令。[38]用马尔金的话来概括，艾希曼的观点就是：“这是一项需要完成的工作，而他把它完成了。”[39]

作为一个囚犯，艾希曼非常听话。哈雷尔指出：“他表现得像是一个害怕、听话的奴隶，唯一想要的就是让他的新主子满意。”[40]最初，这个囚犯还担心他的抓捕者会处决他或者在他的食物里下毒。当他听说他们的计划是让他接受审判时，他似乎松了一口气。他试图让他的抓捕者相信，他应该在德国、阿根廷或者奥地利接受审判，不过当阿哈罗尼对他说这不可能发生后，他甚至同意签署一份声明，宣布愿意前往以色列并在那里接受审判。[41]

在这整个过程中，这支以色列行动队一直关注着当地报纸，担心有任何迹象表明阿根廷政府已经知晓了艾希曼被绑架的消息。不过尼古拉斯·艾希曼后来说，尽管他们一家猜测以色列人是让他父亲消失的幕后黑手，但他们不打算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因为这会让阿根廷人对艾希曼的真正身份有所察觉。[42]

以色列行动队的首要任务是准备好将艾希曼弄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为熟悉路线，沙洛姆此前曾反复开车去机场，并且已经在机场警卫那里混了个脸熟。当飞机停放在维修区时，他可以不被察觉地进去再出来。[43]在5月20日，也就是计划离开的那一天，沙洛姆最后检查了一遍飞机，并且派了一个信使去哈雷尔那里，告诉他飞机可以自由出入，很安全。此前一天，队伍里的另一个成员曾对机组人员说，一个身着以色列航空公司制服、看起来身体有恙的乘客将搭乘这架飞机。[44]机组人员不知道他的身份，但这次任务的性质如今已经很明显了。

安全屋内的艾希曼非常配合地洗澡、刮脸并穿上了航空公司的制服。当小队里的医生拿出一管注射器想要给他注射镇静剂时，这个囚犯向他保证说，这完全没必要，因为自己会保持安静。不过以色列人可不打算冒这个险。看到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按照计划行动后，艾希曼再次予以充分配合。等到特工们做好准备要将他带出屋子时，药物已经开始见效。不过艾希曼仍然保持了足够高的警惕，甚至指出他们落下了他的外套，并且让他们帮他穿上，好让他看起来与其他机组人员一样。

在跟随三辆车组成的车队前往机场的过程中，艾希曼睡着了。机场警卫一看到第一辆车里的乘客都穿着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制服，就打开大门让所有人通过了。刚抵达飞机，特工们就紧紧围在艾希曼身边并撑着他走上台阶。他被放在头等舱里，与其他也在假装睡觉的“机组人员”离得不远。他们的托词是，他们都是后备机组人员的一部分，需要在交接班之前先好好休息。刚过午夜时分，也就是在日期已经正式变为5月21日时，飞机起飞了。[45]当飞机离开阿根廷领空后，头等舱的“机组人员”站起身相互拥抱，庆祝他们的成功。其他真正的机组人员终于知道了神秘旅客的身份。[46]

哈雷尔也在飞机上，不过执行任务的大部分特工，包括埃坦、沙洛姆和马尔金在内不在。他们将不得不分头离开阿根廷，数天后才能回到以色列。尽管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久后就将为大众所知晓，但他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要多年后才会被揭秘。

出于这一事实，后来激烈的争论围绕着谁才真正应当因艾希曼的被捕而赢得赞誉发生了。像托维阿·弗里德曼和西蒙·维森塔尔这样单独行动的纳粹猎人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讲述他们的故事，而且他们也很愿意这么做。弗里德曼很快就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极大地夸大了自己的努力。据他所说，艾希曼在听说他的抓捕者是跟踪了他很久的犹太人时晕了过去。弗里德曼继续说，当他醒来时，他问道：“你们之中谁是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又补充说：“这个故事是别人转述给我的，因此我不能保证它的准确性。”[47]帮忙把艾希曼拽进车里的绑架行动的临场指挥者埃坦直截了当地说，从未发生过这种事。

维森塔尔也在他1961年出版的著作《我追捕了艾希曼》（Ich Jagte Eichmann）中首次讲述了他自己的作用。这个标题本身就暗示了他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不过他在书里以及后来的公开演讲和作品中给出的说法通常更为严谨。他高兴地说，在本-古里安宣布艾希曼被抓获并被送抵以色列后，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于1960年5月23日给他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上说：“衷心祝贺你所取得的杰出成就。”[48]

不过，维森塔尔后来在耶路撒冷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斟字酌句地说：“艾希曼的被捕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人的成就。它是世界上最卓越的一次合作。它是一张马赛克拼图，尤其在最后的决定性阶段，许多人都在拼图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甚至彼此间不认识。我只能讨论我自己的贡献，而且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贡献是不是特别有价值。”[49]

在1989年出版的回忆录《正义而非复仇》中，他写道：“我是一个顽强的追捕者，但我并非狙击手。”[50]在他的女儿保琳卡和女婿杰拉德·克赖斯贝格（Gerard Kreisberg）面前，他从未揽下全部功劳。他在谈到那些以色列人时说：“我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他们做到的那些事。我怎么能拿自己与以色列这样的国家相提并论呢？”[51]

直到1968年去世，提供了关键情报、引导以色列人找到艾希曼的黑森州检察长鲍尔都没有公开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哈雷尔刚带艾希曼返回以色列就给自己在德国的手下发去了一则消息。在本-古里安宣布艾希曼被捕的几小时前，这个手下在一间餐厅里与鲍尔见了面。在他告诉鲍尔这一消息后，鲍尔拥抱了他，眼里满含泪水，感到兴奋不已。[52]

尽管鲍尔对于自己的作用始终抱着谨慎的态度，但他不禁注意到媒体将注意力都放在了维森塔尔身上，认为维森塔尔才是抓捕艾希曼的关键人物。鲍尔曾私下里对一个朋友说：“他可以这么说他自己，不过他并没有抓住艾希曼。说他去追捕了倒是没错。”[53]

鲍尔偶尔也会和维森塔尔接触，不过鲍尔从未对对方比自己更受关注而表现出任何不满。

然而，哈雷尔就是另一回事了。由于他在任摩萨德局长期间无法公开宣示自己的功劳，因此从一开始，对于维森塔尔在艾希曼被捕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说法越来越深入人心一事，以及维森塔尔欣然接受这种说法的举动，他就感到愤怒不已。

1975年，哈雷尔终于可以发表他对艾希曼行动的叙述，于是出版了《加里波第大街上的房子》（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一书。他故意没有提到任何有关维森塔尔的内容。后来，哈雷尔在一份未出版的手稿《西蒙·维森塔尔与抓捕艾希曼》（“Simon Wiesenthal and the Capture of Eichmann”）中写道，维森塔尔在艾希曼的被捕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且他“无法面对事实真相”。[54]

这位前摩萨德局长并不是说维森塔尔“多年来没有致力于追捕艾希曼，也不是说他拒绝了提供帮助的请求”。但让哈雷尔愤怒的是，在他看来，维森塔尔利用了以色列官方的沉默。哈雷尔写道：“最初他还较为审慎，不过他后来把以色列的沉默当成了默认，于是变得越来越大胆，以至于霸占了所有功劳，自称是抓捕阿道夫·艾希曼的幕后策划者。”[55]这份前后风格变化不小的手稿中附有许多档案，对维森塔尔的品格发起了情绪化的抨击。最重要的是，它含蓄地要求读者承认作者自己发挥的主要作用。

哈雷尔队伍里的其他成员更愿意承认维森塔尔的功劳，因为维森塔尔使追捕艾希曼一事一直有人记挂，并且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线索。不过哈雷尔与维森塔尔之间的争执既是两个个性强烈之人的辩论，也是对事件的不同解读的冲突。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次行动的副手沙洛姆认识到了其中的关键。他说：“他们争夺的是因抓住艾希曼而出名的奖赏。”[56]

在纳粹猎人的小圈子里，这一争执还将持续下去，甚至在争执双方都去世之后也无法得到平息（哈雷尔死于2003年，维森塔尔死于2005年）。不过这种内部争执很少引起普罗大众注意。对他们来说，更有趣的是哈雷尔在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安全屋见那个著名囚犯时向他自己提的一个问题。

他回忆说：“当我第一次真正看到艾希曼时，我对自己的反应感到很惊讶。”他没有感受到任何仇恨，反而他的第一想法是：“好了，他看起来不就跟普通人一样嘛！”他不确定自己期待艾希曼长什么样，但他对自己说：“我如果是在街上看到他的，就会觉得他跟街上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时，他问自己：“是什么让这个长得像人的生物变成了一个恶魔？”[57]

这也将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时，萦绕在每个人脑海中的问题。

[1] Jack Higgins，The Bormann Testament，49-50.

[2] 摘自我对拉菲·埃坦的采访。

[3] “Vital Statistics：Population in Israel，” www. Jewishvirtuallibrary.org.

[4] 摘自我对亚伯拉罕·沙洛姆的采访。

[5] Isser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4.

[6] Isser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2-3.

[7] Isser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4-9.

[8] Isser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10-12.

[9] Isser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12-22.

[10] Bascomb，Neal. Hunting Eichmann：How a Band of Survivors and a Young Spy Agency Chased Down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Nazi. 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9，111-12.

[11]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27.

[12]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246-49.

[13]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32-35.

[14] Zvi Aharoni and Wilhelm Dietl，Operation Eichmann：The Truth About the Pursuit，Capture and Trial，85.

[15] Zvi Aharoni and Wilhelm Dietl，Operation Eichmann：The Truth About the Pursuit，Capture and Trial，84.

[16]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36-37.

[17]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35；and Bascomb，Neal. Hunting Eichmann：How a Band of Survivors and a Young Spy Agency Chased Down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Nazi. 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9，130-31.

[18]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36.

[19] Aharoni，Zvi，and Wilhelm Dietl. Operation Eichmann：The Truth About the Pursuit，Capture and Trial.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97，88.

[20] Aharoni，Zvi，and Wilhelm Dietl. Operation Eichmann：The Truth About the Pursuit，Capture and Trial.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97，90-100. 哈雷尔对这个故事的讲述略有不同，声称以色列人利用了一个真正的酒店行李员来执行侦察任务。

[21] Aharoni，Zvi，and Wilhelm Dietl. Operation Eichmann：The Truth About the Pursuit，Capture and Trial.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97，102-25.

[22]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77.

[23]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77-78.

[24] Isser Harel，“Simon Wiesenthal and the Capture of Eichmann”（unpublished manuscript，courtesy of Eli Rosenbaum），230.

[25] Aharoni，Zvi，and Wilhelm Dietl. Operation Eichmann：The Truth About the Pursuit，Capture and Trial.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97，86-87.

[26]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85-87.

[27] 洁食牛肉指符合犹太教规的清洁可食的牛肉。

[28] 摘自我对拉菲·埃坦的采访。

[29] Aharoni，Zvi，and Wilhelm Dietl. Operation Eichmann：The Truth About the Pursuit，Capture and Trial.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97，126.

[30] 摘自我对亚伯拉罕·沙洛姆的采访。

[31] Peter Z. Malkin and Harry Stein，Eichmann in My Hands，127.

[32] 摘自我对拉菲·埃坦的采访。

[33]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150-52.

[34] Malkin，Peter Z.，and Harry Stein. Eichmann in My Hands. New York：Warner，1990，142，183.

[35]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162-69；我对拉菲·埃坦与亚伯拉罕·沙洛姆的采访；Aharoni，Zvi，and Wilhelm Dietl. Operation Eichmann：The Truth About the Pursuit，Capture and Trial.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97，137-44（Aharoni quotes）。

[36] Malkin，Peter Z.，and Harry Stein. Eichmann in My Hands. New York：Warner，1990，186-87.

[37] Bascomb，Neal. Hunting Eichmann：How a Band of Survivors and a Young Spy Agency Chased Down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Nazi. 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9，262-63.

[38] Malkin，Peter Z.，and Harry Stein. Eichmann in My Hands. New York：Warner，1990，204-5.

[39] Malkin，Peter Z.，and Harry Stein. Eichmann in My Hands. New York：Warner，1990，216.

[40]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182.

[41] Aharoni，Zvi，and Wilhelm Dietl. Operation Eichmann：The Truth About the Pursuit，Capture and Trial.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97，152-53.

[42]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179-80.

[43] 摘自我对亚伯拉罕·沙洛姆的采访。

[44]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249，237.

[45]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252-56.

[46] Bascomb，Neal. Hunting Eichmann：How a Band of Survivors and a Young Spy Agency Chased Down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Nazi. 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9，290.

[47] Friedman，Tuvia. The Hunter. London：Anthony Gibbs & Phillips，1961，266.

[48] Segev，Tom. Simon Wiesenthal：The Life and Legends. New York：Doubleday，2010，148.

[49] Pick，Hella. Simon Wiesenthal：A Life in Search of Justice.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6，147.

[50]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70.

[51] 摘自我对保琳卡与杰拉德·克赖斯贝格的采访。

[52]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275.

[53] Steinke，Ronen. 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Piper，2013，23.

[54] Harel，“Simon Wiesenthal and the Capture of Eichmann，” 3，23.

[55] Harel，“Simon Wiesenthal and the Capture of Eichmann，”3，5.

[56] 摘自我对亚伯拉罕·沙洛姆的采访。

[57] Harel，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196-97.

第九章 “冷酷无情”

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有过“耻辱感”，也就是在被囚禁期间以及获释后产生的一种内疚感，这一事实得到了无数证词的证实。这似乎有些荒唐，却是事实。[1]

——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意大利化学家兼作家普里莫·莱维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最后一本书《被淹没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他于1987年自杀身亡

载有艾希曼的专机于1960年5月22日上午降落在特拉维夫的利达机场（Lydda Airport），该机场后来被改名为本古里安机场（Ben Gurion Airport）。翌日，本-古里安对内阁成员说：“我们的安全部门一直在寻找阿道夫·艾希曼。最终，他们找到了他。他现在正在以色列，并且将在这里接受审判。”这位以色列总理还说，自己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向议会宣布这一消息，并且强调说以色列会以能让艾希曼被处以死刑的罪名起诉他。[2]

那次内阁会议的文字记录属于最高机密，直到2013年才被公之于众。记录显示，震惊不已的内阁成员们立刻用源源不断的问题将本-古里安淹没了。交通部部长伊扎克·本-阿哈龙（Yitzhak Ben-Aharon）问道：“怎么回事？通过什么方法？在哪里？这是怎么做到的？”总理回答说：“我们之所以设置安全部门就是为了完成这种事。”其他人纷纷表示祝贺，财政部部长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提出，本-古里安在向议会发表讲话时应“对这一行为表示特别感谢，也许还可以提供某种形式的纪念品”。

总理问道：“什么样的纪念品？”

艾希科尔指出，以色列没有可以颁发的奖章，不过本-古里安回答说：“善行（mitzvah）的奖赏就是善行本身。”在希伯来语中，mitzvah这个词在字面上意为戒律，不过也被普遍用于表述“善行”这个意思。

内阁成员们迫切地想知道艾希曼是在哪里以及如何被抓的，不过司法部部长平哈斯·罗森（Pinhas Rosen）建议说，不要透露“任何细节”。

在关于谁可以出任艾希曼律师的简短讨论中，罗森解释说，他们将允许艾希曼聘用“任何他想要的律师”。不过外交部部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插话说：“前提是那不能是一个纳粹。”

当农业部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问道，如果律师是阿拉伯人该怎么办时，本-古里安说：“我敢肯定，阿拉伯人是不会同意为他辩护的。”

出席会议的摩萨德局长哈雷尔回答了有关艾希曼在狱中表现的问题。他说：“他不太能理解我们的行为，他觉得我们应该殴打他，对他残暴一点。而我们正在按照以色列法律的要求对待他。”

这么做的理由很充分。即将在艾希曼案审判中担任首席检察官的以色列总检察长吉迪恩·豪斯纳（Gideon Hausner）后来指出，一旦世界各国知悉了艾希曼被捕一事，“以色列自身就将接受审判。全世界似乎都会认真关注我们是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3]

世界各国是在本-古里安向以色列议会发表简短而激动人心的声明时了解到这一消息的。本-古里安在声明中说：“我必须告知议会，不久前，最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安全部门发现，他与纳粹领导人一起策划了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也就是对欧洲600万犹太人的灭绝行动。阿道夫·艾希曼已经被逮捕，目前身处以色列，不久后将在以色列按照有关纳粹分子及其帮凶的法律接受审判。”[4]

豪斯纳说的没错，以色列自己立刻就遭到了审判。正如本-古里安和其他人所预料到的，他们国家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以色列人在听到国家领导人发表的声明后先是目瞪口呆，随后兴奋不已；与此同时，阿根廷政府则是既震惊又尴尬，还愤怒万分。阿根廷外交部部长传召了以色列大使，要求其做出解释并将艾希曼遣返回阿根廷。

以色列大使排除了后一件事的可能性，以色列政府也编造了一个不太站得住脚的借口，那就是“包括部分以色列人在内的犹太志愿者”找到了艾希曼，得到了他的书面许可，并将他送到以色列接受审判。阿根廷驻联合国大使极力主张本国立场，并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决议的支持，该决议谴责以色列侵犯阿根廷主权的行为。不过，这项决议也指出，艾希曼应当接受法庭审判。[5]

参与批评艾希曼被绑架一事的不仅有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恶毒的反以声音。《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指责以色列诉诸“丛林法则”，并且抨击了该国的说法，即以色列有权“以某种想象中的犹太民族的名义采取行动”。[6]海外的一些犹太裔知名人士也纷纷呼吁以色列不要举行审判。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向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莱克（Teddy Kollek）致信称，这么做“在政治上不明智”。他强调，对以色列来说，更好的做法是将艾希曼交给另一个国家审判，以展现以色列“不愿置人于死地的姿态”。[7]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称，绑架艾希曼的行动与“纳粹分子那种无法无天的做法别无二致”。[8]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对以色列外长梅厄说，他们反对在以色列举行审判，因为艾希曼犯下了“糟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反人类罪行，它针对的不仅仅是犹太人”。[9]该委员会还组织了一群法官和律师，他们都建议由以色列调查艾希曼的罪行，但是将证据交给一个国际法庭，让该法庭审理案件。

本-古里安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所有类似的提议。审判在近一年后的1961年4月11日开启，豪斯纳代表检方做了开庭陈词，正如他在陈词中说的那样，以色列领导人真心相信他们是在代表所有犹太人大屠杀的遇难者采取行动。豪斯纳宣称：“此时此地，有600万指控者与我站在一起。但他们没有办法站起身，伸出手指，向坐在玻璃隔间里的那个人喊出‘我指控’。”他接着说，他们的骨灰如今撒在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以及其他“遍布欧洲”的屠杀场里。[10]

该案中的两名副检察官之一、本书写作时唯一仍然在世的起诉团队成员加布里尔·巴赫指出，本-古里安之所以认为在耶路撒冷举行审判至关重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巴赫说：“在审判开始之前的以色列，有学校老师对我说，许多年轻人不想听到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年轻人都感到很羞耻。对一个以色列年轻人来说，他可以理解你在战斗中受伤或者阵亡，或者你可以输掉一场战斗，但是他不能理解怎么会有几百万人不加反抗地被屠杀。这正是他们不愿听到这件事的原因。”[11]一些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甚至被取笑为肥皂工人（Sabonim），这源于一种普遍看法，即德国人曾利用他们的加害对象制作肥皂。[12]

巴赫接着说，这次审判改变了这类态度，它向以色列年轻人展示了受害者们如何“被一直误导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以及“当犹太人明显意识到死亡即将降临时，他们如何像华沙隔都起义的参与者一样奋起反抗，勇敢地战斗到最后一人”。但是，此次审讯仍然饱受争议，而且，随着来自全球各地的艾希曼指控者和看客纷纷试图分析处在这幕大戏核心位置的那个人的本质，许多针锋相对的看法出现了，这进一步加剧了关于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之行为的辩论的激烈程度。

* * *

以色列人对艾希曼抵达后的事宜进行了精心安排。他们把他关在以珥营（Camp Iyar）的大型监狱内，以珥营是海法附近一座戒备森严的警察局大院。艾希曼待的牢房有13英尺长、10英尺宽，里面仅有的几件陈设是一张简易床、一张桌子以及一把椅子。牢房里还有一盏常亮的电灯，以及一间厕所兼浴室。监狱内的所有剩余牢房都被清空了。其他常驻人员只剩下三十多名警官以及一支边防警察小分队，后者也兼任监狱看守。[13]为了防止复仇行为的出现，任何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有亲人丧生的人都禁止出任监狱看守。

不过，这条规则不适用于那个被选中在筹备审判的几个月里负责审讯艾希曼的人，他耗费了275个小时来直接从艾希曼口中搜集证词。[14]警队队长阿夫纳·莱斯（Avner Less）在希特勒掌权后逃离德国，那时他只有十几岁。他的父亲是柏林的商人，曾因在一战中的表现荣获铁十字勋章，却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莱斯曾打趣说，他父亲的卓著战功为其赢得了“成为最后一批被赶出柏林的犹太人，因此也是最后一批被消灭的犹太人的特权”。[15]

艾希曼与外界的主要联系人就是后来在他的审判中担任副检察官的巴赫。在莱斯忙于获取这个囚犯的证词时，巴赫的角色是确保调查顺利进行，并在处理一些实际问题时充当中间人。例如，巴赫要负责通知艾希曼他可以挑选任何人做他的律师，以色列人会承担开销。这个囚犯选择了德国科隆的著名律师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Robert Servatius），他曾是纽伦堡审判辩护团队的成员。

在调查阶段，巴赫住在海法的一家酒店内，并且在监狱里有自己的办公室。在他第一次见到艾希曼的那天，这位年轻的法律工作者一直在阅读于波兰被绞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的自传。巴赫读到了霍斯描述他如何将母亲和孩子们赶进毒气室，以及他总是感到不能在听到他们请求怜悯的呼喊时表现出任何动摇的篇章，还读到了艾希曼解释所谓的大屠杀之必要性的那部分。几分钟后，警察过来跟他说，艾希曼想要见他。巴赫回忆说：“我听到（办公室）外面传来他的脚步声，接下来他就像你现在这样坐在我的对面了。一直板着脸并不容易。”

巴赫面临的挑战不如莱斯那么大，后者必须日复一日地与囚犯见面，进行长时间的审讯，随后仔细检查每次审讯的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记录最终有3564页之多。所有记录日后都会在庭审中作为证据被呈交法庭。

在1960年5月29日与艾希曼的首次会面中，莱斯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穿着卡其色衬衫和裤子以及一双沙滩鞋且头顶渐秃的男人。据他回忆，艾希曼“看起来完全就是个普通人”。他之前看了很多有关艾希曼的档案，包括那些由托维阿·弗里德曼提供的档案，他承认，他在见到艾希曼本人时略感失望。莱斯写道：“他相貌平平，这让他毫无生气的供词显得更加压抑，其程度远超我在看完档案后的预计。”[16]

不过莱斯还注意到，艾希曼在第一次会面期间“十分紧张”，双手一直放在桌子下面以掩饰他的颤抖。莱斯在报告中写道：“我能感受到他的恐惧，感觉自己可以轻松且迅速地搞定他。”以色列人意识到，这个囚犯以为他自己将要面对的是如果他们对换身份，他可能会使用的那种对待方式。不过，在莱斯按照章程与他相处长达一周后，艾希曼明显放松了许多。这位警队队长意识到他的看管对象是个老烟枪，于是增加了艾希曼的香烟配额。莱斯回忆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会让他变得更健谈且更加专注。”波兰侦讯法官扬·泽恩在审讯霍斯时采用了同样的手段。

艾希曼竭尽所能地想要淡化他在犹太人大屠杀期间的作用和影响，并且否认他曾持有任何反犹主义的个人情绪，这预示了他将在审判中采取的策略。他对莱斯解释说，小学时他有一个犹太好友，且当他最初参与处理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时，他曾与布拉格的犹太人领袖密切合作。他最初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办法让犹太人移民他国，而且他坚称自己“并不仇恨犹太人”。[17]

艾希曼说，在第一次看到犹太人在用棚屋或者卡车（卡车的引擎尾气被引入车内）改造的临时毒气室里被杀害时，“我害怕极了”。哭喊声让他“颤抖不已”，看到尸体被丢弃到一条壕沟里，一个平民开始用钳子拔下死者的金牙时，他甚至赶忙逃离了现场。他声称，自己无法避免地受到了暴力和酷刑的影响，经常做噩梦。他说：“即使到了今天，我如果看到谁的身上有一道很深的创口，也不敢直视。”[18]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定期到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检查死亡机器。他还出席了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那是1942年1月20日纳粹安全部门高官在柏林郊外举行的一次会议。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最终解决方案”被制订出来，而艾希曼为这场臭名昭著的会议准备了会议记录。不过他声称，他当时与一个速记员坐在角落里，这可证明他是多么的“无关紧要”。[19]

艾希曼反复强调，在安排相关事宜，以便将犹太人运往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时，他不过是在服从命令而已。他承认自己以一种“罕见的热情”履行了职责，但他强调，这并不足以让他为杀人负责。[20]他坚称，是其他人做出了攸关生死的决定。他说：“如果他们对我说，我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叛徒，我必须杀死他，我也会照办。当时的我是在不经思考地服从命令。”[21]

有好几次，艾希曼试图证明他有正常人的情感和好奇心，想要与他的审讯员建立私人关系。他曾问莱斯其父母是否仍然健在。当这位审讯员将自己父亲的命运告诉他后，艾希曼大声喊道：“这太可怕了，队长先生！太可怕了！”[22]

这位审讯员发现，他如果要想突破艾希曼的防御，就需要使用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霍斯的幽灵，尤其是巴赫此前一直在阅读的那本霍斯自传提供的武器。由于霍斯的审判地和行刑地在新近竖起的铁幕背后的波兰，因此霍斯臭名昭著的程度从未达到艾希曼在审判期间的水平。不过莱斯仔细研究了霍斯写下的内容，并且已经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了。

在莱斯开始为艾希曼读霍斯的自传后，艾希曼明显变得有些激动。艾希曼对霍斯发表了讽刺性评论，不过他的双手像他首次见到莱斯时一样开始颤抖。[23]霍斯在自传中写了他与艾希曼就“最终解决方案”进行的多次讨论。霍斯回忆说，当他们周围没有其他人，“酒精开始在体内自由流淌时，他（艾希曼）表达了自己将致力于摧毁能够接触到的所有犹太人的想法”。艾希曼传递出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必须毫无怜悯、冷酷无情地尽快完成消灭犹太人的工作。任何妥协，即使是最小的妥协，都会在日后让我们付出痛苦的代价。”[24]

当莱斯以一种类似的语气为他读出这段文字时，艾希曼抗议说，它们完全失实。他说：“我与杀害犹太人一事没有任何关系。我从未杀害任何一个犹太人。我也从来没有命令任何人去杀害犹太人。”他还说，这一事实让他自己获得了“某种心灵上的平静”。他的确承认说：“我有罪，因为我协助了遣送活动。我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但他很快又说，那些被塞入他安排的列车的人是去“服苦役”的，他不应为他们在抵达东边的目的地之后的遭遇负责。[25]

为了驳斥艾希曼所谓的他从未做出攸关生死之决定的说法，莱斯提出了多个事例，在这些事例中，艾希曼有条不紊地取消了那些最初避开了遣送命运的犹太人所享受的豁免待遇。在他签署的一份文件里，艾希曼强调说，泰国驻柏林大使之所以雇用一个犹太裔语言老师，只是为了“保护那个人，使那个人不必陷入麻烦”。艾希曼敦促外交部向那名大使施压，“要求他不再雇用犹太人”。莱斯指出，这意味着那个犹太人“将在下一次或者未来的某一次运输行动中被送走”。艾希曼还指示他在海牙的代表取消了一位荷兰籍犹太女性的豁免待遇。她一直计划前往意大利，这显然是应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要求，而意大利对于帮助德国推动“最终解决方案”不甚热情。艾希曼写道，该女子应当“立刻被送去东边服苦役”。[26]

莱斯指出，艾希曼这一行为的实际后果是，她将被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面对这样的证据时，艾希曼结结巴巴地回答说：“那是……是……是……那是我们的工作。”从无措中恢复过来后，他像往常一样抗议说，“那些都不是他个人的决定”。他接着说，他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就算他不发布这些命令，在他那个职位上的任何其他人也会做同样的事，真正的决定永远都是上面的人做出的。他最后总结说：“我根本没有资格做出任何决定。”

艾希曼迫切地想要证明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他都不是一个杀人犯。不过在接受了连续不断的审讯后，这个囚犯仍然无法将自己起到的作用淡化到他所希望的程度。莱斯得出的结论是，艾希曼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掩盖“他在计划和执行灭绝犹太人的行动时的冷酷、老练和狡猾”。[27]此次审判也将为艾希曼提供一个机会来为他自己的行为找类似的借口，而他唯一的希望是法庭内外规模更大的听众群体能够比莱斯更愿意接受这些借口。

* * *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75年去世前接受的最后一次电视采访中与法国法律学者罗歇·埃雷拉（Roger Errera）进行了交流，她说：“思考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28]对于这位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裔哲学家来说，当她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撰写五篇有关艾希曼审判的系列报道，以及当她基于这些报道写成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在1963年出版时，情况的确如此。

阿伦特将艾希曼描绘成把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的“最重要的传送带”[29]，该说法暗示了这个接受审判的囚犯与其说是人间恶魔，不如说是杀人机器中的部件。这种看法既得到了普遍的赞同，也引起了许多刻薄的谴责，尤其是来自犹太人的谴责，而她在余生中遭到了许多犹太人的排斥。不过无论人们在这场延续至今的辩论中站在哪一边，阿伦特的观点都仍然是他们争辩的焦点。每一场有关艾希曼和恶的本质的讨论都要从阿伦特对此人及其动机的解读开始。

在审判开始前不久，阿伦特来到了耶路撒冷，当时她获悉检察官巴赫愿意与她见面。巴赫回忆说：“两天后，我得到消息说，她不打算与检方的任何人见面。”尽管如此，他还是指示法庭允许她查阅检方和辩方的所有文件，包括莱斯审讯艾希曼的文字记录。

阿伦特对海量的文字记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进行了仔细研读。她最初去以色列的目的也许是为《纽约客》撰写报道，但她同时也在执行她自己的一个任务，那就是对那个即将在审判中坐在玻璃隔间里的人进行她自己的解读。她不打算让其他人——尤其是检察官们——影响她的思考。所有迹象都表明，她对于自己的结论已经有了倾向，而这一结论将在未来引发极大的争议。在此十年前，她出版了广受赞誉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这部著作显示出她致力于研究的问题是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如何利用恐怖与宣传相结合的手法，推行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所有传统价值观相违背的制度。该著作还广泛探讨了反犹主义的起源。

阿伦特对这类题材的兴趣自然源于她的个人经历。出生于1906年的阿伦特曾对一个采访者说，她在柯尼斯堡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此期间她从未听说“犹太人”这个词。她的父亲英年早逝，母亲对宗教信仰不太感兴趣。阿伦特说，直到其他孩子对她说出反犹主义的话时，她才“开窍”了。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她逃离了德国。她说：“一个人如果是作为犹太人遭到攻击的，就必须作为犹太人捍卫他自己。”[30]

逃离德国后，她抵达巴黎，并在那里帮助德国和波兰的犹太年轻人乘轮船前往巴勒斯坦。在1940年德国占领法国后，她再次逃亡，这次她去了美国，并在那里开启了新的生活。她尽管早年曾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后来成了以色列以及众多以色列著名人物，尤其是那些占据以色列领导职位的东欧犹太人的尖锐批评者。这种批评又演变成对总检察长豪斯纳的鄙视，据她说，豪斯纳是一个具有“隔都思维”的“典型的加利西亚犹太人”。[31]

从一开始，阿伦特就对他在艾希曼审判中采用的手法持批评态度。豪斯纳一直专注于证明艾希曼罪行的恶劣程度，他个人应当为这些罪行承担的责任，以及他狂热的反犹主义思想；与此同时，阿伦特心中有着迥然不同的想法。她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我的主要意图之一在于摧毁有关德军邪恶至极或者胜似魔鬼的神话。”[32]在另一个场合，她坚称：“如果说有任何人让自己完全丧失了邪恶气场的话，那一定就是艾希曼先生。”[33]

阿伦特在她的文章和专著中将艾希曼刻画成一个思考能力有限且单调乏味的公务员。她指出，“他真的没办法说出哪怕一句不是陈词滥调的话”。[34]她还写道：“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能愈加明显地感觉到，他演讲能力的欠缺与他思考能力的缺乏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他缺少站在其他人的角度进行思考的能力。”接下来，她给出了那个激发最多争议的结论：“尽管检方付出了百般努力，但每个人都能看出，这个人并不是一个‘魔鬼’；不过，的确很难让人不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小丑。”[35]事实上，这个看上去平凡无奇的人恰恰体现了“平庸之恶”。

她强调说，驱使艾希曼去行动的因素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信念以及对犹太人的仇恨，而是对名利的追逐，以及在纳粹官僚体系中往上爬的愿望。她写道：“除了超级勤奋地寻求个人晋升外，他没有任何其他动机。”[36]换句话说，如果任何其他群体——无论他们隶属何种民族、信仰何种宗教——像犹太人那样成为纳粹政权的目标，他也会将属于该群体的数百万人送上黄泉路。

在法庭上，检方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叙述方式，旨在通过鲜明的例子展示艾希曼对纳粹理论的执着在实际操作中意味着什么。一个接一个的目击证人就集中营中的生与死提供了朴实而又令人心碎的证词，这些证词共同构成了一幅更庞大的画面，影响了自那之后全世界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理解。伴随着庭审听众的惊呼声和啜泣声，幸存者们分享了他们对挚爱亲人的最后回忆。不过，豪斯纳指出，与在场的几乎所有其他人不同的是，“艾希曼没有表现出任何受到触动的迹象”。在为自己作证前，这个曾经在莱斯面前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运输官员”的男人一直都“紧张、僵硬而安静地在他的玻璃隔间里”坐着。[37]

检方准备在庭审时播放一部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电影，并且邀请艾希曼及其律师事先前往法庭观看一遍。由于巴赫已经看过一遍了，因此他开始密切观察艾希曼在观看影片时的表现。艾希曼对于展示毒气室和尸体的镜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不过在某一个时刻，他激动地对典狱长说了一番话。后来，巴赫询问典狱长他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激动。典狱长给出的解释是：艾希曼对于自己穿着毛衣和灰色西服就被带进法庭感到非常愤怒；他提醒典狱长说，他已经得到承诺，可以穿藏青色的西装出庭。巴赫讽刺地大笑了一番，回忆起艾希曼此前就因这种所谓的不公正待遇提出过抗议，并坚持要求检方兑现这类承诺，与此同时却对电影本身只字不提。[38]

在庭审中，许多证人都描述了困惑不已、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受害者下了抵达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火车，然后经历了甄选。半个多世纪后，巴赫仍然记得，其中一个证人回忆说，一个党卫军军官指示他的妻子和女儿往左走，这个证人本人作为工程师却被要求往右走。他问那个党卫军军官他的儿子应该去哪里。在短暂地征求了上级的意见后，党卫军军官让小男孩去找他的母亲和妹妹。证人说，他还担心儿子赶不上她们，因为在他们说话间已经有成百上千的人往左走了。小男孩很快就消失在了人群中。不过他还能看到女儿的身影，因为她穿着一件红色外套，不过外套很快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小的红点。巴赫说：“他的家人就是这样从他的生命中消失的。”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他的电影《辛德勒名单》中也拍摄了一个与身穿红色外套的小女孩有关的场景，巴赫相信，这位导演从艾希曼审判中获取了灵感。

在传召那个证人出庭作证的两周前，巴赫刚好给他自己当时只有两岁半的女儿买了一件红色外套。他回忆说，他在听完这番证词后“简直说不出任何话来”。他开始无意识地摆弄文件，设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后他才问出下一个问题。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展示了巴赫在庭审中沉思的忧郁形象，这张照片就是在他听到这段令人震动的讲述后拍摄的。半个世纪后他接受了我的采访，说：“直到今天，无论在球场、街上还是餐厅里，当我回头看到一个身穿红色外套的小女孩或小男孩时，我都会感到心跳突然加速。”

这种证词丝毫没有动摇阿伦特的信念，即艾希曼所扮演的角色是与他在纳粹官僚体系中的功能紧密相关的，而不是他个人观点的产物。在庭审过程中，豪斯纳用艾希曼在战争末期对手下说的一番话与他进行对质。艾希曼曾说：“我会大笑着跳进坟墓，因为我的良心背负着500万犹太人的死亡，这一事实让我获得了巨大的满足。”这位检察官说，艾希曼曾试图强调，他当时说的是“第三帝国的敌人”而非犹太人，不过他后来又对法官之一承认说，他当时的确指的是犹太人。无论如何，豪斯纳指出，他的被告在听到这段引语时，脸上露出了“被彻底震惊的表情，还有一瞬间的恐慌”。[39]

对阿伦特来说，这类表态只能证明“说大话是导致艾希曼走向毁灭的致命缺陷”。[40]当他在阿根廷（这个国家对许多纳粹分子来说就像是一个避风港）感到越来越自在时，艾希曼甚至在1957年同意接受荷兰籍纳粹记者威廉·扎森（Willem Sassen）的长篇采访。扎森将采访内容的节选卖给了《生活》（Life）杂志，而艾希曼或许曾经设想过，完整的采访记录有可能在某个时候会有助于呈现他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不过，他在这些采访记录中使用的自我夸大的语气与他在耶路撒冷所采取的策略相互矛盾，因为他在庭审中迫切地想要淡化自己的作用。艾希曼坚称，采访是在“酒吧的氛围”里进行的，里面的信息并不可靠，尽管他曾经审阅了采访记录，并且更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41]由于他的反对，法庭做出裁决：这些采访记录不能作为证据提交。

不过，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愿意冒风险接受采访这件事，恰恰证明了她的论点。她写道：“最终导致他被捕的是他说大话的冲动。”[42]在她看来，艾希曼迫切地想要适应环境，想要说一些他觉得能够在当下为他带来好处的话，而不去思考未来的后果。这种特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他在第三帝国所扮演的角色。她写道：“他并不蠢。他只是单纯地不去思考（这种特质与愚蠢不同），于是他变成了那个时期最罪大恶极的罪犯之一。”[43]

阿伦特论述中的另一个部分也让她的批评者感到愤怒不已，指责她是所谓的仇犹的犹太人。该部分就是她关于欧洲各沦陷区的犹太人委员会与德国的同谋关系的讨论。这些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按照德国人提出的要求将足额的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确保残酷的人员数量指标能够完成。在庭审期间，检方传唤了一位证人，该证人在证词中详细说明了德国人是如何竭尽所能地欺骗受害者，强迫那些已被送至东边的受害者给亲属寄明信片，描述他们新住处的“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自然，这个证人后来还解释了所有人是如何在绝望中抱有一线希望，认为德国人编造的这个故事是可信的。

不过阿伦特不这样想。她指责称犹太人领袖们参与了这种故意欺骗的行为，希望借此拯救自己的性命。她写道：“对一个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领袖在摧毁自己民族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故事中最黑暗的篇章。”[44]犹太人领袖称自己很难抵抗德国人施加的残酷压力，他们被要求召集更多的犹太人并将其送上向东开的火车，与压力一同出现的还有不断升级的威胁以及总是落空的承诺，即德国人会对有些犹太人会网开一面。对于这些说法，阿伦特没有表示丝毫的理解。

这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是一个尤为敏感的话题。豪斯纳回忆说：“被困欧洲沦陷区的犹太人领袖的悲剧再一次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45]匈牙利犹太人领袖鲁道夫·卡兹纳（Rudolf Kastner）是这一群体中的名人之一，他在安排遣送超过40万匈牙利犹太人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与艾希曼进行过谈判。阿伦特刻薄地指出，最终，卡兹纳“救下了1684个人，却送走了47.6万个受害者”。[46]那些得救的人中包括卡兹纳和他的部分家人，以及其他一些他所谓的“犹太知名人士”。卡兹纳设法向德国人支付了大量赎金，以换取安全前往瑞士的机会。他后来定居以色列，成为该国贸易和工业部（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的发言人。

1953年，一个名叫毛切尔·格林瓦尔德（Malchiel Gruenwald）的匈牙利裔以色列自由记者指责卡兹纳与纳粹分子合作。卡兹纳为政府效力，于是以色列政府以诽谤罪起诉他的指控者。法庭最初判决格林瓦尔德胜诉，法官声称卡兹纳“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47]以色列政府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1957年，在这场官司尚未结束之时，卡兹纳就在特拉维夫遇刺身亡。不久后，案件以他洗清冤屈而了结。

不过公众在卡兹纳扮演的角色上仍然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对于曾在这起诽谤案的上诉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巴赫，以及艾希曼审判起诉团队的其他成员来说，艾希曼对待卡兹纳的方法仅仅凸显了纳粹官员的邪恶。他们不打算谴责绝望之中的当地犹太人领袖，卡兹纳的支持者也将他视作一个竭尽所能拯救生命的英雄。

然而，阿伦特坚持认为，当地犹太人领袖和他们的组织让艾希曼等人更容易达成抓捕几乎所有犹太人的目标。她写道，如果没有这样的犹太人领袖去帮助纳粹的话，那么尽管仍然会有“混乱和诸多悲惨的故事，但受害者总数很难达到450万到600万之多”。[48]

* * *

1963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出版后不久，阿伦特就遭到了批评者的尖锐抨击。检察官们从未赞同她关于艾希曼的论断，这是理所当然的。巴赫说：“汉娜·阿伦特的他（艾希曼）仅仅是在听从命令的说法绝对是胡说八道。”他还说，艾希曼如果没有完全投身于种族灭绝的事业，就根本不会在犹太人大屠杀的整个过程中负责犹太人事务。他进一步指出，艾希曼甚至在已经有战败迹象，他的上级已经准备掩盖犹太人大屠杀的证据的情况下，继续谋杀犹太人。不过，在媒体和其他公共场合中反驳阿伦特的是其他人。

其中一位率先发难之人是迈克尔·穆斯曼诺，即纽伦堡审判特别行动队指挥官一案的法官，特别行动队就是在毒气室投入运行前在东部战线负责屠杀犹太人和其他族群的那支特别小分队。穆斯曼诺在艾希曼被捕不久后写了一本书，题为《艾希曼突击队》（The Eichmann Kommandos），并且在耶路撒冷的庭审中作为检方证人出庭作证。在被辩方律师塞尔瓦蒂乌斯问话时，他讲述了自己在纽伦堡与纳粹高层囚犯的对话。他声称，戈林“非常明确地表示，艾希曼在灭绝犹太人的问题上影响力非常大……几乎可以宣布处死任何一个犹太人”。[49]这直接反驳了艾希曼一直声称的自己无权决定任何事的说法。

在另一个场合，穆斯曼诺——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追求戏剧性效果——写道，在纽伦堡，艾希曼的名字“在证词中反复出现，就像废弃的空房子里回荡的风声，以及在屋顶上回响的树枝的沙沙声，似乎暗示着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正在光顾”。[50]

穆斯曼诺还在《纽约时报》邀请他评论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时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纽约时报》显然事先知道他会写出怎样的书评。他写出了一份预料之中的苛刻书评，对于她的部分观点不屑一顾。用他的话说，这些观点包括“艾希曼从本质上看不是真正的纳粹分子，他在加入纳粹党时不知道希特勒的计划，盖世太保曾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希姆莱（就是那个希姆莱！）是有同情心的”。穆斯曼诺还说，在艾希曼抗议说他并不仇恨犹太人但没有人相信他的时候，阿伦特居然对他表示同情，还大体上接受了艾希曼捏造的个人经历和观点。

穆斯曼诺抨击得最厉害的一点，是她竟愿意相信艾希曼从未见过奥斯维辛的“杀人设施”，尽管他曾“反复”造访那里。穆斯曼诺写道：“她的看法就像是在说，一个人反复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游玩，却从未注意到飞流而下的河水。”他最后总结说：“艾希曼用死亡威胁来强迫那些偶尔出现的‘吉斯林’[51]和‘赖伐尔’[52]与他‘合作’，这一事实进一步加重了其罪行的恐怖程度。”[53]

阿伦特的这本书以及穆斯曼诺的书评引起了巨大反响，读者们在这两个知名公众人物的论战中纷纷选边站。在后来的“书评”专栏中，《纽约时报》又刊登了阿伦特的反驳、穆斯曼诺对反驳的反驳，以及来自辩论双方的慷慨激昂的信件。阿伦特在她的回应里抨击了该报选用穆斯曼诺作为书评人的“离奇”做法，因为她此前已经将他关于极权主义和艾希曼作用的观点斥为“危险的胡说八道”，然而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穆斯曼诺，都没有费心让读者知悉这一前情。她指责说，这显示出“一种对正常编辑程序的公然背离”。至于书评本身，那是一次针对“一本据我所知既未写出也未出版的著作”发起的攻击。换句话说，穆斯曼诺完全歪曲了那本书的本意。[54]

穆斯曼诺反击称，他有责任指出“阿伦特小姐在艾希曼案的事实真相上的许多错误表述”，并且他从未做出“任何形式的歪曲”。支持阿伦特的读者称他的书评是“书评界的新下限”，是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严重误读”，并指出他对于“她的反讽天赋视而不见”。反对阿伦特的读者则称赞穆斯曼诺“纠正历史记录”的努力，并指责阿伦特因试图理解艾希曼而“矫枉过正”，“罔顾或者无视了历史事实”。

论战并未止于此。罗伯特·杰克逊法官在纽伦堡审判中的犹太事务顾问，也就是后来以色列驻联合国使团的法律顾问雅各布·罗宾逊（Jacob Robinson）写了一本从头到尾都在驳斥阿伦特主张的书，书名为《被歪曲的历史必须得到纠正：艾希曼审判、犹太人的灾难以及汉娜·阿伦特的叙述》（And the Crooked Shall Be Made Straight：The Eichmann Trial，the Jewish Catastrophe，and Hannah Arendt’s Narrative），它于1965年出版。作为一名律师兼学者，他旨在对几乎每一个主张做出回应，在他看来几乎没有哪个细节会因太过微不足道而不值得讨论。

当然，罗宾逊也对她关于艾希曼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作用被检方夸大了的看法发起了抨击。他写道：“汉娜·阿伦特对艾希曼形象的刻画让人困惑。”他还说，档案证明，“真正的艾希曼”是“一个自我驱动力很强的人，他十分狡诈，熟练掌握了各种欺骗技巧，在他自己的领域里有卓越的智力和能力，一心想要让欧洲‘摆脱犹太人’（judenrein）。要而言之，他是一个极为适合监督纳粹灭绝犹太人的大部分计划的人”。[55]

罗宾逊还宣称，他认为阿伦特在讨论欧洲沦陷区内犹太人委员会的作用时“歪曲了历史事实”，对这种做法他感到尤为“惊诧”。他详细解释了这些被德国人用来管理隔都的犹太人组织的由来。他指出，这些委员会“在任何时候都在为保护犹太人族群的实际和精神存在而进行积极尝试”，不过他也承认，他们“想方设法地避免公开反抗纳粹统治者，并且深信这种做法能够保护犹太人族群免遭更大规模的不幸”。他还试图区分犹太人委员会与经常被纳粹用来抓捕并驱逐犹太人的犹太警察，称在这种情况下，犹太警察是直接听命于德国人的。[56]

感到这些主张毫无说服力的不止阿伦特一人。类似的，西蒙·维森塔尔也批评了普遍存在的不愿讨论犹太人委员会和犹太警察所扮演角色的态度。有人认为讨论他们的角色有可能减轻真正的罪人，即纳粹统治者的罪责，而他反对这种观点。他写道：“我们很少谴责与纳粹合作的犹太人。其他人无权为此怪罪我们，但我们自己必须时不时地正视这一问题。”[57]

不过，这种声音通常是少数派。罗宾逊概括了为更多人所接受的观点：“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看，犹太人委员会的成员都不能被认定为纳粹统治者的帮凶，就像一个商店店主不能因为在枪口下把商店交出去就被认定为持枪劫匪的帮凶。”[58]

尤其在艾希曼以及他所体现的恶的本质的问题上，反对阿伦特的声音比愿意支持她的声音要更加响亮，至少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是这样，她在那里的待遇经常和贱民差不多。在2012年上映的剧情片《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中，德国导演玛加蕾特·冯·特罗塔（Margarethe von Trotta）展现了阿伦特是怎样被从前的好友和同事背弃的，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抨击是如何变得越来越恶毒的。

但即使在负责抓捕艾希曼的以色列特工之中，也有人对她关于他们抓捕对象之本质的观点表示部分认同。负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指挥摩萨德小分队的拉菲·埃坦说：“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对的。他自己从未仇恨犹太人。这是我的感觉。这就是平庸之恶。如果明天你让他去杀法国人，他也会照办。”[59]

这场关于艾希曼究竟体现了什么的论战持续了数十年。2011年，另一名德国哲学家贝蒂娜·斯坦内特（Bettina Stangneth）基于对艾希曼档案的大量补充研究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收录了艾希曼接受荷兰籍纳粹记者威廉·扎森采访的文字记录，这次采访聚焦的主要是艾希曼在阿根廷度过的时光。[60]该书的英文版于2014年出版，书名为《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大屠杀凶手不为人知的生活》（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书中整理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支持了罗宾逊等人此前提出的观点。

斯坦内特强调，很难说艾希曼是碰巧成为大屠杀机器关键组成部分的普通官僚。相反，他是一个“被极权主义思维束缚的”狂热反犹主义者，与一个唯命是从之人的形象相去甚远。她写道：“如果你恰好属于一个宣扬轻视人命的意识形态的统治民族，且如果这种意识形态试图将那些传统正义观和道德观所谴责的行为合法化，对你来说该意识形态可能就非常有吸引力。”[61]

斯坦内特认为，阿伦特在犹太人大屠杀研究的早期就发起了一场亟须进行的讨论，这是值得称赞的。斯坦内特还称她的著作“实现了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家的主要目标——为理解而争论”。不过斯坦内特的结论是，艾希曼刻意构筑了对自己一生的虚假描述，而阿伦特落入了她的研究对象所设下的陷阱。斯坦内特写道：“身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不过是一种伪装。但她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尽管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并没能像此前希望的那样完全理解这一现象。”[62]

* * *

毫无疑问的是，阿伦特依赖的主要是艾希曼审讯过程中的文字记录，以及他在庭审后半段给出的直接证词，因而对艾希曼提出的主张，即他只是个次要角色且跟犹太人没有私怨信以为真。她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观点，说明极权体制是如何充分利用自身缺少真正信念的平庸个体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她非常傲慢，深信自己为理解艾希曼及其历史角色提供了唯一恰当的思维框架。

不过阿伦特关于她的观点被愤怒的批评者歪曲得无法辨认的说法是正确的，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出版后的十年里接受了德国和法国电视台的一系列采访，想借机发动反击。她很容易遭到误解，而重复最初造成误解的那些话对她没有任何帮助。在早期的一次采访中，她仍然坚称艾希曼只是个“小丑”，她还说，在读到对他的审讯记录时，她甚至“大笑不止”。[63]

在后续的采访中，她更为清楚地解释了自己的意思。在与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的对话中，她指出，她所谓的“平庸”不具有任何正面含义，而是恰恰相反。她谴责艾希曼以及早前纽伦堡的审判中那些被告的“虚伪性”，他们声称自己仅仅是在执行命令，所以不应为大屠杀负责，试图为自己的任何行为推卸责任。她补充说：“这愚蠢得令人出离愤怒。整件事简直是滑稽至极。”[64]在对她的采访中，“滑稽”的意思显然不是有趣。

尽管如此，她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即艾希曼“只不过是一个官僚”，意识形态在他的行为里没有发挥重大作用。她坚称，她的许多批评者做出的解读，即他是个魔鬼，是恶魔的化身非常危险，因为这种解读让许多德国人找到了借口。她说：“屈服于深渊恶魔的力量所带来的罪责，自然会比屈服于艾希曼这样的平庸之人小得多。”[65]这解释了为什么她要如此执着地反对对艾希曼及其同党进行妖魔化解读。

虽然阿伦特为自己对艾希曼的看法提供了一套十分复杂的论证，至少应该可以让部分过激的批评者有所收敛，但在与犹太人通敌行为有关的指责上，她没有做出太大让步。尽管如此，她还是向犹太人委员会的领袖展现出了更多理解，认为他们是“受害者”；她指出，无论他们的行为应该遭到怎样的质疑，他们都无法与真正的罪犯相提并论。[66]这代表了一种间接的妥协，即承认她最初的表述太过苛刻了。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一篇被人忽视的文章能够证明，阿伦特并非如她的批评者经常主张的那样想怪罪受害者。正如巴赫所说，以色列领导人举行这场审判的目的之一，在于向年青一代证明，德国人所使用的手段是用希望的幻觉误导受害者，且这种误导行为一直持续到了受害者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尽管阿伦特曾提到，人们普遍认为犹太人“像绵羊一样走向死亡”，但她也写道：“一个悲哀的事实是，这一观点被误解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非犹太族群或者民族有过不同的表现。”[67]在这一点上，阿伦特和检察官们达成了共识。

从半个世纪后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艾希曼体现了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解读——阿伦特的解读和她批评者的解读——中的许多特质。他既是一个极权体制下的名利追逐者，为了取悦上级甘愿做任何事；又是一个恶毒的反犹主义者，陶醉于自己将受害者送往死亡集中营的权力，并且有条不紊地追捕任何试图逃脱纳粹魔爪的人。他比阿伦特所愿意承认的更邪恶，不过，他也的确体现了她所说的平庸之恶。这两个理念并不一定是相互矛盾的。他以一个魔鬼体制的名义犯下了恶魔般的罪行，但为他冠以恶魔的名号会让其他许多人逃脱法网，并且会令人忽视暴政政权是如何轻而易举地让普通公民参与犯罪的。

阿伦特的作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之一是刺激了一系列新研究的出现，研究对象是普通公民不经思考地听从命令的倾向。最著名的是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20世纪60年代的实验，在实验中，毫不知情的志愿者在诱导下认为他们正在对另一个房间里的人施加强有力的电击。他们被告知正在参加一个教育实验，且参与者可以随时退出。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一直听从命令，实施在他们看来会让人越来越痛苦的电击，即使在听到喊叫声或者墙上的撞击声后他们也没有停手。电击对象其实都是演员，他们并未受到真正的电击。

米尔格拉姆得出的结论是，这显示“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的理念比人们预想中的要更加接近真相”。他解释说，纳粹德国和其他社会之所以能够让人们盲目服从，是因为他们利用了现代社会中“责任感的缺失”，[68]这种缺失导致个体用专注于狭隘的技术性任务的方式来回应上级的命令。他写道：“那个对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的人消失了。或许这就是现代社会中‘有组织的社会性邪恶’的最普遍特点。”[69]

米尔格拉姆在他的著作《对权威的服从》（Obedience to Authority）中描述了他的实验，就像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引发了新一轮的激烈辩论。他的结论明显与一种关于人类行为和极权体制的观点一致，这种观点甚至在犹太人大屠杀之前就已经出现。在见证了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后，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于1935年出版了他的小说《不会发生在这里》（It Can’t Happen Here）。书中所传递的信息与书名恰好相反：一个纳粹式的政权有可能在美国上台执政。换句话说，人类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魔鬼，而是来自那些对魔鬼般的命令盲目遵从的人。

人们渴望从某些人身上识别出邪恶的特质，在面对一些真正可怕的行为时更是如此。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邻居能够仅仅因为某个权威人物认为有必要，就去实施看上去没有意义的暴力行为。当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把2014年斩首了美国和英国人质的恐怖分子称作“魔鬼”时，大多数人本能地表示认同，正如许多人早先都倾向于将纳粹高官归类为魔鬼一样。[70]

不过，就鉴别主要纳粹战犯——无论他们在哪里被捕并接受审判——的特质的尝试而言，负责审讯他们的精神科医生和调查人员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有一些特质确实反复出现：对他们眼中的工作的狂热与执着；对受害者完全没有同理心；相信他们不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总是有更高层的人来承担责难；严重的自怨自艾情绪。此外，在许多案例中，他们还有令人惊讶的自我欺骗能力。戈林被视为纽伦堡审判中最聪明、社交能力最强的被告，他曾对美国精神科医生道格拉斯·凯利（Douglas Kelly）说，他“决心要以伟人的身份被载入德国史册”。他坚称，即使没能让法庭信服，他也终会让德国公众信服。他说：“五六十年后，赫尔曼·戈林的塑像将遍布德国。也许只是小塑像，但是每个德国家庭都会有一尊。”[71]

另一位美国精神科医生G.M.吉尔伯特总结说，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霍斯这样的人体现了“真正的精神病人”的特质。不过始终让凯利感到失望的是，他无法找到任何可证明这些罪犯有精神异常，或者说可证明他们与其他人有本质上的不同的东西。换言之，他们不是任何“魔鬼基因”的产物。[72]

凯利写道：“精神错乱不能解释这些纳粹分子的行为。他们仅仅是环境的产物，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们也是环境的创造者，在这个方面他们发挥的作用比大多数人更显著。”[73]对于一个曾希望利用罗夏克墨迹测验[74]来找到严谨、科学的答案的人来说，这种语焉不详的解释实际上是在承认自己的失败。不过这也导致凯利得出了一个更加清晰而恐怖的结论：如果说没有迹象显示这些纳粹分子存在明显的精神错乱，那么“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这里”或者任何地方的主张就是正确的。[75]

这种争论当然不会因为对艾希曼的审判而得到解决，也不会因为阿伦特的解读及其早期受到的批评而得到解决。事实上，她在审判结束后的十年里接受的电视采访显示，她已经改变了大部分关于审判价值的想法。她尽管仍然强烈抨击审判的诸多方面，但越来越能够认同这场审判的作用：它成了德国之后的内部审判的“催化剂”，[76]人们因而开始进行道德上的自我审查，这让她的前祖国开始重获其国际地位。

改变观点的不止阿伦特一人。针对以色列能否进行公正审判的早期怀疑（这种态度在对艾希曼绑架案的早期报道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大部分在审判程序启动不久后就消失了。在庭审开始六周后，盖洛普公司的一项民调显示，有62%的美国受访者和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艾希曼得到了公正的审讯。[77]

1961年12月15日，艾希曼被判处绞刑，这是以色列法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批准实施绞刑。1962年5月29日，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了艾希曼的上诉；在两天后，也就是5月31日晚上7点，他被告知本-古里安拒绝了他的赦免请求。[78]不过，国际社会直到晚上11点才得知这一决定，并且没有消息指出行刑还要等多久。巴赫曾建议间隔时间不要超过两小时，这是为了防止艾希曼的同情者用挟持人质的方式阻止行刑。这位副检察官说：“我害怕如果时间隔得太久，他们就会在某个地方抓一个犹太儿童作为人质，不管是在夏威夷、葡萄牙还是西班牙。”

直到正式宣布，巴赫才得知了艾希曼具体将于何时被绞死。5月30日，他再次探望了这个囚犯，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翌日晚上11点，他正在耶路撒冷总统官邸附近的公寓（巴赫一家如今仍然住在那里）里洗澡，这时，他的妻子露丝大声说，她刚刚从广播上听说总理拒绝了赦免请求。巴赫是少数知道这意味着行刑将于一两个小时内进行的官员之一。他回忆说：“瞧，我对这件事没有任何怀疑，不过我的脸的确有些发白。当你连续两年几乎每天见那个人的时候……”

被指派做行刑人的是23岁的也门裔犹太人沙洛姆·纳加尔（Shalom Nagar），他是监狱看守之一。[79]艾希曼的最后请求是一瓶白葡萄酒和一些香烟。他们递给艾希曼一个头罩，但他拒绝了。对纳加尔来说，这意味着他丝毫不因自己的命运而恐惧。

艾希曼发表了最后的宣言：“德国万岁。阿根廷万岁。奥地利万岁……我必须遵守战争规则，忠于我的旗帜。我准备好了。”[80]

纳加尔最初问过为何要让自己执行这一任务，不过他还是在午夜时分拉下了控制杆。多年后，他在接受美国犹太人杂志《时间》（Zman）的采访时解释说，在场的每个人“都有了复仇成功的感觉；这只是人性而已”。他赶忙又补充说：“但复仇并不是重点。如果可以的话，他会把我们都送入集中营的。我也会在他的名单上，不管我是不是也门裔。”

纳加尔的下一项工作是为即将进行的遗体火化做准备。他说，他对这种事完全没有经验，在看到那具似乎正盯着他看的尸体时，他感到害怕极了。此外，他对于一个人被绞死后其肺里仍然会有空气的事实毫不知情。“所以，当我把他举起来时，他体内的所有气体都喷在了我脸上，他的嘴里发出了最恐怖的声音——‘嗝……’那听起来就像在说，‘嗬，你个也门佬……’我感觉就像是死亡天使也要带走我一样。”

两个小时后，艾希曼的遗体被火化，其骨灰被放进一个罐子然后被带到一艘正在雅法（Jaffa）的港口等待的巡逻艇上。在船长把巡逻艇开到刚出以色列领海的位置时，罐子里的艾希曼骨灰就被撒进了大海。

至于纳加尔，那时他已经回家了，并且向妻子讲述了当天的经历，而他的妻子最初还表示不相信。他原本应该前往雅法陪骨灰走完最后一程，但绞死艾希曼以及随后处理其尸体的严酷考验让他颤抖不已，因而他获准免于执行这一任务。他回忆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都生活在恐惧里”。当他的妻子问他为什么要如此紧张不安时，他对她说，他感觉艾希曼可能在追赶自己。

他承认：“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我就是觉得害怕。那样的经历会对你产生甚至你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影响。”

[1] Primo Levi，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73.

[2] “Ben-Gurion’s Bombshell：We’ve Caught Eichmann，” The Times of Israel，April 8，2013.

[3] Gideon Hausner，Justice in Jerusalem，288.

[4] Bascomb，Neal. Hunting Eichmann：How a Band of Survivors and a Young Spy Agency Chased Down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Nazi. 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9，298-99.

[5] Bascomb，Neal. Hunting Eichmann：How a Band of Survivors and a Young Spy Agency Chased Down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Nazi. 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9，304-5.

[6] Adam Bernstein，“Israeli Judge Moshe Landau，Who Presided over Nazi Officer’s Trial，Dies at 99，” Washington Post，May 3，2011；and Lipstadt，Deborah E. The Eichmann Trial. New York：Schocken，2011，34.

[7] Ofer Aderet，“The Jewish Philosopher Who Tried to Convince Israel Not to Try Eichmann，” Haaretz，December 28，2013.

[8] Lipstadt，Deborah E. The Eichmann Trial. New York：Schocken，2011，31.

[9] Lipstadt，Deborah E. The Eichmann Trial. New York：Schocken，2011，34.

[10] Hausner，Gideon. Justice in Jerusalem. New York：Harper & Row，1966，323.

[11] 摘自我对加布里尔·巴赫的采访。

[12] “Snatching Eichmann，” Zman，May 2012，130.

[13] Jochen von Lang and Claus Sybill，eds.，Eichmann Interrogated：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xix.

[14] Jochen von Lang and Claus Sybill，eds.，Eichmann Interrogated：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xvii.

[15] Jochen von Lang and Claus Sybill，eds.，Eichmann Interrogated：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4.

[16] Jochen von Lang and Claus Sybill，eds.，Eichmann Interrogated：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v-vi.

[17] Jochen von Lang and Claus Sybill，eds.，Eichmann Interrogated：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57.

[18] Jochen von Lang and Claus Sybill，eds.，Eichmann Interrogated：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76-77.

[19] Jochen von Lang and Claus Sybill，eds.，Eichmann Interrogated：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90.

[20] Jochen von Lang and Claus Sybill，eds.，Eichmann Interrogated：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156.

[21] Jochen von Lang and Claus Sybill，eds.，Eichmann Interrogated：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157，vi.

[22] Jochen von Lang and Claus Sybill，eds.，Eichmann Interrogated：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ix.

[23] Jochen von Lang and Claus Sybill，eds.，Eichmann Interrogated：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xxi.

[24] Hoess，Rudolf. Commandant of Auschwitz：The Autobiography of Rudolf Hoess，London：Phoenix，2000，155.

[25] Lang，Jochen von，and Claus Sibyll，eds. Eichmann Interrogated：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 New York：Vintage，1984，101-2.

[26] Lang，Jochen von，and Claus Sibyll，eds. Eichmann Interrogated：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 New York：Vintage，1984，142-44.

[27] Lang，Jochen von，and Claus Sibyll，eds. Eichmann Interrogated：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 New York：Vintage，1984，vi.

[28] Hannah Arendt，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128.

[29] Hannah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153.

[30] Arendt，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11-12，20.

[31] Lipstadt，Deborah E. The Eichmann Trial. New York：Schocken，2011，152.

[32] Arendt，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130.

[33] Arendt，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46.

[34]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48-49.

[35]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54.

[36]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287.

[37] Hausner，Gideon. Justice in Jerusalem. New York：Harper & Row，1966，332，325.

[38] 摘自我对加布里尔·巴赫的采访。

[39]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46；Hausner，Gideon. Justice in Jerusalem. New York：Harper & Row，1966，359-60.

[40]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46.

[41] Hausner，Gideon. Justice in Jerusalem. New York：Harper & Row，1966，348-49.

[42]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47.

[43]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287-88.

[44]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117.

[45] Hausner，Gideon. Justice in Jerusalem. New York：Harper & Row，1966，341.

[46]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118.

[47] Jonah Lowenfeld，“Rudolf Kastner Gets a New Trial，” Yom HaShoah，April 26，2011.

[48]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125.

[49] Musmanno，The Eichmann Kommandos，16.

[50] Albert Averbach and Charles Price，eds.，The Verdicts Were Just：Eight Famous Lawyers Present Their Most Memorable Cases，98.

[51] 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是挪威国家统一党领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挪威首相。因其与纳粹德国的积极“合作”，吉斯林的名字已成为“卖国贼”或“叛国者”的代名词。1945年他被处以死刑。

[52] 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是法国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法国在二战中沦陷后，他在希特勒支持下出任维希政府总理。法国光复后，他在1945年10月9日被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

[53] Michael A. Musmanno，“No Ordinary Criminal，” New York Times，May 19，1963.

[54] “Letters to the Editor：‘Eichmann in Jerusalem，’” New York Times，June 23，1963.

[55] Jacob Robinson，And the Crooked Shall Be Made Straight：The Eichmann Trial，the Jewish Catastrophe，and Hannah Arendt’s Narrative，58-59.

[56] Jacob Robinson，And the Crooked Shall Be Made Straight：The Eichmann Trial，the Jewish Catastrophe，and Hannah Arendt’s Narrative，147，160-62.

[57]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231.

[58] Robinson，Jacob. And the Crooked Shall Be Made Straight：The Eichmann Trial，the Jewish Catastrophe，and Hannah Arendt’s Narrative. New York：Macmillan，1965，159.

[59] 摘自我对拉菲·埃坦的采访。

[60] 这本书的德语标题为Eichmann vor Jerusalem：Das unbehelligte Leben eines Massenmörders。

[61] Bettina Stangneth，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222.

[62] Bettina Stangneth，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xxiii.

[63] Arendt，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26-27.

[64] Arendt，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50-51.

[65] Arendt，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44-45.

[66] Arendt，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42.

[67]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10-11.

[68] Stanley Milgram，Obedience to Authority：An Experimental View，6，8.

[69] Stanley Milgram，Obedience to Authority：An Experimental View，11.

[70] “British PM on New ISIS Beheading，” ABC News，September 14，2014.

[71] Douglas M. Kelley，22 Cells in Nuremberg：A Psychiatrist Examines the Nazi Criminals，71.

[72] Gilbert，G.M. Nuremberg Diary. Boston：Da Capo，1995，260.

[73] Kelley，Douglas M. 22 Cells in Nuremberg：A Psychiatrist Examines the Nazi Criminals. New York：Greenberg，1947，3.

[74] 根据对墨迹图案的反应分析个体性格的测验。

[75] Jack El-Hai，The Nazi and the Psychiatrist：Hermann Göring，Dr. Douglas M. Kelley，and a Fatal Meeting of the Minds at the End of WWII，218-20.

[76] Arendt，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41.

[77] Hausner，Gideon. Justice in Jerusalem. New York：Harper & Row，1966，464.

[78] Bascomb，Neal. Hunting Eichmann：How a Band of Survivors and a Young Spy Agency Chased Down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Nazi. 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9，316-18.

[79] “Snatching Eichmann，” Zman，May 2012.

[80] Bascomb，Neal. Hunting Eichmann：How a Band of Survivors and a Young Spy Agency Chased Down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Nazi. 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9，319.

第十章 “小人物”

如果我们只是在厌恶、羞耻和愧疚中沉默不语的话……我们的下一代该怎么办？该如何对待灭绝犹太人的恐怖历史？这么做有什么意义？[1]

——描写德国战后一代的畅销小说《朗读者》，作者为本哈德·施林克

二战刚结束，大多数西德人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将第三帝国的记忆抛在脑后，与此同时，他们新的民主领袖创造了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奇迹。不过弗里茨·鲍尔始终是个例外。这位安坐在法兰克福办公室内的黑森州检察长下定决心，要尽其所能地不断强迫自己的同胞去面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在他看来，仅在远处关注艾希曼的审判对他们来说远远不够，他们还需要看到犯罪者在德国国内接受审判。

甚至在以色列人按照他的线索采取行动并绑架艾希曼之前，鲍尔就收到了一条将在日后让24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官员和看守遭到指控的情报，它为他带来了他一直在寻找的机会。

托马斯·格尼尔卡（Thomas Gnielka）是《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的年轻记者，一直在调查与归还犹太人财产有关的案件，搜集有关前纳粹分子的证据。他在1959年1月初采访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埃米尔·武尔坎（Emil Wulkan）。[2]采访过程中，要么是格尼尔卡问起了后者柜子上的一叠用红绳捆在一起的文件，要么是武尔坎将这些文件递给了他。据说武尔坎对他说：“也许你这个记者会对它们感兴趣。”[3]

那些文件是1942年8月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档案，内容是“射杀逃跑的囚犯”，它们是在一次具体情况不明的内部调查中搜集到的。档案中包含了囚犯名单以及负责射杀他们的党卫军军官名单。无论纳粹调查人员出于何种原因决定要调查这些名单，毫无疑问的是，它们构成了可证明具体谋杀行为的证据。武尔坎对格尼尔卡解释说，他的一个朋友在战争末期从布雷斯劳一栋正在燃烧的警察局大楼中抢救出了这些文件，并一直把它们当作“纪念品”留在身边。格尼尔卡说，尽管武尔坎后来成了法兰克福犹太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但这显然是他第一次认识到这些文件可能“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性”。[4]

格尼尔卡的妻子回忆说，在看完这些处决名单后，回到家里的格尼尔卡“脸都绿了”[5]，看起来病恹恹的。他请求武尔坎给他一个机会好好利用这些名单，并迅速将这些名单转交给鲍尔。此举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引起了西德历史上历时最长、公众关注度最高的战后审判。尽管鲍尔安排他团队里的两个年轻人提起诉讼，并且从未在法庭中正式扮演任何角色，但他是这场审判的背后推动者，也是那个最渴望让自己的同胞从这次审判中吸取的教训的人。

无论是这次审判还是它带来的教训都很不简单。审判从1963年12月20日一直持续到1965年8月20日。法兰克福法院里共举行了183场庭审[6]，旁观听众总计超过两万人[7]，德国和国际媒体还对审判进行了大量报道。出现在法庭上的22个被告与那些曾是纽伦堡审判“明星”的纳粹高层不同，也没有在策划犹太人大屠杀的过程中像艾希曼那样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相反，他们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他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扮演的辅助性角色，这让他们坐上了被告席。他们各有令人咂舌的残暴记录，在格尼尔卡转交给鲍尔的名单中他们的暴行被暴露无遗，而且有211个集中营幸存者作为目击者为指控他们提供了证词。[8]

对鲍尔来说，这22个被告“实际上只是被选中的替罪羊”，而原本应该揭露的是以所有德国人的名义犯下的罪行。他说：“问题在于我们将如何处置这些人。”[9]他还说，他不打算在审判中只提起这22个被告，而是要提及“5000万德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是7000万德国人”。通过提出7000万人这个数字，他清楚无疑地表明自己指的是西德与东德的总人口，以及他们应当从这场审判中得出的结论。这场审判“可以并且必须让德国人睁开眼睛，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坚持认为，真正的教训是“无论操作这台谋杀机器的是谁，无论他做了什么，他都参与了谋杀。当然，前提是他知道这台机器的用途。”[10]

不过，正如法官汉斯·霍夫迈耶（Hans Hofmeyer）反复强调的那样，他对这场审判的理解与鲍尔有着天壤之别——他认为这是“一场普通的刑事审判，无论其背景为何”。[11]在宣布判决结果时，法庭明确指出，它“能够考虑的只有刑事罪责……也就是刑法典层面上的罪责”。[12]为这场审判提供了最详细的报道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记者贝恩德·瑙曼（Bernd Naumann）概括说：“政治罪责、道德伦理罪责不是法庭的考虑对象。”换句话说，这场审判的目的不是形成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决定性历史记述，也不是展示所有集中营军官和看守都有罪的理论；它所关注的是被告的个人行为。

尽管霍夫迈耶千方百计地将这场审判描绘成普通的刑事审判，希望像处理其他案件一样心平气和地对待它，但他也偶尔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情绪化的倾向，且恰恰是在面对个人责任问题时。由于被告和他们的律师反复抗议称他们是无辜的，因此他不无讽刺地说：“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人在奥斯维辛做了任何事。”[13]

* * *

与坐在耶路撒冷法庭的玻璃隔间内的艾希曼相比，法兰克福被告席上的被告们给人留下的印象很不同。作家罗伯特·诺伊曼（Robert Neumann）说：“他们所有人紧挨着坐在一起，你都无法辨别出谁是谁……每一个检察官都是潜在的被告……每一个被告都是你的邮差、银行柜员或者邻居。”[14]那个时期的新闻影片还显示，在庭审间隙，五个被告走在法兰克福的街道上，除了其中一人向一位警察脱帽致意并引得后者向他回礼之外，他们看起来与其他行人没有任何区别。[15]

德国政府曾希望至少有一个被告是无可置疑的高层人物。检方在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后，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发起全国范围的通缉行动后，警方在1960年12月找到并逮捕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一任指挥官理查德·贝尔（Richard Baer）。该集中营的第一任指挥官霍斯及其继任者阿图尔·利伯亨舍尔（Arthur Liebehenschel）已经分别于1947年和1948年在波兰被处决。贝尔销声匿迹，用假名在普鲁士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曾孙的庄园里找到了一份护林人的工作。在他的照片登上了德国发行规模最大的大众报纸《图片报》（Bild）后，一个同事认出了那是他，并且报告了警方。不过在1963年6月17日，贝尔死于狱中，这时距离审判开始还有六个月的时间。[16]

检方失去了他们曾希望能够吸引到最多关注的被告，因此更加心无旁骛，将注意力放在了余下的被告的个体行为上。这种做法强化了霍夫迈耶法官的论调，那就是无论这场审判有怎样的背景，它仍然是一场刑事审判，而不是鲍尔曾经设想的那种更广泛的兼具教育性与政治性的实践。不过，到最后，两种态度均在审判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最吸引媒体和旁听者（他们中有许多集中营幸存者）的注意力的，是那些令人痛心的对无端暴行的描述。奥斯维辛不仅是一台按照冷酷规则运转的杀人机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机器掌管者的行为、偏好和变态思想的产物。正如法兰克福审判所证明的那样，死和生的方式有许多种——在被告或其他类似人员的心血来潮下，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遭受无穷无尽的折磨。

在检方陈述案情的过程中，部分被告显得格外突出，因为针对他们的证词是如此的有力。党卫军上士威廉·博格（Wilhelm Boger）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最令人生畏的审讯员，因为他频繁地使用所谓的“博格秋千”。曾是囚犯并在博格工作的集中营政治部任过秘书的莉莉·马耶尔齐克（Lilly Majerczik）解释说：“受害者的手腕被捆在这个装置的横杆上，然后他们被人用鞭子抽打。”事实上，这个装置就是一个支架，囚犯在遭受折磨的过程中经常被头朝下吊着。她和办公室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无法看到整个过程，但他们能听到“受害者的尖叫。在被迫大声作证时，囚犯们会先被揭掉指甲，然后再遭受其他酷刑的折磨”。[17]

另一个证人描述了囚犯是如何被带进院子，在“黑墙”边站成一排，然后被博格用手枪射杀的。有一次，他射杀了五六十个囚犯，且这些囚犯都是一对一对地被带到他面前的。[18]不过，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证词或许来自幸存者杜尼娅·瓦瑟施特伦（Dounia Wasserstrom）。她说，曾看到一辆满载犹太儿童的卡车停在政治部门前。一个手拿苹果的四五岁男孩跳了下来，这时博格恰好来到门前。她回忆说：“博格抓着那个孩子的双脚，把他的脑袋狠狠地朝墙上撞去。”瓦瑟施特伦被命令清洗墙壁，后来被叫进屋里为博格做一些翻译工作。她补充说：“那时他就坐在办公室里吃那个小男孩的苹果。”[19]

在毒气室吞噬了大量遇难者的同时，还有许多人死于其他杀人方式。医疗兵约瑟夫·克莱尔（Josef Klehr）是另一个党卫军上士，他可能给多达两万的囚犯注射了苯酚，致使他们当场死亡。[20]负责管理奥斯维辛集中营药房的罗马尼亚籍党卫军少校维克托·卡佩休斯（Victor Capesius）医生为克莱尔提供了致命毒药。[21]此外，还有一个名叫奥斯瓦尔德·卡杜克（Oswald Kaduk）的党卫军下士，他曾经在狂怒之下将多人折磨致死，其残暴程度即使在挤满了残暴凶手的被告席上也十分突出。在醉酒后，他经常会随意射杀囚犯。而且，与博格一样，他也喜欢使用一种特殊的折磨方式——他喜欢把一根手杖放在受害者的脖子上，然后站上去，直到囚犯死掉。[22]

这些证词凸显了检方的主张，那就是这些看守和军官在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无意识的成分。奥地利内科大夫埃拉·林根斯（Ella Lingens）曾帮助多个犹太人藏身或者逃跑，后来她被逮捕并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她在证词中着重强调了这些军官和看守的个体行为的多样性，指出这些被告在做出这些行为时并没有受到强迫。[23]感到难以置信的霍夫迈耶法官问道：“你是想说，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决定在奥斯维辛做好人还是坏人？”林根斯回答说：“这正是我想说的。”[24]后来，她因为在被捕前和被囚禁期间设法拯救犹太人而与丈夫一起受到了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表彰。

这一说法与美军检察官本亚明·费伦茨在纽伦堡特别行动队指挥官一案中发表的主张不谋而合。在法兰克福审判中，来自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öttingen）的专家证人汉斯-金特·撒拉弗（Hans-Günther Seraphim）也提到了之前的审判，他作证说，那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决定不参与屠杀的党卫军军官从未遭受过惩罚。他说，在长达十年的研究中，他“从未找到一个案例显示拒绝执行‘灭绝命令’的党卫军军官曾‘性命堪忧’”。不过他也承认，这些军官会被送往东部战线参加战斗，而许多在集中营服役的人不惜一切代价也想避开这种命运。[25]

被告和他们的律师千方百计地反驳这样的证词。克莱尔坚持说：“作为奥斯维辛里的小人物，我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他指的是通过注射实施的杀人行为。他还说：“我只是在执行医生的命令，但心里是不情愿的。”卡佩休斯则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乐于助人的药剂师：“在奥斯维辛，我从未伤害任何人。我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和颜悦色，时刻准备着提供帮助。”他还补充说，他的妻子也有一半犹太血统，只是因为一些“非常倒霉的情况”，他才被派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药房任职。[26]

法庭内外都有一些超现实主义的元素。因“博格秋千”而臭名昭著的博格的妻子在接受一个摄制组的采访时坚称，他们夫妇在24年的婚姻中过着“非常和谐的生活”，这其中包括他们共同居住在奥斯维辛的时间。她说：“我无法想象他做了那些事。”她承认他很严厉，“但指控已经有孩子的他杀害儿童，而且回到家后还能当一个富有爱心的好爸爸，这对我来说简直难以想象”。而曾是医生的幸存者林根斯回忆说，首任指挥官霍斯的妻子“给这座地狱寄过一件粉红色毛衣并致以亲切问候”，显然是为了表现她对囚犯的同情。[27]

* * *

媒体对奥斯维辛审判的报道主要聚焦于被告受到的最可怕的指控，这些被告被描绘成“野兽”、“魔鬼”和“野蛮人”，而奥斯维辛本身则被描绘成人间地狱或者炼狱。[28]粗略地搜集一番新闻标题，你就能完全了解他们的报道口径：《奥斯维辛的酷刑秋千》《魔鬼坐在被告席上》《女子被活活丢进火里》《病危者被老鼠啃噬》，等等。[29]

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作为评论员经常因对德国人以及他们处理纳粹经历的做法发表评论而引发争议。他援引这类新闻标题，警告人们妖魔化奥斯维辛审判中的被告很危险。他写道：“奥斯维辛审判的报道写得越恐怖，我们与奥斯维辛的距离就越远。我们与这些事件和暴行没有任何关系；对这一点我们非常肯定。我们［与被告］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场审判不是在审判我们。”[30]阿伦特曾坚称，妖魔化艾希曼会让其他曾为第三帝国效力的人把他当作一个怪胎，从而丝毫不把艾希曼审判放在心上；瓦尔泽试图让人们理解的观点与之相似。他指出：“奥斯维辛集中营并非地狱，它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德国集中营。”

这也是鲍尔的主张。即使这些被告是因为特别恶毒的行为被拎出来接受审判、以儆效尤的，他也不希望造成一种印象，即其他曾在集中营中效力的人，也就是那些曾经操纵死亡机器但没有任何突出的施虐表现的人没有罪责。这可不是他的大部分同胞想要听到的东西。他们也不想在媒体报道中偶尔看到关于这些被告与其他人没什么不同的暗示。在《南德意志报》上，乌尔苏拉·冯·卡多夫（Ursula von Kardorff）描写的被告似乎是在呼应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两鬓斑白的男人有着不大的嘴巴和普通的长相。这就是谋杀案共犯的长相吗？”[31]

在宣布判决时，霍夫迈耶法官仍然坚称，这场审判聚焦的是各个被告的犯罪行为，其目的不在于对那些纳粹杀人政策曾经的执行者提出宽泛的政治控告。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反驳了低级别的公务人员的犯罪行为能够逃脱罪责的说法，指出“不能认为‘小人物’因没有挑起事端而没有罪责”。他补充说：“作为灭绝计划的执行者，他们与那些在办公桌上制订计划的人同样重要。”[32]

判决本身几乎无法让任何人感到满意。有五个被告以自由身离开法庭，其中三人被判无罪，两人因为已在庭前拘押过程中服满刑期而被释放。博格、克莱尔和卡杜克被判终身监禁，但药剂师卡佩休斯只获刑九年；其他大部分人的判决较轻，其中一人甚至只需服刑三年。[33]

鲍尔认为，这些判决太过仁慈了。不过，在他看来，对法兰克福审判以及其他负责处理纳粹时代的案件的法庭来说，更大的失败在于它们坚持将这些犯罪者视作普通刑事犯的做法。如他所说，这种做法鼓励了“一种残存的痴心妄想，那就是在纳粹时代的极权国家里只有少数人需要负责，其他人只不过是遭到恐吓、侵犯的盲从者或者失去个性与人性的个体，他们被迫做了那些与他们的本性完全相悖的事。就好像德国不是一个痴迷纳粹主义的社会，而是一个被敌人占领的国家”。接着，他尖锐地指出：“但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34]

《法兰克福汇报》记者贝恩德·瑙曼在审判结束不久后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详细记录了这场审判，提供了另一番发人深省的评论。他写道：“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犯罪事实和罪责，与为了赎罪而采取的努力是不相称的。无论是策划者、辅助者、杀人者还是受害者，都没法指望在一个法治国家的正常法庭中找到最终的正义。”[35]

汉娜·阿伦特为瑙曼的这本著作撰写了序言，这让她得以拓展此前的一些观点。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她的意见与鲍尔的具有一致性。她写道：“每一个曾经在任何死亡集中营中任职的党卫军，以及许多未曾踏足死亡集中营的党卫军，都应该在‘大屠杀以及大屠杀共谋’的罪名下遭到指控。”对于瑙曼所描述的整场审判的重要性，她总结说：“这里没有那个真相……读者找到的将是直面真相的瞬间，而这些瞬间实际上是表现这种残忍而邪恶的混沌状态的唯一方式。”[36]

许多德国人不想关注这场审判，也不想一窥任何直面真相的瞬间。对他们来说，媒体的广泛报道越来越让人恼怒。一个读者给法兰克福通俗小报《晚邮报》（Abendpost）写信说：“可恶！停一停你们的奥斯维辛报道吧。你们难道真以为可以让全世界相信你们对真相感兴趣？不，你们和你们亲爱的爱国者只对廉价的惊悚故事感兴趣。”[37]在庭审达到高潮的1965年初，一项民调显示，57%的德国人表示不想看到更多类似的审判，这个比例与1958年的民调结果相比有了大幅增加，之前只有34%的人做出这样的回应。[38]

路德教牧师兼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因其坚定的反纳粹观点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遗孀埃米·潘霍华（Emmi Bonhoeffer）对于大众的这种情绪并不感到意外。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奥斯维辛审判自然不受欢迎。这使得媒体的日常报道——尽管有时不太详尽——显得越来越奇怪。没有人真正想要读他们写的文章，且那些最需要读的人肯定不想。”神学家赫尔穆特·戈尔维策（Helmut Gollwitzer）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解释说，这场审判让他的同胞感到不舒服，因为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许多人都“与被告在同一条船上”。[39]

尽管有大量新闻报道将被告描绘成与众不同的魔鬼，但上面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多伦多大学的历史学家丽贝卡·惠特曼（Rebecca Wittmann）对这场审判进行了颇有洞见的描述，她指出这绝非偶然。她写道：“从许多方面来说，媒体报道仅仅折射了法律上的策略，这尤其是因为它满足了标题轰动、细节骇人的需要。”[40]但没有任何事能够让人们的不安平息下来，有数百万人本能地觉得自己受到了案件的牵连，尽管他们不断抗议称自己与那些被告犯下的罪行毫无关联。

* * *

阿伦特在审判结束后写道：“因为‘大部分德国人’对起诉纳粹罪犯的司法程序缺乏兴趣而对他们横加指责，同时却丝毫不提及阿登纳时代的生活现状，这样的态度显然有失公平。”具体而言，她指出，“西德政府的各个层级都存在着大量前纳粹分子”。她补充说，这促使公众形成了一种认知，即“小鱼都被抓住了，而大鱼的职业生涯还在继续。”[41]她刻意将这句话写成斜体以示强调。

没有人比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更能体现德国政府在与纳粹历史做切割时的失败。在第三帝国时期，格洛布克为内务部效力，还是《纽伦堡种族法》的评注者，这意味着他负责对该法案进行解释并证明其合理性，而正是在该法案的帮助下，纳粹的反犹主义理论与实践变得制度化了。[42]然而，在阿登纳时代，他出任了国务秘书一职，从1953年到阿登纳下台的1963年一直负责管理总理府，还是阿登纳的心腹顾问。

鲍尔曾试图调查格洛布克此前扮演的角色，自1961年格洛布克的名字在艾希曼审判中被提及后更是如此。他请求东德政府提供格洛布克的档案。但是，阿登纳政府将所有来自东德的指控视作污蔑，认为这是两个德国政府在冷战中的一次交锋。不久后，鲍尔被迫将他的调查移交给波恩检察院，而后者决定撤销该案件。[43]

1963年，东德最高法院开始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指控格洛布克。西德政府发言人将此举斥为“作秀审判”，强调格洛布克已经接受了调查，而且所有指控“都被认定为不实指控”。发言人还补充说，有证据显示格洛布克曾经在那个时期保护一些人免受迫害。[44]

东德当然是在玩他们惯常的宣传把戏，且对自己内部的前纳粹分子他们也视而不见，但西德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确实令人难以信服。在起诉曾为纳粹政权效力之人的相关记录上，西德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从1950年到1962年，西德政府共调查了约30000个前纳粹分子。但在5426个进入审判程序的人中，有4027人被无罪释放，只有155人被判犯有谋杀罪。[45]鉴于鲍尔常抱怨的那些西德法律中的局限性，这种结果丝毫不令人意外。

当1958年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在路德维希堡成立时，其工作人员只拥有进行案件初期调查的权力。他们如果找到了足以说明一个案件应当被进一步追究的证据，就必须将其移交给地区检察官，后者可能会有兴趣跟进调查并寻求起诉，也有可能不会。直到今天，这一点都让位于路德维希堡的调查团队十分沮丧。中央办公室副主任托马斯·威尔（Thomas Will）在2014年指出：“我们没办法将一个案件送上法庭，但我们应该有这种权力。”[46]

在20世纪50年代，阿登纳政府既想表明它正在严肃对待战争罪调查，又想安抚紧张不安的民众，不让这些调查太过深入。这导致了一种故意限制调查人员权力的政策。民众的情绪在路德维希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经常要面临的敌意中可以体现。威尔解释说：“在最初的那些年，这个办公室在本地不太受欢迎。”工作人员在寻找住处时通常会避免提及自己的工作单位。有些人甚至难以找到肯带他们到办公室的出租车司机，他们的办公室在一座建于19世纪的旧监狱内。所有这些情况都会随时间的推进而发生改变，但是这一过程非常缓慢。如今，中央办公室仍在进行调查，并且已经积攒了大量有关第三帝国的历史档案。该办公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当地人接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当地人的骄傲。

* * *

无论是那些本能地反对起诉前纳粹分子的人，还是那些认为奥斯维辛审判牵涉的人还不够多的人，都对这场审判不甚满意，但它仍然算得上一次重大突破。首先，许多德国人曾习惯性地忽视早期审判，但媒体报道的巨大阵势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关注法兰克福法庭中上演的戏码。其次，尽管公众最初的反应大体上是负面的，但一年后的另一项民调显示，有些人开始重新思考对于第三帝国遗留问题的清算。1965年的民调中，有57%的受访者反对审判更多前纳粹分子；而1966年的民调显示，这一比例降到了44%。[47]

除了向公众公布大量新证据，揭露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恐怖暴行，这场审判还促成了冷战双方的一次罕见合作。促成这一突破的正是弗里茨·鲍尔和波兰侦讯法官扬·择恩，后者早前策划了波兰的奥斯维辛审判，并成功将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定罪。泽恩向他的德国同行提供了他在波兰搜集的证词和其他证据，供德方在审判中使用；他还不止一次地亲自前往法兰克福递交材料。

法兰克福在审判期间组织了一场特殊的展览，在这件事上泽恩同样给予了巨大的帮助。这场题为“奥斯维辛：照片与档案”的展览于1964年11月18日开幕，以教育年青一代为目的，用卡尔·特施（Carl Tesch）的话说，就是教育他们“这种事情绝不能再次发生”。[48]这场展览的策展人是特施，不过鲍尔既是展览的促成者，也是其最坚定的支持者。泽恩则确保位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上的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国家博物馆会提供展览所需要的一应物件。

在审判期间，泽恩也在一个西德代表团于1964年12月对奥斯维辛的访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代表团成员包括法官、检察官、辩方律师和政府代表等。在这次访问中，代表团成员得以检查集中营现场，基于集中营里的真实距离等核验证人证词的准确度。当时，二战后的紧张氛围仍未缓和，波兰尚未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这次访问称得上壮举。泽恩与鲍尔说服各自的政府为访问扫除障碍，希望借此加强两国在这一案件之外的合作。泽恩说：“希望它能够为两国人民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铺平道路。”[49]

这场审判还以其他方式产生了影响。剧作家彼得·魏斯（Peter Weiss）创作了戏剧《法庭调查》（The Investigation），它被宣传为对“法兰克福战犯审判的戏剧性重构”，以及一部“十一幕清唱剧”。[50]在审判结束仅仅两个月后的1965年10月19日，它在东德和西德的13家剧院同时上演。当晚，在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指导下，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还在伦敦的奥德维奇剧院（Aldwych Theatre）举行了这部剧的剧本朗读会。

《法庭调查》包含了对审判中证人证词的精练节选。在魏斯的笔下，一个证人讲述了他从尤为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虐待狂博格手下死里逃生的经历：

我从秋千上被放下来时

博格对我说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

让你愉快地上天堂

我被带往十一区的一间牢房 在那里等待了一个又一个钟头

等待着被枪决的结局

我不知道

在里面度过了多少个日夜

我的屁股腐烂化脓

我的睾丸又青又紫

肿得老大

大多数时候我不省人事

后来我被带走

与一大群人一起

前往洗澡间

我们不得不脱下衣服

我们的编号被写在

我们的胸口上

用的是蓝色铅笔

我知道这

就是死刑判决

我们赤裸着身子站成一排

联络官过来问

他应该将多少囚犯登记为

已被枪决

在他离开后我们被清点人数

这已是第二次清点

结果多了一人

我已经学会

总是站在最后

于是我被踢了一脚

拿回了我的衣服

我本应被带回牢房

等待下一轮枪决

不过一个男护士

同时也是囚犯

带我跟他去了医院

碰巧

有一两个人可以活下来

而我就是

其中之一[51]

* * *

出生于1944年的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是西德战后那代人中的一员，他们后来以“68一代”的名字为人所熟知。这个词指的是一群年轻人，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质疑自己的父母，在1968年开始质疑几乎所有的权威人物，且正是在1968年，他们走上街头抗议示威，示威活动最终席卷了欧美。世界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主要由越南战争、民权运动以及其他事件引起，而西德的骚乱中有一种特殊的元素。施林克指出：“如果不能把1968看作一个世界级现象，就无法真正理解它；但在德国，理解它就必须理解奥斯维辛审判。”[52]

对后来成为一名法学教授兼成功作家的施林克来说，那场审判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说：“奥斯维辛审判在我和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留下的印记比艾希曼审判还要深刻。当然，艾希曼审判是一件得到我们密切关注并被我们深刻铭记的事，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关于它的报道。但是奥斯维辛审判离我们更近一些。”他补充说，由于被告都不是什么高级别人物，因此这场审判在他们那一代人的脑中引发的一个问题便是：“谁才是高层人物？”

在审判期间，为了满足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好奇心，施林克阅读了鲁道夫·霍斯的自传，霍斯在1947年被绞死前应扬·泽恩的要求把自己的经历写了下来。施林克仍然记得“他发现霍斯像一个被艰巨任务压垮的经理一样描写自己的经历，并因此感受到了一种绝对的震惊”。施林克说，霍斯曾因大量拥入的匈牙利犹太人烦恼不已：“噢，上帝啊……我们怎样才能关住他们，怎样才能烧掉他们，怎样才能杀死他们？”施林克认识到，这位指挥官是一个“技术官僚”，“仅仅是在解决这个罪行累累的政权造成的问题。这非常吓人，非常吓人”。他发现，霍斯的叙述具有“一种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是后来审判中的被告在提出抗议时所不具备的，那些被告实际上是在千方百计地编造故事以寻求赦免。

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为战后那代人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的父母、亲属以及其他较为年长的熟识之人在第三帝国扮演了何种角色？而在那代人长大的过程中，这个问题经常在沉默中被带过。施林克指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施压下，这些事情逐渐浮出水面”；而且在许多情形下，这种压力也让很多黑暗秘密得以曝光。不过，尽管奥斯维辛审判开启了施林克这样的学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但德国社会更广泛的自省，包括这些学生的长辈的自省，直到十年后才真正出现。引起这场自省的是1978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制作的迷你剧《大屠杀》（The Holocaust）的热播，该剧生动地刻画了一个犹太家庭以及一位雄心勃勃的律师（他后来变成了一个党卫军大屠杀凶手）的形象，牢牢地吸引了德国观众的注意力。

发现过去的过程中不存在顿悟的时刻。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施林克和他的许多朋友都非常钦佩鲍尔对这一进程一直以来的推进作用。不过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另一个“68一代”彼得·施耐德（Peter Schneider）坦承，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才了解了鲍尔及其在奥斯维辛审判中的作用，当时他正在创作一部小说，其核心人物是令人生畏的集中营医生约瑟夫·门格勒的儿子。[53]尽管如此，施耐德还是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奥斯维辛审判的影响，它成为他所受教育的一部分，促使1968年的他站在了抗议运动的第一线。

施林克没有在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活动中扮演如此高调的角色，不过那个时代以其他方式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撒下了将在几十年后开花的种子。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结果是他在1995年出版的短篇抒情小说《朗读者》，该小说的英文版在出版后迅速攀升至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施林克还受邀在奥普拉脱口秀上讨论这部小说。在战后初期，15岁的叙述者爱上了一个年纪有他两倍大的电车售票员。在一段漫长的恋情后，她消失不见了。再次出现时她竟成了集中营看守审判中的被告之一，而他当时正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列席旁听。不过，这个故事远远不止以上情节梗概所显示的那么简单，它传递的道德信息也不像梗概所体现的那么清楚明了，施林克在个人愧疚感与背叛之间进行了娴熟驾驭。

严格来说，《朗读者》不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因为施林克在年少时没有类似的罗曼史。不过在他就读于海德堡的一所高中时，那里有一位“深受爱戴和敬仰的英语教师”，但该教师曾在党卫军中服役。在那段时间，施林克相信这位“伟大的老师”不可能被卷入战争中的任何丑闻。但在该教师退休后，施林克了解到了相反的情况，不过他仍然不愿透露具体信息，因为他是在私下里得知的。施林克很快认识到，这对他们那代人来说是一种共同的经历：“你深爱某个人，你尊敬某个人，你感激某个人，然后你发现了真相。许多人面对的是关系更加亲密的情况，例如那个人可能是他们的父亲或者叔叔。”这也是奥斯维辛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留下的遗产。

* * *

每次将要出国访问，扬·泽恩都会在离开克拉科夫的法医研究院院长办公室前，做出一系列具有规律性的行为。他会将办公桌大部分抽屉的钥匙交给他的年轻同事兼邻居玛利亚·科兹沃夫斯卡，但办公桌中间抽屉的钥匙除外，那层抽屉里放着他的私人文件。令科兹沃夫斯卡大感意外的是，他在1965年底又一次启程前往法兰克福之前竟打破了惯例。她回忆说：“最后一次离开前，他把中间抽屉的钥匙也交给了我。”接着，就像仍然在思考这个动作的含义似的，她陈述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我有了所有的钥匙。”[54]

对科兹沃夫斯卡来说，上司的这个举动回想起来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泽恩正是在那次对法兰克福的访问中去世的。1965年12月12日，在准备上床睡觉前，他让他的官方保镖（保镖负责替波兰共产党政府监视泽恩与外国人的接触）出去买一包烟。在保镖回来时，泽恩已经死了，他当时只有55岁。他那些克拉科夫法医研究院的同事对此深感震惊，科兹沃夫斯卡说，就在他们为他默哀的时候，有人猜测说“也许有人在他死亡的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

她与大部分其他同事不愿理会这种说法，因为没有证据能够支撑这一点。另外，泽恩长期吸烟，大家都知道他曾因心脏问题接受治疗。有人猜测他死于心脏病发作。不过，一个未能得到解答的问题是，他将所有钥匙交给科兹沃夫斯卡的决定是否暗示着他已经预见了自己的命运。

泽恩曾多次收到匿名威胁信，有些是用从印刷物上剪下来的字母拼出的，有些是用德语写成的，剩下的则使用波兰语。不过科兹沃夫斯卡的印象是，大多数威胁信是由说德语的人写的。据推测，它们来自那些因泽恩将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人员和其他战犯绳之以法的持之以恒的努力而感到愤怒的人。

不过，泽恩在波兰遭遇的争议以及他作为公众人物的知名度，比身处西德的鲍尔小得多。尽管鲍尔让他手下的年轻检察官负责奥斯维辛审判，但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包括在电视上——发表讲话，主张那些制造了大屠杀的人应当被绳之以法。他在奥斯维辛审判开始时说：“这场审判应当向全世界展示，一个新的德国，一个新的民主国家，愿意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55]与此同时，他也毫不掩饰他对该审判中被告的所作所为的愤怒。在审判还未结束时的一次采访中，他指出，检方一直希望“有被告……能对家人全部遇难的幸存者证人说出哪怕一个有人情味的词来……这可以缓解法庭上的紧张气氛”[56]，但这种事情从未发生。

鲍尔还敦促说，西德的法官和检察官队伍应经历一次清洗，因为他们之中仍然存在着大量前纳粹分子。让他感到愤怒的是，他们那一代人明显对旧德国与新德国之间的这种延续性无动于衷，因而他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年轻人身上，和他们讨论将纳粹分子绳之以法所能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而他很容易就赢得了年轻人的好感。他经常在酒吧或者会客厅内与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与此同时，他仍在一根接一根地吸烟，还总抱着他的葡萄酒瓶。当1968年青年抗议运动的势头增强时，他的一些批评者曾指责他煽动了暴力活动。[57]

许多德国人都因鲍尔的言行愤怒不已。他收到的威胁信比泽恩收到的多得多，此外他还接到过威胁电话，尽管他的电话号码从未被列入黄页。[58]鲍尔说：“我一离开办公室，就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充满敌意的陌生国家。”[59]在奥斯维辛审判期间，他公寓楼外的墙壁被画上了一个万字符，且该符号在被清理干净后又重新出现。鲍尔在公寓里放了一把口径为6.35毫米的手枪作为自卫手段，还雇了一个保镖。《法兰克福评论报》在1966年10月14日报道了一次所谓的暗杀阴谋，报道的标题是《检察长险些被谋杀》。[60]

不过鲍尔从未被吓倒。他在之后几年里公开主张需要组织更多针对纳粹罪犯的审判，还公开谈论德国国内“高涨的反犹主义”。[61]1967年，他阻挠了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没收《棕皮书》（Braunbuch）的举动。这本1965年在东德出版的著作里有约1800个身居高位的西德人的名字，他们都被指控曾在纳粹政府中任职。[62]波恩政府谴责说这本书是宣传工具，不过鲍尔的立场非常坚定。当时的西德总理是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他曾于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在战争期间效力于外交部宣传司。这种能够让一个前纳粹分子出任德国最高职务的总体氛围与鲍尔主张间的对比简直是太鲜明了。

鲍尔始终强调，他并不想抨击自己的同胞未能积极推翻希特勒政权。但他仍然设定了一个会牵连数百万德国人的标准。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某一次演讲中说：“人们需要担负的责任不过是进行消极抵抗、不作恶、不成为不义行为的帮凶。我们在审判纳粹罪犯时所基于的，完全是这种关于不予配合的责任的假设。战胜那些非正义的国家，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正是这类审判能够做出的贡献。”[63]

1968年7月1日，在距离他65岁生日仅有几周时，鲍尔被发现死于自家浴缸内，他明显是在尸体被发现的24小时前死去的。马上就有人猜测他是被谋杀或者自杀的，不过验尸官在检查了他的遗体后排除了这两种可能性。与泽恩一样，鲍尔也是一个老烟枪。他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而且正如2014年法兰克福举行的鲍尔生平展所指出的，他有时还会将安眠药与酒精混在一起服下。鲍尔总是对关于他不健康生活习惯的担忧不屑一顾。在一位记者向他问起他每天要抽多少支烟时，他回问道：“我抽一支烟需要多久？”记者猜测说大约5分钟，于是他说：“那你拿18小时除以5分钟，就知道我抽多少支了。”[64]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相信鲍尔死于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造成的身体损伤。伊洛娜·齐奥克在她2010年首映的有关鲍尔的纪录片中指出，鲍尔死后没有人为他做尸检；片中还呈现了那些对他的死提出质疑之人的证词。鲍尔的丹麦侄子罗尔夫·蒂芬塔尔（Rolf Tiefenthal）在影片中承认，关于这个问题有的只是一些猜测，但“他的敌人，他为数众多的敌人，都有可能起到推动作用，有可能强迫他自杀，也有可能直接将他谋杀。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去这么做”。

在德国当前与鲍尔有关的讨论中，他的死也是一大争议点。法兰克福犹太博物馆2014年举办的鲍尔生平展显然接受了法医的结论。齐奥克在她的纪录片中从未直接指控鲍尔死于他杀，并且承认“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不过在被直截了当地问及她是否相信他被杀害了时，她回答说：“是的。”[65]

在鲍尔的葬礼上，纽伦堡审判美国起诉团队中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罗伯特·肯普纳就鲍尔留下的遗产发表了一番讲话。肯普纳说：“他是联邦德国最伟大的大使。相比于许多短视的人，他对于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帮助德国有更清晰的想法，而且他真正帮助了德国。”[66]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尖锐地指出：“他为我们在海外赢得了巨大的尊重，而我们不配拥有这种尊重。”[67]

在鲍尔的生平最近重新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之前，许多德国人还对他一无所知。在波兰，除了仍然在泽恩曾任院长的机构［该机构后来被重新命名为扬·泽恩法医研究院（Jan Sehn Institute of Forensic Research）］里工作的人，扬·泽恩的名字已经几乎没人记得了。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波兰，似乎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两个曾携手合作将纳粹分子绳之以法的人都亡于法兰克福，虽然他们的死亡时间相隔了两年半，且死亡的具体情形直到今天仍晦暗不明。阴谋论也许完全是错误的，但这种高度相似性仍然令人不安。

[1] Bernhard Schlink，The Reader，104.

[2] Devin O. Pendas，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1963-1965：Genocide，History，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46-47；and Rebecca Wittmann，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62-63.

[3] Claudia Michels，“Auf dem Büfett lagen die Erschiessungslisten，” Frankfurter Rundschau，March 27，2004.

[4]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62.

[5] Claudia Michels，“Auf dem Büfett lagen die Erschiessungslisten，” Frankfurter Rundschau，March 27，2004.

[6] Pendas，Devin O.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ail，1963-1965：Genocide，History，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2.

[7]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175.

[8] 源自法兰克福犹太博物馆举办的弗里茨·鲍尔生平展。

[9] Steinke，Ronen. 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Piper，2013，157，156，155.

[10]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256.

[11]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215.

[12] Bernd Naumann，Auschwitz：A Report on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Robert Karl Ludwig Mulka and Others Before the Court at Frankfurt，415，xiv.

[13] Bernd Naumann，Auschwitz：A Report on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Robert Karl Ludwig Mulka and Others Before the Court at Frankfurt，Hannah Arendt，Introduction，xiv.

[14] 转引自Steinke，Ronen. 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Piper，2013，180。

[15] Verdict on Auschwitz：The Auschwitz Trial，1963-1965，1993 German television documentary.

[16] Pendas，Devin O.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ail，1963-1965：Genocide，History，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48-49.

[17]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139.

[18] Pendas，Devin O.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ail，1963-1965：Genocide，History，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117-18.

[19]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88.

[20]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75.

[21]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197.

[22]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140.

[23] www.yadvashem.org.

[24] Pendas，Devin O.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ail，1963-1965：Genocide，History，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158.

[25]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80-81.

[26] Naumann，Bernd. Auschwitz：A Report on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Robert Karl Ludwig Mulka and Others Before the Court at Frankfurt 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66，410，409.

[27] Verdict on Auschwitz：The Auschwitz Trial，1963-1965，1993 German television documentary.

[28] Pendas，Devin O.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ail，1963-1965：Genocide，History，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262.

[29]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176-77.

[30]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177，180.

[31] Pendas，Devin O.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ail，1963-1965：Genocide，History，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263.

[32] Naumann，Bernd. Auschwitz：A Report on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Robert Karl Ludwig Mulka and Others Before the Court at Frankfurt 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66，415.

[33] Naumann，Bernd. Auschwitz：A Report on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Robert Karl Ludwig Mulka and Others Before the Court at Frankfurt 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66，412-13.

[34]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255.

[35] Naumann，Bernd. Auschwitz：A Report on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Robert Karl Ludwig Mulka and Others Before the Court at Frankfurt 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66，viii.

[36] Naumann，Bernd. Auschwitz：A Report on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Robert Karl Ludwig Mulka and Others Before the Court at Frankfurt 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66，xxii，xxix.

[37] Pendas，Devin O.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ail，1963-1965：Genocide，History，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256.

[38] Pendas，Devin O.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ail，1963-1965：Genocide，History，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253.

[39] Pendas，Devin O.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ail，1963-1965：Genocide，History，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256-57.

[40]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190.

[41] Naumann，Bernd. Auschwitz：A Report on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Robert Karl Ludwig Mulka and Others Before the Court at Frankfurt 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66，xvii.

[42] Perry Biddiscombe，The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A History 1945-1950，212-13；and，for instance，“Eichmann to Testify on Dr. Globke’s Role in Deportation of Greek Jews，” JTA，January 31，1961.

[43] 源自法兰克福犹太博物馆举办的弗里茨·鲍尔生平展。

[44] “Bonn Denounces Globke Trial in East Germany as Communist Maneuver，” JTA，July 10，1963.

[45]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15.

[46] 摘自我对托马斯·威尔的采访。

[47] Pendas，Devin O.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ail，1963-1965：Genocide，History，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253.

[48] Pendas，Devin O.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ail，1963-1965：Genocide，History，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182-83.

[49] Pendas，Devin O.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ail，1963-1965：Genocide，History，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179-80.

[50] Peter Weiss，The Investigation：Oratorio in 11 Cantos.

[51] Peter Weiss，The Investigation：Oratorio in 11 Cantos，73-74.

[52] 摘自我对本哈德·施林克的采访。

[53] 摘自我对彼得·施耐德的采访。

[54] 摘自我对玛利亚·科兹沃夫斯卡的采访。

[55] Steinke，Ronen. 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Piper，2013，218.

[56] Death by Installments documentary.

[57] Steinke，Ronen. 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Piper，2013，263.

[58] Death by Installments documentary；and Steinke，Ronen. 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Piper，2013，221.

[59] Steinke，Ronen. 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Piper，2013，257.

[60] Wojak，Irmtrud. Fritz Bauer，1903-1968：Eine Biographie. Munich：C.H.Beck，2011，443.

[61] Wojak，Irmtrud. Fritz Bauer，1903-1968：Eine Biographie. Munich：C.H.Beck，2011，445.

[62] 源自法兰克福犹太博物馆举办的弗里茨·鲍尔生平展。

[63] Wojak，Irmtrud. Fritz Bauer，1903-1968：Eine Biographie. Munich：C.H.Beck，2011，453.

[64] Steinke，Ronen. Fritz Bauer：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Piper，2013，272.

[65] 摘自我对伊洛娜·齐奥克的采访。

[66] Death by Installments documentary.

[67] Wojak，Irmtrud. Fritz Bauer，1903-1968：Eine Biographie. Munich：C.H.Beck，2011，455.

第十一章 一记难忘的耳光

因为我们很弱小，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最强有力的行动是前去敌人最强大的地方，在那里说出真相。[1]

——法国纳粹猎人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

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肯定不是作为一个冒险者被抚养成人的。她于1939年2月13日在柏林出生，仅仅几个月后，纳粹德国就入侵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而当时的她还太小，对于战争没有多少记忆。不过她的确还记得，就在战争以德国的投降而告终之前不久，她“还在幼儿园里背诵歌颂元首的小诗”。[2]

1940年，她的父亲在驻法国的德国国防军中服役。第二年，希特勒下令对苏联发动进攻，于是他所在的部队被调往东部战线。不过他运气不错，感染了双侧肺炎，这导致他回到德国，成为德军的图书管理员。在战争末期，他曾被英国人短暂关押，随后来到一座村庄与家人团聚，他的家人在盟军轰炸柏林期间一直在此避难。1945年底，他们返回柏林，贝亚特进入当地小学求学，经常和伙伴们在残垣断壁中玩捉迷藏。

据她回忆，她在小学里是“一个小心谨慎、表现良好的学生”。她还说：“在那段日子里，没有人提到希特勒。”无论老师还是家长，基本上都避免讨论德国在他的统治下经历了什么。她的父母没有加入纳粹党，但他们也像众多同胞一样曾经把选票投给希特勒。她表示：“不过，他们仍然感觉不需要为纳粹统治期间的事情负责。”相反，他们和邻居们都哀叹自己在战争中蒙受了损失，“却从未说过一句同情或者理解其他国家的话”。在成长过程中，她从未听到关于他们所处境遇的真正解释。相反，她一直听到人们说：“我们输掉了一场战争，如今我们必须工作。”[3]

十几岁时，与支持阿登纳总理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党的父母不同，她选择支持维利·勃兰特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不过这更多是因为勃兰特“年轻、直率的面孔与其他政客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不是出于对他政见的理解。她像一个典型的少女一样，越来越难以忍受她眼中的“压抑的家庭氛围”。她的父亲经常酗酒，母亲则希望她寻找如意郎君。从一所商科高中毕业后，她在一家大型制药企业中找到了一份速记员的工作。她雄心勃勃，打算在挣够钱后自己出去闯荡。

1960年3月，21岁的她来到巴黎，并在那里一边学习法语，一边做“互裨”姑娘。她回忆说，当时的她睡在“一间肮脏的阁楼上，因为害怕蜘蛛而瑟瑟发抖”。不过，如她所料，她很快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发现它比西柏林更有活力，也更加优雅。她还很快与未来的丈夫坠入爱河。

1960年5月11日，就在抵达巴黎的两个月后，贝亚特和往常一样在圣克卢门地铁站等地铁。一个深色头发的年轻男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问道：“你是英国人吗？”正如贝亚特后来所说，“这当然是一个圈套”。这个名叫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的年轻男子后来承认，这是一个用来搭讪德国姑娘的常用招数。她们一旦回答“不是”，就很难中断对话了。等到塞尔日在巴黎政治学院——他当时是那里的研究生，即将按照自己的计划开始历史学教授的生涯——附近到站下车时，他已经拿到了贝亚特的电话号码。

同一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支以色列小分队采取行动抓获了艾希曼。当然，无论是塞尔日还是贝亚特，当时都对此一无所知。不过等到2013年，两人共同坐在他们儿子位于巴黎的公寓里，回顾一生的事业时，他们情不自禁地认为这绝不只是一个巧合。这对夫妇后来作为极具对抗性的纳粹猎人声名鹊起（在一些人看来则是臭名昭著），而他们的相识发生在摩萨德在阿根廷采取行动的那一天。

* * *

三天后，在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日子，他们一起去看了电影《别在星期天》（Never on Sunday），然后坐在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的长椅上第一次分享了他们各自的人生故事。贝亚特也是在那里了解到塞尔日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的父亲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她承认，对一个基本上“对本国历史一无所知”的德国年轻人来说，这件事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她表示：“我既惊讶又感动，还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点退缩。在柏林时，我几乎没有听过关于犹太人的好话。为什么现在我要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

不过塞尔日不愿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在他们无止境的讨论中温柔地向她讲述。贝亚特回忆说：“我们从未停止交谈。他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历史、艺术以及一个完整的思想世界。”最重要的是，他向她讲述了德国刚刚经历的历史，或者用她的话说，讲述了“纳粹主义的可怕真相”。他的人生经历让这种真相显露无遗。

塞尔日的父母阿尔诺（Arno）与拉伊萨（Raissa）是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于20世纪20年代定居法国。阿尔诺是亚美尼亚人，拉伊萨则来自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一个俄罗斯人聚居区。塞尔日于1935年出生在布加勒斯特（Buchrest），当时他的父母正在那里探望亲戚。他的父亲于1939年加入法国外籍军团（Foreign Legion），并且曾经在1940年德国迅速征服法国的过程中同德国人作战，后来从战俘营中逃脱，并在尼斯加入了抵抗运动。不过，让他们一家人陷入危险的，不是他做过的任何事，而是他们的犹太人身份。

1943年6月，党卫军上尉阿洛伊斯·布鲁纳（Alois Brunner）奉命前往法国监督围捕犹太人的行动，很快就将约2.5万个犹太人送往位于东边的死亡集中营。[4]他此前已经与艾希曼密切合作，在他自己的祖国奥地利以及希腊完成了类似的任务，当地的受害者甚至数量更多。当布鲁纳开始在尼斯围捕犹太人时，阿尔诺在一个厚壁橱里准备了一个薄薄的夹板隔层，假装那是壁橱的背板，在夹板隔层背后则有足够的空间容一家人藏身。

在1943年9月30日的夜晚，德军包围了克拉斯菲尔德一家居住的地区，开始逐一搜查居民公寓。当他们到达隔壁时，克拉斯菲尔德一家能够听到邻居的叫喊和绝望的哀求声，邻居家11岁的女儿甚至冒冒失失地要求德国人出示证件。一个盖世太保军官用手枪打断了她的鼻梁，引起了更多恐慌。她的父亲透过窗子对外面的法国警察喊道：“帮帮我们！救救我们！我们是法国人！”

阿尔诺在壁橱的藏身处听到了这一切，然后迅速做了一个决定。他对妻子和孩子说：“如果德国人把我们都抓走，我还有可能活下来，因为我很强壮，但你们肯定活不下来。”拉伊萨试图阻止他，但他已经爬出了壁橱。当德国人敲响房门时，阿尔诺毫不犹豫地开了门。塞尔日听到一个德国人用法语问他：“你的妻子和孩子在哪里？”阿尔诺回答说，他们去乡下了，因为他们的公寓正在消毒。

德国人立刻开始搜查整间公寓，其中一人甚至打开了壁橱。不过他只是戳了戳衣服，没有碰到夹板隔层。后来，塞尔日在记录布鲁纳和其他人对法国犹太人的搜捕行动时写道：“对我来说他很熟悉，但我从未见过他。”他补充说，那道薄薄的夹板隔层是“那个夜晚唯一隔在他与我之间的东西”。回顾那个瞬间，塞尔日也表示，他不能确定布鲁纳当时就在公寓里。他说：“他本人可能就在那里，但我没有证据。”他指出，布鲁纳曾与一队奥地利党卫军军官以及被盖世太保收买的法国人合作。不过无论是谁进了公寓，布鲁纳都是在幕后策划这次搜捕行动的人，他后来还策划了将囚犯运往德朗西（Drancy）拘留中心的行动，并在那里将他们送上前往奥斯维辛的不归路。[5]

拉伊萨带着两个孩子逃往法国中南部的上卢瓦尔（Haute-Loire），他们住在圣于连-沙普特伊村（Saint-Julien-Chapteuil）。据塞尔日说，那是一个“对犹太人十分友好的”小村庄。或许的确如此，不过拉伊萨仍然试图隐瞒他们的犹太人身份。她声称自己的丈夫被抓入了战俘营，还将孩子送往当地的天主教学校上学。在感觉尼斯不再是搜捕犹太人行动的目标后，拉伊萨就带着塞尔日和他妹妹塔尼娅回到了他们的公寓。尽管如此，她仍然没有完全放心。她对两个孩子说：“如果德国人再来，你们就躲到藏身的地方，我去开门。”

塞尔日及其家人的故事促使贝亚特去思考她作为一个德国人应当得出怎样的结论。作为个体，她不觉得自己应当为纳粹主义负责，“但由于我是德意志民族的一分子，因此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新责任”。不过，当她开始思索是否应当放弃自己的德国人身份时，塞尔日干脆地否定了这种想法，并表示这样太简单了。贝亚特总结说：“在纳粹主义消失后，当一个德国人让人觉得既兴奋又困难。”

塞尔日还给她讲述了汉斯·绍尔（Hans Scholl）与索菲·绍尔（Sophie Scholl）的故事，这对德国兄妹组建了一个组织，在1943年的慕尼黑策划了一次绝望的抵抗行动，并四处散发反纳粹传单。他们很快被逮捕、被定罪，然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对贝亚特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证明也曾有德国人拒绝屈服于希特勒的统治。她写道：“尽管在1943年，这种行动似乎毫无意义、没有效果，但其重要性随着时间流逝变得越来越明显，直到它被传递到了塞尔日那里，并通过他又传递到了我这里。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自己。”

不过，以上这些并不是她一下子就领悟到的。塞尔日与贝亚特于1963年11月7日结婚，并开始从事看起来十分正常的工作。塞尔日成了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ORTF）副局长，贝亚特则在法德青年联盟（Franco-German Alliance for Youth）做双语秘书。法德青年联盟是一个新成立的组织，得到了西德总理阿登纳与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的支持，其宗旨是在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邻国间建立各层级的新型关系。

贝亚特回忆说，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能显示他们人生的真正轨迹。她表示：“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要像成千上万的年轻夫妇一样过上稳定、规律的生活。”1965年，贝亚特生下了一个男婴。夫妻俩决定给孩子起名阿尔诺，以纪念塞尔日的父亲。

* * *

没过多久，就有迹象显示，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不会满足于稳定、普通的生活。贝亚特没有掩藏她日益左倾的政治观点，她不仅支持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还公开挑战禁忌，不拒绝将东德视作合作伙伴。她罗列了一系列法德文化协会的名单，并准备据此制作一本供德国“互裨”姑娘使用的手册，以作为法德青年联盟工作的一部分；名单中有一个协会是倡导与东德保持友好关系的法国协会。负责出版该手册的西德出版商很快就召回了这个版本，重新制作了一份名单，删掉了在他们看来具有挑衅意味的那个协会名。她被告知：“你一定是疯了！”

她还公开表达她的女权主义观点。在《二十世纪女性》（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这本刊物上，她撰文称：“我开始思考，让我和众多德国女性离开我们祖国的，究竟是什么。”尽管她坦承，这其中通常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原因，例如想学习新的语言和文化等，但她总结说：“我认为，我们的努力揭示了一个更强而且通常不被注意的动机，那就是想要得到自由的愿望。”

对于女性在她的祖国扮演的角色，她写道：“自战争结束以来，女性为新德国的建设做出了真正的贡献，而这个新德国现在看来也没有那么新，且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她们都几乎没有发挥任何政治作用。”她还警告说，公共舆论“正在发生危险的变化，这将再次导致女性被家务束缚，只能献身于为她们的丈夫提供最舒适的生活以及履行她们与生俱来的生育职责的事业”。

以上观点丝毫不见容于她的保守派上司，而她的上司听命于一个理事会，该理事会的成员中至少有两个曾经是纳粹分子的西德外交部官员。1966年她结束产假回去上班时，她在情报部门的岗位因“预算原因”被裁撤了。她再次被安排去从事低级别的秘书工作，负责打打字、接接电话。

不过，1966年的一起极其重要的事件引起了贝亚特的转变，使她从一个拥有非传统观点、有些爱找麻烦的低级别员工，变成了一个渴望为祖国的纳粹历史赎罪的活动分子。在那一年，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成为西德总理，而他从1933年起就是纳粹党成员，并且在战争期间还曾担任德国外交部广播局副局长，负责纳粹的政治宣传工作。基辛格在为自己辩护时说，他很早就对纳粹理论幻想破灭，甚至曾经因为持有反对意见而遭到指控。[6]

当基辛格为上台执政做准备时，就已经出现了抗议的声音。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说：“十年前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在几乎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发生了。”尽管他坦承某些前纳粹分子升至高位是不可避免的情形，但他接着说：“如果一个前纳粹分子能成为国家领导人，这就意味着，从现在起，一个人当过纳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7]

对贝亚特来说，基辛格的高升像是对她个人的一次刺激。她想到了汉斯·绍尔和索菲·绍尔，也就是那对为了抗议希特勒政权而献出生命的兄妹，她把他们当作榜样，准备迅速发动反击，即使成功的机会很渺茫。据她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必须勇敢地听从良心的声音，睁大眼睛，采取行动。”[8]当基辛格于1967年1月首次正式访问巴黎时，她为《战斗报》（Combat）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那是法国抵抗运动在战争期间创立的左翼报纸。她写道：“作为一个德国人，我对基辛格升任总理深感遗憾。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曾经用‘平庸之恶’这个词来谈论艾希曼，而对我来说，基辛格代表的是‘显贵之恶’。”

在一篇更具煽动性的文章中，她写道：“如果未来苏联认识到基辛格对德国民主构成了威胁的话，如果它真的想要除掉他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在世人眼中是具备道德正当性的。”

1967年8月30日，也就是那篇文章发表一个月后，贝亚特被法德青年联盟开除。在她离开办公室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同事向她道别或者与她握手，他们显然不想让上司看到自己与她有任何瓜葛。她匆忙去找了塞尔日，当时他已经换了工作，正在为一家名为大陆谷物（Continental Grain）的跨国谷物食品公司效力。尽管他没有像贝亚特一样参与公开的抗议活动，但他也日益意识到了父亲的遗赠的重要性。1965年，他造访了奥斯维辛。数十年后，他回忆说：“在1965年时，西方没有人会去奥斯维辛，但我感觉自己必须维持与父亲的这道联系。”

几乎刚一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就知道了父亲是怎么死的。在被一个牢头，也就是听命于党卫军军官的囚犯殴打后，阿尔诺选择了还击，这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塞尔日意识到，他的父亲用自己的勇气给他上了一堂人生课，因此他对自己发誓，将永远缅怀那些在大屠杀中遇难的犹太人，永远捍卫以色列。[9]当1967年6月5日战争爆发时，他自愿前往以色列提供帮助。等到他抵达时，这场六日战争（Six Day War）几乎已经结束了，他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不过这种展示团结一致的举动对他来说十分重要。

以上便是克拉斯菲尔德一家在8月底贝亚特被开除后所遭遇的危机的背景。尽管他们的许多朋友建议他们接受现实，继续过日子，但塞尔日拒绝走这条路。他对贝亚特说：“我怎么能毫无反抗地接受你被开除的结果呢？你是战后法国第一个就一个纳粹分子讲实话的女性。就此沉默将是最糟糕的妥协。”[10]

* * *

为了对抗贝亚特遭到开除的决定，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之战。在成为法国公民后，她向法国高级官员请求帮助，却发现很少有人对她表示同情。不过，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的主要目标既包括证明她如此大张旗鼓地抨击基辛格及其纳粹经历是完全有道理的，也包括加强对这位西德总理的施压力度。

为此，塞尔日特意请假前往东柏林，东德内政部批准他阅览他们所持有的档案，上面显示了基辛格在第三帝国扮演的角色。在他返回巴黎后，他带回了一个巨大的文件夹，里面装着关键档案的复印件。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被用在了一本他们匆忙编写的揭露基辛格纳粹经历的书中，这本书突出强调了基辛格协调纳粹宣传攻势的作用。

这也是他们与东德关系的开始，随着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加强了他们在西德揭露前纳粹分子的努力，这种关系还将断断续续地维持下去。他们的批评者指控他们为东德政权发动政治宣传，因为东德政府总是乐于看到波恩政府出洋相。贝亚特更是为批评者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例如她在1968年9月2日的《战斗报》上写道，德国应该统一成“一个真正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的国家”[11]，这种说法与东德的说辞遥相呼应。

在柏林墙倒塌以及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和统一社会党（SED）的档案公之于众后，又出现了额外的指责，即克拉斯菲尔德夫妇接受了来自东德的资金。保守派报纸《世界报》（Die Welt）2012年4月3日刊登了一条新闻，其标题为《受东德国家安全部和统一社会党武装的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

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坦率地承认，他们在搜集档案方面得到了东德的帮助，尤其是在基辛格的案子上。东德人还出版了他们的两本书，其内容是他们正在瞄准的纳粹罪犯。之所以要瞄准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在法国被占领期间犯下了罪行。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将这两本书寄给了西德议员和政府官员。这种行动既增强了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宣传运动的气势，也为他们提供了法律诉讼方面的帮助。塞尔日说：“我们不否认得到了东德的支持。”但克拉斯菲尔德夫妇指出，他们也从其他地方——法国以及美国——搜集了档案并得到了帮助。塞尔日坚称：“我们一直保持着思想上的自由。”[12]

事实上，不久后，贝亚特就发现，当她于1970年前往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地谴责共产党政府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些运动赤裸裸地迎合了反犹主义思想）时，她的抗议不太受欢迎。她曾多次试图在东欧进行公开抗议，包括把自己拴在华沙的一棵树上，并且在那里及布拉格向过往的行人分发传单，但这些做法导致她遭到逮捕，然后被逐出了这两个国家。[13]

不过，真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的行动成为国际新闻头条的，是他们为了让基辛格名誉扫地而进行的早期斗争。贝亚特在其中扮演了煽动者的角色，这件事绝非偶然。尽管他们连续发表谴责基辛格的文章，贝亚特的仲裁听证会也让她有机会重申针对这位西德总理的指控，但媒体似乎不太关心他们的斗争，她对此感到十分沮丧。她回忆说：“我认识到，我的揭露行动造成的影响十分有限，除非我能做出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事来，让报纸自发去报道它。”或者，正如塞尔日所说：“因为我们很弱小，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在基辛格的问题上，这意味着不仅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而且要采取风险极高的行动。贝亚特在西德议会的访客区预订了一张票，为了不引起怀疑她用的是婚前名。然后她前往波恩去旁听3月30日的会议，因为她知道基辛格计划在那天发表演讲。她的计划非常直截了当：在满满一屋子的议员面前诘问他。不过她回忆说，等到她真的身处议会后，“我开始担心我没有勇气开口”。

在她所选择的那个时刻最终来临时，她克服了这种恐惧。她声嘶力竭地喊道：“基辛格，你个纳粹，辞职！”接着她又重复了几遍。基辛格停止了演讲，警卫很快就朝她猛扑过来，捂住她的嘴，将她拽出了大厅。她在附近的警察局里被关了三个小时后才重获自由。第二天的报纸刊登了她挥舞拳头以及随后警卫将她制服的照片。回到巴黎后，她在西德大使馆门口协助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学生们在示威中举着“基辛格是纳粹”的标语。与此同时，西德的左翼人士也在当地的一场竞选集会中呼喊着类似的口号。

贝亚特既感到高兴又深受鼓舞，决心采取更多行动。这时正是1968年，戏剧性甚至经常具有暴力成分的示威活动变得日益普遍。在西德的一次示威活动中，她向听众发誓称自己“将公开扇总理一记耳光”。参加示威的许多人对这种在他们看来空洞且愚蠢的说辞冷嘲热讽，不过她是认真的。

1968年11月，基辛格的基督教民主党在西柏林举行党代会，于是贝亚特将她的目光投向了会议现场。她的婆婆拉伊萨曾试图劝她放弃这一任务，并警告她有可能会因此被杀。塞尔日支持这一计划，但也认识到了其中的风险。此外，他还知道她是不可能被说服的。抵达西柏林后，她混入了媒体采访团，并设法从一个摄像师那里拿到了一张通行证。她手里拿着笔记本，看起来像一名记者，挤到了会议大厅的前排，基辛格和其他高级官员正坐在主席台上。她让一个警卫相信她只想从他们背后抄近路去找一个朋友，然后走到了总理的身后。在他环顾四周时，她大喊“纳粹！纳粹！”然后她送上了一记耳光。

会场立刻陷入一片混乱。在贝亚特被拖走的过程中，她听到总理说：“是那个叫克拉斯菲尔德的女人吗？”在她被关进监狱后，基辛格在基督教民主党的同僚恩斯特·莱麦尔（Ernst Lemmer）前来问她为什么要掌掴总理。她回答说，这么做“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有些德国人不愿让自己蒙羞”。然后莱麦尔只是摇了摇头。他对等在外面的记者说：“那个女人如果看起来不是那么病态的话可能还挺漂亮的，但她是一个性生活失意的女人。”后来，他给引用了这一说法的《明星》（Stern）周刊写了一封道歉信：“在我发表此番言论时，我还不知道克拉斯菲尔德夫人已经结婚并且育有一子，也不知道她的公公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贝亚特被判处一年监禁，不过她在判决下达的同一天就获释出狱了。她提出上诉，最终被减刑为四个月监禁，并很快被告知暂缓执行。不过，牢房远远不是她当时面临的最大风险。在回顾那段经历时，塞尔日指出，基辛格的保镖“都有枪，但是没法开枪”，因为现场有太多人了。尽管如此，也无法保证他们所有人都会展示克制的态度。在同一年，马丁·路德·金与罗伯特·肯尼迪先后遇刺身亡，因此，一位掌掴总理的女性很容易被误认作潜在的刺客。贝亚特承认：“他们不需要花费什么功夫就能把我击毙。”

第二年，基辛格的基督教民主党将其作为议会多数党的地位输给了维利·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勃兰特接任了总理一职。贝亚特志得意满地说：“一旦被击败，基辛格就立刻被人遗忘了。”她还补充说，她“在进步力量的这次胜利中发挥了适度而切实的作用”。

看到自己喜欢的政治家勃兰特上台执政，贝亚特感到非常兴奋。新总理赦免了她，撤销了她因掌掴基辛格而得到的缓刑判决。[14]不过，无论是她还是塞尔日，都不打算放弃揭露前纳粹分子的行动。他们也不打算在执行这一行动时规避更多风险。经常在幕后搜集证据的塞尔日日后将成为一个同等重要的伙伴，在他们下一次大胆行动中起到带头作用。

* * *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特别希望看到那些负责抓捕和遣送法国犹太人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高官无法安度余生。不过由于存在于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复杂法律安排，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正在安度余生。[15]

法国方面最初出台了一项规定，表明法国不会向德国法庭提供那些被控在法国犯有罪行的德国人的档案，这有效防止了那些人在返回西德后遭到起诉。在战后初期，法国曾担心，许多曾在纳粹司法体系中任职的德国法官会同情这些人，让他们逃脱制裁。但这一规定被证明完全起了反作用。由于德国人有禁止向外国引渡国民的规定，结果就是，曾在法国服役的德国已定罪战犯或者战争罪嫌犯在返回祖国后可以平静地生活，不必担心遭到惩罚。

随后，为改变法德两国的这项协议，斗争开始了，法国人改变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要求赋予德国法庭对那些曾在法国犯下战争罪之人的管辖权。这一机能失调的制度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终于得以修正，而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为此倡议了许久。他们还与维森塔尔等人共同主张延长德国对战争罪的追诉时效，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让无数战犯松一口气。这两场斗争持续了多年，不过最终都迎来了重要的胜利——一开始是部分胜利，随后在1979年，德国完全取消了谋杀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追诉时效。[16]

不过，这些胜利都来之不易，而促成最终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在自行追捕战犯时采取了咄咄逼人的策略。他们揭露了多个著名前纳粹分子的罪行，最初把焦点放在了库尔特·利施卡、赫伯特·哈根和恩斯特·海因里希佐恩身上。据塞尔日说，这三个前党卫军军官应该承担驱逐法国犹太人的大部分责任。[17]贝亚特说：“巴黎的盖世太保就是利施卡。”[18]他掌管着巴黎的所有安全机构。与艾希曼关系密切的哈根负责掌管党卫军处理犹太人事务的情报部门，还掌管着法国大西洋沿岸地区的警察系统。海因里希佐恩虽然级别较低，但对待儿童尤其残忍。

这几个人的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在于，他们都在西德没有任何伪装地生活着，显然不害怕过去的罪行还会来困扰他们。贝亚特发现利施卡住在科隆，而且只要给查询台打个电话就能弄到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她对一名驻法国的以色列电视台记者说：“只有在侦探故事里，纳粹分子才过着被人追捕的生活——在遥远的巴塔哥尼亚（Patagonia）[19]，每当大门发出吱吱声时，他们都瑟瑟发抖。”[20]

不过，如果说这三个人以及其他与他们处境相似的人在当时还没有小心起来的话，他们很快就会了。贝亚特为《战斗报》准备了一篇新文章，以色列电视台也表示他们很欢迎利施卡和哈根的影像，不过前提是这两口子能够搞到两人的特写。在一个以色列摄像师的陪同下，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于1971年2月21日上午8点将车停在了利施卡位于科隆的公寓楼对面，他们认为可以在他们的目标离开公寓楼时与他对峙。等到下午2点，他们仍然没有看到他的影子，不过与此同时，贝亚特给他的公寓打了电话，接电话的人是利施卡的妻子。这足以证明有人在家，于是贝亚特挂了电话。在按了好几次他们邻居的门铃后，这支突袭小队被放了进去。[21]

他们来到这栋四层小楼的顶楼，发现面前站着一个毫无欢迎态度的女子。不过贝亚特对她说，他们是来为一家法国电视台采访她丈夫的，于是那个女子喊了一声：“库尔特，出来看看这些人想要干什么。”

利施卡立刻现身了，他是一个非常高大的男子，一头逐渐稀疏的短发理得不太齐整。贝亚特用婚前名介绍自己，自称法国记者“克拉斯菲尔德先生”的翻译。利施卡显然没有认出“克拉斯菲尔德”这个名字，不过他很警惕，要求查看塞尔日的记者证。这个“摄制组”有备而来，于是塞尔日拿出了他从《战斗报》那里得到的记者证。

塞尔日很快就除去了所有伪装，不再假装这仅是一次找寻真相的拜访。他对利施卡说，在新的德法条约签署后，他开始与那些已经在法国被缺席审判的纳粹战犯接触，而利施卡是他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塞尔日总结说：“在我们发起一场针对你的行动前，我们想要知道你是否有什么需要辩解的。”

利施卡最初还保持冷静，表示他不需要向自己或者法国法庭做出任何交代。他还说：“如果我最终必须就我的行为向某个德国法庭做出解释的话，那么我会解释的。对你我没什么可说的。”

塞尔日试图迫使他承认他在迫害法国犹太人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过利施卡禁止摄像师拍摄他。气氛变得极为紧张，贝亚特觉得如果他们试图使用那台摄像机，或许利施卡就会把它砸了。

克拉斯菲尔德夫妇还有一张牌可打。塞尔日问道：“你是否有兴趣看看你自己签署的命令？”他还说，这些档案在巴黎被保存下来了，上面有利施卡的签名。他说，这有可能导致他被审判并被定罪。

利施卡情不自禁地翻看了贝亚特递给他的那叠文件。他的妻子也越过他的肩膀看着那些文件，而他的手在翻看过程中有明显的颤抖。贝亚特说：“毫无疑问，他看到了自己的过去，而这段过去是我们花费了无数个小时才从档案中重新建构起来的，而且我们是唯一这么做的人。”

从某个层面上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会面：他们没能为利施卡录下影像，也没能让他回应任何问题。不过他们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显然已经让利施卡大受震动了。

同一天，贝亚特给赫伯特·哈根位于瓦尔施泰因（Warstein）的家里打了电话，小城瓦尔施泰因在科隆东北方125英里处。哈根的妻子接了电话后，贝亚特问她的丈夫是否愿意接受一位法国记者的采访。那个妇人回复说不可能，并补充道“我的丈夫不知道你们采访他的缘由何在”。

第二天，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带着摄像师驱车前往瓦尔施泰因，并把车停在了距离他家100码远的地方，希望在他走出家门时拦住他。他们等待了好几个小时，还跟踪过一个人，后来才发现跟错了。不过一个明显是哈根的人终于从屋里走了出来，进入车库，上了一辆欧宝汽车。当车子出现在车道上的时候，贝亚特跳到了车前。她问道：“哈根先生，是你吗？”

哈根点了点头，然后看到了正在拍摄他的摄像师。他停下了车，从车里出来，看起来像是要去打摄像师。接着，他意识到这一做法可能会引火烧身，于是犹豫了一下，这使得贝亚特有时间说塞尔日是一个法国记者，想要问他几个问题。

哈根用流利的法语对塞尔日说：“先生，你无权在我家门前拍我。”他还说，他没有躲藏：“自战争结束以来，我回过法国20多次了。”

塞尔日回答说：“法国警方没有注意到你的名字实在是太糟糕了。你早该被逮捕的。”

塞尔日试图问他，他在法国时担任了什么职务，不过哈根与利施卡一样，坚称自己没什么可说的。哈根补充说：“我只想平静地生活。”不过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不打算轻易放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人。

* * *

一个月后，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与医生兼摄像师马尔科（Marco，他是塞尔日学生时代的朋友）开着一辆租来的车回到科隆。他们都同意参与一个计划，它如果成功，就能够让人们注意到，像利施卡这样的人没有为他作为党卫军军官在法国犯下的罪行付出任何代价。这次行动的内容包括在街上抓捕利施卡，将他塞进车里，然后换一辆车带他返回法国。贝亚特说：“一群主教看起来都比我们更有突击队员的样子。”

当利施卡从一辆电车上走下来时，“突击队”包围了他，贝亚特喊道：“跟我们走！跟我们走！”利施卡无意识地朝他们的车走了几步，然后退了回去，摄像师用一根短棒重击了他的头部。他大声呼救，然后倒在了地上，尽管他这么做更多是出于恐惧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这一场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人们把克拉斯菲尔德一伙人围了起来。一个警察拿出了他的警徽。这时，塞尔日喊道：“进车里！”一伙人迅速逃走，把利施卡留在了身后。他们不停地逃跑，直到回到法国境内。

贝亚特立刻给德国报纸打电话，用的是另一个名字。她要求他们前去查看利施卡怎么样了。贝亚特说，自己的目标是“让德国人注意到利施卡和他的同伙逍遥法外的状态”，尽管这意味着自己要因此入狱。对于贝亚特而言，这恰恰是她后来回到科隆，同德国法庭和媒体分享利施卡和哈根的档案时发生的事情。她被关了起来，不过监禁仅仅持续了三周。与贝亚特早前的多次经历类似，德国政府这次意识到，长期关押她只会让更多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的行动上。

至于利施卡，塞尔日已经针对他策划了另一出大戏。在1973年12月7日的寒冷雪天，他在科隆监视着利施卡的汽车，当时利施卡把车停在了科隆大教堂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当利施卡现身时，塞尔日掏出一把枪顶在了他的双眼之间。这个德国人害怕极了，以为自己就要被干掉了。不过那把枪并没有上膛。对塞尔日来说，只要他的目标人物“直视过死亡”就已经足够了。塞尔日给当地检察官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他所在的组织有能力干掉纳粹分子，不过不打算这么做；他们只想要让纳粹受到审判。

如果说贝亚特掌掴基辛格是她所经历的最危险瞬间的话，那么这肯定是塞尔日的最危险瞬间。半个世纪后，在被问及此事时，他不认为自己真的处在危险之中。塞尔日承认说：“我知道他有枪。”但塞尔日强调，利施卡没有时间把它拿出来，而且由于天冷戴着手套，他也没办法轻易扣动扳机。塞尔日说：“我不觉得自己有被杀的危险。”

对克拉斯菲尔德夫妇来说，最大的满足感来自利施卡、哈根和其他有罪之人再也无法平静生活的事实。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所说：“联邦共和国有几个工作体面的中年男子最近一直睡不好。他们把自己关在公寓里……谁都不见。”

贝亚特不断地惹上法律方面的麻烦，而且不止一次地被斥为发了疯的狂热者。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多次受到威胁，还两次收到炸弹。1972年，一个带着“糖”标签的包裹引起了塞尔日的怀疑，尤其是从包裹里漏出了一些黑色粉末，于是他报了警。巴黎防爆小组证实包裹中装满了炸药和其他爆炸物。1979年，一个装着自动定时器的炸弹在半夜摧毁了塞尔日的轿车。

不过，利施卡、哈根和海因里希佐恩的案子慢慢开始有了起色。三人最终在科隆接受审判，并且在1980年2月11日，法庭认定他们在将五万法国犹太人遣送到死亡集中营的过程中犯有同谋罪。法官宣称，他们“完全且充分了解”受害者将要面对的命运。[22]哈根被判处12年监禁，利施卡获刑10年，海因里希佐恩获刑6年。重要的并不是刑期长短，而是他们遭到审判并被定了罪。毫无疑问，让这一切发生的是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的不断敦促和戏剧性手法。

* * *

1934年，当飞行在许多地方还是新奇的经历时，拉脱维亚空军上尉赫伯特·丘库尔斯驾驶着自己设计的小型双翼飞机从祖国飞到了非洲西海岸的冈比亚，并因此成了民族英雄。丘库尔斯被誉为“波罗的海的林德伯格”[23]，随后他又启程飞往日本和英属巴勒斯坦，得到了本国媒体充满仰慕之情的报道。在结束第二次飞行回国后，他在里加（Riga）的犹太人俱乐部对座无虚席的观众席发表了一次演讲。历史学家约尔·魏因贝格（Yoel Weinberg）在现场聆听这次演讲时还是个学生，他回忆说：“我记得丘库尔斯惊奇、惊讶甚至是热情地谈到了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丘库尔斯的讲述激发了我的想象。”[24]

不过丘库尔斯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加入了一个名叫“雷霆十字”（Thunder Cross）的法西斯组织，该组织由维克托·阿雷斯（Victor Arajs）少校领导。苏联在二战开始之初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这是斯大林按照《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瓜分得来的部分战利品，该条约让苏德两国在1939～1941年成了事实上的盟友。希特勒的军队在1941年6月入侵了苏联，并很快开进了波罗的海三国。在拉脱维亚，阿雷斯领导了一支名叫阿雷斯突击队（Arajs Kommando）的部队，它主要由来自极右翼组织的志愿者构成，他们急切地想要帮助新的占领者。阿雷斯的副指挥就是丘库尔斯。他们很快就开始了搜捕、殴打并杀害犹太人的行动。[25]

二战后，承受了突击队暴行的幸存者们在波罗的海三国的纳粹罪行委员会提供了自己的证词，许多人对丘库尔斯所扮演的角色记忆犹新。据拉斐尔·舒布（Raphael Schub）说，丘库尔斯从7月初就“开始消灭里加的犹太人”。他和他的手下将300个拉脱维亚犹太人集合在犹太大教堂中，命令他们“打开藏经柜，将摩西五经摆放在教堂的地板上”，与此同时，丘库尔斯准备让该建筑付之一炬。犹太人拒绝听命，然后“丘库尔斯残忍地殴打了许多人”。他的手下接着在地板上泼汽油，退至出口处，然后朝教堂里丢了一枚手榴弹。教堂立刻被烈焰吞噬，犹太人试图逃跑，但丘库尔斯的手下将跑出来的人尽数射杀。舒布最后说：“建筑内的300个犹太人全都被烧死了，其中还有许多孩子。”[26]

当时16岁的亚伯拉罕·夏皮罗（Abraham Shapiro）在丘库尔斯出现时正在家中，丘库尔斯告诉夏皮罗及其家人自己已经征用了他们的公寓。他强迫所有人离开，并且逮捕了一家之主，后者很快被处决。夏皮罗被送到了拉脱维亚警察局总部，那里的约100间牢房里塞满了犹太囚犯。有许多次，夏皮罗看到丘库尔斯和他的手下将数百个犹太人装上卡车。夏皮罗和其他人负责将铁锨和铁锹放到卡车里。几小时后，卡车空着回来了。夏皮罗作证说：“铁锨上沾满了灰尘和泥土，还有血迹。”

后来，德国人搜捕了近万犹太人，并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森林里枪杀。另一个幸存者戴维·菲什金（David Fiszkin）作证说，在犹太人走去森林的路上，丘库尔斯一直跟着他们，经常让队伍末尾的人停下来，然后枪毙无法跟上的人。菲什金回忆说：“当一个孩子开始哭泣时，丘库尔斯把他从母亲的臂膀中拽了出来，开枪打死。我还亲眼看到他枪杀了十个儿童和婴儿。”

由于丘库尔斯在战前的拉脱维亚非常出名，因此幸存者很容易就能认出他来，不像在许多其他案件中凶手经常难以分辨。他指挥的部队造成约三万犹太人死亡，他也以“里加刽子手”的名号为人所熟知。不过在战后，他从欧洲逃到巴西圣保罗，在那里经营了一个码头，并且继续驾驶飞机。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在阳光下过着舒适的生活；他还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已经将过去抛在了身后，因而从未改名换姓。当然，丘库尔斯知道艾希曼的命运，不过相比之下，用一位以色列作家后来的话说，他“是一个低级别的变态凶手”，这使他相信自己不会成为任何纳粹猎人的优先目标。[27]

1965年2月23日，丘库尔斯来到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与安东·库恩兹勒（Anton Kuenzle）见面，那是他不久前在圣保罗结识的奥地利商人。库恩兹勒一直在南美洲寻找投资机会，他邀请丘库尔斯成为商业伙伴。他们的计划是在蒙得维的亚设立一间临时办公室，而库恩兹勒想要让丘库尔斯看看可以用来当办公室的那栋房子。

库恩兹勒先行走入，丘库尔斯紧随其后。丘库尔斯刚一走进光线昏暗的室内，库恩兹勒就把他们背后的门关上了。这时，拉脱维亚人看到几个只穿了内裤的男人向他扑了过来。他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而且尽管他已经年近65岁，库恩兹勒回忆说，“他仍然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一样搏斗。对死亡的恐惧赋予了他不可思议的力量”。不过紧接着，一个袭击者用锤子砸中了他的头部，鲜血溅得到处都是。另一个袭击者将一把手枪抵在他的头上，开了两枪，结束了他的生命。[28]

实际上，库恩兹勒的真名是雅科夫·迈达德（Yaakov Meidad），他是一名伪装大师，是五年前绑架艾希曼的那支摩萨德行动队中的一员。那一年他频繁改变容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租下了安全屋和车辆，并购买了必要的后勤物资。这一次，迈达德伪装成一个奥地利商人以迎合丘库尔斯，并且将他引诱进自己设下的圈套。其他摩萨德特工之所以只穿内裤，是为了不让衣服上的血迹妨碍他们逃脱。这被证明是一项明智的防范措施。

以色列人将丘库尔斯高大的遗体装进轿车后备厢，那辆车是专门为这次行动买来的。在关上后备厢之前，他们在他胸口上放了一张纸，纸上用英文写着如下信息：

判决

鉴于赫伯特·丘库尔斯被控罪行之严重性，尤其是他导致30000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遭受杀害，并且考虑到赫伯特·丘库尔斯在实施犯罪时的残暴表现，我们判处丘库尔斯死刑。

他于1965年2月23日被处决。

行刑人：“永世不忘之人”

在离开乌拉圭后，迈达德及其他团队成员一直在等待媒体公布丘库尔斯的遗体被发现的消息。可他们等了好几天都没有看到任何消息，于是把这件事透露给了西德的新闻机构，甚至提供了谋杀现场的具体地址。这一消息后来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新闻中还提到，制造这起事件的神秘组织自称“永世不忘之人”。《纽约时报》指出：“如同艾希曼案，丘库尔斯案中也有秘密行动的成分。”[29]

不过对大部分媒体来说，这只是一条“一天新闻”，没有任何后续进展。在拉脱维亚以外的地方，丘库尔斯并不像艾希曼那样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且当然也不存在什么审判来让他和他的罪行为更广泛的人群所熟知。甚至在今天的以色列，许多人也不了解摩萨德的这次行动。要知道，这是唯一一次由以色列官方决定的暗杀犹太人大屠杀罪犯的行动。

那么，为什么丘库尔斯会成为目标呢？他的罪行的确骇人听闻，但并不比当时仍过着平静生活的无数其他凶手更加恶劣。1997年，迈达德终于用希伯来语出版了一本书，详细描述了针对丘库尔斯的行动。该书的英文版于2004年出版，书名为《处决里加刽子手：摩萨德对纳粹战犯的唯一处决行动》（The Execution of the Hangman of Riga：The Only Execution of a Nazi War Criminal by the Mossad）。不过他仍然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性措施，出版此书时用的是安东·库恩兹勒的名字。他于2012年6月30日去世，大多数读者在读到他的讣告时，才得知他的真名。[30]

迈达德在书中记述了他与一名摩萨德高官的第一次对话，正是那名高官布置了这项任务。那名在书中被他称作约阿夫（Yoav）的高官对他说，以色列政府担心西德的追诉时效可能会让类似罪犯完全逃脱制裁，因为关于是否延长时效的辩论还没有得出明确结论。他还指出，四年前艾希曼被绑架并接受审判的事情已经“让全世界都注意到了纳粹的恐怖之处，但似乎这种强大的影响力……正在渐渐消失”。[31]

约阿夫坚称，以色列人有责任“阻止这种普遍态势”。他还说，丘库尔斯行动的成功“把对死亡的恐惧放上了数以万计的纳粹战犯的心头……让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无法拥有平静与安宁！”尽管他承认以色列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大量追捕这样的罪犯，但丘库尔斯可以成为对低级别凶手的警告。

这些都是合理的解释，不过不一定是完整的解释。指挥艾希曼绑架行动的拉菲·埃坦没有参与丘库尔斯行动，他在2013年接受我的采访时指出：“要想杀一个人，从远处开枪更容易，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行动。”[32]埃坦补充说，摩萨德的决定是派遣特工近距离将他杀死，好让他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事实显示行动中存在着“个人因素”。他所谓的个人因素指的是高层中的某人有可能有一笔私账要跟丘库尔斯清算。

直到丘库尔斯被杀，迈达德才知道暗杀团队中的一员曾在里加有一个庞大的家族。迈达德表示：“他们都被丘库尔斯及其手下杀害了。”[33]不过他队伍里的一个低级别成员不可能参与追击里加刽子手行动的前期决策。这次行动的决策过程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完全解答。

不过，最近还有一些新情况出现。2014年，拉脱维亚观众观赏了一部关于丘库尔斯的音乐剧。尽管剧末有那么短暂的一幕让丘库尔斯被高喊“凶手”的人群团团围住，但制作方把重点放在了他二战前的明星飞行员身份上。制作人尤里斯·米勒斯（Juris Millers）强调，由于丘库尔斯从未接受审判，因此“如果我们从司法的角度出发，他就仍然是无辜的。少数人曾作证说他是一个凶手，但也有其他人说他是一个英雄”。[34]

拉脱维亚犹太人委员会、以色列、俄罗斯及其他国家迅速对这出音乐剧提出谴责，称其在为一个大屠杀凶手洗白。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宣称：“绝不能允许任何将险恶的罪犯洗白成文化英雄的尝试。”[35]曾经驳回丘库尔斯家人的请求、拒绝为其恢复名誉的拉脱维亚政府表示，他们对该剧的不满是毋庸置疑的。拉脱维亚外交部部长埃德加斯·林克维奇斯（Edgars Rinkēvicˇs）指出，虽然拉脱维亚政府致力于维护言论自由，因此无法阻止该剧的上演，但“身为阿雷斯突击队的一员不是什么值得歌颂的事情。让那些观看表演的人去称赞这出音乐剧吧，但政府的立场是它的格调不高”。

不过，许多拉脱维亚人都热情地称赞该剧，更愿意将丘库尔斯铭记为20世纪30年代受人爱戴的飞行员，并忽视了他后来的屠杀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命令迈达德执行暗杀丘库尔斯的任务的摩萨德官员约阿夫是对的：在犹太人大屠杀的问题上，记忆通常是短暂的；而且十分危险的是，这种记忆还具有选择性。

纳粹猎人们始终清楚这一点。对那些拒绝放弃斗争的人来说，这只会激励他们继续前行。

[1] 摘自我对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的采访。

[2] Beate Klarsfeld，Wherever They May Be！，4.

[3] Beate Klarsfeld，Wherever They May Be！，3-23；Serge Klarsfeld with Anne Vidalie，La Traque des Criminals Nazis，11-13，31-32；以及我对贝亚特和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的采访。

[4] “Alois Brunner，” jewishvirtualibrary.org.

[5] Jeremy Josephs，Swastika Over Paris：The Fate of the French Jews，Serge Klarsfeld，Introduction，17.

[6] Frei，Norbert. Adenauer’s Germany and the Nazi Past：The Politics of Amnesty and Integrat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395，n46；and “Kurt Kiesinger，60’s Bonn Leader and Former Nazi，Is Dead at 83，” New York Times，March 10，1988.

[7]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18.

[8]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19-63.

[9] Klarsfeld，Serge，with Anne Vidalie. La Traque des criminels nazis. Paris：Tallandier/L’Express，2013，13，76；我对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的采访。

[10]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22.

[11]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48.

[12] 摘自我对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的采访。

[13]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112-40.

[14]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87.

[15] Klarsfeld，Serge，with Anne Vidalie. La Traque des criminels nazis. Paris：Tallandier/L’Express，2013，40-41；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160-64.

[16] Heberer，Patricia，and Jürgens Matthäus，eds. Atrocities on Tr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s of Prosecuting War Crimes.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8，242，n22.

[17] Klarsfeld，Serge，with Anne Vidalie. La Traque des criminels nazis. Paris：Tallandier/L’Express，2013，43-44.

[18]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153. 有关此三人的其他细节见John Vinocur，“3 Ex-Nazis Get Jail Terms for War Crimes，”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2，1980。

[19] 位于阿根廷。

[20]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166.

[21]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167-203；and Serge Klarsfeld with Vidalie，43-52.

[22] John Vinocur，“3 Ex-Nazis Get Jail Terms for War Crimes，”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2，1980.

[23] 林德伯格（Charles A.Lindbergh）是第一个独自完成横越大西洋不着陆飞行的人。

[24] Anton Kuenzle and Gad Shimron，The Execution of the Hangman of Riga：The Only Execution of a Nazi War Criminal by the Mossad，29-31.

[25] Anton Kuenzle and Gad Shimron，The Execution of the Hangman of Riga：The Only Execution of a Nazi War Criminal by the Mossad，32-34.

[26] Anton Kuenzle and Gad Shimron，The Execution of the Hangman of Riga：The Only Execution of a Nazi War Criminal by the Mossad，35-43.

[27] Anton Kuenzle and Gad Shimron，The Execution of the Hangman of Riga：The Only Execution of a Nazi War Criminal by the Mossad，xx.

[28] Anton Kuenzle and Gad Shimron，The Execution of the Hangman of Riga：The Only Execution of a Nazi War Criminal by the Mossad，125-27.

[29] “Reports from Abroad，” New York Times，March 14，1965.

[30] 例如参见“Zvi Aharoni and Yaakov Meidad，” The Telegraph，August 16，2012。

[31] Kuenzle，Anton，and Gad Shimron. The Execution of the Hangman of Riga：The Only Execution of a Nazi War Criminal by the Mossad. London：Valentine Mitchell，2004，8-9.

[32] 摘自我对拉菲·埃坦的采访。

[33] Kuenzle，Anton，and Gad Shimron. The Execution of the Hangman of Riga：The Only Execution of a Nazi War Criminal by the Mossad. London：Valentine Mitchell，2004，102.

[34] Associated Press，“Latvian Musical on Nazi Collaborator Stirs Anger，” October 30，2014.

[35] “Israel Condemns Latvia’s ‘Butcher of Riga’ Musical，” israelinternationalnews.com，October 23，2014.

第十二章 “模范公民”

对警方和媒体来说，他是无趣而讨厌的老头，有一个装满幽灵的文件柜；一旦杀了他，你就可能把他变成一个被人忽略的英雄，留下一些仍有待被抓捕的敌人。[1]

——在艾拉·莱文（Ira Levin）的畅销小说《巴西来的男孩》（The Boys from Brazil）中，奥斯维辛集中营医生“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在谈及以西蒙·维森塔尔为原型的人物时如是说

在纳粹猎人的话题所引起的诸多迷思中，没有哪个比认为维森塔尔是一个渴望与猎物正面对峙的复仇者更加脱离实际——在这种想象下，维森塔尔被描绘成会亲自追踪纳粹逃犯之人，如果有必要，甚至还会追到南美洲最偏僻的藏身处。正如劳伦斯·奥利弗在1978年上映的电影《巴西来的男孩》中饰演的那样，以维森塔尔为原型的角色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Lancaster）的一座农场追上了门格勒（格里高利·派克饰），两人进行了殊死搏斗。当奥利弗放出狗（以喜欢咆哮而闻名的杜宾犬）来取得胜利时，维森塔尔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就失去了与现实的一切联系：从那时起，他就被视为一个半神探可伦坡、半詹姆斯·邦德式的人物。

对于这种误解的产生，维森塔尔自己要承担部分责任。他在1961年出版了《我追捕了艾希曼》一书，当时，摩萨德局长伊塞尔·哈雷尔还没有办法公布自己在绑架事件中的功劳，也无法解释究竟是哪条线索起了关键作用。尽管维森塔尔曾郑重声明，他只是为艾希曼被捕做出微小贡献的“众多”人士之一，但他也十分乐于见到自己的名气越来越大。这帮助他在1954年林茨文献中心关闭后重新振作。1961年10月1日，在当地犹太人群体的帮助下，他在维也纳成立了新的文献中心。[2]

维森塔尔重新焕发了活力，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自我推销天赋，包括与人合作，把在逃纳粹分子与纳粹猎人间的故事改造成大众文化产品。弗·福赛斯在撰写其1972年的畅销小说《敖德萨档案》（出版两年后它被改编成了一部卖座的电影）时，为搜集背景材料曾向维森塔尔求助，并告诉维森塔尔自己受到了其1967年出版的回忆录《我们中间的凶手》中一个章节的启发。维森塔尔非常乐意提供帮助。他甚至说服福赛斯将书中的反派写成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里加犹太人区前指挥官、奥地利人爱德华·罗施曼（Eduard Roschmann）。与拉脱维亚人赫伯特·丘库尔斯一样，他也因残忍暴行而臭名昭著。

战后，罗施曼逃至阿根廷，但这本书以及后续的电影增加了逮捕并引渡他的压力。维森塔尔心满意得地指出：“罗施曼在电影里被刻画成一个遭到追捕的人。”1977年，这个前纳粹分子又逃至巴拉圭，并在抵达该国两周后死于心脏病突发。电影的结局甚至更具宣泄效果：他被逮捕并被处决。[3]

维森塔尔声称，他曾有机会以丰厚的片酬在电影里扮演他自己，“但我不想过多涉足娱乐行业”。不过，娱乐行业是不会那么轻易就放过他的，近期的一场演出几乎还原了维森塔尔在面对自己的大众形象时矛盾又愉快的心态。在2014年汤姆·杜根（Tom Dugan）创作并参演的外百老汇[4]独角戏剧《维森塔尔》（Wiesenthal）的广告中，这位纳粹猎人被描绘成“犹太版詹姆斯·邦德”。杜根饰演的维森塔尔大笑着驳斥了所有类似的说法。他对观众说：“我的武器是坚持不懈、公开宣传和文书工作。”这种说法完全正确。

尽管可以说维森塔尔既在利用自己的形象，也在嘲讽这种形象，但他十分认真地捍卫着自己作为非官方的头号纳粹猎人的名声，并且对那些希望在这个方面挑战他的人不屑一顾，或者至少与他们保持了距离。托维阿·弗里德曼于战后在维也纳设立了首个文献中心，后来在1952年移居以色列。他明显对于维森塔尔的风头盖过了他（尤其是在艾希曼绑架案后）的事实感到十分沮丧。弗里德曼曾给维森塔尔写信说：“你是伟大的纳粹猎人，而我是个小喽啰。”维森塔尔传记的作者汤姆·塞格夫坚持认为，其传记对象把弗里德曼当成一个“穷亲戚”来对待，认为他移居以色列的决定是一次重大失误，因为他的活动在那里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5]

维森塔尔坚定地留在维也纳，即使在1982年7月11日后他也心意不改，当时一个成员之一是越狱的德国前纳粹分子的组织在他居住的大楼门口放置了一枚炸弹。[6]该炸弹装置的爆炸对大楼造成了损坏，还震碎了隔壁房子的窗户，不过没有人受伤。尽管维也纳政府在维森塔尔的办公室和住处安排了警卫保护他，但他仍然坚持反驳任何提议说这件事以及他收到的威胁邮件可能已经为移居以色列提供了充分理由的人。他面带标志性的苦笑对一个美国律师说：“不，我仍在追逐鳄鱼，因此必须住在沼泽里。”[7]

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在年轻时十分敬仰维森塔尔，并坚持于1967年8月在维也纳首次拜访了维森塔尔。但让这个时年31岁的法国人感到惊讶的是，维森塔尔对于前纳粹宣传机构的基辛格在当时任西德总理的事实“无动于衷”。维森塔尔后来对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掌掴该西德领导人的著名行为以及这对夫妇的其他戏剧性抗议表示反对。塞尔日的结论是：“我们在如何对德国人采取行动的问题上看法不同，在行动方式上也意见不一。西蒙·维森塔尔与西德领导人称兄道弟，我们却身陷囹圄。”[8]

塞尔日坚称，而且直到今天都仍然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许多纳粹分子获释出狱或者根本未遭到追捕时，维森塔尔始终坚持将他们绳之以法，这种不懈努力应当得到高度认可。不过很快他和贝亚特就发现他们与维森塔尔产生了矛盾。除了谴责他们的对抗式策略外（尤其在前往拉美时，贝亚特不断采用这种策略，她要求让纳粹分子接受审判，并且对该地区的右翼政府提出抗议），维森塔尔还对他们的左倾政治理念没有任何好感。

维森塔尔在个人作风和政见上都十分保守，他持有坚定的反共立场，谴责波兰政府“像过去几个世纪一样利用反犹情绪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注意不到政府自身的能力低下和罪行累累”。[9]他经常指责波兰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宫故意散播关于他的谣言，包括伪造文件并借此指控他与纳粹分子合作或者为以色列和中情局效力等。[1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贝亚特对于自己经常受到东德政府和媒体的赞扬感到非常自豪，经常为一家亲共的西德周刊撰写文章，尽管她同时也对共产党政权使用反犹宣传的做法提出了抗议。

这种分歧将在未来导致纳粹猎人内部出现日益紧张的态势。

* * *

从一开始，维森塔尔就相信，他的使命既包括教育下一代，也包括为他自己这代人中的数百万受害者伸张某种程度上的正义。这两个目标是相互交织的，为实现这两个目标而采用的方法也是如此。揭露以及在情况允许时抓捕并审判前纳粹分子的做法提供了重要证据，能够阻止战后有些人淡化甚至是直接否认第三帝国的恐怖罪行的尝试。有些时候，仅仅是揭露纳粹分子的身份——实际上就是将暴行具体到个人，否则这些暴行会因为太过庞大、抽象而无法真正引起注意——就足以让维森塔尔感到自己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即使这种揭露并没有导致任何法律上的结果。

最富戏剧性的一个例子是他寻找那个逮捕了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盖世太保的过程。1958年10月，当维森塔尔还住在林茨时，州立剧院上演了话剧《安妮日记》。一天傍晚，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叫他快点到剧院来，目睹公开的反犹主义行为。维森塔尔抵达剧院时话剧刚刚演完，他听说有几个十几岁的捣乱分子一直在大喊：“叛徒！马屁精！骗局！”他们还在剧院里抛撒传单，声称这本著名日记的作者根本不存在：“犹太人捏造了整件事，为的是榨取赔偿金。不要相信一个字。全部是捏造的。”[11]

在维森塔尔看来，这些都是前纳粹分子及其同情者为了污蔑这本极受欢迎的著作而采取的行动的一部分，这本日记让犹太人大屠杀得到了个人化呈现，这让他们感到了极大威胁。他总结说，他们试图“毒害”年青一代的“心智”。两天后，在他和一个朋友坐在咖啡馆里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几个高中生就坐在邻桌。维森塔尔的朋友问其中一个高中生对该争议的看法，那个男孩重复了所谓的安妮·弗兰克不是真实存在之人的说法。

“但是那本日记呢？”维森塔尔问道。男孩回答说，它可能也是伪造的，而且不能证明安妮存在过。即使在听说安妮的父亲、那个家庭的唯一幸存者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曾上庭作证，讲述盖世太保如何逮捕他们，导致他们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他也没有改变看法。［后来，安妮和她的姐姐玛戈（Margot）被转移到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并在战争结束前死在那里，当时安妮只有15岁。］

最后，维森塔尔问道，如果从实施逮捕的军官口中听到事实真相，他是否会被说服。那个男孩回答说：“好啊，如果他自己承认的话。”显然，男孩相信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维森塔尔把男孩的这句话当成一项挑战。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他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安妮日记》的附录曾提到，一个奥托·弗兰克公司的前员工在他们被逮捕后曾经去盖世太保总部，希望帮助这家人。该男子回忆说，他与实施逮捕的军官说过话，那个党卫军来自维也纳，其名字的开头读起来像是“西尔维”（Silver）。维森塔尔认为那肯定指的是德语里的“西尔贝”（Silber）。他在维也纳的电话簿里找到了几个曾经是党卫军成员、名叫“西尔贝纳格尔”（Silbernagels）的人的号码，但没有一个是有用的。

他的突破源于1963年游访阿姆斯特丹的经历。一个荷兰警察给了他一本1943年荷兰盖世太保电话簿的复印件，上面列了300个名字。在飞回维也纳的途中，他在名为“IV B4，Joden”（“Joden”即犹太人）的部门中找到了“西尔贝鲍尔”（Silberbauer）这个名字。维森塔尔知道，那个部门里的大部分军官曾经是警察，于是联系了一位声称愿意调查此事的内政部官员。他们的确进行了调查，但试图掩盖他们的发现，即那个承认逮捕了安妮·弗兰克的警官卡尔·西尔贝鲍尔（Karl Silberbauer）仍然在维也纳警察局任职。他们将他停职，但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Volksstimme）报道了这条新闻，因为西尔贝鲍尔向一个同事抱怨说，自己“因为安妮·弗兰克的事遇上了点麻烦”。莫斯科的广播电台也开始大肆宣传这条新闻。

维森塔尔没有成功地让西尔贝鲍尔遭到起诉。不过当其他记者开始报道这件事时，他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在得到维森塔尔的消息后，一位荷兰记者前去维也纳采访了西尔贝鲍尔。这个前党卫军军官抱怨说：“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还来找我麻烦？我只不过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被问及是否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难过时，他回答说：“我当然会感到难过。有时我甚至感觉自己被彻底地羞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被警察局停职，失去了免费坐电车的特权，他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买票乘车了。

记者问道，他是否读过安妮·弗兰克的日记。西尔贝鲍尔说：“上周我买了那本小册子，想看看自己在不在里面。但我不在。”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对日记作者的逮捕意味着她不可能有机会把这件事写入日记。

西尔贝鲍尔仅仅因为他的受害者非常出名才为人所知，他本人只是第三帝国里一个微不足道的公务员。与其他许多一直到死都没什么名气的人一样，他从未为自己的行为真正付出代价。维森塔尔想要看到的结果可能不只是他被揭露身份，但政府没有兴趣对他提起诉讼。

尽管如此，维森塔尔还是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己是正确的。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始终是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最强有力的个人证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龄儿童。想要污蔑这本日记的尝试渐渐消失。即使是最坚定的纳粹同情者也无法反驳一个毫不认为自己有任何过错的前纳粹军官的直接证词。

* * *

维森塔尔在后来的回忆录《正义而非复仇》中回忆说，1964年1月，他坐在特拉维夫皇家咖啡馆的露台上时，突然有人喊他去接电话。在回到桌旁后，他发现已经有三个女子坐在了那里。他打算拿起放在桌上的杂志，另找地方坐下，这时，她们中的一人站起身来，用波兰语对他说，很抱歉占了他的桌子。她说：“不过我们在扬声器里听到了您的名字，想要跟您谈谈。我们三个都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待过，所以我们想要问问您。您一定知道‘科比瓦’的事吧？”[12]

在波兰语中，“科比瓦”意为母马，不过维森塔尔不知道她指的是谁或者什么。

她补充说：“请原谅我，我们总是以为每个人都知道‘科比瓦’是谁。”她解释说，那是一个令人尤为恐惧的奥地利看守的外号，因为她常常残忍地用脚踢女囚犯，且每当有新囚犯抵达，她都喜欢随心所欲地对他们使用自己随身携带的皮鞭。她的真名叫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

那位对维森塔尔说话的女士在描述一起事件时变得越来越激动。她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孩子，那个孩子……你要知道，那是个小孩子。”当一个背着帆布包的囚犯从布劳恩施泰纳身边走过时，她把鞭子抽向那个背包。藏在背包里的孩子叫了一声。布劳恩施泰纳命令那个男囚把背包打开，随后一个孩子跳了出来开始奔跑。“不过‘科比瓦’追上了他，用力抓了他一把，他疼得喊了出来，然后她开了一枪，射穿了……”那位女士的话语渐渐变成了啜泣。

她的同伴很快就加入进来，讲述了其他可怕的故事。在新囚犯抵达时，母亲们会紧紧抱住她们的孩子，因为前来把孩子带往毒气室的卡车已经到了。布劳恩施泰纳会用力把他们扯开。与另外两个也很残暴的女看守一样，她特别喜欢恐吓年轻女囚。一位女士回忆说：“她会用皮鞭打她们的脸，最好是直接抽向她们的双眼。”光是把这些女孩送进毒气室还不够，布劳恩施泰纳和其他看守想要先折磨她们一番。

苏联军队于1944年7月占领波兰城市卢布林（Lublin），解放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11月底，被抓获的党卫军看守和工作人员接受了审判，其中有80人被定罪。在特拉维夫与那几位女士交谈后，维森塔尔曾去核实布劳恩施泰纳是否曾被定罪，答案是否定的。不过他了解到，她于1948年在奥地利南部的卡林西亚州（Carinthia）被逮捕，并因在担任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看守时脚踢、鞭打女囚犯的残暴行径，而在维也纳接受了审判。她在马伊达内克的服役经历仅被简单提及。维森塔尔说，她“只被判了三年监禁”。

这意味着布劳恩施泰纳肯定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获释了，而维森塔尔决心去看看自己是否能找到她。已知的她最后的地址是1946年在维也纳注册的，因此他决定去问她的前邻居知不知道她现在的去向。他找到的第一个邻居在听他说明了寻找目标后立马关上了房门。不过另一个邻居，一个熟识布劳恩施泰纳一家人的老妪很快主动表示，她无法相信针对布劳恩施泰纳的那些指控是真的，她记得布劳恩施泰纳是一个在周日做礼拜时“衣着靓丽”的年轻姑娘。那个老妪不知道布劳恩施泰纳获释后去了哪里，不过知道她的部分亲属的名字和他们在卡林西亚州的地址。

维森塔尔意识到自己不太可能得到布劳恩施泰纳亲属的信任，于是求助于最近来到他办公室的一个自愿帮忙的奥地利年轻人。这个被他称作理查德的年轻人直率地承认他来自一个持有反犹思想的家庭，他的父亲曾为第三帝国效力并于1944年死于战场。不过理查德相信，他的父亲是不赞同大屠杀的。很多年轻人在艾希曼审判增强了人们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认识后，主动提出要帮助维森塔尔，这绝非偶然。维森塔尔指出：“理查德这样的人让我这样的人相信，活下来并留在奥地利是有意义的。”

理查德前往卡林西亚，并且依照维森塔尔的计划设法与布劳恩施泰纳的亲属套近乎。他对他们说，自己的一个叔叔遭到了不公平的定罪，被判了五年监禁。这促使那几位亲属表示，布劳恩施泰纳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他很快了解到，在获释后，“科比瓦”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并且搬去了哈利法克斯（Halifax）。维森塔尔从身处那座加拿大城市的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那里了解到，布劳恩施泰纳和她的丈夫赖恩（Ryan）在不久前又一次搬走了，这次他们搬到了纽约市皇后区的马斯佩斯（Maspeth）。

维森塔尔知道，直到当时，美国还没有审判或者引渡过任何在该国定居的纳粹分子。因此，他信心十足地认为，她仍然在马斯佩斯，或者说自己仍然可以找到她的踪迹。此时，他决定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透露给《纽约时报》的记者克莱德·A.法恩斯沃思（Clyde A. Farnsworth），后者不久前以《拥有600万客户的侦探》（“The Sleuth with 6 Million Clients”）为题为维森塔尔写了一篇人物简介。[13]法恩斯沃思很快就向总部转告了这则消息。

位于时代广场的报纸编辑们将采写工作交给刚入职的综合报道记者约瑟夫·莱利维尔德（Joseph Lelyveld）。据他回忆，他看到的信息包含了一项内容，即如今被称作赖恩太太的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住在马斯佩斯的一个蓝领社区内，但该消息没有给出确切地址。维森塔尔却声称自己提供了地址。无论如何，莱利维尔德都知道——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需要找到“一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看守和已被定罪的战犯”，基于“维也纳著名纳粹猎人”提供的线索进行追踪。[14]

由于这时莱利维尔德还不知道布劳恩施泰纳丈夫的全名，因此他记下了皇后区电话簿中所有姓赖恩并登记了马斯佩斯地址的人名。他打算花一整天的时间来摁门铃，不过他拜访的第一个赖恩太太在他问起一个拥有同样姓氏的奥地利女子时立刻就知道了他想找的是谁。她告诉他，那肯定是拉塞尔·赖恩（Russell Ryan）的妻子，一个拥有德国口音的女子。她还主动说，那两口子就住在附近的72街52-11号。

莱利维尔德敲响了那栋屋子的房门，接着她出现了。记者对她说：“赖恩太太，我想要了解你在波兰度过的时光，也就是战争发生时你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经历。”

她啜泣着回答：“噢，我的上帝啊，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莱利维尔德回忆说，就“好像她一直在等我来一样”。

他走进了起居室，发现那是一间“极度整洁、颇有德国风格的起居室，屋里摆放着桌垫、咕咕鸟时钟和阿尔卑斯山风景画”。他坐在她的对面，聆听她用来表明自己的无辜的“充满泪水和自怜的讲述”。那只是一段简单的对话，却衍生了一篇颇具戏剧性的新闻报道，题为《前纳粹集中营看守如今是皇后区的家庭主妇》（“Former Nazi Camp Guard Is Now a Housewife in Queens”）。[15]

莱利维尔德将这一发现归功于维森塔尔，并指出布劳恩施泰纳在奥地利已经服过刑，但她在1959年来到美国时否认曾被定罪。

在1964年7月14日刊登的那篇新闻报道中，他生动地描述了他们的短暂会面：

她是有着严厉腔调的大块头女子，一头金发已经略有泛灰，她穿着粉白条纹的短裤以及一件与之相配的无袖衬衫。

她用带着严重口音的英语说：“我做的不过是如今的监狱看守都会做的事情。”

她说：“广播里，他们成天谈论和平与自由。好。那么十五六年后，为什么他们还来找人麻烦？”

“我已经接受了足够多的惩罚。我被关了三年。三年啊，你能想象吗？如今他们又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

莱利维尔德后来通过电话联系了拉塞尔·赖恩。拉塞尔说：“先生，我的妻子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她更正派的人了。她曾对我说那些只是她必须履行的职责而已。”不过他也对记者承认，他的妻子在那之前从未告诉他她曾是集中营看守，并且在监狱中服过刑。

向自己的丈夫隐瞒过去是一回事，对美国移民归化局（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撒谎又是另一回事了。莱利维尔德在报道中写道，移民归化局的一名官员曾表示，这有可能引发对布劳恩施泰纳公民身份的重新审查，不过“他表示，这种审查很少会导致公民身份被剥夺”。

一直等到七年后，这名官员的话才被证明是错误的。在经过漫长的司法程序后，布劳恩施泰纳终于在1971年被剥夺了公民资格。波兰和西德都寻求将她引渡，这促使她声明自己愿意前往西德，因为她担心在波兰的待遇会更糟。她在1973年被送往西德，成为两年后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举行的针对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人员的审判中名气最大的被告。庭审过程一直持续到1981年，最终她被判处终身监禁。1996年，她因健康原因获释，并被送往她的美国丈夫所在的养老院，她的丈夫尚在人世，且一直对她不离不弃。她死于1999年。[16]

对莱利维尔德来说，他撰写的关于布劳恩施泰纳的新闻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因此他从未进行追踪调查。在他从马斯佩斯返回的同一天，他了解到，由于“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17]开始转变成暴力骚乱，他自己的父亲拉比阿瑟·莱利维尔德（Arthur Lelyveld）在密西西比州遭到了殴打。这位年轻记者很快就开始忙于报道这场正在发生的种族骚乱，随后又在同一年秋天被派往非洲。他后来成为一名明星记者、编辑以及荣获普利策奖的作家。从1994年到2001年，他一直是《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执行编辑是这个最负盛名的新闻机构中级别最高的编辑职位。

2014年初，莱利维尔德与我一起坐在曼哈顿上西区公寓旁的一家咖啡馆里，我无意间向他提起他所撰写的有关布劳恩施泰纳的新闻虽然只是对马斯佩斯的短暂拜访的成果，却第一次真正激起了美国人对纳粹分子的兴趣。他在听到我的话时显得真的很吃惊。他难道一直都不知道他的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影响吗？他说：“刚刚知道。”

* * *

埃利·罗森鲍姆非常厌恶“纳粹猎人”的说法，因为他相信它杂糅了小说和电影里的通俗故事，以及媒体报道和书里的误导性或歪曲真相的信息，因而充满了神话色彩。而且，和大部分神话一样，里面的虚构成分通常会压倒作为神话之基础的事实成分。不过，尽管罗森鲍姆在被归类为美国的一流纳粹猎人时可能会有所推辞，但他绝对名副其实。在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致力于追捕美国境内的纳粹分子，以剥夺他们的公民身份，并让他们通过遣送或者自愿的方式（如果达成协议的话）离开美国为追求。当然，“自愿”也不是最准确的用词，因为那些纳粹分子总是在强迫下才采取行动。他与司法部的其他同事给纳粹分子施加了巨大压力，迫使他们“自愿”离开。

罗森鲍姆的功绩促使路透社资深记者艾伦·埃尔斯纳（Alan Elsner）以他为原型创作了悬疑小说《纳粹猎人》（The Nazi Hunter，2007年出版）。书中主角的沉思反映了罗森鲍姆的真实感受：

直到今天，我都会因这个词而感到兴奋。纳粹猎人！它让人眼前浮现出勇敢无畏的冒险者形象，他们追踪残酷无情的盖世太保施虐者，一直追到猎物在南美丛林中的藏身处。这种想象要是与真实情况有哪怕一丁点相似就好了。但真相的魅力要小得多。我是律师，不是冒险家，也不是秘密特工，甚至不是私家侦探。我穿的是深色西装和素色领带。我每天都在档案室里整理微型胶卷，要么就在参加会议，偶尔还会在法庭里度过时光。我处理的纳粹分子与那些危险的军阀相去甚远，他们通常是古稀或者耄耋之年的银发老头，在克利夫兰或者底特律的郊区过着枯燥乏味、隐姓埋名的生活。[18]

当然，埃尔斯纳笔下的马克·凯恩（Mark Cain），也就是以罗森鲍姆为原型的虚构人物，接下来踏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冒险之旅，扩展了被真正的罗森鲍姆斥为胡说八道的纳粹猎人通俗形象。

出生于1955年的罗森鲍姆在纽约长岛上的小镇韦斯特伯里（Westbury）长大，他的父母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逃离德国的犹太人。尽管他在初中时与同学一起读过《安妮日记》，但他当时并没有像长大后一样对犹太人大屠杀投入很多关注。他知道他有许多亲人在欧洲没能活下来，不过他的父母始终不愿讨论这个话题。他回忆说：“在家里我们从未谈起这件事，这个事实让我知道了它究竟有多么严重以及多么让人痛苦。”[19]

不过罗森鲍姆渐渐开始了解这个他父母不愿谈论的话题。在12岁时，他观看了彼得·魏斯的话剧《法庭调查》，它重现了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这出话剧先是在百老汇上演，随后在全国广播公司播出，他便是在家里的黑白电视上观看的。他表示：“正是在此时，我第一次了解到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我被震惊了，深深地震惊了。”一段尤为生动的回忆来自一个波兰女天主教徒的证词，她讲述了在她腿上进行的可怕医学试验。罗森鲍姆补充说：“我简直目瞪口呆。”多年后，他读到了维森塔尔的《我们中间的凶手》，这本书让他知道了究竟有多少罪犯仍逍遥法外，他再一次被震惊了。

在他大约14岁时，他父亲的一次意外吐露让这一切变得更具个人色彩。当时他们正开车从长岛前往纽约州北部，他的父亲计划参加那里的商业会议，然后他们打算一起去滑雪。他们被暴风雪堵在了纽约高速公路上，于是父亲再一次拿出了他最喜欢的打发时间的方法——向儿子讲述自己在战争期间的从军经历。他最初在北非服役，随后被调往驻欧洲的第7军心理战分队，这支部队当时急需会德语的人。他曾经对小罗森鲍姆讲述他们是如何在前线附近架设扬声器，保证会善待德军，劝说德军投降的。他还讲了自己代表所属队伍参与拳击比赛的事，以及有一次他跟兄弟们喝醉了的事，他的指挥官对此似乎更多觉得好笑而不是生气。

不过在前往纽约州北部的旅途中，他的父亲可能因为讲完了熟悉的故事，突然对小罗森鲍姆讲起了他此前从未听过的事情。父亲说：“你知道吗，在达豪被解放的第二天我就去过那里。”此时的小罗森鲍姆已经知道达豪是什么了。老罗森鲍姆并不属于解放达豪集中营的那支部队，不过他当时就在附近，而且消息传得很快，大家都知道那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受命与另一个士兵一同前去查看并回报那座集中营的情况，且他照办了。故事说到这里时，小罗森鲍姆问了一个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他的父亲在到达集中营后看到了什么？

大雪纷飞。罗森鲍姆回忆说：“那次行车真可怕，那可是一场暴风雪啊。因此，我们俩被困在了路上。我一直在等父亲的答案，但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他抬起头看向父亲，发现父亲的眼中噙满了泪水，嘴唇微动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在经过长时间的停顿后，他的父亲开始说起别的事情。小罗森鲍姆说：“我明白了。”这也是此前每当父母避免谈及类似话题时他的反应。“他的所见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他什么也说不出来，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让我知道了我想要知道的一切。”

从那时起，年轻的罗森鲍姆就格外关注与纳粹分子有关的新闻，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类新闻变得越来越多。[20]《纽约时报》的记者拉尔夫·布卢门撒尔（Ralph Blumenthal）一直在追踪布劳恩施泰纳一案，并且撰写了大量关于其他在美纳粹分子的报道。另外，一位名叫霍华德·布卢姆（Howard Blum）的年轻作家还创作了《通缉！搜寻在美纳粹分子》（Wanted！The Search for Nazis in America）一书。这本立刻就成为纪实类畅销书的著作以二战老兵安东尼·德维托（Anthony DeVito）为主角，他与罗森鲍姆的父亲一样，也在达豪集中营被解放后不久造访过那里。在带着一个德国妻子回到美国后，德维托成了移民归化局的调查员，也因此被分配了布劳恩施泰纳一案。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四处奔忙，追踪调查居住在美国的59个纳粹罪犯，他们的名单是他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研究人员那里拿到的。

德维托一直在与上级做斗争，最终于1974年辞去了移民归化局的职务，他声称该机构的领导层千方百计地阻挠他，不让他对居住在美国的纳粹分子做进一步调查。布卢姆写道：“他是一个呼吁对他们实施报复的孤胆侠。”[21]对这位与掩护纳粹分子（有些纳粹分子甚至曾为中情局等政府机构效力）的行径斗争到底的斗士，布卢姆进行了富有戏剧性的刻画，得到了大众的喜爱，也得到了罗森鲍姆的喜爱，那时的他即将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求学。罗森鲍姆回忆说：“我当时当然相信书中所言，彻彻底底地相信。我对整件事都深信不疑。”

罗森鲍姆后来得出结论，布卢姆在书中有些夸大其词，忽视了美国此前阻挠纳粹分子入境的努力，并且夸大了德维托的作用。罗森鲍姆补充说，德维托本人也信了布卢姆对他的刻画，在谈到他自己对纳粹分子的追捕时把事实与虚构混为一谈。罗森鲍姆说：“他的人生已经变成了一部惊险小说。他本人读过太多这种类型的小说了。”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布卢姆的著作促使人们逐渐意识到，出于一些严重的错误，大量纳粹罪犯在美国找到了庇护所。

布卢姆和德维托不是唯一得出这种结论的人。在1973年当选国会议员后不久，来自布鲁克林的民主党人伊丽莎白·霍尔茨曼就接待了一名想要与她私下会面的移民归化局中层官员。他们的此次会面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它们的高潮是六年后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的创设。霍尔茨曼解释说，这是“一个打击纳粹分子的高效机构”。[22]它无法因纳粹分子在其他地方犯下的罪行而将他们送上法庭或者送入监牢，但它可以揭露他们在进入美国时在个人经历方面撒了谎，进而让他们失去公民权并遭到驱逐，最好是被驱逐到那些有可能审判他们的国家。

* * *

霍尔茨曼第一次读到布劳恩施泰纳一案时曾将其看作意外状况。因此，当那名移民归化局官员出现在她位于众议院朗沃斯办公大楼（Longworth House Office Building）的办公室，告诉她移民归化局有一份列有53个纳粹战犯的名单却什么都不做时，她一开始还不敢相信。她回忆说：“这似乎不太可能。”她说，鉴于美国在二战中的牺牲，“我们的政府没有理由允许纳粹战犯在这里居住”。

不过那次对话在霍尔茨曼的脑海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这一丝怀疑又被她后来读到的关于瓦莱里安·特里法（Valerian Trifa）的文章进一步巩固。特里法曾是罗马尼亚法西斯政党铁卫团（Iron Guard）的成员，负责领导该政党的学生组织。他被控于1941年煽动了一场对布加勒斯特犹太人的大屠杀。战后，特里法定居美国，并且在北美罗马尼亚东正教会（North American Romanian Orthodox Church）中不断获得擢升，最终成为主教兼领袖。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犹太牙医查尔斯·克雷默（Charles Kremer）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孤独地采取行动，想让特里法受到制裁。特里法否认所有指控，声称罗马尼亚政府正设法抹黑他，因为他积极参与反共运动。[23]

在与那名谈及纳粹战犯的官员见面几个月后，霍尔茨曼终于有机会询问移民归化局局长莱纳德·F.查普曼（Leonard F. Chapman），这位海军陆战队前司令当时正在众议院移民事务次级委员会作证。

她问：“移民归化局是否拥有目前住在美国的战犯嫌疑人名单？”

查普曼回答说：“是的。”

霍尔茨曼后来回忆说，她当时已经完全准备好听他说“不”了，因此“我几乎从椅子上跌了下来”。当她问到名单上有多少人时，他的回答也同样干脆：“53个。”当她缓过劲来，问他移民归化局为这份名单做了些什么后，他却抛出了“一堆让人云里雾里的说法来障眼”，没有给出任何答案。

由于无法了解这份与德维托此前获得的名单十分相似的名单到底经历了什么，沮丧的她要求亲眼看一看。令她再次感到惊讶的是，这位局长同意了。

文件放在曼哈顿，于是在下一个周末回家时，她被带进了一间办公室，一堆摆放整齐的文件正等着她。她一份接一份地打开文件，看到的都是类似的故事：每一个纳粹战犯嫌疑人都被指控实施了一些暴行，它们通常是杀害犹太人。不过同样很明显的是，如果说移民归化局官员确实做了追踪调查的话，他们也只确认了名单上所列人员的住址，造访过他们，询问过他们的健康状况，仅此而已。该部门从未调查对他们的指控的真实性，也没有检查任何证明文件或寻找可能的证人。她总结说：“移民归化局什么也没做。这简直令人愤慨。”

从那时起，霍尔茨曼就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建立一个特别机构来调查这些以及其他潜在案件。她不知道有多少纳粹战犯已经定居美国，但她相信移民归化局“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不情愿的执行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甚至是一个不作为者”。她相信，德维托以及曾和其在布劳恩施泰纳一案中共事的移民归化局律师维克托·斯基亚诺（Victor Schiano）始终致力于改变这一状况，但是未能成功。就她所能了解的情况而言，他们是移民归化局中仅有的有兴趣认真跟进纳粹案件的官员，而且两人在那时都已经辞职了。

在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移民事务次级委员会主席约书亚·艾尔伯格（Joshua Eilberg）的帮助下，霍尔茨曼与来自民主党、共和党的其他同僚一起不断施压。1977年，移民归化局宣布成立特别诉讼处以负责处理纳粹分子的案件。总检察长格里芬·贝尔（Griffin Bell）推荐由律师马丁·门德尔松（Martin Mendelsohn，他和霍尔茨曼一样都成长于布鲁克林）草创这一部门并担任其负责人。贝尔对门德尔松说：“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但那位来自布鲁克林的女士快让我疯了，所以请把她哄开心了。”[24]

门德尔松知道，这个他新建的部门在寻求为数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建立档案时会面临艰巨挑战。他说：“可以把这些案子中的证据看作拼图中的单片，但是这些单片被时间扭曲，因而无法被拼凑在一起。”他暗示说，即使能够找到仍在人世的证人，也很难得到可靠的证词，并指出：“即使有再好的记性，也总有忘记的时候。”许多幸存者都认不出施虐者。一个幸存者对他说：“在集中营里我看到的是他们的脚；我从来不去看他们的脸。”

要想有完成使命的机会，门德尔松就需要组建一个顶级团队。不过他很快得出结论，移民归化局的大部分调查员和律师“不仅人数不够，而且能力不足”。他甚至将前调查员德维托斥为“彻头彻尾的骗子”，认为德维托极大地夸大了自己的成绩，还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就是西蒙·维森塔尔”。

特别诉讼处最终被证明非常没有效用，不过霍尔茨曼不打算任这个事实拖后腿，于是继续为政府的不作为采取补偿措施。1978年，一项她从1975年起就一直推动的法案在她的努力下终于通过了。这项后来被称作“霍尔茨曼修正案”的法案授权移民归化局遣送任何曾参与纳粹迫害行动的人。她在当时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这一行动巩固了我的一个想法，那就是清楚且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反对战争罪的立场永远不晚。”[25]

1979年1月，她接任众议院移民事务次级委员会主席一职，并且加倍努力以实现她的另一个行动目标：使调查这些案件的职责从移民归化局转移到司法部，因为后者更适合处理这类案件。因为自身在移民归化局的经历而备感沮丧的门德尔松完全支持这一做法。不过最初他们遭到了司法部官员的抵制，司法部的人明确表示不愿接受这份职责。

霍尔茨曼没有给他们任何选择余地。她回忆说：“我对他们说，要么你们自愿接下来，要么我就把这件事写进法律里。”同一年，也就是1979年，特别调查办公室成立，并作为司法部刑事司的一部分开始运转。这一机构比它所取代的移民归化局特别诉讼处更加雄心勃勃。由于初步预算约有200万美元，特别调查办公室能够组建一个50人的团队，其成员包括律师、调查员、历史学家、研究员和后勤人员。[26]

大约在同一时间，罗森鲍姆刚刚参加了一个朋友在费城举行的婚礼，正开车返回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停下车来买一瓶汽水时，他随手拿起了一份报纸。正是在这份报纸上，他看到了一篇短新闻，说司法部计划成立特别调查办公室。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二年级学生，他需要寻找一个夏季的实习机会，因此立刻决定去问问自己能否申请那里工作。他想：“这就是世上所有工作中我最想做的。”

回到他位于剑桥市的公寓时，时间已近午夜，他立刻给司法部打了电话，得到了这个新成立机构的电话号码。第二天早上9点，他联系到了门德尔松，这时的门德尔松已经从移民归化局被调了过来，以协助创立特别调查办公室。门德尔松只向罗森鲍姆提了一个问题：他是否认识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罗森鲍姆回答说，自己上个学期上过他的课。门德尔松给德肖维茨打了电话，后者向他证实，罗森鲍姆是个“好小伙”，于是仅仅基于这一点，门德尔松就批准了罗森鲍姆在那个夏天的实习资格。罗森鲍姆后来在谈到如今冗长的申请者审核流程时指出：“这种事情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

尽管门德尔松不久后就离开了特别调查办公室，并开始以私人律师的身份追踪与纳粹分子有关的案子，但罗森鲍姆已经在他的人生旅途中迈出了第一步，在他走几次弯路后，这趟人生旅途将把他推向特别调查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使他成为该机构任职时间最长的主任，以及美国最主要的纳粹猎人。

* * *

大部分参与过纳粹迫害行动并成功定居美国的人不是来自德国或者奥地利，而是来自被希特勒的军队征服的国家，这绝非偶然。在战后欧洲的乱局中，许多从前德占区逃跑或者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最终流落到了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境内的难民收容所中。1948年，杜鲁门总统签署了《战时错置人员法案》（Displaced Persons Act），允许20万难民在两年的时间里来到美国。[27]不过在当时，反犹主义仍然十分盛行，许多美国人担心犹太难民会大量拥入，因此最初的法案故意偏向了其他族群：来自“事实上被外国势力吞并了”的国家（例如被苏联吞并的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农业工人，甚至是德意志裔（从前德占区逃出来的德裔居民）。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规则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些条款的放松让约8万犹太难民得以在1952年该法案失效前，变成了近40万获准进入美国的移民中的一部分。尽管来自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难民通常被视为受共产主义迫害者，但他们之中也有大量纳粹通敌者。至于那些居住在被希特勒征服的土地上的德裔居民，他们有过通敌行为的可能性甚至更高。正如在1980～1983年任特别调查办公室主任的艾伦·赖恩（Allan Ryan）所说：“《战时错置人员法案》将美国的渔网探入了满是鲨鱼的水里，故而不可避免地会有鲨鱼被放入网中。”

赖恩补充说，暗示大部分新移民参与了纳粹罪行是错误的做法。不过他推断，他们之中或许有2.5%的人是有罪的，据他计算，“约有一万个纳粹战犯来到了美国”。这一数字仅仅是一个猜测，罗森塔尔等人认为它有些太多了。不过鉴于当时对新移民没有严格的甄别措施，因而有罪者可以轻松地与无辜者一起悄悄溜进美国。在这个时候，他们通常会尽可能不引人注意。他们不是那些好莱坞电影中刻画的大坏蛋，迫切地想要策划新的纳粹阴谋。正如赖恩所说：“他们变成了模范公民以及安静的邻居。”[28]

直到1973年，当要求追究更多纳粹罪犯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时，美国政府仅做了将九个纳粹通敌者驱逐出境的尝试，而且它们大部分失败了。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几乎可被称为彻头彻尾的玩忽职守，到1979年特别调查办公室成立时，该机构承担起了补救的任务。[29]这种做法传递了一条信息，那就是尽管为时已晚，但美国说到做到，一定要摆脱那些靠在个人经历上撒谎进入美国的纳粹罪犯。

在畅想他在该新机构中的实习生涯时，罗森鲍姆满脑子都是布卢姆在畅销书里写到的政府官员的黑暗阴谋，这些说法与德维托在离开移民归化局时发出的指责不谋而合。罗森鲍姆推测，自己将能够接触档案，这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我将除去掩饰，查个水落石出”。但与想象中的情形相反，他发现自己干的事是与这个新团队的成员一起从法律层面研究复杂而引人入胜的案件，这些成员的敬业和聪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笑着说：“当然，我没有发现任何阴谋或者掩饰。”到夏天结束时，他拥有了一个更为现实的目标：在第二年从法学院毕业后回到特别调查办公室。他做到了这一点。

这个新组建的机构面临着许多障碍，而最初门德尔松试图让移民归化局采取更激进的行动时也遇到过同种障碍。美国司法部2010年就特别调查办公室的历史公布了一份内部报告，它指出：“在战争结束那么多年后，‘追捕纳粹分子’既引人注目又单调乏味，而且十分困难。”[30]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他们需要在处于铁幕另一侧的地区搜集证据。以霍尔茨曼等人与苏联官员建立的联系为基础，特别调查办公室得以从来自苏联的证人那里搜集证词，并且带着自己的法律人士和辩护律师随行。不过美国法官对于源自东方阵营的一切，无论是证词还是文件，都十分警惕，这尤其是因为来自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人经常指控称，许多遭到调查的人是共产党抹黑行动的受害者。专栏作家、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也谴责特别调查办公室是克里姆林宫错误情报的散布者。

在少数几起案件中，特别调查办公室相对较快地取得了成果，有时还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后果。1981年，它查出1952年来到美国的61岁铁路工人阿尔贝特·多伊舍尔（Albert Deutscher）是乌克兰的德意志裔，参与过一个准军事组织，该组织枪杀了通过火车抵达敖德萨的犹太人。在特别调查办公室提起诉讼的同一天，多伊舍尔在芝加哥的一趟货运列车前跳轨自杀。[31]

不过，大部分法律诉讼需要耗时几年甚至几十年，那些在特别调查办公室成立之前就启动调查的案子也包括在内。瓦莱里安·特里法，也就是那个被控煽动屠杀犹太人行为的罗马尼亚主教始终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当看到一张自己身穿铁卫团制服的照片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曾经是该法西斯组织的一员。不过，他仍然坚称自己从未做任何坏事。随后，特别调查办公室接手了这个案件。为了结束针对他的法律诉讼，特里法于1980年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两年后，在美国政府还在正式控告他时，他终于同意被驱逐出境。

不过这不是他故事的终点。特别调查办公室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是找到一个愿意接收此类战犯的国家，尤其是这可能意味着该国随后也将面临对他们提起诉讼的压力。特别调查办公室试图说服以色列接收他，但未能成功。以色列领导人不想传递出他们准备审判更多纳粹的信号，因为他们始终将艾希曼案看作一个例外，而非先例。1984年，葡萄牙终于同意接收特里法，后者在那里得以公开地生活，并且不断发出挑衅言论。他宣称：“犹太人所说的关于大屠杀的一切都将引火烧身。”[32]他于三年后死去。

* * *

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读书的最后一年，罗森鲍姆在剑桥市一家二手书店的犹太人大屠杀专区浏览时，找到了一本关于多拉（Dora）集中营的书，这是一个他此前从未听说的集中营。那本书的作者名叫让·米歇尔（Jean Michel），是从该集中营的痛苦折磨中幸存下来的前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即使对罗森鲍姆这样一个已经十分熟悉那段岁月中的许多恐怖故事的人来说，米歇尔对这座集中营里设施条件的记述也让人不寒而栗，德国科学家正是在这里制造了著名的V-2火箭。

米歇尔写道：“导弹奴隶们一刻不停地工作，为他们的生存担惊受怕，虐待狂般的党卫军和牢头不断恐吓他们。”这些囚犯来自许多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他们不得不用最少的工具来挖掘和建造隧道，经常要徒手工作。“他们在最骇人的条件下搬运石块和机器。机器是如此之重，以至于这些筋疲力尽、形容枯槁的囚犯经常被压死。氨气尘埃灼伤了他们的肺。食物甚至对低等生物来说都远远不够。”这些囚犯必须每天工作18个小时，有的人甚至直接在隧道里睡觉，只有最强壮的囚犯才能幸存下来。米歇尔说，在被派往多拉集中营的六万人中，有三万人死在了那里。[33]

罗森鲍姆随后找到了另一本书，书名为《火箭团队》（The Rocket Team），其作者饱含崇敬之情地研究了韦恩赫尔·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及其德国火箭科学家团队，该团队中的许多德国火箭科学家被带到美国，在美国的火箭和航天项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名叫阿图尔·鲁道夫（Arthur Rudolph），负责监督“土星5号”火箭的研发，正是这种火箭将第一批宇航员送上了月球。不过这本书的美国作者同时指出，鲁道夫曾经负责在多拉制造导弹，这意味着他就是“导弹奴隶”的“奴隶主”之一。[34]

正如罗森鲍姆经常提到的那样，特别调查办公室的调查经常是由外国政府或者媒体提供的情报所触发的。不过在这个案件中，罗森鲍姆焦急地想要在一毕业并回到司法部后就提供他自己的情报。冯·布劳恩已经于1977年去世，而鲁道夫尚在人世。在回到特别调查办公室的第一天，罗森鲍姆就在与办公室副主任尼尔·谢尔（Neal Sher）的会面中提起了这件事。谢尔没有听说过鲁道夫，但立刻问道鲁道夫是不是“回形针行动”（Operation Paperclip），即在战后将德国科学家带至美国的行动的一部分。罗森鲍姆回答说是的。谢尔警告他说，其他对“回形针行动”的调查似乎都不了了之，因为很难用特定的罪名去指控科学家。不过谢尔同意让罗森鲍姆开展调查，“只要你不为它浪费太多时间就行”。[35]

罗森鲍姆坦率地承认，自己完全无视了这一警告。在一个实习生的帮助下，他在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找出相关档案，并且前往西德查询来自多拉-诺德豪森战争罪审判的档案记录，该审判是美军1947年在达豪举行的一系列审判中的一部分。鲁道夫并非被告之一，但在1947年6月2日他遭到了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少校的审讯，而罗森鲍姆拿到了足以将他定罪的审讯记录。鲁道夫承认在“6个或者是12个”囚犯被处决时他就在现场。党卫军把他们挂在一个用来搬运火箭零部件的电动吊臂下方，让他们被慢慢吊死，而其他囚犯则被迫观看整个过程。鲁道夫解释说，这么做的目的是“展示破坏工厂的预谋会遭到怎样的惩罚”。[36]

基于这一证据，谢尔与罗森鲍姆都相信，他们应该对鲁道夫采取行动。这名科学家此时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San Jose，California）享受舒适的退休生活。他相信自己作为受人尊重的美国科学家有着良好的信誉，因此在1982年罗森鲍姆、谢尔和特别调查办公室主任赖恩出现在圣何塞与他见面时，他似乎并未有所警惕。他单独与他们见面，没有让律师陪同，并且急切地想要传达自己愿意给予充分配合的信息。他还表示，自己曾经试图让多拉集中营囚犯的生活变得更轻松而不是更艰难。不过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在特别调查办公室律师手上掌握的集中营残忍暴行和处决犯人的证据面前更是如此。

第二次见面时，鲁道夫与律师一同前来，并询问是否有办法不通过任何正式的司法程序就了结这桩案件。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鲁道夫将自愿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并离开美国。由于这件事是在没有经过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解决的，因此他得以继续领取美国养老金。从特别调查办公室的角度来看，这已经是一场胜利了。罗森鲍姆指出：“如果对簿公堂的话，可能就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基本上，他同意接受失败，而我们同意接受胜利。”

对鲁道夫而言，放弃美国公民身份也并非重大损失，但他还是苦涩地抱怨说美国人在利用完他的科学专长后就摆出了忘恩负义的嘴脸。和处理那些战后受雇于中情局的前纳粹分子时一样，罗森鲍姆对这些在冷战初期做出的妥协并不感到义愤填膺。他在谈到鲁道夫时表示：“我不会马后炮般地抨击招募他的决定。”不过他相信，鉴于可以用来指控鲁道夫的这些证据，美国应该更早把这个科学家送回德国——一旦鲁道夫对火箭项目没有任何作用了就应该这么做。

这是罗森鲍姆在特别调查办公室任职初期碰到的最重要的案件。不过那时他不确定自己会在追捕纳粹的工作上干多久，或者说不确定司法部的这个部门会存在多久。他的同事、欧洲当代史专家伊丽莎白·怀特（Elizabeth White）是在1983年被招募进来的。她笑着说：“当时我被告知，这个部门充其量只会存在三五年，在它设立的最初25年里，每一个新员工都会被告知这一点。”[37]他们当时的猜想是，由于许多纳粹罪犯不久后就可能死去，因此需要调查的对象会越来越少。她在该部门工作了27年，极大地拓展了观察名单（Watch List），这份名单列出了那些可能进入了美国的前纳粹分子。

罗森鲍姆是一个十分主动的追捕者，尤其喜欢突击造访潜在的调查对象。不过他也感到十分沮丧。他说：“有许多人，你心里很清楚他们绝对深度参与了纳粹的迫害行动，但你就是没办法证明这一点。这是这项任务与生俱来的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把所有案件都妥善解决，因此总是不得不事先确定优先顺序。”

在为特别调查办公室工作三年后，他决定走一条更为传统的道路——接受一家曼哈顿律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不过，他很快发现，企业诉讼“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说，他已经“不幸地参与过那些对我而言意义重大的案件了”。

1985年，罗森鲍姆再次参与了此类案件。当时的他仍没有回到特别调查办公室，还在世界犹太人大会做法律总顾问。正是在那里任职的两年时间里，他发现自己不仅揭露了那些曾为第三帝国效力之人的秘密过往，还陷入了与另一名纳粹猎人的一场快速升级的冲突。这场斗争让他站在了西蒙·维森塔尔的对立面，而维森塔尔正是他刚开始对追捕纳粹战犯的事业着迷之时的偶像。

[1] Ira Levin，The Boys from Brazil，12.

[2] Pick，Hella. Simon Wiesenthal：A Life in Search of Justice.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6，152.

[3]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96-103.

[4] 外百老汇戏剧（Off-Broadway）泛指在百老汇以外的纽约其他地区上演的戏剧。

[5] Segev，Tom. Simon Wiesenthal：The Life and Legends. New York：Doubleday，2010，326.

[6]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344.

[7] 摘自我对马丁·门德尔松的采访。

[8] Klarsfeld，Serge，with Anne Vidalie. La Traque des criminels nazis. Paris：Tallandier/L’Express，2013，39；我对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的采访。

[9]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209.

[10]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7；以及我对西蒙·维森塔尔的采访。

[11]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335-40；and Wechsberg，Joseph，ed. The Murderers Among Us：The Wiesenthal Memoirs. New York：McGraw-Hill，1967，172-83.

[12]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139-57.

[13] Clyde A. Farnsworth，New York Times，February 2，1964.

[14] 摘自我对约瑟夫·莱利维尔德的采访；Joseph Lelyveld，Omaha Blues：A Memory Loop，175-82。

[15] Joseph Lelyveld，New York Times，July 14，1964.

[16] Douglas Martin，“A Nazi Past，a Queens Home Life，an Overlooked Death，”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2005.

[17] 1964年夏美国密西西比州的黑人民权运动。

[18] Alan Elsner，The Nazi Hunter，2.

[19] 摘自我对埃利·罗森鲍姆的采访。

[20] Howard Blum：Wanted！The Search for Nazis in America，19-22. 布卢姆称消息来源是奥斯卡·卡巴赫（Oscar Karbach），卡巴赫在布卢姆口中为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罗谢尔·G.赛德尔（Rochelle G. Saidel）在她的著作《良知的愤怒：以把在美纳粹战犯绳之以法为追求的人》（The Outraged Conscience：Seekers of Justice for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中指出，卡巴赫是世界犹太人大会的研究员而非其主席（第98页）。

[21] Blum，Howard. Wanted！The Search for Nazis in America. New York：Touchstone，1989，25.

[22] Elizabeth Holtzman with Cynthia L. Cooper，Who Said It Would Be Easy？One Woman’s Life in the Political Arena，90-96；以及我对伊丽莎白·霍尔茨曼的采访。

[23] Saidel，Rochelle G. The Outraged Conscience：Seekers of Justice for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4，31-45.

[24] 摘自我对马丁·门德尔松的采访。

[25] Saidel，Rochelle G. The Outraged Conscience：Seekers of Justice for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4，119.

[26] Saidel，Rochelle G. The Outraged Conscience：Seekers of Justice for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4，127，and Allan A. Ryan，Jr.，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249.

[27]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15-28；and 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Displaced Persons.”

[28]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22，26，268.

[29]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42.

[30] 该报告的删改版可以在网上找到：http：//www2.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331/DOJ_OSI_Nazi_redacted.pdf。完整版报告在本书出版时尚未正式公布，不过埃里克·利希特布劳（Eric Lichtblau）在为《纽约时报》撰写报道以及写作《隔壁的纳粹：美国如何成了希特勒手下的避风港》（The Nazis Next Door：How America Became a Safe Haven for Hitler’s Men）一书时引用过这份报告。

[31]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268.

[32] Ari L. Goldman，“Valerian Trifa，an Archbishop with a Fascist Past，Dies at 72，” New York Times，January 29，1987；and Saidel，Rochelle G. The Outraged Conscience：Seekers of Justice for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4，43-45.

[33] Jean Michel，Dora，62，65.

[34] Frederick I. Ordway III and Mitchell R. Sharpe，The Rocket Team，79-85.

[35] 摘自我对埃利·罗森鲍姆的采访。

[36] 手稿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印件由埃利·罗森鲍姆提供）。

[37] 摘自我对伊丽莎白·怀特的采访。

第十三章 往返拉巴斯

44个孩子被遣送——这不仅是个数字，更是44个悲剧，即使已过了40年，它仍然在给我们带来痛苦。[1]

——贝亚特与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

法国纳粹猎人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坦承，曾任里昂盖世太保负责人的党卫军上尉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远远算不上与艾希曼、门格勒或者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同级别的人物。他表示：“巴比不是纳粹罪行‘董事会’的成员，只是一个中层管理者。”尽管如此，他仍然强调说，这并不能减轻巴比的罪过或者重要性。“他是横行在我们的土地上的盖世太保中的典型。纳粹警察的高层与他们的受害者没有任何接触，他们只有通过巴比这类人才能采取行动。巴比本人给幸存下来的囚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是一个尤为积极、狂热的地方执行者。”[2]

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巴比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并且曾亲自对无数受害者施以酷刑。即使在一个暴行肆虐的世界里，他也很快获得了巨大的名气，其行为完全配得上“里昂屠夫”的绰号。他最著名的受害者是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让·穆兰。巴比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殴打和折磨，试图让他开口，但是饱经虐待的穆兰从未吐露任何秘密，他后来在一列开往德国的火车上死去。

除了千方百计地镇压抵抗运动外，巴比还将注意力放在围捕犹太人上，且他在这个方面也特别臭名昭著。1944年4月6日，在接到一个法国告密者的情报后，里昂的盖世太保包围了小村庄伊齐厄的一所学校，那里同时也是犹太儿童的避难所。当时在附近劳作的一个当地农场帮工目睹了一切。他回忆说：“德国人粗暴地把孩子们装进卡车，就好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惊恐万分的孩子们向他喊叫以寻求帮助，不过当他向他们的方向走去时，一柄枪托将他拦了下来。其中一个男孩试图从车里跳出来逃跑，但帮工无助地看着德国人“开始残忍地用枪托殴打他，还踢他的小腿”。[3]

巴比立刻就向巴黎的盖世太保总部发了一封署名电报，报告了在伊齐厄抓捕犹太儿童以及关闭“犹太儿童庇护所”的行动。克拉斯菲尔德写道，巴比的这封电报“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证明在这件事上他的残忍程度以及绝对的邪恶程度，甚至超越了他对法国抵抗组织的处置”。[4]这44个3～13岁的孩子以及他们的7个监护人很快就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只有一位成年人最终成了幸存者。她描述了其中一个年龄最小的女孩是如何从她手上被抢走，然后和其他人一起被送进毒气室的。

对于克拉斯菲尔德来说，这些孩子的命运不只是战争期间的又一场悲剧，还让他感到了深刻的切肤之痛。毕竟他和妹妹是在同样的岁数在一个相似的村庄里获得拯救的。在盖世太保突袭行动的几个月前，其中一个名叫妮娜·阿罗诺维奇（Nina Aronowicz）的孩子给她身在巴黎的姨妈写了一封信，描述了这个乡下避难所给她和其他孩子带来的安全感：

能来这里我很开心。这里有美丽的山丘，从高处你还可以看到涓涓流淌的罗讷河，景色非常优美。昨天，我们与玛塞勒小姐（她是老师）一起去罗讷河里游了泳。周日，我们给波莱特和另外两个孩子举办了生日派对，排演了许多幽默小品，那真是棒极了。[5]

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很早就决定要尽一切可能让巴比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并且让人们知晓受害者的遭遇。他们还决心揭露一个事实，那就是“里昂屠夫”在战后曾经为美国的情报部队服务，而且后来美国人为他通过“绳梯”路线逃到拉丁美洲提供了便利。[6]这一行动将跨时20年，不过最终他们大获成功。他们通过此举还促使美国政府前所未有地开始调查自己曾为纳粹战犯提供的帮助。

* * *

里昂的一间法庭在战后曾两次缺席判处巴比死刑——第一次是在1947年，第二次是在1954年。到1960年，德国纳粹受害者协会（Association of German Victims of Nazism）在慕尼黑启动了对巴比在法国所犯罪行的调查。[7]不过此时的巴比早已销声匿迹了。早在1951年，他就已经离开祖国，与家人一起定居玻利维亚。化名克劳斯·阿尔特曼（Klaus Altmann）的他成为一个与右翼政客和军官关系密切的“商人”，并因此发了财。1971年夏天，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第一次听说慕尼黑的德国检察官放弃了对巴比罪行的调查，而那时的“阿尔特曼”有足够的理由和信心认为自己已经将过去抛到九霄云外了。巴比与乌戈·班塞尔（Hugo Banzer）的关系尤其密切，后者是在几乎整个20世纪70年代统治玻利维亚的军事独裁者。

不过巴比没有预料到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的激情和决心。他们从最基本的步骤开始，搜集能够找到的每一份称得上细枝末节的证据，包括巴比的战争档案以及关于他是如何在战后被美国人利用的记录。他们很快得出结论：他一定从战争刚结束起就开始为美国人效力。贝亚特主要负责把他们的发现公布在媒体上，并且动员前抵抗运动战士和其他人与她一起前往慕尼黑向检察官施压，要求检方继续调查这一案件。

塞尔日找到了法国沦陷期间的里昂犹太人领袖雷蒙·格赖斯曼（Raymond Greissmann），后者作证说，巴比清楚地知道他逮捕的这些人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巴比曾当着格赖斯曼的面说：“不管是枪毙还是遣送，都没有区别。”[8]让·穆兰的妹妹写了一封信支持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的行动。而在慕尼黑，贝亚特在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福蒂内·本吉吉（Fortunée Benguigui）的头顶上立了一块标语牌。在本吉吉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年后，她的三个孩子也在伊齐厄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但他们再也没能回来。标语牌上写着：“只要对杀害我孩子的克劳斯·巴比的调查仍然停滞，我就会一直绝食抗议。”[9]

慕尼黑公诉人曼弗雷德·卢多尔夫（Manfred Ludolph）在心软之下不仅重启了调查，还向贝亚特的代表团提供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巴比在1943年的照片；在另一张照片上，一群商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其中一人看起来非常像老年的巴比，也就是克拉斯菲尔德的追捕目标。卢多尔夫对他们说，这张照片是1968年在玻利维亚的拉巴斯（La Paz）拍摄的。他还说：“这是目前我所能告诉你们的一切了。既然你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多么的高效，为什么不帮我验明此人的身份呢？”[10]

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在四处传阅这两张照片后，开始搜集那些认识巴比并且能够在第二张照片中认出他的人的口供。1943年的那张照片刚在法德两国的媒体上刊登出来，就有一个住在利马（Lima）的德国人向那位慕尼黑检察官报告说，他见过近期造访了秘鲁首都的“克劳斯·阿尔特曼”。卢多尔夫将此人的联系方式交给了贝亚特，不久后，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就获得了巴比在玻利维亚的地址。卢多尔夫和克拉斯菲尔德夫妇还汇总了一份报告，证明阿尔特曼就是巴比。报告指出，阿尔特曼的几个孩子的出生日期与巴比孩子的完全一致。贝亚特一如既往地准备采取直接行动。她先是飞往利马，然后飞往拉巴斯，向那里的记者讲述了巴比的故事。与此同时，她对为巴比提供保护的班塞尔政权提出谴责。她回忆说：“我帮助玻利维亚人把希特勒统治下发生的事情与班塞尔统治下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不出所料，玻利维亚政府对这种帮助没有丝毫感激，将她驱逐出境。在她停留于利马时，两个秘鲁警察一直将她扣留在一间办公室内，防止她在城市里乱跑。其中一个警察对她说：“我们在这儿负责你的安全。你面临被利马市内的纳粹组织杀害的风险，他们对你在南美发起的针对他们的运动非常愤怒。”[11]

1972年初，在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的宣传运动的敦促下，法国政府开始采取行动。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专门给班塞尔写信，强调法国人民不会允许过去的罪行在“冷漠中被遗忘”。贝亚特回到了拉巴斯，这次带着另外一位女性，后者的两个孩子都曾藏身伊齐厄并最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死去。由于她们吸引了大量关注，因此玻利维亚政府不得不允许她们入境，但是同时警告说她们不许发表公开讲话。贝亚特最初照办了，但这种顺从到她能够安排一场新闻发布会后就消失了。两位女性后来用锁链将自己锁在巴比工作的船运公司办公楼门前的一张长椅上。她们的其中一张标语牌用西班牙语写着：“以数百万纳粹受害者的名义，引渡巴比-阿尔特曼！”

这次访问也很快就被迫终止，不过她们取得了另外一项公关上的成功。巴比很快就不再假装他的真名是阿尔特曼，他的案件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不过，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同时也认识到，即使他们拥有德国和法国政府的更多支持，玻利维亚政府抛弃巴比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玻利维亚外交部的一位法律顾问对贝亚特说：“玻利维亚是一个神圣的庇护所，所有在这里避难的人都是不可侵犯的。”他还对她说，该国对重大犯罪的起诉时效只有八年，这意味着无论巴比在战争期间做了什么，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12]

巴比知道他受到了班塞尔政权的保护，因此可以对克拉斯菲尔德夫妇正对他采取的所有行动不屑一顾。与其他许多战犯一样，他声称在战争期间自己仅仅是在履行职责，没有什么需要忏悔的。他说：“我已经忘记了。如果他们还没有忘记，那是他们自己的事。”[13]

这一僵局让克拉斯菲尔德夫妇面临两难选择：是应该继续呼吁将他引渡，寄希望于僵局能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最终让引渡成为可能，还是应该考虑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在她先后于1972年和1975年分别以法语和英语出版的回忆录中，贝亚特声称，有人曾问他们为什么没有直接干掉巴比。她似乎对这种做法不屑一顾，指出：“说这种话的人自己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此外，她还说：“干掉巴比什么也证明不了……不过是在清算旧账而已。”她强调，她和塞尔日意在让他接受审判，这样有关他罪行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就能够被公示出来，公众就能再一次了解纳粹的罪行。[14]

当时她没有提到，但是后来她和塞尔日都承认的一件事是，他们其实没有排除在无法用合法手段引渡巴比的情况下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在2013年我采访他们夫妇时塞尔日解释说：“首先，我们曾试图绑架他。”1972年12月，塞尔日飞往智利与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见面，后者是法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当时试图与切·格瓦拉，也就是那位参与古巴革命的阿根廷老兵一起推翻玻利维亚政府，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1967年，切·格瓦拉被杀害，德布雷被关进一所玻利维亚监狱，获刑13年。在面对强大的要求释放他的国际压力后，玻利维亚政府于1970年将德布雷释放。[15]

塞尔日的计划是与一些玻利维亚叛军合作，以便穿越边境抓捕巴比。塞尔日随身带了5000美元现金，为这次行动购买了一辆轿车。据塞尔日说，在汽车抛锚后，这次行动就失败了。不过导致行动失败的可能还有智利急转直下的形势；1973年，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

在接下来的近十年时间里，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继续追踪巴比一案，但似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处理利施卡、哈根和海因里希佐恩的案子，这些人也是在沦陷后的法国服役的前党卫军军官。他们比巴比更容易对付，因为他们此时仍然住在西德。当他们三人最终在1980年因在遣送五万法国犹太人到死亡集中营一事中的作用而被判有罪时，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终于有理由去真正庆祝一番了。

不过，他们仍然不打算放弃巴比。而且恰恰相反，贝亚特写道，尽管他们在十年前曾拒绝考虑暗杀他，但如今她和塞尔日都表示，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已经准备支持这种做法了。巴比在玻利维亚的保护人班塞尔已经在1977年下台，不过不久后上台的新的军事强人仍然为他提供了保护。1982年，一个居住在法国的玻利维亚人找到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对他们说他打算返回祖国去杀死巴比。塞尔日对我说：“我们对他表示支持。”塞尔日解释说，当时独裁国家为纳粹罪犯提供的保护使得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暗杀行为才具有正当性。

不过，这位准备实施暗杀的刺客在抵达玻利维亚后向他们汇报说，军政权正在分崩离析。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立刻放弃了暗杀计划，并且重新开始劝说法国政府想办法将巴比带回法国接受审判。这一次，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盟友。塞尔日说，德布雷“此时不再是一个恐怖分子，而是（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特别顾问”。

在民选政府取代了拉巴斯的军政府后，巴比终于在1983年1月25日被逮捕，表面上的逮捕理由是在一桩商业交易中欺诈政府。玻利维亚的新政府明确表示他们迫切地想要摆脱这个麻烦缠身的居民。当西德人还在犹豫是否要接受把巴比送回西德的提议时，克拉斯菲尔德游说法国政府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效。玻利维亚人用飞机将巴比送到法属圭亚那，接着，一架法国军用飞机将他带回了法国。[16]

为了准备对巴比的审判，塞尔日出版了著作《伊齐厄的孩子：一场人间悲剧》（The Children of Izieu：A Human Tragedy）。他在书中为44个被送上不归路的孩子中的每个人写了一篇简要的介绍，他们的名字和面孔从匿名统计数据中被拯救出来，构成了他们无声但强有力的证词。塞尔日与贝亚特一起为这本书撰写了导语，强调之所以要将纳粹分子绳之以法，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必须记录他们的罪行。他们还说：“让我们追踪克劳斯·巴比并揭露其身份的，正是伊齐厄的孩子们，而且只是为了他们。”[17]

巴比一直到1987年才接受审判，而且直到最后都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庭审在里昂举行，里昂就是他作为盖世太保的负责人行使杀人权的城市。他被判犯有反人类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四年后，他在里昂的监狱里死去，时年77岁。

* * *

在采取行动将巴比绳之以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关于美国情报机构曾在战后雇用他，并在后来帮助他逃到南美的指控。在巴比返回法国时担任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主任的艾伦·赖恩承认，这个故事使他措手不及，有关巴比曾为美国情报部队效力的报道让他尤为意外。他宣称：“我对此一无所知，而且我也是这么说的。”[18]

但在面对来自国会和媒体的问题时，赖恩非常想把事情查清楚。1983年2月11日，在巴比被飞机送回法国不到三周后，赖恩与美国反间谍部队的负责人见了一面，该负责人准备了一份三英寸厚的巴比档案。最近的一份文件来自1951年3月27日，它是由两名美军情报特工撰写的报告，他们用“阿尔特曼”的名字帮巴比准备了假身份证明，护送他前往热那亚，并把他送上了前往南美的旅途。赖恩最后总结说：“美国人与巴比共谋的证据确凿无疑，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整理出完整过程的话，那么每个电视台、每份报纸，以及每一个自封的纳粹猎人都会替我们做好这件事。”[19]

在早些年间，华盛顿可能会否认或用所谓的国家安全来进行掩饰。不过，美国政府已成立了特别调查办公室，也已正式宣布要致力于追捕纳粹分子，因此很难无视这么严重的指控。尽管如此，司法部部长威廉·弗伦奇·史密斯（William French Smith）最初还是试图敷衍过去。让赖恩感到震惊的是，史密斯认定没有必要启动正式调查，不过他没有公开宣布这一决定。司法部不断地回避有关巴比的问题，与此同时，媒体和国会议员都要求了解为什么司法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赖恩不得不静默地坐着，但他感到怒火中烧。

最后，在1983年3月14日，美国广播公司的约翰·马丁（John Martin）打来电话说，他正在为当晚的新闻播报撰写稿件，想要了解是否有任何新的进展。赖恩回忆说：“他明显是在暗示有些事情被掩盖了。”[20]赖恩给史密斯的新闻秘书打电话以作提醒。仅过了半小时，史密斯就改变了主意，宣布授权展开调查。马丁得以将这一消息放在他的报道里。

赖恩很快就在特别调查办公室组建了一支小分队，让他们尽可能地挖掘信息。尽管巴比曾为美军反间谍部队效力，并且曾受益于这支部队的保护一事已是确凿无疑，但此时仍不清楚的是负责与他打交道的美军军官对于战争期间他在里昂的经历了解多少，以及对于法国试图搜捕他的努力了解多少。特别调查办公室还不清楚巴比是否曾为中情局效力，以及他在1951年前往玻利维亚避难后是否仍在为美国人效力。

在进行了事无巨细的调查后，特别调查办公室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尽管谨慎地保持了一种平心静气的语气，但描绘了一幅满是内部的情报阴谋和欺骗的画面，堪比约翰·勒卡雷[21]笔下的间谍小说。尽管反间谍部队总部已经在1947年通知其地区办事处，巴比是前里昂盖世太保负责人，也是由前党卫军军官组成的关系网中一个“危险的阴谋家”[22]，但反间谍部队的特工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首要任务上，那就是在盟军占领下的德国境内搜集疑似共产党活动的情报。其中一名特工罗伯特·S.泰勒（Robert S. Taylor）从一名曾经驻法的德国特工那里得到情报说，巴比在这方面可能非常有用。

泰勒及其直属上司决定不通知正打算逮捕巴比的总部，而是将巴比当作线人来使用。泰勒说巴比在他看来是一个“可靠的人，无论在智力上还是个性上都是如此，他从来没有任何紧张或者恐惧的情绪。他有强烈的反共倾向，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纳粹，相信他的信仰遭到了纳粹掌权者的背叛”。[23]在两个月内，泰勒及其上级就对巴比的价值有了足够的信心，以至于他们公开向总部提出，在他为反间谍部队效力时应该让他保持自由身。

1947年10月，来自反间谍部队总部的一名军官下令逮捕巴比，好让他被送往美军欧洲司令部情报中心接受“细致的审讯”。[24]不过巴比毫发无伤地通过了审讯。他被认为特别具有价值，因为他非常了解法国的情报机构，而美国人相信该机构已经被共产党人严重渗透了。或许更重要的是，他的审讯者相信让军队继续雇用他是更为稳妥的做法，因为他“太了解反间谍部队的使命、特工、次级特工、资金等内容了”。[25]

法国政府好几次试图搜寻巴比，法国驻华盛顿大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也反复向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公署施压，要求他们提供援助。与此同时，反间谍部队继续雇用他。在特别调查办公室的报告中，赖恩字斟句酌地写出了他的关键结论。他强调说，最初招募巴比的反间谍部队特工不应“为做出这一决定而遭到贬损”，因为他们“总体而言都是有良心的爱国者，只不过被分配了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他们招募巴比来完成该任务的决定“既非犬儒主义也非腐败”。[26]

报告还指出，巴比当时并不是众所周知的重要战犯，而且该报告认为最初与他共事的那几个反间谍部队军官应当疑罪从无。参与调查的特别调查办公室历史学家戴维·马韦尔说，“不清楚他们在招募他时是否知道他并不只是一个业务熟练的情报官员”。[27]不过到1949年5月就已经有证据显示巴比因严重的战争罪行遭到通缉，而且面对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公署的质问，反间谍部队曾反复掩盖巴比正在为他们效力的事实。结果，当地的军队高层“不知道反间谍部队军官已知道巴比的去向，也没有理由去怀疑反间谍部队在撒谎”。这导致美国驻德高级专员公署反复向法国人否认自己了解巴比的行踪。

报告总结说，反间谍部队故意向中情局隐瞒了巴比的情况。当时这两个机构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且相互猜疑。报告还说，没有证据显示在巴比抵达南美后，他曾为中情局或者任何美国政府机构效力。

上述情况都使赖恩在报告的结论中指出，“决定使用一个前纳粹分子甚至前盖世太保军官是一回事，决定使用一个因战争罪而遭到通缉的人却是另一回事了”。对于反间谍部队在知道自己越了红线后仍然隐瞒的做法，他的意见甚至更为严厉。他写道：“害怕难堪不能成为一个政府机构故意向另一个政府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借口。”

报告同样直言不讳地详细介绍了反间谍部队在帮助巴比逃离欧洲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尽管美国人此前也曾帮助其他纳粹分子离开德国，但报告坚称，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使用臭名昭著的“绳梯”路线来达到目的。他们付钱给克罗地亚神父克鲁诺斯拉夫·德拉戈诺维奇（Krunoslav Dragonović），他曾帮助许多战犯嫌疑人通过同样路线从他的祖国逃跑。他们还安排巴比及其家人乘船从热那亚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家人后来就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往玻利维亚的。

赖恩后来在回忆录中将整件事称作“一部关于耻辱的编年史”。[28]不过他对于特别调查办公室的报告及其立刻产生的影响感到十分自豪。与这份报告的副本被一同递交给法国政府的还有一份正式照会，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在照会中就美国在正义被推迟如此之久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向法国政府深表歉意”。[29]尽管媒体的报道也在这件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华盛顿恳切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赢得了广泛赞赏。法国司法部部长罗贝尔·巴丹特尔（Robert Badinter）寄给美国司法部部长史密斯的信让赖恩感到尤为高兴。巴丹特尔写道：“这项尤为严谨的工作体现了对调查真相的关切，贵国应引以为荣。”[30]

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为追踪巴比而长期从事的活动产生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其影响力甚至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1] Serge Klarsfeld，The Children of Izieu：A Human Tragedy. 7.

[2] Serge Klarsfeld，The Children of Izieu：A Human Tragedy，15.

[3] Tom Bower，Klaus Barbie：Butcher of Lyons，112-13.

[4] Serge Klarsfeld，The Children of Izieu，15.

[5] Serge Klarsfeld，The Children of Izieu，45.

[6] Serge Klarsfeld，The Children of Izieu，15.

[7]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215-77.

[8]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234，240.

[9]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239.

[10]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242.

[11]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255-56.

[12]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263-73.

[13]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279.

[14] Klarsfeld，Beate. Wherever They May Be！New York：Vanguard，1972，247-48.

[15] Bower，Tom. Klaus Barbie：Butcher of Lyons. London：Corgi，1985，18-19；Klarsfeld，Serge，with Anne Vidalie. La Traque des criminels nazis. Paris：Tallandier/L’Express，2013，55；以及我对贝亚特和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的采访。

[16]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277-79.

[17] Serge Klarsfeld，The Children of Izieu，7.

[18]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280-323.

[19]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282.

[20]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285. 尽管赖恩没有在书中提到记者的名字，但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确认了该记者的身份。在我的另一次采访中，约翰·马丁证实了这一说法。

[21]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是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家大卫·康威尔（David Cornwell）的常用笔名，其代表作有《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Tailor，Soldier，Spy）等。

[22]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288.

[23]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289.

[24]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290.

[25]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291.

[26]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Klaus Barbie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A Report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August 1983.

[27] 摘自我对戴维·马韦尔的采访。

[28]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321.

[29]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322.

[30]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323.

第十四章 战时谎言

所有人的生活里都有一部历史。

——威廉·莎士比亚，《亨利四世》

如果说对巴比一案的处理体现了正义确凿无疑的胜利，以及为纠正历史错误所采取的值得赞赏的努力，那么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事件与之相比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当这位联合国前秘书长成为奥地利1986年总统大选的主要候选人时，一系列对他战时经历的揭秘不仅在竞选期间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而且导致了纳粹猎人之间，以及奥地利犹太人群体与纽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之间的相互指责。没有人最终成为明显的胜利者，许多人的声誉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损害。

1986年1月29日，埃利·罗森鲍姆正在耶路撒冷参加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全球全体大会，这时该组织的秘书长伊斯莱尔·辛格（Israel Singer）突然告诉他，自己准备把他派到维也纳去，那里有些事需要他核实一番。辛格解释说：“这与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有关。信不信由你，看起来我们的瓦尔德海姆博士可能当过纳粹。一个真正的纳粹。”[1]

罗森鲍姆不久前才辞掉了一家曼哈顿律所的工作，成了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法律顾问，他对辛格的话表示怀疑。瓦尔德海姆曾经在德国国防军中服役，并且在东线战场受了伤，这完全不是秘密，不过从来没有迹象表明他曾是纳粹党成员或者做过任何超出士兵义务的事情。罗森鲍姆此前在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的工作经历让他很清楚，要想让那些曾为第三帝国效力的人为特定罪行承担责任有多难。他试图推掉这项任务，对辛格说：“没用的。”这时他只有30岁，但光是想想重拾以前那类工作的可能性，就已经让他觉得疲倦不堪了。

作为从奥地利逃到美国的一对犹太移民的儿子，辛格可没这么好打发。他带罗森鲍姆去见了大会的另一个成员。莱昂·泽尔曼（Leon Zelman）是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波兰幸存者，负责管理维也纳犹太人欢迎中心（Jewish Welcome Service in Vienna），该中心在圣斯特凡大教堂（Stephansdom）对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泽尔曼一直竭力鼓励犹太人前来奥地利参观访问，并且坚持与奥地利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思想做斗争。他见到罗森鲍姆后立刻对他说，最近有令人担忧的进展让人对瓦尔德海姆的过去产生了新的疑问。

泽尔曼拿出了刊登在维也纳杂志《侧面》（Profil）上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奥地利一所军事学院决定竖立一块亚历山大·勒尔将军的纪念牌，因此引发了争议。勒尔是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前的奥地利空军司令。作为二战中纳粹德国的空军指挥官，勒尔负责了1941年4月6日对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一次空中突袭，摧毁了这座南斯拉夫首都的大部分建筑，让成千上万平民死亡。1947年，他在南斯拉夫接受审判，被判处死刑，并作为战犯被绞死。

1942年，勒尔已经被调往德国国防军出任E集团军群司令，这支部队负责的是南斯拉夫和希腊地区。在那篇文章的末尾，作者提到，有“传言”说，瓦尔德海姆曾在勒尔任职于巴尔干半岛时效力于其司令部。文章强调，瓦尔德海姆只是一位初级军官，但泽尔曼认为这有可能是一则爆炸性新闻。

鉴于瓦尔德海姆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所接受的严格审查，罗森鲍姆仍然对此事表示怀疑。如果他的确曾在一个已定罪战犯的司令部服役，那么为什么这件事以前没有被人提到呢？而且，由于勒尔是因在被调往国防军之前的罪行而被绞死的，因此瓦尔德海姆不可能有任何参与那些罪行的可能性。罗森鲍姆认为，即使“传言”能够被证实，也“没有足以定罪的理由”。

在罗森鲍姆表达这些怀疑之前，泽尔曼指出了《侧面》这份报道中“没有提及的元素”。瓦尔德海姆的自传、官方传记和信件中从未提到他在二战期间的巴尔干地区服役的经历。1941年他在东线战场受伤后就回了奥地利，他始终声称这是他军旅生涯的终点。例如，在1980年写给美国众议员史蒂芬·索拉兹（Stephan Solarz）的信中，他为后来发生的事提供了他的标准解释：“由于再也无法在前线服役，我回到维也纳，继续学习法学，并在1944年毕业。”[2]

泽尔曼继续说：“但是，这其中肯定出了岔子。如果他在1941年离开军队的话，又怎么可能与勒尔一起服役呢？勒尔到1942年才从德国空军被调往陆军。这中间肯定存在着欺骗。”

泽尔曼提出要在大会结束后陪罗森鲍姆一起前往维也纳，敦促他在那里进行“谨慎”调查。尽管罗森鲍姆仍然怀疑他们不会获得什么关于瓦尔德海姆的新发现，而且一直期待着回纽约，但他感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答应下来。至少泽尔曼会在那里为他提供线索，他需要用这些线索来核实《侧面》那篇文章暴露的问题。

不过在他到达维也纳的第一天，泽尔曼就满怀歉意地纠正了他的想法。当罗森鲍姆向泽尔曼寻求建议，询问自己应该从哪里开始调查瓦尔德海姆的过去时，泽尔曼的整个行为举止都变了。他面色惨白，看起来突然苍老了许多，惊恐万分。他说：“我亲爱的埃利，你知道，我在奥地利的处境已经很艰难了。我热爱这座城市，真的，但我也知道这座城市的表面之下藏了些什么。”

信息很明确，作为一个居住在维也纳的犹太人，泽尔曼不想与罗森鲍姆有可能发现的任何东西扯上关系。当美国人询问自己是否可以至少向他随时汇报进展时，泽尔曼强调说：“请不要。不，我不想知道。请你务必不要把我卷进这件事。”

泽尔曼补充说，他想要听到最后的结果，而且如果罗森鲍姆遇到了麻烦，也可以来找他。不过除此以外，他很明显不想有更深的涉入。

罗森鲍姆最后得出结论：“很明显，在耶路撒冷当一个勇敢无畏的犹太老头是一回事，在维也纳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 * *

与罗森鲍姆最初的猜测不同，这并不是一份只要有勇气或者克服了恐惧就能做好的简简单单的工作。泽尔曼知道，在奥地利总统大选期间对瓦尔德海姆的二战经历做任何调查，都会在其支持者间引发强烈反弹，这种反弹很容易指向犹太人以及瓦尔德海姆的社会党对手。瓦尔德海姆是奥地利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而社会党的候选人在竞争中处于下风。居于领先位置的瓦尔德海姆突出强调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经历，用国际社会的认可来吸引他的同胞。他的竞选海报宣称：“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一个受到世界信赖的奥地利人。”罗森鲍姆挖苦说，瓦尔德海姆是“继希特勒之后最有名的奥地利人”。[3]

多亏了辛格提供的其他联系人，罗森鲍姆终于与那些一直挖掘瓦尔德海姆过去的人取得了联系。据他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与执政的社会党有联系。他们就是最初把消息透露给《侧面》的那些人，但是让他们非常失望的是，那篇报道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罗森鲍姆来到维也纳一事给他们提供了又一个机会，而且与此同时，他们还有了更多关于瓦尔德海姆的发现。罗森鲍姆这位美国客人为自己安排了一次与卡尔·舒勒（Karl Schuller）的会面，卡尔·舒勒是他给对方取的化名，因为他向对方保证说会为其身份保密。舒勒与其他一些伙伴已经开始了非正式调查，他们希望揭发瓦尔德海姆。

他们已经造访了由美国负责管理的柏林档案中心，那里保存了许多被抓获的纳粹分子的档案，但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与瓦尔德海姆有关的内容。他们在造访奥地利国家档案馆时的运气要好得多。瓦尔德海姆的军队服役记录被保存在那里的一份密封档案中，不过舒勒说“我一个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设法弄到了几页复印件。[4]尽管瓦尔德海姆曾声称他来自一个反对纳粹的家庭，而且他确实参加过反对奥地利与德国合并的运动，但这些档案显示，他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立刻就适应了新政权。他很快成为纳粹学生组织中的一员，而且，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加入了作为纳粹准军事部队的突击队（Storm Troopers），成了一支骑兵部队中的一员。

就像是这些信息还不够劲爆似的，舒勒又拿出了一张拍摄于1943年5月22日的、贴着官方军用邮票的照片，照片上有四个站在飞机跑道上的军官。照片上的文字指出，这四人中的三人分别是一个意大利军官、一个党卫军少将以及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中尉。照片上明确写着拍摄地点是波德戈里察（Podgorica），这说明瓦尔德海姆当时就在黑山首都，而他曾反复暗示自己此时只不过是在维也纳学习法律而已。这张照片再一次证明他曾在由勒尔负责的巴尔干半岛服役。

罗森鲍姆意识到，舒勒及其团队搜集到的关于瓦尔德海姆战时经历的信息肯定还不是全部，但他最初的怀疑已经被日益增加的确信取代。他相信这些信息足以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不过他想看看他们为了验证自己的发现还做了些什么。他问了一个他觉得答案明显的问题：“你们有没有把照片和文件展示给西蒙·维森塔尔？我可以给他打电话，而且——”[5]

舒勒立刻打断了他，说：“噢，上帝啊，不！”然后舒勒立刻问道，维森塔尔是否知道罗森鲍姆正在维也纳。

罗森鲍姆说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于是舒勒松了口气。舒勒说：“很好。不能让他知道你在做什么。”他解释说，维森塔尔非常鄙视社会党人，因此支持人民党。舒勒坚持说，如果把那名纳粹猎人卷入进来，他就“会直接去找瓦尔德海姆”。

罗森鲍姆说，当时自己试图强调不让维森塔尔知情是一个错误。他说：“我们就在维也纳，在维森塔尔的眼皮底下。如果我们不从一开始就让他参与进来的话，后面就很难再找他帮忙了。”

不过舒勒不愿让步，对这个美国人说，如果他要联系维森塔尔的话，自己就会中断与他的所有合作。

罗森鲍姆妥协了。最终证明，这样做的后果远比他所预想的严重。

* * *

罗森鲍姆回到纽约向上级汇报他的发现。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兼施格兰公司（Seagrams）董事长、亿万富翁埃德加·M.布朗夫曼（Edgar M. Bronfman）最初对他们公开这些已知内容的计划有过疑问。他说：“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追捕纳粹。”罗森鲍姆回忆说，所有人都知道，公开行为将被视为“政治污蔑”，目的是阻止瓦尔德海姆当选。不过他们也知道，如果一直保持沉默到投票结束，他们也可能会被指责试图包庇瓦尔德海姆。辛格拿来一份来自罗森鲍姆的备忘录，敦促布朗夫曼批准立即采取行动。在仔细考虑了他们的主张后，布朗夫曼送还了罗森鲍姆的备忘录，上面增加了一条手写的信息：“行动——EMB。”[6]

罗森鲍姆联系了《纽约时报》，该报最杰出的记者之一约翰·塔利亚布（John Tagliabue）负责报道此事。《侧面》也在继续它的调查，并且在3月2日出版的那期杂志上披露了瓦尔德海姆曾经是纳粹学生组织以及突击队成员的消息。

塔利亚布在此前一天采访了瓦尔德海姆，用当时已被挖掘出来的信息与他进行对质，《纽约时报》于3月3日刊登了塔利亚布的文章。这篇报道立刻在国际社会引发了轰动。报道标题为《档案显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曾在战犯麾下效力》（“Files Show Kurt Waldheim Served Under War Criminal”）。塔利亚布解释说，瓦尔德海姆曾隶属于勒尔将军的司令部，而勒尔曾残酷镇压南斯拉夫游击队，并且将希腊犹太人从萨洛尼卡（Salonika）遣送到奥斯维辛等集中营。报道还指出，瓦尔德海姆于1942年3月受命前往驻萨洛尼卡的陆军司令部任职，并在南斯拉夫成为德国和意大利军官的翻译。[7]

负责为《新闻周刊》报道这条新闻的我很快在山区度假小镇谢莫林（Semmering）找到了瓦尔德海姆，当时他刚刚结束当天漫长的竞选活动，准备在那里过夜。他已经不太想回答更多与《侧面》和《纽约时报》所披露内容有关的问题了，不过他同意在酒店里接受采访，显然是因为觉得可以借此控制负面影响。他很暴躁，不过他仍然设法控制情绪，试图给人留下这场突如其来的喧嚣是一场“误会”，而他能够轻易地将误会澄清的印象。[8]

在谈到突击队和纳粹学生组织时，瓦尔德海姆用的正是“误会”这个词。他坚称自己从未加入突击队或者任何纳粹组织。他说，作为维也纳外交学院（Consular Academy）的学生，他参与了一个学生骑术社团的“几次体育活动”。他坚持说，到后来，而且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类团体的参与者才被纳入了突击队的编制。类似的，他参加了一个学生讨论社团的“几次会议，仅此而已”。他说：“我不是这两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的成员。这其中似乎存在着误会。”

与党卫军不同，突击队从未被战胜国定性为犯罪组织，其成员也不会承担类似的污名。此外，一旦像瓦尔德海姆这样的年轻人参了军，他们就无法保留突击队成员的身份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更重要的是瓦尔德海姆的可信度：他是否在成为世界上最大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前对自己的过去撒了谎？他是否故意隐瞒了在巴尔干半岛为勒尔效力的事实？如果答案为是，那么他还隐瞒了什么？

与他否认自己是突击队或者纳粹学生组织成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没有否认自己曾被派往巴尔干半岛服役。他说：“我在德国陆军的服役记录不是秘密。”不过在此之前，他只公开提过自己的前一段军旅生涯。档案确凿无疑地表明，在俄罗斯受的腿伤康复后，他又重新回到军队，并且被派往萨洛尼卡的司令部任职，与此同时，他还断断续续地攻读自己的法学学位。

我问道，他为什么始终对这段历史闭口不谈，包括在他最近出版的自传中也是这样。他回答说：“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些细节写进去，是因为在我看来，它们不太重要。”这是一个很难让人信服的解释，不过他似乎认为自己已经蒙混过关了。

然后我向他施加压力，问起了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说法，即他对于萨洛尼卡的驱逐犹太人行动一无所知。这时的他变得比此前激动多了。1943年他驻扎在那里时，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装进火车运往死亡集中营。然而，他坚称自己在巴尔干的主要职责是翻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会与意大利和德国军官拍那张照片。他说，在萨洛尼卡时，他还主要负责分析来自战场的敌军活动报告。他在谈到遣送犹太人的行动时说：“当然，我对此深感遗憾，这是可怕的犹太人大屠杀的一部分，不过我只能告诉你……我（现在）第一次听说那里也有类似的遣送行动。”

随着谈话的推进，他变得越来越激动。“信不信由你，这就是事实，我真的想要了结这件事，因为所谓的我了解遣送行动的说法没有一句是真的。没有。我从未参与这种事情。我完全不了解这件事。这是一次精心组织的针对我的行动。”

不过“这件事”不会就此消失，它只是个开始。

* * *

在瓦尔德海姆的新闻被爆出时，西蒙·维森塔尔感到有些措手不及。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苦涩地写道，到那时他才知道罗森鲍姆已经来过维也纳，“而且没有来拜访我，甚至都没有打个电话”。[9]维森塔尔之前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官员打过交道，而且正如罗森鲍姆预计的那样，让维森塔尔感到尤为生气的是，他们竟然在不与他商量的情况下就启动了这样一项调查，然后在他的主场发起了宣传攻势。

此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关于瓦尔德海姆的二战经历的传言了。1979年，以色列人曾要求维森塔尔去核实瓦尔德海姆是否有纳粹背景，认为如果有就可以解释他在联合国支持阿拉伯人的立场。维森塔尔汇报说，自己与著名西德出版商阿克塞尔·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联系过，后者同意替维森塔尔去柏林档案中心查看档案，因为他更容易接触到它们。那次调查没有找到显示瓦尔德海姆曾经隶属于任何纳粹组织的材料。的确有档案显示他曾经在巴尔干半岛服役，不过瓦尔德海姆故意闭口不谈这段经历的做法在当时还不太明显，因此这一发现被认为不是很重要。

当1986年瓦尔德海姆事件爆发时，维森塔尔并没有对瓦尔德海姆曾经参加纳粹学生组织的事感到惊讶。维森塔尔援引他的密友、奥地利著名记者彼得·米夏埃尔·林根斯（Peter Michael Lingens）的话说，这种成员资格有时是必要的，“甚至只是为了在学生宿舍里得到一间房”。[10]他对于瓦尔德海姆的骑术社团是突击队一部分的新闻也没有感到十分不安。不过，尽管世界犹太人大会让他非常愤怒，他还是很快就对瓦尔德海姆提出了谴责，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毕竟没有证据显示他直接参与了战争罪行，而是因为他声称自己不了解遣送行动。在维森塔尔看来，瓦尔德海姆对萨洛尼卡的犹太人遭到遣送之事一无所知的说法毫无说服力。维森塔尔对我说：“他表现得就好像是受到了惊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撒谎。”[11]

在维森塔尔发出这一指责后，瓦尔德海姆给他打了电话。这名总统候选人重申，自己在那里时不知道萨洛尼卡的犹太人遭遇了什么。维森塔尔回答说：“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注意到。遣送行动持续了六周。每隔一天就有大约2000个犹太人被送走。军用列车带来的武器装备是供你们国防军使用的，这些列车在回程时就把犹太人带走了。”[12]

瓦尔德海姆仍然坚称自己一无所知。维森塔尔指出，犹太人占萨洛尼卡人口的近三分之一，瓦尔德海姆肯定会注意到一些事情，例如犹太人的商店上了锁，犹太人在街上被押走，以及其他能够说明问题的迹象。当维森塔尔再次得到同样的答复后，他对瓦尔德海姆说：“我无法相信你。”

让维森塔尔感到同样怀疑的是，瓦尔德海姆声称自己不知道德国军队在南斯拉夫做出了何种暴行，尽管他们是他所在集团军的一部分。维森塔尔断定，瓦尔德海姆是一名情报官，而不是像他一开始试图强调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翻译，这意味着他是“消息最灵通的军官之一”。

然而，这些看法并不意味着维森塔尔准备称赞世界犹太人大会对瓦尔德海姆的攻势，情况恰恰相反。他声称，尽管其名字叫“世界犹太人大会”，但这个组织“不过是一个重要性不高的小型犹太人组织”。维森塔尔虽然相信瓦尔德海姆是一个骗子兼机会主义者，但坚持认为“他既不是纳粹也不是战犯”。维森塔尔说，世界犹太人大会竟草率地“宣称瓦尔德海姆是死硬派纳粹分子以及几乎可以定罪的战犯”。[13]

瓦尔德海姆的拥护者也提出了同样的指控，并严厉谴责这个在他们看来是犹太人为阻止他们的候选人当选而实施的阴谋。罗森鲍姆正确地指出，《纽约时报》那篇介绍世界犹太人大会调查结果的新闻并未指责瓦尔德海姆犯有战争罪，最初的问题是瓦尔德海姆撒了谎。然而，正如他后来在讲述这一事件时所承认的，他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其他官员仍然被强烈的反弹——包括来自大部分奥地利媒体的反弹——震惊了，无法有效避开关于他们此举目的何在的问题。在被问及他们是否想借此影响大选时，他们声称他们只是对瓦尔德海姆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两次当选联合国秘书长感兴趣，特别是在他的个人经历中有这么多漏洞的情况下。罗森鲍姆坦承：“但是，这种解释非常虚伪，没有人肯相信。我们非常想让瓦尔德海姆退出竞选，或者说被迫退出竞选。”[14]

世界犹太人大会和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调查是否还有更多足以定罪的信息未被发现。世界犹太人大会找来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历史学家罗伯特·埃德温·赫茨斯坦（Robert Edwin Herzstein）为他们挖掘历史档案。后来的新闻报道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包括瓦尔德海姆在德国国防军的巴尔干战役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他如何在1948年被盟军列为战犯嫌疑人，以及为什么没有国家寻求将他引渡（尤其是连南斯拉夫都没有对他提出战争罪指控）。瓦尔德海姆绝非一个普通翻译；作为情报官，他的职责包括处理关于被俘英国特种兵（这些特种兵后来就消失了）的报告以及审讯囚犯。正如他此前承认的，向上级汇报南斯拉夫的游击队活动也是他的职责。

瓦尔德海姆发起了一轮公关反攻，派其子格哈德（Gerhard）前往华盛顿，向美国司法部提交了一份13页长的备忘录，为自己的从军记录做辩护，否认曾参与任何战争罪行。备忘录还驳斥了对他的另一项指控，即他可能在1944年10月德军对三个南斯拉夫村庄的屠杀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当时，德军几乎正在全线撤退，勒尔将其手下的部队从巴尔干南部撤出，穿越马其顿向北进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需要控制什蒂普（Stip）与科查尼（Kocani）间的关键路段。世界犹太人大会发现的档案显示，1944年10月12日，瓦尔德海姆签署了一份报告，内容是“什蒂普-科查尼一线的土匪（即游击队）活动有所增加”。

毫无疑问，德军很快就对道路沿线的三个村庄发泄了他们的怒火，不过关键问题是，德军的速度有多快，以及流血事件是否由瓦尔德海姆的报告引发。在其子带到华盛顿的备忘录中，瓦尔德海姆坚称，德军是在10月20日抵达那几个村庄的，这意味着此时距离他签署有关游击队活动的报告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如果这种说法准确的话，那么想要将他的报告与后来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就很难了。

我曾与一个南斯拉夫记者前往马其顿进行调查，看看能否在那三座处于争端中心的村庄发现任何线索。我在那里了解到的信息与瓦尔德海姆的说法截然相反。他在竞选活动中无动于衷地表示，德军在巴尔干半岛从事的是普通的战争活动，无论仗打得有多激烈，他们都没有犯下战争罪。他说：“双方都有受害者。”但三座村庄的幸存者们提供了迥然相异的说法，他们都回忆说，屠杀发生在10月14日，而不是瓦尔德海姆所坚称的10月20日。

据佩塔尔·科采夫（Petar Kocev）所说，那天他结束了在田里的劳作，正在回克卢皮斯特村（Krupiste）的路上。德国军官把村子里的所有男性都集合起来，让他们10人一排地站好。科采夫站在第一排，不过他是第11个，于是军官们在最后一刻把他推出了队列。他回忆说：“10个人全都立刻被枪杀了。”德国人随后对其他所有人开枪。科采夫跑到了一英里外的一条河边，并在山里藏了一个月。“我回来时发现我家原本的位置上只剩下了残垣断壁。一切都被烧光了。”

里斯托·奥格尼亚诺夫（Risto Ognjanov）指向一座纪念该村49名遇难者的小型纪念碑。他说，德国人出现时，他们命令他和另外几个村民四肢着地趴在地上。他回忆说：“枪声刚一响起，我就倒在了地上。两具尸体压在了我身上。枪声结束后，德国人开始向尸体的双脚射击，检查是否还有人活着。”压在奥格尼亚诺夫身上的尸体保护了他。德国人走后，他和另外两个幸存者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他泪如泉涌地说：“对我来说，10月14日是我的第二个生日。那是我第二次生命的开始。”其他村庄也有类似的故事。

以上都无法证明瓦尔德海姆应当对屠杀负直接责任。不过它们能够证明仅仅在他签署有关该地区“土匪活动”的报告两天后，大屠杀就发生了。这个事实使得该报告是导致大屠杀的连锁事件中一环的可能性更高了。[15]

到这时，我还从未与罗森鲍姆交谈，因为负责采访他和其他世界犹太人大会官员的是纽约的一位同事。不过在我的文章发表后，罗森鲍姆给我打来电话，向我核实与我谈话的所有幸存者是否都能确定大屠杀的日期。我对他说，他们对此确定无疑。

* * *

这一系列新闻报道造成的影响是，在世界上许多人的眼中，瓦尔德海姆变得越来越可疑，但在他同胞的眼中，他成了一次抹黑行动的受害者。当然，后一种形象正是瓦尔德海姆及其支持者一直在集会上大力宣传的。由于瓦尔德海姆在1986年5月举行的第一轮总统大选中仅差一点而未能获得50%的选票，因此6月初奥地利举行了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加大了对世界犹太人大会的辛格以及以色列外长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的抨击力度。在我参加的一次集会中，瓦尔德海姆把焦点放在“海外势力”上，指责他们正在推动一轮抹黑运动。他宣称：“无论是纽约的辛格先生还是以色列的沙米尔先生……都无权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16]

根本不需要对这种言论进行解读，就能明白它所传递的信息：犹太人需要被教训一下。他补充说：“女士们、先生们，过去的事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们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去解决。”

瓦尔德海姆将所有火力集中到这一方向，拒绝与他的社会党对手进行辩论，并且宣布他将不再接受外国媒体的提问。我在那次集会开始时走到他身边，想看看他能否为我破次例，而他对我发了一通火。“我坦率地跟你说，你们杂志的报道非常糟糕，非常负面，非常不讲信誉，我不想再接受你们的任何采访。在我看来，你们总是接受负面观点，从不接受正面的观点。”对于他所受到的指控，他说：“它们全都是错误的，全都是捏造的。”然后，他指着我一直拿着的录音机补充说：“这不是正式表态。”

随着竞选进入最后阶段，怨愤情绪越来越普遍。维也纳精神病专家埃尔温·林格尔（Erwin Ringel）指出了瓦尔德海姆竞选运动的“荒唐之处”，即先是大肆宣扬他的海外地位，如今却以这种结果收场。林格尔说：“一开始是‘选择瓦尔德海姆，因为全世界都爱他’；如今是‘选择瓦尔德海姆，因为全世界都恨他’。”[17]

从选举的角度来说，这些策略奏效了，瓦尔德海姆在第二轮选举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胜选后，他忍不住嘲讽那些被他指责为发起了这轮“抹黑运动”的人。他宣称：“即使世界犹太人大会在档案馆里找到天荒地老，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将我定罪的证据。”[18]

最终，世界犹太人大会到1987年才宣布取得了部分胜利。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也就是罗森鲍姆的前雇主，在此时发布了关于瓦尔德海姆的报告。报告强调说，对瓦尔德海姆在巴尔干地区服役记录的核查“揭示出他为纳粹军事组织的行动提供了协助，而纳粹对盟国公民和平民无数次采取了直接迫害的行为”。报告特别提到了“科查尼-什蒂普屠杀及遣送希腊犹太人的行动”，还有其他一些事件。[19]有鉴于此，他被列入了美国的观察名单，这意味着他将被禁止再次进入美国，甚至无法在他曾经担任秘书长的联合国发表讲话。他当了一届总统，在1992年没有寻求连任。

受世界犹太人大会指派调查瓦尔德海姆档案的二战史专家赫茨斯坦出版的一本书概括了他的结论。他赞同司法部将瓦尔德海姆列入观察名单的决定，不过他同时表示，瓦尔德海姆“并不邪恶，他只是太有野心、太聪明了……就像与他同属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试图通过遗忘来甩掉过去的尴尬包袱”。赫茨斯坦总结说：“基于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可以公平地说，尽管瓦尔德海姆为许多属于战犯类别的人提供了协助，但他本人并不是战犯。他更多是（他所属部队的）纳粹罪犯和非法军事活动的官僚式帮凶……瓦尔德海姆是一个助推者。西方盟国在战后通常不会起诉这种人。”[20]

与世界犹太人大会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在奥地利总统竞选期间提出的观点相比，这种观点显得有些微妙。世界犹太人大会执行理事埃兰·施泰因贝格（Elan Steinberg）宣称：“在一个完美世界里，他应该遭到审判。”[21]不过施泰因贝格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人会因生产一把冒烟的枪而被定罪。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曾现身于瓦尔德海姆的集会骚扰他，与一小群抗议者一起放飞写着“忘却者最快乐”的气球，并举起谴责这名总统候选人是骗子兼战犯的标语牌。而瓦尔德海姆的支持者愤怒地从他们手中抢走并撕毁了标语牌。[22]

在维也纳抗议的间隙，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对我说：“我来这里是想说明，对奥地利来说，选出一个像瓦尔德海姆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奥地利人必须看清这一点。”[23]不过这种警告似乎只起到了帮助瓦尔德海姆的作用。当贝亚特试图在另一场集会上打断这位候选人的讲话时，她夺取麦克风的行动被拦了下来。主持集会的维也纳市长埃哈德·布赛克（Erhard Busek）说：“请坐下，克拉斯菲尔德夫人。你在这儿是客人。这不是你们的集会。”听众则大喊：“滚出去，克拉斯菲尔德夫人。”

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辛格也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作用，他在接受《侧面》采访时直接发出了威胁，这段话后来被广泛引用。他说：“奥地利公众应当清楚地看到，如果瓦尔德海姆当选，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对奥地利人来说将十分不好过。”他还说，因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指控而受到“困扰和影响”的不仅是瓦尔德海姆，还将是整个奥地利民族，该国的旅游业和贸易将受到影响。[24]

甚至罗森鲍姆后来都承认，他上级的这番话“有些过激了”，不过高层领导们从未改变看法。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布朗夫曼对那些畏惧他们的策略的人不屑一顾。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许多犹太人领袖认为，这种‘攻击’会产生敌意，甚至会造成更糟的后果。我相信，在道德层面上它是有必要的，我每到一处，聆听我讲话的听众都会百分之百地支持我。”他还说，这项运动“对世界犹太人大会来说是非常好的宣传机会，它将我们推到了舞台中央”。[25]

不过，人数不多的奥地利犹太人群体中的许多人对这种宣传攻势导致的反弹感到惊骇不已。维森塔尔是他们中声音最响的人，他直接指责世界犹太人大会造成了公开的反犹主义的再次出现。他在谈及本地犹太人群体为促进对话和理解所付出的努力时说：“我们在年青一代中培养了许多以色列之友。如今，这些努力全毁了。”[26]

其他奥地利犹太人领袖也和维森塔尔一样对世界犹太人大会感到沮丧，认为其未能考虑他们的看法，也未能与他们磋商。保罗·格罗斯（Paul Grosz）说，该组织的表现“从西方媒体宣传的角度来看非常得体，但在整个事件的处理上显得非常业余，在考虑了其在奥地利引发的反弹后更是如此。此事造成的破坏很大”。在他代表奥地利人出席的世界犹太人大会欧洲代表的一次会议上，格罗斯建议，未来如果要采取有可能影响当地犹太人群体的行动，请务必先与他们进行磋商；这一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支持。[27]

泽尔曼此时仍然没有公开最初向世界犹太人大会透露消息的是他。他说，世界犹太人大会有提出这一问题的义务，“不过他们发表看法时站在了美国犹太人的角度，因而在这里无法得到理解”。让他深感担忧的是，奥地利人在面对犹太人时再次有了他所谓的“我们与你们”的心态。他补充说：“他们（世界犹太人大会）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是把瓦尔德海姆与这里所有65岁以上的人联系起来。这很糟糕。”维森塔尔强调，他们甚至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他们威胁了整个奥地利民族的750万人，其中有500万人在战后出生或者在战争结束时还是小孩子。”

这不仅是关于指控性质的问题，还有这些指控是如何提出的问题。维森塔尔指责说：“他们先提出指控，然后才去寻找档案。”这种说法过于简化了，因为世界犹太人大会在启动他们的宣传攻势时手上已经掌握了重要证据。不过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些证据还远远说不上完整，这意味着他们后来不得不继续搜寻更多证据。格罗斯说，这大幅削弱了他们的发现的影响力。他说：“指控瓦尔德海姆的证据是零散地被提出来的，这产生了一种免疫效果。就好像你每隔几天服用一滴毒药，最后你就能喝下一整杯毒药了。”

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奥地利人觉得受到冒犯，有一个关键原因。在战后初期，奥地利人成功地将自己描述成第三帝国的第一个受害者，而不是其热情的支持者，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恰恰属于后者。对包括德国国防军退役人员在内的许多奥地利人来说，揭露真相的时刻从未到来。维也纳当代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所长埃丽卡·魏因齐尔（Erika Weinzierl）说：“在这些人回家后，没有人告诉他们，那是一段迷失的岁月，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相比之下，德国人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这种真相，包括他们应当为犹太人大屠杀和其他屠杀行为承担的责任。当瓦尔德海姆事件登上新闻头条时，我恰好是驻波恩的记者，我认识的许多德国人毫不掩饰他们的幸灾乐祸。他们乐于看到所谓奥地利人是受害者而不是罪犯的迷思被拆穿。他们开玩笑说：“奥地利人让全世界相信，贝多芬是奥地利人，而希特勒是德国人。”一名曾在二战末期效力于德国国防军的波恩政府官员对我说：“以我为代表的许多国人觉得奥地利人终于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报应。”[28]

瓦尔德海姆事件的一个积极影响是，至少部分奥地利人，尤其是较为年轻的教师，开始推动国民对历史进行更为诚实的叙述。在瓦尔德海姆胜选后，奥地利外交部部长彼得·扬科维奇（Peter Jankowitsch）强调说，“一种新的敏感性”已经出现，催生出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时期。以反犹主义等为话题的演讲和会议数量激增，奥地利外交官也加倍努力，试图说服外国听众他们的国家不是新纳粹思想的堡垒。最初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一种公关行动，不过它使人们开始讨论这些此前基本上被忽略的问题。

尽管如此，各方情绪的表露仍然很直接。而在维森塔尔与世界犹太人大会间的冲突中，这些情绪会在瓦尔德海姆取得胜利后进一步升级。

* * *

正如罗森鲍姆反复指出的那样，在他的成长期，他曾将维森塔尔视为楷模。不过在1986年瓦尔德海姆事件的发生期间和之后，让他和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其他领导人感到愤怒不已的事实是，在他们看来维森塔尔每次都试图削弱他们对瓦尔德海姆的攻击。维森塔尔对许多证据提出质疑，强调没有一项能够确凿地证明瓦尔德海姆涉嫌战争罪。不过，让瓦尔德海姆的指控者感到更加愤怒的是，维森塔尔声称，在人民党的竞选活动中出现的十分明显的反犹主义情绪应当归咎于世界犹太人大会。

罗森鲍姆在谈到维森塔尔时对辛格愤怒地说：“我讨厌这么说，但反犹主义者的说辞正是‘犹太人罪有应得’。”辛格同样很愤怒。他在回顾维森塔尔的最新声明时说：“维森塔尔出了什么问题？有人应该去提醒他，造成反犹主义的不是犹太人，而是反犹主义者。”这种表态距离指控维森塔尔“与那些人民党的蠢猪同床共枕”（辛格的原话），也就是为人民党的候选人辩护，只有一步之遥。[29]

等到瓦尔德海姆筋疲力尽地取得大选胜利时，罗森鲍姆已经打算公开其压抑许久的所有沮丧情绪和指控了。他为辛格起草了一篇文章，对维森塔尔在维也纳犹太人报纸《出路》（Ausweg）上再次抨击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文章进行了回击。他写道：“毫无疑问，确保瓦尔德海姆博士取得大选胜利的是维森塔尔先生。”他还写道，无论何时，只要出现了更多有关这名候选人的证据，“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纳粹猎人就总是能提供一个又一个的不太靠谱的‘解释’”。[30]

罗森鲍姆还指出，在瓦尔德海姆的新闻爆出后，维森塔尔拒绝了世界犹太人大会提出的核查证据的迟到请求。罗森鲍姆总结说：“他对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洗白将是他名誉上的长期污点。他羞辱了自己，并且让整个犹太人群体蒙羞。对西蒙·维森塔尔，我们只有怜悯。”尽管一个同事在这篇文章被交给《出路》之前稍稍调低了它的调门，但它始终未被发表。

在后来围绕瓦尔德海姆事件撰写的著作中，罗森鲍姆阐述了一个更加详尽的理论，书名已经把这一理论说得很清楚了：《背叛：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案的调查和掩盖中的不为人知的故事》（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他声称，瓦尔德海姆和维森塔尔都应对掩盖真相负责。他写道：“他们俩都有秘密，且他们的秘密有着同样的命运。”[31]他坚称，维森塔尔的秘密是他此前在1979年受以色列人之托调查瓦尔德海姆时曾宣告他无罪。他写道：“如果说在追捕纳粹领域有玩忽职守的罪行的话，那肯定就指这种行为了。”[32]这也是为什么维森塔尔如此不顾一切地去破坏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指控，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他有严重失职”就成了明显事实。[33]

得出这一结论后，罗森鲍姆将书中大部分关于瓦尔德海姆事件的内容变成了对维森塔尔整个职业生涯的严厉谴责。他注意到摩萨德前局长伊塞尔·哈雷尔提出的指控，即维森塔尔把声誉完全建立在篡夺艾希曼绑架案功劳的基础上，因而，罗森鲍姆在书中将维森塔尔刻画成一个在自传里“十分草率地处理自身背景方面的事实”的人，既夸大了自己战时经历的戏剧性，也夸大了战后取得的成就。罗森鲍姆写道：“我们之中真正起诉过纳粹战犯的人都知道，关于此人的迷思极大地脱离了现实。”[34]他还说，许多人都知道维森塔尔作为一个纳粹猎人“不称职得令人可悲”[35]，“但是谁又会勇敢或者说愚蠢到站出来对他这么说呢？”[36]

很明显，罗森鲍姆决定从此刻起成为做这种事的人。他的确承认在冷战初期维森塔尔对维持“纳粹分子未被起诉、未被追究”这一问题的热度起了关键作用。[37]他在2013年对我说：“如果没有西蒙·维森塔尔和托维阿·弗里德曼的努力，我认为对正义的伸张在20世纪60年代就会结束了。”不过自从瓦尔德海姆事件发生以来，每当听到维森塔尔被形容成一个名副其实、成绩斐然的纳粹猎人，罗森鲍姆都感到怒火中烧。他的愤怒从未有过一丝一毫减轻。

有多种因素导致了罗森鲍姆与维森塔尔之间的冲突，有些因素还非常个人化。最初在特别调查办公室将罗森鲍姆招为实习生的马丁·门德尔松在离开政府后经常与维森塔尔以及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合作处理其他纳粹分子的案子。他把罗森鲍姆对维森塔尔的愤怒归因于在罗森鲍姆心中，这位前人生楷模的形象幻灭了。门德尔松说：“他最初将西蒙看作偶像，但发现此人也有缺陷，实际上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之后，他就开始抨击西蒙。”[38]另一位罗森鲍姆在特别调查办公室的前同事暗示，当维森塔尔对罗森鲍姆调查瓦尔德海姆的行为表示不屑一顾时，罗森鲍姆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遭到冷落的儿子。他说：“我认为，维森塔尔把他当成小孩子对待，这让埃利感到受到了极大的冒犯。”[39]

他们的冲突还是美国犹太人与欧洲犹太人之间广泛存在的紧张关系的产物。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维森塔尔都经常表示对世界犹太人大会和其他美国犹太人组织的不满，因为在他看来他们有“自认为可以以所有犹太人的名义发声”的倾向。[40]他声称，美国人经常认为欧洲犹太人的顾虑不值一提，无法理解双方的境况是多么的不同。他认为，美国犹太活动家之所以经常摆出斗争姿态，是因为“许多美国犹太人潜意识里有一种类似于负疚感的情绪，因为在战争期间他们没能充分帮助遭到迫害的欧洲犹太人”。他补充说，瓦尔德海姆一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采取情绪化立场的机会”。[41]

这种紧张关系有时甚至体现在维森塔尔与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关系上。1977年在洛杉矶成立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是一个独立机构，但它有偿使用了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对于该机构的募资活动至关重要。维森塔尔与该中心经常合作，但他们之间也存在分歧。据中心创始人兼主任拉比马文·希尔（Marvin Hier）回忆，维森塔尔不止一次在电话交流中对他大吼道：“你们怎么能这么做？”[42]

在瓦尔德海姆事件期间，相比于维森塔尔，希尔对这位奥地利总统候选人采取了更为公开的抨击态度。绝非偶然的是，在维森塔尔与世界犹太人大会发生争执期间，辛格给希尔发去了一条很不客气的信息：“让维森塔尔闭嘴！！适可而止！！”[43]希尔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与维森塔尔发生了争执。据他回忆，他曾对维森塔尔说：“西蒙，如果我们没法把他（瓦尔德海姆）关起来，就应该针对他采取一些行动。他应该被为难一下，不该再被允许乘坐飞机。”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最终支持将瓦尔德海姆列入美国观察名单的决定，而维森塔尔则对此表示反对，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真正变得紧张起来了。

不过，希尔也指出，维森塔尔最终被证明是对的，没有证据能够将任何具体的战争罪加在瓦尔德海姆身上。而且，与辛格的劝告恰恰相反，希尔不打算告诉维森塔尔应该怎么做（反正他也不会听），也不打算冒与他彻底决裂的风险。希尔强调说，维森塔尔对洛杉矶的这个中心感到非常自豪，该中心也很骄傲能够与这个终生致力于将纳粹罪犯绳之以法的人联系在一起。希尔坚持说：“他就是那个标志性的人物。”瓦尔德海姆事件没有改变他这方面的看法。

* * *

虽然罗森鲍姆和世界犹太人大会坚持认为维森塔尔是在为奥地利的新总统做辩护，但他们这种态度的一个反讽之处在于，维森塔尔作为纳粹猎人有长期揭露奥地利人在第三帝国所扮演角色的记录。他经常主张，尽管奥地利人仅占纳粹德国总人口的不到10%，但应为约50%的纳粹战争罪行负责。他还说，有四分之三的死亡集中营指挥官是奥地利人。[44]

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维森塔尔曾多次与在1970～1983年任奥地利总理的社会党领袖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发生冲突，冲突的焦点在于后者对待前纳粹分子的宽容态度。他们还在以色列和中东问题上有过严重不和。

尽管克赖斯基来自一个世俗的奥地利犹太家庭，但他披着第三世界事业的领导者的外衣，经常对以色列提出严厉谴责。克赖斯基还拒绝接受“犹太民族”的存在。维森塔尔尖刻地说，克赖斯基认为自己比他那样的东欧犹太人更加优越。维森塔尔宣称：“他不想与我们有任何共同点。对他来说，与犹太民族产生关联已经够糟了，现在还要与我们产生关联，这简直让他无法忍受。”维森塔尔猜测说，在反犹主义盛行的奥地利长大的克赖斯基选择“向他身边的人证明自己与他们没有真正的区别……（在奥地利）一个想实现彻底同化的犹太人必须摆出这种反犹态度。”[45]

维森塔尔与克赖斯基之间最严重的冲突是由这位社会党总理的政治任命和政治盟友引发的。在1970年克赖斯基上任时，维森塔尔对他将四个前纳粹分子任命为政府部长的行为提出谴责。后来，维森塔尔还抨击了他与自由党主席弗里德里希·皮特（Friedrich Peter）的密切关系，因为自由党因吸引了许多前纳粹分子加入而尤为臭名昭著。当克赖斯基变得倾向于擢升皮特至副总理一职时，维森塔尔爆料称，这位自由党领袖曾在一支屠杀了许多犹太人的党卫军特别行动队中服役。皮特被迫承认他是行动队中的一员，但否认自己参与过屠杀。

克赖斯基曾愤怒地将维森塔尔称作“犹太法西斯主义者”及“黑手党成员”[46]，还说他是“一个反动派，而且在犹太人之中的确存在着反动派，就像我们之中也存在着犹太杀人犯和犹太妓女一样”。克赖斯基指控说，这名纳粹猎人是靠“告诉全世界奥地利是反犹主义国家”来谋生的，该指责与十年前维森塔尔对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抨击形成了离奇的呼应。[47]据说克赖斯基还曾经威胁要关闭维森塔尔的维也纳档案中心。最后，这名奥地利总理再次提起了波兰共产党政府的指控，即维森塔尔曾经与纳粹分子合作。后来，为了让维森塔尔撤销对他的诽谤诉讼，他不得不收回了这一说法。[48]

毫无疑问，维森塔尔对克赖斯基和社会党人的深仇大恨促使他倾向于支持人民党，尽管他始终否认自己属于人民党的阵营。不过罗森鲍姆和其他人，如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都认为他是该党的坚定支持者。当瓦尔德海姆事件爆发时，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站在一起抨击这位总统候选人的不止贝亚特一人。正如维森塔尔所说的，“在法国电视台上，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对我构成了真正的挑战”。[49]

不过，即使在那些支持世界犹太人大会去整理对瓦尔德海姆不利的证据的人之中，也有人怀疑罗森鲍姆对维森塔尔的指控的真实性。罗森鲍姆指控说，维森塔尔掩盖了他在1979年扮演的部分角色，当时，以色列人要求他核查联合国秘书长的二战经历。受世界犹太人大会之托对瓦尔德海姆的过去进行调查的历史学家赫茨斯坦指出，受美国控制的柏林档案中心当时向维森塔尔的联系人提供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瓦尔德海姆从未加入党卫军或者纳粹党。他写道：“在仔细研究了这些报告后，维森塔尔准确地告知了以色列人，柏林档案中心里与瓦尔德海姆有关的档案中没有任何足以将他定罪的证据。”[50]

赫茨斯坦还说，“维森塔尔无法了解到”瓦尔德海姆曾经是突击队骑兵部队以及纳粹学生组织中的一员。这是因为这些组织未被列入柏林档案中心的纳粹相关组织清单。那些负责调查瓦尔德海姆的过去的人在七年后发现，相关记录并未被保存在柏林档案中心，他们因此抨击了柏林档案中心。

当时任职于特别调查办公室，如今是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资深历史学家的彼得·布莱克（Peter Black）称赞罗森鲍姆在调查瓦尔德海姆的过程中完成了“非常值得信赖的工作”。[51]不过他也不赞同维森塔尔曾试图掩盖的说法。他说：“我不认为他参与了任何阴谋。我认为维森塔尔的动机并不邪恶。”布莱克补充说，维森塔尔可能没有“很仔细”地调查瓦尔德海姆的档案，“他不过是认为与其他许多军官一样，瓦尔德海姆只是人在那里，但没有参与其中”。布莱克指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学界才开始更加细致地审视“德国国防军在”希腊、南斯拉夫和苏联等的被占领地区的“纳粹罪行中究竟涉入了多深”，并且强调维森塔尔最初没有理由将瓦尔德海姆的从军经历看作危险信号。

不过罗森鲍姆从未停止他对维森塔尔及其履历的猛烈抨击。世界犹太人大会与维森塔尔在瓦尔德海姆事件期间的斗争给他造成的伤痕仍然没有愈合。最终，瓦尔德海姆事件引发了纳粹猎人间的严重内斗，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他们与那些曾为第三帝国效力之人的斗争。

[1] Eli M. Rosenbaum with William Hoffer，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1-13.

[2] Eli M. Rosenbaum with William Hoffer，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15.

[3] Eli M. Rosenbaum with William Hoffer，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12.

[4] Eli M. Rosenbaum with William Hoffer，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22-33.

[5] Eli M. Rosenbaum with William Hoffer，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46-49.

[6] Eli M. Rosenbaum with William Hoffer，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57-58.

[7] “Files Show Kurt Waldheim Served Under War Criminal，” New York Times，March 3，1986.

[8] “Waldheim：A Nazi Past？，” Newsweek，March 17，1986；以及我在1986年3月7日发给编辑的较长篇幅的文档。

[9]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311.

[10]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313.

[11] 维森塔尔后来在写给《新闻周刊》编辑的信（刊登于1986年4月7日）中声称，他没有直言不讳地对我说瓦尔德海姆是骗子。不过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一个主张，即他不相信瓦尔德海姆不了解萨洛尼卡的犹太人驱逐行动。

[12]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318-19.

[13]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315，313.

[14] Rosenbaum，Eli，with William Hoffer. 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 New York：St. Martin’s，1993，90-91.

[15] “Waldheim on the ‘A’ List，” Newsweek，April 21，1986；my file to Newsweek on April 11，1986；and Robert Edwin Herzstein，Waldheim：The Missing Years，128-29.

[16] “Waldheim Under Siege，” Newsweek，June 9，1986；and my longer file to Newsweek.

[17] “Waldheim Under Siege，” Newsweek，June 9，1986.

[18] “Waldheim：Home Free？，” Newsweek，June 16，1986.

[19]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In the Matter of Kurt Waldheim，April 9，1987，200-201.

[20] Herzstein，Robert Edwin. Waldheim：The Missing Years. New York：Arbor House/William Morrow，1988，23，254.

[21] “Waldheim Under Siege，” Newsweek，June 9，1986.

[22] “Waldheim Under Siege，” Newsweek，June 9，1986；and James M. Markham，“In Austrian Campaign，Even Bitterness Is Muted，” New York Times，June 6，1986.

[23] 摘自我对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的采访。关于她在瓦尔德海姆的集会上与布泽克市长的对话，参见我在1986年5月30日发给《新闻周刊》的文档。

[24] Andrew Nagorski，“Clumsy Acts，Bad Blood，” Newsweek，May 12，1986；and Rosenbaum，Eli，with William Hoffer. 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 New York：St. Martin’s，1993，142.

[25] Edgar M. Bronfman，The Making of a Jew，115.

[26] Andrew Nagorski，“Clumsy Acts，Bad Blood，” Newsweek，May 12，1986.

[27] My file to Newsweek，June 5，1986.

[28] Andrew Nagorski，“Clumsy Acts，Bad Blood，” Newsweek，May 12，1986.

[29] Rosenbaum，Eli，with William Hoffer. 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 New York：St. Martin’s，1993，165.

[30] Rosenbaum，Eli，with William Hoffer. 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 New York：St. Martin’s，1993，300-301.

[31] Rosenbaum，Eli，with William Hoffer. 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 New York：St. Martin’s，1993，461.

[32] Rosenbaum，Eli，with William Hoffer. 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 New York：St. Martin’s，1993，463.

[33] Rosenbaum，Eli，with William Hoffer. 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 New York：St. Martin’s，1993，461.

[34] Rosenbaum，Eli，with William Hoffer. 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 New York：St. Martin’s，1993，304.

[35] Rosenbaum，Eli，with William Hoffer. 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 New York：St. Martin’s，1993，472.

[36] Rosenbaum，Eli，with William Hoffer. 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 New York：St. Martin’s，1993，304.

[37] 摘自我对埃利·罗森鲍姆的采访。

[38] 摘自我对马丁·门德尔松的采访。

[39] 前特别调查办公室官员不愿在对罗森鲍姆的任何讨论中提起自己的名字。

[40] Andrew Nagorski，“Wiesenthal：A Summing Up，” Newsweek International，April 27，1998.

[41]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321.

[42] 摘自我对拉比马文·希尔的采访。

[43] Rosenbaum，Eli，with William Hoffer. 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 New York：St. Martin’s，1993，149.

[44] 摘自我对西蒙·维森塔尔的采访，见我在1986年5月21日发给《新闻周刊》的文档。

[45]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301.

[46] Herzstein，Robert Edwin. Waldheim：The Missing Years. New York：Arbor House/William Morrow，1988，250.

[47] Joshua Muravchik，“The Jew Who Turned the Left Against Israel，” The Tablet，July 29，2014.

[48] Segev，Tom. Simon Wiesenthal：The Life and Legends. New York：Doubleday，2010，292-93.

[49]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320.

[50] Herzstein，Robert Edwin. Waldheim：The Missing Years. New York：Arbor House/William Morrow，1988，229.

[51] 摘自我对彼得·布莱克的采访。

第十五章 追逐幽灵

无辜的人在这座车站等待，等到他们的袭击者出现时，他们就可以要求实施一小轮复仇。上帝说，复仇有益于灵魂。[1]

——威廉·戈德曼（William Goldman）1974年的畅销小说《马拉松人》（Marathon Man）主人公贝贝·莱维在杀死虚构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军牙医克里斯蒂安·塞尔前如是说

如果你相信自己读到的一切，那么纳粹猎人实施的复仇就远远不止那么一点儿了。例如，在2007年，退役的以色列空军上校丹尼·巴兹（Danny Baz）用法语出版了一本所谓的回忆录，书名为《不原谅、不遗忘：跟踪最后的纳粹分子》（Ni oubli ni pardon：Au coeur de la traque du dernier Nazi），他后来出版的英文版回忆录题为《秘密处决者：讲述跟踪、杀死纳粹战犯的暗杀小组的真实故事》（The Secret Executioners：The Amazing True Story of the Death Squad That Tracked Down and Killed Nazi War Criminals）。

当时，对战后最著名的在逃纳粹之一阿里伯特·海姆的搜索还在进行中。这位出生于奥地利的医生曾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服役，他的绰号“死亡医生”可谓是实至名归。他通过向受害者的心脏注射汽油和其他有毒物质杀害了许多犹太人，他还做了尤为残忍的医学实验，包括切开健康囚犯的身体，取下他们的器官，让他们在手术台上等死。结果，从德国政府到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他，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甚至把他放在通缉名单的首位。不过巴兹在回忆录中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他们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追逐一个幽灵。[2]

据巴兹说，他参与的一个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秘密暗杀小组已经在1982年将海姆处决了。这个被称作“猫头鹰”的组织起初是由富有的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创建的，其成员是美国和以色列多个安全机构中训练有素的前特工。他写道：“我战友的名字一直被当作机密，这是为了不破坏组织的保密性，我们这个组织享有源源不绝的经费，堪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秘密机构。这本书讲述的内容都极为严谨、真实。”[3]

在写下这段话后，他讲述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故事。巴兹声称，猫头鹰组织抓获并杀死了数十个纳粹战犯，不过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找到并活捉海姆。在被抓之后，海姆将被迫接受大屠杀幸存者的审判，然后被处决。猫头鹰组织的一名资深成员对巴兹解释说：“我们想要让这些鼠辈在死前面对他们的受害者。”[4]他们发现，海姆当时就藏在美国，而不是报道中经常提到的那些更具异国风情的地点。这些复仇者在纽约州北部发现了他的踪迹，一直跟踪他到加拿大，并在蒙特利尔的一家医院将他绑架。最后，他们把他带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其他猫头鹰组织成员那里，那些成员审判了他并实施了处决。

这远不是唯一一个著名纳粹战犯据称被秘密处死的故事。影响力巨大的希特勒私人秘书兼纳粹总理府办公厅主任马丁·鲍曼在希特勒自杀后就从这位元首位于柏林的地堡中消失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将12名纳粹高官判处死刑，鲍曼是唯一遭到缺席审判的人。他的消失引发了许多关于他是否还活着的报告，它们的内容经常相互矛盾。有人声称，他要么已经被杀了，要么就在跑出地堡后不久咬破氰化物胶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和海姆的情况一样，有无数人报告称在意大利北部、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地见过鲍曼。不过，喜欢哗众取宠的《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在1970年连载了前英军情报官员罗纳德·格雷（Ronald Gray）的叙述，这些连载篇章后来以书的形式出版，书名为《我杀了马丁·鲍曼！》（I Killed Martin Bormann！）

格雷写道：“鲍曼已死，他的尸体被一把斯登冲锋枪打成了筛子，而且扣动扳机的是我的手指。”[5]据格雷描述，他在战后被派驻与丹麦接壤的德国北部地区。1946年3月，一个神秘的德国联系人设法接近他，想要以50000克朗（当时合计约8400美元）的价格偷运一个人穿越边境。他同意了，觉得自己可以借此揭露为纳粹战犯逃离德国提供安全路线的部分网络。刚一坐进他的军用货车，他就意识到自己的乘客可能是鲍曼。那时正值傍晚时分，他把乘客带到边境附近丹麦一侧的目的地，在两个正在等待的人面前停下来。那时，月光还足够亮，让他可以确认乘客的身份。突然间，鲍曼开始向接应他的人跑去，而格雷也立刻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伏击圈套。他开了枪，并且亲眼看到鲍曼倒了下去。两个正在等待的男子朝他的方向射出了一梭子子弹。

格雷卧倒在地，假装已经死了。从他所在的位置，他看到那几个人把鲍曼毫无生气的身体拖走了。他悄悄跟上他们，看着他们把尸体放到一艘船里，然后划着船驶入了峡湾之中。在距离岸边约40码远的位置，他们把尸体丢进了水里。他写道：“从水花的大小来看，我猜测鲍曼的两个同胞把他的尸体同什么重物拴在了一起，有可能是铁链。这让我突然想到，那艘船以及铁链很可能原本是为我准备的。”[6]

格雷的讲述并没有阻止其他版本的鲍曼故事出现。1974年，军事史学家兼畅销书作家拉迪斯拉斯·法拉戈（Ladislas Farago）出版了《余波：马丁·鲍曼与第四帝国》（Aftermath：Martin Bormann and the Fourth Reich）一书。他声称，在买通了多名联系人以及秘鲁与玻利维亚边境的警卫后，他在玻利维亚西南部的一所医院里追踪到了鲍曼。他坚称，所有的努力最终以他与鲍曼的一次短暂会面而告终。他写道：“我被带进他的房间，进行经过双方同意的五分钟探视……我看到的是一个躺在大床上的小老头。床上的床单刚刚洗过。他的脑袋由三个巨大的羽绒枕头支撑着，他一边用空洞的眼睛看我，一边还在喃喃自语。”据说，鲍曼对这个访客说的仅有的几句话是：“该死！你难道没看出我是个老人吗？你为什么不能让我安详地死去呢？”[7]

这样的记述为八卦报纸——有时甚至还有严肃报纸——提供了大量素材，不过有一个问题：它们都是热情想象的产物，而不是作者们一直号称的“真实故事”。以海姆为例，《纽约时报》和德国电视二台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死亡医生”在战后曾居住在开罗，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改名为塔里克·侯赛因·法里德。他们的证据有满满一整只手提箱的材料，包括他的私人信件、医疗记录、财务记录，以及一篇内容为对他的搜索的文章。海姆和法里德这两个名字都出现在了这些档案里，且法里德的生日是1914年6月28日，与海姆的相吻合。一份死亡证明显示，法里德死于1992年，距离巴兹所在的复仇组织号称的处决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8]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阿里伯特之子吕迪格·海姆（Rüdiger Heim）不仅证实了他父亲的身份（他说“塔里克·侯赛因·法里德是家父在皈依伊斯兰教后使用的名字”），还披露说，他父亲死于直肠癌时他正在开罗探病。负责这篇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库利许（Nicholas Kulish）和舒亚德·迈克汉纳特（Souad Mekhennet）后来写了一本书，详细记录了海姆在战后德国的经历：他在温泉小镇巴登巴登行医到1962年，在他发现当局终于要逮捕他时，就乘飞机逃到了埃及。两位记者的调查得到了他的儿子、其他亲戚以及了解他新身份的一些埃及人的配合。

在海姆的笔记中，他们发现他曾反复提到维森塔尔，并认为是维森塔尔策划了将自己追踪到底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这名纳粹猎人在追捕海姆的任务上失败了，但是对海姆来说，他是“所有德国机构的绝对主宰”。[9]这至少证明了海姆害怕维森塔尔——其他在逃战犯也是如此——且对他作为几乎无所不能的复仇者的大众形象深以为然。该形象肯定有夸大之处，但它体现了维森塔尔的一个关键优势：他能够完成他的部分使命，那就是利用公众对他所起作用的夸大渲染给追捕对象带去恐惧。

至于鲍曼，格雷讲述的将他射杀的故事以及法拉戈声称的曾在玻利维亚拜访他的说法也都完全不可信。疑似鲍曼的尸体于1972年在柏林的一个建筑工地被发现，不过直到1998年，DNA测试才明确地把这具尸体与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纳粹分子的亲属匹配在一起。[10]当局得出的结论是，他在1945年5月2日离开希特勒的地堡后不久就死去了，当时苏联士兵正在攻占柏林。在中间的这些年，许多人都声称曾看到鲍曼，通常是在南美洲看到。

巴兹在以下方面是正确的：在某些案例中，纳粹猎人一直在追逐幽灵。不过这种情况的出现通常是因为缺少可靠情报以及人们做了一些猜测。至少，纳粹猎人从未编造复仇杀人的夸张故事。不过在大众文化方面，这种故事留下了深刻印记，让人们普遍地误以为对纳粹的每一次追捕都像是好莱坞写成的剧本。

* * *

通常来说，追捕纳粹战犯的工作——无论从事者是政府还是私人侦探——的进展比故事里慢得多，尤其是当涉及了似乎永无止境的司法诉讼时。而且这种工作肯定也不像编造的“真实故事”那样包含戏剧性的枪战或者其他暴力对峙。不过也有些罕见的例外。在这种情况下，现实的生活似乎是在模仿虚构的小说，复仇者们会从阴影中果断出击。

在霍华德·布卢姆1977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通缉！搜寻在美纳粹分子》中，有一个反面人物名叫谢里姆·索布佐科夫（Tscherim Soobzokov），他成长于苏联北高加索地区，是当地少数族裔切尔克斯人中的一员。乍一眼看上去，汤姆·索布佐科夫［这是他在新泽西州帕特森（Paterson）地区使用的名字］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成功故事。据《帕特森新闻报》（The Paterson News）上的一篇文章介绍，当德国人在1942年占领高加索地区时，他“被送到罗马尼亚做苦工，这种遣送是半强迫性质的”。在战争末期，他与其他切尔克斯人一同流亡到约旦，后来在1955年来到美国。他定居于帕特森，开始在一家洗车场工作，很快就成了卡车司机工会的组织者以及后来的当地民主党活动的组织者，并得到了帕塞伊克郡（Passaic County）首席采购监督员的工作。他是能够把事情搞定的关键先生，在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移民中尤为如此。他处事圆滑，人脉颇佳，而且变得越来越富有。[11]

不过，有些切尔克斯移民既不相信他的人生故事，也不认同他能够代表他们的说法。他的名字曾出现在美国的一份纳粹战犯名单上，移民归化局调查员安东尼·德维托在20世纪70年代初拿到了这份名单，而索布佐科夫在帕特森的邻居热心地解释了这是怎么回事。布卢姆在书中援引一个叫卡西姆·齐瓦科（Kassim Chuako）的切尔克斯人的话说，索布佐科夫在德军进军到高加索地区后就立刻当了叛徒。他说：“我们看到他和德国人一道进入村子抓人，也就是抓共产党和犹太人。我看到他跟那些把人带走的党卫军站在一起。”其他人补充说，他们曾在罗马尼亚看到他穿了一件党卫军制服，当时他正试图招募难民参加一个受党卫军资助的高加索军事组织。[12]

尽管直到1945年末他都在武装党卫队分队中服役，但索布佐科夫在战争结束后毫不费力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普通的战争难民。1947年，他与一群切尔克斯人一起从意大利移民约旦，并在那里成了一个农业技师。不久后，他有了一个新雇主：中央情报局。该机构迫切地想要利用他来鉴别其他切尔克斯人的身份，好确定派谁去苏联做卧底，他愉快地接下了这份差事。[13]

索布佐科夫的新东家很清楚他的背景。1953年的一份中情局官方报告称：“在所有与战争罪有关的问题上，该对象的反应都非常一致和明显，毫无疑问，他目前向我们隐瞒了许多他在战争期间的活动。”不过，该机构当时的优先任务明显仍是充分利用他的服务，他隐瞒了什么并不重要。在1955年抵达美国后，索布佐科夫一直兼职为中情局效力。不过他漏洞百出的故事导致另一名中情局官员得出结论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骗子”，因而他在1960年遭到该机构弃用。

尽管如此，当20世纪70年代移民归化局开始调查他的背景时，一名中情局高官还是声称：虽然他身上仍然有一些“未解开的疑点”，但他曾为美国做出“有益的贡献”，而且中情局从未找到任何确凿证据证明他有涉战争罪行。这导致移民归化局放弃了对他的调查。当司法部新组建的特别调查办公室试图在1980年重启他的案件时，调查人员发现，索布佐科夫在申请美国签证时已经把他在纳粹组织中的部分隶属关系罗列出来了。由于特别调查办公室的策略是试图证明那些被指认为纳粹战犯的人在进入美国时撒了谎，从而撤销他们的公民身份，因此，他们不情不愿地放弃了索布佐科夫的案子。他承认自己隶属关系的行为无论是多么的不彻底，也足以削弱任何强调他曾掩盖纳粹经历的指控了。

尽管围绕着他出现了如此之多的争议，但看起来索布佐科夫在遭到重创后仍然取得了最终胜利。他甚至基于霍华德·布卢姆在《通缉！搜寻在美纳粹分子》一书中写到的和他有关的内容，以诽谤罪起诉布卢姆，使得布卢姆不得不寻求庭外和解；不过布卢姆从未撤回自己所写的任何内容。[14]

1985年8月15日，一枚土制炸弹在索布佐科夫位于帕特森的住所外爆炸。这个曾经处在争议中心的男人受了重伤，并在9月6日因伤重不治而亡。联邦调查局后来声称，制造这起事件的可能是保卫犹太人联盟（Jewish Defense League），不过这一案件始终未得到侦破。[15]

八年后又发生了一起情节好似惊悚小说的杀人事件。这次的事发地点是时髦的巴黎第16区的一所公寓内，受害者是雷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这个84岁的警察局前局长曾经策划了将法国沦陷区的犹太人，包括数以千计的儿童，遣送至集中营的行动。尽管布斯凯在战后接受了审判，但他成功获得缓刑，理由是他据说曾经为法国抵抗运动出力。他后来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而他积极参与犹太人大屠杀的过往似乎基本上被遗忘了。即使在法国直面自身通敌历史的努力中他的过去被再次挖出，还有人试图提出新的指控，他也毫无悔意，而且似乎信心满满地认为没什么好害怕的。他仍然和过去一样，每天在布洛涅森林遛两次狗。

1993年6月8日，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迪迪埃（Christian Didier）的男子来到布斯凯的公寓，声称是来给他递送法庭文件的。迪迪埃后来对法国电视台的拍摄人员说，当这名警察局前局长开门后，自己“掏出左轮手枪进行了近距离射击”。尽管他射中了目标，但布斯凯仍然向他跑了过来。他接着说：“那家伙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力。我又开了一枪，他还在向我跑来。我开了第三枪，他的身子开始摇晃。第四枪时我打中了他的头部或者颈部，于是他倒了下去，鲜血直流。”[16]

迪迪埃逃离现场，然后找来了电视台的拍摄人员坦白作为。不过他丝毫没有愧疚之意。他宣称，布斯凯“是恶的化身”，他自己的行为则“好比杀死了一条毒蛇”。他还说，他自己是“善的化身”。事实上，这个自称失意作家的家伙显然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出名。他此前曾试图杀死克劳斯·巴比，曾闯入法国总统府的花园，还曾试图闯入法国电视台的摄影棚。他此前进过精神病院，在枪杀布斯凯后，他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在服完一半的刑期并获假释出狱后，他表达了对自己行为的悔意，但他补充说：“如果我能在五十年前就把他杀了的话，就可以得到一枚勋章了。”他还修改了之前对自身动机的解释，提出了一种扭曲的新逻辑：“我以为，杀了布斯凯，我就能够杀死我心中的邪恶。”[17]

对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以及其他曾希望让布斯凯再次接受审判的人来说，这次刺杀是一次重大挫折。他说：“犹太人想要的是正义而不是复仇。”[18]尽管克拉斯菲尔德也一度考虑杀死巴比，但他的优先选择始终是让巴比接受审判并让其获罪，这也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么做能够伸张正义，并且有助于公众进一步了解犹太人大屠杀。对布斯凯的审判还能提供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通过实例来说明法国通敌者是如何积极参与德国人的罪行的。这些都意味着，与好莱坞电影不同，当枪手击毙坏人时，没有人会鼓掌叫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正义遭到了剥夺。

* * *

1985年，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医生约瑟夫·门格勒时断时续的追捕突然间重新获得了紧迫性。门格勒以“死亡天使”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通过畅销书以及同名卖座电影《巴西来的男孩》的刻画，他已经成了大众想象中的邪恶化身。这个逃犯已经在25年前成为巴拉圭公民，不过他的确切行踪仍然是人们猜测的焦点，许多人报告称曾在拉美和欧洲国家看到他，包括在西德。在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下，巴拉圭于1979年剥夺了门格勒的公民身份，该国右翼独裁者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总统声称他的政府对门格勒的事情只知道这么多了。不过追踪门格勒的人中没有人相信他的话，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假设。在1985年4月16日我从波恩向纽约编辑部发回的第一篇有关门格勒案的报道中，我写道：“在门格勒仍在人世这一点上没有争议。”[19]

维森塔尔一直在汇报新的线索，以及他与门格勒失之交臂的经过。尽管他的行为有时会被指责为无差别地传播谣言，但他不是唯一渴望保持门格勒的媒体热度，并认为这些线索足以证明需要加强搜索力度的人。1985年5月，法兰克福律师弗里茨·施泰纳克（Fritz Steinacker）放弃了惯常的“无可奉告”态度，宣称：“没错，我曾经是门格勒的委托代理人，且目前仍是。”尽管门格勒的儿子罗尔夫（Rolf）以及他老家巴伐利亚小城金茨堡（Günzburg）的其他亲属（他们家族的农业机械生意在当地仍然很红火）都表示不知道门格勒的所在，但维森塔尔对我说，他确信他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他在哪里，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他指出，门格勒的家人仍然对所有相关报道表示“无可奉告”，这意味着门格勒仍然活着，还在亡命天涯。维森塔尔说：“在他们能够说出此人已死的时候，这种尴尬情形才会结束。”

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与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也有类似的看法，贝亚特还曾前往巴拉圭对该国政府扮演的角色提出抗议。塞尔日直言不讳地指出：“门格勒就在巴拉圭，在斯特罗斯纳总统的保护之下。”维森塔尔、洛杉矶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克拉斯菲尔德夫妇、西德和以色列政府等为抓捕这位奥斯维辛集中营医生提供了大量赏金，赏金总额到1985年时已经超过了340万美元。西德负责搜捕门格勒的法兰克福检察官汉斯-埃伯哈德·克莱因（Hans-Eberhard Klein）解释说，“我们的线索装满了许多文件夹”，它们都来自那些声称看到过他的人，但“没有一条是有用的”。他还解释说，这也是西德和其他人提高赏金额度的原因。同样在1985年5月，克莱因与他的团队在法兰克福与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会面，对三国的搜索行动进行协调。

不过正如所有参与追捕的人在一个月后了解的那样，此时的他们也已经追逐一个幽灵长达六年之久了：1979年，门格勒在巴西贝尔蒂奥加（Bertioga）海滩附近游泳时溺水身亡，当时他很可能中风了。[20]他的遗体在圣保罗附近的一座坟墓内被找到，一个法医团队进行了最终的身份鉴定，鉴定结果得到了普遍接受。罗尔夫·门格勒最后终于承认了维森塔尔等人一直以来的猜测：他的家人不仅一直与他父亲有联系，他本人还在1977年到巴西探望过父亲。他还表示，他在两年后重返巴西，“以确认父亲死亡的具体情形”。1992年，DNA检测给出了最终的证实。于67岁溺水身亡的门格勒还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且他即便是死了，也把他的追踪者摆了一道。

尽管关于他最终命运的谜团已经解开，但这一发现仍然未能解答这个继艾希曼以来最重要的通缉犯是如何逃脱法网的。他的名字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纳粹高官的案子中被多次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在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时特意提到了“党卫军军医门格勒在双胞胎身上进行的实验”。[21]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们后来详细讲述了他在集中营囚犯的死亡和所受折磨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他非常喜欢去迎接抵达集中营的列车，定期参与甄别囚犯的过程，将数千个刚刚抵达的囚犯立刻送往毒气室处死。他经常先赦免双胞胎的性命，好让自己可以着魔似的在他们身上做实验。他会将染色剂注射进婴儿和儿童的眼睛，以改变其瞳色，并多次为他们输血和做腰椎穿刺手术。他会测试其他囚犯的身体承受能力，例如让波兰修女暴露在会灼烧身体的大量X射线中。他还在性器官上做手术，让健康囚犯染上斑疹伤寒症等疾病，并提取囚犯骨髓。一个高级军官在一份报告中称赞他“利用手上的科学材料为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门格勒还亲自处决了无数在他的实验中幸存下来的囚犯，这就是他处理“科学材料”残留物的方式。

据罗伯特·肯普纳，就是那个1935年离开祖国，后来成为纽伦堡审判美国起诉团队成员的德裔犹太律师介绍，门格勒的名字在1947年的“医生审判”中出现，那是在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束后进行的一系列审判中的第一场。肯普纳在1985年对我说：“我们在纽伦堡时就开始搜寻门格勒。他们试图抓住他，但是在德国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他那时已经躲入某处了。”[22]他还说，门格勒事实上在战争刚结束时曾被美国人逮捕，不过囚禁他的人并不知道他是谁。这个囚犯极为自负，曾设法说服党卫军自己不需要标志性的党卫军刺青，因为他不想破坏自己的外表，因此美国人没能发现他的真实身份。[23]

尽管门格勒已经上了战犯名单，但肯普纳对一个遭到美军大规模搜捕的人在那个混乱的时期逃脱法网的事感到毫不意外。他说：“这些家伙就这么消失无踪了。这没什么难的。真正的罪犯就是比我们的小伙子聪明。”肯普纳还相信，与克劳斯·巴比不同的是，门格勒没有与美国人达成任何协议。他说：“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的家伙，很有手段，这与许多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由于巴比案的缘故，在门格勒的遗体被找到后，美国司法部尤其渴望检查相关记录，了解他同美国军方或情报部门的关系。特别调查办公室做了一项内容详尽的研究，研究结果于1992年最终发布。尽管该报告指出，到1949年他逃亡至南美洲前，门格勒一直用假名在美占区当农场帮工，但最终结论是：“门格勒逃离欧洲一事没有得到美国的协助，美国也对此不知情。没有证据显示他曾与美国情报机构有任何关系。”[24]

门格勒最初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在奥利沃斯待了一段时间，他的住址与艾希曼在同一片郊区。当以色列人开始执行绑架艾希曼的行动时，摩萨德局长伊塞尔·哈雷尔曾听说门格勒可能就在那里，不过他始终强调这一情报未被证实。他对这位奥斯维辛集中营医生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哈雷尔指出：“在所有曾在灭绝犹太人的可怕阴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恶人中，他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对自己死亡信使的角色很满意，这简直令人作呕。”当有人问起艾希曼行动的代价时，哈雷尔对一名小队成员说：“为了让我们的投资更加划算，我们会试着把门格勒一起带走。”

尽管哈雷尔十分渴望找到门格勒，但据他自己说，他不想做任何“有可能影响我们完成主要目标，也就是执行艾希曼行动的事情”。[25]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团队当时完全忙于跟踪目标人物，安排安全屋和交通工具，策划绑架和后续行动。他们知道门格勒可能也会成为目标人物，但他们认同先把注意力放在主要目标人物上的决定。艾希曼行动团队中的重要成员、后来在绑架成功后受命审讯艾希曼的兹维·阿哈罗尼回忆说：“我们没有人表现了任何对门格勒的热情。这肯定不是因为我们缺少勇气。我们只是担心这种不可靠的‘兰博式’的双重行动会对艾希曼行动的成功造成威胁。”他说哈雷尔是最渴望抓捕门格勒的那个人，而艾希曼行动的现场指挥拉菲·埃坦是最早劝哈雷尔放弃朝那个方向采取任何行动的人，埃坦引用了一句希伯来谚语：“过度贪婪，你就会一无所获。”[26]

不过，以色列人刚一抓住艾希曼，哈雷尔就敦促阿哈罗尼向艾希曼逼问门格勒的事。最初，这个囚犯拒绝吐露任何信息，不过后来他承认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间餐馆里见过门格勒一次，并声称那只是一次偶遇。他说自己不知道门格勒的住址，不过他表示门格勒曾提到奥利沃斯的一家招待所，老板是一位德国女子。阿哈罗尼相信艾希曼说了实话，不过据他回忆，哈雷尔并不相信。哈雷尔说：“他在对你撒谎！他知道门格勒在哪里！”在阿哈罗尼看来，这位摩萨德局长“似乎有些疯狂”。

事实上，门格勒在前一年西德对他发出逮捕令后就已经离开阿根廷，到了巴拉圭。如果说他原本曾对移居到巴拉圭这个比阿根廷更愿意为纳粹战犯提供保护的国家有任何疑虑的话，那么艾希曼的绑架彻底打消了这种疑虑。不过巴拉圭也没有让他感到十分安全。在成功绑架艾希曼后，哈雷尔派遣阿哈罗尼和其他特工在多个拉美国家寻找门格勒的下落。在其他前纳粹分子的帮助下，门格勒搬到了圣保罗附近的一座农场，再一次当起了农场帮工，不过这次他产生了一些令人作呕的自哀之情，尤其是在他听说西德媒体一直提醒公众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做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后。

他在日记中写道：“你看，我现在的情绪非常糟，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这几周，我不得不去应付那些说我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给尸体剥皮的荒唐言论。在这种情绪下，没有人能够享受充足的日光和晴朗的天气。如果没有对生活或者物质的热爱，人就会成为一种可悲的生物。”[27]

阿哈罗尼说，在他的收买下，1962年门格勒在南美洲的一个联系人指引他去找沃尔夫冈·格哈德（Wolfgang Gerhard），那是居住在圣保罗附近、为门格勒提供过庇护的一个前纳粹。阿哈罗尼写道：“我们当时不知道我们距离自己的目标有多近。”[28]他开始搜索那片区域，而且回想起来，他相信自己可能在一条丛林小道上看到了门格勒与另外两人。不过让阿哈罗尼以及负责此案的其他特工感到意外的是，哈雷尔突然把他们全部召回，让他们去处理一个新出现的优先任务：寻找一个被违反法庭命令的宗教极端分子偷渡出以色列的八岁男孩。特工们在纽约找到了那个男孩，并把他带到了他母亲的身边。在那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被派回南美洲。

摩萨德领导层的变动造成该机构对门格勒的兴趣逐渐减弱。哈雷尔在1963年卸任，继任者是梅厄·阿米特（Meir Amit）。这位新局长很快就忙于准备即将到来的与阿拉伯邻国的战争，即1967年的六日战争。曾负责指挥艾希曼行动、在领导层变动后继续为摩萨德效力的埃坦解释说：“我们不重视对门格勒的搜索，所以没有找到他。”[29]追捕纳粹的工作再一次从优先位置上跌落。

当门格勒的尸体在1985年被发现时，他的儿子罗尔夫解释了为什么他从未被抓到。罗尔夫在接受西德杂志《彩色画刊》（Bunte）的采访时说：“他的屋子既小又寒酸……小到没有人对他产生怀疑。”由于门格勒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因此追捕他的人“一直在寻找一个住在白色海景别墅里、开着奔驰车、受到保镖和阿尔萨斯犬保护的人”。[30]其潜在含义是：追捕者们可能以为自己会遇到格里高利·派克在《巴西来的男孩》里饰演的那个门格勒。

对于自己长期保持沉默，甚至在知道父亲已死后依然如此一事，罗尔夫没有表示任何歉意。他声称：“我之所以一直到现在都保持沉默，是为那些与父亲保持联系长达30年的人着想。”[31]他的父亲对于自己的罪行同样毫无悔过之意。在一封给罗尔夫的信中，门格勒写道：“我没有任何必要去为我的任何决定、行动或者行为找理由或者借口。”

正如罗尔夫最终承认的那样，他的家人和其他许多人都曾为门格勒逃脱制裁提供长期帮助，这一事实也让人们对法兰克福检察官克莱因领导的西德调查工作提出质疑。没有任何针对门格勒家庭成员的住所和企业的搜查令被签发过，似乎也没人去审问他们。据这个逃犯的侄子迪特尔·门格勒（Dieter Mengele）说，检察官从来没找过他。克莱因声称，他们一家人“只是”部分被置于监视之下，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32]

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在1992年发布有关门格勒的报告时，承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报告的结论为：“奥斯维辛的‘死亡天使’得以犯下罪行并在巴西自然老死，这显然是一次失败。”报告也指出，西德、以色列以及姗姗来迟的美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范围的大搜捕”，这显示出他们对这种失败并不满意。但更重要的是，“他因此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悲惨地藏身于巴西，被以色列特工可能马上就会抓到他的恐惧折磨，这一事实可以说提供了某种粗陋的‘正义’，尽管有些不够圆满”。报告还说，他已经付出了代价，因为他已经“成了自身梦魇的囚徒”。[33]

门格勒虽然逃脱了纳粹猎人的追捕，但他没有逃脱他们不断扩大的阴影。

[1] William Goldman，Marathon Man，262.

[2] Nicholas Kulish and Souad Mekhennet，The Eternal Nazi：From Mauthausen to Cairo，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SS Doctor Aribert Heim；Souad Mekhennet and Nicholas Kulish，“Uncovering Lost Path of the Most Wanted Nazi，” New York Times，February 4，2009.

[3] Danny Baz，The Secret Executioners：The Amazing True Story of the Death Squad That Tracked Down and Killed Nazi War Criminals，xiii.

[4] Danny Baz，The Secret Executioners：The Amazing True Story of the Death Squad That Tracked Down and Killed Nazi War Criminals，10.

[5] Ronald Gray，I Killed Martin Bormann！，5；serialization of book，as noted in Reuters dispatch，“Most Wanted Nazi Shot，Claims Ex-British Agent，” published in The Montreal Gazette，August 8，1970.

[6] Gray，I Killed Martin Bormann，73.

[7] Ladislas Farago，Aftermath：Martin Bormann and the Fourth Reich，428.

[8] Souad Mekhennet and Nicholas Kulish，“Uncovering Lost Path of the Most Wanted Nazi，” New York Times，February 5，2009.

[9] Kulish，Nicholas，and Souad Mekhennet. The Eternal Nazi：From Mauthausen to Cairo，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SS Doctor Aribert Heim. New York：Doubleday，2014，173.

[10] “New Genetic Tests Said to Confirm：It’s Martin Bormann，” New York Times，May 4，1998.

[11] Blum，Howard. Wanted！The Search for Nazis in America. New York：Touchstone，1989，47-48，42-61；Richard Rashke，Useful Enemies：John Demjanuk and America’s Open-Door Policy for Nazi War Criminals，48-50.

[12] Blum，Howard. Wanted！The Search for Nazis in America. New York：Touchstone，1989，57.

[13] Richard Breitman，“Tscherim Soobzokov，” American University（https：//www.fas.org/sgp/eprint/breitman.pdf）.

[14] Blum，Howard. Wanted！The Search for Nazis in America. New York：Touchstone，1989，258-63.

[15] Blum，Howard. Wanted！The Search for Nazis in America. New York：Touchstone，1989，263.

[16] Richard J. Goslan，“Memory and Justice Abused：the 1949 Trial of René Bousquet，” Studies in 20th Century Literature，Vol.23，1-1-1999；Paul Webster，“The Collaborator’s Pitiless End，” The Guardian，June 8，1993；and Douglas Johnson，“Obituary：René Bousquet，” The Independent，June 9，1993.

[17] Sorj Chalandon，“L’assassinat de René Bousquet：larmes du Crime，” Liberation，April 4，2000.

[18] 摘自我对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的采访。

[19] 摘自我对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的采访，“Hunting the Angel of Death，” Newsweek，May 20，1985；我于1985年4月16日发给《新闻周刊》的较长篇幅的文档；以及到1985年6月前我发送的文档，外加我在那段时间保留的记者笔记本（个人文档）。

[20] 摘自我对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的采访，“Reaching a Verdict on the Mengele Case，” Newsweek，July 1，1985；摘自我对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的采访，“Who Helped Mengele，” Newsweek，June 24，1985；以及我发给《新闻周刊》的文档。

[21] Gerald L. Posner and John War，Mengele：The Complete Story，76.

[22] 摘自我对罗伯特·肯普纳的采访。

[23] Posner，Gerald L.，and John Ware. Mengele：The Complete Story. New York：McGraw-Hill，1986，63.

[24]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In the Matter of Josef Mengele，October 1992，193.

[25] Harel，210-11.

[26] Aharoni，Zvi，and Wilhelm Dietl. Operation Eichmann：The Truth About the Pursuit，Capture and Trial.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97，149-50.

[27] Posner，Gerald L.，and John Ware. Mengele：The Complete Story. New York：McGraw-Hill，1986，163.

[28] Aharoni，Zvi，and Wilhelm Dietl. Operation Eichmann：The Truth About the Pursuit，Capture and Trial.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97，151.

[29] 摘自我对拉菲·埃坦的采访。

[30] 摘自我对拉菲·埃坦的采访，“Mengele：The Search Ends，” Newsweek，July 1，1985.

[31] 摘自我对拉菲·埃坦的采访，“Who Helped Mengele？，” Newsweek，June 24，1985.

[32] 摘自我对拉菲·埃坦的采访，“Reaching a Verdict in the Mengele Case，” Newsweek，July 1，1985.

[33]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In the Matter of Josef Mengele，October 1992，196-97.

第十六章 不忘初心

生存是一种有义务的特权。我始终扪心自问，究竟能为那些没有活下来的人做些什么。[1]

——西蒙·维森塔尔

1994年4月，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的一个摄制组对他们的目标小心翼翼地进行了监视。他们在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找到了埃里希·普里克。那是一座位于安第斯山脚下的阿根廷度假城市，19世纪的德国移民在那里建造了许多阿尔卑斯风格的房屋。与许多涉嫌参与大屠杀的纳粹分子一样，这位前党卫军上尉在战后逃离了欧洲，从此过上了看似正常的生活。他经营着一家熟食店，甚至偶尔还回到欧洲，而且从未费心去改变自己的名字。他的过去看起来已经被他抛在身后了，直到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萨姆·唐纳森带着摄像机出现在他面前。

普里克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他在1944年3月24日罗马市郊的阿尔帖亭洞窟组织了对335个男人和男孩的处决，其中包括75个犹太人。意大利游击队此前杀死了33个德国人，于是罗马的盖世太保指挥官赫伯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下令实施屠杀，原则上每死一个德国人就要有10个意大利人陪葬。与普里克不同的是，卡普勒没能在战后及时逃离意大利，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不过在1977年，他成功从一家军用医院越狱，并以自由人的身份活了一年才死去。还有报告称，普里克参与了将意大利犹太人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行动。[2]

当走在街上的普里克正准备进入自己的轿车时，记者朝他走了过来，喊道：“普里克先生，我是来自美国电视台的萨姆·唐纳森。1944年时你曾为罗马盖世太保工作，不是吗？”

普里克起初没有表现得过于慌乱，也丝毫没有假装自己没有参与过处决行动。他用一种口音很重但是很流利的英语回答说：“是的，在罗马，没错。你知道，共产党人炸死了一群德国士兵。每死一个德国士兵，就必须有10个意大利人陪葬。”

普里克身穿马球衫、防风夹克，头戴巴伐利亚式小帽，看起来跟决定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小镇定居的普通德国人没什么两样。

唐纳森问：“平民吗？”

普里克仍然保持着平稳的语调，不过开始有了几分不安的神情。他回应说，他们“大部分是恐怖分子”。

记者步步紧逼：“但是死者中有孩子。”

普里克坚称：“没有。”唐纳森指出，有14岁的男孩也被杀害了。这时，普里克摇着头，反复说：“没有。”

“为什么你要枪杀他们呢？他们又没做什么错事。”

“你要知道，那是我们接到的命令。你要知道，在战争中，总是会发生这种事。”到这时，普里克看起来急切地渴望结束谈话。

“所以你们只是在执行命令？”

“是的，当然，不过我没有枪杀任何人。”

唐纳森再一次指出，他在洞窟里杀害了平民，而普里克也再一次否认：“没有，没有，没有。”

在普里克又重复了一遍执行命令的说法后，唐纳森说：“可命令不是借口。”

很明显，这个美国记者似乎无法理解这种运行机制，普里克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他重申，自己不得不执行命令：“在当时，命令就是命令。”

唐纳森接着说：“于是平民就死了。”

普里克承认：“是的，平民死了。世上的所有地方都有大量平民死亡，他们仍然在不断死去。”他带着紧张的微笑，摇头晃脑地说，“你生活在这个时代，不过我们生活在1933年”，他指的是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年。“你能理解吗？整个德国都是……纳粹。我们没有犯罪。我们只是执行了他们的命令。这不是犯罪。”

唐纳森穷追猛打，问他是否曾遣送犹太人到集中营。

普里克摇了摇头：“犹太人，不，没有……我从来都不反对犹太人。我来自柏林。我们在柏林与许多犹太人住在一起。不，我没有那么做过。”

说完，他钻进车里关上车门。他透过车窗对跟过来的美国记者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不是一个绅士。”

在普里克开车远去后，记者发出了讽刺的笑声。唐纳森重复了一遍：“我不是一个绅士。”[3]

出生于1934年的唐纳森在二战时年纪尚小，因而没有参战，不过他一直对这场战争十分着迷，对希特勒竟然能够蛊惑整个德意志民族感到惊讶。在美国广播公司工作时，他与实习生一起反复观看了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导演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以研究他眼中的“第一部真正的宣传电影”。[4]

制片人哈里·菲利普斯（Harry Phillips）找到了普里克的踪迹，对他进行了长达两周的监视，然后制订了摄像机突袭计划。当时，唐纳森相信，公众对纳粹分子及其罪行的兴趣正在减退。[5]不过唐纳森与菲利普斯的报道在全球引起了强烈反响，导致了第一次试图将普里克绳之以法的行动。阿根廷在1995年将他引渡至意大利，随后发生了一场重要的诉讼。最初，军事法庭因一个技术细节问题而做出无罪释放的判决，不过他又重新遭到逮捕和审判，并在1998年被判处终身监禁。由于他年事已高，因而一直被软禁在罗马，并在2013年以100岁的年纪去世。

天主教会拒绝在罗马为他举行公开葬礼，阿根廷和德国也不打算提供这一服务。最后，还是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Society of St. Pius X）在罗马以南的山巅小镇阿尔巴诺拉齐亚莱（Albano Laziale）的一座教堂里为他举行了葬礼，该教会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反对天主教会近几十年的改革，并且对犹太人大屠杀提出过质疑。在灵车经过街道时，防暴警察竭尽全力才拦住了敲打车辆的愤怒示威者。[6]

普里克直到最后一刻都不服气，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仅有一点是例外：他承认自己没有按照10∶1的比例杀害330个意大利人，而是总共抓捕了335人，这意味着比要求的人数多出了五人。很显然，普里克在准备处决名单时额外添上了五个名字。他对德国《南德意志报》的记者说：“这是一个错误。”不过很明显，他认为这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失误，基本上是一个无法挽回的计算失误。除此以外，行动开展得很顺利。据说，在这次行动中，双手被捆在背后的受害者被引入洞窟，随后他们被迫跪在地上，然后被击中后颈而死。

唐纳森在回顾自己为电视台工作的漫长岁月时说，他对于普里克案的报道感到尤为自豪。他说：“当人们问我，在这么多年里，哪一次采访最令我难忘时，他们以为我会说对里根或者萨达特等人的采访，但我会告诉他们那是对普里克的采访。”他说，那是“我做过的最重要、最有吸引力的一次新闻报道”。

尽管记者本身并非纳粹猎人，但纳粹猎人的信条显然在唐纳森身上留下了痕迹，他许多报道类似新闻的同事也有这种痕迹。他们感到，这些新闻的重要性不仅源自它们的轰动性标题。正如唐纳森所说：“我认同一句老话，那就是如果你不让下一代人记住这些事情，桑塔亚纳[7]的那句格言就会应验——如果不牢记历史，就注定会重蹈覆辙。”

在大部分情况下，记者们会报道纳粹猎人的所有发现，或者跟进他们提供的线索，包括后续的法律后果等。在普里克一案中，唐纳森戏剧性的街头采访是记者的调查结果，而不是纳粹猎人取得的突破。在采访播出后，那位前党卫军上尉的命运就被锁定了，报道结束了他在阿根廷的舒适生活，导致他被引渡和审判。

* * *

2015年是奥斯维辛及其他一些集中营解放70周年，也是那场造成了史上最大伤亡的战争结束70周年。剩下的可供追捕和审判的纳粹战犯越来越少，这丝毫不令人惊奇。高级纳粹军官们或许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一个集中营看守如果在1945年时只有20岁大，到这时也已经有90岁了，这意味着最后一批案子将不可避免地涉及级别较低的人。在现在这个纳粹猎人的传奇故事已临近终点的时刻，这类事甚至在纳粹猎人间引发了争议，他们对剩余的案件价值几何持不同看法。

讽刺的是，一个低级别集中营看守的陈年旧案在21世纪初经历了令人震惊的转折，改写了余下的纳粹罪犯需要面对的游戏规则。这一案件的处理在美国、以色列和德国持续了数十年，每一次进展都引起巨大争议。即使案件中心人物、克利夫兰的91岁退休汽修工人约翰·德米扬鲁克2012年在德国的一家养老院去世后，仍然有许多由他先后遭到的起诉引起的问题未得到解答。

德米扬鲁克的故事中只有最开始的部分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与其他许多被迫卷入20世纪的动荡岁月的人一样，他不幸地成长于最先受到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残暴政策冲击的地区。伊万·德米扬鲁克（他在成为美国公民后才改名为约翰）于1920年出生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只上了四年学就开始在一家集体农场工作。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抵制集体化的乌克兰反对派采取了强制性措施，由此引发了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德米扬鲁克及其家人勉强活了下来。当希特勒的军队入侵苏联时，他应征加入苏联军队，先是受了重伤，在度过漫长的恢复期后又重返战场。1942年，他被德国人俘虏，成为一个苏联战俘，当时的许多苏联战俘很快就因酷刑、饥饿和疾病而死去。[8]

在斯大林看来，所有被德国人俘虏的士兵都是“潜逃国外的叛徒”[9]，他们在回国后将立刻遭到惩罚，他们的家人也应受到牵连。考虑到这种情况以及战前生活的艰苦，部分战俘决定投靠敌人以自保，这种事毫不令人意外。他们回应了寻找“志愿者”的呼声，成为集中营看守，或者加入后来的“俄罗斯解放军”（Russian Liberation Army）。“俄罗斯解放军”由安德烈·弗拉索夫（Andrei Vlasov）将军指挥，他在战争初期是苏联的英雄，在被俘后变节。弗拉索夫声称他的目标是推翻斯大林，而不是为希特勒效力，不过他的行为意味着他准备与德国侵略者并肩作战。

据德米扬鲁克所说，他先是为武装党卫军中一支全由乌克兰人组成的队伍效力（这意味着他的上臂被文上了血型），随后又在弗拉索夫的“俄罗斯解放军”中效力。不过他说，他在战争末期从未参与实战，并在身处德国难民营期间设法隐瞒了自己的背景。他也因此避免了与弗拉索夫的手下被一起遣送苏联的命运，弗拉索夫及其众多追随者在回到苏联不久后就被处决了。他在难民营中与一个乌克兰女子结婚，并找到了一份为美军开车的工作。

在申请难民资格时，他捏造了一个故事，声称在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自己在波兰村庄索比布尔当农民，这座村庄因德国人在那里设立的死亡集中营而变得臭名昭著。德米扬鲁克坚持说，他之所以挑选这个村庄，仅仅是因为那里住了许多乌克兰人。1952年，他携妻女定居美国，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并很快融入了克利夫兰的流亡乌克兰人社区。他在那里被视为一个坚定的反共基督徒，致力于将祖国从苏联的压迫下解救出来。

不过，在1975年，前美国共产党党员、《乌克兰日报》（Ukrainian Daily News）编辑迈克尔·哈努西亚克（Michael Hanusiak）罗列了一份在美乌克兰战犯嫌疑人名单，上面的名字多达70个，其中之一便是德米扬鲁克，他被确认为索比布尔集中营的党卫军看守。但是联邦调查局和乌克兰人社区认为哈努西亚克的名单十分可疑，可能是来自苏联的虚假情报。然而在那时，移民归化局已经因没能对住在美国的大部分纳粹战犯采取任何行动，而面临来自国会女议员伊丽莎白·霍尔茨曼的极大压力。该机构于是启动了对德米扬鲁克的调查。调查人员将德米扬鲁克和其他几个战犯嫌疑人的照片送到以色列，这些照片都是在他们年轻时拍摄的。调查人员的想法是看看在那些集中营幸存者中是否还有人记得照片中的面孔。[10]

乌克兰裔警探米莉娅姆·拉蒂夫科（Miriam Radiwker）在移民以色列之前曾在苏联和波兰工作，她将照片展示给一些集中营幸存者。当她找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幸存者，想看看他们能否辨认出桌上另一个嫌疑人的照片时，一个幸存者指着德米扬鲁克的照片说道：“伊万，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伊万，‘伊万格罗兹尼’。”“伊万格罗兹尼”的意思为“恐怖伊万”，它是负责操作毒气室，并且非常喜欢殴打、鞭打和枪杀囚犯的集中营看守的外号。由于美国人送来的信息显示德米扬鲁克是索比布尔集中营而非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看守，因此拉蒂夫科感到既惊讶又怀疑。

但随后又有两个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幸存者挑出了德米扬鲁克的照片，认出他就是“恐怖伊万”：其中一人非常肯定，另一个人谨慎地表示他不能完全确定，因为这张照片不是在德米扬鲁克为集中营服役时拍摄的。尽管他们描述的“恐怖伊万”在外形上十分接近德米扬鲁克，但这些描述，尤其是关于其身高的记忆，并不完美。

拉蒂夫科向美国人报告了发现，让美国人来处理这个难题。1977年，克利夫兰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德米扬鲁克提出正式起诉，声称他就是外号为“恐怖伊万”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看守。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在1979年正式组建不久后就接手了这个案子。由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记录都被德国人烧毁了，其中一位调查人员开始在特拉夫尼基（Trawniki）训练营的档案中搜寻信息，那是一个为即将成为党卫军看守的苏联战俘设立的训练营。该调查人员猜测，这些档案都在苏联人手里，于是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查阅档案的请求。1980年初，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给特别调查办公室寄来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伊万·德米扬鲁克的党卫军身份证明的复印件。出生日期和父名都准确无误。这张身份证明还出现在了乌克兰的一些报纸上。

此时已经加入特别调查办公室并担任副主任的艾伦·赖恩和他的团队对比了身份证明上的照片与德米扬鲁克1951年申请美国签证时的照片。他得出结论：“毫无疑问，这两张照片属于同一个人。”尽管身份证明显示德米扬鲁克被派驻索比布尔集中营，没有提到特雷布林卡，但赖恩的结论是，他们已经找到了目标。他说自己当时的想法是：“你个混蛋，我们抓到你了。”[11]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政府的证据令人信服。《乌克兰日报》此前报道说，一个曾在苏联长期服刑、后来留在西伯利亚的前乌克兰党卫军看守声称，自己与德米扬鲁克一起在索比布尔集中营服役，而不是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从一开始就跟进德米扬鲁克一案的司法部律师乔治·帕克（George Parker）对案件中的矛盾之处感到非常不安，因此他给特别调查办公室主任沃尔特·罗克勒（Walter Rockler）和副主任赖恩写了一份备忘录，警告说他们应该考虑其他选项，例如至少把德米扬鲁克在索比布尔的服役记录加入指控，而且有可能的话最好完全放弃关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指控。[12]不过不久后接替罗克勒出任主任的赖恩决定坚持原有的指控，即德米扬鲁克就是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恐怖伊万”。

后来在法庭辩论环节，政府赢得了诉讼，德米扬鲁克因此被剥夺公民身份。美国的乌克兰人社区激烈地发起抗议，声称特别调查办公室根据莫斯科捏造的证据诬陷了一个诚实的人，不过这无法阻止以色列请求将他引渡。1986年1月27日，德米扬鲁克被塞进了一趟以色列航空公司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这是自艾希曼审判以来，以色列首次决定再次审判一个纳粹战犯。[13]

以色列外交部部长伊扎克·沙米尔声称，以色列是以“历史正义”之名做出此举的，不过，这一决定仍然颇具争议性。[14]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艾希曼行动副指挥的亚伯拉罕·沙洛姆此时已经是辛贝特局长。在以色列请求引渡德米扬鲁克之前，总理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曾征询他的意见。沙洛姆回忆说：“我对他说，不要这么做，因为艾希曼只有一个。”他暗指相较而言，德米扬鲁克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如果战利品缩水，其影响力也会缩水。”[15]

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对德米扬鲁克的审判中，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幸存者激动地发表证词，发誓说德米扬鲁克就是“恐怖伊万”。平哈斯·爱波斯坦（Pinchas Epstein）指着被告大声喊道：“他就坐在这里。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他……我永远都忘不了他，他就在我的记忆里。”观众们纷纷鼓掌，时不时还会对德米扬鲁克及其以色列辩护律师约拉姆·谢夫特尔（Yoram Sheftel）骂上几句。一个波兰裔犹太人对德米扬鲁克喊道：“你是个骗子。你杀害了我父亲。”他们谴责谢夫特尔是“牢头”、“纳粹”以及“无耻的杂种”。[16]1988年4月，法庭判决德米扬鲁克罪名成立并判处他死刑。

不过，等到他的辩护团队就这一决定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时，又有新证据出现了，证据显示真正的“恐怖伊万”实际上是一个名叫伊万·马尔琴科（Ivan Marchenko）的看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栏目《60分钟》（60 Minutes）公布了一则劲爆的新闻，称一个经常接待马尔琴科的波兰妓女同意接受采访。此前，她的丈夫已经证实了她的说法，并且补充说马尔琴科喜欢把伏特加带到他店里，公开谈论操作毒气室的经历。[17]其他一些信息也削弱了德米扬鲁克案的证据的力度，检方遭遇了一场灾难。

以色列最高法院在1993年7月判决德米扬鲁克无罪，美国第六巡回法院也做出裁定，允许他返回美国。更糟糕的是，该巡回法院还恢复了他的公民身份，并且宣布特别调查办公室犯有起诉不当罪。德米扬鲁克的支持者一直指控特别调查办公室，称其故意隐瞒了一些可用来提出质疑的证据；他们甚至在特别调查办公室门外的垃圾桶里翻找可以支持该指控的文件。特别调查办公室前主任赖恩在2015年对我说：“这些捏造的指控，即所谓的调查者有不当行为，仍然让他非常生气。”不过，从1995年起担任特别调查办公室主任的埃利·罗森鲍姆承认：“我们在那个案子上出了大丑，而且我觉得我们罪有应得。”[18]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罗森鲍姆认同德米扬鲁克的他是无辜之人的说法。罗森鲍姆说：“很明显，德米扬鲁克在说谎，他就是一个死亡集中营看守，至少曾在索比布尔服役。”换句话说，事实正如德米扬鲁克的党卫军身份证明显示的那样。在罗森鲍姆的指挥下，特别调查办公室重新启动调查，不辞辛劳地重新寻找证据，这次主要依赖这张身份证明以及从德国和苏联档案中找到的新证据，而不是目击证人。

他们发现德米扬鲁克从未像他自己一直坚称的那样曾是弗拉索夫麾下的“俄罗斯解放军”成员。就像他在申请美国签证时声称自己一直在索比布尔当农民一样，这也是一个托词。[19]2002年，第六巡回法院第二次剥夺了德米扬鲁克的公民身份。后续的遣返诉讼最终于2009年结束，德米扬鲁克再次被送往国外接受审判，这次他被送到了德国。

德米扬鲁克一直恳求说，他年纪太大，身体不好，不能长途旅行，也无法再次接受审判。他是躺在担架上被送上前往慕尼黑的飞机的。他躺在病床上被人推进法庭，看起来几乎没有了呼吸。[20]这时他已经是89岁高龄，身体状况很差，不过他的对手相信他在公共场合的每次露面都是演戏。在他被送到慕尼黑前不久，西蒙·维森塔尔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德米扬鲁克在住处附近的街道上行走，而且在没有任何协助者的情况下顺利地上了一辆车。

2011年5月，法庭做出了不利于德米扬鲁克的裁决，认为指认他曾是索比布尔集中营看守的证据足够可信。与德国此前处理的案子不同，这一次的法庭判决称，已有证据足以判决他因参与杀害29060人而犯有共谋谋杀罪，这一数字就是他在索比布尔集中营服役时那里的遇难者总数。他被判处五年监禁，不过庭前拘押阶段的两年也被算在里面。他的律师就此判决提出上诉，在上诉期间他获准居住在一家养老院中。2012年3月17日，他在养老院去世，此时上诉结果仍然悬而未决。

这使得他的儿子声称，实际上，法庭的判决已经没有效力了。他还表达了美国乌克兰人社区里许多人的看法，那就是德国人把他的父亲“当成了替罪羊，把德国纳粹的罪行推到了无助的乌克兰囚犯头上”。[21]专栏作家帕特·布坎南也愤怒地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特别调查办公室起诉“这个美国版德雷福斯”[22][23]，这就是他给德米扬鲁克贴的标签。他问道：“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有多少人遭受过如此不依不饶的追捕，以及如此冷酷无情的起诉？”

德米扬鲁克的支持者们始终可以利用早期他被错认为“恐怖伊万”的事实以及他最初在以色列得到的死刑判决，来证明无论检方还是法官都会有重大失误。不过，在经过近30年的司法诉讼后，他的罪名终于被落实，他的谎言也被戳穿。更重要的是，慕尼黑判决为德国如何起诉人数越来越少的在世战犯嫌疑人创下了一个先例。游戏规则突然间发生了改变。

* * *

在德米扬鲁克案之前，德国检察官一直面临一项重大挑战，那就是必须证明纳粹战犯嫌疑人犯有具体的谋杀罪以及其他罪行，因此定罪率非常低。找到大屠杀的证人和相关证据并非难事，但找到能够将具体谋杀罪行归咎于特定个体的档案和证人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据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介绍，从1945年到2005年，西德总共对172294人进行了调查。共有6656人被定罪，但是其中只有1147人被判犯有谋杀罪。[24]考虑到数量庞大的第三帝国受害者，这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杀人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德米扬鲁克案的不同之处在于，慕尼黑法院没有要求检方证明他实施了具体的谋杀行为，而是接受了他是大屠杀从犯的表述。换句话说，只要曾在死亡集中营中服役，就会因工作岗位被定罪。路德维希堡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主任库尔特·施里姆（Kurt Schrimrn）不久后明确表示，他会采用这一新标准。2013年9月，他宣布自己将把30个前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看守的信息递交给州检察官，以调查他们是否也是谋杀罪从犯。他说：“我们认为，无论他们的个人行为将在何种罪名下受到指控，这种工作（即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看守）本身就能让他们被认定为谋杀罪从犯。”[25]这30个前集中营看守的年龄在86岁到97岁不等，其中许多人后来因死亡、疾病，或是出于其他原因逃脱了制裁。到2015年初，仍然有13起案件正在调查中，只有1起进入了起诉阶段。[26]

2015年4月，93岁的党卫军“奥斯维辛集中营图书管理员”奥斯卡·格勒宁（Oskar Gröning）被控对30万囚犯的死亡犯有同谋罪，并在德国小镇吕内堡（Lüneburg）接受审判。他承认自己曾经是集中营看守，负责在囚犯前往毒气室的路上清点他们的财物。不过，与此前审判中的许多被告一样，他也声称自己只是巨型杀人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他说：“我请求得到宽恕。我在道德上应当分担罪责，但是必须由你们来裁定我是否负有刑事罪责。”[27]这种承认已经使他强于大部分纳粹被告了，不过他仍在暗示他不应该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015年7月15日，法庭认定格勒宁有罪，判处他四年监禁。这一判罚比州检察官主张的三年半刑期还要严厉。法官弗朗茨·康皮什（Franz Kompisch）指出，格勒宁是自愿加入党卫军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从事“安全的办公室工作”的，这足以让他成为大屠杀的帮凶。康皮什对他说，他的决定“或许受到了所处时代的影响，但绝不是因为你没有自由选择权”。[28]

施里姆曾解释说，中央办公室的目标与其说是惩罚前集中营看守，不如说是证明仍然有人在某种程度上努力伸张正义。他还说：“我的个人看法是，鉴于这些罪行的残暴程度，我们应当承担起对幸存者和受害者的责任，而不是说‘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因此这些事应当被扫进垃圾堆了’。”[29]

讽刺之处在于，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人就什么样的证据足以证明在纳粹死亡机器中效力的人有罪提出主张，现在它终于被为德米扬鲁克定罪的慕尼黑法庭接受了。在1945年底开始的达豪审判中，美国军方首席检察官威廉·登森将“共有计划”作为论证的基础。他主张，不需要证实具体的罪行，只要证明“被告中的每一个都是这台屠杀机器中的一枚齿轮”就够了。[30]作为力求让德国人为他们在第三帝国期间的所作所为负责的先锋人物，德国检察官弗里茨·鲍尔也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中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即“无论操作这台谋杀机器的是谁，无论他做了什么，他都参与了谋杀。当然，前提是他知道这台机器的用途”。[31]

这里还存在一个更大的讽刺。如果德国法院从20世纪50年代或者60年代起就接受这种做法，那么遭到审判和定罪的人数就会急剧增加。正如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国家博物馆现任馆长彼得·齐温斯基所说：“这种事经常发生，只有在几乎没有人可以追究责任的时候，你才会清算罪行。”齐温斯基坚持认为，德国法院此前的整个理论基础都是有缺陷的：“如果有黑手党向人们开枪，那么没有人会在乎其中某个人是在开枪还是在站岗以防其他人靠近。他就是犯罪的参与者。令人震惊的是，德国人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32]

2014年8月25日的德国《明镜》周刊给出了另一种解释，那期杂志的封面故事题为《奥斯维辛档案：为什么说最后的党卫军看守将逍遥法外》（“The Auschwitz Files：Why the Last SS Guards Will Go Unpunished”）。这篇长篇报道的作者克劳斯·维格雷费（Klaus Wiegrefe）在结论部分写道，造成德国在审判纳粹分子方面的糟糕记录的，不仅仅是僵化的司法制度。他继续写道：“对奥斯维辛罪行的惩罚并不是因为少数政客或者法官试图阻挠这些努力才失败的。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只有极少数人有志于果断地将这些罪犯定罪并对他们实施惩罚。1945年后，许多德国人都对奥斯维辛发生的大屠杀无动于衷，而且今天仍然如此。”[33]

尽管如此，德米扬鲁克案的判决结果，以及路德维希堡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的施里姆依据这一结果采取行动的决心，仍然令齐温斯基以及其他许多外国批评者备感振奋。齐温斯基说：“这不仅涉及法律领域，还涉及道德领域。那些反对将超过90岁的老人定罪的家伙声称这么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不进行审判，就会造成更大的道德失败，会让非正义行为取得胜利。”[34]

* * *

正如他们在德米扬鲁克等案件的处理手法上所展示的，美国官员们在这方面不需要做更多事就足以令人信服了。2014年7月23日，东宾夕法尼亚地区法院治安法官蒂莫西·R.赖斯（Timothy R. Rice）下令将89岁的约翰·布赖尔（Johann Breyer）引渡至德国受审。布赖尔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守，在引渡令发出时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费城工具修理工。德国在引渡请求中给出的理由反映了德米扬鲁克一案中的论证。引渡请求上说，布赖尔“所在的组织有目的地执行了指挥系统下达的实施谋杀的命令”，这里的指挥系统指的是他的“骷髅头”党卫军看守小分队。布赖尔没有否认他曾在奥斯维辛服役，但他声称自己没有参与杀人。

在判决中这位美国法官放弃了用干巴巴的法律术语表述判决背后的道理。他写道：“正如德国归纳总结的那样，对一个布赖尔这样的死亡集中营看守来说，在1944年这个纳粹恐怖统治的巅峰时期，他不可能一边服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一边对有数十万人在毒气室里遭到残忍杀戮并被当场焚烧一事一无所知。货运列车每天都会运来数十万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第二天就消失了。空气中弥漫着喊叫声、臭味和死亡的气息。检方的指控足以证明布雷尔无法继续就他在这种恐怖暴行中的共谋罪行自欺欺人。”他还指出：“诉讼时效不能为谋杀行为提供避风港。”

不过，在赖斯宣布判决的同一天，这个前党卫军看守去世了。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即纳粹战犯嫌疑人在被驱逐出美国接受其他国家的审判前就去世。司法程序的落实常常经历波折，有时甚至都没来得及开启。对于那些在努力了数年后才赢得对布赖尔这种纳粹战犯嫌疑人的诉讼的人来说，这是重要的胜利，不过起诉对象的死同样令人沮丧。这给人的感觉像是他们失去了另一种机会，这种机会的目的不在于惩罚凶手，而在于在德国法庭上一堂有关责任和历史的课：无论他们得到的是怎样的命令，个体都需要为他们在这种情形下的行为负责任。

布赖尔在被引渡前的死亡也引起了质疑，那就是为什么此类案件这么晚才得出结果，以及究竟取得了多少成果。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主任埃利·罗森鲍姆介绍说，从1978年成立到2015年，该部门赢得了108项针对纳粹罪行参与者的诉讼。86人被剥夺公民身份，67人被遣送、被引渡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被驱逐出境。[35]

前国会女议员伊丽莎白·霍尔茨曼——她的极力游说促成了特别调查办公室的成立——相信，这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毕竟起诉这些人在多年前犯下的罪行这件事是如此之难。她说：“我为付出这类努力的人感到骄傲。我们有一个专业团队在满世界寻找证据。他们在克服了一切困难后取得了成功。在这个时期，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比我们做得更多。”[36]

1988年回到特别调查办公室并于1995年出任主任的罗森鲍姆当然也同意这一判断。他坦率地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失去了追捕纳粹罪犯的兴趣，有时甚至征募他们，让他们加入对抗苏联的斗争，冷战政治应当为此负责。不过他指出，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及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就保留了纳粹罪犯的档案，并且试图阻止其中的许多人入境。他坚持认为，应当把与另外一些罪犯的合作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看待，当时大国间像是在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表示：“在执法部门，我们总是会利用坏人。”

德国检察官最近开始追究战犯嫌疑人的责任，而特别调查办公室在这个方面的努力是不是太微不足道且太迟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的。但是他们的行动已经造成了巨大影响，显示出美国不愿意再对那些可以确认身份，并且可以被剥夺公民权利、被驱逐出境的漏网之鱼视而不见。

特别调查办公室在2010年与司法部国内安全司合并，新的部门名为人权与特别诉讼司（Human Rights and Special Prosecutions Section），不过罗森鲍姆及其团队仍然在跟进余下的纳粹案件。霍尔茨曼指出，这些努力“创下了历史纪录，并且彰显了美国不打算为大屠杀凶手提供避难所”。这些案件还应当成为“传递给下一代的信号”，教育他们什么是种族灭绝，以及该如何处理此类案件。在最乐观的情形下，它们还应该具有威慑效果，但霍尔茨曼也坦承，柬埔寨和卢旺达等国的种族灭绝罪行显示在这方面他们没有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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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以色列办事处主任埃弗拉伊姆·苏罗夫在耶路撒冷接受采访时解释说：“执法部门和政府官员与我们这些没有获得任何授权的人之间天生存在着紧张关系。我们的权力完全取决于公众的支持。它并非来自选票箱，而是来自（捐款者的）支票本。”[37]

苏罗夫出生于1948年，在布鲁克林长大，于1970年移居以色列。从1980年到1986年，他一直是特别调查办公室驻以色列的研究员。他在1986年成立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以色列办事处，近年来经常被称作最后的纳粹猎人（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称号）。他从未听命于维森塔尔，后者总是单独行动，不过外人经常以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上下级关系。苏罗夫将一名纳粹猎人的工作描述为“1/3是侦探，1/3是历史学家，1/3是说客”。他还补充说，纳粹猎人不会起诉任何人，但是会为促成起诉成立提供帮助。

维森塔尔已经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了，但苏罗夫引发的争议甚至更多。对苏罗夫的常见指控有他为了宣传而宣传，并且在此过程中不仅让他的对手，还让他的潜在盟友感到痛苦。他经常抨击波罗的海三国，称它们试图掩盖在战争期间与纳粹分子合作的记录，批评它们篡改历史以低调处理犹太人大屠杀的做法，这些国家的一些犹太人领袖对他的这一策略十分警惕。他坦承道：“这些群体很容易受到攻击。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独自斗争。”他强调说，他这些努力的本意是给予他们支持；不过，正如瓦尔德海姆事件中的维也纳犹太人群体一样，波罗的海的犹太人经常感到他的行动重新煽动了当地根深蒂固的反犹情绪。

苏罗夫还公开、高调地踏上了寻找纳粹战犯的旅程，他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是对毛特豪森集中营医生阿里伯特·海姆的寻找。他说，直到2008年夏天，他还曾前往智利和阿根廷“寻找阿里伯特·海姆”。不久后有消息称海姆已经于1992年死于开罗，他承认这是“令人震惊的消息”，而且他最初还坚持认为，只要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海姆已经死亡，这件事就仍然没有结束。[38]

近期，苏罗夫发起了名为“最后机会行动”（Operation Last Chance）的新运动。2013年，在他的安排下，德国主要城市都张贴了印有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照片的海报，海报上还用醒目的大字写道：“晚了，但还不算太晚。”它们呼吁人们提供信息，举报任何可能参与过纳粹罪行并且仍然在世的人。苏罗夫说，在这些海报的帮助下，线索如潮水般涌来，包括111个名字。他在报告中说，他把其中四个名字交到了德国检察官手上，后者对其中两人进行了调查。其中一人曾是达豪集中营的看守，但此时已经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另一人不仅喜欢搜集纳粹纪念品，还喜欢搜集枪支和弹药，不过此时他已经死了。[39]

让人对这场运动的价值产生怀疑的，不仅是它的可疑结果。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柏林办事处主任戴德丽·贝格尔（Deidre Berger）指出：“的确，在幸存者过着悲惨生活的同时，有些前纳粹分子却过着平静的生活。这种不公令人震惊且让人愤怒。可问题在于，当一个群体感到自己被针对的时候，逆反效应常常就会出现，例如这样一场运动就会产生这种效果。”不过，与此同时，她也认为，追究这些可以上法庭的案子是有道理的。她说：“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最重要的仍是让剩余的少数幸存者感到正义终于得到伸张，自己的声音终于被人听到。”[40]

不过，即使是在纳粹猎人内部，也有部分人反对把已近暮年的集中营看守当作目标。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称，德米扬鲁克案后出现的某人可以仅因他或她的工作岗位而获罪的说法“相当有苏联风范”。[41]他和贝亚特不仅对苏罗夫的运动，还对德国调查人员最近的行动表示怀疑。他说，路德维希堡的官员们“想要保住他们的办公室”，暗示这是他们为了延长授权而采取的策略。

即使在纳粹案件数量锐减的情况下，纳粹猎人之间的内讧仍然没有减少。例如，特别调查办公室的罗森鲍姆仍然对他在瓦尔德海姆案中的死对头维森塔尔，以及其他在他看来夸大了自身作用的自由行动者怀有不满。尽管从未公开谈论苏罗夫，但毫无疑问他把苏罗夫也归入了这类人。2011年，他在洛杉矶洛约拉法学院（Loyola Law School）举行了一场关于艾希曼案的座谈会，会上他说：“似乎在纳粹战犯的战后命运方面，世界只打算接受一个说法，即这些罪犯被自封的‘纳粹猎人’追踪，而美国情报机构主要对伸张正义的努力进行阻挠。事实上，这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42]

苏罗夫对这种批评不屑一顾。他说：“我从来没见过哪个纳粹猎人愿意为另一个纳粹猎人说一句好话。这是嫉妒，是竞争，他们总是这样。”他声称自己“不是那种会在这些纠纷中产生个人情绪的人”，不过接下来他就抱怨起了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他回忆说：“他们对我的评价非常难听，就好像我是在起居室里追捕纳粹一样。”他补充说：“我认为，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在法国把案件完成得非常漂亮，这毫无疑问。他们在保存文献记录方面表现得也很出色。但是他们停止了追捕纳粹的工作。”

在路德维希堡，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在2000年向公众开放了一间档案馆，随着可调查对象的人数持续减少，更多档案将获得公开。该档案馆已经吸引了许多访客经常造访，尤其是学生团体，这是他们接受的有关第三帝国和犹太人大屠杀的教育的一部分。不过，没有人打算在近期宣布结束这间办公室的运转。副主任托马斯·威尔（Thomas Will）说：“我们仍然有需要研究的材料，以及需要起诉的对象。”[43]

苏罗夫更加坚定地表达了决心。他说：“你永远也不会见到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放弃了，结束了，我们受够了，我打算前往塔希提岛坐在一棵椰子树下。他们（纳粹罪犯）或许全都死了，但我不打算这么宣布。”

* * *

在20世纪80年代初任特别调查办公室主任的艾伦·赖恩写道：“我们之所以让他们接受审判，并不是为了做样子，也不是为了实现某个良心上的宏大目标。我们之所以将他们送上法庭，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法律。这应该是人们接受审判的唯一原因。”[44]作为特别调查办公室创立初期的主任，赖恩感到自己有责任这么说。不过他说错了，至少第二部分是错的：纳粹猎人们的确是在实现“某个良心上的宏大目标”。他们追捕的对象都是违反了基本人道理念和文明行为理念的人，无论当时的法律是怎样的。

这一小群被称作“纳粹猎人”的男男女女还知道，他们没办法让所有违反这些理念的人都付出代价。正如黑森州检察长、策划了20世纪60年代德国奥斯维辛审判的弗里茨·鲍尔所指出的，这些被告“实际上只是被选中的替罪羊”。纳粹猎人的想法是惩罚部分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并且让全社会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尽管与此同时有无数至少犯有同等罪行的人仍然逍遥法外。

这种教育过程并不轻松，不过没有哪个国家在承认自己造成的恐慌方面做得比德国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鲍尔以及其他纳粹猎人的不懈努力，他们之中还有在二战结束不久后负责第一次奥斯维辛审判的波兰人扬·泽恩。他们的努力不断推动人们对历史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

作为第三帝国高级外交官的儿子，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曾加入德军，并参与了1939年德国对波兰的入侵，他亲手埋葬了曾与他并肩作战的哥哥。不过，在他成为西德总统以及统一后的德国总统后，他坚持不懈地提醒自己的同胞，仍有很多罪行需要忏悔。1985年，为纪念德国二战投降40周年，他在德国议会发表了著名演讲，其中提道：“很少有哪个国家在历史上能始终免于战争或暴力的罪责。然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45]

魏茨泽克还向他的同胞表达了他在听说战争结束时的感受。他说：“那是解放的日子。”在离任后的一次采访中，他对我坦承道，他的许多同胞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受，那个阶段中普遍存在的苦难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坚称：“如今已经没有可以辩论的余地了，那一天就是解放日。”[46]这并非战败大国通常会使用的说法。这种说法肯定会得到鲍尔的赞同，如果他当时仍然在世并亲耳听到的话。

关于德国曾给其他国家带来巨大苦难的提醒不断出现，部分德国人对此感到十分愤怒。马丁·瓦尔泽是一位知名作家，他的小说和散文经常探讨德国人在第三帝国崩溃后重建生活的方式。他经常引发争议，批评者质疑他所谓的“讨论德国历史的仪式化方式”[47]，这是他用来质疑魏茨泽克和其他高层公众人物的说辞的含蓄说法。他警告说，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应被用来实现政治目的。他在自己的言论引发巨大争议时对我说：“我的个人感受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经常被用作一种打断别人的论据。如果我把奥斯维辛集中营当作论据使用，那么对方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问瓦尔泽，他是否在暗示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讨论已经足够了。他回答说：“这个章节永远也无法结束，只有疯子才会这么想。但你不能对德国人看待本国耻辱的方式做出硬性规定。”换句话说，这种潜在耻辱的存在是无可争议的。

各地先后举行的每一次审判——无论是在纽伦堡、克拉科夫、耶路撒冷、里昂，还是在慕尼黑——都影响了人们对这种耻辱的理解。甚至许多失败的追捕也对这种理解做出了贡献，因为它们提醒公众，为什么门格勒这类人必须终其一生东躲西藏。

类似的，克拉斯菲尔德夫妇每次揭露德国战犯（这些战犯犯有将法国沦陷区的犹太人遣送至集中营等罪行）并将其送上法庭的努力，都提供了纠正历史记录的机会。正如塞尔日所说，这些错误的历史记录包括“只有德国人”迫害过犹太人的迷思。[48]克拉斯菲尔德搜集了可以在1988年将前维希政权公安部门官员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定罪的大部分书面证据，帕蓬被认定犯有将法国西南部的犹太人遣送至死亡集中营的罪行。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的儿子阿尔诺（他的名字源于他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祖父）是该案的原告律师之一。[49]

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精心整理了战时档案，这些档案成为众多竭力促使法国正视自身罪恶历史的人需要仰仗的资源，因为战争刚一结束，法国就设法将那段罪恶的历史抛诸脑后。出生在奥地利的法国犹太人库尔特·维尔纳·舍希特（Kurt Werner Schaechter）梳理了克拉斯菲尔德的许多发现，并据此对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将他的父母送到了死亡集中营。巴黎的一家法院在2003年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但从那时起，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就逐步承认了这段历史。[50]

2010年，该公司对其在战争时期扮演的角色表示“深刻的懊悔和歉意”，而在2014年12月，美法两国宣布启动一项计划，为被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列车送往死亡集中营的法国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提供6000万美元的赔偿，法国政府会承担全部费用。[51]与此同时，巴黎举办了一场题为“通敌：1940～1945”（“Collaboration：1940-1945”）的展览，展出了维希政权警察局局长雷内·布斯凯在1942年签发的一封电报，电报敦促效力于维希政权的地方官员“亲自掌管与外国犹太人相关的事务”。[52]当然，这些事务指的就是把犹太人送到遣送营，他们就是从那里被送往死亡集中营的。

尽管许多纳粹罪犯从未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但我发现，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在结束大部分激烈且通常十分危险的斗争后，已经开始做出反思。塞尔日说：“我对历史和正义感到彻底满意。从本质上说，正义其实没有什么用，它无法让遇难者复活。因此，它具有的始终是象征性意义。我们相信，在人类历史上，正义首次真正得到了伸张。”[53]

在德国，贝亚特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2012年，左翼党（Die Linke）提名她为德国总统候选人。由于这是一次议会投票，而所有其他主要政党都支持前东德异见人士、路德派牧师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因此她以绝对劣势败选。不过，塞尔日指出，她能被提名为反对派候选人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足够重要了。他说：“这意味着德国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是这种进步的一部分。当贝亚特掌掴基辛格时，我曾对她说，‘等你老了以后，你会得到德国人民的感谢’。”

尽管仍有许多德国人不赞同她此前极具对抗性的策略，但在议会为这场投票召开会议时，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与贝亚特握了手，这已经是一个极具象征性意义的举动了。2015年7月20日，德国驻法国大使苏珊·瓦苏姆-赖纳（Susanne Wasum-Rainer）还向贝亚特和塞尔日颁发了作为德国最高荣誉的联邦十字勋章，感谢他们为“恢复德国形象”做出的贡献。[54]对曾经掌掴西德总理的贝亚特来说，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能打动人心的时刻。

维森塔尔晚年时曾表示，他最大的满足感来自比大部分把他和数百万其他人送入集中营的罪犯活得更久。他在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对我说：“我曾设法确保人们不会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在他2005年去世后，奥地利，也就是他在战后的家以及那个经常被他抨击未能直面自身纳粹历史的国家，开始渐渐承认他做出的贡献。买下维也纳第19区那栋原本属于维森塔尔的半独栋房屋的人曾向他的女儿保琳卡问道，他们能否竖起一块牌子来纪念他，以及她能否为纪念牌题词。纪念牌上写道：“西蒙·维森塔尔夫妇故居，他终生致力于正义的事业，她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纳粹猎人的故事几近结束，至少他们追踪漏网战犯的那部分故事快结束了。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将万古长青。

[1] Wiesenthal，Simon. Justice Not Vengeance.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351.

[2] Alison Smale，“Erich Priebke，Nazi Who Carried Out Massacre of 335 Italians，Dies at 100，” New York Times，October 11，2013；“Erich Priebke：‘Just Following Orders，’” The Economist，October 26，2013；“Erich Priebke，” jewishvirtuallibary.org.

[3] YouTube video.

[4] 摘自我对萨姆·唐纳森的采访。

[5] 摘自我对哈里·菲利普斯的采访；Robert Lissit，“Out of Sight，”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December 1994。

[6] Elisabetta Povoledo，“Funeral for Ex-Nazi in Italy Is Halted as Protesters Clash，” New York Times，October 16，2013.

[7]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著名自然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批评家。

[8] Rashke，Richard. Useful Enemies：John Demjanuk and America’s Open-Door Policy for Nazi War Criminals. Harrison，NY：Delphinium，2013，x-xiii，548-49；Robert D. Mc-Fadden，“John Demjanuk，91，Dogged by Charges of Atrocities as Nazi Camp Guard，Dies，” New York Times，March 17，2012.

[9] Andrew Nagorski，The Greatest Battle：Stalin，Hitler，and the Desperate Struggle for Moscow That Changed the Course of World War II，70.

[10] Rashke，Richard. Useful Enemies：John Demjanuk and America’s Open-Door Policy for Nazi War Criminals. Harrison，NY：Delphinium，2013，108-16.

[11]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106-7.

[12] Rashke，Richard. Useful Enemies：John Demjanuk and America’s Open-Door Policy for Nazi War Criminals. Harrison，NY：Delphinium，2013，149-54.

[13] Rashke，Richard. Useful Enemies：John Demjanuk and America’s Open-Door Policy for Nazi War Criminals. Harrison，NY：Delphinium，2013，313.

[14] Rashke，Richard. Useful Enemies：John Demjanuk and America’s Open-Door Policy for Nazi War Criminals. Harrison，NY：Delphinium，2013，348.

[15] 摘自我对亚伯拉罕·沙洛姆的采访。

[16] Rashke，Richard. Useful Enemies：John Demjanuk and America’s Open-Door Policy for Nazi War Criminals. Harrison，NY：Delphinium，2013，361-69.

[17] Rashke，Richard. Useful Enemies：John Demjanuk and America’s Open-Door Policy for Nazi War Criminals. Harrison，NY：Delphinium，2013，466-68.

[18] 摘自我对埃利·罗森鲍姆的采访。

[19] Rashke，Richard. Useful Enemies：John Demjanuk and America’s Open-Door Policy for Nazi War Criminals. Harrison，NY：Delphinium，2013，502.

[20] Rashke，Richard. Useful Enemies：John Demjanuk and America’s Open-Door Policy for Nazi War Criminals. Harrison，NY：Delphinium，2013，513-15.

[21] Robert D. McFadden，“John Demjanuk，91，Dogged by Charges of Atrocities as Nazi Camp Guard，Dies，” New York Times，March 17，2012.

[22] 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起政治事件，起于法国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误判为叛国者，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和争议。由于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德雷福斯最终于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同时成为法国的英雄。

[23] Patrick J. Buchanan，“The True Haters，” http：//buchanan.org/blog/pjb-the-true-haters-1495，April 14，2009.

[24] The Central Offic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t Crimes，Information Sheet，December 2012.这些数据涵盖的时期包括统一后的德国，不过还是能够反映西德司法系统的情况。

[25] Melissa Eddy，“Germany Sends 30 Death Camp Cases to Local Prosecutors，New York Times，September 3，2013.

[26] 数据由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副主任托马斯·威尔提供。

[27] “Auschwitz Trial：Oskar Groening Recalls ‘Queue of Trains，’” BBC News，April 22，2015.

[28] Alison Smale，“Oskar Gröning，Ex-SS Soldier at Auschwitz，Gets Four-Year Sentence，” The New York Times，July 15，2015.

[29] David Crossland，“Late Push on War Crimes：Prosecutors to Probe 50 Auscwitz Guards，” 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April 8，2013.

[30] Greene，Joshua M. Justice at Dachau：The Trials of an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Broadway，2003，44.

[31] Wittmann，Rebecca. Beyond Justice：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256.

[32] 摘自我对彼得·齐温斯基的采访。

[33] Der Spiegel，August 25，2014；英文版于2014年8月28日刊登于《明镜》周刊国际版网站。

[34]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In the Matter of the Extradition of Johann（John）Breyer，” Misc. No.14-607-M（courtesy of Eli Rosenbaum）.

[35] 摘自2015年2月4日埃利·罗森鲍姆的电子邮件。这些数据涵盖的时间为2010年之前特别调查办公室独立存在的时期以及它被并入名叫人权与特别诉讼司的新部门后的前五年。

[36] 摘自我对伊丽莎白·霍尔茨曼的采访。

[37] 摘自我对埃弗拉伊姆·苏罗夫的采访。

[38] Efraim Zuroff，Operation Last Chance：One Man’s Quest to Bring Nazi Criminals to Justice，199，206.

[39] 摘自我对埃弗拉伊姆·苏罗夫的采访，以及2015年2月11日的后续电子邮件。

[40] 摘自我对戴德丽·贝格尔的采访。

[41] 摘自我对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的采访。

[42] Eli M. Rosenbaum，“The Eichmann Case and the Distortion of History，” Loyola of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Review，Spring 2012.

[43] 摘自我对托马斯·威尔的采访。

[44] Ryan，Allan A.，Jr. Quiet Neighbors：Prosecuting Nazi War Criminals in America.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335.

[45] Wolfgang Saxon，“Richard von Weizsäcker，94，Dies：First President of Reunited Germany，” New York Times，January 31，2015.

[46] 摘自我对里夏德·冯·魏茨泽克的采访。此次访谈载于“Voices of the Century，” Newsweek，March 15，1999。

[47] 摘自我对马丁·瓦尔泽的采访（“Hitler Boosts Ratings，” Newsweek，December 21，1998）。

[48] Klarsfeld，Serge，with Anne Vidalie. La Traque des criminels nazis. Paris：Tallandier/L’Express，2013，57.

[49] Pascale Nivelle，“Maurice Papon Devant Ses Juges，” Liberation，February 10，1998.

[50] Alan Riding，“Suit Accusing French Railways of Holocaust Role Is Thrown Out，” New York Times，May 15，2003. 舍希特对克拉斯菲尔德夫妇材料的搜集参见Kurt Werner Schaechter collection，The Hoover Archives。

[51] “France Agrees Holocaust SNCF Rail Payout with US，” BBC Europe，December 5，2014.

[52] Maia de la Baume，“France Confronts an Ignoble Chapter，”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6，2014.

[53] 摘自我对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和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的采访。

[54] “Nazi-Hunting Couple Honored by Germany，” The Forward，July 21，2015.

致谢

我衷心感谢在我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接受采访的所有人，他们多数人被列在了参考文献的末尾。不过，该名单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我还要感谢在我告知他们我的写作计划后，所有帮助我确认、联系消息来源的人，无论他们是否在这里被提及。正如我在写前一本书时就了解到的，我只要一跟人说我在做什么，就肯定会有新的无价线索不断出现。因此，我才能从大量书面和口述证词中汲取养分，然后构筑起一套涵盖整个战后岁月的叙述。

与过去在胡佛研究所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时一样，如今担任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首席档案专家的布拉德·鲍尔（Brad Bauer）为我提供了许多珍贵建议和联系人。多亏了他，我才与纽伦堡特别行动队审判的首席检察官本亚明·费伦茨，以及纽伦堡审判中的美国文职译员杰拉尔德·施瓦布取得联系。布拉德还帮我联系到了许多在大屠杀纪念馆工作的顶级专家，例如彼得·布莱克与亨利·迈耶（Henry Mayer），以及该纪念馆驻华沙代表阿林娜·斯基宾斯卡（Alina Skibinska）。

在克拉科夫，法医研究院院长马利亚·卡瓦（Maria Kała）为我引荐了在扬·泽恩战后领导该研究院时曾与他共事且如今仍然健在的同事。扬·泽恩的侄子阿图尔·泽恩在斯德哥尔摩和克拉科夫之间来回穿梭，他帮我探寻了他们的家族史，尤其是扬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的审讯者的角色。我要特别提一下马尔钦·泽恩（Marcin Sehn），这位泽恩家族的年轻成员帮助我通过Skype网络电话采访了扬的侄子约瑟夫·泽恩及其妻子弗兰齐什卡（Franciszka）。尤斯蒂娜·马耶夫斯卡（Justyna Majewska）在华沙也为我提供了帮助。

我还要特别感谢柏林美国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in Berlin）院长加里·史密斯（Gary Smith），以及其同事乌尔丽克·格拉尔弗斯（Ulrike Graalfs）和杰西卡·比勒（Jessica Biehle），当我在德国进行调查研究时，他们将我当作访问学者进行了热情招待。在纽约巴德学院全球化与国际事务专业做过我学生的琳达·埃格特（Linda Eggert）辛苦地帮助我翻阅了德语资料。制片人伊洛娜·齐奥克不仅把她那部关于弗里茨·鲍尔的开创性纪录片寄给了我，还为我提供了数不胜数的背景材料。法兰克福犹太博物馆弗里茨·鲍尔生平展的策展人莫妮卡·博尔在展览举办期间带我进行了参观，并且耐心地回答了许多后续问题。在路德维希堡，托马斯·威尔对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的历史和现状知无不言。

在以色列时，我在《新闻周刊》的前同事丹·埃夫龙（Dan Ephron）为我提供了多个联系人，他们帮我联系到了阿道夫·艾希曼故事里的关键成员。我要专门提一下以色列国内安全部队的权威纪录片《守门人》（The Gatekeepers）的导演德罗尔·莫雷赫（Dror Moreh）。埃利·罗森鲍姆除了和我讨论他在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的工作外，还为我引荐了艾希曼审判的起诉团队中最后一位尚在人世的检察官加布里尔·巴赫，并且在诸多其他问题上给我提供了许多线索和情报。

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卡罗尔·莱德纳姆（Carol Leadenham）和伊雷娜·切尔尼霍夫斯卡（Irena Czernichowska）一如既往地为我提供了巨大帮助。纽约市犹太遗产博物馆馆长、前特别调查办公室历史学家戴维·马韦尔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在我所研究的问题上的广博知识。我在《新闻周刊》的前同事乔伊斯·巴纳森（Joyce Barnathan）和史蒂夫·斯特拉瑟（Steve Strasser）为我联系到了赫尔曼·奥伯迈耶，他曾经与为被判死刑的纳粹高官行刑的绞刑师共事。这为我还原纽伦堡审判绞刑仪式的全过程提供了启发。来自柏林的老朋友米夏埃尔·霍特（Michael Hoth）将我引荐给了曾担任中央情报局柏林办事处负责人的彼得·西歇尔。我的堂兄、曾在美国广播公司工作的汤姆·纳戈尔斯基（Tom Nagorski）向我讲述了他在柏林的前同事是如何找到埃里希·普里克的下落的。

在我采访的人中，有三位在本书出版前去世，包括艾希曼绑架行动的副指挥亚伯拉罕·沙洛姆、纽伦堡审判的翻译杰拉尔德·施瓦布以及约瑟夫·泽恩。当然，西蒙·维森塔尔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不过之前为《新闻周刊》执行报道任务时，我曾有幸与他见面并频繁采访他。在我造访以色列时，维森塔尔的女儿保琳卡及其丈夫杰拉德·克赖斯贝格特别热情地招待了我。

在为撰写这本书进行调查研究的初期，我还在东西方研究所（EastWest Institute）待过一段时间。我想要感谢我出色团队中的萨拉·斯特恩（Sarah Stern）、德拉甘·斯托扬诺夫斯基（Dragan Stojanovski）、亚历克斯·舒尔曼（Alex Schulman）以及实习生莱斯利·德威斯（Leslie Dewees），他们为我带来了珍贵的友谊和支持。

在谈到我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的出色编辑艾丽斯·梅休（Alice Mayhew）时，不管怎样的语句都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她不断为我提供娴熟的指导，用恰到好处的热情和温柔的激励帮助我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我还要感谢斯图尔特·罗伯茨（Stuart Roberts）、杰姬·西奥（Jackie Seow）、乔伊·奥米拉（Joy O’Meara）、茱莉亚·普罗瑟（Julia Prosser）以及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团队的其他成员，还有审稿编辑弗雷德·蔡斯（Fred Chase）。我的代理人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始终如一地支持了本书的写作计划，使它得以完成。我还想感谢他在三叉戟媒体集团（Trident Media Group）的同事克莱尔·罗伯茨（Claire Roberts）及埃丽卡·西尔弗曼（Erica Silverman）。

我很荣幸能够拥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我想要感谢戴维·萨特（David Satter）、阿迪斯（Ardith）与史蒂夫·霍兹（Steve Hodes）夫妇、芙朗辛·沙恩（Francine Shane）与罗伯特·莫雷亚（Robert Morea）、亚历珊德拉（Alexandra）与安东尼·尤利亚诺（Anthony Juliano）夫妇、爱娃（Eva）与巴特·卡明斯基（Bart Kaminski）夫妇、莫妮卡（Monika）与弗兰克·沃德（Frank Ward）夫妇、琳达·奥利尔（Linda Orrill）、理夏德·霍罗威茨（Ryszard Horowitz）与阿尼娅·博古什（Ania Bogusz）、勒尼尔德（Renilde）与比尔·德罗兹迪亚克（Bill Drozdiak）夫妇、安娜·贝尔科维奇（Anna Berkovits）、维克托（Victor）与莫妮卡·马科维奇（Monika Markowicz）夫妇、珊德拉（Sandra）与鲍勃·戈德曼（Bob Goldman）夫妇、伊蕾恩（Elaine）与马克·普拉杰（Marc Prager）夫妇、露西（Lucy）与斯科特·利希滕伯格（Scott Lichtenberg）夫妇、杰夫·巴托勒特（Jeff Bartholet）、弗雷德·古特尔（Fred Guterl）、阿伦·盖茨（Arlene Getz），以及莱斯利（Leslie）与汤姆·弗罗伊登海姆（Tom Freudenheim）夫妇。对于这份不甚完整的名单，我深表歉意。

最后是我的家人。尽管我的父亲齐格蒙特（Zygmunt）已经不在人世，但我的母亲玛丽延续了关注我的研究和写作进度的传统，无时无刻不在鼓励我。我还要感谢我的两个姐妹玛利亚（Maria）与特丽（Terry），以及他们的配偶罗伯托（Roberto）与戴安（Diane）。

我是一个自豪的父亲，共有四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爱娃（Eva）、索尼娅（Sonia）、亚当（Adam）以及亚历克斯（Alex）。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爱与支持对我的每一天都很重要。他们已经分别与自己的配偶生儿育女，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有七个优秀的孙辈：斯黛拉（Stella）、凯（Caye）、悉德尼（Sydney）、查尔斯（Charles）、马娅（Maia）、卡娅（Kaia）以及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克里希娅（Krysia），那个我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做交换学生时一见钟情的女子，始终是我在任何问题（包括这本书里的每一行字）上第一个征求意见的对象。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她，我该如何完成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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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Gabriel Bach（2014）

John Q.Barrett（2014）

Deidre Berger（2014）

Peter Black（2013）

Monika Boll（2014）

Harold Burson（2014）

Zofia Chłobowska（2014）

Piotr Cywiński（2015）

Sam Donaldson（2014）

Rafi Eitan（2014）

Benjamin Ferencz（2013）

Alice Heidenberger（2014）

Peter Heidenberger（2014）

Rabbi Marvin Hier（2015）

Elizabeth Holtzman（2014）

Maria Kała（2014）

Beate Klarsfeld（2013）

Serge Klarsfeld（2013）

Maria Kozłowska（2014）

Gerard Kreisberg（2014）

Paulinka（Wiesenthal）Kreisberg（2014）

Joseph Lelyveld（2014）

John Martin（2015）

David Marwell（2013-2014）

Jürgen Matthäus（2013）

Henry Mayer（2013）

Martin Mendelsohn（2014）

Herman Obermayer（2013）

Krzysztof Persak（2014）

Harry Phillips（2015）

Eli Rosenbaum（2013-2014）

Allan Ryan（2015）

Bernhard Schlink（2014）

Peter Schneider（2014）

Sandra Schulberg（2013）

Gerald Schwab（2013）

Arthur Sehn（2013-2014）

Franciszka Sehn（2014）

Józef Sehn（2014）

Avraham Shalom（2014）

Peter Sichel（2013）

Elizabeth White（2013）

Thomas Will（2014）

Irmtrud Wojak（2014）

Ilona Ziok（2014）

Efraim Zuroff（2014）

早期采访资料

Niklas Frank（1998）

Zygmunt Gaudasiński（1994）

Robert Kempner（1985）

Beate Klarsfeld（1986）

Peter Kocev（1986）

Abby Mann（2001）

Risto Ognjanov（1986）

Franciszek Piper（1994）

Kurt Waldheim（1986）

Martin Walser（1998）

Richard von Weizsäcker（1998）

Simon Wiesenthal（1985-1998）

Mieczysław Zawadzki（1994）

Leon Zelman（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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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P Photo

2.AP Photo/Ronald Zak

3.AP Photo/Max Nash

4.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5.AP Photo/Hanns Jaeger

6.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7.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8.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9.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10.Israel Government Press Office

11.Israel Government Press Office

12.Copyright Yossi Roth

13.AF archive/Alamy

14.Pictorial Press Ltd/Alamy

15.AP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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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18.AP Photo/Fritz Re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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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1.U.S.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courtesy of Miraim Lomaskin

22.Copyright Eli Rosenb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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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The 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 in Oswiecim

25.AP Photo/Martha Hermann

26.DB/picture-alliance/dpa/AP Images

27.AP Photo/Gregorio Borgia

28.AP Photo/Kerstin Joensson

索引

（索引中页码为本书页边码）

Abendpost（tabloid），194

Adamski，Lieutenant，27

Adenauer，Konrad，98，100-102，122，195-96，208，212

Aftermath：Martin Bormann and the Fourth Reich（Farago），291-92

Agee，James，59

Aharoni，Zvi，143-50，152-55，300，301

Alabama Supreme Court，38

Aldwych Theatre（London），198

Alexander，Lieutenant Hanns，69-70

Allende，Salvador，260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12

Allied Control Council，10

Allies，91，95，117，272，279

armies of，19（see also British Army；Red Army；U.S.Army）

bombing of Germany cities by，44，50，207

decline in punitive measures against war criminals by，97，122

denazification policies of，92-94，107

doctrine of retribution of，20

list of suspected war criminals compiled by，275

murders in Germany of downed fliers of，11，49

Nazi war crimes perpetrators detained by，1，120

occupation of defeated Germany by，92，94-95，110，116，129，300

prosecution of war criminals by，276（see also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t Nuremberg）

Altaussee（Austria），118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ABC），ⅹⅳ，262-63，304-8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162，321

Amit，Meir，302

Amsterdam，235

And the Crooked Shall Be Made Straight（Robinson），177

Annan，Noel，92-93

Anschluss，115，267

Anticommunism，27，95，100，233，245，309

See also Cold War

Anti-Semitism，102，125，127，169，204，320

Austrian，ⅹⅴ，102，234，238，267，280，282，286-87

of Eichmann，155，165，170，179，181

Nazi institutionalization of，see Nuremberg race law

Polish，27，28，30，216，233

Arabs，113，116，135-36，161，273，302

Arajs，Major Victor，224

Arajs Kommando，224，229

Ardeatine Caves，ⅹⅳ，304

Arendt，Hannah，168-70，172-83，192-95，214

Argentina，162，184，291

Nazi war criminals in，ⅹⅳ，172，231，304-6，308，320（see also Eichmann，Adolf）

See also Buenos Aires

Armed Forces Network，10，57

Aronowicz，Nina，256

Assassination（s），13，125，174，218

attempted，of Hitler，ⅹⅳ，129-32

threats of，toward war crimes prosecutors，202-4

of war criminals，227-29，261，295-96

Assimilation，Jewish，125，286

Associated Press，ⅸ，49

Association of German Victims of Nazism，257

Atrocities，20，103，106，192，274

See also Mass murder；Torture

Attlee，Clement，24

Auschwitz，ⅸ-ⅹⅳ，6，43，110，134，163，168，202-3，255，324

Arno Klarsfeld’s death at，214，218

Birkenau complex at，68-69，81，171，315，320

creation of，67

deportation of Jews to，xii，ⅹⅲ，35，69，171，174，211，234，248，256，271-74，279，295，305

Eichmann visits，166

fictional characters based on war criminals at，230，289，297

gas chambers at，64，68，71-73，75，82-84，163-65，176，256，315，317

German trial of perpetrators of war crimes at，see Frankfurt，German Auschwitz trial in

legacy of，202

liberation of，5，308

Mengele at，ⅹⅳ，297-301

Polish political prisoners in，67-68

Polish trials of war crime perpetrators at，ⅹⅲ，13，64，74，78，79，81，83，122，164，167，189，197，323

prosecution of guards as accessories to murder at，315-17

Sehn’s account of history and operation of，ⅹⅰ，85

selection process at，ⅹⅳ，171-72

Soviet POWs in，68

survivors of，5，30，74，84，86，110，160，188-90，192，234，238，258，267，298

total of deaths at，71，84-86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85，198，316

Australia，89

Austria，5，7，15，33，111-21，155，184，211，248

anti-Semitism in，ⅹⅴ，102，113，234，238，267，280，282，286-87

Jewish escape routes through，111-12

Jews deported to concentration camps from，210

Nazi annexation of，115，267

Nazi war criminals hiding in，13，115，119-20

1986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see Waldheim，Kurt

State Archives of，270

in World War Ⅰ，31

See also Linz；Vienna

Austro-Hungarian Empire，31，65

Ausweg，Der，283

Bach，Gabriel，4，163-67，169，171-72，174，175，180，184

Bach，Ruth，184

Baden-Baden（Germany），76

Badinter，Robert，265

Baer，Richard，189

Balkans，ⅹⅴ，268，270，272-76，278

Baltic states，79，224-25，248，250，320

Banality of evil，ⅹⅲ，84，98，170，178，181，193，214

Banzer，Hugo，257-59，261

Barbie，Klaus（“Butcher of Lyon”），ⅹⅰ-ⅹⅱ，255-66，296，299

Bauer，Fritz，ⅹⅴ，108，122-29，193-94，323

Braunschweig trial victory of，131-32

death of，204-5

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 orchestrated by，ⅸ，ⅹⅰ，186-89，197，201，203，204，316

role in Eichmann search of，133，136-44，154，157-58

secular Jewish background of，122-23，125

Social Democratic politics of，125-26

Bavaria，44，297

Bayreuth（Germany），103

Baz，Danny，289，290，292，293

Beethoven，Ludwig van，43，282

Belgrade（Yugoslavia），267

Bell，Griffin，246

Ben-Aharon，Yitzhak，160

Benguigui，Fortunée，258

Ben-Gurion，David，136，144，155，157，158，160-63，183

Ben-Natan，Asher，117-20，143

Bergen-Belsen，18，43，129，134，234

Berger，Deidre，321

Berlin，ⅹⅳ，52，130，166，167，207-8，306

Allied bombing of，207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office in，321

Documentation Center in，3，269，274，287

East，215

Film Festival in，107，124

flight of Jews from，90，164

Hitler’s bunker in，ⅹⅱ，9，290，293

Newsweek bureau in，5

Red Army advance on，22，69，94

United States clandestine operations in，90-91

West，95，208，217

Berlin，Isaiah，162

Berlin Wall，fall of，215

Betrayal：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t Waldheim Investigation and Cover-Up（Rosenbaum），283

Big Three powers，20-21

Bild，189

Birkenau，see Auschwitz，Birkenau complex at

Bismarck，Otto von，189

Black，Peter，287-88

Black Forest，23

Blum，Howard，243，249，293-95

Blumenthal，Ralph，243

Bobrowa（Poland），65

Boger，Wilhelm，190-93，198

Bolivia，ⅹⅱ，257-61，263，265，291-92

Boll，Monika，127-28

Bolshevism，23，31，56，112

Bombing，267

Allied，of German cities，44，50，207

Bonhoeffer，Dietrich，195

Bonhoeffer，Emmi，194-95

Bonn（Germany），5，281-82，297

Bormann，Martin，ⅹⅱ，9，290-93

Bormann Testament，The（Higgins），134

Bousquet，René，295-96，325

Boys from Brazil，The（Levin），230，297，302

Brandt，Willy，128，129，208，212，218

Braun，Eva，2

Braun，Wernher von，251-52

Braunbuch，204

Braunschweig（Germany），108，129，131-32

Braunsteiner，Hermine（“Kobyła”），ⅹⅱ，236-41，243，244，246

Brazil，ⅹⅱ，ⅹⅳ，226，291，298，303

Breslau（Poland），66，187

Breyer，Johann，317-18

Brichah，30，111-12，116，117，119

Britain，24，39，58，90，92，94，95，113，182，183

British Army，ⅹⅲ，13，16，69，70，76，104，110，112，144，154，275-76，291

of the Rhine，42

in World War Ⅰ，77

Bronfman，Edgar M.，270

Brook，Peter，198

Brunner，Alois，210-11

Buchanan，Pat，250，314

Bucharest（Romania），245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ⅸ，ⅹⅲ，43，45-46，51，97，129

subcamps of，39，252

Buczacz（Galicia），31，111

Buenos Aires，120-21，139-42，144-45，265

Eichmann captured in，ⅸ，ⅹ，122，134，137，148-54，178，209，226，312

Mengele in，300，301

Bund Deutscher Mädel，37

Bunte，302

Burning of bodies，see Crematoria

Burson，Harold，10，57-59

Burson-Marsteller，59

Busek，Erhard，279-80

Cairo，ⅹⅲ，292，320

Cambodia，319

Cameron，David，182

Camp Iyar（Haifa），164

Camp Ritchie（Maryland），39

Canada，89，238，290

Capesius，Victor，191，192，193

Capital punishment，see Death sentence；Hanging

Carinthia（Austria），237，238

Catholics，13，32，56，68，76-77，110，112，123，242，306-7

Caucasus，293-94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91，233，253，263-65，294-95

Central Offic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t Crimes（Ludwigsburg），196-97，315

Ceylon，89

Chapman，Leonard F.，245

Children of Izieu，The（Klarsfeld），261

Chile，260，291，320

Chłobowska，Zofia，75，86，87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German，208，217，218

Chuako，Kassim，294

Churchill，Winston，20-21

Circassians，293-94

Civil War，38

Clay，General Lucius D.，ⅹⅳ，61，93-94，96-98，100，101，104

Cleveland，241

Demjanuk in ⅹⅱ，308-10

Cohen，Chaim，144

Cold War，1，4，95，103，106-8，115-16，121，135，196，197，253，284，318

Coleridge，Samuel Taylor，54

Collaborators，3，5，94，174

deportation from United States of，249

ethnic German，65-66，248-49

French，296-97

Jewish，109，178，180，214，251

Nazi hunters accused as，233，287，320

Cologne（Germany），ⅹⅳ，138，164，219，220，222

Combat，213，215，220

Common design，41-42，99-100，316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89，96

Communism，80，216，250，264，294

antagonism toward，see Anticommunism

fall of，6，85，86

German，23，95，215，233，263

Italian，305

Jews accused of spreading，56

Polish，ⅸ，6，27-28，67，85-87，114，117，202，287

postwar refugees from，248

Communist Party

Austrian，235

East German（SED），215

Soviet，294

Unites States，309

Community of intention，see Common design

Concentration Camp Inspectorate，68-69

Concentration camps，13，32，38，64，242，321，326

Austrians’role in running，111

common design of，41-42，99-100，316

deportation of Jews to，ⅹⅲ，35，306

German denial of knowledge of，58

liberation of，50-51，59，126，308

survivors of，1，24，39，64，96，141，188，189

See also Death camps；Labor camps；names of specific camps

Confederacy，38

Congo，102

Conspiracy theories，202-4

Continental Grains，214

Cowling，Lieutenant William J.，25，26

Crematoriums，3，24，34，43，51，68，71-73，317

Crimes against humanity，12，41，56，104，129，162，196，262

abolition of statute of limitations on，219

Croatia，265

Cruise，Tom，130

Cuban Revolution，260

Cukurs，Herbert，ⅹⅱ，224-29，231

Cyrankiewicz，Józef，86，87

Cywiński，Piotr，85，316，317

Czechoslovakia，23，24，216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80，243，320

liberation of，24-27，37，59

war crimes trials at，ⅸ，ⅹⅲ，37-45，49，57，62，63，96-100，252，316

Damascus，121

Danzig（Poland），28-29，114，117

Darom，Shaul，138-40

Dayan，Moshe，161

Death，machinery of，see Crematoriums；Gas chambers

Death camps，ⅹⅱ，68-69，86，239，286

standard for culpability of guards in，315，317

transport of Jews to，168，173，210，273，324，325

See also Auschwitz；Majdanek；Sobibor；Treblinka

Death by Installments（film），124

Death sentences，13，56，72，314

carrying out，see Hanging

commutation of，96，100

Debray，Régis，260，261

De Gaulle，Charles，212

Delray Beach（Florida），48

Demjanuk，John，ⅹⅱ-ⅹⅲ，308-17，321

Democratic Party，ⅹ，294

Demonstrations of 1968，217

Denazification，92-94，107

Denmark，ⅸ，ⅹⅱ，128，129

Denson，Robina，44

Denson，William，ⅸ，38-47，51，63，96-99，316

Deportations

of Jews，see Jews，deportation to concentration camps of

of Nazi war criminals from United States，ⅹ，241，244，250，313，318，319

Dershowitz，Alan，248

Deutscher，Albert，250

DeVito，Anthony，243-47，249，294

Diary of Anne Frank，The，242

play based on，234

Didier，Christian，296

Dietrich，Marlene，49-50

Disease，deaths from，26，41，71，299，309

Displaced persons（DPs），109，111，248-49，309

Displaced Persons Act（1948），248-49

DNA evidence，ⅹⅱ，298

Donaldson，Sam，ⅹⅳ，304-8

Dora concentration camp，251，252

Dos Passos，John，59

Dragonović，Krunoslav，265

Drancy（France）detention center，211

Dresden（Germany），29，37，44

Drew University，99

Drowned and the Saved，The（Levi），160

Drunk driving，55

Dugan，Tom，231-32

Düsseldorf（Germany），240

Dyilo，Thomas Lubanga，102

East Africa，German，76

Eastern Front，ⅸ，48，52，53，86，175，191，207，267，268

See also Soviet Union，German invasion of；Ukraine

East Germany，94-95，188，196，198，204，212，215-16，233，325

Eban，Abba，154

Ebensee，51

Egypt，ⅹⅲ，ⅹⅴ，132，292

Ehrenburg，Ilya，10

Eichmann，Adolf，123，134-85，188，219，227，251，255，298，321

Arendt’s views on，168-70，172-83，192-93，214

capture of，ⅸ，ⅹ，ⅹⅲ，122，137，148-54，157-58，160-62，178，186，209，226，232，283，300

deportations and extermination of Jews implemented by，ⅹⅲ，13，71，73，84，113，117，138，161-62，210

execution of，ⅹ，183-85

flown to Israel，4，155-56，160

interrogation of，154-55，164-68

search for，ⅹⅰ，117-22，133-48，157-59，231-32

trial of，ⅹ，4，35，151，159-63，165，168-75，177-80，189，196，200，238，312

Eichmann，Dieter，145-47

Eichmann，Klaus，145

Eichmann，Nicolas，141，142，146，155

Eichmann，Otto，147-48

Eichmann，Vera，139，142，146-47

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Stagneth），178

Eichmann in Jerusalem（Arendt），168，175-83

Eichmann Kommandos，The（Musmanno），175

Eilberg，Joshua，246

Einsatzgruppen，ⅸ，86，286

Nuremberg trial of commanders of，48，52-53，55-57，62，63，99-102，175，191

Eisenhower，Dwight D.，49

Eitan，Rafi，ⅸ，134-37，148-50，152，153，156，178，228，300，302

El Al，ⅹ，148，154-56，312

Eisner，Alan，241-42

Epstein，Pinchas，312

Errera，Roger，168

Eschel，Arie，121

Eshkol，Levi，161

Ethnic Germans（Volksdeutsche），23-24，65，87，123，248

European Command Intelligence Center，264

Evil，banality of，see Banality of evil

Execution of the Hangman of Riga（Meidad），227

Executions，14，24，32，71

of civilians in retaliation for partisans’killing German soldiers，ⅹⅳ，304-5，307

of concentration camp prisoners，24，80，187，252

Executions（cont.）

of convicted war criminals，10（see also Hanging）

of Jews on Eastern Front，see Einsatzgruppen

summary，3，21，22，39，46，59

Extradition，139，231，240，259，275，308，311-12，317

Eytan，Walter，137

Famine，308

Farago，Ladislas，291-93

Farid，Tarek Hussein，see Heim，Aribert

Farnsworth，Clyde A.，238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121，295

Fellenz，Colonel Walter J.，26

Feminism，212

Ferencz，Benjamin，ⅸ，48-57，60，61，63，99-102，191

Ferguson，Homer，97，98

Fest，Joachim，179-80

Final Solution，13，19，72，73，113，117，161-62，166-68

First Belorussian Front，22

Fiszkin，David，225

Flogging of prisoners，80，190，237，310

Flora，Robert W.，26

Flossenbürg，ⅸ，43

Ford，John，103

Forsyth，Frederick，36，231

Fragebogen（denazification questionnaires），92-93

France，58，179，209-12，214，216，259-65，322

Barbie trial in，261-62

Foreign Legion，209

German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ⅹ-ⅹⅱ，ⅹⅳ，169，207，215

Gestapo in，ⅹⅰ，210，211，218，255-56，262，263

havens for Nazi perpetrators of war crimes committed in，218-22，224，259-62

Jewish migrants to Israel from，138

in occupation of postwar Germany，92，94，95

reconciliation of West Germany and，211-12

resistance in，see French Resistance

Vichy，324-25

See also Paris

Francken-Sierstorpff，Countess Constance von（“Huschi”），44

Franco-German Alliance for Youth（OFA），212，214

Frank，Anne，234-36

Frank，Hans，5，13-14，71

Frank，Margot，234

Frank，Niklas，5

Frank，Otto，234-35

Frankfurt，50，60，135，140，186，206，297，298

Auschwitz trial in，ⅸ，ⅹⅰ，123，186-95，197，198，200-201，203-4，242，316，323

Book Fair，204

Jewish Council in，187

Jewish Museum of，124-28，205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newspaper），188，194

Frankfurter Rundschau（newspaper），187，204

Freedom Summer，240

Freikorps（Free Corps），79

Freising（Germany），38，39

French Radio and Television System（ORTF），211

French Resistance，ⅹⅰ，210，213，251，255-57，295

Frick，Wilhelm，14

Friedman，Bella，29，30

Friedman，Tuvia，ⅸ-ⅹ，32，33，63，89，284

in Polish partisan unit，27-30

role in search for Eichmann of，119-22，143，157，165

at Vienna Documentation Center，ⅹ，114-17，231，232，238，287

Froboess，Kurt，45

Fromm，Erich，162

Galicia，31，65，111

Gambia，224

Gas chambers，32，82，166，171，190，237

burning of corpses from，see Crematoriums

Einsatzgruppen killings replaced by，ⅸ，52，175

selection of arriving prisoners for，ⅹⅳ，171-72，298-99

at Treblinka，72，310，312

See also Auschwitz，gas chambers at

Gauck，Joachim，325

Gaudasiński，Zygmunt，68

Genocide，85，175，319

abolition of statute of limitations for，219

coinage of term，54，56，60

Nazi policy of，see Final Solution

See also Mass murder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47

Gerhard，Wolfgang，301

German Communist Party，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SED），95

German News Agency，38

Germany，5，155，164，169

denazification of，92-94，107

divided，see East Germany；West Germany

Nazi，37，233（see also Hitler，Adolf；Nazi Party；SS）

postwar，35，38，58，90，126，128-30，186，200-201，207-8，219，252，324

reunified，ⅹⅱ-ⅹⅲ，6-7，215，308，313，317-18，323，325

Weimar，125，126

See also specific cities and towns

Gestapo，52，118，176，241，265

in France，ⅹⅰ，210，211，218，255-56，262，263

Frank family arrested by，234-35

in Rome，304-5

Gilbert，G.M.，10，13，71，73，74，182-83

Globke，Hans，195-96

Gnielka，Thomas，187-88

Goebbels，Joseph，2，130

Goebbels，Magda，2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43

Goldensohn，Leon，71，73

Goldman，William，289

Goldmann，Nahum，121

Gollwitzer，Helmut，195

Gordon，William，106

Goren，Yael，139-40

Göring，Emily，10

Göring，Hermann，9-10，12，15-16，52，60，175，182

Göth，Amon，64

Göttingen，University of，192

Gottrupel（Germany），69

Gray，Ronald，291，293

Greece，210，267，271，279

Greene，Joshua，40

Greissmann，Raymond，257

Grese，Irma，18

Gröning，Oskar，315-16

Grossman，Vasily，22-23

Grosz，Paul，280，281

Gruenwald，Malchiel，174

Guards Battalion Grossdeutschland，ⅹⅳ，130

Guevara，Che，260

Günzburg（Germany），297

Guriel，Boris，113

Guth，Paul，39-40，42

Gypsies，ⅸ，52，56，57，76

Haganah，116，117

Hagen，Herbert，ⅹⅳ，219-24，260

Hague，The，102，167

Haifa，164

Hamburg，ⅹⅴ

Hangings，ⅸ，ⅹⅴ，28，56，67，74，114，328

of Eichmann，4，183-85

of Einsatzgruppen commanders，57，100-101

of Höss，64，76，164，200

by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t Nuremberg，5-6，9-18，37，59-60

of Löhr，267-68

by U.S.military tribunal at Dachau，43

Hannah Arendt（film），178

Hanusiak，Michael，309-10

Hard，Isser，ⅹ，122，137-44，147-52，154-59，161，231，283，300-302

Harris，Whitney R.，61，71-72

Harvard Law School，38，48-50，53，99，247-48，251

Hausner，Gideon，161-63，170-72，174

Haute-Loire（France），211

Heidelberg（Germany），91，202

Heidenberger，Peter，37，38，40-41，44-45，98

Heim，Aribert（“Dr.Death”），ⅹⅲ，289-92，320

Heim，Rüdiger，292

Heinrichsohn，Ernst，ⅹⅳ，219-20，224，260

Henry Ⅳ（Shakespeare），266

Heppe，Joachim，132

Hermann，Lothar，140-44

Hermann，Sylvia，141-42

Herzstein，Robert Edwin，275，279，287

Hess，Rudolf，64

Hesse（Germany），108，136，139，157，186，322

Heuberg，126

Heydrich，Reinhard，13

Hier，Marvin，285

Higgins，Jack，134

Higgins，Marguerite，49

High Commiss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itlerite Crimes in Poland，64

Himmler，Heinrich，68，71，73，82，83，176

Hitler，Adolf，20，22，63，91，113，204，248，258，269，309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ⅹⅳ，129-32

Austrian support for，111-12，115

Bormann’s escape from bunker of，9，290-93

Eichmann and，155，176

executions of closest associates of，11，13-14

mass murder policies of，5，19，24，36，54，71，83-84，308（see also Concentration camps；Einsatzgruppen；Final Solution）

postwar distancing of Germans from，36，93-94，208

racial policy of，90，124，195

resistance to，123，128，211，213

rise to power of，80，126，164，169，182，306

Stalin’s pact with，32，224

suicide of，ⅹⅱ，1-2，69，290

Hitler Youth（Hitlerjugend），37

Hodys，Eleanor，78

Hofmeyer，Hans，188-89，191，193

Hofstaetter，Efraim，140-42

Holland，5，15，167，235

Holocaust，The（television miniseries），201

Holocaust deniers，85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Washington，D.C.）3，288

Archives of，64

Holocaust survivors，36，50-51，99，163，321

in Balkans，276-77

of Dachau，24，26

as displaced persons，111

at Eichmann trial，171

as Nazi hunters，see Friedman，Tuvia；Wiesenthal，Simon

of Ravensbrück，87-88

restitution for，101

testimonies of，38-39，64，85，87，96，224-25，246

of Treblinka，310，312，316

of Warsaw Ghetto uprising，110

See also Auschwitz，survivors of

Holtzman，Elizabeth，ⅹ，244-47，250，310，318，319

Homosexuals，80，127

Höss，Hedwig，69-70，74，76，81-82，192

Höss，Rudolf，13，67-85，88，122，182-83，192，255

Auschwitz trial and execution of，ⅹⅲ，13，64，74，164，167，189，197

autobiography of，76-85，166-67，200

capture of，69-70，75

interrogation of，ⅹⅰ，70-75，87，165

Nuremberg trial testimony of，ⅹⅲ，13，71-72，81，84，298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The（Harel），158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U.S.，ⅹ，246-47

Hudel，Bishop Alois，112

Hull，Cordell，20

Human skin，items made by Nazis out of，45，46，97

Hungary，22，49，69，174，200

Husseini，Haj Amin el-，113

Ich jagte Eichmann（Wiesenthal），157，231

I Killed Martin Bormann！（Gray），291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INS），U.S.，240，243-50，294，295，310

Special Litigation Unit，246-47

India，89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Munich），313

Institute for Forensic Research（Kraków），66，74-75，86-88，202，206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102

International law，12，58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t Nuremberg，3，40，49，52，57-59，92，164，177，187

death sentences and executions at，6，9-18，23，38，290

Höss’s interrogation and testimony at，ⅹⅲ，13，70-73，81，83，84，298

personality traits of defendants at，180，182

postwar German attitudes toward，36-37，61

Soviet and United States documentary films on，102-5

summary executions of top Nazis versus，21，58-59

U.S.prosecution team at，62，119，205，299

Interrogations，78，115，144，252，264，276

of concentration camp prisoners，190

for Dachau trials，39，42

of Eichmann，154，164，166，169，179，300

Germans’fear of，29，33

of Höss，ⅹⅰ，70，74-76，87，327

Investigation，The（Weiss），198-200，242

Iraq，77

Islam，ⅹⅲ，292

Israel，ⅹ，34-35，113-14，137，138，220，232，233，250-51

Air Force of，289

Arendt’s criticism of，169-70

capture of Eichmann announced in，160-63

creation of state of，30，111，116

Demjanuk case involvement of，ⅹⅱ，308，311-12

imprisonment and interrogation of Eichmann in，164-66

internal security service of，136，312

Kreisky’s antagonism toward，286

in Mengele search effort，298，303

paramilitary organization of，116，117

Serge Klarsfeld in，214

Soviet agents in，135-36

Supreme Court of，183，312

United Nations delegation of，177

Vienna consulate of，121

and Waldheim controversy，273-74，277-78，280，283，287

See also Jerusalem；Mossad；Tel Aviv；Zionism

It Can’t Happen Here（Lewis），182

Italy，ⅹⅳ，37，60，112，167-68，248，262，265，271，273，291，294，304-6

“Ivan the Terrible，” ⅹⅲ，310-12，314

Izieu（France），ⅹⅱ，256，258，261

Jackson，Lieutenant George A.，26

Jackson，Robert H.，59，61-63，104-6，177

Jaffa（Israel），185

Jagiellonian University，65

Jankowitsch，Peter，282

Japan，224

Jaspers，Karl，213

Jehovah’s Witnesses，80

Jerusalem，137，144，157，163，184，269，312，324

under British Mandate，113

Demjanuk’s trial in，312

Eichmann’s trial and execution in，ⅹ，4，151，159，162-63，165，168-75，177，179-80，189

Simon Wiesenthal Center office in，ⅹⅰ，319

Vienna Documentation Centers’archives sent to，117，121-22

World Jewish Congress Global Plenary Assembly in，266-67

Jewish Defense League，295

Jewish Restitution Successor Organization，101

Jews，10，14，56，80，162，184，186，218，221，246，251，300，323

American，121，278，284-85

Austrian，39，118，122，280，286

bigotry against，see Anti-Semitism

Bucharest pogrom against，245

in Caucasus，294

complicity and collaboration with Nazis of，109，151，173-74，178，180，214

deportations to concentration camps of，ⅹ，ⅹⅲ，ⅹⅳ，35，139-40，164，167-68，174，177，210-11，218-19，224，260，267，306，323-25（see also Auschwitz，deportation of Jews to）

Dutch，5，234-36

former SS guards fear of，34

in France，ⅹ，ⅹⅰ，ⅹⅳ，209-11，256-57，295-96，324-25

Galician，31-32，170，177，231

gassing of，see Gas chambers

German，36，90，133，165-66，169，205，242，299（see also Bauer，Fritz）

in ghettos，32，86，163，170，205

Greek，271，273，279

homeland for，see Israel

Hungarian，49，69，174，200

Jews（cont.）

Italian，284，304-5

Latvian，ⅹⅱ，224，229，231

medical experiments on，289-90

Nazi plan for extermination of，see Final Solution

poisoning of，190-92

Polish，54，67，69，163

restitution for，101

Sabra，135

secular German，122-23

shootings on Eastern Front of，114-15，250（see also Einsatzgruppen）

smuggled from Europe to Palestine，30，111-12，116，117，119

torture of，190，192

in U.S.Army，11，58，60，116

vengeance against Nazis by，19，27-30，114，296

and Waldheim controversy，269，271-85，287，288

on war crimes trials prosecution teams，62，63，205，299

Jodl，General Alfred，10，15，16

Jordan，294

Joseph Ⅱ，Holy Roman Emperor，65

judge advocate generals（JAGs），38-39

Judgment at Nuremberg（Mann），9，58

Justice Department，U.S.，241，276，279

Human Rights and Special Prosecutions Section，319

See also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

Justice Not Vengeance（Wiesenthal），3，157，236

Kaduk，Oswald，191，193

Kaliningrad（Soviet Union），23

Kalmanowitz，Abraham，121

Kaltenbrunner，Ernst，13，61，72

Kameraden（Nazi Party comrades），2

Kapos，109，214，251

Kappler，Herbert，304-5

Kardorff，Ursula von，193

Kastner，Rudolf，174

Keitel，Field Marshal Wilhelm，10，12，16，52

Kelley，Douglas，182-83

Kempner，Robert，62，119，205，299

Kennedy，Robert，218

Kesselring，Field Marshal Albert，61

KGB，135-36

Kiesinger，Kurt Georg，ⅹ，204，213-18，223，232，325

Kiev（Ukraine），114

King，Martin Luther，Jr.，218

Klarsfeld，Arno，ⅹ，209，210，212，214，218，324

Klarsfeld，Beate，ⅹ，207-9，211-24，321-22，324-25

Barbie pursued by，ⅹⅱ，255，257-62

feminism of，212-13

German background of，207-8

Kiesinger as West German chancellor protested by，213-18，232，325

leftist politics of，208，212，325

Lischka，Hagen，and Heinrichsohn targeted by，ⅹⅳ，219-24

in Mengele search effort，297-98

Waldheim campaign protests by，279-80

Wiesenthal and，232-33，287

Klarsfeld，Raissa，209-11，217

Klarsfeld，Serge，ⅹ，208-12，214-24，296-97，321-22，324-26

Barbie pursued by，ⅹⅱ，255-61

father’s death in Auschwitz，209，214，218，324

Jewish background of，209-11

Lischka，Hagen，and Heinrichsohn targeted by，ⅹⅳ，219-24

in Mengele search effort，297-98

Wiesenthal and，232-33，287

Klarsfeld，Tanya，211

Klehr，Josef，190-91，193

Klein，Hans-Eberhard，298，302

Knef，Hildegard，1

Knesset，160，161

Kocani（Macedonia），276-77，279

Kocev，Petar，276-77

Koch，Ilse（“Bitch of Buchenwald”），ⅹⅲ-ⅹⅳ，45-46，97-99

Koch，Uwe，98-99

Kollek，Teddy，162

Kompisch，Franz，315-16

Königsberg（Germany），23，169

Korean War，108

Kosslick，Dieter，107

Kozłowska，Maria，66-67，87-88，202-3

Kraków（Poland），65，66，74-75，110，202，324

Kramer，Josef，18

Krasnaya Zvezda（newspaper），20

Kreisberg，Gerard，157

Kreisky，Bruno，286-87

Kremer，Charles，245

Kriegsverbrecher vor Gericht，Die（Bauer），129

Krupiste（Macedonia），276-77

Kuenzle，Anton，see Meidad，Yaakov

Kulish，Nicholas，292

Kuwait，143

KZ Mauthausen（Wiesenthal），111

Labor camps，ⅸ，39，43，68，80-81，251

See also Auschwitz；Buchenwald；Dachau

Landestheater（Linz），234

Lang，Franz，69

La Paz（Bolivia），258，259，261

Latvia，ⅹⅱ，224-25，227-29

Latvian Council for Jews，229

League of German Girls，37

Lelyveld，Arthur，240

Lelyveld，Joseph，238-41

Lemkin，Raphael，54，56，60

Lemmer，Ernst，217-18

Less，Avner，164-68，171

Levi，Primo，84，160

Levin，Ira，230

Lewis，Sinclair，182

Liberal Party，Austrian，286

Liddell，Guy，21

Liebehenschel，Arthur，189

Liebl，Veronika，118，119

Life imprisonment，10，46，96-98

death sentences commuted to，96

Life magazine，173

Lima（Peru），258-59

Linden，General Henning，25

Lingens，Ella，191，192

Lingens，Peter Michael，274

Linke，Die（Left Party），315

Linz（Austria），30，51，122，147，234

Documentation Center，111，114，117，121，231

Jewish Committee in，109-10

Lippmann，Walter，49，59

Lischka，Kurt，ⅹⅳ，219-24，260

Löhr，General Alexander，ⅹⅴ，267-68，270-72，276

London，27，89，91，198

Lorentz，Pare，104，106

Loyola Law School of Los Angeles，321

Lublin（Poland），237

Lubyanka prison（Moscow），28

Ludolph，Manfred，258

Ludwigsburg（Germany），196-97，315，317，321

Luftwaffe，267，268

Lüneburg（Germany），315

Lviv/Lwów（Poland），32

Lyon（France），ⅹⅰ，255-57，261-63，324

Macedonia，276-77

Majdanek concentration camp，ⅹⅱ，113，129，236-37，239-40

Majerczik，Lilly，190

Malkin，Peter，150，152，153，155，156

Malmedy massacre，96

Mann，Abby，9，58

Mannheim（Germany），76

Marathon Man（Goldman），289

Marie Antoinette，Queen of France，18

Marine Corps，U.S.，103，245

Marshall Islands，18

Marshall Plan Motion Picture Section，107

Martin，John，262-63

Marwell，David，3，264

Maser，Werner，16

Mass murder，5，13，19，36，39

See also Einsatzgruppen；Gas chambers；Genocide

Master race，47，53，179

Mattner，Lieutenant Walter，114-15

Matzkowski，Hermann，23

Mauthausen，ⅸ，ⅹⅰ，ⅹⅲ，30-33，43，51，108，110，267，289，320

Mayer，Milton，59

McClellan，John，98

McCloy，John J.，100-101

Medical experiments，ⅹⅳ，41-42，64，87，260，289

Meidad，Yaakov，226-29

Meir，Golda，161，162

Mekhennet，Souad，292

Mendelsohn，Martin，246-50，284

Mengele，Dieter，302

Mengele，Josef（“Angel of Death”），ⅹⅳ，201，230，255，297-303

Mengele，Rolf，297，298，302

Merkel，Angela，325

Michel，Jean，251

MI5，21

Milgram，Stanley，181-82

Millers，Juris，228

Mississippi，240

Mitterrand，François，261

Mogilev（Ukraine），114

Molotov-Ribbentrop Pact，32，224

Montenegro，270

Montevideo（Uruguay），ⅹⅱ，226

Mörder sind unter uns，Die（“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film），1，129

“Morgue Express，” 42

Moscow，5，28

Moscow Declaration，20

Mossad，161，300-302

Cukurs assassinated by，ⅹⅱ，226-29

Eichmann captured by，ⅸ，ⅹ，4，122，134-59，178，209，226-29，231，283

Moulin，Jean，ⅹⅰ，255-58

Munich，49，92，125，211，257-58，313-14，316，324

“Murderers Among Us，The”（Bauer），129

Murderers Among Us，The（Wiesenthal），129，231，242

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New York），3

Muslims，113

Musmanno，Michael，48，54-57，62，63，175-77

Muss-Nazis（Nazis who claimed anti-Nazi views），93

Mussolini，Benito，20

Nagar，Shalom，184-85

Nasser，Gamal Abdel，121

Nation，The（magazine），59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NBC），201，242

National Guard，24

Naumann，Bernd，188，194

Naval Intelligence School，69

Navy，U.S.，103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film），104

Nazi Hunter，The（Eisner），241-42

Nazi Party，2，92，95，208，267，287

Chancellery of，ⅹⅱ，290

“cultural” creed of，13

Eichmann’s membership in，118，154，176

Höss’s membership in，79

Kiesinger’s membership in，ⅹ，204，213

newspaper of，14

Nazi Plan，The（film），104

neo-Nazis，282

Neumann，Robert，189

Newsweek，5，271

News of the World（tabloid），291

New York Bar Association，150

New York City，238，245，246，254，302

Hell’s Kitchen，48，49

New York Daily Mirror，106

New Yorker，The，168，169

New York Times，The，ⅹⅱ，ⅹⅲ，43，175-76，227，238-41，243，271-73，275，292

New Zealand，89

Nice（France），209，211

Nord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252

Normandy invasion，37

Omaha Beach，48

North Africa，242

North American Romanian Orthodox Church，245，250

NS-Kurier（newspaper），126

Nuremberg：Its Lesson for Today（film），103-7

Nuremberg race laws，90，124，195

Nuremberg trials，61，89，324

of doctors，299

of Einsatzgruppen commanders，ⅸ，48，49，52-57，60，62，63，67，99-102，175，191

of major Nazi leaders，se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t Nuremberg

Obedience to Authority（Milgram），181-82

Obermayer，Herman，11，17，18，60，328

Oberösterreichische Nachrichten（newspaper），147

Obeying orders/doing one’s duty defense，73，175，180，235，259，307

Odessa（Ukraine），250

Odessa File，The（Forsyth），36，231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OSI），ⅹ-ⅹⅰ，ⅹⅴ，3，249-54，267，284，287，318-19，321，322

complicity of U.S.intelligence agencies in protection of war criminals exposed by，251-53，262-65，299

Demjanuk misidentified by，310-14

establishment of，244，247-48，295

Mengele report of，300，302-3

Soviet cooperation in investigations by，250

Waldheim report of，278-79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90-91，103-4

Ognjanov，Risto，277

Ohlendorf，Otto，48，55-57

Ohrdruf，39

Old Testament，14

Olivier，Laurence，230

On the Waterfront（film），103

Operation Last Chance，320-21

Operation Paperclip，252

Oprah Winfrey Show，The，201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The（Arendt），169

Oświęcim，see Auschwitz

Ostbahn Repair Works，32

Owl，the（purported all-Jewish Nazi-hunter death squad），290

Padover，Saul，36-37，89-91

Pakistan，89

Palestine，111-13，116，117，135，144，169，176，224

Papon，Maurice，324

Paraguay，231，297-98，301

Paris，147，149，215，223，260，295-96，324

Arendt in，169

“Collaboration：1940-1945” exhibition in，325

first meeting of Klarsfelds in，208-9

Gestapo in，219，221

Kiesinger in，213

Marshall Plan Motion Picture Section in，107

Parker，George，311

Partisans，27，271，276，304

Paszkowska，Maria，75

Paterson（New Jersey），293-95

Paterson News，293

Patton，General George S.，39，49，50，90

Pearl Harbor，90，103

Peck，Gregory，230，302

“Penguin Rule，” 55，57

Pennsylvania，56

Pentagon，52

People’s Party，Austrian，269，282-83，287

Pepper，Claude，49

Peres，Shimon，312

Perón，Juan，120-21

Persian Empire，ancient，14

Persilschein（whitewashing certificate），93

Peru，258-59

Peter，Friedrich，286

Petersen，Anna Marie，128

Phenol，191

Phillips，Harry，306

Pierrepoint，Albert，16-18

Piper，Franciszek，85

Płasów concentration camp，64

Podgorica（Montenegro），270

Poland，31，85，135，169，205，240，287

anti-Semitism in，27，28，30，216，233

concentration camps in，ⅹⅲ，72，163，309-14（see also Auschwitz）

ethnic Germans in，23-24，65-66，87，123，248

fall of communism in，5-6

German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5，19，54，67，69，71，123，163，207

partitioning of，32，65，224

Red Army offensive in，22-23

security forces of postwar communist regime of，ⅸ-ⅹ，114，117

war crimes trials in，ⅹⅲ，13，64，67，74，76，78，79，81，83，122-24，164，167，189，197，323

See also Kraków；Warsaw

Polish Communist Party，86

Polish Home Army（AK），27，28

Polish Military Commission Investigating German War Crimes，64

Polish People’s Guard（GL），27-28

Polish Socialist Party，86

Political prisoners，25，68，80，126

Pompidou，Georges，259

Portugal，251

Potsdam agreement，24

Prague（Czechoslovakia），31，118，119，166，216

Priebke，Erich，ⅹⅳ，304-8

Prisoners of war（POWs），41，209，211

American，96

German，37，91，94，144

Soviet，19，68，82，309-12

Profil（magazine），267-69，271，272，280

Progressive，The（magazine），59

Propaganda，38，196，213

Nazi，2，115，130，204，213，215，306

Soviet，19，21，105，169

Protestantism，13

Pulitzer Prize，240

Radio City Rockettes，59

Radio Moscow，235

Radio Munich，38

Radiwker，Miriam，310

Radom（Poland），27-30

Raeder，Admiral Erich，10

Rape，11，22-23

Rathenau，Walther，124

Ravensbrück concentration camp，ⅹⅱ，43，87，237

Reader，The（Schlink），186，201-2

Reagan，Ronald，307

Red Army，19-20，22-24，27-30，44，69，94，105，237，293，308-9

Red Cross，25

Reeducation，107

See also Denazification

Refugees，109，294，309

Jewish，39，54，112，116-17，248

See also Displaced persons

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RSHA），13，72

Remer，General Otto，ⅹⅳ-ⅹⅴ，130-33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19

Resistance，27-28，65，68，123，128，131，132，211，213

in France，see French Resistance

Retribution，3，20，23，89，94，219

Reuters，38

Rhineland，110

Ribbentrop，Joachim von，11-13，15，52

Rice，Timothy R.，317-18

Riefenstahl，Leni，306

Riga（Latvia），ⅹⅱ，224，225，228

Ghetto in，231

Ringel，Erwin，278

Rinkēvičs，Edgars，229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The（Shirer），106

Robinson，Jacob，177-78

Rocket scientists，German，ⅹⅴ，94，251

Rocket Team，The（Ordway and Sharpe），251

Rockier，Walter，311

Roman Catholicism，see Catholics

Romania，22，135，209，293，294

Iron Guard，245，250

Rome，ⅹⅳ，304-6

Roosevelt，Franklin Delano，21，105

Rorschach tests，183

Roschmann，Eduard，231

Rosen，Pinhas，161

Rosenbaum，Eli，242-44，247-48，251，277，319

grievances against Wiesenthal of，254，271，273，282-84，321

at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ⅹ-ⅹⅰ，ⅹⅴ，248，251，254，267，278，313，318

Waldheim investigated by，ⅹⅰ，266-71，275，288

Rosenberg，Alfred，13

Royall，Kenneth，105-6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198

Rudolph，Arthur，ⅹⅴ，251-52

Russell，Lord，42-43

Russia，229

communist，see Soviet Union

Russian Liberation Army，309，313

Rwanda，54，319

Ryan，Allan，ⅹⅰ，249，252，262-65，311，313，322

Ryan，Russell，238-40

SA，270-72，274，287

Sabras，135

Sacco，Nicola，54

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80-81

Sadat，Anwar，307

Sadism，18，45，64，97，193，226，251，289

at Auschwitz，81，84，190

Saint-Julien-Chapteuil（France），211

St.Michaelisdonn（Germany），69

Salomon，Ernst von，92

Salonika，271-73

San Carlos de Bariloche（Argentina），ⅹⅳ，304

Santayana，George，307

São Paulo，ⅹⅱ，226，298，301

Sassen，Willem，172，178

Saturn Ⅴ rocket，ⅹⅴ，251

Sauckel，Fritz，10，15，16

Schaechter，Kurt Werner，324

Schiano，Victor，246

Schiller，Friedrich von，43，132

Schindler’s List（film），64，172

Schlink，Bernhard，186，200-202

Schmidt，Francisco，142-43

Schneider，Peter，201

Scholl，Hans and Sophie，211，213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Paris），209

Schreiber，Liev，107

Schrimm，Kurt，315-17

Schub，Raphael，225

Schubert，Franz，43

Schulberg，Budd，103，104

Schulberg，Sandra，103，107

Schulberg，Stuart，103-4，107

Schüle，Erwin，143

Schumacher，Kurt，126，129

Schutzstaffel，see SS

Schwab，Gerald，60-61

Secret Executioners，The：The Amazing True Story of the Death Squad That Tracked Down and Killed Nazi War Criminals（Baz），289

Segev，Tom，33，113，232

Sehn，Arthur，65-67

Sehn，Jan，ⅹⅰ，ⅹⅲ，63-67，124，197，205-6，323

Auschwitz museum artifacts provided by，198

death of，64，66，202-3

as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Forensic Research，74-75，86-88

ethnic German background of，65，123

evidence on war crimes assembled by，64，66-67，74，122

Höss interrogated by，ⅹⅰ，74-76，80，81，83，87，165，200

during Nazi occupation of Poland，65-66

Sehn，Józef，65-66，87，123，200

Semmering（Austria），272

Senate，U.S.，97-98

Seraphim，Hans-Günther，192

Servatius，Robert，164，175

Seyss-Inquart，Arthur，15

Shakespeare，William，266

Shalom，Avraham，136，137，140，149-50，152-56，159，312

Shamir，Yitzhak，277-78，312

Shapiro，Abraham，225

Shawcross，Hartley，58

Sheftel，Yoram，312

Sher，Neal，252

Shinar，Felⅸ，136-37

Shin Bet，136，312

Shirer，William，59，63，106

Show trials，21，28，196

Shultz，George，265

Sichel，Peter，90-92

Silberbauer，Karl，235-36

Silberschein，Avraham，111，113

Silesia，22，44

Simon Wiesenthal Center（Los Angeles），ⅹⅰ，284，285，290，298，313

Israeli office of，319

Singer，Israel，266-67，269，271，277-78，280，282-83，285

Sitte，Kurte，45

Sⅸ Day War，214，302

68ers，200，201

Slave labor，10，15，19，27，51

See also Labor camps

Slavs，19

Smith，Major Eugene，252

Smith，Kingsbury，11-12，14-16

Smith，General Walter Bedell，40

Smith，William French，262-63，265

SNCF（French national railroad，324-25

Sobibor death camp，ⅹⅲ，309，311，313-14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Danish，128

German，125-26，128，139，208，212，218，223

Socialistische Reichspartei，130

Socialists，80，86，215

Austrian，269，278，286-87

Society of St.Pius Ⅹ，307

Socrates，179

Solarz，Stephen，268

Solidarity，6，86

Solingen（Germany），154

Sonderkommando（concentration camp prisoner work units for the gas chambers），84

Soobzokov，Tscherim，293-95

South Africa，89

South Carolina，University of，275

Soviet Union，4，22，85，87，92，117，214

army of，see Red Army

Baltic states annexed by，224，248

and Demjanuk case，308-11，313

disinformation charges against，233，250，310

German invasion of，52，68，114-15，132，207，224，272，308-9（see also Eastern Front）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participation of，58

Molotov-Ribbentrop Pact between Germany and，32，224

occupation zone of，94-95

Polish partisan supporters of，27-28

Soviet Union（cont.）

postwar Western enmity toward，4，89-91，110，116，294（see also Cold War）

prisoners of war from，see Prisoners of war，Soviet

Stalinist totalitarianism in，21，94，169

Sozialistische Tribüne（newspaper），128

Spain，ⅹⅴ

Spiegel，Der（newsmagazine），130，316-17

Spielberg，Steven，64，172

Springer，Axel，273-74

Spruchkammern（local denazification tribunals），93

SS，ⅹ，103-4，111，194，202，270，272，287，308

at Auschwitz，64，68，81，85，171，187，190-91，315-18

Austrians in，13，235-36

at Buchenwald，51

at Dachau，25，26，38，40，42，43，80

doctors in，ⅹⅳ，201，297-99

Eichmann in，140，155

execution of prisoners by，252

in France，219，222-24，260

Friedman’s collection of evidence against，ⅹ，114

Kapos appointed by，109，214，251

at Majdanek，237

at Mauthausen，30-31，33-34

at Sobibor，310，313

Soviet POWs trained for，311

Waffen，96，294，309

See also Einsatzgruppen；Gestapo

Stalin，Joseph，19-22，24，85，169，224，308-9

Stalingrad，Battle of，132

Stalinism，94，169

Stangneth，Bettina，178-79

Star，The，of London（newspaper），16

Stars and Stripes（newspaper），16，40，45

Starvation，death by，19，25，31，41，71，309

Stasi，215

State Department，U.S.，104，264

Statute of limitations，West German，219，228，259，318

Stauffenberg，Colonel Claus von，129-30，132

Steinacker，Fritz，297

Steinberg，Elan，279

Steinke，Ronen，124，126

Stern（magazine），217-18

Steyrer，Kurt，269

Stip（Macedonia），276-77，279

Storm Troopers，270

Streicher，Julius，14-16

Stroessner，Alfredo，296，298

Stronnictwo Demokratyczne（Polish Alliance of Democrats），86

Stürmer，Der（newspaper），14

Stuttgart（Germany），105，124，126，129，132，143

Süddeutsche Zeitung（newspaper），124，193，307

Suicide，ⅹⅳ，23，53，130，160，250

of Goring，12，60

of Hitler，ⅹⅱ，1-2，69，290

Summary executions，3，21，22，39，46，59

Supreme Court，U.S.，59

Surowitz，Soloman，46

Sweden，ⅸ，87，129

Switzerland，174

Syria，121

Taft，Robert A.，59

Tagliabue，John，271

Tarracusio，Captain，34

Tavor，Moshe，152，153

Taylor，Robert S.，263

Taylor，General Telford，16，52-53，56，63，72，101

Teamsters Union，294

Tehran conference，20

Tel Aviv，134-37，142，147，160，174，236-37，312

Tesch，Carl，198

Testament of Caspar Schultz，The（Higgins），134

Thunder Cross，224

Tiefenthal，Rolf，205

Tilles，Lieutenant Stanley，14

Tojo，Hideki，20

Torah，225

Toronto，University，195

Torture，3，30，59，99

at Auschwitz，68，81，190-92

by Barbie，ⅹⅰ，255-56

at Dachau，25，39，42

in Soviet Union，28

Totalitarianism，89，176，179，181，182，193

Trapp，Major Wilhelm，19

Treblinka concentration camp，ⅹⅲ，72，163，310-12

Trifa，Valerian，245，250-51

Triumph of the Will（film），306

Trotta，Margarethe von，178

Truman，Harry，24，38，46，92，105，248

Turkey，77

Tuszów（Galicia），65

Tweed，Harrison，105

U.S.Army，37，49-50，71，89-91，191，242，309

concentration camps liberated by，24-25，30，104

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CIC）of，109，110，116，262-65

hangman provided for Nuremberg trial death sentences by，11，13-18，23

Höss interrogated by psychiatrists from，73

Kaltenbrunner captured by，13

Nuremberg trials documentary produced by，103-7

war crimes prosecuted by，see Dachau，war crimes trials at

World War Ⅱ casualties of，22

Ukraine，28，31-32，114，248，250，308

Ukrainian Daily News，310，311

United Nations，ⅹⅰ，ⅹⅴ，54，59，155，162，177，266，268，269，272，273，275，287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60

United Restitution Organization，101

United States，38，49，57，154，182，183，325

antagonism between Soviet Union and，90-91，263（see also Cold War）

army of，see U.S.Army

Berlin Document Center run by，3，269，274，287

Congress，ⅹ，244，262

denazification supported by，92-94，107

documentary film on Nuremberg trials suppressed by，103-7

German scientists recruited by，ⅹⅴ，91，94

High Commission for Germany，264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prosecution team from，52，58，60，62，119，299

Israeli ambassador to，155

Jewish refugees in，60，169

Klarsfelds aided by，216，257

in Mengele search effort，298，303

Navy of，69，103

Nazi war criminals in，ⅹⅱ，3-4，238-41，243-48，293-94，308-10，317

in occupation of postwar Germany，92，110，129，300

racial violence in，240

Sⅸth Circuit Court，312-13

Watch List of，253，279，285

See also specific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Universal Pictures，106

Untermenschen，19

Uruguay，226-27

Valhalla Exchange，The（Higgins），2

Valkyrie（film），130

Vanzetti，Bartolomeo，54

Variety（magazine），105

Vichy France，324-25

Vienna，39，115，143，235，237，320

Consular Academy in，272

Documentation Center in，ⅹⅰ，114，116，231，238，287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n，281

Israeli embassy in，121，148

University of，114

during Waldheim affair，266-73，279

during World War Ⅰ，31

Vietnam War，200

Vlasov，General Andrei，309，313

Volksdeutsche（ethnic Germans），23-24，65，87，123，248

Volksstimme（newspaper），235

Volkswagen，94

Vorwärts（newspaper），223

V-2 rockets，ⅹⅴ，251

Waffen SS，96，294，309

Waldheim，Gerhard，276

Waldheim，Kurt，ⅹⅰ，266-85，320

investigation and exposure of Nazi involvement of，ⅹⅴ，266，268-79

on U.S.Watch List，279，285

Wiesenthal accused of cover-up of evidence against，282-83，285-88，321

Waletzky，Josh，107

Wall Street crash of 1929，80

Walser，Martin，192-93，323-24

Wannsee Conference，166

Wanted！The Search for Nazis in America（Blum），243，293，295

War Department，U.S.，Film，Theater and Music section，104

Warsaw，5，32，74，110，216

Ghetto，163

Institute for National Remembrance，64

Warstein（Germany），221

Washington，D.C.，24，46-47

Washington Post，The，106，162

Wasserstrom，Dounia，190

Wasum-Rainer，Susanne，325

Wehrmacht，ⅹ，15，207，267-68，272，274，275，281，282，288

Weinberg，Yoel，224

Weinzierl，Erika，281

Weiss，Peter，198-201，242

Weizsäcker，Richard von，323-24

Welt，Die（newspaper），215

Werwolf forces，91

Westbury（New York），242

West Germany，ⅹ，5，24，139，212，227，233，261，323

Advisory Board of Clemency in，100

American Nuremberg film released in，105-6

amnesty for war criminals in，98，122

Arendt in，179-80

Central Offic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t Crimes in，143

CIA station in，91

controversy over election of Kiesinger as chancellor of，see Kiesinger，Kurt Georg

far right in，ⅹⅳ-ⅹⅴ，130-31

formation of，94，95

former Nazis in government of，195，213（see also Kiesinger，Kurt Georg）

Israeli representative in，136，138

role in search for Mengele of，297，298，301-3

war crimes trials in，ⅹⅱ，ⅹⅳ，98，219，224，240，260，314-16（See also Frankfurt，Auschwitz trial in）

West Point，U.S.Military Academy at，38

Whipping of prisoners，80，190，236-37，310

White，Elizabeth，253

Wiegrefe，Klaus，317

Wiesenthal（Dugan），231-32

Wiesenthal，Cyla Müller，31，32，110，112，114

Wiesenthal，Hillel，31

Wiesenthal，Paulinka，110，112，157，326

Wiesenthal，Simon，36，63，89，108-22，242，280-88，304，320

anticommunism of，233

background of，31-32

Braunsteiner located by，ⅹⅱ，237-39

death of，326

extension of German statute of limitations for war crimes advocated by，219

fugitive Nazis’fear of，292-93

Gestapo officer who arrested Anne Frank located by，234-36

investigative work for U.S.Army intelligence units of，108-10

Israeli intelligence services and，114-15

on Jewish councils and Jewish police，177-78

Kreisky opposed by，286-87

Linz Documentation Center run by，111，117-18，121-22

at Mauthausen，ⅹⅰ，30-31，33-34，111

memoirs of，3，157，236

Mengele hunted by，297-98

role in hunt for Eichmann of，ⅹⅰ，35，119-22，136，147-48，157-59，231

self-promotion by，230-32

survivors located by，110-11

in Waldheim controversy with World Jewish Congress，ⅹⅰ，ⅹⅴ，254，270-71，273-75，280-85，287-88，321

Zionism and，32，111-13，116

Will，Thomas，196，322

Winchell，Walter，106

Wittmann，Rebecca，195

Wojak，Irmtrud，123-24，126，127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212

Woods，John C.，11，13-18，23，60

World Jewish Congress（WJC），ⅹⅰ，ⅹⅴ，121，243，254，266-67，271，273-85，287-88

World War Ⅰ，31，77，78，91，125，164

World War Ⅱ，31-32，65，202，224，245，267，306，323

aftermath of，18，24，28，32-33，46，103，117，119，128-29，225-26，231，293（see also Concentration camps，liberation of；Displaced persons；Germany，postwar）

armed forces in，see Army，U.S.；British Army；Red Army；SS；Wehrmacht

Catholic Church during，112

commission of atrocities and war crimes during，21（see also names of war criminals and specific war crimes trials

end of，3，11，23，28，36，91，114，128，187，323

final stage of，22-24，32，66，84，119，131，234

Kiesinger during，204，213

legacy of，5

outbreak of，65，70，207

prisoners of war during，see Prisoners of war

resistance during，see Resistance

U.S.intelligence service during，90-91，103-4

Waldheim during，ⅹⅴ，266，268-79，282-83，285-88，321

Wrocław（Poland），66

Wulkan，Emil，187

Yad Vashem，117，122，157，191

Yale University，181

Yalta conference，21

YouTube，313

Yugoslavia，ⅹⅴ，54，267，271，274-76

ZDF television station，292

Zeit，Die（weekly），205

Zelman，Leon，267-69，281

Zhukov，Marshal Georgy，22，24

Zim shipping lines，149

Zinn，Georg-August，139

Ziok，Ilona，124，126，127，205

Zionism，32，111，113，169，216，224，292

Zman magazine，184

Zuroff，Efraim，ⅹⅰ，319-22

Zyklon B gas，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粹猎人/（美）安德鲁·纳戈尔斯基（Andrew Nagorski）著；陈鑫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9

书名原文：THE NAZI HUNTERS

ISBN 978-7-5201-5001-9

Ⅰ.①纳… Ⅱ.①安…②陈… Ⅲ.①德意志第三帝国-战犯-史料 Ⅳ.①K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4223号

纳粹猎人

著者/〔美〕安德鲁·纳戈尔斯基（Andrew Nagorski）

译者/陈鑫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沈艺 廖涵缤 钱家音

文稿编辑/贾楠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5.375 插页：0.5 字数：349千字

版次/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5001-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7-0186号

定价/8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Born Survivors：Three Young Mothers and Their Extraordinary Story of Courage，

Defiance and Survival

By Wendy Holden

Copyright © Wendy Holden 2015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15 by

Sphere，an imprint of the Little，Brown Book Group，London.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ocial Sciences Acdemic Press （China），CA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获誉

《天生幸存者》，一部格外鲜活生动的历史，一部极具原创性的研究专著，一部带着热情写就的令人感同身受的作品。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线版

毫不令人意外，《天生幸存者》大获好评。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让人痛心疾首的细节、使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感情浓烈、荡气回肠、触动心灵，绝非上述言语所能形容。《天生幸存者》是这三位妇女以及奇迹般幸存的孩子留下的宝贵证言。

——《犹太纪事报》（Jewish Chronicle）

一部让人大为惊讶、使人深受感动的作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素材中，抽取出非凡卓越的事件细节。

——《书单》（Booklist，星级书评）

尽管已是七十多年前的往事，但对事实真相的冷峻描绘，使之仿佛近在眼前……一部引人入胜、感人至深、叙事鲜活生动的编年史，讲述了三位落入纳粹魔掌的怀孕妇女的恐怖经历。

——《柯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霍尔登的三人传记提供了足以作为历史教训的丰富背景信息，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像一个故事，一个以非凡勇气和伟大慈爱对抗惊人残暴和骇人邪恶的故事。

——《加州海岸时报》（Contra Costa Times）

霍尔登运用写作、口述、录音以及大量历史记录，写就了一个在制度性的暴力虐待中不屈不挠的非凡故事。

——《美国犹太世界》（American Jewish World）

一部非同寻常的实地调查作品……一部令人动容的关于信仰的证言。

——哈罗德·埃文斯爵士（Sir Harold Evans）

有时，就连活着也需要勇气。

（Sometimes even to live is an act of courage.）

——塞涅卡（Seneca）

谨以此书献给三位勇敢而坚毅的母亲，

以及她们的孩子，

他们降生于一个不欲其生存的世界。

有三位女子，怀上丈夫的孩子。

有三对夫妻，祈求光明的未来。

有三个婴儿，几乎同时降生于不堪的世道。

孩子们降临人世的时候，都还不足三磅，

孩子们的父亲已被纳粹杀害，

孩子们的母亲形容枯槁，如同“行尸走肉”，

在同一座集中营里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然而，三位母亲都设法求得一线生机。

奇迹般地，三位母亲的孩子也都得以幸存。

七十年过去，亲如同胞的孩子们再度聚首，

初次向世人讲述母亲们的非凡故事：

她们赶走死神，赋予孩子生命。

母亲和孩子，都是天生幸存者。

- 前言

- 一 佩莉斯嘉

- 二 拉海尔

- 三 安嘉

- 四 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

- 五 弗赖贝格

- 六 死亡列车

- 七 毛特豪森

- 八 解放

- 九 回家

- 十 团圆

- 人物

- 参考文献及来源

- 致谢

- 图片来源

- 译后记

此书所讲述的幸存者的故事，是小心翼翼地拼接而成的，拼接的材料包括她们在书信与笔记中与家人私下分享的点滴回忆，以及她们多年以来对研究者和史学家所做的陈述。上述回忆与陈述，都得到艰苦调查与证人证言的印证，有些证人还在世，也有些证人已去世。

上述回忆已尽可能得到独立证人、档案材料以及历史记录的证实。至于那些无法直接获知的准确细节或对话，或者多年来已被反复诉说而且相差无几的陈述，则会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予以概括，不过或许未必如别人的回忆那般精确。

前言

我们感激温迪·霍尔登，感激她对我们各自的母亲完全感同身受，感激她不知疲倦地步步追溯母亲在战争时期的痛苦经历。在此期间，她不仅告诉我们最近方为人知的信息，而且让我们这三个“婴儿”亲密得就像“骨肉同胞”，我们永远感谢她。

通过温迪的研究与确认，我们同样感谢霍尔尼-布日扎当地捷克公民的无私行为，他们竭尽所能地为我们的母亲提供食物和衣物，同时得到帮助的还有其他被“死亡列车”从另外两处营地送往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囚犯。我们同样钦佩温迪的坚韧、勤奋与能力，她以此追踪和描述美国陆军第3集团军第11装甲师的战士们付出的坚忍努力，他们为解放毛特豪森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给了我们的母亲——以及我们——第二次生命。

我们的三位母亲实属荣幸，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们的故事终于得到了完整的讲述，分别构成了这部奇书的三分之一，这部奇书也生逢其时地成为我们70岁生日以及战争结束70周年的纪念。

温迪，我们感谢您，我们有幸得到您这位姐妹，我们代表那些在纳粹统治下出生的人感谢您，那个政权原本打算将我们置于死地，但我们注定成为大屠杀的最终幸存者。

哈娜·贝格尔·莫兰 马克·奥尔斯基 爱娃·克拉克

于2015年

一 佩莉斯嘉

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的身份证

“美丽的女士，你怀孕了吗？”当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那位党卫队讯问者面带微笑，双腿叉开站在她面前，像法医检验尸体那样对她上下打量。

约瑟夫·门格勒医生站定在这位28岁的斯洛伐克女教师面前，她一丝不挂地站在露天操场上，因为羞愧难当而瑟瑟发抖。就在几个小时前，她来到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时间是1944年10月。

佩莉斯嘉还不到5英尺高，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些。她身旁站着大约500位裸体妇女，彼此几乎素不相识。她们都是犹太人，到达时惊恐不已。她们从欧洲各地的家园或隔离区被运到这座纳粹占领下的波兰境内的集中营。她们每60人一组，被关在封闭的货运车厢内，每列火车长达55节。

车厢被打开那刻，她们大口喘着粗气，来到臭名昭著的铁路“站台”，置身于纳粹最有效率的灭绝系统正中央。这个灭绝系统被统称为奥斯维辛。她们马上被赶下车，叫骂声“滚出来！”或者“快滚，犹太猪！”此起彼伏。

在混乱与骚动中，人潮被面无表情、身穿肮脏条纹囚服的囚犯头目引导着，挤进坑坑洼洼的操场，而党卫队军官穿着一尘不染的制服，用皮带牵着跃跃欲试的恶犬。根本没有时间寻找亲人，因为男人和女人很快就被分开，孩子们则被推入病人和老人的行列。

虚弱到无法站立的人，或者因为挤在闷罐车厢太久而四肢僵硬的人，则被枪管戳、被皮鞭抽。“我的孩子啊！我的宝贝啊！”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回荡在潮湿的空气中。

在这长长的、被剥夺净尽的队伍前方，立着两栋低矮的红砖建筑物，每栋建筑物都带有巨大的烟囱，喷着黑色油烟，涌向铅色天空。灰色的浑浊空气夹杂着腐臭的、恶心的味道，直冲鼻孔，直灌喉咙。

在与朋友和家人分开后，年龄在10岁至50岁之间的年轻妇女，如入漏斗般通过一处电网环绕的狭窄通道，类似的电网还包围着这片巨大的营地。惊得不知所措的她们，步履蹒跚地走过那两座烟囱，走过几处深坑的边缘，走到一座巨大的单层门楼前面，那是隐藏在桦树林后面的浴室。

她们就这样不明就里地在集中营里“入住”，最初的步骤是被迫交出最后那点财物，被迫脱去所有衣服。她们用五花八门的语言大声抗议，却只是换来殴打和恫吓，迫使她们服从荷枪实弹的党卫队看守。

她们全身赤裸地穿过一处宽阔走廊，来到一个大房间，几乎所有这些母亲、女儿、妻子、姐妹都被粗暴地剃去全身毛发，动手的是男女囚犯，德国守卫则在旁边不怀好意地观赏着。

在被电动剃刀处理过后，她们几乎已无法辨认彼此。她们每5个人肩并肩走到点名区，在冰冷潮湿的烂泥地上赤脚等待超过一个小时，接受第二轮“筛选”。筛选者是一个男人，后来被人称为“死亡天使”。

门格勒医生，穿着严丝合缝、裁剪得体的灰绿色制服，佩着闪亮的臂章和银色骷髅领章，手里拿着一双袖口大得出奇的灰白山羊皮长手套。他的棕色头发用发蜡抹得一丝不苟，他随意地左右摆弄手套，在队伍前面来回踱步，审视着每一名新来的囚犯——每当遇到特定的对象——他就会问她们是否怀上了孩子。

轮到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时，她只有几秒钟时间来决定如何回答这位面带笑容、门牙漏风的军官。她没有片刻犹豫。她果断摇头，并用熟练的德语回答道：“没有。”

当时她已怀孕两个月，她期待着为丈夫蒂博尔生下孩子（她希望蒂博尔就在这座集中营的某处）。她完全不知道，如果照实回答，到底会拯救自己，还是会把自己和孩子推向未知的命运。但是，她知道自己身处险境。她以一边手臂遮住乳房，另一边手臂盖住下体，祈求门格勒会相信她那生硬的否定回答。那位“慈眉善目”的党卫队军官迟疑片刻，凝视着这位年轻“可人儿”的脸，然后就径自走开了。

他又走过三位妇女面前，猛然抓住一位畏畏缩缩的妇女的乳房。几滴乳汁让这位妇女无所遁形，她怀孕至少十六周了。门格勒往左挥了挥手套，她就被拽出队列，被推到操场的角落里，跟那群战战兢兢的准妈妈挤在一起。

那些瞠目结舌的妇女当时还都不知道，一支队伍意味着生存，而另一支队伍可能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结局。那些当天被门格勒选中的妇女，对此一无所知。

对于年轻的佩莉斯嘉（Priska）来说，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意味着她有生以来的最大威胁，但她对即将面临的危险茫然不知。此后几个月里，饥饿将会成为她可怕的敌人，然而，饿死似乎已是她最为痛快的结局。

与饥饿相伴的还有口渴，这同样使她在集中营里备受折磨，此外还有劳累、恐惧、疾病。但是，怀孕的身体同样使她不堪重负，对营养的迫切需求几乎把她推到崩溃边缘。

难以置信的是，帮助佩莉斯嘉熬过饥饿之苦的竟然是一段回忆，当年在上学路上，她会把鼻子贴在蛋糕店橱窗上，感受那抹着糖霜的甜食，比如顶上撒着饼干碎末的肉桂巴布卡蛋糕。在兹拉特莫拉夫采（Zlaté Moravce）的蛋糕店里用衬衣兜住剥落的酥皮碎末，成为她对田园牧歌般童年的回忆，那座城镇如今位于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西南角。

佩莉斯嘉的家乡距离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大约100公里，以淘金行业而知名。当地众多河流中的一条，兹拉特南卡河（Zlatnanka），就得名于斯洛伐克语单词“黄金”。城镇的名称“金色莫拉夫采”可谓实至名归，足以佐证这座城镇的繁荣。当地矗立着一座雄伟壮丽的教堂，此外还有许多学校和商业街区，那里也遍布咖啡馆和餐厅，另有一间旅馆。

佩莉斯嘉的父母埃马努埃尔·罗纳（Emanuel Rona）和保拉·罗诺娃（Paula Ronová），经营着镇上一间有口皆碑的犹太咖啡馆，住在附近的人都喜欢在此碰头。尽管位于中心广场的黄金地段，咖啡馆还是保留了一处漂亮的花园。时间回到1924年，埃马努埃尔·罗纳包销报纸的生意亏本了，当时他已年近40。为了扭转命运，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妻子和孩子从250公里外靠近波兰边境的东部山区偏僻城镇斯特罗普科夫（Stropkov）搬出来。

佩莉斯嘉生于1916年8月6日（星期天），搬家那年她才8岁，但只要有空，她就会跟着家人回到斯特罗普科夫，探望外公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大卫是寡居老人，拥有一间客栈，还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政论作家。

佩莉斯嘉后来说，兹拉特莫拉夫采那间家庭咖啡馆非常漂亮，而且在她勤劳的父母的打理下，总是干净得一尘不染。据说那里有个秘密房间，母亲自豪地称之为“密室”，只要母亲拉开门帘，就会有八位身穿黑色礼服的乐师为顾客演奏。“我们有奇妙的音乐与美妙的舞者。当时，咖啡馆在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我真是太热爱我年轻时的那个年代了。”

母亲比父亲年轻四岁，而且还比父亲“高一头”，母亲拥有惊人的美貌，但又默默无闻地维系着这个家庭。母亲嫁给父亲后，在姓氏后面加上传统的斯洛伐克女性后缀，改名保拉·罗诺娃，成为一位卓越的妻子、母亲、厨师，一位“非常得体的女子”，寡言少语、深思熟虑。“母亲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与此相反，父亲却是严格的纪律信奉者，当不想让孩子们知道某些事情时，就会与母亲用德语或意第绪语交谈。佩莉斯嘉从小就有语言天赋，她其实已能听懂每一个单词。尽管并未热衷于他与生俱来的信仰，但埃马努埃尔·罗纳还是觉得维持体面相当重要，每逢犹太教节日，他都要带家人去犹太会堂。

佩莉斯嘉说：“在我年轻时，为了咖啡馆，举止得体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成为模范家庭、模范朋友、模范老板，否则顾客就不会来光顾了。”

佩莉斯嘉出生时叫皮洛斯卡（Piroska），在五个孩子当中排行老四。哥哥安德烈的昵称是“邦迪”（Bandi），他是长兄。姐姐伊丽莎白的昵称是“博埃日卡”（Boežka），排行老二，然后是阿尼奇卡，人们叫她“小安娜”（Little Anna）。比佩莉斯嘉小四岁的是欧根，昵称是亚尼奇科或“扬科”（Janko），他是小弟。最末还有第六个孩子，但还是婴儿时就死了。

在兹拉特莫拉夫采，一家人住在咖啡馆后面一套宽敞的公寓里，每个孩子都能有自己的卧室。他们拥有一座大花园，缓缓延伸到一条水量丰沛的小溪边上。佩莉斯嘉热爱运动、活泼开朗，她经常与朋友在小溪里游泳，或在花园里打网球。佩莉斯嘉健康快乐，头发乌黑闪亮，与姐妹们一样，很受当地孩子的欢迎，他们亲切地把佩莉斯嘉昵称为“佩莉”（Piri）或“佩拉”（Pira）。

“对我来说，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无关紧要。我与所有人交朋友。大家不分彼此。”

佩莉斯嘉与兄弟姐妹们在“女佣”的环绕下成长，女佣们料理各种家庭杂务，就像家里的老妈子。一家人吃得很好，几乎每顿饭都有烹调相当“讲究”的犹太肉菜。鲜美多汁的烤肉晚餐过后经常会有从咖啡馆端上来的甜品。佩莉斯嘉喜欢甜食，她最喜欢维也纳萨克大蛋糕，这是一种杏仁果酱馅巧克力奶油蛋糕。

尽管孩子们在学校里并不学习宗教课，但他们每逢周五晚上都要进行祈祷仪式。他们要洗净双手，端坐在装饰考究的安息日餐桌前，餐桌上安放着特制的烛台，铺着细软的亚麻布。

在班上三十多名学生中，佩莉斯嘉是六名女生之一。佩莉斯嘉说，姐姐博埃日卡是个“真正的聪明人”，她学习语言毫不费力，就像海绵吸水似的。然而，博埃日卡对书本不太感兴趣，她更感兴趣的是艺术创作，尤其是刺绣，她在这方面大放异彩。

佩莉斯嘉不得不比姐姐更加用功，但她勤勉努力，很快就培养出对学习的热情。在深入探索未知世界方面，佩莉斯嘉也不同于更漂亮的姐姐安娜，安娜宁愿把玩偶打扮得花枝招展。佩莉斯嘉承认：“我喜欢求取知识。”佩莉斯嘉从小就被基督教所吸引，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她经常偷偷溜进兹拉特莫拉夫采的天主教公墓。她尤其喜欢里面那些庄严的墓穴和陵寝，她总是对墓地里的“新住客”感兴趣，为他们编织虚构的故事，想象他们的生平事迹。

母亲保拉鼓励女儿如饥似渴地求取知识，并为女儿成为罗纳家第一个考上当地高中的孩子而感到骄傲，佩莉斯嘉考上了扬卡·克拉尔高级中学。学校是一栋引人注目的三层白色楼房，开办于1906年，位于公墓和市镇公所对面。作为500名10岁至18岁的学生之一，佩莉斯嘉在必修的德语和法语之外，还学习英语和拉丁语。她的兄弟姐妹们都只上到初中，只有哥哥邦迪去了会计学校。

佩莉斯嘉天生好强，她赢得了好几个学术奖项，老师们也为她的进步感到欣慰。这位明星学生还受到班上男生的关注，他们请求佩莉斯嘉为他们补习英语，他们聚集在佩莉斯嘉的花园里，全神贯注地听她讲英语课。“我一无所有，只有对兹拉特莫拉夫采的美好回忆。”

在学校，佩莉斯嘉最好的朋友是名叫吉泽尔·翁德热科维奇娃（Gizelle Ondrejkovičová）的女孩，人们叫她“吉兹卡”（Gizka）。吉兹卡不仅长得漂亮，而且人缘极好。吉兹卡是地区警长的女儿，并非犹太人，她可不像佩莉斯嘉那样用功学习，所以她的父亲有一天找到佩莉斯嘉的父母，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佩莉斯嘉确保吉兹卡完成学业，那么我就允许你们的咖啡馆延长营业时间，不论几点打烊都行。”而且，延长营业时间还不用额外交税。

就这样，罗纳家第四个孩子突然成为这桩苦心经营的家族生意的关键人物。只要佩莉斯嘉还是同班同学的非正式家庭教师，她就能保证自家那间位于镇上的傲视同行的咖啡馆生意兴隆。佩莉斯嘉非常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尽管这耗费了她结交朋友的时间，但她非常喜欢吉兹卡，也乐意提供协助。两个好朋友肩并肩地坐在同一间教室里，最终双双毕业。

高中毕业后，佩莉斯嘉执起教鞭，似乎作为语言教师的职业生涯早已准备就绪。佩莉斯嘉热爱演唱，她加入了教师合唱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唱传统民族歌曲，合唱团一位成员自豪地宣称：“我是斯洛伐克人，我永远都是斯洛伐克人。”在余生中，她总会愉快地沉浸在这种情绪里。

在兹拉特莫拉夫采，佩莉斯嘉仍然引人注目，无论在大街上遇到什么人，别人都会首先向她致意，这是斯洛伐克人表达敬意的传统方式。她也受到一位非犹太裔教员的追求，对方每到周六晚上就来约她，有时请她喝咖啡和跳舞，有时请她到当地的饭店共进晚餐。

佩莉斯嘉及其家人没有什么理由为舒适生活的改变而担忧。尽管犹太人在欧洲各地长期遭受迫害，尤其是19世纪初在俄国人手上惨遭屠戮，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的崩溃，犹太人轻而易举地在新建立的欧洲民族国家中定居下来。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出类拔萃，很好地融入了社会。犹太人不仅在制造行业和经济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且在文化、科学、艺术的所有领域都有所贡献。新学校和犹太会堂纷纷建立起来，犹太人在咖啡馆行业中同样占据中心位置。在罗纳家生活的社区里，他们就没有遇到什么反犹主义。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重的经济衰退，改变了国境线另一边的德国的氛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从1921年起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党魁，这个党就是人所共知的“纳粹”（Nazi）党，希特勒指责犹太人控制了全民族的财富，造成德意志民族的种种苦难。在1933年的联邦选举中，纳粹党得到1720万票，希特勒获邀加入联合政府，并被任命为总理。希特勒的上台，标志着魏玛共和国民主政治的终结，标志着一个众所周知的新政权的开端，那就是第三帝国（Dritte Reich）。

希特勒在激烈的演讲中抨击资本主义，同时声讨那些试图与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苏联红军共同发动革命的人。1925年，希特勒在他的自传体宣言《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写道，“犹太人还活着，简直是罪恶中的罪恶”，他声言要在德国消灭犹太人以及其他“没有生存价值”的种族，他称之为“彻底解决”。

希特勒声称，他的“新秩序”是对世界大战以来德国人所承受的种种不公正的反击，他怂恿身穿褐色衬衣的冲锋队员袭击犹太人，封锁或抵制犹太商店。在被洗脑的希特勒青年团的簇拥下，希特勒的战斗叫嚣“胜利万岁！”通过无线广播从柏林开始传至四面八方。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希特勒似乎兑现了他的承诺，他带来了经济复苏，他的支持率也随之水涨船高。在所谓的成功的支撑下，希特勒的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法律，把犹太人排除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腐化堕落”的犹太图书被焚毁，非雅利安人被逐出大学校园，而那些身处海外的杰出犹太人，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则被永远放逐。

随着德国反犹浪潮步步升级，犹太会堂或被挪作他用，或被彻底焚毁，有时还会把被捕获的犹太人关在会堂内活活烧死。城镇的人行道上都是犹太商店橱窗闪闪发光的碎玻璃，商店窗户也被涂抹了大卫王之星或侮辱性标语。纳粹把非犹太人称为“雅利安人”，鼓励他们告发犹太人，到处弥漫着背叛与怀疑的气氛，那些多年以来比邻而居、孩子们一起成长的人，忽然发现自己走在大街上会被吐口水，甚至会被殴打或逮捕。到处都有自愿告密者，他们渴望告发自己的邻居，从而染指邻居的财产。数以百计的家庭遭到有组织的抢劫，暴徒破门而入，肆意掠夺。

土生土长的德国人被鼓励搜查并自行占领人们梦寐以求的犹太公寓，他们强迫犹太人在很短时间内举家迁出。这意味着在新房客搬进来的时候，“就连炉灶上的面包都还是热的”。那些被驱逐的人只可以搬进狭小的贫民窟，实际上与过去的生活完全隔绝。

那些肢体残缺、心智不全的人，无论是雅利安人还是犹太人，都被宣布为“无价值的生命”，其中许多人被送到集中营，或者被集体处决。剩下的民众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希特勒强加给他们的《纽伦堡法》（Nuremberg Laws），并毫无怜悯地实施此法，进一步疏远犹太人以及其他种族。根据纳粹界定的“科学种族主义”，为了维持德国人的纯正血统，他们制定了“种族接受度”的规则，严格限制“犹太人、吉卜赛人、黑人及其杂种后代”的基本公民权利。《德国血统与德国荣誉保护法》（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German Blood and German Honour）宣告所有跨种族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与德国人发生性关系的犹太人都会被判处死刑，以避免“种族污染”。

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身份，而任何被视为“反社会”或“有危害”的人都会被逮捕。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分类，涵盖共产主义者、政治活动家、酒鬼、妓女、乞丐以及无家可归者，还有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的成员。任何人只要拒绝承认希特勒的权威，就会被逮捕，并被关押在早期的“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缩写为“KZ”）里，它们通常由过去的军营改建而成。

雅利安人不得雇用犹太人。通过一系列渐进式改变，犹太人不得再从事律师、医生、记者等职业，犹太孩子在年满14岁后不得再接受教育。再后来，犹太人不得前往公立医院就诊，不得离开居所30公里外。公园、操场、河流、泳池、海滩以及图书馆均禁止犹太人入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上所有犹太士兵的名字也都被凿去，尽管曾经有如此众多的犹太士兵为德国皇帝卖命。

口粮卡和食品券照常发放，但犹太人只能分配到雅利安人的一半定量。犹太人也可以到商店购物，但仅限于指定场所，时间则仅限于下午3点至5点之间，而到那时候，绝大多数新鲜货品早已被销售一空。犹太人不得进入影院和戏院，旅行时禁止乘坐有轨电车的前排车厢，只能乘坐往往是又挤又热的后排车厢。犹太人拥有的收音机都要上交到警察局，晚上8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严格执行宵禁。

出于对新政策的恐惧，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逃亡到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寻求庇护。1918年立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成为热门的避难所。该国不仅得益于巩固的边界，而且得益于拥有法国、英国和苏联等强大的盟友，这让佩莉斯嘉的家人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感到安全。

1938年3月，整个欧洲都颤抖了，希特勒兼并了奥地利，史称“德奥合并”（Anschluss）。希特勒声称德国人有权自决，有权为国民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就在当年，第三帝国境内所有外国人的居留权都被取消。然后，波兰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波兰公民必须回国更新护照，否则其护照就将失效。雪上加霜的是，纳粹下令围捕并驱逐了大约1.2万名生于波兰的犹太人。不过，波兰方面拒绝接收，并将这些犹太人遗弃在边境附近一个条件恶劣的地方。

由于渴望在历经世界大战的欧洲通过谈判以实现和平，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提议举行国际会谈，并最终于当年9月达成《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在把俄国人或捷克人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欧洲主要强国实际上允许希特勒占领从北面、南面、西面包围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当地主要居住着德语居民。许多捷克人称之为“慕尼黑背叛”（Munich Betrayal），他们的祖国从此失去了战略屏障。

1938年11月，一位十几岁的波兰犹太人因为流离失所而渴望为家人复仇，他在巴黎刺杀了一位德国官员。作为报复，纳粹高层下达了复仇命令，结果造成“水晶之夜”或“碎玻璃之夜”。一夜之间，德国境内数以千计的犹太住宅、会堂、商店成为袭击目标，至少90人被杀害，3万人被逮捕。接下来几个月，希特勒的支持者继续煽动反犹暴乱，但在1939年3月，元首邀请约瑟夫·蒂索（Jozef Tiso，此前被废黜的斯洛伐克天主教徒领袖）主教前往柏林。随后，埃米尔·哈查（Emil Hácha，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徒总统）也抵达柏林。两个人都收到最后通牒。他们要么自愿将其人民置于德国“保护”下——同时还要受到匈牙利领土声索的威胁——要么遭到纳粹德国强行入侵。

蒂索及其卖国政府几乎是立即就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无须纳粹继续插手，蒂索就被任命为新近建立的、名义上独立的斯洛伐克国（Slovak State）的总统；而在一次可疑的心脏病发作后，66岁高龄的哈查总统也于次日同意了德国人的条款。然而，民众之间爆发了普遍的反抗；于是，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开入捷克斯洛伐克，并宣布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六个月后，希特勒入侵波兰。接着几周后，苏联从东面入侵波兰，苏联与德国的秘密协定由此曝光。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欧洲民众的生活从此发生巨变。

在新建的纳粹“代理人国家”中，犹太人一夜之间就成为无家可归者。许多公共建筑物都挂上“犹太人不得入内”的标语。有时候，标语甚至写作“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当人们得知发生在德国、奥地利、波兰境内的反犹暴行时，人们蜂拥到外国大使馆索取签证，但无功而返。面对这似乎在劫难逃的未来，有些人干脆自杀而亡。

佩莉斯嘉及其家人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新政权实施的每一条新法令。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却伤人至深。再也没有人请这位老师跳舞；当她路过时，大街上的人们不再对她首先致意，或者干脆对她视而不见。“有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但为了生存下去，你也不得不自动接受。”其他朋友，比如吉兹卡，比如那些家里务农的同学，继续为罗纳家提供新鲜牛奶，继续他们至死不渝的忠诚。还有人挺身而出，公开向犹太朋友致意，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由于听到犹太人将被强行“遣送”到外地的传闻，人们开始储存食物以及其他物资。他们把贵重物品埋入地下，或者请求朋友保管，尽管一旦被揭发就会被判处死刑。那些有能力的犹太人会逃到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托管地，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佩莉斯嘉的兄长邦迪就是其中一员，1939年他孤身上路，声称他已看见“哭墙上的字迹”。佩莉斯嘉早期的一位男友甚至也不辞而别，最初移居比利时，后来去了智利。那人富有而年轻，两人最近才订了婚并正筹备婚礼，但他就这样消失了。

佩莉斯嘉的其他家人只能想方设法过日子。1932年，姐姐阿尼奇卡才19岁就出嫁了，她希望躲过在家庭咖啡馆里辛苦工作的宿命。她与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奥托，但她的婚姻未能持久。离婚后，安娜改了一个听上去更像雅利安人的名字，叫海伦娜·赫鲁巴（Helena Hrubá），在别人的咖啡馆里找了份工作。佩莉斯嘉的弟弟扬科学电气工程出身，被编入犹太劳动营，成为“犹太劳工”，他穿上显眼的蓝色制服，干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博埃日卡30多岁还待字闺中，留在家里为家人和朋友缝补衣服。

佩莉斯嘉过去总是为自己的犹太鼻子而自豪，她戏称自己有个“大鼻子”，她高兴地穿上博埃日卡缝制的衣服，这让她觉得自己还未被社会抛弃。佩莉斯嘉说：“我从来就不是美女，但我会尽量让自己好看。我过去总是受到镇上居民的善待，他们觉得我是咖啡馆的宝贝女儿。”

这种宠爱很快就离她而去。1940年，佩莉斯嘉的父母被禁止经营咖啡馆，这个店铺他们已经苦心经营16年之久了。由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其他技能，他们的生活于是没有了着落。佩莉斯嘉说：“他们是老实巴交的好人，但他们失去了一切。”一名雅利安托管人接管了他们的生意，此人对佩莉斯嘉出乎意料地友善，欣赏她会说英语、法语、匈牙利语和德语。佩莉斯嘉说：“我会说那些语言，这真是太重要了，太有价值了。”

由于找不到工作，佩莉斯嘉及其亲人决定移居布拉迪斯拉发，这是斯洛伐克国的新首都，位于多瑙河畔。佩莉斯嘉的外公大卫·弗里德曼失去了他的家庭客栈，逃离故乡斯特罗普科夫，与佩莉斯嘉等人会合。他们设法攒了一些钱，希望犹太人在大城市里也许更能默默无闻地过日子，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在纳粹入侵的时候，估计有1.5万名犹太人生活在布拉迪斯拉发，占当地人口的12%，他们比较容易融入当地，也没有遇到多少反犹主义行为。

尽管在纳粹统治下，一切早已面目全非，但佩莉斯嘉的家人还是在什皮塔尔斯卡大街找到一处公寓安顿下来，通过私下充当代课老师，她又能够再次享受从小熟悉的咖啡馆生活。她尤其喜欢阿斯托尔卡咖啡馆，她在那里与知识分子们并肩而坐，以几种语言自由交谈。1940年10月，就是在阿斯托尔卡，她碰见邻桌一位留着小胡子的高挑男子。此人当时正在与她的朋友交谈。

“他正兴致勃勃地与我的朋友、药剂师米米深入交谈。突然之间，米米站起来，走过来告诉我，那人觉得我很有魅力。”佩莉斯嘉的大胆爱慕者径直走来做自我介绍。蒂博尔·勒文拜恩（Tibor Löwenbein），一位生于波兰的犹太记者，能说流利的德语和法语，来自斯洛伐克西北部的城镇普霍夫（Púchov）。佩莉斯嘉坚持认为，两人邂逅的时候，蒂博尔有点儿醉意，佩莉斯嘉说自己不喜欢酗酒的男人。为了给佩莉斯嘉留下好印象，蒂博尔承诺再也不碰任何烈酒。他果然说到做到。

然而，蒂博尔还抽烟斗，而且收藏了40只烟斗，这些都未经佩莉斯嘉允许。佩莉斯嘉的追求者是个衣着考究的人，拥有40件衬衣。作为一位有抱负的作家，蒂博尔经常在随身携带的小记事本上写写画画。蒂博尔还集邮，尽管佩莉斯嘉总是得意地笑说，自从蒂博尔遇上她以后，她就成了蒂博尔唯一的业余爱好。

蒂博尔是海因里希·勒文拜恩（Heinrich Löwenbein）及其妻子伊丽莎白的独生子，人们称伊丽莎白为“贝尔塔”（Berta）。蒂博尔的父亲拥有一座小农场。不过，蒂博尔不甘心过农村生活，于是移居布拉迪斯拉发，成为《犹太大众报》的撰稿人，负责体育和地方政治版块。他也写过一本小书，名为《斯洛伐克犹太运动及其使命》（The Slovak-Jewish Movement and Its Mission），主旨为犹太人如何完全融入斯洛伐克生活。

佩莉斯嘉的丈夫，记者兼作家蒂博尔·勒文拜恩

当《纽伦堡法》让蒂博尔无法留在报社任职时，杜纳耶斯卡银行（Dunajská Bank）那位慈祥的希腊老板在布拉迪斯拉发给他提供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蒂博尔身材高挑、仪容整洁，待人极为温和，他发色浅淡、肤色苍白。佩莉斯嘉说他看上去不太像犹太人，这在当时相当重要。他在银行里很被看重，有时竟被派到布拉格和布尔诺出差，在当时的犹太人旅行限制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老板人脉广泛，蒂博尔也似乎总能侥幸过关。作为记者，他似乎认识所有人，人们也对他以礼相待，这种礼遇也惠及与他手挽手的明艳照人的年轻女士。

每天早上，在蒂博尔上班的路上，他总会陪佩莉斯嘉走到阿斯托尔卡咖啡馆，佩莉斯嘉在那里享用早晨的咖啡和蛋糕。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总是煞有介事地向佩莉斯嘉行道别礼，这往往惹得佩莉斯嘉发笑。傍晚下班后，他们会沿着多瑙河畔散步，那里是热恋中的情侣喜欢的去处。他们会在大街上听别人演奏音乐，当驳船、河船、渡船缓缓驶过时，他们则欣赏倒映在水面上的影影绰绰的月光。

在他们坠入爱河的头六个月里，蒂博尔每天都给佩莉斯嘉写信。蒂博尔昵称她为“金色的佩莉”，而佩莉斯嘉昵称他为“蒂布科”或更常见的“蒂博科”。佩莉斯嘉为此心醉神迷，她保留着每一封信，尽管有些信非常简短，但它们都让人感到温暖。几乎所有信件都在战争中保存了下来。在1941年3月10日的信件中，佩莉斯嘉写道：

我的蒂布科，我多么高兴能收到你的来信，特别是那些长信……我迫不及待地想让你知道我的好消息！怎么说呢，从星期四开始我就有空了——我们连续四天都能见面了。在这难得空闲的日子里，这四天真是奢侈的假期……你希望知道我读信之后的感受吗？你的信写得很漂亮。我很惊讶，尽管你如此较真，如今甚至有点悲观，对时局的看法如此黯淡，但你还能写出如此优美的文字……我如此思念你，知道你只能在书本里寻找慰藉。我甚至有点嫉妒它们，因为它们出现在你的生活里，而我却不在你身边——尽管我答应过你只是暂时离开——请替我向你的书本问好，在没有我的时候，它们是你难得的伴侣。献给你100万个吻——你的佩莉。

在3月12日的回信里，蒂博尔写道：

我金色的佩莉，我非常高兴能读到你的来信。多么高兴。在这日复一日的苦闷现实里，你的文字如同阳光刺穿乌云。我想表达我的感激和愉悦……但不知道如何表达……！我期待明天下午四点半能见到你，就在我家，我已经在憧憬这美好的时刻了，我也总是胡思乱想，抱怨天意弄人。当我意识到我们相识五个月的纪念日却未能在一起时，这种胡思乱想就总是萦绕不去。我有好多好多的话，要留待明天下午见到你时再对你说……我迫不及待地想把你拥入怀里……明天见，亲爱的……到那时候我再给你许多许多个吻，你的蒂博尔。

1941年，佩莉斯嘉与蒂博尔在布拉迪斯拉发的犹太会堂结婚

1941年6月21日（星期六），在布拉迪斯拉发那栋摩尔风格的双塔犹太会堂里，这对恋人结婚了。25岁的新娘身穿白色长袍，头戴白色女帽，脖子上佩白色珍珠项链，脚踩白色鞋子，鞋上还有图案装饰。她手执白色菖蒲草，同意订立犹太婚约。她那27岁的新郎戴着礼帽，穿着礼服，配以时髦的宽松长裤。

佩莉斯嘉的父母，埃马努埃尔和保拉，盛赞他们的女婿“完美无瑕”，父母给这对新人送上祝福，为这难得的喜庆而感到欣慰。蒂博尔的父母没有出席婚礼。就在那年早些时候，蒂博尔的父亲在普霍夫附近的农场自杀了，蒂博尔的母亲成了寡妇。心烦意乱的蒂博尔一度回家陪伴母亲，但又不得不赶回布拉迪斯拉发，否则他可能会因为未经批准擅自离开登记地址而被逮捕。如今佩莉斯嘉及其父母成了蒂博尔的家人。

这是美好姻缘，这对新婚夫妇更是天作之合。佩莉斯嘉说：“我们甚至没有争吵过一次。”佩莉斯嘉形容丈夫“令人感动”。她喜欢丈夫“字正腔圆”地说斯洛伐克语，而这是许多人都做不到的；人们通常会在说话时夹杂德语或匈牙利语。“他是很好的丈夫，他欣赏我的语言天赋。我对我的蒂布科有着美好的回忆。他是那种你在一生中可遇不可求的丈夫。”

然而，战争的蔓延使他们的幸福婚姻蒙上阴影。就在婚礼一天后，德国入侵了苏联，这只是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的开端，其目的在于夺取苏联领土。佩莉斯嘉和蒂博尔仍然对未来怀有希望，对即将降临的厄运毫无准备，他们搬到里巴尔斯卡-布拉纳街7号的一所公寓，那条街后来改名为菲舍托尔街，就在赫拉夫纳-纳梅斯蒂（Hlavné Námestie）广场边上。尽管要继续面对种种威胁，但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快乐。这对夫妇专心致志地组建家庭，佩莉斯嘉很快就怀孕了，两人都很开心。因为孩子将要降生，蒂博尔更加庆幸自己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甚至设法工作到1941年9月，直到所有斯洛伐克犹太人都不得不遵守将近300项新法令，德国人称之为《犹太法典》（Jewish Code）。

这部法典正式从种族层面界定犹太人，恢复了几百年前强迫犹太人佩戴耻辱徽章的做法。那种做法从公元9世纪开始出现，通行于西至英格兰、东至巴格达的广大地区。每一名犹太后裔都被迫在护照以及其他身份证明文件上盖上显眼的“J”，即德语单词“犹太人”（Jude）的缩写。犹太人还被迫购买袖章或星星，这些星星从大量预先压印好边线的布料上裁剪下来，而生产这些星星的工厂，就是许多犹太人曾经工作的地方。每个徽章都要缝制在外衣的前胸或后背上，但主要是缝制于犹太人的胸前位置。

由于有了新的显眼标志，对犹太人的公开迫害愈演愈烈。不仅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继续遭到打砸和抢掠，而且犹太人只要走出家门，人身安全就会受到威胁。蒂博尔和佩莉斯嘉有许多朋友花费大量金钱去购买假证件，但如果被抓住，也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蒂博尔的老板设法使其无须佩戴星星，同时免除了其他人身限制，但佩莉斯嘉却无法得到这种庇护。每当他们在宵禁后出门，或者涉足犹太人禁止前往的地方，佩莉斯嘉要么拿起提包、要么翻过衣领，这样别人就看不到她的星星了。

不久后，随着新法令的强制推行，犹太人被迫离开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搬到更贫穷的郊区。佩莉斯嘉设法在布拉迪斯拉发20公里外的小镇佩兹诺克一所小学里谋得一份教职。蒂博尔每天去布拉迪斯拉发上班，早上6点就得出门。“他热爱他的工作，而且他也不得不工作，因为我当时怀着孕呢。”佩莉斯嘉的父母、外公和姐姐博埃日卡则设法留在布拉迪斯拉发，住在多瑙河畔一所公寓里，博埃日卡继续做着针线活。这个亲密的家庭继续艰难度日，同时心存希望。

佩莉斯嘉一直在小学里任教，直到当局颁布法令，禁止所有非雅利安教师给雅利安孩子上课。于是，佩莉斯嘉只好与孩子们依依惜别，但她认为自己还算幸运，因为一位英国人开办了一所地方语言学校，邀请她去任教，她甚至还能挣得更多。“我还有选择。我有许多私人学生，他们还来找我，所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我并不感到痛苦。他们付给我学费，而我以此维持生活。”

佩莉斯嘉决心帮助那些比她更加不幸的家庭，她继续给许多过去的学生免费授课，带领他们阅读德语、法语、英语的经典著作。

然而后来有一天，她不幸失去了腹中的胎儿。

让这对夫妇感到难过的是，随着纳粹法规的执行力度日益严格，他们的生活也日益艰难。当局强迫犹太人登记银器、藏品、珠宝以及其他财产，接着就得把这些财产拿到当地银行充公。然后就是皮草以及他们最好的冬衣。他们还被禁止豢养宠物，必须把猫、狗、兔子甚至小鸟交到收集中心，然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宠物了。

蒂索神父统治下的斯洛伐克国成为最早配合党卫队围捕行动的轴心国的仆从国之一，当局把犹太人放逐到“遣送区”或劳动营，以配合德国在东线的战争行动。为了换取斯洛伐克的雅利安公民不必前往东线送死的权利，斯洛伐克国政府同意为每一个被纳粹运出国境的犹太人支付500帝国马克。作为交换，纳粹向当局保证，那些被“遣送”的“寄生虫”将永远不得返回，也永远不得索回他们留下的任何财产。在极度压抑的气氛中，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斯洛伐克卫队以及其他民兵组织所围捕，然后“集中”在斯洛伐克境内的劳动营，主要是塞雷德、维赫纳、诺瓦基。

数千名囚犯还留在新营地为德国生产战略物资，但估计有5.8万人被送到东方的强制劳动营，作为纳粹所谓的“东迁”的一部分。到了“东方”，据说会在纳粹占领的波兰境内靠近兵工厂的地方建立营地，囚犯可以通过工作换取食物和居所。有些犹太人还得到许诺，在东方可以共同耕作，或协助建立新的犹太国家。

斯洛伐克犹太人孤苦无依、茫然无助，只能屈从于越来越渺茫的命运。他们对艰苦的条件和普遍的贫困早有预见，但求在战争结束后能够恢复正常生活。有些家庭自愿追随最早被驱逐的成员，认为一家团聚总好过天各一方。有些家庭答应给成员寄钱、寄信、寄食品包，他们真心相信这些东西能够寄到预计的目的地。

1942年3月，差不多是在结婚九个月后，就在她准备庆祝第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佩莉斯嘉听说姐姐博埃日卡在一次围捕行动中被逮捕了，因为斯洛伐克当局同意提供1000名身体健康的单身妇女。得知博埃日卡的厄运，佩莉斯嘉匆忙赶到布拉迪斯拉发火车站，试图解救姐姐。这一举动原本很容易搭上她的性命。就在发车之前，她找到了那列拥挤的火车，但无法在茫茫人海中，在无数惊恐与迷惑的面容中找到姐姐的踪迹。“我不认识任何卫兵，但我恳求他们放过我姐姐。他们只是大声告诉我：‘如果你还单身，滚上车！如果你已结婚，滚回家！’我很意外，他们不允许我留在站台上，他们把我抓走了。”

令人生畏的斯洛伐克赫林卡卫队（Hlinka Guard）身穿醒目的黑色制服，许多人接受过党卫队的训练，他们逮捕了佩莉斯嘉，把她通宵关押在监狱里。丈夫蒂博尔心烦意乱，不知佩莉斯嘉去往了何处，直到次日早晨接到消息：“快来领回你的妻子。她是个麻烦制造者。”蒂博尔赶去警察局，说服对方允许他把佩莉斯嘉领回家，此后不再追究，但他为妻子的鲁莽感到愤怒，他拒绝与妻子说话——尽管只是沉默了半天，而他那年轻的妻子则因为未能解救亲爱的博埃日卡而伤心沮丧。

此后不久，佩莉斯嘉再次怀孕。又一次，尽管这对夫妇周遭的生活已经分崩离析，他们还是为怀孕而高兴万分。他们都没有真正察觉危险正在逼近，此后数周内，当局继续对犹太家庭发动突然袭击，每次围捕并送走1000人。有一次，佩莉斯嘉的父母听到走廊上有长筒军靴的脚步声，他们跳出窗外并设法逃脱了。

1942年7月17日，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埃马努埃尔·罗纳和保拉·罗诺娃终究无法逃脱生死轮回，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被抓住了。佩莉斯嘉甚至不知道父母被抓走，而当她知道时已经太迟了。父母已经50多岁，她甚至没有机会与父母道别。佩莉斯嘉未能解救姐姐，也未能解救父母。她甚至未能挽救她的第二个胎儿，她再次流产了。她说：“我觉得我也应该到东方去。对我来说，一切都无所谓了。”

蒂博尔发现，他的母亲贝尔塔也从普霍夫附近的家里被带走，送到波兰西里西亚的集中营。他只知道，他现在成了孤儿。佩莉斯嘉从吉兹卡这样的儿时玩伴那里得知，兹拉特莫拉夫采的绝大多数犹太居民也已经失踪了，当中包括她的朋友和亲戚。

佩莉斯嘉的父母曾经把最贵重的财产交给吉兹卡保管，如今看来这毫无意义。佩莉斯嘉在高中期间辅导过的那位至交好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罗纳家保管财产。然而，父母和姐姐不知所踪，兄弟姐妹也各散东西，佩莉斯嘉不知道，如果在战争结束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坐在安息日餐桌旁，保管这几件骨瓷碗碟和银质刀叉还有什么意义。

佩莉斯嘉的姐姐安娜得到非犹太裔朋友的帮助，逃到了相对安全的高塔特拉山区，她在那里隐姓埋名，靠做服务员维持生计。她住在舅舅盖扎·弗里德曼（Gejza Friedman）医生家，舅舅是肺病学家，在一所为肺结核患者开设的疗养院工作。舅舅还把83岁的父亲、佩莉斯嘉的外公大卫·弗里德曼接来，毕竟在佩莉斯嘉的父母被抓走后，老人家就无人照料了。安娜11岁的儿子奥托则由天主教修女们藏匿起来。佩莉斯嘉的长兄邦迪在巴勒斯坦托管地安全无虞。小弟扬科逃出犹太劳动营，加入游击队，袭击赫林卡卫队，参加了旨在推翻亲德政权的行动。大家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到扬科的消息了。

佩莉斯嘉重拾早年对基督教的兴趣，考虑接受基督教洗礼，希望这能拯救自己和丈夫。蒂博尔在更加虔诚的犹太家庭中长大，并不认为受洗有什么用。他们继续遵循基本的犹太传统。尽管时局动荡，也许正因为时局动荡，佩莉斯嘉再次怀孕，但又再次流产了。

及至1942年秋天，斯洛伐克当局暂停了东迁行动。政治与宗教精英以及犹太地下社团组成布拉迪斯拉发工作组（Bratislava Working Group），对蒂索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因为人们开始怀疑，那5.8万名被放逐的犹太人，绝大多数已经死于非命。其中，超过7000人是孩子。

此后两年，斯洛伐克政府重新考虑其立场，拒绝放逐余下的2.4万名犹太人，那些未被送走的犹太人自此相对安全。工作组竭尽全力拯救犹太人，不惜贿赂政府关键人物。他们甚至直接与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迪特尔·维斯利策尼（Dieter Wislieceny）直接谈判，此人是纳粹驻斯洛伐克犹太事务顾问，他们为他提供了价值数百万帝国马克的黄金。随着维斯利策尼被调职，这些被称为“欧罗巴计划”的谈判也被迫搁置。尽管如此，在此期间，他们成功争取到反犹法律的松弛与迫害现象的减少，尽管不祥预感仍然挥之不去。

得益于蒂博尔的特殊工作与佩莉斯嘉的师生情谊，他们得以回到布拉迪斯拉发，搬进埃德洛娃街的一处公寓。尽管他们被迫承受定量配给，而且在何时何地购物也有限制，但比起欧洲各地的人们，他们还算过得不错。当佩莉斯嘉想吃甜食的时候，他们还能到当时他们最新喜欢上的咖啡馆，即历史悠久的斯特凡卡咖啡馆，去分享同一块蛋糕。

就像绝大多数犹太朋友和非犹太朋友那样，他们试图对未来保持乐观，寄希望于战争尽快结束。及至1943年，胜利的天平似乎已明显向同盟国倾斜。少数几个允许收听的电台也传来波兰接连起义、苏联红军反败为胜的消息。在长达五个月的惨烈战役中，德国人输掉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同盟国已收复利比亚，迫使非洲军团投降。意大利已对德国宣战，柏林市民也已被疏散。他们猜想，这到底是胜利在望，还是每况愈下？

1943年，佩莉斯嘉与蒂博尔在布拉迪斯拉发

没有人知道答案。他们也不知道亲人的遭遇，他们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在布拉迪斯拉发，关于犹太人与其他民族被送到集中营的传闻已经流传数月之久，但那都是偶尔从遣送者口中传来的片言只语。传闻提到，人们要么被奴役累死，要么被活活饿死，要么被残忍杀死。1942年，来自英美两国的新闻报道提到，犹太人被有系统地谋杀。1944年4月以后，上述说法变得街知巷闻，当时斯洛伐克囚犯鲁道夫·弗尔巴（Rudolf Vrba）和逃犯阿尔弗雷德·韦茨勒（Alfred Wetzler）逃出了波兰南部一座人们闻所未闻的集中营，他们警告说，那里正在发生以毒气室和焚尸炉为手段的集体灭绝。两人详细描述了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情形，甚至还画出了形象的插图，但这在当时流传不广，许多人甚至拒绝采信，尽管从那时起，人们确实变得疑虑重重，并不惜一切代价逃避东迁。

佩莉斯嘉和蒂博尔不敢相信那些传闻，毕竟那太过耸人听闻。他们的朋友普遍认为，那些传闻要么是在囚禁中发疯的人在胡说八道，要么是哗众取宠的反纳粹宣传。尽管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但那些传闻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能力，难道希特勒真的说到做到，要把那些不受欢迎的种族斩草除根，以便缔造优秀种族么？毕竟，德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最为文明的民族之一。这个民族孕育了巴赫和歌德、莫扎特和贝多芬、爱因斯坦、尼采和丢勒，这个民族可能制订如此荒谬的计划吗，这可能吗？

这对夫妇还是寄希望于这场他们无法理解的战争尽快结束，他们尽可能过好每一天。1944年6月中旬，距离他们结婚三周年纪念日还有一周，佩莉斯嘉和蒂博尔决定再次尝试要孩子。两个月后，他们两年以来相对平静的生活被斯洛伐克的民族起义所打破，那是一次旨在推翻傀儡政权的武装起义。佩莉斯嘉的弟弟扬科也在那数千名起义平民与游击队员当中，他们竭尽全力试图结束这个导致民不聊生的法西斯政权。

1944年8月29日，武装起义从低塔特拉山区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国，直到两个月后德国国防军强力镇压。数千人因此丧命。此后形势突变。出于报复，德国军队在盖世太保协助下迅速占领斯洛伐克全境，盖世太保进驻各地，强迫那些胆敢违抗元首的人遵守秩序。秘密警察领受的首要任务就是强迫蒂索总统恢复遣送剩余的斯洛伐克犹太人。为了逃避厄运，数以千计的人要么藏匿，要么逃到匈牙利或其他国家，他们觉得在国外会更加安全。

面对这似乎无可避免的结局，佩莉斯嘉及其丈夫试图保持乐观，他们选择留在布拉迪斯拉发，迄今为止，他们在那里成功逃避了抓捕。每天默默无闻的生活就像是上帝的恩赐，尤其是每周都能听到更多关于战争的好消息。巴黎已被解放，法国和比利时的重要港口也同时被解放。盟军开始在荷兰空降。德国会很快投降吗？

1944年9月26日是星期二，这对夫妇要庆祝蒂博尔的30岁生日。蒂博尔那年的生日刚好碰上赎罪日，“众安息日之安息日”（Sabbath of Sabbaths），为了赎罪必须斋戒二十五小时，这是最为神圣的犹太教仪式。按照习俗，洗过手后，他们坐在一起，享受一顿食物粗陋但依然难得的正餐。他们不仅庆祝蒂博尔的生日，而且庆祝佩莉斯嘉怀上新生命，佩莉斯嘉怀孕已超过八周。他们一起祈祷，希望他们的第四个孩子能够存活下来。

两天后，他们对快乐生活的期盼被打破，当时三名党卫队志愿兵冲进了他们的公寓。这种志愿兵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斯洛伐克德裔民兵。那三个人命令他们把行李装进两个小箱子，行李总重量不得超过50公斤。

佩莉斯嘉说：“他们极其可怕、分外嚣张。他们几乎不说话，而我也说不上话……面对逆境，我知道如何保持镇定。我绝不轻举妄动。”

就在那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在斯洛伐克政府支付1000帝国马克后，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和蒂博尔·勒文拜恩被“拖出”家门，塞进一辆黑色大货车后面的货厢。他们不得不舍弃蒂博尔那些邮票、烟斗、衬衣，还有那个藏书丰富的书柜，以及多年来写下的珍贵笔记。

这对年轻夫妇首先被驱赶到海杜科娃街那座高大的正统犹太教会堂。他们在那里等了很久，周围都是坐在地板上或行李上的人，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佩莉斯嘉因为妊娠反应而身体不适，这是她第一次发作。她感到阵阵恶心，于是靠在蒂博尔身上想缓解不适，蒂博尔让她多想想孩子。“我的丈夫安抚着我，他说：‘也许他们会送我们回家的，佩莉。’我只是想着我的孩子。我多么想要这个孩子。”

当天稍晚些时候，他们以及其他2000名犹太人被汽车转移到拉马奇（Lamač）一处小火车站，然后被送到往东60公里、位于多瑙河低地（Danubian Lowland）的杂乱无章的塞雷德（Sered’）劳动与中转营。塞雷德以前是军事基地，起义前夕由赫林卡卫队管理，此时被置于党卫队军官阿洛伊斯·布伦纳（Alois Brunner）监管之下，布伦纳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助手，而艾希曼是纳粹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也是希特勒所谓“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罪魁祸首之一。

布伦纳被派到塞雷德，亲自监督斯洛伐克犹太人的最后驱逐行动，此前他已在维希法国成功监督过类似行动。布伦纳经常穿着他最喜爱的白色制服，人们认为他把超过10万人送往奥斯维辛，他应该为此承担罪责。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被赶下运牛火车

那些抵达塞雷德的人会被塞进用木头搭建的营房，营房很快就人满为患。囚犯被剥夺人格的过程从早上点名开始，然后就是规定严苛的繁重体力劳动和整理内务劳动。囚犯塞满了营地每个地方，每天就靠半杯苦涩难忍的“咖啡”、几口来路不明的清汤、一点发霉变质的面包活着。有些更加虔诚的犹太人，在小心翼翼地切分那点可怜巴巴的定量食品之前，还要用热水洗手，而那些热水本是用来喝的。

就在赎罪日那天，当佩莉斯嘉及其丈夫还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时候，塞雷德的纳粹党徒在营地正中央烤全猪，他们大笑着叫唤那些饿得半死的犹太人来吃猪肉。尽管大家饥肠辘辘，但没有人迈出半步。

几乎在佩莉斯嘉和蒂博尔乘车抵达后，从塞雷德出发的第一轮东迁就开始了，布伦纳下令“清空”营地，以便为下一批囚犯腾出空间。1944年9月30日，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党卫队军官的监视下，将近2000名布拉迪斯拉发犹太人半夜被赶出营房，排成行列，被塞进货运列车。每80至100人被塞进一个货运车厢，就连呼吸的空间都不够，更不要说挪动身体了。一旦沉重的木门滑动上锁，他们就被关进令人窒息的黑暗空间，最小的孩子被人们举过头顶，放在那些背靠窄木板半坐着的人的膝盖上。其他人就只能站着或蹲着了。

除了一个空木桶和一个装满水的铁罐，车厢内再也没有任何卫生设施，每个车厢很快就变得臭气熏天、肮脏难忍，因为每次颠簸都会让木桶里的脏东西溅出来。有人试图通过小窗户倒空木桶，但缠满带刺铁丝网的格栅让人无法倒空木桶，人们被迫在自己站着的地方大小便，衣服也难免弄脏。

没有食物，没有新鲜空气，没有水，汗流浃背、悲观绝望的人们陆续崩溃。那些透过木板缝隙看到外面的人，会喊出途经城镇的名字，他们往东北方向行驶了300多公里。在穿越波兰国境时，有些年纪最老的囚犯会默念犹太教致死者的祈祷词，然后再也不说话。那些死去的人，会在路上停车的地方被扔出车厢，以便为活着的人腾出空间。与1944年最后几个月在恶劣条件下被运出塞雷德的数千名犹太人一样，这1860名斯洛伐克犹太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在目的地肯定会受到最为残酷的对待，也许生命会就此结束。

佩莉斯嘉和蒂博尔就像其他人那样惊惶失措，但他们还是尽量互相安慰，确信一切都会变好，他们终将带着孩子回家。佩莉斯嘉尤其坚定，决心绝不放弃，因为“我如此热爱生命”。她提醒蒂博尔，她会说好几种语言，能够跟其他囚犯对话，甚至跟党卫队员对话，对方可能会因此客气一点。她向蒂博尔保证，她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头脑。

对于佩莉斯嘉来说，信仰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在火车把他们拖向东方的黑暗时刻，正是信仰让她熬了过来。“对上帝的信仰是最为重要之事。当某人有了信仰，此人就会成为正派体面的人，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每天晚上，在我入睡之前，我都会向上帝祈祷。”由于已经受洗为福音派信徒，她很少会想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讽刺但并非毫无教益的是，当她和蒂博尔遭到残忍对待时，迫害者根本不会考虑其信仰。佩莉斯嘉承认道：“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手法是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就像对待动物。人群与人群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待之以人道。他们对待犹太人的行径是可怕的。我们被塞进货运列车……然后被扔出车厢。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毛骨悚然。”

火车行进了超过二十四小时，当人们被赶下站台时，大家还不知道自己正去往何处，是否会与两年前被抓走的亲人团聚。佩莉斯嘉会再见到姐姐博埃日卡和父母吗？她会与兹拉特莫拉夫采的老朋友见面吗，想当年他们可是一起游泳、一起唱歌、一起说英语和德语的呢？蒂博尔最终能够安慰他那寡居的母亲吗？

蒂博尔越来越忧郁，他不再心存幻想，他几乎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受苦，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佩莉斯嘉妊娠反应剧烈，而且缺乏水和新鲜空气，她只能在黑暗、恶臭的车厢里大口喘气，蒂博尔把她抱入怀里，亲吻她的头发，极力安慰她。蒂博尔自己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但还是不断与佩莉斯嘉说话，提醒她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乐观，只去想美好的事情。正如蒂博尔曾经在信中所说的，佩莉斯嘉就像“刺穿乌云的阳光”，必须让她对未来保持希望。

然而，随着火车不可逆转地向前开进，蒂博尔的勇气也终于消失殆尽。既然他们在路上已经受尽虐待，那么在终点又会有何等残酷的命运等着他们呢？蒂博尔把佩莉斯嘉抱得更紧了，他大声祈求上帝，让妻子和尚未出生的孩子活下来。这对夫妇意识到自己可能时日无多，他们决定在这最不堪的地方给孩子取好名字。他们轻声细语地商量，决定如果生女孩，就叫汉嘉（更为正式的拼写是哈娜），这取自祖母姐妹的名字；如果生男孩，就叫米什科（迈克尔）。

在这昏暗的车厢中，站在这对年轻夫妇旁边的是埃迪塔·克拉玛诺娃（Edita Kelamanová），一位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33岁的匈牙利老姑娘。埃迪塔在听到这对夫妇的对话后深受感动。在火车的嘈杂声中，埃迪塔告诉蒂博尔：“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的妻子与我在一起，我会照顾她。”埃迪塔家境殷实、富有教养，她不仅认为这是自己的道德责任，而且希望如果自己信守承诺，自己也能得到上帝眷顾，终有一日也能找到如意郎君。蒂博尔和佩莉斯嘉非常感谢这位好心的陌生人，佩莉斯嘉能辨认出对方的匈牙利口音，她客气地用匈牙利语说了句“谢谢”。

当火车在波德边境一处枢纽站场紧急刹车时，所有人都惊声尖叫。在那里，囚犯被正式移交给另一个政府。闷罐车厢的木门并未打开，人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只能在铁轨上默默等待。然后，来自塞雷德的火车动了一下，又继续前进，几个小时后，火车突然变轨，开进一条专用铁路支线，然后猛然停下，火车停在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正中央的铁路站台。那是1944年10月1日，星期天。从这移动监狱的密封车门外很快传来了恶狠狠的吵闹声，混杂着人的咆哮和狗的吠叫，乘客们终于知道，他们已经抵达终点了。

就在车门被猛然打开之前，蒂博尔对妻子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金色的佩莉！”他们正脚步蹒跚地走向未知的险境，他大喊道：“保持乐观，佩莉！只去想美好的事情！”

二 拉海尔

拉海尔·阿布拉姆丘克

“美丽的女士早上好，你怀孕了吗？”

1944年秋天，拉海尔·弗里德曼也被问到类似的问题。门格勒对她报以特别的微笑，这种微笑似乎是为他面前这些剃去毛发、脱去衣服，像人体模特那样站成行列的妇女们准备的，地点是在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

拉海尔不知道该说什么、该看何处，她只好眼光朝下，下巴贴着胸口。在她周围还有几百位同样身陷困境的妇女，她们都被迫在露天操场上站立好几个小时。拉海尔与那些妇女一样，对全身赤裸站在如此众多陌生人面前感到羞耻。她今年25岁，突然庆幸丈夫莫尼克没有与她一道，从波兰沦陷后的犹太隔离区被运到此地，这样莫尼克就看不到她所蒙受的屈辱了。

与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一样——也与数以千计拥有共同命运的妇女一样——拉海尔只有几秒钟来选择如何回答这位纳粹高官的提问，此人只要轻轻挥手就能决定她的生死。她甚至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怀上了莫尼克的孩子——即使怀上了，也只不过是怀孕数周而已。她也完全不知道承认怀孕可能意味着什么。

她曾经听说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某些恐怖传闻，但她不敢相信。而且，无论这些传言多么耸人听闻，毕竟并未提到门格勒医生，也未提到那些落在他手上的孕妇的命运，更未提到他对孩子们所做的残忍的医学实验，尤其是对双胞胎所做的实验。这些都将一一上演。

拉海尔唯一知道的是，当她看着这位衣着考究、亲自检查女性囚犯的医生时，医生脸上总是挂着皮笑肉不笑的笑容。实际上，当他毫无廉耻地欣赏青涩少女的身体时，当他极为粗暴地蹂躏成熟少妇的乳房时，他的行为举止就像一位勤勉的农夫在悉心照料自己的牲畜。

闪亮的军靴和笔挺的军服都说明他对纪律和规矩的执着。尽管有些脸红脖子粗的纳粹党徒懒洋洋地站在泥泞不堪的点名区周围，看上去醉醺醺或更糟，但这似乎丝毫不能消减他的兴致。正相反，他似乎全情投入于工作。当他在囚犯面前来回踱步时，偶尔还吹着口哨，只有在对身穿看着像条纹睡衣的囚服的囚犯头目发布命令时，他才会停顿下来。

任何能看出来有怀孕迹象或者滴下乳汁的妇女，都会被这些面无表情的男人拽出来。然而，妇女们绝非面无表情。当她们挤作一团时，她们眼中那恐惧的神情，足以让拉海尔想到答案。

当门格勒对她发问，然后不耐烦地左右摆弄手套时，她用双手护住乳房，平静地回答道：“没有。”

门格勒没有动手查验他面前这位孕妇。当他走向下一位受害者时，他甚至都没有回头再看拉海尔·弗里德曼一眼。

拉海尔出身于一个枝繁叶茂、“快乐而美丽”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孩子们一起玩耍、欢笑和歌唱，对于他们来说，生命本该是悠长而甜蜜的。

她本来的名字是拉海尔·阿布拉姆丘克（Rachel Abramczyk），但在余生中，她改名为鲁兹（Ruze）或“鲁什卡”（Rushka）。作为九位兄弟姐妹的长姐，她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一个月后，1918年年底的新年前夜，她出生在罗兹（Łódź）附近的帕比亚尼采（Pabianice），而罗兹是波兰第二大城市。

帕比亚尼采是波兰最为古老、最为繁荣的城镇之一，拥有漫长的纺织工业发展史。尽管如此，当地还是相对偏僻，镇上只有两辆汽车，其中一辆属于当地的医生。自从普鲁士人统治当地以来，犹太人在东欧的这个地区就备受歧视，但及至20世纪30年代，他们已经大致融入当地，约占当地人口中的16%。正统派犹太教徒和哈西德派犹太教徒身穿黑袍、头戴黑帽，他们比阿布拉姆丘克这样的世俗化家族受到更为严重的迫害；而世俗化家族自称为“文化上的犹太人”或“改革派”犹太人，早在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之前，他们就已世俗化了。

尽管在家里说意第绪语，尽管也庆祝犹太安息日以及其他宗教节日，食用犹太食物，使用犹太烛台，但他们很少去犹太会堂，孩子们也并未被培养为虔诚的犹太教徒，不过他们的确就读于犹太学校。

拉海尔的父亲沙伊阿（Shaiah）是纺织工程师，就职于其岳父的纺织公司，纺织行业是少数对犹太人开放的行业之一。这个家族拥有自己的纺织机，雇用了绝大多数亲戚，生产挂毯、窗帘、布艺家具。得益于妻子法伊加（Fajga）的父母的庇荫，沙伊阿一家生活得很好，拥有一座三层高的宽敞公寓。这座公寓有两个露台，还有一大片后花园。

沙伊阿·阿布拉姆丘克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已经48岁了，他受过良好教育，以知识分子自居。他有很多知识是通过自学而来的，他是一位如饥似渴的阅读者，沉浸于历史、文学、艺术的经典著作中。他督促孩子专注于学业，鼓励他们掌握流利的德语。当时，德语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文明人的语言。

拉海尔尊敬父亲，也遗传了父亲对学习的爱好。她是个用功的学生，她与兄弟姐妹们每天步行1公里去上学，风雨烈日无阻。他们从早上8点学习到下午1点30分，之后就可以自由地阅读或玩耍。

作为当时的习俗，母亲法伊加比其老成持重的丈夫年轻得多，法伊加生下拉海尔的时候才19岁。在其长女成长期间，法伊加几乎总是在怀孕。尽管法伊加疼爱孩子们，但她有时候会埋怨丈夫太过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她甚至公开向亲戚朋友表示，丈夫应该好好考虑节育。

法伊加是和蔼可亲的女性，她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她经常告诉孩子们：“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城堡。”法伊加以艺术品、瓷器、装饰品的混合风格来装点他们的公寓，在逾越节的时候总是摆上鲜花。无论亲戚朋友何时到访，访客们总是会对阿布拉姆丘克家的整洁大方和孩子们的知书达礼留下深刻印象。孩子们的良好教养要归功于拉海尔，因为她那胆小羞怯的母亲并不擅长于管束孩子。当拉海尔长大到足以抱起婴儿的时候，她实际上就承担起了仅次于母亲的角色，她帮忙做饭、做家务，也帮忙照顾弟弟妹妹。

当弟弟妹妹从学校回来，拉海尔就要准备午饭，饭后还要把弟弟妹妹带到户外去玩耍。拉海尔家也请过帮佣，但绝大部分家务都是长女承担的。萨拉（Sala）排行仅次于拉海尔，比拉海尔小三岁，她回忆道：“我们两个总是每人带一个弟弟或妹妹，我们两个还要用老办法来洗衣服，用搓衣板。”更小的妹妹伊斯特（Ester）和芭拉（Bala）长到足够大的时候，也要做家务。弟弟伯纳德的昵称是“贝雷克”（Berek），与弟弟莫涅克（Moniek）也要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但年纪更小的几个孩子，比如昵称为“多拉”（Dora）的多尔卡及其孪生兄弟赫涅克（Heniek）生于1931年，最小的昵称为“马纽西亚”（Maniusia）的妹妹阿尼奇卡生于1933年，他们都还太小了。

拉海尔深感责任重大。她说：“我们都是好孩子，我们从来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打架。”母亲总是让她督促弟弟妹妹注意言行、分担家务。她这辈子都得承担督导者的角色。或许因为肩上承担的责任，拉海尔瘦得皮包骨，有时被认为是家里“最孱弱的人”。萨拉活泼而美丽，在当地剧团唱歌跳舞，她说：“拉海尔总是需要比我们吃得更多。”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法伊加那神通广大的父母的资助，阿布拉姆丘克一家吃得很好，他们能吃上波兰馅饼饺子（pierogi dumplings），以及苹果炖鸭、梅子炖鸡那样的肉菜。也正是这些令人垂涎的对餐桌上各种食物的美好回忆，支撑着拉海尔及其家人熬过战争期间最艰难的岁月。

四个年纪较大的姐妹人缘都很好。她们富有教养、衣着得体、通晓双语，拥有来自各种宗教背景的广泛的朋友圈子。萨拉如此美丽，以至于她们学校的美术老师为她画了一幅肖像。萨拉回忆道：“这是莫大的荣幸，那时候我是她最喜爱的学生。”

尽管家族生意兴旺发达，家庭生活也时髦而欢乐，但阿布拉姆丘克家族的生活方式却时刻受到威胁，因为犹太人在波兰广受歧视，他们的冤屈只有在社区法庭或当地拉比那里才能得到申诉。这也让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萌生了远走高飞、到没有骚扰威胁的地方去开始新生活的想法。犹太复国主义萌芽于19世纪，及至20世纪30年代已在东欧汇成洪流。其思想主旨是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即在被视为犹太人故乡的土地上，建立免受歧视的生活方式。这种思想对于那些无权无势的犹太人越来越有吸引力。

更年长、更虔诚的犹太人则梦想前往巴勒斯坦，死在“离上帝更近”的土地上，这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有些人，比如拉海尔的父亲，则宁愿去阿塞拜疆，当地似乎能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年轻人则很少考虑宗教因素，他们只想到能够安全养育孩子的地方去，只想到人人平等的地方去。

从16岁起，拉海尔就成为犹太国家基金会的成员，为前往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募集经费。她也梦想有朝一日前往巴勒斯坦，找份好工作，过上新生活。由于青春岁月与身为保姆无异，拉海尔私底下决心嫁个有钱的夫婿。高中毕业后，她就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对方的名字叫摩西·弗里德曼（Moshe Friedman），又叫莫里斯或“莫尼克”（Monik），是个外表英俊的年轻人，生于1916年5月15日。他与守寡的母亲伊塔以及两位兄长大卫和阿夫纳共同拥有一家规模很大的纺织厂，他们甚至雇佣非犹太人，这在当时很了不起。

正是莫尼克那位生于匈牙利的不屈不挠的母亲勉力维持，才让工厂在丈夫希蒙死于肺结核后继续运转，这种疾病也几乎要了她的命，而且让她的健康严重受损。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成为“所有人的老板”。伊塔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三个儿子身上，她决心把生意做大，好让儿子们有点值钱的产业可以继承。

拉海尔的丈夫莫尼克·弗里德曼

1937年3月，就在拉海尔读完中学那年，莫尼克和拉海尔结婚了。此时的拉海尔要比孩提时代丰满些，已经出落成富有魅力的新娘了。丈夫当时才21岁，而拉海尔自己也才18岁，就已成为温柔的、传统的犹太妻子。拉海尔结婚时，她那长期辛劳的母亲法伊加还要在家照顾6岁的双胞胎和4岁的马纽西亚。母亲肯定非常想念拉海尔。

莫尼克·弗里德曼及其妻子都对犹太复国主义感兴趣，也都加入了名为戈尔多尼亚（Gordonia，以犹太复国主义先驱A.D.戈尔登的名字命名）的青年组织，致力于实现基布兹集体农场的生活方式，致力于希伯来语的复兴。出于这种信念，他们的婚礼极为简单。然而，莫尼克那位富有影响力的母亲却期待儿子们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她的小儿子和儿媳妇在罗兹的新家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战后的通货膨胀毁掉了欧洲数百万人的生活，但对那些懂得投资纺织品或贵金属的人来说则影响甚微。

拉海尔承认道：“我嫁给有钱人，我不用工作，我们过得比其他人好。”他们并不打算马上开始生儿育女，他们想要享受二人世界，并且力求发展事业。此外，拉海尔已经受够了照顾婴儿的日子。

罗兹有着先后隶属于普鲁士、德国和波兰的沧桑历史，也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工业城市之一。罗兹是一座遍布高大建筑、巴黎式街道和壮丽公共空间的大都市，拥有仅次于华沙的波兰第二大犹太社区，在将近100万人口中有30%是犹太人，其余的是波兰人和少数德意志人。据估计，罗兹有1200家纺织厂，整个行业使用了超过200万纱锭。在工业革命时代，罗兹已成为波兰这个贸易帝国的明珠和吸引技术工人的磁铁。

比起帕比亚尼采，来到国际化的罗兹，拉海尔和莫尼克能有更大作为。在摆脱家务、完成学业后，拉海尔能够集中精力募集资金，当时弗里德曼家族正讨论在华沙开设新厂的事宜，而在130公里外的华沙，他们已经购置了一处公寓。然而，他们的计划因为重大变故而被搁置。当阿道夫·希特勒兼并奥地利并赶走境内所有波兰人时，人们都知道，这位德国总理可不是省油的灯。在“水晶之夜”后，人们知道他的恫吓绝非说说而已。当德国、奥地利以及苏台德区的犹太人陷入恐慌并准备逃离时，拉海尔和莫尼克也考虑过离开。毕竟，他们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的许多朋友正纷纷前往巴勒斯坦。但在远离家人的黎凡特地区，他们能够有什么作为呢？在如此炎热、如此毒辣的中东气候中，他们如何生活，到何处生活呢？

尽管逃离极端纳粹政治影响的念头似乎很诱人，但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仍然在千里之外，希望他将会满足于已经攫取的一切。尽管他的影响力确实已经伸展到波兰，弗里德曼家族仍然认为只有宗教化的犹太人才会成为目标，而非他们这样富有的、融入了社会的犹太人。

经过深思熟虑，拉海尔和莫尼克选择留在祖国。他们看上去都像德国人，也都会说德语。他们比绝大多数人富有，而且有许多非犹太裔朋友。一直到闪闪发亮的黑色长筒军靴踏过他们的城市，他们都不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拉海尔后来说：“纳粹的残酷无情并不令我意外。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竟然是德国人。”此外，这对夫妇也想不到在别处还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的想法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即使失去财产，他们也能“应付过去”。

他们的希望随即被现实粉碎。1939年9月1日拂晓，纳粹发动“闪电战”入侵波兰，展现出巨大的军事优势。德军步兵团直插南北边境并进行了轮番轰炸，其中就包括对维隆的空袭，此地距离帕比亚尼采不过一小时多点的车程。维隆90%的中心城区被摧毁，1300名市民丧生。整个整个的社区靠自行车、步行和手推车逃命，祈求波兰军队能够阻止德国人的进攻。许多人穿越国界逃到罗马尼亚、立陶宛和匈牙利。然后，华沙也遭到德国空军的轮番轰炸，平民百姓与军事设施一样成为空袭目标。数以万计的人丧生，更多的人受伤。身处罗兹的拉海尔及其身处帕比亚尼采的家人都听到了飞机的呼啸声，每当刺耳的空袭警报响起，他们就跑到庇护所。等到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时，这对夫妇即使再想逃离也为时已晚了。

当轰炸最终结束时，华沙已被围困了三周，波兰军队最终投降，10万名军人沦为战俘。翌日，即1939年10月1日，德军装甲部队的坦克在大街上隆隆开过，德国国防军占领华沙。希特勒后来耀武扬威地宣布：“这个受到英国庇护的国家，短短18天内就从地图上被抹去……战争第一阶段暂告结束，战争第二阶段即将开始。”他向热烈欢呼的追随者保证，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紧随入侵而来的是第一波反犹浪潮。从第一天起，这两家人就意识到他们的“美好生活”已经过去了。波兰已被德国和苏联瓜分，两边都没有什么好前景。所有年纪从14岁到60岁的犹太人都要服强迫劳役；许多波兰德意志人热烈欢迎希勒特军队的到来，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又成了德国人。他们开始煽动种族主义，公开羞辱那些他们曾经暗暗嫉恨的人。

在危机四伏的大街上，哈西德派犹太教徒尤其容易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他们经常被拦住，被辱骂，被枪托击打，被剃去胡须（有时甚至被连根拔起），被迫用牙刷或祈祷用的围巾擦洗人行道。许多人被无缘无故地绞死。家园被抢劫，商店和会堂的玻璃窗被砸碎。所有犹太节日都被取消，德国人抓捕犹太人去从事强迫劳役，以防止他们在纺织企业从事技术工作。那些逃脱抓捕的人被迫交出所有财产，现金交易也被禁止。许多人在德国入侵几日后就失去了生计和绝大多数财产。曾经的邻居加入抢劫犹太人的大军，抢夺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他们盗取瓷器和亚麻、绘画和家具。他们甚至从别人的手指上抢夺结婚戒指。所有犹太人都被迫佩戴黄色袖章，后来改为黄色星星，这是他们被区别对待的明显象征。

在德国人占领的波兰地区，德语被宣布为官方语言，城市和街道名称也被改变：帕比亚尼采变成帕比亚尼茨，罗兹被改名为利茨曼斯塔特，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位将军，罗兹的主街被改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大街。拉海尔和莫尼克知道德国人从此就会赖在那儿不走了。

莫尼克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手段，设法弄到一些假证件，文件上声称他是“德意志公民”，是雅利安血统的波兰德意志人。由于他是金发碧眼，即使在雅利安血统的波兰人中，他看上去也能跻身于统治阶级。他也为拉海尔弄到了类似文件，这能允许他们在罗兹与华沙的家族公寓之间自由往返。这也使他们免于受到越来越多的管制措施的束缚。讽刺的是，要不是因为他们对生意和家族的眷恋，这对夫妇本来可以移居到他们想去的安全得多的地方，甚至可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不被发现。

拉海尔从朋友那里听说，她的家人被围困在帕比亚尼采，但都还活着，不过直接联系他们就会暴露自己。她还听说，在老城区的某个小地方，正在设立犹太隔离区，有些犹太人自愿进入隔离区，希望至少能得到安全。当局声称设立隔离区是为了保护犹太人免受雅利安人袭击，同时停止犹太人“与帝国的敌人合作”。当局还声称，隔离犹太人，是因为据说所有犹太人都有传播疾病的风险。20世纪40年代早期，拉海尔的家人与数以千计来自帕比亚尼采和邻近乡村的犹太人被塞进欧洲第一个隔离区，如果胆敢穿越重兵把守的边界，他们就会被处决。

许多家庭只是提前几天接到通知，并且只可以携带寝具和少量财物。及至1940年12月，隔离区从只有几百名居民暴涨到大约8000人，他们被塞进当局分配的房间或公寓。幸运的是，阿布拉姆丘克家族的朋友在隔离区密密麻麻的鹅卵石街道中有一处房产，后者为阿布拉姆丘克家族提供了一个大房间，足以供家人使用。大房间里还有些家具和厨具。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许多家庭被迫分离，或者被迫与陌生人在废弃的仓库里、在阴冷的公寓里分配狭窄的生活空间。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

在纳粹统治下，供应隔离区的所有食物和燃料都必须以实物和劳役来支付，每个人都不得不工作。按照纳粹任命的犹太长老委员会制定的经济社区条款，一天的工作能换得一份汤，因此人们必须完成工作指标，否则就要挨饿。有些人在隔离区周围的工厂做苦工，其他人则在家里劳动。萨拉以及兄弟莫涅克和贝雷克在工厂里工作，制造成衣、制服以及奢侈品。法伊加与最小的孩子们留在家里，沙伊阿承揽各种能够换取食物和改善居住条件的杂活。一家人就靠几盆清汤、一点儿面包活着。他们被迫乞讨、捡垃圾，如果碰上好运气，就用身上仅有的家当，换点蔬菜、肉类、鸡蛋。

从下午5点到第二天上午8点，隔离区内所有居民都被迫留在家里，在夏天，家里通常拥挤得令人窒息。由于缺乏有效的下水道系统，人们只能使用木桶大小便，木桶很快就会满溢，必须每天倒进臭气熏天的化粪池里，或者倒进流动化粪车里。后者其实就是木头手推车，由倒霉透顶的“清粪派遣工”推来推去。

拉海尔的家人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祈求这种折磨尽快过去。他们试图振作精神、彼此劝勉：“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能重新过上人的生活了。”几个星期变成几个月，情况毫无改善。每个人都变得更加消瘦、更加虚弱，情绪日益低落。妹妹萨拉说：“他们剥夺了我们的尊严，而我们还努力过得更好，但我们毕竟今非昔比了。”

及至1940年2月，一个形式类似的、面积大约2.5平方公里的犹太隔离区也在罗兹建立起来，这个隔离区是为16.4万名罗兹犹太人准备的，位于破败的巴乌迪和斯塔尔米阿斯托等几个街区。拉海尔和莫尼克决定尽快离开此地，与莫尼克的母亲和两位兄长搬到他们在华沙的公寓。尽管德国空军给华沙造成巨大破坏，但在当时，华沙正处于德国总督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的统辖下，这对夫妇希望自己在华沙没那么引人注目。拉海尔说：“我们预计战争最多再持续两三个月就该结束了。”

他们发现首都居民极为紧张。由于大批难民从全国各地拥入华沙以寻找庇护，生活变得比他们想象中更艰难。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拽马拉的木头手推车拥入城市，人们带上所有家当，手推车严重超载，锅碗瓢盆彼此碰撞，发出嘈杂的声响。食物极度短缺，而且即便随身携带假证件，人们也随时可能会被逮捕，甚至更糟糕。

及至1940年4月，华沙隔离区的围墙开始陆续建造起来，40万华沙犹太人最终都将会被围在墙内——成为纳粹欧洲占领区内最大的犹太隔离区。接下来几个月，随着人们向东方逃亡，希望能逃到巴勒斯坦或更安全的地方，恐慌开始蔓延。拉海尔、莫尼克以及两位兄长也前往边境，试探逃脱的可能。在路上，他们遇到大批难民，难民们带上了所有家当，希望在遥远的地方找到避难所。

莫尼克那寡居的母亲伊塔拒绝离家，因为自纳粹入侵以来，她的身体状况可谓每况愈下。与当时其他身为人子者一样，莫尼克认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在于照顾母亲，并且认为一家人待在一起比较好。当他和拉海尔意识到逃亡之路注定前途未卜、颠沛流离时，他们就知道，带着伊塔逃亡并不可行。拉海尔说：“这确实很艰难，对她来说更是太艰难了，所以我们回来了，并且决定留下来。”

及至1940年11月，所有身处华沙的犹太人都遭到围捕，并被强行送入隔离区。任何逃脱者都会被枪毙。在顶端附有带刺铁丝网的三米高墙内，数十万居民拥挤在面积只有2.09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弗里德曼家族的公寓已被围入隔离区围墙内，因此从一开始，生活就没有什么变化。拉海尔说：“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不用辛苦劳作，我们就靠我婆婆的财产生活。”食物以及其他货物仍然可以运入隔离区，任何人只要有波兰兹罗提或帝国马克，就能在黑市上买到奢侈品。几个月过去了，生活还是老样子，直到一家人接到搬出公寓的命令，因为这套公寓对一家四口来说明显太大了。一位战前的顾客慷慨地在自己的公寓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房间，他们对此深表感激。

随着人们开始露宿街头，以及由饥饿、劳累和肺结核、斑疹伤寒等疾病而导致的死亡人数上升到每月2000人，拉海尔决定对穷人组织救济，尤其是接济那些来自帕比亚尼采的难民。“许多人贫苦无依、饥肠辘辘，所以我们建个食堂，让他们至少每天能有一碗汤、一片面包。有些人领餐后会支付几个硬币，这样我们就能再买些食物，我们每天给70人做饭。”

犹太长老会或犹太居民委员会负责管理隔离区内的日常生活，他们为拉海尔以及其他志愿者建了个更大的食堂，但没有再提供其他物质支持。“我们坚持了六个月，直到我们资金耗尽。然后，我们只好关闭食堂。”

拉海尔转而致力于为那些最难熬过冬季的人收集衣物。由于缺乏取暖和煮食的燃料，已经有人冻死街头，小型墓地迅速爆满，人们不得不开挖集体墓穴。拉海尔尤其关注隔离区内的孩子，由于孩子们已经身陷饥饿与疾病，他们的身体抵抗力相当有限。拉海尔与几位朋友前往探望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后者是名62岁的医生、教育家与儿童作家，他早在1912年就已在华沙设立孤儿院了。科扎克好几次放弃逃离隔离区的机会，因为他舍不得他身后那200名流落街头的孩子。

科扎克的孤儿院在杰尔纳街，妇女们前往提供协助，科扎克请求妇女们为他的“小家伙们”收集些保暖衣物，妇女们做到了。第二年，在他们被送出隔离区当天，当科扎克让孩子们穿上最好的衣物时，他们所穿的几乎就是头年妇女们为他们所找到的。东迁行动已经开始，年轻人、老人和病人位于第一批被塞进火车送走的人之列。科扎克曾经说过：“孩子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所以，当孩子们两两并肩地被押送到华沙格但斯克货运站的装载点时，科扎克也一路跟随。从那里出发，一列火车把他们送往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的毒气室。他与孩子们都死在了特雷布林卡。

亚当·切尔尼亚库夫（Adam Czerniaków）是犹太居民委员会的负责人，他未能阻止纳粹提出每天提供6000名遣送者的要求，他也拒绝服从，于是毅然吞下氰化物胶囊。他给妻子和犹太居民委员会一位成员分别写下了便条，他写道：“他们要我亲手杀害本民族的孩子。我无力反抗，唯有赴死……我再也无力承担。我的行动将向世人证明，如何选择才是正确的。”

隔离区边界守备森严，但只要有合适的文件，人们还是能够进出隔离区大门的。人们过去习惯于通过犹太商人购买商品，既然犹太商人不在了，华沙的非犹太人只好依赖黑市交易。那些同情隔离区囚禁者的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运送食物和燃料等关键物资，男人和男孩通过隧道和下水道运送信件以及其他物资。

借助假证件，莫尼克偶尔会冒险走出围墙，或者购买必需品，或者打听拉海尔的家人在帕比亚尼采的消息。每次莫尼克外出，拉海尔都知道他可能有去无回。每次莫尼克平安归来，都令人感到极大宽慰；而到夜半无人私语时，他们也试图相互劝慰，要相信噩梦很快就会过去。即使到遣送行动开始时，他们也还告诉对方：“这也会过去的。”当纳粹许诺称那些自愿参加“遣送”的人将会获得额外的食物供应，有机会在农场工作，有机会住在温泉度假村时，一家人不为所动。他们决心留在一起，直到被迫离开为止。他们还心存希望，希望战争随时会结束。

然而，形势显然越发紧张。党卫队军官在身穿特殊衣帽、佩戴黄色星星的犹太警察陪同下，开始到处抓人，并且将任何所谓的“危险分子”就地处决。在主广场有人被公开绞死。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害怕有人敲门，尤其在宵禁后更是如此。几乎所有隔离区的走私贩子都被围捕和枪毙，隔离区与外界的联系由此被斩断。使用假证件已太过危险，日益严重的食物短缺正在加速犹太人的死亡。

莫尼克越来越感到无助，知道自己与年轻的妻子必须逃跑。莫尼克用尽家里最后一点儿钱财，雇用了一名走私贩子，让此人把拉海尔带出隔离区，尽管这同样危险重重。这名走私贩子可能是非犹太人，竟然牵来一匹马和一辆马车。此人带上拉海尔和另一名妇女，若无其事地穿过大门，直奔120公里外的帕比亚尼采。拉海尔说：“此行有三天路程。我们并没有藏着掖着。我们戴着老太婆的头巾，打扮得就像农妇。”两周过后，此人返回来接莫尼克。

莫尼克的母亲伊塔还留在华沙，由莫尼克的兄长阿夫纳照料。莫尼克的另一位兄长大卫已逃到了东方，据说在苏联。阿夫纳后来步大卫的后尘，抵达基辅，但据信两兄弟都未能在战争中幸存。

拉海尔已经有两年没有见过家人了，他们在帕比亚尼采隔离区迎来了令人激动的团聚。沙伊阿·阿布拉姆丘克已经60多岁了，他的妻子也已经40多岁，但两人看上去都老了很多。父母虚弱而苍白，眼睛失去了光彩，拉海尔儿时记忆中的天伦之乐也不复存在。然而，父母急切地想知道拉海尔的近况，也有好多话要对拉海尔说。父母津津有味地说起他们如何设法庆祝结婚25周年，当时父母互相送了小礼物，享用了比清汤稍为丰盛的食物。

与家人团聚是快乐的，但拉海尔及其丈夫很快就意识到，这里的生活跟在华沙一样艰难。然后有消息传来，所有身处帕比亚尼采的犹太人都要转送到罗兹隔离区，那里的境况还要更糟。带着沉重的心情与家人道别后，拉海尔和莫尼克自认为别无去处，只好又给走私贩子付钱，让他们原路返回华沙，返回那座他们之前拼命逃离的城市。一旦回到华沙隔离区，他们就不得不分头行事以保安全。莫尼克按计划住进朋友家里，但为拉海尔安排的“安全住所”却大门紧锁，里面的住户太过害怕，拒绝让她进屋。拉海尔别无选择，只好冒着被警察抓捕的巨大危险，说服正在等候的走私贩子把她带回父母身边。

1942年5月16日（星期六），就在拉海尔返回后不久，军警包围了帕比亚尼采隔离区，准备将其“清空”。当局只给每个人24小时以收拾细软。在纳粹的枪口下，在阿尔萨斯猎犬的凶恶吠叫中，每个人都被迫排好队。阿布拉姆丘克全家11人，包括拉海尔，紧紧地倚靠在一起，走向市镇体育场，他们被集中关押在里面，准备接受“审查”。

他们在体育场坐了一天一夜。他们忍饥挨饿，其中一些人还遭到殴打或羞辱。最终，他们被告知，他们会被公共汽车或运煤火车送去罗兹。当他们站在望不到头的队伍里等待上车时，德军士兵突然闯入，他们要决定哪些人更适合充当奴工。萨拉说：“我看见他们揪出老人和最多七八岁的孩子。这些人不准登上公共汽车。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已经11岁了，我们设法保住了他们。”

人群当中很快爆发混乱，歇斯底里的妇女拒绝抛下孩子。拉海尔及其家人惊恐地看着一名纳粹党徒从一位母亲手中夺过婴儿，远远地抛向空中。他们没有看见孩子落地，但知道这孩子肯定活不成了。萨拉说：“我永远忘不了。在某些母亲把婴儿托付给祖母照顾后，谁也不知道这些孩子会去往何方，会发生何事。”

在这两天时间里，包括孩子、老人和病人在内的4000人被无情地“筛选”出来，准备迎接未知的命运。亲人的号哭声即使远在体育场外也清晰可闻，人们还能听到枪声，那些抗拒骨肉分离的人，会被就地枪决。

当一家人等待上车时，德国官员前来征召自愿与孩子和老人同行以完成“重要工作”的青壮年男子。让他们感到惊恐的是，拉海尔18岁的弟弟莫涅克跳出来帮忙。他坚信如果自己随行，孩子们也许没有那么害怕。“我们说：‘不要回去！留在这儿！’他说：‘不，我必须去帮忙。’德国人就把他跟孩子们一起带走了。”他们最后一眼看见年轻英俊的莫涅克时，他正被赶上一辆载满孩子的公共汽车，他唱着儿歌，试图安抚孩子们。

心烦意乱的一家人彻底没了主意，当天被选中的人被送到海乌姆诺（Chełmno），此地被德国人重新命名为库姆霍夫（Kulmhof），成为罗兹西北面不到100公里外的党卫队专业屠杀中心。战争期间，大约15万人在海乌姆诺被消灭，或者在埋尸坑旁边排成队伍被射杀，或者被关在特别改装过的卡车里，卡车驶入鲁兹霍夫森林（Rzuchów Forest）的林间空地，汽车发动机的废气被灌入车厢。大约7万名受害者来自罗兹。战争结束许多年后，一家人才发现他们珍爱的莫涅克遭遇到什么命运。

萨拉说：“人们被赶入森林，然后全部被射杀。我弟弟就是清理工之一，现场清理干净后，这些年轻男子也就被射杀了。行刑者让我弟弟脱掉衣服，处决过后，当局负责回收他的衣服。他是我们家第一位被杀者。”

阿布拉姆丘克一家当时并不知道莫涅克的命运，只能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当少了莫涅克的一家人被送到罗兹的时候，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

新隔离区位于罗兹老城的贫民窟，那里的状况即使与华沙相比，也足以让拉海尔感到震惊。据估计，1941～1942年，仅在华沙就有7万名犹太人被活活饿死。拉海尔说她从未真正理解何谓饥饿，直到她抵达罗兹为止。守备森严的大门前挂着巨大的警告标语：“犹太人居住区。禁止进入。”士兵每500米贴出告示，说明任何人试图逃跑都会被射杀。

在带刺铁丝网围墙内，大约有23万人拥挤地生活在糟糕透顶的环境中，生活在泥路或鹅卵石路旁的房屋里。没有窗户的公寓容纳了整个社区的居民。空气中弥漫着臭水沟和人体腐烂所散发的臭味，不论活人死人都在腐烂。隔离区内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人们看上去神经兮兮，无暇顾及自己的外表。松松垮垮的皮肤就像衣服那样搭在身上，许多人在灯光下就像幢幢鬼影，仿佛一阵轻风就能把他们吹走。萨拉说：“在那里生活最久的人看上去最可怕。他们严重营养不良，因为饥饿而全身浮肿。他们几乎无力行走，并且面黄肌瘦。实在是太可怜了。”

罗兹犹太隔离区的犹太人行道，使其与雅利安人街道隔开

三座陡峭的木桥跨过隔离区的主要街道，街道禁止非雅利安人通行，电车就在木桥下方开过，乘客不许在此下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隔离区内情况恶化。阿布拉姆丘克一家曾经生活在色彩斑斓、活力洋溢的家里，如今只能看到周围幽灵般的人们和单调乏味的颜色，似乎生活的色彩已经因为饥饿与寒冷而褪去。就像每一处隔离区那样，纳粹坚持犹太人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人们只有拼命工作以换取生存的机会。围墙外面有超过100家工厂，所有年纪在10岁到65岁之间的人都必须干活。在隔离区最大的开放空间，即卢托米尔斯卡街的消防队大院里，每天都有高音喇叭发布各种通知，通知新来者在工厂上工哨响之前去何处报到。纳粹制定了所谓的“犹太定量”，每人每天可以从公共食堂领取价值大约30德国芬尼的定量配给，但每位居民都必须工作以偿还这项“债务”。拉海尔及其家人很快就被雇用，为德国战争机器生产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包括织物、鞋子、背包、马鞍、皮带和制服。作为回报，纳粹只提供足够（也并不总是足够）让人们存活的食物，以及少数基本服务。

一旦工人完成一半工作定量，他们就能获得一碗汤或“泔水”和一小片面包。每周，人们都要排队领取其他定量配给，如甜菜、土豆、甘蓝、大麦或洋葱，反正有什么就领什么。如果当局大发慈悲，还可能分发一小根来路不明的香肠、一块人造黄油、一把面粉、一点儿人造蜂蜜或几条（发臭的）小鱼，那些东西得一个月才有一次。大门外偶尔会送来牛奶，但在夏天时牛奶很快就酸了，那时候任何生鲜产品都会迅速腐烂。

至于如何获取每周的食物，取决于每个人能想到的办法。有人会把鞋子、衣服、香烟、书籍或其他贵重物品拿出来，换取额外的食物，如萝卜叶，好让清汤有点味道，如菜根，这本是用来喂牛的。拉海尔的父亲沙伊阿是位老烟民，经常用自己的食物换几根香烟，因此日益消瘦。

拉海尔及其家人对隔离区的绝大多数记忆就是“总是在干活，总是饿肚子”。他们饿到眼窝深陷，而且髋骨突出到可以磨破衣服。裤腰带紧了又紧，还得在上面再打孔，一家人仅有的几件衣服，也很快就变得破破烂烂、油光可鉴。他们腹部胀痛、步履沉重。一如在华沙那样，人们只有靠黑市才能存活，因为食物分配点和土豆仓库日益成为腐败和盗窃的对象，人们称之为“揩油”。数以百计的人罹患脓疮或肢体浮肿，这都是营养不良所导致的。萨拉回忆道：“有些人几乎无法行走，因为他们空空如也的肚子里都是水，他们喝了太多水了。有一次我的双脚都撑不住我的身体了，妈妈给我弄了点黑色的油与褐色的糖，就当补充维生素。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但真的见效了。”

据估计，隔离区有20%的居民死于劳累、饥饿或疾病。在寒冷的冬季，人们在床上就冻死了。有人跳窗、服毒、上吊自杀，就是为了避免那无可避免的结局。有些父母会杀死孩子，然后自杀。还有人“自投罗网”，他们冲向路障，相信纳粹的子弹会给他们痛快的死亡。后来，在集中营里，彻底绝望的囚犯经常使用这种方法自杀，他们冲向电网，只求死得痛快。

莫迪凯·哈伊姆·鲁姆科夫斯基（Mordechai Chaim Rumkowski），一位无儿无女的63岁波兰商人，被纳粹任命为“犹太长老”。就像切尔尼亚库夫在华沙那样，鲁姆科夫斯基在巴乌迪广场的总部负责隔离区的日常运作。他也能决定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命运。鲁姆科夫斯基曾经是纺织品制造商和孤儿院负责人，从他决定与纳粹合作开始，他就注定成为极具争议的人物，有人视其为英雄，也有人视其为内奸。

鲁姆科夫斯基长着白发与蓝眼，他相信借助谈判技巧，就能成为市内最大孤儿院的负责人，就能通过技术工人“流动”来拯救犹太人。他的格言是：“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工作！”他坚信如果隔离区能够维持高效生产，纳粹就难以承受因放弃这支宝贵劳动力而造成的损失。有人认为，在华沙隔离区以及其他隔离区被摧毁两年后，他们还能够继续活下来，不得不说这是项伟大成就。

然而，鲁姆科夫斯基也在隔离区内制造了极为森严的等级架构，许多与他合作的统治精英被称为“长老”，他们按部就班地工作。这帮人是导致犹太同胞受骗、挨饿、被剥削的帮凶，他们住在舒适的公寓里，饮用伏特加，占用别人的食物配给。有些人甚至在马雷辛拥有夏季别墅。他们为自己的孩子雇用音乐老师和希伯来语老师，享受热水和肥皂，享用外面运来的商品，甚至出席音乐会和招待会，而普通人却只能蹲坐在窝棚里刮擦自己的疥疮。在冬天，只有熬汤的食堂以及面包房允许在炉灶中使用燃料，精英阶层却有充足的燃料供应，而普通人则只能在煤车里找煤渣，或者拆掉废弃的房子，把屋椽拿来烧。

拉海尔以及家里其他8名成员共用一套指定公寓的一个大房间，公寓位于隔离区正中央，这个区域被重新命名为费费尔加斯（Pfeffergasse），条件比许多人都好。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肩并肩睡在没有床的床垫上，既是为了取暖，也是为了节省空间。拉海尔的弟弟贝雷克，很快就由于年轻力壮而被送去做苦工，因此也就搬走了。一家人每周的面包定量要从当地一家杂货店领取，他们让年纪最小的赫涅克去排队，希望店主出于怜悯多给他一点面包。每当赫涅克把珍贵的面包带回家后，母亲法伊加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面包切成九份，然后把最大的一份给孩子们的父亲，因为他是“家里的国王”。

罗兹犹太隔离区的奴工

每天晚上，当家里比较年长的成员下班回家，法伊加总会给他们端上汤，食材是她千方百计找来的。有时候，他们还能吃到土豆，尽管在冬天绝大多数土豆运来的时候就已经冻硬，而当土豆解冻时又已经发黑发臭，人们不得不把土豆埋掉以免有人食物中毒。有时候，他们也许会找到芜菁。按照定量，他们可以获得人造咖啡粉，法伊加会将其与水混合，制作几片软馅饼，让孩子们填填肚子。此后，咖啡的味道总会让拉海尔与妹妹们想起那些别出心裁的小馅饼。

萨拉说：“尽管我们很饿，但我们还是尽力苦中作乐。我们仍然相信，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变好的。”

父亲沙伊阿·阿布拉姆丘克可谓心灵手巧，他整天待在工棚里，利用他的手艺改善家里的生活。他把房间的一角改造成隔间，把孩子们穿破的鞋子改造成支架，还给家里拉上电线，让家人用上电灯和电动缝纫机。这对萨拉来说尤其有用，萨拉是个很有天赋的缝纫女工，她给德国人缝制衣帽。每当她在灯光昏暗的工厂里完成工作，她就拖着酸痛的双脚走回家，她喝点汤，然后就开始用旧布料做新衣服。她会把衣服卖给统治精英，以换取一点额外的食物。

萨拉说：“我的工作……是制作优雅得体的女装，这些女装会被运回德国。有时候，我还设计衣服，德国人进来看着我干活。回到家里，我则化无为有……我还记得，我曾经有许多绿色的布料。”

工作不仅是为了换取食物，还是为了逃避被“遣送”到劳动营的危险。早在1942年1月，即在拉海尔及其家人被塞进隔离区之前，遣送行动就已经开始了。从1941年下半年起，来自欧洲各纳粹占领区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陆续被运到罗兹，鲁姆科夫斯基及其领导下的遣送委员会接到命令，必须确保每天遣送1000人，以便腾出空间。如果老人未能完成工作定额，纳粹则要求老人的妻子和孩子为其完成定额。由于反复接到交出手底下之人的指示，鲁姆科夫斯基面临巨大的道德困境，但他别无选择，只能遵照执行。他早就意识到，如果他不服从，那些拼命毁灭犹太社区的人必将找到更听话的人来取代他。他希望至少能够通过谈判来降低遣送人数。

每当遣送行动开始，德国警察就会在隔离区辅助警察的陪同下，沿街搜索“新鲜猎物”。枪声此起彼伏，因为如果在围捕期间有人反抗，反抗者就会被当场射杀。每当在名单上选定了一批遣送者，身穿制服的男人就会乘坐卡车抵达现场，包围整栋公寓。他们会把公寓楼里的所有人都拖出来，即使对方穿着睡衣也不例外。如果住户拒绝主动开门，警察就会破门而入。

那些不幸登上名单的人，首先被关押在查尔内基街的隔离区监狱，然后通过有轨电车被送往位于马雷辛的拉多格西奇铁路干线车站，这座车站就在隔离区外围。据估计，战争期间，有20万犹太人通过德国人所称的拉德加斯特装载站被送走。当他们被关押在查尔内基街期间，他们还心存希望。在这几个小时里，有时在这几天里，他们的家人会绝望地走遍隔离区，试图找到一名“中间人”，即他们可能认识的任何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会哀求或贿赂中间人，请求对方把家人从遣送名单中划去。人们的请求几乎总是徒劳的，但假如请求得到满足，也仅仅意味着其他人顶替获救者的位置以填满配额，人们委婉地称之为“跳进油锅”。

尽管围捕行动偶尔会停止，但隔离区内人人自危，迟早都要面对遣送和死亡。拉海尔的家人越来越感觉到希望渺茫。他们此时唯一的想法是尽可能多活一天，尽可能保护家人。在这种任意抓捕中，沙伊阿·阿布拉姆丘克越来越害怕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家人，他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以保护家人。孩子们都认为父亲的聪明睿智堪比发明家，父亲延伸了房间的隔墙，并且制作了一张木制梳妆台挡在隔墙正中央。父亲在梳妆台下方的背面开了一扇暗门，通过暗门——一旦家人听到警察和党卫队抵达——他们就能躲进暗格。萨拉说：“里面的空间刚好够我们挤进去。任何人进入房间都会以为房间是空的。父亲甚至在隔墙上挂了画，这样看上去隔墙背后就是实心的了。”

1942年9月，当隔离区内的遣送行动重新开始时，暗格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每当卡车柴油机的轰鸣声和长筒军靴的脚步声预示着卫兵上门时，邻居们就会被抓走，最后不知所踪。每一次，阿布拉姆丘克家都会爬过梳妆台下的暗门，一家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遮住耳朵，不去听隔壁妇女的哀求和尖叫，不去听那虐待狂的奸笑。萨拉说：“德国人来了之后对所有人大喊大叫：‘滚到外面去！’然后，他们开始选人。他们会把五六十个人塞进公共汽车。这种事情反反复复地发生。”一家人能做的，仅仅是默默地对将永远消失的朋友和邻居道别。

围墙之内，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们被送走的亲人境况如何。由于实际上与外界消息隔绝，人们都不知道在海乌姆诺，唯一的选择就是死于子弹或一氧化碳。从东方回程的运牛火车的缝隙里偷偷夹着小纸条，暗示着前方的恐怖前景，写纸条的人劝告犹太同胞，千万不要登上火车。来自欧洲各纳粹占领区的遣送者的衣服和行李，也回流到隔离区，以供战争期间循环利用，有些衣服上还写着衣服所有者的名字，而这些名字还是留在隔离区的人们所认识的。久而久之，罗兹犹太人开始产生怀疑，开始相信传闻中所谓“油锅”的真正含义。

鲁姆科夫斯基害怕如果未能完成配额，必将招致纳粹报复，他与助手反复向人们保证，被遣送者将在新营地得到照顾，将会允许一家团聚。他们许诺，被遣送者将为战争付出努力，在军营里生活条件将会有所改善。但随着遣送行动持续进行，而被遣送者杳无音信，没有人再相信那些许诺。最后，就连鲁姆科夫斯基也不再掩饰了。

鲁姆科夫斯基的计划失败了。他曾经建立起他自以为堪称模范的劳动营，里面有学校、医院、消防队、警察局，在社区里他是最高统治者，他甚至主持婚礼，但他的权威正在逐步瓦解。不仅因为数以千计的人被送走，而且因为纳粹从未能够为隔离区内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食物。鲁姆科夫斯基为镇压饥饿且愤怒的民众越演越烈的游行示威而疲于奔命，他变得更加独断专行，威胁要逮捕那些妨碍他维持隔离区运转的反抗者。

纳粹决心加快灭绝犹太人的步伐，他们违背了与鲁姆科夫斯基的协议，要求送走更多的人。然后，纳粹还提出最为残忍的要求，遣送所有未满10岁的孩子和年逾65岁的老人，也就是在8天时间里每天送走3000人。

1942年9月5日，阿布拉姆丘克家的暗格救了全家人的性命，下午5点，全面宵禁开始。在那个星期里，超过2万人被传唤。几乎所有家庭都未能幸免。

鲁姆科夫斯基连日来手持礼帽站立，请求他的主人收回成命，或者至少降低配额，但徒劳无功。鲁姆科夫斯基曾经为自己关爱儿童而自豪，但他最终接受了现实，他从未能够动摇纳粹的计划。全面宵禁前一天，这个“垂头丧气的犹太人”把所有人召集到消防队大院。在那个潮湿的秋日下午，他叹了口气，向众人宣布道：“一场暴风雨即将降临隔离区。他们要求我们放弃最珍贵的宝物，我们的孩子和老人……我从未想过，我将被迫亲手把祭品送上祭坛……我不得不张开双手哀求：兄弟姐妹们，把他们给我；父亲母亲们，把你们的孩子给我。”

在尖叫与哀鸣中，他告诉人们，通过谈判，他只能在原定2.4万人的配额中酌量减少，而且年过10岁的孩子都可以留下来。他说符合遣送年限的孩子和老人总共只有1.3万人，余下缺额必须由其他人补足。他已经同意交出病人，他说这“是为了拯救健康的人”。如果遣送行动遇到任何反抗，他保证反抗者将会被强行遣送。

拉海尔最小的妹妹马纽西亚刚满11岁，在这道荒诞的法令下刚好安全。但这丝毫未能减少被传唤的恐慌，或者对遣送行动执行方式的恐慌。拉海尔说：“我们曾经以为人们被送去工作，直到他们开始抓走孩子和医院里的病人。我们就知道他们是要把孩子和病人抓去杀掉。他们抓孩子的方式如此令人恐惧。孩子们被扔出窗外，扔到楼下的卡车里，我们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人们被这种民不聊生的状况逼到疯癫的边缘，有些父母一旦失去一直以来拼命保护的孩子，当场就疯掉了。有传闻说，有些母亲宁愿闷死自己的婴儿，也绝不交给荷枪实弹、带着猎犬沿街搜索的纳粹党徒。

萨拉说：“每当我们听到德国人在抓人，我们就待在暗格里，直到我们确信已经安全了才出来。”当一切重归寂静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才会从梳妆台后面爬出来，在楼房里徘徊，看看有谁被抓走了。如果某套公寓的大门被踢开，门板摇摇欲坠，那就意味着邻居再也回不来了，他们就会自行拿走所有遗留的食物或有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那几个星期里活下来的方式……我们获取食物，像动物那样狼吞虎咽，我们已经不像人类了。”

罗兹市的拉德加斯特火车站，包括拉海尔在内的约20万名犹太人从此处被送走

被关押在罗兹的人们就这样过一天算一天，有时是过一分钟算一分钟，当然也是吃一顿算一顿。波兰兹罗提、帝国马克，或者人称“鲁姆基斯”或“哈伊姆卡斯”（影射哈伊姆·鲁姆科夫斯基）的利茨曼斯塔特隔离区货币，都已再无用处，因为唯一被承认的硬通货就是食物。定量配给总是无法按时兑现，这部分是由于纳粹限量供应，每当遣送行动临近，限量供应就成为消弭反抗的手段。他们会给自愿接受遣送的人提供免费肉类。对于留在隔离区的人们来说，每天的营养摄入量会被砍掉三分之二，而日益严重的腐败行为也意味着许多补给品被非法倒卖。

那些营养不良最为严重的人，经常赤足跛行、衣衫褴褛、身体扭曲，被称为“沙漏人”（hourglass）。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精神麻木、躯体肿胀、卧病在床、眼泛泪光，并且时日无多。疥疮、斑疹伤寒、肺结核等传染病又再夺去了数百人的性命。随着情况日益恶化，屡遭围攻的鲁姆科夫斯基誓言隔离区工厂的灯光不会熄灭。在另一次演讲中，他承诺道：“我无力拯救每一个人，只能让所有居民慢慢饿死，但我至少能拯救最优秀的1万人。”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倒毙街头，夏天被苍蝇覆盖，冬天被冰雪掩埋，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在隔离区，哪怕弄到几片剩下的菜叶、一块腐烂的土豆，都已成为奢望。

拉海尔是出身于富裕显赫家族的年轻主妇，由于家族的社会关系，她已经比其他人幸运多了。但她还是必须工作，她在一家人造纤维工厂的办公室里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这家工厂为身处俄国前线的士兵生产鞋靴。这些大码套鞋如此僵硬，几乎无法穿着走路，只能用于保护国防军士兵的脚趾头免于冻伤。拉海尔有三个妹妹也在这家工厂工作，甚至最小的妹妹也在这里。

隔离区围墙外，拉海尔的丈夫莫尼克继续想方设法营救妻子。他用假证件逃出华沙后历尽风险，长途跋涉到罗兹，试图找到拉海尔。拉海尔说：“他认为我太过虚弱，不可能在隔离区内独自生存，但他也无法救我出去。我弟弟贝雷克在附近的营地工作，看见他往回走，上了有轨电车。最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德国人的眼皮底下穿过铁丝网，就是为了在隔离区内陪着我，因为他确信这样我会更有机会活下来。如果没有我，他甚至不打算活到战争结束……所以他来了，就在我身边。”

莫尼克永远放弃了逃脱的机会，他与拉海尔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搬进那拥挤不堪的房间。他最大的问题是此时已成为非法滞留者，在纳粹滴水不漏的统治体制下，他成了不在名册上的人。在战争爆发之前，鲁姆科夫斯基与莫尼克的母亲伊塔颇有交情，因此拉海尔的家人也受到关照。“隔离区之王”告诉莫尼克，只有在一个地方，没有人会问及他的来历，那就是犹太特别警察部队。莫尼克当即同意，跟着其他人住进了营房。拉海尔说：“他们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与所有在纳粹统治下挣扎求存的人一样，他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莫尼克也和拉海尔的弟弟贝雷克一样，成为志愿消防员，在这个自生自灭的社区，这是必要的紧急服务。那些像他们这样幸运地取得政府职位的人，会集体住在警察总部或消防队，在那里他们会吃得稍好些。不久后，拉海尔在邻近街区的公寓分配到一个小房间。在那里，当丈夫有空来见她时，她就能与丈夫拥有片刻私密时光了。

还有其他意外惊喜。“战前出身于我们公司的一位厂务代表，把我们领到一座大仓库，帮我们找到一些衣服和毛毯，因为我们来的时候衣衫单薄。”随着隔离区进入冬季，暴风雪把所有东西都盖上厚厚一层雪，就连最肮脏的街道看上去都洁白无瑕，一张额外的毛毯就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

所有人都通过组织音乐会等文化活动来振作精神。那里有爵士乐队、交响乐团、戏剧以及为孩子们准备的哑剧。萨拉自小就在业余剧团里唱歌跳舞，即使在帕比亚尼采隔离区也依然故我，此时成为最出色的演员之一。教育事业也未被忽略，在拉海尔的工厂里，雇请来的教师就在孩子身旁给他们授课，同时一起工作。“他们没有课本或纸张，全靠口授，或听读，或拼读，或者给孩子们讲故事。”

从1942年9月到1944年5月，7.5万名青壮年犹太奴隶让党卫队获利丰厚，以至于隔离区的遣送行动也一度推迟。但随着战局逆转，盟军轰炸机开始以德国城市为攻击目标，如对汉堡和鲁尔工业区的大规模轰炸都造成了数千人伤亡。然后在5月，第三帝国的二号实权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下令清除隔离区。此后三个月内，7000名犹太人被送到海乌姆诺，并在那里被杀害，但由于人数太多，特种死亡卡车不敷应用，人们就被转送到奥斯维辛。倒霉透顶的隔离区邮差负责向即将被送走的人发放通知，邮差们因此被称为“死亡天使”。

食物如此短缺，必须减少人口，因此滞留的孩子和老人都被塞进火车，送去未知的目的地。按理说，拉海尔家里最小的成员也要被送走，但他们还是设法在那堵假墙后面躲过了搜捕。然后，某些体格健全的男人也被抓走。贝雷克和莫尼克因为在警队和消防队供职而未被遣送，但他们已无法再保护家人。那里已无处可躲。

多年以来，拉海尔及其家人都设法待在一起并成功逃脱抓捕。然后，在1944年8月的某一天，贝雷克，这位“世界上最好的弟弟”，这位曾经想尽办法让家人幸存并团圆的年轻人，回到家里，并带来了“好消息”，说遣送行动已经停止了。

当局向消防员保证，机要工作人员的家属都可以得救。他们必须走出藏身处，到消防队大院集合，好让当局登记身份，并统计还有多少人需要养活。然而，就像罗兹隔离区的其他承诺那样，这次的承诺同样只是空话。

萨拉解释道：“就在我们从消防队回家的路上，身穿党卫队制服的卫兵把我们抓起来了。母亲还在家里照顾最小的成员，于是我跟一个德国人说：‘我的小妹妹马纽西亚需要回家，告诉母亲我们被抓住了。’我希望她能与家里其他人一块儿躲起来，但母亲与家人匆匆忙忙地赶来，所以我们都在一起了。我们被带上火车。我们都不说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去往何方，也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处置我们。我抱紧我的小妹妹，就像抱着婴儿一样。然后，他们就拉开车厢闸门了。”

用于运送“帝国的敌人”的货运车厢内部

在最后离开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当中，也是最后离开隔离区的波兰犹太人当中，拉海尔·弗里德曼25岁，她被送到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那天是1944年8月28日，星期一。拉海尔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见到莫尼克了，不知道他是否在这次遣送行动中被抓捕，是否关押在其他车厢，也不知道他是否躲在隔离区内的某个地方。这对夫妇再也没有机会彼此安慰，甚至都没有机会道别。

弟弟贝雷克本来可以继续留在罗兹，作为750人的犹太别动队的成员之一，清理和回收所有遗留物资，但他选择与家人同行。他年轻力壮，知道自己能够在苦工营最艰难的环境里帮助父亲沙伊阿活下来。他几乎做到了。

在那个8月的晚上，同样乘坐最后几班火车离开城市的还有哈伊姆·鲁姆科夫斯基夫妇及另外3名家族成员。有人说他自愿与最后的遣送者同行，希望能够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当时波兰其他隔离区早已清空，罗兹的“国王”（他的名字取自犹太祝福语“生命”）也曾设法借助各种手段，让他手下的民众尽可能安全。他的结局到底如何？是命丧毒气室，死在那个他无意中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地方，还是命丧集中营，死在谴责他害死无数人的犹太同胞手中。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

在罗兹隔离区登记在册的超过20万人当中，只有不到1000人幸存。这是纳粹毁灭欧洲犹太人的重大“胜利”之一。尽管被关押在密封的货运车厢里，就像动物那样被送去屠宰场，拉海尔及其家人还是设法待在一起。他们挤在车厢黑暗角落的狭小空间里，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他们想知道自己被送往何方。拉海尔说：“我们都很害怕，在那密封到无法对外张望的火车里，大家都不敢说话。”车厢里没有任何隐私，罗兹犹太人共同忍受着车厢里迅速满溢的粪桶，随着火车震动偶尔溢出的秽物；四处弥漫的氨气熏得他们眼睛直落泪。他们极度渴望哪怕一点点新鲜空气，他们意识到，如果能站在铁丝缠绕的窗缝旁边，也许会好受一点儿。

等到火车在奥斯维辛戛然停下，孩子们都在哭闹，老人们都在祈祷。人们在拥挤的黑暗空间中浅浅地吸了口气，他们听到金属门闩解锁的声音，然后滑动门砰然打开，空气涌入车厢。刺眼的光线射入车厢，在极其难听的叫骂声中，人们被棍棒敲打，被推挤进不同的队伍。大家都认为，这是最糟糕的时刻。拉海尔说：“你不会去想。你不会去说。你只会像机器人那样向前走。”

门格勒医生当晚又是当值，他站在“站台”旁边，看着他最新鲜的货物抵达。门格勒的妻子艾琳，也是门格勒的独子罗尔夫的母亲，最近刚刚来到营地探望门格勒，这一来就是几乎三个月，因为她染上了疾病，得在设备完善的党卫队医院留医一段时间。艾琳来访期间，丈夫告诉艾琳，他在奥斯维辛的工作如同在前线服役，他的职责同样要靠“士兵般的服从”来完成。

每当火车开来时，负责管理集中营的党卫队骷髅部队军官总是会抱怨“新来的货物”货色不好。门格勒很少评论，但他上下打量每一名新来的囚犯，偶尔问几个问题，有时还相当友善，然后指示囚犯走向右边或左边，即走向生存或死亡。

拉海尔的家人才抵达几分钟就被分开了。目瞪口呆的法伊加紧紧地拥抱着三个最小的孩子，13岁的双胞胎赫涅克和多拉，以及“宝宝”马纽西亚，他们被推挤到一边，而拉海尔及妹妹伊斯特、芭拉和萨拉则被推挤到另一边。每支拥挤的队伍都在缓缓前进，人们焦虑地伸长脖子、抬头张望，想要再看亲人最后一眼，但马上受到呵斥，不得不回到队伍里。

沙伊阿·阿布拉姆丘克，这位多愁善感、痴迷书籍的知识分子，这位鼓励孩子们学习德语的发明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美好的家庭在波兰的寒风中四处飘散，他和贝雷克被迫走进苦工营的队伍。拉海尔说：“他们走得太远了。我看不到我的莫尼克。我看不到母亲和弟弟妹妹……我看见父亲，他用手势告诉我，他一个人可能熬不下去，但两个人在一起就不怕了。”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将是拉海尔和姐妹们最后一次看见父母和最小的弟弟妹妹了。

三 安嘉

安嘉的身份证

“女士，你怀上孩子了吗？”那位声名狼藉的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的医生用德语问道，安嘉·纳坦诺娃赤身裸体地站在他面前的点名区内，那是1944年10月的一个晚上。

这位发育良好的27岁捷克妇女为她丰满的乳房而感到极度窘迫，她试图以一边手臂遮住乳房，以另一边手臂盖住私处。安嘉惊慌地四处张望，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愚蠢到自愿跟随丈夫贝恩德来到这个地方。在布拉格以北一小时车程的泰雷津犹太隔离区熬过三年以后，她天真地以为两夫妻会被安置在类似的地方。由于其他家人已被送到东边，她认为两夫妻最好聚在一起。

当火车穿过比克瑙的“死亡拱门”，缓缓停靠在专用站台时，她意识到自己错了。跟这里相比，泰雷津简直就是天堂。

随着货运车厢的铁门闩被拨开，沉重的木门也伴着不祥的响声被打开。不知所措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跳入夜色中，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仿佛喝醉一般。

安嘉说：“我们来到地狱，但不知何故。我们被赶下车，但不知何处……我们担惊受怕，但不知何惧。”

此地如同狼吞虎咽一般，把一列又一列火车吞进最具效率的纳粹工业化杀人中心，安嘉一开始就感到震惊。在瞭望塔发出的稀稀落落的灯光中，她只听到喧闹的狗叫，只看到抄着短棍的男人，他们在叫骂：“滚出来！滚出来！”

衣着笔挺的德国军官如同大理石雕塑般站在四周，他们手下的囚犯头目则以殴打、推搡、恐吓来让这些可怜人服服帖帖。一切都是那么残酷无情、充满敌意，现场夹杂着守卫的刺耳咆哮、妇女孩子的哀号痛哭以及男人的徒劳抗议。

还没等到他们明白过来，这些蹒跚跌下火车的人突然感觉到自己身陷险境，因为他们被熟练地分成两行。妇女和孩子站一边，男人和大男孩站另一边，来自泰雷津的犹太人汇入人声鼎沸的人群中，一起走向一位党卫队军官，安嘉稍后还会再见到他。

医生面带笑容，他掌握着人们的命运，他双腿叉开站立，看着人们走近。他并不正眼看着人们，仿佛人们并不存在。他迅速地讯问着，问人群当中有没有“双胞胎”，他挥舞着马鞭，示意人们到哪边去。“向左挥舞”意味着去左边，“向右挥舞”意味着去右边；他从新来者中选了至少三分之二的人，当中有男有女还有孩子，让他们去左边，但示意安嘉留在右边。

当他走近安嘉时，安嘉明显感觉到他举止极为兴奋，似乎从新来者中选择最合适的标本是他每天最得意的时刻。在他身后，像房屋那样高大的火焰从两个巨大的烟囱顶部喷涌而出。两圈带刺铁丝网以及通电围栏杜绝了任何逃脱的可能。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甜腻的味道，无论安嘉如何努力用口呼吸，这种味道都无法从鼻孔中排去——也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在进入这座“但丁的地狱”（Dante’s Inferno）不到一小时后，不知疲倦的门格勒又站到安嘉面前，这次是在湿漉漉的操场上，期待着安嘉自动承认怀上了孩子。

为了避免眼神接触，安嘉低头看他的长筒靴，安嘉发现这双靴子擦得如此光亮，甚至能在上面看见自己一丝不挂的倒影。安嘉屈辱地紧闭双眼，摇头告诉他“没有”，他恼怒地叹了口气，然后就走开了。

在安嘉·纳坦诺娃（Anka Nathanová）此生中，有段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作为无忧无虑的法学院年轻学生，在始创于中世纪的布拉格查理大学读书，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安嘉的德语、法语、英语说得地道又流利，而且她还通晓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她在欧洲最有活力、最为多元的城市里，享受着富足的生活。布拉格是座繁华的城市，城内遍布咖啡馆、剧院、音乐厅，它吸引着世界上某些最为杰出的思想家和最具天赋的艺术家。

安嘉热爱古典音乐，尤其是作曲家德沃夏克（Dvořák）的作品，以及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交响乐作品。她尤其喜爱捷克歌剧《被出卖的新娘》（The Bartered Bride）。她很受男孩子喜爱，然而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去电影院，完全沉浸在别人的故事里，她也喜欢《大地》（The Good Earth）、《39级台阶》（The 39 Steps）和《贵妇失踪记》（The Lady Vanishes）这样的电影。

安嘉出生的时候叫安娜·考德洛娃（Anna Kauderová）。1917年4月20日（星期五），她降生于14世纪时便已开始建造的小镇特雷贝克绍夫采-普德奥雷宾，距离附近的城市赫拉德茨-克拉洛韦（Hradec Králové）大约13公里，后者曾经是奥匈帝国的领土。赫拉德茨-克拉洛韦的地名翻译过来就是“王后城堡”，是捷克共和国境内最为古老的定居点之一，位于易北河与奥尔利采河交汇的肥沃土地上。这座城市也因其三角钢琴而知名，它们由安东尼·佩卓夫（Antonin Petrof）公司生产。

安嘉的降生给考德尔家族带来极大快乐，就连安嘉自己后来也承认她有点被宠坏了。安嘉是考德尔家族等了好几年才迎来的孩子，得到父母斯坦尼斯拉夫和伊达的全部宠爱，她还有姐姐热德娜（Zdena）和鲁热娜（Ruzena），哥哥安东尼的昵称是“托达”（Tonda）。另一位哥哥扬3岁时就因为脑膜炎而夭折，扬夭折两年后，安嘉才出生，但母亲从未在丧子之痛中恢复过来。

考德尔家族拥有大获成功的考德尔与弗兰克尔皮革厂，厂址就在特雷贝克绍夫采-普德奥雷宾。这是一家合营工厂，合伙人是伊达的亲戚古斯塔夫·弗兰克尔（Gustav Frankl）。安嘉3岁那年，举家从赫拉德茨的一处平房搬到工厂边上的一套公寓内。

考德尔与弗兰克尔皮革厂是一组向外伸展的“C”形建筑群，占地甚广。新建的皮革厂有一座高耸的砖砌烟囱，安嘉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总是害怕烟囱会塌下来压死全家。考德尔家族的公寓带有一处花园，一处带凉亭的露台，上面有户外烤炉，夏天可以在外面烧烤。他们种植蔬菜和西红柿，就在自家的果园里采摘水果。实际上，公寓占地如此宽广，在姐姐鲁热娜出嫁后，姐姐与姐夫汤姆·毛特纳（Tom Mautner）还请来布拉格著名的建筑师库尔特·施皮尔曼（Kurt Spielmann），为他们在公寓范围内设计并建造一座包豪斯风格的乡间别墅，他们在那里与年幼的儿子彼得快乐地生活了好几年。

安嘉是个书痴，她会徜徉在家族庭院里，沉浸于她最钟爱的拉丁语图书和经典著作，她能用好几种语言阅读这些作品。她与兄长托达共同分享阅读的爱好，托达很疼爱这个小妹妹，总是带着她到处走，尤其是带她去看足球赛。托达是个狂热的球迷，以至于每次从球场回家都声音嘶哑。安嘉说：“我们感情很好。哥哥有辆汽车，总是带着我出去。每当我们要去跳舞，而妈妈兴致不高时，哥哥就来接我，他总是默默充当背景，从来不加干涉。我被照顾得很好，因为哥哥总在我身边。”

安嘉的母亲伊达可谓那个年代的非凡人物，她默默地为家族工厂做出奉献。伊达是个热情又健谈的妇女，她喜欢与许多女性顾客闲话家常，顾客们因此对她深信不疑。伊达是家中的女家长，家里雇用了几位帮佣，包括一位女仆、一位厨师、一位园丁以及一位洗衣妇。伊达要确保他们尽心尽力地料理家务、照顾孩子。

安嘉说：“母亲会为我做任何事。我们感情很好。我们在家里的时光就是最好的时光。”

安嘉好动、健康并且是游泳健将，她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校际少年仰泳冠军，她会在当地的河流游泳，偶尔甚至裸泳。她天性开朗，开始思考人生并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11岁那年，她告别田园牧歌式的家庭生活，成为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女子学园少数几名犹太学生之一。她升读大学预科并表现优异，她还额外修读了拉丁文、德文和英文。“我在赫拉德茨的寄宿学校生活，然后升读大学预科，我就像云雀那样快乐。我有许多男性朋友，我们去跳舞，去参加舞会，一切顺理成章。”安嘉还学会了钢琴与舞蹈，并且也参加网球和赛艇等运动。

父亲的工厂制造手袋以及其他皮具，面向大众市场，尽管安嘉和姐姐们经常嫌弃父亲提供的免费袋子款式陈旧，但她还是为每隔几年就能换个皮具书包而感到自豪，那些书包大到可以装下学校的地图集。

父亲斯坦尼斯拉夫·考德尔（Stanislav Kauder）在安嘉出生那年已经47岁了，他是“无神论者”，也是坚定的捷克人。他并不认同犹太复国主义，是位忠贞的爱国者。尽管论出身是犹太人，但这家人根本就不是犹太教徒，而且自认为是自由思想者。安嘉说：“我在没有任何宗教背景的环境中长大。我去过一间占地面积非常狭小的学校，那里有些犹太学童，一位犹太老师偶尔来给我们上历史课，但我从未学会阅读希伯来文，而在父母的家里，从来就没有什么犹太食品。”这个家庭可谓离经叛道，他们经常享用捷克国菜烤猪排伴酸白菜以及饺子，即使在犹太安息日也是如此。安嘉的兄长托达本来有机会与一位情投意合的犹太女孩结婚，但他竟然用女孩家里的犹太教烛台点烟，把女孩的父母看了个目瞪口呆，结果婚事就此告吹。

斯坦尼斯拉夫虽然疼爱孩子，但比较沉默寡言，他很少跟孩子们说话。出于习惯，他让妻子负责养育子女。他尊重妻子，安嘉把母亲形容为“天使”。伊达·考德洛娃（Ida Kauderová）比丈夫稍为虔诚些，每逢隆重的犹太节日，她都要别人开车送她到10英里外赫拉德茨-克拉洛韦的犹太会堂。然而，这仅仅是出于“孝敬父母”，并取悦她的大家族，因为母亲有11个兄弟姐妹。母亲总是说，最好的时光是在宗教仪式后与其中一位姐妹到当地的大酒店享用咖啡和蛋糕。而且，母亲也从未把宗教信仰强加给孩子们。

安嘉说：“我们只是碰巧生为犹太人，仅此而已。这从未给我们造成任何障碍。”

特雷贝克绍夫采只有几个犹太家族，安嘉从未在朋友当中感受到反犹主义情绪，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任何事情。

随着欧洲的政治形势开始恶化，安嘉身边的人们也变得日益紧张。当安嘉会说德语的母亲通过收音机听到阿道夫·希特勒那充满煽动性的讲话时，这位向来乐观的妇女也被恐惧所压倒，母亲逢人便说这种人干不出什么好事。

然而，与许多朋友一样，安嘉对此漠不关心，她觉得这些事情太过遥远，纳粹意识形态还不足以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直接影响。安嘉说：“我从未想过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对此无所谓。”安嘉是家里的第一位大学生，这让父母非常自豪，尤其是母亲伊达。母亲能说两种语言，但没有机会深造，她对历史尤其着迷。

安嘉迫不及待地想搬到布拉格，坐火车到那里需要两个小时。她对这座城市非常熟悉，因为她过去经常待在布拉格的弗里达姑妈家。她的姑妈是女帽商人，在瓦茨拉夫广场有一处公寓。在查理大学读书时，安嘉就住在姑妈的公寓里。

即使在1936年搬到布拉格后，安嘉对关于希特勒的热点新闻也还是置若罔闻。由于有父亲的资助，1938年3月德奥合并期间，她还跟朋友到奥地利的提洛尔（Tyrol）去度假滑雪。一夜之间，奥地利就落入纳粹之手，捷克斯洛伐克也被包围。绣着纳粹万字符的红旗出现在萨尔斯堡的大街上，安嘉惊奇地看着奥地利人对希特勒致以英雄般的欢呼，而奥地利犹太人则被遣送出境。这是安嘉第一次与纳粹正面接触。“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她补充道，尽管她本人并未亲眼看见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但气氛令人不安。”

尽管如此，安嘉并不认为留着滑稽小胡子的德国总理（她与他恰好同一天生日）会直接影响到她的优裕生活。只有当她的第一位正式男朋友利奥·威尔德曼（Leo Wildman）决定前往英国加入英国军队时，她才开始有所醒悟。利奥的父亲已被当作危险分子逮捕和监禁，全家都为将来感到忧心忡忡。她伤心地看着利奥离去，她在火车站与利奥挥手道别。就在火车开出的时候，利奥刚刚出狱的父亲跑到火车站月台上，他想跟儿子说再见，但没赶上。

虽然这对恋人非常珍惜对方，但安嘉并未与利奥同行，尽管她本来有机会同行。“有两位英国女士来到布拉格，为犹太女孩提供作为居家佣人或者护理人员的工作机会。我申请成为护理人员并且获得录用。她们为我提供了有效签证和出境许可，我当时就可以走，但是……我拖延了太久……我手里拿着所有的文件，直到欧战爆发……我曾经为设法拖延而感到高兴，直到我再也去不了英国……我当时多么愚蠢啊？”

其他得到类似特别通行许可的人都走了，但离开者毕竟是少数。在他们当中，包括汤姆·毛特纳，他是安嘉的姐姐鲁热娜的丈夫，他踏上最后一列开往伦敦的火车，抓住了逃往英国的最后机会。他恳求鲁热娜带上儿子彼得与他同行，但她拒绝离开家人。安嘉伤心地说：“留在家里比去英国舒适得多，所以她留了下来，最终付出了高昂代价。”

就像鲁热娜那样，更多的人留了下来，希望局面能够有所好转。不久后，她就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了。就在签署《慕尼黑协定》后，希特勒控制了苏台德区，在其统治范围内增加了200万德意志人。人们似乎无法阻止他踏遍欧洲。就在同一年，希特勒再次表露其意图：“我会继续斗争，且不论对手是谁，直到帝国的安全与权利得到保障为止。”

当希特勒的意图变成恐怖清洗时，来自边境城镇的犹太难民拥入布拉格，他们仅仅带着随身行李。没有任何来自英国或其他盟国的帮助，捷克人感觉自己被出卖了。

1939年，纳粹入侵布拉格

1939年3月，德国坦克隆隆开入布拉格。正如在奥地利那样，安嘉有一天朝大街上张望，只看见大街上站满了士兵，围观人群的纳粹敬礼划破长空。安嘉并不是唯一看得目瞪口呆的人，在那阴阴沉沉的一天，一波接一波的眼神凌厉的纳粹党徒踏过瓦茨拉夫广场。“那是积雪遍地的寒冬，大难将至。”在始建于公元9世纪的布拉格城堡，阿道夫·希特勒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将被划分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以及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或称斯洛伐克国）。当希特勒从俯瞰全城的城堡窗户向群众挥手致意时，21岁的安嘉及其家人惊觉自己已成为纳粹统治下大德意志帝国的公民。安嘉说：“我对周围的世界漠不关心，直到阿道夫·希特勒到来。你对此（你的家园、你的国家）全无观念，直到它突然消失……这个国家存在了20年，然后突然之间被冲垮。”

最初，学生们游行示威以反抗占领，但当军队开进安嘉正在学习法律的大学校园后，反抗很快被镇压下去。9名学生领袖被处决，1200名教师和学生被围捕，并被送到集中营，接着所有大学都被关闭。在随后的任意抓捕行动中，《纽伦堡法》开始在当地实施，系统性的限制措施逐步剥夺了“帝国的敌人”的基本人权。人们别无选择，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由逐步丧失，而此前他们以为自由是天经地义的。

在诸多限制中，安嘉家里的汽车被没收了。帝国政府任命的总裁接管了考德尔与弗兰克尔工厂，并把安嘉的父母赶出公寓。她的父母搬到鲁热娜在花园里的别墅，与鲁热娜和彼得住在一起，听候当局的处置。安嘉回到家里时，那处别墅也是她的栖身之所。然后，家族资产被冻结，家族成员每周不得从自己的账户里支取超过1500克朗。他们的公民权已被剥夺，只能光顾隔离区域内的几家餐厅和旅馆。

在布拉格，犹太人不得使用公共浴室和游泳池，不得进入伏尔塔瓦河（River Vltava）沿岸的大众咖啡馆。在市内拥挤的有轨电车上，犹太人只能挤在后排的第二节车厢，他们也不得拥有自行车、汽车或无线收音机。

由于犹太人不得入读大学，安嘉的学业仅仅持续一年便告结束，她总是笑说上帝保佑，由于她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她学习起来并不觉得吃力。然而，在德国占领下，好日子到头了。安嘉说：“随着你过惯的生活变得每况愈下，你也就习惯这种每况愈下了。最初我们不被允许，然后我们自动放弃。我们谈到……逃脱的可能，但除非你知道有什么命运在等着你，仅仅为了未知的未来而放弃一切、放下一切，这太难了。”

对安嘉伤害最深的纳粹政策是禁止她前往电影院。在她看来，这是对电影爱好者的无谓折磨。所以，当有一部她很想去看的电影上映时，她决定不顾一切去观影。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就去了，她后来承认，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当她在电影院里如痴如醉时，屏幕上突然一片煞白。放映厅里灯火通明，盖世太保成员冲进来逐排检查每位观众的身份证。当纳粹党徒靠近时，安嘉呆坐在座位上，她害怕对方会对她身份证上的字母“J”有何反应。她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在犹豫该不该冲出去，但这样也许会更糟糕。突然，盖世太保在她面前那一排停下来了，也许觉得太过无聊，他们就此放弃了检查。

安嘉惊魂甫定，在座位上喘着粗气，再也无心观看，直到演员表出现在大屏幕上。当她将此事告知朋友时，朋友们大为惊骇，并且告诉她：“那帮人有权当场射杀你的！”对于这死里逃生的一天，安嘉已经不记得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看的是什么电影了，但那可能是《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对于当时十来岁的人来说，这部小说是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而这部电影是1939年上映的。战争结束后，她经常看这部电影，以至于能够复述当中诸多完整的段落，但那是在战争结束后了。

随着对犹太人的限制日益收紧，越来越多的人计划逃亡。安嘉及其女伴在咖啡馆里遇到几名英国记者。安嘉回忆道：“我的朋友说：‘我要嫁给他们其中一个。’她六个星期后就结婚了。朋友的未婚夫还有个对象可以介绍给我，那人十分钟后就跟我说：‘嫁给我好吗？’我认为他要么疯了，要么只是贪玩，但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她拒绝了对方的好意，也并不珍惜这逃脱危险的机会。

贝恩德·纳坦

正好相反，安嘉成为姑妈的学徒，姑妈是女帽制造商，在市内历史悠久的黑玫瑰街区拥有自己的沙龙，而在商店打烊后，安嘉继续会客访友。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为了避免逃亡而故作镇定。她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留在布拉格。1939年11月，安嘉的表亲把她介绍给贝恩哈德·“贝恩德”·纳坦（Bernhard ‘Bernd’ Nathan），一名非常英俊的德国犹太人，他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逃离柏林。及至1939年，与数十万德国犹太难民一样，他错误地认为布拉格已经足够远也足够安全。他的弟弟罗尔夫（Rolf）先后逃到荷兰与瑞士，后来在瑞士加入美国军队，最终得以安全。她的妹妹马尔加（Marga）逃到澳大利亚，最终也得以幸存。

贝恩德生于1904年，比安嘉年长13岁。他是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供职于著名的巴兰多夫电影制片厂（Barrandov Film Studio），那是欧洲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电影制片厂之一，被称为“东欧好莱坞”。他有自己的制片车间和制片团队，作为副业，他还创办了几家有利可图的服装道具商店。他也为纳粹工作，对方根本不知道他是犹太人，还委托他设计酒吧、夜总会和咖啡馆。

贝恩德认为自己首先是德国人，其次才是犹太人。他根本就不信犹太教，他的德语说得如此地道，以至于能够摆脱种种限制，假装自己是雅利安人。安嘉说：“他长得就像德国人……他说话也像德国人，因为他就来自柏林。德国人继续邀请他作客……我们生活得如此自在，即使是在希特勒统治之下。”

贝恩德的父亲路易斯（Louis）曾经获得德国最高军事荣誉，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因为芥子气中毒而致盲，由此获得英雄般的地位。尽管双目失明，但路易斯还是风流成性，最终与优雅的妻子塞尔玛（Selma）离婚，而塞尔玛就是贝恩德的母亲。正是塞尔玛确保了长子每月获得2000克朗的收入。

贝恩德有着迷人的外表，就像父亲那样天生吸引女性，而且懂得如何虏获芳心。安嘉第一次引起他的注意，是在巴兰多夫的游泳池里，当时她做了一个漂亮的后空翻。“我认为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子。”几个星期后，两人在贝恩德重新装修的夜总会里正式认识对方。安嘉形容这位发色浅淡、碧眼清澈、微微浅笑的男子走向她时的情景为：“这就是一见钟情。我们彼此认识后，仿佛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都像傻瓜一样不知所措。”

1940年，婚礼上的贝恩德与安嘉

在安嘉形容的“旋风般的浪漫”之后，他们在一年内就结婚了，那是1940年5月15日（星期三），战争爆发八个月后。安嘉刚满23岁，而仍然被当局视为德国移民的贝恩德已经36岁了。安嘉说：“早在《慕尼黑协定》之后，希特勒实际上就统治了捷克斯洛伐克。但在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置身于致命的危险中。”

两人的简单婚礼在德国驻布拉格地区办公室举行，那里就位于艺术气息浓厚的大斯拉维亚咖啡馆旁边。只有两位证婚人出席婚礼。由于犹太人不得拥有黄金或钻石，安嘉拥有一枚以白银底座镶嵌着漂亮长方形紫水晶的订婚戒指，以及一枚朴实无华的结婚戒指。安嘉戴着女帽，穿着深色套装和白色花领衬衣，头发上饰以贝壳小梳，与西装革履的丈夫拍了结婚照。在铃兰花散发的香气中，她感到无比幸福。

安嘉曾经鼓起勇气，与生活在偏远的特雷贝克绍夫采的父母联系，告诉父母自己要结婚了。但父母根本开心不起来，主要是因为贝恩德是德国人，他们害怕这会给安嘉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即使在父母与贝恩德见面的时候，他们也不是非常喜欢这位女婿。安嘉的母亲认为他是个花花公子，甚至声称“一眼就把他看穿了”。

两人结婚当天，荷兰向纳粹投降。十二天后，盟军不得不从法国的敦刻尔克滩头撤退。5月28日，比利时投降。6月10日，挪威也投降了，意大利则对英法两国宣战。几乎就在两人宣读结婚誓词一个月后，巴黎沦陷。然后，令人生畏的遣送行动开始了。

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在布拉格自行设立了犹太人引渡办公室，以监督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Central Office for Jewish Emigration）。他仅在1940年就多次下达遣送指令（目的地是达豪集中营），并且威胁道，如果犹太社区长老未能完成指令，他就让他麾下的部队每天从布拉格清除300名犹太人。

人们曾经熟知的世界，正变得面目全非。

这对新婚夫妇沉浸在甜蜜的爱恋中，两人搬进了贝恩德的那套空中公寓，公寓位于老会堂街那座犹太会堂的顶楼。公寓有个穹顶，其中一面墙上还有雕花玻璃窗——身处其中就像置身于艺术家的工作室那样——他们几乎不可能遮住灯光以确保夜间安全。由于没有窗帘，在宵禁后，他们就坐在烛光旁边，用留声机聆听他们最喜欢的音乐，或者沉醉于楼下的祈祷者在仪式上传出的美妙和声。

安嘉说，在屋顶上缱绻“非常浪漫”。贝恩德极具室内设计天赋，他把公寓装饰得非常漂亮。两人被他亲手设计的家具所环绕，包括一座音色悦耳、雕刻精致的自鸣钟。他还悬挂起颜色素雅的苹果绿丝绸窗帘，安嘉认为这简直是太奢华了。

多亏父亲给安嘉的资助，她雇请了一位能够制作“奇迹般的”甜甜圈的女佣，贝恩德尤其喜欢吃这道甜点。无论两人何时出门，安嘉都有许多漂亮的衣服可选，并且还能配上她从姑妈的商店里选用的帽子。

由于未经特别许可不得离开布拉格，安嘉已经超过一年没有见到家人了，直到1941年6月，她得知她深爱的哥哥托达死于脑动脉瘤。托达去世时才33岁，去世前两周经受了中风折磨。安嘉祈求没有人在路上查看自己的身份证，她坐了火车去出席托达的葬礼，安慰悲痛的父母，尤其是母亲。母亲在托达的病床旁边须臾不离地呆坐了两周，因为又送走了一个儿子而无处话凄凉。

“（我哥哥）是我第一个亲眼看见的亡者，我也忘不了母亲当时的情形，她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离世。我不希望再有人经历这样的惨状。”葬礼过后，一家人安静地坐在家里，气氛极为凝重。安嘉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比平常更加沉默。姐姐热德娜和鲁热娜在场，热德娜的丈夫赫伯特·伊西多尔（Herbert Isidor）和鲁热娜的儿子彼得也在，但家中并无团圆的喜悦。

突然之间，一队德军士兵大力敲门，他们甩开门板，鱼贯而入。原来是一个邻居向德军告发，说这里住着犹太人，所以德军就来搜查了，他们翻箱倒柜。安嘉的母亲伊达胸部丰满，就像她最小的女儿那样，当德国人背对着她的时候，母亲悄无声息地把家里的现金塞进胸罩里。然后，悲痛中的母亲镇定下来，询问这些不速之客是否需要咖啡和蛋糕。令人惊奇的是，对方应允了，分别坐下，然后与家人进行了礼貌的对话，而家人原本以为是会受到恐吓的。

年轻的士兵还与安嘉说笑，问她为何能说如此标准的德语，她便承认自己嫁给了一位来自柏林、住在布拉格的建筑师。士兵们说笑道，应该开车送她回家，把她扔在丈夫的床上。士兵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们警告安嘉，别再未经允许就来看望家人，然后他们就走了，他们没有逮捕安嘉。这是又一次幸运的逃脱。

回到布拉格后，人们对于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更为恐慌了。希特勒已经宣布，保护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必须被清除掉。面对被遣送的威胁，人们学会不信别人，只信自己。人们藏匿或积攒尽可能多的财物，许多人仍然试图逃离这个国家，尽管有谣言说那些逃脱的人在异国他乡也过得并不如意，他们身无分文、语言不通、百无一用。

又一次，安嘉本来有机会逃离。她与贝恩德从朋友那里听说，有可能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抵达上海，当时占领上海的日本人非常欢迎来自欧洲各地的2.3万名犹太人，并为他们在隔离区内提供避难所。这对夫妇再次犹豫，最后还是决定不走。1941年6月，德国开始入侵苏联，他们也就再次失去了逃脱的机会。

那些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人，并非唯一为犹太人挺身而出者。一个支持种族多元化的国际组织已经帮助了许多家庭，尤其是小孩子，逃往相对安全的英国，后来被称为“儿童运送行动”（Kindertransports）。还有一个名为“1000个孩子”的类似计划，于1934～1945年把大约1400名儿童运送到美国。据估计，大约有1万名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孩子，通过这类计划得到拯救。对于那些未能得到拯救的人来说，前途将会越发渺茫。

随着安嘉和贝恩德那处舒适公寓所在的犹太会堂被关闭，两人也被迫搬出公寓，搬到位于金德里斯卡街区的一处老房子。尽管如此，安嘉还是为那两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配上了一个小厨房。安嘉说，“反犹太条例意味着我们这也不允那也不许，但一切尚可忍受”，她形容种种限制就如同在他们的幸福生活中“用针扎了几下”。条例“非常聪明地”逐步收紧，但他们继续忍受种种变化。“人们在忍受，而且总是说：‘只要局面别再变坏……’我们不得不放弃收音机，这很糟糕，但我们还能看报纸……你总能找到别的事情做……你永远不知道你还能忍受多久，反正情况越来越糟糕。”

1941年9月，当局下令，所有年满6岁的捷克犹太人都要在外衣上缝上黄色的大卫王之星，人们总算知道非犹太人将会在大街上如何对待犹太人了。已经有许多犹太人被随意揪斗、逮捕或殴打，佩戴星星意味着他们已成为社会弃儿，他们无处可躲。

起初，安嘉刻意地把星星别在她最时髦的衣服上，那是一条墨绿色格子呢裙子和一件赭石色山羊皮夹克，她把星星当成配饰。她说在所有反犹措施中，星星是她最不在意的。“我为我的黄色星星感到自豪，我还想：‘如果他们要彰显我，那便彰显我。’我对此漫不经心。我穿上我最好的衣服。我烫了头发，昂首阔步地走在路上，并未畏畏缩缩。”她遇见的人都忽视了她胸前的标记。没有人对她恶语相向，也没有人对这位充满自信的年轻女士无礼相待，这位女士拒绝为那颗星星而卑躬屈膝。

有一天，当安嘉看见一位朋友对别人两度鞠躬，甚至“在人行道上爬行”以遮掩那颗星星的时候，安嘉告诉那位朋友道：“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站起来！做个自豪的犹太人。我们不得不佩戴星星？那又怎样？不要让别人辱没了你。”

一次，贝恩德有一位名叫奥托的非犹太裔朋友从德国来访，贝恩德想让对方看看布拉格宵禁后的景象。贝恩德摘去星星，而且让安嘉也这样做，这样他们三人就可以一起外出了。贝恩德说：“如果有人拦住我们，你要保持冷静，让我们两个去应答。”贝恩德和奥托都说高地德语，这相当于BBC标准英语在英国的地位。他们从未受到冒犯，但这段经历太过惊心动魄，以至于他们后来都不敢再试了。

当时，市内绝大多数犹太人已被赶出富人区，被迫住进小公寓。犹太人不得从事艺术创作、戏剧或电影行业，贝恩德再也不敢冒险为德国人制作家具了。两人在布拉格的生活因为失业而陷入困顿，于是这对夫妇就靠安嘉父亲的资助生活，而且安嘉的姑妈还会为她支付制作帽子的酬劳。

1941年9月，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兼盖世太保头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帝国保护人，气氛一夜突变。在一个月内，落入他“保护”下的5000名男女老幼被围捕，并被送到罗兹隔离区。其中就有安嘉的姑妈及其家人，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开始为自己以及其他人都无法预计的事情做准备……我们还认为人们只是被吓怕了……我们不知道，他们会以流水线运作的方式把人们推向死亡。”

事态平息数周后，贝恩德收到纳粹任命的布拉格犹太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上分配给他一个号码，告诉他两天后到维勒特日尼宫即旧交易所大楼的集合点去报到，那里被德国人重新命名为交易会宫。集合点位于霍莱绍维采街区，距离布拉格-布比尼铁路干线车站不远。

那是1941年11月。

终于轮到他了。

安嘉挚爱的贝恩德，与上千名青年男子一起上路，他们离开了妻子的怀抱，离开了幸福的生活。抵抗是无用的。

遣送行动的组织者向人们保证，在最近这次遣送行动中，遣送者将会成为“先遣队员”，到捷克北部的要塞城镇泰雷津去建立“模范隔离区”，乘坐火车前往不算太远。泰雷津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所建造，以其母后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的名字命名。泰雷津由两座固若金汤的堡垒组成，外面环绕着高墙、壁垒、壕沟。仿佛命中注定，堡垒的平面图如同大卫王之星，占地面积略超过1平方公里，是个理想的战略要地。德国人已经在城镇里设立了一处盖世太保监狱，人称“小堡垒”（Small Fortress）；德国人还恢复了泰雷津的奥地利地名：特莱西恩斯塔特（Theresienstadt）。

贝恩德此去吉凶难料，令人难以心安，但至少泰雷津还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而不是在“东方”，人们对东方都有着不言而喻的恐惧。安嘉说：“那里距离布拉格只有50英里，因此还算是在‘家里’……总比被送到国外要好。我不想让他去，我自己也不想去，但他们能对我们为所欲为。”

海德里希原本确实有此打算，为捷克犹太人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境内建立一处隔离区，以平息日益沸腾的国际舆论，国际社会开始关注犹太人在德国人手上备受虐待的境况。当年9月，有超过3.3万名犹太人在基辅被纳粹集体枪决，而在奥斯维辛，医生们已经对毒气室进行过首次测试。这类消息是被严格保密的，但传闻实在难以掌控。

之后的那几个月，海德里希准备宣布，泰雷津将会接纳“年长者”，即65岁以上、身体健康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包括部分残疾或受勋的老兵，以及部分社会知名度较高、有助于改善外界观感的犹太人。这将被视为元首给犹太人的“赠礼”，为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去生活预先做准备”，新隔离区位于风景优美之地，背靠紫色的波希米亚山脉。这片隔离区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但当然要置于党卫队监督之下，这片隔离区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不过首先，隔离区要为预期的抵达者做好准备。纳粹征召了3000名年龄在18～35岁的青壮年男女以组成施工队。这些青壮年男女被编为三组，每组1000人，他们要把年久失修的要塞改造成能够容纳7000人的房屋，而这片营地将能收容10万名犹太人。纳粹当局承诺，如果第一批先遣队员工作表现突出，他们就再也不会被送往其他地方。

贝恩德是个心灵手巧的木匠，非常适合被列入先遣队员名单。贝恩德与妻子都知道，没有办法逃脱征召。安嘉说：“人们只能服从安排。”贝恩德被告知，可以携带50公斤行李，包括锅碗瓢盆和御寒衣物，这对夫妇都希望这意味着贝恩德可以从事户外劳动，并且可以自己开小灶。安嘉强忍泪水，帮助贝恩德收拾行李。可是带什么好呢？他应该把有限的行李定额用于携带财物、书籍、工具，还是携带罐头或药物呢？他需要带上铺盖吗？要不要带上两人最喜爱的唱片呢？

在一起熬过苦乐参半的最后一夜后，安嘉终于与丈夫挥手道别，她平静地相信，不久后就能再见到丈夫。1941年11月28日（星期五），在布拉格-布比尼（Praha-Bubny）火车站，贝恩德·纳坦跟随第二批施工队离开布拉格。此后不久，他那年轻的妻子也收到类似的通知，让其报到，等候遣送。“我很高兴我也能去，我确信我会见到他的。但这从来没有发生。”

在12月一个霜冻的早晨，安嘉带上最好的手袋，戴上最好的帽子，还挽着一个小手提箱，她把公寓的钥匙交给女佣，叮嘱女佣保管好家中最为珍贵的物品。这包括安嘉所有的家庭照片、他们的家具和窗帘，以及贝恩德的自鸣钟。然后，安嘉汇入混乱不堪的犹太人队伍，向着维勒特日尼宫走去。安嘉没有带上某些“必须而且有用之物”，如鱼罐头或汤料包，而是带了一个用绳索捆扎起来的衣帽盒。在盒子里面，装着三打由女佣制作的覆盖着糖霜的美味甜甜圈，这是贝恩德最喜欢的食物。

不久后，安嘉来到那座废弃的六层楼房，那个地方曾经是交易所。楼房里每一层都挤满数百名男女老幼，所有人都在相互推搡，就为了争抢肮脏地板上的一点空间。厕所数量有限而且臭气熏天，食物和饮用水供应也非常有限，都是装在大铁罐里运来的。戴着臂章的捷克官员把人们分成几组，同时分发遣送编号，人们要把这些编号写在箱包上，钉在或缝在铺盖和衣服上，用绳子挂在每一名遣送者的脖子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安嘉吸引住了，在这混乱、嘈杂、酷热中，她的衣着非常漂亮，她穿着最时髦的绿色套装，还戴着帽子。当安嘉身边的人们蓬头垢面，当人们在这里自顾不暇的时候，这位年轻的新娘还烫着头发，坚持化妆。当她穿着长筒丝袜跪在地上使用睫毛夹的时候，人们更加觉得惊奇。“我只想把我最美的一面呈现给我的亲密爱人。”

在这栋楼房里度过三个不眠不休的日夜后，安嘉只想蜷曲在地板上入睡，再也顾不上漂亮了。越来越多的人拥入此地，尽管已经没有空间再容纳后来者。她那装着甜甜圈的盒子越发潮湿，也越发沉重了，但她还是舍不得吃掉或丢弃里面的食物。最后，人们被集合并被分组，再步行约三十分钟前往火车站。在人行道上，既有犹太人，又有非犹太人，路人目送他们离开，并且想知道接下来还有谁会被送走。人们难以忍受这充满屈辱的场景，许多人羞愧或难过地转过身去，脸上默默地淌着泪水。

路上列队站立着年轻的纳粹军官。安嘉与名叫米茨卡（Mitzka）的女伴同行，女伴请求其中一名军官帮安嘉拿那个衣帽盒，那个盒子几乎要从安嘉手里滑到地上了。一名十几岁的还长着娃娃脸的士兵恶狠狠地说：“我才懒得管你这个该死的盒子呢。”士兵的话让安嘉感到脊背发凉，她感觉到说什么都没用了。

开往泰雷津的火车拉着几节二等车厢，车厢里面坐着1000名乘客，人们被强行遣送到布拉格北面铁路干线上的博胡绍维采-纳德奥日车站。从那里出发，人们还要步行2.5公里才能抵达隔离区，人们步履艰难地沿着积雪和冰封的路面跋涉，道路两旁还有全副武装的捷克守卫和党卫队看守警戒。比较沉重的包袱会被堆放在木头手推车上，由青年男子组成的特别运输队拉走，但绝大多数行李尤其是衣帽盒必须手提，“人们简直累弯了腰”。

泰雷津这座红砖砌成的高大堡垒，被牢不可破的围墙所环绕，以其巨大的身躯展现在人们面前。安嘉说：“这座堡垒正好符合德国人的期望。”在高大的木栅栏和挂满警铃的带刺铁丝网后面，是破败不堪但仍相当壮观的城镇，呈网格状对称延伸的林荫大道环绕着城镇中央的宽阔广场，那里被称为集市广场。开始的时候，这个区域在犹太隔离区之外，广场上搭起极不协调的马戏团帐篷，里面藏着一条生产线，奴工们正在里面为发动机灌注防冻液。广场周围的街道立着破败的四层营房，可以容纳大量住户，再往后面的街道则是比较低矮的房子、车库以及马厩。

人们在几分钟之内穿过其中一扇大门，总共有四扇大门把人们与外部世界隔开。之后，被遣送者来到一处外围庭院，接受德军守卫以及大约100名捷克宪兵或警察的点验、分类、搜身。早期入住者可以保留绝大多数行李，并且由隔离区的犹太管理员分配住房。

男人会与妻子分开，并被编入11个分队，所有分队都以德国城市命名，如汉堡、德累斯顿和马格德堡，孩子则被送入儿童之家。在落满灰尘、缺乏供暖的建筑物里，到处都是寄生虫，人们被塞进三层架子床里，每个房间有20张架子床；人们会领到木屑填充的床垫和发霉的草席，平躺在每人只有1.6平方米的空间里。由于没有壁橱，人们只能把行李放在床底下，或者把衣服挂在钉子上。洗过的湿衣服就晾在床与床之间的绳子上，永远都不可能干透。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天地里，所有人都要服从种种限制以及宵禁。

泰雷津集中营，马格德堡营房的床铺

1941年12月14日，星期天，当安嘉抵达泰雷津集中营的时候，她还年轻、健美、健康、乐观。安嘉被分配到拥挤的底层房间，但她觉得这“还不错”，至少她们还活着。她们有一个水泵，可以从井里打到（受污染的）水，她们有厨具、厕所、厨房，还有基本的管理制度。经过几番打听，安嘉获悉贝恩德就在西面的苏台德男子营房，距离安嘉的营房还不算太远。安嘉刚刚为自己找到栖身之处，好几个先期抵达隔离区的女伴就找到她和米茨卡了，她们说：“你不能屈就在这个地方！”她们接过安嘉的行李，帮她搬到德累斯顿营房一间只住了12个人的房里，这样她们就能在一起了。有这样一帮朋友，安嘉觉得此行就像探险似的。

最为幸运的是，就在当天晚上，安嘉与贝恩德团聚了。在那里，男子可以获得特别通行证，进入女子营地欢迎自己的妻子。历经曲折后，安嘉终于能够把舟车劳顿带来的甜甜圈拿给贝恩德了，那些甜甜圈已经变得又湿又软。“但他还是吃得很开心。”

除非有特别签发的许可，或者有警察陪同，否则谁都不能离开自己的营房，但安嘉与贝恩德在布拉格就经常违反禁令，所以他们依然故我。擅自离开营房的惩罚包括在隔离区监狱关禁闭，或者承受鞭打，但这对夫妇仍然设法见面。两人摸准别人的工作时间，还找到了几条危险的小路，让他们能够共度片刻时光。

犹太委员会全权负责堡垒围墙内所有以字母排列的街道，并为每一名年满14岁的住户分配工作。数以百计的人每周平均工作七十个小时，要么从事建筑工程，要么在厨房、洗衣房或办公室里工作。其他人则为纳粹军官缝制军服，或者为德国平民缝制衣服。有些人则从事没人肯做的洗厕所工作，还有些人被编入防疫队，以降低传染病流行的风险。一年时间内，泥瓦匠就为数以百计预计会死于此地的人建起了火葬场，但火葬违背犹太教信仰，该教教义认为火葬亵渎尸体，因此只能土葬。

贝恩德被分配到木工班组，他们的任务是搭建更多床铺，以及修葺废弃的营房和改建房屋。贝恩德还被指派为隔离区守卫，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享有诸多特权。

安嘉最初并未被分配工作，之后又因为罹患重病而无法工作。她首先长出皮疹，然后变成猩红热，这使她被隔离了整整六个星期。在她最终康复后，她在民政部门找到了工作，负责凭票分发牛奶、面包、土豆，她要在人们的配给卡上把票根撕下来。安嘉说：“我站在一个木桶旁边……给每个人一满勺牛奶。”她的职务意味着她能够通过实物交换的方式，得到额外的面包或蔬菜，让她每天领到的清汤寡水里多点味道。

正是在分发牛奶期间，安嘉初次认识了指挥家卡雷尔·安切尔（Karel Ančerl），以及他的妻子和儿子。安切尔后来在隔离区内协助组织音乐会，并且成为泰雷津弦乐团的团长。“看在他孩子的份上，我多给他一点牛奶……我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我，我们成为朋友……如果有人告发我，我赔钱就是了。”

之后几个月里，遣送行动还在继续，高峰期的时候，每三天就会有1000人抵达。6万多名老弱病残填满了拥挤不堪的要塞，涌入的人流也让厨房和古老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隔离区内有限的饮用水受到污染，必须煮沸才能饮用。居民每六个星期才可以濯洗肮脏不堪的衣服。人们在天花板上打洞，以利用阁楼的宝贵空间，壁垒下方潮湿的地下墓穴也对人们开放，甚至连马厩也住了人。

最后拥入的人们最为可怜，许多人在半路上便已经丢了性命。他们的遣送条件最为悲惨，在摇摇晃晃的车厢中备受煎熬，而且对即将面临的命运毫无准备。车上臭气熏天，人们情绪低落。

1942年9～12月开来的火车卸下了可怜兮兮的人物，包括安嘉的父母斯坦尼斯拉夫和伊达，姐姐热德娜和姐夫赫伯特·伊西多尔，以及外甥彼得。他们都是从赫拉德茨-克拉洛韦上车的，那里曾经是安嘉上学的城镇。彼得的母亲，即安嘉的姐姐鲁热娜，则被送到位于斯瓦托博里采（Svatoborice）的捷克拘留营，以此作为她丈夫汤姆“叛逃”国外的惩罚。由于儿子与外公外婆在一起，鲁热娜因为母子分离而极为沮丧，等到她被送到泰雷津与家人团聚时，她已经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此后，安嘉的公婆路易斯和塞尔玛也来了，他们离了婚，是分别抵达的。时年64岁的路易斯先行抵达，然后他的前妻从威斯特博克（Westerbork）被送来，那是一处位于荷兰境内的营地，主要用来收容荷兰犹太人。塞尔玛在第二任丈夫的陪同下抵达，让贝恩德感到非常尴尬的是，那人竟然比他还年轻。在塞尔玛与安嘉谈话之前，纳坦家的家长还从未见过这位儿媳妇，而她们谈话的内容却是关于安嘉父亲所给的资助。塞尔玛说：“你应该知道，贝恩德只是因为你的钱才娶了你，你不知道吗？”这真是糟糕的开局。

还有越来越多的亲戚抵达此地，包括安嘉的表亲奥尔加（奥尔加最初是安全的，因为她嫁给了非犹太人）的父母和兄弟，这位年轻的新娘发现自己每天至少要喂饱15个人。塞尔玛完全指望她的这位新媳妇照顾婆婆、婆婆的丈夫和前夫，以及一位负责照料前夫的妇女。还有一位老姑妈完全指望安嘉提供食物，老姑妈如此害怕饿死，以至于每天晚上都等着安嘉回来，希望能够得到额外的食物。

安嘉打趣道：“这挺好玩的！”不过，安嘉竭尽所能为他们提供的只是一些“难以下咽的暗灰色的糊糊”，即水煮大麦，它黏稠得就像糊墙纸用的糨糊。“我似乎这辈子都围着我的汽锅和煎锅打转，近乎绝望地找东西来煮……煮给我的姑母姑父，煮给我的公公婆婆。我不得不用尽办法来供养他们……如果他们只靠分配到的定额来生活，他们早就饿死了。”许多人的确饿死了。安嘉的姐姐们还年轻，她们还能自己想办法，但安嘉的父母就实在没有办法了，尤其是73岁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他是“一位绅士”，从未习惯与其他同龄人并排睡在冰冷的石板地面上。父亲如此依赖60岁的妻子伊达，以至于母亲无法离开父亲去找工作，而这本来能够为他们争取到更多食物。“在集中营里，母亲总是很乐观……要不是因为母亲，父亲可能连一个星期都熬不过去。父亲这辈子都在依赖母亲……在集中营里，父亲从未让母亲离开自己的视线。”

除了供应牛奶，以及基本的蔬菜和谷物，隔离区内还有座食堂。男女老幼在上午7点、正午、下午7点在此排队，他们手持铝制盘子、杯子、罐子，就是为了获得一小片面包，以及一满勺寡淡如水的咖啡或清汤。那些被分配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会得到最高定量，普通工人则会得到中等定量，而非劳动者（绝大多数是老人）只能得到足以饿死的定量。

“装满好吗？求求您了。”最饥饿的人会如此恳求，希望能够多分配些食物。所有病后初愈的人都会得到一张特殊票据，允许他们稍微多得到些食物，所以许多人假装有病或延长症状，以便多得到些食物。但无论他们的身份地位如何，食物定量总是不够；饥饿成为持续的折磨，觅食成为每日的要务。许多人变得倦怠和沮丧。命运迫使一度高傲的、曾居广厦美宅、曾锦衣玉食的上等人，沦落到委身于满身跳蚤的陌生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除了他们都是犹太人。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呼吸夹杂着汗臭污垢气味的空气，恐惧与饥饿让他们沦落至此。

每天都有新的工作下达，随之而来的还有定量供应之外的球茎类蔬菜，但许多都已经腐烂了。最初送来的还包括亲友寄来的香肠或罐头，他们都在家里翘首期盼亲人回归。亲友还寄来现金，不过这些钱很快就被德国人中饱私囊并被兑换成票据或伪造的“隔离区货币”，以在黑市上买到商品。

男人承担绝大多数重体力劳动，而女人则主要从事照顾老幼的卫生和福利工作。男人和女人都会被编入农业师，负责为纳粹栽种蔬菜和喂养肉鸡，同时还为隔离区的囚犯种植土豆、洋葱以及球茎类蔬菜。隔离区内有一间小型医院，负责治疗肺炎、猩红热、败血症、斑疹伤寒和疥疮等各类病症，隔离区内还有几所临时学校，以供孩子们上学。

尽管人们总是忍饥挨饿，尽管冬天如此寒冷，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在房屋内的墙壁上凿冰，但泰雷津的早期居民仍然在忍耐，甚至暗自庆幸情况还不至于更坏。然而，就在人们到达后不久，有些事情终于让他们意识到“现实之残酷”，意识到谁在掌管他们的命运。安嘉说：“我们心情还不错，直到处决开始。”

德国人组建了营区指挥部，召集了犹太长老以及某些经过挑选的见证人，他们被集中到奥西格营房附近的广场上，那里竖起了几座绞刑架。然后，德国人公开绞死了9名年轻男子，罪名是企图“未经允许”与家人私下通信，“冒犯了德国的尊严”。此后绞刑接踵而至，包括7名因为轻微的行为不端而被处决的年轻男子，他们的不端行为包括偷拿糖果和拥有烟草。

安嘉颤抖地说：“类似的公开处决大概进行了六次。这对我们如同当头棒喝，让我们意识到生存的不易。从那时候起，我们小心翼翼、忧心忡忡，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随着人们继续从德国和奥地利如同“雪崩”般拥入此地，纳粹指挥部颁布的规章制度也日益严苛。新一轮禁令禁止居民在白天某些时段进入隔离区某些区域，禁止居民从事某些日常活动。隔离区内竖起更多栅栏和防卫墙，岗哨也增加了。主要街道都被清空，人们只能走横街窄巷。那些违反规条的人会被殴打甚至射杀。那些被抓进小堡垒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

为了节省电力，人们经常被关押在营房里，以便实施灯火管制，人们只能摸黑穿脱衣服，或者在烛光下阅读，而蜡烛供应极为短缺。安嘉躺在肮脏的草垫上，忍受着虱子的叮咬，呼吸着难闻的空气，她不禁回想起与贝恩德在布拉格公寓里的那些浪漫的烛光之夜。人们还要忍受跳蚤和臭虫的折磨，这就像饥饿那样令人痛苦。随着冬天降临，人们还得收集木头以点燃炉火，这既是为了房间取暖，也是为了加热食物。煤炭只有在温度跌到零度以下时才会供应。安嘉说：“由于营养不良、住所狭窄，又缺乏盥洗设备，人们就像苍蝇那样死去，这对于老人来说尤其致命。”

在这饥荒之地，食物短缺令许多人难以忍受，动物本能由此迸发。生存与否有时取决于你是否能够成为熟练的盗贼。安嘉说：“人们想尽办法偷窃。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从未偷窃，切勿相信他们。”那些在厨房工作的人会把土豆甚至土豆皮偷偷藏起来，然后拿去卖，或者拿去以物易物。安嘉学会了如何用荨麻熬汤，而且不断抓住机会从厨房里拿走东西，然后试图用一块发黑的土豆换一颗浸水的洋葱。

安嘉一度时来运转，她意外收到了装满葡萄牙沙丁鱼的包裹，这个包裹本来是寄给一位名叫纳尼·纳坦（Nanny Nathan）的妇女的，但此人早已身故。安嘉向犹太邮局指出错误，但邮局让她把包裹留着。“我高兴地收下了，但有那么多沙丁鱼，我们都吃不下了。我的丈夫甚至会问：‘又是沙丁鱼？’……这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尽管许多人都死了，但隔离区从未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新来者，尤其是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那些人，所以从1942年1月起，东迁行动开始，每次遣送1000～5000人。在罗兹以及其他隔离区，人们四处奔走，哀求或贿赂官员，请官员把亲人的名字从遣送名单上抹去，但这通常毫无作用，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消失。从泰雷津出发的首批被遣送者首先被送到拉脱维亚的里加隔离区，然后被送到波兰沦陷区的隔离区，但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正在前往何处。“当你看到躺在担架上的老弱病残被送往上帝才知晓的目的地时，你只会觉得一阵恐怖……数千人在到达某地后才几天，就会被送往更东面的地方……数千人来了，数千人死了，数千人走了。1942年是如此往复。1943年还是如此往复。”

遣送行动变成一种恐怖，一种压倒一切的威胁。没有人知道第二天会迎来什么，恐惧让早已沉沦的道德更趋沦丧。在被送到泰雷津的14万名犹太人中，估计有3.3万人命丧于此，超过8.8万人被转送到死亡营，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被彻底消灭了。其中1.5万人是孩子，当中还包括1260名可以安全前往瑞士并有志愿者沿途护送的孩子，几乎所有这些孩子都被杀害于奥斯维辛。

像安嘉和贝恩德这样的“先遣队员”仍然怀有希望，认为当局对他们的承诺意味着他们能够避免被遣送，但他们并未获得任何书面保证。安嘉说：“你永远不知道你何时会被送走，或者你还有多久会被送走。今天？下周？下月？所有人都知道‘东方’意味着某种恐怖事物，每个人都试图逃避遣送。”

随着形势恶化，盖世太保开始兜售虚构的小块土地以及“特许权”，以诱骗享有特权的德国犹太人前往泰雷津，他们把泰雷津天花乱坠地描述为国家度假胜地，提供免费住房和医疗照顾，是帝国老人之家，是温泉疗养胜地。许多人甚至付了额外的价钱，以求得到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或者一套顶层公寓，人们为此感激不尽，直到发觉自己受骗上当，但为时已晚。人们期待来到一片宜人的度假胜地，好让他们安全地置身于战争之外，但最终被隔离区的状况所震惊。人们想象会过上富足的社会生活，与志趣相投之人穿着珠光宝气的华衣丽服，但迅速被击溃乃至沦丧。人们只发现狄更斯笔下那肮脏卑微的场景，而终点就是萦绕脑海的对通向远方的铁路轨道的恐惧。

安嘉说：“我有一次碰见一群老人，他们本该被送去医院的……我不知道他们这一路走了多远，我们不得不照顾他们。实在是太不人道了。那里没有空间可以收留他们。他们不知道该栖身何处……他们被塞进了改建为宿舍的小楼房的阁楼……他们不得不爬上阁楼，但他们根本无力做到。”

在那个又闷又热又无风的夏天，苍蝇开始传染瘟疫。脑炎、白喉、痢疾四处蔓延，夺去了数以百计的人的生命，有些病人肛门失禁，就倒毙在自己的粪便之上。四轮马车运走死者，他们瘦骨嶙峋的双脚从裹尸布下面伸展出来。隔离区内建立起特别除虱站，用杀虫剂对死者的衣物和行李进行消毒。

尽管情势每况愈下——也许正因为情势每况愈下——余下的居民在隔离墙内创造出丰富的艺术生活。泰雷津云集了欧洲某些最为出色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作曲家和演奏家，他们设想出更加具有革新意义的艺术形式，以抵御与日俱增的绝望情绪。孩子和成人参演戏剧、参加朗诵，人们相互鼓励，通过艺术和诗歌来表达自我。原材料是乞来的、借来的甚至偷来的，老人和孩子分享一小截炭棒或一小截蜡笔，他们会在账簿的活页或书本的扉页上写写画画。

身陷囹圄似乎点燃了人们的创作冲动。有人以硬纸板和碎布料制作拼贴画。一位名叫帕维尔·弗里德曼（Pavel Friedman）的年轻男子在脆弱的复写纸上写下诗篇：“我再也没有见过蝴蝶……蝴蝶不会栖身于此，蝴蝶不会甘受隔离。”他在23岁那年死于奥斯维辛。那些秘密描绘隔离区内部恶劣状况的艺术家会被抓进小堡垒，他们会遭受酷刑折磨，会被弄断手指。许多人因此被射杀，或者被送去集中营。

尽管随时可能遭到报复，但文化变革还在前行。小型展览、音乐评论以及音乐会还在秘密举行。即兴剧最初在地下室和营房里悄然上演，由于变得大受欢迎，后来改在仓库或健身房上演。犹太管委会必须审查每场演出，但也开始发售门票；这些门票如此抢手，甚至经常在黑市上被用于购买食物。

由于德国人并未干预并禁止此类活动，甚至允许人们使用乐器，人们也就更加大胆，开始重拾本行了。建筑师和舞台设计师投入工作，女裁缝则被请来缝制戏服。作家鼓起勇气写作讽刺剧和滑稽剧，其中一部题为《最后的骑行者》（The Last Cyclist），由卡雷尔·什文克（Karel Švenk）编剧。剧中描绘了一个世界，在那里，骑自行车的人会受到当地居民的迫害，而那些居民本来就是从庇护所里逃脱出来的。遗憾的是，这部戏从未在泰雷津上演，它在带妆排练期间就被犹太长老会禁止了，因为长老会害怕这部戏会招致报复。但在战争结束后，尽管什文克并未幸存，这部戏还是根据幸存者的回忆改编上演，并且继续向世界各地的观众巡回演出。

其他较少争议的演出则可以如期上演，包括歌剧《阿依达》（Aida），这是享誉欧洲的著名独唱剧。汉斯·克拉萨（Hans Krasa）那部名为《布伦迪巴》（Brundibar）的儿童戏剧则上演了超过50场。这部戏得以上演，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弗朗齐歇克·泽伦卡（František Zelenka），他是当时最具影响力、最敢革新的捷克舞台设计师。泽伦卡曾在泰雷津为超过20部戏剧设计舞台布景，包括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作品，他最终死于奥斯维辛，终年42岁。

安嘉曾经观看过一次难忘的带妆排练，那部戏是《被出卖的新娘》，她第一次看那部戏时，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学生。尽管安嘉认为饰演新娘的演员太老了，但这部充满乐观主义的戏剧还是“棒极了”。“这部戏剧被创作时，没人知道它会在泰雷津上演，但里面有些唱词和对白实在是太应景了……女主角曾经问男主角：‘最终的结局会如何？’男主角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太有象征意义了。那些片段让人永生难忘。”

在演出进行的一两个小时内，观众不再是为食物犯愁、为生存担忧的囚犯。他们自由地大哭大笑，自由地感受希望和失望，音乐、舞蹈、歌曲让他们度过快乐的时光。安嘉说：“这有助于缓解压抑的气氛，借助艺术，你就能坚持下去。”

在泰雷津，其中一项最为瞩目的艺术成就归功于一个热诚的业余合唱团，他们由罗马尼亚指挥家和室内乐作曲家拉斐尔·舍希特（Rafael Schächter）担任指导。由于他们的努力，这个监狱合唱团演出了超过16次，上演的剧目是朱塞佩·威尔第最高难度的作品《安魂弥撒》（Requiem）。那场感情炽烈的天主教葬礼弥撒，只能靠演员逐字逐句、逐个拉丁语单词，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背诵下来。他们只有一部偷运进来的乐谱和一台缺胳膊少腿的钢琴，他们还有频繁变换的演出班底，因为随着遣送行动展开，越来越多的合唱团成员被带走，舍希特对团员们说：“我们对纳粹无话可说，让我们唱出来吧。”

其中一幕《解救我》（Liberate me）的唱词是：“主啊，解救我，从永恒的死亡中解救我……您终将降临，以烈焰审判这个世界。”另一段独白是：在最终审判日，“没有什么可以逃脱审判”。这是一段所有罪人终将受到神圣审判的勇敢预言。安嘉观看了其中一场演出，那是她听过的最为悲壮、最为感动的歌剧。当时，纳粹高级军官也在座。演出结束时，犹太观众屏息静气，等待德国人的反应。当党卫队员开始鼓掌时，其他人也掌声雷动，观众们早已泪流满面。

在休闲活动管委会的监管下，人们进行着从未止息的艺术抗争，泰雷津的人们组织讲座和课堂，开设缝纫班和进修课程。即使人们未能参与艺术或教育活动，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人们也致力于改善营区环境。

犹太人公然蔑视如影随形的死亡威胁，他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个人反抗的表现形式，人们唱歌、跳舞，人们恋爱、结婚，人们极度渴望爱，极度渴望某种爱欲，人们竭尽所能去寻找安慰。

贝恩德在H街区一处专业车间和木料厂工作，街区位于带刺铁丝网那边的堡垒内部。贝恩德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为纳粹军官制作精美家具，这也是他在布拉格的旧业。每到下班时分，他就偷偷溜进妻子的营房去看望妻子。那里没有隐私可言，但也没有羞耻之说。他们并非特例，许多夫妻会向特权人士租用私人空间，但那总是供不应求。其他人就只能充分利用夫妻相处的片刻时光了，有时在夜里，好几名男子会偷偷溜进女子营房，安嘉说她甚至能感觉到整个营房都在震动。安嘉说：“我们房间里有12个女人，有时就会有12个男人睡在那儿，但人们都满不在乎。这是我们仅有的片刻欢愉，这让我们还不至死去。”虽然风险很大，但他们认为值得为此冒险。他们都还年轻，还在爱的年纪，共寝片刻也会给他们带来希望。

尽管许多人都被运走了，但安嘉和贝恩德两人还是留在后方，这对夫妇深信纳粹关于“先遣队员”将会安全的承诺，他们将会在战争期间留在隔离区。尽管在1943年6月，隔离区中心区域建起了专用铁路站台，但安嘉仍然相信，许多人也仍然相信，战争会很快结束。

安嘉那年26岁，结婚已经三年，她并不想当高龄母亲，但她与贝恩德都决定，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宜要小孩。尽管从未做出特别声明，但德国人还是颁布过严格的性别隔离规定，人们害怕如果犯下怀孕的“罪过”，将会被处以死刑。然而在1943年夏天，当安嘉发现自己怀孕时，她还是暗自高兴。母亲伊达当时与女儿住在同一个营区，母亲难以置信地问道：“怎么怀上的？几时怀上的？”安嘉只是耸耸肩，而母亲也笑了。安嘉确信孩子来得正是时候。安嘉觉得九个月后必将有事情发生。通过地下电台和捷克警察的闲言碎语，小道消息已经传遍泰雷津。盟军已攻入西西里岛，墨索里尼已被剥夺权力，意大利已向盟军投降。华沙犹太隔离区已发生大起义，德国鲁尔区也已遭到猛烈轰炸。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已胜利在望。

但事情仍未结束。隔离区内暴发斑疹伤寒，一天之内就夺去过百人的性命。运来发霉面包的车辆也负责运走尸体。棺材如此短缺，以致死者只能用裹尸布草草包裹并堆放在走廊上，火葬场每个月要处理上千具尸体。

秋天时传来消息，安嘉的两位姐姐，36岁的鲁热娜和39岁的热德娜，安嘉的外甥，即8岁的彼得，以及安嘉的姐夫赫伯特，都将在一次对5000人的遣送行动中被送往东方。安嘉表亲的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也会被送走。安嘉说：“当你的亲人将在下次遣送行动中被送走时，你会不惜一切去拯救他们。但显然，尽管我尝试了一切办法，但最终仍一无所获。我试图……贿赂主事者……但毫无作用。你还要承担巨大风险。许多人都倾其所有去贿赂某些人，但德国人说要运走1000人就得运走1000人。幸运与不幸只在一念之间。”

许多人自杀，或者试图自杀，而不是去面对未知的旅程。根据相关报告，1941～1943年，在泰雷津，有430人自杀，有252人自杀未遂，绝大多数自杀行为都发生在遣送行动期间。那些无法面对骨肉分离的人，要么跳楼，要么割腕，要么上吊，要么大量吞食从诊所偷来或拿来的安眠药。

在安嘉对于近亲被送走的最终记忆中，就包括老姑妈的那次，“她衣着整齐，还戴着帽子”，坐在行李箱上。“她跟我握手，并说：‘那么，回头见吧。’仿佛我们是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的大酒店里见面……她没有说‘永别了’，而是说‘下周见！’她不知道何谓毒气室，但她知道此行凶多吉少。”

安嘉强颜欢笑，与亲人挥手道别，目送人群走向站台，数千人的脚步扬起漫天灰尘。安嘉祈求自己能与亲人尽快重逢，祈求亲人离开她后还能找到足够的食物。

又过了几个月，安嘉的腹部开始隆起，她因为即将成为母亲而感到兴奋，尽管她已消瘦了许多，而且食物当中又没有多少营养。安嘉说：“我们为了即将降生的孩子而欣喜若狂。我记得怀孕四个半月的时候，胎儿就开始动了。我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然后感觉到胎儿在动，我跑进大办公室，告诉我的上司：‘它开始动了！’我那时候得意忘形。这是何等奇迹啊！”但安嘉的欢喜很快就变成恐惧，尤其是再也没有关于战争的好消息传来，而向东方的遣送行动却在加速。

当新任的党卫队营区指挥官、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安东·布格尔（Anton Burger）发现有些囚犯怀孕时，他下令怀孕者必须主动报告情况。身为犹太人竟然胆敢怀孕，这被视为对第三帝国的犯罪。布格尔下令，所有小于七个月的胎儿都必须人工流产。他还发出威胁，要惩罚那些隐瞒怀孕情况的母亲，同时还要株连那些母亲所在的社区。

安嘉和贝恩德肯定选择隐瞒，直到再也隐瞒不下去了。然后，两人被传唤到指挥部的行政管理办公室，同行的还有另外四对夫妇。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从命。在那里，大发雷霆的纳粹党徒拿着手枪对着他们指指划划，每对夫妇都被迫签署文件，同意交出新生儿并进行“安乐死”。尽管安嘉掌握多国语言，但她还是看不懂文件上写着什么，不得不询问别人。当别人告诉安嘉，孩子出生后将被弄死，她几乎当场晕了过去。

“我从未想象过，我将被迫在交出并杀死（我的孩子）的文件上签字。从未有人听说过这种事情……你怎么能签下这种东西呢？但我们签了。他们说：‘快签！’我们就签了……党卫队员就拿着左轮手枪站在你身后……你当然得签了！”

1943年11月，安嘉怀孕六个月，德国人进行了人口普查，以确保补给物品数量与剩余囚犯数量相符。结果整个隔离区都被清空了。贝恩德因为发烧正躺在诊所，因此被留下了，同时被留下的还有其他病人和一些孩子。安嘉也被赶出隔离区，贝恩德并未同行，同行的是安嘉的父母，以及其他3.6万名囚犯。

人们害怕最坏的情况即将到来，他们在全副武装的守卫看管下在雪地里艰难跋涉，最终来到一片开阔的牧场，即博胡绍维奇卡盆地。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人们被反复点验，恐怕多半是要被射杀了。人们不得坐下或稍作休息，所以人们只能在站立的地方便溺。严寒和雨雪让身体虚弱者难以承受，许多人倒地之后就再也未能醒来。当人们最终可以跑回营房的时候，安嘉如释重负，因为她发现诊所里的所有人，包括她丈夫，都尚未被杀害。

然后到了12月，安嘉的老父母斯坦尼斯拉夫和伊达收到前往东方的通知。安嘉那位曾经信心十足的父亲，那位在特雷贝克绍夫采广受尊敬的企业家，那位曾经开设了经营有方的皮革厂并且很好地养活了家人的成功人士，此时形容枯槁到“如同可怜的乞丐”，并且正遭受病痛的折磨。一名党卫队军官打伤了父亲的脸，打碎了父亲仅有的一副眼镜，所以父亲再也看不见东西了。安嘉说：“这让我最为伤心。他……变成一个身材矮小的犹太老头子，只能依靠我的母亲……此情此景真是让人伤心欲绝，因为父亲……如果没有母亲搀扶就寸步难行。”

尽管饥肠辘辘、病体怏怏，但安嘉的父母从未抱怨，从未让她感到“揪心”，他们直到最后的日子都还保持着乐观。“父母离开的时候，我非常失落。我对父母说再见，但我并未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道别非常简短，‘再见，回头见’。父母知道我已怀孕，他们对此泰然自若。他们有太多事情需要面对，我们都认为总能应付过来的。”

贝恩德也曾目送母亲塞尔玛以及其他亲人远去。他相信自己那失明的父亲路易斯终将得救，因为父亲得过铁十字勋章。

1944年2月2日，当安嘉的儿子在泰雷津提前几周降生时，安嘉的父母和姐姐都不在身边，当时距离盟军轰炸柏林已过去了好几个星期。那时候，隔离区还有一间继续运作的医院，里面有现代化的、配备了消毒器械的手术室，并有数百名拥有执业资格的囚犯医生。安嘉还可以选择妇科医生和儿科医生，尽管如此，分娩的痛苦必须由她自己来承受。安嘉说：“真的好痛。我想这真是太可怕了，就算你给我发奖金，我也不再生孩子了。”但她还是补充道：“我这小宝贝真是太珍贵了！”

分娩过后，安嘉把好不容易盼来的孩子放进摇篮之中，她与其他母亲和婴儿都躺在育婴室里，但孩子随时可能会被抢走。安嘉说：“他是个健康的孩子，我也有充足的乳汁喂养他。”

一开始，安嘉和贝恩德给孩子取名吉里（Jiri，即乔治），这让安嘉的公公非常高兴，因为公公有个兄弟也叫乔治。但是，德国人不允许犹太人取非犹太名字，所以两人只好给孩子重新取名为达恩，“不是丹尼尔，而是达恩”。还没有人来把孩子送去安乐死，两人也不知道为何会被赦免。他们只是感到庆幸。

直到战争结束后，在另一位泰雷津囚犯贡达·雷德利赫（Gonda Redlich）的私藏日记中，人们才解开了这个谜团。雷德利赫的妻子叫格尔塔（Gerta），安嘉曾与她相识，当时也是位怀孕的母亲。1943年11月，格尔塔与丈夫也被迫同意“杀死孩子”。雷德利赫在当天的日记里心酸地写道：“我签了一份保证书，我要杀死我的孩子。”

1944年3月初，在儿子出生后（这孩子也叫达恩），雷德利赫对儿子写道：“犹太人被禁止出生，犹太妇女也被禁止生育。我们被迫隐瞒你母亲怀孕的情况。就连犹太人也要求我们杀死你，而你明明是我们的骨肉，因为敌人发出威胁，要为隔离区内犹太孩子的降生而集体惩罚整个社区。”雷德利赫说，孩子得以保全，简直就是个“奇迹”，当时一名德国军官的妻子因为早产而诞下死胎。雷德利赫写道：“当你和其他孩子降生的时候，为何他们取消了禁止生育的命令呢？因为犹太医生救活了那名产妇。敌人考虑到那位丧子母亲的感受，才允许你的母亲和其他母亲生育。”

安嘉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全心全意地养育孩子。她用撕开的碎布作为尿布，也有足够的乳汁去喂养孩子。她也把“好运气”带给其他怀孕的母亲，她们也在隔离区生下了孩子，有一位母亲还生下了双胞胎，不过有三个孩子后来夭折了，还有一位母亲后来死于肺结核。

然而，到孩子满月的时候，尽管他已逃过死刑，但他还是渐趋衰弱。安嘉说：“他看上去跟其他同时出生的孩子不太一样。”几个星期后，安嘉这个弱小的长子就患上了肺炎。他死于1944年4月10日，那是个星期四。安嘉说：“我这小宝贝不是被杀死的。他只是不够强壮而已。我的小宝贝就躺在我的怀里。他是自然离去的……我从未想过他会离我而去，但他真的走了，我感到非常伤心。”

贡达·雷德利赫写道：“在那些德国人允许出生的孩子当中，有个孩子走了。想想身为人母的悲痛吧，她奇迹般地得到一个孩子，但又失去了他。”

贝恩德出席了儿子的简短葬礼，然后儿子的骨灰就被装进纸皮匣子。这个匣子与其他数千个匣子都放在隔离区的骨灰匣安放处，直到1944年11月，绝大多数骨灰都被倒进湍急的奥赫热河。

泰雷津集中营纪念碑，纪念骨灰被撒入河中的死难者

安嘉未能目睹火葬。她很少再谈及她的儿子。安嘉后来说：“这很可怕，但后面还有许多可怕的事情接踵而至，也就忘记了……总得跨过去。”后来，安嘉问表亲，自己为何不能去哀悼达恩，表亲的解释让她释然了。安嘉补充道：“我们不能再承受忧伤，否则我们都要疯掉的。你开始胡思乱想，什么事情发生了，为何事情发生了，你必须找到出口，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

安嘉最喜爱的生活格言出自《乱世佳人》郝思嘉的口中。这句格言是：“明天再想吧。”安嘉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句咒语，以此度过集中营里的岁月。安嘉承认，所谓“郝思嘉理论”听上去“愚蠢”又“荒谬”，但安嘉也认为，这句话让她受用终身。“如果我在事情发生时暂且放下，去睡个觉，也许第二天局面就会好转。迄今为止，这方法真奏效……这符合人的天性，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总能幸存……那些自暴自弃、形销骨立的人总是死得最快。”

前几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已经让人们的世界支离破碎，人们的安定感也荡然无存。人们没有机会逃脱，也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安嘉简单地说：“我抗争的手段就是活下去。”

儿子去世后，安嘉患上严重的黄疸症，几乎因此丧命。安嘉在诊所里被隔离，就连贝恩德也不能探望。有一天，贝恩德不知从何处摘来一朵花，隔着窗户拿给安嘉看。尽管安嘉很欣赏这浪漫举动，但她后来说当时太饿了，宁愿要一片面包。安嘉最终还是挺了过来，跟丈夫再次团聚。

之后那几个月，随着盟军准备攻入欧洲，第一批丹麦犹太人被送到泰雷津。丹麦政府代表和丹麦红十字会马上开始对纳粹施压，追问那500名丹麦人的下落，尤其关注纳粹集中营里集体消灭犹太人以及其他囚犯的传闻。在所有被占领国家中，丹麦最为果敢地抗议纳粹虐待犹太人，并且设法拯救本国的犹太人，要么加以藏匿，要么加以帮助。即使对那些未能得到拯救的本国犹太人，丹麦也予以密切关注，迫使纳粹为他们提供特别待遇。

为了平息众怒，德国人同意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在丹麦官员陪同下参观泰雷津，德国人一举将其变为希特勒的“橱窗”营地。1944年5月，为了清理泰雷津，5000名犹太人被遣送到东方，包括所有孩子和绝大多数病人，尤其是肺结核病人。最后又遣送了7500人。余下的病弱者都被藏匿起来，最糟糕的区域也被隔断开来。

指挥官精心计划红十字会小型代表团巡视的路线，并下令对道路沿线的建筑物进行大规模美化，街道被重新改为好听的名字，如“湖畔街”。在指挥官所谓的美化行动中，营区铺上了新草皮，种上了玫瑰花，搬来了公园长凳。每件东西都被粉刷过，包括子虚乌有的路牌“学校”或“图书馆”。鲜花种满窗槛花箱，操场、旋转木马、乐池、社区中心以及运动场也都临时搭建起来。预定参观的营房也被整饰一新，整个街区都是粉刷华丽并正在营业的商店，里面“出售”的商品都是从囚犯的行李中巧取豪夺而来的。

囚犯们都受到死亡威胁，只能乖乖地排练做何事、去何处以及如何行事。囚犯根据指示，都穿上最好的衣服，确保仪容整洁。临时运来的新鲜蔬菜和出炉面包必须精心摆放并安排得恰到好处。红十字会的参观活动于1944年6月23日准时上演。

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领导下的第三帝国宣传部制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参观影片，并添加了其他后期制作画面，企图向全世界播放一部题为《元首为犹太人建造城市》（The Führer Gives the Jews a City）的电影。影片经过精心剪接，配以旋律昂扬的音乐，如奥芬巴赫的《地狱舞曲》（Infernal Galop），这是最受欢迎的巴黎康康舞曲。影片还选取外表健康的年轻男女，展示他们正在隔离区外面的锻造厂、陶瓷厂或艺术工作室里劳作的形象。人们示范如何制作手袋、如何缝制衣服或如何制作木器，然后手挽手走回隔离区，去享受休闲活动，如阅读、编织、玩牌，以及参加朗诵和演讲。影片里还有如下片段：精力充沛的足球比赛，老夫老妻在公园长凳上闲话家常，阳光下肤色黝黑的孩子吃着涂满黄油的面包，尽管这些孩子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见黄油。

滑稽的是，公共浴池还展示裸体男性如何往身上涂抹肥皂。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带有围墙的花园里灌溉指挥官的菜园。安嘉和贝恩德跟许多犹太人一起坐在维也纳风格的咖啡馆里喝“咖啡”。随着电影摄像机呼呼运转，人们按照指示表演，对着镜头微笑，啜饮咖啡杯里油腻的液体，而杯子则由身穿白围裙、面带微笑的女侍应端上来。在注定成为历史经典时刻的片段中，红十字会官员也被拍进影片，他们坐在从柏林赶来的党卫队高级军官旁边，欣赏着威尔第的《安魂弥撒》，由人数大为减少的合唱团负责演出。

隔离区内每个人都祈求，来访者会看懂囚犯的手势，会提出尖锐的问题，会要求更改既定的路线。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此次参观成为纳粹的胜利。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莫里斯·罗塞尔（Maurice Rossel）博士在报告中评论道：“总体而言，来到此处的人都不会被送往别处。”报告实际上给纳粹提供了辩解的理由，足以反驳所有关于集体屠杀的指控，罗塞尔及其同事声称犹太区“相当好”且“很舒适”，铺满地毯和挂毯。代表团声称隔离区内衣食充足，提供邮政服务和文化设施，青年之家有着“显著的教育意义”。罗塞尔在结论中写道：“我极为意外地发现，隔离区内的市镇生活如此正常。我本来以为会更糟糕的。”罗塞尔评论道，他的报告“会让许多人感到宽慰”。

隔离区居民对红十字会的报告一无所知，人们还希望外部世界最终会得知他们的状况。其实无论隔离区如何被美化，代表团成员难道就看不出来，这仍然是占地1平方公里、与外部世界彻底隔绝的监狱吗？

参观过后，隔离区内所有引人入胜、令人愉悦的东西都被摧毁、拆除或带走。泰雷津及其居民回归到之前的破败状态，甚至此后两周的定量配给还要削减，因为参观期间人们享受了“额外的”食物和奢侈。至于影片里那些坐在摇摆木马上面带微笑的孩子，还有那些表情夸张的孩子，在影片拍摄完毕那天，就跟其余5000人一起被送去了奥斯维辛。这5000人中包括威尔第歌剧的指挥家拉斐尔·舍希特，以及这部宣传片的犹太制作人，还有安嘉的朋友、指挥家安切尔及其家人。舍希特曾经为数以千计的人带来希望，许多人也有幸听过他的最后演出，他在辗转三座集中营后最终被杀害。安切尔活了下来，但妻子和孩子都被杀害。

负责看守泰雷津的捷克警察继续偷偷传播从外面听来的消息，警察告诉兴高采烈的囚犯们，盟军已在挪威登陆，正在横扫法国。安嘉说：“消息就像风一样传播，我们当时都在想，我们已经胜利了！我们彼此勉励，一个月内就能回家了。”非常刻意地，安嘉和贝恩德决定再要一个孩子，“我们真是疯了”。安嘉补充道：“第一次怀孕毫无计划，纯属意外。第二次怀孕却是计划好的，因为我们想要孩子。‘既然我们都在这里三年了……我们还要等待多久呢？’”安嘉的计划是：如果两人带着孩子返回布拉格，他们总会想到办法的；但如果两人没有孩子，他们就会等到有钱有工作的时候再要孩子，这会消耗太多时间，也许最后就不要孩子了。

随着好几次遣送行动把人们送往东方，营区内的某些阁楼突然空置了，所以贝恩德就在阁楼里修建了一处秘密隔间，他称之为“干草公寓”，这是他与妻子见面的地方。这种阁楼后来在隔离区内被称为舒适小天地。后来，贝恩德还把阁楼扩大成一套单间公寓，两人都能住进去。安嘉说：“我们把它改造得非常漂亮。”

尽管始终存在德国人在定期搜捕中发现两人的风险，但贝恩德和安嘉还是抓住了机会。法国包括巴黎已经全境解放，盟军正在对荷兰发动空袭。1944年的夏天既漫长又炎热，身边许多人，尤其是老人，纷纷死于感染、疾病与饥饿，而安嘉和贝恩德正在享受他们偷来的相聚时刻。

安嘉难以知道自己怀孕与否，因为她曾经怀孕过，再加上疾病和营养不良，这都打乱了她的月经周期。妇女们称之为“监狱综合征”，它对许多被囚禁的妇女都有影响。1944年秋天，安嘉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怀上孩子，当时盟军已经步步进逼，有些德国陆军师被迫全体投降，纳粹于是决定遣送泰雷津的绝大多数居民。

由于害怕引起反抗，或者由于处心积虑，德国人首先提出，把最有劳动能力的男子迁往德国境内“德累斯顿附近”的新营地。德国人声称，此后四个星期，每隔一天都会有1000人被送过去。所有关于先遣队员将会得救的承诺都一文不值，因为贝恩德也收到了可怕的粉红色通知单，命令他到新的建筑指挥部去报到。当犹太长老向德国人抱怨先遣队员应有豁免权时，德国人只是回应说所有豁免权都已被“取消”。

根据隔离区的规定，贝恩德必须交出配给卡，他的食物供应会被取消，他应该在二十四小时内报到以等待遣送。安嘉说：“他的离开毫无预兆。突然来了一道命令，所有男人都要被迁往另一处隔离区。我们想这隔离区应该类似于泰雷津，位于德国境内某个地方。情况可能会更差，但也只不过是某种隔离区而已……人们不会联想到任何灭顶之灾或者恐怖之事。”

尽管如此，安嘉还是再次忍住愁绪，为贝恩德收拾了几件行李，把他送上未知的旅途。男人们集中在营区的一处院子里，他们的爱人可以前来道别。安嘉拥抱和吻别贝恩德，两人约定尽快相见。贝恩德也不知道妻子已经怀孕，他走向营地边缘的站台，登上了拥挤的车厢。那是1944年9月28日，到此时他被送到泰雷津已将近三年了。

没有了贝恩德的安慰，安嘉就只能独自过日子了。令人沮丧的是，她生活在充满悲伤、饥饿和恐惧的世界。由于许多囚犯已被送走，而纳粹战争机器的需求更加迫切，安嘉被调往隔离区内的一间工厂，她在那里负责切割加工过的云母片，用于制造飞机的火花塞。“他们把这些东西叫云母，一种细小的透明结晶体。我使用非常锋利的刀具把它切削成薄片。”这些云母片被视为德国空军的战略物资，搬运过程必须极为小心，包括安嘉也得小心翼翼。

这份新工作除了极为孤独、令人痛苦，还无法为安嘉及其仅存的亲人（即那位失明的公公）获取额外的食物，她很是为获取食物而犯愁。那时，纳粹宣布需要再征召1000人，前往新建的德国劳动营工作。安嘉的朋友米茨卡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上，名单上还有许多来自布拉格的朋友，她们都是先遣队员。安嘉得到豁免，因为她被指派去从事军工生产。为了平息众怒，德国高级军官又宣布，任何人如果自愿跟随朋友和家人前往德累斯顿附近的新营地，都将得到准许。德国军官在营造希望，仿佛被送去从事有用的工作，就能确保人们得救。

这则消息让安嘉心动了，她下定决心追随贝恩德。安嘉说：“我那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怀孕了，但我的丈夫却并不知道……真是疯狂。”对也好，错也好，安嘉认为，既然她和贝恩德能够在泰雷津活下来，那么她也能够在其他地方活下来，就算那里状况更糟糕也无所谓。安嘉还不知道贝恩德身在何处、状况如何，但她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跟贝恩德在一起。安嘉认为：“至少，德国还是个文明国家，在那里总能活下去。”安嘉后来形容自愿参加遣送是“一生中最为愚蠢的决定”。安嘉与贝恩德一起熬过了三年；他们失去了儿子和绝大多数家人。她不相信还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她祈求他们能够立刻团聚，然后被送往某处工作，甚至还能碰见父母和姐姐，然后一家人在一起熬到战争结束。

安嘉也害怕，如果再等下去，她可能会被遣送到其他地方，那就再也找不到亲人了。安嘉收拾了几件行李，这次她务实得多，不再像三年前初到泰雷津时那样，带着一盒甜甜圈，留在原地的一位朋友也过来帮她收拾。安嘉说：“我从未告诉任何人我怀孕了。但当我收拾一件初次怀孕穿过的衣服时，朋友说：‘为什么要带这件衣服呢？’我没有回答。她说：‘上帝啊！你怀孕了！’她几乎晕过去。她又说：‘你疯了吗？为什么你要自愿参加遣送呢？’”

数日后的星期天，即1944年10月1日，就在美国军队抵达德国西部的齐格菲防线后不久，安嘉永远地离开了泰雷津。爬进拥挤的三等车厢后，安嘉、米茨卡以及其他朋友挤得“就像沙丁鱼”。随着她们身后的车厢门被锁上，车厢内一片漆黑，火车传出刺耳的汽笛声，然后缓缓开出。安嘉尽力忘记恐慌，希望这段与丈夫相见的旅程不至于太过漫长。

安嘉的祈祷似乎应验了，她正在追随贝恩德的脚步，如她所愿。但残忍的是，火车甚至真的开进了德累斯顿车站，她们以为这就到站了。她们如释重负，希望下车就奔向新营地，盼望着与亲人团聚。她们精疲力竭、饥肠辘辘、严重脱水，在上锁的车厢内再三等待，直到火车突然再次开动。让她们感到恐惧的是，接下来的停靠站是包岑，那是德累斯顿东面60公里开外的城市。到那时候，她们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安嘉说：“慢慢地、无可挽回地，我们所前进的方向露出了曙光。”安嘉形容，当她们看见波兰语车站名的时候，真是“糟糕的时刻”，而她们的火车还在令人忧郁地缓缓开进。

“向东走只意味着一个地方，我们对那个地方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它的名字叫奥斯维辛。那是一处营地：一处可怕的营地。但我们并不知道它更多的情况了。”

安嘉不可能知道，如果小宝贝达恩还活着，如果她怀抱达恩，在10月的那个星期天走下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那座臭名昭著的站台时，几乎可以肯定，她和达恩会被直接送去毒气室。然而，此时安嘉的肚子里怀着一个小生命，它那小小的心脏将要跳过所有艰难险阻。

安嘉不需要对陌生人遮掩怀孕的肚子，因为除了安嘉自己，没有人知道她再次怀孕了。两天之后，车厢门被打开，迎面而来的不是贝恩德的笑脸，呈现在她眼前的，是人间地狱。

四 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

佩莉斯嘉

在可怕的混乱中，佩莉斯嘉来到三个巨型集体灭绝营中的二号营，这三个灭绝营被统称为奥斯维辛。刚刚从斯洛伐克抵达的人们惨遭猎犬撕咬，而被称为“牢头”、身穿条纹囚服的囚犯头目则对人们肆意叫骂，粗暴地把人们从车厢里拽下来。冷酷无情的党卫队哨兵手持武器站在旁边。佩莉斯嘉说：“我们过去甚至不知道何谓奥斯维辛，但从我们跳下火车那刻起，我们就都知道了。”

人们被这个超现实世界——通上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瞭望塔上配备机关枪的士兵、横扫夜空的探照灯光——吓得目瞪口呆，佩莉斯嘉和蒂博尔也立即就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敌意和攻击，周围传来皮鞭挥舞的响声，有人对他们大喊大叫：“滚出来！快！扔掉行李！快！”

男女老幼同样无助，人们被赶下火车，随即被推入人群中。人们在混乱中跌跌撞撞，很快就被冲散，珍贵的手提箱也被弃置在泥泞的水洼里。有些妇女变得歇斯底里，她们试图抓住亲人或护住孩子，却被充满敌意的陌生人强行推开。

佩莉斯嘉想要抓住蒂博尔的手臂，却被强行推开，几乎跌倒在地，幸好埃迪塔设法扶住她。佩莉斯嘉哭了，她绝望地四处张望，却再也未能看见她那年轻丈夫的身影，蒂博尔早就被周围拥挤的人群所吞没。佩莉斯嘉蹒跚前行时，突然与一名党卫队高级军官打了个照面，她后来才知道此人名叫门格勒。在当时，对于佩莉斯嘉来说，此人只不过是另一名眼神冷峻的纳粹军官而已。

约瑟夫·门格勒医生

门格勒带着似乎永远镶嵌在脸上的笑容问道：“需要帮忙吗，美丽的女士？”

佩莉斯嘉站直身体，抬起下巴，轻蔑地回答道：“在这里，不需要。”

门格勒命令道：“给我看看你的牙齿。”

佩莉斯嘉犹豫片刻，还是张开了嘴巴。

门格勒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干活去！”

许多粗暴的手把她推向右边的行列。她发觉自己淹没在痛苦的人海中，谁都不能站立或回头。蒂博尔已经消失在几百米开外的混乱人潮中，她甚至无法确定埃迪塔是否能够跟上她。

牢头和穿着制服的党卫队看守挥动棍棒，大喊“快点！”他们命令妇女们每五人一行，肩并肩地通过泥泞不堪的走廊，走廊两边分别是深陷的沟渠和高耸的带刺铁丝网。妇女们被带到营区外围一栋偏僻的砖砌楼房，被塞进一处装有窗户的狭长房间，随即又被要求脱光衣服，以便进行“消毒”。

许多妇女感到震惊，因为即使在丈夫面前，她们也从未全身赤裸任人打量，她们犹豫不决。如果任何妇女稍有迟疑，或者乞求以衣服覆盖身体，她们就会遭到殴打，直至乖乖从命。妇女们脱下或摘下的衣服、手表、钞票、珠宝堆积如山，随后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商业中心进行分类，那是一处代号为“加拿大”（Kanada）的仓库，因为加拿大这个国家物产丰盈。在那里，在加拿大指挥部的严密监督下，每次大约有1000名犹太女囚犯脱去衣服，她们脱下来的衣服可以堆到三层楼高。

加拿大指挥部的职责是收集保暖性能良好或质地优良的衣服，经过熏蒸消毒后运回德国。他们必须仔细搜查接缝和衬里，寻找黄金、钞票、宝石、珠宝。在毫无遗漏地翻查口袋的过程中，他们会找到人们珍藏的家庭合照和亲人独照，这些照片会被扔进废纸堆里，随后被拿去烧掉（有些照片则被勇敢地保存下来）。

一旦新来者被脱光衣服，她们就会沿着走廊被赶进一处小房间。在那里，会有人熟练地检查她们的口腔以及其他孔洞，以搜寻藏匿的黄金或宝石。那些害怕失去一切的妇女，早已让牙医在补牙材料里填上钻石。有些妇女则把珠宝藏在阴道里。绝大多数黄金宝石都会被找到。一旦通过检查，妇女们就会像绵羊被剪羊毛一样，由理发师借助手动或电动理发剪匆匆忙忙地剃去所有毛发。

妇女们低头饮泣，她们宝贵的头发，曾经如此细心呵护和烫染的头发，现在却被剃去，被装进麻袋。她们的秀发曾经是她们引以为傲的女性特征，当她们的指尖战战兢兢地触碰被剃光的头部时，她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被羞辱、被奴役。然后，她们被推向下一名看守，她们站在小板凳上，剃去腋下和耻丘的毛发，尽管如此，匆忙中总有漏网之鱼，包括佩莉斯嘉，并未全部被剃光。

剃去毛发，被视为让妇女们迅速认清自己身为囚犯的措施，也是为了降低被虱子叮咬的风险。以半钝的剃刀剃去毛发，成为最具有冲击力的步骤，让这些身陷囹圄的斯洛伐克妇女丧失人格。被剥夺衣服、毛发、身份、尊严后，她们通常已伤痕累累，她们的头皮被剃得乱七八糟，只留下几寸长的杂乱毛发，朋友和亲人挤在一起、抱在一起，害怕彼此分开，因为她们突然看上去千人一面，已经“不再是人类了”。

由于有太多妇女在楼房里接受深入检查，妇女们被迫在大操场上等待初次点名，以及由比克瑙妇女营主任医师门格勒主持的再次检查。寒冷刺骨的空气向她们赤裸的头部和身体袭来，让她们气喘吁吁。她们不能东张西望，只能每五人一组接受仔细检查，她们蒙受了彻底的羞辱。她们畏畏缩缩地站在泥泞中，感觉到整个世界已经倾颓，一度熟悉的生活已被永远剥夺。

她们的亲人在何处，已被黑夜吞噬了吗？她们曾经无忧无虑的生活，已经荡然无存了吗？在奥斯维辛的疯狂与残忍中，伴随着直冲鼻孔而来的地狱般的气息，佩莉斯嘉绝非唯一濒临崩溃之人。

随着门格勒医生走近，佩莉斯嘉看见医生把面带病容、身上带有明显伤疤或伤口的妇女拉出队列。有时候，医生似乎仅仅由于厌恶某人的面容就把某人拉出队列。佩莉斯嘉偷听到医生对前面几位女囚犯的提问，知道会被问及是否怀孕。尽管她在外表上凛然不可侵犯，但她在内心里从未感到如此屈辱和害怕。

然后，医生突然站到她面前，面带笑容，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她能够闻到医生脸上那刮完胡子后涂抹的爽肤水的味道。她昂起了头颅。与那身体面帅气的制服极不相称，门格勒满是欣赏地对她上下打量，似乎对她那健美的躯体留下了深刻印象。相比之下，她周围那些妇女简直是骨瘦如柴，许多妇女瘦得只剩皮包骨头，还满身疥疮。

然而，佩莉斯嘉知道，绝对不能信任这名医生。她与蒂博尔像动物一般被运到这座营区。没有饮水，没有食物，备受斥骂，备受殴打。在与唯一爱过的男人分开后，她已被剥夺一切，也只能蔑视一切。如果希特勒真的打算说到做到，在欧洲清除所有犹太人，那么这肯定意味着，就连犹太人尚未降生的孩子也将难以幸免。

在门格勒目不转睛地研究她的躯体时，她只有几秒钟时间做决定。但在门格勒以德语问她是否怀孕后的几秒钟里，佩莉斯嘉直视前方，与对手正面对望。

佩莉斯嘉用德语回答道：“没有。”她不愿承认她真正懂得医生及其同党引以为傲的这门语言。她的心脏在胸口剧烈地跳动。确定无疑的是，她知道如果今后暴露怀孕的事实，如果暴露时还是囚犯之身，那么后果将会极其严重。尽管迟疑了片刻，但这名带有人类学博士头衔、一心想成为伟大科学家的医生还是冷漠地走了过去，走向队列里的下一位妇女。

比克瑙灭绝营，盥洗室里的淋浴设备

一旦通过初次点名，佩莉斯嘉以及其他妇女就被驱赶回崭新的盥洗室。这座盥洗室有许多窗户，呈现“T”形布局，是为少数被分配到工作的囚犯而设计的。她们仍然赤身裸体，被带到一座混凝土结构的淋浴房。在那里，牢头做着卑鄙的手势，说着下流的脏话，以此向在头顶上监视的主子拍马屁。妇女们满身疲倦地站在复杂的网格铜管以及巨大的金属喷头下。她们成群结队地赤脚站立在光滑的地板上，这种等待简直是折磨。

突然之间，热气腾腾的水流从头顶上倾泻而下，妇女们因为震惊和恐惧而尖叫。她们扬起头、张开口，试图缓解口渴，但比克瑙的水并不适宜饮用，她们很快就吐出口中咸得发苦的脏水。那里没有肥皂或毛巾，但牢头向妇女们的头上和腋下喷洒让人刺痛的消毒剂，消毒剂让她们的伤疤或伤口更加刺痛。喷涌而出的洗澡水时冷时热，但妇女们都尽可能地洗去皮肤上的恶臭。

她们才洗湿身体，就被不断叫嚷的看守驱赶到另一个房间，她们只有几分钟时间来擦干身体。她们沿着与入口处平行的另一条走廊前进，被带到与脱衣室同样巨大的另一个厅堂，然后被塞进厅堂边上一间没有门的公共厕所。

妇女们被迫每五人一组蹲在地面的茅坑上，她们被茅坑里升腾起来的恶臭熏得难受。由于不停地被棍棒猛戳，而且那里没有手纸，只有极少数人在被赶出茅坑之前能够完事。在害怕与困惑中，她们被带进大厅外围的另一个小房间，那里有堆积如山的破衣烂衫。每一名妇女走进去的时候，那里的狱友就随手扔给她一两件破烂衣服。

由于发放者与领受者没有任何眼神接触，那几双脏手扔过来的衣服也是张冠李戴到荒唐可笑，而发放者的选择也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佩莉斯嘉在胡乱堆放的鞋子里拿到裹脚之物，还拿到一件用料厚实、宽松垂坠的女式大衣，对此她始终非常感激。许多没那么幸运的同伴只拿到不合身的衣服，比如太过窄小的衣服、男性内衣裤甚至缎面睡衣。如果在别的地方，这种衣不称身的场景肯定引人发笑。然而，当她们把滑稽的囚服套在潮湿的皮肤上并且彼此审视时，她们都有越发严重的不祥预感。

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中木板搭建的营房区域

来自塞雷德的妇女们手挽手，每五人一组通过出口，来到另一处操场，然后沿着带刺铁丝网围绕的走廊，来到另一栋楼房。这里还只是妇女营的边缘，被称为中转区或“啤酒桶C”，排列着许多由木头搭建的小屋或营房，每30米设置10间，收容了数千名胆战心惊的妇女。

在死亡地理上，佩莉斯嘉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死亡网络的正中央，其中包括3座主要集中营以及超过40座附属集中营。此地距离波兰南部的偏僻城镇奥什维茨（Oświęcim）并不远，纳粹将其改名为奥斯维辛，这个地名将会成为第三帝国进行流水线式种族灭绝的最为有力的象征。奥斯维辛一号营原本是奥匈帝国的骑兵要塞，后来也做过波兰军队驻地，最初被设计为一座“一级”监狱，以收容绝大多数波兰犹太人以及非犹太裔的刑事犯和政治犯。1940年5月，此地被正式指定为集中营和灭绝营，接受党卫队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的监管，此人曾经任职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

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1941年年初由苏联战俘建成，参与建造的战俘多达10万人（后来绝大多数死于非命）——位于离一号营3.5公里远的一个曾被唤作布热津卡（Brzezinka）的村庄，德国人将其改名为比克瑙（Birkenau），意思是“白桦树”。此地位于两河交汇的沼泽地上，这个地点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正位于第三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且比邻主要的铁路网络。

随着纳粹在波兰行动的扩大，1200名茫然无助的布热津卡村民被迫放弃家园，村庄随即被夷为平地。此外还有数千人被疏散，以制造一片面积为20平方公里的无人地带，好让营区隐藏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村舍的砖块被用来建造营区的拱门、门卫室、卫兵宿舍，以及几座早期的牢房。由于所需砖块越来越多，后来干脆就用当地的木材搭建牢房。1942年3月，比克瑙被重新归类为集中营。

奥斯维辛三号营——位于被德国人命名为莫诺维辛（Monowitz）的地方——建造于1942年，作为劳动营，专门为德国的IG法本化学公司提供奴工。法本公司的丁钠橡胶厂制造合成燃料，及至1944年，法本公司在当地拥有大约8万名劳动力。从1942年年初开始，奥斯维辛一号营和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开始收容犹太人，第一批犹太人来自布拉迪斯拉发和西里西亚。为了缓解拥挤，木头搭建的牢房延伸到极目所及的地平线上。然后，那里开始收容从法国德朗西集中营和荷兰威斯特博克集中营运来的犹太人，再往后，就开始收容来自泰雷津的犹太人。

1943年5月，约瑟夫·门格勒来到比克瑙，此人是德国医学专家组成员，专注于遗传学及其他实验。由于醉心工作，他在专家组里的地位迅速上升。尽管对于许多幸存者来说，门格勒经常被认为是亲手筛选囚犯，并被视为谋杀行径的人格化象征，但其实并非所有新囚犯的检查工作都是由门格勒亲手进行的。可以肯定的是，他对那份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似乎渴望接管那座铁路站台，以便“迎接”尽可能多的新囚犯。

党卫队军官也会获得额外的烟草、香皂、烈酒、食物的配给，以褒奖他们参与筛选和处决囚犯的“特别行动”。这些慷慨的额外配给会定期由武装党卫队俱乐部厨师主理，厨师会为他们提供特色菜单，包括烤鸡、烤鱼，还有泡沫丰富的啤酒，以及无限量供应的冰淇淋和味道浓郁的甜点。

就在不远处，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近乎饿死的囚犯拥入奥斯维辛，而每一名囚犯都是处决行动的候选对象。大约有90%的囚犯会在抵达数小时内即被谋杀。只要囚犯被认定为适合“特别处理”（Sonderbehandlung，在记录中打上“SB”字样），就等于被判死刑。在集中营建成之初，营区距离铁路专线还有1公里的距离，那些注定要死的囚犯，直接就在帆布覆盖的卡车上迎接死亡。

党卫队用尽各种方法去杀害犹太人以及其他“帝国公敌”，从饥饿和枪决，到使用一氧化碳，但这些方法大致上效率太低、耗时太长，而且在壕沟里焚烧尸体还要浪费宝贵的燃料。纳粹指挥部渴望找到同时消灭许多人的方法，而且要花费最小的人力成本和经济成本。在奥斯维辛，许多囚犯被直接在心脏部位注入石炭酸，但后来出现了党卫队更为热衷的做法：毒气室。

在比克瑙的中心地带，有两座漂亮的砖砌村舍，这是被拆毁的波兰村庄仅剩的房子。这两座村舍被称为“红房子”和“白房子”，纳粹将其伪装成浴室的样子。囚犯们被告知，他们会在里面擦洗和消毒。一辆挂着红十字会标志的卡车经常停在房子外面，好让囚犯们安心。实际上，那辆卡车是用来运送齐克隆B（Zyklon B，毒气）以消灭囚犯的。齐克隆B是一种高效杀虫剂，曾经被用于控制隔离区的寄生虫。它是一种细小的结晶体小球，只要遇水遇热就会发生反应，释放出致命的氢氰酸。1941年，在奥斯维辛一号营的地下室里，苏联战俘成为这种残忍实验的试验品，直到纳粹医生让这种杀人方法臻于完善。

那些将要被谋杀的人，都会从身穿白衣的工作人员手上领到毛巾和小块肥皂，这也是为了进一步迷惑人们。人们赤身裸体地被赶入村舍，那里的窗户被砌得严严实实，就连大门也密不透风。绝大多数人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毫无知觉。然后，德国人会停顿好几分钟，让人们的体温加热这个密闭空间。预热会让毒气更快地发挥作用。只有当汗流浃背的囚犯拥挤在含有硫黄气味的黑暗空间时，他们才开始怀疑自己的命运。本来所有人都希望，在那些伪装的淋浴头里，会有清水喷涌而出，如今他们彼此拥抱、默默祈祷，或者吟诵摩西五经里面的《施玛篇》（Shema Israel，申述笃信上帝的祷词）。时间一到，穿着制服的士兵就会戴上防毒面具，爬上扶梯，把毒药倒入屋顶或墙上的特制通风口，毒药会与体温和汗液发生反应，释放出致命的蒸气。

受害者会口吐白沫、耳道流血，最多二十分钟就会死去，死亡的速度取决于距离通风口的远近。那些负责施放毒气的人，经常会听到尖叫声、呐喊声，以及捶打大门之声，人们试图抓住每一次呼吸的机会。只有在里面一片死寂，并且通风系统把毒气排出后，囚犯别动队（Sonderkommando）才会被派进去。在如同流水作业的集体灭绝行动中，这些熟练工人是在死亡的威胁下被迫干活的，威胁的手段就是那些尸体。大约有400～900名被称为“秘密知情者”（Geheimnisträger）的男子。他们与其他囚犯严密隔离，任务是打开毒气室大门，拖出死难者尸体，接下来的可怕任务则是清理里面的粪便、呕吐物、血迹，以迎接下一批“访客”。

有时候，这些囚犯会遇见自己的亲人。目睹如此惨景，有些人会选择自杀，这是他们获得解脱的唯一方式。每支别动队都会被灭口，然后新的人取而代之，周期从三个月到一年不等，这取决于他们的工作效率。任何新组建的别动队，第一个任务就是处理掉他们前任的尸体。几乎没有人能够在战争中活下来，但由于他们都知道自己的命运，有些人还是偷偷写下自己的经历，然后把证据藏匿起来，直到他们死后证据被人发现。

奥斯维辛一号营的毒气室

对于这些囚犯来说，对于那些经由他们之手处理掉的尸体来说，羞辱并未随着死亡而终止。在纳粹的人类再循环系统中，没有什么是可以浪费的，谋杀行动的副产品，也可以为帝国做贡献。从女囚犯头上剃下来或剪下来的浓密卷发和精致发辫，可以用于织布或织网，或者用于德国战争机器所需的绝缘材料和防水材料。受害者尸骨未寒，每具尸体就被强行撬开嘴巴，牙齿会用老虎钳从牙槽上拔下来，这也是别动队的工作。特别好的牙齿会收集起来用于补牙。从补牙材料中发现的宝石，则会移交给党卫队，据说这是为了填补灭绝行动产生的食宿和交通费用。金牙会熔炼成大块金砖，即所谓的“牙金”（dental gold）。

后来，随着运送囚犯的火车日夜抵达，4座编号为二号至五号的营区“火葬场”也陆续建成，以便为死亡工厂提供更强大的焚化能力。这几座现代化混凝土建筑物，每座100米长、50米宽，包括15座焚尸炉。这些火葬场不仅比村舍的效率高得多，而且附设地下脱衣室，从脱衣室有斜坡直通隔音毒气室。毒气室看上去就像淋浴间，里面配备专用电梯，每当毒气作业完成，就能把尸体抬升到焚尸炉所在的位置。这些设施每次能够毒死和焚烧超过4000人。在高峰期，曾经在一天之内毒死8000名男人、女人和孩子。

在集中营建成之初，死者滚烫的骨灰被倒入营区周围那些深深的池塘里，但随着流水被骨灰所堵塞，骨灰又被堆放到白桦林的林间空地，堆满了森林的地面。骨灰也被当作肥料，给附近的土地施肥，那里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犹太人墓地。东风经常吹起骨灰，旋风也会把骨灰吹遍平原，它们顽强地留在人们的皮肤皱褶上，留在人们的面容和嘴唇上。那些侥幸逃过死亡的囚犯，也在无意中吸入了亲人的骨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佩莉斯嘉刚刚从布拉迪斯拉发来到此地，初到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还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她能够感觉到的是，她被关在缺少空气、没有窗户的棚屋中，屋里挤进了太多人，这对于她和未出生的孩子来说都是极度危险的。不幸中之万幸，她与埃迪塔重逢了，从此再未分开。只有当街区里的妇女们在黑暗中窃窃私语时，佩莉斯嘉才领会到何谓死亡。来自不同国家的老囚犯头发掉光、眼窝深陷，她们会偷偷挨近新来者，问对方身上是否还有食物。在得到失望的回答后，她们就开始告诉新来者，营区内会发生什么事情，并且开始互相争吵。她们就是来这里受死的，要么累死，要么饿死，她们注定毫无希望。不，另一个人坚持说，她们只是被隔离，人们开始争吵内讧。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被剪了头发，只有少数人被打上烙印？第三个人解释说，她们都应该祈祷，祈求被选入劳动营，因为这是她们生还的唯一希望。

但其他人在哪儿呢？新来者伤心地问道。家人现在如何呢？家人住在其他营房，还是被送到其他地方劳动呢？

“看见了吗？”瘦到皮包骨头的可怜人带着扭曲的笑容，透过墙上的缝隙，指着烟囱里冒出的滚滚浓烟自言自语道，“那就是你们亲人所在的地方，那也是我们都会去的地方！”

纳粹曾经声言要大规模灭绝犹太人，这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但当佩莉斯嘉听说毒气室的情形，当她闻到人体血肉和毛发被烧焦的恶心气味，她就对囚犯们所说的难以言说的真相深信不疑了。焚烧死尸的浓烟笼罩在她们周围。佩莉斯嘉说：“每天发生的事情都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妇女以及尚在孕育中的孩子会遭逢什么命运。逻辑告诉我，在这人间地狱，存活下来的机会微乎其微。”

在这个令人丧失信仰的地方，佩莉斯嘉所信奉的一切就是千方百计地保住孩子，这就意味着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活活饿死。人们很快就发现，她们赖以生存的所有食物都是清汤寡水，也就是德国人称为咖啡的“洗碗水”，用沼泽地的脏水和烧过的小麦熬制而成，她们早饭晚饭都吃这种东西。正午时分则是用烂菜叶熬成的难以形容的汤，里面漂浮着她们仅有的固体食物，一小片发黑的掺了锯木屑的面包。吃着这种东西，让佩莉斯嘉在清晨发生妊娠反应时吐无可吐。

出于动物的求生本能，佩莉斯嘉和埃迪塔发现，其他狱友会在黑暗中惊醒，在其他囚犯把汤送进来的一刻，猛然冲向那个容积只有50夸脱的汤桶。争吵马上在不同圈子、不同国籍的囚犯之间爆发，牢头马上抄起棍棒或胶管，狠狠惩罚那些跪在地上舔食汤汁的人，或者像豺狼虎豹那样狠狠教训每个不听号令的人。那些最饥饿的人，忍受着雨点般的棍棒敲打，像鱼儿一样围到汤桶边上，伸出肮脏的双手，想要捞点足以果腹的东西。每一小块汤渣都可能让她们存活下来，过去习以为常的洗手礼仪早已抛诸脑后。佩莉斯嘉看到，最好是沿着桶底的边缘刮上一满勺，不过，人人都想这样，人人都得排队。

当把她们从不清洗的碗舔干净，当仅有的、足以致盲的探照灯光划破营区的夜空，佩莉斯嘉以及狱友们就可以睡上六个多小时了。她们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营房没有窗户，却有很多漏风漏雨的缝隙。她们躺在薄薄的床垫或肮脏的草垫上，几个人盖一床薄薄的被单。她们整个晚上都穿着鞋子或靴子，以免被人偷走，她们紧紧抱着弥足珍贵的碗或勺子，就像紧紧抱着救生筏子。

那些睡在三层架子床下铺的人最为幸运，但她们还是会遭到老鼠的骚扰，老鼠在潮湿的地面上窜来窜去，啃食人们脚上的死皮。那些睡在中铺的人在夏天的几个月要忍受炎热和缺氧之苦，而那些睡在上铺的人，夏天热如火烤，冬天冷如水泡，不过至少还能舔食冰雪或雨水。无论妇女们睡在哪一层，她们都会因为腰酸背痛而难以入眠。

集中营里的妇女营房

人们无事可做、无事可想，只剩下恐惧、饥饿以及难忍的口渴，佩莉斯嘉以及其他囚犯害怕时间流逝，她们焦虑地等待自己的最终命运。置身于这空气污浊的营房中，每个昏暗的日子都似乎永无止境，无所事事的状态只会让人们的情绪更为低落。许多妇女被逼疯了，她们因为想念失去的孩子、父母、爱人而失声恸哭。绝望的情绪在蔓延，死亡似乎成了解脱。其他人心如死灰、无动于衷，不再与人交流，变得沉默寡言，如同孤魂野鬼，她们怀着对死亡的永恒恐惧，盲目地遵守秩序。

所有妇女都在牢头（所谓的“牢房老大”）的监视下。这些牢头要么是职业罪犯，靠作奸犯科赢得他们的特权地位，要么已经证明自己能够胜任纳粹指使的任何残忍行为。有些囚犯在奥斯维辛待了好几年，早就知道要想活得更久，就得模仿主人的残暴行径。与纳粹体制下的所有监狱走卒一样，他们的任期取决于他们能否胜任。如果太过仁慈，他们就可能受到严厉惩罚，甚至迅速被送进毒气室；如果反感党卫队的所作所为，他们就会被剥夺职衔，并被投入他们看管过的营房，通常很快就会被他们折磨过的人弄死。就是这样，牢头帮助维持秩序，尤其是在党卫队员离开营区的晚上更是如此。作为他们合作的回报，他们会分配到主营房以外的房间，那里有更好的床铺和食物。他们也能得到在冬季取暖的燃料。那些在他们监管下的妇女必须服服帖帖，否则就会遭到殴打，而极少数反抗分子的下场还要更惨。

尽管如此，到了晚上，囚犯们还是会用各种语言窃窃私语，谈论朋友、家庭、丈夫、爱人、孩子以及她们失散的亲人。对孩子、父母、丈夫的思念折磨着她们。她们渴望看到色彩斑斓的世界，渴望听到欢声笑语、鸟叫虫鸣，渴望看到鲜花。偶尔，她们还会背诵诗篇，或者复述书本中最喜欢的段落。如果足够大胆，她们还会低声合唱，经常会有人因为这些低吟浅唱或感人挽歌而潸然泪下。

尽管如此，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还是食物。无论怎么痛苦都好，她们都不惜用种种回忆来折磨自己，她们会回想起盛大的宴会，宴席上摆满了她们所能想象的最美味的食物。就在这散发着难闻气味的角落里，她们回想起家里的厨房，那里弥漫着出炉面包的芳香，饭桌上摆满食物，还有甜美的红酒。只有当别人受够了她们的絮絮叨叨，叫她们停止幻想时，她们才会再次陷入沉默。

当她们身心俱疲时，她们就彼此紧靠在一起，以至于动弹不得。就连党卫队的狗舍都比她们的营房宽敞。她们手肘贴着手肘比邻而卧，如果一位妇女想要转身，放松一下被木头硌得生疼的髋骨，或者爬下床铺使用尿桶，所有妇女都会被弄醒。她们尴尬而断续的睡眠还会被噩梦、自然界发出的声响以及关于家庭的心碎梦境所打断。

每天清晨4点左右，妇女们就会被刺耳的铃声粗暴地惊醒，或者被铜锣声吵醒，还会有人冲着她们大喊大叫，敲打她们的双脚，女牢头来回走动，把她们赶下床铺去点名，她们会被反反复复地清点。探照灯光让她们头昏目眩，泥泞地面让她们站立不稳，她们被迫每五个人站成一排，在指定的点名区域站上十二个小时。无论天气如何恶劣，都得接受反反复复的清点。那些独木难支的囚犯得靠朋友扶着，因为任何人牙口不好、身上带伤或虚弱到难以站立，都必定难逃一死。

妇女们只能用口呼吸，以免闻到阵阵袭来的尸体臭味，她们经常在刮过原野的刺骨寒风以及冰冷雨雪中裸身站立。经常是门格勒，以其作为医生的专业眼光，决定她们当天受死，或者在工厂里为第三帝国劳累而死。他对这份工作如此热诚，就连他不当班的时间他也照常出现并进行这种筛选。

有一天，佩莉斯嘉被吓坏了，门格勒径直向她走来，粗暴地挤压她的乳房。佩莉斯嘉说：“我当时非常害怕，如果被挤出奶水就糟了，上帝保佑，我躲过去了。”门格勒以他淡褐色的眼睛紧盯着佩莉斯嘉，这个医生曾经在乌克兰战役期间因为类似行径而获得一枚铁十字勋章，此时他对佩莉斯嘉审视片刻，然后就走开了。

另一位女囚犯的乳房也受到类似的挤压，当门格勒高声喊出“有奶水！怀孕了！”时，她被吓坏了。门格勒就像在舞台左侧调度演员的导演，轻轻一挥手，那位女囚犯就乖乖出列，被指派到一名女性驻营医生那儿，医生粗略检查过后就说她怀孕了。女囚犯极力否认，但女医生坚持己见，当女医生去找看守时，那位女囚犯抓住机会逃跑了，跑回正在点名的人群中，此举救回了她的性命。

就算是门格勒也是要睡觉的；其他医生同样如此，其中就包括弗里茨·克莱因（Fritz Klein）医生，他总是带着几条军犬巡逻，并且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表情，他也负责某些清晨的筛选行动。他首先询问妇女的姓名、年龄、国籍，检查她们身上是否有湿疹、伤痕、畸形，然后动动手指，示意这些妇女是可以侥幸活过这天，还是马上被送去毒气室。他是恶毒的反犹主义者，带着显而易见的恶意来检查他面前的妇女。在他后来受到的战争罪行审判中，克莱因还公然声称犹太人是欧洲那“发炎的阑尾”，必须动用外科手术予以切除。

每到傍晚，妇女们就要经历同样的致命程序，她们的生命会被再次估价。那些放弃生命的囚犯，那些因为腹泻、疾病、脱水而无法站直的囚犯，都会被带走，她们几乎不可能再出现在众人面前。

埃迪塔还在悉心照顾她那怀孕的伙伴，帮她站直，睡她旁边，给她保护和温暖。偶尔，且总是在晚上，埃迪塔会在佩莉斯嘉耳边轻声地说：“张开嘴巴。”佩莉斯嘉照做，奇迹般地，一小片生土豆或一小片黑面包，就会塞进她颤抖的牙缝中。“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佩莉斯嘉不知道，埃迪塔是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在这片不毛之地找到了足以救命的食物，但佩莉斯嘉知道，如果没有这些食物，她肯定活不下来。

每日每夜，妇女们都惨遭虱子叮咬，它们躲藏在每个接缝、角落、裂隙当中，它们繁殖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根本不可能根除。用食指和拇指抓住和捏碎虱子就足以耗费好几个小时。没有医疗护理，没有卫生条件，囚犯们总是忍不住抓挠虱子叮咬的伤口，而这会导致感染，经常足以致命。由于缺乏柔软的床铺，妇女们还会患上化脓的褥疮，她们的皮肤也会由于肮脏和营养不良而慢慢破损。

由于每间营房都塞进了多达800名妇女，无法遏止的疾病会侵袭她们毫无免疫力的身体，痢疾和腹泻都是她们经常承受的痛苦。所谓的盥洗设施就是一条长长的水槽，位于一处独立营房，两根水管喷溅出令人疑虑的褐色脏水，盥洗室里也没有牙刷或肥皂。在营区待得最久的妇女，会向新人演示如何用沙土甚至粗砂擦洗自己，有些人还会用自己的尿来清洗褥疮。

妇女们每天只被允许使用一到两次营房厕所。所谓的厕所其实就是两条50米长的混凝土空心板梁，上面开了50个洞，下面是一条浅浅的沟槽。妇女们成群结队地被推进厕所，踏过泥泞的地面，走上粪迹斑斑的茅坑。妇女们只能上几分钟厕所，她们别无选择，要么用手擦屁股，要么用床上肮脏的稻草，要么用衣服上撕下来的破布。经期妇女也没有多少办法来吸干血迹。佩莉斯嘉倒是不用担心，只要她萎缩的身体里的胎儿还活着，她就不用担心这回事。

随着“继续走！”的叫声响起，妇女们就迅速走回营房，直到下一次点名。她们奋力地抬起脚，尽力让足以救命的鞋子不被贪婪的泥泞吸走。

每次妇女们放风时，佩莉斯嘉都会越来越绝望地左右扫视，祈求能看见她的蒂博尔。但是，她只能看见一排又一排营房上方数百座废弃不用的烟囱，还有许多被称为“鹳”的木制瞭望塔，以及从锅炉房里冒出来的滚滚油烟。

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的公共厕所

蒂博尔曾经告诉她，只去想美好的事情，但在那里，只能看见颜色暗淡的沼泽地，地平线上架起的带刺铁丝网，寸草不生的黄色土坡，还能想到什么美好的事情呢？营区内污浊的尸体气味扩散到很远的地方。白桦树在广阔的天空下摇摆，但暗淡的阳光无力刺破挥之不去的阴霾，就连鸟儿也离开了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这里只剩下喧闹的死寂。此地之外，世界又如何呢？

在这个专门用于摧毁人类心智的复杂系统中，佩莉斯嘉身边那些不成人形的幽灵形容枯槁，她们的表情极为紧张。被运送到东方的不毛之地，被置身于非人的悲惨境地，她们早已变成游魂野鬼，要么半疯，要么半死。在她们眼中，看不到半点希望。死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狱友们经常像行尸走肉般醒来，实际上，她们通常试图在秩序中寻求庇护，以求多分得一点儿食物。

由于思乡成疾，由于极度渴望那一星半点的美好事物，佩莉斯嘉开始明白，她对生存的希望幼稚得荒唐可笑。她正受到饥饿和口渴的折磨，因为褥疮而瘙痒难当，更难以忍受自己身上的味道，她几乎不敢相信她与蒂博尔被带离家后发生的一切。她在兹拉特莫拉夫采成长的美好生活还在吗？她辅导朋友吉兹卡，她在蛋糕店台阶上大口舔食薄片甜点的美好时光还在吗？她与蒂博尔在布拉迪斯拉发烟雾缭绕的咖啡馆里享用萨克蛋糕，与活泼睿智的朋友们共聚，这快乐的时刻还在吗？她安静地坐在蒂博尔身边，看着爱人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闻着淡淡的烟草芳香，这恬静的时刻还在吗？希特勒肆无忌惮的征服计划抽空了她的过去与现在，如今她只能幻想那些美好的日子。

在这麻木不仁与恐惧不已的环境中，佩莉斯嘉说不定就像其他人那样，要么向毫无希望的命运屈服，要么就听天由命了。但在接连三次流产后，她却出人意料地决心活下来，而且要让孕育中的胎儿降临人世。她不知道别人会如何处置她，但无论如何，她希望能见丈夫最后一面。

男性囚犯住在远离比克瑙妇女营的地方，住在这个胡乱蔓延的复杂系统边缘地带的那些临时营房里。尽管有些穿着条纹囚服的男性囚犯偶尔来打扫厕所，或者到其他营区干些脏活累活，但这些来干活的男性囚犯通常佩戴粉红色三角徽章，这说明他们是同性恋者，所以佩莉斯嘉注定找不到她的丈夫。她开始担心，她那性情温和的作家兼银行职员的丈夫，可能早就“化作一缕青烟”了，或者已被运送到远方。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她的希望也日趋渺茫。

然后在一天下午，她每天晚上向上帝所做的祈祷终于起了作用，上帝在她合眼之前回应了她的祈祷。透过带刺铁丝网的重重线圈，她突然发现蒂博尔混迹于一小群男性囚犯之中，正在通过她的营区。她马上认出了蒂博尔，尽管爱人看上去早已面目全非，他比过去更消瘦了，脸色苍白得如同透明。

佩莉斯嘉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冒着被射杀或被打死的危险，穿着木鞋走过泥泞、跨过电网，她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电网，并且在被人发现之前对他说了几句话。

蒂博尔几周之前还与佩莉斯嘉共度30岁生日，现在看上去足足老了两倍。然而，当他看见“佩莉”，他还是欣喜若狂，他告诉佩莉斯嘉，他拼命祈祷，祈求佩莉斯嘉和两人的孩子能够活下来。他哭诉道：“正是这希望让我还活着！”

佩莉斯嘉告诉蒂博尔：“不要担心。我会回来的。我们能够做到的！”直到两人被迫分开，被拖回各自的区域，被擦碰得遍体鳞伤。

那天奇迹般地看见蒂博尔，知道丈夫还活着，这都给了佩莉斯嘉极大的鼓舞。再次见到蒂博尔，这个念头给了佩莉斯嘉极大的慰藉。蒂博尔鼓励的话语萦绕在佩莉斯嘉耳边，当晚她睡在埃迪塔与另一位妇女中间，她开始感觉到拯救孩子的强烈信心，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汉卡或米什科应该出生了吧？

就在佩莉斯嘉与蒂博尔被运走前夕，她们通过朋友的无线电台秘密收听到的新闻简报得知，战局已转而对德国人不利。法国已重获自由，美苏两国的盟军已接近会师。再过几个星期，她们就会获得解放，然后，佩莉斯嘉、蒂博尔还有两人尚未出生的儿子或女儿，就能回到家园，重拾他们被粗暴打断的生活。佩莉斯嘉把手掌平放在肚皮上，默默计算孩子降生的日期。佩莉斯嘉说：“我是在1944年7月13日怀孕的，所以我确切地知道，九个月何时期满。”

佩莉斯嘉的预产期是1945年4月12日。佩莉斯嘉把这个日期谨记于心，她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这个婴儿，她会活下去，至少活到儿子或女儿降临人世。由于在战争头五年，她在布拉迪斯拉发基本上未受伤害，她现在还算健康，也还算健壮。她的丈夫还活着，她的丈夫深爱着她，还怀有生存的希望。

佩莉斯嘉曾经答应丈夫，他们能够做到，所以他们一定能够做到。

这是佩莉斯嘉日思夜想的美梦，直到1944年10月10日，一个晦暗不明的清晨，她终于梦碎。大约在她抵达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两周后，她与其他女囚犯再次被包围起来，三三两两地从门格勒医生面前走过，医生掌握着她们的生杀大权。医生面带笑容，擦得光亮的军靴上带着马刺，医生随意挥挥马鞭，就选出了最为健康的女囚犯去服苦役。与那些在隔离区或集中营里监禁数年的妇女相比，佩莉斯嘉依然双眼明亮、体态丰盈。她很快就被选中了。她甚至还没有明白过来，门格勒挥一挥手，她就被推向一边，与其他妇女一起被推向劳动队。

在分得一口面包以及一满勺汤以后，妇女们出人意料地再次被送上附近重载列车的货运车厢，列车已经在轨道上静静地恭候多时了。

当佩莉斯嘉默默饮泣，默念丈夫的名字时，车厢门狠狠地关上，也把佩莉斯嘉再见到蒂博尔的美梦重重击碎。随着蒸汽机发出嘶嘶尖啸，巨大的黑色火车头把她拖离奥斯维辛的地狱之火，带她驶向新的、未知的终点。

拉海尔

纳粹杀人机器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地运转着。与其他妇女一样，拉海尔及其姐妹们也被运送到奥斯维辛的铁路线尽头，那是1944年夏末秋初之时。

随着尖锐刺耳的金属撞击声，来自罗兹的火车在比克瑙的专用站台上戛然停下，车厢门被猛然拉开，阳光刺得她们的眼睛一片昏眩。由于在车厢里无法活动手脚，她们此时四肢僵硬，是被别人拽下车厢的。她们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那是拥挤不堪的人群，人们高声尖叫、低声哭泣。在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她们就被驱赶到一旁，被推挤到所谓的“浴室”里，在那里被迫脱光衣服。在皮鞭的抽打与别人的谩骂中，她们被迫把旧日生活的痕迹抛诸脑后。

拉海尔说：“他们剃光我们的头发，用消毒剂把我们清洗干净，然后我们就从大房子的另一面走出去。他们在周围踱步，打量着妇女们——他们是怎么看的呢——他们把年轻又健康的妇女选出来。在那里，没有孩子和母亲的差别。他们只要能够干活的健康妇女。”

妇女们站在那里，伸出双手，挂在耳垂上的耳环被扯下来，戴在手指上的戒指则在双手涂上油脂后被摘了下来。囚犯头目嘲笑道：“你们要去的地方，手表是用不着的。”于是，就连手表也被没收了。然后，妇女们的耳朵、嘴巴、私处都被打开检查，然后再被剃去毛发。全身赤裸、毛发剃光、极度屈辱，这些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的年轻妇女正在接受评估，看她们是否适合劳作至死。她们的年龄、身高、体形都很近似，没有明显的残缺或疤痕。

萨拉说：“我们是害怕的小绵羊。在被党卫队女看守剃去毛发后，我甚至认不出我的亲姐妹。我告诉她，我们看上去都不成人形了……我当时戴着一条小项链，那是我的朋友为我制作的，我真愚蠢，甚至没想过把它藏起来，于是一名看守就从我的脖子上把项链抢去。他们甚至不跟我们说话。一切都是残忍冷酷的。然后，我们就被领到外面去游街，就是为了看我们羞耻难当的样子。”

拉海尔排着队等待筛选，她看见之前在站台上见过的那名外表俊朗的党卫队医生正在逐个挤压妇女们的乳房。任何明显有怀孕迹象的妇女，都会被拖出队列。拉海尔估计自己可能怀上了丈夫莫尼克的孩子，但她不是很确定。无论如何，拉海尔凭本能就能感觉到，承认自己怀孕将会是个致命错误。她因为寒冷和害怕而浑身颤抖，这位眉清目秀的妻子甚至还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孩子，但她肯定为否认腹中孩子的存在而感到羞耻。

门格勒从拉海尔面前走过，但并没有盘问她，她这时候才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甚至没有把握住机会，告诉丈夫或亲爱的母亲法伊加自己怀孕的消息。事到如今，她也不敢告诉姐妹们，害怕她们担忧。在这一行又一行瑟瑟发抖的人体模型中，萨拉、芭拉、伊斯特正在排队接受相同的医学筛选检查，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妇女会被揪出来，走向另一边。尽管在罗兹隔离区生活了好几年，但得益于年轻，她们看上去还是比那些瘦得皮包骨头的妇女更有活力。

兴高采烈的门格勒医生在她们的耳朵上打记号，四姐妹都被指派到即将运往奴工营的人群中。在鞭子的驱赶下，她们匆匆回到屋子里，别人从一大堆衣服中向她们抛来几件款式奇怪而且尺码不合的衣服。这一大堆衣服明显是上一列火车的人们脱下来的，就像刚刚脱下来似的。她们跟其他走出浴室的人一样，别人随手抛来的衣服都是既不称身又不合体的。这些触手可及的遗留衣物包括少女裙、工人裤、带羽毛的帽子，甚至婴儿的衣服。有些囚犯分到露背酒会礼服和大码男装靴子。有些囚犯分到睡衣或汗衫。少数幸运儿分到内衣裤，或者可以当作内衣裤穿着的衣物，但多数人都没有内衣可穿，这种经历对她们来说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她们肮脏的双脚，要么穿着尺码偏大的鞋子，要么套着黑色的“荷兰”木鞋，要么硬塞进高跟鞋，并很快就被高跟鞋折磨得苦不堪言。

拉海尔说：“我非常幸运。他们扔给我一件大码黑色衣服，我肯定这是残疾人穿过的。这件衣服上面有可拆卸的裙腰，大得就像顶帐篷。我当即意识到这件衣服能够把我怀孕的肚子隐藏起来。没有人会知道这件衣服下面藏着什么。然后，他们扔给我一双不合脚的鞋子，但我还是穿上了。”

又一次，姐妹们设法紧靠在一起。这时候，她们被赶出屋子，被连捎带打地赶进队伍里。她们每五个人肩并肩站在点名区里，等待另一场噩梦的到来，她们呆若木鸡地站着，穿着滑稽的衣服，看上去就像牲畜等待点验，要么移到其他的营房，要么移到更糟的地方。随着波兰的冷风开始劲吹——预示着欧洲历史上又一个最难熬的严冬即将开始——妇女们正纳闷，她们的命运将会如何，她们是否能够逃脱炼狱的折磨。

幸运的是，对于妇女们来说，这种折磨为时短暂。德国人知道自己正输掉这场战争，由于绝大多数男人已被征召入伍，军事和工业部门劳动力不足已成为主要问题。在隔离区内，纳粹也意识到，最健康的囚犯，就算是犹太人，在被杀害前仍然有其经济价值。那些由妇女运作的工厂，正是德国继续空袭盟国的关键要素，而德国对盟国的空袭曾经相当成功。先进技术的运用，使得交战双方的空中力量都能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但德国空军曾经占据西欧地区制空权，凭借的就是梅塞施密特、容克、亨克尔、斯图卡以及福克-伍尔夫（Focke-Wulf）这样的先进飞机。希特勒把他麾下的轰炸机群视为“飞行炮兵”，能够支持他的地面部队，但随着盟军在不列颠空战中赢得制空权，德国空军就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性失败。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惨败期间，纳粹损失了900架飞机，这些飞机都亟须补充，而且必须尽快补充。任何肢体健全、能够劳作的人都是有用的，而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就只能被抛弃了。

在1944年年底的比克瑙，随着天色已晚、气温骤降，这些不知命运如何，更加不知所措的妇女正口干舌燥地焦灼等待。在远处，她们能够听到狗吠声、惨叫声以及零星的机关枪开火声。这让她们满腹怀疑与恐惧，但她们只能站在原地，牢头和党卫队女看守则殴打或掌掴那些站立不稳、想要讨水喝或想要上厕所的人。

最后，她们总算可以坐在冰冷的泥地上，每人分得一小份清汤寡水的食物。显而易见，她们共用的那些碗也能当成水杯来用。那些装进碗里的肮脏咸水既难闻又难吃，但妇女们还是捏着鼻子硬灌下去以缓解口渴。拉海尔说：“我们有些汤，却没有勺子，我们只好用手吃。”她的内心羞愤难当，但她的身体却饥饿难忍。

接着她们就在黑暗中坐在地上，看着集中营烟囱里冒出直冲天际的深红色烟雾，她们屏住呼吸，尽量不去吸入那带着烤肉味道的烟雾，这些烟雾会在她们的喉咙里留下腐蚀性的气味。一个接一个地，那些老囚犯走近她们，以虐待狂似的语气低声说：“看见那些烟囱了吗？他们就在这里，把人毒死，把人烧掉。如果你的母亲去了左边的队伍，那么她现在就在那里了。”

开始的时候，她们备受折磨的心灵拒绝相信这坏消息。老囚犯们所说的话似乎太过邪恶，让人难以置信。但渐渐地，她们又将信将疑，看着这些形容枯槁、眼神迷离、步履维艰的行尸走肉，你会觉得老囚犯们所说的都是事实。当她们意识到几乎所有亲人都已走向那鬼影森森的房子，被毒死，被焚烧，那辛辣的浓烟就足以让她们窒息。拉海尔原本已经麻木了，但她突然想到，如果纳粹能够对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下此毒手，那么他们到底会如何处置新生婴儿呢？莫名的恐惧刺向她的子宫，她几乎喘不过气来了。

她早就设想过，如果被人发现她怀孕会有什么后果，如今这些设想完全被证实了。由于每天都有许多妇女从占领区被送到奥斯维辛，党卫队也意识到当中肯定有人怀孕。那些无法掩盖身孕的孕妇通常会被送进毒气室，但随着战争陷入泥潭，健康的年轻妇女能够提供劳动力，这时候尚未显现身孕的孕妇就成为棘手问题了。因此，纳粹在比克瑙设立了简陋的堕胎诊所，堕胎手术则由驻营医生负责实施。许多妇女被迫接受堕胎手术，并且在这不怀好意、极不卫生的手术中丢掉性命。少数成功掩盖身孕甚至生下孩子的妇女，通常也因为营养不良而失去她们的孩子。那些被允许十月怀胎的妇女，通常见不到她们的孩子，那些孩子要么被饿死了，要么被门格勒医生拿去做实验了。门格勒的特殊营区被人们称为“动物园”，这位党卫队军官及其医疗团队在那里进行不可告人的手术，手术对象包括双胞胎、婴儿、侏儒、成年人，手术内容从灭菌和阉割到电击和截肢，有时候手术是在不打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些母亲甚至得到个别驻营医生的劝告，拿掉孩子，保全性命。

后来，政策发生了明显改变，党卫队宣布，所有堕胎手术都被停止，额外的配额将会惠及怀孕妇女，她们也不用参加无休止的点名。这道命令很快就被废除，并且任何未沾染犹太血统的雅利安孩子都将会被带走，以便在“日耳曼化”之后过继给没有孩子的德国人。有将近300名居住在特殊待产营区的妇女被送进毒气室。那些未被送走的孩子纷纷死于饥饿、口渴、疾病。有些孩子被送进毒气室，或者被活活扔进焚尸炉，有些孩子则被心脏注射毒死，还有数不清的孩子在桶里被活活溺死。

拉海尔不知道上述情况，但她知道奥斯维辛的业务就是制造死亡。拉海尔和姐妹们尚未从家人罹难的噩耗中恢复过来，但她们设法从其他囚犯那里了解到，营区内的毒气室会被伪装成淋浴室。其他囚犯冷冰冰地告诉她们：“总有一天，我们都得跟爱人在烟囱里团聚。”因此，几小时后，当囚犯们于清晨时分被摇醒，并且被党卫队叫去淋浴时，她们都呆住了。她们呜咽着动身，一个跟着一个，盲目地走向屠宰场，一个人的手搭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她们不再介意自己赤身裸体了。许多囚犯大声祈祷，向上帝许诺，如果她们能够活下来，她们会做个更好的犹太人，奉献余生去帮助别人。萨拉说：“他们把我们领进房间，我们看见淋浴头了。我想：‘也好，这里就是我们的终点。我会闻到毒气的味道的。’但没有毒气，水从淋浴头里喷出来，我们又活下来了。”

当冰冷的水冲走她们身上的恐惧时，她们仿佛看见希望的曙光。水象征着生命，生命等同于工作，工作也许意味着生存。她们尚未擦干身体，身上还残留着消毒剂的刺鼻味道，就整整齐齐地走出淋浴室，套上囚服，领到一丁点儿面包和汤，然后又整整齐齐地走向铁路轨道那边，大概二十四小时之前多点，她们就是沿着这些铁路轨道走进集中营大门的。惊慌失措的人们再次乖乖服从，姐妹们设法在混乱中紧靠在一起，她们被推上用木头搭建的站台，被塞进同一节货运车厢，然后车厢门猛然被关上。伴随着可怕的撞击声，车厢门从外面被反锁。

在令人恶心的气味中，在昏暗的车厢中，姐妹们紧靠在一起，在充满汗臭、恐惧、尿臊味的环境中几乎窒息。这味道是属于刚刚从外部世界来到集中营的可怜人的，她们本来确信自己将会被径直送进焚尸炉。她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的环境，这80多名妇女并不知道自己正去往何处，也不知道当火车到达终点的时候，自己将会迎来什么结局。她们不见天日，也无法动弹，她们紧紧挤在一起，没有坐下、休息、呼吸的空间。

在她们当中，无人能够入睡，人人都很痛苦，有人将会死去。

但她们都想知道，她们是怎样从这吞噬人类的地狱中幸存的。尽管她们似乎都对“后来”有所期待，但她们又不敢对离开奥斯维辛后的境遇心存希望，毕竟她们都已预料到，她们的亲人将会被奥斯维辛永远吞噬。

火车启动造成一阵颠簸，妇女们在尖叫声中跌撞在一起。然后，火车载着她们驶离这片由带刺铁丝网组成的迷宫，她们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萨拉挤到车厢的小窗户边上，她们正缓缓退出这处杀人场的大门口。

通向奥斯维辛二号营的铁路轨道

随着火车正常开动，萨拉凝视着集中营外面的土地，它被笼罩在灰暗的晨光中。她正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她看见结满苹果的果园，她看见人们在广阔的土地上劳作，她看见人们在照看南瓜和甘蓝，仿佛这只是又一个寻常日子。在她眼前展开的乡村景色，是数千亩由囚犯或德国移民耕种的农田，这些德国移民是因为一个农业实验计划而被招募来的。当无数人在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被活活饿死时，在高压电网外，这片肥沃的土地正产出新鲜的农产品。

突然之间，萨拉看到的事情让她心里重燃希望。那是一位在田地里劳作的妇人，看上去就像她们的母亲法伊加。她意识到她们幸运的母亲也许还活着，这让她欣喜若狂。“我开始尖叫：‘妈妈！妈妈！’她抬起头看了看我，仿佛我是个疯子似的，但我永远忘不了她的面容，她看上去就像我的母亲。”

拉海尔就站在旁边，她抓住妹妹的肩膀，重重地扇了妹妹一个耳光。两个人都摔倒在地上，火车突然加速，载着她们迅速逃离，远离她们挚爱亲人的鬼魂。

安嘉

当安嘉与好友米茨卡坐着三等车厢，从泰雷津来到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的时候，她们的身心状况都已经非常糟糕了。在赶来奥斯维辛的两天路途里，她们紧紧挤在一起，没有足够的空气可供呼吸，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供伸展。她们仅以容身的车厢里挤满了人，散发着身体污垢的臭味，更加糟糕的是，掀开窗页或打开窗户都是被严令禁止的。没有食物，没有饮水，安嘉说：“最难受的经历就是口渴难忍。”

早在蜿蜒蛇行的火车开始放慢速度之前，那些无视禁令、擅自掀开窗页的人就已发现，许多烟囱都在喷火。“我们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那情景是阴森恐怖的……那股味道我以前从未闻到过，你也无法分辨……我永远忘不了那股味道……那些烟囱看上去如此令人恐惧，你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已经往后退缩了。”

随着火车停下，车厢门也被打开半边，人们跌跌撞撞地跳下火车，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现场随即陷入混乱，只听见声声叫骂：“滚出来！赶紧的！跑起来！”人们惊慌失措，被身穿条纹制服、看上去就像“凶神恶煞”的男人包围着，这些男人让人们扔掉那些小心翼翼地写上了名字的行李，向人们保证这些行李稍后即将发还。但是后来，这些行李从未被发还。

安嘉说：“在那里，狗的吠叫和人的尖叫响成一片。现场非常混乱。人们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无数人相互推挤……那里至少有1000人。我甚至记不起那是白天还是黑夜。党卫队员谩骂和敲打所有挡住去路的人。那情景就像世界末日。你能隐约感觉到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但你却被蒙在鼓里。”牢头迅速地把男女囚犯分开，由于囚犯们在泰雷津已经习惯了男女隔离，因此人们开始时并未感到恐慌。“我在车厢里遇见过一位年纪相仿的男性友人。我们早就了解对方的一切，他对我说：‘那么，是时候说再见了，因为我要跟男囚犯在一起，而你要跟女囚犯在一起，我们战争结束后再见吧。’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然后，男男女女不得不排好队来到一位高级军官面前，那就是臭名昭著的门格勒医生，他把囚犯指向一边或另一边。“我当时年轻又健康，所以我去了右边。所有带着孩子的妇女，以及所有超过40岁的人……都去了左边……在当时看上去纯粹是多此一举。然而，这并非多此一举。”

安嘉以及其他囚犯，包括她在泰雷津的女伴们，每五人排成一行，迅速被推着前进，甚至都来不及喘口气。“我们被迫在泥泞中跑步前进……闻着那股味道，看着那些火焰。这让人感到害怕。没有人能够想象……那个地方有多么恐怖。那实在难以形容。”她们像鹅群一样被驱赶到偏僻的淋浴大楼，进入所谓的“脱衣室”，她们在那里看见了形形色色的裸体妇女。她们也被要求脱去所有外衣和内衣，把脱下来的衣服堆放起来。伴随这道命令而来的还包括严厉的警告，如果她们胆敢违抗，会被就地枪决。就像之前进来的人那样，她们也得摘去手上、脖子上和手腕上的珠宝首饰。

在泰雷津那几年，安嘉曾经设法保住了贝恩德给她的朴素的结婚戒指，至于那枚紫水晶白银订婚戒指，她将其藏在舌根下，或者攥在拳头里。就这样，尽管比克瑙的牢头和看守有火眼金睛，但她再次设法保住了这件首饰。

妇女们被驱赶到另一个房间，她们被迫赤身裸体地坐着，等待负责剃头的男人和女人摆弄剃刀，简单粗暴地剃去她们的头发。安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青丝般的秀发掉落在膝盖上和地面上，她尽量忍住不哭。然后，这些头发就被一根桦条扫帚扫成一堆由五光十色的头发堆叠而成的云彩，许多头发上还有发夹、丝带、梳子。年轻妇女们就像被剪去毛发的动物，她们觉得这简直不可理喻，而她们看上去简直不成人形。安嘉把这形容为最糟糕的事情之一。“你会觉得这比被剥去衣服更难受，你会觉得被剥夺了尊严……成为任人践踏的蟑螂。这并不伤人血肉，但是……那种屈辱……如果你并非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你简直无法想象自己被剃光头发的样子和感受。”

奥斯维辛集中营，从妇女头上剪下来的头发

当她们被勒令返回队伍时，米茨卡，只不过与朋友分开了几分钟，就像发疯似地喊道：“安嘉！安嘉，你在哪儿？”

安嘉回答道：“如果你是米茨卡，我就站在你身边啊。”

安嘉回忆道：“我们当时赤身裸体地到处奔跑，男人们看着我们，别提有多尴尬了。我们当时很害怕，但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害怕了。”

她们被驱赶到风雨交加的户外，接受另一次点名，以及另一次“门格勒测试”。安嘉再次接受点名，她遮住自己的乳房，希望能够保持尊严。当她看见每个人都在接受搜查，被迫交出最后一点财物时，她摘下戒指，任由它们滑过自己的指尖。泪水刺痛了她的双眼，她用赤裸的双脚把戒指深深踩入松软的泥土里。“我摘下我的两枚戒指，把它们扔进泥泞里，我对自己说：‘任何德国人都得不到它们。’这让我伤心欲绝，但这是我的选择，而不是他们的……或许会有别人捡到它们，但那是我当时最珍贵的东西。”安嘉知道，她永远失去了贝恩德给她的定情信物，但这就像一次重要的反抗行动。这是她注定要走下去的路。

她们在操场上步履蹒跚地走着，她们被告知要进行一次淋浴，她们对此很高兴，因为她们根本不知道“去淋浴”可能代表着另一种含义。还好这次不是毒气，但喷溅出来的水是冰冷的、断续的、肮脏的，而且也没有肥皂可以洗去身上的污垢。她们还没擦干身子，别人就向她们扔来样式古怪、形状各异的粗布衣服，这很快就让她们皮肤过敏。“我们拿到些肮脏的破布，有些人比较幸运，还能拿到鞋穿，否则就连鞋都没有。我拿到了一双木鞋。”然后，她们被驱赶到由几排临时营房组成的营区。当她们跑进营区的时候，她们的鼻孔充斥着令人作呕的古怪气味，这气味挥之不去，明显来自那些喷涌着烟雾的烟囱。

一位妇女转过脸来问安嘉：“为什么他们在这里烤肉呢？”安嘉看着那古怪的黑色烟雾，但她无法回答。“那时候，我们如此害怕和困惑，一切就像可怕的噩梦，不幸的是，这噩梦竟然是真的。”

她们的营区就像个巨大的鸡笼，地面很脏，没有窗户，只有在屋顶上开了几个小口。里面是木制的架子床，每张床都有三层床铺，没有床垫，没有被子。房屋里面已经太过拥挤。里面肯定住了超过1000名妇女，每张架子床最多时睡了12个人。新来者会听到人们的呻吟，还有那闷热、让人反胃的汗臭味。妇女们不知道可以坐在哪儿或睡在哪儿，她们完全不知所措。

安嘉的一位朋友与家人一起从泰雷津被运送过来，她绝望地环顾四周，想要寻找熟悉的面孔，但一无所获。最后，她问另一位妇女：“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我的父母？”其他囚犯发出歇斯底里的哄笑，安嘉认为她们肯定已经疯掉了。这就是她们要来的地方，一座疯人院吗？在这绝望的深渊里，她们也会疯掉吗？一名老妇人吼叫着说：“你会看到的，这就是你会看到的！”另一名疯疯癫癫的妇女讪笑着说：“你这笨牛！他们现在已经在烟囱里了。我们全都会化作那股浓烟，然后你就会看见他们了！”

安嘉确信，那些妇女确实是疯掉了。“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她们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就在那时，我明白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正在烟囱里烧人。”

来自泰雷津的妇女想方设法挤进床铺，尽量紧靠在一起。安嘉和米茨卡在两具发出恶臭的躯体之间勉强挤出一片地方，仅足以睡下一名小孩的地方。当她们躺在坚硬的床板上，她们开始回想起来时路上所经历的一切，她们现在觉得，隔离区里的生活简直够得上奢侈了。有人开始哭泣，但绝大多数人默然无声，她们已经精疲力竭了，或者已被在营区内巡逻的监狱看守吓怕了。

“牢头跟我们一样都是囚犯，只是她们在监狱里的时间更长些，得到了这份比较好的差事。有些牢头还好，但有些牢头比德国人还坏。她们东一句西一句。我们把她们所说的话拼凑起来，突然之间就明白了一切。那些被指派到另一个队伍的人，会在抵达车站几分钟后被处决。我的父母、姐妹、彼得，以及比我们先来的人都进了毒气室。”

当安嘉试图接受现实时，一位与她们同行的、名叫汉内洛蕾（Hannelore）的妇女唱起了德国流行歌。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汉内洛蕾是一位专业歌手，她当天晚上唱歌，尝试让大家振作精神。然而，安嘉说这的确非常不合时宜，妇女们疯狂地叫她闭嘴。安嘉说：“就像是世界末日，你仿佛听着挽歌走进毒气室似的。”

她们抵达几个小时后，牢头送来一些油腻腻的水，这就是所谓的汤，用长柄勺子从肮脏的金属罐里舀出来。她们用没洗过的盘子来盛汤，四个人共用一个盘子，还没有勺子。“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知所措，如此害怕，如此疯狂，没有人觉得饥饿，至少在那时没有。”新来者还不明白，她们得到的食物将会少到何等地步，她们就这样错过了连日来仅有的一顿饭。波兰妇女们冲上前去，如饥似渴地抢夺自己应得的份额，她们把碗舔了个底朝天，就像动物那样。

丽萨·米科娃（Lisa Miková）是与安嘉同车抵达的捷克囚犯，她解释道：“波兰妇女们简直不敢相信，她们说：‘你们不吃吗？’我们告诉她们：‘不，太恶心了，碗还没洗呢。’她们哈哈大笑，然后又问：‘我们能吃你们那份吗？’我们看见她们的样子有多饥饿，还看见她们在舔那些味道难闻的盘子。第二天，同样的汤又来了，我们再次犹豫了。波兰人告诉我们：‘我们过去也用刀叉、勺子来吃饭，那是正常的。但这地方就不正常。如果你不吃，你就会失去体重，你就会失去用处，你就会死。’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吃了，就算再恶心我们也得咽下去。”

最初几个晚上，她们很难睡着，就算睡过去了，也会因为清晨点名而被粗暴地叫醒，她们被看守抄着棍棒赶出营房。然后，她们乖乖脱去衣服，排成行列，在寒冷和黑暗中站立好几个小时，被反复检查，这毫无理由，纯粹就是为了折磨她们。有些看守殴打她们，还骂骂咧咧地喊着：“肮脏的犹太猪！”有些看守朝她们扇耳光、吐口水。许多人被拽出队列，然后被押走。“在到达点名区之前，你不得不踩过大片烂泥地，你头顶上则是高耸入云、喷着火焰的烟囱。那是真正的地狱……渐渐地，我们开始明白这一切。”

当安嘉等待生死判决时，她得庆幸她有鞋穿，尽管这双鞋并不合脚，穿得她双脚疼痛。那些没有鞋穿的人冷得瑟瑟发抖，只能听天由命。如果没有鞋子保护双脚，以免受到阴冷潮湿的厚厚泥泞的致命伤害，谁都无法存活下来。安嘉自己都几乎冻僵了，她暗暗发誓，无论何时何地，都得穿着那双木鞋。她也学会了其他生存诀窍，主要是自我隐藏的办法，低下头颅，混迹人群，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囚犯中明显分为东西两个派系，以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为一方，以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为另一方。鞋子、食物、衣服经常在人们睡觉期间被偷取。一旦双方的紧张关系达到临界点，双方就会爆发斗殴，而卷入斗殴则容易被抓捕。

安嘉说：“你越是融入营区，就越是懂得如何应对、如何生存。每个人都知道，尽量不要冒犯德国人……要像蚂蚁那样爬到角落里去，这倒没什么。总之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安嘉能够听懂德语命令，因此比那些不懂德语的狱友更能应付自如，这对安嘉帮助很大，而且她有敏锐的直觉，懂得远离那些奸诈的、危险的人。更为明智的是，安嘉从不去考虑下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她只要专注地熬过这个小时就够了。

安嘉说：“恐惧令人无法忍受，但你必须勇敢面对。我再次回想起郝思嘉在《乱世佳人》里面所说的话：‘明天再想吧。’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安嘉把接下来的十天称为“人间地狱”，她每天都能闻到死亡气息。在那里，时间概念不复存在，她仿佛过了一百年。她一个又一个小时地熬过去，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安嘉说：“你总是会感到害怕，每天害怕二十四个小时。”那里几乎没有食物可以充饥，只有发霉的干面包，早上是寡淡的咖啡，晚上是寡淡的盐水，甚至连草叶都没得吃。在奥斯维辛，且不说数千人死于饥饿或疾病。人们得到的食物还会引起胃痛和腹泻，而且在人们这一生中，还是第一次无法在内急时直接上厕所。安嘉说，实际上每个人都得过痢疾。“我留给你自己去想象那情景和气味……你满身污秽，但无法清洗。我总算艰难地熬过来了。正是怀孕给了我勇气。”

人们只有很少时间上公厕，在此期间还遭到党卫队军官用长棍或草叉棒打或猛戳，党卫队军官喊着：“赶紧！赶紧！”安嘉说，她永远忘不了纳粹这种羞辱人的“运动”，在污秽不堪、臭气熏天的公厕里，纳粹在妇女们排泄时从后面捅她们的屁股。“他们就是为了从中取乐，让你不得安宁……他们说，就是要在任何时间、任何情景下戏弄犹太人……这实在是太下流了。”

每当铃声响起，那就是点名时间，清晨和黄昏各一次，在人们当中进行又一轮筛选。在错综复杂的死亡算术中，有太多数字需要被清点入册，这种裸体点名经常持续三个小时以上。妇女们在叼着卷烟的所谓医护人员面前走过，她们羞愧难当。“这太可怕了，无论穿不穿衣服都同样可怕……我们又饿又怕，还要被指派到左边或右边，我们那时候已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清晨4点整……你站在风里雨里……你总是会很害怕，下一个就轮到我了，如果他们知道我怀孕了，那么我的结局就被注定了。”

安嘉至少经历过十二次这种形式的筛选。“我不认为他们把我们当人看。唯一的筛选标准是：‘她是否可以干活？’”安嘉在心里反复问自己：“我能做到吗？这次我能混过去吗？”安嘉补充说：“你心中只会剩下我、我、我……在生与死之间，你会选择生……你对生与死无能为力，但你知道，你要选择生，且不论其他人都已放弃。这与其他人无关，但你要选择生。”

如果名单上出现空缺——要么病了，要么死了——囚犯们就要被迫站上好几个小时，因为极度疲劳而摇摇欲坠，直到凑够人数为止。尽管筋疲力尽，尽管每天只能摄入几百卡热量的食物，因而极度虚弱，但在每天两次的冗长点名中，怀孕的、赤裸的安嘉只能像其他人那样，强撑身体而不能晕倒。“如果有人晕倒或者生病，她们就会直接被送去毒气室。我头很晕，因为我怀孕了，因为我很害怕，因为我又冷又饿，但我的朋友挽起我、扶起我、撑起我，我就这样得救了……大家都对我很好……因为在奥斯维辛，你绝对不能生病，你要么去医院，在医院里被枪杀，要么走进毒气室。”

就这样，她活下来了，又活过了一天。

正如佩莉斯嘉渴望与蒂博尔重逢那样，安嘉也渴望回到贝恩德的怀抱。希望是她仅存的东西。希望明天会更好；希望自己不要生病，不要流产；希望自己活着走出去。贝恩德比安嘉早一个星期来到奥斯维辛，他是否也熬过了最难熬的过渡期呢？他是否住在营区另一面的某个铺位上呢？他是否内心同样骚动，就像安嘉担心他那样担心着安嘉呢？

然而，正如佩莉斯嘉那样，安嘉也很快了解到，女人和男人是分开关押的，两者相距甚远，中间隔着三米高的水泥墙，还有好几公里的缠绕铁丝网。安嘉也得不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消息，包括父母和祖父母、叔叔和姑妈全都音讯全无。就算毒气室和烟囱是真的，像她那样比较年轻和健康的家人是否能够得救呢？

安嘉的姐妹热德娜从比克瑙灭绝营寄出的明信片，明信片中提到“要面包”

安嘉并不知道，自己只是少数。在被运到奥斯维辛的大约130万人当中，有110万人将会死去，其中就包括她的绝大多数家人。安嘉后来发现，有些家庭成员受到哄骗，以为自己能够入住家庭营。所谓的家庭营，是党卫队于1943年夏天在比克瑙设立的，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在获准参观泰雷津后，又要求正式检查奥斯维辛。作为纳粹全球宣传攻势的组成部分，从那时起，所有从泰雷津来到奥斯维辛的新来者都被安置在家庭营，在那里，他们可以保住自己的行李、头发和衣服。

来自捷克的新囚犯由此被迫向在家和在泰雷津的亲戚写明信片，以平息人们在失去离家亲人音讯后与日俱增的恐慌。1943年10月，在布拉格施尼尔绍娃大街，安嘉的表姐妹奥尔加收到其中一张明信片，这是安嘉的姐姐热德娜写的。她用德语写道：亲爱的，我与丈夫、姐妹、外甥在这儿。我们都还好，也都很健康……致以问候和亲吻，你的热德娜·伊西多尔。热德娜冒着生命危险，在地址栏第一行，用希伯来语单词“面包”（Lechem）代替了“奥尔加”（Olga），希望她的表姐妹能够意识到他们正在挨饿。奥尔加读懂了，很快就寄去一个食品邮包，但热德娜及其家人是不太可能收到的。

就在当年，国际红十字会的罗塞尔博士的确曾突然造访奥斯维辛，但他并未看见任何营房或医务室。相反，他与一名党卫队年轻军官大谈冬季运动，答应在他离开之前提供药物和烟草。由于罗塞尔的组织并未如预期那样继续提出实地视察的要求，党卫队便清理了家庭营。安嘉那轻信别人的来自泰雷津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孩子们，此前一直在所谓的“惊涛骇浪中的避风港”里接受庇护，此时再次流离失所。3月8日夜间，营区内发生了针对捷克公民的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在将近5000名捷克犹太人当中，大约3700人命丧毒气室，其中就包括安嘉的绝大多数亲人。在步向死亡的路上，许多人听到有人在唱捷克国歌。

在比克瑙停留一个多星期以后，安嘉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她再也没有勇气考虑亲人的命运；她甚至不再考虑腹中孩子的命运，孩子的存在只会把她置于极度危险中。她唯一能够思考的是如何通过下一次筛选，她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尽量避免吸入白色的骨灰，那些骨灰正在集中营里四处飘散。1944年10月10日早晨，安嘉无意中听到门格勒医生告诉下属：“这次，货色很好。”门格勒继续做出个人选择，围着妇女们前后打量。又一次，安嘉怀孕的事实未被发现，她活下来了。“我们就像牲畜，正要被送去屠宰场。”

那个早晨，安嘉仍然赤身裸体，拿着衣服，她与一群妇女并未回到她们那肮脏的营房，而是走向一栋巨大、低矮、阴森的建筑物。任何因为恐惧而脚步迟缓的妇女都会遭到牢头如雨点般的敲打。安嘉心里想：“这就是吗？这就是他们告诉我们的毒气室吗？我本来以为我要被选去工作的。”尽管她也知道，所谓工作，只不过意味着劳作至死，而非立即被杀而已。

在那栋陌生的建筑物里，她们被勒令接受淋浴。她们做着祈祷、带着希望，走进淋浴室，她们都感到茫然无助。她们简直不敢相信，从淋浴头里喷涌而出的是冰冷的水，而不是毒气。有人喊道：“这是水！我还活着！”她们总算比前几天干净了些，她们又拿到几件二手衣服，还拿到一点儿面包和香肠，然后以疲于奔命的步速被推上铁路站台。她们被装进货运车厢，大约每500人锁在一节车厢里，火车拉着她们远离奥斯维辛的火焰，以及那夹杂着硫黄味、酸臭味、腐烂味的气息。

透过车厢裂缝，安嘉窥见那些致命的橙红色火焰，她不知道自己会被送去何处，但在这几个星期以来，她第一次能够大胆呼吸了。“我们被送走了，我们都很激动，因为我们知道，不可能比这里更糟糕了……那种活着离开奥斯维辛的感觉，你简直无法想象！就像飞升到天堂。”

安嘉总是说，看着比克瑙这座地狱从视线里消失，是她这辈子最伟大的时刻，对于拉海尔和佩莉斯嘉而言也是如此。她们都没有意识到，她们自己，以及她们尚未降生的婴儿，仍然要面临巨大的威胁：饥饿、劳累、寒冷。

五 弗赖贝格

奴役妇女的弗赖贝格工厂

在古老的中世纪城镇弗赖贝格（Freiberg），一座新建的兵工厂拔地而起。弗赖贝格位于萨克森地区，在德累斯顿西南面35公里处。正是在弗赖贝格，三位怀孕的母亲正式成为纳粹德国的奴工。

25岁的拉海尔·弗里德曼在名册上被写成波兰犹太人“拉结拉·弗里德曼”（囚犯编号：53485）。在三位母亲当中，她是第一位被驶离奥斯维辛的火车带到弗赖贝格的，出发日期是1944年8月31日。她是首批249名波兰犹太人之一，同行者还包括她的妹妹萨拉、芭拉和伊斯特。她还沉浸在痛失亲人的震恸中，毕竟亲人刚刚从罗兹抵达奥斯维辛就遇害了。

28岁的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囚犯编号：54194）则被归类为“SJ”（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4年10月12日抵达弗赖贝格集中营。这列火车还运送了另外500名来自捷克、德国、斯洛伐克、荷兰、波兰、匈牙利、俄国、美国的妇女以及少数“无国籍”妇女。佩莉斯嘉的新朋友埃迪塔曾经向蒂博尔保证，将会照顾蒂博尔的妻子，埃迪塔此刻忠诚地陪伴在佩莉斯嘉身旁。尽管佩莉斯嘉与安嘉尚未认识，但她们却在同一列火车上。27岁的安嘉（囚犯编号：54243）在名册上被写成捷克犹太人“汉娜”·纳坦，她与朋友米茨卡以及几位泰雷津狱友同行。

还有一列火车，载着251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犹太人，于9月22日离开比克瑙。这三列火车都被分配了连续的囚犯编号，这说明在奥斯维辛与弗洛森堡（Flossenbürg）这两个行政当局之间存在着严谨细致的合作关系。弗洛森堡是巴伐利亚地区的主集中营，弗赖贝格集中营就在弗洛森堡主集中营控制下。尽管纳粹从不在乎囚犯的姓名和面目，但这1001名年龄介乎14岁至55岁的妇女和女孩被送到弗赖贝格市中心的废弃陶瓷厂后，却并未经受在前臂纹上囚犯编号的折磨。在纳粹集中营系统中，奥斯维辛是唯一给在押囚犯纹身的集中营，这种做法是从1941年开始实施的。那些注定要被送进毒气室的囚犯既不登记也不纹身，这反而让没有纹身的她们感到担心。

安嘉说：“我看见别人都有纹身。但我始终提不出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解释（为何我们没有纹身），除非他们知道我们都得死在那儿，或者我们都要在德国或者其他地方工作，纹身反而多此一举。”

从奥斯维辛出发，她们要在密封货运车厢里待上三天两夜，途中只有很少的食物和饮水。要想知道白天黑夜，只能靠透过小窗格栅照射进来的几丝微光。她们要么相互倚靠，要么蜷缩角落，她们紧紧抱着双腿，轮流使用便桶，共同忍受羞辱。她们的处境取决于她们搭乘的火车，有些火车加挂了集体厨房，能够提供咖啡、面包和汤。有些火车，比如安嘉搭乘的火车，什么都不提供。

安嘉的火车最终停靠在弗赖贝格繁忙的货运仓库，卸下所有货物，准备重新装货。安嘉说：“我们离开车厢的时候，只剩下半条命，我们饿得半死、渴得半死，但总算还活着。我们非常口渴。简直是难以想象……你也知道，要是在以下三件坏事中选一件，饥饿、寒冷、口渴，最糟糕的肯定是口渴。饥饿与寒冷尚可忍受，但口渴的时候，你全身脱水，嘴里就像塞了泥土，而且时间越长越难受……这种难受难以形容……你会愿意为喝一口水付出任何代价……然后，我们停靠在德国的一处车站……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喝的，那味道就像玉液琼浆，太可口了。我们离开奥斯维辛，来到了文明国度。”

佩莉斯嘉在弗赖贝格的记录卡

尽管妇女们满身污秽、蓬头垢面、惊魂未定，但她们已经开始期待清澈的天空，那里没有遍地烟囱，那里没有滚滚浓烟。在惊奇中，她们沿着巴恩霍夫街爬山，穿越这座中世纪城镇。幸存者之一，当年只有14岁的来自维也纳的格蒂·陶西格（Gerty Taussig）说：“那里多么宁静。街道上没有人。我们觉得处境正在改善。但我们错了。”佩莉斯嘉说：“我们路过公园，闻到树木香味，看到茵茵绿草，我们都陶醉了。”

弗赖贝格位于萨克森与波希米亚交界的厄尔士山脉（Ore Mountains）脚下，拥有丰富的矿石与白银矿藏，还有一所建于18世纪、专攻采矿与冶金研究的大学。城镇里仅存的犹太人都是与雅利安人结了婚的，而城镇里多数非犹太人都在矿井或光学企业里工作。战争期间，好几列火车运载着囚犯们，往返于隔离区、集中营和劳动营。有几列火车从奥斯维辛发车，开往邻近的奥埃德兰（Oederan）和海尼兴（Hainichen）劳动营，这两个地方都在萨克森境内。许多火车停靠在弗赖贝格，卸下它们运来的劳动力，这些人将会在矿山和其他企业里被奴役。

在当地数量超过3.5万的人口中，只有极少数人试图帮助这些不幸的囚犯，而且当来自奥斯维辛的妇女们衣衫褴褛地穿过城镇时，在这三十多分钟的路程中，没有人对这些妇女伸出援手。拉海尔的妹妹萨拉说自己大致明白原因：“如果他们远远看着我们，他们就会想，我们肯定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而我们无非是疯人院里的妓女、杀人犯或刑事犯。他们害怕看见我们……我们看上去的确不像正常人，我们要么赤脚，要么穿着木鞋，我们穿着奇怪的衣服。”佩莉斯嘉也同意：“人们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马戏团里的动物。”

1943年下半年，纳粹政府和军工企业与党卫队勾结，决定在弗赖贝格的空置厂房内制造飞机零部件。除了在战场上损失了大量飞机，德国许多规模最大的飞机装配企业还遭受了大规模战略轰炸。轰炸行动于1944年2月底进行，被称为“伟大的一周”（Big Week）。盟军飞机出动了3500架次，成千上万的盟军炸弹投向德国各个城市。飞机和飞行员的大量损失，意味着欧洲上空的制空权已经落入盟军手中。纳粹剩余的军事工业不得不迁移到地下洞穴里，或者迁移到此前未被战火波及的地方。

及至当时，弗赖贝格还从未遭到过军事攻击。然后，1944年10月7日，500架原定飞往捷克工业区莫斯特（Most），奉命摧毁当地炼油厂的美军轰炸机因为云层太低而受阻，美军必须寻找替代目标。在发现弗赖贝格拥有繁忙的铁路线以及星罗棋布的工厂后，美军在此投下了60吨炸弹，炸死了将近200人，摧毁了数百处民居。一个星期内，通过使用已被监禁在城镇里的奴工，瓦砾得到清理，铁轨得到修复，于是，从奥斯维辛开来的最后一列火车才能把安嘉、佩莉斯嘉以及其他将近1000人运送到这片新家园。

工厂与生活区的遗址

拥有巨大粉饰外墙的弗赖贝格陶瓷制造厂位于弗劳恩斯坦纳街那座俯瞰整个城镇的小山岗上，该厂建于1906年，主要生产电气绝缘材料和工业陶瓷管道。这座陶瓷制造厂隶属于卡赫拉股份公司，由于经济萧条，也由于公司的犹太老板维尔纳·霍夫曼（Werner Hofmann）博士在“水晶之夜”后自杀，公司于1930年倒闭了。此后厂房空置超过十年，最初被改成军用仓库和德国军队的临时营房。当纳粹决定在此制造飞机零部件后，士兵们搬了出去，妇女们则搬了进来。

来自波茨坦的阿拉多飞机制造公司与帝国军工生产部达成协议，负责生产阿拉多飞机的垂直尾翼、起落架、机翼以及其他零部件。其中最为特殊的部分是为阿尔234型（Ar 234）飞机生产零部件，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喷气式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因为速度极高、轨迹诡异而声名大噪，几乎不可能被截击。它对于纳粹的“猎杀计划”尤为重要，是纳粹重新夺取制空权的撒手锏。在弗赖亚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下，阿拉多公司同意，党卫队每提供一名“工人”，阿拉多公司都要向党卫队支付4帝国马克，其中包括70芬尼的“餐饮补贴”。仅仅是向这一家工厂“借调”劳工，党卫队就能每月挣取10万帝国马克，这相当于如今的3万英镑。

绝大多数囚犯都在弗赖亚公司运营的主厂房里工作，但有些囚犯则被转移到邻近的希尔德布兰军需工厂，在那里制造弹药，以及供飞机和U型潜艇使用的精密光学零部件。所有囚犯都在少数德国技术工人的监督下工作，工厂里还有27名党卫队男看守和28名党卫队女看守。党卫队四级小队长理查德·贝克（Richard Beck）全权负责这个营区，囚犯们不久后得知，贝克中士在营区的代号为“扎拉”（Šára）。

最新到来的囚犯，也是营区的第一批妇女，被编入3000人的劳工队伍中，这些人中有意大利战俘，以及来自俄国、波兰、比利时、法国、乌克兰的劳工，他们在弗赖贝格的许多工厂或矿山里工作。那里的意大利人因为其祖国“无耻背叛”第三帝国而受到惩罚。那些所谓“东线劳工”则是从纳粹征服地区强制征发的，纳粹称其为“劣等人”（Untermenschen），实际上也给了他们非人的待遇。那里还有一些日耳曼血统的外国工人，他们被纳粹带回“祖国”，并且被告知，一旦合同到期，他们就能回家。

尽管随着美国军队抵达齐格菲防线，苏联军人越战越强，战争似乎已到了关键点，但专门为犹太妇女修建的木质营房，还是在距离银矿竖井1.5公里处的地方动工兴建。在这些营房建成之前，妇女们就临时安顿在最近才清空的六层高的红砖厂房的顶层。

拉海尔在弗赖贝格的记录卡

当拉海尔首批抵达时，这里远没有准备妥当。这里没有机器，也没有任何生产工具，因此拉海尔以及其他囚犯就被锁在拥挤的区域内无所事事。她们仅有的伸展手脚的机会就是永无休止的点名。纳粹始终坚持进行点名，早晚各一次，让她们在恶劣的天气中长久站立、等候点名。尽管如此，她们还是提醒自己，这里已经比奥斯维辛好多了。

就寝环境也大为改善；在这里，她们每两个人睡在三层架子床的一张床板上，每个房间住90名妇女。她们甚至还有一个枕头和一床被单。这里有只供冷水（偶尔有水）的浴室和不供厕纸的公厕。她们于是就用衣服的破布条、丢弃的硬纸皮或旧报纸来上厕所，反正能用就行。她们尤其喜欢用印有希特勒照片的报纸来擦屁股。

囚犯们被告知，一旦她们开始工作，她们就会每12～14小时两班倒，因此一班工人离开铺位时，另一班工人就能回来睡上铺位。但在她们开工之前，由于暴发了猩红热，她们被隔离了一周。德国人建立了临时医务室，负责人是42岁的俄国囚犯和医生亚历山德拉·拉迪伊斯切科娃（Alexandra Ladiejschtschikowa，她并非犹太人），以及32岁的捷克犹太人、儿科医生埃迪塔·毛特纳洛娃（Edita Mautnerová），她在后来扮演了拯救妇女生命的关键角色。

一旦隔离检疫期结束，她们就得投入工作了。此时距离她们离开奥斯维辛已经两个星期了。早班是凌晨3点起床，凌晨4点半点名，清晨6点半开工，中午稍息片刻。开始时工作并不繁重，因为重型机器尚未安装到位。妇女们就是锉平或抛光小零件，但每天的工作冗长乏味、度日如年，妇女们的工作热情也急转直下。“每个人都很沮丧，我们不得不互相帮助……最糟糕的是，在这十四个小时里，你不能坐下，也不能说话。”

随着工人们陆续抵达，生产线开始变得组织有序，新来的工人也就直接投入工作。安嘉说：“我们走进山顶的大工厂，立即开始工作……”有人向安嘉示范如何用铆钉连接垂直尾翼。机器很笨重，也不容易操纵，但厂房干燥而温暖，妇女们对此感激涕零。“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铆接机，我的朋友也没见过，所以你能想象到，那门手艺真是复杂到难以形容……我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党卫队总是让我们心烦意乱，但那里看不到毒气室，这就够了。”

安嘉在弗赖贝格的记录卡

萨拉说：“我得到一份工作，开始制造飞机，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没有能赢得战争，因为正是我们制造了那些飞机！”按照佩莉斯嘉的说法，她们出了好多差错。“你简直无法信赖从那里出厂的飞机！”

妇女们每两人一组，进入未经预热的车间，车间通常设在地面或二楼。妇女们穿着不合脚或已破损的鞋子，站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她们轮番使用钻机，在机翼上打孔，机翼则固定在金属支架或脚手架上。有些妇女负责焊接、锉屑、抛光漆面，其他妇女则负责挑选零部件或锉平铝板边缘。对于这些从未干过体力劳动且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来说，不断重复的工作对身体和心智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对手臂、肩膀、手腕更是难以忍受的考验，她们日夜都会感到疼痛。风机和钻机的噪音令人难以忍受，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金属碎屑和有毒气体的味道。

拉海尔及其妹妹芭拉被指派到邻近的希尔德布兰工厂，那里正在二十四小时轮班生产螺旋桨和细小的飞机零部件。拉海尔说，她们就像“被鹰眼监视着”，而且已被告知从事破坏活动的可怕后果。拉海尔说：“他们告诉我们，如果工厂里出了任何差错，操作那台机器的人就会被吊在机器上方，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到。”

在弗赖亚工厂，每层厂房都由一名党卫队男军官全权负责，并由一队党卫队女兵提供协助，这些女兵要么卑鄙，要么冷血。女兵每天都要惩罚囚犯，而囚犯们每天都被反复殴打。一名看守仅仅因为一点儿小事就狠狠扇了佩莉斯嘉的耳光，但她还算幸运。安嘉也被党卫队的看守打了，那名看守看上去才十几岁而已。“我正怀着孩子，穿着破衣烂衫，看上去就像地上的烂泥……她就那样走过来打我的脸。虽不算太痛，但毫无理由。”安嘉并未冒犯对方，但挨了打，而且不能还手，因为这“极其不公”的遭遇，她想“大哭一场”，但她拒绝让看守感到得意。“这太侮辱人了，比我记得的种种不公还要伤人。”

平民身份的班组长或工长与囚犯们一起工作，除了下达指令，他们很少与囚犯沟通。当他们说话的时候，说的也是萨克森方言，就连说德语的人也未必能听懂。其中有些班组长曾在国防军服役，因为年老或受伤而被送回后方。所有班组长都想在战争期间保住这份舒服的工作，而不是被派往前线。安嘉与朋友米茨卡分在一组，安嘉说：“我并不认为他们知道我们是谁，他们不曾对我们说话，也不曾对我们示好。他们从来不问……我们来自何处，我们遭遇何事。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从未给我一片面包或其他东西，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不似人形，看着我们备受虐待。”

幸存者丽萨·米科娃有一位朋友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药剂师，她的班组长是一位名叫劳施（Rausch）的德国男人，他使用手势进行沟通。有一天，药剂师误解了劳施的手势，拿来了错误的零件。“劳施把零件扔到远处的墙上，然后还打了药剂师。药剂师受够了，用完美的德语说：‘如果你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就能拿给你了。’”

劳施惊异地看着她：“你会说德语？”

她说：“当然，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医生、教师、知识分子。”

“我们被告知，你们都是来自不同城市的妓女和罪犯，所以才被剃成光头。”

“不。我们只是犹太人。”

班组长叫道：“但犹太人是黑色皮肤的呀！”这就是当时蛊惑人心的纳粹宣传的结果。

此后，劳施对药剂师尊重了许多，但并非人人都如此。有些看守听说囚犯并非妓女或罪犯，不过拒绝相信。看守们气得脸红脖子粗，公开嘲弄囚犯。一个名叫罗夫曼（Loffman）的“驼背”看守，曾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盖世太保学校，他经常拿锤子扔向他管辖的囚犯：“你是个老师？你只是块烂泥！”其他看守更是虐待成性，他们变着法子用工具、拳头、皮带、绳头来殴打囚犯。脾气暴躁的四级小队长，人称“扎拉”的贝克中士，通常会因为细微小事而勃然大怒，经常殴打让他烦心的妇女。

女看守往往最为残忍。女看守不仅殴打或鞭打囚犯，还会发明种种羞辱女性的刑罚。其中就包括禁止囚犯上厕所，或者要求囚犯的朋友剃光囚犯仅剩的头发，或者剃剩头顶正中的一缕头发。其中一名特别残忍的党卫队女军官会拿手枪恐吓妇女们，偶尔还会拿枪射击一名妇女的腿，枪击的伤口很快就会因感染坏疽而腐烂发臭。

囚犯们实行轮班制，一个星期夜班，一个星期日班，每周工作七天。有时候星期天能休息，可以擦洗和晒干肮脏的衣服。每个月有那么一次，少数被选中在办公室工作，因而与德国人较为接近的囚犯，可以结伴前往17世纪建造的济贫院，那是老城中心的贫民习艺所。在那里，囚犯们可以洗个奢侈的淋浴。

尽管如此，对于所有妇女来说，工作通常是繁重的，再加上营养不良，她们的体质很快就严重衰弱。许多妇女头昏目眩，这会导致生产效率下降，而它又会换来拳打脚踢，直到她们继续工作为止。幸存者克拉拉·罗伏娃（Klara Löffová）说过，那里有两条重要规则：“你不要承认你生病了，或者你就说你不知道。”她们也不害怕空袭警报。“在我们看来，被炸弹炸死炸伤的危险，比被党卫队拿枪指着的危险小多了。”私底下，她们会为每次盟军空袭而欢呼，并且对附近屋顶上防空炮火震耳欲聋的炮声喝倒彩。如果她们看见英军或美军飞机被打下来，她们就会情绪低落，“整天无精打采”。

虽然企业为党卫队提供的劳动力付过钱，但党卫队只给她们提供最劣质的食物，仅仅是让她们不至于饿死。有人形容所谓的配给食品就是“一块滚烫的泥土”。唯一的好处是每个人总算有了杯、碗和汤匙，这就意味着她们不必再用手脏兮兮地吃东西。尽管如此，配给食品与奥斯维辛完全一样，早上是带着苦味的黑色液体，还有一片面包，要么就是用菜头、菜根或南瓜根熬成的味道难闻的汤。所有人都坐在地板上，或者随便找个角落坐着吃饭。克拉拉·罗伏娃说：“一名所谓的厨师给大家舀汤，汤时浓时淡。长桌边上没人坐着，长桌上面站着我们的德国长官，一名党卫队军官，他穿着长筒靴，在桌子上走来走去，他那带着党卫队皮带扣的皮带握在手上，随时准备挥舞。女孩们很快就学会不要偷拿别人的食物。”她们还学会了遮住眼睛，因为如果被打瞎一只眼睛，那就意味着回到奥斯维辛，就意味着必死无疑。

到了晚上，她们每人可以得到400克面包和一点儿咖啡。偶尔，她们会得到额外补给，如一小块人造黄油、一小块果酱或一小片蒜味腊肠。通常，她们不知道是把人造黄油吃掉好，还是用来涂抹她们干燥开裂的皮肤好。安嘉说有些妇女很自律，她们会把食物分成几份，每天分成几次来吃。安嘉说：“我一次就吃完我那份食物，然后就得挨饿二十四小时。”

佩莉斯嘉正在怀孕，很需要吃生洋葱，她经常用整块面包换一块洋葱。佩莉斯嘉比绝大多数人幸运，因为毕竟还有埃迪塔的保护，埃迪塔设法藏匿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并用其去贿赂一名年长的国防军看守，请他偷运些食物。这名看守被称为“勇敢的威利大叔”，是唯一身穿制服但还有点良心的看守。威利大叔好多次冒着丢掉工作甚至丢掉性命的危险，为其管辖下的囚犯做点小事。在威利大叔的帮助下，埃迪塔能够继续在怀孕的朋友耳边低声说“张开嘴”，喂给她一点儿额外的食物。

格蒂·陶西格说：“我们都知道谁私藏黄金或者钻石，因为那些妇女看上去比绝大多数囚犯状况好些。但我们都没有把她们的秘密透露出去。”即使偶尔得到额外食物，怀孕妇女仍然极度渴望食物，这已成为她们全神贯注的事情。饥饿如影随形，她们正在孕育的胎儿也在挨饿。

尽管如此，安嘉从不允许自己放弃生存的希望。“幸好我保持着非常乐观的心态，这帮了我很多……我知道我能够做到，这很愚蠢，也很荒谬，但我就靠这点信念活着……尽管我几乎已经饿死了。”

拉海尔同样渴望食物，她说：“我们回到住处的时候都很累，如果谁还能剩下一片面包，我会求她分我一点。”有一天，她找到一片生土豆，然后就像吃糖那样吮吸着那片土豆，直到一点儿都不剩。还有一次，她发现一颗半埋在泥泞里的发霉卷心菜，尽管她知道捡起那颗卷心菜可能会被射杀，但她太饿了，她豁了出去。虽然那颗卷心菜已经腐烂发臭，菜叶腐烂到用手指就能轻易地戳穿，但她还是把那颗卷心菜整个地吞了下去，还说这辈子都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

几乎每到工余时间，妇女们都会谈论食物。安嘉说：“多么美妙的食物啊！不是一两个鸡蛋，而是十个鸡蛋做成的蛋糕，淋上四公斤奶油和一公斤巧克力。这是我们渡过难关的唯一办法。蛋糕越夸张越好。这给了我们某种满足感。我们还发明了其他取悦自己的搭配，如香蕉淋上巧克力和果酱。尽管我们正在挨饿，但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幻想。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否管用，但你就是禁不住胡思乱想，因为你太饿了。”实际上，她们没有奶油蛋糕，她们只靠“令人作呕”的汤水和一丁点儿面包维持生命。“到最后，我们喜欢上任何分配给我们吃的食物，任何食物都如此美味，吃完还想再吃。”

妇女们下班时，终于可以回到工厂顶层的住处去休息。当时妇女们感到很宽慰，毕竟她们是在坚固的砖砌建筑里工作，而不是在四面透风的窝棚里，但当她们打开就寝区的大门时，她们马上就会闻到臭虫的味道。党卫队指责妇女们带来了臭虫，但这肯定是之前的囚犯留下的。安嘉说：“这些小甲虫有种特别的味道，某种甜腻腻的味道。这挺可怕的，那里有成千上万的臭虫……多到随时会从天花板掉到我们的杯子里，以至于无论我们吃什么，首先吃到的就是臭虫。我们起初不太介意，毕竟臭虫只生活在温暖的地方，但如果你捏死它们，马上就会闻到特殊的味道，那味道非常难闻。”

由于接触不到新闻，甚至没有钟表，妇女们只能知道日期，而对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一无所知。在这通风不良的工厂里，她们从未见过阳光，也从未呼吸过新鲜空气，也没有人愿意取悦她们。就连偶尔善待她们的国防军老兵，也没有告诉她们多少消息。她们不知道，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的特遣队已于1944年10月炸毁了再无用处的四号焚尸炉，但她们的确从德国工人那里听说，在阿登地区，突出部战役正在打响。

她们每天的生活往复循环、毫无变化。她们又脏又臭，浑身肌肉酸痛，双脚和牙龈同样肿痛，绝大多数妇女必须经历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思想斗争，以确保自己活下去。有些忍受不住折磨的妇女精神失常，最终被送走了。一位囚犯说：“我们就像疯子一样干活，连续许多个小时赤脚站立，衣不蔽体。我们吃饭，我们沉默，我们料理自己的事务。就算我们身上穿着破衣烂衫，我们总得擦洗一下。谁都没有时间关心其他事情。”她们的牙龈已经溃烂出血，她们的皮肤就像羊皮纸那样龟裂，任何小小的溃疡都可能造成致命伤。妇女们的身体每况愈下、半死不活，就连经期也紊乱了，更加没有力气去想如何反抗或起义。另一位囚犯说：“在弗赖贝格，我们没有从事任何破坏活动。我们甚至害怕自己的影子。我们不知道如何反击。如果你说：‘你要带我去哪儿？为什么？’你就会被劈头盖脸地毒打，或者直接被射杀。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害怕到不敢说话。”

囚犯们都受过良好教育，但并非技术工人，工厂的生产进度也就缓慢得可怕。因此，当克拉拉·罗伏娃的班组于圣诞节完成第一块机翼时，发生了一场大骚动。囚犯们得到从未兑现的许诺，如果她们完成任务，就会得到额外的汤料、面包或奶酪。罗伏娃说：“德国工人大肆庆祝，他们把机翼绑在从天花板垂下来的绳子上，然后就准备去共度好时光。突然之间，绳子断了，机翼掉了下来，几乎摔成废铁。这下子，该轮到我们庆祝了。”圣诞节那天，有些妇女的确得到了不值一提的额外奖赏，稍微多一点点的配给食品，以及“购买”食盐的机会，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得照常工作。

1944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安嘉已经怀孕六个月，她仍然把自己的身体状况隐藏在布袋状的宽松衣服底下，但她不小心绊倒一个沉重的金属工作台，后者重重地砸在她的腿上，幸好没有伤到骨头。“我当时就想：‘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会怎样？’我被送去临时医务室，我在那里包扎伤腿，还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间。那里很温暖，而且我也不用去工作了。虽然那里没有多少食物，但我能够节省力气，以便治愈我的伤腿。”

安嘉躺在小型医务室里，她尽量让自己看上去情况好些，以免被送回奥斯维辛，她知道伤病不是好事情，尤其是在这个要么劳动、要么死亡的地方。有些妇女甚至不知道这里有个医务室。有些妇女虽知道，但害怕医务室只是杀人场的中转站，因此她们从来不去医务室，宁愿自行处理伤口、溃疡、疾病。格蒂·陶西格说：“当你生病的时候，要么干活，要么去死。许多人用尿来治疗皮肤病，毕竟我们都有尿。尿液也帮助我最好的朋友治好了脓疮，而之前她的手臂都在流脓。还有一次，我的床板塌了，我的后背重重摔在地上，我有一阵子动弹不得。没有医生来看我，但我还是活下来了。”

一直以来，安嘉都没有时间真正顾及腹中正在孕育的胎儿，在医务室里，她总算能够关注腹中的胎儿了。当年怀上达恩的时候，安嘉并没有感觉到达恩在踢肚子，但这一次，安嘉能够感觉到胎儿还活着。安嘉回想起自己与贝恩德在泰雷津干草棚里那些浪漫的晚上，她预计孩子会在1945年4月底降临人世。她开始设想，如果她和孩子都活下来了，之后将会怎样呢？安嘉不可能在毛特纳洛娃医生面前掩盖怀孕的事实，这位捷克儿科医生负责照看她，她也向医生讲述了自己的担忧。“我跟她说了许多愚蠢的话。我说：‘如果战争还没有结束，我的孩子就出生了，将会怎样呢？德国人会把孩子从我这儿抱走，送给一个德国家庭吗？我去哪儿找孩子呢？’这最终没有发生，德国人也没有杀掉我和我的孩子。我经常跟她讨论这个问题，她并没有出卖我，而且对我很好，她向我保证，我一定能找到孩子的。”

安嘉最终还是回去工作了，但被安排在所谓“轻松”的岗位，包括每天在工厂里拖地，从顶层拖到底层，包括楼梯，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尽管这份工作单调乏味，但安嘉却说这是对孕妇最好的锻炼了。而且，看守们并未发现安嘉怀着孩子，否则肯定要把她送回毒气室了。

拉海尔也很幸运，她的老板是个捷克人，对她很好。拉海尔说：“当他看见我的腹部日渐隆起，他就让我坐下，不用站着，我只需要检查机翼上的铆钉是否拧好了就行。我的体重减轻了，但我已不再晨吐……所以我很想保住这个孩子。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及至1945年1月，为犹太工人准备的营房终于修建完毕，新营房在大约两公里外，在汉默尔贝格区沙赫特维格街。眼下正值气温下降的时节，妇女们被赶出温暖的、滋生臭虫的床铺，搬进滴水成冰的新营房。她们在暴风雪期间到达此地，发现这里冰雪覆盖、高墙环绕。营房还带有未干透的木头和水泥气味，也没有取暖设备。水从屋顶渗到墙壁上，浸湿了她们睡觉的草垫。由于屋顶太低，架子床只有两层，而不是通常的三层。当时没有人意识到，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上铺是湿的，下铺是潮的。

盥洗室建在另一栋房子里，而且开始时还没有投入使用，妇女们只好在户外水龙头旁边擦洗身体，经常被冻僵。她们开始时还有小煤炉，甚至还有些木炭，但牢头把木炭偷走并在自己的房间里生火取暖，结果营房的窗户每天晚上都会结上厚厚的冰块。关押来自俄国、乌克兰、意大利、波兰、法国以及比利时的战俘的营房也在同一个区域，妇女们偶尔可以隔着带刺铁丝网认出那些战俘。少数战俘作为电工和技工在妇女们所在的工厂里工作，由于大家都是工友，所以他们对那些妇女来说算是老面孔。

有时候，双方都冒着生命危险把包裹着石头的纸条扔过围墙，以此互通消息。双方彼此交换关于战争进程的消息，有些人甚至发展成情侣。佩莉斯嘉懂得多国语言，一位囚犯请求她把一封情书从法语翻译成斯洛伐克语，这是一桩会受到严厉惩罚的“罪行”。尽管如此，她还是欣然接受了，她回想起自己与蒂博尔彼此往还的情书，回想起她在奥斯维辛隔着铁丝网认出蒂博尔的奇妙时刻。

有一天，在营房里，一名党卫队看守看见佩莉斯嘉用铅笔头在小纸片上写着什么。这是一位妇女的回信，那位妇女与比利时战俘坠入爱河。佩莉斯嘉看见看守向她扑来，她把纸条揉成一团吞了下去。她因此遭到毒打，之后又受到长期审讯，但她始终守口如瓶。

这家民营的德国公司需要让这些奴工活着，至少活到战争结束为止，因此公司给囚犯们发放了冬衣，包括长筒袜和黑色木鞋，穿着这种鞋子在工厂里走来走去，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不过鞋子并不够分，因此许多妇女不得不穿着她们在奥斯维辛分到的鞋子，那些鞋子鞋底很薄，并不合脚。木鞋也不是最佳选择，因为木鞋要么太大、要么太小，穿木鞋的人脚上会磨出让人疼痛的水泡，这些水泡难以愈合，久而久之就会发生感染。由于鞋底没有坑纹，穿木鞋在冰面上走路很容易滑倒。另外，木鞋没有后跟，因此木鞋里总是灌满雨水或雪水，而且总是无法弄干。

木鞋还有其他不便，妇女们穿着木鞋走在坚硬的鹅卵石路上，会发出嘈杂的回响，这让本已疼痛的骨头更加疼痛。更有甚者，党卫队看守穿着擦得发亮的厚底军靴，沿途走在她们身边，催促她们跟上步伐，而且还吆喝着：“左，二，三，四……！”克拉拉·罗伏娃说：“住在我们上下班路上的人们也不好过，他们甚至向工厂抱怨我们早上5点发出的响声。想象一下，500人穿着木鞋走在路上的情景。当时正值灯火管制。人们都不敢打开电灯。然后到了6点，夜班的工人下班了，再次发出响声。早上这几个小时是人们仅有的睡觉时间，因为英国皇家空军飞回英格兰了。我们才不在乎，反正我们都睡不着。”

就算有了新鞋子，妇女们还是穿着可怜兮兮的破衣烂衫，这些衣服已经破烂不堪，只能靠夹子和针线拼接起来。她们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内衣和袜子。如果她们幸运地找到一块破布，她们就会把破布当头巾，包裹被剃去头发的头顶，以抵御上下班路上凛冽的寒风。然后，她们会用同一块破布当汗巾，或塞进鞋子变成衬垫，或包裹被冻伤的脚趾。尽管如此，看守经常会把她们的破布扔掉。

因此，往返工厂的黑夜行进变成新的折磨，尤其是双脚疼痛、四肢冻僵的时候更是如此。安嘉说：“穿越城镇的路很长，他们朝我们吐口水，对我们骂骂咧咧。我们不得不继续走，没有大衣……没有长筒袜，没有其他御寒衣物……真的很凄凉。”幸存者查夫纳·利夫尼（Chavna Livni）说：“每天穿越漆黑的城镇，天还没亮，一片漆黑，大街上几乎没人，久而久之，我能认出路上每块石头，每个寒风凛冽的街角，我们回来的路同样是一片黑暗，我们走进冰冷的窝棚，那里有个炉子，但从来不生火。”

一旦冬季来临，雨水就变成雪水，又冷又饿的囚犯们精疲力竭地沿着排水沟艰难跋涉，她们身上覆盖着飘降的雪花。在她们身边站着党卫队看守，看守们穿着好几层衣服，外面还套着长及膝盖的军大衣或斗篷，步枪背在肩膀上，而戴着手套的双手则深深插进口袋里。

拉海尔有一位善良的德国班组长，此人私下给拉海尔弄来几片白色棉布，这些棉布是用来打磨机翼的，边角上还印着“弗赖贝格集中营”。其他人设法得到了针线，拉海尔借了过来，给自己和芭拉缝制了时尚的胸罩。那位善良的班组长还给了她们一些食物，也正是那位班组长，在得知她们没有领到木鞋后，给她们找来几双。“他的理由是，我们会被机器上掉下来的铁屑割破双脚，然后就会感染，但我们始终认为，他是为了让我们在刮风下雨的天气，在走着上班的路上好受些。”

利奥波丁娜·瓦格纳（Leopoldine Wagner）是一位奥地利人，被请来给意大利战俘当翻译，她也是工厂雇员，同样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囚犯。她说：“当你看见（这些妇女）骨瘦如柴、剃去毛发，在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中没有衣服、没有袜子、穿着木鞋……双脚血流如注，你会感到心碎。”当她面对此情此景，看着人们“备受折磨”且“身世悲惨”，看着人们双脚渗血流脓，她为自己嫁给德国人而感到羞耻。当她发现所有囚犯只能吃“可怕的”菜头汤，她就尽量在囚犯来她办公室擦地板的时候，给囚犯一片面包或其他食物。有一天，她给了一位妇女一件连体内衣，因为对方根本没有任何衣物可以覆盖后背或承托胸部。

第二天，一名党卫队军官把这件内衣还给了她，还问这件内衣是否属于她。她羞涩地点了点头。对方冷冷地告诉她：“如果你要把东西给别人，那就给德国人。否则你的名字就不再是瓦格纳夫人，而是第1000号，或者其他什么号码的囚犯。”

利奥波丁娜·瓦格纳的身份证

面对如此威胁，利奥波丁娜·瓦格纳如此害怕，几乎再也不敢帮助囚犯了。“我自然感到害怕。如果一个人不肯学狼叫，这个人已经有一只脚迈入集中营了。”然而，有一天，她碰见十几岁的匈牙利犹太人伊洛娜（Ilona），她知道对方战前是一位钢琴师。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她决定帮助伊洛娜逃脱。她说：“我反复跟她说我姐妹在奥地利的地址，这样她就能记住了。我的想法是，她能够藏身于一处修道院。”在当地天主教神父的帮助下，她在老城中心圣约翰教堂的告解室里存放了一套修女制服，然后告诉伊洛娜，在下次去附近的济贫院淋浴的时候，想办法逃脱看守的监视跑到教堂去。“我并不知道她最终的下落，但那套修女制服消失了。”

其他的当地人，比如克里斯塔·斯托泽尔（Christa Stölzel），当年才17岁，在工厂办公室里工作，她也同情囚犯。她在自己的午餐盒里藏些面包和蛋糕，放在废纸篓里，这样晚上清洁办公室的囚犯就能找到食物了。这在当时是重罪，但她多次这样做，希望能够帮助囚犯。其他人也采取种种善举，如班组长会为患脓疮的囚犯留几件衣服，或者在某些场合留下一小包食糖，就藏在机翼的框架里。

然而，绝大多数城镇居民无所作为，这要么出于恐惧，要么出于愚昧。瓦格纳夫人说过，营区“与世隔绝”。她补充道：“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汉默尔贝格有些营房，但对于那些在营房里受苦受难的囚犯，市民们根本不想关心。”由于缺乏外界干预，妇女们的困境在冬季来临时越发严重。尽管她们宁愿三四个人睡一张床板，一起盖一块薄薄的毛毯，她们还是几乎冻僵，她们的双手双脚冷得就像冰柱。严寒总是伴随饥饿而来，她们越是需要消耗热量来保持温暖，就越是感觉到饥肠辘辘的痛楚。久而久之，她们的身体和心智开始崩溃。

更让妇女们感到沮丧的是，当她们每天穿行街道的时候，她们会看见弗赖贝格市民过着一切如常的生活。她们看见孩子在堆雪人，或者穿戴冬天的衣服、帽子、围巾放学。她们看见男人出门上班，而妻子在窗户里挥手送别。丽萨·米科娃说：“我们看见人们在温暖的房子里打量我们。周围都是党卫队，有20人左右，人们不可能与我们交谈或给我们食物，甚至没有人试图这样做。人们对此不感兴趣。”

时年14岁的格蒂·陶西格知道，她的父母和姐妹已被毒死在奥斯维辛。她说：“当你看见别人的家庭愉快地坐在温暖的家里，吃着，笑着，过着平常的生活，你会感到更加伤心。没有人对我们寄予同情。没有人。我们只不过是游魂野鬼。我们都不认为自己能够活下来，都不认为自己能够再过上正常的生活。”

有一天，时年22岁的德国囚犯汉内洛蕾·科恩（Hannelore Cohn）在早上行进时有所发现，她于是驻足观看，几乎绊倒别人。她的母亲，一位来自柏林的金发碧眼的非犹太人，正站在街角，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走过。在她的请求下，一位德国班组长私下给她的家人写了封信，让她的家人知道她还活着。幸存者埃斯特·鲍尔（Esther Bauer）非常了解汉内洛蕾的身世，鲍尔说：“汉内洛蕾的母亲来到弗赖贝格，却只看到她上下班。她的母亲每天早上都在大门外守候，等我们去上班。母女之间不能说话，但汉内洛蕾至少知道母亲在那儿。我们都知道。”

格蒂·陶西格也记得这个场景，她补充道：“站在大街上眼睁睁看着自己那瘦骨嶙峋的女儿走过，却连招手都不可以，实在是太可怜了。”然而，接下来好几个星期，那位母亲还是每天站在街角，所有看见她的人都感到莫大的安慰。

一旦进入厂房，囚犯们就能够稍稍烘干和温暖身体，尽管在解冻的时候双手会痛到不停地抽搐。如果在下班或晚间点名的时候碰上下雨或雨夹雪，她们就没有办法烘干衣服，只能彻夜躺在湿冷的衣服上，冻得瑟瑟发抖。天气如此寒冷，以至于公共盥洗室的水龙头也结了冰。她们共用一块毛巾，如果幸运的话，她们还可以共用一小块肥皂。她们没有牙刷或梳子，当她们的头发开始胡乱生长的时候，她们会奇痒难忍，而且头发也缠绕在一起。其中有些人，头发再长出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变白了。

日历无可止息地翻过一页又一页，每一位囚犯都如同行尸走肉，命运让她们每天挣扎在死亡线上。佩莉斯嘉、拉海尔、安嘉三人生活在不同营房，工作在不同班组，通常也是在不同厂房，她们仍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她们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人隐瞒着怀孕的真相，但她们都感到纳闷，为何自己仍未被揭发。丽萨·米科娃的一位捷克朋友曾经设法隐瞒自己在上夜班时意外怀孕的真相。丽萨·米科娃说：“2月时，她在弗赖贝格的营房里诞下婴儿，但党卫队随即就杀害了这个孩子。看守把婴儿带走，她后来才知道婴儿已被杀害。”还有两位妇女，同样因为怀孕而被送回奥斯维辛。

妇女们的命运实在是难以逆料，但情况有时未如门格勒医生所愿。捷克幸存者露丝·胡佩特（Ruth Huppert）提供了自己的事例，她曾经与丈夫生活在泰雷津隔离区，大概与安嘉生活在那里的时间相同。1943年年底，在新一轮遣送期间，她怀孕了，她请求堕胎，但纳粹当时禁止驻营医生实施堕胎手术。就像身陷弗赖贝格的三位母亲那样，她被送到奥斯维辛时正在怀孕，但她设法在筛选时蒙混过关。然后，她说服了牢头，把她的名字列入将要被送走的奴工名单。

当她快要分娩的时候，她正在一间德国炼油厂工作，她怀孕的真相被揭发了，1944年8月，她被送回奥斯维辛。门格勒想要知道她是怎样侥幸过关的，门格勒告诉她：“你先把孩子生下来，然后我们再看情况。”几个小时后，她的女儿降生了，“死亡天使”宣布，要看看婴儿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能够存活多久。门格勒下令紧紧包裹这位母亲的乳房，让她无法给孩子喂奶。八天过去了，她发着高烧，乳房肿胀难忍，她与婴儿无助地躺在一起，门格勒每天都来看上两眼。直到小小的女婴奄奄一息，那位母亲才给婴儿注射了驻营医生给她的吗啡。她的孩子死了，这救了她的命，她被送去另一处劳动营，最终得以幸存。

身陷弗赖贝格的三位母亲及其婴儿，也可能遭遇类似命运，如果怀孕的真相被发现，她们也会被送回门格勒医生那里。在当时当地，谁也无法保证三位母亲能否在弗赖贝格幸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死神开始收割狱友们的生命。首先，一位20岁的斯洛伐克妇女病倒了，不到一个月后，就因为败血症倒毙在工厂里。她与一位30岁的死于猩红热的德国妇女于同一天下葬。在她们死后，随即又有至少7个人死去，她们是年龄介乎16岁至30岁的少女和妇女，分别死于肺炎、心肺衰竭或其他疾病。所有死者都在火化后埋葬于当地多纳特墓园的集体墓穴。

弗赖贝格集中营死难者纪念碑

佩莉斯嘉跟狱友们一样，疲惫不堪，饥饿难忍，但她顽固地拒绝让求死的念头吞噬她的心智。她始终坚信，在别的地方，蒂博尔一定还活着，这促使她只去想美好的事情，她专心致志地凝望营房窗户上错综复杂的霜花。每当她们艰难跋涉在上下班的路上时，她就是少数几个抬头看风景的人之一，她会踢打雪堆，看着雪花飞溅，或者在有雾的清晨，惊奇地看着树上挂满白霜，就像白色糖霜那样。她曾经答应蒂博尔，她和孩子都会活着；蒂博尔曾经告诉她，这就是自己活着的意义。佩莉斯嘉说：“我只关心我的丈夫和胎儿。我不想与任何人接近……我只希望，当我回家的时候，（蒂博尔）会在家里等我。”

然而，随着温度继续下降，妇女们的情绪更加低落，她们不禁感到绝望，日益自暴自弃。她们痛苦地意识到，漫长而严寒的冬季，只会让境况更加难以忍受。当她们沦为纳粹奴隶的时候，她们就已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这些游魂野鬼一般的人更加瘦弱了。她们的衣服与灵魂都被撕裂得支离破碎，虱子和臭虫的叮咬，以及身体的崩溃，让她们身上满是脓疮。她们的头脑里不可能装下其他东西，只能想着食物，只能想着如何熬过另一天。安嘉说：“我甚至不记得我曾经做过梦。活下去已经够累了，没有时间再想其他的事情了。”

对安嘉和拉海尔来说，由于她们已经在隔离区熬过好几年贫困潦倒的生活，她们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可怜处境似乎永无止境。她们与尚未出生的婴儿下场会如何呢？贝恩德和莫尼克又如何呢？他们还活着吗？安嘉有米茨卡可以分担忧愁，在夜里还可以说悄悄话，尽管安嘉也害怕，就算米茨卡只是知道安嘉怀孕，也会让米茨卡身陷险境。拉海尔白天与芭拉一起工作，晚上睡一个床铺，但拉海尔没有告诉芭拉以及另外两位妹妹自己正在怀孕，因为拉海尔害怕，就算知情不报，也许会让妹妹们同样身陷险境。

萨拉和伊斯特比较幸运，在工厂办公室分配到文书工作，这就意味着能够得到更好的食物和衣物，以及相对舒适的工作环境。“我们刚刚开始装配飞机，一名党卫队军官向我们走来，那时我正拿着锉刀锉铁屑，那名军官用德语问我：‘你的姐妹呢？’我总是跟姐妹在一起，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甚至意识不到他知道我们两个是姐妹。”那名军官让萨拉和伊斯特跟着他，走到厂区尽头。“他一直对我说德语，还问我：‘你知道怎样读和写吗？’他把我们两个领进办公室，那里存放着制造飞机的所有图纸，我们就这样安全地度过了八个月！我们如此幸运。我们不用干重活了，我们有周日休息，空袭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我们领进防空洞。尽管如此，工厂办公室里还是很冷，而我们只能用报纸包裹自己，让自己暖和些。”

在办公室里工作一天后，萨拉和伊斯特会与其他妇女一起走回营房，半路上会跟拉海尔和芭拉会合，她们会鼓励姐妹们坚持下去。萨拉说：“这有助于我们分担忧愁。我们共同分担，尤其在姐妹们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更要分担。我们相互勉励，明天会更好。总会有明天的。”

尽管妇女们总是备受饥饿的煎熬，但她们继续进行想象的盛宴，继续构思各种菜谱。一种流行的游戏是，“邀请”朋友享受精美的晚宴，她们谈论烹饪的过程，享受各种菜肴，直到她们在想象中吃饱肚子。另一种游戏是，无休止地讨论她们在战争结束后想吃的第一种食物，这魔幻的、虚构的游戏被简单地称为“以后”，因为谁也无法确定是否还有以后。厚厚一片涂抹着黄油的面包是广受欢迎的，尽管年轻女孩通常喜欢的是甜品。以各种方式烹饪（尤其是油炸）新鲜土豆通常会得到最高票数。

有些人过去一直享用母亲或仆人烹饪的食物，她们说正是在弗赖贝格，她们才第一次学会如何烹饪，尽管听着这些奢侈的菜单会让她们心烦意乱。这经常变成弄巧反拙的自我折磨，让她们想起母亲、祖母和“以前”的舒适生活，以及种种食物香味和家庭礼节：出炉面包时的垂涎滋味，冲泡咖啡时的馥郁芳香，以及餐前洗手用到的薰衣草香皂的气味和触感。当她们低头看看如今污秽的手指，她们只能哑然失笑。

丽萨·米科娃说：“突然之间，我们都说：‘够了！别说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又开始说起来。食物在我们的头脑中占据中心位置，而且始终如此。食物支配我们的生命。我们想要肉类和饺子，我们想要火腿和面包。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能拥有土豆和面包，我就不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

有一天，格蒂·陶西格设法找到了一整个生土豆，她与最好的朋友分享。“我们把土豆切得非常薄，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我告诉自己：‘如果我能活下去，我只吃土豆就够了。’那块土豆很快就吃完了，太快了。”

除了体重大幅减轻，妇女们极为严重的营养不良还导致了各种健康问题，而且她们还得不到救治或同情。有一天，克拉拉·罗伏娃出现了疼痛的牙龈感染。“起初，没有人在意，几天后，我半边脸都浮肿僵硬起来，我甚至看不见东西。我们的集中营长官把我带到镇上去看牙医。我不得不走在他前面，他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跟着我。路人看着我们，以为他抓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间谍。”牙医被告知，克拉拉是个囚犯，他只要做些“必要处理”就行了，没有必要在克拉拉身上“浪费”麻醉剂。那名党卫队军官想在旁边监视，但牙医把他赶了出去，说治疗室地方太小了。克拉拉·罗伏娃说：“我走进治疗室，里面温暖而洁净，牙医很有礼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牙医问我是不是非常疼，我真诚地说：‘不是的，我流泪，是因为很久没有人把我当人看了。’牙医给我注射了（止痛剂）普鲁卡因，并且告诉我，如果小队长问起，就说非常疼。我明白了。牙医让我静坐休息超过一个小时。我尽情享受当中的每一分钟，一个星期后，我又愉快地接受了一次本来并无必要的复诊。”

这种怜悯是非常罕有的，绝大多数人每天都在等待死亡。她们知道没有什么比奥斯维辛更糟糕了，但也开始意识到在弗赖贝格集中营的日子同样是为生存而战斗。有几位妇女都声称：“我们都被视为将死之人，所以我们更要活下去！”日复一日，她们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仅剩的问题就是她们到底何时死去。即使不是死于饥饿，或者死于看守之手，她们也肯定要死于日益频繁的盟军轰炸。

工厂里的妇女，包括三位母亲，很快就迎来了命运的巨大转折，当时英国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飞机轰炸了德累斯顿，那里距离弗赖贝格40公里。英国空军元帅亚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下令于1945年2月13～15日对德累斯顿进行轮番轰炸。绝大多数德累斯顿市民认为他们居住的城市不可能成为轰炸目标，因为这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古城。许多市民没有意识到，在战争的第六个冬天，纳粹已经把德累斯顿选定为“易北河防线”的关键点，这条防线从布拉格绵延到汉堡，而德累斯顿就此成为盟军瞄准的靶心。

距离希特勒下令对维隆和华沙等波兰城市进行战略轰炸，以及对荷兰的毁灭性空袭，已经过去6年了。距离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造成2万伦敦市民死亡的闪电袭击，也已经过去4年了。针对英国首都的“闪击”持续了76个夜晚，摧毁了超过100万间房屋。几乎与此同时，1940年8月至1941年5月，利物浦港及其周边地区也遭到轮番轰炸，导致将近4000人死亡。1940年11月14日，考文垂在“月光奏鸣曲”行动中接连遭到18轮轰炸，损失尤为惨重。当天晚上，大约500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了考文垂，投下了500吨高爆弹和燃烧弹，企图摧毁这座城市的工厂。超过4000间房屋和三分之二的市区被摧毁，数百人丧生，过千人受伤。此后数年，陆续到来的轰炸继续造成损失，最终死亡人数达到1236人。

上述空袭与盟军对德国以及波兰占领区的空袭旗鼓相当，遭到空袭的城市包括汉堡、柏林，以及普福尔茨海姆、希维诺乌伊希切、达姆施塔特，造成的破坏也大致相当。然而，德累斯顿，这座被称为华丽的洛可可和巴洛克建筑风格的“珠宝盒”的城市，将会成为最具争议的轰炸目标。英国空军第一波兰开斯特轰炸机从林肯郡出发，经过4小时飞行，大约于1945年2月13日晚上10点抵达弗赖贝格上空，防空警报响起，警告弗赖贝格市民提防可能到来的空袭。党卫队把绝大多数囚犯，包括佩莉斯嘉、拉海尔和安嘉锁在工厂顶层，也就是最容易成为英国皇家空军轰炸目标的地方。然后，党卫队就带着班组长和当地员工逃到地下防空洞去了。

妇女们被告知，应该关掉电灯，遵从灯火管制，以免吸引飞机注意，但她们很快就反其道而行之，她们希望看见那700架重型轰炸机俯冲下来。有好几次，她们看见飞机在工厂上空低速盘旋，仿佛是在演练。她们也在纳闷，是否下一波炸弹就该降临到她们头上了。安嘉说：“我们希望英国皇家空军朝我们扔炸弹……这样工厂就不能再为战争生产了……但他们没有把炸弹扔下来。”

拉海尔也回想起德累斯顿被轰炸的那几个晚上，她们朝天空叫喊：“来这里！炸我们！反正我们都要死了！”拉海尔补充道：“我们绝对肯定，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活下来。问题是我们还能活多久。直到德累斯顿被轰炸，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也有可能获救。”

少数德军看守被指派到大门外面，以免妇女们趁乱逃跑，看守们强烈抱怨，这是让他们自己冒风险。丽萨·米科娃说：“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往窗外看，不要以灯光向飞行员发信号。我们欢呼雀跃，他们大发雷霆，因为我们竟然对此欣喜若狂。”

尽管萨克森的首府距离当地还有段距离，但夜空已被摧毁城市的燃烧弹和高爆弹点亮。据估计，有2.5万名德累斯顿居民被炸死，紧接而来的火焰风暴把天空都染红了，共摧毁了超过6平方公里的城区。安嘉说：“这是我一生中看过的最宏伟壮丽的戏剧，因为我看见那些燃烧弹照亮天空的颜色，我们希望这会带来世界上最为严重的破坏。这实在是……难以置信……这实在是太令人满足了。战争结束后，人人都说‘轰炸机’哈里斯多么多么坏，但他是我心目中的圣人。”

德累斯顿大轰炸

第二天，一名班组长从被摧毁的城市回来，报告说老城区“一块石头都没剩下”，没有一个家庭能够幸免。格蒂·陶西格说她们并不在乎那些投票给希特勒的人，只是漂亮的艺术品被烧毁有点儿可惜。拉海尔说：“一名女看守告诉我们，看守们有多沮丧。女看守说：‘那是我们的城镇！我们的人民！’女看守还说，如果有人对轰炸感到高兴，或者望向窗户那边，必将被射杀。”拉海尔赶紧把这句话转告所有人，以免囚犯们太过感情外露。

针对德累斯顿的第一轮空袭发生在夜班期间。第二天，轰炸机又来了，在日班期间扔下了700吨炸弹。第三天，英国空军袭击了郊区和附近的炼油厂。丽萨·米科娃说：“你能借助火光来阅读。可见烧得多厉害。我必须承认，我毫不同情。我们说：‘我的父母呢？我的丈夫呢？是谁开始了这一切？’我们对此很冷漠，尽管我们知道，肯定也会有妇女、儿童甚至数千人被炸死。第二天，看守们怒不可遏，他们大发雷霆，对所有囚犯扇耳光，禁止任何囚犯上厕所。”

在弗赖贝格，突然出现了逃离德累斯顿的难民潮，难民们带着行李逃跑，这让工厂里的人们再次燃起希望。每天都有数百架盟军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囚犯们大胆地相信，获救的时机也许触手可及。她们甚至不介意被派到大街上，帮助清理空袭造成的碎石瓦砾。这种工作令人愉悦，因为可以看到盟军的战果。拉海尔只是感到有点失望，英国人并没有去炸铁路。拉海尔问道：“为什么他们不炸铁轨或者火车呢？如果炸了，就再也没有人会被送去集中营了！”

及至1945年3月31日，持续进行的盟军空袭已经重创了弗赖贝格工厂的运输线，原材料也已经耗尽。没有油料开动机器，电力供应也时断时续。所有生产都停顿下来了。因为害怕丢掉工作，看守们让囚犯们“保持忙碌”，所以她们用金属废料来加工各种东西，包括小刀，可以用来切割、食用她们所说的“世界上最好的膳食”：杂草。如今冰雪开始融化，在上下班的路上，她们可以偷偷把手伸到雪堆里，然后把草根挖出来。其他囚犯还用铝给自己造小梳子。尽管有些人从奥斯维辛出来后还剃过头，但绝大多数妇女的头发已经长得跟杂草一样了，这些小发饰能够让她们回想起过去的文明时光。

在弗赖贝格发现的以航空金属制成的梳子

格蒂·陶西格有一位朋友，因为得到一把小梳子而异常兴奋，她总是把小梳子握在手里，唯恐被别人偷走。在点名的时候，一名党卫队看守发现了这把梳子，看守从她手上夺过梳子，厉声喝道：“你要这个有什么用？”

那位妇女用手抚摸着自己刚刚长出来的稀稀疏疏的头发，反驳道：“用来梳理我漂亮的秀发。”就连看守都笑了，但他并没有把梳子还回来。

在一次例行公事、故作紧急的清晨点名中，已怀孕九个月的佩莉斯嘉身体极度虚弱，她未能及时跟上队伍。她脚踝浮肿、两腿发软，只能慢慢移动，看守们包围了她，一名看守上前问道：“为什么你迟到了？”

佩莉斯嘉勉强地笑道：“难道我迟到足以摧毁帝国么？”

看守挥起拳头殴打佩莉斯嘉，以惩罚她的傲慢，她倒在地上，身体蜷缩成一团，以保护自己的腹部。这场毒打本可能轻易杀死她和她腹中的胎儿。等到看守停手的时候，身边的妇女们扶起了她。佩莉斯嘉吞下口中的血，告诉妇女们：“我还好。我还好。”佩莉斯嘉笑着说：“总比被枪毙好些！”她再次从信念中得到力量，她静静地对腹中的胎儿说：“我知道你会活下来的。”

冬去春来，透过窗户，妇女们能听到鸟儿鸣唱，能看到树上枝条开始萌芽。随着季节变换，这已经是她们生活在纳粹铁蹄下的第六个年头了，囚犯们开始想，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将会发生什么。许多班组长已被送往前线，她们也接到指令，开始拆除造飞机的机器，准备搬到其他工厂去，她们不知道应该感到轻松还是害怕。谣言开始四处流传。她们会被“清理”吗？会在党卫队逃跑之前在营房里被射杀吗？还是会跟那些军用机器一起被运走呢？她们最害怕被送回奥斯维辛。她们此时完全不知道，苏联红军已于1945年1月解放了奥斯维辛，一同被解放的还有几个最为恐怖的灭绝营，比如特雷布林卡、贝乌热茨（Bełiec）、索比堡（Sobibór）。

由于接到放下工具的命令，狱友们无事可干，只能等待，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被禁锢在营房里。少数人接到命令，干些毫无意义的杂活，比如把石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仅仅是为了看上去很忙。由于她们不再为帝国生产价值，她们的食物配给也被减少。她们每天只能得到不足200克面包，以及定量减半、不再放盐的汤，她们只能狼吞虎咽。丽萨·米科娃说：“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工作，你们就不需要吃那么多。在那之后，面包还是每天都有，但汤却是隔天才有。真的很残酷。我们确信我们要被杀死了。”

除了体重下降，妇女们还开始出现肌肉萎缩，几乎丧失了所有力气。她们的灰色皮肤覆盖着厚厚的积垢，紧紧地包裹出骨头的轮廓，皮肤脱落起泡。她们气喘吁吁，臭不可闻；她们腿脚浮肿，难以迈步。她们体温下降，冷得瑟瑟发抖，非常容易染病。尽管如此，由于她们熬过了作为囚犯的漫长日子，她们彼此依靠、相互勉励。佩莉斯嘉有埃迪塔和其他朋友，包括玛格达·格雷戈洛娃（Magda Gregorová），她嫁给了著名的斯洛伐克演员马丁·格雷戈尔（Martin Gregor）。拉海尔有姐妹们，安嘉有米茨卡和来自布拉格的朋友，包括克拉拉·罗伏娃和丽萨·米科娃。丽萨·米科娃说：“当我们工作时，我们十几个小时站在一起，我们谈到很多，我们回忆起诗歌和其他事情，直到党卫队员尖叫：‘闭嘴！’我们在营房里继续谈论，我们讲故事，我们回忆电影和书籍。这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用，所以有人会哭：‘请你们别说了，这让我们想起家里了。’这很糟糕，在那个时候想家，真的很糟糕。”

她们只能继续等待，而德国人又在外面“忙碌”了好几天，试图找到出路。妇女们与外部世界仍然没有任何接触，她们不知道，盟军在鲁尔区进行的重要战役已胜利在望，科隆和但泽已被盟军攻陷。她们也不知道，盟军通过电台广播和空投传单，对德国和奥地利发起了宣传攻势，告诉人们希特勒将要输掉这场战争。妇女们所知道的全部事实就是，她们非常饥饿，她们非常害怕。当她们焦虑地等待自己的命运时，营房里经常爆发争吵，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

1945年4月，在一次清晨冷水浴中，一名捷克囚犯发现了佩莉斯嘉宽松衣服底下正在怀孕的腹部，那名囚犯马上变得歇斯底里。那名妇女曾在战争期间私藏家里的钻石，害怕那些钻石会被别人搜出来，或者更加糟糕，被看守搜出来。那名妇女尖叫道：“你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的！！我们都会死在你手里！”那名妇女变得如此疯狂，以至于看守们跑过来想知道为何发生骚动。那名妇女指手画脚、呼天抢地般尖叫道：“她怀孕了！她怀孕了！”

佩莉斯嘉整个人呆住了，心脏跳得飞快。

一名党卫队女看守难以置信地问道：“这是真的吗？”女看守盯着佩莉斯嘉，此时的佩莉斯嘉由于极度危险的营养不良，体重只有大约70磅了。“你怀孕了吗？”

佩莉斯嘉最终轻声答道：“是的。”她预计自己会被当场射杀。

看守们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地摇着头。局面僵持了很久，佩莉斯嘉紧张到无法呼吸。然后，一名看守问道：“你什么时候生产？”

“快了。很快了。”

看守们离开并商量着什么，佩莉斯嘉跌坐在自己的床板上。她怀孕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班组，与她同组的工友尽量安慰她，跟她说不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此后又过了几天风平浪静的日子，大家都回去工作，就像平时那样。直到有一天，一名看守走近佩莉斯嘉，静静地问她：“你需要些什么吗？”

当时，佩莉斯嘉的双脚已经成为她最大的折磨。她的双脚浮肿不堪，而且流血流脓。她几乎无法站立。“我想要热水泡泡脚。”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竟然给她端来一盆热水。其他囚犯看得目瞪口呆，心中既羡慕又嫉妒，她还穿着破衣烂衫，衣服上长满虱子和其他小爬虫，她把脚趾浸入这临时的洗脚盆中，“仿佛像个女王”。佩莉斯嘉说，盆里的水“很热”，那种感觉太奢侈了，“太幸福了！”

佩莉斯嘉补充道：“人们对我挺好的，因为他们觉得亏欠了我，而且没人相信我能够怀上活着的、健全的孩子。”她知道看守们突然之间良心发现，当中肯定带有自私自利的动机，但她仍然欢迎这种转变。“我的丈夫与我感情深厚，我很想为他生个孩子。”

安嘉怀孕的真相也是在那时暴露的，但并非由她信任的捷克儿科医生透露出去，而是因为其他人都留意到她那膨胀的腹部了。安嘉说：“我越来越瘦，但我的肚子却越来越大。有些看守也知道了。如果他们在1月18日之前发现真相，我是会被送回奥斯维辛的，但奥斯维辛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他们无法送我到别处去。尽管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我也不可能知道……在他们询问我之后，我只好承认怀孕了。我不能不承认，但他们已不能送走我了。”

尽管安嘉骨瘦如柴，但她的乳房却越发饱满和厚重了，这让她在穿着粗布衣服时很不舒服，尤其在赶路上下班的时候更不舒服。安嘉的朋友米茨卡借了针线，用从一件衣服上裁剪下来的布料为安嘉做了一副胸罩。尽管手艺很业余，而且尺码也不对，但安嘉还是非常感激，直到战争结束，她都穿着这副胸罩。

拉海尔向自己的妹妹们隐瞒了九个月，也大约在那时因为其他囚犯而暴露了，其中一名囚犯向拉海尔的妹妹们询问道：“你们知道拉海尔怀孕了吗？”

芭拉不敢相信，说：“不！你疯了吗？我可是跟她睡在一起的！”

伊斯特和萨拉几乎同时喊出声来：“她不可能！”尽管她们与拉海尔被分配在不同班组，而且她们在其他地方上班，她们还是会在回营房的路上看见拉海尔，她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一旦妹妹们意识到这是真的，她们都感到震惊和害怕，尤其是因为拉海尔如此虚弱，几乎无力行走，大多数时候只能留在医务室里。萨拉说：“我们无法相信，如果这是真的，我们会为她感到非常非常难过。我的意思是，在那种地方怀孕，真是太糟糕了！”

拉海尔说：“那里并没有额外的食物分配给我，她们也爱莫能助。”她尽量不去想自己以及尚未出生的孩子会有什么下场。

几天后，与萨拉一起工作的一名德国人偷偷塞给她一个橘子。“他们很少帮助我们，但他还是给了我这个漂亮的、新鲜的水果。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见到过、闻到过如此可爱的东西。我很想自己留着，但我还是把它藏在衣服里，带给拉海尔以及她的胎儿。她们比我更需要。”

及至那时，妇女们几乎无事可做，绝大多数人都被关押在营房里，由于人们难以想象的长期饥饿而变得极为迟钝，但她们并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党卫队想要恐吓与饿死她们。有人已经不在乎了。

1945年4月12日星期四早上——正好是预产期那天——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洗过脚，正要去上班。当她第一次宫缩的时候，她痛到尖叫起来，她马上被送到工厂一个小房间里的医务室，并被扶到桌子表面的木质支架上。她尽力忍住阵痛，她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呱呱坠地了，毛特纳洛娃医生在那里帮助佩莉斯嘉，但没有药，也没有消毒器械，医生只能拼尽全力了。

每当佩莉斯嘉因为对抗宫缩而面红耳赤地坐起来，她都会看见大约30名挤在门口的围观者。他们当中有党卫队看守、工厂班组长以及牢头。有些旁观者还打赌婴儿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说，如果是女孩，战争就该结束了，如果是男孩，战争就还得打下去。”

当人们为婴儿的性别争吵不休时，佩莉斯嘉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阵痛。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以及最后一次使劲，下午3点50分（按照一名看守手表显示的时间），佩莉斯嘉诞下一个女儿。由于贫血和极度危险的营养不良，这位母亲在生产过程中流出的血量几乎足以致命。

德国人欢呼道：“是个女孩！是个女孩！战争就要结束了！”尽管如此，当孩子完全分娩出来后，一名看守则呼喊道：“这是个魔鬼！”

在佩莉斯嘉那毫无营养的子宫里待了九个月，这个孩子本来是不太可能存活下来的，她那双沾着血污的小手捏成拳头，举起来放在耳边。此时此刻，就连佩莉斯嘉都像是吹响了号角一般。有些围观者完全被异常激动的情绪所压倒，佩莉斯嘉自己也是如此。尽管在几次流产后终于生下了这个存活的孩子，她也因此感觉到如释重负的轻松，但她还是暗自害怕，担心孩子会有异常或畸形。的确，这个婴儿的头部看上去大得不成比例，但这主要是由于这个孩子只有3.5磅，她的身体实在是太小了。一旦佩莉斯嘉意识到孩子并无缺陷，她就为蒂博尔未能与她分享喜悦而感到沮丧，然后又为孩子的命运而感到害怕。

迄今为止，佩莉斯嘉的婴儿都被相对安全地藏在妈妈的肚子里。如今，孩子突然就来到这个世界了，这个一贫如洗、全身赤裸、无比脆弱的孩子，就这样来到这个纳粹统治的世界。佩莉斯嘉的小女孩太过孱弱，她哭不出来，甚至无力挪动她弱小的四肢。医生绑好脐带，把孩子擦干包好，佩莉斯嘉总算第一次把女儿抱在怀里。这个皮包骨头的瘦小孩子，身上几乎没有脂肪或肌肉，多余的皮肤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腿上，就像穿着长筒袜。她那干瘪的小脸皱巴巴的，佩莉斯嘉说她“丑得像个罪人”，但她长着父亲那样的蓝色大眼睛。

“我的汉嘉。”佩莉斯嘉泪流满面，回想起那段噩梦般的前往奥斯维辛的旅程，回想起在运牛车厢里她与蒂博尔的轻声对话，如果生女孩，就叫汉嘉，如果生男孩，就叫米什科。佩莉斯嘉低头看着这个“圆头圆脑”的孩子，长着小小的鼻子，嘴角仿佛泛起微笑。

在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的站台上，在两人被分开之前，蒂博尔曾经告诉佩莉斯嘉：“只去想美好的事情。”蒂博尔这句话铭刻在佩莉斯嘉的心底。在弗赖贝格，佩莉斯嘉曾经暗下决心，如果她在上下班的路上多看看那些漂亮的孩子，那么她的婴儿不仅能够存活，而且也会长得漂亮。当其他囚犯三五成群地低头走路时，她的双眼却只看那些她能看到的金发碧眼的雅利安孩子。她祈求自己能够诞下“鼻梁高挺”的儿子或女儿，她不希望婴儿像她那样长着犹太面孔，而是希望婴儿长得更像父亲，长着波兰人的苍白肤色。

这真的奏效。汉嘉降临人世后，在母亲看来她几乎是完美的。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一套公寓里，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妇孕育了这颗爱的种子，这对夫妇失去了许多。如今躺在母亲怀抱里的小小生命，经历过纳粹的占领，经历过奥斯维辛的残酷，经历过冬季的严寒，经历过六个月的噪音、暴力、饥饿、苦役，最终降临于被战争撕裂的欧洲。佩莉斯嘉大胆猜想，这个女孩的降生，也许真的预示着交战双方能够结束战争。佩莉斯嘉看着这个瘦到皮包骨头的孩子说：“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我们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但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活着！”佩莉斯嘉知道，如果没有陌生人埃迪塔的悉心照顾，她们母女俩根本不可能幸存。由于埃迪塔在磨难期间始终施以援手，所以佩莉斯嘉决定，把孩子的名字定为哈娜·伊迪丝·勒文拜恩（Hana Edith Löwenbein），通常叫“哈娜”或“汉嘉”。

然而，生产的疼痛和失血耗尽了佩莉斯嘉的力气，她神志不清地仰面躺在那张桌子上。她的婴儿体重严重不足，身体也缺乏保暖的皮下脂肪，很容易患上低温症。毛特纳洛娃医生无法提供更多的食物和产后药物，因此无法确定母亲或孩子是否能够存活。佩莉斯嘉在产后二十四小时几乎陷入昏迷，而不是母子安然入睡。当她醒来的时候，她就心满意足地摸摸孩子，但她忍不住用手指碰碰哈娜的鼻尖，希望哈娜的鼻子能够长得高些。

随着战争临近结束，之前的规矩也变得宽松了些，佩莉斯嘉的几位好朋友获准前来探望，其中就包括埃迪塔，当埃迪塔得知孩子的中间名以自己来命名，不禁喜极而泣。妇女们把之前收集的橘子酱加水调成糖浆，以供婴儿食用，她们为佩莉斯嘉找来了最干净的一个杯子。她们还找到一些柔软的白棉布，并用这些印着弗赖贝格集中营字样的白棉布，给哈娜做了一件罩衣，还在罩衣上缝上小圆领。她们也缝制了一顶软帽，有着蓝色的镶边和红色的小花。这些都是佩莉斯嘉永远珍惜的宝贝。

哈娜的婴儿服，用弗赖贝格集中营的布料缝制而成

来访者告诉佩莉斯嘉，就在她生孩子那天，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死于脑溢血。这位美国总统与希特勒于同一年上台，享年63岁。一位囚犯无意中听到一名党卫队军官对同僚大声宣扬这一“喜讯”。妇女们祈求，罗斯福的逝世不会拖延战争进程。

就在出生后第二天，营养不良的哈娜“跳到”母亲胸前。佩莉斯嘉说：“她吸干了奶水，实际上只是水而已。她是个好孩子。她喝完了就哭着睡了。”无论佩莉斯嘉给予孩子多少营养，她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了，即使喂养过后，哈娜也还是面色苍白、皮肤松软，只能可怜地抽泣。

直到4月14日，也就是生孩子三十六小时后，佩莉斯嘉才稍微清醒了些，当时党卫队四级小队长的副手在午夜过后把她摇醒，告诉她营区要疏散了。来者喊道：“所有人必须于一个小时之内上路！”所有人也包括佩莉斯嘉及其婴儿，她希望自己不会在病床上被射杀，或者被留在医务室里等死，只要她和小哈娜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就行了。佩莉斯嘉说：“苏联军人正在入城，而他们正在逃命，并且他们还带着我们逃命。”

从1944年12月起，纳粹就开始逐步疏散集中营，这是与时间赛跑。由于意识到他们几乎肯定要输掉这场侵略战争，许多人决心不能输掉对犹太人的战争，他们要继续消灭犹太人。数千人在集中营疏散之前被毒杀或射杀，但有些人迎来了不同的命运。纳粹最高统帅部始终相信，无论如何，他们仍然需要奴工来重建帝国。希特勒和希姆莱制订了“阿尔卑斯要塞”计划，德国最高统帅部及其精锐部队将会撤退到阿尔卑斯要塞。这个区域包括巴伐利亚南部、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

由于囚犯有助于防卫要塞地区，当局决定把关押中的所有囚犯转移到帝国南部。考虑到速度和效率，那些被选中与纳粹共存亡的囚犯将会由火车运送，但由于车辆不足，或者由于轨道和车站遭到轰炸，囚犯们被迫徒步疏散。这种“死亡行军”是在历史罕见的寒冬中进行的，这成了折磨人的新花样，虚弱者死在半路上，剩下的就是强壮者了。

据估计，在战争的最后六个月，集中营和死亡营里本来尚有70万名囚犯幸存，但其中30万人在此期间被折磨致死。1945年1月，奥斯维辛就有6万名幸存囚犯被迫行进40公里，前往一座车站，在那里被赶上火车，运送到德国腹地。其中大约1.5万人因为劳累、严寒、饥饿而死在半路上，运牛车厢成了屠宰场。还有更多人死在其他地方，党卫队看守接到命令，射杀那些因为太过虚弱而无法继续前进的囚犯。

弗赖贝格集中营的妇女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疏散命令，就连佩莉斯嘉也不例外，她本来不应该匆忙上路，而且她的婴儿本来应该被放在保温箱里面的。

拉海尔的状况也同样糟糕，当她听说集中营正在疏散时，她只能勉强爬起床，告诉妹妹们尽快做好准备。“我太过虚弱了。我什么都做不了，甚至连生孩子也没有力气了。但在那天晚上，我听说他们要把我们带走。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所以我跟妹妹们说：‘准备好了。我们今晚就走。’”拉海尔说过，德国人“直到最后一分钟都还纪律严明”，他们命令囚犯销毁一切证据，清理一切物品。然后，他们押解囚犯最后一次穿越城镇，每五名囚犯肩并肩急行军。“他们也不知道要把我们送到何处去。他们只是接到命令，把我们带走，因为俄国人正在逼近。”

丽萨·米科娃为疏散的速度而感到惊讶，营房逐一被清空。米科娃说：“这是一次夜间紧急疏散，总是在夜间。他们来了，让我们带走所有东西，饭碗、汤匙、被单全部带走……我们毫无预警，直接摸黑走向车站并被送走。我们并不知道奥斯维辛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很害怕被送回那里，那是最糟糕的结局。”尽管夜里一片死寂，但当盟军飞机飞临城市上空时，仿佛整个弗赖贝格都被动员起来了。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逃往南方，许多人收拾细软举家逃离，要么夺路而逃，要么冲向车站。苏联红军士兵即将杀到，难民们对苏联红军士兵的恐惧，远甚于对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的恐惧。

佩莉斯嘉及其婴儿，以及另外35位患病妇女，是最后撤离弗赖贝格集中营的。起初，她们接到指令，要与其他人一起冒雨行进，但她们才走了几百米就走不动了。看守们商量过后，让其他妇女继续前进，让掉队的妇女留在路边。佩莉斯嘉说：“其他妇女确信，他们将要处决我们。其他妇女跟我们说再见，也跟我们一起哭了。”

但妇女们并没有在城镇中央被就地枪决，而是被装进一辆封闭的军用卡车。等到她们都坐进车里，车厢后门被猛然关上，她们就这样被党卫队带走了。婴儿哈娜了无生气，她几乎不能哭也不能动，尽管她的皮肤已经开始起水泡。佩莉斯嘉为了给女儿保暖，把女儿放在胸口，用那件宽松的衣服盖着。货车里的妇女们不知道自己会被送到何处，随着卡车一路颠簸，许多人害怕自己将会被送到偏僻的地点就地枪决。其他人听过海乌姆诺和其他灭绝营的传闻，确信自己会被汽车废气毒死。佩莉斯嘉吻了哈娜的额头，默默祈祷。“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告诉自己，一切都交给全知全能的上帝。上帝知道我在何处生育，所以上帝会帮助我的。”

由于苏联红军和美国陆军从两个方向逼近弗赖贝格，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此无论最初的疏散意图是什么，卡车在莫名其妙地停了一阵之后又继续前进。卡车最终停下来的时候，佩莉斯嘉和其他妇女互相帮助在车站走下了车，她们的到来引起妇女们的欢呼，妇女们从未想过，她们竟然还能再见。

实际上，所有穿越欧洲占领区的火车都要用来运送部队和军需品往返前线，而剩下的客运车厢也被预留用来疏散帝国公民。在纳粹运营的铁路网络中，能够把990名犹太妇女以及个别男性囚犯从附近营房运走的车辆，就只剩下15节露天或“半露天”的车厢了，此外还有几节封闭的运牛车厢。这些车厢里面有些曾经用来运送无烟煤，煤灰深及脚踝。其他车厢曾经用来运送动物或人类，而剩下的车厢曾经用来运送干货，包括熟石灰，这会让囚犯们本已可怜兮兮的双脚如同被火灼烧。

春天的天气又湿又冷，当妇女们每60～80人被赶进露天车厢时，雨水变成了雨夹雪。她们只有薄薄的毛毯保护自己免遭雨雪侵袭，她们再次紧靠在一起，滑动车厢门在她们身后猛然关上。即使她们踮起脚尖，或者让别人举起她们，她们也只能勉强看到外面。更让她们感到沮丧的是，几乎所有车厢上都有一名德国监工，制止囚犯们张望或逃跑。她们惊慌失措，开始猜测自己会被送往何方。有人声称听到传闻，她们会被送去一处地下兵工厂，并在那里被活埋。其他人则害怕会被送到巴伐利亚的弗洛森堡主集中营（许多次死亡行军的终点），并像害虫那样被消灭。就算党卫队把这么多饿得半死、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妇女送去采石场，又有什么用处呢？

佩莉斯嘉只考虑如何熬过接下来这几个小时。她被塞进一节露天车厢，她尽力保护新生的婴儿不至于受到挤压，不至于滑落在污黑的地面上，她用婴儿的软帽遮住了婴儿的双眼。

拉海尔则在隔着几节车厢的地方，她的预产期就要到了，她如此虚弱，跟其他垂死的囚犯被关押在一起。唯一让她感到安慰的是，这节车厢并不像其他车厢那样拥挤，她至少还能有一点点空间，躺在其他人身边，“就像罐头里的鲱鱼”。除了被关押在其他车厢的妹妹们以及个别妇女，没有人知道拉海尔怀了孩子，也没有人留意到哈娜的降生。人们挣扎求存，需要考虑更为紧迫的事情。

安嘉怀孕九个月了，已是“衣衫褴褛的行尸走肉”。安嘉与米茨卡被塞进露天运煤车厢，但米茨卡的身体状况并不比准备当妈妈的安嘉好多少。她们与其他人一样恐慌，她们虔诚地祈祷，不要被送回奥斯维辛。天蒙蒙亮的时候，火车因为变道而有所倾斜，安嘉双手扶着车厢边缘，尽量保持身体平衡。

笨重的火车头喷着黑烟，开始把身后破败不堪的车厢拖离陷入重围的德国，驶向未知的远方。

六 死亡列车

1944年冬天，囚犯就在露天车厢中被运送

1945年4月那个潮湿的早上，那些站在弗赖贝格车站月台上的人，也许根本就注意不到一趟缓缓往西开去的货运列车。就像任何一趟出发列车那样，信号员会摇摆闪烁的灯号，站长会吹响哨子或挥舞旗帜，示意“专列”可以开出，司机会打开蒸汽阀门，乘务组会给锅炉炉膛加煤。

唯一能够说明这趟列车不是战时向前线运送补给或装备的，是那些身材高大的囚犯蓬头垢面的仪容，他们甚至比货运车厢的围栏高出一头。尽管如此，这些恐慌地聚集在车站周围准备逃命的德国人几乎不会留意到，在那些半死不活、如同牲畜的囚犯当中，竟然有一个出生才两天的婴儿，此外还有两个即将出生的婴儿。德国人也自顾不暇。

在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的领导下，在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关联铁路公司的协助下，第三帝国在欧洲境内的铁路网络长达10万公里，大约1.2万个火车头行驶其间，拖拽着货运和客运车厢。除了铁路系统的首要功能，即动员军队、运送维持战争所需的油料和机器之外，在欧洲占领区内缴获的火车，还成为希特勒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的基本工具。在此期间，在数百万注定要被杀害或累死的罹难者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是通过铁路运送的。

为了最大限度填满毒气室那难以餍足的胃口，通过沉重滑门上下车的大型木制车厢就成为运送“特种货物”的理想手段。“特种货物”是纳粹用来指称被遣送者的术语，这些术语也是纳粹处心积虑的欺骗宣传的组成部分。那些密封的“沙丁鱼罐头”设计得如此精妙，确保囚犯无法张望、无法逃脱，除非是作为尸体被扔出来。这种10米长的标准车厢也已经证明了自身是最有效率的，能够在已变成完全自负盈亏的行动中把经济效益增加到最大限度。使用这些火车，每次至少能轻易运送1000件“货物”，能够满足大批量运输、节省运费的要求。

只要每次运送超过400人，德国铁路部门就只向党卫队收取三等车厢的运费，折算过来就是每运送1名囚犯去集中营，每人每公里的运费仅仅是1芬尼。在这个精打细算的收支系统中，运费有时候是直接向囚犯收取的，囚犯被迫支付现金或实物，或者在自己从事苦役所得的“工资”中扣除。把小于4岁的孩子送去处决是免费的，4～10岁的孩子就要收半价了。反正每件“货物”都只能领到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

附带瞭望隔间的欧陆货运车厢，用于运送囚犯

运送条件也是以最大限度制造痛苦为宗旨，数百万囚犯被迫经历几小时甚至好几天的旅程。目前已知路程最远的一次运送发生于1944年6月，从希腊的科孚岛出发，路上整整用了18天。当车厢滑门在奥斯维辛被打开时，2000多名乘客中已经有数百人死去。剩下的人多数也是奄奄一息，他们被立即送进毒气室。

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也向押送囚犯的看守收取费用，尽管看守领取的是双程票。一旦列车被装满，这些男女看守通常会爬上本来是为制动员准备的特制瞭望隔间。这种隔间在欧洲大陆的列车上是很常见的，看守也可能住进带有舒适座席的连接车厢。有时候，看守会住进列车末端的客运车厢。看守很少会跟囚犯待在一起，因为那些车厢臭气熏天。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看守或铁路员工都愿意跟车。在经历从泰雷津到奥斯维辛二十四个小时的车程后，有些士兵会向上级报告，说自己受不了，甚至声称自己“宁愿上前线”。

一位名叫阿道夫·菲利佩克（Adolf Filipik）的车长奉命运送一批囚犯，他在交车后报告说，自己精神恍惚，无法继续执行任务。在捷克的科林（Kolín），距离布拉格才50公里的地方，有一列类似的火车，上面的几名司机及其车长同样精神崩溃，无法继续提供“特殊服务”。但直到火车抵达捷克布罗德（Český Brod），他们才被换掉，而且他们直接住进了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党卫队军官只好亲自充当火车司机。

尽管当中出现了一些烦人的小插曲，但这个效率极高的服务系统还是在冷血而熟练地继续运转，货运列车也继续开出。每次运送完成后，车厢都会被清理干净，然后又被拖回去装载下一批货物。有些运牛车厢带有系留动物的绳索和铁环，这些设备也适用于那些具有自杀倾向的囚犯。这些车厢在被用来运送牲畜时，就连牲畜的待遇也比人好得多，地板上铺满干草，还有基本的保障设施，以减少动物所受的痛苦。帝国的敌人可不配享受如此优厚的待遇。

动力强劲的52型军用火车头被称为“战争列车”，因为经常承担往返集中营的任务而成为纳粹统治的象征。实际上，这种火车头让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成为可能。来自被征服国家的工人，在纳粹监督下各司其职，分别承担驾驶、加油、消毒、调度等任务。这些雇员遭到反复警告，如果帮助任何囚犯逃跑，他们就会被射杀。他们不仅为这种有计划的灭绝行为提高了效率（也经常得到好处），而且经常在无意中成为工业化谋杀的帮凶。

有些地方行政当局洞悉这些穿越当地的“特种货运”列车的真实目的，尤其是到战争后期更加遮掩不住，于是地方行政当局拒绝让这些列车通过其辖区。令人难过的是，这通常意味着囚犯会被送回人间地狱般的集中营，或者在旅程被打断的地方被“终结”。然而，绝大多数运输行动都得到了放行。

由于发动机的轰鸣，铁路员工也许听不到乘客那悲痛的哀鸣和口渴的惨叫，但当列车由于空袭、宵禁、灯火管制或支线让行而停下时，他们就不能再假装听不到了。据报在多次停车期间，党卫队看守和铁路员工都会引诱车厢里的乘客做交易，通过索取珠宝、衣物、现金来交换对方渴望的饮用水，但经常是他们一把抢过值钱的财物，然后冷酷无情地拒绝对方的请求。

那些在列车上面或列车附近工作的维修人员不得不屏住呼吸，因为车厢里滴下的尿液和粪便会发出刺激泪腺的恶臭。他们将会亲眼见证，那些中途死亡者的尸体在停车期间被扔出去。据说有些司机要求以伏特加来支付工资，以便麻痹自己的知觉，帮助忘却自己亲身参与的一切。其他司机则接受了工钱，也许是因为他们太过害怕，不得不接受。当列车在欧洲各地穿行时，每天也会在数以百计的平民面前开过，普通公民看到、听到、闻到这些隆隆作响的列车开过，然后看见这些列车空车返回。绝大多数平民无动于衷，但也有少数人冒着巨大风险，提前告知沿线其他平民，让他们在列车开过时向车厢里投掷食物、水壶、衣物、毛毯。

其他平民则协助许多小型抵抗组织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包括最为致命的运输线。尽管始终受到酷刑和处决的威胁，但人们还是继续破坏铁路轨道、信号系统、制动系统和发动机，拧开蒸汽机车的水龙头，偷走蒸汽机车的煤，通过伏击和制造出轨，迫使司机让列车慢下来。勇敢的抵抗组织成员和游击队员竭尽全力去破坏纳粹的杀人机器。

尽管如此，弗赖贝格集中营那些病弱而饥饿的妇女却没有得到类似帮助。在风雪交加、气温骤降的天气里，她们紧紧挤在有限的空间里。克拉拉·罗伏娃说：“我们甚至不能同时坐在地板上。由于车厢短缺，他们把我们塞得满满的……4月时的欧洲还很冷，时而下雪，时而下雨，简直是人间地狱。”没有食物和饮水，长期暴露在严寒天气和昏天黑地中，她们再次等到纳粹的怜悯，列车全速前进，向着她们害怕自己有去无回的目的地驶去，消失在黑夜之中。

她们一路南下，穿过被纳粹占领的苏台德区西北部，开进保护国的城镇特普利采扎诺夫，然后开往莫斯特和霍穆托夫（Chomutor）。这段旅程被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铁路公司的德国领路员一改再改。一路上，她们匆匆路过许多地点，信号员多次示意列车继续前进，在光滑的铁轨上继续其死亡之旅。妇女们无助地被置于草菅人命者的控制下，似乎谁也无法逃脱那早已注定的结局。她们就像被判了死刑，她们的身体被虱子日夜叮咬，漫漫长路似乎永无尽头。

从弗赖贝格出发的路线图

丽萨·米科娃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前往何处，但我们都非常害怕。车厢是露天的，有时下雨，有时下雪，尽管这也意味着我们能够喝雨水、吃雪块……有时候，我们日夜兼程，这取决于空袭的频繁程度。夜里非常寒冷，经常有人在夜里被冻死。”

对于那些尚未丧失心智的人来说，精神折磨更是令人难以忍受。毕竟，她们都经历过每天等待死亡的煎熬，她们所承受的苦难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她们坚持了如此之久，难道只是为了在更糟糕的地方被压垮吗？难道只是为了去弗洛森堡这种由囚犯管理的集中营吗？据估计，大约有10万囚犯曾经被关押在弗洛森堡，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都死了，包括3500名犹太人。暴力虐待和性虐待在那里极为盛行。她们并不知道，就在她们离开弗赖贝格两天后，弗洛森堡就被疏散了，1.6万名幸存的囚犯被迫徒步踏上死亡行军之路，然后再被运牛火车送往德国境内的达豪集中营。有大约一半囚犯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就死了，而在抵达目的地后，多数人还将死于饥饿和劳累，或者干脆被毒杀。

由于盟军飞机持续出动，在这趟缓缓开出弗赖贝格的列车前后，城镇和铁轨都遭到轰炸，看守们和调度室都对列车应该开往何方莫衷一是，这造成进一步的延误。列车在两条战线之间斗折蛇行，妇女们紧紧抓住浸湿的毛毯，只能默默等待和祈祷。格蒂·陶西格说：“我们看不到外面。我们只能看到上面。我们看见飞机在头顶飞过，盟军轰炸机在寻找下一个目标，但我们太过虚弱了，以至于连挥手示意都做不到。看守偶尔会让我们出来放风，但他们总是把我们看得很紧。我们尽力拔除在铁轨之间生长的杂草。那些杂草几乎就是我们所有的食物，除非他们把少量面包扔进车厢里，人们会为了一点儿面包屑而大打出手。”

通常，囚犯们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也只能吞食些所能得到的残羹冷炙而已。她们把那珍贵的一点点食物紧紧抓在手上，而列车的颠簸却让她们东倒西歪。丽萨·米科娃说：“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前进路线被摧毁了，所以我们只能去其他目的地。火车开开停停，每当停车的时候，他们就打开车厢门，让我们把死人扔出去。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其他火车，车上装满穿着条纹制服的囚犯。有些火车与我们并向而行，有些火车与我们背道而驰。”

那些小心翼翼地爬到车顶张望的人，能够看到列车已经穿过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边境，因为她们能够看见路上的捷克车站名。正如在欧洲占领区的其他地方，每座城镇都被赋予新的德语地名，但原来的地名要么还能看到，要么并未完全抹去。列车上的捷克人尤其为“回家”的念头所打动。幸存者哈娜·费舍尔洛娃（Hana Fischerová）来自比尔森（Plzeň），她说：“当我穿越祖国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难以言喻的……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回到家乡，但只能继续前往未知的地方，而到了那里，我们就再也不可能回家了。”

在防空警报和防空炮火的噪音之外，妇女们还能听到“你好！”或“活着！”的叫喊，捷克人正在给她们鼓劲，让她们相信战争即将结束。捷克乡村地区的男男女女跑到车站，向妇女们投掷食物，就算看守们威胁开枪射击，人们也并不退缩。但这苦难旅程还在继续，妇女们也更加痛苦。随着列车越来越靠近目的地，在一次中途停车的时候，安嘉祈求列车折向东南，向泰雷津进发。安嘉说：“对如今的我们来说，泰雷津就像天堂，而且是触手可及的天堂……因为火车上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衣物，还下着雨，实在是难以想象又惨不忍睹，我都已经怀孕九个月了！”

在这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中，许多囚犯崩溃了。虱子日夜叮咬她们的身体，而她们能够做的就是不停抓痒。有些人因为过度饥饿而陷入昏迷，在站立的地方昏倒过去，或者紧紧靠在别人身上，就像在奥斯维辛时那样。她们曾被告知，要带上饭碗和汤匙，如今看来这简直是开玩笑。在污秽不堪的衣服下面，她们的身体日渐消瘦，她们的希望日渐渺茫。

那些死掉的人被堆放在车厢角落里，堆成四肢惨白、毛骨悚然的尸堆，等到下次停车再作处理。死掉的人是不会再感觉到饥饿了，她们那空洞洞的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别人从她们冷冰冰的脚上脱去鞋子，然后她们就被堆放在被人遗忘的角落。还有些可怜人双眼完全失去神采，她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就会死掉。在格蒂·陶西格栖身的车厢，第一周就有8位妇女死亡。格蒂·陶西格说：“我那年14岁，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庆幸，总算能为剩下的人腾出一点儿空间了。那里没有葬礼，也无人祈祷，她们就被扔在铁轨旁边，自然而然地腐烂下去。”在保护国的某个地区，人们发现了100多具在运送囚犯途中被丢弃的尸体。

拉海尔说，每当列车停靠在编组站场，或者停靠在支线尽头，党卫队看守就会前往附近的农场或商店，要么为囚犯讨取些食物，要么直接拿走自己想要的东西，通常是鸡蛋，然后看守会在自己的特殊车厢里用小火炉做鸡蛋吃。妇女们能够闻到煎鸡蛋的香味，但纳粹很少会与别人分享战利品。

口干舌燥比饥肠辘辘更加折磨人，囚犯们不停讨水喝，“给我水！求求你了！我要喝水！”但没人理会她们。尽管如此，让拉海尔感到意外的是，一名负责这节车厢的党卫队女兵亲自用汤匙给拉海尔喂了些水和食物。车厢里的人们都对这突如其来的良心发现感到难以置信，并且满腹疑惑，但拉海尔太过虚弱，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她给我喂水，而我只是说：‘别管我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那座令人厌恶的移动监狱在颠簸中继续前进，将这些悲惨的有人性的货物运向反人性的终点。这些曾经年轻漂亮、富有教养的妇女，当中有许多人曾经代表着欧洲都市社会的精华，如今却沦落为幽灵鬼魅。她们身上爬满寄生虫，浑身散发着腐烂气息，牙齿脱落，满身脓疮。所有人都有好几个月没照镜子了，也许有好几年了，但只要她们看看其他囚犯，看见狱友干裂的嘴唇、凹陷的脸颊、蓬乱的头发，她们也就知道自己的样子，从而更加绝望。安嘉说：“没有食物。没有盥洗设施。满身煤渣油垢，让你觉得自己不再是人了。真是太可怕了。”

每当她们的列车停靠在支线上，普通客运列车和军用列车就从她们身旁开过。每当囚犯们颤颤巍巍地蹲在地上休息，或者绝望地寻找能够食用的野草时，她们就会看见营养良好且衣着光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对方漠然地看着她们，仿佛她们并不存在。更加悲惨的是，囚犯们有时会在路过的民居边上闻到烹饪的香味，肉或面包、蔬菜或鱼，这些芳香气味简直要把她们逼疯。她们已经很久没有设计食谱或谈论食物了，她们不想再受“折磨”。通常，大家就把自己锁在各自的地狱里。

丽萨·米科娃说，由于看不到尽头，绝大多数人干脆自我封闭、很少说话。有人则是不停说话，试图提升大家的情绪。“我们会问：‘你能看见些什么呢？’‘你知道些什么吗？’或者‘你听说过那个地方吗？’我们都陷入深深的绝望中，但我们试图让大家振作起来，无论是身体还是情绪都要振作起来。”但就在这麻木不仁的气氛中，她们继续冷漠地驶向黑暗。列车有时会令人紧张地长期停靠，没有任何明显理由。每当临时停车时，妇女们就会继续叫喊着讨水喝，但双目无神的党卫队军官毫无反应。有一次，几位妇女跌跌撞撞地奔向一个肮脏的水坑，但不可理喻的看守向她们鸣枪示警，警告她们不得接近水坑，然后把她们赶回列车上。每当遇到空袭，列车就会停下，党卫队员要么作鸟兽散，要么趴在车厢底下。又一次，妇女们祈求自己被炸弹炸死，她们彼此勉励：“如果我们现在被击中就好了！他们就躲在我们下面，我们将会压碎他们！”

佩莉斯嘉最为关注的事情是如何鼓励小小的哈娜吃奶，但她的乳房扁平地垂在胸前，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营养让她分泌乳汁。在怀孕期间，她每天至少应该进食500卡热量的食物，应该比她战前的食量还要多些才行，但她和另外两位母亲每天只能依靠150～300卡热量的食物勉强维持生命，而且食物当中缺乏铁质和蛋白质。更加糟糕的是，三位母亲每天都要从事长达12～14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每周工作7天，而且工作期间气温极低。

在列车后面的某个地方，拉海尔的体重只剩下70磅，再也无法支撑日益隆起的肚子，所以她勉强躺下，置身于露天车厢坚硬地板上那些瘦骨嶙峋的行尸走肉之间。她的预产期快到了，或许她的死期也快到了，尽管得到那名党卫队女军官的关照，但她难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中分娩。除了自己身体不适，她还遭到一名疯癫妇人的严重骚扰，对方坚持要把浮肿的双脚支起来。拉海尔说：“她腿脚不好，而唯一的高处……就是我的肚子，她就把双腿支在我的肚子上。我无法用言语形容当时的情景，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我有时候会问自己：‘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安嘉也在努力保持振作。“有时下雨，有时下雪，有时日晒，我们就挤在煤渣里面……忽冷忽热，忽热忽冷，又脏又饿……每当下雨，煤灰就飞溅到我们身上，可想而知我们的样子有多狼狈。幸好我看不到自己……我并未消沉下去，这让我熬了过来。”

大约在4月18日，列车驶进特里布茨辛（Triebschitz）附近的铁路支线，那里距离莫斯特不远，这次停靠是为了让运载军需品和伤兵的列车优先通过。来自弗赖贝格的妇女们在那里静静等待了好几天，直到列车可以安全通过为止。在平行的铁路支线上，还停靠着一列来自德国境内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苦工营和集中营的列车，布痕瓦尔德早在4月初就被解放了。部分囚犯在解放之前被撤运出来，妇女们可以向对方打听消息。在这两趟列车之间，人们甚至可以互相抛掷沾满虱子的外衣，直到来自弗赖贝格的列车继续向莫斯特进发为止。

莫斯特当时被德国人改名为布吕克斯（Brüx），位于波希米亚中部高地与矿石山脉之间，是一座重工业城市，拥有一处重要的铁路枢纽，服务于城里的石油化工企业与合成燃料企业。英美两国的轰炸机参加了被称为“二次大战油料战争”（Oil Campaign of World War Ⅱ）的行动，反复对这座城市进行空袭。尽管轰炸持续不断，尽管捷克铁路系统混乱不堪，但来自弗赖贝格的列车还是继续前进，慢慢靠近钢铁城镇霍穆托夫。然后，在越发严重的混乱局面中，列车又原路返回，远离步步进逼的美军战线。

在路上某个地方，她们的列车停了下来，这样另一列装载着大约900名囚犯的列车就能与她们的列车连接起来，那些囚犯来自弗洛森堡及其附属维纳斯山（Venusberg）集中营。其中也有些囚犯来自一个生产巴祖卡火箭炮和反坦克火箭筒的劳动营，但来自弗赖亚工厂的妇女们并不知道后续车厢里发生的故事，更不要说这趟旅程的终点了。她们只是为了生存而挣扎。

她们被迫停留在容易遭到攻击的地点，从天上俯瞰是非常清楚的攻击目标，她们那蜿蜒前进的列车就困在莫斯特与霍穆托夫之间，而这两座城市在4月19日还都遭到了猛烈空袭。那天深夜，在空袭期间，拉海尔的羊水破了。当盟军飞行员在远处的土地上扔下致命炸弹时，拉海尔正要分娩。拉海尔摊开四肢，平躺在粪水横流的车厢地板上，周围还躺着几位刚刚死去的妇女，而她则躺在浸湿的毛毯上瑟瑟发抖。拉海尔第一次感觉到下体出现宫缩，她知道，她与莫尼克在罗兹隔离区的小房间里怀上的孩子，似乎就要降生了。她决定，无论世界变得如何，她都要把孩子生下来。

拉海尔喘着粗气，紧紧抓住妹妹芭拉的手臂，强烈的宫缩导致她整个身体都扭曲了。看守呼叫协助，有人找来捷克医生埃迪塔·毛特纳洛娃，她曾经帮助佩莉斯嘉生下哈娜，她也是弗赖贝格医务室的负责人。看守举起火把，医生就能看见婴儿的头部开始娩出了。列车里传言四起，说有个孩子要出生了，因此来自其他车厢的看守也爬上车厢看热闹，毫无疑问，看守们又在打赌了。拉海尔有点愤愤不平：“你能想象在露天运煤车厢里，一群妇女围着你看你生孩子吗？”

在长达四个小时的时间里，防空炮火照亮了夜空，而4月的春雨浸湿了拉海尔的皮肤，她强忍阵痛，在车厢地板上弓起后背。然后，在深夜或凌晨某个时候，在又湿又冷的环境中，她发出最后一声尖叫，生下一个脆弱的小生命。这个孩子看上去刚刚具有人形，而且如此瘦小，有人告诉拉海尔，是个男孩。一名党卫队看守大笑着叫喊道：“又一个献给元首的犹太人！”

在弗赖贝格那黑暗的床铺上，在拉海尔悄悄孕育孩子的时候，她就暗下决心，要把孩子取名为麦克斯（也就是后来的马克）。孩子身上还沾染着母亲的血污，他的身体蜷缩着，长着一张小小的皱巴巴的脸。他肯定还不到3磅重。孩子的母亲太过虚弱，甚至都感觉不到快乐，只觉得天旋地转。“我在想，‘我有孩子了，或者我失去孩子了。’我们都不知道此后将会如何。”在难以形容的肮脏环境中，手边没有任何锋利的手术器械，谁也不知道如何割断曾经让母子相连的脐带，谁也不知道如何救活这个孩子。有人建议拉海尔咬断脐带。最后，一名党卫队看守给医生递来了肮脏的剃须刀。拉海尔说：“她们甚至找到一个用来装面包的纸皮箱，把婴儿放了进去。当时正在下雨夹雪，所以我总是把孩子放在纸皮箱里。”

难以置信的是，就像佩莉斯嘉那样，拉海尔开始分泌乳汁，能够哺育她那新生的孩子。拉海尔并不知道，这些营养不良的孕妇生下的孩子如此瘦小、如此脆弱，而分泌乳汁需要消耗大量脂肪，甚至会耗尽脂肪，从而让母亲陷入危险中。拉海尔说：“我很高兴，我奶水还够。”但在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擦洗她的儿子，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给孩子保暖，或者让孩子免受恶劣天气的威胁。

拉海尔问道：“今天几号了？”无论儿子最后是生是死，她决心记住儿子的生日。谁也无法确定，但那名关照她的党卫队看守说：“就说那男孩是在希特勒的生日出生的吧：4月20日。这或许能救他的命。”当时，拉海尔甚至还得到一点儿“额外”的面包，但这不是因为她刚刚分娩，而是因为看守们意识到这孩子是在元首诞辰出生的。在那个人性难觅的时候，另一名看守给拉海尔拿来一件旧衬衣，用来包裹她的婴儿。拉海尔还穿着那件附带裙腰的、在奥斯维辛领到的“残疾人”外衣，在连续穿了几个月后，那件衣服已经破烂不堪，她也因为寒冷和休克而瑟瑟发抖。在她娩出胎盘后，有人给她找来一件大衣，披在她的肩膀上。

拉海尔非常虚弱，询问能否让两个妹妹来看她，于是看守走到列车末端，把萨拉和伊斯特叫来。当那两位隔着几节车厢的年轻女性第一次听到别人叫她们的名字时，她们甚至不敢回答，但最后她们还是应答了。看守告诉她们：“你们的姐姐生了个儿子。”

她们吃惊地问道：“我们可以去看她吗？”当看守说可以的时候，她们甚至更为惊讶。她们第一次在白天被扶下车厢，蹒跚地走向新生的外甥所在的车厢，她们找到了这对状况堪忧的母子。萨拉说：“她蜷缩在角落里，盖着一件大衣。那可不是一幅美丽的图景。”车厢里恶臭不堪，里面横躺着已死或垂死的妇女。“她病得如此严重，我们都确信，那个婴儿活不下来，我们甚至无法为她感到高兴。然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回原本所在的车厢了。我们都哭了，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再也无法看见这对母子了。”

在永无止境的痛苦中，列车继续前行，此时还加速了，高速通过遭到轰炸的霍穆托夫，向着扎泰克（Zatec）进发。这已经是她们在路上的第八天了，她们再次停下来，一等再等。安嘉说：“时不时有人把面包扔进车厢让我们吃。那实在难以形容。”绝大多数情况下，负责看守她们的看守会把面包夺去，拒绝与她们分享，但有时候她们也能够抓住面包，迅速吃掉。安嘉挺着大肚子，从来抢不到面包。安嘉半躺半坐，形容自己就是“活活挨饿的象征”，她从一位在车顶上张望的狱友那里听说，车顶上飘扬着纳粹旗帜。看守解释道：“那是希特勒的生日。”

安嘉虚弱地回答道：“那也是我的生日。”安嘉的朋友试图逗她开心，笑说那红黑旗帜就是为她准备的。安嘉努力回想起自己正置身于什么年份，她意识到这肯定是1945年，这就意味着她已经28岁了。看守听说这天也是安嘉的生日，意外地给她扔来一些面包。在她挨饿如此之久后，这天赐粮食就如同小小的奇迹。她紧紧抓住这一小块如同奖赏的食物，自从她于1917年4月20日出生以来，自从她作为斯坦尼斯拉夫·考德尔和伊达·考德洛娃的孩子降生于特雷贝克绍夫采-普德奥雷宾以来，她从未如此庆幸，自己竟然跟元首同一天生日。

当盟军飞机在天上盘旋以躲避防空炮火的时候，妇女们对照太阳的位置，推断自己正在向南方前进，正在前往比尔森。比尔森是苏台德区里面一座被德国吞并的边境城市。比尔森因为出产的比尔森啤酒而远近驰名，但她们并不知道，比尔森也是德国国防军选定的斯柯达兵工厂的所在地，这间兵工厂负责生产令人闻风丧胆的坦克装甲车辆。当苏联军人抢在美国人前面逼近比尔森的时候，美国军队反复轰炸这座城市及其铁路网络，试图阻止兵工厂制造和发动那些由纳粹接管的装甲车、榴弹炮以及坦克歼击车。然后，美国人制订了“一劳永逸”地抹平该兵工厂的计划，而不是让这座第三帝国最大的兵工厂落入苏联手中。第8航空队派出将近300架B-17“飞行堡垒”轰炸机以及200架战斗机，准备于1945年4月25日（星期三）执行计划。这将是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战斗。

当时，在一节车厢里，婴儿麦克斯·弗里德曼与母亲拉海尔正瘦得皮包骨头；在另一节车厢里，佩莉斯嘉试图给面色蜡黄的哈娜哺乳；而安嘉还挺着大肚子，当列车靠近城市的时候，安嘉只能祈求不要在这个时候生孩子。

4月21日，星期六，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前宣布盟军即将袭击比尔森，列车被迫转移到以前囚犯们从未走过的线路上。在大雨倾盆的夜里，列车抵达小镇霍尔尼-布日扎（Horní Bříza，德国人将其改名为欧贝尔-比尔肯），列车在那里摇摇晃晃地停了下来，随即被置于小镇站长安东尼·帕夫利切克（Antonin Pavlíček）的监管下。

帕夫利切克先生满头银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从1930年起就在车站里工作了，他为自己所提供的准时收发车服务以及为小镇上生活着的将近3000名居民服务而感到自豪。他也因为一丝不苟的工作记录而知名。他负责监督车站里的几名员工，并且作为德高望重的人物，得到社区居民的普遍尊敬。

霍尔尼-布日扎仅有的工业就是一座建于19世纪的瓷土厂，这座工厂总体而言未受战火波及。在德国占领此地后，工厂里的5位犹太人迅速遭到围捕并被送去集中营。希特勒青年团与当地年轻人有些小冲突，但除此之外，小镇居民的生活未受纳粹统治干扰。镇上的西波希米亚瓷土和耐火黏土工厂建于1899年，即使在纳粹占领期间也仍然掌握在捷克人手中。这座工厂每年开采4万吨瓷土，生产2.2万吨瓷器、耐火黏土、硅土，其中大部分用于出口。有少数游击队员在工厂里工作，这造成一些麻烦，引起驻扎在比尔森的盖世太保的异常关注（被他们抓走的煽动者从来都是有去无回）。但除了上述个别不幸事件，小镇的生活大体上还是与战争爆发前一样。

安东尼·帕夫利切克，霍尔尼-布日扎火车站的站长

由于比尔森及其邻近地区频频遭到空袭，帕夫利切克先生突然发现，自己负责的铁路线比过去繁忙多了。4月12日，一列装满苏联伪军的列车抵达霍尔尼-布日扎，所谓苏联伪军就是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武装部队（又被称为“弗拉索夫伪军”，在前红军将领安德烈·弗拉索夫领导下）。苏联伪军逃离列车，把列车丢弃在了车站里。五天后，即4月17日清晨，苏联战斗机突然发动俯冲轰炸，炸毁了部分建筑物，切断了小镇的电力供应。随着防空警报响起，9架飞机还袭击了废弃的弗拉索夫列车及其机车，破坏了邻近的仓库。帕夫利切克先生拒绝离开岗位，他仔细登记损失，并在电力供应恢复时向布拉格的上级提交了极为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至今还留存在档案里。

停靠在霍尔尼-布日扎火车站的弗拉索夫机车及车厢

又过了四天，即在4月21日夜间，来自弗赖贝格的列车缓缓开进森林密布的山谷，停靠在霍尔尼-布日扎。在此之前，有些类似的“专列”会途经小镇，抄近路开往南方。帕夫利切克先生如同平常那样注重效率，他记录下车次编号为7548，抵达时间为20点58分。帕夫利切克先生报告道：“这趟列车足有45节车厢，由三趟列车编组而成，包括一趟男子列车和两趟女子列车。”其中有些车厢装载了多达100名囚犯，他估计整趟列车装载了大约3000人。他还记录道：“两趟列车加挂了封闭车厢，一趟女子列车加挂了15节半封闭车厢。”

由于前方的铁轨正在修复，而修复工作至少需要二十四小时才能完成，列车就停靠在车站旁边的瓷土厂编组站。列车长度超过半公里，从小镇看去，后面许多车厢还蜿蜒着看不到尽头。

即使是在纳粹占领期间，列车还是要受到帕夫利切克先生的正式管辖，因此他无视党卫队看守要他退后的命令，坚持冒雨徒步检查整趟列车。列车上的情形可谓惨绝人寰，这深深震动了他。许多车厢门已被打开，他震惊地看到数百条因为饥饿、疾病、潮湿、寒冷而患病或垂死的可怜生命。他因为囚犯们的气味和外表而不禁后退了几步，但更让他震惊的是看守们，尤其是女看守对待囚犯的态度，他说这是残忍而“粗暴”的。

站长意识到在持续阴雨和“极端寒冷的气候”中，露天车厢的囚犯们尤其脆弱，他要求面见这次押运的指挥官，并且勇敢地向对方提出建议。由于弗拉索夫伪军一周前丢弃的列车加挂了几节封闭式货运车厢，因此帕夫利切克先生建议，“基于人道的理由”，应把露天车厢里尽可能多的囚犯转移到封闭车厢。认识站长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正冒着巨大的风险挑战党卫队四级小队长扎拉的权威，扎拉一把推开他，并且可以轻而易举地当场射杀这位冒犯权威的站长。但善良的站长决心为这些暂时归他管辖的囚犯做点什么，因此他并不退缩。

1945年，雅罗斯拉夫·朗格（Jaroslav Lang）还是一位10岁的男孩，他的家距离铁轨不过50米，他透过家里的窗户好奇地看着铁路支线上这趟长得不同寻常的货运列车。“当天学校停课了，因为天上都是飞机，到学校去太危险了。哥哥米兰和我看见火车，我们看见站长正在跟党卫队指挥官争吵，但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那里有好几名军官，还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德国兵。他们非常严厉，党卫队员吼叫着让人们走开。他们显然不想让我们看见任何东西。但那还是米兰和我第一次看见头戴钢盔的党卫队员或者德国兵出现在我们的小镇。我们还是小孩子，什么都想看一看。这太让人兴奋了。”

帕夫利切克先生的强烈申辩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在慷慨地给看守们补充食物和饮料后，他终于说服了扎拉，后者同意把尽可能多的瑟瑟发抖的妇女转移安置到带有顶盖的车厢里。帕夫利切克先生后来说：“在押运指挥官表示同意后，交易达成了。车厢里的人们饥饿不堪，而且在晚上没有人照料她们。在调度列车并且把她们转移到封闭车厢期间，我给她们带了些食物，我只有在晚上才能这样做。”

佩莉斯嘉是得到转移的幸运儿之一，拉海尔以及那些奄奄一息的狱友也转移了，但挺着大肚子的安嘉还是留在露天车厢里，完全不知道几节车厢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帕夫利切克先生看见囚犯们对他这次小小的善举千恩万谢，他才意识到囚犯们的处境多么恶劣，他脑海中冒出了一个念头。囚犯们的列车停靠在霍尔尼-布日扎纯属偶然，但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想要遵循道德行事。4月22日，星期天，也就是第二天的早上6点30分，他没有去教堂做弥撒，而是去拜访瓷土厂的主管约瑟夫·祖贝克（Josef Zoubek），以及当地托瓦尼旅馆的房东安东尼·维尔特（Antonín Wirth），那间旅馆碰巧也是车站旁边瓷土厂社交俱乐部的所在地。他询问两位绅士，能否为囚犯们迅速筹集大量食物，“如果押运指挥官同意的话”。

站长也怀疑那名党卫队四级小队长甚至会更加抗拒这条最新建议。作为军人，他服从命令直到战争结束就够了，他看不到喂养这些注定要死的人有什么意义。反过来，他也不能公开接纳站长的请求。经过漫长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在囚犯暂时由帕夫利切克先生监管期间，由小镇出资搭建临时食堂，为那些饿得半死的囚犯提供一顿热饭。

囚犯们正在受苦受难的消息迅速在霍尔尼-布日扎的居民当中传播开来，小镇居民收集了所有能用于分享的物资，用篮子装着面包、鸡蛋、水果、肉类、奶酪，匆忙赶往三层楼高的社交俱乐部。时年10岁的雅罗斯拉夫·朗格后来说：“开始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火车上关押着囚犯，但当我们看见人们拿着食物赶往车站，我们也随同前往，然后就知道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又回到家里，问母亲拿了些面包带去。尽管母亲非常害怕，但她还是给了我们一些食物。由于物资短缺，每个人都要凭票领取粮食，不过人们还是拿出自己的口粮，送给火车上的囚犯。”

帕夫利切克先生感觉到情势危急，也感觉到小镇居民的热情，他请求当地学校的老师扬·拉伊什尔（Jan Rajšl）帮忙分配大量拥入的食物补给。拉伊什尔做得很好，“严格但公平”。他住在教师宿舍，爱拉小提琴，会骑着自行车去学校。磨坊主扬·科瓦日（Jan Kovář）和屠夫科坎德里（Kočandrie）也自愿来帮忙分发面粉、糕点和香肠。许多来自周边地区的人也赶来帮忙，不过人们无法靠近囚犯，因为看守们沿着列车组成了警戒线，每隔50米就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看守。

在那个星期天，旅馆厨房就没有消停过，旅馆员工们不顾休息日，都赶回来帮忙。他们烘焙了5000条面包，准备了许多盘糕点和许多壶咖啡。软面包和熟鸡蛋则提供给病人食用。

与此同时，帕夫利切克先生继续巡查站内的列车，检查囚犯的状况，希望与个别囚犯私下交谈。他发现绝大多数囚犯是捷克人，不过也有许多囚犯来自不同国家，包括希腊。他后来形容囚犯们的状况“非常糟糕”。当他告诉囚犯们，自己正在帮忙分发食物，囚犯们反复恳求他把食物分别交给囚犯们，而不要交给看守，因为看守会偷取食物，囚犯们什么都得不到。他对此感到震惊。

更让帕夫利切克先生感到震惊的是，他在其中一节车厢里发现另一位站长，来自邻近小镇的西什卡（Šiška）先生，以及比尔森牙医奥托·费舍尔博士的遗孀艾尔莎·费舍尔洛娃，牙医本人已经在一次集中营撤离行动中被打死。费舍尔洛娃夫人时年39岁，她的女儿汉嘉时年17岁，她们与其他妇女一样，都在奥斯维辛和弗赖贝格待过，她们请求帕夫利切克先生给家中的亲人带个口信，告诉亲人她们还活着。站长与这对母女的匆忙交谈突然被打断，因为党卫队四级小队长发现牙医的妻子正在对站长说话，他残忍地把牙医的妻子打翻在地。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帕夫利切克先生别无选择，只能走开，但他马上跑回站房，按照牙医妻子的嘱托，向她的家人传递口信。

幸存者利什卡·鲁道夫（Liška Rudolf）也通过封闭货运车厢的小窗户，设法与站长说上了话。利什卡·鲁道夫说：“22日早上，我遇见了帕夫利切克先生。他从我的眼中看出我的饥饿，他告诉我：‘我会给你带些食物。’……后来，押运指挥官问我，为何与敌对地区的平民说话。他告诉我：‘你最好不要再靠近窗户，否则我就把你消灭掉。’”再后来，利什卡·鲁道夫所在车厢的门微微推开，两片面包和一些果酱被扔了进来，她设法接住了食物，而其他囚犯的眼神仿佛要把她吃掉。利什卡·鲁道夫说：“整节车厢的人都妒忌我。那个下午，我又以同样的方式，接到两个软面包和两个鸡蛋。”

站长继续尽可能地喂养囚犯，同时尽可能为囚犯向家里带口信，他这样做承担着巨大风险。当他经过一节车厢的时候，他听到婴儿的哭声。他深感不安，要求知道列车上到底有多少孩子。扎拉不想告诉站长，也肯定不想其他人知道。当扎拉最终承认车厢里有“两三个”小孩的时候，站长坚持看看这些孩子，他震惊地发现，这几个新生儿都营养不良，而且几乎没有衣服可穿。

“死亡列车上还有婴儿”的消息如同丛林大火一般迅速传遍霍尔尼-布日扎。有些婴儿，比如哈娜和马克，来自弗赖贝格，而其他婴儿则是由来自维纳斯山的妇女们所生的（没有这些妇女的孩子最终幸存的记载）。尽管这条消息在数千名民众当中引发混乱与骚动，但列车上的母亲却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帕夫利切克先生立即请来当地的医生，以便为婴儿及其母亲进行医学检查。“我告诉指挥官，当地的扬·罗特医生可以来帮助病人。”站长的请求被粗暴地拒绝了。“我被告知，囚犯们有自己的医生，医生本身也是囚犯。”

罗特医生未能帮上忙，他沮丧地回到家中，把事情告诉自己的妻子，妻子正值初次怀孕。罗托娃女士有成套的婴儿服装，是为自己的新生儿准备的，当听说列车上有婴儿时，她就把这些精致的手工服装交给帕夫利切克先生，并且叮嘱，确保每个新生儿都能有衣服穿。其他两位母亲，贝尼索娃女士和克拉胡里科娃女士，也捐赠了一些婴儿用品，帕夫利切克先生也按照她们的嘱托逐一送到了。帕夫利切克先生说：“（列车上的母亲）眼含泪水对我道谢……为她们特别制作的食物也已经准备好了。”

佩莉斯嘉是其中一位幸运的妇女，她收到食物、给哈娜的衣服，以及尿布、襁褓、毛毯。“这是一整套衣物了。那里甚至还有洗漱用品，例如爽身粉和肥皂，以及所有必需的婴儿用品。”当她看着那件漂亮的绣花外衣时，她都不敢用沾满煤灰的双手去触碰。她甚至不愿为哈娜穿上那些衣服，因为婴儿破损的皮肤正在流脓。佩莉斯嘉把这些小小的衣服捧在脸上，闻到了浆洗衣服和新鲜亚麻的香味，这种香味让她想起过去能够正常清洁身体的时光。她把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在旁边，她决定把这些衣服好好留着，她期待等到她与哈娜到达目的地后，可以擦洗过身体再穿。

佩莉斯嘉撕开一条面包，发现里面有一张用捷克语写的小纸条：坚持住！要坚强！困境不会持续太久！她在此时此刻感觉到了久违的快乐。其他人也在面包卷和三明治里找到类似的信息，她们同样深受感动。

在列车后面的车厢里，拉海尔及其儿子当晚却没有收到任何东西。拉海尔与佩莉斯嘉相似，对于能够转移到更加温暖的货运车厢感到很庆幸，但妇女们拥挤在只有一扇通风小窗的车厢里，空气很快就变得极其浑浊，而且在这种车厢里，她们再也无法喝到雨水。

安嘉置身于列车远端的车厢里，甚至都不知道分发衣物和分配食物的事情。她逐渐丧失了对现实和生活的把握，只能庆幸列车停靠的时间还比较长，车厢门被打开时，她还能短暂喘息片刻。关于那段时间，安嘉说：“那不是能不能活到下一天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活到下一个小时的问题。”在看守的看管下，她只能站在车厢门口，满身流脓，皮肤被煤灰染得漆黑。她就靠希望支撑下去，当她吸入森林里的清新空气时，她回想起与朋友或家人在森林里漫步的时光。这种思乡之情简直是精神折磨，于是她再次用文学偶像郝思嘉的话语来提醒自己：“明天再想吧。”

安嘉补充道：“我庆幸自己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在我的一生中，这种天性帮了我很多很多……这纯粹是一种笨拙的乐观主义，除此无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对自己说：‘明天再想吧。’而到明天已经时过境迁了……我如此幸运，竟然没有死，而我本来在当天任何时刻都可能死去。”

安嘉听到声音，于是朝外看去，看见一群人正在匆匆走过，想必是沿路分发食物的。安嘉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会看见什么。他们当中有一位农夫，在铁轨边上停了下来。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的表情，当时他看见我这具正在怀孕的行尸走肉，我也许只剩下65磅了，还挺着一个大肚子……我几乎就是活着的骷髅，没有头发，肮脏得难以想象。”安嘉还说，那位农夫吓得脸色煞白，他肯定以为自己看见世界末日了。“你也会想，人们也许已有心理准备，但他们完全不知道会看见如此景象。”一名拿着枪和皮鞭的党卫队指挥官正好就在旁边，军官怒视那位农夫，直到他悻悻而去。尽管如此，五分钟后，那位农夫又提着一瓶牛奶折回来，大胆地靠近车厢，把牛奶递给安嘉。

安嘉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我怕喝牛奶……我之前之后都没喝过牛奶，但在当时，我喝了。”就在安嘉喝牛奶的时候，那名党卫队四级小队长举起皮鞭，想要鞭打安嘉。“那位农夫非常震惊，几乎要跌坐在地上。他一言不发，但我能够从他眼中读到些什么。面对此情此景，他的沉默胜过千言万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指挥官放下了手中的鞭子，而我也喝光了牛奶，那简直就像起死回生的神药。我享受牛奶的味道……那味道甜美得如同甘露……我当时想，那瓶牛奶也许救了我的命。喝完那瓶牛奶后，我觉得自己健壮如牛……那瓶牛奶让我重新变成人类。”

安嘉用手背擦擦嘴，接着把瓶子还给那位好心人。然后，她用地道的捷克语表示感谢，接着就回到满是煤渣的牢房里去了。

在三位母亲中，佩莉斯嘉是最为幸运的。除了整套婴儿用品，她还拿到了帕夫利切克先生亲手给她的面包和果酱，“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安嘉说人们“排着队”来帮忙，当来自弗赖贝格的某些看守看见此情此景，他们也凑过来打听工厂里那对母子的情况。

有人难以置信地喊道：“她还活着！她还活着！”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活下来。就在那天，就在霍尔尼-布日扎的列车上，就有19个男人和19个女人死去，他们那无足轻重的尸体就被扔在铁轨上。帕夫利切克先生看见他们像垃圾一样被扔出来，于是坚持必须为他们举行体面的葬礼。帕夫利切克先生说：“我请求指挥官告诉我，那些死者的姓名或编号，因为他们死在铁路范围内。但我一无所获，而且指挥官告诉我，‘那些人对于这个世界毫无意义’。”

帕夫利切克先生为指挥官的态度感到震惊，于是站长通知当地警察局，警察局派来穿制服的警官约瑟夫·舍夫勒（Josef Šefl）调查此事。警官向押运指挥官出示了镇公所开具的官方文件，确认总共有38具囚犯尸体被移出列车。警官和帕夫利切克先生总算能够为死者挽回一点点尊严，当晚深夜，在夜幕覆盖下，德国人挖了几个坟坑，让死者安息在森林里。

随着夜幕降临，指挥官终于同意，允许小镇居民把精心准备的大量食物从旅馆拿到车站来。计划是给每位囚犯一碗传统的捷克土豆汤、一条货真价实的白面包，再加上一些咖啡、糕点、水果。据说那位党卫队四级小队长相当“震怒”，因为站长坚持必须由站长本人以及当地居民亲手把食物发放给囚犯，而不是经由看守发放。又经过紧张的谈判，站长冒着食物被拒收或毁掉的风险据理力争，指挥官最终同意了站长的要求，但表示只能允许帕夫利切克先生和维尔特先生发放食物以及探望封闭区域内的囚犯。其他人只能远远地站在外围。

霍尔尼-布日扎公墓纪念碑，纪念在此地被扔下火车的死难者

比尔森牙医的女儿哈娜·费舍尔洛娃及其母亲也得到了食物。“铁路巡视员以及其他铁路员工想方设法为我们做点什么。他们真的很好。他们在食堂里熬汤，我敢肯定那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好喝的汤。”其他囚犯也表示同意。其中一位囚犯说：“我永远无法忘记那面包和土豆汤，当我吞咽的时候，我的眼中流下了热泪。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那是伴随我终身的记忆，一段美好的回忆。”另一位囚犯说，要不是有那条白面包，她就活不下去了，她禁不住流下泪水，感谢这“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问候”。囚犯们与世隔绝如此之久，她们认为自己已被世界遗弃，直到站长及其邻居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她们为止。微弱的光芒短暂地刺破了她们黑暗的世界。

利什卡·鲁道夫回忆道：“当天晚上，几乎所有被押运的囚犯都已领到汤和面包。每个人都喜极而泣，人们说：‘我们穿越乌克兰、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和法国，没有人来看我们！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如此热心……我们永远忘不了霍尔尼-布日扎。’”克拉拉·罗伏娃说：“整个村庄的居民都拿着汤和面包赶来……看上去就是个奇迹。我们认为这里就是家园，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是他们的成员。”

雅罗斯拉夫·朗格及哥哥米兰躲在森林里，看见一节又一节车厢的囚犯得到喂养。朗格说：“我们躲在远处保持安静，我们看不太清楚，但我们可以断言，得到喂养的囚犯既沮丧又疲惫。他们不得不互相搀扶着才能走路。许多人还穿着囚服，他们对善心人不停道谢。”这两个男孩看不清楚那些囚犯是男是女。“他们被扶出车厢，两边还站着看守，这样他们就无法逃跑了。他们没有碗，所以不得不逐一领取食物，有人就用双手拿着食物往嘴里塞。分发食物用了很长时间，因此火车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领到食物。”

尽管帕夫利切克先生想让每一位囚犯都领到食物，但还是有许多人一无所获。尽管囚犯们逐一得到喂养，但党卫队以帮忙提高分发速度为借口，偷取了许多食物，以至于那些关押在最远端车厢的囚犯被完全忽略了。丽萨·米科娃说：“就在我们停靠的位置，居民要求给我们分发食物。党卫队指挥官说他们会代为分发，但党卫队拿走了绝大多数食物，只留给我们几个土豆。”

雅罗斯拉夫·朗格当时仍然与哥哥在丛林里向列车张望，他后来说：“我们看见一位囚犯要求得到食物，一个德国人上前去鞭打他，但他迅速躲开，并且夺路而逃。我们看见有人逃脱也非常害怕。然后又下起了雨，天色越发昏暗，我们能够听见追踪者在开火，还听到飞机的声音。德国人开始叫骂，还开了好多枪，我们赶紧跑开。第二天，我们听说有些囚犯冲破警戒线逃脱，有些囚犯则从车厢里偷偷溜走了。”朗格平静地补充道：“那种经历让你永生难忘。”

哈娜·塞尔扎洛娃（Hana Selzarová）时年23岁，来自布拉格，体重只剩下77磅，她就是在那个雨夜逃离车厢的妇女之一。当时她穿着破衣烂衫，从一名正在站岗的、穿着防水雨披的党卫队看守身后悄悄走过，磕磕绊绊地消失在森林里。枪声响起的时候，她看见远处有一点灯光，于是就朝着灯光走去，却发现那里是警察局。当她走进警察局的时候，警察们惊呼：“天啊！快走。我们本来要逮捕你的！”警察们让她到当地人家里暂避，当地人答应会为她提供协助。“在那里，他们给我换上其他衣服，还给了我一条围巾，因为我没有多少头发。他们给了我一些食物，甚至还给了我一些旅费，告诉我去什么地方赶火车。”她在当地人家里过了一夜，然后于次日清晨前往布拉格，最后，布拉格的一位朋友收留了她。

瓦茨拉夫·斯特帕内克（Vaclav Stepanek）来自霍尔尼-布日扎，时年17岁，当时两位逃脱看守看管的妇女敲响了他们家的大门，他们的木屋距离车站只有300米。那两位妇女中的一位可能就是哈娜·塞尔扎洛娃，她们自称分别来自比尔森和布拉格，想要知道这里距离比尔森还有多远。瓦茨拉夫说：“她们还穿着囚服，饥饿不堪。我的父母给了她们食物和衣物。当时每个人都已经知道押运行动了，大家都对她们感到非常歉疚。”

瓦茨拉夫的父亲是个木匠，他同意让两位妇女躲进谷仓。瓦茨拉夫说：“她们可不是我父母藏在谷仓的第一批人。母亲非常害怕，但我们希望，即使她们被发现了，我们也还可以声称我们不知道她们在那里。她们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从那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她们的消息。我倒是很想知道她们后来的下落。”

帕夫利切克先生已经喂养了尽可能多的囚犯，包括佩莉斯嘉和拉海尔，他还打算做更多事。剩下的食物被移交给指挥官，指挥官对站长撒了个谎，说随后会把剩下的食物分发给囚犯。当站长收到从比尔森发来的指示，获悉前方的铁路已经最终修复完毕后，他再也没有理由拖延发车了。在与指挥官的最后一次谈话中，站长试图说服对方把囚犯留在铁路支线上，然后带着看守赶紧逃命，但那名党卫队四级小队长“完全不可理喻”，决心把职责履行到底。对方甚至问帕夫利切克先生，走什么路线前往巴伐利亚最为便捷，当站长说不可能活着到达那么远的地方时，对方充耳不闻。

捷克幸存者海尔格·魏斯（Helga Weiss）说：“我们听到指挥官与站长的对话，站长试图说服他把我们留在这里。站长说，当地人会照顾我们，食物，以及其他一切所需物资……（他）听不进去，他只想不顾一切地离开这里。”

帕夫利切克先生以及小镇居民再也无法阻止囚犯们步向死亡了。4月23日星期一，下午6点21分，来自弗赖贝格的押运列车换上新的车次编号——90124——然后离开了霍尔尼-布日扎的庇护所，在阴云密布的天气中向南开进。站长满心绝望，目送最后一节车厢消失在弯道尽头，祈求战争能够及时结束，让车厢里那些无助的灵魂得到拯救。

告别了善良的小镇居民，90124号列车上的囚犯又来到比尔森，对于许多囚犯来说，这是一座熟悉而亲切的城市。一位来自比尔森的妇女说：“那是难忘又难受的时刻。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家，但只是路过。”两天后，囚犯们路过斯柯达装甲兵工厂，那里已经变成瓦砾堆。厂区70%的面积已被燃烧弹和碎裂弹破坏殆尽。铁路线也被摧毁。囚犯们刚好错过空袭，而空袭原本可以杀死或拯救她们。路上还有更多曲折和延误，因为纳粹的计划经常被空袭打乱，日益靠拢的两条战线也让情势更加危急。苏联红军正在逼近，德国人害怕苏联红军，远甚于害怕美国人。

由于无法确定哪里才是目的地，也无法确定哪座集中营同意接收这将近3000名囚犯，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只好指示列车沿着狭窄的路线继续南下。囚犯们透过窗户缝隙或车厢顶棚，焦虑地记录路上每一处车站名，“普拉纳！——塔霍夫！——博尔！——多马日利采！——尼尔斯科！”那些身体状况尚可的妇女尖叫道：“那里就是我的家！”或“我的家人住在那里！”那些能够看到外面景物的妇女陷入愁云惨雾中，她们能够看见非常美丽的田园风光，田野上的牲畜被喂养得很好，村民也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德国方面对火车司机以及党卫队看守下达的最后命令是前往泽勒兹纳-鲁达（Železná Ruda），但地方行政当局听说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已经进驻那个地方，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折回尼尔斯科。4月27日前后，押运列车抵达小镇贝什尼（Běšiny），在那里，50名还能行走的男性囚犯受到指派，帮助修复在空袭中被炸毁的通往克拉托维（Klatovy）的铁轨，这样列车才能继续前进。那些留在后面的囚犯可以暂时放风，冲洗掉身上的煤灰和粪便，以及把车厢里的尸体扔出来。有些人摘取芦苇食用，有些人跑到溪流边上喝水，湿润她们那火辣辣的喉咙，而看守们则狼吞虎咽地吃掉从霍尔尼-布日扎带来的糕点。

当被派去修复铁轨的男性囚犯回来后，利什卡·鲁道夫听见一位男性囚犯说，克拉托维的居民看见囚犯的时候都哭了，他们试图给囚犯提供食物，但被党卫队员推开了。“到了晚上，来自贝什尼以及其他地区的人们拿着许多箱子前来，箱子里装满普通面包、软面包、意大利香肠、汤。但所有食物都被送到了党卫队员的餐车里。我们从窗户看出去并高唱捷克歌曲。这很奏效——我们只换来几下鞭打。尽管如此，人们送来的所有食物，却也都没有被拿出来分享。”

在经历更多的等待后，纳粹听说如果折向西南，途经霍拉日多维采（Horaždovice）和斯特拉科尼采（Strakonice），有可能把来自弗赖贝格的列车开到巴伐利亚境内的达豪集中营。但德国最高统帅部已经彻底陷入混乱，纳粹对欧洲的控制也已经临近尾声。苏联军人已经抵达柏林，墨索里尼已被捉拿并即将被绞死，鲁尔区的德国军队已经投降。4月28日，又经历更多的延误后，列车停靠在捷克布杰约维采附近的铁路支线上，城镇里挤满德国难民。第二天，美国第7集团军解放了达豪，使得来自弗赖贝格的妇女们免于身陷最后一处潜在目的地。达豪集中营由希姆莱亲自开设，被视为后来所有集中营的模范，达豪集中营也由此成为“暴力的学校”，党卫队员能够在这里接受训练。据估计，有20万人曾被关押于此，其中超过4万人丧生。

一天晚上，列车停靠在荒郊野外，夜空中回荡着防空炮开火时的巨响，有些妇女惊讶地听到车厢里有劈开木头的响声。当她们透过被劈开的缺口，看见一位捷克游击队员的面容时，她们更加吃惊，游击队员劈开这个缺口是为了帮助囚犯逃脱的。讽刺的是，绝大多数囚犯因为身体虚弱、身患重病，或者仅仅是由于害怕而不敢尝试，但确实有几位囚犯成功逃脱了，其中就有儿科医生埃迪塔·毛特纳洛娃，她曾经帮助怀孕的安嘉治疗腿伤，曾经帮助佩莉斯嘉和拉海尔分娩。她抓住机会，在战争中活了下来。党卫队员一旦发现有人逃脱，便要知道是谁帮助囚犯逃脱，逃犯要去何处，他们殴打留在车厢里的妇女。绝大多数人都遭到毒打。许多人神志不清，倒在地上就死了。其他人则已精神崩溃。

利什卡·鲁道夫说：“囚犯们因为饥饿而号啕大哭……有些人因为饥饿而疯掉了，她们两眼放光，就像漆黑中的野兽。”对于许多囚犯来说，列车在夜间全速开过捷克布杰约维采南下的这段旅程，是她们在囚禁期间最为糟糕的经历，尽管她们正飞驰在从捷克斯洛伐克到奥地利的尊贵的夏日度假铁路线上。在列车上度过漫漫长夜总是有点儿让人害怕，但在那个晚上，在那个最后却最黑暗的晚上，她们麻木地躺在摇晃的列车里，那肯定是最为漫长的夜晚。

丽萨·米科娃说：“当列车改变行进方向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说：‘天啊，他们肯定要把我们带到恐怖的地方！’那的确让我们感到震惊。我们非常害怕。每个人都心事重重，再也没有人讲话，再也没有人交谈。与其他人一样，虽然我不愿相信，但我知道我的家人都已经死了。我在想，如果我们也不得不进入毒气室，那就进去吧。我们都太累了，不想再反抗了。”当她们意识到列车唯一可能的行进路线只剩下穿越奥地利边境前往林茨的时候，车厢里弥漫着苦熬多年但终将难逃一死的消极情绪。因为在林茨附近只有一座集中营，许多囚犯对那座集中营的恐惧，可以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

安嘉说：“当我们朝那个方向进发的时候，也就只剩下一条路了。那个方向没有其他目的地。我们正在前往毛特豪森……”

所有人都失魂落魄。

许多人都知道这个地名对“帝国的敌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都闻之色变。作为一座纳粹集中营，毛特豪森甚至在隔离区内都已臭名昭著。当安嘉被关押在泰雷津的时候，就有消息提到，著名的捷克歌唱家兼作曲家卡雷尔·哈斯勒（Karel Hašler）被杀害于毛特豪森。这条消息甚至可能来自两位逃出奥斯维辛、暂时藏身于泰雷津的囚犯。哈斯勒并非犹太人，而且已与德国妇女成婚，他因为创作爱国歌曲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送进奥地利境内群山环抱的集中营。1941年12月，他在备受酷刑折磨后，变成了一座“冰雕”：他被带到户外，并被脱光衣服，反复浸泡在冰冷的水中，直到被彻底冻僵。

这座集中营最令人害怕的地方，是其让绝大多数囚犯劳累至死的手段。安嘉说：“毛特豪森的业务就是死亡，通过一座采石场来制造死亡。在泰雷津，每个人都知道……在毛特豪森采石场，人们被迫劈开石头，要么爬上大约150级阶梯，要么当场被杀害。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将会是最为可怕的结局。”

所有妇女都已经历过太多。她们在纳粹暴政下已经熬过了好几年，她们在隔离区里幸存，她们逃过了门格勒和齐克隆B的魔掌，她们经历过饥饿、疾病、劳累以及盟军轰炸却免于一死，她们在列车上时仍然挣扎求存，突然之间，她们战战兢兢地迎来了结局。

离毛特豪森，只剩下一个晚上的路程。

这座巨大而冷酷的集中营距离林茨并不远，搭乘短途列车沿多瑙河谷行进就能到达。救赎似乎来得太迟。三位母亲及其已出生或未出生的婴儿，即将被列车送到整个纳粹种族灭绝网络之中一个最为臭名昭著的终点。

那也是整趟旅程的终点。

七 毛特豪森

风景如画的毛特豪森，位于多瑙河畔

尽管毛特豪森集中营让人闻之色变，但它也许是所有纳粹集中营里面最为风景如画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居高临下，可以俯瞰上奥地利大多数地区，极目南望甚至可以看见萨尔茨堡（Salzburg）。它雄踞于山冈顶端，位于一个以迷人景色而知名的地区。

毛特豪森市镇靠近德国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边境，地处多瑙河畔，能得益于欧洲大陆第二长河的便利，也可得益于当地便捷的公路和铁路网络。维也纳就在其东面不到200公里处，而林茨则在其西面20公里处。阿道夫·希特勒曾在林茨长大，也把林茨视为故乡。他为这座“全奥地利最具德国风情”的城市预留了某些最为宏大的城市建设计划，并且把这座城市视为五座所谓的“元首城市”之一，跻身于柏林、慕尼黑、纽伦堡、汉堡之列。

市内的标志性建筑将会是元首博物馆，那是一座巨大的画廊，由希特勒的军需部长艾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设计，足以和乌菲齐美术馆或卢浮宫媲美。那座建筑将会有150米宽的罗马柱风格的外立面，里面将会存放大量艺术珍品。那些艺术品是从其他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品中掠夺或没收而来，其中绝大部分原本属于犹太人。最高品质的金色花岗岩将会用于建造这座纪念希特勒不朽荣光的建筑，同时还要建造计划中的歌剧院和戏剧院。这些金色花岗岩将采自毛特豪森的“维也纳沟渠”（Vienna Ditch）采石场，在爆破之后，再由帝国的敌人雕凿成材，这道工序将会大量消耗掉帝国的敌人。

数十年来，这个采石场一直由维也纳市政厅拥有，此地出产的石材主要用于铺砌奥地利首都的林荫大道。1938年德奥合并后，采石场转归党卫队名下的德国土石工程公司。这家公司不仅直到1945年都在为其产品大做广告，到处散发印刷精美的宣传册子，而且还将其产品出口到欧洲各地，用于修建纪念碑、建筑工程、工业厂房以及高速公路。囚禁于达豪的刑事罪犯建造了这座集中营，用于容纳采石场的奴工队伍，集中营的范围从平原直到邻近的小山包。这座石砌建筑显示了纳粹的高高在上，警卫室、瞭望塔以及一道固若金汤的花岗岩围墙莫不如此。采石场于1939年重新开业，周围许多公里外都能看见。

许多最早期的囚犯是政治犯和思想犯，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包括大学教授，所有人都被判处苦役死刑。在这些囚犯当中，有各种宗教的信徒，有各个被征服民族的成员，包括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牧师以及西班牙共和派。即使在奥斯维辛以及其他集中营于1945年年初被清空后，毛特豪森集中营关押的犹太人也只占少数，而且很少有妇女（那些被迫在妓院充当军妓的妇女除外）。苏联战俘遭到最为残忍的对待，4000名战俘里只有不到200人幸存。他们不仅在采石场劳累至死，而且只得到一半口粮配给，而且被迫赤身裸体地睡在没有窗户的窝棚里。当他们为自己完成“俄罗斯营”的建筑后，他们的人数已急剧减少，营房也被改建为医务室，但那里还是保留着“俄罗斯营”的原始地名。

毛特豪森集中营是帝国境内仅有的两座“三级”惩罚营之一，它在帝国境内以其绰号而知名，号称“人骨研磨机”（bone-grinder），迅速博得环境最恶劣、死亡率最高的“赫赫威名”。根据一份报告的记载，一名纳粹高级官员于1941年公然声称：“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毛特豪森。”许多囚犯的档案被打上“RU”字样，意思是“不得放回”。毛特豪森有超过40座附属集中营，其中就包括邻近的古森（Gusen，另一座三级惩罚营）集中营。这些集中营预计能为党卫队带来巨大收益，因此享有无限量的囚犯供应。及至1944年，这座综合集中营已被证明是纳粹德国境内利润最为丰厚的集中营，每年产生超过1100万帝国马克的利润。

采石场的工作尤其艰苦，包括挖掘、爆破、雕凿大块花岗岩，而这些活经常只能徒手操作，仅有的工具也只是鹤嘴锄。每块石头平均重量为90磅，都要由囚犯扛在背上，走上一段陡峭的泥板岩悬崖。在囚犯血流如注的脚下，这段悬崖经常发生崩塌，让囚犯跌落死亡的深渊。后来，悬崖上开凿了186级粗糙的阶梯，其又被称为“死亡阶梯”（Stairway of Death）。全副武装的看守经常站在阶梯边上，骚扰、殴打、推撞那些不堪重负的囚犯，囚犯有时只能踩在已死者身上走过去。

毛特豪森采石场的死亡阶梯

囚犯每天都受到威胁，看守会强迫囚犯从陡峭的采石场边缘跳下去，那个地方被纳粹称为跳伞墙。看守们大笑着叫喊：“注意咯！跳伞运动员！”囚犯们站在墙上摇摇欲坠，要么撞死在石头上，要么淹死在悬崖底部的死水塘里。那些没有立即死去的人，会被扔在那里等死，死亡的过程可以持续好几天。许多囚犯宁愿跳崖自杀，也不愿在忍饥挨饿中、在极端气温中、在暴力虐待中每天筋疲力尽地连续工作12个小时。除了劳累致死，在毛特豪森还有超过60种杀人方法，包括打杀、射杀、绞杀、医学实验、注射汽油，以及花样百出的种种酷刑。这座综合集中营的最终死亡人数已经无从得知，因为许多囚犯是在流动毒气车或在附近的城堡里被毒杀的。那座毒气室从1941年起就一直存在，当时的囚犯奉命建造了用于处决自己的毒气室。估算的死亡人数相差甚远，但一般认为有大约10万人被杀害，其中超过3万名犹太人。

开始的时候，尸体是用卡车运到斯太尔（Steyr）或林茨去处理，但这种做法太过张扬，潜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后来就委托一家火葬场来料理此事。骨灰被撒在集中营后面的森林里，或者干脆倒进多瑙河。迟至1944年秋季，纳粹还制订了清空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的计划，10座巨大的“废物焚烧炉”将会被拆卸，然后在毛特豪森重新装配，尽管在1945年2月时当地已有一家公司获得了拆装合同，但这个计划从未被执行。

种族灭绝就发生在距离美丽的河畔市镇毛特豪森几公里远的地方，而且集中营也是以市镇地名来命名的。市镇里生活着1800名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许多居民亲眼看见初来乍到的囚犯从车站出发徒步穿越市镇街道，但从来不见有人回来。居民还见证了精神崩溃的囚犯被带到墙根下执行枪决，然后他们再把血迹擦洗干净。居民听说囚犯在采石场遭到暴力虐待或蓄意谋杀，他们簇拥到渡轮上，去围观身穿条纹囚服的样子奇怪的男人被转送到下游的附属集中营。直到党卫队威胁枪决那些“好奇的观众”，居民才各自散去。

尽管第三帝国于1938年宣告在毛特豪森设立集中营是这个地区的“特殊荣誉”，但其实并没有几个人欢迎集中营进驻。然而，大约400名党卫队看守的到来，确保了这座市镇的生活物资供应充足，而且这座市镇也很快成为这个地区的经济命脉所在。酒吧、商店、餐厅都因为贸易繁荣而顾客盈门，而最靠近集中营的旅馆也成为党卫队员最喜爱的消遣之地。许多当地人获益于看守们花销的钱财，看守们总是豪爽地购买从苹果酒、烟熏肉到鱼等各种东西。当地也有繁荣的黑市，买卖肥皂、食物、衣服以及从集中营里偷来的珠宝首饰，有些当地妇女与看守们走得很近，个别妇女甚至与看守结了婚。当地工人和石匠到采石场去做监工，可以赚取优厚的报酬，而集中营里的奴工也会被“借给”当地从事市政工作，包括装饰市容、修剪花草、耕种粮食、修建房屋等。1943年，被囚禁于附近古森集中营的斯坦尼斯拉夫·克尔奇科夫斯基（Stanislav Krzykowski）奉命雕刻一座鹿的雕像，放置于党卫队首领的花园里。

纳粹看守经常与当地猎人一起打猎，他们甚至组建了自己的足球队，就在囚犯修建的可以俯瞰俄罗斯营的球场上踢球。球场在主要围墙外，甚至还有一面铺满草皮的斜坡可以作为看台。一旦毛特豪森一队晋级地区联赛，所有主场比赛就在那个球场举行，主场球队得到当地球迷的热烈欢呼，这些球迷肯定已经见到、闻到、听到集中营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球赛会得到当地媒体的报道，媒体轻松地评论道，囚犯们也坐在医务室的屋顶观看比赛。

在靠近球场的地方，有一个由囚犯建造的很深的混凝土蓄水池，原本是作为营地防火灭火用的，后来变成党卫队员的游泳池。经过甄选的当地人会获邀到营地去游泳，顺便参观营地的电影院，当然，在火葬场加班加点工作的日子，营地是不开放的。营地里还有封闭的菜园和果园，囚犯们被迫种植自己永远也吃不上的农产品。

市镇居民完全不必想象那些身穿制服、看守山顶营地的男人有何恶毒意图。警告信息早就贴满市镇各处，上面提到，任何试图帮助囚犯的居民，一经发现，就地枪决，任何私下谈论营地状况的当地工人，一经发现，马上监禁。有一位石匠就因为抱怨集中营不人道而倒了大霉，后来被送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因此居民们很快就学会了保持沉默、低下头颅。

历史学家的确发现了几个市镇居民发出抱怨或试图帮助囚犯的例子。有一位名叫安娜·波因特纳（Anna Pointner）的妇女，她是奥地利抵抗组织成员，她把西班牙囚犯在集中营里秘密取得的文件和照片藏匿起来。另一位年轻妇女是安娜·施特拉塞（Anna Strasser）夫人，她在火车站对面一间仓库的会计办公室工作，亲眼看见押运列车抵达。囚犯的状况让她震惊和失眠，因此每逢午饭时间，她都会出去走走，通过口袋底部的小洞，故意遗落几片面包、几袋盐和糖、几个针线包，希望后来的囚犯能够发现这些东西。她还发现了囚犯塞在车厢缝隙里的身份证和小纸条，小纸条上写着绝望的信息，请求别人“提醒我的家人”。她后来不得不停止自己的人道主义努力，她的老板是一位有家室需要供养的已婚奥地利人，此时也被逮捕，因为一名看守看见老板向几位囚犯扔面包。老板后来死于达豪集中营。

施特拉塞夫人则被发配到坦克制造厂任职，并在工厂里再次因为帮助囚犯而被揭发。她被盖世太保逮捕，然后被送去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几乎在集中营里丧生，但被一位抵抗组织的医生救活，设法活到了战争结束以后。

1945年2月发生了俄国囚犯集体逃出毛特豪森集中营的事件，有几位当地农民冒着巨大风险藏匿了几位俄国囚犯。然而，许多当地人参加了所谓的“猎兔行动”，他们追踪和射杀逃亡者。当地人被告知，逃亡者都是死不悔改的罪犯，将会伤害他们的家人。在超过400名逃出集中营的俄国人当中，许多人被射杀，或者在露宿时被冻死。有2名逃亡者被当地镇长的下属藏在镇长家的阁楼里。在57名被活捉的逃亡者当中，只有11人最终幸存。

一位在当地圣十字修会诊所里工作的修女，记录了市镇里那些爱莫能助的人遭受的挫折。“有些人很想帮助这些逃亡者，但又害怕党卫队的严厉规则，党卫队严禁人们施以援手，任何微不足道的帮助，都会让帮助者自己承受巨大的生命危险。”还有其他市镇居民私下开会，讨论如何帮助囚犯，但绝大多数人都太过害怕，最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许多人不愿或不能确信山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害怕落得同样的下场。有些人抱怨集中营的气味，抱怨火葬场的浓烟和骨灰在市镇里四处飘散。为了平息居民的不满，党卫队指挥官下令火葬场职员只能在夜间“点燃焚尸炉”。考虑到传染病肆虐的可能性，党卫队还建立了特殊医务室（后来被称为医务室营地），医务室职员由囚犯中的医生担任，试图遏止各种传染病的蔓延，以免危及当地居民的健康。

唯一留存下来的关于毛特豪森的囚犯备受虐待的正式投诉记录，是由一位名叫埃莱奥诺雷·古森鲍尔（Eleonore Gusenbauer）的农妇于1941年通过当地政党提出的。她的农舍可以俯瞰采石场，她因此见证了好几起枪决事件。她写道：

那些未被当场打死的囚犯显然还能活一段时间，他们就这样被丢弃在尸体旁边，等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半天才能断气……我经常被迫见证这种罪行……（这种罪行）让我神经紧张，我再也无法容忍下去了。我请求明令禁止这种非人道行为，或者到其他的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去吧。

在长达十六天的斗折蛇行的欧洲旅程后，那些来自弗赖贝格集中营的苟延残喘的人，终于抵达毛特豪森市镇和毛特豪森集中营。在人群当中，有佩莉斯嘉及其出生十七天的女儿哈娜，有拉海尔及其出生九天的儿子马克，以及挺着大肚子的安嘉。三位母亲尚未认识，每时每刻都为生存而孤军奋战。

就在90124次列车结束漫长旅程抵达毛特豪森火车站几分钟后，就有人熟练地打开插销，封闭的车厢门也被拉开。此前几天，车厢里已有许多人死去。那些还活着的人，要么因为受到惊吓而呆若木鸡，要么因为射进封闭车厢的强光而头昏目眩。她们就像野生动物，两眼圆睁，精神错乱。她们还没有喘过气来，就被党卫队看守拽出车厢，三三两两地被推到专门修建的卸货站台上，这里距离波光粼粼的多瑙河不过几百米远。

与多瑙河北岸的美丽景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映入安嘉眼帘的是一堵高墙，墙上写着巨大的黑体字，那是这处“通行所”的地名：MAUTHAUSEN（毛特豪森）。死板冰冷的字体，不仅对她昭示着1945年4月29日星期天那个冰冷春夜的真面目，而且足以引发她的第一轮宫缩。此时此刻，就算是郝思嘉的乐观主义也救不了她。明天已经来了。

安嘉说：“从我看见那行我不愿看见的大字时起，我就开始疼痛了。我甚至不能转移注意力，疼痛就是疼痛。那就是事实……我如此害怕，以至于我都开始分娩了。毛特豪森与奥斯维辛就是一回事。毒气室、甄别囚犯，简而言之，就是一座灭绝营。”

丽萨·米科娃也有同感。“我们看见车站的名字，知道这就跟奥斯维辛差不多。我们说：‘好吧。反正都一样，这里就是终点。’我们面面相觑，我们自惭形秽，就像皮包骨头的骷髅。满身污秽，满身虱子。我们看上去已经死了。”

安嘉勇敢地面对那痛到浑身撕裂的宫缩。她因为又怕又痛而全身瘫痪，但她努力不让别人发现她快要分娩，她抓住车厢门，喘息了一会儿。将近九个月前，在1944年8月那个无精打采的夏天，她的所有亲人都已化作比克瑙灭绝营的一缕青烟，她与贝恩德还在泰雷津那迷人的小房间里彼此安慰。两人勇敢地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代替四个月前夭折的、让两人伤心欲绝的达恩。怀上第二个孩子才几个星期，贝恩德·纳坦就被送去东边了。安嘉不知道贝恩德是否还活着，她尽力保存一线希望，但经历过在比克瑙的日子，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也意味着，她所拥有的一切，只剩下这个她极力掩饰的婴儿。面对每时每刻如影随形的危险，这个婴儿依然顽强生存，就连安嘉也感到钦佩。

安嘉曾经不敢想象在弗赖贝格工厂分娩的后果。她也尽力不在露天运煤车厢里分娩。如果她知道，在同一趟列车上，已经有两位母亲及其婴儿完成了上述壮举，她肯定会感到吃惊和自卑的。现在轮到她了，她唯一能够想象的就是，她将要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很可能会被直接扔进毒气室，孩子的母亲也必将同时殉难。

安嘉捂着肚子、喘着粗气，设法从肮脏的车厢里爬下来，周围都是残忍粗暴的看守。安嘉站立不稳，跌倒在垃圾堆上。她与其他太过虚弱、无力走动的人被拖到一旁，她蜷缩着身体，依稀感觉到一架农用马车正在向前行进。她眼看着重病者和垂死者被扔上马车，马车上堆满了人的躯干和四肢，而她被扔在最上面。安嘉说：“那些能够走动的人则向着要塞行进。他们把所有重病者和垂死者拽下火车，装上马车，因为营地在毛特豪森上方的山顶。”

随着农用马车嘎嘎作响、摇摇晃晃地向前行进，安嘉浑身发热、晕头转向地置身于满是汗臭的躯体之间，她朝山下回望，只看到摄人心魄的瑰丽景色。尽管她与那么多气味难闻的、因为斑疹伤寒而奄奄一息的妇女挤在一起，尽管她在满身污秽、满身害虫的环境中羊水破裂，她还是禁不住惊奇地张望周围的景色。“我就像一头饿狼，体重只剩下35公斤，我也不知道山顶有什么在等着我……我仿佛无忧无虑，我爱这乡间景色。”

大约在傍晚8点，太阳正在没入山谷，安嘉半躺半坐，陶醉于这迷人的景色，她已被关在不见天日的黑暗车厢里超过两个星期了。“阳光点点闪烁，寒冷开始袭来，但这春夜多么美丽啊。我们正在上山，我留意到山下的多瑙河，以及开始带有绿意的（田野）……我想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景色，也许这是我在世界上见到的最后一点儿美好事物了。”

尽管如此，当马车在盘山路上走了2.5公里后，安嘉的宫缩更加严重了，上奥地利那风景如画的景色，包括教堂、城堡以及远处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都无法再转移她的注意力。她的可怕处境让她喘不过气来。安嘉说：“马车又臭又脏，而我就像跟一群动物待在一起，她们没有毛发，衣衫褴褛。马车上都是垂死的妇女，虱子成千上万，到处爬行。可怜的妇女们不省人事，靠在我身上，躺在我腿上。我努力坐起来，我的孩子开始降生了。我只担心一件事情，担心孩子活不下来。”

当她们靠近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时候，安嘉隐约看见，前方是巨大的石头堡垒，巨石彼此堆叠，由里面那些不幸的囚犯垒砌而成。安嘉的婴儿开始从她的两腿之间破腹而出，她抬头看见高大的木门，以及那些怒目圆睁的花岗岩瞭望塔，瞭望塔如同鹰的双眼怒视远方，最远处可以看见阿尔卑斯山。在那堵高墙之内，她想必是插翼难逃了。

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大门，安嘉的孩子就出生在这座集中营里

安嘉知道自己需要帮助，她突然发现在马车旁边缓慢行走的俄国囚犯医生，对方曾经在弗赖贝格医务室里与毛特纳洛娃医生共事。“我请求她帮助我，但她只是摆摆手、耸耸肩，然后就走开了。她甚至看都没看我，或者说句：‘对不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安嘉努力控制自己，极力避免在那里分娩，就在大门附近，安嘉被推下马车，莫名其妙地被扔进了一辆露天的木头板车，“就像那种运煤板车”。板车里挤满从马车上下来的妇女，此外还塞进了几个明显已经发疯的妇女，安嘉被吓得目瞪口呆。安嘉因为疼痛而紧闭双眼，她感觉到板车在移动，正离开那几道地狱般的大门，慢慢驶向球场边上的医务室。

随着婴儿继续破腹而出，安嘉忍不住发出尖叫，但她很快噤若寒蝉，因为党卫队员正在走近。那里至少有一名看守在板车旁边一路押送，还有另一名看守靠人力推动和刹停板车。那名最靠近安嘉的看守说：“你就叫吧。”但安嘉永远不知道，这句话是同情还是挖苦。安嘉因为疼痛而全身抽搐，她也确信这是这辈子的最后几分钟，她干脆放声尖叫。

安嘉说：“在此期间，我只想到我的母亲伊达，她不会为我感到遗憾，而会对我说：‘你怎么敢在那样的环境里生孩子！我的意思是在板车上……在你三个星期没有洗澡之后？’……她将会极力反对！”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在伊达·考德洛娃极力反对的地狱般的环境中，安嘉终于分娩了。新生的婴儿伴着大量血污和黏液，从安嘉的身体里滑落，与上次生下达恩时漫长的分娩过程不同，这次分娩迅速得让人意外，但这个婴儿非常非常小。“突然之间，我的婴儿就在那里了，就这样出来了！”这个小小婴儿不呼吸也不活动。“在大约七到十分钟的时间里，婴儿一动不动，甚至不会哭……我努力坐起来，还有其他妇女横躺在我身上，婴儿就在那里，那场景真是，难以形容！”

片刻之后，板车停在医务室门前，有人找来一位囚犯医生，安嘉很久后才发现，那位医生曾经是贝尔格莱德一家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他跑出来剪断脐带，拍打婴儿的屁股（让婴儿哭出声来并开始呼吸），一切都还好。婴儿开始哭了……医生告诉我：‘是个男孩。’有人用纸包裹住婴儿，突然之间，我感到非常高兴。”

安嘉私底下曾经更想要个小女孩，但她还是把这个奇迹般降临的婴儿放在摇篮里，并且决定将他取名为马丁。她向别人询问时间和日期，决心记住她的孩子正是出生于1945年4月29日晚上8点30分。安嘉被送进了医务室，她惊奇地发现自己被扶上床铺，并且可以独自享用这个床铺。尽管医务室里弥漫着粪便的恶臭，而且环境也远远说不上干净，但她知道其他囚犯甚至还没有如此的好运。

安嘉那蜷缩着的孩子长着一头黑发，平躺在她胸前，就像去年达恩出生时那样。这个婴儿如此瘦小，本来应该被放进保温箱的，但安嘉紧紧贴着孩子，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保温箱”。

安嘉说：“我很高兴，我做到了，就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拉海尔及其婴儿马克就没有那么快乐了。她们被装在类似的满载垂死者的马车里，直接从车站驶向营地大门，那扇大门仿佛张开的血盆大口，等待着她们到来。她们刚刚穿过那扇有去无回的大门，就被拽下马车，被推进衣衫褴褛的队伍，并且被告知，到那个长方形点名广场去等待。广场用正方形大石手工铺砌而成，大石之间填塞了许多细小的花岗岩碎石。就在她们周围，整个营区明显陷入严重的混乱。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浓烟，大量文件被扔进焚尸炉烧成灰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最近被毒死的囚犯的尸体。德军士兵挥舞纸张四处乱跑，仿佛就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

来自弗赖贝格的妇女们并不知道，在之前的几个月，这座集中营的人口规模已经扩大了两倍，因为有大量撤回来的囚犯通过死亡行军源源不断地涌入。集中营的状况完全无法处理了。食物已经耗尽，疾病已经失控，甚至用帐篷搭建的临时营房也不够用。据估计，战争打到这个阶段，在毛特豪森及其附属集中营，每天都有800名囚犯死去，尽管有大量新来者进入，但在之前那个月，囚犯总数反而减少了2万人。德军看守不想留下任何罪证，尤其是在4月23日后，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下令大量空投以各种语言写就的传单，上面写着“毫不留情地追踪和惩处”任何虐待囚犯的罪犯。上述事实，以及苏联红军和美国军队即将会师，意味着世人即将发现过去六年在这片奥地利风景区所发生的一切的真相。

列车上的妇女构成集中营指挥官的另一个棘手问题。不过，一旦他们做出如何处置新来者的决定，拉海尔及其可怜的同伴们就只能勉强撑起疲惫的身体，每50人一组徒步前进，她们被告知，将要进行淋浴。拉海尔把马克藏在肮脏的衣服下面，她如此虚弱，仅仅知道将要进行淋浴，但她去过奥斯维辛，记得所谓的淋浴意味着什么。毛特豪森有一间16平方米的毒气室被伪装成淋浴室，从建成之日起已为集中营里数以千计的人实行了“安乐死”。集中营的记录显示，战争最后几个星期里，有1400名囚犯在毒气室里被毒死。4月28日，也就是在来自弗赖贝格的列车抵达之前一天，就有33名奥地利共产党员作为“国家公敌”而被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5名波兰人、4名克罗地亚人以及1名拥有英国国籍的奥地利人。尽管集中营里的红十字会官员已在谈判中提出，要撤走数百名来自法国以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囚犯，但处决还是被提前执行了。

这里的毒气室与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有所不同，但同样使用齐克隆B。致命的结晶体被倾倒进一个宽大的金属箱子里面，金属箱子连着一根细小的管道。一块加热过的砖头被扔进箱子里。一旦晶体遇热反应，毒气就会被释放出来，然后通过电风扇吹进房间。

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毒气室

拉海尔对此一无所知。她不知道妹妹们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她们是否在长途列车中幸存。她几乎已接受丈夫莫尼克被杀害的事实。她不再指望能够再次见到勇敢的弟弟莫涅克，也不太指望能够再见到落在门格勒医生及其党羽手上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她只知道，当她与儿子被推进那个连接着可怕管道的、铺砌瓷砖的大房间时，她就知道她们的死期到了。自从六年前纳粹入侵波兰，对她及其家人强加种种苦难以来，这也许是最为合适的悲惨结局了。

拉海尔后来说：“他们把我们送进毒气室，但囚犯们拆除了毒气室的设施，因此他们无法毒死我们了。”

我们再也无法弄清楚，拉海尔以及其他从列车上下来的囚犯当天是否被送进毒气室，还是被送进点名广场附近那座真正的毛特豪森淋浴室。相关记载自相矛盾，而且在战争最后几天的混乱中，没有多少真实可信的记载被留存下来。来自囚犯、文书以及党卫队军官的好几份证词都说明，集中营里最后一次毒杀行动发生于4月28日，此后他们就停止继续杀人了，因为太难以掩饰了。好几位从列车上下来的囚犯都声称，她们抵达集中营当天就是要被毒杀的，但不知道这仅仅是纳粹对她们施加的精神折磨，还是一路与她们同行的党卫队军官动了杀心，决心消灭这些一路押运过来的囚犯以完成任务。

格蒂·陶西格可能与拉海尔分在同一组，她坚称囚犯们将要被毒杀，而不是被淋浴。“他们把我们送进‘淋浴室’，每50人一组，但那是毒气室。毒气没有冒出来，他们才又把我们赶出来。我猜想，毒气用完了。毒气设施并未被拆除，只是不再发挥作用了。”

拉海尔说过，当她们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身上还是干的，穿着衣服，仍然活着，集中营里更加混乱了。“所有德国人都在跑来跑去、大喊大叫，其中一个人还说：‘别担心，我们把她们关进俄罗斯营，光是虱子就能把她们咬死了。’”日落时分，妇女们被重新赶回操场，天上开始下雨，她们拿到一些汤和水，这其实是红十字会分发到集中营的慈善包裹。然后，她们被迫坐在寒冷的地面上，等待列车上第一批被认为能够行走的、衣衫褴褛的瘦弱囚犯爬上山顶。

通向毛特豪森要塞的爬坡路

拉海尔说：“她们被迫爬山，这花了她们好几个小时。”当囚犯们最终抵达山顶后，她们又被迫拖着脚步走下山坡，走向俄罗斯营。那里距离安嘉及其婴儿躺卧的医务室不过几百米远，囚犯们被推挤着通过大门，走进带刺铁丝网环绕的栅栏里面，铁丝网带有2000伏特的高压电，囚犯们陆续被关进窝棚里。

格蒂·陶西格说：“那里一无所有，只有稻草和臭虫。我得了斑疹伤寒。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活下来的。我猜那是因为我运气好吧。”其他囚犯也对那里的状况有所描述。“我们病得很重……妇女们靠在彼此的臂弯里奄奄一息……我们已经失去知觉……我们就像铁块……我们半死不活地躺在自己的粪便里……我们都在等死。”

另一批囚犯，包括佩莉斯嘉，带着小哈娜和霍尔尼-布日扎的母亲们捐献的全套婴儿用品，还在慢慢爬上山顶。在超过两个小时的爬到要塞的时间里，佩莉斯嘉每次呼吸都很难受。她的婴儿穿着肮脏的罩衫和软帽，因为脓疮的疼痛而可怜地抽泣，软弱无力地躺在母亲那干瘪的胸前。

尽管佩莉斯嘉以及幸存囚犯身体虚弱、步履蹒跚，但她们还是遭到看守的推撞和殴打，这些看守从德国出发一路押运她们，而在集中营那些幸灾乐祸的党卫队看守怂恿下，这些负责押运的看守变得更加野蛮了。囚犯们每五人一排，近乎赤身裸体，在棍棒戳打下穿过风景如画的市镇，街道两旁都是美丽的窗户和半露出木框架的房子。绝大多数居民对她们视而不见，但也有些居民对她们吐口水，或者冷言冷语地告诉她们，当她们走到山顶时，所有人都将难逃一死。

有时候，她们可以停下来喘口气。她们不知所措，只是尽可能地看看这“自由的世界”，尤其是看看这难以置信的美丽景色。对佩莉斯嘉来说，多瑙河那令人刻骨铭心的景致只是徒添伤感，因为这条河流也流过她所钟爱的布拉迪斯拉发。蒂博尔曾经对她说“只去想美好的事情”，因此她竭尽全力，不去想那如同火烧的喉咙和严重的恐惧，只去想那草木茂盛的灌木篱墙，那开满野花的青葱草地，以及那几乎忘却的小鸟鸣唱。

囚犯们抵达毛特豪森的经历可谓相去甚远，这取决于她们是被装在马车上拖运上山，还是被迫三三两两地沿着两条山路的其中一条爬行上山。那些横穿集市中心的囚犯，感到自己被当地人完全无视了，当地人向看守们挥手致意或招呼问好，邀请看守们参加社交活动，或者向看守们打听营地的电影院里有什么电影上映。

毛特豪森的喷泉，妇女们被禁止在此取水

有些囚犯口渴难耐，当她们发现广场里有座古老的石砌喷泉时，队伍被冲散了。丽萨·米科娃说：“我们饿个半死，拖动着疲惫的双脚穿过城镇。我们口渴至极。市镇中心有一座美妙的喷泉，我们都跑到喷泉旁边，想要喝些水，但当地人把我们赶跑了，还向我们投掷石块……街道上一片吵闹，党卫队员殴打我们，把我们拖回队伍中去。”

那些走偏僻的后山小路的囚犯就没那么引人注目，她们可以走近蜿蜒山路两旁生长着的野草，吸取野草的汁液以滋润干裂的嘴唇。有些囚犯采摘树上的莓子，狼吞虎咽地大口吞下。其他囚犯则弯下脏兮兮的膝盖，跪着舔舐陡峭山崖上滴落的泉水。

佩莉斯嘉爬山的时候，紧紧抱住可怜的哈娜，她在饥饿中胡思乱想：蒂博尔能否知道自己已成为父亲了呢？女儿能否活到5月12日满月那天呢？佩莉斯嘉说：“我很想拯救我的孩子。这对我来说如此重要，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更重要。”恍惚之中，在傍晚时分，佩莉斯嘉终于抵达要塞，气喘吁吁地与其他妇女排成行列，这些可怜人被集合到一起。佩莉斯嘉说：“在经历过可怕的饥饿后，我都认不出我的朋友们了。”但更让她惊奇的事情还在后面。“院子里面竟然有红十字会的包裹等待我们领取。红十字会竟然给我们送来了咖啡和蛋糕！”

妇女们狼吞虎咽，但由于太过口渴，她们几乎无法下咽，她们尽可能地多吃一些，因为她们确信自己将要被毒死。一座高大的砖砌烟囱正在她们头顶上冒烟，这浓烟足以摧毁人们的希望。在那简单的盛宴后，妇女们又被迫等待了两个小时，她们都感觉到无可避免的结局即将到来。她们太过疲惫，已经无力反抗或逃跑，甚至只能勉强抬起头，看清楚那些将要杀害她们的凶手的面容。

丽萨·米科娃说：“我们站在或坐在院子里，等待最终的结局。那里还有几位男性囚犯帮工，他们问我们从哪里来，还说我们碰上了好运气，因为毒气室已经停止运作了。一位帮工说：‘救兵离这里不远了。他们不会再伤害你了。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自己都忙着逃命呢。’我们无法确定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就算救兵只剩一天路程，这一天我也可能已经被杀了。”

当阿尔卑斯山的凛冽寒风直吹在她身上时，佩莉斯嘉几乎跌坐在地面上，当一名陌生的党卫队军官以“冷峻”的声音在她身边讲话时，佩莉斯嘉从迷糊状态中清醒了过来。那是佩莉斯嘉再熟悉不过的语言，她听到那名军官对同僚说，毒气已经用光了，新来者可以住在吉卜赛营，来自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囚犯最近也住进了那个地方。“这次押运行动就在那里结束了，起码暂时结束了。”接着传来熟悉的叫喊声，“快点！”妇女们感觉到看守和牢头语带威胁地把她们包围起来，她们也下意识地聚拢在一起。就在她们要被驱赶到另一处未知目的地时，婴儿哈娜开始苏醒和呜咽。一名女牢头发现佩莉斯嘉胸前这个小小的肉团，她发出尖叫：“一个婴儿！一个婴儿！”另一名牢头冲上前来，张开双臂，抓住哈娜，并大声叫喊：“这里不能有孩子！”

佩莉斯嘉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她把两名牢头都赶开了，当时两名牢头每人抓住哈娜一条瘦弱的小腿开始致命地拔河，而佩莉斯嘉朝她们吐口水，用双手抓破她们的脸。佩莉斯嘉尖叫道：“不！不！”她像野蛮人那样英勇战斗。她非常珍惜的婴儿套装也掉落在地上，遭到踩踏，再也不能穿了。围绕哈娜的生命而展开的角力持续了好几分钟，双方势均力敌，三名妇女都在大喊大叫，婴儿则在号啕大哭。然后，就在一场打斗即将展开时，争执停止了，因为意想不到的人物介入了。一名年长的女牢头把一只手放在佩莉斯嘉的肩膀上，举起另一只手制止她的两名手下，那两人也就不再纠缠。她伸手抚摸哈娜的头部，平静地说：“我已经有六年没有见过小孩子了。”她还补充道：“我想花些时间跟她待在一起。”

佩莉斯嘉停止号哭，惊讶地看着年长的牢头。其他牢头默不作声地从佩莉斯嘉身边走开，她的衣服已被撕破，她也意识到这可能是拯救孩子的最后机会了。当不知名的拯救者张开双手，要从佩莉斯嘉身边抱走哈娜时，她犹豫了片刻，但还是把哈娜交给了对方。那名妇女说：“跟我来。”佩莉斯嘉听出对方带有波兰口音。

接下来的事情离奇到超乎现实，对方命令佩莉斯嘉在看守营房外面等候，而那名陌生妇女却把哈娜带了进去。初为人母的佩莉斯嘉冲到挂着漂亮条纹布窗帘的窗户前面，焦虑地看着那名妇女把婴儿的衣服解开，把婴儿放在桌子上。那名妇女对着哈娜微笑，轻声细语地说着什么，似乎没有注意到哈娜的可怕状况。那名妇女走向橱柜，抽出一根细长绳子和一条巧克力棒，佩莉斯嘉几乎已经忘记巧克力棒这种奢侈品了。看守掰开一片巧克力，用绳子把巧克力吊起来，再把巧克力吊在婴儿嘴巴上方，轻轻逗弄婴儿。这是哈娜经历的第一次游戏，她那长满脓疮的双脚明显因为高兴而上下摆动，她小小的舌头因为嘴馋而舔进舔出，佩莉斯嘉站在寒冷的室外，她呼出的水汽也凝结在玻璃上。

在将近一个小时后，看守重新把哈娜包裹在肮脏的罩衫里面，重新给她戴上软帽，把她抱了出来。那名妇女唐突地说：“给你。”说完便把婴儿还给了还在颤抖的佩莉斯嘉。那名妇女指示另一名牢头，把这对母女护送到吉卜赛营，去与其他人会合。那名妇女转身就走，仿佛这对母女接下来的命运与她再无关系。

佩莉斯嘉的新营房以前是生产梅塞施密特战斗机的厂房（因此也叫“梅塞施密特营”），要走到那个地方，佩莉斯嘉不得不沿着通往采石场的死亡阶梯向下走，谢天谢地，那里晚上一片寂静。那条路白天就已经相当危险了，台阶陡峭崎岖，而到了晚上，怀抱着小小的婴儿，拖着疲惫颤抖的双脚，佩莉斯嘉有几次几乎滑倒。当她终于走到谷底，蹒跚地走过那座死人无数的悬崖的底部时，她与哈娜终于被带到毛特豪森30多座营房中最偏僻的一座，那只不过就是采石场边上一栋潮湿的房子。在那栋房子里面，有一群看上去好像妓女的妇女在角落里大声争吵，她们甚至懒得抬头看看佩莉斯嘉。一些稻草和几张破旧草垫散落在浸满尿液的泥地上。从列车上下来的妇女筋疲力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面上。

这可不是什么欣赏美景的地方。这是被遗弃的人等待腐烂的地方。

其他从弗赖贝格列车上下来的妇女，也是当天晚上沿着与佩莉斯嘉相同的道路走下来的，当时牢头正在逗弄哈娜。她们几乎连再迈一步的力气都没有了，许多人从阶梯上滚了下来，不得不被搬运到谷底。等她们抵达营房的时候，她们倒头就睡，“太累了，连活下去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些比较幸运的妇女，比如丽萨·米科娃，被分配到条件稍好些的位于山顶的主营房，但在那里，她们也得四个人睡一张床板，她们得到男性囚犯的照顾，男性囚犯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的食物和饮水分给女性囚犯，希望能够把她们救活。不过，那里的妇女并没有新生婴儿需要喂养。

安嘉与她的孩子躺在远远说不上干净的医务室，筋疲力尽的拉海尔与马克栖身于虱子横行的邻近营房，而佩莉斯嘉与哈娜则疲倦地蜷缩在肮脏棚屋的地面上，妇女们永无止境的“死亡行军”也终于走到尽头了。然而，她们仍然被掌握在杀人成性的政权手中，她们的战争也远未结束。在毛特豪森，有数不尽的死亡方式，最为常见的就是饥饿、劳累、疾病，三位母亲及其孩子们都已经历过上述所有苦难。在这样的环境中，三名婴儿随时都可能遇到低温症、低血糖、黄疸病等危险。

三位母亲都不知道明天将会等来什么，三位母亲都太过疲惫，根本无暇细想。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当阿尔卑斯山曙光初现时，三位母亲及其婴儿还不知道崭新的一天已经到来，也不知道这崭新的一天的重大意义。

当天下午，当苏联军队逼近柏林元首地堡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偕同其新婚妻子爱娃·布劳恩（Eva Braun）肩并肩地坐在地堡书房的沙发上，双双殒命。两人服用了小瓶氰化物，希特勒还用手枪往自己右边的太阳穴打了一枪。两人的尸体被搬出地堡，淋上汽油，点火焚烧。刚好在安嘉的婴儿出生那天，希特勒写下了遗嘱。他在遗嘱中写道：自己“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承受辞职或投降的耻辱”。希特勒命令党徒将种族法律贯彻“到底”，要“毫不留情地对抗所有民族的毒害者，对抗犹太人的国际阴谋”。

通过摇摇欲坠的纳粹指挥系统，希特勒自杀的消息本该迅速传播开来，但在战争的最后决战阶段，这条消息并未传播到纳粹控制下垂死挣扎的男男女女耳中。就算囚犯们察觉到什么异样，也只不过是持续整天的枪击声和叫骂声而已，这些声音只会提醒囚犯们，自己仍然身陷于最后几座仍在运作的集中营里，集中营正在执行希特勒消灭“帝国的敌人”的计划。

丽萨·米科娃置身于山顶营地的正中央，她说：“德国人彻底疯了，对着每个人大喊大叫。每个人都害怕走出营房，以免被射杀。”米科娃跌坐在营房地面上一张散发恶臭的床垫上，一位捷克囚犯给她拿来一些面包，米科娃对自己说：“如今我必须活下来。”面包是用锯木屑和栗子粉做成的，外观和气味都让人毫无食欲，但这并不是米科娃吃不到面包的原因。“我太过疲倦，就连吃面包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正在发烧，周围的东西都像是梦境。然后，一名妇女走过来，掰开我的手，从我的手中抢去面包。我无动于衷地看着她。我太过虚弱了，就连活动和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只有安嘉及其新生的婴儿在医务室营地里得到了有限的照顾。那里没有多少医疗设施，最多就是囚犯们等死的地方而已。尽管如此，与在列车上的待遇相比，安嘉认为这里的德国人对她“还不算太过分”，尽管安嘉的婴儿尚未得到擦洗，还包裹在报纸里，尽管安嘉自己也是满身污秽、身体虚弱，身边尽是患上斑疹伤寒或其他重病但得不到救治的垂死病人。安嘉说：“及至我们抵达的时候，聪明的德国人已经感觉到害怕，他们开始喂养我们。”安嘉形容德国人的态度转变是“令人作呕的”，安嘉补充道：“我知道，就在前一天，他们本来还打算把我们杀掉，但现在一切都好转了，我们变成了‘上帝的选民’。”

安嘉还记得，早在达恩出生的时候，就曾得到建议，新生儿头十二个小时内不要喂食，因此在给马丁哺乳之前，安嘉休息了一下，马丁也睡了一下。让安嘉感到意外的是，当她开始哺乳的时候，乳汁如此丰富，以至于她可以“喂哺五名婴儿”。安嘉补充道：“我不知道那么多乳汁从哪里来。如果我有宗教信仰的话，我会说那是奇迹吧。”安嘉的婴儿还很小，婴儿的双臂都只有安嘉的小指那般粗细，小小的婴儿贪心地吸吮着乳汁。

之前好几个星期里，安嘉吃得不多，无非就是几口不新鲜的面包，这时她却能吃到一碗装满肥肉的通心粉。“我如此饥饿，我吃了个精光。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饿！……但那时候我真的就快要饿死了。我的肠胃根本消化不了。”几乎在顷刻之间，安嘉就因为腹泻而动弹不得了，而且情况非常严重。“我没剩下多少奶水了，而且遭到感染的奶水也对婴儿不利。但当你快要饿死的时候，你如何抗拒食物的诱惑呢？”

安嘉设法熬了过来，但她仍然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过第二天，说不定第二天就被纳粹谋杀了。睡在隔壁床铺的囚犯们设法安慰安嘉，让她不要再担心毒气室的事情了，因为毒气室已被“炸毁了”，但她不敢相信任何人。她不知道别人所说的话是否确切，但她当然希望这是真的。

在医务室外面的营房里，其他从弗赖贝格列车上下来的妇女就要绝望得多。她们的新营房害虫遍布、疾病横行。她们备受虱子的折磨，而且比她们已经习惯的肮脏程度还要肮脏得多。那里令人难以呼吸，因为空气中弥漫着人类粪便的味道和人体腐烂的味道。有些囚犯的尸体被拖进树林里，结果树林里到处是一堆堆烂肉覆盖的骨头。格蒂·陶西格跌跌撞撞地走出窝棚想喘口气，不料跌坐在一根木头上，结果被吓了个半死。一名男性囚犯坐在她身旁，阴阳怪气地说：“我想与你分享些好东西，上好的大腿肉。”

在她们的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没有人来叫她们起床。当然，也没有带有咖啡味的水可以喝。在山顶上，她们能够听到恐慌的德国人发出的枪声和越来越多的叫骂声。远处的爆炸声就像是传入她们耳中的音乐。那里还能持续听到从采石场传来的难以分辨的工作噪音，但之后就是一片死寂，妇女们都怀疑，她们是不是被留在那里等死。

就在希特勒自杀后那些日子里，毛特豪森的老囚犯们自行组织了囚犯委员会和抵抗组织，她们发觉集中营里的气氛发生了明显变化。集中营里还要点名，但采石场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停下来了（尽管最强壮的囚犯仍然接到指令，继续开采和搬运石头）。然后，她们意识到周围的德国人越来越少。“老前辈们”突然允许自由走动了，可以为最虚弱的囚犯领取食物和饮水，鼓励她们坚持下去。几乎一直都能听到车辆离开集中营时发出的柴油机响声，而红十字会的救护车也终于可以开进大门，按照协议接走那些来自法国以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囚犯。但山脚下的囚犯们还不知道，解放的日子已经触手可及，而绝大多数由红十字会带来的食品包裹，都已被逃跑的纳粹党徒裹挟而去了。

好几个月以来，安嘉第一次能够熟睡，拉海尔和佩莉斯嘉也尽量休息，以便稍稍恢复体力，而她们的婴儿也吸尽了最后几滴乳汁。三位母亲都完全不知道，就在5月3日星期四的早上，时年39岁、此前六年一直在这座集中营担任党卫队指挥官的弗兰克·锡埃赖斯（Frank Ziereis），已经命令他的下属离开。装载毒气室使用的齐克隆B的箱子被拆卸，集中营已被移交给一支来自维也纳的消防队，还有一些德军老兵留在现场帮忙。然后，党卫队旗队长锡埃赖斯上校及其妻子逃往自己的狩猎小屋，但随后就被俘虏并被杀死。他手下的党卫队军官早已闻风而逃。

就在那一天，一位一周前被红十字会接走的法国军官设法向盟军当局发出信息，告诉他们，在毛特豪森及其附属集中营，还有数以万计的囚犯即将被杀害，因为集中营接到希姆莱发出的信件，信中下令毁灭任何对纳粹不利的证据。（那位军官）注明：德国人计划彻底毁灭一切证据。这条秘密信息是准确的。毒气、炸药、用于集体溺毙囚犯的驳船都已收集齐备。从那位军官离开集中营那天起，大屠杀就已开始了。

毛特豪森解放者，美军中士艾伯特·柯西耶克

两天后，即1945年5月5日星期六的早上，美国第3集团军第11装甲师下属的“闪电部队”派出了一支侦察小分队在这个区域展开巡逻，以确保桥梁安全。一位焦急万分的红十字会代表说服了这支侦察小分队，跟随这位代表前往古森集中营，然后再前往毛特豪森集中营。这支部队由排长艾伯特·柯西耶克（Albert J.Kosiek）中士率领，他是一位会说波兰语的士官，他所属部队的中尉最近阵亡了，但他拒绝递补晋升，而是跟他的同僚留在一起。柯西耶克中士是移民美国的波兰人的儿子，他手下有23名士兵和6台车辆，包括1辆坦克和他自己所乘坐的侦察车。当他第一眼看见毛特豪森的山顶要塞时，还以为那是一座大型工厂。

当柯西耶克中士闻到集中营里散发出来的“恶臭气味”时，他震惊地发现了这到底是一座什么工厂——这是一处规模前所未有的杀人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间，由盟军士兵偶然发现的许许多多纳粹杀人中心一样，这是一次让柯西耶克及其部下终生难忘的经历。在高大石墙和双层电网的另一边，他们看见数以千计的两眼圆睁的囚犯，许多人患上紧张性精神病，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在经历过好几年赤身裸体、永无休止的点名后，许多囚犯已经习惯了泰然自若地裸露身体。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囚犯身上的破衣烂衫要么早已掉落，要么已被更加强壮的囚犯抢去了。囚犯们承受着风吹雨打，皮肤上要么长满脓疮，要么因为疾病而皮开肉绽。

柯西耶克中士说：“我永远忘不了那情景。有些人只能盖着毛毯，有些人更是全身赤裸，男男女女混杂在一起，构成最为瘦弱憔悴的乌合之众，我从未见过如此悲伤的景象……他们几乎不成人形。有些人的体重可能还不到40磅……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囚犯们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同样堪忧，有些囚犯发狂失控，“大喜大悲”，当美国人开车穿过大门的时候，囚犯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尖叫、怒骂、哭泣。

柯西耶克中士说服囚犯们安静下来，然后通过无线电向总部报告自己的发现，但有目击者说中士“根本说不清楚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东西”。柯西耶克及其部下此前已经看到过数百具倒毙在路边的囚犯尸体，那些人要么是在纳粹逃跑时被射杀的，要么是在死亡行军时被累死的，但当柯西耶克及其部下第一次看到集中营里的景象时，他们还是毫无心理准备。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柯西耶克中士正式接受了奥地利和德国看守的投降，看守们放弃抵抗，交出武器装备。看守们放心地把自己交给美国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愿落入苏联士兵手中。解放者后来才意识到，德国人看见“闪电部队”徽章上那道醒目的红色闪电（类似于锯齿状的党卫队“SS”标志），以为闪电部队是与党卫队大致相当的部队。

其余的德国看守要么逃之夭夭，要么企图以条纹囚服伪装自己，但看守们很快就被囚犯揪出来，其中许多人还被暴怒的囚犯当场杀死。幸存的俄国人尤其渴望复仇，他们徒手杀掉以前的德国看守。有些看守被殴打，被绞死，被扔到电网上，尸体在电网上挂了好几天。有些看守被囚犯公开砍死和肢解，有些看守被囚犯用集中营里分发的木鞋活活踩死。

在4公里外的古森附属营，柯西耶克中士及其部下已经见识过类似场景。囚犯对看守的仇恨，转化成对牢头以及其他囚犯的私刑，在2.4万名囚犯中，有超过500人被私刑处死。在毛特豪森，囚犯同样到处围攻人数甚少的美军步兵排，美军士兵根本无力制止暴怒的囚犯，囚犯洗劫了党卫队司令部，拿走一切能够拿走的东西。士兵们看见有两位妇女冲向电网，双双自杀。士兵们后来得知，那两位妇女曾经向纳粹出卖身体，她们不想被别人活捉。厨房里同样发生了骚乱，数百名囚犯冲进厨房，“就像游牧部落的野蛮人”一样到处抢掠。饿得半死的男人们从麻布袋里抓起几把面粉，直接往喉咙里面塞。骨瘦如柴的囚犯为了争抢残羹剩饭而在地面上疯狂扭打。柯西耶克中士几乎无法维持秩序，他掏出手枪，向天开了三枪，然后用波兰语对囚犯们喊话，命令他们安静下来。

在这极其混乱的状态中，囚犯们领着柯西耶克中士及其部下进行了一次“引导参观”，囚犯当中有一位教授，能说流利的英语。士兵们被领着参观了几处不同地点，包括火葬场，那里的焚尸炉曾经“全速开动”而且“浓烟滚滚”。焚尸炉能一次焚烧五具尸体，而不是通常情况下的一具尸体，焚尸炉底架上叠放着新近被杀害的囚犯，许多囚犯身首异处，血流满地。士兵们还看见老鼠啃咬散落在集中营各处的尸体。绝大多数尸体只能勉强辨认出人形。集中营里到处都在谈论人吃人，士兵们还看见“就像木材那样堆积起来”的人类尸体。在邻近的毒气室里，士兵们还发现了更多穿着衣服的囚犯尸体。

柯西耶克中士知道自己以及部下不可能安全地留在营地里过夜，因此他让囚犯委员会负起责任，防止骚乱蔓延，防止针对牢头和妓女的报复性袭击，以及监督剩余食物的发放工作。柯西耶克中士警告说，如果秩序无法维持，美国人将会撤离，把囚犯留给纳粹处置。

由于毛特豪森的臭味实在是直冲鼻孔而来，美国步兵排最终还是离开了集中营，而且还带走了绝大多数看守（许多看守也乞求美军保护），美军士兵承诺，美国陆军大部队将于次日抵达。许多囚犯害怕自己被抛弃，或者害怕纳粹还会再回来，因此那些还算强壮的囚犯到处收集武器，自行组织巡逻队，誓死捍卫自己。

克拉拉·罗伏娃说：“美国人突然离开，我们再次感到害怕，这既是因为没有人喂养我们（你可以想象我们多么恐慌），也是因为德国人可能还会回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据说是因为（美苏之间）的军事分界线太过接近，当局都不知道我们应该被置于谁的管辖之下。”

然而，及至1945年5月5日，囚犯们其实已经正式获得自由了。柯西耶克中士时年27岁，他的父母都是波兰人，他已经自行解放了毛特豪森集中营和古森集中营的大约4万名囚犯，同时接受了1800名德国战俘的投降。

1975年，柯西耶克偕同妻子格罗莉亚回到毛特豪森，领着解放者的队伍再次穿过集中营大门，以铭记集中营解放30周年。柯西耶克仍然与许多位解放者保持联系，他还与少数几位幸存者保持联系，包括时年十几岁的匈牙利人蒂博尔·鲁宾（Tibor Rubin）。鲁宾后来移民美国，并且因为在朝鲜作为步兵和战俘期间的英勇表现而获得美国荣誉勋章。多年以后，还有两位波兰幸存者拜访柯西耶克中士及其家人，柯西耶克家在伊利诺伊的芝加哥，来者当面向他道谢。柯西耶克中士于1984年去世，享年66岁。

柯西耶克中士的儿子拉里说：“我的父亲发觉，他很难描述自己的生平经历，但当我13岁那年在学校学习关于战争史的内容时，他的确把自己的私人笔记给了我。他知道集中营里有几个婴儿，这一直让他感到震惊，但他总是为步兵排的丰功伟绩而感到无比自豪。”

八 解放

被解救后正在康复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幸存者

佩莉斯嘉最初得知美国人抵达毛特豪森，是因为她多年以来没有听到过的爽朗笑声，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从远处某个地方，她似乎还听到人们演奏乐器的声音。

佩莉斯嘉颤颤巍巍地从肮脏的稻草堆里爬起来，透过窗户朝外面窥探，正午的阳光非常刺眼，她发现外面有三辆并不熟悉的、涂抹着白色星星的军车，车上装载着年轻的士兵，但并未穿着德军制服。士兵们看上去是美国人。人们一直盼望来自盟国的解放者，但当解放者到来的时候，看上去又如梦似幻。美军与德军如此不同，从制服到头盔，从走路到谈吐，甚至用鼻子搜索气味的方式都如此不同。

美国人抵达的时候，许多囚犯欣喜若狂，用各种语言叫喊着“和平来了！欢迎欢迎！”或“我们自由了！”其他囚犯则只是就地躺下，无动于衷，漠不关心。有些囚犯喜不自胜，泪流满面，祈求这些面带笑容、身穿制服的男人不是转瞬即逝的幻觉。有些年轻妇女一直盼望美国大兵到来，但现在又突然自惭形秽起来。她们为自己的气味感到羞愧，低垂着脸，或者徒劳地梳理爬满虫蚁、沾满尘埃的头发。

其中一名美军士兵是年轻的军医、五级技术士官勒罗伊·彼得松（LeRoy Petersohn）。彼得松时年22岁，原本是伊利诺伊州奥罗拉市的报社职员，此时在巴顿将军司令部直属的第2装甲战斗团服役。彼得松头盔上有显眼的红十字标志，还佩戴着红十字臂章。战友们喜欢叫他皮特，他已在战场上“修补”过无数战友，而且因为在突出部战役中英勇负伤而获得紫心勋章。当他所在的陆军师抵达毛特豪森后，他耗费了将近两个星期来救死扶伤，他首先被派到主营地下面的营房，看看谁最迫切需要救治。

彼得松后来说：“在我来到集中营之前，我已经历过许多，但当我看见几乎饿死、皮包骨头的人们，我还是深受触动。”当彼得松来到一处棚屋时，他看见五个人睡一张床，并看着一位骨瘦如柴、脉搏微弱的囚犯死去。“那里极度混乱，不知从何入手。”这位手无寸铁的军医曾经得到警告，不要与囚犯靠得太近，不要让囚犯拥抱他，因为囚犯身上满是寄生虫和传染病，但据说囚犯“就这样簇拥”在他周围。当彼得松走过好几处棚屋去检查病患时，他也无法对试图脱身的党卫队看守施以援手，有些党卫队看守被囚犯发现，然后被群起报复的囚犯殴打致死。

勒罗伊·彼得松，救活哈娜的军医

佩莉斯嘉颤颤巍巍地斜靠在营房的窗框旁边，她听到士兵们的声音，辨认出士兵们所说的语言。这位年轻的语言教师曾经在自家花园里讲英语课，如今要用她正在发烧的脑子组织词汇大声呼救。佩莉斯嘉说：“我用英语向他们叫喊，让他们到营房里来。谢天谢地，其中一名士兵是军医。他看着我手中的襁褓，小心打开，然后看见因为营养不良而满身脓疮的瘦小婴儿。”

在这蚊虫出没、疾病流行的营房里，竟然遇到一位母亲和一名新生儿，这让皮特感到震惊。母女二人都严重营养不良，严重脱水，而且婴儿身上“大面积感染”，上面还覆盖着“仿佛比婴儿还要大”的虱子。皮特详细查看后，立即向顶头上司哈罗德·斯塔西（Harold G.Stacy）少校汇报其发现。这位少校是所在陆军师的外科医生，他与皮特在进军路上临危受命，取代两位在突出部战役期间阵亡的军医。

“我说：‘医生，你能跟我来吗？我有东西要拿给你看。’他就跟我来到营房，确认这里有个小女孩，确切地说是小女婴，出生才几个星期。她是在其他集中营降生的。”皮特问了婴儿的名字，有人说：“哈娜，她的名字叫哈娜。”那人补充道：“当大家来到毛特豪森的时候，本来是要被杀害的。但刚好在那天，在大家到达那天，毒气用完了。”

哈娜严重营养不良，而且因为感染而遍体鳞伤，两位军医都知道哈娜存活下来的希望实在是非常渺茫。两位军医要面对数千名亟待治疗的囚犯，这已经让他们分身乏术了，而且他们还要面对斑疹伤寒以及其他疾病的蔓延。尽管如此，少校及其年轻的医务助手都很同情这个孩子，决定马上进行手术。

为了说服佩莉斯嘉允许他们带走孩子，皮特向这位焦虑的母亲保证，他们将会竭尽全力拯救这个孩子。这已经是一周之内第二次佩莉斯嘉不得不把婴儿交给陌生人，她非常不愿让哈娜再次离开自己的视线。佩莉斯嘉无法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担忧，只能请求与婴儿一同前往，直到会说德语的斯塔西少校设法让她平静下来。皮特说：“那位母亲很想一同前往。我的上司……向她解释，我们会把孩子送回来，我们设法安抚她，最终让她平静下来。”佩莉斯嘉太过虚弱，无法继续争辩。佩莉斯嘉目送他们远去，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再看见漂亮的小哈娜，还有她那蓝色的小眼睛和高挺的小鼻子。

两位军医跳上吉普车，斯塔西少校抱着襁褓中的哈娜，皮特驱车直奔古森附近的第131后方医院。那里是唯一具有外科手术设备，能够对哈娜身上的感染创口进行处理的医院。然后，斯塔西少校又把皮特派往多瑙河畔的第81医疗大队。斯塔西少校指示皮特，去医疗大队收集生死攸关的盘尼西林，这在当时是刚刚研制出来的神奇“特效药”，必须放在特制的冷却器里保存。

当皮特回到后方医院的时候，斯塔西医生已经开始为哈娜做外科手术了，他切开哈娜身上的脓疮，放出脓液。在缓慢而复杂的步骤中，斯塔西医生逐个处理脓疮，在必要的地方切除受感染的皮肤。皮特跟随斯塔西医生的步骤，清除小婴儿身上的脓液，并且在每处切口用棉签涂抹盘尼西林。哈娜的小脸因为哭闹而扭曲，在切除脓疮的地方，将会留下永久的疤痕。

佩莉斯嘉在等待婴儿的消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却杳无音信。第二天，当一名美军护士把缠满绷带的小婴儿送回来的时候，佩莉斯嘉泪流满面。佩莉斯嘉已被转移到一处临时诊所，那里每三位病人一间病房，每位病人都能享有自己的病床，佩莉斯嘉看着护士的脸，极度痛苦地叫喊道：“她死了吗？”

护士向佩莉斯嘉保证道：“不，不！她还活着！她很健康！”佩莉斯嘉把小哈娜抱入怀里，发誓永远都不会再让女儿离开自己的视线了。

皮特，也就是彼得松，继续密切关注哈娜的康复进展，定期来看望这对母女。皮特的上司斯塔西少校解释道，被关在煤车里的那几个星期几乎要了这个婴儿的命。“他说感染已经蔓延到婴儿全身。”两位军医试图说服佩莉斯嘉，只要她和婴儿的身体康复到可以出门的程度，就动身前往美国。皮特说：“我的上司试图说服她，把婴儿带到美国去。他会为这对母女做好安排……因为他认为她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治疗，这不是我们目前能够给予她的，但她拒绝接受。她想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她想找回丈夫……她还希望丈夫会在那里等她。”佩莉斯嘉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她小心翼翼地叠好留给孩子的礼物，细小的白色罩衣和软帽，那是弗赖贝格的妇女们为她的婴儿缝制的，她祈求自己能够迅速恢复，以便尽快带孩子回家。

在更偏僻的几间营房里面，安嘉的婴儿还被包裹在纸张里，这种状况还要持续三个星期之久。那里没有尿布，也没有柔软的纸张可以包裹婴儿，只有许多报纸。安嘉也没有听说过佩莉斯嘉和哈娜或拉海尔和马克的消息，因此三位母亲都以为自己的孩子是绝无仅有的“奇迹般降生的婴儿”。解放者也没有向她们解释。安嘉说：“美国人来了后，看见我们就像看见世界七大奇迹似的。我被拍进了新闻片。他们对此难以置信。一个体重只有70磅的母亲带着一个只有3磅重的、活蹦乱跳的婴儿。在如此不堪的地方，他们还没有看见过这番景象。”

除了得到人们的关注，安嘉认为最美好的收获就是美军士兵给她的巧克力。“那很好，不过他们说我们可以吃巧克力，只是一次不要吃太多。这简直是太折磨人了。”最后，她们每次可以吃一小片。几天后，安嘉请一名美军护士来到她身边。“我问她，能否给我儿子洗个澡，因为我儿子从来没有洗过澡。她惊奇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个疯子，她说：‘你说什么？你不是有个女儿吗？’……我当时就疯了，这是我第一次发疯，怎么可能变成‘女儿’呢，他们明明告诉我是‘儿子’啊？……我不知道想什么好。这种事情我简直闻所未闻。”

安嘉引起一阵骚动，好几名医生来到她床前。在安嘉的要求下，每一名医生都检查了这个被安嘉唤作马丁的孩子，他们最终确认，安嘉生了女孩而不是男孩。一名医生最终解释道，幼小的、未发育的婴儿经常被人弄错性别，因为婴儿的外阴部是突起肿胀的。安嘉说：“我很高兴！我总是想要个小女孩！……她就像个天使。我不断地用我的双手来温暖她的双脚。”

在女儿被清洗干净后，安嘉把女儿抱得更紧了。安嘉给她重新取名为爱娃，因为没有比这更简洁的名字了，而且在许多语言当中，这个名字的拼写都是相同的。这对安嘉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她经历过那个人们的姓名和母语都能成为罪名的年代。而且，尽管女儿于4月29日在货运马车后面、在集中营大门之下出生，但安嘉决定永远为她庆祝另一个生日：5月5日，也就是安嘉和爱娃·纳坦诺娃（Eva Nathanová）得到解放和“重生”的日子，那天她们作为自由公民复活了。这也是其他两位母亲私下做出的决定。

在阿布拉姆丘克家的所有姐妹中，拉海尔的妹妹萨拉是第一个意识到美国人正式解放毛特豪森的，5月6日那天，她听到炮声，那已是柯西耶克中士接受德国人投降的第二天了。她看见有美国大兵在营地里边走边聊。“美军吉普车载着士兵开进来，我开始呼叫，每个人都开始尖叫，而躺在手推车上的人则鼓掌欢迎美国人的到来。她们就是这样死去的，在鼓掌和感恩中死去。至少她们知道美国人来了，天啊，许多人就在那时咽了气！她们病弱不堪、疲惫不已，就在那个时候撒手人寰。”

萨拉如此兴奋，迫不及待地要与姐姐分享这一消息，她赶到姐姐的营房。“我告诉她：‘拉海尔！拉海尔！战争结束啦！’她扇了我一耳光，因为她以为我疯了！……但就在那天，我们所有人都重生了，尤其是婴儿马克。美军士兵对我们如此友善。上帝保佑美国！”

拉海尔最终相信妹妹说的是真话，但她太过虚弱，没有力气爬起床，亲眼看看解放者。无论如何，当时营地里都沸腾起来了。人们重获自由，亲眼看到大门上升起白旗，这让囚犯们欣喜若狂，但囚犯们同样对这些年来所受的待遇感到怒不可遏。成年男子大喊大叫，大肆破坏。党卫队车库上耸立的巨大木质鹰徽被拆了下来，并被急于复仇的囚犯们砸成碎片。所有滞留的看守都被殴打，甚至被打死，而衣衫褴褛的囚犯乐队用荒腔走板的乐器声激动地演奏着或演唱着爱国歌曲。

就在那个星期，营地里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高茨（Alexander Gotz）的美军上尉，他是医学博士，隶属于第41装甲侦察特遣队医疗分队。他形容那天他看了一部“毛骨悚然、光怪陆离的歌剧，演员都是仅存人形的骷髅。”即使在事态平息下来，美国人重新控制局面后，幸存囚犯也仍未脱离危险。囚犯们要面对意料之外的新敌人：怜悯。

美军士兵曾经收到严格指令，在医护人员正确评估幸存者的身体状况之前，不得给幸存者喂食。在解放过好几处集中营后，盟军司令部好不容易才了解到，给快要饿死的人喂食同样足以致命。但第11装甲师的美国年轻人缺乏经验，他们来到毛特豪森后，发现自己不可能拒绝饥饿的群众，由此造成了悲剧的结局。他们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补给包括糖果和香烟分给幸存者，他们意识不到这样做的严重后果。这里的男男女女只靠流质食物生存，再加上树皮或草根来果腹，此时却把香烟吞进肚子里，而不是用来吸食。那些没见过口香糖的人，也把口香糖吞进肚子里。其他人则用锋利的石头敲开豆子罐头，然后狼吞虎咽，此外还吃了过量的腌肉、奶酪和好时（Hershey）巧克力棒，根本就停不下来。

在经历多年极端匮乏和百病缠身的生活后，人们的身体濒临崩溃，已经无法消化固体食物了。据估计，有1300名虚弱脱水的囚犯死于疾病和腹泻，原因就在于他们无福消受解放后那几天获得的食物。此后又有2000人死于疾病，绝大多数死于斑疹伤寒和痢疾。

三位母亲及其婴儿同样面临危险。她们被带离满是寄生虫的营房，被安置到条件更好的区域，在那里，每个人都能分配到饮水和食物。然后，她们身边的妇女就开始陆续死去。拉海尔说：“美国人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他们从未见过快要饿死的人。他们给了这些人所有食物。”

一名美国大兵就把自己的军粮给了拉海尔，那是用咖啡色纸张包裹的巧克力。拉海尔已经不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见巧克力是什么时候了，她坐在那里，失神地看着手中的巧克力，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拉海尔把巧克力凑到鼻子前面，闭上双眼，闻着巧克力的味道。那名士兵以为她不知道巧克力是什么，慢慢对她说：“你可以咬开它，然后吞下去。”那名士兵甚至以手势对她示范，这让拉海尔潸然泪下。“他问我：‘你为什么哭了？’我说不出话来，然后他就走开了。”那名士兵回来的时候，又问了相同的问题。

拉海尔回答道：“因为你告诉我巧克力是什么。”

那名士兵窘迫地道歉，但又问道：“你上次照镜子是什么时候了？”

拉海尔回想，那应该是一年前了，1944年5月，当时她还在罗兹隔离区，还与亲爱的莫尼克和亲爱的家人待在一起。

那名士兵抱歉地解释道：“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你们是野蛮人。我们并未意识到你们也是正常人。”

那些一度置身于荒芜阴影中的人早已忘记何谓“正常”。其中有些人早已被折磨得面目全非，因为精疲力竭而无法欣赏自由的愉悦，甚至在纳粹消失后依然如此。有一位幸存者曾说，人们最初未能理解获救意味着什么，尽管人们一直翘首期盼终有一天可以获救。她说，人们“太过虚弱，太过空虚，以至于都感觉不到快乐了”。

许多人不顾一切地逃离此地，以免纳粹返回，他们就像喝醉酒一样，跌跌撞撞地奔向营地大门，大门被突然撞开。这种逃跑的努力远远超出许多人的身体极限，许多人倒毙在围墙外。其他人则逃到城镇或邻近的农场，在那里乞讨食物和衣物，他们几乎总能如愿。某些最为迷茫的囚犯则只是跌坐在地面上，无法理解何谓自由，无法欣赏大自然的奇迹。

他们挣扎求存的斗争远未结束，在此后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里，只有最健壮的人才能存活下来。甚至没有几个人知道，德国人已于1945年5月7日无条件投降，并在法国兰斯一栋红色校舍小楼里履行投降手续。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德国投降一天后，全世界都在热烈庆祝欧战胜利日，数百万人潮水般地涌上街头。在他们身心俱疲的生命中，他们挚爱的亲人几乎都已逝去，而在毛特豪森拥挤的床铺和营房中，似乎也没有什么是值得庆祝的。

纳粹投降几个星期后，盟军分区占领此前的德意志帝国领土。营地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尽管美国陆军解放了毛特豪森，但共产主义苏联的军队将会接管奥地利的这个地区。1945年7月28日之前，美国人就要撤退到多瑙河南岸，苏联红军将会接管营地，同时接管所有滞留在营地的囚犯。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俄国人几乎跟纳粹一样可怕，接管之日突然变成他们自己逃往美国占领区的最后期限。

为了制止满身疾病的可怜幸存者跑出营地，美国人再次关闭营地大门，并且向人们保证，只要人们把病治好，就可以离开营地。萨拉的身体状况比绝大多数幸存者都要好，她说：“我们只想回家，但他们说我们还不能离开，因为当地还有党卫队残余分子。许多人并不理解，或者并不接受，于是他们又解释说，我们正被隔离检疫。”萨拉决定尽力提供帮助，她自愿在美国人建立的临时医务室充当护士，临时医务室大约可以容纳600名病人，帐篷搭建的战地医院还能再容纳1000名病人。萨拉帮忙注射维生素或其他药物，帮忙照顾生病和垂死的人，就这样忙活了10天。“我总得做些什么，就算是给垂死的人喂最后一顿饭也好。”

然后，萨拉感染了斑疹伤寒。“我不太记得了，因为我当时神志不清，而且正在隔离。我还记得，一名意大利医生说我挺不过来了。从那天起，是我的妹妹伊斯特救活了我。她打开窗户，从窗户里爬进来给我食物。她甚至不在乎自己也可能感染斑疹伤寒。有一个星期，我几乎要死了，但她还是留在我身边，因为我走不动也看不见。有一次，我让她给我找些草莓过来，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她找来一些草莓，但我正在发烧，又对她说：‘我不想吃草莓！’可怜的伊斯特。她救了我的命。”

拉海尔也在尽力提供帮助。在红十字会以及其他志愿者的帮助下，美国人组织了一个混合班组，负责烹饪食物、检查营养成分、小心核定分发食物。这个混合班组很快就被人数众多的幸存者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得不由全副武装的士兵负责保护食物。不久后，他们决定为每间棚屋提供炉子，每天分配可供煮食三次到四次的食材。拉海尔很快就在营房里担当厨师，与她同住的幸存者嗷嗷待哺，她开始给她们熬汤。拉海尔说：“我有婴儿要喂哺，我的妹妹们正在生病，所以我找了一口小锅，开始煮食。”拉海尔重新承担起母亲的角色，早在她们生活在帕比亚尼采的岁月，她就开始照顾弟弟妹妹了。

随着斑疹伤寒蔓延全身，萨拉的情况继续恶化。在她脱离危险之前，她病了好几个星期。萨拉说：“我病得很重。我跑去浴室，但到处都被塞满了，看上去就像地狱……你能看见的就是死人，到处都是尸体。”有一天，一位医生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已经是6月了。“他说：‘我们打开窗户吧。夏天来了，我们都会好起来的。’然后我就这样好起来了。我挺过来了。”

此后几个星期，三位母亲及其婴儿逐渐恢复体力，甚至开始恢复体重，她们仍然生活在营地的不同角落，处于正式的隔离检疫中。那里有好几万名幸存者需要照顾，美国人声称那里“组织混乱”，唯一庆幸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太过虚弱，无法离开病床。

拉海尔已经听人说过营地里还有其他婴儿，不过她并没有亲眼看见，因此每一位母亲都还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她们本来可以彼此支持，彼此分享在奥斯维辛、在弗赖贝格、在火车上的经验，但她们仍然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怎么可能还有其他妇女及其婴儿能够熬过她们独自经历的这一切呢？除此之外，她们还有太多事情要去考虑，主要是恢复活力，尽量让自己离开营地那天好看些，她们满怀希望，希望能与蒂博尔、莫尼克、贝恩德团聚。

拉海尔说：“他们仍然不允许我们离开营地，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传染德国人，所以我们又在那里待了四个星期。但过了几天后，有些女孩下山到城镇里，人们给了她们一些衣服，我们把脸洗干净，看上去像个正常人了。”妇女当中有些裁缝，她们把毛毯剪开，做成围裙，又把男士内衣和衬衣拿来剪裁，有些衣服是从看守宿舍拿来的，有些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其他人则把颜色鲜艳的窗帘扯下来，或者把党卫队看守和牢头宿舍的条纹床单扯下来，改成裙子和衬衣。最幸运的妇女洗劫了党卫队高官家属的房子，拿走了那些官太太的衣服。幸存者埃斯特·鲍尔说：“我拿到一套墨绿色的毛领羊毛套装。我高兴得不得了！”

当盟军指挥官来到营地，亲眼看到那里的恐怖情形后，指挥官们坚持认为，毛特豪森集中营必须向公众开放参观，城镇里的那些旁观者被带到山上，亲眼看看纳粹犯下的罪行。哭丧着脸的居民用手帕遮掩鼻子，发誓自己并不知情，尽管臭味和烟雾总是在他们头顶上萦绕不散。占领当局坚持，居民们必须“自愿”照顾幸存者。这种照顾包括从多瑙河抽水到山上，为幸存者擦洗身体，清洗或烧掉幸存者的衣物，在衣物上喷洒杀虫剂以消灭虱子。

那个当地人引以为豪、占地1英亩的运动场，也就是奥地利人为党卫队足球队欢呼喝彩的足球场，被改建为将近1000名死难者的坟场。这些死难者全身赤裸，几乎无法辨认，许多已经腐烂。第56装甲工兵大队A连的士兵开来推土机，借助安装在坦克上的铲斗，开挖了30米长、2米深、3米宽的壕沟。工兵当中有一位中士名叫雷伊·布赫（Ray Buch），他于5月10日来到此地。“我们挖了这些壕沟……就在那片足球场上，党卫队曾经用石头砌了一座讲坛……用推土机很难挖开。我们不得不调动人力徒手挖开比较大块的石头。我们试图炸开一些石头，但花岗岩是最坚硬的岩石……我们尽量把尸体从头到脚平放在壕沟里……但为了在墓穴里放下更多的尸体，我们只能让其彼此堆叠起来。每个尸堆足有500具尸体。每辆货车大概可以装载200具尸体。但货车上的尸体彼此叠压，很难说清楚里面到底有多少。”

毛特豪森坟场与医务室

德军战俘，包括以前的看守和党卫队军官，也被盟军召集来帮忙，要让死者体面地下葬。曾经因为党卫队的到来而捞到好处的毛特豪森居民，也被盟军召集来，并且要穿上“星期日的盛装”。居民们哭哭啼啼，被迫挖掘更多的墓穴，把尸体从营房搬上货车，然后每150具尸体肩并肩地平放在墓穴里。墓穴被沙石回填，之后又在每具尸体的安息之地上竖起白色十字架或大卫王之星。其中许多写有姓名和忌日，但更多只能写上“无名氏”。祷告者为死难者祈福，当地人则要带孩子出席集体葬礼。

解放之后，幸存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够在死人堆里活下来，他们继续向加害者发泄怒火。除了挖掘墓穴之外，德军战俘还被迫清洗厕所，拆卸和焚烧害虫最多的营房，到采石场去干活，或者从事他们曾经强迫囚犯从事的非人道工作。

尽管盟军尽力保持营地封闭，但毛特豪森周围的住家、农场、商店还是不断遭到袭击，城镇里的居民，心怀害怕、羞耻、愧疚，通常会向乞讨者交出食物、饮料、衣物，所有乞讨者看上去都可怜兮兮、疾病缠身。

随着5月过去，夏日的太阳开始驱散幸存者体内的刺骨寒意，营地状况也大为改善。带着死亡气息的苍白脸色，数百人爬下床铺，在草地上或任何空置角落就地躺下，安然入睡。阳光似乎缓解了他们周围的艰难处境，鸟儿歌唱的声音融化了他们最为痛苦的记忆。尽管绝大多数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个曾经沦为人间地狱的地方，但更多的人却为围墙外的生活而感到担忧。盟国之间已达成协议，把各盟国各自解放的所有幸存者遣返回国，但许多人感觉到，不能回到德国、波兰或苏联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完整的犹太社区已被屠杀殆尽，社会上还普遍弥漫着对犹太人的敌意。他们继续为亲人的下落感到担忧，渴望与任何可能还活着的亲人团聚，但如果他们回国索回自己原有的财产，会有什么危险等待他们呢？他们有“家”可归吗？

无论老幼，都因为自身经历而备受创伤，他们不知该何去何从。他们的心理创伤深入骨髓、伴随终身。无数人宁愿自杀，也不愿面对希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其他人在长期监禁后，则为自由感到高兴，想要开始新生活。数以千计的人打算集体前往“应许之地”，即处于委任统治状态的巴勒斯坦，他们也称其为“以色列圣地”，或者前往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他们希望在那些国家重建生活并确保安全。但毫无疑问，白手起家将会万分艰难，他们也痛苦地意识到，那些国家的移民政策都很严格，不可能欢迎大批赤贫的难民。

遣返难民的方向与方式悬而未决，由此造成大规模难民危机，这些难民最初由盟国军人进行管理。当时有800万～900万战争幸存者，要么被安置在军队管理的难民营，要么被安置在志愿机构管理的难民营，比如教友派救援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红十字会以及国际难民组织等志愿机构。尽管某些小规模难民营设在学校、旅馆、医院里，但考虑到难民人数众多，显然只有废弃的要塞、劳动营甚至幸存者曾经被监禁的营房才是合适的场所。在1945年7月底之前的好几个星期里，毛特豪森集中营就被改造为难民营，而这只是遍布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士、英格兰和奥地利的2500处难民营之一。在曾经通电的围栏内，无家可归者得到衣食和住处，接受登记、处置、甄别，准备遣返回国。他们要等待某个国家同意收留，或者等待某个外国亲戚愿意接济。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过程可以持续好几年，那些无家可归者需要长期等待，还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而失去家园的补偿通常远低于实际的损失。

为了加快遣返进度，红十字会已竭尽全力，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则建立了中央寻人局（Central Tracing Bureau），帮助幸存者通过报纸刊登名单和每日电台广播来寻找亲人。志愿者询问每位难民，并为每位难民填写表格。他们最终遣返了600万～700万人，帮助150万人移居外国，但这将会是艰巨、漫长甚至争议不断的事业。

毛特豪森有来自24个国家的超过4万名难民，他们想要回到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或者他们曾经视为家园的地方，但这个任务无异于后勤运输的噩梦。这不仅是由于多数难民曾经承受身心创伤，而且还因为难民几乎没有衣物、现金、文件。欧洲是个大熔炉。当地绝大多数火车、船舶以及机动车辆都已被征用，用于运送补给、部队、机器回国，并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运送如此众多想要前往世界各地的难民。难民被遣返回国是不收任何费用的，但必须确定谁来资助他们的路费，盟国或当地政府已经首先垫付了遣返费用。最终，这些开支也只能由相关各方来分摊了。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在集中营、灭绝营、劳动营里幸存下来的男女老幼，都被要求出示某种身份证明文件，但除了刺在手臂上的囚犯编号，或者每日点名时叫到的编号，绝大多数人一无所有。许多纳粹记录已被焚毁或被带走，无法确知这些人属于哪个国家。

就算最终领到重新签发的新证件，对于那些原本归属的社区已被完全抹去人来说，未来的命运仍然变数极大。到处都流传着返回家园的人们被流放、被杀害的新闻报道。孤儿寡妇尤其脆弱，许多士兵极力劝说她们，去美国碰运气可能还好些。

幸存者克拉拉·罗伏娃结识了一名19岁的美国大兵麦克斯，麦克斯来自纽约布鲁克林，而克拉拉也怦然心动。麦克斯对克拉拉很好，总是为她带来额外的食物，还有最值钱的美国香烟，在营地里这就是硬通货。当克拉拉最终要对麦克斯说再见时，麦克斯“正式地”做了自我介绍，并且伸出了手。克拉拉开始时也伸出了手，但又因为害羞而把手抽了回来，因为她身上有虱子，而且身上还很脏。麦克斯还是握住并亲吻了克拉拉的手。克拉拉永远忘不了麦克斯的善良，她最终生活在美国，善良的士兵也成了她的家庭成员，克拉拉的孙子也叫麦克斯，以纪念祖父的英名。

佩莉斯嘉满怀心事地凝望营地下方的多瑙河，她非常想念布拉迪斯拉发，想要带着哈娜尽快回到家乡。佩莉斯嘉坚信蒂博尔会在家里等她们，家里都是他的笔记和烟斗。距离佩莉斯嘉最后一次见到蒂博尔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当时两人隔着奥斯维辛的铁丝网，但她“只去想美好的事情”，她绝不允许自己猜想蒂博尔是否未能幸免。

拉海尔及其妹妹都才20多岁，她们只有一个地方想去。萨拉说：“父亲总是说，如果我们分开了，那么等到战争结束后，我们都应该回到帕比亚尼采，并在那里重逢。所以，只要我们身体恢复了，我们就去那里。”拉海尔希望莫尼克还活着，希望莫尼克还会去帕比亚尼采找她，最终能够见到这个尚未见过父亲的儿子。拉海尔并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拥有那些家族工厂，反正他们都得从头再来，努力为自己重建新生活。

安嘉带着小爱娃无处可去，只能回到捷克斯洛伐克，但她同样感到“茫然”，因为她不知道回去后还能找到什么。“我知道我的父母和姐妹已经不在人世，他们都不在了，但我仍然不知道我丈夫贝恩德的下落。”他们在特雷贝克绍夫采-普德奥雷宾还剩下什么东西吗？父亲的皮革工厂和姐姐鲁热娜的别墅仍然属于他们吗？还是被占据或被焚毁了呢？如果那里没有故园、没有故人，她还想留在欧洲吗？

她们身边有太多变数和困惑。在欧洲，每个国家都被战火波及，整个大陆都陷入动乱。随着盟军继续追捕纳粹，盟军也发现越来越多关于纳粹暴行的证据。数以千计的德国人逃离家园或被迫流亡。数以百计的党卫队军官和最高统帅部成员被逮捕，并被审判和处决，但更多人成为漏网之鱼，当中就有弗赖贝格党卫队四级小队长理查德·“扎拉”·贝克，他从未受到审判。

海因里希·希姆莱，既是希特勒信任的代理人，也被认为是大屠杀的元凶之一，于1945年5月23日被逮捕。这位党卫队国家领袖，控制着集中营系统，曾经视察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以便亲眼验证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情况，他后来咬破藏在嘴里的氰化物胶囊，因为服毒自尽而逃脱审判。

1945年6月，“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医生被美国人逮捕，但在一个月后被错误地释放。他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农场工人，隐姓埋名并不断逃亡，直到1979年溺死于巴西。他的妻子与他离婚，他的儿子在战后与他断绝了关系。门格勒死不悔改，始终声称自己只不过是服从命令。门格勒再也没有听说过佩莉斯嘉、拉海尔、安嘉及其婴儿的消息，她们在奥斯维辛逃脱了门格勒的魔掌。

幸运、勇气和决心支撑着三位妇女熬过战争，当她们设想“战后”生活时，她们同样需要这些品质。一切都已改变。她们一无所有，只有无法回答的问题。她们的亲人在哪里？她们的亲人生活得怎样？正如一位囚犯所说的：“身体上，情感上，我都只是一个问号。”

在考虑以何种交通工具返回家园之前，每一位母亲都必须履行一道法律手续：为她们的婴儿领取出生证明。每个孩子都必须在毛特豪森市政厅登记，这道手续在1945年5月14～17日陆续完成。当身体条件允许时，拉海尔和安嘉就下山到城镇里，在缴纳了象征性的费用后，填写了相关表格。佩莉斯嘉不愿面对城镇居民，她委托朋友玛格达·格雷戈洛娃的丈夫、演员马丁·格雷戈尔（他与妻子在营地里团聚）替她履行手续。

哈娜的出生证明

然后，每位母亲都收到一张正式的奥地利出生证明。哈娜被错误地写成伊迪丝·汉娜·勒文拜恩（Edith Hanna Löwenbein），1945年4月12日出生于弗赖贝格，并被加上附注“在火车上降生”。出生证明并未提到她出生于德国奴隶工厂的木制车厢中，车上没有医疗护理条件，她与母亲被强行赶上疏散列车。父亲一栏写着蒂博尔，母亲一栏写着“佩莉”，两人的栏目都写着“现住址不明”，原住址则是布拉迪斯拉发。

马克的出生证明

爱娃的出生证明

马克和爱娃的出生地则是“毛特豪森”或“毛特豪森前集中营”，出生日期分别是4月20日和4月29日。两人都没有固定住址。为马克填写出生证明的登记员不可能想象到，马克是在一个雨天，在莫斯特附近的露天运煤车厢里降生的。至于小爱娃，则是在集中营大门阴影下一辆肮脏的货运马车上降生的，出生证明虽写着她的出生时间是晚上8点30分，但并未说明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出生环境。

在拿到这些重要文件后，加上写着姓名和出生日期的临时身份证，以及由国际红十字会签发的证明她们曾经在集中营里监禁的文件，三位母亲终于可以宣布上路了。每位母亲还拿到由毛特豪森新任指挥官代表签发的日程表，说明她们已经治愈了所有传染病。红十字会尽可能地给幸存者分发衣服和帽子，有些幸存者还穿着几年前拿到的破衣烂衫。幸存者会争抢任何印有“美国制造”标志的毛衣。然后，与其他难民一道，她们必须等待交通工具，以便回到她们选择的目的地。

妇女们曾经在纳粹监视下生活了八个月到几乎四年之久。对于所有妇女来说，这就像是一辈子那样漫长。年纪介乎26岁至29岁的年轻妇女，比绝大多数人的犹太认同更为淡薄，她们早已面目全非、身心俱疲。她们几乎已不记得过去的生活，那时候有自由，有年轻人充满爱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正如拉海尔所说的：“我26岁离开集中营的时候，我已经是个老妇人了。”

在毛特豪森极端残酷的环境中设法幸存的俄国战俘是最早离开营地的，那是1945年5月16日，人们为俄国战俘举行了感人的送行仪式。人们簇拥到点名广场去挥手送别，这些苏联军人举行了“毛特豪森宣誓”，誓言追随共同的自由道路，继续反对各民族之间的仇恨，争取社会和国家的公平正义。他们宣布：“通向最血腥集中营的大门已被打开。我们将要返回自己的国家……被解放的囚犯……发自内心地感谢让解放成为可能的胜利的同盟国……自由万岁！”

美国人和红十字会负责分发小心包装的香烟、洗漱用品以及基本食物，以便他们在归途中使用。当其余幸存者目送俄国人离开时，他们也在思考即将来临的归程。在花岗岩围墙外遥远的地方，有他们惦念已久的生活。那些成功逃避纳粹诱捕的人正准备重拾业务、重建家园，修复城镇的基础设施，养育孩子并继续生育孩子。普通人将会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尝试忘记战争，这些幸存者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到。

虽然许多亲友再也无法回家，但人们还是希望能有亲友可以投靠。佩莉斯嘉时年29岁，她想知道儿时伙伴吉兹卡是否还在兹拉特莫拉夫采，是否还能确保她家族财产的安全。当时欧洲的电力和通信系统都已被破坏殆尽，因此佩莉斯嘉无法打电话给对方，何况她也不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佩莉斯嘉准备动身的时候，她答应与长期以来一直保护她的埃迪塔保持联系，尽量分享回家后所要面对的一切。

无论在恐怖的奥斯维辛失去了多少亲人，拉海尔庆幸自己还有三个妹妹在身边。周围有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而她至少还有萨拉、伊斯特和芭拉。

安嘉时年28岁，在她身边有忠实的米茨卡。她们同生共死度过了四年，她们的友谊也将终生不渝。那里还有那么多好朋友，当她失去达恩时，妇女们与她一起悲伤，当她生下爱娃时，妇女们则围拢在她身边。

但三位年轻母亲都不知道丈夫的下落，蒂博尔、莫尼克、贝恩德仍然不知所终。他们是聪明的记者、忠诚的工厂主、英俊的建筑师：三位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年轻绅士，曾经抱起三位年轻女士步入婚姻殿堂，这一切就发生在足以毁掉他们余生的巨变前夕。他们是否还活着呢？年轻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还有与丈夫和父亲团圆的机会，拥有童话故事般的结局，战胜纳粹将其全家灭绝的企图吗？还是说她们的梦想已经灰飞烟灭了呢？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求证。她们要亲眼看看生养她们的祖国还剩下什么，她们的祖国都经历了不同的痛苦命运。

1945年4月，苏联军队解放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9万名犹太人当中，只有2万人幸存。苏联红军的到来，也预示着这个国家将会在三年后被共产党接收，成为东方阵营的一部分，这一地位将会维持超过四十年之久。尽管如此，斯洛伐克人首先驱逐了所有德国后裔，然后欢迎所有公民回国。他们派出渡轮，前往附近的奥地利港口恩斯（Enns），以接回毛特豪森的斯洛伐克囚犯，渡轮途经水流相对平缓的多瑙河。在不到一周的旅程中，佩莉斯嘉带着哈娜向东航行了大约270公里，最终抵达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这也是她所钟爱的城市。她在码头下了船，只需要走一小段路，就能抵达1944年9月赎罪日过后她和蒂博尔被逮捕的公寓。大龄单身的埃迪塔则会回到满目疮痍的匈牙利，去看看还剩下多少她认识和熟悉的故人。这两位妇女从未中断联系。

波兰早已面目全非。波兰曾拥有欧洲大陆最多的犹太人口，因此也成为大屠杀的核心灾区。波兰不仅遭到毁灭性轰炸的破坏，而且失去了数百万公民。在苏联红军进驻波兰、苏联当局控制波兰后，波兰少数民族都已销声匿迹，波兰德裔公民更是被迫逃离。许多波兰人拒绝回国，而是逃到德国境内的美国控制区。拉海尔及其妹妹们也想去美国控制区，但她们对父亲的承诺如此重要，她们不想违背对父亲的承诺。

波兰政府和盟军当局安排了运牛卡车，接回那些想要回国的毛特豪森幸存者。车厢被清理干净，车门从来不关，以免让幸存者想起前往集中营的恐怖旅程。拉海尔、小马克以及她那幸存的三个妹妹将会领到食物和饮水，并且可以安坐在舒适的长凳上。然后，她们将会经历800公里的旅程，回到那个失去了几乎所有犹太公民的国家，回到那个无意中成为最恐怖死亡营所在地的国家。

安嘉的旅程最短，但这不仅仅是回到她曾经熟悉的国家那么简单。她的目的地是布拉格，就在200公里外，但从5月5日起，那座城市经历了血腥的三天革命，而5月5日正是毛特豪森集中营被解放那天。就在德国正式宣布投降之前两天，革命卫队的捷克和苏联士兵推翻了纳粹统治，捷克电台广播上出现了“德国人都去死！”的声浪。急于复仇的捷克公民拥上街头，数以百计的德军士兵和德国平民被杀死，且通常是以残忍的方式被杀死。民兵把好几名党卫队和国防军成员变成“人体火炬”，暴徒到处追捕男人、女人和孩子，且不论他们在战争期间立场如何。就连杰出的教授和医生都被殴打致残、就地枪决、私刑处死。

起义在5月9日苏联红军抵达布拉格之前一天结束，苏联红军宣布其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占领，并且开始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驱逐300万德国后裔，同时也杀死了好几千人。安嘉曾经与德国后裔成婚，这也让她前途未卜。作为犹太人，贝恩德按照《纽伦堡法》失去了德国公民身份，而且贝恩德的新婚妻子也不可能成为德国公民。然而，由于安嘉曾经与德国人结婚，在当局看来安嘉也就成了德国人。尽管安嘉从未与祖国断绝关系，但婚姻就意味着她失去捷克公民身份。结果，战争结束后，她无家可归，也无国可回，同时可能成为怀抱病弱婴儿的寡妇，这可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处境。随着5月过去，安嘉所知道的是——在隔离区和集中营经历了四年牢狱生涯后——她只想回家。

由于长期受到燃料短缺的困扰，捷克当局最初没有火车可以派到奥地利去，因此好几百名捷克同胞只能滞留在营地。为了推动事情取得进展，囚犯们向布拉格派出了最为杰出的代表，来自查理大学的法学教授弗拉迪斯拉夫·布斯克（Vratislav Busek），他在五年前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监禁。一周之内，教授就返回奥地利，带来关于火车的消息。火车会在捷克布杰约维采车站等待他们，捷克人用鲜花把火车装饰一新，火车上还竖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从毛特豪森地狱回家”。安嘉及其婴儿，以及来自泰雷津的朋友们，搭乘客车或卡车前往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回到布拉格，尝试发现丈夫和家人的下落。

1945年夏天，三位母亲穿着破旧而不称身的衣服，带着幼小的婴儿，与无数踏上归程的人一起，准备离开毛特豪森。美军士兵拍下充满颗粒感的黑白照片，照片中能看到排成长队、没有尽头的人潮，这些孤苦无依的人就像河流一样涌出营地，流向山下，流向市镇。人们耐心地排成长队，等待军队或红十字会的卡车把他们送去火车站、集合点或码头，那些在被捕前拥有远大前程的人，如今只是身无分文的难民。

离开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幸存者

没有多少机会最后欣赏这壮丽的景色了，毕竟这个地方曾经充满恶意。有人可能会最后回望这座监狱的围墙，并且反思，如果他们没有犯下纳粹眼中的原罪，如果他们身上没有犹太母亲赋予的血脉，一切又会如何呢？没有时间回想过去，却有时间展望将来。正如一位囚犯所说的：“如今，我们终于开始活着了。”

从这三个婴儿的小心脏开始跳动以来，他们就与母亲同呼吸共命运了，他们实在是太容易被扼杀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成千上万的婴儿出生，但他们都没能坚持下来。

还有数百万婴儿甚至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

在六年时间里，纳粹屠杀了欧洲950万犹太人口中的大约三分之二，此外还屠杀了数百万非犹太人。在弗赖贝格被赶上火车的将近1000名妇女，以及其他中途加入的妇女中，最终活到战争结束时的还不到一半。

但在一系列奇迹般的事件中，这三位年轻妇女在好几年里被纳粹反复点名，最终却出现在幸存者名单里。

多亏了勇气、希望和幸运，这三位年轻妇女的婴儿，成为集中营里第一批拥有名字而非只有号码的囚犯。母亲和婴儿与最黑暗的时代奋勇抗争，她们也注定成为大屠杀的最终幸存者。

对她们所有人来说，1945年既是终结之年，铭记着某些需要此后许多年去抚平的事情，但1945年也是起始之年，铭记着某些此后许多世代都不会再经历的事情：重新开始，重新生活，重新去爱。

九 回家

佩莉斯嘉

1945年5月19日，战争结束后第一艘被允许在多瑙河上航行的客轮驶离恩斯港，向东方驶去，这已是毛特豪森集中营被解放近半个月后了。客轮吃水很深，因为客轮的下层甲板塞满了归家心切的难民。在难民当中，就有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

航程道阻且长，甚至充满危险，当客轮向着维也纳缓缓航行的时候，船首的扫雷器警觉地探测着未爆的炸弹。希特勒曾经宣布将多瑙河置于德国管辖下，之后纳粹就控制了多瑙河水域。从黑海舰队划拨出来的分舰队在这条欧洲主要水道上巡逻，保护着至关重要的港口，并且向盟军飞机发射防空炮火。战争临近尾声的时候，数百艘装满高爆弹药的炮舰被故意横向凿沉在多瑙河上，以迟滞苏联军队的前进步伐。这些危机四伏的水下沉船，将会在此后数十年内对途经的船只造成巨大危险。

在距离毛特豪森150公里的地方，佩莉斯嘉乘坐的客轮被迫停泊在古老城镇图尔恩（Tulln），这座城镇曾遭到猛烈轰炸，因为城镇周围有空军基地、冶炼厂和铁路桥。铁路桥垮塌的残骸让河流暂时无法通行，必须等待清理。在长达两天的时间里，客轮装载着衣衫褴褛、委身草垫的乘客，被迫滞留在图尔恩西岸。这意外的滞留挑动着幸存者的神经，因为他们正置身于希特勒的母国。有些人不想再等下去，坚持要下船。他们徒步东行、轻装前进，步履蹒跚地进入城镇，试图赶上前往维也纳甚至更远地方的火车。他们用美国人给的香烟买票，这在当时可是价比黄金的硬通货。

佩莉斯嘉要照顾婴儿，自然不那么方便，因此她留在甲板上，等待河床被清理完毕，然后客轮送她们回家。5月22日，当她最终在布拉迪斯拉发的齐莫尼-普里斯塔夫（冬季港口）下船时，她发现尽管城镇遭到轰炸，但古老的市中心大致未受波及。她很想直奔公寓，看看蒂博尔是否在等待她们，但她首先要照顾哈娜，哈娜又要看急诊了。哈娜的伤口在旅途中裂开，绷带上浸满血水。

佩莉斯嘉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斯塔西少校的建议，因此她抱着女儿直奔位于杜克连斯卡街的儿童医院，儿科医生舒拉（Chura）教授看了看这个严重营养不良、浑身布满脓疮的婴儿，宣布要立即进行手术。在几个星期内，哈娜已经是第二次接受紧急外科手术了，医生用柳叶刀切开和清理由于严重缺乏维生素而形成的脓包，然后再次缝合伤口，再把哈娜送进特护病房。

佩莉斯嘉焦急地等待情况好转的消息，祈求哈娜能够活下来。佩莉斯嘉后来说：“我有好的预感，因为她想活下来，她真的想活下来。”舒拉教授走出手术室的时候，也对佩莉斯嘉说了同样的话。

手术再次取得成功，哈娜脱离了危险，而饿得半死的母亲也被两位负责医院运作的护士领到厨房。佩莉斯嘉饥肠辘辘地环顾四周，留意到炉子上有个锅，盛着一些炖豆子。在别人说话之前，她一把抓起锅，把整锅炖豆子吃了个底朝天，人们看得“目瞪口呆”。

佩莉斯嘉说：“没有人制止我，也没有人说什么。我那时候太饿了。”

护士们意识到佩莉斯嘉也需要照顾，就为她提供了住处，直到哈娜身体恢复、能够出院为止。佩莉斯嘉满怀感激地接受了帮助，在此后两个星期里一直受到护士们的照顾。在稍事休息并安顿哈娜睡下以后，佩莉斯嘉终于能够前往蒂博尔可能会去的地方——位于渔夫城门的旧公寓。佩莉斯嘉心烦意乱地发现，那里是老城区少数被炸弹直接命中的建筑物之一。她只找到碎石瓦砾。在满目疮痍中，她在废墟里四处翻弄，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碰巧发现了蒂博尔一本珍贵的笔记。笔记本上虽然布满灰尘，但上面有蒂博尔与众不同的字迹。佩莉斯嘉无比珍惜地保存着这本笔记，直到她离开人世。

在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犹太社区以及其他人士竖立起巨大的布告板，让人们为亲人留言，因此佩莉斯嘉在布告板上写自己和婴儿还活着，并且留下了医院的地址。然后，她又回到布告板那里，等待蒂博尔，或者任何能够帮她找到蒂博尔的人。好几天过去了，好几周过去了，亲友们开始陆续返回城市，包括佩莉斯嘉的姐姐阿尼奇卡（小安娜）和舅舅盖扎·弗里德曼医生，安娜和舅舅曾经躲在塔特拉山区。外公也在纳粹的种族清洗中幸存，但由于伤心欲绝，意外地从窗户摔下身亡。盖扎建议大家找个地方住在一起。后来，哈娜也喜欢佩莉斯嘉的舅舅，亲昵地称他为“阿布”（Apu）舅公，这是哈娜生命中仅有的类似于父亲的角色，佩莉斯嘉也把盖扎舅舅视若父亲，因为佩莉斯嘉已经父母双亡了。

佩莉斯嘉的哥哥邦迪从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传来消息，他在那边一切安好，已经结婚了，还收养了一个女儿。令人惊奇的是，佩莉斯嘉的弟弟扬科也回来了，他曾经与游击队的战友英勇战斗。扬科的头发长及肩膀，当年离家的男孩回家时已是壮实的汉子。多亏了扬科的战争经历，他被授予各种待遇，包括在城市里面选择居所的特权，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佩莉斯嘉拿来四套大公寓的钥匙，他和家人可以从中选择一套。这些公寓几乎肯定属于那些永远也回不来的犹太家庭。佩莉斯嘉拒绝“占死人的便宜”，她决定绝不搬到远离旧居的地方，以便蒂博尔能够找到她。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佩莉斯嘉一直没收到父母埃马努埃尔·罗纳和保拉·罗诺娃的任何音讯，这对来自兹拉特莫拉夫采的、满心自豪的咖啡馆老板和老板娘，于1942年7月被送进奥斯维辛。佩莉斯嘉很久以后才通过家族故交得知，父母抵达比克瑙才一个月就被毒死了。佩莉斯嘉34岁的姐姐博埃日卡也未能回来，在同年3月的一次遣送行动中，佩莉斯嘉曾经尽力营救这位尚未出嫁的姐姐。多年以后，佩莉斯嘉才知道，由于博埃日卡作为女裁缝的天赋，她未被送进毒气室，而是负责奥斯维辛的缝纫部。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她为党卫队制作和修补制服以及其他服装。博埃日卡冒着生命危险，对在她手下工作的女孩很好，也对她们私下缝补自己和别人穿的衣服视而不见。在一份不太可靠的报告中，佩莉斯嘉伤心地听说，就在1944年12月，也就是集中营被解放之前一个月，博埃日卡冲向电网自杀身亡。再后来，通过一位熟悉博埃日卡的妇女，佩莉斯嘉又听说博埃日卡死于斑疹伤寒。佩莉斯嘉宁愿相信第二种说法。

好几个星期变成了好几个月，还是没有蒂博尔的消息和身影，佩莉斯嘉总是想象蒂博尔会出现在街角。佩莉斯嘉感觉自己如同坠入地狱，无法挣脱，甚至无法回到兹拉特莫拉夫采，去看看那里还剩下些什么，她害怕与蒂博尔错过。由于有生病的婴儿需要照顾，佩莉斯嘉无法工作，也没有钱。她甚至不知道祖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已经重新统一，原本的斯洛伐克国总统约瑟夫·蒂索也已因为与纳粹合作而被绞死，但国内80%的犹太人都被灭绝，这个国家在共产党人统治下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后，红十字会给佩莉斯嘉发了一些钱，舅舅也给了她一些钱，她就在旧居附近租了几个房间，这样她起码能每天到附近走走，看看丈夫是否在等她。新房间在二楼，过去是仆人住的房间，位于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边上一栋三层大楼的背面。那里低矮潮湿、老鼠横行，她们就栖身于一间小卧室、一间起居室以及一间厨房里，佩莉斯嘉还在厨房里架起了浴盆。

1946年，哈娜与母亲佩莉斯嘉

有一天，佩莉斯嘉用童车推着哈娜走在大街上，走到公共布告板前面，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她碰见了苏兹（Szüsz）先生，她在战争爆发前就已认识对方。对方热情地向她致意，并且告诉她，自己曾经与蒂博尔一起待在集中营。苏兹先生说，在奥斯维辛，他们与1300名男子被转移到位于格利维采（Gliwice，德国人称格利维辛）的附属奴工营，距离奥斯维辛大约20公里。在那里，囚犯们被迫制砖、砌砖，或者为纳粹铁路车间维修车辆。然后，苏兹先生告诉佩莉斯嘉，她的丈夫没能回来。佩莉斯嘉心里一沉，对方告诉她：“他不相信你和婴儿能够幸存。他停止进食，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以至于无法自理。他总是说：‘我不想活下去了。没有妻子和孩子，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佩莉斯嘉尽力筛选对方所说的话，想要寻找字里行间的意义，她从苏兹先生面前走开，独自面对悲痛。她痛彻心扉，她再也无法找出蒂博尔之死的确切细节了。最终，通过其他幸存者，以及蒂博尔的老相识，她终于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1945年1月的严寒中，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大约1300名饿得半死的格利维采囚犯，穿着条纹囚服和木鞋，被迫进行死亡行军，前往位于比利什哈默（Blechhammer）的大型人造燃油企业，行程为40公里。囚犯们被编成紧密的队形开始行进，他们遭到警告，如果有人掉队，将会被就地枪决。囚犯们冒着冰雪徒步行进，最终汇入由4000人组成的一字长蛇阵，改为前往格罗斯-罗森（Gross-Rosen），它即是最后仅存的集中营之一，此去行程将近200公里。这一次将会是最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数百名穿着破旧条纹囚服、瘦得皮包骨头的囚犯，因为无力前行而被就地枪决。他们的尸体被拖出道路，扔进壕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一位从死亡行军中熬过来的幸存者告诉佩莉斯嘉：“蒂博尔就那样放弃了。1945年1月底，他死于饥饿……他倒在路边，就倒在路边……他很可能被枪杀了。”

蒂博尔·勒文拜恩，那位面带笑容、爱抽烟斗的新闻记者、银行职员，那位丈夫和父亲，就这样死在位置不明的冰封道旁，就这样死在波兰的西里西亚，就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卒年29岁。没有尸体可供佩莉斯嘉哭泣或哀悼。没有葬礼，没有墓地可为他立碑，以供忌日燃点蜡烛之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告别仪式，且不论是犹太告别式还是其他告别式。

他的遗孀再也无法从他的死亡中恢复过来。在佩莉斯嘉的余生中，她拒绝再嫁。佩莉斯嘉说：“我曾经与我的丈夫举行过盛大的婚礼。我会一个人过下去，因为我无法与其他人生活，也无法找到像他那样好的人。”

让佩莉斯嘉感到安慰的是，儿时好友吉兹卡以及其他人把她最宝贵的财产归还给了她。在这些财产中，包括她珍贵的结婚照片、几封蒂博尔写给她的书信、她去世家人的画像，还有母亲保拉·罗诺娃最喜欢的耳环、母亲挂在漂亮金项链上的圆形雕饰、外公的怀表和表链。

佩莉斯嘉决心投入学业当中，她雇用了一位本地女孩来照顾哈娜，然后回到学校，继续攻读英法语言学硕士。一如过去的计划，她在布拉迪斯拉发成为教师，任教于卡尔帕特斯卡街的一所小学。1947年，学校巡视员抱怨勒文拜诺娃这个姓氏“太过拗口”，佩莉斯嘉便更改了姓氏。“我的一位女同事自作主张地告诉巡视员，我会把姓氏改得听起来更加‘斯洛伐克’，于是我就照做了。”佩莉斯嘉喜欢用法语单词“l’homme”指代男人，并且认为“Lom”加上后缀“ová”会是个简单的姓氏。一位同事告诉她，出生于捷克的男演员赫伯特·罗莫（Herbert Lom）是著名的电影明星，佩莉斯嘉更加觉得自己做出了很好的选择。

1949年，哈娜与佩莉斯嘉

佩莉斯嘉为孩子取名为哈娜·罗莫娃（Hana Lomová），并且在一处福音派教堂为其举行了命名仪式。佩莉斯嘉说，她首先要给哈娜最好的教育。佩莉斯嘉说：“我是她的母亲、顾问和朋友。我们为彼此而生活。她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佩莉斯嘉在布拉迪斯拉发生活了五年，终于接受蒂博尔再也回不来的事实。姐姐阿尼奇卡再次结婚，一直在这座城市生活直到去世。弟弟扬科于1948年去了以色列，就生活在哥哥邦迪附近。1950年，盖扎舅舅说服佩莉斯嘉，随同搬迁到捷克斯洛伐克东部普雷绍夫（Prešov）一家新建的医疗机构里，舅舅在那里担任呼吸科主任。由于哈娜是个“多病的孩子”，长期受困于严重的鼻出血、淋巴结肿大以及肠道问题，舅舅觉得哈娜最好住在空气清新的山区，同时又要靠近医疗护理机构。

佩莉斯嘉在普雷绍夫成为语言教师，在当地高中教了好几年英语、德语、法语，又在当地大学里建立了英语文学与语言系，并且成为哲学院资深助教。1965年，当哈娜前往布拉迪斯拉发读大学的时候，盖扎——哈娜亲爱的阿布舅公——因为确信自己患上了肺癌而自杀。盖扎卒年65岁。正是佩莉斯嘉发现盖扎倒毙在家中，这一发现几乎让她精神崩溃。突然之间，她又变成孤身一人了，她于是搬回400公里外的布拉迪斯拉发，搬到自己唯一的孩子附近。

哈娜是在6岁的时候初次发现自己真正的宗教身份的，当时有人叫她“肮脏的犹太人”。哈娜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让我给你看看我父母的照片，他们都是犹太人。”哈娜看着外公外婆的照片说：“好吧。我也想成为犹太人。我可以去玩了吗？”哈娜说她不再为此事感到困扰。她也不会告诉别人自己出生在集中营。“从未真正提起。”

随着哈娜长大，佩莉斯嘉要确保哈娜知道自己的传奇身世，她经常向女儿展示蒂博尔的照片，分享蒂博尔的传奇经历和书信。佩莉斯嘉还拥有蒂博尔的笔记本和邮票藏品，蒂博尔曾经把这些藏品委托给朋友。佩莉斯嘉说：“我想让她知道父亲的生平和我们的经历，但我只想她保留美好的记忆，不要想起任何不好的事情。我想她亲近父亲，并且了解生命的意义……我还记得一切，我告诉了她一切。”

哈娜形容母亲是“无比坚强的烈性子”，竟然能把孩子生下来。在许多年里，哈娜私下认为父亲也许能在集中营里幸存，她总是满怀希望地留意所有身材高大、金发碧眼、蓄小胡子的男人。只有在她20多岁以后，她才终于接受父亲已经去世的事实。

哈娜和母亲仍然与佩莉斯嘉在集中营里的守护者埃迪塔保持联系，哈娜19岁那年，埃迪塔从位于维也纳的家前来看望她们。哈娜说：“我情不自禁地多次拥抱她！”时间回到1944年，仿佛谨守犹太戒律或道德责任那样，埃迪塔在火车上答应蒂博尔，将会照顾蒂博尔怀孕的妻子。埃迪塔希望，自己可能也会得救，终有一日也能找到一位丈夫。她的祈祷终于应验了，战争结束后，她嫁给了一位犹太拉比。哈娜回想起他们的到访：“她的丈夫非常沉默寡言，他们有两个年轻的儿子。她不停地说我的母亲是多么勇敢。”

佩莉斯嘉也尝试寻找她生命中的另一位埃迪塔，埃迪塔·毛特纳洛娃医生，医生曾经在弗赖贝格工厂为她接生，而且成功从火车上逃离。哈娜说：“我们遗憾地得知，她在战争结束后就去世了。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向她道谢了。”佩莉斯嘉的确为与她有共同经历的几位妇女安排过一次聚会，来宾包括查夫纳·利夫尼和佩莉斯嘉的朋友玛格达，这样哈娜也能见到她们。哈娜也见过玛格达的丈夫马丁·格雷戈尔，就是那位在毛特豪森为她履行出生登记手续的演员。马丁告诉哈娜：“你现在看上去好多了！”哈娜后来还见到某些战前在报社与父亲共事的人。对方说：“你就是蒂博尔的女儿吗？”然后对方开始哭泣，因为对方与父亲有许多快乐的回忆。

1960年，佩莉斯嘉向哈娜指出火车停靠在霍尔尼-布日扎的地点

1960年，在哈娜出生十五年后，佩莉斯嘉带着哈娜回到霍尔尼-布日扎，向那些帮助过车上囚犯的当地居民当面道谢。帕夫利切克先生已经去世了，但母女俩向许多人回忆他的慈悲。母女俩在铁轨附近垒起石块，那里是火车上38名死难者首次下葬的地方，然后又瞻仰了市镇公墓，那里是死难者最后改葬的地方。母女俩得知，1945年11月，苏联军人把几名党卫队军官带到市镇，迫使他们徒手挖掘已经腐烂的尸体。当时才十几岁的雅罗斯拉夫·朗格和瓦茨拉夫·斯特帕内克以及许多市镇居民也目睹了这一情形。朗格先生平静地说：“我看这很好，这是德国人应得的报应。”

死难者的尸体在隆重的葬礼中体面地下葬，在安葬地点还竖立起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那是一座巨大的青铜雕像，刻画了悬挂在带刺铁丝网上的垂死挣扎的人物形象。雕塑由杰出的捷克艺术家马特尤（Matějů）制作，并由市镇居民捐建。在1949年一封致地方当局请求募捐的信函中，几位当地居民写道：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国籍，我们只知道他们牺牲在纳粹铁蹄之下，却换得了我们的幸存。

佩莉斯嘉和哈娜的到访在市镇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录和照片，这些记录和照片至今陈列在当地博物馆，以及火车站外面的特别公告栏里，那座火车站就是帕夫利切克先生的故居。在此之后，佩莉斯嘉写信给市镇居民，再次表示感谢：

无论是当时还是如今，我都确信，如果没有勇敢的波希米亚西部民众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幸存，我的女儿也不可能幸存。我们如此感激霍尔尼-布日扎……感激我们在那里的难以忘怀的时刻。我们从未忘记，在我们身陷囹圄期间，当地居民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在一次反法西斯团体组织的旅行中，佩莉斯嘉也把十几岁的哈娜带回毛特豪森。但女儿被那段经历吓怕了，尤其是当女儿看见母亲抵达前一天在毒气室被杀害的人们的照片时，更加感到害怕。哈娜说：“对我来说，这段经历太可怕了，但我母亲似乎还很平静。她会与别人提及并分享这段经历。”哈娜又花了超过四十年的时间才敢回到集中营遗址，而佩莉斯嘉再也没有回去过。

1965年，佩莉斯嘉与哈娜在斯洛伐克度假

1965年，佩莉斯嘉也写信给德国弗赖贝格的市民，因为当地人邀请她作为荣誉嘉宾前往纪念曾经在工厂里工作的妇女。佩莉斯嘉接受并感谢对方的“盛情邀请”，并且出席了纪念仪式，佩莉斯嘉告诉当地人：“哈娜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脑袋圆圆、金发碧眼，这是我从漂亮的弗赖贝格孩子的脸上复制下来的，当我每天被押送上下班的时候，我都会被孩子们的大眼睛所吸引。”佩莉斯嘉还说，她看不出20岁的弗赖贝格女孩与她的女儿有太大差别，“对我来说，她是我最亲切的女伴、我的女儿、我的生命”。她们参观了工厂，但并未参观市镇公墓里阴沉忧郁的纪念碑，上面刻着“弗赖贝格集中营”，还刻着短短的颂词“法西斯主义死难者”。

除了在孩提时期几乎致命的30多处脓疮留下的小小伤疤，哈娜后来很少遇到严重的健康问题。由于出生时浑身爬满虱子，哈娜的确会对蚊虫叮咬感到过敏，但这不同寻常的降生过程留下的主要“遗产”，却是她对大喊大叫或惊声尖叫的“近乎病态的厌恶”，这是因为，她在子宫里面以及出生数周之内听到的尽是这种声音。哈娜说：“如果有人咄咄逼人地对我说话，我就只想跑开，找个地方躲起来。我更加忘不了，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双手捏成拳头，捂在耳朵两边。”

哈娜23岁时第一次结婚，并且怀上她唯一的孩子。那是1968年。当胎儿在哈娜体内孕育的时候，她焦虑地目睹“布拉格之春”期间学生抗议者开始反抗当局的统治。1968年8月，当50万华沙条约组织的士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恢复秩序的时候，哈娜决定永远离开祖国。哈娜说：“很可能是由于我的出生经历，当我看见坦克、听见枪声时，我就不知道如何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哈娜移居以色列，在那里，她生下儿子托马斯，昵称为“汤米”，那是1968年12月。1972年，哈娜开始攻读有机化学博士，十一年后，她移居芝加哥，到了她的解放者的国家。其间哈娜结过两次婚（结婚对象都是犹太人），有两个孙辈，杰克和萨沙。马克是哈娜的第三任丈夫，两人一起生活了二十四年，马克是一位非犹太裔内科医生和肾病学家，两人都在制药企业工作，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附近。

哈娜与儿子汤米、儿媳朱莉以及孙女萨沙、孙子杰克

佩莉斯嘉最主要的集中营后遗症，是极度担忧食物短缺和极度害怕寒冷天气。哈娜说：“她总是检查冰箱和食橱，总是在问：‘食物还够吗？会被吃光吗？’幸运的是，我们家很小，她也储存不了太多食物。”佩莉斯嘉很喜欢睡大觉，床铺和寝具成为她生活的焦点，晚年更是如此。

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刻，佩莉斯嘉说：“我与我的孩子拥有美好的人生……那是从我在集中营里生下她开始的……我的女儿如此宝贵……我感谢亲切的上帝，是他送给了我这个孩子。我衷心祝愿，所有母亲都像我深爱自己的女儿那样，深爱自己的孩子。我的女儿既是好女儿，也是好母亲。她也深爱自己的儿子，她是一个好人。”佩莉斯嘉是个乐观主义者，只去想美好的事情，她补充道：“我活下来了。我们都在这里。我带着婴儿回家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哈娜说：“我的母亲总是非常刻苦、非常坚强。她最喜爱的斯洛伐克单词是presadit’，意思是向前走，或者实现某事。我相信她在集中营期间，就已决心熬过去、活下来，而且让我也活下来。”

佩莉斯嘉晚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即老年痴呆症），但她足够长寿，能够看见和关爱她唯一的孙子汤米。随着佩莉斯嘉健康状况恶化，她总是反复恳求女儿，“请原谅我”，但哈娜并不知道母亲需要自己原谅什么。哈娜只知道，在母亲的心坎中，往事突然涌上了心头。

年逾八旬的佩莉斯嘉，在布拉迪斯拉发

2006年8月，在庆祝完90岁生日后，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住进了看护中心。在那里，佩莉斯嘉有专人看护，护士每天都会向哈娜报告母亲的健康状况。三周后，佩莉斯嘉因为脱水以及其他健康问题而被送进医院抢救。哈娜从加利福尼亚飞回母亲身边，陪伴了母亲几个星期，直到因为工作关系而不得不飞回美国。在回到看护中心后，佩莉斯嘉在病床上又躺了两个星期，最终于2006年10月12日安详地离去。

这位妇女在战争中失去了三个婴儿，失去了丈夫蒂博尔，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亲人，她把余生都奉献给她“完美的”婴儿，这个婴儿在盟军空袭期间出生在党卫队工厂的木板上。1996年，也就是佩莉斯嘉去世之前十年，女儿哈娜把弗赖贝格的幸存妇女们为她缝制的罩衫和软帽捐赠给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母亲曾经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物品保存了超过五十年。

埋葬着佩莉斯嘉骨灰的家族墓穴，位于布拉迪斯拉发

佩莉斯嘉的骨灰安葬于布拉迪斯拉发的一处公墓，公墓名称是云雀山谷。该公墓位于丛林密布的山峦中，距离多瑙河不到1公里。佩莉斯嘉就长眠在这永恒的美景之中。

拉海尔

尽管阿布拉姆丘克姐妹曾经答应父亲沙伊阿，战争结束后就直接回波兰，但她们不得不等待萨拉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出门为止，这让她们耽搁到了1945年6月中旬。萨拉说：“当我看上去可以动身时，我们就决定趁我健康尚可尽快回家。”

尽管她们已经感觉到危机四伏，但这四位年轻妇女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在波兰的330万犹太人当中，只有30万人在战争中幸存，而且他们回到家园后，据估计仍有1500人死于谋杀，而许多谋杀案的动机正是出于反犹。这类暴力行径初现端倪，让拉海尔及其妹妹们感到害怕，而且让她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她们的选择余地并不大。如此众多的难民想要出国寻求庇护，但许多可能的目的地都已向难民关上了大门。英国、法国、加拿大接纳了数以千计的难民，但英国也开始限制前往巴勒斯坦的难民配额，那里正是许多难民梦寐以求之地。美国最终接纳了大约40万难民，但拒绝更多难民进入国境。由于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受欢迎，许多波兰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返回那个已经沦为苏联附庸国的国家。

当时身为长姐的拉海尔已经26岁，并且再次承担起长姐如母的角色，拉海尔不仅要为自己和婴儿考虑，而且要为三位妹妹考虑。战争结束时，萨拉23岁，伊斯特20岁，芭拉19岁。她们年轻生命中本该最美好的六年，却是在隔离区和集中营里面度过的，除了帕比亚尼采或罗兹，她们也别无去处。唯一令人感到鼓舞的消息来自两位在毛特豪森偶遇的波兰朋友，对方向她们保证，两周前最后一次见到她们的父亲以及弟弟贝雷克时，两人都还活着。当时大家都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但之后就失散了。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她们家的男人也会尽快前往帕比亚尼采，也许已经在家里等待她们了。

四位年轻妇女看上去“蓬头垢面”，她们爬上公共汽车，然后转乘运牛卡车，开始了另一段漫长旅程，一路上因为轰炸毁坏、燃料短缺、道路阻断等状况而走走停停。在纳粹残酷镇压华沙起义后，华沙早已面目全非，她们没有停留太久，之后她们搭乘另一班拥挤的火车，然后转乘有轨电车，最终抵达了帕比亚尼采。

回到家乡后，她们发现一切都变了。她们这辈子所认识的绝大多数犹太人都已经被从历史上抹去。父母那座漂亮的公寓以及所有珍贵的财产已被盗窃一空。一名曾经的雇员占据了她们的房子，而且拒绝腾退，声称那座房子已经不再属于她们了。那人声称自己被党“选中”，代表当局照看这些财产。

曾经一起长大的朋友和邻居也都不问自取、顺手牵羊，所以她们孩提时代那座优美雅致、繁花似锦的家园，那座母亲法伊加称为“城堡”的家园，早已不复存在。母亲精心选购的艺术品和陶瓷器皿也都不翼而飞，伴随她们度过早年生活的动人音乐和欢声笑语也都只剩回忆了。姐妹们所得到的仅有的宝贵财产，是父母委托最忠诚的雇员代为保管的，这些雇员好心地把财产归还给了她们。姐妹们饱受创伤、无家可归，她们请求负责安置返家难民的地方当局给予帮助。她们被分配到一处小公寓，之后就在那里等待，满怀希望地等待与父亲和弟弟“终有一日”能够团聚。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她们被迫变卖宝贵的财产以换取金钱，否则她们都要活不下去了，而她们的希望也都落空了。萨拉缝补衣服以帮补家用，但这个小小的家庭已经开始意识到深深的失落，她们曾经拥有的亲人，她们曾经拥有的事物，几乎全部都失去了。

在战争期间被逐出帕比亚尼采的1.2万名犹太人当中，只有500人幸存，马克是唯一的新生儿。每次姐妹们前往曾经留下许多快乐回忆的市镇，她们不仅仅能看到满目疮痍，她们在那里也并不受欢迎，拉海尔甚至听到一名妇女抱怨道：“他们烧了又烧，但还是有那么多人活着！”

萨拉说：“我们的家园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家园。整座城市都敌视我们。这座城市就像一座公墓，我们在这里谁都不认识。”金发碧眼的萨拉曾经在学校里广受欢迎，但现在却找不到熟悉的面孔。她心烦意乱，迫不及待地想要拜访以前的美术老师，让对方知道自己还活着。“我的老师曾经多么喜欢我，她曾经为我画了一幅画。我告诉家人：‘她会很高兴见到我的！我会告诉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但她打开门时却说：‘你的意思是你还活着？’然后她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的。’她甚至都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那样关上了大门，如同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

大约在返家一个月后，姐妹们收到一封信，是一位身处纽约并且与波兰当局有所联系的叔父转来的。叔父在信中提到，她们的弟弟贝雷克正在瑞典一家医院养伤，他是被红十字会送到瑞典的，他失去了一只眼睛，还在集中营里受了其他创伤。姐妹们欣喜若狂，她们联系到贝雷克，贝雷克给她们寄来一张自拍照，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萨拉说：“他没有提及父亲，我们便都知道，父亲没能挺过来。”

她们十几岁的弟弟莫涅克下落不明，在帕比亚尼采隔离区被清空的时候，他曾经如此勇敢，自告奋勇去陪伴那些年幼的孩子。姐妹们后来听说了海乌姆诺灭绝营的故事。母亲法伊加杳无音信，还有脆弱的弟弟妹妹多拉及其孪生兄弟赫涅克，两人时年14岁，以及家里最受宠爱的“宝宝”马纽西亚，她时年12岁，同样杳无音信。姐妹们当时都已知道奥斯维辛的惨况，不得不接受母亲、弟弟、妹妹的笑声已经永远沉寂的事实。姐妹们只能祈求失去的家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聚拢在一起，没有承受太多痛苦便已离去。萨拉说：“弟弟妹妹们年轻漂亮，本该过上美好的生活。”

面对父母双亡、姊妹失散的现实，与贝雷克始终最为亲密的芭拉突然宣布，自己将前往瑞典照顾贝雷克。芭拉说：“他需要我。”芭拉想方设法去了瑞典，并且在那里照顾贝雷克许多年。从芭拉那里，姐妹们得知，贝雷克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拼死保护父亲，因此被看守打翻在地，最终失去了一只眼睛。“他设法保护父亲，因为父亲已经太过老弱，不可能从事任何工作，但贝雷克被勒令禁止帮助父亲。他拒绝服从命令，被看守一脚踢在脸上，就这样失去了一只眼睛。”就在集中营解放之前三天，父亲沙伊阿惨遭射杀。

当时，莫尼克仍然音讯全无。拉海尔猜想，丈夫可能在罗兹等她，同时正在让工厂恢复正常。拉海尔克服了巨大困难，穿越这个实际上已经没有公共交通或基础设施的国家，她在几位男性旅伴的保护下抵达罗兹，却只发现工厂也被占据了。战争爆发前，罗兹的犹太人口曾经超过20万，此时锐减到不足4万，绝大多数人准备迁居或移民。她的家族已经举目无亲、一无所有。

1946年，婴儿马克与萨拉、拉海尔和芭拉

萨拉说：“我们那时候知道，我们不想留在波兰。我们在那里一无所有。”在战后欧洲的混乱局面中，姐妹们想要前往慕尼黑的美国占领区，因为她们确信，从那里出发，她们可以重新安置在任何地方。姐妹们抵达饱受轰炸的城市，只带着随身衣物和一两件行李。由于有传言说来自波兰罗兹地区的幸存者被安置在慕尼黑，因此有更多的朋友和邻居前往慕尼黑，迅速组成一个相互扶持的新社区。拉海尔继续询问任何从集中营归来的人，是否知道她丈夫的下落，但听到的多半是坏消息，且始终没有可靠的消息，而莫尼克也没有再出现。

几个月后，拉海尔终于接受莫尼克肯定已经死了的事实，尽管她从未得知具体细节，也不知道丈夫的遗骸散落何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拉海尔相信莫尼克很可能是被送进奥斯维辛，并且被毒死了，但有来自罗兹并且认识弟弟贝雷克的人向她保证，莫尼克设法脱逃了清空隔离区的最后一次遣送行动，并且设法留在了隔离区。莫尼克最终在罗兹的大街上被“手持左轮手枪的德国人”射杀。无论莫尼克是怎么死的，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忠诚的年轻妻子得以幸存，并且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他将永远长眠在不知名的墓地里，妻子将永远无法为他竖立墓碑，也永远无法带儿子到父亲的墓碑前面凭吊。

拉海尔已经习惯了悲痛，并且决心继续生活下去，为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于是她在慕尼黑又停留了四年。儿子马克在慕尼黑上学，他的第一语言变成德语。母亲和姨妈们只有在不想马克听懂的时候才说波兰语。1946年3月19日，拉海尔再婚了。索尔·奥尔维斯基（Sol Orviesky，后来缩写成奥尔斯基）是一位擅长经营的犹太珠宝商，拉海尔早在战前就已认识对方。拉海尔知道，索尔会成为她儿子的好父亲，尽管在此后许多年里拉海尔都为自己太早再婚而感到愧疚，甚至有时会想，如果莫尼克突然出现在她家门前，又会如何呢？拉海尔说：“我再婚了，因为对于孤儿寡母来说，生活太艰难了。”

1949年，拉海尔与马克

索尔时年40岁，出身于帕比亚尼采一个严格的正统犹太教家庭，战前有过家庭和一个儿子。在一次围捕行动中，一名德军士兵从他怀里一把夺过了婴儿，他在余生中一直自责，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奋起抵抗呢？除了侄子亨里克（Henrike），以及两个逃到美国的兄弟，他已失去所有亲人，包括妻子和孩子。战争期间，他在一座处理死人财产的劳动营里度过。等到解放时，他的体重只剩下不到70磅，在40出头的年纪便已掉光所有牙齿，并且身受严重病痛的折磨。

正是索尔帮助阿布拉姆丘克姐妹以及他自己的家庭在战后维持生计。索尔与一位德国化学家合作，后者发明了一种化学步骤，能够把欧洲标准黄金转化为成色比较低的美国标准黄金，索尔赢得了一份合约，帮助德国各大银行在海外从事黄金转化业务。拉海尔和妹妹们帮忙跟进这项业务，美国人似乎更乐意与大屠杀幸存者谈生意，而不太乐意与德国人打交道。她们总是使用美元交收，因为德国马克已经形同废纸，于是她们找到了合适的谋生手段，整座城市也围绕她们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她们甚至开始接纳和接济来自帕比亚尼采的幸存者。

在拉海尔和索尔结婚三年后，两人就有了合法移居新成立的以色列国的移民资格，拉海尔早在十几岁时就已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她说服丈夫，他们应该生活在以色列。一家人搭上从法国马赛开出的第一班轮船，定居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佩塔提夫卡（Petach Tivka），他们在那里居住了十年。索尔在那里无法作为珠宝黄金商人而谋生，他放弃了自己的业务，在一家钢铁厂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

战争期间，拉海尔失去了与亡夫莫尼克的所有结婚照片。但在以色列，拉海尔遇到莫尼克的前女友，对方拥有一张莫尼克学生时代的小幅照片，拉海尔说服那位妇女把照片让给她。那张照片一直陪伴着拉海尔，最后传给她的儿子。

拉海尔曾经发誓终生保护马克，她拒绝与索尔再要一个孩子，以免索尔钟爱自己的孩子多于拉海尔那奇迹般幸存的孩子。然后，尽管一家人并不说英语，拉海尔还是于1958年举家迁往美国，以免马克被以色列军队征召入伍。索尔重新成为珠宝钟表商人，但他有好几次心脏病发作，最终于1967年去世，享年61岁。为了确保索尔留下的生意能够继续运转，拉海尔“累得像条狗”，但她终于能够保证儿子不虞匮乏。

在慕尼黑，拉海尔的妹妹伊斯特嫁给了亚伯·弗里曼（Abe Freeman）。亚伯来自帕比亚尼采，曾经是她们的弟弟贝雷克的朋友。亚伯在奥斯维辛度过了四年，身上被打上了刺青。这对夫妇后来搬到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两人当时在慕尼黑一个交易会上听信了某犹太援助组织的宣传，对方保证纳什维尔距离纽约“并不遥远”。但当他们抵达的时候，他们才发现纳什维尔“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但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快乐又成功，他们就在解放者的祖国度过了余生。他们有两个女儿，雪莉（Shirley）和法耶（Faye），还有五个孙辈。伊斯特于2003年去世。

萨拉生活在帕比亚尼采隔离区的时候就已认识后来的丈夫亨里克（也叫亨利）。亨利是拉海尔的第二任丈夫索尔·奥尔斯基的侄子。萨拉和亨利也曾经生活在罗兹，但后来亨利被从奥斯维辛转送到毛特豪森，然后又被转送到埃本塞（Ebensee）附属集中营去挖隧道，那是死亡率最高的集中营之一。战争结束后，萨拉到处寻找亨利。“我总是相信，我们会在一起……他回来了，八个星期后，他说：‘你愿意嫁给我吗？’我说：‘我愿意。’我们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六十四年。”亨利曾经因为斑疹伤寒而几乎送命，他有一位叔父在美国，承诺为这对夫妇提供担保，因此他俩在慕尼黑的夜校学习英语，学成之后便移居纽约，然后又移居芝加哥。后来，他们又在纳什维尔重新安家落户，就生活在伊斯特和亚伯附近。萨拉把名字改为更加美国化的莎莉（Sally），她与亨利有两个女儿，露丝（Ruth）和黛博拉（Deborah），还有三个孙辈。

芭拉留在瑞典，嫁给一位名叫雅各布·菲德尔（Jakob Feder）的波兰犹太人，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卫（David）和迈克尔（Mikael），还有四个孙辈。1986年，芭拉因为乳腺癌而去世，她从未跟儿子们提起战争时期的经历，儿子们则在芭拉去世后移居以色列。

1956年，贝雷克离开瑞典，移居美国，他在旧金山一家餐饮服务公司工作并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最终去世。贝雷克娶了一位名叫保拉·尼伦贝格（Pola Nirenberg）的大屠杀幸存者，他们有两个孩子，里夫（Leif）和斯蒂芬（Steven），斯蒂芬后来成为纳什维尔的神经外科医生，斯蒂芬有四个孩子。贝雷克第一次见到拉海尔那“奇迹般的”孩子，是在马克16岁的时候，两人成为最好的朋友。仔细算来，阿布拉姆丘克家族在战争中幸存的兄弟姐妹们，总共有9个孩子和20个孙辈。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拥有“大团圆结局”。

与许多幸存者一样，这几位兄弟姐妹试图抹去所有残酷的记忆，很少对他人提起往事，因为那“太残酷了”。当时，谈话疗法还相当新奇，有些经历过大屠杀的幸存者陷入深深的愧疚感当中，因为许多人都不幸罹难，而他们却得以幸存。其他幸存者通过投入工作或沉迷酒精来忘却，有些人通过家人得到慰藉，有些人则干脆愤而自杀。正如幸存者埃斯特·鲍尔所说的：“最初二十年，我们不想提起。此后二十年，别人不想了解。最近二十年，人们开始发问。”

于是，每个人都只好独自面对那段如同梦魇的经历。人们尽可能克服这段经历，但又总是因为某些突如其来的事物而触景生情。触发回忆的可能是一把手提的风钻、一辆死火的汽车、一堵高耸的石墙、一列飞驰的火车、一个说德语的人、一股烧焦头发的气味、一堆胡乱叠放的衣服，或者几声狗的吠叫。一位幸存者可能会因为理发师使用电动理发剪为其修剪头发而精神崩溃；有些幸存者会对昆虫和绿头苍蝇产生偏执妄想；有些幸存者会在拥挤的地铁里惊慌失措。所有试图摆脱恐惧的幸存者都会发生知觉扭曲。

但无论如何，他们还得坚持下去，就像当年在集中营里那样。萨拉说：“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受够了，是时候抛诸脑后了。”也许确实如此，但在2010年8月，萨拉还是陪伴外甥马克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前往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参加第11装甲师联谊会，即“闪电部队”健在老兵的最后一次聚会，“闪电部队”曾经解放毛特豪森集中营，而此时其成员早已各散东西。在超过400名出席者当中，有81位退伍老兵，以及好几位幸存者。巴顿博物馆（Patton Museum）举行了一场动人的仪式，来自诺克斯堡的年轻士兵亲手为老兵颁发纪念品，之后举行了晚餐舞会，40人的大乐队现场演奏音乐。马克说这情景非常令人感动，马克的姨妈此前从未出席过任何纪念仪式，她同样“深受感动”。在与几位老兵交谈后，萨拉说：“从地狱当中死里逃生是幸运的。我们都是幸运儿。我们做到了。一切尽在不言中。”

20世纪80年代，拉海尔（左）与兄弟姐妹萨拉、贝雷克、伊斯特和芭拉在以色列

姐姐拉海尔也表示同意。拉海尔曾经告诉儿子：“就像买彩票一样，我们的生死就掌握在喜怒无常的人手中。有些幸存者为自己的聪明或者坚强而感到自豪，以为自己就是这样活下来的，但还有许多更加聪明、更加坚强的人却死了。生死之间，其实取决于运气。”

尽管声称自己已经把那段经历抛诸脑后，但拉海尔才30岁出头就已满头白发，而且几乎所有的牙齿都已掉光。牙医告诉拉海尔，在她怀孕的时候，胎儿几乎吸收了她体内所有的钙质，然后在她哺乳的时候，婴儿又吸收了她仅存的钙质。多少年过去了，拉海尔的记忆始终未能磨灭，失眠症几乎伴随她终生，而且索尔也有同样的症状。马克会听到他们在夜里尖叫，或者在屋里走来走去，对于他们来说，黑夜是扎根在脑海里的。

从“我会说话”的时候起，马克就知道自己是在集中营里出生的，尽管在以色列他身边都是其他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但他所生活的世界似乎还相对正常。他的父母拒绝使用德国货，拒绝驾驶德国车。或许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每当人们问马克长大之后要做什么的时候，马克总是回答：“尽我所能杀死尽可能多的德国人！”然后拉海尔会教训马克：“我们失去了所有财产和所有亲人。但如果我们因此而失去人性，那就连我们仅有的东西也都失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拉海尔才承认，需要为欧洲发生的惨剧负上责任的那代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每当马克问起拉海尔的经历，她总是说：“那段经历学不到什么东西。那段经历太恐怖了。如果说还能学到什么东西的话，主要就是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如果看上去是时候离开，那就果断地离开。”然后，拉海尔会陷入沮丧中，她会告诉马克：“你简直无法想象那种状况有多么恶劣，所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几个星期之后，拉海尔又责怪马克：“为什么你从不问我战争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拉海尔再也没有回去参观任何隔离区和集中营，再也没有回过弗赖贝格集中营，从不观看或阅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电影或书籍，除了《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她认为这部电影“还不错”。

马克受到多种过敏症状的困扰，包括哮喘和枯草热（又叫花粉症），他14岁那年看到了自己的出生证，而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索尔并非自己的亲生父亲，但母亲与马克从未真正谈论此事。“当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处境艰难，她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我……我只能猜想，父亲已经在战争中去世了。”尽管母亲非常“刻苦”，是个“工作狂”，而且总是督促马克勤奋读书、自食其力，但索尔却是个“极为出色的父亲”，当马克成为受人尊敬的急诊科医生时，父母都为他感到非常自豪。马克的妻子玛丽并非犹太人，两人于1969年结婚。马克和玛丽有四个孩子和四个孙辈，两人轮流生活在威斯康星和亚利桑那。

2002年，拉海尔（右坐者）与（由左至右）孙子大卫、儿媳玛丽、儿子马克、孙子查理和孙女玛格丽特

与安嘉以及许多同时代的妇女一样，拉海尔也非常喜欢小说《乱世佳人》（这本书在她于波兰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战争结束后，拉海尔经常引用郝思嘉的呐喊：上帝为我作证，他们不会再鞭打我了；我会坚持下去的，当这一切全部结束，我再也不会挨饿了。拉海尔决心不再陷入自己无法控制的处境，不再让家人挨饿。她尤其要确保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不再挨饿，她坚持亲自下厨，亲自料理各种家务，甚至有一次连续工作十四个小时后，她也绝不假手于人，因为这是她的“特权”。

当拉海尔与孙子查理观看电影《乱世佳人》时，尤其是看到剧中人物在美国内战期间蒙受苦难时，拉海尔问查理：“他们认为这很糟糕吗？”后来，拉海尔也会带查理以及其他孙辈前往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 Museum）。在那里，她会详细回答孙辈们提出的问题，会比她对儿子说得更多。

在垂暮之年，拉海尔受到许多病痛的折磨，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她还患上双脚神经麻痹、耳聋以及骨质疏松症，还因为骨质疏松而多次骨折。拉海尔如此描述自己的行动不便：“我告诉我的双脚去哪里，但它们听不见！”马克说过，母亲年过80后，已经“虚弱和疲倦，不复硬朗和健康……她发觉自己难以享受生活，希望生命走到尽头。”尽管如此，2002年新年前夜，拉海尔还是在亲人的陪伴下于纽约庆祝了84岁生日，当时她刚刚卸下在当地一家医院充当志愿者的重担。两个月后，拉海尔接受了常规的膀胱手术，她坚持把手术安排在妹妹伊斯特和萨拉前往夏威夷旅游期间进行，以免她们“担惊受怕”。

马克从位于威斯康星的家飞到纳什维尔陪伴母亲，并且当母亲手术后心脏病发作时始终守候在母亲身边。这位出生在煤车里的孩子说：“母亲微微张开双眼，看着我一路走来的路。”拉海尔·奥尔斯基病逝于2003年2月19日。

在57岁那年，在为了不辜负自己非凡的出生经历而奋斗大半生后，马克的双亲彻底辞世。他那不屈不挠的母亲，几乎在六十年前就已经命悬一线，却克服了生命中的种种考验——包括两位丈夫的先后故去——她始终乐观面对自己和马克所经历的一切。她曾经告诉儿子：“你用如此简单的素材，谱写了如此伟大的故事！”

拉海尔安息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一处犹太公墓的一个安静角落，周围满是美丽的山茱萸树。

拉海尔之墓，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

安嘉

在毛特豪森的医务室休息和恢复了近三个星期后，安嘉和爱娃终于准备动身回家。当她振作身体准备返回布拉格的时候，她和女儿收到士兵们和好心人赠送的许多童装和礼物，直到爱娃“应有尽有”。

带着爱娃最重要的出生证明，以及安嘉自己那全新的、不再打上“J”字样的身份证明，母女俩搭乘公共汽车前往捷克布杰约维采，最终在1945年5月20日前后转乘鲜花装饰的捷克斯洛伐克专线列车，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女俩的救命恩人。

与另外两位母亲一样，安嘉的旅程颇为曲折，而且几经延误。绝大多数火车站都缺少站务员，却挤满了渴望回家的人，人们试图爬上火车，甚至坐在车厢顶上。来自毛特豪森的形容枯槁的囚犯们，最终在一个凄凉的深夜抵达布拉格的威尔逊车站。安嘉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不过了，当年她就是从特雷贝克绍夫采来到这里再去拜访姑妈的，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去往该城市学习法律的。如今这一切看起来恍如隔世。

尽管如此，来到历经战争和革命的布拉格，也是安嘉在战争期间最为压抑的时刻之一。安嘉说：“多少年来，你被迫不断前行、不断奋斗，试图不去担忧太多、考虑太多。过去我完全不是这样的，直到我举目无亲……我的父母和姐姐们……都已经不在了，回家也毫无意义。”安嘉又补充道，这是“可怕的现实……这是我在整个战争期间最为糟糕的时刻”。

除了在革命期间遭受的破坏，这座城市的部分城区还意外遭受了美军飞行员发动的地毯式轰炸，因为他们在2月轰炸期间把布拉格当成德累斯顿，此举导致电力系统和交通系统陷入混乱。大片地区仍然漆黑一片。安嘉的情感和身体同样脆弱，她身无分文，唯一的打算是在天亮后前往表亲奥尔加的公寓。违反常理地，安嘉始终坚信奥尔加能够幸存，因为她嫁给了非犹太人。与此同时，安嘉及其朋友又不得不在黑暗中等待，等待红十字会官员抵达，并且把她们安置到车站附近的格拉夫旅馆。

第二天早上，安嘉带着爱娃离开旅馆，并且找到有轨电车车站。作为战后返回布拉格的第一批幸存者之一，安嘉的出现吸引了人们好奇的目光。尽管人们已经在世界各地的新闻影片和报纸上看到集中营及其幸存者的惨状，但当人们看见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母亲穿着从毛特豪森领到的捉襟见肘的破旧衣服时，人们还是大吃一惊。许多人对她报以同情，并且给了她许多捷克克朗。

安嘉坚持“我只需要有轨电车票”，她只拿了她所需要的东西。在阳光下，这座城市似乎未被改变，但对于茫然不知所措的安嘉来说，这座城市似乎已经面目全非难以辨认了。安嘉来到施尼尔绍娃街的两层公寓，就在新艺术展览馆附近，她爬上楼梯，惊奇地发现门外放着面包和盐，这都是生活必需品，这是传统的捷克欢迎仪式。上午10点刚过，安嘉敲响大门，迎面而来的正是表亲奥尔加·什罗科娃，还有她的丈夫奥尔达以及两个孩子。夫妻俩听说她还活着，就在家里等她回来。安嘉说：“我身上已经没有虱子了！”安嘉说完就投入了家人的怀抱，多少年来第一次泣不成声。实际上，安嘉和爱娃身上还是有虱子，但大家都不介意，只为能够再次相见而感到宽慰。

安嘉问道：“我能否在这里停留些日子以便恢复身体呢？”实际上，安嘉母女将会在这里停留三年半，奥尔加及其家人热情地欢迎她们，并且为她们开启了新生活。“他们如同天使。在那套小小的公寓里已经住了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但他们还是接纳了我们，而且始终善待我们。”

在刚刚抵达的日子里，安嘉主要就是吃饭和睡觉。她无法克服尽可能吃饱的念头，她会在半夜里偷偷爬起来大口大口地喝水，或者在食橱里翻箱倒柜。她似乎一吃面包就停不下来，如果电力供应正常，她甚至会在半夜里跟奥尔加一起烘烤新鲜面包。

安嘉和爱娃明显是把虱子带进家门了，而且母女俩都得了疥疮，这是由于寄生螨虫而导致的，母女俩都在医院里住了好几天，接受杀虫洗液和抗生素的治疗。奥尔加比安嘉年长20岁，经常来看安嘉，而且非常耐心。慢慢地，奥尔加开始回答安嘉的问题，开始讲述安嘉离开布拉格期间发生的事情。奥尔加及其姐妹哈娜都嫁给了非犹太人，因此一度逃脱了抓捕，直到战争最后六个月，姐妹俩都被关押进了泰雷津。她们的丈夫都被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非犹太人隔离营。幸好所有人都活了下来。

奥尔加同时告诉安嘉，仍然没有安嘉其他家人的音讯。既没有安嘉那自豪的父母斯坦尼斯拉夫和伊达的音讯，也没有忧伤的鲁热娜及其漂亮的金发儿子彼得的音讯，也没有她有趣的姐姐热德娜及其丈夫赫伯特的音讯。奥尔加给安嘉展示了热德娜被迫从比克瑙写来的明信片，当中包括要面包的代号“lechem”，这是热德娜最后一次勇敢尝试，想让亲人知道自己正在挨饿。热德娜是充满活力的漂亮女性，她如此深爱丈夫、热爱生活，最终却像蜡烛一样灰飞烟灭。

奥尔加完全没有听说过安嘉父母的消息，而安嘉最后一次看见父母就是离开泰雷津的时候。奥尔加也没有贝恩德的消息，奥尔加及其家人已经在有关当局那里登记过所有失散亲人的名字。好几天过去了，好几周过去了，仍然没有新的消息，她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大家族里仅有的幸存者了。

更加让安嘉感到伤心的是，她那原本丰沛的母乳也在母女俩抵达布拉格的时候最终枯竭。爱娃说：“仿佛她的身体说：‘够了！’仿佛她的身体决定，该给我吃配方奶粉或其他食物了。讽刺的是，彼得的父亲从英格兰寄来一整箱奥斯特奶粉，但我的母亲送我去儿科医生那里做检查时，医生告诉她，那都是垃圾，应该被扔掉，她竟然照做了。”

1945年，安嘉与爱娃在布拉格

在那以后，安嘉每次喂哺爱娃的尝试都以充满痛苦和挫败的哭泣而告终。安嘉再也没有母乳了，而且乳房变得非常干瘪。当儿科专家告诉安嘉，爱娃需要“多多进食”时，安嘉别无选择，只能硬塞。可怜兮兮的爱娃只会吸吮，她倒栽葱似地趴在沙发上，母亲拍打着她，用勺子给她喂汤，直到她呛气或者吞咽。对于母女俩来说，这都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安嘉还有其他担忧。由于嫁给德国人的安嘉已被剥夺捷克斯洛伐克国籍，而且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驱逐所有德国人，安嘉担心自己也许会有危险，就算她自己是犹太人也无济于事。安嘉每天都用婴儿车推着爱娃，前往各个政府部门去填写表格，劝说政府官员恢复她的国籍。

仍然没有贝恩德以及其他家人的消息，尽管安嘉早已询问过所有可能见过他们的人。安嘉拒绝放弃希望，她告诉自己，贝恩德正在回家的路上。然后，渐渐地，通过与其家人认识的人们，安嘉终于得知了至亲的命运。安嘉的父母和姐姐们，以及彼得和安嘉的姐夫，都被关押在比克瑙的捷克家庭营，用以迷惑红十字会。安嘉那自豪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他的眼镜和精神早在泰雷津时就已被碾碎，几周之内便死于肺炎。爱笑的热德娜及其丈夫赫伯特，与鲁热娜一起，在家庭营被清空后就被毒死了。安嘉的外甥彼得只有8岁，在被毒死之前还遭到看守的性虐待。安嘉的母亲伊达，那位乐天快活、体态丰盈的女家长，那位掌管皮革厂资金往来并且深受女顾客欢迎的女老板，在所有亲人都被送走并且几乎肯定是被送进毒气室后，终于发疯了。“别人告诉我有关母亲（发疯）的时候，也许还感到抱歉，我并不知道此事的真假，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也许是件好事。”

就在安嘉努力接受上述信息的时候，她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人。“我是在一条非常狭窄的街道上偶然遇见他的，那条街道叫那普利科佩克街……我甚至不记得我去那里干什么了。那个人就在那里。我在战争爆发前就认识他了，但我从未意识到他与贝恩德就在同一座集中营……他看见我的时候很高兴，然后他说：‘你知道吗？不要再等你的丈夫了。他就在解放之前被杀害了。他被射杀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永远感激他，他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接告诉我。他让我不再等待了。”

安嘉终于知道，就在贝恩德于1944年9月抵达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后不久，他就被选派到俾斯麦胡特（Bismarckhütte）附属集中营里的制造厂和军需厂去工作，这座附属集中营位于西里西亚地区的霍茹夫-巴托里（Chorzów Batory）。集中营邻近贝格胡特（Berghütte）公司经营的俾斯麦钢铁厂，它控制着大约200名犹太囚犯，强迫他们从事体力劳动或制造武器零件。贝恩德熬过了严寒的冬天，但在1945年1月18日，所有囚犯都被疏散到30公里外的格利维采，他们在厚厚的积雪里“死亡行军”。贝恩德甚至可能加入了佩莉斯嘉的丈夫蒂博尔那茫然无助的队伍，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两人是否见过面。

任何掉队或跌倒的人，都会在后脑勺挨上一枪，然后被丢弃在道路两旁，瞬间冻成僵硬的尸体。这就是蒂博尔遭受的命运。那些留在队伍中的人，其实早已无异于“行尸走肉”了，他们被塞进运牛卡车，然后再转乘火车，最终抵达诺德豪森-多拉（Nordhausen-Dora）集中营或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就是在最后这段旅程中，贝恩德被一名党卫队看守射杀在火车前面。几个月后，没有人能够告诉贝恩德的遗孀，他的尸体是被如何处理的，可能就是被丢弃在某处冰天雪地里。安嘉也不知道贝恩德下葬的地点，她甚至无处寄托哀思。

安嘉也无法知道为何贝恩德会在如此临近战争结束的时候被杀害，尽管在集中营里生活了五年后她几乎可以确定地感知到，杀戮不需要理由。在贝恩德被杀害几天后，苏联红军进抵格利维采周边地区，这本来是可以解救贝恩德，而且让他与怀孕的妻子团聚的。

贝恩德永远无法回家的消息几乎击垮了安嘉，就算经历过种种苦难，她还是难以接受这一噩耗。安嘉心如死灰，但她拒绝向绝望屈服。她还有许多亲人需要哀悼，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而爱娃是她首先要考虑的。安嘉想方设法收拾心情，迈开步伐继续走下去。“我没有时间哀伤。有人问我：‘你如何应对？’我说：‘我没有时间应对。我必须为了维持生活而做必须做的事情。’钱永远不够，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下一枚硬币得从什么地方挣回来。”

安嘉还接到更加沮丧的消息。安嘉曾经把最珍贵的财产托付给最信任的女仆，后来女仆羞怯地交还了贝恩德的钟表以及其他遗物。但女仆承认，自己已经把那些绿色丝绸窗帘卖掉了，还把安嘉所有的珍贵照片烧掉了，因为女仆害怕这些照片会连累自己惹上官司。“我真想杀了她！在我所有需要寻回的东西当中，最宝贵的就是那些照片了。”对于从集中营回来的人来说，失去的已经够多了，财产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身外之物，但最为宝贵的是回忆。对于这些人来说，对亲人的回忆突然意味着整个世界，安嘉也是如此，但女仆却告诉她这些都丢失了。安嘉并没有放弃，她前往摄影师的工作室，那位摄影师也是犹太人，曾经为安嘉和贝恩德拍摄婚纱照。尽管摄影师已经身亡，但底片仍然留在他的文件夹里，因此安嘉能够重新冲晒照片。

安嘉首先要考虑的始终是爱娃。“我必须为她考虑，也正是她让我继续前行……她是我所真正拥有的一切，永远都是我的。我们都爱自己的女儿，但我感觉到这根脐带是永远无法剪断的……如果我要让她活下来，我就必须守护在她身边。我必须满足她的生活所需，满足她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

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夏天，奥尔加及其家人外出度假了，安嘉决定前往特雷贝克绍夫采-普德奥雷宾，去看看家族的房产和生意是否还在。安嘉只知道，所有这些产业都被征收了。安嘉带着年幼的女儿，前往威尔逊车站，登上回家的列车，回到那个承载她快乐童年的地方。“我没有钱，我也无法工作，因为爱娃需要我。我下定决心，既然我是整个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如果工厂仍然运转，就算已被当局征收，我也会告诉他们，我有个小孩需要抚养，我需要拿回某些东西。”

安嘉抵达工厂的时候，儿时夏天的深刻记忆涌上心头，她曾经与家人在露台上吃饭，她曾经带着枕头躺在花园的角落里看书。她曾经害怕那座高耸的砖砌烟囱会塌下来，压死全家，如今这烟囱只会让她想起其他更为邪恶的烟囱，她几乎不敢走进那座烟囱的阴影中。

安嘉跟公司的党委领导们谈话，出乎意料的是，对方同意每月向她支付一笔微薄的津贴。“虽然非常微薄，但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安嘉姐姐的包豪斯别墅同样被征收了，已经成为其中一名工人——也是一名模范党员——的起居室，因此安嘉和爱娃只能分配到一个角落里的小房间，没有厨房和浴室，也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妓女一样。”

尽管安嘉最初喜欢这种久违的、不再几百人生活在一起的自在，喜欢这里无污染的新鲜空气，但她很快就被孤独所压倒。她那些已寂然无声的家人发出的声音充斥着她的脑海。她会在睡梦中回到那个充满欢声笑语、温暖而美丽的家，那里有家人慈爱的怀抱，但这些都已成为她挥之不去的梦魇。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她仿佛置身于另一座集中营，与她经历过的集中营同样残酷。

置身于这座小小监牢里，安嘉甚至不能从她小时候游乐嬉戏的大花园里摘一个西红柿。更为糟糕的是，有一天，当安嘉推着别人给她的婴儿车带着爱娃外出时，一名她早已认识的捷克老妇人拦住了她，冷冷地说：“那肯定是纳粹的孩子！”老妇人的冷言冷语撕开了安嘉内心的伤口，安嘉泪如雨下、匆匆离开。“捷克人对我非常恶劣，这非常伤人。这些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人。我并不期待德国人给我什么补偿，但捷克人和党员们让我觉得我早就该死了。这真是太可怕了。”

尽管如此，在那里也有意想不到的善举。当安嘉父母的朋友听说安嘉还活着，他们就陆续前来探访，并且致以慰问。安嘉此前并不知道，斯坦尼斯拉夫和伊达曾经把最精美的银器、瓷器、地毯和珠宝交托给这些朋友，他们在战争期间勇敢地保存着这些财产。安嘉非常感动，因为父母的朋友把这些宝贵的财产交还给了她，安嘉感谢他们的诚实守信。“实际上，我得到了一切。”尽管如此，这些细微的善举也并不能改变“家不成家”的事实。当表亲奥尔加发现安嘉在那里的生活状况后，她便坚持安嘉和爱娃应该回布拉格。此后不久，安嘉的姐夫汤姆·毛特纳的朋友前来拜访，来访者从英格兰带来了食物和衣物。来访者名叫卡雷尔·贝格曼（Karel Bergman），是一位制作假发和发网的犹太工匠，他的父亲曾经拥有一家工厂，安嘉在战前就认识卡雷尔了，但他与汤姆一样，早就逃到了英格兰，他在那里在战斗机司令部当翻译。

安嘉没有自己的住处，也没有多少可维持生活的收入，处境并不安稳。安嘉不可能永远跟奥尔加住在一起，她必须走自己的路。卡雷尔开始对安嘉表示好感，这让安嘉感到宽慰，但她又花了三年时间，才说服卡雷尔与她结婚。“我知道，他作为一个男人，不仅对我来说是个依靠，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爱娃需要一个父亲。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我的做法就是正确的。”这对情侣终于订婚了，但还不能立刻结婚，因为安嘉还要等待自己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国籍。

几乎每天安嘉都会带着爱娃前往政府部门，去跟进自己的个案。安嘉会把爱娃连同婴儿车停在外面，自己进去与民政官员交涉，出来的时候总会看见成年人逗弄她那漂亮的婴儿。然而，安嘉很快发现，正是当局在为她的申请设置障碍，因为如果她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当局就永远无须交还工厂或给予补偿了。在长达三年时间里，有一名跟安嘉打交道的官员几乎每天都问她：“你真的会说捷克语吗？”尽管官员们每天都在用安嘉的母语与她交谈。

1948年2月20日，安嘉终于说服当局再次承认她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公民，那年她30岁，并且正式成为卡雷尔·贝格马诺娃太太。安嘉的新丈夫比安嘉大十五岁，当时已经45岁了。1939年，卡雷尔逃离保护国，前往英国并加入皇家空军，但他年纪太大，不适合作为飞行员，因此他成了翻译。两人的婚礼正值共产党员发起政变（即二月事件）的那一天，从此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起全新的政治秩序。

1948年，安嘉与卡雷尔·贝格曼的婚礼

当这对新婚夫妇能够合法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两人就带上爱娃以及少量财产，搭乘穿越德国前往荷兰的火车，打算在那里与其他捷克难民会合，前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但到了荷兰（他们在那里与贝恩德失明的父亲路易斯短暂团聚，路易斯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后，他们转道前往威尔士，因为卡雷尔找到一份临时工作，负责管理一家手套工厂。五年之内，卡雷尔买下了这家工厂，这对夫妇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了。开始的时候，他们生活在一套家具齐全的一层小公寓里，公寓位于加的夫城的大教堂街，安嘉喜欢这个家，喜欢在这个国家过上自由和安全的新生活。“这只是一套非常普通的公寓，与其他难民家庭比邻而居，但我从未如此快乐过。我身无分文。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会想起我的母亲，只要保持乐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安嘉尤其喜欢的一件事情是，她终于能够重拾对电影的热爱了。每当爱娃上幼儿园和上学的时候，安嘉就自己前往电影院，几乎每天都去。安嘉说：“放映什么电影都无所谓。这是我仅有的娱乐。”

爱娃身体瘦小、营养不良、身世凄凉，明显发育得相当缓慢，22个月大的时候还不会走路。安嘉带着爱娃看了一位又一位儿科医生，害怕发育迟缓会造成什么持久伤害。安嘉看见朋友女儿的进步，尤其觉得苦恼，别人的孩子至少6个月之前就学会走路了。尽管如此，安嘉坚强的女儿也在慢慢地积攒着力气，迅速“迎头赶上”。爱娃刚上学的时候，就连一个英文单词也不认识，但到她5岁的时候，她的英语已经非常流利，而且开始赢得奖学金了。爱娃健康又聪明，看来也没有什么后遗症，而且食欲也很正常，尤其喜欢母亲制作的捷克菜，许多菜式是母亲在营房里用想象的材料学会制作的。

安嘉在集中营时期留下的主要后遗症，是爱娃每当听到风钻的声音就会变得歇斯底里。安嘉不得不请求工人停下来，或者捂住女儿的耳朵，让她平静下来。安嘉最终猜想，爱娃肯定是在弗赖贝格集中营听到过气动铆接机的声音，当时爱娃还在安嘉的肚子里。

爱娃从小就听说了家族的历史，但一直到4岁，她才发现卡雷尔并非自己的亲生父亲。挂在厨房门后面的购物袋是布拉格的故人为母亲缝制的，上面绣着字幕“AN”：安嘉·纳坦诺娃。

母亲解释道：“我们在厨房的时候，她问我：‘妈妈，为什么是A.N.呢，难道不是A.B.吗？’我想是时候告诉她了，然后我说：‘你听说过战争吗？’她点点头，然后我说：‘好吧，你的父亲在战争中被杀害了，他的姓氏是纳坦……后来我嫁给了你的养父，从那时起，我就叫贝格曼太太了，所以你有两个爸爸！’爱娃下楼跟其他孩子玩耍，一分钟后，我听到她说：‘我有两个爸爸，而你们只有一个爸爸！’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没有人能够伤害她了。”

后来，当爱娃知道得更多后，她就经常告诉别人，自己是在集中营里出生的，尽管她并未意识到这样说的真正意义。直到十几岁的时候，当爱娃读到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少女日记》（Diary of a Young Girl，又译为《安妮日记》）时，她才意识到自己说过的事情有多么恐怖。有时候，爱娃会想象自己的第一位爸爸在战争中幸存，将会回到她们身边，但她同样深爱自己的第二位爸爸，因此这种想象并不常见。

1952年，安嘉与爱娃在加的夫

安嘉曾经提出，要为新丈夫再生一个孩子，但他拒绝了，他宁愿收养爱娃，而且总是把爱娃视若己出。爱娃说：“母亲只想为我营造一个充满爱的家。所以卡雷尔收养了我，他是我见过的唯一的父亲。”

卡雷尔在战争中失去了母亲、孪生姐妹、外甥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但他很少提及自己的往事。然而，安嘉仿佛无法摆脱过去，她会去看关于大屠杀的每一部电影、每一份档案。她在《辛德勒的名单》刚刚上映的时候就去看了，并且形容集中营的场景“或多或少是逼真的”。其中一幕尤其感动了她。当时犹太人拥挤在锁上车门的运牛卡车里面。囚犯们从车厢裂缝里伸出手来讨水喝，纳粹党徒无动于衷、狰狞大笑，此时辛德勒一把夺过水龙软管，朝着车厢喷射，这似乎是残忍的行为，但实际上是为了缓解囚犯们的口渴。

安嘉拥有摆满整个书架的关于大屠杀的书籍，还有几幅约瑟夫·门格勒的照片，与拉海尔和佩莉斯嘉一样，安嘉一眼就能认出这个异常礼貌、面带笑容、拿着手套、露出牙缝的医生，在1944年下半年那几个生死攸关的星期里，他在奥斯维辛负责筛选囚犯。安嘉的书架上还有其他纳粹高官的个人传记，这经常让来访者感到惊奇。每当别人问起为什么她会有这些书时，她总是说：“因为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安嘉也研究泰雷津和奥斯维辛的死难者名单，用手指翻过书页，看看她所认识的人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生存和死去。

1989年，共产党在东欧的统治结束后，安嘉终于收回了位于特雷贝克绍夫采的家族工厂。“我很快就把工厂卖掉了，这很糟糕，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经营工厂，也不想与这间工厂发生任何关系。”安嘉不禁感到愧疚，每当想起父亲时，她都在想父亲可能会向她问道：“首先是德国人拿去，然后是共产党拿去。如今，你竟然自作主张把它卖掉？你怎么能这样？”这是一个让她愧疚终身的决定。

安嘉再也没有回过奥斯维辛，而且再也不想与德国人扯上关系。就像拉海尔那样，安嘉的家里没有任何德国货，安嘉激烈反对修建海峡隧道，因为她认为：“德国人会过来！”战争结束许多年后，丈夫的工厂添置了新机器，一位工程师来向工厂员工展示如何操作。卡雷尔把工程师请到家中吃晚饭，而那位工程师是德国人。安嘉准备好晚饭，但当丈夫问工程师来自何处时，对方回答“弗赖贝格，在萨克森”，安嘉就径直走出房间，再也没有跟对方说过一句话。

每当安嘉带着爱娃坐火车从加的夫前往伦敦，她们总要经过位于纽波特的大型钢铁厂，那里有喷涌着浓烟和火焰的工业烟囱。每一次，安嘉都不得不背过脸去。后来，安嘉经常出现内耳性眩晕病，又称为梅尼埃尔氏病。一位专科医生告诉她，这种病症通常出现于钢铁工人、煤矿工人以及流行歌手当中，因为这些人经常置身于严重的噪音环境中。医生无法想象安嘉是在何处患上这种疾病的，直到安嘉亲口告诉医生为止。

1968年，即爱娃22岁（也可算23岁）那年，她嫁给了马尔科姆·克拉克（Malcolm Clarke），一位非犹太人，后来他成为剑桥大学的法学教授。这对夫妇有两个儿子，蒂姆（Tim）和尼克（Nick），还有三个孙辈，玛蒂尔达（Matilda）、伊摩根（Imogen）和提奥（Theo）。安嘉了解和深爱他们。爱娃说：“这对我母亲来说是个奇迹。她不敢相信她能够活下来或者我能够活下来，然后我还有两个孩子，我的孩子又为她添了曾孙。这是个奇迹。”

当安嘉第一次见到爱娃的家翁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e）时，安嘉发现肯尼思在战争期间是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领航员。肯尼思给安嘉看航空日志，上面记录着1945年2月13日17点40分，也就是安嘉及其他囚犯被锁在弗赖贝格工厂时，肯尼思从天上飞过，在一架兰开斯特轰炸机上面指引轰炸德累斯顿，返回英国基地的时间是次日上午10点10分。肯尼思流着眼泪告诉安嘉：“我差点把你们母女俩都害死呢！”安嘉笑着安慰道：“但是，肯尼思，你不是没有害死我们么！”

爱娃与丈夫在60多岁的时候移居新加坡，爱娃在信中请求母亲，为了子孙后代，请把亲身经历写下来。安嘉同意了。安嘉的丈夫卡雷尔偶然看到了这份记录，终于明白妻子在战争期间的全部经历，这深深地感动了他。

再后来，安嘉心血来潮地带着爱娃回到泰雷津，向女儿指出自己居住的地方和几乎丧命的地方。多年以后，当爱娃独自回到隔离区时，爱娃因为发现纪念墙上铭刻着哥哥达恩的名字而深受触动，这是那个婴儿留下的仅有的痕迹，正是那个婴儿的死亡，保证了爱娃的生存。

安嘉与爱娃、孙子蒂姆和尼克以及曾孙玛蒂尔达、伊摩根和提奥在英格兰

安嘉的表亲哈娜，可能仅仅是因为嫁给了非犹太人才能在战争中幸存，她后来编了一本儿童诗画集，就取材于泰雷津，书名叫作《我再也没有见过蝴蝶》（I Never Saw Another Butterfly），书名引自年轻的帕维尔·弗里德曼（Pavel Friedman）的诗句，帕维尔也是泰雷津的死难者之一。哈娜后来又成为布拉格犹太博物馆的馆长，也协助人们把死难者的名字铭刻在平卡斯犹太会堂的墙上，其中就有贝恩德以及安嘉15位家人的名字。

爱娃毕生都在教育行业从事后勤工作，退休之后，她决定讲述母亲的故事，首先就在学校开讲，在大屠杀教育基金的资助下，她走遍了英国。爱娃的努力甚至催生了一部名为《安嘉的故事》（Anka’s Story）的芭蕾舞剧，由剑桥的舞蹈团体排演，在爱丁堡边缘艺术节期间上演。爱娃曾几次带领师生团体前往奥斯维辛，每当她走近比克瑙的“淋浴室”，她都忍不住在地面上搜索，想要找到母亲的结婚戒指和紫水晶订婚戒指，但这肯定是找不回来了。

1985年，爱娃40岁生日时带着两个儿子以及马尔科姆前往毛特豪森。从前的营房如今已经变成漂亮的纪念馆，世界各地的来访者都能免费入内参观。但在1985年时，只有幸存者才能免费入内，当爱娃试图向大门口的守门人解释自己符合资格时，守门人当着爱娃的面哈哈大笑，爱娃当场就哭了。守门人拒绝相信爱娃是幸存者，因为爱娃还太年轻了。

安嘉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她对待宗教的观点从未改变。安嘉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上帝在哪儿？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也没人能说明白为什么我们会遭受这样的待遇。”安嘉是个乐观主义者，她补充道：“如果这段经历必须发生在我身上，那么我只能庆幸这发生在我身心状况合适的年纪，因为我那时候还年轻和硬朗……正如我很早就向女儿讲述这段经历，这样我就能够跨过去……我似乎活得还挺好，我的孩子也挺健康，心智也很健全，但这只是对我个人而言的（只有我如此幸运，而我的家人都未能幸免），最终的结果似乎也还好……爱娃就是我的生存信念。她让我奋力前行，她让我保持理智。”

1983年，安嘉的丈夫卡雷尔死于心脏病发，享年81岁。在卡雷尔火化那天，安嘉看见黑烟从烟囱里冒出，她满身颤抖并放声大哭道：“为什么我要看见此情此景呢？”卡雷尔的骨灰撒在现捷克共和国偏僻故乡附近的犹太公墓里。犹太公墓不远处有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用以纪念卡雷尔以及其他当地民众，他们要么背井离乡在国外与纳粹继续战斗，要么在集中营里死于非命。安嘉在把丈夫的骨灰撒落后，建议爱娃在安嘉死后，也把她火化，尽管这并不符合犹太传统。安嘉打趣道：“这样也好，这也是我的家人的结局！”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安嘉与爱娃及其丈夫生活在剑桥。在96岁时，安嘉知道自己阳寿将尽，她总是很注重形象。就算在最后的日子里，安嘉也还是按照惯例卷眼睫毛，一如当年在隔离区内化妆取悦丈夫那样，这也是为了向年纪渐长的孙辈致意。安嘉为女儿向学生讲述大屠杀的往事而感到非常自豪，也为自己能够被书本记载而感到高兴。安嘉说：“我希望，越多的人知道往事，往事就越不可能重演。这是一段应该向人们讲述的往事，而这段往事千万不要重演。”

2013年，安嘉95岁生日时与曾孙玛蒂尔达在一起

爱娃对此表示同意。“我们要缅怀数百万被杀害的人，这非常重要。尤其是那些从未被人们记住的人，因为他们整个家族、整个社区都已被摧毁。我们要讲述往事，力求避免这类暴行反复重演，这是我们的责任。”

2013年7月17日，安嘉·纳坦-贝格曼在家中去世，爱娃陪伴在她身旁。按照安嘉的遗愿，她的骨灰被撒落在第二任丈夫卡雷尔身旁，在树林中一处安静的犹太墓地，那里位于捷克共和国的德雷韦科夫（Drevikov）附近。

安嘉在英国生活了六十五年，她喜欢这个国家，但总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和流亡者，她死后终于回到了她如此热爱的祖国。

安嘉之墓，位于今捷克共和国境内

十 团圆

当年的孩子与解放者闪电部队成员重聚

哈娜·贝格尔·莫兰说：“是闪电部队解放了我们，也是闪电部队凝聚起我们。”哈娜就生活在解放者的祖国，她想要寻访他们。正是哈娜自己，正是佩莉斯嘉的女儿，在2003年夏天，决心找到那位五十八年前在毛特豪森拯救她生命的医生。

“我的母亲依然健在，就生活在布拉迪斯拉发，我想找到皮特，如果他也健在的话，我们希望当面向他道谢。”哈娜在网络上搜索，找到美军老兵第11装甲师联谊会的网站，得知老兵们准备在伊利诺伊州举行聚会。哈娜给联谊会发去信件，后来被联谊会网站转载，并被登载于联谊会季刊《闪电部队》（Thunderbolt）上。

在解释了自己的出生环境后，哈娜写道：

当毛特豪森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我还只是三周大的婴儿。正如我母亲所说，坦克上刷着白色五角星，而且士兵们都非常年轻。母亲还记得他们唱着那首“碾压汽油桶”的歌……为我动手术的几位外科医生认为，如果我得不到合适的治疗，我将无法存活，医生请求我母亲跟随他们返回美国。母亲拒绝听从他们的建议，因为母亲必须返回布拉迪斯拉发，去等待自己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父亲……我很想找到那几位外科医生，就算找到其中一位也好，我很想知道如何联系任何一位在集中营解放后帮助过囚犯的好心人……我想向所有毛特豪森集中营的解放者表达深深的谢意。

哈娜形容自己出生时只是个“重量不足的小蠕虫”，声称自己绝非故事当中的女英雄，“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母亲”。寻找恩人耗费了一些时间，但在2005年年初，哈娜接到一位男士传来的消息，对方19岁那年从毛特豪森的埃本塞附属集中营被拯救出来，此后成为国际毛特豪森委员会的美方代表。那位男士名叫麦克斯·罗德里格斯·加西亚（Max Rodrigues Garcia），住在离哈娜不远的旧金山。麦克斯看到了哈娜的信件，邀请哈娜前往毛特豪森纪念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他希望82岁高龄的勒罗伊·彼得松也能够出席纪念活动。

2005年5月，哈娜偕同丈夫马克从旧金山飞往奥地利，而皮特携同儿子布莱恩从芝加哥飞往奥地利。在林茨大广场的沃尔芬格酒店，解放者、解放者的家人以及好几位幸存者共聚一堂，向多年未见的故旧友人分享当年的故事。哈娜站在拥挤的餐厅里，看见一群戴着黄白色闪电部队棒球帽的老人入场，其中一位老人似乎更为苍老也更为疲惫。哈娜突然感觉到那位老人就是皮特。当那位老人在角落的桌子旁就座时，哈娜也安静地在老人身边坐下，老人谈兴正浓，哈娜只是静静等待。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原来麦克斯·加西亚就坐在旁边，麦克斯如此兴奋，以至于捂住嘴巴，以免自己喊出声来。

几分钟过去了，皮特似乎也感觉到哈娜的存在。皮特停止交谈，转向身边的陌生女士，热泪盈眶，平静地叫唤道：“哈娜。”

两人拥抱在一起，好几分钟都无法言语。

皮特说：“我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她抱得我真紧啊！”

自从上次见面，已经过去六十年了，哈娜对此全无记忆，但她紧紧握住皮特医师的手，正是皮特医师说服自己的上级医官，竭尽全力拯救她的生命，而当时还有许多人同样急需救治，此事对于救人者和被救者都是终生难忘的最为感动的经历。哈娜泪流满面，向皮特表达敬爱之情，感谢皮特拯救了自己的生命。哈娜向皮特展示自己手臂和胸口的伤疤，那都是当年在战地医院里动手术留下的纪念。

皮特同样体会到久别重逢的那种深深感动。在解放毛特豪森几周后，皮特就曾坐在打字机前面，开始叙述自己的经历，还附上了亲手拍摄的照片。尽管当年皮特还很年轻，但他早已意识到目击者证言的重要性。

2009年，哈娜与当年在毛特豪森救活她的美国医师相聚

叙述经历的过程也让他付出了代价。2008年，在历史学家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ch）对他的访谈中，皮特说：“我（在毛特豪森）吓坏了……我好几个小时缓不过来……我需要休息……我鼻孔出血，我内耳出血，我无法入眠……整整两天，我的上司命令我去休息。我今天仍然在战斗……因为我有精神问题需要面对……当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问题更为严重。我以为我晚上能够睡个好觉，但后来就开始看见尸体……堆积如山的死难者尸体，老鼠正在啃食尸体……我去求医问药……看精神科医生，但我不知道他们还能为我做些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情况越发严重……我估计我只能把这疾病带进坟墓了。”

哈娜问及斯塔西少校的情况，但遗憾地发现，斯塔西少校已经去世了。通过询问少校的家人才知道，正如许多老兵一样，少校从不谈及自己的战争经历。他也从未提及自己亲手救活的婴儿。

随着皮特与哈娜的交谈逐渐深入，皮特终于能够向哈娜解释为什么她母亲总是问起那个让她感到困惑的问题：“你会原谅我吗？”皮特认为，那也许是因为佩莉斯嘉曾经两次“交出”自己的婴儿，首先是在抵达集中营的时候交给牢头，然后是交给医生，但每次都不知道结果如何。“皮特告诉我，我的母亲如此‘宽容’，知道他们会尽力提供帮助，但皮特还补充道：‘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她就这样把你交给了我。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再见到你。她信任我，相信我会把你救活，把你带回她的身边。’我想那就是母亲感到愧疚的原因。”

哈娜亲切地称呼皮特为“爸爸”或“皮特爸爸”，此后几年，两人通过电邮和电话保持联系。2005年，在聚会后不久写给哈娜的信件中，皮特提到自己的欧洲之行：

总而言之，这是伟大而美好的经历，你我在时隔六十年后再次相见，快乐的时刻仿佛昨日重现，我过去经常问自己，我的努力有意义吗？如今我找到了答案。祝愿你一切顺利。我在战场上承担的使命已经结束了。我祈求所有被我治疗过的病人都能够存活，我祈求我的治疗方法都正确无误。然后我就会想到毛特豪森的婴儿，有许多令人惊讶的事情都已被我遗忘，但我必须承认，那个婴儿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遗憾的是，佩莉斯嘉身体状况太差了，无法向皮特当面道谢。佩莉斯嘉一年之后就去世了。然而，哈娜与皮特继续保持联系，并于2010年亲自前往皮特家中探望，就在这一年，哈娜被接纳为第11装甲师联谊会的终身荣誉会员，也就在这一年，皮特去世了，享年88岁。皮特有4个儿子、13个孙子和10个曾孙。尽管在战争结束后身心饱受创伤，但勒罗伊·彼得松总是说，他曾经救活一个婴儿，这是他一生中最正面的经历。

当一扇门向哈娜关上的时候，还有另一扇门向她打开。2008年，爱娃·克拉克，即安嘉的女儿，已年届63岁（安嘉也还活着，已经90岁了），碰巧看到第11装甲师的网站，决定表达谢意。在一封5月20日星期二发出的邮件中，爱娃感谢美军士兵解放了她们母女俩。爱娃补充道：

1945年4月29日，我出生于毛特豪森。我的母亲，安嘉·贝格曼说过，美军士兵为我们拍了好几百张照片，但我们手上一张也没有。当我们听说有我们母女俩的照片时，我们都非常感激。我们的故事被闪电部队记录下来了。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哈娜无意中读到了这篇文章，几乎无法相信她所读到的情节。另一个婴儿？出生在毛特豪森？就在集中营解放前夕？由于有一部德文著作整理并出版了当年遗留在弗赖贝格集中营的囚犯记录，哈娜早已意识到——虽然难以相信——在弗赖贝格以及死亡列车上还有其他孕妇，包括一名波兰牢头，但在哈娜的理解中，没有其他婴儿能够幸存，也并非所有母亲都能幸存。（多年以后，哈娜还发现有一个婴儿于解放后出生在毛特豪森，那个婴儿名叫罗伯特，由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产科医生接生。不过那个婴儿只活了几个星期，婴儿的母亲名叫格蒂·坎佩尔，是幸存者丽萨·米科娃的表亲，格蒂·坎佩尔后来也死了。）

通过闪电部队的网站，哈娜回复了爱娃的邮件，这两个“婴儿”，生活在相隔6000公里的两个地方，如今终于联系上了。爱娃也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世界上还有其他人的母亲经受了同样严酷的考验。爱娃在旧版的闪电部队网站上找到了哈娜最初的信件，不敢相信两人的母亲竟然有着如此类似的经历。佩莉斯嘉和安嘉只是数千名囚犯当中的两个人，两人从未见面，也意识不到对方的存在，但两人都奇迹般地诞下婴儿，更加非同寻常的是，两个婴儿都得以幸存。

在两人几次互通电邮后，考虑到早在20世纪60年代奥地利当局（也是在闪电部队的促成下）就已经把毛特豪森集中营改建为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遗址，哈娜和爱娃都同意出席2010年5月8日举行的集中营解放六十五周年纪念活动。那将会是仍然健在的美军老兵最后一次正式到访，因为老兵们已陆续凋零，仅存的老兵也年事已高、病弱体衰。被解放者也陆续离去，因此在维也纳办公的奥地利内政部官员们计划举行一场有好几位国家元首出席的大型纪念活动。当老兵网站公布纪念活动的细节时，除了爱娃和哈娜会出席，还传来了更令人兴奋的消息，又有一扇门打开了。

在美国的另一边，纽约一名年轻男子正在网站上搜索，想在公告上找到更多关于他父亲的解放者的细节。32岁的查理·奥尔斯基（Charlie Olsky）是马克和玛丽最小的儿子。查理在曼哈顿一家电影发行公司担任广告主管，也是奥尔斯基家族非正式的历史学家，他能够从祖母拉海尔那里听到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信息。正是查理陪伴拉海尔走遍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每一个展厅，那时候查理还是个小男孩，也正是查理决定为父亲组织一次意料之外的生日派对。

马克说：“查理告诉我：‘我想前往毛特豪森，为您庆祝65岁生日，您也跟我同去吧。’自从1945年以来，我就没有回去过，甚至在我参观达豪集中营的时候，那里距离毛特豪森不过30英里，我也没有回去过。我曾经好几次问母亲，是否愿意回去看看，但她总是说，这是她最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了。母亲告诉我道：‘那是一座邪恶、恐怖、丑陋的集中营。比那座集中营更加令人感到压抑的是，高墙之外就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之一。’”

在并未知会马克的情况下，查理已经计划好了整个行程，包括与哈娜和爱娃的“团聚”，详细到每一个细节。然后，就在动身出发之前几天（也是在母亲玛丽的建议下，玛丽最为关注马克对这一惊喜的反应），查理让父亲知道了这个秘密。

“查理说：‘我有些事情要告诉您。’然后他就告诉我关于另外两个‘婴儿’在集中营里降生的故事，而且说他已经跟对方联系好，我将能够在毛特豪森见到对方。我当时很惊讶。尽管我的母亲早就听说集中营里还有其他婴儿，但她从未见过，也不知道她是否确信。作为医生，我甚至没有考虑过，在我小时候经历的运送过程中，是否可能还有其他孩子存活下来。在我们登上飞机之前，我甚至没有机会消化相关的信息。”

在跟随查理从纽约飞往欧洲的航班上，马克才有时间考虑即将到来的见面，而且对另外两个“婴儿”也十分好奇。“我最初的想法是，那可能就是两个普通人，除了年纪相仿、出生地相近，与我就没有什么共同点了。我告诉自己，不要抱有太多期待。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告诉自己这很好，但对方也许不是能与你成为好邻居的那种人。”

毛特豪森当地官员和组织者热烈欢迎几位“婴儿”，在他们抵达后，安排他们入住林茨的酒店，持续一整天的纪念活动将从第二天早晨开始。在安顿下来几个小时后，他们在历史悠久的主广场边上的咖啡馆会面，希特勒曾在此地有过宏大的建筑计划，他们对于会面都感到出乎意料的紧张。

爱娃和丈夫马尔科姆到得最早，他们找到位置坐下等待。哈娜和丈夫接着走进来，随后马克和查理也到了。

爱娃说：“我们互相问好，突然之间，我们喜极而泣。那太让人惊奇了。我们发现对方，然后我们初次相见，那真是不可思议的团聚。完全自然而然地，我们建立起情感的纽带。”

三位幸存者在咖啡馆里聊了一整个下午，而查理把此情此景全部拍了下来。细致体贴地，哈娜的丈夫和爱娃的丈夫抽身离开，好让佩莉斯嘉、拉海尔、安嘉的孩子谈及彼此的母亲，以及彼此出生时的情景。他们都舍不得离开，几小时后又相约在当地的餐厅共进晚餐，在那里，他们就像老朋友那样继续攀谈。

2010年，爱娃、马克与哈娜在毛特豪森相聚

马克说：“我们见面了，她们都友善亲切、和蔼可亲。然后我们开始攀谈，当时我就想：‘嘿，她们真是有趣的好人！这绝不仅仅是巧合。她们经历了有趣的人生，是的，她们就像我的家人！’她们是我愿意与之交朋友的人。我无法解释，但我感觉到，这次团聚立即让我们建立起温暖的友谊。就像去看望家人一样。遗憾的是，由于战争结束后大家天各一方，我们真是相见恨晚。”

三位幸存者都是作为独生子女被养育长大的，他们感觉到意料之外的手足之情，就此建立起了亲密的纽带。马克说：“真是令人惊奇，竟然有人与我分享同样的故事。有许多人未能活下来，有许多人惨遭杀戮、备受折磨。我们做到了。我感觉到，我们仿佛被带离原本的家庭，如今我们又突然重聚了！”

哈娜说：“我们因为机缘巧合而聚在一起，但如今我们有了永恒的纽带，感觉我们始终就在一起。我绝对乐意称呼她们为弟弟妹妹。”哈娜喜欢与重新认识的“兄弟姐妹”说笑，因为哈娜是最年长的（生于1945年4月12日），她也最受礼遇。马克（生于4月20日）是唯一的男孩，也最爱逞强。爱娃（生于4月29日）是最年幼的，乐于提醒哥哥姐姐自己最年轻。爱娃补充道：“我们的母亲都是坚强的女性，我们对此深怀感激。”

第二天，他们一起出席毛特豪森纪念活动，在那里，他们都感觉到历史对于他们的厚重感。尽管爱娃是三人当中唯一寻访过这座集中营的，但她仍然深情凝望着大门阴影下门禁森严的入口，她就是在那里降生的。山脚下的营房让哈娜和马克感到恶心，两人的母亲曾经被遗弃在那里等死，但在奥地利山岗的另一侧，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就像母亲后来所描述的那样。

那些曾经被掩埋在足球场土坡下万人坑里的尸骨，后来也被迁葬到集中营正中央洁净墙壁围绕的墓园里。曾经排列成梯田状的囚犯营房，如今已变成精心打理的花园，里面竖立着许多令人印象深刻、触景生情的石头或金属纪念碑，这是献给集中营里死难的欧洲各国囚犯的。

捷克斯洛伐克死难者纪念碑以及集中营大门，爱娃就出生在这座集中营里

三位“婴儿”一起走到毒气室门前，毒气室墙上贴着白瓷片，环绕着邪恶的黑色管道，默然无声。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中，他们三个都应该在这令人窒息的地方、在奄奄一息的母亲怀里迎来结局。但是，命运为他们安排了另一段旅程。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回家，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他们各自成长，都以为在那绝望的环境中降生，意味着自己是从那人间地狱中幸存的唯一婴儿。他们都错了。

在这三位“心灵上的兄弟姐妹”寻访毛特豪森一年后，他们又在英格兰相聚。2011年1月，他们前往爱娃位于剑桥的家园，在剑桥市政厅参加大屠杀纪念日的特别纪念活动。在那里，哈娜和马克第一次见到安嘉。安嘉已经93岁了，虽然身体极度衰弱，但神智依然清醒，爱娃的母亲明显为见到其他同样幸存的婴儿而感动，并且给予了热情的拥抱。哈娜说：“见到安嘉是如此令人动容。我只希望她能够见到我的母亲。安嘉告诉我道：‘你也是我的女儿。’我真切地感受到的确如此。”

马克表示同意。“那种感觉如此特别。安嘉是如此奇特的女性，如此快乐、如此阳光、如此健谈，非常富有幽默感，记忆完整无缺。”

不久后，三位“婴儿”再次重聚。2013年5月8日，他们回到毛特豪森，在那里举行新的展览，部分展品包括哈娜小时候穿过的罩衣和软帽的精确复制品，这是按照收藏于首府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原件复制过来的。安嘉刚刚庆祝完96岁生日，身体条件不适宜跟随他们前往奥地利，而且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安嘉在剑桥的葬礼通过网络进行转播，因此她的外孙及其在澳大利亚的家人也都能感受到葬礼的氛围。哈娜和马克也被视为安嘉的孩子，他们同样在线瞻仰了葬礼，并且向这位最后离世的母亲致以安详的告别。

凭借着幸福的回忆，那三位非凡卓越的女性不仅找到了活下去的意志，而且在几乎无法生存的战争年代里活了下来，但正是凭借她们的刚毅勇气和果断决心，才确保了她们的孩子得以幸存。她们的孩子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孕育了第二代、第三代，所有后人继续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对希特勒的英勇反抗，因为希特勒曾计划把他们从历史和记忆中抹去。

三位母亲的英灵，以及数百万在战争期间死去的冤魂，要求人们反复讲述他们的故事，永远不要遗忘。正如哈娜所说的：“我们所有人都努力去生活，踏足前人未能前行的脚步。我们缅怀他们的记忆，每一天都在兑现承诺。”

佩莉斯嘉、拉海尔、安嘉那三个奇迹般的孩子，也都是天生幸存者，他们心意如此相近，都遗憾地缺席了2015年弗赖贝格的纪念计划。那个计划被命名为“我们还在这里”，参与者有三代城镇居民，还有集中营幸存者的亲属。那是一个文化节日，内容包括与集中营有关的文学、音乐、诗歌、艺术等活动，由当地学生以及来自弗赖贝格的姐妹城市、以色列的耐斯兹敖那（Ness Ziona）的交换生共同参与。

2015年5月，就在弗赖贝格以南300英里外，三位“婴儿”回到让人心旷神怡的美丽山顶，来到毛特豪森纪念馆，纪念集中营解放七十周年。

在纳粹暴政垂死挣扎的时刻，这里本来会成为三位“婴儿”的葬身之地；就在这里，三位年满70岁的“孩子”把手紧紧握在一起，他们一起走过集中营的大门。他们的母亲曾经在那里留下足迹，三位母亲不仅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恐怖，而且战胜了死亡，赋予了孩子宝贵的生命。

马克、爱娃与哈娜在毛特豪森参加纪念游行

人物

本书的三位女主角，有超过二十名亲密的家庭成员命丧希特勒及其爪牙之手。以这几个紧密结合的家庭为圆心，死亡的涟漪逐渐波及祖父母、姑嫂、叔伯、表亲与姻亲，直至几代人、几个社群都被彻底抹去。

这些亲爱的家庭成员，其姓名与容貌，只是数百万罹难者的小小缩影，他们被手握生杀大权的人物剥夺了生命。

在这数百万人中，有许多名字也许永远湮没无闻。

这些曾经被爱过的人们，没有墓地，也没有墓碑。

没有最后安息地，昭示他们惨绝人寰的死亡经历。

没有任何纪念地，缅怀他们一度残存希望的面容。

只有在这里……

丈夫与父亲

蒂博尔·勒文拜恩（Tibor Löwenbein，1914～1945年）

莫尼克·弗里德曼（Monik Friedman，1916～1945年）

贝恩德·纳坦（Bernd Nathan，1904～1945年）

父母

埃马努埃尔·罗纳（Emanuel Rona，1884～1944年）

保拉·罗诺娃（Paula Ronová，1889～1944年）

沙伊阿·阿布拉姆丘克（Shaiah Abramczyk，1870～1944年）

法伊加·阿布拉姆丘克（Fajga Abramczyk，1898～1944年）

斯坦尼斯拉夫·考德尔（Stanislav Kauder，1870～1944年）

伊达·考德洛娃（Ida Kauderová，1882～1944年）

塞尔玛·纳坦诺娃（Selma Nathanová，1880～1944年）

伊塔·弗里德曼（Ita Friedmann，1899～1944年）

兄弟姐妹

博埃日卡·罗诺娃（Boežka Ronová，1910～1944年）

莫涅克·阿布拉姆丘克（Moniek Abramczyk，1923～1943年）

赫涅克·阿布拉姆丘克（Heniek Abramczyk，1931～1944年）

多尔卡·阿布拉姆丘克（Dorcka Abramczyk，1931～1944年）

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生卒年月不详）

阿夫纳·弗里德曼（Avner Friedman，生卒年月不详）

阿尼奇卡·“马纽西亚”·阿布拉姆丘克（Anička ‘Maniusia’ Abramczyk，1933～1944年）

热德娜·伊西多洛娃（Zdena Isidorová，1904～1944年）

赫伯特·伊西多尔（Herbert Isidor，1916～1944年）

鲁热娜·毛特纳洛娃（Ruzena Mautnerová，1906～1944年）

孩子

彼得·毛特纳（Peter Mautner，1935～1944年）

达恩·纳坦（Dan Nathan，1944年2～4月）

无数日夜都不能把你从时间的记忆中抹去。

（No day shall erase you from the memory of Time.）

——维吉尔（Virgil）

参考文献及来源

作者的研究及未出版文献

Author interviews with Holocaust survivors Hana Berger Moran，Mark Olsky，Eva Clarke，Sally Wolkoff，Gerty Meltzer；Esther Bauer，Lisa Miková，Esther Bauer，Werner Reich，Max R. Garcia，and Bronia Snow.

Author interviews with survivors’ families Charlie Olsky，Shirley Speyer，Jana Zimmer，Brian K. Petersohn，Jean Gore，Larry Kosiek，Stephanie Sullivan，Julie K. Rosenberg，David Feder，Miki Feder，and John Tygier.

Author research visits to Krakow，Auschwitz Ⅰ and Ⅱ，Łódź，Pabianice，Chelmno，Prague，Terezín，Horní Bříza，Trebechovice pod Orebem，Zlaty Moravce，Hradec Králové，Drevikov，Bratislava’ Sered’，Freiberg，Linz，Most，Plzeň，České Budějovice，and KZ Mauthausen.

Documents and photographs from historian Dr Michael Düsing，and author interviews with him and with Cornelia Hünert of Freiberg’s City Cultural Department，Germany.

Author interviews with Pascal Cziborra of the Faculty of History，Philosophy and The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Bielefeld，Germany.

Author interviews with the Horní Bříza Deputy Mayor Zdeněk Procházka，his daughter Michaela，the late historian Mrs Bozena Royová，and locals Jaroslav Lang and Vaclav Stepanek，Czech Republic.

Author interview with Dita Valentová in Třebechovice pod Orebem，Czech Republic.

Author interview with Martin Winstone of the UK National Holocaust Centre and Museum，Nottinghamshire，UK.

Author interview with midwife Abby Davidson，Bsc [Hons]，London.

Unpublished personal account of Anka Bergman’s experiences written for her daughter Eva Clarke，2009.

Unpublished personal account of Klara Löffová’s experiences written for her daughter Jana Zimmer，2000.

Unpublished letter detailing her experiences from Priska Lomová to the Union of Anti-Fascist Fighters，1990.

Unpublished letters between Tibor Löwenbein and his wife Priska，1941.

Interviews with Anka Bergman by Frances Rapport，Professor of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Interview，Swansea University，Wales，2007.

Unpublished survivors’letters，railway and official documents，and photographs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Museum of Horní Bříza，Czech Republic.

Documents and photographs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Auschwitz Memorial Museum，Poland and author interviews with Wojciech Płosa，Ph. D.，Head of the Archives，Dr Piotr Setkiewicz，Ph.D.，Head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and memorial guide Anna Ren.

Documents and photographs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Jewish Museum of Prague，Czech Republic，and author interviews with archivists Julie Jenšovská and Radana Rutová.

档案证人陈述

Lomová，Priska，Interview 15134. Web 2014. Visual History Archive. USC Shoah Foundation [sfi.usc.edu]

O1sky，Rachel，Interview 15161. Web 2014. Visual History Archive. USC Shoah Foundation[sfi.usc.edu]

Bergman，Anna，Interview 28239. Web 2013 Visual History Archive. USC Shoah Foundation[sfi.usc.edu]

Wolkoff，Sally，Interview 12886. Web 2014. Visual History Archive. USC Shoah Foundation [sfi.usc.edu]

Meltzer，Gerty，Interview 1686. Web 2014. Visual History Archive. USC Shoah Foundation[sfi.usc.edu]

Freeman，Abraham，Interview 16384. Web 2014. Visual History Archive. USC Shoah Foundation [sfi.usc.edu]

Filmed interview with Anka Bergman by Jean Laurent Grey and Solomon J. Salat for the Mauthausen Memorial

The Baby Born in a Concentration Camp，BBC documentary，producer Emily Davis，2011

Defiant Requiem：Voices of Resistance，PBS documentary director Doug Schultz，2012

Nazi Propaganda Film About Theresienstadt/Terezin. Film ID 2310，Steven Spielberg Film & Video Archive

Liberation of Mauthausen[and KZ Gusen Ⅰ，Ⅱ & Ⅲ]by Former Staff Sgt. Albert J. Kosiek. Published in：Thunderbolt，the 11th Armored Division Association，Vol. 8，No.1，May-June 1955，with permission of his son Larry Kosiek

Interview with Priska Lomová by editor Eva Richterová in Bojovník newspaper，part of the Sväz Protifašistických Bojovníkov，1980

Interview with Anka Bergman by Helga Amesberger for the Mauthausen Survivors Documentation Project，2003.

参考书目

A Time to Speak，Helen Lewis，The Blackstaff Press，1992

After the Holocaust，Marek Jan Chodakiewicz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

Against All Hope：Resistance in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1938-1945，Hermann Langbein

All Hell Let Loose，The World at War 1939-45，Max Hastings，Harper Press，2011

Anus Mundi，1500 Days in Auschwitz/Birkenau，Wieslaw Kielar，Times Books，1972

Beyond Violence：Jewish Survivors in Poland and Slovakia，1944-48，Prof Anna Cichopek-Gajraj，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Bomber Command，Max Hastings，Pan，1979

Defying Hitler，Sebastian Haffner，Weidenfeld & Nicholson，2002

Doctor 117641，A Holocaust Memoir，Louis J. Michels MD，Yale University，1989

Dresden，Frederick Taylor，Bloomsbury，2004

Five Chimneys，Olga Lengyel，Academy Chicago，1947

Forgotten Voices of the Holocaust，Lyn Smith；Avebury Press，2005

Fragments，Transcribing the Holocaust，Francis Rapport with Anka Bergman，Terry Farago and Edith Salter，Hafan Books，2013

Helga’s Diary，Helga Weiss，Penguin，2013

Holocaust Poetry，Hilda Schiff，St. Martin’s Griffin，1995

Holocaust，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Peter Longerich，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Ⅰ Escaped from Auschwitz，Rudolf Vrba，Robson Books Ltd，2006

Ⅰ Never Saw Another Butterfly，Shocken Books，1993

In the Shadow of Death：Living Outside the Gates of Mauthausen，Gordon J. Horwitz，The Free Press，1990

Jews are Coming Back，David Bankier，Berghahn Books，2005

KZ Freiberg，Pascal Cziborra，Lorbeer Verlag，2008

Kunst und Kultur im Konzentrationslager Mauthausen 1938-1945，Die Austeller，2013

Landscapes of Memory，Ruth Kluger，Bloomsbury，2003

Landscapes of the Metropolis of Death，Otto Dov Kulka，Penguin，2014

L’homme barbelé，Beatrice Fontanel，Grasset & Fasquelle，2009

Łódź Ghetto Album，by Thomas Weber，Martin Parr，Timothy Prus，Chris Boot，2005

Mauthausen，The History of a Death Camp，Evelyn Le Chêne，Methuen，1971

Mengele，Gerald L. Posner & John Ware，First Cooper Square Press，2000

Never Again，A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Martin Gilbert，Harper Collins，2000

On the Edge of Destruction：Jews of Polan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Celia S. Heller，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

Pearls of Childhood，Vera Gissing，Pan Books，1988

People in Auschwitz，Hermann Langbei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4

Poet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edited by Desmond Graham，Pimlico，1998

Prague in Danger：The Years of German Occupation，1939-45，Peter Demetz，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9

Railways and the Holocaust：The Trains that Shamed the World，Robin Jones，Mortons Media，2013

Shoah，Claude Lanzmann，Da Capo Press，1995

Singing for Survival：Songs of the Łódź Ghetto，1940-45，Gila Flam 1992

St. Georgen-Gusen-Maut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 Mauthausen Reconsidered，BoD，2008

Survival，Holocaust Survivors Tell Their Story，Quill，2003

Survival，produced by the Holocaust Centre

Survival in Auschwitz，Primo Levi，Touchstone；1996

The Cap or the Price of a Life，Roman Frister，Weidenfeld & Nicholson，1999

The Chronicle of the Łódź Ghetto，1941-44，edited by Lucjan Dobroszycki，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The Concentration Camp Mauthausen 1938-1945，New Academic Press，2013

The Diary of Dawid Sierakowiak：Five Notebooks from the Łódź Ghetto，edited by Alan Adelson，Bloomsbury，1997

The Emperor of Lies，Steve Sem-Sandberg，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1

The German Trauma，Experiences and Reflections 1938-2000，Gitta Sereny，Penguin，2000

The Holocaust：A History of the Jews of Europ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Martin Gilbert，Holt Paperbacks，1987

The Holocaust Sites of Europe：An Historical Guide，Martin Winstone，I.B. Tauris，2014

The Last Album：Eyes from the Ashes of Auschwitz-Birkenau，Ann Weiss，W.W. Norton & Co，2001

The Last Goodbye，Edith Hofman，Memoirs Publishing，2012

The Liberators，America’s Witnesses to the Holocaust，Michael Hirsh，Bantam Books 2010

The Righteous，Martin Gilbert，Doubleday，2002

The Terezín Diary of Gonda Redlich，edited by Saul. S. Friedma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8

The Terezín Ghetto，Ludmilla Chladková，Pamatnik Terezín，2005

The Tin Ring，Zdenka Fantlová，Northumbria Press，2010

The Trains of the Holocaust，Hedi Enghelberg，Engpublishing，2014

The Visible Part，Photographs of Maut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Mandelbaum，Vienna，2005

To the Bitter End，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Trafalgar Square，1999

Triumph of Hope，Ruth Elias，Wiley & Sons，1998

Wir Waren zum Tode Bestimmt，Michael Düsing，Forum Verlag Leipzig，2002

Witnesses to the Holocaust，Martin Berenbaum，Harper Collins，1997

其他档案来源

Memorial and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http：//en.auschwitz.org]

Terezín Memorial[http：//www.pamatnik-terezin.cz]

KZ-Memorial Flossenbürg-[www.gedenkstaette-flossenbuerg.de]

Mauthausen Memorial Museum- [http：//www.mauthausenmemorial.at/]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http：//www.ushmm.org]

Yad Vashem[http：//www.yadvashem.org]

Jewish Virtual Library-[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

The Foundation for Commemorating the Victims of Slave Labour in Auschwitz-[www.fcsla.org]

Janusz Korczak Communication Centre[www.korczak.com]

The 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www.jewishgen.org]

Information Portal to European Sites of Remembrance[www.memorialmuseums.com]

The 11th Armored Division[www.11tharmoreddivision.com]

The Jewish Museum in Prague[www.jewishmuseum.cz]

Holocaust Educational Trust[www.het.org.uk]

The National Holocaust Centre and Museum[www.holocaust centre.net]

The Educational Website Holocaust CZ[http：//www2.holocaust.cz/en/main]

The Imperial War Museum[www.iwm.org.uk]

致谢

在追寻远去的往事，而亲历者又多已不在人世时，我们作为撰述者，应该感谢那些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的人，以及那些想要讲述自身故事以免为时太晚的人。我也毫不例外，如果没有熬过那段非常时期的幸存者们的无私讲述，如果没有勤勉的历史学家们的协力搜寻，这部著作是永远不可能写就的。

怀着谦卑与感激的心情，我尤其感谢佩莉斯嘉、拉海尔、安嘉的勇气和坚毅——三位母亲有着百折不挠的求生意志，构成了这部著作的核心叙事。遗憾的是，我从未能够亲自拜访她们，但与她们的故事相伴而行如此之久后，我仿佛已经见过她们了。更加庆幸的是，我能够不受限制地接触到她们与家人分享的证言，通过口述，通过笔录，以及通过多年以来她们对无数研究者提供的影像、记录和文件证据。自始至终，她们身上都散发着希望的光芒。

如果没有她们的三个“婴儿”——哈娜、马克、爱娃——的无私协助，我的绝大部分研究将永远不可能完成，我非常荣幸地成为他们的荣誉姐妹。他们的友善、耐心、亲切以及通力合作，填补了史实的缺口，使得这部原本可能较为单薄的著作变得极为丰厚。我只希望，我能够恰如其分地讲述他们那不可思议的故事。我同样感谢他们的家庭成员，他们对我同样友善，包括玛丽·奥尔斯基和查理·奥尔斯基、雪莉·施派尔、马克·莫兰、汤米·贝尔根、朱莉·罗森贝格、大卫·菲德尔和米基·菲德尔，以及马尔科姆·克拉克教授。

2013年，当我偶然关注大屠杀中出生的婴儿的故事时，爱娃·克拉克是我的第一位访谈对象。及至那时，我仍然以为，爱娃也许是在她母亲所经历的大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婴儿。当爱娃告诉我哈娜和马克的情况，以及他们如何成为“心灵上的兄弟姐妹”时，我知道我必须把他们三个人的故事整合到长达一个世纪的史诗长卷中。我由此开始构思《天生幸存者》。

在酝酿此书的漫长周期内，我得到来自八个国家的无数个人和组织的帮助，包括幸存者本人、家族成员、作家同行、政府官员以及无数皓首穷经的历史档案研究者的帮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于自己熟悉的时段和领域都采取开放和大方的态度。我尤其感谢以下幸存者：田纳西的萨莉·沃尔科夫；亚利桑那的格蒂·梅尔策（原姓陶西格）；布拉格的丽萨·米科娃；扬克斯的埃斯特·鲍尔；旧金山的麦克斯·加西亚；纽约的维尔纳·赖希；萨里的布隆尼亚·斯诺。上述幸存者都把他们神圣的记忆交托给我。我同样感谢以下各位：加利福尼亚的雅娜·齐默尔，感谢她复述继母克拉拉·罗伏娃的经历；芝加哥的布莱恩·彼得松，感谢他回忆父亲勒罗伊·“皮特”·彼得松的生平；伊利诺伊的拉里·柯西耶克，感谢他回忆父亲艾伯特·柯西耶克中士的生平；琼·戈尔，感谢她回忆父亲哈罗德·斯塔西少校的生平。我要感谢斯蒂芬妮·沙利文，让我浏览她父亲保罗·索尔德纳拍摄的照片，保罗也是毛特豪森的解放者之一；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伦敦的约翰·泰吉尔，他与我分享了他的家族在罗兹、特雷布林卡以及俄国的部分经历。

毛特豪森纪念馆隶属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内政部，热诚的纪念馆团队为我提供了额外的协助和接待。我感谢内政部同意我在毛特豪森举行此书的首发式，那里正是1945年5月三位母亲及其婴儿得到解放的地方，因此这也意味着“重生”。纪念馆团队是在芭芭拉·格吕克博士的领导之下，在纪念计划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成员包括托马斯·扎格尔迈耶，他不仅是我第一次寻访集中营时的私人向导，而且在他持之以恒的默默奉献中，他让幸存者的记忆依旧鲜活生动。

托马斯及纪念馆的教育团队还得到了毛特豪森幸存者文献计划的鼎力协助，来自该计划的克里斯蒂安·安格勒、彼得·埃格以及海尔格·阿姆斯贝格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我同样感谢萨尔茨堡大学艾伯特·里希特布劳教授的鼓励和协助。在纪念馆位于维也纳的总办事处，我必须感谢斯蒂芬·马特尤斯、约亨·沃尔纳、多丽丝·瓦尔里希以及雷纳特·帕辛格。罗伯特·沃尔贝格不仅是与我合作并为我提供最多帮助的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而且他如此热心——他与同事克里斯蒂安·杜尔一起——为我校勘核对此书中与毛特豪森有关的史实。在慕尼黑，我要感谢巴伐利亚纪念基金会、巴伐利亚集中营及附属集中营纪念计划的乌尔里希·弗里茨。

在德国的弗赖贝格，有一个人不知疲倦地工作，让女性囚犯的故事依旧鲜活生动。迈克尔·杜辛格博士追踪幸存者的足迹，以此为主题写作了好几本书，他还参与当地儿童的纪念计划，为纳粹统治下的受难者和死难者竖立铭牌、致以哀荣。迈克尔的坚毅决心，确保了他的家乡对位于当地的奴工营永志不忘，迈克尔得到弗赖贝格城市文化局的科妮莉亚·亨纳特的勤勉协助。迈克尔和科妮莉亚都放下手头的工作，帮助我从事研究，而且放弃了周末的闲暇，带领我寻访史迹。

为了深入研究在弗赖贝格发生的往事，弗洛森堡集中营纪念馆历史部门主管约翰尼斯·伊贝尔对我非常耐心。同样耐心的还有比勒费尔德大学历史、哲学、神学部门的帕斯卡·捷波拉，他友善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永无止境的问题。我还要感谢汉诺威的彼得·舒尔茨博士，他代表我在当地进行研究。

我第一次前往奥斯维辛时始终心绪不宁，但优秀的向导安娜·雷恩做得很好，她用沉着的语气讲述恐怖的事实，让我比较能够承受。我同样感谢档案部门主管沃伊切赫·普沃萨博士和研究部门主管彼得·塞特基维奇博士为我付出的时间和耐心，他们与我在集中营里见面，实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帮我搜寻关键照片、搜索数据资源。阿莉恰·比亚利卡同样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在我的波兰之行中，我得到了不起的司机、译员、向导乌卡兹·雅罗斯的种种协助。

在捷克共和国，我尤其要感谢布拉格犹太博物馆的朱莉·扬索夫斯卡和拉达娜·鲁托娃。在泰雷津，我要感谢泰雷津托马什·费多罗维奇创始学会的历史研究编辑阿尼塔·普拉扎科娃，以及文献部门的爱娃·涅姆科娃。

在此书中，霍尔尼-布日扎的人们值得被特别提起。在城镇里，我受到代理镇长兹德涅克·普罗查兹卡及其女儿米哈拉的欢迎，他们让我感觉到了他们的先辈对待囚犯们的伟大善意。我同样感谢当地历史学家波泽娜·罗约娃夫人，以及雅罗斯拉夫·朗格和瓦茨拉夫·斯特帕内克，感谢他们与我分享从未对人提及的令人感动的证言。

我要感谢蒂塔·瓦伦托娃，她是安嘉家族在特雷贝克绍夫采-普德奥雷宾曾经拥有的工厂的现任厂主，她友善地向我展示安嘉成长的地方。在斯洛伐克，我要感谢爱娃·里希特洛娃，因为她对佩莉斯嘉进行了触及内心的采访。在威尔士的斯旺西大学，弗朗西斯·拉波特教授慷慨地让我接触到安嘉·贝格曼的健康报告副本。我同样感谢BBC的制作人埃米莉·戴维斯及其制作团队，他们制作了出色的纪录片《生于集中营的婴儿》（The Baby Born in a Concentration Camp），让我能够见证安嘉生前的音容笑貌。剑桥的高地青年舞蹈公司付出了巨大努力，排演了芭蕾舞剧《安嘉的故事》，爱娃和我有幸在爱丁堡边缘艺术节期间观看了这场演出——尽管这让我们两个都泪流满面。

我要对美国国会大屠杀基金会的深入工作致以崇高敬意，他们收集的档案证言，让我听到了许多过去从未听说过的故事。我还要对所有书写记忆的人们致以崇高敬意，正是他们的勇敢坚毅，让我们能够重温这些记忆，而不是让其湮没无闻。我尤其要感谢档案馆长克里斯宾·布鲁克斯以及在线档案外联部主管道格·波尔曼的帮助，以及南卡罗未纳大学可视历史和教育研究所的档案查阅总监乔治亚娜·戈麦斯的帮助。在英国，我得到了能力出众的拉塞尔·伯克的帮助，他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贝德福德图书馆的信息顾问，他允许我接触大屠杀基金会的非公开档案。

在英格兰诺丁汉郡有杰出的国立大屠杀研究中心和博物馆，我要感谢其公共事务主管詹姆斯·考克斯，但尤其要感谢作家同行马丁·温斯顿，他友善地为我通读此书的早期手稿。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我要感谢马蒂·弗伦克尔松，他为我提供了图片档案。在加泰罗尼亚历史博物馆，我还要感谢弗朗西斯卡·罗塞斯，她也为我分享了图片信息。

在肯塔基大学出版社，我要感谢出版与版权经理弗雷德·麦考密克，他允许我摘引贡达·雷德利赫的日记。在美国，我要感谢第11装甲师的网站编辑丹·奥布莱恩，以及所有“闪电部队”的幸存官兵及其家属，其中许多人曾经与我联系。好几位作家同行尤为慷慨地为我提供时间和信息，包括迈克尔·赫什和肯·布雷克，他们友善地为我打开了解放者的通讯录。

卓越的助产士艾比·戴维森是医学学士，她为我提供了关于分娩步骤和营养不良母婴所需的医疗条件等宝贵信息。我应该请我的朋友迈克尔·布罗洛赫喝几杯啤酒，感谢他为我提供宝贵的德语翻译服务，我也应该请安妮·格雷喝一瓶蒙特拉谢白葡萄酒，感谢她为我提供法语翻译服务。

我如此幸运，能够在伦敦与杰出的亚当·斯特兰奇领导的卓越的科特尔&布朗出版团队合作，从我向亚当诵读此书的开篇几乎让他落泪时起，他对这个出版计划的热情就从未消退。我相信我们写就了他所希望的能够流传后世的著作。我同样感谢科特尔&布朗的执行主编、特立独行的乌苏拉·麦肯齐，我与她的合作总是如此成功，我也同样感谢责任编辑里安农·史密斯和文字编辑斯蒂夫·戈夫。最后要感谢的是广告宣传主管、图片校勘主管、市场推广主管维多利亚·基尔德、克里斯蒂恩·阿斯托、索伊·胡德、琳达·西尔弗曼以及查理·金，感谢他们的鼓励，此外还要感谢索菲·伯顿，她设计了英国版的封面。

不知疲倦的版权部门同人安迪·海恩、凯特·希伯特以及海伦娜·多雷与我携手，处理了复杂微妙的国际谈判和投标程序。在伦敦作家协会，帮助我规避合约中的法律陷阱的是毫不退缩的黄金搭档莎拉·伯顿和凯特·普尔。我要感谢所有外国编辑，自从2014年伦敦图书交易会以来，他们对此书充满热情，我还要感谢所有国际代理发行商以及翻译者、艺术主管、销售和推广人员，他们完成了如此伟大的工作，让这些难以置信的故事得以重见天日。我尤其感谢我的波兰出版商索尼亚·德拉加，她曾与我在奥斯维辛见面。我要感谢荷兰图书之家的尤伊斯卡·德·维伊斯；我要感谢西班牙RBA出版社的安雅·本赞霍弗尔；我要感谢意大利皮尔默出版社的克劳迪娅·柯西卡；我要感谢瑞典马索里特出版集团的亨里克·卡尔森；我要感谢丹麦罗森纳特出版社的柯尔斯顿·法斯默，我要感谢俄罗斯AST出版社的尼古拉伊·诺曼科；我要感谢环球出版社的马库斯·施特雷克尔和莫罗·巴勒莫；我要感谢法国城市出版社的弗雷德里克·波莱特；我要感谢捷克共和国米拉达伏龙塔出版社的安东尼·科茨；我要感谢芬兰密涅瓦出版社的尤哈米·科罗莱宁；我要感谢德国世界出版社的吉塞拉·拉尔·阿基基；我要感谢葡萄牙20/20出版社的吉列尔梅·皮雷。

在美国的哈珀科林斯出版社，我要感谢编辑克莱尔·瓦茨泰尔，她本人就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克莱尔得到副主编汉娜·伍德、出版发行主管莱斯利·科恩、资深市场推广主管潘妮·马特拉斯和美国版封面设计者米兰·波切克的鼎力协助。同样是在美国，我要感谢才华横溢的文学经理人玛丽·安妮·汤普森，她为出版此书四处宣传，完成了旁人无可取代的工作。露西·弗格森是我在出版界的支持者以及坚定的朋友，她确保我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卡莉·库克是少数出版业务最为娴熟、令我最为钦佩的编辑之一，她是一位极具洞察力的、令人敬畏的女性。我非常感谢她，在我让其他人阅读这份手稿之前，她已同意凭借她的专业眼光来审阅我的手稿。

在这紧锣密鼓的出版计划中，为了评估进度，我几乎每天都与我最好的朋友克莱尔·亚伦保持联系。她的力量、勇气和经久不衰的幽默感，让我在面对逆境时总能得到鼓励。我们一起度过了又一年。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我的丈夫、我最好的伴侣克里斯——他总是开怀大笑，他有干练的手腕和强大的内心。有无数次，在长达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完全无法顾及他，但他不仅从无怨言，而且他自己也沉浸到这个故事当中。他陪伴和鼓励我，无数次为我端茶倒水，在我心急火燎的时候为我送上杜松子酒。对于我给他带来的无数个噩梦，我表示衷心抱歉。

温迪·霍尔登

图片来源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Pages ii，362 © Prof. Albert Lichtblau

Map pages ix-x © John Gilkes 2015

Pages 1，16，18，25，296，310，313，315，317，319，354 © Hana Berger Moran

Pages 29，53，57，194 © akg-images

Pages 34，40，297，326，327，331，333 © Mark Olsky

Pages 63，67，94，111，131，140，150，168，188，196，204，212，237，248，262，264，321，335，353，364 © Wendy Holden

Pages 71，82，84，160，298，339，345，347，350，352 © Eva Clarke

Page 79 © akg-images/Album

Page 121 © GTV/REX

Page 153 © akg-images/Michael Teller

Pages 125，127，210 © 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

Pages 135，256，260，277，290 © KZ-Memorial Mauthausen

Page 164 © Freiberg University

Pages 166，170，172 © KZ-Memorial Flossenbürg Museum

Page 184 © Dr Michael Düsing

Page 216 © Dr Michael Düsing/Hans Brenner

Pages 227，228 © Horní Bříza Museum

Page 245 © Ethel Davies/Alamy

Page 272 © Larry Kosiek

Pages 279，357 © Brian Petersohn

Page 304 © Stephanie Sullivan

Page 320 © Yuri Dojc

Page 366 © Charlie Olsky

衬页图片

第一行由左至右：安嘉之墓，位于捷克共和国©Wendy Holden；泰雷津集中营纪念碑，纪念骨灰被撒入河中的死难者©Wendy Holden；贝恩德的名字，铭刻于布拉格市内宾卡斯犹太会堂的墙壁上©Eva Clarke；贝恩德·纳坦©Eva Clarke；佩莉斯嘉的丈夫，记者兼作家蒂博尔·勒文拜恩©Hana Berger Moran；奥斯维辛一号集中营的毒气室©Wendy Holden。

第二行由左至右：拉海尔的姐妹萨拉佩戴的黄色大卫王之星©Wendy Holden；拉海尔的丈夫莫尼克·弗里德曼© Mark Olsky；安嘉的母亲伊达©Eva Clarke；弗赖贝格集中营死难者纪念碑©Wendy Holden；捷克斯洛伐克死难者纪念碑，以及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大门，爱娃就出生在这里©Wendy Holden；安嘉的丈夫贝恩德及其母亲塞尔玛©Eva Clarke。

第三行由左至右：安嘉的姐妹热德娜及其丈夫赫伯特·伊西多尔©Eva Clarke；霍尔尼-布日扎公墓纪念碑，纪念在此地被扔下火车的死难者©Wendy Holden；埃马努埃尔·罗纳，哈娜的祖父©Hana Berger Moran；法伊加·阿布拉姆丘克，拉海尔的母亲©Mark Olsky；莫尼克·阿布拉姆丘克，拉海尔的兄弟，死于海乌姆诺灭绝营©Mark Olsky；拉海尔之墓，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Wendy Holden。

第四行由左至右：保拉·罗诺娃，佩莉斯嘉的母亲©Hana Berger Moran；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毒气室© KZ-Memorial Mauthausen；埋葬着佩莉斯嘉骨灰的家族墓穴，位于布拉迪斯拉发©Wendy Holden；安嘉的姐妹鲁热娜及其儿子彼得©Eva Clarke；毛特豪森采石场的死亡阶梯©Wendy Holden；沙伊阿·阿布拉姆丘克，拉海尔的父亲©Michael Olsky。

译后记

一年半以前，我的孩子还不足两岁，当我翻开《天生幸存者》英文原版的时候，初为人父的我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住了。这是三个东欧家庭、三对犹太夫妇的故事。三个家庭分别来自斯洛伐克、波兰和捷克，三位主妇的名字是佩莉斯嘉、拉海尔和安嘉，她们的丈夫都未能在种族大屠杀中幸存。在纳粹势力横行欧洲、反犹声浪甚嚣尘上的年代，身为犹太人意味着时刻面临生命危险。与许多犹太人一样，这三对夫妇起初对纳粹缺乏警惕，错过了逃离欧洲大陆的最后机会，他们要么滞留在布拉迪斯拉发，要么往返于华沙和罗兹，要么辗转于布拉格和泰雷津，他们在隔离区和拘留营里挣扎求存，最终都被纳粹党卫队强制遣送到奥斯维辛。

我曾经想把《天生幸存者》中译本作为孩子成长的赠礼和纪念，但当我和妻子译完全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起码在十年之内，他都不宜触碰此书。不妨细心体会书中关于“死亡列车”的描述：“只要每次运送超过400人，德国铁路部门就只向党卫队收取三等车厢的运费……运费有时候是直接向囚犯收取的，囚犯被迫支付现金或实物，或者在自己从事苦役所得的‘工资’中扣除。把小于4岁的孩子送去处决是免费的，4～10岁的孩子就要收半价了。反正每件‘货物’都只能领到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我在翻译上述段落时，心底在滴血，眼里在流泪。那几行轻描淡写的文字，没有提及毒气室，没有提及焚尸炉，只有那张前往奥斯维辛的单程票，还有无数被当成“货物”处理掉的无辜生命，这已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对于尚且年幼的孩子来说，奥斯维辛的历史太过残酷，在他具备足够的理解力和承受力之前，我宁愿他对那段历史茫然无知。

在翻译《天生幸存者》期间，我曾经问妻子，假如我们不幸生于那个时代、那片大陆，假如我们不幸身为注定要被灭绝的边缘族裔，我们应该怎么办？妻子沉吟片刻回答道：“我难以想象。”的确如此，面对纷乱的时局、不堪的世道，不幸被时代所裹挟的个人与家庭，经常会陷入猝不及防、慌不择路的两难境地。我们不能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和后见之明，对茫然无助的受害者求全责备，问出“你们为何不逃命”之类的愚蠢问题。对于他们来说，需要考虑的是“我们如何活下去”。

“只去想美好的事情！”是蒂博尔对佩莉斯嘉说过的话，也是夫妻离别前丈夫对妻子的劝勉。对于佩莉斯嘉来说，美好的事物包括蒂博尔的烟斗和衬衫、邮票册和记事本，包括蒂博尔那举止夸张、引人发笑的见面礼和道别礼，包括与蒂博尔在多瑙河畔的蓝色月光下温柔漫步。凭借对美好事物的回忆，佩莉斯嘉闯过奥斯维辛、弗赖贝格、毛特豪森等几道鬼门关；凭借对离世丈夫的怀念，佩莉斯嘉勇敢而孤独地走完了余生。

“明天再想吧！”是安嘉对自己所说的话，也是夫妻离别后妻子对自己的鼓励。不同于佩莉斯嘉的美丽聪颖、多愁善感，不同于拉海尔的自信倔强、勇敢坚强，安嘉总是那么漫不经心、满不在乎。她可以在盖世太保搜捕犹太人期间去电影院，她可以在纳粹当局拘押犹太人期间去父母家，她可以把象征犹太人耻辱标记的黄色六角星当成胸针，镶嵌在最时髦的衣服上，她可以历尽千辛万苦到泰雷津集中营与丈夫团聚，只是为了让丈夫吃上抹了糖霜的甜甜圈。安嘉的人生就像一场冒险，她最喜爱的电影是《乱世佳人》，而她就是“布拉格的郝思嘉”。

“只去想美好的事情！”与“明天再想吧！”在和平年代，是两种生活态度；在战争年代，它们则是两种生存方式。我无意于对二者进行比较与评价。毕竟，并非所有人都像拉海尔那般幸运，在颠沛流离中始终未与妹妹们失散；并非所有人都像拉海尔那般坚强，宁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也要接济更加困苦的同胞。佩莉斯嘉以美好的过去对抗残酷的现实，安嘉以苟活的现实迎接可能的明天。幸好，佩莉斯嘉、拉海尔、安嘉，以及她们先后在奴隶工厂、死亡列车、灭绝营地诞下的孩子，总算迎来了劫后重生的明天。

当我写完这篇译后记的时候，孩子正在安睡，睡得那样香甜，睡得那样宁静，仿佛时间也停止流动，或许这就是岁月静好。有时我也暗自庆幸，我比蒂博尔、莫尼克、贝恩德幸运太多，他们的生命在战争结束前那个冬季戛然而止，他们离世前甚至没有见过、抱过、吻过自己的儿女。在翻译了三部讲述世界大战与种族仇杀的英文著作之后，我对孩子的期许也变得简单而明晰：我只衷心祈愿，愿他此生此世，不必涉足血色大地，不曾踏入野蛮大陆，假如他身陷修罗场，但愿他成为幸存者。

黎英亮

二〇一七年初夏子夜

于幼儿园寓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英）温迪·霍尔登（Wendy Holden）著；黎英亮，冯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7

书名原文：Born Survivors：Three Young Mothers and Their Extraordinary Story of Courage，Defiance and Survival

ISBN 978-7-5201-0646-7

Ⅰ.①天… Ⅱ.①温…②黎…③冯… Ⅲ.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营-史料 Ⅳ.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4870号

天生幸存者

——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著者/﹝英﹞温迪·霍尔登（Wendy Holden）

译者/黎英亮 冯茵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3.875 字数：298千字

版次/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0646-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6678号

定价/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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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总目录

冬日列车：维希政权与纳粹集中营里的法国女性

前折页

文前辅文

书名页

本书获誉

文前彩插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精巧绝伦的大玩具

第二章 法国抵抗运动的火焰

第三章 启蒙运动的女儿

第四章 追捕抵抗者

第五章 等狼来了

第六章 对女性的宽容

第七章 认识到无法想象之事

第八章 “对她们，我们另有打算”

第九章 122拘留营

第二部分

第十章 31000次列车

第十一章 友谊的含义

第十二章 活下去，保持自我

第十三章 弃若敝屣

第十四章 战斗前的平静

第十五章 躲进阴影之中

附录：女性名录

注释

插图列表

参考文献

致谢

索引

版权页

后折页

封底

被隔绝的女孩：二战中的荷兰犹太人和地下抵抗运动

前折页

文前辅文

书名页

文前辅文

本书获誉

目录

序言 2014年12月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尾声 2017年7月

致谢

版权页

后折页

封底

纳粹集中营史（全2册）

本书获誉

文前辅文

目录

纳粹集中营史（上册）

封面

前折页

文前辅文

书名页

文前彩插

示意图列表

序幕

第1章 早期集中营

血腥的春天和夏天

协调

公开的恐怖

第2章 党卫队集中营体系

永久例外

集中营党卫队

囚犯的世界

第3章 扩张

社会边缘分子

强制劳动

犹太人

第4章 战争

战时的集中营党卫队

毁灭之路

苦难无边

第5章 大规模灭绝

杀死弱者

处决苏联战俘

致命的乌托邦

第6章 大屠杀

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

“死亡工厂”

种族屠杀和集中营体系

后折页

封底

纳粹集中营史（下册）

封面

前折页

文前辅文

书名页

文前彩插

第7章 污秽丑恶之地——世界的肛门

东方的犹太囚犯

党卫队的日常

掠夺和腐败

第8章 经济与种族灭绝

奥斯瓦尔德·波尔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

奴工

“小白鼠”

第9章 不受约束的集中营

最终时刻

卫星营

外面的世界

第10章 不可能的抉择

被胁迫的社区

审头

反抗

第11章 死亡或自由

终结的开始

启示录

最后的几周

终曲

附录

致谢

图片来源说明

文献来源

索引

版权页

后折页

封底

纳粹猎人

前折页

文前辅文

书名页

文前彩插

本书获誉

目录

主要人物介绍

导言

第一章 刽子手的手艺

第二章 “以眼还眼”

第三章 共有计划

第四章 企鹅规则

第五章 兄弟的守护者

第六章 轻轻放下

第七章 “志同道合的傻瓜”

第八章 “先生，请等一下”

第九章 “冷酷无情”

第十章 “小人物”

第十一章 一记难忘的耳光

第十二章 “模范公民”

第十三章 往返拉巴斯

第十四章 战时谎言

第十五章 追逐幽灵

第十六章 不忘初心

致谢

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

索引

版权页

后折页

封底

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前折页

前衬页

文前辅文

书名页

本书获誉

文前辅文

目录

文前彩插

文前辅文

前言

一 佩莉斯嘉

二 拉海尔

三 安嘉

四 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

五 弗赖贝格

六 死亡列车

七 毛特豪森

八 解放

九 回家

十 团圆

人物

参考文献及来源

致谢

图片来源

译后记

版权页

后衬页

后折页

封底